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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英雄记．鼎足成三分／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59-1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254号

三国英雄记．鼎足成三分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59-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汉魏禅代

◎魏王继位三把火

◎刘备也来示好

◎给孙权来个下马威

◎又一则神秘预言

◎二十次劝，十九次让

◎失意者的背影

◎曹丕的权力班底

◎名将羞愧而死

◎阚处长的拆字游戏

◎吴王的质子危机

◎打虎英雄孙权

第二章　夷陵之战

◎刘备的艰难时刻

◎称帝武担山

◎重返武将之首

◎刘备力排众议

◎孙权并不想打

◎阆中起兵变

◎曹丕坐山观虎斗

◎战事陷入胶着

◎火烧七百里连营

◎几乎全军覆没

◎孙权的意外举动

◎益州风雨飘摇

◎君臣相知之情

第三章　修复联盟

◎后主的身世

◎危机与隐忍

◎发起劝降攻势

◎实在赖不下去了

◎结果出人意料

◎蜀汉来的“大使”

◎诸葛亮的侄子

第四章　任性的皇帝

◎被迫战略收缩

◎高陵与首阳陵

◎再次徒劳无功

◎一项重要突破

◎听不进去谏言

◎魏宫深处的隐事

◎《洛神赋》的传说

◎陵云台下故事多

◎终于不折腾了

第五章　开府治事

◎成都的丞相府

◎示范带头作用

◎关起门来搞建设

◎马谡的攻心策

◎兵分三路进南中

◎深入不毛之地

◎有没有“七擒七纵”

◎又一支王牌劲旅

◎实现长治久安

第六章　新城变局

◎神秘新天子

◎魏军“三巨头”

◎孟达进退两难

◎“出师一表千载无”

◎宫中和府中

◎李严的来信

◎《为后帝伐魏诏》

◎敢骂太后是“贱人”

◎瞻前顾后害死人

◎司马懿千里突袭

第七章　第一次北伐

◎引起争论的计划

◎声东击西出祁山

◎三郡望风而降

◎“凉州上士”姜维

◎为什么派马谡

◎街亭发生了什么

◎不存在的“空城计”

◎魏明帝的反击

◎马谡该不该杀

第八章　孙权称帝

◎寂寞的曹植

◎孙权的“长安”号

◎孙吴“暨艳事件”

◎大司马被气死了

◎八阵图与诸葛弩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郝昭一战成名

◎为何不再自贬

◎孙权武昌称帝

◎孙吴“太子四友”

◎一篇文章解难题

◎吴蜀“分天下”

第一章　汉魏禅代

◎魏王继位三把火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二十三日，汉末时代最具传奇性和影响的人物曹操病逝于洛阳。

次月，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位为魏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曹丕上任后，立即展示出与父亲曹操的治理内政上的许多不同，在文治与武功方面，曹操大概更侧重于后者，而曹丕想改变这种状况。

就在曹丕继位魏王的当月，他颁布命令降低税赋，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举措。之前，在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曾在所颁布的《屯田令》中规定，如果用官家的牛耕田，收成官家得60%，百姓得40%（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如果用的是私家的牛，收成双方对半分，这种租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做出的规定，其后曹魏方面不断降低税赋征收标准，但对百姓而言负担仍然沉重。

曹丕在继位后颁布的首份赋税征收命令中规定：“关口、津道是用来通商旅的，池塘、苑囿是用来抵御灾荒的，设置禁规、加重税收都不是便民的办法，现在要清除有关禁令，减轻关津税收，税率一律定为10%（皆复什一）。”

汉初曾实行过“三十税一”，后来把“十五税一”作为长期执行的征税标准，现在的“什一”也就是“十税一”虽然较之有所提高，但与汉献帝建安初年的标准相比也大为降低了。

连年战乱，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为支持战争，各地又加重了税赋，适当地降低税率、减轻百姓负担不仅能赢得民心，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减赋税惠及的是百姓，对于官员，曹丕也有安抚措施，他下令对诸侯王将相以下百官进行赏赐，最多的达到10000斛粮食、1000匹帛，还有大量金银，按品秩不同人人有份（各有差等）。

如同当年刘备攻入成都后大赏群下一样，曹丕的这次赏赐也算得上大手笔，不仅赏赐给大家许多金钱，更有数量很大的实物，这比钱更实惠。

这项措施惠及各级公务人员，自然皆大欢喜。

那些已经不在了的文臣和将领，无法享受这样的赏赐，曹丕也没有忘记他们。故去的那些老臣，名气大一些、生前地位较高的人自不必说，像荀彧等人他们的子弟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甚至那些名气和影响小一些的老臣，家属子弟难免照顾不周，但对此曹丕都有相应的安排。

曹丕下令表彰已故老臣们的功绩，包括尚书仆射毛玠、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万潜、中尉徐奕、国渊，等等。曹丕下令表彰他们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征召他们的子弟担任公职（其皆拜子男为郎中）。

这项措施也深得人心，让大家感到曹丕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跟着他干，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以上两项措施分别赢得了民心和官心，曹丕在政治上还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针对宦官的。

20多年前，一群大宦官被消灭了，宦官干政的痼疾被清除，但那次消灭的是宦官篡权而不是宦官制度本身，有帝王就有内宫，有内宫就少不了宦官，从汉室到魏宫，其实一直都有宦官的存在。

为避免宦官重新崛起，曹丕下令宦官担任的最高职务不得超过诸署令，诸署指的是后宫里负责服务的太官、御府、尚方、中藏府等机构，诸署令是他们的负责人，这些部门的日常工作只是打扫打扫卫生、保管保管东西、负责饮食起居这些事，不涉及政务和军务。

为把这项政策传之后世子孙永远铭记，曹丕命人把它刻在金属板上，藏在保管重要档案图册的石室里（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除了推出这些重要改革措施，曹丕还加紧了自己的人事布局。

在军队方面，曹丕主要依赖的还是“诸夏侯曹”，其中夏侯惇担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曹仁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在他们之下，曹洪担任卫将军，曹真担任镇西将军，曹休担任镇南将军。

此外还有一个骠骑将军，介于大将军和车骑将军之间，也可以算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曹操生前已给了孙权。

在这次任命里，曹洪的地位似乎有所降低，论资历和战功他应该在夏侯惇和曹仁之上，但曹丕很不喜欢他。

几年前，还在曹丕刚被册立为太子时，因为手下的人一下子多了，平时想给大家发点儿福利，手头上就有些紧，曹操管得很严，曹丕只得另想别的办法，曹洪很富有，有一次曹丕开口向这位叔叔借几百匹绢（尝从洪贷绢百匹），但曹洪却不给。

曹丕是个记仇的人，这件事就记在了心里（常恨之），所以曹洪只当上了挂虚衔的卫将军，即便如此，曹丕的气仍然没有消。

后来，曹洪的门客犯法，曹洪因为连带责任被抓入狱，曹丕抓住机会竟然要判曹洪死刑（下狱当死）。大家觉得曹洪有点儿冤，但曹丕意志很坚决，群臣吓得不敢说话。

曹真跟曹洪的关系也不好，曹真有些顾虑地对曹丕说：“您今天要杀曹洪，他肯定会认为是我陷害的。”

曹丕让他不要担心：“我自然会处理好，你不必多虑。”

眼看曹洪命将不保，卞太后急了，找到曹丕一顿怒斥：“没有曹子廉，咱们能有今天吗？”

但曹丕仍不肯放过曹洪，还是想杀他。

这时曹丕的皇后是郭氏，曹丕对她很宠爱，从来言听计从。

卞太后把郭皇后找来，吓唬她：“曹洪今天要是死了，我明天就让皇帝废了你这个皇后！”

郭氏害怕了，多次为曹洪求情。

这样曹洪才保住一条命，改为免官削爵，卫将军当不成了。

“魏王国”的文官系列，首先应该是三公，与汉朝的三公设置有所不同，“魏王国”的三公指的是太尉、相国和御史大夫。

曹丕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魏国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魏国相国，大理王朗为魏国御史大夫。

华歆、王朗一向被认为是大名士，与田畴、邴原那样的名士相比，他们的政治热情更高，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他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对曹魏的忠诚可以放心。至于贾诩，虽然有过往的恩恩怨怨，但他是个聪明人，居高位却从不介入任何政治纷争，以腿疾为由平时也很少外出，也是可以让人放心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在曹丕被册立为太子的过程中，贾诩曾出过大力。

荀彧、崔琰、荀攸以及郭嘉等人已离开人世，目前资格比较老的还有程昱，这次他没有步入魏国“三公”的行列，与早年在兖州期间他曾以人肉干（人脯）充当军粮有关，这被认为触动了人伦的底线，受到舆论的诟病。以程昱的资历和贡献，按理说应超过上面这几个人，却只能担任卫尉这样低一级的职务。

至于陈群、司马懿、吴质等人，虽然他们与曹丕关系更为亲密，是曹丕身边的核心智囊，但他们的资历还浅，需要进一步培养。

经过这一系列仁政和内部调整，曹丕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

曹丕初即位魏王，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等少数民族部落便纷纷遣使奉献，曹丕特别高兴。到了五月，叛乱的鲜卑部族首领，关中地区冯翊一带的山贼郑甘、王照，以及卢水地区的胡人首领等纷纷率众投降。

曹丕高兴地拿着降书示于众人道：“前面有人建议我讨伐鲜卑，我没听，鲜卑不战而降；又有人建议我在今年秋天讨伐卢水的胡人，我也没听，胡人现在也投降了。当年魏武侯一谋应验，有自得之色，李悝因此讥笑他。我今天说这个并不是自以为得意，而是说坐在这里等他们归降，功劳远远大于动刀动兵啊（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曹丕不仅高兴，而且有点自矜。

岂不知，现在的局面，一半靠运气，一半还是吃父亲的老本。曹操在世时，一面逐鹿中原，一面重视边疆地区的开拓，或怀柔，或武力，使西部、北部大多数少数民族部落都臣服。

曹丕下令，对投降的山贼和部族首领皆封为列侯。

万国来朝，众叛归降，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而且都预示着好兆头。

◎刘备也来示好

孟达投降后，曹丕听说他是个人才，很想见见他，就下令让新城郡太守孟达来洛阳相见。

这也是一次考验，如果对曹魏不忠，就不敢来。

孟达来了，与曹丕相见，曹丕跟他聊了聊，发现他不仅一表人才，而且说话办事有法有度，十分喜欢，让他跟自己同乘一辆车出行（甚器爱之，引与同辇）。

有人对这个孟达却不怎么看好，刘晔对司马懿说：“我觉得孟达此人喜好反复，不值得信任！”

司马懿也挺讨厌孟达，他认为：“新城郡西接蜀汉，东连孙吴，是我曹魏前沿要地，交给孟达确实不妥。”

二人一商量，觉得这不是小事，就一同面见曹丕，陈述利害，希望另派大将前往。

但是，孟达给曹丕留下的印象实在太好，曹丕压根不相信孟达将来会反。曹丕认为孟达在上庸一带经营多年，如果轻易换将，反而不利于稳定，新城郡虽为要冲，但背面即为魏国大军，应该不会生变。

曹丕是个爱恨分明的人，恨谁就会恨得要死，一旦被他盯上就算完了，但他要是喜欢一个人也会喜欢得要命，给予无条件的信任，找机会就提拔，孟达是曹丕喜欢的人。

陈群、司马懿仍不断向曹丕进言，认为孟达并不可靠，这倒不能全归于陈群、司马懿心眼小，想想也是，孟达跟刘璋又叛刘璋，跟刘备又叛刘备，短短不过几年已经换了三个东家。

职场里把爱跳槽的人称为“跳蚤”，不管你本事再大、学历再高，你平均一两年就换一家公司，那对你的第一印象就会大打折扣，大概在陈群和司马懿的眼里孟达就是一只“跳蚤”。

但曹丕不这么看，他认为孟达很有本事，而且“政治可靠”。

曹丕听了很多质疑孟达的声音，仍坚定地说：“我敢担保孟达没有问题（吾保其无他）！”

魏王亲自为一个人担保，谁还能再说什么？曹丕担心这些议论会让孟达不安，还专门给孟达写过一封信让他不要介意。

在这封信中，曹丕写道：

“过去伊尹离开商朝归顺周朝，百里奚离开虞国来到秦国，乐毅有感于皮囊装尸之故从燕国脱身到了赵国，还有汉朝的王遵，他也很理解得失进退的选择，知道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上面这些人都留于丹青、史册。你姿容、才貌出众，才气、度量超群（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也一定能在史册上留下美名！

“现在你愿意像鱼一样在水中自由地生活，我感到欣慰快乐，我常向西边眺望，思念之情如同对老朋友那样（虚心西望，依依若旧），提起笔来给你写信，欢悦之情也随之而来。

“之前，虞卿到了赵国很快就得到了相位，陈平归顺汉朝一见面就与皇帝同乘一车，我和你的感情超过了这些（孤今于卿，情过于往）。现在我让人给你送去御用的马匹，以表明我对你的敬重和喜欢！”

曹丕是写文章的高手，但把信写到这种程度，也不能说他只是矫情，他真的很欣赏孟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曹丕对孟达的评价是元帅级的人物（将帅之才），还是做丞相的料（卿相之器）。上面的信中他提到了虞卿，此人名叫虞庆，是战国时的一名游说之士，受到赵孝成王的器重，一到赵国就被授予上卿之位，佩相印。曹丕似乎暗示孟达，他在曹魏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既然孟达这么有才能，刘备和诸葛亮怎么就没有发现从而更加重用呢？

其实，孟达的才干很多只是表面的，他这个人很有气场，尤其有辩才（进见闲雅，才辩过人），刘晔干脆评价他只不过是凭借一些小聪明、爱玩心计罢了（恃才好术）。

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苛刻，但大体没错。

结果，曹丕让孟达回了新城郡，继续在那里坐镇。

曹丕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形势的判断。最近以来，刘备可谓连走背运，荆州丢了，三郡也丢了，刘备可控制的地盘大幅缩水，实力已不如孙权，更无法与大魏相比，曹丕觉得孟达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确实，待在成都的刘备近来心情确实很低落，不仅地盘接连丢失，而且身边的重要干部也有多人相继离去：不仅关羽死了、刘封被杀、孟达和糜芳、傅士仁等人投降，而且“汉中国”秘书长（尚书令）法正、后将军黄忠也在这个时候先后去世。

黄忠是汉中之战的头号功臣，他的死让刘备刚刚拜封的“四方将军”顿时少了一半，而法正的死给刘备的打击更大，甚至不亚于关羽。

庞统死后刘备视法正为首席智囊（谋主），言听计从，信赖有加，汉中之役充分展示了法正的奇谋，但天妒英才，法正居然这么早就死了。

法正是如何死的史书记载不详，应该是健康方面出了问题，不过有一件事对法正可能会造成一定打击，那就是孟达的投降。大家都知道他和孟达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孟达赴任也是他力荐的结果，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法正心里肯定在难过之外还有许多愧疚。

法正死后刘备得重新为自己选一个秘书长，最后他选的是刘巴。尽管他不太喜欢这个人，但刘巴在解决益州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让刘备见识了他治政理财方面的才干，打仗靠猛将，过日子就得靠这样会理家的能人，所以刘备还是选择了他。

刘巴平时清廉节俭，不贪财（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因为自己在刘备阵营里没有根基，担心受到猜疑，所以说话做事都很谨慎，喜欢清静，平时没有私交，和大家在一起不是公事不说（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有能力，又不多事，这是老板最喜欢的职业经理人。

诸葛亮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他对刘巴一向很欣赏，刘备任命刘巴做尚书令想必也有诸葛亮大力举荐的原因，刘巴上任后，事实上成为诸葛亮最重要的助手。

这时，从洛阳传来消息，说曹操死了。

刘备跟曹操斗了几乎半辈子，虽然是敌人，但也算是老朋友了，刘备觉得还是应该有所表示。

同时，刘备现在跟孙权已彻底翻脸，下一步还要斗争下去，曹魏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刘备不喜欢过去的老曹，跟现在的小曹既没有交情也没有感情，但还是想跟他套套近乎。

刘备派人带上自己的书信和丧礼前去吊唁，有一部史书记载，刘备派的这个人叫韩冉，职务是刘备手下的一名处长（掾），但是他却未能完成使命。

韩冉走到荆州，进入曹魏控制的地盘就被曹魏的荆州刺史扣了下来，刺史请示曹丕如何处置，曹丕回复很干脆：不要来了，也别让他回去，杀了。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是来吊丧的？曹丕不仅不厚道，简直不地道。而且，曹丕此举明显缺乏政治远见，荆州出现变局后三方正处在微妙时刻，孙权得了便宜惴惴不安，刘备咬牙切齿势在复仇，在战略上对曹魏来说正是最有利的时机，聪明的做法是继续激化孙刘两家的矛盾，他们来示好一律欢迎，让双方都觉得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这样他们之间打起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刘备派特使前来吊唁，分明是在试探新魏王的态度，现在特使被杀了，于情、于理、于战略利益都不符，如果真是这样的，曹丕的政治智商就差得太远了。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记载，说韩冉的职务是军谋掾，相当于参谋处长，刘备送去的丧礼里有益州的特产蜀锦（并贡锦布），韩冉领命后没有走荆州，走的是上庸这条路线，但韩冉到上庸，就借口有病不走了，住在了上庸。

此时的上庸已是曹魏的地盘，不过负责人还是孟达，想必韩冉过去也认识，后来韩冉在孟达派人保护下到了洛阳，呈上了刘备的信和礼物。

曹丕接见了韩冉，并对刘备派人来吊唁表示感谢（有诏报答以引致之），韩冉回去复命，带回了曹丕的回信（备得报书）。

对比以上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后一种或许更靠谱。

◎给孙权来个下马威

关羽死后，对曹魏来说，襄阳、樊城的危机表面上已化解，但曹魏在整个荆州以及南阳郡一带的基础被彻底破坏，曹魏这边有许多人认为樊城、襄阳缺少后援支持，无法在此长期据守（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

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上次关羽突然北伐致使曹军大溃有关。在一部分曹军将领看来，襄阳、樊城的后援补给线太长，如果敌人突然动手，援军以及粮食补给都很迟缓，很有可能再次导致“水淹七军”的惨败。

负责镇守襄阳的曹仁便持这种意见，他多次请求放弃襄阳和樊城，将战线收缩到南阳郡内的宛县一带。

对此，司马懿等人认为不可：“孙权刚刚击破关羽，现在是他急于向我们结好的时候（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然不敢与我们为敌。襄阳处在水陆之冲，是御敌的要害之地，不可放弃。”

曹丕虽然觉得司马懿等人说得不无道理，但曹仁那边回撤的意愿也很强。曹丕与父亲曹操不一样，他得管曹仁叫叔父，尽管内心里不太情愿，曹丕还是尊重了曹仁的想法，下令回撤。

曹仁于是对樊城、襄阳两座城池搞了次大破坏（遂焚弃二城），之后主动将主力后撤几百里，回到宛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一带。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曹军主力虽然后撤，孙权的人马却不来占领这些唾手可得的地盘。诚如司马懿等人分析的那样，孙权不敢两面开战，不敢在此时得罪曹魏，襄阳、樊城即使白给他也不要。

然而襄阳、樊城已遭曹仁等人毁灭性破坏，再移防回去已不可能。曹操花了十几年时间苦心经营的荆州防线就这样白白抛弃了，曹丕没听司马懿等人的建议，非常后悔（悔之）。

这个时候，对曹魏来说的确是战略上最主动的时期。

曹魏的综合实力本来就比孙权、刘备强，是一强对二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二弱”还不能搞好团结，自己先打上来，“一强”岂不更强了？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曹丕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对孙权和刘备都有所放缓，接受他们的示好，让他们对自己这一边都放下心来，这样他们就会打起来。

但曹丕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开局太顺利，在曹丕的眼中大概不必如此复杂，继魏王位后不久，曹丕发布过一份亲笔手令，里面写道“以此而推论，西南万里之域，刘备和孙权有谁会死守呢（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看意思他并没有把刘备、孙权放在眼里，准备把二人一块收拾了。

所以，尽管孙权这边频频示好，曹丕仍然认为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六月，曹丕下令调集军队，准备南征孙权。

之所以先打孙权，可能在曹丕看来孙权更强大，所以要优先“照顾”，先把孙权解决了，或者孙权带头服软，那刘备更不在话下了。

出征前，曹丕在邺县城以东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治兵于东郊），魏王国公卿大臣全部参加，曹丕坐着华盖车检阅部队，之后还举行了军事演习，一切都按照战场环境鸣金击鼓操行。

但有人认为不妥，度支中郎将霍性劝谏说此时不可用兵，他提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应柔道自守，外不与人争，对内修好自己（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时机成熟时自然抗威虎卧、功业可成。

霍性其人不详，只知道他是关中人，此时站出来反对用兵，或许跟他的职责所在有关。霍性担任度支中郎将，“度支”指的是财赋的统计和支配，这个职务是管财政税收的，在曹魏是经济部部长（大司农）的属官。

不久前，曹丕接连推出多项措施，惠及百姓及百官，却苦了搞经济工作的官员，降税免赋，财政收入大减，又大发奖金，魏国的国库恐怕已经吃不消了，而这时大举兴兵，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所以霍性反对。

但曹丕不那么想，我去打孙权，你跳出来阻挠，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孙权派来的卧底？不管是不是，曹丕盛怒之下命情报部门把霍性抓起来审查（遣刺奸就考），后来竟然把霍性杀了。

杀谏臣历来是帝王忌讳的事，霍性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果只是因为提意见而被杀，刚继位的曹丕将给文武官员和天下百姓一个什么观感呢？

大概想到了这些，曹丕后悔了，下令释放霍性，但晚了一步，霍性已经被杀。

为了消除此事件的负面影响，曹丕马上发布了一道命令：“过去轩辕设明台议政，放勋设衢室用于征问，这都是广泛征求意见的具体措施。今后百官以及各有关部门都要按照职守极尽规谏之责，无论将领率阵军法还是朝士明达制度、牧守审理政事、缙绅统考六艺，所有意见我都将认真审察考虑（吾将兼览焉）。”

轩辕是黄帝，他设有明台；放勋是尧帝，他设有衢室。除此之外还有舜帝设立的旌旗、大禹在城中建鼓、商汤设刑庭，这些都是听取意见、广为纳谏的举措。

曹丕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批评，但霍性的人头已经在那里了，谁还敢多说什么？

曹丕率大军南下，但刚刚就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几个月的夏侯惇此时却病逝了。

这不仅有些不吉利，对曹丕来说更是一大损失，曹丕以献帝的名义谥夏侯惇为忠侯，由他的儿子夏侯充继嗣。

曹丕与夏侯惇的几个儿子关系都很好，想让他们都有爵位（欲使子孙毕侯），于是从夏侯惇的食邑中分出1000户赐给其他子孙，夏侯惇的7个儿子和2个孙子都成为关内侯，夏侯惇的弟弟夏侯廉及其子夏侯楙也被封为列侯。

夏侯惇生前以大将军的身份镇守寿春，是曹魏东线战场的统帅，他死后曹丕命曹休接替。

曹休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征东将军），兼任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

之后大军继续前进，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七月到达谯县。

谯县是曹操、曹丕的老家，自曹操以来似乎已形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南征江东都要路过谯县，并在此停留一下，之前曹丕也曾随南征的大军在谯县住过一段时间，他还在谯县的一所旧居里种过几株甘蔗。

这一次对曹丕来说有所不同，这是他第一次以魏王的身份重返故乡，曹丕下令宴请六军将士及父老百姓，这场规模盛大的宴会在谯县城东举行，宴会上还有乐队演奏以及百戏表演。

喝得高兴时，曹丕还下了道命令：“先王都喜爱所生之地，因为礼不忘其本。谯县是霸王之邦，帝王从此而出（真人本出），现在免除谯县两年的租税。”

谯县百姓大悦，地方三老以及官民代表一齐为曹丕上寿，宴会一直到晚上才结束。

次日，曹丕又亲自到谯县城外的曹氏宗族墓祭祀。

曹丕看来也是个性情中人，喜欢杀伐，也喜欢大封大赏。负责财政的官员已经上疏劝谏，此时国家财政已经面临一些困难，在此情况下大吃大喝就不说了，免除谯县两年租税的做法也显得太随意。

在江东这边，孙权听说曹丕兴师问罪来了，很紧张。

孙权正忙着对付刘备，现在他万不能开辟新的战场，孙权这时候大概也反思了一下，发现自己也许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曹操在世时他派过梁寓去表示自己的臣服，曹操还以朝廷的名义升他为骠骑将军，又让他兼任了荆州牧，他以为与北方的关系暂时没问题了，但是他错了，因为那时老曹当家，现在主事的是小曹。

孙权大概才突然发现，自从小曹上位后他还没有过什么表示，人家能不给你脸色吗？孙权不敢再怠慢，马上派人带着东西向曹丕奉献（孙权遣使奉献），这一次派的是谁、送去哪些东西史书未做记载。

曹丕其实并不想真打，他只想给孙权一个下马威，既然孙权服软，曹丕满意了，下令撤军。

◎又一则神秘预言

降服了孙权，魏王曹丕的个人威望又提高了一层。

有人觉得，新魏王在很多方面的确显示出不一般，在他的领导下，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于是，有人希望曹丕不仅仅是个魏王，地位也要如同威望一样更进一步，成为一位真龙天子，在这种强烈的氛围“感召”下，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三月，沛国谯县报告说，有人发现了“黄龙”。

龙是古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神力的崇拜而创造出的能呼风唤雨又法力无边的神异生物，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仅坚定地认为龙的存在，而且赋予其一些特殊的含义，其中黄龙的寓意更不一般。

传说，当年鲧治水失败后死不瞑目，尸身三年不腐。尧担心鲧的尸身会异变，于是派勇士用锋利的吴刀把鲧的尸身剖开，但没料到鲧的怨气蕴积在腹中，化成一条黄色的龙。这条黄龙后来又变形为人，这就是鲧的儿子禹（鲧死，三岁入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据史书记载，如果哪里发现了龙，一般只有目击报告，从来没有捕获过。通常情况下这种目击会让地方官员吓得要命，因为人间的龙已经有一位了，就住在皇宫里，是当今天子。你这里又出现一条龙，是要来抢天下的吗？

但谯县发现黄龙的事却被逐级报了上来，大家觉得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开始这件事倒没有引起曹丕的注意，过了几天有个人来求见，才把这件事重新提起。

这个人名叫殷登，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魏郡人。

殷登求见，是来报告一件事。45年前，即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谯县也发现过“黄龙”，时任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这是什么征兆。单扬说这个地方以后会有王者出现，50年之内此地还会有“黄龙”再现。

殷登说，桥玄和单扬说这些话时他正好在场，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件事。现在不到50年“黄龙”果然再现于谯县，这是天命即将应验，他认为事关重大，不能不报告。

这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因为当事人只剩下了殷登，他说有，别人不好反驳什么。

有与没有，其实并不取决于当事人，而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搁在曹操，听到这些没有凭据的话肯定会置之不理，如果再折腾就会让有关部门对当事人来个诫勉谈话什么的。

可曹丕好这口，一听说就来了兴趣，不仅亲自召见了殷登，而且对他进行了夸奖，称殷登为笃老，说他对占卜之术很有研究，能深谙天命之道（服膺占术，记识天道），最后还赏赐他300斛粮食。

这件事传了出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聪明人看到了其中的暗示，投机分子则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一个月后，冀州刺史部渤海郡饶安县也报告说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这次不是黄龙，而是白色的野鸡（白雉）。

野鸡多为赤铜色或深绿色，白色野鸡非常罕见。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看，白色的野鸡称白羽山鸡，是久负盛名的珍禽，只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和中国西部一些地方，在人很难接近、多山的地区繁衍。由于比较罕见，所以古代以白雉为祥瑞，古人认为在位的帝王很有德行，受到四方爱戴，白雉就会出现（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见），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曾献白雉以贺。

与黄龙不同，白色的野鸡虽然难得，但也兴许会真的捉到，这一次饶安县那边估计真的捉住了白雉，所以曹丕特别高兴，下令免除饶安县全县一年的田租，又赐给白雉发现地的100户人家牛肉和酒，让大家痛饮三天。

消息传出，各地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时间各种类似的报告纷至沓来，有的说发现了大虫，有的说发现了麒麟，等等。

这些东西古人称为“祥瑞”，就是吉祥的征兆，被认为是表达天意、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古代“祥瑞”种类很多，大体分为五个等级，嘉瑞最高，其次是大瑞、上瑞、中瑞、下瑞。

黄龙、麒麟属于嘉瑞层级，白雉为上瑞，它们平时是不大出现的，现在不仅出现了，还大量涌现。

作为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太史丞许芝马上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长文，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总结。许芝的这份上书读起来虽然枯燥，却下了十足的功夫，单就查阅典籍史料这一点来说，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吃苦的精神也是难以做到的。

许芝从《易传》中找出以下几句话：

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
初六，履霜，阴始凝也。
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
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

这些话都比较难懂，大意是用来解释当时报告上来的黄龙、大虫、麒麟等异象的，是说这些异象都是上天所降新帝王将要产生的强烈征兆（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

有人或许认为许芝在“学术造假”，哪能这么巧，《易传》里刚好就有这些如此“切题”的话？其实不然，许芝尽管想拍马屁，但也不敢临时捏造，这些话绝对出现在《易传》里。

《易传》不是《易经》，它是为《易经》做的注释解读，指的不是某一部书，而是一类书。这种书在当时多如牛毛，要找出几句刚好能用上的话也不难，只是得做大量的资料查阅工作，在没有计算机辅助搜索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确实非常耗费精力。

经过许芝的“理论总结”，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但许芝的工作并没有完结，虽然天将易世，为什么一定是曹魏呢？许芝还要继续从“理论”上进行阐释。

许芝通过查阅古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又找出几句话：

汉以魏，魏以征。
代赤者魏公子。
汉以许昌失天下。

这几句话无疑更有分量了，直接点了题。

汉朝将被魏朝取代，新的天子是“魏公子”，汉朝将在许昌这个地方终结，这些话的意思，就不用再去做解释了。

这些话也不是许芝的捏造，在海量的谶纬书籍中，这些话只是文字上的巧合，通过断章取义拿来一用罢了。

然而，要形成定论只有这些还不够。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关于易代的预言，“代汉者，当涂高”这句更有影响力，当年袁术称帝就用它来作为依据，由于它的影响力太大，要取代刘汉，不能绕过它。

这句话的出处一般公认的是《春秋谶》，这部书早已失传，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些都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单从书名就可以判断出这部书的性质：它属于“谶书”这一类，是用来为《春秋》做谶的，应该成书于谶纬这类书兴盛的秦至汉初。

这句神秘预言第一次被正史提及是汉武帝时期。一次，汉武帝刘彻临行黄河和汾河，兴致一起，命人在船上设宴，君臣一边赏河景一边开怀痛饮，汉武帝上过太学，被称为“文化程度”最高的皇帝之一，他现场作了一首《秋风辞》。辞成，当场奏唱，大家听了挺高兴，说领导你写得真好、真棒，一片赞美之声。

这时汉武帝突然话题一转，对大家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看咱们现在挺乐呵，可我们汉朝也有“六七之厄”，到42代的时候江山就不在了，那时候“代汉者，当涂高”。

也就是说，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有了这句神秘预言，把它与“六七之厄”相提并论，一般对这类负面信息帝王身边人都尽可能予以屏蔽，不让领导听到、看到而烦心，汉武帝熟知这句预言，这说明它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了。

见领导不高兴，群臣纷纷进言相劝，汉武帝也觉得这话跟眼下的风景不太协调，于是说自己喝多了（吾醉言耳）。

汉武帝一直到死都没能弄清楚这句预言的具体所指，一直到西汉灭亡，王莽建立了所谓的新朝，这句预言仍然是个谜。

王莽走的是禅让的路子，他上过太学，文化程度很高，同时还是谶纬学的爱好者，为了代汉他也搞了一堆谶纬当作依据。但奇怪的是却没有提到这句话，也许是他研究了半天发现自己跟这句话无论怎样都扯不上关系吧。

如果王莽成功，新朝得以延续，“代汉者，当涂高”就会成为一句过气的预言或一个笑话被大家遗忘。但王莽失败了，汉朝宗室刘秀建立的新朝廷仍称汉朝，王莽的新朝不被世人承认，汉朝仍然继续，这反而成为“代汉者，当涂高”这句预言的反向注脚，大家对它更加坚信了。

王莽派到蜀地当太守的公孙述是个大野心家，他也对谶纬学深信不疑，他翻了不少谶纬书，找到了“废昌帝，立公孙”“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几句话，还认为自己的手相与众不同，有龙兴之瑞，所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

公孙述很搞笑，他觉得自己找到的这些依据虽然“铁证如山”，但更希望大家都支持他，所以多次给刘秀这边写信，希望说服众人拥立他为皇帝。

对于公孙述发起的这些“谶纬战”刘秀很反感，决定予以回击。刘秀给公孙述写了封回信，说你说的那些不对，“废昌帝，立公孙”指的是人家汉宣帝；至于你说的手相问题，据我所知王莽的手相更好，他为何失败？你说的不行，我给你说一个，“代汉者，当涂高”听说过没？

公孙述当然听说过，但他搞不清其含意，于是虚心向刘秀请教。刘秀说，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说的是有资格取代汉室的是个姓当涂、个子很高的人，你小子长得那矬样，个儿高吗？

刘秀还挺客气，在给公孙述的信封上写着“公孙皇帝”，但公孙述拒不答复，他索性直接称帝，后被东汉朝廷消灭。

在东汉一朝，开始还比较消停，大家几乎把这句神秘预言忘了，但天下一有动荡的征兆，这句预言便会再次被提及。

董卓死的时候，有个女巫找到董卓的旧部李傕，对他说“涂高”就是他，这个女巫的理解是，“当涂”是在路上，在路上又特别高的自然是阙了，“阙”与“傕”同音，“当涂高”指的就是李傕。

这个解释当然比较勉强，加上李傕还算聪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听听也就拉倒了。

不过，有人相信这个解释，之前提到过的下邳人阙宣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认为“当涂”就指的是他姓的“阙”，既然天命所归，索性大干一场博个富贵。初平四年（193年），阙宣在徐州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要和刘汉王朝争天下，后这个伪皇帝被陶谦杀了。

至于袁术，之前已经说过，认为他的表字“公路”与“当涂”意思相同，“代汉者”指的是他。

现在，许芝必须向世人说清楚“当涂高”与曹丕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在谶纬学也是许芝的强项，他提出了新的解释。

许芝首先从朝廷档案里翻出一份上书，是前白马县令李云所上，里面有一句“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在没有前后文的情况下看这句话有点儿不知所云，但又似乎暗示许县与“涂高”有关。

李云上这份书是在汉桓帝时，距今已经好几十年了，当时朝廷还没有迁都到许县，许县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县城，谁也看不出它会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说未来的帝王将昌盛于许县，许县有汉献帝，但说的肯定不是他，那么只有曹魏了，是曹魏帮助汉献帝在许县立的足。

接着许芝对“涂高”的字意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宫殿祠庙前面通常都建有两个高大的台子，台上有楼观，在两台之间留有空缺的地方，所以这种建筑称“双阙”，它们都很高大，而“魏”字的意思就是高大，《周礼》有“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淮南子》有“魏阙之高”，可见道路两边高大的东西就是魏（当道而高大者魏）。

至此，许芝完成了这次艰难考证，结语是曹魏将取代汉室（魏当代汉）。他的说法充满了牵强附会，但大家都认为在对“当涂高”所做的各种解释里，许芝的这个版本水平最高。

◎二十次劝，十九次让

尽管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出面进行解释，但仍然不够完美，如果再有更具分量的人物出来说话，那就更好了。

这个人随后也有了，竟然是曾割据汉中的一方诸侯张鲁。

张鲁的分量当然够，但他自从归附曹魏后便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多数人认为他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他于此时“现身说法”，是通过左中郎将李伏转述的。

李伏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曾在汉中供过职，曾是张鲁的手下。李伏上书说，当年在汉中他认识了凉州人姜合，当时他客居汉中，此人精通谶纬之学，在关西一带很有声望。

有一次，姜合对李伏说：“你将来一定要拜魏公，因为未来能安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曹丕曹子桓（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这是神灵的嘱命，顺应天时，也与谶言相符。”

李伏把这些话告诉了张鲁，张鲁又把姜合叫来，向他询问这些话的出处，姜合说出自孔子留下的神秘预言书《玉版》，该书专讲帝王的兴衰更替，可以预知百代之多（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张鲁听完深信不疑。

张鲁虽然沉湎于道术，但从来不敢有易世自代的想法，原因与此有很大关系。刘备进入益州后张鲁与部下讨论未来出路，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追随刘备，张鲁不同意。

张鲁生气地对手下人说：“宁愿做魏公的奴隶，也不做刘备的宾客（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

李伏在上书中说，张鲁说这番话时他就在场，据他观察张鲁说的时候言辞恳切，完全发自内心（言发恻痛，诚有由然），说明他对姜合的话完全信服。

汉中内附后姜合到了邺县居住，可惜已经病故。李伏说他曾把姜合的预言跟一些亲近的人多次讲过，只是时机未到，怕不合时宜，所以没有公开，现在看到祥瑞频现，日月已至，上天有命，故而讲了出来。

张鲁死了，姜合死了，当事人只剩下李伏，这又是一件查无可查的事，但李伏的上书也引起了曹丕的注意。

曹丕下令把李伏的上书予以公布，赞扬说：“德行浅薄的人体会不了这么深、这么细致。只是说的这些我不敢当啊（未敢当也），所有这一切都是先王的神明所致，并非凡人所能达到的啊！”

显然，曹丕对易代的个人态度已经昭然若揭，连这个都看不出来的话智商真的有问题，围绕改朝换代所做的舆论宣传达到了最高潮。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曹丕来到曲蠡。

曲蠡在许县东南，离许县不远，但曹丕没有去许县的打算，而是在那里住了下来。

在许县的汉献帝刘协知道，人家这是亲自逼上门来了。

汉献帝在许县召集群臣公卿讨论，认为众望已归曹魏，愿意以禅位的方式把皇位让给曹丕。此时他的身边已经没有荀彧、孔融那样的汉臣，听说他愿意让位，不少人估计顿感轻松，作为这个傀儡朝廷的官员，他们一直过着两边不讨好的日子，现在终于要结束了。

看到没人反对，汉献帝刘协只好下诏：“我在位已经32年了，正遇天下动荡之时，幸赖祖宗之灵才危而复存。然而我仰瞻天文、俯察民心，无不看到刘氏的气数已尽，天命将归于曹氏（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前魏王已经树起了神武之绩，现魏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天下期待，这是历数的昭显和明证，应该相信。大道的运行天下为公，要选贤才与能人，唐尧没有传位给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名播无穷，我对此十分羡慕，现追继尧典，禅位给魏王。”

汉献帝来到高庙，祭祀之后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的玉玺前往曲蠡，要求禅位。但曹丕表示推辞，认为自己是个薄德的人，难以承继大位。

汉献帝再次派人前来提出请求，曹丕再次推辞。

前后去了三次，被曹丕推辞了三次。

无论是“魏王国”官员，还是汉朝廷的大臣，对曹丕的做法都心知肚明，知道魏王这是要看看外面如何议论以及群臣的反应。

于是，大家像约好了一般，纷纷上书，劝说曹丕接受献帝的禅让，但是上一次，就被曹丕推让一次。

这些上书通常由几个或十几个大臣联名所上，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劝曹丕接受禅让，但写法上又不能雷同，所以大家都绞尽了脑汁，使用了最华美的辞藻，篇幅一般都比较长，引经据典、言辞一个比一个恳切。对于这些枯燥的文章曹丕却看得很认真，很仔细，每一道上书都亲自回复。

在一份回复里曹丕说，初听禅让之事，我的心感到了颤抖，手也发抖，连笔都拿不动（心栗手悼，书不成字）。

在另一份回复里曹丕说，现在百姓箪瓢屡空，面有菜色，连粗布的衣服也穿不完整。他们如此受难，都是我德行薄、能力差所致，哪里还敢再称帝？

曹丕甚至还说过一些狠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的志向已定，是大家无法夺去的（吾之斯志，岂可夺哉）？”

无论“民意”如何强大，曹丕就是不答应。劝进表累计递进去了19次，被曹丕驳回了19次。

大家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戏的不累，演戏的人累啊，再好看的戏也得谢幕，真要把演戏的人累死不成？

有人找足智多谋的贾诩出主意，贾诩建议由献帝下令筑一座受禅台，准备好相应典仪，到时候逼魏王就范，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献帝也同意。

受禅台选在离许县不远的一个名叫繁阳的小镇，选这里也许与它的名字有关，繁阳寓意着兴旺。此地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为漯河市临颍县的繁城镇。

受禅台很快建成，台高3层，每层27级，总高3丈多，虽算不上高大巍峨，但在一马平川的许县近郊也是很显眼的建筑了。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二十八日，受禅仪式在受禅台举行，这一次曹丕没有再拒绝。

汉献帝刘协、魏王曹丕以及文武公卿400多人齐集繁阳镇，另外还有匈奴、单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国的使节以及10多万将士，大家在这里共同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受禅仪式上，曹丕登台拜谢汉献帝，之后接受臣民及使节的朝贺。

再后，曹丕以新天子的身份祭天地、五岳、四渎，改国号为魏，更年号为黄初。

曹丕是魏朝的首任皇帝，他死后庙号为文帝，为便于阅读，本书在以下直接称之为魏文帝。

绵延400余年的大汉王朝终于结束了，它不仅在中间被分为两段，而且在最后的数十年里陷入分崩离析，皇帝长期成为傀儡，政权成为摆设，这一次改朝易代确实是“天命所归”。

魏文帝曹丕下诏改繁阳镇为繁昌县，并刻石立碑来纪念这场禅让的盛事。碑石共刻了两块，一块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一块是“受禅表碑”。“受禅表碑”碑文22行，每行49字，“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也是49字。两碑记述了汉献帝刘协禅位于魏文帝曹丕的经过，歌颂了禅让的千古美德，颂扬了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特别强调了曹丕是在公卿将士们多次请求之下，经过回思千虑、一再推让才接受禅让的。

这两块碑石十分有名，据唐代刘禹锡考证，该碑由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刻字。王朗时任御史大夫，他撰写的碑文文采非凡、气势磅礴，增一字显多、去一字则损，是蔡邕之后名气最大的碑铭高手。梁鹄的书法连曹操都爱不释手，他的字凝重遒劲、气度雍容。钟繇不仅是书法家和曹魏重臣，也是刻碑名家。以上三位顶尖高手联袂出场，使这两块石碑被认为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称“三绝碑”。

更为难得的是，经历18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三绝碑”仍得以保存。它们如今存放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的汉献帝庙内。

◎失意者的背影

公元220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曹操死于这一年，曹丕在这一年里先成为魏王，后成为魏朝的皇帝。

这一年有了建安、延康、黄初三个年号，其中十一月之后就属于黄初元年了。

魏文帝曹丕下诏追尊祖父曹嵩为太皇帝，追尊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尊母亲卞氏为皇太后，同时以洛阳为正式国都，于十二月初营建皇宫，当月便驾临洛阳宫。

对于退位的汉献帝刘协，魏文帝曹丕下诏分河内郡山阳县一万户奉邑给他，封他为山阳公，刘协的四个儿子被封为列侯。汉室所有的诸侯王一律降为崇德侯，宗室原被封为列侯的一律降为关中侯。

这个安排还算过得去，是对刘协主动禅让的回报，也是对内心里仍然忠于汉室的那些人的一些安慰。

曹丕还规定，山阳公在封地内可以使用汉朝的正朔，也就是不必采用黄初的年号以及相应的历法，所以建安作为年号并没有完全消失，刘协在山阳又用了14年。

除此之外，山阳公还享受一些其他特权，比如上书言事可以不称“臣”，可以在封地内用天子的礼仪郊祭天地，京城举行重大祭祀仪式时可以分到祭肉（致胙），这个意思是指今后仍可以参加曹魏朝廷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

曹操的次女曹节当了献帝七年的皇后，此次被降为山阳公夫人，与曹宪、曹华两个妹妹一同随刘协去了山阳县。

临行前，曹丕派人去要皇后的玉玺，曹节很生气，不给。前后去了多次，曹节最后把来人唤进亲自斥责，又把玉玺扔在地上（以玺抵轩下）。

曹节流着泪说：“老天不会保佑你的（天不祚尔）！”

山阳公刘协死于曹魏青龙二年（234年），时年54岁，这一年诸葛亮去世，也是54岁。

刘协去世后仍以汉朝天子的礼仪安葬，陵墓称禅陵，位于今河南省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距云台山风景区不远。东汉皇帝的陵墓都在洛阳附近，只有刘协的陵墓孤零零地位于豫北。河南省许昌市张潘乡有一座愍陵，也称汉献帝陵，其实是衣冠冢。刘协在许昌前后待了25年，这是本地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

山阳公夫人曹节又过了27年才去世，她的另外两个妹妹情况不详。

曹节的那些哥哥和弟弟的情况也不乐观，曹丕当了皇帝，对其他的兄弟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曹丕下诏，将曹植、曹彰等这些兄弟分散遣送到各地，理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封地，现在应该到那里去（就国）。为了加强对这些兄弟的控制，曹丕还专门给每个人派去一名特别员（监国谒者），负责监督封国的情况，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向曹丕报告。

此时的曹植已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已彻底臣服，别人上劝进表，他也上了一份，曹丕让他们就国，他乖乖去了自己的封地平原国。

曹植是曹丕重点监控的人，派去监督曹植的人名叫灌均，此人为迎合曹丕，对曹植一直严密控制。

灌均后来曾上表密奏，说曹植酒后行为不端，还劫持威胁朝廷特派员（醉酒悖慢，劫威使者）。有关部门随即上报请求治曹植的罪，曹丕本想给予严惩，后在太后的干预下仅做贬爵为安乡侯的处罚。

为防止被天下人议论，曹丕还特意下诏说：“曹植是我一母同胞的兄弟，我对天下都无所不容，何况曹植呢？骨肉之亲哪里舍得杀害？所以予以改封。”

兄弟二人的关系显然已经恶化到很严重的程度，在野史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称帝后对曹植仍心怀忌恨，有一次命曹植在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诗，如作不出来就将行大法处死。

但曹植不等其话音落下，便应声而出：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又被小说家演化为只有四句的《七步诗》，知名度很高。不过，考虑史实会发现，曹丕称帝后他们兄弟二人见面次数极为有限，曹丕拿作诗这种小把戏为难诗才横溢的弟弟，于情、于理、于客观情况都不大可能。

被贬后曹植很快又被改封为鄄城侯、鄄城王，一直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遇事无不小心谨慎。

有一次，曹植奉诏入京，快走到洛阳时突然内心里感到了无名的惊惧，就丢下随行人员骑马微行入京，他偷偷地去见了大姐清河长公主，想让她带着自己到哥哥面前请罪。

曹植不见了，关吏不敢怠慢马上报告，曹丕派人沿着来京的路线搜寻，没有找到。太后听说后认为曹植自杀了，在曹丕面前痛哭。过了一阵曹植散着头发、光着脚并且自行背负刑具来了（科头锧，徒跣诣阙下），太后才转悲为喜。

曹植后来又被改封为雍丘王、东阿王，不仅有人监管，而且封地也变来变去，日子很不好过。

曹丕另一个弟弟曹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曹植是个文人，而曹彰是个武将，曹丕对曹彰的防范和忌惮更甚。曹操在时封曹彰为鄢陵侯，曹丕称帝后晋升他为公爵，这个爵位在曹植等人之上。

曹彰本以为自己与其他兄弟不同，他带过兵，对国家有用，所以应该另有安排，但诏书下来他也跟兄弟们一样就国（当随例），曹彰很不高兴。

鄢陵这个地方也不好，属经济落后地区（鄢陵瘠薄），曹彰想改为中牟，这里不仅经济发达而且离洛阳不远，曹丕答应了，封他为中牟王，但不久就改封为任城王。曹植奉诏入京的那一次曹彰大概也来了，但他却莫名其妙地暴死在洛阳。

有野史说，曹丕邀曹彰在卞太后那里下棋，一边下一边吃枣，曹丕把毒药弄在枣蒂中，自己只吃没毒的，曹彰不知道结果中毒。卞太后拿水想救他，曹丕早已密令左右把瓶罐都毁了，卞太后急得只能光着脚跑到井边想去取水（太后徒跣趋井），可水还是没打上来，过了一会儿曹彰就死了。

这个记载也不足信，曹彰是不是曹丕杀的先不论，即使是，曹丕杀个人也不必费这么大的事，更不会当着母亲的面，这个记载与《七步诗》一样都属于杜撰。

不过，曹丕称帝后，曹彰、曹植以及其他几位宗室的处境确实很不好，遣散出京、一再迁封，内部又有人监视，这日子连普通人都不如。

曹丕刻意打压曹氏宗室，源于那场夺嫡之争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也是对所谓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只是这样的防范有矫枉过正的一面。

宗室的作用其实有两面性，既是政治上的潜在对手，但他们也是皇权的有力维护者，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和把握，应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趋利避害才是上策。

曹丕对宗室采取一味防范和打压的办法，视他们为洪水猛兽，固然规避了因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但也浪费了这一笔政治资源。

◎曹丕的权力班底

但总的来说，魏朝初建时还是一派万象更新的局面。

魏文帝曹丕也花了很多精力来进行他的人事布局，这也是一项大工程，让曹丕忙了好几个月。

“曹统区”原来大体有三套机构并存：许县的汉朝廷，邺县的魏王府和丞相府。刘汉朝廷此时已不复存在，在迁都许县的初期，朝廷的三公、九卿虽为备员，但人员尚满，张俭、杨彪、赵岐、孔融、陈纪、赵温等人列名其中，他们或者海内宿儒，或为“几世几公”的世族大家。荀彧长期担任尚书令，他兢兢业业，居间调停于许县和邺县之间，让朝廷各项礼仪典制得以保全。但上面这一批人或病死，或被杀，或免官，曹操担任丞相后三公即不再设，九卿也只剩下一两个人。

魏王府和丞相府则人才济济，他们大都跟随曹操治国理家，南征北战，奠定了大魏的基业。但是，魏朝建立之后这两个机构也随之消失，新的朝廷要建立，需要把魏王府和丞相府里的数百名品秩百石以上的各级各类官员重新进行定位。

魏文帝决定，撤销丞相恢复三公，朝廷内外朝机构的设立延续东汉体制办理。丞相本因人而设，是对抗皇权的需要，新朝廷不再设丞相，这并不让人意外。

东汉的三公指的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三公之上还可设太傅、大司徒等，这些是非正式名号，大都属荣誉性职务，暂可不考虑。

三公是群臣的领袖，必须众望所归，人选须恰当。论名望，目前在世士人之中第一个当数杨彪了，曹丕派人去请杨彪出任三公，但杨彪此时正因儿子杨修被杀之事而心有余悸。

杨彪不想再出来做事，推辞道：“我曾为汉室三公，未建尺寸之功，如果再为魏臣，于国而言并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杨彪辞意坚决，曹丕虽然遗憾，但知道无法勉强，于是改拜杨彪为光禄大夫，这是个临时设立的荣誉职务，品秩2000石，与九卿相当。

曹丕还赐给杨彪延年杖、冯几，特许他上朝时可以穿单衣、戴皮弁帽，站位仅次于三公，并于杨府门前设行马，置吏卒警卫，以示优崇。

杨彪后来于84岁时病逝。

杨彪以下，名望不差上下的倒有好几位，适合担任三公的至少有五个人：钟繇、程昱、华歆、王朗、贾诩。

这五位，不仅名望高，而且久随曹魏，政治上完全靠得住。其中钟繇、程昱追随曹操时间最长，他们屡建奇功，是能武又能文的重臣；华歆、王朗在社会上声望颇高，也是先世名臣；贾诩智慧过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深为曹操所佩服的人，在曹丕立太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公之中太尉最重要，主兵事，华歆、王朗是纯粹的文臣，太尉一职只能从钟繇、程昱和贾诩三人中产生。论资历、威望，钟繇是太尉的不二人选，但是前几年发生了一次谋反事件，影响颇大，时任魏国相国钟繇因渎职而坐免，曹丕即王位时才复起为魏国大理寺卿，这对他出任三公很不利。

贾诩屡出奇策，立下伟功，对曹家亦忠心耿耿，但他毕竟出身于凉州军阀，当年董卓被杀，凉州军人惊慌失措即将一哄而散，是他的一策让大家重新聚合，使献帝再次蒙难，又一次千里大逃亡，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至今时有人提起，对贾诩诟病颇多，贾诩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又是极聪明的人，知道自己非曹家旧臣，虽为曹家父子所重，但行事极为低调，平时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

只剩下一个程昱，但还是之前的“人脯”事件，在儒家看来这无异于禽兽，程昱长期受到诟病，出任三公有损魏朝形象。平衡再三，魏文帝下诏以贾诩为太尉，以华歆为司徒，以王朗为司空。

魏文帝对三公的人选格外满意，一次罢朝后对左右说：“这三位，都是一代之伟人，后世恐怕再难找出来了！”

程昱出任九卿之一的卫尉，负责保卫工作，他80岁时去世，是曹魏的寿星之一。他生前终未能位列三公，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钟繇还继续发挥他的特长，任九卿之一的廷尉，负责司法工作。这位大书法家也以高寿去世，死时79岁，死后被追赠为太傅。

除程昱、钟繇外，魏文帝又以董昭、和洽等人为九卿，组成了强大的朝廷班底。

魏朝的政治新秀司马懿、陈群等人没有出现在三公、九卿的名单之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资历还不够。

资历不够，不影响他们担当大任，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新朝廷中的影响力。其实，上面这些三公和九卿都不是曹丕人事布局中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尚书台。

尚书台为汉武帝所首创，其名义上是九卿之一少府卿属下的一个机构，长官称为尚书令，副长官称为尚书左、右仆射，下设尚书若干，尚书令的品秩仅1000石，仅介于县令和太守之间，而尚书仆射、尚书的品秩更低。

但这个机构直接服务于皇帝本人，权力很大，是朝廷的秘书处，尚书令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所以，有人把三公、九卿称为“外朝”，把尚书台称为“内朝”。

这才是魏文帝各项重大决策以及执行的核心机构，魏文帝诏令，桓阶任尚书令，陈群、邢颙为左、右仆射，司马懿、陈矫、卫觊、崔林、杜畿五人为尚书。

论工作能力，这班子人足够强大，陈群、司马懿不必说，其他几位也都是干臣。他们有的长期在中枢任职，熟悉各项事务，有的曾在地方任太守、国相，久经历练。

桓阶是曹操生前十分信任和器重的人，在夺嫡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曹丕一边，曹丕对此深为感激，所以委以重任。

但桓阶身体不好，上任的第二年便去世了，陈群接任了尚书令，邢颙升任左仆射，司马懿升任右仆射。又过了一年，邢颙改任司隶校尉，司马懿升任左仆射，杜畿升任右仆射。

这段时间，陈群和司马懿一直主持着魏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因尚书台官署在宫禁之内，尚书台亦被称为台阁，其机构也越来越庞大，人员也越来越多，魏朝的一切行政事务、人事管理皆出尚出台，作为朝廷的正、副秘书长，陈群和司马懿虽然品秩不高，但权力极大。

在武将方面，曹仁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的身份为武将之首，这个职务原来是汉朝的，现在自然过渡到魏朝，军职不变。

曹洪仍居其下，为卫将军，但他只是挂个名。

以下是四方将军，即前、后、左、右将军，魏文帝右分别任命了张辽、张郃、徐晃、朱灵。他们四位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代名将，为曹魏大业连年征战，肝脑涂地，屡建殊功。

典韦、许褚战死了，不然轮不到朱灵，还有一位本应是四方将军中的第一位，但兵败降敌，关羽被杀后，又被“接管”到了孙吴，他就是于禁。

此外，“诸夏侯曹”中的第二代也成长得很快，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夏侯威，侄子夏侯尚，还有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等一批年轻将领纷纷脱颖而出，迅速走向前台，即将从父辈们手中接过曹魏的兵权。

曹真此时担任西部战区副司令（镇西将军），坐镇关中一带，他随后成为曹魏西线作战的总指挥。

曹休此时担任领军将军一职，是禁军的统领，不久之后晋升为南部战区副司令（镇南将军），成为曹魏中线作战的总指挥。

几位夏侯氏兄弟中，曹丕与夏侯尚关系最好。夏侯尚曾在五官中郎将府任过职，此时他担任中领军将军，是禁军的首领之一，很快就将晋升为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成为进步最快的一个。

而夏侯楙以后担任过西部战区副司令（安西将军），夏侯霸和夏侯威担任过右将军，他们都迅速成长为魏朝的高级将领。

通过以上人事布局，曹丕完成了对权力的全面掌控，文的主要在朝廷秘书局（尚书台），那里有陈群、司马懿等人；武的主要依靠“诸夏侯曹”的第二代，包括曹真、曹休、夏侯尚、夏侯楙、夏侯霸、夏侯威等人。

◎名将羞愧而死

曹丕代汉自立，虽在各方面的意料之中，但真正迈出了这一步，又带来许多新问题。

比如，对孙权来说就面临今后如何定位的问题。之前他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兼荆州牧，这是汉献帝任命的，孙权一直按照这个职务进行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现在汉朝突然没了，意味着孙权及其手下所有人的官职都不再合法了。

这虽然只是个名义问题，在孙权控制区内一切都得照常运行，但也必须尽快给个新说法。

好在对曹丕称帝自立，孙权的态度是完全拥护的，这省去了很多麻烦。孙权汲取了曹丕继魏王时没及时表态和祝贺的教训，一听说曹丕称了帝，不敢怠慢，马上遣使称臣，态度极为诚恳谦卑（卑辞奉章）。

为表示忠心，孙权还下令把于禁送回北方。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大事太多，人们几乎把于禁忘了。

于禁还活着，他投降后被关羽送到了江陵，吴军攻克江陵后于禁又被孙权控制。孙权没有把于禁当成俘虏看，对他倒不错，还亲自和他相见，但也没有放他回去。

曹丕称帝前孙权为向他示好，曾释放了朱光、董和等人，他们是在魏吴交战中被俘的，那次也没有放于禁，也许孙权觉得于禁更重要，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

于禁在孙吴这边，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其他方面都还挺好，吃的喝的都挺优厚，孙权还时常邀他一同外出。

有一次，孙权和于禁骑马并行，被虞翻看到了。

虞翻口才很好，但他的脾气比较臭，拦住于禁大骂：“你不过是个投降过来的俘虏，怎么敢跟我家主人并排骑马（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

不光骂，虞翻挥鞭还要打，如果不是被孙权呵斥住，一代名将于禁就得挨江东名士虞翻的一顿鞭子。

还有一次，孙权在楼船上宴饮群臣，邀于禁出席。席间有人奏乐，乐声勾起于禁的思乡之情，不由得流下泪来，这一幕又让虞翻看到了。

虞翻当场教训于禁说：“哭什么？你以为装可怜就能免除一死吗（汝欲以伪求免邪）？”

虞翻智商是一流的，但情商明显不足，属于又愣又硬的书呆子一类，两次向一名阶下囚发难，不是他生性争强斗狠、以强欺弱，也不是他跟于禁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他内心里儒家的节义思想太深，看见于禁这样的人就来气。

但孙权对外一直把于禁当客人，侮辱于禁就是不给孙权面子，所以孙权对虞翻的做法很不满（权怅然不平），后来虞翻被孙权远放交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孙权不仅释放了于禁，还释放了被关羽俘虏的徐州刺史浩周、于禁手下的司马东里衮，孙权请他们给曹丕带上一封信，信中孙权的态度十分恭敬，表明自己世受魏国恩宠，情深义厚，名分也很明确，他发誓对魏国永远一心一意（今日之事，永执一心），请求曹丕保护和关照自己。

于禁回到洛阳，曹丕接见了他。此时于禁已经须发皓白、面容憔悴，见到曹丕，于禁很羞愧，不停地流涕叩首。曹丕倒没责怪他什么，还任命他为军长（安远将军）。

于禁之前是左将军，现在降为军长，连降好几级，不过对于禁来说这已是不敢想的事了，打败仗没啥，当降将就太不光彩了，给他军长的名义，等于还保留了一些尊严。

曹丕还以荀林父、孟明视的事安慰于禁，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荀林父是晋国将军，曾率军与楚军交战，大败，回来后晋景公依然重用他，三年后他又率兵出征，打了大胜仗；孟明视是秦国将军，在攻打郑国回军时被晋军俘虏，不久被释放回国，秦穆公仍然信任他，让他继续带兵，后来他率军击败了晋军。曹丕以他们二人为例，说明打了败仗被俘虏不算什么。

在任命于禁为安远将军的诏令中，曹丕特别强调：“樊城之败，主要原因是遭到了水灾，汉水暴涨，不是作战不利造成的，所以恢复于禁等人的职务。”

如果于禁的结局真是这样的，曹丕的胸怀就让人钦佩，让人看到了又一个曹操。但曹丕的胸怀其实与父亲差得远，他一边安慰、厚待于禁，一边却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曹丕下诏，让于禁出使江东（欲遣使吴）。

这个安排就够让人尴尬了，毕竟于禁刚从那边回来，那里是他的伤心之地，曹丕还在行前特意安排于禁到邺县敬谒曹操的高陵。

这又是一个尴尬，不过于禁还是去了。

在高陵的一间屋子，于禁发现挂着几幅画，画的是樊城之战的经过，包括关羽大胜、庞德壮烈殉国、于禁乞降等内容，于禁看完大愧。

不久，于禁忧病而死。

这还没完，曹丕又赐给于禁一个厉侯的谥号。“厉”在谥法上有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之意，属于“丑谥”。

看来于禁死了曹丕仍在跟他计较，所以后世有学者评论说，于禁率数万人败不能死，可以把他杀了，也可以从此不用他，但用这种办法羞辱他，并不是为君之道（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在曹操手下的著名将领中，于禁的身上光环最多：每有大仗不是前锋就是负责断后，体现了曹操的绝对信任；所有硬仗、恶仗都难不住他，所向无敌，关键时刻屡立大功；不徇私情、敢于从严治军，又不贪慕财富，个人品质为曹操所重。

曹操在世时于禁已被授予左将军的高位，成为曹魏一颗耀眼的将星，但一场失败改变了一切，于禁的完美形象顷刻坍塌，曹操不解、对手羞辱，自己也羞愧异常。在重视名节甚于重视生命的时代，被俘的于禁似乎只有一死才配得上良将的称号。

但这又是讲不通的，汉末三国时代被俘求生的名将其实有许多，不仅张辽、张郃、徐晃是降将，被曹操称赞的庞德也曾是降将，还有关羽、姜维等人，甚至刘备也有多次被迫投降的经历，至于名气小一些的将领那就更多了。

群雄相争、各为其主，在三国那个特定的时代，投降如同“跳槽”，有的因为原来的主人失败了，有的因为要寻找更好的“明主”，无论主动与被动，其实都无关民族大义，一般都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似乎独对于禁更苛刻。

于禁的不同之处大概在于，他投降后没能效忠于蜀汉或者孙吴，而又回到了原来效命的主国曹魏，无论是对曹魏还是对于禁本人，这都成了尴尬的事。

再遇到一个心胸狭窄的曹丕，于禁只能以彻底的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阚处长的拆字游戏

随于禁一块回来的还有浩周和东里衮，浩周之前担任过曹魏的徐州刺史，东里衮担任过于禁的军司马，他们和于禁一样都被关羽俘虏，后转到孙权那里。

对于他们，曹丕倒不想再去追究，他们二人在孙权那边待过一段时间，曹丕还特意召他们来谈话，听听他们对孙权的看法。

曹丕不知道孙权是真称臣还是假装的，向二人询问。

浩周认为孙权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一定会臣服魏国，东里衮认为不一定（周以为权必臣服，而东里衮谓其不可必服），二人争论起来。

这位浩周不知道是不是拿过孙权什么好处，反正一再为孙权说话，甚至愿意用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替孙权担保。浩周对曹丕说，孙权不仅态度很真诚，还会把儿子送来当人质。孙权让他们捎给曹丕一封信，但在这封信里并没有提出送质子的事，这件事也许是孙权让浩周口头传达的。

曹丕最后相信了浩周，相信孙权的诚意。

侍中刘晔劝曹丕不要接受孙权称臣，他认为当前正是亡吴的大好机会，应和刘备共同讨伐孙权。吴亡之后蜀也就难以单独存在，天下可以很快一统。

对刘晔的建议，曹丕有些狐疑：“人家主动称臣你却讨伐他，这会让天下那些想来投奔的人丧失信任（疑天下欲来者心），他们必然会产生恐惧，不能这么做。何不先接受孙权投降，之后一块去伐刘备呢？”

曹丕的看法其实不对，在群雄争霸初期，如果说杀一降者寒了想归顺人的心那还说得通，曹操当年不杀张绣、不杀刘备都是这样的道理，但时势变化，格局已定，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还在择主的英雄了，反之应该抓住每一次机遇，不让它白白错过。

刘晔不同意曹丕的看法，他认为：“蜀地远，吴地近，刘备如果听说讨伐他，一定会回军，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刘备必欲灭吴，如果听说我们也伐吴，他会高兴地前来。”

但曹丕已经深受浩周的影响，认定孙权称臣是真心的，所以决定接受，并打算封孙权为吴王。

听到这个消息，刘晔又竭力劝阻：“即使不得已接受孙权称臣，可以增加将军的名号，封他个十万户侯都行，但不能封王。王位离天子只差一个台阶，穿的、坐的以及礼制容易混乱（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如果只是侯爵，江南士民不会生出君臣之义。现在给他这么尊崇的名号，让他在吴国拥有君臣之礼，这等于为虎添翼。”

刘晔的见解很深刻，也很务实。很多老百姓并不太懂什么是帝什么是王，孙权堂而皇之地穿着跟皇帝差不多的衣服、用着差不多的仪仗，大家就认为他是合法的皇帝；将来打退了蜀兵，你想去消灭他，他就会告诉下面的臣民说魏朝无故伐他，目的是灭亡他们的国家，俘虏他们的子女当僮隶仆妾，这样吴人就会相信他的话，必然更加上下同心，再攻打他们难度就大得多了。

刘晔看得还是比较准的，孙权确实不愿真心臣服。

孙权刚听到曹丕称帝的消息时，曾问过群下：“曹丕以盛年即位，我恐怕比不上他，大家认为如何？”

孙权的意思是曹丕比他年轻，活得比他长，国运自然也长。对于突然冒出这样的话，大家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群臣未对）。

孙权骠骑将军府的人事处处长（西曹掾）阚泽说：“主公不必担心，因为用不了十年曹丕就没了（不及十年，丕其没矣）。”

这真是语出惊人，不过孙权看阚泽并不像开玩笑，说得一本正经，就好奇地问他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谁知阚处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通过猜字得出的（以字言之），不、十加在一块就是丕字，所以知道。”

阚处长要么是在讲笑话，目的是缓解一下当时尴尬的气氛，要么他就是朱建平那样的高人，因为真让他言中了：没到十年，仅七年后曹丕就死了。

孙权其实只比曹丕大五岁，发出那番感慨似乎有些矫情，但他的确很关心孙氏基业的未来，当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压境都没能动摇过他的意志，现在怎么会甘心做一名曹魏的臣子？

这段时间孙权又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他把大本营从建业搬到了荆州，具体地点在江夏郡的鄂县，孙权将其改名为武昌，这是准备与刘备展开决战的一项准备。

这个武昌并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今湖北省鄂州市，也在长江边上，位于武汉的下游，两地相距120公里，约合汉代350里。

◎吴王的质子危机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八月，曹丕策命孙权为吴王。

十一月，曹丕派太常卿邢贞来武昌，宣达册封孙权为吴王的诏命。

邢贞的职务是太常卿，九卿之一，他带来的策书挺长，上面除了一大堆空话套话外至少还有四项重要内容。

一是不仅册封孙权为吴王，而且随玺绶和策书授予孙权调兵用的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这是对照当年曹魏被封魏王的待遇而做的，军权由天子掌握，但既然人家实际上也拥有军队，那就干脆务实些，转授一部分军权，否则孙权今后用兵皆属非法，令双方尴尬。

二是撤销孙权骠骑将军一职升任大将军。夏侯惇空出的这个职务终于派上了用场，虽然是名义上的，但毕竟这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个名义够大够体面。

三是命孙权继续持节督交州，同时仍兼任荆州牧，这是给他划定势力范围，进一步承认孙权对荆州刺史部的占领。交州刺史部在荆州刺史部以南，魏朝的势力暂时难以达到，就由孙权来代管。有意思的是孙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扬州刺史部，而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丕，从来没有承认孙权是扬州牧或扬州刺史，曹魏那边一直都有自己任命的扬州刺史。

四是给孙权加九锡。具体内容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待遇曹操享受过，那是汉朝的，魏朝的九锡孙权是第一个享受的，拥有这些特权，与真皇帝确实只有“一阶之差”了。

总之，曹丕给足了面子，希望打动孙权、感动孙权，希望孙权真的俯首称臣，从而魏、吴联成一体，共同对付刘备。

可是，对曹丕的盛情厚意孙吴的文武官员们并不领情。

孙权手下有人认为不应该接受曹魏的封王，大将军也不算什么，孙权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总管（九州伯）。

孙权明白大家的心意，干脆在小范围内把话挑明：“你们说的这个九州伯，听都没听说过，还是算了。当年沛公也曾被项羽拜为汉王，只不过是一些权宜之计，既然这样还计较什么多与少呢（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

但大家还是气不顺，邢贞到了武昌，孙权亲自到都亭迎候，邢贞露出骄色，在孙权身边排队迎接的张昭、徐盛等人感到愤怒。

徐盛回过头跟队列中的其他人说：“我徐盛不能和大家挺身而出占领许县、洛阳，吞并巴蜀，却让我们的君王跟邢贞这样的人盟会，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吗（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

徐盛当场涕泣横流，一下子惊动了邢贞。

邢贞悄悄地对随行的人说：“江东文武志气如此，肯定不会久居人下！”

邢贞进了门，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没有立即下车。

张昭走过去对邢贞说：“有礼仪才有法制，你妄自尊大，难道欺负江东人少力弱没有方寸之刃吗？”

邢贞听罢赶紧下车。

与邢贞一同来武昌的还有浩周，孙权单独请浩周喝酒。

席间，浩周对孙权说：“我们陛下不相信您把儿子送去当侍卫，我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为您做的担保（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门百口明之）。”

孙权听后很感动，流涕沾巾，浩周字孔异，孙权对他说：“浩孔异，先生以举家百保我，我还有什么话说？”

临别时，孙权又与浩周指天为誓，一定送儿子过去。

孙权的长子名叫孙登，已经长大，把他送到洛阳，名义上由曹丕给个天子侍卫的官职，实际上就是人质。但送与不送，这个之前在江东已多次争论过，这次孙权压根没打算那么做。

孙权后来给浩周写信，以孙登还未成家为由拖延，并假称想与夏侯氏攀亲，请浩周做媒人，如果可以，就派孙劭陪孙登前往，交上聘礼，成不成都看浩周了（奉行礼聘，成之在君）。

在另一封信中，孙权说他将派张昭陪孙登一块来，时间最迟不过当年十二月。

但一直到双方彻底翻脸孙权也没把儿子送来，曹丕虽然没有要浩周全家的命，可终生不再重用他。

正如刘晔所说，封王和封侯有本质的区别，被封为吴王后，孙权理直气壮地开始了“政权建设”。

受封吴王后可以设太子，孙权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孙登时年13岁。孙权还想立最宠爱的步夫人为王后，但百官的意见是立徐夫人（而群臣议在徐氏），孙权犹豫不决，立后之事一直搁置。

孙登的母亲地位低贱（登所生庶贱），死得很早，没有留下姓氏，孙登由徐夫人养大，孙登视徐夫人为生母。但徐夫人后来不被孙权宠爱，被送往吴郡居住。

步夫人送给孙登东西，孙登不敢推辞，但仅拜受而已。如果是徐夫人派人送东西来，孙登必先沐浴再去接受。

孙权立孙登为太子时，孙登推辞道：“本立才有道生，要立太子，请先立后。”

孙权问孙登：“那你说说你母亲现在在哪里（卿母安在）？”

孙登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吴郡。”

孙权听罢，默然。

在几个儿子里，孙权其实更喜欢王夫人生的三儿子孙和，王夫人受宠爱的程度仅次于步夫人。

孙登虽然是孙和的哥哥，但很亲敬孙和，常有把太子之位让给孙和的想法（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

◎打虎英雄孙权

孙权当上吴王，参照曹操为魏王的做法，还可以设百官。

孙权设立了丞相，众人认为，既然设了这个职位，那就非张昭莫属了（众议归昭），结果却让众人大吃一惊——孙权任命孙邵为丞相。

在正史里居然查不到这位孙吴第一任丞相的列传，可见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当低。在其他史书里有孙邵的记载，他是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当年孔融在北海国当国相，任命孙劭为人事处处长（功曹），后来跟随刘繇到了江东，刘繇死后，依附于孙策。

孙权掌权后，孙劭提出过不少好建议，得到孙权的赏识，后被任命为庐江郡太守，孙权组建车骑将军府，选全柔为秘书长（长史），全柔死后，调孙劭接任。

现在，孙秘书长直接成了孙总理，众人的吃惊程度可想而知。孙权在任命孙劭为丞相的同时，还任命他为威远将军，封阳羡侯。

孙权知道大家的疑虑，解释说：“如今是多事之秋，丞相的职责繁重，让张昭当丞相并不是对他好（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

这当然不是理由，只算个说法，张昭不信，大家不信，孙权自己也不会信。

在大家私下里看来，张公的确太耿直，经常批评孙权，让孙权下不了台，所以孙权有意疏远他。

孙权像他哥哥一样也喜欢打猎，曾经发生过骑马射虎时老虎突前攀持马鞍的危险情况。

张昭曾就此变色进谏：“将军何必这样做？为人君者善于驾驭英雄豪杰，而不是在原野上跟猛兽比试勇气（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一旦发生不测，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孙权赶紧赔不是：“我年少虑事不周，愧对先生厚望。”

但说归说，孙权依然不改，尤其酷爱打虎。

孙权为此还让人发明了一种射虎车，这种车设有方孔，没有车盖，一个人驾驭，坐在车中射虎（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这当然很危险，有离群的野兽常往车上扑，孙权就用手与它们搏击，以此为乐（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

对于这个“打虎英雄”，张昭一点儿不留面子，他多次谏争，孙权干脆来个笑而不答。

孙权不仅喜欢打猎，而且喜欢喝酒，打了大胜仗或者遇到其他高兴的事就设宴痛饮。

一次，孙权在武昌的钓台上设宴，告诉大家：“今日酣饮，只有醉后落入水中才可停止。”

张昭听完正色不言，站起来就出去，坐在外面的车中。

孙权赶紧派人请张昭回来，对他说：“大家一起高兴，您又何必发怒？”

张昭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以前纣王做糟丘酒池一夜宴饮，当时也以为只是高兴而已，不认为有什么不对。”

孙权听后再次默然，十分惭愧，于是罢酒。

在大家看来，孙权不喜欢张昭，不让他当丞相，大概就是由于他这种过于耿直的性格吧。

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孙权是一个集权的君王，所以需要一位相对较弱的丞相。

孙权任命张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让张昭和孙绍、滕胤、郑礼等人参照周、汉两朝的做法撰定本朝礼仪。

丞相以下最重要的职位是尚书令，相当于王国的秘书长，孙权选了顾雍，同时任命他为大理奉常，这是九卿之一，相当于部长。

九卿里其他几位部长无法考全，也可能孙权没有全设，能考证的还有卫尉和大农，那位不敢接替吕蒙的严畯被任命为卫尉，大农是刘基。

这位刘基不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他字敬舆，是刘繇的长子，刘繇死时他才14岁，孙权很欣赏他，把他留在身边任职，担任过辅义校尉、建忠中郎将等。孙权提拔他为九卿，既出于对他的欣赏，同时也出于平衡各种关系的需要。

孙权让是仪、胡综、徐详等人掌管机要，这几人都被封为亭侯。

之前也有人因功被封为侯爵，但那都是个例，现在孙权有了吴王的身份，又有九锡等特权，为部下封侯就有了依据，所以这一次受封侯爵的人不少，孙权手下重要将领及有功人员多受封，这是对大家多年以来追随孙氏的褒奖。

有一个人，原来也在封侯的名单上，诏书快要下达了，孙权又把他的名字删了，这个人是吴范。

之前说过，这是一位术士，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

孙权还是讨逆将军时，善于占卜观气的吴范曾对他说，江南有王气，亥子年将有大喜事。

孙权听了很高兴，顺口道：“如果真的应验，就封你为侯爵。”

孙权当上吴王，让吴范以骑都尉的身份兼任太史令，孙权设宴庆贺。

席间吴范瞅机会对孙权说：“当初在吴中我曾对大王说过此事，大王还记得吗？”

孙权回答说：“记得。”

孙权马上叫人取侯爵的绶带要给吴范戴上，吴范知道孙权不一定出于情愿，于是推而不受。

吴范经常料事如神，孙权很想知道他的预测方法，曾多次向他请教（数从访问，欲知其决）。但吴范不把最重要的东西告诉孙权，让孙权很不高兴。

在这次庆贺宴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让孙权不痛快。

宴会快结束时，孙权起身为众人敬酒，走到虞翻跟前，这位仁兄突然倒地，像是喝多了，不去接酒（伏地阳醉，不持）。

孙权刚离开，他又坐了起来。

孙权大怒，这时候他也喝得有点多，拔剑就要杀虞翻，在座的莫不大惊失色，大农刘基离得最近，一下子抱住孙权。

刘基为虞翻求情道：“大王喝多了就亲手杀善士，虞翻即使有罪，但天下人谁知道（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大王以能容贤服众，所以海内望风，现在放弃这些，行吗？”

孙权酒劲还没下去：“曹孟德还杀过孔文举，我杀个虞翻又有什么呢？”

刘基说：“曹孟德轻害士人，已招来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如果这样怎能和他们相比？”

好说歹说，总算保了虞翻一命。

孙权彻底酒醒后，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自觉不妥，告诉身边的人，今后凡是他酒后下令杀人，都不得执行（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孙权曾跟张昭在一起谈论神仙，虞翻当时也在座。

虞翻突然指着张昭对孙权说：“他自己都是死人，还谈什么神仙，世上哪有神仙（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

虞翻这些怪诞行为让人费解，按说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也不是祢衡那种为耍酷而耍酷的二货青年，他一再招惹孙权，确实难猜其意。史书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虞翻生性耿直，而且容易酒后失礼（翻性疏直，数有酒失）。

酒品重要，看来酒量也很重要，虞翻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他不反对孙权，不然当初就跟王朗、华歆一样应曹操召唤跑到许县任职去了。他既不是孔融那样的老愤青也不是祢衡那样的小愤青，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也乐意建功立业的人，但就因为臭脾气和一次次酒后失言，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虞翻屡次在公开场合对孙权进行冒犯，如不惩戒，怎能维护领导的权威？孙权最后下令把虞翻流放交州，除诸葛瑾外，其他人都不敢替虞翻求情。

第二章　夷陵之战

◎刘备的艰难时刻

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对刘备来说同样是一道政治难题。

作为汉中王，刘备原来尊奉的是汉朝天子，现在天子是魏朝的曹丕，这个汉中王就变得很尴尬。刘备也可以效法孙权向曹丕称臣，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但即便刘备愿意，也不能这么做。

长期以来，刘备一直告诉拥戴他的官民，曹操是汉室的敌人，他是汉室的维护者，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然转向，一定会让大家无所适从，思想上产生混乱。

而且，汉中之役，抢了人家的地盘，杀了夏侯渊，这里面的复杂性远非孙权能比。

诸葛亮等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个破解危局的办法，那就是也称帝，但不是建立新的王朝，而是把刘汉的旗帜在成都重新树起来，刘协下去了，还有刘备。

这的确是一着妙棋，能解决当前面临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但刘备却顾虑重重，不同意这么干（先主未许）。

诸葛亮对刘备进行了劝说：

“过去吴汉、耿弇等人劝光武帝刘秀即帝位，光武帝辞让，前后多达四次，耿纯最后进言：‘天下英雄仰慕期盼着您登上帝位，大家跟着荣华富贵。如果您不答应，大家就各自寻找新主人，不跟您了（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光武帝深感耿纯之言，终于答应。

“现在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您是刘氏苗裔，理应代汉而起，现在即帝位正合时宜。众人跟随您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想法跟耿纯其实是一样的（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诸葛亮借耿纯之口向刘备说出了一个道理：称不称帝不仅是您个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如果执意不肯，就是伤了大家的心。

在共同的事业中，领导和下属其实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大家休戚与共、荣辱共担，有成就一同分享，有困难共同克服。领导的一切都会对下属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做出事关个人进退的决定时，假如有选择的可能，一定要想想这件事对下属们会带来什么后果。

刘备闻听此言，跟刘秀一样，也幡然醒悟，同意称帝。

但刘备认为事关重大，需要妥善筹备，不可操之过急。

其实，汉献帝退位的消息在益州传开后，大多数人都认为，刘备应该迅速称帝，率先向刘备上言称帝的是张裔、黄权、杨洪、何宗等人。

这些人纷纷上言道：

“我们查了一下《洛书甄曜度》，其中说‘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又查到《洛书宝号命》中说‘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还有《洛书录运期》中说‘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又《孝经勾命决录》中说‘帝三建九会备’。

“周群在世时多次说过西南方向屡屡出现黄气，立起来有几丈高，不止一次出现，并伴以祥云清风，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瑞兆。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又多次出现一种像彩旗一样的云彩，自西向东在天空中移动，查对《河图》《洛书》，上面都提到必定有天子出现在云气所起的方位。

“上述情况出现，预示圣主将兴起于益州，当时天子在许县，所以我等不便说出去，最近火星追随木星，出现三宿合一的天象，根据《星经》说，这预示着各种邪恶将会消亡。我等还听说，圣王行事有时先于天时，但不会违背天道；有时后于天时，也会奉行天道。愿汉中王顺应天意和民心，立即登上帝位，以安定天下。”

上面提到的《洛书》《河图》《星经》等都是上古神秘预言书，所列举的那些话当不是杜撰，而确实出现在这些著作中，只不过所有预言都有神秘、抽象的特点，这些话所言何物可以有很多种解释，而大家挑这些话出来的原因，只是里面出现了“玄”“备”这些字眼，想说明这些预言将应验于刘备身上。

如同许芝所做的工作一样，在没有电脑、不能全文查找和机器检索的情况下，大家为找出这些话得一篇一篇地翻阅查对，想起来也是费了劲了。

上面提到的周群，就是之前劝刘备不要进兵汉中的那位，现在已经死了。周群善于占卜，尤其擅长占星。周群的占卜术得来很神秘，说他有一次遇到白猿，周群用书刀投向白猿，白猿却化成一老翁，教了周群方术。

其实，这份上言并无新意，无非是把一些神秘预言和所谓的瑞兆结合起来，用以论证刘备应当称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份上言的看点在具名的人，他们是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

张裔、黄权、杨洪、何宗、尹默都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官员，其中尹默还是司马徽的学生，论起来与诸葛亮有同窗之谊。刘豹、向举、殷纯、赵莋、张爽情况不详，只知道他们也都是益州本地出身，与张裔等人情况应当差不多。

这里面值得多说几句的是谯周。谯周字允南，益州巴西郡人，是著名的学者，被称为“蜀中孔子”，他博学广识，著书育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他的学生。他在蜀汉灭亡后降晋，在晋朝当过散骑常侍。

由出身于益州的刘璋旧部打头阵，目的是为刘备登基预热。

但是，此言一出，却没有出现众口一词、万众齐呼的场面，一些不同意见却不断传来。

时任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言，认为曹操父子逼迫汉主退位，当务之急应当是聚集力量、讨伐叛逆（纠合士众，将以讨贼），现在大敌在前，而先自立为帝，恐怕会招致大家的猜疑。

费诗的话还相当激烈，他说：“过去刘邦、项羽等人相约，先破秦者为王。后来刘邦攻破咸阳，俘获子婴，仍然谦让不为王。现在您还没有迈出去讨伐敌人，却在此谋求自立（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认为不可取！”

费诗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官员，刘备和诸葛亮对他相当器重，先任命他为牂牁郡太守，又调他回益州府任前部司马，前不久还派他前往荆州宣布对关羽的任命，没想到在称帝这个问题上他却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费诗言犹在耳，又有人进言不能称帝，这个人竟然是刘巴。

作为新任的“汉中国”秘书长（尚书令），刘备和诸葛亮对刘巴的信任和期待可以说相当高，刘巴是一名业务干部，又一向行事谨慎，按说不该在这个时候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可刘巴偏偏认为不说不行。

刘巴听说刘备真的要称帝，认为现在这么做时机不成熟，应当缓一缓再说（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刘巴还拉上主簿雍茂一起去劝谏刘备。

刘巴可能真是为刘备好，没有别的想法，但他不是战略家，只看到其一没看到其二，这就是所谓知小处却不识大体，没有看到刘备现在称帝绝不是满足个人野心那么简单，而是争霸大业的迫切需要。

◎称帝武担山

嘴上说不想当皇帝，但这并不是心里话。

想当皇帝，却有这么多人反对，刘备心里很烦闷。

不管怎么说，刘巴并无恶意，所以刘备没把他怎么样。但是，为防止反对称帝的人一哄而上，刘备恢复了枭雄的面目，祭出了狠招，刘巴不能动，就找了个借口把雍茂杀了。

刘巴保住了脑袋，却吓得够呛，不再多言。

刘备还下令，将费诗贬到永昌郡任从事，一直到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政，费诗才回到成都任谏议大夫。

总算压住了反对声浪，上书拥护刘备称帝的人多起来，群下单独或联合上书的多达800多人。

最后，诸葛亮和许靖、糜竺以及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少府卿王谋等重臣做了总结性上书，劝刘备顺应民意。

在这份上书中，诸葛亮等人回顾总结了众人劝进所列举的预言和祥瑞情况，又做了一些补充，说关羽围樊城、襄阳期间，襄阳有两个叫张嘉、张休的男子曾献上一方玉玺，说是从汉水里挖出来的。玉玺潜于汉水之中，重见神光，预示大王将重振汉室。

除了这些祥瑞，大家认为刘备非当今天子莫属，因为他姓刘，出身于汉室宗亲，而且他具备的品德和才能足以继承起刘邦、刘秀开创的事业。

诸葛亮等人报告刘备，他们已经着手进行登基的相关准备，和博士许慈、议郎孟光等正在彩排登基典礼，只等着选择吉日，就可以登基了（择令辰，上尊号）。

刘备说，好吧，那就从了大家吧。

诸葛亮迅速着手新帝登基的各项准备，他让刘巴做自己的主要助手，刘巴虽然刚刚碰了一鼻子灰，但干起工作来仍然是一把好手，据记载，涉及登基所用的各项诏命文书全部出自他的手（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

登基的地点选在成都西北郊的武担山，据说，武都郡有个男子不知何故突然变身为女人，长得很漂亮，蜀王娶她为妻，由于不服水土，又思念家乡，没多久就死了。蜀王很悲伤，命士卒涉长途去武都郡担土，把此女葬于成都附近，其高有十丈，称为武担。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刘备率文武百官来到武担山，杀黑色公牛祭祀，宣读了由刘巴起草的祭天文诰，宣布承续汉祚，受皇帝玺绶。

之后，新皇帝宣布建元为章武，大赦天下。

此前，刘备在蜀中一直沿用汉献帝年号，本年年初汉献帝的年号还是建安，曹操死后改为延康，后又被曹丕改为黄初，自现在起，刘备用章武这个年号。

虽然新朝廷一直自称是刘汉王朝的延续，但历史上还是习惯于称它为蜀汉。

之后，刘备策命新夫人吴氏为皇后，策命刘禅为皇太子。

刘禅此时14岁，为了加强对他的教育，刘备选派了强大的辅导班子，任命董允、费祎、霍弋为太子舍人，任命来敏为太子家令，任命尹默为太子仆。

霍弋是霍峻之子，霍峻已经去世，刘备念霍峻当初守葭萌功不可没，命其还葬成都，刘备亲率群僚吊祭，并留宿于墓上。

刘备还命太子刘禅纳张飞的长女为妻，策命为太子妃。

刘备纳吴氏后又有了刘永、刘理两个儿子，刘备册封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据南朝时一部专门记述名刀名剑的著作记载，为纪念登基盛典，刘备命令人用金牛山所产的铁铸造八柄铁剑，刘备自己留一柄，其余分别赐给太子、梁王、鲁王、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

刘备登基时关羽已不在人世，此处要么记载有误，要么是把剑赐给了关羽的家人。

这些剑上都刻有诸葛亮所题的六个字的铭文：“书作风角处所。”风角是占候之语，铸这几把剑，除了留作登基盛典的纪念外，还有趋吉避凶的意思。

作为一个新朝廷，最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领导机制。东汉实行的是三公制，曹操后来废三公改丞相，曹丕称帝后又改回三公制。

三公制和丞相制，说形象点儿就是集体领导和集中领导，通常强势的皇帝都不喜欢丞相制，宁愿将丞相的权力分给三公，刘备不算不强势，但他仍然决定采取丞相制。

这个位子，刘备是专门为诸葛亮留的，诸葛亮的才干已经深得刘备的认可，刘备觉得诸葛亮只是三公中的一位实在太委屈他了，而他也非常需要诸葛亮这位得力助手的辅佐。

任命诸葛亮为丞相的策文说：“我遇到了家族不幸，在此情况下继承了大业，我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懒惰，一心想的是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担心的是做不到这些。啊，丞相诸葛亮要充分理解朕的这份心意，帮助朕弥补缺失，以重新发扬大汉王朝的光辉，使之照亮天下，希望你自勉！”

这一年，诸葛亮刚好40岁。

随后，刘备还任命许靖为司徒。

司徒属三公之一，曹操设丞相时已废三公，司徒早已不存在了，但刘备觉得之前已任命许靖为汉中王下的太傅，此时不宜再降为九卿一级，于是改任其为司徒，但三公中的司空、太尉，刘备没有再设。

这个体制看起来有些奇怪，属于“因人设岗”。许靖此时已经70多岁了，基本管不了什么事了，每天只和一帮仰慕他的人高谈阔论（清谈不倦）。

但许靖的名气很大，尤其在曹魏那边还有一帮老朋友，时不时写信过来问长问短，许靖也算是刘备手里的一个招牌。

◎重返武将之首

刘备此时的心思全在为关羽报仇上，但既然建立了新朝廷，也不得不花一些心思来安排人事问题。

丞相之下有九卿，刘备的九卿基本保留了汉中王时期的设置，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少府卿王谋，此外只增加了个大鸿胪卿，任命的是何宗。

何宗也是益州地方出身的官员，之前担任刘备的从事祭酒，相当于顾问组组长，在此次劝进中又表现积极，受到刘备的肯定，九卿中的其他几个仍然空缺。

与九卿品秩相当的侍中一职，汉中王时有廖立，此次保留，又增加了一个马良。

马良此前一直担任左将军掾，是刘备左将军府下面的一个处长，诸葛亮署左将军府事，马良是其主要助手。马良与诸葛亮情投意切，其工作作风踏实，做事勤奋，为人正直，深得刘备和诸葛亮的信任，所以提拔他为侍中。

再往下，任命宗玮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掌议论，类似于谏议大夫，但地位稍低。宗玮其人不详。

朝廷常设的职务还有议郎，相当于参事室参事，此次一共任命了四位，分别是许慈、孟光、刘豹、向举。

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其实是尚书台，“汉中国”原任尚书令刘巴依旧担任这个职务。

刘备在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时有一个附带说明，即分管尚书台的工作（录尚书事）。丞相虽然权力很大，但如果没有这项任命，等于尚书台的事管不了，权力大打折扣。

尚书台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下面设若干名尚书，相当于处长。此时在尚书台供职的各位尚书情况不太清楚，能明确考证的只有杨仪。

出身于荆州“七大家族”的杨仪跟诸葛亮关系密切，但杨仪开始没有随刘备来益州，他先在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傅群手下当办公室主任（主簿），后投奔了关羽（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被关羽任命为荆州人事处处长（功曹）。

关羽经常派人到成都向刘备汇报工作。有一次，关羽派杨仪来成都汇报，刘备在跟杨仪谈话时发现他对军国大事、政治得失都很有见解，十分高兴，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杨仪确实有很才干，不过他有个致命缺点：脾气不好。

杨仪平时不怎么合群，经常跟人闹矛盾，不管是上司还是同僚，动不动就发生冲突，到尚书台供职后跟顶头上司刘巴关系不和，影响安定团结。

后来，杨仪被刘备改任为弘农郡太守。弘农郡在中原地区，目前是曹魏的地盘，这个任命相当于给个空头衔在家休息，杨仪被打入冷宫。

尚书台里还有一位牛人，这就是蒋琬。

蒋琬开始在尚书台的职务是尚书郎，这个职务是尚书的属下，如果尚书相当于处长，尚书郎就只是科长。

蒋科长是诸葛亮在临烝时发现的人才，来益州后被任命为广都县县长，因为不太勤政，被到下面视察工作的刘备碰上了，免了官，现被重新起用。

杨仪不仅与上司刘巴不和，与比他职务低的蒋琬也不太对付，这段共事的经历造成了多年后的一段纷争。

在武将方面，此次人事调整变动较大。

主要原因是，关羽不在了。他之前是武将之首，现在需要重新选择一位，按理说张飞是不二人选，但刘备最后选择的是马超。

刘备下诏拜马超为骠骑将军，拜张飞为车骑将军，他们都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但骠骑将军地位高于车骑将军，马超在名义上又回到武将之首的位置。

刘备考虑的也许是要利用马超的影响为新朝廷助力，所以在任命马超为骠骑将军的同时，还让他兼任凉州牧，晋爵为斄乡侯。

张飞则兼任司隶校尉，晋爵为西乡侯。

司隶校尉相当于州牧，也算是个行政职务，但这一职务与一般州牧不同，他还负责纠察百官。

司隶校尉纠察的范围很大，包括皇太子、三公以及朝中百官，也包括与之相邻的各州郡官员，都在其范围之内（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论职权，相当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备除了让张飞统领各部兵马，还让他负责官员的监督纠举，这是关羽死后刘备在人事布局上的一项重大安排。

马超、张飞以下，原来还有一位黄忠，不久前去世了。论军事的实际地位，“三号人物”非魏延莫属，但他目前的军职仅是一名军长（镇远将军），与实际地位不符，刘备于是提拔魏延为北部战区司令（镇北将军），统率包括汉中在内的益州北部地区的蜀军，同时仍然兼任汉中郡太守。

有一个人，如果还在蜀汉的话，魏延的这个司令前就得加个“副”字，这个人是申耽。刘备之前任命申耽为征北将军，四征将军高于四镇将军，设在同一个战区里，就是正司令和副司令的区别，但现在申耽已随孟达投降了曹魏。

军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将领，如吴壹，他是新皇后吴氏的哥哥，之前是军长（讨逆将军），刘备任命他为护军兼关中都督，统领中央禁卫军。

都督是刘备在官职设置上的另一项借用，刘备虽然立国，但仅辖益州，未免局促，除了让张飞、马超等人遥领各州外，还设都督一职，级别上相当于州牧或州刺史。

不过，关中也在曹魏占领区，吴壹的这个都督如同马超、张飞担任的凉州牧、司隶校尉一样，都只是挂名。

再往下，军长一级的将领还有：辅汉将军李严、翊军将军赵云、安汉将军糜竺、昭德将军简雍、秉忠将军孙乾、安远将军邓方等。

在这些人里，李严越来越受到刘备的信任。

李严除军职外，还担任犍为郡太守，很有治政才能。刘备率主力夺取汉中期间，犍为郡盗贼马秦、高胜等人起兵，招集队伍数万人，占领资中县，李严不待上面发兵，率本郡人马就将其讨灭，斩杀马秦、高胜。

后来，相邻的越嶲郡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高定率军围攻新道县，李严前往解围，高定被击败后逃走。李严的才干深得刘备器重，所以他在刘璋旧部中脱颖而出，此次拜他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郡太守。

糜竺、简雍、孙乾等人是跟随刘备多年的老部下，他们资历很老，但能力并不突出，虽然都名为将军，但只是挂个名，享受待遇，不亲自领兵。

新任命的安远将军邓方是南郡人，以荆州从事的身份随刘备入蜀，后被任命为犍为属国都尉、朱提郡太守，他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南部大片广阔区域，这里地广人稀，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蜀汉的统治相对薄弱。邓方到任后以少御多，指挥果断，夷汉皆服。

在此次将领的职务调整中，赵云仍留任翊军将军，他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八年了，其间在汉中还立下大功，却没有得到提拔。

也许刘备考虑的是，魏延因镇守汉中而地位特殊，升他为镇北将军，魏延以下其他将领的军职都暂时不要再超越这个标准。

或者，刘备此时一心只想复仇，其他事考虑得就没那么细了。

◎刘备力排众议

刘备称帝后，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为关羽报仇，重新夺回被孙权占有的荆州。

近来，刘备的心思其实并不在登基大典上，他一直密切观察着孙权的一举一动。占领荆州后，孙权对曹魏一味献媚示好，曹丕称帝后孙权不仅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而且立即上书称臣，接受了曹丕吴王的封号。

而另一方面，孙权对益州却摆出了强硬姿态，在指挥侵占荆州的战役期间，孙权一直在公安，身临一线指挥。荆州战役结束后孙权也没有回建业，而是宣布迁都于武昌。孙权已是吴王，所迁是王都。当时的武昌即今湖北省鄂州市，孙权营建的武昌城在长江南岸。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八月，就在刘备武担山登基的四个月后，武昌新城筑就，孙权正式入驻。

孙权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

“存不忘亡，安必虑危，这是古人的教诲。从前隽不疑是汉朝的名臣，在太平年代也刀剑不离身，可见君子对于武备不能停止。

“现在咱们大家处于险境，和豺狼一样的敌人在打交道（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怎能轻易地疏忽而不考虑突然发生的变故？近来听说众将都崇尚谦虚节俭，出入不带随从卫兵，这不是防患于未然的举动。

“保护好自己，才能安慰君王、父母，这与遭遇危险不测哪个结果更坏、哪个结果更好呢（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大家应好好引以为戒，谨慎小心，务必从大局出发，以不辜负我的一片心意。”

看这架势，孙权赖在荆州不打算走了，刘备的怒火彻底爆发。

从孙权下达给将士的命令里可以看出，孙权是想与自己为敌到底，把自己比作豺狼，让大家时刻保持临战状态，这是摆出了要大打一仗的准备。刘备怒不可遏，他一刻都不想再等下去了，决定马上东征，夺回荆州！

这将是一场国力的对决，或成或败都将改写历史。刘备此意一出，立即在蜀汉阵营引起了争论，有人表示坚决支持，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群臣多谏）。

但刘备意志已决，对于任何反对意见，一概不听（一不从）。

反对最坚决的人是赵云。赵云劝刘备，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权，应该先灭曹魏，到那时孙吴不用打自会臣服。

赵云进一步建议道：“当前应当进图关中，占据黄河、渭河的上游，从那里征讨曹魏，关东义士必将响应。千万不能把曹魏搁置起来去伐吴，一旦与孙吴交兵，不能马上见分晓啊（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

赵云的见解和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指导思想一致，那就是把北征中原作为统一天下的第一步。为实现这个目标，诸葛亮提出联合孙权，在现在的情形下赵云知道联合孙权不合时宜，所以没有再提。

还有一些话赵云大概没有明说，那就是能不能打败孙权夺回荆州呢？在赵云看来，这恐怕是没把握的事，只是他说得很委婉。

与关羽、张飞不同，赵云遇事一向有自己的见解，很谨慎也很冷静，不唯命是从，在关键时刻他多次劝谏刘备，不管刘备是否爱听，事实证明，赵云的这些重要意见都有先见之明。

应该说，刘备是信任赵云的，但确实有点儿不太喜欢他的这些话，这从赵云现在只是个翊军将军这一点也多少能看出来，毕竟唱反调总比唱赞歌容易招人烦。

刘备不听赵云的劝谏，但碍于赵云的资历和在军中的影响，没有说什么。

偏将军黄权也坚决反对伐吴，他说：“吴人战斗力很强，现在伐吴是顺流而下，进攻容易撤退很难，请派我为先驱，先尝试进攻，陛下随后接应（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

在黄权看来此战也并无多少胜算，与其倾举国之力去赌，不如先尝试一下再说。

这些话要是换个人说，刘备肯定得翻脸，但黄权是他较为器重的将领之一，尤其是汉中之战黄权出力不少，刘备一直在刻意栽培他，所以不接受他的建议，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劝的人实在太多，让刘备不厌其烦。刘备干脆来了个杀一儆百，中了这个“大奖”的人是秦宓。

秦宓此时的职务是益州从事祭酒，相当于益州的参事室主任，他素来以博学著称，又通占卜谶纬，据他看来，此时伐吴并不吉利（宓陈天时必无其利）。

刘备下令把秦宓抓起来，没有审判，先关着（下狱幽闭）。

秦宓在监狱里蹲了两年多，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把他放出来担任益州副州长（别驾），委以重任。

秦宓被抓，反对伐吴的人只得闭口。

刘备也不算刚愎自用的人，在对待伐吴这件事上他为何如此坚决以至于近乎偏执呢？

想来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于悲愤，二是有点儿自信。

孙权反目，关羽被杀，荆州全失，刘备认为这场大败不是败于战场，而是败于阴谋和背叛，这样的恨会让人欲罢不能。孙权得手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被刘备认为是挑衅，刘备不能咽下这口气。

何况，荆州是未来攻取北方、统一天下的基础，如果不能把荆州夺回来，他只能退缩在益州一地，战略上失去了主动，这也是刘备不愿意看到的。

讨伐孙权是否有胜算？刘备的看法与赵云、黄权不同，他认为曹操都不是对手，孙权更不在话下。

占领益州、汉中后，刘备的军事实力确实增长很快，虽然荆州丢了，但整体军力应该高于孙权。孙权虽然迁都武昌，但在荆州他还只属于立足未稳，自己在荆州毕竟经营了多年，只要自己率大军一到，那些暂时投降了孙权的各郡县必然响应支持，民心应该在自己这一边。

太愤怒和太高兴的时候都不要轻易做决定，因为这种时候头脑最不冷静。

在这个事关蜀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作为丞相的诸葛亮在做什么呢？他是什么态度？

清代乾隆皇帝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写下这样一段话：“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过孙吴可以作为外援而不能讨伐，为何现在东征孙吴，而他却不出来制止（何此日东伐，竟不能止帝），以至于事后去追思法正呢？”

乾隆皇帝的不解也是后世很多人共同的疑问，那就是以诸葛亮的智慧，伐吴这样显而易见的战略错误，就连赵云都能洞若观火，诸葛亮怎么可能看不到呢？为什么没有看到关于他阻止这件事的任何记载？乾隆所说事后追思法正一事，是说在这次大规模东征孙吴失败后，诸葛亮也做过一些反思。

那次，诸葛亮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能制止主上伐吴的行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即使制止不了，也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从上面这些话里，似乎可以看到诸葛亮在讨伐孙吴之事上有难言之隐，这会是什么呢？

表面看，诸葛亮好像说自己没有能力劝阻刘备，刘备更信任法正，如果法正去劝，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诸葛亮也劝了，刘备没听，所以有这样的感慨；一种是诸葛亮考虑到他去劝刘备也不会听，所以就没有劝。

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说不通的。说诸葛亮也劝过刘备，那应该留下记载，刘备即使不听，也会有解释，因为诸葛亮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蜀汉的“二把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更不应该了，这么重大的事，事关生死存亡，怎能以一己之私而废公呢，这不是诸葛亮的风格。

其实，如果放在那个时候设身处地站在诸葛亮的角度看的话，也许会理解他内心里的苦衷。在联合孙权一事上，他是坚定的支持者，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管刘备心里是不是产生过动摇，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倡导与孙权和平相处。

所以，当孙权背叛了同盟阴谋夺取荆州后，诸葛亮面对了很大的尴尬和压力，刘备虽然不会就此质问他，但朝野上下对于联吴战略是否正确肯定有一些闲话，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还要大张旗鼓地坚持原来的看法，就有点不合时宜。

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在之前也提到过，随刘备从荆州来到益州的有一大批人，荆州是他们的老家，荆州有他们的亲人、故旧和家产，对他们来讲，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孙权不仅是他们的国恨，更是他们的家仇。

可以想见，除了赵云这样的有识之士外，劝刘备不要讨伐孙吴的应该多是益州本地人，黄权、秦宓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踊跃出兵的多是荆州人，这从刘备此次东征大军的组成上也能看出来。

◎孙权并不想打

眼看大战在即，孙权的想法还是最好别打。

孙权为此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做出一项人事调整，任命诸葛瑾为绥南将军，代替吕蒙兼任南郡太守，驻扎于公安，负责面对蜀汉第一前线的军政事务。

诸葛亮成为蜀汉的丞相，无论是曹魏还是孙吴，在很多人看来还是显得有些突然，诸葛亮虽然才能突出，但毕竟年轻，在刘备阵营中的地位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为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没沾上什么光，反而落下不少猜疑。

诸葛瑾到了南郡，有人向孙权告密，说他有问题（人有密谗瑾者）。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陆逊那里，陆逊有点儿着急，他向孙权写了份报告，力保诸葛瑾没问题，并且请求采取什么方式给予辟谣（表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

孙权接到陆逊的报告回复道：“子瑜与我共事已经很多年了，恩如骨肉，我对他了解很深（深相明究），他这个人没有道义的事不做，不仁义的话从不讲。我和子瑜可谓神交，不是几句话就离间得了的。”

孙权把前面的那些告状信封好，让人送给诸葛瑾，并且亲笔给诸葛瑾写信安慰他。接到陆逊的信后，孙权也把陆逊的来信一并转给诸葛瑾，让他知道陆逊的心意（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三国群雄之中，孙权的过人之处是识人，无论是对周瑜、鲁肃还是对吕蒙、陆逊，都做到了知人善任，也做到了用人不疑，跟着这样的领导打江山，心里更踏实。

吴、蜀未来如果真的交战，南郡就是前线，孙权让诸葛瑾到这里来，还有一项任务。孙权知道刘备一定要报仇，但他实在不愿意跟这个妹夫打，所以让诸葛瑾给刘备写信劝和。

诸葛瑾给刘备写了信，信中道：“如果您认为吴王夺取荆州又危害到关羽，因而怨深祸大，不愿意求和，这只能说是在意了小的方面，却未留意大的方向啊（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我想替陛下您着想，陛下如果能压抑愤怒暂且听我一句话，那么计谋可立即决定，不必再反复向群臣咨询。陛下试想，您与关羽亲还是与先帝亲？荆州大还是天下大（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谁应当在先，谁应当在后？弄清这些，什么事不就易如反掌吗？”

诸葛瑾所说的先帝是指刚刚被废的献帝刘协，当时吴蜀两地纷纷流传，说他已为曹丕所害，诸葛瑾知道刘备立国打的是刘汉王朝的牌子，所以不仅称刘备为陛下，还称刘协为先帝。

诸葛瑾提醒刘备：关羽亲还是先帝亲？荆州大还是天下大？是啊，这是简单的道理，不用多想刘备应该知道答案。

但是刘备的态度异常坚决，不理诸葛瑾的来信。

刘备也并非不识数，他也知道孙、刘翻脸所带来的后果，但他内心里除了复仇的怒火，还有侥幸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与风险相比，胜算更大。

只是这样一来，诸葛亮就更不好公开反对伐吴了。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整合各路人马，正式出兵伐吴。

具体的部署是：刘备亲自率四万人马由成都出发东进，任命吴班、冯习为左右领军，相当于前敌正副总指挥，任命张南为前锋，偏将军黄权以及赵融、廖淳、傅肜、杜路、刘宁、陈式等分别统领各部；车骑将军张飞率所部一万人马由巴西郡的阆中南下，两支人马相会于江州，即今重庆市。

吴班是国舅吴壹的族弟，也深得刘备信任。冯习是南郡人，追随刘备由荆州来的益州，当初的地位与魏延差不多，现在进步也很快。赵融等人都是带兵的将领，但事迹不多，在后世的名气也不大。

看着上面的阵容，不禁让人想起关羽、黄忠这些名将，由于他们纷纷凋零，让蜀汉的将星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闪耀了。

马超仍然在世，但可能他的身体不好，因而没有出现在东征的队伍里，根据史书记载马超在刘备登基一年后就去世了。

赵云也不在东征之列，有人认为这进一步说明刘备对赵云不信任，尤其是此次东征赵云又提反对意见，刘备有意疏远他；另一种看法认为，蜀汉能独当一面的大将目前看只有张飞、赵云、魏延几人，张飞随征，魏延守汉中，益州也要有大将留守，所以赵云没有参加东征。

相比较而言，后一种看法更靠谱，因为刘备随后命赵云留守江州，这个任务也很重要。

此次随刘备出征的还有：尚书令刘巴，侍中马良，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少府卿王谋，大鸿胪卿何宗，太中大夫宗玮，从事祭酒程畿，从事王甫等。

赖恭等人身为九卿，是蜀汉朝廷的部长，他们是文官，一般都留在后方，现在多位九卿以及相同级别的文官随征，这种情况还较少发生，是蜀汉人才不足，还是刘备要显示征吴的决心？已经不太好揣摩了。

只是，让这些很少上战场的文官亲临第一线，一旦遇到险情更容易产生损失。

◎阆中起兵变

刘备虽然很有信心，但还是有点不安。

大军出发前刘备还让人算了一卦。蜀郡当时有个奇人叫李意其，这个人很神，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年龄有多大，传言他已经活了几生几世（传世见之），而这个李意其也故弄玄虚，说自己是汉文帝时候的人。汉文帝是西汉第二位皇帝，距汉末已有400年，这位李兄还真敢吹。

刘备听说他很神，是一位大师，就把他请来，对他尊敬礼遇，让他算一算此次讨伐孙吴的结果（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

李大师果然神秘，不说话，而是要来纸笔，画了几十张兵马军器仪仗之类的东西，画完一一撕了，又画了一个大人，挖了个坑埋于地下。

弄完这些，李大师仍不说话，在众人目瞪口呆之际扬长而去。刘备不解何意，但心里有点儿不舒服，一种不祥之感向他涌来。

刘备正要出发，突然接到报告，说阆中方面有人来紧急报告情况。

刘备大吃一惊，顺口说了句：“啊，难道是张飞不在了（噫！飞死矣）？！”

让刘备猜中了，确实是张飞的死讯。

张飞接到刘备的命令，立即整顿所部人马准备开赴江州与刘备会合，但是临出发前发生了叛乱，手下部将张达、范强二人把张飞杀了，持其首级逃到了孙权那里。

关羽善待士卒，看不起读书人；张飞和他相反，尊敬读书人却不爱惜士卒（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二人的性情有所不同。

刘备曾就此提醒张飞：“你待手下过于严厉，对下面的人整天责罚鞭打，又让他们在你左右，弄不好就会出事。”

张飞听了，但还是改不了。

此次叛杀事件，可能与此有关。

但是，这次叛杀的时间这么巧，不由得令人怀疑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内幕，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孙权方面派人秘密策反的结果。当然这仅是推测，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张飞是蜀汉武将之首，也是刘备的亲家，大战在即，先损大将，刘备在悲痛之余，心中的不祥之感更浓重了，复仇之心又多了几分急切。

刘备下诏，追谥张飞为桓侯，这是刘备称帝以来首次赐予大臣谥号。张飞的长子张苞死得比较早（早夭），由次子张绍承嗣张飞的爵位。

刘备同时下诏，将张飞原来兼任的司隶校尉一职改由诸葛亮兼任。之所以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还不忘下达这样一个诏令，是因为如之前分析的那样，司隶校尉不仅是一州之长，更对百官有监察纠举的职责。

史书里多次提到张飞是“万人敌”，也就是特别勇猛。

其实张飞还有“内秀”的一面。张飞早年让匠人用赤山铁专门打造了一口刀，他亲自在上面刻下铭文“新亭侯，蜀大将也”，后来张飞遇害，范强刺杀张飞后得到这把刀，把它献给孙吴。

所以，一般认为张飞也擅长书法。元代有位画家曾对张飞的书法成就进行过评价，认为他的造诣很高，甚至说三国时代公认的著名书法家钟繇、皇象都比不上张飞。

明代有一部游记记述道，顺庆府渠县有个八濛山，在山下看到一块石头，上面题有“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两行隶书大字。渠县即当年瓦口关之战的所在地，这个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明代有一部论述书画的著作，说张飞最擅长的是草书。还有一部书记载，说四川涪陵一带自古流传下来一种刁斗，上面有铭文，就是张飞所写的。

虽然张飞所写的书法真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有这么多的记载说他擅长书法，应该不全是杜撰的。

当然，张飞在后世的影响并不是因为书法，只是受小说、戏剧和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张飞的形象早已在人们心中定格了：粗犷、豪爽、火暴的脾气；作战异常勇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敌人闻风丧胆；一身忠义之气，至死不改本色。

但史书还评价张飞“有国士之风”，这主要指的是他义释严颜，说明他虽然是一员猛将，却不是那种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人，他有头脑、有智慧，知道争取对手，也知道尊重士人。

总的来说，张飞是三国时代少有的猛将，能打硬仗、险仗，关键时刻不仅能临危不惧，而且能动脑子，江州之战、巴西之战都是他的成功杰作。

但同时，张飞又脾气暴躁，对待手下的人比较严厉，不知道爱护手下，带队伍的经验不足，造成了当年徐州的失守和最后的阆中兵变。

◎曹丕坐山观虎斗

孙权知道，刘备真的要跟他拼命了。

说再多也已无益，为今之计只剩下迎击了。孙权马上做出部署来迎击蜀军，任命38岁的镇西将军、右护军陆逊为总指挥（大都督），假节，统一指挥在荆州的各部人马拒敌。

这些人马大约有五万人，包括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诸葛瑾、步骘、鲜于丹、孙桓等部，他们沿长江由西向东摆下了层层防线。

在最西边的是振威将军潘璋，他负责守固陵郡。这个郡是孙权私设的，包括巫、秭归、兴、信陵、沙渠五个县，与益州接壤，是荆州的西大门，构成第一道防线，潘璋兼任固陵郡太守，统一指挥本郡防务。郡内几处重要据点也都分兵把守，其中陆议守巫县，李异守巴山，刘阿守兴山。

如果这道防线被突破，下一道防线是夷陵，这里由陆逊本人防守，陆逊命宋谦督水军驻守于枝江，命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夷道，与夷陵互为外援。

由夷陵沿长江再往下是江陵，也就是南郡郡治，由虎威将军朱然防守在这里，朱然自己坐镇于江陵，偏将军韩当兼任永昌郡太守，辅助朱然，成为夷陵的后援。

由江陵沿长江往下就是刘备、关羽之前在荆州的大本营公安，由绥南将军诸葛瑾负责防守。诸葛瑾这时还兼任着南郡太守，协助他守公安的是周瑜的次子、兴业都尉周胤。在公安附近还有建忠中郎将骆统率领的3000人马守在孱陵，归诸葛瑾指挥，构成第四道防线。

为防备蜀军由长江北岸发起迂回进攻，命建威将军徐盛驻守当阳，徐盛同时还兼任着庐江郡太守。为防备蜀军由长江南岸偷袭，任命鲜于丹为武陵郡都尉，守备在武陵郡，又命平武将军步骘率万人屯驻在长沙郡，以防不测。

从陆逊的部署看，夷陵是此次防卫作战的重点，围绕着夷陵，在其以西、以东分别组建了若干道防线，布防的层次很清晰。

孙吴的人马并不算多，但占据了有利地势，再加上指挥得当，抵挡住刘备大军的进攻还是有把握的。

这时，刘备率领的大军已经进入三峡地区，来到了蜀汉控制的最前沿白帝城，刘备在此设立总指挥部。

刘备命前锋张南以及吴班、冯习等部继续进军。双方的军队最终在巫县、秭归一带相遇，此战蜀汉军队获胜，吴班、冯习在此击破吴军的陆议、李异、李阿所部，分别占领了一些地方。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刘备率总指挥部前进至秭归，这时他除了考虑对面的吴军外，还担心曹魏趁自己与孙权交战之际从江北发起突袭。

由三峡地区向北，很快可以抵达上庸三郡，目前这里是曹魏新设的新城郡，如果孟达不降，刘备此次征讨荆州就可以从西面和西北两个方向进兵了，而现在反倒要分兵来防备这个方向的敌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升任偏将军黄权为镇北将军，让他督率江北各路人马以防魏军（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这个记载也许有些问题：一来刘备刚刚任命魏延为镇北将军，魏延被任命后职务未发生变动，此时不可能又任命黄权担任该职；二来黄权仅仅是副军长（偏将军），在未立新功的情况下骤然提升为战区司令一级的镇北将军，有些不合常理。

不过，黄权确实分兵去了江北，在那里组建阻击防线，主要是防备曹魏可能发起的进攻。

刘备的担心并不多余，吴蜀这边大动干戈，曹丕自然不会不管不问，他也在紧张地注视着他们双方的一举一动。

刘备出兵之前，曹丕就曾召集谋臣讨论刘备会不会给关羽报仇，大多数人认为蜀国是个小国，名将只有关羽，关羽死后蜀国忧惧，无力惹起战端。

侍中刘晔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蜀虽小国，但刘备这个人生性威武自强，势必兴师动众以显示他的力量。况且关羽和刘备，于公是君臣，于私形同于父子（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了不能为他兴军报仇，在情分上始终说不过去。”

后来，刘备果然出兵，孙权只得倾全国之力应对，对曹魏遣使称藩。孙权的使臣来到洛阳，朝臣皆贺。

刘晔这时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建议：“孙吴以江、汉为天险，向来无内臣之心。陛下虽然功德盖天，但像孙权这样的人也无法让他感动改变。孙权因难求臣，不能相信他。孙权现在内外交困，所以才派使者前来，可见其情况之窘迫。现在正是时候，可以突然向他发起袭击（可因其穷，袭而取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

刘晔的这一招绝对够狠，从孙权本人到他手下的精兵强将此刻都在大气不敢喘地盯着蜀汉，后方十分空虚，如果曹魏从合肥方向突然出击，孙吴的长江天险就很容易攻破，三国之中孙吴十之八九先被灭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可能提前结束。

但不知为何，刘晔的建议提出后，迟迟未见曹丕的反应。

刘晔不甘心，他又替曹丕分析了形势，说当时天下虽然三分，然而曹魏独占其八，吴蜀各保其一，它们现在还相互攻伐，正是天欲亡之。

刘晔建议趁着孙吴将重兵集结于夷陵一线的时机，渡江攻击孙吴的后方，孙吴外有蜀汉的进攻，内有我方的袭击，快则十天，慢则一个月，必然灭亡（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

刘晔认为，孙吴灭亡蜀汉就孤单了，刘备即使趁机也侵占了孙吴的一些地盘，但他们必然不能长久，何况即便孙吴被一分为二，蜀汉得到的也是其外围，我们得到的才是核心（蜀得其外，我得其内）。

曹丕想了想，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人家称臣愿降，而我们要讨伐他，这会让那些也想来投降的人失去信任（疑天下欲来者心）。这个实在不可，我们为何不接受孙吴的投降，而去袭击蜀国的后方呢？”

曹丕的思路刚好相反，干脆联合孙吴，一块收拾蜀汉，效果不是一样吗？

刘晔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蜀汉远而孙吴近，如果听说我们兴兵讨伐，他自然会回军，我们的目的难以达到。现在刘备已经愤怒，听说我们也去攻打孙吴，知道孙吴必亡，一定会更加积极攻击而与我们争夺孙吴的地盘，不会改变原来的打算，这是必然的。”

刘晔看得很清楚，你要打刘备，是仓促间打不着的，因为益州北有秦岭、汉中，东有长江上的重重关隘，你要打他就会缩回去，你毫无办法。而孙权却是现成的一盘菜，如果下决心，他必定玩完。

曹丕还是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也没有按照他说的借机攻打蜀汉，如果他这时出兵汉中，或者由上庸三郡向蜀汉的三巴地区攻击，虽然不是刘晔说的上策，但最少也是中策，结果怎么样很难说。

曹丕没有接受刘晔的建议，是因为他缺少战略眼光吗？

那倒不一定。

曹丕虽比其父差点劲，但绝不是庸才，更不是蠢材，他之所以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在吴蜀争斗中搅一下局，是因为他才登基，没有绝对把握的事不能做，现在作壁上观不失为一步稳棋。

◎战事陷入胶着

江北的曹魏没有趁火打劫，让刘备的压力轻了不少。

而在江南方面，刘备还获得了意外收获——武陵郡的五溪蛮主动前来归顺。

所谓五溪蛮，是分布于沅水上游若干少数民族的总称，因他们主要居住于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五条溪流间而得名，其部落首领称君长。刘备治理荆州期间，曾在这一带设置黔安郡，对当地百姓有恩泽，各君长听说老领导刘备回来了，都遣使到军中请命，愿意充当攻打吴军的前锋。

刘备大为高兴，命令侍中马良前往武陵郡招纳五溪蛮，分别授予各君长以官职，各部落都很满意（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

刘备原来想，征讨孙吴必然是场恶战，没想到开局如此顺利，于是命令吴班和冯习继续向夷陵进军，如果攻下此城，就叩开了荆州的大门，彻底打败吴军的胜算就至少有一半了。

在秭归，刘备还遇到了曾做过关羽办公室主任（主簿）的廖化，刘备十分高兴。

廖化字元俭，荆州襄阳人，关羽担任前将军后，任用他为主簿。关羽兵败，廖化被吴军俘虏，后来他装死，逃了出来。廖化一心回到益州，带着母亲昼夜兼程西行，走到秭归遇上了刘备。

刘备肯定详细询问了关羽临死前的情况，廖化一一向刘备进行了汇报。廖化对荆州的事务很熟，刘备任命他为宜都郡太守，随军行动。

廖化后来长期在诸葛亮身边担任参谋（参军），是蜀汉后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官至车骑将军。

这一年二月，在秭归稍做停歇后刘备命吴班、陈式所部开始向夷陵发起攻击。

陆逊闭城不出，双方陷入对峙。

刘备命吴班以数千人平地立营，在夷陵城外发起挑战。吴将看到吴班人马不多，纷纷建议出击，陆逊认为刘备此举必然有诈，不能盲目出击，只能再观察一下（此必有谲，且观之）。

众将还是请战，陆逊耐着心对大家说：“刘备举军东下，锐气正盛，且居高守险，难以立即攻破，即使发起进攻可以把他们打退，也难以全歼（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而稍有不利，则损我大局。现在应告诫将士，静观其变。此地如果是平原旷野，静观恐怕会遭受敌人突然袭击，而蜀军一直缘山行军，兵力难以展开，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弱点慢慢将其拖垮（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

陆逊的意思是打持久战，不要幻想一战退敌。

但这些话并没有说服大家，众人都认为陆逊胆小惧战，心里愤愤不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这确实是刘备的一个计策，眼见陆逊闭城不出，刘备很着急，故意让吴班示弱于吴军，引诱吴军出城交战。他已在山谷间埋伏了重兵，准备打吴军的伏击。

看到陆逊不上当，刘备下令把埋伏于山谷间的8000人马撤出，这时候吴军将领们才知道陆逊的判断是正确的。

夷陵即今湖北省宜昌市一带，当时是荆州刺史部宜都郡下面的一个县，它素有“三峡门户”之称，是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处，也是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它地扼渝鄂咽喉，上控巴夔、下引荆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夷陵也是孙吴此次防卫反击作战的核心，虽然处在第二道防线上，却是一处不能丢失的城池，所以陆逊亲自在此防守。夷陵城池坚固，城内物资储备充足，非一朝一夕可以攻破。

刘备诱敌计划失败后改变了思路，命张南率一部人马攻打夷陵附近的另一处战略要地夷道，此地即今湖北省宜都市。

刘备为什么打这里呢？因为他已打听清楚，防守夷道的是吴军师长（安东中郎将）孙桓，他的父亲名叫孙河，是孙坚的族子，早年追随孙坚四方征讨，深得孙坚信赖。

孙桓是孙权的侄子，由于这层关系，刘备觉得猛攻夷道的话，陆逊就不能不来救援了，这同样是诱敌出城出战的一招。

张南率兵把夷道围住，孙桓不支，果然向陆逊求救。

如今宜都市与宜昌市相距约50公里，这个距离不算远也不算太近，陆逊如果去救援，必然冒着很大风险，所以他不同意支援夷道。

众将领急了，纷纷劝陆逊说：“孙桓可不是一般的人（孙安东公族），眼见他被围困，怎能不救？”

陆逊向大家解释说：“孙桓平时深得将士之心，夷道城内粮食充足，没什么可担忧的，等我运用计谋，夷道之围不救自解。”

陆逊虽然是总指挥，但手下这些将领多是孙策时代的旧将，有的是公室宗亲，有的是江东大族，他们依仗资历或者地位，向来骄傲自大，不大听话（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

将领们认为陆逊有点儿怯战，所以不满情绪日增，有时会当面表现出来，在陆逊面前说些风凉话。

有一次，陆逊发火了，对众将说：“刘备天下知名，曹操都有所忌惮，现在就在我们的对面，他是很强大的（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受国恩，担当重任，应当和睦同力，共歼此敌。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于主上（仆虽书生，受命主上），之所以让诸君屈尊而听命于我，是因为主上觉得大小事件我能把握分寸，又能忍辱负重，大家各自都有承担的任务，希望不要推阻！”

说到这里，陆逊一按佩剑，厉声道：“军令就在那里摆着，请别冒犯（军令有常，不可犯矣）！”

陆逊强压了大家的不满，但这苦了孙桓。听说陆逊不发兵来救，孙桓十分怨怼。

◎火烧七百里连营

刘备把夷陵围起来猛攻，但围了六个月仍然不见进展，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情况并不算反常。

只要城池坚固，城里的粮食足够多，守上一两年的情况也都出现过，陆逊用死守的办法跟刘备拼消耗、拼耐心，这让刘备没了主意。

但刘备不想就这样退兵，不仅心不甘，还有个面子问题，劳师远征，又是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来的，如果灰溜溜地回去了，他这个新登基的皇帝面子往哪儿搁？

刘备调整部署，命令各路蜀军分头占据附近的要地，就地扎营。自秭归沿长江而下，蜀军各部人马先后扎下了50多处营盘，连绵不绝，有数百里，最东端抵达了猇亭。

猇亭目前是湖北省宜昌市所辖的一个区，在其周围分布着葛洲坝、三峡等重要水利枢纽。在三国时代这里还是一个小地方，位于长江岸边，地势险要，悬崖峭壁，江水湍急，暗礁丛生。

听说这个消息，远在洛阳的曹丕评论说：“刘备看来太不懂军事，岂有营寨连绵700里余里而可拒敌的？‘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刘备犯了兵家大忌，孙吴的捷报不日可至！”

曹丕在这里引用了一句现在已失传的古代兵法，其大意是，在杂草丛生、地势平坦、潮湿低洼、艰险阻塞等处安营的军队，一定会被敌人打败擒获。

夷陵城内，陆逊观察敌情后做出判断：反攻的时候到了。

陆逊说出想法后，众将领都感到不理解：“要进攻也应该在当初，现在蜀军已深入近600里，双方相持好几个月了，各处要地都被他们占领固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发起攻击必无法得利。”

对于大家的这个疑惑，陆逊解释道：“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他经历过的事情很多，刚开始集结，他用心专一，此时不能进攻。现在他已经在这里很久了，不能取胜，士气受挫，又没有新的计策，夹击此敌，正是现在（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陆逊命令攻击蜀军其中的一营，但是未能取胜。

众将更不满了，抱怨道：“这是让士卒白白送死啊（空杀兵耳）！”

要是换成别的主帅，现在该崩溃了，但陆逊的内心足够强大，他对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

陆逊胸有成竹地对众将领说：“我已经找到破敌的办法了（吾已晓破之之术）！”

陆逊命令再次发起攻击，这回每个士卒手里拿一束干茅草，用火攻的办法对付蜀军，结果收到了奇效。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是个闰月。此时正是夏末，长江中游一带气候干燥，有时还会刮起大风，这些都利于火攻。

蜀军夹山筑营，地势狭隘，一旦起火，施救困难。各地兵营同时燃起大火。

《孙子兵法》说：“用火辅助进攻，必然会收到奇效；用水来辅助进攻，攻势必能增强（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算起来，这已是十几年来长江沿岸燃起的第二把著名的大火了。就兵法而言，不必非得创新，那些好使的招数，照搬照学就行。

吴军趁势发起全面反击，蜀军被连破40多座营寨，蜀将张南、冯习及助战的胡王沙摩柯等战死，杜路、刘宁等被迫投降。

刘备仓皇逃出兵营，退入马鞍山，赶紧部署兵力自卫（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现在叫马鞍山的地方有20多处，此马鞍山不在安徽省，而在湖北省宜昌市西南。

此时，除陆逊督本部猛攻外，韩当、朱然、诸葛瑾等也同时督率所部进击，蜀军士气瓦解。

在马鞍山，刘备知道敌人一旦完成合围自己就无路可逃了，于是连夜突围。

山路崎岖，骑马很危险，刘备是被驿人抬着闯出的重围，为了逃命，驿人们焚烧了身边像铙、铠甲这样的东西，才阻住了敌人的追击（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

哪来的驿人呢？原来，刘备发兵夷陵，沿路设置许多驿站，从夷陵直到白帝城，一路都有，刘备成功突围，最后依赖的是这些驿站里的人。铙是一种乐器，驿人们烧的可能是它的木柄。

有一部地理志记载，驿人烧铙铠之处名叫石门，在秭归县以西。还有另一部史籍记载，巴东县有石门山，是刘备“烧铙断道”之处。

刘备一路狼狈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一路上看到的全是惨象。蜀军的舟船军械、水军步军的物资损失殆尽，数不尽的士兵尸体漂流在江面上……刘备打了一辈子仗，什么都经历过，但此情此景仍然让他惊骇悲愤。

刘备不由得大呼道：“我居然被陆逊打败和羞辱，难道这是天意吗（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一行人仓皇逃至上夔道，发现前面有一支吴军拦截，带队的将领正是曾被蜀军围困于夷道的25岁年轻吴将孙桓。

刘备当年去过京口，在那儿见过孙桓，那时孙桓还只有十几岁。刘备是孙权的妹夫，孙桓是孙权的侄子，孙桓当初见刘备的时候大概还喊过“表姑父”。

孙桓挡住路不让走，刘备愤愤地说：“我在京口，孙桓还是小儿，没想到他今天也会逼迫我至此啊！”

刘备只得放弃大路，从山里面翻越险隘才通过。

跑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此次东征的起点，刘备不走了，在这里住了下来。

◎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打了几个月的战役以夷陵的争夺为核心，战事的转折点也发生在夷陵附近，所以被称为夷陵之战。

有的史书说蜀军死了几万人，还有的说得更具体，说蜀军被杀的超过8万人（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

夷陵之战蜀军战死的人数肯定没有8万人那么多，刘备带来的人马之前说是4万，加上张飞的1万也不过5万，再加上其他部队，总兵力也仅在“数万”这个层面上，“被杀8万人”的说法有点夸张了。

但无论如何，蜀军的损失极为惨重。

刘备在白帝城陆续收到了各部传来的消息，张南、吴班、冯习等将领均战死，其他战死的重要官员还有多人。

别督傅肜为掩护刘备撤退而负责殿后，所部作战十分勇敢，傅肜身边的士卒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但傅肜依然斗志不减。

吴军劝他投降，傅肜骂道：“吴狗，我大汉将军哪有投降的？”

傅肜最后战死。

从事祭酒程畿乘船溯流而退，吴兵快要追到了。

左右都劝程畿：“敌人马上就来了，快弃大船乘小舟逃命吧（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

程畿虽然是文官，但一样英勇，他答道：“我在军中，从来不习惯在敌人面前逃命！”

程畿结果也战死了。

在长江沿线各部蜀军被击溃的同时，刘备派往江北的这一路人马也遭遇险境。

黄权率领的这支人马在江北负责警戒曹魏方向，由于夷陵兵败突然，黄权毫无准备，想跑都来不及了。

在陆逊指挥各路人马围攻刘备的同时，黄权被吴将陆议率部围困，由于道路隔绝，黄权所部成为孤军。

黄权不想投降孙吴，最后不得已投降了曹魏。

曹丕很高兴，拜为黄权为南部战区副司令（镇南将军），把他召到洛阳，给予很高礼遇，就像对待孟达那样，曹丕也很喜欢黄权，亲自在洛阳召见他。

曹丕对黄权说：“将军舍逆效顺，是效仿陈平、韩信吗？”

黄权回答说：“臣受刘主殊遇，降吴不能，还蜀无路，所以才来归命。败军之将只求免死，何来效仿古人啊？”

这时候从蜀地传来消息，说黄权投降后，其妻子儿女均被诛杀，黄权不信，所以不发丧。曹丕亲自过问此事，专门下诏要黄权发丧。

黄权对曹丕说：“我和刘主以及诸葛亮推诚以待，互相信任（臣与刘、葛推诚相信），他们二人知道我的心志，这件事还有很多疑问，请观察一下再说。”

果然如黄权所料，刘备并没有为难他的家属，确实有人建议把黄权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刘备不同意。

刘备大概想起了黄权当初劝他的话，后悔自己太轻敌了。

刘备对大家说：“是我辜负了黄权，黄权没有辜负我。”

除了江北这一路黄权降魏，刘备安排在江南的一路也未能保全，侍中马良遇害。

马良奉刘备之命纠合武陵郡的五蛮溪等少数民族部落，本意是想助攻孙吴，结果陆逊在夷陵动手的同时，驻防长沙郡的吴将步骘也突然出击，马良所部兵力悬殊，战死。

刘备虽然到了白帝城，但这里蜀军并不多，依然危险重重，大家都劝刘备快走。

但是刘备很执着，不走。

损失巨大，惨不忍睹，悲伤难忍，死就死在这里吧！

幸好，这时有两支蜀军人马迅速靠近白帝城，众人才稍稍安心。

一支是由牙门将向宠率领的队伍，当时蜀军各营几乎全部损失，只有向宠的军营得以保全。向宠，是诸葛亮的同学向朗的侄子。

另一支人马是由益州方向赶来的，巴西郡太守阎芝听说前线吃紧，紧急征兵，加上本郡原有人马，凑齐了5000人，命汉昌县县长马忠率领赶到白帝城护驾。

马忠字德信，是巴西本郡人，少为郡吏，后被举为孝廉，任汉昌县县长。

刘备和马忠谈话，对他大为赞赏，对身边的尚书令刘巴说，马忠是与黄权不相上下的人才。

这时，吴将李异、刘阿等率部跟踪而至，前锋已达白帝城外的南山。

刘备在白帝城给陆逊写了封信，信中说：“听说曹魏大军已经进逼江陵，而我也要重新东进（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认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陆逊接到刘备的来信，知道刘备的用意，回复说：“贵军刚刚大败，元气大伤，现在请求和好是为自己考虑，哪还能再勉强用兵？如果还有其他打算，定会全军覆没，一个都跑不了（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

不过，陆逊倒是认为，与蜀汉的战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战略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这时孙权也亲自赶到了夷陵前线，见到陆逊。

孙权了解到在战事关键时刻有人不听指挥，就问陆逊：“当初怎么没有听你报告过将领不听你指挥的事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

陆逊回答道：“我受主上器重，担任了超过我才能的职务（任过其才）。各位将领要么是朝廷的亲信，要么是有功之臣，都是国家的栋梁。我才能虽然低劣，也知道古时有蔺相如、寇恂等人相互谦让、以国家大事为重的道理。”

孙权十分高兴，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兼任荆州牧，改封为江陵侯。

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纷纷向孙权建议，认为一鼓作气猛攻白帝城，定可将刘备活捉（各竞表言备必可擒）。

孙权就此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认为刘备已败，当务之急是防备曹魏背后突袭，主力应迅速回防，不宜再追击刘备，朱然、骆统等人支持陆逊的意见。

而正在此时，留守在江州的翊军将军赵云星夜驰援，率大部人马赶到了白帝城，刘备不担心了。

孙权见状，命李异、刘阿等从白帝城外撤回，将前锋驻扎于秭归。

为了继续对蜀汉保持主动出击的态势，孙权请出一个人来，让他住在秭归，专门对付刘备。

这个人就是前益州牧刘璋，刘备夺取益州，以振威将军的名义迁刘璋于公安，让关羽对其进行监视。关羽被杀，刘璋就到了孙权手里，孙权于是重新表奏刘璋为益州牧，让他移住于秭归，与在白帝城的刘备对峙。

这一招实际效果有限，但可以充分地恶心人，因为刘璋的存在可以时刻对刘备进行提醒和鞭挞，告诉他你满嘴的仁义其实是假的。

孙权希望刘备赶紧走人，彻底退回成都，但刘备不理。

白帝城是鱼复县的治所，鱼复这个名字有点别扭，有点像“鱼腹”，刘备下诏改鱼复县为永安县，并在白帝城建行宫，准备在此长驻下去。

◎孙权的意外举动

就在双方摆开阵式，要继续打下去的时候，孙权突然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一件事。

孙权派出使者来到白帝城向刘备请和（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这件事确实匪夷所思，作为战胜者，孙权此时正兵强马壮，士气也正旺，而刘备是败军之将，手下能打的武将死的死、降的降，哪有力量实施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怎会主动求和呢？

而且，几个月前还杀得人家尸横遍野，对方的眼里现在没有别的什么，都是仇恨，可能谈和吗？

但孙权就是孙权，他认为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势在必行。

在对外事务方面，孙权常有惊人之举。比如为了对付曹操他主动联合比自己弱小得多的刘备，比如为了抢夺荆州他突然放弃孙刘联盟转而与曹魏结盟，再比如他突然向曹魏称臣，这些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对局势和时机的精准把握，而每一次他都收到了奇效。

孙权认为虽然跟刘备结下了深仇大恨，但对于自己的求和刘备还得接受。这是因为从情感上说，刘备当然不愿意，也不能接受；但理智考虑的话，刘备一定会觉得接受比不接受更为有利。

孙权派往白帝城的使者是太中大夫郑泉，此人不太出名，但是一个颇有性格的人。

郑泉字文渊，北方人，博学有奇志，最大的特点是爱喝酒。

还没有出来做事时，郑泉对人说：“希望有一只装载着500斛美酒的船，船头船尾放着四季的水果（以四时甘脆置两头），畅快饮酒，困乏了就吃美味，酒少了就添满，那该多痛快！”

郑泉开始在孙权手下当郎中，是一名中下级官员，他性直好谏，经常当面给孙权提意见。

孙权曾对他说：“你喜欢当众面谏，有时还失礼，就不担心触犯我吗？”

郑泉毫无畏惧：“我听说有圣贤的君主才有贤明的臣下，现在上下都能以诚相见，仰慕的是您的宏恩，所以我不担心触怒您。”

郑泉的回答让孙权很满意，但也想捉弄他一下。

有一次，孙权命郑泉随侍宴会，故意吓唬他说要把他提交有关部门治罪，郑泉被带出时，频频回头张望（临出屡顾）。

孙权把他叫回来，笑着说：“先生说过不怕触怒我，为何频频回头？”

哪知郑泉回答道：“我承蒙您的恩德和保护，知道自己没有死罪，只是临出门的时候，感受到了您的威灵，所以不由自主回头罢了（感惟威灵，不能不顾耳）。”

郑泉刚才肯定是受到惊吓了，回头张望哪里是因为孙权的威灵，分明是求生的渴望，但人家能迅速平复心情，马上找出最恰当的回答，这样的人才当然适合搞外交。

对于孙权主动派人出使刘备求和一事，史书上还有另外的说法，据说在郑泉出使之前是刘备先给孙权写的信，信中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要求复好（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刘备在信中还对自己称汉中王之事进行了解释。

这个说法似乎也得到了其他史料记载的印证，有一部史书曾记载说刘备当初在汉中称王时曾写信给孙权，请孙权给予承认和支持，但孙权没有回信，刘备现在再次写信谈及此事，目的是想赢得孙权的支持。

但孙权没有把刘备的信拿给大家看，只是口头上说了说，并说现在汉帝已经不存在，刘备称王可以接受。不过，刘备现在早已不是汉中王，而是蜀汉的皇帝，在孙吴面临敌军全面压境的情况下，说他主动写信要求复和可能性似乎不大；刘备来信一事，也有可能是孙权捏造出来的，毕竟与蜀汉复和一下子还让很多人转不过来弯，需要有个台阶。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郑泉顺利出使并在白帝城见到刘备，刘备在白帝城接见了郑泉，见面后不提双方如何复和，而先提旧事。

刘备问郑泉：“吴王当初为何不给我回信，是不是认为我不配称汉中王（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

对此问题想必郑特使已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曹操父子侵凌汉室，最终夺取了大位。殿下既然身为宗室，有维城之责，没有率先在海内兴兵讨伐乱子，反而自己称王，有违天下舆论，所以我们吴王才没有回复。”

话不中听，却击中了刘备的要害，要面子的人容易脸红，刘备居然被郑泉问得满脸愧容（甚惭恧）。

郑泉出使还是很成功的，刘备经过反思，认同了孙权关于吴蜀复和的看法，派太中大夫中宗玮回访。完成了这件重要任务的郑泉，其他事迹史书再无更多记载。

只知道，郑泉临死前曾对好友说：“我死了一定要葬在制陶窑场的旁边，希望百岁之后能化成泥土，最好被做成酒壶，那就让我心满意足了！”

孙权为什么在此时求和呢？原因是他跟曹丕闹翻了。

孙权向曹丕称臣后，曹丕多次让他把儿子送到洛阳当人质，孙权不愿意，一直拖着不办。等打败了刘备，曹丕又派人来催，孙权干脆不理，曹丕大怒，认为自己上当了。

一气之下曹丕决定讨伐孙权，刘晔知道后赶紧来劝，认为现在时机已过，孙吴刚刚获得大胜，上下一心，无法仓促之间将其制服，但曹丕不信。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曹丕派征东大将军曹休出洞口、大将军曹仁出濡须口、上军大将军曹真包围南郡，三路大军齐发，孙权的压力巨大。孙权一面组织力量反击，一面向刘备求和，希望刘备不要乘人之危，从背后再给自己一刀。

别说一刀，就是捅他三刀五刀都不解刘备心中的恶气，但是刘备无奈，因为他现在实在没那个力气了。

这年冬天，备受打击的刘备病倒了。

刘备已经62岁了，在那个时候这个年龄已属“烈士暮年”。一生戎马，几起几伏，晚年遭受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对刘备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刘备是忧思成疾的，看样子短时间内成都更回不去了。

◎益州风雨飘摇

夷陵兵败的消息在益州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留守在成都的丞相诸葛亮震惊之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客观地说，诸葛亮并不认为此次出兵孙吴一定会遭到失败，所以他没有坚决地阻拦。大军行动后，他协助太子留守后方，昼夜不停地组织后援工作，给前方提供保障。

战争的胜负有必然也有意外，此次夷陵交锋的结果恐怕意外的成分更多一些，至少败得如此迅疾，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大批蜀将战死沙场，让诸葛亮痛心不已，他知道这让刚刚立国不久的蜀汉元气大伤。

在殉难的将领中，最让诸葛亮痛心的是马良。他是诸葛亮引为知己的朋友，他们二人经常在一起论事，可以知无不言，情同手足。因为这层原因，诸葛亮看到马良的弟弟马谡时便觉得格外的亲切，而马谡的才干也让诸葛亮感到满意。

不幸的消息还没有结束，就在章武二年（222年）一年里。蜀国又接连损失了三位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司徒许靖，一个是骠骑将军马超，一个是尚书令刘巴。

许靖去世时已70多岁，在那时算是高寿了。马超去世时仅47岁，可谓英年早逝，自关羽开始，张飞、黄忠、马超在短短几年里先后离开了人间，看来蜀汉武运实在不佳。刘备不在成都，他们的后事都是由诸葛亮主持料理的。

刘巴一直随刘备出征，应该死在永安。他的死对诸葛亮打击不小，诸葛亮一直器重看好刘巴，把他作为自己的左右手。刘巴的去世还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由谁来接任尚书令一职。已身为丞相的诸葛亮此时兼管尚书台的事务，如果从诸葛亮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人选最好是他熟悉的，以便于配合，其能力必须十分突出，又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还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行。

在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也许有几个，如果马良不死，当然最合适不过了。而要让诸葛亮去挑选，推测起来他属意的人可能会是张裔、杨洪或者杨仪，但这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人选的确定只能取决于刘备本人。

这段时间，益州天天都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

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上自将军，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充满哀伤。让诸葛亮感到欣慰的是，尽管遭受到一连串打击，刘备仍然不失其英雄的本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稳定着蜀汉的大局。

对刘备坚持长驻永安的做法，诸葛亮深表赞同和敬佩。这是因为，夷陵大败的消息传到益州，除了悲伤，还造成了极大的惶恐和震动，而这时刘备仍然在前线，说明蜀国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未伤及根本，成为安定众人不安情绪的象征。此时如果刘备仓促回到了成都，那谣言定然无法止住，益州南方一带的郡县本来就充满了动荡，叛乱时常发生，到那时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

为了让身在白帝城的刘备安心，诸葛亮派从事中郎射援前往白帝城，汇报益州的情况，之前说过射援是汉末名将皇甫嵩的女婿。

诸葛亮让射援向刘备汇报时别忘报告一下太子的情况，刘备远征，太子刘禅监国，诸葛亮不仅尽心辅助，而且关心太子的教育和成长，亲自为太子挑选阅读书籍，重点是《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六韬》等著作。

为了强化太子对这些经典著作的学习，诸葛亮在百忙之中把它们亲自抄了一遍给太子。仅《韩非子》一书就有十多万字，诸葛亮日理万机，却能完整地抄一遍，可见他对这些著作的重视，也体现出他希望刘禅尽早成才的殷切之情。

诸葛亮让射援向刘备汇报，说太子的智慧和度量成长得很快，超乎了期望（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

刘备听到这些汇报，心情有所好转，但病却一直没好。

过了年，到了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的病情加重了，于是派人去成都，请诸葛亮来永安一趟。

接到刘备的命令，诸葛亮即刻动身，不敢有半点耽误。

但是，有一件事让诸葛亮放心不下，最近一段时间汉嘉郡太守黄元表现得很异常，有情报显示此人可能会发生叛乱。

但白帝城那边更为紧要，诸葛亮只好把此事交代给了益州治中从事杨洪。杨洪在诸葛亮的推荐下，继法正之后担任了蜀郡太守。他出色的行政才干得到诸葛亮的赏识，所以又被调任为益州治中从事，协助诸葛亮处理益州的日常事务。

诸葛亮刚走，黄元那边果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黄元认为诸葛亮一向不看中自己，现在刘备有病，万一刘备不在了，诸葛亮势必掌握大权，到那时会对自己不利（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于是举郡造反。

汉嘉郡是刘备划出蜀郡和蜀郡属国的汉嘉、徙、严道、旄牛等县新设的一个郡，位于成都的南面，距成都很近。黄元纵兵向北攻击，放火焚烧临邛城，此地在成都的西南方，距成都不足百里，情况十分危急。

杨洪立即启奏太子刘禅，之前诸葛亮在成都南北郊建有两座兵营，储备了一定人马，所以平叛有了基础。得到刘禅的同意，杨洪便按照诸葛亮临行前的嘱咐，派将军陈曶、郑绰等出兵讨伐黄元，使成都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大家认为黄元如果无法攻取成都，一定会由越嶲郡到南中去，杨洪认为黄元这个人生性凶暴，在南中并无恩信，他不敢去。黄元现在可能会乘水东下，到永安面见皇上，求得免死，如果不行，也能投奔孙吴求得活命。

杨洪于是请太子敕命陈曶、郑绰率兵驻扎于南安峡口，等黄元到来。果然如杨洪所言，在此将黄元擒获，送至成都，太子下令将其处斩。

◎君臣相知之情

处斩黄元大约是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年）三月，这时候诸葛亮已经赶到了永安。

刚到这里，诸葛亮就得知了一个消息，尚书令一职已经有了人选，这个人有点出乎诸葛亮的意料，是李严。

李严此时的职务是辅汉将军兼犍为郡太守，刘备任命他为尚书令后，已命人通知李严星夜赶来。

诸葛亮来不及细想，赶紧去拜见刘备。见了面之后，诸葛亮大吃一惊，没想到刘备病得如此严重。

刘备确实病得不轻，开始是得了痢疾，其后越来越严重，引发了其他疾病（转杂他病），一世英雄现在竟然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诸葛亮和李严，他不放心，所以一直顽强地坚持着。

刘备见到诸葛亮，开始安排后事。

刘备对诸葛亮说出那段著名的话：“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出十倍，必能安邦定国，可以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值得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那块料，你可以自取（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从字面上看，“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干”，也就是把帝位让给诸葛亮。

诸葛亮闻言涕泣不已，立即向刘备表明心迹：“我一定竭尽全力，忠心辅佐，至死都不会改变（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于是宣布诏令，托孤于诸葛亮，以李严为副。

太子远在成都，刘备给太子颁布了一份遗诏。

在这份遗诏里，刘备首先说了自己的病情，说明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让他们兄弟不要悲伤。接着说射援来后，报告了刘禅的情况，他十分高兴。

刘备还说，你父亲德行浅薄，不要效仿他（汝父德薄，勿效之），平时要多读一些书，诏令中除了提到诸葛亮为刘禅手抄过的四部书外，还增加了《汉书》《礼记》和《商君书》三部书，刘备要求刘禅多读。

在这份不太长的遗诏里，刘备留下了一句名言：“不要以为是小恶就去做，不要以为是小善就不去做，只有具备了贤能和德才，才能够服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办完这些事，刘备稍觉安心，本来他已气若游丝，现在精神却有所好转，还与诸葛亮谈了一些其他事，其中谈到了马谡。马谡的哥哥侍中马良刚刚殉国，刘备知道诸葛亮与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好，但对马谡不放心。

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说得多，实际才能达不到（言过其实），不能委以重用，你要明察！”

众所周知，马谡后来果然被刘备言中，大家都认为刘备看人很准。

这个谈话说明，刘备临终前跟诸葛亮就今后的国事和人事安排有过很多交流，谈到了马谡，自然也会谈到其他人。

回光返照之后的刘备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弥留之际他对鲁王刘永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把丞相当作父亲一样看待，你们和丞相只是共事而已（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此时都在永安宫，刘备只叫来刘永而没有叫刘理，可能是刘理年纪太小。刘备此时63岁，刘禅17岁，刘永、刘理大约都是刘备到益州后才出生的，所以年龄比刘禅小得多。

老来得子，舐犊之情更重。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刘备心里一定十分难过，江山社稷、复兴汉室的大业固然重要，但亲情恐怕更是他割舍不下的东西。

刘备还给太子刘禅颁布了另外一份诏令，让他今后要好好地和丞相诸葛亮一块共事，要待诸葛亮像父亲一样（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在留给儿子们的遗言中，一再强调他们以后跟诸葛亮的关系是共事、从事，这在帝王的遗嘱中是少见的。刘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他对儿子们的了解，知道靠他们的才能不足以延续蜀汉的基业，同时刘备更了解诸葛亮，深知他的才能和人品，说这样的话正是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这是一个父亲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

安排完这些事，刘备终于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是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备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把后事留给了太子，也留给了诸葛亮。

在古代历史上，帝王临终托孤的事发生过数十次，但没有任何一次托孤事件比发生在白帝城永安宫里的这一次更有名，也更有争议。

说它更有名，是因为它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说它存在争议，缘于刘备临终前说的四个字：“君可自取。”

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会有不同的解读，自那时开始，这就成为有争议的话题。

有的史学家认为，刘备此言出于至公之心，说明他内心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心神无贰），是真心想以国相付，而诸葛亮的回答也表明了诸葛亮内心的忠贞，这次托孤事件反映出君臣二人内心的纯正无私，是一件值得称赞的盛举（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也有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的遗命实在太糊涂（备之命亮，乱孰甚焉），因为如果所托的人是忠臣贤良，就不用给他说这些话；如果所托的人有篡逆之心，就不应该托付给他。刘备这些话，属于欺诈之词（诡伪之辞）。幸好刘禅昏弱，而诸葛亮没有二心，不然的话一定会引起内部的猜疑和混乱。

但也有史学家认为此言并无不妥，因为他说的时候没有疑心，诸葛亮听的时候也没有愧色，他们君臣二人的相知和情分值得称赞。

还有的史学家说刘备对诸葛亮十分了解，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了解当时的形势，也了解诸葛亮，他说这些话不仅没有猜疑之心，而且体现了他的胸怀坦荡。自先秦到宋代，还没有哪些君臣能像刘备、诸葛亮那样肝胆相照的（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

上面是史学家们的观点，如果也是帝王，会如何理解刘备的话呢？清代康熙皇帝的看法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康熙皇帝在披阅史籍时说，刘备这番话是猜疑之语，既然已托孤于诸葛亮，就不应该再说自取的话，其目的无非是让诸葛亮公开表态效忠之心。康熙皇帝甚至就此引发感叹，认为整个三国时代的风尚就是谲诈，这是十分让人不齿的事（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康熙皇帝的观点看似有点儿偏激，影响却很深远。在一部分人看来，刘备表面仁义，其实一生不离权术，否则也不会被称为枭雄了。刘备临死前也不忘记权术，对诸葛亮说的那番话，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警告。结合刘备临终前突然任命李严为尚书令，持这一观点的人更有理由相信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是有限度的。

进入益州以来，刘备在人事安排上无外乎用了三类人：早期追随自己的旧部，由荆襄随同入益州的人士，益州的本土派。第一类人属于元老，人数已不多，他们地位尊崇，但除了关羽、张飞等人外多无实权。益州本土派人才济济，但至今仍鲜有进入核心决策层面的。而最得实权和重用的，是荆襄派。

这种派系分野无论有无明指，但在蜀汉政治格局中已事实形成并存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划分，诸葛亮就是荆襄派的领袖。刘备突然重用本土派李严，从政治权力结构上看，是平衡荆襄派的手段。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不得而知。刘备已驾鹤西去，也带走了他内心里最隐秘的那些东西。

不过，也许没有那么复杂。

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十多年，对诸葛亮是充分了解和信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刘备不信任诸葛亮，就不会任命他为丞相，甚至可以不考虑设置丞相。而临终之时，即使他心里有种种放心不下的地方，以刘备的睿智，也不会说一些实际上没用又容易引起猜测不安的话来。

但刘备确实说了“君可自取”这样的话，如何解释呢？

除了上面的那些观点，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家对这四个字其实误读了。这几个字的本意不是“你可以自己干”，而应该是“你可以另外找人干”，也就是说刘备的原意是，刘禅是那块料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你可以另外安排别人做这个皇帝。

另外安排谁？自然是刘永和刘理。作为刘禅的弟弟，他们也都有资格做蜀汉的皇帝。

如果是这个意思，刘备需要专门对诸葛亮交代一下吗？当然需要了，这等于是一个授权，有了这个授权，诸葛亮日后行废立之事就是合法的，如果没有这个授权，诸葛亮敢废刘禅等于谋逆。

看来，刘备不是对诸葛亮不放心，而是对刘禅不放心。大概刘备深知这个儿子生性暗弱，才能有限，与曹丕差得实在太远，本想亲自教导培养，却再也无法实现，只好交代给诸葛亮，要他今后视情况来定了。

在临终之前，刘备所思所想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打拼一辈子才辛辛苦苦得来的蜀汉基业。

这样理解，就简单多了。

第三章　修复联盟

◎后主的身世

刘备驾崩后，诸葛亮顾不上悲伤，立即上言太子刘禅，除了向刘禅报告刘备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外，还汇报了刘备临终前亲自做出的丧事安排。

诸葛亮报告刘禅，先帝生前专门交代，凡事要以国事为重，因为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大局，所以丧事一律从简。大行皇帝叮嘱丧期不能超过三天（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三天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各郡国的太守、国相、都尉以及县令长，也照此执行。

这些确实是刘备生前交代的，之所以强调三日服丧，是因为古制有服丧三年的说法，后来虽然服不了三年的丧，但对丧事也会看得极重，程序烦琐，时间拖得很长，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曹操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葬礼结束便脱去丧服（葬毕除服），丧期缩得更短。

李严此时已到了永安，诸葛亮跟他商量后，由李严出任中都护，留镇永安，诸葛亮即刻返回成都。

东汉光武帝设护军，是军事统领，其中中护军掌禁军，也掌武官的选拔，其他各护军对军队实施监督。中都护可以理解为总护军，相当于孙吴的大都督，总领内外诸军事。

但是，此中都护与大将军、车骑将军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直接带兵，因而还不能称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非要类比一下的话，说他像总政治部主任或许更合适。

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可能是刘备生前就做出的，也可能是两位托孤大臣商量后决定的，根据这项安排，诸葛亮今后将侧重于内政和外交，李严侧重于军事。

在当前孙吴仍大军压境、曹魏又蠢蠢欲动的情况下，确保益州东部门户的安全非常重要，因而永安的驻军不能撤，由李严以托孤大臣、中都护的身份坐镇于此，是十分必要的。

安排完这些事，诸葛亮即火速先行返回。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五月，诸葛亮回到成都。

当时的成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尤其是刚刚发生的黄元叛乱事件，一度攻击到了离成都仅百余里的地方，人心扰攘，谣言纷纷。太子登基之事已刻不容缓，诸葛亮拜见太子后，以托孤大臣的身份立刻安排登基典礼。

就在这个月，太子刘禅在成都继皇帝位，后人习惯地将刘备称为先主，而将刘禅称为后主。

后主刘禅下诏，尊吴皇后为皇太后。大赦，改年号为建兴，刘备的灵柩这时也运到了成都，三个月后安葬于惠陵。

吴太后并非刘禅的生母，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早已在荆州去世，并安葬于南郡。就在去年，刘备下诏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迁葬成都，她的灵柩还未运到刘备就驾崩了（未至而先主殂陨）。

诸葛亮上言，建议追谥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按照《诗经》里“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说法，将昭烈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同时昭告天下（布露天下）。

后主刘禅诏准。

现在一般认为，惠陵的位置在今成都市武侯祠内西南侧，此处除安葬着刘备和甘皇后外，吴皇后死后也葬在了这里，是刘备夫妻三人的合葬墓。

但是，也有史学家认为刘备死在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也要30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尸体肯定会腐坏。他认为刘备就地安葬于奉节的可能性较大。有人还推测成都惠陵只是弓剑墓，而不是刘备的真墓。

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诸葛亮和李严肯定会考虑到天气对运送刘备回成都的不利因素，如果因地制宜，把刘备就地安葬，之后在成都另立衣冠冢或者弓剑冢作为纪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来看看蜀汉的新皇帝。

刘禅字公嗣，本年17岁，今后诸葛亮将辅佐他一直到死。

在中国古代300多位皇帝里，刘禅在民间的知名度可以排进前十位，他是家喻户晓的那个阿斗，是扶不上墙的庸人；他是那个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被后人耻笑。

但是，他一共在位42年，在位时间不仅远远超过其父，而且至少是魏文帝曹丕的六倍，是魏明帝曹叡的三倍，就连长寿冠军、老江湖孙权也比他少了十来年。所以有人说他大智若愚，有人说他忍辱负重，有人说他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关于他的身世，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有一部史书说，刘备曾被曹操追逼，仓皇间再次把妻儿弄丢，其中就包括刘禅（遑遽弃家属）。刘备去了荆州，刘禅却辗转被人贩子贩到了汉中（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关中动乱，一个叫刘括的扶风郡人避乱到了汉中，见有人卖小孩，就把刘禅买来。这时候刘禅才几岁，刘括问了问他的出身，知道他是良家子弟，就收他为养子，后来还给他娶了媳妇，生有一子。

刘禅与刘备失散时年龄太小，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字玄德（识其父字玄德）。刘备后来到了益州，手下有一个姓简的将军被派往汉中公干，住在郡公馆（舍都邸）。刘禅知道后，跑去见这位简将军。简将军了解刘备失子这段事，详细问了刘禅的情况，刘禅所说各种事情都与刘备失散的儿子相符（简相检讯，事皆符验）。

当时汉中还在张鲁手中，简将军大喜，告诉了张鲁，张鲁就给刘禅洗沐更衣，护送到了益州，刘备的爱子这才失而复得，后被立为太子。

这则故事虽然被广泛引用，但其中也有漏洞。

刘备血战长坂之时，刘禅在赵云的保护下得以生还；孙夫人返回江东时，曾试图将刘禅带走，挟为人质，又是赵云、张飞截江相拦，把刘禅抢回，可以说刘禅的身世并无悬念。

当然，也许还有什么隐秘，只是已无法猜知。

刘禅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即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刘禅继位后不久，诸葛亮主持铸造了两座鼎，分别给了刘理和刘永。

这两只鼎都高三尺，上面各有诸葛亮亲自书写的六个隶书大字。

给鲁王刘理的鼎上，诸葛亮写的是：“富贵昌，宜侯王。”

给梁王刘永的鼎上，诸葛亮写的是：“大吉祥，宜公王。”

从字面上看，给两个人的内容有所不同，一个“宜侯王”，一个“宜公王”，看来不是一般的祈福吉祥之语，而像是某种约定和安排，但其背景和含义也无法推知了。

不过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新帝登基前后，作为朝廷丞相和托孤大臣的诸葛亮，虽然相当忙碌，但考虑问题十分细致，许多事都亲力亲为，这也正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

◎危机与隐忍

后主登基后，封诸葛亮为武乡侯。

在此之前诸葛亮并无爵位，武乡侯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乡侯，也就是亭侯与县侯之间的一档，历代学者多从此说，但也有人不同意。

有人认为，南郑县有个武乡谷，在其县东北31里，这就是诸葛亮受封之地。按照这个说法，武乡侯就是个乡侯。但以诸葛亮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封乡侯似乎有点低了。

所以有人不同意武乡侯是乡侯的观点，认为三国时期封爵食邑多在本郡，南郑县属汉中郡，现在归魏延管，不大可能把诸葛亮封到那里。

经过考证，诸葛亮故乡琅琊国有一个武乡县，后来被撤掉了，但是汉献帝建安年间有个叫严干的人被封为武乡侯，说明此时武乡县又恢复了（武乡侯虽省改于中兴，而实复置于汉末矣）。

推测起来后一种观点可能性更大，武乡侯是诸葛亮生前的最高爵位，所以他被后世称为武侯。如果说刚刚担任丞相时只被封为乡侯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而到临终前这个爵位仍然未变，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到那个时候，诸葛亮手下有很多人都被封为乡侯了，比诸葛亮地位低的人里县侯也有好几个。

所以，诸葛亮的武乡侯应该是侯爵的最高一等，县侯。

不久，后主刘禅又下诏，命诸葛亮兼任益州牧，这是诸葛亮继丞相、司隶校尉以外的第三个重要职务。

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被封为都乡侯，和诸葛亮一样都假节，仍然担任中都护，驻扎在永安，同时兼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

赵云升任为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兼任中护军，掌管中央禁军，此前禁军一直由吴太后的哥哥吴壹掌握，同时封赵云为永昌亭侯。

向宠担任中部督，协助赵云典宿卫兵，被封为都亭侯。

北部战区副司令（镇北将军）魏延职务未变，只是封爵位为都亭侯。

封固陵郡太守刘琰为都乡侯，升任九卿之一的卫尉，班位仅次于李严。这个刘琰，在后世名气并不大，但在当时绝对值得一说。他是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就开始追随的老人，有他这样资历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和刘备同姓，经刘备亲自考证还是同宗，所以格外亲待，他最擅长的本领是谈论。

在平息黄元叛乱中杨洪立下大功，被赐爵为关内侯，任命为忠节将军，关内侯的爵位比列侯低一级。同时，鉴于杨洪的才干，为加强蜀郡的管理，重新让他兼任蜀郡太守。

在蜀汉此轮人事调整中，职务有变动的还有：向朗升任步兵校尉，尹默、杜琼被拜为谏议大夫，杜琼后来还担任大鸿胪卿、太常卿，来敏担任虎贲中郎将。

诸葛亮的想法可能是先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先帝驾崩之后，蜀汉内外的环境一点都不容乐观，当务之急还是处理好这些麻烦事，人事安排尽量往后放一放。

从内部来说，当时最大的麻烦来自益州南部几个郡的叛乱。

益州南部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其中的牂牁郡、益州郡、越嶲郡和永昌郡又称南中，这四个郡范围很大，大体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省西南的一部分，这里远离成都，遍布高山大河，杂居着各少数民族部落，统治相对薄弱。

刘备在时，曾派邓方前往南中，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力图巩固那里的统治基础。邓方很有本事，他以少御多，震摄有方，确保了南中一带没有发生大的祸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邓方去世。刘备问时任益州别驾李恢谁可以接任邓方，李恢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刘备嘉许，派他接任邓方。当时，夷陵之战已经开打，刘备无力增兵南中，全靠李恢维持。李恢也很有本事，虽然兵力单薄，境内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但都被他平定了。

刘备兵败驾崩的消息传来，南中沸腾，平时就有二心的人纷纷跃跃欲试。先是越嶲郡叟人头领高定元起兵反叛，杀了蜀汉任命的郡将焦璜，举郡称王。

紧接着，益州郡有人闹事，杀了太守正昂，公然反叛。

诸葛亮接到报告后十分忧虑，现在大规模用兵南中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南中问题由来已久，而且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不做好准备仓促用兵，要么失利，要么虽有小胜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司金中郎将张裔对益州本地事务很熟悉，遇到棘手的事情诸葛亮常征询他的意见。对益州郡的叛乱张裔也认为应该安抚，诸葛亮便上报后主同意，任命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去南中稳定局势。

正昂被杀后，益州郡的大姓（耆帅）雍闿在当地很有势力和威望，益州郡的事务都由他在周旋。张裔到达后，不知道雍闿其实已暗中投靠了孙吴，还找他协助自己。

雍闿把张裔抓了起来，送到孙吴，公开叛蜀。

对于送上门来的这桩好事孙权自然高兴地接着，他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太守，在南中一带扩充亲吴的势力。

孙权还嫌不够，干脆自己也设了个益州刺史，治所就定在南中一带的交州、益州交界处，这时候刘璋已经死了，孙权就任命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

雍闿为报答孙权，果然十分卖力，在南中一带拉拢地方势力，益州郡的另外一个大姓孟获就受到了他的挑唆。

同时，雍闿还编造谣言，攻击蜀汉朝廷。

雍闿一伙编造谣言说，朝廷向南中征要贡品，其中有乌黑的狗300只，连胸前的毛都得是黑的；螨蛇的脑汁3斗；长3丈以上的斫木3000根。

纯黑色的狗还能办好，螨蛇的脑袋一向很小，3斗脑汁得多少条蛇？斫木很少有能长到2丈高的，3丈的木头极罕见，要3000根哪里弄去？

这些谣言水平并不高，但很有煽动性，南中到处人心惶惶。就在这焦头烂额之际，又发生了越雋郡太守朱褒举郡响应雍闿的事件。

益州从事常房按规定到下面检查工作（行部），常房早就听说朱褒将有异志，就把朱褒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抓起来审问，后来把他杀了。朱褒大怒，攻杀常房，诬其谋反。

诸葛亮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常房做事也太鲁莽，不看现在是什么气氛，激起了朱褒的反叛。为了安抚朱褒，诸葛亮不惜下令诛杀常房之子，并把他的四个弟弟流放到越雋郡。

后世有史学家对诸葛亮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常房是冤枉的，诸葛亮应有所觉察，哪里有妄杀无辜来安抚奸人的道理（安有妄杀不辜以悦奸慝）？

发发议论是容易的，但鉴于当时的局势，诸葛亮需要的是隐忍。

诸葛亮知道李严长期担任犍为郡太守，了解南中的情况，在当地也有一定威望，就请他给雍闿写信，希望雍闿回头是岸。

李严前后给雍闿写了六封信，晓之以利害，雍闿只回复了一封信。

雍闿在信中说：“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现在可好，称帝的就有三家（正朔有三），所以我们这些远在偏僻之地的人心里充满了惶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话里充满了挑衅和傲慢。

眼看整个南中都将丧失，幸好还有人顽强抵抗和坚守。

雍闿等人进攻永昌郡时，太守吕凯和郡丞王伉坚决抵抗，雍闿无法得手。

吕凯字季平，永昌郡本地人。永昌郡住着一批姓吕的人，他们是吕不韦的后代。当年秦始皇杀吕不韦，徙其子弟宗族到蜀汉，后汉武帝在西南夷置郡县，又把这些吕氏后人迁居于此，当地甚至还有一个不韦县。

吕凯和王伉发动本地士民坚决抵抗雍闿一伙的进攻，把他们拒于境外。雍闿多次写信给吕凯劝降，被吕凯严词拒绝。

吕凯在本郡颇有威恩，大家同心协力，雍闿这个孙权任命的永昌郡太守竟然无法踏入永昌郡一步。

吕凯独保永昌，让诸葛亮松了口气，只要吕凯能坚持一年半载，就能为他赢得宝贵的时间，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发起南中之战。

现在，还得经历一番痛苦的忍耐。

◎发起劝降攻势

刘备的死是大事，曹魏和孙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

孙权那边，手下们听说刘备死了，纷纷劝孙权称帝，但孙权没有答应（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

孙权不愿意称帝，对外说的理由是汉室湮没，不能前去相救，又怎能忍心与之相争呢（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

孙吴的群臣没有放弃，弄出许多所谓的天命符瑞，再次劝孙权，孙权仍然没有答应，不过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孙权对众人说：“过去因为刘备称雄于西边，所以我命陆逊率兵防备他。而北边的曹魏有可能帮助我，我担心其挟天子以令天下，如果不接受封拜，就会促使他们对我下手，到时候西边、北边的敌人一齐来，两处受敌，所以我努力克制，接受封王。我俯首称臣的本意，诸君可能还不理解，所以今天向你们来解释解释（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

孙权这番话的意思是，登基称帝那是好事，但火候没到。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会把名义和形式看得太重，做一件事更要着眼于利弊得失，不划算的事即使再风光也不要去做，在这方面曹操给大家做出过表率，其次就是孙权了。

孙权表面称臣于曹魏，但他太明白不过了，跟曹魏翻脸动手是迟早的事，因为曹丕提出的有些条件他能答应，有些条件他答应不了，一旦谈不拢，只有动手。

所以，对蜀汉那边也得保持灵活，孙权派人去成都，名义上是吊丧，其实是观察那边的情况。

孙权派来的特使名叫冯熙，职务是立信都尉。三国时代涌现出一批出色的外交家，冯熙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位。

刘备称帝孙权一直没有公开承认，此次派人来吊孝，又赶上新皇帝登基，说明他对蜀汉朝廷至少默认了。孙权此举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他想重新修复吴蜀两国的关系。

可惜的是，冯熙赶到成都时正值蜀汉国丧，又有后主登基的大典，到处忙忙碌碌，丞相诸葛亮根本无暇与他深入交谈。冯熙完成了一次礼节性的出访后，就回到了孙吴。孙权大概很看重冯熙的外交才能，于是改任他为中大夫，紧接着派他出使曹魏。

冯熙出使蜀汉的事曹丕也已侦知。曹丕很不痛快，见了冯熙的面劈头就问：“吴王如果打算重修旧好，应当在江关布下重兵，进军巴蜀，听说他反倒遣使与蜀汉通好，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冯熙倒也不否认，回答说：“我听说出使蜀汉那边也只是通个音信，而且是为了观察那边的虚实，并非与之有什么密谋。”

曹丕带有挑衅地问：“听说吴国连年旱灾，人力物力损失严重（比年灾旱，人物彫损），以冯大夫的精明，能看出吴国国力如何？”

潜台词是，你们要跟蜀汉有什么小动作，先看看你有多少家当，小心我收拾你。

冯熙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吴王聪明而有气度，善于用人，赋政施役都咨询臣下的意见，亲贤爱士，臣下皆感恩怀德，一片忠心。吴国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即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说到国力，据臣下观察，应该与曹魏不差上下（以臣观之，轻重之分，未可量也）。”

曹丕听了相当不悦。

曹丕听说冯熙是颍川郡人，跟陈群是老乡，就派陈群私下联络冯熙，许以高官厚利，但冯熙不为所动。

曹丕只得让冯熙回去，走到摩陂，又传来命令让他返回洛阳。冯熙担心有变，害怕回去后受辱，于是引刀自杀，但被驾车的人发现，没死成。

冯熙后被曹魏一直扣留到死，孙权听说后流泪不已，称他为“当世苏武”。

刘备的死，在曹魏那边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刘备的死讯传到洛阳，群臣都来向曹丕致贺。

曹丕专门观察了一下，有个人没有来，这个人就是黄权。

曹丕常有恶搞的习惯，他知道黄权的心意，但有意吓唬吓唬他。曹丕派人召黄权进见，黄权还没有到，曹丕一次次派人去催，给人感觉很着急，黄权的侍从下人闻讯无不震吓，认为曹丕发怒了，一定会出大事，但黄权镇定自若。

当然，曹丕只是恶搞，他很欣赏黄权的才能和为人。

曹丕听说孙权设了一个益州刺史，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利用黄权的影响力，让他当益州刺史，治所设在南郡境内，黄权虽然去上任了，但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后来魏明帝继位，曾问黄权：“现在天下三分，应该以哪个为正统？”

这么刁钻的问题黄权也不愿说违心话，他回答：“应该以天文为正统。”

在曹丕看来，刘备的死是一个契机，比蜀汉更厉害的孙吴都已俯首称臣了，蜀汉那边不仅没有了刘备，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也都不在人世，劝说他们效仿孙吴称臣，也不是没可能。

于是曹丕发起了一轮舆论攻势。

之前曹魏的司空王朗就写信给许靖，让他劝诸葛亮等人去掉不该有的帝号，接受大魏的封赏（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

后主登基后，诸葛亮也密集地收到了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一批人的书信，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劝说蜀汉向曹魏称臣（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籓）。

曹丕让这几个人给诸葛亮写信是有讲究的：华歆、王朗不仅是曹魏的重臣，而且是天下名士，很有影响力；陈群是曹魏的实权派，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刘备的下属，也算是与蜀汉有旧谊；许芝是太史令，既然拿天命说事，自然少不了他；诸葛璋的职务不高，也让他出面给诸葛亮写信，推测起来，他很可能是诸葛亮的本家。

这些信摆在诸葛亮的案头，让他陷入了沉思。

他可以置之不理，但又觉得这正是一次向外界特别是曹魏表明立场的机会，这个立场既是他自己的，也代表了蜀汉。

诸葛亮没有给他们一一回信，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这篇文章，题目叫作《正议》。

根据文风看应该是诸葛亮亲自执的笔，其中写道：

“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不用仁德对待百姓，即使他的力量很强大，有帝王的威势，最终还是身败名裂，成为千古遗恨。如今魏国不汲取项羽灭亡的教训反而效仿，即使曹操不死，他的后代子孙也必然灭亡。那些写信劝降于我的人，他们也都有一大把年纪了（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却顺从贼子之意，就像当年陈崇、张竦称赞王莽篡汉一样，讨好盗贼，却还是被盗贼逼迫而死。

“光武帝创业时只带领几千人就在昆阳郊外一举击溃敌军40万，足见用正道讨伐淫邪，胜败不在人数（据道讨淫，不在众寡）。曹操一向诡诈，纠集十万人来战先帝，妄图救张郃于阳平，却只落得狼狈逃窜，不但辱没了精锐之师，还丢掉了汉中，此时他才知道，国家是不能随便窃取的，没等他退军回到家，就已染病身亡。

“曹丕骄奢淫逸，篡夺帝位。即便你们几个像张仪、苏秦那么能诡辩，说得天花乱坠、滔滔不绝，也不可能诋毁尧、舜，白白浪费笔墨而已。正人君子绝不会这么做。《军诫》中说：‘如果一万名士卒，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日轩辕黄帝只率领几万士卒，就能击败四位帝王，平定天下。何况我们有几十万兵马，是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的人，谁能够与我们匹敌呢！”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先把曹操比作项羽，把华歆、王朗诸人比作帮助王莽篡汉的陈崇、张竦，都直接切中了要害，因为曹魏篡汉本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自己的事还没有整明白，就来劝别人，这是对劝降者的有力反击。

接着，诸葛亮举光武帝刘秀的事例说明，讨伐邪恶，维护正义，不在兵力多寡，蜀汉虽然不够强大，但比起昔日的光武帝还是绰绰有余，当年的汉中之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诸葛亮写这篇文章，既是对曹魏那些劝降者的一个公开回复，也是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面对朝野上下的动荡不安，诸葛亮希望用这篇文章鼓舞大家的士气，向外郑重表明蜀汉绝不可能投降，先主所制定和追求的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不会放弃，只要上下团结一心，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篇文章写得义正词严，不仅有力度，而且不空洞，文字不多，却深沉有力，是一篇足以与《隆中对》《出师表》相媲美的出色的政论文。

◎实在赖不下去了

招降蜀汉没有成功，曹丕有些气馁。

但是，更让曹丕不高兴的还是孙权。

夷陵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孙权曾以吴王的身份向魏明帝曹丕上了一道表，报告了夷陵之战的经过，包括斩获敌军首级、所得土地的有关情况，呈上缴获的印绶，同时报告了此战中将士立功情况，有希望给予奖赏加爵的意思（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

孙权当然有理由要求奖赏，因为刘备称帝后对曹魏而言就是叛逆，替你讨伐敌人，取得胜利，理应得到表彰奖励。

曹丕下诏褒奖，派特使前往慰问，并赠送给孙权鼲子裘、明光铠、騑马等物；曹丕写过一部《典论》，自己很得意，他在白色帛绢上又亲笔抄了一份，也送与孙权。

曹丕在诏书中要求孙权再接再厉，不让刘备有喘息之机，一举将敌人全歼（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

孙权已将前锋后撤，自然不会听曹丕的安排。

诏书没有涉及如何论功行赏的事，孙权其实也没有真的拿这个当回事，他最担心曹丕再提质子的事。这件事可以拖到初一，但没法拖到十五，此事没有结果曹丕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尤其是如今打了大胜仗，曹丕防范的心理就会更强了。

诏书虽然没有说这件事，但曹丕派特使来一趟，肯定会旧话重提，孙权的主意早已定了，他不会答应，要么再拖，要么干脆拒绝。

孙权如此三番五次地抵赖，曹丕感到了愤怒。

曹魏的大臣们更不干了，有人对封孙权为吴王一事本来就有意见，现在更认为孙权的行为是对曹魏朝廷的一种羞辱，华歆、王朗、钟繇三公联名上奏，历数孙权的罪状，要求讨伐：

“吴王孙权不过一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之际，因父兄余绪少时即受朝廷恩惠，长大了反而有反逆之性，背弃天地，罪恶越来越大。当初关羽觇伺，于禁败于水灾，为了讨伐关羽，所以才委事孙权。先帝委裘下席，但孙权并不尽心，又趁着我朝大丧，意欲不轨。

“后来，孙权没有报告并取得批准就擅攻襄阳（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失利后改变了态度，以邪辟之态行蒙蔽之实，巧言如流。我圣朝宽宏大量，不忍追究，反而优待他，让他在南面称王，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让他光宠显赫，古今无二。然而孙权看起来像个喜羊羊，实际上却是个灰太狼（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根本不思对朝廷如何效力，以报无量不世之恩。

“臣等对照孙权的言行，按照《周礼》九伐之法进行考对，结论是孙权这个人既凶又恶，叛逆朝廷，各种不法行为累积起来的大罪多达15项（平权凶恶，逆节萌生，见罪十五）。昔日九黎乱德，黄帝加以诛伐；项羽犯下10条罪状，高祖皇帝对其讨伐不止。孙权所犯罪状，一项一项清楚明白，已经不是靠仁恩所能打动的，也不是宇宙所能包容的。臣等奏请免除孙权的一切官职，削去爵位、收回封地，之后逮捕治罪。孙权胆敢不从，就移兵进讨，以正国典！”

这份奏疏写得很有气势和力度，虽然没有细说孙权犯了哪15条罪状，但项羽当年也不过只有10条，孙权的罪恶看来更大。这份奏疏由三公共同署名，执笔的人是华歆，当初他是从江东到朝廷去的，当时孙权如果执意不放行，华歆也就没有现在了。华歆临走前当面向孙权做过保证，自己到北方后还将继续为孙氏效力（使仆得为将军效心），但这么多年来没有过一次实际行动，从这份慷慨激昂的奏疏来看，华歆早把当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曹丕对孙权彻底失去了耐心，他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为特使，给孙权最后一次机会，要求孙权盟誓，并送质子，孙权这次干脆拒绝（辞让不受）。

曹丕大怒，决定讨伐。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九月，也就是夷陵之战刚结束一个月，曹丕调集三路大军向孙吴发起了进攻。

第一路在东线战场，主攻目标是洞口，该地位于今安徽省和县境内，也在长江的边上，在濡须口沿江而下200里左右的地方。这里距建业更近，是孙吴新建的一处水军基地，进攻这里对孙吴后方的威胁更大。这一路魏军由曹休指挥，他已由镇南将军升任征东大将军，所部包括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等。

第二路也在东线战场，主攻目标是濡须口，由曹仁指挥。孙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职已被解除，曹丕任命曹仁升任此职。曹仁率领的这一路与曹休等人互相配合，趁孙权主力多在荆州一线之机攻击孙权的大后方。

第三路在中线战场，主攻目标是荆州的南郡，由曹真率领。不久前曹真的军职也被提升，由镇西将军升至上军大将军。这一路包括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等。曹休的征东大将军、曹真的上军大将军、夏侯尚的征南大将军都是之前没有的，它们虽然低于大将军，但高于四征将军、四方将军。

曹丕御驾亲征，于十一月到达南阳郡郡治宛县。曹丕看来动了真格的，举全国之精锐要与孙吴来一场总决战。

看来曹丕的架势，孙权有点紧张，赶紧做出相应部署以应对曹军的攻击。孙权和陆逊居中指挥，针对曹丕的三路大军，也分出三路人马相拒：

第一路，命建威将军吕范指挥五个军（督五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水军，在洞口一带迎击曹休；

第二路，负责濡须口防卫的周泰已去世，任命裨将军朱桓为濡须口前线总指挥（濡须督），率濡须口诸军迎击曹仁；

第三路，诸葛瑾此时已升任左将军，潘璋已升任平北将军，孙权命他们以及将军杨粲等部去救南郡。

尽管做出了部署，孙权仍极不情愿打这一仗，夷陵之战刚结束，各部人马尚未完全归位，将疲兵劳，能不打就不打，现在能不打尽量晚点儿打。

经过一番思考，孙权决定向曹丕再说一次软话，希望化解这一战。孙权以极为谦卑的口气向曹丕上书，要求给个机会悔改（卑辞上书，求自改厉）。

孙权在上书中说，如果曹丕不肯原谅他的过错，他愿意奉还土地人民，然后前往交州居住，以保终年（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鉴于孙权谦卑的态度，曹丕也愿意化干戈为玉帛，只是这次他学聪明了，没有轻易相信孙权的话。

曹丕给孙权回了封长信，信中写道：

“你生于天下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能克制这些而降身奉国，这才享受了现在的地位。自从你被册封为吴王以来，能效忠朝廷，向朝廷贡献的使者充盈道路，又建立了讨伐刘备之功，朝廷对你也多有仰仗（讨备之功，国朝仰成）。

“然而，把东西埋在地里又再挖出来，古人也以此为耻，所以《国语》说‘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我与你，在名分上早已确定（朕之与君，大义已定），我怎乐意劳师远临江汉？自古以来朝廷的决议并非君王一个人所能专断，三公上疏指责我的过失。我虽不够英明，但在众人异口同声批评你的时候仍然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所以前不久先派使者去犒劳，又派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质子之事，可你又找出理由不送质子，大家对你就更不满了。

“还有，浩周劝你送质子，这其实是朝臣们共同出的主意，目的是以此来检验你的忠诚（以此卜君），结果你果然借口推辞，先是引用隗嚣送质子最后仍然造了反，后来又引用窦融没送质子却忠诚守信，以此来表白自己，说明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回来后不断替你说好话，语言不足以表达还加上手势（口陈指麾），这反而让批评你的人更不相信了。

“所以我按照群臣的意见率大军南下，不过看了你的上书，又被你的诚意深深打动（今省上事，款诚深至），你的上书用心慨然、凄怆动容，我决定马上下诏，命令诸军只做深沟高垒，先不进攻。如果你要表明你的忠节以打消大家对你的疑义，你赶紧把儿子送来。你的儿子孙登早上到，朝廷的大军晚上就回去，这个话我说到做到，其诚如同长江（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曹丕在信中提到了浩周的事和三公上书的事，这些都是实情，孙权无法再辩解什么了。

所有的问题又绕回到那个问题上：送不送儿子当人质。

◎结果出人意料

孙权知道，除了一战已经没有退路了。

孙权做出一个决定：弃用曹魏的年号黄初，自行改建年号为黄武。孙权不是皇帝，作为曹魏所封的吴王应该行曹魏的正朔，他自创年号并无法理依据。

孙权不管，通过改年号表示已与曹魏彻底决裂。

之后，孙权、陆逊指挥三路大军迎击曹魏的军队。

这三路大军中，最东边的洞口战况最为激烈。曹休督率的张辽等各路大军，加上州郡兵，参加洞口之战的魏军达20多个军（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也就是20多万人，吕范指挥的吴军推测起来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明显处于劣势。

张辽是魏军宿将，最近身体不好，在生病，但想起逍遥津，孙权对他仍心怀忌惮。

孙权专门敕书诸将：“张辽虽然有病，但其仍锐不可当，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吴军的洞口基地在江北，几乎没有太多悬念，曹军到此将吴军杀得大败。这时是农历十一月，江面上刮起大风，吴军战船的缆绳多被吹断，船没有依靠在江面上乱漂，有的刮到岸边被魏军捕获，有的被刮翻沉没（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沉溺）。

吴军纷纷落水，一些没有被吹翻的大船成为众人求生的希望，在水中挣扎的人拼命呼号，一些人想办法想攀上大船，船上的人担心船被弄翻，于是用戈矛击打水里的人，不让他们上来（比以戈矛撞击不受）。

只有将军吾粲和黄渊下令让水里的人上自己的船上来，有人劝吾粲人太多船容易沉没。

吾粲不管，对大家说：“船沉了大不了一块死，他们已走投无路，怎么能弃之不管（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

吕范指挥余部撤往江南的徐陵，曹休命臧霸准备500条快船，载上万名敢死队员（敢死万人），强行渡江，围攻徐陵。

吕范指挥全琮、徐盛等部守卫徐陵，烧毁魏军的攻城车，把魏军打退，在追击中全琮将魏将卢尹枭首，魏军才退到江北。

有史书说，此次洞口之战魏军斩首四万，俘获各类船只一万艘，当然这有些夸张，但吴军损失惨重是事实。

孙权的弟弟孙匡此时是一名师长（定武中郎将），也参加了洞口之战。他违抗吕范的命令让人放火，不慎烧了柴草，致使吴军军需匮乏，吕范命人将孙匡羁押，送回吴郡。孙权很生气，不准备让他以及族人再姓孙，改姓丁，终身禁锢。

最东边一路打了败仗，但好歹保住了长江防线。

在中间的濡须口这一路，曹仁率数万人马来攻，他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扬言要进攻濡须口以东的要地羡溪，吴军总指挥朱桓分兵去救。

这时，朱桓突然接到情报，说曹仁亲率魏军主力出现在濡须口附近，距此不过70里。朱桓赶紧派人去追增援羡溪的部队，但已来不及了。朱桓手下此时仅有5000人，大家非常害怕（诸将业业，各有惧心）。

朱桓是吴郡人，跟祖籍丹阳郡的朱治、朱然并非一族，他的功绩虽然没有朱然突出，但在将星云集的孙吴，孙权能让他独当一面，说明他是有两下子的。

朱桓给大家鼓气：“两军交锋，胜负在将，不在人马多寡。魏军远道而来，千里跋涉，士卒疲惫，曹仁也算不上什么名将。我们占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这是百战百胜的局面，即使曹丕亲自来尚不足惧，何况曹仁？”

朱桓下令偃旗息鼓，示弱于敌，诱使曹仁主动出击。

曹仁命其子曹泰进攻濡须城，命将军常雕率诸葛虔、王双乘油船攻击长江上一个叫中洲的小岛，自己率一万多人驻扎在濡须口以西的橐皋，做曹泰的总后援。

中洲是吴军的基地，吴军将士的家眷都在这个小岛上，曹仁下令向这里发起进攻，认为吴军必救，可以分散吴军的力量，更为顺利地夺下濡须城。

朱桓派一部分人去保卫中洲，自己坐镇濡须城，他率部烧毁了曹泰的军营，曹泰退军。

中洲保卫战也进展得很顺利，常雕被枭首，王双被俘获，魏军被消灭1000多人，朱桓派人把王双送往武昌。

此战曹军大败，吴军大胜，曹仁不久后竟抑郁而终。

最西边的南郡这一路，打得时间最长。

负责守南郡郡治江陵的是朱然，曹真率夏侯尚、张郃等部依仗人多，扎起多处营垒对江陵实施围城。

孙权派孙盛率万人在一处江洲上立围坞，作为朱然的外援，但张郃随后来攻，孙盛不敌，退走，江洲被魏军占领，江陵城与外界隔绝。

孙权又分别派潘璋、杨粲等率部增援，但魏军实在强大，围不能解。此时，江陵城内情况十分严峻，由于缺少吃的，不少士卒出现身体浮肿，一下子减员了5000人（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曹真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把攻城的方法都使上，势将江陵攻破。

江陵若丢失，孙吴的西线江防将不存在，夷陵、秭归等地不攻自破，江陵以下的公安、陆口等也暴露在敌人的刀锋之下，辛辛苦苦好几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对孙权来说，那样的话，荆州的局势将恢复到赤壁之战前的状况。

孙权已把大本营由建业迁至武昌，江陵如易手，还得灰头土脸地迁回建业。

要守住江陵，攻破敌军在江洲中的营垒十分重要，此处有夏侯尚率领的三万人马，为便于跟陆上交通，夏侯尚在此架起了浮桥。

诸葛瑾、杨粲又来解围，但无法击破敌人。潘璋想出一个办法，他带人马到上游50里处，在此大量收割已干枯的芦苇，扎成许多大筏，想顺江放筏，点燃芦苇，去烧浮桥。

潘璋的火攻计还没有开始，江洲上的魏军突然撤得一干二净了。原来，夏侯尚在搭建浮桥屯兵江洲时，曹操时代的著名谋士、时任大鸿胪卿董昭向曹丕进言，认为浮桥很危险，现在江水较浅，马上是春天，春水一旦上涨，浮桥将难保，浮桥一断，数万魏军的性命堪忧。

曹丕接受建议，下令夏侯尚撤出江洲，魏军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全部安全撤回，十天之后，江水果然涨。

江陵前后围了六个多月，由于朱然率部顽强守城，魏军无法得手，加上江洲撤军后江陵可以恢复与外界的联系，曹丕于是下令放弃围城。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初春，曹丕急带亲随到江边观看。

看着茫茫大江，文帝也一筹莫展。

曹丕对身边的司马懿说：“仲达，莫不是天命啊？”

司马懿回答说：“胜败尚未可料，陛下不必心忧。”

不过，当司马懿看了一眼江水立即郑重起来：“陛下快看这水！”

曹丕看了看，也说：“水线好像有点往上升？”

长江的大水在夏季，但春季上游降雨增加，也会涨水，今年长江的春水似乎来得有点早。春水来到，水涨船高，江面更加宽阔，对孙吴水军来说是个好消息。

正在这时，下面报告说军中开始流行疾病。

15年前，正是这个季节，正在这个地方，太祖武皇帝亲率数十万大军，千舰齐发，直扑江东，却因为北军不服水土，疾病流行而吃了大败仗。

司马懿等人劝曹丕撤兵，曹丕不肯。

大家苦劝，曹丕还是不肯。

这时又传来情报说，孙刘两家已重新联手，曹丕这才坐不住了，涨水、瘟疫、联盟，这些多么熟悉！赤壁之败的一幕将惊人重现，到那时再言撤退就退不利索了。

看来荆州这个地方妖氛甚重，于曹魏流年不利，赶紧走。

文帝于是下诏撤兵。

此次南征，算是曹丕登基以来亲自指挥的第一次大战役，结果让人出乎意料。

魏军在实力、气势上都明显占有上风，但三路大军一胜两败，吴军反而在总体上取得了胜利。

曹军的噩运还不止于此，此战之后不久曹魏的大将军曹仁去世了。曹仁时年56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他突然去世可能与打了败仗有关，临终前曹丕升他为大司马，这是一个荣誉性职务。曹仁死后，曹丕赐给他谥号忠侯，他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曹泰、曹楷、曹范，其中长子曹泰较为突出，日后曾任曹魏的镇东将军。

曹仁去世不久，前将军张辽也去世了。

在曹操时代的老将中，曹丕对张辽格外看中。曹丕继位后升张辽为前将军，张辽赴洛阳朝拜，曹丕在建始殿接见了张辽，专门向他询问当年在逍遥津大败吴军的情况。

听了张辽的述说后，曹丕对左右的人叹息道：“张将军就是古代的召虎啊！”

召虎是东周时期的大将，又称召公，与方叔、尹吉甫、秦仲等齐名，有平淮夷之功，曹丕故此比喻。

曹丕下令在洛阳为张辽建造屋舍，为张辽的母亲专门修建了堂室，当年跟随张辽在逍遥津一役中临时应募的那800名勇士中活着的一律加虎贲头衔。

为了保证合肥的安全，曹丕特意让张辽屯驻在那里。曹丕还赐舆车给张辽的母亲，并破例派兵马护送其家人到张辽驻军的地方团聚，事先专门告示沿途各地，命地方及驻军官员出迎。张辽家人每过之处军士将吏都列队迎候，看到此景的人无不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耀。

后来，曹丕命张辽屯兵在雍丘，张辽在驻地病倒了，曹丕听到后专门派侍中刘晔带着太医前往慰问视疾。按照汉朝的礼制，三公生病了皇帝也只派黄门问病，魏、晋时又降为黄门郎。张辽不是三公，曹丕派部长级的侍中去慰问，又派虎贲传送病况，是十分破格的尊崇。

雍丘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为了及时了解张辽的病情，曹丕专门派虎贲士往来传达病况，由于曹丕催得急，派出去的虎贲士很多，以至在今天洛阳到开封这一段路上他们常常可以碰到。

张辽久未痊愈，曹丕便命人把他接到自己的行营。曹丕亲自探望，握着张辽的手加以慰问，又赐给张辽御衣，还每天派宫里的人送来御膳，令张辽深为感动。

洞口之战结束时，张辽的病情加重，病逝于江都，曹丕为之流涕，赐他谥号刚侯，由其子张虎承嗣。

张辽的一生较好地诠释了职业军人的定义，他对曹魏的政治不掺合、不干预，也不拉帮结派，任何时候都公私分明，这让曹操和曹丕对他始终放心。

当然，张辽取得成功离不开他身后的伯乐，也就是曹操。张辽曾先后追随过丁原、董卓、吕布等人，在此期间几乎默默无闻，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归附曹操之后。

曹操一向知人善任，了解手下将领的优点与不足，对他们合理使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张辽的能力才得以更大地发挥。

◎蜀汉来的“大使”

危机虽暂时渡过，威胁却仍然存在，面对已经彻底翻脸的曹魏，孙权不得不就其对外战略重新做出调整。

孙权明白，所谓联盟只适合他与刘备之间，与曹魏这样的强国不存在所谓的盟友关系，他只能服从，只能送质子，为了对抗曹魏，他必须也只能与蜀汉再次携手。

恰在这时，蜀汉方面派人来到了武昌。

在孙权思考如何恢复孙刘联盟的时候，诸葛亮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联合孙吴对抗曹魏是诸葛亮始终坚持的战略，他也是孙刘联盟的缔造者之一。但由于荆州之变，孙刘由联盟成为对手，接连两场大仗下来，双方积蓄起来的已不是不信任，而是仇恨。

让诸葛亮略感欣慰的是，先主刘备生前重新认识到联合孙吴的重要性，对孙吴采取了和缓的政策，有了冯熙等人的互访，虽然还是浅层次的交往，未曾打破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坚冰，却为下面要做的事开辟出一条路径。

如果刘备对孙吴的看法不改变，那摆在诸葛亮面前的将是巨大的障碍，单就如何统一内部认识就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弄不好会被认为是背离先主的遗志。

诸葛亮也认为，与孙吴复交的事不能拖下去了，必须马上派人到孙权那里去联络，只是派谁去他还没有物色好。

这个人很关键，不仅口才要好，而且思路要特别清晰，善于应对各种突发的情况以临机决断。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孙刘联盟这项国策的坚定支持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正在这时，有个人主动找诸葛亮也谈论此事，让诸葛亮眼前一亮。

这个人是尚书邓芝。这位出身于仓库管理员（邸阁督）的外交家，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后人，在刘备和诸葛亮的提拔下，他后来升任广汉郡太守，因为有才干和政绩，又被任命为尚书。

邓芝也看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于是建议说：“现在主上年幼，又是刚刚登基，应当派遣使者到孙吴，重新缔结双方的友好（宜遣大使重申吴好）。”

邓芝特意强调须派一位“大使”，意思不是说派领事不行非得大使，他的意思是重量级使者，因为他也觉得此行任务艰难，又必须办好。

诸葛亮回答：“这件事我也想了好久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派谁去合适，今天才有了最佳人选（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

邓芝问这个人是谁，诸葛亮指着他说：“就是你呀！”

诸葛亮改任邓芝为中郎将，派他作为特使出使孙吴，时间是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十一月，正是曹丕发起南征的时间。

孙权当时在武昌，邓芝带着礼品赶到武昌，等待孙权的接见。

邓芝带的礼物包括马200匹、蜀锦1000匹以及其他蜀地的土特产。

人家主动上门，理应热情接待，但孙权是一位更成熟的外交家，他知道有些事需要拿一把，不能显露出自己的着急。

邓芝看出孙权的心思，主动给孙权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此次来吴国面见大王，为的不单单是蜀国（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孙权接到信后，很快召见了邓芝。

孙权见了邓芝，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想跟蜀汉和好，但是担心蜀主年幼软弱，加上蜀汉国小力薄，在曹魏的攻击下尚无法自保，所以为此而犹豫。”

邓芝回答道：“吴国和蜀国加起来占有四个州的土地，大王您是一代豪杰，诸葛亮是一时的英才（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汉有重重天险，吴国有三江之阻，如果把两家的长处结合起来，互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身于曹魏，今后曹魏上可以命大王您入朝朝拜，下可以命大王您输送人质，如果不从，就会奉辞伐叛，到那时如果蜀国再顺流而下，那江南可就不是大王的了。”

一番话看似波澜不惊，在孙权听来却如惊雷过耳，以至于半天答不上话来（默然良久）。

邓芝这段话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他向孙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向曹魏称臣不可行，连权宜之计都不是，一旦称臣，你就得任人摆布，现在还只是让你送人质，如果你送了，马上让你亲自到洛阳朝拜，你去不去？敢不去，就会以违命讨伐你，你吃亏还说不出来，这哪是聪明人的做法，这是吃了亏还说不出来的愚蠢。

邓芝的话还绵里藏针，你眼下跟曹魏打了几仗，看似敌人没有得手，你以为是长江天险或者孙吴将士勇猛吗？那是蜀国没有落井下石。千万别以为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不说曹魏今后加大打击力度，就是蜀国哪天趁曹魏打你的时候插上一手，你还行吗？

邓芝的话把孙权打回了原形，原来孙刘联盟是如此的重要！

孙权沉默半天，对邓芝说：“你说得很对（君言是也）。”

于是，孙权决定彻底与曹魏决裂，不再做和缓的幻想，重新与蜀汉联合（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孙权随即安排人回访蜀汉，进一步商谈双方联合的细节。

邓芝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去复命，孙权让他带回不少吴国的特产给后主，以回报厚意（以答其厚意焉）。

邓芝此行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成都前他还向孙权提出一个请求，这是临来时诸葛丞相专门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孙权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之前被南中叛军押解到孙吴的张裔。

自从到了吴国，张裔一直过着四处流徙的生活，但孙权竟然还不知道张裔是谁，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孙权也是个爱才的人，他想到这个张裔能让诸葛亮如此费心地要回去，那一定是不一般的人才，于是在邓芝一行临返回前单独召见了张裔，和张裔聊了不少。

为了试探张裔的才能，孙权故意说：“听说你们蜀汉有个姓卓的寡妇和司马相如私奔，贵地风俗都是这样的吗？”

孙权所说的姓卓的寡妇就是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是西汉时益州临邛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丧夫后寡居。后来她看中了还是穷书生的司马相如，于是大胆追求，写下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名句，后来和司马相如私奔，成为著名的爱情佳话。

但在汉代人看来，私奔毕竟是很不光彩的事，孙权拿此事揶揄张裔，目的是考验他如何作答。

张裔不紧不慢，回了句：“依在下看，卓氏寡女跟朱买臣之妻一样。”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的名臣，早年家贫，妻子不堪忍受，离家另嫁他人。张裔之所以提朱买臣，因为朱买臣是吴县人。张裔的意思是说，别挖苦我们蜀国人，你们吴国人也一样。

对于张裔的机智回答，孙权十分满意，与张裔越谈越投机。

孙权对张裔说：“先生回去之后必然会被重用，你何以回报我？”

张裔回答：“我负罪而归，回去之后将听从有关部门的处置（将委命有司）。如果蒙圣恩不被处死，我58岁之前的性命是父母给的，58岁之后的性命就是大王给的（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后大王之赐也）。”

张裔此时58岁，孙权闻听十分高兴，对他有了器重之意。

张裔出城后，回想起跟孙权的对话，有所后悔，他觉得当时应当装傻充愣，而不应该表现出自己的机警（裔出閤，深悔不能阳愚）。所以，他立即登船，加快速度往回返。

果然，孙权派来追他的人已经出发，追到边境时，张裔刚好进入蜀汉管辖的永安县境内，追者只得回去复命。

诸葛亮见到张裔特别高兴，立即任命他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同时兼任益州副秘书长（治中从事），成为自己在政务和军务两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

◎诸葛亮的侄子

此后，吴蜀之间使臣来往越来越频繁。

就在邓芝来访的第二年夏天，孙权派辅义中郎将张温又回访成都。

行前，孙权专门找张温谈话：“本来不想让你出远门，只是诸葛孔明不知道我们与曹魏交往的真正用意（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所以委屈你走一趟。如果山越人的威胁消除了，我们将与蜀汉联盟，跟曹丕大干一场。此行就是这个原则，具体说什么你见机行事就行（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张温出身于江东大族，也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他回答：“诸葛亮一向深谋远虑（达见计数），他一定会理解您委曲求全之意，见到他后，观察他的态度就会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孙吴特使的回访诸葛亮十分重视，安排沿途盛情接待，这让张温十分感动。这次出使圆满成功，张温向后主、诸葛亮等蜀汉高层当面解释了孙吴委身于曹魏的苦衷，双方协商，将继续派使者商谈合作的细节问题。

张温此访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中也有花絮。

张温在成都期间享受了崇高礼遇，临返回孙吴前，诸葛亮亲自率百官送行。送行宴上，众人都准时来到，只有秦宓没到，诸葛亮多次派人去催他（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

秦宓前一阵担任益州副州长（别驾），此时已改任中郎将。

张温见诸葛亮如此重视这个人，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人？”

诸葛亮回答：“益州的一个学士。”

张温想，能让诸葛亮这么看中，可见这个学者学问不一般。张温也是有大才的人，当初孙权慕名初次与他交谈，张温文辞占对无所不通，口才极佳，让在场的人无不倾倒。现在听说蜀汉也有才能出众之辈，勾起了张温喜欢与人论辩的瘾。

等秦宓来到，张温首先发问：“先生读书吗（君学乎）？”

秦宓回答说：“五尺童子都读书，何况在下！”

张温于是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头？”

秦宓回答：“有。”

张温接着问：“天的头在哪个方向？”

秦宓随口说道：“在西方。《诗经》里说‘乃眷西顾’，按照这个推测，天的头在西方。”

天有没有头，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即使古人天文知识相对匮乏，也知道它没有答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问题，考的不是知识而是机智。如果秦宓说不知道，张温就算赢了；如果秦宓反问，张温可以回答说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那也赢了。

这就是诡辩术，只是秦宓也深谙其道，他善于把无聊的问题当有聊来考证，一本正经地弄出个《诗经》的典故，你说不对，那就是挑战《诗经》。

张温不服气，接着问：“那你说说天有耳朵吗？”

冒碰一回，不信你还能从《诗经》里找出答案。

结果还真让秦宓找着了：“天有耳朵，《诗经》里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如果没有耳朵，怎么去听？”

张温简直崩溃，还是继续追问道：“天有没有脚呢？”

秦宓回答：“有。《诗经》里说‘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如果没有脚，怎么走路？”

张温彻底崩溃，最后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姓？”

看来张温已经被几个脑筋急转弯的回答给弄晕了，这个问题也太好回答了。

秦宓张口就来：“有呀，天姓刘。”

张温一下子没明白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秦宓自豪地回答：“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也姓刘。”

开始还只是娱乐，现在扯出政治了，如果不赶紧扳回一局，这个特使就太没面子了。

张温也算是江东名嘴，急中生智道：“太阳是出升于东边的吧（日生于东乎）？”

张温的意思是，你说天姓刘，我看应该姓孙才对，因为太阳在我们孙吴那边。

哪知秦宓答道：“即使出生于东边，最后还是落于西边！”

张温一点便宜没占到，整个论辩秦宓不假思索，张口即出，声音洪亮（答问如响，应声而出），张温深为敬服。

随后，蜀汉方面派邓芝再次出使过孙吴，还先后派了丁宏、阴化、费祎等人出使。

在蜀汉的这些使臣里，史书对费祎访吴的记载最多。费祎很聪明，反应也很机灵，最适合当外交家。

孙权为人幽默，喜欢开玩笑（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他手下有几个特别有名的辩才，张温算一个，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也算一个，还有一个叫羊道的，都极其善辩。跟他们在一块谈论，费祎都毫不吃亏，每次都能据理以答，不被难倒。

孙权有点不甘心，便拿出好酒来让费祎喝，看费祎已醉，突然以国事相问，又与他谈论天下时事，提出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辞难累至）。开始费祎以酒醉相推辞，后来针对孙权提出的问题一一书面作答，条理清楚，没有遗漏。

还有一次，孙权宴请费祎，事先故意叮嘱大家：“使者来后，你们都低头吃东西，不要起身（使至，伏食勿起）。”

费祎赶到，孙权停下筷子，但群下故意不起。

费祎于是临场作了一首打油诗：

凤皇来翔，骐吐哺，
驴骡无知，伏食如故。

意思是：凤凰翩翩飞来，麒麟吐出食物，驴儿骡儿无知，低头吃食如故。

听着话有些不对劲，孙吴方面的人都有点来气，诸葛恪也在场，他以机敏著称，顺口回道：

爰植梧桐，以待凤皇。
有何燕雀，自称来翔？
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意思是：栽种梧桐大树，一心等待凤凰，等来一只麻雀，自称凤鸟来翔，何不用弹子射它，让它飞回故乡。

费祎挺惊讶，他正在吃饼，于是停下来，索笔作了一篇《麦赋》，诸葛恪当仁不让，也索笔作了一篇《磨赋》。你是麻雀我射你，你是麦子我磨你，反正不吃亏。他们的这两篇赋大家看了，都觉得写得棒（咸称善焉）。

这些算是外交活动中的花絮，说明这一阶段双方通使的气氛是热烈而友好的，关系是融洽的。

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字元逊，出生在赤壁之战前，是诸葛亮、诸葛瑾家族下一辈中的长男。

诸葛恪继承了诸葛氏家族的优秀遗传基因，史书称他身高七尺六寸，接近今天的1.8米，大口高声，从小便很有才思，尤其善于辩论，很少有人能辩过他。

史书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说诸葛瑾长得不如弟弟诸葛亮排场，他长着一张大长脸（面长似驴）。

一次，孙权大会群臣，让下人牵了一头驴进来，故意量了一下驴的脸，写上“诸葛子瑜”。诸葛恪那时还小，看到有人拿父亲开涮，不急不闹也不哭。

诸葛恪走上前跪倒，对孙权说：“请给我一支笔。”

孙权不知道这位小朋友要笔干什么，就给了他，诸葛恪拿着笔，不慌不忙来到那头驴前，在“诸葛子瑜”字下添上“之驴”两个字，这一举动赢来举座欢笑，孙权就把驴赐给了诸葛恪。

还有一次，孙权见到诸葛恪，故意问他：“你父亲和你叔父谁更有才能（卿父与叔父孰贤）？”

诸葛恪想都没想，回答道：“我父亲更优。”

孙权问他为什么，诸葛恪回答：“我父亲懂得事奉什么样的人，我叔父却不懂，所以我父亲更优（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

小小年纪就如此机敏，而且知道抓住时机狠拍马屁，孙权听后大笑。孙权觉得诸葛恪很好玩，挺喜欢他，有宴会就让诸葛瑾把他带来。

一次宴会上，孙权命诸葛恪劝酒，诸葛恪走到张昭面前劝酒，张昭酒量可能有限，这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有酒色）。

张昭不肯再喝，对诸葛恪说：“这样劝酒不符合尊老的礼节（此非养老之礼也）。”

孙权想看热闹，对诸葛恪说：“你能不能说服张公，让他饮下此杯？”

诸葛恪于是对张昭说：“姜太公当年90岁了，仍能高举白旄指挥军队，他不认为自己老。军旅之事您总在后面，吃饭喝酒把您放在前面，怎么还说我不尊老呢（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

张昭被小朋友弄了个脸红，只得把酒一饮而尽。

诸葛恪还有一次跟张昭斗嘴，当时有许多白头鸟飞到大殿之前，孙权问是什么鸟。

诸葛恪抢先回答说：“是白头翁。”

张昭在座，他年龄最大，怀疑诸葛恪这小子又没安好心，是故意挖苦他。

张昭于是对孙权说：“诸葛恪是在戏弄您，哪来的白头翁这种鸟，不信让诸葛恪找出一个白头母来。”

诸葛恪立即答道：“鸟儿的名字从来不是相对的，有一种鸟叫鹦母，请张先生找出一个叫鹦父的来。”

在座的人乐得笑个不停。

还有一次，蜀国使臣来孙吴，孙权设宴款待，诸葛恪也参加了。

孙权对蜀国使臣开玩笑道：“这位诸葛恪先生喜欢骑马，请回去告诉你们诸葛丞相，给他侄子送匹好马来（此诸葛恪雅使至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

诸葛恪赶紧拜谢，孙权说：“马还没有来，为何感谢？”

诸葛恪回答说：“现在蜀国就是陛下您的马厩，您已发话，马肯定会送来（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

拍马屁的最高境界除了抓住时机，还要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诸葛恪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机警和无孔不入，他从小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孙权的长子孙登比诸葛恪小五岁，他们从小关系就挺好，有一次他们玩的时候红了脸。

孙登骂诸葛恪：“诸葛恪应该吃马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

诸葛恪立即回道：“那你就去吃鸡蛋！”

孙权听说后很好奇，就问诸葛恪：“人家让你吃粪，你为什么让人家吃鸡蛋？”

诸葛恪回答道：“这两种东西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所出同耳）。”

逗得孙权开怀大笑。

总体来说，吴蜀之间不仅恢复了之前盟友的关系，而且通过频繁派人互访，双方关系更进了一步。

费祎因多次访吴而受到孙权的器重，孙权曾对他说：“你才能和美德都具备，必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只恐怕今后不能经常来了。”

孙权的意思是今后费祎势必受到重用，出使这样的事不会再派他执行了。孙权看人一向很准，费祎果然成为蜀汉政坛的新星，在诸葛亮的不断栽培下，费祎职务一路高升，成为后诸葛亮时代主持蜀汉政事的大臣之一。

孙权曾把经常佩带的宝刀赠给费祎，费祎推辞道：“在下不才，怎能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宝刀是用来讨伐叛逆的，只愿大王建立功业，共扶汉室，在下虽然愚弱，也终不辜负出使吴国之行了。”

有一次，孙权喝多了，和费祎把话题谈到了蜀汉内部的人事上，按理说这不是他们应该讨论的事。

孙权对费祎说：“杨仪和魏延二人不过是放牛娃（牧竖小人）罢了，虽然有点儿苦劳，但也不过如此，现在二人受到重用，如果诸葛亮哪天不在了，他们必定是祸根。你们太糊涂了，还看不到这一点。”

费祎再机敏果断，也未料到孙权会出此一言，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话。

随同出访的郎中董恢悄悄把费祎拉到一边说：“快告诉他，就说杨仪、魏延二人不和是因为个人恩怨，并不像韩信、彭越那样有无法驾驭的野心。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如果有人才不用，说是防其后患，其实等于害怕风浪而不乘舟船一样，不是好主意。”

费祎照此给孙权说了，孙权大笑。

孙权也许并未喝醉，话是故意说的，笑得也很有城府。但毕竟这是人家的内部事务，点到为止而已。费祎回到成都，不敢隐瞒，把孙权说过的话如实报告给诸葛亮，受到诸葛亮的肯定。

随着吴蜀之间使者往来频繁，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在对蜀国事务方面，孙权很重视陆逊的意见。

陆逊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兼任孙吴的荆州牧，驻扎在江陵，孙权每次有给后主刘禅以及诸葛亮的信，都先送到江陵让陆逊看，让陆逊把握轻重，如有不妥，就地修改后再送出。

陆逊真要有什么修改，得先送到武昌让孙权再次过目后才能重新抄写盖章，再送回就耽误时间了。为了方便，孙权专门让人刻了一枚自己的印放在陆逊处，陆逊改完就可以盖章送往蜀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第四章　任性的皇帝

◎被迫战略收缩

魏文帝曹丕登基后，开局一度不错，但后来几脚却越踢越不怎么样了，反而让孙吴方面占了上风。

相对蜀汉和孙吴，曹魏的摊子确实比较大，大有大的好处，但也有难处。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官渡之战那时候出生的人到魏文帝黄初年间都早已娶妻生子了，战争对一切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人口锐减，经济状况更是一塌糊涂。

小户人家消耗不起，大户人家过起日子更难，曹魏占的地盘大，包袱也更重，曹丕要当好这个家，其实也够头疼的。

曹丕称帝后的第二年，下令改许县为许昌，立长安、谯县、许昌、邺县、洛阳为“五都”。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时有两个首都尚且诸多不便，五个首都同时存在，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

所以，有人认为曹魏真正的首都是洛阳，其他四个地方类似于“陪都”。的确，曹丕称帝后多次临幸谯县、许昌等地，但都是短暂居住或停留，大部分时间其实还在洛阳。

那么，洛阳之外设行宫即可，为什么特别明确“五都”呢？这在另一项诏令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曹丕在明确“五都”的同时，还在另外五个地方立下了石表，分别是：西边的宜阳，北边的太行，东北边的阳平，南面的鲁阳，东面的郯县。这五个地方如果连接起来，刚好在曹魏的控制区里构成了一个核心区。

宜阳在弘农郡，位于洛阳以西今豫陕交界一带；太行即今太行山，古人认为此山居天下之中，秦汉时常以此山为地理坐标，有山南、山北、山东、山西之说；阳平不是汉中的阳平关，而是不久前刚刚设立的阳平郡，曹丕大概觉得邺县所在的魏郡太大了，就把该郡的东部分出设为阳平郡，治所在馆陶，即今河北省馆陶县，把西部分出设为广平郡，治所在曲梁，即今河北省邯郸市的东北；鲁阳是南阳郡的鲁阳县，袁术在南阳时长期以此地为大本营；郯县在徐州刺史部，当年在此发生过著名的郯城保卫战。

曹丕下诏，该核心区称为“中都之地”，是朝廷建设和防卫的重点地区，核心区以外的人如果想内迁给予鼓励，各郡县都不得阻拦，该项政策为期五年，五年期满后又有增加（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

其实，这是一项收缩战略，原因是各地人口都在锐减，人力资源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摊子铺得太大不如集中起来。

不过，按照这个战略，宛县、襄阳、合肥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核心区域内，曹魏的攻势有向守势转化的趋向。

洛阳是曹丕建设的重点，曹丕调新成立的阳平郡太守司马芝为河南尹，专门负责洛阳重建工作。

司马芝字子华，他也是河内郡温县人，但不在“司马八达”之列，跟司马懿虽同族，论起来却比司马懿长一辈。在曹魏官场上司马芝的资历也比司马懿老得多，他早年曾携母亲避难荆州，曹操平定荆州后发现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县令，他为人正直、难于碰硬、不畏强势，曹操在世时就担任了魏国大理正，负责司法方面的工作。

司马芝就任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继续发扬他爱民、务实、耿直、廉洁的作风，抑制豪强、扶持贫弱，地方治理有一定起色。司马芝还不徇私情，他娶的是名臣董昭的侄女，宫里有人想找司马芝办事，听说他不好说话就托董昭帮忙，但董昭也不敢向司马芝开口。

然而，重建洛阳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还要大，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当时洛阳周边十室九空，堂堂曹魏的京城不能建在“无人区”吧？曹丕决定从冀州富庶之地先迁十万户到洛阳周围地区。

之前鼓励大家向核心区迁移，前提是自愿，强制迁移的政策一般很少使用，离乡背井、前途充满未知，即使白给首都户口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政策颁布后果然没多少人愿意来。

曹丕下令强制执行，各有关部门都认为不可，因为这样容易引起民变。

曹丕不听，仍然强令推行，侍中辛毗觉得此事很严重，跑过来劝谏。曹丕知道他的来意，故意拉个脸，想让他张不开嘴（作色以见）。

辛毗不管，问曹丕：“听说陛下要大批迁移人口，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

曹丕不正面回答，反问道：“先生认为此事不妥吗？”

辛毗说：“确实不妥。”

曹丕不想跟这位老先生打嘴仗：“这个嘛，我不想跟你说（吾不与卿共议也）。”

但辛毗仍不依不饶：“陛下如果认为臣无能，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让大家都来议议。臣所言非私事，是为社稷考虑，怎能迁怒于我？”

曹丕说不过他，站起来就走。

想溜？那不行，辛毗跟着就过去了，一把拽住了曹丕的衣服（随而引其裾）。

曹丕都被气乐了：“佐治，你把我抓得也太紧了吧？”

辛毗不管，抓住不放：“怕你跑了，强制迁移人口有失民心，望陛下收回成命！”

争来争去，最后君臣各让一步，迁十万户改为五万户。

曹丕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洛阳处理朝政。在他称帝前，洛阳的名字其实不叫洛阳，而叫雒阳，是曹丕下令改回来的。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五行中汉属火德，忌水，所以刘秀把“洛”字去“水”而加“佳”，改称雒阳。曹魏定五德，认为自己是土德，尚黄色，在水与土的关系上，水有土的依托才能流动，土因为有水才会更加柔和（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所以曹丕又把“雒阳”改回为“洛阳”。

曹丕称帝当年即开始营造洛阳宫，汉代的洛阳南、北二宫破坏殆尽，恢复重建是一项特别浩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只能慢慢来。曹丕平时居住在北宫，汉朝南宫的崇德殿早已废弃，曹丕就在父亲生前修建的建始殿里接见群臣（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人们所熟知的曹魏太极、昭阳诸殿，都是后来魏明帝修的。

建始殿除了处理军国大事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此祭祀已故的武皇帝。天子与百姓家祀不同，天子祭祀先祖在郊庙，普通百姓无庙，祭祀就在家里。像曹丕这样的情况，父亲生前不是天子，自己是天子，祭祀父亲也用天子的礼仪（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曹丕在建始殿祭祀父亲，实属无奈。

除了“家祀”还有“国祭”，主要指的是祭祀五方天地，包括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祭祀的地点在明堂，是一处专门修建的祭祀之所，在洛阳城南门外，曹丕称帝的第二年这项制度也重新建立了起来。还有祭祀太阳，一般在都城的东郊，也同时恢复了。

被恢复的还有推举孝廉的制度，这是汉代实行的一项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由于战乱这项制度也变得支离破碎，曹魏承汉制，仍实行这项制度，曹丕诏令人口满十万的郡国每年都可以推举一名孝廉，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局限于名额的限制（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除了孝廉，曹丕还很重视各地上计吏的选拔，特别下诏：“现在的上计吏、孝廉，等于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人才，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城也会有忠贞诚实的人，如果限定年龄来选拔他们，年老如吕尚、年幼如周太子晋这样的人才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特令各郡国推荐人才时不要受年龄大小的限制，儒生只要精通经学、办事人员只要熟悉文书法令（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以试用。”

曹丕还下诏继续尊崇孔子，下令在鲁郡重修孔子旧庙，设100户士家负责守卫，在孔庙附近还修建了许多屋舍供学者使用，朝廷封孔子的第21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100户。

汉末以来时局动荡，朝廷倾危，许多礼制要么有名无实，要么连最基本的名都没有了，曹丕称帝后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礼法的措施，使朝廷秩序重新规范起来，这些制度大多是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或照搬。

与其他开国皇帝不同，摆在曹丕面前的是一个尚未统一的江山，他的首要任务还是在军事上，他是一个“战时皇帝”。

◎高陵与首阳陵

曹丕34岁继位，正是干事业的年龄。

但是，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冬天，曹丕突然下了一份诏书，给自己指定了寿陵。

曹丕选的寿陵在首阳山的东边，首阳山位于洛阳以北，为邙山的最高处，该山因“日出之初，光必先及”而得名，北枕邙山、南望伊水和洛水，山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是墓葬的风水宝地，伯夷、叔齐当年耻食周粟隐居在此山采薇而食，死后也葬于此。

这一年曹丕才36岁，这么早就指定寿陵似有不祥之意。不仅如此，曹丕还另下了一份诏书，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详细安排。

这份诏书仿照曹操当年的做法，称为《终制》：

“根据礼制，君王活着的时候就要准备好自己的寿棺，即活着不忘记死亡。从前尧葬于谷林，入葬后把墓穴填平，上面种上树；禹葬于会稽，附近的农民不用迁移到别处，埋葬在山林之中，与山林合为一体。所以，封树之制不是上古之礼，我不会采取那种办法。我的寿陵要因山为体，不封不树，也不立寝殿，不造园邑，不通神道。

“葬，其实就是藏，也就是让别人看不见。人死了，骨头无痛痒之知，墓冢也不是栖神之宅，礼仪规定不到墓前致祭，就是不想打扰死者。棺椁的厚度能保持到骨头腐朽就行了，穿的盖的也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把寿陵选在这个不能耕种的荒山上，将来改朝换代后也就没人知道我埋葬的地点了（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

“下葬后不要放苇炭，不要藏金银铜铁，陪葬一律用瓦器，以及符合古时的泥车、草人、草马这些东西就行。棺材只需在合缝的地方漆上三遍（棺但漆际会三过），嘴里也不要含珠玉，更不要穿什么玉质的衣服，这都是那些无知的俗人干的事。”

曹丕在诏书中还回顾了历史上关于厚葬和薄葬的往事，认为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帝王陵墓都是因为薄葬，这份诏书还说道：

“自古迄今没有不亡之国，也没有不被盗掘之墓。天下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被发掘，有的被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简直如同受了火刑，岂不痛哉！其灾祸的根源，无不与厚葬封树有关。

“魂若有灵，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一涧之间算不远。上面说的这些如果有人违背，妄加改变，那就等于让我在地下被戮尸，不仅被残害，而且一再残害，等于死了一遍又一遍（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如果是这样，臣僚、儿子就背弃了君父，是不忠和不孝，假如死者有知，将不会保佑你们（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我命令，把这道诏书藏在宗庙中，并制作若干份副本，分别藏于尚书台、秘书署以及三公府（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这份《终制》口气之重异乎寻常，甚至多次用了诅咒的话，看来曹丕相当重视。

现在就安排后事，在大多数人看来肯定是太早了。

这里面也许另有隐情，至于是什么也许只有曹丕本人最清楚。虽然朱建平预测过他会活到80岁，但曹丕也许并没有这个信心，一场夺嫡之争惊心动魄，中间几经反复，险些前功尽弃，让曹丕一次次感受到了大喜与大悲。

凡是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无不养成了多疑的性格，看什么都像阴谋诡计，看谁都不像好人，曹丕其实心很累。心累，活得就累，太累的人容易折寿，这大概是曹丕不为人知的隐曲吧。

曹操的寿陵是高陵，在邺县附近，曹操以魏王的身份，参照汉朝的陪陵制度要求公卿大臣以及列将中有功的都可以陪葬在自己的寿陵，为此曹操要求尽可能扩大陵园范围，使之能容纳下足够的逝者。

相关要求是明确的，规定是具体的，没有半点含糊的地方，考虑到该命令颁布的时间在紧张的汉中之战打响前夕，更说明曹操是严肃认真的。

按理说，曹操的接班人曹丕应该执行曹操的这道命令，在邺县附近应该有一个庞大的陵园区，不仅埋葬着曹操本人，还有一大批文武官员埋葬在此，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尚未明确高陵附近发现有曹操手下文武官员墓葬群的存在。其实即便再下一些功夫去找，也未必能找到，因为曹操手下的一些重要人物葬在各地的都有。

下面是曹魏一些重要人物的埋葬之所：

贾诩墓，河南省许昌市北尚集乡岗王村东；

荀彧墓，一般认为在安徽省寿县，曾出土过荀令君的残碑；

郭嘉墓，一般认为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范湖乡城上村；

荀攸墓，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境内；

陈琳墓，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西郊射阳湖镇赵家村；

华歆墓，山东省高唐县城东涸河镇大华村；

钟繇墓，河南省长葛市增福庙乡孟庄村；

毛玠墓，河南省许昌市东五女店镇毛王村金龟岗；

郗虑墓，河南省许昌市东张潘乡郗庄；

张辽墓，安徽省合肥市逍遥津公园内，一般认为是衣冠冢；

徐晃墓，河南省许昌市东张潘镇城角徐村；

李典墓，山东省巨野县昌邑乡；

典韦墓，一般认为在河南省邓州市汲滩镇；

夏侯渊墓，河南省许昌市城西河街乡贺庄北；

夏侯惇墓，河南省许昌市城西河街乡贺庄北；

……

这些人都是曹操的“老部下”，大概也是曹操最想让来陪陵的人，事实上他们都葬在了别处。

当然，他们有些人的身份不太符合曹操《终令》里所说的“公卿大臣列将”，因为有的人严格来说是“汉臣”而非魏王麾下之臣，但曹操让人扩大陵园，显然也主要是给这些“老战友”“老部下”准备的。

他们中一些人死在了曹操之前，比如典韦，限于当时的条件，可能就近安葬了，但后来条件成熟，如果想移陵也是可能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安葬在曹操的高陵的陵园区呢？

对曹操高陵的最新考古发掘还发现，虽然高陵当初有庞大的地面建筑群，但在考古现场几乎没有发现建筑的残存，除了南部发现一块较大的绳纹板瓦残片之外，仅在部分柱洞中发现有少量碎小的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这说明曹操高陵原有的地面建筑被“有计划地拆除了”。

这其实与史书的记载相一致，根据史书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下诏要求把高陵地面上的建筑有计划地拆除（高陵上殿屋皆毁坏），曹丕给出的理由是遵循先帝崇尚节俭的心愿（以从先帝俭德之志）。这次诏书发布的时间，应该就在曹丕《终制》颁布的前后。

曹丕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显然遵循父亲曹操的遗志并不是关键理由，如果按照曹操的遗志去办的话，高陵庞大的陵园区不仅不能拆除，还应该大大地扩建，以容纳更多曹操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在此安葬。

曹丕当然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大不敬举动，真的会来一场“毁陵行动”，他的举动或许与现实中的尴尬有关。

曹丕通过汉魏禅代当上曹魏的皇帝，按理说他是曹魏“开国皇帝”，父亲曹操的武帝身份是追认的，曹操生前是汉朝的魏王，属于“汉臣”，厘清这些关系，就会发现问题。

如果以魏武帝的身份为曹操营建寿陵，邺城附近就不合适了，曹魏的国都定在了洛阳，即便要搞陪陵，也应该重新规划，重新开始。

如果以魏王的身份为曹操营建寿陵，那让文武大臣们都来陪陵就更不合适了，朝代虽然换了，但人其实还是那拨人，都去了邺城，曹丕死后谁来给他陪陵呢？

所以曹丕要压缩曹操高陵的规模，陪陵的事也没有再去执行，之后他把曹魏陵园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洛阳附近，给自己先选定了首阳陵的位置，并早早开始营建。

◎再次徒劳无功

寿陵的事只是一个插曲，曹丕真正要办的大事还是统一天下，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把陵墓修得再阔气也白搭。

上一次南征失败，曹丕有点想不通，他召集刘晔、司马懿、陈群、陈矫、辛毗等几位尚书、侍中进行研讨，分析失败的原因，为下一次南征找到方法。

上次南征之前，曹丕曾专门问计于已故太尉贾诩，让这位智多星说说要统一天下，吴国和蜀国应该先攻取哪个（欲取天下，吴、蜀何先）。

贾诩拖着病体，答道：“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但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

贾诩提出“先文后武”说，对于一心想大展宏图的曹丕来说，这剂药也太性温了，他要的是猛药，能立竿见影。

不幸的是，似乎被贾诩又一次言中了。但曹丕是个不认输也不信邪的人，他决定再次动员全国力量伐吴。

侍中辛毗反对，他认为：“现在上上下下稍稍安定，此时用兵，毫无裨益。先帝调集精兵南征，每次到达长江都停下脚步。如今人马还是那么多，没有任何增加，让他们再次伐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今之计，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开垦田亩，十年之后，可以一举平定，不需要再出兵。”

养民屯田都没错，做好充分准备也是对的，但准备工作做十年？曹丕心想你要急死我了！

曹丕问辛毗：“按卿的意思，应当把孙刘这些匪虏留给子孙吗？”

哪知辛毗听不出来曹丕的语气不对，继续说：“昔日周文王把殷纣王留给了周武王，也不知道得用多少时间呀！”

周文王是太祖武皇帝最敬重也刻意效法的君王，曹丕自己也知道，要是能做个周武王那样的革故鼎新、拨乱反正的君王，自然会名留青史，万世影从，所以暗暗里把周武王作为自己的榜样。辛毗说话虽直，但也知道一点说话的艺术，他知道曹丕是个“武王控”，就专拿文王、武王说事，只图说服文帝。

但曹丕不买账，认为辛毗此言大谬。

司马懿想了想，说道：“此次南征未获全功，但也谈不上败绩，顶多说双方交了个平手。不是我军部署有问题，更不是我军将士不用命，而是人算没有胜过天算。谁也没有料到今年长江春水来得这么早，也没料到建安十三年的荆州大疫今年又卷土重来。如果没有这两件事的影响，我军此时已打过长江，荡平孙吴，将那孙权擒来洛阳了！”

兴师动众，劳而无功，明明是个败仗，却说是平手。明明战略部署有问题，却推给了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天气、疾病，作为此次征南战役的总指挥，曹丕打心里喜欢司马懿这些话。

侍中刘晔这时插话道：“此战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选择主攻方向上，此次虽然三面同时出击，南郡却是重点，此地处于孙、刘夹击之中，极易形成敌人的联手，加之江陵地理险要，荆州一段江水左曲右弯，水急礁险，变幻莫测，不易取胜。如果再伐孙吴，可以把主攻方向放在最东边，只打孙权，不管刘禅，先破一敌再说。”

曹丕听了挺高兴，命令重新制订征南战役计划。

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八月，距上一次南征仅一年多一点，曹丕下令由东线攻吴，水军自蔡河、颍河入淮河，由淮河到达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

曹丕意气风发，誓雪前耻，亲御龙舟，一路浩浩荡荡。

当月，大军即抵达广陵，即今江苏省扬州市。

孙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议沿长江南岸搭建木架，外裹芦草，像拍电影搭的布景一样，弄出许多假城墙、假城楼，孙权认为此计甚好，于是全国动员，沿长江南岸搭起了布景，从今天的南京一直到仪征，几百里竟日而成。

同时，孙吴调集各地船舰前来支援，长江之上孙吴的船舰一时蔚为大观。

曹丕亲自登船察看，看得有点傻眼了，孙吴的水军和城防也太强大了吧，怎么跟情报显示的不太一样呢？

曹丕不禁叹道：“大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啊！”

恰在此时，一阵大风吹断了文帝御舟上的锚链，御舟失去控制，几乎倾覆，吓了曹丕和群臣一大跳。

此兆看来不好，曹丕尚在犹豫之中，上游的曹休派人来报，说从孙吴降卒那里了解到，孙权已到濡须口。

听到这个情报，曹丕更加迟疑起来，也许这是敌人的疑兵之计，故意放出来的风声，孙权就在他的对面。

但是，孙权此人一向老奸巨猾，突然出现在濡须口也许并非不可能。孙权这个人连太祖武皇帝都拿他没办法，他不会老老实实等着跟自己过招。

如果孙权已在距此几百里的上游濡须口，说明孙权的主攻方向不在这里，这里一旦发起攻击，孙权可以弃东线不顾，从濡须口猛攻，抄了魏军后路不说，直捣许昌、洛阳也很难说。

想到这些，曹丕于是下令撤退。

这一次南征还不如上一回，还没过上一招就回来了。

魏军撤了，孙权松了口气，不过他还不放心。

孙权让赵达算一算此事，赵达占卜一番对孙权说：“曹丕真撤了，即使如此，孙吴到庚子年也会衰败（吴衰庚子岁）。”

孙权听了挺高兴，对赵达说：“具体说，还有多少年？”

赵达又“算了算”，对孙权说：“还有58年。”

孙权听了大为舒畅：“我只担心眼前的危险，考虑不了那么长远，那都是子孙的事（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

58年后孙吴的确灭亡了，不是赵达有这么神，而多半是因为史书经常在这种事情上搞一些附会之说，以故弄玄虚。

◎一项重要突破

又一次伐吴无果，曹丕仍不死心。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春天，曹丕又谋划伐吴大计，在出兵之前突然做出了两项重要人事任命：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行尚书事，随车驾董督众军；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督后台文书。

可以说，这是两项极为重要的决定，它影响到了以后近30年里曹魏政局的走向。

同时，这也是两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在曹魏政坛和军界，自太祖武皇帝开始，这样的任命都没有先例可循。连当事者陈群和司马懿也深感惊讶。

曹魏阵营一直以来遵循着严格的文臣、武将两条路径，文臣从不带兵，而武将中虽有个别人短时间内兼任过太守一类的行政官员，但极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发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曹魏的阵营里，有人概括出这两个集团分别各有一个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颍集团，武人的核心是谯沛集团。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钟繇、杜袭、辛毗以及后起之秀陈群等人都是颍川郡或汝南郡人，这里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辈出，故称汝颍集团。而谯沛集团，是因为曹氏父子乃沛国谯县人，沛谯集团其实就是“诸夏侯曹”集团。

文臣中最优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从未担任过军职，这既是因各人特长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着某种权力格局的制衡。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决策的人不管执行，执行的人不考虑决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程昱。前文已述，他本来是一员武将，后来成为曹魏阵营的核心谋士。程昱的成功转型是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

兵权，这是曹魏最核心的权力，三公可以让，九卿可以给，但兵权轻易不会给你。曹魏掌兵者不超过三种情况：一是如“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亲；二是如张辽、张郃、徐晃等人，是职业军人，为打仗而生，为打仗而死，绝对效忠于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张燕、张绣那样曾经的地方实力派，被曹魏接收后暂时带兵，最终兵权也被稀释或整合。

陈群和司马懿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他们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尽管他们已身处权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赖，但他们从未奢望过染指兵权。现在，兵权却自己来了。

而且，这次任命给二人的军职名称也相当特别，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的名号之前没有过。

曹魏军制虽然延续了秦汉以来南军、北军的体制，但因为随时都在作战，四面都是战场，所以军制自然与和平年代的南军、北军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系部队可以分为地方主力军团和中央军团两大部分，中央军团除中领军、中护军这些禁卫军外，还有一部分守卫其他几个都城。中领军、中护军简称“中军”，天子到哪里他们就守备于哪里，其他的中央军被编为镇军、抚军等兵团，由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指挥。

所以，陈群、司马懿担任的这个军职从名号看属于“杂号将军”的范畴，但因为独特的地位和职责，重要性远在“杂号将军”之上，在军衔序列里次于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与四征、四安、四镇将军大致相当，也就是相当于兵团或大军区司令。从品秩上说，低于三公，而略高于品秩2000石的九卿。

陈群和司马懿之前的身份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品秩骤升。在执掌兵权的同时，他们仍然负责尚书台，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录行尚书事”，也就是仍兼任朝廷秘书长，司马懿没有明确是否仍兼任尚书仆射这个副秘书长，但命他“督后台文书”说明他仍然兼职于尚书台。

曹丕命他们掌兵，也可以看作给尚书台加上了兵权，尚书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带兵，这个恐怕连尚书台的缔造者汉武帝也没有这么做过。

任命诏书专门讲到了陈群和司马懿的分工：

“过去轩辕黄帝建四面之号，周武王称‘予有乱臣十人’，先贤们之所以能治国理民，都是多任用贤人的缘故。现在内有公卿镇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军情需要出征，军中应该有柱石一般的贤帅，辎重所在之处也应该有重臣镇守，那么御驾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现在，任命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如果我亲征讨伐南方的敌人（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就留抚军大将军守许昌，督后方诸军，处理后台文书诸事；由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代理朝廷秘书长（录行尚书事）。他们都给予假节、鼓吹，并调拨给中军骑兵600人。”

也就是说，曹丕如果上前线，司马懿就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留守许昌，而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随车驾，陈群、司马懿成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臣。

为了树立二人的权威，曹丕诏令赐给二人假节，又颁给鼓吹，还给予中军兵骑600人。“节”是皇帝的符信，持此者如皇帝本人亲临，类似于后世所说的“尚方宝剑”；“鼓吹”是皇帝的仪仗队；“中军”是护卫皇帝的御林军，此三种皆皇帝的特权，一旦赐予人臣，则意味着人臣具有皇帝的代表或特使的身份，是极度崇高的礼仪。

这些不仅是一种形式，还意味着权力。看后汉三国史书，经常有臣子假节、持节、假节钺、假黄钺的说法，大体是说“尚方宝剑”的不同等级，也就是授权范围，授权到哪一级，就可以杀或免哪一级的官员。曹魏此前也有过这种授权，不过一般多授给“诸夏侯曹”，异姓将领中只有张辽等少数宿将才拥有。

给予如此特殊的待遇，陈群、司马懿内心肯定是狂喜的，因为这一刻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曹操生前杀掉或逼死的重量级人士，从孔融、荀彧到崔琰、杨修、娄圭、毛玠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人。

武将之中，将军以上的，曹操从未杀过一个。

也就是说，在曹魏阵营里，最危险的是文人，最安全的是武人。这符合权力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文人靠一张嘴，没有实力做支撑，杀也罢，用也罢，全凭君王的心情。而每个武人的背后都是一支队伍，君王即使不满，也会投鼠忌器，用别的方法解决权力问题。

像张绣那样手上有曹家血债的人，还有像臧霸那样的土匪，曹氏父子只得一忍再忍，找机会一点点把兵权收回来，而像荀彧、崔琰那样忠心耿耿、为曹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一句话就能要命。

这不是君王冷酷，这是权力规则。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软实力。手握兵权，才是硬实力。但兵权又是那样遥不可及。

诏令下达之初，陈群、司马懿上书辞让。

文帝下诏安抚他们说，这不是加官晋爵，也谈不上什么荣耀，而是让他们多做工作，替自己分忧（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如此一来二人就不再说什么了

上任之始，陈群和司马懿又接到文帝的诏书：“我常常因为后方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把重任交给你们。曹参虽有战功，但论封行赏时萧何最重（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让我没有西顾之忧，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里善于理政的萧何更重要，他想让陈群、司马懿做萧何。

尤其是司马懿，曹丕格外看中，按当时的兵制，掌兵将领所带兵马的员额以及具体所属相对固定，司马懿就任抚军大将军，人马数量是5000人，虽不够一军编制，但这是司马懿的起家本钱。

这种无以复加的信赖仍然继续着，后来曹丕还下诏：“我在东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西方的事务；我在西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东方的事务（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

这是何等的器重，司马懿手捧诏书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

安排完这些事，曹丕又一次御驾亲征伐吴。

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三月，伐吴命令发布，这一次辛毗还没说啥，又有一个人跳出来反对，这个人是宫正鲍勋。

鲍勋反对出兵的理由是：“王师屡次远征未能有所攻克，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吴、蜀唇齿相依，又有山水凭阻，难以攻拔。前年龙舟荡覆，受隔在长江南岸，圣上遇险，大臣们吓得不轻（圣躬蹈危，臣下破胆），如果圣上有不测，宗庙将倾覆，这当引为百世之戒。现在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给国家造成巨大虚耗，只能让敌人展示他们的威风，臣以为不可！”

曹魏改前朝御史中丞为宫正，曹操担任汉丞相期间，御史中丞曾被视为三公之一，是监察官的首领，地位显赫。

鲍勋出任该职并非出于曹丕对他的器重，原因有两个：一来他是曹操已故挚友和早年重要支持者鲍照的儿子；二来出于陈群、司马懿等人的力荐，曹丕给他们的面子。

但曹丕一向不喜欢鲍勋，因为他说话比较直，比如上面这段话，鲍勋比辛毗说得还直接，意思是根本打不过人家，干吗还要去逞能？换个人曹丕就得直接下令拉出去砍了，但这位是“烈士后代”，曹丕仅做降职处罚，鲍勋被降为治书执法，“正部级”成了“副部级”。

两个月后，曹丕率大军抵达老家谯县，在此进行修整准备。

这一年八月，大军自谯县出发南下，针对上一次望江兴叹，此次伐吴曹丕带来了很多水军，他们从涡水进入淮水。

十月，大军抵达广陵故城，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后世有人写诗“京口瓜州一水间”，京口即镇江，瓜州属扬州，出广陵故城，可隔江眺望孙吴昔日的大本营京口，曹丕再一次调整攻击重点，还是想无论如何在长江上撕出一道口子来。

魏军云集于此的总兵力有十几万，人数绝对占优，江北岸魏军的旌旗招摇数百里，大有吞没长江之志。但是魏军对这里的水文、气象情况均不熟悉，结果吃了大亏。农历十月长江下游也天寒地冻，这一年江水还结上了冰，曹魏准备了好久的水军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见此情形，曹丕再一次发出了感叹：“天哪，注定要分隔成南北吗（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曹丕只得再次下令撤军，但这一回吴军不想让他轻易就走。

孙吴的扬威将军孙韶派部属高寿率500人敢死队渡江，在曹丕的归途上突然发起袭击，直取曹丕的御营，曹丕大惊，在众人护驾下仓皇逃命，高寿等人夺得曹丕的御车，魏军不明敌情，一片大乱。

魏军来时有数千艘战船，气势挺足，但一乱起来人多船多就成了包袱，众多船只拥挤在狭小的水道之中无法前进。有人向曹丕建议，干脆留下那些走不了的船只和军队在此开荒种地，蒋济反对，认为这里太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不宜屯田。

曹丕弃船先走，把排了几百里的船队留给蒋济处理，蒋济指挥人连挖了数道运河才把这些船弄进淮河。

败仗可以打，但这样的败法，如此艰难的撤退，甚至需要动用工兵作业，被实力悬殊于自己的对手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可以说御驾亲征的文帝出尽了洋相。

这是曹丕最后一次南征，他在位六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征吴之战，每次都亲自指挥，不可谓不重视，也不可谓决心不够大，但每次都无功而返，且一次不如一次。

浩渺长江，挡住了文帝的雄心壮志，也使他在后世落下“有文才而无武略”的名声。

有人说，以那个时代的战争手段，长江实在太难以逾越了，长江是孙吴最坚固的防线，庇佑孙吴平安无事。这种观点无疑夸大了长江的作用，长江其实没有那么可怕，至少没到不可逾越的程度。

水性好的，游都能游过去。水性不好的，抱块门板什么的，也不至于淹死在江里喂鱼。事实上，曹军有多次偷渡过江的经历，但是，有几个人过去了不等于大军过去了，更不等于突破了长江防线。

长江最大的作用不是防火墙，不让一个木马渗透。长江的作用，是迟滞敌人的进攻节奏，尤其是后续支援和后勤补给，如果跟不上，越过长江就等于进入坟墓。

好在曹丕不是个疯狂的人，站在江边感慨感慨，也就知难而退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最好办法是稳扎稳打，做足准备，等待时机。

所谓时机，一是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二是敌人内部生变。而曹丕只想一举拿下孙吴，在战机的把握上应该有问题，他频繁出兵，无功而返，浪费人力物力不说，士气也备受打击。

从这一点说，曹丕的三次南征实在得不偿失。

◎听不进去谏言

又打了败仗，曹丕很郁闷。

他是个心胸不够开阔的人，谁惹了他，一定会报复。

曹丕想起了出征前鲍勋的劝谏，按理说他应该向鲍勋认错、恢复他的职务才是，但曹丕不那么想。

曹丕把鲍勋降为治书执法，此次出征鲍勋作为军法官随征。回师途中路过陈留郡，该郡太守孙邕前来拜见曹丕。他大概跟鲍勋也熟，所以拜见完之后顺道探望鲍勋。

当时营垒还没建成，只树立了营标（但立标埒）。孙邕是地方干部，大概不太了解军营里的规定，他走了侧路而没走大路，被鲍勋手下军营令史刘曜发现并检举他违反军令。鲍勋认为壕堑营垒还没建成，不必过于认真，于是调解了这件事情而没有举报。

但不久后刘曜犯了罪，鲍勋上奏要把他废黜遣派，刘曜为自保，也为了报复鲍勋，就秘密上表揭发鲍勋私下解脱孙邕一事。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即使违反了规定，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但因为涉及鲍勋，曹丕觉得终于抓住了此人的把柄，于是下诏把鲍勋逮捕，交廷尉严审。

廷尉进行了审查，认为依据法令应判鲍勋有期徒刑五年，并处剃发戴枷的刑罚（治罪刑罚，剃发戴枷作劳役五年）。按照规定，廷尉对鲍勋这一级官员的审判结果须经三公会签后才能上报御前，三公把廷尉的报告直接驳回，认为刑罚太重，依照律条只需要交两斤金子作为罚金即可。

廷尉重新递交报告，曹丕大怒：“鲍勋这个人根本没有活命的资格了，你们竟敢宽纵他！再有人敢包庇就一块抓起来审问，让你们十鼠同穴、一网打尽！”

钟繇、华歆、陈群等重臣以及廷尉高柔等人一同表奏，认为鲍勋的父亲鲍信在太祖时有功劳，请求赦免鲍勋，曹丕不许。

鲍勋被杀影响很大，他的父亲鲍信跟曹操是生死之交，在曹操最困难的时候举全部家财给予支持，后来又为曹操的事业死在了战场上。这样的人曹丕说杀就杀，理由又不足以服众，让人看了有些心寒。

不知道地下的曹操知道了这件事会做何感想，又如何去向老战友交代。

曹丕不是一位听得进谏言的皇帝，他比较任性。

同时，他还是一位爱玩的皇帝，与汉灵帝刘宏整天瞎折腾不同，曹丕喜欢的是打猎。

论才情，在古代所有帝王里曹丕都是出类拔萃的，不仅诗文上乘，而且爱好体育，射箭、投壶以及围棋样样精通，深得父亲的遗传。

曹丕当太子时就喜欢打猎。栈潜曾劝谏过他，曹丕不听，一有空照去。当了皇帝，约束少了，曹丕更是经常出去打猎。

打猎本来是件好事，可以锻炼身体，练练骑马、射箭，但缺点是浪费时间。这不像打高尔夫，有半天空闲就能玩一次，打猎得去猎场，得安排布置，一趟下来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朝廷每天都有无数大事小事需要皇帝拍板，你跑去打猎了，一时还联系不上，肯定耽误事。

打猎还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危险。

骑马、射箭类似军事演习，万一马受惊或者道路崎岖险峻，容易酿成事故。那时候山林间凶猛的野兽也比较多，像老虎这类动物在各地都有，突然来个近距离接触，就麻烦了。即使遇不着老虎，埋伏个刺客什么的也很危险，孙策不就是这么死的？

曹丕不管这些，不仅自己打猎，还把同志们都叫上。

领导看到大家平时都挺辛苦，安排个活动让同志们放松放松，这是多好的事？可是领导喜欢的大家不一定都喜欢，领导在享受，同志们却在受罪。

有一次，曹丕带着大家去打猎，射中一只野鸡，高兴地说：“射了一只野鸡，好高兴啊（射雉乐哉）！”

担任侍中的辛毗不失时机地给领导上了一次眼药：“陛下觉得高兴，可我们觉得好辛苦（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

曹丕一听很不爽，当场不便发作，但以后再出来就很少带辛毗了（遂为之稀出）。不带辛毗，其他人也会上眼药。鲍勋那时还没死，他也担任侍中，也对此很反对。

鲍勋直接上疏劝谏：“我听说五帝三皇莫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希望陛下能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而不是修驰骋之事，整天忙于射猎！臣冒死以闻，请陛下明察。”

看到鲍勋的奏折，曹丕大怒，当场把奏折撕了（手毁其表）。不让干我偏偏干，曹丕不仅照旧射猎，还专门把鲍勋叫上。

有一次中途休息，曹丕故意问鲍勋：“射猎之乐，与八音之乐哪一个更乐？”

侍中刘晔一向会来事，马上抢答：“射猎比八音之乐更好（猎胜于乐）。”

鲍勋实在看不惯，反驳道：“此言差矣！音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仪，所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游猎在原野中暴露帝王的车盖，损伤生息化育的至高原理，迎风冒雨，有违天地自然的规律。过去鲁隐公到棠地观看捕鱼《春秋》讽刺了他，陛下虽然把游猎当作急务，却是臣下所不希望的（虽陛下以为射猎之乐，但愚臣认为非也）。”

鲍勋还当场批评刘晔：“刘晔佞谀不忠，陛下只是一句玩笑话，刘晔立即附和（阿顺陛下过戏之言），就像当年梁丘据取媚于遄台，请有关部门治其罪以清皇庙！”

曹丕实在忍不住了，猎不打了，直接回去（帝怒作色，罢还），回来就把鲍勋降了职。

辛毗和鲍勋都担任侍中一职，这是一个之前经常提到过的职务。“侍中”的意思是“侍卫于中”，“中”即“省”，也就是宫中。侍中的本意为侍卫于皇帝近前，其职责与尚书相近，但品秩比尚书高得多。

侍中最早也是九卿之一的少府卿下的属官，后直接由皇帝指派，虽是散职却因为随时能接近皇帝而显贵。侍中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兼职即为加官，文武大臣有“加侍中”一职的，说明可以随时入禁中受事。本朝侍中品秩2000石，与九卿相同。以后侍中地位更高，魏晋以后侍中一职经常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直到元朝以后废止。

也就是说，辛毗也罢，鲍勋也罢，他们给领导提建议是没错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分内职责。领导不高兴，要么出来不再带上，要么把人家从身边调走，这是很不妥的。

曹丕不管那么多，他是个任性的人，这么多人出来反对丝毫没影响他的射猎之兴。

一次，曹丕又出去打猎，玩得晚了，半夜才回宫，这件事让司徒王朗知道了。

王朗也加入讨伐阵营里，上疏劝谏：“帝王的居所外面有守卫，里面设禁门，每次出行沿途必须先安排人马保卫才能出发，身边做警卫工作才能登台阶，打开旗子才能登车，清扫好道路才能引导御驾，布置好住处才能下车休息，所有这一切，都为的是显示帝王的尊贵，要求帝王的行动务必小心谨慎，并以此作为制度永垂千古（务戒慎，垂法教也）。听说最近御驾亲出捕虎，日出而行，天黑才回来，这违反了帝王出入的常规，不是帝王戒慎的做法。”

王朗的名头比辛毗、鲍勋大得多，又是三公，这份上疏曹丕不敢撕，不仅不敢还得亲笔做出批示。

曹丕为自己射猎找了个说辞：“看了您上的表，知道您说的意思。有些事您可能不太清楚，之所以射猎是因为方今天下还不太平，孙、刘二寇未定，四处还有征伐，射猎嘛，其实是军事演习（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里回来太晚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还真没考虑那么细致，幸亏您提醒，我已命令有关部门今后务必注意。”

人家建议你“戒慎”，是个委婉的说法，意思是别再去打猎了，你还真客气，表示再出去时一定会注意，不知道王老先生看到这个批示时做何感想。

曹丕挺郁闷，这么大一点儿事没完没了了，这时长水校尉戴陵也上疏劝谏射猎，曹丕干脆抓个典型，杀鸡儆猴，直接下令把戴陵处死。

大家赶紧救人，苦劝死劝戴陵总算保住一条命，减死罪一等，但其他处罚不能省。不过戴陵还不算命背，魏明帝时代他又复出，长期担任张郃的副将，是曹魏后期的著名将领之一。

◎魏宫深处的隐事

曹丕称帝后没有立即册立皇后，这也挺奇怪。

曹丕的正妻是甄宓，曹丕曾经很爱她，甄宓也很会来事，尤其跟婆婆卞夫人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但时间久了曹丕对甄宓的宠爱逐渐减淡。

曹丕称帝后甄宓仍一直在邺县居住，没有跟曹丕在一起。这时，曹丕后宫里宠爱的妃嫔很多，包括为曹丕夺嫡立下很多功劳的郭氏，以及李贵人、阴贵人等，除了她们，被降为山阳公的刘协还主动向曹丕奉上两个女儿为嫔，她们一并受到了宠爱（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

刘协曾纳曹操的三个女儿为妃，跟曹丕算同辈，刘协的女儿应该是曹丕的侄女，曹丕以侄女为妃，似乎有违人伦。郭氏大约在曹操称魏公时嫁给了曹丕，曹丕继王位后立为夫人，称帝之后升为贵嫔。李贵人、阴贵人的情况不详，还有一个柴贵人，也很受恩宠。

看来曹丕的后宫很热闹，早就把留在邺县的甄宓忘了。有史书记载，甄宓感到了失落，有所抱怨（后愈失意，有怨言），曹丕大怒，于称帝后的第二年即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六月派人到邺县将甄宓赐死，之后就地安葬。

有史书记载，曹丕下诏赐死甄宓时术士周宣正在身旁。周宣以善解梦著称，曹丕想起昨晚做过的一个梦，问周宣：“我梦见殿屋之上有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梦何解？”

周宣给出的解释是：“按此梦提示，后宫当有暴死者。”

周宣并不知道甄宓的事，这样说让曹丕吃了一惊，忙改口：“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是瞎编的（吾诈卿耳）。”

周宣似乎理解曹丕的心情，继续说：“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

说得曹丕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昨夜梦见青气自地冲天。”

周宣的解释是：“此梦意为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

赐甄宓死的玺书已发出，曹丕听了周宣的话有些后悔，派人赶紧去追，但已来不及（遣人追使者不及）。这个故事虽然记在史书里，但也许仅是一个传说吧。

不过，也有史书记载甄宓是病故的。

根据这个记载，曹丕称帝后有关部门建议营建长秋宫，也就是皇后的居所，曹丕同意，派人带上皇后的玉玺和策书来迎请甄宓。

但是，甄宓上表推辞：“妾听闻，先代之兴并飨国久长、垂祚后嗣，都与后妃是否贤明不无关系。所以皇后的选择应该慎重，以便使后宫形成良好风气（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现在陛下刚刚登基，应该选一位更好、更贤淑的人为皇后以统领六宫。妾自省愚陋，无法承担此重任，加上身体有病（加以寝疾），怎敢前往啊？”

按照后面的这个记载，甄宓确实已经病了，这大概是她不愿意去洛阳接受皇后之位的主要原因。但曹丕不同意，又让人送到玺书，甄宓再推辞，送了三次推了三次（玺书三至而后三让）。

此时正值盛暑，曹丕大概觉得天太热，长途远行比较辛苦，就想等到秋凉时再去迎请，哪知甄宓在夏天就病逝了，曹丕无比哀伤，常常为之叹息（帝伤哀痛咨嗟）。

史书关于甄宓的死因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对此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前者，甄宓先被冷落继而被赐死符合曹丕多情善变又刻薄寡恩的性格。

甄宓死后，郭氏更加得宠。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曹丕打算立郭氏为皇后，但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

郎中栈潜上疏说：“圣哲慎立元妃，要立也必取于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领六宫、虔奉宗庙。所以《易经》说‘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家庭延伸到整个天下，这是历代圣君的传统。《春秋》里有衅夏说的‘没有把妾当成正妻的礼仪（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公誓命于葵丘，也说‘无以妾为妻’。今后宫专宠仅亚于陛下，如果仅因宠爱而登后位，就会使贫贱的人暴贵，臣担心到了后世就会出现下面的人欺压上面的人、扰乱法令的现象（下陵上替，开张非度），混乱也就从此开始了啊！”

栈潜是任城人，曹操在时当过县令。曹丕当太子时就喜欢打猎，栈潜进行过规劝。郎中即郎中令，就是汉时六卿之一的光禄勋卿。

曹丕不听，郭氏成为曹丕的首位皇后。

甄宓被杀，有一个重要人物应该发言，但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个人就是曹丕的母亲卞太后。

曹丕称帝后几乎无人能够约束他，唯一例外的是卞太后，在解救曹洪、保护曹植和曹彰等事件中卞太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卞太后追随曹操40多年，一路同甘共苦、风雨与共，深得曹操的信任，曹操称赞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她也在曹魏阵营里拥有崇高威望，有人也习惯地向她汇报一些事情，卞太后又时而对曹丕的言行提出一些批评，这些让曹丕十分不悦。

有一部算是野史的书竟然还记录了这样的事：曹操驾崩后，曹丕把父亲昔日身边的宫人都召来服侍自己（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有一次曹丕病了，卞太后去看他，一进大门，看见立侍着的宫人认识，是曹操当年宠幸过的。卞太后问她什么时间来的，宫人回答说是先帝“正伏魄时”过来的。

人快死时要拿他平时穿的衣服到门外招魂，让魂魄回来，这叫复魄或伏魄，“正伏魄时”指曹操将死未死时。卞太后一听大怒，不去探病了，骂了句“狗和老鼠都不会吃你吃剩的东西（狗鼠不食汝余），死了才好”。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曹丕突然下达一份诏书：“妇人干政是祸乱的根源，从今以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后族之家也不得当辅政之任，不准随意加封爵位（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

诏书的内容直接针对卞太后，口气异常严厉。

可以想象，卞太后除了愤懑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一向为人谦和、善良，生性节俭，每次见到娘家人都训诫他们好好约束自己，告诉他们要是犯了不法之罪，她知道了不仅不会保护，而且会让他们罪加一等，更别指望她会给予接济恩待（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

卞太后的父母早已不在，主要亲人是她的哥哥卞秉。卞秉虽是“王亲”，但曹操在时官位仅至军队里的一名团长（别部司马）。

◎《洛神赋》的传说

关于甄宓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没有记载在史书里，而是在后世的一些野史和文艺作品中有所提及，认为甄宓被赐死与曹植有关，暗示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导致曹丕杀了甄宓。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四月，曹植被改封为鄄城王，食邑由800户增至2500户，按礼制他得前往京城洛阳，向皇兄当面谢恩。

洛阳，大概是曹植最想去又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了，这种矛盾的心境也许只有他自己能懂。他渴望见到母亲、姐姐，除亲情外，还希望能从她们那里得到某种帮助。但洛阳这个伤心之地，发生过太多他不想回忆的事，他更不想与哥哥曹丕面对面。

但是，一切都不由他决定。

关于曹植的这次洛阳行，正史一笔带过，完全是礼节性的，而野史则饶有兴趣地记载下许多细节。编辑于唐代的一部文集提到，曹植在洛阳期间，曹丕曾请他吃饭，在场的还有曹丕的长子曹叡。按照这部文集的说法，曹植看到曹叡，不由得想起了他曾爱恋过的甄宓，也就是曹叡的母亲，心里顿感酸楚。

饭后，曹丕把甄宓生前用过的一件玉镂金带枕赐给了曹植，曹植见到后当场流下了眼泪。

玉枕是私密之物，曹丕为何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曹植呢？按照唐代这部文集的说法，甄宓是被人用谗言害死的。所谓谗言，就是说她与曹植这个小叔子有私情，而曹丕大概相信了那些谗言，“意亦寻悟”，也就是故意试探曹植。

总之，这是一次不愉快的旅程。

不过，曹植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完成朝觐，他要回到封地鄄城，于是背着伊阙，越过辕关，途经通谷，又登上景山，一路向东行进。

这一天，曹植一行来到洛水边。日已西下，车困马乏，曹植看到洛水岸边有树林，地上长满了杜衡草和芝草，于是命随从卸了车，一方面稍事休息，另一方面可以在草地上喂喂马。

漫步于夕阳下的林间，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水，曹植突然觉得精神恍惚起来，思绪也随之飘散。一抬头，曹植发现有一位绝妙佳人站在不远处的山岩旁，曹植大吃一惊。

曹植拉住身边一位车夫说：“你看见那边的美人吗？是什么人，竟如此美丽！”

车夫回答：“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宓妃，您所看见的莫非就是她？只是我看不见，她到底长得什么样，您能不能给我描绘一下？”

曹植于是描绘起他所看到的女神的模样：

其形也，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
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
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

世间用来形容美丽与美貌的最好的语言几乎都被曹植用在了这里，因而他所描绘出的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足以征服任何人。但是，那毕竟只是神灵，是飘忽和难以捉摸的。曹植舍低登高，不断移动脚步，只为多看她一会儿，但女神不久就消失了。

曹植久久不愿离去，希望她能再次出现。为了再次看到她，曹植甚至想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但女神终究没有出现。当夜，曹植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

曹植不得已命仆夫备马登车踏上返程，当他手执马缰，举鞭欲挥时，又一次怅然若失，以至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人们说，情到深处人孤独。

曹植的心绪难解，于是就写下一篇深情的赋文，记述了这场奇幻的邂逅，唐代的这部文集收录这篇文章时，说赋文最早的名字叫《感甄赋》，曹植由洛神宓妃想到了自己热恋过的嫂子甄宓，于是才写下这个题目。后来被曹叡看到了，认为极其不妥，改为《洛神赋》。

的确，凡读过这篇赋文的人都会深信不疑这样的说法，因为曹植对洛神宓妃的感情是如此热烈和真挚，若非真爱一场，哪能如此感人至深。而且“宓”作为人名并不常见，“宓妃”这两个字不就说明一切了吗？

然而，这些都是讹传和误读。

之前说过，曹丕娶甄宓那年才18岁，曹植只有13岁，而甄宓已经23岁了。13岁的小叔暗恋23岁的嫂子？似乎于情理不通。

更重要的是，《洛神赋》写到的宓妃与甄宓没有任何关联，因为“甄宓”这个名字最早并不存在！

唐朝之前，所有史书中都没有提到过“甄宓”，包括各类野史、文集都也没有提到过，凡说起曹丕第一个正妻和曹叡的生母，一律称“甄氏”“甄逸女”“甄后”“后”，人们把她称为“甄宓”，正是在唐代这部文集讲完“叔嫂恋”的故事之后。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有甄宓才有“洛神故事”，而是“洛神故事”硬生生地制造出了一个“甄宓”！

那么，曹植写《洛神赋》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这要从宓妃的传说说起。相传她是伏羲的女儿，因为迷恋洛河美景来到人间。那时洛河两岸住着洛氏，宓妃教他们结网捕鱼、狩猎养畜，还在劳作之余为他们弹奏七弦琴。

优美的琴声被黄河河伯听到了，他潜入洛河，看到了宓妃，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就化成一条白龙在洛河里掀波作浪，最后把宓妃吞走。

宓妃被带至河伯的水府深宫，她终日寡欢，只能用七弦琴排解愁苦。后羿听到琴声来到宓妃身边，听宓妃讲完不幸遭遇，后羿很气愤，就将宓妃救出，重新回到洛氏族中，并与宓妃产生了爱情。

河伯大怒，再次化身白龙潜入洛河，吞没大片良田、村庄。后羿于是大战河伯，射中河伯的眼睛，河伯逃走，来到天庭告状，但天帝知晓人间一切，河伯没能得逞。

后羿于是同宓妃在洛水一带住下来，过上了幸福生活，天帝封后羿为宗布神，封宓妃为洛神。

对于因受人诬告而身处逆境、孤立无援的曹植而言，后羿的无私帮助，以及天帝的明察秋毫、秉公裁断才是他最需要、最渴望的，他渴望得到公正的对待，更渴望未来不用担惊受怕、能过上美好生活。

相对于儿女私情，这大概才是曹植此刻的所思所想。

◎陵云台下故事多

曹丕是个多情又善变的皇帝，除正史里提到他先后宠爱过甄妃、郭皇后、李贵人、阴贵人和柴贵人外，野史笔记关于他这方面的故事还有不少。

自晋朝开始曹丕就是宫闱秘事一类野史小说关注的重点，这些故事虽未必全部可信，但它们创作的时间大都与曹魏时代十分接近。这些故事在社会上也流传甚广，即使说它捕风捉影，想必也多少有一些“影”吧？所以不妨介绍一下。

这些故事，可以先从陵云台说起。

陵云台是曹丕称帝后下令修筑的一处台阁，正史里虽有记载，但也仅提到一下而已，关于它的详细情况有不同的见解。

一种看法认为陵云台即凌云台，该台位于曹丕的行宫凌云宫内，具体位置在今河南省郾城区新店乡台王村。这个村很有名，汉末著名的颍川郡陈氏家族祖籍就在这里，曹丕的重要助手陈群就出自该家族。该地至今仍有一个高出地面数米的土台，被认为是凌云台的故址。

曹丕为何在远离京城也远离其他四都的地方修建这处行宫呢？因为这里距繁阳的受禅台很近，只有30里，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受禅，所以修了座行宫以临时驻留。

至今当地还有一个传说，曹丕在受禅台接受玉玺时突然有一只凤凰从台后凌空而起，围台旋飞后翩然南翔，落向受禅台的远方。曹丕派人查看，在距离受禅台30里的一口浅井里发现了一块四方形的青石，青石已裂开，似乎是凤凰从此石重飞所至，井旁隆起一处土台，曹丕认为这是吉兆，所以下令在土台边建造了行宫，并在土台的基础上修筑了凌云台。

另一种看法认为，陵云台其实在洛阳的魏宫里，位于千秋门内御道北面的西游园内。这座高台为全木结构，以设计机巧著称，建造之前先称过所有木材的轻重，然后才筑台（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所以它保持了最大的平衡性，高台的四面重量不差分毫，虽然高峻，甚至常随风摇摆（常随风摇动），可始终不倒。

据说到魏明帝时这座高台仍在。魏明帝有一次登上陵云台，看到它颤颤巍巍的样子，害怕它倒了，就让人用大木头支撑它，但这一下楼台反而倒了，原因是本来四面保持平衡的重量出现了偏差（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把父亲修的高台弄倒了，魏明帝大概觉得过意不去，就下令重修此台。台成，最后一道工序是挂牌匾，工匠一时疏忽，匾上还没题字就挂了上去（误先钉榜，未题署）。大概此匾太重，台太高，摘下来重挂比较危险，魏明帝想了个办法，让人把书法家韦诞放在一只笼子里，用辘轳和长绳牵引着靠近牌匾（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让他在空中题写。

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尤善大字榜书，邺县宫室的匾额大多是他题写的。他被悬挂在离地25丈的高空，感到十分恐惧。写完，把他弄下来，大家一看都惊呆了，因为上去时韦诞的头发还是黑的，下来时已经全白了。韦诞回家后立即告诫子孙，今后绝不再练什么榜书了（诞危惧，戒子孙，绝此楷法）。

也许陵云台与凌云台是两座不同的高台，一个在洛阳，一个在郾城。根据史书记载，洛阳魏宫里的陵云台建成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这有些奇怪，因为当时条件简陋，曹丕祭祀父亲尚在与官员议事的建始殿内，哪能先花费巨大人力与物力修建一座至少25丈的高台呢？

史书对此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成为野史小说关照的对象，据晋朝一部野史记载，曹丕修这座高台与一个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名叫薛灵芸，冀州刺史部常山郡人，父亲名叫薛业，是一名亭长。薛灵芸出身贫寒，到17岁时已出落为一位容貌异常美丽的姑娘。她经常陪母亲与其他妇女一起纺纱，闾中少年多有暗慕的，经常趁夜色潜进她家里偷窥她。

常山郡太守谷习听说薛灵芸的美貌，就用千金聘走薛灵芸（以千金宝赂聘之），之后把她献给了曹丕。薛灵芸不想走入深宫，但也无奈，她与父母告别时泪沾衣襟，一路上也流泪不止。薛灵芸用玉唾壶盛泪，泪水在壶中化成了红色（壶中之泪凝如血色矣），由此留下了一个“红泪”的典故。

离洛阳还有数十里，曹丕派了十辆雕花的车来迎接，为了不耽误时间，曹丕让车队连夜赶路，命人在沿路点起膏烛照亮，经久不熄（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子所过之处尘土遮蔽了星月，时人称为尘霄。

到了洛阳，曹丕对薛灵芸异常宠爱，为博得她的欢心，在洛阳皇宫里用赤土做基修筑了一座30丈高的台阁，列膏烛于台下，名叫烛台，远远望去，如流星坠地，当时有人作诗道：

青槐夹道多尘埃，
龙楼凤阙望崔嵬。
清风细雨杂香来，
土上出金火照台。

薛灵芸趁夜而来，于是有了一个雅称叫“夜来”。曹丕对她百般宠爱，异邦进献的火珠龙鸾钗很漂亮，曹丕赐给她，但又问她是不是觉得龙鸾钗太重，细心如此。薛灵芸从小干家务，缝制衣服的针在她手里出神入化，夜里不用点灯也可运用自如，凡不是薛灵芸缝制的衣服曹丕一律不穿（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后世于是又称薛灵芸为“针神”。

唐代一部笔记小说里写到，一天晚上曹丕在灯下咏诗，室内摆着一件七尺长的水晶屏风，薛灵芸来了，由于有些急，不小心脸碰在了水晶屏风上，没有大伤，但碰红了。红色的脸颊如朝霞将散未散之状，更觉得美丽无比（伤处如晓霞将散），宫人们于是纷纷用胭脂仿画这种红状，称“晓霞妆”。

“红泪”“夜来”“针神”“晓霞妆”，这些雅称和典故都集于这位出身贫寒的女孩一身，薛灵芸真可以称得上三国时代的“第一灰姑娘”。在这些野史小说看来，陵云台其实是“灵芸台”，是为薛灵芸而修的。

自晋朝以来关于薛灵芸的故事便在各类书籍里多有提及，有关典故影响很广，唐人李商隐写过“一夜芙蓉红泪多”的诗，宋人贺铸写过“画楼芳酒，红泪清歌，顿成轻别。已是经年，杳杳音尘都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清愁”的词，《红楼梦》里讲众人玩象牙筹，牙筹的一面刻有古往今来的美人，薛宝钗抽中的就是薛灵芸。

但薛灵芸还不是曹丕的最爱。在晋朝的一部野史里，还有一个叫莫琼树的女人后来居上，曹丕更宠爱她。

莫琼树长得特别美艳，而且很会打扮，她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发型，将面颊两旁贴近耳朵的头发梳成薄而翘起的形状，远远望去好像蝉的双翼（望之缥缈如蝉翼），如丝如缎，如天女下凡，宫人们也争相效仿她的发型。

曹丕又喜欢上了莫琼树，这倒未必是莫琼树比薛灵芸更美丽，而是曹丕对女人审美疲劳的毛病，任何美女在他眼里顶多新鲜一阵，过后就不喜欢了。除了以上提到过甄妃、郭皇后、薛灵芸、莫琼树等几位，在野史小说中被曹丕宠爱过的妃嫔还有陈尚衣、段巧笑等人。

陈尚衣在有的书里也叫田尚衣，她的拿手本领是能歌善舞，冠绝于世，自比汉宫飞燕。段巧笑也精通化装，她发明了一种新脂粉，里面有米粉和胡粉，还有葵花子汁。

曹丕专宠莫琼树后引起了薛灵芸、陈尚衣、段巧笑等人的嫉妒，她们联手戏弄了莫琼树一把。

一次，她们假装帮莫琼树梳妆打扮，趁她不注意时在她的头发里抹了香油。时值盛夏，曹丕与莫琼树携手赏花，结果香油被太阳照射后引来苍蝇、蚊子纷至，这件事被曹丕查出了真相，薛灵芸等人被罚跪地一天不许吃饭。

汉魏时代取名常用单字，尤其是后汉和三国，有人认为这是王莽改制时的一项“硬性规定”，虽没有确论，但整个三国时代除复姓外名字超过三个字的很少，薛灵芸、莫琼树、陈尚衣、段巧笑这些名字都不太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但也不绝对，比如司马懿的夫人叫张春华，这个正史里就有记载。而且即使上面这些人都是后来虚构的，她们的故事也多少有一些现实的蓝本吧，比如关于曹丕身边的“宫斗”，除了郭皇后与甄妃这一件事，史书还提到过郭皇后与柴贵人之争。

看来曹丕这位多情皇帝平时够忙的。

◎终于不折腾了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正月，曹丕决定到许昌巡视。

镇守许昌的是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他把曹丕接进城里。在入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向坚固的许昌城南门竟然无故崩塌了。曹丕想到了几年前父亲在洛阳也遇到过同样的事，他觉得这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是一个凶兆，心里不安，决定不进城了（心恶之，遂不入）。

正值壮年的曹丕竟然因此有了心事，并且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了，于是回到了洛阳，从此一病不起。

四月，曹丕接到报告说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病逝了，这让他十分悲痛，他与夏侯尚最为要好，情同手足。

曹丕感到身体不行了，病得越来越严重，他产生了安排后事的想法。寿陵定下来了，就连棺材怎么漆都交代了，却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没有明确，那就是太子。

曹丕先后共有九个儿子，分别是：

曹叡，甄妃所生；
曹协，李贵人所生；
曹蕤，潘淑妃所生；
曹鉴，朱淑媛所生；
曹霖，仇昭仪所生；
曹礼，徐姬所生；
曹邕，苏姬所生；
曹贡，张姬所生；
曹俨，宋姬所生。

曹丕的以上诸子中，曹协、曹贡、曹鉴、曹俨四个儿子先后早逝，目前有五个儿子在世。

曹叡是曹丕的嫡长子，小时候就很聪明，曹操生前最喜欢这个孙子。曹叡特别好学习，尤其专心于法理规章（特留意于法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喜欢行政管理专业。这样的身世和天赋，无疑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但曹丕对曹叡却很忌讳，原因是不喜欢他的母亲，所以登基时并没有立他为太子，甄宓死后曹丕的这个心结就更重了。

在剩下的四个儿子中，曹丕最喜欢的是徐姬所生的京兆王曹礼，一度有过立他为太子的想法（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另外仇昭仪生的曹霖也深得曹丕喜欢。

但是，要不要立他们为太子，曹丕还拿不定主意。

如果郭皇后有儿子，那曹叡也罢，曹礼、曹霖也罢，都将与太子无缘了，可偏偏郭皇后没有儿子，这让曹丕很烦恼。

郭皇后登上皇后之位后倒也知道自矜持重，对永寿宫的卞太后也尽量恭顺，后宫里的各位贵人有什么过失，郭皇后还在曹丕面前替她们开脱说话，慢慢地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跟卞太后的关系处得也不错。

郭皇后无子，曹叡的生母已故，曹丕就让曹叡认郭皇后为养母（诏使子养帝）。曹叡生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生母死时他已经16岁了，很多事情瞒不过他，对于母亲的死曹叡心里常怅然不平。

但曹叡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对郭皇后竭力侍奉，一早一晚都要去郭皇后那里问安（旦夕因长御问起居），这让郭皇后很满意。

曹丕的心里还是有立曹叡为太子的想法，主要是废长立幼这样的事把大家弄怕了，前车之鉴太多，让曹丕不敢做出那样的决定，曹丕自己能接班也与长幼之序没有打乱有关。史书还提到一件事，说是它最后坚定了曹丕立曹叡为太子的决心。

有一次，曹叡随父亲去射猎，看见了一只母鹿，曹丕将其射杀，这时又见一只小鹿，曹丕让曹叡射杀它。

曹叡不忍动手，对父亲说：“陛下已经射杀了它的母亲，我不忍心再杀它的儿子。”

曹叡边说边哭，曹丕深为触动，于是放下了弓箭。这件事让曹丕重新打量了一番曹叡，觉得这个儿子才能更突出，于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正式下诏册立曹叡为太子，这时候，曹丕已经病得不行了。

五月十六日，曹丕把曹真、陈群、司马懿叫到病床前，向他们托付后事。

曹丕还把曹叡叫来，指着曹叡对大家说：“众位，请看清我的这个儿子，我死后由他继位，望众爱卿尽心辅佐！”

曹丕又指着他们三个人对曹叡说：“有人如果在你面前对他们挑拨离间，一定不要轻易相信（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完了，还专门对后宫的事做了交代，命令后宫妃嫔中淑媛、昭仪以下的都遣送回家（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

就在这一天魏文帝曹丕驾崩，享年40岁。

曹丕是三国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现存诗作约40首，他写的五言诗和乐府诗清绮动人，《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

除了诗歌，曹丕还留下各类文体的散文有170多篇，其中的佳作很多，他的散文题材丰富、感情充沛，除具有文情并茂的特点外，文采、辞法也受到广泛称誉。

曹丕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他写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该文评价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创作得失，后人便将他们称为“建安七子”，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价值，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相对于文学成就，曹丕作为一代帝王在政治上的成就反而很平淡，他似乎缺少父亲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位不到七年，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征孙吴，两次“望江兴叹”，留下了未竟的事业，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曹丕在军事上一再受挫，表面看各有原因，其实最根本的仍与国力有关。曹丕在位期间孙吴也正处在发展的鼎盛期，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也蒸蒸日上，曹魏的实力不足以一举将它们消灭。

除此之外，曹丕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成就。曹丕生性褊狭，容易情绪化，爱憎过于分明，报恩报怨一目了然，没有父亲曹操的胸怀和气魄。

曹魏的一场夺嫡之争可谓惊心魂魄，中间几经反复，曹丕险些前功尽弃，这让他一次次感受到了大喜与大悲。凡是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无不养成了多疑的性格，看什么都像阴谋诡计，这大概是曹丕不为人知的隐曲吧。

这场夺嫡之争对曹魏政权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假如曹操从一开始就指定曹丕为接班人，曹植以及拥戴曹植的人也就没了想法，没有了内部争斗，那样就可以专心对外，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第五章　开府治事

◎成都的丞相府

现在，目光再回到蜀汉。

后主继位后，诸葛亮以托孤大臣的身份主持蜀汉朝政，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如此艰巨，先不说继承先主遗志完成复兴汉室的大业，就说如何解决南部诸郡发生的叛乱，就是一副千钧重担。

凡事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扎扎实实，不能有半点马虎和偷懒，对于已经开府治事的诸葛亮来说，尤其如此。

所谓开府，就是组建官署。诸葛亮虽身为丞相，但在先主刘备在世时，其实没有组建单独的官衙，他的角色是执行者，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刘备亲自决策，诸葛亮只负责建议和执行。

现在，诸葛亮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他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精干高效的工作机构，也就是丞相府。

之前，大事都由刘备做主，诸葛亮负责执行落实，所以当时没有必要组建一个丞相府，或者说即使有一个丞相府，也只是为诸葛亮履行职责服务的一个小的工作班子，而不是蜀汉政权的核心。

现在情况不同了，诸葛亮要组建一个完整的、规模庞大的丞相府，这个丞相府将成为蜀汉的权力中心。

参照曹操组建的丞相府，其基本结构是：

丞相以下设长史，类似于秘书长；

再设主簿，类似于办公室主任；

再往下设若干曹，类似于一个个处，各曹的处长称掾，副处长称掾属。

汉代丞相府的标准编制是13个曹、382人，比曹操丞相府的人数少很多。各曹中西曹和东曹最为重要，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天下2000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2000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是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所以这个曹权力极大。

其他还有负责祭祀、农桑的户曹，负责管理朝廷章奏的奏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的诉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的法曹，负责运输的尉曹，负责侦办盗贼的贼曹，负责刑事审判的决曹，负责兵役的兵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的金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的仓曹，以及类似于丞相府总务处的黄曹。

从这些执掌看，丞相府的职权涵盖了行政、司法、经济等方方面面，还有许多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和人员，如军谋祭酒、军谋掾、军祭酒等，执掌军权。

在丞相府里长史最重要，是丞相的第一助手，这个人必须很得力，诸葛亮物色的人是王连。王连此前担任司盐校尉，多年从事的是与盐务有关的经济工作，这是项苦差使，在常人看来也是个不容易建功立业的岗位，但王连干得很好，很有成绩。

益州政坛向来有派系之争，本土派和外来势力一直暗中较量，王连是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不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又不是跟随刘备来益州的，他来得比较早，算是刘璋的旧部，所以也不属于荆襄派。但反过来说，以上两派或许又都认为王连是他们的人。

诸葛亮请后主封王连为平阳亭侯，并兼任屯骑校尉。屯骑是北军五营之一，屯骑校尉是中央禁卫军里的高级将领，王连有了这个身份也方便与军方打交道。

次于长史的是主簿，诸葛亮选的是担任过巴郡太守的杨颙，这也是个实干型人才，诸葛亮认识他比较早，对他的才能比较了解。本来杨颙的同宗杨仪或许更适合这个岗位，但之前杨仪由于和尚书令刘巴闹矛盾，被刘备用弘农郡太守的名义给挂了起来。

各曹负责人中，诸葛亮选的东曹掾是他一直以来都十分看好的蒋琬。刘备对蒋琬似乎很有成见，甚至曾要将其处死，幸亏诸葛亮求情蒋琬才得以保全。蒋琬目前担任尚书郎，在尚书台相当于科长这一级的低层级官员。

由蒋科长提拔为蒋处长，表面看只升了一两级，但东曹掾的分量和实权甚至比朝廷的九卿还大，由科长直接提拔成部长，体现了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魄力。

东曹负责人是荆襄人士，西曹的负责人诸葛亮就选了益州本土出身的李邵。李邵字永南，益州刺史部广汉郡人，刘备在时他担任益州府内的书佐部从事，大约是秘书或秘书处长一类的职务。任用他为西曹掾，也是破格提拔，并且大出很多人的意料。

李邵的其他情况史书记载得不多，他哥哥李邈却特别出名，可以称为蜀汉的头号书呆子，也在丞相府任职。

李邈字汉南，在刘璋手下担任过牛鞞县长，刘备来益州后提拔他当了州府的从事。有一次正旦节，按礼制这是有些类似团拜的贺岁活动，李邈得以见到刘备。大过年的，人家都是祝领导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之类，这个李邈却说了一大堆让刘备不爽的话。

李邈对刘备说：“刘璋将军因为你们同是宗室，所以拜托你来替他讨贼，什么功劳都没立，你却把他灭了。在下认为，将军你取益州，十分不合适（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

好在刘备脸皮还算厚，又是过年，没有和他计较，而是开玩笑说：“你既然知道我不对，为何不帮刘璋来打我？”

领导很有风度，李邈却不够幽默，他认真地说：“不是不敢打你，是打不过你。”

刘备脾气再好，也有点儿恼了，让有关部门把李邈抓起来要杀他。最后诸葛亮出面求情才把他放了。李严卸任犍为郡太守时诸葛亮专门推荐李邈接任，应该说对他是相当器重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把李邈调过来担任丞相参军，相当于丞相府高级参谋，但是这个李邈以后还犯过更大的傻劝。

李邈、李邵兄弟可能出身于广汉郡的大族，对于益州本地这样的家族，只要他们之中有可用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格外关注，他希望通过重用他们达到团结益州本土人士的目的。

跟李邈一同担任丞相参军的还有马谡，此前他一直担任越嶲郡太守，但诸葛亮发现他的特长在军事方面，虽然刘备临终前专门交代对马谡不可重用，但诸葛亮觉得让马谡当太守也是对人才的浪费，何况担任参军只是出谋划策，算不上重用，所以就把他调了过来。

诸葛亮在丞相府里还设了一个门下督，任命的是马忠。门下督是一个不常设的职位，具体职责不太清楚，根据与之类似的职务进行比较，从事的可能是巡察、巡视兼保卫方面的工作。这个职务也不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任曹操的门下督，他是由军师祭酒转任的，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所以这个职务不比各曹掾低。

马忠此前只是巴西郡下面一个县的县长，永安救驾给刘备留下了深刻印象，把他看作益州出身人士中黄权一类的人才。刘备临终前给诸葛亮交代过不少人事方面的事情，马忠可能就是刘备交代给诸葛亮的可用人才，所以受到重用。

诸葛亮开府治蜀后不久，后主下诏由诸葛亮兼任益州牧。

丢失荆州后，蜀汉的地盘其实仅限于益州一地了，所以在治理地方方面益州牧府也很重要。州政府里最重要的职位是别驾，相当于副州长，诸葛亮选的是秦宓。

这项任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是因为秦宓名气太小、能力不强，而是之前说过刘备伐吴前担任从事祭酒的秦宓苦劝，惹得刘备大怒要杀他，也是诸葛亮求情才免一死。秦宓此刻还是带罪之身，没有任何职务，直接提拔为万众瞩目的副州长，的确让人吃惊。

州政府里次于别驾的是功曹，相当于人事处长，诸葛亮任命的是五梁。五梁字德山，益州刺史部犍为郡人，益州本地名儒，有深厚的儒学才识，个人品德也比较突出，刘璋在时就是座上客，刘备称帝后担任议郎。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又是本土出身，让他负责人事工作，别人不好说什么。

五梁有个同学叫杜微，也是本地出身的名儒，诸葛亮请他做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但这一次却碰了个钉子。

杜微字国辅，益州梓潼郡人，和五梁都受教于广汉郡大学者任安。刘璋时任命他为从事，因病去官。刘备来益州，杜微也称病不出。诸葛亮请杜微出来做事，杜微一再推辞，后来诸葛亮专门派车去才把他请来（舆而致之）。见了面，诸葛亮发现杜微耳朵有些聋，听不清别人说话，就在座中写了一段话给杜微，希望杜微能因天顺民、辅佐明主。

虽然是现场随手写的，但这段话还是保存了下来：

“常听说您的道德品行，早就想拜会您，但因为清流、浊流不相来往，所以没有机会当面请教（清浊异流，无缘咨觏）。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和文仲宝等人经常赞叹您的高尚志趣，我没有什么才学，受命统领本州，德行浅薄、责任重大，常感忧虑。

“后主今年刚刚18岁，仁爱聪敏，爱惜有德行的人，谦恭地对待贤良之士，人们纷纷追慕汉室，这里想请您遵循天意、顺应民心，辅佐当今的明主，以建创复兴汉室功业，功勋将被写在竹帛上。我也知道，因为贤者与愚者不在一起共事，所以您过去谢绝刘璋，只在家中劳动，是不想屈辱自己。”

诸葛亮提到了清流、浊流，汉末品评人物常以此分野，诸葛亮言下之意杜微是清流而自己是浊流，确有抬高对方之意，但这应该看成是自谦而不是自贬，说的是在朝与在野的区分。诸葛亮提到的那些人，指的是王谋、王连、杨洪、李邵、丁厷、文恭等人。

诸葛亮如此谦恭让杜微无法再推辞，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但不久又请病假回家养老（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还是想把他留下，给他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个职务就是挂个名，不必朝九晚五，杜微不好再说什么，就留了下来。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是蜀汉后期最知名的学者，他也是此时进入诸葛亮领导的益州州府任职的，职务是劝学从事，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谯周字允南，益州巴西郡人，幼年丧父，和母亲以及兄长一起生活，家境清贫，但耽古笃学，诵读典籍，废寝忘食。陈寿是这样描绘老师的：身材很高，个子跟诸葛亮有一比（身长八尺），长相看起来很纯朴，不喜欢修饰自己（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

这是陈寿对老师长相的委婉描写，其实谯周的外貌很有特点。有一部史书记载，诸葛亮初次召见谯周，左右的人看到这个有点憨又有点萌的大个子都忍不住笑起来。诸葛亮一向对左右要求很严，谯周走后，有关人员向诸葛亮举报刚才有人发笑（有司请推笑者），诸葛亮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尚且差点忍不住，何况大家呢（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有人看到这里会说诸葛亮怎么能自称孤呢？其实是可以的，称孤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谦称。除帝王外，侯爵也可以自称孤，诸葛亮此时已有了侯爵，是可以称自己为孤的。

◎示范带头作用

诸葛亮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激励了无数后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勤政的典范，事实也确实如此。

开府治蜀后，丞相府和益州牧府两套工作机构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开始了有序而高效率的运转，不久后这两个衙署的官员们对丞相的工作作风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大家发现丞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对大家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心非常细，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为了减少差错他甚至亲自校订一些重要文件和统计报表（自校簿书）。

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劝诸葛亮说：

“大家工作职责有分工，上上下下不宜互相交叉（为治有区分，则上下不可相侵）。现在拿一家之主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让奴仆耕田，婢女做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里的事无一旷废，要求都能达到，他也悠然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

“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他都要亲自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陷于琐碎事务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却什么都做不好。是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做出决定的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的是士大夫（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所以，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天热气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订文书，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

上面这段话里举了陈平和丙吉的例子，他们都是汉代的丞相。

陈平是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功臣之一，汉文帝时的左丞相。汉文帝有一次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是军人出身，有些事他不在行，只得回答不知道；汉文帝又问他全国一年中钱粮开支收入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急得汗流浃背。

汉文帝于是问陈平，陈平回答：“这些事有主管的人负责。”

汉文帝又问：“主管的人是谁？”

陈平仍没有正面回答：“陛下如果想知道判决案件的情况，可以询问廷尉；如果想知道钱粮收支的情况，可询问治粟内史。”

汉文帝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如果各自有主管的人，那么你主管什么事呢？”

陈平解释道：“丞相一职，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

汉文帝听罢，称赞陈平回答得好。

周勃很惭愧，退朝后埋怨陈平怎么不在平时教他对答这些话，陈平笑着说身居相位就应该知道丞相的职责，陛下如果再问起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难道还要数完了再去报告吗？

周勃才知道自己的才能比陈平差远了，不久便托病请求免去右丞相一职，让陈平独自担任丞相的职务。

丙吉是汉武帝的丞相，有一次他带着掾史出行，路上遇到了有人打群架，死伤横道，丙吉看到了却不过问，掾史觉得很奇怪，不过也没敢说什么。

又前行，遇到有人追赶一头牛，牛边跑边喘气，还吐出了舌头，丙吉站住，让人过去问追牛的人已经赶了几里。

掾史觉得丞相不问人命关天的事却去过问追牛，有点不恰当，丙吉解释说打群架有长安令、京兆尹管，他们自会缉拿追捕，而丞相的责任是年终考核奏请赏罚。至于问牛，是因为现在天还不很热，牛如果跑不远就因暑热而喘息，意味着当下的气候不合节令，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所以过问。掾史听后十分佩服，认为丙吉能识大体。

杨主任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看来为给领导提这个意见他也动了不少脑子，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他的这段建议说起来应该算是一种批评，因为听完之后给人的印象是：你现在的工作方法就是吃力不讨好，你应该学学人家丙吉和陈平。

领导也是人，不顺耳的话也都不爱听，所以聪明的下属即使想给领导提点意见也会绕上一个大圈，先猛表扬一通，再委婉地提那么一点点，杨颙向诸葛亮提的这段意见却很直接，很严厉。

杨颙说的这段话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从管理学上讲，一个机构要实现高效运转并有条不紊，首先要做到各部门权责分明，职责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牵扯，否则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建立组织分工制度就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所以一个组织通常会建立起三个层次的分工：上层负责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对整个组织实行统一指挥和综合管理，制定组织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大政方针；中层负责各部分目标的制定，确定实现计划的步骤和程序，协调下级的活动；基层负责按照计划和程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诸葛亮听后却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向他表示感谢（亮谢之），对杨主任的工作仍然信任有加。

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十分伤心，一连三天流泪不已（及颙死，亮垂泣三日）。

然而，杨颙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却没有看到另外的一面。

从管理学上职责是应该那么分工，但要看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之下。诸葛亮开府治事之时许多工作刚刚起步，新组建的丞相府和调整过的益州牧府都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也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亲力亲为，拿现在的话讲就是狠抓工作作风建设，以此来带动工作质量和效力的提高。这是一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时候，领导必须带头。

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下，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了重用，何祗就是一个例子。

何祗字君肃，少时家贫，为人通达宽厚，有才能，但喜欢嘻嘻哈哈，没有正形（不持节俭），当时大家对他并不看好。深为诸葛亮器重的杨洪此时担任蜀郡太守，诸葛亮让他向自己推荐人才。何祗是杨洪的秘书（门下书佐），在杨洪的推荐下，诸葛亮让何祗当督军从事，负责管理一处监狱。

有一次，诸葛亮巡察到何祗管理的监狱，询问何祗监狱和所押犯人的情况，何祗回答得头头是道，流畅自如，让诸葛亮很惊异。后来成都县令空缺，诸葛亮让何祗接任。

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达官贵人聚集，这样的地方通常都很难管，犯罪案件也多。何祗到任后，打击犯罪，抓获不少作恶奸诈之徒，使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附近郫县县令空缺，诸葛亮干脆让何祗把这个县令也兼任起来。

再后来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汶山郡少数部族出现不安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叛乱，诸葛亮便把何祗派过去担任太守。何祗去后很见效果，汶山郡很快安定下来，当地各族百姓都很信服他（民夷服信）。

何祗又转任广汉郡太守，他走后，汶山郡又出现了不稳定局面，此时再派何祗回任太守有点不太合适，诸葛亮索性从何祗家族里选了一位有才能的人去当太守，结果一去之后大家居然就不闹事了。

诸葛亮还要求下属敢于直言，敢于讲真话，看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要及时提出来。在《诸葛亮集》中保存了两篇《与群下教》，类似于两篇对下属的公开信，内容都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

在第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要求：

“各级官员参与处理政务，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采纳各种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意见（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如果担心受到猜疑而不愿意反复磋商、研究，就会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复研究、磋商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就好比丢掉了破草鞋而得到了珠玉（犹弃敝蹻而获珠玉）。

“人的内心都苦于不能言尽，只有徐元直在这方面没有顾虑，还有董幼宰，他参与处理政事七年，遇到不同意见，他会往返十次对我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如果大家能做到徐元直的一点，能像董幼宰那么勤勉，一齐为国效力，那我就可以减少过错了。”

有个常用的成语叫集思广益，说的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其出处就是诸葛亮给下属的这篇教文。

这篇教文中说到的徐元直，就是诸葛亮早年的挚友徐庶，在与诸葛亮交往时，他能做到有话直说，知无不言。董幼宰就是董和，益州本土出身的名士，诸葛亮一向对他很尊重，请他协助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董和也很尽心，受到诸葛亮的肯定，诸葛亮后来还专门提出过要求，让大家向董和学习。

在另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继续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我之前接触崔州平，多次听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接触徐元直，又经常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我与董幼宰共事，他每次发表见解都必须把话说完；后来又与胡伟度共事，他曾多次对我进行劝阻。我天资不高，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们的所有意见，但我同他们始终都是好朋友，这说明我对任何直率的意见都不会猜疑（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崔州平即诸葛亮早年的好朋友崔钧，胡伟度名叫胡济，在诸葛亮手下任职，以后还做过他的主簿，诸葛亮要大家不必担心因为说真话而受到猜疑。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诸葛亮的带动下蜀汉政坛面貌一新，务实肯干、敢于直言成为官场新风，蜀汉也因此逐渐走出被失败所笼罩的阴影，看到了新的曙光。

◎关起门来搞建设

诸葛亮治蜀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发展经济，使蜀汉强大起来。此前诸葛亮就已经协助刘备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如盐铁专营、发展蜀锦等，使益州的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

开府治事后身担丞相和益州牧两副重担，诸葛亮更是把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协助刘备在经济方面主要抓了几样东西：一是制盐，二是冶铁，三是蜀锦。

蜀地盛产井盐，古时东起云阳、西至邛崃、北到汶川、南至西昌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丰富的井盐产区，秦朝在蜀地设立盐官，全面管理井盐生产和交易；西汉有个叫王孙的人，以冶铁煮盐而致富，家财数千万，家中有僮仆上千人。由于官方的介入，盐业生产技术也以蜀地领先。当时一般是“一灶五锅”，而蜀地可以达到“一灶十四锅”，甚至出现了“两灶二十八锅”的，一天一夜可以生产四石，色白如霜、质量上乘，是优质产品。

据史书记载，临邛县有一口“火井”，夜里此井能发光，照亮周围，人们要想得到这种光，先以火投入其中，过一会儿，下面会发出雷声，火焰便出，能照耀数十里。

有人甚至用竹筒把井里面喷出的东西盛起来，可拿着走而终日不灭。火井旁边还有一口有水的井，取井火煮井水，一斛水可得五斗盐。不过，要是用普通的火去煮，就得不到多少盐了（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所谓火井、井火，就是天然气，蜀地不仅遍布盐井，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用井火刚好可以煮井水，史书记载一斛水可以煮出五斗盐，用普通火煮，只能得两到三斗。

冶铁是与制盐业并重的另一项重要产业，蜀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也是蜀地的一项传统产业。西汉时蜀地卓氏、程郑在临邛冶铸，成为亿万富翁；汉文帝时把蜀地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邓通便专门经营铸造业，成为富翁。

铁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兵器最早的材料是青铜，但这种材料比较软，不够坚韧，铁和钢的出现，提高了兵器的技术含量。汉武帝以后蜀地盐铁主要还是官营，至东汉中后期官营渐解，东汉和帝时撤销了盐铁官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煮盐和冶铁（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这两项重要的产业逐渐被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所垄断，他们个个富可敌国，生活奢侈，政府反倒财政吃紧。

蜀汉把盐铁两项收归官营，设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两职负责盐铁事务。诸葛亮丞相府的首任秘书长王连长期担任司盐校尉一职，他很能干，又推荐了吕乂、杜祺、刘干等人为典曹都尉，在各地推行盐业专营。这些人也都很能干，取得了丰厚利润，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财政状况（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一直很受诸葛亮赏识的张裔担任过司金中郎将，负责经营制作农用和军用的器具（典家战之器），把冶铸业纳入官营，规定任何私自铸造都属于违法，政府不仅可以由此获利，而且控制了民间武器的制造。

蜀锦是益州的特产，蜀地农业与蚕桑业十分发达，种植和应用天然色素植物的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自成特色的染织工艺体系。蜀锦多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用经线起花，运用彩条起彩或彩条添花，用几何图案组织和纹饰相结合的方法织成。

秦灭蜀后便在成都夷里桥南岸设锦官城，置锦官管理织锦刺绣。到了汉朝，成都蜀锦织造业已经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成都自那时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环绕成都的锦江也因有众多织工在其中洗濯蜀锦而得名。

蜀汉设立了锦官，负责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使蜀锦业在这一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说专门生产蜀锦的人家，常常有多达上百间织锦房，织机之声交响应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蜀锦生产改善了蜀汉的经济和财政状况，蜀锦成为益州的特产和专有产品，魏吴两国都跑来购买（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

后主登基后蜀汉百废待兴，在诸葛亮主持下蜀汉制定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基本国策。

务农殖谷就是继续发展农业，搞好经济建设。诸葛亮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布衣丞相，对农业生产很熟悉，在他写的文章里多次谈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诸葛亮认为治国必须找到立国的根本，这个根本就在农耕、山林、川泽之中，如果农业生产不正常，就会导致国运的衰败（地失其常，则有枯败）。

诸葛亮还谈到，汉末以来各地动乱不已，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土地兼并的倾向又越来越严重，耕地的人越来越少，不耕作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民生凋敝，社会不稳定。

为解决这些问题，诸葛亮想出了很多办法。益州虽是天府之国，但经过几年的战争，大量土地无人耕种（股膏草野），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外地避难的人来到益州没有地种，通过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可以安抚流亡，达到安民复业的目的。

诸葛亮还谈到管理社会、管理人就像种庄稼一样（治人犹如养苗），要想禾苗茁壮成长，必须除去其中的杂草（先去其秽），对于专权恣肆的豪强权贵，不仅要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和打击，在经济上也要加以抑制，通过打击豪强，释放生产活力。

在赋税政策方面，诸葛亮认为应当轻徭薄役，不能让百姓承担的负担过重（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因为人吃不饱肚子就会造反（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所以蜀汉实行了较低的税赋。还有史料表明，诸葛亮在蜀汉也组织兵士屯田，增加军粮收入，减轻百姓负担。

在大家印象中，诸葛亮是一个喜欢用兵的人，蜀汉国力有限，但他年年用兵，使军事方面的负担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根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注意减兵省将，把兵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全国常备兵员不超过八万人，且实行轮换制（十二更下，在者八万），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生产。

苛捐杂税历来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直接导火索，史书说诸葛亮治蜀虽然严于执法但国人都心悦诚服，百姓承担一定负担但从不抱怨（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2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有3次，这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赋税政策是较为合理和成功的。

重修都江堰是诸葛亮发展经济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都江堰坐落在成都西部的岷江上，由秦朝蜀郡太守李冰创修，因为其附近的玉垒山在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民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作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汉末在都江堰地区设置了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开始称为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

都江堰设计巧妙，建成后灌溉面积之广和效率之高都堪称古代水利工程之最。都江堰发挥了调节水利的重大作用，旱时引水灌溉，涝时蓄水保田，建成后蜀地就变成了沃野千里，号称“陆海”。

益州面积虽大，但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也就是都江堰的灌溉区，所以诸葛亮对都江堰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他曾说过，都江堰是发展蜀汉农业的重中之重，是国力提升的基础（此堰农本，国之所资）。

都江堰也存在着一定的薄弱之处，那就是它必须经常性地进行维护，当初修建此堰是就地取材，没有钢筋、水泥，所以有些地方常被洪水冲坏，如不及时维护，就会影响使用，甚至可能有崩坝的危险。

诸葛亮下令在此设置堰官，征调1200人专门养护都江堰，这是一项创举，自都江堰建成以来，还从没有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维护。此举有力地保障了都江堰的安全运行，使都江堰的效能进一步发挥，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的发展。

除都江堰外，诸葛亮还下令修建过其他水利工程。成都西北部有一块地势低洼的地带，容易形成水涝，诸葛亮下令在此修建九里长的大堤，以防止水涝，称为九里堤。为便于灌溉，诸葛亮下令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15里处修建了两座水坝，后人称为大诸葛堰、小诸葛堰。

左思为创作《蜀都赋》曾亲自跑到巴蜀大地体验采风，他去的时候距诸葛亮担任蜀汉丞相时并不远，所以他的文章也可以当成史料进行参考。

《蜀都赋》里写到的成都平原是这样的：

其封域之内，
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
演以潜、沫，浸以绵、雒。
沟洫脉散，疆里绮错。
黍稷油油，焿稻莫莫。
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
虽星毕之滂遝，尚未齐其膏液。

这段赋文的大意是：整个疆域之内，从平原到水边远近都是一望无际的良田，潜水、沫水、绵水、雒水四条河流滋润着这片土地，其间沟渠散布如同人身上的血管那般稠密，庄稼如同锦缎上的花纹错综排列，黄米、高粱、大米都长得光鲜茂盛，都江堰如同兴云降雨的门，保证土地不受干旱之苦。即使下起滂沱大雨，也不会泛滥成灾。

蜀汉的另一项国策是“闭关息民”，意思不是闭关锁国、自我封闭，而是关闭边关，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其实是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不打仗了。

当时正是需要用兵之时，首要的是南中，那里的动荡已经很严重了；其次是曹魏，曹丕上台后一直想有所作为，曾讨论过伐吴、伐蜀哪一个优先，虽然最后决定以吴国为优先对象，但蜀汉的最大危机肯定来自这里；还有孙吴，荆州之败、夷陵之败，已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有人主张必须对其报仇雪恨。

但现在还不能主动用兵，不是不用，而是用不起。打仗靠的是经济支撑，拼的是综合国力，只有先埋头发展自己、让自己壮大起来才是正道，所以诸葛亮于后主登基的次年便把“闭关息民”提了出来，作为基本国策请后主用诏书予以颁布。

为了更长远的目标，有时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这种牺牲有时非常痛苦，但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古今同理。

◎马谡的攻心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关息民，蜀汉内外部的环境呈现出好的景象，先帝驾崩后的严峻时期总算过去了。

此时与孙吴方面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魏吴两方又不断开战，对蜀汉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处理内部事务的好机会，诸葛亮抓紧时机把征讨南中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谓成功，也不是占几处地方、杀几名叛乱首领那么简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南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没有轻易用兵，但眼下的局势又不能一拖再拖。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二月，魏文帝曹丕又一次亲征孙吴，诸葛亮认为机不可失，于是上表后主，建议集合大军进军南中。

丞相府秘书长（长史）王连向诸葛亮进谏道：“南中是不毛之地、疠疫之乡，不应当由丞相亲自讨伐，做这样的冒险之举（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

诸葛亮明白王连的意思，此次进军南中情况复杂，打胜了还好说，如果打败了或者无功而返，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挫伤，必须考虑到这个风险。

诸葛亮当然知道对他个人来讲这是件极其冒险的事，但是如果自己不亲自去，而是另派一个将领，取得全胜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于国家更为不利。

不能因为避免让自己冒险而让整个国家去冒险，诸葛亮虽然知道王连的话很恳切，但仍然决定自己亲自南征。

大军未发，王连却病逝了。

诸葛亮一向看好并重点培养的人主要有张裔、杨洪、向朗、蒋琬、杨仪以及费祎、董允、马谡、邓芝等几位，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接替王连。

张裔身兼军政两端，既了解自己的想法，又熟悉益州本地情况，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此时不宜调动；杨洪复任蜀郡太守，掌管成都的安危，地方一旦出现什么情况，还得靠他稳定局面，也不宜变动；蒋琬倒是合适的人才，但他刚刚由尚书郎升任丞相东曹掾，资历有点浅。与他们相比，费祎、董允、马谡、邓芝几位资历和威望更浅一些，担任丞相长史还不太合适。

较为合适的人选只有杨仪和向朗。说起来诸葛亮更倾向于选杨仪，但是一来杨仪曾是被刘备亲自贬降过的人，二来孙权对杨仪有过负面评价，这些毕竟都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安排。最后，诸葛亮决定选时任步兵校尉向朗代理长史职务。

诸葛亮同时任命杨仪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随同自己一起行动。杨仪已经在家赋闲好几年了，他的职务是弘农郡太守，弘农郡远在黄河边上，是曹魏的地盘，他这个太守只是个空衔。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天，后主诏准丞相诸葛亮率众南征，后主赐给诸葛亮金铁钺一具，曲盖一副，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60人。

铁钺、曲盖、羽葆、虎贲都属皇帝专用，曲盖、羽葆属于出行的车辆仪帐，虎贲是皇家警卫，而金铁钺不仅好看，而且象征皇帝的授权，比假节、持节级别更高，持此如皇帝本人亲临，可以任意诛杀大臣而不必事先请示。

百官一直把诸葛亮送到郊外，大家回去了。

但有一个人没有走，而是一直跟着诸葛亮前行。诸葛亮知道此人一定有话想说，但也没问，继续走。

一直走了数十里，诸葛亮忍不住了，对此人说：“咱们在一块共事多年，希望你能多提些良谋妙策。”

到了这时，此人才说道：

“南中依仗险远，长期以来不服我朝，即使现在把它攻破，后面还会继续反叛。将来明公如果倾国家之力去对付强贼曹魏，他们知道我们后方空虚，叛乱会来得更快。

“如果把他们全部杀了以绝后患，那又不符合仁义，而且这不是仓促间可以做到的事（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明公能让他们心服！”

一番话正中诸葛亮下怀，此人提出心战为上的原则，正是诸葛亮这段时间考虑最多的。为彻底解决南中问题，使蜀汉今后没有后顾之忧，不能一味用武，而应当攻心，让南中各部族从心底里愿意臣服。

这个人，就是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马谡。作为已故侍中马良的弟弟、“马氏五常”之一，马谡一直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认为他很有才干，对问题有独到见解，所以常常跟他一起交谈，他们有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马谡的建议进一步坚定了诸葛亮的想法，他于是在行军的路上起草颁布了一份《南中教》，作为此次南征的战略指导文件。《南中教》大部分已佚失，史籍中只保留着几句话。

这几句就是马谡说给他的原话：

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马谡的话其实并非原创，他借鉴的是战国时代有人说给赵王的一番话，原话是：“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

《孙子兵法》中也有“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兵不顿可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上兵伐谋”等论述，都强调的是人心向背，强调要设法赢得民心，因为只有这样，治国才可长治久安，治军才可无往不胜。

◎兵分三路进南中

南中之战在这一年夏天开始打响。

对于这次重要的战役，史书记载得都非常简略，《三国志·后主》传只有51个字的记载，《诸葛亮传》更是少到只有20个字，一向以翔实著称的裴松之注，也只有不到300字的记述。在其他各人的传记中，虽然也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都比较零星，难以看出这场重要战役的全貌。

记述南中之战比较详细的唯有晋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此书写作时间距诸葛亮南征不到100年，当时可以看到更多的史料，所以可信度非常高，通过这部书能大致还原出南中之战的整个过程。

综合各处记载，诸葛亮此次征讨南中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整个南征大军有十万人左右，不过推测一下，这个人数可能并非全部作战部队，还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在内。

当时盘踞在南中的叛军大致分为三路：

西路，主要是所谓的夷王高定元，他据守在越嶲郡，是实力最大的一股；

中路，主要是叛乱中最活跃的雍闿，他占据着益州郡，被孙权任命为汉昌太守，但由于吕凯等人的死守，雍闿未能侵入汉昌郡，在益州郡与雍闿合盟的还有夷人首领孟获；

东路，主要是已经反叛的原牂牁郡太守朱褒，他的大本营是牂牁郡的治所且兰一带。

在今天的金沙江和岷江汇合处有一座美丽的古城宜宾，三国时金沙江的名字叫泸水，宜宾叫僰道。诸葛亮率大军由成都出发来到僰道附近，再往前就是叛军控制的南中地区了。

诸葛亮在僰道附近把大军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丞相府门下督马忠率领向西进军，直取牂牁郡的且兰，讨伐朱褒，是为东路军；第二路，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由朱提郡向南直取益州郡，讨伐雍闿、孟获，是为中路军；第三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由安上沿泸水南下，讨伐越嶲郡的高定元。

庲降都督是蜀汉设置的官职，是管理南中地区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管理南中各郡，李恢被叛军围困，这段时间一直艰难地在南中一带坚持着，直到诸葛亮率大军到来。

最早，益州作为东汉13个州之一，下面设12个郡国。蜀汉立国前后，随着机构的不断调整，郡国的数目大为增加，最多时达到了27个。

在这种情况下，除益州外，蜀汉还先后设置了庲降都督、江州都督、永安都督、汉中都督四个镇守边境的行政机构，从级别上说与益州相同，下面分别管辖着数目不等的郡国。

汉中都督管的郡最少，只有汉中郡和以后设置的武都郡两个；永安都督是李严镇守永安后设置的，下面管着巴东郡以及后设的建平、固陵两个郡；江州都督下面管的是巴郡以及后设的黔安郡、涪陵郡；庲降都督下面所管理的郡较多，南中地区各郡都在它管辖范围内。

第一任庲降都督是邓方，之前说过他已经去世了。李恢是第二任庲降都督，由刘备亲自任命，刘备还命他兼任交州刺史，当然也只是遥领，此时交州已成为孙吴的地盘。李恢平时驻扎在平夷县，即今贵州省毕节。

诸葛亮任命原犍为郡太守王士为益州郡太守，协助李恢行动。

三路叛军中，高定元实力最强，所以诸葛亮亲自征讨，他还任命了一个叫龚禄的人为越嶲郡太守，随自己一同行动。

◎深入不毛之地

各路大军分头行动，先说西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的这一支。

西路大军的对手是高定元，越嶲郡是他的老巢，在越嶲郡的后面是永昌郡，目前也在高定元的控制范围内。

越嶲郡的范围相当于今四川省的西南部，郡治邛都，即今天的四川省西昌。永昌郡的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和缅甸的一小部，郡治不韦，即今云南省保安。

现在从成都去西昌，最便捷的路线是走京昆高速和108国道，距离有500多公里，车开得快点，一上午也就到了。而三国时由成都去西昌，必须走旄牛道。

这条道路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开通，秦时在邛崃山设有邛笮关，由此往西翻过飞越岭，下大渡河，渡河，过雪门坎，进入大雪山西边的旄牛，此地在今四川省汉源一带。这是当年通往西南最重要的商路，商品主要有布帛、铁器输出和土特产输入等。这条古道的走向基本上是由今四川省西昌直接北上，一直通达成都。

这条道路翻山过河，十分难行，高定元占据越嶲郡以后，便将这条道路毁坏，现在要去邛都，没办法再走这条路。

西路军选择的是水路，由僰道沿泸水南下，过安上，再往下，就到了泸水上的一条支流卑水。

卑水今称美姑河，自西向东注入金沙江。诸葛亮率大军到达卑水后，没有急于进兵，在这里原地集结休整。

高定元听说诸葛亮亲自前来，十分紧张，他控制的地盘很大，但这也成了他的包袱，为了集中兵力，他把人马从永昌郡全部撤至越嶲郡，分兵把守在旄牛、定筰、卑水等几处要地，修建了许多防御营垒（多为垒守）。

旄牛的位置在越嶲郡的北部，这里并没有蜀汉大军，高定元为何在此布下重兵防守？因为他并不清楚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旄牛是他的北大门，他必须防守。

盐井是高定元的命根子，它们分布于越嶲郡各处，高定元四处设营垒，也与保卫这些盐井有关，所以他不断地集结人马，做好防止敌人进攻的准备，这正中了诸葛亮的下怀。

夷人善野战，不善守城，像高定元这个弄法，形同寻死。

正确的做法是放弃各战略要地，分散到大山之中，蜀汉军队可以占领越嶲、永昌两郡，但其主力不敢在此停留太久，主力一撤，再出来作战。所以，诸葛亮不担心敌人聚集在一块，担心的是敌人过于分散（不患其大聚，只患其分散）。

大概高定元被下面的人捧为所谓的夷王，心理比较膨胀，敌进我退的事觉得没面子，还想恃险固守博上一把吧。

看到敌兵的部署，诸葛亮决定在卑水按兵不动，敌人完成集结后，来个一窝端（俟定元军集合，并讨之）。

蜀军不动，高定元沉不住气了。

他的本意是拼死一战，是胜是败赌上一把，现在人家不理你，就好比好斗的拳手上了拳台，又喊又叫又蹦，但对手始终没出现，自己的体力和士气先耗掉了不少。

高定元自忖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于是派人向他东面的雍闿、孟获求援。

雍闿待在益州郡日子也不好过，蜀汉的中路大军已向他逼近，眼看也是朝不保夕，高定元曾经给过他不少帮助，他平时一向尊重甚至服从高定元，但现在这个局面，让他犹豫不决起来。

不见雍闿的援军，高定元十分生气，逐渐与雍闿生隙。

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随同李恢行动的益州郡太守王士前往雍闿处，对雍闿进行策反。

王士的策反工作有了积极进展，但这时高定元也察觉了雍闿将要生变，于是派部曲袭杀雍闿，同时遇害的还有王士。

还有一种说法，雍闿增援了高定元，他从益州郡发兵想去越嶲郡，但诸葛亮已派兵沿泸水一线进行布防，雍闿未能通过，只得退回益州郡，结果又被蜀军打败，逃到了高定元那里。高定元的手下们对雍闿很不满，认为他没尽力，结果把他杀了。

不管怎么说，雍闿一死，高定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援，如果是高定元主动突袭的益州郡，那他的兵力势必也有所分散，诸葛亮认为发起攻击的时机到了。

诸葛亮下令由卑水进兵，直取高定元的老巢邛都。

此战没有悬念，一方是装备优良、准备充分、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一方是由各少数部族拼凑起来的不大听从调令的乌合之众（以装备坚实节制之师，对乌合蛮夷无节制之众），蜀军很快占领了邛都，俘获了高定元的妻子儿女，高定元仅以身免。

这是此战结束后诸葛亮向后主呈报的战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诸葛亮觉得高定元已经道穷计尽，他应该俯首投降求得一条生路。但是高定元仍不知死活，又纠合起2000多人，歃血结盟，准备死战到底，结果被阵斩。

至此，西路军圆满完成了任务，收复了越嶲、永昌二郡。

东路军在马忠的率领下进展也很顺利，马忠很快击杀了朱褒，占领了牂牁郡。

诸葛亮任命马忠为牂牁郡太守，招纳叛降，抚恤民众，恢复那里的秩序。

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恩威并立”，牂牁郡一带的少数部族既害怕他又尊重他（蛮夷畏而爱之）。

马忠担任牂牁郡太守五年，一直到建兴八年（230年）才调离，在南中地区树立了较高的威望。马忠死后，南中少数部族首领自行前去吊丧，流涕尽哀，并给他在南中地区立庙。

三路大军之中，只有中路军的进展不太顺利。

王士策反失败，雍闿被杀，孟获成为益州郡少数部族的首领。

孟获在南中很有威望，夷人汉人对他都很敬重（为夷、汉所服），推测起来他应该出自益州郡的大姓，在当地很有势力，所以雍闿要与他合作。

两汉治南中，郡守多由上面派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这些人来到这里，并没有扎根的打算，干个三年五载就回去，诸事全托付仰仗本地大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上面来的人不通当地语言，也只能由大姓们从中沟通，所以大姓们在南中势力很大。当朝廷强势时，对南中掌控力量强，大姓们也都比较顺从；一旦朝廷力量衰弱，这些大姓便趁机而起，左右地方，雍闿、孟获、朱褒都是这样的人。

孟获的号召力看来很强，他接手后，叛军的势力不降反升。

李恢兵力有限，一度被孟获的叛军包围在今天的滇池附近，与诸葛亮失去了联系。

此时叛军数倍于李恢，为了打破困局，李恢骗叛军道：“粮食吃完了，打算退回去，我离开乡里已有很长时间，现在才回来，不想再去朝廷效力了，想回来与你们共同对付朝廷，这都是真心话（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

李恢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建宁郡，也属南中地区。李恢这封信其实是诈降信，表示愿意投降叛军。

叛军相信了，放松了围城，李恢趁势出击，摆脱了包围，之后集结力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控制区南到槃江，东到牂牁郡，使三路大军连成一片（声势相连）。

◎有没有“七擒七纵”

高定元死了，雍闿死了，朱褒死了，南中叛乱的几个重要首领都死了，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胜利来得比预想的快，诸葛亮决定抓住机会，向最后的叛军发起总攻。

建兴三年（225年）五月，诸葛亮率部由邛都等地出发，越过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一个叫三疑的地方渡过泸水，经过青岭，进入益州郡，与中路军李恢部会合，对孟获展开围歼，这就是诸葛亮“五月渡泸”的由来。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一来泸水两岸山势陡峭，崎岖难行，蜀军经过处多是无人区；二来是季节，农历五月天气很热了，在亚热带丛林里行军，可不是一件好差事。

泸水一带一年四季气温都偏高，即使是冬天，爬山路的人都会热得脱掉衣服浑身流汗（虽方冬，行过者皆袒衣流汗）。

更为可怕的是，泸水一带还多瘴气，闻到这种有毒气体，严重时人就会死，不幸染上瘴气的，十个人之中五个都得死。

热带和亚热带原始森林中，植物腐烂或无人处理的动物尸体在气温过高的情况下会产生毒气，被称为瘴气。两广地区瘴气最盛，其中广西又被称为瘴乡。

根据有关描述，瘴气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有形，一种无形。有形的状如云霞，或如浓雾；无形的如腥风四射，有时则异香袭人。还有一种，初时见丛林灌木之中灿灿泛金光，忽然从半空坠落，小的如弹丸，大的如车轮，非虹非霞，五色遍野，香气逼人。

人闻到这种气味立刻就会有不良反应，严重时会立即发作，直至失去性命。山里居民对付瘴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晓起行路，行前饱食，或者饮几杯酒，以抵抗瘴气。夏天再热，挥汗如雨，也别解开衣衫取凉，夜里睡觉要密闭门户，以防瘴气入侵。

有一个传说，诸葛亮率大军过泸水时遇到瘴气，这种瘴气正是四五月最盛，当地人建议拿人头祭祀才能免瘴气之困。过去都是杀一些蛮人俘虏活祭，诸葛亮不肯，命人用面粉和面裹上肉馅做成人头状代替人头祭祀，这种东西后来便流传了下来。由于它代替的是蛮人的头，所以称蛮头，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馒头。

这个传说在史书上没有记录，是否真实不知道，但流传这样的故事本身反映出诸葛亮南征是在遭遇瘴气等极艰苦条件下作战的。

诸葛亮指挥各路大军将孟获所部围困于南盘江上游一带，将孟获擒获，诸葛亮没有杀他，还请他参观军营。

参观完，诸葛亮问孟获：“这样的军队怎么样？”

孟获回答道：“前面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赐观营阵，也不过如此，如要再战定可轻易取胜！”

诸葛亮笑了笑，把孟获放了，让他再战，抓了他七次又放了七次。

孟获不走了，对诸葛亮说：“明公有天威，南人不再反叛了！”

这就是“七擒七纵”典故的由来，诸葛亮按照心战为上的作战方针，为了让孟获等南人心服口服，不惜一再释放被俘的孟获，直到他不愿意再打了为止。

《华阳国志》分析说，诸葛亮当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北方（方务在北），担心南中容易叛乱，所以想到敌人如果有不轨的想法就让他们都使出来（宜穷其诈），于是赦免孟获，让他聚集人马再战，就这样总共七次俘虏又七次赦免，孟获等人最终心服，参与叛乱的夷、汉各族都愿意真心归顺。

还有一部史籍说诸葛亮之所以释放孟获，是担心没有全部歼灭叛军，故意让他去纠集残部再来交战，偏偏遇上孟获这个死心眼儿，配合得很好，居然前后七次集结又被全歼，按照这个进度，估计孟获最后也找不来什么人了，只得投降。

有人认为，军事行动岂能是儿戏，当时诸葛亮也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去做这样的游戏，他此时考虑的应该是尽早平定南中，好准备下面的北伐。与南中相比，北伐才是诸葛亮更关心的大业，诸葛亮不会只是为了让夷人心服就在此无限期地耽误时日。

这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有些近现代学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强调“七擒七纵”属民间故事的范畴，不是正史。

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仅把该事件当成民间故事、传说是不够的，《华阳国志》等史料不必说，一向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照录了这件事。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时对裴松之注引的很多史料都未予采纳，但对这件事反而采纳了，因为他认为完全确切。

清代有一部地方志，不仅确信“七擒七纵”的真实性，而且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归纳出“七擒孟获”的地点：一擒于白崖，二擒于豪猪洞，三擒于佛光塞，四擒于治渠山，五擒于爱甸，六擒于怒江边，七擒于蟠蛇谷。

这部地方志所言或许有传说的成分，因为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关的故事在云南、广西一带广为流传，有很多传说属于后人的附会，但这么多传说故事的出现也反映出事件本身不会子虚乌有。

当然，把孟获这样的部族首领放七次再抓七次，的确有儿戏的嫌疑，不仅动机方面不好理解，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操作上的复杂性。

放一次、纠合人马、进行准备、发起进攻、交战、被抓、再被放，这一套流程下来最快也得个把月吧？实际上，一个月能完成一回那已是相当快了，不可能今天被释放，明天就领几十个人原路杀回，除非孟获有意恶搞，或者精神已经失常，否则一捉一放的时间不会太短。

而且每次捉与放的地点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按照清代那部地方志的说法，每次其实都不一样，而且跨度相当大，看起来有眼花缭乱之感，不说认真组织实施战役，就是去这几个地方徒步旅游一遍，没有一年半载也不好完成。

总之，捉七次再放七次，如果主角都是诸葛亮和孟获，而整个流程都是单线程的，没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诸葛亮即使不忙，时间很充裕，他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十万大军要吃要喝要后勤保障，得耗费多少钱？诸葛亮不会不算这些账。

其实，换一种思路看，当年诸葛亮的确释放过孟获，孟获也的确再次打上门来，只是诸葛亮把他本人抓了又放的未必真有七次，所谓七次，会不会是把孟获领导的其他各支叛军加上计算出来的呢？

“七擒”是存在的，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否则就难以说通。可能的解释就是，每次擒住的不一定都是孟获，而是“孟获集团”里的人，是把他手下的其他主要头目也都算进去了。

◎又一支王牌劲旅

汉末有几支著名的军队，它们都有惊人的战斗力，取得过骄人的战绩，有人把它们称为汉末“四大主力”。其中的三支前面已经提到过，分别是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的陷阵营和曹操的虎豹骑。

现在第四支主力也要登场了，这支人马被称为“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组建的。

当时南中虽然已经平定了，但正如开始大家担心的那样，如何把这里守好才是更大的挑战，蜀汉的主力不可能长期待在这里，主力走后南中还能长治久安吗？所以有人认为应当留下足够的军队镇守在这里，并且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由朝廷派人来担任。

诸葛亮认为这样做很不妥，他说：“留下外人在这里就得留下军队，留下军队，军粮供应就困难，这是第一个不易；夷人新破，父兄死丧，留外人如果不留下足够的军队，必将酿成祸患，这是第二个不易；夷人过去多有叛杀朝廷官员之举，内心里感到罪责深重（自嫌衅重），如果留下外人，难以做到互相信任，这是第三个不易。”

诸葛亮认为，不在这里留兵就不必给这里运送粮食，待这里的政法纲纪大致确定下来，夷、汉两族大体相安无事就行（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所以诸葛亮继续任用那些夷人来做地方首领（渠率），除留下李恢、马忠、吕凯、王伉等几名主要官员外，其余的郡县以及其下面的官员都使用了本地人。

这是“心战”思想的延续，是符合当时南中特定情况的。两汉几百年里对南中少数部族的政策容易走两端，力有不逮时就和亲，一旦强大就清剿。西汉末年益州郡夷人起兵杀郡守，王莽派廉丹自成都发兵十万讨伐，虽然杀伤众多却不能攻克。汉光武帝时派刘尚率大军深入南中的不韦，斩渠帅70余人，汉安帝时益州刺史张乔率重兵清剿南中，斩杀三万多人。

但是军事上的强势手段并未换来长治久安的局面，一味用强只能使各族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在此次南中之战前，诸葛亮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必须改变策略。

在南中，能左右局势的有两种人：一是汉人中所谓的大姓，二是所谓的夷王、夷帅，即少数部族的首领。

汉人中的大姓主要有五个，分别是雍、娄、爨、孟、毛，雍闿、孟获就出自他们中间。诸葛亮任用他们当中一些有影响、有能力的人担任各级官职，同时把其中的上层分子还带到成都去做官。

孟获投降后被任命为蜀汉朝廷的御史中丞，孟获的族人孟琰被任命为辅汉将军，以后还担任过虎步监，多次参加诸葛亮主持的北伐。爨姓中的代表人物是爨习，他也到了朝廷做官，官至领军将军。

诸葛亮大胆使用少数民族中的夷王、夷帅，只要他们服从朝廷，不闹事，就承认他们在本部族的权力。如夷人首领龙佑那被拜封为酋长，并赐姓张，牂牁郡的夷人首领火济协助朝廷军队攻打孟获，因功被拜封为罗甸国王，为了让这些部族首领安心，诸葛亮还给他们颁发了铁券，承诺世代相袭，永不改变。

夷人多信巫鬼，好盟誓，诸葛亮就按照当地风俗和他们搞好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和夷人首领也举行过诅咒发誓的仪式。为了使这些部族的人懂得礼教、纲常，诸葛亮还让人画了很多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反映原始的宇宙观和上下尊卑；再画神龙、牛、马，反映这些部族流传着的神话故事，以示尊重他们的祖先；最后画郡县官员巡视出行以及部族牵牛担酒携宝进贡，让大家明白接受统治和纳赋进贡的道理。诸葛亮把这些画谱赠送给夷王、夷帅们，他们都接受并认真遵守（甚重之）。

诸葛亮认为南中各部族民风一向剽悍，战士个个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结合他们的特点正好可以推行部曲制，于是以五大姓为基础，征调一万余家迁往蜀中，从其中抽出青壮年组建一支人马，一姓一部，分成五部，史称这支军队在作战中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就这是“无当飞军”名称的由来。

诸葛亮为无当飞军挑选的指挥官是王平，他最早是曹操的部将，在汉中之战中投降了刘备。根据史料记载，无当飞军人人披铁甲，擅长山地作战，善使弓弩和毒箭，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均屡立战功，直到蜀汉灭亡这支队伍才消失。

诸葛亮组建无当飞军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来为蜀汉增添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二来稳定了后方。

当时南中一带人口本来就稀少，像牂牁郡只有两万户，建宁郡只有一万户，朱提郡才8000户，一次把能征惯战的一万户移民，使这里的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没有力量再挑战蜀汉政权了。

◎实现长治久安

在此基础上，诸葛亮又重新调整了南中的行政区划。

南中地区之前主要由四个郡构成，即益州郡、越嶲郡、牂牁郡和永昌郡。这几个郡地盘都很大，一个郡相当于内地数郡，不便于管理，也容易形成郡太守权力过大。

根据新的调整方案，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郡、牂牁郡的一部新设兴古郡，又分建宁郡、越嶲郡、永昌郡的一部新设云南郡，同时把朱提郡也纳入南中行政管辖范围。这样，南中的四个郡就变成了七个郡。

随着郡数目的增加，县的数目也大为增加，能考证出来的，有朱提郡新设的南昌县，越嶲郡新设的安上、马湖县，建宁郡新设的修云、新定、存邑、冷邱县，永昌郡新设的永寿、雍乡、南涪县，牂牁郡新设的广谈县，兴古郡新设的汉兴县，至少新增加了12个县。

郡县数目的增加，使行政管理进一步细化，统治基础进一步增强。

南中七郡仍由庲降都督进行管理，行政上与益州同一级别。原庲降都督李恢在此次平叛中表现出色，加上他又是南中本地人，更容易为南中夷汉两族所接受，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庲降都督一职，把都督治所移至建宁郡味县，即今云南省曲靖，其正好处在南中七郡的中央，便于同各郡联络。

李恢除担任庲降都督外，还兼任建宁郡太守，仍遥领交州刺史。云南郡太守由吕凯担任，在南中平叛之前吕凯已担任太守，一直坚守在南中，为此次平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牂牁郡太守已任命了马忠，他率所部是此次南中平叛三路大军之一，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诸葛亮干脆把他从丞相府调过来，留在南中，协助李恢做好南中的治理。永昌郡太守任命的是王伉，他原是吕凯的下属，协助吕凯坚守南中，也建立了功勋。

越嶲郡太守之前任命的是龚禄，已经战死，加上朱提郡、兴古郡，这三个郡的太守是谁无法考证，推测起来诸葛亮任用的可能是当地汉人大姓或夷人首领。

南中地区一向落后，诸葛亮十分重视发展南中的经济。

诸葛亮命人在南中地区推行从成都平原传过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当时南中一带还是刀耕火种，诸葛亮命人引进牛耕，使生产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得到解脱，受到强烈欢迎（夷众咸悦）。

水利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最有效手段，诸葛亮注意在南中一带有条件的地方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在云南省保安一带，至今还有三个能灌溉的叫诸葛堰的水利工程，传说都是当时修建的。

有人认为在南征期间诸葛亮从未到过保安，诸葛堰是后人附会的，不是那时所修。其实诸葛亮虽然没有亲自来过保安，但他下令修建是完全可能的，后人为纪念他一样可称之为诸葛堰。

诸葛亮把盐铁官营的政策也在南中进行推广，他把这里的盐井和铁矿山收归官有，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统一管理经营。除盐铁外，铜、锡、黄金、丹漆、兰干细布等南中的土特产也大量输往成都，永昌郡所产的一种橦花布销往成都后还很受欢迎，这些都繁荣了地方经济。

建兴三年（225年）十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回到了成都。算起来整个南征用时不到一年，诸葛亮果断决策、正确指挥，以霹雳手段迅速解决了南中问题，尤其是推行了和抚的治理政策，保持了南中总体上的长期稳定，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中地区再也不敢反叛（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叛）。

诸葛亮在南中各族中也享有了很高威望，有许多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至今仍然在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流传。如傣族说他们盖房时大殿的顶子是依照诸葛亮帽子的式样设计的，佤族说他们的祖先会盖房子、编竹筐，都是诸葛亮教的，种水稻的种子也是诸葛亮给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广泛使用铜鼓做乐器，有不少地方都把铜鼓称为诸葛鼓。

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到傈僳族那里传教，发现当地人更信奉诸葛亮。为了让大家信奉基督，传教士编造说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孔明，小儿子叫耶稣，过去由大儿子管事，现在由小儿子接替了。

第六章　新城变局

◎神秘新天子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驾崩于洛阳崇华殿，临终前向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三位重臣托孤，但一般说起此次托孤，公认受托大臣是四位，还有一位曹休。

尽管有的史书里提到曹休，有的没提，但说曹丕指定曹休为托孤大臣之一，既合情，也合理。曹休没来崇华殿，是因为他此时身在扬州，来不了。

按照曹丕的遗愿，曹叡有这四位大臣辅佐，基业可保长青。这四个人都是他所信赖的。曹真、曹休不用说，他们与文帝同宗同辈，在战火中成长起来，不仅军事才干突出，而且在军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只要有他们二位保驾，政局便不会出现大的震动。

但他们毕竟是武人，治国安邦除武力还要理政，在这方面曹真、曹休能力就不及了。而陈群和司马懿作为世族才俊，政治和经济才干突出，跟随自己多年，是君臣亦是朋友，自会兢兢业业辅佐幼主。

在曹丕眼里，这是一个理想的团队，也是一个豪华阵容，更是曹丕根据当时朝中大臣的具体情况认真斟酌的结果。

下面，看看曹丕临终时曹魏主要文武官员的构成情况：

太尉：钟繇
司徒：华歆
司空：王朗
中军大将军：曹真
征东大将军：曹休
镇军大将军：陈群
抚军大将军：司马懿
前将军：满宠
左将军：张郃
右将军：徐晃
后将军：文聘
尚书令：陈矫

以上这份名单中没有曹仁、曹洪和贾诩。

曹仁担任过大将军、大司马，已故。

曹洪担任过仅次于大将军的骠骑将军，因故已被贬为庶人。

贾诩是曹丕登基后的首任太尉，也已故去。

如果从这份名单论，当时曹魏地位最高的人应该是三公，这三个人曹丕都很敬重，但他们不是经国之臣，手里也没有什么实权，难当托孤大任。在军中威望最高的人是曹真和曹休，在朝臣中最有才干的人是陈群和司马懿，他们两个人主文、两个人主武，两个是亲密近臣、两个是宗室虎将，有他们保驾，曹魏的基业一定长盛不衰。

陈群、司马懿由尚书台升任现职还是去年的事，直到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曹丕在那时就开始了布局，如果没有这一步，陈群、司马懿直接进入托孤大臣的行列势必有些突兀。

曹丕驾崩的当月，曹叡即在洛阳继皇帝位，时年23岁。

曹叡即后世所称的魏明帝，为方便起见以下直接以魏明帝相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即下诏，本年仍用黄初的年号，次年改年号为太和。

曹叡从被立为太子到登基，其实只有一个月时间，朝臣们对他并不熟悉。此前他一向深居宫中，不问政治，只专心读书，也不交结朝臣（与朝士素不接）。

新朝初立，大臣们都想一睹新天子的容颜，但曹叡仿佛仍沉浸在丧父的巨大悲痛中，一连几天都不召见大家。

过了一阵，曹叡单独召见侍中刘晔，跟他谈论了整整一天。知道消息的文武百官都在外面等着，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新天子是什么样的人。等了好半天刘晔才从宫里出来，众人纷纷前来询问。

刘晔对大家说：“当今天子可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只是气场稍微弱一些（乃秦始皇、汉武帝之俦，只是器宇稍弱）。”

刘晔说话一向谨慎，或者说圆滑，他的话值得玩味，似乎不完全是对新圣上的赞颂褒扬。曹叡是个有天赋的人，在个人经历方面与汉武帝还真的有些相仿，只是汉武帝一直有生母陪伴，而曹叡没有。

能专心地长年读书思考，让这个年轻人具备了丰富的学识，但在危如累卵的深宫中，他又不得不谨小慎微地事奉在父亲和养母跟前，做事更加严谨和沉稳，懂得如何忍耐，但也因此少了君王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和自信。

一般来说，新天子登基后除了一些例行要做的事，一定还会宣布新的人事调整，但曹叡丝毫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改元之后是大赦，这都是旧例，同时还下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

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紧接着，曹叡提出尊生母甄宓为父亲的文昭皇后，这让大家略微有些吃惊。因为文帝的郭皇后刚刚被尊奉为皇太后，现在马上出来一位“文昭皇太后”，指向性有些明显。

但这也算人之常情，大家没法反对。甄宓葬于邺县，曹叡特派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前去致祭，用的是太牢之礼，另外修建了专门用于祭祀的神庙（又别立寝庙）。

有一部史书记载，甄宓死后曹丕先让李夫人带过曹叡一段时间。李夫人后来偷偷告诉曹叡，他的母亲是被诬陷致死的，下葬时没有大敛，披散着头发盖着脸（被发覆面），曹叡听了十分悲伤。

还有一部史书说，甄宓下葬时不仅披发遮脸，而且嘴里还被人填满了谷糠（以糠塞口），状况非常凄惨。曹叡知道这些后心里很难平静，登基后多次向郭太后询问母亲的死状。

郭太后被逼无奈，对他说：“那些都是先帝的诏令，你为什么要来责问我？你作为人子，怎能向死去的父亲追仇？又怎么能为前母而枉杀后母呢？”

曹叡的心结仍然难解，以后又不断追问，让郭太后心怀忧惧，九年后郭太后去世，根据曹丕的遗嘱，陪葬于首阳陵。

◎魏军“三巨头”

到了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八月，曹叡继位已经有三个月了，内政外交方面仍没有太多动作。

孙权忍不住了，抓住机会，发动了一次江夏战役。

孙吴此时的江夏郡太守是孙皎的弟弟孙奂，孙皎已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因病去世，孙奂统领其众。孙奂时年32岁，性格沉稳，表面有些迟钝，但处事机敏，喜欢读书人，重用孙皎的旧部和江夏郡当地人，受到众人拥护。

这次江夏战役规模不大，参战的主力部队就是孙奂所部。孙奂派部将鲜于丹率5000人阻断淮道，自己率吴硕、张梁等5000人进攻高城。

曹叡这才召集朝臣商议对策，大家都建议应该发兵去救援，曹叡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孙吴熟悉的是水战，如今敢下船改为陆战，是寄希望于出奇制胜罢了（几掩不备也）。只需命江夏郡太守文聘固守就行，兵法上说攻守势倍，孙权不敢久战。”

但不久传来消息，高城被吴军攻克，魏军有三名将领被俘，曹叡似乎被“打脸”。

正在众人迟疑要不要向前线增兵的时候，传来了新的战报，魏军又取得了大胜。攻克高城后，孙权又组织人马进攻另一处要地石阳，此地在今湖北省汉川市，但是石阳之战打得却不顺手，孙权下令撤军。

原来，曹魏巡察专员（治书侍御史）荀禹当时正在南方一带视察，刚好碰上孙吴大军来攻。这位荀专员作为文官却很有胆略，强敌突然压境他一点也不惊慌，既没逃跑，也没有盲目拼命，他立即发动附近各县军民上千人，趁夜举火造势。吴军以为魏军早有防备，偷袭无法成功，随后撤回。

曹魏的大臣们这才发现，新天子的见解果然不凡。

其实，孙权也没有打大仗的想法，由于去年刚刚结束与曹丕在广陵郡的交锋，军队需要休整，这一次江夏战役也只是一次尝试性进攻。

战事结束后，孙权亲自到前线慰问将士，来到孙奂的军中，看到该部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孙权很高兴。

孙权对众人说：“开始我还担心他性格太缓，带不了兵，现在看他整治军队的样子，诸将中很难有人赶得上，我再不用担心了。”

孙奂原来的军职是师长（扬武中郎将），孙权破格提拔他为军长（扬威将军），封沙羡侯。作为孙氏宗族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孙权对他寄托着很多期望，但他在几年后也因病去世了。

到了这一年十二月，曹魏这边期待已久也议论已久的人事任命颁布了。

根据魏明帝曹叡的诏令，朝廷新设了太傅、大司马二职，分别由钟繇、曹休升任，他们的地位均高于三公。

钟繇空出的太尉一职由华歆担任，华歆空出的司徒一职由王朗担任，王朗空出的司空一职由陈群升任，陈群同时还负责尚书台的日常工作（录尚书事）。

魏明帝还诏令升任曹真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升任司马懿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大将军）。

如果按照上面这份名单，仅从地位上来看，钟繇、曹休排前两位，以下依次是曹真、华歆、王朗、陈群、司马懿。这七个人是曹魏帝国新的权力核心，其中受命托孤的曹休、曹真、陈群和司马懿是“核心中的核心”。

诏书下达，华歆辞让太尉一职，愿意让给他的好朋友名士管宁。早年管宁与华歆、邴原并称“一龙”，天下大乱后管宁到了辽东，从此滞留在那里。曹操曾慕名征召他，被公孙度有意阻拦，曹丕登基后华歆就推荐过管宁，管宁因此回到内地，被授予太中大夫的荣誉职务，平时居住在家乡青州刺史部北海郡。

魏明帝不许华歆辞让，同时另任命管宁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命青州地方官员派车去接。管宁自称是草莽之人，上书辞让。

管宁是汉末三国隐士的代表，他是真正的隐士，自从回到中原后平时就坐在一只木榻上很少外出活动，这种习惯保持了50多年（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

当时大家喜欢席地而坐，坐在木榻上就要屈膝，如果腿上盖着被褥，膝盖就会把被褥顶起，史书说管宁盖腿的被褥与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其榻上当膝处皆穿）。

魏明帝以后又多次征召过管宁，管宁都没有应征，魏明帝只得作罢，但每年八月都会赐给管宁牛和酒。

后将军文聘恰在此时病故了，魏明帝想起了曹洪，任命他为后将军。曹洪被曹丕削籍贬为庶人后有不少议论，大家都觉得曹洪是曹魏的功臣，没有犯下大错却受到这么严重的惩处有些不公平（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曹叡此举有安抚老臣的意图。

在上述人事布局中对司马懿的安排最引人瞩目，他担任的骠骑大将军一职在军中仅次于曹真的大将军，一个基本上没打过仗的文职官员一跃成为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反超张郃、徐晃等名将之上。

司马懿担任抚军大将军后常镇守在许昌，手下有一支人马，但仅有5000人，远远算不上“手握兵权”。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不仅在军中地位崇高，而且魏明帝还把中线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中线战场一向由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负责，他在曹丕驾崩前刚刚故去。

曹真一向负责西线战场，即关中方向，曹休一向负责东线战场，即合肥方向，司马懿接替夏侯尚成为中线战场的总指挥，从此移驻于南阳郡的宛县，包括襄阳在内的重要据点都在他的管辖之内。

与曹真、曹休并驾齐驱，这是司马懿受命托孤的最大收获。根据制度，骠骑大将军按惯例可以开府，也就是拥有自己的办事机构，相关人事安排可以自行决定，这就名正言顺地为培养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条件。

三国时期，各国内部多实行类似于世袭的兵制，一名将军所带之兵通常情况下会一直跟随他，直到其死后手下的人马才会重新被整编。司马懿利用担任抚军大将军、骠骑大将军的机会可以迅速建立自己的队伍。张辽、徐晃、曹仁等生前掌有重兵，司马懿新建队伍中很多都来自他们的旧部。

魏明帝下诏司马懿“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这项任命也很厉害，而且更为实惠，因为它彻底巩固了司马懿在军中的地位。

“督某州诸军事”是文帝首创的，当时“曹统区”面积很大，防务极为繁重，东面青、徐、扬、荆各州与孙吴毗邻，西面雍、凉二州和蜀汉交界，北面的幽州、冀州还要防御乌桓、鲜卑，对于各地的军务，除朝廷统一调度指挥外需要派重臣驻守于一州或两州，统辖和指挥本辖区内的各种军队，也就是所谓的“都督”，类似于大军区司令。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文帝诏令自己的心腹、“太子四友”之一的吴质为“都督河北诸军事”，职务相当于“河北战区司令员”，是为“都督诸州军事”制度的开始。

此后，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张辽等人外出领兵，一般都加以“都督某州诸军事”的名号，有的加以“持节”的授权。有这种名号和授权的将军，权力非常之大，可以调兵，也可以惩治辖区内某一级别的官员，好比后世的钦差大臣。

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后来慢慢固定化了，北线一般为“都督河北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北部少数民族部落，辖区面积不小，但一直没打过大仗，重要性稍差。

西线一般为“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或“都督陇右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蜀汉，通常由征西将军或镇西将军兼任。

中线一般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或“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主要职责是兼防蜀汉和孙吴，通常由征南将军兼任。

东线一般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或“都督青州、扬州诸军事”，主要职责也是防御孙吴，通常由征东将军或镇东将军兼任。

成为定例后，这些“都督诸州军事”便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战区，而以西线、中线和东线这三个战区最为重要。一般来说，曹真和曹休通常一个在西线、一个在东线，一个对蜀汉、一个对孙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局。

而中线战区一直以来没有固定人选，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的任命，正式明确了他作为中线战区总指挥的地位，治下不仅有荆州，还包括曹魏最重要的经济区豫州，使司马懿成为与曹真、曹休并驾齐驱的军中“三巨头”之一。

◎孟达进退两难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十二月，南中之战已经结束，诸葛亮率大军返回成都。

途中，走到朱提郡下属的汉阳县时，有一个神秘人物已在此等候诸葛亮多时，这个人一定要见到诸葛亮，他的名字叫李鸿。

之所以说李鸿是个神秘人物，是因为他本是魏国人，而且刚从新城郡过来。新城郡是曹魏新设的一个郡，是由原来的上庸、西城、房陵三个郡合并而成的。

提到新城郡，诸葛亮心里一动，马上安排接见李鸿，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费诗和蒋琬。蒋琬是以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的身份随军南征的，费诗之前因为劝阻刘备称帝被贬为永昌郡从事。费诗的老家就在南中北面的犍为郡，诸葛亮此次南征，专门把费诗找来跟随自己左右，正在考虑重新起用他。

李鸿的其他事迹不清楚，不知道他原来在曹魏担任什么官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脱离曹魏来到蜀汉。

李鸿见到诸葛亮，对他说：“最近我在新城郡，见到王冲了。”

王冲是益州刺史部广汉郡人，李严的老部下，以前的职务是牙门将军，也算是蜀汉的高级将领。李严此时已兼任着蜀汉四大都督区之一的江州都督，他平时最不喜欢王冲，王冲心里紧张，就投降了曹魏，被曹魏任命为乐陵郡太守。

诸葛亮很警觉，追问道：“王冲都说了些什么？”

李鸿如实回答说：“王冲说孟达投降魏国后，您特别愤恨（明公切齿），一定要诛杀孟达的妻子儿女，最后先主不听，所以没有那么做。王冲说完，孟达不相信。”

王冲的说法也不奇怪，孟达曾杀了曹魏任命的房陵郡太守蒯祺，那是诸葛亮的大姐夫，所以有人猜测诸葛亮对孟达格外不满。

诸葛亮问李鸿：“怎么，孟达也在场吗？”

李鸿回答说：“对，孟达也在场，但孟达根本不信王冲的话，他说您很了解他投降曹魏的前因后果，绝不会像王冲说的那样（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孟达一点儿都不相信王冲说的话，可以看出他非常敬慕您，只是再也回不到蜀汉了（委仰明公，无复已已）。”

李鸿走后，诸葛亮陷入深思。

诸葛亮对蒋琬和费诗说：“回到成都之后，应当给孟达写封信（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

孟达字子度，从诸葛亮的口气看他提起孟达仍十分亲切。

费诗提醒诸葛亮：“孟达是个小人，先前侍奉刘璋就不忠诚，后来又背叛先主，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还值得给他写信吗？”

诸葛亮听完，沉默不语。

回到成都，诸葛亮拜见后主，汇报了此次南征的详细过程，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

在忙这些事的同时，诸葛亮立即让人收集曹魏方面的情况，尤其关注新城郡最近有无异常。李鸿当面向他报告的这个重要情况，说明孟达对蜀汉仍然挂念着，这一方面可能出于他的本性，当年投降曹魏确实有不得已之处，而且妻子儿女仍在益州，这些都会让孟达无法释怀。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孟达此时心里起了波动，他在曹魏根基不稳，如果受到某种猜忌，心里也会产生不安，也会流露出思念蜀汉的情绪。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机会。

各方面的情况很快汇总过来，进一步证实了诸葛亮的推测。

孟达投降曹魏后深得魏文帝曹丕的信任，曹丕让他重新回到原驻地，并将上庸三郡合为新城郡，继续让孟达当郡太守，把曹魏整个西南方的防卫重任都交给了他。

但是，反对孟达的声音也一直未曾停止，大家认为曹丕待孟达过于亲热，不应该委孟达以重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

反对的理由其实很充分，孟达这个人生性原则性差，之前已经有过两次改换门庭的记录，这种人往往不可信。

现在公司选人，有经验的人事经理拿到求职者的履历表先看的不是学历，不是籍贯，也不是社会背景什么的，看的是工作经历，你跳过几次槽，换过几个老板，每次间隔多久，这些都很重要，不仅反映出你的个性，也折射出你的优缺点。对于那些短时期内频繁跳槽的人，本事再大，一般都会给予警惕。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孟达就是这样的人。之前有个吕布，改换门庭的速度之快可以创造纪录，被称为反复小人。曹魏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接受孟达的投降，但不应该再委以重用。比如可以把他征召到洛阳来，放在眼皮底下多考察考察总没错吧？

但魏文帝对孟达确实有好感，跟他言谈甚为投机，不仅在洛阳亲自召见了孟达，外出时让孟达与自己同乘一车，信赖无以复加，而且为孟达的忠诚担保。

曹丕亲自出面作保的恐怕只有孟达一个人，能迅速把老板搞定，这样的人一定不简单，光有智商是不够的，情商必须很发达。孟达看来就是智商、情商兼而有之且商值都特别高的人，他不仅迅速跟魏文帝拉近了距离，而且很注意结交曹魏朝中的实权派。

孟达在洛阳那段有限的时间里，迅速结交到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曾任曹魏朝廷秘书长（尚书令）的桓阶，另一个是时任曹魏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大将军）夏侯尚。

桓阶在曹魏阵营里名气不是特别大，但他资历相当老，是魏文帝任命的首任尚书令，那时候陈群和司马懿都是他的副手，可见此人在魏文帝心中的分量。

夏侯尚更不用说，是曹丕的“发小”、铁哥们，和曹魏实权人物司马懿还是亲家，此时担任征南大将军一职，正好管着新城郡，是孟达的直接领导。

应该说孟达很聪明，也很有本事，他获得了魏文帝的信任，在朝中又有坚强的后援，地位是稳固的，前景似乎也不错。

可是孟达仍感到不安，他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坐镇西南看似风光，但也时时招来嫉妒和猜疑，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平时尽可能低调，做事很谨慎，不敢出半点差错。

孟达的不安不断加剧，他赖以为依靠的两个好朋友桓阶和夏侯尚突然先后因病死了，孟达感到自己失去了倚靠。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诸葛亮给孟达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在汉阳县正好遇到了李鸿，从他那里知道了你的一些情况。你的感叹表明你仍心存大志，说明你不是只图虚名、只知道背主叛国的那种人（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

“孟君啊（呜呼孟子），过去都是因为刘封侵犯了你，损伤了先主的待士之义。另外，王冲编造谎言，而你却能明了我的心迹（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被王冲的谎言所惑。我重温你说过的那些话，想起往日的友谊，不禁依依东望，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

诸葛亮在信中再三表明当年孟达反叛全是受刘封欺凌的结果，现在刘封被杀了，先帝也不在了，别有什么顾虑了，还是回来吧！

信送去之后，诸葛亮又派人去永安，向李严说明情况，请李严也给孟达写信相劝。李严和孟达都是刘璋时期的旧人，二人相互了解，李严按照诸葛亮的要求给孟达写了信。

这封信的全文已不可知，只保留有几句话：“我和孔明都受托孤之重，深感责任重大，常常思念有良才相助（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信写得言真意切，意思也只有一个，劝孟达回归。

诸葛亮和李严的信被秘密送到新城郡，孟达接信后深思良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更让孟达心惊肉跳的噩耗：魏文帝曹丕驾崩了！

孟达知道，他最后的靠山也倒了。

◎“出师一表千载无”

曹丕驾崩的消息传到成都时，诸葛亮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蜀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

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策可以归纳为三项要点：一是率益州方面的主力由汉中出关中（将益州之众出秦川），二是率荆州方面主力北上直捣宛县、洛阳（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三是等待曹魏内部出现问题（待天下有变）。诸葛亮认为，如果这三项条件同时具备，霸业一定可成，汉室一定可兴。

现在，上述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暂时无法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大业不能成功，只是增加了成功的困难而已。

在这三个条件中，诸葛亮其实更看中第三条，也就是曹魏内部发生变化。所谓发生变化，可以是曹魏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叛乱，或者发生了宫廷政变，那时可以趁乱出击，自然事半功倍。

当然，这样的机遇可遇不可求，曹操、曹丕父子在治政和驭人方面很有手段和手腕，发生大规模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很小。

平定南中极大地增加了诸葛亮的个人威望，那些曾经怀疑过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才能，不仅有文韬，而且有武略。诸葛亮也一直牢记先帝临终前的嘱托，南征归来后一刻都不敢停歇，已经着手准备下面的军事行动（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曹魏国丧，诸葛亮认定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须抓住。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到蜀汉建兴五年（227年）年初，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于是上表后主刘禅，决定出兵。

诸葛亮所上的这份奏表就是《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

这份著名的奏表写道：

“先帝开创的事业还没进行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就数蜀汉民力最为困乏，实在到了形势危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片刻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作战，都是在追怀先帝对大家的恩遇，想要报答于陛下啊！

“陛下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的美德，振奋鼓舞仁人志士们的勇气，不要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至于堵塞了忠臣劝谏的道路。

“宫里、丞相府里本是一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执行不同的标准，有做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都是品德良善诚实、志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才选拔来给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去施行。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成效。将军向宠性情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先帝在时称赞说他能很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好的坏的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后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桓帝、灵帝莫不痛心遗憾。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人都坚贞可靠，能以死报国，愿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兴盛，时间就不远了。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耕田，在乱世里只求保全性命，不求被诸侯们知道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出身低微，见识短浅，而是自降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看望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我深为感激，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间我受到委任（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今已21年了。

“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担忧兴叹，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损害先帝的明察。所以我五月里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充足，应当勉励三军，北伐中原，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还旧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心于陛下的事（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面对问题制定适当措施，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的任务交给我，如果不成功，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告慰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好道理，识别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遗愿，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正当离朝远征，面对着奏章我已眼泪滴落，不知道说了什么（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在这份奏表里，诸葛亮首先阐述了北伐的动机和意义，他提出北伐是先帝的遗志，是先帝未竟的事业，作为继承者和后来者必须坚决完成，蜀汉上下，无论文臣武将大家也有这个决心和意志。

作为自己离开成都后的重要安排，诸葛亮特别向后主推荐了几个人，包括政务方面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军务方面的向宠，诸葛亮告诉后主遇到问题可以多向他们征询意见。诸葛亮请后主要亲贤远佞，他说郭攸之、费祎以及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都坚贞可靠，是可以信赖的人。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之前大都已讲过，只有郭攸之还比较陌生。郭攸之字演长，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时，历任黄门侍郎、侍中。

最后诸葛亮还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誓将先主遗志完成到底。出师北伐不像平定南中那么简单，无疑将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诸葛亮不顾这些坚持劳师远征，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支撑是无法办到的。

诸葛亮的精神力量来自对先帝遗志的继承。为完成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劳、一往无前。作为托孤大臣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除了立志北伐、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外，他还不避闲言，用了大量篇幅对后主进行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矫饰、没有虚伪，忠心可鉴。

这封奏表最早由《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收录进《诸葛亮集》，当时的题目是《北出》。南梁萧统编《文选》，收集了截至当时所有最著名和最优美的文章，他认为诸葛亮的这篇文章无疑有资格入选，于是收录书中，并改名为《出师表》。

虽然只是一篇公文，篇幅也不到700字，但里面的内容却很丰富，写得深沉、诚挚、亲切而流畅，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也是诸葛亮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集中表达，深为后世的推崇。

在有限的篇幅里诸葛亮先后13次提到“先帝”，7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大业，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典故，所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平实中见忠贞，平淡中见真情。

这篇文章写得率直而质朴，语言凝练、一气呵成、充满气势，文中有不少词汇经诸葛亮提炼成为成语，比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等，几百字的一篇小文章竟产生出这么多被后世广泛使用的成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与之相比了，可谓字字珠玑。

后人对《出师表》推崇备至，给了很多的高度评价，其中最推崇的当数宋代的两个人。一个是名将岳飞，他以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精神为动力，毕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据说由他亲手书写的《出师表》至今仍然能看到。

另一个是诗人陆游，他每读一次《出师表》都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一生中先后写出了“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出师一表千载无”“一表何人继出师”“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等诗句。

◎宫中和府中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还针对后主年轻、主政经验可能不足提出了一些劝谏，对自己率军离开成都后的一些具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安排。

诸葛亮特意谈到了“宫中”和“府中”，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涉及“皇权”和“相权”。诸葛亮没有回避，作为托孤大臣他没有因为别人的议论而缩手缩脚、遮遮掩掩，而是正面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宫中，指的是后主的皇宫及其下面的九卿等办事机构；府中，指的是诸葛亮自己的丞相府。诸葛亮“开府治事”，蜀汉大权基本出于“府中”，对这一点诸葛亮并不讳言。

后世也有人说刘禅接班后成了傀儡皇帝，成为诸葛亮的影子，还有人说诸葛亮的野心很大，利用刘禅的软弱和无能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把刘禅架空了。

有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弱国蜀汉需要的是一位强势领导人，只有在强人的带领下才能自保和发展。

诸葛亮用权、集权是事实，但用权不等于篡权、夺权，集权也不等于霸权，权力本身无所谓正当与否，关键要看用权力来做什么。

如果诸葛亮的着眼点只是权力本身，他就不会拿权力来冒险，征南中也就用不着亲自去，更不必着急北伐。他甚至在接到曹魏的“劝降”后可以考虑跟他们谈谈条件，像孙权受领曹魏吴王那样去领一顶“蜀王”的王冠，既避免劳师远征的艰辛，又不必担心失败带给个人的风险。诸葛亮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集权的目的是完成先帝的遗愿。

无论是征南中还是北伐，都需要倾尽蜀汉全部国力才行，必须上下一心，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在权力结构上不可能既强化丞相府又保证皇宫的传统权力，那样势必导致两个核心的出现。

所以“宫中”“府中”必须成为一体，尤其在诸葛亮离开成都后，也必须保证这种格局的稳定，这是北伐成功的最大前提。

为此，诸葛亮还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诸葛亮不在成都期间，留守成都的各个机构里，最核心的职务应该是丞相府秘书长（长史）一职，征南中时该职曾由向朗临时代理。

诸葛亮对向朗还是很满意的，他们是同学，感情自然比别人近一些，更重要的是向朗的行政能力很突出，是个不可多得的干才（以吏能见称），诸葛亮决定让向朗随他出征。

诸葛亮走后，留守在成都的丞相府需要再选一位秘书长（长史），他看好的人是张裔。诸葛亮知道忠节将军兼蜀郡太守杨洪与张裔很早就有交往，对他比较了解，就向杨洪征询意见。

张裔和杨洪都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官员，他们二人之前的关系一向很好，但后来却产生了矛盾。张裔是蜀郡人，杨洪担任蜀郡太守，张裔有段时间被拘禁在孙吴，他的儿子张郁在杨洪手下为郡吏，曾因一些不大的过失而受到处罚，有人去说情杨洪也不许（微过受罚，不特原假）。张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有些不满。

对诸葛亮的征询，杨洪表达了反对意见：“张裔的天赋确实很高，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尤其长于处理复杂的事务，才能确实胜任这一职务，但是他为人不够公正（才诚堪之，然性不公平），恐怕不适合单独承担重任，不如还让向朗担任此职。向朗性情上的缺点少一些，可以让张裔在您身边施展才华，这也是两全其美。”

杨洪的意见是，丞相府如果要选两个秘书长，干脆让向朗留守，让张裔随军，张裔是个不好合作的人，待在丞相身边倒做不出来什么出格的事。杨洪下来后又想了想，担心日后张裔知道这件事而产生更大的误解，于是主动到张裔那里把他跟丞相说的话都讲了。

张裔一听很不痛快，对杨洪说：“丞相已决定把我留下，你根本无法阻止（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

张裔能力的确很强，又十分熟悉益州的情况，是诸葛亮不可多得的助手，但他的性格确实有些问题，不大容人。张裔离任司盐校尉一职时诸葛亮打算由岺述接替他，但张裔表示反对，以至于他跟岑述的关系闹得很僵（至于忿恨）。

但是，考虑到留守成都还是需要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才行，诸葛亮最后选择了张裔，而让向朗随自己北伐。针对张裔性格上的缺陷，诸葛亮特意给他写了封信加以提醒。

诸葛亮在信中写道：“你当初在柏下军营被攻破，我就想用你，所以担心你的安危，以致食不知味；后来你流落到孙吴，我又时常悲叹，以致寝不安席；等到你回来，我委付你大任，一同报效朝廷，我自认为跟你有古人所说的金石之交了。所谓金石之交，就是可以推举仇人以辅助国家，割舍骨肉之情以表明无私（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做到这些尚且不能推辞，何况我仅仅信任于元俭，你竟然无法容忍吗？”

元俭，是岺述的字。

仅有提醒还不够，诸葛亮又命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蒋琬协助张裔处理留守成都期间的丞相府日常工作（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算是个临时副秘书长，让他来协助和监督张裔，避免张裔头脑发热。

◎李严的来信

诸葛亮临行前，还做了两项重要人事调整：一项是侍中费祎改任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随自己北伐；另一项是费祎空出的侍中一职由董允升任，董允同时兼任虎贲中郎将，掌管禁军。

费祎与前益州牧刘璋有亲戚关系，刘璋的母亲是费祎族父的姑母，费祎在益州与许多名士都有交往，与董和的儿子董允齐名。

诸葛亮很看重费祎，这次征南中回师，百官远出数十里相迎，他们年龄和地位大多比费祎高，但诸葛亮专门让费祎与他同乘一辆车，让大家刮目相看（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把费祎从后主身边调来，是为了进一步发挥他的才干，同时有继续培养的意思。

董允也是诸葛亮刻意培养的人才，后主被立为太子时董允便担任了太子舍人、洗马，后主继位后董允担任黄门侍郎，一直都在后主身边任职。侍中是侍奉于皇帝身边的近臣，品秩相当于九卿，再兼任禁军统领，等于事实上的“大内总管”。

哪知，这两项任命一出竟然引起了风波。

董允接替的虎贲中郎一职原由来敏担任，来敏也是刘璋的亲戚，他的妹夫黄琬是刘璋祖母的侄子，同时他还是个学者，精研《春秋》，擅长训诂。刘备在时任命他为典学校尉，从事的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刘禅被立为太子时来敏任太子家令，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后主继位后来敏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掌管禁军。

来敏此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加上又是个文人，所以诸葛亮让他改任辅汉将军、丞相府首席参谋（军祭酒），把禁军交给董允。辅汉将军地位比虎贲中郎将高，但重要性不如后者。

来敏大概觉得自己被明升暗降了，发起了牢骚：“新提拔的人有什么功德，竟然剥夺我的荣誉和地位？大家都讨厌我，为什么（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

来敏认为先主在时对自己一向器重，诸葛亮主政后对他不够重视，怀疑诸葛亮对他有成见。

这些话传到诸葛亮那里，诸葛亮很生气。当初刚入成都时就有人说来敏此人性情有问题，容易制造不和谐，甚至认为他就是蜀汉的孔融（议者以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

诸葛亮对来敏一向包容，但不服从人事安排已经不是小事了，诸葛亮果断奏请后主将来敏撤职，让他在家里闭门思过（表退职，使闭门思愆）。

来敏从此成为布衣之身。直到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才把他重新召回，给予了重用。

诸葛亮临行前向后主提到不少人，但似乎缺少最重要的一个：李严，另一位托孤大臣。

论地位，李严理应远在除诸葛亮之外的众人之上，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他，有人说他被诸葛亮排挤了。

这其实是误解，刘备生前任命李严为朝廷秘书长（尚书令），但李严随后一直以前将军的身份镇守永安，守卫着蜀汉的东大门，无法履行这项职务。

后来，李严由尚书令改任品秩更高的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当然也因为他远在永安而只是荣誉性职务。不久前后主已诏命尚书陈震升任朝廷秘书长（尚书令）。陈震早年随刘备来益州，长期担任郡太守，刘备驾崩后进入尚书台任职，他和李严是南阳郡的老乡。

江州都督区成立后李严又以前将军的身份兼任江州都督，之前说过，江州都督区在行政上与益州刺史部相等，江州都督的分量相当于诸葛亮兼任的益州牧。

所以没有提到李严并不是他不重要，相反他在蜀汉的地位仍很重要，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等人相继亡故后，他担任的前将军一职目前是蜀汉最高军职，地位在镇北将军魏延之上，也在征南将军、后改任镇东将军的赵云之上。

诸葛亮决定北伐后请李严移驻江州，也就是今重庆市，命护军陈到驻扎在永安，归李严指挥。陈到是追随刘备时间较长的将领，经常与赵云一并被提及。

诸葛亮正准备动身，李严却从江州给他写来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事让诸葛亮吃了一惊。

在这封信里李严说的不是军国大事，而是劝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

此议来得相当突兀，从另一位托孤大臣那里说出来更不简单。当前北伐在即，正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李严却提出这种不合时宜的建议，动机实在不好猜测。

也许诸葛亮主政以来李严认为自己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实权与托孤大臣的名分不符，多少有些不满，所以故意出此举，他知道诸葛亮不会接受，只是说出来故意刺激一下对方。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李严看到诸葛亮主政后外交、内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南征，更让诸葛亮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此情况下为表示和诸葛亮并无二心所以才有此举。

不管是哪种情况，诸葛亮还是有点儿生气，给李严回信道：

“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可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你劝我不必拘泥礼数，因此我不能沉默了。我本是东方一个普遍人（东方下士），被先帝误用，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赏赐给我的钱财上亿。

“现在，讨伐曹魏还没有成功，你却不明白我的志向，把我比作齐桓公、晋文公，这实在不对。如果能灭掉曹魏、斩杀曹叡，让陛下还归故都，我与诸位一齐升迁，即使十命都可以接受，何况九锡呢？”

所谓“十命”，就是九锡之外再加一物，诸葛亮的意思是说，待到大功告成，赏赐九种也罢、十种也罢，到那时再说吧。

不知道李严接到诸葛亮这封回信时是何心情，但显然不会特别舒服，二人不知不觉间已经生出了心结。

◎《为后帝伐魏诏》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三月，诸葛亮率蜀汉主力到达汉中。

就在大军出发前的上年年底，诸葛亮的家庭出现了一个变化：他的长子出生了。

诸葛亮与黄氏结婚后一直没有儿子，大哥诸葛瑾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诸葛恪、诸葛乔和诸葛融。诸葛亮向哥哥请求把诸葛乔过继给他做养子，诸葛瑾就此事专门禀告了孙权，在孙权批准下诸葛乔来到蜀汉。诸葛亮把诸葛乔当作自己的嫡子，给他改了表字。诸葛乔现在已经22岁了，担任驸马都尉一职。

现在，诸葛亮自己的儿子出生了，他为儿子取名诸葛瞻，“瞻”的意思是向远处或高处看，诸葛亮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诸葛亮到达汉中后，与镇北将军魏延会合。

魏延的驻地在南郑，诸葛亮没有入驻南郑，而是将主力屯扎在汉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山一带。

诸葛亮一到汉中便做出一项人事安排，任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兼凉州刺史。

表面看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命，因为魏延已官至镇北将军，品秩介于三公与九卿之间，是大军区司令，相当于上将军衔，而丞相司马的品秩只有千石，又是属吏，算是个大校吧。丞相府设长史，相当于秘书长，但他只掌文不管武事，与长史对应的武职就是司马。

上将干了大校的活，有人认为诸葛亮把魏延降级了。

其实这是误解，司马一职虽然品秩不高，但职责很重要，负责协调丞相府里与军事有关的所有事务，也可以说是丞相府内所有武职的总牵头人，是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第一助手。诸葛亮觉得这个岗位只有魏延担任最合适，这是对魏延的器重和信任。

而且，也不存在贬降的问题，因为任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后，并没有免除他镇北将军职务的记载，兼任凉州刺史后，也没有免除他原任的汉中郡太守一职，魏延的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是兼职（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诸葛亮之所以任命魏延为凉州刺史，考虑的是下一步要把夺取和经营凉州作为战略重点之一。

安顿好后，诸葛亮以后主的名义发布了伐魏诏书。

这篇日后被命名为《为后帝伐魏诏》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论重要性不亚于《出师表》。

这篇诏文写道：

“天地间祸福不断转化，富贵由仁德中来，灾祸由邪恶中生，多做好事可以强盛，坏事做多了就会灭亡，这些都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成汤、周武王因为施行仁德而被天下人拥戴为圣王，夏桀、商纣王因为残暴而导致灭亡。

“汉朝中途衰败，董卓趁机发难，造成京师一片混乱。曹操操纵朝政，残害天下百姓。他的儿子曹丕接着制造祸端，窃取帝位，更改国名，像其父一样凶残（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权沦落，天下如果没有人主宰，那么汉室江山将会倾覆。

“先帝顺应历史潮流（应乾坤之运），亲率大军平息国难，百姓欢迎，万民拥戴。先帝奉顺符谶，建立帝号，存复汉室祖业，使皇纲不坠于地，只可惜在此万国未静之时，他却过早地去世了。

“我承继治国大业、复兴汉室的殷切之情，自继位以来，后主夙兴夜寐，勤俭持政，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任用智能之士，欲奋剑长驱，讨伐凶逆，但朱旗未举，曹丕却突然殒丧，正所谓不等我举薪他却自焚了（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

“但是曹氏的余丑曹叡又在制造更大的灾难，恣肆于河、洛，不断地挑起兵端（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来辅佐我。

“现在，授给诸葛丞相旄钺之重和专命之权，请他统领步骑20万，上天伐命，除患宁乱，克复旧都。从前项羽率领一支大军，跨州兼土，势力不可说不大，然而猝然败于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灭绝，为笑千载，这都是他不行仁义、侵辱君王、虐待百姓的缘故。

“如今曹魏奸贼却要效仿，引起上天和百姓的愤恨。我们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行动，凭借祖宗神灵相助，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已决定秘密出兵，与蜀汉形成掎角之势。凉州诸国已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20余人接受我们的调度，现在可以说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大军一出，必然无敌。

“对于能抛弃邪恶、归顺正义的，按照我朝法度都将给予不同品位的封赏，曹魏宗族或旁系（魏之宗族、支叶、中外）中有辨明利害、认清顺逆形势来投降的，都可以得到宽恕并授予官职。如果迷沉不返，继续助纣为虐，将戮其妻室，永不宽赦。

“除本诏令外，如果还有其他诏书、律令，由诸葛丞相视情况向全国发布，只需符合我的心意就行（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这篇诏令其实就是一篇檄文，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檄文之一，除了声讨敌人、发动百姓外，这篇诏令还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关于诸葛亮此次出征带来了多少人马，这篇诏令中明确指出是20万人，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张。

诸葛亮为恢复国力、发展生产，实行的是轮流募兵体制，全国常备兵员为八万人左右，这些人马包括驻扎在成都周边的中央禁卫军，防守在永安、江州、南中、汉中等各战略要地的常备部队，可以抽调出来进行野战的，有一半就算不少了。

为了此次北伐，诸葛亮也会临时扩充兵力，以当时蜀汉的国力，专门增加几万人马是有条件的，诸葛亮可以把他们全部带到前线来。所以，推测起来除汉中本地的守军外，诸葛亮带到汉中来的有十万人左右，也就是诏令里说的一半。

这是战斗部队，除了他们还得调动大批人员负责军粮等物资的供应运输。汉中与成都之间隔着巴山，道路崎岖难行，运输更是个大问题。为此次北伐诸葛亮组建了庞大的运输队伍，除了征调百姓参与外，还要求官员子弟带头参加，其中就包括诸葛亮的养子诸葛乔。

到汉中后诸葛亮曾给哥哥诸葛瑾写过信，信中透露诸葛乔就在这次北伐后勤运输队中。诸葛亮让他率领一支数百人的运输队，和其他官员子弟一样在汉中与成都间运送粮草（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可惜，就在出师汉中的第二年诸葛乔就因病去世了，死时年仅25岁。

上面这篇诏文还透露，孙权将配合此次行动。

曹丕死后孙权动手更早，这就是之前说过的江夏战役，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牵制了魏军的行动，之后孙权又命诸葛瑾攻击襄阳，对曹魏一直保持着攻势。

就在此次北伐之前，诸葛亮又派费祎出访孙吴，除增进双方友好之外不排除协商双方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孙权又继续派兵袭扰曹魏南线、东线两个战场，孙权手下的将领周鲂在一次行动中还生擒了曹魏的将领彭绮。这些都让曹魏不能抽调出太多的兵马到西线战场来，孙权的行动确实支援了诸葛亮北伐。

这篇诏文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凉州诸国也派兵相助，并很具体地说有20多个部落首领参战。

所谓凉州诸国，指的是凉州一带的羌族各部落，曹魏统治凉州、雍州以来与这些部落经常发生矛盾，反抗事件时有发生；加上蜀汉已故骠骑将军马超在羌族中名望很高，如果说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支持蜀汉，派兵参与了此次北伐，也是有可能的。

蜀汉一直竭力向曹魏的凉州渗透，与汉中相邻的武都郡曾被蜀军占领过，蜀汉在此有一定基础。诸葛亮下一步的进攻目标虽然是关中，但位于侧翼的凉州地位显然也很重要。

◎敢骂太后是“贱人”

大军就位，檄文发出，但诸葛亮随后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他在等待。

转眼就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诸葛亮等待的事仍没有发生。

这一年秋天，北方地区连降大雨，许多人因水灾而死，又多闪电，异于常时，一向比人更灵敏的鸟雀也有被闪电击中而死的（数大雨，多暴卒，雷电非常，至杀鸟雀）。

新帝初立，社稷不稳，虽然面临弱国的挑战，但曹魏上下仍然有一种紧张和不安。

如何应对蜀汉方面的进攻？曹魏的朝臣们存在着争论。

大部分人认为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将主力部队派往西线，讨伐诸葛亮（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曹叡开始也倾向于这个意见，但遭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

反对者中以中书令孙资为代表，他认为：

“过年武皇帝在世时征南郑、取张鲁，阳平关一战陷入了危境，后来凭借运气才成功。后来，武皇帝又亲自去汉中救援夏侯渊，谈到那一次的经历，武皇帝不止一次说过‘南郑真是上天为人间设立的地狱，褒斜道就是500里长的一个石穴啊（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说的是汉中地理形势的凶险。

“武皇帝一向用兵如神，他深知蜀汉的贼人擅长在崇山峻岭中栖身，孙吴的匪徒擅长在江河湖间中流窜，所以对他们尽量避开和容忍（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从不责令将士们必须倾尽全力对付他们，也从不争一朝一夕之愤，见胜则战、知难而退。

“如果现在举大军深入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仅道路险阻，而且要从防守孙吴的部队中抽调大批人员参战，那天下将陷入一种不可知的状态，所需要的费用也会大为增加，陛下必须深思熟虑。一般来说，进攻一方必须是守军的三倍（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所以不如用现有的部队让他们分兵把守在各险要关卡，这样就足以使强敌恐惧，即使我方将士在虎帐中倒头大睡，我们的百姓也不会受到伤害（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我们越来越强盛，蜀、吴就会自然衰落。”

孙资认为，进攻的代价太大且有风险，所以攻不如守，这个看法有避战、怯战的嫌疑，但具体到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曹魏必须独自面对吴、蜀两方同时进攻的战略格局，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而且，汉中与关中、中原之间的地理形势也支持这个观点。秦岭是汉中的屏障，所以进攻汉中并不容易；反过来，秦岭也可以屏障于关中，蜀军出秦岭来攻关中更不容易。与其让这个屏障阻碍我方的进攻，不如让它成为我方防守的盾牌。

孙资这个人之前曾经提到过，他是曹操当年平定冀州后招募的人才，跟他同时期进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刘放以及司马懿、司马朗等北方人士。

曹操在世时，孙资、刘放成为他的机要秘书（秘书郎），品秩不高但位置重要。曹丕称帝后对机要部门进行了一次改革，设置了中书，比尚书台更接近皇帝，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分别由中书监、中书令管理，相当于朝廷机要局局长、副局长，其中担任中书监的是刘放，担任中书令的就是孙资。

曹叡继位后，刘放、孙资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每天侍奉于曹叡身边的心腹智囊，相当于曹丕身边的陈群、司马懿。陈群、司马懿作为先帝托孤重臣，一个位列三公，一个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大将军）的身份出镇宛县，已经无法常伴君王左右了。

曹叡需要培植自己的嫡系和亲信。军队里他倒还算放心，有曹真、曹休两位叔叔，军权不至于旁落，而对朝中事务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刘、孙二人。

所以孙资的话对曹叡很有影响，加上曹叡本人也很聪明，无论是从战术层面还是从战略层面，只要细细考虑一下，还是防守更有道理。

曹叡于是下令，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战场的各路人马仍原地不动，依托各自地势和关隘加强防守，不得随意进攻。

在曹魏中线和东线两个战场，孙权本来也采取了攻势，但是江夏战役的失败让这个进攻受到了挫折。为了继续配合诸葛亮北伐，孙权随后命左将军诸葛瑾攻击曹魏的襄阳，但这时司马懿已经就位，诸葛瑾进攻无果，吴将张霸在战斗中被斩杀。

这样，西线战场暂时风平浪静，而中线、东线也暂时相安无事了，这更加坚定了曹叡立足于防守的想法。

曹叡放下心来，他这时甚至还有心情办了一件事：给自己册立了皇后。

曹叡当太子时娶河内郡人虞氏为妃，曹叡当了皇帝，照例太子妃应该“转正”为皇后，但曹叡却没有这么做，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

曹叡不立即册立皇后，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父皇登基后也没有马上册立皇后，这是“先例”；二是继位之初，曹叡马上过问生母是怎么死的，又派人建庙祭祀，等于办了一次“国丧”，这样册立皇后的事就放缓了；三是曹叡对虞氏有所不满，至少不是很宠爱。

相对于虞氏，同为河内郡人的毛氏更得曹叡的宠幸，曹叡出来进去经常让毛氏跟自己坐同一辆车（出入与同舆辇），这让身为正妻的虞氏很不满。

看来曹操的子孙在感情问题上多不平静，这让太皇太后卞氏操碎了心。卞太后发现虞氏有牢骚，就去安慰这个孙媳妇几句。

哪知虞氏仍然怒气未消：“曹家有个传统，都喜欢贱货（曹氏自好立贱）！从来不尊重正派世家，皇后的责任是使后宫安定，君王的责任是让朝廷运转，相辅相成。没有好的开端哪来好的结局？看着吧，国家可能由此破灭，祭庙可能因此摧毁（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这哪里是一般的牢骚，简直是诅咒了。

更要命的是，虞氏愤不择言，把好心安慰她的祖母也给骂了。太皇太后卞氏出身于民间歌舞表演艺人之家（倡家），在当时的地位恐怕比毛氏还低，虞氏一竹竿下去，把卞太后也给打到了水里。

虞氏的命运由此可知，被罢黜妃子之位后遣送至邺县居住。

曹叡顺势册立毛氏为皇后。毛氏的父亲毛嘉本是宫中制造车辆的一名工匠（典虞车工），女儿成为皇后，他直接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宠赐颇多，后又被封为博平乡侯，得了个光禄大夫的头衔。

毛氏一族突然富贵，但他们与世家大族仍格格不入，大家与他们也来往很少。曹叡干脆下了道命令，让朝臣去毛家宴饮，结果毛嘉经常有不得体的举止，受到大家的耻笑。

比如，当时士大夫交谈时为表自谦，常称自己为“仆身”，毛嘉认为他有侯爵，所以跟人说话常称自己为“侯身”，不伦不类。

曹操以倡家出身的卞氏为王妃，曹丕以平民出身的郭氏为皇后，曹叡又册立了车工的女儿毛氏，曹氏三代人的婚姻观在当时显得颇为另类（三后之升，起于幽贱），这与汉代后妃多选于勋臣世家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有人认为这种喜好出于偶然和巧合，出于曹氏父子的思想解放（尚通脱），但仔细分析一下也许他们另有考虑。

后汉中期以来，皇权屡被宦官、外戚两股势力袭扰，皇帝时常成为傀儡，造成了政治上恶斗不止。有鉴于此，曹魏立国后便从制度上禁绝宦官、外戚的干政，宦官虽然仍然存在，但已无缘接触政治；外戚虽然仍然富贵，但对他们干政的制约也有很多。

所以，不在世家大族中选立皇后并非偶然，而是刻意为之的。

◎瞻前顾后害死人

伐魏诏书下达，诸葛亮却没有急于行动，从蜀汉建兴五年（227年）三月到次年年初，诸葛亮一直驻扎在阳平关。

这段时间，诸葛亮一方面进一步做好北伐的准备，另一方面是在等一个人的行动。这个人就是孟达。

之前诸葛亮、李严先后给孟达写信，希望他回归，孟达当时就动了心，尤其是李严信中有一句“思得良伴”，让孟达觉得诸葛亮、李严不仅希望他回来，而且会委他以重任。

孟达是文官出身，心思缜密，虑事周全，但往往也失于果断。那时如果他当即反叛曹魏，肯定能够成功，因为曹魏当时正忙着国丧，国丧结束新帝又要安排新的人事布局，司马懿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荆州，没有人关心他。

文人带兵容易想得太多，每一步都想走稳。孟达接到李严的信，看了半天，觉得是他理解的意思，但又不能确认，于是写信向诸葛亮求证。

诸葛亮再次给孟达去信，信中说：“李严的性格你知道，他处理事情干净利索，就像流水一样，进退人物绝不犹豫含糊（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诸葛亮等于告诉孟达，李严说的没问题，都算数，只等你赶紧回来。但是，孟达接到信后仍然犹豫不决。

这期间，为争取孟达，双方书信来往频繁，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后，更希望孟达抓住时机起事，那将是对北伐行动最有力的配合和支援。

可孟达仍然不着急，要说他不想起事，但他一直保持与蜀汉方面的联络，有一次孟达还随信送给诸葛亮一顶纶帽、一副玉玦。

纶帽是丝绸做的帽子，表明他对诸葛亮的敬仰。

玉表示坚贞，“玦”与“决”谐音，暗示自己决心已下。

但其实没有那么难，是孟达把事搞复杂了。

或者说，孟达其实并没有下定决心，他还在犹豫，非到万不得已，他还不想马上起事。

魏兴郡太守申仪是原上庸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他先后依附于刘表、刘备和曹魏，对孟达早有不满。魏兴郡是曹魏新设的一个郡，与孟达的新城郡相邻，孟达比申仪地位高，又假节，申仪得听从他的调遣。

孟达和蜀汉秘信往来频繁，被申仪察觉了，申仪向朝廷告发，但是魏明帝曹叡不相信（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

魏明帝把这件事交给司马懿处理，司马懿负责整个南线战场的事务，孟达的事归他管。他目前驻扎在宛县，也就是今河南省南阳市。

司马懿对孟达本来就没有好感，接到魏明帝的命令，马上派参军梁几到新城郡访查情况，经过秘密调查，申仪的举报被证实。

司马懿向魏明帝提出建议，征孟达入朝，如果他没有事，自然肯来；如果有事，必不敢来。

孟达听到风声，深感惊惧，决定马上起兵。

应该说，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孟达一拖再拖，把有利时机耽误了，曹魏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验证他的真伪——召你去洛阳，敢不敢来？

但是，史书上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有的史书说，诸葛亮为了尽早促成孟达反叛，派一个叫郭模的人诈降，郭模路过申仪的防区，故意把孟达反叛的事泄露给申仪。这件事恰好又被孟达知道了，他感到密谋已泄，决定举兵。

这时候司马懿还没有准备好，大军调动还需要一些时间，为避免孟达马上反叛，司马懿专门给孟达写了一封信。

司马懿在信中写道：“将军当初背离刘备，以身托付我曹魏，朝廷委将军以封疆重任，让将军图谋伐蜀之事，这一切，都像日月一样让大家可以看到。蜀人无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想让咱们自相残杀，只苦于没有办法（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郭模说的那些话，都不是小事，诸葛亮怎会轻易地告诉他并让他泄露出去呢？想想其中的道理，就应该明白了。”

如果按照司马懿的说法去推测，诸葛亮策反孟达还另有文章。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蜀汉大多数人心底比较厌恶孟达，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其实是利用孟达和新城郡最大限度地牵制魏军中线战场的主力，让他们无法支援西线战场，如果孟达反叛成功，顶多为蜀汉增加了一些地盘而已，曹魏那边完全可以不理，伺机再予夺回。

在诸葛亮眼里最佳的局面是，孟达反叛，曹魏派大军镇压，孟达被消灭，曹魏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受到最大牵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既要策动孟达真反，同时又要巧妙地将孟达造反的消息传递给曹魏那边，所以才有了郭模诈降。

按照这部史书的说法，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阴谋，并且用一封信稳住了孟达（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

同一件事，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个是阳谋，一个是阴谋。

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摆在孟达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起事。

只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

如果不认真走路，就会有人让你无路可走。孟达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因为现在起事已经有些仓促。

◎司马懿千里突袭

但孟达仍比较乐观，他认为自己还有把握，原因在于新城郡所处的地理位置。

司马懿所在的宛县位于新城郡之东，二者相距1200里。

汉代的1里是300步，1步合5尺，而汉代的1尺只有23.5厘米，所以汉代的1里只有今天的0.7里。宛县与新城郡的距离，约合如今的420公里，如果有高速公路，早上从宛县出发，中午可在新城郡吃饭。

可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公路，甚至没有像样的路，其间还有山路阻隔，著名的山峰包括武当山。要走完这一段路，需要相当长时间。

当时的行军速度一天60里左右，这还算是比较快的，即使昼夜兼程，至多也就100里。夏侯渊曾创造过“三日五百、六日一千”的行军速度，但那是特种兵的急行军，且不在山区。曹操赤壁之战前追击刘备，率虎豹骑创造了一昼夜300里的惊人速度，但那是虎豹骑，精锐中的精锐。

要执行一次战役仅靠轻骑兵、特种兵是不行的，各兵种包括后勤辎重在内都要跟进，这就是大兵团的集体行动，边走边修路架桥，速度更快不了。按照孟达的计算，由宛县到新城郡的这1200里，最快没有半个月魏军无法到达。

而且孟达熟悉魏军调兵的机制，魏军要展开这么大的行动，必须待身在洛阳的魏明帝批准方可进行，由宛县到洛阳又是800里，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月。也就是说，曹魏那边即使接到了自己反叛的消息，人马要杀到新城郡至少得一个月。

孟达已向蜀汉那边求援，一个月时间，那边的援军怎么说都到了，一旦援军到达，司马懿想一口吃下新城郡，就不那么容易了。

可惜，孟达把时间算错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司马懿的办事风格。

司马懿在宛县接到申仪的密报后立即向洛阳报告。报告归报告，司马懿不指望朝廷马上有什么指示下来，不是他不相信朝廷，而是他认为时间来不及。

司马懿决定不待魏明帝诏书到达，立即起兵到新城郡平叛。

手下众将都认为，没有魏明帝的诏令就出兵不妥，建议还是等等再说。

众将当然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但大家更担心谁来负责任。打赢好说，成功的案例谁来总结都是好案例，可一旦失手，就得追究责任，就得有人背黑锅，该请示的没请示、该汇报的没汇报，这就是黑锅，是大忌。

可要都这么想，那就别干事了，四平八稳，没有风险，不会犯错，这样的官当然好当，但绝干不成大事。司马懿年轻时就被曹操关注，后又受到曹丕的器重，最后以国事相托，原因就是他不是一个平常人，在危险或者机遇面前，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不是进退得失，而是大局。

不过，司马懿刚到荆州，还要慢慢树立威望，所以没有武断地做出决定。

司马懿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道：“现在的形势已刻不容缓，必须趁孟达犹豫不定之机将其一举消灭，如果等蜀汉援军赶到，再夺下新城郡就难了！”

司马懿紧急调动驻宛县附近的军队，倍道兼行，直奔新城郡。1200里路程他们只用了八天。

孟达当时在上庸城，接到报告，已经晚了。司马懿率大军已杀至城外。

上庸城三面阻水，孟达命人在城外修筑了很多木栅以自固。司马懿指挥魏军渡水，破其栅，直至城下，从四面向上庸城发起猛攻。

说起来孟达也不是饭桶，真拼了命也是好样的，司马懿猛攻了半个月，未攻破上庸城。

到第16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投降。

司马懿率军进城，抓到孟达，将其斩首，将首级呈报京师。此战共俘获一万余人，取得大捷。

司马懿此行不仅消灭了孟达，还顺便解决了在这一地区盘桓了数十年的申氏家族的势力。

申耽当初随孟达投降曹魏后，魏文帝发现他并不可靠，就改任他为怀集将军，这只是一个挂名，他和家人被迁徙往南阳郡，在那里闲居，后终老于家。

魏文帝转封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员乡侯，任魏兴郡太守。申仪势力壮大后，也露出尾大不掉的势头，由于在地方上势力太大，所以他表面顺从，内心里不太听从召唤。申仪认为这里天高皇帝远，所以多有不法，甚至私自授官（承制刻印，多所假授）。

司马懿表面沉稳，其实是个有霹雳手段的人，他认为既然来了一趟，干脆新旧问题一齐清算。消灭孟达后，荆州各地郡守都奉礼来贺，申仪独不见来，司马懿让人专程去提醒他（使人讽仪）。申仪想了半天，还是来了。

司马懿立即下令把申仪抓起来，质问他伪造朝廷命令私自授官的情况（问承制状），之后把他押解到洛阳。魏明帝倒没有治他的罪，给他了一个楼船将军的名号，让他闲居于洛阳，最后他也死在了那里。

为了彻底肃清孟达以及申氏兄弟在西城郡、魏兴郡一带的残存势力，在司马懿建议下，魏明帝下令将当地7000多户人家迁往幽州。

新城之战以司马懿的全胜而结束，创造了闪击战的经典案例，孟达的首级传到洛阳，魏明帝命焚其于洛阳交通要道上。

此时正值诸葛亮率大军北伐，曹魏上下人心浮动，新城大捷的消息多少平复了大家心中的不安。同时，新上任的骠骑大将军由于首次用兵就打了一个漂亮仗，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七章　第一次北伐

◎引起争论的计划

孟达起事失败，让蜀汉错过了一次机会。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诸葛亮等人也尽了力，关键在于孟达的心并不坚决，总是犹犹豫豫，结果让自己丧命。

这件事让诸葛亮在伤感之余也记住了司马懿的名字。之前曹魏那边的武将无外乎曹氏、夏侯氏的几位重要将领，以及张辽、张郃、徐晃、于禁几个名将，文臣方面有荀彧、荀攸、郭嘉、陈群等人，在过去的几次交锋中，他们是主要对手。

荀彧、荀攸、郭嘉已先后故去，看来这个司马懿已经快速崛起，他打破了曹魏文臣不带兵的传统，成为文武兼备的一方统帅。这件事后，诸葛亮一定会让人收集关于司马懿的一切情报。诸葛亮很清楚，司马懿目前对付的主要是孙权，但未来这个人势必会成为自己的主要对手。

这时，已到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春天。

来汉中已经大半年了，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兴兵攻打曹魏，但诸葛亮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北伐非同寻常，对手也很强大，为了北伐的胜利，必须尽可能做好各方面准备。

关中与汉中之间横亘着秦岭，中间虽有数条小道通行，但道路崎岖，山势险峻，在最近几十年中，由关中攻击汉中的战役至少发生过两次，但由汉中攻击关中还不曾有过。

关中与汉中中间穿行在秦岭山中的几条古道，最东边的叫子午道，与长安直线距离较近，出北面的午口即是关中平原，长安就在眼前，但此道最险；西边还有一条叫褒斜道，出南面的斜口之后是郿县，即董卓当年筑郿坞之处，此道路途较远，但路况相对较好。

子午道和褒斜道之间还有一条傥骆道，因南口称傥、北口称骆而得名，此道几乎荒废，无法通行。

进攻关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从这几条古道出击，但具体走哪一条路线，不同的方案各有利弊。

在曹魏三大战场中，此时在长安坐镇的是曹魏西部战区副司令（安西将军）夏侯楙，他总体负责雍州和凉州的军事事务（都督雍凉诸军事）。

夏侯楙是夏侯惇的儿子，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清河公主，清河公主是曹操的大女儿，与曹操的长子曹昂都是刘夫人所生，从年龄上看她比曹丕可能还要大，所以夏侯楙应该是曹丕的姐夫，曹叡得叫姑父。

曹丕跟夏侯楙从小一起长大，二人关系很好，曹丕继位时就任命夏侯楙为安西将军。但夏侯楙没什么军事才干，对养生却很有研究（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而且他比较好色，身边养了很多伎妾，清河公主因此与他感情不和。

草包误大事，但这是父皇生前的安排，又是自己的长辈，所以魏明帝一直没有变动夏侯楙的职务，这无疑成了曹魏阵营比较薄弱的一环。

魏延看到了这种情况，于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

“曹魏在长安的守将是夏侯楙，是曹家的女婿，此人怯而无谋。现在给我5000名精兵，再派5000人专门负责运粮食（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由褒中出发，沿秦岭向东，走子午道北行，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杀到，必然乘船而逃（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

“夏侯楙一走，长安只剩下御史、京兆尹这些官员，长安附近有横门邸阁的粮仓，加上百姓手中的散粮，足可以供人马食用，曹魏关外人马聚合好杀到长安，最少得20天，而丞相您率领大军从斜谷出来，绝对能赶到，这样就可以一举拿下咸阳以西的地盘！”

魏延的计划简单地说就是两路出击，一路走子午道，一路走褒斜道，只不过褒斜道开始做佯攻，主攻方向放在子午道，出其不意地拿下长安，之后两路大军会合，占领曹魏的整个关中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即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计划”，围绕着它历来争论颇多。

支持者认为，魏延久居汉中，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在蜀、魏军力不对等的状况下，弱小的一方应出奇制胜，魏延的计划正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反对者认为，子午谷计划过于冒险，其要点是出其不意，但上万人、十多天的军事行动不让敌人察觉是不可能的，曹魏一定会在沿途派出很多侦察兵，一旦知晓蜀军动向，一方面会在山中依托险要地势进行袭扰和阻击，另一方面会调集重兵把守午口，使蜀军不得进入关中。

即使费尽千难万险、做出重大牺牲后杀到长安城下，面对这个千年古都，能否立即得手希望也很渺茫。所以，魏延的子午谷计划不是出奇制胜，而是纯粹的军事冒险。

看起来反对魏延子午谷计划的理由更充分，但从那时到现在，支持这项计划的一方反而占据了上风，这是因为诸葛亮没有采取魏延的作战计划，而他的北伐也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所以有人认为假如采纳了魏延的计划，没准就成功了。

这个逻辑其实有些问题，北伐没有成功不一定全由进攻路线的选择所造成，而即使诸葛亮最终选择的路线有问题，也不能说明走子午谷就一定正确。

兵法有奇正之分，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常规战法为正，出其不意为奇，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脱离常规战法的基础，一味出奇则未必制胜。

说魏延的计划是冒险，因为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长途奔袭，仅以5000名能战之兵去攻长安，虽是奇兵，但缺少常规战法作为基础就成为孤军。

夏侯楙虽然不是名将，但也不会看到屈屈几千人就弃城而逃，一旦夏侯楙不逃，魏延的计划就输掉了一大半。

在冷兵器时代，兵家怕的不是野战，不是守城，而是攻城，即使一座孤城，久攻不下的战例也不胜枚举，魏延想率5000人攻进长安，几乎等于靠买彩票发财。

正所谓勇则勇矣、智则未也，诸葛亮认为魏延的计划将致蜀军孤悬于外（亮以为此悬危），作为蜀汉的丞相，他不能去赌，所以没有采纳。

◎声东击西出祁山

诸葛亮最后决定不走秦岭山中的栈道，而是出兵陇右，由左翼向曹魏发起进攻。

具体作战部署是：由镇东将军赵云率一路人马兵出褒斜道，做出攻击关中的姿态，吸引魏军的主力，是为佯攻；由诸葛亮自己率大军由汉中向西攻击，占领战略要地祁山，进而攻占曹魏控制下的陇右地区，是为主攻。

佯攻的这一路，除赵云外只有中监军邓芝。邓芝不仅具备出色的外交才能，而且性格刚强、质朴，做事谨慎、清廉，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不久前被提拔为军长（扬武将军）。如果赵云是这一路人马的司令，邓芝的角色类似于政委。

其余蜀将基本都随诸葛亮出兵陇右了，这些将领包括刘琰、吴壹、王平、张翼、马岱、刘琰、马忠、廖化等，参谋人员有杨仪、爨习、马谡、向朗等。这些人大部分之前都介绍过，只有张翼、马岱还比较陌生。

张翼字伯恭，益州犍为郡人，参加过刘备指挥的汉中之战，当过梓潼等郡的太守。此次北伐后，张翼被诸葛亮派往南中，成为继邓方、李恢后第三任庲降都督。

马岱字什么不详，是蜀汉已故骠骑将军马超的从弟，随马超征战，后一同归服蜀汉，此时在军中的职务史书也没有记载，只说他的最高职务是平北将军，那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至于把刘琰排在吴壹等人之前，是因为他的资历、地位都比众人高，后主继位后已升任后将军，在名义上仅次于前将军李严。

刘琰生性风流、善谈论，好车服饮食，被人视为侈靡，缺乏实际才能，同时他脾气不好，虽居高位却经常跟人闹意见，其中跟魏延尤其关系不和。

两路大军同时行动，只是一路比较高调，走的时候旌旗飘扬、吹吹打打，而另一路悄声且疾速地行军。

前一路是赵云、邓芝率领的队伍，他们除担任佯攻外，还要确保汉中这个后方基地的安全。

这一路人马很快进入秦岭山中的褒斜道，继续大造声势，给人以杀入关中、直取长安的感觉，而这时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已悄悄开往此战的首攻目标祁山。

祁山是汉水上游一条连绵50余里的小山脉，位于今甘肃省礼县以东，西起北岈，东至卤城，汉水从其南面流过。过去这里的风景很不错，这条山脉里的每一座山峰都很秀美、挺拔，诸峰相对（连山秀举，罗峰竞峙）。

祁山不算太大，但因为诸葛亮的北伐而声名远扬。

诸葛亮到达祁山后，曾向后主上表谈到了祁山：“祁山距离沮县500里，有一万户居民，站在山顶远望，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确实很富有（瞩其丘墟，信为殷矣）。”

从诸葛亮的记述中可知，祁山之中有一座城堡，里面有上万户居民。一万户现在不算多，但在当时绝对是大数目，尤其在偏僻的凉州。那时候，祁山是个人口稠密、地域宽广、很富庶的地方。

关于祁山名称的来历，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远眺祁山，见其山峰高耸，山势逶迤，起伏的山峰就像一面风中飘动的旌旗（石壁崚嶒，飘舒如旗状），大概开始称旗山，叫着叫着就变成了祁山；

另一种说，“祁”的意思是宏大，祁山体势雄伟挺拔，在周围群山之中独显其高大，因此称祁山。

不过，史籍上所称祁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上面讲的祁山地区，狭义是指祁山中的祁山堡，至少在三国时期，人们就在祁山筑城，该城极其坚固。

诸葛亮之所以把首战的目标定在祁山，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祁山往西北可通南安、陇西二郡，东北通天水郡，往南以及西南方向可通达汉中郡以及汉中通往益州的咽喉阴平，祁山因为扼蜀陇咽喉、控攻守要冲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从益州还是从汉中，要去陇右必须过祁山，而占领了祁山，也就打开了通往曹魏凉州地区的道路。

凉州是曹魏的西部屏障，由于历史原因，曹魏在这里的控制相对薄弱，攻取的难度最小。如果能占领凉州，就可以居高临下，向东直取雍州，诸葛亮认为这是攻取曹魏比较保险的做法。

还有一点，凉州虽然地广人稀，但也有精华所在，就是它的陇右地区。这里人口相对集中，河水丰沛，灌溉便利，自古便是粮食的重要产区。蜀汉国力有限，得到陇右可以增强国力，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增加胜算。

陇右和凉州还盛产好马，对于以步兵为主的蜀军来说，这更是宝贵资源。

◎三郡望风而降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突然到达祁山，结果不费太大力气就占领了祁山堡，继而占领了距祁山仅20多里远的西县。

这个西县，就是后来传说发生过空城计的地方。

诸葛亮没有把大本营设在祁山堡，因为这里毕竟有点小，他进驻到西县，在此指挥整个陇右战役。

陇右地区主要有曹魏的三个郡，分别是南安郡、天水郡、安定郡，蜀军主力来到祁山后，曹魏任命的这三个郡的官员纷纷不战而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带并没有曹魏的主力，曹魏的主力都在关中，即使接到报告，一来一往没有一个月时间也很难到达，大家一看，还是先投降吧。

常说陇右，其实不是一个行政概念，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所以江东又称江左，而陇右即指陇山以西。陇山主要指的是今甘宁分界的六盘山，汉末三国时的陇右地区主要包括曹魏治下的南安、天水、安定等郡。

现在这里纷纷投降了蜀汉，问题相当严重，它的西面是凉州，有金城、武威、张掖、西平、敦煌五个郡。陇右如果全丢了，就切断了凉州与关中的联系，凉州也将不保。

消息传到洛阳，魏明帝有些发蒙。

因为就在前几天，他刚接到长安来的报告，说诸葛亮率主力从褒斜道方向进攻关中。

经过分析很快得出结论：褒斜道的蜀军只是佯攻，陇右才是主战场。

看来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大战，过去大家只知道蜀中有刘备（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刘备已经死了，这几年蜀汉那边寂然无声，所以也没有战争的准备，现在听说诸葛亮以如此大的手笔发动举国战争，曹魏朝野上下在震惊之余充满了恐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

之前就有人跟魏明帝说过夏侯楙才不堪大用（人有白楙者），但是夏侯楙是他的姑父，又从小跟他父亲曹丕关系极好，所以一直让他留任。

现在，魏明帝知道让夏侯楙对阵诸葛亮一定会完败，所以赶紧把曹真派过去坐镇。

曹真原来就是西线战场的总指挥，他是曹操的族子，跟夏侯楙算是平辈，但他自曹操起兵时便追随左右，一直在军中，勇猛善战，军事经验丰富，在军中威望也高。

而且，曹真曾是曹魏劲旅虎豹骑的主要将领，夏侯渊战死汉中后，曹操命曹真屯关中，负责过一段时间的西线战事。

受命托孤后，曹真目前的身份是曹魏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接命后他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关中。

到了长安，他没有留在那里，而是率一部主力驻扎在郿县，这里是董卓当年经营关中的据点，董卓在此修建了巨无霸型城堡郿坞，该处距褒斜道北出口不远。

虽然褒斜道这一路蜀军不是主力，但也不敢大意，守住这里同时也守住了长安西面的门户。

魏明帝临阵“走马换将”，但派曹真去也只是先救救场，如果没有后续行动，西线战场的危机仍无法解除。

魏明帝紧急召集大家商议对策，朝臣们一时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朝臣未知计所出）。

魏明帝只得给大家打气道：“诸葛亮只会以山势为依托（阻山为固），今天他这是自投罗网，正合兵法上说的‘致人之术’，肯定能击破他！”

“致人之术”是什么？不太清楚。曹叡估计也只是这么一说，为的是不让大家失去信心。

为进一步安抚人心，魏明帝决定御驾西征。

有人反对，皇帝高级侍从（散骑侍郎）钟毓谏道：“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在朝堂上战胜敌人（夫策贵庙胜），国君不离宫殿却能在千里之外赢得胜利。陛下应当坐镇京师，以为各个方向的威势源泉。陛下亲率大军西征，对壮大前线军威固然有很大作用，但因此消耗的资源钱财也会更大。而且在炎热的暑期用兵应当慎重，现在还没到您万尊之躯出动的时候。”

钟毓，是名臣钟繇的儿子。

但钟毓的建议未被采纳，魏明帝仍决定亲征长安，他下令迅速组建一支五万人的先头部队，由右将军张郃率领支援西线战场。

张郃此时驻军在荆州刺史部，归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大将军）司马懿节制，但他曾长期协助夏侯渊驻守汉中，对西线战场的情况更熟悉，所以派他去。

现在，两边就是在比时间了。

曹真远在关中，而且不能乱动，曹叡、张郃还在路上，到达前线需要一定时间，蜀军如果能在魏军主力到达前彻底平定陇右地区，进而将凉州攻占，那此次北伐就算大功告成了。

曹魏在雍州、凉州现场指挥应敌的最高长官是两位州刺史，其中雍州刺史是郭淮，凉州刺史先是孟建，后是徐邈。

郭淮曾是曹丕当太子时的属官，后转任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司马，他在夏侯渊战死的情况下维持军中稳定，立下大功。曹丕继位后派郭淮到西部任职，先任镇西将军长史，后被提拔为雍州刺史。

孟建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一直念念不忘的青年时代的挚友孟公威，当年他仕魏后，果然如诸葛亮所预言，因为才干官职逐步擢升，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接替原刺史温恢担任凉州刺史一职，至今已五年，政绩不错（有治名）。

就在诸葛亮出兵祁山的这一年，孟建被解职了。是不是因为他与诸葛亮有过一段特殊关系不得而知，分析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不过即使是因为这层原因被调离，孟建以后的仕途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此后他一直升至曹魏的征东将军。

接替孟建的徐邈字景山，幽州人，当过曹操的丞相府参谋处长（军谋掾），后出任陇西郡、南安郡太守，对西部情况很熟悉，被调回内地又担任过郡太守、典农中郎将等职务，其间还曾在司马懿手下任职，担任过时任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的军师。

与孟建相比，徐邈的军事才能更突出，仕曹氏三代，魏明帝完全信得过。魏明帝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兼任护羌校尉。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郭淮、徐邈迅速稳定了下来，他们赶紧组织两州的有限人马进行反击。

这些反击，取得了一定成效，迟滞了蜀军进攻的步伐，为主力前来救援赢得了时间。

在西边，诸葛亮派兵攻击陇西郡，却遇到了顽强抵抗。

陇西郡太守叫游楚，面对蜀汉大军，他召集吏民说：“我素无恩德给大家，今蜀国大军已至，其他几个郡已经叛降，我看这是诸位取得富贵的好机会（此亦诸卿富贵之秋也）。我为朝廷守郡，义在必死，诸位可以拿我的人头去换富贵。”

大家闻听皆流泪，都说：“愿与明府同生死，绝无二心！”

游楚于是对大家说：“既然如此，我有一个想法。现在我们东面的两个郡已经丢了，敌人马上就来，我们在此坚守，如果朝廷的救兵到了，蜀兵必退去，到时候咱们一郡之人都坚守了大义，人人都将获得奖赏（一郡守义，人人获爵宠）。如果救兵没来，而蜀军攻势又急，你们可以取我的人头去投降，到时候也不算晚！”

于是，大家都去守城。

蜀兵到了，游楚派遣郡长史马颙出门设阵。

之后，游楚站在城上对蜀将说：“你们能断绝秦陇大道，让东来的援军无法到达，只需要一个月，陇西郡的百姓不攻自降，如果做不到，你们只会白费力气（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

游楚命马颙鸣鼓出击，魏兵士气高昂，将蜀军打败。

游楚在这场陇右保卫战中立下大功，魏明帝后来听说了他的事迹，专门召他到洛阳相见。作为边地的一名郡太守，如无特殊机缘一般很少能来到京城御前见驾，那是游楚生平第一次上朝。

游楚长得身材短小，但嗓门挺大，按照朝仪他将由侍中引导到御前，侍中呼完“陇西太守前”，游楚应回答“唯”，但游楚一紧张，老大嗓门地回一声“诺”，把魏明帝和周围的人都惹笑了。

游楚来到洛阳后，发现这里真不错，不是雍凉僻壤可比的，于是上表乞求留在京师为官。魏明帝看在他立过大功的分上特别诏准，任命他为驸马都尉。

游楚好游猎、音乐，畜养歌者，整日樗蒲、投壶，欢欣自娱，在洛阳过起了快活日子，直到70多岁才死。

◎“凉州上士”姜维

蜀军在陇西郡遇到了麻烦，再来说说东边。

在东边，诸葛亮指挥蜀军占领天水郡时，该郡的太守马遵正陪同曹魏雍州刺史郭淮一行在洛门视察工作（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

雍州刺史管理的地盘很大，除了关中地区的冯翊郡、京兆尹、扶风郡、北地郡，还有陇右地区的南安、天水、陇西以及广魏、安定等郡，除此之外，在其南部还有武都、阴平两个郡，目前都在曹魏控制之中。

郭刺史平时工作很繁忙，大战当前，他仍然深入在基层。

要么曹魏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敌人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先竟然毫不知觉，主要长官还在下面视察；要么正因为敌情严重，郭淮才专门来天水郡检查防守工作，但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

郭淮等人接到报告，说天水郡郡治冀县可能已被蜀军占领，现在无法回去。

郭淮对马遵说：“看来诸葛亮来者不善！”

渭水的上游流经天水郡，冀县就在渭水边，洛门在冀县的西边，今甘肃省天水市那时称上邽，是陇右地区一处军事重镇，位置在冀县沿渭河往东。郭淮判断上邽仍在魏军手中，于是决定绕过冀县，连夜回上邽。

马遵担心天水郡已乱，局面无法收拾，于是也想去上邽，却遭到了随同郭刺史视察的一名官员的反对。

这名官员对马遵说：“明府应当回冀县。”

生死关头，马遵急了：“我不信任你们，你们已经通敌叛国。”

双方不欢而散，马太守跑到上邽避难去了。

上邽成为天水郡境内魏军集结的一处重地，诸葛亮后来派兵进击上邽，但在郭淮等人的防守下，上邽无法攻克。

劝马太守回冀县的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姜维。

姜维字伯约，他动员马太守回冀县，因为他就是冀县人，此时他的职务是郭淮手下的雍州从事。

姜维的父亲曾担任过本郡功曹，在平息羌戎叛乱中战死于沙场，姜维因此被授予中郎。这是天子身边的属官，承担宿卫天子的任务，姜维被授予此官，只是一种荣誉，他本人并没有到洛阳任职。

姜维平时很好学，尤其喜欢郑氏学，也就是当代大学者郑玄开创的学问。但他不想当一名学者，他有志于功名，好结交江湖朋友，不想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姜维曾担任本郡上计掾，又被任命为州里的从事，相当于刺史的高级参议、顾问这一类的角色，因为有中郎的头衔，他还参与本郡的军事事务（参本郡军事）。

姜维开始并没有回冀县，而是跟其他几位官员一起追赶马太守，马太守跑得太快，姜维他们一直追到上邽，城门已闭，他们叫门，里面的人不给开。

城里的人不开门，担心的是姜维等人也参加了叛乱（疑维等皆有异心），姜维等人无奈，这才回到冀县。

接下来，史书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部史书说，姜维到了冀县才发现，这里尚未被蜀军占领，他们去叫城门，城里也不应，原因与上面一样，怀疑他们已投降了蜀军。

姜维走投无路，只好投奔了诸葛亮。

还有一部史书说，冀县城里的官民见姜维回来，很高兴，不仅把他迎进城，还推举他去见诸葛亮，诸葛亮见到姜维，很高兴，让他去安抚冀县百姓。

但在这时，魏军增援部队赶来了，姜维无法回到冀县，从此与母亲及妻儿分离。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姜维时年27岁，诸葛亮见到他时，会不会想到自己正是27岁那年走出隆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诸葛亮跟姜维交谈后大为惊异，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在写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信中，还专门提到了姜维。

诸葛亮对姜维的评价是：“姜伯约此人忠于职守，勤于理事，思虑周密，这些都是他的长处，永南、季常等人都不如他，堪称凉州一带的一流人才（其人，凉州上士也）。”

永南是李邵，曾担任诸葛亮的丞相西曹掾，季常即马谡的大哥马良。在诸葛亮眼中，姜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诸葛亮任命姜维为丞相府仓曹掾，主管府仓谷事，但很快便升其为奉义将军，并奏请后主，封他为当阳亭侯。

仓曹掾品秩不过几百石，算是个处长，奉义将军是高级将领，品秩与九卿相当，是“省军级”高官，又封侯爵，一向用人讲求法度的诸葛亮，在姜维身上一再破例。

还不止于此，诸葛亮不久便派姜维回了成都，对于他的工作诸葛亮也进行了细心安排。

诸葛亮再次给张裔、蒋琬写信：“可以把虎步监的兵士五六千人交给他带领，姜伯约很有军事才干，他胆略过人，又深通兵法（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才能超过众人，等他全面掌握了军事本领后，就让他进宫朝见主上。”

这一系列的安排说明，诸葛亮没有把姜维当作一名普通的降人看待，谁都能看出来诸葛亮对姜维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选贤任能是执政者日常考虑最多的事，诸葛亮作为托孤大臣，肩负着为蜀汉拔擢后进俊才、培养接班人的重任。在人才方面蜀汉与曹魏无法相比，甚至比不上孙吴，所以更要刻意去发掘人才。近年来，在行政、经济乃至外交方面蜀汉都涌现出一批良才，如张裔、蒋琬、费祎、杨洪、邓芝等，但军事方面的“后备干部”却有些不足。

蜀汉本来也曾将星云集，后世所谓的“五虎上将”个个都是当时享誉天下的一流将领。但近年来蜀汉似乎武运不济，名将纷纷凋零，知名的将领仅有赵云、魏延等人，名气要逊色很多的王平、陈到等人目前都挑起了大梁。

蜀汉高级将领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更加刻不容缓，一些文职出身的官员，如果他们身上也有军事方面的才干，诸葛亮都会不遗余力地加以锻炼，希望从中发现军事方面的人才甚至是未来的军事统帅。

诸葛亮在写给张裔、蒋琬的信中特别强调姜维精通军事，是一流的人才，又说他忠心汉室，这些都与诸葛亮一贯追求的政治理想相符，也与目前的现实需要相契合。

姜维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出身于陇右，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地方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在诸葛亮看来，与曹魏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占领陇右、徐图东进是他既定的作战方针，姜维的出身有利于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

姜维是个新人，这是他的不足却也是他的优势，他与蜀汉政坛和军界素无瓜葛，所以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平衡因素，重用姜维各方面都更容易接受。

所以诸葛亮一见到姜维就下定了重点培养的决心，但这并不等于说陇右初次相见就已经明确了姜维日后军事接班人的地位，这不符合诸葛亮的做事风格。诸葛亮对姜维也有一个了解和考察的过程，通过观察才逐渐坚定了对姜维的认识，从而大胆使用、破格提拔。

姜维投身蜀汉阵营后便与母亲失散。他是个孝子，曹魏方面后来想通过他母亲动员他回归，让母亲给他写信劝降，随信还给姜维捎来了中药当归，喻指应当归还之意（送当归以譬之）。

姜维很思念母亲，但他更坚定在蜀汉的事业，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更觉得无以回报，所以他给母亲回信道：“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

◎为什么派马谡

曹魏的一些州郡武装力量被组织起来后，蜀军的进攻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陇右战局眼看就要陷入僵持。

这让诸葛亮很着急，他原来认为西取陇右是出其不意的一招，避免了军事上的冒险，是非常有把握的一件事（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多少有些乐观了。

以蜀军的实力，全部平定陇右继而拿下凉州肯定不是问题，但时间却拖不起，如果陷入对峙，曹魏援军开到，那西取陇右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问题不仅如此，后方也传来了让诸葛亮不安的消息。

大军远征，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为了支持前线作战，蜀汉建立了庞大的运输队伍，运输线不断拉长，安全就成了问题。广汉郡一带发生了山贼袭扰运输队、盗抢军用物资事件，他们在一个叫张慕的人带领下不断劫掠吏民。

广汉郡处在成都与汉中之间，是运输线上的重要一环，如果不能迅速平定事态、剿灭山贼，后果将十分严重。但蜀军主力都在前线，从其他地方也抽调不出来更多人马，只能依靠当地官民自己去清剿了。

郡里也有一定武装，相当于民团，由民团司令（郡都尉）率领，幸好广汉郡都尉是个很能干的人，凭一郡之力硬是把事情解决了。

这个都尉名叫张嶷，益州刺史部巴郡人，出身贫寒，早年当过县吏，遇强盗寇犯县里，县长逃亡，张嶷携县长夫人冒死突围，忠义之名由此大震，后来担任了广汉郡都尉。

张嶷率领郡兵讨伐山贼张慕，张慕打不过，散入山林，张嶷骗他出来和亲（乃诈与和亲）。张嶷置办了酒席，张慕赴宴，席间趁张慕酒醉之际将其以及部下50多人全部斩杀，又清剿了其他山贼，所有山贼头目悉数斩杀。

张嶷家境贫寒，虽然立了大功，得了病却没钱医治。张嶷拖着病体去郡太守何祗府上请求帮助，何祗这才得知帮助自己平定叛乱的英雄竟然病重难医，于是倾尽家财给张嶷治病。

张嶷后来被提拔为牙门将，派往南中地区清剿那里的山匪，之后留在那里当了一名郡太守。

这时，在陇右的诸葛亮接到情报，说曹魏右将军张郃正率五万大军星夜驰援而来。

情况十分紧急，诸葛亮决定立即派出一支人马前去堵截，为陇右战役的最后胜利赢得时间，魏军必经之路上的街亭是阻击敌人的最佳地点。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众人看来，能担当如此重要任务的至少有两位合适人选，一位是魏延，一位是吴壹。魏延自不必说，镇北将军兼凉州刺史，早就独当一面。吴壹是刘备吴皇后的哥哥，讨逆将军兼关中都督，在军中的威望也很高，然而诸葛亮派的却是时任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的马谡。

马谡是诸葛亮身边的高级军事参谋，从他的资历来看，当过县令、郡太守，但在军队里的履历只是参谋，没有独立带过兵，能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吗？

大家都在怀疑，但丞相已经做出了决定，也没人说什么。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马谡此去一败涂地，损兵折将，更为重要的是打乱了诸葛亮陇右战役的部署，诸葛亮被迫仓促撤军。

诸葛亮用马谡守街亭，的确不太好理解。

有一种看法是，这是马谡自己主动要求去的，他信心十足，保证守住街亭，为此还立下了军令状，诸葛亮虽然犹豫还是派他去了，但这个说法没有史料依据，只是小说演义之言。

守街亭这么重要的事，如果诸葛亮心里真的犹豫不决，马谡说得再天花乱坠估计也没用，派马谡去，一定是诸葛亮觉得他合适。

对马谡这个人刘备生前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临终前曾专门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希望诸葛亮好好观察他，但诸葛亮并不这么看（亮犹谓不然）。

此前征南中时马谡提出的心战思想让诸葛亮印象深刻，所以对他很器重。诸葛亮让马谡当他的高级参谋，经常与他谈论问题，有时常常忘记吃饭睡觉（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马谡只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估计诸葛亮不会这么重视他。

所以，另一种看法是诸葛亮对马谡有刻意培养之意，马谡在诸葛亮心目中的地位现在远远超过姜维，或许在诸葛亮心中马谡就是未来军事上的接班人，为马谡创造锻炼的机会符合诸葛亮的初衷。

马谡的哥哥马良与诸葛亮情同兄弟，在蜀汉政治格局中诸葛亮是荆襄派的代表，得到了马氏、杨氏、习氏等荆襄人士的支持，所以对他们也格外照顾，杨仪、马谡等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重用的。

后面这种看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但说服力却不强。

诸葛亮重用了马谡、杨仪、蒋琬等荆襄人士，但他也重视张裔、杨洪、费祎、董允等益州本地出身或在益州长期生活的士人，作为执掌蜀汉朝政的大臣，他在用人方面一直兼容并蓄，说他因为派系斗争的需要而力排众议使用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一次确实派了没有带兵经验的马谡去守街亭，又该如何理解呢？

的确不好理解，也许当时有很多具体的情况，诸葛亮派马谡去必定有他的考虑，只是这些已无法得知了。

有一部史书曾提到，此次诸葛亮率大军西出祁山时要确定先锋的人选，当时军中有宿将魏延、吴壹等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最适合担任先锋，但诸葛亮最后让马谡当了先锋，让他统率众兵在前（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

完整地看一下这个记载，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诸葛亮此次西出祁山，出发前就确定了全军先锋的人选，这个人就是马谡，马谡督率先头部队首先深入陇右地区，前面不少仗都是他指挥打的，魏军的先锋张郃来了，作为蜀军先锋马谡去堵截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陇右战役打响，张郃率军驰援，蜀军主力必须迎战，当时蜀军尚未完成陇右战役，只得先派一支先头部队去堵截，马谡这个“先锋”指的是这支先头部队的指挥官。

两种理解都有道理，但对照史书原文看，似乎前一种理解更通顺。

也就是说，马谡其实早就担任了蜀军的先锋，他去堵截张郃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街亭发生了什么

当时蜀军分布于陇右各处，诸葛亮能给马谡的人马并不多，具体人数史书没有记载，有人说是十万人，那肯定是不确切的，诸葛亮能带到陇右的全部人马也未必有十万人。

而且，如果真的能抽出十万人马给马谡，诸葛亮也就不着急了，把张郃的五万人马放进来慢慢打都行。正因为实力不足，才要抢占街亭打伏击。

推测起来，诸葛亮交给马谡的应该在一万人上下。

诸葛亮命王平以副将的身份一同行动，王平现在的军职是副军长（裨将），诸葛亮把从南中夷人子弟中选调出来的“无当飞军”交给王平统领，这说明参加街亭战役的就有这支人马。

无当飞军善使弓弩，是骑兵的克星。

除了王平，参与街亭阻击战的还有张休、李盛、黄袭等，他们的军职应该与王平相当或稍低。

马谡带着这一万左右的人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街亭，幸好他们先到了，马谡立即观察周围的地形地势，抢占有利位置，做好伏击准备。

来之前，诸葛亮交给马谡的任务是占据街亭要塞，堵住敌人，不让他们通过，把他们拖在这里一段时间就算胜利。

可马谡到了街亭，看完地形，决定对诸葛亮的部署进行修改，具体地说，就是舍弃下面的要塞上山。

街亭在山谷中，两侧的山都很高大，其中一侧被称为南山的，顶部平缓，向下三面皆陡峭，马谡决定把人马拉到南山上，待敌人前来攻打，居高临下，把敌人打败。

王平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一眼就看出了这项作战有致命的缺点，赶紧劝阻马谡，但马谡不听（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

马谡指挥蜀军上了南山，不久，张郃率领的大军也到了。

张郃一辈子都在打仗，马谡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已经是袁绍手下的高级将领了，他的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他看到蜀军不占大道上的要塞反而上了山，立即猜出了蜀军的意图，下令不急于攻山，而是断了山上取水的道路（绝其汲道）。

山上有上万名蜀军将士，还有马匹，随时需要大量用水，时间短了还能忍忍，时间一长就麻烦了。

马谡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水道是他的软肋，眼看不能久拖，马谡只好硬着头皮下令从山上向下面出击。

结果可想而知，蜀军大败（众尽星散）。

只有王平率领的一支人马，临战不慌，他们不断敲击战鼓（鸣鼓自持），张郃以为有伏兵，所以没敢猛追。

一万人马，最后只剩下王平带回来的1000多人。

以上是正史记载的街亭之战的全过程。

仅凭这些记载，不免会在为蜀汉、为诸葛亮扼腕叹息之余也产生许多百思不解的困惑：

街亭地处整个陇西地区的北部，在当时并非蜀军与魏军争夺的核心地区，更远离蜀军的大本营祁山堡，双方为什么会在这里打一仗？

马谡为何固执地认为上山更好？马谡虽然没有带兵的经验，但应该也是位出色的参谋，否则诸葛亮不会重用他，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他为何仍然固执己见？

王平从哪些方面看出来上山不利，他有没有告诉马谡？

蜀军毕竟也有上万人，何以败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呢？

……

马谡除非是曹魏派来的卧底，否则他的指挥怎么看都让人匪夷所思。

而这一切，又都真实地发生了。

陇右地区告急，张郃率大军从关中驰援，最近的路线应该是今宝鸡至天水一线，也就是沿渭河谷地来救，为什么绕了一大圈？

按照张郃的行军路线，既然要过街亭，那就意味着一路向西，不会立即掉头南下去寻找蜀军主力决战，街亭一带的道路是由河谷走向决定的，如果准备南下就不会到街亭来，而会在街亭以东就改变方向。

那么，张郃这是准备去哪里呢？

要解答这些困惑，只凭史书的有限记载恐怕还无法找到答案，只能结合街亭的实际地理状况进行考察，同时还要对当时双方主将心态的推测来进行。

一般公认的街亭古战场，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由天水市区出发，先沿310国道行驶一段，之后上207省道至秦安县，再上304省道至莲花镇，之后折向东到达陇城镇，由秦安县城至陇城镇约45公里。

在蜀魏相争的三国时代，街亭是略阳县下辖的一个亭，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乡镇，因为它不久前也是一座县城。

略阳是史书经常提到的陇西古县，但它究竟在哪里至今没有定论，史书提到陇城镇一带曾置街泉县，后撤县为亭，即街泉亭，简称街亭，归略阳县管辖。

是县城，就有城，就县城来说规模一般不会太大，但如果防守工作准备得好也很难打下。而且，它是关陇大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历来都受到重视。

关陇大道是由关中通往陇西的最重要道路，其主路的大体走向是：由今天的陇县过固关镇，翻越陇坂，到达今张家川县马鹿乡东北的老爷岭，沿此经马鹿、闫家店、张川镇、龙山镇等到达陇城镇，再西行到秦安县。

关中通陇西还有其他几条路，如陇坻道、鸡头道、瓦亭道，但当时军情紧急，曹魏所置的陇西三郡尽落蜀军之手，张郃率队驰援以骑兵为主，只能走最易行的一条路，也就是关陇大道。

街亭这座旧县城就是诸葛亮派马谡此行的原因：占据该城，凭险拒敌。如果马谡能在此阻击魏军20天以上，就将为诸葛亮在整个陇西地区布局赢得时间，马谡也就像郝昭一样创造了军事奇迹。

现在如果来到街亭，可以看到这一带的川道相当开阔，中间的宽度有数公里，如果有一支队伍自东向西开来，它可以浩浩荡荡地从中间的大道上穿过，两边的土山上即使埋伏有千军万马，只要不下山也都等于不存在。

因为箭射不着，滚木、礌石统统用不上，打阻击只能下来。

现在，可以这样设想一下：马谡确实是奔着街泉亭这个古镇来的，看中的是它原有的旧县城，想以此为依托迟滞魏军，但到后才发现由于“撤县设亭”，这座县城已经荒废了，短时间内没有修复的可能。

川道里无险可守，所以马谡提出上山，有人反对，认为旧县城虽破也可勉强一用，但马谡仍决定上山。

马谡所上的那座山应该不是陇城镇近前的南山，因为这里的地势过于开阔，不利于伏击，但马谡可以率领这支上万人的队伍沿着川道向前再推进一段，选一处最佳的伏击地点，这个地方只要仍在关陇大道上就行。

这样的地方不难找，但马谡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

史书提到的唯一理由是水道，因为魏军断绝了山上蜀军的水道，引起蜀军的恐慌，之后蜀军被迫盲目出击，导致大败。

这也许是理由之一，但最根本的理由是实力相差悬殊，蜀军约有一万人，魏军约五万人，无论上不上山，无论有没有水，在缺少坚固城池依托的情况下蜀军根本无法取胜。

对魏军来说，除因行军的需要必须走关陇大道外可能还有其他想法，张郃只是先头部队，关中的曹真在击败蜀军负责佯攻的赵云部后，可以腾出手来全力进击陇西。

张郃所部虽然看起来脱离了主战场，但他们突破街亭后可以直插陇右的左翼，这时曹真率领的大军再从陈仓、故道一线发起攻击，蜀军将面临被左右夹击的局面。

魏明帝可能没指望凭张郃一战就解决陇右问题，他想跟诸葛亮在陇右打一场大战役。

具体来说，就是不着眼于消灭街亭的这支蜀军，也不只是要把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赶出陇右，而是要通过迂回包抄的办法把陇右地区的蜀军全围起来，让其全部有来无回！

◎不存在的“空城计”

现在，轮到诸葛亮震惊了。

街亭大败的消息传到西县，诸葛亮在气愤、震惊的同时，深感事态的严重，他大概也揣测出了魏明帝的意图，所以赶紧调整部署，迅速指挥大军撤回汉中。

就这样撤了虽然很没有面子，但此刻必须高度理性，不能有丝毫侥幸或犹豫。

当然，撤退的时间还是有的，张郃虽然突破了街亭防线，但他也算一支孤军，所以进入陇右后也小心翼翼，生怕中了埋伏。

诸葛亮安排好各路人马的撤退路线，自己从容地撤出了西县。离开时，还随队带走了西县的1000多户人家，把他们迁到汉中（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传说诸葛亮在西县摆下了空城计，吓退曹魏主帅司马懿，这值得怀疑。因为司马懿此时是曹魏南线战场的总指挥，并没有参加陇右会战，他驻扎在宛县，距此有2000多里。

即使司马懿真的能来，率传说中的十万大军围住西县县城，诸葛亮有可能摆出空城计吗？

当然不可能，如果坚持认为可能，那就是没见过真正的古代城池是什么样。

可以看一下北京西南郊的宛平城，这也是个县城，大体上是古代县城的标准版。该城有四门，城中的主要街道其实只有两条，也就是连接四门的街道，站在任意一处城墙上，都可以把城内情况一览无余。

一个县城，不用十万，不用数万，只用一万人马就能把它围成铁桶，城里即使有伏兵，又能藏多少？肯定先围起来再说。所以，面对敌人数万之众，诸葛亮只能快跑，不可能坐在城头上从容弹琴。

不过，关于空城计的传说也并非完全杜撰，在史书上也有一定踪迹。有一部晋人撰写的史书说，晋初扶风王司马骏守关中，他手下有几位中下级官员在一起议论诸葛亮的功过，大家对诸葛亮多持讥评，认为他托身蜀汉不当，力量小却想办大事（力小谋大）。

这时，有一个叫郭冲的人站出来为诸葛亮鸣不平，说了诸葛亮的五件事，把这几位官员说住了，司马骏听说后十分感慨，称赞郭冲说得对。

郭冲说的五件事中的第三件就是关于“空城计”的。

按照郭冲的说法，诸葛亮屯兵于阳平关期间，派魏延率主力东进，他只留1万人守城。司马懿这时率20万大军前来，和魏延率领的主力错道而行，蜀军因此没有发现，等诸葛亮知道情况时，敌人距此只有60里了（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

侦察兵（侦候）向司马懿汇报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力弱，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马上就要到，他想去通知魏延，但相去已远，魏延即便回军也来不及了。

城中将士皆失色，诸葛亮却神色坦然，镇定自若，下令军中偃旗息鼓，不准随便走出营帐，又下令大开城门，并派人洒扫街道（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卻洒）。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一向持重，而今却摆出如此虚弱无力的样子来，很是奇怪，怀疑诸葛亮有伏兵，于是率领人马向北上了山。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诸葛亮对左右人拍手大笑道：“司马懿必然认定我装出胆怯，一定会有伏兵，所以遁山而走。”侦察兵回来报告，确实如诸葛亮所说。

司马懿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后悔不已。

郭冲说的这件事本身倒是漏洞百出，比如说司马懿与诸葛亮交战于阳平关，这查无实据，司马懿一次领兵20万也不太可能。

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郭冲作为司马骏的下属，胆敢在儿子面前非议他老子，可能性也不大。

不过，郭冲说的这件事细节逼真，过程齐全，又由不得人不相信。或许这件事有其他的来历，只是把时间和地点弄错了。

◎魏明帝的反击

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还算是较为顺利地回到了汉中。

另一路由赵云和邓芝率领的蜀军也打了败仗，他们在褒斜道中的箕谷与曹真率领的大军相遇，由于寡不敌众，被魏军打败。

箕谷是褒斜道的南口，附近有蜀军的重要军需仓库赤岸，如果从褒斜道出击曹魏，赤岸是最近的后勤补给基地。赵云让邓芝守赤岸，自己由箕谷北上，经过一段栈道，深入褒斜道深处。

由箕谷北行的这段栈道有近百里，非常险峻，一端悬于崖壁之上，一端凌空，栈道之下全靠立柱支撑。登过华山的人应该有体会，站在这种凌空栈道之上，有恐高症的人一定吓得不敢动弹。

赵云本是佯攻，任务是吸引曹真大军的注意力，让他不得不在褒斜道的北口重兵驻防。没想到的是，曹真主动出击，沿着褒斜道杀了进来，赵云所部兵力有限，不敢在秦岭山中与魏军过多纠缠，于是后退。

一直退到箕谷，才奋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曹真再攻，箕谷无法守住，魏军将长驱直入，汉中就将丢失。危急关头，赵云来不及请示，果断下令把栈道烧了，曹真这才退去。

火烧栈道，虽然保住了汉中，却使蜀汉蒙受了巨大损失，今后如果再想从褒斜道出击，必须先修好这条栈道。

所幸的是，赵云、邓芝指挥人马得以从容撤下来，损失不大。

诸葛亮回到汉中后听说此事，对邓芝说：“街亭失败后，各部兵将都失散了，兵不知将，将不见兵，而箕谷退军时，却能做到将不离兵，兵不离将，是什么原因呢（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

邓芝回答说：“赵将军亲自断后掩护撤退，所有军资装备一点儿都没有丢弃，兵和将也没有分离。”

这就是老将和新手的区别，同样是兵败，马谡吓傻了眼，而赵云却能镇定从容，这靠的是胆识，是身经百战所积攒出来的经验，更是长年累月和将士们形成的默契和相互信赖。

当时赵云军中有不少富余的绢帛（云有军资余绢），诸葛亮让赵云拿出来分赐给部下。

赵云不同意，他说：“仗没有打好，还要什么赏赐？所有的物资请全部存入赤岸的府库中，等到冬天发给大家过冬吧。”

诸葛亮对赵云更加赞赏。

蜀军撤离陇西后，魏军趁机把这些地方全部收回。

除张郃所部外，曹真率领的人马也陆续抵达了陇西。陇西各郡有不少投降蜀汉的人，最大的一支是安定郡的杨条，他率众劫持官员据守月支城响应诸葛亮，曹真率大军一进入安定郡，杨条便自缚出降。

街亭之战发生时魏明帝还在赶往长安的路上，虽然前面传来报告说危情已解除，但魏明帝仍决定继续前行，于曹魏太和二年（228年）二月到达长安。

魏明帝下令对陇西会战进行检讨，该罚的罚、该奖的奖。陇西各郡的地方官员，除陇西郡太守游楚等因守城有功被封赏、升职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受到了惩处，其中南安、天水两郡的太守还获重刑。

本次会战左将军张郃立了大功，魏明帝下诏给予嘉奖：“贼人诸葛亮率巴、蜀乌合之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肩甲、执锐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嘉奖您的大功。”

魏明帝下诏给张郃增加食邑1000户，连同之前的食邑共4300户。之后命张郃率本部仍回防荆州，继续接受司马懿的指挥。

雍州刺史郭淮、凉州刺史徐邈也受到了表彰。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的同时，还派蜀将高祥驻守列柳城，郭淮攻击高祥，取胜，之后还率部在枹罕攻破陇西著名羌人首领唐氾，魏明帝下诏加郭淮建威将军的头衔。徐邈指挥部属积极开展防守，也打了胜仗，被封为都亭侯，食邑300户，也加建威将军的头衔。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曹真没有受到封赏，作为整个西线战场的总指挥，毕竟一开始由于他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把防御重点放在了关中，结果在陇西措手不及，大部分城镇一度陷落，曹真应对此负责。后期曹真积极补救，重新收复了失地，但损失和影响已经造成，功过相抵，不予惩罚也不予表彰。

为进一步提振士气，魏明帝向天下发出公告，并特意指示必须公告到益州（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在这份公告里，魏明帝把诸葛亮狠狠批驳了一通：

“刘备背恩忘德，逃窜至巴蜀。诸葛亮背弃父母之国，事奉奸贼之党，神人蒙受毒害，罪恶积身。诸葛亮表面上有托孤之名，而内心里贪权专擅，刘禅兄弟守空城罢了。诸葛亮又侮辱益州之土，虐待百姓，利狼、宕渠、高定、青羌等部族遭受瓦解，成为他的仇敌。

“诸葛亮不知轻重，就像反穿着皮衣去背负柴薪，结果弄得里尽毛殚；又如同削足适履，结果弄得肉也割了、骨头也伤了（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他自认为很能，不过是在井底行军、在牛蹄间移步罢了（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继位，边境无事，我哀怜天下数遭兵革，只想养四海之耆老，安抚孤幼，移风于礼乐，讲武于农闲，把诸葛亮并没当回事（置亮画外，未以为虞）。

“诸葛亮却心怀异志，驱掠吏民，盗攻祁山。我王师雄振，胆气冲天，马谡、高祥这些蜀将望我魏军大旗而奔逃。我虎臣又逐师北进，蹈尸涉血，诸葛亮这个小人居然也敢惊动我朝大军（亮也小子，震惊朕师）。我军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目的是不让千室之邑中的忠信贞良，与那些淫昏之徒共受涂炭。

“这里先公告天下，警告那些国贼，好好想想，是不是仍然顽固不化。巴蜀被诸葛亮胁迫的将吏士民，公卿以下的只要停下反抗，都不予追究。”

这份公告之所以着重连贬带损地把诸葛亮说得一无是处，是因为之前诸葛亮曾代刘禅颁布过伐魏诏，这算是对他的回击。

为庆祝此次大捷，魏明帝还下诏大赦天下。

◎马谡该不该杀

诸葛亮回到汉中时，有些人不认为首次出兵北伐打了败仗，他们觉得此战中陇西等郡应时而降，又围天水、拔冀城，俘获姜维，最后还遣数千人还蜀，是一场胜仗，所以大家都来向诸葛亮道贺（人皆贺亮）。

但诸葛亮是个冷静客观的人，他很清楚这是一次挫败。

诸葛亮满脸忧色地对向他道贺的人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不显，让百姓落入豺狼之口。即便只死了一个人，也都是我诸葛亮的罪过（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你们来向我道贺，怎能不让我惭愧？”

诸葛亮回到汉中后，立即着手检讨此战失败的原因，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时大家才发现，街亭惨败的第一责任人马谡却找不着了。

街亭之败确实是一幅惨象，只有王平等人收集了1000多人马回来，却找不到马谡的影子，原来他潜逃了。

马谡深知这个祸闯大了，又悔又怕，没敢回去见诸葛亮。

不过，后来马谡还是回来了。至于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被抓回来的，史书没有说。

诸葛亮命令把马谡下狱审查，根据街亭失败的前后情况，决定把马谡处死。

马谡的哥哥马良是诸葛亮青年时代就相识的挚交，可以说情同手足。马良为国尽忠后，诸葛亮视马谡为自己的亲弟弟，感情很深。加上马谡确实有才华，很得诸葛亮的欣赏。

但人情归人情，事情归事情，感情不能替代国法军规，一向执法严明的诸葛亮，不会徇任何私情。

马谡也知道罪责深重，临死前给诸葛亮写信道：“明公待我如子，我视明公如父，愿您能体察舜杀了鲧却能起用禹的大义，使我二人平生之交不因此事而亏损，我虽死了，也无恨于黄泉！”

昔时洪水滔天，舜命鲧治水，但无功，舜杀鲧于羽郊，禹是鲧的儿子，舜后又命禹治水。马谡说此典故，一来说明街亭之败罪不容赦，但不是自己刻意为之，就像鲧治水无功，是天命使然；二来借此向诸葛亮托付后事，希望诸葛亮能一如既往善待其家人。

这时，蒋琬由成都来汉中，他劝诸葛亮：“当年晋楚相急，楚王杀了成得臣，可以想到晋王是多么高兴。现在天下未定，却杀才智之士，岂不可惜？”

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在城濮会战，楚军大败，大家都来向晋文公道贺，晋文公忧心地说楚军主帅成得臣还在，我们的灾难恐怕还没结束。不久，楚王因打了败仗而斩成得臣，晋文公如释重负，喜不自胜，比打了胜仗还高兴。

诸葛亮闻听流下了眼泪，对蒋琬说：“孙武之所以能决胜于天下，在于他用法严明。所以昔日扬干乱法，魏绛杀其仆人。现在天下分裂，兵争正起，如果不讲法纪，拿什么讨伐贼人呢（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晋国另一位国君晋悼公时，他的弟弟扬干犯法，大夫魏绛处斩了扬干的仆人，晋悼公认为魏绛做得好，命魏绛主持晋国军队。

除了蒋琬，还有人来劝诸葛亮，就是那位出了名的书呆子李邈。当初他因出言不逊触怒刘备，险些丧命，是诸葛亮为他求情才躲过一劫。诸葛亮还是很器重他，聘他为丞相参军，并授他以安汉将军的高官。但书呆子就是书呆子，不知道他是因为一贯不会说话还是别有用心，这次又犯了糊涂。

李邈为马谡求情，说：“秦穆公赦免了孟明视，所以称了霸；楚王杀了名将子玉，所以很快灭亡。”

李邈引用的典故有没有道理不说，单说他这个口吻，那就让人听着很不舒服，好像如果杀了马谡，蜀汉就得灭亡似的。放在平时，诸葛亮也许不在意，但现在是什么时候，诸葛亮要杀马谡，心里也很痛苦，加上兵败陇右，心情更不好，所以这一回李邈撞在枪口上了。

换成其他人，李邈又得丢命，但诸葛亮毕竟有很强的克制力，他只是把李邈赶回了成都（失亮意，还蜀）。

诸葛亮还是把马谡杀了，蜀军将士听说马谡被杀，无不为之流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

诸葛亮亲自为他祭奠，后来待马谡的遗孤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就诸葛亮杀马谡一事，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史学家认为，蜀国居于偏僻之地，优秀人才本来就少，现在杀俊才，只能退收庸才（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虽说是明法，却害了人才，还要成就大业，该多么难？

按照这种看法，马谡是个人才，而且罪不当死。

的确，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说临场指挥有误，那也是将在外军令可以不受。打了败仗就要杀头，诸葛亮的处罚似乎有点过分。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把马谡杀了，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把黑锅都由马谡一人背。

其实，马谡的罪责是够杀头的，杀他的理由不仅是兵败误事，更主要的是兵败之后他潜逃，那就非杀不可了。

除了马谡，参加街亭战役的几位将领也受到了处罚，其中张休、李盛与马谡一同被杀，另一位将领黄袭被夺去了兵权。

没有被追责的只有王平，因为他曾力谏马谡，兵败后又能组织有效撤退，减少损失，所以不仅没有受罚，而且由裨将军进位为讨逆将军，封亭侯。

赵云虽然组织撤退有功，但毕竟箕谷还是打了败仗，诸葛亮奏请后主，将赵云的镇东将军降为镇军将军，相当于由兵团司令降职为军长。

受处分的还有随军行动的丞相府秘书长（长史）向朗。

本来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但他和马谡一向关系要好，马谡潜逃，他知情未报，因而受到连累。

早年在荆州，向氏和马氏都是襄阳附近的大族，马氏兄弟与诸葛亮是挚友，向朗师从司马徽，跟诸葛亮是同学。到了益州后，向朗与马良、马谡继续保持着友谊，但向朗因此触犯了法律。

诸葛亮二话不说，把向朗一撸到底（免官还成都）。

向朗的仕途本来一直看好，在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人中，向朗是最有前途的人之一，资历、地位都远在蒋琬、费祎等人之上，但此事严重影响了他的发展，虽然数年后他重新复出，但也只是在朝廷里担任了光禄勋的闲职。

马谡手下有一位姓陈的参军，也因为此事受到处罚，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即剃去头发的一种有期徒刑。

此人有一个儿子，特别好学，后来拜蜀中大学者谯周为师，他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有的史书认为，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之累受罚。诸葛亮死后，陈寿又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所轻视，这些都影响到他著史的忠实性。在《三国志》里，陈寿对诸葛亮和他儿子诸葛瞻的某些评价就不太客观。

对陈寿的这种批评有点过于严厉。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推崇的，诸葛亮的第一部文集就是陈寿编著的，诸葛亮许多作品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在《三国志》里陈寿对诸葛亮有大量的赞颂，并不存在有意诋毁。

该杀的杀了，该罚的罚了，诸葛亮认为对此事的追责还没有结束，有一个人也要受到惩罚，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为此，诸葛亮向后主上表，主动承担责任：“我以浅薄的才能，占据着不能胜任的职位，执掌军权，督率全军，却不能按照规章，严明法纪，面临大事而不慎重。发生了马谡在街亭违抗军令的错误以及赵云在箕谷戒备不严的过失，都是我用人不当造成的。我对下属不了解，考虑问题不周全，按照《春秋》里提出处罚主帅的原则，我应当受到处罚。请将我的官职降低三级，以惩罚这个罪过（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这次打败仗诸葛亮的确负有责任，正如这篇自贬奏疏中所说，他的责任在于用人不当，错用了马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谁没打过败仗呢，谁又没走过麦城？曹操一生打过多少败仗？孙权也打过，刘备也打过，有胜就有败，普通将领兵败受罚，但对于大军统帅，还没怎么听说过打败仗受惩罚的，诸葛亮自己不提，不会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

然而，诸葛亮一向执法严明。马谡有错，他不包庇，赵云、向朗他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也不马虎，轮到自己，更是带头执法。

后主刘禅在成都接到奏疏，按照诸葛亮的意见，下诏将他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但仍代行丞相职权。

第一次北伐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第八章　孙权称帝

◎寂寞的曹植

曹魏太和二年（228年）四月，魏明帝曹叡从长安回到了洛阳，之所以匆忙从长安赶回来，是因为内部出了问题，情况还相当严重。

就在魏明帝御驾亲征长安期间，洛阳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说魏明帝在外驾崩了，曹魏的大臣们正在商议迎请雍丘王曹植继位（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

这当然经不起推敲，但它来得十分突兀，因为曹植已经有很多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把他抬出来，背后一定有文章。

这个谣言不可能是曹植或他手下人散布的，那毫无意义，反而给自己找麻烦。制造和散布这个谣言的无外乎是两种人：一是曹魏内部的反对派，他们或反对曹魏政权，或只反对魏明帝，总之希望曹魏混乱或分裂，之后趁乱起事，浑水摸鱼；二是曹魏的对手，最有可能的当然是蜀汉，孙吴也不能排除。

利用谣言打击对手属于舆论战，也是作战的一种形式，魏、蜀、吴三方都互派有不少间谍人员，收集情报、搞暗杀等活动之外也负责制造谣言，从内部扰乱对手。这次洛阳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谣言，诸葛亮的嫌疑最大。

这个谣言流传甚广，弄得人心惶惶，曹魏的大臣们以及太皇太后卞氏都十分害怕（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在这种情况下魏明帝自然不敢在长安多待，赶紧回驾洛阳。

看到孙子平安回来，太皇太后悲喜交加，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她主张追查谁编造了这个谣言（欲推始言者）。

但魏明帝不同意，他说：“天下人都这么说，追查谁呢（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可以看出魏明帝有一些无奈。

谣言当然是可恶的，但谣言之所以能流行，被大家乐于传播，还是因为人心有所指向，看来大家对自己继位以来的作为多少有所不满，所以才希望皇权易位。对魏明帝来说这是一种伤痛，不愿意追查下去就是希望这种痛到此为止。

同时，这件事牵扯叔叔曹植，也是一件敏感的事。由于早年的特殊经历，魏明帝对曹氏宗亲在情感上与父亲有所不同，父亲的这些兄弟、自己的叔叔们处境都不怎么好，魏明帝更能理解和同情他们，但要改变父亲苛禁宗室的政策，魏明帝还下不了那样的决心。

所以，魏明帝继位以来曹植等人处境虽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依然远离着政治，在各自的封地过着看似逍遥实则形同被软禁的生活。

曹植这些年先后被封为平原王、鄄城王和雍丘王，封地一改再改，也是对他的一种提防。曹丕驾崩前一年，即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曹丕在东征途中专门去了趟雍丘，与曹植有过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气氛应该不错，曹丕走时下诏为曹植增加封邑500户。

魏明帝继位后曹植一度被改封为浚仪王，次年又复为雍丘王。侄子继位，燃起了曹植心中本已泯灭了的抱负，他觉得自己怀抱着利器而无所作为（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于是向魏明帝上疏要求出来做一些事。

这份上疏在《曹植集》中被称为《求自试表》。开篇先提出士人生于世，在家里应该事奉父亲，在外面应该效力于君王（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不能坐吃等死、无所事事，像《诗经》里所说的“素餐”那样。

接着，曹植说自己蒙受国家的重恩已历三世，现在国家正处于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而自己只能窃位东藩，虽然爵在上列、爵重禄厚，但无德可述、无功可记，恐怕被人讥讽。

曹植举了很多古人的例子，说明人生在世需要建功立业，而不是安于享受。比如霍去病，汉武帝要给他建造府邸，霍去病说“匈奴没有消灭，我怎么能先营造自己的家呢”，曹植用霍去病的话传达出自己的心声。

曹植说自己随先武皇帝多次征伐，曾南到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希望能发挥自己的“锥刀”之力，或者把自己编入大将军曹真的队伍中充当一名校官，或者让自己到大司马曹休的手下去率领一支水军（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自己一定会乘危蹈险、突刃触锋，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冲在最前头。

这份奏疏写得挺长，看来曹植不仅动了心，也动了真感情。

这份奏疏正好写于太和二年（228年），不清楚是不是这一年年初，如果是的话，或许与春天里洛阳出现的那个谣言多少有些关联。

但是，曹植的满腔热情却没有下文。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反响，就在这份上疏发出的第二年曹植再次改封，这一次的地点是东阿。

雍丘属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大学者蔡邕、才女蔡文姬的故乡，当年曹操曾在此亲自指挥过雍丘之战。这里相对比较贫瘠，曹植被封为雍丘王五年，为改变这里的面貌，亲自组织大家种植果树，迄今累计种植了五万多株。

东阿县属兖州刺史部东郡，在当时自然条件要好得多，所以这次改封与前几次不同，是从贫瘠的土地迁往肥沃的土地（转居沃土）。据说这次改封是太皇太后提议的，她说雍丘低洼潮湿，所以把曹植改封到东阿，还特意强调先派人去问问曹植的意思，如果同意再改封（可遣人按行，知中居不）。

曹植于是离开了居住了五年的雍丘来到东阿，魏明帝还曾下诏从国家仓库里拨出5000斛粮食补助他。

处境虽然改善了不少，但曹植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理想却一直未能实现，曹植仍然在他的封地过着寂寞的日子。

◎孙权的“长安”号

这段时间，蜀汉和曹魏在西线战场死磕，让孙权轻松了不少。

为配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孙权也发动了一次江夏战役，虽然成效不大，但却形成了在荆州战场上的攻势局面，战略上更加主动。

武昌作为孙吴新大本营的地位更为巩固，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其东南方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武昌临近江边的西山景色十分秀美，环城绕郭有洋澜湖和三山湖，让古武昌城显得景色宜人，适于居住。附近的西山还自古出铁，离武昌不远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矿丰富，冶炼业在这里早有一定规模。

武昌城西90里处有樊川，可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相连的有长达百里的梁子湖，湖面很宽，水量足，终年不枯，是操练水军的理想处所。由樊川还可轻松进入长江，其交汇处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樊口，这里已经成为孙吴水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要与强大的魏军争衡，水军是吴军的制胜法宝，孙权一向重视水军建设，大本营迁到武昌后，孙权命人在这里大量造船，其中有一艘最大的战船取名为“长安”（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

船造好后，孙权下令在钓台圻试航，他亲自登船参加首航。

试航的这一天，天气很不好。

船行至江上突遇大风，亲近监谷利下令船工驶回樊口。

孙权生性喜欢冒险，大风大浪根本吓不住他，反而激起他挑战自然的欲望。

孙权转身向船工下令道：“扬帆驶往罗州（当张头取罗州）！”

船工当然得听孙权的，准备加速前行。

谷利急了，拔刀对船工道：“不去樊口者斩！”

船工只得掉头回樊口，风果然越来越猛，几乎无法行进。

谷利本是一名奴人，为人忠果刚烈，从来不会虚意逢迎（言不苟且），因而受到孙权的喜爱。孙权把他留在身边，平时呼他作“阿利”。之前在逍遥津那次也是谷利帮孙权脱的险。

试航归来，孙权对谷利说：“阿利，你怎么这么怕水（阿利畏水何怯也）？”

谷利跪着回禀道：“大王是万乘之主，不能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很高，容易颠覆，一旦出了意外，社稷怎么办？所以我才以死相争。”

孙权听完更加器重他，以后连“阿利”也不叫了，常叫他“谷”（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应该说，孙权在战略上比刘备主动得多，刘备当年占据益州后就把大本营从荆州迁到了成都，虽然更安全了，但也从此失去了主动。

三国争雄，长江就是一个主战场，很多战事发生在长江之上或两岸，而荆州是长江防线的核心，刘备的退守与孙权不断西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关羽失荆州，表面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所造成的，但仔细想想里面其实有着战略上的必然。

孙权十分重视对荆州的经营，连年战事，对荆州地区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保持供养军队，百姓的税赋负担接近了极限。

孙权看到这种情况，颁布命令：“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百姓流离失所，农业松驰，父子夫妇之间也不能相互关照，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受。现在北方的敌人已经退去，境内已无战事，各州郡可以减轻百姓赋税（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减轻赋税当然受到上上下下的欢迎，但如何弥补由此带来的收入亏空也是一个问题。辅国将军兼荆州牧陆逊建议军队增加屯田（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以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孙权认为很好，下令推广。

屯田在曹操时期就早已推行，屯田户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两方面都能兼顾，曹魏通过大量实施屯田渡过了经济难关，但这项制度在孙吴还没有大面积展开。为推广屯田，孙权本人带头参加耕作，他还以自己和儿子们的名义领种了公田，申请了八头牛和四张犁（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孙权对大家说：“这样做虽然比不上古人，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种田的辛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江夏战役结束后，陆逊再度上奏对时局进行了分析，认为魏明帝继位后曹魏境内造反的人减少，中原恢复平静，魏明帝选拔了一批忠良之臣，宽松刑罚，广施恩惠，减轻赋税，取悦民心，以此看来，孙吴所面对的敌人比曹操在时还强大（其患更深于操时）。陆逊建议除减轻赋税外还要进一步施行仁德，减轻刑罚（施德缓刑，宽赋息调）。

在这份上奏中，陆逊还专门写了这样几句话：“有许多忠言不能一一陈述，只有那些苟且容身的小人才频频以营营小事向您奏报（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

这也许只是一些客套话，但也许有所指，所以引起了孙权的深思和警惕。他从陆逊的信中似乎看出了需要进一步广开言路、除旧革新的意味，于是给陆逊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表示陆逊提出的刑罚、赋税过重的问题将交有关部门讨论研究，鼓励大家多提尽规之谏，千万不要心里有话藏着不说（不能极陈）。

在给陆逊的这封回信里，孙权也专门写了几句话：“我和你在名分上虽有君臣之分，但休戚荣辱是一样的，你表中所说不敢随流苟安，这正是我对你的衷心希望啊（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

孙权让有关部门把现行法律政策逐条开列，派中郎将褚逢送交陆逊和诸葛瑾，让他们增删认为不妥当的地方（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

但是，孙权对陆逊说的曹魏现在更强大的观点并不认同。孙权与诸葛瑾曾有过一次谈话，孙权详细分析了曹操、曹丕和曹叡三代的用人特点，认为曹叡现在重用的陈群、曹真等人，要么是文人儒生，要么是宗室子弟、皇亲国戚，无法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在这次谈话中孙权认为，曹丕达不到曹操的万分之一，而曹叡还不如曹丕，其差距就像曹丕与曹操一样（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孙权还认为，曹丕临死前做出的辅政安排很有问题，曹叡幼弱，不像曹丕继位时已是成年人，曹真等人势必结党营私，形成各自的帮派（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到那时曹魏必奸谗并起，互相猜怨，而幼主不能统御。自古至今，哪里有让四五个人把持着朝政而不让他们互相倾轧仇杀的（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齧者也）？

孙权的眼光应该说很毒辣，曹魏后来日渐式微，有人认为正是始于文帝、明帝接班之时，表面风光强大，但正如孙权分析的那样，权力核心未能巩固，从而慢慢走向衰亡。

但就眼前的情况看，陆逊的担忧却不无道理。

就在曹魏应对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前后，孙吴接连发生了多起叛降事件，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极大地挫伤了士气。

江夏战役发生前，昭武将军韩当因病去世，他的儿子韩综承袭爵位并统率部曲。因为有孝在身，孙权没有让韩综参加江夏战役，而是让他留守武昌。在此期间，韩综干出了淫乱不轨的事，被孙权发觉，感到压力很大。

韩综具体干了什么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孙权考虑到他是老将之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可韩综仍然感到惧怕，动了叛降的念头。

韩综怕左右不从，就暗中使人抢劫，之后又表示宽恕抢劫的人，结果鼓励了大家，让大家纷纷效法。韩综突然诈称接到孙权的命令，要严厉追究抢劫者的责任，造成了将士们的恐慌。

一个人已下水，自认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拉更多的人下水，韩综这时召集大家商量，孙吴军纪很严，对犯罪的惩处也很重，众人一致认为只有投降曹魏一条路可走。

为进一步拉拢部下，韩综以安葬父亲为由召集族人，把族人和亲戚中的女人嫁给自己的部将，甚至把自己宠爱的婢妾也给了出去（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

黄武六年（227年）十二月，韩综和大家杀牛饮酒歃血，共同盟誓，之后载着父亲的灵柩，携数千人逃往曹魏。韩综是孙吴名将之后，一下子又带来了数千人，受到曹魏的欢迎和重视，魏明帝任命韩综为将军，又重新封了侯爵。

韩综投靠曹魏后很卖力，不断袭拢孙吴边境，杀害孙吴人民，孙权对此痛恨不已。但直到孙权去世，韩综过得都很逍遥自在，最后还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发动东兴之战，把韩综打死，首级送到孙吴太庙祭祀孙权。

除了这次叛降事件，还有吴将翟丹的叛降。翟丹其人其事不详，可能是犯了什么错，感到恐惧，因而叛降。

一连串的叛降事件让孙权深为反思，他认为或许是之前的刑罚过重才迫使大家叛降，故此发布了一道命令：“今后将领们只有犯了三项重罪，才能交有关部门议处（自今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

史书没有记载孙权具体指的是哪三项重罪，这道命令实际上是减缓刑罚的一部分，对于制止不断发生的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吴“暨艳事件”

这一时期，孙权的主要精力都在应对曹魏的进攻上，利用刘备死后吴蜀关系出现的转机，重新修复与蜀汉的关系，以此对抗曹魏。

与此同时，孙权在内部也推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这场改革常被人忽视，因为孙权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的改革动机十分隐秘，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公开示人。

这场颇有些神秘的改革，在前台的主持者名叫暨艳，说起来他的地位并不高，名气也不算太大。

暨艳字子休，吴郡人，个性耿直、刚正不阿，喜欢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性狷介，好为清议），深受同郡人张温的欣赏和器重。

这个张温，就是曾出使蜀汉的那个太子太傅、辅义中郎将，他是吴郡的大族，顾雍、刘基等人曾在孙权面前极力夸奖过他，那次出使蜀汉归来，张温的名义更大了。

张温任太子太傅前也曾任选曹尚书，这个职位品秩不高，只有600石，与县长、县令相当，但论权力，这个职位却远不如“县处级”，它掌管官员选拔和考核，相当于孙吴的人事部部长。

暨艳在张温的引荐下进入尚书台后，不久便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官职。他上任后，很快发现人事方面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孙权靠江东豪门世族打天下，他一向重情谊，忘过记恩，对世族子弟广加延用，每每给以高官重位。一些世族子弟能力平平，靠着父祖辈的影响力而青云直上，从而堵塞了有能力但没有背景的寒门子弟晋身之阶。

汉末两晋门阀制度盛行，孙吴人事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只是门阀制度的一个缩影，这是政治体制使然，要打破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但暨艳不想等，他既然身为人事部部长，改革人事制度、完善官员考核是他的分内职责，为此他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改革的重点是郎官的选拔和考核。

郎官是朝廷中下级官员的骨干，汉时最多达5000人，分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由五官将署、左中郎将署、右中郎将署三个部门统管，故也称为三署郎，他们以在天子身边守卫门户、出充车骑为主责，除议郎外均须执戟宿卫殿门，轮流当值。

郎官品秩不高，但在天子身边工作，号称“天子门生”，经常有出任地方长吏的机会，被人视为出仕的重要途径。又因为朝廷各要害部门的往来流转实际上由他们把持，为办事方便，人们不得不贿以行货，汉朝人称这些郎官为“山郎”。

放眼孙吴朝廷上下，庸庸碌碌的郎官比比皆是，大多不符合任职要求（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在自己的副手（选曹郎）徐彪等人的支持下，暨艳开始了大规模的官员考核，根据考核结果重新确定郎官人选（核选三署），他制定的标准十分严格，被考核者压力很大。

徐彪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广陵郡人，字仲虞。

考核结果出来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合格，继续留在原位（其守故者十未能其一）。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暨艳一律给予降职，有的被连降好几级（贬高就下，降损数等）。

在考核中发现有问题的人，则全部贬为军吏，很多人遭到了这种处分，以至于朝廷设置了专门的营府来管理他们（置营府以处之）。

暨艳倡导的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空前，措施相当严厉，自然触动了不少人的切身利益，推出这种改革，显然不是600石官员能决定的。

有人认为张温是暨艳等人的后台，这其实并不可能。张温不是尚书令，他由太子太傅改任中郎将后职务再未明确，虽然他有一定影响力，但种种迹象显示孙权对张温相当不满意。

孙权不欣赏张温有两点原因：一是出使蜀汉归来，张温多次称颂赞美蜀汉（温称美蜀政），引起孙权的猜忌；二是张温出身吴郡大族，在社会上名声很大，有一帮铁杆粉丝，孙权认为这样的人只会惹祸，难以为自己所用（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

所以张温不仅不是孙权的心腹，而且已招致孙权的不满，孙权一直在找机会收拾他（思有以中伤之）。

而张温即便是暨艳的上司尚书令，也无法独自推出如此重大的举措，这是一场涉及成百上千人仕途的改革，就是丞相恐怕也难以有这么大的魄力。

如果说暨艳、徐彪等人有后台，这个后台只能是孙权本人。

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孙权虽然重用世族子弟，但也知道什么人能用，什么人不能用。他肯定不希望朝堂上下充斥着碌碌庸人，来一场改革，肃清朝堂，整顿吏治，这正是孙权所需要的。

但孙权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让他直接出面与世族们交锋，他拉不下这个脸。这些人大都随他们父子兄弟征战多年，一辈接一辈出生入死，用血汗换来了今日的荣耀，把他们的子弟扫地出门，孙权张不开这个嘴。

但是在江山社稷和人情面前孙权最终选择了前者，他暗中支持暨艳等人搞改革，希望自己不出面也能达到目的，大家要埋怨只能怨暨艳等人。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孙权很吃惊，随着大批官员被贬斥，世族们开始反击，他们争相指责暨艳、徐彪等人主持考核没有出于公心，只讲私人感情（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

客观地说，任何一场有实质内容的改革都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而改革的过程中因为改革者自身的不足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暨艳等人在对官员考核中，揭发了一些人的隐私和短处，以炫耀自己的弹劾之功（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谪），陆逊的弟弟陆瑁曾给暨艳写信让他不要这么做，但暨艳不听。

对暨艳改革的反击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充满了埋怨和愤慨，一些很有杀伤力的传言也在滋长（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远远超出了暨艳、徐彪等人的掌控能力，连后台老板孙权也大吃一惊。

为了安抚众人，孙权下令对暨艳、徐彪进行审查。

孙吴黄武三年（224年），暨艳、徐彪在狱中自杀。

这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真实情况至今仍扑朔迷离。

暨艳、徐彪也许因激起众怒而恐惧，在绝望中自杀。也许另有隐情。如果孙权真是暨艳等人的幕后指使，在民怨已起的情况下，他们被罢官、审查显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审查中如果暨艳等人交代了一切，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孙权就太尴尬了。

所以暨艳、徐彪必须死，这间接证明了孙权才是这场改革的真正主角。

暨艳、徐彪死后，孙权可以放手追查，并将事件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在审查中发现张温和暨艳、徐彪有过许多书信往来，孙权下令有关部门把张温抓了起来（幽之有司）。

接下来，由审查暨艳、徐彪变成了审查张温，经过周密调查，孙权给张温定了罪，决定撤销其一切职务，遣回本郡充当杂役（斥还本郡，以给厮吏）。

孙权给张温定的罪有四项：一是举荐暨艳，二是在都督豫章三郡期间不听调遣，三是误信殷礼，四是在人事问题上谋取私利。

张温出使蜀汉归来，孙权曾派他到豫章、庐陵、鄱阳三郡围剿逃入山中的残兵、奴客，为此孙权从身边拨出5000人马给张温，后来曹丕南征，形势吃紧，孙权命令把这5000人马调回，但张温已经把他们派到深山里，无法调回来。孙权认为幸亏曹丕主动撤兵，否则张温就误了大事。

张温出使蜀汉时殷礼以郎中的身份随同出使，受到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蜀汉人士的广泛好评，殷礼回来后理应续任郎中，但在张温引荐下他升任了代理户曹尚书，孙权认为这么重大的事张温一个人就包办了。

在审查中还发现，张温私下对人封官许愿，他对一个叫贾原的人说，要举荐他当御史；又告诉一个叫蒋康的人说，让他接替贾原的职务。孙权认为张温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孙权在给张温定罪的命令里说，张温所犯下的罪行本应处死示众（暴于市朝），他不忍心那么做，才从轻发落。

本来审查暨艳、徐彪，让孙权轻易转移了话题，世族们的反击打在了棉花上，又白白搭上自己一伙的张温，孙权此举不仅转移了人们对暨艳事件的关注，而且还世族以颜色。

骆统等人上书为张温申辩，尽管骆统是孙权的侄女婿，孙权一向对他的意见很重视，但对于他为张温的申辩，孙权不予采纳。

张温于是被撤职遣送回吴郡，于六年后病故。他的弟弟张祗、张白也很有才能，名气都不小，也受张温的牵连而被废黜。

◎大司马被气死了

这时，诸葛亮发动的第一次北伐结束了。

魏军大捷的消息传到合肥，鼓舞的同时也鞭策着曹魏负责东线战场指挥的大司马曹休，让他也跃跃欲试起来。

在曹休看来，目前曹真负责的西线战场取得大捷，司马懿负责的中线战场保持均势，而他负责的东线战场却显得有些被动。

武皇帝曹操在时，魏吴双方几次在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交战，互有胜负。文皇帝曹丕在时，战场移到了东面的广陵郡一带，也在长江边上。但是，近年来孙吴趁曹魏政权交替之际不断向北蚕食，魏吴实际控制线已经向江北深入了很远，最北面离巢湖都不太远了。孙吴以江北的皖城、濡须为基地，还在不断拓展势力，孙权把这些地方纳入新设的鄱阳郡管辖。

作为曹魏品秩最高的朝臣，曹休觉得如此被动的局面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反击，想至少把孙吴的势力全部赶到长江以南。

恰在这时，机会突然来了。

孙吴鄱阳郡太守周鲂派人秘密前来联络，表示愿意投降，举全郡献于曹魏。

曹休当然不傻，未予轻信，而是派人秘密潜入鄱阳郡调查。

查探之下，曹休发现周鲂的投降居然是真的，因为就在不久前，孙权派人到鄱阳郡检查工作，大概查出周鲂不少问题，周鲂吓坏了，自行剃光头发（自处髡刑）到郡政府门口请求宽恕。

曹休接到报告，对周鲂不再怀疑，立即拟订出一份作战方案呈报魏明帝。

魏明帝也很高兴，西线战场刚刚大胜，如果东线战场再胜一局，显然是锦上添花，自己虽然继位不久，但文治武功已经远超父皇了。

魏明帝同意曹休的作战计划，为了配合曹休的行动，魏明帝命令司马懿在中线战场同时用兵，攻击孙吴控制下的江陵，命令建威将军贾逵率兵攻击濡须口，三路大军同时行动，让孙吴应接不暇。

但是魏明帝和曹休都不知道，这是陷阱。

有些事，不怕笨，就怕太聪明。

有些事，不怕性子缓，就怕太着急。

曹休急于建功的心理被孙权及时捕捉，于是给他下了一个大饵。周鲂诈降是孙权安排的，所谓派人检查工作、周鲂请罪都是演的戏。

孙权开始设计的方案是，让周鲂秘密寻找鄱阳郡的那些被清剿过，又为曹魏那边熟知的部族首领，说服他们为孙吴效力，之后让他们去诈降曹休（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但周鲂认为这个办法不够稳妥，因为这些部族首领让人信不过，所以建议由自己直接去诈降。

周鲂给曹休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他对孙吴原本忠贞不贰，无奈受到了陷害自身难保，现在已祸在眉睫，所以愿意归顺曹魏。信中故意透露，近期孙权正在秘密筹划一次对曹魏的大行动，拟派吕范、孙韶进攻淮河方向，派全琮、朱桓进攻合肥，派诸葛瑾、步骘、朱然进攻襄阳，派陆议、潘璋征讨梅敷，孙权本人将举武昌一带的主力进攻石阳，如此一来武昌就将空虚，届时守城的兵力不足3000人（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

信中说，鄱阳郡的百姓虽然愚昧，但都是一根筋，上面征发赋役没人搭理，你招呼大家造反保准一呼百应（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抃）。前鄱阳郡太守王靖就想投降曹魏，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杀。鄱阳郡及其周边几个郡的百姓都曾举过事，他们都羡慕曹魏的老百姓，如果听说要投奔曹魏，谁不争先恐后呢（思咏之民，谁不企踵）？

周鲂为曹休勾画了一幅更加诱人的蓝图：只要曹休派大军前来，他将去历口进行接应，大军过江后鄱阳郡及周边各郡就将闻风而动，孙权的军事部署就会被打乱，曹魏可趁武昌空虚之际将其一举夺下。

周鲂派去秘密联络的人是他的心腹董岑、邵南，为把戏演得更逼真，周鲂在信中反复说此二人跟随他多年，情谊深厚，自己待二人如儿子一般（亲之信之，有如儿子），所以请求务必做好保密工作，以免二人的家眷有杀身之祸。

周鲂同时开出了此次叛降的价码：请曹魏为他的手下颁发侯印、将军印各50枚，郎将印100枚，校尉、都尉印各200枚（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以激励士众。

50个军长、200个师长，这个要价太离谱了，至于侯爵，曹操当年平定荆州后为奖励荆襄士人也只给了十几个而已，一口气要50个侯爵，简直疯了。

但是，看起来越不讲理就越像是真的，曹休不怕对方要价高，怕的是对方给他玩阴的，只要事情顺利，什么条件都可以先答应下来，至于将来，那还不是一切由自己说了算。

周鲂把这封信送出前，专门抄写了一份给孙权秘密送去，请孙权过目、核准，孙权批准。

孙吴黄武七年（228年）八月，孙权和陆逊秘密过江来到皖城，孙权任命陆逊为总指挥（大都督），任命朱桓、全琮为副总指挥（左右督）。

孙权亲手将诛杀部属用的黄钺交给陆逊，命陆逊代行王事，统领包括孙权自己的禁卫部队在内的所有吴军，孙权亲自为陆逊执鞭，众将全部参拜陆逊（主上执鞭，百司屈膝）。

陆逊立即做出布置，只等曹休送上门来，而直到此时，曹休还浑然不知，率魏军主力浩浩荡荡南下。

越过吴魏实际控制线后，曹休继续前进，目标是皖城。这一带都是山区，有一段数百里的山路，山路的北口叫夹石，南口叫石亭，其间山势险峻，很容易被伏击。有人提醒曹休注意，曹休认为自己兵力足够强大，吴军即便有埋伏，也不足为惧。

好不容易走过了这段死亡地带，到了石亭，就算出山了，皖城就在眼前，大功即将告成。

曹休还没来得及高兴，陆逊亲自指挥的伏击战就开始了。孙权、陆逊为歼灭曹休秘密调来了六万精兵，这些情况曹休并不知情，结果在石亭被吴军杀得大败。

战斗打响前，吴军副总指挥（右都督）朱桓认为，曹休如果被打败，必然沿原路返回，夹石是他必经之地，朱桓主动请缨，率一万人马埋伏于夹石，待曹休回头将其歼灭。

孙权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向陆逊询问，陆逊认为不行，否决了这个计划。

曹休败回，果然走的是夹石，如果在这里突然有一万吴军杀出，那将是什么效果？显然，曹休是回不去的。

不过不必后悔，陆逊是对的。

一万吴军深入数百里插到敌后，再隐蔽也会弄出动静。如果在夹石就被曹休发现了，把这一万人马就地吃掉事小，孙权、陆逊精心策划了几个月的作战方案也就毁了，不能因小失大。

此战，孙吴斩杀和生擒魏军一万多人。曹休大军远袭，随行带着大量车辆辎重，逃命时自然顾不上，全部成为吴军的战利品。

大获全胜，孙权下令在皖城摆下酒宴庆贺。

席间孙权专门来到周鲂面前，对他说：“你为了大义而削去头发，这才成就了孤的大事（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你的功名一定被记入史册！”

孙权升周鲂为副军长（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酒席宴上，孙权提议让此战的总指挥陆逊跳舞，陆逊跳时孙权上前与陆逊对舞。舞毕，孙权脱下所穿的白鼯子裘赠予陆逊（酒酣，命逊舞，解所着白鼯子裘赐之），又脱下钩络带亲自给陆逊戴上。

陆逊要回西陵，孙权又赠送自己的翠羽车盖给他，命陆逊假黄钺，这是一种授权，比“假节”“持节”级别更高，孙权还亲自为陆逊执鞭。

这么高的荣耀对陆逊来说也是应该得到的，他成为吴军高级将领以来参与了夺取荆州之战，指挥了夷陵、石亭两大战役，全部取得大捷，对孙吴事业的贡献无人可比。

败军之将曹休退回合肥，上表请求治罪。

魏明帝下诏，不予追究。

但曹休是个要面子的人，又愧又气。

曹休认为，自己虽然姓曹却不是官二代，他今天的地位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以前都是他追着别人打，很少被人修理成这样。

曹休越想越难受，背上竟然长了一个疮，这种因心情郁结而长的背疮叫背疽，弄不好会要命。而这一次真的要了曹休的命，没出一个月，曹休就死了，年仅40来岁。

四位托孤大臣里没出两年就死去一位，而且是曹魏政坛的头号人物，对魏明帝而言，西线战场大胜之后紧接着就遇到了东线战场的大败。

魏明帝赶紧任命前将军满宠接替曹休担任东线战场的总指挥（都督扬州诸事军），过去这一类职务非曹即夏侯，司马懿算是唯一的另类，现在“诸夏侯曹”纷纷谢幕，唯有曹真硕果仅存，不用外人不行了。

这场石亭之战，对曹魏明帝来说可谓损失巨大，倒不是那一万多人马，而是曹休的离世。

◎八阵图与诸葛弩

魏吴石亭之战落幕了，现在看看蜀汉的情况。

第一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采取了很多措施恢复蜀军实力，为下一次北伐做准备。

诸葛亮仍然长驻于汉中，一边总结反思，一边厉兵讲武。

诸葛亮不仅是一流的战略家，他还是高明的战术家，在军事训练、将领选拔、武器革新、军事后勤等方面都有很具体的思想和创新。

蜀地缺少好马，蜀军以步兵为主，在与以骑兵为主的魏军对抗时，为弥补这一缺陷，诸葛亮亲自钻研了阵法。他推演兵法，制作了八阵图，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八阵图虽然记录于正史中，但缺少对它详细的记载，所以历来有不少争论。但综合来说，类似于八阵图这样的练兵、作战的阵法是存在的，它不仅用于两军对垒，还应用于行军、宿营、训练等各方面，也许它的基本阵形为八个方阵，或者纵横各八行，因此叫八阵图。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严密的阵法和各兵种间的配合提高战斗力，这是八阵图的基本指导思想。

八阵图虽然不知其具体内容，但这绝不是传说，著名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中也记载着定军山下有诸葛亮所布八阵图的遗迹。

《水经注》是这样记述的：“沔水向东流到武侯垒以南，又向东流入沔阳县故城，它南面对着定军山，定军山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高平，是诸葛亮宿营之处，营东有八阵图（南对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阵图）。”

《水经注》成书于诸葛亮死后200多年，所记载的内容有一定可信度。

沔水即汉水，此处八阵图应该是诸葛亮在汉中厉兵讲武的一处遗址，但这不是最有名的八阵图，《水经注》里还记载白帝城下还有一处八阵图，遗迹由许多石块组成，石块呈八行，行间距为两丈。

但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八阵非实指，而是阵法的总称，这种说法看起来更为合理。

《孙膑兵法》中有“八阵篇”，讲如何根据敌情配备兵力，而非一种具体的阵法。《孙膑兵法》曾失传很久，1972年在山东省银雀山西汉墓中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在诸葛亮时代，这部兵书仍然存世，喜欢读兵家著作的诸葛亮一定重点看过这部著作，对“八阵篇”也有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他后来所研创的八阵图，应该是布阵方法的汇编。

在街亭古战场所在地附近，曾发现过一把铸有“蜀”字的弩机，后被称为“诸葛弩”，这是诸葛亮革新兵器的一项重要发明。

对于这种兵器，有一部东晋的史书做过记载：“诸葛亮对连弩进行了改革创新，称之为戎。用铁制作箭矢，每支长八寸，一弩可以装填十支矢，可以一次齐发（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街亭发现的诸葛弩从外形看还不是这种连弩，当时制弩沿用秦汉工艺，弩机以青铜制成，一弩一矢，经过诸葛亮的改造，箭矢改用铁质，增加了杀伤力，尤其是一弩十矢的设计，使单发变成了连发。

十支箭是否一次性射出？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理解。明代的一部科技著作对诸葛亮弩的制作有详细描述，根据它的记载，诸葛弩的工作原理如下：弩机上刻直槽，有一个函，里面装十支矢，另安装一个机木，在手扳弦的上面，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则再扳木上弦而发。

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原理，那就是诸葛亮在原有的弩机上增加了一个箭槽，这一装置可以放入十支短箭，扣动一次扳机就发出一矢，箭槽中就掉下一矢，这样反复扣动扳机，实现连续发射。

即便不是十矢齐射，这种手动变半自动的射击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发射频率。弓弩是对付敌人骑兵的利器，要提高杀伤力，除增加射程和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速度，面对敌人的骑兵，射击速度是致胜关键。无论是手拉的弓箭还是弩机，一次一发，弓弩手再怎么训练，速度也难以提高，改成一弩十发后，速度增加了数倍。

曹魏军队里也有连发的弓弩，但它达不到一次连发十矢，魏明帝曹叡写过一首诗，里面有“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发机若雷讯，一发连四五”的诗句，可见它的发射效率只是诸葛弩的一半。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速度上的提高，那将是敌人骑兵的噩梦，可以想象一下，面对铺天盖地如蝗般的飞矢，再厉害的骑兵也会胆寒。蜀军以步兵战骑兵，靠的就是这种杀器。

为进一步提高弩的效率，诸葛亮在连弩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做了改进，一种方法是通过在箭头上涂上毒药提高杀伤力。明代一部武学著作中提到，诸葛弩虽然很轻，但铁镞上涂有毒药，这种毒药可以射杀老虎，人马见血立毙，持这种弩，就连懦夫妇女也可以守城。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了瞄准器。1964年曾在成都附近出土过一把诸葛弩，弩机上有一个装置叫望山，是用来瞄准的，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大创新，可以大大提高射击的准确性。

诸葛亮训练了不少专门的弓弩手，把他们按照一定比例配属到各部队中，临战时专门负责阻击敌人的进攻，效果非常明显。这种弓弩兵的配备数量有时是惊人的，有一次诸葛亮从涪陵一地就征召了3000人，全部训练成连弩士。

在治军、选将方面，诸葛亮也花了不少心血。

诸葛亮在治政、司法方面以严厉而著称，在治军方面更是如此。在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

诸葛亮认为只有纪律严明才能提高战斗力，他曾指出：“如果赏罚不明，法令没有威信，听到鸣金不停止，听到鼓声不前进，即使有百万雄师，也毫无用处（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

所以，诸葛亮说“军令不可犯，犯令者斩”。在加强军事训练方面，诸葛亮主张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才能保持严明的纪律。

诸葛亮还认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即使被没能力的将领带着，也能打胜仗（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即使被有能力的将领带着，也打不了胜仗。”

诸葛亮很重视选将用人方面，他留下的著作《将苑》就是全面探讨如何成为一名出色将领的，全书50篇，可以分为八个主题，包括：好将领应有什么样的素质，应有什么样的气度，应具备什么样的机变权谋，如何振奋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如何肃军容、扬军威，如何发挥幕僚的作用，什么是将领的软肋，什么是不合格的将领。

诸葛亮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以上问题一一做出解答，论述全面，见解独到，又浅显易懂，朴实无华，受到后世的重视。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石亭之战牵动了曹魏中线和东线两大战场的兵力部署，司马懿攻击江陵，虽然没有得手，但短时间内也无法脱身。

曹魏在长江沿线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在贾逵率领下先是攻击濡须口，后来为策应曹休突围，不得不急行军赶赴夹石，拼死挡住吴军的进攻。

有情报显示，魏军已悄悄从西线战场调兵去中线和东线，在街亭打败蜀军的张郃，此时已率部分关中魏军主力赶到荆州，受司马懿节制（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

魏军在关中的兵力不足，此时出击，打一个时间差，完全有取胜的可能。诸葛亮感到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能放弃，于是决意二次北伐。

但是，年初刚从陇西败回，不到一年又要北伐，势必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为了统一思想、坚定决心，诸葛亮再向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奏表，重申北伐的意义，向后主同时也向蜀汉民众解释又要北伐的原因。

这就是《后出师表》，在这份奏表中诸葛亮首先申明了先帝的遗志，表明不北伐没有出路的道理，否定那种“王业偏安”的思想，认为不征伐曹贼，先帝所创建的事业就会丢掉，与其坐着等待灭亡，不如去讨伐敌人（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之后，诸葛亮写道：

“我接受遗命后，睡不安稳，吃饭不香。为了征伐北方之敌，先去南方平定了各郡，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吃得下一天的饭。不是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想到蜀汉的王业绝不能够偏安在蜀地，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志。

“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出疲困，又竭尽全力在东方与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趁敌军疲劳之时向其发起进攻，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所以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

诸葛亮要陈述的事情有六项，都是古时和近世的事情，诸葛亮由这些具体事例阐述了绝不能妥协偏安、必须以战求安的思想，这六件事情具体是：

第一件，汉高祖刘邦圣明如日月，手下的谋臣们智谋深远，也是历经艰险，受过挫败，遭遇危难最后才得以安定。现在陛下还赶不上汉高祖，谋臣也远不如张良、陈平，想采取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夺取胜利，平定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件，曹魏前期的刘繇、王朗各占州郡，在考虑如何才能安定时，动不动引用圣贤的话，满腹疑问，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

第三件，曹操智慧计谋远超常人，用兵如孙膑、吴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面临险境，在祁连山上遭遇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是不可能的。

第四件，曹操五次攻打昌霸都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

第五件，来汉中才一年，其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人，加上部曲中的首领、屯兵中的将官共70多人，各族将士以及散骑、武骑等骑兵1000多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集起的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再过几年，就将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

第六件，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战争不能停。战争不停，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如趁现在的时机攻取北方，而不是用一州之地和曹贼长期相持。

以上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诸葛亮引用这些事例说明胜利不是等来的，逆水行舟或者原地不动都等于后退，不抓住机遇就会被淘汰，同时他也阐明失败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斗志。

说完这些，诸葛亮接着写道：“天下的事很难评论断定，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后来先帝东联孙吴，西攻巴蜀，又向北征讨，杀了夏侯渊，曹操根本无法料到这些。复兴汉室的大业眼看要成功了，但孙吴改变了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在秭归被打败，曹丕称帝，所有这些事，都很难预料（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在这份奏表的最后，诸葛亮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将小心谨慎地为国家奉献出我的一切，直到死为止（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

前一份奏表读起来激昂热烈，与之相比后面这一份奏表或许更重说理，因而显得气势不如之前，言语之中也多了许多悲壮。

这是因为，首次北伐遇挫对诸葛亮的心理势必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更清楚地看到敌我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差距，所以《后出师表》强调了困难，强调了完成先帝遗志的艰巨性，但是决心未变，理想未变，胜利的信心也未变。

仔细品读《后出师表》，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诸葛亮。这份奏表中多次谈到曹操一生遭遇过的失败，似乎隐约透露出诸葛亮此时面临的处境，虽然不会有人公开谈论他的过失，但第一次北伐就以失败而告终，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诸葛亮希望大家理解失败是正常的，尤其是对手那么强大。

但是这份奏表中也有一处明显的错误，致使大家怀疑它的真实性。在这份奏表里诸葛亮提到赵云已死，而《三国志》记载赵云死于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上这道奏表时赵云仍然健在。

所以《三国志》收录了《出师表》而未收录《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最早记录在张俨的《默记》里，张俨几乎是诸葛亮同时代人，在孙吴做官，于是有人怀疑这篇奏表是张俨的伪托之作。但这也说不通，表中对孙策、孙权都有不敬之语，张俨不可能做此语。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有人伪托，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也很早，必须在三国那个时代，从《后出师表》的思想、气势以及语言习惯来看都符合诸葛亮的风格，文中的内容正与诸葛亮那时的心境相吻合，是诸葛亮作品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裴松之、司马光都予以转录。

如果是诸葛亮所作，为什么说赵云已经故去？这确实无法解释，有一种看法是，《三国志》关于赵云的卒年记载不准确，赵云是死于蜀汉建兴六年而非建兴七年。

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参加完首次北伐后，在后续的几次北伐中都没有关于赵云的任何记载了。

◎郝昭一战成名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离开汉中，时间是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秋天，也就是曹休刚刚兵败石亭的时候。

这一次诸葛亮没有出兵祁山再攻陇右，而选择了另一条进攻路线，具体说就是出大散关，直插关中西部的门户陈仓。

陈仓，即今陕西省宝鸡，现在也是西部重镇之一，陇海铁路和宝成铁路在此交会，往西通甘肃、青海，南下通四川。

此次之所以没有再出祁山，可能考虑两方面：

一是蜀军在陇右新败，时间还比较短，再去那里大家心里会有障碍，而陇右三郡降而复叛，也算是一番折腾，亲近蜀汉的势力都被曹魏清理了，如果再去，不会受到之前那样的欢迎；

二是此时北伐，重要的是抓住战机，趁曹魏在其他战场被拖住，关中兵力相对薄弱之际发起突然袭击，能否得手要看进军的速度，出陇右过于缓慢。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走秦岭山中的栈道似乎更具有突然性，但可惜的是，现在无法依托栈道了。傥骆道久无人迹，基本无法通行；子午道过于险要，北出口就在长安城南，出山即遭曹魏重兵围堵。唯一相对可行的是褒斜道，已在上次北伐失利后让赵云、邓芝放火焚烧了。

走栈道，增加了行动的突然性，但也太冒险。经过对效率和风险的权衡，诸葛亮选择了相对不用冒险，又能快速推进关中的大散关。

可惜的是，诸葛亮的这一计划对手事先就想到了。

曹真接手西线战场后，知道诸葛亮必然还会再举北伐，而且判断出蜀军若再来，一定会走陈仓这条路线（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

曹真命魏将郝昭、王生守陈仓，加紧修整守城工事（治其城）。

郝昭字伯道，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人，过去一提到他就会想起这次陈仓守卫战。在大家的印象中，此人之前寂寂无闻，可谓微不足道，突然横空而出，不知道哪里交的狗屎运，居然有机会独自抵挡诸葛亮率领的蜀汉大军，在人数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硬是坚守住了孤城，打退了诸葛亮，从而名垂史册，成为一代名将。

这样理解也不算错。在将星云集的魏军里，郝昭的确不算一流大将，他的名气确实与这次出色的守城有关。

但是，如果说他只是魏军中的无名小卒而不值一提，那就有失偏颇。史书记载，郝昭为人雄壮，年轻时就加入军籍，多次立有战功，先为部曲督，后来一步一步升为杂号将军，要知道诸葛亮34岁时才达到这样的军职，而且是多次破格提拔的结果。

所以说，郝昭并非无名小卒。

在曹丕称帝前后，凉州一带发生了叛乱，曹魏的武威郡太守毌丘兴向金城郡太守苏则求援，苏则率兵相救，郝昭当时就领兵驻扎在金城，但他接到的命令是原地驻防，不得西渡。

苏则认为叛军虽然气势很旺，但人心不齐，如乘机进攻，叛军内部必然发生分裂。郝昭等人支持了苏则的建议，违令救援武威郡，结果把叛军打败。叛军后来又多次起事，郝昭带兵把他们镇压。郝昭镇守河西地区十多年，当地汉人和外族都表示顺服（遂镇守河西十余年，民夷畏服）。

郝昭之前名气不大，与他在河西地区长期服役有关，因为时间太长，所以内地的人知道得不多。

但郝照是一名职业军人，久在军旅，经验丰富，他敢打敢拼，又深得带兵之道，关键时刻将士用命，是打仗的一把好手。也许正因为他能力强、名气小，曹真才专门把他安排在陈仓这个要地，目的是迷惑对手。

郝昭驻防后，立即准备守城的器具，冷兵器时代攻坚战最难打，对守城的一方来说，困难不在于敌众我寡，而在于粮草是否充分，守城用的弓矢等器具是否足够，如果这些都很富裕，加上城池完整，城内没有敌人内应，那就够攻城的人忙活的了，守上几个月都不算时间长的，一年半载攻不下来也常有。

诸葛亮率大军到来前，郝昭已经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所以陈仓虽小，已经成了一根吞不下去的硬骨头。

诸葛亮率大军到达陈仓城下，总兵力有数万，也有人说接近10万，而陈仓城内郝昭只有1000多人。

1000对10万，这个仗没法打。

但应该说，这个账也不能那么算。陈仓是个县城，城池的规模并不大，10万人不可能都跑来围城攻城，诸葛亮有10万大军也没有都用到这里来。城里人马不多未必是安排上的疏漏，就那么一点儿大的地方，城里都是守军，反而增加粮食的消耗。

蜀军开始没有介意，想一战而下，或者敌人干脆望风而逃。

诸葛亮找到一个叫靳详的人，他跟郝昭是太原郡老乡，诸葛亮让靳详去城下劝降。

郝昭在城楼上对靳详说：“魏朝的法律先生都熟悉，我的为人，先生你也都清楚（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到的国恩很重，而家族的人口也多，你就别再说了，我只求一死。请回去转达我对诸葛亮的谢意，请他直接来攻城吧（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

靳详回来禀报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想放弃，让靳详再去劝说，告诉郝昭实力无法匹敌，不要做无谓牺牲（言人兵不敌，无为空自破灭）。

郝昭对靳详说：“前面已经都说完了，我认识先生，箭却不认识你。”

靳详只得退去。

劝降不成，诸葛亮下令攻城。

然而，攻了几下，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根本攻不下来。

蜀军动用了云梯、冲车等先进的攻城设备，郝昭早有准备，用燃着火的箭逆射云梯，云梯着火，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拴上石磨去砸冲车，冲车被砸折。

诸葛亮下令立起百尺高的敌楼，站在上面向城里射箭，又把护城河填平，想直接攀城，郝昭不断加固城墙，这一招无法奏效。

蜀军简直无奈，最后使出最笨的办法，派工兵向城里挖地道，但这也不行，郝昭从城里也挖地道，他横向挖，将攻城的地道阻截（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

具体什么情形，可以参考电影《墨攻》，虽然说的不是一回事，但内容都差不多。

蜀军攻城20多天，陈仓仍未拿下。

这时候传来消息，说曹魏的援军到了。

其实，陈仓告急，镇守在长安的曹真早就应该赶来增援，他在哪里呢？

张郃移防荆州后，关中的兵力确实有限，曹真知道陈仓被围，他也很着急，但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他手中有限的兵力还要防守长安。

曹真担心的是，陈仓如果是诸葛亮的佯攻，给他来个调虎离山，待他去陈仓，秦岭山中突然杀出奇兵来，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所以，曹真只得让郝昭死守，同时向洛阳报告。

魏明帝急调驻扎在方城的张郃，命他率领原来从关中调出的人马回援陈仓。

这支人马有三万人，张郃率军回师，路过洛阳时，魏明帝特意在洛阳城南设宴为张郃洗尘。

在曹军高级将领中，非“诸夏侯曹”出身的名将数张辽、徐晃、乐进、于禁、张郃等人最有名，除张郃外，其余几人已先后辞世，所以魏明帝对张郃格外看中。

席间，魏明帝问张郃援军到达后，诸葛亮会不会从陈仓撤军。

张郃根据自己的分析回答说：“诸葛亮孤军远征，粮草困难，臣料不等援军到，诸葛亮已经撤退了。”

果然，诸葛亮听说张郃率援军来了，下令撤军。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匆匆结束了，因为一个小小的陈仓而受阻，唯一的收获是在回师途中，将追击的魏将王双斩杀。

陈仓一战让郝昭名气大震，魏明帝下诏赐郝昭列侯，并亲自召见。

◎为何不再自贬

陈仓一战让刚刚失去大司马曹休的魏明帝又深受鼓舞，在名将纷纷凋谢的时候，魏明帝发现了郝昭，像发现了一颗明日之星。

见到郝昭时，魏明帝高兴地对身边的中书令孙资说：“你们太原郡有郝将军这样的人才，朕还有何忧愁？”

郝昭是太原郡人，孙资也是。

但让魏明帝失望的是，郝昭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郝昭临终对儿子郝凯说：“我为将，深知为将的不易，我几次挖掘别人的坟墓，用棺材板做攻战用具（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知道死后厚葬对死者没有用。所以，一定在我死后下葬时用普通的仪式就行了。人啊，活着的时候有处所，死了要那些有什么用呢？把我葬在离本族的墓地远一些的地方，不管东西南北，你自己安排就行了。”

所以后来就有了传说，说郝昭守陈仓时，情急之中挖坟掘墓取棺材板做守城之用，从而折了阳寿。

求才若渴的魏明帝对于郝昭之死深表痛惜不已，悲伤之情超过对普遍大臣的礼制，为此饭量较平时减去不少，想来其悲伤之情全部发自肺腑。

在另一边，陈仓之战成为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低谷，有人非议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常以此为例。

几万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县城，在冷兵器时代这原本也是平常的事，但因为攻城的主帅是诸葛亮，所以对这件事便有了说法。

有人认为陈仓之败缘于诸葛亮指挥有误。清人曾国藩说：“孙权攻合肥，被张辽打败；诸葛亮攻陈仓，被郝昭打败。这都是开始势头太猛，锐气过后而衰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

元人胡三省的看法相对较为客观，他认为：“攻城很困难，守城相对容易（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如果评论攻城和守城谁更优，基本上都会倾向于守城的一方，不是能守城的人的才能优于攻城的人，而是由主客位置所决定的，所以从用兵上看，攻城是最难的事。”

《孙子兵法》有“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说法，曹操曾为之注解，认为孙子的本意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守，是因为能力不够；之所以攻，是因为能力有余（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胡三省反用孙子的话，说的是攻守之战，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因此判定谁优谁劣。

胡三省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冷兵器时代攻城的艰巨性已被无数战例所印证，袁绍、曹操等人都有面对孤城久攻不下的记录。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凉州人王国举兵起事，率重兵包围陈仓，结果攻打了80多天，城也未破，王国只得退去，说明陈仓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多少年的反复修建，的确易守难攻。

诸葛亮所攻的陈仓还不是王国曾攻打的那座，是新陈仓城，它比旧陈仓城更为难攻。据唐朝的一部地理著作记载，陈仓故城在今宝鸡市以东，有两座城池相连，上城是秦文公所筑，下城是曹魏时期郝昭所筑（上城秦文公筑，下城魏将郝昭筑）。经过考古发掘得知，这条记载是准确的，的确有两座城池，二者相距1000多米。据清人编撰的一部地方志记载，陈仓下城建在一块台地上，它后倚原麓，前横高岸，依势所筑，地险而城坚。

所以，诸葛亮花了20多天时间没有攻下陈仓，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如果再给诸葛亮一定时间，能不能攻克陈仓呢？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坚固的城池说它难以攻破，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有足够的时间，城池坚固这个因素在攻防利弊转换中就会被淡化，重新回归到双方整体实力的对决。袁绍攻打东武阳、曹操攻打雍丘，虽然也都遇到了顽强抵抗，但他们非攻下此城不可，分别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攻城，虽然很费劲，但还是攻破了，只要意志坚定，实力占优，完全可以办到。

但这只是战术层面的推演，放在战略层面上，单纯的攻防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必须放到整个战局中去考察。以陈仓为例，对手是不会让你放开来攻城的，陈仓是孤城也不是孤城，双方的对垒首先要站在战略层面上考虑。

所以，张郃率三万大军回援时，诸葛亮未等敌人的援军到达就回师了，撤得比较从容，安排也很周密，所以能将追击而来的魏将王双斩杀。

蜀军不下数万，三万敌军增援，似乎可以一战。诸葛亮却选择了退兵，退得很干脆。

看来，以诸葛亮的谨慎，他事先已考虑出两种方案：能快速攻下陈仓，就进兵关中；如不能快速攻下，就撤回来。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这次北伐就变成了试探性攻击，这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成本似乎有点大。

总之，这里面存在一些疑问。

当看到诸葛亮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一封信时，似乎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

这封信正史均未予记载，它收录在北魏晚期的一部地理名著中，信谈到了此次陈仓之战的一些情况。

诸葛亮在信中对诸葛瑾说：“有一个叫绥阳的山谷，山崖险要，溪水纵横，行军困难。以前侦察兵（逻候）在那一带往来，都走的是险要的小道。现在我命令先头部队砍伐树木，修建道路，以便通往陈仓，足以牵制敌人，让他们不能分兵去进攻孙吴（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诸葛亮写这封信的时间是陈仓攻城战打响前，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在大战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诸葛亮还在与远在孙吴的哥哥通信，保持着信息上的沟通；

二是此次北伐诸葛亮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出侦察人员前往陈仓一带做过侦察；

三是信中特意讲到蜀军的行动可以起到牵制魏军的效果，让他们不能分兵攻打孙吴。

尤其是第三点，似乎隐约透露出，蜀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配合孙吴，这样解释就容易理解在大战将至的紧张时刻诸葛亮还有精力给哥哥写家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通过哥哥向盟军通报情况的重要信函。

吴蜀重新交好以来，在军事上双方多有配合，首次北伐期间孙权也出兵牵制了曹魏，这种配合应该是双方面的，既有孙吴配合蜀汉，也应该有蜀汉配合孙吴。

可以推测，孙权、陆逊策划了对付曹休的石亭之战，因为高度机密事先不大可能通报蜀汉，但战事一开，为保证胜算，孙权必然会立即通报蜀汉，请这边出兵攻打曹魏的西线，减轻孙吴的压力。

蜀军立即行动，效果十分明显，不仅牵制了西线魏军不敢乱动，而且调动中线战场的张郃率部回援。

在曹魏的中线战场，司马懿配合东线作战，策划了攻击孙吴在荆州重镇江陵的军事行动，由于一部分兵力被临时抽走，所以最后也没有太大收获。

这就是从战略层面对诸葛亮二次北伐的分析。从战术层面看，陈仓失利，二次北伐无功而返；从战略层面看，它调动了魏军主力，配合了盟友的行动，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所以没有恋战，迅速回防。

张郃大概也看到了诸葛亮的战略考虑，所以他还在洛阳就判定诸葛亮会迅速回师，因为那时孙吴在东线的战事已全部结束。

以上的分析并非臆断，因为如果这又是一次大败而归，一向严于律己的诸葛亮一定会再次做出反省或自罚，但这一次并没有。

◎孙权武昌称帝

石亭之战影响深远。在孙吴的许多人看来，这是魏吴实力此消彼长的重要节点，经此一役，彻底巩固了长江防线，曹魏再想从东线发动大规模入侵就很难了。

在此情况下，劝孙权称帝的呼声又高涨起来。石亭之战后的次年春天，孙吴公卿百官齐劝孙权正尊号。所谓正尊号而不说登基，是因为在孙吴公卿百官看来孙权早就是皇帝，现在只是正名而已。

此前，孙吴各地纷纷报告了黄龙、凤凰等出现，预示一个新纪元就要开始了。与此同时，兴平年间在吴县一带流传过的一首童谣也在社会上重新流行起来。

这首童谣唱道：

黄金车，班兰耳；
闿昌门，出天子。

这几句歌谣的意思是：车上黄金放光，挡泥板颜色闪亮，打开西边昌门，出来一位皇上。

昌门是吴县的西城门，为战国时吴王夫差所筑。这首童谣流行的时间正是孙策开拓江东的时候，现在这首童谣重新流传，说明孙权称帝的民意基础已经具备。

这时曹魏和蜀汉分别立国八年，各自经历了两代人，孙权也应该称帝了。

孙吴黄武八年（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定国号为吴，定国都为武昌。

孙权建立的这个政权史称“孙吴”或“东吴”，它与曹魏、蜀汉两个政权并存，共同构成了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孙权向天下发布了称帝文告，大意是：“汉朝享国24世，经历了434年，最后行气数终，禄祚运尽，天下率土分崩，以致让孽臣曹丕窃取了神器，曹叡接着作乱。我孙权生于东南，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以安天下。群臣将相、州郡百姓都认为汉氏已绝于天，皇帝位目前虚置，郊祀无主，根据上天的旨意，将这些祥瑞加于我，我畏天命，不得不从。希望上天保佑我吴国，永终天禄。”

按照孙权的看法，自刘邦建立汉朝迄今共434年，而根据曹魏方面的看法汉朝在8年前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曹丕的登基文告里说汉朝国运是426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反映出孙权并不承认曹魏是汉室的继承者，这8年汉朝仍然存在，只是帝位空置。

这篇文告集中抨击了曹魏篡夺汉室政权的违法行为，但对于蜀汉却只字未提。蜀汉一直认为自己是汉室的延续，孙吴下一步如何处理与蜀汉的关系，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提蜀汉，就是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以为后面留有余地。

孙权称帝后，下诏改年号黄龙，大赦天下。

孙权还下诏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皇后，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

孙权立长子孙登为皇太子．按照孙权的想法，连皇后一块明确，他目前最宠爱的是步夫人，但孙权知道如果他提出此议，百官们会一致反对，又将重提立徐夫人，所以孙权干脆作罢，让皇后位子空在那里。

为了纪念黄龙现身，孙权命人制作了一面黄龙大旗，立于中军帐，作为指挥各军的旗帜（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老同学也是自己的笔杆子胡综作《黄龙大牙赋》，昭示天下。

接着，在武昌举行了建号称帝大典。

孙权以皇帝的身份首次会见百官，在这个重要时刻，孙权内心百感交集。

孙权首先想到了周瑜，对百官说：“如果没有周公瑾，我称不了帝啊（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孙权还想到了鲁肃，他说：“当年鲁肃曾向我提到过建号称帝的事，他真可称得上明了时势的人啊（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站在下面的百官们听到这些话肯定也会百感交集，有人会回忆起一道走来的披荆斩棘的岁月，也有人会在心里默默反省，比如张昭。

孙权为吴王时，没有任命众望所归的张昭为丞相，任命了资历、名望都差得远的孙邵，张昭心里很不是滋味，知道孙权心里对自己的不满已经无法改变。

按照惯例，大臣们在这个大典上应当称颂帝王的功德，等张昭跪在那里举笏板要开口说话时，孙权突然沉下脸来。

孙权对张昭说：“如果当初听了张公的话，现在该去要饭了吧（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

张昭惭愧万分，伏地流汗不止。

不久，张昭便以老病为由辞去一切职务，孙权念其是三代老臣，拜他为辅吴将军，改封为娄侯，食邑万户，朝会时的班位仅次于三公（班亚三司）。

张昭彻底离开了政坛，待在家里没事，开始读书著述。

◎孙吴“太子四友”

此时，丞相孙邵已经去世，孙权提拔顾雍接替他。

孙权对顾雍相当器重，顾雍不喜欢饮酒，也不爱多说话，举止行为都很恰当。

孙权曾感慨地对人说：“顾先生不轻易说话，一说话就会切中要害（顾君不言，言必有中）。”

孙邵去世时顾雍担任九卿之一的大理奉常，同时兼任吴王秘书长（尚书令）。就任丞相后，顾雍把母亲接过来，孙权知道后亲自前来道贺，并在庭院里向顾雍的母亲施礼，公卿大臣们和太子随后也来祝贺，此举大大地提高了顾雍这位新丞相的威望。

孙权经常派高级秘书（中书郎）去见顾雍，就决策事项向他询问得失。如果事情符合顾雍的想法，认为可以施行，顾雍就会和来人反复研究，之后设宴款待，反之顾雍就会板起脸不发一言，也没有任何款待的表示（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

孙权也知道顾雍的这个规律，对人说：“如果顾先生高兴，这件事就可以办；如果他不说话，说明这件事不成熟，我得重新考虑一下（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

孙权对顾雍信任到了这样的程度。

孙权还把侄女嫁给顾家子弟，婚礼上邀请了顾雍和他的孙子顾谭，顾谭时任选曹尚书，相当于朝廷秘书局人事处处长，负责全国范围内官员的选拔，以处长的身份干的是部长的活，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职务。

与顾雍不同，顾谭性格外向，喜欢喝酒。

有一天，孙权很高兴，大家都喝多了。顾谭喝得大醉，起身跳舞，前后三次，自己都不知道停下（三起舞，舞不知止）。顾雍看了很生气。

次日，顾雍把顾谭叫起来，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训完面对墙壁躺下。

顾处长平时被人追捧，前呼后拥，但这时大气都不敢喘，也不敢动，足足被罚站一个时辰。

除丞相外，孙权称帝后还做出其他一系列人事任命，多年来跟随自己征战的文武百官，职务和爵位大多得到了提升。

陆逊时任辅国将军兼荆州牧，孙权提升他为上大将军兼长江防线下段总指挥（右都护），仍兼任荆州牧。

孙权把荆州地区的长江防线分为两段，由左、右都护分别任总指挥，左都护治所公安，右都护治所武昌。

诸葛瑾时任左将军，孙权提升他为大将军兼长江防线上段总指挥（左都护），同时兼任豫州牧。

上大将军是孙权发明的职务，过去军职最高的是大将军，孙权设上大将军，高于大将军。

大将军以下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孙权分别任命了步骘和朱然，同时让步骘兼任冀州牧，让朱然兼任兖州牧。

再以下，全综被授予卫将军，兼任徐州牧；朱桓被授予前将军，兼任青州牧；潘璋被授予右将军，兼任襄阳郡太守；吕岱被授予镇南将军，兼任交州刺史；孙韶被授予镇北将军。

诸葛瑾等人兼任了北方各州的州牧，这叫遥领，这些地方还不在孙吴手里，孙权此举意在说明，他不承认曹魏的统治，并誓将这些地方夺归己有。

程普、黄盖、韩当、甘宁、朱治、贺齐等人已经去世，老将里还有一个吕范，深得孙权的器重。孙权曾把鲁肃比作邓禹，把吕范比作吴汉，孙权本来想让他担任大司马，该职务掌四方军事，位在三公之上，可与丞相相匹，官印和绶带还没有发下来吕范就因病去世了（印绶未下，疾卒）。

后来，孙权曾路过吕范的墓地，大呼：“子衡！”

孙权泪如雨下，设牛羊祭祀。

在文官方面，孙权任命潘浚为九卿之一的太常卿，作为刘备的旧部，潘浚在孙吴政坛可算另类，他没有根基，但能力很强，为人很直，经常直言不讳地劝谏孙权，孙权对他不仅不反感，而且相当欣赏和重视。

孙权喜欢打野鸡，潘浚劝阻，孙权说：“偶尔出去玩玩，不像过去那么经常打了（时时蹔出耳，不复如往日之时也）。”

潘浚正色道：“天下还没有平定，要办的事很多，打野鸡不是什么急事，万一弓弦断了，箭尾破损，还会伤人，请您为臣下着想，把打野鸡的事放一放。”

孙权接受，潘浚告退后，孙权看到用野鸡毛制成的舞具还放在那里，就亲手把它扯坏，以此约束自己，从此也不再出去打野鸡了。

奋武中郎将芮玄去世，孙权命令将其所部划归潘浚指挥，增加潘浚的影响力。孙权还为儿子孙虑娶潘浚之女，结成儿女亲家。

九卿中的另一项职务光禄勋卿，孙权任命了刘繇的儿子刘基。孙权为儿子孙霸娶刘基之女，也结成儿女亲家。

孙吴重武轻文，九卿无法全考，要么史书未记载，要么孙权未全设。与九卿地位相当的文官还有侍中，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兼顾问，孙权分别任命了徐详、胡综，深为孙权信赖的是仪担任尚书，他们仍然在孙权身边掌管文秘、机要。

孙登被立为皇太子后，孙权为他择选老师授业，同时选拔一些才能出众的子弟陪孙登读书，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张昭的次子张休、顾雍的孙子顾谭、陈武的庶子陈表等人入选。

诸葛恪担任太子左辅，张休担任太子右弼，顾谭担任辅正，陈表担任翼正都尉，他们号称“太子四友”，日后都成为孙吴政坛的重臣。

除此之外，在太子府任职的还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人，一时间太子府被视为人才济济之地（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孙权让孙登重点学习汉朝历史，熟悉当代的事情（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因为张昭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就让张休先从张昭那里学习，之后由张休转授给孙登。

孙登曾请胡综作《宾友目》评价他们，其中说：

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
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
凝辨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
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

意思是：诸葛恪英才卓绝，无与伦比；顾谭善于把握时机，通晓大义；谢景善于辩论，解难释疑；范慎探究学问的奥妙，广结中原的才士。

这些人，组成了孙吴未来政坛的“新生代”，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

诸葛恪担任的太子左辅，是太子府里的最高属官。早在孙权刚当吴王的时候，曾想任命诸葛恪为节度官，掌管军粮，诸葛亮听说此事，觉得不妥。

诸葛亮给陆逊写信，信中说：“家兄年事已高，诸葛恪生性疏忽，现在让他主管军粮，而军粮是军队最重要的东西，我虽人在远方，但听说后一直不安，请转告吴王，为诸葛恪调换一下职务（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

节度官是孙权创设的官职，品秩不详，但是它的首任徐详，是由偏将军转任的，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高官。诸葛亮认为诸葛恪不合适，一种可能是觉得这个官职太高，诸葛恪年轻，资历尚浅，还需要锻炼，另一种可能是这个职务很重要，责任重大，又与经济有关，诸葛恪没有这方面的才干。

陆逊将此事报告了孙权，孙权还真给诸葛亮面子，没让诸葛恪当节度官，而是让他去带兵，先当了一段时间旅长（都尉）。

◎一篇文章解难题

孙权称帝，给蜀汉出了一道难题。

孙权称帝后派出使臣来到蜀汉，告知孙权称帝的情况，并表示今后将继续维护孙刘联盟，同时尊吴、蜀两位皇帝（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

孙权的想法是相互承认、和平共处、再续联盟，但孔子说过“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之前曹魏有皇帝，蜀汉从未承认，视之为逆贼，兴兵讨伐。现在如果承认孙权称帝，等于承认天下有两个主人。

而且，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现在的孙吴与当初的孙吴已经不一样了，当初他们不仅与曹魏交恶而且交兵，陷于战事，内外皆不稳定，孙权不得已与蜀汉结盟，孙吴向曹魏用兵的确间接地帮助过蜀汉。但现在孙权占领的地盘逐渐巩固，当了皇帝后，鼎立三分的局面形成，他的心愿满足，今后就不会再主动向曹魏出兵。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和孙吴继续交往下去已没有太大好处，而且名分上面极为不顺，应该表明立场，公开和孙吴断绝盟友关系（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这种想法在蜀汉内部占据了主流。

关羽被杀、先帝兵败，蜀汉与孙吴之间结下了太多恩怨，大家憋着的情绪一直需要找个发泄口，孙权称帝正好给了大家一个机会。

但政治和外交不是情绪的宣泄，从大局出发，孙刘联盟应该强化而不是断绝，这一点诸葛亮比谁都清楚。曹魏十分强大，单靠蜀汉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灭魏大业，只能联合孙吴，利用吴魏之间的矛盾推动北伐事业的完成。

为了回答大家的疑问，统一思想认识，诸葛亮写下《绝盟好议》一文，阐述与孙吴断绝盟好的损害。

在这篇文章中，诸葛亮写道：

“孙权有称帝的野心已经很久了，我国之所以不追究他的挑衅之举，原因是要求得到他的支持，在对魏作战中形成掎角之势（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如果现在公开断绝交往，孙吴必然深恨我们，我们必须把大军调往东边，先向东讨伐，才能进兵中原。

“孙权手下有才能的人很多，将相之间团结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如果举大军与他们交锋，长年累月地对峙（顿兵相持，坐而须老），让北面的魏贼得利，这不是上策。从前孝文帝以谦卑之词与匈奴交好，先帝也以优厚的条件与孙吴结盟，都是适应形势变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并非一般人的感情用事（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者也）。

“现在有人认为孙吴满足于三足鼎立的局面，今后不会再与我们同心协力，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不会再渡过长江。这种说法表面看有道理，其实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心有余但力量不足，因而只能限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曹魏不再渡过汉水一样，都不是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

“如果我们的大军征讨曹魏，孙权采取上策是出兵魏国，分割他们的土地，然而做进一步打算；采取下策也会趁机掠夺魏国的人口，扩张自己的国土，炫耀自己的武力。总之，他们是不会坐而不动的。即使他们真的按兵不动，只要同我们睦邻友好，我们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曹魏黄河以南的军队就不能全调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得到的好处很大。因此，对孙权称帝的僭越之举，不能公开讨伐（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太多探讨名分方面的事情，因为这是扯不清的话题，话匣子一旦打开，那就会争论起来没完没了，所以干脆也把孙权称帝定性为僭越之举，避免大家争议不休。

诸葛亮重点回答大家对孙吴的疑虑，也就是称帝之后他们会不会继续积极进取，与蜀汉一道对付曹魏，根据他的判断，孙吴今后还会在讨伐曹魏的大业中发挥作用。

统一了内部认识后，诸葛亮决定派人回访孙吴，对孙权称帝予以承认，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双方的联盟。

此次出使意义非同寻常，使臣的人选十分重要，本来邓芝是合适人选，他与孙权不仅多次见过面，而且私交很好，孙权对他很认可。但邓芝此时在汉中前线，任扬威将军一职，作为赵云的副手带领一支人马，赵云刚刚去世，邓芝离不开。

费祎也是人选之一，此次北伐他以侍中的身份改任丞相府参军，在军前效力，作为诸葛亮着力培养的“后备干部”，最近诸葛亮准备改任他为中护军，回到成都协助张裔、蒋琬的工作。

最后诸葛亮决定由尚书令陈震出使孙吴，为了表示此行的隆重，诸葛亮奏请后主，升陈震为九卿之一的卫尉。

行前，陈震专程赶到汉中，当面听取诸葛亮的指示，诸葛亮向陈震交代了此次孙吴之行应坚持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除了出使的事，陈震自然会借此机会向丞相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陈震说了一件事，让诸葛亮十分警惕。

陈震突然向诸葛亮提到了李严，他说：“李严腹有鳞甲，大家都认为他不可接近（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

李严身为托孤大臣，才干非常突出，但史书称他气量很小，看问题只从自己的利益去考虑（用性深刻，苟利其身），很难与人合作。蜀地当时有民谚说“难可狎，李鳞甲”，意思是李严这个人，身上长满了鳞甲，根本碰不得。

李严是荆州南阳郡人，陈震的祖籍也是南阳郡，作为老乡，他对李严的了解应该更多一些。诸葛亮基于对陈震品性的了解和对李严的长期观察，并不认为陈震是在打小报告挑拨离间，他也认为李严有问题。

有一件事诸葛亮一直觉得不快，但牵涉李严他一直保密。在出兵汉中前，李严以前将军的身份转驻江州，为加强北伐力量，诸葛亮给李严写信，想调一部分他手下的兵马来汉中（欲得平兵以镇汉中）。

没想到李严不愿意派兵支援前线（无有来意），但他不提此事，而是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要求，想把江州周边的五个郡划出来，成立巴州郡，自己担任太守。

看来民间对李严的传说并非没有根据，他只看中自己的势力，什么事都敢拿出来做交易，如果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同意调兵。诸葛亮很生气，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调兵的事也就作罢。

兵力不足始终困扰着诸葛亮，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诸葛亮必然会予以追究，但李严非常特殊，不仅是朝廷的前将军，坐镇一方，而且与自己同为托孤大臣，诸葛亮不想让人说自己心胸狭窄，排挤他人。

这件事诸葛亮没有上报后主，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压在了心底。陈震的话再次提醒了诸葛亮，让他对李严更加警惕，但当前还谈不上去应对，只能慢慢观察。

当务之急是保证陈震出使的成功，诸葛亮为此专门给大哥诸葛瑾写了封信，让陈震带上。

陈震字孝起，诸葛亮在信中说：“孝起这个人，为人忠诚质朴，经过时间的磨炼而更加坚定（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让他奉命敬贺吴主称帝，沟通吴蜀双方的关系，使双方保持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对联盟有可贵之处。”

◎吴蜀“分天下”

陈震率使团进入吴国边界，过去蜀汉多次出使孙吴，但这一次不同，因为对方也有了正式的国号和皇帝，现在是两国之间的交往，都说外交无小事，如何确定双方的称呼和交往中的礼仪，都需要谨慎对待。

陈震为此专门给沿途的吴国守将写信，信中说：

“东国与我西国之间驿使来往不断，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一天天加强（申盟初好，日新其事）。相信东尊一定能保持基业长久，分疆裂土，四方响应。在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双方同心讨贼，何患贼人不灭！

“我西国的君臣，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充满期待（西朝君臣，引领欣赖），陈震我不才，担任下使，奉命结好，很高兴来到贵地。当年献子到了鲁国，不小心触犯了鲁国的法令，《春秋》因此讥笑他。请一定把有关注意事项通知我们，让使团安心。我会举行仪式，把需要注意的事告诉大家，让大家自我约束。

“我们将顺江而下，速度会比较快，两个国家制度有所不同，担心不注意而因此触犯，希望把需要注意的事都告诉我们，明确指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幸必斟诲，示其所宜）。”

陈震称蜀汉为西国，称孙吴为东国，称孙权为东尊，这些外交辞令都是反复斟酌的结果，既合乎外交礼仪，又不让自己一方尴尬，可谓用心良苦。

诸葛瑾以孙吴大将军的身份驻扎在公安，陈震一行路过公安时，一定会将诸葛亮的信转呈，诸葛瑾也会对他们的行程给予关照。

陈震一行顺利抵达武昌，对于他们的到来，孙权给予了热情欢迎。

在此之前，蜀汉方面对自己称帝是否承认，孙权心里也没有底，蜀汉使团的到来，让孙权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震首先以蜀汉特使的身份祝贺孙权登基（贺权践位），接着根据行前诸葛丞相交代的原则与孙吴方面就下一步的合作进行商谈。

双方认为，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经过合作一旦灭掉了曹魏，曹魏的领土如何划分。当时，曹魏占领的北方领土主要有九个州，即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兖州、冀州、并州、凉州以及司隶校尉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九个州一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

这项“分天下”的方案，具体内容是：

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孙吴；

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

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西边为蜀汉，东边归孙吴。

这个方案有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意味。先不说最终能不能消灭曹魏，即使有这种可能，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和平地坐下来对着一张地图分土地，很难说。孙权心里更相信邓芝当初对他说的话，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灭魏以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到那时才提枹鼓、战争方始。

但那是军事，而且是将来的事，现在谈的是政治和外交，是眼前的事，先把曹魏的国土提前分了，把双方藏在心里想说但没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后联手就好办了，至于具体的分法，倒不重要，可能也就是站在地图前挥手一划拉就定了，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否则不会把并州、冀州给蜀汉，而把它北面的幽州给了孙吴，要真是那样，幽州就成了孙吴的一块“飞地”。

总而言之，这件事谈妥了，孙权十分高兴，他觉得还应该搞一个隆重仪式，重新誓盟，纪念双方的合作，顺便造一造势。

之后，孙权下令起誓坛，他亲自登坛与蜀汉特使陈震歃血盟誓。

根据古人的记载，歃血盟誓的具体仪式是，把盟誓词事先写好，杀牲取血，把血涂在嘴唇上，念誓词，之后把誓词和所杀之牲一齐埋掉。

侍中胡综是江东有名的笔杆子，誓词由他撰写。

这篇重要誓词写得慷慨激昂，很有气势，内容如下：

“上天降下丧乱，汉室失去统治，逆贼趁机作恶，窃取了国家政权，这一切，始于董卓，终于曹操，他们穷凶极恶，颠覆天下，让九州分裂，天下不再统一，百姓和神灵无不痛恨，其痛恨的程度没有止境（民神痛怨，靡所戾止）。

“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不过是逆贼留下的丑类（桀逆遗丑），接连做出奸恶的事，竟然窃取了天子的位子。曹丕的儿子曹叡，更是一个渺小的家伙（而叡么么），沿着曹丕的道路继续作乱，凭借武力掠夺国土，至今还没有得到惩罚。

“过去，共工作乱高辛讨伐他，三苗作乱虞舜征讨他。现在要灭掉曹叡，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不是汉国和吴国，谁还能担负这项重任（今日灭叡，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讨恶剪暴，必须公开其罪责，事先瓜分其领土，让大家知道这些土地应当归谁，春秋时晋文公伐卫，先把卫国的土地分了给宋国，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办大事，必先订立盟誓，所以周礼有专管盟誓的官员，《尚书》中有专门盟誓的篇章，汉国和吴国，虽然信义都发自内心，然而分割土地这样的大事，最好还是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他辅佐本国，统兵在外，信义和忠诚感动日月，诚意打动天地（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他派人来重新结盟，订立誓约，使东、西两国官民都知道。

“因此，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双方歃血后再在誓约上签字，把誓约的副本藏在朝廷档案馆中（歃血加书，副之天府）。上天再高也能听到下面的声音，并且会用神威帮助有诚心的人，愿主管盟誓的天神以及受到祭祀的所有神灵，都降临到这个祭坛之上吧（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

“今日盟誓之后，汉国和吴国将勠力同心，同讨魏贼，救危恤难，共同分担灾祸，共同分享胜利（分灾共庆），绝对没有二心。如果有人危害汉国，吴国讨伐它；如果有人危害吴国，汉国讨伐它！

“两国各守其土，不相侵犯。这种友好关系还将传之后代，有始有终。条约的具体内容都写在文书上了，诚信的话语不必修饰，只要内容好就行了。有人违背此盟，先制造混乱，怀有二心，造成不和睦，怠慢上天的旨意，神灵和天帝就会讨伐他，山神河神就会处死他，让他丧失民众，上天不再赐福他的国家。伟大的神啊，请明察这一切吧（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这篇誓约正式明确了双方军事同盟的关系，当一方受到别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兵相助。

盟约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孙吴称自己为吴国，称蜀汉为汉国，这是对现实的尊重。蜀汉是后人的称呼，在当时他们自认为是刘汉王朝的延续，是正宗的汉朝，这当然也为孙权出了道难题。出于合作的大局考虑，孙权也称他们为汉国。

二是盟约中有一段文字对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了赞扬，这在两国外交中是少见的，这反映出孙权对诸葛亮一贯力主孙吴联盟的感激。

为了表示对盟约的尊重，孙权做出重大举措，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以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的诚意。

此前，孙权命步骘遥领冀州牧，朱然遥领兖州牧，根据双方盟约，冀州和兖州在扫平曹魏后将归蜀汉，孙权下令解除步骘和朱然的这两项兼职。

诸葛亮也迅速做出回应，他上奏后主，把鲁王刘永的封号改为甘陵王，把梁王刘理的封号改为安平王，原因是鲁国、梁国都在未来孙吴的辖区内。

虽然目标遥不可及，但双方都展现出认真的姿态。

经过一番波折，又经过一番努力，孙刘联盟终于恢复了。

天下的格局又回到“一强”对“二弱”的状态，有人说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种“恐怖平衡”，谁也拿谁没办法，谁也一口吞不下谁。

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历史的不幸，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不幸。

难道，这种分裂的局面只能长久持续下去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英雄记．燃烧的江河／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57-7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488号

三国英雄记．燃烧的江河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57-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官渡之战

◎关羽斩颜良

◎文丑命丧延津

◎关羽义归刘备

◎赵云的秘密任务

◎曹仁的闪电战

◎实力依然不敌

◎日食下的冲锋

◎老朋友深夜造访

◎老将军的鼻子没了

◎特殊的战利品

第二章　孙权临危受命

◎还在窝里斗

◎袁绍抑郁而死

◎谯县大练兵

◎刘备驻扎新野

◎平定昌豨叛乱

◎虎步江淮陈元龙

◎孙权的“头三脚”

◎能文能武鲁子敬

◎平息李术事件

◎两个堂兄弟

◎一场质子危机

◎逃不出的魔咒

◎“老中青”三代组合

第三章　再战黄河北

◎兄弟阋于墙

◎刘表坐不住了

◎找郭参谋长走后门

◎是小人，也是硬汉

◎曹氏父子的绯闻

◎崔副州长泼冷水

◎虎豹骑再次扬威

◎整顿社会风俗

◎转战太行山

第四章　北方多才俊

◎并州有几位能臣

◎也该论功行赏了

◎九州制风波

◎奇才仲长统

◎曹操的两位秘书

◎“病人”司马懿

◎傲慢的代价

◎北方大都会

◎向北延伸的运河

第五章　北征乌桓之战

◎争议下的北征

◎组建快速纵队

◎兵出卢龙塞

◎白狼山下斩蹋顿

◎公孙康别无选择

◎东临碣石有遗篇

◎奖励反对者

◎当上了曹丞相

◎天才少年之死

◎名医华佗之死

◎一代才女归来

第六章　时不我待

◎刘备髀肉之叹

◎拼人才的时代

◎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的“丑媳妇”

◎诸葛亮的“顶层设计”

◎孙权一征黄祖

◎“黑道大哥”甘宁

◎孙权二征黄祖

◎孙权三征黄祖

◎老愤青孔融

第七章　兵临城下

◎大军南下荆州

◎刘表忧惧而死

◎刘备差点当俘虏

◎身陷重重险境

◎激战长坂坡

◎大赏有功之臣

◎联盟由谁发起

◎诸葛亮智激孙权

◎贾诩欲言又止

第八章　赤壁之战

◎孙权的全部家底

◎赤壁遭遇战

◎“消失”的北路兵团

◎曹操败走华容道

◎曹军撤出江陵

◎“借荆州”的真相

◎成了孙家的女婿

◎诸葛亮走上新岗位

◎广招英才聚麾下

第一章　官渡之战

◎关羽斩颜良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全天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袁绍和曹操两个人身上，他们之间即将发生一场决战。

这场战争不仅会改变他们二人的命运，也会影响未来天下的格局，谁能打赢这一仗谁就是割据群雄中的第一人。

这一仗被称为官渡之战，发生在以官渡为中心的这个地区。

当时，袁绍的脑子里肯定压根没有这样一个地名，他要打的是灭曹之战，他从自己的大本营邺县出发，目标不是什么官渡，而是曹操的老巢大本营许县。

袁绍要进攻许县，必须越过黄河、汴水等河流，并且要攻克黎阳、白马、延津、官渡等战略要地。

作为守势的一方，曹操为迎击袁军，在自己的控制区里组织起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黄河以北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

第二道，黄河南岸的白马、延津，今河南省滑县到延津县一带；

第三道，就是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

曹操在第一道防线上只放了一小部分人马，这里在黄河以北，放再多的人马在那里也守不住。

在第二道防线上，曹操安排于禁和东郡太守刘延防守，不过也只给了于禁2000人，刘延的人马也不多。

前两道防线都不是重点，曹操也并非要去死守，目的只是迟滞敌人的进攻，挫败其锐气。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军进攻黎阳。

不出意料的是，曹军很快败下阵来，不过他们更多地像是主动撤退，因而损失不大。

占领黎阳后，袁绍肃清了黄河以北的所有曹军，并决定在此休整一段时间，准备进一步集结部队后再渡过黄河发起总攻。

在大部队行动前，袁绍让颜良率一部分人马先渡河，去进攻黄河南岸的军事要地白马。

沮授对这项决定表示反对，他认为：“颜良这个人生性偏激狭隘，虽然很勇猛，但不能独立担当大任（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

颜良在当时很有威名，在军中的地位和名望远远超过关羽、张飞等人。袁绍曾经对沮授很倚重，几乎言听计从，可这次却不接受沮授的建议。

这是因为，沮授、田丰等本土派对此次南征不怎么支持，此前田丰反对南征，袁绍一怒之下将他下狱，而沮授对南征也较为消极。

出征前，沮授把本族的人招到一块，做了一个令人不解的行动：把家财全部给大家分了。

沮授对族人们说：“袁公如果在官渡能取胜，我们就会威无不加（夫势在则威无不加），但如果不能取胜呢？那我们就难以保全一身，悲哀呀！”

族人们不理解，一个族弟说：“曹操怎么能是袁公的对手，您何必担忧？”

沮授摇了摇头，说：“以曹操的谋略，加上挟天子作为后盾，而我们刚刚打败公孙瓒，士兵疲敝，主将骄纵，成败已经很明显了！”

沮授现在以奋威将军的名义任监军，相当于袁绍的军长兼兵团司令，论军职是袁军中最高的，但仗还没打起来，身居要职的沮授已经到处散播“亡国论”，袁绍十分厌恶。

沮授在冀州的影响力让袁绍不至于立即有所发难，但对沮授的信任大为降低，所以，当沮授反对派颜良率兵渡河作战时，袁绍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这多少有赌气的成分。

不仅如此，袁绍一生气还做出了一项决定，把沮授的监军之权一分为三，分别由沮授、郭图和老将淳于琼担任，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和临阵换帅差不多，是兵家大忌。

本土派反对袁绍南征，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与之前张邈、陈宫背叛曹操的道理差不多，之后赤壁之战时张昭主张投降，也都是这个原因。

作为本土派，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家乡父老的利益，他们只想关起门来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想沾人家的光，但也不想吃亏。

袁绍发起与曹操的决战，如果获胜，对冀州本土派来说也多不了什么，因为江山还是人家的，但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人员、物资方面的代价，牺牲的是自家子弟，承受的是额外的赋税。

如果不能获胜，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要去冒这个险呢？立场不同，所以观点不一样，这是袁绍与沮授、田丰等人矛盾之所在。

对于袁绍来说，眼界当然不局限于一个冀州，他的视野不是那一亩三分地，他的视野更宏大。

这一年四月，颜良率部渡过黄河，兵指白马，身在官渡的曹操看到这种情况，决定亲自去解救白马之围。

副参谋长（军师）荀攸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我们兵力不足，敌不过袁绍，只有分散他们的兵力才能取胜（分其势乃可）。您到延津，做出要渡过黄河袭击他们的样子，袁绍必然调集重兵前来应战，然后我们再轻兵疾进去取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

救白马，可以曲线去救，这是荀攸意见的核心。

具体来说，就是先不管白马，而把主力开赴延津，延津是黄河上最重要的渡口之一，曹军在延津集结，给袁绍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曹军要在此渡河，向袁绍目前所在的黎阳发起反攻，如此一来袁绍就不得不调集周边的人马加强黎阳的防卫，待袁军被调动后，再迅速出击白马。

这是一着妙棋，但它也具有很大的冒险性：

一来，如果袁绍看破了曹军声东击西的企图，仍按原来的部署用兵，不调集人马向黎阳方向集中，这个计谋就失败了；

二来，即便袁绍上当，将兵力主要集中于黎阳方向，但袁军的兵力足够多，既能在延津附近与曹军交战，又能抽出人马去增援白马，这个计谋依然不能奏效。

曹操认真考虑了荀攸的建议，最后还是接纳了，不是他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评估后得出可行的结论，而是他没有太好的对策。敌强我弱是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规中矩地跟敌人打正面战，肯定会处于下风。

于是，曹操不去救援白马，而是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向延津方向开来，而袁绍果然中计，不仅顾不上加强白马方向的力量，还将进攻白马的一部分人马调往延津。

看到计策成功，曹操决定闪击白马的颜良。

曹操命张辽为主将，率一支轻骑兵疾驰白马，张辽领命后向曹操提出一个请求，想让关羽同行，曹操同意。

颜良毫无思想准备，他得到的情报是曹军主力已开赴黄河岸边的延津，那里距此至少有百里的路程，正常情况下没有两三天时间不能到这里，没想到眼前突然杀出一支劲旅。

在白马的颜良所部其实已经成了孤军，被张辽、关羽两员猛将率领的队伍攻击，结果打了败仗。

关羽更是大显神威，于万马军中亲手将颜良斩杀，之后割下颜良的首级，纵马而还（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汉末三国时代的战争，一般是阵法、计谋的较量，主将之间一对一“单挑”其实很少发生，关羽这种亲自斩杀敌方主将的行为，是不常见的。

这是了不起的战绩，关羽在后世扬名，与此战关系很大。

◎文丑命丧延津

虽然解了白马之围，但袁绍的大军想必随后就会杀向这里，曹操决定从白马撤军。

在黎阳，袁绍听到颜良阵亡、所部全军覆没的消息，果然既痛又怒，立即指挥主力渡河，沮授又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沮授建议，现在不应该去考虑什么白马，而应先拿下已经唾手可得的延津，凭借这里的渡口优势，将主力源源不断运过黄河，之后巩固延津，使其作为一个战略支撑点，进可以直取许县，退可以从容撤回黄河以北。

沮授建议稳扎稳打，不要被对手激怒，但袁绍特别不爱听这样的话，袁绍丢了面子，必须马上找回来，而且“哪里跌倒，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并且此行压根没有战败撤回这样的选项。袁绍执意进攻白马，找回失去的面子。

沮授无奈，站在黄河边上叹息说：“黄河啊黄河，我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

沮授以身体原因请辞，袁绍更生气了，马上批准，把沮授所部交由郭图来统率。

袁绍的执着与任性，曹操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曹操料定袁绍会命主力来攻白马。

曹操下令白马军民全部随军撤离，但向哪个方向撤退却颇费思量。白马属兖州刺史部的东郡，沿黄河向东不远就是另一个军事要地濮阳，此时还在曹军手中，再往东就是曹操在兖州刺史部的中心城市鄄城。

防守鄄城的是程昱，他手下只有700人，当初为了保证中路的安全，曹军分散在各地的人马已经尽可能地都抽调到中线，战役开始前曹操想给鄄城增派2000人，程昱不同意。

程昱认为增兵弊大于利，理由是：“袁绍手里有10万人，自以为所向无前。他如果看见这里兵少，不会轻易来攻。如果增加了士兵，就必然会来进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

程昱建议不要管鄄城，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袁绍听说鄄城没有多少人马，果然放弃对这里的进攻，曹操对程昱的胆识和准确判断大加赞赏，认为程昱胆识过人。

程昱的建议似乎没错，从保全鄄城来看，示弱也是一种战术，类似于空城计，鄄城得以保全，多亏了没有增兵。

但从全局战略考虑，袁绍如果分兵来攻鄄城，也会减轻中路主战场的压力，通常攻城的一方会数倍于守城的一方，袁绍不攻鄄城，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决战于主战场，程昱的想法也算有得有失吧。

现在，鉴于东部防守的薄弱，曹操不可能向东撤退。

但也不能轻易撤往官渡的第三道防线，那样就太被动了。

曹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沿黄河向西撤，并且带上白马的所有辎重和百姓。

沿黄河向西就是延津，这里被袁绍刚刚占领，曹操向西撤退，出乎袁绍的意料。

袁绍此时的战略应该是弃曹操于不顾，直接向南进攻，这里才是中心战场，但袁绍急于找着曹操本人打一仗，找回失去的面子，于是命令已渡过黄河的主力部队，一部分由郭图率领守白马，一部人由文丑率领顺着曹军撤退的方向追击。

刘备也参加了追击曹操的行动，虽然他的军职很高，但他仍然是配合文丑的行动，这是因为刘备现在手里的人马不会太多。

这是刘备投奔袁绍后的首次行动，袁绍可能鉴于刘备和曹操打过很多交道，对曹操比较了解，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也可能是刘备主动请缨。

关羽在阵前亲斩颜良，这个情况瞒不住任何人，这让刘备又喜又惊，喜的是知道了关羽的下落，惊的是此举恐怕将加深袁绍对自己的疑虑，所以他主动请战，表明自己和曹操势不两立的态度，打消袁绍的疑虑。

文丑、刘备率部追到延津之南，在这里遇到了曹操亲自率领的部队，此时袁军的兵力大约有6000人，而曹操只有600人（骑不满六百），形势十分危险。

但即使这样，曹操仍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看到袁军杀来，曹操不慌不忙，下令扎营。

曹操让人登上高处侦察，不一会儿侦察兵报告：“敌兵来了，有五六百人！”

曹操没有动，让继续侦察。

过了一会儿，侦察兵又报告：“骑兵更多了，步兵不计其数。”

曹操并不着急，只是说了声：“知道了，不用再报告了（勿复白）！”

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曹操没有下令撤退，反而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他让大家出营解鞍下马，同时把从白马带来的辎重摆在道路上。

随行的将领们都认为敌人骑兵多，不如退到营寨里坚守，待援军到来，面对众人的疑问，曹操把目光移向他的副参谋长荀攸。

荀攸会意，微微一笑说：“这正可以作为诱饵，怎么能撤呢？”

荀攸说出了曹操心里的秘密。

敌兵眼看快到了，诸将都说该上马了。

曹操仍然不慌不忙，对众将说：“别急！”

又过了一会儿，敌人的骑兵越来越多，看到路上的辎重，有一部分人开始忙着清理这些战利品。

曹操对大家说：“可以了！”

曹军全部上马，纵兵杀出，袁军没有防备，大败。

此战文丑被杀，没有战死的也全部成了俘虏。

仅以区区600人能一举打败6000人，并斩敌方主将于阵前，让人不解。

表面上看，是曹操以辎重为诱饵先使敌军大乱再趁乱出击所以取胜，但这只是一方面，它改变不了敌我兵力悬殊的态势。

即使敌兵开始有些慌乱，但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而言，临阵应变是基本能力，他们很快便可以组织起有效反击，到那时兵力众寡才是胜负的决定因素。

袁军是追击而来，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也许6000人并不是它的全部，曹军的600人退到营寨里打败敌人的几次进攻尚可以理解，将敌兵全歼，并将没有打死的敌兵全部俘虏那就不可思议了。

分析一下，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曹操为什么非要向已被敌兵占领的延津撤退？二是为什么曹操身边只有600人？三是随曹操撤退的辎重都在，而老百姓上哪里去了？

如果把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似乎可以看出曹操撤向延津是一个精心构思的计划，带上辎重和老百姓也是特意安排，袁军看到辎重下来抢占而没有提防后面的曹军，是因为辎重里混着大量老百姓，场面很混乱，像是赶大集。做诱饵的不仅是这些辎重，还有老百姓。

曹操向延津撤退的路上应该有时间进行兵力部署，调集周围的部队向预设的战场机动。曹军趁袁军抢占辎重突然发起进攻时，投入的兵力绝不是600人，而要多得多，如果短时间内能全歼袁军，人数至少比袁军还要多。

史书之所以没有这些方面的详细记载，是因为它不便回答随军行进的老百姓在此战中的作用，所以炮制出600人全歼6000人，并且临阵斩杀名将文丑的神话。

当然，曹操此计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是袁绍变得聪明起来，他不向西追，而直接进军正前方的官渡。

但曹操对袁绍太了解了，他们自青年时代便相识、相惜，如今在战场上相见，曹操知道袁绍首战挫败后急于报复的心情，所以只带600人亲自当诱饵，把袁军主力吸引到延津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

颜良、文丑都是名将，短短几天内被曹军打败并战死，这极大地鼓舞了曹军士气，也深深震撼了袁军士兵（良、丑皆绍名将也，绍军大震）。

不过，袁绍依然强大，所以曹操不敢冒进，而是命令张辽、关羽等部迅速回防，准备迎接袁军的下一轮进攻。

而袁绍再一次被激怒了，他亲自率主力推进到阳武县，此地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曹操率主力由第二道防线迅速回撤，退守到官渡。

◎关羽义归刘备

白马之战让关羽声名大震，曹操立即以天子的名义拜关羽为汉寿亭侯。

这是关羽首次封爵，是个亭侯，即侯爵中的第三等。

对于“汉寿亭”的具体所指，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指“汉寿县的亭侯”，该县在荆州刺史部武陵郡；二是指“汉寿亭的侯”，亭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但该亭在何处无考。

关羽自从与刘备失散后，一直在曹操手下，曹操提拔他为副军长（偏将军），对他非常礼遇优待（礼之甚厚）。

曹操为什么格外喜欢关羽呢？有人认为曹操爱才，关羽是人才，不仅是人才，而且是一流的人才，特别能打，这样的人，曹操见一个爱一个。

但这个解释还不够，刘备被吕布击破丢失徐州的时候曹操就见到了关羽，但当时还没有曹操对关羽一见如故、格外器重欣赏的记载。

曹操厚待关羽，原因其实与张辽差不多。张辽是吕布集团的旧将，曹操杀吕布后需要有人来统领、整合吕布的旧部，以不使这些旧部一哄而散，而能继续为自己效力。

张辽也不负厚望，很快成为曹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将领之一，张辽手下的人马不是曹操专为他从别的将领那里划拨的，也不全是新招募的，而应该就是吕布的旧部。

于禁、徐晃也属类似情况，于禁对应的是鲍信，徐晃对应的是杨奉，他们因不同原因别旧主、归新主，统辖的也都以旧主的人马为主体，但也都很能打，曹操应该会觉得这种处置办法最有利。

刘备在徐州失败前手下有不少人马，一度多达数万人（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虽然并非全为精兵强将，但仅就数量而言也是非常可观的。

刘备失败后，曹操将这些人马全部归为己有（尽收其众），这部分人马不说有数万，即使只有数千，对曹操来说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曹操需要有人去整合统领这支部队，将他们打散编入其他部队并非最佳方案，派新人去统领也有弊端，因为这两种方法都会使刘备的旧部失去安全感，从而不断逃亡。

从刘备旧将中选拔一人去统领无疑是最佳方案，这才是曹操对关羽格外器重的原因。

曹操做这些，都是想让关羽能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他特别怕关羽离他而去。

不久前，曹操曾密派与关羽交好的张辽去摸底，看看关羽愿不愿意长期待在他这里。

张辽说明意图，关羽叹息道：“我知道曹公厚待我，然而我受刘将军厚恩，我们在一块起过誓，要同生共死，我不可能背叛他（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我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但我会报答曹公以后再走。”

关羽向张辽说完那番话后，张辽心里犯了嘀咕，原话转告，怕曹操生气杀了关羽；不如实转告，又觉得对不起曹操对自己的信任。最后，张辽还是如实说了。曹操没生气，反而觉得关羽很仗义（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

关羽力斩颜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曹操预感关羽有可能走，立即对关羽给予厚赏，想留住他。但关羽去意已定，他把曹操赏赐给自己的东西全部封存起来，留下一封信，前往袁军大营找刘备去了（奔先主于袁军）。

有人想追，曹操制止了，对大家说：“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关羽受到后世的追捧，被称为武圣，其实不是他的勇猛无人能比，而是他为人做事方面很到位，他不为利所动，所有的事都以义为先，做事很讲究，即使离开也让人挑不出礼来。

曹操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他明知关羽去心已定，仍然激赏其志向，等关羽离开时也不去追赶，以成全其忠义，这种胸襟没有相当气度无法做到（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

关羽受到曹操的厚遇仍不忘刘备，曹操得关羽而不杀，都可以称为贤，然而这种贤战国时的士、君也能做到，关羽报效曹操、封还所赐、拜书而辞，显示出关羽的从容不迫，这才是战国的士们难做到的。曹操能平其心气，不以敌我划界，成就关羽的忠义，更显示出他有古时先王的遗风。

人很容易做善事，但不做恶事比较难。能做善事，可以守好一个国家；但因为没法不做恶事，所以很难赢得天下。

刘备此时应该在阳武或者黎阳，关羽此时应该在官渡附近，关羽要找刘备不必太费周折。有的小说描写，关羽此行很不容易，是连闯曹军若干关隘、连杀若干曹军守将才得以通过的，先过东岭关杀孔秀，再过洛阳城杀韩福、孟坦，过汜水关杀卞喜，过荥阳杀王植，过黄河渡口时杀秦琪，这就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由来。

其实，这些地名所勾勒的是一条较为混乱的轨迹，甚至还包括距官渡前线数百里远的洛阳，已远远脱离了当时的主战场。刘备那时就在对面的袁军大营，关羽要找刘备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只要事先把路线搞清楚，一天就能到。

关羽不仅自己走了，还带上了刘备的两位夫人甘氏和糜氏，可见他事先做了精心准备。由于曹军奉曹操之令没追，所以关羽一行顺利来到袁军控制的地区。

关羽刚杀了袁绍的大将，这边恐怕正在给颜良开追悼会呢，这时候关羽送上门来，袁绍想必是既爱又恨，但也不好说什么，如果追究关羽杀颜良之事，把他杀了，不仅逼着刘备造反，而且得让曹操笑掉大牙。

刘备见到关羽以及失散的两位夫人，自然喜出望外。

◎赵云的秘密任务

在关羽回归之前，赵云也回到了刘备的身边。

关于赵云，之前没有做太多介绍，相对于一直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赵云的经历有些特殊。

赵云字子龙，冀州刺史部常山国真定县人，个子很高（身长八尺），约合现在的1.8米，仪表堂堂。

汉末军阀混战，赵云的家乡常山国成为袁绍的地盘，但有一部分人不满袁绍，他们聚集起来准备投奔袁绍的老对头公孙瓒，这些人推举赵云为首领，他们一起来到了公孙瓒占据下的幽州刺史部。对赵云等人的到来公孙瓒很高兴，他原本担心冀州百姓都归附了袁绍。

公孙瓒跟赵云开玩笑道：“听说你们家乡的人都投靠了袁氏（闻贵州人皆原袁氏），你怎么偏偏回心转意跑到这里来呢？”

赵云很郑重地回答说：“现在天下大乱，也没人知道谁对谁错（天下讻讻，未知孰是），只知道老百姓正忍受倒悬之难。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议论，看谁能施行仁政，倒不是对袁公有成见而私心于您。”

赵云从此跟随公孙瓒四处征伐，史书没有记载赵云在公孙瓒那里担任了什么军职，只知道赵云与刘备、关羽、张飞等人是同时期来到公孙瓒这里的，他们互相接触后，双方印象都很好，很投脾气。

刘备后来被公孙瓒派往青州刺史部担任平原国相，赵云也被派去协助刘备，赵去的任务是“主骑”，一种理解是负责统领刘备手下的骑兵，另一种理解认为“主骑”是一个职务，相当于刘备的卫队长，不管怎样，赵云与刘备的关系又近了一步。

但是，在平原国期间赵云就离开了刘备。

不是他与刘备有了矛盾，而是他家里出了变故，赵云的哥哥去世了，古人很重亲情和孝道，按礼俗赵云应回家奔丧，于是他向公孙瓒请了假，回常山国老家奔丧。

常山国是袁绍的势力范围，赵云此去还能不能回来难以预料，刘备依依不舍，拉着赵云的手和他告别。

赵云也深为感动，他告诉刘备：“我永远不会辜负您的情义（终不背德也）！”

赵云回家乡后，在很多年里都与刘备失去了联系，直到官渡之战前他们又相聚在了一起。

赵云没有忘记他向刘备临别时做出的承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打听刘备的情况，听说刘备来到冀州投奔了袁绍，赵云立即动身去相见。

他们重逢的地点是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先主就袁绍，云见于邺），对于赵云的回归，刘备特别高兴，一刻都舍不得离开赵云，特别怕他再走，以至于晚上睡觉都在一张床上（先主与云同床眠卧）。

刘备交给赵云一项任务，让他招募人马。刘备现在最头疼的是手下没人，袁绍很贼，尊你敬你但不给你一兵一卒，如果刘备自己出面募兵，袁绍必然会有警觉和疑虑，赵云是个新人，目标不大，悄悄做这项工作很合适。

赵云做得很好，没用多长时间就招募到几百人，赵云私下告诉他们是刘备将军在招人，他们都是刘将军的手下（合募得数百人，皆称刘左将军部曲）。也许是赵云保密工作做得好，也许是袁绍太忙顾不过来，袁绍对这些事一概不知（绍不能知）。

这是刘备东山再起的希望，刘备在袁绍这里待的时间不长，但已切实感受到了袁绍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派系林立，兄弟不和，钩心斗角，互相拆台，四周都是挖坑的人，哪天一不小心就得掉进陷阱里，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还不如当初在许县。

刘备不得不给自己留一手。

现在，袁绍真有些急了。

连输两阵后，袁绍挥师南下，力图寻找曹军主力与之决战，他们很快推进到鸿沟附近，在官渡与曹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对曹操来说，虽然连杀袁绍两员大将，但战争总体态势仍未改变，前两道防线虽然迟滞了袁军的进攻，通过连赢两阵提振了士气，但也只能向后撤退，对于许县最后的这一道战略屏障，他只能死守，已无路可走。

在力量悬殊的形势面前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还有一小部分人甚至暗中与袁绍联络，随时有叛乱的可能。

更为不利的是，就在双方对峙于官渡的时候，许县后方的汝南郡一带出了问题。

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袁家在这里很有根基，之前曹操率军由兖州进入洛阳的时候曾路过这里，当时汝南郡以及相邻的颍川郡黄巾军很兴盛，首领分别有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人。

曹操指挥人马打败了他们，刘辟、黄邵为于禁所斩，何仪等人投降。汝南郡的黄巾军虽然暂时归顺了曹操，但看到眼前局面对曹操不利，他们马上活跃起来，在汝南郡起兵叛乱，公开响应袁绍。

有一部史书说，这次叛乱的领头人是刘辟，这与前面所记相矛盾，因为之前曾说刘辟已被于禁杀了，要么前一次刘辟未死，要么这个刘辟另有其人。

总之，他们的声势很猛，汝南郡虽然有李通、赵俨等人据守，但没有力量剿灭这伙黄巾军。

◎曹仁的闪电战

袁绍得知这一情况大喜过望，他决定派人前去支援刘辟，给曹操来个前后开花。

要是那样，冬天之前就有望拿下许县，结束战斗。

袁绍的想法没有错，但他却做了一个让人不太好理解的决定：让刘备带队前往。

刘备此时随袁绍大军开进到官渡附近，随着赵云、关羽先后归队，刘备的思路又活跃了起来，但他思考的不是如何帮助袁绍打败曹操，而是曹操被打败后自己何去何从。

刘备明白，目前因为有曹操所以他是安全的，而曹操一旦被消灭，他也就长久不了了。

袁氏父子虽然待刘备为上宾，尊礼有加，但刘备知道他们都不是善类，当年以韩馥让位之功在冀州尚无立足之地，他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刘备一心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脱离袁绍，至于脱离之后如何发展，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正在这时，袁绍想增援汝南郡的刘辟，刘备一看机不可失，立即向袁绍竭力请战。

刘备虽然在别人那里做客，但他的信息却一向很灵，当初在许县也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及时把握了一次机会才得以离开曹操。

袁绍连损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还真不多，刘备积极性这么高，袁绍虽然不是完全放心，但还是同意了刘备的请求。

于是，刘备率部离开官渡绕行陈留郡、陈国到达汝南郡，此行关羽、张飞、赵云以及糜竺、孙乾等人应该跟随。

他们到达汝南郡，与刘辟等人会合，力量大增，于是在刘备的指挥下自南向北攻击许县，前锋一度到达汝南郡的强县，这里距许县仅50多里，已经是许县的南郊了。

留守许县的是荀彧、王必、满宠等人，主力部队都抽调到了官渡前线，防卫力量很薄弱。

荀彧一方面加紧备战，另一方面派人火速前往官渡前线，向曹操报告情况。

曹操在官渡已经很吃力，他面临的困难是根本无兵可抽、无将可派。为了此事，曹操感到很忧虑。

曹仁看到后，向曹操建议道：“南面情势危急，不能不救。刘备手下大都是新从袁绍那里拨来的兵，他刚带这些兵指挥起来未必顺手，刘辟等人向来见风使舵，不会苦战。所以，如果快速出击，一定能很快将他们击破。”

曹仁现在正式的职务是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兼广阳郡太守，但曹操给他的实际任务是训练和指挥骑兵（以议郎督骑）。

这支骑兵，是曹军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虎豹骑。

有人认为汉末三国有四大王牌部队，分别是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的陷阵营、曹操的虎豹骑和刘备的无当飞军，白马义从、陷阵营前面介绍过，他们已随公孙瓒和吕布而消失，无当飞军纵横沙场还是多年以后的事，当下能被称为第一劲旅的，只有这支虎豹骑。

曹操本人对骑兵作战一向十分偏爱，在之前与陶谦、吕布、袁术等人的作战中可以看出，他擅长使用骑兵，关键时刻往往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他组建了这支战斗力超强的虎豹骑。

虎豹骑也是曹操的近卫部队之一，先后由曹仁、曹纯等人指挥，曹休、曹真等曹家下一代青年将领曾在这支军队服役。这支人马数量不多，大约在5000人，但个个都是千挑万选，每有一个缺员，就从上百人里挑选一个补上（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

曹仁的建议让曹操有了一个想法，在无力抽调正面战场兵力的情况下，可以让曹仁率一支骑兵快速出击，得手后迅速回师，在袁绍没有弄清情况之前解决问题，打一个时间差。

这又是一次冒险，如果曹仁此行不顺利，不能很快结束战斗，如果袁绍得到消息趁机发起正面强攻，后果不堪设想。

但曹操还是向曹仁下达了奔赴汝南郡的作战命令，原因是舍此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曹仁没有让曹操失望，他挑选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很精悍的骑兵，不带辎重，只带少量干粮，从官渡前线悄悄撤下，之后直扑汝南郡。

由官渡到汝南郡也就是200多里路程，按照骑兵的强行军速度，一天一夜即可到达。面对这样一支快速机动部队，刘备即使在沿途安排侦察人员也毫无作用，因为这些便衣侦察员未必能跑过这些骑兵。

所以，当曹仁的骑兵出现在刘备面前时，刘备又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来的是曹军主力，也没有想到曹操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曹仁能亲自来。

刘备知道自己手下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但兵卒多是袁绍的人，刘辟等人更不堪重用，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为袁绍的事业牺牲自己的打算，所以他指挥的人马一触即退。

刘备并没有直接南下荆州投刘表，汝南郡失利后他率部回到袁绍那里，即官渡前线。

但刘备去意已决，后来汝南郡黄巾军又在龚都率领下响应袁绍，刘备再次请战，又南下与龚都会合，曹操派兵镇压，刘备这一次打了胜仗，杀了曹军将领蔡扬，那时官渡战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曹操打败了袁绍。刘备再攻许县已无意义，这才南投刘表。

曹仁得手后不敢停留，立即由汝南郡回师。

他没有走东路，而是绕道西边，推测起来，可能有意从许县附近经过一下，展示一下曹军的铁骑，让后方惶惶不安的人心有所稳定。

许县以西有很多山地，如陉山、鸡洛山、梅山等，曹仁率部路过鸡洛山，此山在今河南省密县境内，在这里曹仁与一队袁军突然遭遇，曹仁指挥人马将其击败。

曹仁不知道的是，这是袁绍派出来包抄曹军后路的。

原来，刘备南下后，有人建议袁绍不要把希望全放在刘备、刘辟身上，还应该再派一支奇兵南下与刘表联络，使南北夹击曹操的计划更有把握。

袁绍开始不同意这个计划，他的人马虽然占优势，但正面作战的部队也不是特别多，他的想法还是保证正面。但禁不住沮授反复建议，袁绍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派遣部将韩荀率一支人马从西面向许县后方迂回，目的地是南阳郡，到那里与刘表配合，组成联军夹击曹操。

韩荀的名气不如颜良、文丑、张郃等人那么大，事迹也不详，但在当时也是与颜良等人齐名的冀州名将。韩荀巧遇曹仁，误以为在这偏僻的山区也有曹军的重兵把守，于是不敢恋战，赶紧撤回袁军大营，向袁绍报告情况。

袁绍后悔不已，此后不再提分兵出击的事了。

◎实力依然不敌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八月，袁军主力又向前推进了一些，到达官渡的正面。

袁绍下令用沙土堆成土丘，在曹营前面呈东西方向展开，长达数十里，以此为依托构筑营寨。为了对抗袁军，曹操也分兵筑营，但如此一来，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有的史书认为此时在官渡前线对阵的双方兵力，袁绍有十多万人，曹操不足一万，曹军中的伤兵占到十分之二三。

这显然不准确，袁军人数估计得差不多，但曹军人数明显低估了。

曹操现在手下有多少人马？有的史书进行过分析，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有5000人，以后大小各战胜多负少，胜率在百分之七八十（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仅破黄巾一役就收降卒30多万，即使在战斗中不断有损耗，也不会如此少，用数千之众对抗十多万敌军，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

这个分析是对的，官渡前线的曹军不可能只有一万人，理由至少有三条：

一是袁绍构筑的屯营东西达数十里，而曹操能分营相守，说明曹军兵力虽少，但不至于只有数千人；

二是假如袁军是曹军的十多倍，袁绍应该采取围攻的办法，而不是现在这样两军对垒，让曹军进退自由，屡屡得手；

三是后来袁绍失败，很多史料都记载曹军曾坑杀袁军8万人，以8000之众完成坑杀8万人的事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袁曹两军的总兵力与他们投到官渡前线的兵力也是两回事。

算袁军的兵力不能只算他们在官渡前线的兵力，袁绍诸子袁谭、袁熙、袁尚以及外甥高干统率的人马还有不少，不在十一二万这个范围内。

而算曹军官渡前线的兵力不能把在各地的兵力都算进来，曹军总兵力假如有10万人左右，他们能用到官渡前线的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曹统区”还有数十个郡国、数百个县需要防守。曹操收黄巾降卒30万，如前所述这仅是个虚数，实际能编入战斗部队的顶多十分之一。

总之，曹军在正面作战的兵力被明显低估了，曹军在此的兵力应该在3万人左右，甚至更多一些。

上面说的是兵力，是比较悬殊的；论双方控制的地盘，曹操的劣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此时袁绍占有冀州刺史部的全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的一部，此外还有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在黄河以北的地区，统计起来有30多个郡国、300多个县。曹操实际控制着司隶校尉部、徐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的各一小部分，郡县数与袁绍相当甚至还略多。

但曹操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不如袁绍，地盘虽大，老的根据地不多，相当一部分是新占的地方，有的如汝南郡、关中地区、徐州刺史部等还很不稳定。地盘分散且面积很大是曹操的不利之处，他必须分兵把守，使兵力更不够用，在正面主战场就明显处于下风。

袁绍此次南下是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的，他从“袁统区”各地抽调人马重新编组和训练，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南下军团，总兵力的确是十一二万人，其中步兵十万人，骑兵一万多人，还有北方少数民族雇佣兵近万人。

袁军不仅数量占优，而且组织严密，兵种齐全，从史料中可以查到的此时在袁绍手下担任旅长（校尉）一级高级将领的有马延（步兵校尉）、韩定（越骑校尉）、王摩（越骑校尉）、睦元进（步兵校尉）、韩莒（屯骑校尉）、赵叡（越骑校尉）、蒋奇（步兵校尉）、荀谌（长水校尉）、高览（步兵校尉）、张郃（屯骑校尉）、韩荀（越骑校尉）、吕旷（射声校尉）、张觊（步兵校尉）。

沮授、郭图、逢纪、颜良、文丑、淳于琼、蒋义渠等人职务是监军或将军，类似于兵团司令或军长。辛评、许攸、苏由等人是袁绍的高级参谋。

从上面的名目看，袁军不仅有步兵、骑兵，还有射声校尉营即弓箭兵部队。而骑兵又分屯骑和越骑，屯骑是重装骑兵，人着盔甲，马披重铠，士兵用长枪和马刀，承担冲锋陷阵的任务，也称突骑。越骑是轻骑兵，士兵穿薄甲，配弓箭，承担远途奔袭、追击、搜索以及警戒的任务。

还有长水校尉，担负水上作战任务，同时负责架设桥梁、开辟道路以及攻城相关的土木作业等，类似于水军和工兵的混合部队。

相比之下，曹军的情况差得多。

由于准备的时间不足、地理分散等原因，曹军的正规化程度不如袁军。曹军主力部队包括步兵约三个军，屯骑和越骑各一个军，长水和射声各不足一个军。各军内部的编制也不满员，能投入到官渡正面战场的总兵力不足袁军的一半。

夏侯惇、曹洪、曹仁的军职已经升任为军长（将军），加上张绣，曹操手下的军长至少有四个人，其余将领目前的军职是副军长（偏将、裨将）、师长（中郎将）、旅长（校尉）等。

刘辟等人在汝南郡叛乱以及袁绍先后派刘备、韩荀等人南下包抄许县等事件发生后，曹操不得不重新考虑加强后方的军事部署，曹洪、曹仁、乐进、李典等人先后被抽调到后方。

目前，曹军在官渡前线以及各地的总体兵力部署是：

军长（建武将军）兼河南尹夏侯惇率步兵5000人守敖仓，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黄河之上的渡口孟津；

旅长（平虏校尉）于禁率步兵4000人守原武，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获嘉和黄河上的另一个渡口延津；

东郡太守刘延率步兵1000多人守白马，目前已撤退至官渡；

东平国相程昱率步兵700人守兖州刺史部目前的治所鄄城；

曹操亲自率副军长（偏将）徐晃、副军长（裨将）张辽以及警卫部队指挥官许褚等步骑混合部队1万多人守官渡，大本营的主要参谋人员有郭嘉、荀攸、贾诩、董昭、毛玠等人；

军长（扬武将军）张绣率本部约5000人转战到兖州刺史部，与程昱一道防守陈留郡一带；

琅琊国相臧霸等泰山帮成员防守徐州、青州，掩护右翼，兵力约有1万人，但不是曹军嫡系；

军长（厉锋将军）曹洪率1万人左右守卫南阳郡的宛县，防备刘表来袭；

军长（越骑将军）兼广阳郡太守曹仁率数千人守卫颍川郡一带，保证许县的安全；

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荀彧总揽许县事务，旅长（讨虏校尉）乐进、师长（中郎将）李典等率步骑数千人协助荀彧；

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关中，负责督运关中的粮草；

颍川郡太守夏侯渊负责督运徐州、兖州、豫州三地的粮草；

农屯师师长（典农中郎将）任峻负责督造兵器，并负责各类军用物资的运输。

这场大战最终耗时数月，双方直接调用的兵力达十几万人，间接调动的更是多达几十万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时间跨度长、兵力异地调动规模大的一次战役，如此复杂繁重的后勤保障是双方此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兵强马壮的袁绍在后勤保障方面也有软肋，随着战事越拖越久，这个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他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始终没有解决好。

曹操在后勤方面投入的人力更多，荀彧、钟繇、夏侯渊、任峻等人专司其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证着前线的需要。

钟繇不仅尽可能将关中的粮草运往前线，还征集到2000多匹马，对前线的支援作用非常大。

有了粮草运输也是难事，劫敌军的粮道往往是出奇制胜的手段之一，沮授就建议袁绍专劫曹军的粮道，使敌人因粮食供应不上而军心动摇，不战取胜。除了敌军外，四处盛行的流寇也经常打劫军粮。

任峻负责粮草运输时就深为流寇袭扰而头疼，最后他总结出经验，运粮时必须集中上千辆运输车才能成行，并且加派兵力予以保护，土匪看到想劫粮也不敢动手。

◎日食下的冲锋

劣势之下的曹军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以求出奇制胜。

但是，两军对峙完成后曹操指挥人马多次出击都未成功（合战不利）。

九月的一天，发生了日食。

日食作为异常的天文现象在古代被视为凶兆，也被看作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发生日食后，在许县的汉献帝刘协照例下诏，要求公卿就朝政得失写出专题报告（上封事），可以知无不言（靡有所讳）。刘协同时下诏中央和地方荐举人才，标准是孝行突出的人（至孝之人），三公每人荐举两人，九卿以及郡国守相、校尉等各荐举一人。

刘协的这项举措未必出自曹操的授意，一来在官渡前线的曹操此时应该无心考虑这些事，二来在人才观上曹操主张以才为先，以后又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与以孝为先的传统用人观不太一样。

距许县不到200里的官渡前线也看到了这次日食。对于战争而言，日食也预示着不吉利，通常情况下发生日食的时候交战双方都要停下来，因而日食有时候还起到意想不到的休战作用。

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伊朗高原，当时米底王国和吕底亚王国在哈吕斯河一带激烈交战，战事旷日持久，连打了五年还没有完。有一天，两军正在厮杀，忽然发生了日全食，顷刻间太阳全被吞没，仿佛夜幕降临，士兵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停止了厮杀。尽管不久之后太阳重新出来，一切恢复到正常，但交战双方都认为这是上天不满战争而发出的警告，于是决定不再打下去了，一场打了五年的战争因为偶遇一次日食而终结。

曹操看到了这次日食，但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敌人认为日食不宜作战的心理向袁军发起突然攻击。

曹军出击，却无法攻破袁军堆起的土丘，不胜而还。

双方陷入艰苦的对峙之中，为了取胜，都想了不少办法。

袁绍下令在曹军营外堆起土山，支起高高的瞭望楼（高橹），凭借制空权向曹营射箭。曹营暴露在敌人弓箭手的射程之内，营里的人想来回走动，只能蒙着盾牌慢慢走。

为了对付高处的弓箭手，曹军将攻城用的抛石车进行了改良，使之射程更远，力量更大，号称霹雳车，抛掷石块，专打袁军瞭望楼和土山上的弓箭手，瞭望楼纷纷被打倒，袁军的弓箭手也轻易不敢到土山上来。

袁绍见弓箭兵没有发挥威力，又调来了工兵，向着曹营方向开始隧道作业。干这活袁绍很在行，最终打败公孙瓒攻克易京用的就是地道战，但他不知道曹操也很在行，当初在张绣的安众防线面前差点全军覆没，最后也是由工兵们突击开挖出一条隧道才得脱险。

所以，曹操对袁军的拿手好戏早有防备，他们的对策是以地道对地道，在营中横向开挖出又长又深的壕堑，袁军的地道挖到这里时就暴露了出来。

双方都使出了浑身招数，打得异常艰苦。

陷入长时间对峙，对曹操来说更为不利。

这是因为，官渡更靠近曹操的核心区，压缩了曹操的战略纵深，为曹操的后勤补给制造了更大的困难。

曹军的粮食眼看接济不上了，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旦不能给士兵开饭，即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再好，部队也没有战斗力，更何况曹军这边士气本来就成问题，士卒叛逃事件时有发生，如果再没有饭吃，定会不战而败。

双方一边在前线相持，一边都睁大眼睛盯着对方的运粮队，袁绍三番五次派人打劫曹军的运输线，让曹操苦不堪言。

曹操也抓住一次机会，给袁绍的运粮队一次痛击。曹操得到情报，说袁绍有一支运输队在部将韩猛带领下正向前线开来，运粮车有数千辆之多。曹操问副参谋长（军师）荀攸谁能担负突袭袁军运粮队的任务，荀攸说副军长（偏将）徐晃可以。

徐晃脱离杨奉进入曹营后屡立战功，在攻打吕布以及东征刘备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在不久前进行的白马之战和延津之战中也充当主力。徐晃的临阵谋略和战斗力让曹操很欣赏，深入敌后攻击袁军的粮道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仅有勇力不行，还要随机应变，果断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在这一点上徐晃完全胜任。

曹操命令徐晃率队出发，同时派史涣为副将随行，这个安排体现了曹操对这项任务的高度重视。

史涣日后的名气虽然不如张辽、于禁、徐晃等人那么大，但曹操对史涣的信任却超过一般人，不仅因为史涣是他的老乡，从己吾起兵就追随他，更主要的是史涣做事稳当，对曹操忠贞不贰，曹操以后多次派史涣为监军。

徐晃和史涣率部出击，劫了袁军的运输队，可惜的是，缴获的粮食虽然很多，却无法运回，只能烧了。

前线缺粮，辛苦的不仅是阵前厮杀的部队，负责运粮的人也同样很难，为了保证供应，不分昼夜地从后方紧急运粮上前线。

为了给他们鼓劲，曹操专门向他们训话：“再过15天我就给你们打败袁绍，到时候就不再烦劳你们了（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

曹操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未必有把握，为了稳定军心，他必须装出胜券在握的样子。

曹操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加上头疼，弄得他常常睡不着觉。现在他满脑子装的都是粮食问题，整天愁眉不展，虽然夸下15天破敌的海口，但他知道除非奇迹发生，否则那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曹操产生了退兵回许县的想法，为此他给后方的荀彧写了封信，征求他的意见。

荀彧很快回信，不赞成曹操的想法，荀彧分析道：“现在军粮虽然很少，但还没有到楚汉在荥阳、成皋争胜时那样，当时刘邦和项羽都很艰难，但都不肯先退，因为先退的一方气势必然会受到打击。现在我们用很少的人阻挡袁军的进攻，扼其咽喉使其不能前进，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形势必将发生变化，一定能等来出奇制胜的机会。”

曹操认为荀彧说得有理，他又问计于贾诩，贾诩认为：“曹公您贤明胜于袁绍，勇力胜于袁绍，用人胜于袁绍，决断胜于袁绍，有此四胜然而将近半年之久仍不能决胜，是考虑问题太求万全而造成的，应该抓住机会奋力一击，大局必然可定。”

荀彧和贾诩都不主张撤退，认为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出奇制胜的机会。

正在这时，曹营里出现了一位神秘来客，仿佛上天专门安排的那样，给曹操带来了那望眼欲穿的决胜机会。

◎老朋友深夜造访

官渡前线，曹操还在苦思冥想。

这天晚上，曹操正在帐中洗脚，准备不去想那些烦心事，先睡觉再说，卫士进来禀报，说外面有个自称是他老朋友的人要见他，来人自报名字叫许攸。

许攸是曹操的老朋友了，已经多年不见，他目前是袁绍的高级参谋，怎会深夜至此？不过曹操在惊讶之余马上也明白了大概，知道好事来了。

听了卫士的禀报，曹操不禁脱口而出道：“子远来了，我的大事要成功了（吾事济矣）！”

曹操来不及擦脚穿鞋，竟然光着脚（跣足）跑了出来迎接许攸。

双方相见，顾不上寒暄，因为这不是寒暄的地方，更没有寒暄的时间。既然是老朋友，多余的话也就不说了，谈话直奔主题。

许攸开门见山地问曹操：“袁绍强盛，您如何破他？还有没有军粮？”

果然是老江湖，一开口就击中要害。

曹操也正想谈谈粮食问题，但他对许攸此行的目的还没有把握，是献计来了还是摸底来了搞不清楚。

曹操于是含含糊糊地说：“大概还可以吃一年吧（尚可支一岁）。”

许攸一听，毫不客气地说：“不对，请重新回答（无是，更言之）！”

曹操见瞒不过，只得说：“可以吃半年。”

这还是在玩虚的，许攸有点儿不高兴了：“您不想破袁绍吗？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呢？”

曹操这才笑道：“刚才是开个玩笑，其实粮食只够吃一个月的了，怎么办呢（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

其实这也是虚数，曹操之前说15天可以破敌的时候已经传达出了实情，他的粮食不是可以吃1年或半年，甚至也不是1个月，而只有10多天了。

许攸替曹操分析道：“您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草将尽，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袁绍一万多车辎重粮草在故市、乌巢一带，守卫的士兵警备不足，如果以一支奇兵发起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把粮草烧了，用不了三天，袁绍必然大败！”

曹操一听大喜过望，打败袁绍的机会来了！

曹操很清楚，许攸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

现在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的了，而许攸提供的恰恰是袁绍储存粮食的后勤基地的位置以及防守情况，乌巢位于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内，故市地名不详，也应该在这附近，这里位于黄河之南、官渡以北，在袁绍军营的背后。

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其实并不远，如果能出其不意地偷袭一下，一把火把袁绍的粮食都烧了，短时间内袁军后勤将接续不上，军心必然动摇。

这是一招制胜的绝好机会，曹操立即连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与诸将以及各位高级参谋商议此事。

但出乎曹操的意料，大多数人反对去劫粮，不是消灭袁绍的后勤基地不重要，而是大家不约而同提出了一个问题：许攸为什么此时来投？

是啊，在袁绍那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叛逃呢？会不会是袁绍使的反间计？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如果是袁绍使的一计，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众人不知道的是，许攸确实是真心来投的，他目前在袁营的处境很困难。

不久前，许攸向袁绍建议分兵进攻曹军，具体方案是，以主力的一部在正面吸引曹军主力，然后分另一部主力悄悄绕到曹军背后直接进攻许县，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奉迎天子反过来讨伐曹操，曹操即使不溃败，也会首尾难顾。

许攸的这项建议本来也很有价值，但刘备、韩猛已经两次分兵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袁绍不再考虑类似方案，就没有听从。

按说这也没啥，更不会因此跟领导反目成仇，但恰在此时许攸家里出了点事，让他动了叛逃的念头。

袁绍手下文武失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许攸一向说话口气大、脾气臭，不注意团结同事，平时人际关系一般，他跟审配不仅有矛盾，而且矛盾很深。

田丰、沮授失势后审配现在是袁绍身边的头号红人，审配一旦得势就想找机会收拾许攸。许攸家里的什么人这时候犯了法，审配把他抓了起来，并且扬言要挖后台，许攸又气又怕，干脆叛逃到曹营。

曹军将领们不知道这些，即便许攸主动讲了，大家仍然会觉得可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是陷阱该怎么办？

但许攸带来的这个情报太有价值，太具有诱惑性了。

作为弱势的一方，打正规战看来取胜的希望越来越小了，只能利用机会出奇制胜，打对手一个冷不防。出击袁军的后勤基地，的确是目前的最佳作战方案。

机会来了，关键是能不能抓住。

能不能抓住，关键是敢不敢去抓。

在不可能详细核实情报真伪的情况下，只有荀攸、贾诩认为许攸的情报可信，应该抓住机会，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扭转战局。

有他们的支持，曹操最终拍了板，决定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偷袭乌巢。

不是曹操喜欢冒险，而是他对许攸很了解。

作为20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许攸的秉性，这位仁兄的确智谋过人，但一向唯我独尊，不太合群，跟郭图势不两立的情况也早有耳闻。而且，许攸生性自私自利，做事情处处替自己着想，冒死跑到敌人那里献上一条让人生疑的假情报，这种事许攸干不了。

曹操决定亲自带队完成这项任务，众人大吃一惊，都以为听错了。

一场大会战，双方的主帅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主帅的安危不仅是个人的事，更关系到决战的成败和数万名将士的未来，所以凡有重大战事，主帅的周围必然有重重的护卫，中军、近卫军、贴身卫队，层层设防，为的都是保证主帅的万无一失。

而现在，曹操要脱离大营，率军深入敌后，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不是有没有胆量的问题，而是纯粹的赌博和冒险，所以大家都不赞成。

但曹操意志很坚决，他既然决定了偷袭的计划，就必须保证此行的成功，他可以派其他将领去，但是又不放心。

虎豹骑已经从南阳郡回到官渡前线，曹操把大营临时交由他和曹洪负责，由荀攸协助曹洪，曹操率5000人马趁夜悄悄出发了。

这支人马里有张辽、徐晃所部，肯定还会有虎豹骑的一部分，都是曹军精锐。

◎老将军的鼻子没了

乌巢的具体位置在袁军大营东北方约40里处，曹军此去必须经过袁军的防地。

为顺利通过，曹操让人准备了袁军的旗帜，在马嘴里衔上小木棍，用布缚住马口（衔枚缚马口），以防夜行途中马匹发出声响暴露行踪。曹操命令士兵还抱了很多柴火，这些都是有专门用途的。

路上遇到袁军，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这是敌人。

袁军询问是哪部分的，曹军士兵回答：“袁公担心曹军包抄后路（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派我们增加防备。”

一路上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居然都顺利通过。

袁军士兵戒备心如此之差吗？那倒未必，一切缘于许攸送来的绝密情报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除了袁军囤粮的位置之外，应该还有袁军的暗语口令等行军机密，所以曹军才能一路畅行无阻。

甚至可以推测许攸也一路同行，有他这个袁军的高级参谋在，行军路线、敌军守备情况、敌将姓名、暗语口令等都不成问题，所以曹军在夜里很快便推进到乌巢附近。

袁军在乌巢的指挥官是淳于琼。

淳于琼和曹操、袁绍是老同事，当年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他的祖籍是颍川郡，跟荀彧一个县。袁绍逃出洛阳，淳于琼跟着来到渤海郡，此后一直追随袁绍，深得袁绍的信任。袁绍解除沮授的兵权，沮授的身份原来类似于兵团司令，结果所部分成了三个军，分别由沮授、郭图和淳于琼任军长。

淳于琼这个军有一万多人，袁绍交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囤粮基地乌巢的安全，这批粮食是袁绍刚从后方调运来的，由袁谭亲自送来，有了这批粮食，袁绍料定曹操必败无疑。

曹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乌巢袁军营外，曹操下达攻击命令，将士们奋力拼杀，袁军没有防备，顿时陷入慌乱。

曹军攻入袁军大营，带来的柴火派上了用场，他们四处点火，袁军大营顷刻间变成火海。

如果放在平时，曹军未必能得手，但此时是夜里，袁军士兵毫无防备，大部分人还在睡觉，被惊醒后根本摸不清情况，也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只见各处都在起火，到处都是喊杀声，哪里还有战斗力。

袁军为什么如此麻痹大意？因为他们远在后方，前面全是友军，根本没有料到曹军大队人马能从天而降。

但老将淳于琼毕竟很有经验，加上袁军的总人数是曹军的一倍以上，在短暂的慌乱之后迅速组织反击，双方展开了激战。

淳于琼同时派人向大本营求救。

在袁绍那边，许攸突然不见了，这本应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袁绍应该马上警觉起来。

袁绍应该想到，许攸负气出走，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曹营，许攸是高级参谋，掌握这边很多军事机密，他如果反水，后果十分严重，但袁绍没有过于在意，直到接到了淳于琼的求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

袁绍立即召集儿子袁谭以及审配、张郃、高览等人商议对策，大家还没提出什么意见来，袁绍先入为主地认为曹操攻击乌巢，他的大本营必然空虚，此时不如置乌巢于不顾，直接进攻官渡正面的曹军，让曹操有去无回，所以袁绍下令张郃和高览率所部立即对曹军大营发起攻击。

但张郃却认为这个安排十分不妥：“曹操敢攻乌巢，率领的必然都是精兵，淳于琼将军肯定会被攻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大势已去了，不如先去救他。”

张郃的意见遭到郭图的反对，他支持袁绍的想法，坚持要张郃先攻曹营。

张郃跟郭图当场辩论起来：“曹营很坚固，之前已经打了很久也没有攻破，现在仓促之间能不能拿下实在没有把握。而淳于琼将军如果被曹操俘虏，我们也都得当俘虏啊（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

按理说，袁绍此时真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了，要么重新部署让张郃等人先救乌巢，要么继续坚持他的方案，但最好派别人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作为主将的张郃思想已经不统一。

可是袁绍仍然坚持让张郃发起正面进攻，而只以少部分轻骑驰援乌巢，这一下就坏了。

乌巢这边，战斗还在继续。

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曹操亲自督战，张辽、徐晃等人率部拼命厮杀，但始终未能攻破淳于琼的指挥部。

正在这时，侦察兵报告说袁绍的援军快到了，左右赶紧向曹操建议：“敌兵很近了，请分兵以拒！”

曹操头也不回地说：“敌人到了背后，再来报告（贼在背后乃白）！”

曹军将士拼死殊战，终于在敌人援军到来前的一刻将淳于琼的指挥部攻破，俘虏了包括淳于琼在内的袁军1000多人。

之后曹操组织人马回击袁军的援兵，将其打退。

曹军临阵斩杀的袁军将领有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人，这些人可能是淳于琼手下的师长、旅长级将领，而淳于琼本人则是被活捉的。曹操为了震慑敌兵，下令把俘虏的鼻子割去，把牛马的唇舌也割了，拿出来展览（以示绍军）。

这种残忍的办法是一种心理战，目的是让敌人害怕。果然，凡是看到过这一堆战利品的袁军士兵无不惊恐万分（将士皆怛惧）。

在这些被割去鼻子的俘虏里居然也包括淳于琼，这未必是曹操的命令，可能是乱军之中老将军被抓，大家不认识他，跟其他俘虏一样挨了刀。

淳于琼被带到老朋友曹操面前时已经血流满面了，他字仲简，曹操吃惊地说：“仲简，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何为如是）？”

淳于琼忍着痛回答道：“胜负自有天意，还有什么好问的！”

曹操念及都是老朋友，有点不想杀他，一旁的许攸插话说：“明天他若照着镜子看，一定不会忘了这件事。”

许攸看到老同事遇难，不来搭把手就算了，还在背后补上一刀，看来袁绍真没有把队伍带好，手下都是落井下石之辈。

曹操想了想许攸说的话也有道理，还是下令把淳于琼杀了。

乌巢一仗曹军艰难取胜，成为扭转全局的关键点。

袁军的大溃败开始了。

◎特殊的战利品

官渡曹军大营，袁军急攻，却未能得手。

张郃、高览也都是宿将，打仗很有两下子，但也没能攻破曹营。袁绍这才清醒过来，没有听张郃的建议全力增援乌巢是多么失策。

即使曹军的一部分主力离开大营，但一定会留下足够的人马防守，并且会做好充分准备，曹军大营已连攻数月而不下，现在想几个时辰就攻破谈何容易。

袁绍的指挥水平看来不怎么样，而郭图那样的“高参”也空有其名。郭图竭力劝袁绍发起正面进攻，看到自己判断错误，于是开始乱找理由给自己开脱，他向袁绍报告说：“进攻曹营失利，张郃反而很高兴（郃快军败）。”

郭图的潜台词是张郃对自己判断正确而沾沾自喜。明智的领导一定会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勇于承认错误，不会掩饰决策失误而会想办法进行弥补。可惜袁绍不是那样的好领导，他就爱吃郭图这一套。

郭图这个人看来有些本事，当初是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韩馥让了位，给袁绍立了大功。但他本质上是一名策士，在袁绍集团内部既不属于田丰、沮授那样的本土实力派，也不是颜良、张郃那样带兵出身的将领。他要往上爬，必须有一些特别手段。

郭图的特别手段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他攻击沮授，混上了带兵权，又攻击许攸，赶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现在又攻击张郃，也不考虑是什么时候了，会不会把张郃逼反。

消息传出来，张郃又恨又怕（忿惧）。

张郃跟高览一商量，干脆临阵起义得了，于是焚烧攻城器具，来到曹营前投降。

张郃看来很有经验，他可能考虑到了对方是否接受他的投降，于是先烧毁了攻城的器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一点很重要。

这时曹操还没回来，负责守营的曹洪居然不敢相信张郃是真投降（不敢受），荀攸对他说：“张郃的计策不被采纳，生气来投奔，不用怀疑！”

这也许是史家之言。张郃的计策是什么，袁绍有没有采纳，以及张郃为什么生气这些情况，当时的荀攸是来不及掌握的，但荀攸仍然能判断出张郃是真降还是假降，因为张郃把攻城的器具全都烧了。

曹洪、荀攸于是接受张郃、高览投降。

张郃和高览都是袁绍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民间有个说法，称袁绍手下有“河北四庭柱”，包括已故的颜良、文丑以及张郃、高览，认为他们是“袁统区”的四根柱子，可见分量不一般。

袁绍手下原来还有一位更有名的大将，就是在界桥之战中大败公孙瓒白马义从的麹义，但他没有出现在官渡之战中，据说麹义立下大功后有点功高震主，不服袁绍的领导，被袁绍借故处死了。

四根柱子，两根折了，两根罢工了，袁绍的大厦瞬间崩塌。

曹操回到大营，见到张郃特别高兴，把张郃比作殷商时的微子、楚汉时的韩信，任命他为副军长（偏将），以天子的名义封他为都亭侯。

不过，如果从实力上看，袁绍手里仍然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手里都握有重兵，只要安全撤回冀州，仍旧可以发起有效反击。

可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对于袁军将士而言，这一天简直是噩梦连连。

先是传说囤粮基地遭劫，粮食被烧光，老将淳于琼等人被杀，后来看到一些手捂鼻子从乌巢跑回来的士兵，一个个惨不忍睹，大家都惊骇不已。

紧接着，听说张郃和高览二位将军率领所部集体投降了曹军，大家根本不敢相信，但看到刚刚投降过去如今杀了回马枪的弟兄们时大家都明白了。

赶紧跑吧，跑慢了也没有鼻子了！

袁军不再抵抗，而是慌不择路地大逃亡。袁绍和儿子袁谭来不及穿戴整齐，仓皇出逃，带了800名骑兵一口气跑到黄河边才甩掉了曹军的追兵，渡过河去。

没有跑掉的就做了俘虏，事后统计曹军光俘虏就抓了好几万。郭图打仗不行，跑路比较有眼色，此时紧跟领导不掉队，侥幸保住了一命。

而沮授没有那么幸运，做了曹军的俘虏。

沮授以前跟曹操相识，他被人绑了来见曹操。

沮授一路大呼大叫：“我不投降，我是被抓的！”

见到曹操，曹操想招降他，对他说：“袁本初无谋，不听先生你的计谋，所以失败。如今国家未定，希望咱们一块来谋划。”

沮授坚决不降：“我的叔父、母亲和兄弟都在冀州，如果你念及旧情，就请从速把我处死！”

这是沮授的悲哀，生未逢明主，身处绝境时也只有选择死，所以他在路上要大呼大叫，为的是别让大家误以为他投降了，袁绍要知道他投降，他在冀州的亲人们必然遭难。

但曹操很欣赏他，还是不想杀他，在曹操眼里，沮授是荀彧、贾诩那样的人才，能力和人品都是一流的。

曹操叹息道：“如果早些得到你，天下何足为虑呀！”

曹操厚待沮授，但沮授只想一死。他公开逃跑，曹操无奈，只好把他杀了。

这场官渡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此战中曹军究竟俘虏了袁军多少人？这一点从曹操事后向汉献帝上的一份奏疏中可以看出来，这份奏疏不仅详细报告了官渡之战的战果，还回顾了以往的一些历史，透露出许多有趣的信息。

这份重要的史料是这样总结官渡之战的：

“大将军邺侯袁绍之前与冀州牧韩馥谋立故大司马刘虞，刻制了金玺，派遣原任县县长毕瑜到刘虞那里劝进。后来，袁绍又给我写信，说‘可以把都城迁到鄄城，然后考虑另立他人（当有所立）’。袁绍擅自铸造金银印章，俨然天子一样，孝廉、计吏都前往拜见他。

“他的从弟济阴郡太守袁叙给袁绍写信说：‘如今海内丧败，天意在我袁家，神灵有征，登大位者当在尊兄您。南兄的臣下欲使之即位，南兄说论年纪北兄更长，应该把大位让给北兄，想把御玺送来，结果却让曹操断了道。’

“袁绍宗族累世受国之重恩，却凶逆无道，诸如此类的事不可胜数。所以我整合兵马，与之战于官渡，乘圣朝之威，最后斩杀其大将淳于琼等八人，使之大败，袁绍和他儿子袁谭仅率少部分人逃走，共斩首七万多级，辎重财物以亿数。”

上面说的南兄是袁术，北兄指的是袁绍。

曹操所言斩袁绍八员大将应该是：颜良、文丑、韩猛、淳于琼、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叡。至于其他战果，这里说得很明确，斩杀七万多人。

还有的史书说，袁绍和袁谭不是率800人逃跑的，只有父子俩（绍与谭单骑退渡河）。袁绍手下其他的人诈降，后来被发现，结果都被坑杀了，总人数多达八万人（杀袁绍士共计八万人）。

曹操坑杀降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诈降，但按理说只有参与诈降的士卒才会被坑杀，张郃、高览所部战场起义和真心投降的肯定不在此列，8万多人全部诈降怎么可能？

动辄活埋数万名降卒的事不仅不合乎人性和伦理，也不合乎曹操此时作为朝廷司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不合乎胜利一方的利益。人力资源是此时最稀缺的资源，曹操未必是一个不杀生的善人，但他没有必要浪费资源，使用降将降卒一向是曹操的政策，曹操没有见到降卒就杀的习惯。

或许曹操坑杀了不少降卒，因为他们诈降，一怒之下活埋他们是可能的，但这应该是一小部分人。而曹操战报里说的斩杀7万多人应该是官渡之战的全部战果，包括白马之战、延津之战、汝南郡之战、乌巢之战以及徐晃、史涣击败韩猛之战等。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中除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外，还有两类特别的东西，一类是袁绍随军带来的图书、珍宝，之前说过这是袁绍刻意带来的，把郑玄老先生请出来随军也是同样的想法，袁绍想的是一口气拿下许县建立新朝廷，朝廷的体制、礼仪、官制等都要来个新面貌，所以带来了不少图书资料，还有摆在未来皇宫里的用具等，现在都成了曹操的战利品。

还有一类是袁军的公文、书信等档案资料，其中不乏绝密级档案，袁绍败得很突然，来不及带走也来不及销毁，全落到曹军手中。

袁绍强大时，“曹统区”有些地方官员、许县朝廷以及曹军中有不少人跟袁绍暗送秋波，写了很多信，这些都是通敌的罪证，曹操平生最恨的就是谁跟他玩潜伏，现在有了确凿证据，正好秋后算账。

可是，曹操却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把这些书信都烧了。

烧之前曹操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他对大家说：“当初袁绍那么强大，我尚且感到不保，何况大家呢（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此举让很多揪着起的心又放下了，大家不得不佩服曹操心胸博大，再也没有其他想法了。

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以曹操集团的突然胜利而告终，这场大战影响深远。

战后，全国的局势为此也发生了巨变。

第二章　孙权临危受命

◎还在窝里斗

袁绍输掉了老本，也输掉了锐气。

官渡之战这一年，袁绍大约57岁，曹操47岁。

袁绍父子仓皇渡过黄河，到了黎阳，他的部将蒋义渠在这里驻守。袁绍直到进了蒋义渠的大营，恐惧之情仍然难以平静。蒋义渠赶紧整顿人马加紧防卫，以备曹军趁胜渡河。

好在曹军没有立即渡河，曹操那边正忙着打扫战场，袁绍父子这才有了喘息之机。

回到邺县，袁绍应该开会反省一下这次惨败的原因，研究研究下一步如何报仇雪耻，但这些他都没做，而是先把关在监狱里的田丰杀了。

田丰当初劝袁绍不要急于出兵，认为要击败曹操应该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出击会将稳赢的局面变成一场胜负难料的对决，通常这对弱势的一方更有利。袁绍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田丰偏偏又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非要劝袁绍收回成命不可。袁绍大怒，认为大军未出之时，田丰的言论挫伤了士气，于是把他关了起来。

田丰字元皓，精通权略，是个奇才，年轻时也曾在京师的太尉府等机构供职，曹操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许以前见过面。

曹操听说田丰没跟袁绍一块南下，高兴得拍起了手：“袁绍必然要失败呀！”

后来袁绍逃遁，曹操感叹道：“假如田丰在这儿，袁绍何至于此！”

现在袁绍败军而还，看押田丰的狱卒高兴地对田丰说：“田先生，这一下好了，您要重新被重用了！”

谁知道田丰并不高兴，他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大军得势，我的下场还好，现在大军失败，我就要死了！”

田丰太了解袁绍了，更了解袁绍身边的人。袁绍身边落井下石的一号人物是郭图，二号人物是逢纪，之前逢纪多次向袁绍进过谗言诬陷田丰，这次干脆抓住机会，置田丰于死地。

袁军大败后，军中纷纷议论：“假如田丰在，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惨？”

袁绍开始也挺惭愧，他对逢纪等人说：“当初只有田丰劝我不要急着出兵，现在见到他我都很惭愧。”

袁绍的惭愧是真的，但逢纪看出了惭愧背后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他感到机会来了。

逢纪知道眼前的这位领导不仅志大才疏，而且死要面子，他表面谦和，很有气度，喜怒不形于色，但内在里气量很小。有这样特点的领导通常都比较好忽悠，你只要拣他最舒服的话说，挑他最有面子的事做就行了，逢纪看出来袁绍的惭愧是真，恼羞成怒也是真。

逢纪于是向袁绍打小报告说：“田丰听到您撤军回来，拍手大笑，得意于被他说中了（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

都到了这个时候，袁绍的手下仍不忘窝里斗。

袁绍果然气恼，动了杀机（于是有害丰之意）。

后来，袁绍就把田丰杀了。

曹操没有立即制订渡河作战的计划，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后勤保障问题。

过了年，即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春天，曹操率一部分人马来到兖州刺史部东平国，驻扎在安民，此行的目的是征调兖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一带的粮食，为后面的战事做准备。

曹操在东平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按照曹操的想法，袁绍新败，暂时无力南下，趁这个机会应该先解决刘表。

这次会议很重要，就连一向留守在许县的荀彧也参加了。

荀彧在会上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袁绍新败，其众离心，应该继续对他保持高压，直到完全打败他。如果我们远征江汉，袁绍趁机收拾残众，从我们后面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曹操认为荀彧说得有理，于是重新将主力部署到黄河沿岸。

四月，曹操亲自赶到东郡，在黄河岸边指挥了仓亭之战，再次将袁军击溃，袁绍所部完全退到冀州境内。

这时曹操有了一次渡河作战的机会，他可以由东郡渡河，东郡境内的濮阳是战略要地，一直在曹军掌握之中，东郡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曾经是曹操的地盘，他在这里多少有一定基础，先以此为基地，可以趁袁绍再败之机徐图冀州。

但是曹操却下令撤兵，并且一直撤回到了许县，原因是许县那边又出现了危机，这次危机的制造者还是刘备。

◎袁绍抑郁而死

在汝南郡被曹仁率领的虎豹骑打败后，刘备又回到了袁绍那里，他没有远走高飞的原因，一来是暂时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二来可能也认为袁绍的胜率更高，所以先回去再说。

面对当时陷入僵局的战事，刘备向袁绍提出一个建议，即向南再次去联合刘表，这个建议并无新意，之前也尝试过，但这次袁绍却同意了。

这是因为，官渡正面战打响以来，袁绍越来越感到吃惊，他原以为这场战斗容易得多，他有绝对优势，对付曹操这个小兄弟和曾经的部下，他认为自己没问题，曹操要么知趣投降，要么被一举荡平，可结果大出意外。

对峙时间太久，袁绍确实烦了，在阵地战不能马上取胜的情况下，刘备的建议显示了价值，袁绍命刘备再次深入敌后，去南阳郡一带联络刘表。

袁绍仍然没有给刘备调拨人马，只是让他率本部（将本兵）前往，大概袁绍也考虑到了，刘备此行有一去不返的可能，加之这次的任务很明确，是去联络刘表，也就是个联络员的角色，人马多少关系不大。

这时刘备手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好在骨干成员都还在，接到袁绍的命令，刘备立即率部再次绕行深入曹军之后。

刘备把能带的人都带上了，包括自己的家眷，势头不妙的话，也确实不打算再回来了。

联络刘表，应该去南阳郡。

南阳郡是荆州刺史部最北面的一个郡，一部分地盘掌握在刘表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已归附了曹操的张绣手中。

刘备却没去那里，走到汝南郡时，停下了。

刘辟被打散后，黄巾余部在龚都的带领下继续起事，已经发展到数千人，对于亟须扩充实力的刘备来说，如果能收编这支队伍，那就再好不过了。

由于跟黄巾军有过良好合作，刘备这次也没费太大的事，龚都等人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刘备的势力一下子壮大起来。

刘备学聪明了，不急于进攻许县，先站稳再说。

曹操听说后挺着急，但这时官渡之战还没有结束，他已派不出人马来支援汝南郡了，曹操命令一个叫蔡阳的部将组织地方武装进攻刘备。

蔡阳情况不详，不在曹军一流将领行列，一战下来，蔡阳大败被杀。

还没等刘备思考下一步应如何行动，从官渡前线传来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消息，袁绍的10万大军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曹军打败，袁绍率残兵败将已经逃回了冀州。

尽管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对刘备来说这个消息仍然有点儿太具戏剧性了，袁绍被打败似乎也算不上新奇，但这种败法却让人惊愕万分，也让人措手不及。

刘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待在汝南郡考虑着出路问题。

现在，听说曹操要亲自来收拾他，刘备急了，没等跟曹操照面，先跑了。

刘备去了荆州，真的投奔刘表去了。

时间到了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下半年。

这段时间，曹操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事，经过官渡大战后，部队需要休整以恢复元气，各地也需要平息流寇、发展生产，曹操想先把当年的庄稼收好，把明年的粮谷种上，为下面更大的战事积蓄力量。

袁绍也没有发起进攻，一来他的实力大损，官兵士气低落，内部纷争不断，没有力量重新组织进攻，二来袁绍自官渡大败以后好像换了个人，过去向来是意气风发、藐视一切，现在却灰心失望、毫无斗志，整天唉声叹气。

年近60的袁绍又忧又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住在邺县城里不再出来。曾经号令天下、威名远扬的袁本初，居然落到这般模样。

到了第二年，曹操准备好了粮草，将士也得到了充分休养，准备发起夏季攻势。曹操刚把各项部署安排好了，就等着发起进攻了，却传来消息说袁绍死了。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五月，抑郁中的袁绍发病呕血而死，享年约58岁。

袁绍死于何病史书均未做记载，但他的死跟弟弟袁术很相像，都是在心情极差的情况下染病的，死前都有吐血的症状。

从医学上讲，吐血分咯血和呕血两种，咯血一般是咽喉以下呼吸系统出了问题，而呕血通常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袁术和袁绍都属于呕血，袁术更是呕吐了一斗多的血，说明他们得的都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消化性溃疡，或者肝硬化引起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以及急性胃黏膜病变等，从他们兄弟二人相似的症状看，他们得的这种病可能有家族遗传史。

现在袁绍死了，虽然庞大的袁氏帝国仍未结束，但袁绍自己的时代结束了。

在汉末历史舞台上，袁绍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但也许命运不济，让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也许生不逢时，让他偏偏跟曹操处在同一个时代。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能力。

总之，他带着遗憾走了。

史书对袁绍的评价不高，称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还说他好强斗狠而不注意团结，一意孤行而逞能好胜，轻视嫡子而看重庶子，这都是灭亡的征兆（佷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

这些评价都还不够到位，跟他相识相知数十年的老朋友曹操对他的评价更深刻，曹操说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今河北省沧州市在东汉末年属冀州刺史部渤海郡，其境内的沧县高川乡前高龙华村东北有一处古墓，封土高大，占地约1500平方米，这座墓相传为袁绍墓。此地为平原，其北不远处有滹沱河故道东西穿过。

袁绍的故乡是豫州刺史部的汝南郡，现在是敌人的地盘，死后无法回故乡安葬，这也可以理解。袁绍的封地在邺县，也是他的行政中心，他没有安葬在这里，而是安葬在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渤海郡，这是不是出于他的临终遗嘱，已不得而知。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袁绍死了。

◎谯县大练兵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新年刚过，曹操决定回故乡谯县一趟，自从33岁那年结束在谯县的隐居生活回到洛阳，曹操已经15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其间有几次带兵路过老家附近，但出于各种考虑他没有回去，这次曹操决定在故乡多住一阵。

50年前，当时在位的还是汉桓帝刘志，有一天他在梦里看到黄星停留于古楚国、宋国所对应的天宇，醒来后大惑不解，询问星象学家殷馗。

所谓黄星就是土星，在五行中土对应的颜色是黄色，同时土星又被称为帝王之星，据此殷馗认为50年后在古楚国、宋国也就是如今的梁国、沛国一带将有真人出现，其势头无法阻挡（其锋不可当）。

这件事不是瞎说，它被记录在皇家秘密档案里，并在朝野间悄悄流传。

曹操之前也听到过这个说法，不过在他看来这即使不是无稽之谈，也跟自己毫无关系。但屈指算来现在正好过了50年，自己这个沛国人击破了袁绍，已经显露出独步天下的迹象，于是曹操又不经意间想起了关于桓帝那个梦的传说。莫非这是在说自己？

回想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在己吾起兵，当时自己只有35岁，算是个青年，如今13年过去了，自己也48岁了，已经过了壮年。

在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十多年时光里，曹操几乎每天都在战斗，好几次身陷绝境，如果想到这些曹操肯定会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现在，曹操又回到了故乡，这不是普通的休假，也不是一般人的衣锦还乡，作为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当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曹操的回乡之旅不仅隆重，还有军事上的意义。

曹操是带领一支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开到谯县的，他想一边回乡省亲，一边把部队带到沛国、梁国一带搞搞拉练。

在今安徽省亳州市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曹操练兵的传说，保留着运兵道等当年的军事设施以及观稼台、斗武巷、马场街等与当年历史有关的地名。在《曹操集》里保存了一篇军令，也是曹操这时候在谯县发布的。

在这篇《军谯令》里，曹操说他起兵为天下铲除暴乱以来，故乡一带的人民深受灾难，人几乎都死光了（旧土人民，死丧略尽），曹操说他此次回来，不管走到哪里，都很难见到一个熟人，不由得使他感到伤悲（使吾凄怆伤怀）。

在谯县练兵期间，曹操对战死将士后代的抚恤问题进行了安排，发布命令要求寻找死去将士的子女，找不到的就找他们的亲属作为后代，由国家分给田地，地方官府配给耕牛，设立学校，请老师教他们的子女读书。曹操还下令给死亡将士建立祠堂，让将士的后人们有地方祭祀他们的祖先。

曹操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死者地下有知的话，等我将来要死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这次回到谯县，曹操还顺便看望了他的原配夫人丁氏。

丁氏也是谯县人，前两年因故被曹操遣送回了娘家，现在就在谯县居住。

丁氏嫁给曹操后一直没有生育，在卞氏之前曹操还娶了刘夫人，刘夫人生下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以及长女清河长公主，可刘氏死得早，曹昂便由丁氏抚养，丁氏对他爱护有加。

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期间，由于自己的疏失导致张绣反叛，曹昂阵亡，这件事丁氏难以接受，她经常痛哭。

丁氏还经常埋怨丈夫曹操说：“你把我儿子杀了，你还跟没事人一样（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

说得多了，曹操有点生气，前两年把她遣送回娘家，想让她消消气。

曹操这次回来主动到老丈人家看望丁氏，当时丁氏正在织布，有人赶紧通报说曹公来了，但丁氏跟没听见一样（踞机如故），没有起身相迎的意思。

曹操过去，拍着丁氏的背说：“回头看看我嘛，跟我一块回去吧（顾我共载归乎）！”

哪知丁氏头也不回，也不回答。

曹操无奈，只好悻悻而出，走到门外，又说：“难道还让我求你吗（得无尚可邪）！”

丁氏仍不应，曹操叹息道：“看来真的情意已绝了！”

曹操只好把丁氏休了，希望丁氏娘家人把她再改嫁。可谁敢娶曹操的前妻？即使有胆大敢娶的，丁家人也不敢嫁。

丁氏出身于谯县有名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产生了丁宫、丁冲以及丁仪、丁廙等人物。丁氏进曹家后是正妻，对倡家出身的卞氏不放在眼里。丁氏被休后，卞氏对她很照顾，经常派人给她送东西，还趁曹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她接到府里来，仍然让她坐在上座，对此丁氏十分感激。后来丁氏去世了，卞氏又向曹操求情，让她不要葬在娘家而是送到许县安葬。

曹操对丁氏以及死去的长子曹昂还是很有感情的，曹操临死的时候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又想起了他们。

临终前，曹操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只是倘若死后有灵，见到子修，他问我母亲怎么样了，我将无言以对！”

子修，是曹昂的表字。

◎刘备驻扎新野

曹操在谯县大练兵是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准备的，在以谯县为中心的沛国、陈国、梁国以及陈留郡一带，曹操一方面加紧部队的休整和训练，另一方面筹集粮草等物资，积极备战。

曹操还动员军民开挖了睢阳渠，这是一条主要以军事运输为目的的人工运河，东起陈留郡的浚仪，西至官渡，官渡以上利用原鸿沟水沟通黄河，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可以直达睢阳或者由狼荡渠南下直达陈国、汝南郡，与淮河水系相连。

这一带原有的人工运河众多，睢阳渠的主要工程在官渡至浚仪一段，其余都是利用原来的运河，睢阳渠修成后，黄河、淮河两大水系连接更为通畅，“曹统区”的豫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北部以及兖州刺史部一带水运能力大为提高。

与陆路运输相比，由水路运输军粮更便捷、更安全，损耗也最小。曹操下令大修睢阳渠，为的是提高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他的眼睛时刻盯着黄河以北。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曹操亲自到浚仪视察，由谯县到浚仪途中要路过梁国，这里是曹操的忘年交——已故太尉桥玄的故乡，桥玄死后就葬在这里。

桥玄字公祖，跟江东二乔的父亲乔玄完全是两个人。曹操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桥玄慧眼识珠，称赞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并给予大力扶持，对于这段恩情，曹操自然无法忘怀，曹操派人以太牢之礼祭祀桥玄。

所谓太牢之礼就是用牛来祭祀，这个称呼来自西周，当时把祭祀分成三等：诸侯之祭用牛，叫作太牢；大夫之祭用羊，叫作少牢；士之祭用猪，叫作馈食。

牛现在是很普通的家畜，但在周朝初建时，牛是刚从雅利安人那里引进的新鲜物种，十分珍贵，用作祭品时表示最高礼节。羊在当时也是刚从藏族人那里引进的，数目也比较少，所以次之；猪是华夏人民自己驯养的家畜，等级较为普通。

桥玄从基层干部一直干到朝廷三公，是个实干型官员，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去世时家里没有产业，丧事不用殡礼，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桥玄官虽然做得很大，但没有受封过侯爵，曹操用太牢之礼祭祀他，超过了普通规格。

曹操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写得很生动，不同于一般的客套文章，一看就是曹操自己的手笔，不仅因为这篇文章有鲜明的曹氏风格，而且在文中除了表达对桥玄的赞颂和怀念外，还讲述了一件曹操与桥玄之间的往事：“当年您跟我有过约定：‘我死后要是你路过我的墓前，不用一斗酒一只鸡祭祀我的话，车过三步必叫你肚子疼，到时候不要怪我啊！’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如果不是至亲好友，又怎么能说出来呢？现在祭祀您，不是怕您生气使我生病，而是思念以前的旧情，心中悲伤啊（怀旧惟顾，念之凄怆）！”

曹操的目光盯着北方，南方的刘表却在独自叹息。

官渡之战突然结束，刘表同样感到错愕，这个结果多少出乎了他的意料，他突然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

袁绍当初派人到荆州联络他，希望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曹操，刘表口头上答应袁绍，但没有实际行动。袁绍败得这么迅速和彻底，让刘表感到吃惊，他才看清了北方的局势，看来很难抵挡曹操前进的步伐了。

刘表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袁曹能多斗一阵，最好你死我活地打上几年，让他坐收渔利，但这个局面并没有出现。

更让刘表心惊的是，官渡之战刚结束，曹操立即挥师南下，表面看是讨伐汝南郡的刘备，但刘表比刘备还紧张，担心曹操来个搂草打兔子，顺道来攻荆州。

就在这时，刘表接到报告，说刘备派人来见他，来的人是糜竺和孙乾，已经到了荆州。

荆州现在的治所是南郡的襄阳，即今湖北省襄阳市，糜竺和孙乾在这里见到刘表，表达了刘备想归附的想法。

刘表很高兴，对刘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刘表早就知道刘备的名字，这个跟公孙瓒同过学、跟陶谦共过事、跟吕布搭过伙、跟袁术交过手、跟曹操喝过酒、跟袁绍结过盟的人，早已不是一般人物，头上有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手下有关羽、张飞几员猛将，虽然现在人马不多，但谁也不敢小瞧他。

曹操迟早要南下，在用人之际，单就刘备的名望，就很值钱。

糜竺和孙乾回去复命，刘备正在走投无路，听到报告，他一刻不敢耽误地率部赶往荆州。

为了表示热情，刘表亲自到襄阳郊外相迎。

如何安排刘备，刘表做了认真思考，不知是不是受到陶谦的启发，刘表也给刘备找了一个好去处——新野。

新野是个县，隶属于荆州刺史部南阳郡，此时南阳郡的治所宛县已在曹军控制之中，新野刚好处在宛县与襄阳中间，是敌我对攻的要冲。

刘表给刘备增加了人马（益其兵），让他驻扎在新野。

如今的新野正如当年的小沛，都是当盾牌用的，刘备折腾了这么多年，又一次被人作为钢盔套在头上。

但刘备别无选择，这次的情况连上一回还不如，没人，没钱，没地盘，没前途，已属走投无路。刘表能收留他已是很不错了，地盘虽然小点但总算有个立足的地方，不能挑挑拣拣了。

新野北距宛县50来里，南距襄阳不足100里，实际上每天都生活在敌人的鼻子尖底下，形势一紧张，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刘表给刘备增了兵，让他来指挥这些人马，看起来很大方，其实除了增加防卫力量外，这些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视他，到关键时候，他的话对这些人并不好使。

情况如此复杂，换成别人说不定得愁死。

但对刘备来说这点事算不了什么，他经历过的事实在太多了，不用东奔西跑已经很满足了。

◎平定昌豨叛乱

官渡大战后的第二年，借着向东面调兵以及给部队搞拉练的机会，曹操在徐州曾有一次小规模的用兵，对手是东海郡太守昌豨。

之前说过，昌豨也可以算作泰山帮的成员，与臧霸等人关系密切，在汉末三国时代他虽然名气不算太大，却是让曹操吃过败仗最多的人之一。

有人统计过，曹操一生亲自指挥的战役和战斗共51次，其中胜43次，负8次，胜率超过80%，在汉末三国时代，这是一份惊人的成绩单。

打败曹操的这8次，分别是由徐荣、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人指挥，马超、袁绍也分别小胜过一次，还有一次即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

这份战绩表虽然收录了曹操一生50多次征战，但仍然存在很多遗漏，尤其是漏掉了一些虽然曹操没有亲自临阵却直接指挥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曹操的胜率明显没有那么高了。

最早对曹操一生军事成就做过系统性点评的也许是诸葛亮，他在《后出师表》一文中指出：“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像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但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诸葛亮说出了“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句名言。按照诸葛亮的评价，曹操虽然是当代的孙膑、吴起，但也有打败仗的时候。诸葛亮举了一些例子，尤其说到了五次攻昌霸不下、四次越巢湖不成，按照这个说法，曹操仅在这两个地方就吃了九次败仗。

诸葛亮此处并非贬低曹操，他想说的是现实中没有常胜将军，像曹操那么厉害的人，也有打不赢的时候。

具体情况虽然还有争论，不过这些事也是有来历的。昌霸虽然不像吕布、刘备、袁绍那样知名，但对曹操来说却更麻烦，官渡之战后，曹操一度分出了不少精力来对付他。

一般认为，昌霸即之前说过的泰山帮成员昌豨。

和臧霸不同，昌豨的忠诚度很低，曾随刘备在徐州起兵反叛。刘备后来投奔袁绍，昌豨也就散了，不过很快又在东海郡东山再起。

官渡大战后的第二年，曹操派夏侯渊分兵攻打昌豨，派张辽为副将，曹军将昌豨的大本营三公山围了起来，昌豨依托有利地形坚守。

现在叫三公山的地方有很多处，昌豨守的三公山在哪里已经不详，应该位于苏北、鲁南一带。当年曹操征陶谦曾围攻这一带的郯县，陶谦在外援刘备的帮助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郯县保卫战，曹军攻城无果被迫撤军。如今曹军又在昌豨面前一筹莫展，围着三公山数月，居然没有打下来，曹军准备的粮食眼看要吃完了。

夏侯渊考虑撤军，但张辽不同意，他认为：“最近我发现敌军的箭和流石越来越少，大概这是昌豨心里犹豫不定，不想力战，我想试试能否把他招降。”

夏侯渊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说那试试吧。

张辽来到三公山下，让军士朝上面喊话：“曹公有令，让我来传达！”

昌豨听到后，果然从山上下来跟张辽对话。张辽力劝昌豨投降，昌豨居然听劝，表示愿意投降。张辽为了取得昌豨的信任，主动提出一个人随昌豨上山。

张辽到了昌豨的家，像老朋友一样拜访昌豨的家人。张辽的真诚打动了昌豨，昌豨随张辽下了山，后来又一同拜见曹操。曹操对昌豨既往不咎，仍然让他担任东海郡太守。

曹操听了张辽的叙述，想到张辽上三公山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有点替张辽感到后怕。

曹操责怪张辽说：“这可不是大将能做的呀（此非大将法也）！”

张辽很有信心，对曹操说：“明公您的威信著于四海，张辽奉命而行，昌豨必然不敢加害！”

昌豨的这次反叛虽然平定了，但青、徐一带仍然是曹军的软肋，冀州形势未定，曹操不可能在此过多停留，对于青、徐事务，曹操除了继续依靠臧霸、昌豨等人外，也想了一些办法，他先后派出一批人到地方上任职，培养嫡系势力，何夔和吕虔就是其中的代表。

何夔字叔龙，豫州刺史部陈国人，以孝行著称，他也是名门之后，跟袁术有亲戚关系，袁术表兄袁遗的母亲是何夔的姑妈。何夔避乱淮南期间曾被袁术征召，但他对袁术十分不看好，为逃避袁术一度跑到山里躲了起来。袁术很不高兴，但由于是亲戚，也没有过于为难他。

何夔后来潜回家乡，曹操担任司空后听说何夔的名气，就征召他为司空府下面的一名副处长（掾属）。

曹操治下很严，对于犯错的办事人员，动不动就施以杖刑，何夔身上常揣着毒药，打算遇到这种情况誓死也不受辱。

曹操开拓青州刺史部，在山东半岛一带设了一个长广郡，下辖六个县，治所在今山东省莱阳附近，这里远离“曹统区”，在当时近乎孤岛，曹操想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到那里任职，他看中了何夔。

当时长广郡一带海盗盛行，其中以管承、王营等海盗头目势力最大，何夔到任后大力平息海盗，发展生产，在那里站稳了脚。

针对曹操刚刚颁布的一些新法令及租税征收政策，何夔认为长广郡新建，又紧邻敌占区，不宜于立即推行这些新法，就上书曹操建议缓行，同时认为管理郡国应该分远近新旧实行不同的标准，对于一些小事，可以由地方官权宜处理。

何夔的建议在现代管理学上就是分类管理、差异化经营，以及一级法人下的分级授权管理，对于长广郡这样成立时间不长、敌情又相当复杂的偏远郡国来说，这些都相当重要，曹操接受了何夔的建议。

何夔经营长广郡，为曹操在遥远的山东半岛打下了一根坚实的桩基，对于争夺青州、稳定整个东面的形势意义都十分重大。

除了何夔，吕虔也很能干。

吕虔字子恪，兖州刺史部任城国人，曹操担任兖州牧时便招吕虔为州政府属吏，看到他有勇有谋，便派他带兵驻扎在湖陆县，昌豨在东海郡反叛后，东海郡的襄贲县炅母等人响应昌豨，襄贲县公安局局长（县都尉）杜松无力平叛，曹操觉得吕虔有能力，就让他代替杜松担任襄贲都尉。

吕虔到任后展示出杰出的谋略和果敢，他设计诱使炅母等几十个叛乱头目来喝酒，派壮士隐秘于周围，等这些人喝醉之后，伏兵尽出，全部诛杀，形势稳定了下来。

曹操发现吕虔确实有才能，于是委派他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到青州刺史部泰山郡当太守。泰山郡以出精兵而与江南的丹阳郡齐名，此地民风强悍，黄巾军余部活动频繁，在其头目徐和等人带领下攻城占地，势力很大。吕虔上任后，在夏侯渊所部配合下对徐和进行清剿，很快平定了泰山郡。

曹操下令表彰吕虔的功绩，表彰令说：“有了志向就去完成它，这是烈士不惜牺牲所追求的。你到泰山郡以来，擒奸除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作战中你亲冒箭石，每次出征必获胜利。过去寇恂治理汝南郡、颍川郡出了名，耿弇在青州、兖州一带建立了功业，古今如此。”

曹操后来还让人举荐吕虔为茂才，加授他为骑都尉，让他在泰山继续当太守。吕虔前后在泰山郡任职十多年，为曹操巩固青州立下了大功。

◎虎步江淮陈元龙

官渡之战后不久，曹操任命的广陵郡太守陈登因病去世了。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徐州本土出身的陈登是地方实力派人物，先后辅佐过陶谦、刘备，后又跟随吕布，这些人都对陈登很倚重，因为他在徐州很有影响力。

官渡之战前，曹操抽不出力量支持东南方向，他把这里的事都交给了陈登，他原来只希望陈登能看住东南面的大门就行，没有更多奢求，但陈登干得很出色，远远超出了曹操的期望。

陈登到广陵郡后首先抓干部队伍建设，他明赏罚、重威治，使各级官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也赢得了百姓的信赖。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他进一步安抚民众，发展生产，很快便把地方治理得欣欣向荣，陈登也树立起崇高威望（甚得江淮间欢心）。陈登还收编了郡内的流寇武装，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

之前说过，孙权刚出道独立领兵就被陈登两次打败。孙策为对付陈登亲自出战，结果反遭意外。

陈登简直成了孙氏兄弟的克星。

陈登任太守的广陵郡位置太靠近长江，曹操考虑防守此地成本太大，于是收缩防线，在扬州和徐州之间已占的地区新成立一个东城郡，由陈登仍以军长（伏波将军）的身份兼任郡太守。

以陈登的军政才能及个人志向，本应该在此大展身手，但他却英年早逝了，死时年仅39岁。

但奇怪的是，史书里却查不出为陈登单独立的传，只是在其他人的传记里顺便对他进行了介绍。

通常这意味着陈登有问题，要么是叛徒，要么因罪被杀，但在所有史料里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

所以也有分析认为陈登并非真心依附曹操，他是地方实力派，有点像臧霸，甚至比臧霸还自由。陈登一直扬言要吞并江南，未必是想给曹操打天下，陈登也想建立自己的事业，成为曹操、孙权这样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分析只是推测而已，找不到直接证据。

不过陈登的死因在史书里却记载得很详细，陈登确实是得病死的。有一阵陈登突然感到胸闷，面色发红，吃不下饭，就请老朋友、名医华佗来诊断。

华佗字元化，跟曹操同是沛国谯县人，当时已经是享誉天下的名医，他喜欢四处行医，不分地位尊卑对病人一视同仁。陈登的父亲陈珪当过沛国相，其间举荐华佗为孝廉，因为这个原因，陈登和华佗是故交。

华佗对陈登进行了一番诊断，认为陈登吃海鲜水产品等生腥的东西太多，在胃里生了大量寄生虫，已经郁结难化。华佗煎了两升汤药，让陈登先服一半，隔一会儿再喝另一半。

陈登按照医嘱服下汤药，不到一顿饭工夫，即呕吐出了三升多长相奇怪的虫子，病也马上好了。

华佗临走前叮嘱陈登说：“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上好医生才有救。”

三年后，就在陈登刚调任东城郡太守不久，他的病果然复发。可惜华佗这时不在他身边，陈登只好眼睁睁地不治而死。

陈登死后，曹操亟须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应对东南方面的事，他选的是在司徒府里当处长（司徒掾）的刘馥。

刘馥字元颖，豫州刺史部沛国人，是刘氏宗亲，但枝节已经很漫远了，曹操刚到许县时，刘馥说服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投诚，曹操很高兴，让司徒赵温征辟刘馥为掾。

汉献帝建安初年在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人才里有一个人叫严象，是关中人，博学机智，曹操对他寄予厚望，袁术死后派他担任扬州刺史。曹操阵营的扬州刺史象征意义更多，他调动不了名义上是其下属的孙策、孙权等人，要地盘必须自己去打。

到了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手下的庐江郡太守李术突然发难攻击严象，把严象杀了，严象死时38岁。曹操把刘馥从司徒府处长的闲职上调过来，破格提拔他为扬州刺史，派他到九江郡、庐江郡一带跟孙权抢地盘。

当时扬州的江北二郡除孙权、曹操各有一部分势力外，还有梅乾、雷绪、陈兰等流寇，刘馥很能干，接受任命后单人匹马来到九江郡的合肥县，在这里建立州治，然后招降了雷绪等人。

合肥也从之前的一个普通县城，成为扬州刺史部的中心城市，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此后几年中，刘馥积极开展地方治理，发展生产，招纳流民，开展大规模屯田，兴修和治理了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他加紧城防建设，大修合肥城，平时让人准备了大量的守城用具，使合肥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后一次次抵挡了孙吴的进攻，数十年间魏吴势力此消彼长，但孙吴从来没能越过合肥一线，这与刘馥的贡献密不可分。

刘馥主政扬州，阻挡了孙氏势力向北面的进一步发展，为曹操腾出手来统一北方争取了时间。

◎孙权的“头三脚”

官渡之战后，对曹操来说，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唯一不足的是，看到江东孙氏集团进一步崛起，他却无能为力。

孙策的死一度使孙氏集团陷入危机，但随着年仅18岁的孙权成为新的接班人，危机也慢慢消除了。

孙策的死对孙权来说过于突然，那一刻，孙权除了悲痛还是悲痛，脑子里根本想不起别的事。哥哥临终前让他来挑起重担，但他的心里只有哀伤，连觉都睡不着（哭未及息）。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孙策的死讯尚未对外公布，但如果陈登、黄祖这些敌人知道这里发生了变故，定会趁势偷袭。还有那些虽已臣服但一直不稳定的地区，如果感到孙策死后群龙无首，也一定会蠢蠢欲动。作为孙策临终前寄予重望的“托孤重臣”，张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张昭对孙权说：“孝廉，这是哭的时候吗（孝廉，此宁哭时邪）？现在是奸宄竞逐，豺狼满道，请先把礼制放到一边，节哀振作精神。”

孙权曾被举过孝廉，所以张昭这样称呼他。

但孙权还是振作不起来，张昭不管，硬是让人给孙权换了衣服，扶着他上马，亲自陪着孙权出巡各军，形势才稍稍安定。

孙策平时最信赖的人有四位，分别是张昭、程普、周瑜、张纮。张昭负责文事，程普在武将中资格最老，周瑜当时的身份是中护军，同时兼任江夏郡太守，江夏郡还是黄祖的地盘，周瑜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攻打黄祖，他驻军在巴丘，即今江西省峡江县，距离孙策去世的地方有上千里，孙权让人送信给周瑜，让他火速前来。

还有一位张纮，就是向孙策提出“江都对”的那位，目前离得最远，在许县。

孙策去世前一年，派张纮出使许县，结果被曹操留了下来，曹操看中张纮的才干，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侍御史，还让张纮兼任九江郡太守，但不让他赴任，希望他留下来帮自己，被张纮以身体有病拒绝。

在江东内部，对孙权质疑的声音也不少，主要是他太年轻，之前也没有干出过什么业绩。对于他能不能领导整个江东，很多人都在观望。

孙坚和孙策实行强人统治，手下固然有不少精兵强将，但大家都以他们二人为核心，一旦风云有变，核心没了，这支队伍就有瞬间分崩离析的可能。孙坚死后数万人马顷刻间被袁术轻易吞并，就是例证。

江东各郡县虽然初步平定，但很多地方的统治并不稳固，州郡遍布英豪，个个不是省油的灯，一部分已经归顺的人此刻也在思量着另起炉灶，和孙权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君臣关系（未有君臣之固）。

孙策给孙权留下的地盘是五个郡，分别是会稽郡、吴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前四个郡原来就有，庐陵郡是从豫章郡中分出一部分新成立的郡。会稽郡太守由孙权兼任，丹阳郡太守是孙权的舅舅吴景，豫章郡太守是孙权的堂兄孙贲，庐江郡太守名叫李术。

此外，还有一个郡目前也在孙氏集团控制内。这就是江北的庐江郡，孙策生前发动了皖城之战，取胜后任命孙权的堂兄弟孙辅为太守。

吴景、孙贲还好，对孙坚、孙策一直很忠诚。孙辅就不太好说了，他对孙权并不太服气；还有李术，这个人野心很大。

论地盘，确实现在已经不小了，但孙策依靠武力手段平定江东，杀伐无数，被杀者中不乏地方大族、豪强，这些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支持者有的隐没于民间，暂不发声，但复仇之心未死；有的表面合作，可内心并不情愿。孙策遭遇意外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树敌太多也隐含着这个意外实出必然。

外部形势就更不用说了，曹操、陈登、刘表、黄祖等外部强敌此时也无不想趁隙相攻，曹操虽然无法分身，但他不会毫无作为，只要这边有一线机会，曹操就会抓住大做文章。刘表、黄祖的总体实力不亚于曹操，如果主动发难，江东的西面将面临巨大压力。

现在，不管是外部还是江东的内部，不少人都在盯着孙权看。如果头几脚踢不好，恐怕江东就有失去控制的危险。

按照朝廷诏书的要求，办完兄长的丧事孙权便留在吴县。周瑜等人也先后到了这里，周瑜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所部人马（将兵赴丧）。

张昭和周瑜给了孙权极大的帮助，作为孙策临终前指定的“辅臣”，他们二人都真心实意地愿意帮助孙权渡过难关（委心而服）。

张昭以讨逆将军府秘书长（长史）的身份向各郡下发文告，要求大家奉令行事，不得妄动，维护地方的稳定。张昭年纪比孙权大得多，孙策生前以师友之礼待之，孙权就把张昭看成自己的师傅，称呼他为张公。

周瑜以中护军的身份留在了吴县，他手下有一支从巴丘带来的人马，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点显得格外重要。

在张昭、周瑜的倾力相助下，各郡县基本保持了平静，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孙权开头几脚踢得不错。

这时，张纮也主动要求回到了江东，回来后成为孙权最重要的助手。张纮回来后，有些人劝孙权说他曾经接受过曹操的任命，不一定可靠（或以纮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可孙权对此毫不介怀。

张纮的职务是会稽郡东部尉，上任不久便被孙权召回，孙权认为会稽郡东部没有多少事，张纮在那里纯属浪费，于是让他回来协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会稽郡东部事务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解决（遥领所职）。

孙权刚刚接班，年龄还小，而外方多难，母亲吴夫人感到很忧心，她多次以谦逊、感激的言辞嘱咐张纮对孙权尽心辅佐（数有优令辞谢），张纮每次都以书面形式给予答谢回复，并不断反省自己。

张纮参与孙权的重要决策，遇到特殊事情和秘密决议，需要章表信函，或者与四方人士交结，孙权都让张纮和张昭来撰写。

孙权称张昭为张公，称部下其他人都呼其字，对张纮则是另一个例外，每次称呼他都叫东部，显示出亲切和尊重。

◎能文能武鲁子敬

现在，孙权感到最重要的事是聚拢人才，尤其是一流人才。周瑜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让孙权大为满意。

这个人，就是鲁肃。

鲁肃字子敬，史书上说他是临淮东城人，东汉没有临淮郡或临淮国，此处的临淮不知何指，不过却有东城县，属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一般认为此地在今安徽省定远县附近。

鲁肃小的时候父亲去世，由祖母养大，他们家很富有，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鲁肃乐善好施，经常大散家财，甚至把地卖了来赈济穷人，他好结交朋友，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

史书记载鲁肃身材魁梧，相貌出众（体貌魁奇），精于奇谋，又擅长骑马射箭，经常召集一帮年轻人到山中狩猎，其实是搞军事操练，借狩猎演兵习阵，这与一般印象中鲁肃的形象有很大不同。

周瑜刚被孙策任命为居巢县长时，有一次带数百人远赴九江郡一带执行任务，军粮成了问题，听说鲁肃家富有，于是来找鲁肃，要求支援点粮食。

鲁肃家有两个大粮仓，每个粮仓存米3000斛，合3万斗，是一个大数目。鲁肃随便指着其中一个送给了周瑜，周瑜大为惊奇，和他结成好友。

当时袁术听说鲁肃的大名，想任命他为东城县长，鲁肃看到袁术成不了大事，予以拒绝。他知道袁术不会善罢甘休，于是组织本族人以及跟他平日相好的年轻人共300多人到居巢找周瑜。

为防止袁术的人找麻烦，鲁肃让老弱者走在前面，让强壮的人走在后面，他们刚出发，袁术的人就追来了。

鲁肃让人在远处立了个盾牌，自己拉满弓，对追兵说：“现在天下大乱，有功不能赏，不追也不会受罚，你们都是大丈夫，难道看不清这些？为何还要苦苦相追？（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

说着，鲁肃冲着盾牌射出一箭，箭杆射穿盾牌而过，把追兵震住了，于是不再追赶。

这时正逢孙权刚刚掌权，周瑜便把鲁肃推荐给孙权。

孙权在一次宴会上见到鲁肃，与他交谈后十分高兴，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宴会散去，宾客们都走了，鲁肃也要告辞，孙权却把他留下，引至密室，面对面进行交谈。

这次谈话也十分著名，其重要性不亚于当年孙策和张纮在江都的对话。

在谈话中，孙权问鲁肃：“如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我继承父兄余业，想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勋，先生既然惠顾于我，如何来帮助我呢（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想了想，回答道：“当年汉高祖刘邦想尊崇义帝却不能够，因为有项羽。现在的曹操就像当年的项羽，将军为什么还要当齐桓公和晋文公呢？据我看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灭亡，为将军考虑，只有鼎足于江东，以观天下之变。这样的计划是现实可行的，因为北方多事（北方诚多务也），趁着多事，我们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占据整个长江流域（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是汉高祖的事业呀，岂是齐桓晋文所可比的？”

鲁肃的这番谈话与后来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天下三分异曲同工，曹操如果大败袁绍，中原局势将渐趋明朗，在鲁肃、诸葛亮等有识之士看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成为一种共同看法，不与曹操争锋是他们立论的基点，故此分别提出了三国鼎立的构想，事后证明都是很有远见的。

这番话让孙权心里豁然开朗，更加清晰了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孙权高兴地对鲁肃说：“现在倾尽我们全部力量，也只能辅佐汉室罢了，您所说的，还远远达不到啊！（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这当然不是孙权的真心话，也许他刚刚认识鲁肃，还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罢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孙权和刘备性格上的不同。

孙权没有马上任命鲁肃职务，而是以宾友的身份让鲁肃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孙权对鲁肃的重视多少让张昭有些不满，张昭经常责怪鲁肃不能谦让下士，对他非议很多，认为鲁肃年轻、经验不足，不能重用（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但孙权不听，对鲁肃更加倚重。

鲁肃过去是富豪，现在带着母亲和族人来江东，舍弃了家财，孙权就送给他母亲不少衣服帷帐，以及平时使用的东西，让他们的生活不比过去差（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

◎平息李术事件

孙权接班刚刚几个月官渡之战就结束了，曹操大胜，袁绍大败。

经过此战，曹军不仅没被削弱，而且俘虏了大批袁军，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打了大胜仗，放眼天下已无人能与自己争锋，曹操说话硬气多了，他以天子的名义向孙权要几个人。

这几个人里有华歆、王朗，还有虞翻，这几位都是名士，都身在江东。

作为朝廷任命的官员，王朗在孙策平江东时成为阶下囚，被软禁在吴县，华歆因为和平让出豫章郡，情况比王朗好得多，孙策生前待为贵宾。虞翻是江东本地的名士，目前担任富春县长。

曹操要这几个人，因为他们名气比较大，许县朝廷需要这样的人装点门面。

孙权不想让华歆走，华歆想走，对孙权说：“将军遵奉皇帝之命，这才能与曹公结下友情，但这份情还不牢固。让我去那边为您加深，岂不更好（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要是把我留下来，对您也是无用之物。”

孙权听了挺高兴，就答应放华歆。

华歆的名气确实不小，临别时来送行的人多达千人（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不少人都给他送了礼，华歆一一收下，只是偷偷记下各人所送的礼物。

走的那天，华歆把所有礼物放在一起，对大家说：“在下只想单车远行，现在把这些东西退还大家，请原谅。”

华歆到了许县，被曹操任命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后来职务不断升迁，担任过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最后位至三公，但是当年给孙权说的那些话基本忘干净了，多少年里也没有办过什么对江东有利的事。

王朗是从曲阿出发去许县的，不知何故，竟然走了整整一年才到（积年乃至），被曹操任命为谏议大夫，后来也位至三公。

但虞翻不想去，曹操本来想让虞翻当侍御史，后来听说他的才能很突出，和王朗、华歆这类纯知识分子还不是一类人才，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司空府里做事。

虞翻表示拒绝，他对人说：“这是盗跖想用他盗来的剩余财物引诱我，玷污我的清名（盗跖欲以余财污良家邪）！”

这也不奇怪，王朗和华歆愿意应召，因为他们都是北方人，又是曾经有实力有影响的人，在现在的情况下待在江东已没有任何前途，弄不好还有危险。

虞翻不同，虞氏是会稽郡的大族，在地方有很大影响力，孙策一向对虞翻很尊重，虞翻只想在家乡发展，不想当“北漂”。

这时发生了李术反叛事件，考验着孙权的智慧和手段。

李术是孙策任命的庐江郡太守，孙策攻下皖城，给李术3000人马让他在此防守，孙策死后李术开始蠢蠢欲动。

之前，李术杀了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从名义上说，孙权这个会稽郡太守也在严象的管辖之下，严象一上任就以刺史的身份举荐孙权为茂才。李术是庐江郡太守，严象也是他的上级，李术杀严象显得很蹊跷，有人认为这是孙权指使的，但这不太符合孙权目前的处境。

孙权没有实力跟朝廷和曹操公开决裂，所以他老老实实地待在吴县，对朝廷表现得十分恭敬，他下令李术去杀严象，并不可能。

而且，李术不仅杀了严象，还不听孙权的召唤（不肯事权）。这时江东有一些人发生了叛逃，有不少人逃到了李术那里，李术把他们都收留起来。

孙权写信让他把人交出来，李术回复说：“你要有德行大家自然会回去，你要没德行大家就会反叛，不应该把这些人交出（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大怒，这是对自己的藐视，如果不能收拾李术，他这个江东的新主人就再无权威可言。

盛怒之下，孙权并没有立即发兵问罪，而是先向曹操进行了禀报。

孙权给曹操写信，信中说：“严刺史是您任命的，又是州中推举的将领，李术悍然违反制度，残害州官，应该赶紧把他诛杀，以警告其他不法之徒（宜速诛灭，以惩丑类）。”

孙权还报告曹操，说他将率兵讨伐李术，为朝廷扫除奸恶，李术一定会跑去用假话欺骗您（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请务必不要相信。

打过招呼，孙权动手了。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底，孙权举兵攻打皖城。李术自知实力不够，闭门自守，并向曹操求援，因为孙权之前已向曹操打了招呼，而李术杀严象确是事实，因而曹操不救。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李术的皖城保卫战也打得很顽强，城中没了粮食，女人们饿得太厉害，就吞下泥丸充饥（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

最后，皖城还是被打下来，孙权下令屠城，将李术枭首，把他部下三万多人迁往别处。

李术叛乱事件是孙权接班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在张昭、周瑜等人的辅佐和支持下，他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尤其是提前做好与曹操的沟通，避免了曹操的干预和借机对江东的渗透，李术被杀，提高了孙权的威信。

不过，这件事还存在着许多谜团。

李术既然对孙氏谈不上忠心，为何孙策当年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他？李术又有什么把握，居然敢向曹操派来的刺史下手，难道没有考虑过后果吗？

也许李术是陈登那样的人物，眼界很高，志向很大，他至少拥有三万多部曲，说明在孙氏集团中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人物，看到孙权年轻，刚刚接手，江东面临着动荡不安，他错误判断了形势，也想来个“并吞江东”，率先发难也未可知。只是他的判断有问题，不具备跟孙权叫板的实力，或者运气不佳，打了败仗。

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孙权接班后发现李术不听指挥，但李术也就是依仗有一定实力在孙权面前摆个谱罢了，并没有造反的打算。孙权欲除之，就秘密地命他攻击严象。

李术没有多想就执行了，结果严象被杀，断绝了他投靠曹操的可能，孙权兴兵，李术灭亡。

这么推断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如果李术存心反叛，他攻击严象的行为就难以解释，除非他疯了，想同时给自己树起两个强敌。

孙权征李术，所率的主力是同族人孙河所部。

孙河字伯海，是孙坚的族子，与孙权同辈，年轻时就随孙坚征讨四方，此次以威寇中郎将的身份统兵讨伐李术。

孙权重新收复皖城，就让孙河兼任庐江郡太守。

此战也给孙权带来一个间接损失，前面提到过严象死后曹操派来一个能干的人当扬州刺史，就是新任扬州刺史刘馥，之前已经说过，这是一把好手，给孙权今后制造出不少麻烦。

◎两个堂兄弟

在一部分人眼里，孙权并不是接孙策班的唯一人选，甚至也不是最佳人选。

当时，比孙权更有人气的是他的三弟孙翊。

孙翊原名叫孙俨，个性最像孙策。孙策病重期间，张昭等人原本以为要让孙翊来接班，没想到孙策最终选择的是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

史书的这条记载看似轻描淡写，却隐含了不少信息，起码说明张昭等一部分重臣开始并不看好孙权，论起在孙氏集团中的影响力，孙权还不如三弟。

孙翊字叔弼，比孙权小两岁，孙策死时16岁，他的性格很突出，骁勇、彪悍、果断、刚烈（骁悍果烈）。

张昭等人不看好孙权，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应该还与孙权独立领兵后打的这几场败仗有关，尤其是被陈登所败的两次，损失实在太大。

不过，最终孙策还是选择了孙权，除了孙权在诸弟中年龄最大这层因素外，恰恰也缘于性格。孙策病重期间一定反思了自己所走过的路，所以才有那番临终前给孙权的教诲，孙策让孙权一定要举贤任能、各得其心，认为这是自己之前不足的地方，而孙权能把这些做好。

孙权掌权后，对孙翊给予了重用，孙翊被任命为副军长（偏将），当时孙氏集团的主要将领多是师长（中郎将）和旅长（校尉），有的还仅是团长（司马），孙翊的军职是仅次于孙权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孙权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四弟孙匡，他继承了孙坚的乌程侯爵位，不过影响不大，20岁时死了。另一个最小的弟弟叫孙朗，也叫孙仁，名字只在个别史书里提到过，事迹不详。

孙坚最小的弟弟孙静有五个儿子，老大名叫孙暠，算起来是孙权的堂兄弟，担任师长（定武中郎将），孙策死时他屯扎在孙坚的封地乌程，听说接班的是孙权，有点不服气，打算拥兵自立。

孙暠下达了命令，准备攻打附近的会稽郡（整帅吏士，欲取会稽）。

虞翻在富春当县长，听说孙暠的举动赶紧跑去相劝：“讨逆将军英年早逝，部属已由将军的弟弟孙权统摄，重兵已围城固守，我和郡中吏士们准备以命相搏，为新主公除害。你自己权衡利害吧（惟执事图之）！”

孙暠想了想，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多大把握，于是退回。

这是孙权掌权后发生的一次未遂叛乱，孙暠敢叫板孙权，可能看到了自己尚有一定实力，而且自家兄弟多，想乱中取胜，可惜他似乎既缺雄才又无大略，被虞翻几句话就给吓住了。

这件事后孙暠的事迹再无记载，想必孙权后来对他采取了措施，剥夺了他的兵权。不过，也许看在叔父的面子上，对孙暠也没有深究，孙暠有两个孙子，一个叫孙綝，一个叫孙峻，都是孙吴后期的权臣。

孙暠没挑事，但孙氏家族里还是有人把事挑了起来。

这个人是孙辅，孙贲的弟弟，也是孙权的堂兄弟。

孙辅字国仪，以旅长（扬武校尉）的身份追随孙策征战，在平定丹阳郡之战、皖城之战以及讨伐袁术等战斗中立下战功，他很能打，经常身先士卒。

孙策占有豫章郡后，看到这个郡太大，便从中分出一个庐陵郡，大体位置在今江西省南部，孙辅就当了第一任庐陵郡太守。

孙辅在庐陵郡干得挺出色，不久升任平南将军，兼任交州刺史，还假节（迁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

看到这个记载第一感觉是写错了，因为平南将军地位很高，平东将军、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将军是所谓四平将军之一，高于普通的杂号将军，如果杂号将军是军长，他就是兵团司令或军区司令员。

孙权现在只不过是个讨虏将军，也就是所谓杂号将军，相当于军长，而他手下的孙辅却已经是兵团司令、军区司令了，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孙辅还兼任交州刺史，更不可能。

但是，如果往下看，孙辅有这样的头衔似乎并不奇怪。

推测起来孙辅的年龄比孙策大，比孙权更大得多。孙辅从小跟着哥哥孙贲作战，在孙策开拓江东的过程中，孙辅和孙贲都坚定地支持孙策。孙辅的心思跟孙暠差不多，对孙策他们很服气，对于孙权，他们有点不服气。

孙辅决定与孙权分庭抗礼，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他要拉个外援来做后盾，这个外援就是曹操。

孙辅偷偷给曹操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不详，目的是想请曹操来（赍书呼曹公），也就是向曹操要援兵。一旦自己跟孙权翻脸，请曹操站在自己这边。

孙辅认为曹操一定会答应，因为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分化瓦解孙氏集团。但曹操最终却没能看到这封信，原因是行人报告了孙权，正在外面作战的孙权回兵了（行人以告，权乃还）。

“行人”不是行路之人，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而是使者的别称。孙辅派去给曹操送信的人反水，把信交给了孙权，孙权赶紧回来。他与张昭商议对策，布局停当后，佯装不知，把孙辅召来，跟张昭一块见孙辅。

兄弟俩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正谈论间孙权突然发问：“兄弟间闹点不愉快，干吗要呼外人来（兄厌乐邪，何为呼他人）？”

孙辅知道事情败露，无言以对。

为了维护孙氏集团的团结，孙权没有处死孙辅，但把他身边的幕僚亲信全部杀了，把孙辅所部重新整编，分散到其他队伍中，之后将孙辅软禁了起来。

表面看起来曹操似乎对于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其实未必。孙辅暗中勾结曹操是件大事，不会只写过一封信，暗中或许进行过多次沟通，孙辅突然得到了平南将军、交州刺史的高位，也许是曹操拉拢孙辅的手段，或者是交易条件。

表奏和遥拜泛滥后，大家可以替朝廷随意任命官职，不过一般来说，所任命的官职不能超过表奏人的本职。你是个太守，就不适合再任命别人当刺史；你只是个县长，也不大可能表奏别人当太守，那只会引起世人的笑话。孙权的军职是杂号将军，行政职务是太守，他不会表奏孙辅为平南将军、交州刺史。

孙辅不仅得到了头衔，还得到了一项特权，就是假节。

节是皇帝的信物，假节就是拥有了皇帝的特别授权，拥有此节就相当于天子本人亲临，根据持节、假节等不同等级其授权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获得此授权的不仅是重臣，还要执行某种重要使命才行。孙权不可能让孙辅假节，因为职务或许可以空口一说，而节则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孙权拿不出来。

所以，孙辅的新职务可能是有的，但与孙权无关，整个事件的背后都有曹操的影子，孙辅没有成功，缘于他的实力不够，同时他所在的庐陵郡位置偏南，要到达长江以北的曹操势力范围必须经过豫章郡，所以孙权有机会把他的信件截获。

从李术到孙暠再到孙辅，孙权刚刚掌权就一再遇到挑战，不过这些都被他依靠智谋和霹雳的手段一一化解了，这些也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沉着和老练。

当然，能处理好这几次危机，也有赖于张昭、周瑜、程普等人的坚定支持。张昭虽然开始并没有看好孙权，但孙策临终相托，让他迅速调整了方向，对孙权全力辅佐。

经过这几次危机，孙权的威望迅速提升，到孙辅事件为止，本集团内部已经没有人再敢向他叫板了。

◎一场质子危机

无论孙辅发动的未遂政变是不是曹操挑唆的，曹操对孙权一直放心不下都是事实，尤其看到孙权一上来头几脚踢得有声有色，他更坐不住了。

作为时下已无人能再与之相匹敌的强人，曹操不允许有人悄悄地发展壮大，未来某一天跳出来挑战他的权威。

曹操不担心荆州的刘表，也不担心益州的刘璋，虽然论实力他们现在都比孙权还要稳固和强大，但是他们是守成的割据者，发展潜力有限，不像孙权那样充满了强烈的扩张欲望。

可惜的是，曹操还腾不出手来对付孙权，他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肃清袁绍北方四州的势力方面，这个进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袁绍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个个都有相当的实力，靠武力讨伐得付出巨大代价。曹操采纳郭嘉等人的计谋，巧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打有拉，各个击破。

但是，这需要时间。对江东方面，除了让新任命的扬州刺史刘馥进行有限度的防御性周旋外，暂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不过曹操并不甘心，他想了一个办法，逼迫孙权向自己表忠心。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曹操突然以天子的名义下诏批评孙权，让他送质子（下书责权质任子）。

质子就是人质，一方向另一方臣服，表明自己忠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儿子送过去当人质，历史上最著名的质子是秦始皇的父亲，在称帝前他就被送到外地当了很久的人质。

曹操让孙权送质子也不过分，朝廷改刺史为州牧时向下面派了一些地方大员，像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等人，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就让他们把儿子留在朝廷，名义上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人质，现在主事益州的刘璋当初就是以质子的身份被扣留在朝廷的。

孙权不是州牧，但现在是讨虏将军兼会稽郡太守，事实上掌握了扬州的绝大部分地区，按照当年州牧的标准让他送质子，也是说得通的。

唯一的问题是孙权现在还没有儿子，他的长子孙登出生在七年之后，要送质子，只能在孙权的弟弟中挑选，最有可能的是孙匡，他是吴夫人最小的儿子，又是乌程侯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对孙权来说，这又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事。

一旦送质子入朝，就多了一层考虑，今后在战略决策上就受到了限制，若因为双方摊牌而引起质子丧命，就会背上不仁不义的名声。三国时期有两个人在这方面颇受诟病，一个是袁绍，一个是马超。

袁绍当初反董卓，自己逃出了洛阳，叔父袁隗等家族50多口人还留在董卓手里，董卓认为袁绍不会造反，因为他手里有这50多条人命做人质，结果袁绍还是反了，董卓屠刀一挥，袁家人头滚滚。有人谴责董卓的残忍，但也有人埋怨袁绍，觉得是他不顾家人安危而起事，是间接的凶手。

马超一家被杀是多年后的事，那时候马超在外带兵，曹操怕控制不了，把马超的父亲马腾弄到朝廷担任卫尉，其实是高级人质。结果马超还是反了，马腾等100多口人被杀，有人骂曹操，更多的人则骂马超。

但是，不送人质又难过曹操这一关，现在公然与曹操决裂，显然还没到时候。

孙权心里没底，就召集大家讨论，张昭等人意见不能统一（犹豫不能决），只有周瑜态度鲜明地反对送质子。

最后孙权带着周瑜来到母亲吴夫人那里商议，周瑜说：

“过去楚国开始受封于荆山之侧，地不满百里，但是他的继承人很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以至南海，传业延祚900多年。现在将军承父兄之业，兼有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驾起舟帆清晨出发傍晚即可到达（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什么必要一定得送人质？

“人质送过去，就不得不听从于曹操（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以后有召命，就不得不去，受制于人。到那时，大不了给一个侯印，派十来个仆人，几辆车，几匹马，怎能与在南面称王称帝同日而语呢？

“不如不送，徐观其变。如果姓曹的能行正义而统一天下，到那时将军再事之也不算晚（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如果他行暴乱，那兵事如同火一样，不成就会自焚。将军暂且收敛起威力，等待时机到来，现在没有必要送质子。”

周瑜的一番话说到了孙权的心坎里，也打动了吴夫人。

吴夫人最后拍板，不送质子。吴夫人对孙权说：“公瑾和你哥哥同年，只小一个月，我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你以后要待他如兄长。”

由于吴夫人在孙氏集团中的崇高威望，她发了话，送质子一事就有了定论，大家不再议论，这实际上为孙权撑了腰。

这件事没有结果，不过曹操那边也没了下文，也许送质子也只是个试探，见江东方面很强硬，他也没法深究，双方仍然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吴夫人因病去世了。

吴夫人对孙权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他治军治政，使孙权收获不小（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临终前，吴夫人召张昭等人，嘱托后事。

吴夫人死后，孙权将母亲归葬于曲阿，与父亲同葬。

母亲的死除了让孙权悲痛以外，也让他受到了巨大损失。母亲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利用威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化解危机，而且在孙氏家族内部她也发挥着别人无法取代的调和、沟通作用。从现在的情况看，孙权的掌权之路并不平坦，对于挑战和挑衅，有的可以用强力加以平息，有的只能通过内部的沟通和妥协解决。母亲在时，遇到这种情况都好办；如今母亲不在了，这些事需要孙权直接出面来解决。

吴夫人的弟弟——孙权的舅舅吴景对他的支持也很大，早在孙坚四方征战期间，吴景便担任丹阳郡太守，王受命出使江东拜孙策为明汉将军时，吴景被拜为扬武将军，名义上的军职与孙策相当。有舅舅在，孙权心里要有底得多。

更不幸的是，舅舅吴景也于次年病逝了。孙权让舅舅的儿子吴奋继续领兵，吴奋后来在江东做过都督。

不过，对于吴夫人死于何时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吴夫人死得没有这么早，后来孙权把妹妹许配给刘备，婚事就是吴夫人做的主，但这没有根据。

的确，有个别史书记载说吴夫人并非死于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而是死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但即使是那样，她也赶不上女儿出嫁。

◎逃不出的魔咒

就在这时，江东又发生了孙翊、孙河接连在丹阳郡被杀事件，震动江东。

舅舅吴景死后，孙权让弟弟孙翊继任丹阳郡太守一职。丹阳郡是江东最重要的郡之一，治所在宛陵县，即今安徽省宣城，所辖大体包括现在的皖南、苏南的一部和浙江西部，今天的南京、铜陵、芜湖。该郡北依长江，拥有江东最长的一段江防，西起今安徽省安庆市，东至江苏省镇江市。

论实力，江东诸郡中以吴郡最强，其次是会稽郡，但若论战略地位，丹阳郡则排在首位，一方面它处在长江防线的最前沿，另一方面这个郡自古出精兵，是孙吴最重要的兵源地。

丹阳郡多山地，黄山就在该郡中，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山民身体强健，好武习战，秦汉以来，丹阳兵几乎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长期以来扬名疆场。

孙翊继任丹阳郡太守，这一年他才20岁。

孙翊的性格最像孙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一把好手，但治理地方却明显经验不足，对于地方事务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警惕，结果到任不久就被人杀害了。孙翊死后，孙权派庐江郡太守孙河紧急前往丹阳郡以防不测，不料孙河也在那里遇害了。

这两件事来得很突然，它的来龙去脉是，孙策曾杀了前吴郡太守盛宪，盛宪有两个手下，一个叫妫览，一个叫戴员，他们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孙翊到丹阳郡后，把他们二人找出来，任用他们。孙翊遇害后，孙河来到丹阳郡，孙河责怪二人没有保护好孙翊，二人感到害怕，就杀死了孙河，派人到江北迎请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刘馥，但二人又被孙翊的部下徐元、孙高、傅婴等人杀了。

这件事情中涉及一个重要人物——前吴郡太守盛宪。

盛宪字孝章，曾在朝廷尚书台供过职，后来被朝廷任命为吴郡太守，孙策平定吴郡时盛宪已因病离任。孙策对地方豪杰和朝廷任命的刺史、太守多有诛杀，盛宪有一定名气，孙策把他抓了起来。前面曾说过，在许县的孔融想救他，写信给曹操，恳请曹操出面以朝廷的名义征召盛宪到许县任职，曹操便拜盛宪为骑都尉，文告送到江东时，盛宪已被杀。

作为盛宪的手下，妫览、戴员一心为盛宪报仇，现在被孙翊重用，假意逢迎，暗中做着谋反的打算。他们二人拉拢了孙翊身边一个叫边洪的部将，准备伺机动手。

这时，丹阳郡所辖各县的县令、县长都来宛陵拜见孙翊，孙翊准备宴请大家一次，然后让他们回去。

孙翊的妻子徐氏精于卜卦，她算了一卦，认为不太吉利，劝孙翊另选时间宴请大家（卦不能佳，可须异日）。孙翊觉得各县的主官出来已经时间不短了，不想再让大家等，仍决定如期举行宴会。

孙翊打仗勇猛，但警惕性却不高，宴会上喝多了，平时他刀不离身，但一喝多就把刀扔在一边，宴会结束后空着手送大家。

边洪一看时机来了，从身后将孙翊砍倒，孙翊没有立即被砍死，但他一倒下，场面大乱，没有人来救他，边洪上去补了几下，孙权的三弟孙翊就这样当场丧命。

边洪杀死孙翊，逃入山中。

徐氏忍住悲痛，派人追捕边洪，于次日夜里将边洪缉获。这时妫览、戴员出面了，他们把罪责都推给边洪，来了个杀人灭口。

之后，妫览、戴员趁机作乱，妫览住进孙翊的府中，把孙翊的嫔妾侍从都占为己有，并试图霸占徐氏。

徐氏很有头脑，她没有做无谓的反抗。

徐氏假意答应下来，骗妫览说：“请等到月末时，摆好贡品祭奠孙翊的亡灵，之后我脱下丧服再答应你（乞须晦日设祭除服）。”

妫览信以为真，不再逼迫。

徐氏悄悄派心腹去联络孙翊的部将孙高、傅婴等人，请他们搭救。

孙高和傅婴哭着说：“我们都受过孙翊将军的厚恩，当时之所以没有拼上一死，是因为死而无益。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只是办法还没想出来，故而没有禀告夫人。夫人所托之事，正是我们想做的！”

孙高、傅婴找来效忠于孙翊的20多个人，一同盟誓。到月末时，设立祭坛，徐氏痛哭祭奠，之后除去丧服，熏香沐浴，样子看不出伤悲，解除了妫览的怀疑。

徐氏私下里却唤来孙高、傅婴等人藏在房中。

徐氏请妫览，妫览高兴地前来，徐氏呼道：“二位将军可以出来了（二君可起）！”

孙高、傅婴等人立即现身，杀死妫览，之后又找到戴员，将他杀死。

徐氏重新换上丧服，带着妫览、戴员的人头到孙翊墓前祭奠。

这时，孙权亲自赶到了丹阳郡，把妫览、戴员的余党全部诛族，提拔孙高、傅婴为牙门将，对其他有功人员也都给予奖赏（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

孙翊和孙河相继遇害，孙权一下子少了两个郡太守，他后来任命的丹阳郡太守是孙静的次子、孙权的堂兄孙瑜。

从孙坚到孙策，再到孙翊、孙河，要么死于意外事件，要么死于暗杀，孙氏家族似乎总走不出这个怪圈。这些偶然事件的背后，也许藏着一些必然的原因，有他们性格方面的，也有做事手段上的。

从性格上说，孙坚、孙策父子都有轻佻暴躁的一面，使他们在英勇之余缺少相应的谨慎，所以能让暗中潜藏的对手轻易得手；从做事手段上看，孙坚和孙策都好杀戮。尤其是孙策，对江东大族动不动诛族，积蓄了很多仇恨，从许贡的手下，到盛宪的旧部，他们立誓报仇，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达到目的，这种仇恨是相当可怕的。

对孙权来说，这些事情相继发生，势必会引起他的反思，结合兄长临终前的交代，他肯定认识到要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化解这种仇恨，而要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孙权处理完丹阳郡的事就返回了吴县，途中路过孙河侄子孙韶的军营。孙权想检查一下孙韶所部的备战情况，于是让人假扮敌军攻城。孙韶所部响应快速，调度得当，士卒个个奋勇争先，孙权很满意，让人告以实情，孙韶部下迅速平静下来。

次日，孙权见到孙韶，对这个17岁的族人很赏识，当场提拔他为旅长（随烈校尉），统领他叔父孙河的部下。孙韶后来长期在孙吴军中任职，官至镇北将军。

◎“老中青”三代组合

经过一系列事件的锤炼和考验，没有人再怀疑孙权这个新掌门人是否有能力带领江东走向新的辉煌，从外部对手到内部的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发展潜力深信不疑。

由孙坚缔造、孙策发扬壮大的江东孙氏集团已经人才济济，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搭配的最佳阵容。

这里的老、中、青三代，可以不从年龄的角度去理解，而从他们加入孙氏集团的时间来区分，在孙坚时代便加入的人可看作“老一代”，孙策时代加入的视为“中一代”，而孙权接手后培养、提拔的为“青一代”。

“老一代”包括程普、吴景、孙贲、孙河、徐琨、黄盖、韩当、朱治等，吴景、孙河已经去世，孙贲、朱治前面多有涉及，这里介绍一下程普、徐琨、黄盖、韩当等几位的情况。

程普不仅是孙坚手下最著名的武将之一，在孙策讨伐祖郎之战中是他拼死相救孙策才逃过了一次危机，孙策死时程普的职务是师长（荡寇中郎将），孙权掌权后，派程普镇守地方，先后兼任零陵郡、江夏郡太守，这两个郡均非孙吴实际控制，但与江东交界，程普兼任，是把这些地方作为下一步的进攻目标。

徐琨是孙坚的外甥，但孙权又娶了他的女儿为夫人，他成为孙权的岳父，所以职务较高，已经当上了军长（平虏将军），军职跟孙权一样，高出程普等人。

黄盖的名气比较大，但军职不太高，孙策死时大约只是团长（司马），到赤壁之战后他才升为师长（中郎将）。韩当的军职高一些，孙权接班时已经是旅长（先登校尉）了。

程普、徐琨、黄盖、韩当这些“老一代”将领在军中的威望都很高，孙权很尊重他们，但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高低有别，以徐琨最高，程普次之，韩当再次，黄盖最低。

从孙策到孙权，军中都不另设统帅，孙策以明汉将军、讨逆将军的身份亲自指挥所部兵马，到了孙权，军职改为讨虏将军，他的将军府便成了孙吴的总指挥部，手下的偏将、中郎将、校尉、都尉等均归讨虏将军府指挥。

遇到不能亲自指挥，又需要多部人马配合的战役，孙权往往指定一名将领作为负责人，称为都督，被选为都督的人不一定军职最高，可以用旅长（校尉）指挥师长（中郎将），用师长（中郎将）指挥副军长（偏将），这就是孙吴前期的都督制，都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销。

程普虽然不是孙权部下军职最高的将领，但他年龄最长，资历最高，大家都尊称其为程公（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是军中的灵魂式人物。

再说说孙策时代加入的“中一代”。

孙策时代加入的人包括张昭、张纮、周瑜、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吕范、凌操、太史慈、贺齐等，其中张昭、张纮是文士，周瑜、周泰、太史慈前面已有提及。

蒋钦字公奕，九江郡人，孙策讨伐袁术时加入，孙策东渡后，升为别部司马，参加平定诸郡的战役，豫章郡归附后，蒋钦担任县尉、县长等职，后升为豫章郡西部都尉。

陈武字子烈，庐江郡人。孙策在寿春时，18岁的陈武前往拜见，追随孙策渡江，征讨有功，升为别部司马。孙策破刘勋，得到不少庐江郡人，因为陈武出自该郡，就整编为一支精锐由陈武率领。陈武为人仁厚好施，乡里及远方客人多来依附，他也深得孙权的喜爱，孙权曾数次到他家里。孙权命陈武督五校，这是特别设立的五支人马，相当于孙权的中军，平时负责孙权和大本营的安全。

董袭字元代，会稽郡人，身材高大，武力过人。孙策攻下会稽郡后，在高迁亭见到董袭，孙策很喜欢他，让他到郡里的门下贼曹任职，后拜为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又升为旅长（扬武都尉），参加过攻皖城之战和征讨黄祖的战斗。

孙权刚掌权时，吴夫人曾问董袭江东能否保平安，董袭说：“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讨逆将军恩德在民，讨虏将军承其基业，上下用命，张昭秉众事，我等为爪牙，此正是地利人和之时，万无所忧！”

大家听了董袭的话，都感到很振奋（众皆壮其言）。

孙权掌权后董袭的军职升得较快，先是旅长（越威校尉），后来升为副军长（偏将）。

吕范字子衡，豫州刺史部汝南郡人，年轻时当过县吏，后避乱寿春，结识孙策，率宾客百人追随孙策。孙策征战时身边总是不离两个人，一个是孙河，一个就是吕范。吕范跋涉辛苦、危难不避，孙策把他当成亲戚一样看待。孙策死时吕范任师长（征虏中郎将），是孙吴军中的实力派人物。

凌操表字不详，轻侠有胆气，孙策起兵后跟随征伐，经常冲杀在最前面（常冠军履锋），担任过县长，孙策死时任旅长（破贼校尉）。

贺齐字公苗，会稽郡人，年轻时也当过郡吏，后升为剡县县长。这时，孙策占领会稽郡，贺齐以县长的身份追随孙策，被孙策举为孝廉，又升他为会稽郡南部都尉。孙权掌权后，会稽郡南部一些县反叛，孙权派贺齐前往征讨，后升任师长（中郎将）。

蒋钦、陈武、董袭、吕范、凌操、贺齐等人，加上之前提到过的周泰、太史慈，是孙策重新起兵后追随的将领，他们多是猛将，作战勇敢，有的参加了孙策平定江东诸郡的战役，有的长期任职于地方，平复叛乱，屡立战功，目前的军职普遍为中郎将、都尉这一级，是江东军队的中坚力量。

除了重用父兄时代的旧部，孙权更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

除之前提到过的鲁肃外，还有吕岱、吕蒙、徐盛、潘璋、骆统、朱然、是仪、胡综、朱桓、步骘、陆绩、陆逊等，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密集的阵容迅速崛起，成为孙吴事业的骨干力量。

吕岱字定公，广陵郡人，作为“新人”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小，只比孙坚小几岁，年轻时做过郡吏，为避战乱南渡长江。孙权掌权后四处招募人才，吕岱这时前来应征，被孙权任命为吴县副县长（吴县丞）。

孙权很重视基层政权建设，有时还对他们的工作亲自检查。一次，孙权把各县的县长、县丞都召来，让他们汇报本县仓库、监狱等重要部门的管理情况（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吕岱的汇报最让孙权满意，于是把他调到身边工作，成为幕僚。

孙权后来发现吕岱的实干经验丰富，就让他出任余姚县长。吕岱到任后，招募精壮男子1000多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这时会稽郡东冶等5个县发生叛乱，孙权就任命吕岱为旅长（督军校尉），让他配合蒋钦前往征讨，将叛军首领擒获，孙权升吕岱为师长（昭信中郎将），他在新人中军职提升速度相当快。

吕蒙字子明，豫州刺史部汝南郡人，他有个姐夫叫邓当，是孙策的部将。吕蒙南下，依附于姐夫。当时吕蒙十五六岁，邓当经常参加讨伐江东境内山越的战斗。吕蒙悄悄混在士卒之中，在战斗中勇敢杀敌，邓当看见大惊，呵斥他但不能阻止。

有个人平时看不起吕蒙，有一天见到吕蒙，他又嘲讽吕蒙，吕蒙大怒，拔刀就把此人杀了。吕蒙闯下大祸，逃到同乡郑长家里躲避。

躲了一阵，吕蒙觉得不是办法，就跑到一个叫袁雄的校尉那里自首，袁雄很欣赏吕蒙，就千方百计替吕蒙在孙策面前求情，孙策召见吕蒙，发现他的确是个人才，就留在自己左右。吕蒙后来参加了讨伐丹阳郡的叛乱，因功升为旅长（平北都尉），还兼任县长。

徐盛字文向，徐州刺史部琅琊国人，遭乱客居江东，以勇气相闻，孙权统事后给他500人，任命他为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让他代理柴桑县长。

柴县紧邻荆州，是西拒黄祖的最前线，黄祖曾派儿子黄射率数千人来攻徐盛，徐盛当时手下可用的人马不到200人，与敌相拒，用弓箭射杀敌人1000多人，又抓住战机，打开城门，主动出击，大败黄射。

孙权提拔徐盛为旅长（校尉），徐盛后来征讨临城山贼有功，再升为师长（中郎将），孙权让他负责军队训练（督校兵）。

潘璋之前已做过介绍，他是孙权格外厚爱的将领之一。孙权先让他在豫章郡的西安县当县长，邻县建昌县贼寇横行，孙权让他过去兼任那里的县令。潘璋很有手段，仅用一个月就将叛乱平息，被孙权任命为旅长（武威校尉）。

骆统字公绪，会稽郡人。骆统的父亲叫骆俊，当过陈国相，袁术向其征粮，骆俊不给，袁术派人刺杀了骆俊。

骆统的母亲后来改嫁给华歆当了妾（为华歆小妻），当时骆统只有8岁。母亲改嫁后，骆统就要被送回老家。孙权兼任会稽郡太守时，骆统20岁。孙权让他担任乌程县令，他把乌程治理得井然有序，被孙权征为郡政府人事处处长（功曹），又代理旅长（骑都尉），参与军事。

孙权对骆统的能力和为人十分欣赏，就出面把从兄孙辅的女儿嫁给了骆统，骆统成为孙权的心腹之一。

还有孙权的同学朱然在孙权统事后进步也很快，不久就升为旅长（折冲校尉），孙权后来从丹阳郡分出一个临川郡，让朱然到那里当太守。

是仪字子羽，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他本来姓氏，当过县吏，后来任职于郡政府。当时孔融当北海国相，开玩笑说“氏”字是“民”无上，可改为“是”，是仪于是改姓。

是仪后来依附刘繇，避乱江东。刘繇军败，是仪迁居会稽郡。孙权征召名士，优待文人，就征用了是仪。孙权对他的才学很欣赏，让他负责机要事务（专典机密），还让他兼任旅长（骑都尉）。

孙权的另一个同学胡综进步不如朱然快，一直担任金曹从事，大概相当于孙权讨虏将军府里的一个处长，后来跟随孙权讨伐黄祖，被任命为鄂县县长。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县人，孙权任讨虏将军，朱桓来到他的身边任幕僚（给事幕府），后来外任为余姚县长。

朱桓到任后遇到疾病流行，粮食也出现饥荒。朱桓带着部下亲自处理医治病人的事情，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受到民众感戴。孙权升他为旅长（荡寇校尉），派他在吴郡、会稽郡整合遗散的士卒，一年之后，士卒多达万人。

在孙权亲自发现、选拔的新人中，出自吴郡陆氏的陆逊、陆绩颇为引人瞩目。

吴郡有“四大家族”之说，分别是虞、魏、顾、陆。其中陆家世居会稽郡和吴郡一带，最早可追溯到光武帝时的尚书令陆闳，陆闳之孙陆续涉中国最早的佛教徒楚王刘英谋反案被朝廷勒令还乡，禁锢终身。

陆续有个孙子叫陆康，之前曾提过他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一个风云人物，当过庐江郡太守，他有个侄子当宜春县长，被变民所攻，派人求救于孙坚，孙坚出兵相救，和陆氏建立起良好关系。

孙坚死后，孙策初依附于袁术，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占据淮南，又向庐江郡太守陆康借米3万斛，陆康不给，袁术派孙策攻陆康。这一仗打的时间非常长，前后达2年，最后城陷，陆康发病而死，时年已70岁。孙氏和陆氏虽同出吴郡，但自此结下仇恨。

陆逊是陆康的侄孙，他的祖父是陆康的兄弟陆纤，当过朝廷的城门校尉，也算是“省部级”高官，父亲叫陆骏，在九江郡当过都尉。陆逊10岁丧父，跟着陆康一起生活（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孙策围城前，陆康预感到不妙，于是让族人带着陆逊回到吴郡。

陆逊回吴郡时只有12岁，但陆康的儿子陆绩年龄更小，陆逊便承担起支撑陆氏家族门户的重任（逊年长於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掌事，组建讨虏将军府，征陆逊到府中任职，从事人事工作（东曹和西曹令史），当时陆逊21岁。陆绩后来也被孙权征召，从事将军府文秘方面的工作（奏曹掾）。

陆康被杀后，孙氏和陆氏结了仇，孙权为何还要聘陆逊、陆绩？这应该缘于孙策临终前的反思，他教诲孙权要注重选贤任能，收服人心，不要像他一样一味杀戮。孙权按照孙策的遗嘱改变了只重武力的政策，注意化解矛盾，尤其是与那些世家大族的矛盾，征聘陆逊、陆绩，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为了进一步让陆逊归心，孙权出面把孙策的女儿——自己的侄女许配给陆逊为妻，孙策是陆氏的仇人，陆逊没有因此而拒绝，孙权感到满意。

论显赫，“四大家族”里除了陆氏要数顾氏，在汉末三国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顾雍。

顾雍字元叹，也是吴县人，他的曾祖父顾奉当过颍川郡太守。当年，天下最知名的大学者蔡邕被宦官迫害避难到吴地，顾雍曾向其学琴，受到蔡邕的赞叹，顾雍字元叹，意思就是被蔡邕所叹。

由于出身世家，顾雍弱冠后即被征召为合肥县长，又转到曲阿等地当县长，所过皆有治绩。孙权兼任会稽郡太守，但他长年驻扎在吴郡的吴县，不能到会稽郡赴任，就任命顾雍为郡丞，代理太守（行太守事）。

顾雍也干得很好，讨除寇贼，郡界平静，吏民归服。

第三章　再战黄河北

◎兄弟阋于墙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五月，一代风云人物袁绍因病去世，他留下了未竟的事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倒不是说袁绍此时的家业不够大，实力不够强。相反，虽然经过官渡之战的惨败，但他所一手缔造的袁氏集团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实力，只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没有解决好内部的纷争问题，随着他的死去这个集团便开始了严重的内讧。

袁绍的妻子姓刘，不是他的发妻，而是续弦，能嫁入“四世三公”的袁家，说明她的家世也相当不凡，她与前兖州刺史刘岱是亲戚，刘岱和当过扬州刺史的刘繇是兄弟俩，他们是正宗的汉室宗亲，推测起来，袁绍的这个妻子竟然出身于皇族。

关键是，这位刘氏是个极厉害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能当袁绍的家。在袁绍的三个儿子中，刘氏喜欢小儿子袁尚，经常在袁绍面前说他的好话（数称于绍），而对老大袁谭抱有成见。

推测起来也许作为长子的袁谭不是刘氏所生，而是袁绍原配的儿子，但这一点没有史料依据，只是猜测。

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则外人欺。袁绍迟迟不明确继承人的问题，官渡之战前夕又分别委派三个儿子和外甥高干为四个州的刺史，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他们家庭内部出现了分歧。

沮授、田丰这样有责任感的人看到后会向袁绍苦谏，而逢纪、审配、辛评、郭图这些投机分子则看到了机会。于是，逢纪、审配依附于袁尚，辛评、郭图依附于袁谭，形成了两大派。

逢纪和审配原来并不和，但官渡之战后二人关系发生了戏剧性改变。袁绍官渡之败，审配应该负重大责任，后来有人向袁绍说审配的坏话，袁绍问逢纪，逢纪使劲帮审配打圆场，弄得袁绍很奇怪。放在以前，这正是逢纪求之不得落井下石的好机会。

袁绍于是问逢纪原因，逢纪这小子居然冠冕堂皇地说：“以前我们闹矛盾是私人恩怨，现在可是国家大事。”

其实他们眼里的私人恩怨从来都重于国家大事，过去如此，现在依然这样。逢纪之所以护着审配，是因为郭图、辛评已经团结在一起，他没有人可联络，只能团结审配。为了共同的目标，这一对互为眼中钉的对手走到了一起。

袁绍大概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早，一直到闭眼的那一刻都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政治交代。

袁绍死后，大多数人认为袁谭是老大，应该推举他做接班人。但此时袁谭在外地，逢纪、审配等人在刘氏的帮助下掌握了先机，伪造袁绍的遗嘱，抢先让袁尚接班。

刘氏生性嫉妒，为人凶残，袁绍刚死还未来得及入殡，她就把袁绍生前宠爱的五个小老婆全部杀死。刘氏又很迷信，她怕这几个人到阴间见到袁绍告状，于是把她们的头发剃了，用墨涂黑她们的脸（髡头墨面），把她们全部毁容。她心爱的小儿子袁尚倒也挺孝顺，帮助老妈把她们的家人也全部杀光。

史书对袁谭的评价较袁尚好，认为袁谭颇为仁爱聪慧，而袁尚仅仅是长得英俊而已。袁谭此前担任青州刺史，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建树，倒也基本称职，在实践中锻炼了才干。

袁绍吐血而死的时候袁谭估计在青州，他听到消息赶到邺县时，袁尚已经宣布继位，大势已去。他于是与辛评、郭图等人移驻到黄河边上的战略要地黎阳，自称车骑将军。

开始，他们二人还没有完全翻脸，逢纪、审配拥戴袁尚是“代绍位”，即代替袁绍的职位，袁绍死前是大将军，袁尚继承的应该是这个职位，虽然这个职位应该由朝廷任命，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可能，袁尚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朝廷颁给他老爹的印绶拿过来自己用就行，反正上面也没刻名字。袁谭自称车骑将军，这是大将军的副手，说明他名义上仍服从袁尚的领导。

黎阳是与曹军对峙的前线，袁谭替兄弟袁尚看大门，可袁尚却不给支援（少与之兵），还把逢纪派过去监视他的行动。袁谭请求增兵，审配鼓动袁尚不答应，袁谭忍无可忍，把逢纪杀了，兄弟俩正式翻脸。

曹操得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在建安七年（202年）九月渡过黄河，进攻黎阳的袁谭，袁谭告急，再次向袁尚求援。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诗经》里的句子，袁尚再笨，也知道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在曹军的进攻面前，他决定亲自率兵支援大哥。

袁尚之所以亲自来，不是出于对敌情的重视，而是害怕派别人来镇不住大哥，让袁谭趁机把他的人给夺去了（恐谭遂夺其众）。袁尚让审配守邺县，自己率部到达黎阳。

事实证明，袁绍即使死了，他留下来的军队仍然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建安七年（202年）九月一直到次年二月，曹操亲自指挥围攻黎阳，居然没能打下来。

后来，袁谭、袁尚估计实在守不住了，突然率部趁夜逃出黎阳，退还邺县。曹操率军追击，袁尚终于找着了露脸的机会，在路上打了曹军一个埋伏，曹军败退。

之后，曹军竟然放弃追击，直接退回黄河南岸了。

曹操此举让人不解，但这是明智的。

或许曹操也想到了《诗经》里的那句话，对于随时会反目成仇的袁氏兄弟来说，加强进攻只能让他们更团结，而一旦外界压力减轻他们就会陷入内斗。

事实果然如此，曹军撤退后袁谭对袁尚说：“我部铠甲不精，所以前面让曹操打败了。现在曹操退兵，将士都盼着回家，等他们还没有渡过黄河时，突然发起进攻，可以让他们大败，这个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呀！”

袁谭自愿为前部，请求更换将士铠甲并派兵进行支援。

对于袁谭的建议袁尚犹豫不决，既不增兵，也不给袁谭换装备，袁谭大怒。

郭图、辛评趁机对袁谭说：“当初挑拨你们父子兄弟关系的是审配，都是这小子进的谗言（皆是审配之所构也）。”

袁谭相信，于是率兵攻打袁尚，双方交战于邺县城外。此战袁谭失利，退到了渤海郡的南皮。

◎刘表坐不住了

这正是曹操想看到的结果，也是他主动撤兵的目的。

但是有人看了却很揪心，这就是刘表。

袁绍死后，刘表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曹操的头号敌人，本着唇亡齿寒的道理，他格外关心袁氏兄弟的情况，希望他们不要被曹操消灭。看到袁谭和袁尚不和，刘表十分担忧，派人分别给这兄弟俩送信劝和。

刘表在给袁谭的信中写道：“你弟弟虽然做得有些不对，但事已至此，仁义之士应该忍辱负重。刘氏虽然不喜欢你，但还没有到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与冯姜氏那样的程度，你们兄弟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舜与象那样尖锐，郑庄公尚且能筑地道与母亲团聚，舜也能把象分封到有鼻这个地方，你们更应该和好。”

郑庄公和舜的典故说的都是一家人之间如何抛弃旧仇重新和好，刘表为了劝袁谭看来是查了不少资料，下了很多功夫。

刘表写给袁尚的信也一样，引用大量典故，劝他以事业为重，先与兄长合作把曹操消灭了再来论谁是谁非。

刘表在这封信里写道：“如果兄弟能和好，袁家和汉室就都有指望了。如果不是那样，同盟也就永远完了（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

但是，刘表这个人一向只喜欢动嘴不喜欢动手，有想法却从没有行动。当初袁曹在官渡相峙，他要么支持袁绍，坚定不移、结结实实地在曹操背后捅上一刀，帮助袁绍打天下，事后当个窦融那样的开国功臣也行；要么像张绣那样归顺曹操，受到朝廷的嘉奖也行。这两种道路都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可他却犹豫观望，只想坐山观虎斗，没有任何动作。

现在刘表着急，也仅限于心里着急，实际行动也只是引经据典写了两封信。他又错过了时机。

对于机遇，有一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遇对大家有时候是公平的，前面给你留了机会你没能抓住，后面再想要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当摆在刘表面前的机会被他自己浪费完的时候，也就是他彻底失败的时候。

现在，当刘表饱含深情、下了很多功夫写成的这两封长信分别送到袁谭和袁尚手中时，这二人看都没有看一下，因为他们已经杀红了眼，只想接着打。

论实力，袁谭处于下风。袁尚被立为继承人后，袁绍的大部分政治遗产和军队都让袁尚得去了，袁熙和高干在他们的争斗中虽然还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袁尚，但他们都想观望，更不会表态支持袁谭。

袁谭退到南皮后，处境更加不利。

袁尚亲自率军来攻，袁谭再次大败，退到婴城。

袁尚又围攻婴城，袁谭逃往青州刺史部的平原郡。

袁谭一路败退的时候，他在青州刺史部的副州长（别驾）王修专门跑来帮忙。

王修字叔治，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孔融在北海国当过领导，他征召王修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袁谭到了青州，改任王修为副州长（别驾）。王修很重情义，看到老领导遇到困难，赶紧来了。

王修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劝袁谭：“兄弟就像左右手，有人打架先把自己的右手砍断，而对人家说我必赢，这可能吗？现在的问题是有奸人在其中捣鬼，请您不要听他们的，可以杀上几个佞臣，然后兄弟和睦，则可以横行天下！”

但王修的建议袁谭听不进去，即使能听进去，袁尚也未必肯合作。

这时，郭图给袁谭出了个主意，把袁谭吓了一跳。

郭图出的这个主意竟然想拉曹操为联盟：“如今将军地盘小、人马少，粮食匮乏，显甫若再来攻，时间长了我们无法抵挡。我以为可以联络曹操来对抗拒显甫。曹操到，必先攻击邺县，显甫回救，将军再率兵出击，如此邺县以北的地区都可以归将军。如果显甫不是曹操的对手而失败，他必然奔亡，将军可以收留他以拒曹操。曹军远道而来，粮饷不继，打上一阵必然退去，到那时，整个燕赵之地尽归我们所有，足以与曹操相抗衡！”

显甫，是袁尚的字。

这个主意实在太过卑下了，袁谭一开始想都不愿意想。不过事到如今，不听看来也不行了。袁谭问郭图谁可以出使曹操，郭图推荐了辛评的弟弟辛毗。

辛毗字佐治，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人，跟荀彧、郭嘉等人既是同乡又是熟人，曹操刚当上司空时四处搜罗人才，经荀彧推荐曾打算征辟辛毗，但是辛毗当时在袁绍手下而未能成行。

既然辛毗跟曹操身边的人熟，这件事只能他去办。

◎找郭参谋长走后门

曹操攻克黎阳后，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趁机扩大战果，迅速出击北方各州，将其占领。

参谋长（军谋祭酒）郭嘉认为时机不成熟，他说：“袁绍对这两个儿子，不知道让谁继位好，让郭图、逢纪等人做他们的谋士，他们必然会争权夺利。现在，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团结在一起，进攻稍缓他们就会内讧，不如做出南征刘表的样子，让他们内讧，然后趁机出击，一举攻占河北。”

曹操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回师黄河以南。就在袁氏兄弟闹内讧的这段时间里他亲自带队到汝南郡的西平一带，做出一副远征荆州的姿态。

辛毗到许县没找着曹操，于是南下西平，在这里见到了曹操，转达袁谭的问候（毗见太祖致谭意），曹操十分高兴。

不战而屈人之兵，坐收渔人之利，而且是对方主动送上门来的，哪有这么好的事？

曹操召集内部会议研究对策，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先平定刘表，袁谭和袁尚反正已经内斗，不用有什么顾虑，别管他们，抓紧时间把刘表解决掉。

表面来看也是这样，河北那边两位小袁内斗，曹操正好腾出手来解决南面的老刘。但是，这只看到了眼看的一步，而没有看到下一步。

荀攸就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四方都有战事，而刘表坐拥江汉之间没有什么作为，说明他缺乏雄才大智。袁氏仍然有4个州的地盘，10万之众，在河北一带有一定群众基础，如果他们兄弟二人联合起来，那是很难攻破的，现在他们内斗，正是各个击破的难得机会，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曹操认为荀攸说的也有道理，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现在也正是解决荆州问题的最佳时机，到底先解决哪一边，曹操有点举棋不定。他也很想抓住现在的时机把南面的问题先解决了，至于黄河以北的事，既然二袁相攻正急，不妨让他们多打一阵再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

这时，辛毗来到了许县，他此行肩负着重要使命，那就是务必搬到救兵，看到曹操这边并不着急解决北方问题，辛毗急了。

辛毗想了半天，最后找到了郭嘉，当年他们都在韩馥手下共过事，因此也很熟。辛毗更熟悉的是荀彧，但他也许知道如今荀彧已转为处理朝廷的日常事务，平时为曹操出谋划策的主要是郭嘉，所以就直接找了郭嘉。

辛毗向郭嘉求助，经过郭嘉从中帮忙，曹操才认真考虑了袁谭的请求。

曹操再次召见辛毗，问他：“袁谭可靠吗？袁尚是否一定能被打败？”

辛毗回答说：“明公其实不用管袁谭可靠还是不可靠，只需要分析现在的形势就行了。袁氏兄弟相伐，是他们自愿的，也不是谁能从中间挑拨得了的，这就是天命。现在袁谭能向明公求救，明公就应该知道这里面的事情了。二袁眼光不能长远而自相残杀，弄得河北士者无食、行者无粮，确实已经到了灭亡的地步。四方之难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天下震动啊！”

辛毗这番话提醒了曹操，现在袁尚强而袁谭弱，如果坐视袁谭灭亡，袁尚的力量便会迅速强大起来，这显然不符合曹操的战略利益。

曹操决定率军北上，去救袁谭。

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十月，曹操率军北渡黄河，再次来到黎阳，这一次他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专门派程昱跟李典运送军粮，做长期远征的打算。

程昱和李典主要的运粮道是黄河，袁尚派他任命的魏郡太守高蕃在黄河岸边屯扎，断绝了河道。

曹操给程昱、李典发布作战命令：“如果船不能通过，就改行陆路。”

李典分析了实际情况，认为攻击高蕃重新打通水道才是正确选择：“高蕃所部善习水战，士卒盔甲较少，而且缺少斗志，击之必克。只要有利于国家，暂时违命我认为是可以的（苟利国家，专之可也）。”

李典的想法得到了程昱的支持，于是他们违反曹操下达的作战命令，北渡黄河，攻击高蕃，果然将高蕃攻破，水道得以恢复。

此时，曹操摆出了大打一仗的架势，袁尚正率主力在平原国围攻袁谭，听到消息，立刻回师邺县。袁尚的部将吕旷、吕翔二人对前途灰心失望，投奔曹操。

平原之围解除，袁谭暂时化解了危机，他悄悄拉拢吕旷和吕翔，刻了将军的大印给他们送去。

这不是挖袁尚的墙脚，而是在挖曹操的墙脚了，曹操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没有声张，看到袁谭暂时不会被消灭，他决定回师。

能在高处随心所欲地走钢丝的人，必须有时刻保持两边力量均衡的本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艺高胆大之外，手中还要有一根木杆，以此调节平衡。当这个木杆要向一边落下时，及时出手把它抬起来，一旦恢复了平衡，就可以悠闲地在一边看热闹了。

曹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决定收手。

为了稳住袁谭，让他坚定不移地跟袁尚打到底，曹操主动提出跟袁谭结成了儿女亲家，让儿子曹整娶了袁谭之女。

曹整是李姬所生，李姬纳于何时不详，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曹乘、曹整和曹京，除曹整外其他两个儿子都早殇。曹整的年龄不详，应不超过10岁，这桩婚事不仅是政治婚姻，而且属于典型的早婚。曹整后来被封为郿侯，比曹操早死了两年，死后被追封为戴公。

这门亲事很有意思，曹操的儿子娶了袁绍的孙女，意味着曹操自愿比袁绍降低了一辈。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又娶了袁绍的儿媳妇，曹操又跟袁绍变成了同辈。

办完这些事，曹操主动撤军。

外部威胁解除，袁尚那边果然又行动起来。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二月，袁尚让审配、苏由守邺县，自己再次率大军攻打平原国的袁谭。

袁尚走后，留守邺县的苏由就打起了战场起义的主意，他悄悄跟曹军联络，准备杀了审配献出邺县，结果情报泄露，审配发觉，双方战于城中。

此时袁尚的主力在洹水附近，距邺县并不太远，只有50来里，苏由不敌，闯出邺县投奔曹军。

苏由只出场这一次，此前和此后的情况均不详。

曹操得到苏由为内应的情报后，立即率军向邺县杀来，但晚了一步，苏由已经败逃出邺县。

但是，既然已经来了，曹操索性改变了战略部署，把邺县围了起来。

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二月，邺县攻防战正式展开。

对曹军来说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攻城作战，曹军堆土山、挖地道，把什么攻城的办法都使上了，就是迟迟攻不下来。

邺县拿下，整个黄河以北的大局可定，所以这次曹操下了决心，围则必打，打则必胜。但邺县在袁绍手里经营了多年，城防坚固，曹军一时无法得手。

曹操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决定从肃清外围之敌入手，打起了持久战。

并州刺史部是袁军目前最重要的后勤供应来源，其后援基地主要集中在上党郡一带。由上党郡到邺县必须经过太行山区的毛城，袁尚的部下武安县长尹楷驻扎在此。

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四月，曹操留曹洪主持进攻邺县的事务，自己亲自率军攻打毛城的尹楷，将其击破而还。

此后，曹操又率军击破了袁尚驻守在邯郸的部将沮鹄，攻占了邯郸。袁尚任命的易阳县令韩范、涉县县长梁岐见势举县投降。

徐晃向曹操提出建议：“二袁未破，他们手下其他诸城都在观望，应该重赏这两个县给大家看。”

曹操认为有理，将韩范、梁岐这两个县长直接赐爵为关内侯。

这一招果然奏效，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又有多位袁尚任命的地方官员投降，还招来一位重量级人物。

这个人是个老牌的实力派，黑山军首领张燕。

张燕一直是袁绍的劲敌，多年以来也是袁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袁绍与公孙瓒的对抗中张燕坚定地支持公孙瓒，公孙瓒失败后张燕被袁绍打散，后来趁着袁绍忙于官渡之战的机会，张燕慢慢恢复了元气，又卷土重来。

张燕看到曹军势大，于是主动联络要求投降曹操。在此前的战史中，张燕跟曹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战略上的敌人，他们彼此分属于不同阵营，但他们之间却很少有直接交手的记录。

张燕的投奔进一步鼓舞了曹军的士气，加速了袁氏集团的灭亡。

◎是小人，也是硬汉

但是，直到这一年五月，邺县仍然未能攻下。

曹操改变了打法，祭出了秘密武器。

这一天，站在邺县城墙上的审配看到曹军的工兵们围着城墙开始挖战壕，整个战壕连接起来长达40里，但是又浅又窄，一使劲都能跨过去（示若可越）。

审配看到后微微一笑，心想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他也不派人出击搞破坏，曹军有劲没处使就让他们挖吧。

岂料，入夜之后曹操下令全体将士都投入挖战壕的工作中，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挖累了后面的人赶紧替换，人歇活不歇。

经过高强度的工兵作业，一夜之间这条40里长的战壕全部扩充到2丈深、2丈宽，这一回审配不笑了，他大为吃惊，但一时间闹不清曹操搞出这种超级工事做什么用。

审配的好奇心马上就有了答案，这些战壕里神奇般地灌满了水，这些水借着设计好的地势一路前奔，直扑城内。原来，曹军挖的不是战壕，而是人工运河，把附近漳河里的水引来灌城。

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遗址据说并不是铜雀台，而是它附近的金凤台，真正的铜雀台已被改道的漳河给冲毁了。金凤台遗址在一个镇子边上，镇子的另一侧就是漳河，现在大多数时候河里都没有什么水，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金凤台。

所以，漳河就在邺县跟前，虽然方便了生活和生产，但也暴露出一个隐患，那就是邺县很容易被水攻。

城里本来都快撑不住了，现在又泡在了水中，更是雪上加霜。好在是夏天，要是换成冬天，不知道情况会怎样。

即便如此，城里的人也饿死了一半以上。

但是，袁军仍拼命死守，看来其战斗力并非不堪一击。

转眼到了秋天，形势对城内的袁军越来越不利，在冀州北部一带活动的袁尚也拼了，率领一万多人马前来救援。

袁尚想最好城里和城外能联络起来，以便统一行动，这样就得有人冒死入城传递消息。但此时曹军围城很严，要想顺利进城，之后再顺利从里面出来，几乎不可能。

袁尚跟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李孚商议，李孚想了想，说派个一般的人去也不顶事，不如让我去吧。

李孚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凭着智慧和胆量顺利地到已被曹军围得像铁桶似的邺县走了一趟，不仅出色完成了任务，而且自己以及随行的人都毫发无损。

李孚字子宪，幽州刺史部巨鹿郡人，他自告奋勇冒死进城。

袁尚问他需要准备些什么，李孚说：“听说曹军围得很严，人多了反而容易被察觉。我带3名骑兵就行了。”

李孚挑选了3名骑兵，备好干粮，骑上快马，却不携带武器，他们先来到邺县北面一个叫梁淇的地方，砍了30多根问事杖捆好了放到马上。

问事杖是军中执法官所持之杖，大概是用来惩罚犯错士卒的。李孚他们又在着装上打扮了一下，装得像个曹军的人，之后趁着夜色来到邺县城外曹军大营附近。

到了晚上8点左右（一更半），天已经黑透，李孚他们就大模大样出来，自称是执法官（都督），进到曹营，又大模大样地在曹营里逛来逛去，每到一处都大声呵斥曹军士卒，有的还用问事杖就地处罚。

李孚他们甚至摸到了曹操大帐的附近（遂历太祖营前），仍然没被识破。他们再向南走，从南面又向西，最后来到营门前，又故技重演，对守门的士卒一顿训斥，还把他们绑了起来，之后打开营门，上马疾驰，一口气奔至邺县城下，大声呼喊。

城上有认识李孚的，赶紧吊下绳索，把他们拉了上去。

城里的人见到李孚等人欢声雷动，李孚迅速与审配交换了情报，约好了下一步共同行动的信号。

城里的人被困了几个月之久，此时终于盼到了援军，不禁悲喜交集。

曹军士兵发现有人闯营而过，立即报告曹操，曹操说：“他们不仅要进去，肯定还要出来。”

李孚把事情办完确实要出城，因为他得把城里的情况报告袁尚。但外面围得很紧，进来已不容易，想出去更难。

李孚想了一个计策，对审配说：“现在城里粮食少，老弱之人在城里没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放出城以节省粮食。”

审配同意，于是在城里集中起来好几千老弱的人，让他们都手持白幡，从三个城门同时出城。

打出白幡通常意味着投降，守城的曹军一看那么多老百姓从城里拥出来投降，纷纷上来查看情况。在这几千人里就隐藏着李孚等人，他们随着大家出了城，又趁乱向西北方向突围而去。

有人又报告了曹操，曹操笑道：“看看，让我说对了吧？”

曹操明白，那几个进城又出城的人是袁尚派来的联络员，现在他们已经约好了行动方案，马上就会有所行动。必须密切关注城内外敌军的动态。

李孚见到袁尚，报告了城内的情况，袁尚决定立即行动，向邺县进军。

听说袁尚大军朝邺县方向开来，曹军大部分将领认为不如放过他们，避开锋芒，然后再寻找机会歼灭。

这样的想法是有依据的，《孙子兵法》里说“归师勿遏”，意思是说正在撤退回来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因为这些人回家心切，个个都会死战。

曹操对《孙子兵法》更熟悉，他说：“那倒也未必，这要看袁尚从哪里来，如果是从北面的大道而来，应当避开他；如果是从西面的山道而来，我料定可以擒获他了（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

曹操说得挺有把握，根本不像说着玩，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曹操派出多路侦察兵（侯者）在这两个方向随时打探情况，后来接到报告，说敌人走的是西边的山道，大部队已经到了邯郸一带。

曹操大喜，对众将说：“我已经得到冀州了，诸君知道不知道？”

大伙不知道领导卖的是什么关子，都说不知道，曹操说：

“诸君马上就能看到了（方见不久也）！”

曹操并不会算卦，他依据的是心理战的原理。

袁尚如果是从北面的大道而来，说明他们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来了就会决一死战。袁尚之所以专程绕到西面再向这里进攻，说明他想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到太行山里打游击，有了这种心理，曹操料定袁尚必败。

袁尚的主力进到了邺县以西70里的阳平亭，在滏水边扎营。

夜里，袁尚派人向邺县城里举火报信，城里也举火回应，这是李孚与审配约定的共同行动信号。

审配率兵从城里杀出，想跟袁尚会合。

曹操早有准备，在两个方向都派出阻击部队，城里和城外两路敌兵均被击败，审配退回城里，袁尚被曹军顺势围在了漳河边。

袁尚实在没有信心打下去了，向曹操请求投降。

现在才想起来投降，可见袁尚没有他哥哥机灵，但此时曹操已经不需要他投降了，曹操只想尽快消灭他们。

袁尚无奈，趁夜突围，还不错，逃了出去，到达附近的太行山中。袁尚的部将马延、张觊等人临阵投降，袁尚在太行山里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往中山国。

曹军缴获了大量辎重，还缴获了袁尚的印绶、节钺、衣物等，曹操命人拿着这些东西到邺县外面搞展览，故意让城里的人看，城内守军看到，信心和斗志完全瓦解（城中崩沮）。

即使到了这种程度，邺县仍未被攻克。

看来审配这个人不光会耍嘴皮子，也是有两下子的。

审配下令坚守死战，并不断给大家打气：“曹军也疲惫不堪了，二公子袁熙就要来救我们了（幽州方至）！”

但是有人撑不住了。守城的部将冯礼打算叛变，他打开城门放曹军进城。曹军一下子拥进来300多人，但被审配及时发觉，在城上指挥人扔下大石块堵门，门被堵住（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下），冲进城里的300多名曹兵全部被杀。

还有一次，曹操在城外巡视，让审配看见了，命令弓箭手悄悄埋伏，找到机会突然放箭，差点射中曹操（伏弩射之，几中）。

不过审配再死撑也挽救不了邺县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对于袁军的处境，城里有些将领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想跟审配一块送死，这其中就包括审配的侄子、东城门守将审荣。

八月二日夜里，审荣打开邺县东门迎接曹军入城，审配虽然组织人在城里继续巷战，但已无力回天。邺县很快被曹军占领，审配成了俘虏。

至此，打了六个月之久的邺县攻防战以曹军最后胜利而告终，曹操终于能骑着马走进这个他做梦都想占有的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了。

邺县被攻破时，有个人特别着急要进城，他就是袁谭的特使，此时正在曹营做客的辛毗。

辛毗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想在城破的第一时间冲进去，是因为哥哥辛评一家人还被审配关在牢里，他怕审配在最后时刻下毒手。

当初袁谭离开邺县时只带走了辛毗、郭图的家眷，而没能把辛评的家眷带走，结果辛评的家眷都被审配抓了起来。审荣打开东门的时候，审配正在东南城角上，他看到曹军进城，知道大势已去，出于对辛评等人的愤恨，他虽然要逃命，但仍不忘派人赶到监狱里把辛评一家全杀了。辛毗晚了一步。

人的生命大于一切，超越了求生本能的，是仇恨。审配这一耽误，更错过了逃生的时间，他被活捉了。

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城里指挥巷战，不敌，躲进一口水井里，曹军士兵是从井里把他抓住的。

曹操命人把审配押到自己的军帐里，刚走到帐外，正遇到痛苦万分的辛毗。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辛毗一见审配就急了。

辛毗用马鞭敲着审配的脑袋骂道：“狗奴才，你今天要死了！”

审配却不害怕，回过头来跟辛毗对骂：“你这个狗东西，都是你们这些人把冀州毁了，真恨不得杀了你！你今天能杀我吗（且汝今日能杀我邪）？”

这样的情景令人感慨。袁绍虽然死了，但他把一支队伍竟然带成了这样，同僚相见，一个恨不得吃了另一个，即使他们个个都是人物，但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胜仗？

没有能人办不成事，能人太多、都太能了，也误事。

审配被押到曹操面前，曹操知道他很有能力，加上防守邺县期间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不屈不挠，都让曹操有些喜欢。

曹操有点儿不想杀他，问审配：“你知道是谁打开的城门吗？”

审配一直忙着打巷战了，还真的被蒙在鼓里：“不知道。”

曹操直言相告：“是你的侄子审荣。”

审配听完叹息道：“这小子不足为用，才弄到今天这地步！”

曹操又问审配，语气倒很轻松：“那天你用弓箭射我，干吗射了那么多？”

审配不领情，把眼睛一瞪：“只恨太少了！”

这让曹操更喜欢审配了，曹操说：“你呀，忠于袁氏父子，这也都是不得不做的。”

曹操不想杀审配，但审配始终摆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根本不求饶。

在旁边，辛毗哭个不停，要求曹操杀了审配，给哥哥一家报仇。

曹操无奈，只好下令把审配杀了。

审配被押着往外走，又遇到一个熟人，这个人名叫张子谦，以前他们都在袁绍手下供职，前不久这个张子谦投降了曹操。张子谦跟审配关系也不好，看到审配落难就过来嘲笑他，发泄以往的怨恨。

审配字正南，张子谦说：“正南啊，你看看现在咱们俩比怎么样？”

审配怒斥张子谦说：“你是投降的俘虏，我是忠诚的臣子，即使我死了，也比你苟且偷生强！”

审配上了刑场，死前他不忘特意面向北，因为主人袁尚此时在北边。

审配虽然在前面坏了不少袁家的事，袁绍在时他瞎出主意，排挤许攸、张郃等人，官渡惨败他要负首要责任。后来又带头搞分裂，害得袁氏兄弟骨肉相残，以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这些审配都难辞其咎。

但在最后时刻，他坚守邺县半年，城破后坚持战斗，在曹操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也不失为一条汉子。

◎曹氏父子的绯闻

在第一批冲进邺县的曹军中，有个年轻人的身份很特别。

他就是曹操目前年龄最大的儿子曹丕，本年他18岁，虽然古人20岁举行过弱冠之礼后才算成年，但18岁也是大小伙子了，这个年龄一般可以娶妻生子了。

曹操对待他的儿子们，包括死去的曹昂，从小就开始在文武两方面加强训练，到了十六七岁时，就把他们放到队伍里锻炼。曹丕也参加了邺县之战，他是首批进城的曹军将士之一。

当然，曹丕不可能像普通士兵一样厮杀，他身边应该有不少卫士，他们进了城就直奔袁府。

袁绍生前，这里想必极尽奢华，藏着大量珍宝钱物。现在袁绍死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外面，逢此战乱，府里的卫兵杂役能跑的早就跑了，袁府里冷冷清清。

曹丕进了袁府，有人报告说发现了袁绍的老婆刘氏，曹丕就过来看。

刘氏就是那个心肠特别歹毒的女人，此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为了求活命，还把自己捆了起来（两手自缚）。

不过她倒没怎么引起曹丕的注意，倒是她身后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引起了曹丕的强烈兴趣。这个女人低着头，浑身脏兮兮的，好像吓得不轻，不停地哭。但是，尽管这样也难掩她的姿容。

曹丕问刘氏她是谁，刘氏回答说是二儿媳妇，也就是袁熙的妻子。

刘氏很有经验，发现曹丕不停地盯着儿媳妇看，心里明白了大概。她给儿媳妇整理了一下头发，又用手巾擦了擦脸（顾揽发髻，以巾拭面），曹丕这才看清了她长的样子，果真美丽无比（颜色非凡）。

曹丕没说什么，点了点头就走了。

曹丕走后，刘氏激动地对儿媳妇说：“这下好了，我们不用死了（不忧死矣）！”

这个女子确实是袁熙的妻子，一般人认为她名叫甄宓。

其实，至少在唐代以前的所有书籍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提到她时通常称“甄氏”“甄后”，她的祖籍是冀州刺史部中山国，由于父亲名叫甄逸，她还被称为“甄逸女”。

甄宓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说来话就长了，还是放在以后再讲吧，这里姑且也称她为甄宓。甄宓本年23岁。

甄逸当过县令，家里有三男五女。

这是个有些不简单的女子，在她很小的时候，家人发现她睡觉时好像有人把一件玉衣盖在了她的身上，大家对此都很奇怪（家中仿佛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甄宓3岁时父亲去世了，甄宓哭得很伤心，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有孝心。一个叫刘良的术士给甄家的几个孩子都看过相，刘良被甄宓的面相惊到了。

刘良指着甄宓对她的母亲说：“你家的这个女孩，真的贵不可言！”

甄宓8岁时院外有耍杂技的人（外有立骑马戏者），姐姐们都上阁楼观看，只有甄宓没去。

姐姐们觉得奇怪，甄宓说：“这难道是女人该看的吗？”

甄宓喜欢读书，9岁时已经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她还经常用哥哥的笔砚写字。

哥哥不以为然，对她说：“你应该学习女红，读书学习，还想当女博士呀？”

甄宓很严肃地对哥哥说：“听说古时候贤惠的女子都学习前人的经验，用来借鉴。不读书，拿什么借鉴呢？”

总之，这是个有见地、爱读书的女孩，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孩算是另类。

甄家的家境还算不错，当时天下大乱，又逢灾荒，百姓为糊口纷纷卖掉家中值钱的东西换粮食。甄家积存了大量粮食，趁机用这些粮食换回很多金银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

甄宓当时十几岁，看到这种情形，对母亲说：“乱世不可求宝，因为一个人本来没罪，可能会因为拥有一件珍宝便被定罪，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因财丧身。现在百姓都在饥饿之中，不如把家里的谷物开仓赈济给乡邻，这才是惠及众人的德行。”

全家人都认为她说得有理，于是把家里的粮食无偿分给邻里乡亲。

甄宓的二哥名叫甄俨，在甄宓14岁时去世了，二嫂很悲伤，平时又要操持家务事，十分辛苦。但甄母很严厉，对儿媳妇不太好。

甄宓多次相劝，对母亲说：“二哥不幸死得早，二嫂年纪轻轻就守寡，又要照顾孩子，按道理您对待她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母亲听后惭愧地流下了泪，对待二嫂的生活起居就像对待甄宓一样。

有文化、长得漂亮、有爱心、出身清白，甄宓被袁家人看上了，由袁绍做主把她娶为袁熙的妻子，不过不是正妻，袁熙的正妻是吴氏，甄宓只是侧室。

后来袁熙担任幽州刺史，甄宓就留在邺县侍奉婆婆刘夫人。

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离开袁府马上去见了父亲，说明心意。

曹操一向开明，作为父亲也尊重儿子的选择，就同意了曹丕的请求，并很快把这件婚事办了。

曹丕娶了个美貌的妻子，也算这场艰难攻城战所取得的战果之一吧。

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这件事以后隐隐约约时常被人议论，并最终演变为一场绯闻。

南北朝有一部著名的野史，经常编排一些八卦新闻。这部书说，曹操早就知道甄宓很漂亮，一心想占为己有，邺县攻破后，急忙命人把甄宓找来。

但是，手下人向曹操报告：“您去晚了，五官中郎将已经抢先一步。”

五官中郎将是曹丕后来担任的官职，这里指的就是曹丕。

曹操听后，叹了口气：“唉，打了这么久，算是给这个小奴才打的（今年破贼正为奴）！”

意思是，父子俩都好色，儿子抢了老子的女人。

野史不仅编排父子，还编排兄弟，把曹丕的弟弟曹植也拉了进来。

唐朝编了一部文集，收录了曹植写的一篇文章，到唐代有人给这篇文章作注，顺便又提起曹丕娶甄宓的事，按照这里面的说法，说爱上甄宓的还有曹植，他也向父亲提出要娶甄宓，但是没有成功，曹操把甄宓给了曹丕。曹植为此心绪难平，吃不下睡不着，还害了相思病。

后面这件事影响更大，很多人都相信哥哥抢了弟弟的梦中情人。但是，邺县被攻破时曹植才13岁，说他参加了邺县之战都有点勉强。再说了，他与18岁的哥哥去争一名23岁的女人，就显得更不靠谱了。

有些年头的、能流传下来的书我们都称为古籍，但古籍不等于严肃书籍，更不等于真实历史。古代也有人喜欢编八卦、传八卦，不能一看到古籍就深信不疑，还要看这是司马迁写的还是古代的小报娱记们写的。

八卦新闻的生命力不在于是否靠谱，而在于能否成为焦点，现在是这样，古代也如此。要成为焦点就得傍上曹操父子这样的名人或者他们写的名作，有绯闻不奇怪，关键是把它当成街谈巷议看，还是当成史实看。

如果当年这类新闻已经在社会上传开的话，估计传到曹操耳朵里他也会一笑了之。因为曹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就是史书中说的“通脱”的人，他不会被流言困扰，也不会被流言激怒。

这件事，只当是紧张战事中的一个小小的花絮吧。

◎崔副州长泼冷水

袁绍的妻子刘氏及全家都保住一条命，曹操不仅没杀他们，而且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

其实，即使不是因为甄宓，曹操也不大会对老朋友的家人下毒手。他不喜欢袁绍，但不至于恨之入骨，作为相识多年的朋友，曹操对袁绍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不是一个爱或恨就可以概括的。

安顿下来后，曹操决定到老朋友的墓前亲自去祭奠。

现在一般认为，袁绍的墓位于如今河北省沧州市，即袁绍当过太守的渤海郡境内。曹操不可能从邺县跑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祭奠袁绍，只有一种可能，袁绍开始是葬在邺县附近的，后来才迁葬到渤海郡。

迁葬在那时很普遍，而给袁绍迁葬的可能是袁家的人，也可能是曹操。

曹操到了袁绍墓前禁不住流下了泪，这些眼泪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曹操是性情中人，所以他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睹物思人，见景生情，是诗人的本性，而眼前这堆黄土里埋葬的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在这一刻，仇恨敌不过生死，恩怨敌不过感伤，斯人已逝，再多的恩怨情仇也都随风而散了。

应该相信，曹操哭得很真诚。

但是，也有史学家认为曹操此举并不明智，因为此时仍然是敌我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统一本集团内部的意志比抒发个人感情更重要。袁绍作为敌人，理应得到仇恨、诅咒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自己人的斗志，统一起本集团内部的思想，所以曹操祭奠袁绍考虑得不够周全（百虑之一失）。

这种看法也有一定道理，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因素除了训练、后勤等方面，还体现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发动上，只有具备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敌人和准确的打击方向，一支军队才能真正称得上强大。

但曹操就是曹操，他没有想那么多，此时此刻他只是想看看老朋友，感怀一下过去的时光而已。

做完这件事，曹操不忘给汉献帝上了一份奏章，报告此次征讨袁尚、占领邺县的情况。

曹操在这份奏章中写道：“袁尚要回邺县，我激励着大军前去征讨。袁尚军心动摇，丢掉阵地逃跑，我立刻进军，摆下阵势，士卒们披坚执锐，勇士们呐喊，旌旗飘扬，杀声震天，让敌人闻风丧胆，扔了武器，丢弃盔甲，迅速崩溃。袁尚单人匹马逃走（尚单骑迸走），丢掉了节钺以及大将军和邟乡侯的印信各1枚，头盔19620顶，还有矛、盾、弓、戟等武器不计其数。”

曹操派人回许县递上这份奏疏，同时还有两项新的人事调整请汉献帝发布。

汉献帝刘协这个月刚刚在许县北郊操演了迎冬大礼，又恢复了一种叫八佾舞的宫廷舞蹈，在孔融等一帮朝廷旧臣的拥戴下，刘协慢慢消除了董承事件在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一阵子曹操出征在外，总理后方事务的荀彧处理问题又十分周到，让刘协稍觉放松了一些。

曹操又打了大胜仗，汉献帝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照例下诏对曹操嘉勉一番，同时批准了曹操提出的人事任命事项。

第一项是任命贾诩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卿的属官，品秩不算太高，通常为1000石，是个司局级干部，职能是“掌议论”，多数情况下属于顾问、高级研究员一类的角色，是个闲差。

曹操为何此时突然想起来给贾诩安排这么个差事？这与后一项人事任命有关，后一项是任命曹操为新的冀州牧。冀州刺史部长期是敌占区，冀州牧只剩下了象征意义，此前董昭担任过冀州牧，后来他改任徐州牧，冀州牧让曹操给了刚加入本阵营的贾诩。

如今冀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冀州牧也成了实职，曹操决定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先给贾诩安排了个新职务，但贾诩不用到许县上班，仍然跟随自己左右，对于这个闻名天下的智囊，曹操一直都寄予着厚望。

曹操在邺县正式以司空兼冀州牧的身份处理公务，他首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名叫崔琰，让他担任副州长（别驾）。

崔琰到位后，曹操让他把冀州刺史部的户籍、土地等方面的档案材料找出来，整整看了一个晚上，看完之后大为兴奋。

第二天，曹操对崔琰说：“昨天晚上我查看了冀州的户籍，按照我的推算这里可以征调30万甲士（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真不愧是个大州呀！”

冀州刺史部确实是个大州，下辖9个郡国、约100个县，根据东汉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不说魏郡、渤海郡这样的人口大郡，就连安平国、河间国、清河郡这样的中等郡国，人口也都在60万以上。

领导心花怒放，崔副州长却毫不客气地泼了盆冷水：“现在天下分崩，九州割裂，袁氏兄弟大动干戈，冀州百姓生灵涂炭，您领着大军而来，不见您先施行仁政，整顿风俗，救民于水火，反而计算甲兵多少，这岂是冀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吗？”

旁边的人听到崔副州长这番话都吓傻了，领导刚上任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大家在等着崔琰会受到什么处罚，但没想到的是，曹操立刻收敛起笑容，以一脸严肃的样子郑重向崔琰道歉（改容谢之）。

曹操这样做不是装样子，他的长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虚心接受批评，只要你批评得对，也不存在当面接受批评，背后给人穿小鞋的地方。

此后，曹操更喜欢崔琰了，不仅冀州刺史部的事务更加依赖他，后来还跟他结成了亲家，这个崔副州长以后成为曹植的老丈人。

崔琰是冀州本地的名士，字季珪，清河郡人，年轻时尚武，23岁才开始发愤读书，29岁拜郑玄为师，跟刘备手下的孙乾是同学，他们随郑老师到如今山东省即墨市附近的不其山里一边避难，一边研习学问，当时黄巾军闹得很厉害，郑老师无法给学生们提供伙食，大家只好散了。

崔琰在外面漂泊了四年才回到家乡，袁绍听说他是郑大师的弟子，于是征他为下属。当时袁绍部队的军纪很差，特别喜欢干盗墓的勾当，崔琰对此有过劝谏，袁绍也能多少听进去一些。袁绍发现崔琰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就委任了一个骑兵旅旅长（骑都尉）给他，让他在黄河边上的黎阳、延津一带训练部队。

袁绍南下官渡与曹军决战，崔琰也曾劝袁绍不要发兵，以避免与朝廷公开宣战，袁绍不听。

袁绍死后，袁谭、袁尚都拉拢崔琰，但崔琰对袁氏彻底失望，称病不出来，因此获罪，被关进了监狱，幸亏阴夔、陈琳等人相救才保住一条命。

占领邺县后，郭嘉等人建议曹操大量征辟本地知名人士出来工作，增强自身力量，同时尽快在冀州站稳脚跟。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崔琰外，还任用了陈琳、牵招、崔林、高柔等人。

陈琳是曹操的老朋友了，十几年前在洛阳他们就相识，陈琳当时是大将军何进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后来陈琳随袁绍来到冀州，继续发挥特长，成为袁绍身边的笔杆子（使典文章）。

陈琳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替袁绍草拟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当时正犯头疼病，疼得不轻，即使那时候有止疼片估计吃了也没用，但一看到陈琳的檄文他马上就不疼了，脊背上直冒冷汗，因为陈琳骂人的本事太强悍了。

邺县攻破后陈琳也做了俘虏，曹操又见到了这个老朋友。曹操没有怪罪他，不过对那篇文章还是有点念念不忘。

见了面，曹操跟老朋友开玩笑说：“你当初替袁绍写骂我的文章，列举我一个人的罪状也就够了，干吗还加上我的祖父和父亲（何乃上及父祖邪）？”

陈琳赶紧赔罪。

曹操也欣赏陈琳的文采，让他继续发挥特长，在司空府主办来往公文。后来，在曹操司空府里慢慢汇聚了阮瑀、应玚、刘桢等文人，他们和陈琳一起都成为著名的文学团体“汉献帝建安七子”的成员。

牵招之前也提到过，他是冀州刺史部安平国人，曾在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府里任职，因为有这个经历，可能那个时候就认识了袁绍和曹操。袁绍生前任命他为乌桓骑兵指挥官（乌桓突骑）。袁绍死后，牵招跟着袁尚负责上党郡与邺县之间的后勤运输工作。

袁尚逃到中山国后，牵招一度到了并州刺史部投奔高干，牵招劝高干把袁尚接过来，依托太行山区的有利地形以及黄河天险继续与曹军抗衡，但此时高干正谋划投降曹操的事，不仅没听牵招的建议，而且准备加害他。

牵招一看不妙，赶紧逃了出来，想追随袁尚，但道路不通，无奈之下又到了邺县，最后投奔了曹操。牵招长期跟乌桓人打交道，以后在曹操北征乌桓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

崔林字德儒，冀州刺史部清河郡人，他是崔琰的堂弟，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一般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崔琰知道。曹操启用崔琰后又征召崔林担任县长，此后崔林长期担任地方行政官，职务不断上升，很有政绩。

高柔字文惠，他不是冀州刺史部本地人，而是豫州刺史部陈留郡人，跟大学者蔡邕是一个县的，但他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高干的堂弟，也是袁绍的外甥。

高干先到袁绍身边任职，后来被袁绍委以重任，高干让人捎话给在家乡的高柔让他到冀州来。就在这时曹操占领了冀州，觉得高柔也是个人才，虽然跟袁绍有亲戚关系，也任命他当了一名县长。高柔工作很敬业，尤其擅长司法工作，后来长期担任曹魏司法系统的负责人。

得了地盘，得了人才，曹操获得了大丰收。

但是，北方还有三个州不在自己手里，分别是袁谭所在的青州刺史部、袁熙和袁尚所在的幽州刺史部以及高干所在的并州刺史部。

问题是，先从哪里下手呢？

◎虎豹骑再次扬威

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袁绍任命的并州刺史高干投降，曹操接受其投降，以汉献帝的名义仍命其为并州刺史。

这样一来，西面就可以暂放一下。对于北面的袁熙和袁尚，以及东面的袁谭，曹操决定先打东面。

在曹操忙于围攻邺县的时候，袁谭趁机行动，势力迅速扩张，先后攻占了魏郡以东的甘陵国、安平国、渤海郡、河间国的一些地方。甘陵国即清河郡，桓帝建和二年将清河郡改为甘陵国，治所移到甘陵县，即今山东省高唐县，到后年即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又将其恢复为清河郡。

袁谭的行动无异于向世人表明他又重新背叛了曹操。不仅如此，袁谭还向袁尚下手，在袁尚从邺县逃到中山国后，袁谭向其进攻，袁尚被打败，逃到袁熙那里。袁谭收兵，将主力移驻于龙凑这个地方。

龙凑位于哪里不详，但12年前袁绍曾在这里与公孙瓒有过一场激战，结果公孙瓒大败。

袁谭之叛刚好给了曹操一个借口，曹操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兵攻打他。在出师前，曹操先给这个亲家写了一封信，责备他负约，宣布解除双方的婚约，并把袁谭的女儿遣送回家。

之后，曹操亲率大军向龙凑开来。

袁谭自知不是对手，主动撤退，将主力部队收缩到渤海郡境内，坚守渤海郡的治所南皮。

“南皮”的意思是“南面的皮革城”，这个名字起源于春秋时期，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援燕经过现在的沧州，为了保证军事供应，找了一块地方筑起一座城，专门从事皮革加工，这座城便被称为皮城。由于它北面的章武县有一座“北皮亭”，所以就把这个皮城称为“南皮”，袁绍担任过渤海郡太守，这里是他的老根据地。

袁谭退守南皮后，曹操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底先攻入渤海郡南面的平原郡，肃清了那里的袁军，于第二年初将主力部队开到南皮城外。

曹操对南皮之战很重视，不仅带上了张辽、曹仁、乐进、于禁等名将出征，还带上了虎豹骑。

曹操每次征战，一般都由中军担任保卫总指挥部的任务，曹操的中军也被称为武卫营，这是曹军主力中的核心，而虎豹骑又是武卫营的核心，曹仁以及他的弟弟曹纯都是这支部队的统领，曹真、曹休等曹家年青一代也在这支队伍里。

曹纯此前被任命为议郎，这实在不是他喜欢和擅长的工作，曹操便让他以议郎的身份参与司空府的军事工作（参司空军事），成为一名高级军事参谋。

另外，刚刚当了新郎官的曹丕也参加了南皮之战，他虽不是虎豹骑的成员，但在战斗间隙经常跟曹真、曹休在一起，这些情况在保存下来的曹丕私人信件里都有记载。

除了曹真和曹休外，曹丕还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夏侯渊的侄子夏侯尚，此时在曹军中担任团长（军司马）一级的军官；另一个叫吴质，字季重，年龄约比曹丕大十岁，是兖州刺史部济阴郡人，曹操在兖州主政时期就投奔了曹营，但一直默默无闻。曹丕对他很欣赏，认为他才学过人，见解独到，而且擅长交际，所以引为至交。

吴质就成了曹丕的智囊，他始终追随曹丕，成为影响曹丕一生的重要人物之一。此次南皮之战，夏侯尚和吴质也都来了。

这一仗，本来应该没有悬念。

曹军名将云集、兵强马壮，对手是困守孤城、没有外援的袁军，应该一战可胜。但让人觉得意外的是，战局开始却并不顺利，曹军攻城艰难，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仍没有多大进展。

一方面，南皮城防坚固，城内的袁军自知没有退路，所以拼死抵抗；另一方面，现在是正月，华北平原正值严寒季节，城上滴水成冰，对防守的一方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想先退兵，等天气转暖之后再说，诸位将领对此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个人不干。

他就是虎豹骑的指挥曹纯，他劝曹操：“我们孤军远征，如果撤退必然会影响士气，现在敌人在攻防战中占优，必然会滋生骄傲思想，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定能将敌人打败！”

曹操觉得曹纯说的也有道理，这一趟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袁谭，那么袁熙、袁尚以及高干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往后拖延，夜长则梦多，最好还是把南皮拿下，为此多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曹操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攻下南皮。

曹操亲临前线指挥，他还亲自擂鼓助战，曹军将士无不奋勇争先，守城的袁军渐渐不支。

乐进率部第一个突进到城下，首先把东门攻破，杀进城里，袁军开始溃逃。

袁谭骑马在卫队的保护下逃出了南皮，倒霉的是，他一出城就遇到了负责堵截的曹军，而且偏偏是摩拳擦掌的虎豹骑。

攻城不是骑兵的长项，曹纯率领虎豹骑在外围堵截溃逃的袁军，结果堵住了袁谭。

虎豹骑上去一顿猛揍，袁谭及其卫队哪里是对手，被杀了个丢盔卸甲。虎豹骑打起来有点收不住，一个冲锋居然把袁谭杀死了，没有抓到活的。

曹操听到袁谭被杀的消息，高兴坏了，在马上又吹又唱、手舞足蹈起来（于马上舞）。

曹操确实是太高兴了，大概在他看来，此战结束，北方将再无大的战事。

虎豹骑力斩袁谭，再次打出了声威。之后这支劲旅跟随曹操征战，除担任保卫曹操的任务外，还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立下战功，斩杀了乌桓单于蹋顿。在长坂坡之战中闪电出击，大败刘备。在潼关大战中，大破以马超为首的凉州兵团。

南皮被攻破，城里的百姓惊恐万分，大家都传说曹军一向凶残，在邺县曾实施过屠城，于是纷纷外逃，来不及逃跑的，也都惊恐不已，城里一片混乱。

这时有个人请求面见曹操，曹操召见来人，他自称名叫李孚，是前冀州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主簿）。

一个前州政府里的属官不会引起曹操的注意，但李孚这个名字曹操不陌生。他占领邺县后大概打听过那个给邺县送信、从曹营里一进一出的传奇人物，有人会告诉他那个人名叫李孚。曹操自然对他刮目相看。

来的确实是李孚，他在袁谭军中也被打散，现在局面已经乱了套，他想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可以少死一些人。

曹操问明了李孚的想法，又问他该如何做，李孚说：“现在应该恢复正常秩序，制止抢掠行为。但如今城里人心混乱，有人趁火打劫，应该派一个城里的人信得过的人，前去给大家讲明情况，以安民心。”

曹操认为有理，于是下令不得在城里抢劫烧杀，有趁火打劫的一律格杀勿论，同时委派李孚向城内的官民宣讲政策，稳定人心。

经过努力，局面慢慢稳定了下来，曹操下令在南皮进行休整，曹丕等人也进了城。

战事稍停，这帮年轻人就流露出天性，他们在南皮时常聚会，放松身心。参加聚会的包括曹丕、曹休、曹真和吴质等人，在后来曹丕、吴质的私人信件中，不止一次提到此次南皮之游。

其中一次，曹丕写道：“每想到当年的南皮之游，实在难以忘怀。当时大家一会儿沉浸在经籍学问里，一会儿又玩玩弹棋游戏，下几盘围棋决胜负，弹奏一曲古筝。或者投身大自然怀抱到城北郊游，或者在城南饭馆里聚餐（驰骛北场，旅食南馆）。甜瓜浸在泉水里随时取用，红红的李子放在冰块里消渴解暑（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冰）。这样的游乐夜以继日，最后大家坐着车子畅游后园，夜风徐徐，胡笳低昂，怎不令人乐极而哀，怆然伤怀！”

曹丕还写道，此情此景让人激动，他在车上回头对这些年轻的伙伴说：“这样的快乐，可是不常有的呀（斯乐难常）！”

◎整顿社会风俗

袁谭被杀后，曹操命令将其枭首示众，同时下令谁要敢为他哭，就把哭者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块杀了（敢哭之者戮及妻子）。

但偏偏有人不怕死，跑过来向曹操求情，要收殓袁谭，这个人就是袁谭在青州刺史部的属下，副州长（别驾）王修。

王修曾劝袁谭兄弟和睦相处，共同对付曹操，袁谭不听。袁谭被杀时王修并不在南皮，而在高密，他有机会逃命，但听说主人已死，主动跑来吊丧。

王修一下马，就哭着喊道：“没有主人了，还能到哪里去（无君焉归）？”

曹操认为他是个义士，接见了王修，王修对曹操说：“我受袁氏的恩德，如果能殓葬旧主，自己然后就戮，也无所恨。”

曹操深为王修的大义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

曹操对王修原本就有好感，南皮攻破之后，他带人在城内巡视，曾到过一个官员的家里，看到所有的家产只有不满十斛粮食、几百卷书而已，联系到邺县攻破时查抄审配等人家产数以万计的情形，当时就对这个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曹操一打听，这个官员就是王修。

曹操随后礼聘王修到他的司空府工作，担任处长（司空掾），后来又兼任冶金部队司令（司金中郎将），这个职务主要负责矿山开采、冶炼以及兵器、农具的铸造，虽不是一个显要部门，却掌管着大部分“军工企业”，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修干得很称职，一干就是七年，其间他有很多次升迁的机会，但因曹操实在找不出来比王修更合适的人接替他而作罢。曹操有点过意不去，专门给王修写了一封长信，表明司金中郎将一职的重要性和对王修工作的肯定。

到后来，王修终于改任魏郡太守，在地方治理方面卓有成绩。

南皮所在的渤海郡是袁氏父子经营多年的基地，他们影响这一地区长达十多年，曹操需要尽快在这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在南皮驻军后，曹操以司空和冀州牧的身份颁布了一系列命令，恢复冀州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整顿社会秩序，这些命令包括《蠲河北租赋令》《抑兼并令》《赦袁氏同恶令》《整齐风俗令》等。

在《蠲河北租赋令》中，曹操下令免除冀州刺史部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全年的田租和赋税，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道命令的颁布，受到了百姓的拥护。

袁绍统治冀州刺史部期间，政治和军事上依靠豪强地主，使得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迅速膨胀。长期以来，曹操一直在思考东汉政权在机制上的弊端，他认为豪强势力发展太快是造成政权衰弱的主要原因，所以对如何抑制豪强势力的问题十分关注。曹操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即使得到政权也不会稳固，在关键时候还会被豪强势力左右。

基于这些长期的思考和对现实情况的分析，曹操颁布了《抑兼并令》，他强调一个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他说，像审配这样的家族，不仅经济实力很强大，而且成为窝藏罪犯的据点，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老百姓怎么能拥护这样的政权？

曹操借民意向豪强势力开刀是经过深思远虑的，他不愿意在自己统治的地区有豪门经济继而出现豪门政治。作为抑制豪门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抑兼并令》中他明确规定，每亩地收租的标准是4升，每户另收2匹绢、2斤丝，除此之外一律不再收取其他赋税。他要求各郡县要严格检查，看看有没有豪强地主搭顺车额外收取其他税费的现象，同时禁止弱势群体替那些豪强交赋税。

攻占南皮后，冀州刺史部全境成为“曹统区”，那些曾在袁氏政权及军队里任职的各级官员，有的仍旧被录用，有的则心怀不安，害怕有朝一日会清算他们。针对这种情况，曹操在南皮颁布了《赦袁氏同恶令》，明确表示跟袁氏做过坏事的人，允许他们改恶从善（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

袁氏政权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结党营私、钩心斗角很严重，这种风气由社会上层传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种不良风气。

在过去的“袁统区”，不仅官员、豪强们操纵舆论、排斥异己、颠倒黑白，而且在一般老百姓里也存在是非不分、缺乏社会正义感、歪门邪道盛行等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曹操在南皮又下达了《整齐风俗令》。“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所痛恨的。听说冀州这个地方，父子也会分成两派，互相中伤争斗。以前直不疑没有哥哥，大家却说他与嫂子私通；第五伦三次娶的都是孤女，有人却说他虐待岳父；王凤独断专行，谷永却吹捧他为周代的申伯；王商忠诚，张匡说他搞旁门左道。这些都是颠倒黑白、欺君罔上的例子，整顿社会风气，以上现象不根除，我认为那是耻辱。”

曹操举的这些例子虽发生于前代，却都是有所指的。拉帮结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也分成两派进行文攻武斗，而其始作俑者正是袁氏父子，他们没能给社会做出好的表率，以至于民风民俗迅速恶化，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曹操花大力气整顿社会风俗，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

经济上免除租税、抑制豪强兼并，政治上化解新旧势力的冲突，继而又从整顿社会风气入手，恢复社会秩序，曹操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很快使冀州的社会面貌得到改观，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现在，曹操已基本占据了冀州刺史部和青州刺史部的全境，北面的幽州刺史部除辽东地区被公孙氏占据外，其余大部分地方还在袁熙、袁尚控制之下，要不要乘胜出兵将其占领？曹操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就在这时，幽州不战而降。

袁熙的部将焦融和张南看到袁氏集团即将覆灭，于是发动兵变，将袁熙、袁尚赶出了幽州刺史部，二袁只得投奔辽西的乌桓首领蹋顿。蹋顿以前娶了袁家的姑娘为妻，跟袁家有姻亲关系，如今在辽西一带势力很大。

焦融自称幽州刺史，率全州各郡县长官归降曹操。曹操大为高兴，幽州不战而胜，省去了远征的麻烦，他以朝廷的名义承认焦融为幽州刺史，将焦融、张南都封为列侯。

在此之前，一直活跃在幽州刺史部北部的鲜于辅和阎柔已经加入曹操阵营，鲜于辅在官渡之战前率部归附曹操，被曹操任命为北部边防军副司令（左度辽将军），封为亭侯，让他镇守在幽州，成为牵制袁氏集团的一股力量。

官渡之战时鲜于辅亲自率军到前线助战，袁绍败走，曹操听到报告欣喜异常。

当时鲜于辅刚好就在旁边，曹操对他说：“年初的时候袁本初送来公孙瓒的人头，我看了都觉得眩晕（孤自视忽然耳），不想今天把他打败了，这既是天意，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啊！”

后来，鲜于辅也参加了南皮之战。

鲜于辅的战友和同盟阎柔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素有声望，鲜于辅曾经联合他以及刘虞的儿子刘和等人一直与公孙瓒作战。公孙瓒死后，阎柔也站在了曹操的一边，被曹操任命为抗乌桓军司令（护乌桓校尉）。南皮之战后，阎柔又说动一部分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献上名马，阎柔被封为关内侯。

阎柔的具体年龄不详，但应该比曹操小得多。

曹操很喜欢阎柔，曾对他说：“我把你当成儿子一样，你也要把我当成父亲呀（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

阎柔于是跟曹丕等处得像兄弟一般。

有鲜于辅和阎柔，如今又有焦融、张南的归顺，幽州刺史部的问题可以说初步解决了。

但是没多久，幽州刺史部涿郡人赵犊、霍奴起兵，杀死了刺史焦融以及涿郡太守，在袁熙、袁尚的鼓动下，蹋顿也趁机出动，在幽州刺史部渔阳郡北部的犷平一带进攻鲜于辅，在这种情况下，曹操率主力离开了南皮，进军幽州。

此次北征比较顺利，在涿郡斩杀了赵犊、霍奴，曹操随即率军渡过潞河救援犷平，蹋顿所部未做抵抗，撤到了塞外。

一般说的北方四州，指的是幽州、青州、冀州和并州，前三个州现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让曹操有些放心不下的只有并州。

◎转战太行山

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十月，曹操回到了邺县。

并州刺史部此前已在刺史高干的率领下投降了曹操，高干是袁绍的外甥，曹操仍让他担任并州刺史，但曹操对他并不放心，担心他迟早会反叛。

曹操的担心成了现实，曹操刚回到邺县，并州刺史高干就公开反叛。这种做法实在不好理解，当初袁氏势力尚在时高干主动投降，现在袁氏势力已基本被消灭，他却要叛乱，不知道他是怎么打算的。

可以肯定的是，高干并不傻，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里面有什么隐情，比如他投降曹操时会不会有约定，要曹操保证袁氏兄弟的安全，曹操杀了袁谭，赶跑了袁熙和袁尚，还把袁熙的妻子给了自己儿子，所有这些，让高干无法忍受。

所以，在时机选择上高干也没有太多考虑，他如果早有预谋，就不会选择在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起兵，因为这时曹操率主力已经回师到邺县。真想大干一场的话，应该在曹军主力激战于南皮时动手，或者最少也应该比现在提前两三个月，在曹操率主力打到现如今的北京市密云水库一带时动手。

把叛乱的时间定在这个时候，注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并州刺史部的范围约相当于今山西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一带，现在的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包头、榆林、延安都在其内，治所是太原郡的晋阳县，即今山西省太原市。由太原郡向东是上党郡，上党郡与邺县所在的冀州刺史部魏郡之间只隔着一座太行山。

上党郡太守是曹操的人，高干把他抓了起来，之后进军并占领了太行山中的军事要塞壶关，妄图以太行山为依托抵挡曹军的进攻。

壶关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山口，也称壶关口或壶口关，位于今山西省壶关县，属长治市，北有百谷山，南有双龙山，两山夹峙，中间空断，山形像一把壶，所以称为壶关。

这里地势极其险要，易守难攻。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率乐进、李典等部进击壶关，将其围住。

如果高干下决心死守，这一仗的结果恐怕还很难说，但高干明显信心不足，他留下部将夏昭、邓升守城，自己前往南匈奴单于那里求救。

除了乌桓人，袁绍在时还有一个传统少数民族盟友，这就是南匈奴人，南匈奴单于于扶罗跟袁绍关系密切，官渡之战时南匈奴也派兵为袁绍助战，现在于扶罗已经死了，他的兄弟呼厨泉继位。

然而，呼厨泉看到曹操势力日益强大，不敢与他为敌，对于高干的请求，呼厨泉不予理睬。高干无奈，只得带着几名随从前往荆州刺史部，要找刘表搬救兵，但路上被一支地方武装截住，高干就这样被杀了。

这支类似于民兵或民团的武装组织首领叫王琰，是上洛都尉。上洛是哪里不详，或许与洛阳有关，因为高干由并州南下荆州有可能路过河洛一带，而都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

王琰把高干的首级呈送给曹操，立即被封了侯，受到大家的羡慕。只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整天待在屋里哭，她就是王琰的妻子。

因为王琰从此将要富贵，就会娶更多的小妾，从而会夺走对自己的爱（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

高干死了，应该说壶关的这场仗就不用打了。

但结果却不是，守将夏昭、邓升很顽强，加上壶关城很坚固，曹军久攻不下。

曹操火了，发布军令：“城池攻破后，把他们全部活埋！”

但是，又打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攻下。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易守难攻，从之前的郯城、雍丘到东武阳、下邳、邺县，以及之后的陈仓之战，都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却打得旷日持久，常常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攻不下来。

曹仁看出了问题，他向曹操建议：“围城的时候最好让城里的人看到他们还有活路，现在要是让他们感觉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必然会奋力抵抗，加上敌人城固而粮多，我们硬攻必然会有很大伤亡。位于坚固的城池下，去攻打必死的敌人，不是上策（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

曹操接受了曹仁的建议，城内的敌兵很快投降了，曹仁因此被封为都亭侯。

曹仁的建议里应该还有更具体的攻城方案，不然城里的敌兵也不会轻易投降，这个方案是什么没有记载，应该是更改之前的命令，给城里的人留出一条活路，诱使敌兵投降吧。

至此，这次西征就结束了。

这次西征是曹军主力在连续一年作战后还没有得到充分休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之此次多为山地作战，对擅长平原突袭的曹军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胜负虽然没有大的悬念，却打得异常艰苦。

回师的路上要越过太行山，曹操写了一首《苦寒行》的诗，记录了行军的艰辛和自己不得已用兵的感慨，诗中写道：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诗中描绘的情景是：太行山上山高路险，车轮都能被颠坏。树林萧条，北风呼啸，熊和虎豹时常出没，山谷里人烟稀少。大雪纷飞，抬头仰望怎能不长长叹息。此情此景，令我心感惆怅，甚至想到了回师，为此在路上不断徘徊。路已经迷失，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露营之处，人和马都饥寒交迫了，背负行囊砍柴烧火，凿开冰凌煮粥做饭，想起了那首叫《东山》的诗，又勾起了我深深的哀伤。

诗中提到的《东山》是《诗经》中的一篇，相传为周公东征时三年没有回过家的战士们吟出的思念家乡的诗。

从这首《苦寒行》里依稀可以体会到古代作战的艰辛，这些不是地图上的几个点，也不是史书上的几行字，甚至不是血和泪就能说完道尽的，那种艰苦卓绝，那种百转千肠，让人忽然明白，所谓战争其实不是简单地拼武力，也不仅仅是拼智谋、拼经济基础，而拼的是人性和毅力，是对人的极限的挑战。

第四章　北方多才俊

◎并州有几位能臣

解决了高干，攻占了壶关，也就解决了并州刺史部的主要问题。并州刺史部的北部还有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的四个郡，分别是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和雁门郡，尽管地盘很广大，但都不用发兵，基本上传檄可定。

但今后如何治理好并州，仍然是曹操需要操心的事。

并州刺史部的战略位置很重要，不说庇护着中原的北部边防，就说河洛与关中的联络，它也占着中间要害的一段，所以并州刺史部的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也让人不踏实。

必须找一个能干的人来当并州刺史，曹操最后选了一个能人，他的名字叫梁习。

梁习字子虞，不是并州人，祖籍在豫州刺史部陈国。他原来是陈国的一名官吏，由于很有行政管理才干（为郡纲纪），引起了曹操的注意。汉献帝迁都许县后，曹操选拔梁习当县长，梁习干得很不错，尤其在治乱理政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曹操每遇到问题比较多的县要治理总是想到他。

这样，梁习当了好几年“救火队长”的角色，先后担任过四个县的县长，最远的地方是徐州刺史部的海西县，也就是当年刘备被袁术、吕布联手欺负流落到那里差一点下海当渔民的地方。

曹操后来把当梁习调回司空府，在人事部门工作（西曹令属），相当于司空府人事处副处长，这个职务权力很大，管着各地官员的选任，实际上相当于“曹统区”的吏部。

平定并州刺史部后，谁来担任并州刺史都将令人瞩目，按资历来说，梁习在曹营还浅，根本排不上他，但曹操决定破格提拔，让梁习由一名副处长（西曹令史）直接下去管理一州。

从中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的长处和魄力。袁绍拥有北方四州，任命的四个州刺史，三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外甥。手下有能力的人再多他也不用，立过再大的功劳他也装作没看见，这样的领导越跟越寒心。

曹操用人可谓不拘一格，打下了地盘，既没有交给曹洪、曹仁这些曹家兄弟，也没有在内部搞论资排辈，谁有能力谁就上，谁最适合交给谁。

而梁习也没有让曹操失望。

当时的并州刺史部虽然已经平定，但境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手里有兵权的人还有一批，南匈奴虽然归附，但并不能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反叛之心，并州刺史部北部与乌桓人控制区相邻，乌桓人一直蠢蠢欲动。

可以说，虽然地盘打下来了，但仍然到处充满着对峙，经过长期战乱，并州刺史部正处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豪强为害乡里之中。

梁习到任后首先四处招降纳叛，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对于有些豪族，先征召他们到州政府来任职，然后以朝廷征兵为由，将他们控制的青壮年男子陆续抽走。通过一系列手段，地方势力得到极大抑制。

局面稳定后，对于不肯服从的梁习就兴兵讨伐，并州刺史部境内很快整肃起来。

政局稳定后，梁习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耕蚕织，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边境贸易，使并州刺史部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受到曹操的嘉奖。

地方父老对梁习也十分拥戴，认为在并州担任过刺史的人里没有能超过梁习的（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

并州刺史部的南面是隶属于司隶校尉部的河东郡、弘农郡，这里一直处在动乱之中，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治理好，影响到并州刺史部的稳定。

就在高干起兵的同时，河东郡的张晟聚众上万人响应高干，弘农郡的张琰也加入进来，他们活跃于崤关、渑池一带，势力逐渐壮大。

河东郡、弘农郡是通往关中的必由之路，如果这里不在控制之中，关中就成为孤岛，这让曹操很头痛。

曹操任命的河东郡太守名叫王邑，这个人或者能力不怎么样，或者不太可靠，他的上司司隶校尉钟繇想奏免他。

但王邑在河东郡有一定势力，郡政府属官卫固和地方驻军负责人（中郎将）范先是他的盟友，当时王邑的调任诏书已经下达，但卫固和范先趁机生事，他们赶到长安面见钟繇，以民意为借口要求王邑留任。

当时高干还没有死，卫固、范先表面上为民请愿，实际上是想把局面弄乱，好与高干暗中相通（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高干通牒）。

河东郡的严峻形势让曹操忧心，他写信给在许县的荀彧：“关西诸将表面臣服而心怀二心（外服内贰），张晟作乱于殽、渑，南面与刘表相通，卫固等人又响应他，眼看将酿成大乱。河东郡是天下要地，请先生为我举荐一个像萧何、寇恂那样的贤才去镇守。”

荀彧接到曹操的信，很快回复：“西平郡太守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正是明公需要的那个人。”

曹操于是任命杜畿为河东郡太守。

杜畿字伯侯，关中人，是西汉名臣杜延的后代，20多岁时在家乡当过县长，后避乱于荆州。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在许县招揽人才，经荀彧推荐到司空府任职，后外派为护羌校尉，兼任凉州刺史部西平郡太守。

杜畿不是颍川郡人，跟荀彧也没有什么交往，他为荀彧所注意纯属偶然。

杜畿刚从荆州回到许县时，跟皇帝高级顾问（侍中）耿纪认识，两个人经常在耿纪家里深夜闲聊。荀彧跟耿纪是邻居，一天夜里，荀彧听到他们的谈话，认为杜畿这个人才识出众。

第二天，荀彧对耿纪说：“身边有这么才识出众的人不向天子推荐，岂不是白拿了朝廷的俸禄？”

荀彧于是主动邀请杜畿相见，倾谈之下更是觉得自己判断得不错，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曹操。

荀彧担任的是尚书令，相当于朝廷秘书局局长，侍中相当于皇帝的顾问或随身秘书，论品秩侍中比尚书令高。两个朝廷重臣互为邻居，夜里居然能听到对方家里的谈话，说明朝廷刚迁到许县时住房多么紧张。

另外，幸好杜畿和耿纪没有在背后谈论什么阴谋，而荀彧也不是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否则在这样的住房条件下深夜闲谈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杜畿走马上任时壶关之战还没有结束，这时能抽调出来随杜畿进入河东郡的人马有限，杜畿索性只带少数随从前往。

卫固等人知道后，派出几千人占领了黄河上的重要渡口陕津，这个地方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

杜畿无法渡河，曹操于是派夏侯惇率部前来增援。

但是，大军开到还需要一定时间，杜畿认为河东郡百姓并非想作乱，而卫固等人也没到公开违抗曹操命令的地步，应该先稳住他们。

杜畿于是绕到黄河上的另一个渡口豆津，这个地方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南，他从那里过了河，来见叛军首领。

对于杜畿的到来卫固和范先产生了分歧，范先想杀掉杜畿，为了给杜畿一个下马威，范先在城门外绑了几十个原郡政府的属官，从办公室主任（主簿）开始杀起，一口气杀了30多个，但杜畿居然神态自若。

杜畿超强的心理素质镇住了本来就不想杀害他的卫固，卫固是个不想把什么事都做绝的人，他认为对杜畿杀之无益，徒有恶名，反正他人少势孤，难有作为，于是表面上仍然尊杜畿为太守。

杜畿耐住性子与卫固、范先等人周旋，并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分化瓦解敌人，后来他抓住机会，与卫固、范先决裂，双方激战于张辟。

正在此时壶关战役结束了，曹操派出的大军也开到了，杀了卫固、范先以及张晟等人，平定了河东郡。

杜畿担任河东郡太守前后达16年之久，在任期间，他减轻刑罚，教化百姓，发展生产，开设学校，还亲自为学生上课，使河东郡得到很好的治理，成为“曹统区”里的模范区，对于巩固并州刺史部以及关中地区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畿和梁习是“曹统区”众多地方行政官员的代表，曹操每占领一个地方，都精心挑选适合于出任地方行政官的能臣，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得很快。

这些能臣虽然不上阵厮杀，平时处理的也都是些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但他们的努力也十分重要，为巩固“曹统区”的统治、支援前线战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该论功行赏了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又用了几乎六年的时间才把北方四州基本纳入势力范围，除幽州刺史部北面一部分仍在公孙氏手中外，曹操基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这几年里，辽东的公孙氏趁内地连年混战也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公孙度把原辽东郡分成了辽西郡和中辽郡，加上原来的辽东属国、玄菟郡、乐浪郡，地盘也有了相当规模。

公孙度觉得再当个太守没什么意思了，干脆创设了一个新的州，名叫平州刺史部，自己担任平州牧，同时自称辽东侯。

公孙度还派人越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也设置了一个新的州，叫作营州刺史部，任命了营州刺史。

不过，这两个州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东汉的行政建制仍然是13个州。公孙度成了“东北王”，如果按照朝廷的律法，他每天干的都是大逆不道的勾当。

但是曹操现在并没有发兵讨伐公孙度的打算，因为在曹操的对手名单里，像公孙度这种远在天边的割据军阀，可以放心地往后排。

还在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的时候，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当时已55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对外不再提他的平州和营州，但实际控制区不变。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公孙康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所以，现在的“东北王”已经是公孙康了，尽管朝廷管不着，但表面上还是服从朝廷的。

到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天下的总体格局是，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外，已全部纳入“曹统区”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刺史部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刘表、孙权以及刘备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在这10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消失了，弱者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手下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

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大家。

所以，在北方大势初定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惇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惇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中郎将、旅长一级校尉。而曹操手下的一批“异姓将军”，进步更快。

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军长（将军）或副军长（偏将、裨将）了，其中于禁、乐进是副军长（偏将），军长有李典（捕虏将军）、程昱（振威将军）等人，张辽、张郃、徐晃也都是副军长（裨将、偏将），许褚的军职稍低些，是旅长（校尉）这一级。

这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绝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后，立即着手考评各位将领的功劳，考评的最后结果，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于是上表汉献帝，对他们三个人予以表彰。

在这份表彰令中，曹操说：“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提拔他们全部升任军长，其中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在他们几个中，于禁更是表现突出，官渡之战前于禁只是名师长（平虏校尉），面对强敌，于禁多次主动请缨为“先登”，曹操给他2000人马防守战略要地延津，其间曹操不得不临时抽身东征刘备，袁绍趁机急攻延津，由于于禁防守严密，袁绍未能得逞。于禁随后与乐进率5000步骑反攻，击破袁军多处营垒，从延津到汲县、获嘉沿黄河一线共焚毁袁军的营垒30多处，斩首及俘虏敌人各数千人，招降了袁绍的部属何茂、王摩等20多人，取得了赫赫战绩。

曹操随后命于禁领兵进驻原武，攻击附近由袁军控制的黄河渡口杜氏津，于禁将其攻破，由于战功累累，曹操临阵升于禁为副军长（裨将军）。

完成任务后于禁回到官渡，曹军与袁军在此展开百日苦战，双方各起土山相对，袁军在土山上向曹营射箭，曹军士卒死伤很多，于禁亲自督守土山，力战，鼓舞了士气，最终将袁军击垮。

现在论功行赏，于禁虽然之前单独升过一级，但由于战功实在太多，又被曹操升了一级，成为军长（虎威将军）。

于禁参加曹操阵营相对较晚，他担任团长（司马）时曹军许多将领已是旅长（都尉）、师长（校尉），于禁的起点明显偏低。但由于于禁作战勇猛，善打硬仗、险仗，且战无不胜，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所以于禁很快成长为与乐进、张辽、张郃、徐晃等名将同级或略高的将领。

除了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彧。

早在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彧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汉献帝表荀彧为万岁亭侯。

当时曹操在这份奏章中写道：“侍中兼尚书令荀彧，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想念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彧勠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彧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彧在陛下身边处理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彧的功劳呀，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彧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局局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彧自作决定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彧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请不要推辞。”

曹操反复劝说，最后荀彧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

于是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彧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彧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

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郃在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

而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只有夏侯惇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汉献帝刚到许县时被封的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就是徐晃。

徐晃原来是杨奉的部下，汉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除了升官，爵位也得加封或晋升。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汉献帝，大封功臣20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

曹操在给将士们的通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余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时，让我追思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20多个人名单不详，只知道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彧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时食邑是1000千户，此次又加封1000户，共计2000户，在亭侯里算是很多的了。

曹操在上汉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彧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彧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彧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彧的建议起到了以亡为存、以祸致福的效果，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彧再次谦让，曹操又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

曹操甚至想让荀彧担任三公，荀彧不好当面拒绝领导的美意，就让荀攸出面替自己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最终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惇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1800户，合计达到2500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400户，合计为700户。

◎九州制风波

其实，最该奖赏的人应该是曹操。

曹操从理论上说也是汉室的一名臣子，也需要“加官晋爵”，曹操目前的职务是三公之一的司空，他曾经代理过一段时间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但这一职务后来被免去了。

袁绍死后全国武将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还有车骑将军，之前由汉献帝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董承因谋反被杀，这个职务也空了出来。

这时，朝廷的三公除曹操外还有司徒赵温，而太尉一职空缺，曹操曾有意让荀彧担任三公，指的可能就是太尉，但被荀彧坚决拒绝了。

曹操还担任了冀州牧一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头衔，是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叫作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算是个兼职。

朝廷的九卿里，赵岐、陈纪、张俭、桓典等人因为年事已高这些年先后去世，对于空出来的职位，暂时无人替补，汉献帝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目前比较活跃的是孔融等几个人。

曹操这些年来重点加强了司空府的建设，使其机构逐渐庞大，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民政、司法、人事等，还设置了军师、军师祭酒、参司空军事、军谋掾等军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

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行使了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除荀彧等极少数人外，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

曹操攻占邺县后兼任冀州牧，当时有人建议他恢复古代的九州制（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冀州的面积最大，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更容易为天下信服（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对于这个建议，曹操有点动心。占领冀州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将会有许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自己作为三公之一，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比如按时上朝、有事上报、天子随召随到等，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

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分开过”了，但那样一来，必须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而且，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恢复古代九州制的时候，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曹操担任冀州牧，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

“九州”是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这是它的虚指；它还有一个实指，指的是九个州，即九大行政区。但是，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却有不同版本。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周礼》，但它说得比较含糊，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东南叫扬州，正南叫荆州，黄河以南叫豫州，正东叫青州，河东叫兖州，正西叫雍州，东北叫幽州，河内叫冀州，正北叫并州。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

《吕氏春秋》认为，河、汉之间为豫州，是周天子之地；两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河、济之间为兖州，是卫国；东方为青州，是齐国；泗上为徐州，是鲁国；东南为扬州，是越国；南方为荆州，是楚国；西方为雍州，是秦国；北方为幽州，是燕国。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行政区划。

最通行的“九州说”出自《尚书》里的“禹贡”篇，九州的名字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是以山川河流为界线划出的地理分野，也不是行政区划。

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但已经不是九个州，而有十来个州，陆续增加了幽州、并州、益州、交州等新的州。目前，天下共有13个州，“梁州”的名字改为“凉州”，未设雍州，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管辖两京地区，被视为一个州。

也就是说，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现在要恢复它，依据是什么呢？

而且，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毕竟，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曹统区”，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果然，身在许县的荀彧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曹操说：“现在如果依古制，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冯翊郡、扶风郡、西河以及幽州、并州的全部，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让他们归属冀州，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如果因此引起叛乱，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

荀彧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修复旧都洛阳，之后南下荆州，讨伐刘表、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责王贡之不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从而人人自安。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议古制。

荀彧的这番表态，让曹操吃了一惊。

其实曹操坚持恢复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玄机，可惜荀彧没有看到。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但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恢复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借恢复九州制进而恢复已经废除的其他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王不断改造，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台等内朝官分权，有时竟形同虚设。

在曹操看来，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比如封爵制度，以前是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称“非刘氏不得封王”，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

曹操想恢复九州制，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复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便遭到了荀彧干脆利索的反对。

继荀彧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九州制是古制，王畿制也是古制，恢复九州制，王畿制要不要也恢复？

所谓王畿制出自《周礼》，指的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1000里以内的是王畿，方圆500里之内的是侯畿（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畿”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孔融认为按照这个制度，以许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划入天子直接管辖区里。

这就包括了豫州、兖州和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包括冀州、并州、荆州的一部分地区，孔融端出王畿制来，显然是跟九州制对着干，让你弄不成。

孔融最近以来一反初到许县时的良好合作态度，在很多事情上都喜欢跟曹操唱反调。就孔融的这番谈论曹操完全可以不理，也可以追究他的责任，问问他的动机是什么。但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中间还夹着荀彧。

荀彧的表态让曹操不能不认真对待，荀彧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功臣，而且在士人中很有号召力，自己手下的相当一批官员都来自荀彧的推荐。

或许荀彧没有看出来自己的真实动机，就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发表的意见，因为仅就此而言，费那么大的劲确实有点不值当，荀彧及时提出建议是他一贯责任心强的表现。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心思而执意反对，如果是那样就麻烦了。这表明，荀彧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自己的想法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恢复九州制的提议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曹操下令终止关于恢复九州制的讨论（遂寝九州议）。

曹操还写信给荀彧说：“不是先生及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要失去的可能更多了！（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奇才仲长统

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曹操需要大量人才去治理，曹操觉得招揽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

曹操让州刺史们多向他推荐人才，于是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先后来到曹操身边，曹操全部任命他们当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锄），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

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60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几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

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

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很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彧、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王凌有个特殊身份，他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他也在长安，当时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在这些人才里，仲长统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20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后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

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

话说得这么直白，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在并州，荀彧知道他是个人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台的一名科长（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

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很少有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他的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这本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彧等人对他颇为赏识。

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他曾建议：“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

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这一阶段较为活跃的人才还有两个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他们后来都是曹魏的重臣。

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那时担任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

但是，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

郭援怕生变，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他不动声色，仍然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是曹操任命贾逵担任渑池县令。

贾逵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多次临危受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曹丕称帝时他与曹休共同主持与孙吴的战事。

张既前面提到过，他当新丰县令的时候，钟繇派他劝说马腾，为韩遂、马腾陈说祸福，使他们二人遣子入朝，为打败郭援等人的联合进攻立下了功劳。

高干反叛后，张晟、卫固、张琰等人响应，占领了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河东郡很多地方，曹操任命张既以议郎的身份协助钟繇处理军务（参繇军事），张既凭借他与韩遂、马腾的关系，说服他们出兵协助攻打张晟、卫固等人。

后来，张既担任了京兆尹，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他积极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为曹军历次用兵汉中做好后勤支援。魏国初建时，在西北地区新设了雍州，他是第一任刺史，后改任凉州刺史，一直任职于曹魏西部地区，很有政绩。

◎曹操的两位秘书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人，曹操占领北方后吸纳的大量当地人才中比较有名气的还有王思、郤嘉、司马朗、刘放、孙资等人。

王思、郤嘉以及薛悌在史书里一同被列入《苛吏传》，他们两个人出身都很低微，后来做的官也差不多，王思开始与梁习都在司空府人事部门供职，后来都被提拔为刺史，又做到九卿。

薛悌是在兖州时期就跟随曹操的旧部，张邈叛乱时协助程昱守鄄城三地，受到曹操重用，后来担任过郡太守，他最出名的一段经历是，作为护军与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合肥。郤嘉情况不详，既然被列入《苛吏传》，应该做过郡太守或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司隶校尉部河内郡人，曹操的老上司、前河南尹司马防之子。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分别是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个个都很出色，时人称为“八达”，意思是司马家的八个达人。

现在常说的“达人”一词据说是从日文和韩文演变而来，指的是经过长年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而在某个领域里顶尖的人，是某方面、某领域里最牛、最猛的人。在古籍中，达人的意思是智能通达之人，除了这个意思外，达人在古代还有显贵的人、豁达豪放的人等意思，反正都是褒义词。

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司马防担任天子身边负责办理文件的机要秘书（治书御史），有感于天下即将大乱，他让长子司马朗带上家眷回温县老家。司马朗不负父亲嘱托，带着家人辗转回到了温县，召集宗族，替父亲教导诸弟。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司马朗的家乡河内郡已成为“曹统区”，这一年他32岁。曹操感念于老领导当年的关照，征辟司马朗到司空府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成皋县令、堂阳县长、元城县令，后来曹操担任了丞相，调他到丞相府担任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刘放和孙资对曹魏政权影响更深远，他们也是这一时期加入曹操阵营的。

刘放字子弃，冀州刺史部涿郡人，是刘氏宗亲，不知道跟同是涿郡的刘氏宗亲刘备有没有一点儿关系。刘放举过孝廉，天下大乱后，幽州刺史部渔阳郡的王松据地称雄，刘放去依附他。

曹操平定冀州后，刘放劝王松归顺曹操，王松接受，让刘放以自己的名义给曹操写了封信，这件事让曹操很高兴，而这封信因为文采飞扬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皮之战期间，王松率雍奴、泉州、安次等县归附曹操，曹操听说刘放有劝王松归附之功，而且王松那封信又是他代笔的，于是对刘放刮目相看，招入司空府从事秘书方面的工作（主簿记室），后来又下派到郃阳等地当县令。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人，小的时候就很聪慧，3岁时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王允也是太原郡人，对他很欣赏。曹操担任司空后，曾经征辟他，但由于孙资的个人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孙资也是贾逵的好朋友，贾逵后来劝孙资出来做事，曹操任命他为县令。

一般总会把刘放和孙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项特长——做秘书工作。

后来，曹操建立了魏国，选他们为机要秘书（秘书郎），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为中书，权力很大，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成为机要部门的主管，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曹魏的江山甚至一度被他们二人左右。

曹操不仅在军事上不断取得成功，在人才大战中也总能抢占先机，他是汉末三国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这得益于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

◎“病人”司马懿

但是，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报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却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8岁，跟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24岁，算起来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河内郡温县是司马氏的故里，他们是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颍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10岁，他的哥哥司马朗18岁，如果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年龄会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17岁，官渡之战时他21岁。

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杨俊、崔琰等北方名士对司马懿早有赏识，对他有很高评价。

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那时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其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

崔琰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22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相当于郡政府驻京办主任，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时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召见他，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却被司马主任拒绝了。

据说，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自己不肯屈事曹操（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

这个理由很含糊，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因而心中不平。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即便如荀彧、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

史书里还有一个记载，说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曹操的征辟。曹操有点怀疑，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就信以为真，不再强迫他应征了。

司马懿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就命苦了，因为必须装下去了。

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这可怎么办？一旦被告密，司马懿将有杀身之祸。关键时刻，司马懿的妻子出手了。

司马懿的妻子名叫张春华，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她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之后还亲自执爨。

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

司马懿那时候是个20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

爨的意思还有烧和煮，张春华把人杀了，怎么藏尸灭迹呢？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她亲自烧火。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她也是河内郡人，父亲是个县令，母亲姓山，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姑奶奶。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她追随司马懿一生，帮了司马懿不少忙，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张春华于是使出撒手锏——绝食。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块绝食，司马懿害怕了，赶紧赔礼道歉。

不过，司马懿挺嘴硬，在外面对人说：“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不惜装病杀人，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如果以后汉室复兴了，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这些无疑会成为光辉业绩。

可惜，上面这些故事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个22岁的郡政府上计掾的随员，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而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来自哪里呢？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且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特立独行，非要耍点酷，让人有些不解。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他还是出来做事了。

曹操后来再次征司马懿，不过不是很客气，命令说：“再要嘚瑟，就抓起来（若复盘桓，便收之）！”

司马懿害怕了，乖乖出来就职。

这个故事显然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打圆场的，当初不出来，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

司马懿再次来到曹操身边，不是去许县，而是直接来到邺县，他工作干得倒是挺出色，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工作也努力，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

这说明，司马懿不是死读书、认死理的人，不会只拉车不看路，先前关于汉室衰微、不肯屈事曹氏的话也都是假的。

◎傲慢的代价

这段日子，也有人日子更不好过。

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堂弟高柔，另一个是曹操的老朋友、在官渡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许攸。

不过，他们的结局很不一样。

因为跟袁绍、高干的关系，高干叛乱后曹操对高柔产生了成见，高柔本来当县长，曹操下令把他调回来，任命他为刺奸令史。

刺奸是执法官，最早设在军中，后来地方上也有。令史是令的属吏。刺奸令史这个官职，可以理解为基层法院的院长。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想找个碴把他杀了，因为法官每天都要断案，在断过的案子里找出几个冤假错案来还是不难的，到那时可以找个证据把他杀了（太祖欲因事诛之）。

但是，高柔没有让曹操找到机会，因为他判案允当，所管理的监狱里也没有积压留滞的犯人，曹操对高柔慢慢有了好感。

让曹操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件小事。

高柔平时工作很敬业，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他坐在那里抱着文书睡着了（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悄悄离开了。

曹操后来把高柔调到司空府任仓曹属，类似于粮食处副处长。

但曹操发现，高柔在司法方面经验更丰富。后来曹操担任了丞相，就把高柔调来当丞相府司法处处长（法曹掾）。曹丕当了皇帝后，任命高柔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廷尉）。

曹操平定冀州后，许攸自恃有功，又与曹操有故交，所以常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很大，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估计也没多少人会跟他较劲，但他连曹操也相当轻慢，经常当众跟领导拍肩头，开领导玩笑（时与太祖相戏）。

许攸有时还呼曹操的小名，经常说：“阿瞒呀，要是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

曹操听完，笑笑说：“你说得对。”

但是，曹操心里相当反感他（内嫌之）。

一次，许攸从邺县东城门经过，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曹家人要不是我，都进不了这个门。”

有人把这句话报告给了曹操，曹操忍无可忍，把许攸抓起来杀了。

曹操能容忍敌人，容忍仇人，容忍背叛自己的人，但即使像这样心胸已经够宽阔的人，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

能容忍祢衡那样的人，虽然他们很狂傲，也很无礼，但曹操不会杀他们。但这一回却杀了许攸。

老朋友，还立过大功。曹操为何就不能容忍？

因为许攸不仅挑战了曹操的面子，更挑战了曹操的权威。

领导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一定没有当过领导。许攸大概就没有当过像样的领导，他可能长期都是智囊这种角色，所以不懂曹操的心理。掉了脑袋，恐怕都不知道为了啥。

刘邦是一个比较随和的皇帝，因为他出身草根，端着架子能走路，不端架子也能走，尤其是在跟他一块打江山的那帮老哥们面前，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但是，当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往下面打量这些老战友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那么跟他不见外，开会时乱讲话，张口直呼他的小名，走到路上随便勾他的肩头。此时，他才发现这些习惯原来是那么让人不爽。

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喊声“首长”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绝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大概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北方大都会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的壶关之战结束后，河北地区暂时没有大的战事了。

曹操是在这一年三月率军回师邺县的，在此休整了好几个月，对于习惯于戎马倥偬生活的曹操来说，没有大仗可打，反倒有些不适应。

这段时间，他在邺县主要做的是命人开始整修漳河。如前所述，漳河紧贴邺县而过，方便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也带来了水患，一旦邺县被敌人围攻，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在军事上十分不利。

曹操看中了邺县这个地方，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安顿在这里，所以开始思考漳河治理问题。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

曹操的司空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司马朗建议：“现在是大战之后，民众失散，土地无主，都成了公田，恢复生产正是时候。”

郭嘉、荀攸、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既发展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

自古以来，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农田和水患治理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漳河频繁改道，这些工程毁坏殆尽。曹操下令组织流民，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重修。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甚至更长，动用的军民也有数十万，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只能从一些零星史料中窥视这项工程的全貌。

据记载，曹操下令在漳河上修建了一个大坝，名叫天井堰。有了这道大坝，漳河水被拦出一座水库，这座水库名叫堰陵泽。这样一来，水流下泄便可以实现调节，枯水时多放水，有水患时利用大坝对洪水进行调节，其原理与如今的大型水库没有什么不同。

天井堰以下20里内又修了12个墱（墱，级次，泄水之处，言有十二也），每个墱相隔300步。由天井堰下来的水被这12个墱分出12条水流，每个墱口都修有水闸，控制水流的出入（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

所谓墱就是人工灌溉渠，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的广大地区农业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赋，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叫芒种的作物，芒种就是水稻和麦子，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高的地方种麦子等谷物。

关于邺县当时广种水稻的事，在曹丕的文章里也得到了印证。

距这些水利工程建设晚十多年后出生的著名学者傅玄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水利工程对魏郡地区粮食产量提高所做的贡献，他说可以灌溉的旱田亩产达到了十多斛，而水田更可以收谷数十斛。当时一般土地亩产高的也就是十斛左右，低的也就只有三四斛，由此可见漳河上的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从漳河引出来的水，有一股被引到了邺县城内。

曹操下令在邺县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由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进入暗渠向东流（伏流入城东注），这条暗渠在城里绕了一个圈，先向南流，之后从东门出城。

从这条暗渠上还有不少小的水渠引出去，通向城里的各个地方（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这条渠出了邺县后，曹操还下令在其上修了一个稍小点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

可见，此时的邺县便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为时尚的城市之一。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曹操下令对邺县进行了新的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为庞大，而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像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其城垣长度与宽度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意突破。在城垣之内，其大部分区域是宫城，它一般位于城市正中或者偏南，洛阳城里有北宫和南宫，面积相加占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他政府办事机构、达官贵人的府第、交易市场等又占了一部分，真正的城市平民能挤到城里居住的很少。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都城之内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县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始于曹操的首创，这些规制影响到唐代长安的城市布局，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以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全部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

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部上党郡的大山里盛产上等木材，这里离邺县很近，免去了运输之苦。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县，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设用材。

邺县的扩建是旷日持久的工程，后来曹操在邺县城西北角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使这场扩建活动达到了高潮，让邺县不仅超越了已经破败的洛阳、长安，也超越了天子所在的许县，以及襄阳、成都、临淄等当时一流的大城市，成为一座崭新的、规模巨大、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的都市。

有了这座超级堡垒，曹操就有了稳固的后方，可以把重要将领、官员的家眷从各地接到邺县来，免除大家的后顾之忧，以便更安心地打仗或工作。

对那些手握兵权但又不是嫡系的将领来说，把家眷送到邺县去，不仅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而且可以打消曹操对自己的顾虑，所以张绣、张燕、臧霸等人先后主动要求把家眷送到邺县来。

◎向北延伸的运河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位于山东半岛新置的青州刺史部长广郡传来了海贼闹事的消息，曹操决定亲征。

长广郡位于山东半岛的前端，此地原来有东莱郡，曹操占领其一部后设置了长广郡，今天的蓬莱、威海、青岛都包含在其中，曹操任命何夔为郡太守。

长广郡三面环海，很多人以出海打鱼为生。长广县人管承聚集了徒众3000多户成为流寇。这伙人在岸上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下海，官府没有海军，拿他们没办法。

曹操收到何夔的匪情报告，率张郃、乐进、李典等部挥师东进，亲自讨伐这伙海贼。

由邺县到长广郡，中间要穿越兖州刺史部的东郡、济北国、泰山郡，以及徐州刺史部的琅琊国、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国等地，属于长途行军。为对付这几千名海贼，应该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更不至于让曹操亲自出征。

但曹操还是亲自带兵来了，他率大军进抵北海国境内的淳于，即今山东省安丘市，在此建立前线指挥部。

之后，命乐进、李典进军长广郡进剿管承。

管承没想到自己连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都还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伙黑恶势力而已，居然招来了曹操的亲自远征，还有张郃、乐进、李典这样的名将联袂来打他。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给自己保存一点面子，以便日后还能在这一带混，之后便退到海里的一些岛屿上。

这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派兵到这些岛屿上进行清剿（议者欲举兵攻之）。

对当地情况非常了解的何夔有不同见解：“管承这些人并非生性喜欢作乱，他们只是缺少教化，所以不知道回到善的道路上来（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如今逼迫太急，他们害怕被剿灭，必然死战，即使能够取胜，但也要付出很大代价，不如晓喻以恩德，让他们自悔，可以不用兵而平定。”

曹操接纳了何夔的建议。确实，打海战曹军没有一点经验，管承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海上，一旦入海就是他们的世界，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打起来结果如何还真难说。现在管承所部退到海岛上，据险而守，不易清剿，如果能招抚应当是上策。

长广郡副太守（长广郡丞）黄珍有勇有谋，何夔推荐他前往岛上完成招抚的使命。黄珍到海岛上找到管承，向他陈述利害，表明招抚的意愿，管承接受招抚。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秋天，东征管承之战便这样不疼不痒地结束了。对曹操来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居然没有打起来，虽然也高兴，但总觉得不够尽兴，打惯了仗的人总是闲不下来，老想找机会打一仗。

不过，曹操想打仗的话下面还有足够的仗让他打。这次之所以领兵出来，解决管承是一方面，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才是重要目的。

八月解决了管承问题，但曹操回到邺县已是次年二月，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曹操对北方各州郡进行了视察，重点考察了各地已开工的水利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邺县附近的漳河治理工程开工后，董昭向他提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计划，建议趁着北方各州郡已经平定的机会，以现有河流为依托，大修人工运河。

这项计划很庞大，它由一系列人工运河组成，用运河联结华北地区的若干条河流，从而编织出一个纵横交错、互相可通可联的河网。

这些运河主要由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组成。曹操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命熟悉北方事务的董昭负责督建。

白沟动工最早，在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正月便开始修建。白沟原来是黄河改道南下后留下的故道，又叫宿胥渎，由于缺乏水源，不能通航。曹操下令把附近淇河的水引来，充实白沟的水量。具体做法是，在淇河入黄河的淇水口通过打桩的办法修建河堰，阻拦淇河水入黄河，然后在堰北修筑人工运河，将水导入白沟。为了控制淇河水的走势，又在顿丘县境内修筑石堰，拦阻可能重新进入黄河的水流。

白沟通航后，可以由邺县直达内黄，在此与洹水汇合，由此可以到达馆陶、广宗等地，最后连通滹沱河，成为华北平原上一条新的重要水道。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在董昭主持下又开凿了平虏渠，目的是由滹沱河继续北上，将白沟联结起来的水网继续向北延伸。为此，在滹沱河与泒水之间修建了人工运河，将二者联结起来，使华北平原的人工河网进一步到达更北的地方。

当初的平虏渠北端大约在今天津市静海区的独流镇，南端大约在今山东省青县一带，这一段也就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的北段。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京杭大运河北段的主体工程最早是由曹操下令修建的。

泉州渠也动工于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当平虏渠将滹沱河与泒水连通后，泉州渠的开建使河网再次向北延伸，到达潞河，即今天津地区的海河流域，其最北之处可达幽州刺史部的雍奴县，即今天津市武清区以北。

潞水下游水流湍急，不利于航行，后来又修筑了泉州渠二期工程，即从鲍丘水修筑运河通濡水，也就是新河，解决船到潞河后无法继续向北的问题。

新河的大体流向是，出盐关口，穿过庚水、巨梁水、封大水、缓虚水、素河等众多河道，最后在乐安县境内与濡水汇合。

平虏渠、泉州渠、新河这三条人工运河的修建，互相接力，使可以通航的河网不断向北延伸。这些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北部、河北省西部、天津市和北京市等地区，在当时尚属欠发达地区，这里地势低洼，容易积水，道路难行，交通困难。发达的水运系统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这里的交通状况。

新的运河体系完工后，由邺县出发的船只可以从漳水、淇水到达白沟，然后经平虏渠、泒水、潞水、泉州渠、新河等不断向北转运，一直抵达幽州刺史部。

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曹操下决心修建这些工程，绝不只是改善北方交通那么简单，显然他有更大的动机。

第五章　北征乌桓之战

◎争议下的北征

费劲修运河，这是个苦差事，说明曹操的想法是要彻底解决北方的问题，因为此时幽州刺史部境内还有反曹势力存在。

南皮之战后，袁熙和袁尚仓皇逃出，摆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他们不能冒险南下，越过重重曹军占领区去投奔荆州的刘表或益州的刘璋，这条路一点都不可行，因为他们的表兄高干就这么丢了命。

所以，他们只能向北边逃。北边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活跃在幽州刺史部以北的少数民族部落，一个是活跃于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一带的公孙氏集团。论实力后者更强大，但他们之间素来没有太深的交往，把握不大。

于是袁熙和袁尚只好向少数部族首领求助，袁绍当年为了笼络蹋顿，曾经学了回西汉的皇帝，在袁氏家族里找了个长得漂亮的姑娘收为义女，把她嫁给了蹋顿。

乌桓是游牧民族，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他们目前活跃于幽州刺史部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

虽然不大清楚袁熙和袁尚还认不认这门亲，但目前已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试试了。没想到蹋顿对袁家很有感情，把袁熙和袁尚还当自家兄弟看，眼见他们落难，立即慷慨地伸出援手，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地盘上。

袁熙和袁尚并非空着手去投蹋顿的，他们走的时候裹胁了10万多户幽州、冀州的军民，强迫他们迁往乌桓控制区。这可是一份厚礼，也是他们今后在乌桓人那里说话的本钱。这些年来，蹋顿每次南下侵掠内地，都要劫持内地的军民到草原上来，前后累计也有10万多户。

有了这20多万户内地军民，乌桓人的势力大增，加上袁氏兄弟在幽州一带仍然有一定影响力，乌桓族的蹋顿部落有慢慢坐大的势头。

曹操一边清剿高干和海贼，一边扩建邺县，大修运河，但他始终还有一只眼睛警惕地盯着北面的袁氏兄弟。曹操深知袁氏在北方经营多年，与少数部族首领有很深的交往，说他们随时会卷土重来，一点都不是杞人忧天。

袁熙和袁尚的年龄不详，曹操比他们的父亲袁绍小了大约10岁，这个年龄差距可以视为同代人，也可以视为两代人，曹操主动与袁谭结为儿女亲家，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更倾向把袁熙和袁尚视为同代人。他们现在都处在最为成熟、精力也最充沛的时期，必然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草原上当个牧马人。

但并非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当袁氏兄逃到乌桓人那里时，曹操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松了口气，认为北方的战事可以告一段落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包括曹操身边的一些武将和谋士在内，都认为袁熙和袁尚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大浪来。

可曹操本人并不这样看，曹操觉得北面还有仗要打，并且是大仗、恶仗。对此，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

为了筹划这一仗，他甚至拿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耐心，在华北平原上大修运河，让可以通航的河网一点点向北延伸，最后延伸到渔阳郡的雍奴等地，这里已经接近与乌桓人对垒的前线了。

这就是曹操费如此大的代价拼命修运河的原因。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自淳于返回邺县。

最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北征的计划，回到邺县后，曹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把北征计划提了出来，让部下们讨论。

果然不出所料，大多数人对此时大举北征持反对意见。哪些人反对史书并未详细记载，只是说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诸将皆曰），看来人数不少，并且以武将为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袁尚只是个亡虏而已，乌桓人贪而不亲，袁尚在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发展。如果现在远征，刘表必然趁机袭击许县，要真是那样的话，后悔都来不及了（万一为变，事不可悔）。

大家提出与其北征不如南征，趁着兵强马壮，挥师直驱荆州，征服刘表，而北方二袁及蹋顿、公孙度之流要么主动投降，要么自生自灭，根本不用理它。

只有郭嘉、史涣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赞成此时北征。

其中，参谋长（军谋祭酒）郭嘉的态度最坚决：“曹公虽然威震天下，但乌桓人必定自恃偏远，不会防范。如果突然发起攻击，一定能消灭他们。袁绍当年在北方一带影响很大，袁熙和袁尚还在，我们在北方四州立足时间尚短，还没有来得及施以恩德，如果此时南征刘表，袁尚等人必然有所行动，到那时北方的汉人难免会响应，从而助长蹋顿的野心，到时候幽州、青州恐怕就不是我们的了。”

郭嘉同时认为，刘表不过是一个喜欢坐着空谈的人而已，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跟刘备之间虽然有合作，但关系很微妙，对于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即使现在举全国之兵远征乌桓，也可确保无事（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这场讨论虽然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讨论进行得异常激烈。参与讨论的除了曹操身边的核心幕僚及心腹将领外，像韩浩、史涣这样的一般将领也都参与了。

史涣一开始反对北征，他想拉韩浩一块劝说曹操，没想到韩浩却赞成北征。

韩浩对史涣说：“现在我们兵力强大，凡是征战无不处处得手，如果不趁此有利时机解决乌桓问题，必然会给将来留下后患。以曹公的神勇，做什么事都会考虑得很周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反对他，干扰他的决策。”

史涣听了觉得有理，于是转而支持北征。

这场大讨论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应该北征，但这并不是少数人说服了多数人，而是曹操亲自拍的板。

曹操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把北征放到解决荆州问题之前完成，所以他才会花那么长时间在北方地区大修运河。至于刘表，他赞成郭嘉的分析，这是一个魄力不足的人，就像当年的袁绍，在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前往往犹豫不决，等到能完全看清楚的时候，机会也没有了。

什么人最珍惜机会？是那些最渴望获得机会的人。

什么人最渴望获得机会？是那些处于劣势，急于改变处境的人。

袁绍也罢，刘表也罢，小日子过得挺好，这反而成了包袱，当机遇来临时，他们便犹豫了，彷徨了，害怕那是冒险，把眼前的荣华富贵都弄丢了。

说起来袁绍和刘表都算是个人物，他们也曾经有冒险精神和拼搏的勇气，但当他们过上富贵奢华的生活时，就变了另外一个人，由进取变得保守。

退一步说，即使刘表这一回判断准确，反应快速，与刘备一起举兵北上，也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曹军现有的实力，可以留下相当数量的人马防守南线，对付刘表。

再退一步说，假如许县守不住，也没有关系，可以把汉献帝撤到黄河以北来，凭借黄河进行抵挡，为大军回师赢得时间。

所以，因为担心刘表而反对北征虽然也有道理，但却有点反应过度。危险处处存在，关键是如何准确判断危险的程度，既不缩小，也不夸大。

想好这些后，曹操下令组成北征军团，亲自领军，即刻挥师北上，目标直指幽州刺史部以北的乌桓人和袁氏兄弟。

这次北征在曹操一生征战史中是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出征前内部意见最为分歧的一次。事后证明，它也是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虽然最后以曹军的全胜而结束，但也留下了许多争论。

◎组建快速纵队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春天，曹操率大军从邺县出发远征乌桓。

此时的乌桓人活跃于幽州刺史部以北的广大地区，大本营叫柳城，这是一个有争论的地方，一般认为它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南。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也势在必得的远征，虽然没有虚国而出，但曹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几支部队悉数出动，其中包括张辽、徐晃、张郃、曹仁、张绣所部，以及曹纯统率的虎豹骑，韩浩、史涣等人也随军出征，统领中军，参谋人员以郭嘉为首。

曹操手下目前最熟悉北方事务的有三个人，分别是鲜于辅、阎柔和牵招，前面对他们都有过介绍，此次北征乌桓自然少不了他们。

曹操至少还带着两个儿子，分别是曹植和曹彰。曹丕没有随征，而是留守邺县，这跟上次曹操西征并州时的安排一样，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已经21岁的曹丕正在刻意锻炼和培养。

曹彰字子文，是卞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年龄不详，介于21岁的曹丕和16岁的曹植之间。在曹操诸子中，曹彰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单从外表就能看出来，他生着一头黄发，被曹操称为“黄须儿”。

他爱武不爱文，从小善于骑马射箭，臂力过人，胆子特别大，敢徒手与猛兽搏斗，在此之前已经多次随父亲出征。与相对文气的弟弟曹植不同，曹彰平时一开口就是打打杀杀。

曹操经常教育曹彰说：“你这孩子不读圣贤之书，不慕圣贤之道，只喜欢骑马击剑，这是匹夫之勇罢了，算不上什么（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曹彰当面不敢顶撞父亲，但背地里仍然把卫青、霍去病作为心中偶像。

曹操曾经问儿子们将来想做什么。曹彰说：“我喜欢当将军。”

曹操挺高兴，又问：“当了将军想怎么样？”

曹彰满脸豪气地说：“披坚执锐，危险面前头都不回（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

曹操听他说得像模像样，又意气风发，不禁哈哈大笑。

大军向北进发，开始比较顺利。

由于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从行军路线到后勤供应都有精心安排，大军很快就推进到了幽州刺史部境内。

路过涿郡时，曹操想起一个人来，倒不是涿郡人刘备，而是刘备的老师名将卢植。这里也是卢植的家乡，曹操专门派人到卢植墓前进行祭祀。

曹操在所写的祭文中说：“已故的北中郎将卢植，海内所闻名，在学术上又是一代儒宗，是士人的楷模、国家的栋梁。特派人前去扫墓，抚恤其子孙，致上薄酒，以彰显其美德。”

曹操还向涿郡地方官员询问卢植有没有后人，地方官报告说卢植有三个儿子，两个都死于战乱，最小的一个名叫卢毓，字子家，卢植死的时候他才19岁。卢植虽然教出了公孙瓒、刘备这些大人物，但在连年饥荒中，日子并不好过。卢毓长大后，奉养寡嫂以及子侄们，同时继承父亲的遗志，专心学问。

曹操听了很高兴，把卢毓找来安排了工作。

卢毓后来也成为曹魏名臣，曹丕当太子时征卢毓到身边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卢毓和高柔一样，是曹魏司法方面的专家。

过了易水，曹操特意考察了公孙瓒当年在这里修筑的那些超级城堡。

尽管现在这些庞大的建筑早已荒败，但依稀能看见当年这些工程是如何坚固。

这时，郭嘉向曹操提出建议：“兵贵神速，如今要赴千里之外袭击敌人，辎重太多不利于机动，时间长了敌人会知道，早做防备。不如把辎重留下，轻兵兼程，快速推进，以掩其不备。”

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从各部抽选出精兵，全部骑马，加上虎豹骑组成快速纵队向北进发，其他部队留在幽州刺史部一带作为后援。

◎兵出卢龙塞

有一位猛将没有出现在快速纵队里，他突然病逝于军中。

这个人是张绣，关于他的死，还有一些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张绣因为欠下了曹家人的血债，一直心存不安。

据说，曹丕对此就念念不忘，多次当面质问张绣：“你杀了我哥哥，还有什么面目出来见人（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

张绣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自杀。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张绣进入曹营以后确实面对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曹操找过张绣的麻烦，相反跟他又结成亲家，又授予很高的职务，几次重要战事张绣都领兵参加，可见也没有夺去他的兵权。此次北征，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曹操把张绣也带上，说明张绣并没有面临灾祸和风险。

如果曹操想杀了或逼死张绣，没有必要让他随征，张绣更有可能是意外或因病而死。

现在，曹操亲自率领快速纵队向北疾进。

快到无终县也就是今天津市蓟州区时，曹操找来一个人，给他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

这个人是田豫，他是这一带的人，老家在渔阳郡，曾经跟随过刘备，刘备后来到徐州、豫州一带发展，田豫因母亲年迈，只得跟刘备分手，二人离别时还动情落泪。

在曹操手下，现在至少有两个人跟刘备关系非同一般，一个是袁涣，一个是田豫。

鲜于辅起兵反抗公孙瓒时自称渔阳郡太守，把田豫找来当郡政府秘书长（长史），后来鲜于辅归顺曹操，很大程度上是田豫从中做的工作，所以曹操对田豫印象很好。

曹操交代给田豫的任务是让他先行一步，到无终联络在那里的田畴。

公孙瓒杀刘虞的时候田畴曾冒险为刘虞哭丧，公孙瓒差点杀了他，但田畴的义举深得人心，公孙瓒想了想还是把他放了。田畴后来对时事彻底失望，带领本族的人以及自愿随行的乡亲们共数百人，进入老家无终县北部的无终山里，想避开乱世，开辟另外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们在山里选了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建屋舍，然后开垦土地，发展生产，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虽然比较清苦，但没有战乱的烦扰，倒也自在。这种生活比后世幻想中的桃花源还早了数百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山里，随他们定居，最后发展到了5000多户，在当时相当于规模挺大的一个县城。

在这个世外之城里，大家推举田畴为首领，他们自订乡约开展自治，制定了简单的法律和婚嫁之礼，开办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得十分兴旺，民风淳朴，道不拾遗。

无终山处在乌桓人控制区与内地交界处，乌桓人经常侵入内地，抢一把就走，无终山也很难幸免，田畴很生气，立志找机会痛击乌桓。他把年轻人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训练，打击入侵者。

袁绍灭掉公孙瓒，也算是了却了田畴的一个心愿。袁绍派人送来了将军的印绶，想收编田畴并请他出来做事，但被田畴婉拒。

袁绍死了，袁熙、袁尚逃到北方一带，又派人来试图征召田畴，给出的条件更优厚，但田畴仍然不为所动。在大家看来，田畴已经打定主意在这山里过一辈子了。

田畴是渔阳郡无终县人，田豫是渔阳郡雍奴县人，两地相邻不远，而且都姓田，虽然没有关于他们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的记载，但这种可能性很大，至少他们以前就认识。曹操派田豫去找田畴，希望他出来效力。

曹操没有明确给田畴一个什么样的职务，相对于当年袁绍父子送来的将军印绶，曹操的这次征召缺乏吸引力。然而田畴一听说曹操召唤，完全变了一个态度，立刻动身赶来了。

对田畴态度的转变，身边的人有点不理解，问他：“过去袁绍父子仰慕您，三番五次派人来请，您都不答应。曹公的使者只来了一次您就爽快答应，并且那么主动，一副争先恐后的样子（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为什么呢？”

田畴听完笑了笑，神秘地说：“这些不是你们能理解的呀（此非君所识也）！”

田畴的家在北部边疆，经常受到乌桓、鲜卑、匈奴人的侵扰，在他的内心里保土守疆的使命感很强。他早年倾心于刘虞就是因为刘虞在处理北部少数民族问题上做得很好，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他对袁绍父子没有好感，是因为袁绍父子与乌桓人走得很近，互相利用，这让田畴无法苟同。

田畴之前没有跟曹操接触过，也没有跟曹军打过仗，他对曹操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但曹操带大军是来打乌桓人的，仅这一点对田畴就很有吸引力，至于官位高低，对于田畴这样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田畴于是随田豫来见曹操，之后被曹操任命为司空府民政处处长（司空户曹掾）。曹操还与田畴进行了一番长谈，这次谈话看来让曹操很满意，因为田畴这个处长只当了一天。

第二天，田畴就接到改任的命令，命令中有一句话：“田畴先生不是我可以任以为吏的呀（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古时官和吏是有明确区分的，丞相府的处长权力再大，也是吏的身份，是丞相聘任的属官。曹操觉得对于田畴这样有大德的人，自己聘任他为属吏不够尊敬，于是让幽州刺史推举田畴为茂才，取得了成为朝廷正式官员的资格，然后拜田畴为蓚县县令。

曹操命田畴不用去赴任，而随军行动。

快速纵队随即进抵无终县，再往北就是乌桓人的活动区了。

这时正是夏天，下起了大雨，一连下了好长时间，结果坏事了。

自古以来由蓟县、无终县一带进入东北地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所谓的滨海道，穿越幽州刺史部的辽西郡境内，即今辽西走廊。这条路现在还是交通要道，在这条路上有蓟县、唐山、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市。

但是，摊开东汉的地图，却发现辽西郡所属的14个县都不在这条线上。

这说明，当时这里很荒僻，因为这一带当初地势比现在还低，一下大雨容易积水，变成一片泽国。说水浅吧它无法通车马，说水深吧又不能通舟船（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阻断了南北交通。

另一条道路在西侧，由徐无过卢龙塞直驱柳城，也就是从今天的喜峰口到冷口一线。西汉时期与匈奴人作战频繁，这条道路主要为保障战事需要而开辟，但东汉以后随着战事转向西北地区，这里逐渐被废弃了，最后变成人迹罕至之地。

这条道路不仅艰险，而且出了山以后要面临500多里的不毛之地，直到越过白檀、平冈才好走一点儿。这条路真正走过的人少之又少。

田畴建议曹操说：“现在蹋顿认为大军到达无终以后，面对道路泥泞难行的情况只好不进而退，必然防备松懈。如果我们表面上说回军，暗地里越过卢龙、白檀等险地，出其不意，蹋顿一定可以不战而擒！”

曹操大喜，采纳了田畴的建议，佯装要回师，还在路边立了个大木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上面写着：“如今是暑夏，道路不通，暂且等到秋天再来进军。”

蹋顿派出的侦察兵看到了，以为曹军真的要回家避暑去了，迅速向蹋顿报告。

曹操命令田畴及其手下人为向导，悄悄开进如今辽西走廊西侧的燕山山脉中，当时它被称为徐无山，沿着西汉时期开辟出的小路直抵卢龙塞。

卢龙塞即今长城沿线著名的要塞喜峰口，位于徐无山脉的最东面，坐落在梅山和云山之间，这里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由南向北地势迅速抬升，形成突兀的地形，从而成为一处险地。

滦河那时候称濡水，穿徐无山而出，形成了天然的河谷，成为南北往来的通道，卢龙塞扼守着进出的咽喉，是兵家重地。

由于有田畴及其部下做向导，曹军顺利越过了已经荒废的卢龙塞，再往前道路更不好走了，曹操带来的都是骑兵，曹操命令他们暂时改成工兵，一边逢山开路，一边艰难前行。就这样，终于越过了平冈、白檀，到达了白狼山附近，伸入了乌桓人的腹地。

直到这时，蹋顿居然还没有发觉，以为曹军正在撤退途中。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了！

◎白狼山下斩蹋顿

现在的辽宁省喀左县境内有一座大阳山，其海拔仅为800多米，却给人以高耸入天的感觉，这是因为其周边一带地势都不高，映衬出它的奇伟高大。

山上有一个白石砬子，砬子是方言，也就是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样子像一只羊，也像一只狼，所以在汉代这座山也叫白狼山。

春秋时，伯夷和叔齐二人因为不食周粟而隐居于首阳山，最后饿死在那里。据学者们考证，这个首阳山即白狼山。白狼山下有白狼水流过，也就是现在的大凌河，河岸有一处军事重镇叫白狼城。

越过白檀、平冈，曹操率军接近了白狼城，距此东北方向200里就是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了。这时乌桓人才发现曹军主力已经到了跟前，立即疾告蹋顿。

蹋顿大吃一惊，仓促间集合兵马，迅速赶往白狼城迎敌。

随蹋顿一块来的还有袁熙、袁尚，以及辽西郡乌桓单于楼班、右北平郡乌桓单于能臣抵之等部，总兵力多达数万人，基本上都是骑兵。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八月，曹军快速纵队与乌桓联军相遇。

曹操亲率先头部队抢占了白狼山，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后数万乌桓骑兵也杀到了，气势很强大。

这时曹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跟上，曹操身边只有张辽所部和曹纯率领的一部分虎豹骑，由于是急行军而来，大部分人都没有披戴铠甲（披甲者少）。

面对数倍于己的乌桓骑兵，有些人感到了害怕。

曹操让大家不要惊慌，他登上白狼山远望，发现敌人阵形不整，曹操看出他们也是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如果此时发起攻击正是时候。

多年以后，蜀汉将领马谡奉诸葛亮之命扼守军事要地街亭，面对曹魏名将张郃的进攻，为了保险起见马谡下令退守两侧的山上，试图凭险据守形成对峙，达到阻拦曹魏军队的目的，当时马谡接到的任务是把敌人拦住就行，为诸葛亮在陇右一带的军事行动争取时间。马谡拒险而守，敌人要经过必须仰攻，难度可想而知。

但张郃很老练，他没有硬攻，而是找到了山上蜀汉军队的弱点——水源。断了山上的水源，逼得马谡主动进攻，结果往下冲的蜀军成了曹魏弓箭手的移动靶，蜀军大败。

曹操如果此时不下令出击，结局必然会跟马谡一样，他们甚至不如马谡，因为他们已伸入乌桓腹地，后续部队即使到达加在一起的人数也仅是正面之敌的几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桓的大部队还会源源不断地到达。

现在若有迟疑，错过了稍纵即逝的取胜机会，待敌人整顿好队形，摆好阵势，一部分人围住白狼山，一部分人设伏打援，曹军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曹军来得很急，没有带多少水和粮食，在白狼山上难以坚持太久。

可最终，曹军没有成为街亭的蜀军，因为曹操不是马谡。

站在白狼山上的曹操只向山下的乌桓人看了几眼，就断然决定不待后续部队赶到，趁敌人阵形未稳之机立即发起猛攻。

曹操的想法与张辽不谋而合，张辽意气风发，主动请战，曹操把手里的指挥旗授予张辽（以所持麾授辽），命他全权指挥曹军，组织对敌人的进攻。

当初曹操决定北征乌桓，张辽也是反对者之一。张辽劝曹操说许县是天下要地，绝不能轻易丢掉，应该防备刘表的偷袭。曹操最后还是决定北征，张辽不因自己的意见未被领导采纳就闹情绪，作为北征的先头部队，他坚决执行命令，面对危险，他敢打敢上，这正是做大将应有的素质。

张辽整顿所部人马在前，曹纯督率虎豹骑在后，直冲乌桓骑兵，结果乌桓人大败，曹军以悬殊的兵力获得大胜。

虎豹骑更是露足了脸，一举将蹋顿斩于马下！

其实，乌桓人是挺有战斗力的。

如果认为乌桓人本来就不堪一击那就大错特错了，乌桓人能长期驰骋于北方，绝不是吹出来的，尤其是蹋顿，有勇有谋，在乌桓人中很有号召力。

乌桓人之所以大败，一方面是张辽、曹纯所部尽是曹军中最能打的精锐，他们作战勇敢，如今身处险地，誓死一搏。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曹操抓住了战机，敌人远道而来，人困马乏，阵形不整，互相联络不畅，本想停下来扎住营寨再跟曹军真刀真枪地过过招，没想到曹军没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一上来就打了个冲锋，让他们措手不及。

此战，虎豹骑表现得确实生猛，这支在南皮城外立斩袁谭的劲旅，此番又找到了疆场扬名的机会，他们杀了蹋顿，使乌桓人的抵抗迅速瓦解。乌桓人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四分五散。

曹操见状高兴异常，他让人把蹋顿的首级拿来观看，看完亲自系在自己的马鞍上，就像上次斩杀袁谭之后那样，又手舞足蹈地在马上舞了起来（系马鞍于马抃舞）。

楼班、能臣抵之以及袁熙、袁尚等人不敢恋战，纠合在一起有数千人，他们没有退回柳城，而是向东南方向逃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去了。

曹操率军趁势直捣柳城，在此未遇到大的抵抗。

但在这里又留下来一个屠城的争论。有的史书说，曹军在柳城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20多万人（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对于在北方草原上生活的民族来讲，20万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意味着数座乃至数十座聚居地的毁灭或一个部族的灭绝。

但是，这句话也有另一解。就是在原文中间加一个标点符号，意思就变成了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20多万人（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也就是说，只杀了一小部分部族首领而已，20多万胡人、汉人投降了。胡人是对当时乌桓、鲜卑、匈奴等北方各族的统称。

有没有这个逗号看来差别很大，意味着20多万条生命是死还是活，也意味着曹操有没有屠城。翻开现在出版的大部分版本的史书，中间都有这个逗号，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倾向于曹操没有在这里干屠城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中间不该有这个逗号，曹操在柳城又杀了20多万人，所以在后来的各种文献中“屠柳城”的记载也经常可见。

曹操手下有个文人叫缪袭，由于出生较晚，没有列入“汉献帝建安七子”之列，但与他们齐名。曹丕称帝后缪袭用汉代短箫铙歌之乐的旧曲12支，改成新名字重新填词谱曲，其中有《楚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等，以记曹魏之功。

其中《屠柳城》一曲唱道：

屠柳城，功诚难。
越度陇塞，路漫漫。
北逾平冈，但闻北风正酸。
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
神武热海外，永无北顾患。

连自己人都不避讳屠过柳城，这更增加了屠柳城的真实性。

其实，这肯定是误解。

对曹操而言，利用乌桓人比灭绝乌桓人更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命令在乌桓人中有一定影响的阎柔整合乌桓各部。阎柔将幽州、并州一带的乌桓部落统领起来，多达1万多个部落。

曹操命阎柔逐步把他们内迁，并抽调青壮年组成少数民族兵团，仍由乌桓各级部族首领统率，随同曹操南征北战。乌桓军队打出了名气，成为曹军中的一支劲旅（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

假如曹操下令屠柳城，与他后来的政策就严重不符。而且，假如他平白无故欠下了乌桓20多万条人命，即使阎柔再能干，想把1万多个乌桓部落整合起来，还心甘情愿地跟随曹操打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缪袭的曲子，除非他脑子进了水，敢拿大屠杀当丰功伟绩歌颂，否则不可能取名叫作《屠柳城》。

看他写的这首诗，主要内容只是表达北征的艰难，以及取得的功业，没有渲染屠杀的意思。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首曲子的题目被人篡改过。

◎公孙康别无选择

曹操在柳城待了一个月，在此进行了简单休整，补充给养。

曹操下令清理乌桓控制区的人口，对于那些从内地被乌桓人和袁氏兄弟挟持来的汉人，征求他们自己的意见，愿意回去的就一块带回，结果绝大多数汉人都愿意回去，人数多达十余万。

这再次证明了，曹操在柳城大搞屠城是不存在的。

一举战胜乌桓让曹军士气大振，随行的将领们都跃跃欲试，想再次请战，不着急回师，干脆直扑辽东，把公孙康以及袁氏兄弟解决了，省得再来一趟。

但是，正当大家信心满怀准备杀往辽东的时候，曹操却下令班师回冀州，这让大家很不解。

从北征乌桓这件事上，大家都觉得若论敢想敢干，一般人真比不上曹公，怎么现在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曹公反而不敢干了？

面对士气如虹的将领们，曹操笑了笑说：“我正在让公孙康把袁尚、袁熙的头砍了送来，不劳大家辛苦了（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

大家更是一头雾水，转而去问参谋长（军祭酒）郭嘉，希望他出面再劝劝曹公。哪知郭参谋长神秘地笑而不答，那意思是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北征大胜，作为此次军事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首席谋士，郭嘉一直跟随大军行动，打了大胜仗，他本应感到很高兴，但此时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郭嘉病了。

郭嘉得的什么病没有记载，也许是过于操劳，也许是深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后水土不服，这次他病得很重，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曹操为此很忧心，命人好好照料他，并且准备尽快回师。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九月，曹操率军从柳城回师。

刚上路不久，辽东郡太守公孙康的使者就追来了，送来了袁尚、袁熙以及辽东郡乌桓单于速仆丸的首级。

将领们一看简直神了，原来曹公早已胸有成竹，料事如神，不战而胜。

大家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高招，把向来恃远不服的公孙康都调动了，于是都过来问。

曹操笑了笑，对大家说：“公孙康对袁氏父子素来畏惧且忌惮，我们如果追之过急，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如果缓一些，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急之则并力，缓之出自相图），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已。”

大家听了，不得不佩服。

原来，袁氏兄弟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不敢收留他们，把他们杀了。

袁绍父子跟辽东公孙氏没有什么交往，正如曹操分析的那样，公孙康只想自保，他不像蹋顿那样娶过袁家的姑娘，因而不会为袁尚、袁熙得罪曹操，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况且，袁尚、袁熙也不是只身前来的，他们身后还有几千人马，这让公孙康更加不安。这俩小子目前已经走投无路了，说不定会铤而走险来抢自己的地盘。公孙康决定先下手为强，把他们干掉，解除心腹之患，同时卖给曹操一个人情。

公孙康设宴招待袁氏兄弟，预先在马厩里埋伏下精兵，只等二袁一到就动手。

公孙康玩阴的，袁氏兄弟也没闲着。正如公孙康所料，袁尚、袁熙也正在密谋对付公孙康，并且也选择在这次宴会上动手。

袁尚为人勇猛好斗，对袁熙说：“在这次宴会上必然能与公孙康相见，我想跟哥哥你联手击之，那么辽东就是我们的了！”

袁尚、袁熙做了布置，比如宴席上舞剑、摔杯为号等，但他们却没有得到表演的机会，因为他们刚进宴会厅就让公孙康埋伏的人给绑了，公孙康下令把他们扔到院子里。

此时是农历十月，东北地区已经天寒地冻了，把袁尚、袁熙冻坏了。

袁尚招架不住，想求一个席子铺在地上好受一些。

袁熙对弟弟说：“一会儿脑袋都要搬家了，还要什么破席子（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公孙康下令将袁尚、袁熙斩首。

袁绍的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至此全部死了，袁氏的势力彻底灰飞烟灭。

袁谭字显思，袁熙字显奕，袁尚字显甫，有的史书上说袁绍还有一个儿子名叫袁买，跟袁尚、袁熙一起到了辽东，被公孙康一块杀了。还有其他史书也提到过袁买这个人，但认为袁买不是袁绍的儿子，而是袁绍的孙子，是袁谭或袁熙的儿子、袁尚的侄子。

袁氏兄弟的首级送到曹操面前时，曹操还在回师的路上。为了表彰公孙康，同时继续稳住这个“东北王”，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公孙康为左将军，封襄平侯。这是个县侯，公孙康此前的军职是从他父亲公孙度那里继承来的武威将军，爵位是永宁乡侯，现在军职和爵位都晋升了一级。

公孙康的行政职务未变，仍然是辽东郡太守。

曹操率军继续前进，他们回师走的是哪条道没有明确记载，但与来时相比，回程一样不轻松，甚至更加艰难。

这时候天气又寒又旱，200里之内找不到水源，军粮也成了问题。曹操下令杀马充饥，前后共杀了几千匹战马，这让曹操心疼坏了。可怜一部分虎豹骑的兄弟现在也只能暂时改当步兵了。

曹操命人就地凿井取水，挖了30多丈，再往下挖就要把辽河油田提前给挖出来了，这才勉强打出了点儿水。

这一仗打得惨烈，行军的景象也惨烈，去的时候惨烈，得胜归来也惨烈，曹军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郭嘉已经无法骑马，只能躺在车上。

曹操惦记着郭嘉的病情，一路上不停地询问，经常到郭嘉跟前探望，但郭嘉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这让曹操心情很沉重。

在这次回师的路上也有令人高兴的事，大军行进到易水时，代郡乌桓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单于那楼等人亲率部族首领前来祝贺曹军大捷，并表示愿意归降。

这件事再一次证明曹操在柳城屠城的不可能。

回师途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在曹军队伍里有一辆大车，车上有个大铁笼，里面关着一件稀罕物——一只狮子。

在白狼山上曹军遇到了一只狮子，派人格杀，但狮子很凶，伤了不少人。曹操亲自率领数百人围攻它。狮子怒吼，吓得左右皆惊。

曹操忽然发现从林子里跑出一个东西，像是狸子，它蹿到曹操所乘车子的车把上，狮子过来攻击，这个像狸子一样的东西跳起来蹿到狮子头上，狮子一下子趴到地上不敢起来了，大家于是上去把狮子杀了。

白狼山上遇到的狮子不止一只，曹操指挥人居然还活捉了一只，于是弄个笼子装到车上拉回去。

快到邺县时，这头雄狮大吼了一声，30里之内的鸡狗闻听此声，吓得都不敢叫唤（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

◎东临碣石有遗篇

尽管归途如此艰辛，尽管心腹谋士郭嘉身染重病，但仍然未能挡住曹操的诗人情怀，在回师途中，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观沧海》。

这首诗是《步出夏门行》组诗中的一首。《步出夏门行》是汉乐府的曲牌，没有实质性含义。夏门原是汉代洛阳城北门之一，步出夏门行最早的意思是缓步经过洛阳北城门时所吟的诗句。

曹操借这个乐府曲牌一口气写了五首诗，分别是《艳辞》《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其中《观沧海》和《龟虽寿》两首最为有名。

《观沧海》一诗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其大意是，向东走去，面对碣石山观看大海。大海如此浩渺，碣石山耸立于海边。山上树木丛生，草木繁茂。这时，秋风飒飒刮起，海上涌起波涛。日月运转，好像是从这浩渺的海水中生出来的。星河灿烂，也好像是从这浩渺的海水里所产生。想想真是幸运极了，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从战场归来的曹操，看到了思慕已久的碣石山，面对大海，他思潮起伏。此时他不是一个“昼携甲士破坚阵”的大军统帅，也不是一个“治世能臣”，他只是沧海边伫立的一个生命个体，一个纯粹的诗人。

于是，他看到了海水、岛屿、草木、秋风，联想到了日月星河，这些景物在诗人眼里是如此壮阔，如此博大，从眼前的波涛、海浪，诗人看到了日月运行的规律，并为能够站在这里抒发情怀而感到激动。

此时，海边站立着的是一个诗人曹操，一个凡人曹操，一个孤独的吟者。

这首诗写了秋天的大海，但一洗悲秋的传统情调，写得沉雄有力，意境高远。这样的诗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曹操身边的笔杆子们更无法代笔，只有像曹操这样既深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历经百战，积累了丰厚的阅历，对生荣死哀有过深刻思索的人才能写出来。因而，这首诗受到历代的推崇，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诗是好诗，但由此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

焦点是诗中所描写的碣石山到底在哪里，现在至少有三个省的专家都说曹操写的碣石山在他们那里。

碣石山不是普通的山，根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后来的唐太宗等人都曾亲临碣石山，他们也在此登高远眺过，还举行过祭祀仪式，祈求长生不老。相传，秦始皇命徐福远涉瀛海寻找仙丹，也是从这里出发的。登碣石山跟泰山封禅一样，成为帝王们彰显文治武功的盛典。

但这个引得秦皇汉武趋之若鹜的碣石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历来却争论不绝。《禹贡》里只有一句“夹右碣石入于河”的记载，这句话实在太简约了，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汉代直到宋代经过很多注疏家的讨论和研究，花了几百年才弄清楚，大意是说，东北少数民族鸟夷人入贡，坐船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然后向西航行至渤海北岸，最后入河，碣石山正在河口处。

古书中凡单独提到“河”一般指的都是黄河，按说这是比较明确的，只管在黄河入海口附近找就行了。但千百年来黄河频频改道，曾经的入海口从南到北有不少，碣石山究竟在哪里于是又成了一个谜，自古以来各种观点不下十种，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毛泽东曾填词一首，写道“秦皇岛外打鱼船”“魏武挥鞭”，所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曹操登临过的碣石山应该离秦皇岛不远，赞成这个说法的人进一步认为，碣石山应该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

但是，这个观点存在许多疑问。

曹操征乌桓去的时候走的是卢龙道，即从今河北省承德市方向经喜峰口绕内蒙古境内，最后到达柳城，返回时的具体路线不详，也许是原路返回，也许走的是滨海道，因为此时已是冬天，大雨早应该停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归途中正好路过秦皇岛附近的昌黎。

但是，曹军在回来的路上遭遇大旱的记载似乎又推翻了这个结论，滨海道到处都是水，夏天刚刚经过长时间大雨的浸泡，现在很快旱到打几十丈都掘不出水来的程度，有点说不通。

于是有人提出曹操登过的碣石山不在河北省，而在辽宁省境内，具体说就是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然而，这种观点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季节不对。

曹操诗里说得很明白，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说明时令应该是秋天。而根据曹操此次北征的行程推断，他到达这一带时最早也是农历十月底，是寒冬季节。

所以，曹操即使来过这两个地方，但是他既看不到“秋风萧瑟”，更看不到“百草丰茂”。作为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曹操没有必要放着眼前的冬景不写，虚拟秋天的景象。

碣石山在辽宁省或者在河北省都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第三种观点，认为曹操登过的碣石山其实在山东省境内，具体说就是山东省无棣县的马谷山，在古代它就是碣石山。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观沧海》根本不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天曹操由柳城回师途中所作，而作于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

一年前的秋天，曹操确实在山东省一带活动，他当时亲自率兵征讨海贼管承，面对实力有限的海贼，他倒是有心情也有时间跑到这座碣石山看一看。

其实，碣石山到底在哪里并不重要。

与曹操的足迹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已经52岁了，距他20岁出仕已经32年，距己吾起兵也有近20年了。

近十年来，他亲身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在乱世中奋起和拼争，品尝了失败的痛苦以及失去亲人的哀伤。

但是，他也在这种刀与火的日子里得到了锤炼，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曹操熟悉前代历史，他曾经渴望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是在疆场还是在治理国家的岗位上，他都渴望建功立业，青史扬名。

然而，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的事实对他原有的理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官渡之战后，他又用七年时间统一了北方，之后冒险远征，扫灭了北方少数民族反对势力，使其他各部族纷纷表示效忠，这怎不让他热血沸腾？

整天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还要思考未来，现在得胜归来，心情放松，又能登高远眺，曹操的心中不禁充满了俯瞰人间万象的情怀。这不仅仅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得意之情，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般地傲视古人的情怀，这是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的综合气质在此时此地的交融。

在《步出夏门行》组诗里还有一篇《龟虽寿》，诗中写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的大意是，神龟的寿命虽然长久，但仍然有终结的一刻。腾蛇尽管可以乘雾飞行，但终究要化为灰烬。衰老的战马伏在马棚里，但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想日驰千里。有远大志向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奋发进取的雄心不会停止。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只要自己好好养护，也可以益寿延年。真是幸运呀，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与《观沧海》同样有名。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说明曹操很自信，正如人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一样，站在海边极目远眺的曹操，想必也想到了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激情与乐趣吧。

◎奖励反对者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曹操率军回到邺县。

北定乌桓，打了最艰难也最充满悬念的一仗，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邺县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气氛，但曹操的心情却放松不下来，他甚至有些伤悲。

在归师的队伍里没有看见北征军参谋长（军师祭酒）郭嘉的身影，因为就在前几天，还在归师的途中，年仅38岁的郭嘉因病去世了。

算起来，郭嘉追随曹操前后11年，但时间仿佛眨眼间就过去了。

郭嘉这次是抱病随征，得的是什么病不得而知，总之回来的时候就越来越重了，曹操一直很担心他，确信郭嘉已不在人世时，曹操无比悲伤。

此前，曹操在战场上失去过儿子和侄子，失去过典韦这样的心腹爱将，也失去过鲍信那样的战友，每一次他都很悲痛，但都没有这一次这么伤心。

曹操亲自参加了郭嘉的追悼会，哀痛异常（临其丧，哀甚）。

荀攸当时也在场，曹操对荀攸说：“你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是一辈的（诸君年皆孤辈也），只有奉孝年纪最小。等天下平定了，本想把后事托付给他，不想却中年夭折，这难道是命运吗？”

说完，曹操连声呼唤道：

哀哉奉孝！
痛哉奉孝！
惜哉奉孝！

在身边的所有谋士里，曹操最喜欢和信赖的就是郭嘉。这个年轻人不仅精通深奥的知识，而且通晓各方面的事情（通有算略，达于事情）。

曹操曾经对人说：“只有奉孝最知道和了解我的想法。”

现在，这个被曹操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居然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曹操如何不悲伤？

曹操上书汉献帝，追记郭嘉的功劳，其中说道：

“已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通晓事理，足智多谋。每次讨论国家大事，他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最恰当的建议，他的计谋从来没有失算的（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

“他在军中已有十多年，我们出门就同骑乘，回来就共坐一张席子，东擒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河朔之众，越过艰险，荡定乌桓，威震辽东，取袁尚之首，这些功绩，虽然凭借的是天子的神威，但具体到执行，都是郭嘉的功劳。正准备表彰他，他却短命而终。

“我现在上为朝廷失去良臣而悲伤，下为自己失去得力助手而难过，请求增加郭嘉的封地，加上以前的封地追加到1000户。”

此前郭嘉被封为洧阳亭侯，食邑200户，此次追加了800户，爵位由郭嘉的儿子郭奕继承。

郭奕字伯益，像他父亲郭嘉一样通达事理。

郭奕的儿子叫郭敞，字泰中，有才识，在曹魏后期当过天子身边的顾问（散骑常侍）。

曹操对郭嘉的死在心中久久不能放下，郭嘉是荀彧推荐来的，曹操给荀彧写了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

曹操在这封信中写道：“奉孝不到40岁就死了，我们一块共事11年，艰难险阻都共同经历了。现在突然死了，真让人难过（猝尔失之，悲痛伤心）。天下相知的人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该怎么办呢（奈何奈何）？”

过了一段时间，曹操仍然忘不了郭嘉，他又给荀彧去了一封信，说的还是郭嘉。

曹操在后面这封信里又写道：“追悼奉孝，所有的想法都不能从心里抹去。奉孝对时事、军事的见解，超过任何一个人（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还没有哪个人的死能让曹操如此伤心，如此念念不忘，看来曹操动了真感情。如果论智谋、见识和兵法，能超过曹操的人本来就不多，曹操唯独对这个小他10多岁的年轻人赞赏有加，可见郭嘉确实能力超群。

的确，郭嘉料事如神的能力有时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孙策趁势来攻，大家都感到担心，郭嘉说孙策不足为虑，因为此人干什么事拍板都很快，喜欢激动，但准备工作却做得很差（轻而无备）。郭嘉认为孙策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异于一个人独行于中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如果这还是泛泛之论的话，那下面的话则让人不可思议：“如果刺客出现，一个人就能把孙策搞定（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让我看，此人必死于匹夫之手。”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久之后孙策即被许贡的门客刺杀。

类似的事还有，比如这次北征，大家都建议乘胜追击一举讨伐公孙康，郭嘉听后笑而不言，不久公孙康就把二袁的首级送到了。

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有时候会让人以为是写史的人编出来的，只为突出郭嘉的判断力而已。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未卜先知的人。

但仔细想想，也许有另外的可能，郭嘉确实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只是这不是来自他的特异功能，而是来自另一项基本功，那就是情报工作。

郭嘉自20岁时就隐姓埋名，秘密结交天下英豪，不与俗人交往，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这样的作风非同一般，只有干秘密工作的人才会把自己埋得那么深。

也许可以这样推断，郭嘉负责曹军的情报部队，所以他得到的信息最多、最快，因而判断也最准。古代军队里有专门负责情报、侦察工作的士兵，叫作斥候。也许曹军中就设有这样独立成军的组织，而负责人就是郭嘉，除了收集情报外，也经常深入敌后，搞一些策反、暗杀、破坏方面的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作为证据，但在斗勇又斗智的群雄争夺战中，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二袁逃往辽东，曹操、郭嘉也许派人秘密前往辽东，与公孙康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曹操才会在二袁仍在的情况下就放心回师。

当然，这只是猜测。

回到邺县，曹操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此战得失。

这已经成了曹操的一个习惯，战前充分讨论，战后认真总结。在这样的总结会上，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分析得失，为后面的作战积累经验。

参加这次总结会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有些压力，因为当初他们都反对北征，如今事实证明北征是正确的，蹋顿被斩首，二袁被消灭，乌桓各部顺服，公孙康明确表态服从朝廷领导，不仅北方四州，就连塞外不毛之地也成了势力范围，哪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

曹操似乎知道大家的心思，总结会一开始就问当初谁赞成北征，谁又反对北征，问得大家很紧张，以为曹公要处罚当初反对北征的人。

谁知曹操却下令厚赏反对北征的人，他说：“这次北征是冒着生命危险侥幸取胜的，虽然成功了，但实在是老天保佑，所以不能总这么干（故不可以为常）。诸君前面劝谏，是比较稳妥的建议，所以给予嘉奖，今后再遇到那种情况不要以为就不敢多言了。”

北征虽然获胜，但曹操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想想一路上历尽的艰辛，想想战场上瞬间就可能转胜为败的经历，他想必有点后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他觉得确实冒险了。

即使不考虑军事冒险这个战术因素，从战略层面看，此次北征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表面看，曹操率军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出发，次年正月即回到了邺县，用了大半年时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战果，应该不算是失策。

但此战准备的时间很长，仅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这场战争把曹操的注意力和曹军主力长时间吸引在北方，从而无暇考虑南面的敌人。

这给了刘表、孙权和刘璋等人一个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尤其是孙权，趁势快速地壮大自己，积蓄了将来跟曹操过招的力量。如果从这一点上说，北征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大，也许还得再争论下去。

◎当上了曹丞相

紧接着，东汉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北征一回来，曹操就废除了三公制，恢复丞相制，自己担任丞相。

这是几年前恢复九州制构想的延续，虽然那一次曹操做出了妥协，但他一直思考着这件事，北征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许鼓舞了曹操，所以回师后就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汉代一直实行三公九卿制，但西汉和东汉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

西汉因袭秦制，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相互不统属，但有制约，都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分别指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管皇宫保卫的卫尉、掌管宫廷警卫的郎中令、掌管宫廷车马的太仆、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的典客、掌管司法的廷尉、掌管财政税收的治粟内史、掌管皇室事务的宗正以及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的少府。

东汉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九卿指掌管典礼的太常、掌管宫廷事务的光禄勋、掌管宫省禁卫的卫尉、掌管皇室车马的太仆、掌管司法的廷尉、掌管接待诸侯与少数民族的大鸿胪、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大司农、掌管皇帝器用服饰的少府。

三公向皇帝负责，并分管九卿，每人分管三个。

所以，东汉不设丞相，只有西汉设置。西汉的三公虽然互不隶属，但丞相的地位显然高于御史大夫以及太尉，与东汉三公相比，丞相的权力更大，这从它的内设机构及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

西汉的丞相府里下设十三曹，相当于13个处，标准的编制多达382人。

这些主要的部门有：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天下2000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2000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就是郡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这个处的权力极大；户曹，负责祭祀、农桑；奏曹，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词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法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尉曹，负责运输，像清代的漕运总督；贼曹，负责侦办盗贼；决曹，负责刑事审判；兵曹，负责兵役；金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仓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黄曹，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

从这些内设部门可以看出，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人事、行政、经济、交通、司法、外交、军事无所不管。正因为它的权力太大，所以汉武帝重视尚书台，把权力从丞相手中逐步收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秘书手里，削弱丞相的权力。到了东汉，干脆设新的三公，把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互相制衡。

从西汉到东汉，一直在围绕着皇权与相权展开斗争，天子是否强势，成为斗争的焦点。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夹进来外戚、宦官，形势更加复杂化。三公在现实政治格局中已经完全被边缘化，这种局面的改变，是在曹操担任司空以后。

现在，曹操提出恢复丞相制，倒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对于曹操成为丞相，大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叫什么只是个名分而已，实质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

这场政治改革有一个小小的由头，这一年年初，曹操还没有回到邺县，司徒赵温突然征辟曹丕，也就是征调曹丕到司徒府工作。因为曹丕的特殊地位，赵温的这项提议在外人和曹操自己看来并不是有意讨好，反而有点恶搞，因而触怒了曹操，赵温因此被免官。

作为名义上唯一与曹操地位相当的在职官员，赵温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时刻担心会做错什么事，或者犯了曹操什么忌，从而惹来杀身之祸。这种树大招风的心理一直左右着士大夫出身的赵温。

因而，为一件不大不小也算不上丢人的事被免官，对于赵温来说与其是不幸，不如说是幸运。

所以有人认为是赵温有意而为之的，目的是全身而退。

赵温被免官之后，三公只剩下曹操一人，此时恢复丞相，曹操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候选人。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汉献帝命太常卿徐璆拿着天子的符节前往邺县，拜曹操为丞相。徐璆就是那个从袁术手下逃脱，并将传国玉玺归还汉室的功臣。

曹操对这项任命也做了礼节性的推辞，甚至要把丞相让给徐璆当。徐璆再弱智或者再官迷心窍也断然不敢应承这种事，予以坚决拒绝（操以相让璆，璆不敢当）。

于是，曹操正式就任丞相，同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

西汉的三公除丞相外，还有御史大夫和太尉，曹操此次恢复丞相制，没有恢复太尉，只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有人认为御史大夫很重要，相当于副丞相，曹操把如此令人瞩目的职务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郗虑，确实让人大出意外。

郗虑字鸿豫，兖州刺史部山阳国人，跟刘表一个县。他进入曹操阵营比较晚，之前提到过，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郑玄的学生，这让他沾了不少光。以郑玄在当时文化界无人匹敌的地位，他的学生崔琰、国渊、王基等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加入曹操阵营后都很受重用。

郗虑从小就受教于郑玄，汉献帝建安初年来到许县，在曹操的推荐下直接做了部长级的皇帝高级顾问（侍中），后来又以侍中的身份兼任九卿之一光禄勋。

但是，对郗虑这个人汉献帝却不大喜欢。

汉献帝曾当着郗虑的面问少府孔融：“郗先生有什么特点和长处（鸿豫何所优长？）”

孔融对郗虑也不感冒，一点不考虑当事人就在旁边，顺口说：“可以打发他到路边站岗，不能让他掌权（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打人不打脸，伤人不揭短，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郗虑十分恼怒，反驳孔融说：“你当年主政北海国，政治疏失，人民流散，你的能力在哪里？”

从此以后，郗虑认准孔融是自己的仇人，非要找机会整治他不可。

赵温的免职通知就是郗虑奉命传达的（虑持节奉策免温官），郗虑资历浅，与孔融等老牌士大夫们关系恶劣，加上他为人尖刻，报复心强，这些正是曹操所需要的，把郗虑提拔为高于九卿的御史大夫，虽然在外人眼里很意外，却十分符合曹操的想法。

曹操担任丞相后，立即着手推动丞相府的各项建设，选调各类人员。

原司空府的人员全部转到丞相府来，同时还根据丞相府内设机构增加的需要，选调了一些新人。

对于从司空府转入丞相府工作的所有人来说，工作性质可能变化不太大，但收入却可以增加不少。举例子来说，司空府里的处长（掾）一级官吏，品秩是300石到400石，月俸是30斛到40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是200石，月俸大约20斛，而转到丞相府后，处长（掾）的品秩升为400石到600石，月俸提高到45斛到70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虽然仍为200石，但月俸可以提高到30斛以上。

这段日子，大家都沉浸在加薪的喜悦中。

丞相府各个处（曹）中，西曹、东曹两个部门管人事，负责典选从地方到军队的高级官员，地位最为重要。曹操把冀州副州长（别驾）崔琰调过来，任西曹的处长（西曹掾），把毛玠调来任东曹的处长（东曹掾），由他们二人负责十分重要的人事工作。

早在两年前，曹操西征并州时，留下曹丕守邺县，崔琰以冀州别驾的身份辅佐曹丕。在此期间，曹丕迷上了游猎活动，不太专心工作，崔琰没有因为他是世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曹丕写了封措辞很尖锐的信，让曹丕认真思考一下袁绍父子是如何失败的，规劝他遵循正道，端正行为，把心思用到正事上来。

面对敢于直言的崔琰，曹丕也只得服服帖帖，对崔琰说：“昨天看到了先生写下的谆谆教诲，要我烧掉射猎的用具，扔掉打猎的服装，现在用具已烧毁，猎装也扔了。以后再有类似的错误，还请先生及时对我教诲（后有此比，蒙复诲诸）。”

曹丕表现的态度相当诚恳，曹操知道此事后，对崔琰也十分赞赏。

曹操任命崔琰为东曹掾时专门对他说：“先生你有伯夷一样的风范、史鱼一样的正直，贪婪的人听到你的名字就会变得清廉，壮士听到你的名字就会更加英勇（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先生可以称为时代的表率，所以任命你为东曹掾。”

毛玠在司空府就从事人事工作。他以清廉公正著称，没有私欲，不贪心，没有不良嗜好，不拉帮结派，没有小圈子，敢于得罪人，这些正是做人事工作所必备的条件。曹操把典选官吏的大权交给了他。

西曹与东曹都管人事，但分工有所不同，打个比方，一个好比是组织部，一个好比是人事部，崔琰和毛玠两个人干得都很出色。

丞相府其他11个处（曹）先后担任过处长（掾）和副处长（掾属）的还有司马懿、高柔、刘晔、裴潜、傅干、杨修、王观、杨俊、徐邈、辛毗、温恢、薛夏、王凌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之前都已做过介绍。

丞相府里还有两个职务，地位和作用高于一般的处长，一个是主簿，类似于办公室主任；一个是长史，职责与主簿差不多，地位比主簿还要高些，类似于丞相府里的秘书长。曹操当丞相后，首任主簿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司马懿后来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担任过丞相府长史的有杜袭、徐奕、辛毗、王必、杨修等人。

除此之外，“挂靠”在丞相府内的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包括曹操的各类军事参谋人员。说他们是“挂靠”，是因为传统的丞相府里并没有他们的编制。

在曹操的丞相府里，他们人数众多，称呼也有好几种：

一种是军师，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玠、成公英等人先后担任过；

一种是军祭酒，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人先后担任过；

一种是军谋掾，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人先后担任过；

一种是丞相军事，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人先后担任过。

上面这些人，组成了曹操的总参谋部，他们的职务分别类似于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高级参谋、参谋处长、参谋等，组成了强大的参谋班子，服务于曹操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丞相府吸纳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曹操身边工作，实际上承担着管理整个“曹统区”的任务。曹操喜欢把一些优秀人才先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之后下派到地方上任刺史、郡太守、县令或屯田官等，丞相府于是成为一个高级人才的培训基地，一时间天下俊才们都以能到丞相府工作为荣。

◎天才少年之死

还是这一年，曹操在痛失心爱的谋士后不久，又遭受到一次打击，他13岁的儿子曹冲死了。

曹冲是环夫人所生，环夫人就生了这一个儿子。曹冲出生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即曹操迎汉献帝至许县的前后。曹冲的年龄比曹丕、曹彰、曹植都要小。

有的史书说曹冲字仓舒，这是不准确的，古人到弱冠之年也就是20岁以后才有字，曹冲13岁就死了，还没有来得及有字。

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修，曹丕字子桓，曹植字子建，此外还有子整、子勤、子乘、子京、子安等，曹操儿子中凡是知道表字的，都是“子字辈”，曹冲不可能字仓舒。

仓舒应该是曹冲的小名。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号为“八恺”，其长子名字叫仓舒。曹操给曹冲起这个名字，有望子成龙的意思。

在所有儿子里曹操确实最喜欢曹冲，这个孩子从小就讨人喜爱，特别聪明（聪察岐嶷），从小智商就高，是个神童。

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曹冲五六岁时，那时他的智力水平已经跟成人差不多了。孙权从江东送来一头大象，这是个稀罕物，曹操出于好奇，想看看这头象有多重。

曹冲五六岁时正值汉献帝建安五年至汉献帝建安六年，官渡之战刚打完，孙权刚接班，对朝廷表面臣服，送大象等物表示忠心是可能的。

一头大象的重量通常在两三吨，折合汉代的度量接近一万斤，那里没有地秤，还没有什么东西能称出它的重量来。这种庞然大物在北方很少见，曹操想弄清楚这头象到底有多重，却难倒了身边的谋士们（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

这时候，年龄只相当于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曹冲走过来说：“我可以称出它的重量！”

大家惊讶坏了，都以为这个小孩说着玩呢。

谁知曹冲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方法：“把象放到大船上，在船帮的水痕处做个记号，然后再换成其他可以分次称重量的东西再称，比较一下它们的刻度就行了。”

具体来说，曹冲的方法就是利用了浮力原理。现在，如果给我们一头大象我们也会称，但方法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听这个曹冲称象的故事得来的。

曹操大为高兴，马上照办，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曹冲果然很聪明，要知道他只有五六岁而已。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曹冲小小年纪就充满了爱心。

曹操治理部下一向很严，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相当重。曹操的马鞍子存放在库房里，结果让老鼠给咬了，仓库主任（库吏）吓坏了，想主动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也害怕曹操不能原谅。

曹冲知道这件事后，对仓库主任说：“先别急，再等三天再说。”

曹冲用刀子划破了自己的衣服，弄成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他小脸上故意表露出一副愁容来见父亲。

曹操很奇怪，问他怎么了，曹冲回答：“大家都认为老鼠把衣服咬了是一件不吉利的事，现在我的衣服就被老鼠咬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因此不高兴。”

曹操听完，笑了，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不必在乎。”

过了一会儿，仓库主任来报告，说马鞍子被老鼠咬了，曹操没有生气，说：“我儿子的衣服放在身边都让老鼠咬了，更何况仓库里的马鞍呢？”

于是不再追究。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曹冲以他的仁爱之心和机智，先后挽救过几十个人的生命（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

曹操太喜欢曹冲了，经常在手下人面前夸他，甚至想立他为接班人（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

但是，天不如人愿，曹冲还是得病死了。

曹冲生病期间，曹操亲自主持祈福仪式，为他请命。曹冲死后，曹操非常难过。曹丕等人过来劝慰曹操，曹操叹道：“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兄弟们之幸啊！”

曹操的意思是说，仓舒若在，今后接班就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有一本史书记载，有个叫周不疑的孩子，比曹冲大三四岁，也属于神童一类的人才，聪明绝顶（有异才），曹操很喜欢他，认为他跟曹冲不相上下。曹操甚至想把周不疑招为女婿，但周不疑很有主见，没有答应。

曹冲死后，曹操密令想把周不疑杀了，曹丕知道后赶紧来劝父亲，认为不可这么做，曹操说：“此人将来不是你驾驭得了的。”

还是派人把周不疑杀了。

记载这件事的这部史书喜欢记录一些耸人听闻的事，算不上严谨的史书，上面这件事只出现在这部书里，只当是道听途说吧。

曹冲未成年而死，曹操想找个合适的亡女跟他合葬，算是冥婚。

刚巧，从辽东归来的名士邴原死了女儿，曹操派人向邴家表达合葬的意愿。虽然儿女都不在人世，但冥婚也形同于正式婚姻关系，如此一来就跟曹操成了儿女亲家，这么好的事换成别人一定高兴坏了，但邴原却一口拒绝。

之前说过，邴原与管宁、华歆三个人并列知名于当世，号称“一条龙”。

曹操碰了个钉子，面子大损，但他仍然善待邴原，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追赠爱子曹冲为骑都尉，颁发了印绶，后来还让儿子曹据之子曹琮过继为曹冲之后。魏明帝曹叡继位后，追封自己的这个叔父为邓哀王，历史上便以邓哀王称呼曹冲。

在曹冲之死这件事上，曹丕确实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曹操说的那些话一点都没错。后来曹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直犹犹豫豫，如果曹冲不死，结果如何还真难说。

这件事还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曹丕的夫人甄氏一家。

甄宓听说邴原拒绝了冥婚的请求，觉得是个机会，她娘家刚好死了个女儿，辈分和年龄正合适，于是主动提出合葬请求。

甄宓是曹冲的嫂子，要与曹冲合葬，必然是甄宓的姐妹。而且甄宓比曹丕年龄还大，合葬的应该是甄宓的妹妹。甄宓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其中姐妹五人，与曹冲合葬的究竟是哪一个，无法考证。

甄家主动提出合葬的事让曹操很满意，这个本来地位岌岌可危的家族逐渐有了安全感。

让甄家有安全感的还有另一件事，那是在三年前，即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甄宓为曹丕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曹叡，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曹操的长孙。

不过，根据史书记载，曹叡死于景初三年（239年）正月，死的时候36岁（时年三十六），据此推算，曹叡应该出生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麻烦就大了。

这是因为，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八月邺县才被攻破，身为袁熙之妻的甄宓成了俘虏，被曹丕看上纳为正妻。如果曹叡出生于这一年，那岂不是说他不是曹丕的儿子，他的父亲应该是袁熙。

六和五在笔画上有明显区别，不可能在编书和出版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抄错。这个玩笑开得有些大，把曹操的孙子写成了袁绍的孙子。

但有不少人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认为对曹操不满的史家在此使用了曲笔，不敢明说曹叡的身世，只好委婉曲折地表达，他们的理由是曹丕生前迟迟不立曹叡为嗣，直到最后才立曹叡，而甄宓被曹丕突然赐死，凡此种种，说明里面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史书上说的36岁是虚岁，周岁应为35岁，曹叡应该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

分析起来，后一种说法更有道理。

曹叡出生后，曹操对这个长孙很喜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常令在左右）。曹叡是不是曹丕的儿子别人不清楚，当爷爷的曹操不可能不清楚，如果甄氏嫁给曹丕时已经怀有身孕，曹操可能就不会答应曹丕纳其为妻。曹叡15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叔父们一起被封了侯，是曹操子孙中封侯最早的一批。

这些迹象表明，曹叡不可能是袁氏后代。

曹叡的年龄关系到曹家的名誉，更关系到曹魏的江山到底姓曹还是姓袁。假如曹操奋斗了一生，结果却为袁氏子孙们打下了江山，那岂不太黑色幽默了？

要么是历史学家不够严谨，要么是他们故意埋了一个坑。

◎名医华佗之死

对于曹操来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成了一个伤心的年份。

郭嘉死了，仓舒死了，生命之花不断凋落，难道曹操的身边没有好医生吗？

好医生有，而且有最顶尖的医生，不仅放在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放在整个古代历史长河中，他们也都是最好的医生之一。

汉献帝建安年间是多灾多难的时代，频繁的战争，横行的瘟疫，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这样的时代通常也是名医辈出的时代，其中以董奉、张仲景和华佗最有名。

董奉虽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说起“杏林”这个词大家想必都知道，现在它已经成了医生、医学界的代名词，而这个典故就有董奉有关。

董奉长年在庐山一带行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看病从不收钱，病治好以后，他就让病人家属在山坡上种五棵杏树。

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山坡上的杏树也越种越多，最后多达十多万株。董奉不是想当果农，他把杏卖了换成粮食，用来赈济穷苦百姓和饥民。

为了怀念董奉的医术和医德，后世便用杏林指代医生，如果说哪个大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就说他“誉满杏林”。

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是南阳郡人，跟“奔走之友”里的何颙是同乡，擅长识人的何颙看到张仲景喜欢读医书，肯于钻研，就鼓励他走医学的道路，不必非要当个名相或名将，当一个名医也可以青史留名。

张仲景后来专心研究医术，在医学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杰出造诣。他刻苦研究《黄帝内经》，收集整理各类药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方剂学中的高峰。他提出的辨证施治原则，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与他们二人相比，华佗在后世的名气更大。

华佗的事之前提到过，他曾经给陈登看过病，目前他在曹操身边当专职医生。

华佗生年不详，推测起来大约出生在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比曹操大10岁左右。

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华佗年轻时专心于经学，曾到徐州一带求学，能同时通晓几门经书，类似于现在同时拿到了几个文凭。陈登的父亲陈珪当沛国相时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曾征辟他做官，都被华佗谢绝了。

华佗此时已专心于医学，无意仕途。这个转变过程至今是个谜，一般认为这是出于华佗对医学的热爱，出于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同见解，认为华佗从医实属无奈，从内心来讲他也是钟情于仕途的。

华佗的杰出贡献在临床医学方面，同时在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造诣很高，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有了它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

史书中记录了华佗的不少故事，说明他医术如何高超。

有一个姓顿的督邮，就是郡政府下派到各地的工作督导组组长，得了病并且自觉病已治愈，但华佗认为没那么简单。

华佗给他把了脉，告诫他：“你的病虽然好了，可元气没有恢复，应当静养等待完全康复，不然就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顿组长没有听，有些劳累，很快就病发而死。

还有一位姓徐的病人，因为胃病卧病在床，对华佗说：“昨天请了个大夫用针灸扎胃管，扎后就咳嗽不止，心烦意乱。”

华佗诊断后，对他说：“那是扎错了，针灸扎得不准，没有扎到胃，反而扎到了肝，如果下面你每天饭量越来越少的话，五天后就会有不测。”

果然，这个人饭量越来越少，五天后就死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华佗很神，简直能料知生死。

为了救人一命，华佗有时会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有个郡太守得了疑难杂症，找了不少大夫都没有看好，就把华佗请来看看。华佗看了看他的病情，不说怎么治病，也不开方子，而是态度很傲慢，索要巨额医药费，之后还留下一封信，无缘无故就把郡太守骂了一通。

郡太守早已不悦，现在简直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派人去干掉华佗，但根本找不到人，郡太守越想越气，气得吐血数升，血全是黑的。没想到，病居然好了。

原来，这是华佗特意采取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激怒郡太守，让他体内已无法循环的瘀血得以排出来，华佗用的这一手，算是心理疗法吧。

有些人病得虽然厉害，治疗起来却不一定要花太多的钱去买很贵的药，华佗经常给没有钱的老百姓看病，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很多探索。

有一次，华佗在行医的路上发现一个病得很重的人，他咽喉部位好像堵了个东西，吃不下饭，样子很痛苦。华佗上去看了看，让他到路边的小饭馆里要了点醋，弄些水草捣成末（萍齑），用醋调一下喝了。结果这个人吐出来一条像蛇一样的寄生虫，病也就好了。后来病人家属到华佗住处表示感谢，发现墙上挂了几十条这样的虫子。

找华佗治过病的名人也不少，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但在正史里却没有这个记载。有记载找他看过病的名人除曹操外还有两位，一个是陈登，一个是周泰。

陈登找华佗看病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发生在陈登当广陵郡太守的时候。周泰是孙吴的战将，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华佗把他治好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连曹操都知道了。

由于长期的心理压力加上劳累，曹操患上了头风的毛病，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身边很多医生都看过，因效果不佳，更不用说除根了，有人便把华佗介绍给了曹操。

曹操见到华佗，一来因为是自己的老乡，二来是听说他的名气很大，所以很敬重。

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的办法治疗，他从曹操胸椎部的膈俞穴进针，不用多大工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大为高兴。

可是，华佗却对曹操说：“您的病是脑部的顽疾，短时间内难以除根，必须长期治疗，慢慢见效，以求延长寿命。”

华佗说的可能是实情，但曹操听了有些不悦，他还以为华佗在他面前故弄玄虚，能很快治好他的病却不那样做，目的是邀功请赏。不过，为了下次头疼的时候有人能治，曹操就把华佗留在身边，成为自己的专职医生。

开始的时候，除了给自己看病曹操还允许华佗给老百姓看，曹操担任丞相后，要求华佗专心为自己看病，不再为其他人服务。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医生，不能经常接触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对华佗来说这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华佗有点闹情绪。

华佗找了个借口，说接到家里来信，说妻子有病，要回家看看，曹操准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去催，又派地方官员前去看望，华佗仍然没有动身回来的意思。

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核实，交代说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有病，对华佗不予追究，并且赏赐给小豆40斛，宽延其假期。如果有假，就把他抓起来。

去了一看，华佗的妻子没有病，华佗想当个体行医者，不想当领导的专职医生，于是撒了谎。

曹操最恨骗他的人，华佗于是被抓了回来，关到许县的监狱里。

荀彧听说后向曹操求情：“华佗是个老实人，本领很大，还请从宽处理。”

谁知曹操的怒气未消，不仅不肯原谅，而且大骂华佗是鼠辈，下令将华佗处死。

曹操因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杀了华佗，对曹操、对华佗、对医学发展都是一件可惜的事。

曹操一向“唯才是举”，又很能容人，为何容不下一名对自己很重要的医生呢？分析一下，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可以从法理上分析。

曹操带队伍一向法令很严，华佗来到曹操的身边就是曹操的属下，有令必行、有征必应这是基本纪律，无论你是名将还是名医，找个借口不执行命令是不允许的，如果可以例外，今后还怎么要求别人？

曹操对纪律一向很看重，在纪律面前向无例外，包括曹操本人在内也如此。大家或许以为“割发代首”的故事是小说里杜撰的，其实在史书里也有记载，说曹操行军经过一处麦地，他给士卒下令不得损坏百姓的庄稼，否则处死（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们纷纷下马慢行，这时曹操骑的马突然窜进麦地里，损坏了不少麦子，曹操让办公室主任（主簿）议罪，办公室主任认为按照春秋之义，刑罚不加于尊者，曹操不同意，认为制定法律而带头去违反，何以统率部下？不过，作为三军统帅，他不能自杀，于是用剑割去自己的头发代替受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曹操认为华佗犯了罪，把他押回许县审问，华佗认了罪，具体罪名虽不详，但应该是“不应召”“大不敬”这些当时通行的罪款。

其次，可以从曹操的性格上分析。

曹操的性格有两面性，一方面很能容人，不管是对手还是仇人，只要有了共同的目标，愿意走到一起，都不计前嫌，不仅任用，而且信任。徐晃、张辽都是降将，张绣、贾诩是欠下曹家血债的仇人，他们日后在曹营都发展得很好，还有刘备、关羽等人，曹操都曾真诚接纳过，在这方面基本上都是别人负曹操而曹操很少负别人。

但在另一方面，曹操又特别痛恨欺骗自己的人，在这方面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华佗请假久不归，曹操多次写信叫他回来，已经给了华佗机会，但华佗仍不归，这让曹操极为不快。曹操派人去探视，意在查明真相，如果华佗说的属实，曹操还会原谅他；如果不属实，自然会把违纪和欺骗两项罪责一并处罚。

最后，可以从曹操的人才观上分析。

华佗的医术曹操很认可，但曹操不认为华佗是天下唯一的好医生，正如曹操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担心再也找不来这样的医生。

在曹操后来发布的《求贤令》中，他一再强调唯才是举，但紧接着还有一句无论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能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人才（吾得而用之），不为我所用又有什么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本事越大越有害，因为他们不为我所用就有可能为对手所用，对这样的人只能除掉。

所以华佗的名气和能力不仅救不了他的命，而且会让曹操坚定处死他的决心。

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书给狱吏，说这上面的东西可救活人的命，但这个狱吏胆小，不敢要，华佗也不勉强，在狱里把它烧了。

华佗留下了很多故事传说，却没有留下一部医学著作。如果这个狱吏冒险收下华佗的书并传之后人，没准又是一部《伤寒杂病论》。

华佗死后，每次头风又犯曹操都很痛苦，但曹操还比较嘴硬：“华佗虽然能治这个病，但这个人不好好治，慢慢拖着，想以此自重，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断病根。”

但曹冲生病时曹操不再嘴硬了，叹息道：“真后悔杀了华佗，让我儿活活病死了啊！”

华佗死后，没有回故乡谯县安葬，就埋在了许县，这可能缘于他死前的身份是个囚犯。但华佗墓却保留了下来，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城北苏桥村的南石梁河西岸，现在的墓前还立有石碑一通，上书“汉神医华公墓”。

华佗在谯县的故里位于今亳州市东北20多公里处的华佗村，村里原来有个华佗庙，后被毁，村民在其旧址上盖房，无意中发现一种很好看的粉红色花朵，这花开得很旺盛。这种花名叫曼陀罗，有镇痛、麻醉的作用，当年华佗制作“麻沸散”，其主要成分里就有曼陀罗。

据说华佗村现在到处都种上了曼陀罗，看到这些花，不禁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1000多年前，从而对这个伟大的医学家多了一份怀念之情。

◎一代才女归来

还是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文化上的盛事，一代才女蔡文姬回来了。

蔡文姬是蔡邕的女儿，围绕着她的身世有许多待解之谜，如她的生年，被匈奴掳走的时间、地点，以及在匈奴人那里的身份等，这些问题曾经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讨论。

但可以明确的是，蔡文姬是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赎回的。

蔡文姬当年嫁给了河东郡名族卫家，丈夫叫卫仲道，嫁过去之后不久丈夫就死了，没有孩子，于是回到娘家。

蔡文姬的娘家在兖州刺史部陈留郡圉县，此地是今河南省杞县圉镇，虽然只是个镇子，在汉代却一连出了多位名人，汉武帝时被称为“强项令”的董宣，至汉末的蔡邕、蔡文姬，还有袁绍的外甥高干、高柔都是这个镇里的。

据史料记载，汉献帝兴平年间天下大乱，蔡文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被“胡骑”所掳，辗转到了匈奴人那里，被迫改嫁，在胡人中生活了12年，并生下两个儿子。

这个记载不仅简单，而且与其他史料有互相抵触之处。

兴平年间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还在人世，并且是董卓的座上客，他不应该让女儿待在老家陈留郡，最后被乱兵所掳。所以，既是大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苏轼就认为，蔡文姬是在长安被胡人所掳的，时间比兴平年间晚一些。

她是个少有的才女，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悲惨命运。

她的父亲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而且是一名朝廷官员，但是还在幼年时代她的“干部子女”身份就没有了，因为她的父亲招惹了宦官而被流放。在那个年代，被流放的人身份就是奴隶，其命运可想而知。后来灵帝驾崩，宦官被灭，董卓上台，慕蔡邕之名重新起用他，父女二人的命运才有了转机。这时候，蔡文姬十二三岁。

据推测，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嫁给了卫仲道，丈夫是个读书人，对她也很好，丈夫一家在当地也是望族，一切看来都很好，她应该开始幸福的生活了，但不幸的是，刚过门不久丈夫就因病死了。她背上了克夫的恶名，加上没有孩子，被迫回到了娘家。

河东郡大致范围是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这儿离长安更近，离开夫家的蔡文姬应该到长安找父亲去。这似乎更合于情理，所以苏轼等人坚持认为她到了长安。

如果蔡文姬来到了长安，等待她的将是更大的不幸。

没有多久，董卓被除，在王允等人眼里蔡邕是董卓的爪牙，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一声叹息，父亲身首异处。

蔡文姬从此又无依无靠了，就在她不知何去何从之际，长安陷入了更大的动荡。董卓的旧部重新杀了回来，长安成了人间地狱。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蔡文姬没能躲过这一劫，她被凉州军中的胡骑虏获，成了这些异族的战利品。

古人一般把北方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人，俘获蔡文姬的是匈奴人。

在东汉，匈奴分成了北匈奴和南匈奴两个部分，南匈奴亲汉，北匈奴被打败，但其地盘被后来崛起的乌桓、鲜卑等部族瓜分，南匈奴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一度只有南北350里、东西250里的有限区域。

南匈奴也在分化，一部分居住于河东郡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附近；另一部分居住于所谓的西河美稷。关于后一个地方至今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也有人认为它在山西省的离石。

史书记载蔡文姬落入了左贤王的部落中，南匈奴的首领称单于，有呼厨泉、于扶罗等著名的南匈奴单于，左贤王是他们手下的部族首领，有的记载说他是于扶罗的儿子，有的说他的名字叫刘豹，但蔡文姬到底生活在平阳还是生活在西河美稷，已无法考证。

所以，蔡文姬落于匈奴人之手后，有可能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也有可能生活在今山西省的北部，甚至生活在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市一带，而且后面两种可能性很大，这与一般印象中的情形会有所不同。

与一般印象有所不同的，还有蔡文姬在南匈奴人那里的身份。

通常认为蔡文姬是左贤王的妃子（阏氏），甚至有人说她是左贤王最宠爱的妻子，但这于史料并无记载。史书中只说她“没于左贤王”，并未提及她与左贤王本人的关系。

北方少数民族有杀到哪儿抢到哪儿的习惯，不仅抢金银财宝，抢粮食牲畜，也抢妇女和孩子，孩子将来就是战士或奴隶，妇女可以生孩子。

被抢的妇女地位是很低的，与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也不排除因为貌美而被匈奴人首领看中从而改变处境的可能，但围绕着蔡文姬却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蔡文姬到南匈奴人那里又嫁人了，而且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她嫁的人不大可能是左贤王，她的儿子也不是王子。

所以，曹操才可能把她赎回来。

曹操跟蔡邕是忘年之交，曹操担任议郎的时候蔡邕也担任相同的职务，他们二人曾经是同事。蔡文姬当时顶多五岁，而曹操已经20多岁了，说曹操跟蔡文姬从小青梅竹马纯属无稽之谈。

曹操很敬重蔡邕，对于蔡邕的死，他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如果蔡邕有儿子，他一定会设法找到，加以培养。

但蔡邕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蔡文姬小的时候曹操可能见过她，对她有一定印象。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蔡文姬流落到匈奴人那里并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也许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曹操之所以又得到了蔡文姬的消息，可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是卫觊，他曾受曹操之命协助钟繇处理关中事务，目前是钟繇的得力助手。

卫觊字伯儒，著名的法律专家、书法家，河东郡人，也出自河东郡卫氏家族。他叫卫伯儒，蔡文姬的丈夫叫卫仲道，他们之间极大可能存在联系。

汉末取名基本上都是单字，卫仲道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了，仲道是他的字。古人取字常以“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卫觊跟卫仲道极可能是兄弟，卫觊是老大，卫仲道排行第二。

卫觊长年在关中一带工作，离南匈奴人很近，他可能也在打听弟妹蔡文姬的下落，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他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曹操，并请求把蔡文姬接回来。

当时南匈奴人已经归顺朝廷，如果直接去要人会让南匈奴人很没有面子，影响民族团结。于是曹操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人赎回来。

这揭示出两个事实，一是蔡文姬不可能是左贤王的妻子，要是那样估计曹操会打消把蔡文姬接回来的念头；另一个是蔡文姬可以“赎”，说明了她的身份，在南匈奴人内部，她可能连正式户籍都没有，身份与奴隶差不多。

曹操派周近为使者前往南匈奴，用大量黄金加上一对玉璧去赎蔡文姬。给了这么多钱，南匈奴人觉得面子很足了，于是同意放人，但儿子不能带走。

不太清楚蔡文姬离开南匈奴时的心情，想必既有即将得到自由、回到故乡的喜悦，更有与亲生骨肉就此分离的痛苦。

但是，蔡文姬还是毅然回来了。

蔡文姬回来后曹操亲自接见了她，应该是在北征乌桓归来后到赤壁之战前这一段时间。

对这个很有名气的才女，大家都想一睹她的芳容，但是对蔡文姬而言，坎坷的人生际遇和刚刚经历的骨肉分离之痛，让她什么都不再想了，只求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

在她的请求下，曹操把她安置在她的故乡陈留郡。

蔡文姬35岁时，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了屯田校尉董祀，这是蔡文姬的第三次婚姻。

现在似乎总算安顿下来了，可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但命运似乎还没有把蔡文姬捉弄够，她又遇到了灾祸。结婚第二年丈夫董祀就犯了法，按律当死。这一回蔡文姬真急了，她跑到邺县面见曹操求情。

当时邺县的铜雀台刚刚修好，曹操在这里大会宾客，有人报告说蔡文姬求见。

曹操听了很高兴，对大家说：“蔡伯偕先生的女儿就在外面，诸位想必早已听说过她的才名，今天就让你们见见她！”

这是一个冬天，外面十分寒冷，蔡文姬走进来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光着脚，蓬头垢面，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声泪俱下，为丈夫求情。

这让曹操很为难。曹操执法很严，他讲求执法公平，董祀的罪行确凿，判决文书都已经发出去了，怎能轻易更改？

曹操为难地说：“按说的确值得同情，可公文已经发出，又怎么办呢？”

蔡文姬叩头不已，请求道：“明公马厩里好马有万匹，虎士如林，为何怜惜累着一匹马，而不救人一条命呢？”

曹操想到蔡文姬这一生确实可怜，就破例下令免除对董祀的处罚，派出快马将已送出的文书追回。

曹操让人给蔡文姬准备了头巾鞋袜让她穿上，又问了她一些事。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著名的藏书家，曹操问：“听说你们家原来有很多书，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印象？”

蔡文姬回答道：“先父给我留下了4000多卷书，流离涂炭，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根据我自己的记忆，也只能保留400来篇。”

曹操很惊讶，果然是个才女，记忆力也如此惊人，曹操说：“我给你派10个助手，你来默背，让他们抄写出来。”

蔡文姬回答道：“男女之别，于礼有所不便。请赐我纸笔，我自己来写。”

蔡文姬硬是凭借着记忆，把数百篇文章默写了出来。

蔡文姬和董祀生下了一儿一女，有人说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这其实不对。

司马师确实娶了蔡邕的外孙女，但不是蔡文姬所生。据考证，蔡邕有两个女儿，蔡文姬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她嫁入了著名的泰山郡羊氏家族，丈夫叫羊衜，在曹魏时期当过上党郡太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司马师，即后来西晋的景献皇后。

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更厉害，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军事家羊祜。

在司马氏掌权的时代，羊祜负责统筹对孙吴的战事，他发现并重用一代名将杜预，最终完成了灭吴的大任。

羊祜的妻子是夏侯渊次子夏侯霸的女儿，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飞的女儿又嫁给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并被封为蜀汉的皇后。

蔡邕死得很孤单，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后人跟这么多名门都能扯上关系。

蔡文姬留世的作品有《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蔡文姬死于何年不详，但愿她有一个安详的晚年吧。

第六章　时不我待

◎刘备髀肉之叹

自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开始，刘备在新野驻扎了六年多，时间不算短。由于曹操专注于北方，荆州方面总体还算平静，但其间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

趁曹操率主力北上之际，刘表也想做点事，他派刘备率部向北攻击。刘备率兵一直攻打到南阳郡最北面的叶县，曹操派夏侯惇率军迎击，派于禁、李典为夏侯惇的副将。

刘表的战略是正确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不趁曹操的多事之秋主动有所作为，待曹操腾出手来，再想做点儿什么已经晚了。可惜，刘表骨子里一味守成，动作虽有，但只能算小动作，他怕损伤嫡系，只派刘备去执行北征的任务，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刘备并不想替刘表打到许县去，即使有这个能力，他也不会那么做，他知道自己的定位，不会给刘表真卖命，之所以发起此次进攻，多半是为了应付刘表，以此向刘表多要些粮草装备。

所以，当刘备听说夏侯惇、于禁、李典这几位曹军中最能打的将领联袂而来时，立即下令烧掉自己的营寨撤退（一旦自烧屯伪遁）。

夏侯惇下令追击，副将李典认为不可，说：“敌人无故退兵，很可能有埋伏。往南面去的道路狭窄，草木很深，不能追啊！”

独眼将军夏侯惇不听，只想扩大战果，于是携于禁追击，留李典守营。

刘备很生气，面子已经归你，还这么不依不饶？

刘备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军人，他迅速给夏侯惇和于禁准备了一个口袋，打了他们一场埋伏，地点是叶县与宛县之间的博望，刘备所部依托有利地形发起攻击，曹军形势很不利，作战中赵云十分英勇，生擒了夏侯惇的部将夏侯兰。

这个夏侯兰与谯县夏侯氏无关，他的祖籍是冀州刺史部常山郡，跟赵云是老乡，赵云以前就认识夏侯兰，所以向刘备求情，没有杀他，因为夏侯兰精通法律，还推荐他当了军中的执法官（军正）。

打败曹军，刘备仍回到新野驻扎。他想招募人马、广揽人才，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备做这些事比较困难。

不是他的名望不够，没人愿意来，相反，刘备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英雄豪杰不少（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苦恼和不安的是，他是寄寓在荆州，在别人的地盘上招兵买马是一件很忌讳的事，加上有刘表这样疑心重的人，刘备怕招来的人太多，引起刘表的猜忌。

刘备还没有大张旗鼓去做，刘表这边已经起了疑心，对刘备更加防范（表疑其心，阴御之），这让刘备很苦闷。

一次，刘备应邀到刘表那里喝酒，地点应该是襄阳，席间刘备去上厕所，宽衣解带，突然看到大腿内侧的肉长了起来，不禁慨然流涕（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

返回座位，刘表见刘备闷闷不乐就询问原因，刘备说：“我常常身不离鞍，所以大腿内侧的肉都没了（髀肉皆消）。现在好久不骑马，这里的肉又生了出来。时光流水，日月如梭（日月若驰），我眼看快老了，却没有什么功业，所以悲伤啊。”

刘备屯驻在新野是在他40岁到47岁这一段时间，人生壮年，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候，自己却窝在一个小县城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想想走过的路，也可谓波澜壮阔，但看看前途，却一片渺茫。

刘备看到髀肉顿生感慨，这很容易理解。

与当初幽居于许县相比，此时的刘备不仅更容易感伤，而且内心里的英雄之气也正在一天天消散，甚至失去了许县种菜时的智慧和机警。

髀肉之叹，叹给关羽、张飞都没问题，叹给糜氏、甘氏二位夫人也可以，但叹给刘表，只会让刘表更加提防。这明显失策。

有人因此怀疑史书上的这个记载。其实这并非不可能，刘备是英雄，也是一个凡人，酒喝多了，话就说了，即使后悔，也只能那样了。

还有一次，刘表请刘备喝酒，这场酒差点儿成了鸿门宴。

刘表知道刘备是个英雄，所以对他很怕，跟他无法交心（惮其为人，不甚信用）。刘备当时驻扎在与襄阳一河之隔的樊城，刘表请他喝酒，刘表的亲信蒯越、蔡瑁等人力劝刘表在席间杀了刘备（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

对于这项建议，刘表同意了。

这件事让刘备察觉了出来，面对危险，他不露声色，在刘表动手之前假装要上厕所，之后悄悄逃走（伪如厕，潜遁出）。

刘备乘马逃到襄阳城西一条叫檀溪的小河前，后有追兵，前有河水，刘备急了。

危难时刻，刘备的坐骑出了力。

这匹马的名字叫的卢，刘备对它说：“的卢啊的卢，现在很危险，努力啊（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

的卢似乎能听懂主人的话，它应声而跳，一跃就有三丈多高，跳过了檀溪，刘备才保住一命。

汉末有几匹名马，吕布的赤兔，曹操的白鹄和绝影，加上刘备的这匹的卢，都记在史书里，留名于后世。

襄阳附近确实有条檀溪，它是汉水的一条支流。

根据史料的记载，刘备投奔曹操时曹操要赠给他马，让刘备自己到马厩中挑。曹操的马厩里尽是名马，有好几百匹，但刘备没有中意的。刘备来到下厩，看到了这匹的卢马，只见这匹马既没精神也不威武，又瘦得骨头一根根可见（委弃莫视，瘦瘁骨立），刘备抚摸这匹马，最后就选了它，众人莫不笑刘备，直到檀溪上演了惊心一跳，这匹马奔如闪电，谁都追不上，人们才服，认为刘备慧眼识马。

根据相马经，所谓的卢不是马的名字，而是对某一类马的称呼，这种马又称榆雁，其特点是额前有一片白色的毛，一直长至嘴边，与马齿相连，但这种马是凶马，谁骑谁死（奴乘客死，主骑弃市）。

但也有人怀疑刘表是否有过想杀害刘备的举动，因为直到刘表临终前一直都与刘备保持正常来往。虽然刘表对刘备心存猜忌，但表面的关系还相处得比较正常，刘表最后甚至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这是后话。

真的有马跳檀溪的话，二人当时就得闹翻，哪里还有后话？

这段日子刘备经常跟刘表闲谈，有一次，参加他们谈话的还有襄阳的名士许汜。

许汜不是平常之辈，他最早做过曹操的下属，那还是在兖州刺史部期间，后来随陈宫、吕布叛乱，又成了吕布的手下。吕布失败前派去袁术那里搬救兵的人里就有他，后来他又辗转回到了荆州。

许汜可谓见多识广，算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了。

这一次，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共论天下之士，议论的焦点人物是陈登，当时陈登还没死，正在扬州一带干得热火朝天。

许汜对陈登的评价不太高，他认为：“陈元龙乃湖海之士，骄狂之气至今犹在。”

陈登曾经做过刘备的属下，刘备对他也很熟悉，对许汜的看法他不太同意，不过没有立即反驳，而是转问刘表：“您觉得许先生刚才的话对不对（许君论是非）？”

即使朋友之间的闲聊，刘表仍然表现出他一贯的滑头：“如果说不对，但许君是个好人，不会随便说别人假话；要说对，陈元龙又确实盛名满天下。”

刘表的说话艺术就是这么炉火纯青，刘备又问许汜：“您认为陈元龙很狂，有根据吗（君言豪，宁有事邪）？”

许汜想了想，回答说：“我曾路过下邳，见过陈元龙。当时他毫无客主之礼，半天不搭理我，自顾自地在一张大床上高卧着，而让客人们坐在下床。”

哪知这件事的内情刘备是知道的，当初许汜去见陈登是私人有所求，所以陈登怠慢他。

刘备不客气地对许汜说：“先生素有国士之风，天下大乱，天子流离失所，元龙希望您忧国忘家，匡扶汉室，可您却向元龙提出田宅屋舍等要求，言谈之中也说不出什么新意，这当然是元龙所讨厌的，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元龙和您说话？假如是我，我肯定会上百尺楼上高卧，而让你们睡在地下，哪里只有区区上下床的区别呢（何但上下床之间邪）？”

刘备为人一向温和，一般不会当面折谁的面子，这一回是少有的让人下不了台，许汜肯定一脸尴尬，刘表赶紧出来打圆场。

刘备说完还不够，他还深情地说：“像陈元龙这样文武足备、胆志超群的俊杰，只能在古代去找了，当今芸芸众生，恐怕很难有人望其项背！”

◎拼人才的时代

到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寄寓荆州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这一年曹操力排众议率主力北征乌桓，刘备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建议刘表趁机袭击许县，但刘表没有采纳（说表袭许，表不能用）。

刘表的优柔寡断再次坏了自己的事，时局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变化，强者善于抓住机遇，而更强者，没有机遇都要去制造机遇，像刘表这样让机遇一次又一次白白错失的人，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想一想也不是刘表没有战略眼光，或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刘表虽然不愿意投降曹操，但他手下几乎全是亲曹派，如果此时举兵北伐，手下又将是一片反对声，勉强为之，恐怕也没有什么好效果。

等到曹操北征得胜而归，刘表有些后悔了，对刘备说：“没有听你的，白白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

刘备听了不以为然，对刘表说：“现在天下分崩，每天都在打仗，机会随时还会来，哪能就没有了（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如果今后能抓住机会，现在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顺境不喜，逆境不忧，不愤不怨，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这是刘备的过人之处。

就在这一年，刘备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喜事，他有儿子了。

之前说过，刘备好像生育能力方面也有问题，40多岁了，先后娶了几位夫人，之前都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刘备在新野期间曾收养了一个姓寇的男孩做养子，这个男孩的舅舅也姓刘，是长沙郡人，刘备收养寇氏的这个男孩后，给他改名叫刘封。

刘备都打算将来以刘封为嗣了，但没想到在自己46岁时，甘氏突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儿子的降生让刘备喜出望外，刘备给他取了个小名叫阿斗，大名叫刘禅。

刘备之所以在议论陈登时发出那一番感叹，是因为他的内心里对人才有着深深的渴望。

这是一个“拼”的年代，既拼出身和起点，也就是“拼爹”；更拼实力、毅力和运气；再有就是拼人才。在群雄争霸的情况下，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人才也分高低，普通的人才固然也需要，但对刘备来说现在更需要的是最好的、最顶尖的人才。在武将方面，刘备已拥有了关羽、张飞、赵云、陈到等人，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考验，他们已经成长和成熟起来，现在急缺的是替自己出谋划策的人，像曹操手下的荀彧、郭嘉、荀攸那样的人才，刘备认为曹操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与这些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刘备的身边也有简雍、孙乾、糜竺、刘琰等人，但他们都还不是刘备心目中的那个人，遇到重要决策，往往还是刘备自己去拿主意，他急需能与荀彧、郭嘉匹敌的高级智囊。

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特别留心这方面的人才，还真的有所收获，来了一位很有水平的人，名叫徐庶。

徐庶原名叫徐福，祖籍在豫州刺史部颍川郡，原来是侠客一类的人。

徐庶年轻时曾经替人报仇，完事后为逃避追捕，用白土涂在脸上，披散着头发逃亡（白垩突面，被发而走）；但还是被官吏抓住。官吏问徐庶叫什么名字，徐庶闭口不言，官吏把徐庶绑在柱子上，击鼓下令周围的人出来辨认，但没人敢说认识他。

后来，徐庶的党羽一起过来把他救走了，这件事对徐庶很触动，觉得打打杀杀没有前途。于是不再舞枪弄棒，换了平常人的打扮，开始虚心求学（更疏巾单衣，折节学问）。

徐庶一向是出来混的角色，突然到学校读书，其他学生都不愿意跟他接近（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徐庶态度很谦卑，每天都比别人早起，一个人打扫卫生，小心谨慎，刻苦学习，对经书义理的理解也很快，慢慢改变了大家的看法。

汝颍自古多奇士，徐庶由一个“带头大哥”成为一名文人，为避战乱，他与同郡好友石韬南下到荆州居住，听说刘备在新野招募人才，徐庶前来投奔，刘备见到徐庶后非常器重他。

刘备让徐庶再为自己推荐一些人，徐庶于是向他郑重地推荐了一个人，名叫诸葛亮，人称卧龙。

徐庶提到的卧龙，刘备已经不陌生。

刘备不久前曾拜访了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也向他推荐过这个名叫诸葛亮、被人称为卧龙的人。

司马徽也是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人，避难来到了荆州，他是一位大学者，与襄阳本地名士庞德公交好，被庞德公称为水镜先生。

还在中原时司马徽就已经成名了，当时有人慕名前去请他，被他坚决拒绝，还有人想让他帮忙出谋划策，或者向他请教问题，他一律说“好”，这也好、那也好。

司马徽的妻子忍不住说他：“人家问你事，你怎么一律都说‘好’呢？”

司马徽听了，很认真地说：“你这样说，也很好（如卿之言，亦大好）！”

这就是“好好先生”典故的由来，司马徽其实不是糊涂，而是装糊涂，他和庞德公一样都不愿意介入世事纷争。

到荆州后，司马徽以开馆授徒为生，学生中除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向朗、尹默等人。

刘备听说司马徽的大名，向他咨询世事，司马徽这次倒也没有再用“好、好”来应付他，跟刘备聊了不少事。在谈话中，司马徽很自谦，说自己是儒生俗士，水平有限，要说识天下识务的，现在有两个人自己无法相比，他们分别是伏龙和凤雏。

刘备急忙问伏龙是谁，凤雏是谁。

司马徽告诉他，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庞统。

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司马徽称诸葛亮为伏龙，用词尽管不太一样，意思相同，都是说此人的能力不可限量，非世间凡夫俗子可比，只是目前还处在蛰伏阶段。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正是刘备要找的人，刘备的心里对诸葛亮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渴望马上见到他。

刘备对徐庶说：“那就有劳先生把他请来吧。”

徐庶听了摇摇头，对刘备说：“这个人只能您亲自去请，不能硬让他来，将军最好枉驾到诸葛亮的住处走一趟。”

徐庶和诸葛亮是好朋友，对诸葛亮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告诉刘备诸葛亮正隐居在隆中。

刘备于是亲自跑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见到了诸葛亮（凡三往，乃见）。

◎卧龙诸葛亮

现在，正式认识一下诸葛亮这个人。

诸葛亮字孔明，徐州刺史部琅琊国阳都县人，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

这一年曹操已经27岁了，担任朝廷的参事室参事（议郎），司马懿刚出生两年，孙权还没有出生。

汉末三国的著名人物中，年龄稍长的像陶谦，出生于公元20世纪30年代；刘表、袁绍出生于40年代，曹操出生于50年代，刘备、吕布出生于60年代，司马懿、周瑜出生于70年代，而孙权、诸葛亮、曹丕出生于80年代。

如果以公元2世纪来论，陶谦就是30后，刘表、袁绍是40后，曹操是50后，刘备、吕布是60后，司马懿、周瑜是70后，而诸葛亮跟孙权、曹丕一样，是80后。

世事纷纭，人生际会，现在80后也到了纷纷要出场的时候了。

诸葛亮的祖上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的司隶校尉诸葛丰，他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当过泰山郡副郡长（郡丞）。诸葛亮有一个比他大8岁的哥哥名叫诸葛瑾，少年时代曾到洛阳游学。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名字、年龄不详，弟弟名叫诸葛均，比诸葛亮小3岁。

诸葛亮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为了照顾他们姐弟的生活，远在泰山郡任职的父亲续了弦，这位继母姓氏不详，但孩子们对她都很孝顺，尤其是诸葛瑾，因为孝顺继母而为人称道（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

不幸的是，诸葛亮8岁时父亲也离开了人世。

原本幸福的一家接连遭到如此多的打击，这些都深深烙在了少年诸葛亮的心中，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

家庭出现了重大变故，诸葛亮所能依靠的是兄长诸葛瑾，诸葛瑾从洛阳回到故乡，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诸葛亮9岁时灵帝驾崩，董卓篡政；11岁时董卓挟汉献帝刘协迁都到了长安；13岁时曹操担任了与琅琊国相邻的兖州刺史部的州牧，随即发生了一家数十口人被劫杀事件。

曹操征徐州，其中一次正好从诸葛亮的家乡经过．那次战火，给少年诸葛亮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原本平静的家乡已不再平静，每天都有大量民众外逃。

作为长子的诸葛瑾看着继母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出路问题。好在，诸葛亮还有一个叔父，关键时刻给他们提供了帮助。

这个叔父名叫诸葛玄，是个有本事的人。

诸葛玄早年在洛阳为官，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不详，应该不是特别高级的官职，因为史书没有关于他在朝廷为官的具体记载。但也不会地位特别低，这一点从他在洛阳的交游情况可以看出来，因为他那时接触到了不少上层人士。

他应该是个中级官吏，当他在朝为官时正值宦官争斗、董卓乱政，就连朝廷里三公九卿一级的高级官员说杀就杀，朝不保夕，更何况他们这些人。

考虑到这些情况，加上诸葛珪病故，诸葛玄回到了家乡。

在洛阳期间诸葛玄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刘表，一个是袁术。诸葛玄跟他们非亲非故，也不是同乡，但关系处得很好。这说明诸葛玄在朝中虽非高官，但地位也不会太低，同时也说明诸葛玄身上有着山东人所特有的崇信重义、好结交朋友的特点。

诸葛玄回到家乡时，刘表和袁术的事业各自有了很大发展，都成为天下响当当的人物。

袁术当时已经来到了扬州刺史部的寿春，他一面派孙策到江东发展，一面还把目光盯上了江南的豫章郡，恰在这时豫章郡太守周术死了，袁术觉得这是个机会，他想起了诸葛玄，便让人捎信给在阳都县的老朋友，说自己想表奏他为豫章郡太守，问诸葛玄是否有意。

袁术想到诸葛玄，说明他们的关系确实很好，而且此前诸葛玄的官位不至于太低，也是个有能力的人，袁术觉得把这件事交给他没问题。

诸葛玄接到袁术的信，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下来。虽然前途未知，但看着曹操的大军很快又要卷土重来，琅琊国将再陷灭顶之灾，为了一家人逃命要紧，他决定冒一次险。

诸葛玄与诸葛瑾、诸葛亮哥俩商量后，决定分成两路，自己先带领诸葛亮、诸葛均以及他们的两位姐姐去豫章郡上任，诸葛瑾留在家乡照顾继母，照看家中的产业。

就这样，大约在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一起离开生活了14年的故乡阳都，开始了新的未知旅程。

之前说过，豫章郡是个大郡，郡治在南昌县，即今江西省南昌市，全郡的管辖范围也与今天江西全省大致相当。

诸葛玄带着侄子、侄女们来到这里，但情况发生了变化，朝廷任命了一个叫朱皓的人来当豫章郡太守，而袁术除了给自己一纸任命之外，难以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面对这种情况，诸葛玄决定放弃。

诸葛玄没回老家，也没有到袁术那里，而是想到了另一位老朋友刘表，便去了荆州，依附于刘表（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诸葛玄没打算走，朱皓就从扬州刺史刘繇那里借来兵攻打诸葛玄，诸葛玄不敌，退守到西城，结果西城发生了民变，变民杀了诸葛玄，把首级送给了刘繇。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反正诸葛亮姐弟们在豫章郡没法再待下去了，无论是叔父亲自带他们去了荆州，还是临终前交代他们去的荆州，总之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前后，诸葛亮姐弟到了荆州。

见到刘表，刘表还算念旧，安排他们在襄阳居住。

如果这时诸葛玄没死，也来到了荆州，但他也不能继续照顾侄子和侄女了，因为他也很快去世了。

对诸葛亮来说，下一步何去何从，成为新的人生难题。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两位姐姐很快都分别完成了婚事，她们所嫁的对象都是荆州赫赫有名的大族。

荆州当时有七大家族，分别是蒯氏、蔡氏、庞氏、黄氏、马氏、习氏和杨氏，这七个家族也是刘表占有并稳定荆州所依赖的主要对象，诸葛亮的两位姐姐所嫁的都是七大家族里的成员。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祺，他出身于襄阳附近中卢县的蒯氏家族，也有的说他和蒯越是兄弟关系，但正史缺乏明确记载，而他们属于同一个家族是肯定的。刘表占有荆州蒯越出力最大，蒯家成员多在刘表手下任职，蒯祺后来担任了刘表任命的房陵郡太守。

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山民，他出身于襄阳本地的庞家，他的父亲就是跟司马徽关系特别要好的名士庞德公。

接下来，17岁的诸葛亮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

他可以和弟弟一起依附两个姐姐生活，以随便哪一位姐夫家的实力，他们的生活肯定都不会差。或者，也可以利用姐夫家的影响力到刘表手下谋一份职，以诸葛亮的年龄，也可以出来做事了。

襄阳城南有一所学业堂，据考证其遗址在今襄阳市南湖宾馆一带，当时这里北靠城墙，南面是西南诸峰，山、水、城相围绕，是个读书的好去处。诸葛亮随叔父来到襄阳，便在学业堂读书。

经过认真思考诸葛亮做出了决定，他既没有随姐姐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没有到刘表手下谋一份差使，他决定继续完成学业。

为了更安静地读书学习，诸葛亮决定从襄阳城搬出去，另寻一处住所。

诸葛亮心中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处幽静的所在，山清水秀，不被外人打扰，便于读书学习，最好还有田地可以耕种，以便在读书之余参加劳动，既自食其力，又锻炼身体和心智。

这个地方还要离襄阳城不能太远，虽然不必天天再到学业堂去学习，但那里应该集中了最好的老师，随时可以去向先生们请教。

按照这些条件，诸葛亮在襄阳城西北20里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此地叫隆中。

这是一处山村，山的名字叫万山，不高，冈峦起伏，其间风景优美，四季松柏常青，鸟语花香，水声潺潺，周边山环水绕，势若盘龙，登临高处可以远眺汉水，在这里读书耕种，是再好不过了。

在当时这里还有点偏僻，襄阳城里的权贵或大户人家习惯把别墅盖到城南顺着汉水往宜城的方向，那里被称为冠盖里，这个襄阳以西的偏僻小山村，平时人烟比较稀少。

这正是诸葛亮所需要的，他不想到冠盖里那种地方凑热闹，他喜欢这里的安静。

于是，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二人来到隆中，在这里修建了一处简单的草庐，整理出十多亩地，住了下来。

隆中距襄阳城西门只有20里，汉代1里合今0.7里，20里仅相当于7公里。

现在，从北京西二环的复兴门出发，向西7公里大约是万寿路，刚到西四环，坐地铁5站，打车20元，所以隆中充其量就是襄阳城的西郊。

然而在当时这里却不隶属于襄阳管辖，甚至也不属襄阳所在的南郡，它属于南阳郡的邓县。

这就有点儿复杂了，说隆中归南阳郡，它又离襄阳城只有几站路；说隆中归襄阳，它又不是。

诸葛亮自己曾明确地说，他当年耕读的地方在南阳郡，这个说法是没错的。有人据此认为这个地方是今河南省南阳市，那就错了，因为南阳市和南阳郡并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在隆中住了下来，开始了耕读生活。

在汉末隐而不仕也是士人的一种风尚，得时则行，不得时则退而息意，面对社会动荡和人身无法保全，一部分士人自动退居山林，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诸葛亮显然不是一名纯粹的隐士，他也无意于成为隐士，他来隆中只是看中了这里幽静的环境，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他没有用这个小环境来封闭自己，相反，在躬耕隆中的这段时间，他积极与外界沟通，随时掌握外部世界的变化。

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当时的荆州刺史部可以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刘表本人又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兴建学校，援引名师，博求儒术，培养人才。

当时洛阳残败，太学被废，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学业堂无疑是全国最好的官办学府，吸引了各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荆州也集中了当时最著名学者宋忠、庞德公、颍容等人，他们多年致力于延续文化和学术，形成了一个有名的荆州学派。

一心致力于求学的诸葛亮，哪能放弃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但是，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毫无知名度，要接近这些学者也不那么容易，诸葛亮首先得到了贵人的帮助。

◎诸葛亮的“丑媳妇”

高人开悟，贵人相助，通常是快速成长的捷径。

诸葛亮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他二姐夫庞山民的父亲庞德公，他的家在襄阳城南的岘山一带，由于他是本地知名的学者，刘表多次请他出来做事，他都没答应。

庞德公不出来做官，还有自己的理论，他曾说：“鸿鹄筑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龟筑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趋舍行止不过是人的巢穴罢了，应该各得其栖宿。”

刘表不死心，亲自去请，庞德公正和夫人耕田，见到刘表就停下耕作，站在田垄上，而他的妻子继续耕耘。

刘表指着庞德公的妻子说：“先生苦居畎亩不肯官禄，拿什么东西留给后世子孙？”

庞德公回答说：“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毛病，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的生活，怎能说没留？只是所留不同罢了。”

刘表叹息而去。

诸葛亮仰慕庞德公的学问和人品，经常借探望二姐的机会到庞家，每次都要去拜见庞德公，对庞德公十分尊敬，每次都行大拜之礼（独拜床下）。

庞德公逐渐对这个晚辈产生了好感，通过交谈发现诸葛亮不仅天资聪慧，而且身上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他志存高远，又踏实勤奋。

经过庞德公的介绍，诸葛亮又拜著名学者司马徽为师，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庞德公与司马徽志趣相投，关系非常好。司马徽比庞德公小10岁，称之为兄。

一次，司马徽去看庞德公，恰巧庞德公到汉水对面为先人扫墓去了，司马徽径直来到内室。

司马徽叫来庞德公的妻子、儿女，告诉他们：“徐庶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找我和兄长交谈，你们准备准备。”

庞德公的妻子和儿女们一个个出来跟司马徽见礼（皆罗列拜于堂下），之后奔走忙碌，准备饭菜。庞德公回家，还跑到司马徽跟前问候，都闹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了（不知何者是客也）。

庞德公把诸葛亮推荐给司马徽，一来敬佩司马徽的学识，二来司马徽办有私学，诸葛亮除了在学业堂学习外，还可以在司马徽的私学里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

在庞老师的私学里，诸葛亮结识了庞德公的侄子庞统，还有向朗、尹默等人。

庞统字士元，年龄应该和诸葛亮不相上下，小时候为人朴实，看上去并不聪明。庞统去拜见司马徽时，司马徽正好爬到一株桑树上采桑，庞统就坐在树下，二人树上树下随意交谈，谈了一阵，司马徽觉得他很不简单，一口气竟然谈到天黑，司马徽对庞统大为惊异，说荆州士子没有人可以与庞统相比（南州士之冠冕）。

大家认为司马徽不仅学问大，而且善于知人，他对庞统的评价一传出，庞统逐渐被世人所知。

有庞德公的指点，加上司马徽的进一步教导，诸葛亮学业进步很快，由于没有官学程式化的教育束缚，诸葛亮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很灵活，除当时读书人必不可少的经学外，诸葛亮还广泛涉猎了诸子百家，其中对于法家和兵家的著作更是格外留心。

诸葛亮读书的方法也与众不同，别人读书务求精通、熟练，而诸葛亮只注重大的方面（独观其大略）。诸葛亮显然不希望自己刻苦读书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他读书为的是积累和思考。

平时除了能得到名师的指点外，诸葛亮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除了庞统、向朗、尹默这几位同学以及徐庶外，诸葛亮还有几位挚友，分别是崔州平、石韬、孟建。

崔州平是北方人，是前太尉崔烈的儿子，崔烈死于长安之乱，崔州平来到荆州定居。石韬字广元，颍川郡人；孟建字公威，汝南郡人。他们二人也是从北方来荆州避难的。

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互相引为知己。至于将来的打算，诸葛亮似乎并不着急。朋友们在一起交谈，大家的话题逐渐放到如何选择未来的出路上，每到这时，诸葛亮都微笑不语。

在诸葛亮的同学、好友中，庞统是最早出去做事的，他到了襄阳郡任职，很快便担任了郡政府人事处处长（功曹），庞统虽然年轻，但干得却不错。

庞统的性格跟诸葛亮不大一样，他喜欢热闹，喜欢结交各类朋友，担任功曹后，着力发现和推荐人才（性好人伦，勤于长养），他本来已小有名气，现在的知名度更大了。

但是，人们发现庞统从事人事工作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所推荐和称许的人才，往往有点言过其实，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庞统并不回避。

庞统有自己的道理：“现在天下大乱，世风败坏，坏人太多，好人太少，正是兴风俗、长道业之时，对于好人就应该大力表彰他的长处，让社会都来效仿。我选拔了十个，即使用错了五个，那另外的五个也是好的呀！”

庞统就职的地方在襄阳城内，是诸葛亮经常来的地方，诸葛亮每次进城，总有机会见到庞统，或者听别人议论这位年轻的功曹如何有魄力有能力，听到这些议论，如果心里没有足够定力，内心一定会涌出波澜。

但诸葛亮很平静，这些事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内心。

很快，诸葛亮也成婚了，像他的两位姐夫一样，他的妻子也很有来头。

诸葛亮的妻子姓黄，是襄阳本地名士黄承彦的女儿，有人说她叫黄月英，但这只是传说，史书上没有她名字的记载。

黄承彦不仅是名士，黄家也是荆州七大家族之一。七大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蒯家，其次是蔡家，蔡家最有名气的是蔡瑁，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刘表，一个就嫁给了黄承彦。

这么论下来，刘表就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

黄承彦跟庞德公、司马徽一样都无意官场，通过庞德公，黄承彦知道了诸葛亮，对这个志向远大、学识一流又为人沉稳的年轻人抱有深深好感。

黄承彦有个女儿还没有出嫁，以黄家的实力和地位自然并不愁嫁，可黄承彦看好诸葛亮。一般这样的事最好通过第三方来传达，以免对方不同意带来尴尬。而且，最好由男方首先提出，这才符合礼节。

但黄承彦觉得没必要，自己直截了当地向诸葛亮说了这件事：“听说你还没有成家，我有一个丑女，黄头发、黑皮肤，但是才能和品格与你相配（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诸葛亮一听就答应了，并且很快成了亲（即载送之）。

诸葛亮身高接近1.9米（身长八尺），是个美男子，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却娶了个丑媳妇，这件事传开后大家经常拿来逗乐，还编了个乡谚：

莫作孔明择妇，
正得阿承丑女！

其实，说黄氏是位丑女倒未必，黄承彦的话多出于自谦，女儿可能不漂亮，但未必那么丑。至于乡谚，可能是后人根据黄承彦的话演绎来的。

婚后诸葛亮仍然住在隆中，他还是那个清心寡欲、志向远大的布衣诸葛亮。一次，诸葛亮与孟建、崔州平、徐庶聚谈，又说起了未来的打算。

诸葛亮有感而发道：“你们三个人将来至少都能当上州刺史、郡太守。”

三人问诸葛亮自己能做到什么官，诸葛亮只是笑笑，没有多说。

很少有人理解诸葛亮内心的真实志向，他显然不满足于像庞统那样当个循吏能臣，也不会像老师司马徽、庞德公那样，成为地方上的一介名士，他希望自己是管仲、乐毅那样的人。

诸葛亮大概觉得，当此乱世，缺少的正是管仲、乐毅这样的人，而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正是这种能安邦定国的人。所以，当孟建他们问将来他能做什么时，诸葛亮才笑而不言。

◎诸葛亮的“顶层设计”

刘备去三次才见到诸葛亮，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故意试探刘备的诚意，也有人认为诸葛亮其实并没有做好出山的打算，更没有想好要辅佐刘备，所以还在犹豫。

但这些都是推测，诸葛亮此时26岁，尽管有些名气，但还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建立起任何功业。年龄几乎长自己一倍、早已天下闻名的左将军刘备来访，说他故意不见，以试探对方，似乎可信度不高。而如果说诸葛亮并没有做好人生的规划，仅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也不符合他对待事情的态度。

去了三次才见上，可能是碰巧了，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情况下，无法提前预约，诸葛亮又经常出门游学交友，刘备扑了两次空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次相见，史书也有完全不同的记载。

有的史书认为，刘备第一次见到诸葛亮不是在隆中，而是在樊城，并且是诸葛亮主动找上门来的。

根据这种记载，曹操平定河北后，眼光一向敏锐的诸葛亮预感到曹操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荆州，但刘表性情迟缓，不懂军事，诸葛亮就跑到樊城去见刘备。

刘备当时已离开了新野，移防到新野以南数十里的樊城。

刘备当时正四处招人，每天来拜访的儒生很多，他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叫诸葛亮的年轻人。看看他年纪也不大，就把他当成一般儒生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

当时刘备对儒生是集体接见，大家坐在一块扯了一阵，众人就走了，但诸葛亮却没有走，还想跟刘备多聊一会儿。

刘备大概没有想跟诸葛亮单独交流一下的打算，他喜欢编织，刚好有人送给他一条牦牛尾巴，儒生们走后刘备觉得无聊，也不管诸葛亮还在跟前，就一个人编了起来。

刘备正陶醉在做手工的乐趣中，诸葛亮上前说：“将军您应该树立远大志向，整天弄个牛尾巴编算怎么回事（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牦而已邪）？”

刘备这才打量了这个年轻人，见他身材魁伟，谈吐镇定，气宇不凡，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扔了，说：“这怎么说呢，我也是借此打发心中的忧愁罢了。”

这是诸葛亮跟刘备的初次对话，主题是眼下如何对抗曹操。

诸葛亮问刘备：“您以为刘表将军与曹操相比如何？”

这不难回答，刘备说：“刘表不如曹操。”

诸葛亮话锋一转，问刘备：“将军您自认为比曹操如何呢？”

刘备一向谦虚，说道：“也不如曹操。”

诸葛亮提出了问题：“你们都比不上曹操，而将军您手里只有几千人马，靠这点力量如何能抵挡曹操呢？”

刘备叹了口气，如实说道：“我也正为这犯愁呢，那你说该怎么办？”

诸葛亮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荆州的人口本不少，只是登记在册的人很少，您可以建议刘表将军，把流动人口管理起来，重新登记户籍，照此调兵。”

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结果实力大增，从而对诸葛亮以上宾之礼看待。

上面的也是一种说法，虽然也有合理性，但不如三顾茅庐的故事更有影响。

根据三顾茅庐的故事，刘备第三次来到隆中时终于见到了比他整整小20岁的诸葛亮。

见面后，屏退众人，刘备直接问：“汉室衰败，董卓、曹操又先后专权，皇室奔难。我不顾德行和实力能否达到，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然而智谋浅短、办法很少，连遭失败，以至于今天。然而我的志向没有罢休，您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这个问题，诸葛亮显然已经做过深入的思考，于是一口气说出了下面一段很有名的话：

“自董卓之乱以来，豪杰在各地同时并起，占州据郡，称霸一方，多得已数不过来。曹操与袁绍比，名气差，实力弱，然而曹操竟然打败了袁绍，由弱变强，其原因不仅是时机好，而且在于谋划得当。

“现在，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确实不宜和他争雄。孙权占据江东，经过了三世，那里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任用有才能之人，孙权以之为外援，也不可谋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达沿海，东面和吴、会相连，西边和巴、蜀相通，这正是用兵之地，但是刘表没能力守住它，这是上天拿来要资助将军的，将军是否有意夺取它？

“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个天府之国，高祖刘邦凭借此地建立了帝业。如今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在北面威胁，那里人多物丰，刘璋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君。

“将军是皇室后代，声望闻于天下，罗致英雄，思慕贤才，如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南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和好，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杀向宛、洛，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打出关中，百姓怎能不拿着饭食、酒水来欢迎您呢？如果真这样，那么霸业可成，汉室可以复兴。”

这段谈话，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策。

诸葛亮先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总结出兴亡成败的规律，那就是要成大事不仅依赖天时，更要有人谋，也就是说，要想成事，必须重视人才，而只要有不懈努力，客观上的不利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

久处下风的刘备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一切都由命运所决定，那么个人再努力也都无济于事了，刘备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认为诸葛亮说得有理。

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就目前天下时局和各路豪强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为刘备规划出一个清晰的战略蓝图，那就是尽可能避开强大的曹操，想办法与正在快速成长的江东孙氏结盟，占据荆州，进而徐图益州，寻求三足鼎立之势。

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做出的顶层设计，所谓最顶尖的人才，就是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提出的方案无须繁复，却能一语中的。

听完诸葛亮的话，刘备感到豁然开朗，心中久积的抑郁一扫而空。诸葛亮进一步提出占据荆州和益州之后等待天下变化，到时候兵发两路，一路由荆州北上宛县、洛阳，另一路由益州攻击秦川，到那时天下可定，汉室可兴，更让刘备大为兴奋。

在刘备的邀请下诸葛亮离开了隆中，开始了辅佐刘备建功立业的生涯。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非常高兴，感情日益加深（与亮情好日密），让关羽、张飞都忌妒了。

刘备发现了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一样（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你们可别再说什么了！”

关羽、张飞这才不再说什么。

◎孙权一征黄祖

说完刘表和刘备，先不忙说曹操南征荆州的事，因为还有一个人在近几年的发展需要做一交代，这就是孙权。

孙权18岁接班，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让江东的面貌焕然一新，那些对他掌权并不看好的人，无论这些人是敌还是友，现在都不再怀疑他的能力。

孙策留下的地盘不仅没有缩水，而且不断扩大，人马快速增加，内部也进一步理顺，没有人再胆敢从内部向他发起挑战，一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

从外部情况看，也都朝着有利于江东的方向发展。近年来，曹操忙着北方的事，刘表胸无大志，一心守成，给江东制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所谓战略机遇，就是别人有事的时候你没事，别人忙自己的事时你可以不忙别人的事，一心办你的事。

孙权始终记得鲁肃向他提出的规划，待内部安定之后，他决心立刻向西扩张，打败黄祖、刘表，继而占领荆州。

孙权知道曹操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曹操目前还顾不上，孙权必须跟曹操，也跟时间赛跑。

当然，刘表、黄祖也会这么想，所以对于荆州西线的防务进行了周密部署。黄祖当时以江夏郡太守的身份驻守西陵，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为了把黄祖牢牢拉住，刘表新设了一个章陵郡，任命黄祖的儿子黄射为太守，驻扎在沙羡，此处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以上的长江边上，黄射以沙羡为基地，控制着从沙羡到柴桑这一段江防。

为了支持黄祖父子，刘表还让侄子刘磐率兵驻扎在彭蠡以西的地区，彭蠡即今鄱阳湖，这里是豫章郡的辖区，总体上是孙吴的势力范围，刘磐东进至此，与江夏郡的黄祖、章陵郡的黄射形成三角之势，江东出兵攻击其中一部，另外两部可以策应和增援。

为了打破敌人的三角形防御体系，孙权也做了一番准备，他让周瑜以中护军、江夏郡太守的身份率一部主力进驻宫亭，此地详细位置已不可考，只知道它在鄱阳湖一带。同时，命徐盛以柴桑县长的身份驻柴桑，即今江西省九江市。

为了对付刘磐，孙权让太史慈以建昌都尉的身份驻扎在海昏，此处在鄱阳湖西南面，今江西省永修县一带。

做完这些部署，孙权一直等待着发起进攻的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

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八月，曹操曾亲自带兵南下征刘表，那一次虽然是佯攻，但造的声势很大，曹操驻军西平，即今河南省中南部的西平县。

曹操此次虚晃一枪的目的是对刘表施压，他当时虽然一直忙北方的事，但对荆州心里并不踏实，总担心刘表趁机在他背后来一下，但分重兵布防南线他又做不到。作为出色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曹操当然明白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所以他主动出击，让刘表更加不敢进犯。

刘表吓坏了，赶紧调集人马向襄阳及其北部一带布防，对孙权来说，这当然是西征的最好机会。

这一年十月，孙权集中江东精锐人马西进至扬州和荆州交界的宫亭、柴桑一带，开始了第一次西征黄祖之战。

参加此战的除先期驻扎在那里的周瑜、徐盛以及驻扎在海昏的太史慈外，还有荡寇中郎将程普、讨虏中郎将吕范以及凌操、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部。

江东精锐尽出，孙权志在必得。

开始进展得比较顺利，孙权率各部突入江夏郡，由柴桑沿江一路西上，一直抵达了章陵郡的沙羡。

那时候汉水汇入长江的地方还没有武汉这样的重镇，武昌建城以及武汉三镇崛起都是以后的事，其上游不远的沙羡重要性相当于今天的武汉市，是一座重镇。

沙羡如果攻破，刘表的江夏郡和章陵郡将尽入孙吴，荆州将失去整个西部防线。为此，黄祖父子十分着急，组织人马拼死守城。

沙羡攻防战打得很激烈，孙权亲自指挥，城池仍久攻不下。黄祖本人也亲自率兵增援，双方在城里城外展开了激烈争夺。

有一次黄祖被打败，孙权领兵追击，黄祖眼看凶多吉少，这时黄祖负责断后的队伍里有人射出一箭，正中孙权手下旅长（破贼校尉）凌操，凌操被射身亡，黄祖趁势得以脱身。

凌操战死是此次西征黄祖之战孙吴军队遭受的最重大损失，凌操的儿子凌统时年15岁，孙权任命他为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代理旅长（破贼都尉），统领他父亲的人马。

孙权后来得知，射死凌操的那个人名叫甘宁，是一员虎将。

沙羡之战至为关键，黄祖父子为了守住此城已拼尽了力气，按理说不下此城孙权不会收兵。

然而，孙权很快下令撤军了，原因是后方出了问题，各郡的山越趁孙吴主力西进之机同时起事（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

山越问题始终困扰着孙吴，孙策使用武力手段对付他们，孙权继承孙策的做法，哪里有人挑起叛乱，就立即派兵前去镇压，孙吴的一线将领几乎每人都有与山越作战的经历。

但是，军事讨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伺有机可乘，各地的山越总会起来作乱，总也杀不完灭不净。

这次山越同时起事，范围非常大，涵盖了豫章、丹阳、庐陵、吴、会稽等郡，来势异常凶猛，孙权不得不下达回师命令。

孙权先回到了豫章郡，在那里做出军事部署，派吕范到鄱阳，派程普到乐安，派太史慈仍然在海昏，派韩当、周泰、吕蒙等分赴其他闹事厉害的郡县，全面开展平定山越的战斗。

众人领兵分赴各地，进展倒也顺利，程普很快平定了乐安境内的山越，之后又赴海昏支援太史慈；吕范在鄱阳一带也取得了胜利，山越不敢再生事；周泰兼任宜春县长，也取得了胜利，当地的税赋征收得不错，足以保障本地驻军的需要（所地皆食其征赋）。

除此之外，董袭、凌统、步骘、蒋钦、潘璋等人也都参加了这次平定山越的战斗。鄱阳一带有个叫彭虎的，聚集起数万人，董袭前往追剿，彭虎被打败，望风而逃；才十几岁的小将凌统随孙权行动，作战中非常勇敢，带着敢死队冲在最前面，不顾飞石流矢（率厉士卒，身当矢石），勇猛异常；山越在建昌起事，潘璋在附近的西安县当县长，孙权命他改任建昌县长，同时提拔他为旅长（武猛校尉），在建昌县镇抚山越，十来天就使局势平静（旬月尽平）。

除了豫章郡、丹阳郡的叛乱活动外，远在吴郡、会稽郡也有山越人反叛，在吴郡，山越人还打起了黄巾军的旗号，领头的有陈败、万秉等人，孙权命吴郡太守朱治就地征讨，朱治将陈败、万秉擒获。

最大规模的山越叛乱发生在会稽郡的建安、汉兴、南平等地，其中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5人各纠集万户作乱。孙权下令在建安设立旅级指挥所（都尉府），让永宁县长贺齐代理旅长（都尉），让每县各发兵5000名，由县长带领统一交贺齐指挥（皆受齐节度）。

按汉朝制度，县里的长官多于1万户的县叫县令，少于1万户叫县长，所以当时一个县也就1万户左右，每县出5000名士兵，相当于每2户出1个人，征兵的比例相当高。不过，往建安调兵的应该不是会稽郡所有的县，可能是附近山越人闹事比较凶的那几个县。

贺齐发兵讨汉兴，经过余汗，他认为敌人多而讨伐的军队人少，如果过于深入十分危险，就让松阳县长丁蕃留守在余汗。

丁县长和贺县长辖区相邻，过去大家是同级，现在丁县长要听贺县长的，一时还不适应，又听说让自己留守，更不太愿意（耻见部伍，辞不肯留）。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没招了，你不过是个县长，我也是，你能把我怎么样？

可贺县长不是一般人，见丁县长这个态度，没请示也没汇报，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丁县长斩了。这一下镇住了全军，大家都不敢再违命（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

贺齐分兵留守，其余各部进剿，连续取胜，将洪明斩杀，其他4个人全部投降，前后共斩首6000人，重新恢复了政权，征调来的各县人马陆续回去，贺齐一清点，剩下来的竟多出1万人（料出兵万人）。

孙权对贺齐的临机决断和战绩非常欣赏，本来已经让贺齐代理旅长（都尉），现在立了功，孙权直接委任他为平东校尉。

这场波及面很大、参与将领众多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豫章郡的上饶一带还发生着叛乱，孙权调集驻扎在外地的平东校尉贺齐、讨越中郎将蒋钦前来才把这里平定，事后孙权分上饶的一部新成立了建平县。

◎“黑道大哥”甘宁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孙权命周瑜指挥孙瑜等部进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目的地是麻、保二屯。

周瑜此时的职务是中护军、江夏郡太守，有人认为孙权主事后周瑜就是军中的统帅，其实这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中护军、中领军掌管禁军，有的也兼主持选拔武官、监督诸武将，但绝不是军队的总司令。曹操手下长期担任中护军的人是韩浩，他曾是袁术的旧部，在曹军中论名气和地位根本排不上号。

周瑜在担任中护军之前的军职是建威中郎将，中护军与中郎将相比哪个军职更高不好说，中护军应当与中郎将相同或略高，也就是个师长。比较起来，孙瑜的军职就比周瑜高得多，孙瑜被任命为丹阳郡太守后军职提升为绥远将军，是孙吴目前极少数拥有将军头衔的人之一，绥远将军与孙权的讨虏将军一样都是杂号将军，相当于军长。

孙瑜的军职高，按理说应该让他来指挥周瑜，但孙权命令孙瑜听周瑜的指挥，之前说过，这就是孙吴兵制上的一大特色。

从孙策到孙权，孙吴一般不设固定统帅，要有统帅那就是孙权一人，只要是独立统兵的将领，无论是将军还是中郎将、校尉、都尉，都直接受孙权指挥，如果孙权忙不过来，就临时指定一位总指挥。

确定临时总指挥时，孙权不看年龄、资历和职务，只看能力和水平，经常出现下级指挥上级的情况。

麻、保二屯是两处营垒，位于今湖北省嘉鱼县境内，在沙羡以上的长江边上。沙羡之战孙吴并未取胜，城池目前还在黄祖父子手中，绕过沙羡远击麻、保二屯，似乎有点不好理解。

其实，这里驻扎的不是黄祖父子的人马，也不是刘表的部下，而是和山越一样的变民或者地方武装。周瑜和孙瑜由宫亭西进数百里，快速出击，将这两处地方的渠帅斩杀，俘虏了一万多人，之后快速回师宫亭（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宫亭）。

所以，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一个——抢人。

到处在打仗，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及时补充，需要人。同时，发展生产、保障军队后勤供应也需要人，人成为战争年代的稀缺资源，听说麻、保二屯有人聚集，孙权认为这是个到敌人地盘上抢夺人力资源的好机会，所以不惜来一次长途远征。

黄祖吃了亏，也不甘示弱，派部将邓龙率数千人进入柴桑，要么是追击来了，要么也想抢点儿人回去，但被周瑜打败，并且将龙被生擒。

在此前后，名将太史慈病逝了，成为孙吴一大损失。

在史书中太史慈的传记没有和程普、韩当等将领在一块，而与刘繇、士燮二人合为一传。刘繇是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士燮长期割据在交州，他们都不是孙氏的部属。

太史慈虽然归附孙吴，但在一部分史学家看来他与孙权手下的其他将领仍有不同，在江东以外有比较广泛的知名度。

曹操也听说过太史慈的大名，希望他能回到北方效命于自己。曹操曾给太史慈写过一封信，用木函封着，打开一看，信里什么都没说，但是随信放着一些中药当归（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

曹操是一个爱玩文字游戏的人，他要告诉太史慈的话不用多猜就很清楚。

太史慈，你应当归来了！

但太史慈没有回去，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太史慈病逝于建昌都尉的任上，年仅41岁。

太史慈临终前叹息道：“大丈夫处世，应当带七尺之剑来到天子面前（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成，怎么就死了呢？”

看太史慈的意思，只有他亲眼看到了孙权称帝的那一天才死而无憾。

孙权听到太史慈的死讯，十分悲痛，也很惋惜（甚悼惜之）。

海昏是鄱阳湖以西的战略要地，孙权命程普继太史慈后驻守此处。

◎孙权二征黄祖

解决完境内的山越问题，孙权又在谋划西征黄祖的事，这时候甘宁突然前来投奔，增加了打败黄祖的把握。

甘宁就是射死凌操的那个人，一个传奇人物。

甘宁字兴霸，是益州刺史部巴郡人，他年轻时就有一把子力气，好游侠，身边围着一帮年轻人，甘宁是他们的头儿，这帮人出来进去都聚在一起，每人都携带弓弩，甘宁自己还带着一种毦带铃，老百姓一听见铃声，就知道他来了。

甘宁年轻时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青年兼黑社会成员，在当时靠这个混饭吃的人很多，有的人还混进了政府。甘宁也在郡政府为吏，后来还升任蜀郡丞，相当于副太守，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干了一辈子，到死时才干到这个位子上，这已经不算低了。

甘宁一边当差，一边继续混黑社会，有点像宋江，只是比宋江胆子还大，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名于郡中。每次出门，乘车有车队，乘船船相连（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所有跟班的穿着丝绣的衣服，把道路都能照亮（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常以锦缎系船，走的时候用刀砍断不要，以此告诉大家“我是土豪”。

大家都不敢惹他，逢迎他，就连本地的长官也不例外，对于那些热情接待的人，甘宁就跟他交朋友，态度不好的就让人去抢他们。甘宁一伙过着一种无法无天没人管的快活日子，前后达20多年。

突然有一天，甘宁感到厌倦了，停止了胡作非为，专心读起书来，经过对人生与时局的思考，甘宁大概觉得再这样下去没有意思也没有前途，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不是没人管，而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自然有人出面算他的账。考虑到这些，甘宁决定带着手下人出去找个出路。

甘宁没有去成都找刘璋，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折腾了那么多年，欠的债太多。甘宁去了荆州，想依附刘表，跟随他一同前去的有800多人。

刘表让甘宁等人住在南阳郡，对他并不重用。

刘表把甘宁只当成利用的工具，时时都在防范。刘备那时也被安排在南阳郡境内，刘表让他们在那里驻扎，其实是给自己当一面挡箭牌，对甘宁也是一样，曹操率军南下必过南阳郡，正好可以为自己挡枪。

甘宁看透了刘表的意图，他不愿意替刘表做无谓牺牲。于是另找出路，经过一番辗转，他投到黄祖门下，但黄祖也不重用他，视他为平常之辈（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甘宁通过观察发现刘表是个儒人，不懂军事，必然无法成事，而荆州一旦生乱，自己就要受牵连，他想走，想去的地方是孙吴（欲东入吴）。后来之所以投到黄祖门下，是因为黄祖控制着江夏郡，甘宁走到这里过不去，只得投黄祖。

甘宁在黄祖这里待了三年，黄祖也不重用他，甚至对他也不大尊重（祖不礼之）。孙权上次讨黄祖，甘宁射杀凌操，替黄祖解了围。对于这种救命之恩，黄祖仍视而不见，还拿之前的态度对待甘宁（军罢还营，待宁如初）。

黄祖手下有一个重要将领叫苏飞，很欣赏甘宁，多次在黄祖面前推荐甘宁，黄祖不听，反而派人秘密联络甘宁的部下，试图分化瓦解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甘宁只有再走，但又担心黄祖不让，心里闷闷不乐。

苏飞看出他的心思，想再帮帮他。

一次，苏飞请甘宁喝酒，喝得差不多了，苏飞对甘宁说：“我多次推荐你，但上面不肯用，日月如梭，人生几何，你还是远走他乡吧，或许能遇到知己（宜自远图，庶遇知己）。”

甘宁想了一会儿，说：“我虽然有这个想法，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有其志，未知所由）。”

苏飞对甘宁说：“我想办法推荐你当邾县县长，你去那里上任，那地方是边境，到任后谁还能拦住你？”

甘宁一听大喜：“太好了！”

苏飞去做黄祖的工作，黄祖果然任命甘宁当了邾县县长，甘宁于是召集那些想跟他一起走的人，有数百人，投奔到了孙吴。

主持前线事务的是周瑜，见到甘宁，认为甘宁是员猛将，又了解黄祖那边的情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推荐给了孙权。

孙权亲自接见甘宁，对他格外优待，把他当成老臣一样看待（孙权加异，同于旧臣）。

甘宁在刘表和黄祖手下都做过事，孙权最想听的就是他对于荆州问题的见解。

甘宁对孙权说：

“如今汉室日益衰败，曹操越来越强大，他终将篡汉自立。荆州山川丘陵多布，江川流通，确实应该向西发展（诚是国之西势也）。我观察刘表，他缺乏远虑，儿子也非大器，不是能继承基业的人。

“您应当早做规划，不能落在曹操的后面（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要图荆州，应先取黄祖。黄祖现在老了，十分昏聩，财政和粮草都短缺，左右都欺骗愚弄他，以他的名义索要财货，损害官兵利益，部下士卒心生怨愤，舟船战具都颓废不修，农民也怠于耕作，军纪散漫。

“您如果现在攻打，必然可以把他击破。击破黄祖，一鼓作气向西挺进，占据楚关，势力范围更加宽广，可以慢慢制订攻取巴蜀的计划。”

甘宁先在益州，后附刘表，再依黄祖，对巴蜀、益州以及江夏郡的社会风物以及刘璋、刘表和黄祖的个人品性都有很深了解，他上面这番话绝不是纸上空谈，而是根据长时间观察得出的结论，孙权对他的这番话深表赞同。

但是，也有人反对。

甘宁向孙权陈述对荆州问题的看法时张昭也在座，张昭不同意甘宁的看法。

张昭提出了质疑：“吴国现在尚未稳定，如果西进，国内恐怕会出现混乱（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

甘宁虽然知道这个老同志是谁，但仍不客气地反驳道：“国家交给您萧何那样的重任，但您却只想过太平日子，害怕国家动乱，难道您只会羡慕古人并效仿他们过太平日子吗（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

孙权不理会张昭，当场举起酒杯向甘宁敬酒道：“兴霸，今年西进讨伐的事，就像这杯酒一样，我全权交给你了。你只管努力出谋划策，一定要打败黄祖，这是你的功劳。不必在意张秘书长怎么说（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张昭对孙权西征黄祖、刘表的计划不大支持，至少态度有点消极，这是他第一次就重大战略问题和孙权发生分歧。

说到底，张昭并不了解孙权的雄心壮志，乱世激流，强者为王，要想生存只能自强，寄人篱下形同等死，这一点张昭还不是完全懂。

孙权不客气，当面对张昭进行了驳斥，毫不留情面。

这就是孙权，可以尊你敬你，但在核心利益上一旦发生分歧，他不会有丝毫迁就，也不会抹稀泥。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第二次西征黄祖。

所带的人马还是上次西征时的部将，不过，对于这次西征，史书记载极为简略，只是说孙权虏获不少人口就回来了（权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这有点儿奇怪。

此次出征前，孙权曾问卜于术士吴范。

吴范字文则，会稽郡人，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被推荐到朝廷任职，但因为兵荒马乱不能成行。孙权起事后吴范前来效力，每有吉凶吴范都进行推演预言，而他的预言往往应验（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吴范于是声名远扬。

对这次征黄祖，吴范推演后认为：“现在出兵没有多少好处，不如等到明年（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是戊子年，刘表将身死国亡。”

孙权对吴范的预言一直深信，但此次征黄祖他的决心很大，也不想再等一年，于是不听吴范的劝告继续西征，结果未能成功。

不过，对于二征黄祖的草率结束，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因为孙权的母亲此时去世了。

虽然有的史书记载孙权的母亲吴夫人死于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但有的史书说吴夫人死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认为孙权第二次征讨黄祖时吴夫人病危，召见张昭等人嘱托后事，之后病逝（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而卒）。

按照这个说法，孙权听说母亲病危，立即撤军。

孙权匆忙往吴郡赶，但也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孙权三征黄祖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天，孙权发动了第三次西征黄祖战役。

这次距上一次西征才不过几个月时间，之所以如此着急，与北方局势有关。

去年，就在孙权二征黄祖的同时，曹操冒险亲征乌桓，获得大胜，彻底统一了北方。

孙权知道，曹操下一步将挥师南下，最有可能的是先解决刘表，之后再解决自己和刘璋。对孙权来说，与曹操直接对决的一天迟早会到来，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决战之前尽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黄祖父子，占有荆州西部的江夏郡、章陵郡，就是要给江东建立起一道抵挡曹操的屏障。

孙权命张昭和吕范留守吴县，其他能带的人马都尽数带上，此次出征，更是志在必得。

为了表示出征的决心，孙权还专门做了两只木匣，要用它们分别装黄祖和苏飞的首级（先做两函，欲以盛祖及苏飞首）。

孙权想起上次西征前吴范的劝告，就把他也带上。

孙权乘船沿长江西进，过了柴桑，行至寻阳段，吴范观察天象，立即跑到孙权的战船上道贺，催促大军加快进兵速度（因诣船贺，催兵急行）。

孙权任命周瑜为前敌总指挥（前部大督），命偏将董袭、平北都尉吕蒙、代理破贼都尉凌统为前锋，自己亲率其余各部随后跟进。

这是一场硬仗，打头阵的人孙权用的全是年轻将领，而没有用程普、韩当等老将，对孙权来说这需要有些魄力才行。

尤其是凌统，今年不到20岁，而且前不久还犯下大错，按说应予严诫。

凌统之前参加了麻保战役，他跟一个叫陈勤的将领编在一起。陈勤此人打仗很勇敢，但也很傲慢。凌统和陈勤等人一块喝酒，陈勤当“酒司令”，他不按规矩行酒，谁喝谁不喝都由他说了算（因督祭酒，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

凌统年轻气盛，当面顶撞陈勤，陈勤气恼，大骂凌统，连凌统的父亲凌操也骂了，骂得凌统当众流下了眼泪（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

众人离去，陈勤借着酒劲还在骂，骂了一路，凌统无法忍受，挥刀就砍，陈勤受重伤，数日后死去。

战斗随后开始了，凌统对部下说：“我只有一死才能谢罪。”

于是奋勇当先，冲在最前面，身当矢石，立下首功。

回来后，凌统把自己捆起来到负责军纪的军正那里自首，孙权知道后，考虑到事出有因，凌统又立了大功，所以没有严惩，让他戴罪立功。

孙权三征黄祖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

对黄祖父子来说这是保命之战，所以使尽了所有力气拼死抵抗。而吴军更勇猛，连下蕲春、鄂县、邾县等要地，沿长江一直打到了沔口。

汉水也称沔水，沔口即汉水入长江之口，也就是今天武汉三镇一带，由此上溯不到百里，就是荆州西部重镇沙羡，黄祖父子在沔口布下了一道坚固防线。

黄祖父子命人在沔口的江面上横着两只大船，然后用棕榈大绳系石为碇，把船固定在江中（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在这两只船上有上千人，他们手持弓弩，飞矢雨下，吴军不得近前。

前锋董袭和凌统各率100人的敢死队，每人穿两副铠甲，乘船突至敌人的大船下。

董袭亲自挥刀砍断了系船用的两根大绳（袭身以刀断两绁），敌船不稳，在江中横摆，让开了江面，吴军趁势突破了沔口防线。

在其他方面吴军也取得大胜。黄祖命部将陈就抵挡吴军的另一路前锋吕蒙，吕蒙与其激战，亲自将陈就枭首。

凌统还率数十名健儿乘坐一条船深入敌后数十里侦察情况，路遇黄祖的部将张硕，凌统将其斩首，其他敌兵连船带人全部俘获。凌统回来把情况报告了孙权，引导大军继续前进。

孙权报仇心切，他只想抓到杀父仇人黄祖。

吴军各路齐进，兵至沔口城下，孙权原本想这里会和上次在沙羡那样再打一场攻坚战，但结果轻松得多，没费多大事就把城攻破了，黄祖父子弃城而逃。

孙权有些失望，下令追捕，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黄祖。

孙权太想把仇人捉住了，他问卜于吴范，吴范又看了看天象，向他报告说：“黄祖还没有跑远，必能生擒（未远，必生禽祖）。”

还没过一天，好消息便传来，黄祖在逃亡途中被吕蒙手下一个叫冯则的骑士遇到，将其枭首。

黄祖儿子黄射的下落史书未予记载，想必也一同死于此战。

这样，第三次西征黄祖孙权取得了全胜，报了杀父之仇，这一业绩无疑彻底巩固了孙权在江东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攻占沔口后，孙吴的势力由柴桑西进了数百里，打开了荆州西面的门户，使周瑜这个江夏郡太守实至名归。尽管黄祖死后刘表派长子刘琦继任江夏郡太守，但刘琦的势力仅限于江北地区，沔口以下的长江各要塞都掌握在吴军手中。

黄祖被杀后的第二天，孙权下令召开庆祝大会，设宴招待有功将士。

宴会上，孙权举杯对董袭说：“能有今天这个大会，是你砍断棕绳之功啊（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孙权又对吕蒙说：“此次打败黄祖，是从陈就被擒开始的（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

戴罪立功的凌统此次作战勇敢，又立下大功，孙权正式任命他为承烈都尉，前面犯下的杀人罪算是一笔勾销了。

孙权当然不会忘记甘宁的功劳，此战虽然甘宁没有担任前锋，但没有他的建议和情报，也不会打得那么顺利。

但是，还没等孙权表扬甘宁，甘宁却来到孙权的面前叩头流泪，头都磕出了血来（宁下席叩头，血涕交流）。

孙权有些惊讶，等甘宁一说，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孙权没有生擒黄祖，却活捉了黄祖手下最重要的部将苏飞。在孙权心目中，黄祖是首犯，苏飞就是次犯，所以也给他专门准备了一只木匣用来盛苏飞的首级。

苏飞曾有恩于甘宁，被捉后，想办法通知了甘宁，让甘宁救自己。

甘宁对来人说：“苏飞不说，难道我能忘了吗（若不言，吾岂忘之）？”

庆祝会上，甘宁趁孙权高兴，出来叩首为苏飞谢罪。

甘宁跪在地上，对孙权说：“苏飞对我有大恩，如果不是苏飞我早已葬身沟壑，哪能来到您的麾下效力？现在苏飞罪当夷戮，但我还是想请您留他一命！”

孙权听后很感动，对甘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如果他跑了怎么办（今为君致之，若走去何）？”

甘宁回答说：“苏飞如果能免除身首异处之刑，得再生之恩，赶他他都不会走，怎会逃亡？如果他真的逃跑，甘宁愿把自己的头放在那个木匣里（若尔，宁头当代入函）！”

孙权于是下令赦免了苏飞。

甘宁是凌统的杀父仇人，凌统一心想报仇。甘宁也知道这些，所以平常总防备着凌统，尽可能不跟他碰面（宁常备统，不与相见）。孙权也叮嘱凌统不要为难甘宁。

但还是有见面的时候，有一次吕蒙设宴，甘宁、凌统都在座，喝得有点多，凌统起身挥刀而舞，心里可能没打好主意，大概想瞅机会一刀杀了甘宁，然后就说自己喝多了。

甘宁看透了凌统的心思，于是也起身相舞，二人剑拔弩张，随时有血光之灾。吕蒙见状，一手拿刀，一手拿盾，也加入进来，用身体把他们分开（以身分之）。

这件事让孙权知道了，他让甘宁率部驻守在半州，尽量离凌统远一些。

甘宁的身份特殊，孙权对他特别留意，有谁如果再刁难甘宁，他都会予以干预。甘宁有一阵归孙瑜的弟弟孙皎统领，也是在喝酒的时候甘宁为一点小事跟孙皎发生了矛盾。

有人劝甘宁主动赔罪，甘宁不肯，说：“孙皎虽为公子，但作为臣下我们都是一样的，他也不能专干欺侮人的事吧？我生逢明主，只知道效力尽职，以报上天给我的机遇，实在不能忍受别人的摆布。”

甘宁认为孙皎是有意欺侮他，一生气就向孙权打报告，要求归吕蒙统领。

孙权马上写信给孙皎给予训诫，信上的话说得很严厉，孙皎看后大悔，上书认错，并主动和甘宁结为好朋友。

◎老愤青孔融

孙权实力增长之快让曹操吃惊，尽管北征归来后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他还是不敢再怠慢，必须把南征的大事提到议事日程。

早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也就是刚返回邺县时，曹操就下令在邺县修筑一个人工湖，叫作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只为了征讨襄阳的刘表，似乎还用不着太多的水军，看来此番曹操是想连江东的孙权一块办了。

六月，当上丞相。

七月，便下令南征。

北征乌桓历时近一年，但准备工作做了不止三年。此次南征的对手如果把刘表和孙权一块算上，实力将何止是乌桓人的若干倍，所以这一仗很有挑战性。

曹操亲自率主力由邺县南下，直指襄阳的刘表。

这一趟南下应该路过了许县，曹操在这里做短暂停留，由于在这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曹操不想去拜见汉献帝刘协，董承事件后，他与天子的关系就相当冷淡，据他的情报，汉献帝经常跟身边几个人嘀嘀咕咕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研究学问，但谁知道他在谈经论道之余会不会有什么图谋。

根据报告，跟汉献帝最谈得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荀悦，是荀彧的堂兄，担任汉献帝的高级秘书（侍中），是个书呆子，跟天子所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经学和本朝历史上，他曾经受汉献帝之命续写本朝的史书《汉纪》。

另一个人是孔融，担任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这个人让曹操越来越感到讨厌，他跟汉献帝也很谈得来，但他们谈的可不都是学术话题。

曹操废三公后郗虑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成为许县地位最高的朝臣，曹操常驻邺县，许县的一举一动就交给郗虑来监控，重点就是像孔融这样跟汉献帝走得比较近的人。

路过许县，曹操自然要把郗虑秘密召来问问情况，郗虑刚受到孔融的嘲讽，正要报复一下，于是说了孔融一堆坏话。

曹操让郗虑整理个材料报上来，等候处理。

郗虑真快，马上就把材料整理出来了，他不愧是郑玄的高足，把孔融所谓的劣迹和黑史整理得很到位，但凡能给孔融判上十年八年的地方一个没漏，中间还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欲置孔融于死地。

郗虑整理出来的材料总结了孔融的四条罪状：

第一条是说孔融过去在北海国看到汉献帝遇难，就招募徒众，意欲不轨，他曾经说“我是圣人之后，即使君临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必卯金刀”，“卯金刀”是繁体的“刘”字，根据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融那时就有想造反的意思；

第二条是说后来孔融与孙权的使者暗中来往，对朝廷进行诽谤（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

第三条是说孔融身为朝廷部长级官员（身为九列），不遵照朝廷礼仪，经常戴个秃巾，穿着很随便的衣服在宫廷里走来走去（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第四条是说孔融跟狂士祢衡在一块胡说八道（跌荡于言），说什么“父之于子，有什么亲情可言？只不过是情欲的产物而已；子之于母，也是一样，就像一件东西放在筐子里，拿出来以后就没有关系了”，孔融与祢衡互相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吹祢衡为“颜回复生”。

上面这四条罪状，都很勉强。

第一条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孔融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他连北海国相都当不好，哪敢谋反？所以这一条根本已无从查证，推断起来恐怕是子虚乌有。

第二条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从官渡之战后到赤壁之战前，孙权一直表面上臣服于朝廷，经常派使者到许县来，孔融倒是有很多机会跟孙权的使者接触，但有没有上述问题，不能靠推测，得靠证据说话。

第三条说的情况或许有，孔融有大名士的做派，别人开会穿正装打领带，他偏偏爱穿夹克和牛仔裤，但属于小问题，批评教育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

第四条可大可小，孔融跟祢衡的关系尽人皆知，曹操不喜欢祢衡，但并没有治他的罪，孔融跟他交往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人家喜欢互相表扬一下，似乎也不关别人的事。

然而，汉魏时代重伦理，重小节，有些事可以上升到律法层面，比如最后一条，既可以批评教育、下不为例，也可以罚工资、扣奖金，也可以判个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但不幸的是，也可以判处死刑。

朝廷的律法就是这样，遇到模糊的东西更有模糊的处理办法，司法的量裁区间大得要命，就看你怎么认识了。

也就是说，孔融如果犯了上面所列的部分错误，处理起来既可以给他来个诫勉谈话，让他以后注意；也可以直接砍他的头，让他想注意都没有机会了。

在郗虑看来，孔融的上述种种罪状实在罪大恶极，建议判处重刑，立即诛杀（宜极重诛）。

曹操正忙着南下，没有工夫细看细审，直接替汉献帝做主，进行了批示。

判处孔融死刑，立即执行（书奏，下狱弃市）。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孔子的第20世孙——朝廷九卿之一的孔融因郗虑的告发而下狱被杀，死时56岁。

其实，曹操早就想杀孔融，因为孔融得罪他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另一方面，孔融对曹操也早就心生不满，有意跟他对着干。

一个大权在握，碍于对方的名望一忍再忍。

一个大名远扬，仗着自己人气很高无所顾忌。

曹操曾颁布过禁酒令，目的是节约有限的粮食，保证战争所需，孔融给曹操写信非要争论一番，从尧舜到先贤，到他的祖上孔子，再到刘邦、樊哙、袁盎引了一大堆古人，其中不乏有名的酒鬼，说明饮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纯粹是想搅局。

孔融是名士，曹操还不能不回答，曹操耐着性子给孔先生回了封信，阐明禁酒的现实意义。哪知孔融不理，一连给曹操回了好几封信，语气越来越不友好（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

曹操与袁绍相争于官渡，孔融不出来帮忙也就算了，他还说风凉话，大谈什么和平主义，劝曹操不要兴兵。

前面提到曹操想恢复古代的九州制，孔融马上对着干，提出要恢复古制就要把所有古制一块恢复，比如古制中的王畿制，以天子为中心，千里之内应由天子直接管理，不能再封给别人，导致九州制泡汤，曹操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让曹操不能容忍的是孔融也搞人身攻击，曹操娶儿媳妇孔融也不放过，要嘲讽一番。曹丕娶甄宓，孔融听说后马上给曹操写来一封信，却不是来贺喜的。

孔融在信里阴阳怪气地写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这一句出自何典，又是何意，连饱读诗书的曹操也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曹操见到孔融还当面请教过这出自哪个典故。

谁知，孔融竟然回答：“是根据当时的事情，顺手现编的（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妲己是殷纣王的爱妾，武王并没有把妲己赐给周公，所以曹操翻遍史书也找不出来这是什么典故，原来是孔融现编的，是把曹操比作武王，曹丕比作周公，甄宓比作妲己。

武王跟周公是兄弟，曹操跟曹丕却是父子，这里面似乎隐含着暧昧之意，似乎暗示甄宓原是曹操所爱，后来给了儿子，在这件事上曹操和曹丕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是兄弟。

而妲己更不是什么好女人，早已恶名远扬，用她来比甄宓，这种话也只有孔融一个人敢说。

孔融确实敢说敢干，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标准的老“愤青”。

而他终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跟他一块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子女。

孔融有两个孩子，儿子9岁，女儿7岁。孔融被杀的消息传来，他的儿子、女儿正在下棋，听说父亲被害的消息，这两个孩子表现出成人都少有的风度，一动不动，继续下棋，就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别人急了，说你们两个傻孩子，老爸都被杀了，你们还不赶快跑？

这两个孩子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鸟巢都毁了，鸟蛋哪有不破的呢（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

他们是在别人家下棋，那家人有肉汤，哥哥想喝，妹妹说：“有今日之祸，还能多活多久，还能知道肉的味道吗？”

临死之前，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有知，我们就能马上见到父母了，这岂不是我们所愿！”

兄妹二人从容就刑，面不改色心不跳。

还有个说法，说曹操本不想把事做得那么绝，想免这两个孩子不死。

不过，曹操后来听人报告说这两个孩子在家里突遭大难的情况下如何镇定自如，又说出了“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这样的话，曹操觉得太可怕了，还是把他们杀了。

孔融被判的不仅是死刑，而且是在市场上人多的地方公开处斩，之后尸体进行展览（弃市），不许收尸，不许悼念。

这时有个人跑来抱着孔融的尸体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文举你舍我而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人是孔融的好朋友脂习，此时担任太医令。脂习与孔融素来关系很好，他看孔融越来越跟曹操对着干，曾劝他收敛一些，但孔融不听，终于被杀。

曹操大怒，把脂习关了起来。但过了两天怒气就消了，觉得脂习很讲义气，很正直。曹操一向欣赏这样的人，于是原谅了他，不过罢了他的官，让他迁到许县东土桥一带居住，算是惩罚。

脂习后来还见过曹操，曹操称他为慷慨之士，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当得知脂习生活困难时，曹操吩咐给他安排新的住所，还进行了赏赐。曹丕称帝后给了脂习一个中散大夫的闲职，让他在家休养，脂习80多岁时死去。

杀了孔融，曹操总算出了一口气。

孔融死的时候，曹操已经率大军逼向了荆州。

这又是一场大仗，不亚于官渡决战，自然吸引了全天下的目光。这一仗如果赢了，天下统一就指日可待了。

第七章　兵临城下

◎大军南下荆州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下令南征荆州。

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这是一场关系未来天下格局的大战，关注这场战事的不仅是当事人，有实力的割据势力无不焦急地把目光盯住荆州，首先坐不住的，是益州、关中和辽东的实力派们。

先说益州方面，刘璋已经开始频频在向曹操示好。

14年前，曹操的父亲曹嵩被人杀死，那一年刘璋的父亲刘焉也死了，刘璋成了益州刺史。14年来，作为益州的实际控制者，刘璋的日子相对滋润，没有遇到大的战事，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成了四川的土皇上。

刘璋本可以成就一番霸业，但他的能力很一般（才非人杰），不是个可以成大事的人，白白浪费了机会。益州的刘璋判断刘表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派手下人阴溥前来向曹操表达敬意（致敬于曹公）。

阴溥这个人没有太多记载，只知道他是河内郡人，是刘璋手下的师长（中郎将）这一级的军官。

曹操应该在前往荆州的路上见到的阴溥，他很高兴，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刘璋为振威将军，任命刘璋的三哥刘瑁为平寇将军。

阴溥回去复命，刘璋也很高兴，觉得曹操看得起他，现在曹操那边有事，自己总得表示表示，于是派手下人张肃率300名叟兵携带一批军事物资送往荆州前线，以示对曹军的支持。

之前介绍过叟兵，王允、吕布守长安时他们曾临阵倒戈。刘璋送300叟兵给曹操是动了一番脑筋的，送得太多容易引起曹操的猜忌，你是帮场子来的还是想趁火打劫？反正只是个象征意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

曹操当然乐意接纳，曹军阵营里应该有匈奴人、乌桓人甚至鲜卑人，现在又多了一支叟兵，更像一支联合部队，给对手制造的心理压力更大了。

曹操把叟兵留下，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张肃为益州刺史部广汉郡太守。

张肃有个弟弟叫张松，以后会重点说到。

再说关中方面，目前实力最强的马腾面临抉择。

曹操在并州刺史部征高干，马腾和儿子马超站在了曹操一边，立下功劳，马腾当时被拜为前将军，封为槐里侯，槐里即今陕西省兴平市。

马腾父子在槐里前后驻守了十多年，根基很深，曹操总觉得不踏实，在南下荆州之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马腾到朝廷做官，让他把军权交给儿子马超。

曹操此举是想试探一下马腾的态度，如果马腾没有异心就会来朝廷报到，如果有其他想法，也得表明立场。

诏书下达，马腾十分犹豫，但还是答应了。

曹操在关中地区的总负责人是司隶校尉钟繇，他担心马腾变卦，让张既通知周围各县储备粮食物资，以备不测，同时发动在关中地区品秩2000石以上的官员前往迎送，弄得马腾没有办法，只得入朝，被朝廷任命为皇城警备司令（卫尉），虽然属部长级的高官，但显然只是个名分而已。

不仅如此，马腾在许县上班，家眷却被送到了邺县，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一家老小成了曹操手中的人质，这样一来就不怕马超闹事了。

最后说辽东方面，公孙康竟然想趁乱捞一把。

当初，公孙康大义凛然地杀了袁熙、袁尚，从而避免了直接与曹军刀兵相见，作为回报，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拜他为左将军，地位与马腾大致相当。

公孙康比刘璋有野心，听说曹军主力南下荆州，公孙康甚至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召集手下人讨论，看看有没有趁机做点儿什么的可能。

没想到，公孙康手下尽是一群好战分子，在没有仔细评估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纷纷叫嚷要趁机给曹操后面来一刀，端了曹操的老巢邺县。

一片群情激昂声中只有一个人面带冷笑，表现出十分不屑。

公孙康问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人回答：“现在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您拥有十万之众却没有什么作为，为人臣的怎么能这样呢？曹公忧国家之危败，虑百姓之苦难，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德广，天下无双，他没有来问您的罪，您反而要举兵西向，这个事怎么样，将军您好自为之吧！”

一番话掷地有声，把大家惊醒了（皆震动），半天没人吱声。

过一了会儿，公孙康悻悻地说：“先生你说得对呀。”

于是放弃了在背后偷袭的打算。

说这话的人名叫凉茂，字伯方，既不是辽东人，也不是公孙康的手下，他是曹操司空府里的一名处长（司空掾），曹操派他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任泰山郡太守，后被曹操调到乐浪郡当太守。

乐浪郡这个地方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是公孙康的实际控制区。凉茂要去乐浪郡就得路过辽东，公孙康把凉茂扣下，不让他上任。公孙康用各种办法给凉茂做工作，想让他主动臣服自己，但凉茂始终不为所屈。

曹操的本意是派凉茂到公孙康的地盘上“掺沙子”，发现公孙康护得很严，无从下手，后来还是找了个机会又把凉茂调回来担任魏郡太守。

◎刘表忧惧而死

曹操率大军继续南下，对付刘表这样的对手，曹操不敢大意，主力几乎倾巢而出。

荆州最北面南阳郡的北部早已是曹军占领区，曹操便以宛县为基地，将各路大军在此集结，之后顺南方大道一路南下，直扑襄阳。

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曹操都习惯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一般来说，每次既有赞同意见，也会有反对意见，曹操注意倾听大家的看法，最后才表态。

但是，对于这次南征荆州，曹操身边主要的参谋们却一致性地给予了支持。此战后来败得很惨，有人说是曹操不听劝阻一意孤行造成的，这不公平。

曹操最主要的智囊荀彧没有跟随大军行动，但曹操也征求了他的意见，荀彧对此次南征是同意的。

荀彧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如今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华夏已平），荆州那边肯定有危机感了（南土知困矣）。可以从大道大张旗鼓地南下，然后从宛县、叶县间的小道秘密疾进，以出其不意。”

这个观点其实是曹操手下智囊们的共识。

有人会不同意，认为贾诩曾反对过南征，但这是误读，贾诩反对的是曹操在得到荆州后顺江东下进攻孙权，而不是反对南征荆州。

统一了北方，剑指荆州，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只是征服荆州，出发前曹操并没有制订连续作战再下江东的计划，问题就出在了这儿。

襄阳城里，此时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听说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睡不着了。

看到曹军主力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地盘，刘表病了。

这一年刘表67岁，他来荆州已经近20年了。他曾经是一个党人，算是文人，也小有名气，但他一点都不文弱，颇有胆识和谋略，依靠老同事蒯越以及荆州的蔡氏、马氏等大族的支持，迅速在荆州站住了脚。

刘表治理政务、发展经济都有一套，是个实干家，这些年把荆州治理得不错，在一片纷乱扰攘的时局中，荆州一度成为中原人避乱的最佳地点，人才的大量拥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荆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与曹操相比刘表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度过的，舒舒服服过了20年的太平日子。

这是幸运，同时也是不幸。

如今，身经百战的曹操携统一北方的雄威率大军向自己杀来的时候，刘表才明白和平是美好的，但和平得太久了也害人。

刘表手下军队的人数应该超过10万，而且在水军方面优于曹军。但刘表心里明白，这是一支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军队，岂是能征惯战的曹军的对手？

虽然明白了，但是有点晚了。刘表或许想过投降，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但要硬着头皮打一仗，他又实在抖擞不起精神来，也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

在这种情况下，刘表病了，一病不起。

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刘表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事，此时的刘表还不如当年的陶谦，因为他心里还有不少牵挂。

与陶谦不同，刘表想把事业传给儿子。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表开始比较喜欢刘琦，原因是刘琦长得像自己（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作为长子的刘琦深得父亲的喜爱，在嫡长子继承制的体制下，接班是迟早的事。

但是，却出现了插曲。

刘表的前妻死了，后妻蔡氏出自荆州大族蔡家。蔡氏有个弟弟叫蔡瑁，蔡瑁有个外甥叫张允，二人掌握着刘表的水军，是刘表也不敢小视的人物。

刘表喜欢刘琦，蔡氏却喜欢刘琮，原因是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成了亲上加亲。蔡氏为了抬高刘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次数多了，刘表居然慢慢相信，于是对刘琦逐渐疏远。

表面上看刘表有些糊涂，犯了废长立幼的大忌。袁绍之败就在眼前，他居然没有吸取教训，重蹈覆辙，实在不明智。

但是，刘琮背后有蔡氏集团的支持，而刘琦没有后盾，如果刘表不顾实力强大的蔡氏集团的反对执意让刘琦接班，不用想他都能猜到，在他死后荆州必然是一场内乱。

所以，刘表主动疏远了刘琦，并且把刘琦派到外地任职，以安抚蔡氏集团。

刘琦所任的职务是江夏郡太守，这是他本人向刘表提出的请求，出这个主意的是刚刚来到刘备手下的诸葛亮。

原来，面对危局刘琦心中不安，但又无计可施，听说刘备新招募的谋士诸葛亮计谋过人，于是请他帮忙出个主意。

但是，诸葛亮似乎对涉足刘表的家事很谨慎，原因是他与蔡家也有亲戚关系，诸葛亮的岳母也姓蔡，她跟刘表的妻子蔡氏是亲姐妹，诸葛亮得管刘表叫姨父，所以任凭刘琦再三恳求，诸葛亮就是不接话茬。

一天，刘琦邀请诸葛亮到一处楼上喝茶聊天，然后悄悄命人除去楼梯。

四下里无人，刘琦恳切地对诸葛亮说：“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上面不达于天，下面不达于地，话从先生嘴里出，只到我的耳朵里，如此这样能不能说说呢？”

诸葛亮无奈，同时也看到在刘表集团里唯有刘琦可以结交，日后或许能成为刘备的同盟，所以决定帮他一下。

诸葛亮点拨刘琦说：“你没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吗？”

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设计谋害了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经过19年的奋斗回国做了国君，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诸葛亮一番话点醒了刘琦，开始筹划脱身之计。恰在这时，江夏郡太守黄祖被孙权所杀，刘琦于是请求接任。

应该说，刘表喜欢刘琦是真，喜欢刘琮有点迫不得已。刘琦不仅长得像父亲刘表，而且颇有能力。刘表批准了刘琦的请求，让他担任江夏郡太守，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江夏郡。

刘表的病情不断加重，刘琦听说后，急忙从江夏郡赶回襄阳探望。刘琦是个孝子（素慈孝），刘表对刘琦也十分喜爱，鉴于此，蔡瑁姐弟俩认为待他们父子二人相见，刘表很难说不会突然托后事于刘琦，于是千方百计阻止他们父子相见。

蔡瑁出面会见了刘琦，对他说：“你父亲命令你镇守江夏郡，这个担子很重呀。你现在放下众人擅自前来，你父亲见到你必然生气，影响你们父子的亲情，还会增添他的病痛，这不是孝道（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

蔡氏姐弟连门都不让刘琦进（遂遏于户外）。

刘琦无奈，流涕而去，看到这个场景的人无不伤心。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刘表病逝。

刘表死于背疽，现代医学称为背部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其外因是外感风热、火毒，湿热蕴结所引起，内因是七情郁结，脏腑蕴热而发。

所以，刘表是忧愁而死的。

作为统治荆州长达20年的重要人物，后世对刘表也颇多评价，既认为他不是“霸王之才”，同时也认为他是“仁义之主”。

刘表死时长子刘琦不在跟前，在刘表妻子蔡氏以及荆州主要将领蔡瑁、张允等人主持下，刘表的次子刘琮继位。

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表临死前留下了政治遗嘱，指定的接班人既不是刘琮，也不是刘琦，而是刘备。根据这个说法，刘表在病中曾向汉献帝上表，推荐刘备代理荆州刺史。

刘表还把刘备叫到病床前，对他说：“我的儿子们都不是大才，而手下将领们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你来统领荆州。”

对刘备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有人以国相托了，上一次是陶谦，这一次是刘表，看来刘备不仅是个合格的小商贩，会笼络人，而且有着过人的才干和人格魅力，否则以陶谦的孤傲、刘表的叱咤不羁，不可能把他抬举得那么高。

跟上次一样，刘备不了解刘表此话的虚实，只是应道：“将军您的儿子们都很贤能，您不必为此烦心。”

刘备对刘表的好意坚决地拒绝了，有人劝刘备接受，刘备说：“刘景升一向厚待于我，今天如果接受这件事，大家必定认为我薄情，我不忍心这样做呀！”

上面这个记载遭到了后世很多史学家的否定，但仔细分析一下刘表当时的处境和心理，如果他在病重期间真的见到过刘备，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不仅因为他们都姓刘，而且因为刘表心中的苦衷除了刘备恐怕已无人能理解。人在重病中，尤其即将不久于人世时，会想得很多，有些过去的想法也会改变。刘表知道荆州的覆亡难以避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他死后刘琦和刘琮兄弟相争。袁绍死后儿子们斗得你死我活，刘表都看在眼里，还写长信给他们进行调解，这是刘表所忧虑的。

思来想去，刘表觉得只有把荆州托付给外人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和陶谦临终前的想法一样，刘表心中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备。

但刘备是个老江湖，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

荆州虽然是他做梦都渴望得到的，但现在却不属于他。刘表的话即便是真的，但对刘备来说却毫无用处。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荆州已经不在刘表的掌握之下了。

当初陶谦让徐州，刘备倒是敢接，因为那时徐州的地方实力派大多数拥护他，现在他不敢接荆州，理由刚好相反。面对刘表的托付，如果刘备贸然接招，荆州必定掀起新的乱局，以自己目前有限的实力无法收拾这种局面。

没有一点儿把握的事，刘备不敢做。

◎刘备差点当俘虏

刘表去世后，刘琮接任荆州牧、镇南将军。为安抚刘琦，刘琮命人把朝廷授给刘表的侯印送了过去，意思是官位他继承了，爵位由刘琦继承，刘琦不干，将印扔在地上（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准备借奔丧之机发难。

但曹操的速度更快，没等刘家兄弟大打出手，他的前锋已经到达新野。大概在此之前，就在刘表病逝前夕，刘表对荆州北部防务进行了调整，刘备移防到了樊城，整个北部防卫由刘表手下的将领文聘负责。

曹操打到了荆州的门口，文聘却率部投降了，襄阳以北无险可守，樊城首当其冲。

刘备顿感紧张，大战在即，荆州易主，刘备对新上任的刘琮并不像刘琦那么熟悉，刘琮现在凡事都听蔡瑁、蒯越等人的，这些人一向对刘备怀有敌意，说不定会使什么坏呢。

刘备不断派人到襄阳了解情况，那边似乎对刘备封锁消息，刘备不得要领。

刘备不怕跟曹操打一仗，即使打输了，荆州地盘那么大，很容易找到立足之地，不行就到长江以南打游击去。刘备现在担心的是刘琮不战而降，那样刘备想跑都来不及了。

襄阳城内，刘琮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荆州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只是有意不通知刘备。

众人的意见惊人的一致：投降。

这是要换老板的意思，刘琮虽然没有他哥哥聪明，但道理还是明白的，这些人只替自己着想，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员工换老板，原来的老板怎么办？不用翻史书，就知道结局往往很凶险。

但刘琮还有些不甘心：“现在我们据有整个荆州，守着先君之业，又有刘备相助，即使投降，也再观望一阵子难道不行吗？”

投降派们不接受，镇南将军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傅巽出面做刘琮的思想工作。傅巽出身于北地郡傅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魏时代很有名，还出了傅干、傅燮、傅嘏等人，他很有见识，曾任朝廷秘书局的一名科长（尚书郎），后到荆州避难，刘表聘他为镇南将军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

傅巽很有口才，他先问刘琮：“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是大逆之道；以小小的楚地对抗中原，是自不量力；以刘备抗击曹公，是很不恰当。以上三方面我们都不占优，必然灭亡呀！将军自己考虑一下，您与刘备相比如何？”

刘琮想了想，真比不过刘老前辈：“我确实不如（吾不若也）。”

傅巽接着说：“以刘备之雄尚不足抵御曹公，荆州怎能自保？假如有奇迹发生，刘备能够抵御曹公，他又怎能甘居将军之下？就是这个简单道理，希望将军不要多疑！”

这次劝降工作声势很浩大，就连在荆州做客的王粲都参与了劝降，他当年从长安逃往荆州，因为与刘表是同乡，加上才气很高，被刘表视为“文胆”，长沙郡太守张羡举长沙等三郡之兵背叛刘表时，刘表发兵讨伐，曾命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袁绍病死后儿子袁谭、袁尚相攻，刘表分别给他们写的劝和信也是王粲执的笔，信写得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甚有文采。

但这个小个子诗人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更是曹操的疯狂粉丝，他对曹操的评价是“雄才大略在当世排第一，智谋超越整个时代（雄略冠时，智谋出世）”，王粲劝刘琮不要做无谓抵抗，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宗族，安享幸福生活，这些话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被众人轮番轰炸，刘琮无可奈何，同意投降。

这时，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已经逼近襄阳。

曹操在襄阳城外见到了刘琮的使者，使者带着朝廷赐给刘表的符节，递上降书，但曹操手下也有人表示怀疑，担心刘琮使诈。

就连曹操自己都吃不准，他手下有个人对荆州的情况很熟悉，曹操把这个人叫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个人名叫娄圭，字子伯，祖籍地不详，年轻时跟曹操有交情。初平年间，他在南阳郡一带聚集了一些部众，依附刘表，曾奉刘表之命迎接北方流亡避难的人。当时王忠也在这支队伍中，王忠不想去荆州，于是率一部分流亡的人袭击娄圭，夺走娄圭手下的人马投奔了曹操。

这件事让娄圭很担心，于是也投降了曹操，曹操让他参与谋划，不让他带兵。

就刘琮是不是真投降的问题，娄圭说：“天下纷乱，各人想的都是如何自保。现在刘琮让人拿着符节来归顺，一定是真诚（今以节来，是必至诚）。”

曹公听完才下了决心，决定接受刘琮的投降。

这时刘备还在樊城，他得不到任何消息，曹军压境，他本可率部一走了之，但又怕打乱了刘琮的整个部署，所以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刘琮可以投降，刘备却不能降，今非昔比，现在的曹操已容不下他刘备。

如今紧要关头，襄阳方面却毫无动静，刘备察觉不对，就派人到襄阳追问刘琮，刘琮无法再隐瞒，派著名学者宋忠到刘备那里传达命令，说准备投降。

刘备又惊又骇，对宋忠说：“你们这帮人如此做事，又不早点相告，事到临头才通知我，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分了（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

刘备越说越气，抽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说：“现在就是杀了你都不解气（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

刘备的气话也只能说说，刘琮料定刘备会生气，所以派了个刘备不敢杀的人来传达命令。作为荆州本地最著名的学者，荆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郑玄死后宋忠便是全国文化界公认的头号人物，这样的人刘备如果一怒之下杀了，那他整天说的仁义也就白喊了。

刘备确实很生气，因为如果等曹军进了襄阳城他才知道消息，那他再想跑就没有路了，就得成为曹操的俘虏。

刘备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赶紧率众撤出樊城，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趁曹军未进襄阳之机进攻刘琮（诸葛亮说先主攻琮）。

刘备拒绝了，他的说法是：“我不忍心这么干啊！”

刘备在襄阳城外呼刘琮出来对话，刘琮不敢出来。

刘备跑到刘表墓前祭拜一番，涕泣而去。

这时有人劝刘备劫持刘琮以及荆州官民南下江陵，依托那里的水军以及丰厚的军用物资再做打算。

刘备同样拒绝了：“刘荆州临亡前对我有托付（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救的事我做不来，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刘荆州啊！”

刘备于是率众人南下。

◎身陷重重险境

曹军推动迅速，襄阳以北大部分地方都被曹军占领，刘表父子所任命的地方官员纷纷投降。

刘备不同意抢占襄阳，但他接受了进军江陵的建议，于是率部向南面的江陵进发。

这么多年来刘备一直苦心经营，花了很大代价攒出了一支水军，虽然无法和江陵水军相提并论，但也有各式战船数百艘，刘备让关羽率领这支水军从汉水南下，前往夏口与刘琦会合。

刘备自己去占江陵，夏口有刘琦、关羽，如果一切如愿，就控制了上千里的长江防线，以长江为依托，可以和曹操周旋一阵，甚至打退曹操的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听说刘备向江陵方向去了，正筹备襄阳城入城仪式的曹操吃了一惊，立即决定暂不进襄阳城，迅速南下追击刘备，务必赶在刘备之前占领江陵。

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前身是楚国国都郢，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先后有34代帝王在此建都，历时515年。在汉代，它曾长期作为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刘表把治所迁往襄阳后，江陵的地位才有所下降。

江陵位于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刘表的水军基地设在这里，囤积着大量军用物资。曹操担心刘备一旦江陵得手，依赖这支水军和军用物资可以迅速壮大，再去征讨，难度大为增加。

一场追击战就此展开，刘备虽然早点出发，但他也跑不过曹操，因为曹操有虎豹骑。

曹操亲自率领以虎豹骑为主的5000名骑兵去追刘备，他们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展开追击的，行军速度是一天一夜300多里（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时这是行军速度的极限。

曹操此举有点儿冒险，因为刘琮虽然表示要投降，但襄阳以南还没有交接，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虎豹骑不过数千人，再能打，也是孤军深入，一旦有人挑头发起围攻，将处于绝地。

这不是空想，还真有人给刘琮出过这样的主意。

刘琮手下有个叫王威的人，看到曹操轻军冒进，秘密建议：“曹操认为将军已经投降，刘备逃走，必然松懈无备，现在又轻行单进，如果以奇兵数千，在险要处埋伏（徼之于险），定可将曹操擒获。那样一来将威震天下，中原可传檄而定。这是难遇之机，切不可失去呀！”

史书没有对王威这个人做太多记载，不过从他建议可以看出此人眼光很毒，如果刘琮放手干一把，曹操当年在淯水河畔被张绣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将重演，刘琮只要敢挑头，刘备、刘琦，加上江陵的水军以及正悄悄向荆州靠近的孙权，大伙一起动手，正好把曹操围在中央，结局很难预料。

但是，这种事刘备敢干，吕布敢干，孙策和孙权都敢干，刘琮却不敢干，一个生来就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典型的富二代，杀人都手颤，让他拿出赌命的劲头闹上一出，他根本雄起不了。

王威建议无果，类似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相比于虎豹骑的行军速度，刘备所部行进得相当缓慢。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一路上不断有向南逃避兵灾的荆州百姓加入，人数很快达10多万。

可惜这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有点像黄巾军远征，家属、百姓、逃亡的地方官吏，什么人都有，夹杂着各式各样的车辆，有数千辆之多，这样的队伍行进起来只能用蠕动来形容，一天顶多走十多里（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向刘备建议：“现在我们人数虽多但能战斗的人少，如果曹军杀到，如何迎敌？应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赶往江陵。”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如果要抢在曹操之前到达江陵，就不能再带上眼前这些官民百姓。

但是，刘备仍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大家自愿追随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以人为本”这几个字如今已耳熟能详了，据说最早就是刘备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说的。

刘备很重视仁和义，他一向这么说，也尽量这么做，不接受刘表相托缘于仁义，不夺取襄阳也缘于仁义，对百姓不抛弃不放弃也缘于此。

可是，仁义是旗帜，却不是武器。

刘备难道不知道虎豹骑正急速向这里靠近吗？

刘备当然知道，他并不傻，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便明说。

多年前，他亲身经历过的延津之战也许给当下的紧急情况以启发，他知道这十多万百姓也许能帮助自己躲过一劫。

刘备大概想过，既然曹操拼命来追，即使自己率几千人抢先一步赶到江陵，也未必能得手，江陵水军的总兵力应该在三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一定数量的步兵和骑兵，他们效忠于刘琮和蔡氏集团，让他们在自己和曹操中间做选择，他们肯定不会给自己当垫背。

江陵就算了，能过眼下这一关已经算命大。

◎激战长坂坡

走到南郡所辖的当阳县，曹军追上来了。

当阳县即今湖北省当阳市，取名当阳指的是荆山之阳，荆山在其西北一带，向东南方向逐渐缓降为丘陵和平原，因而有许多面积很大的山坡，其中一个山坡名叫长坂坡。

当年的长坂坡一带长着茂密的树木，其中以栎树为多，所以自古以来此地又被称为栎林长坂。这是一处险地，因为它的东面是汉水，西面是沮水和漳水，北面是山地，有著名的虎牙关，南面是长湖，被堵到这个地方，想逃跑相当吃力。

不幸的是，刘备一行正是在这里被曹操亲自率领的虎豹骑追上的，一场激战就此展开，结果毫无悬念，刘备败得一塌糊涂。

有的史书认为此战曹操本人没参加，带队的是虎豹骑指挥官曹纯和荆州降将文聘。但是以曹操的性格和他对骑兵作战的偏爱，亲自率队追上来的可能性更大，被追的人里有老对手刘备，曹操更不会轻视，如果给刘备来个迅雷一击，把他杀了或者活捉，荆州的问题就算彻底解决了。

这样说有一个间接证据，那就是此战结束后曹操很快现身江陵，说明他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下来的。

双方遭遇后，刘备一方马上被冲散，可以用一触即溃来形容。

刘备找不到妻子甘氏和2岁的儿子阿斗，这娘俩被刘备丢弃了（先主弃妻子），刘备与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败走，曹操把随同刘备一同南下的10多万官民百姓以及辎重等全部俘获。

但是，赵云十分英勇，拼命保护甘氏和刘禅，当时刘备已经往南跑了，赵云抱着刘禅，保护着甘氏，居然杀出重围，最后免于一难。

张飞当时率领20多名骑兵负责断后，他把守在一座桥上。

张飞瞋目横矛，对追来的曹军大喝道：“我是张益德，可以过来决一生死！（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居然把曹军震住，一时间没人敢靠近。

刘备脱险后清点人数，发现诸葛亮、张飞都在，老婆孩子不在，赵云也不在。刘备身边有人说赵云已经投降曹操了（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刘备听了很生气。

刘备用手戟敲打说话的那个人（以手戟擿之）：“子龙绝不会弃我而去！”

过了一会儿赵云回来了，还带回来甘氏和刘禅，刘备大为高兴。

刘备临阵提升赵云为牙门将军。

关羽、张飞此时都有正式军职，关羽是副军长（偏将），张飞是师长（中郎将），赵云此前的职务还不太高，直接提拔为军长一级的牙门将军，似乎不合理。

从字面上看，牙门将军属杂号将军，比偏将、裨将都要高，赵云如果直接升任此职，说明他后来居上，已超过了关羽和张飞，这就不好理解了。

其实，这里的“牙门将军”应该是“牙门将”之误。

古代君王、将帅的大旗旗杆常以象牙做饰物，故其大旗常被称为牙旗，其营门也称牙门，到南北朝时牙门从军队用到了地方上，后来演变出“衙门”一词。牙门将就是守营门之将，并非有将军的军衔。赤壁之战后赵云被派到荆州南部的桂阳郡当太守，那时的军职才刚被提升为偏将。

刘备在赵云、张飞等人的拼死保护下暂时脱险，给他帮了忙的并不是长坂坡附近茂密的树林，而是那10多万百姓。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5000多曹军骑兵杀到，但一下子都傻眼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全是人。

推测一下，刘备的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他们混在10多万百姓中间，曹军想马上找到攻击目标，比较困难。

曹操干过几次屠城的事，那都是攻城作战后为震慑敌人、打垮敌军斗志而进行的，曹操没有丧失理智，没残暴到见着老百姓就杀的地步，所以虎豹骑纵然彪悍，也不敢纵马乱冲。刘备等人才借机脱险。

追随刘备南下的官民基本上都成了曹军的俘虏，他们之所以一路追随刘备，多半因为他们是刘备部属的家眷以及刘备属下的官员，担心被曹操迫害才逃离襄樊一带的。

徐庶的母亲就在其中，她被曹军俘虏，尽管徐庶已经随刘备成功突围，但他是个孝子，得知母亲被俘，他向刘备提出请求离开。

徐庶辞别刘备时，指着自己的心口说（指其心曰）：“本来想跟随将军共图王霸之业，凭借的是此方寸之地。如今老母亲被俘，方寸已乱，已无益于事，咱们从此作别吧！”

徐庶至孝，刘备至仁，尽管不舍，还是放徐庶走了。

徐庶到了曹操那里，后来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的另一位好友石韬后来也在曹操手下供职，曹丕称帝后担任过郡太守、典农校尉等职。

现在，再往江陵去已无意义，刘备收拾残部改向东走，目标是汉水上的渡口（斜趋汉津）。

曹操的目标还是江陵，所以不追刘备，继续南下，前去占领江陵。

幸运的是，刘备率张飞、赵云、诸葛亮等到达汉水上的渡口时，正好遇到指挥水军沿汉水南下的关羽，于是合兵一处，乘船去夏口，与在那里的江夏郡太守刘琦会合。

如果曹操能预知后面发生的事，他或许会后悔当时的决定，从战略全局看，江陵重要，刘备比江陵更重要。

曹操应该继续追击刘备，利用虎豹骑擅长机动作战的特点，一定能在刘备到达汉水与关羽会合前把他追上，将刘备就地消灭，之后再去江陵也不迟。

曹操如果彻底消灭了刘备，刘琦只能选择投降，孙权则孤掌难鸣，为求自保，只得退回江东，曹操占有荆州，稳扎稳打，经过两三年的准备即可西攻刘璋，东击孙权，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天下的统一。

一念之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要求曹操对所有的事情都能料事如神。而且，从当时的情况判断，曹操不去追击刘备，也有他的道理。

曹操率5000骑兵已离开襄阳数百里，目前身处河流纵横、湖泽遍地的荆江地区。对曹军来说，这里地况复杂，充满了陌生，骑兵的优势已无法发挥，孤军在外，如果荆州的降军有异动，曹军也很危险。

如果向汉水方向追击，有可能遭遇刘备、刘琦的联军，虎豹骑长途奔袭，已很疲惫，如果刘备、刘琦联手死战，曹操并没有取胜的把握。

相比而言，去江陵接收刘表的旧部，然后以此为基地巩固荆州，似乎更稳妥。

曹操精于《孙子兵法》，深谙奇正之道，他经常出奇兵、走险棋，但那都是在正面作战难以突破和奏效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更好、更安全的选择，曹操也不会刻意冒险。

◎大赏有功之臣

曹操率虎豹骑赶到江陵，在这里并未发生战斗。

刘表手下的将领蔡瑁、张允接受刘琮的命令率部投降，曹操于是决定暂不回襄阳，在此休整。曹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开来，这里成了南下曹军的临时基地。

刘表的水军经营多年，有大小舰船数千艘，水军主力三万人以上，如今全部纳入曹军的编制，曹操想起年初在玄武池练习水军的艰辛，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江和威武不凡的各式舰船，肯定会感慨万千。

曹操下令仍由蔡瑁、张允统率水军，一来出于对荆州降将们的信任，让他们不要猜疑，二来曹操手下熟悉水军的将领还真不多。

这时已经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深秋，在北方的邺城已经过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天气慢慢转凉了。

曹操在江陵开始处理荆州的事务，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为列侯。

如何处置刘琮，原荆州旧部们都在观望，必须尽快做出交代。

曹操的想法是，刘氏父子在荆州时间太长，影响力深远，即使刘琮自己没有别的想法，难免什么时候冒出来个王威那样的人，拉刘琮做大旗叛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刘琮从荆州弄走。

当然，这个青州刺史只是虚职，刘琮也不会拥有什么实权，由荆州刺史改为青州刺史，只是名义上更顺一些而已。

曹操以为刘琮会接受，但刘琮对到青州赴任没有兴趣，更主要的是没有安全感，他宁愿待在曹操身边，当不当官无所谓。于是刘琮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想法，曹操下令改任刘琮为谏议大夫。

此时的谏议大夫更是一个闲差，不过它比州刺史品秩要高。

刘琮任职发生了变化，曹操还专门为此发布了一道命令，把其中的原因告示荆州军民。

刘琮空出来的荆州刺史一职地位很重要，理论上担任这个职务的应该是曹操的旧部，此人最好是文官出身，但又对军政事务很熟悉，同时深得曹操信赖，本人也得有相当的资历。

目前，曹操身边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有好几个，董昭就是理想人选之一。但曹操选定的荆州刺史却名不见经传，他的名字叫李立，史书上只能查出他是涿郡人，字建贤，其余事迹一概不知。

回想之前被曹操任命为徐州刺史的车胄、单经等人，也都很不起眼。可能在曹操眼里刺史并不是个重要角色吧。

然而，此次任命李立仍然让许多人吃惊，外面有人编了首民谣，里面有“不意李立为贵人”的话。

曹操随后以汉献帝的名义封蒯越等15人为侯爵，表彰他们在荆州“和平解放”事业中所立的功劳。这15个人具体名单不详，除蒯越外，推测起来蔡瑁、张允、韩嵩、文聘、张羲等人都应在其中。

荆州本土派实力人物蒯越不仅被封侯，还被征召到朝廷任职，担任光禄勋，成为帝国的部长之一。

曹操在给荀彧写的信里说：“得到荆州算不上最高兴，最高兴的是得到了蒯异度啊（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异度是蒯越的字，蒯越死于11年后，应该死在部长任上，临终前曾向曹操托付家事。

另一位“拥曹派”重要人物韩嵩目前身体状况不太好，仍然被曹操任命为大鸿胪，与蒯越一样成为帝国新的部长之一。

被征召到朝廷担任要职的还有张羲，担任的是侍中，也算是部长级。还有一位是刘先，字始宗，原来担任刘表的副州长（荆州别驾），之前曾出使过许县，给曹操留下过深刻印象。

那一次曹操正大会宾客，刘先应邀出席，曹操问刘先：“刘牧君是怎样郊祭天地的？”

刘先很郑重地回答说：“刘牧君作为汉室重臣，处在牧伯之位，在王道未平、群凶塞路之时，抱着玉帛不知道该向何处朝贡，写好章表却送达不到天子手中，所以自行郊天祀地，以自己的赤诚昭告天下。”

刘先话里带出了“群凶”这样的词，挑动了曹操的神经。

果然，曹操追问道：“群凶都是谁？”

这个问题很敏感，回答不好就得掉脑袋，刘先说：“举目皆是。”

曹操又问：“我现在有熊罴之士，步骑10万，奉辞伐罪，还有谁敢不服？”

刘先回答说：“汉道凌迟，民生憔悴，没有忠义之士拥戴天子、平定海内，却个个拥兵自重，恐怕是蚩尤、智伯又现于今日了。”

刘先的意思是反正我也不怕死，就把你骂了，你怎么着吧？

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曹操居然无言以对，从而对此人刮目相看。

荆州平定后，曹操还记得这个人，让人把他找来，让他担任尚书，在曹操的眼里刘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曹操下令任命文聘为江夏郡太守，仍然统领其旧部，文聘从此进入曹军重要将领的行列。

还有一个人叫邓义，当初刘表暗中联结袁绍，邓义劝说不听，邓义一气之下借口有病辞职不干了，曹操把邓义请出来，请他担任朝廷的侍中。

曹操还记得一件事，在官渡相持最紧张的时候，刘表背后曾烧起一把火，张羡等人在长沙郡一带起兵反抗刘表，从而让刘表无暇北望。

曹操听说桓阶是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让人把桓阶找了出来，任命他为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王粲也被征召到丞相府工作，任命为丞相府里的处长（丞相掾）。

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王粲投身曹氏阵营不是为形势所迫，也不是政治投机，他是打从心底里仰慕曹操，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有诗人的气质和热情，此前的王粲一直在失意中度日，自从到了曹操身边，就像拨开乌云见到了青天，他热情地为曹魏的事业鼓与吹，自己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随后短短三五年时间里，王粲的职务一升再升，最后成为“汉献帝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被封侯的。

荆州有个名士叫刘巴，字子彻，零陵郡人，从小就有才名，祖父刘曜、父亲刘祥都担任过荆州地区的郡太守，刘表多次召刘巴出来做官，但他都予以拒绝，刘巴此时却主动跑来给曹操要官当。

曹操也任命刘巴为丞相府处长（丞相掾），因为他是江南人，在当地有些影响，曹操便派他去招抚江南各郡。

被曹操征召的荆州人士还有隗禧、韩暨、刘廙等人，曹操听说已故名臣窦武的孙子窦辅也在荆州，就派人把他找出来，安排到丞相府工作。

除了这些行政人才，曹操还征召了几位艺术家，包括著名书法家邯郸淳、梁鹄，著名音乐家杜夔等人。

邯郸淳字子叔，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进入曹氏阵营后深得曹丕、曹植兄弟们的喜爱。

杜夔字公良，擅长音乐，担任过宫廷乐师（雅乐郎），后避乱到荆州，刘表让他跟另一个音乐家孟曜制作雅乐，曹操任命他为军谋祭酒，后来命他创制雅乐。

另一位著名书法家梁鹄此时也在荆州，曹操跟他不仅同是当初洛阳书法沙龙的成员，而且还有一段渊源，曹操太学毕业后想当洛阳令，当时梁鹄是尚书台专管干部选拔任用的尚书，手中握有大权，他没有照顾曹操，仅给了曹操一个洛阳北部尉。

曹操听说梁鹄也在这里，派人到处找他，梁鹄有点害怕，还以为曹操要找他的麻烦，就自己捆着上门来谢罪。曹操其实只是想念老朋友了，并不想治他的罪，于是把他留在身边从事秘书一类的工作，仍然发挥他的特长。

曹操以后行军打仗的间歇，常把梁鹄的字挂在帐中欣赏，后来邺县建起了很多宫殿，殿名都是梁鹄题写的。

此次来到荆州曹操最挂念的其实是一个故友，曹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人就是王俊。

董卓之乱后，曹操逃出洛阳去陈留郡一带发展，从此与王俊失去了联系。后来曹操听人说王俊到荆州的武陵郡避难，汉献帝迁都许县后，他以天子的名义征召王俊来朝廷担任议郎，但是没有结果。

官渡之战前夕，刘表悄悄结交袁绍，王俊曾经劝刘表，认为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能兴霸王之道，但刘表没有听。

后来王俊病逝于武陵郡，死时64岁，根据这个情况判断他比曹操大10多岁，看来他与曹操还是忘年之交。

曹操对这个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到了荆州就打听王俊的下落，最后得知他已去世，十分难过（公闻而哀伤）。

曹操派人把王俊移葬于江陵，亲自迎丧，并且上表授给王俊先贤的称号。

◎联盟由谁发起

刘备突围赶到夏口，即汉水汇入长江之地，现在这里是繁华的武汉三镇，而当时只是一个小县城。

夏口是之前孙权征讨黄祖的地方，孙权攻破夏口后，大概考虑到此处距他能控制的地方有点儿远，所以又退到柴桑，即今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刘表的长子刘琦目前在这里据守。

刘备在夏口与刘琦会合，刘琦当时手下有一万多人，而刘备方面加上关羽的水军在内，至多一万人，用这点儿力量对付曹操，差得实在太远，诸葛亮认为现在只有联络孙权才能对抗曹操。

一到夏口，诸葛亮就对刘备说：“事情很紧急了，请让我向孙权将军求救（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刘备于是派诸葛亮沿江而下，去寻找江东的人马，联络孙权共同对抗曹操。

按照上面的记载，未来的孙刘联盟是由刘备、诸葛亮率先发起的，但史书上还有另外一种记载。

根据这个记载，同样深具战略眼光的鲁肃，也认识到了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的重要性，不过，一开始他还不能确定孙权是怎么想的，决定先试探一下。

鲁肃故意对孙权说：“曹操是个强敌，刚灭了袁绍，兵马甚精，乘战胜之威，伐刘氏父子的丧乱之国，胜利是必然的。不如遣兵助曹操，并送家眷到邺县（且送将军家诣邺），不然的话，就危险了！”

孙权听完大怒，要杀鲁肃（权大怒，欲斩肃）。

鲁肃经过这样一激，摸清了孙权的真实想法，于是说：“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了，既然不想这么做，不如遣兵助刘备。”

对于这个方案是否可行，鲁肃进行了详细分析：

“荆楚和我们相邻，水流顺北，外有长江和汉水，内有山岭阻隔，城池坚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如果据而有之，可以成就帝王之业。现在刘表死了，两个儿子向来不和，军中诸将各怀心事。另外，刘备是天下枭雄，和曹操有矛盾，寄寓于刘表，刘表忌讳他有能力所以不能重用。

“如果刘备与荆州同心协力，上下一致，那我们应该采取抚慰的策略，与之结盟；如果他们各有异心，互不合作，我们就另想办法谋取荆州，以成就大业（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

“我请求奉命到荆州吊唁，慰问刘表的两个儿子和军事上主事的人（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同时说服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属，同心同德，共同对付曹操，刘备一定乐意这么做。如果能够成功，天下就可以平定了。现在必须尽快前往，否则就会让曹操抢先一步。”

孙权于是派鲁肃以吊丧的名义前往荆州，真实目的是观察荆州的动向，寻机与刘备建立联系（并令与备相结）。

鲁肃由柴桑出发去襄阳，但荆州形势变化得太快，鲁肃还没有到襄阳刘备已出逃，鲁肃便改变方向，在刘备的必经之地等他，双方最后相遇于当阳。

鲁肃向刘备转达了孙权的想法（因宣权旨），和刘备共论天下大势。

鲁肃问刘备：“刘豫州下一步想往哪里去？”

刘备想了想，回答说：“我和苍梧郡太守吴巨有些交情，想到那里投靠他。”

苍梧郡属交州刺史部，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广西一带，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当时这一带属特别偏僻荒凉的地方。吴巨其人不详，只知道他是刘表的旧部，所以刘备倒是真有可能认识他并和他有一定交情。

刘备这番话当然是试探，他并没有真去苍梧郡的打算。

鲁肃对此也不以为然，说：“孙权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豪都归附他，目前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大事。现在为君计议，不如派心腹之人出使江东，双方联合起来共创大业。而吴巨不过是凡人一个，又地处偏远，马上就会被人吞并，怎么可以以身相托呢？”

刘备听完鲁肃的话大喜，于是前进至鄂县，此处距夏口很近。在这里，刘备派诸葛亮同鲁肃一起去见孙权，完成结盟任务。

史书上出现了两种看似不同的记载，它的核心是，谁才是孙刘联盟的发起方。

分析起来，双方可能同时想到了与对方联合，而后来蜀汉、孙吴写历史的人又都想抢功，所以才出现了不同的记载，类似情形在相关史书里经常遇到，造成了史料记载上的混乱。

鲁肃也在这时与诸葛亮成为好朋友，他们有过一次私下谈话，在这次谈话里鲁肃告诉诸葛亮，他是子瑜的朋友（我子瑜友也）。

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

诸葛亮随叔父离开老家后，诸葛瑾在家乡实在没法待下去，于是携继母一起来到江东避难，开始没有受到重用，生活上也很清贫，后来经孙权姐姐的女婿弘咨的推荐，诸葛瑾引起了孙权的重视，后来担任了孙权的秘书长（长史）。

诸葛亮随鲁肃去了柴桑，自他一走，刘备的心就悬了起来。江陵方面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急迫，时间虽然已经到了深秋，但曹军备战的气息很浓，曹操很有可能就在冬天里发起进攻。

刘备听说孙权只有26岁，比诸葛亮还小1岁，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事刘备听说了不少，他知道孙权很有本事，在江东很得人心，无论老将还是新人，都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甘心投降曹操，志向很远大。

刘备不担心孙权，但对孙权的手下如何看待战与降的问题深感担忧。和刘琮的手下一样，如果从自己切身利益考虑，投降无疑是最保险最划算的，曹操在江陵连封十几个侯爵，给出去好几个部长级的官位，目的也是给孙权手下们看的。

要打，你得想好是不是对手；要降，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所以，诸葛亮能不能完成联合孙权的使命，刘备心里没底。

大约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刘备派了不少侦察兵不停地打探长江下游的情况，看有没有江东水军到来（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

◎诸葛亮智激孙权

的确，在柴桑围绕着降曹还是抗曹展开了激烈争论。

诸葛亮到达柴桑时，孙权迎来了一件喜事：他的长子出生了。

孙权已娶谢氏、袁氏、徐氏为妻，但她们都还没有为孙权生下儿子，为孙权生下这个儿子的女人地位不高（所生庶贱），以至于没有留下姓名，而且不久后就死了。

孙权为长子取名孙登，把他交给目前最宠爱的徐氏抚养。

但诸葛亮不是来道喜的，见到孙权顾不上客套，直接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于江东，刘豫州拥兵于汉南，都在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占领荆州，威震四海。根据眼下的局势，我为将军考虑，无外乎两条出路：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不如早下决心；如果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向曹操投降（北面而事之）。”

孙权还不太了解诸葛亮，没听出来这是诸葛亮说的反话，所以很不痛快。

孙权于是反问诸葛亮：“如果真如先生所说，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装得很认真地说：“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能守义不辱。刘豫州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如果成不了大事，那是命运不济（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怎么能干投降敌人的事？”

孙权听了更不爽，生气地说：“我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反而受制于人。我意已决，不是只有刘豫州能抵挡曹操，刘豫州失败了，还有我！”

诸葛亮的试探取得了成功，于是说：“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但手下人马加上关羽将军统率的水军还有万人之多，刘琦所率的江夏郡人马也不下万人。曹军远道而来，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投降过去的军民又未必心服。将军如果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协规同力，必然能打败曹操！”

孙权听了很高兴（大悦），立即召集会议进行研究。

孙权在柴桑召开了军事会议，除周瑜在鄱阳湖一带训练水军暂时赶不过来外，孙吴最重要的谋士和将领都参加了会议。

让孙权感到意外的是，大家在会上讨论出的意见一边倒：投降。

这让孙权始料未及，他的心里很不痛快。

在主张投降的人中张昭最积极，他认为：“曹操是虎狼之辈，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就拿朝廷说事（动以朝廷为辞），现在要抵抗他不一定有把握。我们过去可以赖以抗拒曹操的是长江，如今曹操得到荆州，获得了刘表经营的水军，各式各样的战船有几千艘。曹军水陆俱下，长江之险已经和我们共有了，实力相差悬殊，我认为不如投降（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张昭的观点受到大家的附和，他们的心理与蒯越、韩暠等人并无太大不同，他们主张投降，倒不是对孙权不忠诚，而是觉得投降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像当初曹操逼迫送质子一样，送就送呗，曹操又能怎么样？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因为乱世出头没有退路，从来只能迎难而上。就像当初周瑜说的那样，今天让你送质子你送了，明天他让你到许县去一趟，你去不去？去了还能回来吗？

但投降论在当时很盛行，就在前不久，有人甚至已经悄悄地想自己干了。这就是孙权的从兄，豫章郡太守孙贲。他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觉得有层关系、不管孙权降不降，他可以先投降（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朱治听说后，赶紧去见孙贲。

朱治为孙贲陈说利害：“破虏将军当初率义兵讨伐董卓，声冠华夏，义士壮之。讨逆将军继承他的遗志，廓定六郡，因为跟君侯你是骨肉至亲，所以上表朝廷，把一个郡委托给你，又交给你兵权，让你得以荣冠宗室，为远近所瞻。

“现在，讨虏将军聪明神武，继承大业，延揽英雄，周济世务，军众日盛，事业日隆，必克成王业，兴盛于东南。所以刘玄德大老远派心腹人前来求救，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前一阵我在东边听说将军你有别的想法，想想真不应该啊（前在东闻道路之言，云将军有异趣，良用怃然）！

“如今曹操拥兵，欲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不知所归。中原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于内，又兴师旅，以此观察，他哪有力量越过长江与我们争雄？在这个重要关头，将军要背骨肉之亲，违万安之计，割同气之肤，啖虎狼之口，为一女子，考虑易图，失机毫里，差以千里，岂不可惜吗？”

孙贲听了这番话，才停止行动。

孙权召集的会议还在进行，作为会议主持人，孙权必须最后做会议总结，但现在的情况让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总结，于是中途离席去上洗手间（权起更衣）。

鲁肃紧跟了出来，孙权注意到，张昭等人抛出“投降论”时，只有鲁肃没有应和。

见鲁肃跟了出来，孙权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先生有什么话要说？”

鲁肃对孙权说：“刚才听了大家的议论，我认为他们都是要耽误将军，而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大事（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你听我说，现在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但是将军你不可以，为什么呢？”

鲁肃说得很着急，也很恳切，他接着说：“我鲁肃要是投降了曹操，曹操一定会给我官做，我继续吃香的、喝辣的，最少也得弄个太守、刺史当当（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投降曹操，曹操会怎么对你？请早定大计，不要听大家瞎议论！”

这些话都说到孙权心坎里了，孙权叹息道：“刚才大家说的，很令我失望，还是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你的这些想法正和我一样（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孙权此时面临了与刘琮一样的处境，面对强敌是降是战，都不好决策。刘琮手下的一帮人坚决主张投降，结果他们都捞到了好处，仅被曹操封了侯爵的就有十几个，至少任命了三个朝廷的部长，其他人也是该提拔的提拔，该加薪水的加薪水。这就是鲁肃所分析的，投降了曹操不会为难我们这些人，吃香的、喝辣的活得会更滋润。

但是刘琮就不一样了，曹操不得不提防他，即使刘琮自己不多事，但难保有人把他抬出来当大旗，所以只能弄到别处去，好的话给个闲职，其实是软禁终生，稍有风吹草动脑袋随时得搬家。

张昭等人的表现让孙权很失望，从此也记在了心里。

鲁肃建议找周瑜过来商量，周瑜当时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距此不远。鄱阳湖那时叫彭蠡泽。

周瑜见到孙权，也全力支持与曹操一战。让孙权感到安慰的是，周瑜信心很足，认为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早应为汉室除残去秽，现在他不请自来，这是他自己送死（况操自送死）。

周瑜替孙权分析，现在北面的形势未定，马超、韩遂都在关中，是曹操的后患；曹操舍弃擅长的鞍马，改乘舟船，来与我吴越争衡，现在天气寒冷，北方兵士远涉江湖之间，肯定不习水土，必然会生疾病。这些都是用兵之忌，曹操贸然行之，可以预言，擒获曹操为时不远！

周瑜认为曹操虽然对外扬言有水陆两支部队人数80万，但仔细分析，也不过就是20多万，其中十五六万是自己带来的，荆州降卒有七八万。客观地说，周瑜的这个分析是准确的，作为孙吴的主要军事将领，他平时不可能不注意收集敌人的情报，他对曹军人数的判断应该建立在一定情报线索的基础上，因而更准确。

周瑜同时提出了具体应对计划，他请求率精兵数万，进军到夏口，以迎击曹操。

孙权听完周瑜的话激动地说：“曹操想废汉自立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二袁、吕布、刘表与我罢了。如今群雄已灭，只剩下了我。我与曹操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敌，这与我的想法相合。这真是上天把你赐给了我呀！（此天以君授孤也！）”

孙权再次召集会议，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直接宣布自己的决定。为了表达决心，防止有人再反对，孙权拔出佩刀，挥刀砍向奏案。

孙权大声宣布：“以后有人再敢说投降曹操的，与此案相同！”

说罢，宣布散会。

◎贾诩欲言又止

柴桑进行着激烈讨论的时候，身在江陵的曹操相对轻松，忙完封赏的事，曹操也召集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

荆州之战比想象中顺利得多，除了夏口的刘琦和刘备，全部据有荆州七郡指日可待，曹操想趁热打铁，就在今年内出兵夏口，消灭刘琦和刘备。

这不是什么大事，当时的局面一片大好，夏口之敌已如惊弓之鸟，只要出兵，定然不堪一击。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挺严重，那就是季节。

这已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十月，已进入冬季。初冬的长江一带，气候更加复杂多变，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对南方的气候还需要稍稍适应一下才行。

曹军将士大部分人也都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南方来，他们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干旱少雨，但对于这种阴冷潮湿的冬天却感到有点难受，历史学家们事后用四个字来概括曹军将士此时的状况：水土不服。

对曹操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继续一鼓作气，解决掉江夏郡的刘备和刘琦；另一个是暂做休整，待明年春天再开战。

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连续作战容易陷于轻敌冒进的大忌，曹军的主力此行虽然还没有经历大的战事，但一路南下已行进1000多里，难免有所疲惫。而且，最近一下子接收了很多地盘和荆州的军队，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但放着敌人不打容易给其造成喘息之机，刘备和刘琦联手自不用说，他们背后的孙权也不会坐视不理，这几股力量将联合起来是可以预见的事，留给敌人的时间越充分，将来就越难打。

参加此次重要会议的有陆续抵达江陵的主要谋士，包括贾诩、董昭、陈群、和洽、华歆、王朗等人，还有刚刚加入曹操集团的王粲、裴潜、刘廙、桓階等，武将方面有曹仁、徐晃、任峻、满宠、曹纯，还有担任水军正副都督的蔡瑁和张允。

会上，武将们都主张抓紧时间打，而参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现在就打，另一派以贾诩为代表，主张先不着急。

贾诩的理由：“明公过去打败袁氏，如今又收服汉南，威名远著，势力强盛。如果借助楚地之富饶，奖赏士卒和官吏，壮大力量，安抚百姓，使大家安居乐业（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那么不用兴师动众江东自会臣服。”

这似乎有点不好理解，因为这段话等于什么都没说。此时天下形势仍然未定，荆州虽然得手，但环绕于四周的仍然到处都是敌人，伸张和平主义还远远没到时候。

所以，后世有史学家认为贾诩的建议非常不符合当时的情况（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

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贾诩是对的。

在曹操身边的智囊里，比较有传奇色彩的是董昭，比董昭还传奇的是贾诩，他的见解总高人一筹，但他来自敌方阵营，在与曹操为敌时曾让曹操连吃大亏，本人除了被曹操欣赏之外，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什么势力，所以他自从投身曹营便格外谨慎，从不干冒险的事，从不说过头的话，上班按时来，下班回家门一关，不会客，不访友。

揣测起来，贾诩上面这段话里应该有深意，他原本想阻止曹操此时东进，但有些理由他没有明说，而是说了一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话。

贾诩不想说的理由也许是：此战没有绝对的胜算。

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气势，加上绝对实力和高昂的斗志，说曹军有可能打不过已如惊弓之鸟般的刘备和刘琦，这怎么能让人相信？所以贾诩只说了一半就不再往下说了。

此次会议也讨论了刘备是否会与孙权联手的问题，对此大多数人得出了奇怪的结论：孙权不仅不会与刘备联合，而且会杀了刘备（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

大胡子将军程昱表示反对，他说：“孙权刚刚继承权位，还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占有荆州，威震江表，孙权即使有谋略，但自知不能独挡，刘备素有英名，关羽、张飞都是万人敌的猛将，孙权必然会帮助他们以抵御我们。”

事后证明，程昱的见解也是正确的。

可惜的是，这次军事会议对贾诩和程昱的意见均未采纳，会议最终做出决定，大军即刻沿江而下去打夏口之战。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看似事情不大，但对后面时局的发展却影响不小。

之前，益州刺史刘璋先后派阴溥、张肃等两个代表团来荆州向曹操致意，曹操到了江陵，此处离益州又近了一步，刘璋的第三个代表团也来了，代表团团长名叫张松，是益州副州长（别驾），也是张肃的弟弟。

刘璋密集地派出代表团，说是沟通感情的，更主要的是观察事态进展，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所以他们也是战地观察团。

后面的这位张团长在史书中没有单独的传，只知道他字永年，益州本地人。张团长见到曹操，这个时候曹操大约刚拿下江陵，有点志得意满，对刘璋的特使重视程度降低，对张松本人也不是太客气（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这让张团长很不舒服。

张松回到益州，说了曹操不少坏话，劝刘璋不要联结曹操，可以转而联合刘备。后来，刘璋果然主动联合刘备，给刘备夺取益州制造了机会。

这是后话，暂且放下。

决定展开夏口战役后，曹操立即着手组织人马。

曹操南下荆州的各路人马众多，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襄阳附近，一个是江陵。

江陵的这一路主力是虎豹骑，主将是曹仁和曹纯，许褚统率的宿卫营通常都随曹操本人行动，此次也应该到了江陵，近来陆续到达江陵的还有徐晃、满宠、任峻等部，徐晃此时担任横野将军，满宠担任奋威将军，曹操的堂妹夫任峻担任长水校尉。

如果按一军一万人左右计算，徐晃、满宠、任峻三部接近三万人，也就是说，曹操的江陵兵团有四至五万人。

江陵还有数万人马，它们是刘表的旧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水军，拥有大批战船，曹操占领江陵后，这些人马也听他调遣。

至于襄阳附近，目前集结的人马包括于禁、张辽、张郃、乐进、路招、朱灵、冯楷等部，于禁此时任虎威将军，张辽是荡寇将军，张郃是平狄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路招是扬武将军，冯楷是奋威将军，他们每人至少统率一军人马，加上其他部队，总人数应该在10万人上下。

襄阳附近刘表的旧部，应该也有数万人，刘表生前也注意壮大军力，对外称有10万精兵（带甲十万）。

也就是说，曹操在江陵有不到5万人，外加数量大致相等的荆州降军；在襄阳附近集结的曹军近10万人，荆州降军有数万人，曹军加上荆州降军，总兵力超过20万。

这还不是全部，曹军间接投入此次南征的军队还包括臧霸、李典、李通、曹洪、夏侯渊、夏侯惇等所部。长期驻扎于青州、徐州一带的臧霸此时的军衔是威虏将军，曹操发起荆州战役前，命他率部南下，将所部主力移至扬州的广陵郡，也就是如今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一带，对孙权的大本营吴郡形成战略威胁。

李典此时的军衔是破虏将军，曹操命他率所部移师合肥，由那里伺机侵扰孙权的庐江郡。

李通此时任汝南郡太守，他虽然不是曹操的嫡系，但在每次重大战役发生时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曹操一边，得到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命他率所部向南行动，从江夏郡的北面对其造成压力。

曹洪所部在襄阳外围，夏侯惇驻扎在许县，他们与荀彧共同守住大后方。而后勤保障方面的艰巨任务，曹操交给了夏侯渊。

这几路人马加在一起，至少也有10万。

曹操对外宣称，为打这一仗他动用了80万人马，那有点言过其实。但直接和间接投入的兵力相加，40万应该是有的，在汉末以及三国早期的战役中，一次单方面投入40万以上的战役，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仗，没有理由不赢啊！

第八章　赤壁之战

◎孙权的全部家底

但是，在周瑜眼里曹操的数十万大军根本不值一提。

孙权下定决心抗击曹操后，立即召集周瑜、鲁肃等人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周瑜提出曹军是一群疲病之卒、狐疑之众，人数虽然占优，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打败敌人。

孙权大为高兴，拍着周瑜的背说：“公瑾，你说得太好了（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不过，五万精兵难以马上集齐，现在有三万人，船粮战具都已准备好，你们先出发，我随后调集人马，准备物资，做你们的后援。”

孙权还说了一句话，让周瑜很感动：“你能打赢就打，打不赢你就撤回来，让我亲自上（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

君王送主帅出征一般会说“我就这点家当，全交给你了，你可得努力杀敌呀，打了败仗提头来见”，但现在孙权必须给周瑜减压，毕竟拿三万人对决几十万人的事谁都没有玩过。

孙权发布命令，任命周瑜为前敌总指挥（左都督），老将军程普为前敌副总指挥（右都督），鲁肃负责谋划（助画方略），率三万主力沿江西进，迎击曹军。

尽管只有三万人左右，但这支队伍的构成主要以水军为主，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周瑜在彭蠡泽的训练，装备精良，打起仗来很有章法，战斗力很强。

彭蠡泽即现在的鄱阳湖，就在柴桑附近。

周瑜手下主要将领包括：

军长孙贲（征虏将军）；

师长吕蒙（横野中郎将）；

师长韩当（中郎将）；

旅长黄盖（丹阳都尉）；

旅长凌统（承烈都尉）；

师长孙匡（长水校尉）；

师长全琮（奋威校尉）；

师长吕岱（督军校尉）；

师长陆逊（竟威校尉）；

师长潘璋（武猛校尉）；

县长甘宁（当口县令）。

担任后勤保障工作的是军长（扶义将军）朱治、副军长（裨将）吕范。

以上基本囊括了孙吴军队的全部精华，他们中间有多位在孙坚时代的老将，资历老，威望高，作战经验丰富。

从军职来看他们的职务普遍不高，孙贲、朱治、吕范等人有将军的名号，其他人大多是师长、旅长这一级，这一方面是因为孙权本人的正式名号不过是个军长（讨虏将军），限制了手下将领的发展。

另一方面，孙吴兵团总兵力也有限，军职与部队编制是相关联的。

作为这个兵团的总司令，周瑜加入孙氏阵营刚好10年，但相比韩当、程普、黄盖、朱治这些跟随孙坚南征北战的老将来说，资历差得远。从职务上看，周瑜此时担任的是中护军，这个职务很重要，掌握近卫部队，但是级别不算太高，相当于师长（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他才被孙权提拔为副军长（偏将）。

这就是孙权用人的独到之处，不论资排辈，一切以能力和需要来决定。

周瑜指挥的孙吴兵团沿江而上，很快到达鄂县的樊口，刘备在这里已经等得很心焦了。

这几天，刘备派了不少侦察兵打探长江上游的消息，得到的情报都是曹操亲率大军正乘船而来，刘备十分焦虑不安。

对于诸葛亮能否说动孙权一块抵抗曹操，刘备心里没有底。说起来，孙权和曹操的关系更亲，两家还是儿女亲家，孙权的弟弟孙匡娶了曹操的侄女，孙权的堂兄孙贲又是曹操之子曹彰的岳父，两家随时成为一家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那样的话，刘备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现在天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群雄一一翦灭，曹操已不需要用什么人来向世人表达容人爱才的胸怀，作为曹操眼里的重要对手，刘备与曹操有着数不清的恩怨纠葛，如果落入曹操手中，等待他的结局未必会比老朋友吕布好多少。

白门楼上，吕布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刘备就在现场。

每当想到这些，刘备恐怕会常常从梦中惊醒，这也许是刘备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这一天，刘备终于接到了报告说看见了孙吴的战船。

刘备激动万分，但仍不敢相信，他问侦察人员，这会不会是曹军中的青徐兵团（何以知之非青徐军邪）？

青徐兵团即奉曹操之命由长江下游威慑孙吴的臧霸所部，他们此时应该在广陵郡一带，即今江苏省扬州市、泰州市附近，距此上千里之遥，怎会突然出现在此？

可见，刘备确实给吓怕了。

侦察人员报告说不是曹军而是孙吴的船，因为孙吴船上标志很明显。

刘备这才放心，于是派人前去慰问。

但是，接下来双方在一些礼节安排上发生了小争执。

周瑜在自己水军大营里没有等来刘备本人，只见到刘备派来的使者，有点不大痛快。

周瑜告诉来使：“在下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如果能让刘将军屈尊前来，那是最好不过。”

刘备虽然正在走下坡路，但好歹也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左将军，比孙权都要高得多，更何况小小的中郎将？

论年龄，刘备此时47岁，周瑜33岁，差不多差了一代人，周瑜见了刘备也应该喊声刘叔叔才对。

但周瑜就是要给刘备摆个谱，因为这涉及下一步两军联合作战他的命令好不好使的问题。

刘备的使者回来如实报告，惹得关羽和张飞二位很不爽。

刘备给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他想让我去，我们如今一块合作抗曹，如果不去，体现不出我们的诚意。”

刘备于是乘坐一条小船去见周瑜（乃乘单舸往见瑜）。

这个安排也是有讲究的，轻舟简从，既显得潇洒，同时也表明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你。

刘备见到周瑜，商量拒敌之策。

刘备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周将军此次前来，带了多少人？”

周瑜并不隐瞒，如实相告：“三万人。”

刘备听了大失所望：“太少了啊（恨少）！”

周瑜自信地说：“这已经足够了，刘将军请看我周瑜如何破敌。”

这是刘备与周瑜初次相见，看来不太投机，刘备对周瑜印象一般，此人架子挺大，口气也不小，不知道本事如何。周瑜对刘备的印象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联手，少不了各有猜疑。

刘备大概觉得跟周瑜实在没有共同语言，于是想请周瑜把鲁肃叫出来一起聊（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哪知又碰了钉子。

周瑜对刘备说：“接受命令就不能私自离开，想见子敬的话，你可以专程前往拜访（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

周瑜同时告诉刘备，诸葛亮也一块回来了，再有两三天即可到达。

诸葛亮出使柴桑给江东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昭就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把他推荐给孙权，希望他跳槽到孙吴来。

张昭欣赏诸葛亮，除了诸葛亮的才能之外还有另一层关系，张昭的儿子张承娶了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女儿，双方是儿女亲家，因为是亲戚，所以感情更亲近。

眼下孙权开的公司实力强、前途好、待遇高，而刘备开的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随时可能被人兼并重组，诸葛亮如果选择跳槽，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

但诸葛亮不打算换老板，有朋友不解，诸葛亮解释说：“孙将军算得上是个好领导（可谓人主），然而据我观察，他能重用我，却未必能让我尽情施展才华，所以还是算了（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这才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领导信任你、重用你却未必都能让你尽情发挥，真正顶尖的人才不在乎挣多少，不在乎官多大，在乎的是自我价值是否最大化。诸葛亮没投曹操，也没有早早地跑到刘表那里谋差使，等了很久才等来刘备，他是不会轻易换主人的。

◎赤壁遭遇战

刘备不太喜欢周瑜，但没办法，人家实力强，现在得听人家的，刘备把所属人马都交给周瑜指挥。

根据联合作战的惯例，刘备应该把所部人马的详细驻防位置、人数、指挥官姓名等如实告诉周瑜，以便统一指挥。

但刘备还是留了一手，他私下里隐藏了2000人，这是刘备自己的特别预备队（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孙刘联盟，除了孙权和刘备，其实还有一方，那就是刘琦，他手里也有一万多人，也由周瑜来指挥。

所以，这不是两方联盟，而是三方联盟。

只是三方加在一起人马也只有5万多一点儿，相对于曹军为此战直接投入的20多万差得还很远。刘备跟曹操打过很多次交道了，深知曹操用兵的厉害，与曹操相比，周瑜还是个愣头青，他能不能打败曹操，刘备的心悬了起来。

所以刘备要留下2000人，万一战败，真的要跑到南方找老朋友吴巨，路上也得有几个本钱吧？

在樊口与刘备会谈后，周瑜立即率孙刘联军西进。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天，有两支大军在长江上相向而行：一支是从上游顺江而下的曹军西路兵团，由曹操亲自率领；一支是从下游逆流而上的孙刘联军，由周瑜指挥。

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斗志昂扬。

两支大军终于在长江上相遇了，相遇的这个地方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叫赤壁。

但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历来有争论，归纳起来居然有20多种说法，比较集中的有5种，包括蒲圻赤壁、江夏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嘉鱼赤壁等，它们不仅有在长江上的，还有在汉水之上的。

一般来说，现在公认的地方是湖北省蒲圻县，如今该地已改名为赤壁市。如果从曹军出发地江陵算起，以曹操的目的地夏口为终点，蒲圻赤壁大体位于其四分之三处，曹操率水军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眼看快到夏口，遇到了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

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形势的重要战役，如果曹军取胜，天下大局可定，一个统一的王朝指日可待；如果曹军不能取胜，下面的局势如何发展很难预料。

12年前，刚刚挑起家族事业重任的孙策向张纮求教，张纮向孙策提出了著名的江都对。前不久，刘备向诸葛亮求教，诸葛亮提出了更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两份战略规划书里都提到了荆州，其支点就是占据荆州，然后谋求发展，而眼下即将开战的这一仗，决定他们提出的设想是现实还是空想。

在人们印象中，这是一场云谲波诡、壮志凌霄的空前大决战，不仅双方投入的兵力巨大，而且其中充满了勇气和智谋的较量，甚至还穿插了反间计、美人计。

这一仗，可谓江山如画，英雄如虎，美女如云。

尤其是年轻的诸葛亮，是此次战役的总策划和主角，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这些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然而，正史对这场著名的战斗记载得却十分简单。

有一部史书记载，双方相遇于赤壁，此时曹军中发生了疫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退了，曹操下令在江北扎营，周瑜率军在南岸。

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现在敌众我寡，难以持久。我发现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以采取火攻。”

周瑜同意，于是找了数十艘小战船（蒙冲斗舰数十艘），里面装上柴草，浇上油脂，外面裹上帷幕，上面再插上牙旗。

黄盖先给曹操送去封信，要诈降。又准备轻舟，系在大船后面，一块前进。曹军将士伸着脖子都在那里观望（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都以为是黄盖来投降。

黄盖趁机放出诸船，同时点火。这时风很大，全部烧向曹军水营。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死和落水溺死的很多，曹军大败。

另一部史书补充了一些细节，说曹操吃不准黄盖信中所说是真是假，还特地召见信使。

曹操亲口对送信的人说：“如果这封信是真的，将大大奖赏你，封你的爵位将超过其他人（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

还有一部史书补充说，到了交战的那天，黄盖先命人准备了轻舟十只，把干燥的荻草和枯柴堆在船上，浇上鱼油，用赤色的幔布盖着，在船上插上旌旗龙幡。这时江面上刮起了东南风，这十只轻舟在前，到江中心时升起帆。

黄盖手持火把，让部下冲对面大喊：“投降了！”“投降了！”

曹军将士闻听都出来观看，离曹军还有两里多地时，孙吴的各小船上同时点火，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烧向曹军的战船，并引燃了曹军在岸边的营寨（延及岸边营柴）。

周瑜趁势挥师跟进，一时间雷鼓大作，曹军大败。

另有一部史书记载，冲在最前面的黄盖被流矢射中，这时是冬天，江水寒冷，幸好黄盖被随后赶上的韩当所部救起，不过大家并不知道是他（不知其盖也），把他放在一张床板上。

黄盖迷迷糊糊醒来，强打精神叫了一声韩当。

韩当听见了，惊讶道：“这是公覆的声音啊！”

黄盖字公覆，看到他，韩当忍不住垂涕，马上为他换了衣服，黄盖才得以生还。

仅有上面这些零星史料似乎还勾勒不出来赤壁之战的全貌，但史书所载的确如此。

曹军大败，除了周瑜、黄盖使了诈降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疫病。

此战发生时，有一场严重的疫病正在曹操将士中蔓延，造成曹军严重减员，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

但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血吸虫病。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人一旦感染，就会出现发热、斑疹、丘疹、腹泻、腹水、腹痛、肝肿大等一系列症状，致死率很高。

这种病不经治疗无法自愈，血吸虫喜欢发生于多水地区，病虫依靠水源传播更快。湖北省的阳新县20世纪40年代有多达8万人死于血吸虫病，毁灭村庄7000多个，制造了许多“无人村”“寡妇村”“棺材田”。

曹军士兵多来自北方，水土不服，对疾病的抵抗力低，防护流行性传染病的意识也差，一旦疫情蔓延就无法控制。

但也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因为血吸虫病有一个潜伏期，在八至十周，曹军士兵在长江上行进总共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疑点。

另外，血吸虫在寒冷的季节发育缓慢，冬天一般不是其大规模爆发的时间。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外两种观点：疟疾和流行性斑疹伤寒。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考证和研究之中。

不管是哪一种，曹军因此受到重创是确定的，在遭到第一轮打击之后，他们也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

◎“消失”的北路兵团

按照曹操之前的部署，西路兵团和北路兵团两路夹击，目的地是夏口，而不是要在赤壁这个地方打一仗。

直到曹操兵败赤壁时都没有看到北路兵团的影子，这支人数众多的部队在赤壁之战发生时处于什么位置呢？是已经到达乌林与曹操亲率的西路兵团会合了，还是仍在行军的路上？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支部队应该还在预定的行军路线上，也就是在汉水一线，他们的目的地是江夏郡的夏口，本来曹操率领的西路兵团也是奔夏口去的，他们计划在夏口附近会师。被迟滞于赤壁是曹操没有料到的，所以北路兵团事先并没有接到改变行军路线来乌林会师的命令。

曹操在长江上与周瑜的水军一交锋就吃了败仗，于是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在此扎寨，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他下面要做的就是重新调整部署，让北路兵团火速向这里靠拢。

如果两大兵团实现会师，周瑜再聪明，老天爷再帮忙，孙刘联军想战胜曹军胜算都不会太大。

所以，当曹操在江面遭遇失败后，他并没有慌乱，甚至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很快在乌林建起了水陆两军大营。

这时候的曹操心情还颇好，他所写的组诗《短歌行》中的第二首《对酒当歌》就是在水营战船上聚会时写的，诗中写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意蕴沉雄，情调激昂，有哀伤，有沉思，但也有进取。诗的想象丰富，语言老练，浑然天成，可以说是曹操诗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根据这首诗描绘的情景看，曹操直到这时候还是从容不迫的，无论对未来还是眼前，他都信心十足，一副天下尽在掌握的感觉，这种心境与官渡之战期间的担忧、烦闷、头疼病时常发作的情况完全两样。

曹操甚至想到了周公，这位周文王的弟弟、周武王的叔父，被尊崇为元圣，孔子大加推崇并经常在梦中和他对话。在曹操看来，周公是个勤政爱民的典范，经常忙得一顿饭都吃不踏实，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在乌林的时候，曹操还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北路兵团的到来。

他恐怕已经做好了在这里过年的打算，因为此时离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顶多只剩下一个月了。

但周瑜却不想在长江边上过年，这样的年他过不起。

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必须出奇才能制胜，于是周瑜给曹操安排了一出诈降计。

这不仅需要高超的表演天赋，更要有极大的冒险精神。

周瑜赌了一把，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后，他赌赢了。

曹军的北路兵团也沿汉水南下，不过他们后来也与孙刘联军遇到了，打了一仗，尽管曹操和周瑜本人没有参战，这场战斗也很精彩，孙刘联军同样采取了火攻的办法，烧了曹军的竹筏，曹军败走。

这场战斗又叫浦口之战，当时北路兵团南下，他们遇到了头疼的问题，就是船只太少，为此临时造了许多竹筏，乘着这些竹筏到达浦口（无舡，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

浦口位于如今何在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汉水上，而不在长江上。

曹军到达这里，还没来得及渡江，孙刘联军就连夜密派轻船、走舸等100多艘，每艘50人划船，手持火炬，用火烧了曹军的战船和竹筏，一时火大起，火光照天，曹军败走。

如此一来，关于赤壁之战的一些事情也就清晰了：

关于战役的目标，曹操设定的是攻取夏口而不是要去消灭孙权，战前曹操的参谋人员甚至得出过孙权不会参战的结论，这是曹操仓促决定用兵的基础；

关于战役的过程，这只是一场发生在长江水面上不期而遇的遭遇战，而不是双方事先精密调度部署的一场大战役，整个过程都比较简单；

关于战役的规模，尽管曹军实力强大，但直接投入赤壁战场的兵力很少，仅是曹操亲自率领的西路兵团，总人数在8万左右，而孙权一方投入兵力为3万人，刘备、刘琦投入的兵力约2万人，这是一场5万人马打赢8万人马的战役，也可以说是以少胜多，但算不上兵力悬殊；

关于孙刘联军取胜的原因，曹操的大意轻敌是最主要的，曹军将士不服水土也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周瑜果断率军由樊口、夏口西进，在赤壁迎敌，从而避免与曹军两大兵团同时交战，打了个“时间差”，这也是取胜的关键。

对于第一点，也许有人并不同意，因为就在这场战役打响前，曹操曾给孙权写来一封信，按照信中透露的意思，曹操此次率兵东进是准备连孙权都一起收拾的。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不知道，只保存下来几句话：“最近我奉天子的命令讨伐罪臣，大军南下，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已集结80万水军，想邀请将军到孙吴会猎（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会猎，可不是打猎，而是邀你出来找个地方练练。

这是一封挑战书，按照信中的口气，曹操确实是打算进攻孙权的。但这只是曹操的恐吓，曹操担心孙权与刘备、刘琦联合，所以才写信来吓阻。

在此前曹操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明白，此次用兵只打夏口，从而将荆州最东边的江夏郡收复，孙权及其主力活动的柴桑属扬州刺史部豫章郡，距夏口有数百里，曹操如果真想在那里跟孙权“会猎”，也应该是在夏口之战结束以后。

况且，真要动手的话，还写不写信提前告知就很难说了。

◎曹操败走华容道

对赤壁突然烧起的大火，大家都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

曹操当然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有一劫，对周瑜和刘备来说，固然想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把火会烧得如此厉害，直接确定了战役的胜负。

曹军开始全面溃退，刘备的主力多驻扎在江北一带，他指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四处出击，截杀曹军。曹军的水军一旦弃船登岸战斗力大减，加上有不少人得了病，所以不少做了俘虏。

慌乱间曹操做出了一个也许比较奇怪的决定，他没有向北撤，而是向西撤，这似乎不明智。由赤壁对岸的乌林往西，就是茫无边际的云梦泽，到处是河湖、沼泽湿地，行动起来很不便。西边是江陵，有曹仁在那里驻守，曹操大概想率败兵尽快与曹仁会合。

但江陵距此尚远，从地图上看，他应该向北穿越云梦泽，迅速向汉水方向靠拢，那里有正在南下途中的北部兵团，与他们会师后，甚至可以迅速展开反击，不必休整即刻可以杀个回马枪，反败为胜的概率也很大。

曹操是没有地图，还是在慌乱中来不及看？他也许因为是从江陵来的，所以只想退到江陵去。

曹操率败军用了四天时间才走到华容县境内，道路泥泞，天气条件转坏，刮起大风，曹操下令让士兵背着草，遇到有水的地方填上草，马匹才能勉强通过。其间大家争先恐后，人马相撞，老弱病残的士兵被战马踩踏，有的陷入沼泽中，又死了不少人。

曹操败走华容道一事史书也有记录，这里在赤壁主战场的西面、长江的北岸，根据孙刘联军的分工，这里应该是刘备负责的方位，于是有了关羽立军令状守华容道但又感念当初曹操在许县的知遇之情而将曹操放走的故事，但这些在史书里并无记载。

不过，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这样的机会，刘备、诸葛亮是想置曹操于死地还是放他一马？

曹操是刘备的死敌，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取曹操的性命了。但这只是普通的认识，刘备已经成长为一代枭雄，诸葛亮是一位战略家，他们不一定会这么想。

这是因为，杀了曹操本人却远不能消灭曹操集团，曹操如果身死华容道，他的儿子曹丕或曹植、曹彰将很快继位，为了统一内部意志，也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更具有法理性，不管哪一个继了位，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曹操报仇，就像孙权三征黄祖为父亲孙坚报仇那样，不消灭刘备肯定不会罢休，刘备杀了曹操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战略空间和退路。

而从孙刘联盟来看，曹操如果真的死了，天下形势会向着暂时混乱的一面发展，为了防止刘备趁机壮大，孙权将会改变之前对刘备的态度，从联合刘备到防范刘备，孙刘联盟将不复存在，至少不如现在这样稳固。

刘备一方如果杀了曹操，将改变刘备与曹操以及与孙权的关系，联合孙权集团对抗曹操集团的目标将成为空想，如果益州的刘璋、辽东的公孙氏以及当时仍盘踞在关中地区的马超等人趁机搞乱天下，对于羽翼未丰的刘备来说，要在一片乱局中重新找到可靠盟友，那将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即使历史真给过刘备、诸葛亮一次华容道杀曹操的机会，以他们二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会轻易地去要曹操的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也许有一定合理性。

曹操退到江陵，此时他的西路兵团虽然损失惨重，但北路兵团却损失不大，曹操退保江陵后，北路兵团在襄阳一带。

荆州七郡的重心在江北的南阳郡、南郡，军事重镇有宛县、襄阳、江陵，这些地方依然在曹操的控制中，赤壁之战虽然惨败，但要说曹操的荆州战略彻底失败了，还为时尚早。

对孙权和刘备来说，在赤壁打赢的只是场遭遇战，任务才完成了三分之一，真正让曹操惨败的是后面的战斗。

孙权、周瑜、刘备和诸葛亮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抓紧时间发起了新的攻击，誓把曹操彻底赶走。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部署，逼迫曹操撤退。

一个是由周瑜、刘备指挥孙刘联军迅速追击到江陵，保持战略上的攻势，让曹军新败之后仍不得喘息；另一个是由孙权亲自出马，率孙吴的另一部主力在东线开辟战场，出击曹军控制下的合肥。

江陵战役和合肥战役同时开打，这个战略的确很高明，让新败后的曹操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尤其是出击合肥，是弱势一方挑战强势一方的大胆之举，目的并不在合肥，而是把曹操从荆州请出去。

曹操当然识破了孙刘的计谋，但他很无奈，因为赤壁之败严重影响到士气，而且疫病仍在蔓延，短时期内扭转荆州的败局没有把握，万一孙权在合肥搞出了名堂，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从曹操阵营内部来说，赤壁之战是近年来曹军败得最惨的一次，朝廷和地方上的反曹势力说不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绝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

想到这些，曹操决定把主力从荆州撤回去。但是，江陵和襄阳两个重镇他仍然不想放弃。

曹操任命曹仁为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由原属西路兵团的横野将军徐晃协助共同守卫江陵，原属北路兵团的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

之后，曹操率领其余主力北撤。

曹操刚走，周瑜率领数万人马就杀到了江陵城下，前锋数千人。当时的江陵城，仍然被失败的阴影笼罩，曹操率大部队撤走后，这里还能否守住，大家都有疑问。

曹仁和他的南部战区司令部秘书长（征南将军长史）陈矫等人登城察看敌情，曹仁觉得必须趁敌人新到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胜利提高队伍的士气。

为此，曹仁征集了一支300人组成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率领，主动出城迎击敌人。

牛金冲入敌阵后，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毕竟人数悬殊，一下子被吴兵围住，不能脱身。在城上观战的曹司令看到，让人牵过战马，他要亲自率兵解围。

陈秘书长一看司令员要亲自上阵，那还得了？赶紧跟身边的人上来阻拦。

曹仁不理，披甲上马，只率领数十名勇士纵马杀出城。城外有一条小河，曹司令跃马过了小河杀入敌人阵中，经过一番搏杀，将牛金一行救了出来。

但是，回过头再看，还有几个人仍然被围敌阵中没出来，曹司令二话不说再次杀回（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

最后，曹仁将他们全部救了出来，吴兵被敌方主将的这种气势震撼，于是退兵。

陈矫他们看傻了，见到曹仁，不由得惊叹道：“将军您真是神兵天将啊（将军真天人也）！”

◎曹军撤出江陵

曹仁虽然生猛，但改变不了江陵城下双方一弱一强的态势，总体形势是，孙刘联军很强大，曹军处于劣势。

周瑜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即今湖北省宜昌，这里本是益州牧刘璋占领的地盘，刘璋手下的将领袭肃率部投降，周瑜想把袭肃的人马编入横野中郎将吕蒙所部。吕蒙建议说袭肃是个人才，主动投奔，不宜夺其兵权，周瑜采纳。

夷陵被甘宁攻占后，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游的夹击，为此他分兵夷城攻打甘宁。对于救不救夷陵，吴将分歧很大，大家认为现在兵力不足，如果分兵，曹仁必来攻，首尾难顾。

吕蒙提出不同意见，他建议留下凌统防守，由周瑜亲率其他人解救夷陵，只要凌统能守住十天，就不会有问题。

周瑜接受吕蒙的建议，到夷陵大破曹军，曹军从夷陵退还。孙权任命吕蒙为偏将军、守寻阳令，也就是以副军长的身份兼任寻阳县县长。

曹军在江陵之战中唯一的收获是，在一次激战中周瑜亲自督战，结果右臂被曹军射中一箭，伤势很严重。

曹仁得知周瑜负伤，率军前来挑战，为了不影响士气，周瑜勉强挣扎着起来，到各营巡视。

而在合肥方向，仗打得同样激烈。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率一支主力由柴桑千里急行军，突然出现在合肥方向，曹操接到报告后大吃一惊。

孙权还命令张昭率一部人马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架势。

合肥的重要性一点儿都不亚于襄阳、江陵，如果孙权趁曹军新败赤壁的当口把合肥夺去了，曹操这一仗就成了“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但合肥路途遥远，曹军主力此前多向荆州战场集结，东南方向兵力薄弱，现在想马上增兵救援都来不及。

曹操接到消息后，只命令一个叫张喜的部将前往救援。张喜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此前驻扎在与扬州刺史部相邻的汝南郡，之所以现在把他派去，可能是他的防区离合肥最近，他带来的人马只有2000人左右，简直杯水车薪。

幸好，已故扬州刺史部刺史刘馥给合肥留下不少好东西，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刘馥生前加固了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了不少木石，没事时还组织人编草苫，积攒了成千上万个草苫，还有大量鱼油（鱼膏），这些物资都堆在城墙上。

孙权亲自率部猛攻合肥，这时老天爷帮忙，下起了连阴雨。攻城的人最喜欢下雨，而且最好是连阴雨，因为那时候城墙都是夯土结构，雨水一泡就得塌，所以过去的城墙需要经常维修。

合肥城虽然进行了整修，但也没有防水功能，被水泡得快要倒了（时天连雨，城欲崩）。危急关头，刘馥留下的成千上万个草苫发挥了作用，守城军兵把它们盖到城上，保护城墙。

不仅如此，储备的大量鱼油和木石也派上了用场，一到晚上城上就燃起鱼油火把，把城上城下照得一清二楚，让下面的人无法趁夜偷袭。而木石是给攻城敌人准备的，招呼爬墙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大木头和石块更过瘾的了。

因为刘馥有先见之明，生前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合肥城得以不失。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100多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刘馥死后，曹操任命原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温恢为新刺史，任命蒋济为副州长（别驾）。蒋济字子通，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之一，他当过郡吏，实践经验丰富，现在大约20岁。

蒋济悄悄建议温恢，对外诈称接到了张喜的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经到了雩娄。

蒋济还假装派人迎接援军，回来时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队进城，告谕城内军民，让大家增强信心；另外两个小分队故意让敌人捉去，并有意让敌人“缴获”伪造的张喜的书信。

孙权正因久攻合肥不下而郁闷，张昭那边进攻也受挫，没有攻下当涂，进退维谷。张昭独立带兵似乎只有这一次，看来学者改行要格外小心，不是读过兵书就是军事家。

孙权急了，想亲自冲锋陷阵（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这时接替张昭担任孙权秘书长（长史）的张纮赶紧死死相劝，孙权才打消念头。

恰在此时，孙权得到了俘获的书信，这让孙权犹豫起来，从荆州方向也传来情报，说曹军的主力有从江陵撤退的迹象。

孙权进攻合肥，目的就是让曹操从江陵撤军，孙权于是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撤退。

曹军要想长期守住江陵，确实太难了。

曹仁在江陵前后坚持了一年多，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部队，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到了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的下半年，曹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

曹仁撤走后，周瑜带伤指挥作战，迅速攻下江陵及其以东长江沿线的许多重要据点，从柴桑到夷陵一线的军事要地基本上都被孙吴占领。

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守江陵；任命程普为江夏郡太守，驻守沙羡；任命吕范为彭泽郡太守，驻守柴桑。

也就是说，今湖北省的宜昌市、荆州市、武汉市一直到江西省的九江市，近2000里的长江沿线全被孙权占领了。

如果赤壁之战理解为一场战役而不只长江江面上的那场遭遇战，那么赤壁之战至此才算真正结束，在前后一年多时间又发生了若干场大大小小的战斗，才构成了整个战役。

战前曹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荆州，实力倍增，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上的优势。面对惊慌出逃的刘备以及实力明显不足的孙权，曹操完全有必胜的把握。

这一仗本来并不难打，至少比官渡之战好打，比北征乌桓也好打。但是，曹操在官渡赢了，在乌桓人那里也赢了，唯独在这里输了。

赤壁之战成为一个转折点，一路势如破竹般攻城略地的曹操不得不放下扩张的脚步，以更大的耐心与孙权和刘备这两个对手纠缠，这个时间还将很长很长。

对孙权和刘备来说，此时大概并没有幻想凭一战而“三分天下”的想法，他们现在距这个目标还挺远。赤壁之战的结果，只不过是“三分荆州”，曹军退出江陵后仍占据着荆州北部的襄阳、樊城等要地，荆州刺史部的整个南阳郡还都在曹军手中，而孙权和刘备在战后只是各占了荆州的一些地方。

◎“借荆州”的真相

都在忙着打仗，有一个重要问题被孙权和刘备忽略了：作为军事上结盟的双方，一般都会在缔结盟约前对战后的利益如何分配做出明确的安排。

也许在当时情况下克敌才是最急迫的，不容想这些问题，但现在曹操被打败，退出了江陵，荆州大片土地等待重新划定势力范围，矛盾也慢慢产生了。

孙权的动作快，连续任命了三个太守，从夷陵到柴桑，沿长江的地带全部纳入自己的辖区，完全无视盟军的存在。

孙权任命程普为江夏郡太守后，刘备的活动空间更显局促，之前江夏郡太守是刘琦，为了不与孙权争锋，刘备赶紧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自己主动退出夏口。

刘备离开夏口后将大本营安在了一个叫油江口的地方。这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地方，属南郡。南郡太守现在是周瑜，孙权、周瑜为了安抚刘备，“主动”把南郡长江以南的部分划归刘备，但作为战胜方之一，刘备得到的回报就这么一点儿，未免有点欺人太甚。

而且，南郡在长江南岸的部分与半个南郡还有很大差别，南郡的三分之二在江北，三分之一在江南，在江南的部分，至少五分之四是荒无人烟的山区，刘备得到的那一点儿，确实少得可怜。

由江陵沿江而下约百里就是油江口，这里完全是在周瑜强大军事力量的监督之下。

面对如此不公，刘备忍了，因为实力决定一切，他周旋于各路强人之间多年，早已习惯这些，发牢骚、摆委屈都是没用的废话，有本事就自己强大起来，把对手灭了。

现在不仅不能表露出不快，还要跟孙权搞好关系。诸葛亮建议刘备不妨再主动些，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换取孙权的支持。

表奏是报备，不是报批，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当然得朝廷任命。可朝廷在曹操手里，让它任命是不可能的，只能备案了。

既然只是备个案，这个表奏还有价值吗？有。

因为这得看是谁来表奏的，虽然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表奏别人当官，既然程序上是非法的，区分别的也就没有意义。但是，尽管是一场游戏，谁来操办又有不同的分量。就拿这个车骑将军来说，孙权尽管很想要，但如果是他手下的人出来表奏的话，他宁愿不要，因为那将被人耻笑。

如果是刘琦表奏的，虽然路数是对的，但成色差了很多，而朝廷正式任命过的左将军刘备出面，那就不同了。

所以，这个东西孙权最想要，而目前只有刘备能给。

刘备不仅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把孙权表奏为车骑将军，而且索性把空头人情做得更大，同时表奏孙权兼任徐州牧。

徐州是曹操的地盘，刘备除了送顺水人情，还有挑事的嫌疑。

对于刘备的好意，孙权欣然接受。之前他只是朝廷正式任过的一个杂号将军，相当于军长，弄得他挺别扭，手下一帮将领只能给个偏将军、裨将军、校尉什么的，现在自己升了，大家也都可以跟着往前挪挪窝。

孙权从此便以车骑将军自称。

刘备做这些是有现实考虑的，因为刘琦的身体不好，快不行了。刘琦是刘备打的另一个招牌，他同样以表奏的方式让刘琦当荆州刺史，利用刘氏在荆州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琦也算是孙刘联盟的重要一方，又是刘表的长子，孙权尽管不情愿，也得给面子。

如果刘琦死了，这个招牌也就没了，孙权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现在，先对孙权做好了那些铺垫，刘琦即使死了，孙权纵然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把荆州牧这顶帽子拿走。

果然，刘琦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孙权作为回报，表奏刘备为荆州牧。

刘备便将荆州州政府设在油江口，将此地改名为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名义虽然有了，但此时的荆州主要在孙权和曹操手里，刘备这个州长（荆州牧）能有效管理的地方只有公安附近而已。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但这样的事必须跟孙权去谈，而且只能当面谈，为此刘备决定专程去见孙权一趟。

孙权现在已经回到了京口，听刘备说要孤身深入京口，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诸葛亮深表忧虑，劝他不要去，以免遇到危险。

但是刘备执意前往，可见局促于公安一地，他真有点儿急了。

接到报告说刘备想来京口，孙权也吃了一惊。孙权当然不能拒绝，刘备于是到了京口。

刘备在京口见到了孙权，赤壁战火已熄，两大盟主才第一次相见。刘备开门见山说出来意，孙权无法当面给出答复。他告诉刘备先不着急，在京口好好休息休息、游玩游玩，他要与属下们商量商量。

孙权是从合肥退军后来到京口的，他没有回柴桑，也没有回原来的大本营吴县，他把新的大本营就设在了京口。

宋人王安石有一首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的京口，就是这个地方。

此地距曲阿不远，具体位置在今江苏省镇江市附近，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其实那时候它并不叫京口，孙权迁大本营于此后改此地为京，也称京城，后代修建的大运河从此地穿过，成为运河的入江之处，人们才称它为京口。

孙权迁居京口，主要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目前孙吴的地盘已跨有扬、荆二州的十来个郡，吴县太靠东，迁到京口进出就方便多了。吴县在苏州，京口在镇江，现在从镇江到苏州走高速公路大约160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程应该接近200公里，相当于汉代570里，可以节省出好几天时间。

地盘扩大，人马增加，管理得跟上，孙权组建了车骑将军府，除原讨逆将军府一部分人改任外，还任命了一批新人，统一管理辖区内的军政事务。

张昭长期担任孙权的秘书长（长史），这个职务只有刺史、州牧或者三公、将军开府时才有，所以张昭的长史应该是孙权讨逆将军长史。孙权改任张昭为车骑将军军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昭为军师）。军师不能理解为幕僚或参谋长，它是汉代一个常见的官职，可以细分为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等，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就长期担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

不过张昭的任命只是军师，这个职务不带兵，只掌管监察军务，张昭从此由前台走向后台，并距孙吴的核心决策层渐行渐远。赤壁之战以全胜而结束，张昭内心里恐怕多少会产生羞愧吧？

孙权任命全柔为车骑将军府长史，接替张昭成为“大管家”，全柔是全琮的父亲，全琮是孙权的女婿，他们还是亲家。长史之下设有主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孙权任命了吴郡人张敦，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

除了长史、主簿，还有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很重要，一个是西曹掾，一个是东曹掾，西曹和东曹都管人事，只是分工不同，好比人事局和组织部，孙权任命步骘为东曹掾，任命张承为西曹掾。

步骘是孙权步夫人的族人，因为步夫人也很受宠，所以步骘得到了孙权的格外关照。张承是张昭的儿子，任命他为西曹掾，多少是对老同志的安慰吧。

胡综、是仪、徐详等人继续掌管机要。车骑将军府还设有军司马一职，分管军事事务，与长史地位相当，孙权任命滕耽为右司马。滕耽是孙权另一个女婿滕胤的伯父，他和前扬州刺史刘繇是同乡并有通家之好，依附刘繇避乱于江东，为人宽厚。

孙权刚刚在京口安顿好，刘备就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让孙权确实不好马上回答，而孙权的手下们就此问题也发生了分歧。

对刘备借地盘的请求，一派主张拒绝，一派主张同意。

周瑜持坚决拒绝的态度，他还在南郡，听说此事后立即给孙权写了封密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周瑜在信中写道：“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我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多给他安排一些美女陪伴，让他整天吃喝玩乐（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起来，我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

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

时任彭泽郡太守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把刘备扣留，不要放他走（范密请留备）。

但是鲁肃却反对这么做。据《汉晋春秋》记载，鲁肃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个对手，给自己添个盟友，这才是上计（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让之上也）。

鲁肃的考虑是，赤壁大败后，曹操把主攻方向放到了东线的合肥，目前正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向孙吴发起攻势，荆州虽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保东线，现在既无力量增兵荆州，所以不能与刘备闹翻。

只要孙刘联盟在，曹操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在荆州一线就得保持足够的兵力，这样东线的压力可以减轻。

孙权当然知道刘备是什么人物，吕布、袁绍、曹操都玩不转的人他怎敢小瞧？但孙权同意鲁肃的看法，有曹操这个强敌在，他对刘备就强硬不起来。

最后，孙权同意了鲁肃的建议，决定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把自己占领下的南郡让给刘备。

孙权让给刘备的是半个南郡，让地盘的事也只有这一次，这就是“借荆州”的由来。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使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一紧张笔都掉到了地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成了孙家的女婿

刘备的京口之行确实是一次冒险之旅，所以他也不敢多留，赶紧回荆州。

临行前，孙权携张昭、鲁肃等十多人乘坐飞云大船相送，又在船上举行宴会叙别。

宴罢，张昭、鲁肃等出去，孙权单独与刘备密谈。

谈话中，刘备故意感叹道：“公瑾此人文武兼备，是天下少有的俊才，我看他志向远大，恐怕不是能久居人下之人啊（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后世有史学家看到这里忍不住发出了感慨，认为刘备此言有失厚道，到人家那里做客，目的也达到了，还不忘挑拨离间一把（刘备咸欲谮之）。

刘备不喜欢周瑜，因为周瑜是江东的鹰派，看着这个人在自己眼前晃悠，刘备总感到不舒服。孙权虽然答应把南郡让出来，但作为南郡太守的周瑜能不能顺利执行这项决定，刘备感到担忧。

但是，刘备有所不知，周瑜与孙权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周瑜是孙权目前最依赖的人，谁也无法挑拨他们的关系。

江东的情况比较特殊，一部人是孙坚的旧部，一部人是孙策发现和提拔的，还有一部分是孙权自己看中和培养的，大家虽然比较团结，但难免也有心结，孙权主要倚重的是新崛起的一代，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人承前启后，周瑜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不知道孙权听了刘备的话是如何反应的，但这次谈话的效果似乎不佳。

刘备回来后，对亲随说：“孙将军这个人长得上身长、下身短（孙车骑长上短下），这样的人不可能居于人下，我可不想再见到他了。”

刘备立即离开京口，并让手下人马不停蹄往回赶（乃昼夜兼行）。

庞统不久后也来到京口，后来投奔了刘备。刘备听说他了解一些江东的内部情况，就问他，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自己扣下，有没有这事。

庞统如实相告：“确有此事。”

刘备深感后怕：“当时情况很严峻，因有求于孙权，不得不亲自前往，没想到差点儿落入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当时孔明竭力劝我别去，担心的也是这个。我主要考虑到孙权最大的威胁在北面，还希望引我为外援，所以才敢去。看来这是一次冒险行动，不是万全之策。”

周瑜的建议虽然没有得到孙权的采纳，但他仍然未放弃在荆州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在撤出江陵前，他回了一次京口，当面向孙权陈述自己的意见。

关于荆州问题，周瑜提出了构想：“如今曹操刚刚遭受惨败，内部也不稳定（忧在腹心），他已没有能力发起主动进攻。我请求和奋威将军率兵进取西蜀，拿下西蜀后，进而取张鲁，之后留下奋威将军守在那里，并与马超结援，我回来和您一起占据襄阳，北攻曹操，大事可成。”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周瑜想趁曹操无力南下之机去取益州，之后再取汉中，这样孙吴的势力就连有长江的上中下游，地跨扬、荆、益州，以汉中、成都、襄阳等为依托，向北方的曹操发起全面进攻。

周瑜还提出了联合马超的设想，马超是凉州军阀马腾的儿子，经过多年的经营，目前已整合起凉州一带的势力，并且联合了盘踞在关中地区的多路割据力量，发展势头很猛，成为曹操眼下最头疼的心腹大患，曹操正准备集中兵力予以讨伐。

这个方案让人觉得有点儿熟悉，它几乎是诸葛亮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的全部内容，从气势上说还超过了《隆中对》，在对局势的把握分析方面，周瑜和诸葛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奋威将军指的是孙瑜，周瑜毕竟只是偏将军，伐蜀这样的大事他特意把孙瑜拉出来，让孙权更放心。

周瑜的计划得到了孙权的批准（权许之），孙权让周瑜回江陵准备。如果后面的事按照周瑜的计划进行，那天下将没有三分，可能只有二分了。

刘璋暗弱是有目共睹的事，以孙吴此时的实力和士气一举拿下益州胜算还是很大的，益州被攻下，汉中的张鲁要么倒向曹操，要么被孙吴吞并，而刘备此时还处在发展阶段，正忙着到荆州南部抢地盘，独立攻打益州还是奢望。

可惜，天不成事，年仅36岁的周瑜还没有回到江陵，就病逝于途中的巴丘。一般认为他的英年早逝与当初在江陵城外所中的那一箭有关。

周瑜比孙权大7岁，孙权把他视为兄长，他对孙权很尊重。开始时，孙权名义上只是一个将军，大家跟他在一起时礼节还很简单，只有周瑜每次见孙权都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周瑜对孙权忠心耿耿，所以孙权放心地把最精锐的主力交给他指挥，在周瑜主持荆州事务期间，曹操曾产生过拉拢周瑜归降的想法，他派蒋干到江陵来见周瑜，做策反工作。

关于这件事，史书记载与小说故事之间也有很大不同。

根据史书的记载，蒋干字子翼，是九江郡人，跟周瑜是老乡，可能过去也有过交往。蒋干仪表堂堂，口才很好（有仪容，以才辩见称），在江淮一代无人能比。蒋干到了周瑜那里，周瑜已知他的来意。

没等老朋友开口，周瑜先说道：“子翼辛苦呀，远涉江湖是来为曹氏当说客的吗？”

蒋干先被将了一军，只得说：“我跟足下是老乡，这么多年未见，很是想念，只来叙旧，并没有别的意图（故来叙阔，并观雅规）。”

就这样，周瑜先把蒋干的嘴给堵上。

之后，他们一块吃饭，饭后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还让侍者拿出来服饰珍玩向蒋干展示，周瑜还发表了一番他对人生的感悟。

周瑜对蒋干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对外有君臣之义，对内好比是骨肉兄弟，言听计从，祸福与共，这样的情谊，是什么都无法动摇的啊！”

蒋干始终笑而不答，也没有说任何劝降的话。

蒋干回去后向曹操报告了情况，说明周瑜雅量之高不是言辞所能策反了的（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也）。

周瑜不幸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口，孙权悲恸欲绝。

孙权流着泪对大家说：“公瑾有王佐之才，却如此短命，我今后依赖谁？”

孙权亲自素服举哀，悲伤之情让左右感动。

周瑜归葬，孙权亲自到芜湖迎接他的灵柩。

周瑜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后来嫁给孙权的长子孙登为妃，长子周循娶了孙权的女儿为妻，曾任骑都尉，次子周胤也娶了孙氏宗室的女儿为妻，被授予兴业都尉。

周瑜死了，他提出的西进益州计划就暂时搁置了，孙吴的军队从江陵等南郡地区撤出，刘备拥有了整个南郡。

周瑜虽然只是南郡的太守，但他其实还是孙权荆州方面的总负责人，他去世后，需要有人接替他负责荆州事务。

周瑜临终前给孙权写信，推荐鲁肃接替自己，认为鲁肃为人忠烈，临事能当机立断，因而推荐他来代替自己（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周瑜在信中还写道：“当今天下还有战事，这是我内心里早晚都忧虑的事，希望陛下思虑忧患于没有来临之时，然后再享安乐。（原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现在已经和曹操成为敌人，刘备近在公安，边境相邻，百姓未附，应该选拔良将镇抚。鲁肃的智慧和谋略都足以胜任，请求让他代替我，这样，我死后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于是，孙权任命鲁肃为师长（奋武校尉），在此之前，鲁肃的职务是赞军校尉，不过那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由于鲁肃资历尚浅，所以暂时当校尉，这一职务比偏将军低，还不如中郎将，孙吴一大批将领军职都比他高，但就实际职权而言，鲁肃此时的地位很高，实际负责着孙吴在荆州方向的事务。

鲁肃赴荆州上任，南郡让出后，鲁肃将指挥部搬到江陵下游的陆口，此处在今湖北省蒲圻西北，鲁肃在这里治理地方，发展军务，很有成效，所统率的人马由接手时的4000人左右发展到1万多人，后来孙权划出自己一方占有的长沙郡以及周边一部分地区新设了一个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郡太守，军职升为副军长（偏将军）。

如果周瑜是鹰派，鲁肃就是鸽派，在鲁肃主政荆州期间，孙刘关系总体不错。

在鲁肃的促成下，孙权与刘备还联上了姻。

就在周瑜去世前的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身边也有一个重要的人去世了，她就是刘备的夫人甘氏。鲁肃抓住机会，建议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加深业已存在的同盟关系。

这桩政治婚姻很有名，但史书的记载却极简单，孙权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无确考，有的说她叫孙仁献，不太像女人的名字，也有叫她孙仁、孙尚香的，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而是个女汉子。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性格像她哥哥孙策和孙权（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100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战（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但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诸葛亮走上新岗位

孙权让了一步，尽管是一小步，但对刘备来说也是极为宝贵的，刘备抓住机会，迅速扩充地盘。

刘备当过平原相，那是公孙瓒任命的，说没就没了；当过徐州牧，那是地方势力推举的，说变就变了；当过豫州刺史，那是吕布一时不忍心送给他的，说完也就完了。

这一次是实实在在的地盘，是拼了命打出来的，所以分外珍惜。每占一地，刘备都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去管理和经营，这种感觉很踏实。

刘备不仅拥有了整个南郡，而且马上派人到长江以南，以荆州牧的身份抢占了荆州的江南四郡，即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在地图上看这四个郡的面积很大，远远超过北方的三个郡，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几个省区。

武陵郡的太守叫金旋，长沙郡的太守叫韩玄，桂阳郡的太守叫赵范，零陵郡的太守叫刘度，他们都是刘表任命的，刘表死后曾短暂地归服于曹操，曹操撤走后，这四个郡实际上处于自治状态。

刘备派诸葛亮、赵云等人收服江南各郡，进展得很顺利，除武陵郡外，其他几个郡都投降了。

武陵郡太守金旋拒不投降，战败被杀。

刘备提升赵云为副军长（偏将），兼任桂阳郡太守（领桂阳太守）。

桂阳郡原太守赵范投降后一心巴结赵云，他的嫂子樊氏长得很漂亮（有国色），而他哥哥已死，嫂子寡居。赵范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被赵云拒绝。

赵云不想伤赵范的面子，推辞道：“我和你同姓，你的兄长就好比我的兄长一样，怎能娶兄嫂？”

有人劝赵云接受，赵云说：“赵范是被迫投降的，心里怎么想还不知道（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天下女子多得是，不必着急。”

赵云看来很有头脑，因为后来赵范果然逃亡了。

在收服长沙郡的过程中，刘备又得到了一员猛将，名叫黄忠，他是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刘表时担任师长（中郎将），和刘表的侄子刘磐一块驻守在长沙郡。曹操到荆州后，有意拉拢黄忠，升他为副军长（裨将），仍然驻守原地，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

韩玄投降刘备后，黄忠也投身到刘备阵营，他作战勇敢，战绩卓著，身为高级将领经常带头冲锋陷阵（忠常先登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和赵云齐名的猛将。

这段时间，诸葛亮有了第一个正式头衔——军师中郎将。

这是一个武职，相当于师长这一级，关羽这时已升为军长（荡寇将军），张飞也是军长（征虏将军），下面的赵云、黄忠相当于副军长，中郎将比他们都低。

这与人们印象中的情况不太一样，但以诸葛亮的年龄和资历，中郎将一职已经不算低了，不是刘备对他不重用，相反这是刘备对诸葛亮的破格提拔。

这个职务虽然以“军师”冠名，但它不是属官，而是主官，刘备没有把诸葛亮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让他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领兵驻扎在外地，让他负责征调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以备军用（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这段时间刘备手下人马增加很快，仅靠南郡无力保障后勤供应，新收的江南四郡面积广大，虽然在当时农业生产尚欠发达，但如果好好经营，潜力也很大。之前诸葛亮提出过游户自实的建议，在他看来赋税难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籍登记制度不严格，大量人口不在编，因而不交税，增加税赋要先从重新登记人口做起。

这个问题到了江南各郡更显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史书虽然未做进一步交代，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到了江南后，一定想尽办法发展当地经济，同时加强人口管理，打牢统治基础。

诸葛亮到了江南，长驻于临烝这个地方。

湘水上有一条支流叫烝水，又称承水，其与湘水交汇之处即临烝，位置在今湖南省衡阳市附近。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驻扎在此地，是因为这里正好处在零陵、长沙、桂阳三郡交会处，方便联络。

但是，此地距刘备常驻的公安很远，有1000多里，日常事务只能由诸葛亮临机处理了。

刘备夺取的江南四郡里还有武陵郡，为何不在诸葛亮所督范围之内？武陵郡在江南四郡的最西边，面积几乎相当于其他三郡的总和，但在当时这里更为偏僻落后，是所谓蛮夷之地。在刘备夺取江南四郡的过程中，唯有在武陵郡遇到了抵抗。

推测起来，刘备可能考虑到武陵郡情况的复杂和特殊，加上位置相对其他三郡更偏远，所以把武陵郡划出来单独管理，让诸葛亮专心处理其他三郡的事务。

诸葛亮在临烝总共居住了三年左右，这个时间不算短。

在此期间，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来往于三郡之间，他既协调监督三郡的赋税征调，又对地方治理提出建议，为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开展，在他常驻临烝时，也应该有直属于他统率的一支军队。

这就是赤壁之战后的几年里30岁左右的诸葛亮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既不是常在刘备身边的军师，也不是统率江南的地方大员，他所做的是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工作。

至于他的地位，确实还不如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高，甚至比不上新投降的黄忠。作为赤壁之战的重要功臣之一，刘备对诸葛亮仅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意味着对诸葛亮的不信任和不重视呢？

恰恰相反，这说明刘备对诸葛亮很重视，也很信任，对于年轻的诸葛亮来说，中郎将的任命已经是破格提拔了。

曹操手下的首席智囊荀彧出身于颍川世家，投奔曹操时比诸葛亮现在的年纪还大，曹操把他比作自己的张良，但在职务安排上开始也仅是个司马，相当于团长。周瑜是孙权兄长孙策的莫逆之交，辅佐孙权后屡立功勋，开始的职务也仅是个县长。

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不仅曹操、孙权、刘备这些群雄如此，而且他们身边那些左膀右臂更是如此，诸葛亮一参加工作就得到了中郎将的职务，放在哪里都不算低了。

更何况刘备把诸葛亮派到江南执行的是重任，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做进一步培养和锻炼。

可惜的是，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诸葛亮具体做过哪些事，史书没有更多记载，只有从一些地方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记录：

耒阳县有侯计山，相传诸葛亮曾在此憩兵，故也称此地为侯憩山；

安仁县有相公山寨，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屯兵；

黔阳县有诸葛营，相传诸葛亮在此招抚过绥谿洞诸蛮；

东安县有诸葛岭，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地驻扎过。

在以上记载中，耒阳、安仁、黔阳、东安等地分属各郡，除耒阳距临烝稍近外，其他各地均较偏远分散，说明诸葛亮督察三郡期间活动范围很大。

黔阳县位于零陵郡、武陵郡的交界处，那里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当时统称为蛮夷或诸蛮，诸葛亮曾率兵来此招抚他们，这为日后他实施更大范围的少数民族治理活动进行了探索。

总之，在江南的这三年时间里，诸葛亮做的工作不仅收税征兵那么简单，还涉及民政和军务，在这两方面诸葛亮都有了难得的锻炼。

在走出隆中前，尽管他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但书本上的知识毕竟需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由于史料欠缺等原因，人们对诸葛亮这三年的经历往往重视不够，但在其成才道路上，这段经历其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招英才聚麾下

在向南发展的同时，刘备加快向北拓展的步伐。关羽升任荡寇将军后，刘备让他兼任襄阳郡太守，驻扎在江北；张飞升任征虏将军后，兼任宜都郡太守，以后又转任南郡太守。

襄阳郡、宜都郡都是刘备新设的，襄阳过去是南郡的一个县，目前还在曹操手中，刘备设置襄阳郡，具体所辖虽不可考，但应该是分南郡一部分地区所设，目的是加强对江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与襄阳的曹军抗衡。宜都郡的治所在枝城，主要辖区是原南郡的西部地区。

直到这时，荆州的总体格局才算落定，仍以荆州七个郡的版图看，曹操占有整个南阳郡和南郡的一小部，孙权占有江夏郡和其他一些地方，刘备占有大部分南郡以及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和武陵郡，三家瓜分了荆州。

刘备新设了襄阳郡、宜都郡，孙权也设了彭泽郡、汉昌郡，曹操新设了章陵郡、南乡郡，荆州的格局变得复杂。

“三分荆州”就这样完成了，但还算不上三分天下。

对刘备来说，辛辛苦苦的努力总算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从“三分荆州”开始，他事业的转折点才真正到来了。

除了地盘，刘备最大的收获还有人才。

早在刘备从襄阳撤出时，就有不少荆州士人投奔他（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在南郡立足后，由于有荆州牧这个头衔，可以设置办事机构，公开任命官职，投奔他的人更多了。

诸葛亮在荆襄一带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为刘备招揽人才提供了很大帮助。诸葛亮的同学向朗之前在刘表手下做事，被刘表任命为临沮县长，可能也是在诸葛亮的推荐下，被刘备委以重任，让他负责秭归、夷道、巫县、夷陵四个县的军务和民政。

这四个县包括了南郡的整个西部地区，也是荆州的西大门，周瑜占据南郡期间这里是孙吴重点经营的地方，吴军撤出南郡后，刘备加紧了对这一带的经营，为将来西进益州做准备。

荆州有七大家族，分别是蒯、蔡、庞、黄、马、习、杨氏，诸葛亮和他们也多有交往，除了和庞、蔡、蒯、黄氏有姻亲关系外，马氏的马良、马谡兄弟，习氏的习祯，杨氏的杨颙、杨仪兄弟，受诸葛亮的影响或推荐，纷纷来到刘备身边。

马氏多俊才，襄阳一带有民谣“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说马氏兄弟五个都是人才，其中眉宇间有一撮白毛的那个最优秀，也就是马良，他比诸葛亮小六七岁，很早便与诸葛亮相识，诸葛亮曾在信中称他为“尊兄”，这个称呼只用在同辈中比自己年长者。裴松之由此推断，马良可能与诸葛亮结拜为兄弟，或者有某种亲戚关系（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

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那时年龄更小，他们兄弟俩投奔刘备后，都被刘备任命为州政府里的处长（从事）。

习祯的才华也很高，比庞统差一些，但比马良高（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他的先祖习郁称臣于光武帝刘秀，被刘秀封为襄阳侯。习家住在襄阳城南至宜城之间的冠盖里一带，家世显赫。

习祯的妹妹嫁给了庞统的弟弟庞林，庞统是诸葛亮二姐夫庞山民的从兄弟，习祯跟诸葛亮还带点转弯的亲戚关系，他投奔刘备后，职务不详。

出身于荆州另一大家族杨氏的杨颙和杨仪后来都在蜀汉担任过重要职务，尤其是杨仪，名气很大，他们也是这一时期投奔刘备的，只是开始的职务也不详。

这一时期被刘备延揽的荆州人才，还有廖立、蒋琬、魏延等人。

廖立是荆州刺史部武陵郡人，当时还不到30岁，刘备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州政府里的处长（从事），后来提拔为长沙郡太守。

蒋琬是荆州刺史部零陵郡人，少时好学，聪明过人，长得仪态轩昂，气度不凡，因为有才学而知名于当地。

魏延是荆州刺史部江夏郡人，是一员猛将，但那时他的地位较低，入蜀时他仅以部曲的身份随行。

诸葛亮的同学庞统也来到刘备的身边，他护送周瑜的灵柩到江东，后来又回到了荆州，这时南郡已归刘备所有，庞统原来担任的南郡政府人事处长（功曹），大概刘备已任命了其他人。

庞统回来后，刘备还算客气，改任他为耒阳县令。庞统不是当县令的人，在耒阳干得不怎么样（县不治），刚好诸葛亮那段时间也不在刘备身边，庞统被免了官。

刘备对庞统应该不陌生，当初司马徽向他推荐人才时，除了诸葛亮外还推荐了庞统，认为他们一个是龙，一个是凤，不相上下。刘备轻视庞统，要么是和庞统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不佳，要么是想先考验一下这位凤雏。

在陆口的鲁肃听说这件事觉得可惜，专门给刘备写信：“庞士元非百里才也，最少也要让他任治中、别驾这样的职务，才能尽其所能（始当展其骥足耳）。”

身在外地的诸葛亮知道了这件事，也专门写信向刘备进言，推荐庞统。有鲁肃和诸葛亮的共同推荐，这才引起刘备的注意。

刘备于是单独约庞统交谈，这次谈得很深入，庞统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的才慧，谈完刘备大为高兴，对他深为器重，任命庞统为州政府人事处长（治中从事），对他信任的程度仅次于诸葛亮（亲待亚于诸葛亮）。

在这次谈话中，庞统对刘备说：“荆州已经残破，东有孙吴，北有曹氏，想以此为鼎足之计，已难实现。益州国富民强，人口上百万，兵强马壮，可以借以成大事。”

这个见解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相一致，刘备已全盘接受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对庞统的这番话应该也是赞同的。

但刘备不想这么早暴露战略意图，所以嘴上说：“我和曹操势如水火，他急，我宽；他暴，我仁；他诡，我忠。只有与曹操不一样，事情才能成功。所以，夺取益州难免失信义于天下，我不能取。”

庞统听了不以为然，继续说：“现在是讲究权变谋略的时代，不是固执一面就能成就大事（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并弱小，攻取愚昧，这就是春秋五霸的事业。逆取顺守，推行善政，待大局已定，给原来的主人以优厚的待遇（事定之后，封以大国），又何妨于信义呢？如果不取，终落入别人之手。”

庞统与诸葛亮不愧为同一位名师教出的两位高足，对时局的见解异曲同工。刘备听完虽然没有立即表态，但心里进一步坚定了西取益州的信念。

在江南期间，诸葛亮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才，但刘备对这个人的印象却不太好。

这个人是刘巴，荆州世家出身。他的祖父刘曜曾任苍梧郡太守，父亲刘祥曾任江夏郡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天赋极高，少时便知名。

不知道什么原因，刘表有点讨厌刘祥，借故把刘巴抓了起来，要杀他，后来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不仅没杀刘巴，反而任命他为郡里的署户曹史，当时刘巴仅18岁。

刘巴官不高，在荆州的名气却不小，刘备寓居荆州期间曾经派一个叫周不疑的人到刘巴那里求学，刘巴很不给面子，拒绝了。

周不疑是何人，刘备为何派他去拜刘巴为师，这些均不详。但此事让刘备对刘巴的第一印象严重不好。

刘备占有江南，大批荆州士人纷纷投奔，但刘巴独北上投奔了曹操，曹操征辟他为丞相府里的处长（丞相掾），由于他是江南人，曹操便派他回老家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备完全占有了三郡，刘巴无法完成曹操交付的使命，于是打算远走交州避难。刘巴知道诸葛亮在临烝，于是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

刘巴在信中写道：“我虽乘危历险，无奈此地到处是秉义之民，承天之心、顺物之性不是我能劝动的。如果已经道穷数尽，我将托命于沧海，不再回荆州了。”

从这封信推断，刘巴奉曹操之命来江南，似乎曾试图说服诸葛亮归顺曹操，刘巴也因此与诸葛亮相识。无奈诸葛亮意志坚决，刘巴觉得无望，便向诸葛亮告辞。

诸葛亮认为刘巴是个人才，就写信劝他道：“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意人事该何去何从，应该能看清了（天人去就，已可知矣），先生干吗还要去别处？”

诸葛亮劝刘巴投奔刘备，但刘巴不肯，回复道：“我接受任务而来，不成自然得回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先生何必多此一问（足下何言邪）？”

这件事让刘备知道后，对刘巴印象更差了（先主深以为恨）。

但是，山不转水转，刘巴先去了交州，后又辗转到了益州，终于来到了刘备的手下，这是后话。

总的来说，赤壁之战改变了刘备的命运，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刘备有了自己的地盘，势力不断壮大，虽然还远不如曹操，但逐渐向孙权追赶。

但荆州显得有些小了，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刘备还得与孙权、曹操你争我夺。

刘备的志向显然不是“三分荆州”就能满足的，他心中的目标，至少是诸葛亮早年为他规划的“三分天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英雄记．新霸主崛起／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60-7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325号

三国英雄记．新霸主崛起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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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0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60-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时不我待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

◎孙吴迁都建业

◎孙权开疆拓土

◎五星聚舍再兴兵

◎李严又出新难题

◎一场“及时雨”

◎几个不省心的人

◎谁来接替大将军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名将命丧木门道

◎谁杀死的张郃

第二章　秋风五丈原

◎君臣“义务劳动”

◎一群浮华子弟

◎老臣们看不下去了

◎弹劾托孤大臣

◎木牛与流马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驻兵五丈原

◎激将法无法奏效

◎一代英才陨落

第三章　国运浮沉

◎“魏延谋反”事件

◎一派胡言乱语

◎气性大的杨仪

◎孙权大为紧张

◎辽东出了状况

◎公孙渊放手一搏

◎都是“演技派”

◎又下了一场大雨

◎司马懿平定辽东

第四章　权力的毒药

◎白屋急诏再托孤

◎两个秘书显神通

◎皇帝的禁卫军

◎司马懿被架空

◎统统换上自己人

◎“台中有三狗”

◎没事瞎折腾

◎还得老将出马

◎吴军四路出击

◎从放牛娃到一代名将

第五章　决战时刻

◎魏军的悲哀

◎兵进傥骆道

◎突然来了场日食

◎毫无反省之心

◎不能忍，也得忍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一个不祥之梦

◎又一次装病

◎大风刮起来了

◎看准机会就动手

◎“驽马恋栈豆”

◎“大眼哥”错传情报

◎恭喜你，答对了

第六章　抵抗者联盟

◎庆幸中的惶恐

◎拒绝当丞相

◎魏军重现辉煌

◎王司空不敢上任

◎司马懿引蛇出洞

◎第一次淮南之叛

◎又是一场大清算

◎司马懿病逝洛阳

◎遭遇东兴之败

◎夏侯玄和李丰

◎不听话，就换了你

第七章　最后的英雄

◎中书典校郎

◎孙权的“白狐论”

◎又陷夺嫡魔咒

◎陆逊忧愤而死

◎马茂谋反事件

◎孙权也死了

◎不一样的天子

◎司马师的眼科手术

◎第二次淮南之叛

◎第三次淮南之叛

◎带上皇帝去远征

第八章　三国归晋

◎愤怒的青年

◎曹魏的末代皇帝

◎姜维与费祎

◎发起灭蜀之战

◎成都发生叛乱

◎“此间乐，不思蜀”

◎一代魏臣入《晋书》

◎最能折腾的皇帝

◎三国，成为历史

第一章　时不我待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

孙吴黄武八年（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定国号为吴，建立了孙吴政权。至此，魏、蜀和吴三个政权全部建立，天下被分成了鼎足而立的三个部分。

就在孙权称帝的这一年春天，蜀汉丞相诸葛亮出人意料地再次由汉中兴兵北伐，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北伐了。

距离第二次北伐的陈仓之战其实才过去几个月，诸葛亮又一次向曹魏主动发起了攻击，不仅让对手也让蜀汉阵营的不少人吃了一惊。

这一次诸葛亮没有再去攻击陈仓，也没有出兵陇右，而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出击曹魏控制下的武都郡和阴平郡。

武都郡是汉中郡的西邻，诸葛亮出兵祁山时，他率领的大军其实要从这个武都郡经过。武都郡的郡治是下辨，即今甘肃省武南县，十年前刘备指挥夺取汉中之战，第一场仗就是在下辨打起来的，当时刘备派吴兰守下辨，曹洪、曹休率兵来攻，刘备命张飞、马超增援，曹休那时还年轻，却是魏军实际上的指挥官，他机智沉着，不为张飞等人虚张声势所动，一举突袭吴兰成功，将其斩杀，张飞、马超退走。

自那时起，武都郡基本上一直在曹魏控制之下。

阴平郡在武威郡的西边，治所文县，即今甘肃省文县，它原是益州的广汉属国，曹魏占领后，在此设阴平郡。

如果摊开地图看，汉中郡、武都郡、阴平郡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祁山和陇右大约在汉中郡的左上方，所以，从方位上看，攻取武威、阴平二郡不算“北伐”，应该称“西征”。

这是家门口的两个郡，虽在曹魏控制之中，但它们与长安相距遥远，孤悬于外。

前两次北伐无功，蜀汉上下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急需一场胜利。把相对易攻取的这两个郡拿回来，也是对士气的一次鼓舞，这大概是诸葛亮急于发动第三次北伐的原因。

即使如此，诸葛亮也不敢有丝毫怠慢，而是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诸葛亮派将军陈式率兵去取武都、阴平二郡。陈式参加过猇亭之战，在刘备时期就是蜀军的高级将领，但史书里没有专门为他立传，有关他的事迹我们知道得较少。

但陈式只是诸葛亮派出的诱饵，目的是吸引魏军的主力。

身在长安的曹真在陈仓胜利的喜悦中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天气刚刚转暖，他根本没料到诸葛亮还会出击，加上魏军主力分散，武都、阴平偏远，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曹真命雍州刺史郭淮组织就近的魏军前去救援，郭淮领命，带领人马朝陈式迎来。

魏军出动后，诸葛亮立即率领主力包抄过去，他亲自率兵攻向建威（亮自出至建威）。

建威即今甘肃省成县，距曹魏的陇右重镇上邽仅数十里，幸亏郭淮发现得早，赶紧撤退，否则就将被蜀军包围歼灭。

打退了来增援的魏军，武都、阴平二郡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自此，这两个郡纳入蜀汉的版图。以后，蜀汉将武都郡和汉中郡拿出来，正式设立了汉中都督区，其级别与益州相同，吴壹、王平、胡济等先后担任过汉中都督。

阴平郡过去是益州的广汉属国，回归后名称未变，仍归益州管辖。

第三次北伐规模虽然不大，历经的时间也不长，但获得了全胜，意义也不小。武都、阴平二郡，面积都不小于汉中郡，此战使蜀汉北部边防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并把北部防线连成一体，为以后再出祁山、攻击陇右扫清了道路。

尤其是收复了阴平，控制了著名的阴平道北面的入口，对于防止魏军利用这条古道偷袭蜀汉意义十分重大。

汉中北有秦岭，南有陇山、巴山，北通关中要翻越秦岭，其间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等古道，南通蜀中要翻越陇山、巴山，中间有阴平道、米仓道等古道。

阴平道北起阴平，由鹄衣坝翻越摩天岭，经今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等地到达江油关，这条古道有700里，根据现在的实测约265公里，如今1公里约等于当时的2.66里，折算一下，大致吻合。

蜀中北大门是剑阁，是一处天然形成的雄关，极难攻取。江油关在剑阁之南，如果走阴平道出江油关，等于绕到了剑阁的身后，雄关天堑便失去了作用，曹魏最终攻破蜀汉，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现在占领了阴平郡，等于控制了阴平道，阴平郡收复后，魏军不能越剑阁去攻蜀汉的北部，也不能绕道去攻打蜀汉的西部，对巩固蜀汉边防有重大意义。

诸葛亮在武都等地稍做停留，按照征服南中的成功经验，对当地的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进行了一番安抚（降集氐、羌，兴复二郡），之后率兵回到汉中。

胜利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主立即下诏对诸葛亮予以嘉奖，诏书说：

“街亭之败，原因都在马谡，但您却勇于承担责任，自贬职务（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寡人不愿违背您的意愿，所以顺从了您的意见。

“年前出师，斩杀了敌将王双，今年再出征，又赶跑了郭淮，招降了一批氐、羌部族，收复武都、阴平二郡，以神威震服了凶暴的敌人，建立了显赫的功勋。

“如今天下仍战乱不宁，最大的敌人仍然未除（元恶未枭），您承担着讨伐敌人的大任，是国家的支柱，却长期贬抑自己，这不利于发扬宏大的伟业。所以，现在恢复您丞相的职务，您务必不要推辞！”

首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上表自贬三等，目前的职务是右将军，长此下去确实不利于统一指挥北伐大业，所以后主抓紧时机赶紧恢复了诸葛亮丞相的职务。

对此，诸葛亮也没有再推辞。

◎孙吴迁都建业

孙吴方面，与蜀汉正式订立盟约后也有一个重要举动，那就是主动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孙权以此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

孙吴黄龙元年（229年）九月，孙权下诏正式迁都。建业本来就是孙吴的大本营，屋舍、衙署一应俱全，孙权下令各机构回迁后一律利用原有设施办公，不再增加新的建设项目（皆因故府，不复增改）。

孙权留太子孙登镇守武昌，让陆逊以上大将军的名义辅佐太子，大将军诸葛瑾、尚书是仪等协助陆逊。

孙登此时20岁，他的性格与父亲完全不同，由于是婢妾所生，母亲又早早不在人世，所以他生性有些内向和敏感，同时也很善良，有茂美之德。

孙登有时候出去打猎，一定吩咐人走大路，远避农田，不能践踏庄稼，要休息时也总选择空地（至所顿息，又择空间之地）。

有一次，孙登骑马外出，忽然有一颗弹丸飞过，左右立即搜寻，发现有一个人刚好手持弹弓，身上还有弹丸（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弹佩丸），大家认为刚才那一粒弹丸必然是这个人射的。

太子外出，你躲在一旁打冷枪，说你是刺客一点儿不冤枉，眼看这个人摊上了大事。

这个人喊冤，左右要打他，孙登制止了，他让左右先去寻找刚才那粒弹丸，竟然找到了，跟这个人身上带的弹丸进行了比对，发现并不一样（比之非类），孙登下令将其释放。

还有一次，孙登有一个镶着金马的水盂丢了，抓住了偷盗的人，原来是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孙登不忍处罚他，把他叫来责备了一番，遣送回家，还专门告诉左右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敕亲近勿言）。

孙登确实是个好人，善良、谦谨、富有同情心，这样的人容易赢得百姓的好感，也容易让身边的人感恩爱戴，但作为一国之君，似乎还欠缺什么。

所以孙权也有两手准备，在让孙登留守武昌的同时，他还任命建昌侯孙虑为镇军大将军，假节，在半州开府。此地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以西，位于当时的柴桑附近。

孙虑是孙权的次子，比孙登小四岁，聪明而且很机灵（性聪体达），更得孙权的喜爱。从这项安排里似乎可以看出，必要的时候孙虑有取代孙登的可能。

孙权回建业途中路过夏口，在此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迁都后的长江防务问题。

孙权虽然基于巩固与蜀汉联盟的需要决定迁回建业，但也担心武昌与建业间2000多里的河道，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来不及救援（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夏口会议在水军码头召开，随行的百官以及驻守在附近的诸将都参加了会议。

孙权特意告诉大家：“诸位将军和百官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职守（诸将吏勿拘位任），有对国家有利的建议就畅所欲言。”

大家提了不少建议，有的将领认为应该在夏口附近的江面上建栅栏（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有的建议可以设几道铁索拦住长江（或言宜重设铁锁者），这些办法都没有被孙权所认可。

扬威将军孙奂有一个副将叫张梁也参加了会议，但他名气很小，按说还轮不到他发言，但他也听得入神，忍不住想发言。

张梁在会议上越席进策道：“我听说香饵能引来泉水的鱼，重金可募得勇士，如今应公开赏罚条款，派兵沿汉水进攻（遣将入沔），形成与敌相攻的态势，敌人自然不敢轻易进攻了。”

张梁的建议是以进攻换防守。夏口、沔口往上的汉水在魏军手中，被动防守，不知道敌人何时进攻，警惕性再高也会疏漏，让敌人钻了空子。与其想尽办法加强防守，不如直接进攻，不为夺地，只为形成攻势，反而好守。

张梁还建议说：“假如武昌有一万精兵，交给有谋略的人统领，一旦有敌情，就应声赴援。再修筑甘水城，内存数千只轻舰，所有物资都准备齐备，这样即使开门请敌人来，敌人也不敢来啊（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

孙权认为张梁的办法最好，就破格提拔了他，张梁后来官至沔中都督。

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命骠骑将军步骘在那里驻守。

步骘到任后，给孙权上表，说有一个叫王潜的曹魏降人报告魏军正在赶制沙袋，打算用这些沙袋填堵长江，如不预先准备，将很难防范。

孙权回复道：“魏军兵力不足，必不敢来攻。如果我说得不对，就用1000头牛做东请客（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

诸葛恪等人看到这封奏章，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条大江是自然形成的，与开天辟地同时生成（此江与开辟俱生），用沙袋能堵住吗？”

◎孙权开疆拓土

孙权称帝后，不断拓展势力范围，在巩固占领区的同时，还陆续派兵向外拓展空间。

早在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给刘备让出半个南郡的同时，就派步骘率兵进入交州，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兄弟愿意归服孙权（奉承节度）。交州各郡中，只有苍梧郡太守吴巨不服，步骘将其斩杀。

孙权升士燮为左将军，士燮派儿子士廞来荆州，被孙权任命为武昌郡太守，其实算是人质，士燮以此行动向孙权表明自己绝无异心，孙权还任命士燮、士壹等人的儿子为中郎将。

后来，孙权又升士燮为卫将军，升士壹为偏将军。士燮经常遣使进贡，每次来都带杂香细葛、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牙等岭南珍宝，还有奇物异果，包括那时候在内地十分稀罕的香蕉、椰子、龙眼等物（蕉、邪、龙眼之属），没有一年空下。

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士燮病死，终年90岁。在汉末三国所有割据群雄中他算是最长寿的人，没有之一。

士燮生前，交州虽然名义上臣服孙吴，但孙吴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士燮的死给了孙权一个把交州完全纳入自己版图的机会。

夷陵之战时孙权把步骘调回，另派吕岱接替步骘。孙权决定从交州再分出一个州，称广州，合浦郡及其以北归广州，交趾郡及其以南仍归交州，任命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士燮死后，孙权还任命陈时为交趾郡太守，接替士燮。

这一系列举动激起士氏家族的严重不满，士燮的儿子士徽自任交趾郡太守，调发军队拒绝戴良入境，戴良只得退入合浦郡。

交趾郡人桓邻是士燮举荐的官员，他跪求士徽迎请戴良，士徽大怒，将其鞭挞至死。桓邻的哥哥桓治、儿子桓发召集宗族武装攻打士徽，士徽闭门死守，二者相持不下。

孙权命令吕岱诛杀士徽，吕岱从广州出发率兵攻打交趾郡，士徽的哥哥士祗，弟弟士干、士颂等六人肉袒请降。

吕岱占领郡政府，请士徽等兄弟相继进来。吕岱持节宣读孙权的诏书，历数士徽的罪恶，左右武士上前将士徽等兄弟全部绑上，立即诛杀，首级用驿车送往武昌。士壹等士氏家族重要成员随后被遣送出交州，统治岭南数十年的士氏家族彻底瓦解。

交州、广州纳入了孙吴的版图，这激发了孙权进一步拓展领土的欲望，他决定出兵夷州和亶州。

这两个地方那时也称作州，但并非东汉13个州之一，只是个地名。夷州就是台湾，亶州在哪里历来有争论，有的说是吕宋，有的说是琉球，甚至还有的说是日本、美洲。这不是一次征伐，而是一次搜求，孙权希望派人到达这些地方，然后也将它们纳入版图。

孙权除了想求夷、亶二州，还想派兵去朱崖（今海南岛）。孙权做出这个决策是在孙吴称帝后的黄龙二年（230年），对于这个决策，陆逊、步骘等人予以反对。

陆逊上疏劝谏道：

“愚臣以为四海未定，正需要很多民力以完成政治任务（当须民力，以济时务）。战争已连续多年，士兵不断减少，陛下为此忧虑，废寝忘食。现在要远征夷州，以成大事，臣反复思量，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未见其利）。

“万里袭取，风波难测，士卒水土不服，容易滋生疾疫，驱使大军入涉不毛之地，想增加士卒却只会减少，想得利却只会受害（欲益更损，欲利反害）。还有，朱崖那个地方十分绝险，民众野蛮，得到他们也成不了大事，没有他们也没什么损失（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

“现在靠江东之众足以谋划大事（江东见众，自足图事），只是要积蓄力量再加以运用罢了。过去孙策将军创立基业，手下人马不超过2000，却成就了大业（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听说治乱讨逆，要有军队显示其威，以农桑衣食为其本，干戈未息，民有饥寒，愚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放宽租赋，众人一心，激发勇力，则河渭可平，九州可一统。”

孙权征求全琮的意见，全琮说：“以我圣朝之威，何向不克？然而，夷州、朱崖这些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就有，兵入民出必生疾病，再互相传染，派去的人怕是回不来（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能得到什么好处？牺牲那么多士兵，得到一点点好处，愚臣感到不安。”

陆逊认为出兵夷州等地没价值，不是当前的重要事情；全琮认为此举有风险，尤其是容易发生传染病，损失将很惨重，但孙权不听，仍然执意派兵。

孙吴黄龙二年（230年）年初，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人乘船赴夷州和亶州。

不幸让全琮言中，大军虽然到了夷州，却遇到了瘟疫，一年时间1万人中有8000多人染病而死（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最后仅虏获数千人而还。

亶州在哪里，还有多远，甚至都没有搞清楚。

目的没达到，又损兵折将，孙权深为后悔，下令将卫温和诸葛直诛杀，罪名是违诏无功。

孙权派兵赴夷州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客观上加深了台湾地区与大陆的联系，数千人迁至大陆，加强了两岸的交流和往来，从这一点上看，意义是积极和深远的。

◎五星聚舍再兴兵

再说蜀汉，第三次北伐后诸葛亮指挥蜀汉大军在汉中休整。

汉中的首府是新郑，诸葛亮率大军来到汉中，考虑到人马太多，大本营一直没有进驻新郑，而是安扎在阳平关附近一个叫石马的地方。为了今后长期在汉中驻军，诸葛亮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命人修筑了两座新城，巩固汉中的防卫。

一座新城在沔阳县即今陕西省勉县附近，称汉城；一座新城在城固县即今陕西省城固县附近，称乐城。这两座新城的位置，一个在南郑的东边，一个在南郑的西边，加强了汉中的防务。

诸葛亮把大本营也迁往南山之下，这里位于沔阳县城之南，是一处通往巴中的平原地带，地势开阔。

诸葛亮抓紧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发展汉中的生产，依托新城的修建，扩大屯耕面积，积蓄粮食，加强训练，为再次北伐做准备。

宋代的一部类书里保存着诸葛亮发布的一道军令，内容是说第三次北伐进攻武都郡的第一天，为砍敌人的鹿角，竟然一口气用坏了1000把斧子，幸好敌人已经跑了，否则再有敌人来就没有斧子可用了。这让诸葛亮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斧子这么不经用。

回到汉中，诸葛亮又让人制作了几百把斧子，用了100天还没有坏，这才知道先前主管制作刀斧的官员不负责任，应当拘捕治罪（余乃知彼主者无益，宜收治之）。

在诸葛亮看来这不是小事，他对属下说：“如果再拿那种质量不合格的斧子与敌人交战，就会破坏整个军事行动（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过了年，来到蜀汉建兴八年（230年）。

曹魏方面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魏明帝还发出诏令，由曹真接替已故大司马曹休的职务，享受“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以示尊崇。

曹真空出来了一个大将军，以往，在大多数时候大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在军中最有资历接任这一职务的有三个人：曹真、司马懿、张郃。

东线总指挥满宠虽然身居要津、手握重兵，但他是文官出身，在军界资历尚浅，带兵以来虽然立过几次小的军功，但还没有干出平叛孟达这样的大事，故不在考虑之列。

张郃与司马懿，魏明帝内心其实更倾向于张郃。在魏明帝眼里，作为职业军人的张郃更加单纯和透明，也更容易驾驭，而司马懿虽然也很顺从，从不抵触，甚至忍让，但这让魏明帝反而不放心。按照魏明帝的想法，司马懿在军中的势力不仅不能再增加，反而要给予抑制，或者找机会让他完全脱离军界。

只要手里没有兵权，无论是文人还是武人，魏明帝觉得都好控制，这大概是帝王们的普遍心态。

然而，若拿张郃与司马懿做比较，魏明帝发现这个大将军还只得给司马懿。张郃不是独当一面的总指挥，也不是托孤重臣。司马懿有平息孟达叛乱的特殊功绩，如果这个大将军不给司马懿，不仅他本人不服，天下人也会认为自己小气。

曹真成为曹魏群臣之首，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反倒让他忧心忡忡。

曹真觉得，孙权不足惧，诸葛亮才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倒不是因为曹真负责西线战场，才有此感慨，而是因为孙权满足于鼎立分治的局面，表面是攻，其实是守。而诸葛亮一心一意北伐，说什么要兴复汉室，又是个极为执着的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诸葛亮到了汉中，一来就再不走了，两年中已三次北伐，表面上互有胜负，但考虑到曹魏与蜀汉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水平上，其实应该算蜀汉胜了。

面对这个顽强又充满智慧的对手，曹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对手再出招。

但奇怪的是，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后就没有任何动静了，这让曹真反倒坐不住了。

这种心理，就好比你在明处，对手在暗处，你知道对手一定会来攻你，你摆好了姿势，扎好了马步，运足了丹田气，做好了挨对手一击的所有准备，可惜，对手却不见了踪影。

这种懊丧之情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你知道对手是狡猾的，他不来进攻，准憋不出什么好事。

这一年七月，还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天文现象：五星聚舍。

“五星”指的是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舍”即星宿，也就是天空中某一区域，通常天空被分为28个区域，即二十八宿。所谓“五星聚舍”就是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某一宿这个小范围之内，这是很罕见的天文现象。

一般认为，五星是五帝之子，上天的使者，当人间有道时运行有序，人间无道时则逆行变乱，并降灾难以惩罚人间。根据记载，周取代商朝时五星聚于房宿，齐桓公称霸时五星聚于箕宿，离现在较近的一次，五星聚于东井，刘邦当年称帝。

现在，五星又相聚，对此从朝廷到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曹真经过自己的研究后认为，此兆预示蜀汉将灭亡。

曹真于是上书魏明帝，请求伐蜀。

这是大事，不能轻易下决定，魏明帝专门诏曹真回洛阳商议。

曹真制订了一个由褒斜道进攻汉中的作战计划，应该说这份计划很周密，如何布兵，哪里主攻，哪里佯攻，后勤如何保障等，考虑得一应俱全。从作战计划本身而言，是一份很有把握的军事行动。

曹真认为，蜀军连年侵略边地，魏军总防守也不是办法，应该发起进攻，数路共进，可以取得大胜（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曹真的具体计划是，他率主力由褒斜道进攻，作为主攻方向，再派数路魏军从其他方向进攻，让蜀军无法兼顾，最后在汉中腹地会合，一战至少可收复汉中。

对于曹真的计划，魏明帝拿不定主意，毕竟曹魏还有一个对手孙权，是攻是守，需全盘考虑，不能儿戏，魏明帝把曹真的计划交给另一位托孤大臣司空陈群，想听听他的意见。

陈群反对，理由是：“武皇帝过去经阳平关攻张鲁，收割了敌人占领地区大量的豆子、麦子作为军粮，然而敌人还没有打败，粮食就吃光了。如今到敌人那里抢不到粮食，而且褒斜道地势险峻，进退困难，运送粮食又容易被敌人抄了后路，如果留下太多的兵力保护运输通道，又会分散兵力，这些都不得不深思熟虑啊（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

陈群当过一阵镇军将军，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文臣，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反对主动出击蜀汉或许是对的，但站在军事的角度，他的见解只能说水平一般，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汉中永远都无法收复了，困难始终摆在那里，总得想出个解决的办法。

但魏明帝内心里也不愿意主动出兵，所以他赞同陈群的意见。

曹真很执着，修改作战方案后重新上报，仍要求主动出兵。

曹真的新方案很简单，主攻的路线由褒斜道改为子午道，其他不变。

陈群反对曹真出兵，恐怕另有考虑，比如当时魏国的整体国力是否做好了与蜀汉决战的准备，孙权会不会趁机大举北攻，作为朝廷的重臣，这些都不得不考虑到。

还有一点，陈群也许看出来曹魏军界目前出现了曹真、司马懿二雄相争的局面，他和司马懿等人当年号称是曹丕身边的“太子四友”，关系很密切，他内心里会更倾向于司马懿吧，至少他不希望曹真因意气用事而仓促用兵。

这些理由陈群没有在反对意见里明说，只说褒斜道不好走，曹真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理由，干脆换个进攻路线，由褒斜道改为子午道，重新上报。

魏明帝又把曹真的方案给陈群看，陈群仍然反对，并列举了不宜出兵的具体理由，重点谈到了军费开支问题（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

有一部史书认为，魏明帝再次把陈群的反对意见批转给曹真，他没有直接否决曹真的计划，但倾向性已很明显，他并不是很积极，可曹真觉得魏明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把陈群的意见转来只是让他参阅，于是据此准备行动（真据之遂行）。

其实，魏明帝最后肯定是同意了曹真的计划，不存在曹真擅自行动的可能。

并且，曹真返回长安时，魏明帝还亲自为他送行。

◎李严又出新难题

曹魏太和二年也就是蜀汉建兴八年（230年）的秋天，由曹魏大司马曹真精心策划的汉中之战开始了。

自曹操征张鲁开始，这已经是曹魏第三次征汉中了，这一次曹真志在必得，因为有三路大军同时出击汉中。

第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由长安以南入子午道，出子午谷后直取汉中的南郑。

第二路由张命率领，由郿县入褒斜道，经斜谷出汉中，向南郑方向会合。张郃现在已升任车骑将军一职，是魏军的第三号人物，目前也在西线战场，归曹真调度。

第三路由大将军司马懿率领，由新城郡沿汉水溯流而上，水陆并进，向南郑挺进。司马懿在荆州时曾打算训练一支水军进攻孙吴，现在先用到了这里。

这三路大军的总兵力，估计在20万。

消息传到汉中，大家都很紧张，诸葛亮马上采取了三项措施予以应对。

一是派人通知吴帝孙权，告知曹魏的大军已向汉中方向集结，中线战场兵力空虚，请孙权在中线、东线两个战场上同时采取行动，趁机抢占曹魏的地盘，至少拖住曹军主力，让他们不敢轻易向西线增兵。

二是请前将军李严速从江州抽调两万人马北上，由李严亲自率领来汉中增援。现在蜀汉方面也只有江州的兵马可以抽调出来，诸葛亮之前就有过想法，不过被李严拒绝了，现在情况危急，不调那里的兵已经不行了。

三是将汉中地区的蜀中主力集结起来，除分守南郑、汉城、乐城等要地外，重点布兵于赤阪，此地位于子午道南出口附近，一旦曹真的大军从子午道杀出，这里必将有一场恶战。

诸葛亮原本以为，情况如此紧急，李严接到命令后会立即执行，但没想到李严仍然打着自己的算盘。

李严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一件事，说司马懿以开府做条件来诱降他（司马懿开府辟召）。

对于这句话，有人理解为李严故意向诸葛亮透露司马懿在秘密拉拢他，司马懿与李严的防区相邻，说他试图策反李严，倒也不是不可能。李严把这个意思透露给诸葛亮，是一种施压，也是一种威胁，说明我李严挺重要，别拿我不当回事。

但这样理解比较牵强，李严固然精于盘算，但他的智商不至于低到邻家李二嫂的水平，为了彰显自己，拿如此敏感的东西说事。不说司马懿是否真有策反他的举动，即使真有，他也能掂出轻重，要么密而不报，要么立即上报，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翻出来讨价还价。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李严想像司马懿那样开府。

之前多次说过，开府就是组建自己的工作机构，没有开府，你的官再大，也是给人家跑腿的；开了府，你就成了掌柜的，所以李严很在意。

按照汉朝制度，大将军、三公可以开府，其他人在特批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府，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在刘备生前也不曾开过府。

目前，在蜀汉只有诸葛亮一人开府，李严觉得他也是托孤大臣，曹魏的托孤大臣司马懿能开府，自己也应该效仿。

接到李严的信，诸葛亮一定很生气，但为了确保他赶紧增兵汉中，诸葛亮不得已奏请后主，升李严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并升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的位置，仍旧镇守江州。

李严之子李丰年龄和资历不详，之前应该没有做出过太大的贡献。江州都督是蜀汉设置于边境地区的四大都督区之一，下辖数郡，行政级别与益州牧相当，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为照顾李严的情绪，诸葛亮不惜放弃一贯秉持的原则，几乎是和李严做起了交易。

李严如果聪明，他应该反而不安起来，但此人一向精于短线操作，看中个人势力，对于诸葛亮的安排他欣然接受，把儿子安排好，带着临时抽调的人马前往汉中。

李严这时突然把名字改成了李平，古人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体现了对姓名的尊重，起名字、改名字一般都要有专门的仪式，祭祀完祖先，再行禀告。而改名字的原因，多半是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全国人都要避，这叫国讳；父母、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人都要避，这叫私讳；以后把孔孟等当圣人，他们的名字也要避开，叫圣讳。

李严改名一定有原因，但史书均无记载，可以推测的是，他的改名与国讳、圣讳无关，可能缘于家事。

◎一场“及时雨”

孙吴方面，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后立即行动，他让江北地区的吴军向外放出话来，要攻打合肥（扬声欲至合肥）。

曹魏东线战场总指挥（都督扬州诸军事）是征东将军满宠，听到消息，不敢怠慢，立即征调兖州、豫州各地兵马向合肥方向集中，以备吴军来攻。

但吴军只是做做样子，没有真打（贼寻退还），大家以为，这是吴蜀之间玩的老把戏，那边开打，这边虚晃一枪目的是牵制，孙权顶多是出工不出力。

魏明帝下诏，让满宠把临时征调来的人马退回去。

但满宠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孙吴的真实打算未必只是虚晃这一枪，他们撤退也许是一种心理战，一定会趁这边没有防备之时，杀一个回马枪（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

满宠上表，要求暂不退兵，魏明帝诏准。

果然，让满宠料对了，这一次孙权的打算不仅是帮帮场子，而是要抓住时机真干一回，他先声夺人，之后又示弱而退，都是心理战，目的是让合肥的守军放松戒备，然后集合大军突然攻击合肥。

由于满宠早有准备，合肥兵力充足，吴军无法得手，只得退回。

如此一来，魏军在东线受到了牵制，诸葛亮协同孙吴行动的目的也达到了。

从江州抽兵到合肥攻城，都是诸葛亮所一再坚持的孙刘联盟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孙刘不能同心，反而互相交恶，江州的人马不仅抽不出来，还得分重兵去把守，孙权也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孙刘联盟路线的正确。

在中线战场，司马懿接到诏书，让他配合曹真攻打汉中。

站在司马懿的立场看这场战役，他一定不会像曹真那么积极，因为此战获胜，出名的是曹真，他的威望定然进一步增加；如果此战失利，损失的是曹魏基业，自己也白忙一趟。

尤其是溯汉水而上的作战路线，司马懿肯定更有意见，他有理由怀疑这是一帮参谋对着地图拍着脑袋拟订的方案，汉水汹急，一路穿山越岭，虽有部分河段可通航，但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完全是两回事，自古征汉中，都是自北向南，或者出大散关，像这样由东南方向往西北攻的很少，走水路逆流而上根本就没听说过。

前两年自己在荆州治水军，本意是用在长江上与孙吴的水军交战，用这支船队在汉水里往上游攻击，无功而返不怕，把这点儿家底都搭进去就太心疼了。

但是，司马懿二话没说，对诏令立即执行。

司马懿怕曹真猜疑，也怕魏明帝多心。

司马懿很快赶到新城郡，由西城出发，水路和陆路同时推进，沿着汉水向汉中方向攻击。

但他们的进展实在没法太快，因为这一带很多地方都没有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开路（斫山开道）。

曹真和张郃分别率领的另两支人马也出发了。

大批魏军从东西两个入口进入秦岭山中，但是曹真的运气实在太差劲，这时候下起了大雨。

这时是农历八月，已经是秋天，秦岭一带天冷得早，按说即使下雨也不会太大，更不会下个不停，但不知为何，这一场雨下得完全出人意料，不仅雨量很大，而且下得时间超长。

这场雨一共下了30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都水量暴涨，很多地方冲垮了河堤（大霖雨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

这一下就苦了秦岭山中行军的魏军，本来道路就不好走，现在到处是水，不停地有滑坡、泥石流，没法休息，冷得要死，吃不好睡不了，简直如同进入人间地狱。

有人建议撤军，曹真急了，不许。

消息传到洛阳，太尉华歆首先上疏建议撤军：“陛下的圣德堪比成康，即便有吴蜀二贼，也不过苟延残喘。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愿陛下以治理国家为第一要事，然后再考虑征伐（臣诚原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千里运粮，越险深入，劳而无功。我听说今年征战已严重影响到生产，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如果天下百姓没有饥寒之患，他们也就没有离土之心，吴蜀二贼，可坐而平定。”

当时大雨可能刚下不久，魏明帝还想等等看，就回复华歆：“先生考虑得很深，我感到欣慰。但是，贼人凭借山川之险，武皇帝、文皇帝在世时，也多次未能平定，我何德何能，可以指望不费力就把他们消灭？先试探一下，如果天时未到，再说撤兵不迟（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

又下了几天，少府卿杨阜沉不住气了，也上疏道：“现在吴蜀未平，上天频频降下凶兆，大军刚出发，大雨就下个不停。目前大军已困在山中多日，粮草转运都靠肩挑背扛，十分费力，《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应该赶紧退兵。”

已故重臣王朗的儿子、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说：“古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这说的还是平途行军的事，何况现在深入险境，凿路而前，劳力必百倍。加之现在大雨，山路湿滑，行军速度很慢，粮草又难以保证，这些都是兵家所忌。”

看到大家一致反对，魏明帝知道不能再坚持了，下诏让包括曹真在内的各路魏军撤回。

这场大雨来得真是时候，避免了一场苦战。

不过，依当时的情况，即使没有这场雨，曹真可以率一部主力进到汉中，能否打败蜀军，也不好说。

三路大军中，司马懿表面积极，其实是走走看看，他内心里既不情愿跑这一趟，也不能抢了曹真的风头，加上这个方向确实不是正路，所以只能作为声援，关键时候未必能出多大的力。

张郃这一路走褒斜道，最后有100多里是栈道，张郃大概还不知道，赵云已经把它烧了。诸葛亮后来出于再次北伐的考虑，正在逐步恢复这些栈道，但可能尚未完工，即使修得差不多了，也可以一把火再烧了，张郃这一路，也是指望不上。

到时候曹真就成了单打独斗，在秦岭大山里钻了一个半月，跑出来还摸不着北，人家已在山口集结重兵以逸待劳，曹真能一战定汉中，除非出现奇迹。

所以，这场罕见的大雨与其说保佑了蜀汉，不如说挽救了曹真的面子，给他不成熟的进攻计划一个台阶下。

魏军撤退，诸葛亮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果断命魏延和吴壹率两支人马攻击曹魏控制的陇右。魏延和吴壹越过武都郡，向西攻入曹魏南安郡境内，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来迎，魏延和吴壹打败了他们，取得了胜利，蜀军随后退回。

这次出击不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只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气势，鼓舞自己的士气。战后，诸葛亮把魏延在丞相府里的职务由丞相司马提升为丞相前军师，上报后主，将魏延的爵位由亭侯晋为南郑县侯；上报后主，擢升吴壹为左将军，由亭侯晋爵为高阳乡侯。

魏延留下的丞相司马一职，诸葛亮提拔费祎来担任。

有人把阻击曹真这一仗，以及魏延、吴壹主动出击陇右看成单独的两次北伐，所以诸葛亮的北伐就有五次和七次两种说法。

其实这两仗属于同一战役，这场战役是曹魏一方主动发起的，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北伐。

还有人把诸葛亮北伐称为“出祁山”，有“五出祁山”或“七出祁山”的说法，其实北伐是以汉中为基地向曹魏用兵的统称，并不是每一次都经过祁山，只有第一次和后面要进行的第四次兵出祁山。

没有打起来的汉中之战倒也算不上败仗，可曹真挺郁闷。

都怪这场雨。说来奇怪，这场雨停下后，当年就再也没下过雨，一直到次年，天下大旱。

造化弄人，天不成事。

曹真自撤军后一直郁郁不乐，心情一差、思想负担一重就很容易出问题，曹真最后就出了问题。

撤军几个月后，曹魏太和五年（231年）三月，大司马曹真病逝。

曹真和曹休，曹魏的两根中流砥柱，就这么倒下了。

过程差不多，结果也相似。可以说，死得都有点窝囊。

说到底，还是心理素质不够好，顺风船驶惯了，被人捧惯了，打个小胜仗，众人争着夸你是一代名将，当世之孙、吴，你也就当真了，以为真是孙武、吴起再世，以为自己就是战神。时间一长，就只能接受胜利，无法接受失败。哪天打个败仗，就抬不起头，见不了人，以为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往好里说，这叫作追求完美。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追求完美的人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放弃。

所以他们都放弃了，放弃得很彻底。

魏明帝下诏，曹真的邵陵侯爵位由长子曹爽继承。曹真有六个儿子，除长子曹爽外，其他几个儿子分别是曹羲、曹训、曹则、曹彦、曹皑，也全部被封为列侯。

这个曹爽，是个典型的富家子弟、官二代，日后把曹魏江山折腾光的就是他。

◎几个不省心的人

总算打退了魏军的进攻，诸葛亮松了口气。

但这时从成都传来消息，留在成都主持丞相府后方日常工作的张裔因病去世。

自五年前来到汉中，诸葛亮一直没有回过成都，但成都方面的事务一切都井井有条，尤其在向前线提供后援保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这一切，都有张裔的一份贡献。

张裔性格不好，与人经常合不来，诸葛亮曾写信提醒和批评过他。

张裔对诸葛亮极为尊重推崇，他曾经说：“丞相颁发赏赐，再远的人也不会被遗漏，执行惩罚，再近的人也不会被袒护，没有功劳的得不到爵位，再有权势的该受刑罚也免不掉，这就是不论有能力还是没能力的人都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北驻汉中期间，张裔曾北赴汉中向诸葛亮汇报工作，送行的人多达数百，车辆拥挤于道路。

张裔给关系亲近的人写信，开玩笑说：“最近要上路，昼夜都在接待宾客，不得安宁休息，人们尊敬的是丞相府长史，而那个叫张裔的男人依附在这个职务上，累得半死（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张裔死后，诸葛亮让他的儿子张毣继承他的爵位，张毣后来历任郡太守、监军等职。

在张裔之前，诸葛亮留在成都的另一位左膀右臂杨洪也去世了。杨洪多次担任蜀郡太守，治理蜀汉第一大郡，成绩很突出。

张裔死后，诸葛亮提升蒋琬为留府长史，并且上奏后主，同时拜蒋琬为抚军将军，全面负责丞相在后方的日常工作。在这几年里，诸葛亮经过观察，发现蒋琬没有辜负自己的培养，协助张裔统筹后方事务。

在此之前蒋琬担任过县长，当过尚书郎，直接到丞相府任东曹掾，没有军中任职的经历，诸葛亮直接授予他高级将领的职务，让他逐渐熟悉军中事务，流露出把他作为接班人进行全面培养的打算。蒋琬也不负重托，挑起了留府长史这个重担，在张裔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蒋琬字公琰，诸葛亮常对人说：“公琰志向忠正，是和我共同辅助王朝大业的人！”

在人事安排上，诸葛亮一向秉持公正的原则，按照各人的才能和贡献决定升迁，除了在个别特殊事件中诸葛亮为顾全大局而有所破例外，一般情况下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诸葛亮曾说过：“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人改变赏功罚过的标准（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这一年，诸葛亮46岁了，按照曹操当年的说法，这个年龄已开始步入暮年了。整日为国事操劳，一刻也不得停息，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加之人在战场，随时可能有意外，所以诸葛亮特别留心对未来接班人选的培养。

之前的马良、马谡、向朗、张裔、杨洪都是诸葛亮看好的人，但他们都不在了，诸葛亮越来越多地把目标锁定在蒋琬的身上。

但是蒋琬的资历较浅，这是一个不足。当时比蒋琬资历高的人大有人在，自荆州起就追随刘备的廖立就是其中一个。

刘备素来赏识廖立，不到30岁时就提拔他为长沙郡太守，论年龄和资历当时跟诸葛亮都不差上下。刘备汉中称王，特意提拔廖立为侍中，后主继位后，他改任长水校尉。

廖立一向自视很高，认为自己的名气和才能应当之无愧为诸葛亮第二（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就连李严他也没有放在眼里，但他只有一个长水校尉的职务，所以心里很不痛快。

就这件事，廖立曾当面质问过诸葛亮：“我应该名列于那些将军之中，为什么不表为我九卿，而让我当校尉（我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

廖立觉得自己是刘备当年的旧人，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敢这么说。

诸葛亮还算给他面子，耐心地解释道：“任命将军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将军者，随大比耳），你现在还是适合做校尉。”

廖立不服气，怀恨在心。

有人也会为廖立鸣不平，认为诸葛亮未必做到了公正，按照廖立的资历，又是刘备生前欣赏的人，长水校尉确实有点儿太低了。但其实，诸葛亮对廖立的安排另有隐情。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廖立担任长沙郡太守，孙权偷袭荆州时，有一种说法，说廖立丢下城池逃命，一个人回来投奔刘备（立脱身走，自归先主），这是临阵脱逃的行为，按律当治罪。但刘备是很感性的人，尤其对自己的老部下，他没有治廖立的罪，仍然予以任用。

诸葛亮认为，廖立的行为难以服众，如果对他任重过高，那些浴血奋战的人一定不服，所以只安排他当长水校尉。廖立应该多自我反省，找到自身的问题，找机会再建功立业，拿业绩说话，而不是发牢骚、抱怨。

廖立不仅对自己的事不满，还议论其他人，挑拨是非。

一次，蒋琬去看廖立，廖立对他说：

“过去先主不去攻夺汉中，反而先与孙吴争锋去取荆州南面的三郡，后来怎么样，这三个郡还是落入孙吴之手，让大家徒劳一场，无功而还。后来汉中也没有拿下，反让夏侯渊、张郃深入巴郡，益州几乎沦丧。最后再进兵汉中，又让关羽身死，刘封又丢掉一方。这些，都是关羽自恃勇猛、治军无方、随心所欲、一味蛮干造成的（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

“向朗、文恭这些人，凡夫俗子罢了（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文恭当治中从事，毫无控制能力；向朗过去吹捧马良兄弟，把他们比为圣人，现在当长史，做事素来没主见，随大流。还有中郎郭演长，只能跟随他们，办不了大事，竟然也能当上中郎？

“现在真是弱世啊，让他们这三个人担当重任，这是不行的（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还有一个王连，也是一个随波逐浪的俗人，任意制定一些办法搜刮老百姓，让百姓穷困不堪，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廖立一口气点评了五个人：关羽、向朗、文恭、郭演长和王连。文恭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学者，诸葛亮之前写给杜微的信中曾提到过他，认为他是当代名儒。郭演长是郭攸之的别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过，认为他和董允、费祎等人并列，都是可以重用和信赖的人。

不说关羽，其他几个都是诸葛亮所倚重的人，在廖立眼里不是人品不行就是能力平平，反正都看不上眼，言下之意，觉得诸葛亮用人很成问题。

李邵和蒋琬向诸葛亮汇报了廖立的话，诸葛亮觉得事态严重，北伐大业在前，不容有人制造混乱，结合之前廖立的种种言行，诸葛亮果断上表后主，把廖立贬黜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

成都有个廖立让诸葛亮头疼，汉中这边也有人让诸葛亮不得不为之分心，这个人就是魏延。

魏延是一员猛将，但脾气不太好，他善于跟士卒打成一片，勇猛超过常人，但为人自负，一般人都尽量回避他、忍让他（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向朗去世后，诸葛亮提拔杨仪为丞相府军前长史。诸葛亮多次北伐，杨仪都参与决策，并负责筹办粮草，他才思敏捷，能力超强，再困难的事到他这里，说话之间就能办妥（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诸葛亮很信任杨仪，把军中很多事务都交给他办理，有些事都由他来决定（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但是，魏延却很看不上杨仪，二人关系很僵。

诸葛亮对他们两个人都很看重，他既爱惜杨仪的才干，又欣赏魏延的勇猛，对于二人不和，心里常感忧虑，但平时待二人没有任何偏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魏延看不顺眼的不只杨仪，还有一个刘琰。

刘琰的职位很高，他是蜀汉的车骑将军。论名义，李严、魏延都不如他。诸葛亮担心刘琰在成都惹出事，就让他到汉中前线来。刘琰来到汉中，并不直接统兵，诸葛亮交给他1000多人马，他平时也只在诸葛亮身边做一些咨询和劝谏方面的事（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

魏延对刘琰瞧不上眼，推测起来，可能是魏延觉得刘琰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贡献，却荣登高位，让人不服。

魏延属于那种爱较真的人，懂业务不懂政治。诸葛亮何尝欣赏刘琰，但对刘琰保持尊重，因为刘琰跟随刘备的时间非常长，而且都姓刘，经刘备认定他也是刘汉宗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本朝对外宣誓是刘汉王朝的延续，现在货真价实的刘汉宗亲已经很少了，刘琰算是个标志性人物。

魏延看不惯的还有刘琰平时的做派。此人很讲究，车马衣服，都很侈靡，身边的侍婢都通声乐，没事时刘琰就在家里和着音乐吟诵《鲁灵光殿赋》，在魏延看来，这就是腐败，也是显摆，大家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你却在这里吃喝享受，还占着车骑将军的高位，因此很恨他。

二人可能发生过正面冲突，诸葛亮当然向着魏延，专门批评过刘琰（亮责让之）。

刘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个没落贵族，平时爱摆老资格，爱享受，爱显示自己儒雅而已，受到丞相的批评，刘琰紧张起来，赶紧给丞相写了封信，承认错误。

刘琰请求不要罢自己的官：

“我这个人生性缺乏高尚品德，操行低劣，加上喝完酒后有胡言乱语的毛病（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先帝在世时，大家对我都有议论，我差一点就栽了大跟头。

“承蒙您看在我一心忠于国家的情分上，对我给予原谅，保全我的官位，一直到今天。最近因为我又头脑发晕，说了一些错话，您又慈悲大度地给予宽容忍耐，没把我送交有关部门审理，让我得以保全性命。今后我将改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以死报效国家，我将在神灵面前起誓。只是如果免掉我的官职，我就没法保全颜面了（无所用命，则靡寄颜）。”

诸葛亮也没打算罢他的官，考虑到在汉中和魏延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让刘琰回了成都。

刘琰后来被后主处死了，那是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那一年。他的妻子胡氏进宫向太后贺新年，太后留胡氏在宫中住了一个月。胡氏长得很漂亮，刘琰怀疑她在宫中这一个月与后主有私情，就让手下人拷打胡氏，最后把她送走。

胡氏向有关部门检举刘琰，刘琰被逮捕下狱。有关部门也没有审出什么名堂来，当初手下人殴打胡氏时用鞋子打了胡氏的脸，有关部门最后认为士卒不是用来殴打妻子的人，脸也不是鞋子能打的地方（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以此为由竟将堂堂的车骑将军刘琰处死并弃市。为杜绝风言风语，后主下诏：大臣的妻子、母亲以后不准再进宫朝贺。

刘琰这个人一向神神道道，经常胡言乱语，怀疑妻子与后主有染，绝对是无中生有的事，简直匪夷所思。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对后主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给予严惩，但理由又不能说他诬陷后主，最后稀里糊涂地把他杀了，诸葛亮那时即使在世，想必也救不了他。

◎谁来接替大将军

走的人潇洒地走了，却让活着的人更添烦恼。

大司马曹休死后，魏明帝心里便已在暗暗祈祷，希望大将军曹真不要再出事，可是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曹真这位叔叔还是死了。

曹真之死对魏明帝曹叡的打击更大，有曹休、曹真两位叔叔在，魏明帝可谓高枕无忧，现在想睡个好觉都难了。

短短几年之中，张辽死了，于禁死了，徐晃死了，曹休死了，夏侯尚死了，现在曹真也死了，魏明帝想，难道天欲亡大魏不成？

曾经虎将云集的曹魏，如今竟遭遇到“将荒”，名将纷纷凋落，不要说培养新接班人的工作跟不上，就连找一个合适的人临时顶上去，也很困难。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由谁来接替曹真承担起西线作战的重任，是摆在魏明帝面前的一个头疼问题。

在西线战场，守将之中资历最老的无疑是左将军张郃，自跟随夏侯渊守汉中起，他一直在西线与蜀汉作战，经验丰富，熟悉情况。

除张郃外，在西线还有安西大将军夏侯楙。他是夏侯惇之子，娶的是自己的姑姑清河长公主，因为与文帝关系要好而受到重用。但几次下来魏明帝发现这位姑父养尊处优可以，把半壁河山交给他，魏明帝想都不敢想。

魏明帝十分器重张郃，上次出征之前亲自为张郃把酒壮行。但是，魏明帝觉得以张郃的资历骤然授予大任，恐难服众。

魏明帝把手下重臣看了一遍，觉得陈群和司马懿是相对合适的人选。他们是四位托孤之臣中仅剩的两位，关键时刻能压住阵脚，一个担任过镇军大将军，一个担任过抚军大将军，有军事方面的经验。

若对他们二人的情况进行比较，魏明帝更倾向于陈群。

虽然近年来陈群偏向政务，很少过问军事，但他精明勤奋，恪尽职守，最关键的是他的忠心无可怀疑。而司马懿，魏明帝对他的认识一直很模糊，此人军事才干突出，在军中的威望与日俱增，对朝廷也小心谨慎，从不逆旨行事。但是，因为一些说不上来的原因，魏明帝一直对他不放心。

用司马懿，西线可保无虞，但有纵虎成患的危险；用陈群，可以让自己放心，不会担心养出个权臣来，而且若陈群势力壮大，对司马懿将是一个有力的制衡。但如果陈群当不了大任，曹魏的半壁江山岂不成了赌注？

这几天，魏明帝特别想找个人商量商量，但眼前这些人，包括刘晔、蒋济等人在内，显然都不适合谈这个话题。

魏明帝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吴质。

当年吴质与陈群、司马懿皆为“太子四友”之一，也是父皇生前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只是这些年来有点沉寂。父皇登基之初，命吴质以中郎将的身份都督河北诸军事，掌管幽、并二州的军政大权。但这两个州面对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近年来颇多归顺，没有大的战事，故而也没有机会让吴质一展怀抱。吴质性情孤傲，不与乡里、朋友来往，声誉亦不佳，在北方一待就将近十年。最近身体不好，曾上疏希望去职养病。魏明帝一直忙于军务，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

魏明帝于是下诏，改任吴质为侍中，回洛阳养病。

吴质回到洛阳，魏明帝急切召见，与之长谈，谈话的重点是对陈群和司马懿二人的看法。就吴质而言，这二位过去都是亲密战友，相当知根知底，而他远离中枢十年，如今身处闲职，与他们二位已没有任何利益关联，魏明帝相信吴质的看法一定会客观公正。

吴质这个人在曹魏历史上影响不大，生前人们对他就有颇多议论，很多人对他评价不高，甚至有点烦他。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格。史书上记载了一件事，可以看出吴质身上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

吴质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不过这样的人通常也是个直肠子，说话直言快语，不怕得罪人。对于魏明帝的询问，他没有耍模棱两可、罔顾言他，他的观点很鲜明。

吴质对魏明帝说：“大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是一个从容之士，但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

吴质详细分析了陈群、司马懿二人的特长和不足，魏明帝深表同意（甚纳之）。

可能是吴质的话对魏明帝最终的决定发挥了作用，魏明帝下诏，由司马懿接替曹真，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率关中、陇右各军，防守曹魏的西线战场。

魏明帝给司马懿的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西线战场有了麻烦，只有您去才能摆平（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

司马懿接诏后不敢怠慢，交接完荆州的防务后即刻赴长安上任。为避免魏明帝的猜疑，此赴长安除随行少数贴身侍卫外，他没有从荆州带走什么人，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牛金。

与曹营的众多名将相比，牛金的名气实在不大，史书上甚至没有关于他的单独的传记，他的事迹零散地记录在别人的传记或者杂史里。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牛金长期跟随曹仁，是一员虎将。但不知什么原因，尽管他战功卓著，职务却升得很慢，此时连杂号将军都不是。

曹仁一直负责曹魏中线战场，牛金前期基本上活跃在荆州、南阳一带。司马懿担任中线总指挥后，对于人事一直很谨慎，他知道中线大大小小的将领多是长期跟随曹家、夏侯家出生入死的嫡系，自己初掌军权，根基不稳，凡事宜静不宜动，与将领们私下接触这类敏感事情也越少越好，以免魏明帝疑心。

但经过观察，司马懿发现牛金是可以信赖和栽培的人，他性格直爽，没有多少心眼，敢说敢做也敢得罪人，职务不高，能力却很强。于是，司马懿破例对他给予格外关照。

此去长安，吉凶未料，司马懿决定把牛金带上。牛金当然乐意前往，从此他便一直追随司马懿。

走到半路上，魏明帝又突然派使臣送来诏书，司马懿吃了一惊，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接过诏书一看，却是一件极微不足道的小事。魏明帝下诏，为了奖掖功臣，以示优宠，特征召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为郎。

郎，是皇帝的侍从，在汉魏职官体系中准确地说还不算一种正式的官职，算是实习公务员。不过，他们实习的地方很特殊：皇宫。

虽然在为期不长的实习期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皇宫里站站岗、跑跑腿，但因为他们与天子的距离很近，直接服务于天子本人，所以他们也算是“天子门生”。

太学生毕业大多数先为郎，再任官吏，太学生也就成为郎官最主要的来源。汉魏时期的太学不仅入学考试严格，竞争激烈，而且要拿到毕业证也非易事，所以能先入太学再为郎，对开启自己的仕途来说，无疑是一条最佳道路。除此之外，皇帝也会征召王公大臣的子弟为郎，有点“特招”和“保送”的味道，以示优待。

在天下承平年代，入宫为郎一来可以得到历练，二来有了在皇宫工作的机会，与天子建立某种特殊联系，便于日后飞黄腾达。司马师那年23岁，司马昭20岁，他们并不是太学生，现在被直接征召为郎，不仅体现魏明帝对司马懿的尊崇，也对他们二人日后走上仕途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接到这份诏书，司马懿内心里却充满了说不出的苦涩。他想到的不是家族的荣耀，也不是两个儿子的光明前程，而是赤裸裸的两个字：人质。

如今，自己即将奔赴西线战场，手中握有曹魏三分之一以上的兵权，其中包括曹魏一半以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魏明帝向自己发出了这份诏书，其用意不用细品即可体悟。如果换成文帝发布这样的征召，司马懿一定会认为那是文帝对自己的眷顾。文帝对自己信任，魏明帝则将信将疑。

司马懿不敢耽搁，立即上疏谢恩，并即刻命司马师返回洛阳，嘱咐他到家后立即带上弟弟司马昭到少府报到。

除此之外，司马懿并不想再做任何表白。

司马懿只能用战绩表现自己的能力，用行动表现自己的忠诚。他相信有一天魏明帝会完全信任自己的。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日夜兼程，很快到达长安。

他来得十分及时，诸葛亮此时又发起了新一轮北伐。

蜀汉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蜀军主力再出祁山，和第一次北伐一样，以抢占陇右为目标。

此次诸葛亮做了精心准备，其中一项重大调整是，他命令此前一直驻守在江州的李严率两万人马来汉中，之后让他以中都护的身份留守汉中，处理丞相府行营的各项事宜（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重点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

为了制造声势和牵制敌人，诸葛亮提前派人联络孙权，请他同时向曹魏发起攻击。诸葛亮每次北伐，孙权都尽可能地给予了配合，这不仅是同盟的义务，而且对孙吴来讲，蜀汉的每一次用兵也是他们的机会。

这一回孙权又使出了诈降计，他安排中郎将孙布向曹魏扬州刺史王凌诈降。不久前周鲂诈降，曹休被打得大败，王凌觉得孙权再笨也不会把刚使完的招数又拿出来用吧，所以就相信了。

王凌是汉末名臣王允的侄子，出身于著名的太原王氏家族，年轻时曾在曹操手下任职。曹丕在位时对他很器重，让他当兖州刺史，又兼建武将军，是曹魏政坛的新生力量。在石亭之战中曹休率领的魏军失利，王凌指挥所部拼死突围才使曹休得以安全撤退，后任扬州刺史。

王凌有些心高气傲，把顶头上司征东将军兼西线战场总指挥（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也不放在眼里。二人关系较差，王凌不断让人写告状信，想把满宠赶走。

对孙布投降这件事，满宠觉得可疑。王凌认为这是满宠怕他建功，于是越过满宠直接向魏明帝报告了情况。王凌对孙布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试探，最后彻底相信孙布投降是真的。

但满宠仍然认为这里面有阴谋，就以王凌的名义给孙布写了封信，说自己这边兵力不够，让他再等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行动（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

这时，魏明帝突然下诏让满宠回洛阳商量事情。满宠一走，王凌就加紧了与孙布“里应外合”的准备，想在东线战场创造出一个奇迹来，这场戏无论怎么演，都牵动了曹魏东线战场的注意力。

而在中线战场的荆州方向，自从司马懿离开后还没有明确新的接替人选。这样一来，形势对蜀汉就十分有利，在曹魏三大战场中，西线战场的总指挥刚刚上任，中线战场的总指挥还没有明确的继任者，东线战场的总指挥临时被召回，暂时负责的人又被孙权的反间计所吸引，在历次北伐中，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孙权的诈降计划开始还算顺利，尽管曹魏东线战场总指挥满宠十分警惕，但曹魏的扬州刺史王凌却始终深信不疑。

满宠被魏明帝征召入朝，他深知王凌立功心切，会上敌人的当，临行前做了专门安排。

满宠对自己的秘书长（长史）叮咛说：“你一定要注意，如果王凌提出去迎接孙吴的降人，千万不要给他派兵（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

王凌后来果然来要兵，长史按照满宠的嘱咐坚决不给，王凌就让自己手下一个将领率所部700名步骑前去迎接孙布，结果中了孙布的埋伏，孙布趁夜发起攻击，魏军人马死伤过半。

魏明帝召满宠来洛阳，主要是因为王凌指使人写的告状信。王凌一心想把满宠排挤走，就让手下心腹写信诋毁满宠，说他年纪老迈，办不好事，不适合担当大任（凌支党毁宠疲老悖谬）。魏明帝可能还没见过满宠，不知道告状信上的内容是否属实，就以召见的名义想亲眼看看。魏明帝身边的给事中郭谋建议：“满宠当汝南郡太守、豫州刺史前后20多年，在东南边境建立了功勋，吴人都害怕他（及镇淮南，吴人惮之），现在把他突然召回，如果不像王凌所表，陛下就问问他前线的敌情，问完让他回去。”

魏明帝也是这个意思，但在诏见中发现满宠体格健壮、精神饱满，完全不像王凌说的那样。

告状信上还说满宠不仅年纪大而且经常喝酒误事，不可留任，魏明帝特意把满宠留下来请他喝酒，满宠连喝一石酒，都没有一点醉意（饮酒至一石不乱），魏明帝更加深信告状信所言不实。

汉代一石合20升，如果满宠能喝20升酒，也就是40斤，那他的肚子得有多大啊。但汉代的升比今天小得多，不到今天的0.3公升，也就是一顿喝了5公升多的酒，10斤多点儿，当然这也不少，但那时酒的酒精度数都比较低，类似于今天的啤酒或低度米酒。

而正在这时前线也传来消息，说王凌上了敌人的当，魏明帝于是改变了想法，对满宠慰勉了一番，又让他回扬州，仍全面负责东线战场的指挥。

满宠则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城，魏明帝不许，下诏：“从前廉颇为向使者表示自己身体健康，仍可带兵打仗，一顿能吃1斗米、10斤肉。马援62岁仍请兵作战，在马鞍上可以回头顾望，以示可用，卿未老而自谓已老，为何与廉颇、马援相差这么大呢（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卿要想努力设法保卫边境，为国效力啊！”

考虑到满宠与王凌的关系，魏明帝下诏将王凌改任为豫州刺史，满宠这才回去。

虽然孙权那边没有得手，但牵制敌人的任务还算是基本完成了，由于孙权一直在虎视眈眈，曹魏在中线和东线两个战场也不敢太大意。

回到陇右，蜀军主力行动迅速，越过武都郡，把祁山包围起来。

这时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他以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的身份召集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魏军重要将领开会，研究如何应对。

张郃认为，陇右很重要，关中更重要，应分兵驻扎在扶风郡的雍县、郿县，以防关中出现不测。

司马懿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如果前面的人马能挡住敌人，将军这么说有理；如果挡不住，把人马分成前后两部，这就如当年项羽把人马一分为三，反被黥布打败的道理一样（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

楚汉相争时，楚将黥布叛逃，项羽出兵阻截，把楚军分成三部，想法是其中的一部即使被打败，后面的两部也可以增援。结果，黥布击败其一军，其他两部不战瓦解。

从兵法上说，分散兵力被各个击破是大忌。司马懿不同意分兵，原因是魏军的战线拉得很长，他们在人数方面虽然稍占上风，但如果分兵，这种优势也就不存在了。诸葛亮对祁山围而不歼，就是想以逸待劳，与魏军主力寻求决战。

司马懿也想赌一回，赌的是蜀军除陇右的军事行动外没有其他打算。如果从褒斜道或者子午道突然杀出来一支蜀军主力，那就当是命不好，纯属倒霉。至于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到时候再说。

司马懿统率各部魏军主力前进到隃麋，命费曜、戴凌率四千人马前往天水郡境内的战略要地上邽，自己率其余主力赶往祁山，以解祁山之围。

司马懿孤注一掷，大军西进后，关中空虚，弄不好就得出事。

真的出了事，不过是差一点。

虽然诸葛亮没有安排一支大军从秦岭山中钻出来抄魏军的后路，但还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客人——鲜卑族首领轲比能。

北方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以匈奴人为主，汉末乌桓人崛起，匈奴人一部迁往漠北，一部南下归顺中央朝廷，后来曹操亲自征乌桓，使乌桓的势力削弱下去，鲜卑人趁机发展起来。

轲比能出身于鲜卑族一个小部落，他十分勇敢，执法公平又不贪财，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当时袁绍占据河北，内地不少人逃奔到轲比能那里，使他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后来，轲比能向曹操控制下的汉朝廷进贡，曹操征马超的关中之战期间，轲比能曾率3000名骑兵支持曹军。

再后来，轲比能又与乌桓部落联合起来与曹军抗衡，曹操派儿子曹彰率兵征讨，大败鲜卑、乌桓联军，轲比能退至塞外。曹丕登基时，轲比能派人向朝廷献马，曹丕封轲比能为附义王。

但是，轲比能后来又与魏军为敌，先后被曹魏大臣田豫、牵招和梁习等人打败，尽管一再被打败，但他在鲜卑部族中的影响力一直很大，总能东山再起。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前后，轲比能曾率三万人马，在马城把田豫围困了七天，后来曹魏新任的幽州刺史王雄对鲜卑实行安抚政策，轲比能再次表示愿意归顺。

轲比能的势力最强时手下有十万人，诸葛亮知道他与曹魏之间恩恩怨怨纠扯不清，矛盾很难调和，于是秘密联络他，在自己北伐的同时，让轲比能从北方向曹魏发起进攻，目标是曹魏的关中地区，趁着魏军主力西移，威胁长安。

轲比能响应了诸葛亮的建议，率兵进入北地郡，驻扎于石城。

石城在哪里已不可考，一种说法就在曹魏北地境内，曹魏时期的北地郡面积不大，郡治泥阳，即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现在走高速公路到西安北郊只需要40分钟；另一种说法认为石城是笔误，应为吕城，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按照汉末的行政区划，这里在老北地郡（故北地）的辖区内。

鲜卑是草原部落，以骑兵为主，他们的战斗力不好评估，有时不堪一击，但有时又势如猛虎，锐不可当。即便远在石城，但如果他们高兴，打马扬鞭，一口气杀往关中也就是几天的工夫。当时司马懿已经把魏军主力带到陇右，关中空虚，十分危险。

魏明帝赶紧征召轲比能的老对手、右中郎将兼雁门郡太守牵招组织人马前往堵截。

在陇右，诸葛亮听说司马懿亲率大军前来，立即调整了部署，让王平率部屯扎在祁山附近的南围，继续攻祁山，自己率魏延、吴班、高翔等部迎战魏军。

之后的战事，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部史书记载，诸葛亮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不去迎击司马懿的主力，而是突然兵出上邽，打败了郭淮、费曜，将上邽占领。此时已是农历四月底，麦子成熟，诸葛亮指挥兵马收割麦子，而司马懿率兵赶到后，屯扎在上邽之东，不敢前进，而是依据险要地势进行防守，诸葛亮求战不能，由上邽回撤至祁山附近（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

但另一部史书则称，司马懿率大军卸甲轻装，日夜兼程，在汉阳与诸葛亮相遇，司马懿派部将牛金率轻骑做诱饵，将诸葛亮打败，诸葛亮退兵至祁山（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后面这部史书忽略了蜀军占领上邽、抢收麦子的一系列细节，而所谓的汉阳，指的当是汉阳郡，汉末仍在，只是曹魏早已将其改为天水郡。这次司马懿转战西线战场，只带来牛金一名主要将领，刚来没几天，人生地不熟，要执行诱敌的任务，费曜、戴凌哪一个似乎都比他合适。

综合起来看，前一种记载更确切一些。

但是，既然没有打败仗，诸葛亮为何退兵呢？

主要是司马懿这个新对手很老练，尽管手下将领个个跃跃欲试，但他根本不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拖的办法，这正中蜀军的软肋，因为时间一长更不利于蜀军，天水郡是曹魏的地盘，曹魏可以从附近几个郡以及凉州各地调集粮食和兵源，而蜀军不能。

对蜀军来说，求胜的关键是速战速决，所以诸葛亮改变了战法，先后退一步，卖个破绽，等待敌人进招。

◎名将命丧木门道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退往祁山方向，驻扎于卤城，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在此扎下大营，司马懿率魏军主力随后赶到。

但是很奇怪，司马懿只追不击，蜀军扎下大营后，他也命令扎营，双方营垒都扎下后，司马懿并不着急出战。

车骑将军张郃建议：“蜀军远道而来迎战我们，现在他们请战不成，必然会认为不战对我们有利，认为我们想用长期对峙的办法对付他们。现在祁山那边已经知道我军主力就在附近，人心已经稳定下来，我们可以屯兵于此，然后派出奇兵抄其背后，不应坐在这里不敢向前，让民众失望啊（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

张郃认为，蜀军已深入陇右地区多日，虽然在上邽收了一些麦子，但粮食始终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的粮食估计没有多少了，粮食一旦接续不上，就会有麻烦，至少影响到士气，而魏军士气正旺，不必消极应战，可以主动出击。

司马懿对张郃的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他的老办法：不打。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对手，诸葛亮也很无奈。的确，粮食是他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他已不断派人回汉中，让李严尽一切可能筹办粮食送到前线来。然而，汉中距离陇右路途遥远，运送粮食需要时间，途中消耗也很大，长时间拖下去，的确很不利。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和司马懿直接过招，之前听说他以迅雷一击解决了孟达，就感到此人不一般，现在直接面对，如果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战术，诸葛亮一时还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诸葛亮下令，再往后退。

司马懿继续跟进，但不出击。

就这样，一直来到祁山附近。司马懿让人把大营扎在山上，凭借高山深谷进行据守，仍然不出战（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

魏将纷纷请战，司马懿就是不许。魏将贾栩、魏平等人请战多次，都被司马懿拒绝。

贾栩、魏平等人最后说：“您畏惧蜀军就像见到老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

其实，司马懿心里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不怕诸葛亮，他的担心来自内部。自己刚接替曹真，除了从荆州带来的牛金外，他和这里的将领们都很陌生，还没有在将士中间建立起威望，一来就这么退缩，的确让人看不起。

一部分将领心里可能会认为，曹真死后接班的应该是张郃，司马懿却横插一道，因此大家有些不服气，贾栩、魏平敢那样说话，就很说明问题。

更让人担心的是皇上，自己一味不战，传到魏明帝那里，他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自己有苟且之心，战机在眼前也不去把握，或者是另有企图？

又过了几天，魏将没有一个不请战的（诸将咸请战）。不得已，五月十日这一天，司马懿下令出击，他命张郃领一支人马进攻南围的王平所部，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

这正是诸葛亮所盼望的，他已做好了准备。

诸葛亮指挥魏延、吴班、高翔等各部蜀军迎战司马懿。

此战在祁山附近展开，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第一次面对面交手，此战的结果是魏军大败，被蜀军斩杀3000人，缴获玄铁打造的铠甲5000副，弓弩3100张，司马懿赶紧退回营寨。

蜀军的缴获很有意思，杀了3000人，却缴获了5000副铠甲，形象地说明了魏军被打败时的惨相：至少有2000人为逃命把铠甲都扔了。

南围方面，张郃虽然攻势猛烈，但王平岿然不动，他的手下以著名的无当飞军为主，所以他现在的军职除讨寇将军外还有一个无当监，这支队伍善使弓弩，作风既凶悍又顽强，张郃无法得手（郃不能克）。

此战之后，魏军又转入防守，双方再现胶着态势。

转眼到了夏秋之交，双方仍对垒于祁山附近，都无法进退。

这时，天下起了连阴雨，诸葛亮对军粮的担心更加重了。

《孙子兵法》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又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现在这一仗正应着《孙子兵法》的论述，拼的已经不是人马数量，甚至也不是双方的意志力，而是后勤供应。解决粮食的最好办法是从敌人那里夺取，但这一点已很难做到，唯一的途径是后方运送。天一下雨，运输更加困难，诸葛亮心里肯定在暗暗地默念，粮食千万别出问题。

怕什么就会来什么，李严手下的参军狐忠、督军成藩突然来到前线，向诸葛亮报告说，由于阴雨连绵，粮食无法供应，李严已报告后主，后主诏令诸葛亮回师。

诸葛亮尽管心有疑虑，但军粮供应不上已成事实，除了退兵没有任何办法。

诸葛亮下令撤军。

有一部史书说，看到诸葛亮撤军，司马懿指挥人马出击，取得大胜，斩杀蜀军一万人（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如果真有这事，那将是在司马懿指挥下魏军取得的一场大胜仗，一战毙敌一万，相当于蜀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可谓空前大捷。

但这不是事实，不说它完全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夸大其词。事实是，司马懿看到蜀军撤退，确实派兵去追击了，但遭受到惨败，魏军此战损失程度堪称夏侯渊战败被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据另一部史书记载，司马懿下令追击的时候，张郃当即提出反对。

张郃的理由是：“兵法说，围城一定要给个出口，撤退的敌人不要追击（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

张郃说的话，司马懿当然也很熟悉。它出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过七条基本的作战原则：占据高地、背倚丘陵之敌不要做正面仰攻；假装败逃之敌不要跟踪追击；对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派出来的诱饵，不要贪食；对正向本土撤退的部队不要去阻截；对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

但是司马懿不听，坚持派兵去追，而且点名由张郃率队。

元人胡三省看到这里评论说：“司马懿从内心里其实很怕诸葛亮，而张郃跟诸葛亮打过仗且打败过他，张郃名震关外，所以司马懿不听他的（懿实畏亮，又以尝张郃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

司马懿怕不怕诸葛亮不清楚，但他对张郃很有成见，且对张郃在西线战场的巨大影响力深有忌惮，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敌人主动撤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司马懿对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张郃下达了死命令，让他亲自带队追击敌人，必须无条件立即执行。

张郃无奈，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可以不懂政治，不懂权术，不懂阳谋也不懂阴谋，但他懂得服从命令，于是领兵追击。

追到木门道，果然中了蜀军的埋伏。

木门道，俗称峡门，现在的位置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西南数十公里的木门村附近，是一条古道经过的地方，东西两面雄山壁立千仞，中间一线空谷，宛若门户，称其为峡谷也没错。

在这条峡谷之中，有一条稠泥河自北向南流入汉水，峡谷内有一段50多米的极窄处，可谓一将当关，万夫莫开。

在这样的地方设埋伏，不用动刀动棍，只需要弓弩招呼就行。弓弩，那是蜀军的强项。

蜀军在高处设伏，看见张郃率追兵来到，弓弩齐射，有一部史书说一支箭射中张郃的髀骨（弓弩乱发，矢中郃髀），另一部史书说张郃被一只冷箭射中右膝（飞矢中郃右膝）。

还有一部史书说，诸葛亮见张郃追过来，让蜀军停下来，把路边一棵大树削了皮，上面题写“张郃死于此树下”，然后命蜀军两侧设伏，总共安排了数千张强弩等着张郃的到来（豫令兵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

一名弓弩手一秒钟扣动两次扳机是绰绰有余的，也就是说，每一秒钟会有万余支弩箭飞向拥挤的魏军，魏军将士没有被射成刺猬的已算运气好。张郃追到此处，看到树上写的字，如飞蝗一般的箭雨也到了，结果被射死。

上面这些记载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代名将张郃就这样死了！

至此，继曹洪、曹仁、夏侯渊、夏侯惇、曹休、曹真这些“诸夏侯曹”名将之后，张辽、乐进、于禁、典韦、张郃这些曹军“五子良将”也全部成为历史！

◎谁杀死的张郃

张郃的死讯传回司马懿大营，他是喜是悲，不得而知。

张郃的死讯传到洛阳，魏明帝震惊之余，悲从中来。

临朝，魏明帝对司空陈群叹道：“蜀国未平，张将军却死了，该怎么办啊（蜀未平而郃死，将若之何）！”

陈群知道魏明帝此时的悲痛，也能体会他悲痛之中的深意，作为四位托孤重臣之中仅剩的两人之一，他也想为魏明帝分忧，但他本质上只是一名书生，书生的特点是没有野心，没有欲望，但在难事面前也没有办法。

陈群不知应该怎样安慰天子，只好随口应道：“张将军确实是一代良将，是国家的依靠啊（郃诚良将，国所依也）！”

一旁的卫尉辛毗却冒出来，插话道：“司空之言，臣以为不对！”

魏明帝一向不喜欢这位老先生，他总是跟人唱反调。辛毗资格很老，说话一向不中听，即使在太祖武皇帝以及文皇帝时也从来如此，不加掩饰。

魏明帝对辛毗说：“卫尉有何见教？”

辛毗不管边上站着的陈群，只顾说道：“车骑将军之死虽然可惜，然而人已经死了，不应当以此再去动摇陛下的信心，对外更不应当示弱于人（不当内弱主意，而示弱于外也）。建安末年，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但后来武皇帝不在了，文皇帝照样受命于天；黄初之时，也说天下不可无文皇帝，但文皇帝不在了，而陛下照样得以龙兴。这么大一个国家，岂能离不了一个张郃呢？”

辛毗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个地球离了谁不都还转，干吗伤感？

魏明帝听完若有所思道：“也是，诚如卫尉之言罢！”

魏明帝下诏，谥张郃为壮侯，爵位由其长子张雄继承。

张郃的其余五个儿子中，有四人被封为列侯，一人被封为关内侯。

在张郃之死这件事上，司马懿历来受到人们的怀疑，不少人认为是他借蜀军之手除掉了张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司马懿下达的那道追击令很突兀，存在不少疑点。

一是这道命令与司马懿一贯的应敌指导思想不符。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历次交锋中——包括后来的五丈原之战，都执行的是“消极进攻，积极防守”的方针，因为他抓住了蜀军远师来攻、后勤困难的弱点，这一招很奏效，也百试不爽。

二是这道命令与兵法的基本常识不符，正如张郃所说“归师勿追”，这是兵法上的一条原则，有人说错了，不是说“宜将胜勇追穷寇”吗？但那是“穷寇”，是被打败的，而蜀军是主动撤退的，不是“穷寇”。以诸葛亮的缜密，撤退方案里肯定有阻击敌人追击的安排，陇右地势复杂，可打埋伏的地方很多，比如木门道。

三是这道命令与一般的指挥体制不符，如果司马懿非要去冒个险，派一般的将军就行了，派张郃亲自去有些不妥，因为张郃此时任车骑将军，相当于曹魏的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让他带队执行这样一个冒险任务，除非别有用心，否则不太妥当。

所以，司马懿难以摆脱借刀杀人的嫌疑。

张郃战死时的情形也很可疑，按照史书上的说法，无论箭射中的是张郃的膝盖还是髀骨，都不像咽喉、命门、眼睛、胸口那些要害，一般来说不会一箭致命。

所以，后世有人说张郃受伤后的情景充满诡异，有许多东西解释不清（郃中右膝，焉得死，似非实录），隐含的意思是，张郃其实是被自己人干掉的。

所有疑点连起来都指向了司马懿，这不是阴谋，简直是赤裸裸的“阳谋”了。

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要对张郃下死手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张郃不服司马懿，对司马懿的威胁又很大。

司马懿到西线战场负责指挥以来，张郃多次反对他，二人意见不一致，而张郃久居西部，对敌人更了解，在西线魏军中的威望也特别高，著名的街亭之战，要论功的话跟当时的曹真和现在的司马懿都没有半毛钱关系，完全是张郃一手创造的。张郃不仅在自己的阵营里很有威望，就连对手也很害怕他（自诸葛亮皆惮之）。

张郃还深得魏明帝的信赖，曹真死后魏明帝虽然用司马懿去主持西线战事，但多少有些无奈，因为他对司马懿的信任程度并不高，一边用一边防范，所以在任命司马懿为大将军的同时又提拔张郃为车骑将军，用张郃牵制司马懿，这个用意很明显。

不服自己，又威胁着自己的地位，这是司马懿向张郃下手的原因。

问题是，司马懿就不怕这么做的后果吗？他难道不担心因为此事引起魏明帝更大的猜疑，从而对自己不利吗？

司马懿肯定考虑过这些，但他之所以果断地向张郃下达了追击的命令，肯定已经把这些事都想明白了。

放在曹魏鼎盛的时期，即使司马懿已经像今天这么得势，但也一定不敢做，因为那时曹魏名将如云。

放在几年前他也不大敢，因为当时还有曹真和曹休两位重量级人物在。

但现在司马懿敢，“诸夏侯曹”只剩下一位早就靠边站又行将入土的曹洪，所谓的“五子良将”也只剩下眼前这位张郃。

魏文帝登基以来曹魏“将运”不佳，名将纷纷凋落，凋谢的速度有些快。生老病死，表面上看都是自然的规律，但背后隐含的则是曹魏用人体制上的落后和迟缓，在新生代的培养方面，曹魏的步伐太慢了。

司马懿表面低调、隐忍，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机警地观察着形势并伺机而动，抓住机会、奋力一击是他的拿手好戏，木门道就是他实现自保、自固的一次最佳机会，他抓住了。

张郃死后的次年，曹洪也死了，“诸夏侯曹”“五子良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司马懿成为曹魏军界唯一的耀眼明星，要对付诸葛亮，离了司马懿谁来都不行。

张郃之死损失最大的无疑是魏明帝，明知道里面有文章却不敢去追究。同时，对司马懿的依赖就像严重失眠的人与安眠药的关系一样：明知有副作用，但离不了。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当初提拔张郃为车骑将军，为什么不让他独当一面？一个战区里同时挤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和副总司令（车骑将军），这样的人事安排能不出问题吗？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第二章　秋风五丈原

◎君臣“义务劳动”

张郃之死对魏明帝曹叡的打击确实难以估量，曹叡的雄心壮志也许因为此事而消退了不少。

曹叡原本是个务实的人，继位以来也有励精图治的宏愿，但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全是正面的，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一项爱好有关。

曹叡的这项爱好，就是大修宫室，也许少年时代长期幽居在狭小的宫室里，更渴望空间的广阔，所以再豪华的居所也满足不了他的渴求心，就不停地修建更大更华美的宫殿。为此，曹叡甚至达到了自我陶醉的程度，虽遭到众多朝臣的反对，但依然我行我素。

相较于父祖，曹叡在宫室建设上确实堪称大手笔。每造一处宫室，往往动用数万徒工，不惜财力物力，所造宫室也都是超大体量的那种，诸如太极殿、式乾殿、昭阳殿、总章观、黄龙殿、寿安殿、竹殿、阊阖门等，无不高大壮观，外表雄武，内部装修豪奢（皆以金玉妆饰，雕梁画栋，碧瓦金砖，重重锦绣）。

曹叡还命人引谷水入宫，直达皇家园林芳林园，于此形成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名天渊池，用挖掘天渊池的泥土堆成景阳山，从太行山、谷城山等地运来白石英、紫石英、五彩文石等进行装饰，园中遍布松竹花草、奇禽异兽。

为了修建这些宫室，曹叡还命公卿以下的官员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中间还包括太学的学生们，曹叡亲自带头干活，到工地上挖土（躬自掘土以率之）。

苑囿建成后，曹叡经常于此游宴泛舟，或歌或舞，或登山或畅饮，美得很。

曹叡还嫌玩得不够，把大发明家马钧叫来，让他给自己设计一些好玩的东西。马钧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发明家，他发明了著名的指南车、翻车，改进了诸葛连弩和织绫机。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改进国防装备上，平时很忙，但曹叡叫他，他自然不敢怠慢。经过冥思苦想，他发明了一套木偶百戏应付曹叡，曹叡挺喜欢，但觉得这些木偶虽然精美却不能动，问马钧能不能让这些木偶活动起来。

如果木偶真能自己活动起来，那就是最早的机器人了，还是表演用机器人。如此高难度的要求没有难倒大发明家，经过反复改造，马钧最终成功地造出了“水转百戏”，用木头制成一套复杂的轮动系统，用水力推动，使其旋转并传导到木偶上，所有的木偶都可以动起来，或击鼓，或吹箫，或跳舞、耍剑，变化无穷。

除内宫外，洛阳城也修建得无比壮美。

东汉定都洛阳后，作为天下规模最大的城池，洛阳共有12座城门之多，但自董卓一把火焚毁洛阳之始，洛阳城就变得残破不全了。到了曹叡手里，他下令不仅要恢复洛阳城的旧貌，而且在城池建设上要全面超越前代。

曹叡下令所有城门上均建起两层的城楼，城墙上每隔百步修一座望楼，城门外均建起双阙，在洛阳城的西北方，下令兴筑金墉城，这是曹叡的创举，之前从未有人这样修建过城池。这是三座相连的小城，防御设施极其完善，目的是以备战时应急避难之需。

在洛阳郊外有皇家禁地射猎场，高柔在一封奏疏里说它大小有上千里（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这可能有点儿夸张，但面积相当广大这是事实。高柔还曾做过统计，说这个射猎场中有大小老虎600只，狼500只，狐狸10000只。为了喂食1只老虎，每3天需1只鹿，1只老虎1年要吃掉120只鹿，为了喂食600只老虎，苑中需养72000头鹿才行。

这还不算最奢华的，曹叡还干过几件不靠谱的事，其中一件是，他下令把长安的铜驼、铜人、承露盘等拆了运往洛阳。这几件东西的来历有点神秘，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造了这些东西，它们都很硕大，比如铜人，有的说5丈高，也有的说高达20丈，即使只有5丈，估算一下其重量也过千石，约合如今10吨。在没有重型卡车也没有吊装机的情况下，长途运输这些玩意，运输成本是一笔惊人的开销。

铜人实在太重，勉强运到长安东郊的灞城就运不动了，只好扔在了那里。而承露盘的命运更惨，在搬运过程中损毁，倒下时发出的声响几十里范围内都能听见（盘折，声闻数十里）。

只有铜驼勉强运到了洛阳，魏明帝下令把它放置于新修建的阊阖门外大道之上，此条大道于是被命名为“铜驼大街”。

有一个传说，说铜人没能运成，是因为它离开长安时心情感伤，流下了“铅泪”。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个传说流传甚广，唐代诗人李贺有一句名诗叫作“天若有情天亦老”，写的正是这件事。

那时，李贺因病辞职，由长安返回洛阳，走的就是铜人东迁这条道，于是寄其悲于金铜仙人，写下了“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结果让魏明帝办的这件荒唐事更加声名远播。

领导如此犯糊涂，下面的人都装聋作哑不成？

答案是否定的。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也从不畏惧领导高不高兴，从一开始就对魏明帝的奢靡展开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反对和抗议。

在此前后，对魏明帝曹叡大兴宫室一事提出过劝谏的就有王朗、王肃、高柔、陈群、华歆、蒋济、王基、钟毓、杨阜、高堂隆、卢毓、卫臻、卫觊、徐宣、徐邈、司马芝、王昶等人，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出现在劝谏的名单中了。

魏明帝对这些人不厌其烦的进谏，基本上用一种态度来对付：听是不会听进去的，但也不追究，不责怪，甚至给予表扬（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这种我行我素、死不认错的做法居然得到了后世一些历史学家的肯定。东晋史学家孙盛就此赞扬魏明帝，认为他对大臣们很尊重，是一位肚量大、谦虚、善良的好领导（优礼大臣，开容善直）。

当然，魏明帝也有被惹急的时候。

一次，有个叫董寻的官员也来上书凑热闹，用词颇为激烈，里面有一段话，说大家都来劝您，但您一概不接受，造成现在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局面，以致阴阳失和，灾害频生（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

这位董先生大概属于东拉西扯派。曹叡大兴土木又听不进劝谏是事实，但把一切灾难罪过都归于此，显然是上纲上线。但董先生敢说出重话，自然也是有备而来。

董寻在这份上书中最后写道：“我知道这封奏章上去定然是活不了了，不过既然生而无益，那不如死了算了。现在我一边给您写奏章一边流泪，人虽还有口气在，但心已死。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这几个儿子就给您添麻烦了（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

从古至今忠臣不少，诤臣也很多，也有为心中的真理而豁出去不要命的，但这样给皇帝提意见还是颇有特色。

董寻的这封意见书要是放在魏明帝的爷爷曹操那里，再难受的头风估计一下子都能给治好了；要是给魏明帝的父亲曹丕看，估计董寻定然活不到明天，就是跑到月亮上也得追回来剁几刀才解气。

魏明帝是很能沉住气的人，这一回也急了眼，咆哮道：“董寻，你就不怕死吗？”

董寻时任司徒军议掾，相当于司徒府里的处长，地位不高。魏明帝周围的人也看不下去，纷纷建议重处董寻。

可是，气归气，过了一会儿魏明帝就不生气了，下令不要为难董寻，后来还提拔了董寻担任贝丘县令。

但是，批评皇帝的奏章仍然源源不断地递上来，似乎慢慢变成了一种时髦，好像谁不就此说几句谁就是落后分子。

这些批评的奏章各家史书里多有收录，有的全文照录，有的大段引述，简直可以编一部文集。

在这些奏章里，尽管不都像董寻那么直来直去，但大多“夹叙夹议”，有论点也有论据，把魏明帝干过的那些事通过奏章一一记录下来。

曹叡本是个有思想、有作为也很勤奋的皇帝，但他在历史上的形象不佳，与此有极大关系。

曹叡生于忧患，继位于非常之时，他天资聪慧，沉毅好断，有一代明君的气质。非但如此，他做事很细心，记性特别好，尤其是记官员的名字、家庭成员和履历，即使是左右小臣，对于他们的履历和家庭情况，一经过目就能记住不忘。他也很勤政，鼓励吏民士庶直接给他上书反映情况，有时一个月里就处理数十上百封这样的信件。

从内政外交看，曹叡也不是没有作为的皇帝，在吴蜀争雄中始终保持优势，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恩威并施，边疆保持安定。对内改律法，整顿吏治，推出新的官员选拔考核办法，驾驭群臣，得心应手。

但鬼使神差，一向做事谨慎的曹叡不知为何对大兴土木、广蓄宫室产生了兴趣，论者以为曹魏三代而衰，起点是青龙、景初年间（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青龙和景初都是魏明帝的年号。

清人王夫之进一步剖析了曹叡未能成为一代名君的原因，认为当时朝廷上下固然有大量的“直谏之士”，却没有“忧国之士”。

“直谏之士”可以“极言无讳”，可以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就像董寻那样，他们是忠臣，也是热血男儿，有身首不恤之慨，但是他们身上似乎还缺少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忧国之士”须具备的，与皇家同命相理、同气相求，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除曹氏宗亲以及少数几个大臣，大多数人与曹魏缺少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情。

看到问题，出于做臣子的责任和儒家一向倡导的良知，大家也会恳谏于君前，但听不听由你，听了固然好，不听也就那样。现在天子宝座上坐着的人姓曹，哪天换成姓李的、姓王的人，大家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直谏之士”和“忧国之士”的区别，对于曹氏来讲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内心里的这种疏离感越来越强，有这种疏离感的人越来越多，曹氏被替代将是迟早的事。

◎一群浮华子弟

但是，如果认为魏明帝在政治上很幼稚，那是大错特错。

尽管他对一些现象好像熟视无睹，尽管他有时显得与历史上那些骄奢淫逸的皇帝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他不是弱主，是一个大权始终在握的君王。

魏明帝的手里有一个特殊的东西，用它可以随时掌握外面的情况，这就是校事。

校事是一个职务，它很神秘，因为关于它的历史记载很少，一般认为它在正式编制序列里似乎应为“校曹”，属中书监的下设机构，但这只是推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的权力很大。

因为他们不是秘书，而是特务。

他们的职责是上察官庙、下摄众官，是天子的耳目。在一般的印象中，校事是曹操首创，曹丕时获得发展，到了曹叡这里校事逐渐式微，最后终结于司马懿手中。其实不然，种种迹象表明，曹叡在位时校事仍然很得势，他们是曹叡考察大臣、刺探消息最重要的途径。

曹叡生性内向，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有事没事找大臣们闲聊，这种人可以概括为情商比较低。普通人情商低自己往往会吃亏，当皇帝的情商低大家就要跟着倒霉。

那时候，宦官已经成为敏感的职业，曹操作为汉末宦官专政时代的过来人，深知宦官的危害，所以对宦官采取了压制的政策。曹丕依然如此。曹魏开国以来，宦官们一直很沉寂。

没有宦官这双眼睛，魏明帝也不甘成为深入幽宫的聋子和瞎子，他要随时随地掌握大臣们和民间的一举一动，于是继续重用校事。

光禄大夫卫臻有感于校事权炽，曾向魏明帝上疏道：“古代制定了禁止官吏互相侵犯权利的法令，并不是讨厌他们勤奋办事，实在是因为这样做得益很少，造成的危害却很大。我每每观察校事行事，大致都是如此，臣担心各部门将因此更加超越职权范围，致使整个政治逐渐衰败（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部门工作效率得以提高须首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不是干得越多越好，而是各部门都能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像校事这种职责说不清楚、权力无边无界的部门，只能把事情搞乱搞糟。

卫臻上疏后，魏明帝并不理会。

洛阳城内的政治动向自然是魏明帝安排给校事们的重点刺探内容，范围不仅限于朝廷的那些重臣，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都逃脱不了他的眼睛。

在魏明帝太和年间，最重要的政治动向莫过于众多年青一代活跃起来，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频繁聚会，随意臧否人物、指点朝政，这些情况魏明帝都一清二楚，但一开始魏明帝却没什么反应，不支持，也不反对。

到了太和四年（230年），魏明帝突然颁下一份诏书：“世上朴实有用的文章，都是深受王教的影响。自汉末战乱以来，儒家经典衰微，年轻人的兴趣和追求也不放在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上，这岂不是官府训导不力，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不重德行造成的严重后果吗？官吏们只有真正学通一部经典，其才识方可胜任管理百姓的能力。对博学高才者要严格考核，从中选拔真正的优秀者立即予以重用，而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无能之辈，则一律予以罢退（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在这份诏书里魏明帝强调了“道本”，也就是王教之本，不服从者皆为不可用分子，皆罢退之。

魏明帝还给这些不可用分子起了个名字：浮华党。

这是一份重要的诏令，也是魏明帝对“浮华党”的严厉警告。

但是，“浮华党”似乎错误估计了形势，没有领会魏明帝的用意，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该聚会的照样聚会，该点评时政的照样随意点评时政。

被魏明帝视为“浮华党”的这一批人，论职位其实都不太高。但魏明帝认为任由他们放纵下去，危害会非常大，因为他们不仅沽名钓誉，还拉帮结派。不仅拉帮结派，还公然以各种各样的名号互相标榜，相当无视朝廷。

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等人互相吹捧（共相题表），把夏侯玄、田畴等四人称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称为“八达”，刘熙、孙密、卫烈三人虽不及他们，但其父官职显赫，被称为“三豫”。

“四聪”“八达”“三豫”共有15个人，史书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列出来，一般认为他们包括以下这些人：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荀粲、李胜、丁谧、毕轨、孙密、卫烈、钟会、司马师等。

这里面的一些人之前没有提到过，这里再做一介绍。

诸葛诞字公休，是东汉名臣诸葛丰的后人，也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本家，论起来是诸葛亮的堂弟，担任过曹魏尚书郎、荥阳令等职务，目前的职务是尚书，在“浮华党”里论地位算是较高的。

当年魏文帝南征广陵，诸葛诞已供职于尚书台，与尚书仆射杜畿随征。杜畿在陶河亲自试船，结果遭遇强风，船只倾覆，诸葛诞和杜畿都掉入水中，虎贲浮河相救，诸葛诞大叫先救杜侯，结果他自己随河水漂游向下，被冲到岸上，竟然捡回一条命。

邓飏字玄茂，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后人，少年时即得名于京师，先后担任过尚书郎、洛阳令、中郎等职，目前任职于中书监，职务是中书郎。

丁谧字彦靖，出身于曹氏故乡沛国谯县著名的丁氏家族，他的父亲叫丁斐，与太祖武皇帝关系亲近，也在尚书台供职，地位比诸葛诞稍低，任度支曹郎中，算是个处长。

荀粲字奉倩，是荀彧最小的儿子，史书说他性“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他也是曹洪的女婿，曹洪长得什么模样史书没有记载，不过他有一个女儿长得特别漂亮，荀粲听说后一定要把她娶到手，结果如愿以偿。家有美妻，荀粲爱得不行，已经远非如胶似漆可比拟了。但是，美人多薄命，曹美人得了“热病”，也就是高烧不退，荀粲亲自采取各种措施帮她降烧，但仍然不愈而亡。荀粲痛悼不已，一年后也死了，年仅29岁。

李胜字公昭，他的父亲叫李丰，也是朝廷的高官。李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的关系最要好。

毕轨字昭先，其父毕子礼曾任典军校尉。毕轨年轻时就以才气出名，曹叡为太子时，毕轨任太子属下的文学掾，算是魏明帝的旧部。曹叡看来对他很喜欢，继位后不仅加官毕轨为黄门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毕轨之子，毕轨此时担任并州刺史，在这一群人里，是职位相当高的。

刘熙的父亲叫刘靖，名气不太大。他的祖父叫刘馥，出身刘汉宗室，是武帝曹操手下的大臣，名气很大。刘熙从小就继承了父祖留下的爵位，是一位贵公子。

孙密是权臣孙资的儿子，卫烈是卫臻之子。还有一个钟会，是名臣钟繇的儿子。

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和弟弟司马昭这时都大约20岁的年纪，父亲不在身边，他们在朝廷供职。由于出身权贵之家，又与名士首领夏侯玄有亲戚关系，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了“浮华党”的活动里，其中司马师的表现更为显眼。

◎老臣们看不下去了

在魏明帝看来，“浮华党”不是学术沙龙，不是兴趣小组，不是学会也不是协会，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政治集团，这些人搅到一块怀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何晏、夏侯玄是他们的领袖。

这两位，恰恰都是魏明帝不喜欢的人。

之前说过，曹叡的父亲曹丕就特别不喜欢何晏，从不呼他的名字，而称其为“假子”。魏明帝继承了父亲对这个何叔叔的态度，对他实在不怎么喜欢。魏明帝深为信赖的还是秦朗，所以在魏明帝时代何晏只担任了闲差（颇为冗官），而秦朗担任了骁骑将军，可以经常陪伴于魏明帝左右。

对于夏侯玄，魏明帝不仅不喜欢，而且有点憎恨。

魏明帝的皇后姓毛，长得很漂亮，魏明帝很宠爱她。毛皇后的弟弟，也就是魏明帝的“小舅子”名叫毛曾，因为姐姐的原因也很得宠，夏侯玄有点看不惯。

有一次，参加什么聚会，夏侯玄与毛曾刚好并排而坐，夏侯玄不太高兴（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毛曾到魏明帝跟前告状，魏明帝心生恼怒。夏侯玄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散骑常侍，是皇帝身边的顾问人员，可以随时出入宫中，很有身份，魏明帝当即把他改任为羽林监，从身边调开，眼不见心不烦。

“浮华党”的骨干之一李胜，魏明帝也很讨厌他，起因是李胜的父亲李丰。李丰现在不怎么出名，但在当时名气却很大。李丰原名李安国，虽是世家之子，但官职仅为黄门郎，是一名中下级官吏，他的名气在于在社会上有活动能量，能结交人，也善于品评人。

一次，孙吴有降人至，魏明帝亲自召见，谈话中问及江东的情况。魏明帝问曹魏这边谁在江东知名度最高（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答曰“安国”，魏明帝不知“安国”是谁，问左右，左右回答说是李丰。

魏明帝叹道：“李丰的大名竟然传播到吴、越之地！”

了解魏明帝个性的人都清楚，领导发了这样的感慨可不是什么好事。李丰虽驰名一时，但在魏明帝时也没有大的建树，李丰父子的崛起是以后的事了。

魏明帝于太和四年（230年）下诏禁浮华，又过了两年，浮华没有禁住，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魏明帝仍然忍住了，没有立即动手，他在等待。

终于，魏明帝等到了。

太和六年（232年），针对浮华未禁，老臣董昭上疏道：

“凡是占有天下的人，没有人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而对那些虚伪不实的人深恶痛绝。近年发生了一些事，先是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后来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首。我注意到圣上前后颁布的诏令，对浮华虚伪深恶痛绝，想要击破不正当的结党，常常使用切齿的言辞；然而那些执法的官吏都畏惧那些人的权势，没有人能对他们揭发纠查，这样就使得风俗败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看到，当今少年们不再以学问为做人的根本，转而把四处交游作为他们的职业；国中杰出的人士不把孝悌和清廉的修养当作首务，竟然把追逐权势、唯利是图当作第一位的事情。他们结成一群，相互勾结，形成团体，互相吹捧赞赏，以毁谤和贬低来惩罚和羞辱，以袒护赞誉为封爵赏赐（台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谁依附他们，他们就对谁赞叹不已，谁不依附他们，就成了缺点和罪过。

“我还听说，有人让家奴门客书记和有职位的家属冒用他的名字，出入往来官府禁地，交换流通书信公文，侦探查问。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法所不允许的，也是刑罚所不能赦免的，即使是魏讽、曹伟的罪行，也不会超过这些了！”

在这封重要的上疏里，作为三代老臣的董昭先从亲身经历的事情说起：建安末年，魏讽蛊惑人心，在邺县的年轻贵公子们中间很有影响，最终竟然发展到趁曹操率大军在外而谋反，被留守邺县的世子曹丕平定，一大批人被株连。曹伟谋反事件发生在魏文帝黄初初年，情形与魏讽事件差不多。

董昭认为，这些“浮华党”互相吹捧很不正常，更不是件小事，因为发展下去势必败坏正常的政治秩序。魏明帝已下禁诏于前，但作用不大，现在仍然存在许多不正常现象，如果不能痛下决心加以严治，魏讽、曹伟之事就在眼前。

董昭这番话其实并不只代表自己，他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大臣的心声。这些大臣们大多追随了曹氏至少两代以上，是通过实践考验一步一步上来的，靠的是能力和业绩。而“浮华党”一边仰仗父辈的功劳，省去了奋斗的过程，让人不服。另一边，他们同气连枝，结成阵营，任意品题，掌握舆论，让人担忧。

后世有学者认为，此时曹魏政治阵营里有两大派，一派可称为“事功派”，就是董昭这样的人，另一派就是“浮华派”，双方基础不同，政治取向也相异，面对权力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总有一天会彻底暴发。

董昭的上疏可以视为矛盾大暴发的导火索，对魏明帝而言，这当然是好事。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魏明帝一直隐忍不发，就是想通过“事功派”的手，轻易地击碎“浮华派”幼稚的政治梦。

对魏明帝来说，董昭这封上疏无疑来得正当其时，而且以董昭的身份提出，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魏明帝知道动手的条件成熟了。

太和六年（232年）魏明帝下诏，先是逮捕了诸葛诞、邓飏、李胜等人，看开始的架势有点想把他们几个办成魏讽、曹伟，随着案情的扩大，“四聪”“八达”“三豫”无不牵涉其中，喧哗一时的“浮华党”全军覆没。

但是，魏明帝深知这些人并不是魏讽和曹伟，这些人大都有根有基，不说何晏、夏侯玄，就是后面跟着的这几位也个个有背景，办一两个没问题，但打击面太大就不好了。

因此，案情最终没有向谋反这样的大罪发展，而是以“浮华”定了调，办成了“浮华案”。这就好办了，浮华是思想认识问题和作风问题，看来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同时严格约束自己，这与谋反有着性质上的区别。

对他们的具体处理方式，魏明帝定的是“罢黜”，也就是撤销职务，不再任用。

◎弹劾托孤大臣

曹魏内部发生的事暂时告一段落，再来看看第四次北伐结束后回到汉中的诸葛亮。

第四次北伐其实算不上失败，此战中至少取得3次大胜：一次在上邽，打败费曜、戴凌；一次在祁山，打败司马懿，斩杀魏军3000多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一次在木门道，射杀曹魏的车骑将军张郃。

不过，就总体形势而言，蜀汉没有因为此次北伐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第一次北伐被迫退军一样，没有占领敌人的地盘。

被诸葛亮请来助攻的轲比能听说蜀汉退军，加之又遇到了牵招的阻击，退到了漠北，孙权的诈降计划也中途夭折了。

诸葛亮回到汉中，这时他最想了解的当然是李严说的事，为此他一回来就派人去请李严来了解情况，出人意料的是，李严却没有请来，因为他已请病假离开了汉中。

原来，李严一直有事瞒着诸葛亮，他担心诸葛亮回来后查问，心中不安（自度奸露，嫌心遂生），听说诸葛亮马上就到了，就假称有病去了沮漳，听说诸葛亮快到沮漳了，他又去了江阳。

沮漳应指沮水和漳水，但它们不在蜀汉，更不在汉中一带，而在孙吴的控制区，所以有人怀疑史书上的这个地名有误，江阳指的是江阳郡，在成都东南方，有人认为这也是笔误，不是江阳，应该是江州。

后来还是李严的参军狐忠反复相劝，李严才重新回到汉中（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让诸葛亮意想不到的是，李严回来后对撤军一事装作毫不知情。

李严一副惊讶的样子，故意说：“军粮很充足呀，您为什么要撤军呢（军粮饶足，何以便归）？”

诸葛亮很纳闷，于是让人回成都调阅了李严这段时间上给后主的所有奏章。诸葛亮惊讶地发现，在李严给后主的报告里，竟然写着“大军撤退是假的，目的是想引诱敌人一战（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这才明白了真相，由于办事不力，加上确实遇到了连阴雨，李严负责筹办的军粮出了问题，但他为了掩饰过失，推卸责任，一方面向后主报告，假称诸葛亮正在实施一次假撤兵，另一方面打着后主的旗号到前线，让诸葛亮退兵。

事情的原委查清楚了，诸葛亮出具了李严前后所写的信件以及向后主所上的奏章，前后矛盾之处暴露无遗，李严无法抵赖，只得承认错误，连连叩头谢罪（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事情虽然查清楚了，但是让诸葛亮大为震动。

李严不仅误事，而且欺瞒皇上和上司，使第四次北伐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前功尽弃，这让诸葛亮很痛心。

更让诸葛亮痛心的是，同为托孤重臣，平时诸葛亮特别注意与李严处好关系，尽量给予包容甚至忍让，但李严不理解他的苦衷，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底线。

首次北伐时诸葛亮就想抽调李严所属人马来汉中，但李严却不理会，反而写信劝自己加九锡，又提出设巴州，他来当巴州刺史。后来曹真进攻汉中，实在因为汉中的兵力有限，只得再请李严增兵，李严又提出新条件，得到一定的满足后才愿意来。

就拿此次军粮事件来说，下雨是一方面，李严没有尽心尽力也是原因之一，以李严的能力，如果他想办，即使有困难他也能办好，正因为平时有情绪，有牢骚，总觉得自己是托孤大臣，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权，心有不满，影响到工作。

诸葛亮决定不再忍让，他要弹劾李严。

为此，诸葛亮向后主郑重上表，回顾了近年来李严的种种不端行为，然后说李严来到汉中后，自己把各种事务都交给了他，群臣都怪他对李严太宠爱了（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而自己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北伐大业正在进行，很多事情还没有头绪，与其批评李严的短处，不如发挥他的长处和优点（伐平之短，莫若褒之）。但李严不能理解，竟然犯下了这种不能宽恕的错误。

诸葛亮在这份弹劾表里最后说道：“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怪我平时不够敏感，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不再多说了，多说更增加了罪责（言多增咎）。”

除了诸葛亮单独上的这份奏表外，还有一份诸葛亮与20多位蜀汉大臣联合上的弹劾表，根据表中所注明的官职，这20多位大臣包括：车骑将军刘琰、征西大将军兼凉州刺史魏延、前将军袁綝、左将军兼荆州刺史吴壹、右将军高翔、后将军吴班、丞相长史兼绥军将军杨仪、扬武将军邓芝、征南将军刘巴、中护军兼偏将军费祎、偏将军许允、笃信中郎将丁咸、偏将军刘敏、征南将军姜维、讨虏将军上官雝、昭武中郎将胡济、建义将军阎晏、偏将军爨习、裨将军杜义、武略中郎将杜祺、绥戎都尉盛勃、武略中郎将樊岐。

这份名单除了没有后主身边的九卿、侍中、尚书等，几乎囊括了蜀汉当时最重要的官员，上面这些人之前大多已提到过，其中一些人职务很重要，留下的事迹却很少，比如前将军袁綝。

通常这种名单都是比较枯燥的，但它却是了解某一时间点重要人物升迁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份名单还可以看出，魏延担任前军师后，已升任了征西大将军。同时，姜维已升任征南将军，他今年还不到30岁，来蜀汉也才3年多，可谓进步神速。

但是，上面这份名单里有两个征南将军，这有点儿不符合常规，除姜维外，另一个征南将军居然是刘巴，前尚书令刘巴早就死了，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刘巴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也有另外的史书说姜维此时升任的是征西将军，但有人认为征西将军是魏延而不是姜维，还是这份弹劾表中所列的职务正确。

其实，征西将军和征西大将军不一样，蜀汉可能借鉴了曹魏的做法，在征西将军里加了一个“大”字，以提升其级别。征南将军相重，推断起来姜维此时担任征西将军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姜维在成都以辅汉将军的身份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已回到汉中，在前线效力。

在这份由诸葛亮领衔，携20多位重臣所上的弹劾表中，历数了李严的罪行，请求后主解除李严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夺去俸禄，收回节传、印绶、符策，削去都乡侯的爵位（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后主诏准，罢免李严的官位，让他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到梓潼郡居住。

李严被罢免是蜀汉立国以来的一件大案，一个托孤重臣弹劾罢免了另一位托孤重臣，放在其他任何朝代，一定会成为野史和演义热衷描绘的对象，指不定会挖出什么所谓的黑幕、权斗来，但诸葛亮处理的这件事，后世几乎没有非议。

原因是诸葛亮完全从原则出发，一心为公，事情的处理公正透明，就连当事人也不能说出来什么。同时，诸葛亮也没有投鼠忌器，因为李严也是托孤大臣就不敢秉公处理。

李严被罢免，却不恨诸葛亮，他知道最后能理解他的人只有诸葛亮，所以被罢免后心里还一直怀着希望，期待诸葛亮哪一天能让他复出。后来诸葛亮死了，李严听到消息深感激愤，他知道以后不可能有人理解他了，不久也得病死了（平闻亮卒，发病死）。

晋代有位史学家就此有一段评论说得很好：“水很平所以人们拿它作为标尺，镜子里的人很丑但人看了不会发怒（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和镜子之所以能穷物尽态而人们却无怨，因为它们是无私的。水和镜子因为无私，所以能避免别人的诽谤，大人君子心怀好善之心，有宽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于犯罪之人，赐给爵位不因为关系好，诛杀犯罪不因为自己被触犯，天下哪有不服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是善于执法的人，自秦汉以来都不曾有过。”

李严的儿子李丰担任着江州都督的要职，不适合继续留任，但诸葛亮没搞株连九族那一套，对李丰也来个一撸到底，而是让他以中郎将的身份到丞相府任参军。

诸葛亮担心李丰有心理负担，专门给他写信劝慰：

“我和你父亲同心协力辅佐汉室，不仅世人知晓，也是神明所知的事。所以，我推荐你父亲到汉中任职，委托你在东部要地镇守，也是不想让那些议论是非的人有话柄（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我只想实心实意感动于人，始终保持其中的友情，谁又能想到中途会出变故呢？

“过去楚卿屡受贬绌，最后仍然得以官复原职，心里有正道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也是自然之理。希望你多去宽慰你的父亲，使他能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现在虽然被解除职务，但家里奴婢宾客仍有上百人，你以中郎将的身份在丞相府里任参军，与同类人家相比，仍然是大家。

“如果你父亲能明白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过错，你和公琰又能推心置腹好好合作，那么，坏事也会成为好事，失去的还可以追回来。希望你能认真思考我上面说的话，理解我的一番苦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不住叹息，止不住流下泪来（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这封信写得很真挚，没有虚情假意，更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在上，完全发自一片肺腑，以上级和长辈的身份对李丰进行劝慰和鼓励，解除他的思想负担，鼓励他今后好好干。

信中仍称李严为“都护”，体现出诸葛亮对李严的尊重。公琰是蒋琬的字，诸葛亮鼓励李丰到丞相府任职后与蒋琬精诚合作。李丰果然不负诸葛亮的一片深情，后来还被提拔为朱提郡太守。

◎木牛与流马

第四次北伐后，诸葛亮考虑国力需要恢复，已无法立即再次大规模用兵，于是在汉中进行休整，以积蓄力量，再图北伐。

诸葛亮总结了前几次北伐失利的教训，他觉得准备工作不足是最大的问题。而所有准备工作之中，尤其以粮食的准备最为重要。为解决未来北伐粮食供应问题，他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方面是休士劝农，利用不打仗的这段时间，一边抓紧士兵的训练，一边在汉中一带广泛垦殖。

蜀军的粮食供应主要靠益州内地，但长途运输成本太高，途中损耗也大，算一笔简单的账，运1万斤粮食到1000里外的地方，每人运200斤已经不算少了，也需要50人运，一个人每天消耗2斤粮食，如果走了20天，路途来回就要消耗掉4000斤粮食，所以过去有“运一半、吃一半”的说法。

如果路途更远，或者道路不好走、遇到阴雨天，损耗更大，粮食运到前线也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如果能在汉中本地解决一部分粮食，那效率将大为提高，因为这里每增加1斤粮食，相当于内地运来2斤。

汉中有大片空地，经过简单开垦就可以种粮，诸葛亮在汉中屯垦，其以沔阳县东南的黄沙一带面积最大。黄沙是当时汉水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云濛山，在沔阳以东的青阳峡注入汉水。想当初，这一带可能人迹罕至，但地势较为平坦，又利于灌溉，所以诸葛亮在此垦耕（休士劝农于黄沙）。

李严事件发生后，诸葛亮意识到汉中郡太守这个岗位很重要，必须选调一个敬业、干练的能臣来担任，经过物色，他最后把巴西郡太守吕伷调来到汉中郡当太守。吕伷为人勤干务实，除了当太守，还兼管屯垦事务（兼领督农），通过发展生产，积蓄更多的粮食。

另一方面，诸葛亮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上，这比粮食本身还重要。

为了提高运粮的效率，诸葛亮在褒斜道中的斜谷修建了粮仓，把粮食尽量往那里集中，这样一旦重开战事，就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运粮的距离。

当然，这都不是根本的办法，为了运粮，诸葛亮想了很多办法，用“木牛流马”进行运输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史书的记载，“木牛流马”正是在第四次北伐失利后开始投入使用的。

“木牛流马”其实是“木牛”和“流马”两种不同的东西。按照史书的记载，“木牛”大概是这样的：腹部是方形的，头部是弯曲的，每天行程较短，负责较重货物的运输，不太适宜运小件东西（宜可大用，不可小使），它单独行驶时每天能走数十里路，结队行驶每天至少走20里，每一个“木牛”能载一个人一年的粮食。

汉代每人每月的平均口粮是大石1石8斗，一年即21石6斗，1石是1斛，约合如今30斤，汉代一人一年的平均口粮大约是650斤。木牛的这个载重量，无论是肩挑还是背扛，一个人都无法负重，甚至是用牛马驮运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重量。

关于“流马”，史籍中也有它各种部件尺寸的记载，而且十分精确，推测起来，其形制应小于木牛，盛粮食的工具是两个可拆卸的“方囊”，每个木箱可以盛米2斛3斗。

与“木牛”相比“流马”的载重量小得多，一次可以载粮食4斛6斗，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约合如今140斤，是木牛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它更为精巧，行动速度也更快。

史书对“木牛流马”的记载都是文字性的描述，没有图样，所以后人无法进行复原，从历代以至现在，有不少人声称按照诸葛亮留下来的文献造出了木牛和流马，但无一例外都加进了大量个人的理解和改造，所以造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

在后世的研究中，宋人陈师道的见解影响最大，他提出“木牛流马”是蜀地的一种小推车，这种车子可以载8石重的东西，前部的形状如牛头，还有一种大车，要4个人来推，可以承载10石重的东西。陈师道认为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

独轮车是宋代以后的叫法，在汉代称为鹿车或辘车，在诸葛亮之前这种车子已经存在且广泛使用了，史书多次提及它。说“木牛流马”只是独轮车，似乎有点儿简单，至少够不上诸葛亮专门搞出来的一项发明。

近代以来，学者们又进行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木牛流马”是一种人力推动的四轮车，木牛体量较大，流马算是它的简装版，之所以有了木牛后再推出流马，是因为有些地方道路不好，木牛运行不方便，于是进行了简化。

既然是一种车子，为什么起了个“木牛流马”的名字呢？

现在流行的网络词汇里把“有没有”称为“有木有”，推测一下，古人会不会也这么用过，“木牛”即“没牛”，也就是不用牛也能拉着跑。可别笑，这不是臆想，有一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流马”怎么解释呢？

按照同样的思路推测，可能得名于它特有的方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类似于今天的集装箱，算是微型集装箱，属于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它们尺寸大小都一样，可以拆卸，路好时推着走，推不动了拆下来挑着走，到前面找一个空车，把方囊安上就可以走。由于方囊连着方囊，像是流动的马，所以叫流马。

现在想复原“木牛流马”的人，千万不要被牛和马的外形所迷惑，非要做出像牛像马的东西，它们其实就是大小不同的四轮人力推车。

制作大批量的木牛流马也是一项浩大工程，据唐代的一部史籍记载，诸葛亮曾派廖立、杜睿、胡忠等人在景谷县西南25里的白马山一带制作“木牛流马”，后来白马山又被称为木马山。

宋代的一部史籍则说，蜀汉时江州一带民间流行用江州车子，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之所以叫江州车子，是因为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在江州制造的。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诸葛亮此次在汉中休整持续了近三年时间，自蜀汉建兴五年（227年）来到汉中，一晃已经好几年了，除在外面征战，诸葛亮一直都在汉中，没有回过成都。

为国操劳，为兴复汉室的理想而战，诸葛亮没有什么可遗憾后悔的，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家事就是幼子诸葛瞻。

诸葛亮老年得子，养子诸葛乔近年又不幸去世，所以对诸葛瞻格外疼爱，只是这种疼爱之情无法像普通的父亲那样转化成日常的呵护，只能默默地记念于心中。

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丞相，又是蜀汉军队的首脑，平时，政事、人事、军务缠身，不过他仍然尽可能抽出一点时间，通过写信的形式，给幼子以关爱。

现存诸葛亮写给儿子的家书有两封，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作为一个父亲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

其中一封家书中写道：

“君子的操守，应该以恬静来完善自身，以俭朴来培养品德。不把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静而全神贯注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学习须静心，获得才智必须学习，不学习无法拓广才智，不立志无法取得学习上的成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沉迷滞迟就不能励精求进，偏狭躁进不能冶炼性情。年年岁岁时日飞驰，意志也随光阴一天天逝去，渐渐枯零凋落，大多不能融入社会，可悲地守着贫寒的居舍，后悔都来不及啊！”

这封信又名《诫子书》，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主要说了两方面的道理，一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二是如何加强学习、增长才智。

关于前者，先贤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诸葛亮这里深入浅出，根据自己一生的体会，对儿子说了三方面的要点：一是经常静思反省，也就是现代人说的自我对照检查，人在静思之中，才能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缺点、错误，防止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放任；二是树立俭朴节约的好习惯，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自己保持清醒，不会沾沾自喜；三是树立坚定的志向，志向一定要远大，目标一定要长远，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

关于后者，诸葛亮也谈了自己四方面的感受：一是在学习中锻炼自己，知识在书本上，只有通过不懈的学习才能掌握；二是知识是否丰富，是否够用，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三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持之以恒，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坚持下来；四是要善于总结，不断提高。

一篇原文只有80多个字的文章，内涵却如此丰富和深刻，受到了后人的推崇，也影响了无数代人的成长，其中的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在保存下来的另一封家书里，更能看到身为朝廷第一重臣的诸葛亮，在教育儿子方面是如何细致和耐心。

诸葛亮在这封家书中写道：“宴席上喝什么酒，要合乎礼节又能表达情意，符合身体和性格的需要，礼节尽到了就该退席，这就达到和谐的顶点（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如果主人的情意还未尽，客人也还有余量，可以饮到酒醉，但也不能醉到丧失理智而胡来。”

这封信虽然没有前面那封知名度高，但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动不已。写信的不是丞相，而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宴会上饮酒的礼仪这么小的事，也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来，告诉给儿子，让他学习，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加以注意。

如果说前一封家书尽管精彩，但在历史上还能找出一些类似的家书相媲美的话，这后面的一封家书，相信无可匹敌！

诸葛亮这样写，是因为他觉得重要，这些都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虽不是《将苑》《便宜十六策》那样的政治智慧和军事韬略，但一样让人感觉到了分量之重，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殷殷之情。

酒桌是个重要的地方，可以联络感情，可以发泄情绪，可以说事情，可以定江山，但酒桌之上又最不容易把握，弄不好就伤了感情、误了事情，有的人就是在这里掉了脑袋，有的江山就是从这地方开始丢的。远的不说，就拿诸葛亮最熟悉的先帝刘备，就有多次喝酒失态的事情发生。所以，诸葛亮给儿子写了那段话。

这两封家书写作时间不详，推测起来应该就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北伐之间这一段难得的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是诸葛亮最有时间和精力写这一类家书的时候。

除了这两封写给儿子的信，诸葛亮还给其他亲属写过家书，其中一篇写给外甥的书信也十分有名。

诸葛亮在这封信中写道：

“人应当有高尚且远大的志向，仰慕先贤，绝情欲，抛弃阻碍前进的因素（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让先贤的志向在自己身上显著地存留，引起内心里的深深震撼，要能屈能伸，丢弃琐碎，广泛地向他人请教，去除猜疑和吝啬（去细碎，广咨询，除嫌吝）。

“这样做了，即使受到挫折而滞留，也不会损伤自己的美好志向，不必担心达不到目的。如果志向不够刚强坚毅，意气不够慷慨激昂，那就会碌碌无为地沉湎在流俗中，默默无闻地被情欲束缚，势必永远沦入凡夫俗子之列，免不了成为庸俗的下流之辈！”

这封信针对青年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进行说理，虽是说理，却不空洞，就像对面谈话，没有耳提面命式的说教，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其中一句“志当存高远”，成为后世无数人的座右铭。

清人曾国藩以善于教育子女出名，他对子女提出“有志、有识、有恒”的教育格言。有志，不甘为下流；有识，知学问无止境，不因一得而自足；有恒，要有恒心和毅力，什么事都能成功。曾国藩的这些感悟，和诸葛亮写给外甥的这封家书的主旨完全相同，相信他应该受到过诸葛亮的影响。

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他的大姐嫁给了蒯祺，后被孟达所杀，大姐及子女情况不详；二姐嫁给了庞山民，庞山民入魏做官，他们一家人应该还生活在荆州。这封写给外甥的家书说明，诸葛亮除了经常跟大哥诸葛瑾通信外，和姐姐还保持着来往。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诸葛亮在斜谷的粮仓（邸阁）里已储备了大量粮食，被烧毁的褒斜道栈道也基本修复完成。

次年二月，天气刚一转暖，秦岭山中的积雪刚刚融化，诸葛亮便率大军出征了，这是他第五次北伐，也是最后一次，行前诸葛亮又给吴帝孙权写了信，约定共同行动，再次讨伐曹魏。

在这封信中，诸葛亮写道：

“汉室遭遇不幸，朝廷的法纪被废驰，从曹操篡逆开始，已蔓延到了今天，我们双方都有剿灭曹贼的想法，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达成目标（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纂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

“我承蒙昭烈皇帝的重托，不敢不尽忠竭虑。现在大军已集结于祁山一带，敌人即将被消灭于渭水之滨（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恳切盼望您按照同盟的约定，命令将领北征，一同平定中原，共扶汉室。书不尽言，万望明鉴。”

信中说蜀汉大军集结在祁山，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实这一次的进军路线与前四次都不一样，走的是褒斜道。

前四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一次平定武都、阴平二郡，一次出大散关，诸葛亮用兵的重点基本都在西边，以夺取陇右为目标，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是第四次北伐让诸葛亮意识到，如果曹魏大军继续采取司马懿的拖延战术，不与你交战，那事情就不太好办。

这次兵出褒斜道，就是将主力直接拉到关中，寻找魏军，让其不得不决战。

孙权接到来信后立即进行了部署，蜀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寂再举北伐，孙权知道这次的力度肯定会超过以往，所以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在东线和中线两个战场同时给曹魏制造出强大的压力，因而此次的配合行动也超过了以往。

吴军主力悉数全出，分三路向曹魏发起进攻：

一路由孙权亲自率领，总兵力达十万人，由皖城等地出发，出巢湖，攻击合肥；

一路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上大将军）陆逊、副总司令（大将军）诸葛瑾率领，由江夏郡出发攻击曹魏南部重镇襄阳；

一路由镇北将军孙韶、奋威将军张承率领攻入淮水，目标是曹魏的六陵、淮阴。

魏明帝接到报告，感到事态很严重，他命负责东线战场的征东将军满宠、负责中线战场的荆州刺史毌丘俭等加强守备，同时抽调其他州郡的兵马前去支援。

西线战场有司马懿坐镇，魏明帝倒不担心，但其他两个战场魏明帝心里没底，尤其是合肥新城，那是曹魏花了很多心血才建成的，如果被攻破，曹魏东南半壁江山将不保。

魏明帝决定亲自上阵，御驾亲征合肥。

尽管兵马并不富裕，魏明帝仍然抽出两万人，由骁骑将军秦朗率领增援关中，归司马懿调度。

秦朗小名阿苏，是曹操的养子。曹叡幼时藏于深宫，因为母亲失宠又被杀，从小尝尽人生冷暖，性格上与其祖其父很不相同，反倒与这个过继给曹家的叔父很谈得来。

秦朗本是一个公子哥，没什么实际才能，也不像何宴那样成为一个大学者，但魏明帝仍然给他以宠信，每次呼他都叫他“阿苏”。

秦朗率军赶到长安时，诸葛亮已带领蜀汉大军出了褒斜道进入关中，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此次北伐，诸葛亮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这一点被魏军西线战场的主帅司马懿事先察知了。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结束时，司马懿手下的谋士和将领认为，第二年麦子成熟之时，诸葛亮必然会再次来攻陇右，陇右粮食短缺，应向这里提前运粮。

司马懿不同意这个判断，他说：“诸葛亮两次出祁山，一次攻陈仓，都遭遇挫折而撤军。即使后面再出兵，他也不会攻城，而会谋求野战，而且地点是陇东而不是陇西（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

司马懿还说：“诸葛亮每次都恨其粮食太少，这次退兵，必然会积蓄粮食，我料定他不到粮食成熟三季不会再出兵（非三稔不能动矣）。”

那时农业生产技术还不发达，秦岭南北农业作物都是一年一熟，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回去之后，三年之内不会再出兵。

事实都如司马懿所言，不仅是判断对了，简直料事如神。

当然，也正因为太神，对这样的记载也就不必全当真，史书为了颂扬一个人，往往会虚构一些情节来。

不过，这三年来司马懿倒是没闲着，魏明帝让他仍以大将军的身份驻守在长安。他一方面加强陇右的建设，上表魏明帝，强行从冀州一带迁徙农户到天水郡的上邽，增加那里的人口；另一方面，在关中地区整修成国渠，修筑了临晋陂等一批水利工程，使关中的灌溉面积增加数千顷，增强了魏国实力。

这一年，诸葛亮54岁，走出隆中时他27岁，此后又经历了一个27年。

是巧合，还是天命？

现在，摆在诸葛亮面前最大的问题竟然是他的身体情况。

近年来，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经常感觉很疲劳，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比较低，54岁正在逐渐地步入人生的暮年。

所以，此次北伐临行前，诸葛亮秘密向后主上表：“如果臣出现了不幸，国家大事请托付给蒋琬（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正式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蒋琬就任丞相长史以来，留守在成都，兢兢业业，办事沉稳，考虑问题周全，对于北伐大业给予坚定的支持。经过考察，诸葛亮认定他是理想的接班人，所以向后主推荐。只是，这也增加了此次北伐的悲壮。

诸葛亮命征西大将军魏延为前部，其余各部随后，蜀军总兵力仍然在十万人左右，这是蜀汉国力所能承受的上限，参加过历次北伐的蜀军主要将领，此次都一同出征了，新任征西将军姜维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根据现在的测量，褒斜道约235公里，其中靠近南口的一段是栈道。曹操第一次征汉中走的就是这里，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还题下了“衮雪”两个字，让人刻于崖壁上。

不知道诸葛亮路过这里时，会不会看到曹操留下的这两个字，但即使看到了，想必他也无心欣赏，因为他知道前面肯定是一场恶战。

蜀汉的前锋部队在魏延率领下先出了褒斜道北谷口，其他人马也陆续出了山。魏延所部在丞相的中军大营十多里外扎下营垒。

魏延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头上长出了角。军中有个叫赵直的人善占梦，魏延就把梦中情景告诉他，也问吉凶。

赵直告诉魏延：“这是吉兆，你看麒麟，长着角但从来没用它，这是敌人不战而破的预兆啊（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

说得魏延挺高兴，但赵直没有说真话。

赵直下来后秘密地告诉朋友说：“角这个字，上面是刀，下面是用，头上用刀，看来是凶兆啊（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当然，所有这些占星占梦多是附会之说，如果真有此事也纯属巧合。

对于蜀汉十万大军的这次行动，很奇怪的是，司马懿没有组织人马在褒斜道的北出口处进行伏击，而得以让蜀军主力直接来到关中地区的郿县境内。

郿县属扶风郡，马超、法正、孟达的祖籍都是这个郡，过去属司隶校尉部，曹魏设雍州，扶风郡改属雍州。郿县的位置刚好在褒斜道的北出口外，所以自曹真起，一直把这里作为防御蜀汉北伐的重点。

早年董卓曾在郿县修筑了郿坞，城池异常高大，储存了无数的粮食在其中，他的想法是天下再乱下去，就退到这座巨无霸式的堡垒里不出来，冷眼旁观天下争锋。董卓的梦想没有实现，身首异处于长安，但给郿县留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所以，诸葛亮没有指挥人马去攻打郿县城，而是挥兵来到了附近渭河的南原，这里地势开阔，诸葛亮命大军在此扎下营寨。

◎驻兵五丈原

司马懿率郭淮、胡遵、周当等部随后也赶到了，也扎下营垒，隔渭河与蜀汉对峙。

雍州刺史郭淮认为，诸葛亮必然会去争夺北原，应当先占据（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郭淮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许大家认为诸葛亮的攻击重点要么是郿县，要么是长安，反正应该在东边，不会盲目渡过渭河往西去。

郭淮继续分析道：“如果诸葛亮渡过渭河占有北原，就会在北山地区连成一片，从而断绝关中与陇中的通道，使汉夷各族震动，使我方处于不利的地位。”

司马懿想了想，认为郭淮说得有理，就命他率所部进屯北原。郭淮率军赶到，立即开挖壕堑，还没等挖好，蜀军的一支主力就赶到了，由于有先到之利，郭淮指挥魏军将蜀军击退。

诸葛亮确实看到了北原的重要性，无奈被郭淮抢先了一步，于是他改变策略，让一部分蜀军向西面佯动，继续做出大举西进的姿态，而其实想夺取的，是战略要地阳遂。

阳遂这个地名已失考，“遂”通“燧”，可能是魏军设在渭河沿线的一处重要营垒，位置应在蜀汉大营的东面。

魏将普遍认为，诸葛亮攻击的目标是西围，这个地名也无考，之前诸葛亮第四次出祁山，曾分兵王平让他占据南围，它们意思也许不是固定的地名，是以方位划分的营垒名称，相当于魏军的西大营。

郭淮又不同意这种判断，他的理由是蜀军突然制造声势说要向西面攻击（盛兵西行）有点不合常理，可能是佯动，敌人的目标不在西面而是东面，具体说就是阳遂。

郭淮的建议再次得到司马懿的支持，于是司马懿命郭淮和胡遵率兵赶赴阳遂。蜀兵果然来攻，由于魏军早有准备，攻击无法得手，退去。

初战不利，给诸葛亮出了道难题，他决定也不往西，也不往东，就地屯兵。

诸葛亮让人查探哪里适合十万大军扎营，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这里距南原不远，也在渭河的南岸，名叫五丈原。

关中很多地方称原，如著名的白鹿原，“原”通“塬”，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这种地势适合于扎营，因为四面不是深沟就是峭壁，利于防守。不过，在这样的地方扎营，必须解决好水源问题，一旦断水，后果不堪设想。

五丈原也是一块高出周边的台地，当时属郿县以东的武功县，如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现在它的具体位置在县城以南20公里处，算是八百里秦川的最西端，背倚秦岭大山，面前是渭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这里扎营，不仅因为其南北皆有阻隔，利于防守，而且这个地方东西也有深沟，是天然形成的壕堑。

当地人传说，当年秦二世胡亥某年秋初的西巡，在此看到一股旋风刮起五丈高，形成奇观，挥笔写下“五丈秋风原”，此地因而得名。

不过，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是说这块四面皆有阻隔的天然台地平均高度为汉代的50丈，所以称为“五十丈原”，简称“五丈原”；二是说五丈原的形状如葫芦，两头大，中部窄，其最窄处仅5丈，故称五丈原；三是说五丈原地形像汉代五铢钱的“五”字，原来叫作五状原，后误传为五丈原。

总之，诸葛亮率大军驻扎之前，这里就叫五丈原了。

诸葛亮到达五丈原后，曾写给孙吴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大将军）步骘的一封信，介绍了五丈原的一些情况。

诸葛亮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不久前把部队驻扎在五丈原，五丈原在武功县城以西十里，武功县城以东十多里是马冢山，那里地势很高，不便攻取，所以就留下来（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诸葛亮选择在五丈原扎营，还有一个原因是暂时无法攻下马冢山。武功县在郿县以东，诸葛亮率蜀军主力离开南原向东面来了。

诸葛亮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给步骘写信，说明他很重视蜀吴之间的军事配合，通过信件随时沟通双方的情况。相信这样的信件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保存下来的只有写给步骘的这一封。

陆逊担任孙吴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上大将军），负责孙吴全境的军务，他离开江陵后，孙权把防守吴蜀边境一带的军政事务交给了步骘，让他以骠骑大将军的身份督师于西陵，与蜀汉距离最近，来往也最密切。诸葛亮给他写信，也许考虑的是他现在的职守，也许是通过他向孙权报告情况。

蜀军离开南原时，司马懿曾分析说：“诸葛亮如果勇猛，就会出武功，沿着南山向东，如果上五丈原，那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

看来，司马懿担心的是诸葛亮率蜀军主力不管不顾地往东攻击，如果蜀军停下来，他倒不担心。

这时候，秦朗率领的两万人马已经赶到，魏明帝改任秦朗为征蜀护军，所部受司马懿节制。秦朗还带来了魏明帝的谕示，魏明帝认为蜀军属于远途作战，他们必然希望速战速决（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所以让司马懿不要急于求战，坚守营垒，以挫其锋，如果敌人不得进，停留太久粮食就会吃完，必然会撤退，等他撤退的时候追击，这才是十拿九稳的策略（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

这也正是司马懿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那就是拖，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上一次在祁山，他已经试过蜀军的战斗力，他发现这支部队人数虽然处下风，骑兵的比重也不多，但训练相当有素，野战经验十分丰富，能攻能守，交起手来一定会吃大亏。

司马懿完全不担心拖不过蜀军，诸葛亮在汉中备战了三年，这三年里他在关中也没闲着，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尤其是大修水利，已积蓄下足够吃的粮食，即使不从关内调粮，他这里也足够吃。

司马懿原先担心的是，魏军将领急于求战，有的人未必理解拖是一种战术，而视为胆小不敢战，做他们的工作非常棘手。

秦朗带来了魏明帝的谕示，这让司马懿心里有底多了。

众将提出，不如在渭水北岸以逸待劳，等待蜀军进攻，这一点司马懿倒不同意，因为武功附近的渭水南岸一带有大片耕田，人口也较多，如果放手让蜀军一一占领，那蜀军的粮食就会得到大量补充。

所以，司马懿对众将说：“这一带的百姓都在渭河南岸聚居，这是非争不可的！”

司马懿率魏军主力渡过渭水，来到五丈原附近，背靠渭水也扎下营垒，形成对峙。

不过，司马懿也有失算的时候。

扎下营垒后，司马懿对众将说：“诸葛亮现在果然已经上了五丈原，下一步他将渡过渭水。”

司马懿让部将周当率一部人马驻扎在阳遂附近，形成诱饵，想等蜀军来攻时从后面包抄。

但几天过去了，蜀军都没有任何行动，司马懿自我解围道：“从这个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目标是夺取渭水南岸的原地，而不是阳遂。”

◎激将法无法奏效

双方陷入对峙，之后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战事。

诸葛亮给后主的奏报显示，渭水在此有一条支流叫武功水。诸葛亮命步兵监孟琰驻扎在武功水以东，司马懿派人进攻孟琰，诸葛亮命人在武功水上搭建竹质浮桥，过河射杀魏军（做竹桥越水射之）。

从中可以看出，弓弩是蜀军的利器，在对付敌人攻营、偷袭以及骑兵冲击方面效果很好。同时，临时搭建竹桥是工兵作业，说明蜀军在兵种配置方面较为细化，关中很少种竹子，搭建竹桥的材料应该是从汉中带来的，说明在这方面蜀军早有准备。

蜀魏两军每有交战，司马懿都很重视，他都穿戴上全副武装（戎服莅事），但他不知道诸葛亮穿什么，就派人出去看。

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诸葛亮坐着一个简单的小车，头戴葛巾，手里拿着羽毛扇，指挥三军，蜀军随他的号令整齐进退（指麾三军，随其进止）。

司马懿听完，感叹道：“诸葛先生真有名士风采啊（诸葛君可谓名士矣）！”

魏军方面也发动过主动攻击，司马懿曾派部队突袭蜀军，斩杀蜀军500多人，俘虏1000多人，蜀军另有600多人投降（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

当然，史书上的这个记载有虚报战果的嫌疑，事情本身或许是有的，只是规模不大，战果也没有这么多。

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仍是对峙状态。

长时间对峙对蜀军来讲是一种严峻考验，焦点是粮食供应问题。尽管斜谷有粮仓，又有流马不停地往这里运粮，但速度总是有限。如果每人每天消耗两斤粮食，10万大军一天的消耗就是20万斤，是1000多个流马的运输量。

这是流水作业，因为每天都得吃饭，运粮队每天都不能停。从汉中运到斜谷，再从斜谷运到五丈原，一趟来回需要30天的话，那就必须有近5万个流马同时作业才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汲取之前北伐的教训，在五丈原附近干脆分兵屯田，做长驻的打算。蜀汉的屯田兵和渭水岸边的百姓杂居在一起，但大家相处得很好，百姓乐于接受，蜀军也军纪严明（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后世对此评价颇高，一支敌人的军队入侵，百姓还欣然接受，双方杂处而相安无事，说明这支军队平时一定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这是诸葛亮长期努力的结果。

但是，司马懿总闭营不出，也不是个事儿。

为了让司马懿出来迎战，诸葛亮想尽了各种办法。

诸葛亮多次派人到司马懿那里下战书，还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服饰，以激怒司马懿（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激将法有时很管用，楚汉相争时项羽让部将曹咎守成皋，那里是项羽重要的后勤基地，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

项羽临行前特意叮嘱曹咎：“只守就行，汉军再挑战也不要出战，我15天必然回军与你会合。”

项羽走后，刘邦率大军攻成皋，曹咎谨遵项羽命令不出。刘邦的办法多，他下令在成皋城边搭了一座台子，每天都派一帮嗓门大的士兵到台上辱骂楚军，一连骂了好几天，曹咎终于沉不住气，率军出战，结果被打败，成皋和大量物资落入刘邦之手，曹咎愧见项羽，自刎而死。

但司马懿显然比曹咎有水平，他知道诸葛亮的意图，送衣服就收下，根本不生气。

只是，司马懿不生气不代表其他人沉得住气，魏军将领个个肺都气炸了，纷纷请战。

这是司马懿最头疼的事，他能跟诸葛亮拖，却不能跟手下将领们拖。不过，他也有办法，他告诉大家，陛下让秦朗将军来传达过谕示，要求坚守，不能主动出击，现在要出击，应该先请示陛下再说。

司马懿郑重其事地向魏明帝写了一封请战书，言之激昂，请求出战。司马懿特意让手下主要将领们一一署上名，他知道魏明帝会明白自己的心意。

魏明帝接到请战书，知道司马懿顶不住了，马上派卫尉辛毗为特使，前往军前制止众将请战的行为。

辛毗是曹魏老臣，被称为骨鲠之臣，事曹氏父子三代，以耿直著称，一旦认定的事就会坚持，谁的面子都不看。

曹叡也不太喜欢这个老同志，但今天这个差事派谁都不如派他去。曹叡命辛毗兼任司马懿的大将军军师，持节，前往关中前线。

蜀军又来挑战，司马懿顶不住压力，表示要出营迎战，辛毗拿出魏明帝赐给的节，立于营前，魏军不能出。

姜维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诸葛亮，忧虑地说：“辛毗一来，魏军不会再出来交战了。”

诸葛亮对姜维说：“司马懿本来就不想出战，之所以再三向上面请战，是做给下面的人看的（以示武于其众耳）。为将的，率大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有办法对付我们，用得着向千里之外请战吗？”

◎一代英才陨落

这段相持的时间长达几个月，在此期间双方也有一些往来。

有一次，司马懿会见诸葛亮派来的使者，不问军中大事，只问诸葛亮的日常生活，问得很详细（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

在两国交战期间主帅的一切都是军事机密，包括健康情况、生活规律、个人嗜好等，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出对方很多有用的信息来，从这一点看司马懿挺贼。

蜀国的使者显然警惕性不高，对司马懿有问必答：“诸葛丞相日夜操劳，睡觉很少，军中二十杖以上的处罚他都亲自过问，饭量也小，每天不过数升（所啖食不过数升）。”

蜀汉使者走后，司马懿对大家说：“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很差，坚持不了太久（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诸葛亮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糕。

长年的操劳，正可以用积劳成疾来形容，加上战事胶着，劳力之外更劳心，诸葛亮真的病倒了。转眼到了秋天，秋风起，天气凉，秋风萧瑟，又容易让人感伤，诸葛亮的病情竟然严重起来。

消息传到成都，后主刘禅大为惊愕，赶紧派朝廷副秘书长（尚书仆射）李福日夜兼程赶往五丈原，一方面探视丞相的病情，另一方面还有大事相问。李福赶到五丈原时，看到诸葛亮已经病得很重了。

李福在病床前向丞相询问对国事方面的交代，听完后就急忙回成都复命。走了几天，李福突然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没有问，于是又返回来重新面见丞相。诸葛亮已知道了他的来意，对李福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想说的很多，再说一天也说不完，你想问的，公琰合适（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

公琰是蒋琬的字，李福道：“前几天确实忘了问您这件事，就是您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大任，所以又回来。我还想再问您，蒋琬之后，谁可以接任（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

诸葛亮回答：“文伟可以。”

文伟，是费祎的字。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合适，诸葛亮不再回答（又复问其次，亮不答），他向后主上了一份表章，托付后事：

“我家在成都有800株桑树，有薄田15顷，家中子女的衣食，已经很宽裕了。我在外领兵作战，没有别的收入和花费，随身的衣物膳食都依靠国家，不从事其他营生以增加一分一毫的私产（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如果我死了，不会使家中有多余的资产，身外有多余的钱财，以致辜负陛下对我的恩情。”

诸葛亮给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杨仪等人留下遗命，自己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下，借助山势作坟，墓冢大小够容纳棺材就行了，敛葬时穿平时的衣服就行，不用陪葬的器物（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交代完这些事，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54岁。

后世传说，诸葛亮出生于181年四月十四日，卒于234年八月二十八日，但史书对此均没有明确记载。

关于诸葛亮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史书有些记载。

有一部史书说，诸葛亮病逝的那一天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向西南流射，落于蜀军大营。

还有一部史书说，诸葛亮临终前不仅饭量很小，而且心情不好。有的史书说他还吐过血（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吐血不是咳血，加上饭量不大，容易让人联想到消化系统的疾病，有人认为诸葛亮得的病是消化道出血，具体病症是消化道溃疡或者胃部肿瘤。

还有人推测诸葛亮的病或许与血吸虫有关。他长期生活在荆州，无论是襄阳的隆中还是南阳的卧龙岗，在当时，都在血吸虫疫区内，尤其是靠近汉水的襄阳，在那里血吸虫病时常大规模发作。诸葛亮有长达十年的躬耕生涯，接触血吸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引起大量吐血的疾病除消化系统还有可能是呼吸系统的原因。如果患有肺癌或严重的肺结核也会大量咳血，此之外脊椎性结核也可以导致吐血，有人认为诸葛亮得的正是这种病。史书记载，诸葛亮作战时经常坐着小车而不太骑马，这正是脊椎有问题的表现。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积劳成疾和精神压力太大都是诸葛亮病倒以致过早辞世的根本原因。北伐以来，虽经多次努力，但或因为天时或因为地利或因为内部原因，前几次都未取得成功，这让诸葛亮很忧心。

诸葛亮觉得对不起先主的托付，又感到长期消耗下去没法向后主和蜀汉官民交代，这种沉重的压力和过度的操劳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诸葛亮虽然不在了，但世人对他的纪念和评论从未间断。

有人做过统计，至今保存的截至清代以前关于诸葛亮的评论、考证等就有400多篇，涉及180多人，其中包括帝王、学者、诗人和爱国将领，参与评论的人范围之广、规格之高在三国历史人物中首屈一指。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多持颂扬态度，称颂的重点在其忠君为国、兴复汉室、矢志不移以及高尚的个人品德等方面。唐代官方设武庙，从历代军事家中选出十位杰出军事家入祀，诸葛亮是整个汉末三国乃至两晋唯一入选者，宋代官方仍沿袭唐代设武庙的做法，诸葛亮继续入选。

民间也将诸葛亮视为智慧的化身，认为他无所不能，但考察诸葛亮的一生，他取得过胜利，也多次经历过失败，甚至遇到过严重的失败，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他的崇敬。

在古人看来，诸葛亮具备治国治军的突出才能，同时又济世爱民、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回顾诸葛亮的一生，他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都为帝王、将相以及普通百姓所称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使他成为帝王心目中理想的人臣、人臣治国理政的榜样以及普通人平时学习的楷模。

第三章　国运浮沉

◎“魏延谋反”事件

诸葛亮临终前做出了撤军安排，秘密地和丞相长史杨仪、丞相司马费祎以及护军姜维等人商量，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执行命令，大军直接出发（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诸葛亮去世后，论职务应该以魏延最大，他是征西大将军，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由长史、司马负责，故而杨仪、费祎执掌军机。魏延平时跟杨仪关系很僵，一见面就争论不休，费祎则尽可能居中调解。

诸葛亮去世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先秘不发丧，杨仪让费祎前往魏延的营寨，试探魏延的态度，魏延果然不同意撤军。

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丞相府的官员护送还葬，我来率领众军击破敌人，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死废掉天下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再说我魏延是什么人，应当接受杨仪的指挥，做一个断后将军吗？”

魏延把费祎留下来，重新制订计划，明确哪些留下来哪些走，逼着费祎和自己共同签署，向下面的众将领宣布。

费祎感到事情不妙，哄魏延说：“我现在就去向杨长史解释，杨长史是个文官，过去很少参与军事，他一定不会违背您的命令。”

魏延相信了，放费祎走。费祎一出营门，便疾驰而去，魏延想想不对劲，想去追赶，已经来不及了。

魏延又派人观察杨仪那边的动静，报告说杨仪等人正按丞相生前的部署按步骤进行撤军（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

魏延大怒，抢在杨仪等人之前率本部向南撤军，通过栈道后把栈道烧了（所过烧绝阁道）。

杨仪、费祎、姜维等人率其他蜀军也沿褒斜道退军，栈道被魏延烧毁，他们只得重新开辟道路，好不容易赶到褒斜道南口，魏延已将此地占领，杨仪命王平前去应战。

王平到南口，斥责魏延的手下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怎敢如此？”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魏延手下都知道魏延理亏，于是不战而散。

堂堂征西大将军，最后只得单人独骑跟几个儿子一起逃往南郑，杨仪派马岱前往追拿，马岱把魏延父子斩首，之后将魏延的首级交给杨仪。

杨仪站起来一脚踏上（起自踏之），骂道：“狗奴才，看你还能作恶不？”

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成都，后主和群臣深感震惊。

大家还没从这种震惊中醒过来，更让人震惊的消息随后不断传来，这些消息分别来自魏延和杨仪，一天好几拨，各说各的理（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后主刘禅不知道信谁的，就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为杨仪担保，对魏延表示怀疑（咸保仪疑延）。大家商量了一下，命蒋琬率一部禁军北上接应。

蒋琬刚出发，走了几十里，杨仪的报告就来了，说魏延已死，蒋琬便领兵回到成都。

以上是史书对诸葛亮死后“魏延谋反”事件的记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有一部史书称，诸葛亮并非死于军中，由于粮食已尽，他深感忧虑，结果就呕了血，趁夜烧毁营寨撤退，进入褒斜道后，死于半路上（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

还有一部史书说，诸葛亮不是死于五丈原，而是死在一个叫郭氏坞的地方。

上面这些记载应该是误传，因为蜀军当时秘不发丧，所以有人并不知道诸葛亮去世的确切地点，以为他死在半路上。

关于魏延和杨仪之间的争斗，也有站在魏延一方的。

有一部史书说，诸葛亮临终前专门对魏延等人说：“我死之后，你们好好守住现在的江山，千万别到这里来了（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

诸葛亮命令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令延摄行己事），秘密发丧撤退。魏延按照命令先保密，到了褒口才发丧。杨仪见魏延代理丞相指挥部队，担心被他所害，于是扬言说魏延将率众投降曹魏，带人来攻魏延。魏延根本无心投敌，所以并不应战，结果被追上杀了。

但是这个记载历来被质疑，尤其是诸葛亮临终说给魏延的话，似乎看出诸葛亮对北伐很后悔。

但它说的有一点是对的，魏延的确没有投降敌人的打算，作为当时蜀汉军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开始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继续跟曹魏打下去，他有这个雄心，认为自己也有这个能力。

诸葛亮死得很突然，蜀军又秘而不发，曹魏那边浑然不知。

首先发现蜀军有异样的是五丈原附近的百姓，他们看到大批蜀军离开军营撤走（整军而出），赶紧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这才下令追击。

蜀军早有准备，负责断后的姜维命令蜀军突然反过头来，挥舞旗帜，鸣响战鼓，做出进攻的架势。

司马懿吃不准，担心这是诸葛亮施的计，于是退回，不敢再追。所以后来百姓中流传了一则谚语：“死的诸葛亮吓跑了活的司马懿（死诸葛走生仲达）。”

司马懿也知道了这个谚语，自我解嘲道：“我可预料到他活着的事，没办法预料到他已经死了呀（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过了一天，魏军才占领了蜀汉丢弃的营垒，司马懿亲自过去查看，特意看了看蜀军留下来的营垒以及诸葛亮生前生活的地方（行其营垒，观其遗事）。

看完，司马懿不禁叹道：“真是一个天下奇才啊（天下奇才也）！”

在蜀军营寨内，还发现来不及带走或销毁的文书档案，以及大量粮食。当时大家都认为诸葛亮已死，辛毗认为不一定，也许是诸葛亮的一计。

司马懿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军事家所看中的是军事文书、兵马粮草，现在这些都不要了，哪里有人肯把五脏拿出来以求生的道理（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

司马懿下令追击。褒斜道不好走，关中生长着很多蒺藜，司马懿命2000人穿着软木平底的木屐背着蒺藜在前面开道，路不好的地方就把蒺藜铺上，人马再前行。

魏军一直追到赤岸，再往前就要到褒口了，这时传来蜀军内讧的消息，司马懿想乘隙进攻汉中，但魏明帝的诏书传来，让他撤军。

魏明帝还没有做好全面攻击汉中的准备，当时辽东的公孙渊势力不断坐大，魏明帝派人前去清剿，但吃了败仗，相对于蜀汉，北面的问题也很严重。

快追出褒斜道的司马懿一来担心中埋伏，蜀军虽然撤退，但并没有大败，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设伏，其弓弩兵的厉害魏军早就尝过，司马懿不想当第二个张郃。

二来，对于已经成为魏军一号人物、一向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来说，蜀汉的继续存在显然对进一步巩固自身势力更为有利。

◎一派胡言乱语

蜀军主力撤回汉中后，在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安排下，按照诸葛亮的遗愿，将他的遗骸安葬在汉水旁边的定军山下。

古人讲究叶落归根，但诸葛亮的故乡琅琊国一直在曹魏控制下，归葬故乡的愿望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选择葬于成都，但相比于成都，诸葛亮对汉中这个他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加之归葬成都路途遥远，费事费力，按照这种推测，他选择在汉中安息是情理之中的事。

除了故乡，除了汉中，诸葛亮还对一个地方有特殊感情，那就是隆中，自27年前离开那里，诸葛亮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隆中在汉水中游，定军山在汉水上游，选择在定军山安葬，恐怕也有这样的考虑。

出也汉水，归也汉水；汉水悠悠，汉室情长。

后主刘禅在成都素服发哀三天，并派左中郎将杜琼为特使前往汉中，宣读策命。

给诸葛亮的这篇策命中写道：“您是文武全才，既聪明又睿智，一生忠诚，接受先帝的遗诏辅佐寡人，致力于复兴汉室，平息战乱。您统率大军，连年征战，神威显赫，压倒八方，为蜀汉建立了卓越的功劳，一生的建树可以和伊尹、周公相比。人生为何如此不幸？在统一大业即将完成之际，您患病身亡，让寡人无限悲伤，肝胆欲裂！”

后主在策命中追赠诸葛亮忠武侯的谥号，之前他的爵位是武乡侯，自此后世尊称诸葛亮为武侯。

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刚传入成都时，一些在他手下任过职的官员想立即前往汉中奔丧，但这既不符合诸葛亮的遗愿，又影响到蜀汉的正常秩序，后主发现后，立即下诏禁止。

但也有跑得快的，《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在诸葛亮手下担任过劝学从事，他听到消息没做停顿直接就走了，等到诏书发出他已走了很远，结果只有他到了汉中。

举国一片哀痛之中，也传出了一些杂音。

之前一再因言惹祸的李邈又出了奇谈怪论，他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有反叛之心，孝宣皇帝也不是喜欢杀大臣的君主，只是因为做臣子的惧于形势所逼，做君王的畏于臣威震主（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所以才萌生了奸计。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狼顾虎视，违背了‘五大不在边’的祖制，我以前就常常担心。现在诸葛亮死了，宗族已经得以保全，再也没有征战了，大人小孩都应该庆贺才对（大小为庆）。”

吕禄是刘邦时吕后的侄子，当时诸吕擅权，打算叛乱，但怯于灌婴、周勃等大臣而未敢。后周勃让人游说吕禄交出兵权，吕禄被说服，把兵权交出，但诸吕仍然计划入宫作乱，周勃等人平叛，吕禄也被捕斩。

霍禹是西汉重臣霍光之子，由于其父的巨大影响，他和众兄弟、诸侄都在朝中为显官，亲党连体，根基很深，后被削去兵权，兄弟亲党逐渐调任外官，日见削黜，最后阴谋反叛，被发觉后腰斩。

李邈把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一样的权臣，让人吃惊。

他说的“五大不在边”出于《左传》，意思是有五种人不能执掌重兵在外。至于哪五种人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丞相、三公应划入“五大”的范围之内，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能在外面直接掌握军队，以保持制衡。

但是，到汉末三国，天天都有征战，这条祖制也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多少人还关注它。比如曹操，他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却经常带兵在外征伐，如果有人给他说“五大不在边”，曹操一定会怀疑其动机。

李邈是书呆子一个，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也许上次在汉中因为讽刺诸葛亮杀马谡被赶回成都，心里还一直有气，所以用这些话发发牢骚。

但是，李邈没有认真想过，之前他一再出言不逊，最后都化险为夷，那都是因为诸葛亮对他的宽容和保护，如今诸葛亮不在了，谁还保护他？

后主听了李邈的话大怒，下令把李邈抓了起来，不久予以诛杀。

自那时至今，诸葛亮一直长眠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外的定军山下，这里是山下的一处平地，周围群岗怀抱，定军山叠浪而来，不远处就是汉水。

走近这里，可以看到一片汉柏古松，显出清幽和古朴，其间分布着许多古建筑，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是明清时所修建的，还有许多历代歌颂诸葛亮的诗词和复修墓庙记文的石碑、匾额，十分引人瞩目。

这群古建筑的主体是一座大殿，在殿中的龛上是诸葛亮塑像，按照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可的诸葛亮的形象来塑造，着纶巾，手持羽扇，穿鹤氅，神态庄严。

大殿之后就是诸葛亮墓，南北向，周长仅64米，头朝北脚朝南，取“北顾中原，南立蜀国”之意。

诸葛亮在这座墓里安息了近1800年，其间从未被打扰过，是一座从未被盗过的古代名人墓，算是奇迹。

诸葛亮在这里安葬1000多年后的清朝嘉庆年间，有个叫松筠的陕西巡抚来此凭吊，他发现一个问题，诸葛亮遗命中说得很清楚，死后葬于定军山，借山势为墓，不树不封（因山为坟），但眼前这座武侯墓却在山下的一块平地上，而且有墓冢，违背了诸葛亮的遗愿。

松筠自作聪明地认为这不是诸葛亮的真墓，诸葛亮另外有埋葬的地点。于是他带人在附近查看起来，手下有个人为了奉承他，就在距武侯墓100多米的山坡上找了个地方，说是诸葛亮的真墓，松筠下令在此立一碑，上书“汉丞相诸葛亮武侯之真墓”。

这应该是文化腐败的一种吧，但松筠的想当然竟然骗过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为了祝贺“真武侯墓”被重新发现，在北京亲笔御书了一块匾额，让沿途驿站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汉中，一个月后就挂在了武侯祠里。

其实诸葛亮的墓就是大殿后面的那座。诸葛亮一经安葬在这里，便受到官员百姓的祭拜和保护，每年清明节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所以墓地的位置不会搞错。

至于未能完全按照他的遗愿安葬在定军山上，那应该是后主以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自行做主安排的吧。

◎气性大的杨仪

安葬完诸葛亮，处理完魏延事件，杨仪、姜维等人便率主力回到成都，后主下诏，汉中方面留吴壹镇守。

吴壹是刘备穆皇后的哥哥，原来的职务是东部战区司令（左将军），现被提拔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姜维回到成都后改任辅汉将军，车骑将军现在是蜀汉此时的最高军职。

按照诸葛亮的交代，蒋琬被任命为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同时兼益州刺史，又代行总都护一职。都护类似于监军，总都护相当于全国军队的总监军。大概考虑到蒋琬只是一介幕僚出身，在军中毫无建树，不宜贸然成为全军统帅，所以没有直接任命他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但后主同时授蒋琬“假节”，让总都护有了类似于大将军的职权。

蒋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了，跟诸葛亮比也只差一个丞相的名义。

这样的安排符合诸葛亮临终前的遗嘱，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个人却愤愤不平，这就是杨仪。

杨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所以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凡是诸葛亮交代的事，杨仪不仅干得很好而且很利索（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诸葛亮十分倚重他，让他当了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

但此人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不仅与魏延不和，之前跟刘巴等人也闹过很深的矛盾。有能力却不会团结人，这样的人不合适负责全面工作，所以诸葛亮生前秘密指定蒋琬做接班人。

提起蒋琬，杨仪更不服气了，关羽留守荆州期间，杨仪当过关羽的人事处处长（功曹），后到成都在刘备的左将军府里当处长（兵部掾），而同时期蒋琬只是一名县长（广都长），还因为干得不好差点儿被刘备砍头。

刘备在汉中称王时，刘巴任汉中王府秘书局局长（尚书令），杨仪是秘书局的一名处长（尚书），蒋琬则是一名科长（秘书郎），杨仪连顶头上司刘巴都看不上，当然不会正眼去瞧蒋琬，在杨仪心里蒋琬一直是他的下级。

但蒋琬进步得更快，而且显然更深得诸葛亮的器重，北伐开始后丞相府一分为二，汉中、成都各有一个，诸葛亮让蒋琬担任成都留守秘书长（留府长史），让杨仪来汉中，二人虽然都是诸葛亮的秘书长，但论重要性显然杨仪比不了蒋琬。

回到成都，蒋琬以诸葛亮继承者的身份总揽朝政，而杨仪却被“挂”了起来。

丞相不在了，丞相府也就解散了，杨仪唯一的正式职务是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现在被自动解除了。

蒋琬给杨仪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中军师。

从名号上看，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军参谋长一类的角色，但中军在哪里杨仪恐怕并不知道，他也没有下属，整天闲着（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因此这是一个不知所云的职务。

杨仪当然很不满，不仅把不满之情表露无遗，而且一天到晚恨得心颤肝疼（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

杨仪仗着资格老，发牢骚、说怪话也从不避人，一般人都不敢应和他，只有费祎常来劝劝他。

有一天，杨仪越说越激动，说了过头的话：“丞相去世时我如果举兵联合魏延的话，怎么会落魄到今天这般光景呢？想想真是追悔莫及！”

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尽管是在气头上说的，但也得上报。

费祎把这些话上报给后主，后主于是废杨仪为平民，指定其迁往汉嘉郡居住。

经过这个打击，按理说杨仪应该有所反省，但他更不服了，上书后主表达不满，言辞更加激切。后主一生气，命郡里将其收捕下狱。

其实，也许只是吓唬吓唬他，挫挫他的性子，但杨仪一生高傲刚烈，哪能受此大辱，结果就在狱中自杀了。

◎孙权大为紧张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孙吴，孙权感到很紧张。

为配合诸葛亮此次北伐，孙权指挥三路人马攻击曹魏，来势很凶猛，但最后都无果而终。

在这三路人马中，攻击合肥的这一路由孙权亲自带队，对外号称十万人，兵力最强，算起来这是孙权第四次带队来攻合肥了。

曹魏负责东线战场的征东将军满宠组织人马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满宠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敢死队（募壮士数十人），用松枝扎成火炬，又在上面浇上麻油，在顺风口放火，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具。

乱战中，孙权的侄子孙泰被射死，他的父亲孙匡是孙权的亲弟弟。这时吴军中又流行疾病，不少士卒病倒了，孙权又听说魏明帝亲率大军来援，于是下令撤退。

孙韶率领的另一路是配合攻击合肥的，同时撤退。

孙权的三路大军中，只有荆州方向还在继续，陆逊和诸葛瑾指挥吴军向襄阳一带的魏军发起进攻，其间陆逊派身边一个叫韩扁的人去给孙权报告军情，但韩扁在路上被魏军巡逻队生擒了，情报落入魏军手里。

诸葛瑾一听相当紧张，赶紧去找陆逊商量对策，见陆逊倒挺轻松，还像平时一样跟属下下棋、射戏，又催促大家继续在占领区种蔓菁、豆子（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

诸葛瑾不敢随便乱说话，等其他人退去，陆逊对他说：“现在敌人肯定已知道主公那边退兵了，因而没有什么顾虑，必然会全力向我们进攻（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戚，得专力于吾）。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严峻，各要害之处恐怕已被敌人占据，只有巧施计谋才能安全撤退，如果直接撤退的话，敌人知道我们露怯，必会全力相攻，到那时就是必败之势。”

陆逊和诸葛瑾密谋，由诸葛瑾率领船队做好撤退准备，陆逊亲自率一部人马在陆上集结，仍然向襄阳发起攻击。魏军听说陆逊亲自前来，紧张地收缩进城，等待对方来攻城。

利用这个间隙，陆逊和诸葛瑾指挥吴军迅速撤退了。

攻击曹魏未果，蜀汉那边诸葛亮又突然去世了，孙权确实很担心，他不怕魏军趁机向孙吴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曹魏会不会借此机会把蜀汉给灭了（虑魏或承衰取蜀）。

考虑到这些，孙权马上命陆逊、诸葛瑾向蜀吴边界地区的巴丘增兵，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孙权也接到报告，蜀汉方面也在向他们控制下的白帝城等地增兵。

孙权现在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蜀汉能顶住曹魏的进攻，他就去救援；如果蜀汉顶不住，他就命吴军攻入蜀地，跟曹魏瓜分蜀汉（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

过了一阵，孙权发现曹魏那边没有大举进攻蜀汉的打算，司马懿也退回到长安，这才松了口气。

蜀汉建兴十三年（235年）四月，后主下诏正式擢升蒋琬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同时分管朝廷秘书局的工作（录尚书事），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一职由费祎接任。

诸葛亮是孙刘联盟的缔造者和坚定维护者，他的去世对孙刘联盟无疑是个重大打击，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对孙刘联盟的态度如何？值不值得信任？孙权对此还没有太大把握。

蒋琬大概也考虑到孙吴方面的担忧，于是主动派右中郎将宗预去建业拜见孙权。宗预也算是老资格了，他做过诸葛亮的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到了建业，孙权开门见山地问宗预：“东国和西国就像一家人（东之与西，譬犹一家），但听说西国增加白帝城的守军，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宗预是这么答的：“我认为东国增加巴丘守军，西国增加白帝城的守军，都是当前事态下的自然之举，都没有什么可问的。”

孙权听完大笑，认为他回答得很诚恳，这次出使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联盟关系，消除了彼此的疑虑和误解，宗预在建业期间受到孙吴方面的盛情款待。

不久，孙权派侍中是仪回访，是仪长期在孙权身边掌管机要，所担任的侍中一职位同九卿，地位很高，按说派个级别低一些的官员去更合适，但他是蒋琬的姨兄，所以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吴蜀之间的关系继续得到了巩固，因为诸葛亮去世而引发的不安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辽东出了状况

诸葛亮去世后蜀军撤退，魏明帝下诏不让司马懿乘胜追击，是因为辽东确实出了状况。

几十年来，辽东地区名义上归服于中原王朝，但始终处于独立状态，早在曹操时代，就曾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康为左将军，兼任辽东郡太守，公孙康接受这个称号，但辽东的大小事务都由他说了算。

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221年）公孙康得病死了。公孙康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公孙晃和公孙渊，他们都年幼，于是由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继任，曹丕拜公孙恭为曹魏的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

公孙恭身体不好，具体来说可能是生殖方面的问题，由于身体很弱而无法管事（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他在位七年，到了魏明帝曹叡继位后的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已长大成人，这个公孙渊有祖父公孙度的气势，是一个强人，他胁迫叔父公孙恭退位，成为公孙氏家族中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辽东王”。

魏明帝曹叡下诏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郡太守，承袭爵位。

天下形势已经变了，曹魏政权逐渐稳固，天下三分已定，对于背后躺着的这只猛虎，曹魏有识之士纷纷建言予以铲除或颠覆。

可公孙渊生性不安分，没等这边动手，他却频频有了小动作。

从公孙氏几代人，到陶谦、张杨、张绣、张燕、张鲁等，他们都曾经是极具分量的割据军阀，但最后直接或间接被曹操及其子孙所灭。

但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顺从，或者反抗。从人的本性讲，他们都不愿意屈服，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别人来掌握，但面对客观现实，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妥协。

还有像张绣那样，开始反抗，继而妥协，复又反抗，最终选择了顺从，一样得到了善终。

还有“汉中王”张鲁，也是几代人经营一隅，成就了独立王国，曹操率大军讨伐，知道靠自己的势力已难以阻挡，于是在稍做抵抗之后便归顺了，子孙被封侯。

当然，像陶谦和公孙瓒这样老一辈的军阀，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可选项，他们只有抗争到底，最后也算是虽败犹荣吧。

所以，对于那些割据者来说，战略判断很关键，如何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事，自己的选择往往决定了一方百姓得到的是战争还是平安。

现在，这个艰难的命题摆到了公孙渊的面前，比那些前辈更有优势的是，他可以总结和分析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自己应该走的路。

但是，这不代表他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路。

公孙渊是强人、猛人，也是一个很凶的人。

公孙渊的性格里承继着祖父的血性，这一点与他的父亲有很大不同。当年袁氏兄弟跑到辽东，公孙康很理性地解决了他们，换来了辽东的和平。这件事换成公孙渊，结果就不好说了。

公孙渊掌权后，执行的也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但此时曹魏已近在眼前，他的想法是，自己面前曹魏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把别的棘手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对辽东动手是迟早的事。与其坐等被动挨打，不如积极作为，通过与曹魏的对手结盟，对敌人形成战略上的牵制，挫败敌人的野心，或者至少迟滞敌人吞并的企图。

曹魏最大的敌人无疑是江东的孙权和益州的蜀汉，他们已分别另立了朝廷。蜀汉不仅太远，而且无路可通，与江东虽然中间隔着曹魏，但从海路可以直达，公孙渊于是决定与孙权结盟。

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等带上厚礼南通孙权，上表愿意臣服。

孙权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欣然接受。

为表示庆贺，孙权特意下诏大赦。孙权准备封公孙渊为燕王，加九锡，派太常卿张弥、执金吾许晏和将军贺达率领一支上万人的船队去辽东，宣布对公孙渊的任命。

孙权这边热血沸腾，但孙吴的大臣们却反应冷淡，自丞相顾雍以下，群臣几乎一致反对这么做，他们都认为公孙渊此人反复无常，信誉很差，对他不能太轻信，更不能过于厚待。群臣建议，即使接受公孙渊称臣，顶多派个低级官员和少数人马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么隆重，但孙权仍坚持己见。

这件事成了孙吴上下争论的热点。不仅在建业，孙吴在各地的许多重要官员也都参与了讨论，他们纷纷建议孙权慎重处理辽东问题。远在交州的虞翻也听到了，虞翻之前因得罪孙权被流放到了交州，他也认为这件事不靠谱，想上书劝谏又有点儿害怕（欲谏不敢），不说又不甘心，于是写了封信，请负责交州事务的吕岱替他转呈。

赋闲在家的辅吴将军张昭也跑来劝谏，张昭认为公孙渊称臣只是权宜之计，这种事最不可靠，按照公孙渊的性格，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轻易倒向曹魏一边，到那时派去的使者都回不来，将被天下耻笑（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孙权还是不听，反而想尽办法去说服张昭，张昭也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权与相反覆，昭意弥切）。

谁都说服不了谁，孙权急了，手握刀柄，生气地说：“吴国士人入宫拜我，出宫就拜先生，我敬先生，已经到了极限，但你多次在公开场合顶撞我（而数于众中折孤），我真怕做出不愿意做的事！”

张昭愣住了，望了望孙权（昭熟视权），最后说：“臣虽然知道有些话陛下不会采纳，但我仍然竭尽忠心，不敢不说，这是因为太后临终前呼老臣于床前，吩咐我辅佐陛下的那些话犹在耳边啊！”

张昭一边说一边涕泗横流，这让孙权也大受感动，把刀扔在地上，与张昭对泣，但哭归哭，孙权仍然一意孤行。

就这样，孙权派张弥、许晏等人出发了，这两位“部长级”的特使率领着一支船队由海路前往辽东，随行携带着大量赏赐给公孙渊的金银财宝和江东特产，还有册封公孙渊的诏书以及各项九锡用具，之前介绍过九锡的具体内容，又是车马、仪仗，又是衣服用具，仅这一套东西估摸着就得装好几船。

但到了辽东，果然与张昭预言的一样，公孙渊反悔了。

联络孙权的想法大概是公孙渊一时冲动下做出的，看到孙吴把场面做得这么大，又要封他为燕王，公孙渊有些害怕了。冷静下来想了想，公孙渊觉得孙吴路途遥远，无法作为依托（恐权远不可恃），还是跟着曹魏更安全。

结果，公孙渊把张弥、许晏等人杀了，把首级送往洛阳，上表魏明帝报告此事，当然得隐去派人联络孙权的这一段，把自己包装成拒绝孙权拉拢、坚定站在曹魏一边的形象。魏明帝接到报告后很高兴，派傅容、聂夔为使者，拜公孙渊为大司马，晋封为乐浪公，持节，仍兼任辽东郡太守。

公孙渊的这一手玩得真不错，孙权的礼物全单收下，魏明帝这边加官晋爵，如果事情就此了结，这笔买卖就赚大了。然而事情无法了结，因为孙权肯定不干。

消息传回建业，孙权如五雷轰顶，咆哮道：“我活了60岁，人间的艰难困苦全都尝过（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现在居然被鼠辈玩弄，要把人气死！不把这个鼠辈的头砍下来扔到海里，就没脸君临万国。即使把国家搞亡了，我也要干（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公孙渊放手一搏

盛怒之下，孙权做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他要亲征辽东！

孙吴群臣都来相劝，但谁都劝不住。

远在武昌的陆逊听了大吃一惊，赶紧上表劝谏：“陛下有神武之姿，承天受命，开创基业，破曹操于乌林，败刘备于夷陵，擒关羽于荆州。这三个人都是当世雄杰，陛下皆摧其锋。眼下正要扫荡中原，统一天下，却不能忍耐小小的气愤而发雷霆之怒。陛下乘船跨海远征，敌人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臣听说立志行万里路的人不会中途停步，胸怀四海的人不会因细小的事危害大局（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以害大）。如果大事告捷，公孙渊不讨自服，何必为了辽东的人口马匹而对江东万世基业毫不珍惜呢？”

朝廷副秘书长（尚书仆射）薛综在上疏里写道：“水火无情，十分危险，帝王不宜接受（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辽东是一个蛮荒小国，如果陛下决心攻打，一定能把它征服，但辽东地方贫苦寒冷，那里的人都擅长骑马，听说大军来到，将一哄而散，到时候占了一块空地，毫无意义（虽获空地，守之无益）。”

陆逊的弟弟陆瑁时任尚书台选曹尚书，向孙权上疏道：“曹魏是与我们土地相接的强敌，稍有疏忽，他们就会抓住，所以现在不应该越海求马，征讨公孙渊，应该把重点放在眼前，除腹心之疾。公孙渊老奸巨猾，跟曹魏没有完全决裂，他们可以唇齿相依，而我们孤立无助，短时间无法把他消灭，到那时山越趁机起事，恐怕不是万安之策啊！”

劝了不少，但孙权怒气难消，都不许。

众人接着劝，陆瑁又上疏道：“现在元凶未灭，边境上不断传来敌情（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不应当把公孙渊作为优先考虑对象。愿陛下息怒，暂时停止出兵，然后秘密策划，等条件成熟再做打算。”

在众人不懈的努力下，孙权终于冷静下来，取消了亲征辽东的计划。

公孙渊戏弄了孙权，让孙权觉得很没面子。当初众人几乎一致反对，是他力排众议，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孙权的愤怒当然无以复加。

不过，愤怒之后，他还是冷静了下来，正如大家说的那样，如果此时发兵辽东，胜算没有多少，可能会引来大祸，所以他还是忍住了。

使者被杀，派去的一万人马，以及大量赏赐给公孙渊的金银财宝都被公孙渊吞没。公孙渊把这一万人拆散，分置于各地。

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60余人被安置在玄菟郡，这里地广人稀，郡治所在地仅有太守王赞统辖的200户人家，秦旦等人被分配住到民家。

过了数十天，秦旦跟张群等人商议道：“我们远在异邦，无法完成使命，被抛弃于此地，跟死没有区别。看这里的形势，敌人的自卫能力很弱，如果我们同心协力，放火焚烧城郭，击斩太守，报仇雪耻，然后一死，再无遗恨，总比苟且偷生好得多。”

张群等人同意，于是秘定于八月十九日夜间暴动。

到了八月十九日中午，郡民张松告密，太守王赞集结部队关闭城门，秦旦、张群等人翻越城墙逃走。张群膝盖生疮，不能跟上，杜德仍不抛弃他，搀着他一起逃亡。

山路崎岖，他们一共跑了600多里，张群伤势加重，不能再走，躺到草地上，大家围着他痛哭。

张群对大家说：“我不幸身负重创，马上就会死，你们快逃，希望活着回去。空守在这里，一齐死于穷山恶水中，有什么益处？”

杜德不同意，他说：“我们离家万里，要活一齐活，要死一齐死，怎能忍心抛弃你？”

杜德催秦旦等人先走，自己单独留下守着张群，每天采野果给他吃。秦旦等人又走了几天，到达高句丽国的首都丸都，即今吉林省集安市。

秦旦随机应变，假称奉东吴皇帝孙权诏书，特来赏赐高句丽国王高位宫和大臣，只是所有赏赐的金银财宝都被辽东劫夺。

高位宫很高兴，派使节随秦旦一起去接张群，又派25名奴仆送秦旦等从海上回江东，上书孙权愿意臣服（奉表称臣），进贡貂皮1000件，鹖鸡皮10件。

秦旦等人晋见孙权，悲喜交集，不能自制，孙权被他们的智勇感动，全部擢升为高级军官（校尉）。

这件事对孙权打击很大，事后他进行了反思，又认真看了看群臣之前的劝谏奏章，当看到虞翻的奏章时，孙权感慨地说：“古时赵简子在君王面前唯唯诺诺，不如周舍直言诤谏更有利于国家（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胸怀坦荡、耿直，喜欢直言，是我们吴国的周舍。如果虞翻还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孙权下令到交州，如果虞翻还在就派船把他接回，如果虞翻已经去世就为他发丧，让他的儿子承袭官职。命令到达交州时虞翻刚刚去世，享年70岁。

在另一边，公孙渊与孙权翻脸后立即上表魏明帝，报告此事。

魏明帝当然挺高兴，派傅容、聂夔为使者前往辽东，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

傅容、聂夔事迹不详，在曹魏公卿表里查不到他们的名字，想来只是中级官员。本来这是一趟轻松的差事，给人家送官帽去了，肯定好吃好喝，临走送点儿土特产什么的，但这趟差事最终办得却不怎么样。

傅容、聂夔到达辽东后被公孙渊安排在学馆住宿。公孙渊本应立即前来受拜，却迟迟不见动静。

公孙渊真会玩，但玩过了头就要招祸。

孙权收拾不了他，不意味着就能高枕无忧了。傅容和聂夔奉命出使，又送官又送爵，本应被好吃好喝招待，但这二位也跟孙吴使者一样，差点回不去。到了辽东，他们被安排在学馆里，一连几天没见公孙渊来受拜，情况十分异常。

原来，辽东郡的计吏刚好这时从洛阳回来，他了解洛阳的情况，向公孙渊报告说这些使者都勇力超群，不是一般人（使皆择勇力者，非凡人也）。

计吏还报告说，曹魏使团中有个叫左骏伯的人更是十分了得。言下之意是，魏明帝派这些人来明为加官授爵，其实是来执行“斩首行动”的，公孙渊向来就多疑，听完大怒。

公孙渊派了步兵和骑兵把学馆重重包围，之后才进去受拜，完事之后又对二位使臣恶言恶语一番（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傅容、聂夔受此大辱，回去后就向魏明帝告了状。

魏明帝也生气了，本来他是向着公孙渊的，多少人劝他解决公孙渊，他都没听，公孙渊却不领情。魏明帝与公孙渊不是盟友而是君臣，他派去的人哪怕职务再低也都是上差，如同他本人亲临，公孙渊羞辱使臣就是打他的脸。

魏明帝下定决心，马上发兵收拾公孙渊这小子。

公孙渊是否错听了计吏之言而招来兵灾的呢？这个还真不好说。

长久以来，曹魏有识之士多次进言解决辽东问题，辽东始终是曹魏的心腹大患。但是，限于曹魏面对的整个外部局势，一直以来其用兵的重点是南面、西面而不是北面，所以在北面采取的是守势。

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时机不成熟。加上辽东与江东结盟，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幸运的是，“二东之盟”尚未成形即被公孙渊无情葬送，辽东失去有力的外援并与江东结仇，可以不再忌惮其战略上的互动。所以，借着受封之机搞点小动作也不是不可能。

既然此计不成，那就只好来硬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魏明帝决定发兵。

此时，曹魏主力由司马懿率领在西线战场与蜀汉对垒，无法分身。另一部分主力防范南线战场的孙吴，也无法抽调，担任攻击辽东任务的是幽州刺史毌丘俭所部。

毌丘俭字仲恭，河东郡闻喜人，他的父亲是曹魏原武威太守、将作大匠、高阳乡侯毌丘兴。毌丘兴死后，毌丘俭袭父爵，担任过平原侯文学。魏明帝继位，毌丘俭担任尚书郎，后升为羽林监、洛阳典农校尉，很受赏识。

毌丘俭后来被提拔为荆州刺史。孙权三路大军攻魏，毌丘俭率兵直接抵抗陆逊、诸葛瑾，结果吴军败退，算是打了个大胜仗，魏明帝发现毌丘俭是个军事人才，更加委以重任，决定讨伐辽东后，魏明帝把毌丘俭调往幽州，仍任刺史，但加了度辽将军的头衔，同时兼任北部边疆防卫司令（护乌桓校尉），把北方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临事可决断（持节）。

毌丘俭立即整顿幽州一带的魏军，于曹魏青龙四年（236年）率大军直扑辽东，前锋进至襄平，幽州以北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包括右北平乌桓单于寇娄敦、辽西乌桓都督串众王护留以及当年追随袁尚逃到辽东的残部合计约5000人都纷纷来降，毌丘俭请求魏明帝封其中的各级渠帅共20多人为侯，并赏赐舆马缮彩等物。

对毌丘俭来说开局相当不错，如果此战彻底解决了辽东问题，毌丘俭无疑将在魏军中一跃而起，在宿将纷纷凋零的情况下，他将成为无可辩驳的新一代接班人。

但是，平辽东这样的大事绝非轻易可以做到，一个只有不到两年“军龄”的人，既不熟悉军务，又缺乏足够威望，控制军队的能力本就大打折扣，加上立功心切，轻军冒进，失败也就难免了。

公孙渊发兵与魏军战于辽隧，魏军作战不利，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一连下了十几天，辽水大涨，魏军长途奔袭，轻装而来，面对洪水一筹莫展，只好撤回右北平。

公孙渊想，既然已经干了，干脆就大干一场。他于是挟势自立为燕王，置百官如魏朝廷，同时遣使持节，封拜北方各族，命令他们袭扰曹魏。

一向沉寂的曹魏北线战场，此时形势瞬间高度紧张起来。

◎都是“演技派”

此时，远在长安的司马懿听到洛阳传来的消息，说司徒董昭去世了。还是这一年，到了冬天，又传来消息，司空陈群也去世了。

过了年，魏明帝下令改元为景初，任命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陈矫为司徒，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台左仆射）卫臻为司空，任命司马懿为太尉。与陈矫和卫臻相比，司马懿的资历更老，随着旧臣的纷纷离去，司马懿熬成了老资格。

此时正是毌丘俭新败，魏明帝本欲集大兵再伐辽东，以雪大耻，但无奈这一年夏秋之际，北方的冀、兖、徐、豫四州又闹了水灾，连日淫雨，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都很严重（没溺杀人，漂失财产）。

灾情之下，社会上又传出流言，说魏明帝自继位以来大兴宫室，这才引来了灾害（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这些话传到魏明帝的耳朵里，弄得他心情很糟糕。魏明帝下诏遣侍御史巡查灾区，统计人员和财产损失，开官仓赈救。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让公孙渊多逍遥了一年。

曹魏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下诏命司马懿由长安返回洛阳，商讨伐辽东之事。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这恰是魏明帝所忌讳的。

如果能找到第二个理想的统帅，魏明帝绝不会再征调司马懿，但放眼天下，要解决公孙渊估计只有司马懿了，权衡起来，还是消灭公孙渊更重要。

司马懿不敢怠慢，即刻回到洛阳。

在御前会议上，司马懿提出此番征战辽东至少需要4万人马，其他大臣认为辽东偏远，4万兵马后勤补给太困难，有点太多了。

还有人引当年武帝曹操北征乌桓，最后只率5000名精骑突入白狼山，也取得了大胜，可见兵不贵多而贵精，对于长途远征更是如此。

司马懿听了肯定会想：你们要么不懂兵法，要么就是存心不良，乌桓是什么实力，公孙渊现在又是什么实力？乌桓一打就跑，辽东的公孙氏扎根在那里几十年了，有可比性吗？

司马懿发表自己的意见：“此去辽东有4000里之遥，从兵法而言，已无靠出奇制胜的可能，只能靠实力，4万人马不能再少！”

魏明帝基本同意了司马懿的建议，他问司马懿：“公孙渊若听说太尉来征，会采取什么战略对付太尉？”

司马懿想了想，回答说：“我要是公孙渊就弃城逃走，这是上计；盘踞在辽东以拒大军，这是中计；坐守襄平而困守，是下计，必然被擒。”

魏明帝继续问道：“那公孙渊估计会采取哪一计呢？”

司马懿回答说：“若能审时度势，考虑彼我实际，从而有所舍弃，这是高明的做法，但公孙渊做不到。他会想我们长途而来，地势孤远，后勤补给困难，加上此前新胜，所以会有侥幸心理，臣料想他会先拒辽水，再守襄平，即自寻下策。”

司马懿这么一说，魏明帝心里有些底了，他又问：“太尉此番往还需要多少天？”

司马懿算了算，回答道：“去100天，攻城100天，回师100天，再加上60天为休息日，算下来大概一年吧！”

魏明帝于是下诏，命司马懿率领4万人马征讨辽东。

出发前，散骑常侍何曾提议，此次出征辽东有4000多里，为确保万无一失，不如派一位有能力有威望又忠诚可靠的重臣做司马太尉的副手（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为太尉之副佐），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不致群龙无首。

何曾也是曹魏的“官二代”，他的父亲是前太傅何夔，这番意思可做两种解读：一是这种超远距离的作战的确得有所准备，万一主帅身亡，大军远在数千里之外，很容易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二是司马懿以太尉的身份手握重兵，犯了所谓“五大不在边”之忌，为了制衡，也应该派人在他身边看着，以防作乱。

魏明帝何尝没这么想过，但他知道这样一来容易招致司马懿的不满和抵触。毕竟现在征讨公孙渊才是头等大事，所以不仅没接受何曾的建议，还把他从身边调离，出任河内郡太守，算是惩戒。

当然，魏明帝这是在演戏，是故意给司马懿看的。

正月还没有过完，征辽大军就出发了。

魏明帝亲自送行，车驾一直送到了洛阳西明门。考虑到大军此去刚好路过司马懿的老家河内郡温县，魏明帝特意让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台右仆射）司马孚和皇帝高级顾问（散骑常侍）司马师代表自己把司马懿再送到温县。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八达”中的老三，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已经30岁了，刚刚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对于这项细致的安排司马懿还是挺感动的，自从年轻时离开家乡到曹丞相身边任职，屈指算来也30年了。

司马懿到了温县老家，河内郡太守、本郡典农校尉率地方各级官员集体前来拜见，他们是接到天子的诏书专程前来的，带来了天子所赐的谷帛牛酒。司马懿于是在附近一个叫虢公台的地方设宴招待乡邻和故旧，宴会整整持续了一天（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

司马懿是个内敛的人，喜怒较少外流，不是性情中人，但是重返故乡，见到了这么多昔日的亲朋故友，也让他心潮起伏，在宴会上不禁诗兴大发，平时很少作诗的他临场吟出一首诗来：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逢际会，奉辞遐方。
将扫逋秽，还过故乡。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告成归老，待罪武阳。

这首诗被后世冠名为《讌饮诗》，诗中说我大魏自宏业开创以来，太阳和月亮仿佛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芒，天子命我率正义之师讨伐远方的敌人，在率领大军扫除恶人的途中我回到了故乡。我要铲除万里疆域中的敌人，统一四面八方。大功告成之后，我将待罪于舞阳。

今河南省中南部有舞阳县，属漯河市，魏明帝继位后司马懿被封为舞阳侯，按照这个意思去理解，就是待我平定辽东后就退休回到封地去养老，言下之意，即使再建平辽的功勋，不要天子再加官晋爵了，守着一个舞阳侯就心满意足了。

但还有一种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舞阳不是舞阳县而是舞阳村，该村属温县孝敬里，司马懿是这个村里的人，如果按照这个意思去理解，那就是连封地爵位都不要了，直接回故乡养老。不过，关于司马懿的祖籍史书只提到孝敬里，没有提到舞阳村。

无论哪一种理解，也都是功成名就、挂印回乡的意思，“待罪”虽是自谦，但退休却是真的。司马懿通过这首诗向魏明帝做了一次表白，这次征伐辽东将是他的最后一战，事成之后他将主动淡出军界和政界。司马懿知道肯定会有人把这首诗一字不落地传递给魏明帝，他也知道魏明帝看过之后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司马懿也是一名“演技派”大师，干这事都不用事先打草稿。

◎又下了一场大雨

辞别故乡，司马懿一行加快行军，很快追上大队人马。

进入幽州地界后大军亦未做停息，经孤竹，越碣石，于当年六月到达辽水。

此时的公孙渊并未成惊弓之鸟，也未作鸟兽散。自从打败了毌丘俭，公孙渊觉得曹魏也没什么可怕的，也许魏军在别处战斗力很强，但到了辽东，一律不好使，劳师远征，道路、后勤补给、气候、疾病……哪一项都是在帮自己而不是帮敌人，所以，再强大的对手到了这里战斗力也要打折扣。

从当时的大势来判断，公孙渊更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曹魏最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江东和蜀汉，在这两个对手没有解决掉之前，把主攻方向放到辽东来，是一桩很不划算的生意。

应该说，公孙渊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前提是在这种大势之下自己没有出错。公孙渊本不是曹魏头号敌人，但他自己通过努力已经坐在了头号敌人的位置上。

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拥有可靠的盟友对于生存也十分重要，这一点孙吴明白，蜀汉也懂得，所以尽管他们两家也曾打得水深火热，但一冷静下来，又立刻站在一起。这个道理公孙渊偏偏不明白，他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孙权这个盟友。

公孙渊此时已自立为燕王，还自己取了个“绍汉”的年号。关于这件事，史书记载并不多，只是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这个年号总共用了13个月。

不过，当公孙渊听说此次远征辽东的是司马懿，心里还是有了些紧张。他听说过司马懿非同一般，孟达是他杀的，就连诸葛亮那样的牛人都死在了他的面前。公孙渊一想，还得跟孙吴结盟。

公孙渊于是取消了自立的朝廷，再次向孙吴称臣，乞求孙权发兵北伐来救自己。

公孙渊的使者到了江东，大家一致认为：拉出去砍了！

只有一个叫羊道的人站出来，一番话救了使者的命：“杀了他们是匹夫之怒，而非霸王之计也。不如因势利导，答应公孙渊，遣奇兵秘密前往助之。若司马懿伐公孙渊不克，而我军远赴助战，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公孙渊与司马懿打得难解难分，首尾不得相顾，那我们就趁机夺其傍郡，以报昔日之仇。”

孙权认为有理，于是派兵前往助战。

孙权对公孙渊派来的使者说：“请你们大王固守待援，我一定按照信中所讲出兵，一定跟公孙老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即使殒命于中原，也在所不惜！”

这是打气的话，也是客套话，不能当真。

不过，孙权还是说了一句大实话，让使者带给公孙渊：“司马懿向来没打过败仗，我真为老弟感到担心啊（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吾弟忧也）！”

对于孙吴会不会援救辽东，曹魏内部也有争论，多数人认为不会，即便孙吴有所行动，也是做做样子给公孙渊看，一旦公孙渊无法攻克，好让公孙渊向孙吴臣服，如果公孙渊被攻克，孙吴只会袖手旁观。

其实孙权决定出兵倒是真的。他确实有两手打算，如果公孙渊能挺过这一关，就把他拉过来，结成反魏同盟；如果公孙渊挺不住，那也不会毫无收获，可以趁机抢夺其人员物资（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也算报了仇。

孙权派往辽东的将领就是羊道，同去的还有将军郑胄和孙怡，走的是海上。史书里查不到督军使者这个官职，似乎是个临时性职务，有点像军事特派员，地位应该不算太高，史书里也没有羊道的传记。郑胄和孙怡的事迹也不太清楚，说明孙权此次向辽东用兵的规模应该不太大。

辽东这边，公孙渊已派大将卑衍、杨祚等率步骑数万屯兵于辽隧，造围堑20余里，摆出决战架势。

众将提议出击，司马懿说：“敌人所以围堑而守，就是想跟我们在此决战，现在发起攻击，正中其计。敌人主力在此，其后方必然空虚，眼下可直取襄平，必破之。”

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公孙渊所置平州和辽东郡的治所，是公孙渊的大本营。欲取襄平，渡过辽水后应向北攻击。

司马懿为了不过早暴露战略意图，命人多带旗帜，摆出一个渡河后向南进攻的架势，卑衍等上当，把主力放在了南面。

司马懿率军偷偷渡过辽水，与敌营相逼。

司马懿下令沉舟焚梁，弃贼而向襄平方向攻击而去。

魏军众将不解：“敌人就在面前，消灭其有生力量眼下正是机会，为何不攻呢？”

司马懿对他们解释说：“敌人坚营高垒，攻之正中其计，当年王邑不攻昆阳正是此理。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们现在不管这些当面之敌，只管直驱襄平，敌人怀惧，惧而必求战，必破之。”

果然，卑衍等率主力尾随而至。

司马懿对众将说：“所以不攻他们的营垒，要的就是这个，现在机不可失！”

魏军全线出击，两军战于首山，这场大战由司马懿亲自指挥，大破卑衍。

接下来双方又战，魏军三战三捷，卑衍退保襄平。

司马懿指挥大军，把襄平围了起来。

这时已是七月，进入辽东地区的雨季，连日大雨，平地积水数尺，给魏军带来了大麻烦。

有人提出移营，司马懿不许，下令敢有再言者立斩。

都督令史张静犯令进言，司马懿将其斩首。

辽东的将士常居此地，已习惯发大水，又有舟船，所以时不时出城，有的打猎，有的还照样放牧（樵牧自若），众将提议攻击这些出城的敌人，司马懿仍然不许。

有一个叫陈圭的团长（司马）说：“昔日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所以能在半个月时间里拔坚城、斩孟达。如今道路更远，但来了以后攻势却更安缓，属下实在困惑不解。”

陈圭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于是司马懿召集众将向大家解释道：

“孟达手下人马不多，但备下的粮食够吃一年，当时我们的将士四倍于孟达但存粮不足一个月，以一月图一年，怎能不速战速决？而且当时是以四击一，胜算在握，所以不计死伤，实际是在与存粮赛跑。如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情况完全相反，不过遇到点雨水罢了，攻守之势不会改变。

“其实，自京师出发以来，我不担心敌人来攻，只担心他们弃城而逃。在敌人粮草殆尽之时，掠其牛马、抄其樵牧，这是故意要驱赶他们让他们逃。兵者，诡道，应因事而变。趁着敌人以雨水而自恃、虽饥困却未至绝境之时，应减少攻势以安抚他们。”

听后，有人心中稍解，也有人仍将信将疑。

在洛阳，听到大军在辽东遇雨的消息，有不少人跑到魏明帝那里，认为雨水暂时无法退去，此役已无全胜的可能，建议魏明帝下诏让大军还师。

魏明帝一概不允：“司马公临危制变，不日必能生擒公孙渊！”

◎司马懿平定辽东

这时，雨停了。

司马懿下令对襄平实施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各种攻城的办法都使上，发起猛攻。

战斗中，矢石如雨下，魏军各位高级将领亲自督战，士卒人人效命，展开昼夜攻城。

就在这时，城里的辽军目睹了一次奇特的天文现象。有一颗白色流星，自襄平城西南向东北方向划去，最后坠于梁水。城中军民认为此是大凶之兆，深为震慑，士气大伤。

公孙渊大惧，派自己任命的相国王建以及所谓的“御史大夫”柳甫出城乞降。

司马懿的回答很干脆：不许！

司马懿下令将王建等人斩首。

公孙渊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等人前来乞降。

司马懿对卫演说：“现在有五种可能：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守，不能守就走，以上是三种，其他两种是降与死，公孙渊不肯把自己绑了亲自来求降，到底想选哪一种呢？”

公孙渊知道遇上硬茬了，他原来还幻想来一场假投降，只要能躲过眼前这一劫怎么样都行，待魏军一撤，他又能在辽东东山再起，现在看来司马懿已识破了他的心思，丝毫不给自己留后路。

公孙渊无奈，只得冒死突围，这正是司马懿希望的。他下令纵兵追击，追至梁水把公孙渊击杀。有史书附会说，杀公孙渊的具体地点就是那颗白色流星坠落的地方。

司马懿指挥魏军随后攻入襄平城，之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有的史书说，司马懿下令把公孙渊伪朝廷里任职的所有公卿百官全部诛杀，各级官员以及军队里的将领被杀的有2000多人，还有一部史书甚至记载说，城中15岁以上的男子都被杀掉了，前后多达7000余人（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

人杀得实在太多，首级集中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称为“京观”。

公孙渊的叔叔公孙恭仍在世，当初公孙渊把他囚禁起来，夺走了他的权位，司马懿命人把公孙恭释放。

公孙渊还有个哥哥叫公孙晃，以人质的身份待在洛阳，公孙晃多次上书魏明帝说公孙渊会造反，请朝廷出兵讨伐。公孙渊败亡后魏明帝不忍将公孙晃斩于市中，下令在狱中把他杀了，廷尉高柔负责审理此案，上疏为公孙晃求情，魏明帝不允，遣使者带上金屑到狱中，命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子饮下自杀，之后赐他们棺衣殓葬。

魏明帝大概也明白公孙晃跟公孙渊不是一路人，因无罪自然不当死，但为了彻底消除公孙氏在辽东的影响，不得不斩草除根。至于公孙恭，他身体有残疾，又缺乏治国的能力，因而保住了一条命。

铲除完公孙氏的势力，辽东郡以及公孙渊原控制的附近其他各郡国重新纳入曹魏版图，仍归幽州刺史部管辖。

幽州刺史毌丘俭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事后因功被晋封为安邑侯，食邑高达3900户，毌丘俭之后继续坐镇幽州。

平定辽东一仗，打得很漂亮。

春天出发，夏天赶到，秋天把仗打完。

司马懿基本履行了对魏明帝所做的承诺，经过一段时间休整，此时已经到了冬天，东北地区的冬天异常寒冷，士兵们带来的衣服难以御寒，有人建议再给每人多发一件棉衣（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在公孙渊的府库，这样的东西多得是。

但是，司马懿不同意这样做：“这些是国家的财物，我作为人臣无权私自处置（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

大军回师之前，司马懿特意向魏明帝上了一道表，请求让60岁以上的军人复员回家，共涉及1000多人，同时为征战中死去的士兵发丧。

大军回师，到蓟县，也就是今北京市附近时，遇到魏明帝派来的劳军使者，魏明帝下诏增加昆阳县为司马懿的封地，加上之前的舞阳县，司马懿的封地已经有两个县。

当个县侯已算位极人臣，现在是两个县的县侯，那更是极为荣耀了。此前曹魏封爵外姓最高也就是一个普通县侯，一人食邑两个县，是从司马懿开始的。

魏明帝仍让司马懿回长安镇守，并且专门交代，可以直接回去，不必再绕道洛阳（便道镇关中）。

第四章　权力的毒药

◎白屋急诏再托孤

接到魏明帝的诏令，司马懿调整了行军方向，直接开赴关中。

司马懿所率远征辽东的四万人马，大多是关中旧部，离开家乡整整一年了，能马上回去，自然人人高兴。

大军行进到了一个叫白屋的地方，这里距洛阳约400里。

白屋，因司马懿此次路过并短暂停留而出名，但要现在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却很难说清楚。其实“白屋”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泛指白色的茅屋一类，因不是高楼大厦，为贫寒之士的居所，所以称“白屋”。曹操写的诗里就有“白屋”一词，不过那并非指的是具体的地名，而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

司马懿停留过的这个白屋，不是一个县也不是一个乡，而是一些建有白色房子的地方。在这里，司马懿又接连接到了魏明帝的诏书，并且三天之中有五次之多（三日之间，诏书五至）。

最后一份诏书为魏明帝亲笔所写，只有十几个字：“希望赶紧来，越快越好，到了直接入宫与我相见（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

司马懿看到诏书大吃一惊，因为就在几天前他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魏明帝枕在他的膝上，对他说的就是“视吾面”这几个字，但他突然醒了，醒来后觉得特别不安，但也不知道是何意。

司马懿想起了那个梦，又看了看诏书，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

最快的战马一天一夜可行数百里，司马懿嫌慢，他调来一种更快的交通工具：追锋车。这种车子很精巧，往往由多匹战马拉着在驿道上奔驰，原是驿站送那些紧急文书或人员使用的。

司马懿坐着追锋车，只带少数护卫，连夜动身，只用一夜时间就跑了400多里。

司马懿来到洛阳，直接进了宫，已有人迎候他，引他入嘉福殿。

司马懿终于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躺在御床之上。分手也才一年时间，司马懿面前的魏明帝竟已病得不成人样，见到司马懿，魏明帝流出了眼泪，司马懿也泪流满面。

魏明帝颤抖着拉起司马懿的手，看着司马懿说：“我留了一口气，就在等太尉到来（吾忍死待君）。我有后事相托，得相见，无复恨！”

魏明帝叫来两个孩子，分别是齐王曹芳和秦王曹询。

魏明帝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我死后此子继大位，您要看仔细，别弄错了（君谛视之，勿误也）！”

魏明帝又教齐王上前，抱着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已泣不成声。

魏明帝曹叡便驾崩了。

魏明帝曹叡死时35岁，正值壮年，他是得病而死的，具体病因史书未做记载。

曹叡基本上可以排除死于家族遗传病史，曹叡的爷爷曹操活了66岁，在那个年代虽不算长寿，但也远远超过了人的平均年龄。

推测起来，孤独的性格和长年过大的精神压力或许是造成他健康恶化的原因。登基之前，由于生母被杀，他不仅失去了母爱，而且也没有安全感，在四周阴冷漆黑的宫殿里，包围在身边的是丝丝寒意，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里，形成了他内向且隐忍的性格。

曹叡被立为太子，某种程度上算是侥幸。

曹叡22岁登基，在位13年，是父亲在位时间的一倍。历史对他的评价还不算差，说他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一个有些作为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错的诗人。

曹叡主张以权法治国，明察断狱，命陈群、刘劭等制《新律》，其他还有《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180多项，曹魏法治状况较以往大为改观。

曹叡还很重视吏治，能体察下情，同时尊儒重学，摒弃浮华，重实求真。在他统治期间，曹魏政局基本稳定，国力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但是，他又大起宫室，广蓄后宫，在当时便遭到广泛诟病。

史书称曹叡为“一时明主”，认为他具备了成为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天赋和历史机遇，但也批评他缺乏秦皇汉武那样的雄才大略，把精力放在营造宫馆这样的小事上，格调差了一大截，浪费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

总的来说，曹叡的优点和缺点大概各占一半。优点是善为军计、明察断狱、比较能容人直谏，尤其是不杀谏臣，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

按照一般的观点，曹叡还有一个严重的失误，那就是继承人和辅政大臣都没有选好，这间接地断送了曹魏的基业。

魏明帝曹叡与汉成帝刘骜有点相似：身边美女如云，却最终没有亲生儿子继承帝位。

曹叡有过三个儿子，但都早早地死了：长子清河王曹冏，死于黄初七年（226年）；次子繁阳王曹穆，死于太和三年（229年）；三子安平哀王曹殷，死于太和六年（232年）。

也就是说，到曹叡临终前，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儿子。以往朝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在本宗族内择贤长之人继正统，首选的是叔父一辈或者祖父的后嗣辈，按照这个条件，曹氏家族目前至少有不少人符合要求，如曹据、曹宇、曹林、曹峻、曹干、曹彪、曹徽、曹茂等人。

但是，由于太和二年（228年）曾经发生过风传迎立曹植的事件，深为曹叡所惮，次年他即下《禁外藩入嗣复顾私亲诏》，明确能继承“大宗”的必须是“支子”，叔父一辈不在其中（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统）。

这份诏书下达时曹叡仅24岁，但他对这个很在意，下令写在金策上，并保存于宗庙之中，还记录在皇家的档案里（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叔父们不行，同辈人也有的是，其中有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曹霖，叔父曹植的儿子曹志、曹彰的儿子曹楷、曹据的儿子曹琮等，但曹叡丝毫没有让他们继承帝位的想法。

曹叡最后选择的是养子曹芳，当时仅八岁。

怎么想的，不知道。

总之，怎么看这都是个不靠谱的选择。

曹芳字兰卿，只知道他是曹魏宗室，比曹叡晚一辈，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看来曹家人喜欢在子嗣问题上搞点神秘，当初曹叡被搞得神神秘秘的，长到很大了还没有接触过外人。

有一部史书猜测，说他可能是曹楷的儿子，而曹楷是曹彰的儿子。

曹叡共收了两个养子，还有一个叫曹询，似乎是曹芳的“备份”，曹叡的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收个养子也得弄两个备着，实在有点怕了。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无法领导伐蜀灭吴的大业，也无法掌控曹魏内部门阀林立的政局，曹叡如果连这个都想不到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所以，曹叡为曹芳安排了一个他认为最可靠的辅政班底。

就在曹叡去世前一个多月，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迅速恶化。他感到来日无多，赶紧宣布立曹芳为太子，同时拜曹宇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让他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人共同辅政。

这里面没有一个外姓人，包括刚刚在辽东立下赫赫功勋的太尉司马懿。这五个人都有军职，不是曹家的人就是夏侯氏后代，唯一的外姓人秦朗也是曹操的养子。

曹宇的辈分很高，因为他是曹操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环夫人，他与传奇少年曹冲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曹宇生性谦和，但能力平平。曹叡平时与这位叔父关系最好，感情最深，所以临终之前让他领衔辅政班底，其角色就是摄政王。但客观地说，曹宇不具备当摄政王的才干、胆识，更没有那么大的气场。

剩下的四个人中，最活跃的是夏侯献和曹爽。

夏侯献的来历不太清楚，史书上只说他是曹操的族人，与夏侯渊、夏侯惇没有直接亲属关系。领军将军是要职，掌握着禁军，能担任这个职位，似乎说明他也有一定背景。

曹爽字昭伯，是已故大司马曹真的长子，从小以宗室身份出入宫中，为人谨慎持重。曹叡当太子时便与他交情甚好，曹叡继位后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后升至城门校尉、武卫将军。

司马懿回师的路上接到魏明帝诏书，让他直接回长安镇守。这道诏书就是在夏侯献、曹爽等人的鼓捣下，由曹宇以魏明帝名义所下的。此时曹叡已病得很重，无力过问政事了。

按他们几个人的想法，魏明帝驾崩之后少帝一时难以理政，天下大事皆出于他们这几个人。前朝旧臣纷纷辞世，除司马懿外，其他人都无法构成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和威胁。

至于司马懿，因为所建功业实在太多又太大，一时不好动他，只能先把他供起来，慢慢夺其兵权，到那时，天下就尽在他们这几个人的掌握之中了。

当然他们也明白，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他们五个人之中谁又说了算？对于这个传统命题，他们还来不及思考，到那时再说也不晚吧。

说白了，这是一群小人物，只是权力的玩家，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想，即使历史给了他们机会，也甭指望他们能振兴曹魏的江山社稷，只不过是另一番弄权、专权直至在权力斗争中谢幕罢了。

他们想得很好，但横路里又杀出来两个人，搅了他们设好的局。

◎两个秘书显神通

对于突然进入辅政大臣的行列，夏侯献和曹肇等人没想到这么好的事落到自己头上。

作为曹魏权贵一族，虽然他们不愁吃穿甚至荣华富贵，但权力的诱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论能力和功业，他们实在很平平，但又都有不安分的心。如今，大权即将在握，踌躇满志自不必说。

骤然登上权力巅峰的人，除非长久以来处心积虑，早已做足了思想准备，否则便容易张狂起来，夏侯献、曹肇等人自不例外。

一天，他们在宫里碰到了两个人，一看到他们，夏侯献和曹肇就有点愤愤不平。

远处有一只鸡栖于树上，夏侯献故意对曹肇说：“你看那几只鸡，它们还能蹦跶到哪一天（此亦久矣，其能复几）？”

说就说吧，你说鸡就盯着鸡说，他却瞟着那两个人。

夏侯献说话的声音还挺大，唯恐那两个人听不见。

这两个人确实听见了，大惧。

这两个人是谁，为何引起夏侯献、曹肇等人如此忌恨？

这两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就是在魏明帝身边执掌中枢机要的重臣刘放和孙资。

曹操在世时，刘放和孙资担任秘书郎，这是一个协助曹操处理公文机要的官职，品秩虽然不高，但非常重要。曹丕继位后，刘放和孙资还是秘书的角色，但职务已上升到秘书左右丞，不久刘放又升任秘书令。曹丕改秘书省为中书省，刘放是首任中书监，孙资任中书令，相当于中书监的一、二把手。

曹丕改秘书为中书是一项重要政治改革，目的是进一步集权，刘放和孙资的地位进一步变得显要。曹叡继位后，刘放和孙资更加被重用，成为他的左右手，日常政务和军事实际上都由他们二人掌管，魏明帝对他们言听计从，中书省成为曹魏权力最大的机构，其他各部门一听“中书”之名，都奉行而不敢违背。

老臣蒋济看不惯，曾上书魏明帝，认为中书省权力太重，每日侍奉皇帝左右，应加以提防，避免出现“恶吏专权”之弊，但魏明帝不听。

魏明帝下诏，加刘放和孙资散骑常侍，刘放进爵乡侯，孙资晋爵亭侯，二人没有任何军功，单靠一支笔杆子就得到食邑封赏，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

司马懿平定辽东后，刘放和孙资以“参谋之功”又同时晋爵，封本县，刘放为方城侯，孙资为中都侯，都是县侯。

在夏侯献和曹肇看来，这两个只会写写文章的人，却各封县侯，实权和封邑远在他们之上，心中既忌妒又怨恨。

夏侯献和曹肇的谈论让刘放和孙资深感震动。

他们知道，这些权贵子弟一旦上台掌权，他们会是什么下场。

20年来，他们之所以能执掌中枢，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和实力背景，只不过背后有文帝和明帝撑腰罢了。齐王曹芳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不是他们可以栖身的大树，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他们必须有所行动。

恰在此时来了机会，魏明帝任命曹宇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的诏书下达后，曹宇上疏谦辞推让。

其实，这就是谦虚一下，无外乎说自己才疏学浅、天资不足、资历平平等，待天子驳回之后再上任，不至于落闲话。

但是，不知道是曹宇的奏疏写得过于真诚，还是曹宇那些谦虚的话本来就是实情，他真的不足以担当大将军这样的重任，总之，魏明帝看完曹宇的奏疏，竟然犹豫起来。

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让刘放和孙资抓住了机会，他们立即进宫面见魏明帝。

魏明帝见刘放和孙资进来，顺便问了句：“燕王到底怎么样？”

刘放和孙资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于是赶紧回答：“燕王不是谦逊，而是知道自己能力确实不行，所以推让。”

魏明帝听完有些发愁了：“燕王不行，那谁能担此重任？”

对于这个问题刘放和孙资早已商量好了，本来想找机会主动向魏明帝进言，不想魏明帝却主动问他们。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劭陵侯堪当此任！”

劭陵侯就是曹爽，也是五人辅政团队的成员。刘放和孙资推荐曹爽，原因只有一个：曹爽是这五个人里最笨最蠢的一个。

魏明帝于是诏曹爽来见，曹爽听说让他当首席辅政大臣，这家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吓坏了，一时汗流满面，不知所措。

刘放偷偷踩了他一脚，耳语道：“臣以死奉社稷！”

曹爽赶紧跪下说：“臣以死奉社稷！”

曹爽一走，刘放和孙资又劝魏明帝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原因是曹爽毕竟资历有限，有司马懿相助，政权方可稳定。

这么大的事，魏明帝居然当场同意了。

将后世托付给曹爽，这是一个败笔，不过大家并不觉得惊讶，毕竟曹爽是宗室出身。

但对于后一项提议，也就是增加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后世论者多觉得不可思议。长期以来，魏明帝对司马懿既重用又防范，用是无可奈何地用，防却是实实在在地防，怎么会突然放松警惕了呢？

也许，这是因为天不佑曹魏，文帝、明帝以来，曹洪、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张辽、张郃等高级将领纷纷辞世，司马懿成为硕果仅存的深具军功与威望的统帅，他文武兼备，收孟达、拒诸葛亮、平辽东，哪一项单独拿出来都可谓不世之功。

魏明帝始终面临着一道难题：不用司马懿用谁？

同时，魏明帝似乎也找不出来说得过去的理由去贬低司马懿。司马懿功劳虽然很大，但他始终没有居功自傲的行为，甚至没有流露出来任何不满，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让干的事连打听都不会去打听。让干的事，再难干也想办法干好。对于这样的下属，就是给他个小鞋穿穿，都实在想不出办法。

对司马懿的态度，魏明帝常常处于犹豫不定之中，之前他曾就此与孙资进行过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中，魏明帝问孙资：“我年龄稍长些，又历观书传，有一些想法。为图江山社稷万年之计，不如使宗亲广居要职，尤其是任兵之权。今射声校尉空缺，谁可堪此重任？”

射声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统率的是弓箭兵。

孙资回答说：

“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所载，都是前人至理之言。以前，假使汉高祖没有陈平、周勃这样的人相辅佐，他何以能安刘氏天下？文皇帝当年召曹真回来辅政，亲自召臣办理此事，及至文皇帝晏驾，陛下即登大位。

“当时，曹休也有内外之望，使他们各守其职。以此来看，亲臣贵戚，虽应当据势握兵，也应该分出轻重。如果宗室诸侯典兵，力均势平，宠齐爱等，那他们会互相不服。

“今五营所领之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这样的事好办，陛下不必为此思虑，对于那些重要职务，应该认真考虑，选出像陈平、周勃、霍光、马日磾等那样的人，不必多，有一两个就行。”

魏明帝听完，又问道：“你说得不错，那么今日在我们曹魏，像陈平、周勃、霍光、马日磾那样的人，有谁呢？”

孙资直言不讳地说：“陈平当年初事汉祖，有人诽谤他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开始时吹箫是他的特长，事高祖时也未知名。汉高祖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然后才决定交付给他们大事。霍光任给事中20多年，小心谨慎，才受到亲信。马日磾本是夷狄，因为质直，才被擢用，即使那样，左右还有人讥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

“陈平、周勃、霍光虽建大功，但也难免受小人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从这些事可以看出，要做事确实不易，这是为臣之难。不仅如此，还要为陛下所亲，为陛下所信，这样的人，诚非愚臣所能识别。”

孙资这番话，没有一句是对魏明帝问话的正面回答，但他的观点很明确，选人不易，要求不能太高，真正的人才做不到面面俱到，干事的人难免会受到诽谤和猜疑，君王不必求全责备，用人不能划圈子。

孙资的这番话应该说很有针对性，他通篇没提司马懿一个字，但处处都是在说他，在孙资的眼里，不是没有陈平、周勃、霍光那样的人才，眼前的司马懿不就是吗？关键你是怎么看，又准备怎么用。

魏明帝改了主意，其他人都还不知道，曹肇的弟弟曹纂任大将军司马，他先听到了一些风声。

曹纂马上去见曹宇和曹肇等人，对他们说：“听说皇上正在犹豫不定，你们为何都出来而不在宫里？赶紧回去！”

但此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到了宫门，刘放和孙资已宣诏宫门守卫，任何人不得进入。

曹肇等人天亮了又去，还不得进。

曹肇平时胆小怕事，他越想越害怕，竟然自己跑到延尉那里请罪。

你其实也没干啥事，没有犯罪，没有造反，请的什么罪？

也只有这点儿出息！

夏侯献倒是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对他说：“我已经定了，你出去吧。”

夏侯献无奈，只得流涕而出。

其实魏明帝的内心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甚至中途又改变过主意。用曹爽还是曹宇辅政他没有太多意见，但让不让司马懿共同辅政，他内心里斗争了很久。

论军功、资历，司马懿都当之无愧。为了曹氏三代江山，司马懿不说鞠躬尽瘁、忠心耿耿，至少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是，司马懿深不可测，不仅执掌重兵，而且威望极高，一旦有二心，曹爽哪里是对手？

病榻上的魏明帝传出诏令，停止先前所议。

刘放和孙资闻听，赶紧再见魏明帝，力主维持原议。

事情就是那么神奇，魏明帝居然又同意了。

这是决定曹魏命运的一刻，竟然如此儿戏！大概魏明帝久病在床，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加上长年以来对刘放和孙资二人形成了惯性依赖，此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刘放和孙资趁热打铁，以防再次生变，于是建议魏明帝立即下诏。

魏明帝对他们说：“我现在疲乏至极，回来再写吧。”

长期担任秘书的人，性格往往沉稳有余而勇毅不足，尤其在重大时刻到来时容易犹豫不决。但刘放的举动证明了他不是一般的秘书，他是秘书中的极品。

刘放上前就抓住了魏明帝的手，“帮助”魏明帝勉强写下了诏书，二人立即出宫当众公布。

二人还假传诏书（大言），对外称：“诏令免除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职，不得再进入宫省之中。”

在任何朝代，假传圣旨都是灭九族的大罪，但刘放、孙资知道魏明帝的生命已在飞快地倒计时，没有人有机会去核实真伪了。

就这样，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人被罢了官，像过山车一样从天上坠落到地下，而他们竟然不知道如何反击，一个个只有含泪离开。

◎皇帝的禁卫军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位，由于他死时未得帝王庙号，所以史书称其为少帝，或称为齐王。

少帝曹芳下诏尊魏明帝的郭皇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追封郭太后的父亲郭满为西都定侯，封郭太后的母亲杜氏为郃阳君。

少帝曹芳同时下诏给曹爽和司马懿加侍中衔，假节钺，均以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的身份共同辅政。

这个安排，很有特色。

曹爽论本职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司马懿论本职是太尉。从职务上说，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比司马懿的地位稍高。但是，早在九年前司马懿就已经担任过大将军，算是曹爽的前任。

大将军和太尉都属外朝官，按制度不能随意出入宫省，因而要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是统率全国武装部队，录尚书事是兼管尚书台的事务，即处理朝廷的日常工作。

也就是说，曹爽和司马懿二人分揽了内外朝大权以及军政大权。但是，对二人的安排竟然一样，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更有特色的还有，齐王同时诏令曹爽与司马懿“各统兵三千，更直殿中”。

明帝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并没有说他们二人谁主谁次，他们都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行政院院长，权力一样大，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谁来裁判和调解？明帝没有交代。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人出面最合适：一个是天子，一个是太后。但天子只有八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大人的事管不了。郭太后倒是很有见地，也很有威望，但曹爽不想让她过多参与，因为这个女人做事太有主见。

为了表明大家共同辅政，所以宫中禁军也分别由二人掌管。

这是明帝临终前的安排，还是曹爽主动提出来的？抑或司马懿与曹爽斗争来的结果？现在不好说了，应该说，能做出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对于“各统兵三千，更直殿中”，有人理解为曹爽和司马懿各自率领3000名禁卫军，隔一天由一方轮流守值于宫中。如果这样理解，那就错了。

后宫不算小，但可供居住的面积并不大，3000人都住进去首先不可能，而一天换防一次就更不可能，那非乱套不可。

魏承汉制，在后宫禁卫制度方面有严格规范。

根据制度，宫中的禁卫工作主要由光禄勋负责，光禄勋是九卿之一，由太尉分管。

三公分管九卿这是汉朝旧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九卿是帝国中央政府的各部，在正常情况下，九卿由三公来分管：太尉分管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司徒分管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司空分管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

光禄勋，应劭解释是：“光者，明也。禄者，爵也。勋者，功也。”其职掌如秦代的郎中令，负责宫殿门户的宿卫，也负责掌管宫廷部分杂务。到了东汉，光禄勋下面编制了七大部门，称为七署，即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还有羽林左监、羽林右监，全部都是武官，正常情况下编制约3000人。除此之外，还有谒者、光禄大夫等文职官员，名义上也归光禄勋管，但有更大的自主性。所以，光禄勋在九卿中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因为它掌管着御林军。

但是，负责首都安全保卫工作的不仅有光禄勋，还有北军、城门校尉、卫尉、执金吾等，他们的职责有所不同。北军驻扎在城外，下面编制为五营，不是5个营，而是5个军种，五营满编情况下有4150人左右；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城门、城墙，编制约为2000人；执金吾、卫尉负责城墙以内、宫城之外，编制分别为750人和2700人左右；光禄勋负责宫城之内、省禁之外，编制已如上述。

洛阳有南、北二宫，规模宏大，基本上占了城内三分之二的面积。天子在这里办公、接见大臣、举办重要仪式，还有一些办事机关如尚书台、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也设在宫里，同时后宫的女眷们也生活居住在这里。男男女女，进进出出，不方便管理，于是宫里又设了一道岗，划出“省”来，省内是天子和女眷们的生活区，男人们不得入内，有资格进入的官职前面要加侍中。

总的来说，京师的守卫部队分属各个部门掌握，正常情况下编制在12000人至15000人之间。这些都是帝国的精锐之师，其中防卫位置越靠里面说明越要害。这些力量，在天子强势时由天子掌握，宦官当道时由宦官掌握，权臣用事时由权臣掌握。安全保卫工作的这种分工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制衡，避免所有武装部队由一个部门掌握所带来的危险。

但缺点是各部门之间不好衔接，信息不畅，无法充分配合，当突发事件来临，往往不知所措，这就给政变分子以可乘之机。东汉末年，宫廷政变频频发生，而且成功率很高，与这种防卫机制有关系。

为了改变禁卫军职责分散的状况，曹操在丞相府下设中领军、中护军二职，其职责是统掌禁军、主持武官选拔、监督管制诸武将，蜀、吴二国随后也予以借鉴。中领军地位稍高，中护军为其助手。由于其可以典选下级武将，很容易形成忠于自己的军事势力，所以此职多由绝对信任的托孤重臣担当，如孙吴的周瑜、蜀汉的李严都曾担任中护军之职。

除了上面这些武装部队，地方力量也不容忽视。在东汉的行政体系中，洛阳令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职务，虽然它只是个县级领导的编制，品秩才千石，但是当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时，总会有它的身影。作为地方行政首长，洛阳令手里掌握着地方治安力量。洛阳令的上级河南尹，河南尹的上级司隶校尉等，虽是政务官，却也在左右政局方面有不容小视的能力。

司马懿身为太尉，按名义直接分管光禄勋和卫尉，掌握着禁卫后宫的主要力量。当然，这是名义上的，汉末至曹魏，三公越来越成为一种荣誉，如果不加侍中，连宫省都不能随意出入，如果不加都督诸军和录尚书事，日常军事政务也无法插手。

名义上，北军和南军由大将军执掌，但他们距皇宫较远，中间隔着好多层，从以前历次宫廷政变的情况看，左右成败最关键的力量是直接守卫皇宫的虎贲、羽林，待政变的消息传到北军五营，那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所谓“各统兵三千，更直殿中”，意思是守卫皇宫的虎贲、羽林以及卫尉、执金吾这些人马总共约6000人，曹爽和司马懿各执掌一半，他们本人则轮流在宫中值守。

这样，权力就可以得到制衡，谁想闹事都不容易。

◎司马懿被架空

曹爽年龄不详，应该与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不相上下，在司马懿面前算是年轻后辈。

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骤然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一职，又被封为武安侯，食邑12000户，少帝还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些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一切都弄得曹爽有点晕，以为是在做梦。

有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人得志便猖狂。初掌权柄的曹爽，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他绝不是那样的人。

辅政初期，曹爽特别注意处理好与司马懿的关系，他把司马懿当父辈来看，有事一律登门拜访，从不敢独断专行（常父事之，每事咨访，不敢专行）。

难道史书记错了？不是，这是真实的，不是瞎编。

曹爽是曹真之子，曹真有个妹妹嫁给了夏侯尚，后被封为德阳乡主。夏侯尚即夏侯玄之父，夏侯玄有个姐姐叫夏侯徽，正是司马师之妻。所以，夏侯徽是曹爽的表妹，司马师是曹爽的表妹夫，从亲戚关系上看，司马懿确实是曹爽的父辈。

更重要的是，曹爽知道司马懿的厉害，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在共同辅政之初相当低调和规矩，对司马懿表现出来的是诚心诚意地尊敬。

司马懿对这个晚辈固然谈不上多少好感，但他一贯顾大局、识大体，明帝临终前洒泪相托，他下决心一定把少帝辅佐好。

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你敬我让，大家都相安无事，那该多好。

考虑到司马懿已经61岁了，人生暮年，来日无多，曹爽应该忍耐。

曹爽也明白这些道理，他也想忍，忍到可以出头的那一天。

但是，人们常说忍是心头一把刀。

刀，扎在肉里会疼，扎在心里更会痛苦万分。

忍耐需要定力，需要境界，而曹爽偏偏不是忍得下的人，事事都请示，天天都得装出尊重和客气，曹爽觉得很不爽。

因为有了权，曹爽跟前很快聚集起一帮人，骨干分子有六个，他们是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李胜、毕轨，如果加上曹爽自己，可以凑一个“七人帮”。

这些人的名字并不陌生，他们都是魏明帝太和年间的“浮华党”，他们出身贵族，喜欢聚众交游、清谈玄理，他们打着学术、清谈的旗帜，其实骨子里对功名利禄无不趋之若鹜。性格内向的魏明帝对他们极为反感，在政治上对他们加以贬抑，最后干脆给予罢黜。

经过短暂的失意后，这些人终于找到了知音和依靠，那就是曹爽。

何晏等人首先给予曹爽最大的支持，他们都坚决支持曹爽（共推戴爽）。他们这些人虽然被免了官，但说话还很有影响力，通过手里掌握的舆论权，把一个庸庸碌碌的曹爽硬是塑造成年轻有为的政治领袖。

曹爽自从登上权力的巅峰，最怕的也就两件事：一是从上面突然跌下来，跌得鼻青脸肿，甚至丢了小命；二是虽然在上面待着，却被下面的人瞧不起，认为他是一个草包。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帮衬自己，曹爽心里充满了感激，也感到了温暖。

何晏告诉曹爽，大权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重权不可委于人），何晏指的别人显然是司马懿。曹爽年轻，有些事没有亲身经历过，何晏以老前辈的身份向他回顾了司马懿的历史，提醒曹爽，司马懿此人绝不简单，不要看他平时不吭不哈、不怨不怒，那是时机不到，武皇帝对此人看得比较透彻，曾提醒文皇帝对他保持警惕，但司马懿城府很深，居然骗过了文帝，深得文帝的信任。

其实这些话不用何晏等人说曹爽也很明白，他对司马懿之前虽然没有太多的交往和认识，但共同辅政以来他已经领教了此人的深不可测。有功不自傲，不摆老资格，无论什么事，都不跟你争，不跟你翻脸，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这样的人你说可怕不可怕？

一个锅里吃饭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但司马懿偏偏不碰，能让的事让，不能让的事也让，纵然你想吵架也找不到机会。

除了何晏，丁谧也跑来劝曹爽：“司马公有大志而得众人之心，他的内心深不可测，不能对他太真诚太尊重了（不得以诚款待之），必须加以防备！”

曹爽问丁谧有什么好办法，丁谧出了个主意，说可以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奏请皇上升司马懿为大司马或太傅。

太尉是三公之一，大司马和太傅却是上公，平时不常设，唯有地位特别崇高之人可为之。尊司马懿为大司马或太傅，一来彰显对司马懿的尊崇，二来可以逐步解除其实权。

曹爽认为此计可行，于是让其弟曹羲出面上表，尊司马懿为大司马或太傅。

曹羲随即上了一份表，先追忆了一大堆父亲曹真的事，然后突然转到司马懿身上，他用德、爵、齿三项标准评价了司马懿一番。

所谓“德”就是德行，品德，曹羲认为司马懿在这方面不错；“爵是”履历，是过往的功绩，这方面司马懿更没的说；“齿”是年龄、资历，在众人心中的威信，司马懿也不必说。

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看，司马懿都堪称德高望重，非大司马、太傅这样的崇高职位不足以与其相称。

廷议时，除了少帝曹芳外，朝臣们心里自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

司马懿虽参加了廷议，但作为当事人不便说话，他不能表示反对，也不能表示接受。

曹爽也不吱声，他在观察大家的反应。

见没有人说话，中领军蒋济说：“曹休和曹真此前先后任大司马，但他们都死于非命，大司马一职实不吉利。”

曹爽抓过话茬，马上说：“前辈的意思是否可为太傅？”

大家都不吱声，曹爽宣布此议通过。

于是，少帝曹芳命中书监刘放拟诏，诏书说：“昔日吴汉辅佐光武皇帝，有征定四方之功，被拜为大司马，称名于今。太尉司马懿体履正直，功盖海内，先帝本想以其前后功勋提升他的职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施行。现在大将军曹爽荐太尉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进德尚勋，明贤良、辨等列、顺长少。即使像吕望那样的宗师，也比之不为过。朕甚嘉焉。”

诏书里没说司马懿升任太傅以后是否仍都督中外诸军以及录尚书事，有一部史书说司马懿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但即使是这样，很重要的“录尚书事”没有了，与曹爽分别统领禁军这一条也没有了。

这意味着，司马懿被架空了。

◎统统换上自己人

历史上无数宫廷斗争血的事实证明：谁掌管着刀把子，谁就能攥紧印把子。曹爽尽管没有多少宫廷斗争的经验，但他对这一条深信不疑。

要把刀把子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对手的手里，只架空一个司马懿还远远不够，有几个重要职位必须牢牢抓住，包括光禄勋，还有统卫禁军的中领军、中护军，以及司隶校尉、洛阳令等。除此之外，尚书令和尚书台也是要害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得安插上自己的人。

现在的禁军主要由护军将军蒋济掌管，但无缘无故要搬开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济曾得到曹操的特别赏识，他担任过曹操的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和人事处副处长（西曹属），恰巧司马懿也担任过类似的职务，除担任过丞相主簿外，还担任过东曹属。西曹和东曹都负责人事方面的工作，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因为工作的关系，从那时起蒋济便与司马懿有过较多来往。

蒋济还曾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史书把曹操手下的谋士排过一个队，认为荀彧、荀攸叔侄之下至少还有五位谋士最重要，堪称“世之奇士”，他们是程昱、郭嘉、董昭、刘晔和蒋济。

魏文帝继位后蒋济出任东中郎将，后来看到蒋济所作的《万机论》大为赏识，觉得这样学问渊博又有思想的人应该留在身边，以便时常请教，于是改任他为散骑常侍，随侍左右。

蒋济这个人，不仅足智多谋，很有才华，而且为人刚直不阿，敢说敢做。司马懿的亲家夏侯尚当时为征南将军，与魏文帝感情深厚。曹丕曾为夏侯尚下过一道诏书，赋予他生杀予夺之权（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如果这不是玩笑之举，便说明魏文帝做皇帝有失严谨。

偏偏夏侯尚是个爱显摆的人，十分得意，动不动就把这份诏书拿出来炫耀一下，有一次也给蒋济看，蒋济很反感。后来蒋济入宫见到魏文帝，魏文帝问他所见天下风俗教化如何。

蒋济趁机回答道：“没看到什么好风俗，只听到一些亡国之语。”

魏文帝既惊且急，细问何故。

蒋济于是说：“《尚书》中明确告诫臣子不得作威作福，‘天子无戏言’，给臣子下诏应该十分谨慎，望陛下明察！”

魏文帝一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不仅没生蒋济的气，而且立即差人到夏侯尚处要回了那件诏书。

曹仁指挥濡须口之战时，蒋济在曹仁军中辅佐，曹仁冒险进攻沙州，蒋济反对，但曹仁不听，结果大败。此战后曹仁病逝，蒋济曾以东中郎将的身份暂领曹仁所部，后被征回朝中任尚书。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冬天，曹魏南征孙吴，在广陵郡数千战船因河道结冰而停滞不前，危急时刻蒋济出主意使魏军主力摆脱了困境。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孙吴鄱阳郡太守周鲂诈降曹休，曹休孤军深入孙吴，蒋济曾予以劝阻，但曹休不听，结果大败，曹休不久就病死了。通过这些事，魏明帝看出蒋济不仅有学问，而且更有军事才干，于是任命他为中护军，后升任护军将军，成为禁军统领。

中护军掌管武官的选任，所以蒋济的门前整天都有人争着向他行贿，而蒋济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也比较马虎，谁送都收。

社会上于是流传起民谣：

欲求牙门，当得千匹；
五百人督，得五百匹。

意思是，想当牙门将，必须送给蒋济1000匹帛；即使是百人督这种低级军官，也要送500匹帛。

蒋济不仅和司马懿很熟，而且关系很好。一次，司马懿与蒋济闲聊，以民谣的事相问。

蒋济语塞，开玩笑道：“洛阳城里商品价钱贵，少一钱也买不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

说完，二人相对而笑。

正因为与司马懿关系密切，曹爽等人更要换蒋济不可。

但是，蒋济除了爱收礼之外，也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又是三朝老臣，生性耿直，没有理由就换也不好。曹爽想来想去，也对他搞了一个明升暗降，升蒋济为领军将军，然后派曹羲和夏侯玄去掌管禁军，其中曹羲任中领军，夏侯玄任中护军，把蒋济也架空了。

曹爽的弟弟曹羲之前也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因为曹爽辅政的原因刚刚被封了侯。

夏侯玄也就是个文人，充其量当个文教局长，现在把他们都安排进军队里，一上来就是禁卫军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曹爽还有一个弟弟叫曹训，被任命为武卫将军，管理北军五营。

另一个权力要害部门是中书省，这里一向由刘放、孙资掌管，由于二人在拥戴自己辅政之事上有功，而他们的政治倾向于己无害，所以曹爽并不为难他们，只是不能让他们再总揽大权了。

曹爽以天子的名义加刘放为右光禄大夫，孙资为左光禄大夫，这都是荣誉性的职务，往往授予那些地位高、威望重的人，同时授予他们二人享受三公的待遇（仪同三司）。

曹爽等人逐渐把权力向尚书台聚拢，尚书台各位尚书中，尤以管人事的尚书最重要，现任管人事的尚书是卢毓，说起来此人出身也不同凡响，因为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卢植。

卢植是汉末名臣，在与黄巾军作战时是名将，同时也是个大学者，他教出来公孙瓒和刘备两个著名的学生。卢毓本人跟随曹操也很早，他最早的职务就是魏国的吏部郎，历文帝、明帝二朝，一直从事人事工作。

卢毓掌管官员选拔，首先看性格品行，其次是口才和才智，他主张有才能是为了行善，只有才能但不去行善，有才不如无才。他秉持公正，用人唯贤唯德，从不徇私情，所以很有威望。

偏偏他也与司马懿关系不错，曹爽等人谋密许久，干脆再来一次明升暗降，升卢毓为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而任命何晏为尚书，接替卢毓负责官员选拔。

不久，曹爽又把邓飏和丁谧安排进尚书台担任尚书，尚书台作为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以及负责文官选任的重要机构，完全被曹爽一伙控制了起来。

曹爽这个“七人帮”里还有两位，毕轨和李胜，他们也没闲着，毕轨原任并州刺史，曹爽改任他为司隶校尉，李胜任洛阳令，后又升为洛阳令的上级河南尹。

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地位显赫的禁卫军到总揽日常政务的尚书台，再到管理首都洛阳的各级行政长官，全部换成了曹爽一伙的人。

◎“台中有三狗”

曹爽一伙重点经营尚书台，但尚书台的“一把手”还不是曹爽的人。作为尚书台的主管，尚书令是一个关键角色，此时的尚书令叫裴潜。

裴潜是曹操平定荆州时就跟随的三代老臣，当过河南尹、大司农等，德高望重，清正刚直，担任尚书令多年，忠于职守，为人正直，对于这个人，曹爽没有把握完全控制。

正在曹爽等人发愁的时候，裴潜的父亲死了。汉代以孝治国，父母故去本人要请假三年回去守丧。

这样，裴潜就离开尚书台回老家了，按照惯例要立即另选尚书令接替，但曹爽不提这事，他分管尚书台的工作（录尚书事），尚书令一职相当于由他来兼任了。

除尚书令外，尚书台一般还有副职，有一位时叫尚书仆射，有两位时称为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上面说过，卢毓原来任吏部曹尚书，被明升暗降为左仆射。

除卢毓外，此时尚书台还有一位副职，曹爽觉得这个人更不好办。

这个人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他来尚书台其实已经很久了，从魏明帝继位时就在此供职。

在整个魏文帝一朝，司马孚的职位都不高，历任中书郎、给事常侍、河内郡典农校尉、清河郡太守等。魏明帝继位不久，想找一些干臣充实尚书台，有关方面向他推荐了司马孚，魏明帝那时不认识司马孚。

魏明帝问左右：“这个司马孚，有没有他老哥司马懿的风采（有兄风否）？”

有人回答说：“跟他老兄很像（似兄）。”

魏明帝于是任命司马孚为度支曹尚书，度支曹掌管国家财政，度支曹尚书虽然品秩不高，但实际职权相当于财政部部长。

在度支曹尚书任内，司马孚提出不少建议，例如他建议从冀州征调5000名农夫于关中地区的上邽，秋冬训练，春夏耕田，巩固关中防务，有效应对蜀汉的进攻，措施实施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司马孚在度支曹尚书的岗位上干了十来年，后升任尚书右仆射。

虽然与司马懿是亲兄弟，但司马孚知道政局的险恶，平时尽量不与哥哥多来往，曹爽控制尚书台后，司马孚便有意不再管事，只避祸（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

在尚书台里，还有一位名叫孙礼的尚书。

孙礼字德达，涿郡容城县人，也是一位三朝老臣，早在曹操平定幽州时便开始追随左右，先后担任过司空军谋掾、河间郡丞、荥阳都尉以及山阳、平原、平昌、琅琊、阳平等郡的太守，是一位有着丰富理政经验的地方官，明帝时进入尚书台担任尚书。

孙礼担任尚书期间，看到魏明帝大建宫室，造成百姓很大负担，于是上疏劝谏，认为节气不调、粮食歉收等都与此有关，建议免除百姓劳役。对于孙礼的建议，固执的魏明帝竟然部分采纳，下诏遣送一部分参与宫室修建的百姓回去从事农业生产。

当时有个叫李惠的官员做监工，想让这批百姓再留一天，把工程干完。孙礼直接跑到工地上，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直接把百姓放走了。魏明帝事后得知，认为孙礼做得对，不予追究。

还有一次，魏明帝到大石山狩猎，遇到一只老虎，危急关头，孙礼二话不说，扔掉马鞭跳下战马，拔剑就去斩杀老虎。事后魏明帝有惊无险，但通过这件事看出孙礼此人的忠心。

这样的人，曹爽觉得待在尚书台实在别扭，于是改任他为荆州刺史。

就这样，上有曹爽，下有何晏、丁谧、邓飏，完全把持了尚书台，什么事都说一不二。

何晏担任吏部曹尚书，他所提拔的都是跟他关系好的（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

何晏的妻子金乡公主是位贤惠的人，她曾对母亲说：“何晏整天做坏事，将来何以自保啊（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

她的母亲倒没觉得有什么，笑道：“你是不是妒忌了（汝得无妒晏邪）！”

丁谧之前担任的是度支郎中，是尚书台度支曹的属官，官不大，眼睛却贼亮。当时曹爽担任武卫将军，丁谧觉得曹爽有前途，使劲巴结，又利用接触魏明帝的机会替曹爽说好话（数为帝称其可大用）。

丁谧这一宝押对了人，曹爽辅政后，马上重用丁谧，升他为尚书。

丁谧的为人外似疏略，而内心多忌，在尚书台供职期间，不断有人弹劾他，大家都讨厌他（台中患之），但仗着曹爽撑腰，没人动得了他。曹爽对他很尊敬，什么都听他的（敬之，言无不从）。

邓飏作为“浮华党”成员，被罢黜不用。“浮华党”重新抬头，没有忘记邓飏，先复出为颍川郡太守，还未赴任便被曹爽看中，担任曹爽的秘书长（大将军府长史），曹爽欲控制尚书台，又把他派来当尚书。

邓飏喜欢干受贿索贿的事（好货），有一个叫许臧艾的人因结交邓飏而被授以显官，许臧艾为答谢邓飏，居然把他父亲的一个妾送与邓飏。此事在外面传开后，京师民谣中就有“以官易妇邓玄茂”的说法，玄茂是邓飏的字。

曹爽弄了这三个人到尚书台，算是他看错了人，因为他们跟曹爽一样，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或图虚名或贪实利，手握重权却不干正事，时间长了百姓自然怨声载道。

当时京城中流传着一段民谣：

台中有三狗，
二狗崖柴不可当，
一狗凭默作疽囊。

这几句民谣的意思是：尚书台里卧着三条狗，两条狗张着大口要咬人，这指的是何晏和邓飏，意思是说他们无顾忌、没底线、为人张狂；另外一条狗更坏，是毒疮中的毒疮，这指的是丁谧；曹爽的小名叫“默”，这些狗凭借“默”的支持，没有任何功劳和本事却受到了重用，把坏事干尽干绝。

权力是毒药，不仅容易上瘾，更会把自己送上绝路，曹爽一伙试图用夺权的办法打压司马懿，不用司马懿反击，他们自己就已经把路走得越来越窄了。

可惜的是，曹爽一伙人根本没有觉察到。

◎没事瞎折腾

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向自己的权力发出挑战，曹爽这伙人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曹爽带着搞腐败，平时吃的、用的、穿的都跟皇帝一样（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平时他尤其喜欢收藏珍贵玩物，搜刮了很多宝贝。曹爽拥有很多妻妾，甚至还私自从宫里带走了魏明帝的七八个才人做自己的妻妾。在曹爽家里有一支由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共33人组成的伎乐队，专供其享乐。

曹爽听说武皇帝曹操生前的宫人们在歌舞方面水平最高，至今无人能超越，为提高自己家伎乐队的演奏水平，他还伪造诏书，先后派出了57个人去邺县“进一步深造”。

有个宦官头目（黄门）叫张当，千方百计巴结曹爽。后宫里的才人石英能歌善舞，被曹爽看上了，张当便偷偷地把石英以及其他另外十名才人送出宫，献给了曹爽。此事尽管做得很隐蔽，但最后还是泄露了消息，知道的人无不瞠目结舌。

曹爽不仅自己享乐，还把何晏等人叫上。为此他们专门营建了一处秘密窟室，擅取太乐乐器和武库御制兵器进行布置，内部装修极其豪奢，曹爽多次与何晏一伙人在其中饮酒作乐。

在曹爽的纵容下，何晏把洛阳、野王原来属于典农校尉管理的数百顷桑田划为己有。有什么官家东西只要被何晏看上都直接往家里搬。何晏还公开向各州郡索贿，由于他手里掌握着官员升迁大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看到这种情景，曹爽的弟弟曹羲十分忧虑，多次提出劝谏，但曹爽不听，曹羲还写了三篇文章陈述因过度骄淫奢侈将导致祸患的道理，言语极为恳切，曹爽看了很不高兴。

除了骄奢淫逸，曹爽一伙人还喜欢瞎折腾。

夏侯玄自认为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曹爽的支持下，由夏侯玄牵头曾进行过一场所谓的改革。

首先，改革九品中正制。两汉本实行察举征辟制，这种主要靠推荐的选人用人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推荐的标准重所谓品德而轻才能，于是造成了各种形式主义和大量庸才的出现。曹操打破了这样的人才标准，更重才干而不拘泥于人品如何，取得了成功。之后魏文帝和魏明帝出于对世家大族的拉拢，又逐渐向两汉旧有的选人制度回归，重新推行察举征辟制，这就是陈群等人创建的九品中正制。

按照这种选人办法，尚书台的吏部曹是负责选官的机构，但是各州、郡、县，以及朝廷各官署有成千上万的官吏要选用、升降和考核，吏部曹不可能忙得过来，这就要把选人用人的职责进行划分，尤其是将物色、推荐人才方面放给一定的机构或人员。根据九品中正制的设计，专门负责考察干部人选的叫“中正”。

中正就是选择一些“贤有识鉴”的朝廷官员兼任其原籍所在的州、郡、县的中正官，其职责是发现本州、本郡、本县范围内的各类人才，通过德才、门第等定出“品”和“状”，供吏部曹选官参考。“品”是考察人才的品德、门第等，评定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等于给后备干部考察打分。“状”是中正给被考察人最后做出的评语。这种“干部选拔”制度不仅有考察，考察也有标准，考察的结果既有量化指标也有定性的结论，这种干部考察机制应该说是很先进的了。但是，按照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标准判断人才，很容易走向重门第而轻德才的局面，最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不公。

夏侯玄认为这种制度有很大弊端，由于选拔环节涉及多个部门，造成了一定混乱（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中正官、地方行政长官在选人用人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但职责不明，使吏部曹在选官上经常处于被动。夏侯玄提出，要明晰尚书台、地方行政长官、中正官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分工更为明确（明其分叙，不使相涉），尤其是在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形成制衡，谁都不能说了算。

简单地说，过去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联合考察人才，他们通过商量给吏部曹报来一个“品”和“状”的考察结论，对于这个考察结果吏部曹没有不接受的理由。在他们商量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作弊，而现在通过明晰职责，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各拿出一个考察结果，同时报到吏部曹，由吏部曹综合这两份结果再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过去是“面对面”，现在改为“背对背”，通过改革，尚书台吏部曹就把选人用人上的主导权从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手里抓了回来。

其次，改革行政层级。秦汉实行郡县制，中央以下为郡，郡以下为县，两汉实行分封制，郡一级的封国与郡相当，最多时全国有108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确有点管不过来。于是两汉增设了“州”的设置，开始却不是行政设置，而是为监察郡县官员所设，长官为刺史，品秩远低于郡太守。

汉末时局动荡，州刺史权力越来越大，后来刺史改为州牧，州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夏侯玄认为增加了州这一级，造成了机构重叠、官众事繁，不仅行政资源浪费，而且容易产生结党营私、用人唯亲等弊端。为此，夏侯玄提出应该精简机构，减少中间层级，具体来说，就是撤销郡国这一级建制，由州直接管理县，他认为如果省去郡太守和国相，县可以直达州，办事效率将极大提高（事不拥隔，官无留滞），同时还可以节省经费，有利于民。

最后，改革官场繁文缛礼。夏侯玄是个玄学家，玄学主张因循自然、抱朴求真，所以他主张革除官场上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礼。他认为，文和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像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样交替出现，君王应效法上天形成的这种规律治理天下百姓，对当时的弊端加以改变和革新。当时代的风俗过于质朴粗陋，就用礼仪来修补；时代的风尚过于奢侈，就用质朴来补救。大魏王朝承继百代，有秦汉以来留下的影响，总的看社会风气有点奢侈，应该大力革新风俗习尚。

具体来说，按当时制度规定三公、列侯以下大将军以上的官员可以穿凌锦、罗绮、纨素，佩戴金银雕刻的装饰品，而大将军以下的官员，可以穿多种颜色的衣服，虽然根据上下等级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朝廷大臣的衣服服饰可以与皇帝相比，玄、黄两种颜色老百姓也能穿，如此，想让市场上不卖华丽色彩的奢侈品，商人不经营那些难以得到的珍宝，工匠不做精细雕刻的工艺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夏侯玄提出大臣们的车舆服章应遵照古法，禁止奢侈之服，形成朴素之风。对于那种因过分讲究而形成的奢华之气，夏侯玄称之为“华丽之事”，这一切都应当予以革除。

上面这些改革主张其实倒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创新，更多的是在复古，改革九品中正制表面看是要打破门阀世袭，但也只不过是换了个选官的形式，是把选人用人的权力换了个机构而已。

撤郡的建议则有些荒唐，秦始皇创郡县制，因为当时天下只有36个郡，经过两汉的发展，郡一级行政机构超过百个，朝廷管理确实吃力，于是增加了州这一级。一个州通常管理10个左右的郡，大的郡有20多个县，小的也有七八个，一个州管理的县平均有100多个，用州直接管理县，在没有公路铁路、没有电话电报、没有互联网办公的情况下是管不过来的，非乱套不可。

改革服制抑制奢华，想法是好的，但这些只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些事，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况且这几件事要真的办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改革选官制度就不用说了，九品中正制强调中正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中正是谁？中正是大大小小的朝臣，他们不仅是士人，还是世族，是地方上的大族，经过多年来的耕耘，他们在各自的家乡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担任中正以后，这种影响力就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舆论上，而可以对地方治理、人才更迭产生直接干预。现在削弱或者让他们淡出这项权力，必然会招来最强烈的反弹，涉及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族，也不是哪一个地方，这将是系统性反弹。

撤郡之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下子撤掉数十个郡，意味着自郡守以下成百上千个官职和工作岗位将不存在，精减公职人员固然可以为朝廷节省支出，为百姓减轻负担，但这些被撤下来的人如何安置、如何保证他们不闹事，就是一个问题。这些被裁撤的人与朝廷的官员、世家大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要砸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跟你拼命。

这场改革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史书没有太多记载，有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只是夏侯玄写在纸上的一些空想，但在少帝正始八年（247年）八月蒋济的一份奏疏里，却可以看出这场改革确实发生过，而且受到广泛的诟病。

当时发生了日食，蒋济抓住机会上疏天子：“无论是舜还是周公都特别注意不能让朝臣们结党营私，现在上天对有些事情不满，已通过日食发生了某种惩戒，必须立刻警醒。现如今吴、蜀未灭，将士征战已数十年，社会负担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度需有大才来确立和调度，弄了一帮中下之才怎么有能力做改制这样的事？不但不能垂名于后世，而且会劳民伤财，有害无益。”

这番话言辞恳切但曹爽等人并不接受（君臣不悟），依然我行我素。时人作歌谣讽刺何晏等人这场所谓的改革，其中有“何、邓、丁，乱京城”的话。

◎还得老将出马

一开始，曹爽等人还担心他们的一系列行为会引起司马懿的反对，甚至遭到司马懿的激烈抗争，大概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现在这么做有点过分。

可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没有任何反应。

自从改任太傅以来，司马懿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一切军政事务都由曹爽一人掌管，他这个辅政大臣的角色虽然没有被明确废除，但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尽管朝野上下有不少人对此有看法，认为曹爽这样做对司马懿很不公，但大家基本上也都保持着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知道远离权力中心，不再过问世事是最明智的选择。

改任太傅时，诏书也授予司马懿“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但司马懿称病在家，基本不再上朝。

洛阳的司马氏府里现在已是人丁兴旺，除了夫人张香华外，这些年来司马懿还先后纳了伏氏、柏氏以及另外一个张氏为妾，她们先后为司马懿生了九个儿子。

张香华除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外，后来还生下了司马干，伏氏为他生了司马亮、司马伷、司马京、司马骏，张氏生了司马肜，柏氏生了司马伦。晋朝开国以后，司马干以下诸人都被封为王，是晋初“八王之乱”的主要参与者。

不问世事，闭门读书，教育诸子，倒也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天子曾给司马懿的几个儿子以殊荣，除长子司马师为散骑常侍外，司马昭等其他几个已年长的儿子一律被任命为骑都尉，其中还有三个人被封为列侯，但这些都被司马懿坚决谢绝了。

司马氏府里很少有人公开来拜访，但也有例外。

孙礼被排挤出尚书台后改任扬州刺史，行前来向太傅辞行，司马懿虽然不太出门，但司马师担任散骑常侍，随时出入宫中，陪伴天子左右，可以了解很多信息，也知道一些孙礼的事。

司马懿告诉孙礼，蜀汉自诸葛亮死后，威胁大大降低，据说他们内部争斗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看来已力不从心。相反来说，早些年相对平静的荆、扬地区，未来可能发生大战。此去扬州，责任十分重大。

孙礼没想到老太傅虽遭排挤、远离权力中心，但丝毫不为个人得失有怨愤，心里装的还是国家大事、社稷安危，因而十分感动。本来是找太傅发发牢骚排解一下心中的不满，也不好意思说了。

就扬州的局势，孙礼对司马懿说：

“当年我随曹休大司马在扬州军前曾与吴人交过手，吴人不同于蜀汉，他们训练更为有素，能在人数不占优的情况下屡屡取胜，加上有大江做屏障，进可攻击，退可防守，很难对付。这么多年我们缺少积极作为，而听说吴人方面却在厉兵秣马，弄不好问题会出在那里呀！”

司马懿认为孙礼说得对，他说：“孙吴出名将，周瑜、鲁肃、陆逊、吕蒙不必说，像董袭、甘宁、凌统、徐盛、潘璋、丁奉等都才堪大用，听说全琮、朱然、诸葛恪等人近年来也成长得很快。”

司马懿的意思是，敌人很强大，不要轻敌，如此而已。

但孙礼闻言却有了自己的发挥：“吴人名将如云，人才济济，反观我朝，武皇帝南征北战之时尚有张郃、张辽、徐晃、于禁等一批名将，再往后非曹即夏侯，一代不如一代，让人深为忧虑！”

司马懿闻听默然，不再说话。

过了一阵，扬州方向果然传来军情，孙吴派将军全琮率数万人马进犯。

全琮来攻时，扬州刺史部所能掌握的人马虽然有限，但孙礼早有防备，指挥有方，他亲临战场，鼓舞士气，在芍陂与全琮部激战，从早晨打到晚上，甚为惨烈。孙礼持兵刃与敌人厮杀，战马多次负伤，他换马再战，并亲自擂鼓，激励将士，最终把敌人打败。

消息传来，朝野振奋，紧张起来的心一下子放松了。

曹爽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早看出孙礼是个将才，把他派到扬州就为这一天。何晏、丁谧等一帮人更不失时机地乱拍马屁，说还是大将军会识人有先见之明呀。

曹爽以天子的名义下诏慰劳，但是赏赐却少得可怜，只有700匹绢。

孙礼为死难的将士举行公祭，难掩心中悲伤，痛哭不止，命人将这700匹绢全部分给战死将士的家人。

◎吴军四路出击

全琮虽然被击退，但事情没完，孙权绝没有那么简单，他不会没头没脑地发动一场进攻，又不言不语地缩回去。

孙权不是能捞着便宜就捞，捞不着便宜就走的人。近十年来，主要的战事集中在曹魏和蜀汉之间，这为孙吴赢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孙吴的实力在不断增长。

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孙吴零陵郡太守殷札向孙权秘密上疏，提出了一个“四路出击”的伐魏计划。

殷札雄心很足，他向孙权报告说：“曹魏衰败之象已现，当此龙争虎斗之时，竟然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登上皇帝宝座，看来天欲诛之，必当此时！”

殷札的具体建议是：将荆州青壮年编入军队，老弱者负责后勤，交由诸葛瑾、朱然指挥，直指曹魏的襄阳；陆逊和朱桓以武昌为基地，整顿全部人马，直指曹魏的寿春；孙权御驾亲征，以建业为基地，直指淮河以北，进攻曹魏的青州和徐州。除以上三路外，再约盟友蜀汉，让他们以成都为基地，倾全国之力，出陇右、汉中，直逼关中。

殷札认为，以上四路大军同时出击，曹魏必然首尾难顾，大军压境，四路之中只要有一路取得突破，曹魏内部必然生变，到时候敌人自会如溃坝般崩坏，我们可以趁机收复中原，完成一统。

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同时出击，并且要倾全部力量于此一役，务求成功。应该说，这项计划够毒也够狠，如果孙权全盘采纳，后果不堪设想。

曹魏长年以西线为主战场，南线和东线本身就比较松驰，与当年战将成百近千、雄兵数十万的鼎盛期相比，魏军已风光不再。现在就连孙礼等原本在军界寂寂无闻的人都在统率一方，加之长年没有大的战事，疏于军备，真打起来，战斗力较往昔定然大打折扣。

万幸的是，孙权看到这份作战计划沉吟许久，最终没有下得了如此大的决心。

不过孙权还是决定一试，他制订了另一个版本的“四路出击”作战计划。这项计划也是四路大军：第一路，以扬武将军全琮所部进攻淮南；第二路，以威北将军诸葛恪所部进攻六安；第三路，以车骑将军朱然所部进攻樊城；第四路，以大将军诸葛瑾所部进攻柤中。

这个计划是殷札之前计划的“缩水版”，并且没有蜀汉参与。殷札的作战计划是孤注一掷，是战略总对决，成功的希望更大些，然而一旦失败也就没了回转的余地。而现在这套作战计划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成功了大捞一把，不成功就退回来。

全琮率所部首先发难，他再次攻击淮南，开始还算顺利，一直打到了芍陂，这里是曹魏经营多年的粮食主产区。

全琮有点坏，到这里先把芍陂给决了口，令曹魏军民损失惨重。后来在扬州刺史孙礼率军民拼死抵抗下，全琮一路退去。

但是，另外几路吴军也分别杀向曹魏。

曹爽享受在行，弄权也在行，但打仗不在行。

不断接到前方传来的急报，曹爽慌了，他知道这种事找何晏那帮人商量没用，赶紧把司马懿请过来商议。

司马懿听说孙吴分多路来攻，主动提出亲自到前线迎敌。

曹爽松了口气，赶紧客客气气地说：“那就有劳太傅了！”

司马懿分析了孙吴几路大军的情况，荆州刺史胡质、扬州刺史孙礼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这两路可以暂时不管，柤中却是一大麻烦。

柤中是今湖北省南漳县，这里是汉人与蛮人聚居区，有十几万户之多，诸葛瑾是孙吴的大将军，在军中地位仅次于陆逊，他亲自带兵来攻，压力不小。

柤中若失，还将影响到近旁的战略要地樊城，司马懿决定亲自去樊城以解柤中和樊城两路之急。

司马懿先写了两封信，命人快马送交在扬州的征东将军王凌和扬州刺史孙礼，要他们合兵一处共同对付诸葛恪和全琮，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拖，敌人的战术是速胜，不会反复对攻，就像在芍陂那样，不能马上得手定会迅速撤退。同时，司马懿提醒他们注意收集敌人信息，一旦建业的孙权出动，立即报告。

曹魏正始二年（241年）闰五月，司马懿率援军赶到了樊城，但是这一仗却没打起来，孙吴进攻的部队听说司马懿亲自来了，不战而退。

魏军将士们都说，老太傅的威名，令敌人望风而逃啊！

司马懿却没那么轻松，他知道敌人退得这么快、这么坚决，绝不是因为他的威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几天后从敌营打探来消息：孙吴大将军诸葛瑾病逝。

司马懿决定抓住战机，向吴军发起进攻。

主帅新丧，军心不稳，吴军败退，司马懿指挥魏军一直追击到了三州口，此地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境内，是荆州、扬州、豫州三州的交界之处，因而得名。

此战魏军大胜，前后歼敌上万人。

◎从放牛娃到一代名将

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七月，身在荆州的司马懿接到少帝曹芳的诏书，增加了自己的食邑，新增了两个县，为郾县和临颍县，加上之前的两县，司马懿的封地食邑共四个县。

同时，司马氏一族共有11名子弟被封为列侯，这一次司马懿没有再推辞。

柤中、樊城之围化解后，司马懿认为与孙吴对抗的重点是扬州，可以趁机收复一些近年来被孙吴侵占的地方，尤其是舒城。

舒城位于巢湖之滨、江淮之间，是名将周瑜的故乡，目前据守在舒城的是孙吴已故大将军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此时30岁，不仅天赋过人，而且志向极高。

司马懿提出收复舒城的计划后，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诸葛恪占据坚城，广有粮谷，若对其发动进攻，孙吴救兵很快可至，如果不能迅速攻占舒城便会进退失据。

司马懿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分析道：“吴以水军见长，现在进攻舒城，可以因势而变。若敌人用其所长，弃城奔走，这对他们最有利。若敌人固守，待到冬天来临，巢湖的水变浅，船不得通行，到时候他们只得弃水相救，所长变成所短，对我们则有利。”

司马懿上报朝廷，提出了收复舒城的计划，诏令批准。

司马懿于是前往扬州，到达后，他命令先不急于进攻，而是以寿春为基地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等人配合下，进攻的时机成熟了。

司马懿亲自率军出征舒城。诸葛恪听说司马懿率军来了，敌人数倍于己，干脆下令焚烧积聚，弃城而走。

没费太大的劲，就收复了长江北岸被孙吴侵占的这个战略要地。

司马懿进而向朝廷提出建议，为防范孙吴今后大举进攻，应在扬州广大地区兴修水利、进行屯田。这一政策曾在关中地区推行，效果非常好，既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又充实了地方。

曹爽不关心什么屯田、水利，司马懿不在洛阳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感觉更好，没有什么制约，没有什么顾忌，大权独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希望这种状态能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接到司马懿的报告，曹爽很高兴，以少帝曹芳的名义批准了司马懿的建议，让他不急于回朝，就在扬州主持屯田。

江淮之间土地肥沃，水量充足，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生产。武帝曹操经营扬州期间，曾在此修水利搞屯田。现在暂时没有大的战事，司马懿不顾年事渐高，带着一些人到处巡察，推行屯田政策。

同时，司马懿还注意发现人才，尤其是有才识的年轻人，一经听说就亲自与之交谈，对那些确属品才俱佳的人，给予大力拔擢。

一次，有人向司马懿推荐了一篇名为《济河论》的文章，是论述屯田的，说写得很好。

司马懿只看了一遍就大为赞赏，他觉得能写出这篇文章的人，必然对江淮一带的农业水利气候进行过大量研究，又深入基层做了大量调查，所以言之有物，观点有说服力，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司马懿立即命人把作者找来。

当《济河论》的作者邓艾来到司马懿面前时，司马懿见他40岁出头，很健壮，穿着很质朴，但眉宇间透着睿智和机敏。对于邓艾的身世，司马懿提前做了些了解，知道他出身下层，身世坎坷，历经磨砺。

邓艾虽然目前还只是一名下级官员，但来到司马懿面前并没有手足无措的慌张，显得淡定、从容。

看到邓艾，司马懿也许会回想起30多年前自己初到许昌的那一幕。往事如烟，时光飞逝，令人感叹。

司马懿围绕屯田与邓艾做了一次深入对话。据邓艾介绍，他写这篇文章前，刚刚从陈县、项县、寿春等地进行了考察，这篇文章就是考察报告。

邓艾向司马懿汇报说：“当初武帝平黄巾之时，因为屯田，积谷于许县以制四方，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如今天下其他地方可告初定，战事今后将集中于淮南，每次大战一起，后勤补给都是大问题，负责运输的士兵甚至会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功费巨亿。江淮之间有数不尽的田良，在此屯田，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而且也节省了其他各处稻田。”

邓艾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产，同时疏通漕运，不仅能产出粮食，还能便捷地运往各地；二是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军屯有其有利之处，民屯虽然省事但在有些地方效果却不佳，必须以军屯带动。

邓艾说的这两点司马懿深为赞同，对于疏通漕运一事，在他最近巡视各地时也深有感触，粮食有了，有时却运不了，也等于没有。运粮最便捷、损耗最少的办法还是漕运，江淮间河道纵横，过去也开挖过一些运河，现在进行整体规划，集中人力进行施工，不出两三年即可建成四通八达的漕运网。

对于邓艾说的军屯，司马懿更认为必须马上大力推行，过去军屯常设于四边之地，内地多民屯，一方面官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内地没有那么多的闲置土地可以搞军屯。就此问题他也问计于邓艾。

邓艾认为，扬州过去称内地，现在其实也是前线，是边地。军屯的好处是可军可民，不仅沿长江北岸一带，而且在淮河两岸都应大力发展军屯，而且刻不容缓。至于土地，据他的调查，这些年来人员流动比较快，江淮间有大量无主的土地，有的虽然有人耕种，但土地所有者并不是现在耕种的这些人，需要重新核实登记。

而且，结合修漕运，可以大兴水利，比如被全琮决开的芍陂等水利工程，需要重点修固，水利工程的兴建可以产生新的大量良田，过去被抛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有水利灌溉而成为良田。所以，只要下决心办军屯，土地不是问题，关键是下决心和做好规划。

司马懿听后十分高兴。

邓艾字士载，出身南阳郡邓氏家族，这个家族曾经十分显赫，但到他这一辈时已经很没落了。他从小死了父亲，母亲领着他为避战乱迁居到汝南郡，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新身份——屯田户。

曹操推行屯田制，把无人耕种的土地收归国有，再把四处流落的难民组织起来，分给他们土地和耕牛，组织他们发展生产，这就是屯田制。不过，屯田户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他们要把一半的收成交租税，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汉代，屯田户的收入就十分微薄了。

邓艾年龄太小，又有些口吃，就负责放牛。但这个放牛娃很有志向，一边放牛一边努力读书学习，表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12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与汝南郡相邻的颍川郡，路过名士陈寔的墓地时，看到墓碑上有“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句子，他特别钦慕，干脆给自己改名字叫邓范，字士则。不过，本族中已有人叫邓范，他后来改名字为邓艾，表字不变。

屯田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教育，能认几个字就算文化人了，邓艾靠自学成才，在屯田户的年轻人中显得很突出，被推荐担任屯田官手下的文吏，但他并没有很快脱颖而出，而是在最基层一干就是20年，后来总算熬到了典农功曹这个职务，大约相当于一名科长吧，官职仍然不高。

邓艾是个有心人，又熟悉基层的情况，他写的《济河论》，是在对江淮一带的农业水利气候进行大量研究又深入基层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具体对策，其中的许多具体主张都在司马懿屯田扬州时得到了实施。

在此期间，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北边以淮水为界，南到钟离，西至横石，在这片广阔的地区里每5里设一个军屯营，每营60人，一边屯田一边戍卫。

为发展农业，司马懿还下令将淮阳河、百尺河进行了拓宽，把黄河里的水引入淮水和颍水，有两万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几年下来，从洛阳到寿春，一路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

邓艾从一名放牛娃成为屯田官，在司马懿的关照下被提拔为郡太守，受到进一步锻炼，并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第五章　决战时刻

◎魏军的悲哀

在司马懿等人的努力下，荆州、扬州方向渐趋平静，曹魏又渡过一次难关。

然而，有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有人庆贺，也有人犯愁。

曹爽不仅不高兴，而且感到特别心烦。司马懿虽然被他边缘化了，但借此机会又让他露了一手，这一手露得还很精彩。大家都看到了，太傅出马，不用大砍大杀，只去露了露面，敌人就退了。

这是什么？是气场，是威望。

曹爽也盼望自己能像司马懿一样威风八面，虽然他不缺权力，但缺少在朝野上下的威望。

邓飏看出来曹爽的烦恼，于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伐蜀。

曹爽刚听到这个建议吓了一跳：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本事，说大话可以，伐蜀那么艰巨的任务，我干得了吗？

邓飏让曹爽不要急，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要把蜀汉看得多厉害，也许以前厉害，那是有诸葛亮，现在蜀汉没了诸葛亮，就什么都不是了。而且，据可靠情报，蜀汉正在搞内斗，无心也无力对抗曹魏，如果举重兵讨伐，定然一战可得！”

蜀汉那边的情况，的确也有不少消息传来，诸葛亮死后定下蒋琬接班，费祎、姜维等人辅佐，但蒋琬似乎不太能服众，先是魏延造反，身死名裂，后来又出了一个杨仪，不服费祎，闹得很厉害，后主刘禅又是出了名的没主见，手下闹矛盾，开始还在和稀泥，后来干脆不管了，由他们去闹，闹来闹去，蜀汉国力大减。

邓飏继续分析说：“现在防守汉中的是蜀将王平、刘敏，这些人过去听都没听说过，跟赵云、魏延这些名将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蜀中已无大将，这是他们致命之处，不说一鼓作气收复整个益州，即使能收复汉中也是一件伟功。到那时，大将军您的威望丝毫不亚于他司马懿，甚至功勋在司马懿之上！”

这么一说，曹爽有些心动了。

夏侯玄听到了消息，不想让邓飏抢了“伐蜀首功”，他也跑来劝曹爽出兵。

夏侯玄这时已担任中护军，是魏军的高级将领，但他本身顶多算个文人，文人投笔从戎不那么简单，军衔高不代表你说话好使，关键要看你在军中有没有足够的威望，而威望一方面来自你对官兵的爱护关心，另一方面来自你有没有野战之功。军中崇尚威名，威名是打出来的。

夏侯玄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也想找个机会去建立军功，以稳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夏侯玄向曹爽提出，如果伐蜀，他愿意当前锋。

如果曹爽还有一丝清醒，他一定会对夏侯玄这种人保持警惕，但曹爽已被邓飏弄到了兴头上，满脑子都是伐蜀大计，夏侯玄又主动请缨，他很高兴。

这么大的事，曹爽一拍脑袋就定了下来。

曹爽以天子的名义改任夏侯玄为西部战区司令，负责雍州、凉州的军事事务（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

这无疑是全体魏军将士的悲哀，这支曾经有着光辉战绩和无数威名的军队，当年号称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如今却到了任由一介书生瞎指挥的地步。

征西将军相当于西部战区的元帅，年仅30多岁的夏侯玄，此前不过是一介文人，担任中护军一职也才三四年光景，没上真正的战场打过一仗，骤然就荣登大军统帅的高位。想想夏侯渊至死也仅是个征西将军，张郃那样的名将，打了一辈子仗，名满天下，至死也都没有担任过某一方面的总指挥，而现在，像郭淮那样在战场上拼杀了几十年的宿将，到头来只能听夏侯玄这种对军事不着四六的书生的调遣。

夏侯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于是拉来了夏侯霸。

此兄是夏侯渊的次子，算起来夏侯玄得叫他一声叔父，年龄也比夏侯玄长。当年，夏侯渊以征西将军的身份镇守汉中，在定军山之战中阵亡，夏侯霸经常咬牙切齿，常常发誓要征讨蜀汉报仇。

魏文帝在位时夏侯霸便在曹魏军中任职，最高职务是偏将军，相当于副军长。曹真由子午道伐蜀，夏侯霸担任先锋，他率前锋部队至兴势，被蜀军围攻，夏侯霸倒不含糊，亲自上阵厮杀，后被援军解救。

夏侯玄觉得，在同宗之中只有夏侯霸在打仗方面算是个“专业人士”，就劝曹爽任命夏侯霸为右将军、讨蜀护军，随大军行动。

夏侯玄还向曹爽建议，应该把司马师或者司马昭拉进来以壮大声势。伐蜀固然有与司马懿分庭抗礼的意味，但多一份力量总会为成功多加一份保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现在魏军之中司马懿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伐蜀这么大的事如果没有司马懿的参与，外人毕竟会议论纷纷。

夏侯玄之所以想到司马师和司马昭，除了司马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仅与司马师有亲戚关系，而且与他们兄弟俩来往也比较多，放下政治上的派系斗争不说，他们私下里还是要好的朋友。

对于司马懿，夏侯玄与曹爽等人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站在曹氏和夏侯氏的立场，他也觉得司马懿的存在是一种威胁，但客观地评价司马懿，他又觉得在这个老人身上有很多难能可贵之处，比如居功不傲，比如遇到不公的待遇也能保持忍耐。此次南拒孙吴以及屯田江淮，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懿做事多出于公心，在逆境中仍然心系社稷，关心国家的未来。

夏侯玄对司马懿不仅有好感，而且充满了敬意。

曹爽同意了夏侯玄的建议，此时司马懿还在扬州，曹爽派夏侯玄直接去找司马师和司马昭，摸一摸他们兄弟俩的意思。

事情很顺利，司马昭听说伐蜀的事后比他哥哥态度更积极，要求上前线。夏侯玄报告了曹爽，曹爽挺高兴，司马昭此时的职务是典农中郎将，勉强算是个师长，还是预备役的，曹爽干脆给他连升两级，绕过副军长（偏将军）直接任命为军长（征蜀将军），让他做夏侯玄的副手。

司马师时任散骑常侍，是一个较超脱的职务，夏侯玄建议不妨给司马师也升个职，作为对他们兄弟俩支持伐蜀大业的酬谢。

夏侯玄刚刚卸任了中护军一职，曹爽干脆把这个职务给了司马师，但正是这个不经意的任命，多年后让曹爽悔得肠子都绿了。

◎兵进傥骆道

曹魏正始五年（244年）正月，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曹爽亲自挂帅，出征蜀汉。

伐蜀大计确定后，夏侯玄以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的身份先到了长安进行准备，待各项准备完成后曹爽才到的长安，曹爽亲自来只是象征性的，主要军事部署都由夏侯玄操作。

远在寿春的太傅司马懿听到消息立即上表劝阻，但未能奏效，曹爽执意伐蜀（止之，不可）。

曹魏的西线战场过去由司马懿指挥，司马懿走后西线战场军职最高的将领是郭淮、牛金和胡遵，郭淮此时的职务是前将军兼雍州刺史，牛金的职务是后将军，胡遵此时的职务没有记载，随司马懿平定辽东后他的军职应与牛金相当，可能是镇西将军、平西将军之类。

这三位将领都久经战阵，特别能打，但也要看谁来指挥了。郭淮是司马懿的老部下，可以视为司马懿的嫡系。牛金多年来一直跟随司马懿，由荆州到关中，再到平辽东，他与司马懿的关系别人更不能比。胡遵也是司马懿的狂热崇拜者之一。

若司马懿来指挥，这三位都没的说。而面对夏侯玄、夏侯霸之流，他们更多地保持了沉默。

让干啥就干啥，不说，不议论。

曹爽心里也明白，他不着急，这一仗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得漂亮，你们几个不想露这个脸，那刚好。

曹爽从洛阳带来了几万人马，又从关中驻军里挑了几万人马，组成了一支约八万人的伐蜀兵团。

在夏侯玄的谋划下，郭淮担任辅攻，牛金和胡遵负责后援，主攻方向由曹爽、夏侯玄和夏侯霸直接掌握，李胜被夏侯玄聘为自己的秘书长（征西将军长史），负责出谋划策，相当于伐蜀兵团的参谋长。

李胜同样没打过一天仗，竟然也当了参谋长。

就这样一支队伍，也敢直奔汉中！

看来，曹爽、夏侯玄已经疯了。

不过，他们此刻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正被建大功、立大业的激情所刺激着，内心里充满了狂热。

大概是李参谋长出的主意，此次进军汉中所走的路线也别出心裁，跟前人都不太一样。

之前多次提到，在关中与汉中之间横亘着秦岭山脉，沿中央山脉南北两侧有大大小小的河道，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山谷，关中通往汉中的主要通道就在这些山谷中，这些道路重要的有三条，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

前人用兵多走褒斜道，因为相对最好走，开通得也最早，尽管路线有点长，但把握相对最大。

子午道次于褒斜道，它更为险峻，但是出子午道后离长安最近，这条道路适合于由南向北攻，只要能顺利地从山谷中杀出来，防守的一方由于没有战略纵深，想阻挡就非常困难了。

而傥骆道开通的时间最晚，大概就在东汉末年，这条道路北端是骆谷，南端是傥水，因而得名，全长600里，在3条古道中它的距离最短，而且出南端谷口后，离汉中的中心城市南郑最近。

按照现在的地名，这条道的大致走向是：由西安向西南，经户县至周至县，从周至西南30里入西骆谷口，越骆谷关，沿陈家河上游南行，越老君岭、八斗河、大蟒河河谷、黑河至都督门，向西南翻越兴隆山，过华阳镇，折向东南沿酉水经茅坪过八里关，再越贯岭梁、白草驿，出傥谷口。

但是，这条道却不适合曹爽、夏侯玄等人走，因为他们不是几个人，身后带的也不是一群驴友，他们身后跟着八万人的一支大军。

傥骆道的优点是路程短，缺点是既窄又险，人不能并行，更不要说马和运输粮草的车辆了。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行进困难，行军速度也很慢，几乎是蠕动。

还有一点，在三条道路中，数傥骆道没有水源的路段最长，在秦岭山中进行大兵团运动，这一点也很致命。

走得慢倒还不要紧，大不了晚几天到，但逃跑时如果路太窄的话，那麻烦更大。

李参谋长出这个主意，不知是想省时间早点到汉中，早日传来胜利的捷报，还是想出其不意，偏走那最难走的路，让敌人猜不着？

搞不清楚，反正就这么定了。

魏军八万将士进入傥骆道，崇山峻岭，前路茫茫。

但毕竟是八万人马，几乎与蜀汉全国可调动兵员的总数相当，所以消息传到汉中时引起了一阵恐慌。当时蜀军在汉中的守军还不到三万人，蜀汉的将领们听说曹魏大军来犯，无不惊愕（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

此时蜀军在汉中的最高将领是北部战区副司令（镇北将军）王平，之前已多次说到过他，比如在街亭之战中。如果再补充几点的话，关于他还有几点与众不同：一是他本不姓王，而姓何，长大后改姓王；二是他当初是曹魏的一员战将，并且曾是名将徐晃的副将，在魏军也不算无名之辈；三是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将，他却是个文盲，平生常在戎旅，所识不超过十个字，但重要文书经他口授即可成文，条理通顺，思路清晰（皆有意理）。

王平不识字，却喜欢听历史故事，常让人读史书给他听，尤其喜欢听汉代以来的名人传记。

街亭之战后王平没有受到处罚，反而晋升为军长（讨寇将军）。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政，对王平更加欣赏和倚重，晋升王平为镇北将军，总领蜀汉在汉中一带的军政事务。

王平召集众人商议对策，多数将领认为，敌兵有近十万之众，汉中人马仅三万左右，众寡悬殊，不可力战，应固守汉、乐二城，把敌人放进来打（遇贼令入），只要能守住，后方涪陵的援军就会开到，魏军可退。

汉、乐二城，就是诸葛亮当年在汉中时修建的汉城、乐城两座军事要塞。

王平不同意这种固守待援的观点，他认为汉中距涪陵有1000里之遥，援军何时可到，能不能在援军到达之前守住，这些都是问题。

左护军、扬威将军刘敏支持王平的看法，他认为出傥骆谷后即一马平川，汉、乐二城虽然坚固，但敌军众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瞬间涌入汉中，到那时，援军即使到了也无力回天（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

刘敏在汉中众将中的地位仅次于王平，得到刘敏的支持，王平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王平把两军交战的地点选择在兴势这个地方。兴势即兴势山，距阳平关不远，位于今陕西省洋县以北，这里是魏军出山的必经之地，也是咽喉要道。

刘敏率所部抢占兴势，此时魏军主力尚未到达，为了迷惑敌人，刘敏命人插了很多旗子，绵延100多里（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摆出了迷魂阵。

◎突然来了场日食

曹魏正始五年（244年）四月，魏军主力到达兴势山。

魏军到达后，立即展开攻击，但没有进展。

这其实完全可以理解，钻了一个月的深山老林，山高林大、密不透风，吃不好、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没水喝，每走一步都得防野兽和有毒的植物侵扰，快成野人了。眼看胜利在望，却发现眼前是千军万马、旌旗招展，又是擂鼓，又是呐喊，看那阵势，听那声响，断然不是列队欢迎自己的。

大家心情沮丧的程度，可想而知。

魏军被阻于兴势，无法前进一步（不得进）。

曹爽没想到领兵打仗这么不好玩。面对守敌，他和他的智囊团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拼命督促部下展开猛攻，但是仍毫无效果。

如此一来，数万魏军的麻烦就来了：后勤补给告急。

一般来说，数万人马长途转进，担任后勤保障的民夫等也不会少于作战部队的人数，曹爽此次伐蜀，后勤方面除依赖关中地方军民外，还征调了很多氐人、羌人，这些人本不愿意来，又经过一个月的强行军，吃苦受累不说，运输用的牲畜也死了很多，这些都是负责运输的那些人的私人财产，所以大家都很伤心，有些人在路边大哭（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这让魏军后勤保障能力大减，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

最坏的消息是：蜀汉方面的援军就要到了，由蜀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费祎亲自率领，有数万人之多。

消息传来，蜀军士气更旺了。

这一天，魏军还在攻城，突然发生了奇怪的天文现象：大白天突然暗了下来，瞬时如同黑夜。

其实就是一次普通日食，放到现在就连小学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放在当时，这次异常的天文现象对魏军将士的心理却是一个极大震慑，大家认为这是凶兆，是上天对此番贸然出兵汉中的警告，如果不迅速撤兵，大难就会临头。

魏军连最后一丝斗志也没有了，大家都劝曹爽退兵。

但曹爽死扛着，誓不言退，他命人前往关中和洛阳搬兵。

大家心里明白，即使援兵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那几百里的山道，没有20多天也钻不过来，而这边能不能挺过20天，很难说。

可曹爽不发话，大家不敢撤。

有一个名叫杨伟的参谋（参军）向曹爽力陈应该早日撤退，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邓飏、李胜不同意，在曹爽面前与杨伟争执起来。

杨伟急了，他也不管那么多了，直接开骂：“邓飏、李胜败国败家，应该拉出去斩了！”

曹爽听了，立刻把脸拉了下来。

杨伟字世英，是关中人。魏明帝大修宫室，甚至将老百姓祖坟上的松柏都砍伐了，又毁坏墓道前的碑兽石柱。杨伟大怒，曾向魏明帝上疏，痛陈这是“伤孝子心”的事。

援兵未到，手下还在争吵。

这时，曹爽接到了一封信，把他气得够呛。

写信的人是钟毓，时任散骑常侍，信中写道：“高明的取胜之道是不动刀兵，天下无敌之师虽兴征讨，但并非一定通过战斗才能取胜。如果可以手持干戚就能使有苗氏臣服，或通过退避三舍的办法就可以挫其锋芒，那就用不着辛苦吴汉在江关征战，或者让韩信在井阱来往驰骋了。应该在找到时机时进军，遇到困难时能够退避，这才是自古以来征战的道理。希望您能够深思熟虑！”

人家是好意，劝你快退兵，不然想退都来不及了，但曹爽不听，他觉得这封信里似有讽刺挖苦之意，把这个钟毓着实恨了一回。

钟毓是曹魏老臣钟繇之子，司马师30来岁才当上散骑常侍，人家钟毓14岁就当上了。钟毓为人正直，看不惯就说，皇帝都不在话下，更不要说对权臣。

曹爽不理钟毓，固执地等待援军。

夏侯玄这边也接到一封信，是司马懿写来的。

司马懿得知曹爽大军遇阻，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几万人马已成孤军，如果不立即撤回来，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赶紧写了封信，命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汉中。

在写给夏侯玄的这封信里，司马懿说：“当年武皇帝再入汉中，几乎大败，这是你所知道的。兴势山地形险要，蜀人已经抢先攻占，如果不能迅速取胜就应该马上撤退，不然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

在军事方面夏侯玄还是挺佩服司马懿的，他把这封信看了又看，不敢隐瞒，还是报告了曹爽（玄惧，言于爽）。

曹爽看完司马懿的信，兀坐良久，终于下令撤退。

如果进攻是学问，那么如何撤退就是更大的学问。

撤得好，可以全身而退，把损失降低到最小，撤不好就一败涂地。但曹爽、夏侯玄不仅不懂得如何进攻，更不懂得如何撤退。

蜀军充分抓住战机，要打就把敌人打疼，打得长记性，让敌人再不敢轻易到这里来。

费祎、王平已看出魏军要撤退，提前进行了准备。费祎带一支人马绕过兴势，秘密进入山谷，在三岭设伏。

三岭其地不详，傥骆道沿线有西老君岭、秦岭梁、财神岭、兴隆岭、大牛岭等山梁，三岭当是某三处岭的交会之处，地势肯定险要。

这边，王平命刘敏、王林等将领夜袭魏军大营，魏军士气更加低落，不战而乱。

征蜀将军司马昭正在军帐中睡觉，突然被外面喊声惊醒，敌人已攻至营帐之外，司马昭睡在那里一动不动（坚卧不动），反而没有惊动敌人，直至敌兵退去。

魏军败入傥骆谷，试图原道返回，行至三岭，遭遇埋伏。

曹爽率残兵败将陷入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后才得以通过（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此战魏军死伤严重，尤其是担任后勤任务的运输队伍以及驮运物资的牛马，几乎都没有生还（死失略尽）。

曹爽、夏侯玄、夏侯霸等人最后率残部勉强跑回了长安。

这一战大伤了曹魏的元气。自司马懿经营关中以来，历年所有的积累被这一次给折腾光了（关右悉虚耗矣）。

◎毫无反省之心

这次伐蜀，曹爽算是丢尽了面子和里子。

如果搁在其他人，不说问罪问斩，至少也得引咎辞职或者像诸葛亮那样自贬三级吧？但曹爽回到洛阳以后跟没发生过这事一样，该干吗干吗。

夏侯玄的征西将军倒是不好意思再干了，原来担任的中护军一职已经给了司马师。司马师一上任就干得很起劲，尤其是中护军负责典选武官的工作，司马师抓得很紧也很认真，成效也很明显（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不像有原物奉还的意思。

没办法，曹爽让夏侯玄改任大鸿胪，九卿之一。

夏侯霸倒是借机留在了长安，身份还是右将军、讨蜀护军。关中及其以西地区在军事方面有郭淮和胡遵、牛金，行政方面郭淮兼任雍州刺史，凉州刺史是徐邈，现在横空插进来一个夏侯霸，又没有明确节制谁或受谁的节制，为西线战场的不稳定以及后来夏侯霸叛逃埋下了隐患。

伐蜀结束了，司马昭的征蜀将军自然也不存在，朝廷改任司马昭为参事室参事（议郎），品秩大降，也没什么实权。

曹爽还当他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大将军、录尚书事），何晏、毕轨一帮人依然围着他转，夏侯玄、李胜、邓飏这几位败军之将依然过得很滋润。

司马懿也从寿春回来了，除礼节性地入宫拜见少帝以外，没人找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不知道该在哪里上班，继续被闲置了起来。司马懿尽量闭门不出，对外称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在家养病。

从表面上看，曹魏的政局又恢复到伐蜀之前的状态。

即便如此，曹爽也感到有些气不顺。

有一件事让他一想起来就窝火，那就是出兵汉中时有不少朝臣没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都纷纷劝谏要撤兵。

一天，曹爽无意中看到钟毓写的劝退兵的信，觉得都是这封信写得晦气，一生气把钟毓的散骑常侍给免了，外派到魏郡当太守。钟毓的父亲钟繇死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距今已十多年了，所以曹爽敢发威。

其实曹爽不知道，钟毓对此根本无所谓，既然敢写就想好了后果，让当郡太守就去，到了魏郡，他干得还挺不错。

钟繇死时，他最小的儿子才五岁，到了正始五年（244年），这个小儿子虚岁已经20岁了。按照朝廷不成文的规定，三代旧臣的子弟朝廷都会给予一些特殊照顾，这个小儿子就被征召为秘书郎，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钟会，他是钟毓最小的弟弟。

正始年间，是曹魏社会最为激荡的时代，除了打仗，政坛风云、社会思潮、政治变革也此起彼伏。

然而，翻看各种史料尤其是正史，对这一期间的记载却非常少。

有些事发生了，却没有记下来；有些事，原本记下来了却又被人为地让它看不见了；还有些事，留下来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而是经过修饰的。

正始年间，就是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

这本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却没有产生出秦皇汉武那样的历史伟人，曹爽作为这一时期曹魏的“掌门人”，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的能力和品德都无法把握这个时代，甚至无法真正掌控时局。

然而，曹爽丝毫没意识到危机，他的感觉很好，效忠他、奉承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人越来越占据了要职，造成了一种人多势众的错觉。

无所不能的人，往往无所不做，或者说无恶不作。

之前那些作威作福、为非为歹的事已经干了不少，虽然经历了伐蜀之战的惊吓，但事后看了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曹爽和身边的那伙人又重新神气活现起来。

曹爽一伙的作为不仅为正直的士人、官员所气愤，就连自己本家人也站出来表达了强烈愤慨。

曹氏宗亲曹冏写了一篇《六代论》，借着向曹爽提出政治改革建议的由头来表达对他们这伙人的不满。曹叡有个儿子也叫曹冏，但他很早就去世了，这个曹冏是另外一个人，有的史书把他们二人当成一个人，结果造成了很多混乱。

这个曹冏字元首，他的曾祖父叫曹叔兴，是曹操祖父曹腾之兄，这样算起来，曹冏的父亲就是曹操的从祖兄弟，曹冏是曹操的侄子辈，长了当今皇帝曹芳两辈，在所有仍在世的曹氏宗亲里辈分算是很高的。

曹冏很有文采，他写的这篇《六代论》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这篇文章中，曹冏指出魏文帝、魏明帝以至曹爽等人不重用曹魏宗室，结果造成了大权逐渐旁落外姓，通过分析夏、商、周、秦、汉、魏六代的兴亡，建议分封宗室子弟并授以军政实权，从而抑制异姓权臣。

曹冏认为，古之王者在处理同姓宗亲和异姓大臣方面往往不会偏颇于哪一方，但现今不然，曹魏宗室要么不予重用，要么干脆就不用（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如此一来，一旦国家有事就会出现大问题。

曹冏所言，似乎透露出对异姓权臣的不信任，这里指的倒未必是司马懿，或者不仅指司马懿，曹爽的跟前大都是异姓权臣，在曹冏看来，他们统统靠不住。

如果这就是《六代论》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论点，那这篇文章的价值也就仅此而已。曹冏没有只表达不满，而是反思了历史，他认为秦之败因，最重要的是废五等爵制，结果造成了宗室子弟无尺寸之封，国家外无诸侯以为藩卫。

曹冏写道，秦朝败亡之象于今历历在目，观者为之寒心。大魏之兴到现在24年，这么多年来曹魏宗室处于空置状态，没有参与朝廷政治（不闻邦国之政），这是很危险的，他建议曹爽重新考虑分封之制，夯实曹魏的根基。

这篇文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曹氏宗室在政治上对曹爽的不满意和不支持，文中虽然有情绪也有偏颇，但也道出不重用宗室这个曹魏江山不稳定的一大主因，也有说得对的地方。

但是，重用宗室又是一把双刃剑，魏文帝对宗室严格防范，魏明帝继续文帝的做法，必然有他们的原因。曹爽觉得，大权还是独享的好，弄一帮宗室到朝廷里来，地方上再封若干个有职有权的王公，待这些宗室一个个坐大，他这个辅政大臣岂不也被架空了吗？

对曹冏花了好多心血写成的这篇文章，曹爽置之不理。

◎不能忍，也得忍

也有敢于当面斥责曹爽一伙的，虽然只是极少数。

曹魏正始八年（247年）八月，洛阳一带也发生了一次日食，太尉蒋济抓住机会上疏皇帝，对夏侯玄、丁谧、邓飏等人提出批评。

蒋济认为，无论是大舜还是周公都特别注意不能让朝臣们结党营私，现在上天对有些事情不满，已通过日食发出了某种惩戒（塞变应天，乃实人事），必须立刻警醒。

这些话无疑很大胆，也只有蒋济这样的老臣才敢说。

蒋济建议，文武百官各自按照过去的制度办事就行，严守岗位，按部就班，天下自会清平，祥瑞自会呈现。

蒋济的话很刻薄，也很尖锐，代表了相当一批朝臣和世族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夏侯玄这些人能力平庸，却窃取高位，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又在乱折腾，让天下永无清宁。

曹爽知道，像蒋济这样的资历老又脾气倔的老臣还是别去硬碰硬的好，干脆来个不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曹爽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这些，他最头疼的是，他的“辅政”工作按理应该有终结的时候，少帝曹芳8岁登基，这是要他辅政的理由，但8年之后曹芳就16岁了，按古制可以行加冠礼，也就是意味着成年了。

这才是曹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皇帝成年，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也并不是一到16岁辅政大臣必须归政于皇帝，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22岁才亲政的，但那都有特殊原因，因为当时都有权臣不肯放权。

曹爽尽管文化程度一般，也不怎么爱学习，但史书也读过几本，他知道，秦始皇和汉武帝没能按时亲政，结果在亲政之后都发起了对权臣们的清算，曹爽每想起这件事都很头疼。

何晏替他宽心，说不用担心，据他观察少帝曹芳只是个玩主，喜欢东玩西玩，只要好玩的东西他都有兴趣，就是对国家大事没兴趣，只要弄一帮人陪他玩就行，只要少帝自己不闹着亲政，其他人爱怎么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

何晏提醒曹爽，真正该头疼的不是天子，而是太后。

魏明帝的郭皇后在少帝曹芳登基后被尊为皇太后，一直住在宫中。她虽不是少帝曹芳的亲生母亲，但从小照顾少帝，形同母子，二人感情很好。对于曹爽等人，郭太后似乎不那么热情，一向不冷也不热，不亲也不疏。

何晏提到了郭太后，曹爽不太理解其中的意思：“太后不过一个妇人，如果担心她会影响天子，就让她少去见天子不就行了，她还能翻起多大的浪！”

何晏解释说：“并非如此，一旦国家有急事，天子无法下达诏书，太后的诏书就形同天子诏书，甚至可以凭太后的一纸诏书废立天子！这种事在前代多有发生，所以不得不防。”

曹爽一听急了，他听说郭太后对司马懿一向评价很高，郭家和司马家也走得很近，两家甚至有联姻的传言，如果郭太后被司马懿借用，或者二人联手，那情况的确不妙。

不管怎么说，必须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在何晏的建议下，曹魏正始八年（247年），曹爽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居住，在那里过着类似于软禁的生活。

诏书是以少帝曹芳的名义下达的，但最伤心的也是曹芳，在他心中郭太后就是自己的母亲，分别之时，母子二人相对涕泣。

曹爽等人的所作所为在朝臣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情绪，除了太尉蒋济，这一时期担任过三公的高柔、卫臻和赵俨等人都对曹爽一伙看不惯。

比三公地位略低的是刘放和孙资两位重臣，他们对曹爽也心存不满。曹爽为了拉拢二人，将刘放任命为骠骑将军，将孙资任命为卫将军，这两个军职都可以看作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同时二人仍分别兼任中书监、中书令，还封二人各一子为亭侯，但刘放、孙资均以各种理由推辞，他们不愿意居高位而无实权，宁愿称疾让位。

还有九卿中的少府卿王观以及黄门侍郎傅嘏等人，也都看不惯曹爽，曹爽等人则利用职权对他们进行打压。

一天，荆州刺史孙礼因为战功被提升为冀州牧，行前来拜见司马懿。

见面闲聊，不说朝政。

不过司马懿还是想起一件事，对孙礼说：“你马上要去冀州了，冀州的清河、平原二郡因为地界划分争了八年，前后两任刺史都没能解决，这种事必须有理有法，公正分明，当年虞国和丙国争夺地界最后由周文王出来进行决断。你此去冀州，当处理好这件事。”

孙礼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件事他知道：“清河郡和平原郡地界这种争端，只有凭借列祖当年受封平原国的地图来决断，如今地图就收藏于朝廷府库中，调出来可以此为凭。”

孙礼不仅认真，还是个直性子，他真的跑到朝廷的档案库，居然找出了当初汉代平原王受封的地图，根据地图上所载，有争议的地区应当属于平原郡。

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公务，曹爽却插手过问，因为曹爽偏向清河郡。

曹爽让人直接给冀州下达公文：“地图不算数，应当到实地进行勘查。”

孙礼很不满，立即上疏：“我作为冀州牧，敬捧圣朝明晰的地图，验别二郡分界，郡界已清晰可辨。今平原、清河二郡争界八年，就是靠着有力的证据才得以解决，现在不顾证据，全部予以推翻，令人慨叹惋惜，也让人哭笑不得。要是这样的话，那恕我能力有限，还有什么脸面再居高位食俸禄而不理事！”

孙礼束好腰带，穿好鞋子，驾上车，坐等上面来宣布对他的解职（辄束带著履，驾车待放）。

曹爽大怒，马上指使人弹劾孙礼对朝廷不满，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结刑五岁）。

朝中有不少人同情孙礼的遭遇，包括司马懿在内都替孙礼说话，孙礼最后没有去服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城门校尉。

这时匈奴王刘靖军队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而鲜卑族又屡屡侵扰边境，需要选一名能干的官员去并州当刺史，选来选去，发现孙礼最合适。

临去并州上任，孙礼又去拜见司马懿。

与上次不同，这次见到司马懿，孙礼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忿色无言）。

司马懿安慰他说：“这次能去并州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还有怨言？是不是还在为之前冀州受到的不公而不平？如今远别，重任在肩，国事为重，要振作精神呀！”

听到这些，孙礼长久以来憋在心里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太傅您为什么这样说？我再没有什么德行，难道还会把官位和往事放在心上？我忧心的是，如今国家已处于危难之中，天下动荡不安，这是我不高兴的原因啊！”

孙礼说完，大哭不止（因涕泣横流）。

司马懿明白孙礼的心迹，但在眼前这种情势下，他也不好说什么。

司马懿只告诉孙礼一句话：“不要哭了，不能忍，也要忍（且止，忍不可忍）！”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曹爽迁郭太后于永宁宫，这件事表面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前代这样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回。

然而，这一次却暗中伤了很多朝臣的心。

许多忠于曹魏的大臣原本寄希望于少帝曹芳成年后亲政，到那时曹爽一伙的势力将得到抑制，但是按照曹爽现在的做法，根本没有还政于天子的打算。有的史书提出，郭太后事件正是引发司马懿下决心与曹爽等人决裂的导火索。

这是个理由，但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在此之前曹爽下令将中垒营、中坚营的编制撤销，人马另归中领军曹羲（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这件事其实更非同小可。

中垒营、中坚营属中护军也就是目前的司马师所管辖，曹爽无端将其并入中领军曹羲，这件事很要命。司马懿不顾一向能忍则忍、能让则让的处事原则，他拿出先帝旧制与曹爽相争（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但大权为曹爽所握，争也没用。

曹爽大概后悔当初把中护军交给了司马师，只好采取一点点蚕食的办法来削弱司马师的权力，这是一种公然的摊牌行为。应该说，从这件事起，司马懿父子已不再有与曹爽和平相处的想法，对于将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

但是，面对曹爽一伙的咄咄逼人，司马懿父子处于明显的下风，如果立即和曹爽等人摊牌，等待他们的将是暴风骤雨般的迫害，而两个辅政大臣之间的对决一旦形成，司马懿没有丝毫把握站在自己一边的人会更多，甚至不敢保证有没有人会公开地站在自己的一边。

尽管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怨愤，但面对屠刀，大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沉默。

司马懿不仅要学会沉默，而且不能被敌人看出马脚，他必须装得很像，必须让对手们放心。

除了忍耐，当然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只有这样，最坏的结局出现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更不至于束手就擒。

但史书关于这方面留下的记载非常少，给人的感觉是，司马懿一直在忍耐，不停地忍耐，只是在忍耐。

但一味的忍耐不是忍耐，而是忍受。忍受是把苦难、痛苦、不幸承受下来，原因也许和忍耐相同，可忍的目的并不清楚，前途也一片渺茫。

忍耐不一样，知道为何而忍，心中也充满了希望，为了未来，现在暂时放低姿态，承受痛苦，甚至做出伪装，一旦时机成熟则立即爆发，迎来光明。

司马懿父子在此期间暗中进行的一些活动，毕竟不是在阳光下进行的，所以相关材料未能保存下来，史书只是说司马师偷偷地养了3000名死士，让他们散布于民间，需要用的时候马上就能集合起来（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

司马师一直担任中护军一职，这是朝廷给他的官职，而他自己还干着私活：阴养死士。

死士，指敢死之士，多指江湖人士，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为了报恩，肯于以死而尽忠。

司马师虽为中护军，承担着选拔武官的重任，但组织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是一种秘密行为。

但是，上面这条记载里有明显的漏洞。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及其所谓的贵公子们纷纷招揽各路人才，将他们收拢到自己手下，称食客、门客，也就是死士。著名的有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人，为一时之盛。

但司马师不是孟尝君，汉魏时代更不是春秋争霸之时。孟尝君之所以能延揽3000名食客于门下，主要是当时国与家的概念相对模糊，人事制度还不健全，官署如何设置以及如何选人用人还缺少细化的规章制度。

到曹魏一朝，社会管理已趋严格，官员选拔逐渐形成定例，又不是诸侯割据各自占山为王，从哪里找来这3000人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登招聘启事，也不能到处打广告，甚至不能公开地说这事，即使有心投奔也无从得到这些信息，这种秘密行动极大地限制了选人的来源。

再者，即使有了3000名死士，怎么隐藏也是一个大问题。史书上说他们散落在民间，让他们一个个化身和伪装，成为“地下工作者”，这也许能做到，但隐藏得太深又如何有效管理呢？一旦有事，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到一呼百应呢？

而且，无数失败的政变和起义告诉人们，参加的人越多越不是好事，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问题，拉3000人跟你一块从事推翻现政权的秘密活动，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可能的情况是，司马师在父亲的默许甚至授意下，应该很早便开始了应对未来不时之需的各项准备工作，这3000名死士在数量上或许有些夸张，但他们是存在的。

司马师担任着中护军一职，之前说过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因为它负责武官的典选。司马师一上任就干得很不错，工作很积极，说明他希望迅速掌权。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司马师已基本控制住了这个机构。

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重点是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司马师处于这个有利位置，有机会广泛接触到很多人，可以对他看上的人进行争取，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自愿投靠。

司马师还有一些帮手，司马昭不必说，其他有可能参与的人包括邓艾、何曾、石苞、胡奋、钟会等人，这些人有远有疏，有的参与得比较深，有的在外围活动，但都是司马氏父子的死党。

邓艾被司马懿赏识，先被司马懿征辟为太尉府副处长（掾属），又转任尚书台的科长（尚书郎）。在洛阳期间，邓艾与司马懿的来往很密切，他有着天生的军事才干，对司马师有很大帮助。

何曾与司马懿关系密切，之前司马懿征辽东时何曾曾经有过一次上疏。魏明帝后来下派他为河内郡太守，不久又拜为侍中，回到洛阳。这时，何曾的母亲去世，按照制度他要去官守孝三年。这段时间，正是他比较闲的时候，他从外围策应司马师的可能性比较大。

石苞的情况最特别，他与司马懿父子的关系也最密切，而他的儿子更为著名，就是晋朝那个与王恺斗富的美男子石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郡南皮县，早年曾为本县小吏。据说有一个叫郭玄信的宫中官员要某位典农司马推荐可以做皇帝近侍的人选，这位不知名的典农司马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还未出名的邓艾，另一位就是石苞。最后，郭玄信或许因为邓艾有口吃的毛病，不适合侍卫于天子近旁，于是看中了石苞，把他带到了邺县。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此次推荐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到邺县后石苞的任职一直没有着落，为了生计，只好以卖铁为生。

魏明帝青龙年间，石苞前往长安卖铁，坐镇长安的司马懿偶然中发现了石苞，深为赏识。在司马懿的提携下，石苞其后也担任了尚书台的科长（尚书郎），与邓艾成了同事。

石苞后来还担任过邺县的典农中郎将。曹魏宗室诸王有不少在邺县居住，邺县很不好管，其中丁谧当时权倾一时，他在邺县的亲戚中违法犯罪的不少，石苞敢于上奏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赞许。

司马师担任中护军，就把石苞调来当他手下的司马，成为司马师的左右手，石苞后来被调到邺县担任典农校尉。

胡奋是司马懿老部下胡遵的儿子，司马懿很喜欢他，征辽东时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征，立下功劳，回来后被朝廷任命为师长（校尉）。

由于哥哥钟毓的缘故，钟会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走得比较近。正始年间，钟会先在中书省当科长（秘书郎），后来也到了尚书台担任科长（尚书郎），一直生活在洛阳。

以上这几个人里，何曾、邓艾的年龄稍长几岁，其他人都比司马师年龄小，最小的钟会才20岁刚出头，晋朝立国后他们都是重臣。

这些年轻人虽然此时都还寂寂无闻，但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在司马师兄弟的周围，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与曹爽一伙展开决战。

◎一个不祥之梦

人家已经在暗中准备了，曹爽等人还在醉生梦死中。

一天，何晏做了个梦，梦见数十只青蝇集于鼻子上，驱之不去。何晏也算是个大学问家，对术数也有一定研究，熟悉《易经》，但他对于这个梦做何解，仍百思不得要领。

何晏偏偏又是个心事重的人，他总觉得做这个梦很不好，就想找个高人来指点指点。

何晏整日跟邓飏在一块，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邓飏，邓飏建议他找管辂解解梦。

管辂字公明，冀州刺史部平原郡人，三国时期名气最大的术士。他容貌粗丑，无威仪，嗜酒，喜欢嘻嘻哈哈，没有正形，人们都很喜欢他，在他面前又很随便（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

何晏也听说过管辂的大名，就想赶紧把他请来。管辂这个人行踪不定，经常云游四方，何晏派人一打听，说管辂这一阵在魏郡太守钟毓处做客。

钟会的大哥钟毓也是个有家学且爱钻研的人，他也听说过管辂的大名，就把他请来切磋学问。

何晏派去请管辂的人到了魏郡，在太守府却扑了个空，原来管辂又被邺县典农校尉石苞请去了。石苞也听说过管辂的大名，把他请来，因为他也想请教一个问题。

石苞问管辂：“我听说在先生的家乡平原郡有一个叫翟文耀的人，这个人很神奇，可以隐形，先生是否听过？这种事是否可信？”

石苞的心里正装着司马师等人的秘密事业，对于各路奇人奇事尤其是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自然格外留意。如果真有人有隐形的本事，那用处就大了，这大概是他特意请管辂来的原因。

管辂回答道：“这没什么，这是阴阳蔽匿之数，一旦掌握，四岳可藏、河海可逃，隐七尺之形，不足为难。”

石苞听完大感兴趣：“愿听先生说说其中奥妙！”

管辂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精与神二者相通，虽然很难做到，但一旦做到，就不得了。所以鲁班不说其手，离朱不说其目，不是言之难，而是如孔子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精微之妙，言语无法传达。”

一番话说得石苞如坠云雾，不得要领，不过还是很认真地在听。

管辂继续说：“白日登天，运景万里，无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见。三五盈月，清耀烛夜，可以远望，及其在昼，明不如镜。

“这些神奇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日月必阴阳之数，阴阳之数通于万类，鸟兽犹能变化无穷，何况人呢？只要得阴阳之妙、神灵之气，不仅生者有验，死也可以预知，所谓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显亦能幽，这些都是物之精气、化之游魂，人鬼相感，阴阳使然罢了。”

这通话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听懂，但大师说的话就是这样，不懂可以装懂，如果非说不懂，只能被人讥为智商不够。石苞虽然没听懂，但也不敢说有没有隐形这样的事。

石苞向管辂问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问题：“能参透阴阳之理的，天下都超不过先生，先生你何以不能隐形？”

石苞大概在想：要是光说不练，你也是个棒槌！

谁知道人家管辂是见过大场面的，不慌不忙地说：“陵虚之鸟爱其清高，不愿做那江、汉之鱼；渊沼之鱼乐其濡湿，不愿做那腾风之鸟，这些都是性情所致。在下只想正身明道，直己亲义，对于这些特异功能见而不以为奇，也没有时间琢磨这些。”

何晏最后还是把管辂请来了，二人谈话时邓飏也在座。

何晏先没有切入正题，而是先提出了关于《易经》的九个问题向管辂请教，管辂一一作答，说得非常清楚明白（九事皆明）。

听完，何晏赞叹道：“您谈论阴阳，今世无双！”

邓飏这时插话说：“您以善解《易经》而著称，为何从您刚才的谈话里很少听到直接谈论《易经》的内容（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

管辂回答说：“精通《易经》的，不愿意提到《易经》。”

这符合玄学的理念，何晏含笑赞道：“先生的回答，可谓要言不烦啊！”

何晏又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先生精通诸爻神妙，能否做一卦，看看我能不能当上三公？”

管辂说话很直：“过去周公辅佐周王，以和惠谦恭而享有多福，这些都不是通过卜筮所能言明的。如今君侯位尊势重，听说对君侯心存敬重的少，畏君侯之威的多，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番话说得何晏脸上有点挂不住，邓飏赶紧打圆场，让管辂解一解何晏做的那个梦。

管辂问清梦的情况，解道：“鼻乃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守贵。现在青蝇以臭恶集之，意味着位高者将被颠覆，轻豪者将要败亡，做了这样的梦，不可不想想盈亏之数、盛衰之道。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裒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仲尼彖象之义，然后青蝇可驱啊！”

这番话更不好听了，好像谴责何晏一贯为非作歹必须认真反省似的，何晏的脸彻底阴了下来。

管辂是邓飏建议请来的，邓飏懊悔不已，对管辂说：“你说的这些，也都是老生常谈罢了。”

管辂不服，回了一句：“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

何晏已经没心思跟管辂对话了，对他说：“好吧，先生的话我当认真想想，与先生相约，明年此时定与先生再相见！”

管辂回到馆舍，他有个舅舅正好在洛阳，二人在馆舍见了面。管辂把见何晏、邓飏的事说了一遍，舅舅认为他说错话了。

谁知这位预言大师竟说出一句惊人的话：“跟死人说话，怕他做什么（与死人语，何所畏邪）？”

在管辂看来，何晏、邓飏虽然还能与他说话，但他们其实已经死了，他是在跟死人说话。

这是一个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

◎又一次装病

对曹爽等人来说，曹芳一天天长大，这总是个事儿。

曹芳虽然胸无大志，整天与后宫里一帮近侍瞎混，典型的一个玩主，但他不管怎么说都是天子，16岁不还政于他，20岁呢？再往后呢？如果一直拖着不还政的话，压力就大了。

为此，何晏出了个主意：把天子废掉。

曹爽、何晏等人向外放出话来，说少帝曹芳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爽、晏谓帝疾笃）。这其实是在为谋害曹芳做铺垫，他们与宦官头目张当展开了密谋，准备实施弑帝的计划（与当密谋，图危社稷）。

他们的想法也许是：把少帝废掉或杀了，之后立个小皇帝，可以继续辅政，小皇帝长大，到还政的年龄时再废掉，立个更小的，如此循环往复，还政的事不也就那么回事了。

这套把戏两汉以来不断上演过，或权臣，或外戚，或宦官，要独揽大权就不断行废立之事，立一个年幼甚至刚满月的孩子坐上皇帝宝座，说话管用的自然是他们，小孩子长大成人得好多年，日子可以慢慢混着，混不下去了再说。

如此来看，曹操待汉献帝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无法还政于他，但至少在自己生前没有把他从皇位上赶下去。

可是，对曹爽、何晏等人来说废掉或杀掉少帝后谁来登上大位又是个问题，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以推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曹家后人里找个小孩当皇帝；另一种情况，干脆直接由曹爽当皇帝。

人要昏了头，什么都敢做。

但这毕竟是忤逆的大事，也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搞不好将身败名裂，眼前已有的荣华富贵也成为泡影。

所以，即使在曹爽身边的这个小团体里，这件事也很机密，只有几个人知道。

有人虽然不知道，却能猜出来，比如桓范。

曹爽这个小团伙里大部分人在后世的评价都不高，非但人品不怎么样，智商也被鉴定为很差劲，但有一个人除外，就是这个桓范。

桓范字元则，世族出身，大概在建安末年进入曹操的丞相府。魏文帝曹丕时担任过羽林左监，很有学问，曾与王象等人编辑著名的《皇览》。魏明帝时，桓范担任过中领军、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他是个脾气有点暴躁的人，曾持节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在此期间因故与徐州刺史郑岐相争，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的是一处房产。

这本是私人恩怨，郑岐又是桓范的下属，但桓范牛劲一来，祭出了“尚方宝剑”要杀郑岐（引节欲斩岐）。

最后的结果是，人没杀成，桓范反被郑岐告了一状，说他滥用职权，结果被免了官。过了一段时间，桓范重新被任命为兖州刺吏，但一直怏怏不乐，觉得很不得志。

后来朝廷有意提拔桓范当冀州牧，这是一件好事，但桓范仍不高兴，因为冀州牧在北部战区副司令（镇北将军）之下，归其调遣，而时任镇北将军吕昭资历不如桓范。

桓范回到家，对妻子抱怨道：“我宁可当朝官，向三公行长跪礼，也不愿意屈从于吕昭！”

桓范的妻子劝他：“你在徐州那会儿，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杀徐州刺史，现在又以事奉吕昭为屈，这不是别人的过错，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

人缘不好，跟领导同事闹别扭，换一个领导或同事吧，还是不行，再换依然如此，到这种时候就应该反躬自省了，不是路不平，而是脚不行，是你的毛病太多，桓范就是这样的人。

妻子的一句话说到了桓范的痛处，桓范不仅不反省，反而大怒，顺手抄起一把刀打向妻子，刀环撞到妻子的腹部，他的妻子正在怀孕，竟然堕胎而死。

这一下令桓范大悔，甚至不再赴冀州上任。

不过，桓范这个人除了脾气暴一点，长处也不少，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分析事情、能出主意（号为晓事），是个智囊型人才。

大概汲取了之前的教训，桓范后来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他与曹爽等人关系密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桓范祖籍沛国，与“诸夏侯曹”是同乡；二来桓范与蒋济交恶，而蒋济为曹爽等人所烦，一来二去，就到了一起。

但说到底，桓范与曹爽等人毕竟不是一路人，经历不同，也没有共同的志向和爱好，曹爽表面上厚待桓范，也经常向他咨询事情，但跟他并不真正亲近（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对于朝野动态以及司马懿父子的一举一动，桓范比曹爽等人警觉得多，经常提醒曹爽。

司马懿已经抱病不出，客人来了也很少接见，桓范告诉曹爽，这里面可能有诈，应该找个机会去试探试探。

这时候，他们一伙人里的河南尹李胜升任荆州刺史，按照规矩，应该向太傅及三公辞行，桓范建议让李胜以此为由前去探视，对司马懿做近距离观察。

李胜来到太傅府，说明来意，家人把他让到客厅，过了好半天，司马懿才被两名婢女搀扶着进来。

李胜有一阵没有见过司马懿了，一看吓了一跳，觉得司马懿一下子老了很多，人瘦了，背也彻底弯了，目光呆滞，不说话都气喘吁吁。

司马懿披着件衣服，想伸出手扶一下衣服，结果反而把衣服弄掉到地上。

坐下后，司马懿似乎说不出话来，指口言渴，婢女拿来粥让他喝，司马懿拿不动碗，靠婢女喂，结果粥洒了一身（粥皆流出沾胸）。

看到这种情形，李胜说道：“听说太傅只是旧病发作，不想尊体竟然如此！”

司马懿好像这时才打量了李胜一下，连喘带咳地说：“我已老了……疾病缠身，死在旦夕。你屈尊去并州上任……并州与胡人……很近，平时当妥善准备。今天一别，恐怕今后难以见面了……今以犬子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相托，请为照顾！”

李胜纠正说：“我要去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好像仍未听明白，反问道：“你才到并州？”

李胜大声地说：“我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年老意荒，没听清你的话，这次你回归本州，愿早建功勋！”

李胜见状，只好告退。

李胜回来，向曹爽等人报告说司马懿虽然还活着，但已经离死不远了，人已毫无精神，完全不用顾忌（已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为虑），曹爽听完，一块石头像是落了地。

李胜后来还对别人说：“太傅的身体已不可回转，令人怆然！”

曹爽等人心中大宽，对司马懿不再防备（不复设备）。

其实李胜看到的都是假象，他不知道司马懿是史上最有名的装病高手，年轻时尚能一装几年，现在老了，更锤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司马懿当然知道平常从不登门的李胜此来是典型的不速之客，登门拜访的原因不问自明，所以就给他演了出戏，偏偏李胜又很容易骗。

◎大风刮起来了

这时，时间不到曹魏正始十年（249年）的新年。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风也特别大，西北风使劲刮个不停，掀翻了屋上的茅草，刮倒了大树，四处都是昏尘（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

管辂看到这么大的风，悄悄对朋友说：“这是要杀哪位大臣的征兆，深为当政的人感到忧虑啊（此为时刑大臣，执政之忧也）！”

古人认为一切奇异的自然现象之所以发生，最终原因都与人事、政治、社会生活相关联。上天要预示或警示什么，就会通过地震、冰雹或大雨大风来表现。现在政治黑暗，小人当道，上天刮大风不仅是警示，而且要诛杀作恶的大臣。

但曹爽等人毫无察觉，新年一过，他们就筹划着去洛阳以东的高平陵拜谒。一来这是每年例行的大典，二来在洛阳城里待腻了，也想出去玩玩。

高平陵是魏明帝曹叡的陵寝，在洛水南岸的大石山，距洛阳90里，其具体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当时属汝阳县管辖。

大石山也称万安石，古时此地树木繁茂，适合游猎，魏文帝曹丕常来此打猎，那次途中遇虎、孙礼拔剑斩虎就发生在这里，还有曹丕与曹叡打猎时见子母鹿，曹叡不忍射杀，也是在这里。

虽然距离不算太远，但由于是谒陵，所以仪式不可少，少帝曹芳亲自带队，大将军曹爽是总负责人，宦官、宫人、散骑、宫廷秘书、羽林、虎贲、武卫营，一出动也有好几百人。

今年的队伍更加庞大，曹爽的几个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全部参加。

散心是好事，还可以顺道打打猎，你去、我去、他也想去。

曹爽说，那就都去吧，因为他觉得这很正常。

可有人觉得这不太正常，桓范提醒曹爽：“你们兄弟执掌军机及禁兵，不应该同时外出，如果有人趁机关闭城门造反，还怎么能回来（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但曹爽认为夸大其词了。

曹爽眼一瞪：“谁敢？！”

曹爽下令，仍按原计划出行。

就在曹爽说“谁敢”的时候，太傅府里已开始了紧张的谋划。

司马懿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重要的是，这恐怕也是最后的机会了，胜负在此一念之间，成王败寇就在眼前。

司马懿先叫来司马师商量，司马师已掌握了少帝一行出发的准确时间、路线，还有此行的详细日程安排。这些情报不难得到，因为他在谒陵的队伍里有一个重要的内线，此人是钟会，担任中书省的科长（中书郎），也随大队人马谒陵。

司马懿觉得司马昭心理还不够沉稳，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他。

经过父子二人的深谋密划，司马懿与司马师制订了反击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趁曹爽兄弟全部离开洛阳的间隙，以霹雳手段控制洛阳，然后以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罢免曹爽一党，夺取政权。

但是，朝廷上下、洛阳内外遍布曹爽等人的心腹和死党，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曹爽等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尽管民间充满了对他们的怨愤，朝臣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他们不满，但要通过一击之力彻底而迅速地解决掉他们，也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事。

最大的难点在于，既要严格保密，又要组织好、协调好这次行动。

为此，必要的冒险是值得的。

司马师手里虽然掌握着不少“死士”，但仅靠他们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关键时刻登高一呼即可降敌，司马懿迅速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几位最佳人选。

首先是蒋济，他是禁军的元老，虽然被曹爽等人夺了军权，但在崇尚个人威望的禁军中他始终是一面旗帜。蒋济深受曹家三代人的眷顾，对曹氏有一定感情，让他站出来推翻曹魏政权那是很难办到的。不过，只要维持现有天子的地位，只是罢免曹爽等人的职务，蒋济一定会赞同。

其次是高柔，他是现任司徒，三公之一，威望不用说，对曹爽等人一向没有好感。高柔为人耿直，看不惯就说，又与曹植关系较近，曹丕继位后，一直想找机会整他，但高柔做事秉正，又深得朝臣们的敬重，所以曹丕一直找不到借口。到魏明帝继位，高柔的行事风格不改，当时校事横行，高柔不惧安危，多次上疏反对校事制度，为这项制度最终寿终正寝出了大力。司马懿与高柔交往较多，明白他的心迹，相对于蒋济，高柔对曹氏祖孙几代人的感情较淡，更不要说罢免曹爽等人了。

如果再选，那就当数王观，他现在已改任太仆卿，是九卿之一，不仅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他与曹爽等人斗争最为彻底。在担任少府卿时，王观因多次反对曹爽等人侵占国家财物而被曹爽贬斥，王观曾是司马懿手下的从事中郎，对司马懿一向敬重。

干这种事，也不是人越多越好，司马懿觉得有上面这三位重臣，再加上自己的三弟、担任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的司马孚，以及司马师、司马昭，人手就基本够用了。

◎看准机会就动手

曹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二晚上，刚刚睡下的司马昭被父亲和哥哥叫醒。

来到密室，司马昭才得知整个计划，他觉得既兴奋又紧张。

司马师简单地告诉他，明天一早谒陵的队伍将离开洛阳，中午时分即开始行动，现在人手紧张，只能抽出来500人交给他指挥，任务是监视南宫与北宫，不要攻打两宫，只保证里面的人不出不进就行。

领受完任务，司马懿让司马昭回去睡觉。

司马昭还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晚上，司马师已经调动了自己的心腹，用最隐秘稳妥的办法，把蒋济、高柔、王观等人以及三叔司马孚先后接到府里，先是通报了情况，几位一听没有任何犹豫都表示愿听调遣。然后司马懿给他们分别布置了任务。

除司马昭率500人监视两宫外，司马懿将其他有把握控制的人马逐一进行了分配，虽然人数还比较有限，但只要行动同时进行，又突然迅速，打击并控制敌人的要害，成功还是很有希望的。

洛阳城内外的战略要点有以下几个地方：城里的武库、皇宫、司马门、武卫将军营以及城外的大将军营。除此之外，曹爽的府邸也是敌人重要的据点。

司马懿带少数人马占领武库。武库是储存兵器的地方，洛阳城内有武库，位置在外城以内、宫城以外东南城角附近。洛阳城中各路禁卫人马较多，为防止他们中有人突然作乱，平时对兵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巡逻、侍卫时可带兵器，其他情况下要把兵器交给武库保管。所以，城里曹爽手下的人再多，把武库占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就丧失了战斗力。

武库很重要，必须首先占领，但司马懿认为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手不必太多，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出现在那里，就胜过千军万马。

司马孚和司马师率主力守卫司马门。史书经常提及司马门，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有很多门都被称为司马门。皇宫通常规模宏大，进入皇宫要经过数重门，门与门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皇宫的外门、入宫后的大门以及宫里的一些门都称司马门，而最为重要的是皇宫的外门，在此门与皇宫之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里通常屯扎着重兵，司马孚和司马师负责的就是这里。

高柔的任务是带人赴曹爽大将军营，出示皇太后的诏书，以代理大将军的身份临时接管大将军营，端掉曹爽的老巢。

曹羲的武卫将军营是另一处要点，这里交给了王观，同样出示皇太后的诏书，以代理中领军的身份坐镇那里，防止曹爽、曹羲手下死党闹事。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城内得到有效控制，司马懿将与蒋济一起率兵出城，占领洛水之上的浮桥，防备得到消息后的曹爽等人向洛阳发起反扑。

布置完了，但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要落实：太后的诏书。

郭太后已迁居永宁宫，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要想事先得到太后的诏书非常困难，还容易提前泄密。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一切行动都属非法。

最高权力者是皇帝，罢免曹爽等人需要的是皇帝的诏书，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非常情况下，太后的诏书同样管用，因为太后的诏书甚至可以废掉皇帝。

在此次行动中郭太后有没有参与预谋？事先有没有准备好有关诏书？这些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从后来行动迅疾之状来看，事先已获得太后的诏书有很大可能，而如果能提前拿到太后的诏书，蒋济、高柔、王观等人参与行动的态度会更加坚决。

事实上，司马懿在这个问题上早有布局，他很早就注意与郭太后一家拉近关系。郭太后的叔父郭立任宣德将军，他有个儿子叫郭德，司马懿让司马师把一个女儿嫁给郭德为妻，此女短命早死，司马懿又让司马昭把一个女儿嫁给郭德为继室。

冷庙反而要多烧香。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就不会做出如此精心的安排。

所以，郭太后早已暗中站在了司马懿一边，加上曹爽一伙对她的排挤和迫害，她也愿意把这伙人除掉，为此冒些风险也都情愿，有了她的全力配合，诏书自然会想办法送到司马懿手中。

郭太后的支持对司马懿来说非常关键，这增加了此次行动的合法性，不致让人诟病为谋篡。

次日，正月初三，谒陵的队伍如期出发了。

浩浩荡荡，吹吹打打，很威风，很排场。

走了，洛阳城突然静了下来，静得出奇，静得让人不安。

午后，行动开始，各路人马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同时动手，居然一切顺利，各处都得手了。

中间也发生了一段惊险。

司马懿的目标是武库，他住的府邸在洛阳城内的永安里，具体位置是东门内附近，曹爽的府邸恰在司马懿府邸以北，而武库的位置在曹爽府邸以北，也就是说，司马懿从家里带人去武库，必须在曹爽府邸前经过。

在他们进攻的目标里竟然没有曹爽的府邸，不是这里不重要，可以不控制，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只能先去解决更重要的目标，把这里先放放。

问题也就来了，当司马懿一行人路过曹爽府邸时引起了曹爽家人的注意，并且引起了恐慌。守卫曹府的家兵甚至想出来阻挡，但他们不明就里，看到一行人中还有司马太傅本人，有点犹豫。

如果在这里发生激战，那将误了大事。

这时，曹爽的妻子刘氏惊恐万分，但她还算是个有见识的女人，意识到太傅要发动政变。危急关头，她来到厅前，把负责守卫曹府的帐下守督叫来。

刘氏对这位守督说：“大将军不在，请你发兵，阻止太傅等人的叛乱，怎么样？”

这位守督答道：“遵命，夫人勿忧！”

守督立即登上门楼，看到司马懿还停在大门前，他马上拿来弓弩，注满箭，对准司马懿就准备射。

弩是一种半自动兵器，注满可连射几发至十几发，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这一弩射了出去，司马懿非死即伤，此次政变结果极有可能改写，整个历史进程也许就会改写。

但已在弦上的箭却没有射出去。守督后面站了个人，是他的手下，名叫孙谦，扯了扯守督的衣服，劝守督不要这样做。

孙谦小声地说了句：“天下的事情，现在还看不出分晓啊（天下事未可知）！”

是呀，谁成谁败还不好说呢，干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给曹爽一伙？守督犹豫了，箭没射，但还在弦上。

孙谦又说了两次（如此者三），守督的弩终于垂了下来，司马懿最终顺利通过。

这时，司马懿等人已经控制住了洛阳城内的局势，司马懿按照原来的计划，亲自带着一部分兵马来到洛水的浮桥。

司马懿拿出准备好的奏疏，以当众宣读的形式进行上奏：

“当初老臣从辽东回师，先帝诏当今陛下、秦王以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相托。老臣对先帝说‘武帝、文帝二祖也曾嘱臣以后事，根据臣对当今陛下的观察，社稷一定会继续兴旺；如果万一有不如意之处，臣当以死奉明诏’。这些话，当时的黄门令董箕以及诸位才人等在边上侍疾，他们都应当听到。

“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对内僭越，对外专权；破坏祖制，尽领禁兵，群官要职皆授予身边所亲之人；殿中宿卫的旧人尽被斥出，全部用他自己的新人。同时，又与黄门张当等狼狈为奸，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已形同摆设，岂得久安！这并非先帝诏陛下以及臣升御床时相托之本意啊。

“臣虽朽迈，怎敢枉言？昔赵高专权，秦氏灭绝；吕后、霍光专断，汉祚不永。这些都应成为陛下之大鉴。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等人，都认为曹爽有无君之心，他们兄弟不宜执掌禁卫，臣与他们把上述想法上奏永宁宫，皇太后敕臣如奏施行。臣已经令有关部门以及黄门令罢曹爽、曹羲、曹训的兵权，以侯爵的身份待在家中，不得在外随意逗留，如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已将兵屯洛水浮桥，以应非常之需。”

这份奏疏明确罢免曹爽、曹羲、曹训的兵权，暂不涉及其他人，除此之外也没有对三人做出其他的处罚，让他们以侯爵的身份待在家里进行反省。

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曹爽等人并不在洛阳，仍在控制范围之外。在洛阳倒是有不少曹爽等人的死党和拥护者，比如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但他们失去武力的庇护，顶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文人，派人看起来限制居住即可，不必现在就开始清算。

总之，在洛阳外围局势完全控制之前，洛阳城内的动静越小越好。

◎“驽马恋栈豆”

司马懿起兵时，桓范就在城内。

在司马懿看来，桓范与曹爽等人不同，因为他比较明白事理，是一个人才。

司马懿称他为“智囊”，控制住洛阳的局势后，司马懿专门派人去请桓范，甚至为桓范想好了拟任职务：中领军。

这说明桓范在司马懿心中的分量，或者说明在司马懿看来桓范在曹爽一伙中很有分量，争取到桓范的支持对于肃清曹爽等人的影响很重要。

按理说桓范不会去应召，因为双方已势同水火，形同陌路。

但是桓范却动心了，想去（欲应召）。

桓范的儿子劝他说，天子在外，应该想办法逃出去投奔天子。桓范思考了很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疑有顷），可见“智囊”也有软肋。

桓范的儿子再三催促，他这才下定决心出逃。他担任大司农卿一职，属下们听说后都来制止他，但桓范没听，一口气跑到了洛阳的平昌门，想从此门出城。

桓范虽然跑得有些狼狈，但仍不忘随身带一样东西：大司农卿的官印。

城门早已关闭，眼看没有办法出城了，桓范突然发现门将很眼熟，细看，原来是自己曾经举荐过的故吏司蕃。

桓范赶紧喊他，并举着手里的笏板给他看。

桓范对司蕃假称：“陛下有诏召我，你帮我快把城门叫开！”

司蕃见是恩人，有心开城门，但心里又不踏实，向桓范要天子的诏书来看看（欲求见诏书）。

桓范哪里有诏书？假装生气道：“你还是不是我的故吏，竟敢如此？”

司蕃碍于情面，就让人打开城门。

换成一般人，既然天无绝人之路，就悄悄溜吧，好歹捡一条命。但桓范不一样，自己出了城，还惦记着司蕃的安危，一边打马快跑，一边回头冲司蕃高声喊话。

桓范喊道：“太傅叛乱，你快随我跑吧！”

司蕃这才明白过来，但是想跑，哪跑得了呢？

有人把桓范逃跑的消息报告给了司马懿，当时他正与蒋济在一起。

蒋济叹了口气，说道：“智囊走了！”

司马懿却说：“桓范虽然是智囊，然而驽马恋栈豆，曹爽必不能用他的计谋。”

“驽马恋栈豆”的意思是，劣马的眼睛也就只能盯着马厩里的那一点儿豆料，说的是平庸之人目光短浅，只会贪恋眼前的那一丁点儿利益。

司马懿的话虽然有点刻薄，却是实情。

跑出城的不仅有桓范，还有辛敞和鲁芝。

辛敞是老臣辛毗之子，辛毗就是当年奉旨劳军，立于司马懿军营前不让贸然向诸葛亮大军进攻的那个人。辛敞此时是大将军府参军，是曹爽手下的高级参谋，此次未与曹爽同行。

大将军府司马鲁芝见司马懿父子起兵，也想逃出城去报信，作为同在大将军府任职的同事，鲁芝招呼辛敞一块逃。辛参谋面对如此突发情况，惊惧万分，一时拿不定主意，急忙找姐姐商量。

辛毗的名声不算小，辛敞也并非默默无闻，但相对于他们家里的一个女人，他们的名气就显得小多了。

这个女人就是辛敞的姐姐、辛毗的女儿辛宪英。古时，常以辛宪英的智、曹娥的孝、花木兰的贞、曹令女的节、苏若兰的才和孟姜的烈并称，可见其名气之大。

辛宪英一家都是名人，她的父亲和弟弟不用说，她的丈夫叫羊耽，出身于著名的泰山羊氏家族，曾担任过九卿之一的太常卿。他们的儿子羊琇是西晋名臣，女儿羊姬是同时代少有的经学大家。羊耽有个侄子叫羊祜，就不用说了，就是那个家喻户晓最后灭掉孙吴的一代名将。

只能说辛家和羊家的人智商都特别高，人家又来了个“强强结合”，就更不得了。

辛敞对姐姐说：“天子不在城里，司马懿却下令关闭城门，现在都在传说他要造反，不知是不是真的？”

辛宪英分析说：“据我看来，司马懿此举不是造反，只不过要杀曹爽罢了。”

辛敞接着问姐姐：“那他能否成功？”

辛宪英回答说：“司马懿想干就不可能不成功，因为曹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辛敞一听急了，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应该再出城了？”

谁知姐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怎能不出城？恪尽职守、尽忠尽力，这些都是人之大义，普通人尚能做到，何况你是我们辛家的后人？不过，虽然同为尽忠尽义，情况也有不同，一般的属下尽到该尽的责任就行，那些至亲至信的属下就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跟着大家做就行了。”

在忠、义、智、理之间，处于辛敞这样的地位，的确很难取舍。辛宪英被人视为智慧的楷模，从这件事上便能看出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自己没有任何行动和表示是不忠不义，但反应过度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辛敞接受姐姐的劝告，也设法逃出城外。

后来，司马懿认为辛敞的行动是各为其主的表现，没有加害于他。辛敞不仅化解了危机，而且保住了性命。

辛敞这才叹息说：“要不是跟姐姐商量，可能大义就有亏了。”

在高平陵，曹爽接到了洛阳城里传来的消息，一下子蒙了。

对于突然发生的变故，曹爽脑子里一片空白，又急又怕，不知道该做什么（迫窘不知所为）。

可以想象出他此时的狼狈样：面色苍白，四肢无力，头晕眼花，悲痛欲绝……

此时此地，恐怕想哭都哭不出声来。

第一感觉告诉曹爽：大势已去！

再细一想：性命堪忧！

越想越可怕，越想越不敢想。虽然大权在握，虽然司马懿在他眼里早已是风烛残年，但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司马懿的忍让和虚弱都是装出来的，他现在动手了，要清算了，自己已无计可施。

接到洛阳城中有变的消息的这一段最为宝贵的时刻，就这样被曹爽在胡思乱想中浪费掉了，直到桓范到来。

桓范到后，给曹爽献上一个计划：曹爽以大将军的身份护送少帝车驾去许昌，那里距此处不远，是曹魏五都之一、曹氏的大本营，拥戴曹家的人很多。站住脚，召集各路人马，以平叛的名义讨伐司马懿。

应该说桓范的主意不错，洛阳虽为司马懿控制，但各地的人马并不都听令于司马懿，有些州郡还控制在曹氏和夏侯氏及其追随者手里，更多的地方是在观察，看哪一方占优就会支持哪一方。

曹爽手里还有一张“抠底王牌”，那就是天子。天子在手，谁反对自己就是造反，谁支持自己就是勤王之师，这是司马懿所不具备的。

如果真按照桓范的计划实施，尽管不敢保证一定能取胜，但各自五成的把握应该有。

事已至此，曹爽应该拼死一试。

但是，曹爽犹豫不决。

◎“大眼哥”错传情报

桓范看见曹爽被吓傻了，赶紧去找曹羲，对他说：“现在的形势很明朗，你还看不明白吗，那么多书都白读了？像你们这样的门户，再想求贫贱都不可能了！匹夫尚且有求生的欲望，你与天子相随，如今号令于天下，谁敢不应？”

曹羲比起其兄算是智商高的，此时竟也默然无语。

桓范又接着说：“你麾下有一别营离此很近，洛阳典农校尉所部都在城外，他们都能听你的召唤。现在去许昌，用不了太多时间，许昌有军需仓库，还有粮库里的谷食，大司农的印章就在我身上带着，要取就取，要拿随意。”

别看曹羲平时看问题还算清醒，但面对这么大的变故，也不知如何是好，对于桓范的建议也未能接受（犹不能纳）。

曹爽、曹羲肯定心里惦记着洛阳城里的家眷、财产，现在落入叛军之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想到那些金玉珍宝，想到妻妾儿女，他们的心乱了，你要让他们拼命，他们却失了底气。

反观当年的各路群雄，比如刘备，经常被人撵着打，也经常被人端了老巢，妻儿常做俘虏，但这些都不会影响他们紧要关头做出判断。

干大事的，不能儿女情长，不能婆婆妈妈。

而且，只有想出了破解危局的办法，你才能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使家人获得安全，在你死我活的较量面前，实力才是砝码，乞求没有出路。

但是，曹爽不是刘备，主张拼死一搏的正确建议没被采纳，如此一来主张投降的人就有了机会。随行的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人一块跑去劝曹爽早日归罪，如此则至少能保住性命。

曹爽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保命。经许允、陈泰等人一说，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派许允、陈泰回洛阳面见司马懿，表示愿意认罪。

在洛水河边，司马懿见到了许允、陈泰，听他们二人如此一说，进一步看出了曹爽内心的虚弱。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

司马懿让许允、陈泰再回曹爽那里，向他保证不会害他性命，只要曹爽不再掌权，荣华富贵仍可尽享。为了让曹爽更加相信，司马懿特意让深为曹爽信赖的一个叫高阳的侍中一同前往，传达司马懿的意思。

许允、陈泰把话捎到，曹爽大喜，一线光明变成了一片光明。

这时，蒋济写给曹爽的信也送到了，蒋济在信中说，司马懿只想罢曹爽的官，只要他交出权力，可以保他们兄弟的爵位以及富贵。

蒋济写这封信也许是司马懿授意的，如此一来蒋济等于做了保证人，如果失信，蒋济首先将名誉受损。

这时，曹爽对于司马懿已经有了九分的信任，他觉得司马懿也不能不顾忌曹家在天下的号召力，不至于把事做绝。

恰在此时，又一个人的到来，把曹爽心中的九分信任变成了十分。

这个人的名字叫尹大目，应该是个绰号，说明他的眼睛大。

这个“大眼哥”任殿中校尉，是禁卫军中的中级武官，什么来由不详，只说他是曹爽平日最信任的人之一。曹爽一贯认为谁都可以骗他，但这个“大眼哥”永远不会骗他。

“大眼哥”也是从洛阳城里出来的，却不是逃出来的，而是司马懿派来的，司马懿知道他与曹爽的关系，所以也让他捎话来了。

据“大眼哥”说，太傅对他当面保证绝不会为难曹爽，对曹爽只免官而已。并且“大眼哥”说，在他亲眼见证下，司马懿指着洛水发下了誓言（以洛水为誓）。

这一下，曹爽完全信了。

应该不是“大眼哥”说谎，也不是被司马懿策反了，而是司马懿确实那样说过，也对着洛水确实发了誓，唯其如此，说的人和听的人才会那么投入。

桓范还在那边指挥人伐木做鹿角，又征调了附近数千屯田兵前来护驾，已在洛水以南摆开了阵势。

桓范准备打，但曹爽却把他叫来，让他把兵撤了，桓范大惊。

桓范问曹爽罢兵的原因，曹爽说：“我不想当大将军了，当个富家翁吧（我不失作富家翁）。”

桓范被曹爽的智商给气哭了：“曹子丹英雄一生，竟然生了你们这帮兄弟，简直猪都不如！就等着看你们灭族吧！”

曹爽不管，派人告诉司马懿，说少帝已经下诏将他自己免官，他将陪少帝返回洛阳皇宫，之后回家。

司马懿闻讯大喜。

桓范很失望，但他没有跑，也随少帝回了洛阳。

桓范随队伍行至洛水浮桥以北，看见司马懿站在那里，桓范主动下车，跪在地上只会叩头而说不出话来（下车叩头而无言）。

司马懿对他说：“桓先生何必如此？”

桓范心里应该很矛盾，当初太傅如此看中自己，但自己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曹爽，他其实也清楚，曹爽未必肯听他的建议，但他还是去了。短短几天，物是人非，天地反转，再想回到过去，已不可能。

桓范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车驾进宫，诏书下达，桓范仍复位为大司农卿，桓范跑到宫门前拜谢。

这是司马懿安排的，在他眼里桓范是个人才，而且不坏，想放条生路给他。可是，当初放桓范出城的司蕃跑来畏罪自首，交代出桓范临出城对他喊的话，也就是那句“太傅造反”。

司马懿大怒，说什么都可以，怎能说我造反？

司马懿问执法部门：“诬告别人造反，应该如何处置？”

执法部门回答：“按律，应反受其罪。”

也就是说，你告别人犯什么罪，经查实为诬告的，就相当于你犯了这个罪。诬告人家造反，人家没有造反，那就要按照造反追究你了。

马上派人去抓桓范，抓捕的人动作有些粗鲁。

桓范对他们说：“轻点儿，我也是个义士！”

于是，桓范被送交廷尉看管审理。

◎恭喜你，答对了

洛阳城内，昔日门庭若市的大将军府前，此刻冷清得像坟场。

曹爽以及曹羲、曹训、曹彦等兄弟都被要求集中到曹爽的大将军府，这样看管起来比较容易，他们被要求不得出大门半步。

直到这时，曹爽的心中才生出了新的不祥感觉：司马懿这个老家伙如果食言怎么办？看来当一名富家翁的梦想有点不妙了。

人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而是自由。失去自由的曹爽感到了恐惧和冷漠，在不安的揣测中度日如年。

这种恐惧且冷漠的日子并没有过几天，突然，府门外人声鼎沸，嘈杂之声在府里都能听见。曹爽几乎崩溃，以为人家要对他动手了，急忙派人出去察看，回来报告说，府邸四周突然来了不少人，看起来都是乡下人打扮，把府邸围住，不知是何用意。

是啊，要抓要杀应该是廷尉的事，来一帮草民何意？

曹爽不解，让人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半天工夫，家人又来报告说这些人在府邸四角各建了一个高楼，有人到高楼之上不断向府里瞭望。

这是什么招数？曹爽觉得可怕。

如此一来，大将军府里的一举一动尽在人家掌握之中，这是一种公开的骚扰，是一种破坏他人隐私的行为。但这些话，曹爽已经没处去讲了。

就这样，大将军府一直被围困着，曹爽连门都不敢出，吃喝都让人送进来。

一连过了多日，实在烦闷，曹爽试着溜了出来。

曹爽有一个小爱好：用弹弓打鸟。

曹爽实在闷得发慌，就抄起弹弓，到后花园里想打鸟解解闷。

谁知道刚出来，角楼上便有人喊：“原大将军要向东南方向去（故大将军东南行）！”

吓得曹爽赶紧返回，不敢轻易出门。

曹爽和兄弟几个共议，大家都不知道司马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说杀吧，动手就是，干吗弄这些动静？要说不杀吧，也得给个痛快话，让人踏踏实实过日子。

即使发落到外地也好，只要能活命，怎么都成，曹爽他们现在的要求一点儿都不高。这样不死不活地待着，又整几百号来路不明的人在外面日夜骚扰，就是不死，也得被逼疯。

曹爽和兄弟们一商量，当下得赶紧弄清司马懿的真实想法。曹羲出了个主意，让曹爽给司马懿写封信，就说被困日久，家里断粮了，请求给一些粮食。如果司马懿给了，说明他不打算杀人；如果司马懿不给或者置之不理，那就凶多吉少。

大家认为有道理，曹爽赶紧写信。

曹爽在对司马懿的信中写道：“贱子曹爽我现在哀惶恐怖，自感罪孽深重，甘愿受屠灭之刑。前几天派家人出去弄粮食，至今未返，现在家里已经快没有吃的了，恳请给些粮食，以继旦夕。”

不久，曹爽得到了司马懿的亲笔回信：“真不知府里已经缺粮，实在不好意思。已令拨给米100斛，以及肉脯、盐豉、大豆等，随后送到。”

果然，东西很快送来了。

曹爽兄弟大喜，看来司马懿还不打算赶尽杀绝。

在另一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人情况也差不多，他们都被限制在各自家里不得随便出入，但如何发落，一直没有准信。

他们的心里也都怀有侥幸，觉得司马懿意在夺权，现在目的达到，或许不会要他们的命。

但是，他们想错了，曹爽兄弟们统统都想错了。

宦官张当私自选11名才人给曹爽的事被人揭露，事实清楚，证人证言都在，有关部门呈报少帝，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诏廷尉将张当收监，查清事实。

张当知道廷尉是什么地方，为了少受苦，也为了抱一线生的希望，有的没有的说了一大堆。

张当交代说：“曹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还有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逆，计划都已制订好了，时间是三月。”

张当的话也许可信，曹爽等人正在密谋废立天子，或许就定在当年三月执行。当然，也许根本没这回事，是张当编的。

但既然有人招供，又是造反这样的重罪，有关部门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请求将所涉嫌疑人全部抓捕审讯，少帝批准。

过去只是行为不检点，司马懿控诉曹爽等人的奏章里也没提及有人造反的事，现在由于张当的证言，性质就不一样了。

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都被抓了起来，经过审理，事实确凿，他们确实有谋反的计划，于是以大逆不道之罪，将以上诸人诛杀，并夷三族。

还有早前已入狱的桓范，被控与他们是一伙，也被杀，夷三族。

揭发谋反的张当亦未幸免，同时被杀，夷三族。

这一干人，风风火火了近十年，就这样以极其干净彻底的方式同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开始，这份名单里没有何晏的名字，为办这件大案，司马懿专门挑何晏来主审。

司马懿向何晏暗示，要他至少抄灭八家。

何晏当然不想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昔日的战友们一通猛追猛查。

何晏特别想戴罪立功，所以查得很仔细很彻底，手段也很残酷，把大家折腾得够呛。

大家曾经是一伙的，何晏也没少参与过密室之谋，谁干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何晏都很清楚，查起来也自然顺利。

何晏终于把这件大案办完，但报上来的名单上只有曹爽、曹羲、曹训、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七个人。

司马懿摇了摇头：“不够，还得再查。”

何晏本来就是个白脸，此时脸色更白了，白得像张纸。

何晏哆哆嗦嗦地问：“莫非还有我？”

司马懿微微一笑：“是的（是也）！”

恭喜你，答对了。

何晏于是一同被杀，夷灭三族。

被杀的人里没有夏侯玄，按理说他也应该出现在名单上，他侥幸躲过一劫，可能是因为他虽然宣布改任民族事务部部长（大鸿胪卿），但还没有办完交接，那时还在长安。

政变后，司马懿以朝廷的名义诏夏侯玄回京，西线战场总指挥已由郭淮接替（召玄诣京师，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

夏侯霸也在长安，他一向跟郭淮不和，认为夏侯玄走后自己必定凶多吉少，就劝夏侯玄跟他一起逃跑，夏侯玄不敢。

夏侯玄回到洛阳，从此被解除了兵权，在朝廷担任了个挂名的部长，但由于政变前他不在洛阳，好歹暂时保住了一条命。

夏侯霸逃往了蜀汉，走的是阴平道，一路很狼狈，因为不熟悉地理环境，在山中迷了路，粮食吃尽，只得杀马步行，脚也扭伤了，实在走不动，最后躺在岩石下休息。绝望之际遇到了蜀汉那边的人，把他接到了成都。

之前曾提及，张飞的夫人夏侯氏是夏侯渊的侄女，论起来就是夏侯霸的本家妹妹，夏侯氏为张飞生了个女儿，现在正是后主刘禅的皇后，夏侯霸见到后主刘禅还得被喊一声表叔。

刘禅还真认这门亲，不仅厚待表叔夏侯霸，还反复向他解释：“你爹，也就是我表爷爷他老人家死在乱军之中，可不是我老爸亲手杀的啊（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刘禅还把儿子叫来与表舅爷相见，指着儿子对夏侯霸说：“这是夏侯氏的外甥！”

夏侯霸的家眷还在洛阳，念及他们是夏侯渊的后人，司马懿没杀他们，而是流放到乐浪郡。

夏侯霸有个女婿很不简单，名叫羊祜，是三国后期有名的军事家之一，此时30岁左右，本应受株连，但因为他的姐姐羊徽瑜嫁给了司马师，两家关系密切，司马氏父子都有心栽培他，所以没受太大影响。

曹爽等人被夷三族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曹操、曹丕和曹叡三代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辉煌至此黯淡下来，坐在皇帝宝座上的虽然还是曹氏后人，但已是彻底的傀儡而已。

曹氏和夏侯氏的后人要么受连累被杀被流放，要么从此夹着尾巴做人，不敢以宗室或皇亲国戚的身份显耀。

不过，对于其他人司马懿没有继续大开杀戒，他知道有数不清的各级官员曾经与曹爽等人走得很近，如果细细查下去，定会人人自危，应该适时收手了。

曹爽有个堂弟叫曹文叔，他的妻子名叫夏侯令。曹文叔死得早，二人膝下无子，夏侯令的父亲夏侯文宁打算让她再嫁，夏侯令不愿，自己用刀割掉了两耳以明志，后来夏侯令就生活在曹爽府上。

曹爽被夷三族，夏侯令以其节烈之举被破例免死。家人把她接回家，要她声明与曹氏断绝关系，并且打算让她改嫁。这一次，夏侯令又用刀把自己的鼻子割掉。

家人既震惊又伤心，苦苦劝她：“人生在世只不过是一粒微尘，何必如此苛责于自己？你丈夫家已经被灭族，你又为谁守节？”

夏侯令说：“正因为曹家现在衰败了，我更应当守节，否则与禽兽之行何异？”

司马懿听说了这件事，顿起敬意，命她领养一个儿子，作为曹文叔的后代。

发生在曹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里的这场政变，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又以风卷残云的速度结束了。

对于这场政治事件历来有不同的评论和看法。一般认为，司马懿父子以敏锐的眼光准确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经过精心谋划和准备，一举消灭了曹爽及其同伙的势力，开创了司马氏掌权的新时代，为16年后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这场政变中，充分体现了司马懿的深谋远虑和筹划能力，也体现了他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所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和影响力，这场政变之所以顺利成功，也与曹爽等人执政以来不得人心有关。

这样看，是没错的。

但仅这样看，却是不全面的。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这场政变并不像文字描述的那样容易和简单。由于政变的发生存在一定偶然性，尽管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仍然属于仓促起事，所以在政变中频发意外，司马懿以近70岁的高龄还必须冲杀在第一线，甚至险些被人射杀。

对司马懿父子来说，其实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只能说是放手一搏。如果没有成功，被夷三族甚至九族的就是他们了。

但幸运的是，司马氏父子成功了。

第六章　抵抗者联盟

◎庆幸中的惶恐

曹魏内部突然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到吴蜀两国，大家都深感震惊，简直不敢相信。尤其是蜀国，还以此为话题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辩论。

组织这场辩论的是蜀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费祎，他让大家就司马懿该不该杀曹爽为题进行讨论，居然争论得很激烈，最终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曹爽兄弟几个都是平庸无能之辈，仅仅因为是曹氏宗亲就荣登高位，得到了主上的重托，但他们的作为有负所托，平时骄奢淫逸，拉帮结派，树立私党，危害国家，阴谋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一举将他们消灭，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也符合民意。

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司马懿做得及时也很应该，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这么做，因为曹叡临终前以少帝相托，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司马懿与曹爽之争属于政治分歧，是由于双方政治观点不同造成的，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司马懿现在一下子把政敌们全杀死了，而且还夷三族，这难道是安邦定国者应该干的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曹爽有大逆不道之罪，他又怎么敢回来束手就擒？至于司马懿认为曹爽骄奢淫逸、滥用权势，确实如此的话可以罢免他，也可以加刑于他，但把他们这八家人连带三族男女老幼全杀了，实属不仁。

上面两种观点应该说也代表了天下百姓的普遍看法，有的赞同司马懿，说曹爽该杀。有的未必赞同，觉得司马懿把政治斗争上升到了一场大杀戮，有点过分。

民意的这种去向，似乎也应引起司马懿父子的深思。

确实，成功后的司马懿不得不面对政变后出现在大家思想上的混乱和分歧，从而重新审视下一步的行动。

按照一般的做法，局面完全控制后，就应该迅速取代旧的王朝，挟天子固然可以有进有退，但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并且不利于新事业的开创。

就像当年，曹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说这一步棋走对了，但曹操背着天子这个大包袱，也经常受其拖累，其奸雄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也与他控制天子又不称帝长达20多年有关。

从历史上看，挟天子的几乎都没落下好名声，要么说你是权臣，要么说你篡夺政权，总之是非奸即篡，挟持的时间越长，自己的名声越坏，洗都洗不白。

所以，借着现在这股势头，干脆把姓曹的皇帝换成姓司马的，这或许是上策。但在司马懿看来，放眼天下局势，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

曹爽等人固然不得人心，但曹氏的基业经过三代人数十年的奋斗，在各地仍然扎根很深。

要改朝换代，司马懿觉得时机远远未到。

现在，在司马懿看来另立新的朝廷显然不是当务之急，要办的是尽快稳定人心，进而稳定天下的局势。

曹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十八，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

这一点很重要也很及时，面对人心不稳定的局面，大赦令的发布就是一份安民告示，告诉大家后面就不会再大开杀戒了，让许多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

各州的情况更为棘手一些，司马懿逐步把自己信得过的人派下去当刺史或州牧，其中司隶校尉部在各州中最重要，原司隶校尉毕轨被杀了，司马懿把并州刺史孙礼调回来改任司隶校尉。

孙礼空出的并州刺史一职，司马懿走了步险棋，把曹爽原来的部下鲁芝派去接任。高平陵之变中鲁芝不仅自己跑出了洛阳城，还拉出去不少部下投奔曹爽，他们骑马砍开洛阳西边的津门硬闯而出，与曹爽会合。

当时曹爽决意投降，鲁芝跟曹爽的办公室主任（大将军主簿）杨综一起劝曹爽别降，曹爽不听。鲁芝和杨综后来都被抓了起来，审查中，有关方面查清了他们的罪行，一个是夺门而去，一个是劝曹爽反抗到底，都犯了大罪。

有关部门请示司马懿如何治罪，司马懿却说：“他们也都是各为其主，放了吧。”

不久，司马懿还提拔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大概司马懿觉得鲁芝是个忠义之士，所以这次又委以重用。

扬州刺史部的问题最严重，在这里坐镇的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王凌，这个人很有能力，在当地也有很大影响，但并不可靠，必须把此人调离。

刚好司空徐邈去世了，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征王凌为司空，先调虎离山再说。王凌走后的继任者，司马懿选择了诸葛诞。

诸葛诞与蜀汉的诸葛亮、孙吴的诸葛瑾同族，都是汉代名臣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曹魏先后任尚书郎、荥阳令、吏部曹尚书郎、御史中丞等职，魏明帝当年办“浮华案”，诸葛诞也在其中，被免官。曹爽等人当政后“浮华党”强势复出，加上诸葛诞与夏侯玄关系很好，诸葛诞复职任尚书。

这样一个“政治不可靠”的人，司马懿为何予以重任呢？

想来其中一定存在交易，王凌解职前或许提出了条件，继任者必须由他来选，否则不接受，司马懿只好答应了，但这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原荆州刺史李胜也被杀了，他空出的荆州刺史一职司马懿交给了王基，他觉得这个人最合适。

王基字伯舆，青州刺史部东莱郡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17岁时到本郡担任府吏，后来王凌担任青州刺史，听说王基很有才干，提拔他为副州长（别驾）。朝廷发现王基是个人才，召他为秘书郎，但王凌不放人，时任司徒的王朗再征王基，王凌还不放，遭到王朗的弹劾，一时间闹得很僵。

司马懿当时还在担任着大将军，就征王基来大将军府任职，王凌这才放人。可见这个王基绝对是个人才，是个被重臣们争来争去的人。

王凌对王基有知遇之恩，但从感情上讲王基最敬重的还是司马懿，王基后来还担任过中书侍郎、安平郡太守、安丰郡太守等职，他目睹曹爽等人专制奢侈，天下风化大坏，曾愤然撰《时要论》，讥讽时事。

正是基于这一点，王基受到了司马懿的格外关注。

◎拒绝当丞相

曹魏正始十年（249年）四月八日，少帝曹芳下诏改元嘉平。

本月，太尉蒋济也去世了，享年61岁。

作为高平陵之变的重要参与者，蒋济为政变成功立下大功，正月初三那天蒋济与司马懿共同屯兵于洛水浮桥，很多城里的禁军正是看到了蒋济本人，才坚定了脱离曹爽的决心。后来，蒋济又写信给曹爽，向他打了保票，又坚定了曹爽主动投降的决心。

蒋济很看重自己对曹爽等人做出的保证，他反对曹爽等人的做法，但内心里仍然忠诚于曹魏，对于司马懿将曹爽等人夷三族的行为，他坚决反对。

所以，政变结束后，当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进封蒋济为都乡侯、食邑增至700户时，蒋济立即上疏予以谢绝。

没过几天，蒋济就去世了。

在曹魏一帮老臣之中，蒋济的威望不在陈群之下，他在高平陵之变中的态度代表了一些曹魏老臣的共同看法。这帮老臣一般都事曹氏三代，在汉魏禅代过程中他们都无条件站在了曹氏一方，渴望开辟新的王朝，统一国家，继而开创百年兴盛的事业，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已深深刻在他们的心中，在有生之年若要再做一次改弦更张，已经很难再说服自己。

曹爽被杀，皇帝虽然没换，但在蒋济等人看来，“篡弑”的实际后果已经形成，他心里有些后悔。

蒋济去世后，三公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原来的三公是：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司空王凌。蒋济留下的空缺需补充新人，司马懿觉得无论是威望还是在自己心目中的分量，这个位置应该给孙礼。

这是孙礼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担任的第三个职务，他由司隶校尉改任司空，尚未到任的司空王凌改任太尉。而孙礼空出来的司隶校尉一职，司马懿交给了他一直刻意栽培和关照的何曾。

尚书台是核心部门，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已升任尚书令，尚书台里的那些尚书变化很大，何晏、邓飏、丁谧被杀了，司马懿陆续把卢毓、袁侃等人调了过去。

卢毓的情况之前已有交代。袁侃字公然，是曹魏旧臣袁涣的长子，袁涣曾在吕布手下供职，曹操杀吕布后袁涣转到曹操手下。他是三国时代著名的藏书家，很有行政才干，以为官清廉著称，深得曹操赏识。袁侃有其父的遗风，为人有原则也有方法（柔而不犯，善与人交）。

司马懿仍担任太傅，曹爽被杀后大将军一职空缺，司马懿曾担任过此职，再由太傅回任显得不太合适，但把这个职位直接交给司马师，司马师的资历又显得不够。

司马懿于是以少帝的名义任命中护军司马师为卫将军，这个职位比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低，但比四方将军高，目前已经没有大将军、镖骑将军和车骑将军了，司马师的这个职务相当于代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这时，少帝曹芳突然自作主张，下诏擢升司马懿为丞相。

曹芳已经年满18岁了。一个18岁的少年，在此之前还有几分青涩，也有几分顽劣，虽然没有秦皇汉武在这个年龄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也没有曹魏三位先帝的政治才能和理国才干，但曹芳还不是一个白痴，也算不上个昏君。

曹爽在时，国家大事都由曹爽等人打理，他插不上嘴，也不想操那份心，整天跟后宫一帮会玩的宦官开心玩耍。

突然之间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少年清醒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现在，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了，最近不断有新人到他身边来，而他过去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知道新来的人都是司马懿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自己的一举一动，跟什么人见过面，谈过什么话，包括何时何地唉声叹气一回司马懿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知道。

他清楚自己的处境，估计比汉献帝刘协还不如，刘协最后落了个山阳公的封号颐养天年，自己还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曹芳越想越害怕，就想出了他自认为聪明的一个办法：给司马懿升官，并且为司马懿加九锡。九锡，之前多次提到过，是一些无比荣耀的特权。

但司马懿却没领曹芳这个情，上疏固辞。

对司马懿来说，朝野内外和天下各州仍处于未稳之时，只要曹魏的旗号还得打，丞相也罢，九锡也罢，加到身上都是一种累赘。作为一个务实派，司马懿大概想学习武皇帝曹操，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说这是想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啊！

非不为也，也非不能也，而是不想啊。

◎魏军重现辉煌

曹爽等人被诛，朝政百废待举，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下诏，请大家都来谈谈时政和得失，提出一些建议（博问大臣得失）。

在收到的众多奏疏中，有一份引起了司马懿的注意。它是王昶写的，司马懿看完后就决定派他到荆州去，负责那里的军事。

王基去荆州当刺史，他的行政才干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军事方面却是个弱项，毕竟王基之前没有带兵的经历，统一指挥南线战场，他还需要一些历练才行。司马懿另派王昶担任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负责整个南线战场。

王昶字文舒，祖籍太原郡晋阳县。太原王氏是有名的大族，汉末名臣王允就出自太原王氏家族，王凌就是王允的侄子。

王昶虽然祖籍太原，却不与王允、王凌同族，王昶与王凌少年时便俱知名于本郡，王凌比王昶年龄大，王昶便把他看作兄长。曹丕还是太子时，选王昶为太子文学，又升任中庶子，即太子府的总管。

王昶也是曹丕身边“小圈子”里的人，当时司马懿是“太子四友”之一，所以与王昶交往很多，对他的为人及能力也有较深了解。

曹丕称帝后，王昶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洛阳典农都尉、兖州刺史，在屯田、农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勤于治政，爱护百姓，深受百姓好评。

魏明帝继位后王昶转入军界，由王省长变成了王军长，赐爵关内侯，在外领兵。

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朝廷下诏卿校以上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只要求有能力，没有年龄和级别的限制（无限年齿，勿拘贵贱），每名官员可以举荐一个人，司马懿时任太尉，他推荐的就是王昶。

王昶虽在外任职，但心系朝廷，经常上疏论政，他认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如果不大力厘改国典以振先王之风，希望治化复兴则不可能。为此，在军务之余他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依据古制又结合实际情况写出了20多篇政论。

王昶还精于兵法，著有兵法10多篇，尤其对兵法中的“奇正之用”深有研究，这些政论和兵法著作，王昶都上疏呈给魏明帝审阅。

王昶很有才能，为人却很低调，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来。

王昶的哥哥请他为儿子起名，王昶给两个侄子一个取名王默、字处静，一个取名王沈、字处道，从名字看就一律很低调。王昶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也如此，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一个叫王湛，字处冲。

名字很低调，事业干得却很高调。王浑后来做了晋朝的司徒，位至三公。王沈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与阮籍等人合著过《魏书》。

王昶此次上疏，谈到了五件改革方案，涉及当前的教育、政治、吏治和经济等方面：

其一，崇道笃学，抑绝浮华，大力发展太学和各地方的官学，发展教育事业；

其二，强调考试对官员选拔的重要性，废黜空论；

其三，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核，按考核情况兑现职务升降和奖惩；

其四，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约束，不使之与百姓争利；

其五，提倡节俭的社会风气，移风易俗。

司马懿很赞成这些建议，他知道王昶是个一边实践一边思考的有心人，就以少帝的名义颁诏书对王昶给予褒赞，同时责成有关部门落实官员考核办法（撰百官考课事）。

司马懿与王昶进行了一次长谈，话题围绕着如何治国理政，以及如何对孙吴用兵。

王昶认为，军队战斗力再强也不能保证百战百胜，必须加强平时的训练，时刻备战，而国力是军事的后盾，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开垦土地，做到仓谷盈积，战事来了，自然有备无患。

对于与孙吴作战，王昶认为关键在于水军：“没有水军，其他军力再强也难以征服孙吴，三位先帝屡次南征，无不因孙吴恃长江天险而无功，所以我建议在新野建立基地，于此操练水军，待到水军强大到足以与孙吴水军一战时，伐吴大业可成！”

司马懿认为王昶所说很有见地，尤其是发展水军一事与他之前的看法不谋而合。司马懿在荆州时就制订过类似的计划，也着手进行过水军的训练，后来曹真伐蜀，非要他率水军逆汉水而上，当时水军战力尚未形成，而且当时的水军也不适合于讨伐汉中，但司马懿不好拒绝，还是去了。司马懿后来离开荆州去了关中，训练荆州水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王昶提出的这些战略方针正是自己所想，于是司马懿以少帝的名义升王昶为征南将军，假节，负责荆州和豫州的军事（督荆豫诸军事）。

王昶到了荆州后，果然不负重托，在荆州刺史王基等人的支持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军队训练，又在新野建水军，曹魏在南线战场的实力大增。

第二年，王昶秘密上报，计划发动一次对孙吴的作战，主攻方向为孙吴军事要地江陵。

近年来，孙吴趁曹魏内乱，在南线战场一直采取攻势，气势咄咄逼人，不断侵占蚕食曹魏土地，适时发动一次反攻，一来可振奋士气，二来可以试试魏军的战力。

司马懿批准了这项计划。

王昶命新城郡太守州泰率部从秭归、房陵等处发起攻击，荆州刺史王基率部从夷陵发起攻击，这两个方向主要是吸引吴军主力，真正的作战方向在江陵，王昶亲自率部向这里的敌人发起猛攻。

战斗开始，王昶命人以竹絙做桥，渡水击敌，吴军逃至南岸，经过休整后开凿出七条山路发起反扑，王昶早已命人携弓弩在地势险要处设伏，吴军不能前进。

吴军守将是施绩，连夜撤入江陵城，王昶率军直追，斩敌数百。

江陵城下，两军相持数日，王昶为引吴军出战，分成五路，沿大道做撤退状，同时用马和车把缴获的物资载着围着江陵城驰骋。

这是一种挑衅行为，施绩大怒，遣兵出城追击，结果中了王昶的埋伏。江陵随之攻克，此战斩吴将钟离茂、许旻，缴获战具珍宝无数，王昶振旅而还。

司马懿很高兴，让少帝升任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中间多了一个“大”字，提高了征南将军的等级，同时让他享受三公的待遇（仪同三司），还晋爵为京陵侯。

王基在夷陵方向也顺利得手，他发现孙吴有一处军需基地在雄父，于是分兵去袭，缴获大量军需物资，仅米就有30多万斛，还俘虏了孙吴的北部战区副司令（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

少帝下诏赐王基关内侯，同时在新攻取的土地上移民，置夷陵县。

南线战场大捷，是魏军很长时间以来少有的大胜仗，极大地振奋了魏军的士气，曹爽等人伐蜀惨败所留下的阴影逐渐退去了。

◎王司空不敢上任

三大战场之中，西线战场由经验丰富又十分可靠的宿将郭淮坐镇，南线派去的王昶、王基等人一去就干得风生水起。

然而，东线战场仍然让司马懿感到焦虑。

王凌由车骑将军改任为司空、太尉，对于这项任命他显然持不欢迎态度，找了各种借口，一直拖着不回洛阳上任。

王凌不就任，司马懿也不好硬来，对于这位比自己还年长、资历比自己也差不了太多的老臣，除非最后摊牌，否则硬来是不行的。

王凌与王昶不同，他内心里忠于曹魏，对司马懿杀曹爽等人的做法感到震惊，他觉得司马懿这个人很可怕，回到洛阳自己就进入了牢笼，生命无法保障。

共同的想法也出现在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心头，作为另一位“拥曹派”的地方大员，令狐愚也意识到司马懿将会采取措施对付自己，舅舅将是第一个，第二个将是自己。

令狐愚很早便显露出远大的志向（常有高志），众人都认为令狐愚必将使令狐家得以发扬光大，但令狐愚同族的叔父令狐邵认为他不是那块料，令狐愚知道后心中不平。后来令狐邵到虎贲任职，令狐愚已在仕途上混迹多年，有了一定名气和地位。

令狐愚路上碰到令狐邵，故意说道：“以前听说大人认为我不行，我现在还像您以前说的那样吗？”

令狐邵盯着他看了半天，不语。

令狐邵回到家，偷偷对妻子说：“令狐愚的性情还是那个样，我看他终究会败灭。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受牵连，到时候就连你们也得跟着遭殃！”

王凌遣心腹秘密前往兖州，与外甥商议如何应对。

令狐愚提出了一个惊天计划：以扬州和兖州为基地另立新帝，与洛阳分庭抗礼，即使取代不了司马懿掌控下的洛阳朝廷，也可以自成一方，把三国鼎立变成四国鼎立。

王凌心里虽然没有太大胜算，但事已至此只能一试，总比束手就擒好。

要另立新帝，必须在曹氏宗亲里物色一位合适人选，令狐愚推荐了楚王曹彪。

曹彪字朱虎，是曹操的儿子，仍在世的曹氏宗亲里他的辈分算是高者之一。魏文帝黄初年间他被封为白马王，曹植有一首很出名的诗《赠白马王彪》，就是写给他的。

魏明帝时曹彪改封楚王，其间他曾违禁来朝，被有关部门检举，被削去一部分封地，减食邑1500户。

令狐愚之所以想到曹彪，至少有以下原因：一是曹彪辈分高，令狐愚还听说他有想法也有些本事（有智勇），打出他的旗帜，影响力大；二是曹彪与曹植、曹彰的经历很相似，长期以来过着被监视、限制的生活，虽为宗室，却没有太大自由，而曹彪生性不是逆来顺受之人；三是曹彪目前的封地就在兖州境内，是令狐愚控制的地盘，联络方便，不会引人关注。

还有一个原因，与一个传说和一首民谣有关。

令狐愚听说东郡一带有传言，白马河里出了妖马，夜里经过官家牧场时鸣呼，众马皆应，天亮时看见这匹马的蹄迹大如斛，一直连续数里，没入河中。

所以，当时流传起这样的民谣：

白马素羁西南驰，
其谁乘者朱虎骑。

曹彪的表字是“朱虎”，又是白马王，结合以上传说和民谣，令狐愚坚信拥立曹彪定会成事。

令狐愚派亲信张式前去密会曹彪，曹彪果然表示接受。

曹彪对张式说：“请向令狐刺史转达谢意，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厚意（谢使君，知厚意也）！”

著名术士朱建平有一次为曹丕看相，说曹丕能活到80岁，那一次朱建平也给曹彪看了，说他57岁时有刀兵之灾，需要妥善预防。

这一年曹彪刚好56岁，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朱建平说过的话？

有了曹彪的默许，令狐愚大喜，立即通报给王凌。

这时王凌的儿子王广还在洛阳，这是王凌起事前最头痛的事。王凌派一个叫劳精的心腹秘密到洛阳，转告儿子他们正在谋划拥立楚王曹彪的事，让王广有所准备，一旦起事就设法脱身，谁知王广听后却十分反对。

王广写了一封信让劳精转交给父亲，信中说：

“凡举大事，应考虑民心。曹爽因为骄奢失民心，何宴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诸人专权于世，又强变朝典，数改政令，民习于旧，所以众莫从之。从他们的这些教训可以看出，即使势倾四海、声震天下，一旦失去民心，也会同日斩戮、名士减半。

“司马懿内心虽然难以捉摸，但也没有做过大逆之事，现在他能擢贤用能，广树政绩，修先朝之政令以应众心所求，对于曹爽犯下的过错，全部予以改正，政令莫不以体恤百姓为先。况且，司马懿父子兄弟并握兵要，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

细品王广说的这些话，应该在理，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夺权以来，干得的确不错，很得人心，现在起兵与他们对抗，方方面面都不占优，没有成功的可能。

然而，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王凌与令狐愚已下定决心，准备放手一搏。

◎司马懿引蛇出洞

正当王凌和令狐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另立新君的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令狐愚突然病死了，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这项计划的总发起人是王凌，但具体工作尤其是与楚王曹彪的联络事宜都是令狐愚去办的，令狐愚的突然去世让王凌措手不及，失去了兖州这个重要盟友和楚王曹彪的参与，王凌更没了胜算。

就在王凌为下一步如何行动伤神的时候，兖州这边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令狐愚的一个心腹叛变了。

这个人名叫杨康，是令狐愚手下的治中从事，他知晓令狐愚的整个行动计划。

令狐愚有两个重要心腹，一个是杨康，另一个名叫单固。史书对杨康的记载不多，对单固的记载倒稍微多一些，说他为人诚实，令狐愚与单固的父亲单伯龙关系很好，于是征辟单固，想让他当兖州副州长（别驾），但单固不喜欢做官，以身体有病相辞，令狐愚坚持礼聘，单固仍不肯答应。

单固的母亲夏侯氏对单固说：“令狐使君与你父亲关系很好，所以他才不停地征你去，你还是应该去。”

单固听了母亲的话，就去了，与杨康一起成为令狐愚的左膀右臂。

令狐愚之死事发突然，杨康也毫无准备。当时杨康正在洛阳，他是应司徒之命来谈公事的。

此时的司徒是高柔，在高平陵之变中坚定地支持司马懿。杨康来洛阳应高柔所召，这次召见是例行公务还是有专门的用意，不得而知。

对杨康而言，令狐愚之死意味着另立新君的计划已提前失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杨康决定主动坦白揭发。

杨康先找到高柔，把令狐愚与王凌准备另立楚王曹彪为帝的惊天秘密报告给了高柔，高柔不敢怠慢，带着他去见司马懿。

司马懿知道王凌和令狐愚存有二心，迟早是个麻烦，但对于他们已经开始密谋另立朝廷的事还是感到很吃惊。司马懿的第一个反应是迅速发兵兖州和扬州，趁着令狐愚新死、王凌正在慌乱之时发起攻击，把叛乱消灭于萌芽之中。

但司马懿很快冷静了下来，现在不能这么做。

一方面，兖州和扬州地域广大，王凌和令狐愚在此经营多年，既然敢于叛乱，自然也有相当的准备，兵事一起，势必一场血战，取胜不成问题，但对国家将是一次重创，所以武力非万不得已不可擅用。

另一方面，王凌、令狐愚谋反的事目前仅有杨康的一面之词，他与令狐愚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诬告的可能？他的话里有没有虚张声势的成分？这些还不好马上判断。

即使杨康所言不虚，但仅凭他的证言就能请少帝颁诏讨伐三公吗？天下人能否信服？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司马懿决定先隐而不发，观察一下再说。

司马懿告诉杨康，此事不要再提，让杨康仍回兖州，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

表面上看，一切风平浪静。

令狐愚死后，朝廷派了一个叫黄华的人前去接任。黄华事迹不详，但可以肯定，他是司马懿信得过的人，他去兖州执行的是特殊使命。

令狐愚死后，对王凌来说还要不要继续原先的计划成为一个问题，王凌一度有所犹豫，但他从占星师那里得知一个消息，说荧惑星的运行发生异常，预示着有王者要崛起（荧惑入南斗，当有王者兴）。

荧惑即火星，它是夜空中很亮的星之一，但它的亮度时常发生变化，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也不定，令人捉摸不透。在星象学家看来，火星又是凶星，火星的红色预示着死亡、战乱和流血。

王凌平时很迷信，对星象深信不疑，他认为这是上天督促他去完成大业的吉兆，他决心继续干下去。

对黄华的到来，王凌并没有足够的警惕，因为他并不知道杨康已经叛变，司马懿对他们的事也了如指掌。王凌甚至派人前去联络黄华，约黄华共同起事。

这件事相当匪夷所思，不是王凌智商太低，就是黄华智商太高，综合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杨康已成告密者，但王凌只知道杨康和单固是外甥的心腹，杨康知道他们的计划，如果杨康有别的想法，他们的计划早就暴露了。现在，他自己平安无事，就说明秘密仍然被保守着，也就说明杨康一直是可靠的人。

王凌的逻辑没有错，错的是他不知道秘密之外还有另外的秘密。

令狐愚死后扬州与兖州是如何“互动”的，史书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只能根据常理去推测，那就是，在司马懿的导演下，一场围绕着猎杀王凌的大戏正在悄悄上演，杨康和黄华都是戏的主角，他们的任务就是取得王凌的信任。

在杨康的“撮合”下，黄华想得到王凌的信任并不难，他要让王凌觉得兖州仍然可靠，如果王凌想有所行动，兖州仍然是坚定的盟友。

这一招，就是典型的引蛇出洞。

在司马懿看来，如果扬州是个脓包，就早点把它挤破吧，别让它烂到了肉里。

但对王凌来说，形势仿佛正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就差上天给他一个起兵的契机了。

◎第一次淮南之叛

到了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十二月，王凌还没有赴洛阳上任，仍待在扬州刺史部治所寿春。

司马懿也没有行动，他也许仍希望王凌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洛阳上任，如果王凌今后能安守本分，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司马懿等了整整一年，王凌那里都没有动静。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嘉平三年（251年），王凌再不去赴任已经没有借口了。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地震，王凌觉得机会似乎来了。

王凌立即上奏，称得到确切情报，孙吴利用涂水上涨的机会将要由水路向扬州发起进攻，他向朝廷申请调兵的虎符，以便就近调动各路魏军向孙吴发起反击。

这一招，当然骗不过司马懿。

少帝的诏书很快下达到寿春：不准。

王凌多少有点儿意外，他不知道司马懿一年前便掌握了他们另立新君的计划，隐而不发其实是在等他的行动。

王凌马上派手下将军杨弘前往兖州，找黄华商议起兵的事。

黄华把杨弘留下，之后跟他摊了牌，对他晓以利害，杨弘见王凌的阴谋已败露，后面的事胜算太小，于是倒戈。

杨弘和黄华立即联名上书，把王凌的整个计划和盘托出。

司马懿知道，挤破脓包的时候到了。

司马懿决定亲自率兵赴淮南，讨伐王凌。

当时黄河、淮南和长江之间水系和航运都较为发达，由洛阳可以乘船经过若干水道转运抵达王凌在扬州的基地寿春，司马懿就是乘战船前往的，陆路的几支大军随同行动，直逼淮南。

司马懿料定王凌一定很惊慌，在大军南下的同时，他还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以少帝的名义下诏，对王凌谋叛行为进行揭露。有杨弘的密报，王凌所有的计划包括行动细节都不再是秘密，对此王凌想抵赖都不能。但诏书同时回顾了王凌的功绩，说明他也是一时糊涂犯了错误，只要迷途知返，仍然可以原谅，只要王凌主动投降，可以既往不咎。

另一件事是亲自给王凌写了封私信，信中言辞恳切，对此次淮南之行进行了解释，对王凌进行安慰，并保证不会伤害王凌及家人的性命。

司马懿写给王凌的信至少有两封，王凌给司马懿也写了回信。

从王凌给司马懿写的回信看，他已经失去了抵抗的信心。司马懿大军快抵达时，王凌方寸大乱，曾几次派人下书，希望与司马懿对话，但都没有获得回应。

后来，王凌接到了司马懿的回信，约他去一个叫丘头的地方相见。

这次相见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是与司马懿信中约定的，王凌早上从蒲口出发，刚准备出门就接到了赦免自己的诏书以及司马懿的第二封信，这更加坚定了王凌投降的决心。

王凌又给司马懿写了封回信，说自己统重兵在外，执掌一方，却心怀不义，有负朝廷，今后别无所求，只希望与妻子儿女同在一处，子孙后代平平安安地生活就行了。

王凌对司马懿流露出乞怜状，甚至说：“生我的是我的父母，能让我活下去的是您啊（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

王凌并不知道曹爽当初也面临了同样的境遇，大兵压境之下给你安慰和保证，让你在拼命与投降之间摇摆不定。

王凌不是曹爽，但他与曹爽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王凌听说司马懿本人率主力已到达百尺，此地属今安徽省淮阳县，距寿春有400多里，便只身乘一艘小船，逆水而上，前去迎接。

王凌走前，交代手下王彧把自己的印信、符节等物都带上，由陆路先行去拜见太傅请罪。

司马懿到达百尺后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到了他与王凌约定的见面地点丘头，此地在今河南省沈丘县境内。

这时王凌也到了，他把自己绑了来见司马懿，完全认罪。

司马懿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主簿）上前替王凌解了绳索，王凌心中升起了更大的希望。他天真地以为皇帝既有诏书赦免自己的罪行，司马懿也向他做过保证，看来事情不会那么糟糕。

但是，当他的小船靠近司马懿的水军舰船时，却被拦住了。

此处是淮河之上，司马懿率领的水军战船云集，高大威猛，浩浩荡荡。王凌乘一叶小舟，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任人驱使。

王凌乘坐的小船被牵引着慢慢靠近司马懿乘坐的战船，相距十多丈时，船停下来。当王凌看到了战船上坐着的司马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儿乐观了。

王凌向司马懿喊道：“接到您的信我就来了，您为什么还带这么多军队？”

司马懿高声答道：“那是因为你不是写几个字就能叫来的人。”

王凌绝望，又悲又愤：“你欺骗了我！”

司马懿冷冰冰地回答：“我宁可骗你，也不能有负国家！”

王凌被抓捕，司马懿命步骑600人押解他由陆路返回洛阳。

一路之上王凌心潮起伏，他想到自己年逾70岁，死不足惜，但他的家人，还有那些跟了他多年的属下，都要因此遭殃，到时候司马懿肯定会大开杀戒，想到这里他感到痛苦万分。

王凌更后悔轻信了司马懿，曹爽出事时他不在洛阳，但有些事也听说过一些。他知道曹爽当时不束手就擒或许还有一条生路，曹爽也是轻信了司马懿，结果那么多家庭被夷灭三族。看来司马懿此人对待对手比较狠毒，对那些能威胁到自己的人绝不会留情。

王凌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线生机，为此，他向押解自己的军士要了几个钉子，问做什么用，王凌说用来钉棺材，王凌请他们务必向司马懿报告一下。

司马懿明白王凌的心思，就让人把钉子给他。

王凌绝望，走到项县时，看到谷水岸边有一座祠堂，细观，发现是贾逵的祠堂，王凌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贾逵是曹魏旧臣，他死于魏明帝时。贾逵一生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曹魏无比忠诚。他曾在豫州等地为官，豫州官民为追思他专门刻石立祠，也就是王凌眼前的这个祠堂。青龙年间魏明帝东征，曾乘辇进入这座祠堂拜祭。

触景生情，王凌越来越伤悲，他与贾逵一样也以曹魏忠臣自诩，但自己的结局竟如此，让他情何以堪。

看到贾逵的碑像，王凌大呼：“王凌我一生尽忠魏室，贾逵你的在天神明可知？”

当天夜里，王凌把随他而来的几个扬州旧部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戎马一生，年近八旬，却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说完，服毒自杀。

淮南第一次叛乱就这样落下了帷幕，严格说来，司马懿此行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叛，因为基本上没有动刀动枪。

王凌败得有点窝囊，按说他的智商比曹爽要高得多，但过程和结局几乎与曹爽如出一辙。如果他拒绝投降，或许还有其他选择，比如与孙吴联手，或许可与司马懿一拼。

现在这样落幕，总有点不甘。

造成王凌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拖的时间太长，从嘉平元年到嘉平三年，两年时间里王凌等人一直在密谋这件事，不够坚决果断。

造反这种事，说干就干，不能拖泥带水，否则夜长梦多。时间拖得太长，知道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杨康、黄华、杨弘等人都是知情者，指望他们全都严守秘密是困难的事，只要一个人提前走漏了消息，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又是一场大清算

解决了王凌，司马懿没有立即回洛阳，他下令船队继续前进，到达寿春。

在这里，司马懿主持了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王凌的旧部张式等人纷纷自首，经过审讯，根据张式以及之前杨康、杨弘等人的口供，掌握了大量参与王凌密谋人员的名单，司马懿下令，凡涉及的人全部夷三族。

当年曹操四处征战，也遇到过后方反叛的事，平息之后，基本上都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即使首谋重犯，能不杀的也都不杀，一些跟从的人后来还得到继续使用。现在司马懿不仅大开杀戒，仅凭有关人员的口供就判定一个个死刑，可谓宁枉勿纵，而且要夷其三族，这就是极度高压下采取威吓的心理战了。

今后，看谁还敢有造反的念头？

王凌虽然自杀，令狐愚虽然一年多前就死了，但他们二人罪恶最为深重，司马懿让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发落。

有关部门经过商议，主张处置王凌一案应以《春秋》为典。汉代决狱，有时不根据法律法令，或者法律法令也有不曾明载的事，这些都可以在《春秋》一书中寻找依据。经过查阅《春秋》，发现春秋时齐国处理崔杼、郑国处理归生两案可供参考。

崔杼是春秋时齐国大臣，曾拥立齐庄公、齐景公，是个权臣，齐庄公私通崔杼之妻，被崔杼发现后杀死。后来，崔杼家族发生内乱，崔杼被杀。死后，齐国重新改葬齐庄公，把崔杼的坟墓挖开，戮尸示众。

归生是郑国的大夫，曾杀害国君郑灵公，归生死后，郑人掘开他的坟墓，曝尸示众，同时驱逐其家族。

有关部门建议按照以上两个典故对令狐愚和王凌治罪，司马懿同意，于是下令将令狐愚开棺剖尸，与王凌的尸体一起在野外曝晒三天示众。

之后，下令就地掩埋，不必棺殓。

有个叫马隆的人，曾是兖州刺史部的武官，是令狐愚的老部下，他用自己的资财悄悄为令狐愚安葬，并为其守丧三年。

王凌在洛阳的儿子王广也被杀了，死时40多岁。

王广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叫王飞枭、王金虎，他们都有才学，且武艺过人，应该全部被杀了。

王广自己有个小儿子，不知何名，只知道他字明山，擅长书法，在当时便已很出名，很多人都把他的字拿来当字帖。

王凌事败，明山逃脱了，他向太原老家逃去，追捕的人紧追不舍，眼看快追上了，前面有棵桑树，上面聚集了很多鸟，正好压弯了树枝，明山便躺在其后。追捕之人放箭射他，他佯装中箭，追捕的人以为他被射死，就返回了。

明山没有死，不过他最终仍未逃过一死。他回到老家，到一个亲戚家里要吃的，结果被亲戚告发，被抓起来杀了。

唯一侥幸生还的人是王凌的妹妹，因为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名将郭淮的妻子。

郭淮是司马懿最信赖和倚重的将领，有郭淮坐镇关中，司马懿完全可以放心，但郭淮偏偏娶了王凌的妹妹。

王凌被诛的消息传到长安，郭淮的妻子应当从坐，御史前往收捕，但郭淮的妻子很贤惠，也很得人心，郭淮手下的督将以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郭淮上表留下妻子，郭淮不从。

妻子上路，众人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有人甚至想把她抢回来（劫留之）。郭淮与妻子所生的五个儿子都叩头流血，请父亲救母亲一命，郭淮不忍看，他的内心在忠于司马懿还是忠于亲情之间苦苦挣扎，最后命人把妻子追回。

事后郭淮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五个儿子都哀求放过他们的母亲，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性命（主五子哀母，不惜其身），如果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儿子，没有这五个儿子，也就没有我郭淮了。现在我把人追了回来，知道不合律法，请求任何处罚！”

司马懿接到郭淮的信，看了良久，同意给予特赦。

但郭淮在司马懿心中的分量大减，两年后郭淮病故。

杨康虽然揭发有功，但他仍然没落下好下场。

司马懿在寿春亲自审讯了单固，根据杨康的举报，原兖州别驾单固不仅知道令狐愚反叛的事，还参与其中。

司马懿命人把单固抓来，问他：“你知道把你叫来为何事吗？”

单固回答说不知道。

司马懿对单固说：“先把这些事放一放，我问你，令狐愚是否有谋反之举（且置近事。问卿，令狐反乎）？”

单固回答说没有。

但杨康再三肯定，说令狐愚的全部谋反计划单固样样都知晓，司马懿于是下令收捕单固家属，全都押往廷尉。

对单固拷打审讯了数十次，单固都坚持说没有，司马懿让杨康与单固对质。

单固见到杨康，大骂：“你个老东西，你既已有负于令狐使君，现在又来祸害我全家，但愿你能好好活着！”

口供录完，上报之前廷尉念单固是条汉子，就让他与母亲、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单固在母亲面前不敢抬头相看，母亲叫着他的表字说：“恭夏，你本来不想应州郡之召为官，是我勉强你去的。你身为人吏，这样做都是应当的。自此单家门户衰败，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

单固始终无法抬起头来面对母亲。

杨康自以为告发了令狐愚和单固，一定会得到赏赐甚至封拜，但有关部门认为他在与单固对质的过程中言辞错乱，有很多事没说清楚，于是建议一并问斩。

临刑之前单固又看到了杨康，骂道：“老奴才，你死是咎由自取，如果被你害死的人地下有知，你又有何面目见他们？”

还有一个人，就是楚王曹彪，自然难逃一劫。

少帝命侍御史奉旨持节前往曹彪的封地赐给他玺书，上面说：“你身为楚王，是宗室至亲，却不能遵守国家法令，为宗室做出榜样，你与奸佞之徒勾结，和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等人密谋造反，妄图推翻朝廷。这种有背叛之心、无忠孝之义的行为，有何脸面去见父兄亡灵？”

玺书以少帝曹芳的口吻继续教训这位长辈：“有关部门要将你送交大理行刑，我念及咱们都是同宗，不忍心看你暴尸街头，因此派御史赐你玺书，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他人。汉代燕王谋反，最后被赐死，这个办法对你来说已经够宽容的了，你好自为之吧！”

曹彪无奈，只得自杀。

诏书同时贬曹彪的妃嫔及儿子们为庶人，流放到平原郡。没有被灭三族，算是格外开恩了。

对曹彪的属下却没那么宽大，曹彪的所有属下以及朝廷派来监视曹彪的官员，都因犯了知情却不及时劝阻或报告的罪过，全部处死。曹彪的封地也被收回，淮南国改为淮南郡。

从曹彪事件中，司马懿发现了把曹魏宗室分散于各地的风险。司马懿想了个办法，把曹魏的王公全部集中于某地，派人看管起来，名义上是集中居住，其实是软禁，便于控制。

不能把他们都弄到洛阳来，那样目标太大，且不好控制。想了一下，司马懿觉得邺县是个好地方，曹魏的发祥地，武帝曹操身故之后还有不少妃嫔、宫人在那里居住。

于是，司马懿让少帝下诏，将曹魏所有的王和公全部集中到邺县居住，派有关人员负责监督管理，平时不允许他们与外人交往（尽录诸王公置邺，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

但不知是何故，曹彪这一支却没有消散，相反很快便得到了重兴。仅在3年后，皇帝又下诏封曹彪的儿子曹嘉为常山真定王，食邑达到2500户。西晋开国，曹嘉还被封为高邑公，先后担任过国子博士、东莞郡太守。

在曹氏后裔里，曹嘉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改朝换代之后仍然“混”得不错的，作为曹操的孙子，他得了祖上的遗传，也很会写诗。

曹嘉有个要好的朋友，他就是石苞的儿子、晋朝有名的大富豪石崇。石崇后来担任征虏将军，负责青州、徐州的军事，算是曹太守的直接上级。

曹嘉曾写诗夸石崇：

文武应时用，兼才在明哲。
嗟嗟我石生，为国之俊杰。
入侍于皇闼，出则登九列。
威检肃青徐，风发宜吴裔。
畴昔谬同位，情至过鲁卫。
分离逾十载，思远心增结。
愿子鉴斯诚，寒暑不逾契。

这种马屁诗当然比不上其叔祖“三曹”，但作为曹氏宗亲，父亲又背着反叛的罪名，曹嘉不仅在晋朝官场上站住了脚，而且能与晋朝的这些达官贵人相往来，说明他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很强，很会来事。

石崇收到曹嘉写的诗，还专门写诗相和：

昔常接羽仪，俱游青云中。
敦道训胄子，儒化涣以融。
同声无异响，故使恩爱隆。
岂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终。
孔不陋九夷，老氏适西戎。
逍遥沧海隅，可以保王躬。
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
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

曹嘉的朋友挺多，口碑不错，他当了多年郡太守，职务一直没有升迁，为此有吏部官员还专门上疏替他说话。

◎司马懿病逝洛阳

寿春的事告一段落，司马懿决定率大军返程。

大军走到五池的时候，遇到侍中韦诞一行，他们是奉少帝之命前来劳军的。又行进至甘城，遇到了太仆卿瘐寲一行，他们除了劳军，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

瘐寲带来了少帝曹芳的诏书，内容是对司马懿加官晋爵，之前司马懿已坚辞了一次，但看来曹芳很执着，而且这一次封拜得更高：拜司马懿为相国，晋爵安平郡公，食邑增至5万户，子弟19人全部封侯。

曹操当年为晋爵魏公费了好大的劲，背地里招来多少唾沫。现在公爵之位主动送上门来，不要都不行。

但是，司马懿仍不同意。

司马懿写了一封奏疏请瘐寲带回去，其中写道：“臣受托孤之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才摧毁奸凶，功不足论。现今三公之位俱齐备，要违反先朝圣典，重走秦汉之路，这是极不恰当的。我如果不坚决推辞，天下百姓将怎么议论我呢？”

奏疏送达少帝，可少帝依然执着，再派人来下诏，相国和郡公不要，又提出加九锡。

司马懿只得又上疏回复说：“太祖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这是历朝历代都不容易遇到的事，不是后代君臣可以随便效仿的。”

对于九锡，司马懿也坚决不接受。

这时已经是曹魏嘉平三年（251年）六月，司马懿已是70多岁的老人，年事已高，加上最近几个月不仅劳心费神，而且随大军行动，一路颠簸，司马懿病倒了。

这一回，司马懿不是装的，是真病了。

如果是现在，70来岁算不上高寿，但在古代，能活到这个年龄那是绝对“够本”，想活到70岁以上，不仅需要好身板，还需要好运气。

司马懿的身体不错，这似乎得益于家族的遗传，他的父亲司马防以及弟弟司马孚等人都挺长寿，他的大哥司马朗英年早逝，但那是得了传染病去世的，是因公殉职。

七月，司马懿抱病回到洛阳，病情加重。

司马懿知道这次已来日无多了，于是立下遗嘱，交代后事。

司马懿的遗嘱共有四条内容：

一是葬于京城东北80里的首阳山，不坟不树，保持原地形不变；

二是陪葬时用一些平时穿的衣服就行，不设明器；

三是日后家族的死者不管是谁都不得与其合葬；

四是子孙们以后也不要来祭陵。

首阳山在洛阳东北不远，属今河南省偃师市邙岭乡，是邙山在偃师境内的最高处，因太阳光先照到而得名。首阳山最早出名与伯夷、叔齐两位著名隐士有关，他们耻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死后葬于首阳山。魏文帝、明帝的陵墓也在这一带，司马懿早为自己看好了陵墓的位置，他死后也葬于此。

汉魏之际兵荒马乱，盗墓盛行，所以司马懿想到不坟不树，也不要用值钱的东西陪葬，一方面出于节俭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招来盗墓贼。

做完这些交代，曹魏少帝嘉平三年（251年）八月五日，司马懿病逝于洛阳太傅府，享年73岁。

回顾司马懿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蔚为壮阔。

司马懿22岁第一次踏入仕途，后因故离职，直到29岁才第二次出来做事，来到曹操手下。

司马懿41岁时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43岁时被封为乡侯，担任朝廷尚书仆射的要职，46岁时担任了抚军大将军，开始领兵，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转折，第二年文帝驾崩，他成为3名辅政大臣之一。

司马懿从47岁到60岁一直在曹氏第三代君王魏明帝驾下为臣，其间平孟达、抗诸葛亮、讨伐公孙渊，建立了不世功勋和巨大的个人威望，职务也升至大将军、太尉，几近人臣的顶点。

司马懿也试图成为曹魏的忠臣，至少在第二次托孤之前他从未有过谋叛的念头。但是，事情的发展不由他来操控，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被排挤、受打压的状态，这对一个为曹魏社稷倾心竭力、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四代老臣来说，是多么不公。

在最后几年，司马懿的生命反而再一次燃放，他以垂暮之年先是发起政变，绝地反击，掌握了政权，继而以霹雳手段镇压其他人的叛乱，为子孙的基业再添一把火。为此，他大开杀戒，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他不去杀就要留给子孙杀，与其让子孙的霸业一开始就背上滥杀的包袱，不如就让他这个快死的人来做恶人吧。

后世有人批评司马懿父子欺负曹魏后继无人，以欺骗的手段夺取了政权（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个评价非常不公平。

曹爽等人专权期间，曹魏内部失和，政治混乱，国力不断下降，其间也曾出兵伐蜀，但一场大雨就让其不了了之，反映出曹魏军队战斗力的衰减。虽然“一强对二弱”的总体格局未变，但强弱之间的差距如果逐渐减小的话，就会达到一种“恐怖平衡”，意味着谁都无法消灭对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三国分裂的局面可能不止数十年而会更长，也许会提前出现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时期。

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从结果看其实产生了为北方政权“止损”的作用，制止了“恐怖平衡”的出现，最终使国家很快实现了统一，这是司马懿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遭遇东兴之败

曹魏少帝嘉平三年（251年）九月，司马懿被安葬于首阳山，少帝下诏授其谥号为“文贞”，追封相国、郡公。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后来被封为晋王时，追封司马懿为宣王。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后来接受曹魏禅让称晋朝皇帝，又加司马懿的尊号为宣皇帝，称其陵墓为高陵，庙号晋高祖。

现在，曹魏少帝曹芳下诏，命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辅政。

就像当年文皇帝曹丕刚接班时那样，新官都喜欢“上任三把火”，司马师掌权后也立即推出了多项举措。

这些举措包括：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

举贤才就是命百官推举贤能之士，经过曹爽、王凌等事件，朝廷和地方都缺人，不愁官位，愁的是有官位找不到合适的人，在九品中正制的日常选人用人机制之外，司马师让百官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既为朝廷提供了人才资源，也进一步拉拢了百官，一举两得。

明少长就是尊崇法制和礼仪，在社会不安定之时，更要倡导尊卑有序，明礼知耻，主张孝道，像竹林七贤中有几位那样，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就不符合朝廷所提倡的方向。

恤穷独就是体恤扶助下层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致伤致残的人，那些死去将士的亲属，都是重点照顾的对象。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为的是收买人心，而且是保持社会生产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理废滞就是要整治吏治，改变官吏的作风，淘汰冗员，改变官员精神面貌，让大家勤于理政。

这几条措施推行后，立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上下一片称赞（四海倾注，朝野肃然）。

这时，有人提出要“改易制度”，也就是改朝换代。

司马师认为不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诗里面的美好人间啊！三祖典制仍应遵奉，除了军事方面的事项，其他的现在都不宜改变（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司马师说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出自上古时一首叫《康衢谣》的儿歌，说的是尧治理天下50年后的一天，微服私访至一个叫康衢的地方，听见一群小孩在唱这首民歌：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大意是，让咱们百姓有衣有食，莫不是得益于你的英明政策，让大家不投机、不取巧，这些都顺乎自然的法则。尧听到后很高兴，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于是召来舜，禅让天下。

“三祖典制”指的魏武帝、魏文帝和魏明帝留下的制度典章，在经历了曹爽、令狐愚、王凌等一连串事件后，司马师仍然高举着曹魏的旗帜。父亲临终前把骂名尽可能替他背了，他在这方面的包袱比较少，掌权伊始就强调“三祖”，这是高明之处。

从司马师的一生看，他并不是一个保守派，反对一切改革。相反，他是一个最能适应变化的人，他不愿意改革和改变，不是认为不需要改，也不是不想改，而是他看清现在不能改、不宜改。

原因很简单，现在朝野上下最需要的是稳定，稳定人心、稳定政局，先稳住这一切，其他的事慢慢再说。

次年正月，司马师升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全面掌握了军政大权。

两个月后，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孙吴皇帝孙权驾崩，关于这件事，放到后面再去细说。

消息传到洛阳，不少人认为这是讨伐孙吴的天赐良机，趁其幼主登基未稳之时将江东一举荡平，剩下的蜀汉小国可不攻自破。

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人都纷纷上表，请求征吴，他们提出的具体作战计划各不相同（三征计异）。

傅嘏此时已转任尚书，深为司马师器重，司马师将三个人所上的作战计划都交给傅嘏看，让他参谋一下。

傅嘏看完这三份作战计划，回了一篇很长的奏疏，认为从三份计划的内容看都是讨贼的常计。傅嘏个人认为，现在应该实行大规模屯田，采取不断向前推进，通过稳扎稳打来相机而动。

傅嘏的意见最后未被采纳，司马师采纳的是诸葛诞提出的方案：由王昶率部攻打南郡，由毌丘俭率部攻打武昌，由诸葛诞和胡遵率部攻打东兴。

三路大军之中，前两路为策应，真正的作战目标是军事要地东兴。

作战行动随后展开，司马师想让司马昭锻炼一下，就让他以东战区副司令（安东将军）的身份担任监军。

但司马师还是低估了孙吴的实力，孙吴方面此时由诸葛恪主持军事，他很快判断出魏军攻击的重点方向，亲自率四万大军驰援东兴。

之前魏吴东线战场中，沿长江的最重要的攻防要点是濡须口，曹操与孙权多次在此交手，东兴据濡须口不远，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

东兴之战就此拉开序幕，双方的主将是诸葛诞和诸葛恪，他们与诸葛亮一样，都来自同一个家族。

诸葛恪命老将丁奉率吕据、留赞、唐咨等部缘山西进，但是山路狭窄，进展缓慢，丁奉于是亲率3000人轻装前进，出山后改坐船顺水而下，抢先一步占领军事要地徐塘。

这时已是冬天，长江一带天降大雪，胡遵等人以为吴军还在远处，丝毫没有防备，都在喝酒。丁奉率这3000人马突然对魏军营垒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魏军人数虽然占优，但吴军作战勇猛，以一当十，双方陷入胶着。

就在吴军渐渐不支之际，吕据等部也到了，魏军士气大挫，自发向后撤退。

魏军后退需经过一座浮桥，结果因争渡浮桥而使桥断，落水及互相践踏而死的有上万人，包括将军韩综、乐安郡太守桓嘉等人。

东兴之战就这样未等大规模展开便在序战阶段结束了，王昶和毌丘俭等另外两路听说东兴战败，也烧营而退，被吴军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东兴大败的消息传到洛阳，朝臣们纷纷提出应追究将领们的责任（朝议欲贬黜诸将），司马师不同意。

司马师做了自我检讨，对大家说：“我当初没有听傅嘏的建议才至于此，这是我的过错，诸将无罪。”

但总得有人承担点责任吧，否则实在交代不过去。司马昭在此战中担任监军，司马师是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削去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

东兴之战帮了诸葛恪的忙，孙权死后他是首席辅政大臣，主政之初便打了这么大一个漂亮仗。

但这一场胜仗来得也有点太容易了，对诸葛恪来说倒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

◎夏侯玄和李丰

对司马师来说，外面不顺，内部又起了波澜，这一回的主角是夏侯玄。

曹爽等人被诛杀，夏侯玄侥幸逃过一劫，但他从此郁郁不得志，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

此时夏侯玄有40多岁，像他这样的人，一般还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但司马懿死后两个儿子却依然强悍，不仅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局势，而且与永宁宫的郭太后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司马师兄弟不仅不会倒台，而且迟早要取代曹家的皇帝，夏侯玄觉得简直看不到光明。

但天无绝人之路，尤其是对那些爱观察又勤于思考的人。

正当夏侯玄郁郁寡欢的时候，据他观察，有一个人也和他一样情绪低落，这个人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手里也不掌握重权，却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丰，他的父亲叫李义，曾任曹魏卫尉。李丰的特长是善于识人、品评人，因此引起大家的关注（识别人物，海内注意）。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社会活动能力都很强，比如当年的魏讽，后来的李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朋友多，气场足，无论在朝在野都是人物，想不引人瞩目都难。

曹爽执政时期，李丰因儿子李胜的缘故跟曹爽等人走得比较近，曹爽给他了一个重要职务：永宁太仆。这个职务相当于永宁宫的总管，而永宁宫是软禁郭太后的地方。郭太后似乎对给她派来的这个总管不感冒，平时挺烦他（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

李丰后来改任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曹爽与司马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民间流行着几句歌谣：

曹爽之势热如汤，
太傅父子冷如浆，
李丰兄弟如游光。

小小一个尚书仆射，能与两大巨头并列而论，说明了李丰的不同凡响之处。“李丰兄弟如游光”，是说李丰和他的弟弟李翼能八面玲珑，游走于各方之间，李翼后来当了州刺史。

李丰到尚书台任职后工作态度比较消极，经常请病假，而且一请就是好长时间。当时制度规定，官员连续请病假满百日将解职。李丰总是在快满百日时回到尚书台上几天班，然后再请病假。

司马懿诛杀曹爽后，刚好在路上遇到李丰，司马懿亲口将消息告诉他，李丰大怖，一下子瘫到地上站不起来。

李丰为何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与曹爽等人关系密切，司马懿办完曹爽定会接着办他。但是李丰却平安无事，关键原因是他与司马师的关系也很好，事后他仍然担任尚书仆射，后来要选一个中书令，司马师还推荐了他。

在魏明帝时中书令曾是绝对的显职，执掌机要，影响政局走向，地位甚至高过尚书令，但那是在皇帝本人直接掌权的情况下。此时大权集中于司马师，他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握军权，以录尚书事的身份掌管行政权力，司马师亲自分管的尚书台才是权力核心，中书令实际上是个闲差。

但是，担任中书令这个职务可以随时接触皇帝，李丰到任后经常与少帝曹芳密谈，他们谈论的内容外人一概不知。李丰虽然很“游光”，但他内心里是倾向曹魏的，他的另一个儿子李韬娶了魏明帝曹叡的女儿齐长公主，他与曹氏有姻亲关系。

曹芳已经20多岁了，尽管荣登大位以来就不知道行使皇权是什么滋味，但他也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他与李丰密谈的内容肯定与权力有关，为了实现他们密谈的目标，李丰开始悄悄地展开了联络工作。

李丰与夏侯玄有着共同的担忧，也有共同的理想，所以二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根据李丰的计划，将通过发动政变推翻司马师兄弟，拥立夏侯玄执政。除了夏侯玄外，李丰联络上的人还有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人。其中张缉是曹魏旧臣、凉州刺史张既的儿子，他还是少帝曹芳的岳父，现任张皇后是他的女儿。

李丰的弟弟李翼此时任兖州刺史，李丰计划让李翼找个借口带兵入朝，之后起兵内外相合，一举将司马师诛杀，然后以夏侯玄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以张缉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

李丰虽然智商和情商都不算低，但搞政变他还缺乏经验，把希望寄托在李翼能顺利带兵入朝上，说明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不靠谱。

果然，李翼的请求未获批准。

李丰等人便铤而走险，想利用二月里百官入朝参拜贵人的机会，在某处密藏心腹，待司马师经过时将其诛杀。但是消息提前泄露了。

司马师得知后，惊讶之余十分愤慨，当场下令派重兵去捉拿李丰等人。

舍人王羕建议说：“李丰如果不知道事情已败露，他就会来，只有知道事情败露了他才会挟众自卫。派这么多人去不如让我一个人先去会会他。”

司马师就命王羕带上车辆去请李丰。

李丰见状，已猜到了一半，书生就是书生，听人家一句话就能吓得瘫软，此时除了惊惧，没有任何应变之策，只得随王羕去见司马师。

司马师一见到李丰，就大声指责他。

李丰虽是文人，但也算是条汉子，他回道：“你们父子心怀奸谋，社稷将倾，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把你们擒灭！”

司马师大怒，抄起旁边武士身上的刀对着李丰拦腰砍去，李丰被当场诛杀。

李丰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即使他犯了叛逆的大罪，也应该先审理再行刑，司马师一怒之下将其诛杀，结果就带来了麻烦。

李丰的尸体连夜送到廷尉监狱，廷尉钟毓表示不能接收，原因是李丰没有经过审判，他还不是犯人。有关人员赶紧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又请来诏书，钟毓才算勉强收下。

消息传到宫里，少帝曹芳大怒，追问李丰是怎么死的。

曹芳为什么这样着急？因为整个事件的主谋是他，李丰是执行他的意旨，现在李丰不明不白地死了，曹芳不干了，这一回豁了出去，在宫里大吵大闹。

这让司马师头痛不已，他还没有做好废掉曹芳的准备，而且李丰确实死得说不清楚，司马师只好再到永宁宫搬救兵。

最后由郭太后出面，才算平息了曹芳这头。

夏侯玄随后被抓捕，关进廷尉监狱，钟毓和夏侯玄恰恰是好朋友，他亲自审理，下令不准动刑，不准逼供。

钟毓流着泪为夏侯玄写讼词。为审夏侯玄案，朝廷专门派黄门郎钟会参与审理，实际上就是监督钟毓是否徇私情。钟会是钟毓的弟弟，现在已经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绝对心腹。

最后，夏侯玄以及参与此次未遂政变的张缉、李翼、苏铄、乐敦、刘宝贤等人全部被杀，夷灭三族。

◎不听话，就换了你

对于此次政变，尽管清算得很彻底，也很严厉，但仍然有人漏网了，这个人名叫许允。

许允字士宗，原任侍中，高平陵之变时曾在司马懿和曹爽之间传过话，也许因为那次考验赢得了司马懿的信任，所以许允后来改任尚书，中领军出缺，许允竟然被任命为这个甚为重要的禁卫统领。

但许允不是“司马党”，他是“曹党”。司马师不知道的是，许允与夏侯玄和李丰的关系都很密切。

司马懿死时，许允曾对夏侯玄说：“今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夏侯玄叹道：“士宗，你难道看不到吗，此人尚能以通家年少看待我，而子元、子上不容我呀！”

夏侯玄所谓的“此人”，是指司马懿。

许允听说李丰等人被抓，第一个想法是想面见司马师，替李丰等人求情。他出了门，但又有些犹豫（已出门，回遑不定），走到半道，又要回去取衣服。许允从家里再出来时，得到消息说李丰等人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便回去了。

但这件事还是让司马师知道了，对许允渐渐有了看法。北部战区副司令（镇北将军）刘静去世，司马师让许允转任镇北将军，品秩虽然高了，但重要性和受信任的程度大不如前，且魏军主力一向在西、南、东三大战场，镇北将军较为次要。

许允内心颇失落，司马师行前与他谈话，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慰，许允心内稍安，一高兴，赶紧把司马师说的话告知台中同僚。

少帝曹芳听说许允将赴外任，专门召会群臣，等群臣到了，曹芳特意拉着许允说了一番悄悄话（引允以自近）。

许允与少帝分别时，涕泣不已。

这一年秋天，在许允还没有赴镇北将军任上的时候，蜀汉方面有了动作。姜维率兵攻打陇右，当时司马昭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镇守许昌，少帝诏令他率部增援陇右，行前先回洛阳。

按照安排，少帝曹芳将在平乐观举行阅兵式，为司马昭壮行。

许允还没走，他找几个心腹一商量，认为机会来了。

许允悄悄去见曹芳，建议在司马昭上前辞行时抓住机会把他杀了，然后控制他手下的人马，以此胁迫司马师让权（勒其众以退大将军）。

如此冒险且根本不靠谱的行动居然打动了曹芳，他同意并命人书写诏书。正写着，司马昭进来了，曹芳当时正一边吃栗子一边看优人表演。

一个叫云午的优人唱道：

青头鸡，青头鸡。

青头鸡就是鸭子，这位名叫云午的演员大概是在提醒曹芳不要轻举妄动，曹芳领会，诏书写好了也不敢发。

司马师让人敦促许允速去上任，许允刚一动身，有关部门便举报许允之前有经济犯罪行为，于是把他逮捕，交廷尉审讯，后来死罪虽免，但仍然被流放边地。

许允事件是李丰、夏侯玄案的延续，曹芳身边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信任和依赖的人，就这样一个一个被司马师和郭太后联手除掉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下一个将是谁。

这一年九月里的一天，群臣接到皇太后的诏书，让大家进宫议事。

进到宫中，却不见皇太后，也没有皇帝，只有大将军司马师。

司马师对众人说，当今天子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建议将其废黜。

群臣听得目瞪口呆，但都不敢反对。

于是，以百官的名义共同向太后上奏，收少帝曹芳的玺绶，仍为齐王，归藩于封地。

但还有一部史书说，废曹芳之事司马师事先并不知情，接到太后的诏书召公卿大臣商议，群臣闻听失色。

司马师流涕对大家说：“皇太后诏令如此，诸君说说该怎么办？”

众臣都说：“昔日伊尹流放太甲以使殷朝安宁，霍光废昌邑以使汉朝稳固，权定社稷以济四海，有以上两个先例，今日之事，明公应遵命。”

司马师显得有些无奈地说：“既然诸君对我如此看重，我怎敢逃避？”

于是，太尉司马孚、大将军司马师、司徒高柔、司空郑冲等人领衔百官，向永宁宫上奏废曹芳。

司马师让太后的叔父、宣德将军郭芝赴永宁宫向郭太后报告，郭芝见到郭太后时，郭太后正与曹芳对坐。

郭芝直截了当地对曹芳说：“大将军要废陛下，立彭城王曹据。”

曹芳听完，不作声，走了。

郭太后听了却很不高兴，郭芝看了出来，还以为侄女护着曹芳。

郭芝劝郭太后说：“如今大将军主意已定，应该顺他意而行，不要多说什么了。”

郭芝显然不了解郭太后的心思，郭太后说：“我要见大将军，有话要讲。”

郭芝仍然劝道：“还是算了吧，赶紧把玺绶取来。”

郭太后让人取来皇帝的玺绶，郭芝拿着回去复命。司马师很高兴，让人把齐王的印绶找出来，让曹芳从宫里搬出去，仍当他的齐王。

曹芳从太极殿前经过时，群臣来送行的有数十人，大家心怀悲戚，其中以司马孚最难受，流涕不止。

有人认为司马孚是作秀，其实倒也不见得，在对待曹氏的感情上，司马孚与哥哥和侄子们并不一样。

郭太后不高兴，其实另有原因。

曹芳不是郭太后亲生的，但郭太后以前还比较喜欢他，跟他的感情很好。随着曹芳逐渐长大，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那么听话和便于控制了，郭太后才开始不太喜欢曹芳。经过最近一系列未遂的谋反事件，郭太后的想法跟司马师一样，觉得还是早点换人的好。

郭太后不高兴的原因是，郭芝说司马师想立曹据为帝。

郭太后还是见到了司马师，她说：“彭城王曹据按辈分是我叔叔，他要当了皇上，我往哪里摆？”

是啊，皇太后得管皇帝叫叔叔，听着就有些别扭。

对于这个亲家，司马师必须拉拢，他发现自己的考虑的确不周，就问亲家立谁合适。

郭太后早有人选，她说：“高贵乡公曹髦是文帝的长孙，明帝弟弟的儿子，根据祖宗礼法，小宗有继大宗之说，我觉得他合适。”

郭太后说的曹髦，是曹丕之子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此时14岁，被封为高贵乡公，封地在东武阳。

司马师同意，命太常卿王肃持节前往迎接。

在这支迎接新皇帝的队伍里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只有18岁，却已经担任了散骑常侍，他就是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

作为未来晋朝的开国皇帝，此时的司马炎还很青涩，第一次出远门，可能还有点兴奋，可能一路都在想能早一点见到那位比自己还小4岁的皇帝。

其实曹髦不在封地，他和其他曹氏宗亲一起被集中在邺县居住。王肃到了邺县，将这位毫无思想准备的14岁少年接到洛阳。

这一年十月四日，曹髦抵达洛阳，进城前先在洛阳以北的玄武馆住了一晚。次日曹髦进洛阳城，文武百官在宫城的西掖门前集体参拜，曹髦下车答拜。

有人提醒说天子不必答拜，可曹髦说：“我现在仍是臣属，而非天子。”

答拜完毕，继续行进至止车门，曹髦命令停车，要步行入宫，有人劝阻说按照制度天子可乘车进宫。

曹髦仍然反对：“我只是接到太后的征召，并不知道来做什么呀！”

听到这些话，人们无不佩服，小小年纪脑子却这么清楚，做事这么有章法，只是不知道对他本人来说，这是幸还是不幸。

车驾来到太极殿东堂，郭太后亲自在此等候，她本不用来，但不来又不放心。曹髦是她的侄子，小时候见过，她要亲自看一看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是不是曹髦。

见了面，确认无误，郭太后才放心。

第七章　最后的英雄

◎中书典校郎

一直在说曹魏的事，在曹魏忙于内部事务的时候，吴、蜀两国的情况怎么样呢？

先来说说孙权吧，现在他也步入了晚年。

晚年的孙权对外的进取心大减，他的精力都被内部的纷争所占据了。之前由他背后主导的人事改革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了，孙权并不甘心，其后又推动了新一轮改革。

这一次手段更严厉，被孙权推向改革前台的人名叫吕壹。

吕壹本是孙吴政坛的一个小人物，他的职务不高，是中书郎。

之前说过，汉以前大权集中于尚书台，相当于朝廷的秘书局，尚书台之外还有一个中书台并存，设中书令，与尚书令品秩相当，但权力小得多，管一些来往文书。曹丕在位时提高了中书台的职权，设中书监，逐渐取代尚书台，成为朝廷新的秘书局，是新的权力核心。

中书监下面有一个部门叫通事部，负责人就是中书郎，相当于朝廷秘书局下面的秘书处处长。孙吴建国，没有像曹魏那样设中书监，却设了中书郎，任用的就是吕壹。

中书郎的全称是中书典校郎，又称典校事、校郎、校事。在这些名称中校事的名气最大，提起它，大家想到的往往是特务。

吕壹，就是孙权身边的高级秘书，也是孙吴的特务头子。

暨艳改革失败后，孙权开始重用吕壹，给了他非常大的特权。中书郎本来的职责是典校各官府以及州郡的文书，孙权还让他刺探臣民的言行，举罪纠奸，这一下吕壹手中的权力大了。

要对文武百官和臣民进行监视，人手少了不行，吕壹手下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人。孙权视吕壹等人为心腹爪牙，对他们有求必应，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吕壹等人也很卖力，通过监视百官士民发现不少线索，尤其是大臣们的把柄，问题一经落实，有人就会被治罪。

暨艳事件后，世族们自以为取得了胜利，这时才发现高兴得实在太早，孙权这一招很厉害，把大家治得服服帖帖的。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开始吕壹等人还比较小心谨慎，时间一长，手中的特权不断增加，孙权又越来越信任，这些人便骄傲起来，也不再约束自己的行为。

为了多出成绩，以便到孙权那里邀功，吕壹等人抓住小问题不放，夸大事实，把小案办成大案（摘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更有甚者，为了取得案件突破，他们经常搞刑讯逼供，不管地位高低，一到他们手里就大刑伺候。

这激起了大臣们的反感，太子孙登带头反对，他向孙权进谏，认为吕壹等人生性严苛、手段残忍（壹性苛惨，用法深刻），要求废止。孙登连谏多次，孙权不接受。

丞相有匡扶天子过失的职责，顾雍不敢沉默，也向孙权进谏，孙权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顾雍还受到了孙权的严厉批评（用被谴让）。

太子和丞相都碰了钉子，大家只得闭口（大臣由是莫敢言）。

大家看明白了，吕壹的后台老板是皇上，反对吕壹就是跟皇上过不去，暨艳搞的人事制度改革虽然失败，但皇上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吕壹等人更加嚣张，他们的手越伸越长，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不少无辜者受到了冤枉（毁短大臣，排陷无辜）。

吕壹手下人违法，被建安郡太守郑胄所杀，吕壹非常愤恨，于是中伤郑胄。孙权立刻把郑胄抓起来要严办，幸亏潘浚、陈表等人竭力上言，郑胄才被释放。

吕壹指控前江夏郡太守刁嘉诽谤朝廷，孙权大怒，把刁嘉逮捕审讯，被传讯作证的人迫于校事的淫威，都说刁嘉确实说过那些话，只有侍中是仪坚持正义，说没有听到。

是仪长期在孙权身边从事机要工作，深得孙权的信任，侍中的品秩是2000石，与朝廷九卿相当，但在吕壹眼里只不过小菜一碟。案子由审刁嘉变成了审是仪，吕壹主持审问，结果可想而知，对是仪不利的信息不断传向孙权，孙权多次下诏责问，口气十分严厉，群臣闻听大气都不敢喘（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

在这种情况下是仪仍然坚持原则，他给孙权上疏说：“现在刀已架到臣的脖子上，臣怎敢包庇刁嘉，自取灭族之祸，成为不忠之鬼？我只是把知道的原原本本据实回答（顾以闻知当有本末）。”

是仪坚持不改口供，孙权这才感到或许真如是仪所言，于是下令不再审问，是仪和刁嘉才得以身免。

吕壹等人不仅把手伸向太守、侍中这些“省部级”高官，孙权的女婿、身居左将军高位的朱据也不能身免。

朱据手下有个叫王遂的人，冒领了三万钱公款，吕壹怀疑朱据是背后指使，钱最终到了朱据那里，于是逮捕朱据手下的一名主管，严刑逼供，这个主管禁不住酷刑，被打死了。

朱据哀怜他死得冤，找了一口好棺材为他安葬，这进一步引起了吕壹等人的怀疑，他们认为这正是朱据贪污公款的铁证，上报孙权。孙权多次当面严厉质问朱据，朱据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从家里搬出来睡到草垛上等候处罚（藉草待罪）。

丞相顾雍也被吕壹盯上了，他曾告过吕壹的状，吕壹当然怀恨在心。吕壹秘密检举顾雍的过失，孙权大怒，当面严厉质问顾雍。

吕壹告的是什么状史书没有记载，作为丞相，顾雍的职责范围很广，要打他的小报告也不是难事，经过吕壹等人添油加醋，孙权对顾雍有了意见，甚至打算换人。

◎孙权的“白狐论”

这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保住了顾雍丞相的位子。

这个人名叫谢宏，并不算特别显要的人物，他只是一名黄门侍郎。这个职位可以经常接触天子，所以了解许多内幕，看到顾雍的相位摇摇欲坠，他想帮顾雍一把。

谢宏找到吕壹，故意问：“顾公的事情怎么样了？”

吕壹顺口答道：“不怎么乐观啊（不能佳）。”

谢宏又问：“如果顾公被免，谁能代替他？”

吕壹还没回答，谢宏抢答道：“会不会是潘太常？”

吕壹想了大半天说（良久曰）：“你说得差不多（君语近之也）。”

潘太常就是潘浚，吕壹谁都不怕，却特别害怕此人。之前说过，孙权留潘浚在武昌，协助陆逊负责荆州方面的事务。校事专权的事传到武昌，陆逊和潘浚深为忧虑，感到长此下去国家将陷入混乱，每次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二人都忍不住流泪（同心忧之，言至流涕）。

潘浚请求还朝，来到建业，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仍不听。潘浚是个能文能武又有血性的人，他想了一办法，要彻底解决吕壹。

潘浚设宴，大会郡僚，他想在宴会上亲手将吕壹杀了（欲因会手刃杀壹），以一己之身为国除患。然而吕壹耳目众多，消息被他侦知，吕壹吓得称病不敢去。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潘浚一心跟他同归于尽，让吕壹十分忌惮。

谢宏身在中枢，当然知道这些，他提潘浚的名字是故意的。谢宏说：“潘太常提到您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常切齿于君），只是他身在武昌，路太远没有机会罢了，今天如果取代顾公，恐怕明天就要打击您！”

吕壹大惧，于是主动帮顾雍化解。

潘浚后来只要有机会见孙权，无不陈述吕壹的奸恶，说得次数多了，引起了孙权的警醒，吕壹的宠信有所松动（由此壹宠渐衰）。

被吕壹诬告过的重臣除顾雍、朱据外，还有陆逊、诸葛瑾等人，看到这些重臣们被校事打压，群臣不敢出声，激怒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步骘。

步骘此时不在建业，他以骠骑将军的身份在西陵负责长江上游防务，西陵即夷陵，孙吴改的名。经过深入思考，步骘向孙权上了一篇长疏，痛陈校事“四宗罪”：一是轻忽人命，已招来举国称怨；二是政令有失，导致阴阳失和，近期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天地示变，人主当警醒；三是离间股肱之臣，有损社稷；四是校事之设，造成吏多民烦，成为弊政。

步骘的上疏让孙权冷静了不少。孙吴的武将，陆逊为首，诸葛瑾为次，以下就是步骘、朱据，这些人如果都陷于校事之争，将来谁为自己打仗？

朱据的案子这时还没有结论，朱据每天还睡在草垛上待罪。典军吏刘助发现了案情的真相，把吕壹陷害朱据的过程秘密报告了孙权，孙权才知道自己的女婿竟遭到如此下场。

孙权震惊之余陷入深刻反思：“就连朱据都会被陷害，何况其他官民（朱据见枉，况吏民乎）？”

孙权下令，赏赐刘助100万钱，逮捕吕壹，严加审问。

吕壹被收付廷尉，负责审理的是他的老对头丞相顾雍。

吕壹已是阶下囚，但顾雍仍然和颜悦色，心平气和地问他口供。

问完，顾雍临走还特别对吕壹说：“你有什么要申诉的没有（君意得无欲有所道）？”

办案子，这才叫专业，吕壹羞愧无言，唯有叩头。

尚书郎怀叙大概也深受校事之害，当面羞辱吕壹，顾雍斥责道：“朝廷有法律，怎么能这样（官有正法，何至于此）？”

案件审结，有关部门报告，拟对吕壹执行焚如、车裂之刑。

焚如是王莽首创，用火把人活活烧死，车裂是传统酷刑，用车驾从不同方向把人撕成碎片，看来吕壹这些年真把大家祸害得不浅，大家觉得不用这些刑法不足以解气。

可能孙权觉得太血腥，毕竟吕壹为自己卖命，没有批准这么做，将吕壹处斩。

吕壹死后，接任中书郎的是袁礼，孙权派他向受吕壹等人诬陷的文武大臣们道歉，并询问对时局革新的意见。

袁礼跑了一大圈，先后赴各地拜见了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潘浚等人，吕壹倒了台，这个姓袁的会不会是下一个吕壹，大家心有忌惮，不肯多说。

袁礼向诸葛瑾、朱然、吕岱征求对时局和政治的意见，他们都说自己只懂军旅，不知道政治，不肯提（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把提意见的任务推给陆逊、潘浚。袁礼去见陆逊、潘浚，这二位干脆声泪俱下，涕泣不止（泣涕恳恻）。

袁礼回来如实禀报，孙权大为惊虑，他知道陆逊等人内心里仍有恐惧，对自己无法完全信任，这让孙权感到可怕。孙权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分别派人送给以上重臣。

在信中，孙权一一以诸人的字相称，口气十分亲切。孙权说，天下只有圣人才能不犯错误，只有聪明绝顶的人才能看清自己（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一般人哪能做到那么周全呢，一定是他有什么地方伤害了大家，他又疏忽没有察觉，所以大家才有顾忌。

孙权说，他随先父起兵以来已经50年了，和诸君相处，从年轻到年长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总以为已经做到了完全了解，做到了推诚相见，于公于私，都结为一体。那些穿布衣、系皮带的平民百姓结成友谊，尚能经历磨难不变心（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而与诸君共事，大义上是君臣，私情上其实说是骨肉都不为过。

孙权说，荣华富贵、欢喜忧愁，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能竭尽忠诚不隐瞒，贡献智慧不保留。船开到河中间，还能在河里把谁换一下吗（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公是霸主，做得好管仲就赞扬，有过失管仲就指出来，意见没被接受劝谏就不停止。希望听到大家的见解，以改正自己的不周之处。

这封信写得言辞恳切，可以说发自肺腑，也可以看作经历吕壹一事后孙权向大家做出的检讨。

孙权在信里还有这样几句话：“天下没有纯白色的狐狸，但是有纯白色的皮衣，这是众人用纯白色的狐皮积攒出来的（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人之积也）。能用各种颜色的狐皮缝制一件纯色的皮衣，所以只要能调动起众人的力量，就能无敌于天下，只要能利用众人的智慧，就不怕比不上圣人。”

虽然错了，但仍能自我反省，孙权还没有“老糊涂”。

◎又陷夺嫡魔咒

但更让孙权烦恼的事在后面，太子废立让孙权耗尽了精力。

孙吴赤乌元年（238年），孙权最宠爱的步夫人去世了。孙权第一位夫人谢氏死得较早，后来陆续娶了徐氏、袁氏、王氏、步氏、潘氏等，在这些人里孙权最宠爱的是步氏。步氏得宠，一是长得很美；二是性格很好，不妒忌；三是为孙权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号为大虎、小虎。

孙权当上吴王时想立步氏为王后，群臣认为应该立太子孙登的养母徐夫人，结果孙权谁都没立，使王后之位空缺。孙权称帝后旧议重提，群臣意见仍然立徐夫人，孙权干脆不再提这个话题。

现在步夫人死了，孙权还是不甘心，他授意臣下上书，为步夫人追赠皇后名号（臣下缘权指，请追正名号）。

太子孙登此时不在武昌，也不在建业，几年前孙权曾出兵新城，将其占领，派孙登到那里，总理一切事务（权征新城，使登居守，总知留事）。当时年谷不丰，盗贼横起，孙登上表奏定律令，加强防备，有力地打击了犯罪活动（甚得止奸之要）。

然而，孙吴赤乌四年（241年），年仅33岁的太子孙登却突然患了病，这场病很重，他竟然去世了。

临终前，孙登向父皇上疏，希望立弟弟孙和为太子。

孙权十分悲痛，下诏谥孙登为宣太子，于次年立孙登之弟孙和为太子，为了新太子的确立，孙权下令将吴郡的禾兴县改名为嘉兴县，即今浙江省嘉兴市。

孙登去世受影响最大的是太子府里任职的诸人，孙权为培养孙登，为他配备了豪华的班底，囊括了诸葛恪、张休、顾谭、谢景、范慎、华融、刁玄、裴钦等俊才，孙登如果继位，他们今后的仕途都将不可限量，现在太子是孙和，身边用的是阚泽、薛综、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人。

孙登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给父皇的临终上疏中对原来在身边工作过的诸葛恪等人进行了推荐，一一指出他们的特长，希望父皇重用他们。

孙和时年19岁，生母是孙权的王夫人。孙和从小就很聪明，孙权特别喜爱他，常把他带在身边，孙和得到的珍宝珠玩衣物等赏赐在各皇子里最多。孙和爱好文学，善骑射，不仅聪明还善于思考，尊敬老师，爱护人才。

孙和曾向孙权上疏，认为当时各官府只是依照官样文书处理事情，奸猾之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篡改公文（奸妄之人，将因事错意），所以要求杜绝此类现象。

有两位官员不合，互相揭发，孙和对他们说：“能居文武官位的人有多少呢，你们互相仇恨，图谋陷害，怎能得福？”

这两位官员因此和好，从此友善交往。

孙权的儿子们虽然没有曹操的儿子曹植、曹丕、曹冲、曹彰那样显名，但也都很优秀，可不知道为什么，从孙虑到孙登，都在青年阶段而病故，让孙权一次又一次以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对新太子孙和，孙权抱有极大的期望。

孙吴赤乌六年（243年），孙吴第二任丞相顾雍去世。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议论张昭会不会接任，因为张昭早在七年前去世了。

当初孙权决意派张弥、许晏等人出使辽东，张昭力谏，孙权不听，张昭一生气称病不再上朝。孙权也来了气，下令把张公馆的大门用土堵住，张昭也火了，让人从里面再起一堵墙，彻底把大门封起来（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后来，果然如张昭所料，公孙渊杀了张弥、许晏，孙权知道自己错了，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张昭还是不来上朝。

一次，孙权路过张公馆，大概这时候大门还被堵着，孙权站在外面亲自喊张昭，张昭还是以有病相推辞（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孙权令人在张公馆大门口点火，想吓唬吓唬他（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把老同志从家里逼出来。老同志腿脚不一定好，伹骨头却是硬的，任你怎么烧，就是不出来，弄得孙权只得下令赶紧灭火。

孙权没招了，但又不能走，就在张公馆门口一直待着（住门良久），张昭的儿子们看不下去了，一齐上前扶着父亲出来与孙权相见，孙权把张昭让到自己的车上，一同回宫，之后做了深刻检讨（深自克责），张昭这才参加朝会。

张昭去世时81岁，其子张承、张休以及侄子张奋等人继续活跃在孙吴政坛。

在这几年里，先后去世的还有诸葛瑾、潘浚等重臣，虽然步骘、全琮等一批武将仍在，但具备政治家头脑又有很深资历的大臣已经不多了，陆逊几乎成为继任丞相的唯一人选。

孙权下诏，拜陆逊为丞相，不再担任上大将军一职，但仍兼任荆州牧、右都护，统领武昌一切事宜（领武昌事）。

陆逊和顾雍一样都出身于吴郡世族，这是孙权当年重用提拔他的重要原因。孙吴政坛由两大势力构成：一是祖籍在江北地区的所谓外地人，其中以徐州、豫州以及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为最多，有人称其为淮泗集团，代表人物有张昭、张纮、周瑜、鲁肃、诸葛瑾、步骘等；一是祖籍吴郡的世族，其中以顾、陆、朱、张四姓为首。吴郡以外的江东世族也有不少人物，但实力相对较弱。

孙权深得帝王之术，在治人拢心方面颇有手段，从本意上讲他更倾心于淮泗集团，因为他们是外来户，为自己所用又不会构成威胁。但仅靠他们又难以巩固江东，所以对以吴郡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也加以延揽。

在一些大政方针上，本土派和外来户的考虑往往不同，比如对外用兵，本土派一般谨慎，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安危、利益，反抗外敌入侵态度坚决，但对不必要的征伐则持保留意见，孙权出兵辽东、夷州、亶州陆逊均坚决反对，就是这个道理。

赤乌年间，孙权已60岁左右，身体大不如前，开始生病（尝寝疾）。

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就容易多想，孙权也不例外，他知道自己终将老去，于是不得不思考孙吴的未来。曹魏一代不如一代，出现了司马懿那样的权臣；蜀汉的接班人也差强人意，大权长期被诸葛亮独揽，这是孙权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孙吴的下一代君主应该像他一样强势而掌控一切，不能出现任何权臣，这些问题孙权之前也许没有认真想过，但现在不得不想了，一细想，却让孙权难以心安。

问题出在丞相陆逊身上。在孙权眼里，不是陆逊做丞相能力不够、威望不足，不称职，而是陆逊能力太强、威望太高，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陆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在吴军中享有绝对威望，这样的人既是忠臣，也是下一个权臣。

孙权又看看太子孙和，这个儿子身上有许多普通人的优点，比如善良、好学、待人诚恳、能体谅别人等，可是作为孙吴未来的皇帝，他缺少帝王的霸气，根本驾驭不了陆逊这样的大臣。

孙权陷入深深的忧虑，他觉得自己临终之前这件事必须处理好，否则闭不上眼。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就在孙和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孙权突然下诏，封孙和的弟弟孙霸为鲁王，并对他特别地宠爱（宠爱崇特）。

太子初立，理应维护太子，树立其权威，而立孙霸为鲁王又特加宠爱，无疑给人以太子地位不稳的暗示。

皇家无私事，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江山易代之际正是政治风云变幻之时，有人沉，有人浮，所以众人无不时刻在关注着帝王家的一举一动，一部分嗅觉灵敏的投机者看出了玄机，在孙霸周围渐成一股势力。

孙霸生年不详，哥哥孙和被立为太子时他不过十几岁，不可能主动发起一场争太子的战斗，说到底他是被一部分人所利用，这一部分人的核心是孙霸的姐姐孙鲁班。

孙和、孙霸都是孙鲁班的弟弟，她支持孙霸反对孙和，动机最初不是来自争权，而是争气。

孙鲁班和孙鲁育是已故步夫人的女儿，步夫人虽得孙权宠爱，却一直没有机会被册封为皇后，直到死后才被追封，这成为孙鲁班的心病。史书记载，孙鲁班跟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不和，孙鲁班对王夫人十分不满（素憎夫人），所以对孙和当太子持反对态度。

史书没有揭示孙鲁班与王夫人构恶的原因，推测起来，可能早在步夫人在世时二位夫人就开始争宠。孙权之前最宠爱的是步夫人，但王夫人也差不了太多（宠次步氏），根据宫斗戏的情节推测，这样的局面想保持一团和气很难。

但那时孙权的后宫相对平静，因为步夫人生性和善不喜争斗（性不妒忌），她处处忍让，使矛盾未加激化。其中内情外人虽不知，但做女儿的孙鲁班应该清楚，所以对王夫人积攒下怨气。

让孙鲁班不忿的是，王夫人母以子贵，孙权准备册封她为皇后（权将立夫人为后），母亲生前未能达成的心愿，对手轻易就将实现，孙鲁班对王夫人的怨恨更多了。

可怕的是，父皇一旦驾崩，孙和继位，王夫人成为皇太后，如果秋后算账，自己已经没有保护伞，处境将十分凶险，所以孙鲁班认为，无论如何要扳倒太子，让王夫人的美梦破产。

孙鲁班姐俩一向深受孙权的宠爱，孙鲁班的话对孙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她便经常在孙权面前说太子和王夫人的坏话。

如果认为只说说坏话就能完成一场政变那就太幼稚了，孙鲁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身后逐渐聚集起一个团队。

孙鲁班初嫁周瑜的儿子周循，周循死后改嫁全琮。全氏也是江东大族，全琮是孙权深为信赖的将领之一，刚刚由卫将军升为大司马，是仅次于陆逊的重臣，在孙鲁班的影响下，全琮也义无反顾地站在孙霸的一边。

还有骠骑将军步骘，他是孙鲁班生母的同族，因为有孙鲁班的母亲，步骘才有了今天，所以步骘也支持孙霸。其他还有镇南将军吕岱、吕岱之子荡魏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他们结成了一个势力很大的集团。

这样，孙吴的大臣们便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太子，一派支持鲁王，太子居南宫，这场政治斗争也被称为“南鲁之争”。

◎陆逊忧愤而死

一些人看得很清楚，孙霸和孙鲁班之所以能挑战太子，背后是孙权的纵容和默许，所以两派之外还有不少内心里其实支持太子的朝臣却不敢公开表态。

太子一派里只有丞相陆逊、太常卿顾谭、太子太傅吾粲、左将军朱据、威北将军诸葛恪、会稽郡太守滕胤、平魏将军施绩、尚书丁密等人态度鲜明，他们建议孙权坚持长幼之分，继续拥立太子。

顾谭是顾雍的孙子，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施绩是名将朱然之子，朱然本姓施，过继给朱治后改姓，朱然死后施绩重新改姓为施。

孙霸年纪虽然不大，但在孙鲁班等人的策划下也有意识主动结交知名人士。史书上记载孙霸曾亲临施绩的官署，为了表示亲近，孙霸主动坐在施绩的近旁，施绩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下地住立），表示自己不敢承当。

顾谭多次上书孙权建议对孙和太子之位再次予以明确，以绝孙霸争位之心。吾粲也上书，不仅建议申明孙和的地位，更建议让孙霸出驻夏口，把孙霸的心腹杨竺等调离建业。

全琮曾给陆逊写信，说太子府、鲁王府里有不少空缺，朝臣们争着把子弟送到那里当差，自己也想这么办。全琮作为孙鲁班的丈夫，政治态度早已不言而喻，他写这封信，实际上是想对陆逊进行试探和拉拢。

陆逊给全琮回了信，信中说：“子弟们如果有才能不愁没地方当差，不必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谋取荣华富贵；如果没有才，必然取祸。”陆逊还说：“听说二宫已成对立，将来必然出现厚此薄彼的情况，这是古人所忌之事（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后来，全琮的儿子全寄竭力支持鲁王，陆逊又给全琮写信劝告：“您不效法金日磾，却把全寄留在鲁王府中（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归要给您的家族惹来大祸啊！”

金日磾是汉武帝身边的宠臣，后与霍光共同辅政，其子在宫中长大，与宫女嬉戏，被金日磾杀死。全琮争取陆逊，陆逊反过来争取全琮，二人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生隙。

陆逊也向孙权上疏：“太子是正统，地位应如磐石之固，鲁王是藩臣，宠秩应当有差别，这样上下才得安定，我在此叩着头流着血向您禀报（谨叩头流血以闻）！”

陆逊前后多次上疏孙权，都没有得到孙权的回应。陆逊请求回建业，想当面与孙权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孙权下诏，不许陆逊来建业。

一次，孙权与鲁王党重要分子杨竺单独谈话，涉及二宫优劣。杨竺抓住机会竭力夸赞鲁王的才能，适合当太子，孙权当场表示赞同。

但是，这场谈话并非没有第三者在场，有个到孙权这里送东西的小吏躲在床下，把他们说的话全听到了（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

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这个小吏如此大胆，竟然冒着灭族的危险偷听皇帝的秘密谈话，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是此人脑子进水，答案就只有一个，此人是太子党或太子的同情者，他知道杨竺单独面见孙权必然有不利于太子的话，所以特意偷听。

这个小吏赶紧报告了孙和，孙和十分紧张，他想向陆逊求援。当时陆氏有个宗族子弟叫陆胤，在尚书台担任选曹郎，他正要去武昌有公务，孙和换了便服偷偷去见他，二人在一辆车上密议，决定由陆胤告诉陆逊，让陆逊上表劝谏。

陆逊上表后，孙权震怒，他怀疑杨竺泄露了消息。

但杨竺矢口否认，孙权也知道杨竺是鲁王的死忠分子，也不可能把消息告诉陆逊，其中一定有隐情，就让杨竺调查。

杨竺后来怀疑到陆胤，他告诉孙权陆胤刚好去过武昌，陆逊的上表紧接着就来了，消息一定是陆胤泄露的，孙权下令把陆胤抓起来拷问，陆胤为掩护太子，就说是杨竺告诉他的，孙权下令把杨竺也抓了起来。

杨竺经不起拷打，只得承认是自己说出去的，孙权把杨竺杀了，陆胤反而保住了一命，孙权死后，陆胤成为孙吴的高级将领，担任过西陵都督等重要军职。

对陆逊等人的坚决反对，孙权决定反击。

这时发生了芍陂论功事件，给孙权打击太子一党提供了机会。

孙吴赤乌四年（241年）发生了芍陂之战。顾谭的弟弟顾承、张昭的儿子张休等随全琮父子参战，吴军获胜。本来这件事早已过去，论功行赏都已经结束了，但全琮父子突然旧事重提，向孙权揭发行赏不公，背后有问题。

全琮父子认为此战他们功劳最大，但张休、顾承等人得到的赏赐反而更多，原因是张休、顾承与典军陈恂有私下往来，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奖赏，孙权接到举报后命令有关部门予以调查。

这是一桩未必能说清楚的事情，但孙权办得很认真，处罚更为严厉。结果顾承、顾谭获罪，被流放到交州，最后都死在了那里。

一件说大不大的事竟然让孙权下了狠手，这是有原因的，孙权这么做是冲着陆逊来的。顾谭、顾承不仅是顾雍的孙子，还是陆逊的外甥，孙权对陆逊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借此事向陆逊表达强烈的不满。

不久，太子太傅吾粲受孙霸、杨竺等人的陷害，被孙权处死，吾粲曾多次写信给陆逊，通报建业的情况。

孙权又抓住这个把柄，派人到武昌责让陆逊，63岁的陆逊大为忧愤，竟然去世了。

陆逊死后，孙权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擢升步骘当丞相，全琮升为右大司马，鲁王党看样子已大获全胜。在这次人事调整中，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异军突起，被任命为大将军，这是他父亲生前担任的职务。

陆逊死后，孙鲁班加紧了对太子的陷害。

孙权生了一次病，孙和到孙策庙里祈祷，希望父亲的病早点儿好。孙和的妃子张氏是张休的侄女，张休的府邸刚好在孙策庙附近，孙和祈祷完，张休邀请他到府中坐坐。孙鲁班一直派人跟踪太子，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可以做文章。

孙鲁班跑到孙权那里告状，说太子根本没去庙里，而是跑到张休那里商量大事去了（专就妃家计议）。孙鲁班还说，太子的母亲王夫人听说皇上有病，不忧反喜。

孙权对孙鲁班一向宠信，听后大发雷霆。消息传到王夫人那里，王夫人恐惧，竟然忧愁而死，孙权对孙和更加失望。

芍陂论功事件也牵扯到张休，中书令孙弘等人进谗，张休的处罚比顾谭、顾承还重，居然被赐死了。

现在只要再向前一步，太子孙和就将被废。孙霸一旦立为太子，鲁王党就可以庆贺胜利了，但孙权的这一步迟迟没有迈出。

孙权曾与侍中孙峻有过一次谈话，孙峻的父亲孙恭是孙暠的三子，孙暠是孙坚弟弟孙静的长子，孙峻是孙权的侄孙。在孙氏的后代中，孙峻比较突出，他骁勇果敢，精明强干，胆大刚决，深得孙权的喜欢。孙权让他担任武卫都尉，是禁军的高级将领，同时担任侍中。

孙权对孙峻说：“子弟不和，臣下分成两派，将导致袁氏之败，被天下人耻笑。太子只能立一个人，怎能不引起争斗（一人立者，安得不乱）？”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孙权的忧虑，改立太子是他初始的想法，扳倒陆逊也是他的目标，但是看到由此产生的巨大副作用时，孙权的内心开始了犹豫，下一步是不是立即废掉太子，孙权觉得不必太急。

孙权担心袁绍立嗣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裴松之就此评价说他其实还不如袁绍、刘表，袁绍、刘表认为袁尚、刘琮更贤能，所以立他们为嗣，并不愿意改变，而孙权既立孙和，又宠信孙霸，酿成混乱，自构家祸，孙权比起袁绍、刘表来要昏聩不明智得多（方之袁、刘，昬悖甚矣）。

犹豫了一年后，孙权下令将太子孙和软禁于宫中，但仍没有废掉他。

骠骑将军朱据上书孙权予以争辩：“太子是国之根本，他为人雅性仁教，天下归心，现在猝然责罚他，将引发满朝疑虑。当年晋献公偏信骊姬而害申生，汉武帝听信江充而让戾太子冤死，臣担心太子不堪其忧而身亡，到时候再想建思子宫也无法使太子复生了！”

汉武帝时太子刘据因巫蛊事而自杀，汉武帝后来醒悟，思念刘据，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朱据提醒孙权，不要犯前人的错误。朱据言辞恳切，为了能使孙权转意，宁愿一死，但孙权置之不理。

在“南鲁之争”中孙权的小女儿孙鲁育没有公开表态，但她的丈夫朱据显然支持太子。朱据急了，联络了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屈晃等一批朝臣跑到宫外为太子请愿，他们把自己绑起来，叩头触地（泥头自缚）。孙权登上宫里的白爵观看到朱据他们，十分厌恶。

孙权下诏，斥责朱据、屈晃等人没事找事（无事匆匆）。但毕竟涉及朝臣较多，又在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孙权没开杀戒，而是把朱据降为新都郡丞，把屈晃斥归田里。

朱据曾得罪过中书令孙弘，他还没有到达新的任所，孙弘便私自冒用孙权的名义下发诏书，把堂堂的前骠骑将军、皇帝的女婿杀了。事后孙弘并未被追究，有人认为其实这是孙权本人的旨意。

◎马茂谋反事件

但是，鲁王党显然高兴得有点儿早，因为孙权已厌烦了二宫争斗，面对斗争后的惨景，孙权对鲁王及其一党也失去了好感和信任，孙权决定另立他人。

孙霸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是孙奋，一个是孙休，一个是孙亮。孙亮年龄最小，年势已高的孙权对他格外疼爱，他的母亲潘夫人近年来也最受孙权宠爱，孙权有立孙亮为太子的打算。

最早看出端倪的还是孙鲁班，她察觉到孙权对鲁王已不感兴趣，转而全力支持孙亮，她不断在孙权面前称颂孙亮，并把丈夫全琮侄子全尚的女儿嫁给孙亮，鲁王被抛弃。

孙吴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下诏正式罢黜孙和，贬为平民，放逐到故鄣，即今浙江省长兴县。同时，立皇子孙亮为太子，孙亮这时才七岁。

孙权还下诏将鲁王孙霸赐死，全寄、吴安、孙奇等孙霸身边亲近的人全部诛杀。但仍有人对孙权另立太子的做法表示反对，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援引战国时晋文公杀太子申生另立奚齐从而导致晋国混乱的事进行劝谏，陈正、陈象还提出为朱据、屈晃平反。

孙权大怒，朝廷上下已被弄得千疮百孔，眼下亟须安定，还要折腾，没完没了。孙权下令诛杀陈正、陈象三族。

这场实际上由孙权背后挑起的南鲁之争以双方最终的惨败而结束。此事牵涉的范围之广、官员之多，在汉末三国时期历次政治斗争中都首屈一指，对孙吴政权的打击也相当巨大，在整个赤乌年间，孙吴上下一直忙着这些事，十几年里没有对曹魏有过像样的军事行动。

此事也极大地损伤了孙权的威望，陆逊、朱据等重臣受株连致死，伤害了一大批吴郡世族的感情，为孙吴政权的短命埋下了伏笔。

从孙登到孙和再到孙亮，孙权三易太子，最后选定的是只有七岁的孙亮。此时孙权已经60多岁，来日无多，经过一场政治洗礼，朝廷上下一片黯淡，大家互相设防，不敢轻信任何人。一旦孙权不在，年幼的孙亮如何接好这个班，更让孙权头疼。

孙吴赤乌八年（245年），也就是陆逊死的那一年，孙吴还发生了征西将军马茂谋反事件，直接威胁到孙权本人的安全。

马茂是曹魏人，在曹魏的淮南郡钟离县当一名小吏。当时曹魏的扬州刺史是王凌，马茂不知为何得罪了王凌，从曹魏逃到了孙吴。他很有能力，在孙吴当上了太守，被封了侯，手下有1000多人马，最后居然位至征西将军。

但马茂心怀二心，一心想等待机会谋反。这让人不可思议，马茂是从曹魏那边逃过来的，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得到了荣华富贵，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要说在孙吴这些年里他重新改变了政治信仰，估计也没有人相信。

马茂在孙吴站稳脚跟后便着手制订谋反计划。他确实太有本事了，不仅掌握了一定的兵权，还发展了几个同志，包括符节令史朱贞、无难督虞钦、牙门将朱志等人，他们官职并不显赫，但个个都是要害人物。

符节令史负责保管孙权的印信、符节等物，关键时刻拿出来就能顶大用；孙吴禁军设无难营，是近身护卫孙权安全的部队之一，负责人就是无难督；牙门将负责守卫中军大营，如果孙权出了宫，出来进去都绕不开他。看来马茂发展他们为下线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这几个人互相配合，关键时刻出手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孙权虽然已60多岁，但为了显示自己还不老，还保留着射猎的习惯。根据安排，孙权将出宫与公卿们举办一次射猎活动，马茂等人认为机会来了。

他们计划等孙权出了皇宫来到行营而公卿诸将还没有进行营之时，由朱贞偷偷把孙权的符节拿到，向公卿诸将宣布有诏书到，之后把他们都捆起来，由马茂率兵闯进孙权的行宫袭杀孙权，得手后再攻占皇宫和石头坞，并派人联络曹魏。

如果马茂真是曹魏派来的卧底，这就是一次曹魏制定的针对孙权的斩首行动。这个计划看似不可能，但如果孙吴有关部门疏忽大意，这个计划完全可能成功。届时，孙权非死即俘，长江北岸的曹魏军如果来得快些，建业将失守，群龙无首的孙吴瞬间便会瓦解，曹魏几代人辛苦奋斗、拼死厮杀也未能实现的理想，被钟离县的一名小吏办到了。

可惜，历史没给马茂成名的机会，他们的计划在付诸实施前走漏了消息，有关部门迅速抓捕，主干分子全部落网，孙权下令将他们全部灭族（事觉，皆族之）。

孙吴赤乌十年（247年），有关部门报告，说建业宫建成已久，需要大修一下，孙权同意，命人把武昌宫的一部分宫殿拆除，把木料砖瓦运过来，作为修缮建业宫之用（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有关部门上报，说武昌宫修建于28年前，木料砖瓦已不堪用，应该下令出产木材的郡县重新砍伐木料。

孙权不同意，对大家说：“当年大禹认为简陋的宫殿才是好的（大禹以卑宫为美），现在战事未平，各地赋役已经很重了，如果再砍伐木材就会耽误农时，把武昌宫的木料运来可以用。”

这一年孙权暂时搬到南宫居住，对吴宫的主要宫室太初宫进行改建，一部分材料想必就是武昌运来的，各州郡长官以及诸将都参加过义务劳动（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太初宫改建后十分辉煌壮丽，有神龙、临海、赤乌等殿宇，东西胶葛，南北峥嵘，宫阙相连。

孙权拆旧宫修新殿的举动常被后人提及，被认为是爱惜民力、不铺张浪费的典范。但客观地说，用了28年的旧料还能不能再用的确是个问题，即使可用，一两千里的长途运输，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运费恐怕比砖瓦木料本身的价值大得多，是节约还是浪费真不好说。

孙权虽老，但还会算账，明显不划算的事他也不会坚持，他执意这么做，显然不是作秀，而有深层次考虑。

武昌宫曾经是孙权的正宫，所在地势险要，周边环境也很好，孙权一度对那里十分满意，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孙权主动退回建业，固守江东的核心地带，如果今后战略上没有大的调整，武昌宫作为皇宫的价值已经不存在了。

孙权离开武昌后，故太子孙和曾在那里留守多年，现在孙和和陆逊都不在了，在孙权眼里武昌只是一处战略要地，而不是孙吴的首都。留一座现成的皇宫在那里，不仅浪费，更是一件危险的事。一旦自己不在人世，有人造反，无论是另立新君还是在孙吴的地盘上割据称雄，武昌宫都是给人家留下来的一份大礼，孙权考虑还是把它拆了吧，修建建业宫刚好是个借口。近人卢弼就此评论说，武昌宫的拆除，主要显示出孙权已经年迈，没有更大的志向了（权老而无远志）。

其后几年间，全琮、步骘、朱然等一批老臣纷纷辞世，孙权不仅感到了悲伤，更感到了孤独。尤其到朱然去世时，孙权环顾随他打江山的旧人中已经再没有几个了，所以特别难过。

朱然还是孙权少年时代的同学，君臣二人一生中保持了深厚的情谊（结恩爱），步骘、全琮去世后，朱然作为左大司马，是孙吴军职最高的人。

朱然生病两年不能起床，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孙权为此吃不好、睡不好（昼为减膳，夜为不寐），宫中往朱府送医送药的人络绎不绝。朱然为了不让孙权担心，定期派人到宫中报告病情，每次孙权都亲自接见，亲自询问，连朱然派来的人都给予酒宴款待，走时还赐给布帛等物（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

孙吴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去世，享年68岁。孙权素服举哀，哭得很厉害（为之感恸）。

这一年，按虚岁算，孙权也正好68岁。

◎孙权也死了

次年，即孙吴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宣布接到神人所授书册，建议改元，立皇后。

这件事有些诡异，什么样的神人、书册上都写了什么，史书都没有记载。对于一个近70岁的老人来讲，诡异也许不是迷信，而是信仰。

孙权本来就信巫卜，人老了就更深信不疑，推测起来，神人和书册不大可能是孙权胡编乱造的，一定是下面的人针对孙权的喜好弄出来的，目的是讨孙权的欢心。

每有重大自然灾害和灵异事件发生，都被认为是异兆，地震、洪水是异兆中的凶兆，而发现黄龙、凤凰、麒麟这些东西则被认为是异兆中的吉兆。

在整个孙吴赤乌年间，史书关于孙吴各地出现各种吉兆的记录突然增加，赤乌十一年（248年）云阳郡发现黄龙、鄱阳郡发现白虎，赤乌十二年（249年）临平湖发现宝鼎，章安郡发现白鸠。这种事就像UFO一样，一部分是错觉或误认，一部分则是人为捏造，上有所好，下有所图。

孙权对神人书册很重视，孙吴赤乌十四年（251年）五月下诏改年号为太元，册立太子孙亮的母亲潘夫人为皇后，这是孙权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在任皇后。

潘皇后是会稽郡人，父亲是一名县吏，犯罪被判处死刑，按法律潘皇后和她的姐姐都被罚为官家奴婢，在宫里的织室做苦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权看到她，把她召进后宫，又生下了孙亮，从而彻底改变了命运。

史书对孙权这位唯一的皇后评价不高，认为她为人阴险、妒忌，又特别会讨孙权欢心（性险妒容媚）。步夫人死后，孙权最喜欢的人其实不是她，而是袁术的女儿袁夫人，袁夫人有节行，但没有生下儿子，孙权想立她为皇后，袁夫人因为自己没有儿子而固辞。

潘夫人被立为皇后，对袁夫人等加以谮害，在宫中积怨很大。

还是这一年，孙权听说临海郡的罗阳县出了一位神人，名叫王表，这个人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说他言谈饮食虽然与常人没有区别，但有本事让人看不到他的身体（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是一位隐形人。

孙权于是派中书郎李崇去把这个人迎进宫中，带去的有辅国将军、罗阳王的印绶，准备把这两项官职授予王表。张昭为孙氏三代人辛苦了一辈子，临死才是辅吴将军，一个江湖骗子轻松就能登此高位，张昭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王表随李崇出来，还带着一个叫纺绩的婢女，一路之上与各地郡县长官交谈，没有能难倒王表的，每过高山大河，王表都让婢女鼓捣一些神秘仪式，说是与山神河神互通消息（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

王表到建业后，孙权在皇宫东门苍龙门外为他建起府邸，经常派大臣前去请王表预测水旱灾害，往往都能应验，孙权对王表深信不疑。

孙吴太元元年（251年）八月，吴地多处突遭大风袭击，江海涌溢，有的地方平地水深八尺，从曲阿传来消息，孙权父亲孙坚的高陵松柏全被大风吹倒，吴郡郡治所在地南城门居然被大风吹起，又落到地上。

太子、丞相不得善终，大臣广受株连，又发生了严重的谋反事件，孙吴的国运就像孙权的身体状况一样，一天不如一天了。

孙权下诏大赦天下，此前他以中原尚未一统为由不同意郊祭，现在下诏在南郊进行祭祀。

这时已经到了冬天，从南郊祭祀回来孙权就病倒了，受了风寒。

孙权意识到大限已至，不得不认真考虑身后的事，新太子年幼，看来也得效仿魏蜀来一次托孤了。孙权跟大家商议可向谁托付后事，朝中文武一致认为非诸葛恪莫属（朝臣咸皆注意于恪）。

诸葛恪是孙吴政坛新生代的领军人物，目前担任大将军，陆逊死后代替他统领荆州事务。孙权虽然从小就喜欢这个年轻人，这些年对他也刻意栽培，而诸葛恪在平息山越、与曹魏交战中立下不少战功，显示出一定才干，但孙权认为诸葛恪有刚愎自用的毛病，心中犹豫。

孙峻上书孙权，认为诸葛恪足以辅国，朝中官员没有人比得上他的才干，力保诸葛恪（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孙峻是孙权晚年最信任的本家子弟，他的话还是有相当分量的，孙权于是下了决心，下诏征诸葛恪回建业。

在病床前，孙权向诸葛恪托孤，在场的还有中书令孙弘、太常卿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人。滕胤是孙权堂弟孙奂的女婿，时任会稽郡太守，不久前被孙权召回担任太常卿。吕据是吕范之子，目前担任荡寇将军。

孙权对诸葛恪等人说：“我病得不轻，恐怕不能跟你们再相见了，国事就托付给你们了（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

诸葛恪流着泪道：“我和众大臣身受陛下大恩，当不惜献出生命以执行您的诏令（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希望陛下安定心情，减少忧虑，不要把身外之事挂在心上。”

孙权升诸葛恪为太子太傅，朝廷的日常工作由诸葛恪主持，只有杀人的大事需要事先禀报（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孙权还升孙弘为太子少傅，仍兼任中书令；升孙峻为武卫将军，仍掌管禁军；升吕据为太子右都督，负责军事。

这样就形成了以诸葛恪为首，以孙弘、滕胤、吕据、孙峻为辅的辅政班子，这种结构想必是孙权精心设计的。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曹丕托孤于曹真、曹休、司马懿、陈群，曹叡托孤于曹爽、司马懿，在孙权看来都不算成功。托孤给一个人，容易形成权臣，帝王反成傀儡；托孤给多人，不容易形成核心，大家互相设防，效率低下；托孤给两个人，就更不可取，不内斗都不由人。

孙权以诸葛恪为首辅，让他发挥才干，放手辅佐幼帝振兴孙吴，但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团队，里面有宗室，有亲属，有近臣，也有老将后代，他们分别掌管军政事务和禁军，是助手也是监督者，诸葛恪如果有异心，无法一手遮天。

诸葛恪上任后尽心尽力，对于国家法令中有不合时宜的，都逐条列举向孙权禀报，孙权对他的意见均表示同意。

又熬过了一年，过了太元二年（252年）的新年，病榻上的孙权下诏，册立太子以外的其他几个儿子为王。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四子孙霸已死，在世的除最小的儿子太子孙亮外，还有三个。

三子孙和被废为庶人，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突然接到诏令被封为南阳王，驻守在长沙；五子孙奋被封为齐王，驻守武昌；六子孙休被封为琅琊王，驻守在虎林，此地在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附近。

做出这样的安排，同样也是为巩固太子继位后的政权所考虑，孙权希望孙亮执政后，有三个哥哥在外为依托，皇位坐得更稳当。想得当然不错，但会不会那样，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人对孙权确定的辅政方案有不同想法，这个人是潘皇后。她刚当上皇后没几天，野心却异常膨胀，潘皇后派人找到中书令孙弘，向他询问吕皇称制的情况。

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之子刘盈继位，政权实际上由吕后掌管，刘盈后来死了，吕后干脆临朝称制，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分封吕氏子弟为王侯，掌管军权，又任命亲信审食其为丞相，掌握朝政。

按照潘皇后的想法，她儿子一旦登上天子之位，就不劳诸葛恪等人辅政了，她可以包办。

可潘皇后没有成为第二个吕后，在伺奉孙权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她病倒了（侍疾疲劳，因以羸疾）。宫人们趁其昏睡，一起动手，把她缢杀，之后假称是被恶鬼所害（托言中恶）。

潘皇后一向人缘极差，宫人们大概受够了，趁着孙权已不能理事，干脆把她解决了，出一口恶气。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潘皇后的死与她流露出来的政治野心有关，不想让她临朝称制的人指使宫人们把她干掉了。

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还是泄露出去了，有好几个人被杀。

这是正月里的事，到了二月，孙权再次下诏改年号为神凤，太元这个年号用了不到一年。

孙权病情加重，众人多次请王表为孙权请福，王大师承受不住巨大压力，溜了。

孙吴神凤元年（252年）四月二十六日，孙权驾崩，享年71岁。

32年前，曹操去世了。

29年前，刘备去世了。

18年前，诸葛亮去世了。

就在去年，司马懿也去世了……

孙权成为汉末三国时代“顶级群雄”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他临终前的一刻，不知有没有想到昔日里的这些对手和战友？

孙权的一生可谓轰轰烈烈，18岁就接手了孙吴的事业，在艰难困苦之中却干得风生水起，最终建立了孙吴政权，与曹魏和蜀汉鼎足三分。

孙权的身上无疑有着许多过人的才能和气魄，周瑜称赞他是“神武雄才”，鲁肃称赞他是“神武命世”，陆逊称赞他有“神武之姿”，如果这些都是臣下们的赞美而有过誉之嫌的话，曹操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成为对孙权的最高褒扬。

孙权很会带队伍，他善于识人，对部下很爱护，能以情动人，将领们都对他忠心耿耿，除了孙权晚年围绕太子之位发生的那场政治斗争，孙吴的内部总体上看是团结的，这与孙权的努力密不可分。

对部下爱护只是获得拥戴的一个原因，作为最高统帅，不仅要了解臣下的所思所想，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更要信任他们，在这方面孙权做得很不错。

史书评价孙权是勾践那样的奇才，是一代英豪（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他继承父兄的事业，独据江南，与魏、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就了一番大业。但陈寿也指出，孙权性格好犯忌，喜杀戮，到了晚年，这些缺点更加明显（暨臻末年，弥以滋甚）。

有史学家认为，孙权废弃毫无过失的太子，为国家大乱埋下了祸根。不过，孙吴最终灭亡，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继任者的暴虐无道。

孙权死后，太子孙亮继位，谥孙权为大皇帝，即史书所称的吴大帝。在古代300多位帝王中，获得大皇帝、大帝谥号的仅孙权一人。

建业附近有钟山，因孙权祖父名孙钟，为避讳孙权改其名为蒋山，孙权的陵寝就在蒋山之下，称蒋陵，今天的具体位置在南京市东郊的钟山南麓，随葬的还有步夫人和潘皇后。

◎不一样的天子

再把目光拉回到曹魏，看看少帝曹芳被废后的政局。

曹魏嘉平六年（254年）十月五日，曹髦正式在太极殿登基。

新皇帝下诏大赦天下，同时改元为正元。与曹芳一样，由于最终没有得到庙号，史书上仍称曹髦为高贵乡公。

新皇帝还下诏：

“本朝三位先帝神武圣德，顺天命而受帝位。齐王曹芳肆意妄行，不循礼法，失去了君王应有的仁德。皇太后以国家为重，接受朝臣们的建议，把我召来京都取代失德于天下的齐王。我年纪轻轻便置身于王公朝臣之上，深感不安，唯恐自己不能守好祖先开创的江山社稷，中兴魏室，统一天下。

“每念及此，我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幸好有朝中诸臣作为我的肱股，镇守四方的将帅给我有力扶持，凭仗先祖、先父留下的有德之臣，一定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圣贤说，作为一国之主应德厚如同天地，恩泽遍及四海，对亿万臣民以慈爱为本，示之以好恶，天子百官为百姓做好榜样，使他们懂得如何守礼法、行大义。我虽无太多仁德，也不能深悟这些道理，但我愿与天下贤者共同为此努力。”

曹髦随后命削减天子车马服饰以及后宫费用，停止尚方御府等处制作那些华丽却无实用价值的东西。

几天后，曹髦又下诏分派侍中到各地，持节，观察各郡县风俗，代他慰劳军民，访查民间冤情和失职官员。

曹髦还下诏，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允许其享受“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

赏赐完司马师，曹髦下诏让有关部门评定此次废立定策之功，对于有功及有关人员，一律封爵、增邑、进位，众臣自然欢喜。

与曹芳整日愁眉苦脸、悲悲戚戚不同，曹髦的精力似乎很充沛，兴趣爱好也很广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现代也就是高中生水平，却经常召集一些素以饱学著称的大臣讲述经典、议论前代得失。

一次，曹髦在太极殿东堂宴请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中书令虞松等人，他们都是一些有学问的大臣，曹髦和他们边吃边聊，聊的主题是评述历代帝王的优劣。

曹髦很推崇夏代的少康，他分别听取了众臣对少康的评述，之后做了总结发言。他的总结与众臣的看法不尽相同，却很有见地，这些饱学之士听完都表示佩服（咸悦服）。

曹髦却很谦虚地说：“我学习的东西还很有限，知识面也不宽广（吾学不博，所闻浅狭），只是随便议论议论，都很肤浅。”

曹髦又跑到太学，与太学的大儒们探讨《周易》《尚书》《礼记》，这都是最难懂的古书，曹髦与专家学者们讨论起来却头头是道，众臣惊呼他们远远达不到天子的水平（非臣愚见所能逮及）。

即使大家说的是些马屁话，曹髦的见地未必超过这些学者，但能参与进去一块讨论，就已经不容易了。

但在司马师眼里，曹髦不过是另一个曹芳，听话就把他摆在那里，不听话随时把他废了另立他人。

在曹魏大旗还不能不打的时候，不管谁坐在皇帝的宝座上，都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但是，看到这个好学、内敛、谦虚的新皇帝，司马师内心感到了困惑。从曹髦登基前后短短几天里的行为来看，他似乎不大像甘做傀儡的样子，言行和智商都不像十几岁的孩子。司马师怀疑曹髦的身边有高人在指点，甚至怀疑郭太后坚决反对立曹据而要立这个曹髦是另有深意。

总之，司马师有点犯迷糊，也有点后悔。

但现在再言后悔为时已晚，只能严加控制，继续观察了。

一次罢朝，司马师悄悄问钟会：“据你看来，当今皇帝如何？”

钟会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答道：“才华堪比陈思王，武略类似武皇帝（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文如曹植，武比曹操，这个评价极高，让司马师心里更加不安。

但司马师没有流露出来，他对钟会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真是社稷之福呀！”

◎司马师的眼科手术

司马师擅谋废立，惹恼了两个人，他们决定讨伐司马师，重新拥戴曹芳再登皇位。

这两个胆量非凡的人，一个是毌丘俭，一个是文钦。

毌丘俭之前曾经提到过，在曹爽执政时期，他以幽州刺史的身份率部攻打过辽东的公孙渊，当时无功而返。他是曹爽器重的人，官位一口气升至左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后改任豫州刺史，又转任南部战区副司令（镇南将军）。

司马懿父子先后掌权，他们对毌丘俭都不放心，但当时出了令狐愚、王凌谋反事件，打击面不能过大，所以毌丘俭仍然掌军权。王凌事件平息后，司马师让毌丘俭与镇东将军诸葛诞互换防区，毌丘俭改任为东部战区副司令（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文钦时任扬州刺史，他是曹操手下部将文稷之子，祖籍沛国谯县，因为与曹爽是一个县的人，加之骁勇威猛、数有战功，也深得曹爽器重。

因为曾经都是曹爽的人，所以毌丘俭与文钦关系密切，现在毌丘俭任镇东将军，文钦任扬州刺史，二人又成了上下级关系。

毌丘俭和诸葛诞互换防区，让毌丘俭非常疑虑，他怀疑司马师继王凌之后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自己，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自己拯救自己。

毌丘俭把想法跟文钦一说，文钦表示支持。

毌丘俭还想到了诸葛诞，如果有他的参与把握会更大，诸葛诞并不是司马氏的嫡系，面临的处境跟自己也差不多。

但是，诸葛诞经过慎重考虑，拒绝了。

曹魏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出现在西北方向，起于吴、楚之地。毌丘俭和文钦大喜，认为是吉兆，二人于是在寿春起兵，此时距离曹芳被废仅半年时间不到。

毌丘俭和文钦假称得到了郭太后的密诏，要他们起兵讨伐司马师。在上书皇帝曹髦的公开奏疏里他们列举了司马师的种种罪状，竟有11项之多。

其一，齐王曹芳因为司马懿有辅己大功，所以让司马师承统司马懿之业，委以大事。而司马师以盛年在职，经常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视君臣之礼，引起朝臣非议，义士讥之，天下所闻。

其二，司马懿每次兴师伐敌，都做好充足准备，所以均不日而克，反观司马师，无论是作为名臣后裔还是臣子，都应扫除国难、完成父业，但他却偃旗息鼓，为臣不忠，为子不孝。

其三，东兴之战时吴军已退，但司马师仍坚持攻击，结果造成惨败。天下为之骚动，百姓流离死伤。

其四，后来孙吴又发兵50万来攻寿春，进而意图洛阳，太尉司马孚与我等谋划，坚守要塞，不与争锋，加固新城。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苦战长达百日，死者涂地，魏军自建军以来论难与苦莫过于此战，但司马师无动于衷，事后也不论封赏。

其五，故中书令李丰等人，以司马师不守臣节，共议弹劾他。司马师获悉此事，设计将李丰诱杀，暴尸荒野，李丰等人身为大臣，也是皇帝的腹心，对他们却擅加酷暴，死无罪名，说明司马师目无皇上。

其六，司马懿经常称赞齐王，说他是圣明之君。齐王奉事15载，司马懿计划归政，然而到了司马师却心藏奸谋，图谋不轨，假借太后诏书废君主，加之以罪，就连司马师的叔父司马孚都看不下去，洒泪追送齐王，群臣更是敢怒不敢言。

其七，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被诛，夷其妻子儿女，又追及皇后，司马师不顾尊卑，将皇后处死，天下人莫不哀愕伤痛，但司马师反而欢喜称庆。

其八，陛下践祚，聪明神武，崇尚节约，天下已共知，莫不欢庆。但司马师不自改悔，不去修复君臣之礼，反而四方募兵，为自己私建军队。陛下刚登基时，司马师假称有病不朝觐，陛下亲自去探视，连见都不见，有违臣子法度。

其九，不久前中领军许允任镇北将军，司马师以他厨钱私自赠予下属这么一点小事，罗织罪名，施以重刑，导致他在流放途中死去。天下之人听到莫不哀伤。

其十，如今天下三分，魏居其一，国家武备有待修整。司马师却选精兵以自用，导致五营将士不够使用，只得增补。这些都是天下人所闻，人人怀愤，司马师却编造谎言，欺骗世人。

其十一，司马师凭借武力，挟持朝廷，以逞奸心，他还正在谋划将曹魏藩王聚于一处，然后全部诛杀，进而谋夺大统，篡魏自立。

历数以上11项罪名之后，二人在奏疏中愤而疾呼：“上天不助长邪恶，要把天下人的眼睛都蒙上，这办不到（天不长恶，使目肿不成）！”

毌丘俭和文钦很讲斗争策略，先不把司马氏家族全部打倒，对于司马懿给予完全肯定，对司马孚也多有赞扬，矛头只对准司马师一个人。

二人在奏疏里还写道：“前太傅司马懿忠贞为国，建立功勋，理应宽恕他们后代的罪责，所以请求撤销司马师的职务，以侯爵的身份回家居住，他的职务由弟弟司马昭接任。而太尉司马孚忠孝勤谨，护军司马望奉公守法，理应赋予更大的职务。”

里面提到的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

上完奏疏，毌丘俭和文钦便集中五万人马渡过淮河向西攻击，前锋到达项县。

此时在洛阳的司马师正痛不欲生，不是因为淮南再次发生了叛乱，而是他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

司马师患有眼疾，眼睛里生了瘤子，大夫为他动了外科手术，在医疗条件较差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手术，即使手术顺利完成，后期调养阶段也始终处于高风险之中。

根据文献记载，司马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做眼瘤手术的病人，有的史籍说为司马师动手术的是名医华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华佗早在几十年前就死了。

司马师强忍病痛，向大家询问破敌良策。

河南尹王肃认为：“当年关羽威震华夏，一朝失败即土崩瓦解，很大一个原因是部下将士的家属都在后方，而后方已被吴军所占，将士们必然心慌意乱，哪里还有战斗力？现在毌丘俭和文钦也如此，淮南叛军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属也在内地，只要一面出兵阻击叛军，一面看护住淮南将士的家属，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关羽式的土崩瓦解。”

司马师认为有道理，决定亲征淮南。

许多人都劝他说，刚动完手术，不宜过于劳神，建议太尉司马孚带兵前往即可，司马师犹豫不决。

王肃、傅嘏、钟会等人认为司马师应当亲征，傅嘏说：“淮南将士一向战斗力很强，现在他们已长驱直入到达项县，如果前方稍有差池，敌人就会势如破竹，我们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瞬时会全盘皆输！”

司马师闻言，惊出一身冷汗：“我躺在车子上也要去！”

◎第二次淮南之叛

司马师让司马昭为中领军，留守洛阳，自己亲征淮南。

司马师征召附近州郡的兵马，约定在陈国、许昌之间会师。

之后，司马师任命荆州刺史王基代理监军之职，统率已集结于许昌的各路兵马。

王基认为，淮南叛军到达项县多日，却不见继续前进，说明其内部已经不稳定，应抓住机会，火速攻击。王基建议应立即占领南顿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有大量军需物资，司马师同意。

司马师、王基由许昌过石梁河，刚占领南顿，淮南叛军将领史招、李续就先后投降了，毌丘俭和文钦本想夺回南顿，见王基所部已将南顿完全控制，于是撤回项县。

众将建议司马师立即向项县发起攻击，司马师认为可以再等等，待征调的各路大军准备好以后再发起总攻。

各路大军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司马师命诸葛诞统率豫州的人马，从安风向淮南的大本营寿春发起攻击，命征东将军胡遵统率青州、徐州的人马，由谯县、睢阳之间向前攻击，切断叛军的退路，以防叛军四处逃散。

在各路大军合围之下，毌丘俭和文钦无计可施，退回寿春。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派人向兖州刺史求救，希望兖州方向与他们联合。

新任兖州刺史不是别人，而是邓艾，他在西线战场当了好几年郡太守，现在被调过来当兖州刺史。作为司马懿亲自相中并刻意栽培的一匹千里马，邓艾如何肯与叛军联手？

邓艾杀了叛军的使臣，集合起一万人马，到达乐嘉城，在那里等候司马师的到来。

铜墙铁壁，四面合围，毌丘俭和文钦看来只有等死了。

然而困兽犹斗，何况是人？

文钦看到四处是朝廷重兵，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但他有一个不得了的儿子，名叫文鸯，今年才18岁，勇猛过人、胆大心细。文鸯建议父亲趁司马师新到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突然袭击，如果能趁乱将司马师杀死，胜负尚未可知。

文钦同意儿子提出的斩首行动，于是组织起两支敢死队，文鸯亲率一队，趁夜杀入司马师的大营，魏军没料到一群等死的人还有这一招，仓促应战，混乱不堪。

司马师受惊不小，刚动过手术那只眼睛的伤口突然崩裂，眼珠崩出。为了不影响士气，司马师强忍剧痛指挥反击，他用牙咬住被子，把被子都咬破了。

文鸯毕竟寡不敌众，又没找到司马师，只得含恨而还。

魏军紧追不舍，文鸯大怒，率十余骑返身杀回，深入敌阵，风驰电掣，摧枯拉朽，无人可挡，魏军追击稍停，文鸯也撤出战斗。

司马师命左长史司马班率8000名精锐骑兵再追，文鸯不惧，又杀了回来，瞬间便斩敌100多人，在魏军错愕之际扬长而去。

18岁的牛人文鸯就这样一去一返杀了多个来回，比当年传说中长坂坡上的赵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钦所部败退，向项县撤去，想与毌丘俭会合。

谁知毌丘俭听说文钦溃败的消息，大惊，已从项县撤出。文钦父子率残部到达项县时，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文钦想去寿春，得到消息说，寿春已被诸葛诞占领。

不得已，文钦决定投奔孙吴。而孙吴方面一直密切关注着淮南的事态发展，孙吴这边不久前实现了权力交替，目前掌握实权的是新任丞相孙峻，他亲自率军抵达东兴，得知文钦来降，立即前往接应。

这样，文钦就投降了孙吴。

毌丘俭逃亡的方向是北面，他在幽州当过多年刺史，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很熟，他试图逃到那里去，结果逃亡路上左右亲随越来越少，到达安风渡口时，被当地类似于民团的地方武装发现，将其击斩，首级送往洛阳。

第二次淮南之叛，就这样结束了。

首先进入叛军大本营寿春的是镇南将军诸葛诞，当时寿春是座繁华的大城市，有居民十多万人，当初王凌兵败，朝廷军队已经在此平叛过一次，仅时隔四年，这一幕又重演了。

诸葛诞将毌丘俭的同党等700多人统统抓了起来，朝廷派来主持审查的是侍御史杜友，他建议只将其中重要的十多人处死，其余的都免除死刑。

奏疏呈上，朝廷批准。

曹魏少帝下诏，晋升诸葛诞为东部战区司令（镇东大将军），本来应该是副司令，因为这个职务低于四方将军和四征将军，但现在中间多了一个“大”字，等级高了一层，就不一样了。诸葛诞同时享受三公的待遇（仪同三司），负责扬州刺史部的军事（都督扬州诸军事）。

作为非嫡系的地方将领，在此次叛乱中站稳了立场，又第一个进入叛军大本营，诸葛诞理当嘉勉。

司马师本人并没有前往寿春，文鸯发起突袭的当夜，他的眼伤崩裂，虽然没有立即致命，但伤势十分严重。

司马师在众人护送下由前线立即返回洛阳，走到许昌时，病情进一步加重，于是决定先不走了，在此养伤。

司马师命人把此时身在洛阳的弟弟司马昭叫来，同时命担任参军的贾充统一指挥许昌的各支军队。

之前说过，贾充是曹魏旧臣贾逵之子，是司马师比较看中的新生代之一。

◎第三次淮南之叛

司马昭负责留守洛阳，接到哥哥的命令大吃一惊，星夜赶往许昌。

见到哥哥时司马昭更加惊惧，才几天没见，哥哥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于眼睛严重受伤，整个脸都被包扎着，看不清面目。

司马师见到弟弟后算是放下心来，他宣布自己辞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职，由弟弟司马昭即日接任。司马师告诉弟弟必须立即率大军返回洛阳，不得停留。

曹魏正元二年（255年）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师病逝于许昌，时年47岁。司马昭顾不上哀痛，准备率大军护送哥哥的灵柩返回洛阳。

但是，大军未动，却接到皇帝下达的诏书，诏书中说东南方面连续发生叛乱，刚刚平息，局势尚且不稳定，让司马昭就地在许昌驻守，不必返回洛阳了。

后世有史学家们看到此处不禁发出惊叹：这真是致命的一招！

司马师新丧，司马昭不在洛阳，司马氏兄弟所掌握的主力军队也不在洛阳，如果要推翻司马氏，还有比这更好的时机吗？可惜王凌、夏侯玄、李丰、张缉这些人都不在了，否则司马昭将有去无回。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无端揣测，而是完全有可能。

但是，如果司马昭此时强硬回师洛阳，势必被冠以公开抗旨的罪名，把与皇帝的矛盾公开化，这让司马昭很头痛。

不过，曹髦的诏书有一个破绽：它没有直接下达给司马昭，也不是向天下发通告的那种诏书，不知为何，诏书下给了随军出征的尚书傅嘏。

也许傅嘏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少帝与大将军之间的公文，把诏书先发给傅嘏，然后由他转呈也符合公文流转的程序。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小瑕疵给了司马昭既不用公开抗旨也不用被动无奈的一个机会，发现这一点的是钟会。

钟会此次以中书侍郎的职务随司马师出征，实际身份是司马师的机要秘书兼参谋，当初正是他与傅嘏等几个人力劝司马师亲征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严重的风险也发生了，正如当初众人所言，司马师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把命都搭了进去，对此，钟会等人懊悔不已。

对于如何应对曹髦的诏书，钟会认为既然诏书下给了傅嘏，可以先以傅嘏的名义给曹髦上一份奏章，阐明司马昭必须回师洛阳的重要性。这样，奏章等于没有经过傅嘏的手转给司马昭，因而也不存在抗旨的问题。当傅嘏的奏章发出后，司马昭即率大军回师，回到洛阳后，如果曹髦不再提此事就装个糊涂，如果要提就说没看到诏书，诏书还在傅嘏处。

司马昭认为不错，于是照行。

几天后，司马昭率大军到达洛阳城外的洛水南岸。

还没进城，曹髦新的诏书又到了，正式擢升司马昭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同时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全面接管军政大权。

看来前一封诏书的事双方都可以不提了，避免了一次尴尬。

但是，这件事让司马昭产生了警觉。他觉得这个曹髦别看比前任曹芳年龄小，但心眼更多，更不服管，也更难对付，必须早做打算才行。

论心智和机谋，司马昭不及他的哥哥司马师，更无法与他的父亲司马懿相比。但是，他也有父兄所不具备的优势：掌权时内外部已基本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经过司马懿和司马师长期经营，曹氏几代人累积起的江山社稷只余下一具外壳，内在的东西已经被层层剥空。这正是所谓高人谋事的至高境界：在别人的局中做出自己的局。现在，放眼朝野内外，局面与哥哥司马师当初从父亲手里接到大权时的情形已有明显不同。

近年来，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叛乱和一次谋反事件，经过平叛和铲除谋反，一批对司马氏不满的人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哥哥交到自己手里的，是一个更加纯粹、更加牢固的政权。

一批新生代力量的崛起是巩固新权力的另一块重要基石。这批新生代人物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都不出身于曹氏或夏侯氏，从成长道路上看，也基本上与曹氏或夏侯氏没有太多关联，反而对这些年“诸夏侯曹”把持军政大权的做法从内心里充满抵触。他们或为旧臣的后代，或出身于草根，大多从基层干起，年富力强，有智慧，有理想，渴望建功立业，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司马氏父子兄弟坚强的支持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邓艾、钟会、石苞、胡奋、傅嘏、傅玄、卢毓、钟毓、贾充等。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拥曹势力完全消亡了。

曹魏正元三年（256年）五月，邺县以及上谷等地都报告发现了甘露。所谓甘露，是一种凝结于树叶上的甘甜液体，在古人看来是吉祥之兆。

六月初一，少帝曹髦下诏改元甘露，这也是魏文帝建立曹魏政权使用黄初年号以来的第八个年号，本年自六月以后为甘露元年。

这一年八月，少帝下诏为大将军司马昭加号大都督，享受“奏事不名”的特权，假黄钺。任命司马孚为太傅，空出来的太尉由高柔接任，高柔的司徒一职，由司空郑冲接任，擢升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朝廷已被牢牢掌控，但在司马昭看来，有一个地方仍然让他不能放心，还是淮南。

诸葛诞这时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作为魏明帝时期“浮华党”的成员，诸葛诞与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交往深厚，看着他们一个个覆灭，他的内心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态度，这让司马昭心里没底。

但要说诸葛诞一定会造反，司马昭也不敢下这样的断定，因为在毌丘俭和文钦叛乱中，诸葛诞并没有跟他们站在一起，如果有叛乱之心，那时正是最好的时机。

司马昭跟贾充商量此事，贾充出了个主意，可以派亲信前往诸葛诞驻地进行视察，在视察中试探他的反应。

司马昭同意，干脆就派贾充前去。

贾充以大将军府秘书长（长史）的身份到达寿春，这里是扬州刺史部的治所，也是征东大将军的治所，诸葛诞按正常礼仪接待了贾充，晚上，贾充主动提出还要拜见诸葛诞。

诸葛诞知道贾充是司马昭身边最重要的心腹之一，但不知道他找自己谈什么。

闲聊几句，贾充突然直奔主题：“洛阳朝野上下都在谈论，希望皇帝陛下把大位禅让给大将军，不知明公以为如何？”

诸葛诞闻听，勃然大怒：“听说你是贾逵的儿子，你们世受国恩，怎出此言？这事我坚决反对，如果洛阳再发生政变，我诸葛诞愿以命相报！”

话不投机，赶紧告辞。

贾充说的那些话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摸一下诸葛诞的政治态度，如果诸葛诞愿意忠于司马氏，今天就是一个表白的机会，可惜诸葛诞不愿意。

既然如此，司马昭决定对诸葛诞动手，以免夜长梦多。

这时，新任司空卢毓病逝了，司马昭立即让少帝曹髦下诏改任诸葛诞为司空，表面上看，过去只是享受三公待遇（仪同三司），现在直接就任三公，升官了。

如果你肯来，就解除你的兵权，把你软禁在洛阳，挂个司空名号养老去吧；如果你不肯来，进一步说明你心里有鬼，抗旨不遵，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诏书下达到寿春，诸葛诞果然惊恐，联系到贾充不久前的寿春之行，他自然能看出司马昭的用意。

诸葛诞思考半晌，决定起兵造反。

诸葛诞汲取了王凌和毌丘俭前两次起事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想成功仅靠淮南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与孙吴联手。

诸葛诞派自己的心腹、担任长史的吴纲带上他的儿子诸葛靓前往孙吴，向孙吴称臣，请求支援。

之后诸葛诞正式在寿春起兵，他一向怀疑新任扬州刺史乐綝是司马昭派来监视他的，就先把乐綝杀了，然后整合起各路人马以及淮南各郡县的部队共十多万人。诸葛诞担心这些人马还不够，于是在控制区内又紧急招兵，很快得到人马近五万。

这是第三次淮南之叛，就叛军总兵力而言也是最多的，超过前两次的总和。

◎带上皇帝去远征

司马昭接到报告，立即整顿人马讨伐淮南。

这次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举动：让郭太后和曹髦随大军行动。

上次在许昌，曹髦的一个动作竟然差点把他逼到墙角，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可怕，幸亏曹髦并没有后续的行动相配合，否则在自己离开洛阳的时候再发生一次类似高平陵之变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为防止有人利用郭太后和曹髦做文章，司马昭干脆把他们都带在身边。

司马昭率一部人马到达项县，六月下旬，由各地征召来的人马也云集于此，总兵力达到26万，几乎是叛军的一倍。司马昭宣布诸葛诞的镇东大将军即刻作废，命王基代行镇东将军一职，负责扬州地区的军事（都督扬州诸军事），会同安东将军陈骞包围寿春。

等王基、陈骞指挥人马向寿春合围时，孙吴方面支援诸葛诞的人马也到了，孙吴派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将领，还有之前逃到孙吴的文钦，趁魏军还未对寿春完成合围之际，这些人马从寿春城东北方向进入城中。

另外，孙吴还派了名将朱异率三万人马推进到安丰，与寿春遥相呼应，形成牵制。

王基接到命令，要他们发起猛攻。

但王基认为，目前包围圈已经形成，叛军和孙吴援军在城里只要冲不出来，就不必理他们，这么多人马在城中，时间一长必然陷于慌乱。

王基的建议上报后，得到批准。

王基命人深挖壕沟，坚守营垒，绝不轻易攻城。

果然，城里的人急了，文钦亲自率部发起冲击，都被王基指挥围城的魏军挡了回去。

孙吴这次也拿出了看家本钱，孙吴新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孙綝亲率吴军主力推进到镬里，此处在今巢湖以东，距寿春已不太远。

关于这段时间孙吴的政局，这里也介绍一下：孙权死后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孙弘、孙峻等人辅政，诸葛恪与孙弘素有矛盾，孙弘想杀掉诸葛恪，但事情败露，反被诸葛恪所杀。可是东兴之败后诸葛恪威望大损，孙峻寻机又杀了诸葛恪。之后孙峻病死了，实权落入他的从弟孙綝手中，孙綝废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权的第六子孙休为帝。

现在的孙吴，孙休当皇帝，实权掌握在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孙綝的手中。

孙綝命朱异、丁奉、黎斐等将领率部前去寿春解围，朱异下令将辎重留下，部队轻装快进，前锋抵达黎浆。

司马昭派石苞、州泰率部打援，二人将朱异所部成功击退。

曹魏泰山郡太守胡烈也参加了此次会战，他率所部5000人出击朱异存放辎重的都陆，成功得手。

作为援军的朱异无法前进，只得退往孙綝的大营，由于没有辎重，后勤补给十分困难，他们一路靠摘食树叶果腹，狼狈不堪。可到达孙綝大本营后，孙綝大怒，让他们立即返回，驰援寿春。朱异认为将士们已极度疲乏，无法执行命令。

孙綝恼了，将名将朱异当场诛杀。

既然如此，孙綝就应该立即亲自率本部向前进攻，去解寿春之围。可他却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撤回江东。

可怜寿春城里的诸葛诞以及文钦、全怿等人，对外面的事还浑不知情，都在眼巴巴盼着援军的到来。

司马昭认为这是快速击破寿春之敌的好机会，就让人散布谣言说孙吴大将军孙綝亲率大军即将杀到，寿春之围很快将解除。

之所以这么说，为的是让城里的人误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从而对有限的粮草不加特别控制。

寿春城池坚固，攻破是很困难的，能守多长时间，更多地取决于城里有多少粮食。

诸葛诞等人果然上当，粮食消耗有点快，等明白过来，后悔已晚。

眼见粮食供应即将成为问题，城里的将领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固守待援，一派主张主动出击，绝处逢生。诸葛诞的部将蒋班、焦彝属于主战派，而文钦和孙吴派来的援军属于固守派。

文钦对诸葛诞说：“我们以及孙吴将士的家属都在江东，即使孙綝不打算来救，皇上和孙吴将士的这些家属岂能愿意？所以，援军到达是迟早的事，为何要冒险？”

但蒋班和焦彝坚持主动出击，双方吵得很凶。诸葛诞同意文钦的看法，他也不打算冒险，但劝服不了蒋班等人，诸葛诞一生气，打算把他们二人杀了。

消息泄露，蒋班和焦彝翻越城墙而出，向城外投降。

城里算是清静了，只要同心合力坚守寿春，胜负也未可知。

就这样，又守了几个月，一直到这一年年底，寿春城仍然未攻破。

再这样下去，反倒有利于守城的人，攻城耗时费力，消耗很大，孙吴的援军迟早还会到来。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蜀汉那边再来点动静，寿春能不能继续围下去已成为问题。

城里的人似乎看到了光明，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事。

在孙吴派来的援军里，全怿、全端是本家，全怿的侄子全靖，以及全端的弟弟全翩、全缉等都在援军之中，全怿还有两个侄子叫全辉、全仪，前些年因为家族纠纷带着母亲以及本族数十家人逃到曹魏避难。钟会向司马昭建议，暗中模仿全辉、全仪的笔迹给城里的全怿、全端等写一封信，由他们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秘密送去，劝全怿和全端率本族人马投降。

此计居然成功，全怿率本族数千人打开城门，投降了魏军。司马昭以少帝的名义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以下人员也都有封赏。

城里震动，士气大损。

到了曹魏甘露三年（258年）正月，攻守之势仍未有眉目，诸葛诞和文钦一商量，干脆出城一战。

双方激战了几天，难分胜负，寿春方面死伤惨重，只好退回城里。

寿春城里粮草更加紧张，文钦建议把老百姓放出城去，以减少粮食供应。诸葛诞不同意，他认为有老百姓在可以协防城池，老百姓一走，守城力量更加薄弱。

二人产生了分歧，争吵加剧，诸葛诞竟然把文钦杀了。

文钦的儿子文鸯和文虎见父亲被杀，拼死突出城去，投降魏军。

当初文鸯让司马师吃过大苦头，造成司马师眼伤崩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文鸯，有人建议正好报仇，把文氏兄弟杀了以祭前大将军，司马昭不同意。

司马昭上书保举文鸯和文虎为军长（将军），让人往城里喊话，说就连文鸯和文虎这样的投降后都既往不咎，还拜了将军，你们还害怕什么？

司马昭亲自到城外转了一圈，他发现城上的守军手里握着弓箭，但看见他却并没有人要射的意思。

司马昭认为时机成熟了，命令向寿春城发起总攻。

二月二十日，寿春城被攻破，诸葛诞向外突围，正好遇到胡奋，被胡奋击杀。

淮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也结束了。

第八章　三国归晋

◎愤怒的青年

曹髦如果不是皇帝，他一定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大学者。

曹髦有过人的天赋，聪明、睿智、博学，他经常到太学与那些学术界的名宿讨论学问，或者到辟雍征集群臣作诗。

一次，曹髦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在东堂讲宴，一边吃喝，一边议论学问（并属文论），俨然文人雅集。

曹髦一时高兴，把斐秀称为儒林丈人，把王沈称为文籍先生，从中可以看出来他率性的一面。

曹髦似乎挺喜欢司马孚的次子司马望，经常召见他。但司马望担任中护军的要职，经常在外面忙公务，曹髦偏偏又特别性急，干脆赐给司马望一部追锋车及虎贲五人，有聚会的时候，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赶来（每有集会，辄奔驰而至）。

还有一次，曹髦到辟雍与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人写得有点慢（作诗稽留），没在皇帝规定的时间里写完，这倒不是什么事，但较起真来就是事，是对皇帝的不敬。

有关部门事后上了一道奏章，要将二人免官。

曹髦在奏章上批复道：“我爱好诗赋，目的是从中知得失，没有其他问题，所以要原谅和逌、陈骞。”

如果能一直沉浸在诗赋经籍之中，也不失为解脱，但曹髦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作为曹氏后裔，看到司马昭专权，他心中不平。

曹魏甘露三年（258年）五月，在司马昭的授意下有人不断进言，要封司马昭为公爵。

曹髦无奈，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九锡。

这待遇，离皇帝只剩下半步了。

曹髦又忍了两年，到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曹髦见司马昭威权日盛，不胜其忿，于是找来几个自认为是心腹的人商议，这几个“心腹”有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

被曹髦找来的这几个人里没有司马望，因为他这时已不在朝廷任职。司马望受到曹髦的“亲待”，但这让司马望感到很不安，他夹在中间不好处，于是请求外任。这时名将郭淮故去，朝廷拜司马望为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持节，负责雍州和凉州的军事（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被曹髦称为“文籍先生”的王沈是王昶的侄子，史学家，与阮籍等人共同著《魏书》。王经出身寒门，曾得名士崔林的赏识，担任过雍州刺史，在西线战场因作战不利被召回任尚书。王业是武陵郡人，此时任散骑常侍。曹髦平时喜欢与这几位讨论经典，觉得他们人都不错，就把他们一块叫过来。

见到他们，曹髦一出口就说了句千古名言：“司马昭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路人都很清楚啊（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曹髦接着说：“他迟早要把我废掉，我不能坐而受废，我想与卿等讨伐他！”

这几个文人估计都吓傻了，王经赶紧劝道：“当年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最终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耻笑。如今大权在司马昭之手已经掌握了很久，朝廷之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讨伐他？您要这样做，不是想除去疾病却反而让病害得更厉害吗（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患难测，愿陛下好好想想。”

王经是好意，你不想受委屈这个能理解，但你也得看看形势，看看有没有把握，一旦不成功，你想过后果没有？

但曹髦不听，从怀里掏出一块玉板摔到地上，愤言：“我意已定，即使一死又有何惧，何况也不一定会死！”

悲愤难抑的曹髦看来已失去理智，因为他接着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报告郭太后（入白太后）。

造反就造反，干吗先去报告太后？太后会支持你吗？

还没等去，就在他转身的工夫，王沈和王业已经溜了，曹髦明白，他们一定是向司马昭告密去了。

曹髦豁出去了，带着身边的几百个人连喊带叫地冲了出去（僮仆数百，鼓噪而出），这些人大概是一些宦官、随从甚至宫女，领头的有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能一下子拉出来几百人，说明曹髦还真不是吃素的。

这时天下起了雨，一行人在雨中悲愤前行。

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任屯骑校尉，首先在东止车门遇到曹髦等人，曹髦边上的人一顿呵斥，居然把司马伷带着的人都呵斥跑了。

走到南阙下，遇到中护军贾充带来的人前来阻挡。

曹髦不管贾充是谁，亲自挥着剑往前冲。

大家从未见过这阵势，平时神秘而高高在上的天子，现在跟疯了一样，手握兵器，又喊又叫，吓得人纷纷后退。

贾充也不知如何应对，太子舍人成济问：“事已紧急，怎么办？”

贾充对成济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之事，还问什么？”

成济立即率手下人往前冲，一边冲一边回头问：“是要死的，还是活的？”

贾充高喊：“要死的（杀之）！”

冲到跟前，曹髦厉声喝道：“把武器放下！”

曹髦本是要死之人，但就他这一句话，居然有人把武器扔到地上。

成济不管，立即上前，用矛刺向曹髦，从背部刺透（刃出于背），曹髦立即倒地。

皇帝被杀，这是惊天大事。

第一个闻讯赶到现场的是太傅司马孚，他到时，看到曹髦已倒在血泊中。司马孚跑过去，他也站不住了，倒在地上，枕着曹髦的腿大哭（枕帝股而哭，哀甚）。

司马孚大喊道：“陛下被杀，臣之罪！”

司马昭听到消息后也吃了一惊，手里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

司马昭忧心地说：“天下人该怎么说我？”

有人说司马孚在演戏，也有人说司马昭心里挺乐，嘴上故意那么说。但其实，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应该是真实的。

司马孚的确很难过。

司马昭的确很害怕。

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在位的皇帝，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就这样血淋淋地倒下了，从古至今这样的事也没发生过几遭。

对于这场极为罕见的事故，必须给个说法，必须做出交代。

司马昭不敢怠慢，立即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

众人面面相觑，既惊又惧，说不出所以然来。

司马昭最想听听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陈泰的看法，瞅了半天，却没见陈泰，就派陈泰的舅舅荀顗带着车去请。

陈泰到了，司马昭把他请到另一间房里，对他说：“玄伯，我该怎么办？”

陈泰对司马昭说：“只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

司马昭沉吟半天：“先生，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陈泰两手一摊：“没有了！”

司马昭还是舍不得杀贾充，但不杀贾充如何给这件事做了结？

想到最后，他把罪责归到成济的头上，上报郭太后，郭太后同意，将成济斩首，夷三族。

可怜成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替主人立下大功，却招来灭门之祸。

◎曹魏的末代皇帝

杀了成济，仍难平震荡，除了司马昭备感压力，郭太后那边压力也不小。

当初司马师想立曹据，郭太后不干，非要弄来个曹髦。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郭太后下了一份诏书，重点是历数曹髦的罪状，为自己多少做些开脱。

郭太后在这份诏书中说：

“我当初援立东海王之子曹髦，考虑他是明帝的后嗣，又见其喜好书疏文章，以为他能成为大才。不想他性情暴戾，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曾多次呵责他，致使他对我产生怨愤，听信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诬谤之言，从此两宫隔绝。

“曹髦平时所言所行不可忍听，承担不了天下重任。我曾秘密地告诉大将军，此子如果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我们死后无颜面对先帝。大将军认为他还小，可以改正，应该给他机会。但是，此儿忿戾成性，越来越甚。曾举弩向着我住的永宁宫遥射，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最好射中我的脖子，后来有支箭坠落在我的面前。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将军，认为不可不废了他，前前后后说过数十次。此儿听到后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拉拢贿赂我身边的人，偷偷给我下毒，后事情败露，便纠集人想到这边来杀我，同时到外面再杀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拿出事先写好的黄素诏，告诉他们即日施行。

“我既老且寡，岂在乎多活少活？只是感伤于先帝的遗志得不到贯彻，以社稷颠覆为痛！幸赖宗庙之灵，王沈、王业立即奔告大将军，得以先做准备，此儿将左右出云龙门，擂战鼓，亲持兵器，混在左右人群之中，结果混乱中被害。

“此儿行悖逆之道，又自陷大祸，让我伤心不已。昔日汉昌邑王因罪被废为庶人，此儿也只配用庶民之礼安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犯的过错。尚书王经凶逆无状，把他及家属皆交廷尉审讯。”

这份诏书有点通告天下的意味，描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也历数了之前曹髦犯下的罪恶，包括用弩射郭太后、买通左右给郭太后下毒等骇人听闻的事。

只是当事人已死，事情的真伪无从考证。

诏书下达后，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等人又领衔给郭太后上疏，请求以厚礼安葬曹髦。

这份群臣的上疏说：“看到您发布的中令，因高贵乡公悖逆不道，依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故事，以平民之礼安葬。臣等不能匡救祸乱，深感痛心！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以民礼葬之，也符合旧典。然而，臣等深感您仁慈之心，虽说有春秋大义，但仍然哀矜伤悲，故恳请加恩以王礼葬之。”

太后应允，于是把曹髦以安葬王者的礼仪葬于洛阳西北30里的瀍涧之滨。出葬那天，仅有车数乘，不设旌旗，十分低调，但仍然引来附近百姓的围观。

大家纷纷议论：“这就是前天所杀的天子啊！”

有人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现在必须马上考虑的是，由谁来接任曹髦。

这一次，郭太后不再发表意见了，交由司马昭与公卿商议。经过大家的讨论，觉得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奂比较合适。

曹奂出生于曹魏正始七年（246年），现在14岁，也就是说，少帝曹芳在位7年后他才出生的，但他的辈分却不低，他的父亲燕王曹宇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他是曹家的第三代，现在被封为常道乡公。

曹宇是曹操与夫人环氏所生，环夫人还生下了著名的神童曹冲，魏文帝和魏明帝时曹宇深受宠爱，封爵至燕王。魏明帝曹叡特别和这个叔叔谈得来，病危时本欲立曹宇为大将军，让他辅政，后由于刘放、孙资的杯葛而作罢，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后，曹宇被免官回家。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六月的一天，曹奂来到洛阳，拜见皇太后，当日便在太极前殿继位。

之后大赦，赏赐百官，改年号为景元。

就在当月，新帝下诏进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增加两郡的封地，使封地总数达到十个郡，加九锡，司马氏众子弟未有侯爵的都封为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

与曹髦相比，曹奂要安静得多，他既不去太学、辟雍找人探讨学问、吟诗作赋，也不与郭太后闹别扭，整日就待在深宫里，过一天是一天。

曹奂虽然还不知道他是最后一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曹氏成员，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名义上的曹魏社稷往后延续。至于能延续到哪一天，他也不知道。

司马昭全面掌权后，一方面巩固权力基础，消灭政治对手，另一方面继续扩充军力，积极准备统一天下之战。

面前蜀汉和孙吴两个对手，不能同时消灭它们，那么先灭哪一个呢？

司马昭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应该先灭亡蜀汉。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夏天，司马昭召集群臣说：

“自从寿春平叛以来已经6年没有战事了，这几年里我们集中精力制造兵器、修缮盔甲，准备对付吴蜀二虏。如果灭吴的话，我大致计算过，造战船、开水道总共得用去1000多万个工日，也就是说10万人得忙100多天才能完成（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另外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必然会遇到疾疫。所以应当先取蜀，灭蜀3年之后，借巴蜀可以顺流而下的有利地势，水陆并进去灭吴，就像历史上晋灭虞定虢、秦吞韩并魏那样，是很容易的。据报告蜀国有9万军队，驻守在成都及守备后方的大约4万，余下5万是机动部队。如今姜维被拖滞在沓中不能东顾，我们的大军可以直指骆谷，趁其空虚袭击汉中。

“蜀军如果各自据城守险，必然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就可以调集大军破其城池，派遣机动部队占据其村野，敌人虽有剑阁却无以为守，虽有雄关却无力自保，以刘禅的昏庸，在边城陷落、内部士民惊慌的情况下，蜀国的灭亡一定指日可待！”

司马昭伐蜀决心已下，但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兼西线战场总指挥邓艾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最好的出征时机是蜀国内部出现祸乱时，而目前看这个条件还没有到来，所以得等一等，为此他多次陈述了相关看法（屡陈异议）。

但司马昭不想再等了，他做出了两项安排。

一项安排是派自己身边的秘书长（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的军司马。之前介绍过，军司马相当于武职的长史，等于让师纂这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大将军长史府）降格为西部战区司令部的秘书长（征西长史），用意当然是传达和执行司马昭伐蜀的作战意图和方案。

另一项安排是提拔钟会担任镇西将军，四征将军高于四镇将军，如果邓艾是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的话，钟会就是西部战区的副司令（镇西将军），其意图也是督促邓艾抓紧行动。

邓艾只得执行司马昭的命令，积极筹备伐蜀事宜。

◎姜维与费祎

大兵即将压境，蜀汉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总体来看，诸葛亮去世之后的蜀汉较为沉寂，天下发生的大事多与他们无关，但其实诸葛亮生前指定的几位继任者一直没有忘记身上的职责，也做了不少事。

其中尤其是姜维，做的事情最多。夏侯霸逃到蜀汉后被任命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此时蒋琬已经去世，蜀军的总司令（大将军）由费祎接任，这是诸葛亮生前做出的安排。姜维担任卫将军，名义上还在夏侯霸之后，但姜维不计较这些，他对夏侯霸挺重视，专门跑来向他请教曹魏方面的事。

姜维问夏侯霸：“司马懿现已夺取了权力，他有没有对外征伐的意思？”

夏侯霸回答说：“司马懿现在最重要的是巩固权力，目前尚没有余力对外攻伐。不过那边有个叫钟会的人，虽然现在还年轻，但有朝一日得到重用的话，将成为蜀、吴两国的大患。”

姜维向夏侯霸打听曹魏的情况，是因为他正在准备北伐。

就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的这一年秋天，在姜维指挥下，蜀汉发起了一次北伐，路线还是祁山方向，主攻曹魏治下的雍州刺史部，姜维让夏侯霸一同随征。

蜀军很快越过了祁山，继续向西，攻占了麹山附近的麹城，麹山即今岷山，麹城位于今甘肃省岷县以东。姜维做出稳扎稳打的态势，下令在麹城附近修筑了两处要塞，让句安、李歆等人把守，以此为中心不断向曹魏的陇右地区扩张。

姜维就是这一带的人，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蜀军动作很快，扩张势头很猛。当时的曹魏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商量对策，陈泰是已故重臣陈群的儿子，几个月前还是朝廷秘书局的一名处长（尚书），因为父亲的关系，司马懿本就对陈泰有好感，又因为陈泰劝曹爽投降而进一步对陈泰更加亲近，掌权后立即任命陈泰为雍州刺史。

但这不是为了投桃报李，因为陈泰确实有能力，尤其在处理边疆事务方面很有经验。陈泰曾任并州刺史，同时兼任北部边防军司令（护匈奴中郎将），所辖地区及周围一带民族众多，陈泰很注意对当地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在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当时京城里的权贵们经常托他在边地购买奴婢，为此送来很多礼物，陈泰把礼物都挂在墙上，从不打开（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他当了九年的刺史，调回京城时把所收到的礼物全部退还。所以陈泰不是一般的“官二代”，他是个干才。

面对蜀军的进攻，陈泰向郭淮建议：“麹城虽然坚固，但离蜀国的控制区太远，所有粮草供应都要长途运输，姜维只能大量征调羌人、夷人去运，他们苦于劳役，未必肯屈从。现在只要把敌人围起来，不用进攻就可兵不血刃地将其攻破。蜀军即便举兵来救这里，山道险阻，他们想取胜并不容易。”

围而不攻、拖而不打是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制胜法宝，看来陈泰也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的确，蜀军每次北伐都会为粮草接济不上而困惑，魏军以逸待劳，以己所长击敌所短，这才是用兵的正道，郭淮长期征战在西线战场，对这个道理自然也懂，于是同意了陈泰的建议。

郭淮命陈泰去指挥围攻麹城的蜀军，所部包括讨蜀护军徐质和南安郡太守邓艾等。邓艾也是司马懿重点栽培的对象，他先在司马懿的太尉府当过一段时间的副处长（太尉掾属），之后到尚书台当科长（尚书郎），再到夏侯玄的西部战区司令部当参谋（参征西军事），经过这些锻炼后被派到下面当郡太守。

陈泰等人指挥魏军把麹城围了起来，此时姜维不在麹城，魏军把城里的运输通道和水源阻断，只围不攻。蜀将句安挑战，魏军不应，时间一长蜀军受不了，只得把有限的粮食分给兵士，每天算着日子节省着吃，没有水就化雪水去喝（分粮聚雪以稽日月），姜维果然率兵来救，蜀军兵出牛头山。

陈泰率魏军与蜀汉援军相对，陈泰对众将说：“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可以断绝牛头山的归路，让姜维无法返回，可将其生擒！”

陈泰让众将坚垒不战，然后派人去见郭淮，提出由他率部南渡白水河，沿河向东，而请郭淮率军进逼洮水，两路大军齐进，目的是切断姜维的后路，郭淮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可行，于是向洮水移动。

姜维察觉情况有异，只得撤退，麹城的蜀军于是投降。

以上这场战事是姜维第一次主持北伐，以后他主持的北伐还有十次之多，他的主要对手就是郭淮、陈泰、邓艾这些人。

姜维首次北伐未果，暴露出蜀军兵力不足的问题，以往诸葛亮每次兴兵都几乎倾尽蜀国的全部兵力而出，通常在十万人上下，这是因为要长途作战，对手是曹魏这样强大的敌人，总兵力至少要与对方不差上下才有取胜的可能，而姜维此次进取麹城，兵力居然只有一万人左右，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姜维与费祎共同辅政，姜维认为自己熟悉陇右的情况，又能策动西北的羌人、胡人各部族为羽翼，所以在曹魏的侧翼发起进攻将其一举夺下相当有把握（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之）。但费祎对此并不支持，当然他也不能公开反对北伐，因为这是诸葛丞相生前制定的国策，于是就在暗地里做手脚，利用职权阻挠姜维调兵，姜维能调动的人马十分有限（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费祎态度消极，还对姜维说：“咱们这些人比丞相差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北定中原，何况我等？咱们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至于统一天下的功业，干脆等待日后出现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吧，不要期望着侥幸决战而一举成功，如果不然，悔之不及啊！”

面对不思进取的费祎，姜维也很无奈。

不过，费祎说的那些，他并不敢公开地讲，他还得做出北伐的样子，先进驻汉中，后又移驻梓潼郡的汉寿县，梓潼郡是蜀汉在北部增设的一个郡，下辖梓潼、汉寿、白水、涪城、汉德五个县，其中汉寿县在今四川省广元市的西南。汉中如果是蜀汉北部第一道防线，梓潼就是第二道，费祎在这里开府治事，朝中所有大事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才能施行（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

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在汉寿举办岁首大会。驻汉寿的文武官员都参加了，费祎在宴会上喝得很高兴，酩酊大醉（欢饮沉醉），结果竟然被一名刺客瞅准机会给杀了。

这不是一名普通的刺客，他叫郭修，是蜀汉的左将军，在军中的地位几乎与姜维相当。

郭修是陇右人，原来是曹魏的一名师长（中郎将），后被姜维俘虏，投降了蜀汉，大概他在陇右一带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被提拔为左将军。

看来蜀汉一向重视降将，马超来投，一开始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地位在关羽、张飞等人之上，后又担任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姜维来投，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军长（奉义将军），后成为征西将军、卫将军；夏侯霸来投，被直接任命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

如此厚待降将，而像张嶷这样一直忠心耿耿、屡立战功的将领，奋斗了几十年也不过是个军长（荡寇将军），所以夏侯霸刚来蜀汉时主动跟张嶷交朋友，张嶷才那么冷淡。

郭修虽然投降了蜀汉，但内心里却不愿意当蜀臣，他想找机会刺杀后主刘禅，想利用向刘禅道贺的时机，一边拜贺一边趋前，希望接近刘禅，但总被旁边的人阻隔无法行动（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

郭修于是另找行刺目标，费祎举办岁首大会，郭修也在座。费祎是蜀汉的二号人物，干脆就朝他下手，郭修亲手刺杀了费祎，自己也被蜀人所杀。

曹魏这边得到消息，认为郭修是烈士，朝廷下诏褒奖郭修，说他的行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论勇猛赛过战国时的著名刺客聂政，论功劳超过西汉初年的刺客傅介子（勇过聂政，功逾介子），追封其为长乐乡侯，食邑1000户，爵位由郭修留在曹魏的儿子继承。

费祎死后，姜维负责全国的军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不久又正式继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他可以全力准备北伐了。

但在朝政方面姜维介入得还较少，从诸葛亮到蒋琬、费祎，实际上是一种摄政的状态，后主并无多少实权，随着费祎的死去，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

姜维是费祎之死的最大受益者，考虑到郭修和姜维都是陇右人，郭修又是姜维收降的，于是有人大胆推测，认为郭修之所以刺杀费祎并非出于对曹魏的忠诚，而是姜维暗中的指使，但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依据，只能算一种推测。

费祎之死改变了蜀汉的政治格局，由于历史原因，蜀汉内部一向存在派系之争，刘备、诸葛亮可以充分平衡各派的力量，蒋琬、费祎也基本能做到表面无事，而姜维缺乏相应的资历和基础，后主也无法完全掌控一切，自此之后蜀汉内部的斗争变得复杂化。

从蜀汉后主延熙元年（238年）到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先后主持过的北伐共有11次之多，具体战绩是：大胜2次，小胜3次，相拒不克4次，小败1次，大败1次。

仅从战绩看似乎胜多败少，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曹魏在西线战场向来坚持防御作战的原则，能拖就拖、能避就避，不求一城一地得失，更看中大局，这个办法虽然使魏军打了更多的败仗，但以较小的代价维持住了西线战场的总体格局，盘点下来，蜀汉在西线战场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进展。

而蜀汉频繁用兵，极大地消耗了财力和国力，最后到了兵困民疲的程度，各种反对用兵的声音也多了起来，姜维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蜀汉内部的情况更让姜维烦心，费祎、董允先后去世，陈祗以侍中的身份兼任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成为处理内政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姜维北伐还是比较支持的，但相对于蒋琬、费祎和董允，陈祗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结交宦官。

蜀汉后期宦官逐渐得势，代表人物是黄皓，他善于阿谀献媚，处心积虑地一心往上爬（便辟佞慧，欲自容入），被后主刘禅所宠信。董允生前还能约束黄皓，经常劝谏刘禅远离黄皓，对黄皓也常常加以责备，黄皓畏惧董允，尚不敢过分胡来，到董允死时黄皓也担任黄门丞，算是宦官中的中级职务。

董允死后黄皓失去了约束，陈祗作为董允的继任者，不仅不能抑制黄皓，还有意跟他结交，黄皓很快升至中常侍，又兼任奉车都尉，成为宦官的首领。

黄皓的手越伸越长，开始干预朝政。

蜀汉景耀元年（258年）陈祗病逝，黄皓进一步把持了朝政，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那些不肯顺从自己的人。后主的弟弟刘永一向看不惯黄皓，黄皓不断在后主面前诋毁刘永，后主对刘永逐渐疏远，以致刘永竟有十多年不能见到刘禅（后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刘永尚且如此，其他不顺从黄皓的人会落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黄皓还插手军队，永安防务区司令（永安都督）阎宇巴结讨好黄皓，黄皓提拔他当上了右将军，用以牵制姜维。

蜀汉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奏请后主刘禅，要将黄皓处死，但刘禅不同意，对姜维说黄皓只不过是个小人物，不必太在意。刘禅还让黄皓去向姜维谢罪，当然这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姜维见黄皓在朝中枝连叶附，上面又有后主的庇护，不仅感到忧虑，甚至有些恐惧，他奏请后主，自己愿常驻沓中。该地是位于岷山、迭山中的一处小型盆地，在今甘肃省舟曲县境内，在陇西郡、天水郡的正南方，距成都十分遥远。

不用兵时姜维就在沓中屯田种麦，很长时间都不敢再回成都（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

◎发起灭蜀之战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八月，司马昭调集的各路大军集结完毕，开始行动。

司马昭一共部署了三路征蜀大军：

一路由征西将军邓艾指挥，从狄道进攻沓中的姜维，拖住姜维所率领的蜀军主力，让其不得东顾，这路人马约三万人；

一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从祁山方向进攻武街的蜀军，目的是断绝姜维的退路，这路人马也在三万人左右；

一路由镇西将军钟会指挥，分别从斜谷和骆谷进攻汉中，这路人马在十万人左右。

从以上部署看，钟会这一路是主力，其他两路属于配合作战。

征蜀大军有一部分是从洛阳出发调往西线战场的，大军离开洛阳前有个叫邓敦的将领力谏不可伐蜀，司马昭大怒，下令斩了，为征蜀大军祭旗。

九月，邓艾率天水郡太守王颀等部攻打姜维的沓中大营，同时指挥陇西郡太守牵弘在一旁进行牵制，又让金城郡太守杨颀进攻甘松，多路出击，令姜维四处招架。

钟会率领的一路大军从秦岭栈道进兵，由于兵力充足，可以同时由褒斜道和傥骆道齐进，让蜀军更难防范。钟会命牙门将许仪在前面开路，自己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在经过一座刚修好的桥梁时，钟会坐骑的马蹄陷入坑中，钟会大怒，下令将许仪斩首。

许仪的父亲是已故名将许褚，钟会一翻脸谁都不认，魏军将士无不惊骇。钟会在军中资历有限，来西线战场也只有几个月时间，但许仪的一颗人头就为他树立起了足够的权威。

进入关中平原后，钟会发现蜀军主动退至各个据点不出来交战，于是命魏将荀恺、李辅等各率一部人马包围了汉城、乐城等要点，自己西出阳安口。

在路过定军山时，听说诸葛亮埋在这里，钟会特意派人前往祭拜，并下令军士不得在诸葛亮墓附近牧马砍柴。

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在沓中无法抽身，看到汉中情况危急，于是指挥众军拼死回援。邓艾命王颀率部紧追，姜维率张翼、廖化等各军集结于剑阁，之所以没有向汉中驰援，是因为战事发展得太快，钟会已夺取了汉中。

这一年十月，钟会由汉中挥师南下，到达剑阁。

剑阁是蜀汉北部的第二道防线，剑阁如果有失，成都平原将无险可守，情势危急。

后主刘禅赶紧向孙吴求救，孙吴派老将丁奉进攻曹魏的寿春，派将军留平、施绩进攻南郡，派将军丁封、孙异进攻沔中，也是三路出击，在曹魏的中线和东线两个战场同时发起进攻。

司马昭对此早有预料，他命令这两个方向的魏军采取守势，只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就行，魏军仍倾尽全力在西线战场进行决战。

西线战场，剑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钟会一时无法得手。

邓艾这一路推进到了阴平道的北口，当年夏侯霸逃亡蜀国就走的是这条路，这条路可以避开剑阁进入成都平原，但其险峻程度超过了秦岭中的栈道，加上现在正值隆冬，要从阴平道进攻蜀汉有些不可思议。

但邓艾决定冒险，他简选精锐，并命令诸葛绪率本部人马前来会合，之后过阴平道，从江油进攻成都。但诸葛绪不同意，他认为从阴平道进攻蜀国不符合既定的作战计划（西行非本诏），于是率领本部的三万人马向东行进，与钟会合军。

三路征蜀大军变成了两路，诸葛绪和钟会在此次战役中理论上处于平级地位，二人无法相互指挥。钟会想独掌军权，他密告诸葛绪畏懦不进，司马昭以少帝曹奂的名义发来诏书，让钟会用囚车押诸葛绪回去受审，诸葛绪的人马就这样归了钟会指挥。

钟会继续率兵进攻剑阁，仍不能攻克，这时魏军后勤保障出了问题，粮食眼看就要吃完了，而粮道险远，补给困难，钟会提出撤军。

邓艾不同意，他写信向司马昭建议说：“敌人已经疲惫不堪，现在正应该乘势加强攻击。可以从阴平道进军，沿着山中小路经德阳亭奔赴涪城，这里距剑阁以西有百余里，距成都只有300多里，从这里可以派一支精悍的部队直接攻击敌人的心脏（奇兵冲其腹心）。到那时，姜维一定得引兵救援涪城，钟会正好乘虚而入；如果姜维死守剑阁而不救涪城，那么涪城兵力很少，按照兵法所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一定能打败敌人！”

司马昭批准了邓艾的计划，于是邓艾率本部人马进入700里长的阴平道，一路上凿山通道、攀木缘崖，大军鱼贯而进，历尽了艰险，在最危险的地方，邓艾亲自裹着毯子从山上往下滚（以毡自裹，推转而下）。

邓艾的冒险取得了成功，蜀军压根没料到阴平道里会杀出一支奇兵，等邓艾所率人马出了阴平道直达江油关时，守关的蜀将马邈投降。

江油关失陷，下一个目标就是涪城，后主刘禅急令诸葛瞻率尚书张遵、尚书郎黄崇、羽林右部督李球等前往涪城阻击邓艾。

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此时36岁，是蜀汉的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共同主持朝政（录尚书事），张遵是张飞的孙子，黄崇是黄权的儿子，李球是李恢的侄子。

诸葛瞻率部到达涪城后一直不敢向前，黄崇劝他迅速出击，抢占险要地势，不让敌人轻易进入平原地带。但诸葛瞻犹豫不决，担心分兵之后涪城更难防守。魏军在邓艾的率领下由江油关长驱直入，蜀军被打败，涪城丢失，诸葛瞻率蜀军主力退守到成都北部重镇绵竹。

邓艾派使者给诸葛瞻送信诱降，表示如果诸葛瞻肯投降，可保举他为琅琊王，诸葛瞻大怒，斩了邓艾的使者，率军出战。

这一仗打得很激烈，邓艾派他的儿子邓忠从右翼包抄，派师纂从左翼包抄，结果二人均进攻不利，报告说敌人难以击破。邓艾一听急了，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下令斩杀二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什么不能攻克的！”

二人只得再次出战，指挥所部人马拼死进攻，最终蜀军被击破，诸葛瞻、张遵等人战死，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也在军中，听说父亲战死，也冲入敌阵而死。

涪城、绵竹相继失守，成都城内一片惊慌。

后主刘禅召集群臣商议，有人建议逃往孙吴，有人建议逃往南中，光禄大夫谯周等人建议投降曹魏，大家议来议去，最后大多数人赞成谯周的意见（众人皆从周议）。

这么多的意见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建议打下去呢？

当然，实力是一个问题，前面也打了，但都打败了，诸葛瞻父子战死，大家没有信心再打下去了。

但这不是根本理由，关键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不想打了。

汉末三国时期，所有的本土派都不想打仗，不仅蜀汉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样，冀州的沮授、田丰，兖州的陈宫，荆州的蒯越、蔡瑁，江东众多的投降分子，他们的想法都差不多，自己的家乡最好自己能做主人，如果不行，谁来当领导他们都没意见，但拒绝打仗。

刘禅是早期追随刘备的元老派和随刘备入益州的荆襄派所支持的，在刘备、诸葛亮时代这两派占绝对支配地位。但随着元老派的关羽、张飞和荆襄派的诸葛亮、蒋琬等人先后离世，刘禅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而益州本土派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

但刘禅仍狐疑不决，他想逃往南方，谯周劝道：“南方是远夷之地，一向不愿意顺从，多次反叛，是诸葛丞相以兵威相逼，他们才愿意服从。以现在的情况，去了那里对外需要抵御强敌，对内朝廷需要大量供需，只能加倍地从夷人那里索取，到时候他们必然会反叛。”

刘禅默然无语，他承认谯周说得有理，不过也有人担心邓艾率领的魏军已经杀到跟前，他要是不愿意接受投降怎么办？

谯周认为不会，他的理由是：“现在对曹魏来说，除我们以外孙吴也未臣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会接受投降，并且以礼相待。如果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谯周愿只身前往洛阳为陛下去争！”

最后，刘禅派侍中张绍等人奉玺绶向邓艾请降，张绍一行走到雒县时遇到邓艾，邓艾大喜，当场表示接纳。刘禅另派太仆卿蒋显赴剑阁向姜维宣布赦书，要他就地向钟会投降。

邓艾随后到达成都城外，刘禅率领太子、诸王以及群臣等60多人绑住自己、抬着棺材出城拜见，邓艾手执魏帝颁发的符节，上前为刘禅解开绑绳，又令人焚烧了棺材，接受投降。

邓艾宣布，承曹魏皇帝的旨意拜刘禅为代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行骠骑将军），刘禅的太子刘璿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刘禅的其他儿子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原蜀汉百官也各拜了新官职，同时任命师纂代理益州刺史，陇西郡太守牵弘等人任蜀中各郡的太守。

至此，42年前由刘备一手创建的蜀汉政权灭亡了，根据刘禅投降时向邓艾所献的士民籍簿，蜀汉灭亡时的人口共28万户、94万口，甲士共10.2万人，官吏4万人。

刘禅的儿子刘谌被封为北地王，刘禅采纳谯周之策要投降时，刘谌坚决主张不降，决心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但刘禅不听。

刘禅出城投降的当天，刘谌跑到刘备的昭烈庙痛哭。之后，先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目睹的人无不流泪。

◎成都发生叛乱

刘禅投降后表面上受到一定礼遇，但总体上是屈辱的。魏军进入成都后，邓艾下令把蜀汉后宫里的宫人们赏给魏军将士中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刘备如果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这些被赏赐出去的宫人中包括刘禅的妃嫔，除张皇后外，刘禅其余的妃嫔都要下嫁魏军将士为妻。

有位李昭仪大愤，找到刘禅说：“我不能接二连三地受到侮辱（我不能二三屈辱）！”

刘禅很难受，却也无奈，李昭仪自杀身亡。

刘禅开城投降的消息传到剑阁，正在与钟会对峙的姜维闻讯惊愕不已。此时益州诸郡县都收到了刘禅罢兵投降的赦书，姜维无奈，只得投降钟会。

钟会见到姜维，故意问他：“你为何来得这么晚呀（来何迟也）？”

姜维眼里含着泪水，但一脸正色：“今天能来，已经算早的了（今日见此为速矣）！”

钟会对姜维肃然起敬，不敢再予轻慢，他让姜维仍统率蜀军原有的人马。

消息传到洛阳，朝野欢庆。

司马昭以少帝曹奂的名义下诏：拜邓艾为太尉，增加其封邑2万户，邓艾的两个儿子都封为亭侯，各得封邑1000户；拜钟会为司徒，钟会原来只是个亭侯，直接晋封为县侯，食邑增至1万户。

消灭了蜀汉，邓艾自认为功劳主要是他的。

邓艾越来越自信和傲慢，与钟会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灭蜀后，邓艾一心筹划灭吴的计划，但他不知道的是，钟会在背后搞起了各种小动作，要置他于死地。

钟会修改了邓艾与司马昭之间的通信，把邓艾的上表也进行了修改，使人读起来觉得邓艾相当傲慢无礼，司马昭对邓艾产生了反感和戒心。

钟会向司马昭诬告说邓艾要谋反，司马昭以少帝曹奂的名义发来诏书，要钟会把邓艾抓起来送往洛阳审问。钟会此时还没有进入成都，他派卫瓘带人到成都收擒邓艾。

卫瓘字伯玉，是曹魏名臣卫觊的儿子，曾任曹魏司法部部长（廷尉），他师从著名书法家张芝，工草书，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此时以征蜀大军监军的身份在钟会处。钟会让他去成都抓人，是打算借邓艾之手把他杀了，之后把邓艾的谋反罪坐大坐实（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

卫瓘知道钟会的阴谋，但又不能抗命不遵，只得带着1000多人去了成都。到了以后，他向邓艾手下的将领们下达了通知，说自己奉诏捕拿邓艾，其他的人一概不予追究，如果按时到自己这里报到，爵位和赏赐一切如旧；如果不肯露面，就诛灭他三族。

次日鸡鸣时分，邓艾的部将们纷纷赶到卫瓘军营报到，只有邓艾没来，卫瓘于是乘坐着使者的专车赶往邓艾的住所，邓艾还在睡梦中，结果父子一起被擒。

邓艾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仰天长叹道：“我是忠臣啊，居然到了这种地步，白起的悲剧今日重现！”

曹魏少帝景元五年（264年）正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

钟会派人送走了邓艾，此时他大权在握，麾下的魏军以及投降的蜀军加在一起有20多万，这让钟会有了更大的野心。

但这时也传来了让钟会不安的消息，就在他进入成都的同时，司马昭亲率十万大军赶到了长安，中护军贾充又率一万步骑进入汉中，驻扎在乐城。

钟会觉得司马昭对他也起了疑心，对心腹说：“如果为了抓一个邓艾，相国应该知道我就能做到，他率领大军前来一定是发现了异状，我们应当先动手，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得到天下（事成，可得天下）。如果不顺利，就退回蜀地，学刘备偏安于一隅。自从淮南之战以来我从未失策，已天下闻名，像我这样功高名盛的人哪能有好归宿呢？”

说干就干，上个月郭太后在洛阳去世了，钟会把在成都的魏军将领和重要官员都集中到蜀汉原来的宫殿里，名义上为太后发丧，人到齐之后，钟会突然出示了一份所谓的太后遗诏，说是要他讨伐司马昭（起兵废文王）。钟会强迫众人在遗诏上写下同意的字样作为凭据（使下议讫，书版署置）。

之后，钟会委派亲信将领去掌握各路军队，对于不服从的将领，钟会把他们关了起来，派兵严加看守。

老将胡遵的儿子胡烈也在被看押者之列，他编造谎言说钟会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要把将官们一个个打死埋在坑里，这个消息一传开，被关押的人惊恐悲愤。

正月十八日中午，胡烈率儿子胡渊等一部分人从被看押的地方擂鼓呐喊而出，魏军各营的官兵为救本部将领也都先后拥来，反对和支持钟会的人于是在成都城里展开了一场混战，最终前者占了上风，钟会、姜维以及原蜀汉太子刘璇等人被杀。

成都群龙无首，监军卫瓘出来收拾残局，钟会谋反让他陷入尴尬。因为不久前他还跟钟会一起联名诬谄邓艾，如果邓艾到洛阳后东山再起，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邓艾还在路上，卫瓘于是派护军田续带人去追赶，田续曾是邓艾的部下，当初在江油关因惧战不前差点儿被邓艾杀了。

田续追上邓艾，恶狠狠地说：“终于可以报江油之辱了！”

一代名将邓艾及其儿子，就这样被诛杀了。

在这场魏军的内乱中，姜维也被杀了。

姜维随钟会来到成都后，一开始就看出了钟会的谋反之心，那时钟会还没有挑明要反叛，姜维想怂恿他一下。

钟会挺信任姜维，姜维试探地问他：“听说您从淮南带兵以来，算无遗策，司马氏有今天的权势，都是您的功劳。现在平定了蜀国，威德振世，连老百姓都知道您的功劳很大，但主上也因此会忌惮，怎能平平安安地过一世？”

姜维还对钟会说：“当初韩信不肯背叛汉室，最终还是被猜忌而死，汉高祖刘邦是昏君吗？不是，这是利害关系所造成的。现在您已立下奇功，何不效法当年的范蠡弃官而去，以保全身而退？”

钟会不同意姜维的看法：“你说得太远了，我不能弃官而去，而且从现在的局势看，或许还没有到这一步。”

姜维借势怂恿说：“刚才说的那些不是全部，剩下该怎么做其实您都清楚，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二人的心里达成了某种默契，姜维打算鼓动钟会谋反，让魏军将领们展开内斗，之后再借机杀了钟会，坑杀魏军将士，之后恢复蜀汉政权（尽坑魏兵，还复蜀祚）。

姜维还给后主刘禅写了密信，信中说：“愿陛下再忍受几天屈辱，臣要让社稷危而复安，让日月幽而复明！”

钟会起事后，准备给姜维五万人马，让他作为前锋去与曹魏交战，但钟会失败，姜维复国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与妻子、儿女一起都死在乱军之中。

◎“此间乐，不思蜀”

成都城内连续恶斗，结果是邓艾死了，钟会也死了，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司马昭。

曹魏景元五年（264年）三月，少帝曹奂下诏改元为咸熙，同时封司马昭为晋王，增加10个郡作为封地，加上之前的10个郡，司马昭的封地达到了空前绝后的20个郡。

曹奂同时下诏追封舞阳侯司马懿为晋宣王，追封忠武侯司马师为晋景王。

曹奂还诏令刘禅前来洛阳居住，封其为安乐县公。刘禅只得离开成都前往洛阳，过起了被软禁的生活。

一次，司马昭设宴，刘禅在座，司马昭故意让人演奏蜀乐，在座的蜀汉旧臣们皆掩面而泣，然而刘禅却显得怡然自得，毫不伤悲。

司马昭故意问他：“安乐公思念蜀国不？”

“这里如此快乐，不想蜀国了（此间乐，不思蜀也）！”

在没人的地方，蜀汉旧臣郤正对刘禅说：“陛下，司马昭若再问这样的话，您就闭目沉思片刻，说‘先人的坟墓还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这样司马昭就会让陛下回到蜀国了。”

司马昭又设酒宴，果然再提同样的问题，刘禅按郤正教他的说了。

司马昭惊讶地说：“这些话怎么有点像郤正说的？”

刘禅也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司马昭及左右大笑起来。

对此有两种解读，一种看法是刘禅确实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让人又哀又恨，哀其结局不幸，又恨其不争；另一种看法是，刘禅其实很高明，他只有装得如此老实忠恳且平庸无能才能打消司马氏的怀疑，从而保全余生。

蜀汉灭亡，对孙吴来说无疑是最悲惨的消息。

然而，此时的孙吴君臣们似乎还无法去认真思考这件事将会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陷在越来越严重的内讧中。

孙吴的大权被孙綝掌控了多年，之前在诸葛诞之叛中孙綝亲自率军去接应，非但没有救出诸葛诞等人，反而把将军朱异杀了，引起朝野的一致怨愤（自戮名将，莫不怨之）。

孙綝回到建业，这时少帝孙亮已开始亲政，他派人责问孙綝为何救援不成而诛杀大将，孙綝无法回答，干脆称病不再上朝。为保住权力，孙綝在建业的朱雀桥附近修建屋宇供自己居住，命弟弟威远将军孙据宿卫宫禁，另外的几个弟弟，包括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闿等分别率军驻守在各处要点。

随着孙亮对掌权的渴望越来越强，孙亮与孙綝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孙亮突然提出要追查他的姐姐孙鲁育被杀事件。孙鲁育是被孙峻杀死的，孙亮下诏怒责虎林督朱熊、外部督朱损等人当年没有劝阻孙峻以致姐姐被杀。朱熊、朱损都是孙綝的亲信，孙亮此举其实剑指孙綝，孙綝为二人求情，孙亮不许，命左将军丁奉杀了朱熊和朱损。

孙亮和大姐孙鲁班、太常卿全尚、将军刘承等人密谋欲除掉孙綝，但事情被孙亮的一个妃子知道了，这个妃子是孙綝的从外甥女，她向孙綝密报了此事。孙綝连夜带兵捉拿全尚，派孙恩去杀了刘承，之后举兵包围皇宫。

孙綝命光禄勋卿盂宗到宗庙祭祀先帝，之后召集群臣，宣布废黜孙亮，群臣无不震惊，但也没人敢违抗。孙綝派中书郎李祟到孙亮处收回皇帝的玉玺，然后以诏书的形式向全国公布了孙亮的所谓罪状，将孙亮贬为会稽王。

孙亮被废后，孙綝立孙权的第六个儿子琅琊王孙休为皇帝。孙休下诏拜孙綝为丞相、大将军兼领荆州牧，任命孙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孙据为右将军，孙干为将军，孙綝和几个弟弟都被封为侯爵，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权势达到了顶峰。

但孙休不甘于做个傀儡，后来在张休、张布和老将军丁奉等人的协助下将孙綝诛杀，并夷灭其三族。孙休认为与孙峻、孙綝这样的人同族简直是耻辱，特将二人从族谱中除名，把他们的名字改为故峻、故綝，之前受过他们迫害的人，包括诸葛恪、滕胤、吕据等都给予平反。

就在这一年，孙吴的皇帝孙休也得病死了，孙吴的权臣濮阳兴、张布、万彧等人拥立孙权的孙子孙皓为皇帝。

孙皓是已故太子孙和的儿子，孙权生前很喜欢这个孙子，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彭祖。孙和在“南鲁之争”中失势，遭到废黜，后又被封为南阳王。孙峻杀诸葛恪时，由于诸葛恪是孙和的妻舅，孙和也受到了株连，被赐死，孙和的正妃张妃殉情自杀，孙皓的生母何姬说，都死了谁来养遗孤呢？于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抚养孙皓和孙和的其他三个儿子。

孙休继位后改变了对孙和等人的态度，认为他们是被孙峻迫害的，于是封孙皓为乌程侯。

孙休死时本来有儿子，但这时蜀汉刚刚灭国，加上南方的交趾郡发生了叛乱，孙吴国内深感震惊，大家都认为应该立一位年长些的君主。权臣万彧之前担任过乌程县令，即孙皓封地所在的那个县，与孙皓关系很好，就向掌握实权的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人推荐了孙皓，孙皓这才当上的皇帝。

孙皓继位之初励志革新，抚恤人民、开仓振贫，使孙吴呈现出一定起色。濮阳兴、张布等人一看有些后悔，就在孙皓继位的当年，他们密谋要除掉孙皓，但有人提前报告给了孙皓，孙皓将濮阳兴、张布等人诛杀。

还是在这一年，司马昭派孙吴降人徐劭、孙彧回到江东，把灭蜀的过程向孙皓做了通报（喻孙皓以平蜀之事），等于是来提醒和警告的。孙皓于次年派使者纪陟去洛阳，向曹魏皇帝贡献方物。

◎一代魏臣入《晋书》

消灭了蜀汉，震慑了孙吴，对曹魏来说这是几代人的梦想，这一切几乎发生在一年之内，不过主持这件事的人姓司马而不姓曹了。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二月，太行山发行了地震，人们议论纷纷，以为曹魏的气数这一回算是到头了。

五月，晋王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王太子，几个月前司马炎已被任命为副相国（副贰相国）、抚军大将军。司马昭大约觉得自己身体出现了异样，所以加快向儿子交班的步伐。

这一年司马昭55岁，司马炎29岁。

八月的一天，司马昭病逝，司马炎立即继晋王位，任命曹魏的司徒何曾担任晋国丞相，这时曹魏仍实行三公制，晋国是曹魏的“国中之国”，依照当年曹操当魏王时设相国的旧例，晋国设丞相一职。

司马炎指派一些心腹到少帝曹奂处游说，要曹奂学习当年汉献帝禅让的故事把皇位让给司马炎，曹奂巴不得早点儿解脱。

十二月，少帝曹奂下诏给司马炎：“晋王，你们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盖天、四海蒙恩，上天要我把皇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

当年曹丕接受禅让，让来让去有近20个来回，司马炎倒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象征性地客气一下就“笑纳”了。

曹奂于是从皇宫搬了出来，暂时居住于金墉城。

离开时，太傅司马孚前来拜辞，拉着曹奂的手流泪不止。

当月，司马炎在洛阳继皇帝位，定国号为晋，后世称他为晋武帝，同时追尊晋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晋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晋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改年号为泰始。

泰始，如泰山般稳固的基业就从今天开始！

这样，继蜀汉之后曹魏政权也灭亡了，这一天发生在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农历十二月，对应公历则是公元266年一月，曹魏建立于220年，算起来前后存在了46年。

司马炎又下诏，奉魏帝曹奂为陈留王，命其迁往邺县居住，各项礼节参照当年曹魏优待汉献帝的做法执行（皆仿魏初故事），同样被集中在邺县居住的原曹氏诸王、公一律降侯。

从曹操到曹丕、曹叡，奋斗了几十年，皇位没了，只剩下最后一个象征性的陈留王，而司马氏一族却一夜之间诞生出一大批王来：晋武帝的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琊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加上堂兄弟、堂伯父、堂叔父，司马氏一族共有27个人被封王。

晋武帝任命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并指挥全国军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贾充为车骑将军，任命王沈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

上面这些人曾经都是曹魏的臣子，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传记不是出现在《三国志》里的《魏书》中，而是出现在专门为晋朝作史的《晋书》中。

一代魏臣入《晋书》，这是多么无奈！

司马炎登基之初还是很有作为的，他制定了许多政策，核心是休养生息、爱护百姓、发展生产等，他还下诏释放奴婢，把他们组织起来代替士兵军屯，同时整治军队贪腐、要求百官廉洁、减少赋役课丁、推崇节俭等。

由于政策得力，司马炎在位的前期晋朝国力大增，农业生产上升，国家赋税充裕，人口增加，司马炎后来有个年号叫太康，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太康盛世”。

在内政上司马炎也有一套，他总结前代治政的得失，在中央不断加强尚书台的建设，在尚书台内设置了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个部，以后又改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等部，让它们分别执掌35个曹，部里设尚书，曹里设郎中，各有职守，掌握各项实权，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之命行事，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及大司马、大将军被称为“八公”，却渐渐成为尊崇虚衔，司马炎通过掌握尚书台直接控制着权力。

除尚书台外还加强了中书台和门下省的建设，中书台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负责参议政事，地位较之前有很大提高；门下省是在原侍中、散骑常侍等顾问类职务的基础上设置的，负责向皇帝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同时获得审查尚书台文案的职权。上面这三个部门逐渐发展成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是日后“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司马炎登基的第三年，即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朝廷下诏颁布了一份经过多年编定而完成的法律，后世称《泰始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分为20篇、620条，涉及刑名、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以及诸侯律等各方面，与前代律令相比，其刑罚部分均有所减轻，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蜀汉灭亡后，司马炎从原蜀汉官员中选拔出一批人继续在晋朝为官，曾在蜀汉任职的《三国志》作者陈寿就是这一时期来到晋朝为官的，入晋后陈寿历任著作郎、长广郡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最能折腾的皇帝

北方的政权晋朝建立后国力进一步强盛，而南方的政权孙吴却更加衰落了。

孙吴少帝孙皓登基时已有20多岁，一开始，他也想干一番事业。

孙皓下诏书优待士卒、体恤百姓和士人，又打开官府的仓库，拿出粮食赈济穷人。他还下令遣散宫女，让她们出去结婚成家，还把皇家苑林里的禽兽放生。

这些举动受到大家的称赞，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位明主。

但孙皓的雄才大略比他的爷爷孙权差得很远，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更缺乏政治智慧，即位不久就在立皇太后一事上暴露出他的短见。

孙皓继承的是孙休的皇位，孙休是他的父亲孙和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叔父。按照礼制孙皓属于嗣位，理应立孙休的皇后朱氏为皇太后。有关部门依照惯例把太后的印玺、绶带都准备好了，只等孙皓来宣布，可孙皓却突然追认自己已故的父亲孙和为文皇帝。

如此一来再立朱氏为太后就成了笑话，这正是孙皓耍的小聪明，他的目的是立自己仍在世的生母何姬为皇太后。

打破既有制度往往会造成混乱，不利于政治上的稳定，真正的明主绝不会在这些小问题上横生枝节，更不会为一己私利而任意破坏现有制度。当时有不少大臣劝谏，希望孙皓不要这么做，但孙皓不理。

最后孙皓如愿以偿，将自己的生母何姬立为皇太后，将朱氏贬为景皇后。何姬的丈夫孙和跟朱氏的丈夫孙休是兄弟关系，她们二人俗称“妯娌”，是平辈，现在却一个成了皇太后，一个是皇后，有些不伦不类。

难免有人议论此事，孙皓听到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干脆逼着朱皇后自杀。朱皇后自杀后，按照礼制应当厚葬，孙皓发话说不能用皇后的礼仪治丧，找个荒凉偏僻的地方随便埋掉就行。

孙休还有四个儿子在世，孙皓下令把他们遣送到一座小城，派人严加看管。走到半路上，孙皓想想不对劲，又派人把其中两个年龄稍大些的杀掉，以免有人把他们接回来取代自己。

这件事暴露出孙皓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智慧，刚刚当上皇帝，支持者本来就有限，这时应该千方百计团结众人，让官员、百姓信任和支持自己，而不是给自己树立敌人。

这件事更暴露出孙皓性格上的残忍和任性，朱皇后是他的婶子，孙休的儿子跟他是同族兄弟关系，连这样的亲人都不放过，让人寒心。

但不久大家发现，这些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孙皓担心自己干的事被史官们记录到史书中，于是威胁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写，对于父亲孙和当年被杀的前前后后，孙皓也要求史官们将已有的记录加以篡改。

古代有很多朝代都设史官，最著名的如司马迁，他们大多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写史时既不隐瞒、也不夸大，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宁可被杀头也不弄虚作假。

孙吴就有一位司马迁式的史官，他的名字叫韦曜，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孙皓知道史官很重要，所以竭力拉拢韦曜。

孙皓喜欢喝酒，也经常强迫他人喝，孙皓在酒桌上有个规矩，一次必须喝够七升，否则就认为你心意不诚。韦曜的酒量不行，顶多能喝两升，孙皓格外照顾他，暗中让人用茶水替代酒水让韦曜过关。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以茶代酒”这个典故的由来。

孙皓把韦曜叫去，让他为父亲孙和作“纪”。在史书中只有帝王的传记才能称“纪”，一般人的传记称“列传”，韦曜认为孙和没有正式登基，不是皇帝，所以不能作“纪”，只能作“列传”。

为了这件小事，孙皓不断向韦曜施压。韦曜坚决不屈服，孙皓很生气，多次责骂韦曜。韦曜深感忧虑，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辞职，将编修国史的工作交给他人完成，孙皓不答应。

孙皓坚持要求韦曜按自己的意思写，韦曜坚决不答应，孙皓便以不接受皇帝诏命、不尽忠主上为由将韦曜拘捕下狱。

在狱中，孙皓继续向韦曜施压，但韦曜始终不为所动，最后孙皓下令把韦曜杀了，把他的家属全部流放。

说起杀人，孙皓恐怕是三国时代帝王里最残暴的一个。

有一个郡，有一年遭遇了旱灾，百姓无力缴纳赋税，郡太守不敢说不征收，只是上疏请求延期，孙皓大怒，认为这个郡太守要“树私恩”，也就是拿朝廷的利益换取个人的好名声，于是派人将他斩杀。

孙皓身边有一个大臣看到他不断滥杀无辜，婉转地劝谏了一次，孙皓怒火中烧，把这个大臣残忍杀害，这个人死时已体无完肤。

还有一次，孙皓看到有两个大臣交头接耳说什么事，他认为这两个人是在私下议论自己，于是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交州，这还没完，他又密令交州的地方官员将他们处死。

这两个大臣中有一个被处死了，另一个却没有，原因是他得了中风，丧失了语言功能，孙皓怀疑这个人是装哑巴，派人毒打，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当初提议让孙皓当皇帝的两位大臣看到孙皓这副模样，感到深深后悔，觉得对不起孙吴百姓，他们私下里狠劲扇自己耳光：真是瞎了眼，当初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人，让他当皇帝！

不料这件事被人密报给了孙皓，孙皓大怒，立即派人把这两位大臣杀了，还不解气，又命人把他们的尸体扔到河里喂鱼，他们的家属也全部被杀掉。

孙皓不仅杀人上瘾，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孙皓有位爱妾，她身边的近侍有一次到集市上抢东西，被司市中郎将陈声看到，司市中郎将是专门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员，陈声于是下令把这个人杀了。孙皓得知后不仅不支持陈声，反而命人把陈声抓了起来。

孙皓认为陈声“打狗不看主人”，是故意给自己难堪，就令人给陈声上酷刑。最后用烧红的铁锯把陈声的头割下来，把尸体扔到山下。

孙皓每次在宫里杀了人，就命人把尸体扔到水沟里冲走，或者下令把人剥去面皮、挖掉眼睛，简直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

孙皓当初把宫女遣散出宫只是一个假象，其实他是个极为骄奢淫逸的皇帝。

孙皓下诏在孙吴辖下的各州郡选美，女子到了15岁就要登记备案，没有被选中的才能出嫁，就连大臣们的女儿也不例外。很快，孙皓后宫里的嫔妃、宫女就有近万人，孙皓纵容宠爱的妃嫔派人到宫外抢东西，稍遇反抗孙皓就大开杀戒。

孙皓还大修宫殿，他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义务劳动”，还故意安排大臣们干一些类似进山采木、采石的重活，有的官员年老体弱，实在干不动，孙皓知道后就会马上把他们抓起来。

孙皓还是个酒鬼，动不动就聚众狂饮，大臣们谁不喝酒就是不给他面子，他派了不少侍从“监酒”，苦坏了那些酒量实在不行的大臣。

孙皓灌大家酒是有用意的，他趁着大臣们喝醉之际观察他们的言行，让侍从们记下来，大到谋反叛逆、小到闲言碎语他都喜欢收集，抓住把柄就立即治罪。

大臣们一听说赴宴就如同末日来临，出门时都要跟夫人孩子含泪做一番“临终告别”。

◎三国，成为历史

孙皓如此折腾，孙吴朝野上下一时间黑白颠倒、忠奸不分，一些人为博取孙皓的信任，就在他面前巴结奉承，编织谎言以示讨好，有的不惜卖友求荣，通过告密博取孙皓的好感。

有个叫刁玄的人出使蜀国，回来给孙皓编了一个谎话：“黄旗紫盖将出现在东南方向，最终能统一天下的是荆州、扬州一带的君主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

也就是说，“真命天子”将现身孙吴，言下之意其他人都不是正统，这本是奉承孙皓的话，是说了让他高兴的，但孙皓深信不疑。

恰在这时从北方的曹魏有归降江东的人，说寿春一带流传童谣，其中有“吴天子当上”的话，也就是孙吴的天子要成为全天下的皇帝。

这更是无稽之谈，估计这个童谣也不可靠，故意传这个话的人也是在讨孙皓的欢心，但孙皓大喜过望，认为这些都是“天命”。

一高兴，再加上一冲动，孙皓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队伍，中间有他的母亲和宠信的妃嫔、孩子，一行人从孙吴出发，准备一路直奔洛阳“以顺天命”。

洛阳当时是曹魏的首都，孙吴的实力比曹魏差了很多，如果真去，那肯定是自投罗网。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面对如此危险、如此荒唐的事，竟然没有一个大臣上前阻拦！

这是因为孙吴的所有大臣都被孙皓整怕了，都害怕一句话没说好会丢脑袋。皇上愿意玩就让他玩吧，最好玩死算了，所以大家都默不作声。

队伍是冬天出发的，走了一阵就遇到大雪，道路难行，士兵们穿着盔甲、拿着武器，行动很困难，经常需要上百人才能勉强拉动一辆车。

士卒们气愤地说：“如果遇到敌人，咱们就倒戈！”

话传到孙皓的耳朵里，他还算没有真的疯掉，一下子清醒了，下令撤回。

孙吴的国力本来就不如曹魏，经过孙皓的折腾，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孙吴天纪三年（279年）冬天，已取代曹魏的晋朝派出六路大军进攻江东，孙吴各地的守军节节败退，很多地方不战而降。

天纪四年（280年）三月，晋朝大将王濬率舟船率先抵达孙吴的都城建业，孙皓无力反抗，让人绑上自己的双手，又抬上一口棺材到晋军营门前投降。

王濬接受了孙皓的投降，派人把孙皓一家送到晋朝的都城洛阳，由孙权一手创建的孙吴政权就此灭亡了。

孙皓到洛阳后被赐号为归命侯，其后的命运跟另一位“难兄难弟”蜀汉后主刘禅差不多，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次，晋武帝司马炎跟人下棋，孙皓在一旁观战。

有个叫王济的大臣故意问孙皓：“听说你在吴国时干过剥人脸、砍人足的事，有这回事吗？”

孙皓听了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支支吾吾把话岔开。

还有一次，司马炎在宴会上问孙皓熟悉不熟悉江南一带的流行小曲《尔汝歌》，孙皓立即举起酒杯，献上了自己即席作的一首“尔汝歌”：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孙皓使劲地表现出巴结奉承之意，完全是一副谄媚之态。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孙皓死在洛阳，时年42岁，距离投降只不过4年，想必在洛阳的那些日子并不怎么好过吧！

从孙权建国到孙皓投降，一共经历了51年。

据史料记载，孙吴灭国时共有53万户、230万人，官吏32000人、军队23万人、后宫5000余人。

如果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算起，到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三国归晋，历史走过了将近100年。

一个特殊的“百年中国”，其间国家一直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几乎每天都在打仗，人民遭受痛苦，国家遭受磨难，统一的格局遭受挑战，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没有因为割据、战乱、天灾等各种不幸而消沉，他们身处分裂的现实，却不承认分裂的结果。曹操、刘备一生征战30年以上，诸葛亮5次北伐，姜维主持的北伐更多达11次，孙权也一次次北上用兵，他们的目标都是统一天下。

在人们思想深处，天下本来就是统一的，这种观念已牢不可破，不会因为暂时的分裂而产生动摇。

重温汉末三国这段百年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斗智斗勇，不是那一场场战争场面，而是在战乱中人们的心中仍怀着那种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

在最容易产生分裂的年代，渴望统一反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种“分久必合”的坚定信念，不仅是当时许多人奋斗牺牲的精神支柱，也是激励后世人们可贵的精神品格。

浪花淘尽了尘沙，却淘不尽英雄们的情怀。

历史随风而逝，留下的余温却仍能被感知。

初稿完成于2016年3月
二稿完成于2016年12月
三稿完成于2017年5月
四稿完成于2017年10月
五稿完成于2018年5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英雄记．王者的征途／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58-4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327号

三国英雄记．王者的征途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58-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邺城岁月

◎皖西大“剿匪”

◎颁布《求才令》

◎一篇难得的“自传”

◎铜雀台竣工了

◎千万别惹杨县长

◎邺城的文人生活

◎一群神奇人物

第二章　潼关之战

◎关中出问题了

◎会来事的儿媳妇

◎兵临潼关天险

◎历史差点儿改写

◎巧施离间计

◎趁势向西攻击

◎蚂蚁掀翻大象

◎凉州全境平定

第三章　夺取益州

◎诸葛亮秘访江东

◎刘备要披发入山

◎益州有个小帮派

◎先喝了场大酒

◎起兵白水关

◎都是性情中人

◎张飞义释严颜

◎来得正是时候

◎成都“和平解放”

第四章　高处不胜寒

◎一场“金融危机”

◎文武两套班子

◎化解派系纷争

◎名将的新烦恼

◎蒲元造“神刀”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次政治试探

◎一个不妥协的人

◎建立“国中之国”

◎后宫来了新皇后

◎再向前迈出一步

第五章　脆弱的联盟

◎没打起来的一仗

◎兵出大散关

◎纯属意外收获

◎“既得陇，复望蜀邪”

◎吕蒙智取零陵

◎湘水划界分荆州

第六章　汉中之战

◎孙权遇险逍遥津

◎一场大瘟疫

◎刘备不信预言

◎曹家的后起之秀

◎黄忠扬名定军山

◎赵云的“空营计”

◎曹操的“鸡肋”

◎称王汉水滨

◎魏延气壮山河

第七章　魏宫夺嫡

◎曹操的儿子们

◎养子也很出色

◎曹丕与曹植

◎曹丕的“小圈子”

◎五官中郎将

◎兄弟竞相“开府”

◎上演“抢人大战”

◎机关算尽比聪明

◎贾诩的一句话

◎又一个名士死了

◎终于尘埃落定

◎曹丕的清算行动

第八章　风云再起

◎该“鹰派”登场了

◎关羽“刮骨疗毒”

◎关羽突然北伐

◎屋漏偏逢连阴雨

◎徐晃的破汤罐

◎背后举起了刀

◎白衣渡江夺荆州

◎关羽败走麦城

◎打击还在继续

◎有没有“借刀杀人”

◎孙权送来“火炉”

◎“非常之人”长逝

◎留下“遗冢”之谜

第一章　邺城岁月

◎皖西大“剿匪”

一场赤壁之战，使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遭受重创。

赤壁之战后，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年初由荆州返回北方，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当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

这一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了合肥前线的战报，说孙权已经撤军了。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休整。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可以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小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淝水，直达合肥城外。

曹操一到合肥，就发布了一道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

这一年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区”的九江郡六县和潜县，这里是现在的皖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这一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

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兰、梅乾、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

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可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郃、牛盖等部，曹军的精锐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变民，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但是在两年前，即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赟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郃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

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100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郃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他援兵。

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

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

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

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咱们兵少，道路又险恶，难以深入。”

张辽不同意，他认为：“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

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200户，加上此前的1000户，达到1200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

曹操在给张辽的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的雷绪那一股也进展顺利，将雷绪击破。此战接近了尾声，此时并州一带又发生了民变，变民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500户食邑，达到1200户，于禁增加了200户，达到1200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他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

曹操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

后来经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20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曹操曾对经营好淮南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就此征求蒋济的意见。

蒋济表示反对，曹操对蒋济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这个年轻人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他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经过考虑，最后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下令从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

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有10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再次见到蒋济时，曹操曾向蒋济当面做过自我检讨。

◎颁布《求才令》

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年底到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三月，曹操一直在谯县。

跟随在曹操身边的还有曹丕，23年前曹丕就出生在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他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于是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天到达秋天，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部长。从姓很少见，史书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

“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也在军中，作为诗人的他常与曹丕等人宴饮赋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
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
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
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
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
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
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比曹丕大一岁，此时24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在“建安七子”中他的成就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三月，曹操返回邺县。

刚一回来，曹操就遇到了件比较烦恼的事，这就是田畴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500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300多人都迁到了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认为：“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

曹操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为此颁布了命令：“蓚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500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3年过去了，每次赏赐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

曹操也任性起来，不许田畴辞让，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质了。

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推辞到了这种程度，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或者心里另有什么想法。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就把它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

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就逃跑不接受。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

可一向开明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就是转不过弯，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田畴一向跟夏侯惇关系不错，曹操就让夏侯惇去做田畴的工作，并且叮嘱夏侯悙说：“你去以情晓喻他，但你别说这是我教你的（无告吾意也）。”

夏侯惇觉得这件事不太好办，所以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田畴知道夏侯惇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惇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

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惇看确实毫无余地，据实报告了曹操。

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

不久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担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5年后田畴去世，死时46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

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于做，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自古以来受命于天之王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做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

这道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意是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但曹操引这两句话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与朋友合伙经商时不诚实经常欺骗对方。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形，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史书却记载着他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对品评人才最看重的是名节，所谓孝与廉，还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作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也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的人，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他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先后两次发布了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一篇难得的“自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

曹操大概会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有点心里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之战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由田畴事件所引起，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28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10年了，眼看着刘协由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长到快30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因为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过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的名义发布命令时，都交给荀彧办了，而最近，曹操交给荀彧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更多地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彧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力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势。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天子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

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15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的食邑是1万户。

15年来，在曹操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除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彧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1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3个县各1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4万户。

这3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食邑1万户即所谓的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4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

15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曹操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

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

但是，上表写出来后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20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50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为国家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然而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可以招募到更多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3000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30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不敢这样呀’。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4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到了袁绍盘踞河北，兵势强盛，我自己考虑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有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直到死了为止，也不会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30多万，按势力足够可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没有不感动得悲伤流泪的。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都是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是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希望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之所以这样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没有不是放下书本而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4个县，享受3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这3个县的2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1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上面基本上全文引录了，这是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

这篇文章，相当于曹操写的“自传”。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开始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品述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评价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认为可惜曹操的文章流传下来的很少，曹操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

◎铜雀台竣工了

曹操颁布《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前后，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位于邺县城内的铜雀台竣工了。

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仅台基就高达10丈，台上又建了5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27丈。

汉代1尺约合今23.5厘米，折算下来有63米高，相当于现在20层的大楼。如今在一般城市里20来层的大楼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1800年前，3层以上的建筑都很少见到，20层绝对是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

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1.5丈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得名的来历。

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100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5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20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影影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缥缈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创意，是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郿坞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制，但在铜雀台面前，无疑都相形见绌了。

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三台建成后，巩固了邺城作为曹操大本营的地位。

冀州刺史部魏郡的治所邺县，历史上习惯于称为邺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县城，曾经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算是“六朝古都”了，而这一切，都是肇始于曹操大规模修建邺城。

邺城的具体位置在如今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村，村子在县城西南方向，距县城约30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向西越过目前的京珠高速公路和京九铁路，再往前就是太行山，东面是华北平原，它的附近有漳河、滏阳河，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以及由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被称为河北的咽喉。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时候，就建议在此地筑城以卫国土，以后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筑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经济，使邺城很早便成为军事重镇。

到了东汉末年，韩馥统治冀州时期曾把州治定在邺城，袁绍夺取了冀州，仍然把邺城作为其基地，袁绍在邺城曾考虑过以此作为都城，把天子迁到这里来，所以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

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初具规模，已不可考了，但这给曹操进一步营建邺县办了好事。

曹操攻占邺城后即征调并州、冀州等地的建筑材料运到邺城，对邺城进行了整体重建。重建规模很大，不仅先后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铜雀三台”，而且重新修筑了城墙，规划了城内的街道，修建了一批办公区和高档居住区，对一般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进行了规整。

全城建有七座城门，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只有一座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和厩门两门，西面有金明门一座城门。

东西城门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曹操建魏国后在此修建了宫殿，在宫殿区附近的是各种办事机构，再往两边是包括铜雀园在内的花园，以及名字叫戚里的贵族居住区。

里就是街坊，是居住小区，在东西大道的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里、吉阳里和长寿里，这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邺城的规划历来受到推崇，作为这个规划的主要决策者，曹操虽然不是建筑设计师，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是一个有心人，他注意吸收长安、洛阳等大都市规划方面的长处，同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了改造，首次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以中轴线为界，更加合理地划分功能区域分布，让宫殿官署更为集中，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面积更大，突出了整齐、实用的特点，这些都对以后各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花钱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曹操绝对不是在搞形象工程，也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作为帝国目前的丞相，曹操不打算回许县办公了，他想把根扎在邺县，不说与献帝分庭抗礼，起码在事实上也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不惜血本大力修建邺城。

至于修建铜雀台，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郿坞倒也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此，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抬升，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邺县相匹敌。

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是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是为了享受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

◎千万别惹杨县长

像邺县这样的地方，通常也是最难管理的。

曹操在谯县练兵期间，听说邺县一带治安情况不好，特权人物太多，不尊重法律法规（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曹操琢磨必须给邺县派个够狠的角色去，好好整顿整顿。

2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情况大体与邺县很相似，特权人物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曹操看着很恼火，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方面，曹操既不缺胆量，也不缺经验。

但是现在这些事曹操不可能亲自上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邺县找一个合适的父母官，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物色合适人选（乃发教选邺令）。

有关部门很快把人选报了上来，却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犯人，名叫杨沛。

杨沛字孔渠，关中人。曹操知道他，因为有两件事让曹操对他印象很深刻。

一件事是杨沛当新郑县长时，遇到大饥荒，前面说过当时有一年桑葚连熟两次，正是这一年杨沛要老百姓多收集桑葚并晒成干，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攒下了1000多斛藏在库房中。这时曹操率军前往洛阳迎接天子，路过新郑县，部队正为没吃的发愁，杨沛主动前去拜见，并献上这1000多斛桑葚干，曹操大为高兴。

另一件事是，曹操后来任命杨沛当长社县令。曹洪有个宾客当时在长社，仗着曹洪的势不遵纪守法。杨沛不管那一套，把他抓起来先打顿板子，把脚都打折了，最后还下令杀了。

曹操就喜欢这样不畏权势、执法严峻的官吏，因为年轻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听说杨沛的作为时，对他给予了充分肯定（太祖以为能）。

杨沛后来升为九江郡太守、东平国相、乐安郡太守，政绩突出。但是，他与当地驻军将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产生争斗，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杨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髡刑五岁）。

杨沛被推荐到曹操面前时仍在服刑之中，曹操对这个人选表示满意，下令任命他为邺县县令。

这时曹操大概还在谯县没回来，就在那里专程召见了杨沛。

曹操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县，杨沛回答：“竭忠尽力，遵守并宣扬法律，按法律办事（竭尽心力，奉宣科法）。”

曹操听完很高兴，回头对跟前的人说：“诸位看清楚了，杨县长可不是好惹的呀（诸君，此可畏也）！”

曹操下令赐给杨沛奴婢10人（生口十人），绢100匹，一来回报他当初献上桑葚干的功劳，二来用这一举动对杨沛即将上任表示支持。

听说杨沛要到邺县当县令，曹洪、刘勋等人赶紧派家人骑上快马回去给家里人传信，要他们收敛点儿，千万别犯到杨县长手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刘勋早年跟曹操便相识，后来到袁术手下任职，袁术任命他为庐江郡太守，袁术死后，孙策谋取庐江郡，刘勋不是对手，投奔老朋友曹操。因为跟曹操“有旧”，刘勋被封了侯，颇有权势，但他仗着这层关系，傲慢不守法，说话又不注意，最后被人告发治罪。

杨沛的事，还可以再多说一点。

杨沛当邺县县令多年，因为政绩卓著，后被改任军职，被提拔为旅长（校尉）。

曹操有一次带队西征，杨师长所部负责黄河上重要渡口孟津渡的守卫工作，曹操已经过了河，身边有个工作人员（中黄门）忘了拿一件重要东西，过了河又想回去取，于是向杨沛手下索取船只渡河。

杨沛手下人不答应，双方发生了争执，杨沛过来问这个人：“有没有通行证（有疏邪）？”

这个人回答说没有，杨师长大怒：“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临阵逃跑呢（何知汝不欲逃邪）？”

然后招呼手下要揍这位老兄，把这位仁兄弟吓了个够呛。

后来杨师长还算给面子，没有下手狠揍，但把这位老兄的衣服都给弄破了。

这个人见到曹操当面诉苦，曹操问明情况后笑道：“你碰上杨师长，没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汝不死为幸矣）！”

这件事传出去，杨沛名气更大了，曹操后来提拔他担任相当于郡太守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

然而，曹丕继位后在用人方略上有所变化，不太看重实际工作能力，更注重出身和名声，杨沛这样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实干型人才不受重用，最后给了个闲职无所事事。

杨沛这个人做事情不考虑个人利益，不去逢迎达官贵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就没人待见了，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家里没有用人，房子是跟侄子借的，后来勉强在洛阳附近一个叫几阳亭的地方弄了两顷荒田，盖起个简易房居住，弄得妻子儿女跟着挨冻受饿，死后靠同乡好友和一些老部下才得以安葬。

杨沛的结局有点可惜。只能说世道变了，像他这样刚正廉洁的人在曹操时代很受推崇，而之后由于世风的演变，九品中正制的施行，选官政策更倾向于豪门世族，更注重虚名。他就只好坐冷板凳了。

更可惜的是，像这样有工作能力、敬业肯干、刚直不阿、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在正史里居然连一个传都没有，现在看到的关于他的事情，都是从别人的传记里转述或转引的。

◎邺城的文人生活

邺城除了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

在邺城，除了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一批人外，还居住着一批最有才华的人。唐代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文学家张说曾写过一首题为《邺都引》的诗，描写曹魏时期邺都的生活，诗中写道：

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毗相驰逐。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
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
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
邺旁高家多贵臣，蛾眉曼睩共灰尘。
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大意是，魏武帝曹操开创霸业的年代，正是群雄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魏武帝父子常常白天率领壮士冲锋陷阵，晚上把文人们接来举办雅会。邺城以外有漳河等弯曲环绕，农桑林木沿河岸层层密布。如今再到这里，城池废弃，朝代更迭，只有当年普照铜雀园的明月没有变。曹魏时代的贵臣们已入土作古，魏武帝的众多姬妾、歌伎也化为烟尘。登上铜雀台那曾经载歌载舞的地方，只看见秋风吹起，让人忧伤。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这两句概括了曹操一生的文治和武功。曹操一生的武功自不必多说。在文治方面，除了是一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带动下，以邺城为中心，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学的高峰。

邺城初具规模后，一大批有才情的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核心人物是曹操、曹丕和曹植，在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三曹”，其次是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他们六个人都是曹操的下属，加上此前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

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前面说过，徐干、阮瑀和应玚三个人还不太熟悉，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徐干字伟长，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非常有才华，但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想当个文人。被曹操征辟后，担任司空府军谋祭酒，后来转到曹丕手下任职。曹操很欣赏他，曾经想让他当县长，但被不喜欢当官的徐干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应玚字德琏，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南顿县人，也很有才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副处长（丞相掾属），后来到曹丕手下任职，又转到曹植的手下。

阮瑀字元瑜，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尉氏县人，这个县紧邻着陈留郡的圉县，即今河南省杞县圉镇，是大学者蔡邕的故乡。阮瑀早年曾师从于蔡邕，曹仁听说他很有才华，想聘他当自己的秘书（记室），阮瑀看不上，称病不出。后来曹操征辟他，让他与陈琳一起负责文字工作，他才出来。曹操写给别人的很多书信，以及发布的命令、檄文等，大多都由阮瑀和陈琳二人代笔。

有一次，曹操交代阮瑀给凉州军阀韩遂写封信。当时是在外面，阮瑀在马上一挥而就，呈交给曹操审阅。曹操想修改修改，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可改动的地方。

他们几个人，除了王粲的地位稍高些外，其他人官职都不太高，大体都相当于处长、副处长甚至更低一些的职务。这是因为纯粹的文士在曹魏阵营中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总体来说，他们只是文人，主要职责就是写写文章，间或在聚会时写唱和之词，他们既不带兵打仗，也不参与政治。

但是，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生活在邺县这个文化勃兴的大都市，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最后名列“建安七子”之中，从而名垂青史。

除“建安七子”外，活跃在邺城的文人还有很多，著名的有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应璩、吴质、苏林、郑袤、繁钦、王昶、郑冲、司马孚、潘勖、蒋济、刘劭、缪袭、王观、王象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担任着重要的官职，有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有的喜欢参加文人间的交游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灿若星河般豪华的文人阵容。

那时候没有作家协会，如果有的话，曹操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主席人选，但他政务、军务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参加文学活动，可以当个名誉主席。而主席一职，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曹丕，曹植是称职的秘书长。

在曹操的倡导下，在曹丕、曹植兄弟俩的具体组织下，邺下文人们的聚会、郊游和饮宴等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这就是被后世文人们所经常垂涎的邺下生活。

翻开“建安七子”的诗文集，除了死得比较早、与邺下生活无关的孔融外，其他几个人都写过题名叫《公宴》的诗。

王粲在诗中写道：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
管弦发微音，曲度清且悲。
合作同所乐，但愬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每次文人们聚会，都有美酒佳肴，有音乐伴和，大家相坐高堂，无高低长幼之分，天地同乐，不醉不归。

应玚写过“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阮瑀写过“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刘桢写过“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所有这些，记录的都是游乐、宴饮的欢畅以及聚会的盛况，的确让人神往。

从现存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作品来看，题目相同的作品很多，这可能是聚会中经常同题唱和的原因，好比是命题诗赋比赛，互相评点切磋，看谁写得好。

作为文士们的核心，曹丕和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丝毫没有架子，与文人们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刻友谊。“建安七子”之中应玚去世较早，曹丕既感伤应玚之死，也担忧应玚妻儿今后的生活，他写了《寡妇》《送应氏》等诗，王粲等人有同题唱和。

曹丕与王粲等人关系的亲密，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王粲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前往墓前祭拜，为了怀念王粲，曹丕让大家都学驴叫。

◎一群神奇人物

在邺城这座当时全国最重要、最现代、最时尚的城市里，除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文人雅士之外，还有一批人颇为引人瞩目，他们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面这些人，俨然像明星一样，引发一次次的“追星潮”。

这些人是一批方士，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

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方术的爱好者和狂热追求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方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方术颇为盛行，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民间组织也利用方术吸引徒众。

史书里方技列传，对汉末三国的方士重点介绍的是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人，每个人的记录都很详尽，有关管辂的传记内容多达1.3万字，仅次于曹操和孙权传记的内容，篇幅甚至超过刘备。

上面提到的这五个术士，华佗算是医学家，当年归为方术一类，如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杜夔是音乐家，如今算是艺术工作者。朱建平、周宣和管辂才是真正的方士，其中朱建平擅长相面，与算命先生差不多；周宣擅长解梦；管辂擅长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时候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像魔术师。

朱建平是曹操老家沛国人，擅长相术，这种方术具体如何操作不详，但跟算命先生打卦原理相似，朱建平常在闾巷之间给大家算一卦，事后往往能得到验证（效验非一），知名度逐渐上升。

朱建平最著名的一卦是给曹丕算的，有一次曹丕主持聚会，夏侯威、应璩、曹彪等30余人在座，曹丕让朱建平给自己算算能活多少岁（问己年寿），同时又让朱建平给大家都算算。

朱建平把大家都观察了一遍，之后说：“将军您能活到80岁，但40岁时会出点小问题，请您注意（四十时当有小厄，原谨护之）。”

朱建平又对夏侯威说：“你49岁时当州牧，但会遇到一个坎，如顺利过去，可以活到70岁，位至三公（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

又对应璩说：“你62岁时官至侍中，但会有大难，在此前一年，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

又对曹彪说：“你是亲王，到57岁时遇到兵灾，请小心谨慎加以预防。”

曹丕登基后的第七年正好40岁，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驾崩了。

夏侯威后来当了兖州刺史，49岁那年十二月上旬也得了病，想起朱建平之前说的话，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写了遗书，又准备了后事，就等着一死。但谁承想病却一点点好转，到三十日下午，夏侯威以为年一过这个坎就过去了，十分高兴。

夏侯威设宴招待众人，席间对大家说：“我的病快好了，明天鸡一叫我就50岁了，朱建平告诫的看来有点夸张（建平之戒，真必过矣）。”

送走客人，天黑时夏侯威开始发病，半夜里就死了。

应璩61岁确实当了侍中，在宫内有一次他果真看见了一只白狗，问其他人，大家都说没有看见，到63岁时他死了。

曹彪后来被封为楚王，57岁时被揭发参与王凌等人的造反，赐死。

以上这些虽然都写在史书里，但应该属于传说和附会。不过，当时朱建平的名气确实很大，活跃在上流社会，他给很多人都看过相，和荀攸、钟繇等人还是好朋友，被他算准的事多不胜数（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

周宣字孔和，乐安国人，当过郡吏，最拿手的是解梦，曹丕经常向他咨询问题。周宣解梦，往往十中八九，和朱建平的相术并驾齐驱。

在邺城的方士中，知名度最大、活跃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管辂。

管辂字公明，青州刺史部平原国人。他生得相貌粗丑，没有什么威仪，嗜酒如命，喜欢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大家都很喜爱他（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

管辂八九岁时就喜欢仰视星辰，见到人就问这颗星那颗星叫什么名字，痴迷到夜里都不想睡觉，父母干预他也不能阻止。管略认为，家鸡野鹄都知道时令气候的变化，何况人呢？他跟小伙伴们玩耍，在地上画的也是天文以及日月星辰的图样，逐渐到说话做事都不寻常，被人称为大异之才。长大后，精通《周易》，对仰观、风角、占卜、相术等无不精通。

除了这几位，有名的人还有不少，先后被曹操请到邺县的还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郗俭、左慈16人。其中的一些人，光看名字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有异于常人。

这些人个个都有绝活。

传说冷寿光与华佗是同时期的人，活了156岁，须发尽白，而面色如三四十岁。鲁女生曾在嵩山采药，得到一个女道士的秘诀，练成长生术，绝谷80多年，面如桃花，每天能走300里。东郭延年是山阳郡人，从小好方术，喜欢服灵飞散，结果练成了好眼神，夜里能看书。封君达是陇西人，常骑青牛往来，被称为“青牛道士”。赵圣卿是洛阳人，擅长丹书符劾，能驱神使鬼。王真是上党郡人，好道术，甚得其法。费长房是汝南郡人，曾当过市场管理员（市掾），后跟一老者入山学道，相传学会了一种骑着竹杖腾空行走的能力。蓟子训有神异道术，很有名气。

当然，这些也都是传说，事实未必如此。

郗俭好像是个气功师，他会辟谷，最多可以连续百日不吃不喝，曹植听说后不太相信，就亲自验证，跟郗俭同住一室，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

曹植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人七天不吃饭就得死，郗俭却是例外，这样做不一定能延年益寿，但对治疗疾病却是有益的。

左慈擅长房中术，曹植认为这样可以延寿天年，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不是专心致志地学习，是无法学会的（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甘始年纪虽老却有童颜（老而有少容），在术士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很多术士都归于他的门下。曹植出于好奇，曾单独把甘始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诱导他说出实情（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曹植的诱导下，甘始说了很多术士这一行鲜为人知的内幕。

甘始说自己的师父名叫韩世雄，他曾跟随师父在南海学习点石成金之法，为了学成，先后把几万斤金子都扔到海里去了。又说曾见过西域人带来的宝刀，可以切玉，后悔没有要来。还说有一种药丸，塞进鱼嘴里，再取一尾鱼，同时放入沸水中煮，没有含药丸的鱼不多会儿就熟了，而含了药丸的鱼却畅游自如。

这些云山雾罩的话让曹植大为惊异，对于鱼嘴里那种神奇的药丸他提出来很想试试，但是甘始说这东西在万里之外的边塞，要想得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曹植认为这些都是不靠谱的事（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取其巨怪者）。

曹植同时认为，这些人都不得了，如果放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他们就是徐市、栾大一样的人物。徐市就是徐福，是秦朝著名术士，栾大是汉武帝时的术士。

方术盛行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的教训就在眼前。现在曹操占有了广大的北方，必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这个社会，对于方术问题，是禁绝还是容忍，都存在有利有弊的一面。

如果禁绝，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但经验表明，完全禁绝是不大可能的，往往你越是大力禁绝，民间就越是发展得更快。而如果采取容忍不管的态度，那又将加速其蔓延，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

曹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最后他采取的政策是，既不禁绝也没有不管，而是把这些术士都请到邺县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

关于这项重要的政策措施记录在曹植写的《辩道论》里。曹植说，对社会上存在的术士，曹操下令都召集起来，原因是怕这些人及其门徒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以妖恶之事蛊惑人心，把他们集中起来的目的是加以阻止（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则禁之也）。

曹植可能还有些话没有明写，妖言惑众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们奔走联络，发展组织，最后形成像太平道那样的燎原大火。

曹操把这些人弄到邺县来，并不是抓来的，也没有软禁或者判刑，而是“请”来的，这是曹操高明的地方。

曹操请他们来，都给安排了工作，大多数担任“军吏”，即下级军官或者基层官吏，一些实用型人才，如杜夔、朱建平等人，职务稍高一些，但也只是参谋、主任科员（郎）之类的闲职，目的是把他们养起来，放在眼皮底下便于掌握控制。

曹操自己虽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对方术极其热衷和追求，但对方术也有过研习。他喜欢养生之法，对方药也有所了解，平时喜欢生吃野葛，有时也喝点儿鸩酒（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

野葛又名钩吻、胡蔓草、断肠草等，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但是吃法得当又可以抗炎、镇痛。鸩是一种鸟，羽毛有毒，用酒泡过即是鸩酒，足以致命，但掌握饮用量，也有药用。曹操有头风的老毛病，吃野葛、喝鸩酒或许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玩命的事，稍有不慎命就没了，曹操吃野葛、喝鸩酒离不开深谙此道的术士们的指导。

甘始、左慈、东郭延年等人都深通房中术，曹操向他们求教，并且效果不错（问行其术，亦得其验）。还有一个术士叫刘景，不在前面所列16名术士名单之内，他擅长炼丹药，炼成了云母九子丸，曹操曾经吃过，也说效果不错。

云母是一种矿石，是层状结构铝硅酸岩的总称，很早以来便被术士们作为炼丹药的重要原料，云母与其他矿石合炼，会达到各种不同的效用。

曹操还向封君达的学生皇甫隆写信请教长寿的秘诀：“听说先生已经活到100岁了，可体力并不衰老，耳聪目明，气色不错，这真是了不起呀！先生平时吃什么药，进行怎样的锻炼，能说一说吗？如果有的话，请放在信封里秘密告诉我（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皇甫隆曾经当过曹魏的太守，对于曹操的请求，想必他一定尽量给予满足吧。

由于曹操本人对方术、特别是与养生相关的方术采取一种借鉴吸收的态度，方术在邺县非但没有禁绝，而且有一定的市场。

擅长辟谷的郗俭喜欢吃茯苓，他到了邺县后，马上掀起一股“茯苓热”，市场上茯苓的价格立即涨了好几倍。有个叫李覃的议郎也跟着学辟谷、吃茯苓，结果方法不当，差点丢了命。

甘始会气功（善行气），他到邺县来，又掀起一股不小的“气功热”，大家见了面个个都像鸱鸟一样看东西，像狼一样扭脖子（鸱视狼顾，呼吸吐纳），有个叫董芬的军谋祭酒，练习气功走火入魔，结果气闭不通，半天才苏醒过来。

左慈擅长“补导之术”，即房中术，结果邺县又掀起一股“房中术热”，就连有个叫严峻的前宦官也跑来要学习房中术，成为笑谈（人之逐声）。

这些人在民间俨然成了明星，受到追捧，拥有大量粉丝。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们所能推动的也就是养生、健身、长寿一类的活动，相比于让他们散落民间，发动大家再搞出个太平道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以想见，那时候的邺县是何等热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城市设施先进、文人会集，还有不少术士引导全民不时弄出个养生方面的热潮，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活在这里，倒也感受不到寂寞。

第二章　潼关之战

◎关中出问题了

自从己吾起兵以来，曹操年年都在打仗，算起来只有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这一年里还算平静。

曹操在新建成的铜雀台上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新年，但是第二年春天就传来了紧急军情。

这一次既不是荆州方向，也不是合肥方向，而是西边，朝廷任命的副军长（偏将）马超挑动关中诸将造反了。

南面是荆州战区，东南面是合肥战区，如果西面的关中开打，围绕“曹统区”的三大战场就凑齐了。

赤壁之战前，曹操把马腾弄到朝廷任职，担任皇城警备司令（卫尉），听着挺唬人，但此时这一职务没有任何实权，也指挥不了一兵一卒，马腾实际上被挂起来了。

马腾当初愿意离开关中，对外的理由是说自己年龄大了，不想太折腾了（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但这不像是马腾的为人，作为老资格的军阀，他比谁都明白实力决定一切的道理，可以要他的钱，可以要他的命，但不能动他手里的武装，这一点对军阀们来讲大体都如此。

而主要的原因，是马腾跟老伙计韩遂闹了矛盾，想回避一下（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作为凉州出身的老牌军阀，马腾的名字始终跟韩遂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有失和的时候，并且曾刀兵相见过，但他们都明白彼此不是敌人，而是唇齿相依、兔死狐悲的血肉关系，说他们有矛盾是可能的，说矛盾已经到了不是你走就是我留的程度，则不大可信。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开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让马腾的长子马超继续统率马腾的人马（领腾部曲），朝廷封马超为都亭侯，提拔他为副军长（偏将），以马超的年龄和资历，这个职务也不算太低。

朝廷同时拜马腾另外两个儿子马休和马铁分别为奉车都尉和骑都尉，看着都是带兵的职务，至少也是个旅长、师长，但手下不会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名誉罢了。

马腾担任的卫尉以及马休担任的奉车都尉都是天子的近臣，理应在许县上班，但曹操没让他们去许县，而是把马氏家族的全体成员都留在邺县居住（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这一招非常狠，马超虽然仍重兵在握，但他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人家手里掌握了几十口人当人质。

曹操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觉得关中问题不大。但他显然对马超缺乏全面了解，正像董卓当年对袁绍缺乏全面了解一样。

不过，曹操的这一招居然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马腾一家迁居邺县不久，马腾的老伙计韩遂把儿子也送到了邺县，这并不是在曹操逼迫下做出的决定，韩遂这么做完全是自愿的，原因是孤掌难鸣，不如主动服软。

赤壁之战后的一年即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冬天，韩遂派出密使访问邺县，这个密使的名字叫阎行，是个不简单的人。

阎行字彦明，凉州刺史部金城郡人，是韩遂手下部将，在汉献帝建安初年，马腾曾经跟韩遂闹翻过，双方斗得很厉害，阎行跟马超在战场上有过正面交手的记录，他也是够狠的角色，差点把马超杀死。

在政治倾向上阎行更偏向曹操，韩遂派他当密使，给他接近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

果然，阎行在邺县悄悄向曹操表示忠诚，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犍为郡太守，这个郡属益州刺史部，是刘璋的地盘，给了阎行也就只能是个名誉，解决“级别”问题，想到益州上任，人家刘璋肯定不答应。

曹操让阎行回去做韩遂的工作，让韩遂忠于朝廷。

阎行返回时曹操亲笔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曹操表示当初韩遂曾经反对过朝廷，但那都是被逼无奈之举，希望韩遂能早点归来，共同匡辅国政（当早来，共匡辅国朝）。

看曹操的意思，也想把韩遂请到许县或邺县来，以解后顾之忧。阎行回来后，果然力劝韩遂真心与曹操合作，阎行甚至表示，自己打算把父母送到邺县去，以向曹操表达忠诚，希望韩遂能把儿子也送去。

韩遂犹豫不决，有点不太情愿，开始推说儿子太小，过上几年再说，后来禁不住阎行反复劝说，还是让儿子跟随阎行的父母一块到邺县去了。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春天，曹操命令驻守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对汉中的张鲁发动攻击。

同时，派在并州平息民变的夏侯渊率部进入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对钟繇予以支援。

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谷地，是关中与益州之间的缓冲带，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汉中自古以来往往自成一体，受外界影响小，在中原、关中一带战事不断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跑到汉中来避难，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张鲁曾是刘璋的属下，相传张鲁的母亲和刘璋的父亲刘焉关系暧昧，但这些年来，随着实力的不断扩大，张鲁更重视独立发展，受刘璋的影响越来越小。

曹操突然想起汉中的张鲁来，有点不好理解。

汉中之所以经常自成一体，说明它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不是那么容易攻占的。而从曹操目前势力范围来看，关中虽然已名义上归曹操所有，但马超、韩遂以及诸多割据势力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关中这块地方说变天就会变天。

而从整个天下版图审视，曹操的正南面是刘备和孙权，东南面是孙权，西南面是刘璋，背后还有割据辽东的公孙氏，这些势力都虎视眈眈，寻找每一个机会与曹操叫板。在这种情况下，汉中的张鲁似乎还没有达到优先解决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曹操想打益州的主意了。

益州的刘璋生性软弱，迟早要落入他人之手，孙权、刘备都不假掩饰地表示过对益州的兴趣。对此，曹操也不会坐视不管，攻占汉中，进而图谋益州，在当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战略布局。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派钟繇、夏侯渊去就有些草率了，这场战役丝毫不亚于南征荆州之战，它将是一场陆地上的赤壁之战，曹操应该亲自指挥才对。

而且，大军进攻汉中，必须先考虑关中是否稳定，只有在确保后方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汉中战役，这是常识。

就连在曹操手下从事司法工作的高柔都看出了问题，高柔听说曹操派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赶紧进谏，认为如此大规模用兵，韩遂、马超等人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有所动作（谓为己举，将相煽动作逆），应该先彻底平定关中再说汉中的事。

曾在关中协助钟繇工作的书法家卫觊，此时已奉诏回许县担任尚书，成为荀彧的助手，他对关中的事务很熟悉，他通过荀彧也向曹操提出了不宜惊动关中诸将的建议，卫觊认为关中诸将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对于目前的割据现状已经很知足，如果让他们产生猜疑，最后联手反叛，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但是，曹操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考虑，仍坚持既定的军事行动。

夏侯渊所部开进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果然引起了马超、韩遂等人的疑虑，他们联络杨秋、李堪、成宜等其他各路割据势力，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

◎会来事的儿媳妇

叛军推举韩遂为首领，他们自己起的名号叫“都督”。

但是，这场叛乱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韩遂而是马超，马超积极联络各部人马，事情差不多时请韩遂出来挑头。

马超这样做，考虑的是自己年轻，资历尚浅，所以抬出了父亲的这位结义兄弟。

为了进一步拉拢韩遂，马超对韩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以前钟繇这小子让我对您下黑手，这种事我哪能干？现在我舍弃了生身之父，以后就拿您当我的父亲看待。希望将军您也舍弃自己的儿子，今后就拿我马超当您的儿子看待（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可见，马超是明白的，一旦公开反叛，包括老父亲在内的自己家几十口人就没命了，他为反叛舍弃了家人，希望韩遂也这么做，韩遂有儿子也在邺县，马超怕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

但是韩遂比较犹豫，因为他的反叛意志比马超差得远。

阎行这个时候也劝韩遂不要跟着马超干，但是韩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马超联手。

韩遂对阎行说：“现在关中诸将能不约而同地联合在一起，正好说明这是上天的安排（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

除马超、韩遂外，参与此次叛乱的关中将领还有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八个人，合在一起共有十路人马，总兵力约十万。

马超还想联络益州的刘璋一块行动，可刘璋拿不定主意。

刘璋手下的蜀郡太守王商劝道：“马超这个人有勇力却不讲仁义（超勇而不仁），见利忘义，不可以作为盟友。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今益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怀好意的人无时无刻不想倾覆它，马超之所以把眼睛往这里看，打的主意就是这样的。如果跟他联合，形同于养虎成患。”

刘璋想了想，认为王商说得有理，就拒绝了马超。

现在看来，曹操似乎失算了。

曹操也许自信地认为马超无论如何不会造反，因为邺县还住着父亲兄弟一族几十口人，有这么多人质在，造反就变得很沉重。

但马超还是反了，而且有点被逼迫造反的意思，在舆论上甚至可以获得同情。

马超真的豁出去了，作为杂牌军，反正迟早要被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至于邺县的人质，你就看着办吧，如果真的全部被杀，也正好打出悲情牌。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超这个人够狠也够黑，这一年他35岁。

马超、韩遂以及杨秋等关中诸将打出反叛的大旗后，迅速出兵占据了军事要地潼关，摆出一副凭险据守的架势。

马超等仗着人马众多，从长安到潼关之间摆出了列营阵，即营寨一个连一个，从长安一直到潼关。

之前一直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大概此时已经被迫退到潼关以外的河东郡，与在那里的夏侯渊会合。此时曹操还在邺县，他先派曹仁率部增援。

临行前，曹操特意交代曹仁说：“关西兵战斗力很强，到了以后做好防守，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

曹操手下的智囊们普遍认为关西兵很强悍，习惯用长矛，不派出精锐部队难以与之抗衡（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

在大家看来，马超、韩遂的队伍是最不好对付的敌人，他们大都出身于凉州，继承了自董卓以来凉州兵身上剽悍、野蛮的特点，打起仗来不要命，以前中原地区的队伍与凉州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但能完胜的战例很少。除非凉州军内讧，否则这将是一些很难战胜的对手。

但曹操似乎胸有成竹，对大家说：“战斗的主动权在我，不在敌人。他们虽然习惯用长矛，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没有用武之地，诸位不信就看着吧（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看到丞相胸有成竹的架势，是想拿马超当案例给大家上上战役课，大家虽然信心不是很足，但鉴于对丞相出神入化的用兵韬略多有领教，所以大家相信这次战役虽然难打，但有丞相在，一定没问题。

经过短时间准备，曹操亲率大军出发了。

参加此次西征的主要将领，除先期抵达的曹仁、夏侯渊外，还有徐晃、张郃、朱灵、许褚等部，贾诩等谋士随征。

自徐他谋刺事件发生后，曹操出入都带着许褚（出入同行，不离左右），许褚目前指挥近卫部队，出征在外时负责保护曹操的总指挥部。

徐晃的祖籍是河东郡杨县，此次随军出征屯驻在河东郡的汾阴，离老家很近。细心的曹操没忘记专门赐给徐晃牛和酒，让他到先人墓前祭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

除了这些将军和智囊，随同出征的还有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植。

卞氏之前不怎么随军出征，这次曹操带上她，可能是想营造一个轻松的气氛，让手下将士们面对关西联军时不要太紧张。

但是卞夫人此时身体不是很好（体小不安），到了黄河上的渡口孟津便留了下来。

这段时间，曹丕的夫人甄氏跟婆婆卞氏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卞氏对这个二婚但美貌的媳妇也越来越接纳。甄氏是个有心人，从曹冲死后她赶紧让娘家一个刚刚死去的姑娘跟曹冲主动结成冥婚之事上就能看出来。

甄氏不仅是美人，而且特别会来事。这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出身，以及曾经做过袁绍儿媳妇的经历，不活道一点儿很难自保。

听说婆婆身体欠安，甄氏因为不能每天向婆婆请安而备感难过，白天晚上不住地哭泣（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她于是派人骑上快马前去问候。

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卞夫人病情已好转，甄氏不相信：“夫人在家的时候每次犯病都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怎么会好得如此快？你们一定是在安慰我！”

甄氏反而更加忧心了，后来卞夫人亲笔给她写了信，说病已经完全好了，甄氏才高兴起来（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懽悦）。

后来卞夫人回到邺县，甄氏看见婆婆后表现出一副既悲又喜的样子，让人感动（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

卞夫人也哭了，对甄氏说：“你问我的病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常犯，我只是有点小毛病，十几天就好了，不信你看我的脸色！”

卞夫人还感叹道：“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呀！”

曹植本年正好20岁，也参加了西征，在路上写了《送应氏》诗两首，应氏即应玚之妻，应玚之死前面做过介绍。在这两首诗的序言里，曹植交代了此次西征的路线，由邺县向西，经过洛阳，然后进入弘农郡。

曹丕没有随征，曹操命他留守邺县。

此时曹丕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刚刚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这个职务的品秩是2000石，相当于郡太守，比九卿略低，本应守卫在天子身边。但曹操不会让曹丕去许县给献帝当警卫员，曹丕担任这个职务也是解决“级别”问题。

曹操培养曹丕做接班人的意思十分明显。

这次大军西征，曹操让曹丕留守邺县，交给了他一副重担，培养之外也兼带考察。为稳妥起见，曹操让崔琰等人辅佐曹丕，并特意把持重、有威望的程昱留下协助曹丕处理军事方面的事务（参知军事）。

曹操叮咛曹丕，除了他们以外，有事还要多向另外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范，一个是邴原（举动必咨此二人），曹丕于是把他们都当成长辈看待（世子执子孙礼）。

对于邺县、许县的守卫工作，曹操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部署，为了统一协调留在邺县一带的各路人马，曹操决定选一个护军协助联合指挥，曹操最后选的这个人是徐宣。

徐宣字宝坚，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人，陈登任广陵郡太守开拓东南时徐宣是他的助手，后来被曹操调到司空府工作，曹操对他很赏识，派他到外地任太守，又调回来当了一段时间的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丞相东曹掾），目前的职务是丞相府对外联络处处长（门下督）。

临行前，曹操发布命令说：“现在大军要远征，但后方也没有完全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应该选派一个清正、公平有威望的人统率留守的各部（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

于是正式任命徐宣为留守部队联席参谋长（左护军）。

◎兵临潼关天险

曹操率领的大军继续向潼关方向开进，很快进入弘农郡。

弘农郡位于如今黄河以南的豫西、陕南一带，与潼关相邻，现在算是前线。

曹操认为这里很重要（此西道之要），于是调贾逵过来担任郡太守。

在高干反叛过程中，郭援联合弘农郡的张琰共同发动叛乱，贾逵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叛乱平息后曹操本要重用贾逵，但贾逵的父亲此时病逝，按礼制他要在家里守孝三年。

守孝结束后，贾逵先是被司徒府聘为处长（司徒掾），这只是个闲差，当时有本事的人都在司空府里当差。可能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贾逵的职务，目前仅以议郎的身份担任司隶校尉钟繇的军事参谋（以议郎参司隶军事）。

在曹操眼里贾逵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又是河东郡人，在弘农郡参加过平叛，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委以重任。

曹操在弘农郡召见贾逵，询问如何治理地方（召见计事），贾逵如何回答的没有记载，但曹操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大悦之），说明贾逵的回答让他很满意。

曹操甚至对左右说：“假如我们的省部级官员都像贾逵那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

贾逵在曹魏众臣里享有很高声誉，大家认为他政绩突出，为人刚正不阿。但他的儿子贾充却不怎么样，受到世人的诟病，还有他的孙女、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更是一个出了名的恶女人。不过，现在贾充还没有出生，贾南风来到人世也是40多年以后的事了。

启用贾逵为弘农郡太守，曹操对与敌人相邻的弘农、河东这两个郡稍稍放下心来，因为河东郡太守杜畿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马超反叛后，河东郡虽然与敌人相邻，但没有人响应叛军（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大军开到前线，贾逵那边刚刚上任，还不能打开工作局面，后勤保障大多由河东郡供应。

杜畿的确是个能臣，他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到此战结束时，非但没有造成物资上的亏空，反而节余了20多万斛粮食，曹操专门下令对杜畿进行表彰，并提高了他的品秩。

现在，曹操率大军赶到了潼关城外。

双方以潼关为攻防焦点展开布防（夹关而军）。

潼关是著名的古关口，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向东，形成一个直角，潼关即在黄河的拐弯处。

潼关的得名与黄河水有关，黄河向南流来突然变向，河水撞击关山，“潼浪汹汹”，所以命名这里为潼关。

潼关的地势很险峻，它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天堑，东面的塬地居高临下，中间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形成了“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的险地。

但是，通常所说的关中、关东、关西指的并不是潼关，而是东距潼关约150里的函谷关。

函谷关位于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北面的王垛村一带，东距河南省三门峡市约150里，西距陕西省潼关县也是约150里，它紧靠黄河，关口建在峡谷中，这道峡谷名叫函谷，因深险如函而得名，它的长度也是150里左右，函谷关在它的东出口，潼关位于它的西出口。

在东汉以前所提到的都还是函谷关，历史上开始设潼关的居然是曹操。

早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下令在函谷的西出口建关，这就是潼关（汉献帝建安时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始有潼关）。

自那时起到现在，函谷关逐渐湮没无闻，而潼关的战略位置日益显要。

曹操率领人马就驻扎于潼关以东，而他下令为预防关西兵乱所修建的潼关此时正在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控制中。

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势不可当地爆发了。

关中联军依仗潼关天险与曹操的大军对峙，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

曹军强攻，但无法得手。曹操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沿黄河北上，从河东郡攻击敌军占领的冯翊郡，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曹丞相仍然不着急，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在当前情况下相持，对曹军无疑有诸多不利，一方面敌人可以趁机完成集结，另一方面相持太久自己一方后勤保障的压力就会增大，运粮通道一旦出了问题，粮草接济不上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

事实上每天都有各部敌军开到，这方面的情报不断呈报到曹操这边来。听到这样的报告，曹操不仅不发愁，反而喜上眉梢（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这场战役结束后，手下将领曾问曹操当初为何听到敌兵纷纷开到时反而那么高兴。

对于这个问题，曹操回答说：“关中地域广阔，如果各路敌兵依险据守，我们要征讨的话没有一两年不能完成。现在他们自己集中起来，人虽多，但缺少统一指挥，我们趁机一举歼灭，那不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感到高兴（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众将领才恍然大悟，敢情丞相考虑的不仅是打赢眼前这一仗，他想得更长远。

如果曹操说这段话确如其事，那么站在这个角度看这场战役，似乎可以看到战争表象后面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来。

表面看，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派曹仁移师河东郡增援钟繇，意外地导致了马超等人的反叛。但另一种可能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目的就是逼着关中诸将造反，从而彻底解决关中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当众将们提出在河东郡开辟第二战场时，曹操显得并不是太着急。

大家考虑的是战役的胜负，曹操考虑的则是战略问题。

但是从战役胜负的角度看，开辟第二战场无疑是化解目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曹操最后也接受了这个方案。

曹操下令不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悄悄派一支4000人的队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蒲阪津，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河东郡本地人徐晃以及朱灵。

潼关的位置大体在黄河拐弯处的南岸，要机动到蒲阪津，必须先从黄河南岸渡到黄河北岸，之后沿黄河东岸向北，行进三四十里就到了蒲阪县，此地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一带。

徐晃、朱灵所部也许本身就驻扎在河东郡，这样他们的行动更带有突然性，关中联军居然没有在此设防。

徐晃、朱灵率部顺利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扎下营寨，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其实，马超已经看出曹军分兵渡河的企图，他跟韩遂商量想分兵拒敌，在渭河北岸阻击敌人。马超认为只要与曹军实现对峙，不出20天曹军后勤供应必然出现困难，就会不战而自退（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

对关中联军来说，这个战略是正确的。

作为一支远征军，曹军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虽然不至于连20天的军粮都供应不上，但要对峙到几个月甚至更长，曹军确实会不战而退。

后来曹操听说马超的这个主意，吃惊不小，感慨道：“马超这小子如果不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可是韩遂不同意马超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速战速决，放手让曹军渡河，等到曹军渡到一半时，再发起反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

吴起的兵书《吴子》里有一句“军半渡可击”，也就是待敌人渡河刚一半时，是最佳攻击时机。其道理似乎谁都能理解。但是战场上的事往往变幻莫测，绝不能教条地看待问题，韩遂成为军事将领后一定恶补了不少兵书，但对于将教科书上的内容融会贯通于实践中，火候还很不够。

韩遂打定主意在潼关这里等曹军“半渡”，结果让徐晃、朱灵钻了空子，当他们在黄河西岸站住了脚，曹操便突然率主力由潼关向北移动，也要北渡黄河。

接到报告，马超这一回真急了，他不再跟韩遂商量，带着自己的人马火速追击过来。

这时候，曹军大部分人马已经渡过了黄河，还有一小部分在河的这面，情况异常危急。

◎历史差点儿改写

马超带来的这支人马，是关中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其总兵力大约一万人。

说这支人马战斗力很强，是因为他们擅长使长矛，不仅把长矛作为手持武器使用，必要时还可以把长矛像标枪一样抛出，杀伤力巨大。

这种战法有点像古罗马军队的战法。古代罗马军团擅长的是长标和鱼鳞阵，使用加重加大的盾牌做护卫。马超部队的前身是凉州军，他们活跃于西域地区，据考证，大约在公元前53年，即我国西汉时期，欧洲的帕提亚草原发生了一场混战，古罗马将军克拉苏远征波斯，结果战死沙场。他部下的第二军以及第三军残部败回罗马，而第一军被波斯军队切断，只能在克拉苏儿子浦克琉率领下向东方撤退。

这支罗马军队最后辗转流落到汉朝的西域地区，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军，总兵力约有6000人。再后来，匈奴人被汉朝军队打败，这支罗马军队投降汉朝廷，在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叫犁轩的地方居住。20世纪80年代，在犁轩旧城遗址上出土了许多与罗马驻军有关的文物，从而揭开了这支神秘军队的面纱。

犁轩后来被荒废了，但东汉末年距古罗马人到犁轩定居时间还不算太长，而犁轩旧城也是马超手下军队的核心活动区。所以，近年有研究者认为，马超是一位“古罗马化的将军”，并不是说他有欧洲血统，而是说他的部队深受古罗马战法的影响。

这种战法的特点是速度和力量，使用的是重量级武器和重甲，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很大。

现在，马超率部突然杀到。

曹操当时正在黄河边上，坐在一个行军用的马扎（胡床）上看部队过河，身边只有张郃、许褚等少数将领和不太多的队伍。

马超的人马速度极快，瞬间就杀到了跟前。

曹操还在马扎上坐着呢，情况十分危急。

张郃和许褚二人在曹操身边，他们见情况不妙，赶紧招呼人架上曹操就走，试图登船（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

曹操手下有个旅长（校尉）叫丁斐，大概是负责后勤的，照管着一些牛和马没有渡河，见到情况危急，赶紧把牛和马赶出来以制造混乱，掩护丞相逃命。马超手下纷纷跑去捉牛捉马（贼乱取牛马），曹操等人才得以登船。

在曹操的部属里，丁斐是个很特别的人物。

丁斐字文侯，祖籍也是沛国谯县，很可能出于谯县的丁氏家族，曹操的母亲以及第一任妻子都出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里先后出过丁宫、丁冲、丁仪、丁廙等人，但丁斐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不详。

大概因为同乡兼亲戚的关系，曹操对丁斐一直很照顾（以斐乡里，特饶爱之）。但这个丁斐比较贪财，几次犯事都是曹操把他保下了。曹操后来征孙权的时候丁斐随征，大概也是搞后勤工作，他用自己家很差的牛把公家的好牛偷偷替换了，被人检举揭发治罪，后来被撤销职务（夺官）。

待部下一向严厉的曹操似乎对丁斐总是例外，他对丁斐真的不错。一次，曹操见到被撤职的丁斐，跟他开玩笑说：“文侯，你的印绶到哪里去了？”

丁斐知道曹操跟他开玩笑，回答说：“拿去换大饼了（以易饼耳）！”

曹操大笑，回头对左右说：“有关部门多次检举他，让我治他的重罪，我不是不知道他的毛病，但是他也有特长。我之有丁斐，就好像一般人家里养的会偷吃的狗（盗狗），虽然有小损失，但盗狗善于捕鼠，能保证我粮仓的安全。”

后来，丁斐居然又官复原职。

曹操在用人上很有一套，其中一条就是执法公平，像对待丁斐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一种可能是，丁斐跟曹家的亲戚关系很深，是曹操母亲或者前妻的至亲；另一种可能是，他对丁斐确实了解得很透，知道他的缺点，也知道他的长处，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尽可能让他施展长处。

丁斐大概死于曹操之前，他有一个儿子叫丁谧，在曹操族孙曹爽执政时代是一个风云人物，后来在司马懿发动的夺权政变中被杀。

现在，没有渡过黄河的曹军士兵都向船拥去。

危急关头，逃生是人的本能，大家也不管丞相是不是在船上，都往上挤，把船都快弄沉了（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

当年献帝大逃亡时的狼狈一幕又重演了，并且都是在黄河上。

许褚急了，挥刀就剁，这时南岸马超的人马开始向船上放箭，膀大力猛的许褚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一边砍人，一边举起马鞍替曹操挡箭（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

潼关一带的黄河水流湍急，船只往北岸使劲划，但被水冲着老往东走，一直走了四五里路。马超的军队见状顺着河岸往前追，一边追一边放箭。

看到这种情形，已经渡过黄河的曹军将士都吓傻了。

偏在这时，船工被乱箭射死，船顺着河水使劲往下漂流，许褚一手举着马鞍子，一手划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达了对岸。

北岸的曹军见丞相坐的船顺水而下，敌人不断放箭，船上不断有人倒下，都惶惧不已。

后来，看见曹操平安归来，大家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至见，乃悲喜，或流涕）。

曹操虽然受了惊吓，但看起来仍然满不在乎，笑道：“今天差一点让马超这小子给算计了（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经历生死险境后获得平安，一般人会有惊魂未定的感觉，想一想那些可怕的事还会沉浸在后怕之中。但曹操每到这时，总会展露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有时不忘开几句玩笑。这看似很随意，却有良苦用心，因为这样可以抚慰部下们心中的紧张和不安，让大家重新获得信心。

现在，渡过黄河的曹军主力暂时摆脱了敌兵的追击，可以从容来到蒲阪津，在这里西渡黄河，从侧面向潼关守敌包抄过去。

◎巧施离间计

徐晃、朱灵到达黄河西岸后，巩固了黄河上重要渡口蒲阪津，保证了曹操率主力到达此处后能顺利渡河。

这时，云集在此的曹军多达数万人，但发现此地有一个较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道路状况很差，很难满足这么多士兵、马匹、后勤运输车辆来回调动的需要。

时至今日，黄河两侧的陕西、山西一带仍然存在交通不畅的问题，原因是黄河及其众多支流把这一带劈成了沟壑纵横的模样。

复杂的地理环境，为关中联军派出小分队不断袭扰曹军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曹军的运输队最容易遭到袭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命人短时间内在黄河西岸一侧筑起一条甬道来。所谓甬道，就是在路的两边筑起墙来保护道路的安全，是一种全封闭的道路。

甬道本来是皇帝的特权，是保证皇帝出行安全用的，但也有运用于战争的先例。楚汉相争期间曾激战于荥阳附近，刘邦为了保证能源源不断从敖仓运出粮食，专门修了一条甬道。

但是现在军情紧急，筑墙肯定来不及了，曹操下令修建的这条甬道用的不是垣墙，而是各式车辆，中间用树枝做成连续不断的栅栏（连车树栅以扞两面），也算是对“甬道战”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吧。

这一招还真管用，抵挡了敌人的袭击，最后大军顺利推进到渭口，即渭河与黄河交汇处。

曹军主力在渭河北岸，马超等关中联军在渭河南岸。曹操率军绕了一个大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绕回原处，但这一回情形完全不同了，他们绕到了潼关的后面，关中联军控制的天险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两军隔渭河而对，曹操派人乘船渡渭河，并在渭河上架起浮桥（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

一天夜里，通过浮桥运兵过河，分兵在渭河南岸扎起营寨。

关中联军在失掉潼关天险之后，又失去了渭河防线。

马超一看急了，赶紧组织反击。

关中联军夜里攻营，但曹军早有准备，将敌人击溃，曹操趁势将全部人马拉到渭河南岸，与关中联军对垒。

在曹军渡河过程中，马超指挥人马拼命阻击，刚渡过河的曹军甚至来不及扎营。这一带地处渭河入黄河口，渭河带来的泥沙长年堆积，使这里的土质特别疏松，多沙地，不利于就地筑营。

这时是农历九月，天气很寒冷，曹操采纳谋士娄圭的建议，用沙土筑城，一边堆沙一边浇水，水结冰再浇水堆沙，一夜之间堆出一座座“冰营”来。

对于这个记载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农历九月似乎还不能滴水成冰。这种怀疑忽略了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闰八月这个细节，这一年有两个八月，农历九月相当于平常时候的十月，滴水成冰是完全可能的。

曹军渡过渭河后，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不理，为的是挫一下马超的锐气。

果然，马超拿“冰营”没办法，于是请求割地求和，同时愿意送儿子做人质，以表忠心（求送任子）。

但是，这已经晚了。

现在，曹操已经完成了对关中联军的攻击部署，大军压境，关中联军一方人心惶惶，此时要么一战，要么无条件投降，任凭曹操发落，马超已经没有了谈判的本钱了。

但是，贾诩向曹操建议，不如假装答应他们（诩以为可伪许之）。

曹操问贾诩：“答应之后怎么办呢？”

贾诩只说了四个字：“离之而已。”

聪明人话不需要多，曹操一听立刻就明白了。

所谓“离之”就是离间他们，贾诩和曹操都看到了马超、韩遂之间的不合，决定就从这里做文章。

双方同意见面详谈，联军一方只有马超和韩遂，曹军一方由曹操率许褚前往，约好都不带随从。

马超认为这是个机会，他是有名的虎将，想凭借勇力突然袭击曹操（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但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曹操背后有一个大汉，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目光逼人，充满杀气。

马超不禁吃了一惊，他早就听说曹操身边有个叫许褚的人，力大无比，勇猛异常，难道是他（超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

马超于是问曹操：“听说您手下有个虎侯，不知道现在何处？”

曹操回头一指许褚，说：“这就是我的虎侯。”

马超想了想，再没有轻举妄动。

许褚勇冠三军，比已经战死的典韦有过之而无不及，军中给许褚起了个外号，叫作“虎痴”，许褚被封为关内侯，因此又有“虎侯”的美誉。

在这次见面后，双方又进行了一次阵前交谈，不知何故这次只有韩遂前往，没有马超。

马腾是伐木工出身，而韩遂比他的出身高得多，韩遂的父亲跟曹操是同一年举的孝廉，有点类似后世同一年中进士的被称为“同年之谊”，当时全国一年被推举的孝廉最多也不过几十个人，这也算一种缘分。韩遂本人是朝廷正式任命过的征西将军，跟曹操算是同僚关系（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因为这个原因，双方会谈的气氛相当融洽。

曹操跟韩遂越走越近，两匹马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块，两人聊了很久（交马语移时），他们的谈话没有切入正题，而是叙了些旧事家常，说到高兴处，还拍手欢笑。

为保证曹操的安全，曹军士兵在两人谈话的区域之外放置了很多木头做的障碍物（木行马），这样其他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他们而听不到他们具体说些什么，但能看出来他们谈得很投机。

那时天下没人不知道曹操的大名，包括从凉州来的少数民族士兵也是一样，但见过曹操的却很少，他们都想近距离看看曹操长得什么样。

看到这种情形，曹操高声对关中联军将士开玩笑道：“大家想看我曹操吗？我也是人呀，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智慧多一些罢了（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现场大乐，不像是来准备厮杀的，倒像是明星来开演唱会。

韩遂不知道这正是曹操的计谋，而这个计谋的发明人还是他自己。

16年前，大体上也是在关中地区，韩遂用阵前拉家常这一招让李傕和樊稠翻脸，从而导致樊稠被杀，当前的那一幕，有个人一直在阵前观看。

这个人就是贾诩，他向曹操提出离间计的时候，脑子里肯定闪过的是这一幕。

现在，曹操好比是韩遂，马超和韩遂好比是当年的李傕和樊稠，招数不在于是否新鲜，实用就行，以贾诩的机敏，临时克隆了这一招，反过来给韩遂用上，而韩遂还被蒙在鼓里。

果然，马超中计了。

韩遂一回来，马超就追问跟曹操在阵前谈了些什么，韩遂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来谈过什么正经事，于是老实回答说没谈什么，但这让马超更起了疑心。

曹操又不失时机地加了一把火，给韩遂写了封信，故意在信上涂涂改改，让人看了像是韩遂改的（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曹操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马超手中，马超看了疑上加疑。

通过这几招，把关中联军内部搞得互不信任，草木皆兵，从而没有信心再与曹军决战了。

曹操感觉火候差不多了，于是下达了总攻击令。

总攻开始前，曹军先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反复冲击，使敌人疲于应对（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

之后，以虎豹骑为主力，突然纵兵杀出，将敌人打败。

成宜、李堪等人被斩于阵前，韩遂、马超率残部逃到凉州，杨秋逃到安定，程银、侯选逃到汉中，后来曹操征张鲁，汉中攻破后程银、侯选投降。

至此，关中宣告平定。

此战是曹操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表明此时的曹操在用兵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战役初期，曹操从战略层面考虑，先放慢攻击节奏，故意让敌人集结，以达到一战全歼的效果；之后巧用疑兵，又及时分兵，关键时候上演了离间计的好戏，让敌人节节退缩，从内部开始瓦解；到决战时，敌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拼死抵抗的决心。

◎趁势向西攻击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十月，曹操在渭河南岸一举击败了马超、韩遂领导的关中联军，之后进入长安。

曹操暂不打算撤军，他想把关中乃至整个凉州都平定了。这虽然是一项很困难的事，但目前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马超、韩遂逃到凉州，其他参与叛乱的诸将，有的被杀，有的找个地方暂时躲了起来，其中杨秋率残部逃到安定郡，这是凉州刺史部最东边的一个郡，大体范围相当于今天宁夏大部和陇东的一小部，固原、平凉以及六盘山都在其内，治所临泾县，在现在的甘肃镇原附近。

如今，从关中到宁夏去一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走陕北，到延安后折向西，经过安塞、定边等进入宁夏；另一条是走陕西的乾县、彬县折向西，进入陇东，过平凉至固原，然后由青铜峡过黄河。

后面这条路不太好走，东汉末年这一带还是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但它处在关中通往凉州主干道的侧面，今后要顺畅地进入凉州，打通西域大通道，必须先解决这个侧翼的威胁。

曹操在长安几乎没有停留，即刻亲自率兵征讨安定郡的杨秋，把杨秋包围在安定郡的治所临泾。

杨秋此人来历不详，可能是趁乱起事的地方实力派，早年在一片乱哄哄的时局中被凉州军阀控制的朝廷收编过。杨秋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投降。

曹操保留杨秋的官职，让他继续率部留在安定郡。

曹操看人很独到，他看出来杨秋与马超、韩遂有本质区别，可以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大胆决定让杨秋留在原地为自己效力。

没有让曹操看错，杨秋从此忠心耿耿效忠曹魏，曹丕继位后，封杨秋为冠军将军，杨秋后来配合张郃、郭淮镇抚凉州，立下了不少功劳，再后来杨秋被晋升为讨寇将军，封为临泾侯，成为参加潼关之战的关中诸将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凉州刺史部最东边有三个郡，分别是安定郡、汉阳郡和武都郡，它们自北向南并列排开，是凉州东面的门户。

此时的凉州刺史是韦康，他是前凉州牧韦端之子，担任凉州刺史多年，由于长期以来凉州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所控制，韦康这个刺史基本上有名无实，控制范围仅限于汉阳郡一带。

曹操平定安定郡后，仍然由韦康担任凉州刺史。

这样，曹操轻易地打开了凉州刺史部的东大门。

曹操在安定郡稍做休整，准备即刻进军马超、韩遂退守的凉州腹地，也就是金城郡一带。但就在此时，曹操接到了紧急情报，说邺县那边出了问题，有人发动叛乱，曹操大吃一惊，下令撤军。

后来才知道，邺县附近的河间国爆发了田银、苏伯领导的民变，势头很猛，整个幽州、冀州都受到了震动（幽、冀扇动）。

当时曹丕想亲自出征，在五官中郎将府人事处长（五官将功曹）常林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改派部将贾信率兵征讨。

这场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率兵围剿起义军的贾信也名不见经传，在史书中他只有两次出场机会，除这次外，还有一次是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受曹操指派驻军黎阳监视袁氏兄弟。

但是，综合分析起来这场起义规模应该很大，所以曹操不得不从西征军里抽调出相当一部分人马参加平叛，总兵力多达七个军，也就是七万人以上，由西征军主将之一的曹仁代理骁骑将军，担任总指挥（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

这是一场被史书淡化了的农民大起义，它说明“曹统区”的局势仍不稳定。

由于连年征战，“曹统区”的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虽然曹操手下像杜畿那样的行政人才有不少，但也无法平息人民的不满。

这件事让曹操暂时放弃了一举平定整个凉州的计划。

就在曹操决定从安定郡撤离时，有个人听到消息赶紧求见曹操，建议他不要仓促撤军。

这个人就是杨阜，之前说过，韦康的父亲韦端担任凉州刺史时杨阜在其手下任职（凉州从事），官渡之战前夕韦端吃不准应该站在哪一边，就派杨阜到许县观察情况，杨阜被朝廷任命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安定长史）。

杨阜回来后，大家都关心地问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败。杨阜使劲替曹操说话，韦端在官渡之战中虽然没有公开站在曹操一边，但也没有倒向袁绍，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杨阜在其中立了功。

杨阜不喜欢当郡政府的秘书长，于是辞职（长史非其好，遂去官）。后来，韦端被朝廷征为交通部部长（太仆），他的儿子韦康成为凉州刺史，韦康聘任杨阜为副州长（别驾），曹操也听说过杨阜这个人，曾经想征他到丞相府任职，但韦康上表请求让杨阜继续留在凉州。

韦康的凉州刺史府此时应该在汉阳郡冀县，也就是今甘肃省天水市以西，杨阜就是这个县的人，他刚好受韦康之命到安定郡拜见曹操，听说曹操即将撤军，赶紧求见。

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之勇，很得羌、胡之心，西部州郡都害怕他，如果大军撤回，不做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将落入他的手中。”

曹操虽然认为杨阜说得有理，但后方的事也很紧急，不容他在此做太多停留。

就这样，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从安定郡回到长安。

关中地区的大部分此时已在曹军掌握之中，曹操把夏侯渊留下来主持关中军务，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这个职务相当于长安特别市市长，郡太守一级，处理长安一带的地方政务。

张既在关中地区当过县令，是钟繇的得力助手，在调马腾入京就任卫尉一事上他处理果断，调度得当，最终让马腾不得不就范，受到曹操的赞赏。

做了这些安排后，曹操即刻由长安返回，于次年正月回到邺县。

在曹仁、贾信等人镇压下，田银、苏伯起义已被扑灭。曹操一回到邺县，就听取了曹丕、曹仁、程昱等人的情况汇报。曹操听说除了战场上被诛杀的人以外还抓了不少人等待处理，曹操问大家是什么意见，郑玄的学生、此时担任冀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的国渊建议，惩治首恶就行，其他人应予以宽大处理（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

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被国渊一句话救了命的有1000多人。

每次战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上报战果，过去经常出现虚报多报的事情，曹操让有关部门查了一下，发现国渊上报的数目最真实。

曹操问国渊是怎么考虑的，国渊回答说：“征讨敌人虚报战功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功劳夸大些，河间国在冀州辖区内，田银等叛逆虽被剿灭亡，但作为地方官我深以为耻（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曹操最喜欢老实人，听了国渊的话感到很高兴，后来提拔他做魏郡太守。

当初贾信等人进攻田银、苏伯，起义军里有1000多人请求投降，曹丕让大家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遵守制度，即围城之前投降可以接受，一旦围城即使投降也要诛杀。

程昱不同意，他说：“诛降发生在天下扰攘之时，围而后降的不赦，用来示威于天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又发生在自己的辖区内，面对必降之贼，杀了无法立威，已经与先前诛降的用意不同了（非前日诛降之意）。所以，我认为不能诛杀，即使要诛杀，也应该先报告丞相。”

但是，有人却说：“五官将有临事独断的专权，不用再请示，可以诛杀（军事有专，无请）。”

程昱听了，没有吱声。

曹丕起身，专门询问程昱还有什么意见，程昱说：“所谓临机专断是遇着临时之急，瞬间发生的事来不及请示才可以用（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现在贼人已被贾信将军控制，不会有朝夕之变，所以老臣我不想让将军按临事专权办理。”

曹丕认为有道理：“将军考虑得很周全。”

曹操回来后，曹丕专门报告了这件事。

曹操很高兴，对程昱说：“你不但明晓于军计，还很善于处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蚂蚁掀翻大象

曹操大军撤回后，眼看凉州方向也暂时无法再有大的进展了。可是没过两年，凉州的局势却峰回路转，韩遂兵败被杀，马超无法立足逃到汉中，凉州大部分地区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曹军的主力被吸引到东线的合肥作战，还要承受中线荆州方向的压力，并没有力量大规模用兵于西线。曹操之所以仍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与两个人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就是杨阜和阎行。

曹操从安定郡撤兵时杨阜曾经力谏不要中止在凉州的军事行动，曹操虽然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后方出现叛乱又让他又不得不撤军。

曹操率大军撤离后，虽然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但对凉州鞭长莫及，参加过上一次叛乱的凉州各路军阀在马超的鼓动下又蠢蠢欲动，马超还联络了在兴国的羌族首令阿贵、在白项的氐王千万等部族势力，再次起兵，他们攻打效忠于朝廷的郡县，即使有不愿意跟着起事的，由于害怕马超的攻打，也都应和他们（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只有汉阳郡公开与马超对抗。

凉州刺史韦康就在汉阳郡的冀县，在杨阜的竭力劝说下，韦康决定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等待朝廷援军的到来。

马超率一万多人将冀县围了起来，张鲁也从汉中派大将杨昂前来助战，冀县保卫战开始了。

这场战役名气不大却很重要，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一直打到八月，打得极为惨烈。

守城的人很少，仅有1000多人，他们在杨阜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杨阜是冀县本地人，杨氏宗族子弟全部上了城墙，杨阜的堂弟杨岳在城墙上还修筑了一个“偃月营”，跟马超死拼。

根据一部唐代的兵书，所谓“偃月营”就是像弯月一样的营垒，其特点是背山冈、面陂泽，依据山势而建，特别适合在地窄山狭之所筑营。杨阜、杨岳等人在城墙上筑营，这里地方狭小，倒有可能采取这种方法。

这种阵法很奏效，马超、杨昂打了好几个月，居然拿冀县没办法。

但是，城里也渐渐支撑不住了，韦康、杨阜商量后，派州政府别驾阎温冒死出城搬救兵。前面多次说过，别驾的角色介于副州长和州政府秘书长之间，是刺史最重要的助手。

冀县附近有一条河，就是渭水。阎温趁夜从水中潜出城，天亮的时候，敌兵发现水迹，然后派人来追，一直追到显亲县境内，把阎温追上了。显亲县位于冀县以北，看来阎温打算先逃到安定郡，在那里找到杨秋，再设法向长安的夏侯渊报信。

马超见了阎温，赶紧替他解绑绳：“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兵而被抓，想行大义又如何做到？如果听我的，你对城里说外面没有救兵，应当是转祸为福的计策。不然，现在就杀了你。”

阎温假装答应，马超命人把阎温带到城下。

阎温却突然对城上大声呼喊：“大军不过三日就到，大家要坚持呀！”

城中一听群情激昂，有人高喊万岁。

马超听了，大怒：“你不想活命了吗（足下不为命计邪）？”

阎温不理他，马超开始倒没想杀阎温，还想诱降他，但每次都遭到阎温的谴责。

阎温最后还是被杀了，他临死前说：“事君就要死无二心，让我说不义之言，我岂能苟且偷生？”

阎温对城里说大军三天就到，这只是激励大家的话，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大军什么时候到。

城里又守了几天，实在没法守下去了，包括刺史韦康在内，都有了投降的打算（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

杨阜竭力劝说，甚至流下眼泪：“杨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气相激励，至死也没有二心，当年田单守城也不过如此。现在放弃马上就能得到的功劳，陷于不义的名声，我宁愿以死相守！”

杨阜说到激动处，不禁大哭起来。

但是，韦康等人还是决定投降，他们打开城门，迎接马超入城。马超于是在冀县建立了基地，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并州牧，负责处理凉州一切军政事务（督凉州军事）。

马超让杨昂把韦康等人杀了，把杨阜的堂弟杨岳抓了起来，但奇怪的是，对于杨阜却没有深究，这为杨阜展开复仇行动创造了条件。

杨阜想报仇却没有机会（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后来，杨阜的妻子去世，他以丧假为由离开冀县。杨阜有个表兄叫姜叙屯兵在历城，此地位于冀县以南，前往武都郡的方向。

杨阜在历城与姜叙相见，并拜会了姜叙的母亲。杨阜就把此前在冀县的事跟表兄说了，言谈之中很是悲切（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姜叙的母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被杨阜的义气所感染，支持儿子参加杨阜的计划。

这样，杨阜牵头，姜叙又找来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等人，以及武都郡人李俊、王灵等结谋，约好共同讨伐马超。

姜叙还派堂弟姜谟悄悄潜进冀县，设法联络上仍在关押之中的杨岳，还联络了梁宽、赵衢、庞恭等人，在冀县城内秘密结盟。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历城与冀县之间的卤城起兵，马超听说后亲自率兵讨伐，这正是杨阜、姜叙想看到的结果。

马超一走，赵衢、梁宽等人立即把杨岳解救出来，利用杨岳在冀县的影响力，很快控制了县城，杨岳下令关闭冀县城门，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

事情好像很容易，其实这是长期准备的结果，而关键人物是赵昂以及他的妻子王氏。

赵昂就是杨阜、姜叙找来的结盟人中间的一个，他当过县令，后来是刺史的军事参谋（参转军事），他的妻子叫王异，当时夫妻俩居住在冀县。马超攻打冀县，赵昂积极守城，妻子王异也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守城。韦康想投降，赵昂也进行苦劝，但韦康不听，冀县为马超所占。

马超想拉拢赵昂为己所用，但又不完全信任（欲要昂以为己用，然心未甚信）。马超的妻子杨氏听说王异不一般，就主动请来相见，王异知道丈夫已秘密参加了图谋马超的行动，为了赢得马超的信任，她与杨氏也主动接近，最终获得了杨氏的信任，通过马超的妻子杨氏这层关系赵昂也得到了马超的信任（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祸者，异之力也）。

马超攻打卤城，遭到杨阜、姜叙的抵抗，杨阜亲临一线，身上先后负了五处伤，本族子弟也有七个人战死。在他们的拼死抵抗下，马超无法得手。

马超想回兵，但冀县已经易主。

马超走投无路转而偷袭历城，历城的人居然认为他们是姜叙等人回兵，没有任何防备，马超轻松地将历城占领，抓到了姜叙的母亲，马超想用姜叙的母亲做筹码与杨阜、姜叙谈判。

姜母很有气节，痛斥马超：“你这个背弃父亲的逆子，杀害守君的贼人，天地岂能容你，不早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活着？”

姜母故意要激怒马超，然后求得一死。

马超大怒，把她杀了。

马超无可奈何，下令一把火烧了历城，之后由武都郡进入汉中，向张鲁求救去了。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天，马超从张鲁那里借了一些人马，重新杀回来，试图夺回凉州。

姜叙迅速向长安的夏侯渊求救，有人建议夏侯渊先向邺县汇报后再做行动，但夏侯渊认为长安到邺县来回4000里，等接到命令，姜叙那边肯定坚持不住了（比报，叙等必败，非攻急也）。

夏侯渊说得没错，但这个想法为何不出现在一年前？去年春天，马超围攻冀县，前后长达八个月之久，夏侯渊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迷。

但这一次夏侯渊行动很快，他让张郃率5000人先出发，从陈仓入凉州，他自己督运粮草紧跟其后。

张郃过了陈仓，在渭水上游遇到马超所部，马超率领由氐人和羌人组成的联合兵团共数千人来攻张郃，但仅刚一接触，马超就败了下来，等夏侯渊大军开到，原来表示效忠马超的凉州西部各县全部投降。

马超无奈，只得再次逃往汉中，从此不再做反攻凉州的打算。

至此，包括汉阳郡、武都郡、安定郡、陇右郡等在内的凉州大部宣告平定，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为表彰此战有功人员，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连封11个人为侯，作为第一功臣，杨阜自然在封侯之列，曹操准备封他为关内侯，但杨阜却上表辞让。

曹操不允许，亲自给杨阜写信要他接受。杨阜后来担任过益州刺史、金城郡太守、武都郡太守等职，曹丕继位后到朝廷任职，担任过将作大匠、少府卿等职。

◎凉州全境平定

马超跑了，但韩遂还在，凉州还不算完全平定。

马超第二次起事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韩遂的影子，他是不是不在凉州呢？

其实，直到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韩遂一直都在凉州。渭南大败后，韩遂也逃到了凉州，在金城郡附近活动，和马超相比，他的斗志不那么强，还始终抱着有朝一日与曹操和解的幻想，但又觉得不那么切合实际，在马超积极活动进行反攻的时候，韩遂虽然没有反对，但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大约在马超第二次起事之后，已身在邺县的曹操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卫尉马腾以及包括马腾两个儿子在内的全家数十口全部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韩遂的儿子。

曹操没杀阎行的父亲，只是把他关了起来。

曹操亲笔给阎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看韩遂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笑（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我前前后后给他写了不少信，信中无话不讲，到了这种地步还如何忍耐？你的父亲知晓大义，目前很平安（卿父谏议，自平安也）。即便如此，牢狱那种地方不是赡养父母的场所，况且我也不能为你长期赡养老人呀。”

曹操给阎行说得很明白，他的父亲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不能等得太久。

韩遂见曹操不杀阎行的父亲，担心阎行有二心，于是强迫阎行娶了自己的女儿（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

韩遂还让阎行担任西平郡太守，让阎行在那里发展势力。阎行却趁机向韩遂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胜，最后带领家人逃往东方，后来见到了曹操，曹操封其为列侯。

阎行向韩遂发起攻击时，韩遂彻底伤心了。

韩遂对另一个叫成公英的心腹说：“大丈夫遇到危难，祸患的根源居然从婚姻开始！如今连亲戚都要背叛我，人马又少，看来只能从羌中向西南去投奔蜀地了。”

成公英劝韩遂：“将军兴兵数十年，现在虽然遇到挫折，哪能放弃自己的门户投靠他人？”

韩遂心灰意冷，对成公英说：“我年纪大了，你有什么办法教我（吾年老矣，子欲何施）？”

成公英想了想，对他说：“曹操不可能亲自从远方赶来，这儿也就是姓夏侯的主事而已。夏侯的人马无法追赶上我们，又不能在这里久待。我们暂时在羌中休养休养，等待他离去，然后聚集以前的人马，我们还会有所作为的。”

韩遂接受成公英的建议，带随从男女数千人到羌人那里，由于他向来对羌人很好，羌人愿意保护他。

这时大约正是马超自汉中杀回、夏侯渊率军救援姜叙的前后，后来马超再次败走，而夏侯渊大老远来了一趟，什么都没干，有点不甘心，想顺便把韩遂收拾了。

当时韩遂驻扎在汉阳郡冀县以北的显亲，夏侯渊发起攻击，韩遂不敌逃走，夏侯渊缴获了不少韩遂的辎重粮草，同时展开追击，一直追到略阳城，此地在显亲县东北方向不远。

对于下一步行动，夏侯渊手下诸将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攻击略阳，有的认为应该攻击兴国的氐王。

夏侯渊认为韩遂人马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兵，而兴国城池坚固，不能立即得手，所以应该攻击长离一带的羌人。

夏侯渊的判断是，直接攻打略阳不划算，而韩遂部下与长离诸羌关系密切，有很多人的家眷都在长离，攻击那里韩遂必救无疑，在运动中可以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

夏侯渊留下人守护辎重，自己率轻兵直趋长离，韩遂果然率部来救。这时，敌众我寡，诸将看见有点担心（诸将见遂众，恶之），想结营与敌人打持久战。

夏侯渊认为不必，他说：“我们转斗千里，士兵们已经很累了，再修筑营垒，士兵会更疲惫。敌人虽然很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贼虽众，易与耳）。”

夏侯渊下达攻击令，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擂鼓，曹军将士个个用命，最后大败韩遂军，缴获了敌人的指挥旗，之后得胜而回，又将略阳攻克。

长离和略阳得手后，夏侯渊又率军进攻兴国，一直驻扎在兴国的氐王千万逃奔马超。夏侯渊又转击高平的屠各族首领，把他们打败，缴获不少粮谷牛马。

在陇西郡有一个地方叫枹罕，位置大约在今天甘肃省临洮以西，这里有个叫宋建的人，趁着凉州大乱，自称“河首平汉王”，任命了丞相等官员，像袁术那样做起了土皇上，已割据长达30余年。曹操下令夏侯渊趁着连克马超、韩遂以及众氐王、羌王、屠各王的声威，远击枹罕。

夏侯渊率张郃深入陇西郡，灭掉了宋建的独立王国，同时渡过黄河上游，进入小湟中一带，黄河西岸各羌族部落全部投降，陇西也宣告平定。

曹操专门向夏侯渊发来了嘉奖令，其中说：“宋建作乱30多年，夏侯渊将军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敌，正如孔子所说的‘吾与尔不如也’。”

到这个时候，凉州全境可以说基本平定了，马超投奔张鲁之后的事后面再说，韩遂的下落则不知所终，只有一部史书说，就在略阳之战结束不久韩遂就死了，是死于战斗还是死于疾病不得而知。

总之，韩遂这个纵横西部多年的老牌军阀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了。至此，博大而神奇的凉州已经掌握在曹操的手中。

自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到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没有付出特别大代价的情况下，平定了关中，得到了凉州，收获十分巨大。

曹操命令夏侯渊仍撤回长安，授予他“假节”的特权，统筹西部地区的军务。同时下令撤销凉州建制，改设雍州，刚刚就任长安特别市市长的张既被任命为雍州的首任刺史，统一管理关中以西地区的政务。

张既临上任前专程赴邺县听取曹操的指示，曹操知道他是冯翊郡高陵人，也在雍州辖区内。张既能在家乡当父母官，说明汉末的“三互法”已不再起约束的作用了。

曹操笑着对张既说：“你这次回到家乡，算得上衣锦还乡了吧（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

看起来，平定了凉州，曹操心情很不错。

第三章　夺取益州

◎诸葛亮秘访江东

曹操在西线突飞猛进，势力范围直抵汉中外围，让割据在汉中的张鲁以及益州的刘璋都深受震动。

张鲁知道，关中既平，曹操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他。

刘璋知道，张鲁若败，曹操一定会从汉中进攻益州。

张鲁和刘璋都知道，凭借他们本身的力量要做到自保根本不可能，为求生存，他们都在努力地找办法、找出路。

只是，他们二人的想法并不一样。张鲁倾向于投降，刘璋倾向于抵抗。

投降当然好办，而要抵抗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无论投降还是抵抗，也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因为旁边还有刘备和孙权，这两个都并非局外人，他们都有染指益州的打算。

在曹操发动潼关之战进而平定凉州的这段时间里，刘备抓住机会不断在荆州拓展势力，取得丰硕成果，与孙权之间的关系也保持得不错。

在诸葛亮以中郎将身份驻防临烝期间，刘备曾派他到孙吴去了一趟，这次出访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一般史书都未予记载，但它的过程记录在晋人所著的一部地方志中。

根据这部地方志的记述，诸葛亮去的地方不是京口，而是孙权新的大本营秣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诸葛亮曾登山游览，对秣陵的山势环境赞叹不已。

诸葛亮赞叹道：“紫金山山势险峻，像一条盘龙环绕着建业，石头城很威武，像老虎蹲踞着，这真是帝王建都的好地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如今，一提起虎踞龙盘世人皆知是南京，而这个典故的由来，正是这里。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接受张㢬等人的建议迁治于秣陵，孙权在此建石头城，其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一带。

秣陵最早为战国时楚武王所置，当时就叫金陵，后秦始皇东巡会稽曾经此地，望气者对秦始皇说从金陵地形看有王者之气，秦始皇于是下令掘断连冈，破坏其风水，并改称金陵为秣陵。

与上次出使柴桑不同，对于诸葛亮此次出使秣陵的背景史书没有留下太多的线索，这事件之所以记录在地方志中，是因为地方志以记载山川风物、人情逸闻为主，无意识中留下了这条记录。

关于这件事，考察其他史料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来。

在一部史书中，有孙权想劝诸葛亮跳槽的记载，他想请人当说客，这个人不是张昭，而是诸葛瑾。

孙权对诸葛瑾说：“你与孔明同父同母（卿与孔明同产），弟随兄才于义为顺，为什么不劝说孔明留下来？孔明若愿意留下来，我可以给刘玄德写信解释。”

诸葛瑾回答孙权说：“我弟弟在刘备手下，他已将身心相托，与刘备之间情分已定，在道义上不存在二心。他不会留下，就像我不会去刘备那里一样（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

诸葛亮亲自出使江东，如果加上秣陵的这一回也只有两次。上次在柴桑，诸葛瑾并不在那里，孙权对诸葛瑾说这些话，只能发生在后面的这次。

然而，由于史料缺失，诸葛亮为何出使以及出使的结果如何都已不得而知。推断起来，这次密使江东，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协调江南三郡与孙吴的关系，长沙、桂阳二郡东邻江东的豫章郡，虽然有旧制，但战乱以来，有些地方的边界已不甚清晰，豫章郡也是孙权重点经营的地区，双方为邻，难免时有冲突，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工作，而地方上的太守和驻军将领显然不如诸葛亮更有经验。

二是处理刚刚发生的庐江郡雷绪事件，雷绪是庐江郡人，早在袁术占领扬州期间雷绪已拥兵数万，后周旋于袁术、曹操、孙权之间，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刘备拓展江南期间，雷绪率部曲数万人表示归顺。

庐江郡属扬州，目前是孙权的势力范围，是孙权赖以与曹操在东线抗衡的主要支点，与荆州江夏郡相邻，三分荆州后，江夏郡也为孙权所有。

雷绪愿意投奔刘备，看起来是件好事，却给刘备出了个大难题。因为刘备与雷绪之间还隔着孙权，如果接纳雷绪，形同支持反叛孙权的武装在背后闹事，无疑是对孙刘联盟的严重破坏。

史书仅记载了雷绪愿意投降刘备的内容，至于刘备是否接受了投降、接受以后如何又做出了什么安排都没有记载，推测起来，刘备应该没有接受。

不过，史书还是记载了雷绪的结局，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从东线征孙权，派夏侯渊督诸将攻击雷绪，雷绪被击破，下落不明。

这说明，刘备没有接受雷绪的归顺，雷绪仍活跃于庐江郡一带，最后败于曹军之手。

然而，雷绪事件发生后需要与孙权方面就此事进行沟通，至少要表明雷绪提出归顺是他自己的选择，绝非出于刘备方面的策动，以打消孙权的疑虑。

想必这次出使是成功的，所以公事之余诸葛亮才有心情登山赏景，说了那样一通赞叹秣陵的话。

◎刘备要披发入山

曹操在将关中和凉州平定后，打破了原有的战略格局，孙权想起周瑜临终前当面向自己提出的建议，觉得现在进军益州正是个好机会。孙权于是旧话重提，派出使者到公安，给刘备送去一封信。

孙权在信中说：“张鲁据有巴郡、汉中郡为王，为曹操做耳目，妄图吞并益州，刘璋不武，无法自守，如果曹操占据蜀地，则荆州危矣。现在我想先攻取刘璋，之后进讨张鲁，使首尾相连，一统吴、楚。如此，即使有十个曹操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虽有十操，无所忧也）。”

在信中孙权只说统一吴楚以对抗曹操，没有说谁去统一、统一之后怎么办。对刘备来说，对付曹操当然很重要。但这个新大舅哥也绝不是善类，这种借道伐蜀的事当然不能答应，谁敢保证孙权不会来个“搂草打兔子”？更何况，益州早已成为刘备的必取目标，又怎会拱手让给别人？

孙权的用心刘备当然心知肚明，他还是想借道伐蜀的事，这种要求哪能答应？刘备接信后急召诸葛亮回公安，就此事进行商议。之后给孙权写了回信。

刘备在信中写道：

“益州百姓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为人虚伪，未必肯忠于曹操。现在如果骤然用兵，人马军需将运转于万里之间，要取得成功，吴起、孙武在世也不敢保证（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

“曹操虽有无君之心，但是有奉主之名，听说曹操失利于赤壁，现在已无远志。如今天下三分，曹操据其二，他的想法是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怎么肯去攻打汉中、益州？我们之间不应互相猜疑、攻伐，那样就会让曹操有机可乘，非长久之计。”

刘备不同意孙权的提议，不仅不同意，还把孙权恶心了一把。说什么益州也罢，汉中也罢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吴起、孙武在世都未必能办成，你孙仲谋更没办法，你别惦记汉中和益州了，人家曹操正盯着你的江东呢，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自保吧！

刘备就差直接说：我要是你，愁都愁死了，还顾得上打别人？

接到刘备的回信，孙权气得够呛，这个妹夫看来真是大家说的那样，表面忠厚其实奸诈得很。不答应算了，还说那么多？孙权有些后悔，当初不该把南郡让出来，如果南郡还在自己控制之中，就不存在借道的问题了。

盛怒之下，孙权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孙权下令，让孙瑜率水军集中于夏口，摆出一副溯江而上的阵式，之后再次正式知会刘备，江东水军要经过荆州去攻打益州。

此时，鲁肃是江东在荆州方面的总负责人。孙权没让鲁肃负责西进行动，是不是对他不信任呢？

其实不是，进军益州是大事，不是依靠荆州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必须调动整个江东的人马，孙瑜是孙坚弟弟孙静的次子，孙权的堂兄，此时的军职是奋威将军，而鲁肃还只是偏将军。由孙瑜统一指挥西进行动，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照会发出，刘备不理。

想硬闯，那就来吧，由夏口溯江而上去益州，中间要经过公安、江陵、夷陵、秭归这些长江上的要塞，它们全部掌握在我的手中，我不同意，你以为你过得去？

孙瑜也是江东的鹰派，他做出非过不可的姿态。

眼看两个盟友就得在当年赤壁之战的那一段长江上打起来。

刘备给孙瑜写了封信，信里发下狠话：“我刘备与刘璋同为宗室，凭借先人的英灵匡扶汉朝。今天刘璋得罪大家，我深感竦惧，不敢听闻，希望阁下对他能加以宽贷。你如果强行通过攻取蜀地，我就披发入山，决不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义（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

表面看，刘备是在拿忠义做挡箭牌，让孙权、孙瑜无话可说，其实是刘备的翅膀已经硬了，敢摊牌了，所谓披发入山，其实就是不惜一战的意思。

刘备满嘴仁义，把孙权弄得没话说，最终只得放弃了攻打益州的计划。

不过，后来刘备却抢先率兵入蜀。孙权闻听后大怒：“这小子竟然敢对我使诈（猾虏乃敢挟诈）！”

刘备的确做着开战的准备，最终让孙权放弃想法的不是刘备的几句话，而是实力。

刘备与诸葛亮商量后，决定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加强沿江一带的军事力量，让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屯南郡，刘备自己驻扎在孱陵，一字排开，布下重重防线，防备江东的人马硬闯。

诸葛亮就不再回临烝了，他以中郎将的身份率一部人马守备在南郡。与江陵、秭归、孱陵不同，南郡并不是一座具体的城池，而是一个郡的名称，推测起来，诸葛亮率军驻扎的地点应该是南郡下辖的公安。公安是刘备的大本营，刘备亲自驻防孱陵后，公安也得有人看守。

与在临烝主要的工作是征调赋税、协调关系不同，这次诸葛亮完全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统兵一方，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锻炼。

孙权尽管气得要命，但硬拼并无把握，即使获胜，也将使曹操坐收渔利，那是最坏的结果。

孙权看到刘备这边严阵以待，知道益州没法去了，只好命孙瑜回来。

◎益州有个小帮派

刘备和孙权差点儿为益州打起来，显然都没把益州现在的真正主人刘璋放在眼里。

益州刺史刘璋现在很矛盾也很头疼，如果没有刘琮的前车之鉴，刘璋也许会选择投降曹操。但曹操对刘琮的安排让刘璋感到寒心，他深感投降没有出路。

不降就得打，刘璋掂量一下，觉得他老爸刘焉即使还活着，父子俩加在一起都不是曹操的对手。

刘璋的矛盾心理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就是之前出使过荆州、见过曹操的那位张松，他是益州副州长（别驾），刘璋的主要助手。张松的祖籍是益州刺史部蜀郡，他和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都是益州本地实力派人物。

张松觉得刘璋这个官二代确实没有能力领导益州走出危局，为了让益州百姓少受灾难，刘璋应该投降。只是张松比较讨厌曹操，他喜欢刘备，希望由刘备来主持益州的大局。

张松政治倾向的形成是有原因的，这主要是赤壁之战前那次与曹操的见面，张松对曹操印象极差，转而倾心于刘备。不过，赤壁之战后益州面临的外部压力一度降低，这个话题也就暂时不提了。

现在，当来自曹操的威胁突然加大，张松又劝说刘璋，认为只有邀请刘备来益州才能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既可以打败张鲁，抢在曹操之前拿下汉中，又能对抗曹操，让曹操不敢窥视益州。

张松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益州他还有几个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有法正、孟达、射援、上官胜等人，这几个人的祖籍刚好都是关中地区的扶风郡，有人也称他们为“扶风派”。

益州的政治格局比较复杂，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父子来益州的所谓“东州派”，而在这两大派系之外，还有一些人既不出身于本土，也和刘璋父子没有太深渊源，比如扶风这一派。

刘璋父子的策略是依靠东州派对本土派进行打压，维持政治上的平衡，对“扶风派”这些人基本没放在眼中。“扶风派”人单力薄，历来不受重视，但他们个个都是人才，很有能力也很有想法。

可以想象，在对待是否引入刘备这件事上，本土派肯定是反对的。他们在益州本来过得挺好的，来了个刘焉、刘璋，已经把他们搞得很不爽了，再来个刘备，岂不是再无出头之日了？

至于“东州派”，可能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本土派如果势头上升，他们这些人可能会倾向于有外人来帮帮忙，既能对付曹操，也能弹压本土派。

“扶风派”则很坚决，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张松是益州人，本来属于本土派，但他和法正、孟达关系一向很好，政治观点接近，成为“扶风派”的坚定支持者和盟友。

张松在刘璋跟前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上法正、孟达等人的策划，刘璋的态度逐渐明确，最后下决心请刘备来益州。

刘璋想先派人去联络一下，张松顺势推荐了法正。

法正这时35岁左右，他的祖父名叫法真，有清节高名，活了89岁，知名于世，号称玄德先生，其号与刘备的表字相同。法正的父亲叫法衍，在朝廷当过官。

汉献帝建安初年，长安陷入空前的动荡，加上饥荒，百姓生活艰难，大量逃往汉中、益州等地避难。法正和同郡好友孟达一起来到益州，他们都很有才能，但刘璋不善用人，法正最后才当了个新都县令，常遭当地人的排挤诽谤，十分苦恼。

法正受张松推荐，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他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正辞让，不得已而往），之后受命出使。

消息传出，益州内部炸了锅。刘璋的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劝刘璋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

有个叫王累的官员更绝，这位王兄为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来了个尸谏。

之前逃到交州的刘巴此时也在益州，他先到了交州，改姓张，想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无奈与交趾郡太守士谿不合，于是经牂牁道来到益州。

刘巴的父亲刘祥当太守时曾举刘璋的父亲刘焉为孝廉，因为这层关系，刘璋对刘巴挺尊重，每有大事都向他征询意见。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人，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

但是刘璋主意已定，谁劝都不听。

法正一行沿行而下，走了近2000里路，在孱陵见到了刘备。

当着众人的面，法正办完公事，待没人时，法正立即向刘备把话挑明，道出了夺取益州的具体计划（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

法正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趁刘璋的懦弱而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从里面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得手之后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正为益州的事犯愁，面对孙权的咄咄逼人，刘备虽然扛过一时，但他知道并非长久之计。但现在就去攻打益州，刘备还没有把握。

法正的到来，让刘备信心大增。

法正随后回了成都，就荆州之行的情况与张松又进行了密谋，张松虽竭力称颂刘备，但其实他并没有见过刘备，法正回来后对张松说刘备既有雄才又有大略（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他们迎请刘备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但这时刘璋的态度却出现了松动，原因是曹操收复关中后没有立即发动汉中之战，刘璋感到危机还没那么迫切，加上以本土派为主反对请刘备来益州的人在他面前不断进言，刘璋有所犹豫。

“扶风派”的政治理想只开了个头就要夭折，张松、法正等人哪能放弃？

张松劝刘璋说：“现在益州庞羲、李异等人都自恃有功、十分傲慢，他们心里各有想法。如果不请刘豫州来，到时候就会出现敌人攻于外、自己人攻于内的情况，必然失败。”

张松的一番话可谓对症下药，直指刘璋的心结。

庞羲属“东州派”，他原来在朝廷当议郎，和刘璋的父亲刘焉有通家之好。刘焉的长子刘范在长安朝廷做人质，刘焉曾密令刘范私通马腾袭取长安，事败被杀，庞羲招募勇士解救了滞留在长安的刘范的几个儿子，后把他们带到益州，受到刘焉的感激和器重。

刘焉让庞羲率兵攻打张鲁，庞羲势力因此逐渐坐大，后被任命为巴西郡太守。刘璋继位后，庞羲表面服从但渐露骄横，本土派的赵韪曾反叛，有人说庞羲也参与其中，但没有证据，刘璋对庞羲疑心很重。

张松的话触动了刘璋，刘璋不再犹豫。

刘璋下令，派法正率领4000人去正式迎请刘备，并给刘备带去了大批军费（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刘璋的想法是，让刘备来益州后，趁曹操没有南下汉中，帮助自己打败张鲁，占领汉中，之后共同抵抗曹操。

随法正一起去的还有扶风派的另一员干将孟达，刘璋让他当法正的副手，4000人马中他们二人各领2000人（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

有一部史书说，法正、孟达再次见到刘备，这一回他们还给刘备带来一份大礼。刘备之前和张松、法正谈得很投机，对于他们二人的建议，刘备都倾心接纳，双方都很满意（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在与他们谈话中刘备多次询问蜀中情况，尤其关心军事部署及山川地理情况，张松等一一做了回答。

这次，张松、法正干脆画了地图，标示出各种重要事项，将益州的虚实全部列出，献给刘备。

有人认为上面这条记载不可靠，因为张松和刘备还没见过面，张松之前曾出使过荆州，但他见到的是曹操，那时候刘备已逃至夏口，不可能见面。

其实这并不重要，张松、法正、孟达等人已经私心于刘备，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对刘备一定会毫无保留，以法正和孟达的地位，平时接触的重要情报不会太多，张松不一样，作为益州副州长（别驾），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很多，把一些重要内容写成书面材料或画成图，让法正、孟达带去献给刘备，是完全可能的。

所谓“张松献地图”，如果不考虑是否由张松本人亲自献给刘备的话，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刘备决定带步卒数万入益州，这已占了他所能集合起来人马的一大半。益州广阔，情况复杂，此行任务艰巨，不是三五个月就能办完的，人马带少了不行。

但是，对于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刘备决定一个都不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刘备有他自己的考虑。

一来，荆州是大本营，不能有丝毫闪失，曹操不可怕，他近来的战略重心是东面的合肥和西面的关中，连续几场大仗下来，从荆州方向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小。

但盟友孙权必须时刻提防，自从上次孙瑜借道伐蜀未成，孙权对他这个妹夫已有怨气。如果听到他抢先一步带兵入蜀，孙权肯定更为恼火，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过激之事来，留下关羽众人在，不怕江东生变。

二来，此次入益州打的是助战的旗号，夺取益州只能相机行事，时机不到不能轻举妄动，在此之前一切应该低调，不能引起刘璋和益州士人们的疑心。世人皆知关羽、张飞等是出了名的猛将，也是他的左膀右臂，没带他们来，说明没有别的想法。

关羽、张飞、赵云虽然英勇，但智谋尚欠缺，自己走后，一旦突发大事，益州、荆州之间千里阻隔，难以及时通达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误大事。

考虑到这些，刘备决定把诸葛亮也留下。诸葛亮处理问题周到细密，虽然年轻但临危不乱，赤壁之战他立了关键一功，战后这两三年里他前后奔忙，为拓展和巩固荆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又和江东方面关系不错，尤其是和江东负责荆州方向防备的总指挥鲁肃私交甚好，把他留在荆州，刘备才能放心。

至于益州那边，刘备倒也不担心，因为卧龙去不了还有凤雏。刘备把庞统带在身边，帮助出谋划策。

庞统上次主动提出攻取益州的建议，正符合刘备的心意，对于益州他也多有研究，此去有他在身边，正好弥补诸葛亮不在的遗憾。

刘备提拔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所任职务与诸葛亮相同，让他随军听命。除庞统外，刘备还带上了简雍、黄忠、魏延、廖立等人。

安排好这一切，刘备一行就在法正、孟达的陪伴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长江西进了。

◎先喝了场大酒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马沿长江而上，进军益州。

刘备走后诸葛亮成为荆州事务的实际负责人，诸葛亮的职务虽然只是师长（中郎将），比关羽、张飞至少低两级，但他的排名已到了关羽等人之前（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

刘备的做法跟孙权有点儿像，不论资排辈，按照实际能力用人，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各种临时性安排中，常常以下制上。

刘备特意任命赵云为后方警备司令（留营司马），让他协助诸葛亮负责大本营的日常事务。之所以做出这项安排，刘备考虑的是他走之后还有一件麻烦事，那就是他的新夫人。

孙妹妹一向无法无天，刘备在时尚骄横不法，如果刘备不在跟前，恐怕没人能够约束，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刘备认为赵云平时比较威严，压得了阵，所以让他掌管内务（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

幸亏有这个安排，不然真要出大事了。

孙权听说刘备西征益州，觉得自己被耍弄，刘备前面说的那些大话都是骗人的。盛怒之下，孙权决定把妹妹接回江东。

孙权直接派大船来公安接人，孙妹妹要回娘家，谁也拦不住，大家也不好说去请示完刘备再放行，只得让她走。可是，孙妹妹不仅自己走，还要把刘备的幼子刘禅一起带走（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

刘禅此时4岁，他的生母甘夫人不久前病故，平时就由年轻的继母孙妹妹带着。谁也没料到孙妹妹会有这一手，仓促之间刘禅竟然被她抱到了船上。

孙妹妹要带刘禅回江东，也许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毕竟带了孩子一段时间，产生了感情，所以想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走。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孙权的主意，把目前刘备唯一的儿子带走，让他成为人质，待刘备真的拿下益州后，再用刘禅跟刘备讨价还价。

幸好赵云和张飞得到了消息，立即带兵从陆路赶到前面，勒兵截江，把刘禅抢了回来。

有法正、孟达一路相伴，刘备率领的大军行进得很顺利。

大军应该是乘船溯长江而上的，越过益州最东面的门户鱼复就进入刘璋的地盘，之后过朐忍、临江、平都、枳县等地，到了益州东部最重要的城池江州。

江州今称重庆，是益州刺史部巴郡的治所。巴郡太守名叫严颜，是益州本地人，反对刘备入益州。

听说刘备真的来了，严颜不禁捶胸长叹：“这是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啊！”

独自坐在没有出路的山里，把老虎放出来保卫自己，在严颜看来，这就是引刘备来益州的后果，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大政方针已定，严颜不能不执行，只得放刘备过去。

刘备率部没去成都，而是去了成都北面的重镇涪城。涪城今称绵阳，距成都120公里，是成都北面的门户。刘璋听说刘备如约而至，还带来数万精兵，很高兴。

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刘备手下的重要将领关羽、张飞等一个都没来，说明刘备此行是帮忙的，而不是抢他的地盘的，刘璋于是亲自赴涪城与刘备相会。

刘璋盛情欢迎刘备的到来，他是率领三万多步骑去的涪城，一路上车乘帐幔，精光耀日，十分威风和热闹。

到了涪城，刘璋与刘备相见，无比亲近，刘璋下令摆下盛宴，给刘备以及手下将士们接风洗尘。

这场酒喝了100多天，参加的人数多达数万，不知道是否能创造一项纪录，刘璋不仅跟刘备喝，还和刘备手下的将士喝，喝得很高兴（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

在一片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酒桌上，刘备酒喝多了，发现刘璋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比较有特点，胡子特别多（其人饶须）。

刘备喝得高兴，就拿他开起了玩笑：“过去我在家乡涿县，那里有很多人姓毛，东西南北都有，县令说哪来这么多毛环绕着涿县（诸毛绕涿居乎）？”

听领导讲笑话是个学问，会听的人，领导的笑话好笑不好笑都笑，不会听的人会犯傻地问人家笑点在哪里。不过，即使犯傻的人，在领导讲笑话的时候也不会抬杠。被刘备调侃的这位仁兄大概属于傻得不透气的那种人，他没有笑，没有抬杠，却顺手回赠给刘备一个笑话。

此人一本正经地对刘备说：“过去有个人在上党郡潞县当县长（昔有作上党潞长），后来升了官，当上了涿县令，该县令辞官回家，别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潞涿君’。”

潞与露谐音，涿与啄音同，啄是嘴的意思，露啄即露嘴，也就是没胡须，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恰好没胡须。

刘备拿人家胡子多开涮，此人就回敬他嘴上没毛。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刘备心胸算是比较开阔，但也记在了心上。后来一打听，说此人名叫张裕，是刘璋身边的参事（从事），刘备暗暗地把这个名字记住了。

刘璋回成都前，下令拨给刘备一批物资，包括20万斛米，1000匹马，1000乘战车，以及缯絮锦帛等，作为替自己攻打张鲁的酬劳。

刘璋还以益州牧的身份表奏刘备代理大司马、兼任司隶校尉（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此前刘备已有左将军、荆州牧的头衔，一个是朝廷给的，一个是孙权表奏的，现在这个大司马比三公的地位还高。目前，曹操已废三公设丞相，在朝廷的正式序列里大司马已不复存在，刘璋不管那一套。

司隶校尉相当于州牧，所辖范围从长安到洛阳，都是十分重要的地区，目前基本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中。刘璋表奏刘备担任司隶校尉，潜台词是支持刘备向那里发展，是对曹操的公然挑衅。

作为回报，刘备也表奏刘璋为镇西将军，兼任益州牧。

张松没有来涪城，他让法正悄悄转告刘备，可以借此大会之机，一举将刘璋拿下，大事可成，对这个建议，刘备拒绝了。

刘备的解释是：“这是大事，不能太仓促（此大事也，不可仓卒）。”

庞统也提出了和法正一样的建议，庞统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一举拿下刘璋，夺取益州。

庞统进一步建议说：“借着这个机会，正好把刘璋抓起来（今因此会，便可执之），那就免去用兵之劳而可坐拥一州了！”

刘备一样拒绝了：“才入益州，恩信未立，不能这么做。”

同样是拒绝，刘备给法正和张松的理由比较笼统，而说给庞统的才道出了他的心里话。

相对于地盘，刘备更在意的是人心。人们都知道他是受邀而来的，刘璋又如此盛情厚谊，他对益州没有任何建树，却趁机发动政变，即使得手，也会让益州官民心寒。张松、法正以及庞统考虑的是战术层面的胜利，而刘备考虑的是战略层面的成功。

经过20多年的磨砺，刘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起兵白水关

在荆州方面，这一段时间局势相对平静。

诸葛亮和关羽等人丝毫不敢大意，时刻关注着北面曹操和东面孙权的一举一动，防备他们借刘备分兵于益州之际来进攻荆州。

让诸葛亮颇为欣慰的是，曹操这段时间把用兵的重点放在了关中地区，那一带一直由十多路割据势力所分治，被称为关中诸将。在关中诸将的后面，还有凉州的马超和韩遂，曹操想解决他们。

这是一场战役，一旦开始没有一年半载便无法结束，看来曹操暂时无力南下。

对孙权这边主要是搞好关系，巩固同盟。孙权接妹妹回江东事件发生后，双方闹出了不愉快，但也没有因此撕破脸。江东在荆州方向的总指挥是驻扎在陆口的鲁肃，他也是诸葛亮的老朋友，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孙刘双方关系处得还算好。

这段时间里，诸葛亮与鲁肃、孙权都保持了经常性的书信往来，孙权曾给诸葛亮写信，询问谁在刘备跟前出谋划策。

孙权大概觉得刘备入益州应该把诸葛亮带上，诸葛亮竟然没有去，别人他就不熟悉了，因而询问。

诸葛亮写信告诉孙权现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的主要是庞统和廖立，他们二位都是楚地的俊才，有能力辅佐刘备复兴汉室大业（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

这封信表明，刘备虽然抢在孙权的前面去了益州，惹得孙权不高兴，但孙权也只好默许了，他只能继续维持着孙刘同盟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江东对荆州的威胁暂可以不作为考虑的重点，可以让刘备在益州放手大干一番了。

涪城欢娱百余日，刘璋回了成都。

按双方约定，刘备将率所部加上刘璋增拨的兵马向北进攻汉中。有史书称此时刘备的总兵力超过三万人（先主并军三万余人），不过。但是，结合前文分析，刘备来益州时自己就带了“数万人”，法正、张松又带“数千人”给他，刘璋又为刘备增兵，其兵力远远不止这三万。

手握重兵，如果现在向成都杀个回马枪，刘备仍有胜算，但他仍不着急。

刘备率部由涪城向北进发，一直到了葭萌，才不走了。

葭萌是益州刺史部广汉郡的一个县，在古白水之上，位置介于今四川省剑阁与广元之间。其境内的白水关是益州在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刘璋在此设白水军督，相当于边防军区，所辖各部称白水军，指挥官（白水军督）名叫杨怀，副手叫高沛，刘璋命令他们都归刘备指挥（令督白水军）。

刘璋很着急，恨不得刘备马上出击汉中，但刘备却不着急，一到葭萌就住了下来，这时是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与十七年（212年）之交，刘备离开时是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年底，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

在此期间，刘备没有向张鲁用过一次兵，他在这里到处做好人好事，收买人心，树立个人威望（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但庞统认为葭萌不可久留，如果不赶紧行动，必然会出现大麻烦（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

为此，庞统制订了三个方案供刘备参考：

第一个方案是悄悄选派精兵，昼夜兼行，直接袭取成都，刘璋实力不强，防备力量不足，如果突然发起攻击，可一举将其拿下（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

第二个方案是告诉杨怀、高沛说荆州那边有事，要回荆州救急，之后做出要回去的样子（并使装束，外作归形），这二人既惮于将军的威名，又高兴将军现在离去，必然会轻骑来见，到时候一举将其擒拿，进而攻取成都；

第三个方案是暂不用兵，退回白帝城，与荆州相连，益州之事徐图缓进。

上、中、下这三策摆在了刘备面前，经过思考，刘备一定觉得出其不意地攻取成都，在军事上是胜算最大也是最有效的方案，但和之前的顾虑一样，不明不白地突然反戈一击，势必造成极大震动，为治理益州留下后患。至于下策，等于这一年白忙活了，基本上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刘备最终选择了中策。

其实这大概正是庞统预料之中的，他也知道上策虽好，刘备不会采纳。至于下策，说出来也只是做个陪衬，庞统的真实意图，大概就是中策。

给领导提建议、做方案，要会揣摩领导的心思，把自己的真实意图不露痕迹地隐藏起来，引导领导自己去选择，所有聪明的下属都会这一手。几个方案一块提出来，领导便有了选择的过程，选择是思考也是创造，比被动接受更容易获得成就感。目的达到了，又让领导享受了创造的过程，这才是高明的下属。

恰在这时，机会也来了。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率部征讨孙权，攻击目标是孙权在长江北岸的要塞濡须口，孙权有点儿扛不住，向刘备求援。

刘备并不关心孙权的死活，他关心自己的机会。

接到孙权的求救信，刘备马上给刘璋写信：“曹操征吴，孙权那边快顶不住了（曹以征吴，吴忧危急）。我和孙权是联盟，唇齿相依。而且，曹操还派乐进在青泥进攻关羽，如不相救，关羽也危险了，乐进必然大举进攻荆州。张鲁虽然要打，但现在荆州那边更危险（其忧有甚于鲁）。张鲁毕竟是守在那里的敌人，不足为虑。”

乐进和关羽是否真有一场青泥之战，没有其他史料做旁证，但并不证明这条信息是刘备瞎编的。为配合曹操东线战场的行动，防守在襄阳的乐进此时主动向关羽发起进攻，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有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严密防守，乐进不可能突然总攻荆州，那是刘备夸大其词。

刘备向刘璋提出，请求增加一万人马以及相应的军需物资（从璋求万兵及资实），供自己回荆州救急。刘备的意思是，客人是你请的，车票就得给买成往返，负责接来，也要负责送走。

接到刘备的来信，刘璋的愤懑可想而知。等了整整一年，好吃好喝好招待，又给人又给钱，血本都投进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现在竟然要走人！

但后悔没用，一气之下和刘备翻脸，刘璋没有这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这个把握。刘备现在拥数万之众，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百姓的好感，动起手来，刘璋认为自己未必是对手。

刘璋又气、又急、又犯愁，想了半天，给刘备回了封信，信中同意刘备先回荆州去救急，只是1万人马太多，只能凑齐4000人，其他军需物资，按照刘备所列清单一律减半供给（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

应该说刘璋还算是个厚道人，尽管心里气不过，面子上还过得去。

张松此时在刘璋的身边，他并不知道刘备、庞统的计谋，还以为刘备真的要走。

张松赶紧给刘备和法正写了密信，信中说：“眼看大事将成，为何要放弃目标回去（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

张松的哥哥张肃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大吃一惊，害怕连累自己，就向刘璋告发了。

刘璋接到报告，才知道刘备在自己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个卧底，压抑很久的气愤瞬间爆发，下令把张松杀了，同时密令各地，今后重要文书不再知会刘备（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

刘备听说张松被杀，无比愤怒，也无比痛惜。

刘备竟然脱口而出道：“你杀了我的内应啊（君矫杀吾内主乎）！”

双方彻底撕破了脸，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在葭萌正式起兵，反击刘璋。

行动前，刘备按照庞统的计策，设计杀了白水军正副总指挥杨怀、高沛。

杨怀一直对把刘备请来这件事不满，多次向刘璋进谏，刘备知道后，请杨怀来喝酒。酒酣之际，刘备见杨怀身上佩带一把匕首，就从自己身上也掏出一把来。

刘备对杨怀说：“将军的匕首不错，我也有，把你的那把给我看看。”

杨怀把匕首交给刘备，刘备拿着杨怀的匕首说：“你这个小人，怎敢离间我和刘益州之间的兄弟感情（何敢间我兄弟之好耶）？”

杨怀知道要坏事，对刘备破口大骂，骂声未绝，刘备即下令把他斩杀。

刘备命黄忠、卓膺、魏延等率兵向成都方向攻击，刘备留霍峻守葭萌城。黄忠现在至少是副军长（裨将），魏延的军职稍低，这里提到的卓膺，情况不详，后面也再无有关他的记载。霍峻是荆州刺史部南郡人，他的哥哥叫霍笃，在乡里聚合部曲数百人，霍笃死后霍峻投归刘表，以后又率众归顺刘备，刘备任命他为师长（中郎将）。

刘备亲自到白水关，把那里接收了，为防备他们生乱，刘备下令把守关将士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质诸将并士卒妻子），之后率部与黄忠、卓膺等人会合。

刘备在白水关还发表了战前动员讲话，激励众将士：“我替刘益州征强敌，辛辛苦苦，一刻不得安息（师徒勤瘁，不遑宁居）。如今刘益州府库里堆满了大批财物却不愿意赏赐那些有功之士，还奢望有人替他卖命，怎么可能？”

刘备这个话多少有些站不住脚，他来益州一年了，什么都没干，谈不上“师徒勤瘁”。

但是，要翻脸总得有个说法。

◎都是性情中人

刘备率大军南下到了梓潼，没想到首战即不顺利。

梓潼是个县，县令名叫王连，他固城坚守，刘备一时无法得手。几万大军，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县城，换成别人肯定会气馁，但刘备很有经验，下令留一部人马接着攻城，其余主力继续南下，向益州北部重镇涪城发起攻击。

涪城是成都的北部屏障，刘璋急了，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将领率各部人马向涪城增援。仅仅一年之前，涪城大会，酒酣耳热，觥筹交错，现在却刀兵相见了。

益州军战斗力很弱，刘备指挥人马一举将其各部先后击败，攻克涪城，刘璝、张任等人率残兵退保绵竹。

刘备率部攻克进入涪城，一年前刘备和部下们在这里喝过一场大酒，此次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刘备命令再摆一场酒宴进行庆贺。

这顿酒喝得挺高兴，不过又发生了一件小插曲。离开荆州一年多了，能不能实行既定战略目标夺取益州？这让大家的心一直悬着。涪城之战获胜，心里的悬念基本解除，所以大家喝得都比较放松。

一放松，话就容易多，酒宴进行间，刘备突然对庞统说：“今天在这里聚会，真是快乐极了（今日之会，可谓乐矣）！”

刘备的酒量如何不知道，可能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领导在下属面前一般都是正襟危坐，只有在酒桌上喝高了才会露出原生态。其实领导也是人，让他找个机会发泄发泄挺好，来到益州一年多了，够郁闷的。

庞统没喝多，看见领导失语加失态，很严肃地说：“跑到这里来攻打别人的国家，还觉得挺高兴，这算不上仁义之师（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

刘备一向待人和蔼，但今天喝多了，所以有点儿生气。

刘备很不高兴地对庞统说：“武王伐纣时也是前歌后舞，难道武王不仁义？先生此言不当，请出去（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还从没见刘备如此生气愤怒，想走又不敢走，不走又不行，迟疑再三，还是走了（统逡巡引退）。

刘备到底不是一般的领导，酒要喝，事情还是拎得清的，脑子很快就清醒下来，想起刚才之言十分后悔，赶紧命人把庞统请来，仍然坐回原位。

这种情况下总得有人先有个姿态，主动回个话，不然还是下不了台。通常情况下，不管领导对与不对，主动回话的都应该是下级。可是庞统不管，只顾吃喝，也不向刘备道歉（初不顾谢，饮食自若）。

刘备终于沉不住气了，对庞统说：“刚才咱们的争论，你说谁对谁错（向者之论，阿谁为失）？”

庞统答道：“咱们都有错（君臣俱失）。”

刘备大笑，宴乐如初。

这件小事本来无关宏旨，却惹来后世史学家的一番宏论。

有的史学家认为，成就霸王之业首要是的是仁义为本、信顺为宗，若做不到这些，即使成就了霸王之业也无益。刘备袭夺他人的土地，即使为的是成就个人霸业，但也负信违情，于德义有亏，打了个小胜仗，何乐之有？庞统担心他说的话传到外面，才匡正其失误，可谓达于大体。如果不说，反而是惜其小失而废其大益。

还有史学家说，谋袭刘璋的建议出于庞统，毕竟这有违公义，庞统内心必感内疚，没法高兴起来，听到刘备那么说，可能触动了他的心事。问题在于，刘备宴酣失语，道出了他的心机，那就是他自比武王而毫无愧色，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刘备命令大军在涪城进行休整，到了五月才继续南下，攻取成都。

涪城大败让刘璋乱了阵脚，不知该如何应对。

刘璋手下有个叫郑度的人建议：“刘备现在孤军深入，其前锋不足万人，士气不齐，粮草不足，为今之计不如把巴西郡、梓潼郡的百姓全部迁到涪城以西，把田野里正在长的和仓库里存的谷物全部烧毁（仓廪野谷，一皆烧除），之后筑起高垒，开挖深沟，静而待之。刘备来请战，不跟他打，时间长了，他们缺少后勤保障，不出百日，自己必然退走。待他撤退时发起攻击，定可将刘备擒获。”

郑度在刘璋手下担任州政府处长（从事），他是广汉郡人。看来再熊的领导手下也有俩能人，刘璋算是草包一个，但他手下人才倒不少，法正、孟达不必说，就是这个叫郑度的也挺有两下子。

郑度这个办法，拿到现在就叫坚壁清野，对付强敌入侵这个办法最好使。打不过他不要紧，把该藏的全藏起来，不跟你打，饿死你，困死你，你熬不下去想抽身，我再狠狠地揍你。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刘璋来说这无疑是最正确的方案，刘备的软肋就是不能拖，如果刘璋不跟他打，还真不好应付。

郑度的建议被刘备侦知，刘备急了（闻而恶之），问法正该怎么应对。

这说明刘备的消息很灵，除了张松，他可能在刘璋身边还安插了其他人，也可能是刘璋的手下不断有人在投靠刘备。法正此时应该已经公开追随刘备行动，他很了解刘璋，针对郑度的建议，他给刘备出的对策很简单——不用理。

法正对刘备说：“别担心，郑度的建议刘璋不会采用。”

让法正料对了，刘璋听到郑度的建议对大家说：“我只听说拒敌以安民，从没有听说把人藏起来避敌取胜的（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

不仅不用郑度之计，还免了他的职。

但刘璋仍决定主动出击，他制定了一个两路夹击的战略。

一方面，派扶禁、向存等率一万多人马由阆水北上围攻葭萌。

另一方面，派刘璝、冷苞、张任、吴懿、邓贤、李严、费观等率各部在成都以北的广阔地区阻击刘备。

霍峻驻守葭萌，他的兵力很有限，不到敌人的十分之一，刘备此时正全力向南进攻，无法分兵去救霍峻，只能靠他们自救。霍峻很顽强也很有经验，他坚守葭萌不出，扶禁、向存无法得手。

霍峻一口气守了一年，其间还伺机出击，选精锐向敌人发起突袭，把敌将向存斩杀，刘璋两面夹击的计划落空。

在成都以北的会战中，刘璋手下众将皆败，师长（中郎将）吴懿率先投降，被刘备当即提升为军长（讨逆将军），连升了两级。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刘璋的护军将军李严、参军费观在绵竹也率部投降，都被刘备任命为副军长（裨将）。

也有宁死不降的，一次在雒城外雁桥交战中，刘备将张任生擒。刘备素闻张任在益州军中威望很高，希望能劝说他投降。

张任慷慨激昂，高呼：“老臣终不会事奉二主！”

刘备无奈，把他杀了。

刘璋仍然做拼死一搏，他下令由儿子刘循统一指挥残部退守雒城，此地在今四川省广元以北。

若再下雒城，成都将不攻自破，刘备率重兵将其团团围住。

在这次战斗中，年仅36岁的庞统中了冷箭，竟然不治身亡！

事情来得太意外了，刘备简直不敢相信。

刘备痛失股肱，悲伤不已，一连几天只要一说话就流泪（言则流涕）。

有个叫张存的人，以荆州政府处长（从事）的身份随刘备入蜀，此人估计也有些才学，但最不服庞统。

张存在一旁故意说起了风凉话：“庞士元虽说尽忠可惜，不过却有违大雅之义（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

张存说的“大雅之义”推测起来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暗讽庞统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跑到最前沿攻城，死得不值；另一个是说庞统出谋划策袭取刘璋，生得光荣，死得却不伟大。

刘备勃然大怒：“庞统已杀身成仁，你还在说什么风凉话（统杀身成仁，更为非也）？”

刘备当即下令罢了张存的官，张存吓得够呛，不久便得病死了。

刘备对庞统的家人给予了格外优待，表奏庞统的父亲为议郎，以后又升为谏议大夫。庞统的弟弟庞林、儿子庞宏后来都在蜀汉担任过郡太守。

庞统去世的消息传到荆州，诸葛亮也悲痛不已，庞统不仅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亲戚，诸葛亮亲自到庞家祭拜（亲为之拜）。

庞统一死，战局似乎也有点发生转折，刘备指挥人马继续围攻雒城，但频频受阻，使尽了各种办法，仍未攻克。

这样一来就危险了，正如郑度说的那样，只要刘璋坚守不出，来他个坚壁清野，刘备难以支撑长久。益州的家底毕竟还在，东部的巴西郡、巴东郡和巴郡号称“三巴”，其综合实力不容小视，刘备在此还寸土未占。

南部还有几个郡，包括汉昌郡、益州郡、越嶲郡等，他们现在多持观望态度，表面服从刘璋，实则保持中立。一旦久攻雒城不下，被刘璋趁机反攻得手，这些人肯定会一哄而上，等到那样的局面出现就无力回天了。

刘备着急了，赶紧写信给诸葛亮，让他火速率兵增援。

◎张飞义释严颜

诸葛亮接到刘备来信是在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刘备信中做了大致的安排，诸葛亮走后荆州交由关羽镇守，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率部迅速开赴益州。

接到刘备的命令，诸葛亮立即进行了部署，他命张飞率一部人马先行，赵云率部与自己在后面跟进，两支人马约定在江州会合。

诸葛亮留下马良、糜竺、糜芳、廖化等人协助关羽镇守荆州，之后随赵云所部一起沿长江而上，向益州进发。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单独指挥数万人马的军事行动，这一年他34岁，正式职务仅是军师中郎将。

论年龄赵云、张飞都比他大；论职务，赵云和张飞也比诸葛亮高。但是刘备仍然把这支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诸葛亮，这既是对他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信任。

诸葛亮还把刘备的养子刘封带上，这一年刘封20岁左右。

张飞率军西进，在前面开路，首战于巴东郡，将其攻克，之后继续向前推进，来到巴郡，将郡治江州包围。

巴郡太守严颜组织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最终张飞获胜。

再往前，一路顺利，直抵巴郡的郡治江州，却遇到了顽强抵抗。

之前说过江州即今重庆市，是益州东部重镇，刘璋的巴郡太守是严颜，他一向反对引刘备入益州。

经过一番激战，张飞攻破了江州，并将严颜生擒。

严颜被带到了张飞跟前，张飞抓住了严颜，斥责道：“我大军已至，你怎敢不投降而拒战？”

严颜毫不畏惧，回答道：“是你们不讲理，侵占我们的土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听了很生气，大怒，命左右将严颜拉下去砍头。

严颜脸色不变，对张飞道：“砍头就砍头，发什么火（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

张飞被严颜凛然之气所感动，下令把他释放，尊为宾客。

这是此次大军西进中的一段佳话，如果严颜被抓后主动求降，如果张飞把严颜真的杀了，这段佳话也就没有了。严颜被俘后表现出的气节、张飞释放严颜表现出的仁义共同成就了这段佳话。

有人认为张飞继续让严颜当巴郡太守，直到严颜最终病逝于此。这个说法没有依据，推测起来可能性也不大。史书记载很明确，严颜被释放后的身份是“宾客”，并不是太守，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巴西郡这个重地被攻克后，刘备、诸葛亮肯定会安排更可靠的人去管理。

严颜的事后来没有记载了，他应该得到了善终。至今巴蜀地区共有三座他的坟墓，一座在重庆市忠县，一座在四川省巴中市，一座在四川省蓬安县。一人三墓，说明后人很推崇他的忠义形象。不过，严颜这个人物也存在一些争议。

宋时苏轼曾路过严颜墓，写下一首诗：

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
孔明古豪杰，何乃为此事。
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
严子独何贤，谈笑傲碪几。
国亡君已执，嗟子死谁为。
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泪。
吁嗟断头将，千古为病悸。

从这首《严颜碑》来看，苏轼对刘备入蜀的正义性有所质疑，对严颜也不乏微词。不过他的弟弟苏辙就不这么看，他在路过严颜的墓地时也写了一首诗：

古碑残缺不可读，远人爱惜未忍磨。
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岁字已讹。
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
被擒不辱古亦有，吾爱善折张飞豪。
军中生死何足怪，乘胜使气可若何。
斫头徐死子无怒，我岂畏死如儿曹！
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壮气吞黄河。
临危闲暇有如此，览碑慷慨思横戈。

为什么对严颜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因为严颜是一位战败后没有杀身成仁的将领，这与传统节义观似乎并不一致。他在后世能受到推崇，实属不易。

张飞攻克江州不久，诸葛亮携赵云一行随后也赶到了。

诸葛亮下令，大军在这里稍做休整。

江州附近有一山，高3里，合今约1000米，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至此，分定诸县，百姓用牛、酒犒劳大军，诸葛亮于是下令在此大会将士，此地由此得名为会军堂山。

之后，诸葛亮决定分兵三路向益州腹地进发。

第一路由张飞率领，由垫江向北，收服巴西郡，之后折向西南，去德阳等待会合。第二路由赵云率领，继续沿长江而上，攻占江阳、犍为等战略要地，之后迂回至成都东南方向。第三路由自己率领，由江州直接西进，攻占德阳，与张飞会合后直赴成都。

巴西郡的郡治是阆中，即今四川省阆中；江阳即今四川省泸州，犍为是益州的一个郡，郡治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德阳属广汉郡，即今四川省遂宁。

这些地方都是益州的战略要地，诸葛亮的战略是不急于去雒城支援刘备，而是先肃清成都外围，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成都。

制订这样的作战计划，考虑的是刘璋的主力已被刘备吸引至雒城方向，撤不能撤，打不敢打，现在只要继续保持对雒城的压力，就可以腾出手来一一将其收服，到那时即使雒城仍不破，刘璋也无计可施。

雒城不破，缘于城池高大，易守难攻，而不在于攻城部队的多寡，现在几路人马即使全部云集于雒城，也未必能马上将其攻破。而且，即使攻破了雒城，益州各地的战略要地也要一一去占领，不如先做这些事。

诸葛亮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夺取成都的方式。如果成都是第二个雒城，麻烦就大了。雒城无关大局，成都却举足轻重，如果刘璋不肯投降，再围成都数月，攻守相还，死尸遍地，把城池打烂，有人逼急了再给城里放几把火，那成都即使拿下，也废了。

杀人总是凶事，攻城之日，如果死伤巨大，终不吉祥。

按照诸葛亮替刘备做出的规划，今后将以益州为根本，成都就是成就王业的基础，此城不能硬攻，最好让刘璋出城投降。现在三路分击的方案正是断绝刘璋的后路和希望，迫使他出降。

三路大军分头行动，进展都很顺利。

张飞一路进军巴西郡，严颜给了很大帮助，巴西郡功曹龚谌投降，巴西郡很快被占领。张飞按照之前与诸葛亮的约定，留下一部分人马防守，自己率部前往德阳与诸葛亮会合。

赵云也顺利地平定了江阳、武阳等地，之后向成都方向进军。

诸葛亮率部攻击德阳，遇到的抵抗最大。刘璋帐下司马张裔顽强抵抗，与诸葛亮战于德阳附近的柏下，经过激战，张裔被打败，退回成都。

张裔字君嗣，是成都本地人。他也是一名学者，长于春秋，博涉史籍，受到大名士许靖的赞赏。刘璋举荐他为孝廉，让他当县长，又任命他为帐下司马。这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虽然被打败却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裔随刘璋投降后，诸葛亮对他刻意培养和重用。

◎来得正是时候

诸葛亮率领的三路大军到达成都，益州的局势基本明朗了，刘璋原指望刘备知难而退，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但刘璋还在犹豫，他实在不想投降。

这时，法正给他写了封信，信挺长，大意如下。

“今国事已危，祸害在即，我虽身在外，内心一直在替将军着想。将军的本心我其实知道，您也不想与刘左将军交恶，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全是您手下那些不了解何为英雄之道的人造成的（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

“事情已如此，不要以为刘左将军的人马是远道而来，粮谷不多，而设想以多击少，旷日相持。从葭萌一路而来，所历辄破，雒城虽有万兵，也都不再有战斗力，双方实力对比，已不相当。

“如果您手下有人想，再守百日，敌兵必然无粮而退，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边营守已固，谷米已积，反观将军城池一个个被攻破，再守下去也是空守而已。张益德率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路大军齐进，将军还有什么资本？

“现在，通往荆州的道路已被打通，增援部队还会源源不断而来，孙权将军又派他的弟弟以及李异、甘宁等将领作为后续部队（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现在巴东、广汉、犍为各郡，一大半已不是您的了，巴西全郡也不为将军所有。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已入腹心，将军只能坐守成都、雒城，存亡之势，昭然可见。

“法正我虽然已蒙不忠的名声（正虽获不忠之谤），然而心里还惦念着您的情义，为您现在的处境而痛心。刘左将军考虑到和您是本家，他对您的友好之情未曾改变（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在没有别的意思，我认为可以想想如何变通，化解现在的危局，以使您的家族得以保全。”

法正在信中替刘璋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说明刘备在益州已站稳了脚跟，退回去是不可能的，益州大半土地已失，雒城、成都都将不保，失败是迟早的事。通过这封信，刘备借法正之口向刘璋表明了态度，也就是他现在若肯投降，可以保全其家族，希望刘璋三思。

法正劝刘璋考虑一下。主人和客人的位置现在已经变了，用投降来换取家族的安全，是目前最后的机会了。

这封信极大地动摇了刘璋顽抗到底的决心。但他内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他还不想马上投降。

可见人都有一种本能，这与求生的本能类似，是对权力的渴望。直到这时，刘璋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权力是个多么宝贵的东西，而他即将失去这一切。

更可怕的是，刘备会怎么处置自己，刘璋不知道。是像袁绍对待韩馥那样，还是像曹操对待刘琮那样？人家还都是主动让权的，自己弄成了现在这样，结局肯定不如他们。

刘璋越想越害怕，索性豁出去，干脆来个闭门不战也不降。

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个人投奔刘备，极大地振奋了刘备所部的士气，成为压垮刘璋集团最后一点斗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人，就是叱咤风云的名将马超。

马超不是在汉中吗？他为什么会来投奔刘备呢？

马超被赶出了凉州后确实一直待在张鲁那里，因为马超在凉州一带很有影响力，所以张鲁一开始对他还挺重视，任命张超为都讲祭酒。

张鲁在汉中以五斗米教治国，官职都带有宗教色彩，最高职务是大祭酒，由张鲁本人担任，有人认为都讲祭酒仅次于大祭酒，但缺乏史料依据。

张鲁对马超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还想把女儿嫁给马超（欲妻之以女），但这样一来就让张鲁手下原来的一些实权人物感到了威胁。

有人不希望马超过于得势，劝张鲁说：“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能去爱别人？”

因为马超起兵反曹，曹操把他父亲马腾以及全家上百口人都杀了，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不是曹操的残暴，反而是马超不孝，因为是他先起兵的，做这件事前就没有考虑到后果。

另外，由于马超做事不周，还致使妻子杨氏及儿女都死在了凉州，所以有人提醒张鲁，跟着马超没有好结果。

张鲁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打消了收马超为婿的念头。

总之，马超在汉中的处境并不好。张鲁手下最得势的人是杨昂，他担心马超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对马超非常不友好。还有一个将领杨白，也嫉妒马超的才能，想害他。

在汉中期间，马超的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亲人，每次想起亲人都倍加痛心。马超有个姓种的妾，这个妾有个弟弟留在关中，后也来到汉中投奔他，过年时别人都在家中团圆，马超身边只有这个妻弟陪他。

妻弟为他祝酒，马超悲从中来，捶胸痛哭，以致吐血。

马超对妻弟说：“一家上百口人全部死于同一天，仅剩咱们两个，还有什么可贺的啊（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

马超后来不敢在汉中待下去，找了个机会跑到了汉中西边的武都郡，又从那里逃回氐中。但西北地区已尽成曹魏的控制区，马超根本无法立足。

这时，刘备正在与刘璋争夺益州，马超觉得只有刘备有收留自己的可能，便悄悄派人给刘备送信，表示愿意归顺（密书请降）。刘备自然很高兴，就这样马超辗转到了益州，投奔刘备。

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超来投是刘备派人秘密联络策动的。被派去的人名叫李恢，是益州本地大族出身，被推荐到州里任职，路上听到刘备与刘璋交战的消息，他知道刘璋必败，就不去成都上任，而是跑去拜见刘备。

刘备与李恢交谈后，对他的才能很赏识，便派他到汉中联络马超，在李恢的联络下，马超最后才投奔了刘备。

◎成都“和平解放”

不管是怎么来的，总之马超来得很是时候，这时刘备、诸葛亮虽然集合了多路大军将成都团团包围，但刘璋没有投降，如果强攻，将造成巨大破坏，对刘备未来在益州收拢人心十分不利。

马超在关键时刻到来让刘备大喜过望。他高兴地说：“我就要拿下益州啦！”

马超此行应该没带多少人马，他在汉中新纳的妻子董氏、儿子马秋以及始终跟随他的部将庞德都没有来。总之他来得很匆忙，或者说有点狼狈。

对刘备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有马超的名气就够了。

刘备悄悄给马超增兵，对外说是马超带来的，让他们屯驻于成都城北，然后宣称马超带着凉州兵前来助战。

成都城内此时尚有精兵三万，物资储备充足，粮食吃两年都没问题（谷支二年），而且大家都愿意死战（吏民咸欲死战）。

但马超率凉州军到来的消息瓦解了城内的斗志，刘璋想再打下去，可有人已经不想再坚持了。就连刘璋父子一向十分敬重的名士许靖都想早点儿投降。

许靖在益州的职务是蜀郡太守。该郡是益州第一郡，成都就在其管辖之下。这位成都的“父母官”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为了逃生也有惊人的勇气和体力，他逃跑的方式很勇敢，就是翻城墙逃出去投降刘备（将逾城降）。

不料行动中被发觉，许靖被抓了起来。

刘璋倒没有难为许靖，因为换成他，也许也会这么做。

刘璋终于也想到了投降。他对左右说：“我们父子在益州20多年，对百姓没什么恩德，却给大家带来三年的战乱（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百姓饥荒露宿，死于道途，这些都是因我而起，让我何以心安？”

刘璋最后下了决心，投降。

刘璋派张裔出城，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去见刘备。刘璋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保证自己及一家人的安全，他愿意和平让出成都。

张裔就是在柏下与诸葛亮有过一战的那个人，诸葛亮在城外第一次见到了张裔。之前柏下一战，让诸葛亮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如何发现和培养益州本地人才，在诸葛亮的脑海里已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而存在了。

刘备见了张裔很高兴，强攻只能把成都打烂，尸横遍野只能在士民中增加仇恨，他更看中益州的未来，对于刘璋提出的条件他都答应。

刘备向张裔表示，只要刘璋出城投降，一定会对他充分尊重并做出适当安排（礼其君而安其人）。

为表示诚意，刘备命简雍随张裔一道进城，向刘璋当面重申自己的承诺。简雍在刘备手下，对重大决策发挥的作用一般，但他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很适合担任大使这一类的角色。

刘璋见到简雍，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他下令即刻出城，向刘备请降。刘璋请简雍与自己同乘一车出城（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刘璋的手下们见此情景，不禁流下泪来（群下莫不流涕）。

事后刘备也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刘璋及其家人迁往南郡的公安居住，归还其财物，其中包括振威将军的印绶。

振威将军是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任命刘璋的职务。刘备归还其印绶，意思是承认他仍然挂着振威将军的头衔，当然这只是个虚名。

刘璋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循，次子刘阐。刘璋曾多次命刘循率兵抗拒刘备。刘循又是庞羲的女婿，庞羲在益州势力很大，刘备占有益州，也得与他合作。故而刘璋把刘循留了下来，只带刘阐去了公安。刘备后来继续重用庞羲，并任命刘循为奉车中郎将。

刘璋带着小儿子刘阐到公安过起了寓公生活。虽然没有自由，倒也生活得平静。不料以后孙刘多次交恶，刘璋父子的平静生活还要被打破，他们的政治生命还未完结。

后来，孙权袭取荆州，杀关羽，刘璋因此落入孙权之手。孙权为对付刘备，任命刘璋为益州牧，驻地在秭归。不久，刘璋便死在了那里。

再后来，南中豪族雍闿等人占据益州郡，归附孙吴，孙权又命刘阐为益州刺史，驻扎在交州与益州的交界处。诸葛亮平定南中，刘阐回到江东，被孙权任命为御史中丞。

刘璋的才能和谋略还不如父亲刘焉，只是由于生在豪门才在史册中留下了一笔，在乱世争雄中他不过是个失败者。

当年还远在隆中小山村躬耕的诸葛亮对刘璋治理下的益州有着深刻的剖析。他对刘璋的评价是“暗弱”，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明事理，二是软弱。如果说后者是与生俱来的性格，那前者则说明刘璋的后天努力也不足。他的失败并不是起点不够高，也不是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是自身的努力不够。

论起点，刘备其实跟刘璋根本没法比。刘备的成功和刘璋的失败说明了起点不重要，实力大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智慧、进取心和行动。

人都不愿意听从别人的驱遣。刘璋费尽心思与曹操、刘备周旋，目的也是自保，但他选错了人、用错了方法。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带来安全，依靠别人，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身上，最终只能把主动权交在别人的手中，让自己陷入被动。

有一个成语叫“倒持干戈”，刀、戟都有柄有刃，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手握刀柄而将刀刃向着敌人，如果倒着拿，握着刀刃而把刀柄对着敌人，这该多么愚蠢，又多么难受？

道理每个人都明白，但一到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犯糊涂。

第四章　高处不胜寒

◎一场“金融危机”

自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年底进入益州，到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天将成都攻破，历时近三年，刘备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益州。

刘备的大军进了城，有人欢喜有人忧。

欢喜的如许靖，投诚被发现，虽然暂时保住了一条命，但谁知道后面的结局呢。现在好了，刘备来了，自己的性命算是无忧了。

那些本来就亲刘备的人，或者与法正、孟达等人一向交好的，也都盼着刘备早点进城。

还有一部分人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老板随时换，干活还得他们这些人，谁来掌管益州，对他们来说其实无所谓。

也有吓得要命的，比如那些说过刘备坏话的，或者在与刘备交战中比较卖力的，都担心刘备会秋后算账，这其中，刘巴就是最紧张的一个。

他曾经也是刘备赏识的人，也被诸葛亮所看好，但他一次次拒绝了刘备、诸葛亮的盛情，又在刘璋面前再三说刘备的坏话。现在刘备来了，刘巴很紧张。

刘备大军进城，刘巴对外宣称自己有病，闭门不出（闭门称疾）。

刘备和诸葛亮也没有忘记这个老朋友，刘备专门向军中下达命令，谁都不得找刘巴的麻烦，有违抗的诛其三族（有害巴者，诛及三族）。

刘巴最后还是见了刘备，刘备很高兴。

这一年，刘备已经53岁了。

起兵近30年来，刘备几乎年年都在打仗，过着刀尖上行走的日子，其间历经坎坷和挫折，几次濒临绝境。

自从七年前在隆中与诸葛亮一番晤谈后，竟神奇般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先是与孙权联手战胜了曹操，继而占据了荆州大部，第一次拥有了亲手打下的一块地盘，之后发展势头不减，与曹操、孙权有了平起平坐的资格。

夺取益州虽然历经波折，但目的最终还是达到了。不仅略了地，而且收了人心。刘备凭着耐心的等待，一点点分化和瓦解敌人，初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下一步治理益州奠定了一个好基础。

在围攻成都时，刘备与众人约定，如果成都攻破，府库里面的东西都归大家，他自己不要（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这条命令造成了混乱，进城之后，正在需要大家各司其职做好各项工作时，许多人却找不到了。将士们都放下武器，奔向各个官府仓库，自行拿取那里的财物（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几天后这种混乱才结束。

益州十分富有，刘备下令办置酒大会，犒劳三军将士。刘备拿出城中大批金银颁赐给将士，把谷物布帛还给百姓（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

刘备的这次赏赐出手十分阔绰，赏赐按功劳大小分成不同等级。享受到最高一档的有4个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张飞和关羽，赏赐的标准是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锦缎1000匹。折算一下，不算锦缎，也合6000万钱以上。

汉桓帝时1石米价格是50钱，6000万钱可以买120万石米，汉代1石合现在的60斤，120万石米相当于现在的7200万斤。按照现在的市价，以1斤米2.5元计算，相当于刘备给每人赏赐了1.8亿元。

除了诸葛亮等4位“亿万富翁”，其他人也都受到了不等的赏赐（其余颁赐各有差）。跟随刘备一路披荆斩棘的将士们个个兴高采烈，这些年他们吃够了苦，受够了累，现在总算有了回报。

可有个别人还嫌不过瘾，提出了更宏大的想法。

有人向刘备建议，说成都城里还有不少官家的房产地产，城外还有许多公家的园地桑田等，不如把这些也分赐给诸将（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

分了钱，还要分房、分地，可见富贵如毒药，容易上瘾。但这样的提议一般都会受到大家的强烈欢迎，谁反对谁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赵云不管这些，表示反对：“霍去病当初说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的国贼何止是匈奴，还没有到求安稳享乐的时候。只有到天下平定的那一天，大家各返故乡，再谈享受才合适（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士民初罹兵革，遭受战乱之痛，田宅都应归还其主人，令其安居复业，然后制定差役、赋税政策，这样才能让大家安心。”

刘备当然不傻，知道赵云说得很对，采纳了他的建议。

刘备出手这么大方，他的底气或许来自对益州这个“天府之国”的认识。

成都周围地形舒缓，东部是广阔平原，西部众山拱卫，河流纵横，沃野千里，气候湿润，“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粮食素来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稻米经常外运。汉末，中原地区亩产10斛即为良田，而当时益州的绵竹、雒县一带亩产稻谷30斛，更有高达50斛的。

中原混乱，益州在刘璋父子治下相对平静。东汉益州下辖12个郡国、118个县，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益州总户数151.73万户，总人口720.05万人，对照一下，曹魏后期其辖区内的总人口一度下降到400多万，益州的繁盛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突然间一大笔财富赏赐出去，造成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钱原本藏在府库之中，不拿出来用即相当于货币储备，一投放到消费市场，将士们或用来买房置地，或改善生活，直接抬高了物价。

更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政府财政出现了困难，甚至影响到军队建设，造成了军用不足。

当时曹操的势力很强大，孙权的综合实力也强于刘备。刘备远道伐蜀，最担心的是失去民心，所以他刚到益州时迟迟不敢动手，怕操之过急，现在经济形势突然恶化，问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之前的努力将付诸东流，益州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刘备搞政治行，打仗也还行，但抓经济是外行。刘备问诸葛亮该怎么办，诸葛亮趁机向他推荐了刘巴。

刘备进入成都后对刘巴很优待，本意还是想让刘巴出来做事。但刘巴这个人清高惯了，不太搭理人，刘备对他更加不满。

有一次，刘巴跟张飞在一起，整个过程中刘巴一直保持沉默，不搭理张飞（不与语），张飞特别生气。这件事让诸葛亮知道后，诸葛亮专门找刘巴谈心。

诸葛亮对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他一向敬慕先生。主公现在聚合文武精英，共谋大业，先生虽然天性清高，但也应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说归说，刘巴仍然不改。

刘备曾生气地对诸葛亮说：“我欲平定天下，但这小子是专门来捣乱的（而子初专乱之）。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是想去北方投奔曹操，不过是借道这里罢了，哪里是帮我成就事业啊！”

不搭理人，是态度问题，在刘备眼里这又升级成了政治立场问题，要被刘备这么定了性，刘巴就危险了。

诸葛亮赶紧替刘巴解释：“要论运筹于帷幄之中，我远远比不上刘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如果论提槌擂鼓、集会军门、召集百姓这些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干事情需要人才，干大事需要顶尖人才。在诸葛亮眼里，无论战略还是智慧，刘巴都是最顶尖的人才，是现在正需要的人。只要他有本事，就别介意那些琐事，对刘巴这样的人，该尊重的还是要尊重，该忍耐的还是要忍耐。

刘备见诸葛亮如此坚持，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他对其他人说：“刘巴这个人，确实才智绝伦，不过也只有遇到我才能用他，如果不是我，他难以获得任用（非孤者难独任也）。”

在诸葛亮推荐下，刘备把刘巴请来商量如何破解当前遇到的经济难题，这是刘巴的强项，加上他来益州的时间较长，对本地情况比较了解。

面对问题，刘巴只说了两个字：易耳！

但刘备要的不是决心和态度，他要具体办法。

于是刘巴给出了四个字的建议：平诸物贾。

物贾即物价，平诸物贾就是平抑物价。在刘巴看来，当时益州经济受到的是暂时性破坏。物价飞涨，百姓怨气很大，要收回人心，就要先平抑物价。刘巴提出的具体措施也很简单，就是铸造一种新的货币，1枚新币等同目前市场上流通的100钱（当铸直百钱），然后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令吏为官市）。

印钞票谁不会，这是什么好办法？

但是，在刘巴看来，以当时益州的具体情况来看，这正是对症下药的唯一办法。物价上涨，问题不完全是供应不足，钱不够用也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官府，出现了财政危机。在此情况下，默认货币贬值，通过增加货币投放建立起新的物价秩序，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可以用最迅速的方式渡过眼前的金融危机，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赢得时间。

刘备采纳了刘巴的建议，下令由官府专断发行大面值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刘备下令将铸造的新钱称为蜀钱，形制有3种：一种是4铢重、面值100钱；一种是8铢重、面值150钱；还有一种是5铢重、面值100钱。为推行货币新政，刘备下令收集旧钱和铜铸造新钱。他自己身体力行，连睡觉床上挂帐子用的铜钩都捐了出来（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

货币贬值的直接后果是现有财富的缩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财富掠夺。但由于有强力的军政手段做后盾，这一措施收效甚快，货币新政推行后，几个月时间，财政状况就得到了好转（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然这只能解燃眉之急。在诸葛亮的协助和具体组织下，刘备同时大力发展益州经济，加强农业生产，推行盐铁官营，发展蜀锦等特色经济，加强商业和边境贸易。蜀汉的国力不断上升。

◎文武两套班子

解决完经济问题，刘备专心去理顺自己的“领导体制”。

刘备一路走来，获得过的头衔已经有不少了，其中有汉献帝正式任命的左将军、豫州牧，有群下推举的荆州牧，有刘璋表奏的大司马、司隶校尉。

但上面所有这些职务，只有左将军是实的，其他都没有什么用。刘备的这个左将军，相当于战区司令，论军衔比四征将军还要高，按照朝廷制度可以开府治事，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相当于战区司令部。

进入益州前，刘备的主要精力在于抢地盘，也没有太多时间考虑组建一个司令部，现在地盘已经足够大了，手下的兵马也足够多，是该考虑一下军队的指挥体系问题了。

按照汉朝的官仪，左将军府中可以设长史、司马各一人。长史主行政，相当于秘书长；司马主军事；品秩都是1000石。再往下，设掾属29人，另有从事祭酒、从事中郎等。掾相当于各处的处长，掾属是掾的副手，相当于各处的副处长。

这是司令部内的部门设置，下面还可以管辖各将军及部曲、校尉，相当于军长、师长、旅长。

之前，在刘备以下已有荡寇将军关羽、征虏将军张飞两位有名号的将军。黄忠、赵云、魏延等人的军衔介于偏将军、裨将军、校尉等之间，诸葛亮的军衔是军师中郎将。

刘备对他们的军衔重新进行了一番调整。马超虽然是新附，但其在军中的资历、影响力都远远高于关羽、张飞等人，刘备拜其为平西将军。这是四平将军之一，低于四方将军的左将军。刘备如果是战区司令的话，马超的身份相当于战区副司令，是武将之首。

次于马超的是关羽、张飞，他们的军职未变，仍是杂号将军，相当于军长。

除了他们二人，赵云被提升为翊军将军，也相当于军长，黄忠之前是副军长（裨将军），此次被提升为讨虏将军，也成为军长。魏延之前的身份是“部曲”，由于入蜀后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牙门将军。

诸葛亮此前是军师中郎将，刘备升其为军师将军，由师长也升为军长，这是一次越级提拔。此次进入益州作战，诸葛亮独当一面，指挥张飞、赵云等部，但他的军衔并不高，经过越级提拔，在名号上诸葛亮已与关羽、张飞等人同列。

左将军府的日常事务，刘备交给诸葛亮来处理（署左将军府事）。在诸葛亮建议下，刘备任命许靖为左将军府长史。在目前的益州，论知名度无人出许靖之右，把他请出来到左将军府任职，还不是闲差，可以为刘备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好榜样。

担任左将军司马的是庞羲，这个人很不简单，是绝对的地方实力派，是个连刘璋也忌惮三分的人物，因为护送刘焉的孙子入蜀有功，庞羲深得刘焉的信赖，手握重权，是刘焉的“托孤重臣”之一。庞羲的女儿嫁给了刘焉的长子刘循，他们还是儿女亲家。

庞羲此人一向骄功自重，刘璋上来后对他并不信任，但也拿他没办法。刘备征庞羲为司马是一着好棋，既解除了庞羲的兵权，又利用了庞羲在益州的影响力。庞羲自到刘备手下后便偃旗息鼓，不再生事。

左将军府下设各处（诸曹），西曹因职掌人事而最重要，刘备任命刘巴为西曹掾，相当于左将军府人事处处长。这项任命一来出于对刘巴为化解经济危机立下功劳的回报，二来可能出于诸葛亮的大力推荐。

刘备尽管承认刘巴是人才，但内心里还是不怎么喜欢他。不过，刘巴脾气不好也不尽是坏事，对于人事工作来讲，不愿意得罪人很难干好，请刘巴负责人事，倒也正符合他的个性。

其他担任左将军府掾的无法细考了，只知道有一个是马良。

左将军府还设从事祭酒、从事，类似于高参、顾问的角色，初期担任过此职的有何宗、秦宓、伊籍等。

何宗字彦英，是益州蜀郡人，汉朝司空何武之后。少时拜益州本地人任安为师学习《诗》《书》以及图谶、天文推步之术，刘璋时曾任犍为郡太守。刘备任命他为从事祭酒，相当于参谋处长。

秦宓字子敕，益州广汉郡人，少有才学，州郡征辟皆称病不去，刘备听说他的名声，又加上当地太守的推荐，任命他为从事。

伊籍字机伯，他既不是益州人，也不是荆州人，他的祖籍在兖州的山阳国，早前追随刘表，后依附于刘备，被视为糜竺、简雍一类的人物，现在担任从事。

总的来说，刘备以左将军的身份统一领导军务，稍下是军职略低一些、更多在于名义的马超，再下是关羽、张飞、赵云、黄忠、诸葛亮等一批有名号的将军。

刘备的军事指挥机构是左将军府，平时的日常事务由诸葛亮负责。许靖、刘巴、马良、何宗、伊籍、秦宓等人是诸葛亮的助手。

以上是军队指挥体系。随着左将军府的建设而一步步走向正规化，除此之外，行政体系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东汉益州有12个郡国，在选择郡太守、国相方面刘备动了一番脑子，不仅选派一批有行政才干的人才到地方任职，也留任或提拔了一批本地的人才。

益州最重要的有两个郡：蜀郡和益州郡。蜀郡太守任命了法正，一来法正很有才干，此次夺取益州他又立下首功，二来他对益州的情况很熟，交给他比较放心。

法正还有一个身份叫扬武将军，除了让他当太守，也让他领兵，说明法正此时已得到刘备的完全信任。

益州郡太守任命的是诸葛亮，该郡名为益州郡，位置其实很偏，郡治在滇池县，即今云南省滇池东南，辖区主要位于今云南省的东部，距成都上千里。

刘备可能觉得，诸葛亮虽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锻炼了几年，毕竟还没有担任过地方行政负责人，所以安排他兼任益州郡太守，算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诸葛亮负责左将军府的日常事务，不可能远赴益州郡上任，担任这个职务只是一个挂名，或者顶多定期抽时间去益州郡一趟，处理一下太守的事务。

其他相对重的郡国里，张飞兼任巴西郡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李严兼任犍为郡太守，江阳郡太守是刘邕，朱提郡太守是邓方。

李严之前已提及，字正方，荆州南阳郡人，很有行政才干。刘表曾任命他为秭归县令，秭归是荆州的西大门，反过来也是益州的东大门，曹操南下，秭归有一段时间没人管，李严弃官跑到益州投奔了刘璋，刘璋觉得他是人才，任命他为成都县令，在任上李严获得了能干的名声。

刘璋后来让李严任护军，在绵竹一带拒刘备，李严投降，被刘备任命为裨将军，这件事之前已经说过。

刘备觉得李严的特长还是在行政方面，他在益州又有名望，便任命他为犍为郡太守。

年轻时就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向朗，被任命为牂牁郡太守，霍峻守葭萌有功，刘备干脆任命他为位于益州北部的梓潼郡的太守。还有早年便跟随刘备的刘琰，被任命为固陵郡太守。

刘备入主益州后，对益州的行政区划不断做出调整，郡国的数目持续增加，最多时增加到了27个，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担任郡太守。跟随刘备从荆州过来的人中，陈震担任过汶山郡太守，廖化担任过宜都郡太守，马谡担任过越嶲郡太守，邓芝担任过广汉郡太守。

马谡是马良的弟弟，他年轻有为，刚入成都时，刘备任命他为成都县令，成都是益州的首府，在此任县令可谓重任在肩，马谡不负重托，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被提拔为太守。

从郡太守的任命来看，有一大半是随刘备从荆州过来的人，而益州府衙的主要官员则多是本地人。

州牧的主要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功曹等，别驾相当于副州长，治中从事相当于高级参议，功曹相当于人事处长。

刘备请王谋来当别驾。王谋字元泰，益州汉嘉郡人，是益州本地大族，史称其有容止、重品行，刘璋时任巴郡太守、治中从事，是益州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

担任益州治中从事的有黄权、彭羕等人。

黄权字公衡，益州巴西郡人，年轻时为郡吏，后任刘璋的主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之前说过，他曾劝谏刘璋不要迎请刘备，因此被刘璋降职为县长。刘璋失败后，黄权投降刘备，由于他在益州也有相当影响力，被刘备任命为治中从事，同时还被拜为偏将军。

彭羕字永年，益州广汉郡人，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但性格高傲，对一般人多轻视不睬。这样的性格，很难在官场上吃得开，彭羕在益州之前只不过做了个书佐一类的小官，但也被人在刘璋面前所诽谤，刘璋罚他做苦役。

适逢刘备入益州，彭羕主动去拜访刘备，先见他的是庞统。庞统与他无旧交，当时有其他宾客在座，就没怎么理他，彭羕径直到庞统坐榻边躺下，对庞统说等客人走后，再好好聊。客人走了，庞统再找彭羕聊，彭羕不聊，要庞统先跟他一起吃好东西，再谈话。吃完，时间也晚了，当晚彭羕便留宿在庞统那里，二人谈了一夜，次日又谈了一天。庞统大为高兴，认为彭羕有才。法正之前也很了解彭羕，他也向刘备推荐，这样刘备对彭羕便格外看中。

州府的功曹品秩虽不高，却是个重要的位置。刘备任命了益州本地人李恢。刘备曾派李恢去联络马超，促成了马超来投，立下大功。

◎化解派系纷争

刘备进入成都后的人事安排看似轻松，实际上并不简单。

益州向来存在“本土派”与“外来派”之争，派系问题很严重，现在又多了刘备带来的这支力量，情况更加复杂，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把“统战工作”做好，那么打下了益州也未必坐得住。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深知本土势力的强大，所以不得不跟他们合作。刘备来到益州，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本土势力的问题，益州旧部们都在拭目以待。

在刘焉父子的旧人中，许靖的影响力无疑最大，远在中原的一些名士，如王朗、华歆、钟繇、陈群等人，还时常给许靖写信，向他问候致意。

刘备开始并没有打算重用许靖，原因是成都破城前，许靖曾试图投降，刘备认为许靖在气节方面有亏欠。

法正认为不妥，他劝刘备：“天下往往有一些人，有虚名但无其实，许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主公始创大业，有些道理不可能挨家挨户去向大家说明（天下之人不可户说），许靖的浮名早已播流四海，如果不能以礼待之，天下之人就会认为主公不尊重人才。对许靖应当敬重，显示给远近之人，就像燕王当年对待郭隗那样。”

当年，燕昭王重用谋士郭隗，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从而吸引到乐毅、邹衍、剧辛等大批人才的到来。

刘备认为有理，厚待许靖。

诸葛亮对许靖更尊重。许靖的主要职务是左将军府长史，与诸葛亮日常来往颇多。许靖当时已70多岁，诸葛亮每次见到他，都向他施大礼（皆为之拜）。

诸葛亮还提拔了许靖的族孙陈祗。陈祗是许靖哥哥的外孙，从小父母双亡，在许靖家长大，许靖对他十分疼爱。陈祗很有才气，严谨而有风度，又很有本事（矜厉有威容，多技艺）。诸葛亮对他有意识地观察和培养，使他成为日后蜀汉政坛的风云人物。

除了尊重和重用许靖，前面提到，刘备还重用了李严、黄权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益州旧人，也算是对本土势力的回应。

但刘备知道，只重用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拉拢住本土势力。

除了左将军府和益州牧府之外，刘备还有一个头衔，就是刘璋所表的大司马。这虽是个很虚的机构，但刘备也没有撤销。诸葛亮建议刘备，不如给大司马也保留一个名义，挑选一位在益州德高望重的人士署理该府事宜。

刘备请诸葛亮物色这样的人选，诸葛亮推荐了董和。

董和字幼宰，祖上为益州巴郡人，早年在刘璋手下任牛鞞县长、江原县长，后被刘璋任命为成都县令。当时蜀地富裕丰实，难免滋生奢侈浪费的流俗，尤其是那些大商巨贾，流行穿公侯贵族服饰、吃珍奇美食，成都作为益州首府，是达官显贵、豪商大贾聚集地，董和作为父母官，大力推行俭朴风气，他带头节俭，穿粗衣、吃粗食，令社会风气明显改善，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畏。董和离任时，官民数千人相携而出乞留，刘璋破例准董和留任两年。

董和后升任益州郡太守，该地远离成都，属中所谓的南中地区，汉夷杂居，民风彪悍，董和清廉简约，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和信任。

在诸葛亮看来，董和不仅有才干，而且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深得民望，重用他可以为益州官场树立榜样。刘备于是任命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让他署理大司马府事务。

董和在任七年后去世，作为诸葛亮治政的主要助手之一，董和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诸葛亮日后向群下颁布过一篇教文，提倡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举的例子就是董和。诸葛亮说，董和在任七年间，遇到不同看法可以往返十次阐述自己的意见（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诸葛亮与董和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董和的儿子董允非常器重，以后多次授他以重任。

除了上面这几个人，受到重用的益州“旧人”还有费观、吴壹等。

巴郡太守费观是刘璋的女婿，也是刘璋旧部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字宾伯，祖籍荆州江夏郡，是当地大族。费氏家族与刘焉家族世代交好，刘焉的正妻是费观的族姑，刘焉把女儿又嫁给了费观，他们是双重的亲戚关系。

费观深具文才武略，办事精明强干，为官条理清晰，为人刚直，善于辩论，常以钱财资助他人。讲义气又有原则，受到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费观曾作为李严的参军，与李严据守绵竹，后随李严一起投降。刘备先任命费观为裨将军，后升任巴郡太守、振威将军。

费观有一个族子名叫费祎，也深得诸葛亮的信赖，和董允一起列名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是蜀汉后期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还有吴壹，算起来也和刘璋有亲戚关系。

吴壹字子远，族父是何进当年的部将吴匡，吴匡与刘焉有旧交，因为这层关系吴壹来到益州，在刘焉父子手下效力。

吴壹的妹妹嫁给了刘焉的儿子刘瑁。之前说过，刘瑁有精神病（狂疾），是个废人，说起来这门婚姻也非常不幸，但因为有这层关系，吴壹深得刘璋的信任，被刘璋任命为中郎将，率兵在涪陵一带抗拒刘备，后投降。

当初，刘焉为儿子娶吴壹的妹妹，是听了相面人的话，说她面相很好，日后必有大贵。大约在刘备进入成都前，刘瑁就死了，吴氏一直寡居。

此时，刘备的甘夫人已经去世，孙夫人回了江东，众人便劝刘备聘吴氏为妻（群下劝先主聘后）。

刘备开始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因为吴氏是寡妇，而是觉得自己跟吴氏的前夫刘瑁都姓刘，怕人说闲话（先主疑与瑁同族）。

法正一句话解除了刘备的疑虑：“要论亲疏，怎比得了晋文公和子圉的关系呢（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

子圉是晋文公的亲侄子，他在秦国做人质，在那里娶妻，后单独逃回晋国，秦国又把他的妻子嫁给了晋文公。

刘备听后，便纳吴氏为夫人，即刘备后来的穆皇后。吴壹也因此被任命为护军、讨逆将军等要职，最后升任蜀汉的车骑将军。吴壹的从弟吴班，也就是吴匡之子，也在蜀汉军中任职，与吴壹不差上下，最终官至骠骑将军。

宋代以后理学盛行，按照理学家的标准，刘备的这桩婚姻很有问题。一来娶了寡妇，二来娶的是同族的孀妻，因而受到了批评。他们不仅批评了刘备和法正，还顺便批评了诸葛亮，认为诸葛亮应该在此事上对刘备进行提醒和劝阻，但他没有尽到责任（诸葛亮亦不匡正，何也）。

按理说，刘备续正室可选的人应该很多，不至于非娶同族的寡妇，而他最后之所以选了吴氏，其中的原因或许有三：一是吴氏长得很漂亮，刘备自己先看上了；二是吴氏的面相确实太好了，谁娶谁富贵，为了今后事业兴旺，大家确实希望刘备娶她；三是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寡妇再嫁也是一件平常事，至于刘备和刘瑁同族，那已是300年前的事了，不必太计较。

除了这些上层人士，刘备也注意在刘璋旧部里的中下级官员中广泛发掘人才，对他们刻意培养。

前面提到过的何宗、秦宓、李恢、王谋、彭羕等人，都是刘备、诸葛亮重用的一类人才，除此之外还有张裔、杨洪等人。

之前说过，张裔曾受刘璋之命在德阳拒诸葛亮、张飞，虽然被打败，却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裔随刘璋投降后，被任命为巴郡太守。

杨洪字季休，益州犍为郡人，曾在刘璋手下的多个郡中任职。刘备任命李严为犍为郡太守，李严聘杨洪为功曹。后来，李严推荐他到蜀郡太守法正那里任从事，杨洪便从家乡来到了成都，有机会接触到诸葛亮。

诸葛亮发现杨洪对基层事务很了解，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后来，法正离任，诸葛亮干脆向刘备建议，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

在用人方面，总的来说刘备进入成都后很好地注意了各派势力的平衡，并不是只重用随他从荆州来的人而贬抑益州本地的人才。

简雍、糜竺、孙乾等人长期追随刘备，来到成都后简雍任昭德将军，糜竺任安汉将军，孙乾任秉忠将军。史书称他们所任的将军都是空衔，他们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平时主要工作是向刘备进行讽谏而已（皆雍容风议，见礼于世）。

诸葛亮在临烝期间十分看好的人才蒋琬一开始只不过担任广都县长，并没有“飞黄腾达”。

一次，刘备到广都视察，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爱喝酒，不禁大怒，准备治蒋琬的罪，甚至准备杀他。

诸葛亮替蒋琬求情：“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以修饰为先），请主公再考察考察他。”

刘备一向尊重诸葛亮（先主雅敬亮），就没有治蒋琬的罪，但是免了他的官。

蒋琬回去之后做了个梦，梦见一牛头在门前流血不止，醒来心里不舒服，就去找一个叫赵直的占梦师占梦。

赵直说：“所谓见血，表示事情已经分明。牛角和鼻子，像一个‘公’字，你将来官位将至三公，此梦是大吉之兆。”

后来，蒋琬果然重新复出，但也只是被任命为什邡县令。

◎名将的新烦恼

这一时期，诸葛亮作为刘备的主要助手，参与了入主益州后的人事安排，诸葛亮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刘备的支持和采纳。

正因为此，诸葛亮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头痛的事，需要他用智慧去处理和化解。

这样做最大程度保证了政治上的和谐和平衡，有利于稳定益州的形势，收到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益州原来存在的派系斗争尖锐、地方势力坐大等问题逐渐得到了消除。

但也有烦恼的事，经常会涉及内部团结问题，每当这时诸葛亮就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

马超被拜为平西将军，成为刘备集团在军中的“二把手”，别人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惹恼了远在荆州的关羽。

关羽被称为“万人敌”，是“虎臣”，但据史书记载，他在性格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刚愎自用、自高自大（刚而自矜）。诸葛亮离开荆州后，关羽以荡寇将军、董督荆州事的身份坐镇荆州，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大多数人升了职，而关羽、张飞的职务未变。

关羽不快，但他不敢直接向刘备表达不满，而是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信中故意问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与谁相比（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如果说关羽不知道世上有马超，那是不可能的。作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猛将之一，马超成名很早，潼关一战虽然大败而归，但也曾打得曹操狼狈不堪。要论在天下的知名度，关羽未必比得上马超，诸葛亮明白关羽不喜欢别人比他强（亮知羽护前）。

诸葛亮于是给关羽回了封信，信中写道：“马超文武双全，雄烈过人，是一世之杰，属于黥布、彭越一类的人物（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可以与益德不差上下，要论起与美髯公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

关羽留着一副大胡子，看起来很漂亮（羽美须髯），诸葛亮在信中所以称呼他为“美髯公”。

诸葛亮算是用心良苦，为了让关羽心情好，不惜贬低马超，还顺便让张飞躺着中枪。诸葛亮明白，关羽不一定非要争职位高低，但心里无法咽下不如人的这口气，所以他给自己写信，而没有直接去问刘备。

关羽写信，某种程度上也有责备诸葛亮的意思，因为关羽知道益州的人事安排诸葛亮是主要的参与者。所以对关羽的不满诸葛亮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太认真，只能哄着他。

诸葛亮的回信让关羽很满意，他还把这封信给周围的人看（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诸葛亮是想让关羽自己看了气顺就行，没想到关羽把信公之于众。他倒是心情舒畅了，但这事传到马超和张飞那里，诸葛亮又该落埋怨了。

这还好办，还有更头疼的事，涉及的人是法正。

法正此时深得刘备的信任，是刘备的“谋主”。他以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的身份手握重权，地位与诸葛亮相当。但是法正也有个缺点，就是气量太小，睚眦必报。

谁要是对法正不满，或者做出不利于法正的事，法正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打击，有多名诋毁法正的人都被他杀了（擅杀毁伤己者数人）。

有人向诸葛亮报告此事，说法正在蜀郡太过骄横，请他向刘备汇报，对法正作威作福的行为予以抵制（抑其威福）。

问题摆到了诸葛亮面前，诸葛亮很为难。

诸葛亮最后回答大家：“想想不久之前主公还在公安，北有强敌曹操，东有孙权之逼，近又有孙夫人随时生变于肘腋之下，局势可以说进退不得。正是有法孝直为主公的辅翼，才使主公翩然翱翔，开创了现在的局面，对于法正不应该进行限制。”

这段话在后世为诸葛亮招来了批评，有史学家认为诸葛亮的这番话实在有违于法律（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其实，让诸葛亮阻止法正的不法行为有点难为他了，诸葛亮的身份是军师将军、益州郡太守，法正与他平起平坐，并不归诸葛亮管。

让诸葛亮向刘备去汇报，也是难为诸葛亮的事。诸葛亮深知刘备特别信任法正（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对法正言听计从，如果由他出面说法正的坏话，一定会引起刘备的猜疑，认为诸葛亮是嫉妒。

所以考虑再三，诸葛亮只能违心地说了那番话，表面上是为法正开脱，其实是他内心无奈的反映。

除了关羽、法正这些最重要的人物，益州政坛素来为派系所困扰，不仅存在本土和外来的派系之争，各派内部也时互有不服。

益州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个叫许慈，一个叫胡潜，当时学术荒废，刘备就命他们收集典籍，整理学术文化，建设文化事业。但文人相轻，这二位互相不服，见面就掐，互相诽谤。

许慈和胡潜都认为自己是学术上的老大，不肯向对方屈服，不仅遇到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而且工作中互不配合。想互相借本书看都做不到，还时不时拎根小棍互相打来打去（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

刘备知道他们都是文人，斗来斗去也就是一个面子，但又不能不平息他们这种无休无止的争斗，就想了一个办法。

一次，刘备大宴群下，许慈、胡潜二人也在场，酒酣耳热之时，刘备命伶人扮成他们俩，模仿他们平时争吵斗殴的样子，先以言辞互相刁难，后以刀杖让对方屈服，演得活灵活现，以此助乐。

为了调和矛盾，让大家保持团结，刘备已经辛苦到自己亲自当导演、排小品给大家看的程度了。

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

这就是彭羕事件。马超都被牵涉其中，此事也成为震动成都政坛的一桩大事。

彭羕本是刘备和诸葛亮都看好的本土人才。刘备提拔他担任治中从事。彭羕此人白手起家，一朝大权在握，颇为自得，说话做事流露出嚣然之态，诸葛亮经过观察，发现彭羕此人不可重用，于是向刘备进言，说彭羕心大志高，放在重要岗位难保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来。

在人事安排上，刘备主要听取的是诸葛亮的意见，于是决定把彭羕调任为江阳郡太守。

彭羕听说自己要被远调，很不高兴，私下里跑去见了马超。

彭羕是如何与马超相熟的不得而知，对于彭羕的遭遇，估计马超顶多也只能客气地安慰他几句。

谁知彭羕心里的气越来越不顺，最后竟然对刘备破口大骂：“这个老东西做事无理，跟他有什么好说的（老革荒悖，可复道邪）？”

马超闻听吃了一惊，不敢再说话。

彭羕没完，继续道：“你在外，我居内，天下怎能不定（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前面还是发发牢骚，现在就要造反了，性质变了，马超内心翻腾不已。

马超自来到益州，日子也并不好过，行事一直小心谨慎（羁旅归国，常怀危惧）。

马超开始跟刘备还挺自然，他也是朝廷正式拜过的高级将领，算起来跟刘备是同僚，所以见刘备一般直接玄德玄德地叫（与备言，常呼备字），刘备没觉得什么，关羽听着不舒服，认为不敬，建议刘备杀了他。

刘备不同意，对张飞说：“人家没有出路来投奔我，你们就以呼我的字这点儿事杀他，何以服天下？”

张飞说：“那就教教他如何懂礼法（示之以礼）。”

某日大会，马超进来发现没有关羽、张飞的座席，回头一看，关羽、张飞杖刀直立于刘备身后，马超大惊，从此不敢再直呼刘备的字了。

对史书上的这条记载大家多认为不可靠，因为关羽一直镇守荆州，从未来过成都。不过，出现这样的记载，加上之前关羽给诸葛亮写信询问马超是何人，说明马超在益州的日子并不好过。

一个小小的彭羕能推倒刘备？马超的脑子里就是进满了水也不会相信。

马超是个经历过各种复杂斗争的人，他知道今天的事不能装聋作哑，于是把情况写下来，向刘备书面举报了彭羕。

刘备大怒，让有关部门把彭羕抓起来。

到了监狱里，彭羕才认真反省了自己，为了保住性命，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反省悔过，又说自己之所以脱口而出“老革”那样的话，是酒喝多了（颇以被酒）。

彭羕还辩解说，他给马超说“卿为其外”的话，本意是促请主公重新起用马超，让他到北方建功立业（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

彭羕是庞统生前看好的人，他知道诸葛亮与庞统关系很好，于是在信中还回忆起他与庞统的交往，希望以此打动诸葛亮。

这封信到了诸葛亮手上。他思考再三，站在惜才角度也想保彭羕一命，但仔细想了想，觉得彭羕不能留。

因为彭羕辱骂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刘备，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有当事人的举报，彭羕自己也承认，尽管有辩解，但那比较苍白。

最关键的是，他拉拢马超，试图造反，此事触碰了刘备的红线。于是诸葛亮建议刘备将彭羕处死，以儆效尤。

彭羕死时，仅37岁。

看来益州这个地方很不简单，别看打下了地盘，弄不好就得翻船。幸好刘备一向善于带队伍，加上诸葛亮居中协调，益州的局面总算慢慢稳定了下来。

◎蒲元造“神刀”

人事稳定下来后，刘备、诸葛亮又在经济方面下功夫，让益州这个“天府之国”重新焕发活力，为争雄天下提供物力保障。

刘巴提出铸造大面值新币的办法仅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益州要想长期稳定繁荣，国力要保持强盛，还得从基础做起。在此用兵之时，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在这方面刘备的体会最深。

整个三国时代，或割据，或纷战，靠的是手里的兵马，兵强马壮才能胜出。而要兵强马壮，需要有充足的粮食，有大量的钱财。有些时候，有钱就能拉起队伍，有吃的就能招来人为你去打仗，刘备深知其中的道理。

在这方面，诸葛亮做的工作更多一些，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诸葛亮经过对益州民情的深入考察，又与益州本地一些熟悉实际情况又有才干的人士深入交谈，首先决定在盐、铁两项重要物资的经营上做文章（较盐铁之利）。

这项政府的核心，通俗地说就是实施盐铁官营。生活中谁都离不开盐，在古代，盐不是佐料，而是一项大宗商品，是财富的重要来源。

蜀地盛产井盐，古代蜀地东起云阳、西至邛崃、北到汶川、南至西昌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丰富的井盐产区，秦朝在蜀地设立盐官，全面管理井盐生产和交易。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曾修建了广都的盐井和许多制盐的陂池。西汉有个叫王孙的人，以冶铁煮盐而致富，家财数千万，家中有僮仆上千人。

由于官方的介入，盐业生产技术也以蜀地领先。当时一般是一灶五锅，而蜀地可以达到一灶十四锅，当时还有两灶二十八锅的，一天一夜，可以生产盐四石，色白如霜，质量上乘，是优质产品。

临邛县有一口“火井”，夜里此井能发光，照亮周围，人们要想得到这种光，先以火投入其中，过一会儿，下面会发出雷声，火焰便出，能照耀数十里。有人甚至用竹筒把井里面喷出的东西盛起来，可拿着走而终日不灭。火井旁边还有一口有水的井，取井火煮井水，一斛水可得五斗盐。不过，要是用普通的火去煮，就得不到多少盐了（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所谓火井、井火，就是天然气，蜀地不仅遍布盐井，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煮井水用井火，一斛水可以煮出四五斗盐，用普通火煮，只能得二三斗。

至于冶铁，是与制盐业并重的另一项重要产业。蜀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也是蜀地的一项传统产业。西汉时蜀地卓氏、程郑在临邛冶铸，成为亿万富翁。汉文帝时把蜀地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邓通便专门经营铸造业，成为富翁。

铁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兵器最早的材料是青铜，但这种材料比较软，不够坚韧，铁和钢的出现，提高了兵器的技术含量。

汉武帝以后蜀地盐铁主要还是官营，至东汉中后期，官营渐解，东汉和帝时撤销了盐铁官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煮盐和冶铁（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这两项重要的产业逐渐被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所垄断，他们个个富可敌国，生活奢侈，政府反倒财政吃紧。

在诸葛亮建议下，刘备下令把盐铁两项收归官营，设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两职负责盐铁事务。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必须选熟悉基层情况又懂经济的人去担任，诸葛亮向刘备推荐的司盐校尉是王连。

之前提到，刘备在葭萌起事，进军梓潼，县令王连闭城不降，刘备无奈绕城而走。刘璋投降后，王连也归顺了刘备，被任命为什邡县令，又转任广都县令，皆有政绩（所居有绩）。

刘备升王连为司盐校尉，此是武职，说明其管辖权不在州郡，而归军方的左将军府。司盐校尉下面设有典曹都尉等职，校尉的品秩通常为2000石，与郡太守同级，都尉的品秩稍低，也有比2000石，这说明司盐校尉是一个很大的官。

王连推荐了吕乂、杜祺、刘干等人为典曹都尉，在各地推行盐业专营。这些人都很能干，取得了丰厚利润，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财政状况（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在盐业官营中诸葛亮也发现了一批人才。王连、吕乂、杜祺、刘干等人由于政绩突出，后来都受到了诸葛亮的重用（终皆至大官）。

王连后来担任蜀郡太守、兴业将军，但仍然兼管盐政（领盐府如故）。诸葛亮担任丞相后，调王连为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

吕乂后来升任巴西郡太守、汉中郡太守等职。他长于经济事务，善于做保障后勤工作，是诸葛亮北伐期间负责军需粮草供应的主要官员之一，受到诸葛亮的称赞。

司金中郎将一职，诸葛亮推荐的人是张裔。

柏下一战，张裔确实给诸葛亮留下了太好的印象，此时的张裔已被诸葛亮推荐为巴郡太守，诸葛亮觉得司金中郎将一职需要派一个干才去担任，张裔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建议改任他为此职。

郡太守的品秩为2000石，中郎将的品秩为比2000石，由太守改任司金中郎将品秩等于降低了，但张裔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张裔的任务是负责经营制作农用和军用的器具（典家战之器），其实是把冶铸业全部纳入官营，任何私自铸造都属于违法，政府不仅可以由此获利，而且控制了民间武器的制造。

在诸葛亮领导下，蜀汉的冶铸业非常发达，史书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记述，但从许多零星史料里可能看出当时的冶铸规模和水平。

诸葛亮曾率军渡泸水西去，在鱼通铸造兵器，有一个名叫郭达的匠人，一夜打箭3000支，称为“神手”。

在成都以南10多里的地方有条铁溪河，流入白水河，诸葛亮曾在此冶铁。始建县东南70里有一座铁山，出铁矿，诸葛亮取之为兵器，其铁质刚利，可用作贡品。崇宁县以西六里有铁钻山，诸葛亮曾铸铁于此，以造兵器。蒲亭县有铁山，诸葛亮取之以铸刀剑，封宇文度为铁山侯。

在这些记载中，所提到的每件事情未必都是由诸葛亮亲自去组织实施的，但这项工作他抓得很紧，并且经常亲力亲为，所以记载才会如此多而具体。

在一些史籍里，还记载着诸葛亮请蒲元为军中打造武器的事。蒲元是蜀地一名精通铸造的高手，他曾在成都为刘备造刀5000口，每口刀都刻有“七十二炼”的字样。

所谓“七十二炼”，就是钢铁被反复锤打72道。蒲元曾为诸葛亮制刀3000口。据说蒲元在冶炼金属、制造刀具方面的做法与常人不同，钢刀制成后，为检验钢刀的锋利程度，他在竹筒中装满铁珠，举刀猛劈，结果竹筒豁然断成两截，而筒内的铁珠也被一分为二。

蒲元的制刀技艺称绝当世，他所制的钢刀称为“神刀”。

蒲元铸刀，钢铁锤锻至白亮时，按理需要马上淬火，他没有用近旁的汉水，而专门派人去成都取蜀江水。

大家感到惊讶，蒲元解释道：“汉水弱，不合适淬火；蜀江水爽烈，适合淬刀。”

派人将水从成都取回，蒲元一试便说：“此水中掺杂了涪水，不能用。”

取水的人想抵赖，说没有掺杂其他水。

蒲元当即用刀在水中划了两下，说道：“此水中掺进了八升清水，还敢说没有？”

取水的人赶忙叩头认罪，道出实情。

原来，当他从成都返回行至清津渡口时，不小心摔倒，把水洒出去一些，他挺害怕，情急之中取了八升清水掺在其中，怎么也想不到被蒲元识破了。

故事有点玄虚，但蒲元在淬火工艺方面的丰富经验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同水质对淬火的影响，也被那时的人们所掌握。

还有一次，蒲元在一农户家发现一把很独特的废剑，蒲元认出，这把剑是用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材料制成的，经过协商，蒲元以一件经过48道工序才制成的元胚交换了那柄废剑。

除盐铁之外，诸葛亮还大力提倡发展蜀锦，把它提高到战胜敌人的重要产业（决敌之资）来看待。

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丝织品，代表了丝织物的最高水平。蜀地农业与蚕桑业十分发达，种植和应用天然色素植物的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自成特色的染织工艺体系。蜀锦多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用经线起花，运用彩条起彩或彩条添花，用几何图案组织和纹饰相结合的方法织成。

秦灭蜀后，便在成都夷里桥南岸设锦官城，置锦官管理织锦刺绣。到了汉朝，成都蜀锦织造业已经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成都自那时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环绕成都的锦江也因有众多织工在其中洗濯蜀锦而得名。

诸葛亮建议充分发挥益州在织锦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织锦业。刘备在成都设立了锦官，负责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使蜀锦业在这一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道：“专门生产蜀锦的人家，常常有多达上百间织锦房，织机之声交响应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

南朝李膺在《益州记》中也记述道：“成都南有锦城，在笮桥以东，流江的南岸，这里是蜀汉时故锦官所在地，号锦里，城墙现在还在。”

蜀锦生产改善了蜀汉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它成为益州的特产和专有产品，魏吴两国都跑来购买（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这无疑改善了益州百姓的生活，也进一步巩固了刘备在益州的统治。

◎“生子当如孙仲谋”

刘备夺取了益州，通过内外治理，使益州重现生机，刘备手下现在人才济济，成都周围经济繁荣，刘备的实力快速增长。

在刘备攻入成都的前后，曹操、孙权都在做什么呢？

他们也在打仗，打得还挺激烈。

孙权迁都建业，虽然更方便靠前指挥，但由此也对江防造成了很大压力。建业的位置离曹军控制区更近，为保卫大本营的安全，孙权必须对长江防线做出调整，孙吴的濡须口防卫要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修建的。

从曹军江北基地合肥南下长江，中间隔着巢湖，当时这片水域比现在还要广阔，合肥有一条叫施水的河流与巢湖相连，在巢湖与长江之间也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它发源于巢湖，流入长江。

江东的战船由长江出发，经濡须水、巢湖、施水就可以轻松到达合肥，反之亦然。可以说，在合肥与长江之间存在一条黄金水道，是双方必争的一条战略要道。

濡须口是濡须河的入江口，在长江北岸，孙权开始提出在此修建军事要塞时，大部分将领却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理由是江东在长江上一直是防御性的，所以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江南，在长江对岸修工事没有必要，孙吴擅长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只有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认为：“打仗有胜就有败，谁也做不到百战百胜，如果打了败仗，敌人的骑兵来追，仓促之间哪还来得及上船（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

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秣陵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濡须口两边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

濡须坞就像一把锁，牢牢地锁住了曹军入江的门户，在这里驻守重兵，也是向庐江郡、九江郡方向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家独有，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这时曹操已经打完了潼关之战，重新把目光投向东南。

曹操突然发现孙权已在长江中下游构筑起一条近3000里的长江防线，这让他很不舒服，他给孙权去了一封长信，发泄了心中的不满。

这封信由“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代笔。信的开头先叙旧，说自己没有一天不惦记着孙权，因为双方有姻亲之好（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表明自己是重情重义之人。接着，为自己的赤壁之败辩护，说那是因为遇到了瘟疫，自己下令把船烧了撤的军（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

曹操向孙权表示，他无意夺取荆州，愿意把那里让给孙权（荆土本非已分，我尽与君）。表面看曹操挺大方，但荆州现在是刘备的地盘，曹操这么说等于是让孙权打刘备。当然这些都是虚的，曹操紧接着话题一转，不加掩饰地表明自己现在实力很强大，孙权割江表于一域，势力无法远伸，长江虽险，也挡不住王师，从历史经验看，像江东这样以一地而对抗王师的如刘安、隗嚣、彭宠等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曹操给孙权指了两条路：一条路是把张昭、刘备杀了，表明自己的忠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曹操会原谅孙权犯下的过错，重新和好，并把江东一带交给孙权长期治理，到那时可以享受高官厚爵；另一条路是，如果不忍心杀张昭，把刘备杀了，也算数（但擒刘备，亦足为效）。

曹操恨刘备，可以理解，但如此恨张昭就不好理解了。也许曹操知道张昭在江东德高望重，是孙权手下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才那么说。总之一句话，要打你是打不过，要投降，你得拿出点儿实际行动来。

但孙权向来不吃吓，对此置之不理。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也就是孙权刚搬到建业的次月，曹操亲率大军到了合肥，要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是赤壁之战后孙曹之间最大的一仗，有的史书甚至说曹操此行带来了40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

40万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但人马肯定不少，应该与赤壁之战时差不多。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7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能拿出的全部家底了。

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3000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是吴军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

甘宁挑选了100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不能起来，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对他进行呵斥，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

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

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足以匹敌！”

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3000人。

曹军两战皆负，吴军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到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灞须口前往曹军营寨。

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

曹操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还有一次，孙权又来挑战。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保持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而不敢应。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他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也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脚，但伤势却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吴军也有损失，有一艘五楼船在暴风下倾覆。楼船就是甲板上建筑物比较高大的战船，外形似楼，五楼船即甲板上的建筑物有5层，这在当时可能是体积最庞大的战船了，可以盛载很多士卒。孙权后来建造了一艘长安号楼船，载员多达3000人。

在征讨黄祖中立下大功的偏将军董袭当时奉命在五楼船上指挥，夜里暴风突然来袭，五楼船马上就将被吹翻，大家惊慌失措，赶紧放救生艇逃生（左右散走舸）。

有人劝董袭快走，董袭怒道：“我受孙将军的命令在此迎敌，怎么能私自逃走？有再言此者斩！”

大家于是不敢再出声，当夜船覆，董袭遇难。孙权换上丧服为董袭出殡，对董袭的后人给予优厚待遇。

但总的来说，魏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尤其在水军方面，更不如吴军。

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跟他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曹操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出生于同一年，比孙权大了23岁，说这个话没有占孙权便宜的意思，曹操确实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对手。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此时的无奈心理，给曹操写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在这封信里孙权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

曹操下令撤退，首战濡须，曹军以失败告终。

曹军撤退后，孙权指挥人马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

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这一下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

经过此战，濡须口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当初花大力气修筑濡须坞看来是英明的。曹操撤走后，孙权决定留一部分人马在此守备，其他各部撤回。

留下的是周泰、朱然、徐盛所部，这几支人马战斗力都很强，论年龄和资历也都不差上下，让谁在这里总负责就成为一个问题。孙权最后决定提拔周泰为平虏将军，留督濡须口。考虑到朱然和徐盛不一定服气，孙权临走前专门做了一次殊安排。

孙权在濡须坞设宴，大会诸将，打了大胜仗，大家喝得都挺高兴。喝得差不多了，孙权突然走到周泰的席前，让周泰解开衣服，周泰及众人皆不知何意。

待周泰把衣服解开，身上露出累累伤痕。孙权指着每一道伤痕，分别问它们的来历，周泰就按照过去战斗负伤的经过一一做报告（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问完之后，孙权让周泰穿好衣服，重新喝酒，欢饮到半夜。

第二天，孙权又派人给周泰送来自己车驾上的伞盖（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

从天子到百官，层级不同乘车的规格也不一样，不按规定乘车就是违制。过去的车子不按价格和排气量分等级，看的是拉车用了多少匹马、车上配什么规格和颜色的伞盖，孙权把自己的伞盖送给周泰，是破例超标给他配好车，目的是树立周泰的权威。不过孙权还不是皇帝，没有御用的车盖。

孙权对周泰如此厚爱，除了周泰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外，还因为孙权始终不忘周泰当年舍身救命之恩。有孙权亲自出面为周泰树威，徐盛、朱然也就心服了。

◎一次政治试探

濡须口之战后，曹操回到北方，暂时没再有什么动作。

曹操要忙一些内部的事。上次恢复九州制半途而废，曹操的心里总耿耿于怀。

后来曹操杀了孔融，算是出了口气，但想推进的政治改革却毫无进展。一直到了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率军西征，取得潼关大捷，为表彰曹操讨伐马超和关中诸将的业绩，汉献帝刘协在许县下诏赐给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它们的具体内容之前已做过介绍，都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曹操要的不是这个，他更看中实际。

不久，献帝又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3个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4个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3个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3个县，以上共14个县，都划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

魏郡属冀州刺史部，邺县就在该郡，它原来辖有15个县，已经是大郡了，现在又从附近几个郡国划出14个县归魏郡，让魏郡成了一个超级郡。熟悉政治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行政区划改革，后面必然有文章。

果然，这一年十月又是董昭提出建议，恢复古代五等爵制。

所谓五等爵，指的是公、侯、伯、子、男这5种爵位，其中公爵最高，男爵最低。五等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当时没有皇帝，公以上就是王，周朝时指的是周天子；公是周天子身边的重臣，历史上有名的有周公、召公、毛公等；侯通常是指被封到各地的国君，他们中有的被周天子晋爵一级，如齐桓公；伯是比侯更小的国君，或者是侯国内的封君；子、男也是爵位，由于史料缺乏，详细情况所知较少。

五等爵制盛行于奴隶社会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世袭，有爵位的人就是贵族，世世代代都可享受特权，这种制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端。秦统一之前率先对这套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商鞅变法中推出了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把5种爵位扩充为20种，包括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其中关内侯、彻侯才可以享受食租税或食邑，其他18种爵位只担任普遍职务（则如吏职）。

爵位可层层递升，所依据的是军功，这样就实现了奖勤罚懒，打破了“大锅饭”。要想取得政治地位，只有在战场上拼命杀敌，这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最终以一国之力灭亡了其他六国，靠的就是这种先进制度。

汉朝取代秦朝后，爵位制里没有“公”这一级，而有了“王”，“王”之下是二十等军功爵位。汉武帝刘彻时为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又将其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

汉朝的“王”开始异姓也可以当，刘邦就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长，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也就是说，作为异姓臣子，无论有多大功劳，无论你实力多强、群众呼声多高，在爵位上最多只能达到县侯这一级，再往上就没了。

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等于推翻高祖刘邦定下的“白马盟誓”，这是一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让人想起了王莽。

西汉末年，王莽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他也想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面对爵位上的限制，王莽提出的也是恢复古制，当上了所谓的“安汉公”，继而废除了刘氏皇帝，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恢复古制只是一个幌子，篡汉自立才是实质，这与董昭早年提出的恢复九州制还有所不同，所以相当敏感。除此之外，董昭还提出恢复另一套制度——九锡制，更让人把曹操与王莽联系在了一起。

“锡”通“赐”，所谓“九锡”指就是天子赏赐给臣下的九种物品。根据《周礼》的解释，这些物品包括：

车马，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分别由8匹黑马（玄牡二驷）驾驶；

衣服，含衮冕之服以及配套的赤舄鞋；

乐县，是一些定音、校音的乐器；

朱户，红漆的大门；

纳陛，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如走在贵宾通道；

虎贲，天子专用的卫士，通常赏赐300人；

弓矢，含天子专用的彤弓矢100副、玄弓矢1000副，可讨伐不义；

斧钺，用以诛伐有罪之人；

秬鬯，一种祭礼上用的香酒，以黑黍和郁金草酿成。

这些东西都是天子的御用之物，拥有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别授权，可以征讨叛逆，也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特权。这套制度虽然见诸早期的文献，但哪些人享受过、因何享受不得而知，史书有详细记载的同样始于王莽。

有意思的是，王莽所推行的政治革新打的旗号也是复古。为了复古，王莽做得更彻底，不仅恢复了爵位制和古代的行政区划，而且把官名、地名统统改成过去的名字，一部《周礼》和《春秋》成为王莽的“改革指南”。

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九锡制，加上他以前提出过的恢复九州制，这些重大改革主张都是以复古为旗号，至于复的是商周的古还是王莽的古，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解读，而且董昭提出这些想法前似乎没有向曹操汇报过。

曹操知道后曾表示了反对：“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又非人臣所制），这让我如何面对？”

董昭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劝曹操说：

“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明公您现在这样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

“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籓卫）。”

董昭认为不要为眼前的所谓名节所拖累，应该放眼长远，尤其要为儿孙考虑，在政治上不能过于因循守旧，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有所革新和突破。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听完这番话后的反应，但董昭后面继续在为这件事奔走，说明曹操被说服了，或者默许了董昭的做法。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解。史书经常为尊者讳，毕竟这是一件大是大非的事，需要为曹操打个圆场。恢复五等爵制和九锡制，这种动摇“国本”的大事，董昭事先得不到曹操的授意或暗示也不大可能贸然提出。

更何况，魏郡的行政规划都调整完了，后面的事早已呼之欲出，之所以没有直接宣布，而是由董昭提出，说明这是一次政治试探，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如果大家一边倒地反对，这件事也只能像恢复九州制一样作罢了。

但是，曹操不相信还会出现这样的事。

孔融已经被杀了，还有人不怕死吗？

◎一个不妥协的人

但是，还真有人不怕，而且这个人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疼，因为此人是荀彧。

为恢复五等爵制，董昭曾秘访荀彧以争取支持，遭到了荀彧的明确反对。

荀彧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荀彧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董昭还想做荀彧的工作，他给荀彧写信说：

“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70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菑上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

“现在曹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30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被天下人所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高山与土丘，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董昭说的并不虚，以曹操的地位和身份，在爵位上只能跟张辽、于禁这些人相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应该改一改。

但荀彧就是不松口，仍然坚持己见。

荀彧当然知道董昭代表的是曹操，也知道他的意见很快就会被曹操得知，但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不肯做出一点儿让步。

不过，与之前反对九州制时的形势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当初荀彧的意见还能得到曹操的重视，而现在，一方面曹操的耐心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曹操对时局的把控能力也与之前不太一样，当初他对汝颍士人的依赖度还很高，荀彧是汝颍士人的代表，曹操因而有所顾忌，而现在他不打算再那么做。

所以，曹操决定对荀彧进行反击。

在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后不久的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亲自指挥大军远征孙权，这一仗就是前面说过的首次濡须口之战。

要补充的是，当参战的部队先后于谯县集结时，曹操专门请献帝派尚书令荀彧代表朝廷到谯县来慰问。

天子派大臣到前线劳军是惯例，但由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荀彧亲自前来，是以前没有过的。包括荀彧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觉将有什么事发生。

果然，曹操随后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改任荀彧为光禄大夫，不再担任尚书令一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代表天子（持节）继续留在军中，并担任曹操的军事顾问（参丞相军事）。

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命，光禄大夫的品秩是比2000石，品秩2000石可以看作正部长级，比2000石略低于2000石，可以视为副部长级。荀彧担任了10多年的尚书令一职，品秩只有1000石，算是个司局级，看起来他升官了，可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局和机要局，实际权力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一般部长，尤其在当前的局势下，尚书令处理朝廷日常工作，是曹操在许县的代言人。

在一部分士人的心目中，荀彧就是他们的领袖，当个部长都屈才，就连曹操都认为荀彧的地位应该更高，一度曾经想让他担任三公之一的太尉，被荀彧本人拒绝了。

现在，再笨的人都明白，荀彧的尚书令变成了光禄大夫绝不是升官，而意味着他失宠了。曹操让荀彧担任军事顾问，把荀彧变成了自己的直接下属。

荀彧郁闷至极，病了。

当时曹操率大军推进到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一带，随军行动的荀彧因病留在了寿春，在这里，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病逝于寿春。这一年他正好50岁。

关于荀彧死前的情况，曹丕在一篇文章中有所记录。曹丕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他在文章中记录了荀彧来军中慰问的事，从当时的情况看，荀彧的精神状态还挺好。

根据曹丕的记述，他随同大军驻扎在曲蠡，即今河南省临颍县，荀彧曾来军中慰问，他们进行过闲谈，当时荀彧兴致颇高。

二人聊了很多事，荀彧对曹丕说：“听说你能左右开弓射箭，这实在不简单。”

曹丕对荀彧说：“是啊，您还没见过我在马上昂首大呼，俯视马蹄、仰射月支的时候吧？”

荀彧回答说：“那是呀（乃尔）！”

曹丕于是给荀彧进行了详细介绍：“箭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百发百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如果在平原上骑马疾驰，脚下是丰美的草地，追逐野兽，截杀飞禽，箭不虚发，射中猎物必须洞穿它，这才算高妙。”

曹丕所在部队的参谋长（军祭酒）张京也在座。从这段记述里似乎看不出荀彧心事重重，反而让人觉得他来军中慰问挺高兴。

不过，曲蠡这个地方还在许县附近，荀彧这时还没有到谯县，尚不知曹操把他留下不让走，所以曹丕写他的职务时还说是“尚书令”。荀彧或许想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活动，结束后即可返回许县。

从上面这段记述情况看，荀彧临死前的情况一切正常，心情也是不错的。他的去世纯属意外事件。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曹丕故意这样写的。

因为荀彧死后，关于他的死因问题有种种猜测，曹丕写的这篇文章是谈论文艺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专门把跟荀彧闲谈这样的事写进来多少有点刻意之嫌。曹丕也许想告诉大家，荀彧确实是生病死的，关于他死因的种种传闻都不可靠。

有的史书说荀彧的死因主要是有病，而心情郁闷也是原因之一（以忧薨）。也有史书说荀彧是自杀，说曹操这时馈赠给荀彧一些吃的东西，荀彧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荀彧感到这是曹操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喝毒药自杀了（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还有史书记载，荀彧临死前曾把与自己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烧了，因而他曾经提出过的许多奇策密谋都不为人知（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以上这些多是猜测，荀彧究竟是怎么死的，没有定论。

这并不奇怪，正值壮年的荀彧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死于军中，又是在恢复五等爵制争论的关键时刻，不能不引起朝野内外和民间的广泛猜测。

有部史书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或许可以作为荀彧死因的另一种解释。

根据这个记载，荀彧的死或许与伏皇后事件有关。

官渡之战前，献帝的董贵人及其父董承被杀，伏皇后悲愤不已，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让伏完联络一些人除掉曹操。伏完决心反抗曹操，他竟然在背后也搞起了联络工作，而联络的人里，竟然有荀彧。

伏完拿出皇后的信给荀彧看，荀彧看后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但他没有做任何表示。以他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伏完父女的行动等于自杀，但他也没有向曹操报告（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

伏完联络的人里还有他的妻弟樊普，樊普害怕事后被株连，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曹操，曹操心里有了防备，但没有立即挑明。荀彧后来感觉事情已经泄露了，担心曹操追究，想给自己解套，于是主动跑到邺县，劝曹操废掉伏皇后，另立曹操的女儿为皇后。

曹操听完十分吃惊：“现在朝廷有伏皇后，我的女儿能配给皇上，只是因为我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劳而已，怎能有更进一步的奢望？”

荀彧解释说：“伏皇后没有儿子，性情凶险恶毒，以前还给她父亲写信，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所以应该废掉她（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

荀彧想轻描淡写地把那件事掩饰过去，但曹操很认真：“这件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荀彧也假装惊讶地说：“我前面向您报告过了呀（昔已尝为公言也）。”

可惜曹操仍然很认真，不给荀彧留任何机会：“这难道是小事吗，我怎会忘记？”

荀彧装着又想了想说：“确实没有报告过，可能是当初您在官渡与袁绍相拒，不想打扰您，所以没有说。”

曹操大概已经明白了荀彧是在为自己圆场，放在以前他一定装糊涂混过去，看透别说透，还能做朋友，不给对方台阶下一般也不是曹操的风格。

但这一回曹操较真到底了，继续追问：“官渡之战以后为什么不报告（官渡事后何以不言）？”

荀彧终于无言以对，只是不停地检讨自己（彧无对，谢阙而已）。这件事成为曹操与荀彧二人关系的转折点，此后曹操心里对荀彧产生了严重不满，只是表面上包容他而已（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

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荀彧反对，他想当面向曹操陈述，正好这时让他到军前慰问，慰问活动结束后，是荀彧自己要求要留下来的，目的是找机会跟曹操当面谈谈（及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彧留请间）。

但是曹操知道荀彧要谈什么事，不给他机会，荀彧于是在抑郁中死于寿春。

荀彧之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什么样的传闻都有，有的甚至说，曹操逼荀彧杀伏皇后，荀彧不干，于是自杀。

寿春逃到江东的人告诉了孙权这种议论，孙权深信不疑，他以告示（露布）的形式广泛宣传。

消息又传到了成都，刘备知道后痛惜不已：“曹操这个老东西如果不死，天下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老贼不死，祸乱不已）！”

客观地说，曹操这时虽然不喜欢荀彧，但还不至于杀他或者逼他自杀。荀彧跟随曹操20多年，为他做出了巨大贡献，曹操对荀彧也是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尽管近年来，荀彧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但那都集中在如何对待汉室这个问题上。观点虽然不同，但曹操深信荀彧不是董承和伏完，他不会谋反。

在曹操眼里，荀彧一直是一个士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容易轻易让他改变，但也不用过于防范他，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曹操不会在即将与孙权展开大战的前夕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荀彧杀掉，这完全不符合曹操的利益。

荀彧之死可能是巧合。精神压力的增大影响到荀彧的健康，刚好在这个敏感时刻病逝，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自杀。感到前途悲观，不想过着言不由衷的生活，同时害怕身后给家人、朋友带来灾难，巨大压力下的荀彧用自杀的手段一了百了，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官方发布的通告里不会说他是自杀，只会说他因病去世。曹操以天子的名义追赠荀彧为敬侯，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爵位由荀彧的长子、同时也是曹操自己的女婿荀恽继承。

荀恽娶的是曹操的女儿阳安公主，后来他担任过虎贲中郎将，在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他因为站在曹植的一边而被曹丕忌恨，从而不得志，死得比较早。

荀彧还有其他几个儿子，荀俣后来担任过御史中丞，荀诜任过级别不太高的军职，荀较为有名，是个学者，到晋朝时做过大官。还有一个荀粲，是曹洪的女婿，崇尚道教，是玄学早期的倡导者，他与妻子很恩爱，29岁时因妻子去世，悲痛而死。

荀彧对曹魏的作用，不亚于诸葛亮在蜀汉，他不仅有杰出的才能，在曹操早期的事业开拓中屡立奇功，还在士人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一大批汝颍士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加入曹魏阵营。

但他名义上的地位一直高，一方面缘于他为人谦逊，一再辞让封爵和官位；另一方面是他在晚年时与曹操在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分歧，作为汉室忠诚的拥护者，他事实上成了最大的“保皇派”，对于曹操试图突破朝廷体制甚至取而代之的做法，他表示不满和反对。

宋人苏轼不仅是一流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对荀彧内心的矛盾做过深入分析：“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是圣人之徒，开始认为非曹操不能平定海内，故而辅佐他。之所以替曹操出谋划策，他认为这些也是汉家之事，荀文若怎么能教曹操造反呢？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该有的自然会有，不该拿的就不拿，这是周文王的做法，也是荀文若所认同的。但是曹操却要加九锡，所以荀文若以死反对他。所以我说荀文若是圣人之徒，他的才华似张良，品德似伯夷。”

◎建立“国中之国”

荀彧一死，曹操可以放心地推进他的政治改革了。

在董昭等人的操作下，政治改革迅速迈出了第一步——恢复酝酿已久的九州制。

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撤销幽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的建制，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冀州刺史部；撤销司隶校尉部、凉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刚刚成立的雍州刺史部；撤销交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分别并入荆州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

东汉原来有13个州刺史部，本次行政区划调整后只剩下了9个州刺史部，即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和雍州，与“禹贡九州”相比差别只在益州刺史部一地，“禹贡九州”没有益州而有梁州，而这两个州指的是一个地方。

按照新的行政区划，目前“曹统区”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豫州、青州的全部，以及雍州、徐州的大部，荆州、扬州的一小部，孙权拥有扬州的大部以及荆州的一小部，刘备拥有荆州的一部分，刘璋拥有益州，另外现属于冀州刺史部的辽东一带有公孙氏的割据势力，而原交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割据状态。

当然，曹操搞的这套行政区划改革也只能在自己实际控制区内施行，孙权、刘备对这套把戏并无兴趣，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各自控制区内增设郡国，在辽东的公孙氏政权甚至搞出过新的州一级的建制。

这项改制完成后，迈出的第二步是恢复五等爵制。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献帝派御史中丞郗虑代表自己（持节）前来邺县，拜曹操为魏公，这是继王莽的安汉公之后两汉又一次有了“公”这一爵位。

公爵也有封地，献帝划给魏公曹操的食邑是空前的，不是几个县，也不是1个郡，而是10个郡国！

这10个郡国包括：魏郡、河东郡、河内郡、赵国、中山国、常山国、钜鹿国、安平国、甘陵国和平原国。其中，魏郡的辖区在之前已经进行过调整，辖有29个县，堪称天下第一大郡，其他9个郡都在魏郡周边，幽州和并州撤销后，它们目前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

以上这10个郡就是“国中之国”，姑且称之为“魏公国”。

郗虑一行带来了献帝为册封曹操而发布的长篇诏令，这篇诏令文辞华美，相传为供职于尚书台的陈留郡中牟县人潘勖所作，他是有名的碑颂高手，诏令说道：

“我缺少德行，从小又历经灾难（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开始流亡到长安，又辗转到唐国、卫国的故地。当时我就像旗帜上的飘带一样任人摆布，宗庙无法祭祀，董卓等人野心勃勃想分裂国家，各地百姓我也无法统治，由高祖皇帝奠定的基业眼看将要不保，我内心忧虑无法安眠。于是我暗中祈祷，希望上天怜悯。终于我的祈祷感动了上天，于是诞生和出现了丞相您（诞育丞相），护卫汉家皇朝，拯救苦难中的百姓，这一切都依赖您啊！

“现在，我授给您典章里规定的物品，请您听我的策命。之前董卓作乱，各地州刺史、郡太守们不顾安危以谋王室，您招募士兵向董卓发起进攻，为各路军队起到了带头作用（君则摄进，首启戎行），这正是您忠于本朝的见证啊！后来黄巾起事，侵我北方三州，祸及平民，您又剪除他们以使东方安宁，这是您为朝廷立下的一大功劳。韩暹、杨奉专用威命，您进行讨伐，避免了朝廷的灾难，后来迁都到许县，造我京畿，设官祭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得以安定，这又是您的功劳。

“袁术僭逆，肆虐于淮南，但他畏惧您的神威不敢过于张扬，您巧用计谋，蕲阳一役将桥蕤斩首，之后挥兵向南，逼迫袁术发病而亡，这还是您的功劳。之后您回戈东征，吕布就戮、张杨殂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这些都是您的大功。袁绍逆乱天常，危及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天下，此时王师寡弱，是您秉持大节，奋起武威，运用神策，在官渡将他打败，使国家免于灭亡，这还是您的功劳。

“后来您拓定北方四州，袁谭、高干枭首，海盗奔逃，黑山军归顺，这全您的功劳。乌桓人崇乱于北方，袁尚往投，逼据塞北，您束马悬车，一征而灭，这又是您的大功。刘表背诞，不供贡职，您率领王师南征，威风先至，荆州的8个郡、100多个县不战而降（百城八郡，交臂屈膝），这还是您的功劳。马超、成宜等人同恶相济，占据河、潼之地，您施展谋略将其平定，又抚和戎狄，鲜卑、丁零纷纷内附，这些都是您的功劳。

“您有安定天下的丰功伟绩，又有高尚的德行，您还整顿社会风俗，旁施勤教，恤用刑狱，所以吏无苛政、民无怨声。您尊重我皇族（敦崇帝族），使我皇族不至于绝世。您的功绩即使伊尹、周公也无法相比！”

叙述完曹操的以上功绩，献帝在诏书中颁布了建立“魏公国”的命令，同时明确曹操以魏公的身份仍兼任丞相和冀州牧（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在汉献帝所颁的诏书里还提到为曹操加九锡，这可以视为此次改革的第三步。

曹操所享受的九锡，内容与王莽的九锡大致相同，也有所区别，具体包括：大辂、戎辂各1副，黑色的公马8匹；魏公的衮冕之服，配赤舄鞋；轩县之乐，六佾之舞；朱户；纳陛；虎贲士300人；斧钺各一；彤弓1张、彤矢100枚，玄弓10张、玄矢1000枚；秬鬯美酒一尊，配玉珪和舀酒的玉勺。

九锡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又一次被延续，这项制度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在历史上大约有十个人曾经享受过，其中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接受了前朝的九锡，转眼又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从而让这项制度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和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恢复九州制、五等爵制、加九锡，一连串的政治举措密集推出，足以令人震撼，但由于前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大家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荀彧已死，所以这一次并没有听到什么反对之声。

但曹操本人却表示辞让，他接到献帝的诏书后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完成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行政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

看到曹操辞让，群下们于是开始了劝进活动。

史书里记载着其中一份劝进者的名单，里面有30多人，包括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锺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籓、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份名单冗长枯燥，之所以对它也加以介绍，是因为它保留着此时每个人所担任的职务，这种任职情况的记载往往比其他史料更精确。

同时，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这些名字，他们在后世的名气并不大，有的已完全湮没无闻了，但能跻身于劝进者的行列，说明当年他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经过一番劝进，曹操终于接受了魏公和九锡，但曹操又给大家出了新难题，“魏公国”的范围只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个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

荀攸等人于是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

“这次要建立魏国，朝廷先把想法向群臣征求过意见，之后才发的诏书（稽谋群僚，然后策命）。您违抗朝廷的诏令，长时间不肯接受，现在接受了又辞去多的，只接受少的，这样做仍然让朝廷的诏令无法施行。

“从前，齐鲁受封拥有整个东海，有400万户赋税。基业广大才容易建立功勋，如今魏国虽然有10个郡，但仍然比当年的鲁国小，从户数看更连一半都比不上。圣上看到秦朝因为没有辅佐拱卫而招致灭亡，所以才把这个重任托付给您，希望您接受圣上的诏命，不要再拒绝！”

经过一番辞让和劝进，曹操最后接受了诏命，上书拜谢受封，这篇文章也保存在史书里，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上面都是客套的虚话，不在这里引述了。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这种待遇与在位的汉天子基本相同。

九月，曹操下令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

十一月，根据献帝的诏书并参考汉朝初年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了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曹操任命荀攸为“魏公国”的秘书局局长（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

组建这些机构并不难，人员都是现成的，从丞相府里抽调就行，曹操的丞相府已经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机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曹操虽然晋爵为魏公，但丞相一职仍在兼着。

第二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

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就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让台上的人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冰井台上还储藏有煤炭（石墨），说明曹魏“铜雀三台”上已大量使用煤炭做燃料，据考证这也是中国贮藏煤炭最早的地方。

◎后宫来了新皇后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也就是刘备攻入成都的这一年，曹操这边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伏皇后被杀事件。

早在荀彧去世前伏皇后事件已经暴露，但曹操一直引而不发，因为政治改革才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各项政治改革顺利完成，曹操觉得公开这件事的时候到了。

献帝刘协的正妻伏皇后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公布，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对曹操的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伏完设法除掉曹操。绝大多数人对此事并不知情，这封信一公布就在政坛激起了巨大波澜，10多年前董承事件让人记忆犹新，而伏皇后的地位和影响远大于董承的女儿董贵人。

伏皇后名叫伏寿，比天子大1岁，今年35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琊郡东武县人。东武县即今山东省诸城市，本地的伏氏是汉代著名的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显官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是桓帝的女婿。

早在初平元年（190年）伏寿就被选进皇宫，开始是贵人，兴平二年（195年）被立为皇后，那一年她才16岁。她陪伴献帝度过了在长安那段最痛苦难熬的时光，又在东归途中吃尽了苦头。

有一次，献帝东归的队伍被李傕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伏皇后背着献帝蹚水过河，才到了河对岸。过了河又碰到乱兵，这帮人举刀就要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大喊：“这是万岁陛下！”

正是伏皇后的勇敢才让献帝免于一死，献帝的脚却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所以伏皇后和献帝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

伏皇后的父亲伏完开始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主动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来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对曹操极度反感，这可能是由于她曾目睹董贵人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杀。这使她深受刺激，在恐惧、愤懑之下她给父亲写了那封密信。

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伏完去世了，他世袭的不其侯爵位由儿子伏典继承。按说伏完一死这件事也就带到坟墓里去了，只要伏皇后自己不说，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是，五年后曹操却神秘地拿出了伏皇后写的那封信，把这桩旧事端了出来。

曹操之所以能得到这封信，与伏完的妻弟樊普告密有关。樊普其人不详，伏完的妻子是汉桓帝刘志的女儿，这个樊普不可能是刘志的儿子，但有可能是伏完某一个妾的弟弟，或者是汉桓帝的另一个女婿。

曹操翻出这件旧案，强迫献帝下诏废除伏皇后。

献帝不得已，只得违心下诏：“皇后伏寿出身卑贱，登显尊之位身处后宫，既没有贤良美德，又没有美好才华，却私下里怀有妒忌之想，包藏祸心，不能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命令御史大夫郗虑拿着皇帝的信物以及诏书到后宫向伏寿宣布决定，收缴伏寿的印绶，强行将她迁出中宫，移到别的宫室居住（退避中宫，迁于它馆）。

荀彧被免去朝廷的尚书令一职后继任者是华歆，郗虑去抓伏皇后，华歆是副手，他带兵直接进入宫中搜捕。献帝把伏皇后藏在夹壁墙中，但被华歆发现，华歆命人把墙砸开，把伏皇后弄了出来（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献帝正跟郗虑坐着说话，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人拉了过来（后被发徒跣过）。

伏皇后悲恸欲绝，但她还不想死，拽着献帝的手说：“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死吗（不能复相活邪）？”

献帝也悲愤难当，对伏皇后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

说到这里，献帝转过头来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天下宁有是邪）？”

伏皇后被关进宫廷的监狱里，最后幽禁至死（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伏皇后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也都被鸩杀。

伏氏一门遭受严厉打击，全族男性全部被杀，多达100多人，女性中有19人被流放到幽州。

在处理董贵人、伏皇后事件上，曹操表现得非常冷酷和残忍，与他较为宽宏大度的一面形成反差。

曹操可以接受战场上的降将，可以原谅背叛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容忍有人在身边搞阴谋。通过伏皇后事件，曹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他的政治观，那就是凡涉及政治问题、政权问题他都不会有半点让步，无论是天子还是皇后，凡在政治上向他发起挑战的，都将受到无情打击。

不过，有人认为曹操此举是为自己的女儿当皇后扫清道路。

就在伏皇后被杀的一年多前，即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有三个女儿同时被封为贵人，她们的名字分别是曹宪、曹节和曹华。

曹操有25个儿子，如果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也为数不少，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少数几个。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安阳公主嫁给了荀彧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自己的养子何晏。

在进宫成为贵人的这三个女儿中，除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年龄还小，她们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仪式相当隆重，王邑、刘艾带着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携带了“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

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暂时在此下榻。

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祇当年许下屯田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为了迎接新人，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临时建起了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榻。

之后，献帝派人迎接入宫中，御史大夫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也就是说，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的皇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得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

跟荀彧死后社会上立即谣言四起一样，关于伏皇后被杀背后的“阴谋论”一时间也让众人议论纷纷。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予以还击。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伏皇后被杀几个月后，曹操让献帝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就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这位曹节，竟然与曹操曾祖父同名，曹操的爷爷叫曹腾，据史书说，曹腾的父亲就叫曹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二人中间有一个人的名字在史书传抄中被抄错了，比如繁体字的“节”与“萌”很相近，也许其中一人的名字应该是曹萌。

如果是这样的话，曹操的这位女儿叫曹萌的可能性更大。

曹操虽然当上了魏公，但许县那边还有一位不安分的青年人，这就是30多岁的汉献帝刘协。

在汉献帝的身边如果再出一个董承、伏完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曹操要加强对汉室皇宫的控制，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女儿派过去。

担心外戚谋反，索性让自己成为唯一的外戚。

◎再向前迈出一步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女儿也归为皇后，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然而，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献帝下诏，进曹操的爵位为魏王。

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能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拥汉派的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汉献帝刘协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强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它一共有五枚。

竹使符与虎符作用大约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过，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这让我们能直观地了解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形很小，高仅两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又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之前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有史学家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了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玠、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

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它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和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作为“魏王国”的“王都”，邺县在“铜雀三台”等工程完工后，又修建了许多宫殿和官署，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暂告一段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魏王国”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

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这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的。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与千里之外许县的冷清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才是整个北方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曹操再次晋爵也招致一部分人的不满。

一些人原本相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那些表白，他们认为曹操在政治上是克制的，不会做太出格的事，但现在看来不是那回事，曹操的做法分明是步步进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

在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心理的驱使下，一些有极端想法的人试图铤而走险，他们暗中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共同发难。

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也就是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在邺县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叛乱事件，叛乱的发起者名叫严才。

关于严才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担任的职务、联络了哪些人、有多大的把握取胜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当时在邺县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徒属的意思是门徒和部下，说明严才既教有学生还担任着某种职务。

仅以区区数十人的力量就直接攻击魏王宫门无异于自杀，没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严才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态度，为了操守死而无憾，正是一部分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而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他，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并非没有影从者。

严才突然发难，直取魏王宫，也不能完全说不具有威胁性。

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他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曹操发现有一些人迅速赶过来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搏斗，不过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彼来者必王叔治也）。长期担任司金中郎将的王修此时任郎中令，他最先得到消息，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又改回郎中令，宫室的安全保卫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这场叛乱很快平息了，事后检讨功过得失，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虽然认为王修有功，但也认为其行为于制度不符：“过去京城一旦发生变故，九卿应各居其府不得出来。”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叛乱，外面的情况不明，闭门不出首先是一项制度要求，到处乱哄哄的，弄不清谁跟谁，你跑出来究竟给谁帮忙？而无论以后谁得手，你都容易引起猜疑，所以闭门不出也是自保的做法。钟繇是王修的上级，他的话也不完全是责难，更多的是一种提醒。

对此，王修回答说：“食其禄怎能避其难？待在府里不出虽然符合制度，却不符合共赴国难的大义（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

曹操没有追究王修的责任，仍让王修担任郎中令，负责魏王宫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场叛乱刚平息，第二年又发生了一场谋反事件。

参加这场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祎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这场谋反规模很大。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常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相当了得。这是部长级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汉献帝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祎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关中的京兆尹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磾等名臣。金祎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这几个人看到汉室衰微，不禁感慨，同时也想乱中夺权（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祎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

金祎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做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1000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祎的人在里面做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祎关系最好，就投奔到金祎处。

搞笑的是，金祎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

金祎让人在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王必后来在负责颍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全部就地处死。

临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误了事！”

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于死）。

有一部史书记载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大怒。王必的地位虽不是很高，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是他去完成的。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

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

上面这个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被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从严才叛乱到金祎等人发动的谋反，对曹操的现实打击很有限，但它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说明，曹操虽然登上了王者之路，但也有不少人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即便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也有人敢于公开跟他叫板。这种感觉，对曹操来说，想必是很不舒服的吧。

第五章　脆弱的联盟

◎没打起来的一仗

就在曹操处理内部事务的前后，刘备在益州已经大打出手了。

按理说，处理完内部的事，曹操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南方向，但他仍然在与孙权交战。曹操未必想跟孙权打，但孙权这边攻势正劲，曹操不得不积极应对。

早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任命了朱光为庐江郡太守。朱光到皖城上任，他在庐江郡广开稻田，发展农业，吸引来大量逃难的人口，曹操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又任命谢奇为蕲春典农都尉，在蕲春屯田。

皖城即今安徽省安庆市，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汉末这里是扬州刺史部庐江郡的治所。孙策、孙权以前分别在此打败过刘勋和李术，长期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首次濡须口会战后不久，皖城却落入曹军手中，其过程史书均未记载。

皖城落入曹军之手，对孙吴的长江防线极为不利。孙权这边兼任寻阳县令的吕蒙认为曹操的这一手比较毒，这是稳扎稳打的节奏。来年水稻丰收，曹军的势力必然倍增，再发展几年就更难收拾，吕蒙建议出击皖城，消灭朱光和谢奇（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时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

孙权接受了这个建议，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也就是诸葛亮率军西进益州的同时，孙权发起了皖城战役。

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

吕蒙推荐甘宁任攻城总指挥（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里展开，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和曹操派到庐江郡的联络员（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

张辽从合肥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才到达夹石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又撤回合肥。

曹操听说皖城丢了，第一反应是要把它夺回来。

曹操立即下令出兵夺回皖城，这个命令下得有些仓促了。

曹操现在应该冷静一下盘点盘点天下的总体态势，刘备坐拥益州已经成为事实，下一步必将夺取汉中，直接与曹魏的雍州、关中一线对接上，相比一个小小的皖城，汉中的争夺才更为迫切。

而且现在出兵东南也不是好时候，这时已经是农历七月，马上就要进入江淮的秋雨季节，连阴雨经常一下十多天，行军打仗最怕这个。

前方传来报告，雨已经下起来了，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将士们普遍不愿意去（太祖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曹操这一回不知怎么了，进兵的态度极为坚决，要求大军马上出发。

曹操的固执更多地恐怕来自斗气，皖城确实也很重要，它是合肥的战略缓冲区。但更重要的是，上次在濡须口打了败仗，如果让孙权再胜，就更没有面子了。

曹操刚刚搞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也急需要一场胜利为自己助威，所以才非得夺回皖城不可，谁劝都不行。

为防止有人劝谏，曹操专门发布了一道教令：“现在不再接受进谏，都别问要去哪里，有进谏的一定处死（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

贾逵时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他长期在扬州刺史部任职，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反对此时用兵，看到这道命令，更觉得有问题。

贾逵对其他三位主簿说（谓其同寮三主簿曰）：“现在确实不宜出兵，虽教令如此，也不能不谏啊！”

看来丞相府里有多位办公室主任，大概根据工作内容各管一摊。这几个人挺不错，看到问题也不回避，他们同意贾逵的看法，由贾逵起草了进谏稿，三个人把名字一一署上，呈给丞相。

曹操看了大怒，把贾逵等人抓了起来，问是谁出的主意，贾逵说是自己，之后径直前往监狱。

狱吏一看是贾主任，就不给他上刑具（狱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贾逵催促狱吏赶紧给自己戴上。后来曹操的怒气消了些，把贾逵等人放了，但出兵的决定不改。

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傅干接着又向曹操进谏：

“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

“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负险深藏，就不能立刻取胜，就会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能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曹操仍然不听，不过也没再难为傅干。

七月，曹操命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

这本是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史书上却找不到关于这一仗的任何记载，到这一年十月曹操又出现在了邺县。

当时天下着大雨，道路不好，行军速度不会很快，一个单趟就得走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双方在合肥前线基本上没交过手，皖城此后仍在孙权手中，孙权任命吕蒙担任庐江郡太守。

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非打不可的一仗，竟然在史书上毫无记载，是曹操后来改变了主意吗？

从后面的情况看，这确实是唯一的解释。

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接到了益州方面传来的确切情报，刘备已经攻占了成都，这让曹操非常吃惊。

刘备到益州三年了，之前一直和刘璋呈对攻状态，诸葛亮领兵才进益州不过几个月，益州竟然就要被刘备拿下了。

此时曹操已经在行军的路上了，他迅速调整部署，立即转换战场，不再与孙权争夺皖城了。

曹操决定提前发起汉中战役，为了更有把握，曹操决定尽可能集中起兵力到西线，东南战场上的人马保持在最低水平，其中留下守合肥的只有7000人。

曹操把张辽、乐进、李典三个人留在了合肥，同时薛悌为各军联席参谋长（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告诉他等到孙权来进攻的时候再打开看（贼至乃发）。

就这样，这一年十月，曹操就回到了邺县。

此次不了了之的南征，半路上也发生了让曹操心疼的事。

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曹操的心腹智囊荀攸得了重病，不治而逝，时年58岁。

在曹操先后几位“谋主”里，荀彧后来专司朝廷事务，郭嘉病死，现在荀攸又不在了，曹操损失很大。在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随军的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于荀攸的床下。荀攸死后，曹操很伤心，一说到荀攸就忍不住流泪（言则流涕）。

曹操曾对人说：“我和公达交往20多年，在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指责的地方（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

曹操对荀攸的评价非常高，他还说过：“对于正确的意见，公达总是坚持进谏，不达目的不罢休；对于错误的意见，总是坚持反对，不达目的也不罢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

荀攸参与许多重大机密的筹划（常谋谟帷幄），但他为人严谨，对机密大事一向守口如瓶，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出过哪些计谋。

荀攸姑姑的儿子辛韬曾向他打听平定冀州的事，荀攸说：“关于这件事，我只知道辛毗替袁谭来乞降，曹公亲自率兵前往平定。其他的，我哪里知道？”

辛韬再也不敢向他打听军国大事了。

荀攸与钟繇关系最好，荀攸向曹操前后提出过重大决策建议12条（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想把这些整理出来传之后人，但这项工作直到钟繇去世仍未完成。所以，荀攸的智慧和谋略世人知道得很少。

◎兵出大散关

曹操回到邺县，没做太多停留，即率主力向关中进发。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孟津。

次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到达长安。

曹操这么着急，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有不少人上书反对。

担任黄门侍郎的刘廙在上书中说：

“自明公起兵已来，30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

“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30天都没打下（文王伐崇，三驾不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

“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却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这么说，曹操一定会把他叫过来问问是啥意思，这么说抱着什么动机，但曹操知道刘廙对自己一向忠诚，他也尊重刘廙。

刘廙字恭嗣，和刘虞、刘表、刘馥、刘晔等人一样都是汉室宗亲，说起来他跟诸葛亮、庞统等人还是同学，因为他也是司马徽的学生，只不过他可能是司马徽在中原时教的学生，而诸葛亮、庞统等人是司马徽避难荆州以后所教。刘廙小时候比较调皮，常在司马徽的课堂上玩耍。有一次，司马老师走过去摸着他的头说：“小家伙，‘有道德就懂义理’，难道你不知道吗（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

刘廙和哥哥刘望之都很有名气，曹操后聘刘廙到丞相府任职，后改任黄门侍郎。刘廙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曹操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

于是，曹操以公开信的形式答复刘廙，阐述了此次用兵的重要性。

在信的末尾，曹操还写道：“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思想应该跟上形势才行！

曹操在长安稍做休整，随后又马上进军汉中。

由关中到汉中必须越过秦岭，最便捷的通道是穿越其中的几条栈道，著名的栈道有三条，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这些道路穿行于大山之间，虽然路途最近，但崎岖难行，又容易遭遇伏击，在准备仓促的情况下曹操决定放弃。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绕行大散关。

大散关是关中四关之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南面的大散岭上，是由陕西进入四川的要道，号称“川陕咽喉”，当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走的这里，现在曹军进攻的方向刚好相反。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四月，曹操率军抵达大散关，到了一看，路也很难走，行军相当艰辛。

曹操在此写了一首《秋胡行》，诗中写道：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
牛顿不起，车堕谷间。
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
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
负揜被裘，似非恒人。
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
徨徨所欲，来到此间？
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
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
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
沈吟不决，遂上升天。
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
正而不谲，辞赋依因。
经传所过，西来所传。
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诗中所写大意是：清晨登上了大散关，关山路险，牛都累得僵卧不起，有些车辆坠落到山涧。坐在大圆石上，弹一曲五弦琴，但心情仍然烦乱。这时有三位仙人来了，问我有什么困苦，为什么艰难跋涉来到这里？我想住在昆仑之巅，我想成为得道之仙，我想访问名山大川，我想畅游八方，以石为枕，喝着清凉的山泉。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仙人就飞走了，从此我将继续与俗事相连，从此夜夜难眠，只能惆怅自怜。

诗中写了大散关的险峻和道路难行，也写了自己渴望求仙得道的思想。幻想着遇到仙人，让无法摆脱俗事的困扰随仙人而去，既悲凉又惆怅。

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诗人曹操的风采和他真实的内心，看到了此刻他的追求和渴望，他的孤独与苦闷。那些永远无法诉说也无人能理解的，只能在这些诗文中窥视一二。

看来，已经61岁的曹操真觉得有点累了。

此行不仅路途艰难，还遇到了氐人发起的叛乱。

曹魏新置的雍州刺史部辖下有不少氐人，曹操率军南下汉中时氐王窦茂突然起兵反叛，他们聚集一万多人，占据汉中以西的武都郡一带峙险不服，曹军如果继续南下，氐王就如同顶在背后的一把刀，这不是小事。

曹军不得不停下进军的步伐先解决氐人问题，他派张郃、朱灵率所部在雍州刺史张既的配合下攻打氐王，窦茂退守河池，即今甘肃省徽县一带。

曹操下令猛攻，于这一年五月将河池攻破，曹操下令屠城。

消灭了窦茂，对雍州刺史部其余仍在割据中的各路势力形成了威慑。有一部史书说，也就在这时候，盘踞在西平、金城一带的麹演、蒋石等人斩杀韩遂，并送来了首级。如果这个记载可靠，那老牌军阀韩遂起兵就有30多年了，死时已70多岁。

除了氐人之外，曹操还解决了占据于此的刘鸣雄部。

这个刘鸣雄是关中地区的蓝田人，郭汜、李傕作乱关中时隐入山中，很多人跑来依附他，马超叛乱时也来拉拢他，但他没有参加，曹操入大散关路过此地。

刘鸣雄前来拜见，曹操很高兴，对他说：“我刚进关，就梦到一个神人，该不会就是你吧？”

于是拜他为将军，让他召集部众，随同大军行动。

刘鸣雄的手下却不愿意归降曹操，他们劫持刘鸣雄造反。有很多人前来依附，达到数千人之多，他们占据武关道口。曹操派夏侯渊前往讨伐，刘鸣雄等人逃入汉中。

解决了这些问题，曹操南下再无后顾之忧。在武都郡曹操召见了太守苏则，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让他带人担任大部队的向导（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这时麦子已经成熟。张既、苏则等人组织民众就地收获小麦，加上从关中调来的粮食，军粮供应不成问题。这也是曹操从合肥撤军急着发兵汉中的原因，他要赶上小麦成熟的季节，以保证军粮供应。

但军粮运输的难度很大，为此曹操命令河东郡太守杜畿征调一支5000人的运输队负责前线运输，杜畿治理河东郡有方，受到过曹操的嘉奖，上次潼关会战杜畿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次长途跋涉远离家乡，大家依旧士气很高。

5000人竟无一人逃亡，众人都互相勉励：“人都有一死，宁死也不能对不起咱们的杜太守（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

除了杜畿外，曹操任命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郑浑也参加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事后也受到曹操的表彰。

◎纯属意外收获

曹军继续行进，曹操命令张郃率5000步兵在前面开道，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到达阳平关前。

阳平关是汉中平原的东大门，它位于今陕西省勉县境内，是一处险要关口。阳平关的北面是秦岭，南临汉水和巴山，处于陈仓故道和金牛道的交会处，这两条古道一条是关中南下汉中的必经之路，一条是汉中入川的必经之路，阳平关处于其接合部，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现在宝鸡到成都有一条宝成铁路，宝成铁路到陕南向右有一条支线，通往汉中、安康，这两条铁路的交会处就是阳平关火车站。

还在武都郡的时候，曹操曾向当地人询问过阳平关一带的地形，有人告诉他阳平关地势一点都不险要，关前的南北两山相距很远，不容易守住，但到了阳平关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曹操是一个认真的人，他感叹道：“别人转述的，未必都是真实情况呀（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听说曹操亲率大军到达阳平关，张鲁自知不是对手，准备投降，但是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张鲁于是派张卫以及杨昂等人率兵数万，在阳平关前横着筑石城十多里，拦住曹军的进攻。

曹军总兵力大约有10万人，而张鲁的人马大约只有3万，按理说打赢这一仗问题不大，但在阳平关这种特殊地理条件下，人多并不是最有利的因素。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军死伤惨重，曹操又叹道：“打了30年的仗，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主动权让给对手，自己如此被动，怎么办呢（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

长期对峙下去，后勤补给就会出问题，到那时人多也不管用，弄不好就会全线崩溃，别说打赢这一仗，能不能从汉中全身而退都不好说了。

想到这里，曹操决定撤兵。

曹操在下达的撤军命令里说：“这真是一个鬼地方（此妖妄之国耳），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粮食供应困难，不如赶紧撤退。”

曹操命令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刘晔监督后面的各路人马，使之按顺序撤出，夏侯惇指挥山上的曹军撤退时，有一支曹军误闯了张卫的营寨，当时是夜里，营中士兵大惊四散。

刘晔派人骑着快马报告曹操：“不如撤回前面的命令，全力发起进攻（不如致攻）！”

曹操于是下令进兵，多派弓弩手射击敌人的营寨，结果大胜。张卫不敌退走。

还有一个记载，说当时不知从哪里蹿出来数千只麋鹿冲入张卫大营，张卫军营夜惊（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曹操手下的高祚等部离此不远，高祚吹响鼓角，召集其他友军，张卫大惧，以为这都是曹军预谋好的攻营战术，于是投降。

阳平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攻下了。

阳平关一失，南郑已无险可守，张鲁还想投降。

张鲁手下的人事处长（功曹）阎圃认为投降可以，但不要这么轻易就降。

阎圃对张鲁说：“现在就这么投降了，必然没有什么分量（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先投奔杜濩、朴胡，然后看情况再说，到那时再投降功劳也大些。”

张鲁真是个善于倾听部下意见的好领导，对阎圃的建议他也接纳了，于是带领一部分人南入巴中。

巴中地区属益州刺史部，益州目前虽然被刘备占领，但各地正处在新旧交接中，像巴中这些地方目前还比较乱，在当地势力比较大的是杜濩、朴胡这些部族首领。

临走前有人建议搞一些破坏，把仓库等设施烧毁。

但这一次张鲁没有同意，他说：“本来打算归顺朝廷，现在离开是暂避锋芒，没有恶意，仓库里的东西都归朝廷所有。”

张鲁让人在府库上一一贴上封条，之后才走。

曹操到了南郑，对张鲁的做法很高兴，他得知张鲁有归降的本意，就派人到巴中地区寻找张鲁，劝他投降。

九月，巴中地区的部族首领朴胡、杜濩率部出降，曹操下令分巴郡为巴西郡和巴东郡，任命朴胡为巴东郡太守，杜濩为巴西郡太守，都封为列侯。

十一月，张鲁率家属从大巴山出来投降，曹操以天子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马超逃往益州时没来得及带上妻子董氏以及儿子马秋，现在董氏和马秋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把董氏赐给阎圃为妻，把马秋交给张鲁处理，张鲁亲手把马秋杀了。

张鲁此举并不仅仅因为痛恨马超，而是借此向曹操表示忠心，说明他与马超已成不共戴天的仇人，让曹操放心。

马超的部将庞德也在张鲁处，现在也投降了曹操，曹操早就听说庞德作战勇猛，任命他为军长（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食邑300户，庞德从此忠心耿耿地追随曹操，至死不渝。

5年前与马超一同在关中叛乱的程银、侯选等人各率1000多人在汉中，他们也出来投降，曹操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还有那个刘鸣雄，汉中平定后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投降，曹操看到刘鸣雄，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胡子：“老家伙，这回又抓到你了（老贼，真得汝矣）！”

说归说，曹操并没有为难他，恢复了他的职务。只不过，汉中不能让他再待了，说不定哪一天他还作乱，曹操下令把他和部下迁到冀州刺史部渤海郡。

曹操对张鲁等人封赏都很重，原因不在于阎圃说的那样，而是曹操考虑到张鲁祖孙三代在汉中统治时间很长，又有一套“五斗米教”相辅助，在汉中影响很大。只有尊崇张鲁，才能得到汉中的人心，巩固汉中的统治，为进图益州做长远规划。

在汉末三国的割据群雄中，张鲁的结局是比较好的。曹操从汉中回师后，将张鲁和家属带回到邺县，替儿子曹宇娶了张鲁女儿为妻，双方成为亲家。

有一部史书说张鲁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死后葬于邺城以东，但也有史书说他又多活了30多年。

张鲁死后被追谥为原侯，爵位由儿子张富继承。张富在曹魏先后担任过丞相掾、黄门侍郎，还回到汉中当过郡太守。张鲁的另一个儿子张永先后担任过曹魏的奉车都尉、议郎。张鲁还有一个儿子叫张溢，历任牙门将军、驸马都尉、讨寇将军，也担任过郡太守，还被封为阆中侯。

与袁术、公孙瓒相比，张鲁得到了善终；与刘备、孙权相比，张鲁虽然没有称王称帝，但子孙也都过得挺好，也可以算光耀门楣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张鲁是个识时务的人，也许在别人的怂恿下也有过称王的想法，但经手下人一劝，他也就明白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放弃了想法。同时，张鲁也知道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早就想投降，逃出汉中时不破坏府库，这一举动赢得了曹操的好感。

另一方面，张鲁没有作过什么恶，他在汉中采取政教合一的办法治理地方，虽然也是割据称雄，但没有“权力的任性”，更没有胡作非为，治理政策虽然带有宗教色彩，有些地方不一定合理，甚至有些愚昧，但总体来说张鲁的治理是宽惠的，基本上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民夷便乐之）。这使张鲁在汉中享有了很高的威望（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正因为如此，曹操才肯接纳并厚待他。如果他在汉中不得人心，或者做出过大奸大恶的事，想必曹操也不会容他。

◎“既得陇，复望蜀邪”

曹操得到了汉中郡，又任命了巴西郡和巴东郡的两位太守，这三个郡都是益州刺史部的地盘，对于刚刚自领了益州牧的刘备来说，这是一个严重挑战。

刚进入成都时，黄权就曾向刘备提出建议：“如果失去汉中，则巴郡不可保，等于失去了益州的一条臂膀。”

当时张鲁出逃巴中，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督率就近的各军前往巴中迎接张鲁，可是晚了一步。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

黄权就率军攻击曹操新任命的太守朴胡、杜濩等人，曹操命张郃率部赶往支援。这时，刘备刚占领成都不久，益州并不稳固，无法倾全力去与曹操争锋，只能派张飞去支援黄权。

刘备任命张飞兼任巴西郡太守，张飞随后率兵进至阆中。

张飞进攻张郃所在的宕渠，此地在今四川省渠县东北，张郃率兵迎击，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了50多天。

为打破僵局，张飞认真观察了周围的地形，最后设计将张郃的主力引诱至一处山道很狭窄的地方，将敌人分割为不能相救的若干部分，然后分别击破。张郃最后只带着十多人逃出山里，回到汉中。之后张飞率兵占领了巴西郡和巴郡。

这一仗十分关键，如果这一仗打败了，让张郃将这两个郡占领，那局面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张郃的胜利有可能直接导致刘备失去益州（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

史书对这场关键之战记载很少，没有明确指出张飞打败张郃的具体地点在哪里，一些地方志认为其在瓦口关，即今四川省阆中市东北的双山垭一带。

对巴西之战的失利，曹操并没有太在意。

曹操意外取得汉中，其实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曹操手下的谋士们认为不应该就此止步，此时担任着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的司马懿和刘晔都认为应当趁势攻取益州。

司马懿向曹操建议道：“刘备以骗术取得益州，蜀人未必肯服，此时他们与孙权为荆州的事相争于江陵，这是一个机会。如今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之，益州必然瓦解。圣人说过，做事不违背天命，但也不能失去时机呀。”

刘晔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他认为：“攻克汉中后益州震动，对手正在恐惧之中，如果发起进攻，敌人会不攻自破（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必然给今后留下难题。”

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刘备得益州后，孙权趁机索要借出去的南郡等地，孙刘联盟出现了裂痕，这倒是一个机会。

但是曹操迟疑不决，汉中之得有很大偶然性，如果不是天佑曹魏，说不定此次也是无功而返，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汉中，既然目标已经实现，就应该退兵了。

曹操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最怕的就是不知足，既然已经得了陇地，为什么还要再去想蜀地呢（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

这里说的“得陇望蜀”是一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初年有两个反对汉光武帝刘秀的地方势力，一个是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另一个是称霸陇西的隗嚣。公元32年，名将岑彭随光武帝亲征陇西隗嚣，将隗嚣围困在西域，把公孙述的援兵也包围了起来。不过城池坚固，一时无法攻克，光武帝就给岑彭留下一份诏书，自己先回京城去了。

岑彭接到诏书一看，上面写着：“如果攻占了陇地两城，便可率军攻打蜀地的公孙述。人总是不知足的，我也一样，已经得到陇地，又希望得到蜀地（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

但曹操这里是对刘秀意思的反用，意思是不要既得陇又想得蜀，不要贪心不足，而后世“得陇望蜀”这个成语的含义，也与曹操所说的意思相同。

不过，有的史书说曹操很快后悔了，他意识到失去了一次进军益州的好机会。

占领汉中不久，有从益州那边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听到曹军攻占了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连杀了不少人都不能让局面安定（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候曹操动了南下益州的念头。

曹操问刘晔是否可行，刘晔回答：“时机已经错过，现在那里的局面必已经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了（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但这个记载值得怀疑，战机虽然稍纵即逝，但进攻益州这样的大会战不是突袭，战机不会在几天之间就发生太大的逆转，即使前面曹操决定用兵，杀到成都耗时也得数月，怎么可能刚过几天就变化得这么快？

而从张郃和张飞在巴中地区交战的情况看，曹军如果即刻南下，在局面上未必占优，先不说汉中、巴中初定，人心不稳，单就战争准备、熟悉道路等方面，也不是仓促就能完成的。

应该说，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是明智的，如果仓促决定从汉中直接进军益州，那就将是赤壁之战的重演。

当年曹操南下荆州，本来只是想夺取荆州，开局实在太顺，结果在没有站稳脚的情况下，就从江陵直接发兵去攻打夏口，招致赤壁大败，现在的形势还不如当初在荆州，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先稳住汉中再说。

曹操于是任命夏侯渊为总指挥（都护将军），率领张郃、徐晃所部留守汉中，派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以驸马都尉负责处理汉中的政务。

汉中郡之前已被刘焉改为汉宁郡，曹操下令恢复汉中郡，将汉中郡的安阳、西城等县分出来设置西城郡，将锡县、上庸县等分出来设置上庸郡，分别任命了郡太守。

西城县就是今陕西省安康市，上庸县在今湖北省竹山县附近。由汉中郡西去，经西城郡、上庸郡可抵达荆州的襄阳，只是道路十分难走。

安排完这些事，曹操就从汉中撤军了。

◎吕蒙智取零陵

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年底到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年底，整整一年时间曹操都在忙汉中的事，对孙权和刘备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孙刘联盟还像赤壁之战时那样畅通和高效，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联起手来，从荆州和合肥方向同时向曹魏发起攻击，曹操抽调10万人马去了汉中，后方空虚，结果可想而知。

可惜孙权和刘备没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仅没有联手进攻曹魏，反而差点儿打了起来。

起因是，孙权看到刘备夺取了益州，心里很不平衡了，因为他也想要益州，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孙权不高兴，于是再次向刘备提出归还荆州的事。

所谓“借荆州”，其实之前已经说过，刘备从孙权手里借到的只不过是半个南郡而已，不过刘备现在不能把这半个郡还给孙权，因为这半个南郡目前是刘备在荆州的核心部分，江陵、公安都在其内。

刘备对付孙权已相当有经验，他很正经地回复道：“先别急，等我取得了凉州，然后必将荆州归还（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这简直是在欺负孙权的智商，凉州在曹操手里，如今连名字都不存在了，曹操把它改成了雍州，你刘备何时能抢过来？即使能抢来，你又该拿关中说事了。你直接说等生擒曹操后再还荆州得了。

一再被刘备耍弄，孙权不禁大怒：“刘备这个狡猾的家伙，敢跟我玩阴的（猾虏乃敢挟诈）？”

还是孙权太天真。群雄相争，除了拼武力，剩下的可不就是玩阴的吗，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孙权盛怒之下，决定对刘备还以颜色。

孙权单方面对荆州的地盘进行了重新划分，将刘备控制下的长沙、零陵、桂阳等三个郡划归自己，之后任命了这三个郡的官吏，让他们去“接收地盘”。

这就是孙权不讲道理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对的，但借多少还多少也是基本道理，借了半个郡，你现在要人家还你三个郡，即便想收点儿利息，也没有这么个收法。

结果，这些被派去的官员被关羽拒绝，关羽还算客气，没有杀他们，只是把他们赶了回去。

孙权更恼怒了，命吕蒙率兵两万人马去抢三郡。

周瑜去世后，孙权手下资历最老的将领还是老将军程普，他任江夏郡太守，并升任荡寇将军，但他很快也去世了。

有一次，辖内发生叛乱，程普平叛，杀了几百名叛乱者，把他们的尸体投入火中烧了，结果当天晚上程普就病倒了，100多天后去世。孙权称赞他生前立下的功劳，封他的儿子为亭侯。

孙权在荆州用兵，按说主将应该首先选择荆州地区的总负责人鲁肃，但孙权知道鲁肃一向主张与刘备联盟，担心他在关键时刻下不了决心，所以派来吕蒙。

吕蒙不仅一向对刘备强硬，而且很会打仗，不久前刚刚就任庐江郡太守，孙权重新夺回庐江郡后，郡里局势不稳，多次发生叛乱，孙权派人去剿，无法取胜，把吕蒙派去，几下就平息了。

吕蒙还很有头脑，只杀了带头叛乱的人，其他人不予追究。

孙权对此很满意，夸赞吕蒙说：“100只鸷鸟都比不上一只大雕啊（鸷鸟累百，不如一鹗）！”

鲁肃刚接替周瑜时，要到陆口上任，当时吕蒙以副军长（偏将军）的身份兼任寻阳县令。鲁肃路过吕蒙的防区，按礼节，地位低的一方应该主动拜访地位高的一方。鲁肃是荆州方面的负责人，实际地位高于吕蒙，但论军职鲁肃刚刚被提拔为师长（奋武校尉），而吕蒙已经是副军长（偏将军）。

这二人的情况有点儿特殊，谁先去拜访好像也都说得通。

鲁肃一直在孙权身边工作，对孙吴的将领们尤其是像吕蒙这样近年来迅速成长起来的将领并非都熟悉，他也没打算主动去拜访（肃意尚轻蒙）。

这时，有人提醒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能故意不理他（不可以故意待也），您应当主动拜访他。”

鲁肃听从了劝告，主动拜访吕蒙。

吕蒙设酒款待鲁肃，喝得差不多时问鲁肃：“您担当重任，今后将和关羽为邻，打算用什么办法防备不测事件的发生呢（将何计略，以备不虞）？”

鲁肃只顾喝酒，没有多想，顺口答道：“到时候再说（临时施宜）。”

吕蒙一听，很郑重地说道：“现在我们跟刘备虽然是一家人，但是关羽其实是熊虎之人，怎能不预先想好对策呢？”

吕蒙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非常全面和系统，各种预案就有五项之多。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座席跳到吕蒙那边。

鲁肃拍着吕蒙的背说：“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鲁肃主动要求拜见吕蒙的母亲，这是一个很高的礼节，鲁肃和吕蒙自此成为挚友。

吕蒙对时局有这么深刻的见解，缘于他平时认真思考，其实他过去并不怎么喜欢读书。有一次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

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开玩笑说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

吕蒙回答说：“一个人，你跟他哪怕只有三天不见面，就应该对他另眼相看了（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这也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典故的出处。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吕蒙突然率兵渡过湘水，来到零陵、长沙、桂阳三郡。这时曹操还在过大散关的艰苦行军路上。

刘备的主力部队都调往益州了，负责留守的关羽将防卫重点也都放在了荆州的北部，江南各郡兵力薄弱。吕蒙轻松得手，长沙、桂阳两郡投降，只有零陵郡太守郝普坚守不降。

丢了江南的两个郡，刘备急了，亲自从成都赶到荆州的公安坐镇指挥，刘备派关羽率兵与吕蒙展开争夺。孙权当仁不让，由建业前往荆州的陆口，孙刘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吕蒙这时还在攻打零陵郡，吕蒙知道郝普是个讲忠义的人，更是个非常孝顺的人。他的老母亲已有百岁高龄，在当时是一个奇迹，郝普可以不考虑自己的死活，但不会忍心置老母亲于不顾。吕蒙听说南阳人邓玄之跟郝普关系很好，就把邓玄之找来。

吕蒙编了一些虚假信息，对邓玄之说：“郝普知道世间存有忠义，也想行忠义之事，但他不知道现在的局势。左将军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围困住，关羽还在南郡，而今我们主上已亲自抵达南郡，已攻破樊城关羽的大营，这些都是近期发生的事。”

那时候信息极不发达，千里之外发生的事往往需要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会慢慢知道，何况吕蒙说的都是军事方面的机密，邓玄之听了都信以为真。

吕蒙装着关心郝普的样子，继续说：

“现在，关羽各部首尾各处一方，自救都来不及，哪有余力再营救零陵郡？现在我士卒精锐人人都想为国立功，主上正调遣大军在开来的路上，眼下郝普性命朝夕难保，但他还在等待那些毫无希望的救援，这就像在牛脚印那么小的小坑面的鱼，还希望用江、汉的水来活命，根本就是毫无指望啊（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

“如果郝普能够将士齐心，坚守孤城，尚能苟延残喘一些日子，等待后来有所投靠，这也算可行。如今我已做好了安排，马上就要攻城，用不了一天就会将城攻破，郝普自己死了不算什么，而让百岁的老母亲满头白发受人诛杀，岂不痛心（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我猜想他是得不到外面的信息，还以为有外援依靠，故此才顽固到今天这个地步。”

吕蒙让邓玄之进城向郝普陈述利害。邓玄之出于对好朋友安危的关心，于是入城见了郝普，转达了吕蒙的意思。郝普思虑再三，表示愿意投降。

邓玄之出城报告吕蒙说郝普一会儿就到，吕蒙马上做出布置，让手下4名头领各领100人在4个城门外做好准备，郝普刚出城，这些人马上抢入，守住各个城门（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

这时，吕蒙才迎上去拉住郝普的手跟他寒暄，之后拿出孙权的紧急公文给郝普看，拍手大笑。

郝普接过公文，才知道刘备已经到了公安，而关羽已到离此不远的益阳，这才知道中了吕蒙的计。

郝羞愧不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恨入地）。

吕蒙留下孙河守零陵郡，自己率军赶赴益阳。

◎湘水划界分荆州

益阳是长沙郡下面的一个县，即今湖南省益阳市，它位于江南这几个郡的中心位置。

长沙郡投降后，孙吴的军队迅速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鲁肃也亲自率兵赶到了益阳，抢在关羽之前进了城。

关羽带来3万人马抢夺益阳，孙吴兵力不足，吕蒙到达之前，军长（折冲将军）甘宁也率领一支人马赶来支援，不过这支人马很少，只有300人。

益阳城外10里有一条急流浅滩，关羽有5000名精兵在此驻扎，甘宁获得情报这支人马将在夜里发动进攻，决定先下手。

甘宁对鲁肃说：“请再给我500人，我去对付他，我保证关羽一听到我咳唾之声就不敢渡河，如果他真敢渡过来，我保证将他擒获（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

鲁肃当下选了1000人给他，甘宁连夜赶到河的上游设防。关羽听说甘宁来了，看到对方有了准备，便放弃了渡河计划，而在岸上临时将柴木捆扎起来结成军营（住不渡，而结柴营）。

后人把此地称为关羽濑，“濑”指的是激流之处。

虽然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鲁肃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分歧的希望，因为他知道双方一旦真的开战，后果将不堪设想，那将是曹操做梦都想看到的结果。

鲁肃还想做更多努力，他想面见关羽当面陈述利害，甘宁等众将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

鲁肃坚持要去，他对大家说：“今日之事已到了关键时刻，刘备明显理亏，在是非未定之时，关羽也不敢轻举妄动吧（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

鲁肃邀请关羽见面，双方约定兵马都停在百步之外，只有鲁肃和关羽两个人各佩单刀上前相见。

关羽是一流的猛将，但鲁肃也不是文弱书生，之前说过，有一次敌人的骑兵追击他，他厉声呵斥敌人，把盾牌立在地上，远远地弯弓怒射，每一箭都把盾牌射穿了，敌人被吓退。

鲁肃一见面就斥责关羽：“我们把土地借给你们，当初是因为你们败军远来，无所依托。现在已经得了益州，却没有奉还之意，只求三个郡，又不接受。”

鲁肃的话还没说完，关羽身后有一人高声喊道：“土地这个东西，谁有德谁占有，何人能永远拥有（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鲁肃厉声呵斥这个人，声色严厉。

关羽理亏，操起刀对身后说话的那个人道：“这是国家大事，不要随便议论（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

关羽又瞪了此人一眼，直到这个人离开。

关羽还想再争一争，他说：“乌林之役时刘将军亲临前线，寝不脱甲，勠力破曹，最后岂能只落得个徒劳，而无一块土地安身，足下是来收回土地的吗？”

面对质问，鲁肃回答道：“不对吧，开始我与刘将军相会于长阪坡，刘将军的人马不过千把人（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走投无路，士气低落，还打算逃往远方（图欲远窜）。我们主上有感于刘将军无处安身，给了他土地和人民，让他渡过难关。”

鲁肃说这些话让人无可争辩，因为他是缔结孙刘联盟的直接当事人，当时的情况数他最清楚。

关羽半天无语，鲁肃接着说：“刘将军隐藏自己的野心，违背道义和准则，破坏双方联盟。如今刘将军既已得到益州，却还想全部占有荆州，这是普通百姓都不会做的不义之事，何况像刘将军这样的英雄呢？我听说祸患起于贪婪和背信弃义，关将军如今身负重任，难道不能辨别是非吗？反而要凭借弱旅与我们抗争，你们能不失败吗？”

这一番话，让关羽无言以对。

结果，关羽与鲁肃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双方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归孙吴，湘水以西归刘备，一场危机以和平手段化解。

从结果看，孙权取得了胜利。原因是刘备现在心里比孙权更着急，曹操在汉中得手，益州更加危险，不得不向孙权让步（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

双方在益阳罢兵后，刘备赶紧返回成都，准备对汉中作战事宜，孙权怕他再耍赖，马上派诸葛瑾到成都商谈湘水分界的具体安排。

诸葛瑾到了成都，见到了离别20年的弟弟诸葛亮，但他们只谈公务，不谈私事，私下里也从不会面（退无私面）。

之后双方达成正式协议，以湘水为界将荆州一分为二，湘水以东的长沙郡、江夏郡、桂阳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

当初孙权让出的地盘仅是半个南郡而已，如今却拿回来差不多三个郡，孙权如果要表达谢意的话，有个人一定应当感谢，那就是曹操。

曹操不帮忙，刘备怎能让步？

第六章　汉中之战

◎孙权遇险逍遥津

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孙权这才抽出身来考虑进攻合肥的事。

对孙权来说，夺取曹魏的皖城只是北进战略的第一步，能攻下合肥才是一个重大胜利。

拥有合肥也就拥了整个扬州，以此为基地可以进图徐州、兖州和豫州，不断蚕食曹操的地盘。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调集10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率领进攻合肥，这时曹操刚刚攻入汉中的南郑。

此战孙权志在必得，所以几乎带来了吴军的全部精锐，吕蒙、甘宁、蒋钦、凌统、陈武、徐盛、贺齐、潘璋等，最能打的都来了，而曹操留在合肥的守军只有7000人。

10万对7000，这个仗看起来真没法打，但这一仗却打得很激烈，也很精彩。

之前说过，曹操其实考虑到孙权会趁自己远征汉中之机前来进攻，他已想好了对策，但没有公开，而是写在一封密函里，交给留守部队的联席参谋长（护军）薛悌。

曹操走后，薛悌谨遵指示，没有打开过那个密函，直到孙权率10万人马向合肥杀来，薛参谋长想时候应该到了，赶紧当着张辽、乐进、李典诸将的面打开来看。

大家还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挺高。

谁知，只看到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如果孙权来了，让张辽和李典二位将军出战，乐进将军留守，薛参谋长不得参战（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大家有点失望，当前明显寡不敌众，宜采取守势，等待援军的到来，如果主动出击，能否取得胜利实在很令人怀疑。

只有张辽认为曹丞相的指示是正确的，他说：“曹公远征在外，如果我们坐等待援，敌人必然会击破我们。所以曹公命令我们趁敌人没有集齐之时发起攻击，挫伤他们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守住。”

乐进、李典等人还有些犹豫，张辽有些生气：“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如果还要怀疑，我张辽愿意单独一战！”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张辽于是连夜招募敢死队，共选了800人，给他们杀牛飨食，饱餐一顿，到了天亮，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800名勇士杀入敌营。

对于敌人的这一手，吴军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面对十多倍于己的对手，脑子只要还正常，就会选择死守待援，能多撑一天就多一份生的希望，主动发起挑战无异于自杀。

哪知敌人不仅杀了出来，而且士气很高昂。

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转眼杀到孙权的指挥部（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几乎来不及反应，跟前有一个土堆，可能是一处坟堆（高冢），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

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吴的众将们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

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将军，您要抛弃我们吗（将军弃我乎）？”

张辽回头一看，见是自己带来的人有些被孙吴的士兵围住不能脱身。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敌兵人马披靡，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800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无奈，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孙权指挥人马将合肥围住，发起猛烈进攻。

但孙吴军队攻了十多天，都被士气高昂的曹军挡在城下无法得手，孙权决定撤兵。

吴军接到命令陆续撤退，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蒋钦、陈武、潘璋等将领留在后面督阵。合肥城外有条淝水，淝水上有一个渡口叫逍遥津，孙权等人正在逍遥津以北等待过河，被远眺敌情的张辽恰好发现。

张辽再次率兵突然杀出，目标直指孙权。

这一击实在太突然了，孙权等人毫无防备，吕蒙和甘宁拼死保护孙权，凌统指挥身边的人架着孙权就走（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扞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凌统把孙权转移到安全地带，返回来又与曹军交战，身边的人一个个战死，他也多处受伤，估计孙权已经脱险，才撤离战场。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死战张辽以掩护孙权。甘宁勇猛异常，不停地引弓射敌，负责鼓吹的士兵已伤亡得差不多了，甘宁发现自己一方的军乐队突然没了声响，还厉声询问（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凌统这时也过来，掩护孙权撤退后重新杀回，他跟甘宁默契配合，抵挡住了曹军的猛攻。

此战打得很惨烈，偏将军陈武力战而死，宋谦、徐盛、甘宁等人负伤。徐盛受伤后长矛都弄丢了，贺齐过来救了徐盛一命，捡回徐盛的长矛（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

陈武自孙策时代便追随左右，孙权让他率领中军（督五校），负责保卫孙权的安全。他力战而死，算是尽到了职守。对陈武的死，孙权很伤心，后来亲自参加了陈武的安葬仪式。陈武有个爱妾，孙权下令让她给陈武殉葬（命以其爱妾殉葬），陈武的儿子陈修日后也成长为孙吴的高级将领。

孙权对于心爱的部将常给予格外关照和尊崇，让部下感动和感激，但他命陈武爱妾殉葬一事遭到了后世不少批评。后世有史学家甚至认为孙吴国运不长，正是用生人殉死人这件事受到的报应（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报应，但不管怎么说，活人殉葬这种极为残忍的陋习在此之前的700多年以前就已被禁止了，孙权重新拿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是极其不人道的，理应给予批评。

现在，陈武战死，徐盛等人受伤，他们手下不少士卒纷纷后退，情况异常危急。幸亏潘璋及时赶到，斩杀了两名后退者，才稳住了阵脚（横马斩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

混战中，张辽遇到一个紫色胡须的吴将，上身长、下身短，在马上很善射。张辽问孙吴的降卒这个人是谁，降卒回答是孙权，张辽懊悔不已，赶紧跟乐进急追。

孙权骑马到了逍遥津渡口上的一座桥，这座桥年久失修，桥面已坏，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此时只有他的卫士长（亲近监）谷利在身边，谷利让孙权握住马鞍稳住身体，他在后面挥鞭以助马势，马使劲腾越，最后跳过了断桥。

谷利立下大功，后来被封为都亭侯。

孙权侥幸逃过淝水，遇上贺齐率3000人前来接应，孙权才得脱险。

贺齐把孙权迎入大船，摆上酒宴为孙权压惊。

席间贺齐落下眼泪，对孙权说：“人主的安危是大事，今天我们几乎酿成大祸。群臣震怖，像没有天没有地了一样，我将把今天这件事作为终生之诫！”

孙权也走下座席，过去替贺齐擦干眼泪（权自前收其泪）。

甘宁等人随后突围而回，其中凌统受伤最重，到淝水边时，桥已被曹军破坏，凌统穿着甲胄潜水渡河，到了孙权的大船上，孙权见了又惊又喜，把凌统留在自己的船上。

孙权亲自为凌统换了衣服，拿出珍藏的卓氏良药为凌统疗伤，凌统才幸而不死（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

逍遥津一战，曹军以7000人打退孙吴10万人的进攻，两次陷孙权于危难，打得吴军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

此战是张辽军事生涯的顶峰，经此战张辽名气更大了，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此战也是孙权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人多势众，猛将如云，却被打得难以招架，士气大伤。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知了一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账，所以把拒敌方案暂时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担任主攻，让李典守城，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打起仗来比较冷静，适合守城。

除这两方面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忽视了。那就是孙吴军队中正流行瘟疫，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有部史书说，当时碰上了瘟疫，孙吴军队大部分撤出了发病区（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瘟疫的威力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很突出，吴军此次在合肥失利，也与瘟疫有关。

◎一场大瘟疫

这场瘟疫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波及的地区也非常广。

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返回邺县，他现在必须亲自去处理一下合肥方面的问题。

十月，曹操从邺县起兵，这次打仗曹操把夫人卞氏和长子曹丕都带上了。曹丕12岁的长子曹叡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了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专门查看了张辽大败孙权的逍遥津，并在此叹息很久（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

居巢在今安徽省桐城市南，这里在濡须口的上游，距濡须口只有100多里，距皖城也近在咫尺。

次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

曹操的想法是不急于攻打濡须口，先夺回皖城，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但不凑巧的是，此时瘟疫非但没有结束，而且蔓延的范围很广。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问医送药（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结果自己不幸染病，不治身亡。

这些瘟疫迟滞了曹军的行动。

这场大瘟疫最终波及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曹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家家都有失去亲人之痛，有的全家死光，有的整族灭绝。有人认为瘟疫是鬼神在兴风作浪，但是罹患此难的，多是穿粗布衣服、吃草食的人家的孩子，而身居高庭大院，整天锦衣肉食之家，死的却比较少。这是自然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哪里是什么鬼神，愚昧的人插起桃符来驱鬼，真的可笑。”

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著名文人都死于这场瘟疫，王粲则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据推测也与这场瘟疫有关。

“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五个，这场大瘟疫在对曹操的大军进行重创的同时，也给文学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为有上次赤壁之战的教训，曹操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有了撤兵的想法。

这一年，曹操已经62岁了。

这个年龄放到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平均寿命极低的古代，这是地道的“烈士暮年”。

据考证，我国历代人口平均寿命如下：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大约为20岁，汉代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

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人吓一跳，但这是事实。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是疾病和医疗水平低下，二是战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如果剔除这两方面因素，就一个人的正常情况而言，活过60岁也应该称为长寿了。

曹操的儿子曹丕活了40岁，孙子曹叡活了35岁。郭嘉活了37岁，孙吴方面的周瑜活了36岁，吕蒙41岁。蜀汉方面的刘备活了63岁，刘备的儿子刘禅活了64岁，诸葛亮53岁，赵云61岁，马超47岁，法正46岁。

孙权最后活了71岁，算是寿星。

司马懿比孙权还牛，他活了72岁。

当然还有更牛的。比如，贾诩活了76岁，张昭活了81岁，但那真是凤毛麟角。

曹操年轻时意气风发，敢冒险，不言输，但人一老意志就消退了，就有了守成的想法。面对孙权这种打不垮、拖不死的难缠对手，即便没有这场瘟疫，曹操也会感到头疼。

孙权其实也不想再跟曹操打了，赤壁之战后他把主要用兵方向都放在了合肥、濡须一线，但收效并不大。孙权觉得把曹操作为对手也许是错的。

吕蒙等人多次提醒孙权，就目前形势看关羽的威胁远远大于曹操，应该早有防范，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合肥方向。

孙权经过一番思考，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派人去曹操那里求和。

孙权派去的人名叫徐详，字子明，吴郡人，是一名旅长（都尉）。徐详见到曹操，曹操也正想与孙权谈谈，就接见了他。

曹操还想威吓一下，对徐详说：“我过去最大的心愿就是越过长江，与孙将军一起畅游姑苏城，在江心的长洲苑里打打猎（孤比者愿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如果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徐详是带兵的将领，但口才不错，对曹操说：“大王您奉天子以召集群雄，如果真的越横江而游姑苏，走的也只是亡秦和夫差走过的路，恐怕天下之事要有变数了啊！”

曹操听了没生气，反而笑道：“徐先生该不会是在耍诈吧（徐生得无逆诈耶）？”

刚刚与刘备重修旧好，现在又向曹操求和，孙权的战略调整未免幅度太大，而且曹操会不会接受尚未可知，如果曹操不接受，自己一方士气势必受损伤。

但孙权这么做是经过计算的，他知道曹操已无心在合肥恋战，相对于自己，刘备对曹操的威胁更大。

果然，曹操接住孙权递过来的梯子，下令回师。

二月来，三月走，和上次南下合肥一样，曹操又虎头蛇尾了一次，不是孙权本事大，而是刘备帮了忙。

对孙权来说，能不打就不打。不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一句软话就把曹操哄得心情愉快地走了。

在三国时代，都说吕布最善变、刘备最务实，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孙权其实比刘备还务实。孙权善于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关键时刻往往干出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来。所以有人总结说，曹操擅长玩军事，刘备擅长玩政治，孙权擅长玩外交。

曹操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各部共26个军屯扎在居巢一带（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按一个军1万人左右计算，在此区域驻扎的部队达20多万人，这些部队由夏侯惇任总指挥。

这大概是曹操为避免出现上次撤离时只留下7000人守合肥的惊险，索性在这里长住不走了。

◎刘备不信预言

曹操愿意与孙权妥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刘备。

刘备之前在荆州对孙权做出让步，是因为他觉得汉中比荆州在江南的那几个郡更重要，汉中既是益州与关中的中间地带，也是抗拒曹操攻击的缓冲区，汉中被曹操占领，对益州来说相当于脑门上被人顶了一把刀；而如果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好比给自己戴了一顶头盔。

对刚刚在益州站住脚的刘备来说，这顶头盔很重要。早在曹操没有占领汉中的时候，诸葛亮就建议刘备主动联络张鲁，诸葛亮为此还给张鲁写过信，这些信都没能记载下来，只保存了其中一封信里的几句话：“神仙养身益寿，还要节制餐松饮霞，而你却追求享受，哪里还能尊崇道规呢（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看诸葛亮信中的意思，对张鲁似有指责之意，由于信的其他内容已佚失，不了解其背景，故不好推测诸葛亮为何这么说。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备、诸葛亮已经与张鲁那边建立了联系，如果能说服张鲁归顺，不战而拿下汉中，那自然是上策中的上策。但现在已经晚了，汉中已经成了曹操的地盘。

法正认为应当马上发起汉中之战，他分析说：

“曹操一举收服张鲁，占有汉中，没有借此势头进图巴、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张郃屯守，自己率军北还，这并不是他战略目光短浅，也不是他力量有所不及，必然是他的内部出现了问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

“现在看，以夏侯渊、张郃的才略还无法胜任帅才，如果率大军前往征讨，必能攻克。攻克汉中后，在那里发展农业，积蓄粮谷，然后寻找机会，上可以彻底打败敌人，重振汉室；中可以蚕食曹魏的雍州、凉州，广泛开拓境土；下可以固守于要害，与敌人展开持久战。这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诸葛亮和法正现在既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又是刘备的主要智囊。诸葛亮更多的精力用在处理政务方面，而法正在战略层面的思考更多些。法正就汉中问题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与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根据现在的局势，把它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了。

按照法正的构想，此时曹操的精力主要放在处理内部事务上，这正是天赐良机。进攻汉中比较有把握，一旦得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出现了下策里说的情况，也是得分的。

但是，法正没有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进攻汉中，曹操本人亲率大军增援，到那时还有几成胜算？大概法正认为，曹操已被内部事务所缠身，又顾忌东线战场的孙权，不会来救汉中吧。但这样的假设，未免过于大胆。

刘备大概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跟曹操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在攻取汉中的大方向上，他与诸葛亮、法正的想法一致，但现在是不是进攻汉中的最好时机，他有些犹豫。

曹操肯定也接到了相关情报，知道刘备下面会在汉中方向有所动作，所以也不愿意跟孙权再打下去。

不过，刘备还有一层担心，那就是益州内部是否就此能达成统一。益州新定，人心思安，尤其是益州本土出身的人，也许会有不同意见。

果然，有两个人这时候跑来劝刘备千万不要进攻汉中，一个叫周群，一个是张裕，他们都算是预言家。

周群字仲直，益州巴西郡人，他的父亲周舒年轻时向益州著名的方术师杨厚、董扶、任安等学习方术，当时有一句叫“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大家都不知何意，周舒认为涂高就是魏，这句预言的意思是替代汉室的将是曹魏。

周舒要在曹操手下，曹操一定厚赏他，但他在益州，说这样的话是很冒险的。

周群从小跟父亲学习方术，他擅长占星，在院里造了一座小楼，家里的奴仆轮流在上面值班，发现有异常就通知周群，周群再亲自登楼观望。这相当于私人出资办的天文台，不知道算不算历史上的头一个，据说他根据星象变化得出的很多预言大都应验了。

刘璋挺相信周群，召他为师友从事，相当于私人顾问，凡有重大决策都事先向他询问。刘备入主成都后，看中周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任命他为儒林校尉。

儒林校尉看起来像是武职，但管的是文事，类似于文联或文化局，这是刘备发明的一个官职，从中可以推测刘备把大大小小的事都尽可能集中在左将军府中，以左将军的总名号统领军事、行政、财政以及文化事业。

刘备听说周群善卜，就是否出兵汉中秘密向周群询问。

周群回复刘备说：“本来应该攻取汉中之地，但无法得到汉中的百姓。如果非要出师不可，必然不利，还是应谨慎行事（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

刘备听了周群的预言，有点泄气，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这时张裕也来劝刘备不要出兵，之前说过，张裕曾在刘璋、刘备的涪陵大会上当面给过刘备难堪，但此人也精通方术，水平比周群还高（天才过群）。

张裕劝刘备不要出兵汉中，他的话更绝：“千万不能出兵汉中，否则必定不吉利（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

在刘备看来，周群的话还算委婉，而张裕就有点儿别有用心了，他的话分明就是诅咒。刘备想起涪陵大会上的事，对张裕来了气。

有关部门又秘密报告说，张裕向人传播谣言，胡说什么“庚子年天下将换新主人，刘氏王朝将终结，刘备取得益州也不能长久，九年后他就死了（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庚子年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事实证明，一切都如张裕所预言的那样，这一年曹丕通过禅让建立魏朝，汉室灭亡；刘备攻入成都是在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九年后刘备驾崩于白帝城，那一年的干支也正好是癸卯。

有没有那么神？不知道，反正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刘备接到报告，大怒，下令处死张裕。

周群、张裕反对出兵汉中，这并非他们个人的意见，应该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益州本土人士的想法。

一般说来，本土出身的人都希望保境安民，不希望出去惹事，能不能兴复汉室、统一天下对他们来说实在微不足道。然而一旦对外用兵，即使能打赢，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保障前线供应，必然在各地加税征兵，苦不堪言。

周群、张裕作为益州本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反对向汉中出兵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他们只是代言人，是大家推举他们二位向刘备进言的。

诸葛亮觉得，益州新定，对外用兵固然重要，保证内部安定也是大事，对于张裕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惩戒，但不宜处死，于是向刘备书面请求减免其罪过。

对诸葛亮提出的事，无论是人事安排还是军政民政事务，刘备一向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刘备是真生了气，他没有答应。

刘备对诸葛亮说：“芳香的兰花要是生在大门口，也不得不锄掉它（芳兰生门，不得不锄）！”

诸葛亮明白，刘备不喜欢张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借张裕的人头，想彻底堵住反对出兵汉中的那些人的嘴，于是也不好再说什么。

刘备下令把张裕处死，且公开进行（弃市）。

◎曹家的后起之秀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天，刘备正式出兵汉中。

刘备命诸葛亮留守成都，负责后勤供应和补充兵员，自己率主力北上。刘备身边的“谋主”仍然是法正，说明法正的谋略被刘备所赏识，法正又对攻取汉中有过深入的思考，有一套系统的方案，所以要带在身边。

这是否意味着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超过诸葛亮呢？其实不是，这是由诸葛亮和法正二人在刘备身边不同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

刘备入主成都后，对诸葛亮的定位是“股肱”，对法正的定位是“谋主”，而对关羽、张飞、马超等人的定位是“爪牙”。股是大腿，肱是胳膊，股肱就是大腿和胳膊，也就是最重要的助手，而谋主是智囊，是参谋。

此次远征，后方的事也很重要，要随时保证大军的粮草、武器供应，还要及时征调补充兵员，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趁主力远征之际在后方兴风作浪，能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人，只有才干不行，还要有魄力，必要时可以临机决断；还要有威望，镇得住局面；还要对自己绝对忠诚，不然成都这一大摊子交出去也不放心。

刘备认为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诸葛亮。张飞够忠诚也有胆识，但缺乏智谋；马超有声望也有魄力，但忠诚度不能让刘备放心；让法正留下来，他的弱点更多，比如他在荆州来的这些人里缺乏威望和领导力，群众基础远远不够。

所以，刘备没带诸葛亮去汉中说明他对诸葛亮更为重视，不存在厚待法正而轻视诸葛亮的问题。

刘备把大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由自己亲自率领，包括法正、赵云、黄忠、魏延等部，由成都北上直取汉中；西路由张飞率领，包括吴兰、雷铜等部，向西攻击汉中的侧翼，目标是曹军在汉中以西的重镇下辩。

吴兰、雷铜是刘备的部将，但有关二人的史料很少，更多情况不得而知，也许是刘璋的旧部。

下辩即今甘肃省成县一带，是汉中郡的西邻，现在属曹魏武都郡，那一带羌族人聚居，考虑到马超在羌人中有很大影响力，刘备让马超随张飞行动。

负责镇守汉中的夏侯渊得知消息后，赶紧向远在邺城的曹操报告，曹操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了援军。

这支援军由老将曹洪率领，他是曹军中公认的福将，言外之意此人能力一般，只靠运气好才打过一些胜仗。

曹操也考虑到了这一层，所以给他派了个能打的助手曹休。

曹洪是曹操的兄弟辈，曹休是曹操的子侄辈，随着曹休、曹真、曹彰、曹纯等曹家新生代将领的崛起，曹军正在面临着一轮新旧交替。到了后期，史书上多次提到曹洪一家如何富贵、如何有钱，在曹操眼里曹洪已经不是原先那个曹子廉了，但他在曹军中的资历很高，让他领兵可以服众，而让曹休掌握实际指挥权，可以锻炼这个被看好的晚辈。

曹休之前一直在虎豹骑任职，此次被任命的职务不过是个骑都尉，相当于骑兵师长，曹操命他担任曹洪的军事参谋（参洪军事）。

不过，临出发前曹操私下对曹休说：“你名义上是参谋，实际上是统帅（汝虽参军，其实帅也）。”

这不大像是曹操说的，但确实记录在史书里。

曹洪也知道了曹操的想法，干脆把指挥权都交给了曹休（洪闻此令，亦委事于休）。

曹操对曹休也不敢完全放心，派老成持重的辛毗前去辅助。

曹操专门给辛毗下达了命令：“过去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所以张良、陈平匡正他的过失，现在你跟曹休的担子也不轻呀！”

曹操命曹洪、曹休增援下辩，此时刘备西路军已攻入下辩，占领下辩的是张飞手下的吴兰、雷铜。

曹洪、曹休率军赶到，把他们围了起来。

刘备、法正及时调整作战方案，让张飞亲自率兵屯驻于固山，这个位置在下辩的北方，扬言要断曹洪和曹休的后路。

曹洪召集众人商议，大家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放弃下辩回师，否则有被包抄的可能。

曹休不同意，他认为：“敌人如果真想断我方后路，肯定会悄悄进行，现在这么大张旗鼓，中间肯定有文章。我们应该别管这个，趁他们人马没有集齐之际抓紧攻打吴兰，吴兰一破，张飞定会撤兵。”

曹洪已经把军权交给了曹休，就由曹休去安排。

结果，曹军不仅不撤，反而猛攻下辩，吴兰、雷铜均被打败，二人逃出下辩后被氐人部落首领抓住杀了，将首级送到了曹营。

张飞、马超见状退到了汉中郡境内，西路军发起的武都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黄忠扬名定军山

西路军虽然进攻遇阻，却没有动摇刘备进攻汉中的决心。

此时刘备以法正为军师，率黄忠、赵云、魏延等部已经到达阳平关，这里是汉中谷地的最西端，刘备与张飞、马超等在此会合，做出攻打汉中郡的态势。

夏侯渊不敢大意，一边与张郃、徐晃等移军阳平关一带阻挡刘备的进攻，一边再次向曹操报告，要求进一步增援。

这一年七月，曹操调集兵马，亲自增援汉中。

曹操觉得自己老了，所以临出发前专门颁布了《遗令》，对后事进行了交代。以前每次出征，曹操总想方设法鼓舞大家的士气，而这次却发布了自己的遗书，是一次特殊的战前动员，表明自己誓死取胜的决心，还是冥冥之中感应到了什么？

汉中那边，夏侯渊指挥张郃、徐晃等部挡住刘备的猛攻，让刘备没有太大进展。刘备派部将陈式等去断绝马鸣阁道，夏侯渊派徐晃阻击，把陈式打败。刘备又从广石发动进攻，张郃坚守广石，刘备攻之不克。

从武都战役失败到广石不利，刘备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这一次虽然带着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组成的超豪华阵容，却也连尝败绩。刘备心有不甘，急忙写信给留守在成都的诸葛亮，要求想办法补充兵员。

刘备把能带的兵马基本上都带来了，诸葛亮手里其实没什么富余的。

而且，刘备率主力北上后，益州境内也不平静，马秦、高胜等人聚众数万人在郪县叛乱，幸亏犍为郡太守李严凭借5000名民团（郡士）把他们打败，斩杀了马秦、高胜。事情刚平定，越嶲郡的夷人又围攻新道县，李严驰往救援，又把他们打败。

刘备还有一部分精锐部队，但此时在荆州，不可能调过来，剩下的几乎都去打汉中了，刘备要诸葛亮继续增兵，使诸葛亮备感压力。

刘备和法正都不在，诸葛亮成了益州的大管家，所有大小事务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既保持局面稳定，又及时征调粮草，做好前线的后勤供应。

幸好诸葛亮手下也有一批能干的人，协助他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刚提拔的益州从事杨洪逐渐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遇到问题诸葛亮喜欢找他来商量。

接到刘备的来信，诸葛亮找杨洪征求意见，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汉中也就没有益州了，不用多考虑！”

诸葛亮当机立断，代表刘备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负责办理征兵及后勤供应事宜，支援汉中前线。

蜀郡太守是法正，法正去了汉中，无法履职，任命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杨洪担任此职，可以更好地调动当地资源，迅速完成刘备交给的补充兵员、保障后勤供应的重任。

此前杨洪是李严的部下，李严当郡太守时杨洪是他的人事处长（郡功曹），现在李严还是郡太守，而杨洪已升为蜀郡太守，与老领导平起平坐。

杨洪当郡太守后有个叫何祗的秘书（门下书佐），很有才干，杨洪把他推荐给诸葛亮，何祗升得更快，杨洪还在当蜀郡太守的时候，何祗已升为广汉郡太守了。

这些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事例，都是后方主持工作的诸葛亮主导进行的，益州当地官民对此深表敬佩（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此时益州全州都进入了临战状态，砸锅卖铁、倾尽全部物力和人力支援汉中前线，有了这样的支持，刘备下定决心不拿下汉中不撤兵。

而曹操那边，也正在向汉中方向增援。

对曹魏来说，这是短短三年间的第二次汉中之战，前一次的对手是张鲁，这一次的对手是刘备。

对这次军事行动曹操显然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所以仅部队调集就用了很长时间，夏侯渊求援是这一年三月间，而曹操把人马调集完毕由邺县出发已是这一年七月了。

这一下麻烦大了，夏侯渊那边更加被动。

这还不算，曹魏大军一路走走停停，到达长安已是九月。

路过弘农郡的时候，曹操听说汉献帝刘协的哥哥、弘农王刘辩死后埋在这里，想到坟前吊唁。

弘农郡本地人、担任黄门侍郎的董遇进谏道：“根据《春秋》大义，即位不满一年就死去的国君还不能称为君，弘农王在位时间很短，又被暴臣董卓挟持，最后降位为藩王，不应该拜谒。”

曹操认为说得有理，于是作罢。

看来曹操的心情并不急切，这有些奇怪。

更奇怪的是，曹操一到长安就不走了，在那里又住了两个多月，时令已到了隆冬。

这让人费解不已：一向高瞻远瞩、雷厉风行的曹操，此时为何变得如此奇怪？一路上似乎心事重重，走又不想走，完全不顾及前方吃紧的军情。

更加奇怪的还在后面，在此期间曹操突然发布了一篇《终令》，虽不是正式遗嘱，但也主要是为安排“后事”而发。

这篇《终令》主要内容如下：“古代埋葬人，一定选择贫瘠的土地。现在，规划出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地作为寿陵，利用当地较高的地势作为墓基，不堆土，不种树（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记载由冢人掌管公爵陵墓的土地，凡是诸侯都埋葬在皇帝左右靠前的位置，卿大夫在后，汉制也称为陪陵。现在规定，凡是公卿大臣以及列将中有功的，都可以陪葬在寿陵，要扩大陵园的范围，使之能容纳下足够的逝者（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天子或王公生前为自己确定死后埋葬的地方，这是习惯也是古制，本来没有问题，但这篇《终令》的发布还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安。

毕竟现在不是考虑后事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迅速进军到汉中，解救在那里的数万曹军。

正是在这两个多月里，前线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刘备在阳平关一线做出多次尝试性攻击没有进展后，诸葛亮送来的援军陆续到达，这些大多数是刚刚招募的新兵，基本上没什么作战经验，但大批生力军的到来，使蜀军士气大振。

过了年，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终于有了收获，前锋越过阳平关，沿着汉水河谷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到达定军山下。

阳平关是这块盆地的西大门，从阳平关沿着汉中往前可以到达汉中郡的郡治南郑，但在到达那里之前还会遇到一处屏障，就是定军山。

定军山位于汉水南岸，今陕西省勉县城南10余里处，属大巴山脉，与汉中盆地周边的深山大川相比，它的海拔并不很高，主脉是由12座东西绵延的山峰组成，总长20多里，其最高处海拔800多米，由此再往东，就是一马平川。

也就是说，定军山虽然是一道屏障，但不是特别险要，刘备率军攻到这里，曹军就危险了。

夏侯渊一看定军山被占，急忙来抢，双方展开了激战。

刘备发动夜袭，烧了曹营的鹿角，这时候夏侯渊驻守在西边的营寨，张郃驻守东边的营寨，刘备集中力量攻击张郃，张郃有点顶不住，夏侯渊把自己这边的守军分出一半增援张郃，结果出了大事。

夏侯渊是亲自率兵来增援张郃的，法正看到后，觉得机不可失，建议刘备不惜一切代价猛攻，目标直取夏侯渊。

刘备命黄忠担任主攻，咬住夏侯渊的增援部队不放，一阵猛打猛冲，曹军大败，曹魏的征西将军、博昌侯夏侯渊居然战死沙场，一同战死的，还有曹操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颙。

曹操以前经常告诫夏侯渊：“做大将也有示弱的时候，不能一味恃强斗狠（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为将者应该以勇为本，以智取胜，有勇无谋只不过是一介匹夫罢了。”

夏侯渊的战死，正好印证了曹操上面的话。

根据曹操事后颁布的一篇策令，当时的战斗情形是这样的：敌人烧毁了曹军的鹿角，但这些鹿角离大营有15里，夏侯渊居然独自带着400名士兵去修补鹿角，敌人在山上看到了，于是从山谷中杀出，夏侯渊亲自参加战斗，最后战死。

曹操认为夏侯渊在此战中犯了指挥上的错误，像夏侯渊这样担负整个战场指挥重任的大将，不应该亲自参与战斗，更别说去干修补鹿角这样的小事，曹操把这件事写进策命向全军通报，可见他对定军山之败很介意。

在这篇策令里，曹操甚至说出了重话，称夏侯渊本来不擅长带兵，军中呼之为“白地将军”（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

所谓“白地”，指的是那些没有种植开垦的土地，拿现在的话说应该叫作“处女地”。拿这个作为夏侯渊的外号，是说他作为大将连最基本的作战常识都没有。

回顾夏侯渊一生的战绩，其实他也打过很多胜仗，这个评价未免太偏颇。这说明，定军山的惨败后果实在太严重了，虽然夏侯渊已死，但曹操仍不能原谅他。

定军山之战让黄忠得以扬名后世，就像说起逍遥津人们马上会想到张辽一样，后世人们提到定军山的时候，也自然会想起黄忠来。

定军山一战也让法正扬名，曹操后来听说了定军山之战的全过程后，就记住了法正的名字。曹操之前就认为，老对手刘备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有高手在旁边辅助（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看来在曹操的心目中，刘备还是那个在走投无路时投靠在他的门下，又多次被他打得落荒而逃的人。但那是老眼光了，刘备显然已今非昔比，他已经从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流浪者，迅速成长为一路诸侯。

◎赵云的“空营计”

夏侯渊是曹魏在汉中的总负责人，他猝然战死，曹军上下无不震撼恐怖（三军皆失色），大家惶恐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办。

曹操的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此时在汉中任督军，曾在曹丕身边任过职的郭淮此时在夏侯渊军中当司马，二人收敛散卒，商议对策。在汉中的曹军将领中，张郃和徐晃目前都是军长，张郃是荡寇将军，徐晃是平寇将军，但徐晃目前正在马鸣阁与蜀军作战，该地在今四川省广元市一带，距汉中有数百里。

所以杜袭和郭淮决定共推张郃为临时统帅，号令全军说：“张郃将军是国之名将，刘备也有所忌惮，现在事情很紧急，非张将军不能主持大事。”

危急关头，张郃不再推辞，他立即重新调整了部署，安好营寨，大家才稍稍安定下来。

刘备想趁夏侯渊战死之机一鼓作气拿下汉中，第二天指挥人马渡过汉水来攻营，曹军这边大部分人认为此时敌众我寡，士气也不如对手，不如在汉水边修筑工事抵挡，不让敌人渡河。

郭淮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向敌人示弱的做法，无法挫败敌人。不如在离汉水远一点的地方列阵，诱使敌兵渡河，等他们渡过一半再突然发起攻击（半济而后击之），刘备必然可破。”

张郃采纳郭淮的建议，远远地列阵于汉水北侧，刘备看到生疑，不敢渡河。在张郃的主持下，曹军暂时稳住了阵脚，避免全线溃败。他们坚守在汉水北岸，等待援军的到来。

曹操意识到汉中已危在旦夕，立即从长安出发赶往汉中。

为节省时间，这次他改走褒斜道，这是他第二次走这条路，上次由汉中返回长安时曹操走的就是这里，可能是他想亲自体会一下这著名通道的实际情况，曹操得出的结论是南郑是“天狱”，而褒斜道是500里长的石头洞穴（五百里石穴耳），说明这条道路在当时狭窄、深险并且路程漫长。

在这条道路南端有一个隧道，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褒城镇境内，虽然只有16米长，却是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出来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该地于是被称为石门。

石门附近有一处摩崖石刻，内容是东汉汉中郡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人开凿石门隧道的功绩，这篇石刻就是在书法史上堪称国宝的《石门颂》，后因修建石门水库而将其移至汉中博物馆。曹操一生曾三次经过褒斜道，想必作为书法家的他也曾在《石门颂》前流连过吧。

在汉中博物馆还保存有一通石碑，上面书有“衮雪”两个隶体字，相传为曹操此次路过石门时亲笔所写，如果属实，它就是迄今能看到的曹操唯一的手迹。

这两字原来也刻于石门附近的崖石上，据说曹操当时题完这两个字，有人不解其意，等字刻好后大家发现，山崖边上就是滚滚的褒河水，山涧间满布大大小小的石头，经流水长年冲刷一个个都圆圆的且很光亮，远看像堆雪一般。

至于“衮”字，本来应该写成“滚”，但有褒河水在边上，等于添了个“氵”字旁，所以曹操把它省了。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月，曹操终于出了褒斜道，到达汉中，由于来晚了，现在就得由防守变成进攻。

对刘备来说，新获定军山大捷，现在可以采取先不与其争锋的对策（敛众拒险，终不交锋）。

刘备信心十足，对左右说：“曹操虽然亲自前来，必然会无功而返，我一定能拿下汉中！”

曹军的运粮队从北山下经过，队伍很长，黄忠认为可以袭击一下，把粮食劫过来。汉中是个不大的地方，突然间云集了双方这么多军队，军粮供应将会是个大问题，如果能把对方的军粮劫过来，那对敌人将是双倍打击。

刘备派牙门将军赵云跟随黄忠一块劫粮，黄忠先出发，赵云在后，但到了约定时间黄忠仍然未归，赵云率几十名骑兵出了营寨，去接应黄忠。

赵云刚出来就遇到曹军主力，双方展开激战，赵云身边只有几十个人，且战且退，奋力杀出重围。这时赵云发现部将张著负伤被围，又折返回去，杀入重围把张著救了出来，之后杀回自己的营寨。

赵云的营寨已被曹操原先任命的沔阳县长张翼带人占领，张翼闭门拒守，赵云杀了进去，将营寨重新占领，之后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

曹军到后，看到这种情况怀疑营内有伏兵，不敢攻营，于是撤退。赵云不干，雷鼓震天，用弓弩射击曹军，曹军惊骇不已，自相践踏，还有不少人坠入汉水中淹死，这一仗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真正的空城计，可以称为赵云版的“空营计”。

第二天，刘备亲自到赵云营中视察，看到前一天的战场，不禁替赵云捏了把汗。

刘备赞叹道：“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当天，刘备下令在营中摆酒庆贺，一直喝到晚上（作乐饮宴至暝），刘备军中称赵云为虎威将军。

双方在汉中一带展开了周旋，有一次刘备形势不利，应该赶紧撤退，可刘备不肯，没有人敢劝。此时矢如雨下，法正急了，一下子挡在刘备身前。

刘备喊着法正的字叫道：“孝直避箭！”

法正不避，对刘备说：“主公您都在亲自用身体挡箭石（明公亲当矢石），何况小人我呢？”

刘备才冷静下来，下令撤退。

还有一次，刘备栖于山上，派养子刘封下来挑战。

曹操大怒，骂道：“一个卖鞋子的小子，居然用养子抗拒你家主人（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唤我家黄须儿来收拾你！”

◎曹操的“鸡肋”

曹操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派人去叫“黄须儿”来战刘封。

黄须儿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彰，曹操从邺县出发前，派曹彰领兵征服代郡乌桓，当时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让曹彰以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骁骑将军，领兵镇压叛乱。

在曹操眼中，曹彰是最有军事才干的一个。曹操告诫他：“在家里你我是父子，领受任务以后咱们就是君臣（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做什么事都要按王法来办，你要小心谨慎呀！”

但是曹彰压根不用父亲担心，这一仗他打得很漂亮。

曹彰带兵进入涿郡境内，这时叛军有数千骑兵杀到，而自己一方人马并未聚集起来，曹彰身边只有步兵1000来人，骑兵只有数百名，面对危险，曹彰很冷静，他没有硬打硬杀，而是采取田豫的计策，固守要隘，敌人进攻无果后退去。

这时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曹彰下令追击，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他不断射箭，敌兵应声而落。激战半日，曹彰铠甲上也中了数箭，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指挥人马一直追到桑乾县，这里距代郡只有200来里的路程了。

曹彰的手下们都认为长驱直入，人马劳顿，应该暂停攻击，休息一下再说。但曹彰认为，敌人逃得还不远，停下来就丧失了战机，于是上马，又追击一日一夜，终于追上了敌人，斩杀及俘虏敌兵数千。

为了鼓励将士，曹彰下令按照平常标准的一倍赏赐将士，大家虽然很劳累，但又很欣喜（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

此战，鲜卑部族首领轲比能受乌桓人邀请前来助战，但他没有立即参战，而是率数万人在一旁观察，当他看到曹彰如此生猛，于是向曹操请服，北方的局势重新得以安定。

代郡建边的事已经完结了，曹操让人去唤曹彰来汉中前线，曹彰接到命令后昼夜西行往这里赶来。

但他还没有赶到汉中，这边的战事就结束了。

曹操与刘备相持了一个多月，刘备据险死守，跟曹操拼消耗。

这样一来，曹军的后勤就成了问题，由于吃不饱饭，曹军士兵有不少逃跑开小差（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还有些投降到敌人那里，让曹操很苦恼。

蜀汉后来有一个挺有名的将领叫王平，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他原来是曹军的将领，就是在这个时候投降刘备的。

王平字子均，巴西郡宕渠县人，当时巴中部族首领杜濩、朴胡等人投降了曹操，到洛阳拜谒，王平跟着他们一块去，被曹操提拔为师长（校尉）。曹操此次再征汉中，王平随军，但是又投降了刘备，被刘备提拔为副军长（裨将军）。

眼看短时间内无法取胜，曹操萌生了放弃汉中的打算。

一天，有人请示当夜的口令，曹操顺口说了一个“鸡肋”，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随征的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杨修听到后就开始收拾行李（便自严装）。

大家很惊讶，问何故，杨修说：“鸡肋这个东西，扔了怪可惜，吃吧又没什么味道（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这正好比是现在的汉中，我因此知道魏王想撤军了。”

杨修的理解是正确的，曹操实在不想把主力部队长期集中在汉中这个大山中的小盆地里，合肥一线的孙权，襄阳一线的关羽，还有北方的公孙氏和乌桓人，哪一个都不让他省心。

近两年来，各地又频频发生叛乱活动，曹操已经有了心力交瘁之感，于是下令从汉中全线撤退。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曹军正式撤往关中。

汉中再次易手，这块战略要地在曹操手里前后才不到三年。

曹操和刘备几乎打了一辈子仗，在以往的交锋中总是曹操占上风，汉中之战是他们直接面对面的最后一次交手，这一次刘备却赢了，而且赢得很彻底。

曹操到长安后，考虑到汉中已失，其左翼的武都郡必然难保。他担心的是刘备与武都郡氐人部落首领联合起来，以氐人为先锋进攻关中，那样一来整个雍州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为此他召来雍州刺史张既商议对策。

张既建议，可以把武都郡的氐人迁到天水和关中一带居住，告诉他们先迁出来的有重赏，到那时候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出来。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先后从武都郡迁出五万余户氐人，让他们居住在扶风郡、天水郡等地。

张既长期在西部任职，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在他的努力下，曹魏在雍州暂时没有大的威胁。

但是，汉中郡的右翼问题却比较严重，刘备不仅拿下了汉中郡，其东边的房陵郡、西城郡和上庸郡三个郡也都收入了囊中。

刘备占领汉中后，立即派人攻取这三郡，法正推荐了孟达。

刘备于是任命孟达为宜都郡太守，让他率部从秭归出发，进攻房陵郡。孟达是个能干的人，一鼓作气拿下了房陵郡，顺便把郡太守蒯祺杀了。

这位蒯祺不是别人，他是诸葛亮的姐夫。不知道是孟达不了解这个情况，还是虽然知道仍然这么做的。

刘备派养子刘封从汉中出发，沿汉水南下与孟达会合，刘备特别明确了一下，刘封到了房陵后可以领导孟达（统达军）。

刘备的这项决定看来很有问题，因为刘封此时的军职不过是师长（副军中郎将），孟达作为郡太守无论是年龄、地位还是功劳都远高于刘封，所以孟达对刘封很不服气，为日后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有的史书认为，刘备担心难以控制孟达（先主阴恐达难独任），才派刘封与他会合。刘备一定会把此去的真正意图告诉刘封，所以刘封才一直不把孟达当回事。

刘封指挥孟达继续攻打上庸郡，上庸郡太守申耽投降，为笼络申耽，刘备拜他为征北将军，也许史书的这个记载不太准确，因为这一军职甚至超过了目前的平西将军马超，是仅次于刘备左将军的第二军职。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刘备豪爽惯了，既然要笼络人，不妨价码给得更高些，反正这些也都是形式。刘备同时让申耽兼任上庸郡太守，还任命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军长（建信将军），兼任西城郡太守。

不过，这也使上庸三郡日后在管理上更加不顺，刘封这位年轻的师长既要管“省部级干部”孟达，还要管北部战区司令（征北将军）申耽和军长（建信将军）申仪，很难处理各方面关系。

◎称王汉水滨

汉中大捷是刘备军事生涯的顶点。

开拓荆州，占有益州，吞并汉中及上庸三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几年之中。想当初，刘备只要一听说曹操来了就会立即逃窜，如今也敢跟曹操硬拼死磕一把，还把曹操弄得很狼狈。

此战后，刘备一下子得到了汉中等四个郡，势力版图也空前扩张。论地盘和实力，刘备已丝毫不逊色于孙权了，至此，说“三分天下”才实至名归。

经此一役，刘备的个人声望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论地盘、实力以及个人声望，大家都认为刘备比曹操已经不差什么。三年前曹操已经称王，现在不少人认为刘备也应该称王，与曹操平起平坐。

盘点一下刘备目前拥有的地盘，大概已有30个郡国了，虽然比不上曹操，但比孙权多。

而且，曹操姓曹，刘备却姓刘，刘备一向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所以他要称王困难小得多。

刘备综合了各种考虑后，决定称王。

在曹操从汉中撤走两个月后，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刘备在汉中称汉中王。这项新职务不同于之前的益州牧，既不能表奏，也不能遥拜，当然也无法像曹操那样由汉献帝下诏册封，刘备的方法是“劝进”。

在汉中，刘备手下120名重要官员联名向远在许县的汉献帝刘协上了一份奏表，报告汉献帝大家一致推举刘备为汉中王，仍兼任大司马。

这份劝进的名单很长，史书提到的有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

这些人都是刘备手下最重要的人物，只有射援大家还比较陌生。其实他也很有来头，他是曹操进入军界后第一个上司、名将皇甫嵩的女婿。

射援字文雄，关中扶风郡人，跟法正、孟达、马超是同乡，也属于扶风派。他年轻时就有不小的名气（少有名行），后来避难来到益州，在刘璋手下任职。根据此表，他目前在刘备手下任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是高级参谋一类的职务。

马超是前卫尉马腾的儿子，朝廷正式任命过的高级将领，许靖、李严、射援是刘璋旧部，庞羲不仅是刘璋旧部还是刘璋的亲戚，所以把他们排在这份名单的前面，用以说明刘备拥有广泛的支持。

这篇奏表共600多字，写得很有气势，是一篇被忽视的好文章，清代有学者认为此文在整个东汉都少见，在西汉也不可多得，推测这篇文章经过诸葛亮的润色（疑诸葛公润色也）。

这篇奏表大意如下：

“过去唐尧堪称至圣但仍有四凶在朝，周成王堪称仁贤但有四国作难，高祖时吕后称制所以诸吕窃取国柄，昭帝时因为年幼所以上官桀谋反。上面所列的这些作乱者都是凭借恩宠，践踏国家权力，穷凶极乱，以致社稷危难。如果没有大舜、周公、刘章、霍光这样的人出现，肯定无法将这些人处死流放，使国家恢复安定。

“陛下天姿英惠，统理万邦，但是也遭到厄运。董卓首先发难，荡覆京畿，曹操利用祸乱，窃取君权。皇后和太子被他们鸩杀迫害，他们祸乱天下、残毁民众，让陛下蒙尘忧厄，独处于虚邑。真是人神无主，王命难通。曹操还有更大的野心，他想窃取皇位（欲盗神器）。

“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刘备，接受朝廷爵位俸禄，一直念念不忘为朝廷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平定国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念在输力，以殉国难）。他当年看到了曹操要谋反的征兆，愤然采取行动，和车骑将军董承等谋诛曹操，以安定国家，使陛下还归旧都。可惜董承做事不够机密，让曹操保住了性命，继续作恶天下。我们常常担忧，朝廷仍会有大小灾祸，所以日夜感到不安啊（夙夜惴惴，战栗累息）！

“《虞书》上说，要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同族（敦序九族），周朝学习夏、商二朝，分封同姓宗族，《诗经》里进一步说明这样做才使周朝保持长久。汉初，也分出领土分封子弟为王，所以众人合力才挫败了诸吕作乱的阴谋，成就了汉朝兴盛之基。我们大家认为，刘备是皇室宗亲，也是朝廷的屏障（肺腑枝叶，宗子籓翰），他心存国家，不忘消除国家的灾乱。现在又大败曹操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但是他的爵号却不显贵，未加九锡，这样难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

“我们受命于外，与朝廷断绝了联系（奉辞在外，礼命断绝）。过去河西郡太守梁统等一心振兴汉室，也是限于和朝廷无法沟通，而大家的官位差不多，不方便统率部下（位同权均，不能相率），所以共同推举窦融为元帅，最终建立功绩，摧毁了隗嚣。今社稷有难，比当初的情况还着急。曹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僚，朝廷有萧墙之危，而抵御外侮的力量却未形成，让人寒心！

“我们想依照旧典，请陛下封刘备为汉中王，拜为大司马，统一指挥大军，聚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为其封国，所设机构官职参照汉初对诸侯王的规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对天下却有利，特事特办也是可以的（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等到大功告成，我们愿意承担罪责，虽死无恨！”

通常劝进一类的文书都空洞晦涩，而这篇表奏却写得逻辑严密、言之有物、气势磅礴，的确与《诸葛亮集》中的很多文章有神似之处。

表文先首先回顾历史，说明历朝历代都有奸人恶人阴谋家，也都有挽社稷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忠臣。接着骂董卓、骂曹操，说他们窃取国家权柄，杀害皇后太子，祸害天下百姓，追述刘备与曹操斗争的历史，谁奸谁忠，一目了然。

表文阐述了分封同姓的重大意义和迫切性，因为这是刘备的优势，所以说得比较透彻，异姓的曹操都能称王，刘备就更有合法性了。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按照正常程序和合法手段办理分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恳请陛下允许臣下们特事特办一回。

表文还说了汉中王官署设置的原则和封邑的具体范围，刘备将严格遵循汉初以来诸侯王设置官署的规定，其封国范围是汉中等五个郡。

之后，刘备下令在汉中郡沔阳县做坛，该地属今陕西省勉县。

坛成，陈兵列阵，举办了称王仪式，刘备手下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在汉中，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仪式上，宣读了准备送呈汉献帝的表奏，之后刘备登坛，拜受汉中王玺绶，戴上王冠。

随后，刘备又以汉中王的身份向汉献帝上了一份奏表，在后面这篇表文里，刘备重申了群下奏表中的内容，强调了自己忧国效忠的想法。两篇奏表都派人送往许县，一同送去的还有当年曹操以汉献帝名义拜刘备为左将军、宜亭侯的印绶。

◎魏延气壮山河

办完这些事，刘备在汉中对群下的职务进行了一次调整。

刘备现在的身份已经是诸侯王，可以立王后和太子。刘备下诏，立穆夫人为王后，立刘禅为王太子。

穆夫人即吴氏，刘焉的前儿媳、吴壹的妹妹。穆夫人与刘备成婚时间虽不长，却很快为刘备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永。刘备深知立嗣问题异常重大，稍有不慎就有灭国之灾，前车之鉴已多不可数，所以直接明确了长子刘禅的接班人地位。

刘禅这时12岁，他的母亲甘氏已去世多年。刘备任命董允为太子舍人，负责辅导和辅佐刘禅，这个官职虽然品秩不高，但地位重要。

刘备还可以任命“汉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三公九卿以及侍中、尚书令等。曹操称魏王后没设三公，只设了一个相国，相当于王国的丞相。刘备既没有恢复三公，也没有设置丞相或相国，而是设立了一个太傅，这是一个荣誉性职务，刘备任命的是许靖，论名望和资历也只有他能胜任此职了。

下面的九卿，能考证的只有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和少府卿王谋，除王谋外他们的事迹都很少，应该跟许靖类似，都是一些有名望却不掌实权的人。

侍中与九卿品秩相同，都属于“部长级”，担任此职务能考证的只有廖立。尚书令品秩虽低于九卿和侍中，但权力很大，相当于“汉中国”的秘书长，刘备任命了法正。

上面是文官，有制度可以参考，也有曹操的先例可借鉴，倒好办，而武官方面就麻烦一些。

这是因为天下的军队都掌握在朝廷手中，如果按照诸侯王国的体例就不应该设立武官。曹操称魏王，也没有用这个名义任命手下的将军，那些将军仍然是朝廷任命的。

这给刘备出了道难题，左将军的印绶已经送还，如何理顺他的武官体系，看来需要创新。好在权力在手，这也不是问题。

刘备以汉中王的身份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前、后、左、右所谓四方将军在军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和卫将军，高于四征、四镇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

在酝酿这项人事安排时诸葛亮曾有不同意见，他对刘备说：“黄忠的名望一向不如关羽、马超，现在和他们同列，马超、张飞在跟前还好办，目睹了黄忠的功绩，尚可以理解（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而关羽不在跟前，他听说了，恐怕不会高兴（羽遥闻之，恐必不悦），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上次关羽不服马超已经给诸葛亮提了醒，所以他建议刘备考虑得更周全些，要照顾关羽的感受。还有一种可能，在诸葛亮的心目中或许黄忠之外还有更合适的后将军人选，这个人最有可能是赵云，由于四方将军里没有赵云，诸葛亮认为不妥。

刘备一向尊重诸葛亮的建议，但这次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刘备对诸葛亮说：“关羽那边，我自会去做他的工作（吾自当解之）。”

除以上四个人外，其他武将的官职是否有提升或变动，没有记载，推测一下应该没有，原因不是刘备没考虑到，而是后面的事情发展得太快，没有来得及。

这样，刘备的武官体系中既有极少数经朝廷合法任命过的将领，也有自己以左将军的身份表奏的，还有现在以汉中王的身份直接任命的。乱是乱了点，但只要官职的等级、品秩保持一致，倒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也有不顺的地方，诸葛亮作为刘备抓军队建设的主要助手（署左将军府事），现在这个左将军已经变成了马超，诸葛亮怎么可能到马超府里去办公？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毕竟汉中刚刚称王，先发布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把汉中王府的框架搭起来，其他的事情慢慢去理顺，这些都是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

此轮人事任命没有涉及诸葛亮，他现在的主要职务仍然是军师将军、益州郡太守。而他实际负担的职责比这两个职务大得多，他要负责益州全境的行政事务，还继续协助刘备抓军队建设。

至于刘备是否在诸葛亮和法正之间有意无意地进行制衡和牵制，以不让诸葛亮过于大权在握，这种可能不一定有，但如果有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备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他明白所谓帝业也罢、王业也罢，首要的是抓队伍，没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队伍就什么都不是。抓队伍就是抓住人，首先是拢心，让大家愿意跟自己走，这一点刘备做得很好；其次是治人，要有一套手腕，有方法，让大家在自己设定的规范内自觉有秩序地跟着自己走，这是领导艺术。

刘备的领导艺术相当高超，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是他的强项，在刘备领导下，部属较少出现大的派系冲突，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刘备到了益州后手下不可避免地有所谓的派系存在，但总体保持着相安无事。

用法正对诸葛亮进行制约或平衡，也许是刘备存在私心的一面，但这也无可指责，对诸葛亮或者法正来讲，这也是领导对他们的一种考验。

办完这些事后，刘备决定返回成都。

谁留下来镇守汉中，大家议论颇多。汉中虽然是一个郡，但在大家的心目中跟荆州不差上下，汉中与荆州如同益州的两个臂膀，按照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方案，它们未来是出击曹魏的两只铁拳，必须挑选一个与关羽旗鼓相当的人镇守这里。

众人议论较多的人选是张飞，就连张飞自己都这么认为（飞亦以心自许）。

但是，当刘备把留守汉中的正式人选公布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刘备选的人不是张飞，也不是黄忠或赵云，他选的是魏延，这个任命太出人意料，军中上下一片惊讶（一军尽惊）。

魏延此时的军职是牙门将军，刘备下令改任他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郡太守，负责汉中一带的军政事务。

刘备也深知，重用魏延有人心里肯定不服。

刘备有意力挺魏延，离开汉中前刘备搞了个群臣聚会，会上专门把魏延叫到跟前。

刘备故意当着大家的面问魏延：“如今委你重任，你有什么打算（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壮山河地回答：“如果曹操倾天下之兵而来，我替大王挡住他；如果曹操只派一般将领带十万人马前来，我替大王吞了他（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刘备立即表示赞许，大家也被魏延的豪言壮语所感染（众咸壮其言）。

刘备提拔魏延确实让人觉得意外。曹操用人一向讲究程序，越级提拔是孙权常干的事，现在刘备也出人意料地干了一回。

刘备做出这个重要决定的深意，历来也备受猜测。有人认为这表明刘备不仅防范诸葛亮，连关羽、张飞都防范，提拔新人，是在培养和强化绝对听从于自己的势力。

这样理解或许有一定道理，毕竟这一决定完全出自刘备自己的想法，又是那么让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位强势领导，一般不允许出现除自己之外的权力集中。最高明的老大不是懂得如何防范和算计老二，而是根本不允许存在老二，从权力平衡的角度看，刘备用魏延，大概是出于此意吧。

当然也许没有这么复杂，汉中确实太重要了，刘备善于识人，他了解每个部下的优点和缺点，张飞虽然资历老、威望高，对自己的忠诚更没有问题，但现在要的不是将而是帅，有的人永远是将才而非帅才，同样都很勇敢，同样能打硬仗，张飞或许显得头脑有些简单，而魏延就灵活得多。有人也许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张飞不行，还有赵云，还有黄忠。

赵云不合适，不是刘备不信任他，而是刘备暂时离不开他。

赵云追随刘备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关羽和张飞，立下的功劳也很多，不亚于关张二人。此次被黄忠超越，在一部分人看来似乎也不可理解，联系到刚攻入成都后赵云曾对一些做法发表过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刘备对赵云其实并不信任。

但这仅是片面之言，汉中之战论首功当属黄忠，尤其是他将夏侯渊斩杀，这是震动天下的大事，刘备重赏黄忠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赵云在刘备身边从担任主骑开始，负责的都相当于刘备中军的角色，长坂坡之战中有人认为赵云已投敌，被刘备当场严厉呵斥，因为刘备深知赵云对自己忠心耿耿。关羽在外，张飞镇守另一处要地三巴，作为相对机动的兵团，赵云所部是益州的总预备队。

至于让黄忠镇守汉中，那倒不太合适，黄忠和魏延虽然都是降将出身，但魏延追随刘备时地位低下，个人事业可以看作是从刘备这里开始的，而黄忠是以曹操所授高级将领（裨将军）的身份投降的，这其中有着微妙的不同。刘备即使不介意，他也得考虑别人是否会多心。

还有一点，黄忠此时年纪有些大，虽然黄忠的年龄不详，但刘备称帝一年后他就因病去世了，推测起来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做完这些安排，刘备感到很安心。

现在，他不仅拥有益州这个“天府之国”，还拥有荆州的大部分和汉中，连接荆州与汉中的上庸三郡也在掌握之中。

此时的刘备，不知是否会常常想起故乡那棵像楼一样高的大桑树？

第七章　魏宫夺嫡

◎曹操的儿子们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这就是英雄，在三国时代指那些文武卓异之人，他们与众不同，要么安邦定国、建立功业，要么扬名疆场、除暴安良，要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总之他们都是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

但英雄也是人，也有老迈的时候。经过近30年的疆场厮杀，曹操也越来越感到自己老了，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事了。

早在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的时候，汉献帝刘协想增加曹操的食邑数，从1万户增加到4万户，曹操推辞不受，献帝于是从曹操辞让的3万户食邑中拿出15000户，分别转封给曹操的3个儿子，每人食邑5000户。

曹操的这3个儿子分别是曹植、曹据和曹豹，其中曹植被封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这是曹操的儿子们第一次受封爵位。

如果以年龄论，曹操在世的儿子中，当时已25岁的曹丕最大，其次是曹彰，年龄介于21岁到24岁，20岁的曹植排第三。他们3个再加上曹熊，都是卞氏所生。

曹操的长子叫曹昂，是刘氏所生，随同曹操征张绣时战死于南阳郡。曹操最喜欢的儿子曹冲，是环夫人所生，赤壁之战那年因病而死。

曹操共有25个儿子，除了卞氏所生的几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分别是：

刘氏所生的曹铄，早殇；

环氏所生的曹据、曹宇；

杜氏所生的曹林、曹衮；

秦氏所生的曹玹、曹峻；

尹氏所生的曹矩；

王氏所生的曹干；

孙氏所生的曹上、曹彪、曹勤，曹上、曹勤早殇；

李氏所生的曹乘、曹整、曹京，曹乘、曹京早殇；

周氏所生的曹均；

刘氏（不是曹昂的母亲，是另一个刘氏）所生的曹棘；

宋氏所生的曹徽；

赵氏所生的曹茂。

看来曹操的妻妾很多，并不只有人们所熟知的卞氏人。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话用在曹操身上很合适。

其实，曹操的妻妾比上面列的还要多，史书之所以提到上面这些妻妾的名字，是因为她们都为曹操生了至少一个儿子，那些没有孩子或者生的都是女儿的妻妾，史书并未提及。

曹操称魏王后，参照汉室制度可以建立“后宫”，曹操册立卞氏为王后，相当于正妻，王后以下则分为五个等级（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分别是夫人、昭仪、婕妤、容华和美人，可见这个“后宫”的规模十分庞大。

除曹丕、曹彰、曹植以及早殇的曹铄、曹上、曹勤、曹乘、曹京外，曹操的其他儿子年龄大都不详，但曹植等人初次封侯的这一年他们应该都不超过20岁，年龄稍大的还有曹据、曹宇、曹林、曹玹等几个。

曹操很重视对儿子们的早期教育，根据曹丕写的回忆文章，他8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年八岁，能属文），博览经传典籍及诸子百家，体育方面也很突出，善于骑射，尤其喜欢击剑运动。

曹丕还回忆说，5岁的时候曹操就教他射箭，学习了一年就掌握了射箭的基本要领，6岁开始学骑术，8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了。后来曹操征战，曹丕常常跟随（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曹植、曹据、曹宇等兄弟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大体也是这样的，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对儿子们的教育不仅重学问，而且重体能和军事素质，希望他们日后都能成为文武全才。

到了许县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加上四方才学之士汇集而来，曹操有条件给儿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

除了曹氏兄弟外，夏侯渊、夏侯惇的儿子们也跟他们一块学习和生活。这一代人里的夏侯楙是夏侯惇之子、曹操大女儿清河公主的丈夫，清河公主跟曹操的长子曹昂都是刘氏所生，清河公主年龄不详，很可能比曹丕、曹植都要大，所以夏侯楙应该是他们的姐夫。

夏侯渊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夏侯衡、夏侯霸、夏侯称、夏侯威、夏侯荣、夏侯惠、夏侯和，他们与曹氏兄弟来往也比较多。夏侯渊还有一个侄子叫夏侯尚，尤其跟曹丕要好。

当时曹操与袁绍之间的竞争正趋激烈，袁绍的几个儿子个个都很突出，年纪轻轻已经能分别执掌一州大权，曹操想自己的儿子们无论如何不能输给了袁绍。

◎养子也很出色

除了亲生的儿子，曹操还有两位养子，一个叫秦朗，一个叫何晏，也都特别出名，得说一说。

秦朗的母亲是杜氏，她原是吕布手下部将秦宜禄的妻子。之前说过，她长得很美，关羽曾向曹操请求将她赏给自己，后来曹操自己留下了。

秦朗随母亲来到曹家，他平时言行谨慎低调（性谨慎），曹操比较喜欢他。

曹操曾对宾客开玩笑地说：“世上有人像我这样疼爱继子的吗（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相对于秦朗，曹操的另一个养子何晏行事较为张扬（无所顾惮），他的父亲叫何咸，事迹无考，但何咸的父亲不同凡响，他就是已故大将军何进。

当年何进谋除宦官，结果被宦官所杀，结束了一个时代。何进被杀时，弟弟何苗也被杀，虽然没有关于何氏一家被灭族的记载，但这个南阳屠户出身的家族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当时的天子是何进的外甥刘辩，但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董卓支持刘协上台，废掉了刘辩，杀死了刘辩的母亲何太后，按照政治斗争的惯例，在何太后被杀的同时，何氏一族更是凶多吉少。

何晏的父亲何咸大概死在这个时候，他死时未必看到了他的这个儿子，何晏有可能是何咸的遗腹子，一般认为他生于那场大动乱的次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

何咸死后，他的妻子尹氏不知流落到了哪里，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担任司空后，她来到了许县，被曹操纳为妾，何晏一同到了曹家（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当时何晏只有六七岁。

何晏小的时候很惹人喜爱，尤其是曹操，爱得不行，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曹丕、曹植诸兄弟。何晏讨人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长得可爱，另一个是特别聪明。

史书说何晏是个美男子（美姿仪），想必小时候也是个英俊少年。曹操自己长得不行，受他的基因影响，曹丕、曹植众位兄弟长相上估计比较一般，曹彰生下来更是一头黄毛，被曹操称为“黄须儿”，在这个环境中，英俊少年何晏一定比较耀眼。

除此之外，何晏很小便展露出过人的才能。曹操读兵书时，遇到未解之处，试着问何晏，何晏小小年纪居然能针对曹操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分散所疑，无不冰释）。

曹操对这个孩子简直喜欢得不行，他想让何晏干脆改姓曹，哪知何晏根本不干。何晏在地上画了个圈儿，自己待在里面谁叫都不肯出来。

大家问他为什么，何晏答道：“这里是何家的房子（此何氏庐也）。”

曹操知道了，就不再提改姓这件事。

姓没有改成，但曹操还是喜欢何晏，吃的、用的、穿的都与曹丕兄弟们没有任何区别（服饰拟于太子）。曹丕看到这种情况特别不舒服，每次见到何晏不叫名字，而是唤他为“假子”。

在曹操生前，何晏一直很受宠爱，后来曹操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何晏，何晏既是曹操的养子，又成了曹操的女婿。何晏的岳母、金乡公主的母亲就是秦朗的生母杜氏。曹操的这两个养子又成了妻哥与妹夫的关系。

何晏长得美，主要因为他长得很白。

这个白，不是李白的白，也不是白居易的白，人家是真的白，是特别白、超级白，没有抹粉就好像抹了粉似的，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粉面郎君”。

曹丕的长子曹叡生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应该比何晏小15岁左右。曹叡当皇帝时何晏应该快40岁了，他不太相信这个叔叔会有那么白，他怀疑何晏是抹了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要亲自验证一下真假。

一天，曹叡请何叔叔请饭，特意吃火锅（肉丝汤饼），一边吃，火一边烤着，不多时何晏就开始冒汗了。何晏不时撩起衣襟擦汗，曹叡在一旁仔细观察，发现何叔叔脸上一点搽过粉的痕迹都没有。

曹叡有点儿失望地说：“看来真是个粉面郎君呀！”

何晏为什么这么白呢？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人家何家的基因就是这样的，要不然他的姨奶奶何皇后能受宠于灵帝刘宏吗？另一个原因是何晏长年坚持服药，这个白是一种药物反应。

何晏服的药名叫“五石散”，是以五种石头为主要原料调制的药物，这五种石头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硫磺，这几种原料如何调制在一起，方法已经失传。

何晏吃了“五石散”后效果不错。同时期的大医学家、针灸的发明人皇甫谧就曾经说，是何晏最开始吃这种药的，吃了之后，心神开朗，体力转强。

但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五石散”是一种毒药。何晏有钱，他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所以何晏又被称为“吃药的祖师爷”。

这些东西吃了真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吗？实在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会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效仿。吃这种药或许跟吃兴奋剂一样，有的人甚至认为跟吸毒差不多。何晏长年服药，他的脸色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其实是一种病态。

何晏的名气不完全是他的脸白，也不完全是他会吃药，他还有一个名号，被称为“玄谈的祖师爷”。何晏的名气是从这里来的。

魏晋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哲学门派：玄学。何晏就是玄学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还有王弼、夏侯玄、钟会、荀粲等人。

王弼是王粲的族孙，夏侯玄是夏侯渊的族孙，钟会是钟繇的儿子，荀粲是荀彧的儿子。

这几位有一个共同身份：高干子弟。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面打江山，他们在后方没有什么事干，于是经常搞聚会，搞得多了也很无聊，于是每次确定个题目大家辩论，有点像大专辩论会。

他们辩论的题目让人常常感觉到浮虚而玄远，如圣人有情无情、本末有无、声无哀乐、言意的关系，等等。辩得多了，影响也越来越大，终于辩出了名堂。

这慢慢成为一种新的风气，到魏末晋初时竟然成为新的社会潮流，那个时候的小资们通常都有一个好口才，这都是在辩论会上练出来的。

◎曹丕与曹植

儿子很多，养子也很优秀，但接班人只有一个。

曹操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他有些犹豫不决。

一般认为，在所有儿子里曹操最喜欢的是曹冲，尽管他不是长子，也不是嫡子，但曹操对他的喜爱远超其他儿子。

不幸的是，曹冲早早就去世了，这对曹操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曹操难过至极。

曹冲死时曹丕已经22岁了，但曹操丝毫没有确定他为继承人的意思。曹丕其实并不是曹操的长子，曹丕的生母卞氏也不是最早进曹家门的媳妇。

之前说过，曹操最早的正妻是丁氏，丁氏没有孩子，后来因为感情不合又被曹操休了。丁氏之后进入曹家的是刘氏，所生的儿子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按理说这个继承人应该是他，但他却战死在沙场。

刘氏还有一个儿子叫曹铄，未成年就死了，后来刘氏也死了。

丁氏被休，刘氏去世，卞氏才被正式确定为继室，如果从法律意义上说，曹丕此时倒也应“升级”为嫡长子，具有继承曹操事业的优先条件。

但曹操一直没有明确曹丕的继承人地位，一个可能是，曹操觉得自己儿子众多，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像曹冲那样出色的。

杜夫人所生的儿子曹衮从小喜欢学习，十来岁就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特别知道用功的少年，一学习起来就忘了吃饭睡觉。跟前的人常怕把他累病了，不断提醒、制止，但曹衮就是喜欢学习，谁都劝不住（性所乐，不能废也）。

兄弟们在一起玩，曹衮常常走神，因为脑子里还想着刚刚看过的典籍（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

不过，这个曹衮生性胆小怕事（戒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感于他的良好品行，联名写了封表扬信（遂共表称陈衮美）。

曹衮听了，害怕得不得了，把工作人员责备了半天。

总之，这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但干不了大事。

其他如曹据、曹宇、曹彪等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太多，但关于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没有留下记载，想必较为平常。

曹操想让何晏改姓曹，有人揣测，说曹操动了传位于他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极小，从血缘关系上说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不可能把费了几十年劲开创的事业再交给前外戚。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朗也不可能。

但曹丕还不能乐观，因为他还有更强劲的对手。

曹操称曹彰为“黄须儿”，这是一个昵称，曹操对这个儿子相当满意，也非常喜欢。

只不过，作为曹氏霸业的继承人，曹彰还显得不足，那就是他有武略却没有文韬，他是一员猛将。当此天下未定之时，他也不乏有成长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一代名将的机会，但让他统领四方，驾驭全局，能力就差了不少。

相比较而言，曹植的素质要全面得多，对曹丕最有竞争力。

曹植比曹丕小五岁，从小就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赋，十多岁时，就能背诵诗论以及辞赋数十万言，擅长写文章。曹操看到他写的文章，觉得不太像出自这个年龄的孩子之笔。

曹操曾经问曹植：“你这是请人代写的吧（汝倩人邪）？”

曹植跪下回答道：“我能出言为论，下笔成章，父亲可以当面考我，就知道不是请人代写的了。”

铜雀台刚落成的时候，曹操把所有已经开始读书、能写文章的孩子都叫到台上，现场搞了次写作比赛，曹植最先完稿，写得也最好（植援笔立成，可观），曹操大为惊奇。

这篇当场交卷的“命题作文”写得确实不错，其中写道：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
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这篇赋文的大意是：

跟随我的丞相父亲游春观景，登上了铜雀台，欢娱之情油然而生。仰望长天，天空无比开阔；低头看地，地上记载着父亲的丰功伟绩。

这真是一座雄伟高大的建筑，两边的高台好似飘浮在太空，美丽的飞阁高接云天，远远地连着西城。可以看到漳河的水曲弯流长，可看到座座花园郁郁青青。

左右还有另两座高台，台上有金玉的龙凤雕像。而东西两侧还有两座高桥，如同空中彩虹。低头可看到王都的宏大壮丽，抬头可以看到云霞轻慢浮动。

在高台上，众多才子争相荟萃，好似周文王梦见飞熊而得太公望。享受春风的温暖轻柔，闻听春天里百鸟宛如幼婴哭泣般的嘤嘤鸣叫。

直达天云的高台既然已经立起来了，那么父亲的宏愿必定能实现！对天下施仁政，使人们对王都倍加恭敬。有人说只有齐桓公、晋文公的时代才算盛世，这样说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何为圣明？

现在已经很好了，恩泽已经远扬天下了！成功辅佐皇帝，使四方得到安定。顺天应时而行，辉煌的光芒如同日月！

希望父亲永远尊贵、没有终老的一天，希望父亲的地位会和东皇太一一样，希望父亲也会和东皇太一一样长寿，拿着龙旗遨游天地，驾着鸾车周游太空。

恩德广布五湖四海，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百姓也安康。希望这高台永远牢固，希望快乐的心情永远都不会结束！

这篇赋文写得文采华美，在有限的时间里一挥而就，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难以做到。

曹植平时性情随和，为人坦率，没有架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不讲究。每次遇到曹操提出问题，他都能快速反应，这让曹操对他很喜欢（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曹丕的“小圈子”

现在有个说法，说一个人想成就大事智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情商。衡量情商高低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看社会交往能力怎么样，交的朋友多不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曹丕，他绝对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大哥曹昂死后，曹丕作为曹家的长子与弟弟们关系处得如何没有明确记载，但也不会太差。与曹丕关系更密切的是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氏兄弟。

曹真是曹操子侄辈，有个说法是他本姓秦，他的父亲秦劭为支持曹操的事业而死。当时曹真年龄还小，曹操把他收为养子，让他跟曹丕一块生活和学习，二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情。曹真后来成为虎豹骑的将领，曹丕继位后，任命他为上军大将军，手握重兵。

曹休是曹操的子侄辈，长大后也加入虎豹骑，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在曹操生前他凭借战功已经升任中领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军职。

夏侯渊、夏侯惇的子侄辈中与曹丕关系不一般的也有好几个，主要是夏侯尚、夏侯威、夏侯楙等人。

与曹丕关系最好的是夏侯尚。曹丕称帝后，曾任命夏侯尚为征南大将军，负责整个荆州方面的军务。夏侯尚的正妻也是曹家的姑娘，但具体是谁已不得而知，夏侯尚升为征南大将军后，宠爱另外一个妾，曹家姑娘受到冷落，已经身为皇帝的曹丕派人绞杀了这个爱妾。这件事做得太损，但也说明在曹丕眼里夏侯尚从来都不是外人。

夏侯威是夏侯渊的四子，他一身侠气，自己不是文人但喜欢读书人，他发现了泰山郡人羊祜，觉得羊祜博学多才，善于谈论，于是做主将他二哥夏侯霸的一个女儿嫁给羊祜为妻。后来羊祜成为一代名将。

夏侯威跟曹丕的关系很好，但他跟曹植的关系也好，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只做到了州刺史，49岁的时候去世。

夏侯楙是夏侯惇的儿子，也是曹丕的姐夫，曹丕与夏侯楙关系亲近，曹丕称帝后夏侯楙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安西将军，主持关中及以西地区军务，身负重任。但夏侯楙才能有限，平时最喜欢的是如何养生（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蜀国大将魏延干脆评价他怯而无谋，曹丕的儿子曹叡继位后，把这个姨父从长安调回来任了个闲职。

总之，在自家和与之亲近的夏侯氏一帮兄弟中间，曹丕的人缘相当不错。

此外，曹丕身边还有不少心腹，“太子四友”就是其代表，他们分别是司马懿、陈群、吴质和朱铄。

司马懿之前已有较详细的介绍，他出身于河内郡温县司马氏家族，他的父亲司马防是曹操在洛阳时代的老领导，他们一家也是英才辈出，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三弟司马孚都在曹操手下任职。

司马懿来到曹操身边后，一开始担任文学掾，相当于丞相府文化处处长，也可能是由于之前不愿意出仕弄出来的不愉快，曹操一开始对司马懿不太满意，甚至心存戒心。

史书里说了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司马懿据说有所谓的“狼顾相”，就是能像狼一样在不转动身体的情况下把头拧到后面来，这样的动作除非天生特异功能，一般人是做不了的。司马懿就有这本事，一般说来但凡有这个功能的人，都属于天生“反骨”的那一类，曹操不仅听说过还亲自验证过。

另一件事情是，曹操做了一个梦，梦见三匹马在同一个食槽里吃食（尝梦三马同食一槽），曹操认为“三马”指的是司马懿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槽”与“曹”同音，指的是他们曹家。

曹操心里很烦，曾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一个肯做人臣的人，他将来必然会干预你们的身事（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这些虽然记录在正史里，但又近乎八卦，目的大概是宣扬“曹马之争”早已有之，宣扬司马懿其实一直受到迫害和打击，为他日后背叛曹魏寻找借口。

曹操大概真的不太喜欢司马懿，但不太喜欢不意味着一点都不欣赏，更不意味着憎恶并欲除之而后快。曹操不想重用司马懿，其实是一种心结。这个心结就是司马懿世家大族的出身，对于孔融、荀彧、崔琰这些名头很大的世族出身的名士，曹操已经越来越不喜欢。可以用但不可以推心置腹，随着曹魏事业一天天壮大，曹操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但是，曹操对司马懿的态度最终发生了改变。促成这种改变的，一来是曹丕的帮助，司马懿主动接近曹丕，并发展成曹丕的心腹，曹丕事事都替他打圆场（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二来是司马懿平时工作非常认真，干工作经常加班加点，自己分内的工作，哪怕事情再小，也都亲自去安排、落实（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时间长了，曹操慢慢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

其实，曹操对司马懿尽管不完全放心，但也没有“迫害”他，更谈不上处处防范他，因为此时的司马懿还只是一个小角色，算不上曹操父子的对手。

曹操从来都不是那么好哄的，“政审”不过关那就一概免谈，再勤恳敬业也没用。能让曹操对司马懿改变看法的，恐怕是司马懿受到猜疑时所保持的那份诚惶诚恐的谨慎吧。

陈群之前也做过介绍，他与司马懿的出身差不多，是颍川郡陈氏家族的成员，他当过刘备的下属，刘备战败后作为俘虏被曹操发掘和任用。

陈群担任过基层行政官员，也担任过人事、司法、监察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才干，以后著名的“九品官人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曹操生前，司马懿和陈群还不属于核心层成员，也没有兵权，但他们看准了曹丕日后必能成继大位，所以倾心攀附，深得曹丕的信任，为日后飞黄腾达铺好了路。

吴质的情况之前也介绍过，他追随曹操的时间较早，大概在曹操担任兖州牧时期就投身曹营，但地位一直不高，一方面他的出身并非像司马懿、陈群那样的名门大族，另一方面是他的脾气不好，人品又差，前途较为渺茫。

吴质比曹丕大了整整10岁，他是一个喜欢交结权势的人，经过努力他终于引起了曹丕的重视，引以为智囊。曹丕遇到难事时经常找他出主意。

“太子四友”之中朱铄的情况所知最少，只知道他是曹操的老家沛国人，长得比较瘦，性子比较急，跟曹丕等人关系很好。曹操征袁谭占领南皮后的那场“南皮之游”里就有吴质和朱铄。

曹丕的这些交往曹操不可能不知道，曹丕跟曹家、夏侯家兄弟们怎么来往曹操都不会反对，但对于他结交司马懿、陈群这些人，曹操心有顾忌。

这得从曹操与士家大族之间的关系说起。东汉是士家大族进一步崛起的时代，朝政和各地政权都被若干家大族所掌控，刘表之所以能在荆州立足，刘焉之所以能在益州站住脚，以及孙氏在江东之所以能快速打开局面，背后都是当地豪族们在撑腰。

某种程度上，刘表也罢，刘焉、孙权也罢，都是豪族势力的代言人。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与豪门士族的合作，这一点在他倚重荀彧上最能看出来。与其说他欣赏荀彧的个人才能，不如说他更需要通过荀彧与以颍川郡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整个士族集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然而，曹操自身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宦官家庭，从自己算起富贵也不过才三代，以他为中心的核心利益集团成员，如曹洪、曹仁以及夏侯氏兄弟等人，也都不是士族。但他们现在掌握着最大的权力。

由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过去常把它归纳为士族和庶族的矛盾，也就是老牌的大地主阶层与新的暴发户之间的矛盾。不管这样分有没有道理，但至少这种矛盾是存在的。

曹操依靠士族阶层，但又提防和抑制他们，比如占领冀州后就颁布了抑制士族豪强进一步兼并的法令，他与荀彧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某些政治理念的不同，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两种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尽管司马懿和陈群的才干都很突出，但曹操生前并不很重用他们，曹丕与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能让曹操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他吗？

◎五官中郎将

曹操的诸子中，第一批被封为侯爵的竟然没有曹丕，之后曹操又有三个儿子被封为侯爵，分别是环氏所生的曹宇、秦氏所生的曹玹、杜氏所生的曹林。

曹宇被封为都乡侯，曹林被封为饶阳侯，曹玹被封为西乡侯，都乡和西乡不是乡而是县，这几个都是县侯。他们三个人受封的食邑不详，如果跟曹植他们一样，那也都应该是5000户。

至此，曹丕已有六个兄弟被封为侯爵，而他这个当大哥的还没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曹丕失宠，因为在曹植被封为平原侯的同时，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

五官中郎将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品秩是比2000石，即较真正的2000石要低，东汉品秩达到2000石是一个重要台阶，说明已经进入高级官员行列，是“省部级”干部，比2000石可以视为“副部级”。

本来这并不是一个很显重的职位，但由于曹丕的特殊身份以及专门为曹丕做出的两项规定，让这项人事安排显得很不一般。

汉代的中郎将比较多，带兵的中郎将一般来说比偏将、裨将还低，但比都尉高，相当于准将。但中郎将也并非都带兵，五官中郎将就是不带兵的中郎将，他带的是郎官。

汉代的郎官是指宫内的低层级办事人员，通常担任天子的护卫陪从、在宫内官署值班等任务，宫里的郎官大都归光禄勋卿管理，分为五官郎、左中郎、右中郎，也称为“三署郎”。东汉规定50岁以上的郎官属五官中郎将管理，五官中郎将下还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等，品秩从300石到600石不等。

所以，一般情况下五官中郎将就是光禄勋卿属下的老干部管理处处长，管理一大群年龄50岁以上的办事员。

25岁的曹丕担任这个通常由老同志担任的职务只是个名义而已，他不用到许县朝廷上班，下面也没有五六十岁甚至年龄更高的老干部们让他管，他干的活与这项职务原来的职责完全不挨边。

曹丕担任的这个职务权力很重，天子在他的任命诏书上做了两项特别说明：允许他组建办事机构，同时明确他是副丞相（置官属，为丞相副）。

汉代允许官级官员组建办事机构叫“开府”，这个府一般称为“幕府”，一旦有资格开府，就能自行聘用属吏，但这项特权通常只有三公、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才享有，其他人若享受这个特遇，就叫“开府仪同三司”。到汉末，开府的条件逐渐放宽，李傕、郭汜、樊稠等人身为各种名号的将军，也有开府的特权。

但是，五官中郎将这种副部级官员也开府，曹丕肯定开了先河，尤其把五官中郎将定位为副丞相，更是前无古人。

曹操担任的丞相，在设置上与东汉实行的三公制完全不同，它借用的是西汉初年曾短暂实行过的政治体制，当时也有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与东汉司空、司徒、太尉互相平等不同，设丞相的三公制以丞相为首，丞相容易坐大，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后来不再设丞相了。

与丞相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一度被认为是“副丞相”，协助丞相处理有关事务，权限很大。把五官中郎将作为副丞相完全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双方品秩上的差距巨大，但这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是曹丕。

此举似乎可以解读为曹操在继承权确立方面的一种暗示。

但曹丕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紧接着曹操又颁布了另一项命令让他不安起来，曹操在让曹丕设置自己官署的同时，也允许其他被封侯的儿子都设置官署，为此他还颁布了一份《高选诸子掾属令》，对给儿子们选属吏十分重视，要求的标准很严。

设置官署就是“开府”，以前五官中郎将没有这个特权，诸侯也没有，曹操让几个儿子都“开府”，不是想替儿子揽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锻炼他们的才干，同时对他们进行考察。

这一下热闹了，加上五官中郎将府，曹操共有七个儿子开府，不仅激烈竞争的态势形成，大大降低了五官中郎将开府的开创性和权威性，而且造成了人才的短缺。

好在这七个“府”里，也就五官中郎将府和平原侯府比较正规，其他的也就是个名义。

对于人才来说，这一段倒是一生中难得的黄金时期，求才若渴的领导，到处挖人的说客，足可以让自己待价而沽，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曹丕和曹植都争相与之结交（争与交好）。

◎兄弟竞相“开府”

在正常的办公机构之外，突然增加了七个临时性机构，它们分别负责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曹操不会让他们只挂牌子不干事，应该分别交付给他们一定的职责。

这些府里，曹丕的五官中郎将府和曹植的平原侯府无疑是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他们二位才是这场戏的主角，其他兄弟只是陪练。

先后在五官中郎将府任职的有凉茂、邴原、苏林、徐干、卢毓、刘廙、郭淮等人，从这份名单上也可以看出曹丕以及兄弟们开的这些“府”都是有所执守的，因为上面这些人可都不是吃闲饭的。

邴原是知名的大儒，徐干、应玚、刘桢同为“建安七子”之一，卢毓是大学者卢植的儿子、著名的法律专家，凉茂、苏林、刘廙也都知名于当世，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郭淮和毌丘俭日后都是曹魏的著名将领，郭淮长期在西部执掌兵权，毌丘俭在淮南手握重兵。

邴原早年曾逃难到辽东，他在那里讲学，名重一时，回到内地后被曹操聘为司空府处长（司空掾），后转入丞相府任职。

曹操很敬重邴原，认为他学问好、人品也好，之前说过曹冲去世后曹操曾向邴原提出两家刚刚逝去的一对儿女合葬，但遭到邴原的拒绝，曹操非但不生气，反而对邴原这种不慕权势的品行更加称赞。

曹操每次征伐常把邴原和张范留下，让他们辅佐曹丕，同时叮嘱曹丕多向他们二人请教。

一次，曹丕留守期间宴客，酒席桌前提出一道难题：“当君王和父亲都生命垂危之时，只有一丸药可以救命，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君父各有笃疾，为药一丸，当救君邪？父邪）？”

这道题有些刁钻，如同“亲妈和女友落水先救哪个”一样容易成为怎么答都不讨好的悖论。其实，站在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是有答案的：应该先救亲妈，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亲妈都有赡养的义务，见死不救不仅有悖人伦，而且犯法。

但当曹丕提出这个问题后，很多人为了讨好他都说应该救君王，曹丕看了看，发现只有邴原沉默不语。曹丕追问邴原，邴原说应该救父亲，曹丕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

五官中郎将府最重要的职务是秘书长（长史），担任过该职务的除邴原外，还有一个名叫凉茂。

凉茂也曾是司空府处长（司空掾）出身，他很有实干才能，在官员考核中名列前茅（举高第），被提拔为侍御史，又外派为几个地方的郡太守，很有政绩。

凉茂先给曹丕当秘书长（长史），曹操后来把他调到“魏公国”给荀攸当助手，担任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这段经历让曹丕对凉茂有了深入了解，曹丕正式成为太子后凉茂担任了太子太傅，受到曹丕的礼遇。

卢毓担任的职务是五官中郎将府治安处处长（门下贼曹），传统的贼曹执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也就是管公安、司法、消防这些工作，五官中郎将府设置这样的部门说明它的职权范围很宽。不过丞相府里也有贼曹，他们之间如何区分职权范围，不太清楚。

曹操兼任冀州牧，但日常工作一般由崔琰主持。当时正值天下草创，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逃亡的事，因此对逃亡士兵惩罚也很重，妻子儿女都要受到株连。崔琰曾判过一个案子，有个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刚嫁到丈夫家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跟丈夫见上面，就被执法部门判处死刑并弃市。

对这个判决，卢毓发表了不同看法：

“女子只有在跟丈夫接触后才能产生感情和恩爱，成为妻子后感情才会亲密。所以《诗经》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还有《礼记》也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现在，白氏还没有跟丈夫见上面，执法部门就要判她死刑，如果这样，要是他们正式完婚的话，不知道还会怎么判？《礼记》上有‘附从轻’的话，就是说对可轻可重的判决，还是按从轻处罚。《尚书》也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话，就是怕判决容易太重。如果白氏已经接受丈夫家的礼聘，进了丈夫家的门，判上几年徒刑就可以了，杀了她实在也太重了。”

争论上报了曹操那里，曹操认为卢毓的意见很正确。

以后卢毓在曹魏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官至曹魏司法部部长（廷尉）。

担任过五官将门下贼曹的还有郭淮，他后来到丞相府任职，升得很快，之前说过他随同曹操远征汉中，被曹操留在了那里，从此在西部带兵。

苏林字孝友，陈留郡人，是一名学者，学问很深，凡书传文字有危疑他都能一一训释。苏林担任的职务是五官将文学，不是搞文艺创作，而是主管文化教育事业，可见曹丕管的不仅有司法，还有文教工作。

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干担任的也是五官将文学一职，他由司空府参谋处副处长（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任而来，他在曹丕手下干的时间比较长，前后达五六年，后来因为有病辞职回家休养。

出身于刘氏宗亲的刘廙也担任五官将文学，曹丕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处理日常文书，接到任命时刘廙曾上书给曹丕：

“尊卑有序是礼仪所定的，我常常固守着礼节而不敢轻易下笔。接到您的任命，我深深懂得了辛劳谦和的本意，知道您不看重出身高贵与否，看重的是清廉有识之士。

“如果能像郭隗不为燕昭王所轻视、献九九小术的人不被齐桓公忽略（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齐），那么乐毅那样的人才自然会投奔而来，霸业自然会成就。损失一个普通人的节操，建立伟大的事业，我虽然愚钝，又岂敢推诿？”

另一边，先后在曹植平原侯府任职的有上面提到的邢颙以及刘桢、应玚、毌丘俭、司马孚等人，论分量丝毫不比五官中郎将府轻。

邢颙字子昂，冀州刺史部河间国人，举过孝廉，被司徒府征辟过，但他不肯应命，随田畴在北方游历。曹操平定冀州后征邢颙为冀州从事，后任广宗县县长，因旧部去世而弃官吊丧（以故将丧弃官）。

父母去世可守丧，没有听说老部下死了也要守丧的，所以监察部门就向曹操报告了这件事，意思是要追究邢颙的责任，但曹操认为邢颙对故人很忠实，值得肯定，所以没问罪。

后来邢颙屡次受到重用，担任过司空府里的处长（司空掾），丞相府成立后任门下督，相当于处长，后被提拔为左冯翊太守，平原侯府成立后，曹操让他担任府里的总管（家丞）。

从选用邴原和邢颙可以看出，曹操在儿子们的属官选拔上很注重道德品质，希望他们以忠诚、正直辅佐和影响儿子，也算用心良苦。

刘桢担任的职务是平原侯庶子，这个职务有些特别，类似于长史，与家丞的分工可能有所不同，一个相当于秘书长，一个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吧。

应玚、毌丘俭、司马孚在平原侯府里也担任文学一职，刘桢、应玚、司马孚之前已提及，毌丘俭还比较陌生，他是日后的一个重要人物，这里做个介绍。

毌丘俭字仲恭，司隶校尉部河东郡人，他的父亲名叫毌丘兴，在曹操手下担任过武威郡太守，还获得过高阳乡侯的爵位，毌丘俭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担任平原侯文学一职。到魏明帝时毌丘俭担任了幽州刺史，率兵征讨过辽东，后官至左将军，司马懿父子掌权后，他因为效忠曹魏而举兵反抗。

总之，曹操不仅让儿子们“开府”，而且选调的多是品才兼优之士，真正做到了“高选”，看来这次“开府”确实用意深远，就连一般人恐怕都能看出来他意在锻炼和选拔接班人。曹丕的儿子曹叡日后当了皇帝，对爷爷曹操为叔父们设官署、选才任能之事印象深刻。

曹叡就此评论说：“自太祖受命创业以来，他深刻地感受到治乱之源，明察存亡之机，所以初封诸侯时，训诫大家要恭敬、谨慎，并安排天下正直之士辅佐他们，常常拿马援的遗诫提醒大家，严格限制诸侯与宾客们的交往，如果犯了错误与一般人同样处罚。这难道是不重骨肉之情吗？只是不想让子弟们犯过失呀。”

◎上演“抢人大战”

突然间新增了那么多机构，意味着也增加了很多职位，这吸引了各路人才，许多人都向往着到曹公子的府里任职，曹丕兄弟们的府第前一时间热闹起来（天下向慕，宾客如云）。

但在当时，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才了，那段时间也是魏国初创之时，同样需要大量人才，曹操一再发布《求才令》仍然满足不了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那种各方面都比较突出的优秀人才，更是大家争抢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争夺战就不可避免了。

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本来被先派到平原侯府担任文教处处长（文学掾），史书上说司马孚觉得曹植年轻气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负才陵物），多次向他提出劝谏，曹植不听，司马孚一气之下转到曹丕那里。

这件事确实是发生过，结果没问题，但过程有问题。

认为曹植“负才陵物”，这样的记载似乎只有这一处，在其他史料中曹植倒是一个为人通脱、不拘小节的人，应该没这么差劲，况且因为对领导不满意就想换单位，放到现在可能不是件太大的事，但在那时是绝对很难办到的，背后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持才能成功。

其实，司马孚不安心在平原侯府工作应该与司马懿有关。

司马懿在政治上已投靠曹丕，在未来可以预期的一场政治斗争中，他已拿定主意站在曹丕一边。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也是严肃的，更是旗帜鲜明的，左右摇摆、两边下注不适合搞政治，有朝一日自己成为曹丕的心腹，但弟弟却在对手的阵营里任职，这让曹丕怎么想？

司马懿觉得这不是小事，因为曹丕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选择，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命运，自然也包括三弟司马孚。必须让三弟从平原侯府中脱身，但又必须做得很自然，不能让人看出任何端倪。

司马孚大概也认为曹丕更有前途，经过兄弟俩的秘密商量，终于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平原侯府，并且转任于五官中郎将府。司马孚成功转任，一定是经过密谋之后、与曹植好说好散之下才得以实现的。

司马孚不仅自己走了，还动员好朋友、“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一起离开了平原侯府，转到五官中郎将府任职。

应玚来到曹丕身边，心情应该不错。他有一首《公宴诗》，记录了五官中郎将曹丕召集的一次聚会：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
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
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但曹丕也不是想要谁就有谁，他也有不如意的时候。

曹丕听说书法家邯郸淳很有名气，想把他延揽到自己门下，但曹植也想得到邯郸淳，二人互不相让，最后惊动了曹操。曹操出面协调，让邯郸淳到曹植那里工作。

邯郸淳小时候有“神童”的美誉，他第一次拜见曹植，就对曹植印象深刻。

那天，曹植听说大书法家邯郸淳到他这里来了，十分高兴，但在邯郸淳拜见曹植后，曹植却不讲话。此时正是炎夏，天气酷热，曹植不打招呼，径直起身洗澡去了。

过了一会儿，曹植洗完澡，披着头发、光着膀子就回来了，之后畅谈不止，激动处一会儿击剑，一会儿吟诵诗文，一口气吟诵数千言不带歇气的。

等搞得差不多了，曹植才漫不经心地问：“邯郸先生，你做什么来着？”

之后曹植更换了服装，整顿仪容，跟邯郸淳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从三皇五帝说到历代贤君名臣的优劣，从古今文章的得失说到如何当官用兵，中间还不忘呼人添酒加菜，席上的人都默然无语，原因是根本插不上话（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邯郸淳赞叹不已，下来后连连对人说曹植是一位“天人”。

“天人”通常指才情、智商超一流的人，但有时也指那些相对简单的人，城府不那么深，属于智商高于情商的那一类人。

此外，曹丕对荀彧一向很恭敬（曲礼事彧）。但荀彧的儿子荀恽却看不上曹丕，反而与曹植关系很好，惹得曹丕很不高兴。

荀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这些人要么真的不喜欢曹丕而喜欢曹植，要么对他们兄弟二人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只不过更看好曹植的前途，于是站在了曹植的一边，也算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在这部分人里最典型的是丁仪、丁廙。

丁仪和丁廙是兄弟俩，他们出身于沛国谯县的丁氏家族，不仅跟曹操是地道的老乡，而且两家素有渊源。曹操的母亲姓丁，第一任妻子也姓丁，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丁氏家族出过丁宫、丁冲这些人，丁冲就是丁仪和丁廙的父亲。

曹操跟丁冲年轻时就很要好，之前说过，丁冲在朝廷任职，献帝东迁过程中丁冲一路相随，回到洛阳后丁冲给曹操写信，让他前来迎驾，所以丁冲是迎接献帝迁都许县的功臣之一。

后来曹操任命丁冲为司隶校尉，对他很重用，但丁冲有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一见美酒就控制不住，结果酒醉烂肠而死。曹操念及旧情，对丁仪、丁廙很照顾。

曹操早就听说丁仪很有才，但一直没见过，不知道丁仪长得怎么样，他想把大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丁仪，就此征求曹丕的意见。曹丕却不喜欢丁仪，原因或许是丁仪已经跟曹植已经走得太近，也许有其他原因，总之不想促成这件事。

曹丕对曹操说：“女人很在意男人的相貌，丁仪眼睛不好（正礼目不便），我怕姐姐不会喜欢他，不如选伏波将军之子夏侯楙。”

曹操听了曹丕的意见把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楙，后来曹操让丁仪在自己身边当处长（辟仪为掾），与丁仪交谈后对他的才能很欣赏。

曹操有些遗憾地说：“丁处长真是个人才啊（丁掾，好士也）！即使双目失明也应该把女儿嫁给他，更何况只是一只眼睛有问题，都是我儿子误了事。”

丁仪没当上曹操的女婿，一定对曹丕很有意见，所以更加跟曹植亲近起来。丁仪的弟弟丁廙也很有才学，同样得到曹操的欣赏，他们兄弟俩成为能在曹操面前说上话的人，一有机会就夸赞曹植，成为曹植的铁杆粉丝。

同样选择了曹植的人里，还有一个杨修。

曹丕倒没得罪过杨修，反而想方设法跟他结交，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曹植一边。

杨修字德祖，是前太尉杨彪的儿子。华山脚下的弘家郡杨氏是汉末著名的政治世家，从杨震到杨秉、杨赐、杨彪，几代人一直活跃在政坛。杨修也很有才干，被选调进丞相府任职，他处理各类事务得体周到，曹操十分满意（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

杨修出身名门，又有才气，所以名气很大。一向什么都看不惯的孔融和一向恃才傲物的祢衡都给杨修面子，但在曹丕和曹植之间，杨修却不假掩饰地喜欢曹植，曹植也相当尊崇杨修。

曹植曾给杨修写过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说：“几天不见，对先生就思念成疾，想必先生也是如此吧（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杨修接到这封信，立即回信说：“与君交往才数日，就好像已经有多年了（不侍数日，若弥年载），难道仅仅出于您对我的厚爱和照顾，使我对您产生敬仰之情吗？”

两个大男人，写得如此肉麻，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确实亲密无间。

◎机关算尽比聪明

丁仪、丁廙和杨修等人虽然没在平原侯府任职，但他们不加掩饰地支持曹植，成为曹植的智囊团。

而且，他们如今又都是曹操身边的红人，被曹操所欣赏，这说明他们也很有才干，绝不是耍嘴皮子的。在他们的鼎力协助下，曹植的风头竟然慢慢盖过了曹丕。

在这个关键时刻，曹丕阵营又蒙受一个重大损失：曹操下令把吴质调到朝歌当县长。

吴质一向喜欢结交权贵，从不跟乡里百姓往来，在家乡名声不佳，但这也许不是他被调离邺县政治中心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丁氏兄弟和杨修在曹操面前进了谗言，曹操对曹丕及其身边的几个人有了看法，调走吴质算是一次警告。

在“太子四友”中，吴质的鬼点子最多，但曹丕今后再想让他出主意就难了。按照制度地方官不经允许不得擅离任职所在地，曹丕最重要的党羽就这样被对手尘封了起来。

对曹丕而言，陈群和司马懿的智慧适于打“正规战”，玩阴谋、耍诡计还得吴质这样凡事不设底线的人。

有一次，曹丕写信给吴质，让他悄悄溜回邺县。吴质偷偷离开朝歌问题不大，但要瞒住所有人进入邺县城以及五官中郎将府却很难。曹丕计划把他装在一个竹筐里用车运进来。

但这件事让杨修知道了。可见杨修这帮人不仅是智囊，还兼搞情报工作，有自己的特务组织。杨修得到这个情报后就报告给了曹操，但是他没有料到曹丕也会搞情报，知道杨修在曹操面前把他黑了。

曹丕还不够老辣，一下子被吓住了。

此时吴质已经进了五官中郎将府，曹丕问吴质怎么办。

吴质略一思索，对曹丕说：“这没什么，明天还用车装上竹筐，里面塞些绵帛来迷惑他，如果查验，与杨修说的不符，他必然获罪。”

曹丕照办，第二天果然有人检查，但没发现什么异常。

经过这件事，曹操对杨修有了怀疑，曹丕算是扳回了一局。

但此时，还有一项人事任命似乎也可以说明二子相斗的风向：一直担任司马懿副手的杨修，突然被提拔为丞相府办公室任（主簿）。

这意味着，杨修几乎天天能见到曹操，对曹操的行动及所思所想都一清二楚。那时司马懿还没有担任这项职务，曹丕阵营不具备这样的便利，这又是个糟糕的信号。

杨修这个人鬼得很，他善于揣摩曹丞相的心思，根据平时的观察和分析，他事先准备了几十条曹丞相可能提出的问题及时交给曹植。等曹操的问题刚一提出，曹植那边就有了对策，不仅反应迅捷，而且回答得恰到好处，让曹操惊奇不已。

曹丕探知了其中原委，却不知道如何破解。吴质不在跟前，他就找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告诉曹丕如果能抓住一件事，就直接向曹操举报。

曹丕于是向父亲告了状，曹操一追查，居然是事实，这一次杨修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一个故事，说曹操派曹丕和曹植从邺县不同的城门出城，但事先告诉守门人员不予放行，以此观察曹丕和曹植有何反应。

杨修知道曹操的用意，悄悄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不让你出城，你就把他杀了，因为你执行的是丞相的命令。”

曹植照做了，而曹丕被人阻挡后就老老实实回来了。曹操正是要通过这件事检验他们兄弟的胆识，看谁有王者之气，曹植的表现让他满意。

还有一个故事，说曹操某次带兵出征，曹丕、曹植兄弟及众人送行。曹植说了不少歌功颂德的话，辞藻华美，很有感染力，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曹丕口才不如弟弟好，有点郁闷。

当时吴质还在，他悄悄对曹丕说：“不用渲染自己，只要装出悲伤的样子就行。”

曹丕依计而行。大家一看，原来还是曹丕做事得体，曹植有点矫情。

上面讲到的这些故事虽然都记录在史书里，但有后人附会演绎的可能，不过它们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真实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渐升级，他们身边各有一帮人暗中相助，非要较量出个结果来。

两人都希望得到还没有明确下来的继承权。无数血的事实告诉他们，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作为失败者往往连一条活路都没有。所以这场斗争一旦拉开，就无法让它停止。

即便曹丕、曹植本人，也不是想停就能停下来的，因为他们现在做的都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在他们的身后分别站着一批人。

◎贾诩的一句话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晋爵魏公。当时曹丕已经27岁了，曹植也已22岁，但曹操仍然没有宣布继承人的意思。

对曹丕而言，形势更为不妙，因为立他本是正常，没有立他说明反常，说明弟弟曹植机会越来越大。

就在这一年，曹植被改封为临菑侯，他之前受封的是平原侯，这个平原指的不是平原郡，而是平原郡下面的平原县，曹植改封后，虽然没有增加食邑，而且仍然是县侯，但临菑作为古代齐国国都，是青州刺史部的重镇，不是平原县所可以比的。

而且，这次改封只涉及曹植一个人，背后有没有其他更深的用意，让大家不由得要进行一番猜测。

第二年，曹操远征孙权，按惯例应该由曹丕留守邺县，曹植等兄弟随征，但这一次曹操决定由曹植留守，曹丕随征。

这个信号就更明显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估计曹丕的心跳都加速了。

曹操还在考察，仍然犹豫不决。为此，曹操私下里征询了很多人的意见，但大家对他们二人的看法同样分歧严重。

称赞和支持曹植的人有不少。

丁仪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是奇才，当他看出来曹操也有立曹植为太子的意思后，不仅不断给曹植出谋划策，还一再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丁仪的弟弟丁廙也在曹操面前使劲捧曹植：“临菑侯天性仁孝，为人坦荡，而且聪明过人，将来一定能成为杰出人物。他还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的贤才君子，不问少长，都愿意跟随他甚至为他而死（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这实在是天佑我大魏，所以才赐给大魏这么好的接班人！”

曹操被说得心动，曾对丁廙说：“我确实很喜欢曹植（植，吾爱之），这个不用你来说。”

丁廙听完大喜，自然更加毫不掩饰地支持曹植，甚至表明自己愿意以死来保荐曹植（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丁仪、丁廙的这些话对曹操产生了很大影响（太祖深纳之）。

被曹操杀了的名士边让有个学生叫杨俊，当过丞相府的处长（丞相掾），又在外地当过郡太守，他素来善于品识人物，曾经在奴仆之中提携王象这样的人才，曹操当时正为选嗣问题秘密征求大家的意见（密访群司），也问到了杨俊。

杨俊虽然分别讲了曹丕和曹植的优点，没有明确说谁是继承人，但称赞曹植更多（称临菑尤美）。

作为曹植的粉丝，书法家邯郸淳自然也支持曹植，邯郸淳多次在曹操面前夸奖曹植（屡称植才），引得曹丕很不高兴。

还有一个叫孔桂的，原来是关中军阀杨秋的手下，曾奉杨秋之命拜见曹操，曹操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留了下来，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常在自己左右。孔桂跟曹植亲近，对曹丕有所怠慢（亲附临菑侯而简於五官将）。

但也有不少是支持曹丕的，而且更有分量。

担任过丞相府处长（丞相掾）、赵郡太守的桓阶劝曹操不要打破长幼顺序，应该立曹丕为太子，桓阶不仅秘密劝谏，还多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数陈文帝德优齿长）。

长期担任魏国尚书台副长官（尚书仆射）的毛玠也劝曹操立曹丕，理由跟桓阶差不多。

看到曹植很受宠，毛玠密谏曹操说：“袁绍因为没有处理好儿子的事，以至于国破家亡（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这样的大事，还是应该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毛玠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最早发起者，被曹操赞为当世的“周昌”。他一向为人正直，清正廉洁，毛玠的话对曹操也有很大影响。

还有邢颙，他本来被任命为平原侯府的属官，但他处处以礼法严格约束曹植，又得理不让人，曹植不喜欢他，后来转到丞相府工作，担任丞相府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邢颙劝曹操说：“废长立幼是前世所忌讳的事，希望您能慎重处理。”

曹操早年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和好朋友卫兹的儿子卫臻也支持曹丕，丁仪曾跑过去做他的工作，要他支持曹植，被卫臻严词拒绝。

曹操曾用密函向大家询问该立曹丕还是立曹植（以函令密访于外），说明这件事对他来说确实太纠结了。别人都以密信的形式回答，只有崔琰用的是公开信（露板）。

崔琰公开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春秋》之义，立子应该以长，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应该继承正统，我愿以死坚持这样的看法（琰以死守之）！”

崔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曹植的妻子是他的侄女。崔琰不想让人背后误解自己，所以公开了自己支持曹丕的观点。

魏王后宫的女主人是卞氏，曹丕和曹植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偏谁不偏谁都不好说，所以卞氏一直保持沉默。如果非要她表个态的话，恐怕她内心里更喜欢曹植一些。

但曹丕显然更聪明，知道除了自己的母亲还要注意做魏王其他姬妾的工作。曹丕经过与陈群、司马懿等人秘密分析，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父亲的侍妾王氏身上。

王氏是曹干的母亲，曹操比较宠爱王氏，曹丕与曹干关系一直不错，经过做工作，王氏愿意替曹丕说话，她的“枕边风”为曹丕加分不少。

曹丕自己的侍妾里有一个郭氏，虽是个女人，但也很有谋略，也帮忙出了不少主意。这个郭氏后来成为曹丕的首任皇后。

曹丕和曹植的这场夺嫡之争延续了好几年，加入其中的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外想必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是主动加入的，有的是被动被裹挟进了这场政治纷争中。

看到下面的意见这么不统一，曹操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最后问到了一向足智多谋的贾诩。

曹操曾屏退左右，单独问贾诩的看法，但贾诩却不作声。

曹操急了，对贾诩说：“我有事问你呢，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呀（与卿言而不答，何也）？”

贾诩装着在沉思，说：“属下刚好想起一些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

曹操问他想到了什么，贾诩回答：“想到了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

曹操明白了贾诩的意思，每逢关键时刻贾诩的话总是不多，分量却总是十足。

正是贾诩的这句话坚定了曹操的想法，他不再犹豫了。

◎又一个名士死了

曹操内心里打定了立曹丕为接班人的决心，只是他没有立即宣布，他在等待机会。

或者说，他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创造更好的接班条件，扫清接班之路上存在的所有障碍。

曹操称魏王时发生了一个“杨训事件”，它的突然出现搅动了政局。杨训的其他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冀州人，虽然才能一般，但品行还不错，崔琰主持冀州政府工作期间，把他作为人才向曹操推荐，曹操对杨训进行了礼辟。

拿流行的观点来说，这个杨训是“崔琰的人”。

曹操称魏王前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劝进潮，这个杨训可能因为职级较低，没有出现在劝进者的名单中，但他也像许多人一样，上表对曹操进行赞美，歌功颂德。

这也没啥，杨训的行为算是随大流吧，本无可厚非。

然而，也许是杨先生拍马心切，也许是他文采太好，总之这篇文章写得很不一般，成为众多赞颂文章中的翘楚。不过，随后便有人议论起来，认为杨训的文章写得太过了，有人讥笑他肉麻。

这又有什么呢，肉麻就肉麻呗，不就是一篇文章吗？

但是，崔琰听到这件事后心里不安起来。

杨训是“自己的人”，对于政治上有洁癖的人来说，不光要管好自己，还想管好每一个身边的人。崔琰此时已不在冀州刺史部任职而改任魏国的尚书，已经不再是杨训的领导，但他仍然专门找来杨训写的奏表看了看，发现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严重。

崔琰于是给杨训写了封信，信中有一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有点含糊，可以解读成不同的意思，正是缘于此，崔琰的麻烦来了。

如果只从文字的角度去看，“省表”的意思是“看过了所上的表”，“事佳耳”的意思是“这是件好事呀”，“时乎时乎”的意思是“时势啊时势”，这几句都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最后一句“会当有变时”，字面理解是“应当有变化的时候”，但崔琰这几句话说得也太简约、太含糊了，尤其是“会当有变时”给人感觉他盼着变天。

不幸的是，杨训不仅是个书呆子，也是个马大哈。

而且，他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崔琰写给他的信让他顺手就当垃圾扔了。那时候纸还是个挺宝贝的东西，即使是废纸也不随便浪费。

捡到崔琰这封信的是个手艺人，虽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觉得它有用，这个人是做蒸笼的，便用这张纸包裹笼盖。

有个人恰巧在路上看到了这个笼盖和这封信，他刚好跟崔琰有矛盾，于是跟踪上去，得到了这封信，并报告了曹操。

曹操看了崔琰写的信，认为他似乎心存不满。于是下令剃光他的头发和胡须，罚他到建筑工地做苦工（于是罚琰为徒隶）。

苦役结束后，过了几天，曹操派人前去探视，看看崔琰有什么反应。

回来报告说崔琰在家里仍然每天待客，门庭若市（而通宾客，门若市人），还看到他常常用手卷着胡须，怒目而视，好像愤愤不平的样子。

曹操大怒，想杀崔琰，将其下狱。

崔琰是冀州名士，曹操不想公开杀他，就派人到狱中转达自己的意思，希望崔琰自己了断，可是崔琰并没有领会。

过了几天，曹操得知崔琰还活着，怒道：“崔琰一定要让我动刀子吗（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

曹操命令狱吏将这句话带给崔琰，崔琰说：“我真笨，不知道曹公原来是这个意思！”

崔琰于是在狱中自杀。

在曹魏的政治阵营里，冀州派虽不如汝颍集团和沛谯集团那么显要，但也人才辈出，包括崔琰、邢颙、崔林等，杨俊、王象、司马懿以及仲长统、司马朗等人虽不属冀州人士，但与他们关系密切，是事实上的“冀州派”。

长期以来，曹操对崔琰的才干和人品都相当欣赏，在很多方面对他很倚重。崔琰熟悉冀州事务，曹操让他担任冀州副州长（别驾），曹操外出征伐，留下曹丕守邺县，都让崔琰辅佐。崔琰后来转入人事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年左右，很多官吏都是经他之手选拔的，由于他清廉忠正，朝廷因而提高了声望，大家都称赞他的公平。

崔琰是个正直敢言的人，他曾经厉色劝谏过曹操，也当面批评过曹丕，他的这些特点，让曹操对他十分欣赏，二人的关系曾经很亲密。

一次，匈奴使者来拜见曹操，曹操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个子矮，长相没有威仪，而崔琰身材高大，浓眉重目，还有四尺长的胡须，很有气质（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曹操就让崔琰假扮自己，而他捉刀立于一旁。

会见完毕，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让他谈谈对魏王的印象。

使者回答说：“魏王风度不一般，但旁边捉刀的那个人更有英雄气。”

曹操听说后，赶紧派人追杀了这个匈奴使者。

这就是“捉刀”这个典故的来历，这件事并不是小说家之言，也记录在一部史书里，从中可以看出，崔琰曾是曹操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

但这样一位极具影响又很才干的人，还是被曹操杀了。在一般人看来，曹操或许不再信任崔琰，或许把他打入冷宫，但不会把他杀掉。

现在唯一的理由是，曹操杀崔琰另有考虑，而这个考虑不仅与夺嫡之争有关，而且与两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崔琰公开过自己支持曹丕的观点，大概也是想避免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曹操仍然不肯放过。

不管怎么说，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要扶植曹丕，就必须削弱曹植的力量。而崔琰在冀州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是曹操不得不忌惮的。

崔琰死后，曹操处理崔琰的侄女、自己的儿媳也很果断：处死。

当然，处死她不能以崔琰被杀作为理由。

一天，曹操登上铜雀台远眺，看见曹植的妻子、崔琰的侄女崔氏穿得很华丽。曹操一向要求身边的人勤俭节约，于是很生气，就因为这个把她赐死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国事如此，家事成国事时，亦如此。

曹植至少有两位妻子，前妻即崔氏，继任妻子姓氏不详。曹植的儿子有两位，长子曹苗死得很早（早夭）。次子较知名，即曹志，他活得非常久，曾在晋朝为官，史书曾说他不是嫡出。

曹志如果是庶出，是否暗示曹苗是嫡出，也就是崔氏所生。曹操的这个孙子最终是个“早夭”的结局，是否会引起某种联想和猜疑呢？

崔琰之死历来都被认为是冤案，即使在当时，也有为崔琰抱不平的，毛玠就是其中一位。

毛玠也长期在曹操手下从事人事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跟崔琰来往比较多，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跟对崔琰的差不多，都是清廉正直，所以二人平时互相敬重。

毛玠见崔琰莫名其妙地被杀，心中不悦。

有人到曹操跟前打毛玠的小报告，说毛玠外出看见被判了刑、妻子儿女被罚为官奴的人，借题发挥说“让老天爷都不肯下雨的大概就是这些事吧（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含沙射影地给崔琰鸣不平。

曹操得报大怒，把毛玠关进监狱。

曹操处罚毛玠，是因为他对崔琰的事不满。曹操自己也知道崔琰事件很难服众，所以要采取高压手段，毛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曹操当成反面教材抓了起来。

后来，在桓阶、和洽等人的营救下，曹操才免毛玠一死，但不再用他。毛玠后来死于家中。

除了崔琰和毛玠，“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也因一件小事被判刑，原因同样与曹植有关。

刘桢很有才华，深得曹氏兄弟们的喜爱，他之前在平原侯府任职，后转到五官中郎将府。有一次曹丕请客，酒席宴前把妻子甄氏叫出来与大家相见，按照礼法，这时候大家应该低下头，不能正视甄氏，可唯独刘桢没有低头，而是直接看了过去（平视）。

曹操知道后把刘桢下狱判刑，刑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崔琰以及曹植的妻子崔氏成为曹氏兄弟夺嫡斗争的第一批牺牲品，毛玠、刘桢等人跟着也受到了牵连。

◎终于尘埃落定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一个让大家久久期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曹操发布《立太子令》，明确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正式确定了继承人。

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欣喜异常，直到此前他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不知道父亲究竟做何打算。

现在，曹丕心里充满了喜悦。

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好丞相府秘书长（长史）辛毗在场，曹丕激动得抱住辛毗。

曹丕高兴地说：“辛先生，您知道吗，我今天好高兴啊！”

辛毗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辛宪英。与张春华一样，辛宪英也是三国正史中仅有的几位有名有姓的女性之一，她的名气更大，古代常把她与孟姜女、花木兰、苏若兰等人并称。如果评三国十大杰出女性，她和张春华肯定榜上有名；如果评中国古代十大杰出女性，张春华将落榜，而辛宪英仍然会位列其中。

辛宪英的名气不是因为她的父亲是辛毗，也不是因为她的丈夫很有名，她的丈夫名叫羊耽，最大的职务只是郡太守。辛宪英的知名度来自她的睿智，对世事、政治的惊人洞察和每言必中的判断力。

比如这一次，听父亲说起曹丕激动的情形，她叹息道：“太子的责任是代君主主持宗庙、管理国家，代替君主不可以不忧虑责任重大，管理国家不可以不担心治理困难。现在正是应该胸怀忧戚、谨慎小心的时候，反而大喜若狂，何以长久？魏国国运恐怕难以兴隆啊（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如果对照历史发展的轨迹，不由得不佩服辛宪英这个家庭妇女能把世事看得那么透彻。

与此同时，有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卞氏，并且向她讨赏钱。

卞氏听后很平静，她说：“魏王只不过因为曹丕年龄最长而把他立为继承人，我只要没有教子无方就万幸了，怎么还能大发赏钱呢？”

有人把卞氏的话报告了曹操，曹操相当满意。曹操对卞氏的评价是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在两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卞氏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哪个儿子最终胜利，都将意味着另一个儿子的失败，也意味着残酷的清算活动即将开始。作为母亲，她的心里又能好受到哪里去？

这场夺嫡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但它已经大伤曹魏的元气。面对正在不断崛起的孙权、刘备等集团，曹魏花了太大的精力和代价搞内耗，放慢了对外扩张的节奏。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曹操多次领兵出征，但收获甚微，仅有的战绩也是靠运气和敌人的失误得来的，与汉献帝建安初年纵横天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情况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内部不稳定是最重要的方面。

曹操是个很精明的人，又有袁绍、刘表现成的教训摆在那边，本来不应该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糊涂，但偏偏就出了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场斗争是由他引起的，如果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旗帜鲜明，下面即使有人想兴风作浪也形成不了气候。

曹操的另一个失误在判断继承人的标准上，他喜欢曹植很大程度上缘于曹植的文采，以及反应敏捷，但是选曹魏的接班人不是选作协主席，其标准应该更加全面。以曹植的性格、才能和作为来判断，他未必能成为曹魏帝国称职的领袖。

所以，假如曹操从一开始就指定曹丕为接班人，曹植以及拥戴曹植的人也就没有了想法，内部无从斗起，可以专心对外，无论对曹魏，对曹丕还是曹植，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可惜历史并未按照这一步骤前行。

惊心动魄的夺嫡之战以曹丕的最终胜出宣告结束。对于曹植及其一党来说，这是一场惨败，但对于曹丕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惨胜。而受伤最深的，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曹魏帝国。

在一个集团内部，任何时候都有派系的存在，当派系斗争发展成大面积的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一种内伤了。曹操开始大概没有预料到这种内伤的严重程度，他自信地以为所有的事都在他控制之中，当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曹丕和曹植这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手段越来越狠时，他赶紧收手，毅然中止了这场流血游戏，而被他看好的曹植只能成为牺牲品。

这件事由曹操本人引起，曹丕和曹植配合演出，众多大臣推波助澜。整个曹魏阵营都被搅动，陷入空前的内部危机之中。让曹操略感庆幸的是，在夺嫡斗争中表现最活跃的是一帮士人，他手下的主要将领们基本上没有掺和进来，不然的话局面就更复杂了。

曹操终于明白，政治就是政治，不以个人好恶为前提，他偏爱曹植是私，立曹丕为继承人却是公，公私必须分明。

所以曹丕一派胜出后，无论曹操是否愿意，培养这个接班人，让他顺利接好班，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曹丕的清算行动

对曹植来讲，他知道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继承权，一旦父亲不在人世，他以及支持他的人都将面临灾难。

可能曹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选择了曹丕，但不想看到儿子之间出现骨肉相残的事。为了安慰曹植，他增加曹植的食邑5000户，连同之前的5000户，在曹操诸子中第一个成为“万户侯”。

曹操的想法大概是，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该接班的接班，该封侯的封侯，都是自己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左右手。

然而，就连老谋深算的曹操也无法控制后续事态的发展。政治斗争的战车一旦开动，想突然把车刹住那是很难的。曹丕和他周围的人显然不想就此刹车，因为当前是肃清对手的最好时机。

曹植自从知道自己继承无望的消息就一蹶不振，与之前的活跃和外露相比，就像换了一个人。幽怨、沉沦、悲伤、担忧……这让曹操不免有些失望。

不久发生了“司马门事件”，让曹操由失望变成了生气。

一天，曹操接到报告，说曹植在只有天子以及魏王专用的驰道上纵车飞奔，又私自打开一般人禁止通行的司马门。

这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或者酒驾那样的小事，这件事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曹操震怒，下令处死负责王室及诸侯出行的公车令，并且对儿子们严加管教。经过此事，曹操对曹植的宠爱日渐衰退。

“司马门事件”的确有点诡异，据说曹植那天确实喝多了，喝多了就不适合到外面瞎逛，更不能驾车。但曹植有些失控，还拉上杨修，也不管什么驰道和司马门，一路纵驰，很多人都看到了。

但是，这件事仍然存在疑点：是谁请他喝的酒？谁刚好为他准备了车？司马门是他自己打开的吗？这些都是疑问。公车令被杀，疑团更无从解开。

但案件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已产生，影响极恶劣，即使是对手布下的局，也只有认了。

随后，曹魏政权内部又进行了一番人事的大调整。

过去曹操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丞相府，魏王府组建后，这两个机构之间便有了职能上的侧重，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曹操杀崔琰、废毛玠还有一个深层用意，他们二人长期负责人事工作，很多人都是经他们的手而受到提拔的，在新的政治格局下，曹操需要对重要的人事安排进行梳理。

经过调整后，魏王国的相国是钟繇，王修、王朗、袁涣、国渊等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九卿），在魏王国秘书局（尚书台）供职的有荀攸、凉茂、杜袭、和洽、王粲等，而在丞相府里，此时的核心人物有董昭、贾诩、程昱、刘晔、陈群、司马懿等。

从以上这两份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核心人物不是曹丕的死党就是明确支持曹丕的，最少也是未公开涉足夺嫡之争的人，而曹植一派的人物已纷纷退出了前台，有的永远消失了。

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丁仪、丁廙等人立刻感到情况不妙。

杨修马上跟曹植疏远了关系，转而向曹丕靠近，但曹植仍像以前一样跟他来往，杨修也不敢完全拒绝曹植。杨修有一把由著名铸剑师王髦所铸造的宝剑，是杨家的传家宝，杨修知道曹丕特别喜欢刀剑，曾命人专门打制过自己设计的剑，也酷爱收藏名剑。为讨曹丕欢心，杨修把这把剑献给了曹丕，曹丕非常喜欢，经常佩带。但是四年后杨修还是被曹操借故杀了。

曹丕称帝后，有一次从洛阳宫殿里出来，刚好佩带着杨修送的这把剑，又想起了杨修。

曹丕对左右说：“这就是杨德祖说的王髦所铸造的宝剑，也不知道王髦还在不在了？”

最后居然找到了王髦，曹丕亲自召见，赏赐了不少东西。

曹操杀了杨修，却没有对二丁下手，因为毕竟有亲戚关系，曹操与二丁的长辈丁宫、丁冲感情很好。

但曹操死后，曹丕就没有其父的开阔心胸，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记在心里，并找机会报复。最早遭到报复的就是丁仪。

曹丕想收拾丁仪，就让他当情报处副处长（右刺奸掾），搞特务工作固然很威风，但也很容易出差错，曹丕的想法是找个理由就治他的罪。不过按照曹丕的想法，丁仪最好自己识相自裁，但丁仪还想活下去。

丁仪跟夏侯尚关系不错，夏侯尚跟曹丕关系密切，丁仪找到夏侯尚，给他叩头求他救自己，夏侯尚跑到曹丕那里求情，恳切地流泪不止，但曹丕不能原谅丁仪，后来还是找个借口把他杀了。丁仪的弟弟丁廙也同样死于曹丕之手，丁氏兄弟家中男子全部被杀。

相对于曹丕的“太子四友”，杨修、丁仪、丁廙、邯郸淳可以称为“平原侯四友”，他们中两个被杀，一个先失势、后被杀，最后一个邯郸淳，因为他的背景相对简单，加上他会写字，又善于讲幽默的“段子”，心态又极好，又一大把年纪，所以没被清算，保住了一条命，但也只能谋个闲差。

曹丕称帝后让邯郸淳到太学当博士给事中，也就是大学教授，他倒落得清闲，活到94岁才死。

被划为曹植一派的其他人物，如荀恽、孔桂、杨俊等也都受到了牵连，有的直接被曹丕找个借口杀了，有的仕途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荀恽不仅不拥戴曹丕，而且最看不惯夏侯尚。曹丕很恨他，只不过荀恽死得比较早，加上他是荀彧的儿子，曹丕倒没怎么难为他。

孔桂就没那么幸运，由于他公开支持曹植，曹丕把他盯上了。曹操死后，孔桂任驸马都尉。这时有人举报孔桂接受西域那边什么人的贿赂，答应帮人家跑官，曹丕下令彻查，后来把他杀了。

杨俊后来到南阳郡当太守，曹丕称帝后的第三年到南阳郡视察，说当地市场不繁荣，就用这个借口把杨俊抓了起来。杨俊是河内郡人，司马懿、王象、荀纬等人都为他求情，叩头直到头破血流，曹丕都不答应。杨俊知道这是曹丕报复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在狱中自杀。

还有更多没有载入史籍的人和事，因为牵涉进这场斗争而受到影响。有的因为支持曹丕而升官发财，有的因为支持曹植而饱受株连，曹魏的政局因此搅动不安。

有一些事，在曹操的眼皮底下发生。曹操默许了这些政治报复，因为他清楚，涉及继承权这样的大事从来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谁最合适，既然曹丕最合适，就要扶持他。

经过这番强力整顿，曹丕的势力更加强大，曹植一派迅速淡出了政治核心，这是必然的结果。对于曹魏帝国来说，也是必需的过程。

第八章　风云再起

◎该“鹰派”登场了

曹操和刘备连打两场大仗，这让孙权轻松了不少。

但孙权也有损失，就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横江将军兼汉昌郡太守鲁肃病逝了，年仅46岁，这让孙权悲伤不已。孙权亲临鲁肃的葬礼，远在成都的诸葛亮也派人前来吊唁。

在三国时期涌现的众多谋士中，鲁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为战略家的人。战略是相对于战术而言的：战略讲的是全局、宏观，战术讲的是局部、微观；战略偏重于规划中长期目标，战术更着眼于当前的具体战役；战略往往更讲求通过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战术更多地关注每一战的输赢。

曹魏方面，荀彧是一位战略家，他很早的时候就为曹操规划了未来的发展蓝图，并为这个蓝图的实现付出努力；蜀汉方面，诸葛亮是一位战略家，他与刘备初次见面就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成为此后刘备集团发展的指导纲领；孙吴方面，鲁肃就是荀彧、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孙刘联盟是他战略规划的最重要成果，为维护这个联盟他奋斗到了最后。

战术可以灵活多变，但战略却不能随意摇摆，战略一旦制定就应该努力去维护、去追求。在这一点上，鲁肃看得也比别人更远。

但不管怎么说，对帝王来说找到一位高水平的“战术家”较为容易，而要找到一位真正的战略家却比较困难，这正是鲁肃存在于孙吴的意义和价值。

鲁肃为人方严，内外节俭，治军整顿禁令必行，善谈论，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大家都认为周瑜死后江东人物鲁肃是魁首（周瑜之后，肃为之冠）。他主持荆州事务以来竭力维持与刘备的同盟关系，基本保证了江东的西边相安无事，他的去世是孙权一大损失。

周瑜临终前推荐鲁肃给孙权，但鲁肃在临终前却没有向孙权推荐继任者，大概鲁肃觉得自己的威望不足以与周瑜相比，或者他心目中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在众人眼中，这时候最合适的人当数吕蒙。鲁肃与吕蒙关系也非常好，但鲁肃并没有推荐他，这也许并非无意疏忽，而是二人在战略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鲁肃如果是孙吴的“鸽派”，吕蒙就是孙吴的“鹰派”，这大概是鲁肃不推荐吕蒙的主要原因。

鲁肃死后，孙权起初确定接替他的是一个叫严畯的人。

严畯字曼才，徐州刺史部彭城人，喜欢学习，精于诗、书、礼。他文章写得好，避乱江东，和诸葛瑾、步骘这些一块来江东避难的北方人士关系很好。他的性格质直纯厚，是个老实人，被张昭推荐给孙权，先后在孙权手下担任骑都尉、从事中郎。

听说孙权交给自己这么大一副担子，严畯傻眼了，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根本带不了兵。

众人向严畯道喜，他却苦笑着说：“在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没有这两下子勉强去，必然会后悔（非才而据，咎悔必至）。”

严畯说的时候很真诚，以至流下了眼泪（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但孙权还不放弃，坚持让他干。

孙权想试试严畯的武功，就让他骑马，结果严畯一上马就掉了下来（权又试畯骑，上马堕鞍）。

孙权这才收回成命。后来严畯一直担任文职，孙权称帝后，严畯做过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

严畯不行，孙权这才改用吕蒙，任命吕蒙接任鲁肃的汉昌郡太守一职，屯驻于陆口，除吕蒙原来所部人马外，还有鲁肃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一万多人。

鲁肃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支持者，无论多么困难，鲁肃都在维系着联盟不破裂，但吕蒙的想法截然相反。

在接替鲁肃之前，吕蒙就曾向孙权秘密建言：“可以让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守白帝城，蒋钦率一万人沿长江作为机动，我率兵占据襄阳，这样一来我们既不必忧虑于曹操，也不必看关羽的脸色了（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

吕蒙还阐述了谋取荆州的紧迫性：“刘备、关羽虚伪狡诈，反复无常，绝不能信任他们。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进攻孙吴，只是因为陛下的英明，我们这些将领还在。如果不在我们强壮时谋取荆州，一旦我们死了，还有成功的可能吗（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吕蒙的这些话让孙权深受触动，认为说得很对（深纳其策）。但是，马上与刘备刀兵相见，孙权还有犹豫，他提出是不是可以先取徐州再取荆州。

吕蒙认为这个战略不妥，他的理由是：“现在曹操远在河北，被内部事务所牵制，暂时无力东顾，徐州的守兵虽然不足虑，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往自可克），但那一带地势开阔，交通方便，适合于骑兵作战，我们拿下徐州，曹操没几天就会杀来，还得派重兵去守。不如先取关羽，占据整个长江防线，到那时我们进退就自如了。”

吕蒙的这番见解同样打动了孙权。

吕蒙接替了鲁肃，以汉昌郡太守的身份进驻陆口，这里与关羽的防区相邻，尽管吕蒙已定下袭取荆州的决心，但他到任后表面上仍不露声色，反而与关羽更加亲热（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吕蒙时刻在观察着荆州的变化，寻找发起进攻的时机。

◎关羽“刮骨疗毒”

在蜀汉方面，最近上上下下一直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刘备在汉中称王后浩浩荡荡回到成都，一路风光无限。

留守成都的诸葛亮组织了盛大的仪式，迎接汉中王的归来，仪式的起点是成都腹地最北面的关隘白水关，自那里到成都之间数百里，一律大起馆舍，修筑亭障，沿途设置的接待点多达400多个（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到白水关，四百余区）。

不过，刘备心里还惦记着对诸葛亮说过的话，觉得关羽那边确实需要安抚，所以在离开汉中前就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去荆州的公安，授给关羽前将军的印绶。

前将军在四方将军中地位最高，关羽成为武将之首，他很满意，认为自己实至名归。但是，正如诸葛亮预料的那样，当关羽听说就连黄忠都担任了后将军时，立刻就火了，不肯受拜。

关羽直言不讳地对费诗说：“我不愿意跟一介老兵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费诗在诸葛亮栽培下日后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多次出使孙吴，以能言善辩著称。遇到这种情况，放在一般人就傻眼了，但费诗胸有成竹。

费诗不慌不忙地对关羽说：

“建立王业需要各种人才，不只要某一种（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当年萧何、曹参跟刘邦从小相熟，而陈平、韩信是投降过来的人，但后来他们的地位韩信最高，没有听说萧何、曹参为此发过牢骚。

“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之功对黄忠将军给予厚遇，但他在汉中王心里真正的分量怎么能与君侯您相比呢？汉中王和君侯您早已结为一体，福祸同享，我认为君侯您不必计较官号的高低和爵禄的多少。在下只不过一介使臣，衔命之人，君侯您如果不肯受拜，我也就回去交差了，不过我替君侯着想，担心您会后悔呀（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费诗这番话充分展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风采。面对关羽的无理耍横，他没有害怕，没有为讨好关羽而乱拍马屁，但也没有跟关羽叫板，而是通过不软不硬的一通话让关羽自己去掂量。由于话说得在理，关羽也不是听不明白话的人，所以赶紧受拜。

关羽有点小骄傲，不过他是有理由的，他不仅跟刘备关系铁，自己也真有两下子，尤其现在坐镇荆州，事业正如火如荼。

尽管在后世充满了争论，但关羽仍然是汉末三国时代一流的猛将，抛开民间传说、演义附会不说，历史上的关羽也深受包括敌方阵营在内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郭嘉、程昱曾说他是“万人敌”，周瑜说他是“熊虎之将”，刘晔说他“勇冠三军”。这些评价表明，关羽作为武将是相当杰出的。

刘备、诸葛亮等人先后进入益州，把荆州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了关羽，无论是对付曹魏还是对付孙权、周瑜、鲁肃，关羽的态度都很强硬，处处维护刘备集团的利益。

这说明，在守土拓疆方面，关羽还算是称职的。

关羽坐镇荆州期间曾经至少负过两次伤，一次是庞德射伤的，这个庞德，就是马超之前的部将。马超投奔成都，没有来得及带上庞德，庞德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派到樊城归于禁指挥。由于庞德跟马超有特殊情谊，曹军中有人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

但庞德做人光明磊落，他对人说：“我既受国恩，只有报效一死，就在今年之内我将誓杀关羽，如果我不杀他，就是他杀我（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

庞德常骑一匹白马，关羽军中呼他为白马将军。后来庞德真与关羽面对面撕杀了一次，并且一箭射中关羽的面颊。

关羽另一次负伤，伤的是胳膊，留下了神医华佗为其“刮骨疗毒”的故事，这件事虽然不是小说家完全杜撰出来的，但历史真相与传说故事却有很多出入。

先说故事版的“刮骨疗毒”。说的是，关羽在一次战斗中被曹军一名弓弩手射中了右臂，回营拔出箭，发现右臂已青肿，原来箭头有毒，毒已入骨，情况很严重。这时神医华佗恰好赶到，判断箭头上有“乌头之药”，已“直透入骨”，如果不早治，这条胳膊就得残废。

关羽问怎么办，华佗提出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上，再用线缝合伤口，于是关羽与马良弈棋，伸出右臂让华佗去割。

华佗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华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看到的人都掩面失色，但关羽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水流了满满一盆，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上，关羽大笑而起。

华佗看了很吃惊，叹道：“我当了一辈子医生，没有见过这么英勇的人，君侯真是天神啊！”

这个故事很精彩，既表现了华佗医术的神奇高超，又展现了关羽的坚毅。这件事并非小说家杜撰的，史书也有提及，只不过与故事传说略有细节上的一些不同。

一是关羽中箭的部位，史书明确说是左臂而非右臂，也许不是无心之错，而是有意为之，一般认为关羽善使刀，右臂如果不能动，比左臂受伤情况更严重，把右臂改为左臂增加了情节的紧张度。

二是关羽所中之毒，史书并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毒，故事传说里的“乌头之毒”指的是一种主要产于南方的中药，可散经络之寒而止痛，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的治疗，也可使人躁动不安、肢体发硬、肌肉强直、抽搐，但箭头上很少的剂量能否致使关羽的胳膊无法动弹值得怀疑。史书上说关羽中箭后创伤其实已被治愈，只是每到阴雨天骨头感到疼痛，说明该毒的药性并不大。

三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故事中说的是神医华佗，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之前说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华佗就被曹操杀了，而那时刘备还没有取得荆州，这就与史实严重不符了，给关羽做过治疗的，应该是一位没有留姓名的外科医生。

四是治疗的方法，如果关羽因为中箭而中毒，能通过“刮骨”的办法去治疗吗？一般来说，骨头上如果沾染上毒素，在没有抗毒血清的情况下，治疗方法应该是结扎伤口，防止毒素扩散，然后对伤口进行清洗和消炎，同时内服驱散和解毒的中药，让所中之毒慢慢消散，一般来说，毒素一旦进入身体，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个部位，而其传播出去后再用“刮骨”的办法其实无法根除。

这样看来，刮骨治疗箭毒的事并不靠谱，可史书又确实记载了这件事，该如何解释呢？

按照史书的记载，关羽的箭伤其实已经基本痊愈了，只是每到阴雨天骨头常感疼痛，根据这个症状判断，关羽的身上已不存在箭毒，但中箭后遗留了骨伤。

这可能是外伤性骨髓炎，中医称附骨疽，民间称铁骨瘤，最常见的情况是外伤所引起的骨骼感染和破坏，时间长了会在原创面附近生出一些“死骨”，产生疼痛，通过手术的办法把“死骨”取出是治疗这类疾病的好办法。

所谓“刮骨疗毒”，指的大概是这个吧。

◎关羽突然北伐

关羽送走费诗，已经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八月，这是长江流域最容易发生汛情的季节，这一年江汉一带又下起了大雨。

这场雨下得很大，不仅连下数天，而且雨量充足，汉水暴涨。曹军在前线的主要据点襄阳和樊城都在汉水边上，一个是汉水南岸，一个是汉水北岸，汉水发了大水，水势很猛（平地数丈），城池及军营都被淹了。

曹军在中线战场的总指挥是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曹仁，他下辖于禁、徐晃等部，曹仁让徐晃守宛县，作为第二道防线；命令左将军于禁率立义将军庞德等屯兵樊城外，与樊城成掎角之势；曹仁自己守樊城。

现在，突然下起的大雨引起了关羽的沉思，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发动北伐的好机会，去年也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机会，可惜没能把握住，关羽至少耿耿于怀。

去年十月，曹魏方面负责守卫宛县的部将侯音发动叛乱，当时“曹统区”内赋税徭役很重，人民普遍不满。侯音利用社会上的这种反叛情绪，与驻守在荆州的关羽暗中联合，把曹操任命的南阳郡太守东里衮劫持了，带领南阳郡官民造反。

这件事如果成功，曹操的麻烦就大了，关羽和侯音来个南北夹击，曹魏的襄阳、樊城就丢了。

东里衮手下的郡政府人事处处长（郡功曹）叫宗子卿，他不想投靠关羽，就想办法阻止。

宗子卿前去劝说侯音道：“将军顺应民心以举大事，大家无不跟随，不过将军把太守抓起来没有丝毫用处，反倒落个坏名声，不如把他放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我和将军您齐心协力共守宛县，等曹操援军到时关羽将军的大军也会到来。”

侯音想想有道理，就把东里衮给放了，哪知这是宗子卿的计策，东里衮脱险后宗子卿也逃出宛县与其会合，集合忠诚于曹魏的官民与侯音对抗，等待曹军到来。

侯音派骑兵追赶，追了10里地追上了，侯音的人开始射箭，宗子卿身中七箭（被七创），被追兵围住。

宗子卿对追兵说：“侯音大逆不道，曹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大家都是善良的人，平时也没有作过恶，应该好好想想，还应该不应该跟着侯音走（当思反善，何为受其指挥）？我现在死了，是忠君为国，不会有任何遗憾！”

宗子卿越说越激动，仰天号哭，血泪俱下。

这些追兵过去也都是曹营军官，跟东里太守、宗处长很熟，现在看到宗处长如此壮烈，无不感动，于是把东里太守放了。没有多久，宗子卿因伤势过重而死。

这时，曹操派来的援军也赶到了，带兵的是曹仁，还有曹操从汉中收降的立义将军庞德，他们攻破了宛城，侯音被斩首，这场叛乱失败了。

这次机会没能把握住，关羽一直感到很后悔。

从这件事上，关羽看出“曹统区”内部并不稳定，如果再发生点儿别的什么事，一举将其占领并非不可能。

现在，看到这场从天而降的大雨，关羽决定马上发起北伐。行前，关羽命令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其他主力随他一同北上，其中包括一支在江陵训练了很久的水军。

这一仗对关羽来说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所以打得有点过于顺手，对手没料到，自己没敢想，远在益州的刘备、诸葛亮也都没想到。

关羽一路北上，绕过襄阳，把主攻目标锁定在樊城。

樊城外面有曹军的大营，负责守卫的是于禁和庞德，他们手里共七军，也就是七个军，以每军正常编制一万人左右计算，兵力总共有七八万人，由于汉中水位大涨，他们受淹情况严重。

北方将士对于发洪水没有太多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也毫无准备，不知道怎么办。于禁等人仓皇避到高处，这时却发现有人乘着大船向他们袭来。

来的正是关羽，他有水军而曹军没有，所以这个仗简直没法打，于禁等人只能坐以待毙。最后，无奈之下于禁向关羽投降。

但是立义将军庞德却坚持不降，他在一个土堤上，披甲持弓，向敌人不断放箭，箭无虚发，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中午，箭用尽了，就短兵相搏，越战越勇。

这时，曹军投降的人越来越多，庞德下面的将领董衡、董超也要投降，被庞德杀了。

庞德对身边的人说：“我听说良将不应该惧怕死，烈士也不会毁节偷生，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然而水势越来越高，庞德身边最后只剩下两三个人，他们找到一条小船，打算乘船回樊城找曹仁，但水势很猛，船一下子翻了，庞德手里的弓也丢了，他扒着船在水中，最后被俘虏。

庞德被带到关羽面前，关羽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关羽见庞德立而不跪，对他说：“你哥哥在汉中，我想拜你为将，为什么还不投降？”

庞德大骂关羽：“小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投降！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刘备只不过一个庸才罢了，怎能与魏王匹敌？我宁做朝廷的鬼，也不做贼人的将！”

关羽无奈，下令把庞德杀了。

这时曹操还在由长安返回的路上，听到消息，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仓促赶到了洛阳。

曹操听说于禁投降、庞德力战而死，很感慨。

曹操流着泪对身边的人说：“我和于禁相识30年，为什么到临危受难之时，反而不如庞德呢？”

曹操下令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关羽杀了庞德，从此庞、关两家也结下了仇。后来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平蜀，庞会找到关羽的后人，把他们全杀了，给父亲报了仇。

这时，樊城外面的曹军主力已经全军覆没，还在樊城内坚守的曹仁岌岌可危。

关羽猛烈攻城，城里到处是水，房屋大量崩坏，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向曹仁建议，趁关羽还没把樊城全部围住，乘小船趁夜逃走。此时也在樊城的汝南郡太守满宠认为不可。满宠是曹操挑选的第一任许县县令，有很强的行政才干，被曹操提拔为汝南郡太守，此时来到樊城，可能是亲自督运军粮来的。

满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洪水来得快，走得也快（山水速疾，冀其不久）。现在关羽派人已经打到了颍川郡郏县，许县以南人心惶惶，但关羽还不敢轻举妄动，原因是我们在他的后面。如果我们现在逃走，关羽就将向北面大举进攻了，希望将军认真考虑。”

曹仁一听有道理，的确不能撤退。于是让人找来一匹白马，效仿当年刘邦白马盟誓，把白马杀了，也领着大家宣誓，决心同心固守。

此时樊城内仅有数千人，城里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很少，关羽率部乘船而来，把樊城围了好几重，城内与城外断绝消息，情况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

驻守在襄阳的曹军是吕常部，关羽派人把襄阳也围了起来。襄阳和樊城成为大水浸泡下的两座孤城，周边的驻军和官民纷纷投降了关羽，包括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阳郡太守傅方等高级官员。

许县以南的梁县、郏县、陆浑县等地变民纷纷起事，他们杀害曹魏任命的地方官员，接受关羽任命的职务和印绶，与关羽遥相呼应，关羽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羽威震华夏）。

关羽突然北伐，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无论成与败它都将打破孙权、刘备和曹操三家的势力布局。

对于这次行动是如何决策的，历来有不同说法。

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关羽在未经请示刘备，也没有知会诸葛亮的情况下发动的，刘备汉中得手，上庸三郡成片，使得襄阳、樊城地位变得孤立，曹操新败于汉中，曹军士气低落，攻取襄阳、樊城的条件成熟了。

关羽被任命为前将军成为刘备集团武将之首，以关羽的性格，对外即便不张扬，内心还是很喜悦的，新官上任一般会有所表示，关羽决定打一场大仗来表示一下。当时刘备远在汉中，诸葛亮在成都或者也在汉中，而战机稍纵即逝，关羽来不及请示，就自己决策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关羽是请示了刘备并经刘备同意的，理由是这么大的事关羽无权决策，成都、汉中虽远，但沟通肯定是畅通的。但这也仅是推测，没有史料作为依据。

其实，翻开史书关于此事的其他记述，或许会有另外的认识。

根据史书记载，曹操兵败汉中，退到了长安，在那里他向襄阳的曹仁下达了一道命令，让他率兵讨伐关羽，又派于禁率部增援曹仁。曹操还命令徐晃增援曹仁，让他屯兵于南阳郡的宛县。也就是说，这场仗也许不是关羽发起的，而是曹军主动进攻。

曹操刚吃了大败仗，为何突然在荆州主动出击呢？推测起来有两种可能。

一是减轻关中方向的压力，汉中已失，曹操担心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在荆州故意挑战，提醒刘备别不管不顾。

二是减轻合肥方向的压力，曹操还没退到长安时，这一年七月孙权又来了一次趁火打劫，在合肥方向动手，当时曹操在合肥的兵力不到一万人，曹操知道荆州不仅是刘备的地盘，也有一小半归孙权，他想在荆州制造事端，把孙、刘的眼光都吸引过来。

这时候，荆州上空已战云密布，就连远离战场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曹操手下的扬州刺史温恢跟兖州刺史裴潜偶尔遇到一起，二人聊起当前的形势，聊的重点就是荆州。

温恢不无忧虑地说：“这里虽然有敌人，但不足为虑，曹仁将军守襄阳、樊城，势单力薄，关羽骁勇狡猾，恐怕南面会有变故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如温恢所料，可惜他们或许没有把谈话内容以书面方式呈报给曹操。

综合以上分析，关羽之所以突然北伐也许是这样的：曹操退到长安，命曹仁在荆州方向发动一轮军事攻势，以缓解其他两个战场的压力，作为董督荆州军事的关羽当机立断，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率兵北上迎敌。

◎屋漏偏逢连阴雨

曹操是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赶到洛阳的，他没有回邺县，当然这与南面的军情有关，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上个月，邺县发生了一次重大谋反事件。与上一次严才谋反不同，这次规模更大、涉及的人更多。钟繇、张绣、王粲、刘廙、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这些重要人物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就是有亲属受到牵连。

刚在汉中打了大败仗，荆州方向又军情紧急，现在大本营邺县还极不稳定，真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

发生在邺县的这次谋反事件，是由一个名叫魏讽的人挑起的。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具备煽动众人的能力（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邺县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魏讽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廙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廙也劝诫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是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是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祎，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是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祎的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祎的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陈祎临到举事时却产生了恐惧心理，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机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株连被杀，感到很惋惜。

曹操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绝了后。”

这一案件波及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

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

曹操发出了哪里能找到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2000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廙受到弟弟刘伟的株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廙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廙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廙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但判决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听到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毌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40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真可怕。

◎徐晃的破汤罐

关羽在襄阳、樊城一带频频得手，对曹军来说形势异常危急，身在洛阳的曹操深感焦虑，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许县的安全。

如果曹仁等人挡不住关羽的进攻，关羽就将趁势北上，南阳郡境内已经有很多地方归顺了关羽，要想守住宛县也十分困难，如果宛县再不保，许县以南再无屏障，许县原本只是个县城，虽然经过一定的营造扩建，但规模总的来说很有限，难以抵抗敌人的长期进攻。

丢失宛县、许县也许并不可怕，但献帝落入关羽之手将是一场政治灾难，刘备集团的士气会空前高涨，孙权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这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魏王国”在敌人的进攻下将节节退缩，最后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许县可以丢，献帝不能丢。

想到这里，曹操打算把献帝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避开关羽的锋芒，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让智囊们讨论（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郭嘉、荀攸、荀彧等人相继故去，贾诩、程昱年事已高，他们通常留守在后方辅佐曹丕或曹植，在外征战时曹操目前身边的主要智囊有刘晔、蒋济、司马懿等人，他们都在丞相府任职，其中刘晔先任物资管理处处长（仓曹掾）后任办公室主任（主簿），蒋济任人事处副处长（西曹属），司马懿先任文教处处长（文学掾）后也任办公室主任（主簿）。

蒋济和司马懿都认为不能迁都，他们建议：“于禁等人是因为发大水才全军覆没，不是打不过关羽，现在的局面还没那么危险。刘备和孙权之间外亲内疏，关羽突然得志，孙权看了必然不舒服，可以派人劝孙权从关羽后面动手，事成之后答应把整个江南割给孙权（许江南以封权），如此一来樊城之围必解。”

不久前孙权主动请和，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孙权跟刘备之间的联盟关系并不牢固，在当前情况下孙权对关羽的担忧一点儿都不比曹操少，利用孙权遏制关羽是可行的。

曹操一面命令徐晃增援曹仁，一面派人去联络孙权。

徐晃驻守在宛县，是曹军在中路的第二道防线。

徐晃接到曹操的命令，立即率部前往襄阳和樊城增援。徐晃所部大部分是新兵（所将多新卒），考虑到这个因素，徐晃觉得不能直接与关羽争锋，就将营寨安扎在樊城北边的阳陵陂，关羽有一部人马驻守在偃城，两军相对。

偃城位于樊城的北边，距樊城仅三里，阳陵陂在偃城西北方五里处，这两个地方都与樊城近在咫尺，如果徐晃不能取胜，危在旦夕的樊城势必不保。

为了保险起见，曹操给徐晃下达命令：“必须等到后续人马到齐后才能进攻（须兵马集至，乃俱前）。”

曹操调集附近的人马，由徐商、吕建等将领带着前来阳陵陂统一听从徐晃的号令。等人马到得差不多了，徐晃下达进攻的命令。

关羽在樊城外有三处主要营垒，分别是偃城、围头和四冢，这是一种常用的三角形布局，敌人攻其一，另外两部可驰援，曹军如果正面进攻偃城，就容易打成攻防战，将对曹军不利。因为关羽不必求胜，只要守住偃城即可，一旦陷入对峙，樊城之围就无法化解了。

徐晃命人绕到偃城的南面，不展开攻城，而是让人挖掘大壕沟（作都堑），对外扬言要断偃城守军的后路。负责守偃城的将领不知何人，但肯定不是关羽本人，居然被曹军的诡计吓着了，烧了营垒，主动撤军（烧屯走）。

徐晃占据偃城，命人修筑营垒，并把营垒修得十分靠前，最前面的地方距离敌人的包围圈仅三丈远（去贼围三丈所），但是徐晃没有下令攻击。

曹军的整体实力仍不如敌人，徐晃在等待更多援军的到来，然而各位将领解围心切，对徐晃多有指责（诸将呼责晃，促救仁）。

以议郎身份任曹仁军事参谋的赵俨也在场，他劝众将：“现在敌人围得很紧，而大水还没有退，我军势单力薄，与曹仁将军又不通音信，不能统一行动，不如慢慢靠前，设法与城内联络上，让城里知道我们来了，激励士气。我军的后续部队不过十来天就可到达，想必城内还能坚守，到那时内外齐发，必可破敌。”

赵俨并且表示，将来如果追究救援迟缓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

大家听后，不再说什么了。

曹操也看到了前线严峻的形势，他想亲率大军增援曹仁、徐晃。侍中桓阶有不同的看法。

桓阶先问曹操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不能控制当前的局势？”

曹操想了想，回答：“可以。”

桓阶于是又问：“大王是不是怀疑他们不尽力（大王恐二人遗力邪）？”

曹操说：“那倒不是。”

桓阶反问道：“那为什么还要亲自前往呢？”

曹操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我担心敌兵太多，而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认为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仍然死守没有二心，是因为有大王在外面作为声援。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援，大王只需坐观就行，何必因为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

曹操于是打消了亲自南下的计划，而是火速就近调集人马增援前线。曹操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让曹植以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征虏将军之职，率兵前往解围。

曹丕的太子之位已经稳固，曹操的这个打算不代表他又有了新想法，只是想给曹植一个锻炼的机会，不想让他沉沦下去。命令已经下达，行前曹操召曹植来有话叮咛，却到处找不到曹植。

后来终于找到了曹植，发现他喝得大醉，无法受命，曹操大怒，撤销了命令。曹操刚刚借故杀了杨修，曹植的内心既悲伤又恐惧，常常用喝酒来麻醉自己。不过有一部史书讲，曹植这次之所以喝醉是因为曹丕做了手脚，曹丕知道父亲要召见曹植，故意把曹植拉去喝酒，强迫他喝酒，把他灌醉（偪而醉之）。

在很短时间里曹操还是调集了殷署、朱盖等12个营的人马到前线归徐晃指挥，按照每营5000人计算，仅援军总数就达到了六七万人，可以和关羽决战了。

徐晃让人对外宣称要强攻围头，其实真正攻击的方向是四冢（扬场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法，曹军虽胜一阵，但敌人仍然强大，偃城是对手主动放弃的，敌人在这里并没有折损有生力量，如果敌人守住围头、四冢两处营垒不战，短时间里解樊城之围仍然无望。

徐晃是来救人的，这是第一任务，为此就不能跟敌人纠缠，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敌人从营垒里调出来寻机攻击，不失为上策。

关羽果然中计，看到四冢有危险，亲自率领5000人马增援，结果被徐晃找到了机会，在半路进行伏击。关羽退走，徐晃指挥人马趁机杀入敌人的包围圈（遂追陷与俱入围），关羽所部大败，不少士卒甚至自投汉水而死（或自投沔水死）。

之前曾经提过，关羽跟徐晃的关系不错，当初他们都从敌方阵营投奔曹操，在曹操手下共过一段事，比较谈得来，在此战中二人又再次相见了，并且在阵前有过一次交谈，他们不说公事，只唠家常（但说平生，不及军事）。

聊得兴致正高，徐晃突然回头向本营将士大喊：“谁能取关云长的首级，重赏黄金千斤（得关云长头，赏千金）！”

关羽大吃一惊，对徐晃说：“哥们，你这是什么话（大兄，是何言邪）？”

徐晃一脸正色，对关羽道：“刚才咱们聊的是私事，现在是国事（此国之事也）！”

徐晃指挥的增援樊城一仗打得很精彩，用很小的代价在极短时间内就解了樊城之围，就连十分精通兵法的曹操对此也赞赏有加。

曹操特地发布了一道军令，对徐晃予以表彰：“敌人建立了层层包围圈，壕沟、鹿角多达10重，而徐将军最终获得了全胜，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杀死了大量敌人。我用兵30年，所看到的加上听到古人善用兵的战例，还没有长驱直入攻进敌人包围圈最后取胜的（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而且，樊城、襄阳的形势比当年莒、即墨之围还严峻，徐将军的战绩胜过了孙武、穰苴！”

轻易不说过头话的曹操对徐晃的赞扬超过了以往任何武将，这是因为此战实在太重要了，而徐晃打得堪称完美，关键时刻稳住了曹军的局势和军心。

徐晃也打过不少胜仗，但这一次可谓他的巅峰之作，从战役谋划到临场指挥一气呵成，尤其是与关羽临阵交谈时关于私事、国事的一番话，更显示出他心中的情和义，为后人乐道。

徐晃为将，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打了胜仗从不邀功请赏，平时练兵和打仗都不惜力，有时让大家感到吃不消（驱使将士，不得闲息），军中流传起“不得晌，属徐晃”的话，意思是跟着他打仗，想清闲片刻都做不到。

这话传到徐晃耳朵里，他也不生气，跟部下开玩笑说：“再说，小心我捶你的破汤罐（我搥破汝钨哉）！”

破汤罐，指的是脑袋。

◎背后举起了刀

荆州突变的形势既考验着曹操，也考验着孙权。

历史就是这样，重大关头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不能立即抓住，机遇不会再来。

关羽北上后，吕蒙立即建议孙权：“关羽的主力部队都在樊城前线，但后方也留了不少人马，主要是担心我们从他背后发起攻击。我一直有病，现在以治病为由回建业，关羽听到就会放心地把人马调往襄阳前线。我们找准机会，突然发动进攻，如此南郡可以拿下，关羽可以生擒！”

孙权批准了吕蒙的计划，不过让吕蒙先不露声色，而是设法稳住关羽，为军事部署赢得时间。

关羽发起樊城战役时，孙权主动派人来见关羽，请求助战（权遣使求助之）。关羽挺高兴，允许孙吴的人马联合作战，但关羽不知道孙权的计谋已经开始了。

孙权派出了联合作战部队，暗中命令他们进军速度不要太快，这惹得关羽很不高兴。关羽已经俘虏了于禁等人，气势如虹，并不把孙权放在眼里。

关羽生气地对孙权的联络官说：“你们这帮畜生敢这么对我（鲗子敢尔）？等我拿下樊城，看我怎么灭了你们！”

孙权得到报告，知道已经把关羽激怒了，但他觉得还不够，又亲笔写了封信给关羽表示赔罪，同时答应关羽自己将亲自率兵前往助战（许以自往）。

另一方面，吕蒙对外宣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挺重（遂称病笃），孙权召吕蒙回建业。

主将发生异动，本来是件机密的事，但孙权唯恐大家不知道，召回吕蒙用的方式是公开命令（露檄）。

吕蒙由陆口返回建业，路过芜湖，守卫这里的是师长（定威校尉）陆逊，就像当年鲁肃路过寻阳与他长谈一样，吕蒙与陆逊在芜湖也做了一番长谈，正是这次谈话，吕蒙发现这个比自己小5岁的年轻将领才堪大用。

在这次谈话中，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大军压境，您怎么此时离开，难道不担心吗？”

因为涉及最高军事机密，吕蒙没打算告诉陆逊真相，他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确实病得很厉害。”

陆逊不以为然，对吕蒙说：“关羽此时正在气盛之时，一心北进，对我们没有防备（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又听说您病了，更没了戒备心。如果现在出其不意，必将一战可擒。您见到主公时，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吕蒙吃了一惊，轮到他对陆逊刮目相看了。

但吕蒙还不想把话挑明，而是对陆逊说：“关羽一向勇猛，而且势力越来越大，气势正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孙权手下的主要将领中，“鹰派”看来已占据绝对上风，除了吕蒙和陆逊，孙权的女婿、师长（奋威校尉）全琮也跟陆逊有共同看法，他向孙权秘密建议抓住机会突袭关羽。

此时，孙权与吕蒙已经定下了偷袭关羽的大计，但恐怕泄密，对全琮的建议不做答复。

吕蒙回到了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替他负责荆州事务，吕蒙当即推荐了陆逊。

一方面，陆逊的远见卓识让吕蒙欣赏，而以陆逊代替自己也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陆逊虽然很有能力但名气并不大，不会引起关羽的注意。吕蒙认为，陆逊如果前去接任，让他对外隐藏锋芒（令外自韬隐），对内则加紧备战，一定可以成功。

另一方面，吕蒙还有更深的想法，陆逊是孙权的侄女婿，孙权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了陆逊，因为这层关系，孙权必然对陆逊完全放心，推荐陆逊便没有任何顾虑。

孙权于是提拔陆逊为副军长（偏将军），同时担任前敌副总（右部督），代替吕蒙任总指挥，进驻陆口。

陆逊由芜湖前进到陆口，一到陆口就给关羽写了封信，对关羽一通猛夸，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态度十分谦卑。

陆逊在这封信里写道：“我不过是一介书生，为人粗疏迟钝，没有能力担负现在的重任，幸而与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为邻。现在愿意把心里的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不一定对，提供您作为参考。承蒙将军关注，并望多加指教（傥明注仰，有以察之）。”

从这些话里，关羽可能会品出这个小伙子有意向自己效忠，以求有个好前程的意思来。陆逊之前是干吗的关羽恐怕都不太清楚，但面对陆逊异乎寻常的谦卑，关羽果然上当了。

在关羽看来，孙吴自周瑜、鲁肃以后就数吕蒙还有两下子，吕蒙现在生病回了建业，其他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对于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陆逊，关羽自然没有放在眼里。

身在襄樊前线正为战事不顺而烦恼的关羽，现在对后方的事已完全放下心来（大安），他下令把留驻在南郡、公安等地的人马又调了一部分到樊城、襄阳前线。

陆逊密报孙权，认为时机差不多了，可以动手。

孙权也下了决心，但他觉得孙刘联盟已为天下人所知，自己先翻脸必然在政治上被动，最好有一个借口。

恰在此时发生了湘关抢米事件，给了孙权一个动手的理由。

当年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重新划分了江南各郡的势力范围，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孙权。湘水成了双方的界河，为了便于贸易和人员往来，在湘水上设了不少关口。

关羽在樊城外一下子俘虏了于禁所部好几万人，军粮供应不上，关羽命令后方人员擅自渡过湘水抢了孙吴的米。孙权听到报告，向关羽开战。

孙权想任命孙皎和吕蒙为正副总指挥（左右部大督），全面负责对关羽之战。孙皎此时任征虏将军，是孙权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孙静。

对于这样的安排，吕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果主公认为征虏将军行就用他，认为我行就用我。当初周瑜、程普分任左右部督，虽决断权在周瑜，但程普自恃资格老，又都是都督，因此不团结，差点坏了国家大事，这是前车之鉴呀。”

吕蒙不仅有才，看来也挺有个性。领导派自家人当一把手图的是个放心，吕蒙非要推荐自己，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有想法，但孙权就欣赏吕蒙这样的，马上改任吕蒙为唯一的总指挥，让孙皎负责后勤保障。

◎白衣渡江夺荆州

此时，樊城外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徐晃虽然打退了关羽的进攻，但关羽的实力仍然很强大，尤其是水军力量仍然完整，曹军在这方面不占优势。

关羽的水军控制着汉水，曹军被分割在汉水两岸的襄阳、樊城，互相不通。曹操调集的各路大军还在路上，曹操本人正在从洛阳往襄阳以北几百里的摩陂赶。

正在曹操着急万分的时候，突然接到孙权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孙权通报曹操自己将讨伐关羽，但同时请求曹操不要泄露这个机密，以免关羽有所准备（及乞不漏，令羽有备）。

自上次居巢讲和后，孙、曹俨然成为“一家人”，这么大的军事行动，面对的又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当然得知会曹操一下。

曹操征询众人意见，大家都觉得孙权如果从背后动手是一件大好事，为了保证孙权顺利得手，应该替孙权保密。

只有董昭看法不同，他认为：“用兵在于谋变，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可以许诺孙权替他保密，但不妨把这个情报透露出去，有意让关羽知道。关羽如果退兵自卫，樊城之围顿解，之后让孙权、关羽二贼相斗，我们可收渔利。”

曹操认为董昭的分析有理，命令徐晃把孙权的信抄了若干份，故意射落到关羽营里，同时也射到樊城内。

樊城的守军看到信顿时士气百倍，而关羽看到信后犹豫不决，想相信又害怕是曹操的挑拨离间，不相信又怕是真的。

正在关羽迟疑之际，大约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之间，吕蒙悄悄抵达柴桑以西的寻阳。他在此组织精兵和船只，把士兵藏在船舱里，让老百姓划船，外面的人扮作商人，昼夜不停地逆流而上。

长江沿岸有关羽布置的不少哨兵（屯候），吕蒙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所以关羽还不知道背后发生的情况。

关羽留在后方负责军政事务的是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关羽向来心高气傲，一直瞧不起这两个人。此次出兵，糜芳、傅士仁负责后勤保障，中间难免有供应不及时的地方，关羽很生气，威胁说回来后要收拾他们（还，当治之）。

关羽这个人做事不讲情面，糜芳和傅士仁知道他说到就会做到，因此感到忧心忡忡。吕蒙了解到其中情况，派虞翻前去劝说傅士仁投降。

虞翻怎么会跟吕蒙在一起呢？原来，虞翻已改任旅长（都尉），他不仅本事大，脾气也大，说话很直，跟大家处不好关系（性不协俗），多次犯颜谏争孙权，让孙权下不了台。前一阵孙权下令把他关在丹阳郡的泾县思过。

吕蒙很欣赏虞翻的才能，在建业养病期间，他知道虞翻懂医术，就向孙权请求把虞翻放出来给自己看病，后来又让他一同来到荆州前线。

吕蒙给傅士仁写了封信，陈说利害，派虞翻送去。虞翻口才一向很好，之前曾说服王朗和华歆投降，这一次傅士仁也被他说降了。虞翻建议把傅士仁一块带往江陵，南郡太守糜芳看到傅士仁投降了，于是也开城出降。

吕蒙就这样不费劲地得到了南郡。江陵是关羽的后方基地，将士们的家属多在此地，吕蒙进入江陵，释放了囚禁在此的于禁等人，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但不为难他们，给予抚慰。

吕蒙同时下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吕蒙有个手下是他的同乡，擅自拿了老百姓家一顶斗笠用来盖铠甲。吕蒙认为铠甲虽然是公家的东西，但也触犯了刚颁布的命令，为严肃军纪，吕蒙流着泪将其斩首。于是军中震动，江陵城出现了道不拾遗的景象。

吕蒙派左右不停地慰问抚恤地方长者，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对于生病的百姓及时送医送药，对饥寒中的人及时发给食物，关羽存在江陵的钱财宝物，吕蒙都下令贴上封条，等候孙权来处理。

吕蒙这些措施很快收到效果，他迅速控制了南郡的局势。

关羽听说南郡丢了，大吃一惊，立即下令撤军。

曹仁本想追击，但赵俨不同意：“孙权利用关羽出兵的机会发难抄了关羽的后路，关羽必然回击。孙权担心的是我们趁他与关羽互斗而从中取利，所以才谦卑地表示顺从效忠。如果我们攻击过急，孙权说不定就把对付关羽的手段转为对付我们（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关羽如今撤回，我们应该留着他，让他与孙权互斗。”

曹仁认为有理，下令不追击。而关羽撤退的消息传到摩陂，曹操也特别担心曹仁等人追击，赶紧加急传令，内容跟赵俨说的完全一样。

三方角力，不同于双方对垒，仗怎么打，得动脑筋。

关羽为救江陵的将士家眷，连派多名使者来见吕蒙。

吕蒙又大玩心理战，他厚待来使，让他们在城里到处走动，挨家问候，有的家人还写信让使者带回去。这些使者回去，把城里情况给大家一说，众将士知道家人无恙，江陵城的情况比平时还好，一个个都没有再打下去的斗志了。

这时，孙权亲自赶到了江陵，刘备属下的荆州各级官吏纷纷投降。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1亿，黄金500斤。

刘备任命的宜都郡太守樊友望风而逃，郡中官吏及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向陆逊投降，陆逊部将李异、谢旌等率3000人马分守要塞，切断与益州方向的联络。

但是在秭归遇到了麻烦，当地大族文布、邓凯等人联合夷兵数千人声称仍效忠蜀汉。陆逊命谢旌前往讨伐，文布、邓凯不敌逃走，陆逊派人前往招降，二人率众投降。

在不长的时间里，陆逊指挥所部斩获和招降蜀军达数万人（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成功地占领荆州西部地区。当然这一数字并非全是士卒，还包括蜀汉任命的各级官吏，这一系列行动显示出陆逊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公安，孙权得到了一个重要人才，他的名字叫潘浚。

潘浚字承明，荆州西南部的武陵郡人，曾拜名师宋仲子为师，王粲寓居荆州期间对他评价很高，他由此知名，担任了郡里的人事处长（功曹），不到30岁时又被荆州牧刘表任命为荆州部江夏从事。州政府里对各郡分别设一个部门进行管理，部江夏从事就是专管江夏郡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经常要到分管的郡里检查指导工作。

潘浚在任上干了一件事让他的名气更大了。

一次，他到沙羡县检查，发现县长贪赃枉法，潘浚直接将其诛杀，一郡震竦。刘表后来改任潘浚为湘乡县令，很有政绩。刘备占领荆州后，任命潘浚为州政府秘书处处长（治中从事），刘备入蜀后，留潘浚协助关羽处理州中事务（留典州事）。

孙权占有荆州，刘备任命的将吏纷纷归附，唯独潘浚称病不见。孙权派人送去一张床，并且派车去接他（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潘浚趴在席上不肯起，涕泣交横，哀不能胜。

孙权亲自前来看望，叫着他的字说：“承明，过去有个观丁父，是被俘虏的鄀人，楚武王任命他为军帅；还有个彭仲爽，是被俘虏的申国人，楚文王任命他为令尹。这两个人都是先生您老家荆州的先贤，开始虽然被囚禁，但后来都得到了重用，成为楚之名臣。您偏偏跟他们不一样，不肯投降，这不是说我没有古人的度量吗？”

孙权一边说，一边让随从用手巾为潘浚擦拭眼泪（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潘浚大为感动，起身下拜，孙权当即任命潘浚为治中，凡是荆州事务都跟他商议（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孙权为什么格外器重潘浚？

因为潘浚不仅有才能，而且是荆州本地人，长期在郡、州两府任职，熟悉当地情况，历经刘表、刘备时代，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稳定荆州政局，治理荆州事务，孙权最需要这样的人。

果然，不久潘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州政府负责武陵郡事务负责人（武陵部从事）樊伷暗中勾结武陵郡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妄图占领武陵郡后联络刘备（图以武陵属刘备），事情发生后，大家认为应该派一员大将率万人前去才能讨平。

孙权就此听取潘浚的意见，潘浚说：“派5000人马就足以捉拿樊伷。”

“先生对樊伷为何这么轻视？”

“樊伷是南阳郡的土豪，善于拨弄是非，但无实际才能。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过去樊伷曾请州里同事吃饭，到中午还没吃上，十几个人只好走了。这就好比侏儒，看到他身上的一部分就知道他的模样了（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

孙权大笑，接受潘浚的建议。

孙权干脆就派潘浚去，让他兼任师长（辅军中郎将），结果潘浚果然把叛乱平息，把樊伷斩首。孙权于是升任潘浚为军长（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

孙权对潘浚一直很信任，潘浚后来成为孙吴的重臣之一。

◎关羽败走麦城

关羽这边，孙权连派多路人马展开合围，虽然战事进展得很顺利，但能不能抓住或者杀了关羽才是关键。关羽虽然谋略不足，但此人治军有一套，敢做敢干，如果让他有了喘息之机，今后荆州仍然不稳。

孙权知道虞翻精通占卜，就把他叫来，让他占一卦，看看能不能抓住关羽。虞翻卜了卦，结果是“兑下坎上”，合在一起就是《易经》里的节卦，到第五爻的时候又变成临卦，虞翻解卦说不出两天关羽必然被捉。

关羽败退至麦城，此地在今湖北省当阳市境内，当年的长坂坡之战就发生在附近，孙权派人劝说关羽投降，关羽表示愿意投降。

当时吴范正好在孙权身边，他也精通占卜，孙权就让他赶紧占一卦，看看关羽是不是真降，吴范占了一卦，认为关羽有诈（彼有走气，言降诈耳）。

孙权于是命令提前做好准备，继续安排人对关羽进行堵截。

关羽果然是诈降，他命人在城头遍插旗帜，又弄了不少草人迷惑敌人，之后逃出麦城。

消息传来，孙权问吴范怎么办，吴范说关羽肯定逃不了，并且说明天中午前必可擒住关羽。孙权马上让人搬来个沙漏在那里看时间，验证吴范说得准不准。

次日，已近中午，还没有消息。

孙权急了，催问吴范，吴范说：“现在还没有到正午。”

过了一会儿，风吹帷帐，吴范拍着手说：“关羽抓住了！”

话音刚落，外面有人高呼万岁。

消息传来，关羽被抓住了。

孙权派遣副军长（偏将军）潘璋和老将军朱治的养子朱然负责阻截关羽。这一年十二月，潘璋部下一个叫马忠的团长（司马）在章乡活捉了关羽以及他的儿子关平、部将赵累等人。

其实要抓关羽不用费这么大劲，因为跟着他逃出来的也就只有几十个人而已。关羽应该向西逃，设法回到益州去，但孙权已经给他布下了口袋阵，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都逃不出去了。

如何安置关羽呢？孙权想了想，居然有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孙权打算把关羽招降，用他对付刘备和曹操。

但是，手下都劝孙权：“狼子不可养，以后必为害。曹操当初不杀他，结果自取大患，以至于到了要迁都的地步，现在怎能不杀他？”

孙权于是下令将关羽父子斩杀于南郡境内一个叫临沮的地方，此地在今湖北省远安县。

关羽当初兴兵北伐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有猪啃食自己的脚，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不吉利。关羽对儿子关平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了（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结果梦果真应验了。

关羽去世后被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对他也多次褒扬、追封，被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但从军事的角度看，关羽一生的真实战绩却并不佳，这一点与文艺作品中的描述很不一致。

比如，梳理一下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参加过的战役和战斗，可以发现有32次之多，总体战绩是23胜、5平、4败，剔除平局因素胜率高达85%，不仅在三国时期，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是相当值得骄傲的。

但根据对史书的梳理，关羽亲自参加的战役和战斗大约有17次，总体战绩是4胜、1平、12败，剔除平局因素胜率仅为25%，获胜的4次中曹操指挥的有2次、周瑜指挥的有1次，在战败的12次中关羽有2次被俘虏。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关羽一生大部分时间追随刘备，事业起伏波动很大，经常处在逃命之中，打败仗情有可原，这并不影响关羽成为一代名将。

关羽被后世尊为“武圣”显然与他真实的战绩无关，而更多的是他的勇敢以及他忠义的精神，比如他能在万马军中毫不畏惧地冲向敌阵，将敌人的主将斩于马下，再比如他一生坚定地追随刘备，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险恶处境都不改初心，当年在许县他受到曹操的厚遇仍不忘刘备，冒着风险去追寻。正是因为这种勇敢与忠义，关羽才受到后人的推崇和称道。

现在，孙权占领了刘备在荆州的基地公安。

孙权用侯爵的礼仪就地安葬了关羽，同时把关羽的首级送到曹操那里。孙权的用意很明显，人是我杀的，但我请示过你，你是同意的，至少也是咱俩合伙。他想把祸事往曹操身上引，刘备要报仇也拉上曹操一块扛。

曹操当然明白，下令用沉香木雕刻了关羽的身躯，跟首级一起以王侯之礼厚葬于洛阳城南，此处即现在著名的洛阳关林，后来也就有了关羽“头定洛阳，身困当阳”的说法。

现在关羽死了，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全部被赶了出去，荆州战事暂告一段落，不仅孙权觉得痛快，远在摩陂的曹操也终于松了口气。

孙权在公安见到了被刘备从益州赶出来的刘璋，觉得刘璋仍有利用价值，把他迁到秭归，在那里设立自己控制下的益州“流亡州政府”，刘璋任益州牧。后来刘璋死了，孙权改任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成为对付刘备的一张牌。

孙权在公安置酒进行庆贺。

席间，孙权专门来到全琮的面前，对他说：“你当初提的建议我虽然没有回答，但今天取得的大捷也有你的功劳！”

孙权下令提升全琮为副军长（偏将军），封阳华亭侯。

在这次庆贺会上却没有夺取荆州的第一功臣吕蒙的身影，他病了，病得很厉害。吕蒙之前就有病，由于这段时间的操劳，旧病复发，孙权赶紧把他接到自己在公安的住所里休养，用各种药方为他治病，广求名医进行诊疗。

孙权下令，有能治好吕蒙的赏赐千金。

吕蒙要扎针，孙权每次看到心里都难受，想常去探望，又怕吕蒙为此劳神，所以经常隔着墙探望（常穿壁瞻之），看见吕蒙稍微能吃点东西就很高兴，回头就跟左右有说有笑，反之则叹息，睡不着觉。

吕蒙的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下令大赦以示庆贺，众人也来向孙权庆贺（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

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吕蒙仍然病逝了。临终前，孙权亲往探视，又命道士在星辰下为之请命。

吕蒙死时42岁，孙权悲痛异常。

吕蒙临终前，孙权曾向询问谁能接替他，吕蒙推荐的并不是陆逊，而是朱然。

吕蒙对孙权说：“朱然的胆识和智谋都足够，我认为他可以接任（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

论资历，朱然比陆逊要老得多，他是孙权的同学，二人关系亲密，但孙权考虑再三，还是觉得选择陆逊更合适。

孙权最后升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拜为娄侯。镇西将军在各类杂号将军之上，相当于孙吴的西部军区司令，陆逊代吕蒙去陆口时才被破格提拔为副军长（偏将军），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两次被破格提拔。

孙权升朱然为军长（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命他镇守江陵。夺取荆州的另一位功臣潘璋也被提升为军长（振武将军）。

吕蒙留下遗言，所得金宝等赏赐都封于库中，交代有关人员待自己死后上交，自己的丧事务必从简（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

孙权听到这些，更加伤悲。

吕蒙是孙权最喜欢也是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孙权喜欢他，是因为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优点，首先他是一员猛将，敢打敢冲，在两军激战中能亲自取敌方主将的首级，又多次冲当先锋，冒死拼杀，毫无惧色。

吕蒙还是一员智将，他喜欢学习，注意不断地提高自己，在作战中肯动脑筋，经常有不凡的见解，对战略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能指挥大兵团作战。

不仅如此，孙权更喜欢他的恐怕还是他的人品。孙权曾夸奖吕蒙轻视财富、崇尚道义，这种精神值得人效仿，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应该都像他那样（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孙吴实行领兵制，将领死后兵权可由子弟们继承，吕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驻的地方很近，这三位将领死后他们的子弟都很小，无法继承军权，孙权把他们的人马都并入吕蒙所部，吕蒙坚决推辞，向孙权上书陈情，认为成当等人生前为国效命，他们的子弟虽然还小，但继承兵权的制度不应荒废。吕蒙连续向孙权书上了三次书，孙权才取消了命令。吕蒙为这几位将领的子弟们请了老师，悉心辅导他们，等他们成长起来后继续去带兵。

有一位郡太守对吕蒙有意见，曾挖苦过吕蒙，但吕蒙毫不记恨。后来有个职位空缺，孙权问吕蒙谁能接任，吕蒙推荐了那位郡太守，对吕蒙这种宽广的胸怀，孙权给予表扬。

◎打击还在继续

从关羽北上攻击樊城到被杀，不过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对刘备来说，所有的事都来得过于突然。

从此役一开始，远在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战事的控制，只能由关羽来主导，当时襄阳、樊城已处燔灼之势，由益州派兵去支援都来不及。

关羽出现危机后，有一支人马倒是离他挺近，可以过来支援一下，这就是在上庸、西城、房陵三郡的刘封、孟达所部。这三个郡是刘备攻取汉中后新设的，处在陕南与鄂西北之间、襄阳的西北方向，距离襄阳只有数百里，如果他们及时出兵，虽然未必能挽回败局，但救出关羽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关羽也关注过这支人马，他多次向刘封、孟达发出命令，让他们率兵增援（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但令人不解的是，二人根本没有接受。他们还给关羽陈述了理由，说上庸等三郡刚刚归附，还不够稳定，所以不能接受命令（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一般认为这是二人的借口，他们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愿意出手相救。从“阴谋论”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如果刘备有意除掉关羽，刘封就更不可能去救了。

其实不然，上庸等三郡的确刚刚建立，这是实情，此地被称为“山郡”，秦岭、巴山横亘其间，长期控制该地区的是申氏等大户，虽然臣服刘备，但难免不生二心。

关羽前期打得一直很顺手，大概也没想过要刘封、孟达增援，后来徐晃援军开到，关羽这才要刘封来，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上庸距襄阳虽然只有数百里，但都是山路和水路，大军事行动又都有一个准备过程，部队集结、粮草准备、行动路线规划都需要时间，刘封和孟达即使愿意出兵，等他们准备好，又在崇山峻岭间急行军多日，赶到樊城时恐怕也找不着关羽了。

所以不能怪刘封和孟达，只能怪关羽自己。如果关羽事先考虑到兵力不足的问题，就会在行动前做好协调和沟通。与上庸三郡来个南北夹击，那将是另一个局面。

关羽太自信，原想一个人包打天下，结果遇到了问题，这时候再去催，谁能保证呼之即来呢？

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客观情形如何，关羽既然下达了命令，刘封和孟达就应该无条件执行，不执行就是抗命。

刘封和孟达算不算抗命呢？仔细分析一下，还真不算，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刘封和孟达其实并不归关羽直接指挥，他们不是关羽的部下而是友军，关羽要让他们参战，只能由刘备下命令。

上庸等三郡是从汉中郡等地分出来的，传统上属于汉中郡，汉中郡归益州刺史部管辖，而非荆州刺史部，刘备让关羽负责荆州的军事（董督荆州军事），上庸等三郡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刘备取汉中后对行政管辖问题也进行过调整，设立了汉中都督，相当于一个边防区，与州刺史部平级，上庸等三郡归汉中都督管辖，这项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上庸等三郡从未归荆州方面管理是确定的。

关羽不能以“董督荆州军事”的身份直接给刘封下命令，那能不能以前将军的身份指挥他们呢？也不能。前将军不同于大将军、车骑将军，理论上只是某方面军的总指挥或某大军区司令，是不能以这个身份调动所有人马的，关羽要调动刘封和孟达，只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向成都方面提出请求，由刘备下达命令。

刘封和孟达突然接到关羽的求救要求，想必他们考虑最多的并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困惑：如果执行，多少有些不顺，事后会不会被追究？如果不执行，真的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如何交代？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刘封和孟达能做的大概就是先找个理由应付着，表明对关羽的要求他们并不反对，只是情况特殊不能成行，同时他们一定会向成都方面报告，等待进一步指示。令刘封和孟达没想到的是，荆州前线的战事竟然急转直下，关羽迅速失败，他们这才着急了。

刘封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向义父交代；孟达着急，他担心这一回自己恐怕在劫难逃。

孟达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这段时间孟达感觉一直都不好，上庸三郡本来是他平定的，刘备非要派个义子来督阵，摆明了是对自己的不信任，现在关羽死了，刘备肯定会要个说法，刘封是刘备的养子，不至于怎么样，而自己无根无基，关羽被杀、荆州丢失的这个黑锅看来得自己一个人背了。

刘封到三郡以后对孟达不够尊重，二人常有内斗，刘封还曾经侵夺过孟达的仪仗队（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孟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对外他怕刘备追究，对内他又愤恨于刘封的侵凌（达既惧罪，又忿恚封），于是决定投降曹魏。

孟达先给刘备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无奈，然后率手下4000余人投降，曹魏方面立即任命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此时，上庸和西城还在刘封手中，曹魏方面派夏侯尚、徐晃率军帮助孟达进攻他们。

孟达给刘封写了封长信，对刘封进行招降：“人，一旦涉及权势和利益，亲人都会成为仇人，更何况还不是亲人呢？现在你和汉中王只是普通的关系，没有骨肉之亲，自从在汉中宣布阿斗为太子以来，大家都为你鸣不平，感到寒心（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从前如果申生听取了子舆的劝告，必定会像太伯一样开辟出新的天地；卫伋如果听了弟弟的建议，也不会让他的父亲遭受天下之讥。公子小白逃出本国，后来却回国建立了霸业；重耳跳墙逃到外国避难，结果也恢复了君主的位子，这类事情自古都有啊！”

为了说服刘封，孟达查了不少书，引用了好几个典故来说明人在这时应该识时务，尤其是公子小白和重耳的故事更有诱惑力，他们都在本国遇到灾祸时逃到他国避难，最后又东山再起，分别成为齐桓公和晋文公，孟达劝刘封效仿他们，先投降再说，今后的事慢慢来。

在信中，孟达还为刘封分析道：“近观祸乱之兴，很多与废立之事有关。现在，汉中王对你可能已经产生了怀疑，担心你会起兵造反。而你平时在人情世故方面不注意，由此结下不少私怨，我担心汉中王的左右会对你进行离间。现在你远在他方，还能有一丝苟且，如果我们大军前进，你只能逃回益州，到那时就危险了。”

孟达劝刘封，如果以他的才干弃身东来，不仅能继嗣寇氏罗侯爵（继统罗国），而且会得到更大的封地，让刘封三思。刘封本姓寇，他的父亲曾被封为罗侯，孟达所以这么说。

刘封不听孟达之言，还想一战，但申仪投降，刘封败走。

曹魏下令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兼任新城郡太守，把曹魏整个西南方向的事务都交由孟达负责（委以西南之任）。

这样，刘备失去荆州之后又失去了上庸等三郡。

刘封逃回成都，刘备十分生气。

刘备不仅怨恨刘封没有出兵救关羽，更怨他与孟达没有处理好关系，激起孟达反叛（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前一条刘封实在冤枉，但后面一条他的确有责任，他年轻气盛，又是刘备的养子，礼贤下士方面还没有养成习惯，平时喜欢扎势，不把降将孟达放在眼里，结果酿成大祸。

如何处置刘封，刘备征求了诸葛亮的意见，一向做事谨慎的诸葛亮却向刘备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把刘封杀掉。

诸葛亮之所以这么想，主要考虑是刘禅刚被立为王太子，刘备登基称帝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刘禅就是将来的皇太子，刘备驾崩之后刘禅将继任。而刘封性格刚烈勇猛（刚猛），这样的人容易冲动，什么事都会干出来。诸葛亮考虑到刘禅继位之后很难驾驭刘封，故而建议刘备把刘封杀掉（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刘备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赐刘封死。

这一结果完全如孟达所料，临死前刘封叹息道：“真后悔没听孟达的话（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对于刘封的死，刘备还是很难过（为之流涕）。毕竟是自己的养子，而且一度曾想过让他来继承自己的一切。不过赐死和处斩虽然判的都是死刑，但结局不一样。赐死算是自尽，死后不追究其他人的责任，不没收家产。刘封有个儿子叫刘林，后来还担任过蜀汉的牙门将。

在荆州投降孙权的糜芳给家人带来了大麻烦，他的哥哥糜竺让人把自己绑起来，到刘备那里请罪。刘备对他进行了安慰，说弟弟犯罪不能追究到哥哥（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对他仍然信任如初。

但糜竺很羞愧，得了病，一年后去世。

◎有没有“借刀杀人”

关羽被杀、孟达投降，荆州和上庸三郡先后丢失，对刚刚称汉中王的刘备无疑造成了沉重打击，应该说造成这样的局面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从必然方面说，随着刘备势力近年来的急速膨胀，孙权和曹操都不会坐视不理，尤其是孙权，心态会更为复杂，刘备一直不如他，一度形同于他的附庸，却一再得势，先益州，后汉中，势头如日中天，又在曹操之后第二个称王，赶在了他的前面，孙权的心里既有焦躁和妒忌，也有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机会削弱刘备的势力，孙权一定不会迟疑。

刘备并没有对曹操发动全面进攻的思想准备，汉中虽胜，但并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总体局面，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汉中、荆州两路北攻的基础条件虽然初步具备，但根基还不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更何况，隆中对策中明确了发起军事进攻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敌人内部出现重大问题（待天下有变），也就是要等待时机。所以，从刘备到诸葛亮，对于荆州战役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偶然方面说，关羽借雨季发动樊城战役，居然一举给曹军以重创，气势如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没有做出充分准备，刘备和诸葛亮也无法突然叫停关羽的行动，更何况益州和荆州之间远隔千山万水，情报和军令传达不及时，而战场形势又瞬息万变，所以一切都只能交给关羽临机决断。

关羽是将才而非帅才，面对后方突然生变的局面，当即乱了阵脚。在那种情况下，回师等于承认失败，应该弃后方于不顾，拼命向正面之敌进行攻击，胜算尚有一半。关羽回军，从此一败再败。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突然发起的战役，在曹操和孙权临时联手，而刘备和诸葛亮又无法掌控战场局面的情况下，关羽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史书对这场决定三方势力消长的重要战役记载得其实并不详细，尤其是成都方面如何看待这场战役、如何支援和策应关羽的军事行动缺乏记载，因此留下了很多让人想象的空间。

比如，关羽临死前为什么突然向西北方向运动？他兴兵北上，刘备事先知情吗？关羽遇困，刘备为何不派人马来援救？辛辛苦苦打下的荆州眼看就易手了，刘备为什么不发起反击？

一连串的谜团的确让人费解，由此也产生了所谓的“阴谋论”，有人认为马超曾见死不救，也有人认为刘备坐视关羽被消灭是故意的，因为关羽势力膨胀，时常露出骄傲之色，不太服管，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借孙权之手除掉了关羽。

对于这些疑问，需要仔细地去梳理史实进行解答厘清。

比如，关于马超“见死不救”的问题，其实是来自史书的一个误记。

关羽从襄阳前线退到麦城，后来又命丧于临沮，临沮在荆州的西北部，离刘备控制下的上庸等三郡很近。关羽原来打算南下，夺取江陵和公安，后来发现不现实，所以改往西北方向的临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临沮这里还有蜀兵据守，关羽是来与他们会合的。

那么，负责防守这里的蜀军将领是谁呢？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临沮属南郡，此前一直是刘备的地盘，吴军虽已夺取了长江沿岸一些重镇，但临沮此时应当还在蜀军手中。如果细心一些的话，会发现史书上有一条记载，说马超担任平西将军后，驻扎的地点就是临沮（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

蜀汉在边境以及有关重要地区设立了若干个“都督区”，如汉中都督区、永安都督区、庲降都督区等，相当于边防区或前敌指挥部，按这样去理解马超“督临沮”就相当于“临沮前敌指挥部总指挥”。

马超死于蜀汉章武二年（222年），也就是关羽死后两年。关羽死于临沮时他仍健在，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关羽临死之前原来是投奔马超去的，而我们竟然没有看到马超救援关羽的任何记载！

但再仔细去分析，发现又不是这样的。

马超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刘备的（以穷归备），而刘备当时也只想利用他的名气对刘璋集团打心理战，所以不可能让马超马上离开益州到遥远的荆州去。

临沮属荆州，荆州已由关羽镇守，马超来投后很快被刘备拜为平西将军，相当于西部战区司令，而关羽仅为荡寇将军，相当于军长，以关羽的性情，二人不在一起尚内心不忿，如果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共事谁又领导谁呢？刘备怎会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

马超投奔刘备后还发生了许多事，包括之前提的彭羕事件，说明他其实一直在成都没有远离，根本不可能到临沮当“前敌总指挥”，不仅关羽兵败被杀时不可能，即便刚来投奔时也不可能。

那么，“督临沮”该做何解呢？

这的确很费解，推测起来也许是史书的笔误，比如此处应为“督临邛”，临邛在成都近侧，位于成都西南不远，刘备那时还不可能设个“临邛都督区”，马超从汉中大约也带了少数人来，刘备让他“督临邛”，其实只是让他在那里驻留一段时间。

马超“见死不救”的问题搞清楚了，但还有另一个疑问。

在关羽发动战役的几个月时间内，刘备和诸葛亮并没有任何作为，既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也没有下达过什么命令，如果还原到当时紧张激烈的气氛之中，这是难以想象和不合常理的，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是刘备和诸葛亮故意的。

问题是，如果真有这种可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有人认为其中存在阴谋，诸葛亮是在借刀杀人（诸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关羽是公认的所谓虎臣，易代之后无法控制，但他功劳多而没有什么罪状，如果除掉他不足以让人心服，所以不惜以荆州做代价来除掉关羽。

这种观点未免过于大胆，虽然只是猜测，却影响深远，被后来许多人所相信和采用。按照这个说法，诸葛亮不仅阴险，而且可怕，为了保证易代之后政局顺畅，不惜牺牲荆州为代价将关羽清除。

但这个说法没有多少道理，先不说诸葛亮会不会产生除掉关羽的疯狂念头，退一步说，即使真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做不到，因为诸葛亮既不能私自调动关羽发起那么大一场战役，更无法指使孙权在关键时刻做出配合，这场荆州争夺战不是诸葛亮可以左右的。

而且，在诸葛亮的心目中，荆州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隆中对策中诸葛亮早已明确指出，荆州是未来光复汉室大业的两个支点之一，要取得统一中原的胜利，必须在联合孙权的情况下，从汉中和荆州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曹魏。失去荆州，隆中对策就失败了一半，诸葛亮即使担心关羽的存在对未来不利，也不可能拿整个荆州做交易。

况且，还有重要一点，诸葛亮由荆州随刘备入蜀，一同追随的还有大量荆州人士，这些人世代居住在荆州各地，亲属、祖业都在此，荆州丢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将承担巨大的牺牲和痛苦，对此诸葛亮怎能不感同身受？如果这一切出自诸葛亮的设计，为一个关羽放弃整个荆州，那诸葛亮在众人心目中将是一个什么形象？

所以根本不存在借刀杀人，诸葛亮不曾有，刘备也不曾有。

至于战役从开始到结束这几个月时间里成都方面没有大的动作，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是因为益州和荆州间道路阻隔，联系不便，关羽北上后，战场又移向长江以北几百里的襄阳、樊城一带，信息交换一来一去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

二是如前所述，关羽发动此役事先并没有跟刘备、诸葛亮认真商量研究，没有形成战役的整体方案和规划。关羽仓促起事，初期刘备又在由汉中回成都的路上，所以反应不够及时。

三是战役虽然于七月发动，但转折点出现在十月以后，开始关羽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压倒对手，不存在紧急救援的问题。

四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孙权的背后一击，当时孙权是联盟，曹操是敌人，孙权的一举一动在荆州的关羽最清楚，而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却很难把握和预料。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成都方面救援不及时的问题，这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没有主观故意。

但不管怎么说，荆州丢失、关羽被杀，对正在鼎盛时期的刘备集团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

◎孙权送来“火炉”

关羽死时，增援襄阳的各路曹军仍在不断开来，有的已经到达了前线，有的还在途中，曹操本人率总指挥部驻扎于摩陂。

摩陂位于郏县的西北，也就是紫云山北麓一带，许县与南阳郡之间。“陂”指的是古时的人工水库，这个水库长和宽各15里（纵广可一十五里），不算小，曹魏当年广开屯田，曾在这里屯田并建立军事基地。

此时，曹操身边的主力是夏侯惇部。夏侯渊死后，曹操对夏侯惇格外亲近。夏侯惇追随曹操30年，出生入死，曹操视其为手足兄弟。曹操经常让夏侯惇与他同乘一辆车（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诸将都无法与之相比。曹操还上表献帝拜夏侯惇为前将军。

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年底，徐晃由襄阳回师宛县，途中路过摩陂，曹操亲自迎出七里，并下令置酒，曹操亲自举杯为徐晃劝酒（举卮酒劝晃）。

随后，由合肥前线的居巢赶来增援的张辽也到达荆州，曹操命张辽率部也赶到摩陂。张辽快到时，曹操乘辇出营迎接。

参加荆州会战的其他各部人马陆续赶到，都集中在摩陂附近（时诸军皆集）。众将领发现，他们的魏王已65岁了，行动已经开始迟缓，目光也不像先前那么犀利有神，经过连续不断的打击和日夜操劳，已经彻底成了个老头子。

曹操到各营慰问的时候，有很多新加入曹营的将士还从来没有见过魏王，故而都想一睹他的风采。对那个时代的军人来说，曹操不仅是丞相，是魏王，更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巨星。

曹操理解大家的心情，尽管很劳累，身体已经有点吃不消，但仍然微笑着从一列列队伍前骑马走过，腰板尽量挺得笔直。有时候实在骑不动马，就坐在车子上视察队伍。每当他走过，队伍里总是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在摩陂，曹操召集大家研究关羽死后荆州的局势。

经过一连串的动荡，曹魏在南阳郡、南郡北部原有势力范围已经变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生机，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一带的老百姓以及在汉水两岸屯田的军士迁到内地去。曹操有点动心。

司马懿认为不妥，他认为：“荆楚地区向来局势不稳，关羽刚刚战败，那些想作恶的人正在观望，如果把那些一般的百姓全迁走，既伤了百姓的心，也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难收拾，原来逃走现在想回来的人也不敢回来了。”

荆楚之地不可丢，在此局势错综复杂之际，即使那些想作恶的人也只是在观望之中，如果现在采取退守的办法，既会让那些忠于曹魏的百姓寒心，也会让那些想趁机作恶的人有机会，那样将让局势更难以收拾，今后再想回来也难了。

曹操认为有理，于是停止了迁移计划，逃到外地的人陆续回来了不少。

把刘备挤出荆州，今后在这里打交道的就是孙权了。对于这个老对手，曹操颇感头疼，现在孙吴士气正盛，外又有刘备牵制，现在不是摊牌的时候。

曹操于是上表献帝，拜孙权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假节，兼任荆州牧，封南昌侯。

孙权接受了这一任命，派师长（校尉）梁寓带着贡品前往许县进贡，除例行的答拜公文，孙权还给身在摩陂的曹操写了一封信，信中孙权劝曹操直接当皇帝，并表示愿意效忠（称臣于操，称说天命）。

这是孙权的谋略，他知道在荆州占了大便宜，但也惹了大麻烦，刘备不会坐视不理，眼见得一场大规模的复仇行动将在孙刘之间展开，他必须把曹操拉过来，站在自己一边。

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到火炉上烤呀（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但侍中陈群以及新任尚书桓阶等认为此建议可行：“汉祚已终，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殿下功德巍巍，天下瞩望，所以孙权都自愿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应该正大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他们的观点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汉朝气数已尽，曹魏完全有资格代替它，这是天人之应，就连孙权都自愿称臣，不必再犹豫。

夏侯惇等将领也认为，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的即是天下主人，魏王从戎30多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归。

夏侯惇等将领也建议曹操应天顺民，登基称帝：“天下人都知道汉室寿命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的，即是天下的主人（即民主也）。殿下从戎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归，应天顺民，不要再犹豫了！”

曹操此时想取汉帝而代之，自然易如反掌，但曹操并不愿意称帝，一来出于之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向天下人做出的政治承诺，二来称不称帝只是个形式，在孙权、刘备未灭的情况下，称帝只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给对手以口实，而没有任何意义。

曹操告诉属下们说：“如果上天真有此意，我也只愿当周文王啊（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一生不止一次提到周文王。周文王名叫姬昌，是商代贵族，他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日益强盛。当时殷纣王执政，残虐无道，他害怕姬昌，把他囚禁起来，但是姬昌设法重获自由，之后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力量，为讨伐商纣王做准备。后来姬昌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也就是周武王，最后完成了父亲周文王讨伐商纣的遗愿。

曹操再次重申，他今生此世不想称帝，但同时他也暗示，如果曹氏有代替刘氏承祚天下的那一天，可以在他儿孙辈手里完成。

◎“非常之人”长逝

曹操在摩陂渡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随后下令回师邺城，他没有在许县停留，可能还是不愿意见到献帝吧，不过他绕道去了洛阳。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里，魏王曹操一行抵达洛阳。几个月前，曹操从汉中率大军回来时也在洛阳做过停留，他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多年，20岁走上仕途也是从洛阳开始。多么美好的岁月呀，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洛阳北部尉，却让那时的生命如此充满激情，也充满期望。

眼下，洛阳已残破不堪，经过战争的洗礼，尤其是经历了董卓纵火的摧残，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包括曹家旧宅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成为一堆堆瓦砾，但曹操对这里仍然充满了感情。曹操命令有关部门对原洛阳北部尉官署进行了复原，并特别强调修得比原来还要气派。

这再一次证明曹操确实老了，只有老人才更留恋和回味自己的过去。

这一次由摩陂来到洛阳，曹操打算在此住一段时间，他下令在洛阳修建宫殿，宫殿的名字都起好了，叫建始殿，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接连发生了不祥之事。

为修建始殿，工匠砍伐濯龙祠里的树木，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树被刀砍之后却流出了鲜血（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出血）。

曹操命令工程负责人苏越把一棵梨树迁走，在挖树根的时候树也流出了鲜血。苏越把情况报告给曹操，曹操亲自前去查看，果然见到树根出血，心里很厌恶，认为这是不吉之兆。

曹操一下子病倒了。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二十三日，魏王曹操病逝于洛阳，按中国习惯的虚岁计算，曹操死时66岁。

曹操20岁出仕，30岁时赶上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历史舞台。59岁时曹操晋爵为魏公，62岁时晋爵为魏王，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中度过，较之西汉初年的刘邦和东汉初年的刘秀，曹操可能都会有生不逢时之叹。刘邦只用6年就取得了天下，刘秀用的时间更是不到4年，而曹操打了30多年的仗，直到临终前还在四处征战。

曹操的一生波澜壮阔，功业卓著，他被称为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非常之人），是一个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人（超世之杰）。

曹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孙武、吴起；他也是伟大的文学家，被称为“诗史”；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可以与同时代大书法家张芝、张昶等相提并论；他也是一个音乐家，能与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桓谭、蔡邕相比；他也是围棋高手，与当时著名的棋手山道子、王九真、郭凯等不相上下。

总之，曹操是一个有文治武功，也充满个人魅力的人，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也辉映了那个时代。

魏王驾崩十分突然，如何料理后事令人措手不及。

此时王后卞氏以及太子曹丕都远在邺县，曹丕的另外两个同母弟弟曹彰和曹植一个在长安，一个同在邺县。

在洛阳的大臣们经过商议之后，共推谏议大夫贾逵主持丧事。曹操驾崩的消息对各方面震动都很大，有人认为应该秘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而是立即公开发丧，并让大家前来瞻吊魏王遗容（令中外皆入临），之后命令大家各返岗位不得擅动。

只有青州兵不听指挥，他们擅自击鼓离去，有人认为应该命令他们不得妄动，如果不从就派兵征讨。贾逵知道这支最早改编自黄巾军的队伍，一向军纪最差，独立性最强，除魏王之外，只有于禁能镇住局面，现在魏王驾崩，于禁身陷孙权，没有人能管住他们。

贾逵认为对青州兵应该安抚，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檄文，告诫青州兵自我约束，同时命人继续给青州兵发放给养，局势才稳定下来。青州兵的骚动给大家提了醒，有人建议把各地的郡太守、县长都撤换成沛国或者谯县的人。

对于这个愚蠢的建议，魏郡太守徐宣给予严厉驳斥：“如今大家同舟共济，每一个人都怀有忠义之心，如果全用沛谯人士，将会让那些忠臣心寒！”

曹魏已远近一统，内部并无派系和亲疏，只有沛国或谯县人无异于制造对立，徐宣的看法是对的。这条提议最终没有实行，避免了曹魏内部可能出现的一场大动荡。

没几天，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他一到就向贾逵询问魏王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

贾逵一脸严肃地说：“魏国有指定的继承人，魏王的印信不是你该问的。”

有一部史书说，曹操临死之前曾急召曹彰来，但曹彰未到曹操已经驾崩，曹彰认为父亲肯定有什么大事要向自己交代，所以很关心父亲印信的去向，对于父亲要向自己交代哪些事，曹彰认为是有关继承权的大事。

曹彰来到洛阳，见到曹植后说：“先王召我，是想立你为接班人。”

曹植赶忙说：“不可，没见袁氏兄弟吗？”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说明曹植还算清醒，袁氏兄弟的教训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哥哥曹丕在这一两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异己势力的清除。

曹植明白，纵使父亲临死前把他本人找到跟前，亲手把印信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班他也接不了。

在贾逵等人主持下，魏王的灵柩运回邺县。

魏王突然驾崩的消息传到邺县时，太子曹丕及文武官员无比悲痛，曹丕号哭不止，无心过问任何事。

担任太子府总管（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劝道：“大王刚刚去世，正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料理，不能效法普通百姓们的孝行。”

曹丕才止了哭泣，但臣属们也聚到一起放声痛哭，正常的办公秩序完全被打乱。

司马孚呵斥大家：“大王去世，天下震动，你们应该赶紧拜见太子，安定人心，难道只会在一块哭？”

大家才停下，赶紧忙正事。

在司马孚等人主持下，在魏王灵柩没有到达前，邺县已经开始筹备丧事。对于太子何时继位，大家有了争论，有人认为太子继位应该先有天子的诏书，也有人认为可以提前继位。

尚书陈矫认为：“大王在外面驾崩，现在人心惶惶，太子应该立刻即位，以安天下之心。”

陈矫更直言不讳地说，曹彰就在魏王的灵柩前，随时可能有变。曹丕于是决定提前继位，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做完了各项准备（具官备礼，一日皆办）。

第二天早上，魏王宫宣布了由王后卞氏发布的诏令，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大赦天下。

没过几天，献帝的诏书也来了，御史大夫华歆亲自送来丞相和魏王的印信，诏令新魏王仍兼任冀州牧，尊王后卞氏为王太后。

为了向新魏王表达祝愿，汉献帝下令改元为延康，使用了25年的汉献帝建安年号结束。这样，公元220年现在便有了两个年号，正月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以后是延康元年。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是上天哀悼已故魏王的离世，还是魏国新政权的不祥之兆？每个人都做着不同的解读。

二月二十一日，曹操被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寿陵，在去年发布的《终令》里，他对陵寝的位置已经进行过详细交代，即邺县城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岗上，那时候地方确定后，曹丕等人就开始修建陵墓，现在可以使用了。

曹操的后事均按照他临终前的遗嘱办理。除了一年前曹操正式颁布的《终令》外，曹操临死前还留下了遗嘱，这篇文献正史没有提及，它保存在南朝时编纂的一部文选中。

曹操在这篇临终前的遗嘱中对后事做了具体交代：

“半夜里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天明时喝粥出了点儿汗，服用了当归汤。我在军中坚持依法办事，这是对的，至于因为一时之怒而造成大的过失，这些不应当学（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我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我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这个别忘了（勿遗）。

“文武百官来吊孝的话，只要哭15声就行（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把我葬在邺城西边的高岗上，与西门豹祠紧邻（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我身边的婢妾、歌伎等，都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她们。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帷幔，一早一晚供上祭物，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从早到晚向着帷幔歌舞。

“你们要经常登上铜雀台，远望我西面的陵园。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香料来祭祀。宫人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我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我留下来的衣物可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这篇遗嘱很不完整，中间可能佚失了不少内容。从语气上看，它是写给曹丕兄弟们的，中间既有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如何安排后事的具体交代，有些地方说得很细，有点婆婆妈妈，让人跟雄霸天下的曹操无法联系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善、也真。后世对曹操颇有争议，但对他之前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这篇临终遗嘱，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真性情的流露，是曹操本色的体现。

◎留下“遗冢”之谜

曹操死后葬于高陵，其位置在邺县城西的高岗上。

然而，以后朝代几经更迭，邺县兴而复衰，又过了200多年，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将邺城彻底摧毁，并再也没有重建。再加上其地临近漳河，随着漳河不断改道，城池及主要标志物荡然无存。

今天再到曹魏邺城旧址，唯一明显的地面遗迹是一座土台，它就是三台之一的金凤台，千百年来的风吹雨淋使其高度和规制已远不如从前，当年空中楼阁的盛景已被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土丘所代替，上面也不可能再现上百间屋宇的辉煌。

曹操的高陵更是如此，随着地表建筑的彻底消失，到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至少在800年前，人们似乎已经找不到曹操墓的位置了，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将次相州》，其中提到了“曹操疑冢”。

这首诗写道：

青山如浪入漳州，
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垄亩，
骐麟埋没几春秋。
功名盖世知谁是，
气力回天到此休。
何必地中余故物，
魏公诸子分衣裘。

王安石把曹操比喻为“骐麟”，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诗中“八九丘”为何意，他没有交代。南宋诗人李壁给王安石诗做过注释，他在“八九丘”一词下做注，认为它指的就是“曹操疑冢”。

也许这是“曹操疑冢”第一次被提出，此时距曹操去世已将近1000年。此后，“曹操疑冢”的说法影响越来越广，南宋诗人范成大奉旨出使金国，路过漳河也写了一首怀古的诗，题目叫《七十二冢》，所指更为具体。

这首诗写道：

一棺何用冢如林，
谁复如公负此心。
闻说北人为封土，
世间随事有知音。

范成大担心大家看不明白，专门给这首诗作了一个注：“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就是曹操疑冢。森然弥望，北方金人经常来这里扫墓添土（北人比常增封之）。”

这说明，到范成大时期，关于“曹操疑冢”已经越传越广，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其数量为72个。

此后，关于“曹操疑冢”的故事传播得更广泛，不仅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中经常提及，在文人墨客的凭吊怀古之作里，大多也都将其视为正史加以评伐或歌咏。

“曹操疑冢”也被清人蒲松龄写进《聊斋志异》中，该书有一篇《曹操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暗。盛夏时有人在河里洗澡，忽然像被刀斧砍了一样，尸断浮出；后来又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惊讶。地方官听到，派人把上游的闸关上，让河水流干，这才看见崖下有个深洞，中间有转轮，轮上排列利刃如霜。拿掉轮子，中有块小石碑，都是汉代篆字。仔细看，是曹孟德的墓。后来破棺散骨，殉葬的金银财宝也都被大家拿走了。

这大概是关于“曹操疑冢”最离奇的故事了，说曹操把墓设计在了流水之下。

蒲松龄还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了评论，他说：“有人写诗‘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可又怎么知道曹操的尸身是不是在这七十二个墓里？曹操真是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

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想必他也只是把这件事看成民间传说来看待，《聊斋志异》记录的大都是蒲松龄从社会上收集来的传说故事，这则故事说明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已经家喻户晓，结合当时的一些戏曲以及文人笔记小说来看，关于“曹操疑冢”也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

关于“曹操疑冢”的存在，似乎可以成为定论了。

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无法忽视：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只是宋代以后才被提起，宋代以前的人们从没怀疑过曹操墓的真假。

作为曹操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曹丕也是曹操丧事的主要办理者，他曾写了哀策文，其中写道：

卜葬既从，大隧既通。
漫漫长夜，窈窈玄宫。
有晦无明，曷有所穷。
卤簿既整，三官骈罗。
前驱建旗，方相执戈。
弃此宫庭，陟彼山阿。

意思是：在正式下葬之前进行了卜筮，宽阔的墓道通向墓室。墓室里如漫漫长夜，又如幽幽深宫，没有光明，没有尽头，多么令人悲伤呀！参加丧仪的人们已整齐站好，天、地、水三官也排列整齐，前面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中间还有人手执长戈。从现在起，先王将离开宫廷，到达被安葬的山岗。

也参加了曹操安葬仪式的曹植写过一篇诔文，相当于悼词，在这篇长达600多字的祭文中，曹植更为详细地记录了曹操安葬的情况，其中写道：

既即榇宫，躬御缀衣。
玺不存身，唯绋是荷。
明器无饰，陶素是嘉。
既次西陵，幽闺启路。
群臣奉迎，我王安厝。
窈窕玄宇，三光不晰。
幽闼一扃，尊灵永蛰。

意思是：将要入葬时，穿的还是平时的衣服，印信没有带到身上，只带了印章上的丝带。陪葬用品也没有什么华美的，最值钱的只是素色的陶器。灵柩到达西陵，墓门慢慢打开，群臣送迎，我王就这样安葬了。在幽暗的墓室里，没有日月星辰之光，墓门落下来了，至尊的魏王将永远生活在里面。

从曹丕和曹植这两位亲历者的记述来看，曹操的安葬活动是公开的，也是盛大的，曹丕和曹植不仅知道曹操被安葬的确切位置，他们都曾亲自到墓室里查看过。

亲眼看见过曹操遗嘱原件的晋人陆机生于曹操去世后40年，他的弟弟陆云亲自到邺县参观过铜雀三台，他写给哥哥陆机的两封信至今仍保存着，其中谈到此次邺县之行所见所闻。

陆云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登上了三台，发现上面的房屋正在毁坏，其中一个台上还有曹操当年储藏的10万斤煤（石墨），陆云临走还拿了点，并送给陆机一些做纪念。

这时候距离曹操去世已80多年，曹魏政权已灰飞烟灭，铜雀三台尚在，但游人已经能随便上去参观了。陆云没有提到他是否瞻仰过曹操的高陵，但如果高陵位置是个谜的话，想必他也会多说几句吧。

又过了100多年，南朝诗人谢朓来参观过邺城故址及曹操的高陵，写下了几首吊怀诗，其中写道“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那时候曹操墓的位置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其后，还有不少学者、诗人先后来到这里参观、瞻仰，留下了一些诗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即曹操去世420多年后，另一位历史伟人李世民亲征高丽，大军路过邺城故址，一向对曹操推崇备至的李世民亲自撰写了祭文在曹操墓前祭奠，这篇祭文至今保存着。

其后，宋之问、王勃、张说、高适、刘长卿、李白、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罗隐、陆龟蒙等唐代诗人，或者亲自来过邺都旧址，或者写过与铜雀台、曹操墓有关的诗作，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曹操疑冢”问题。

可见，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宋代以后人们虚拟出来的，原因与历史上对曹操评价的变化有关。

在宋代以前，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提到曹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英雄，公开崇拜曹操也不会被大家非议。

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曹操的形象突然发生逆转。有人认为这与南宋偏安于江南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涉及谁是历史正统的问题，曹操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变了，由英雄成了奸雄，“曹操疑冢”也就出现了。

所以，“曹操疑冢”是一个文化现象、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问题。

现在的邺城故址以西漳河沿岸不知从何时起确实出现过一片古墓群，也为宋元之后来此凭吊的文人就“曹操疑冢”的联想增加了证据。但考古证实，这些被认为是“曹操疑冢”的陵墓只是东魏、北齐皇室与贵族的墓葬群，1956年河北省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它们冠以“曹操七十二疑冢”，1992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其正式更名为“北朝墓群”。

总的来说，曹操墓就是一个普通的帝王陵墓，曹操生前并没想把它搞得那么神秘，他死后的长达数百年时间里这个问题也都是清楚的。曹操墓最终成为一个“疑案”，一方面缘于历史的变迁，原址地貌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缘于曹操历史形象的变化，是人们通过各种传说、臆断、演绎的结果。

不过，类似“曹操疑冢”这样的疑案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对于历史之河的走向，它无关紧要。

曹操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才是重要的。

从曹操丢失汉中到刘备丢失荆州，再到曹操之死，这些大事一件接一件发生，令人目不暇接。

尤其是荆州事件不断升级，最终以关羽被杀收场，标志着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孙刘联盟看起来已无法继续下去了。过去“二弱”联合起来尚能抗“一强”，现在孙权似乎变得越来越强了，而且站在了曹操一边，这让刘备瞬间跌入深渊。

对刘备而言，“一弱”能否对“二强”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备究竟该怎么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英雄记．失控的帝国／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47-8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742号

三国英雄记．失控的帝国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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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4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英雄趁乱而起

◎曹操与袁绍

◎投身军界当旅长

◎一个农民的理想

◎甲子年，甲子日

◎万事俱备，只差叛徒

◎御前军事会议

◎讨伐兵团何司令

◎三个猛人当师长

◎副县长孙坚

◎草根青年刘备

◎太守女婿公孙瓒

◎倔脾气的陶谦

◎监察专员王允

第二章　殊死之战

◎曹旅长初上战场

◎孙副团长冒死先登

◎战地视察团

◎董卓的成长史

◎人头堆成一座山

◎石碑上的故事

◎士人们的反击

◎王允拒绝自杀

◎一次秘密谈话

◎书呆子也发怒了

◎杨老师死了

第三章　艰难的仕途

◎济南国官场

◎曹操心灰意冷

◎刘备弃官逃亡

◎孙坚转战大西北

◎公孙瓒崛起幽州

◎陶谦成为实力派

◎袁绍耍滑头

◎一个秘密小团体

◎皇宫神秘大火

◎超级宦官的诞生

◎一场未遂政变

第四章　帝国崩溃

◎刘部长的私心

◎媳妇婆婆闹矛盾

◎一帮来搅局的兄弟

◎一个伐木工的逆袭

◎朝廷组建新军

◎平乐观大阅兵

◎何进的朋友圈

◎袁绍在挖坑

◎汉灵帝这个人

◎宦官起内讧

◎袁绍要搞“兵谏”

◎洛阳成了火药桶

第五章　乱中夺权

◎大将军的苦恼

◎溅在宫门上的血

◎局面顿时失控

◎最后的宦官

◎董卓捷足先登

◎玩起了心理战

◎吕布闪亮登场

◎无法拒绝的诱惑

◎无聊的政治秀

第六章　关东联军

◎冲突终于爆发

◎另立新天子

◎逃亡路上是非多

◎董卓的一招败笔

◎曹操的警卫员

◎曹家兄弟来投军

◎神秘的公开信

◎韩馥面临选择

◎不请自来的人

◎实力派不肯来

◎弘农王别唐姬

第七章　迁都长安

◎潜伏的老党人

◎董卓玩套路

◎名将交出兵权

◎一场疯狂掠夺

◎曹家军打头阵

◎遭遇可怕对手

◎胡大人扬言杀吕布

◎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联军自相残杀

◎孙坚攻入洛阳

◎陶谦的小算计

◎乱棍打死老领导

◎暴君的天下

◎蔡文姬和王粲

第八章　天下新格局

◎孙坚身死岘山

◎又上演废立闹剧

◎袁绍反客为主

◎乱世里的反面教材

◎一位“下派干部”

◎公孙瓒首鼠两端

◎益州牧刘焉

◎五斗米教主

◎曹操的新战场

◎首席智囊荀文若

◎天上掉馅饼

◎一支能打的精兵

第一章　英雄趁乱而起

◎曹操与袁绍

汉末三国，群雄辈出。

说起那时的英雄，第一个当然是曹操，而说到曹操又不能不说袁绍，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冤家对头。

其实，年轻时他们还是好朋友，关系相当不错。

袁绍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曹操专程跑去吊丧。袁绍的老家在豫州刺史部治下汝南郡的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当时曹操在洛阳求学，要去汝阳得走上好几天。作为朋友，曹操写封信慰问一下就可以了，大不了派个家人送上丧仪也算是很给面子了，曹操的举动说明他们的关系很铁。

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袁绍生年不详，比曹操大10岁左右，由于他字本初，有人推测他出生于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袁母的丧事是在熹平年间，当时曹操不到20岁，袁绍不到30岁。

但是，这一趟远行似乎没给曹操留下多少好印象。一路风尘仆仆，受尽颠簸，到了地方却发现根本没人招待，只能混在乌泱乌泱的人群里，严重地被冷落了。

其实袁绍倒不是故意怠慢曹操，而是因为来吊丧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袁绍想跟每位来宾都握一下手根本不可能。

这真不是夸张，当时袁家的客人多达三万人（会者三万人）。

这当然是很大的排场，当时像汝阳这样的县总人口通常只有几万人。那时没有飞机、高铁，不通高速公路，出一趟远门也十分不容易。

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虽然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中，但看到这么多人来，心里还是难掩激动和骄傲。曹操是个高度敏感的人，爱热闹，怕被别人冷落，但现在只能站在人群中看热闹了。

跟曹操结伴而来的还有一个人，是他的朋友王俊，比曹操大几岁，与曹操、袁绍相比，他后来基本上默默无闻。曹操和王俊挤在人群里，曹操个子本来就不高，要看清楚还得踮起脚尖，这让他越看越生气。

曹操突然对身边的王俊冒出了一句：“天下就要大乱了，制造祸乱的就是这两个人（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

王俊听了有些吃惊，谁知道曹操的话还没完：“如果要安定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把这两个家伙杀了，大乱就无法避免（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

“二子”指的是袁绍和袁术，王俊这才认真地盯着曹操看了看，忽然明白了曹操话里的含意。

王俊悄悄地对曹操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能济天下于危亡的，恐怕除了你再没有别人了！”

二人相视而笑。

曹操和王俊的对话被记录了下来，不过这多半是玩笑话。

曹操与袁绍相差十岁左右，说是一代人年龄差得有些多，算成两代人又比较勉强，曹操和袁绍的关系有些不太好定位。后来曹操的儿子娶了袁绍的儿媳妇，看来曹操自认为跟袁绍还算是一代人；但再后来曹操又让另一个儿子娶了袁绍的孙女，又差了辈分。

曹操少年时代不好好学习，喜欢东游西逛，喜欢结交各色人等（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作为当时洛阳城两位知名的“富二代”，很早他们就打成了一片，袁绍是带头大哥，曹操是跟班小弟。

有一次，曹操跟着袁绍去看人家结婚，看到新娘漂亮，就动了歪念头。到了晚上，他们二人偷偷潜入人家园中，瞅准时机，大喊道：“有小偷，有小偷——”

这家人赶紧都跑出来看，趁这个机会，袁绍让曹操到新房里去劫新娘，为了使效果更加逼真，还给了他一把匕首。

曹操一向都执行袁绍的命令，还真去了，并且顺利得手，把新娘劫了出来，但出来时却迷路了，袁绍不慎跌到一堆枳棘里，动不了。

眼看人家追过来了，曹操急中生智，喊了一声：“小偷在这里（偷儿今在此）！”

袁绍急了，“噌”的一下子从枳棘堆里蹿了起来，二人于是逃脱。

有人怀疑这件事是假的，袁绍和曹操再无赖，作为两个高干子弟，也不可能直接去干抢人的事吧。其实，他们所谓的抢新娘只能理解为恶作剧，把人抢去，让人家受受惊吓，之后讨点儿喜酒喝，以此取乐而已。

还有一次，曹操和袁绍玩崩了，袁绍派了一名刺客要杀曹操。

刺客到了曹操的卧室外，隔着窗户玩了把飞剑，但是低了点，没有刺中。曹操估计下一次刺客会调整标尺，所以剑来得会高一点，于是把身子尽量往下贴（揆其后来必高，因贴卧床上），结果剑果然是飞高了。

后面这件事就有点儿玄乎了，要么也是恶作剧，想把曹操吓一吓。总之，兄弟二人后来又和好了。

汉末是个讲出身的时代，论出身，曹操远比不上袁绍。

曹操的出身不太好，是宦官的后人（赘阉遗丑），这是一个曹操想方设法要撕去的标签，但一直到他的子孙，都还在为这件事感到困扰。

这得从曹操的爷爷曹腾说起。曹腾担任过太后宫宦官总管（大长秋），是当时宦官的最高职务。宦官没儿子，有个养子叫曹嵩，由于养父的庇护，在汉桓帝时担任过司隶校尉，类似于清朝的直隶总督。

曹嵩是曹腾抱养的，关于他的身世是个谜。有一种说法是，他原来姓夏侯，但这个说法不太可靠。曹腾字季兴，意味着他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排下来的话，可能分别是伯兴、仲兴和叔兴，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果曹腾的这几个哥哥家中有男孩，曹腾一定会从他们中间选择养子。养子有法律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可继承爵位、财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考虑外姓人的。即使凑巧曹腾的几个哥哥家中没有男孩，曹腾也会在本族其他曹姓男孩里挑选。

曹腾去世后曹嵩的仕途仍然顺利，担任过朝廷的农业部部长（大司农），其实这个职务比农业部部长权力还要大，除农业外凡与经济有关的，比如林业、渔业、手工业、制造业甚至财政等，都归大司农管，曹嵩能担任此职，说明他还是有相当能力的。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曹操从小生活环境十分优越，但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头上又贴着宦官后人的标签，这让他与别的士人家的孩子有所不同。

单亲和有缺陷的经历容易让孩子在性格上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卑、嫉妒心强，另外一种是破罐子破摔，性格暴躁，有的甚至表现为残忍。这样的孩子在家一挨训就唯唯诺诺，而在外面遇到弱小者就把在家受到的教育方式用到别人身上，暴躁凶狠。

曹操的少年时代情况很不妙，加上他身体发育很慢，不长个子（容貌短小），相貌平庸。这些，都注定他不是一个让大人省心的好孩子。关于少年的曹操如何顽劣，有不少故事。总之那时的他是一个问题少年，生性敏感、自卑，同时胆大、机灵、不安分，总想引人注目。

凡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要么会成为一个败家子，人见人烦，要么会成为一个有个性、卓尔不群的人；若又恰逢乱世，则更容易出人头地。

◎投身军界当旅长

18岁前后，曹操进入洛阳的太学学习。

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西汉末年这里培养出一个刘秀，东汉末年这里培养出一个曹操。

20岁时曹操从太学毕业，朝廷分配工作，他想走走后门当洛阳县令，但后门没走成，只当了洛阳县令属下的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洛阳北部尉）。

当时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宦官掌握着大权，皇帝只听宦官的，曹操虽然有靠山，但干起来也很泄气，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不符合他的志向。

不过，曹操还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上干了一件大事，他曾以违禁夜行的罪名棒杀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这件事在当年绝对制造出了轰动效应，让自己的知名度大增。

这是曹操的第一次政治冒险，尽管宦官得势，浊流附行，但社会舆论仍以清流为标榜，身负宦官后人的枷锁，曹操渴望打破它，公然向宦官发起挑战，制造轰动效应，在曹操看来没有比这更便捷的方式了。

但也有人认为曹操是耍二，这种冒险行为并不可取，弄不好自己丢命不说，还会连累家人，事后他没有受到报复，纯粹是一种侥幸。如果是这样，曹操就太不成熟了。

但其实不然，因为曹操在做这件事之前心里肯定进行过盘算，他有充足的把握。宦官表面强大凶残，但骨子里也有虚弱的一面，尤其当遇到民意的强力反弹时，宦官反而会退缩。当时有一股所谓的婞直之风，就是明知不是对手也要站出来与权贵单挑，因为他们知道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持，尽管会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但同时也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知名度一夜蹿升。

宦官们在貌似强大的外表下其实都有一颗脆弱不堪的心。

对曹操来说，不怕耍一回二，怕的是二得不够大，没有造成声势。如果打几板子放人，那就坏了，只有往死里打，才安全。

还真让曹操算准了，吃了大亏的蹇硕选择了沉默。

曹操以一个惊人举动向世人宣示了他与宦官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赢得了党人的信任，在今后的政治活动中，没有人再怀疑他的立场问题，这笔政治财富让他享受了一生。

当了两年县公安局局长，曹操改任顿丘县令。

从职务上说是升了一级，但是不是宦官背后做的手脚把他调离洛阳，之后再慢慢收拾他，不太好说。在顿丘县令的位子上曹操没有遇到宦官来找麻烦，但是不久汉灵帝废黜了他的宋皇后，曹操跟宋皇后有一点拐弯的亲戚关系，因此受牵连被免官，回到家乡豫州刺史部治下沛国谯县专心读书。

就在曹操对仕途一片茫然之际，突然接到朝廷的任命，让他担任参事室参事（议郎）。这个职务的品秩是600石，与县令相同，但这个职务侍奉在皇帝身边，可以了解高层政治动态，并随时向皇帝提出建议，从影响力和重要性来说远远超过了一个县令。

接到新任命的时候曹操肯定疑惑不解，没跑官、没活动，也没有到西园花钱去买，是谁给自己办的好事呢？

这个谜团，直到后来曹操才知道了答案。

曹操在这个岗位上又干了五年，其间与同为议郎的大学者蔡邕结为忘年交。

这时已经到了汉灵帝光和年间，曹操眼看快30岁了。

30岁在仕途上年龄不算大，能在机关里混个科长就不错了，在下面想当个乡长都难。那时曹操已经是朝廷里的“县处级”干部，有了近10年的从政履历，随时可以见到天子，是个风光又有前途的青年。

但曹操不这么看，他一直在寻找人生的定位，他有更大的人生抱负。议郎是个闲职，适合学究来当，也适合老同志养老，却不适合自己。

曹操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什么？多年后他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年轻时不是一个避世清高的人，最怕别人把他看成凡愚之人，所以最想当一名地方官员，干出一些政绩（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

没想到的是，到了光和七年（184年），参事室参事（议郎）曹操突然接到了朝廷的任命，免去他的现职，改任他为骑都尉。

按照汉朝的军制，骑都尉介于中郎将和司马之间，手下一般统辖数千人，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骑都尉，就是骑兵旅旅长。

这时天下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各地变民不断起事，让朝廷捉襟见肘、顾头顾不了尾。为了应对，朝廷不断征调人马，又临时组建了不少新军，这支骑兵部队就是刚刚组建的。

一个文职干部，一个小个子青年，没有任何从军经历，被任命为高级将领，让大家都感到有些吃惊。

其实，熟悉曹操的人并不吃惊，因为曹操除了想当一名郡太守，他还喜欢军事，并且有了点名声。曹操不好读死书，但好读杂书，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他酷爱一本叫《孙子兵法》的书，而且学有所得。在曹操之前，《孙子兵法》这部书影响力并不太大，很多人不知道这部兵书，曹操对《孙子兵法》极为推崇，亲自进行注解。想必曹操经常跟朋友讨论兵法，所以被上边知道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朝廷也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这个理由看似荒谬，但确实存在。东汉帝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发达，培养的却都是文人，武将基本靠自学成才，或者文人弃文从武。教育结构的失衡，造成军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时候，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而且打仗并不好玩，现在面对的又是来势凶猛的变民，免不了冲锋陷阵、马革裹尸，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还没做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带兵打仗看着威风，但危险系数极大，前途并不被看好，世家大族即使有符合条件的子弟，也大多不愿意出这个头。

无论是什么原因，前提都得曹操本人自愿。曹操是个不安分的人，喜欢军事，不怕冒险，又渴求建立功业，机会来了自然也会主动请缨。

◎一个农民的理想

时势造英雄，据说最早说这句话的是梁启超。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聪明才智可以极大地被激发出来，从而得以显露出来并相互作用，于是产生了英雄人物。梁启超的原意是说，天下之大、古今之久，随时随地都有产生英雄的机会。读《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由时势造就出来的英雄可谓车载斗量，但能够反过来造就时势的英雄，阅千载而未见一个。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也生活在历史之中，自然界没有目的性但有规律性。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有规律可循，日月运行、生老病死也有规律可循，英雄人物作为历史中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作为群体出现时就一定有内在的规律可循。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拿破仑到林肯，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造就汉末三国众多英雄的，除了时势，似乎还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名叫张角，是东汉冀州刺史部钜鹿郡的一个农民。

他不是普通的农民，他有文化，还懂医术，他利用自身的这两项特长创建了一个叫太平道的庞大组织。

黑暗的政治，困顿的经济，宦官专权的朝廷，宦官的爪牙遍布各州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皇帝被宦官、外戚轮流操控，朝中即使有正直的清流官员，也被打压或禁锢……东汉帝国已经日薄西山。

一部分人看到了现实，心里开始有了想法，打起了推翻朝廷的主意，而一门神秘学问又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推波助澜。

这门学问叫谶纬学，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昭示未来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纬书，是与经书相对而言的，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籍的各种著作。简言之，谶纬学就是神秘预言学，区别于天桥上的算命先生，谶纬学家们算的一般都是天下之事。

相传秦时流行“亡秦者胡”的神秘预言，秦始皇误以为亡秦的是胡人，于是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后来才知道搞错了，“亡秦者胡”指的是他的儿子胡亥。到了陈胜、吴广起事时提前在绸帕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鱼肚子里，刘邦起事时斩白蛇，这些都是对谶纬学的利用。

本朝开国的光武帝刘秀也以符瑞图谶起兵，因此在成就帝业后推崇谶纬学，谶纬学由神秘走向神圣，每遇用人、施政等各种重大决策时，天子常依谶纬来决定。所以，在当朝，谶纬学并不是异端邪说，而是可以公开谈论和研究的一门学说。

一本叫《春秋演孔图》的谶纬书近年来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议论，因为这部书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前汉和后汉加在一起的寿命只有400年（刘四百岁之际，褒汉王辅，皇王以期，有名不就）。要是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算起，到现在已经380多年，刘汉的江山还有不到20年的光景了。

这条神秘预言让一部分朝中大臣感到焦虑，他们纷纷向汉灵帝上书要求改革政治，并不被重视。比这个神秘预言更让朝臣们纠心的是，现实社会已经呈现出风暴来临前的种种迹象。

张角对谶纬学也有研究，他的眼光很敏锐，渴望改变现实。

但张角迟迟没有行动，因为他还在思考该用什么方式完成他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有个人跑来找他，给他带来了一本书，张角看完，心中思考的问题全部找到了答案，大喜过望。

这个人名叫襄楷，给张角看的书，名叫《太平清领书》。

《太平清领书》的作者是襄楷的老师于吉，和襄楷一样，都是一名方士。所谓方士就是精通方术之士，方术是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于吉写的这部《太平清领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理论。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

在书中于吉试图陈述一套政治设想，也就是所谓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它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早在顺帝时，于吉的另一个学生宫崇就把这部书献给了朝廷，顺帝让大臣们讨论，大家却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了。

汉桓帝因为一直没有儿子，听人说于吉的学生襄楷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教他生儿子的方法。襄楷弄了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汉桓帝吃后感觉有了一定效果，很高兴，认为襄楷不简单，遇到治国理政的疑难问题也常向他请教。

襄楷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旧事重提，再次把《太平清领书》推荐给朝廷，但汉桓帝对这个也丝毫没有兴趣。

接连碰壁后，于吉的弟子们对朝廷彻底失望，后来在党锢事件中襄楷因为替党人求情被治罪，出狱后政治热情依然不减。只是他把活动的重点转向了民间，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颠覆活动的专家。

襄楷来到冀州刺史部一带活动，认识了张角，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在襄楷的推荐下，张角看完了《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

当时没有科举制，进入官员队伍要靠察举，主要科目是孝廉和茂才，都是推荐制。政治黑暗，吏治更是被宦官、权臣们牢牢抓在手中，像张角这样的草根，被举荐为孝廉或茂才的可能性为零，上太学也是遥不可及的事，这意味着他向上晋升的道路几乎全被堵死，所以他和襄楷一样，把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放在了下面。

张角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领着他们，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刺史部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张角都感到吃惊。不过他不害怕，因为他不仅有文化，还有胆识。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按照《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流民，也就是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看不到前途，也不被关心。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追着撵着来入道。

还有一些人虽不是流民，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跟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是一个道理，遇事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甚至还有宫里的宦官。

为了入道，有的人甚至变卖家财远道来投，以至于道路堵塞，在路上生病和死去的就有近万人（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的核心领导班子成员。张角派出8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宣传教义、发展徒众。

经过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东汉全部13个州中的8个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36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数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这样的组织很特别，不同于陈胜、吴广起义，也不同于绿林、赤眉，他们在起事前就有了严密的组织和各层级领导成员，尤其是各方的渠帅，在地方上都很有影响力。张角兄弟们失败后为什么各地又冒出来那么多起义武装，个个自称是他们的余部？其实相当一部分不是冒牌货，而是太平道当年播下的种子。

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朝廷没有觉察吗？

朝廷是有觉察的，最早关注这件事情的是汉灵帝的老师司徒杨赐，作为朝廷的三公，杨赐了解到下面的这些情况后，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向汉灵帝上疏报告，还提出了解决办法。

杨赐的办法不是立即用武力清剿，而是请汉灵帝下诏向各州刺史、各郡太守提出严厉要求，让他们一一清查太平道信徒们的原籍，把他们遣送回家（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从而削弱太平道的力量，之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这样不必大动干戈，就能化解危局。

应该说，杨司徒的这一招是管用的，真要做了效果也会不错。

但不知为何，如此紧急和重要的报告到了汉灵帝那里竟然没了下文，后来证实，这份报告汉灵帝居然没有看到。当他看到这份报告时，已经是太平道起事以后了，汉灵帝还是在皇家档案室（兰台）看到的。

◎甲子年，甲子日

为什么会是这样？

可能是汉灵帝刘宏太贪玩，没时间看。

也可能是宦官有意压着，没让刘宏看。

分析起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太平道起事后朝廷进行过追查，宦官封谞和徐奉都是太平道的信徒，封谞不是一般的宦官，他是“十常侍”之一，有他们做卧底，杨赐的秘密报告很可能被压了起来。

如果当初汉灵帝及时看到了这份报告，又会怎样呢？

从各种迹象看也怎么样不了，太平道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汉灵帝不可能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些消息，但汉灵帝本人不会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会觉得有个民间组织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

这不是妄加揣测，汉灵帝的这种心理可以从他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找到答案。汉灵帝对经学一向不感冒，这时他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汉灵帝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太平道真要闹事，汉灵帝也不怕。

本朝自汉安帝以来，各处大小不等的变民起义频繁爆发，安帝在位19年变民起事4次，顺帝在位19年变民起事13次，冲帝、质帝在位时间都很短，也有4次，汉桓帝在位21年变民起事14次。从汉安帝到汉桓帝，60来年光景，变民起事多达35次。

这些变民起事来势都很迅猛，轰轰烈烈，动辄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参加，但朝廷一旦出兵剿灭，就会很快沉寂下去，汉灵帝早已习以为常，他不怕有人闹事。

杨赐呈交报告后因故离职了，他手下有个名叫刘陶的处长（司徒掾）没忘这件事，他找了个机会向汉灵帝询问此事，汉灵帝像是没听见，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刘陶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当刘处长埋头在皇家图书馆里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时，张角等人的步伐却没有停止，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

张角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都不可能，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张角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刺史部与司隶校尉部接合的邺县地区为暴动核心区，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最早跟着他们干的不到1000人。

刘邦斩蛇起义，当时只有2000人。

西汉末年绿林军起义，努力了数月，队伍还不到1万人。

而张角筹划中的这场起义阔气得多，准备了十几年，手里仅现成的就有数十万人，建立了严密的内部组织，北方主要州郡都有他们的分支和眼线，百姓发动工作更不用说。

按理说，这场起义的成功是手拿把攥的事，不成功都没处说理去。但越是有把握的事越会求稳妥，好像越输不起。面对日益壮大的队伍和越来越有利的形势，张角反而更加谨慎。

光和六年（183年）太平道就确定了武装暴动的事，但定下来的暴动时间却大有问题。

这个时间是次年三月甲子日，太平道的36方准备在这一天同时起事（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发）。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184年）是甲子年，在60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甲子年又逢甲子日，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日子虽然挺有讲究，但问题是距离这一天的到来还有三四个月，像暴动这样的大事，战线不宜拉得太长，夜长梦就多。

这成为太平道失败的最终原因，也是张角的败笔。

对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好理解，张角是个有头脑的人，这样明显的错误他为什么会犯呢？仔细想想，也许跟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是汉安帝刘祜，东汉第六位皇帝，106年至125年在位。

刘祜驾崩的前一年即124年，他下诏正式启用干支纪年法，以当年作为60年一甲子的开始。

干支纪年法早就有了，不是刘祜的发明，相传诞生于黄帝时代。但在刘祜之前，干支纪年法不是唯一的纪年办法，还有岁星纪年法，而后者的影响更大。岁星即木星，通过它12次入宿而定轮回，所以当时一个轮回不是60年，而是12年。但木星入宿在时间上有细小的误差，刘祜后来就以诏令的形式确定更为科学的干支纪年为法定纪年法。

中国历史有确定纪年是公元前841年，有人认为第一个甲子年是公元前837年，但那是后人倒推上去的，倒推的基点就是124年，因为这一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甲子年。

124年经过一个甲子正好是184年，在太平道看来，这不仅是一次轮回，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轮回，是新时代的开始，是不容拒绝的诱惑！

◎万事俱备，只差叛徒

太平道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里面什么人都有，包括一些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在内，大家的动机也不尽相同，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信手段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行动、保证命令畅通本来已经十分困难，还要做到完全保密，几乎不可能。

由于筹备时间相当充分，太平道做了很多历史上其他起义者做不了的工作，他们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

太平道还制定并发布了起义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个口号的意思是：苍天已经死了，黄天要替代它；时间就在甲子年，界时天下将焕然一新！

这只有十几个字的口号相当有水平，不仅充满气势、简洁好记，还运用了天干地支轮回和五行轮回两大学说作为依据，煽动性和说服力都极强。

从口号中可以看出太平道对天干地支轮回概念极为重视，并作为宣传发动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那时的人普遍信天命，这当然很重要。

五行相生学说的运用，体现在苍、黄两种颜色的区分。五行学说认为，天下万物皆由五类元素组成，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等。

所谓生，就是一种物态取代另一种物态，是此长彼消和另一种意义的轮回。

这是古人对自然现象和规律长期观察总结的结果。比如金生水，是因为高温能使金属熔化成水；水生木，因为水灌溉树木，树木便能欣欣向荣；木生火，因为火以木料做燃烧的材料，木烧尽，则火会自动熄灭；火生土，因为火燃烧物体后，物体化为灰烬，而灰烬便是土；土生金，因为金蕴藏于泥土石块之中，经冶炼后才提取为金属。

古人对这些自然规律总结之后深信不疑，认为这揭示了自然的奥秘，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均可以找到五行去对应，比如颜色，金对应的是白色，木对应的是青色，水对应的是黑色，火对应的是红色，土对应的是黄色。

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它，所以是水德，对应的颜色是黑色，所以秦朝的官服一律是黑色的。

汉取代秦，按说它是木德，青色应该是“国色”。但是，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新莽皇帝”王莽、汉光武帝刘秀，基于各种政治的需要，对德运和“国色”不断进行调整。刘邦承秦制，尊水德，尚黑色；刘彻尊土德，尚黄色；王莽尊火德，尚红色；刘秀继续王莽的做法，尊火德，尚红色。至于其中的背景，都比较复杂和烦琐，在此不一一赘述。

所以，不能说刘邦定下来的官服是黑色，两汉几百年所有的官服都是黑色的，中间不断在变化，这是古装影视剧要注意的。

现在尊崇的是火德，“国色”是红色，所以取代它的就应该是土德，基本色是黄色。

按照现代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理论，一个品牌的基本色很重要，从公司的商标到产品外包装，再到职场装修以及凡能看到、摸到的东西，都要以这个颜色或与它相近的颜色作为设计的主体色调。

太平道不懂视觉识别理论，却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视觉识别符号，给每个人发了一个黄色头巾。后来这支起义队伍便被称为黄巾军，这场起义被称为黄巾大起义。

太平道还把起义口号编成歌谣，通过百姓传唱的方式到处传播，这一招很管用，不久，京城洛阳的儿童们都会唱这首歌谣了。太平道还嫌不过瘾，派人秘密潜入洛阳，在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字（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如此大张旗鼓地闹革命，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恐怕是史上最高调的起义。

历史经验表明，但凡临时起意的事，总能歪打正着；但凡千琢磨万考虑的事，总得出点儿岔子。

对太平道来说，万事俱备，只差叛徒。

叛徒，也有了。

这个人的名字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叫唐周，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应该算中高级干部。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突然接到唐周的密报，太平道的整个起义计划暴露了。

汉灵帝被吓醒了，这些人敢情不只是传传道、治治病，是来要他的命的，从唐周的密报中看出，他们的起义计划相当具体详尽，刀快架到脖子上了。

汉灵帝马上紧急下诏，对已潜入洛阳的起义军前敌总指挥马元义等太平道骨干分子实施抓捕。由于有唐周的情报，马元义等人很快被抓到，汉灵帝下诏将其处以车裂之刑（收马元义，车裂于洛阳）。

汉灵帝同时下诏各州郡，要他们抓捕各地的太平道徒众。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一一下诏，汉灵帝采取了下达通令（周章）的方式，还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1000多人，全部予以诛杀。

由于处置及时，洛阳总算没乱起来，把这场即将烧毁洛阳的大火浇灭在了未燃之时。对朝廷来说，立了大功的唐周应该给予嘉奖，封个万户侯都不过分，但唐周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史书对他再没有半个字的记载。

唐周如果聪明，什么官、爵都别要了，人间富贵基本上和他已经无缘，要想活着，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来个人间蒸发。几十万太平道的兄弟现在已经急红了眼，都在找他报仇。

太平道瞬间面临灭顶之灾。

好在他们目前的实力确实已经足够大，没有被一口吞掉，大贤良师张角决定提前起事。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二月，太平道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在仪式上杀活人以盟誓（杀人以祠天），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在冀州刺史部正式起义。民间称起义军为黄巾军，但在官府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仓促了点儿，但黄巾军一开始仍很顺手，所过郡县朝廷任命的官员望风而逃，仅用十来天时间，就闹得全天下震动（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那些黄巾军一时还没有到达的郡县，老百姓也等不及了，纷纷杀了本地官吏响应黄巾军，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还被本封国的变民生擒，归降了黄巾军。

安平国在今河北省，甘陵国在今山东省，都是太平道最活跃的地区。东汉的王国相当于郡，不设太守，由国相掌行政权，国王都是刘汉宗室，世袭。黄巾军把刘续和刘忠关在大本营广宗，没杀他们，因为知道他们身份尊贵，可以换钱。

经过讨价还价，朝廷付巨资把刘续和刘忠赎回。

◎御前军事会议

在黄巾军面前，东汉地方政权不堪一击。这说明黄巾军确实经过了长期的准备，来势迅猛，也说明东汉政权早已不得人心。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要说准备充足，其他朝代的造反者也能做到，要说人心向背是关键，又无法解释这场起义来得猛最后也退得快这个事实。其实，黄巾军迅速得手的最重要原因，是东汉在军制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主要兵力集中于南军、北军。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除了这些中央军，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州郡不典兵。州不用说，本身就不是正规意义上的行政单位，州刺史品秩只有600石，还没有洛阳令高，只负责纠举官员差失，相当于中央派到各州的巡视组组长。郡和县虽设有都尉、县尉等职，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充其量算警察部队，与正规军不能同日而语。

正规军的职责是打仗，此外一律不管。在部队里要升迁，得靠战功，所以真正的军人都不怕打仗。地方治安部队管缉盗，管百姓纠纷，管盘查陌生人，管得很宽、权力也大，但升职靠上司，不会惦记打仗的事，加上生在本乡本土，牵挂也多，谁会真拼命？

所以，在黄巾军面前，郡、县治安部队形同虚设。

国家有事，按说应该交给南军处理，这是朝廷的一支常备军，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是，此时此刻这支力量却指望不上。

汉末，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东汉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能全胜、退不得脱身，虽然也成就了“凉州三明”等一批名将，但除了无休止地花钱，至今仍未看到休兵止戈的曙光。

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了，但新崛起的乌桓人和鲜卑人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与朝廷你来我往，陷入胶着之中。朝廷设立了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几大边防区，主力都是南军。

地方如果有军权，怕作乱；地方没军权，一旦有事就会出更大的麻烦。这样的矛盾困扰着好几个朝代的统治者，最典型的是宋朝，国家超级富有，军费开支也很巨大，但80万禁军摆在京师附近，地方武装都是老弱病残，周边一些小政权的骑兵一个冲锋就能轻易打到天子门前。

东汉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黄巾军的势力如风卷残云般扩散起来，眼看就要打到洛阳了，京师震动。

现在，汉灵帝慌了。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都擅长，打仗他却不行，也没想过。

宦官也慌了，别看他们权势很大，钩心斗角有一套，但他们这些人整天生活在深宫里，眼前就是那一亩三分地，头上只有巴掌大的一片天，缺乏见识，更没有真才实学，又天生胆小怕死，黄巾军一闹，他们被吓住了。

三公九卿多是宦官的党羽，在激烈的官场斗争中能跻身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关键时刻大多也拿不出手。

汉灵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黄巾军。

参加这次会议的想必有很多人，杨赐此时已改任太尉，司徒是陈耽，司空是张济，作为三公他们应该都在场，其他还应该有袁隗、刘焉等朝廷的部长，甚至还有赵忠、张让等宦官。

但是，除汉灵帝之外，史书只记下了一个与会者的名字，他叫皇甫嵩。

皇甫嵩字义真，凉州刺史部安定郡人，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规是“凉州三明”之一，一员宿将。在叔父的影响下，皇甫嵩少年时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仕途也很顺利，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是边境地区，在那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皇甫嵩是来洛阳公干的，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是名将之后，所以被汉灵帝点名列席会议。

皇甫嵩果然不负众望，在会上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下诏各州郡组织地方武装，修筑防御工事，制造军器（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即八关，分别是函谷关﹑大谷关、广城关﹑伊阙关﹑轩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每关设一个都尉，负责军事；对现有的军力进行整合，从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中抽调人马组建讨伐兵团，分路讨伐冀州刺史部和颍川郡等重点地区的黄巾军；将西园的钱拿出来，还有西园的厩马，用以充实军力。

这些建议汉灵帝都同意，南军一时半会儿抽不回来，只有看北军的了。打仗要花钱，朝廷财政分两部分，大司农管国家的钱，少府管皇室的钱，目前这两个地方都快到了破产的边缘。西园是自己的小金库，属于个人财产，通过卖官等积累了大量钱财，现在国库空虚，根本拿不出来钱，只得自己出血了，这笔钱不出，啥都没了。

但是，皇甫嵩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汉灵帝听完却犹豫起来。

皇甫嵩认为，要想彻底战胜“蛾贼”，除了出钱建队伍还不行，还得有人才，而大量的人才还都被禁锢着呢，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出来为朝廷效力，应当立即推行政治改革，解除禁锢，重新任用党人。

这一条让汉灵帝很为难。对党人实施禁锢是他做出的决定，解除党锢在面子上有些下不来，而且他也担心会不会因此产生混乱。

更主要的是，汉灵帝的内心里比较讨厌党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不是对他进行批评就是找宦官的碴，与宦官比起来，汉灵帝更喜欢后者。

而且，汉灵帝会感到不解，眼前讨论的是如何解决“蛾贼”的事，跟解除党锢究竟有多大关系呢？

针对最后这一项，御前会议没有做出决定。

散了会，有个叫吕强的宦官给汉灵帝说了句话，立即把汉灵帝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吕强对汉灵帝说：

“党锢施行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引起了民怨，如果不及时赦除，他们就会跑到张角那里，如果那样麻烦就大了，后悔都来不及（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

汉灵帝的智力很正常，这么明白的话当然听得懂，立即下诏赦免党人。

吕强从小就在宫里当宦官，虽然也担任过小黄门、中常侍等高级宦官职务，但不在“十常侍”之列，在宦官中是少有正直的人，史书里有他的传，称清廉忠诚、一心为公（清忠奉公）。

汉灵帝下诏，按照皇甫嵩提出的各项建议展开对黄巾军的全面反击。

◎讨伐兵团何司令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三月，讨伐兵团组建完成。

帝国的武将，名头最大的无疑是“凉州三明”，可惜的是，他们现在都挂不了这个帅。

“凉州三明”指的是皇甫规、段颎和张奂，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三个人的祖籍都在凉州，表字里都有个“明”字，又都是对羌作战中的名将，所以并称。

皇甫规是皇甫嵩的叔父，十年前去世，安葬时追赠农业部部长（大司农）。

段颎生前担任过太尉，是“凉州三明”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但他最后阿附宦官，一代名将竟然甘当宦官们的爪牙，被世人诟病，于五年前死去。

张奂为人清正刚直，被宦官所忌，后来又受到战友段颎的迫害，侥幸保住了性命，在失望中回到家乡闭门授徒，由名将转型为著名学者，也在三年前去世了。

张奂晚年钟情于教育事业，成果颇丰，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书法家，一个是张芝，被誉为“草圣”，与王羲之合称“张王”；一个是张昹，被誉为“亚圣”。

“凉州三明”以下，武将出现了断层，皇甫嵩的名望还不足以挑起大梁，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干脆另辟蹊径，让毫无带兵经验的何进来挂帅。

当年，汉灵帝的老师杨赐给天子讲学，地点是华光殿，当时在场听讲的除汉灵帝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何进，他也是杨老师的学生，是汉灵帝的同学。

除此之外，何进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何皇后的哥哥，这是他能进入华光殿听课的原因。

何皇后是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出身于一个屠户家庭（家本屠者）。杀猪属个体经营，吃饭靠手艺，挣钱凭本事，说不上光明磊落但至少劳动光荣。

不过，这是现在的看法。

在那个时代，商人和个体经营者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人们普遍的轻视和国家“重农抑商”的政策下，他们总体上没有地位。比如秦代，商人可以积累大量财富，但法律却禁止他们穿戴丝绸衣物、乘坐华丽的车驾，所以商人虽然富贵却一点儿都不风光（虽富无所芳华）。到汉代，商人依然不能做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地，而且需要向政府申报财产，交纳财产税，如果申报不实被人揭发，全部财产就要被没收，还要被罚戍边1年。

手工业者的地位还不如商人，被视为“贱民”，与商人一样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完整的国民资格。这样的家庭出身，别说当贵人、皇后，就是被选进宫，都算是奇迹。

每年八月，朝廷都会派出采选小组赴有关地区采选宫女，采选小组由宦官、地方官员和相面的术士组成，候选者的年龄介于13岁到20岁之间，标准是姿色美好、相貌端正、家庭出身好。

何氏家庭出身不好，但她有自己的长处：长得漂亮。

史书说何氏个子高挑，身高七尺一寸。汉代一尺约合今23.5厘米，七尺一寸约合1.67米，这样的个头打排球勉强、打篮球有些矮，但当模特是够了，古人的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可能与营养状况有关吧。

当然，靠这些不够，为了顺利入宫，还得有其他手段。

后宫寂寞而冷酷，有些人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宫受罪，他们不惜贿赂负责采选的人让自家孩子落选；而另一些人却一心想进宫，幻想从此改变命运，为自己和家族博出另一种人生。

屠户出身的何氏属于后一种。那一年她的运气特别好，负责采选的宦官名叫郭胜，也是南阳郡人，是老乡。何家人拿出钱来打点了郭胜，让他帮忙说话（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以求入也）。

何氏最后顺利入宫，一开始并不是贵人，可能是地位较低的采女之类，她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是在她给汉灵帝生下一个儿子后。

后宫佳丽如云，汉灵帝却一直没有子嗣，想到前任汉桓帝刘志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不得不把皇位传给了自己，汉灵帝常为此发愁。何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生育能力也远超后宫里的其他女人，她生的儿子是汉灵帝的长子，取名刘辩，何氏一跃成为贵人。

后宫里不缺大家闺秀、名门千金，缺的是会说话、能来事、跟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的市井女子，这又是何贵人的另一项特长。

通过观察，何贵人发现，要保住地位，姿色靠不住，儿子也未必管用，能保她圣宠在握、家族永固的只有宦官。为了获得宦官们的力挺，何贵人果断地把亲妹妹嫁给了宦官首领张让的儿子。

宦官没有后人，这个儿子是张让的养子。

何贵人通过联姻让自己变成了张让的晚辈，找到了靠山。

出身微贱、会来事、长得漂亮，又是自己人，在张让等宦官眼里没有谁比何贵人更适合当皇后了。

有张让帮忙说话，何贵人成了新皇后。

自从妹妹进宫得宠，原来不名一文的何进也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先在禁卫军中担任了武官，后来下派到豫州刺史部颍川郡当太守。没多久，因为妹妹被册立为皇后，何进改任河南尹。

洛阳是个县，长官是洛阳令，洛阳令的上级就是河南尹，管辖洛阳周边几个县，再往上归司隶校尉管。河南尹虽然相当于郡太守，但权力和影响更大，被称为天下第一太守。

河南尹的品秩只有2000石，大将军的品秩则是万石，由河南尹直接跳升为大将军，一步迈过了好几个台阶。

同时，也一步迈进了帝国的核心权力层。

现在，汉灵帝选择何进担任大将军，何皇后的作用当然是首要的，作为何进的老师，太尉杨赐也有相当重要的建议权。按照三公的分工，主管军事事务是太尉的职责，对于提拔自己的学生担任大将军，杨老师按说是不会反对的。

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大将军这个职位天生就是为何进准备的，除了他，目前没有人够格，也没有人敢去当。

说起来有些夸张，但这是事实，还要从大将军一职的特殊性说起。大将军位高权重，手里握着天下的兵权，必要时可以和天子分庭抗礼，所以这个职务很敏感，也不常设。

如果需要设立这样一个职务，通常都是外戚来担任，作为天子的一家人，军权在外戚手里还是放心的。从另外一面说，外戚如果想控制朝廷，不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法做到，之前的梁冀、窦武皆如此。

不是外戚的权臣如果谋求大将军一职，等于告诉世人你想谋反，所以汉灵帝让何进担任大将军，大家既感到意外，也不意外。

何进的指挥部设立在洛阳城内的都亭，他同时兼任讨伐兵团的司令。

汉末三国出现了一大批都亭侯，亭侯以上的爵位一般都有对应食邑，按照这个原则都亭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属于乡下面的行政建制。但是，都亭如果在洛阳，类似于洛阳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那么它不可能是众多都亭侯的共有食邑。

其实，都亭也大量出现在洛阳以外的其他很多地方，看来都亭应该是城市里普遍都有的一个地方，亭的本意是驿舍，都亭或者是类似于政府开办的宾馆、招待所之类的地方。按这样的理解，何进的司令部应该临时设在朝廷开办的洛阳宾馆。

讨伐兵团总兵力五万人，由三支人马组成，分别由新任命的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儁（儁，同“俊”）指挥。

当时黄巾军的主力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张角的家乡冀州刺史部，一个是何进刚刚卸了职的豫州刺史部颍川郡。讨伐兵团下属的三支人马分别讨伐这里的黄巾军：卢植一路负责讨伐冀州刺史部的张角，皇甫嵩、朱儁两路人马负责讨伐豫州刺史部的黄巾军，重点是颍川郡。

这是一次紧急动员，党锢已经解除，党人参政参军都再不受限制，有不少党人也参加了讨伐兵团。

读《后汉书》和《三国志》等记述汉末三国历史的史籍，感觉语言并不枯涩难懂，它们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在叙史时文字质朴而有文采，尤其是《三国志》，可以当成小说来读。

但也有麻烦，最头疼的是地名和官职名称，古今差异太大，不弄清它们的含义就无法形成形象认识，读起史书便像咀嚼夹生饭。

官职名称中军职更麻烦，更为繁乱而缺少头绪，比如上面提到的大将军、中郎将，还有以后会大量涉及的各类将军、司马、校尉、都尉等，如果不弄清它们的含义从而建立起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读史的乐趣至少减少了一半。

对此，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未必完全精确，却很实用。

现代军队编组的方法，由上到下通常是军、师、旅、团、营、连、排、班，这些常识会下军棋的小孩都懂。东汉军制里没有这些名目，但有类似的叫法，从上到下依次是军、营、部、曲、屯、队、什、伍。

最下面的伍，就是五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主官为伍长。

二五为一什，主官为什长；二什为一队，主官为队率；二队为一屯，主官为屯长；五屯为一曲，主官为军侯；二曲为一部，主官为司马。

司马是东汉军中重要的军职之一，许多名将军旅生涯起始阶段都担任过该职。算下来，一曲的人数是500人，一部的人数为1000人，与现在一个团的编制相近。

所以，部的指挥官司马可以看作团长，佐军司马相当于副团长，别部司马相当于独立团团长。

司马往上，五部为一营，是5000人，主官为都尉或校尉，相当于旅长。

二营为一军，人数为10000人，主官一般是各类将军，相当于军长，裨将、偏将相当于副军长。史书里说水淹七军，意思就是淹了7个军，也就是7万人。

还有一个中郎将，具体统属不详，不过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都尉、校尉任中郎将算升迁，中郎将任偏将、裨将也算升迁，所以它应介于都尉、校尉和偏将、裨将之间，可以看作师长。

中郎将的属官里有一个军司马，和司马不是一回事，是军事长官的主要助手，相当于文职里的长史，即秘书长，军以下的单位通常不设参军，军司马或者干脆理解为参谋长。

除此之外，东汉军制还有各种将军，名号多而泛滥。

现在军、师及其以下都以番号相区别，如第一军第十师等。过去没有，打起来比较乱，为了区分，就给它们起个名号，比如荡寇军、伏波军，该军的军长就叫荡寇将军、伏波将军，这些被称为杂号将军。

军以上现在称兵团、军区，东汉则由四方、四征、四镇等将军统率。四方将军指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四征将军指征西将军、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将军指镇西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

以上这12位将军相当于东、西、南、北各军区司令，这些军区司令不常设，也不全设，设不设、设多少根据需要来定。

在地位上，四方将军高于四征将军，四征将军高于四镇将军。同一个军区，设哪一种司令要看任职者的资历，不够四方将军的，先任命个四征、四镇将军。也有一种情况，同一个军区四方、四征、四镇将军中设了两位以上，那么地位最高的相当于司令，其他的受他节制，相当于第一副司令、第二副司令。

这些军区司令再往上，依次是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到大将军，就到顶了。

皇帝是天子，主宰一切，但名义上他不兼武装部队的统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是大将军，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相当于副总司令。

大将军地位崇高，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地位与三公相当，车骑将军、卫将军的地位略低于三公，在朝廷的部长（九卿）之上。但这些高级军职也都不常设，也不一定全设。

如果不设大将军，骠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的代理总司令。

如果大将军、骠骑将军都不设，车骑将军就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的代理总司令，照此类推。

◎三个猛人当师长

经过以上的梳理，现在对讨伐兵团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讨伐兵团司令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兼任，指挥部设在洛阳城内的都亭，兵团的主力是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北中郎将）卢植，进兵冀州刺史部；第二师师长（左中郎将）皇甫嵩，进兵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第三师师长（右中郎将）朱儁，进兵豫州刺史部。

现在，来认识这三位师长（中郎将）。

皇甫师长前面已经讲了，说说卢师长和朱师长。

九年前，扬州刺史部九江郡蛮人造反，朝廷派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卢植去平叛。当时卢植没有职务，还是布衣之身，朝廷因为急着用人，直接任命他为九江郡太守。卢植果然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蛮人制服了，声名大震。

这样的人应给予重用，但宦官一查卢植的底细，发现他跟党人走得很近，是个刚毅有大节的人，便把他打入了冷宫。卢植失望，辞职回到家乡涿郡办私学，在那里收了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叫公孙瓒，一个叫刘备。

过了两年，扬州刺史部的庐江郡又发生叛乱，朝廷找不到人去平叛，又想起了卢植，再次征召他为庐江郡太守前去平叛。卢植虽不愿侍奉宦官，但朝廷有事需要自己他不能袖手旁观，于是解散私学，再次前往南方，平息了庐江郡的叛乱。

史书记载卢植身高八尺二寸，约合现在1.93米，在当时绝对是大个子，所谓一白遮百丑、一高啥都有，论长相卢植没得挑，他还声音洪亮（音声如钟），酒量极好，一次能喝一石酒（能饮酒一石）。

卢植的老师马融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也是外戚，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马老师还有一个学生叫郑玄，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大。

论文凭，名校高才生；论长相，人高马大，长得排场，数一数二；论能力，文武全才，不是吹的；论业绩，两次为朝廷立过大功。这样的人不管在哪个朝代，都应该是组织部门重点培养提拔的对象。

可惜，在汉末不行，因为这样的人宦官不喜欢。

卢植第二次立功回来，被安排到朝廷参事室担任参事，品秩只有600石，不到郡太守的一半，主要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东观）整天埋头编书校书，后来虽然参与了《东观汉记》等典籍的编撰，但显然这不是他的特长。卢植的经历说明现在的吏制已彻底崩坏，即使有人才，也将被埋没。

不过，现在关键的时候到了，卢植被重新起用。

在人们的印象中，相对于皇甫师长和卢师长，朱师长的情况似乎弱一些，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朱儁也是一个牛人，他也平定过民变，并取得过不俗的战绩。

朱儁，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人，史书把他和皇甫嵩合为一传，说明了他的名气和历史地位。

朱儁家境较苦，小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贩卖一种叫缯的纺织品为业。类似的经历大家一定很熟悉，刘备小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尽管很苦，母亲却坚持让朱儁接受文化教育，这一点和刘备的母亲也很像。读书能改变命运，对寒门子弟来说，这基本上也是唯一的途径了。

由于有文化，朱儁年轻时到县政府当了文书管理员（书佐）。他这个人重义气，不计较钱财，受到大家的尊重（好义轻财，乡闾敬之）。

后来发生过一件事，让大家对他更刮目相看。

朱儁有个朋友叫周规，在朝廷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为公府所辟），这是一件让人很羡慕的事，但是他却干了件蠢事，差点去不成。

周规大概想马上要到京城上班了，得弄点路费、置装费，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一笔公款，数量比较大（库钱百万）。当时部长级官员月薪不过一万到两万钱，百万钱当然是巨款。

周规原来的想法是这一去未必再回来，就是以后被发现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后仓的人偏巧及时发现了，要周规归还挪用的钱，而这笔巨款已经让周规花掉了。

这个时候朱儁给他帮了忙，朱儁干了回小偷的勾当，偷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他们家虽然也不富，但朱儁的母亲搞的是缯帛贸易，朱儁把母亲的货物偷偷卖了，拿钱为周规解困，而朱儁的母亲也因此失业。

母亲恚责朱儁，朱儁回答说：“吃点儿小亏，以后会占大便宜；开始清贫，以后会富有，这是必然的道理（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现在看，朱儁这事做得其实并不怎么样，一个挪用公款的贪污犯，你不检举揭发，还要去帮他，犯了包庇罪，成为同案犯。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下手的对象是含辛茹苦拉扯自己长大的母亲。按照之前的算法，100万钱相当于现在300万元，朱母后来如何赔给人家的，不得而知。

不过，朱儁的行为在当时很受追捧，认为他讲义气。

朱儁也很快得到了回报，他供职的是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上虞县，县长名叫度尚，官不大，但名气不小，是个著名的党人，听说了朱儁的事迹不仅没追究，而且很称奇，把朱儁推荐给会稽郡太守韦毅；后来尹端接任韦毅，也很欣赏朱儁，任命朱儁为郡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会稽郡许昭起义，尹端因讨伐不力被州刺史纠举，经过有关部门审理，判处弃市的大罪。

作为尹太守手下的办公室主任，朱儁又干了件让人称奇的事，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洛阳，拉关系、走后门，上下打点，费尽周折，把老领导的死罪改判为有期徒刑（输作左校）。

行贿，这又是一件违法的事，但同样因为义，受到史书的褒扬。两汉以孝治国，又主张移孝于忠，又尚仁义，以道德代替法律，法被一再边缘化，不说挪用公款、行贿受贿，就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只要出于义，出于孝，都被认为是壮举。东汉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社会，不乱的时候看起来不错，一乱起来就没谱了，因为在人们的思想中，法律意识从来都很淡薄。

尹太守保住了一条命，但他自己还稀里糊涂，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朱儁从没有向外人提起过（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终无所言）。

后来，交州刺史部有个叫梁龙的人造反，没人能平息，朝廷拜朱儁为交州刺史平乱。

朱儁到任后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斩杀了梁龙，收降数万人。朱儁因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1500户，拜为品秩600石的朝廷监察专员（谏议大夫）。

看了皇甫嵩、卢植、朱儁三个人的经历，会想到一个问题。

作为三路讨伐大军的指挥，作为已经有了不浅的资历和拥有一定功绩的朝廷官员，为什么只被任命了个师长（中郎将）？

皇甫嵩时任北地郡太守，品秩2000石，至少也是副部级；卢植担任过两任郡太守，十几年前就已官至副部级；朱儁虽然没有当过郡太守，但他当过交州刺史，品秩虽然没有太守高，但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他们的资历看，这次被任命的军职应该更高些，最少也是个将军吧？国难当头，用人之际，即使分别任命他们为征北将军、征东将军、征南将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任命下来只是个师长，从品秩上说，中郎将是比2000石，也就是比2000石略低，实际权力和影响力都比将军差得多。

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汉灵帝很抠门，平时这样的官位都是拿来卖钱的，现在白给，不能太容易。

在掌权的宦官们看来，皇甫嵩、卢植都是曾跟他们作对的人，朱儁虽然没有公开叫过板，但这样的人在政治倾向上肯定跟他们不是一路人，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才重用他们，官当然不能一下子给得太大。

宦官们还向汉灵帝建议，对这几个人不能信任，得时不时派人去督促检查，汉灵帝也同意了。

除了总司令何进和三位师长，讨伐兵团里还有一些大家熟知的人，比如曹操、孙坚、刘备、公孙瓒、陶谦、王允，还有关羽、张飞等。

他们的年龄、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很悬殊，但是在相同的际遇下参加了这场战斗，从而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转折。

这是汉末三国风云人物的首次集中亮相。汉末三国这幕大戏，其实是由他们这些人拉开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事，对朝廷来说，他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曹操的经历已经说过了，在了解讨伐兵团的军事行动之前不妨先花点儿时间再回顾一下其他人的情况。

◎副县长孙坚

朱儁带着人马去了豫州刺史部，面对强大的敌人，朱儁深感人手不够用，想方设法扩大队伍规模。

朱师长想到一个人，给他写了封信。这个人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县丞），接到朱师长的信，二话不说，辞别妻儿，立刻就来了。

这个人就是孙坚，另一个猛人。

朱师长跟孙坚其实并不熟，也没有在一块共过事，他给孙坚写信，是因为孙坚官当得不大，却早已声名在外。

孙坚字文台，扬州刺史部吴郡富春县人，是一名真正的猛将。

吴郡在长江以南，现在的上海、苏州、杭州都在该郡范围内，富春县即今杭州市下属的富阳市。

孙坚的父亲在官署当差，不是什么大官，是基层公务员。一次，孙坚和父亲乘船去钱唐，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路上碰到一伙海盗。海盗抢了人正在分赃，大家看到了，都不敢靠前。

孙坚观察了一下，对父亲说可以发起攻击，父亲不同意冒险。孙坚不听，操刀只身来到这伙海盗面前，手里指指点点，嘴上念念有词（以手东西指麾）。这种场景电影里常看到，深入敌后的孤胆英雄都会这一手。为了镇住敌人，往往还会虚张声势地喊：“一班左边，二班右边，三班四班跟我上！”

孙坚的这一手很奏效，海盗们被震住了，丢下抢来的东西就跑，孙坚只身追赶，还杀了一名海盗。他的英雄壮举惊动了官府，要知道这一年他才17岁。

孙坚被征召到官府当差，第二年吴郡南面的会稽郡闹民变，孙坚由于胆大心细不怕死，被抽调去镇压民变。孙坚又立下战功，受到扬州刺史臧旻的赏识。臧刺史上报朝廷，孙坚被提拔为盐渎县副县长（县丞）。

盐渎县即今江苏省射阳县。年轻有为，胆识超群，战功赫赫，又有上级领导的赏识，按说孙副县长前途光明，但此后他却仕途不顺，干了十年仍原地踏步，还是县丞，先是盐渎县，后来到盱眙县，最后来到下邳县。

官没有当大，离家却越来越远了。

不是孙副县长没能力，更不是他的群众基础不好，史书上说在这三个县他都干得很不错，很敬业也很亲民，大家都很拥护他（所在有称，吏民亲附）。

孙坚仕途不顺，是汉末官场的一个缩影。

由于宦官专权，再加上世族门阀制度渐行，寒门子弟的仕路被阻断，晋阶困难。凭本事、不怕吃苦，谋一份差使还不算难，但再往上就不行了。除非有其他条件，要么在太学里混过，有文凭，要么在地方察举中被推举为孝廉或茂才，最差劲的，也得受业于名师。

这几项孙坚都没有，他只会苦干，唯一的后台是扬州刺史臧旻，不凑巧的是，此人也被朝廷调到北部边疆跟匈奴人作战去了。

有人说孙坚其实是有来头的，因为史书记载他是孙武的后人（盖孙武之后也），在讲门第出身的官场上这也许是一张有用的名片。但问题出在一个“盖”字上，名门后人不是自己说说就管用，你得拿出家谱来，有没有宗祠、街坊邻里是否承认、官方是否认可、传了几世几代，都必须确凿无误，孙坚显然没有这些。这个“孙武后人”相当有水分，大概是孙氏发迹后史官给的面子。

孙坚父亲由于职务太低，史书上未记载他的名字，只记载了孙坚的爷爷是个瓜农（以种瓜为业），有一年遭遇饥荒，有3个少年跑来要瓜吃，孙坚的爷爷为人厚道，就给了。

3个少年吃了瓜，对孙坚的爷爷说这座山下风水很好，往下走100步，可以作冢。

孙坚的爷爷信了，临终前告诉家人把自己务必葬在那里，但不知是他记错了还是家人没弄准，他最后葬的地方不是100步，而是30步。有人说，如果当时把距离搞准了，孙吴后来的事业干得还会更大。

这座山名叫阳平山，不过，孙坚的爷爷埋在这里几十年了，孙氏还没有发达的迹象。

孙坚来到下邳县当县长，这一年他已经28岁了。

该县属徐州刺史部的下沛国，现在的位置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附近。这是一个挺有名的县，秦末张良刺杀秦始皇未遂，跑到这里躲藏，在此地的一座桥上遇到黄石公，得《太公奇门》，这就是圯桥进履的典故。如果由现在往后推16年，曹操在此擒杀吕布。

让孙坚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家庭比较幸福。他有一位好妻子，姓吴，也是吴郡人，老家是吴县，即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

吴氏很小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她和弟弟吴景一起生活。吴氏长得很漂亮，而且是个才女，孙坚当时还是家乡基层政府的办事员，听说后一定要娶到手，却遭到了吴氏族人的一致反对。

吴家人反对的理由是这位孙办事员为人不够稳重（轻狡），这当然是表面理由，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门第有差，吴氏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但家族还有一定势力，亲戚们不想把姑娘嫁入寒门。

但孙坚很固执，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办成，看吴家人不答应这门婚事，就放出了狠话。

吴氏知道后，对亲戚们说：“不要因为怜惜一个女儿而招来祸患（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果嫁过去不幸福，那是我的命。”

孙坚娶到了才貌双全的吴氏，而吴氏开始是抱着一种牺牲自己成全族人的悲壮嫁的孙坚。过门后，吴氏发现姓孙的这小子其实还不错，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不靠谱，夫妻很恩爱。

来下邳县之前，孙坚在盱眙县当副县长（县丞）时，吴夫人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在怀这个孩子期间，吴夫人做了一个梦，梦见月亮坠入她的怀中（月入其怀），她不解其意，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很出众，是一个漂亮英俊的男孩（美姿颜）。

到下邳县后，吴夫人又怀孕了，这一次她又做了个梦，梦见太阳坠入怀中，她赶紧告诉了丈夫。

孙坚想了想，对妻子说：“日月是阴阳的精华，是大富大贵的预兆，难道预示着我们子孙必定会兴旺发达吗？”

等这孩子生下来，吴夫人却有点失望，与长子相比，二儿子长得很难说英俊：大方脸，嘴特别大，眼睛有神（方颐大口，目有精光）。不仅方颐大口，而且上身长，下身短，后来还长出紫色的胡须（紫髯，长上短下）。

脸大嘴大的人很常见，上身长下身短的人倒不是很多，因为一般人下身比上身长，那样才显得匀称好看。至于长着紫色胡须就更稀罕了。

总之，这是一个不普通的孩子。

孙坚大概请相面的人来看过，所以对于二儿子的长相很满意（异之，以为有贵象），他给大儿子取名叫孙策，成年后取表字伯符；给小儿子取名孙权，成年后取表字仲谋。

这父子三人，一个比一个厉害。

也许是孙坚在会稽郡参加镇压民变的事传到了朱儁那里，也许是孙副县长胆大勇猛的声名已到处传播，朱儁主动邀请孙坚参加讨伐兵团。

孙坚这一年虚岁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就在不久前，吴夫人又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孙翊。

接到朱儁的信后，孙坚没有犹豫，准备上战场。对孙坚来说，打仗几乎是他目前能建功立业、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经过10年的基层磨砺，他已经看得很明白，如果一切按部就班下去，他也就是当个基层公务员的命了。

作为一个颇有见识的女人，吴夫人没有阻拦丈夫的选择。经过商量，她带着孩子们离开下邳县，到南面一点儿的寿春县居住，让孙坚没有后顾之忧。

寿春县即今安徽省寿县，当时属扬州刺史部九江郡。孙坚为什么把家眷安顿在这里而不是让他们回老家富春县？其中的原因不太清楚，也许富春县路途遥远，回去不容易吧。

孙坚当县丞多年，一直干得很认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他喜欢结交县中少年，不管走到哪里，老乡也罢、知己也罢，还有气味相投的那些年轻人，孙坚都乐意跟他们交往，他们当中有需要帮助的，孙坚从来没有二话，把他们都像自己的子弟一样看待（接抚养待，有若子弟焉）。

听说孙副县长要去参加朝廷的军队，下邳城有不少年轻人愿意跟随，孙坚又招募了些淮、泗一带的精兵，前前后后跟着他来的将近1000人（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日后跟随孙坚南征北战的基本班底，程普、徐琨、黄盖、韩当、朱治等人，大概就在其中。

看到孙坚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这么多人，朱儁挺高兴，立即任命孙坚为副团长（佐军司马）。

副县长改任副团长，级别似乎没怎么变，也许朝廷只给了朱师长这么大的人事权吧。

孙坚不在乎，只要有仗打，他就很满足。

◎草根青年刘备

说完朱儁这一路，再说卢植这一路。

卢植负责讨伐冀州刺史部的黄巾军，冀州也是卢植的家乡，该处的黄巾军由张角兄弟三人直接指挥。鉴于这里的黄巾军势力最大，所以朝廷对卢植这一路人马配备得最为精良，其主力是北军五校，并任命讨伐乌桓的边防师师长（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做卢植的副手。

之前说过，朝廷的中央军主要由南军和北军构成，北军驻扎在京师，西汉时编制为八个师（八校尉），东汉时为五个师（五校尉），分别是：

重骑兵师（屯骑校尉）；
轻骑兵师（越骑校尉）；
步兵师（步兵校尉）；
水军师（长水校尉）；
弓弩兵师（射声校尉）。

北军这5个师的师长（五营校尉）品秩较高，为比2000石，略低于郡太守，与中郎将相同，体现出北军的重要性。另设北军联席参谋长（北军中侯）1人，负责监督北军，但他的品秩不高，只有600石。

汉朝常干这样的事，让600石的州刺史监察2000石的太守，让600石的北军中侯监督比2000石的五营校尉，以低制高，保持一种平衡，但也容易造成混乱。

作为朝廷的禁军，北军装备精良，战斗力是可以的。卢植带来的人马大部分抽调于北军，显示出朝廷务求将张角等人一举剪灭的决心。

宗员的边防师也是汉末常设军之一，主要任务是对付日益强大的乌桓部族。匈奴人经过分裂后已经式微，北匈奴远走漠北，南匈奴内附，对朝廷的威胁大为减轻，倒是乌桓人后来居上，代替匈奴人成为东汉帝国北部的主要敌人。

朝廷让讨伐乌桓的常备军参加征讨黄巾军的战斗，说明冀州刺史部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复杂，摆在卢师长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

为此，朝廷还在不断为卢植增加人马，征召各郡地方武装参战（发天下诸郡兵征之）。

正在用人之际，有一帮人主动跑来找卢植，表示愿意效力，领头的正是他的学生刘备。

刘备字玄德，幽州刺史部涿郡涿县人，也是一个牛人。

幽州刺史部是东汉13个州中最北面的一个州，辖11个郡国、90个县，治所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一带，由宣武医院到北京西站这一片都是。涿郡位于幽州刺史部的最南部，郡治涿县即今河北省涿州市。

刘备的老家在涿县楼桑村，其位置大体在今涿州市区东南15里处。那时候，楼桑村有一个很显眼的地标——一棵非常高大的桑树。这棵树有5丈多高，相当于现在的4层楼，远远望去它枝繁叶茂像一柄车盖（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

有个叫李定的人善于看风水，专门跑来看了看，发现这棵树不仅高大，而且样子奇特，形如伞盖。

李定看完，惊叹道：“树下面的这户人家将来一定有贵人出现（此家必出贵人）！”

大家羡慕又嫉妒的眼光不由得聚焦在桑树下的这户人家身上，可看了这家人的境况，大家又有些释然了，因为这家人的日子过得实在不怎么样，说村里别人家出贵人大家信，说这家出贵人，大家觉得戏不大。

这家人姓刘，当家人叫刘弘，他父亲刘雄活着的时候家境还好，刘雄在外地当过县令，但到了刘弘，家境就衰落了，刘弘不久前也生病死了。

据记载，其实刘家也曾显赫过。西汉初年，彼时天子也姓刘，刘家跟天子同宗，是汉室宗亲，追溯族谱，可以推到汉武帝刘邦的异母弟——中山王刘胜。

但是200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东汉。楼桑村这户刘家的所谓汉室宗亲其实已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在汉末这样的人有很多，虽然姓刘，却享受不到任何特权、福利，有些人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一般人。

刘弘只有一个儿子，那时才几岁，和寡母一起生活，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母子俩靠做小生意贩卖鞋子或者织席子挣点钱（贩履织席为业）。刘弘的这个儿子从小就很有志向，他跟小朋友们常在树下玩耍。

一次，刘弘的儿子指着这棵桑树对小伙伴们说：

“我将来一定会坐上用鸟羽装饰着车盖的车子，车盖就和这棵桑树一样大（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这句话就传开了，有人当笑话听，但这个孩子的叔父听了很紧张。叔父赶紧警告说：“再不许乱说了，你是要让咱们满门抄斩吗（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这个孩子，就是刘备。

涿州虽然现在只是个县级市，但在历史上它相当了不起，从这里走出了两位开国皇帝：蜀汉的刘备、宋朝的赵匡胤。

刘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比曹操小六岁，由于家道衰落，从小就过上了苦日子。但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不想刘备将来只是一个小商贩，对刘备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坚持让刘备读书。

为了让刘备在学业上有突破，在刘备15岁时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送他到卢植开办的私学里读书。

正是这项重要的决定改变了刘备的人生。

卢植当时名气很大，他不愿意在京城当官看宦官的脸，回到家乡办私学，学校的地址在缑氏山中，此山在何处不详。作为一所名校，花费自然不会少，刘备得以到这里求学，除了母亲辛苦积攒的费用，还有赖于他人的资助，资助他的一个是叔父刘子敬，还有一个名叫刘元起的同宗。

作为寒门子弟，母亲含辛茹苦地供养自己上学，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拼命学习，发奋努力，然而刘备没做到，他不怎么喜欢学习（不甚乐读书）。

刘备在学习上一点儿都不刻苦，他更喜欢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一点儿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

刘备成年后个子长到了七尺五寸，合今1.76米，也算是大高个。除个子高，他还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胳膊长，二是耳朵大。刘备站着手臂自然垂下时，手可以越过膝盖（垂手下膝）；他的耳朵很大，自己扭头去看，可以看见自己的耳朵（顾自见其耳）。这种长相比较个性，甚至说有点怪异，放到现在恐怕绝不会拿出来夸耀。

胳膊长，适合当拉面师傅。

耳朵大，那是阿凡达。

可在古代相面师看来，长成这样，是十足的贵人相，具体来说就是帝王之相。佛家所谓三十二大人相，垂手过膝便是其一，认为凡有此相者好布施，不贪所得，是贵人。

除刘备外，历史上垂手可过膝的帝王可以列出一大串来：晋武帝司马炎、陈高宗陈顼、陈武帝陈霸先、前赵皇帝刘曜、后燕成武帝慕容垂、前秦皇帝苻坚、后秦皇帝姚襄……

垂手过膝几乎成了帝王的“标准相”，至于耳朵大，至今民间还一直在流传，说这样的人有福。

刘备不爱读书，却展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天赋。

他平时话不太多，喜怒不形于色，却非常懂得尊重人，喜欢结交各类豪侠，平时身边总跟着一些追随者（年少争附之）。

也就是说，论智商，刘备可能一般；论情商，他绝对一流。

现在一般公认的是，智商重要，但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刘备的特长就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让大家佩服他、追随他。刘备的影响力超出了卢老师，开办的私学远播到社会上，让他拥有了一批铁杆粉丝。

附近的中山国有两个大商人，一个叫张世平，一个叫苏双。他们常来涿郡一带贩马，非常有钱，听说刘备的名声，主动前来相见。两人觉得刘备不简单，又主动拿出不少钱资助他（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

推测起来，刘备到卢老师这里求学是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两年后就发生了庐江郡民变，卢老师再次受朝廷征召，被任命为庐江郡太守前去平叛，刘备大概这时离开了卢老师的私学。

一个18岁左右的少年，在社会上晃荡着，在其后六七年时间里，史书对他的记载只有三个字：合徒众。

刘备发挥他情商出众的优势，在身边聚集了一帮人，他们非官非商，整天混在一起，既不打家劫舍，也不效命官府，能挣钱的时候就挣点儿，没事的时候就喝酒，反正就那么混着。

说得好听点儿这叫自由职业者，说得难听点儿，就是混混。

不要小看混混，承平时代他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乱世里他们却是强人，混得好，就是英雄。对一个胸怀远大志向的混混来说，不差体力，不差胆量，只差机会。

在这帮人里，刘备和两个人最情投意合，一个是关羽，一个是张飞。

关羽原来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人，一般认为此地在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他生年不详，只知道他比刘备年龄小，因为犯了什么事，亡命到涿州后与刘备相识。

正史中关羽的出身只有这些，有的说他祖父叫关审，父亲叫关毅，妻子姓胡；有的说他在家乡杀了人才逃亡的；还有的说他本不姓关。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依据。

史书中对张飞的记载更简略，说他字翼德，是涿郡本地人，比关羽还小几岁，把关羽也当兄长（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其他就没有了。

刘备和关羽、张飞相遇后很投脾气，像亲生兄弟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人寸步不离，吃在一块、睡在一起（寝则同床，食则同器）。

关羽、张飞和刘备私下里是兄弟，不分彼此，但在公开场合二人就以警卫员或保镖的身份跟随左右，刘备坐着，他们就站着，十分恭敬，有时一站就一天（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就这样晃荡了六七年，今后干啥，前途在哪里，实在没想好。

一直这么晃下去，大概心也不甘。

这段时间，正是太平道逐渐成事的时期，作为太平道的活动核心区，涿州一带想必也到处是争先恐后加入太平道的人。刘备等人没像其他人一样蜂拥而去成为一名道徒，想来可能是他汉室宗亲的出身以及在卢老师那里接受经学、儒术教育的结果。

恰在这时，卢老师带兵回来了，为了讨伐黄巾军，朝廷的军队还在扩充兵源，刘备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刘备毫不犹豫地带着关羽、张飞等手下一帮人参加了卢老师的讨伐军。

由于刘备等人还只是平民身份，卢植把他们编到旅长（校尉）邹靖的队伍里效命，暂时没有具体职务。

◎太守女婿公孙瓒

刘备在卢老师这里还看到了他的同学公孙瓒。

公孙瓒字伯珪，幽州刺史部辽西郡令支县人，即今河北省迁安市人。

辽西郡位于内地通往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必经之路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辽西走廊，处于今河北省唐山市和辽宁省锦州市之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就在该郡范围内。

一个叫刘基的人担任了辽西郡太守，他很赏识公孙瓒，让公孙瓒担任本郡的上计吏。

所谓上计，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成集簿；县里呈送到郡国，郡国再根据属县呈报的情况编制郡的集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

这其实是一种考评地方官的方式，也是一种原始的审计制度，在秦汉时已经较为完备，汉代还颁布了专门的法规《上计律》。负责呈报集簿的人就叫上计吏，由于每年都要到几千里外的洛阳出差，在本郡待的时间不多，干脆可以叫“驻京办主任”。

这个岗位很关键，必然是地方长官特别信得过的人，如果他对长官有意见，到了京里乱说一气，那麻烦就大了。

公孙瓒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公务员，他长得很排场，嗓门也高（有姿仪，大音声），本身就适合做公关、接待工作。

公孙瓒还有一个专长，他的归纳总结能力很强，汇报事情从不细说，而是把几件事概括起来说，从来没有遗漏、出错的（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

善于总结工作，能抓住要点，又会汇报，放到现在，公孙瓒一定是单位里的“笔杆子”，给领导写写讲话稿、先进经验材料什么的。

刘太守不仅器重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为进一步培养公孙瓒，还送他到卢植办的私学里读书，给他镀镀金。

公孙瓒在卢老师那里结识了刘备，二人关系很好。公孙瓒生年不详，但他是工作、结婚后又来上学的，肯定比十五六岁的刘备年龄大，刘备把公孙瓒视为兄长。

他们二人也很投脾气，成为很好的朋友（瓒深与先主相友）。

从卢老师那里离开后，公孙瓒又回到郡里当他的公务员，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公孙瓒的人生轨迹。

公孙瓒的岳父刘太守不知犯了什么事，被廷尉抓了起来，要送到洛阳去。

辽西郡离洛阳有几千里，弄不好就会把命丢在路上。为了保护岳父的安全，公孙瓒亲自驾车，一路护送前往。

后来，刘太守被判流放日南郡，公孙瓒准备了米和肉，跑到洛阳北面的邙山上祷告祖先说：“过去我是人子，如今我为人臣，我要一块到日南郡去了，那里瘴气严重，恐怕无法生还，先在这里祭告祖先吧！”

公孙瓒慷慨而起，周围的人莫不唏嘘感动。

日南郡属东汉帝国最南部的交州刺史部，该郡大体范围是今越南的北部一带，当时被视为未开化之地，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气候殊异，很难适应，能顺利到达那里就算运气，能在那里活下去就是运气加运气。

公孙瓒的行动不仅体现了义，还被视为一种大孝，这让他在社会上知名度大增。

这是一趟凶多吉少的远行，可他们的运气实在很好，走到半路上遇到朝廷大赦，公孙瓒护送岳父又回到了辽西郡。

公孙瓒的名声在家乡传播开来，郡里推举他为孝廉，不久朝廷又任命他为辽东属国长史。辽东属国相当于一个郡，在辽西郡的北边，介于今辽宁省锦州市到营口市之间，长史是州、郡一级政府的属官，类似于政府秘书长。

那时，辽东属国是边疆地区，与鲜卑人相邻。

鲜卑在东北地区不断崛起，跟乌桓人一样，他们不断袭扰内地，公孙瓒虽然是个秘书长，但任职期间也得经常领兵和鲜卑人周旋。

一次，公孙瓒率数十骑出巡边关哨所，遇到了数百名鲜卑骑兵，情况十分危险。

公孙瓒命令大家退到一个空亭内，然后说：

“今天不冲过去，必死无疑！”

敌人不断靠近，公孙瓒手持两头有刃的长矛突然冲出（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死杀伤敌兵数十人，自己一方也伤亡近半，激战半天才得脱身。

每次与敌人相对时公孙瓒都很有气势，他声色俱厉，无比愤怒，像是赴死一样（厉色愤怒，如赴雠），敌人看了却胆寒。

公孙瓒逐渐打出了声威，即便在夜战时听到他的声音，敌人都怕得要命。辽东属国因为有了公孙瓒这个厉害的秘书长，鲜卑人不敢随便过来。

公孙瓒喜欢骑一匹白马，敌人常常互相提醒：“见到骑白马的要避让！”

因为敌人看见白马有恐惧心理，公孙瓒干脆挑选了很多白马，让一些善骑射的战士骑着，由此组建了一支精兵。这支精兵就是号称汉末五大主力之一的白马义从的雏形，成了公孙瓒的撒手锏。公孙瓒落了个“白马长史”的名号。

与刘备的平民身份不同，公孙瓒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又举过孝廉，还有带兵的经验。公孙瓒任命刘备为自己的军司马。

之前说过，军司马不是团长，这个职务多是将军以上将领的佐官，类似将军府里的秘书长，中郎将的属官。我们干脆理解为参谋长。

◎倔脾气的陶谦

除了讨伐兵团，地方州郡也是这次征讨黄巾军的重要力量。

当时冀州、豫州这些地方形势最严峻，下面就是徐州，它境内的黄巾军势力也很大，朝廷于是派了个有军事背景的人去当刺史，这就是陶谦。

陶谦字恭祖，扬州刺史部丹杨郡人，比曹操、刘备等人年龄大得多，此时已经52岁了。

这也是个牛人，而且是个有脾气、有个性的牛人。

陶谦出身于小官吏之家，他的父亲当过县长，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了，儿时的经历跟刘备、朱儁很相似。

缺乏管教，让陶谦的童年处在野蛮生长的状态，成为全县都出名的问题少年。都14岁了，还弄几块破布缝成旗子，整个竹竿当马骑（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乱跑。

看来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出息。不过有人看出来他是个人物，这个人姓甘，曾经当过苍梧郡太守。

甘太守一次乘车外出，刚好碰见陶谦，把他叫住，跟他聊了聊。聊完，甘太守很高兴，马上做出一个决定，要把女儿嫁给陶谦。

陶谦当然乐坏了，甘太守的夫人却不干：“我听说陶家的这小子一天不干正事，嬉戏无度，怎么能把咱家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甘太守不同意，认为他不会看走眼：“我看他容貌不俗，将来必然有大出息（彼有奇表，长必大成）。”

甘太守最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陶谦。

一个人要发生质的转变，除了量的积累，往往还需要一个契机。

陶谦的契机就是娶了甘小姐，从此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发奋学习，还上了官学（为诸生）。

毕业后，陶谦先后到州郡做官，还被举过孝廉和茂才，担任过县令。孝廉重德，茂才重才，都很不容易得到，说明年轻时陶谦是一个品才兼优的基层公务员。

但也有问题，他的脾气不好，用史书上的话说，有点“刚直”。

遇事不会拐弯，有啥说啥，看不惯就挂脸上，这种人，就是一根筋。陶谦当舒县县令，这个县归扬州刺史部庐江郡管，周瑜的老家就在这个县。庐江郡太守名叫张磐，凑巧的是，他是陶谦父亲的朋友。

能跟上级领导拉上关系，在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但陶谦毫不在意，绝不主动跟张太守套近乎。而张太守是个念旧情的人，对陶谦一直很照顾，陶谦不仅不领情，反而有些不高兴（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

陶谦因公事进见，汇报完工作，张太守总会热情地留他吃饭，陶谦经常推辞，推辞不下，吃饭的时候也总拉个脸，好像别人欠他什么一样。

一次，大家一块喝酒，喝得高兴就跳舞助兴。

现在饭局上喝酒助兴是划拳，再不然就卡拉OK一下，那时候不兴划拳、不兴唱歌，流行的是跳舞，而且是轮着跳，轮到谁谁来。

轮到张太守跳，毕竟是在座的最高领导，或者年纪比较大，张太守有些矜持，就让陶谦替他跳。张太守大概也没把陶谦当成纯粹的下级，把他当成了晚辈，可陶谦更不高兴了，开始不情愿，再三催促才起身。

勉强比画了几下，该转身的时候也不转，张太守说：“该转身了吧（不当转邪）？”

陶谦黑着个脸，不高兴地说：“不能转，一转就超过别人了（不可转，转则胜人）。”

弄得气氛很尴尬，张太守很不高兴。

年轻时的陶谦就是这个臭脾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在官场上很难混出个名堂。

不讲情面、不怕得罪人，脑子又一根筋，陶谦倔得出了名。陶谦后来被朝廷任命为幽州刺史，品秩虽然还是当县令时的600石，但一跃成为监察郡太守的人。

陶谦在幽州干得怎么样不得而知，不过推测起来应该不好，他这种横冲直撞的脾气做下属还罢，大不了跟上级作作对，而当了领导实在不太适合，很容易闹得怨声载道。

陶谦很快被调回了朝廷，担任参事室参事（议郎），品秩还是600石。陶谦可能有些失意，坐办公室也不符合他的性格。这里凉州一带发生了叛乱，朝廷派名将张温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的身份率兵讨伐，陶谦便到了张温的手下，担任参谋（参军事）。

张温也是一代名将，脾气还特别好，他比较欣赏陶谦，对他很照顾（接遇甚厚）。但是，官场上的历练没有改变陶谦的性格，他还是那么不通人情，甚至有些看不上张司令（轻其行事，心怀不服）。

一次，还是喝酒，陶谦又闹出了事。

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很多，张司令让陶参谋当酒司令（温属谦行酒），这本来是抬举陶谦，但陶谦不知好歹，对领导十分不恭，甚至还趁着酒劲当众以言语污辱领导。

张温脾气再好也无法忍受，他位比三公，权力很大，一句话就给陶参谋来了个流放边疆（温怒，徙谦于边）。

陶谦被当场带走，有人赶紧劝张温：“您一直很欣赏陶恭祖的才干，他现在一时喝多了犯下过失，您这么不原谅他，把他流放到不毛之地，传出去四方之士谁还敢来投奔您？不如摒弃怨恨，饶他这一次，也彰显您的美德。”

张温本来也是一时之怒，经大家一劝，火也消了不少，让人把陶谦追回，陶参谋又被带回来。

有好心人在陶谦还没见到张温前，悄悄对他说：“你轻辱三公，完全是自作自受，幸亏领导原谅了你，可见领导多么宽宏大量，你要主动去赔礼道歉。”

陶谦嘴上倒挺知趣：“那好吧。”

这人不放心，又跑去给张温提前打招呼：“陶恭祖已经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正在反省自己（深自罪责，思在变革），他肯定会主动向您道歉。”

结果，张温根本没等来陶谦的道歉。后来有一次，张温在门口遇见陶谦，陶谦还是那副德行。

他故意仰着头，不看张温：“我要向朝廷请罪，不是向你！”

看着陶谦的样子，张温哭笑不得：“恭祖，你的痴病还没好吧？”

不过，张温倒还是个爱才的人，他觉得陶谦就是有些不通人情世故，心直口快，有些迂，别的也没什么，所以还主动请他喝酒，待之如初。

◎监察专员王允

在陶谦被任命为徐州刺史的同时，王允被任命为冀州刺史。

王允字子师，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人，比陶谦小5岁，但也47岁了。

与孙坚、刘备、陶谦等人不同，王允出身于太原王氏这个世家大族，这个家族世代都有人担任州郡要职，在当地影响很大（世仕州郡为冠盖）。

王允19岁时为郡吏，他志向远大，一心想建功立业，每天习诵经传，一早一晚还练习骑马射箭（朝夕试驰射）。著名党人郭泰见过王允，对他很称奇，认为他是辅佐帝王的人才（王佐才也）。

太原郡所属晋阳县有个叫赵津的人，他和他的兄弟谄媚宦官，在地方为非作歹。还有一种说法，说赵津本身就是宦官，担任小黄门。

赵氏兄弟在地方上没人敢惹，王允不信邪，带人把赵津抓起来杀了。王允当时的具体职务不详，虽然不是郡太守，但权力也很大，可以抓人、杀人。其实这是当时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那时的法律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可以抓人的借口很多，直接杀人只要有理由，也没事，就像曹操棒杀蹇硕的叔父那样。

赵津的兄弟通过宦官直接告到了天子那里，当时还是汉桓帝在位，汉桓帝大怒，让彻查。

结果王允没事，太原郡太守刘质倒了霉，下狱而死。王允既痛又愧，刘质老家是青州刺史部的平原国，他亲自送丧到平原国，在那里又为老领导守丧3年，之后回家，继续在郡里为吏。

郡太守王球不怎么样，想录用一个叫路佛的人，而这个人既没有能力，品行也差，王允据理力争，王球大怒，把王允抓了起来，要杀他。

并州刺史邓盛听说，赶紧点名征王允为州政府从事，王允才躲过一劫。

这种宁死不屈、敢于和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性格让王允吃尽了苦头，也让他有了一定名声。王允后来被朝廷发现，被任命为侍御史。

这个职务是御史中丞的属官，主要职责是举劾非法、受命执行办案，可以理解为监察专员。

第二章　殊死之战

◎曹旅长初上战场

讨伐兵团很快组织到位，行动之所以如此高效，是因为对朝廷来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死决战。

在各支队伍中，骑兵旅旅长（骑都尉）曹操开赴前线的时间比较晚，他这个骑兵旅大概是临时征召起来的，不要说训练，就是把人马凑整齐都需要一些时间。

皇甫嵩、朱儁不能等，已经领兵去了豫州刺史部前线，进攻的重点区域是颍川郡。曹操率队出发的时候，就不断接到皇甫嵩的催促命令，要他们加快行军。

看来，前面的情况有些不太妙。

豫州刺史部的黄巾军虽然不是由张角亲自指挥，但战斗力相当强，他们有一个特别能打的头领，名叫波才。由于是造反分子，所以史书对波才没有太多记载，推测起来他应该是张角安排在各地的负责人之一，属于一方的渠帅。波才很有军事头脑，面对朝廷的两路大军，他丝毫没有畏惧，更没有撤走的意思，在颍川郡就地展开了反击战。

先开打的是朱儁所部，一上手竟然被波才杀得大败（儁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幸亏皇甫嵩及时接应，朱儁所部才没有被歼灭。

皇甫嵩看到战场形势是敌人太多，朝廷的人马有限，他觉得不能硬拼。

颍川郡在洛阳的东南方向，范围包括今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市等地，最近的地方距离洛阳只有几十里远，越过郡内西北部的嵩山就是洛阳八关之一的轩辕关，如果突破此关，洛阳就无险可守了。所以，朝廷才把两路大军都派到这个方向，对皇甫嵩和朱儁来说，这一仗根本输不起。

皇甫嵩想找个地方把人马集中起来，跟波才打消耗战。

这时，曹操率领的骑兵已在路上，大将军何进在洛阳还在不断地征调人马，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形势会逐渐向朝廷有利的方向发展。

皇甫嵩决定把人马退往长社，在那里坚守待援。

长社，颍川郡下面的一个县城，在今河南省长葛市以东。春秋时，这里是郑国的长葛邑，相传其社庙里的树木疯长，故取名长社。

朝廷军队的企图波才也看出来了，所以马上集中人马向长社围了过来。黄巾军有好几万人，而城里的守军只有几千。

说起来，朝廷军队远不止这么一点儿，皇甫嵩和朱儁带过来的人马占讨伐兵团的一大半，总兵力有四万多人（合四万余人），长社城里似乎不会只有几千人。

但是，城里的人马确实那么多，因为人再多也进不来。

作为一个普通的县级城池，长社的规模很小。去过北京西南郊宛平城的话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通常这样的城池只有四个门，站在其中任何一个门楼上都能看到其他各个门楼，平时城墙之内的常住人口至多也就几千人。

长社城下，波才指挥大批黄巾军展开了猛攻，长社危急。

皇甫嵩和朱儁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一面指挥守城，一面思考如何摆脱困境。皇甫嵩看到城外黄巾军的营寨附近都长满树木和草，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这时大约是农历五月，中原地区已经很热了，黄巾军依托树木和草地筑营，大概是因为那里凉快，住得相对舒服一些吧。

波才可能属于自学成才的军事首领，并不精通兵法，不了解“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道理，所以把自己的人马驻扎在了有树有草的低洼地带。

皇甫嵩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用兵有正、有奇，主要看兵法的变化，而不在人多人少（兵有奇变，不在众寡）。现在敌人依草结营，正适合用火攻。如果趁夜纵火，敌人必大乱，我们同时四门出击，必然建立田单之功！”

田单是战国时齐国大臣，400年前率兵抵抗燕军，在劣势情况下布下火牛阵，一通大火大败燕军，收复70余城。

当天夜里，起了大风（其夕遂大风）。

这真是上天帮忙，火攻计划更有把握了。

皇甫嵩命令军士扎好火把登上城墙（束苣乘城），派一些作战勇猛的士兵冲出城去，一边纵火，一边大喊大叫，城上的人都举着火把呼应。

黄巾军白天不停地在攻城，晚上都累了，本想好好睡一觉明天接着干活，突然被惊醒，睁眼一看，到处是火。树也着了，草也烧了，火借风势，很快把黄巾军的营寨吞噬。还突然冲出来大批朝廷的人马，全都大呼大喊，令人恐惧。

黄巾军大乱，损失惨重。恰在这时，一支骑兵杀来，迎着黄巾军痛击，黄巾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这支骑兵正是曹操率领的，他们日夜兼程赶赴前线，来得正是时候。

皇甫嵩、朱儁、曹操指挥人马继续扩大战果，波才弃军而走，黄巾军被斩杀的多达数万（斩首数万级）。

这个数字如果取自朝廷的档案，那显然有些夸张了，一战斩首数万，在当时绝对是一场大会战的规模。波才手下有数万人，但说他们全部被斩首了，也不符合战场的规律。

但也有数千或上万吧。对朝廷来说，那也相当不简单了，作为双方交手的首次大战，取得这样的大捷，又在洛阳附近，意义自不用多说。

◎孙副团长冒死先登

皇甫嵩又指挥朱儁、曹操以及南阳郡太守秦颉等展开对黄巾军余部的追击，在南阳郡宛县斩杀了黄巾军首领张曼成，又在阳翟大败波才，在西华大败黄巾军的首领彭脱。

黄巾军首领张曼成起兵后自称“神上使”，手下也有数万人，他们杀了南阳郡太守褚贡，占领南阳郡的郡治宛县长达100多天。朝廷军队攻打宛县城，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担任主攻的是朱儁所部，在朱儁手下担任副团长（佐军司马）的孙坚很勇猛，冲在最前面，并第一个登上城头（登城先入，众乃蚁附）。

冷兵器时代，攻城战是最难打的战斗，靠的是不怕死的精神和前赴后继的实力。敢于迎着敌人的箭雨、礌石等往上冲的都是汉子，而第一个攀上城头又没有被打死，那不仅是好汉，更是好运的人。

对这种勇猛之士有个专门的词给予褒奖，叫先登。许多出身下层的将领都是靠一次次先登而引人瞩目的。

在西华之战中，还是孙坚表现得最突出。

这一仗，孙坚率部深入敌后，一不小心被打了埋伏，失利。

孙坚受伤堕马，但他头脑还很清醒，卧在草中不动，所以没被敌人发现。但孙坚的伤挺重，动不了，眼看就没命了，是他的坐骑救了他。看到主人不行了，这匹马疾驰回营，它不会说话，只是焦急地用蹄子乱刨，又不停地嘶鸣（踣地呼鸣），终于引起孙坚战友们的注意。

大家随这匹马回来，在草丛中找到了孙坚。

孙坚很顽强，受了重伤，只在营中休养了十多天，没等伤好利索就又带兵出战了（还营十数日，创少愈，乃复出战）。

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孙坚升任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

从长社到宛县，再到阳翟、西华，皇甫嵩、朱儁取得了四连胜，颍川郡一带的黄巾军基本被消灭，整个豫州刺史部的黄巾军也再掀不起高潮，洛阳的警报暂时解除。

消息传来，汉灵帝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激动之余，汉灵帝下诏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朱儁在首战中打了败仗，皇甫嵩在上报功劳时特意将后面取得的功劳多分一些给朱儁（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儁），汉灵帝下诏封朱儁为西乡侯，并由右中郎将改任镇贼中郎将。

汉末国力渐衰，军力不振，但还是出了一批名将，“凉州三明”不用说，像皇甫嵩、张温、卢植这些人，不仅能打，而且学问好、个人修养更好，做人做事都可圈可点。

同样是中郎将，换了个名目而已，不过，这意味着朱儁有了新的任务。

果然，颍川一带的黄巾军被击破后，朝廷根据形势的变化，把豫州刺史部境内的朝廷军队一分为二，一路由皇甫嵩率领，包括曹操的骑兵部队在内，开赴黄河下游的兖州刺史部东郡，那里的黄巾军在首领卜己率领下渐成气候。

朱儁所部仍留在洛阳以南的地区，重点进攻荆州刺史部南阳郡的黄巾军余部。

东郡在洛阳的东面，是南下北上的重要战略通道，黄巾军如果在这里坐大，影响力和对帝国的威胁一点儿不亚于颍川郡。

皇甫嵩率曹操等部赶到东郡，他们面前的这个卜己，是张角手下36方首领（渠帅）之一。皇甫嵩、曹操很快把这股黄巾军打败，生擒卜己，前后斩首7000余级。

兖州刺史部境内的黄巾军也基本平定了。

多年后，曹操重返东郡，担任东郡太守，黄巾军的余部重新起事，不仅东郡，整个兖州刺史部以及相邻的青州刺史部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就连兖州刺史都被黄巾军杀了，州郡陷入恐慌，最后大家公推曹操为兖州新的刺史与黄巾军余部交战。这成为曹操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曹操之所以受到众人的一致拥戴，与他随同皇甫嵩参加这次平定卜己有关，这次战斗成为曹操的一笔政治资本。

◎战地视察团

在北部战场，卢植在冀州刺史部指挥人马围剿张角，几仗下来，黄巾军被斩杀上万人。

张角渐渐不支，退到了广宗，此地在今河北省威县一带，属邢台市，这里是黄巾军的大本营。1800多年过去了，这里仍然流传着太平道乐、黄巾鼓等与黄巾军有关的民间文艺形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当年黄巾军在这一带的影响有多大。

这时，各地的黄巾军纷纷受挫，广宗是黄巾军为数不多的据点之一，为了更有把握地打好这一仗，卢植命令不急于攻城，而是在广宗城外修堡垒、挖壕堑、造云梯，做好攻城的准备。

眼看广宗指日可下，却发生了意外，卢植被撤职，并险些丧命，这还要从朝廷派来的一个宦官说起。

这个宦官名叫左丰，打仗是外行，弄权、搞钱却很老练。他名义上是战场视察团团长（监军），其实就是专门来刁难和搞破坏的。

战场形势一好，汉灵帝和宦官们的老毛病又犯了，认为对党人和跟党人走得比较近的那些人，还得防着点儿。左丰来冀州刺史部战线，就是上头对卢植不放心。不过，左丰的职务只是小黄门，还不是“十常侍”那样的大宦官，党不党人他倒不关心，在他看来，此行是个美差，可以好好捞一笔。

前线将领给宦官行贿基本上已成军中的潜规则，左丰想，卢植你别说不懂。

但卢植毫无动静，他并不是不懂，也有人好心提醒过他（或劝植以赂送丰），但卢植不肯。

打仗需要经费，经费预算都掌握在宦官和他们在朝中的心腹们手里，捏着经济命门，这比真刀真枪还厉害。不管你是一代名将还是浴血杀敌的战士，提起宦官没有不心存忌惮的。

“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战场上杀人如草芥，在与羌人作战中总共打了180多仗，斩首3万多级，俘获牛马羊骡驴骆驼等42万多头，但前后靠的是44亿钱军费的支撑（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如果没有军费，他一仗都打不下去，如果经费不充足，想取胜也很难。

正是由于有着切身的感受，段颎在宦官面前总是低三下四，活像一条哈巴狗，战场上下反差如此之大，都是因为权力。

但卢植不是段颎，他本质上是个学者，在政治上有洁癖，他打心底里瞧不上这些宦官。卢植大概认为，到现在这种时候，汉灵帝不应该也不会再偏信这些宦官，所以没把左丰当回事。

卢植继续做攻城准备，左丰空手而归。

左丰咽不下这口气，向汉灵帝汇报情况时说了卢植坏话：“广宗城里的贼兵很容易被消灭，但卢植只修营垒，不让出兵，说什么不用打贼兵自会被老天爷消灭（以待天诛）。”

汉灵帝大怒，他本来就不喜欢卢植这样的人，当即下诏将卢植革职审查，派一辆囚车到冀州前线，把卢植押解回洛阳（帝怒，遂槛车征植）。

囚车到达，卢植也傻了，只有长叹无语。

卢植离开前线，最失落的恐怕要数公孙瓒和刘备了，卢老师出事，他们也帮不上忙，老师这一走生死难料，今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心里也感到茫然。

押回洛阳就落入了宦官之手，卢植一向瞧不上宦官，宦官早想收拾他了，这一次他真的凶多吉少，如果宦官们来点儿阴的，说卢植与黄巾军串通一气，不攻城是想伺机谋反，那卢植就没命了。

幸好，接替卢植的人水平不怎么样，并没有像左丰说的那样，三两下拿下广宗，这才救了卢植一条命。

接替卢植的这个人名叫董卓，众所周知的坏蛋。汉末三国，论牛人第一名还排不上他，但要论猛人、恶人，无人出其右。

通常，说起牛人是指有勇有谋，有雄才也有大略；说起猛人，是指有勇无谋，有雄才无大略，而恶人当然是人品极差，节操随便就能碎一地的人。

董卓就是那种人品极差的猛人，是被史书骂得最狠的一个人。史书骂他罪恶滔天，冒犯了天、地、人这三个常道（干逆三才），还骂他凶狠残忍，暴虐而不讲仁义，自打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大坏蛋（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

客观地说，这些话不像史学家的用语，况且，也不符合辩证法。

历史辩证法认为，再坏的人也会有一些好的地方，再好的人也有一些缺点。但翻开董卓的传记，记载的都是不怎么光彩的事，英雄事迹几乎没有。史学家如此痛恨董卓，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文人的凶残和迫害，对纲常伦理和人类底线的一再突破。

其实，董卓至少个是有本事的人，他也为朝廷做过贡献，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他干的坏事并没有好事多。

◎董卓的成长史

董卓字仲颖，凉州刺史部陇西郡临洮县人，这里是东汉帝国的“大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汉末朝廷的主要战场之一。

当时，在这一带居住的羌族势力强大，屡屡起兵反抗朝廷，朝廷一次次派大军进行镇压，战事绵延百余年。

陇西郡位于今甘肃省南部的临夏、陇南、甘南之间，董卓的老家临洮县却不是现在的临洮县，而是现在临洮县以南几百里外的岷县，这两个地方都在洮河岸边，是川渝方向去往兰州的必由之路，在东汉时这里相当偏僻和落后。

董卓出生在一个下级官吏之家，他的父亲董君雅在颍川郡的纶氏县当过县公安局局长（县尉）。纶氏县在内地，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的所在地。不过这个著名的寺院开始建设还要到300多年后的南北朝时期。

董卓父亲一生最大官职才是个县尉，说明他们不是名门望族。不过，出生在遥远的边地，能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地区做官，说明董君雅有着相当的能力。

当时年轻人最好的前途是研习经学，之后进入太学学习，毕业后踏入仕途。但董卓没走这条路，或许跟他凉州的出身有关，或许受他父亲当公安局局长（县尉）的影响。董卓很偏科，智育不好体育好（粗猛有谋），最终成了一个武人。

董卓小时候没在老家生活，后来回老家附近的羌中一带游历，并和当地少数部族首领结为朋友（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

羌中指的是羌族聚居区，大体上是陇西郡与武都郡一带，核心地区在今甘南、川北地区，甘肃的宕昌、武都等地以及著名的九寨沟风景区都在其内。这里和董卓老家岷县相邻。

董卓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一身的江湖侠气。游历羌中后，他又回到中原。一次，他在田间耕作，羌族的一些豪杰专程跑来看望他，董卓扔下农具，牵着牛便带他们回家。董卓把正在耕地的牛牵回来，因为他要杀牛款待客人。

家里来了客人，有人会杀只鸡，盛情一点的杀头猪了不得了，直接把正耕地的牛杀了待客，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董卓的豪爽感动了这些羌族朋友，回到老家后，他们竟然搜集了1000多头牲畜赠送给董卓，董卓也因此以豪爽义气而闻名（由是以健侠知名）。

董卓擅长骑射，能在马上用两张弓左右开射，膂力过人。

一身侠气，浑身的武力，放在洛阳恐怕很难派上用场，但在战事不断的陇西就有了用武之地。董卓名气一大，很快引起了老家那边陇西郡太守的注意，把他召为郡吏，让他管郡里的治安（监领盗贼）。

当时，陇西郡一带除羌人外，胡人也常来劫掠百姓，干治安工作必须是一把强手。董卓干得不错，不久后受到凉州刺史成就的赏识，把他调到州政府工作，继续揖盗抓贼（领兵骑讨捕）。

董卓在州里担任的职务叫兵马掾。中原地区很少设这个职务，可能是为边境地区州郡特设的一个职务。边境地区情况不比内地，会设有一定数目的地方部队，负责守土卫家，配合正规军作战，类似于民团。

干这种事董卓依旧得心应手，他领着这帮民团讨伐胡人，打过大胜仗，俘虏过上千人。

当时，朝廷的中央军主力几乎常年在这一带与羌人打仗，“凉州三明”都还健在。“凉州三明”中的张奂、皇甫规、段颎都是凉州刺史部人，其中张奂是敦煌郡人，皇甫规是安定郡人，段颎是武威郡人，他们都知道董卓的名字，并对他很赏识，在他们的提携下，董卓转向军队发展，并逐渐成长。

汉桓帝末年，董卓正式加入朝廷正规军，先在张奂手下担任参谋长（军司马），随同张奂参加了与羌人在汉阳郡的作战，打了胜仗。

董卓得到了9000匹缣的赏赐，当时物价起伏很大，工资和奖金常发实物，比现金更有用，这是一大笔奖金。

董卓不要，对大家说：“功劳虽然是自己的，但也是大家的（为者则己，有者则士）。”

他把所有赏赐都分给了手下，自己什么都没留。

正是这种豪爽义气的性格，使一批凉州猛人始终团结在董卓的周围，追随他、崇拜他，不离不弃。这种人，在乱世中很可怕。

董卓因功被提拔为西域戊己校尉，成为相当于师长一级的军官，进入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主要职责是屯卫、监护西域诸国。但是，董卓在这个位置上没干多久，就因为什么事被免了官。

当时段颎兼任凉州刺史，他也很赏识董卓，段颎见董卓被免官后无事可做，就把他推荐到洛阳，在司徒府里任职，担任司徒掾。和其他将领不同，段颎很会来事，朝廷那边他很熟，跟宦官走得也比较近，跟三公都能拉上话，通过他的门路，董卓开始了新的仕途。

作为三公之一，司徒可以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开府），司徒府里设立若干个“曹”，相当于处室，司徒掾就是其中一个“曹”的负责人，相当于处长。

这段经历，又成了董卓的一笔政治财富。

时任司徒是袁隗，就是袁绍的叔父。汝南郡袁氏也是一个政治世家，这个家族创造了“四世五公”的传奇，也就是先后四代人里有五个人当上了朝廷的三公。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所用人员都是以个人名义聘任而不是朝廷任命，所以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社会上称“袁氏故吏”。

武人董卓弃武从文，并有幸成为“袁氏故吏”的一员，从此他的官运更加亨通，随后担任了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等职，成了地方要员。

卢植被免职时，董卓正担任河东郡太守，汉灵帝大概看中董卓很能打，就改任他为讨伐兵团的师长（东中郎将），让他接替卢植指挥冀州刺史部境内的讨伐行动。

董卓前去上任，按说他比卢植生猛，对付区区黄巾军应该不在话下，但是一上手却打了败仗。不是董卓不用心，也不是黄巾军突然变厉害了，说起来，是两种不同战法造成的。

董卓长期在凉州与胡人、羌人作战，擅长骑兵和野战，属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选手，把这种战法拉到河网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难免找不着感觉。

河网、湖泊、山林，这些都能成为黄巾军与朝廷军队腾挪、缠斗的有利条件，你想一口吞掉我，我就用游击战对付你。董卓多次试图主动出击寻找张角的主力决战，但张角不跟他硬碰硬，总扑空。

汉灵帝急了，因为左丰告诉他的是，只要一顿饭工夫朝廷军队就能拿下广宗。卢植怯战，换董卓上去，难道还怯战不成？

当时有关部门正对卢植进行审查，董卓的表现救了他一命，因为这印证了当初他稳扎稳打的战略是正确的。于是，卢植只受到了免官的处罚。

董卓有点儿发毛，他怕自己成为卢植第二。董卓干脆向汉灵帝上书，直接表明自己实在无能，有辱圣眷，请求治罪，并向汉灵帝推荐皇甫嵩代替自己。

在凉州，董卓也曾是皇甫规的部下，皇甫嵩算是老首长的侄子。

董卓被撤职了，不过，他很快又会复出。

◎人头堆成一座山

冀州刺史部前线走马换将，皇甫嵩上任。

应该说，只要皇甫嵩继续实行卢植所采取的正确策略，对付张角还是有把握的，大不了打几场硬仗，黄巾军想翻盘已无可能。

而在这时，张角意外地死了。

张角是因病去世的。他是黄巾军的主帅，是天公将军，也是黄巾军的精神领袖，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他的意外去世，让黄巾军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皇甫嵩想趁势一举拿下广宗，结束战斗，但这场战斗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黄巾军在张角的弟弟张梁、张宝率领下继续战斗，张梁也很精勇，广宗城无法攻克。

皇甫嵩下令关闭营门，让将士休整，待城里的黄巾军有所懈怠时，趁夜出兵，在鸡鸣时分到达黄巾军阵前，战斗到下午，将黄巾军击破（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

张梁战死，黄巾军共牺牲了三万多人，还有大约五万人投河而死，焚烧辎重车辆三万多辆。

这是黄巾军损失最大的一战，投河而死的大批人员应该大多是随军行动的老年人、妇女和孩子，黄巾军习惯流动作战，走到哪里家眷就跟到哪里，一旦战败，男女老少都跟着遭殃。

皇甫嵩下令将张角剖棺戮尸，把张角、张梁的首级传送洛阳。

张宝率黄巾军余部退保曲阳，皇甫嵩和钜鹿郡太守郭典等攻击曲阳，城破，斩杀张宝。

两场战役下来，朝廷军队共获黄巾军将士首级十多万级。

在另一边，留在南阳郡的朱儁就没有皇甫嵩这么好的运气。

张曼成死后，南阳郡一带的黄巾军经过短暂的沉寂又重新兴起，他们推举赵弘为首领，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10多万，并重新占据了宛县。

南阳郡属荆州刺史部，朱儁和荆州刺史徐璆、南阳郡太守秦颉等人合兵，攻打宛县。

只从兵力数字上说，朝廷的军队并不占优，黄巾军有10多万，而朝廷的军队只有18000人，按说黄巾军是以众击寡，但他们的人数虽多，真正能打的人不多，10多万的数字可能连家属等非战斗人员都算上了，面对朝廷军队的围攻，他们采取了固守。

二攻宛县，朝廷的军队遇挫，从这一年六月到八月，一直都没攻下来，这让朝中的宦官们找到了借口，想趁机把朱儁也来个撤职查办（有司奏欲征俊）。

朱儁没有重蹈卢植的命运，因为有人替他说了话。

名将张温此时担任司空，他上疏汉灵帝：“过去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一年甚至几年才打败敌人（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朱儁之前讨伐颍川郡的贼人立了功，现在引师南向，战略已确定，临军易将是兵家所忌，应该再等等，督促他尽快建功。”

在“凉州三明”之后，就数张温在军中的影响力最大，张温说话了，汉灵帝很给面子，没有马上追究朱儁。

朱儁加紧攻城，虽然没把宛县攻破，却在交战中斩杀了赵弘。

黄巾军又推举韩忠为首领，仍以宛县为据点对付朱儁，朱儁手下兵力不足，只得在宛县城外修筑营垒，起土山，居高临下，对城里实施猛攻。

等火候差不多了，朱儁命鸣鼓，佯攻西南，看到城里的黄巾军都往那里调动，朱儁亲率5000名精兵，突然从东北方向发起猛攻，一举入城。

宛县城里还有内城，称小城，韩忠退守那里，之后主动请降。

徐璆﹑秦颉以及朱儁的手下都主张接受，朱儁不同意：“用兵有形同而势不同的，从前秦项之际，老百姓没有定主，所以赏赐来归附的人，用来鼓励那些尚未来归的人。现在海内一统，只有黄巾作乱，接受投降不能劝善，讨伐才可惩办为恶的人。现在受降会助长作乱的思想，那样一来贼有利就进战，不利就乞降，这样就会放纵敌人、助长寇乱（钝则乞降，纵敌长寇），不是好主意。”

朱儁这番话很有道理，在如何对待归降的问题上，朱儁很讲原则，认为不能轻易接受投降，不能让乞降成为造反者的一种斗争手段。

这番话有个人应该好好听一听，那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

这位仁兄命比较苦，大家公认他比汉灵帝刘宏聪明勤奋，也更贤明，但他的命运更差，结局更悲惨。

崇祯在位时也是遍地农民起义军，他派了无数大军去征剿，却越剿越多。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常常被打得跑路，也常陷入绝境，但他们发现一个好办法，就是打不下去的时候就投降。朝廷似乎也乐于招抚，一投降就给钱给官给武器，等日子好过些再趁机起事，又打不下去的时候，也没关系，那再次投降。

朱儁看出了招抚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上面的那番话记录在史书中，崇祯真应该找出来好好读一读。

现在，朱儁下令继续急攻。

可是，黄巾军很顽强，连战不克。

朱儁登高瞭望，看出了门道，对手下人说：“我知道了，贼人外围坚固，但内部其实很着急，求降不得，也想不出好办法，所以他们进行殊死战。万人一心，尚且不可挡，何况是10万人呢？强攻不行，不如把包围撤除，韩忠看见了一定会自己出来。只要他出来，敌人的斗志也就散了（出则意散），就容易进攻了。”

朱儁下令解除对小城的包围，韩忠果然出战，朱儁指挥人马出击，将黄巾军打败。黄巾军向北方向逃去，朱儁率军追击，一口气追了几十里，斩杀黄巾军1万多人。韩忠最后还是投降了，南阳郡太守秦颉一向痛恨韩忠，没有请示朱儁，自作主张把韩忠杀了。

韩忠一死，黄巾余部感到恐惧不安，他们又推举孙夏为首领，继续在宛县一带打游击。朱儁只得率部再攻孙夏，孙夏败走鄂精山，被打败，又斩杀1万多人。

南阳郡一带的黄巾军这才被打散，无法恢复元气（贼遂解散）。

身在洛阳的汉灵帝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前方传来的捷报，他挺高兴，虽然花了他西园小金库里不少钱，但这个钱花得不冤枉。

除了收获捷报，各地还源源不断地有一样东西送来，这种东西量很大，且极恐怖，这就是敌人的首级。

南北两个主要战场，前后斩杀黄巾军将士十几万，皇甫嵩、朱儁命人把这十多万个首级先后呈送到了洛阳。

这些脑袋有的面目全非、有的瞋目怒对、有的披头散发，负责押送的人，显然不能胆小。

这倒不是皇甫嵩、朱儁变态，这么做是因为请功的需要。

秦代以来实行军功制，杀多少个敌人记多大的功，多少颗脑袋可以换什么样的爵位，这些都有明文规定。

秦代设军功爵位20级，要想一步步往上走，你就得拼死杀敌。不用走后门，不必看上司的脸色，随时呈报，随时兑现。秦军能打遍天下，靠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军功制。

报功凭的不是纸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敌人的首级。所以，将士打完仗时马脖子上经常挂着从敌人身上割下来的脑袋。后来嫌麻烦，有以耳朵代替的，只是两只耳朵才能算一个人，遇到只有一只耳朵的敌人只能算倒霉。

10多万个黄巾军将士的首级先后送到洛阳，堆成了一座小山。

汉灵帝下诏把它们集中在洛阳城南，上面覆上土，真的成了一座假山，取名叫“京观”（筑京观于城南）。

◎石碑上的故事

由太平道发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失败了。

虽然此后其余波仍未平息，但再也无法掀起全国性的高潮，这场大风暴让东汉帝国受到了重创，却没有倒下。

从这一年二月黄巾军起事到十一月张角的最后一个兄弟张宝被杀，只有不到九个月时间，作为一场震动天下的大起义，持续的时间相当短。

与太平道当初席卷全国的气势相比，与黄巾军刚打出大旗时万方影从的盛况相比，这个结局多少出乎人的预料。

有人将此次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有人归结于起义军过度分散、缺乏强有力的协调和统一指挥，有人归结于起义前叛徒的出卖，有人归结于朝廷迅速组织起讨伐部队，而皇甫嵩、卢植、朱儁、曹操这些人在军事上显然比黄巾军高出一筹。

其实，要论局限性，农民起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性；要论力量的分散，黄巾军还不算最严重的一次。但是，有的人却成功了，有的虽然失败了也没有败得这么迅速和彻底。

至于叛徒，这似乎是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无法避免的事，好在起义军的损失并不大，起义仍然顺利进行了。

要说皇甫嵩这些人能打，那也不是主要原因，如果东汉帝国真的大势已去，靠他们几个人也无力回天。

东汉帝国没有倒，黄巾起义没有成功，究竟是什么原因？

也许，有一块石碑上刻着的一个故事，能帮助人们解开这个疑团。

这块石碑上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叫曹全的人的故事。

曹全是谁？作为历史人物，他微不足道。

史书里没有他的传，也很少提到他。但他又是个知名度极高的人物，在某个领域，他的名字可比王羲之、柳公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个领域就是书法界。练书法的，问起曹全说不知道，那你完了。

曹全并不是书法家，他的知名度来自这块石碑：《曹全碑》。

《曹全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该馆珍藏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可称为国宝的也多不胜数，诸如《大唐三藏圣教碑》《玄秘塔碑》《唐多宝塔感应碑》等。

《曹全碑》是名碑，此碑立于中平二年（185年），也就是黄巾起义失败后的次年。这块石碑早在明朝万历初年就出土了，那正是张居正主持国政的时期。

几百年过去了，石碑仍然保存着，这也是不容易的事。

这块石碑上的文字不到1000字，记录了曹全的生平事迹，石碑背面还有50多人的题名，告诉我们上面记述的内容经过见证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石碑上的记载，曹全的故事是这样的：

曹全出生于敦煌名门望族，以戎马军功名扬河西边陲，后来担任关中地区的槐里县县令，因弟弟病故，辞官回家。后遭遇了党锢之变，曹全被迫在家隐居七年（续遇禁罔，潜隐家巷七年）。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三月，曹全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酒泉郡禄福县县长。

这时，张角在幽州、冀州一带起兵，兖、豫、荆、扬诸州同时响应（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曹全家乡合阳县农民郭家等也起来造反，他们焚烧城中官署，使百姓受到骚扰，人人不得安宁。地方同时告急，特急的军情频频传来。

皇上征询臣僚的意见，群僚都说：“问问曹全吧！”

于是曹全又被任命为合阳县令。一到任，曹全就扑灭了战火，剿清了残余的叛乱者，收到了斩草除根的效果（收合余烬，芟夷残逆，绝其本根）。

接着，曹全又访问本县的三老，携同当地人士王敞、王毕等人体恤民众的急需，慰问年老的人，抚育鳏寡孤独，还用自家的钱买来米粮赠送体弱多病者和盲人。

曹全的大女儿桃婓等人还配制了由七种草药合成的“神明膏”（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药神明膏），亲自送到离城很远的亭舍，曹全的下属王宰、程横等人把药送给伤病者，伤病者大多都被治愈了。

曹全施行惠政的美名得以快速传播。百姓们抱着孩子、背着东西纷纷返回故里，房屋得以修缮，商店重新开张，虽是多风多雨的时节，粮食也获得了丰收，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还有手工业者，对曹全无不感恩戴德。

曹全还广听民意，开明治事，扩充官舍。

曹全死后，合阳县57名郡县官吏在王毕、王历、秦尚等人号召下，感恩戴德，同心合力在合阳故城为曹全竖起了这座“不朽丰碑”。

古人的碑文如同今人追悼会上的悼词，赞美的多，批评的少。

真实的曹全肯定没这么“高大上”，皇帝也不会为剿灭黄巾军的事直接问到他这个县长，碑文所记有一定夸张和虚饰的成分。但是，作为一种公开示众、直接记述历史的材料，基本情况和事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合阳县是陕、晋之间黄河西岸的一个小县，即使在东汉，这里也是默默无闻的地方。通过一块石碑，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起义影响有多么广泛。可以看出，这场起义远比正史记载的复杂得多，激烈得多。起义的不仅是张角兄弟这些人，像合阳县郭家那样的，各地都有不少。但是，像曹全这样拼命镇压起义的人，也不少。

曹全有能力，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在他的带领下能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合阳县的民变镇压下去了，根据碑文的记载，他们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力量。

东汉实行郡县制，虽然由于军权高度集中造成了地方军力的空虚，但帝国的架构是完整的，各级官吏体制是有序的，一旦朝廷牵头，可以快速组织起来。

曹全不是普通农民，更不是丧失土地的奴婢，在成分上他属于地主阶级，他们有财产，是既得利益者，是黄巾军革命的对象，不用朝廷号召，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与黄巾军作战。

而这些人，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势力。汉末各地壁坞盛行，其实就是他们建立起的一个个堡垒，政治上服从朝廷，管理上完全独立，他们才是扑灭黄巾起义这场大火的中坚力量。

在意识形态上，东汉帝国实行以礼治国，大力推行儒术，培养起了众多的“铁杆支持者”。帝国虽然衰落，但他们脑海里的忠君思想从未泯灭，不管多少风暴来袭，帝国仍能支撑下去。

有人把这些总结为四个字：大而不倒。

◎士人们的反击

不得不说，朝廷军队在扑灭黄巾军的行动中显示出一定的战斗力，这与汉灵帝解除对党人的禁锢不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对宦官的不满情绪在一部分人心里得到重燃，他们幻想经历了这一番变故，汉灵帝应该看清宦官的真面目，从而痛下决心推行政治革新。

这种想法当然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现在能左右帝国走向的并不是汉灵帝的一句话，在各种权力之间，汉灵帝也得不断保持平衡，现在还无法打破宦官专权的局面。但有人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向宦官发起了挑战。

朱儁手下有个军官上书汉灵帝，痛陈朝政得失：

“臣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来自外部，而是由内部产生。所以，虞舜先除四凶，然后任用16名贤人辅佐自己，说明恶人不除，真正的人才无法掌握权力（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

“现在，张角起于赵、魏，黄巾军作乱六州，灾难源自眼前，祸患波及四海，臣等受命伐罪，从颍川郡开始，战无不克。臣认为，黄巾军虽然强大，并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

“臣之所恐惧的，是治理洪水却没有治理源头，结果越治理越泛滥、越严重（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陛下仁德宽容，对很多事情下不了狠心，所以阉竖弄权，忠臣不进。张角被枭首，黄巾驯服，我更感到忧虑，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不能同时在朝中存在，就像冷冰和火炭不可能同时盛在一个容器里。邪恶的人会发现，正直的人将要成功之时就是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之际，势必花言巧语从中挑拨。

“曾参很孝顺，但不断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就连他母亲对他都起了疑心；大街上没有虎，有三个人一口咬定有虎，大家就会相信真的有。陛下如果不能分辨真伪，忠臣义士恐怕还将死于杜邮！陛下应该效仿虞舜杀四凶，迅速铲平奸佞，那么人才将自进，凶恶将自息！”

可以说，这是一份极有见地、振聋发聩的上书。

上书的这个军官是一名护军司马，也就是个团级军官，但他显然很有头脑，看问题很深刻，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黄巾之乱究竟是谁造成的？根据他的观点，这些都是宦官们造成的。二是黄巾之乱平息后应该怎么办？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除恶扬善，而且刻不容缓。

他还举了白起的例子。名将白起为秦昭王征战六国，在伊阕关大破魏韩联军，率兵攻陷楚国国都，长平之战更重创赵国主力，一生经历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堪称战神。

白起的巨大功勋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快，深受秦昭王信任的国相范雎对白起很有意见。秦昭王发兵攻打赵国的邯郸，正赶上白起有病，不能走动。秦军失利，秦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受到更大损失。无奈之下，秦王想让白起为将，白起经过分析后认为当时不宜出兵，秦昭王不听，另派他人统兵。

秦军又受挫，南面的楚国趁机派兵攻秦，秦军伤亡惨重。秦昭王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这时仍病重，不能立即启程。三个月后，秦军邯郸战败的消息传来，秦昭王迁怒于白起，命他即刻动身。白起只得带病上路，刚出发，行至杜邮，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东北，范雎进谗，秦昭王派使者将白起赐死。

这份上书想说的是，像白起这样的将才随时都有，但奸佞之人也无时不在，有奸恶的人在，忠良的人就不会有好下场。忠良的人取得了功绩，奸恶的人就会惴惴不安，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他们一定会反击。

可以说，后来的事正被他言中了。

这个军官职位虽然不高，但出身显赫，他名叫傅燮，凉州刺史部北地郡人，他是太尉刘宽的学生，两次被举为孝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汉灵帝看到了这份重要的上书，但不幸的是，宦官们随后也看到了。

中常侍赵忠看完傅燮的上书恨得咬牙切齿，想方设法陷害傅燮（忠谮诉之）。傅燮的上书也给汉灵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次没有治傅燮的罪，但傅燮有功本应授爵，却最终没了下文。

好在这次上书让汉灵帝觉得傅燮是个人才，不久就任命他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王允拒绝自杀

还有一个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这个人是王允，作为豫州刺史，王允积极配合朝廷军队对黄巾军的讨伐，一次破敌后打扫战场，王允意外得到一封信。

这封信是张让的一名手下写的，内容是如何与黄巾军相联通，王允看后，十分生气，直接呈报给了朝廷。

汉灵帝看后大怒，当时就把张让叫来，一顿训斥。

张让吓坏了，赶紧叩头请罪。

骂也骂了，气也出了，结果竟然不了了之（竟亦不能罪也）。

汉灵帝就是这样一个浑蛋领导，别人一片忠心，字字句句都是忠言，你爱听就听，不爱听最少也替别人保个密吧。汉灵帝这么做，等于把王允给卖了。

张让自然对王允恨得牙痛，非出这口气不可，而且一个时辰都不能等！

张让指使人找个理由控告王允，王允下狱。

但还没等审问，遇到汉灵帝下诏大赦天下，王允不仅出狱，还重任刺史，这下把张让气坏了。

一般来说，遇到朝廷大赦，前面的账就一笔勾销了，但张让不管，还没等十天，又以其他罪名把王允逮捕（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落到宦官手里，不死也得剥层皮。

汉灵帝的老师杨赐不想让王允受辱，派人到狱中对王允说：“你得罪张让，一月之内两次被捕，凶多吉少，请仔细思量（凶慝难量，幸为深计）！”

话说得有些隐晦，意思是要想不受辱，只有自裁。

还有人把毒药都给王允准备好了，流着泪送进去（流涕奉药而进之）。

这个案子连杨老师都没办法了，看来只剩一死。换成一般人，这时候也就绝望了，一仰脖，咕嘟一声药下肚，来个英勇就义。

可王允不是一般人，对劝他的人厉声道：

“我是人臣，获罪于君，要死也应该以公开形式当街斩首（当伏大辟以谢天下），怎能自己求死？”

王允最后没死，大将军何进亲自出面救他。何进与杨赐、袁隗联名上疏求情，汉灵帝总算给面子，张让也无法再固请。王允最终被判低死罪一等，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王允被释放，他很感激何进，后来到何进手下效力。

◎一次秘密谈话

为表彰皇甫嵩建立的巨大功勋，汉灵帝下诏提升他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左车骑将军），论军职仅次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

由一名师长（中郎将）一跃成为军界首脑之一，中间跨越了六七级，一向抠门的汉灵帝这一回算是没小气。

这是因为皇甫嵩的战绩实在太突出了，战颍川、战东郡、战冀州，所向披靡，哪里有困难哪里上，一出马就建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

之前朝廷已封皇甫嵩为侯爵，那是一个乡侯，才过了几个月，汉灵帝又改封皇甫嵩为槐里侯，这是一个县侯，是侯爵中的最高一级。

东汉的列侯共分三级，最下一级是亭侯，之上是乡侯，再往上是县侯，这里的亭、乡、县不是虚指，都对应着具体的地名，得爵位者可以以该地作为自己的食邑，也就是享有该地税收。

槐里县在关中地区，属右扶风郡，今陕西省兴平市附近，皇甫嵩被封为槐里侯，意味着全县的税收不再上缴朝廷，而是归皇甫嵩所有。

根据诏书，皇甫嵩享有的食邑甚至还不仅是槐里县，还包括相邻的美阳县，今陕西省武功县以北，两县食邑人数相加为8000户。古人常说万户侯是人臣荣耀的顶点，皇甫嵩已经完成了80%。汉灵帝还同时下诏任命皇甫嵩为冀州牧，负责冀州刺史的治理。

这条记载表面看起来有些问题。因为那时州里面只有刺史，没有州牧，刺史改州牧还是四五年后的事。刺史的品秩只有600石，州牧的品秩是2000石，虽然都能管着郡太守，但他们的具体职责有很大不同，刺史只是监察官，相当于朝廷下派的巡视组组长，而州牧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官，可以直接管理各项政务。

但是，如果任命皇甫嵩的是冀州刺史，就更讲不通了。左车骑将军的具体品秩不详，但不会低于卫将军，也就是说论品秩皇甫嵩现在仅次于三公，高于九卿，更远高于郡太守，让他担任品秩与县令相同的州刺史，不大可能。

所以，史书的记载应是正确的，刺史改州牧虽然是后来的事，但州牧毕竟是前朝就有的官职，作为特例，临时任命皇甫嵩担任此职也是合情合理的。

经过一番动荡后，冀州刺史部百废待兴，黄巾军余部还有零星活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冀州牧，考虑的正是冀州刺史部的稳定和发展，这大概也正是几年后刺史改州牧的由头。

数月后，南阳郡的大捷传来，朱儁也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右车骑将军，但是没有封侯，也没有兼任州牧。

当初讨伐兵团的三位师长（中郎将）里，只有卢植混得惨，虽然没被治罪，却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个闲人。

皇甫嵩没有忘记战友，他上书汉灵帝，以卢植继任者的身份赞扬他的军事谋略，说自己之所以成功，都是沿用了卢植当初制订的作战方案（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在皇甫嵩的不懈努力下，卢植总算重新复出，被任命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曹操、公孙瓒、孙坚、刘备等人，也都论功行赏，职务上得到了升迁，讨伐行动结束后纷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史书对皇甫嵩评价很高。

史书说，皇甫嵩能体恤士卒，每次行军安营，必须看到将士们的营帐立好以后他才休息，关心士兵的伙食，经常亲自品尝普通士兵的饭菜（军士皆食，尔乃尝饭）。皇甫嵩是一员猛将，战场上对敌人不乏霹雳手段，但对部下他却很心软。有人因贪污受贿被查出来，皇甫嵩一律从轻发落，又给他钱物进行安置，让这些人感到很羞愧，有的人竟因惭愧而自杀。

担任冀州牧后，皇甫嵩把精力都用在了冀州地方的恢复和建设上，他奏请汉灵帝，请求免除冀州刺史部一年的田租，用来救济饥民，汉灵帝诏准。

冀州百姓感念皇甫嵩的恩德，作歌谣道：

天下大乱兮市为墟，
母不保子兮妻失夫，
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意思是说，天下大乱啊城市变成了废墟，母亲不能保儿子啊妻子失去了丈夫，幸亏有了皇甫将军啊让我们再安居。

皇甫嵩的个人威望达到顶点，又手握重兵，一时威震天下。

他也成了一些有想法的人关注的对象。

这时，有个人秘密拜见了皇甫嵩，向他提出了一个让他感到惊骇的建议。

这个人名叫阎忠，曾经担任过信都县令，是凉州刺史部汉阳郡人。阎忠是怎么找到皇甫嵩的，史书没有交代。不过找到他应该也不难，皇甫嵩的老家安定郡也属凉州，阎忠和皇甫嵩都是西北人，算是老乡。

信都县属冀州刺史部，如果阎忠是新近离的职，那么他也是皇甫嵩的部下。阎忠之前的事迹不详，不过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看到宦官当道，朝政黑暗，阎忠劝皇甫嵩：“难得到而易失去的是时运，时运有了没有成功，是因为机会（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所以圣人应顺时而动，智者应因机而发，将军现在正手握着难得的时运，脚踏着更难得的机会，但将军却临机不发，不知道将来如何保全自己！”

一通话，让皇甫嵩有些不解：“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阎忠继续说：“天道无远近，其实谁都能当天子（天道无亲，百姓与能）。将军受钺于暮春三月，收功于岁末年冬，用兵如神，谋略无二，摧垮强敌比折断枯枝还容易，消灭顽寇如同沸汤融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尸刻石，向朝廷报捷，威德震于本朝，大名驰于天下，即使商汤和周武王，他们的功业也高不过将军。现在将军外建不赏之功，内怀高人之德，却侍奉着平庸的皇帝，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平安呢（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说得有些离谱了，不过是老乡，皇甫嵩也未制止：“我每天都敬思其职，心中不忘效忠，又会有什么不平安呢？”

皇甫嵩明显不接受阎忠的看法，但阎忠不想放弃：

“不对，当年韩信不忍一顿饭的知遇之恩，放弃三分天下的大业，等到利剑将刺穿自己的喉咙才发出悔恨的叹息，这是什么？这就是白白失去了机会而谋略不足啊（机失而谋乖也）！

“如今，主上远不如刘邦、项羽，而将军您权重于韩信，您足以让风云震动，叱咤间可以兴起雷电。如果赫然奋发，趁机推翻已处危弱的朝廷，推崇恩德，振奋兵威，征召人才，发动百姓，羽檄于前，大军其后，可以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杀宦官，铲除凶恶！如此，少年将会为将军奋拳致力，就连女子都会整装而来效命，将掀起迅风扫落叶的声威！

“到那时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告天命，天下一统，南面称帝，推翻正在衰亡的刘汉（推亡汉于已坠），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是奋发而起的大好时机！

“朽木不能雕刻，衰世难以辅佐。想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如同逆着斜坡滚动圆球，迎着风驾驶帆船（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那是多么困难的。如今宦官成群结队地占据着要职，作恶多端，天子的诏令无法施行，大权归于近旁的奸佞，在昏君的治下，忠贤之辈难以久安，将军您虽然建立了不世功勋，却也正是奸佞们忌惮的对象，如果不早做打算，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番话让皇甫嵩感到恐惧不安，对阎忠说：“违反常规的图谋，无法在正常形势下得到成功（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执）。创图大功岂是庸才能做到的，黄巾小贼，势力远比不上秦朝﹑项羽，而我军多是新集结起来的，容易散掉，难成大业。况且，人不能忘记主上的恩宠，天不佑造反之人，如果不切实际去做不可能的事，招来祸患那是早晚的事（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不如委忠于本朝，守住臣节。即使受到谗言，也不过免职罢了，至少还有美好的名声，死了也不朽。违反常规的言论，我不想听。”

阎忠知道皇甫嵩不用他的计策，赶紧逃了。

这个阎忠没有销声匿迹，他回到了西北家乡，后来有人造反，又把他推出来，这是后话。

这段神秘谈话很引人注目，有人认为阎忠是当年劝韩信造反的蒯通那样的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洞悉时局。韩信也罢，皇甫嵩也罢，如果听了他们的建议，结局都将不一样。

韩信的情况不好说，当年他确实手握重兵，声望如日中天，如果起兵与刘邦分庭抗礼，至少多了一条出路，不至于死得那么窝囊。

但皇甫嵩不同，他不是韩信，或者说个人情况和外部条件都不如韩信，他虽然手握重兵，可一旦公开造反，有多少人跟他走很难说。

刘汉朝廷虽然如阎忠所说已江河日下，正走向衰亡，但会不会振臂一呼就轰然倒掉？可能性还不大，作为一个大而不倒的帝国，它至少还能撑上一阵子。

所以，皇甫嵩并不是缺乏智慧，而是很冷静。

不过，阎忠敢于提出这样的观点，说明他心里已经认定刘汉的国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已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在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中有这种观点的虽然还不是大多数，但经过一场黄巾大起义的洗礼，这种思潮已经开始萌动了。

◎书呆子也发怒了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对东汉帝国来说真是个多事之秋，不过好歹算是快过去了。

临近年末，还有两天就是新年，汉灵帝等不及了，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改年号为中平。意思是，天下将要太平了。

184年的前360多天是光和七年，只有后两天是中平元年，但史书一般只称这一年为中平元年，不是前363天都比不上这两天，而是第二年就是中平二年了。

对于政治形势来说，这一年也显得有些微妙，党人被解除了禁锢，外戚何进执掌了军权。虽然他们对宦官独大的局面还不足以构成挑战，但政治的风向标似乎要发生一些变化。

在黄巾民变中被揭示出来的封谞、徐奉事件，对宦官们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封谞是“十常侍”之一，不是普通的宦官，徐奉虽不在“十常侍”的名单中，但也是宦官的头目之一，以他们的地位，似乎绝不会跟太平道教徒们搅和在一起。

但是，在确凿无疑的证据面前，封谞、徐奉秘密联络黄巾军的事件被曝光，他们约定在“双甲子”的那一天里应外合共同起事（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事情虽过去了很久，汉灵帝一想起来仍怒不可遏。尤其当汉灵帝想到党人们被解除禁锢后，在前线浴血杀敌，不由得心生感慨。

汉灵帝把宦官头目们叫来训话：“你们整天说党人图谋不轨，让把他们禁锢起来，或者杀了，现在党人都在为国效命，而你们这些人反倒跟张角勾结，你们自己说说，应不应该去死（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

尽管大家平时一块玩得挺开心，但汉灵帝真翻脸了，宦官们也十分紧张。

张让、赵忠等人赶紧跪下叩头：“这些都是王甫、侯览等人做的，跟我们没关系。”

王甫、侯览也是大宦官，在之前的斗争中失利，一个被杀，一个自杀，宦官们情急之下把他们拉出来做替罪羊。

宦官们被吓得够呛，一下来赶紧通知各地的宗亲、子弟，务必消停点儿（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赵忠、夏恽等人一商量，觉得现在这样的局面，都是一个人造成的，这就是吕强，在赵忠、夏恽等人看来，正是他向汉灵帝建议解除党禁，才让党人如此得势，让自己如此被动。

于是，他们对吕强展开了陷害，他们说吕强跟党人们一向来往密切，经常共议朝政，用心可疑。还说吕强的兄弟们都是贪官，干尽了坏事。

为置吕强于死地，他们编造说吕强经常读史书里的霍光传。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汉昭帝时的重臣。汉昭帝驾崩，没有儿子，在霍光主持下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后以淫乱无道的理由又把他废了。

尽管霍光也是一代名臣，为汉室尽忠竭力，但他以人臣的身份行废立之事还是让人诟病，被一部分人视为权臣的代表。说吕强常读霍光传，就是说他也图谋不轨，想造反。

汉灵帝居然相信，让中黄门带兵去召吕强。

吕强是个有血性的人，听说来抓他，怒道：“我死，天下就更乱了！大丈夫尽忠国家，怎能面对狱吏？”于是自杀。

赵忠、夏恽仍不善罢甘休，又进谗言道：“吕强听说被召见，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自杀，肯定有鬼，应该继续审查！”

审查当然由赵忠等人主持，吕强的整个宗族都遭了殃，财产被全部没收。

尽管汉末“十常侍”等宦官专权，但也有像吕强这样清正贤能的宦官，除吕强外，济阴郡人丁肃、下邳国人徐衍、南阳郡人郭耽、汝阳郡人李巡、北海国人赵祐五位宦官也为人清正忠诚，不争威权。

只是，他们是宦官里的极少数。

在党人看来，这是宦官掀起的内斗，是对宦官整体实力的一次削弱，于是他们想趁机对宦官展开更猛烈的斗争。

朝廷高级顾问（侍中）向栩发难，上书汉灵帝，抨击宦官。

宦官们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反击，他们诬告向栩是张角的卧底，和封谞、徐奉是同党。

向栩其实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也算不上一名党人，当然更不可能是张角的卧底，他是个学者，为人有点儿迂腐（性卓诡不伦）。他有一些名气，当过赵国相，但是在任上不管事，以至于官衙里都长出了野草。朝廷只得把他调回来，改任顾问（侍中）。

向栩书读得多，学问很大，讨论事情常引经据典，正色而谈，让别人没法插话，这样的学霸常常会让人敬畏（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

张角起事，别人都上书如何平乱，向栩上书却对大家的建议予以讽刺，他主张不必出兵，而是派人到黄河上向北宣读《孝经》，黄巾军自会退去（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看到连向栩这样的书呆子都敢攻击自己，宦官们又气又怕，他们报告汉灵帝说，经过审讯向栩确实是张角的卧底，当初不让朝廷出兵就是证据，他想当张角的内应。

就这样，向栩被杀于北寺监狱。

宦官们担心党人和朝臣们对他们的攻击会形成一股潮流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必须把这股可怕的潮流消灭于未形成之时。

但是，这并没有堵住来自朝臣和党人们的攻击。

◎杨老师死了

向栩刚死，宫廷禁卫官（郎中）张钧又上书，直言“十常侍”之祸：“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之所以乐于归附他们，所有的根源都来自‘十常侍’。他们把自己的父兄、子弟、亲家、宾客都派到州郡当官，搜刮民间财富，欺压百姓，百姓有冤没处诉说，所以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张钧提出建议：“应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脑袋挂在洛阳南郊，向百姓谢罪，同时派人布告天下，我敢保证，不用大动兵戈贼寇自然就会消灭！”

汉灵帝看到了张钧的上书，把张让等宦官头目叫了过来。他把张钧的上书拿出来，让张让、赵忠等人传阅，张让、赵忠等人看罢汗流浃背。张钧说的话并不让他们意外，意外的是汉灵帝要拿给他们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张让、赵忠等人都脱下官帽，赤起双脚，叩头不止（皆免冠徒跣顿首），哀求汉灵帝不要治他们的罪。他们表示，愿意把财产都贡献出来作为军费。

这是宦官们常用的一招——装可怜。大家都是自己人，玩得也开心，突然间闹得很生分。像张让这样的，身为奴才，忠心耿耿，一大把年纪，胡子都白了，一把鼻涕一把泪，汉灵帝即使再有火，也发不起来了。

汉灵帝很吃这一套，让他们穿好衣服穿上鞋，该干吗干吗（皆冠履视事如故），之后反而迁怒于张钧：“这个人真是狂人！‘十常侍’里难道没有一个是好人吗（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

用一个词来形容汉灵帝这样的昏君，那就是“反复无常”。面对严肃的政治问题和国家大事，一点儿定数都没有，被人一说就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这样的昏君手下称臣，够倒霉的。

朝中那些宦官的爪牙趁机陷害张钧，说他平时在家偷学太平道，把他抓起来。张钧死于狱中。

在这轮斗争中，宦官们尽管处于不利地位，却仍然化解了危机。

不过宦官们的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向栩、张钧毕竟是小角色，如果再有重量级的选手上场，他们是否还能顺利过关，就不好说了。

宦官们最忌惮的人莫不过太尉杨赐，黄巾起事后，杨赐作为汉灵帝的老师，多次向汉灵帝建议革新政治，说得很中肯也很直接，让汉灵帝觉得不高兴（赐所对切直，帝不悦）。

汉灵帝找了个借口把杨赐的太尉一职免了，擢升交通部部长（太仆）邓盛为太尉，且没有任命杨赐新的职务。

一天，汉灵帝到朝廷档案馆（兰台）查阅档案，在那里发现了杨赐以及刘陶关于张角的一些奏章，这些奏章大部分汉灵帝并没有看到过，被宦官们压下来了。

杨赐担任司徒期间，在刘陶等人的协助下对太平道曾展开过调查，如果那时对杨赐的建议给予重视，黄巾军也不会闹得这么大。

看着奏章，汉灵帝明白了老师的忠心，对于一时生气免除老师的职务有些后悔，当即下诏封老师为临晋侯，这是一个县侯，同时封刘陶为中陵乡侯。

接到诏书，杨赐感到不安，他认为当年自己和刘宽、张济一块儿担任汉灵帝的侍讲，他们二人还没有封侯，于是上书，请求将封给自己的食邑分一部分给二人。汉灵帝同意了。

汉灵帝觉得还需要杨老师，于是任命他为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几天后又改任九卿之一的司法部部长（廷尉）。

杨赐上书，认为自己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非法家），坚决推辞。

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司空张温另有任用，杨赐接替张温任司空。

这一年十月，杨赐去世。

汉灵帝以弟子的身份穿丧服为老师致哀，三天不上朝，赠东园棺椁、衣物，赐300万钱、500匹布，赐谥号文烈，赠骠骑将军、司空印绶下葬，命公卿以下全部参加葬礼。

杨赐是汉末清流士人的代表，是两次党锢之祸中没有被打倒的少数党人之一，他多次荣登三公之位，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坚持着党人的信仰，是那个特殊时期敢于和宦官进行斗争的少数朝臣之一。

杨赐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保护了一批像刘陶那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孔子的第20世孙孔融曾受杨赐征召在司徒府做事，杨赐命他暗访百官中的贪污之人，准备予以贬谪、罢免，孔融在杨赐支持下检举了大量贪官，他们多为宦官的亲族。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大多数党人对汉灵帝其实已不信任，杨赐成为汉灵帝与党人沟通的主要桥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黄巾民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汉灵帝也感受到了党人们尽忠为国的情怀，所以尽管杨赐让他不高兴，但他还是给了杨赐给予很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

杨赐之死也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宦官来说，因黄巾军起义带来的一场风暴暂时平息了，政局重新回到了之前他们专权独大的局面。不同的是，没有杨赐这样的人和宦官做斗争，党人们和一些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不满和愤懑再也无处发泄。

忍耐，有时意味着一种更大的危险和一场更猛烈的风暴。

第三章　艰难的仕途

◎济南国官场

现在，来说说曹操、刘备、孙坚、公孙瓒等几个平息黄巾民变的功臣。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年底，曹操被任命为济南国相，结束了半年多的军旅生涯，从一名骑兵旅旅长（骑都尉）变成副省级地方要员。这一年，他30岁。

从品秩上说，曹操原来担任的参事室参事（议郎）品秩只有600石，而国相相当于郡太守，品秩是2000石，算是一次仕途的飞跃。

济南国归青州刺史部管辖，该州的辖区大体相当于包括胶东半岛在内的今山东省北半部，共有四国两郡，即济南国、乐安国、北海国、齐国，平原郡、东莱郡。

州所辖行政区里有郡也有国，国是封国，国王都是刘汉宗亲，他们享有所在国的食邑，但没有行政权，封国的行政权由该国国相主持。国相虽然形同太守，但在治民之外还要考虑如何与所在国宗室处理好关系，工作难度比郡太守要大得多。

济南国治所在东平陵县，即今山东省济南市附近的章丘区一带。在距离当时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济南国有户78544户，人口45万多，在东汉100多个郡国中属中等偏小的一个郡国。

30岁放到现在，在各个岗位上都是刚出道的小青年，如果在机关里能混个副处，一定会被同僚恭维为年轻有为，并且嫉妒得要死。如果在基层工作，30岁能当上乡长恐怕都不多。

30岁时容易成为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所以最容易成为愤青。

但是，30岁的曹操已经是个资历不算浅的公务员了，他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官龄，在此之前，他在基层干过（洛阳北部尉、顿丘令），在中央干过（议郎），也带过兵打过仗（骑都尉），有了一份相当不错的人生履历。

所以，这次来济南国上任，曹操心里颇有点儿踌躇满志。

年轻时的曹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当时最善于品评人物的许劭曾给他了一个评价，说他“在乱世里是一个英雄，在太平世道是一个能干的大臣（乱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曹操对这个评价相当满意。

黄巾民变结束了，全国的局势逐渐平静下来，曹操心里又开始了关于“乱世”“治世”的思考。也许天不亡汉，只要天子经过这番震荡能振作起来，朝野上下充满正直之士，国家的根基还是稳固的。

在治世里做个能臣也是曹操的人生选项。要做能臣，就要积累实践经验、了解民情、增添阅历，使自己不断受到历练，这次到济南国任职，就是一个好机会。

曹操来的时候很兴奋，然而到任不久，便被迎面泼来的水浇了个透心凉，心情变得很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济南国下辖东平陵、历城等10个县，由于以前历任国相疏于政务，不能严于治理，造成吏治的腐坏，这些县令和县长绝大多数存在严重问题。

还有现任济南王刘康，他是河间王刘利的儿子，与当地这些官员结成了同盟，又与朝廷里的宦官们来往密切，织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谁到这里担任国相，都无法施展拳脚。

一开始，大家也没把这个30岁的国相放在眼里，根据他们的经验，对付这样的外来户只需要三招：一哄、二吓、三逼。要么合作，要么走人。

但是，失望之后的曹操没有气馁，接下来的情况让济南国的官场为之一震。

众人看到，这个年轻的国相很沉稳，手段也很老练，一上任先不说话，埋头搞调查研究，两三个月后突然出手，大刮廉政风暴。

曹国相一口气拿下了10个县官中的8个（于是奏免其八），罪名是贪污受贿，滥征税费，为地方黑恶势力当保护伞，鱼肉百姓，等等。

给这些人找罪名是很容易的，都是事实，人所共知，赖不掉也跑不了，关键是敢不敢。曹国相连宦官的亲叔叔都敢往死里打，收拾这些小鱼小虾更不在话下。

济南国官场炸了营，出了事的官员家人们赶紧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有的跑来向曹国相求情，有的去刘康那里诉苦，还有的利用自己的关系到朝廷那里搬救兵。

刘康一下子也傻了眼，国相虽然名义上是他的属下，可按照朝廷的体制他根本管不了，既不用向他汇报工作，做任何事也不需要事先向他请示。刘康平时敢耍横，是因为没有遇到过硬人，看到曹操油盐不进，刘康也退缩了。

还是不掺和的为好，不然这把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

奸人下台，换上来的是大家公认的清正之人，百姓一片叫好。

社会上的作奸犯科之徒失去了保护伞，不用曹国相招呼，他们主动玩消失。这一下苦了周边的几个郡国，干坏事的人无法在济南国生存，就跑到周围郡国为非作歹（奸宄遁逃，窜入他郡）。

济南国政教大行，一郡清平。表面看来，正义战胜了邪恶。

但是，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本朝官场上的黑暗显然不是一次廉政风暴就能解决的，实际上曹操捅了个马蜂窝。

表面的胜利，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危机，奸恶势力之所以奸恶，缘于那是一张看不见却很可怕的网。你要了人家的脑袋，关了人家的人，砸了人家的饭碗，这些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跟你拼命。

一时间，告黑状的、搞恐吓的、在社会上造谣的，都冲着曹操来了，主管地方官员纠举工作的青州刺史那里，以及朝廷主管官员廉政建设的御史们手中，都收到了大量告曹操状的检举信。

但是曹国相置之不理。廉政风暴告一段落后，他又推出了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禁淫祠。

西汉初年以来的300多年里，济南国这个地方一直盛行鬼神崇拜和淫祀之风。早在汉初吕后临朝称制时，吕氏抛弃高祖刘邦定下来的“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约，大封吕氏一门，刘氏社稷岌岌可危。后来，在周勃、陈平等刘邦的这些老战友的协助下，吕氏被诛灭。在这场斗争中，刘邦的孙子刘章也出了大力，到汉文帝时，被封为城阳景王。城阳景国即今天山东省莒县一带，与济南国相邻。

城阳景王作为保护刘氏皇室的功臣，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300多年来，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刘氏皇权每当面临危机时，不希望改朝换代的人都会想起城阳景王来，给他修庙祭祀。

本来倒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种祭祀之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比如原城阳景国相邻的济南国，各种祭祀城阳景王的祠庙就多达600多座，这就是所谓的淫祠。

淫，泛滥的意思。淫祠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因为这些祠庙都由一些地方势力来操控，所需要的花费分摊给辖区内的百姓，百姓对此苦不堪言。这些人还以淫祠为依托结成一种势力，打着祈福、禳灾和为百姓祛病的旗号，大搞各类非法组织，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淫祠的存在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使民生更加凋敝，社会风气更加败坏，社会治安更加混乱。

著名党人领袖、已故太尉陈蕃以前曾在本州的乐安国为相，他对淫祠造成的危害有深刻认识，在任期间曾下令加以禁绝。

曹国相颁布了新的命令，禁止再建新的祠庙，对于已建的要进行评估，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将强行予以拆除，禁止官民进行不法祭祀活动（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

由于行动果断，一时间济南国内的淫祠现象不见了。

◎曹操心灰意冷

廉政风暴，禁绝淫祠，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曹操的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长处，他意志坚决，做事情方向明确，不瞻前顾后，在实际工作中又有很强的执行力。

这些都是“能臣”的基本条件，放在其他朝代，曹操都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的新星。

但不幸的是，现在是末世，上层政治腐烂透顶，整个官场一片黑暗，曹操刮起来的一股新风，在巨大的黑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你可以暂时改变济南国，你却无法改变整个世界。

即使在济南国，曹操也面临着黑恶势力的反击。正当他信心十足地推行他的新政时，外界的一些传闻陆续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说朝廷正在调查他，有的说他马上就要被撤职查办。

曹操对此原来只是一笑置之，但不久后他突然接到诏令，改任为东郡太守。

东郡属兖州刺史部，曹操不久前还在这里战斗过，郡太守品秩和国相一样，不存在升或降。

但他担任济南国相还不满一年，意味着这是一次非正常的人事调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把他排挤出了济南国。

这是谁干的，史书没有交代。推测起来可能是济南王刘康，也可能是那些被曹操惩处的贪官，他们在朝中有宦官做后台，把曹操排挤走不是一件难事。

曹操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转而陷入了深深的失意。

失望之余，曹操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东郡上任，而是找了个借口，要求调回洛阳。

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曹操做不到和那些地方恶势力同流合污，又多次跟他们作对，恐怕连累家人，所以请求调离（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

如果是这样的话，曹操的确受到了某种威胁，而且来头不小，就连时任九卿之一的农业部部长（大司农）的父亲也无法保护他，甚至还要受他的牵连。

在父亲的协调下，曹操被调回朝廷，仍然担任参事室参事（议郎）。

曹操的心情糟糕透了，由失意转而失望，所以他也不好好上班，经常请病假（常托疾病）。

对于改造一个世界，他感到了心灰意冷。对于成为一名“治世能臣”，他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此情况下，曹操又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隐居起来，认真思考社会和人生。大概在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的年底，曹操以生病为由辞去官职，之后回到故乡谯县。

这一年，曹操才31岁。

豫州刺史部沛国谯县，位于京师洛阳的西南方向，与洛阳直线距离400多里。

绕县城东边而过的有一条大河，名为涡水，是淮水的支流。如果溯河而上，可以到达陈国境内的苦县，那里是老子的故乡，所以这条河又被称为道家的发源之河。

今天的安徽省亳州市是皖北重镇，著名的药都，但在汉末，谯县的知名度和地位还远超现在的亳州。谯县是豫州刺史部的治所，豫州刺史部辖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沛国、陈国、鲁国两郡四国，谯县是该州的行政中心。

谯县还是南北交通的要冲，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便筑起了四通八达的大道，其中一条是所谓的东方大道，由洛阳向东，经管城，通向豫州、兖州、青州等地。在这条主干道上在一个叫浚义的地方，另有一条大道拐向正南，过陈留郡，就到达了谯县。浚义，即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如果不走这里，可以走管城折向西南，也有一条等级稍低的大道直通谯县。

那时的谯县自然不是偏僻之地，这里达官贵人云集，信息也很灵通。

曹氏族人大都集中于县城的东边一带居住，这里有一片宅院群，许多房子都沿涡河而建，背后是城郭和住宅小区，旁边是城壕和涡水（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

据考证，曹府在谯县的具体位置在距今亳州市区五里的涡河岸边，一个叫甘家村的地方。现在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魏武故里”几个字，遗址所在处比周围地面要高，当地人称为“庙台子”。

曹家的墓园则建在县城之南，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亲自来查看过，在《水经注》里留下了大量翔实的记载。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陆续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在其中标号为“董园二号”的墓里，发现了刻着“曹腾字季兴”等字样的汉砖，被推测为是曹操爷爷曹腾的墓。

曹操回到谯县，他不想住在府里，而是在城外修了一处房子（筑室城外），在那里更加安静地读书和思考。

曹氏是大族，从曹操父亲这一支说，曹嵩至少有六个儿子：老大就是曹操，小名吉利、阿瞒；老二名叫曹德，曹操的异母弟；老三名叫曹彬，与宋代名将曹彬同名，可能早逝；老四名叫曹玉，死得也比较早，后来曹操曾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承嗣家业；老五的名字不详，只知道他的儿子叫曹安民，后来追随曹操；老六的名字叫曹疾，事迹不详。

曹操的几个亲兄弟要么死得早，要么在洛阳和父亲住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来往似乎不怎么多，和曹操来往密切是他的一帮堂兄弟，有曹洪、曹仁、曹纯等人。

曹洪字子廉，是曹操的堂弟，这些年曹洪一直在荆州刺史部的江夏郡做官，江夏郡位于汉水和江水的交汇处，即如今的湖北省武汉市一带，面积很大。沿着如今的武汉三镇往下走，有一个叫蕲春的县，曹洪在那里当县长。

曹仁字子孝，也是曹操的堂弟，但和曹洪不是亲兄弟，曹操、曹洪、曹仁的爷爷辈是亲兄弟（从祖弟），曹操的爷爷是曹腾，曹洪的爷爷不详，曹仁的爷爷叫曹褒，当过郡太守。

曹纯是曹仁的亲弟弟，字子和，曹仁带着他，这些年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广陵郡、丹阳郡、九江郡等地，最远的到达过豫章郡，主要是做马匹的生意。

马匹作为远足的代步工具十分重要，但在南方，养马的很少。曹仁他们在广陵郡有很大的繁育基地，从凉州等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繁育，然后贩卖到江南各地。

这次回乡隐居，曹洪、曹仁、曹纯等人都不在，不过曹操也不寂寞，有夏侯渊、夏侯惇、夏侯廉等人陪他。

谯县夏侯氏的祖先可以上推到西汉初年的名臣夏侯婴。在谯县，曹氏和夏侯氏世代通婚，成为世交。有人甚至认为，曹腾收养的曹嵩本出自夏侯氏，但如之前分析的那样，这种说法不靠谱。

夏侯渊字妙才，夏侯婴的后人，先辈名字不详，按辈分算跟曹操是同辈。曹操的生母姓丁，丁家也是谯县的一个大族，曹操的首位夫人不是卞氏，而是丁氏，也出自丁氏一族。丁氏有个妹妹嫁给了夏侯渊，曹操和夏侯渊是连襟。

曹操跟夏侯渊关系最亲密，曹操早年在家乡曾经惹过官司，而且是重罪，夏侯渊后来替他顶了罪，曹操又通过关系把夏侯渊救了出来（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

夏侯惇字元让，和夏侯渊是本族，年纪比夏侯渊还大，夏侯廉是夏侯惇的亲弟弟，不过史书上提到的不多。

谯县县城以东50里有一处林木茂盛之地，涡河从这里流过时拐了一个弯，形成一块三面环水的、面积很大的林带，曹操亲自动手为这里设计了一处房子，简单又实用，没用多长时间就修筑完成了。曹操对外称是自己家的别墅（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在此秘密居住。

这件事也带来一个小小的插曲，近年来有人提出曹操应该是河南人而不是安徽人，原因就在这“谯东五十里”。

今安徽省亳州市是公认的汉末谯县，但由亳州市区向东不到20公里即进入河南省永城市地界，也就是说，曹操修的这所别墅（精舍）是在今河南省境内。

但这改变不了曹操的祖籍地，安徽人跑到河南买套房子，也许可以顺便把户口迁过去，但祖籍地、出生地是不能改的。今安徽省亳州市区魏武大道两侧有曹氏宗族墓群，也就是曹家的祖坟，曹操的很多长辈就埋在这里。一般来说，为了祭祀方便，祖坟不会离自己的家太远，曹操的老家也许在当时的谯县县城，也许是乡下，即使在乡下，也是离县城不远的乡下，具体来说就是应该离曹氏宗族墓群不远，不可能远到河南省的永城市去。

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年底到中平五年（188年）年初，曹操在此生活了近三年，其间从未离开，真的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隐居在士人心里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尤其当人生出现挫折或对社会现实失望的时候，这种心态就更加强烈。而在那个时代，隐居还是士人的一种时尚，是受人敬重的一种生存方式。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清静无为，被视为一种美德，由此造就了不少名声很大的隐士，有的人愈隐愈显，愈显愈隐。

曹操隐居没有作秀和沽名钓誉的意思，他是真隐居。关于这段不算短的日子里的心路历程，25年后曹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进行过阐述。

在这篇题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文章里，曹操说道：“辞去官职后，年纪还小，看看周围的同事，还有50多岁的，我想自己离开20年，等到天下清平，再出来和大家共事，年龄跟资历相当的同事相比也刚好（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

那时没有报纸，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对于隐居的人来说，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可就真的与世隔绝了，不问人事、不问政事，没有纷争的烦恼，但是也没有了社会交往，成为孤独的存在。

曹操一心闭门读书，他甚至想把精舍完全封闭起来，让想来看他的人都打消念头，从而与外界彻底隔绝（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

精舍周边林木绵延，也是各种动物喜欢出没的地方，冬春季节可以在此射猎，在秋天、夏天可以好好读书（秋夏读书，冬春射猎）。

别看曹操个子矮小，但对射箭和骑马都很感兴趣，现在有时间也有条件，经过反复练习，他的骑术更精了，成了一名出色的骑师。

之后曹操南征北战，经常亲自带队出征或偷袭。他最喜欢带领的就是骑兵，而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士，在他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精舍隐居期间，曹操写了不少诗作，保留下来的有一首叫《对酒》的诗，诗中写道：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

这首诗是现在能看到的曹操最早的诗作，描绘的是他心中理想社会的模样：吏役不上门叫嚷，君王圣贤，大臣们都是忠良；人民不争斗，人人都知道礼让；三年耕种，够九年的口粮，家家户户粮满仓……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太平盛世景象，30岁刚出头的曹操，心中依然向往着一个承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治清平，君王贤明，大臣忠良，官吏爱护百姓，徭役轻薄，民风淳朴，人人都能善终。

但这些与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曹操当过县令，带兵与黄巾军作战，又担任过济南国相，在这些社会实践中，他接触到了社会真实的一面。作为官僚士大夫队伍中有良知、头脑清醒的年青一辈，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矛盾、痛苦和无奈吧。

室外是奔流不息的涡河，周边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空气清新，远离尘嚣，没有纷争与恐惧，在精舍这一小片天地里，正值而立之年的曹操，思考着现实，规划着未来，却理不出头绪来。

夕阳一次次挂上天空，薄日西天，流水无言。

◎刘备弃官逃亡

说完曹操再说其他人，首先是刘备。

刘备在讨伐黄巾军中也立了战功，被任命为安喜县尉（除安喜尉）。

刘备立了什么功，史书没讲，这不奇怪，他的职务很低，超不过团长（司马），至于关羽、张飞等人，职务就更低了。至于大战黄巾军首领程志远、救董卓、射张宝等情节，都是演义，没有凭据。

如果卢植还在，刘备的处境会好些，卢植走后，董卓、皇甫嵩先后继任，刘备在众多讨伐队伍中，基本上属于默默无闻的人。

战后论功行赏，刘备只得了一个安喜尉的职务，相当于副县级公安局局长。安喜县又称安熹县，属冀州刺史部中山国，县治在今河北省定州市东南。东汉有三互法，官吏任职实行籍贯回避制度，一般情况下不能在自己及妻子所在的郡、县为官。

县尉的主要职责是缉拿盗贼、维护社会治安、征发卒役，大县设县尉二人，小县设一人。县有县令或县长，下面还有县丞，县尉顶多算县里的“三把手”。

基层工作虽然锻炼人，但刘备显然很失望，出生入死才换来个小小的县尉，在县里这个巴掌大的地方，上面还有人压着，要混个县令，还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再往上的郡太守之类，简直不敢想。刘备好歹还进入了公务员序列，但他手下的一帮弟兄如何安排就成了问题，关羽、张飞等人想必更感到憋屈。

再憋屈也得干，好歹这个职务也是拼命打仗换来的。

刘备埋头干起了刘局长的活，一干就是四五年。其间，他没有升职，没有调动；不是不敬业，相反，他很敬业，甚至为了工作很玩命。

安喜县归中山国管，中山国国相名叫张纯，野心极大，联络了自己的老乡、前泰山郡太守张举一同造反，还勾结了乌桓人首领丘力居，形成一个反叛联盟，声势很大，杀了护乌桓校尉、右北平郡太守、辽东郡太守等一批朝廷任命的官员，手下人马多达十多万。

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号弥天大将军、安定王，势力波及北方四州，一下子把事情闹大了，成为黄巾军被镇压后最大的一次反叛事件。

看到有人也称天子，汉灵帝急了，下令北方各州进行讨伐。

青州刺史部也接到了诏书，让他们组织人马来冀州、幽州参战，州里派一名参事（从事）率领，这支队伍里有个叫刘子平的，知道刘备打仗很有一套，就向从事推荐了刘备，刘备于是参加了讨伐二张的行动。

这是一场苦仗，打得很惨烈，不亚于征黄巾之战。

有一次，刘备等人与叛军相遇，战于旷野，刘备负了伤，躺在地上装死（中创阳死）。叛军退去，大伙找到他，用车把他拉走，这才捡回一条命。

有的史书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刘备担任安喜县尉之前，但这个可能性不大，根据记载，二张叛乱发生在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张角等人失败已经三年了，刘备早已到了安喜县。

尽管又立下大功，还差点儿把命丢了，刘备还是没升官，因为他上面没人，也没钱。

政治黑暗导致吏治已完全崩坏，向上升迁的途径只剩下两条：要么有人替你说话，要么你有足够的钱，可以明码标价地去买。

基层公务员刘备的仕途一片黑暗。

刘备在安喜县尉岗位上的时间并不短，比印象中的时间要长得多。刘备干不上去，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带着一帮穷哥们在县里混日子。

即便这样，麻烦也会找上门来。

一天，刘备突然听说上面正在整顿干部，那些因为军功而任职的，将予以淘汰（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刘备怀疑自己就在被淘汰范围内。

像刘备这样在讨伐黄巾军中获得官职的人有一大批，这些没有按潜规则上来的人自然成为官场潜规则排斥的对象，这次干部整顿就是要把他们清理掉，好去安插新人。刘备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命运，但他想努力争取一下，听说郡里的督邮来县上检查工作，便去求见，想跟督邮拉拉关系。

督邮是郡太守的属官，汉代郡政府里一般设有五个部门负责监督考核各县，各部门的负责人称督邮掾，各县官吏的升降赏罚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刘备打听到督邮住在县政府招待所（传舍），于是到那里求见。督邮听说刘局长来了，以生病为由不见。

刘备觉得问题更严重了，避而不见，肯定是因为自己的猜测是属实的，看来这一次被裁撤的人里一定有自己。

刘备急了，也火了。

应该说，遣散在职官吏不是督邮能做主的事，甚至也不是郡里面能定的，这些人事大权掌握在更高一级的官员手里，最终由当权的宦官说了算，他只是执行者，刘备求见，意图不言自明，督邮不见是避嫌，谎称有病是给刘备面子。

如果督邮见了刘备，收了他的钱，最后不办事，刘备应该发火，现在刘备要发火，不应针对督邮。但刘备的火找不到其他人可发，他只认定了这个督邮。干了几年县尉已经让他觉得不爽，上面不理解、不慰劳，反而卸磨杀驴，让他彻底失望。

一气之下，刘备率人来到传舍，硬闯进去，找着督邮，把他捆起来痛打了200杖，之后把督邮拴在马桩上，把自己做官的绶带解下来系在督邮的脖子上（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

出了口恶气，刘备逃亡。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刘备声称接到了郡太守的密令要逮捕督邮（府君密教收督邮），把督邮捆了起来，押往郡里。

刘备只是个县尉，上面应该还有县丞、县令，他们能任由刘备胡来吗？这只能说明，刘备这个县尉很强势，有关羽、张飞等一帮铁杆支持者，刘备不想发作便罢，如果想发作，没人阻挡得了。快走出安喜县的县界，刘备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系在督邮的脖子上，把他绑在一棵树上。

刘备不打算干了，要辞职，但咽不下这口气，要杀督邮。督邮苦苦哀求，刘备才把他放了。

这一下惹了麻烦，从朝廷的官吏变成了逃犯，刘备只得带着关羽、张飞等一帮追随他的弟兄开始了逃亡生涯。

◎孙坚转战大西北

与曹操、刘备“转业”到地方不同，孙坚、陶谦、董卓等参加完讨伐黄巾军的战斗，又马不停蹄地转战到了西北地区的凉州。

中平二年（185年）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凉州羌人突然发起了大规模叛乱，他们共推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了朝廷设置的护羌校尉冷征和金城郡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北宫伯玉、李文侯没能成事，叛乱武装后来逐渐落到金城郡人边章、韩遂手中，他们聚集了数万骑兵向东发起攻击，打到了关中一带。他们学习黄巾军，以诛杀宦官为号召鼓动大家造反。

现在，只要说杀宦官，准能一呼百应，宦官成为朝廷最大的负资产。

韩遂原名韩约，当过凉州从事；边章原名边允，当过新安县令。叛军开始通过使诈攻占金城郡，太守陈懿以及韩约、边允等人被劫持，后陈懿被杀，宋建、王国等把韩约、边允释放，因为他们在陇西一带名气比较大，叛军发布文告，下面就署韩约、边允的名字。

朝廷通缉韩约、边允，悬赏千户侯（购约、允各千户侯）。韩约、边允便改了名字，干脆下水，参加并逐渐掌握了叛军，成为实际上的首领。

关中是西汉各位皇帝陵寝所在地，朝廷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汉灵帝下诏，调皇甫嵩到长安，让他坐镇指挥，对付边章、韩遂。

董卓已经被免职，西北战事一起，董卓又有了用武之地，被朝廷任命为师长（中郎将），听从皇甫嵩的指挥。

面对与黄巾军打法完全不同的凉州叛军，轮到皇甫嵩找不着北了，接连吃了败仗。

面对严峻的形势，汉灵帝召集公卿百官开会讨论，研究破敌之策。

会前，司徒崔烈向汉灵帝建议，既然皇甫嵩都拿凉州叛军没办法，不如把凉州放弃算了（宜弃凉州）。

会上，崔烈首先发言，坚决主张放弃凉州（烈坚执先议），大家还没说话，刚当上参事室参事（议郎）的傅燮恼了。

傅燮厉声说道：“请陛下把司徒斩了，天下自会安定（斩司徒，天下乃安）！”

负责会议纪律的尚书台秘书（尚书郎）杨赞马上启奏，认为傅燮当廷污辱大臣，汉灵帝却没有接杨赞的话。

汉灵帝问傅燮刚才的话是何意，傅燮回答：

“当年匈奴单于冒顿忤逆吕太后，上将军樊哙夸口说‘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如此忠君爱国，季布仍然说樊哙可斩。凉州为天下要冲，国家的藩卫，高祖与郦商平定陇右地区，世宗汉武帝开拓凉州，设立四个郡，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样好比斩断了匈奴人的右臂。

“如今，凉州治理混乱，出现了叛逆，天下骚动，陛下为此寝食难安。崔烈以司徒之位，不能为国分忧，却要割弃万里疆土，我对此感到不解。若让异族得到凉州，则会发动更强大的攻势，这是最严重的后果。如果崔烈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就是愚昧；如果他明知而为，那么他就是对陛下不忠（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傅燮的品秩是600石，只相当于县令，在公卿百官参加的国事会议上，一个“县处级”干部直接批评国务院总理，言辞如此犀利，让与会者震惊。

不过，傅燮说得却很有道理。

崔烈主张弃凉州，是因为凉州一直以来都是个无底洞，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赋税，司徒在三公里分管财政税收，打仗花钱都要找他，他深知其难。

但是，凉州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问题，它是东汉帝国西部的屏障，凉州在，哪怕战事不断，那也是护卫朝廷的一个缓冲带；凉州不在，朝廷将时刻面临来自西北方向的直接威胁。

大家就弃与不弃两种观点进行了讨论，最后汉灵帝采纳了傅燮等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凉州不能放弃。

汉灵帝决定调整对羌作战的指挥机构，任命张温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接替皇甫嵩到关中指挥朝廷军队，任命京师警备司令（执金吾）袁滂作为张温的副手。

同时，提拔董卓为军长（破虏将军），与另一位军长（荡寇将军）周慎等归张温指挥，加上附近州郡的地方部队，共集结起10多万人，对付边章、韩遂。

皇甫嵩在冀州时得罪过宦官，他这次去西北，路过邺县时看到“十常侍”之一的赵忠住宅逾制，立即向朝廷提出弹劾，赵忠的这处房产被汉灵帝没收。另一位“十常侍”张让曾暗地里向皇甫嵩索贿5000万钱，被皇甫嵩拒绝。

赵忠、张让都恨皇甫嵩，现在找到了机会，不断在汉灵帝面前说坏话，结果皇甫嵩被免去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左车骑将军）的职务，先前8000户的食邑被减去了6000户，由槐里侯改封为都乡侯，县侯降格为乡侯。

皇甫嵩从此赋闲在家，不过3年后他还将出山。

张温来到关中，把指挥部设在美阳，即今陕西省武功县。

叛军势头很猛，战斗力强于朝廷的军队，张温面临作战不利的局面（温与战，辄不利）。

转机出现在这一年十一月。

一天，前线突然发生了奇异的自然现象，在美阳一带的夜空里突然出现了流星雨，拖着如火一样的尾巴，达十多丈长（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

流星雨是由降落的陨石形成的，有颗巨大的陨石正好落在叛军的营区里，把营寨都照亮了，营中的驴马等动物受到惊吓都鸣叫起来。

古人不了解地震、日食、流星等自然现象的原理，认为这些都是大凶之兆，是上天的某种警示，很不吉利，边章、韩遂决定撤军。

在前线指挥的董卓看到处于优势的一方竟然自动撤退，大喜过望，联合右扶风郡太守鲍鸿共同出击，斩杀敌兵数千人，边章、韩遂退到榆中，也就是董卓的老家陇西郡一带。

张温指挥大队人马立即乘胜追击，命周慎率三万人担任对榆中的主攻，命董卓也率三万人进讨先零部落的羌人。

朱儁手下的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孙坚此时在张温手下当参谋（参军事），张温命孙坚协助周慎。

在讨伐黄巾军的作战中孙坚快速成长，战场经验十分丰富，他建议周军长：“敌人困在城里没有粮食，肯定会到外面运粮。我请求率一万人马断其粮道，将军率大军随后跟进，敌人缺少粮食必然不敢出战，最后只能撤入羌中，到那时我们并力讨伐，则凉州可定。”

可是，周慎错误判断了战场形势，内心里又不愿意分功给孙坚，执意从榆中城正面发起强攻，结果反被边章、韩遂派兵截断了葵园峡谷，把周慎的粮道给断了。周慎慌了，下令放弃辎重突围。

周慎突然撤军，让担任辅攻的董卓措手不及，被边章、韩遂所部羌胡兵围困在望垣以北。董卓所部的粮食很快吃完了，敌人围攻又急，情况十分危急。

不过，董卓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周围环境特别熟悉，附近有一条大河，也就是洮水，董卓站在河边突然来了主意，他命人在河上筑坝把水截住，形成了长达数十里的堰塞湖（使水渟满数十里）。

董卓命令对外说是要捕鱼充饥，实际上把水断流后人马从坝下过河，之后突然放水，形成溃坝，冲淹下游的敌人，董卓因而解围。

此战，朝廷共有六支军队参战，其他五支都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只有董卓率领的这一支全师而还（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从这一仗中可以看出，董卓不光有勇，还十分有谋，为朝廷又立下一功。

董卓因此被封为邰乡侯，食邑1000户。

但是，董卓有骄傲自大的毛病，不太听张温的指挥。

一次，张温拿着天子的诏书召唤董卓，董卓过了很久才慢悠悠来了。张温批评了董卓几句，董卓压根就不服气，二人闹得很不愉快。

孙坚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到张温面前对他耳语道：“董卓不知错反而态度不恭，应该治他奉诏不到的罪，按军法把他斩了。”

张温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对陶谦那样的下属尚且网开一面，要杀董卓，他还真下不了决心。

张温小声对孙坚说：“董卓向来在凉州一带有威名，现在杀了他，再在西边用兵就少了依托。”

孙坚仍不放弃，历数了董卓的三条罪状：

“明公您率王兵，威震天下，董卓算什么？听董卓所说，不尊重明公，轻上无礼，这是第一罪；边章、韩遂作乱近一年，应当尽快进兵剿灭，但董卓认为不可，扰乱军心，这是第二罪；董卓受到朝廷重用，但没有建立相应功勋，应当谦虚谨慎，但此人轩昂自高，这是第三罪。

“凡古代名将，仗钺临众，都会果断处置斩杀不服者以示威，比如司马穰苴斩庄贾，魏绛杀杨干，现在明公向董卓低头，不立即诛杀，恐怕会有损您的威名啊！”

张温听完还是不敢，对孙坚说：“你赶快下去吧，时间长了董卓会起疑心（君且还，卓将疑人）。”

这时，叛军发生了内讧，韩遂杀了边章和北宫伯玉、李文侯，吞并了他们的人马，朝廷在西北方向的威胁总算暂时解除了。

孙坚从前线回来，被任命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这也是朝里没人的结果。

不过，孙坚的仕途很快出现了转机，荆州刺史部长沙郡发生了民变，变民首领区星自称将军，手下有一万多人，攻围城邑。

朝廷需要有人去救火，于是起用孙坚为长沙郡太守，前去平乱。

孙坚天生是打仗的好手，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旬月之间，克破星等）。

附近的零陵郡、桂阳郡又起民变，孙坚越境讨伐，使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安定下来。孙坚索性就留下来当长沙郡太守，朝廷根据他平乱的功劳，封他为乌程侯。

这是一个县侯，乌程县在孙坚的老家吴郡。

◎公孙瓒崛起幽州

黄巾起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逐渐催生出汉末第一批实力派人物，公孙瓒和陶谦就是其中的代表。

讨伐完黄巾军，公孙瓒也转业到了地方，在仕途上他也不怎么样，当了涿县县令。

之前，公孙瓒在地方上担任的职务有郡政府驻京办主任（上计吏）、郡国政府秘书长（辽东属国长史）。立了军功才改任一个县令，似乎职务太小了。

不过，县令在当时的地位倒是挺高的，论品秩与州刺史相同，是朝廷以诏书形式直接任命的，是所谓的“官”。

在官场上，“官”和“吏”有着严格的分野，“吏”无论地位再高、实权再大，也都是“官”的属官。公孙瓒之前的身份都属于“吏”，当了县令以后才成为一名“官”。

当然，以公孙瓒之前的资历和个人能力，当个郡太守、国相也无不可，之所以没有高就，与卢植老师被免职不无关系。

两位老同学，刘备当安喜县公安局局长（安喜尉），公孙瓒当涿县县长，这两个县现在都属河北省，相距不太远。

这时，边章、韩遂起事，凉州那边军情告急，朝廷决定抽调3000名幽州突骑前去参战，任命公孙瓒为临时指挥（都督行事），让他率领这3000人马前往。

公孙瓒率领这支人马走到幽州刺史部的蓟县也就是今天北京市附近时，发生了张纯、张举“二张”的叛乱，朝廷于是命令公孙瓒率部就地平叛。

刘备也参加了这次平叛，他们在战场上有没有配合过，不得而知。

以公孙瓒的幽州突骑为主力，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还有朝廷从青州刺史部等地调来的郡兵，很快把“二张”击破，张举下落不明，张纯跑到北面的乌桓人那里躲了起来。

辽西属国的乌桓首领贪至王率众诣降，公孙瓒因功升为师长（中郎将），封都亭侯。

官仍然不算大，不过这都是在战场拼命换来的。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军旅生涯，让公孙瓒建立了一支完全服从和效忠于自己的生力军，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白马义从”。

作为一支劲旅，“白马义从”最后的人数有几千人，因为白色的马也不那么好找，就是把有些杂毛的马都算进去，找出几千匹来也相当不容易了，而这支队伍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壮大的过程，现在还不是它的鼎盛期。

公孙瓒率所部进驻辽西属国，主要职责是防范其他乌桓部落的进攻，其中包括乌桓人的著名首领丘力居。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末乌桓人是东汉帝国在北方的主要对手，他们最有名的首领一个是蹋顿，另一个是楼班。其实丘力居比他们都厉害，因为他是蹋顿的叔父、楼班的父亲。

丘力居当时的势力很大，活动范围不仅在幽州，还经常深入冀州、青州甚至徐州，常常抢一把就跑，让这些地方苦不堪言。

公孙瓒和丘力居交手，但处于下风（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一次，公孙瓒与丘力居战于管子城，公孙瓒奋力拼杀，到最后没有吃的了（力战乏食），马被吃完了，连弩盾上的干牛皮都煮煮吃了。

还有一次，公孙瓒与刘备的前上司、旅长（破虏校尉）邹靖追击敌人，邹靖被围，公孙瓒回师救援，邹靖才得脱身。

朝廷本来想用公孙瓒对付乌桓人，发现公孙瓒不行，只得另想办法。看来看去，只有时任宫廷事务部部长（宗正）刘虞能力最强，于是任命他为幽州刺史，前去收拾北部边疆的局势。

刘虞是正宗的汉室宗亲，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从祖父到父亲都是“省部级”高官，本人年轻时举过孝廉，当过郡吏，政绩突出，是个实干家。

朝廷之所以想起刘虞，是因为此前他担任过幽州刺史。刘虞在任期间，和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北方少数部族关系融洽，有一定威望，那时少数部族都按时朝贡，不敢侵扰，百姓中也广为传颂刘虞的功德。

刘虞到任后和公孙瓒的做法不同，对少数部族主张怀柔，派使者到乌桓各族晓以利害，丘力居等首领有感于刘虞的声名和诚意，纷纷派遣使者表示愿意归附。

公孙瓒有点儿不舒服，暗中搞起了破坏。

他派人挑拨朝廷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甚至不惜派兵在乌桓使者必经之路上埋伏，将使者杀害。但这些办法效果不大，乌桓各族识破了其中真相，归意坚定，他们就是绕道也要跟刘虞保持联系（胡知其情，间行诣虞）。

被朝廷“下派干部”压着，公孙瓒感觉很不爽，这为二人日后矛盾的彻底暴发埋下了伏笔。

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孙瓒转战政局、军界，依靠在镇压民变和抗击北方少数部族中建立的战功，拥有了自己的实力，成为朝廷不得不用的地方实力派。

◎陶谦成为实力派

击破黄巾军后，陶谦留在徐州，不走了。

陶谦原本是个爱犯倔的愤青，自从当上地方领导，性情大变。

徐州刺史部是个很重要的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西汉元始二年（2年）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如果用这次普查的数据绘制一张人口密度图，就会发现每平方公里150人以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徐州刺史部就在这个范围内，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整个长江以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10人左右。

通常，经济越发达、人口越稠密也就越难治理，徐州人才多，各方势力也复杂，黄巾军余部又不断闹事。

陶谦展示出了非常的手段，他重用名士，平衡各派地方势力，打败了黄巾军余部，着力发展生产。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徐州反而建设得有声有色，成为一个“模范区”（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

在陶谦治理徐州的过程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用“泰山帮”打跑了黄巾军余部。

黄巾军余部在徐州再次起事，陶谦虽然当过参谋，但本质上是个文官，不像公孙瓒那样可以亲自上阵杀敌，他得借用其他人。

陶谦借用的人名叫臧霸，兖州刺史部泰山郡人，他的父亲当过县里面的监狱长（狱掾）。泰山郡太守喜欢随便杀人，臧霸的父亲拒绝执行命令，惹怒太守，被抓了起来，要押送到郡里治罪。

臧霸当时只有18岁，听说后马上聚合了几十个人，在半道上把父亲劫下，之后带着父亲还有一帮人逃亡到徐州。

陶谦来徐州对付黄巾军，他四处募兵，臧霸便加入陶谦的队伍中，由于作战勇敢，升为骑兵旅旅长（骑都尉）。

陶谦手下的孙观、吴敦、尹礼等也都出身于泰山郡，臧霸和他们抱成一团，又拉拢了陶谦的另一个重要军事首领昌豨，几个人发展成为一个小组织，可以称为“泰山帮”，表面服从陶谦领导，其实只听臧霸的。

陶谦心里明白，但也不干预，命令臧霸等人常驻徐州刺史部北面的开阳一带。

另一件事是，培养了一支嫡系丹阳兵。

陶谦纵容臧霸等人，不是他太软，而是他心里有数，知道臧霸等人也翻不起大浪。让陶谦拥有这份自信的，是他手里也有一支嫡系——丹阳兵。

陶谦不是徐州人，他的老家是扬州刺史部的丹阳郡，该郡的治所在宛陵县，即今安徽省宣城市，所辖大体包括现在的皖南、苏南的一部和浙江西部，今天的南京、铜陵、芜湖和黄山都在其中。丹阳郡多山地，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山民身体强健，好武习战，自古即是出精兵的地方，所出丹阳兵自秦汉以来就扬名疆场。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3万出征匈奴，在天山与右贤王相遇，发生激战，汉武帝命令李陵出击辅助李广利的正面作战，当时战马不足，李陵只率一支5000人组成的步兵出征，在大漠旷野之上，面对匈奴的铁骑，步兵单独出战只能是送死。但这次却不那么简单，因为这5000名步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丹阳兵。

李陵率领这5000名名丹阳兵从居延北行军1个月，在浚稽山与且鞮侯单于的3万骑兵遭遇，匈奴人原以为可以虎蹚羊群般结束战斗，但眼前这支神奇的部队居然反败为胜，5000名步兵杀得3万骑兵不断后退。单于大惊，急调8万余骑来攻，李陵率领大家且战且退，重伤员躺到车上，伤轻员推车，伤势再轻的持兵器搏战。

后来，由于汉军后援迟迟不到，这支丹阳兵最后只剩400人突围，此战主帅李陵被迫投降，副帅韩延年战死。但是，丹阳兵却打出了威名，面对骁骑的数万匈奴铁骑之勇，5000名丹阳兵竟能令单于丧胆，几乎要撤退，后也是在得知汉军无援兵情况下才敢进攻。丹阳兵的善战可见一斑。

丹阳兵战斗力之所以这么强，与他们擅长的一门技艺有关——弓箭。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射击技术，才能以步兵抵挡骑步的冲击。

陶谦主政徐州后，借着平息黄巾民变在家乡大规模募兵，所建立的这支丹阳兵完全掌握在陶谦自己手里，带兵的将领有曹豹等人，完全听从陶谦一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就是陶谦在徐州率先搞了屯田。

说起汉末的屯田制就会想到曹操，但其实，在汉末首先倡导屯田的不是曹操，而是陶谦。

陶谦搞屯田的时间应该是汉灵帝在位时，比曹操早了好几年。陶谦任命陈群为农垦旅旅长（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那时候陈群才20多岁，很能干，一上任就到处找适合屯田的地方，然后推行水利建设（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获得了良好收成（粳稻丰积）。

这件事意义重大，算是一种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增强了徐州的地方实力，这项创新后来被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人效仿和发展。

但陶谦也有失误的地方，主要在用人方面。徐州是人才兴盛之地，陶谦主政徐州期间，王朗、陈圭、陈登、赵昱、薛礼、麋竺、张昭、陈群等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孔融、郑玄也曾投奔过他，但他用人失度，重用了曹宏、笮融等小人，为人诟病。

曹宏情况不详，史书上说他是个喜欢进谗言内心阴险的人（谗慝小人），陶谦相当信任他。

陶谦所亲信的另一个人是笮融，在历史上是个另类人物。

笮融担任过徐州刺史部的下邳国相，他擅长溜须拍马，深得陶谦信任，手中掌握了不小的实权，他背着陶谦大搞贪污活动，积累了不少财富。有人贪钱为的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笮融却不喜欢这些，他的兴趣爱好是一项在当时很新鲜也很时尚的活动：信佛、礼佛。

佛教当时虽然早已传入了中国，而且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还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信佛的人还不是很多。笮融无疑是佛教早期的狂热信奉者之一，他在下邳国广修佛寺，命令人民日夜诵读佛经，每到佛祖诞辰日就举办盛大的浴佛会，就好像现在举办这个节那个节一样，每次活动费用多达上亿钱。

但官场上的笮融是个十足的小人，在下黑同事、对上哄领导、欺压百姓、贪污腐化。

笮融经常拿佛教经义来忽悠陶谦，把陶谦弄得一头雾水、似是而非，觉得笮融特有本事，很多重大决策都听笮融的意见，把很多事都交给他来管。

陶谦经营徐州，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但无论如何，他这个州刺史都和之前的官员有所不同。

以前的州刺史职责很少，除了监督、监察之外，对郡县官员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更不用说军权、人事权。但是天下大乱，也让陶谦这样的州刺史手里有了更大的权力，在所治范围内，州刺史的职权从人事、经济到军事，似乎无所不包。

这说明中央集权正在被削弱。对于汉灵帝和朝廷来说，不管是否承认、无论是否接受，由于黄巾民变，这种改变已成为一种趋势。

英雄趁乱而起，越来越多的像公孙瓒、陶谦这样的人在地方上脱颖而出，成为实力派，最终演变为割据势力。这是大动乱的后遗症，也是另一场更大动乱的先兆。

◎袁绍耍滑头

似乎还有两位重量级人物没有说到。

这两位，就是袁绍和袁术，之前虽然提到了他们，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具体介绍。

袁绍字本初，豫州刺史部汝南郡人。说起汉末的政治世家，不是风光一时的外戚，更不是污秽不堪的宦官，而要数那些党人中的翘楚、士人中的清流。其中以汝南郡袁氏、弘农郡杨氏和颍川郡荀氏最为显赫。这些家族，人才辈出，有许多人登上了三公的高位，被称为“几世几公”，而袁氏的“四世三公”最为突出。

连续四代都有人当上三公，在政坛上活跃近百年，这不是随便哪个家族都能做到的。

汝南郡袁氏兴起于一个叫袁安的人，当时还是个厚道的基层公务员。有一年冬天发生雪灾，好多人饿得没有饭吃，手里有点小权的都想办法收取贿赂来活命。

一天，县令出来视察，到袁安家看到门口没有一点脚印，县令想八成这个老实人给饿死了吧？于是让人去收尸，结果发现袁安还有一口气，就把他救活了。

宁可饿死也不收取贿赂，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典型的廉洁自律精神。

于是，袁安被树成廉政典型在全国进行宣传，宣传材料也写得好，标题是“袁安困雪”，成为本朝一个经典，写进了学生的教科书和官员的操行手册里。

袁安声名大振，汉章帝时做到了司空。袁安的后人袁京、袁敞、袁平、袁成、袁汤、袁逢、袁隗等人都曾位至三公，这还不算下一辈的袁绍。

三公可以开府，在“门生故吏”眼里，聘用自己的人不仅是长官还是恩师，从而结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袁家连续四代人当过三公，算起来有八个人之多，聘用过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日后转任政府及地方高官，织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

袁绍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的父亲叫袁成，很有能力，当时跋扈将军梁冀把持朝政，对袁成都礼让三分，甚至言无不从。袁成在梁冀面前说话很好使，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

事不谐，诣文开。

意思是，事情摆不平，就去找袁成。文开，是袁成的字。

但也有史书说，袁成并不是袁绍的生父，袁绍的父亲是袁逢，跟袁成是亲兄弟，袁成死得早，袁逢就把袁绍过继给了袁成以继承家业（绍，逢之庶子，出后伯父成）。

古人很注重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袁绍一旦过继给叔父，袁成就成为袁绍法律上的父亲，袁逢是袁绍血缘上的父亲。

袁逢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术，字公路。

论起来，袁术本来是袁绍的亲弟弟，但袁绍过继给袁成后，袁绍就成为袁术的堂哥。

这兄弟俩关系不怎么好，原因是袁绍的生母不是袁逢的正妻而是妾，袁术的母亲则是正妻，一个是庶出，一个是嫡出，二者差别很大。

如果按照嫡长子世袭制的观点，袁绍虽然比袁术年长但没有袁逢的继承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二人日后迟早会爆发一场冲突，但这个冲突却没有爆发出来，原因是袁绍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有了另外的继承权。

还有的说，袁绍的生母连妾都不是，其实是一名丫鬟（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因为跟主人有了孩子才被收为妾，想必袁术的母亲对这个妾很不友好，直接影响到袁术对袁绍的态度。

最后这个说法记载在公孙瓒后来讨伐袁绍的檄文中。檄文是用来诋毁敌人用的，自然少不了抹黑、造谣，似乎可信度不高；但其实不然，檄文固然可以骂人，可以上纲上线，可毕竟是公开发布的文书，基本事实不能太离谱，所以这件事的可信度相当高。

和当时大多数权贵子弟一样，袁绍参加工作是从“郎”做起。“郎”是天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皇宫里不仅有宦官，而且还有不少办事机构，如国家档案馆兰台、朝廷的秘书局尚书台、朝廷的机要收发局谒者台等，这些办事处机构聘用的办事员就是“郎”。

担任郎官既是一种历练，借此熟悉宫里的办事程序以及公文处理规则，同时在天子身边工作也是一种荣耀，表明与天子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他们一般不会任职太久，一有机会便会被授以实职，这些从天子身边来的人大多仕途坦荡。

袁绍不久就被任命为东郡濮阳县县长，这个地方位于洛阳以东几百里外的黄河沿岸，那时候长江沿线并不发达，发达的是黄河沿线，濮阳的地位类似于现在的武汉、南京。

袁绍担任濮阳县县长的时间不太长，因为他家出了一件大事，他的母亲，也就是那个被袁术瞧不起的丫鬟去世了。当朝以孝治天下，父母亲去世做儿女的要守三年丧，担任朝廷公职的必须离职守丧。袁绍于是离开濮阳回到汝南郡汝阳县为母亲守丧。

袁绍虽然只是个县长，但作为袁家最被看好的下一代之一，他在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结识的朋友很多，他家办丧事居然惊动了数万人来参加，许多人是从几百里、上千里之外赶来的，车子来了几千辆。

这些人里就有正在洛阳太学当学生的曹操以及曹操的好友王俊，不过曹操和王俊也只能在外围看看热闹，暂时上不了袁家贵客的名单。

守孝是很苦的差事，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规定很多，不能住在家里，只能在父母坟前搭个简易棚居住，其间不能东跑西窜，不能吃肉，不能有娱乐活动。过惯了荣华富贵日子的人根本受不了，表面上悲悲戚戚，心里肯定如煎似熬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可是，当袁绍在母亲坟前守完三年孝可以回去重新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向朝廷请求把丧假再延长三年，他还要再为已故的父亲守三年孝。

当时袁绍的生父并没有死，他是后来死于董卓的屠刀的。袁绍要为之守孝的是他的继父袁成，袁成死得很早，袁绍当时太小或者还没有过继给伯父，总之当年没有正式为继父守过孝。袁绍的举动被理解为更大的孝行，因为这个孝当时并不需要追补。

袁绍又在继父坟前搭起个简易棚开始另一段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他的孝行也毫无疑问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纵观袁绍的一生，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也很会作秀。不过放弃正在高歌猛进的仕途只为博得一个行孝的名声，代价似乎太大。

守三年孝这个制度在以后朝代里还经常实行，有些正在走官运的人一到父母病情加重时，立刻提心吊胆，生怕得在关键时刻离开官场。在明清时代，对于那些实在不能请长假的重要人物，天子可以下诏书要求他不用守孝，这就是“夺情”。

像袁绍这样三年还嫌不够要求追加三年的人，在官场上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但肯定是极个别的案例。

问题是，袁绍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他对继父的感情有多深，他也不是在作秀，他有难言之隐。

袁绍刚入仕的这段时间正是党锢之祸盛行的时候，党人被清算追索，宦官专权，袁逢、袁隗官场经验很丰富，虽然没有受到宦官们的直接打击，但他们家社会关系太复杂，跟党人还有姻亲关系，自然也不安全。

宦官是政治伦理极差的一族，迫害党人的手段也极其残忍，动不动就株连九族，袁绍要求延长丧假就是利用人们对丧者家属的同情心来避祸。

但守孝总是要结束的，袁绍在父母墓前临时搭建的小屋里住了六年（在冢庐六年），之后回到了洛阳。

按制度，他应该到有关部门销假，再回原岗位工作或者由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袁绍之前担任的是县长，品秩虽然只有600石，但也是由天子直接任命的，属于朝廷管理的干部，他此刻应该到尚书台报到。

可是，袁绍一回到洛阳就又玩起了神秘，隐居了起来。

◎一个秘密小团体

当年，在前往汝南郡吊唁袁绍母亲的人里，除了曹操，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大名鼎鼎，他就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颙。

何颙字伯求，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少年时代，他曾到洛阳太学游学，和著名党人郭泰等交往密切，在太学生中很有名（显名太学）。

史书记载，他的朋友虞伟高有父仇未报，突然得了病，将死，何颙前去探望，虞伟高流涕诉说，何颙感于义气，为他复仇。这时虞伟高已死，何颙用他仇人的头到墓前祭奠。这说明，何颙不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而是游侠一类的人物。

《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侠士在社会上的评价越来越差，到了《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对朝廷来说，这样的人是危险分子。

何颙和党人们来往密切，党锢之祸发生后，他也受到宦官的追捕，于是改名换姓，藏于民间。他经常与一些人秘密来往，他们都很敬重何颙的豪侠和义气，何颙于是在荆州、豫州一带有了名声（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

曹操在出道前有两个人对他很赏识，一个是曾任司空的桥玄，一个就是何颙。还有曹操日后的首席智囊荀彧，何颙见后也称奇。

可见何颙是一个在江湖中名气很大，还善于识人的人。

何颙来到汝南郡，袁绍听说后，秘密和他来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

袁绍是怎么结识何颙的，不得而知。不过，著名党人领袖李膺和袁氏有姻亲关系，而何颙与李膺关系密切，这或许是二人结交的纽带。

他们在一起都商量过什么，也不得而知。

何颙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出身各不相同，但关系都很密切，史书称他们为“奔走之友”。

这些人里，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都不是普通人物。

张邈字孟卓，兖州刺史部东平国人，家境富裕，也是一个侠士。在洛阳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

许攸字子远，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他是何颙的老乡，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

伍孚又名伍琼，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侠士一类的人。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党人和士人，他们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

从他们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已不把希望再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经过连续两次的党锢事件，他们也看到了宦官们的疯狂和贪婪，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

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得彻底一点儿，改朝换代也在所不惜。

“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只是时代不同，何颙等“奔走之友”与前代游侠的单打独斗相比，更注重互相联络。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之所以团结在袁绍的周围，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不仅政治上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袁绍回到洛阳后，他们的活动中心也随之到了洛阳。黄巾起义爆发时，袁绍已在洛阳，袁术在宫廷禁卫军中任职（虎贲中郎将），他们和曹操的想法不一样，袁绍在何颙等人的影响下，对建功立业没有多大兴趣，心里已经另有打算。袁术多少有点儿贪生怕死，所以没有参加到讨伐兵团。

除了几名骨干分子，“奔走之友”还秘密联系各地的豪杰志士。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秘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

这话传到了袁绍的叔父袁隗的耳朵里，袁隗立刻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要袁绍立刻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之后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的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

袁绍也感到树大招风，假意答应了叔父的要求。

正在这时，机会也来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征辟他到大将军府任职，担任一名处长（辟大将军何进掾）。

袁绍这回不再扭捏作态，而是痛快地去上班了。

◎皇宫神秘大火

一场大风暴把汉灵帝吓得够呛，不过随着风暴的迅速平息，汉灵帝渐渐把那些噩梦般的日子忘了。

党人们希望汉灵帝能借此事件进行一番反省，远离宦官，革新政治，重振汉室，但党人们失望了，汉灵帝又恢复到过去那个汉灵帝。黄巾起事的这一年间，他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拨出巨款充作军费，这让他心疼不已，总想找机会把损失补回来。偏偏这时，又遇上了一件烧钱的事。

黄巾民变平息的第二年，即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二月里的一天，南宫的云台突然发生了火灾，这场火很大，当场根本无法扑灭，只能任由它烧，以至于竟然烧了半个月（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

火由云台而起，又蔓延到灵台殿、乐成殿，烧毁了北阙度道和嘉德殿、和殿，南宫的中门乐成门也被烧毁。

别的地方发生火灾可以视而不见，可皇宫是汉灵帝居住、办公的地方，看着皇宫被烧得面目全非，很多地方还在不停地冒着黑烟，汉灵帝烦透了。

有关部门把重修宫殿的预算报上来，汉灵帝一看更烦心。

这又是一笔巨款，国家财政几近崩溃，公卿百官的薪俸都成问题了，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如果要修，还得从自己的小金库里出。

宦官张让、赵忠很理解汉灵帝的心思，他们趁机建议把全国的田赋每亩增加10钱（税天下田，亩十钱），用来重修宫室。

东汉时1钱可以买1斤多米，10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元左右，似乎也不太多，但那时农业技术很落后，亩产很低，大约只有3石，合现在的180斤，除去种子，实收没有多少，不足现在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所以，那时种田主要以量取胜，一家一户种上百亩甚至几百亩都是常事，每亩加收10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诏令下达，招来一片反对。

不少地方官员愤而上疏，竭力陈述不能用这种办法盘剥百姓。

在这些上疏中，乐安郡太守陆康的言辞最激烈：“过去鲁宣公向农民征收田赋，因为发生蝗灾就停了，鲁哀公打算增加田税，孔子认为是一种过失，怎么能剥夺人民的财产而去铸造那些毫无用处的铜像？又怎能抛弃圣人的经典，而效法亡国的措施？”

乐安郡属青州刺史部，今山东省淄博、东营一带。陆康的祖籍是扬州刺史部吴郡，和孙坚是老乡。陆康有个哥哥叫陆纡，陆纡有个孙子叫陆逊。

陆逊，就是后来江东的那个牛人。

宦官们看到有人公然挑战自己，恼怒异常，就选陆康作为靶子，来个杀一儆百。宦官们说陆康上疏里援引了亡国之语做例证来影射当今圣主，心怀险恶，犯了大不敬罪，派槛车前往乐安郡，把陆康押来交付廷尉审讯。

陆康眼看凶多吉少，幸亏朝中有人竭力相救，在汉灵帝面前替陆康百般解释，陆康才保住一命，被解职回家。

陆康上疏中说的铜像，是汉灵帝下诏铸造的佛像。

一向新潮的汉灵帝本来是道家的忠实粉丝，对老子深怀敬意，如今又突然对佛教产生了强烈兴趣。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一般认为首次传入是在汉明帝时，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就诞生于这个时期。不过，由于儒学的长期根植，到汉末时佛教还属于相对新鲜的事物，像笮融那样的忠实信徒还比较少。

“十常侍”之一的毕岚，本身也算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历史上第一部洒水车（翻车渴乌），用来在洛阳南郊到北郊之间的道路上洒水；还发明了人工喷泉（天禄虾蟆），立于平门外桥以东。

这些东西过于超前，只能算汉灵帝的玩具，没什么实用价值。

汉灵帝命毕岚铸造4座铜佛像，竖立在仓龙门、玄武门外，又铸造4口大钟，每口重达2000斛，悬挂在南宫里的云台和玉殿堂前。

汉灵帝搞这些玩意，除了兴趣爱好外还有炫富的意思，因为铜不是普通物资，把它化成铜水，浇在另外的模具上它就变成了钱，巨量的铜意味着一笔笔巨款，汉灵帝通过增加赋税的手段把它们从百姓的手里收上来，又通过铸造铜像、铜钟加以储存，比放在他的西园小金库里还保险。

不过，这些都给别人办了好事，仅仅几年后，这些东西都不在了。

为了重修南宫，汉灵帝下诏征调各州郡的木材、石料，不管路途远近，都让他们运到洛阳。

钱虽然由朝廷出，但负责验收的是宦官，宦官拥有了这份权力，开始借机敛财。

各州郡辛辛苦苦送来的东西，宦官一句不合格，你就算白送了。用这种手段逼着州郡以打折价与宦官结算，有的居然打到了一折（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

摊派给各州郡的任务仍然不少，时间来不及，东西不能按数目送上来，宦官们就又多了笔生意，把之前廉价收购来的东西再以原价卖给各州郡（因复货之）。

各州郡花了高价买回自己送来的东西，再呈送，宦官仍然刁难，一遍遍重演（宦官复不为即受）。

历史上在官场中有黑的、有贪的、有无耻的，但如此公然、如此高调，恐怕只有汉末才有。

大批上等木材就在这一来一回、一回一来中被积压、腐烂，结果也延误了工期，宫室一连几年都没修完。

宦官们当然不希望修完，那样他们就少了条发财的路子。

各州刺史、郡太守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好鸟，在上面亏了就得到下面补回来，而且还要加倍，百姓简直没有活路了（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汉灵帝下诏，派西园卫士分赴各地，负责督办采购事项。这些人到了下面，受贿索贿，吃、拿、卡、要不算，还动不动威胁要抓人，给州郡造成了恐怖（恐动州郡）。

当时边章、韩遂之乱还没有退去，关中地区正受到严重威胁，帝国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汉灵帝还有心思为自己的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有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愤而上疏，言辞恳切。

这个人是时任谏议大夫刘陶，他在上疏中写道：

“天下前有张角之乱，后有边章之乱，现在西羌叛军已攻到河东，如果不能遏止，随时会进犯京师。百姓都想着撤退逃亡，缺少拼死相斗的决心。敌兵逼近，张温的大军孤悬（西寇浸前，车骑孤危），如果失利，大局就无法收拾了。

“臣深感谏言次数很多了，已经令陛下厌烦，但我还是想不顾自己的得失进言，这是因为国家平安，臣下才能得到好处，国家败亡，臣下自会先行毁灭。”

在这份上疏中刘陶紧急呈请八件要事，具体内容不详，大概意思估计是说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所引起，所以必须立即诛杀宦官吧。

宦官们立即展开反击，他们说：“张角事发，陛下恩威并施，叛乱分子都已改过自新，现在四方安定，但刘陶却看不到圣政，专门揭发阴暗面（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刘陶说的这些事，州郡都没有报上来，刘陶是怎么知道的？由此可以断定，刘陶跟那些贼寇相私通！”

刘陶因此被下黄门北寺狱，宦官们对他日夜拷打，加强审讯（掠按日急），刘陶彻底心灰意冷了。

刘陶在狱中绝食而死，临终前说：“我最恨的是不能和伊尹、姜尚为同僚，而与微子、箕子、比干一样落得忠臣被冤杀的命运，现在上杀忠臣，下有憔悴之民，看来这个朝代也无法长久了，到时候后悔莫及！”

前任司徒陈耽为人忠正，宦官们早已忌恨，受刘陶案的牵连，陈耽也被下狱而死。

从杨赐到刘陶、陈耽，朝廷里硕果仅存的几位忠良之士纷纷离去，汉灵帝现在很少再能听到逆耳的忠言了，宦官们一切都围着他转，让他很开心。

一场黄巾风暴，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可就是没有改变汉灵帝的任性。

他，更加任性了。

◎超级宦官的诞生

一转眼，时间到了中平三年（186年）春天。

这一年二月，朝廷宣布了一项重要人事任免，太尉张延被免职，改由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张温当太尉。

张温还在关中领兵，汉灵帝派遣使者持节到长安，就地举行了就任仪式。张温的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一职，朝廷任命了赵忠。

现在，三公任免频繁，甚至成为汉灵帝敛财创收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被免职的张延，在政坛上默默无闻，不排除像崔烈一样是花了大价钱上来的，对于这种情况，汉灵帝通常不会让他们干得太久。

但张温可能是例外，因为此前他已经当过三公，没必要再花冤枉钱给自己的仕途添这一笔彩。之所以单独提一下这件事，是因为它创造了帝国的多项第一。

按照制度，三公的任命都在朝廷进行，在洛阳以外举行就职典礼，张温还是第一个（三公在外，始之于温）。

而另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三公通常不直接带兵在外征伐，两汉有一项约定叫作“五大不在边”，也就是说有五种人通常不能手握重兵于外，究竟是哪五种人已不可考，但通常认为太子算一个，三公也在其内。

三公是宰相一级的重臣，如果再领兵，权力未免太大，一旦有异心，那将是帝国的一个重大威胁。以三公的身份统兵、打破“五大不在边”的规矩，张温也是第一个。

另一项第一，是赵忠以宦官的身份成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这在前代不仅没有，更是无法想象的。

宦官权力很大，甚至能一手遮天，但在名义上他们的职务并不高，宦官也有品秩，大长秋是宦官中品秩最高的，不过2000石，与郡太守相同，低于九卿。张让、赵忠等人担任的中常侍，本来是皇帝的随从，没有定员，后来固定下来，品秩不过千石。

宦官掌权，靠的是对上下公文的把持，下面的汇报，无论是朝臣还是各州郡，哪些皇帝能看到，哪些看不到，基本由宦官说了算。对下面的批示，怎么批，批给谁，也被宦官垄断。

赵忠原来的身份是中常侍，品秩千石，一跃成为外臣，地位几乎与三公相当，品秩升到了万石，而且握有兵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超级宦官”，这怎能不让人吃惊？

张延免职，是给张温腾位子；张温改任，是给赵忠腾位子。汉灵帝为了关爱一个宦官，不惜连续打破制度，创造出多项第一。

汉灵帝突然任命赵忠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是因为有一件工作要交给他办，汉灵帝让赵忠主持评定讨伐黄巾的功劳（使忠论讨黄巾之功）。这件事好奇怪，因为前年黄巾起义就被扑灭了，为何现在想起来再去评功？

结合刘备的遭遇，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牵涉面很广的活动，不完全是论功行赏，真正的意图或许是对已经因军功而得到升迁的那些人进行筛查清理。

简单地说，就是要下去一批人，然后再上来一批。

这当然不是一项政治活动，而是一项经济活动，赵忠能说动汉灵帝启动这项工作，显然打的也是创收增收的旗号。

手握组织、人事大权，自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于那些不肯主动表示的人，赵忠还派自己的亲信上门做动员。

傅燮多次得罪宦官，已经成了标志性人物，赵忠派当洛阳城防司令（城门校尉）的弟弟赵延前去打招呼。

赵延装着关切的样子对傅燮说：“南容啊，你不搭理我老哥，万户侯是没戏了（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

傅燮听罢极为厌恶，正色道：“有功不论，这是命，傅燮怎么能求私赏！”

赵延回来学给赵忠，赵忠更恼傅燮，但傅燮自上次朝堂上怒斥崔烈后声望更不得了，赵忠不敢马上加害。

不过，他还是找了个机会，把傅燮发派到凉州刺史部的汉阳郡当太守。

◎一场未遂政变

赵忠当上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让总司令（大将军）何进不免有点儿吃醋。

按理说，要讨论军功也应该由他来主持，横空冒出来个宦官，让人恶心。

何进虽然出身不高贵，但也是杨赐老师亲自调教出来的，智商一点儿都不差。只要他留心一下近百年来政治斗争的规律，就不难看出像他这样的外戚结局都不怎么好。

何进明白，外戚只是一个身份，实力才是一切。如果不能在朝廷内外建立起稳固的根基，自己名位越高越容易出事，一觉醒来可能会稀里糊涂地被满门抄斩。在他之前是窦家，窦家之前是梁家，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要根基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何进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始悄悄地培植力量，而一部分有想法的人，也主动向何进靠近，利用他的身份去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

袁绍来到何进身边，正是这样的背景。

袁绍在何进的大将军府里当了一段时间处长（大将军掾），很快又被提拔为朝廷监察专员（侍御史）、禁卫军师长（虎贲中郎将）。

袁绍已经40岁了，之前当过一段县长仕途后来就中断了，何进为了培养袁绍，让他一路小跑，不到一年品秩就由600石达到了比2000石。

何进太需要人才了，他告诉袁绍可以把朋友都介绍过来，想担任什么职务只管提出。

袁绍也毫不客气，立即提出了一份有20多个人的名单来，上面不仅有“奔走之友”里的何颙、张邈、许攸等人，还有袁术、荀攸、郑泰等。袁绍的弟弟袁术此时在北军五营里担任一名旅长（长水校尉），是北军五校尉之一。郑泰是著名党人，而这些人里身份最特殊的，是荀攸。

荀攸字公达，年龄比袁绍小十几岁，比曹操小两岁，出身于著名的颍川郡荀氏家族，他的祖父叫荀昙，做过广陵郡太守。

荀攸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13岁时祖父荀昙去世，祖父手下一个叫张权的人主动找来要为祖父守墓。

荀攸看出了异样，对叔父说：“这个人脸上的神色反常，我猜他是犯了什么罪，跑来在这里躲避。”

荀攸的叔父马上盘问张权，果然他是杀了人逃亡在外，想通过守墓隐藏身份。这件事让大家对荀攸刮目相看。

何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袁绍名单上的人都分别任命了新职务，其中何颙担任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负责监控北军，荀攸成为汉灵帝的贴身秘书（黄门侍郎）之一，郑泰担任朝廷秘书局里的部门负责人（尚书），都是要害岗位。

河南尹相当于洛阳县上面的郡太守，这也是一个重要职务，由何进的弟弟何苗担任，何进让何苗把这个职务让给袁绍，袁绍担任的禁卫军师长（虎贲中郎将）由袁术担任。

只有许攸没有被任命职务，袁绍对他另有安排。

这段时间，许攸经常到外地去四处活动，联络各地的实力派和豪杰，冀州刺史王芬就是他们重点联络的对象之一。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王芬手里积攒了一定实力，活跃在王芬周围的有几个人，包括已故太尉、著名党人领袖陈蕃之子陈逸，张角的朋友、著名术士襄楷，还有一个叫周旌的沛国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梦想着改朝换代。

这一回，许攸给王芬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汉灵帝刘宏正打算回河间国老家看看，时间可能就在当年夏天。

由洛阳到河间国，必须路过冀州刺史部的辖区。

许攸带来的消息让大家一阵激动，于是让襄楷占卜一下吉凶。襄楷的拿手好戏是星象学，他看了看天象，说天象出现了变异，预示着宦官和小人将要灭亡。

于是王芬决定干，他们迅速制订了一个计划，想在汉灵帝回乡的路上发动兵变，挟持汉灵帝，之后另立刘氏宗族里的合肥侯为帝。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以区区一个刺史部的力量完成这样的大事根本不可能。更不靠谱的是，这些人还闹出来好大的动静，一方面由王芬出面以黄巾余部闹事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扩充军队，另一方面由许攸、襄楷等人四处活动，拉拢更多的人参加。

许攸等人的大串联搞得规模挺大，冀州刺史部所属平原国有两个人也受邀参加，一个叫华歆，一个叫陶丘洪。

华歆字子鱼，比曹操小三岁，当时算是个地方名人，他跟同乡的邴原、管宁两人关系很好，而且都有学问，时人称他们三个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

华歆的另一个好朋友陶丘洪也有名于世，当许攸找到他俩说明情况时，陶丘洪很兴奋，马上就要收拾行李出发。

华歆却向陶丘洪泼了盆冷水：“废立君王这样的大事，像伊尹、霍光那样的能臣都觉得困难，王芬生性疏而不武，必然失败。一旦失败，将祸及全族，千万不要前往！”

陶丘洪听了华歆的劝告，最终没有去。

许攸也找到了曹操，曹操给许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完整地收录在史书里。曹操在信中也引用了霍光、伊尹的例子，说明废旧帝立新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劝他们不要做此打算。

曹操心里很明白，靠王芬、许攸等人的实力很难完成这么大的事，其结果必然身败名裂，所以他不会参加。

果然，这件事很快便神秘地结束了。

这一年夏天，有天夜里，一道赤气从东到西贯穿天际，太史令上书汉灵帝，说北方隐藏阴谋，千万不能前往。

汉灵帝于是打消了回故居一游的计划，同时命令王芬解散新招募的军队，并征王芬来洛阳述职。

王芬以为密谋败露，于是弃官而逃，逃到平原国时自杀。

这段记载很蹊跷，中间漏洞百出。

我不相信太史令看得那么准，抬头望望天，就能把王刺史搞的政变阴谋看出来，方位、时间、参加人员都那么精确，这基本上不可能。

即便计划失败，王芬又怎么判断出汉灵帝已经洞悉了一切。而王芬已经逃亡，并且逃到了很远的平原国，干吗还要自杀呢？

种种奇怪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可能，有人告密了。

王芬、许攸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们要搞政变，四处放风，到处招人，不仅曹操事先知道，连老百姓华歆、陶丘洪都知道，肯定还有更多的人知道，搞政变不保密，最后的结果必然失败。

汉灵帝取消北行计划，一定是得到了秘密情报，于是把王芬召回来审讯。王芬逃亡，进一步证明情报的准确。王芬逃到平原国，一种可能是朝廷派出的人从后面追来，王芬感到前途无望，于是自杀；一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把王芬杀了。

计划败露以后，一块参与密谋的人都面临着危险，王芬死了，可以把这些秘密都带到地下。

现在看来，许攸显然不是这场未遂政变的幕后主使，他的后面或许还有更大的人物。

是谁呢？容易想到的人是袁绍，这件事跑不了他，何进有没有参与倒不好说。

又是谁告的密呢？

这个也不好说，是一个谜。

第四章　帝国崩溃

◎刘部长的私心

在此前后，朝廷推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改革措施，改刺史为州牧。

这件事的发起人是刘焉，刘氏宗亲里的一个响当当人物。

刘焉字君郎，荆州刺史部江夏郡人。皇族出身，先祖刘余是汉景帝之子，被封为鲁恭王，后来迁到竟陵县。

刘焉出身高贵，又好学上进，在刘氏宗亲里属于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他明白刘氏这个金字招牌越来越不顶事，打算自我奋斗、自我救赎，闯出一片新天地。

刘汉王朝气数已尽，但宗室中也有一些精英分子，比如之前说过的刘虞，还有以后将陆续登场的刘表、刘岱、刘馥、刘晔等人。

因为出身的原因，刘焉在仕途上进步比较快，年轻时就当上了南阳郡太守，以后又先后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宗正卿和太常卿。

太常卿管祭祀社稷、宗庙、朝会、丧葬等礼仪，在祭祀活动时充当主祭人皇帝的助手，平时活不多。另外，太常卿还负责博士以及博士弟子的考核荐举，博士是太学的老师，太常卿在教育系统有重要的发言权，承担着教育部部长的职责。

刘部长除一年偶尔参加几次祭祀活动外，平时有大量时间跟太学校长（博士祭酒）、老师们搞在一块。这其中有一个益州刺史部广汉郡人董扶，他们的关系最密切。

董扶是个奇才，他最拿手的学问不是教育学，而和襄楷一样，是星象学。

星象学与天文学都是研究天空的，但二者在研究目的上差得很远。

天文学是研究距离、光度、重量、速度、运动等方面的科学，星象学是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基础，借用了天文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某些方法，但从不谈论任何严肃科学话题的唯心之学。通常来说，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等仪器作为观测的基础，星象家手里吃饭的家伙是酷似科学仪器的罗盘。

当时，吃香的是后者，前者甚至沦落到披着后者的外衣才能活动的地步。这是因为，星象学以其宣称能预知未来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刘焉。

星象学占星的方法很复杂也很神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董扶不仅掌握这门学问，而且在圈子里有了不小的知名度，有人把他推荐给大将军何进，在何进的关照下，董扶居然当上了品秩2000石的侍中。

刘焉经常与董扶聊对时事的看法，董扶觉得刘焉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又出自皇族，前途不可限量，也有意靠拢。他劝刘焉找机会独立发展。

当时的局面是，各地民变不断，此起彼伏。在平乱过程中，原有行政机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民变多是流动作战，而郡太守、县令等地方官员手中权力有限，没有人去协调和组织，所以造成变民经常在各州郡间纵横驰骋、无法阻挡的局面。

郡以上虽然设有刺史，但刺史品秩较低，其职权仅限于监察、纠举的范围，严格说来既无兵权也无行政权。

在与黄巾军对抗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往往像一盘散沙，缺乏组织和统一指挥。直属于中央的讨伐兵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但讨伐兵团不是常规建制和常驻武装，一旦撤走，地方重新陷入混乱，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们被变民杀死的情况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

董扶看到这个问题，他给刘焉出了个主意，让刘焉上书天子，改刺史为州牧，增强州这一级机构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

刺史是监察官，是中央特派员，理论上说除了监察权以外不能干预地方政务，改为州牧后，成为郡太守的直接上司，负责管理本州的行政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

刘焉用董扶的建议上书天子，汉灵帝认为很有必要，经过讨论，决定马上付诸实施。

鉴于州牧一职举足轻重，对于人选必须选用重臣担当，第一步先挑几个民变比较突出的州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再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经过一番酝酿，决定首批试点的州为豫州、益州、幽州三个州，拟任人选包括太常刘焉、宗正刘虞、太仆黄琬，三个人都是现任的九卿，品秩2000石。

诏书很快下达，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刘虞为幽州牧，黄琬为豫州牧。三个人现有品秩不变，即刻到任。

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确实有下去担任州牧的想法，现在目的达到，刘焉却有些失望，因为他想去的地方不是益州刺史部，而是交州刺史部。

益州这地方刘焉很清楚，由于地理原因，四面都与外界阻隔，朝廷的势力在那里传统上比较薄弱。益州一向民风强悍，个个敢作敢为，最早闹民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闹几十年不断。益州还有一些地方豪强，仗着有势力，从来不习惯听朝廷的招呼。自己单枪匹马到那儿去，不是送死吗？

就在刘焉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董扶却给他打气。董扶神秘地告诉他，据他最新科研成果显示，益州那边有“天子气”。刘焉一听来了精神，决定赴益州上任。

其实，董扶的话一大半是在忽悠。他希望刘焉去益州，因为他就是益州人，对那儿人熟地熟气候熟，眼见京城洛阳越来越乱，不如回家乡发展。每到乱世，益州其实都是避乱的好地方，在这一点上，董扶很有眼光。

刘焉带着董扶赴益州上任，尽管开始有些不顺利，但最终还是站住了脚，开创了一番独立的天地。

去幽州上任的是刘虞，他在不久前还担任着幽州刺史，后来回到朝廷担任了宗正。

如果论东汉皇族里谁的影响最大、口碑最好，答案一定是刘虞。

刘虞字伯安，徐州刺史部东海国人，虽然出身于皇族，但跟刘焉一样，不全靠祖上的荫护，靠的是专心向学、志向高远，他从基层干起，一步一步荣登高位，汉灵帝继位后，他先后做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由于他担任过幽州刺史，处理民政事务有一套，加上皇族出身，现任九卿，所以被选为幽州牧。

朝廷千挑万选的人确实不赖，刘虞到了幽州，很快也控制了局面，在处理变民问题和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上功绩卓著，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称赞。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刘虞是一个清官、一个忠臣、也是一个能人，一个民族问题专家。

黄琬字子琰，虽没有皇族血统，但也出身名门，是荆州刺史部江夏郡黄氏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的黄香、黄琼都是朝廷重臣。黄琼是名臣，曾与李固并肩战斗，死的时候79岁，被追赠为车骑将军。

黄琬是黄琼的孙子，小的时候父亲死了，由爷爷黄琼带大。他非常聪慧，进入仕途后担任了魏郡太守、五官中郎将等职，陈蕃用事的时候，与黄琬结为同心，后遭禁锢，近20年没有出仕。

汉灵帝的老师杨赐担任太尉后，认为黄琬是拨乱之才，重新把他发掘出来，担任青州刺史，后来又担任侍中、将作大匠、少府、太仆等要职。

黄琬被任命为豫州牧后，首先加强军事力量，威声大震，政绩突出，考核下来为各州第一（为天下表），黄琬因此被封为关内侯。

应该说，这几个人选得还不错，到任以后迅速控制了所在州的局势，这几个州又是民变闹得最凶的地方，局势的平定对于全国局面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随着刺史改州牧试点的逐渐推开，州牧越来越多，职权越来越重。这些人常居一方，逐渐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割据势力。以后的刘表、陶谦、袁绍、公孙瓒、董卓、曹操、刘备、吕布等人都以州牧的身份控制了地方军政大权。

刺史不改州牧，积重难返的东汉政权未必能再振雄风，但州牧制实行以后，东汉政权再想重振雄风，已经彻底不可能了。

所以，也有人认为刘焉当初的建议实在是个馊主意，是压垮东汉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媳妇婆婆闹矛盾

而帝国的军界，此时已完全被外戚垄断。

赵忠的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一职干的时间倒不长，大约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免职了。推测起来，事情也办完了，油水也捞够了，为了避免世人的诟病，赵忠见好就收了。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位置得让给别人了。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河南尹治下的荥阳县发生小股农民起义，当时担任河南尹的还不是袁绍，而是何进的弟弟何苗，何苗组织力量镇压了这次起义。

这本来也算不上太大的功劳，但因为主角是何苗而被大大地渲染了一番，何苗连跃好几级，直接接了赵忠的班。一名地方干部一入伍就成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都成了何家的人，汉灵帝不傻，所以紧接着又发布了一道命令，任命董重为骠骑将军。

骠骑将军也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但比车骑将军地位高，相当于第一副总司令，何苗降格为第二副总司令。

此前，皇甫嵩被免职，张温改任，朱儁也辞去了军职，帝国军队核心领导层的三位成员，两个是皇后家的人，一个是皇太后家的人，都是外戚。

作为外戚，董重的地位甚至超过何氏兄弟，因为他是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的侄子。

汉灵帝的父亲是解渎亭侯刘苌，汉灵帝继位后追尊他为孝仁皇帝，母亲董氏开始只被尊为慎园贵人，因为当时还是外戚窦氏掌权，汉灵帝的上一任汉桓帝的窦皇后被尊为太后，汉灵帝不方便把母亲接到洛阳来。

后来窦氏被消灭，窦太后伏诛，汉灵帝立即把母亲接来，正式尊号为孝仁皇后，平时居住在南宫的嘉德殿，对外称永乐宫，董太后也称永乐太后。

董太后有个哥哥叫董宠，是汉灵帝的亲舅舅，担任过京师警备司令（执金吾）。董重是董宠的儿子，算起来是汉灵帝的表兄弟。

从孩子身上也能看出父母的性格，汉灵帝贪财揽权的性格正是他妈给的。这位董太后自从由偏僻遥远的河间国来到繁华的洛阳，立刻也享受起来。

董太后积极参与朝政，趁机敛财，有人说汉灵帝卖官鬻爵某种程度上也是她教的（使帝卖官求货），她也自建了小金库，里面藏了很多钱。

汉灵帝小时候有两位奶妈，一个名叫赵娆，一个称程夫人，她们平时都围着董太后转（旦夕在太后侧），也跟着沾了光，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名门之后崔烈任九卿多年，在外面的声誉也不差，他想当司徒，也是走了程夫人的门路，最后花500万钱才如愿以偿。

汉灵帝出席了崔烈的就职仪式，仪式上百官毕集，汉灵帝突然后悔了。

汉灵帝回过头，对亲近的人说：“真后悔没有坚持到底，不然这个位子可以卖1000万钱（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程夫人居然也能参加这种仪式，她不屑一顾地说：“得了吧，崔先生可是冀州名士，他本来不愿意花钱买官，多亏给我面子，才肯出钱，你知足吧（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这娘俩谈得欢快，完全不顾及崔先生的面子，想必崔先生当时脸上肯定青一块紫一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之后，崔烈的声誉一落千丈（烈由是声誉顿衰）。

汉灵帝培植舅舅一家的势力，是针对何皇后及大将军何进势力膨胀而采取的对策。因为王美人事件，汉灵帝对何皇后开始有些厌烦，但由于何进在外面不断发展势力，汉灵帝暂时不能对她有所动作。

董太后扶持了哥哥和侄子，仍然觉得难以与儿媳妇一家相抗衡，但自己家里的人实在有限，她把目光转向同族，可仍然没有什么收获。这时候，一个人出现在董太后的视野之内，这个人也姓董，而且手握兵权，相当有威慑力。

这个人是董卓。

张温改任太尉后董卓也升了职，由军长升为战区司令（前将军）。前将军属“四方将军”之一，地位比征西将军、镇西将军还要高。尽管大家都不太喜欢此人，但这个家伙天生是打仗的好手，目前西部有羌人为敌，又有边章、韩遂叛乱，朝廷离不了董卓。

董卓不断立下战功，他为人虽有些简单，但手下军官都对他服服帖帖，大家不认朝廷的命令，只认董将军的话，这支部队成了他的私人武装，整个陇西地区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军阀“这个词通常被解释为，“以武力作为政治资本、拥兵自重，占有国家土地、国家资源，以扩充地盘为唯一目的，对于其他方面的建设通常少有建树”。如果按这个定义，董卓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

而且，放眼整个古代社会，董卓很可能是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军阀。

董太后又是怎么跟董卓续上家谱的呢？

董卓出生于凉州刺史部所属的临洮，属西部偏远地区，长年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相邻而居。董太后祖籍不详，但作为冀州刺史部辖区内解渎亭侯的夫人，出身于遥远西部边疆的可能性实在不大。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都姓董就好办，而董卓更乐意结下这门亲戚。

董卓是武人却不是粗人，他在朝廷里也历练过。他是个有野心也有心机的人，一直想在朝廷里找到靠山，对于董太后的主动示好，他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董卓的弟弟董旻此刻在京城，董太后就认下了这个晚辈，然后让儿子汉灵帝任命他为左将军，也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四方将军”。

董太后的哥哥董宠担任着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在董太后看来，姓董的一家人现在有董宠、董重、董卓、董旻四位将军。

对于儿媳妇何皇后，董太后一直很有怨言，至于双方积怨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

后宫就那么大，一下子住进了两只母老虎，厮斗是难免的。

在董太后看来，这个屠户出身的儿媳妇身上有暴发户的高调和嚣张，她总是看不惯，总想教训几句。但儿媳妇有两个兄弟手握兵权，董太后说话还得悠着点儿。

自此，董太后在儿媳妇面前腰杆也硬多了，经常教训儿媳妇：“看你得意的样儿，不就是依仗你哥哥吗？小心我让骠骑将军取你哥的人头！”

◎一帮来搅局的兄弟

天子昏庸，政治黑暗，宦官弄权，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虽然经过一场黄巾军大起义的洗礼，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甚至变本加厉了。

这自然又激起了新的民变（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仅原来黄巾军活跃的地区，就有二三十股农民起义军，包括：张牛角、褚飞燕、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等。

每支队伍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这些起义军的头领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常活动在白波谷的就叫白波，骑白马的就叫张白骑，说话嗓门大的就叫张雷公，胡子多的就叫于羝根，眼睛大的就叫李大目。

这些人里，最有名气的是张牛角和褚飞燕，他们曾联合攻击瘿陶，即今河北省宁晋县。在这场战斗中张牛角被流矢射中牺牲，临死前，他把手下头领叫来，让他们共推褚飞燕为主。褚飞燕为纪念张牛角，于是改名为张飞燕。

“飞燕”是个外号，意思是动作麻利，来无影、去无踪。他的名字原来叫褚燕，所以张飞燕以后的正式名字叫张燕，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张燕合并了张牛角的队伍后势力大增。太行山一带的各支起义军纷纷投奔他，部众迅速扩张，人数接近百万（部众寝广，殆至百万）。

这个数字是所有人数，既包括能作战的将士，也包括这些将士的家属，甚至包括来投靠他们的老百姓。

不过，在那时，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了。

张燕所部活动的核心区域是黑山，这个地名在汉末三国的史书中经常提及，关于它的范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黑山是太行山脉的南端，范围涉及中山国、常山国、赵郡、上党郡、河内郡等，是太行山脉南部各山谷的总称。

另一种看法是，黑山即象山，是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山谷地带，它西有群山，东是平原，进可攻，退可守，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燕国在此筑城抗拒赵国、中山国的侵略。

由于经常在黑山一带活动，张燕所部又被称为黑山军。

从势头上看，黑山军一点不输黄巾军，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这让汉灵帝的心情糟透了，好不容易打完仗，又要再打。

更麻烦的是，打仗得花钱，上一次出了血本，还没有捞回来，再出血，汉灵帝心疼得要死。

但是不打又不行，现在不仅黄河以北，西南地区的益州，南面的荆州、扬州，甚至大山包围下偏僻的汉中郡都有变民起事，如果不把最大的这股变民尽快镇压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

现在，比当初对付张角还要难，因为变民已遍地开花，摁下葫芦起了瓢。

正在汉灵帝一筹莫展没想好对策的时候，张燕突然派人到洛阳，向朝廷请降（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

这真是意想不到，尽管汉灵帝对变民恨得牙疼，但他还是立即下达了招安黑山军的诏书，把张燕所部收编为一个师，番号“平难”，任命张燕为平难师师长（平难中郎将）。

朝廷给张燕的具体职责是管理黄河以北各太行山谷的事务（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在隶属关系上相对独立。因为汉灵帝给了他们两项特权，一是可以推荐孝廉，二是可以像郡国一样每年直接向朝廷上报年度工作报告（岁得举孝廉、计吏）。

不是汉灵帝大方，而极有可能是张燕投降就开出了这些条件，汉灵帝不接受也得接受。

张燕和他的黑山军成为汉末中原地区的一支割据武装。

◎一个伐木工的逆袭

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局势仍在持续恶化着。

韩遂杀了边章、北宫伯玉、李文侯成为凉州最大的一支叛军，手下可以轻松集结起十万人马。

韩遂指挥人马围攻陇西郡，当时朝廷的主力还在关中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陇西郡太守李相如绝望了，干脆投降了韩遂。

凉州刺史名叫耿鄙，来凉州上任时间不太长，他倒是个不怕死的人，立即组织凉州刺史部其他六个郡的兵力攻击韩遂、李相如。

傅燮刚被宦官排挤担任汉阳郡太守，他来凉州时间虽然更短，但看问题比较冷静。傅燮建议耿鄙：“使君您到职时间不久，百姓对您还不是完全了解，叛军听说朝廷大军出动，一定会齐心协力，这些边地之人个个勇猛，势不可当，而朝廷的军队来自各郡，大家互不熟悉，不如先让部队休整，明赏罚，树恩威。叛军看到我们不急于进攻，一定会认为我们胆怯，其内部必然出现争权的局面，最后会分崩离析，大功可成！”

傅燮的看法是，打现在是打不赢的，不过时间对朝廷军队有利，不如先行缓兵，再待时变。

但耿鄙不听，作为州刺史，他手下的郡太守叛变投敌，他负有连带责任，朝廷还没有来得及追究，现在如果他迅速击溃叛军，收复失地，可以将功补过。

耿鄙平时最信任州政府人事处处长（治中）程球，对他言听计从。程球仗着领导的信任，贪赃枉法，地方士民无不愤恨。

程球劝耿鄙进兵，耿鄙于是进军陇西郡治所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他本想一兴收复陇西郡，结果内部又发生了叛乱。

程球的职务是人事处处长，在州政府比他地位高的还有一个副州长（别驾），大概程球平时仗着耿鄙的信任把人家别驾也没放在眼里，惹恼了这位不知姓名的别驾，在阵前叛投了韩遂。

韩遂先斩程球，再斩耿鄙。

刺史被杀，群龙无首，各郡纷纷投降。

只有傅燮担任太守的汉阳郡不降，韩遂指挥人马包围了汉阳郡的郡治冀县，此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以西。

冀县城内兵力单薄，粮草不足，傅燮来上任也没几天，叛军拿下冀县没有任何悬念。

但傅燮指挥城内官民坚守。

城外的叛军里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他们来自傅燮的家乡并州刺史部北地郡，他们都知道傅燮为人正直，所以在城外下马叩头，请求傅燮出城投降，愿保证傅燮一家平安返回家乡。

傅燮严词拒绝。

傅燮的儿子傅干字别成，当时只有13岁，劝父亲：“天子昏庸，宦官当道，父亲不被朝廷所容。如今凉州已经被叛军控制，不如接纳匈奴人的建议，暂时先返乡，之后再征募勇士，等有道的人出世，再来拯救天下！”

傅燮听罢叹息道：“别成，我今天必须死在这里！正所谓‘圣达节，次守节’，就连商纣王这样残暴的君王都有伯夷为他绝食而死，孔子称赞伯夷是贤人。如今，朝廷还没有商纣王那样残暴，我也超不过伯夷，拿着朝廷的俸禄又怎么不替朝廷分忧？既然到了这里，一定要死在这里。你聪明智慧，要努力加油（汝有才智，勉之勉之）！”

傅干哽咽说不出话，一旁的人也都流出了眼泪。

城外的叛军不想杀傅燮，派前酒泉郡太守黄衍进城劝降。

傅燮手按宝剑，斥责黄衍道：“亏你还曾是朝廷的官员，反而为逆贼做说客！”黄衍退出，傅燮率仅有的士兵出城迎战，战死沙场。

傅燮的死讯传到洛阳，汉灵帝下诏追封傅燮为壮节侯。

傅干没死，他回到了家乡，后来到曹操手下任职，傅干的儿子傅玄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当初，耿鄙为对抗韩遂在凉州大规模招兵，有一个伐木工跑来报名参军，他的名字叫马腾。

马腾，字寿成，原籍关中地区的扶风郡，据说是东汉开国元勋马援的后代（马援后也）。

马腾父亲的名字不详，只知道他字子硕，汉桓帝时曾在天水郡的兰干县任县尉，后被免官，就滞留在了陇西郡。家贫无妻，后娶了一名羌族的女人，生下马腾。

由于身上有一半羌人的血统，马腾长得人高马大，身高合现在1.9米，面部轮廓粗犷，鼻梁很高（身体洪大，面鼻雄异）。

印象中马腾是董卓一类的人物，粗俗、野蛮。但这其实不对，马腾厚道、明事理，深受大家尊敬（性贤厚，人多敬之）。

马腾年轻时家境不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到附近的彰山中做伐木工（常从彰山中斫材木），靠着这个谋生。

听说打仗，马腾很兴奋，这比当苦力轻松，而且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马腾参军后作战勇敢，职务不断提升，当上了耿鄙的参谋长（军司马）。

耿鄙被韩遂杀死，韩遂发现马腾是个打仗的好手，而且在军中已培养起一定的势力，为拉拢马腾，韩遂主动和马腾结为异姓兄弟。

以后，马腾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和韩遂并驾齐驱，他们成为朝廷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西北地区的两个主要对手。

名将马超，就是马腾的儿子。

◎朝廷组建新军

看到眼下仍是四方不宁，汉灵帝下决心再组建一支新的武装。

这个计划在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以及袁绍等人看来，不失为一个机遇，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给予了足够关注，想把这支新的武装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何进告诉袁绍必须物色更多的人进入新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照袁绍的本意，许攸、张邈、荀攸等人能趁机进入军界最好，但考虑到他们的资历和外界对他们的熟悉程度，袁绍最终作罢了。

袁绍帮何进物色了另外一批人，有鲍鸿、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等。

鲍鸿是北军的将领，是袁术的同事，目前担任北军五营之一的重骑兵师师长（屯骑营校尉）；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都是文官，其中赵融、冯芳是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夏牟、淳于琼为谏议大夫，这些人虽然不是“奔走之友”俱乐部成员，但一向鼻息相通，都是自己人。

何进想，这支新军的总司令肯定应该由自己来兼任。下面的将领也都安插上了自己的人，那这支新军无疑成了他今后稳固政治根基的本钱。

但汉灵帝不傻，对这位大舅子的野心已经有了警觉。前一阵通过培植母亲董氏一家的势力平衡何进在军中的影响力，现在将要组建的新军，不可能让何进一个人说了算。

汉灵帝也知道张让、赵忠与何家的关系，所以他需要在宦官中寻找一名新的后起之秀。蹇硕成了汉灵帝培养的对象。

蹇硕，就是被曹操乱棒打死了叔父、之后屁都不敢放一个的那个宦官。

他的职务不高，小黄门，品秩只有600石，低于黄门侍郎，更低于中常侍。就像名字一样，蹇硕生得身体健硕，他也很有头脑，相当懂政治，会看风向。在别人对何皇后、何大将军一片赞颂崇拜的时候，蹇硕敏锐地观察到汉灵帝对何氏一族的不满。

于是，蹇硕利用经常接触汉灵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坚决效忠汉灵帝的立场，并时不时在汉灵帝面前说何大将军的坏话，支持太后对付皇后。

这时已经是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八月，汉灵帝正式下诏组建新军，这是朝廷在南军、北军之外独立设置的一支军队，由于指挥部设在汉灵帝的后花园西园，这支新军也称为西园军。

西园军下面暂设八个营，不是现在营团的那个营，而是八支人马，每营配校尉一名，考虑到新军的特殊性，西园军下面的八个营也可以视为八个师。

汉灵帝接受何进的建议，任命鲍鸿、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等人为师长（校尉），袁绍以禁卫军师长（虎贲中郎将）的身份也成为八名校尉之一。

还有一个人选，是曹操。

曹操回家隐居，闭门读书，本想一口气读上20年再出来，但只过了一两年他就又被朝廷征召了。他担任的职务是都尉，是一个军职，但关于这项任命史书记载模糊，推测起来应该是袁绍到了何进身边后，向何进推荐的众多文武官员中的一个。

曹操和袁绍早年便相识，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而从许攸等人策划政变时给曹操去信一事看，曹操和袁绍等人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曹操的父亲曹嵩不久前被朝廷任命为太尉，虽然是花钱买来的，虽然只当了几个月，但曹操无疑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又带过兵，是自己人，袁绍把曹操推荐上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位师长，还差一位。

前面七位都由何进说了算，最后一个人，汉灵帝要自己给出答案。

名字说出来，何进、袁绍简直不相信他们的耳朵。

这个人，是宦官蹇硕。

汉灵帝任命蹇硕为西园军的师长（校尉），理由是蹇硕身材高大，适合从军，能带兵。

西园军的八位师长齐了，他们有不同的分工：

蹇硕为上军师师长（上军校尉）；
袁绍为中军师师长（中军校尉）；
鲍鸿为下军师师长（下军校尉）；
曹操为典军师师长（典军校尉）；
赵融为助军左师师长（助军左校尉）；
冯芳为助军右师师长（助军右校尉）；
夏牟为左师师长（左校尉）；
淳于琼为右师师长（右校尉）。

从名称看，这些师一旦上了战场，承担的任务不太一样，有的是正面进攻的主力，有的负责侧面包抄，有的负责支援，有的是第一梯队，有的属于第二梯队。上军相当于中军，类似于司令部，典军从名称看类似于教导师、教导旅。

汉灵帝诏令其他七位师长都归蹇硕这个师长指挥，蹇硕成了西园军司令。更让人吃惊的是，汉灵帝还诏令，大将军何进也归蹇硕节制（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这简直乱了套，何进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地位高于三公九卿，品秩万石，汉灵帝一句话，他就得给品秩600石的小宦官立正敬礼！

但何进只能接受，这就是皇权。

汉灵帝放进来了一只虎，而何进麾下有一群狼，看谁能咬过谁！

◎平乐观大阅兵

西园军加紧了组建，之后开始了训练。

两个月后，汉灵帝下诏在洛阳上西门外的平乐观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检验新军组建成果。

为了把仪式搞得隆重热烈，有关部门突击修建了一座高台，作为主阅兵台，台上还修建了阁楼，总高度达十多丈。离主阅兵台不远，又修了一个小阅兵台，高九丈。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十六日，汉灵帝亲自登上主阅兵台，站在台上的阁楼下，他一身戎装，自称“无上将军”。在不远处的小阅兵台上，是同样一身戎装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

阅兵开始，汉灵帝走下阅兵台，亲自跨上有护裙的战马，检阅整齐列队的数万名将士。汉灵帝纵马疾驰，绕场三周，然后把象征军权的指挥刀交给何进。

这样的场面近年来很少有过，在黄巾余部起义仍不断的情况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汉灵帝看来可以壮大国威，让谋反者胆寒。

汉灵帝绕场检阅完毕回到主阅兵台上，兴奋之情仍然没有散去，他一回头，发现身边站着受邀参观阅兵式的嘉宾盖勋。

盖勋字元固，凉州刺史部敦煌郡人。他是世家出身，在与羌人作战中立下战功，此时担任西部边防某师师长（讨虏校尉），因公事回到洛阳。

汉灵帝很想知道今天的仪式够不够威武，于是就问盖勋对仪式有何感想。天子正在兴头上，盖勋应该说些让天子听着舒服的话，谁知道盖师长偏偏不开窍。

盖勋对汉灵帝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国王只展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如今盗匪集中在边疆，却在京师展示武力，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盖师长不给面子，汉灵帝却没有生气。

汉灵帝悄声对盖师长说：“说得好，只是与你相见恨晚（善，恨见君晚），群臣没有人说过你这样的话。”

但是，汉灵帝心里的想法不能完全向盖勋说出来，羌人也罢，黄巾军、黑山军也罢，都是远处的敌人，近处的敌人反而更可怕。

虽然贵为天子，拥有一切，但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就会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自己身边像盖勋这样有能力的人实在太少，宦官虽然听话、可靠，但能力、名望都不足。

汉灵帝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旁边的蹇硕。

◎何进的朋友圈

作为一支新军，西园军的开头是轰轰烈烈的，但结尾却有点儿冷清。究其原因还是领导权之争，汉灵帝对自己大舅哥的揽权举动不仅开始警觉，简直有点儿厌恶。

汉灵帝发现，一向顺从乖巧的何皇后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开始盛气凌人，目空一切，而且围绕着她和她的哥哥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

不是小圈子，是一个很大的圈子。

对汉灵帝来说，这实在不好玩。在宦官们的帮助下，汉灵帝也建立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他开始特别关注哪些人与何进关系密切。

情报不断报上来，汉灵帝发现何进圈子里的人很多，平时和他来往密切之人的名单越拉越长。

除了袁绍等西园军的那七位师长（校尉）以及“奔走之友”中的伍孚、伍琼、荀攸、许攸、郑泰、何颙等人，在何进的这个圈子里还有华歆、孔融、申屠蟠、王谦、卢植、刘表、王匡、鲍信、张邈、刘岱、韩馥、蒯越、陈琳、郑玄、逢纪、边让……

可以说，何进已经把洛阳的精英们一网打尽，全部收到了帐下。

这些人里，华歆、郑玄是名士，也是党人。

华歆之前提到过，在民间名声很大，但还是一个老百姓，何进把他招来，安排在朝廷秘书局（尚书台）任职。

郑玄是当代公认的硕儒，此时已经60多岁了，何进为了表示敬重，为他专门设几杖，行敬老之礼。

申屠蟠是一位著名的隐士，他家境贫困，当过油漆工，却坚持自学成才，不愿意出来做官，结果名声更大。他隐居在梁山、砀山之间，自己动手盖房子，过起了原始人的生活，但何进就是本事大，把他都弄出来了。

知道王谦的人不多，如果说起他的儿子，则大名鼎鼎，他的儿子叫王粲，曹操后来的大笔杆子。

王谦、王粲出身于山阳郡王氏家族。王谦的祖父王龚在顺帝时当过太尉，父亲王畅名列党人“八俊”之一，当过司空，这个家族后来还出了一个更牛的年轻人，名字叫王弼。

何进久慕王氏家族的大名，把王谦弄来当大将军府秘书长（长史），视为亲信。何进还想把关系搞得更近一些，向王谦提出结亲的请求，但别人巴不得的好事被王秘书长一口拒绝了，完全不给领导面子。

杨赐在世时曾辟孔融为自己的下属，何进将升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时，杨赐曾派孔融拿着名帖（谒）前去祝贺。

孔融那时的职务只是处长这一类，所以门人未及时通报，孔融生气了，一把夺回名帖，扬长而去。

但何进没有记恨孔融，正式出任大将军以后，推荐孔融担任朝廷监察专员（侍御史）。

卢植被宦官迫害，后来被重新起用，担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他能够再就业，与何进的推荐密不可分。

大名鼎鼎的刘表也是在何进身边开始了政治上的起步。

刘表字景升，比曹操大十多岁，跟王谦同一郡但不同县，曾经拜王谦的父亲、王粲的爷爷王畅为师，两家的关系很密切。

刘表不仅是名师之徒，而且长得很排场（姿貌温伟），是个有风度的美男子，很早就闻名于世，和老师王畅同为党人“八俊”之一。

像刘表这样的人，上了著名党人的排行榜，搁在以前就是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何进把他招来在大将军府里当了个处长（掾），后来更委以重任，接替何颙担任了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

王匡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小的时候跟蔡邕很要好，为人轻财好施，以侠义闻名，何进把他招到大将军府任职。

鲍信字允诚，兖州刺史部泰山郡人，属于当地的豪强。

刘岱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刘汉宗室出身，袁绍和他关系密切，推测起来他可能和袁绍的妻子刘氏有亲戚关系。

王匡、鲍信、刘岱的情况跟张邈差不多，尚侠义、好结交，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韩馥字文节，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人，是“袁氏故吏”，被袁绍拉来入伙，此时担任高级检察官（御史中丞）。

蒯越字异度，荆州刺史部南郡人，蒯家是荆州数一数二的大族，西汉初的名臣蒯通之后。蒯越为人足智多谋，魁杰而有雄姿，他的弟弟蒯良也是一个人才，何进聘任他为大将军府的处长（掾）。

刘表和蒯越在何进大将军府里是同事，彼此有了一定交往，为刘表后来到荆州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陈琳字孔璋，比曹操小一岁，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人。他是个大笔杆子，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檄赋家，被何进聘为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逢纪字元图，是袁绍的同乡，大概是袁绍在家乡守孝那段时间结识的。一直跟在袁绍的左右，是袁绍早期的追随者之一，擅长出谋划策，此时职务不详。

边让字文礼，跟蔡邕是同乡，很早就出名了，擅长占射、辞对，他口才极好，你跟他在一个酒桌上吃饭，你就只有吃的份，因为满桌的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宾客满坐，莫不羡其风）。

边让脾气不太好，比较清高，有点儿不肯事权贵的味道。何进想让他来，但也知道此人脾气大，害怕他不来，就以军令征他（诡以军事征召），边让才不得不来。边让来了，成为何进身边的智囊，何进以礼待之。

上面这个名单里没有王允的名字，这是因为王允此时不在洛阳。

王允确实把宦官惹急了，宦官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虽然在何进等人的营救下他保住了一条命，但他担心宦官进一步迫害，所以改名换姓，藏匿在河内郡、陈留郡一带（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

何进特别注意礼贤下士，注意自己在士人中的形象。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八月，豫州刺史部颍川郡有一个退休的县长去世了，终年84岁。何进专程派人前去吊唁，并委托司空荀爽、宫廷事务部部长（太仆）韩融等重臣亲自前往主持祭奠仪式。

大家都知道，颍川郡有个荀氏，但该郡还有另外一个名门，那就是陈氏。

去世的这个人他就来自陈氏家族，名叫陈寔。之前当过最大的官是太丘县县长，世人称他为“陈太丘”。不当官时，他就居住在乡里，平心率物，德冠当时，成为远近之宗师，官府多次征召，他都推辞了。

杨赐、陈耽等人在世时，每登公卿之位都会说：“陈寔未登大位，我愧先登！”

三公每有缺位，大家都认为应当归陈寔，但朝廷多次征命陈寔都不来，后来干脆闭门悬车，告示众人自己已在家养老。白给个宰相都不干，这恐怕是最牛的老百姓了。

陈寔的声誉源自他高尚的品德。

某天晚上，一个小偷溜进陈寔家，躲在屋梁上想寻机偷窃。陈寔发觉，但没有喊人捉拿。

陈寔把子孙们叫到面前，训示道：“今后每个人都应努力上进，勿走邪路。做坏事的人并非生来就坏，只是平常不学好……”

小偷听完一番教导，感惭交并，下地叩头请罪。陈寔勉励他改恶从善，赠他丝绢布匹。这就是“梁上君子”典故的由来，后人以“陈寔遗盗”比喻义行善举。

陈寔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陈纪、陈谌，他们都名重于世，父子一起号称“三君”。之前提到的在陶谦手下干屯田的那个陈群，是陈纪的儿子。

在颍川郡，陈氏和荀氏两家关系也很好。

一天，陈寔想去荀家拜访，因为家里穷，雇不起仆人，就让陈纪驾车，陈谌持杖在后，孙子陈群坐车里。

荀爽的父亲叫荀淑，有八个儿子，号称“荀氏八龙”，荀淑命一个儿子负责在门口迎接，一个儿子敬酒，其余六个儿子上菜。这纯粹是一件民间活动，却惊动了朝廷的史官。

朝廷史官上奏天子：“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已经向东去了（真人东行）！”

◎袁绍在挖坑

聚集在何进身边的这些人，有的是何进找来装点门面的，如郑玄、华歆、申屠蟠、荀爽、边让；有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如王谦、陈琳、逢纪、许攸、蒯越、孔融；有的是何进的后备军事干部，如王匡、鲍信、刘岱、韩馥、张邈。

何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们拢到一起，袁绍在幕后立了大功。

袁绍当然也不是一个人干，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猎头公司，就是“奔走之友”俱乐部。

什么叫奔走，看完上面这个名单，不服都不行。

袁绍替何进张罗人才可谓不遗余力，他这样做其实也不吃亏，表面上看这些人都进入大将军的囊中，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是袁绍的人，袁绍在别人的地盘上建起了自己的小王国。

这些人买何进的账，也买袁绍的账，关键时候更买袁绍的账。

不久的将来，何进就会有苦说不出。

何进明目张胆地扩充势力，不仅对反对何家的人产生了威胁，而且让汉灵帝越来越坐卧不安。

汉灵帝已打定主意立次子刘协为太子，何进无疑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尽管舅舅董家那边也提拔了几个将军，但与何进相比，显得人单力薄。

即使不是为了太子，单就为自己着想，一个超级强大的外戚意味着什么？汉灵帝当然知道，这意味着自己的帝位将无足轻重，他这个皇帝人家想废就废，想立就立。

梁冀这么干过。

窦宪也这么干过。

刚刚担任西园军总指挥（上军校尉）的蹇硕看出了汉灵帝的苦恼，他给汉灵帝出了个主意，足以让何进刚筑起的权力王国瞬间土崩瓦解。

别看蹇硕长得五大三粗，关键时刻动起脑子还真有两下子，他给汉灵帝出的主意是，以西羌战事吃紧为由，调大将军西征。

这一招够狠够毒也够厉害。

因为何进要是服从命令率军西征，那就不是三两个月就能办结的差事，弄不好还有可能一去无还或功败名毁；如果不服从命令，那就是抗旨，跟通敌造反差不多。

汉灵帝没有跟何进商量，直接下达了诏书。

何进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急得团团转。

天子的难题难住了何屠户，却难不倒袁本初。袁绍微微一笑，这有何难？袁绍给何进也出了个主意，立刻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道轻轻将危机化解。

同时，他也不忘顺便给何大将军挖了一个坑。

袁绍告诉何进，可以上一道奏章，说谨遵圣谕将立即着手西征的准备，但目前兵力不足，需要到京师周围的州郡募集人马，要有一定时间，一旦人马齐备，即刻出征。

何进听罢豁然开朗，心中的愁云立即散去大半。

何进一边上表，一边像模像样地派王匡、鲍信、张邈、刘岱等人赴泰山郡、并州刺史部、丹阳郡、陈留郡等地招募人马。

这些人都是袁绍的铁杆粉丝，袁绍正愁没有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借着为何进解套，顺便把自己人派到下面去抓队伍。何进再一次被利用了。

这几路人一撒出去就没了音信，为了糊弄汉灵帝，袁绍还让何进派自己带了些兵到徐州刺史部和兖州刺史部一带活动，号称是打黄巾军，其实连黄巾军的面都没有照过，一路瞎逛，花着公家的钱大搞旅游活动，目的是拖时间。

王匡等人到达各地后动作倒很快，招兵工作也卓有成效。但他们不急于回洛阳报到，一切都听从袁绍的安排。

听说朝廷扩军，有的地方开始有组织地参与进来，并州刺史丁原就是个积极分子。

丁原字建阳，已经快50岁了，益州刺史部人，是一员武将，担任过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后被下派为并州刺史。

丁原招募了1000多人，派两个手下带着到洛阳报到。

这两个手下一个名叫张杨，字稚叔，并州刺史部云中郡人，是一员猛将。另一个名叫张辽，字文远，并州刺史部雁门郡人，少年时担任郡吏，因为武力过人，被丁原召为从事。

除了他们两个，丁原手下还有一个更猛的人，现在还没到出场的时候。

刘备也是因为朝廷的这次募兵而来到了洛阳。

刘备在安喜县打了督邮，只好带着关羽、张飞等人弃官跑路。他们四处流浪，听说朝廷招兵了，觉得是个机会，就跑到了洛阳。刘备等人又参了军，编在一个叫毌丘毅的人手下。

袁绍等人还在外面晃悠，洛阳到处是前来报名参军的人，时局扑朔迷离，瞬息万变。大将军一方和汉灵帝、蹇硕一方都在加紧谋划，从后宫到朝野，到处弥漫着一股杀气。

谁都知道早动手可以占据主动，但谁也不敢先动手，因为都没有胜算的把握。正在这个紧张得让人快要窒息的时候，帝国突然发生了大事，让紧张的局势一下子失了焦。

◎汉灵帝这个人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十一日，汉灵帝刘宏驾崩于洛阳南宫的嘉德殿，终年34岁。

刘宏本是一名正走向衰落的亭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成了皇帝。开始被外戚操控，紧接着发生了“九月政变”，宦官打倒了外戚，他又被宦官操控。他在位21年，不算太短，但看到的全是党人、外戚与宦官们如何恶斗，其间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他因此为士人所不容。

说到底，他只是个傀儡，很多事是宦官们一手操办的，他只是被作为工具加以利用。他曾尝试着励精图治，但根本没有用，从此他变得心灰意冷、耽于享乐、昧于朝政，以致帝国的政治更加黑暗，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刘宏死时才30多岁，还没有达到那个时代人的平均寿命，这与他长期的抑郁和不节制的纵欲不无关联。

和他的前任汉桓帝一样，汉灵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大家普遍认为，东汉帝国之所以灭亡，他们两个人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中国古代有300多位帝王，昏庸的有秦二世胡亥、汉成帝刘骜、晋惠帝司马衷、明武宗朱厚照，荒淫的有后赵太祖石虎、北周宣帝宇文赟、隋炀帝杨广、金海陵王完颜亮，不务正业的有“词人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画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等等。而能集上面这些劣迹于一身，既昏庸又荒淫、既不务正业又最能败家的，似乎只有汉灵帝刘宏才当之无愧。

史书对汉灵帝的描写可以概括为：昏庸无能，荒诞不经，贪财自私，相当另类。

汉灵帝自私贪财，除了金银财宝，他还是最关注房地产的皇帝之一。他的老家在冀州刺史部河间国，汉灵帝花钱在那里购买了大批田产，修建了不少豪宅，成为当世最著名的房地产商。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宦官和权贵也在房地产领域大量投资，最有名的是宦官首领赵忠，到处都有私宅。

而说到他的另类，是因为他的业余生活相当丰富，除了是守财奴他还是一个跨界文艺青年，一个史上最会玩的皇帝。

汉灵帝喜欢音乐、书法，诗歌、辞赋也写得不错，曾创作了《皇羲篇》50章，艺术水准可以达到专业作家的水平，《汉诗》中收录有他的作品。

他不仅自己喜欢文艺，还下诏设立了一所学校，名叫鸿都门学。这所学校不研习儒家经典，探讨的是辞赋、书法等汉灵帝感兴趣的学科，学生达千人，十分兴盛，算得上世界上创立最早的艺术专科大学之一。

在汉代太学才是最高学府，刘宏让鸿都门学的毕业生也享受太学生的政治待遇，毕业即安排工作，在职务升迁方面还给予照顾，超过太学生，很多人担任了刺史、尚书、侍中等高官。这让太学的儒生们羡慕嫉妒恨，同时也对鸿都门学的学生们给予鄙视，他们拒绝与鸿都门学出来的人为伍。

除了喜欢文艺，他还有一些个人癖好，比如他特别喜欢驴。后宫没有驴，宦官们便从外地精心选了几头驴进宫。汉灵帝爱如至宝，每天乘着四头驴驾驶的车子在宫里游玩，还亲自当驾乘员（躬自操辔，驱驰周旋）。消息传到宫外，立即引起了轰动，洛阳的许多达官贵人竞相模仿，成为时尚，致使民间驴价陡涨。

当人们以乘驴车为时髦时，刘宏又有了新爱好，喜欢宠物狗。

为讨刘宏欢心，宦官们别出心裁，把狗打扮一番，给它们戴上进贤冠，穿上朝服，还佩上绶带，拉着这些狗上朝。

刘宏看见大悦，拊掌大笑：“好一个狗官！”

这句话绝对只是就事论事，但分列左右的百官听后莫不觉得是在骂自己。

刘宏还嫌不热闹，下令在后宫修建街市，让一部分宫女嫔妃扮成商人叫卖，另一部分扮成客人（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釆女贩卖），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自己则穿上商人衣服在这个人造集市上逛来逛去，有时饮酒作乐，有时与“店主”“顾客”吵嘴、厮斗，不亦乐乎。

街市虽然是山寨版的，但肆中货物却不是道具，而是真的，并且很多都是各地搜刮来的珍宝，这些值钱的东西常被宫女嫔妃们偷走，她们经常为偷多偷少暗中争斗，刘宏浑然不知。

刘宏在西园大量修建室舍，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覆盖在台阶上，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渠水中种植南国进献的荷花，花大如盖，有一丈多高，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取名夜舒荷。

每逢盛夏，文艺青年刘宏就到这里避暑，他挑选14到18岁之间的美女为他执篙摇橹，陪他彻夜宴饮。

暴发户、守财奴、典型的玩主、跨界文艺青年、败家子，这就是人们印象中的汉灵帝刘宏。

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

汉灵帝刘宏还有另一面，他还是一个改革家，这一点关注的人却不多。

汉末政治荒废已久，传到刘宏手里时早已日薄西山了。作为衰世之君，刘宏并不想在皇帝的位子上混吃等死，他也有过奋发有为的时候。汉末政治中有几项重大改革，比如“三互法”的推行、侍中寺的设立，都是他搞的。

“三互法”主要是针对吏治的。汉代还没科举，选官靠的是推举，人为因素很强，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朋党政治。“三互法”规定任官必须回避籍贯，本人不能在籍贯所在地当官。

不仅如此，官员之间籍贯上有关联关系也不行，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乙州人士就不能再到甲州为官了。如果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乙州人士在丙州为官，丙州人士对甲、乙、丙三州都要回避。“三互法”后来进一步严格，扩大到婚姻之家，不仅本人要回避，本人妻子的籍贯也要在回避的范围内。

不说这一套办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何，能想出来，就是天才。

官员的选任由三公进行，朝廷秘书局（尚书台）负责监督，但内有宦官掌权，外有豪族政治，这一套制度逐渐形同虚设，刘宏设立侍中寺并抓在自己手里，就是把尚书台的监督职责拿过来，试图对局面有所扭转。

至于鸿都门学的设立，也并非满足一个人的爱好那么简单。按照刘宏本人的想法，这绝不是一所艺术大学，而是后备干部培养基地。朝廷培养后备干部的地方原是太学，太学生一毕业即可以作为郎官进入朝廷公务员的行列，或者到各地任职。刘宏规定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和太学生一样可以当官，文凭比太学生更吃香，在职务晋升中能得到更多照顾。

鸿都门学，其实就是刘宏的黄埔军校。

吏治除了选官，还有惩贪，这方面汉灵帝也有过行动。

当时老百姓编了很多顺口溜，把一些贪官污吏的丑事编进去到处流传，也传到了宫里。刘宏听了很生气，让三公牵头去查。三公中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本身就是宦官的人，司徒陈耽虽然正直，但孤掌难鸣。清查结果出来了，一共26个人上了贪官榜，但这些都是清正廉洁、不肯与宦官合作的人，而应该在这个榜上的反倒一个没有。

陈耽愤怒了，直接向刘宏上书揭露事实真相，与陈耽同时上书的还有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曹操。曹操在上书中认为，三公府拿出来的这个名单，纯粹是颠倒黑白，是放了鸱鸮而囚禁了鸾凤。一些榜上有名的官员也跑到宫门外上访，反映清查活动弄虚作假，刘宏下令重查，调查结果确实把鸾凤当成了鸱鸮。

刘宏申斥了许戫和张济等人，对这26名官员重新安排了工作。

所以，如果说刘宏完全是个混日子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错怪他了。

至于最让刘宏受到诟病的卖官鬻爵，这其实也不是他的发明。

早在汉安帝、汉桓帝时卖官鬻爵就已经有了，并且形成了制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国库已经一贫如洗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官员的薪俸、后宫的开销，都是刚性支出，哪一项都不能少。但两汉时期社会财富逐渐向豪族聚拢，朝廷的财政极度窘迫，形成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

汉武帝那样的强势帝王可以通过盐铁专营等一系列垄断工商业的政策增强朝廷收入，同时打压豪强士族，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强人之所以叫强人，就是因为他们只偶尔才出现一个。东汉中期以后，朝廷对豪强士族的优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没法直接向他们要钱，只能通过借租税、减官俸等形式温和地“借钱”，卖官鬻爵跟这些差不多，也是一种“借钱”的方法，目的是扩大朝廷的财源。

刘宏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只是他扩大了卖官的范围，最后连三公九卿也卖，卖官的钱也没有交给国库，而是进了自己的小金库，所以被诟病得最多。

制定“三互法”、设立侍中寺、开办鸿都门学以及惩治贪官，背后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抓权。

刘宏也想当一个手握大权、有所作为的好皇帝。可惜的是，他虽然是个皇帝，却孤掌难鸣。党人们不信任他，宦官们欺骗他，他的改革措施不是虎头蛇尾就是无法推行，像“三互法”，不断有官员给他出难题，说限制太多条件合适的官员实在挑不出来了，有的州郡长官久缺不补。

刘宏也知道宦官们干的种种丑事，但离开宦官他就更玩不转，还得紧紧地依靠着宦官。

现在，汉灵帝刘宏死了。

帝国少了一位文艺青年，桓灵时代也结束了。

桓灵时代确实算不上一个光明的时代。这个时代，宦官当权，奸臣阻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变民频起，国家风雨飘摇。总之，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恐怖的时代，但它也是一个孕育新时代的时代。

作为这个时代的两位掌门人，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确实不够称职，他们没有带领国家走向振兴，没有使正义得到弘扬，反而一次次亲信小人，压制贤良。他们自己生活奢侈，大起宫殿，安于享乐，为了聚敛财富，他们不仅加重赋税，还推行了卖官制度，使吏治彻底崩坏。

但是，他们的内心又充满了太多的无奈。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被别人操纵，没有亲人，没有真正的亲信，他们生活在没有亲情、没有安全感的皇宫里，时刻提防宦官，提防外戚，承受着党人的不理解和人民的埋怨。

在权力的争夺战中，他们学会了平衡术，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派之间的势力，借助一派力量打击另一派，没有永恒的同盟，只有不断增加的敌人。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都是在30多岁的年龄离开了这个世界。

◎宦官起内讧

皇帝驾崩，如果还没来得及立太子或者太子过于年幼，一般会紧急召见一个或几个最亲近的大臣到病床前嘱咐后事，称托孤。

被召见的大臣，就是托孤大臣。

汉灵帝虽然一直有病，但30多岁就去世，也算是突然。他的两个儿子都还小，更重要的是，没有正式立太子。

按照当时的情况，汉灵帝应该把何进叫来，向他托孤，但汉灵帝没有这么做，他秘密召来的是蹇硕。汉灵帝把蹇硕叫到病榻前，托付他照顾好爱子刘协（属协于蹇硕），蹇硕流着泪答应了。

汉灵帝交代完遗愿后就驾鹤归西了，蹇硕还算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当即决定，在外界还不知道天子驾崩的消息前发起迅雷行动，果断铲除皇后及大将军一党。

蹇硕召集了身边自认为可靠的人，做了精心布置，然后用已故天子的名义召何进入宫议事，计划在何进入宫后立即予以诛杀。

而在宫外，何进还不知道汉灵帝已死。他丝毫没有戒备，接到诏令，还像平时一样进宫。如果何进踏进宫门一步，他将永远无法回头，任何庞大的势力体系也阻挡不了物质上的毁灭，汉末以来发生的多次宫廷政变表明，只要找准要害处果断一击，蚂蚁也是可以轻松掀翻大象的。

历史，是可以创造的。

有条件，直接去创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再去创造！

眼看大事将成，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蹇硕一方出了叛徒。

有个名叫潘隐的宦官是何进安插在宫里的卧底，他得知蹇硕的阴谋后赶紧跑到宫门外，名义上是迎接大将军，其实是通风报信。

何进走到宫门前，潘隐不停地向他挤眉弄眼（迎而目之），何进终于会意，掉头就走。

蹇硕的计划，只差最后一步。

何进躲过一劫，到外面跟大家一商量，很快得出了共同结论：天子出了意外，蹇硕等人动手了。

多年以来，袁绍这些人等的就是这一天。袁绍马上告诉何进，宦官弑杀天子，将要造反，得赶快采取行动将其一网打尽。

何进虽然大权在握，但他的魄力和能力顶多当个河南尹，关键时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所以对袁绍的任何建议都是无条件接受。

何进立即进行了部署，宫外和城外的部队除了西园军就是北军，基本上都掌握在他和弟弟何苗的手中，局势是可以控制的。为了更安全一些，何进住进城外的北军大营，北军联席参谋长（北军中侯）刘表在那里迎接他。何进一到北军，就对外声称有病，拒绝进宫。

经过两天的僵持，蹇硕知道大势已去，只得对外发布汉灵帝驾崩的消息。

于是，汉灵帝的长子、何进的外甥刘辩顺利继位，时年14岁，由于他后来中途退位，没有庙号，故史称少帝。少帝下诏，尊母亲何皇后为皇太后，由何太后临朝主政，改年号为光熹。

汉灵帝的另一个儿子，时年九岁的刘协被封为渤海王。

少帝还发布诏书，擢升袁绍的叔父袁隗为太傅，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同时辅政（参录尚书事）。太傅是个不常设的职务，地位比三公高，不过偏重于荣誉。袁隗之前已担任过三公，就任太傅前的职务的是“四方将军”之一的后将军。

这一幕，几乎是21年前的翻版，当时也是旧帝驾崩、新帝继位，当时的外戚是窦武，职务也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当时的党人领袖是陈番，职务也是太傅。

当时，外戚和党人联手，共同对付宦官。

对蹇硕来说，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还糟糕，那时候宦官虽然处于劣势，但他们是团结的，而现在后宫的情况大不一样。

现在宦官的实际头目是张让、赵忠，并不是他蹇硕，张让跟何家是亲戚，一向力挺何太后和何大将军，双方已结成政治同盟。而赵忠也与何家关系良好，汉灵帝想废后时，是他出面张罗挽回了局面。

蹇硕异军突起，张让、赵忠看在眼里，没有任何表示，汉灵帝驾崩，蹇硕背后的靠山倒了。

蹇硕还想做最后抗争，他分别写信给赵忠、郭胜、宋典等宦官头目，想把他们拉过来。

蹇硕在信中写道：“何进兄弟控制朝廷，独断专行，而今更与袁绍等奸党通谋，要诛杀先帝左右的亲信，消灭宦官，只因我身兼西园上军校尉，才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情势危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关闭宫门，下诏逮捕何进，予以诛杀（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

这封信没有写给张让，大概在蹇硕看来，张让已经和何家人结成了一体，动员他跟何进兄妹斗，只能坏事。

但蹇硕显然还不完全了解后宫秘史。郭胜是什么人？他是何太后、何大将军的同乡，当年何太后还是南阳郡屠户家的女儿，因为贿赂了郭胜才进的宫，现在自然不会去理他。

赵忠更绝，干脆把蹇硕的信呈给了何进（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何进迟早是要对蹇硕动手的，现在有了人证和物证，动手就合情合法了。

四月二十五日，就在汉灵帝驾崩半个月后，何进下令逮捕蹇硕及其同党，处死。

何皇后晋升为何太后，后宫里一时有了两个太后，按理董太后应被称为太皇太后，她的侄子董重仍然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他们是汉灵帝的至亲骨肉，不同于蹇硕那样的人，是杀是留，何进兄妹并没有想好。

但是，太皇太后和骠骑将军这一对姑侄组合并没有看清眼下的局势对他们相当不利而且凶险，还试图与太后和大将军兄妹组合一争高下。

结果可想而知。姑侄组合完败于兄妹组合，何进与三公以及弟弟车骑将军何苗联名上奏：“孝仁皇后派前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人跟州郡来往，大量搜刮珍宝财物，都藏在西园。按照制度，藩王的后妃不得留在京师，车马服饰、饮食起居也有差别，所以奏请将孝仁皇后由永乐宫迁回本国。”

孝仁皇后是汉灵帝掌权后为母亲上的尊号，夏恽、封谞等人犯的事是否和她有关，无法考证，不过她和儿子汉灵帝一样贪财好利是不争的事实，在西园也有她专属的小金库，奏书上说的大致也不错。

奏书上达，少帝批准。

五月六日，何进发兵包围骠骑将军府，逮捕董重，就地免职，董重自杀。次月，太皇太后在忧虑恐惧中死去，有的史书认为她是自杀，但大多数史书并不认可。在此之前，太皇太后的哥哥、曾任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的董宠，因为打着妹妹的旗号办私事，已被下狱处死。

河间国解渎亭侯刘苌死后，他的妻子、儿子因为特殊的机缘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如今又彻底退出了。

◎袁绍要搞“兵谏”

至此，何大将军及何太后完全满意了。

南阳屠户出身的这一家人，此时才算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可惜，他们想错了。

何太后和何大将军想的只是如何使势力更加巩固，维护好有血缘关系的皇帝的大统，让宦官更加忠心耿耿，并尽可能争取到士大夫的认同和支持。

然而，对袁绍等人来说，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怎么能就此收手呢？如果仅仅换了个皇帝、换了一拨外戚，那与前朝又有什么区别？袁绍等人的目标是诛杀全部宦官，同时也不希望再出一个梁翼一样的外戚，把国家掌控于一人股掌之上。在追求政治理想的道路上他们实在等待得太久、太苦了，因而已经没有了太多的耐心。

就在大将军仍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时，他们接二连三地向大将军进言，要他一鼓作气，趁势诛杀所有宦官，然后改革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大将军犹豫起来。他不能说袁绍等人的主张没有道理，毕竟宦官的名声已经差到了极点。但是，具体到行动上，何进的革命热情显然小得多，他也向妹妹提出了诛杀宦官的建议，但是直接遭到何太后的坚决反对，兄弟何苗也不赞成他这样做，大将军一时没了主意。

如果没有袁绍等人不依不饶地坚决要除掉宦官，何进此时肯定会选择收手，说不定还要想点办法与张让、赵忠这些宦官修补一下感情，在宫里彻底巩固起何家的地位。

但袁绍他们的态度太坚决了，而且不是袁绍一个人，大将军信任的人几乎都跟袁绍一个声音，如果不拿出实际行动来，何进担心会失去他们的支持。

袁绍对何进说：“之前窦武欲诛除宦官但反为所害，是因为他们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坐言语漏泄），另外北军五营的兵士提起宦官都害怕，窦武反而依靠他们，所以失败了。现在，大将军兄弟都掌握劲兵，麾下将领都是俊杰，而且愿意尽力拼死，所以一切都在掌握，这是上天赐予的绝好时机（此天赞之时）！将军应该立即下定决心，为天下除害，以垂名后世，机会不多，不可失啊！”

何进有些不情愿，不过拗不过袁绍，只好再次进宫跟妹妹商量，按照袁绍等人的意见，向太后提出尽罢宫里的宦官，用三署郎来顶替他们。

何太后不同意：“宦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都是这样，这是汉家的传统，不能废。而且，先帝新弃天下，让我在宫里和士人共处，算怎么回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

何进说不过妹妹，只好出来再跟袁绍商量：“能不能只诛杀其中民怨较大的宦官，对其他宦官予以宽赦？”

袁绍听完坚决反对：“不行，要做就要斩草除根，否则后患无穷。”

大将军为难起来：“我也同意对宦官全部诛杀，可皇太后不答应，这可如何是好？”

袁绍看出来皇太后只是大将军的借口，要想让何进没有退路，不用点狠招还真不行。

袁绍给何进出了个主意，招外兵入京以胁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

事实证明，对何大将军而言，这是个很馊的主意，这个主意最终要了他和他整个家族的命。

但是，在袁绍等人的面前，何进明显智商不足，他没有看出袁绍的私心，批准了这个行动计划。

袁绍的私心是，把局势弄得再混乱一些，于乱中寻找机会。他的具体计划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渠道，迅速向京师周围各实力派人士发出信息，让他们即刻带兵入京。

这个计划是非常冒险的。京师之所以还在可控范围内，缘于洛阳四周设立了八个关口，像八道大门紧紧护卫着京师的安全，东汉自建国之后，还没有一支朝廷中央军以外的军队，在事先不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能进入八关之内。

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大量的外军拥入，不知道洛阳会是什么样？对于袁绍这个所谓的“兵谏计划”，就连同一阵营内也有很多人反对。

在何进亲自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陈琳、朝廷监察专员（侍御史）郑泰、朝廷参事室参事（尚书）卢植等人都表示了不同意见。

陈琳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很有政治头脑，他进言：“有一句谚语叫‘掩目捕雀’，意思是对于小事尚不能通过欺诈的手段解决，何况国家大事？现在将军您总揽皇威，手握重兵，龙骧虎步，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就像用烈火去烧毛发一样（犹鼓洪炉燎毛发耳）。现在应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那样自然天人顺应。现在反而放下手中的利器，向外兵求援，等到大兵会集京师，将是强者为雄，这就好像倒着拿干和戈，把枪杆子交给别人（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陈琳的结论是，如果非引外兵入京，绝不会成功，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后来发生的事跟他预料的一模一样。

但是，何进已被袁绍洗脑，或者是被袁绍缠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陈琳的建议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西园军师长（典军校尉）曹操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宦官制度自古就有，只不过是君王把权力交给了他们，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管理疏失。当前应该惩治首恶，而做这项工作，派个狱卒就能完成，何必招外将入京呢？而且，要全部消灭宦官，这件事很容易就泄密，最后只会失败（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这些反对意见没能阻挡袁绍的计划，何进还是批准了招外兵入京的方案。

袁绍高兴地领了命令，他也知道这个计划很冒险，但他大概也和“奔走之友”们仔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控制风险的办法。那就是，他们准备招来的外兵是经过筛选的，都是在他们控制之中的。

只等这些兄弟带兵入京，袁绍就可以实施另外一个计划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汉灵帝驾崩，大将军诛杀蹇硕和董重，太皇太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大将军的外甥如愿登上了皇位，看似风光无限的何氏一族，却因此面临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切都源于民意。

汉灵帝尽管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但他的地位在一般人心中还是至高无上和不可替代的，作为汉灵帝的生母，太皇太后无论有再多的过错，也不应该在儿子尸骨未寒时被迫害致死，这件事后，何氏开始慢慢失去了人心（民间由是不附何氏）。

民意的变化进一步抬高了袁氏的声望。袁氏几世的积累与袁绍的个人号召力形成了完美结合，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的局势要稳住，看的不是大将军，而是袁绍。

少帝继位后，袁绍又有了一个新职务——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部是东汉13个州里的一个，管辖范围东自洛阳西至长安，是帝国的核心地带。司隶校尉相当于天下第一州牧，是河南尹的上级。

袁绍前一阵派了不少人到各地募兵，现在大致都有了一些成果，这次引外兵入京，就是给这些人一个合法的理由来到洛阳。这些人包括张邈、鲍信、王匡，以及张杨、张辽、毌丘毅等，他们都是袁绍的铁杆支持者。

还有并州刺史丁原、东郡太守桥瑁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经过前一阵子的秘密联络，也都表示支持袁绍。

所以，对袁绍来说，引外兵入京是一个必需的步骤，只有拥护袁绍的这些人带着人马到了洛阳，袁绍的软实力才能成为硬实力，在与宦官的角逐中才能真正占据上风。

而且，只有袁绍身边最为亲密的几个人才知道，此时的袁绍并没有把宦官作为主要对手。正如曹操所说，杀宦官只需要派一队人马进宫就行了，根本不用费这么大的事。

袁绍心中主要的对手是何进。他看得出来，何进兄妹骨子里是想跟宦官站在一起的，只是还有些羞羞答答，一旦势力版图发生变化，何进和宦官占据了上风，他们自然会走到一起，来个第三次“党锢之祸”也不是不可能的。

袁绍的这一狠招，其实是给何大将军准备的。

◎洛阳成了火药桶

袁绍担心大将军回过味来反悔就不好办了，于是赶紧派人分赴各地，传达率兵进京的命令。

袁绍计划召来的有以下几路人马：

并州刺史丁原所部，之前丁原的两个手下张杨、张辽已经率1000人赶到了洛阳附近，现在丁原本人也将率并州军前来；

骑兵旅旅长（骑都尉）鲍信从泰山郡招募的人马；

大将军府处长（大将军掾）王匡从徐州刺史部招募的人马；

旅长（都尉）毌丘毅从丹阳郡招募的人马，其中包括刘备、关羽、张飞等人；

东郡太守桥瑁所部。

从当时洛阳的情况看，要引外兵入京，似乎应该先从相邻的豫州、兖州、荆州等几个刺史部调兵，而上面这几路人马，除了丁原还算是正规的“外兵”，其他都属于临时拼凑的队伍。虽然不正规，但都是袁绍的人，这是召他们来洛阳的原因。

如果只有以上这几路人马，袁绍的计划也就成功了。可惜，还有一路。

这一路就是董卓，一个让袁绍又爱又恨的人。

成为军阀的董卓，随着实力的上升，野心也在急遽膨胀，其情形有点像发迹后的袁世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拥兵自重，朝廷指挥不动，得哄着才行。

随着董太后一族在朝廷被清算，和董太后走得很近的董卓也受到了牵连，何进当然还不敢对董卓直接开杀戒，而是改任他为宫廷事务部部长（少府），想以此解除他的兵权。

这个任命被董卓公然拒绝了。

在帝国300多年的历史上，这种事还很少发生。

但是，此时的朝廷拿董卓毫无办法。为防止董卓所部哗变，跟韩遂、马腾搞到一块，朝廷只得放低姿态主动和董卓协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改任他为并州牧，还附带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他带领一支部队前去上任。

并州刺史丁原正忙着率兵南下，朝廷免去了他的刺史职务，改任他为旅长（武猛都尉）。为什么军职这么低？这跟刺史的品秩有关，刺史不是州牧，论品秩跟县令一样。

董卓勉强接受了新任命，从嫡系人马里挑选了3000名精锐，赴并州刺史部上任。他们一行慢慢悠悠，因为董卓想一边走一边观察形势。

在要不要招董卓来洛阳这个问题上，袁绍的核心智囊们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让这个凉州军阀来，这厮一向缺乏组织纪律性，手下军士没有教养、野蛮成性、不好驾驭，让他们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凉州军有强悍暴虐的名声，对宦官的压力才足够大。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肯定脑子进了水。引兵入京对付宦官只是个幌子，这一点除了还在犯糊涂的何进外，其他人心里都很清楚，所以这是个伪命题。

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用伪命题推出的结论，也必是毫无价值的。凉州军一旦来到洛阳，引狼入室才是真正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此，一身精明的袁绍难道没考虑过吗？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招来了凉州军人，把国家弄得大乱，他自己以及整个家族也因此遭殃。

那一刻，袁绍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费解的谜。

如果试图破解一下，也许可以这么看。

袁绍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脑子也没有进水。尽管曹操、陈琳、郑泰等人反对他的计划，但这几个人并不是他的核心智囊团成员，想必有更多的意见对袁绍的计划是支持的。

有些话，袁绍和他的核心智囊们不想明说。董卓跟刚刚死去的董太后是同宗，在感情上必然反感何进，此时的宦官并不是袁绍重点打击的目标，袁绍的剑已经暗中指向了何进，对于这一点，一般的人尚难以觉察。

要打倒何进这头大象，只放进几匹狼来还不行，而且得放进来一只饿虎。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董卓在袁隗手下干过，脑袋上有“袁氏故吏”这个标签，尽管他内心未必有太多的敬意，但公开与袁家为敌，他还干不出来。

所以，尽管有人认为把董卓招来是件不靠谱的事，袁绍还是通知了他。

袁绍想错了，他了解自己，却不了解别人。

现在的董卓已经不是给袁家当马仔的董卓了，翻脸的速度比谁都快，不管是老领导还是老部下，只要惹他不痛快，举刀就剁。

第五章　乱中夺权

◎大将军的苦恼

走在半路上，董卓接到了何进签署的命令，要他不要去并州了，而是领兵来洛阳。

尽管命令只是让他去洛阳，并没有告诉他此行的任务，但董卓还是马上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当时队伍已行进到河东郡的安邑，董卓下令立刻掉转方向，向南渡过黄河，朝函谷关开来。

这支凉州军虽然只有3000人，但都是骑兵，行动迅速。

直到这时，何进才冷静下来想后面的事，当他想到董卓这个凉州大汉时，脑子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何进大概此时才突然想起来，这厮原来也姓董！

想到这些，何进的脊背上冒出不少冷汗，这时董卓的队伍已开到了渑池附近，距洛阳只有200里路程了。

何进急了，不再跟袁绍商量，马上派人带着少帝刘辩的诏书迎头挡住董卓，让他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听候调遣。

何进知道董卓一向有抗命的习惯，不合他的意，不要说拒不执行命令，弄不好派去的人也回不来，所以他派了种劭前去。

种劭是已故度辽将军种暠的孙子，董卓也曾在种暠手下干过，是“种氏故吏”，何进抬出老领导来压董卓，看来真是急眼了。

种劭传达汉灵帝的诏书，命董卓所部向后撤。

但对方既然是董卓，老领导本人来了也没用，抗诏对董卓不是第一次了，这一回仍然没有例外。

情况发生了变化，董卓不知道原因，但他不想放弃进入洛阳的计划。于是，董卓耍起了流氓，鼓动手下人威逼种劭（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劭）。

种劭的爷爷种暠跟梁冀斗过争，跟羌人打过仗，当过三公，在凉州各族百姓中享有盛名，种劭不如他爷爷，但也不是能轻易能吓住的。种劭大声叱责凉州军人，居然把他们镇住了，种劭又去责问董卓，董卓一时理屈，只好答应不再前进，向后退。

这暴露出军阀董卓的一个弱点：玩武的行，玩文的还不行。

不过，说是撤退，也没有走远，董卓命所部驻扎在洛阳以西的夕阳亭，静观京城的变化。

听说凉州军就在跟前了，洛阳城内人心惶惶。

在宫里的何太后也吃了一惊，想到因为自己偏袒宦官竟然招来了外兵入京，惊吓之余，何太后传下话来要遣散宫里所有宦官，让他们回到宫外各自家中。

戒备森严的皇宫目前是宦官们最后的避难所，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比以往，外面到处都在声讨宦官，一旦离开皇宫，他们无异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宦官们跑到大将军府外跪了一大片，他们痛哭流涕，叩头请罪。尤其是张让，已经跟何家联姻，论起来还是大将军和太后的长辈，此时也可怜兮兮的，跪着求一条活路。

张让还把儿媳妇，也就是何太后的妹妹叫来，跪下求情：“老臣有罪，应当和你一同回到咱们自己的家。但一想到累世受恩，现在将远离后宫，心里不依不舍，只想最后再进宫值班一次（愿复一入直），再伺候一下太后、陛下，之后回到家，纵然弃尸沟壑，也可以无恨了！”

张让的儿媳妇进宫，在母亲舞阳君面前哭诉，舞阳君又去找女儿何太后，何太后以太后的名义发布谕令，让宦官们暂时回到宫中。

袁绍当然不甘心，他鼓动何进，无论如何要说服太后下决心诛杀宦官。

袁绍这小子软硬兼施，在何进面前也不再那么低三下四了。袁绍告诉何进，必须抓住机会诛杀宦官，给天下一个交代（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

袁绍甚至威胁何进：“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如果再犹豫就会发生变化，错过了机会大祸就会临头（事留变生，后机祸至）！”

但何进仍然犹豫。为了安抚袁绍，他让袁绍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安排洛阳县派一些有谋略又配备了武装的人员负责监视宦官们的一举一动（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让袁绍的弟弟袁术以禁卫军师长（虎贲中郎将）的身份挑选200名虎贲军，负责皇宫的守卫。

何进心里乱糟糟的，特别烦。

一边是宦官和妹妹，一边是唠唠叨叨的袁绍一群人，双方互不相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让他左右为难。

除了妹妹，弟弟何苗和母亲舞阳君也站在了宦官这边。宦官们经常向何苗、舞阳君行贿。听说何进要诛杀宦官，他们都帮助宦官说话。

宦官们还在太后面前挑拨说：“大将军专门对左右的人开刀，这是削弱自己的权力（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

言下之意，宦官才是自己人，大将军不分里外，反而杀他们，这是被人利用了。对于这样的说法，太后也相信了，所以对何进诛杀宦官的建议坚决反对。

何苗劝哥哥说：“咱们家从南阳郡来，开始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俱以贫贱），依靠着宦官才既富且贵。国家大事谈何容易，水一旦泼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你应当深思，赶紧和宦官讲和（且与省内和也）！”

听了妹妹、弟弟以及母亲的这些话，何进更下不了决心了。

从何进自身来说，他对宦官本能地既敬又怕（素敬惮之），这种潜意识已深入骨髓。现在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仍然不能摆脱内心里对宦官的恐惧，让他向宦官全面开战，他的智商纵然够，胆商也不够。

这时，妹妹从宫里让人传出话来，要他进宫商议该怎么办。

◎溅在宫门上的血

这一年夏天，洛阳一连下了80多天的连阴雨（霖雨八十余日），算起来，就是从夏天一直下到了秋天。

这场雨不是为汉灵帝去世而下的，这场雨更像是给五行学家们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此后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来点自然灾害、灵异现象做注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当年外戚梁冀被诛杀时也下了几十天连阴雨，外戚窦武被杀时，也是几十天阴雨不断。

如今，这个雨要为谁而下呢？

何进抬头望了望洛阳的天空，心里也像被厚厚的云层压着那样轻松不起来。何进隐约感到他被利用了，从头到尾都在被人操纵。但是，现在他似乎已经无计可施，如果他再偏袒宦官，就会被划为宦官的同党。

何进决定利用这次进宫的机会，再和妹妹商量一下。

听说何进这时候还要进宫，袁绍赶紧来阻止，让何进千万别进宫（可勿入宫）。

何进开始听从了袁绍的建议，但不久又改变了主意（进纳其言，后更狐疑），还是决定进宫一趟，其中的原因不详。

像往常一样，何进只身一人从南宫的西门——白虎门进宫，何太后、少帝刘辩和刚被封为陈留王的刘协，此时都住在南宫。按照规矩，何进的随从不能进宫，于是，何进让部将吴匡和张璋带领随行的警卫，在宫门外等候。

何进入了宫，宫门关闭。吴匡和张璋以及忠于大将军的200名警卫列队于白虎门外等候。

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宫门开启，吴匡和张璋有点儿急了。大将军不会出事吧？

这时他们才认真地想了想，此时宫里有上千名宦官，大将军此次进宫，就是商议怎么除掉他们。如果消息让宦官们知道了……

不幸的是，宦官们确实知道了。

蹇硕死后，宦官们停止了内斗，重新团结在张让、赵忠、段珪等人跟前。面对宫外的杀气，他们明白，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他们一边在张让的带领下继续不停地向何太后哭诉、求情，一边派出耳目打探宫外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来，何进、袁绍已下决心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不留，何进马上将进宫与太后商议此事。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暂时的恐惧之后，是临死前的激愤。

袁绍想杀我们，可以理解。你何进也想来杀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是何家的恩人，没有我们就没有你何家的今天。

恐惧变成仇恨，就是死也要在临死前把何进这小子剁了！

而何进居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何进进了宫，当地路过嘉德殿的时候，事先埋伏好的宦官们一拥而上，他们手中举着刀，连喊带骂，群情激愤，一阵乱刀就把何进给杀了。

何进临死前，张让当面责问他：“天下昏乱，也不单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先帝曾和太后发生不愉快的事，太后差点儿被废，是我们流着泪向先帝求情，又出了几千钱让先帝高兴，这才渡过危机。我们这样做，只是想依托你们何氏而已，现在你居然要消灭我们，岂不是太过分了？”

张让越说越气，最后愤怒地质问道：“你说宫里面丑陋污秽，那你说说，宫外面的公卿百官谁又是廉洁的（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

砍何进第一刀的是个叫渠穆的宦官。

这一天是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五日。

◎局面顿时失控

何进被杀，留下了一个谜。

宦官们的情报是哪里来的？谁给宦官们通的风报的信？

从何进杀宦官的计划，到这一天何进到宫里来的时间、路线，宦官们似乎都事先很清楚，所以让何进死得很顺利。

太顺利的事，就不由得不多想。

这个谜团还没有解开，下来的事更让人得多想了。

何进被杀后，他的人头被扔出宫来，守候在宫外的吴匡和张璋才知道大将军已遭不测。

史书的另一个说法是，张让、段珪等人杀了何进后，还试图发动政变，扳回这一局。

他们伪造诏书，撤销袁绍的司隶校尉职务，由原太尉樊陵担任司隶校尉，原宫廷事务部部长（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天子的诏书须由设在宫里的朝廷秘书局（尚书台）发布，尚书台的秘书们不敢相信，他们提出要见大将军本人再说（请大将军出共议）。

宦官们把何进的脑袋扔给尚书台的秘书们看：

“何进谋反，已伏诛了！”

宦官们的伪诏大概并没来得及送出宫，守卫在宫外的吴匡、张璋得知情况发生了骤变，震惊之余想下令攻门，但又拿不定主意，毕竟这是皇宫。

正在这时，他们的援军神秘地出现了。

来的是袁术，他的职责就是守卫皇宫，而现在他直接下令进攻皇宫。袁术对这座宫城应该再熟悉不过，但攻打皇宫的行动开始并不顺利。

当袁术指挥吴匡、张璋以及自己手下的200名虎贲勇士向皇宫发起进攻时，发现宫墙高大，又环绕着护城河，而他们都是轻装而来，没有带攻城的装备，费了半天劲，居然没打进去。

这为里面的人争取到了逃亡的时间。张让、段珪指挥宦官裹胁着何太后、少帝和陈留王从南北两宫中间的复道逃往北宫。

这种复道类似于过街天桥，连接南宫和北宫。

到了复道上，发现下面有人喊话，仔细一看是朝廷秘书局部门负责人之一（尚书）卢植。

尚书台的办公地点在北宫，听到南宫大乱，经验丰富的卢植先跑出北宫，不知道从哪里找过来一把长矛，卢将军要只身护驾。到了南北宫之间，恰好遇到复道上逃亡的一群人。

卢将军的威名远远胜过手中的长矛，张让等人一慌，把何太后给推了下去，卢植赶紧去救何太后，上面的人趁机跑到北宫。

袁术指挥的人随后杀到，眼见攻城不顺，这小子让人四处放火，一副唯恐不够乱的架势。

袁术同时下令，见到宦官就杀，一个不留。

后宫里除了宦官还有不少由士人任职的办事机构，如尚书台、侍中寺等，但局势已经完全乱了，来不及辨别，只要没胡子的全都遭了殃。

何苗听说哥哥死了，既悲又惊，赶紧领一部分人马向皇宫开来，遇到了袁术指挥的人，双方合兵一处，看到宫里乱哄哄的，又燃起了大火，就先屯兵在朱雀阙下。

在这里，发现了正往外逃的宦官头目赵忠，把他杀了。

事后统计，在这场混乱中共有2000多人被杀。

朝中的重要官员多住在南、北两宫周边，这么大的动静当然早就被惊动了，他们都知道宫里出了大事，但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都茫然不知所措。

只有两个人很镇定，一个是司隶校尉袁绍，一个是太傅袁隗。

何进死后，袁隗成了朝官的首领，袁绍立即与袁隗联手，成立应急指挥部，对外发布一道道命令，让袁术、曹操、王允等自己人迅速掌控各要害之处。樊陵、许相是宦官的人，袁绍和叔父假传诏书，把他们抓起来杀了。

袁绍顾不上组织人到宫里救火，也来不及贴安民告示，他更着急办另一件大事，他要把何进的弟弟何苗先收拾了。

这件事确实很重要，因为何苗知道很多机密，对于哥哥的被杀，日后何苗一定有话要说。袁绍不能给他机会，在他的授意和挑拨下，平时与何苗有矛盾的何进的部将吴匡，带人趁乱把何苗杀了。

何苗的身份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何进新亡，只要何苗还在，还是一面旗帜，袁绍一定觉得何苗碍事。

何苗手下的车骑将军府秘书长（车骑将军长史）乐隐也一同遇害。乐隐本是个学者，他有一个学生也在洛阳，看到老师遇害，这个学生就跟人收殓起老师的遗体，然后藏起来送归老师家乡冀州刺史部安葬。这个人名叫牵招，日后也有一番作为。

现在，袁绍一心忙着搞这些事，宫里那边就相对松懈，居然隔了一天，到八月二十七日，仍然没有找到天子及张让、段珪等人。

后来发现，张让、段珪等少数宦官带着少帝和陈留王已经从北宫的北门谷门突围而出，向黄河渡口小平津方向跑去了。

看来他们想要渡河北上。

过黄河不远就是冀州的地盘，那里黄巾军余党活动频繁，如果天子落入他们的手里，问题就复杂了。

◎最后的宦官

在袁隗、袁绍等人的主持下，迅速组成了多支搜救部队，沿路寻找天子一行。

一位名叫闵贡的地方官带领的搜救队最先发现了天子一行，这时他们已到达黄河边。

张让、段珪等数十名宦官眼见无路可逃，纷纷跳入黄河自杀。

闵贡等保护惊慌失措的少帝和陈留王往回走。这时应该是深夜，半路上他们遇上一支疾驰而来的军队，带队的正是董卓，在董卓的保护下，天子回到洛阳。

得知天子安然无恙的消息，袁绍长长地舒了口气。在他整个计划中，天子的安危是最关键的一环，一旦天子出现不测，那将无法收场，他就可能从挽狂澜于既倒的忠臣变成千古罪人。

天子平安地回到宫中，舅舅被杀、母亲受伤、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让这个14岁的少年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

对袁绍来说，计划出现了很多意外，但结果却是最好的。

宦官们都死了。更重要的是，何进也死了。

长久以来，士人们心中挥不去的痛，一是宦官弄权，二是外戚当道。如今，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这两座大山就被掀到了一旁。

宦官制度自周朝就有了，但一开始仅限于干个门卫、打扫个卫生、当个勤务员什么的。这个人群没有太高的文化素养，加上身体有残缺，因而有强烈的自卑感，所以没有什么地位。宦官得势起于秦朝，出了一个让同行引以为傲的人物——赵高。赵高被秦始皇信任，恰恰源于宦官的弱点——无后和卑贱。

历史上有一些帝王，专门喜欢用无后的人。不仅限于宦官，对于一般士人，如果没有后代也会令这些帝王格外看中，大概他们认为无后的人野心相对小，势力相对薄弱，容易驾驭。

宦官的卑贱，决定了他们可以大权在握，可以一呼百应，却无法站在道德的殿堂里趾高气扬。所以，在整个古代，有搞兵变的，有和平演变的，也有逼人禅让的……在这些勾当里，宦官通常是从犯，却不是主谋，因为他们的野心还撑不起想当皇帝的梦想。

历史上唯一的宦官皇上，据说是曹操的爷爷曹腾，是他的重孙子曹丕当了皇帝后追授的。

对君王来说，宦官即使专权，威胁也比士人小，所以宦官更容易被重用，在东汉更是如此。

东汉的皇室婚姻制度有点儿问题，专挑世家大族、功臣之后联姻，结果造成了若干家强势外戚的出现。外戚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太后临朝称制在东汉轮番上演，而要演好这些戏，也离不开宦官的配合。

宦官很容易爬上高位甚至权力的顶峰。这是一群缺少深厚学养和道德积淀的家伙，他们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在乎对富贵权势的预期收益，只在乎当期利益的取得，所以在政治操守上，更表现为急功近利和对道德、伦理的轻视。

他们长期生活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抬头看到的只是那一小片天，生活区域狭小，见识短浅，让他们显得愚蠢和狭隘。他们没有节操，因为在后宫这样的地方，有节操的人无法生存。他们是充满自卑的一群人，所以更容易激起仇恨和反复。

东汉帝国就是被这群人玩弄了上百年。尽管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蔡伦、吕强这样有才识和品德的人，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小群体。

物极必反，一切总有了结。

随着张让、段珪、赵忠等一批有名的宦官在短短几天内死去，这个群体将暂时从历史舞台中央的位置淡出。宦官制度还将存在，但宦官专政的事暂时没了。

袁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历史如果是公允的，一定要记上这一笔！

现在，袁绍考虑的是如何收拾残局。首先，一定把各路奉诏而来的外兵安顿好，包括董卓，以及王匡、桥瑁、鲍信、丁原等人，不太好办的是董卓，这个人虽说是“袁氏故吏”，但看来政治道德较差，野心不小，还得哄着办，实在不行就给他个车骑将军、封个县侯什么的，让他继续待在凉州打羌人吧。

其他的事就都好办了。叔父袁隗的这个招牌还要用，自己这些年来网罗的这批人，无论是武的还是文的，正好派上用场。在没有外戚、没有宦官的情况下，大汉王朝一定会走向正轨，而自己就是那个中兴之臣，跟陈平、萧何、霍光一样青史扬名。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袁绍还在想，这不是春秋大梦，这是现实，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未来。

◎董卓捷足先登

宦官们投河而死时正值深夜，14岁的少帝刘辩跟只有9岁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兄弟俩摸着黑，借着萤火虫的微弱光亮往前走（逐萤火而行）。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又在漆黑的野外，尽管天气还不算太冷，但对两个从未出过皇宫的少年来说，这恐怕是最恐怖也最难忘的一夜了。

走了几里地，才找到了一个农家。

当农人听说眼前这两个少年就是当今天子和他的弟弟时，差点儿被吓死。但俩人的穿戴作不了假，农人相信了，他家里有一辆干农活、没有篷子的车（露车），就用这辆车拉着少帝和陈留王回洛阳。

半路上遇到了几个人，是本地地方官、河南尹的属下（河南中部掾）闵贡带着人在找他们，看到他们受到了惊吓，又饥饿又疲惫，闵贡决定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说。

史书还有一个说法，说闵贡是在黄河边上遇到的少帝一行。当时宦官还在，闵贡率手下与宦官们展开了搏斗，宦官们是一群四体不勤的人，根本不是对手，闵贡一个人就亲手杀了几名宦官（贡至，手斩数人），其余的人见求生无望，才投河而死。

附近有一处洛阳县管理的政府招待所（洛舍），闵贡便保护少帝和陈留王到那里休息。此地不宜久留，短暂休息后闵贡找来两匹马，少帝年长一些，独自骑一匹，闵贡抱着陈留王骑一匹，从洛舍出发回洛阳。

因救驾立了大功，闵贡后被提拔为尚书台高级秘书（郎中），封都亭侯。

一行人走到显阳苑时，遇到了董卓。率领3000名凉州精锐一路向东而来的董卓，与逃难中的少帝等人并非“不期而遇”，董卓是专门迎上来的。

董卓的凉州军这两天一直驻扎在洛阳以西的夕阳亭，听说城里突然乱了起来，又起了大火，董卓知道朝廷有重大事情发生，尽管没接到任何命令，他还是立即点齐人马向洛阳开来。

一路上董卓肯定也在不停地打探消息，大致弄清了事情的梗概，他本能地意识到，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小皇帝和陈留王，谁把他们掌握在手中，谁才有话语权。

听说宦官们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向北去了，董卓没有进洛阳城，而是朝东北方向急进，终于在袁绍等人的前面找到了少帝和陈留王。

这时，天亮了。

这是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早晨。

看到一身重装备、长得又有些吓人的凉州兵，少帝有些害怕，竟然哭了起来（帝望见卓兵涕泣）。

一行人继续前进，在邙山的北坡（北邙阪）遇到了以前太尉崔烈为首的公卿百官，崔烈等人赶紧恭迎少帝和陈留王回宫。

这时，公卿百官中有人提出凉州军不能进城，理由是少帝曾经发过诏书，让凉州军撤退（有诏却兵）。对此，董卓强硬回击：“你们这些人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陷于动荡，还有脸让我的人马撤退？”

看到董卓如此无理，崔烈亲自出面，让董卓回避。

崔烈是大学者，朝廷重臣，董卓一样不给面子：“我们一天一夜跑了300里，你说回避就回避？你信不信，我能砍掉你的脑袋（我不能断卿头邪）！”

大概董卓已经从前几天跟种劭打交道的事情上回过味来了，故意在崔烈面前把话说得很难听，简直是在骂街。这就对了，说理不是他的特长，想要镇住这些文人，他也就只会耍流氓了。

董卓一耍横，再也没人敢说话了。

回洛阳的路上，董卓还板起面孔教训起了少帝：“听说陛下让那些常侍、小黄门作乱，现在自取其祸，你的责任不小啊（为负不小邪）！”这是瞎扯，宦官作乱，少帝他爹有责任，少帝并没有责任。董卓是在给自己立威风。

少帝吓得直哭，董卓和他说话，他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了（语不可了）。

路上，董卓有点儿无聊，就对陈留王说：“我叫董卓，让我抱抱（我董卓也，从我抱来）！”说着就把陈留王抱到了自己的马上。董卓问陈留王昨天发生的事，陈留王一一回答，思路非常清楚，情节也没有遗漏，给董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惊惶了一夜的洛阳百官及民众听说天子、陈留王一行平安无事即将返回城里，都跑到谷门外。谷门外大道两边都是人，以太傅袁隗为首的百官及民众在这里迎接天子。

他们没有看到天子的仪仗，看到的是穿戴着重甲的凉州铁骑，这些士兵与洛阳官民平时见到的北军和虎贲、羽林卫士不同，他们看起来更加强壮和冷血。走在凉州骑兵最前面的是威风凛凛的董卓。此人有些胖，显得很壮硕，在他身后3000名甲士的帮衬下，更显得傲慢不羁。

不知站在路旁的袁绍看到这个情形，心头是不是掠过了某种不安？

天子被众人迎进了南宫，何太后受伤后也在南宫休养，朝廷大事现在就要看太傅袁隗等人如何安排了。

袁隗对主持国家大事毫无思想准备，他已是三公之上的上公，超越了同族中的前辈与同辈，足以在家族的光荣史上再续新的更耀眼的一笔，他只想在这个岗位上光荣退休，社稷江山如何治理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他也许不知道，仅仅不到三年，他将以叛臣家属的名义被砍头，在袁氏几世几公的历史上，这也是独一份。

现在，好在有侄子袁绍支撑着，袁隗还不太算慌乱。袁绍好像早有主意，他请叔父出面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公卿以及目前在洛阳的所有重要人物参加，包括董卓在内。

对于下一步如何安排董卓，袁绍没有想好，一切等到会上再看吧。

◎玩起了心理战

这时，有一个人比袁绍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刚从陈留郡募兵回来的鲍信。作为各路募兵队伍中最先抵达洛阳的一支，鲍信建议袁绍趁董卓的人马较少之际一举将其拿下，免生后患。

类似的话多年前孙坚曾跟张温讲过，但结果是一样的，袁绍的反应跟张温差不到哪儿去，他也有些害怕董卓，不敢动手（绍畏卓，不敢发）。

看来，一个人恶人如果恶得出了名，就是威力。

鲍信失望之下借口回去再征点儿兵，重返陈留郡去了。

如果采纳了鲍信的建议，拿下董卓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凉州军再能打，毕竟只有3000人，现在袁绍能掌握的人马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北军五营、西园军、朝廷的禁卫部队，还有陆续赶来洛阳的各路人马，大家一起动手，董卓就回不去了。

但是，现在的董卓已经是一头被喂饱的猛兽，他手下兵强马壮，到底有多少人马朝廷也不掌握，3000名铁骑显然只是一个零头，后面还有大批人马将陆续赶到。

如果跟董卓翻脸，凉州军就会以此为借口，攻占关中以至洛阳以西的地区，他们还会转而跟韩遂、马腾这些新崛起的反叛武装联手，整个帝国的西部将丧失。

袁绍不敢翻脸，也是对的。

由于袁绍胆气不足，丧失了清除董卓的唯一机会。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袁绍试图向董卓妥协，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先稳住这个武人，今后再找机会把他弄走。所以，会议的气氛还算融洽。

太傅袁槐首先建议，为纪念少帝安全返宫，应大赦天下，同时改年号光熹为昭宁。董卓表示同意，此议通过。

司隶校尉袁绍提议由王允担任河南尹。王允前一阵在外面流浪，最近回到了洛阳，这是个很有本事又不怕死的人，袁绍想把他安排到一个重要岗位上。董卓还人生地不熟，没意见，通过。

袁绍接着建议，为尽快稳定洛阳城内的治安状况，任命前并州刺史、现任旅长（武猛都尉）的丁原为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董卓也没有意见，通过。

轮到董卓提条件了，董卓只提了一个要求，凉州军远道而来，鞍马劳顿，现在大部分还在城外，希望安排到城内休整，同时也好协助丁原维护治安。

对于这样的建议，袁槐大概只能习惯性地看着袁绍，而袁绍恐怕脸上也只有一副茫然。

人家就这一个议案，你能否了吗？

也通过了。

这样，凉州军就合法地进驻到了洛阳城内。这其实比几个空头衔来得实在，董卓暂时向袁氏叔侄让步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洛阳城就那么大，一下子进来了3000人马，是一件格外招摇的事，但在董卓看来，这远远不够。

董卓去并州上任，按规定他只能自己去，顶多带几个警卫员、秘书啥的，后来经过跟朝廷讨价还价，允许他带少数凉州军前往，所以他能公开带出来的只有这3000人。此时他的旧部距这里最近的还在长安以西的右扶风郡一带，即使日夜赶路，没有十天半个月都到不了洛阳。董卓不是一个一味耍横的人，他也很有头脑，鲍信能看出来的问题，董卓自然也了然于心。如果后援不能迅速到位，他率领的就是一支孤军，袁绍什么时候想动手，他都跑不了。

所以，董卓还不能跟袁氏叔侄争权，先稳住他们，同时赶紧派人急令后续部队快速前来。在大队人马没来的这段空当里，董卓玩了一个小花招。

入夜，洛阳城已陷入沉寂，几队凉州军悄悄从各个城门出了城。次日，人们看到一队队凉州军打着旗、敲着鼓进城（陈旌鼓而入），凉州军对外放话，说他们的大队人马还在源源不断地来洛阳。

这一招很管用，大家都认为，董卓的人马要多少有多少。

董卓的心理战迅速收到了成效，何进、何苗以前的一些旧部在吴匡、张璋等人的带领下率先归顺了董卓。

袁绍不在意何进的死，甚至希望何进被消灭，但问题是何进死得太突然，让他无法有效地整合起何进留下来的所有部下。

毕竟何进有一些自己的嫡系，他们对袁绍的野心也有所警觉，在这些人看来，袁绍跟大将军并不是一条心，大将军死得如此蹊跷，背后有没有阴谋，值得怀疑。

袁绍和袁术还干了一件错事，让大家对他们更不信任。

何进被杀后，出于对时任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何苗的担心，袁绍和袁术鼓动何进的部下发动内讧把何苗杀了，这为袁绍试图整合何氏势力形成了决定性的障碍。

所以，只要董卓动动心思，不愁没人来投靠。

腰杆硬了，说话的口气也就硬了。董卓逐渐左右了话语权。

司空刘弘被罢免，理由是久不下雨，司空要承担责任（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刘弘）。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前一阵还在下雨，一口气下了80多天，哪来的“久不雨”？所以，真实的理由是，有人需要他的位子。

少帝发布诏书，任命董卓为司空。

没过两天，董卓觉得司空没啥意思，因为他听说太尉才是三公之首，于是又让少帝下诏改任他为太尉。

袁隗仍任太傅，但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不再提了。和曹操同乡又有姻亲关系的司徒丁宫也被免职，由杨赐的儿子杨彪接任。

袁绍仍然担任司隶校尉，但袁术的职务有了变动，由禁卫军师长（虎贲中郎将）改任后将军。一名师长直接升任战区司令，看起来挺美，实则暗降。

虎贲中郎将指挥天子的御林军，而后将军只是一个名号，在此时毫无意义。袁术掌握的兵权被剥夺了。

董卓还插手了西园军的事务。曹操此前是西园军的师长（典军校尉），现在改任骑兵旅旅长（骑都尉）。五年前曹操第一次从军，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所以这可以看作董卓夺取袁绍西园军指挥权的一项举动。

不敢翻脸，就得让步。

但是，你让一步，他就进一步；你不断地让，他就不断地进。一连串危险的信号让袁隗、袁绍明白，眼前这个董太尉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仰袁氏鼻息的小董了，对于最坏的结局，必须有充分的打算。

董卓在策反方面尝到了甜头，继续暗中拉拢袁绍周围的人。这让袁绍找到了对策。

不久，人们就发现过去围着袁绍转的一帮兄弟纷纷改换门庭，到了董太尉的身边。这些人包括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过去他们是“奔走之友”俱乐部的骨干成员，一转身成了董卓的幕僚。

何颙等人是如何赢得董卓信任的，细节不清楚，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只能说，何颙等人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此前他们就藏得很深，外人不太清楚他们跟袁绍的真实关系，董卓就更摸不准了。

另一方面，董卓也确实急需这样的人才。

董卓是个武夫，手下也都是武人，他最缺少的就是文人和谋士，干到了这个份上，董卓肯定不愿意只当一个割据军阀或者打打杀杀的混混，他有更大的理想，需要有头脑的人来帮助自己。这大概是何颙等人成功卧底的关键。

直到这时袁绍还打算跟董卓斗斗法，看一看将来到底谁才真的说了算。

可惜，他的这个想法随着一个人的出场，彻底破灭了。

◎吕布闪亮登场

众所周知，接下来要出场的人，名叫吕布。

一个扭转时局的关键性人物。

吕布是丁原的部下，丁原从并州刺史部来。该州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大部外加陕北、黄河的河套地区，地处边防区，常年有战事，一向出精兵。作为成体系的存在，除了凉州军就应该说是并州军了，丁原是目前来洛阳的这支并州军的总头领。

所以，丁原不是一名普通的前地方官员，由于麾下有支实力不容小觑的武装，他的政治热情一向很高。

丁原字建阳，并州刺史部本地人，50多岁。他出身贫寒，会写文章，少为县吏，但本质上是个武人，长得外表孔武，为人粗略，当时县境内常有贼寇出入，别人吓得不行，他毫无畏惧，不管贼人有多少，他都勇于上前，每每大呼大叫，令人畏惧。

他的这个特长被上司发现，于是转而从武，干过县丞、郡都尉等，又被派到洛阳执行过公务，从而开阔了眼界，顺便也和朝廷的一些人士有了交往。

丁原被任命为并州刺史，由于经常面对鲜卑人、北匈奴人的进犯，丁原手中掌握了一定的军队。此前何进派人四处招募人马，丁原积极响应，派手下张杨、张辽率一支人马到洛阳报到。

丁原和何进如何建立的联系不得而知，但他和袁绍的关系似乎很一般。

何进、袁绍正式召外兵入京，丁原所部是重要的一支，丁原于是改任旅长（武猛都尉），由他亲自率领南下黄河，来到洛阳。

现在，并州军至少有三支人马在洛阳，分别由张杨、张辽和丁原本人率领。在袁绍的支持下，丁原就任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是唯一能和凉州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自然成为董卓重点策反的对象。

但尝试了几下，丁原并不买账。

董卓没死心，转换了策反的目标。

董卓分析了丁原的几个主要手下，发现吕布是一个突破口。

吕布字奉先，并州刺史部五原郡人，关于他早年的事史书上没有太多记载，这方面的情况主要根据的是至今流传在他家乡一带的民间传说。

据说，吕布在家中排行老五，他的姥爷姓黄，是五原郡大户，从祖上起就在本地开设染房。五原郡那时属边境地区，有很多兵营，染出来的布可以卖给当兵的，所以生意不差。

吕布出生时，母亲正在姥爷家的染房里指挥染工们干活，结果吕布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由于事发仓促，他最后生在了一匹刚染好晾干的红布上，于是他被取名为吕布。

根据传说，吕布的爷爷名叫吕浩，是边防军的一名高级军官（校尉），吕布的父亲名叫吕良，子随父业，也从了军。

以上这些都是传说，正史不载。

正史里不提吕布的家史，说明他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而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成年后，吕布继承了祖父、父亲的职业，当起了军人。吕布很勇猛，擅长弓马，膂力过人，慢慢有了名气，在整个并州刺史部都很出名（以骁武给并州）。

这时，丁原来到并州当刺史，吕布到了丁原的手下，一开始担任什么职务不详。

丁原由刺史改任武猛都尉，手下需要一个办公室主任（主簿），就让吕布来担任。丁原率军南下洛阳，吕布随丁原行动。

根据史书提供的资料推测，吕布的年龄介于刘备和曹操之间，此时30岁左右。

丁原率吕布等人来到黄河北岸，按计划将从怀县附近渡河，之后迅速赶到洛阳城外。

渡河前，丁原给吕布交代了一个任务，让他率部先不渡河，而是沿黄河北岸向西展开，自孟津至平阴津，在这一二百里的地区尽量多安排人马，目的是制造声势，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好。

抢人、放火、敲鼓、呐喊，这些方法都行，而且越厉害越好，要让河对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丁原交代吕布，为了便于行动，他们可以冒充黑山伯。黑山伯就是黑山军，太行山里的变民武装。

吕布比较老实，就让手下的人穿上了黑山军的衣服，顺着黄河北岸向西，一路又烧又抢。

他们还装模作样地以黑山军的名义向朝廷上书，要求诛杀赵忠等宦官，又放火烧了黄河上平阴、河津两个渡口的一些房子，以此恐吓何太后（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

这都是些违法的事，丁原让吕布干，吕布一出道就学会了背黑锅。

丁原就任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后，吕布负责维护洛阳的治安和警备任务，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董卓发现吕布和丁原表面关系融洽，其实并不一条心，于是策反了吕布。

董卓策反吕布是巩固其在洛阳地位的最重要一环，随着吕布的倒戈，并州军被瓦解，董卓再也没有对手了。

这也是影响政治格局的一件大事，是董卓来到洛阳后最为得意的一笔，但吕布为什么反水？董卓给吕布承诺了什么条件？这些细节史书没有交代。

推测起来，无外乎是利用了吕布与丁原的分歧，外加吕布无法拒绝的诱惑。

从分歧方面说，表面上丁原和吕布关系很好，丁原对吕布非常信任（大见亲待），但这也许只是表面，丁、吕二人的关系也许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好，在史书中更没有二人是义父、义子关系的记载。

吕布是一员武将，在当时已经有了“飞将”的名声（号为飞将），据推测，吕布手下的几位骨干将领，如魏续、宋宪、高顺等人，都是在并州时期就开始追随吕布的。

在丁原来并州刺史部前，吕布已经成名，并且有了自己的嫡系，不把吕布摆平，丁原在并州军中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如果丁原产生了解除吕布实权的想法，也在意料之中。吕布不是办公室主任（主簿）的合适人选，丁原让他担任主簿或许出于夺取兵权的需要。除此之外，丁原命吕布扮黑山军杀人放火，也是吕布与丁原产生分歧的一个原因。

◎无法拒绝的诱惑

当然，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让吕布杀了领导去投敌。

董卓策反吕布，一定给他开出了充满诱惑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一匹名叫赤兔的马。

赤兔马确实见诸史书，不过它第一次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现在有没有这匹马是个很大的疑问。即使有，要办这么大的事，一匹马显然不够分量。

吕布杀了丁原，事后被提拔为骑兵旅旅长（骑都尉），不久又升任师长（中郎将），封都亭侯，这大概算董卓事先开出的条件吧。但是，杀害顶头上司反水，这样的事不仅冒险而且必然留下骂名。升官、封侯只能算这桩交易的一个条件，似乎还不能构成绝对的诱惑。

董卓究竟给了吕布什么无法拒绝的诱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又容易被忽略的情节。

史书里有一个记载，说吕布反水后，董卓也十分喜欢他，不仅收吕布为义子，而且为此还专门立了誓约（誓为父子）。

史书里从来没有记录过董卓儿子的事，只说他有一个女婿叫牛辅。推测起来董卓应该没有儿子，如此一来，当他死后，继承权就成为问题。

不管董卓将来官做到多大，单就凉州军来说，也需要有人继承。按常理，董卓可以从董氏家族中选一个人立为后嗣，也可以把女婿牛辅确定为事业的继承人，甚至可以在手下将领里指定一个人将来领导凉州军。但是，当董卓收吕布为义子并向大家宣告后，上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为董卓把继承权给了吕布。

汉代很注重法律上的继承关系，袁绍过继给伯父家，伯父的爵位、家产等就将由他来继承，这种法律关系是谁都不能剥夺的。董卓为了保证能瓦解并州军，不惜指定吕布为自己的继承人，为了取得吕布的信任，还举行了盟誓。

这是一件很郑重的事，董卓至死都未曾反悔，而吕布也对这种关系深信不疑。

多年后，又有人找到吕布，策反他去杀董卓，吕布为难地表示：“我们已是父子，怎么办呢（奈如父子何）？”

并州军将领不仅有吕布，还有张杨和张辽，他们都是并州人。

并州刺史部在河套地区由西向东一字排开有四个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雁门郡，吕布的老家在五原郡，张杨的老家在云中郡，张辽的老家在雁门郡。

丁原被杀，吕布反水，张杨见势不妙，他当时驻扎的地方大概离洛阳稍远一些，所以有机会退到了黄河以北的河内郡，后来便在那一带独立发展，成了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

张辽所部大概就在洛阳附近，没走得了，又在洛阳无依无靠，只得投降了董卓，被董卓编到吕布的手下。

并州军旧部大约被整编为一个师，吕布担任师长（中郎将）。

董卓短时间内收服了何进、何苗的旧部，策反了吕布，把并州军归为己有，一时间势力大增。正在这时，他从右扶风郡赶来的后续部队也到了，先期抵达的有两万人之多，兵力不足的危机完全解除。

袁绍这时才看清，被自己一向看成武夫的董卓其实很高明。在草原上奔驰，在戈壁间求生，让这个人更明白生存的哲学，在斗争方式上，这个人更稳也更准，该出手时不犹豫。

袁绍明白在洛阳他斗不过这个人，经过与许攸、逢纪等核心智囊的商议，袁绍决定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扩充实力，寻找机会再与董卓争高下。

在袁绍的安排下，王匡、桥瑁等人秘密离开了洛阳，到东面的冀州、兖州一带寻求发展，加上此前离开的鲍信，袁绍在洛阳以东的外围地带布下了几颗棋子。袁绍在董卓身边安排的卧底也发挥了作用。何颙、周毖等人告诉董卓，要想稳定局面，打打杀杀不行，白色恐怖更不行，必须重用一批党人和名士，革新政治，树立良好形象，这样才能稳定权力。

这与董卓的想法吻合，人是杀不完的，说到底还是要过太平日子。他也想当一名中兴名臣，成为一个政治家。所以，对何颙、周毖等人的建议，董卓全部采纳。董卓让他们开出一份名单来，全部任用。

◎无聊的政治秀

何颙等人马上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有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人的名字，董卓说话算话，都一一安排了职务。

这些人大多数是何进当年重用的名士，只有一个蔡邕，本朝最具知名度的大学者、音乐家，一直在外面流放。他是何颙的好朋友，何颙告诉董卓要是把他弄回来加以重用，影响力将不同一般。

董卓于是派人寻找蔡邕，竟然很快找到了，董卓把他请到洛阳来，给予重用。

蔡先生在外面流浪了12年，四处逃亡、躲避追杀，已心灰意冷，再也不想涉足政治了，于是以有病为由推辞。

看到蔡邕这么不给面子，董卓大怒，让人放出狠话：“我可以灭人一族（我力能族人）！”比宦官还恶。蔡邕恐惧，只得来报到。

董卓转而大喜。他听说蔡邕学问好、名气大，于是格外笼络，任命蔡邕为太学的校长（祭酒）。不久，又升任监察专员（侍御史），过了一天再升任高级监察官（治书御史），又过了一天，升任朝廷秘书局部门负责人（尚书）。

蔡邕刚要去尚书台报到，有人告诉他不用去了，因为朝廷当天又下了诏，升任他为部长级的皇帝高级顾问（侍中）。

尚书寺、御史寺、侍中寺都是朝廷的中枢机构，合称“三台”。蔡邕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游历了“三台”（三日之间，周历三台）。

何颙等人其实只是虚晃一下，他们的目的是取得董卓的信任，让董卓觉得他们是真为自己着想。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给董卓递上了第二份名单。

这份名单上有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张超等人，这些人其实董卓都不大认识，全凭何颙他们忽悠。何颙说这些都是老实人，都深得名望，如果能任用这些人当地方官，地方上的局面就能稳定下来。

韩馥、刘岱、张邈之前提到过，孔伷字公绪，陈留郡人，最初为名士符融所举荐，在陈留郡太守冯岱手下当驻京办主任（上计吏），能言善辩，有一定的活动能量，也有一些小名气。关于张咨，情况所知甚少。张超，是张邈的弟弟。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袁绍的死党。

董卓不了解这些情况，稀里糊涂地就把他们全部任命了：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太守，张咨为豫州刺史部南阳郡太守，张超为徐州刺史部广陵郡太守。

接到任命，袁绍悄悄跟这些人分别谈了话，交代了下一步的行动方略。这些人就一刻不停地离开洛阳上任去了。

这个任命很有讲究，冀州、兖州、豫州以及陈留郡、南阳郡、广陵郡，自北向南呈一个弧状，在洛阳以东、以南地区构成了一个完美的“C形包围圈”。这是给董卓预备的。

董卓没有心思对着地图看，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合洛阳的武装上。告一段落后，又开始琢磨如何收买人心。

荀攸的叔父是荀彧，荀彧的叔父是荀爽，他还在老家颍川郡。一天，荀爽突然接到诏书任命自己为青州刺史部平原国相。

荀爽纳闷极了，自己老百姓一个，怎么会被任命到上千里之外的平原国当行政长官？但诏令很明确，不接受就是抗旨，荀爽只能动身。

刚出发就被人追上，让他掉转马头去洛阳，因为第二道诏令下达，他被改任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由副省长改任部长。

总算到了洛阳，就任部长刚三天，他再次接到职务晋升通知，改任三公之一的司空。

由一介布衣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有人会用一辈子时间，更多的人一辈子也完不成，而荀爽前后只用了93天。

董卓确实有点儿求贤若渴了。

为进一步争取党人的支持，董卓还做了一场秀，给已故党人陈蕃、外戚窦武平反。

陈蕃、窦武死于宦官之手已经过去21年了，董卓旧事重提，而且搞得极其夸张。他以太尉的身份，约了司徒黄琬、司空荀爽二人，身上套着刑具，跪到宫门外上书（俱带铁锧诣阙上书），要求给陈蕃、窦武平反。

他们上书的对象是14岁的天子刘辩，陈蕃、窦武被杀时他还没有出生。现在想搞平反，只是董卓一句话的事，董卓把声势搞得那么大，就是让天下人知道他是党人的可靠朋友。

有人相信，有人冷笑，有人不以为然。

韩馥等人赴任后，袁绍整天盯着日历表算时间，他在做最后的等待。

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现在洛阳的盟友只有身边的许攸、逢纪，以及袁术、曹操等少数人，袁绍秘密告诉他们也要做好撤退的准备。

跟董卓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

第六章　关东联军

◎冲突终于爆发

正当袁绍琢磨如何跟董卓摊牌时，董卓先出手了。

董卓突然提出废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其实，董卓一来到洛阳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对此，有人认为董卓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是因为9岁的陈留王刘协以机智、镇定和回答问题大方得体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刘辩在他眼里懦弱不堪，不足以承担天子的大任。

但这失于表象，而且在逻辑上不通。

对于董卓这样的人而言，拥戴一个智慧、贤明的君主和拥戴一个懦弱、愚钝的君主，哪个更有利？答案肯定是后者。如果要弄明白董卓执着地想立刘协为帝的原因，唯一靠谱的解释可能是年龄。少帝14岁，陈留王9岁，拥戴更小一点的做傀儡，更便于掌握一些。

天子年幼，朝政由大臣或太后辅理，一旦成年必将亲政，这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陈留王亲政的时间还早。

但是，这仍然不是真相。

真相是，董卓要彻底肃清何进遗留下来的全部势力。

少帝刘辩是何进的外甥。何进虽然死了，但忠于何进的人把希望还寄托在这个14岁的天子身上。董卓支持刘协，刘协的背后是汉灵帝刘宏和董太后。董卓跟董太后续过家谱，董太后很高兴地认下了他这个“远房的侄子”，他是刘宏的“皇兄”。如果刘协当皇帝，他就跟皇帝有了名义上的血缘关系。

董卓对刘辩没有好感，一心想把刘协换上去。董卓的想法可以理解，这么做也没有大问题。但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时机不对。

何进已经死了，董卓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袁绍。

董卓应该继续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对袁绍的同盟各个击破。等袁绍没有了活动能力，其他事情都好解决了。拉拢党人也罢，废立新帝也罢，尽在掌握之中。而董卓选错了顺序，把废立的事先提了出来，这是一个战略失误。

董卓身边活跃着何颙等一批新收纳的谋士，这些家伙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支招儿，说不定还会给他支些损招，鼓动他把错误越犯越大。

董卓的想法一抛出，就遭到了袁绍的强烈反对。废掉刘辩、另立刘协对袁绍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

作为何进政治遗产的继承人，袁绍深知周围一部分人之所以仍然坚定地支持他，很大程度上缘于何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站在董卓的一边，这些人会从支持转为反对。对袁绍来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立场问题，更是个要命的问题，因而丝毫不能妥协。

这个问题纠缠着袁绍，不仅现在，一直到未来，它都像幽灵一样伴随着袁绍。

袁绍反对立刘协为帝，但刘协最后成为天下公认的皇帝。后来刘协落难，袁绍发展为天下最强的势力集团，在要不要迎请刘协的问题上，尽管他比别人的机会和条件都好，但他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刘协的合法身份。

刘协后来被曹操迎去了，袁绍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无法改变。于是袁绍改变了初衷，承认刘协的合法地位，接受刘协的任命，但因此也导致自己的阵营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

每当面对这个问题，袁绍就会陷入矛盾和混乱。

现在，面对董卓的挑战，袁绍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尽管反对无效，他也要坚决反对。

冲突在一次会议上爆发。

此前，尽管斗争很激烈，但在公开场合袁绍和董卓都还保持着和气，没有撕破脸。但当董卓提出废立之事时，袁绍立即针锋相对，二人互不相让。

董卓先说了自己的想法和理由：“皇帝昏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比他强，我想改立陈留王为帝。一个人小的时候有些智慧，但长大了也许会变成白痴，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现在暂且如此。你没见汉灵帝，想起来都让人愤恨（卿不见汉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

董卓的意思是“老子孬种儿浑蛋”，不仅妄言废立，还公然诋毁先帝，口气很狂。

袁绍当场予以反击：“汉家君临天下400多年，恩泽深渥，赢得亿万民众拥戴。当今天子虽然年幼，但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让天下人议论，你想废长立幼，恐怕天下人不答应吧！”

董卓一听，大怒：“小子（竖子），天下的事现在都由我说了算，我想干，谁敢反对？你认为董某的刀不够锋利吗？”

一旁的人都吓傻了，因为董卓这个人说杀谁就杀谁，不分场合。

可袁绍一点都不怕，他也拔出佩刀，怒吼道：“天下有胆气的，难道只有你董卓一个（天下健者，岂唯董公）？”袁绍横着刀，向周围的人作了一个半圆的揖，之后扬长而去（引佩刀，横揖而出）。

董卓暴跳如雷，想派人把袁绍抓回来，但又担心袁氏声望极高，跟他们彻底闹翻有损自己的形象，所以忍了（卓以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

可见独夫也有胆怯的时候。如果董卓内心足够强大，来个不管不顾，把袁绍先抓起来，之后将袁氏势力一网打尽，情况就不一样了。

董卓没料到后面的事，他还想慢慢来，他不相信自己斗不过袁绍。

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朝堂上，因为在那个地方，董卓和袁绍都不可能带剑带刀。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可能是董卓的府里，袁绍跟董卓闹翻确实需要一点儿勇气。有人把袁绍称为“漂亮的草包”，但袁绍其实一点儿都不缺少英雄气概。

袁绍从董卓那里出来，立即叫上逢纪、许攸、陈琳、袁术、曹操等人密会，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马上逃出洛阳。

此前已经有了预案，袁绍本人往北逃，去找冀州牧韩馥；曹操往东，找陈留太守张邈；袁术往南，找南阳太守张咨。逢纪、陈琳等人跟随袁绍行动。逃到目的地后，迅速组织力量，共同起事，讨伐董卓。

袁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跟自己闹翻，然后又不辞而别，这是董卓没有料到的。董卓还在想如何让袁绍屈服，把面子找回来，压根没想到袁绍不跟他玩了。

等传来确切消息时，袁绍、曹操、袁术等人已经逃出了洛阳。

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史书上没有交代，但应该不难，因为他们在洛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早有逃亡的准备。

袁绍是司隶校尉，直接管着河南尹；袁绍的铁杆支持者王允是河南尹，直接管着洛阳县。袁术是军区司令（后将军），曹操是骑兵旅旅长（骑都尉），在朝廷还没有发布缉拿他们的命令之前，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

袁绍出逃时一点儿都不狼狈，应该还有不少人保驾，因为他挺从容地出了洛阳的上东门，出城门时还不忘把朝廷颁发给他的司隶校尉的印信挂在城门上（悬节于上东门）。

◎另立新天子

先不说袁绍、袁术、曹操逃亡路上的事，先来说说董卓。

董卓听说袁绍不跟他玩了，一夜之间所有“袁党”分子也都销声匿迹了，可是气坏了，立即以天子的名义下诏书到各州郡，通缉这些人。

同时，他觉得，袁绍一走，自己倒也轻松了。朝廷里更是自己说了算，再没人敢跟自己叫板了。

可是董卓错了，总会有人不怕死，总会有人以跟恶人斗争为乐。

这天，董卓召集公卿百官，粗暴地宣布：“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当今皇帝暗弱，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我想效法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为帝，怎么样？”

公卿百官听后无不震恐，但都不敢说话。

董卓见大家不表态，那就是不支持了，于是恐吓道：“从前霍光决定大计，田延年持剑待发，谁敢反对，军法从事！”

还是有个人大声地提出了抗议：“从前，子太甲身处王位但昏庸不明，伊尹才把他禁闭在桐宫；昌邑王刘贺登帝位27天却犯下罪过1000多条，霍光才把它废了。当今天子年纪虽小却没有过失，不能援引前代故事！”

董卓一瞧，是卢植。董卓大怒，命令撤去卢植的座席，意思是要诛杀他。

百官中蔡邕跟卢植关系最好，蔡邕受宦官迫害流放朔方郡，卢植上书为他申冤。蔡邕现在是董卓器重的人，担任皇帝高级顾问（侍中），看到卢植有危险，赶紧上前求情。

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彭伯也出来劝董卓：“卢尚书是海内大儒，人之所望，现在杀了他，恐怕会引起天下恐慌。”董卓这才住手，只当场宣布把卢植撤职。

卢植下来便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回乡，得到批准后赶紧离开洛阳，他担心被截杀，不敢走大路，改由小路自轩辕关出关向东。

董卓果然派人追杀卢植，一直追到黄河边上的怀县，没追上。

卢植回到家乡后隐居在上谷，专心读书做学问，不跟外界来往。

卢植的当众顶撞让董卓心绪难平，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刀再磨得锋利点儿。

一天，董卓以太尉的身份再次邀请众臣议事，地点是他的太尉府。大家以为又是商议废立之事，所以来的时候都心事重重，但又不敢不来。

众人到了以后，发现已摆上了丰盛的酒宴，看样子是请大家吃饭。

宴会上气氛很好，董卓跟大伙又说又笑，似乎完全忘了之前的不愉快。正当人们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时，发生了意外。

有个叫扰龙宗的监察专员（侍御史）想跟董卓说什么事。他刚走近董卓，还没等开口，董卓突然从旁边抄起一柄锤子朝扰龙宗脑袋上打去，扰龙宗顿时脑浆迸裂（立挝杀之）。

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董卓却跟没事人一样，用靴子底蹭蹭锤上的血水和脑浆说：“这小子到我跟前还佩着剑，肯定要刺杀我！”

说完，董卓让大家继续吃，又跟大家频频把盏，像没发生过什么似的。

每有朝会或其他重要会议，侍御史、尚书郎往往负责会议纪律，看看有没有人迟到、谁的坐姿不端、该哪个人跳舞不好好跳等，扰龙宗应该算会务组成员，他接近董卓，确实有事要说。

董卓不管，正好拿你小子的脑袋树树威。

那一刻，很多人虽然也在吃，也在笑，但脸上的肌肉一定都是僵的，手在抖，腿在晃。

按照董卓的斗争经验，对付文人就要耍点儿流氓，你一横，他就乖了。宴会上当场杀人这种事对董卓来讲只是小菜一碟，他还当着文人们的面干过更流氓、更刺激的事。

有一次，宴会中途他突然说要表演个节目，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几个被绑着的人就带了上来。董卓说这是刚抓到的罪犯，今天要当众惩戒。

在董卓的命令下，当场对这几个囚徒进行剥皮、挖眼、抽筋，凡能想到的残酷手段全都用上一遍。

几位老先生实在没忍住，当场就吐了。

董卓仍然跟没事一样，该吃吃，该喝喝。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二十八日。

董卓让人通知在洛阳品秩600石以上的文武百官到崇明殿集合，特意让人把何太后也叫来，当着何太后和少帝刘辩的面，董卓再次提出废立之事。

董卓的理由是：“太后逼迫永乐太后，让永乐太后在忧惧中死去，这违背了婆媳间的礼教，是不孝的表现。天子年幼软弱，无法承担天子的重任。过去伊尹废太甲，霍光废昌邑王，都在典籍上写着，大家也都认为是对的。现在太后就是太甲，皇上就是昌邑王（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只有陈留王既仁又孝，应即尊皇祚！”

众人听完，鸦雀无声。

董卓专门问了问袁隗：“太傅以为如何？”

袁绍跑了，袁隗知道袁氏大祸已临头，只能活一天是一天了，哪里敢说不，只得答道：“悉听尊驾之意。”

董卓回过头来问何太后：“太后以为如何？”

就在几天前，何太后受了伤，现在伤还没有完全好。她悔得没法说，当初她要是不固执己见，把宦官一网打尽，那也就用不着外兵入京，也就没有董卓什么事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何太后战战兢兢地说：“您看着办吧。”

于是，董卓命令尚书当场撰写策书并宣读，策书写道：

“孝灵皇帝未能继承皇统，早弃臣子。皇帝继位后，海内侧望，但其天姿轻佻，威仪不端，服丧期间怠慢懒惰，穿着平常的衣服，不穿丧服（衰如故焉）。他的恶劣品行已传播四处，淫秽的行为也已众所周知，损辱神器，有污宗庙。

“皇太后缺乏母仪，统政以来陷于荒乱。永乐太后暴崩，大家议论纷纷（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她违背了这些，罪恶是深重的！

“陈留王刘协具有圣贤的品德，才识卓越，遵守宫里的规矩，谦虚谨慎，深得上下的拥戴，具有尧一样的品行；他服丧期间悲伤痛苦，不说不合适的话；他从小聪明敏捷，具有周成王的德行；他的好名声天下的人都知道，应该让他继承大统，继承宗庙！陈留王继位后，现任皇帝降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策书宣读完毕，现场仍然鸦雀无声。

刚刚被罢免了三公之位的丁宫现在被降职为尚书，走这一套仪式是他的活。

见大家都不作声，丁宫宣布：“天降灾难于汉室，四处丧乱，请众位朝臣为社稷着想，真心拥戴上天授意的人，请称万岁！”

袁隗上前，把刘辩身上挂着的皇帝印玺摘下来交给刘协，之后流着泪搀扶刘辩下殿。

刘协坐上皇帝宝座，何太后、弘农王以及众百官跪倒称万岁。何太后大哭，朝臣里也有不少人哭了出来，董卓不悦。

刘协即汉献帝，登基后改年号为永汉，大赦天下。

这件事刚办完，董卓就立即清算何太后，将其迁出永安宫，两天后派人将她鸩杀。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也未能幸免，被杀死，尸体抛入御花园，不允许收殓。

何进的弟弟何苗在之前洛阳乱战中已死，董卓下令将其开棺戮尸，尸骨弃于道旁。

◎逃亡路上是非多

再来说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是怎么逃亡的。

袁绍带着逢纪、许攸、陈琳等人以及夫人刘氏和三个儿子逃亡洛阳。袁绍的三个儿子名字分别是袁谭、袁熙、袁尚。

袁绍带着老婆孩子和谋士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洛阳，虽然他刚走董卓就开始通缉他，但没有关于他在路上遇到麻烦的记载，说明沿途都有人暗中保驾护航。

按照出逃前商量的计划，袁绍的目的地是冀州刺史部，该州的州治在魏郡的邺县，即今河北省临漳县，出洛阳走东北方向的大道可以直达。大体的走法是，先沿黄河往东，过河内郡到达朝歌，然后直往北。

在折往北方的时候，袁绍决定把妻子刘氏和三个儿子留在黄河以南，派人把他们送到了兖州刺史刘岱那里。

之前说过，袁绍的夫人刘氏和刘岱是同族，有亲戚关系。

袁绍此举表明，对于冀州之行他心里还不完全有底，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袁绍的担心不无道理，身为“袁氏故吏”的冀州牧韩馥对袁绍的到来并不完全欢迎。

韩馥祖籍豫州刺史部颍川郡，那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就任冀州牧后，他马上到家乡一带招募人才，荀谌、辛评、郭图等一批颍川士人跑到冀州投奔了他，冀州本地的实力派沮授、田丰、审配也支持韩馥，武将方面有麴义、张郃等人，一时人才兴盛。

时间不长，事儿干得挺大，朝廷已无力管下面的事，韩馥闷着头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做大做强。

这时候公孙瓒还在受排挤，刘表还没到南方上任，孙坚还是一个偏远地区的郡太守，袁绍、曹操、袁术的事业连起步都算不上，刘备、吕布更不值一提，而韩馥已经要人有人，要地盘有地盘了。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韩馥才是未来的领头大哥。

这样一来，韩馥的想法就多了，对袁绍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袁绍在邺县待了一阵子，韩馥把他安排到冀州刺史部治下的渤海郡，这是沿海地区，海岸线北起如今的天津市区，南抵山东省的利津一带。

韩馥告诉袁绍，渤海郡是全国数得着的大郡，人口数超过凉州、并州，可以在此招兵买马，积蓄实力。

可等到袁绍一行到了那里，就发觉不太对劲。渤海郡已成韩馥的势力范围，韩馥的人整天盯着，说是搞后勤，实际上是搞监视。

袁绍想干什么都要事先请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电报，不能上网发邮件，一请示就得等一个半月，而且往往没有下文。

实际上，袁绍被人软禁起来了。

按计划，袁术往南逃。

袁术这个人的性格看来有些问题，平时不服老哥袁绍，跟曹操也不大对付，临跑出洛阳前他还干了件不太光彩的事。

当时情况很紧张了，但袁术还是拐到了曹操家一趟，曹操大概已经跑路了，而且没有来得及带上家眷。

曹操的父亲曹嵩卸任太尉后看到时局动荡，就收拾了财产，带着曹操的弟弟曹德等家人跑到徐州刺史部琅琊国避难去了，只有卞氏跟着丈夫生活在洛阳。

两年前，卞氏为曹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曹丕，这倒不是曹操的第一个儿子。之前说过，曹操的正室是丁氏，第二位夫人是刘氏，卞氏是他的第三位夫人，丁氏无子，刘氏为曹操生下了长子曹昂，但刘氏死得早，曹昂由丁氏抚养。丁氏脾气倔，经常跟曹操吵架，此时应该在老家谯县。

袁术告诉曹操的妻子卞氏，说曹操已经让董卓杀了（袁术传太祖凶问），引起了曹府上下的恐慌。曹府的人害怕日后受株连，都想跑。

危难关头，卞氏保持了镇定，她对那些想各奔东西的家人说：“曹君生死未卜，如果大家今天散了，明天他回来，我们有何面目与他相见？再说，即使曹君发生了不幸，大家就是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了不起（正使祸至，共死何苦）！”

卞氏控制住了局面，曹府上下安定了下来。后来，在家人王必等人的协助下，卞氏带着两岁的曹丕逃出了洛阳。

袁术捣乱后也跑出了洛阳城，并且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南阳郡。

到了以后，袁术发现，这里的工作很难开展，原因是没人支持他。

南阳郡太守张咨倒是自己人，但他刚上任不久，没什么实力。南阳郡属荆州刺史部，这时荆州的主人还不是刘表，它的刺史名叫王睿，不是袁氏一党，不好张嘴要钱要人。

袁术一筹莫展。

往正东方向跑的曹操，运气更差。

由于走得急，老婆孩子都没带，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遭到董卓的报复，离开洛阳后，曹操的心情大概已差到了极点。

曹操出逃的待遇也比袁绍差得远。他是一个人跑出来的，身边没有人，遇到事没有照应，也没人商量。这还是其次，关键是身边没有人，很多事情也就说不清楚了。

袁绍给曹操制定的目的地是陈留郡，他们的老朋友张邈在那里当郡太守。

读三国史，一些地名经常被提起，陈留、汝南、颍川等，要是一个个对照历史地图查，太费劲了，但不弄清楚脑子里就是一团糨糊。

怎么办？有个办法就是“不求精细求大概”，不是做历史地理的专门研究，也不是让绘制历史地图。“求大概”这个办法其实未尝不可。

比如这个陈留郡，它属兖州刺史部，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的一些地区，河南省的长垣、延津、封丘、兰考、民权、杞县以及南面一点儿的尉氏、扶沟都在该郡范围内，郡治陈留县离今河南省开封市不远，开封是汉末陈留郡内在今天最大的城市，那么提到陈留郡想着开封就行了。

同理，提到颍川郡可以想着平顶山，豫州刺史部的梁国是商丘，陈国是周口，汝南郡范围更大一些，提到它的时候可以想着漯河到阜阳，或者干脆把它当成驻马店。

照此理解，可以把吕布的老家九原郡看作包头，赵云的老家常山国看作石家庄，张飞的老家涿郡看作涿州或保定。这样一来，就形象多了。

所以，曹操的逃跑路线最近，从洛阳到开封。那时候这条路线上交通就很便利，走的是东方大道，中途路过成皋、荥阳、中牟等地。

但是，这一路却让曹操走得坎坎坷坷。

路过成皋附近时，曹操突然想起有一个老朋友叫吕伯奢，家就在附近，于是去串了个门。

不巧，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和几个朋友想抢曹操的马匹和财物，结果让曹操发觉，亲手把吕伯奢的儿子等人杀了。

这是史书上的一个版本，却不是唯一的版本。

另一个版本是：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他有五个儿子，都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曹操，但曹操因为是逃命出来的，疑心很重，怀疑吕伯奢的儿子要杀他，于是先下手为强，亲手杀了包括吕伯奢儿子在内的八个人。

但这还不是流传最广的版本。

最具有知名度的版本是：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儿子热情地接待了他，曹操听到食器相撞发出的声音，以为是兵器相击，此时他在跑路，疑心很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杀自己，于是把他们全杀死了。杀完人，曹操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名言：“宁可让我对不起所有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以上这三个版本都记载在史书里，扑朔迷离，疑点重重，但都言之凿凿，让曹操背上了很多骂名。

事还没完。

曹操离开成皋继续赶路，下一站是中牟县，又出了意外。

当地有个基层派出所所长（亭长）工作责任心比较强，来往的可疑人等都要认真盘问，结果让曹操给撞上了。他看着曹操的脸比较生，形迹又可疑，就带了回去，交给了县长。

这时朝廷通缉曹操等人的文书已经到了，县政府人事科科长（功曹）一眼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通缉犯曹操，但他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向县长说情，县长居然把曹操给放了。

这两个东汉的基层官吏没有想到，他们无意间处理了一件事关后世历史走向的大事，只是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有人说这个县长名叫陈宫，那是不对的，真正的陈宫还没有出场。

曹操就这样惊心动魄地到了陈留郡，不过接下来他比袁绍幸运得多，张邈比韩馥大气，热情地迎接了曹操，并安排曹操到治下的己吾县、襄邑县一带展开募兵计划。

◎董卓的一招败笔

这时，已经到了中平六年（189年）年底。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新的年号也不断启用，先后改过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大概觉得年号太乱了，所以这一年年底新帝下诏仍改年号为中平。

董卓因为拥立新帝有功，被封为郿侯，擢升为相国。

正常情况下，朝廷设三公，算是宰相。大将军比三公的地位还高，但不常设，即使设了，普通朝臣也没有资格担任，因为这是外戚的专利。

三公之上还有一个太傅，也就是袁隗目前担任的职务。这多半是个荣誉性职务，没有具体的职权，袁隗和何进共同辅政时，必须再给一个主持朝廷日常事务（录尚书事）的名义。

董卓当了太尉，嫌这个职务不给力，于是想起西汉初年萧何曾被任命为相国，所以也要享受这个职务。董卓不仅上升到与萧何同列的高度，而且同时获得了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三项特权非同小可，权威不到一定份上无法享有，整个古代历史上有过这些特权的人臣也没有多少，其中好几位都集中在汉末三国时期。

现在介绍一下这些特权的内容。

按照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他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董卓去见皇帝，司仪官就要喊“郿侯、相国董卓，参见皇上”，然后董卓就要跪下来，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见皇帝，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董卓拥有三项特权后，见到皇帝司仪官喊完“郿侯、相国”的时候可以省略董卓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100多年前有个叫王莽的兄弟享受过这些特权，他后来又往前走了一走，自己当了皇帝。

把这些事摆平，董卓腾出手来还是要收拾袁绍等人。

按照董卓的想法，对这些逃犯要继续加大追捕力度，把他们没有跑掉的亲属全部抓起来诛杀。

袁绍、袁术的亲属太傅袁隗等，以及曹操等人的家眷，此时都在董卓的掌握之中，眼看凶多吉少。这时，周毖、伍琼等人出面及时阻止了董卓。

周毖此时担任尚书，伍琼任城门校尉。周毖是凉州刺史部武威郡人，跟董卓算是老乡。在董卓看来，周毖很有才学，又肯听自己驱使，所以对他言听计从。

周毖对董卓说：“袁绍本不想跟您作对，因为在废立的事情上得罪了您，他内心恐惧，所以才逃亡。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但如果追捕太急，他势必反抗，袁家四世三公，影响力很大，如果他挑头造反，情况很麻烦。现如今不如来软的，赦免他的罪过，给他个郡太守当，袁绍肯定会感激，不会造反了（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说这些话时，周毖心里一定在想，很久没把假话说得这么光辉灿烂了！

面对这番忽悠，董卓却相信了。

董卓马上让人以天子的名义发布诏令，赦免袁绍等人的罪过，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对袁隗等人也不加为难，给予优待。

事后看，这当然是董卓的一个败笔。

对于袁绍这样的人，董卓只能穷追猛打，一旦让他们有喘息之机，自己就无法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毖等人的卧底工作简直太成功了。

但是，董卓的脑子也不会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发生其他情况，只凭周毖等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没法把董卓玩转。董卓虽是武人，可不是白痴。董卓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也只能这么做。

此时的董卓，有难言之隐。

就在他忙着收拾洛阳一摊子破事的时候，有一伙兄弟趁机给他捣了回乱。这些人是黄巾军在河东郡一带的余部，他们号称“白波军”，活跃在洛阳西北至关中一线。

按照上面说的古今地名对照法，把河东郡理解成临汾加运城就行了。

这里连接着关中和洛阳，恰是董卓要命的地方，如果被白波军控制了，董卓与凉州的联络以及后给线将被切断。董卓不敢大意，立即派他的女婿牛辅前去剿灭。

牛辅是凉州军里的狠角色，战斗力很强，但奇怪的是，面对类似于民兵组织的白波军，牛辅却吃了败仗。

更让董卓烦心的是，在凉州军浩浩荡荡开赴洛阳的时候，朝廷在西部地区仍然驻有一支重兵，统帅是董卓的老上级皇甫嵩。

这支人马至少有四万精兵，驻扎在关中地区的槐里，即今陕西省兴平市一带，随时可以向自己发起攻击。

面对左右夹击，董卓思忖没有同时打赢两场甚至三场战争的胜算，他只能各个击破。

当前，对他最有直接威胁的是白波军，其次是皇甫嵩，至于袁绍等人，先让他们闹腾吧，等腾出手来再收拾也不晚。

所以，董卓对东面之敌来了个缓兵之计，把主要精力先用在对付西面的敌人上。

正是这一项战略上的调整，为正处于低谷的袁绍等人的重新翻身创造了条件，也让东部反董力量迅速壮大并联合起来。

这一回，董卓选错了对手。

西边的敌人虽然让人头痛，但东边的敌人更可怕。

◎曹操的警卫员

中平六年（189年）年底，整个关东地区都被一种革命的热情笼罩着。

革命，就是要革董卓的命。这个独夫民贼，以武力把持朝政，擅自废立，杀害太后，已成为舆论声讨的对象。

秦汉时普遍用地处崤山谷地的函谷关作为区分东、西两大地域的界标，分别称关东、关西。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的灵宝市，在洛阳以西，如果按照这个概念区分，洛阳本身也属关东。

所以，这里说的关东指的是洛阳以东的关东，如果摊开地图看，主要是兖州、徐州、青州的全部以及冀州、豫州这几个刺史部的一部分。

距离汉末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这里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当时人口密度能达到每平方公里150人以上的地区，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尽管袁绍远在渤海郡，但并没有影响关东地区的讨董热情，一些早有准备的州刺史、郡太守正秘密串联，计划酝酿一次集体行动，制造声势，公开讨伐董卓。

为此，许多地方都开始了募兵活动。

陈留郡下面有一个己吾县，位置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西南，在现在的河南省地图上，洛阳和商丘的直线距离约300公里。

己吾本是个很普通的县城，这一年年底突然热闹了起来。

一群外地人来到这里，在县城外支起了营帐，开始招募男人参军。

中平年间民变不断，朝廷一再招兵买马，地方豪族也跟着招兵，招兵的还有路过的黄巾军。招兵形式五花八门，人们开始还有些兴趣，乱世生存不易，当兵至少有口饭吃。但是，随着当了兵的本地人一个个离开这里并从此失去了消息，大家对这种事慢慢地没了热情，招兵成了一件难事。

但这一天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支队伍招兵的时候，应征而来的人络绎不绝，都争着抢着要报名。原因是大家听说本郡很有名望和实力的卫孝廉亲自带着上千人参加了这支队伍。

卫孝廉名叫卫兹，是本郡知名人士，他曾经是何苗的部属，何苗死后又在司徒杨彪的手下干过，后来回到了家乡。张邈来陈留郡当太守，虽然没有记载说卫兹回乡与张邈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他们的政治倾向相同。

卫兹回到家乡，利用在本地的号召力很快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但他是个文人，缺乏军事才能，听说有人到己吾来招兵，立即带着自己已经招来的这1000多人加入了这个阵营。

来己吾招兵的人就是曹操。

曹操和张邈是很好的朋友，到了陈留郡，张邈让他到自己治下的己吾去招兵，此时的曹操正被朝廷通缉，原来的骑兵旅旅长（骑都尉）的军职已被撤销，董卓虽然又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但没有提到曹操，曹操现在是平民百姓一个。

但曹操的名气还是挺管用的，他讨伐过黄巾军，当过高级军官，这是他招兵买马的资本，卫兹的加入，让曹操实力大增。不仅如此，卫兹还带来了全部家财作为曹操的经费，让曹操格外感动。

在卫兹带来的这1000多人里，有一个猛人，名叫典韦。

典韦是己吾本地人，史书没有记载他字什么，说明他出身寒门。典韦体形魁伟，膂力过人，是本地知名度很高的侠士。

离己吾县不远有两个县，一个是襄邑县，一个是睢阳县。襄邑县有个姓刘的人跟睢阳县一个叫刘永的人有仇，典韦受雇替襄邑县这个刘氏报仇。

刘永在南方当过县长，有些财势，平时防范很严，典韦坐着车，带着鸡和酒，伪装成要拜访刘永的人，门一开，他从怀里掏出刀子就杀了进去，不仅把刘永杀了，连刘永的老婆也没有放过。

刘永家住在集市附近，典韦出来，肯定是一身血，外面整个震动了，一下子有上百人追过来，可没有人能靠近，一直追了四五里，接应典韦的弟兄赶到，一阵乱战，典韦脱身。

从此，典韦在江湖上声名大振。卫兹招募人马，他加入了卫兹的队伍。

说白了，典韦是黑道人物，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在和平年代，这样的人迟早要被砍头。但现在是乱世，正需要这样的猛人。

现在典韦的职位还很低，在一个叫赵宠的团长（司马）手下当兵。军营里有牙门旗，又高又沉，一般人举不起来，典韦一只手就能举起，赵宠深感惊讶（牙门旗长大，人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宠异其才力）。

赵宠默默无闻，可能早早就战死了。典韦后来归其他人指挥，多次立下战功，慢慢升任为团长（司马）。

有了卫兹的加盟，原本冷清的募兵活动一下子火爆起来，有人还从附近的梁国、陈国跑来应征。

在这些应征的人里，曹操发现有一个人虽个子不高，但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办事干净利索，还有一定的武艺。曹操很喜欢他，就让他给自己当警卫员（帐下吏）。

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乐进。

乐进比典韦强点儿，他有表字，字文谦，文绉绉的模样。他的老家是兖州刺史部东郡，史书说他有胆识、办事果敢（有胆烈）。

曹操个子不高，选警卫员不能要个子太高的，乐进大概沾了这个光。曹操后来派乐进回他的老家东郡募兵，招来了上千人，曹操任命乐进为副团长（假军司马）。

◎曹家兄弟来投军

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归豫州刺史部管辖，现在虽然属安徽省，但距离河南省的商丘市很近，两个地区是挨着的。过去亳州市还称亳县，京九铁路还没有通的时候，亳县人坐火车出远门都要先坐汽车到商丘，从那里坐陇海线的火车。

曹操在己吾招兵，也算到了家门口，当然不能忘了自家的人，曹操的几个叔伯兄弟以及夏侯家的兄弟很快都来了。曹家的兄弟里有曹洪、曹仁、曹纯，夏侯家的兄弟里有夏侯惇、夏侯渊，此外还有曹操的侄子曹安民。

曹洪、曹仁、曹纯这几年先后回到了家乡，时局眼看一天比一天乱，他们和夏侯惇、夏侯渊等也悄悄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了武装。听说曹操在己吾县招兵，就带着人来了，他们带来的也有1000多人。

在夏侯惇的手下，有个叫史涣的人，字公刘，老家也在沛国。

曹操的侄子曹安民名不详，安民应该是他的字，他的父亲是曹操的亲兄弟，叫什么名字不太清楚。

在曹家的下一代里，还有曹休、曹真两个人，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猛人。

曹休字文烈，是曹洪的亲侄子，算是曹操的族子，也就是本族里的下一辈子弟。

曹休的祖父曹鼎和曹操的父亲曹嵩同辈，当过河间国相、吴郡太守、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现在安徽省亳州市南郊的曹氏宗族墓，一号墓坑埋葬的就是曹鼎，在墓坑里曾经发现过两颗牙齿，经考证是曹鼎的。现在谁声称自己是曹操的后人，很好办，通过这两颗牙齿做DNA比对就行。

曹鼎是曹腾的侄辈，他仕途亨通主要是因为曹腾，曹腾去世后，曹鼎一支逐渐衰落。曹休10岁时父亲去世，曹休和一个门客安葬了父亲，墓地都是租来的（独与一客担丧假葬）。后来，曹休携老母亲渡江到吴郡避难，爷爷曹鼎在这里当过郡太守，多少有些人脉，曹休被吴郡太守收留。

一次，曹休在官邸里看墙上挂着昔日太守的画像，共中就有爷爷曹鼎，他跪下长拜，涕泣不已，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曹休听说叔父曹操在己吾招兵，立即前来，此行很辛苦，是绕道荆州刺史部才来的。曹操见到曹休很高兴，对左右说：“这是我们曹家的千里驹呀（此吾家千里驹也）！”

曹真字子丹，父亲名叫曹邵，和曹操是本族的同辈人。曹邵听说曹操招兵，也在当地招了兵，他的想法是多招些人马带上投奔曹操，结果却引起了当地官员的警惕，曹邵因此被杀。

曹真后来被人带着辗转找到了曹操。和曹休相比，曹真的年龄小得多，跟曹丕差不多，曹操就让他跟曹丕一起生活学习。

史书还有一个记载，说曹真本来不姓曹，而姓秦，他的父亲叫秦邵，和曹操关系很好，有一次曹操遇险，被人追杀，到秦邵家避难。追兵到了秦家，问曹操在哪里，秦邵说我就是，结果被害。曹操感念好友的救命之恩，就收养了他的孩子，给秦真改名为曹真。

总之，虽然白手起家，但招兵很顺利，曹操的手里很快有了一支5000人左右的队伍，相比于此时的袁绍和袁术，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在曹操的这支队伍里，谯县来的约占三分之一，己吾县本地的约占三分之一，陈留郡其他县以及附近郡国的约占三分之一。

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和大战磨炼前，这还是一支典型的民兵组织，大家参军的积极性很高，穿上军服腰里别把刀走在亲戚熟人面前那叫一个威风，但是战场上的经验明显不足。

但不管怎么说，“曹家军”就此诞生了。曹操是这支队伍的创始人，和他一同参与创立这支军队的，还有曹家、夏侯家的兄弟、子侄，以及乐进、典韦、史涣等人，他们算是“曹家军”的创军元老。

曹操当过典军校尉，是专门负责练兵的，他对这5000来人开始了训练，分别任命卫兹带来的赵宠等人以及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当团长（司马）、副团长（假军司马）。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武器不足，曹操命令支起铁匠炉打造兵器，有时自己也亲自上手，和工匠一起研究兵器如何打造。

一次，曹操正和工匠一块打造一种叫卑手刀的武器，就是一种短刀，类似于日后说的匕首。这时，有个叫孙宾硕的朋友来看曹操，看到他正在打铁，孙宾硕很不解。

孙宾硕对曹操说：“你现在考虑的应当是大事，干吗干工匠的活？”

这个小个子马上回答说：“既能做大事又能做小事，有什么不好呢（能小复能大，何苦）？”

◎神秘的公开信

这时，还是中平六年（189年）的年底。

在张邈等人的串联下，愿意参加讨伐董卓的几支人马陆续向陈留郡北部的酸枣县一带集中，预示着这里将有重大行动。酸枣县临近黄河，河的北岸是司隶校尉部所属的河内郡。

张邈既是东道主，也是这次集体行动的实际负责人。他的弟弟张超担任广陵郡太守，该郡属扬州刺史部，辖区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现在也千里迢迢率部来到了酸枣。张超有个手下名叫臧洪，不到30岁，体貌魁梧，目前担任郡政府人事处处长（功曹），是个不简单的人。

臧洪字子原，广陵郡本地人，父亲臧旻当过太原郡太守、扬州刺史，为官有声誉。臧洪上过太学，举过孝廉，当过县长，看到天下已乱，他辞官回家，被张超聘为功曹。

张邈见臧洪虽然只是个功曹，但见识不俗，口才又好，就派他为代表，负责与各路人马进行联络。

很快，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等人都明确表态，愿意同时起兵讨伐董卓。

还有曹操，虽然没有正式职务，手里也有5000来人，算一路。

袁绍虽然不在这里，但这些人跟袁绍都有着密切关系，张邈、曹操不用说，过去都是朋友，桥瑁、鲍信是袁绍派出来的，刘岱是袁绍的亲戚，和袁绍关系非同一般，袁遗是袁绍的从兄。

上面这些人能当上刺史、郡太守，也都是袁绍和他的朋友们秘密策划的结果，他们都是整个讨董大业中的一部分。所以，袁绍人虽然不在这里，却是大家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酸枣方面早已派人到冀州刺史部及渤海郡联络过韩馥和袁绍，还去豫州刺史部和南阳郡联络袁术等其他人，袁绍暂时还在渤海郡不能前来，袁术等人相距较远，可以就地起事。

各路人马陆续到达酸枣后，张邈让人临时修起了一个大坛，作为会盟的场地。

就要举行会盟仪式时，一个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如此重大的活动，有什么法律依据呢？盟约如何措辞？

这看似不是个问题，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大家声明不是造反，但没有朝廷批准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必须有个合法的理由，最好还有一个合法的程序，这样的行动才能成为义举，联军才能受到天下人的拥护。

正在大家为这个问题挠头的时候，桥瑁很神秘地拿出了一件东西，让即将参加会盟的人精神一振。

桥瑁拿出来的是一封当朝三公共同签署的告天下百姓公开信（三公移书）。在这封信里，三公告知天下，说恶徒董卓胁迫君臣，窥伺社稷，无法无天，希望天下人跟随袁绍、袁术共举义兵，以赴国难。

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如此一来大家的行动就有了由头，成了响应三公号召的义举。铲除国贼、拥戴皇帝，这就是一身合法的外衣。

尽管大家都明白这封信不早不晚来得十分蹊跷，但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它是真的。董卓就任相国后，朝廷的三公现在分别是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加上太傅袁隗，清一色的党人，说他们联署签发了这封公开信，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桥瑁不是外人，他是已故太尉桥玄的侄子，高干子弟，与洛阳上层人士来往密切。由桥瑁拿出这封信更容易让人相信，张邈等人于是把这封信四处散发。

这封信确实是桥瑁伪造的，他的目的一是帮联军的忙，二是借机捧袁绍一把，因为他是最崇拜袁绍的人之一。

不过，这家伙只顾了一头却忘了另一头，随着这封信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仍被董卓控制的黄琬等人恐有不利。

合法性问题解决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如期举行。

说话间就过了年，天子下诏改元为初平。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反对董卓的各路人马在酸枣设立坛场，共同盟誓。

谁来上坛宣读誓文？带头大哥不在，大家又互相谦让起来，谁都不敢上台（莫敢当），最后一致推举臧洪来读。

臧洪于是走上坛场，宣读誓文：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趁机作乱，弑杀天子，残害百姓，我们非常担心他会灭亡整个国家，颠覆天下。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郡太守张超等人，聚合天下义军，共赴国难。

“凡是参加结盟的人，都要齐心协力，以臣子应有的节操，虽抛头颅洒热血也绝无二心。如果违背了盟约，不但让他丧命，还要让他断子绝孙（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神灵，请共同见证！”

誓文写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臧洪读得语气慷慨、涕泣横下，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无论是将校还是普通士兵，都万分激动，为莫大的正义感所激昂。

这篇誓文里只提到两位刺史、三位太守，没有曹操的名字，因为他目前没有合法的官衔，不方便写进去。

几乎与此同时，冀州牧韩馥、河内郡太守王匡在冀州刺史部起事，后将军袁术在南阳郡的鲁阳县起事，大家推举渤海郡太守袁绍为盟主。

联军共有11路，分为4个方向：

冀州方向：冀州牧韩馥屯邺县，河内郡太守王匡屯河内郡；

酸枣方向：兖州刺史刘岱、陈留郡太守张邈、广陵郡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曹操没有职务，行动多有不便，袁绍后来表奏他代理奋武将军（行奋武将军），上述各部屯酸枣；

豫州方向：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郡；

南阳方向：后将军袁术屯南阳郡鲁阳县。

这4个方向，自北向南形成一线，对洛阳构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

◎韩馥面临选择

这时，关东联军公推的总指挥还远在冀州刺史部的渤海郡。

冀州牧韩馥虽然参加了关东联军，但内心对酸枣会盟很有意见。会盟时大家提出要团结在袁绍的旗下，韩馥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可以拿袁绍当领导，但他不可以，因为他现在是袁绍的领导。

韩馥受命来到冀州，前期超乎寻常的顺利，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了。他虽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但架不住运气太好。

如果袁绍不来冀州，韩馥就会以此为基地慢慢向外扩张，成为一路诸侯。现在有袁绍，烦恼也跟着来了。

不用说他也明白，袁绍不是来投奔他的而是来接管他的。但韩馥很郁闷，现在所有的一切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与袁本初何干呢？要把这些拱手送上，韩馥心里实在不甘。

可袁绍这小子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人虽然待在渤海郡，眼睛却紧盯着邺县。韩馥派去监视的人报告，外面不断有人来找袁绍，也不知道密谋些什么。

大概既得利益者韩馥内心认为，当前袁绍才是心腹之患。至于董卓，只要他不打到冀州来，反不反他倒无所谓。

正当韩馥的阶级立场摇摆不定的时候，董卓的特使到了。董卓以汉献帝的名义诏令韩馥讨伐刚刚起兵的酸枣联军，同时将联军的领袖袁绍捉拿归案，押送到洛阳。

何去何从，必须马上决断。

如果接受董卓的命令，意味着自己的冀州牧将继续合法，而且可以得到董卓集团的支援。如果拒绝接受，他就不得不把自己与袁绍等人彻底绑在一起了。

后世评价韩馥这个人保守而懦弱，不明白乱世生存法则是不进则退，他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不想干任何冒险的事。

不过，韩馥的缺点里还应该加上一条——自私。他想得到，又不想失去，更不想冒险。

懦弱而自私的韩馥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站在董卓一边。

不过，他心里没底，不知道手下人怎么看，于是先征询了自己的心腹刘子惠的意见，问他应当帮助袁绍还是帮董卓（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

刘子惠是中山国人，担任冀州州政府办公厅主任（治中从事），跟酸枣的许多人都有交情，尤其跟刘岱很熟，常有书信来往。

刘子惠回答韩馥：“现在起兵是为了国家，哪儿来的姓董还是姓袁（兴兵为国，安问袁、董）？”

这个回答让韩馥颇感惭愧。

在刘子惠的进一步说服下，韩馥打消了倒向董卓的念头，全力支持袁绍。

韩馥给袁绍写了封信，转告酸枣会盟的情况，支持他起兵。

袁绍被困在渤海郡，论实力，身边没有多少人。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他这个关东联军的总指挥也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韩馥的允许，他无法离开这里。

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韩馥突然派人来请他去邺县。到了邺县，袁绍发现韩馥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韩馥表示愿意听从他的调遣，袁绍既高兴又有些不安。

为避免和韩馥发生冲突，袁绍携许攸、逢纪等人去了河内郡，相比韩馥，河内郡太守王匡更让他放心。

袁绍一到河内郡，就自称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以此为名号令指挥整个关东联军。

◎不请自来的人

有个同志革命热情一向很高，对董卓也早有意见，一心想灭了他，但会盟讨董这样的大事，居然把他漏了。

这是一个彻底的猛人，他就是董卓的老同事、现任长沙郡太守孙坚。

长沙郡的管辖范围包括以今长沙市为中心的湖南省大部分地区，北到岳阳市，南到衡阳市，地盘很大，但在当时，这里属于偏远落后地区，跟关东地区没法比。

酸枣会盟霹雳一声响也传到了长沙郡，孙坚听说大家闹出这么大声势为的是讨伐董卓，又想起了往事。

孙坚不禁拍着胸脯感叹道：“当初张司令要是听了我的话，朝廷今天就没有这么大的灾难了（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张司令就是张温，之前说过孙坚给张温当参谋，曾力劝张温除掉董卓，张温不敢。

孙坚二话不说，整顿人马，即刻北上。

长沙郡归荆州刺史部管，前面说过，此时的刺史不是刘表，而是王睿。

书圣王羲之有个曾祖父名叫王祥，是晋初名臣。王睿是王祥的伯父，在政治倾向上王睿也反对董卓，他也想起兵响应关东联军。

但是，王睿和孙坚平时有很深的矛盾。孙坚在王睿的指挥下讨伐过零陵、桂阳等郡的变民，王睿出身的琅琊国王氏是世家大族，孙坚出身低微，在王睿眼里孙坚只是个武夫，因为对孙坚一向轻待。

孙坚是个有血性的人，受了气一直忍着，但总想找机会报复王睿。

长沙郡西邻武陵郡。王刺史跟武陵郡太守曹寅也不对付。

王刺史举兵后，扬言要杀曹寅，曹寅大为紧张，靠他的力量对付不了王睿，于是向孙坚求援。

当时朝廷正派温毅为特派员（案行使者）在荆州刺史部视察工作，曹寅和孙坚经过密谋，由曹寅伪造温毅的公文，列举王睿的罪过，让孙坚抓捕王睿。

孙坚拿了伪造的公文，立即带兵去抓王睿。那时荆州刺史部的治所不在襄阳而在汉寿，就是今湖北省常德市以北，是武陵郡的地盘。

王睿听说长沙郡的兵马前来，登城观望，在城楼上问下面的人想干什么。

孙坚的手下回答：“我们长年征战，所得赏赐还不够拿来做衣服，只想到刺史您这里再要点儿钱罢了。”

王睿一听，对下面说：“本刺史岂是吝啬鬼？”于是命令打开城门和仓库，让大家自己去挑。

城外的士兵进城，王睿突然发现其中还有孙坚，大吃一惊：“士兵讨赏钱，孙太守为什么也在里面？”孙坚黑着脸，答道：“接到特派员的公文，要我杀你（被使者檄诛君）。”王睿一听大惊失色：“我犯了什么罪？”孙坚摇摇头：“在下也不知道（坐无所知）。”

王睿知道无路可走，于是刮下金屑，吞服自杀（刮金饮之而死）。

孙坚继续北上，曹寅还在武陵郡当太守。后来，刘表来荆州整合地方势力，曹寅待不下去弃官而走，下落不详。

若在平时，孙坚、曹寅的行为等同谋反。假冒朝廷密令，擅自处死长官，这种事一定会被严查。但现在局势乱了，朝廷由董卓控制着，董卓的精力又都在如何对付关东联军上，根本无力过问下面的事，所以孙坚有这个胆。

孙坚率部很快到了南阳郡，郡太守张咨的情况虽然跟张邈等人差不多，也是袁绍秘密安排下来的，但他却不在11路讨董人马之列，他驻扎在南阳郡的郡治宛县，而袁术驻扎在鲁阳县。这说明，袁术对张咨的控制力有限，张咨有坐山观虎斗的想法。

孙坚到了南阳郡，他未必了解这么多内情，远道而来，急缺军粮，于是给张咨写了封信，要求提供军粮。可能孙坚有点儿摆谱，张咨不爽，跟手下商量怎么应对。众人认为孙坚不过是本州相邻的另一个郡的太守，大家平级平坐，互不隶属，无权调发粮饷。张咨认为言之有理，对孙坚不加理睬。

这一下惹恼了孙坚，刚杀过刺史，又动了杀太守的心。

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孙坚给张咨写信之前已经与在鲁阳的袁术取得了联系，袁术以后将军的身份表奏孙坚为代理师长（假中郎将）。由于有袁术的这项表奏，孙坚才向张咨伸手要粮。孙坚大概以为袁术是关东联军在南阳郡方面的总指挥，张咨也得听他的，可是他不了解内情，张咨并不买袁术的账，更不会买他的账。

孙坚准备了牛、酒等礼物去拜访张咨，按照礼节，张咨次日要来孙坚这里还礼。张咨来还礼，孙坚摆下酒宴款待，开始双方喝得都还挺高兴。

突然，孙坚的办公室主任（主簿）上前汇报：“我们移师南阳，但南阳道路也不修，又不准备军需物资，请把南阳郡主簿抓起来问问，是什么原因。”

张咨一听，知道不妙，想走，但四面都是孙坚的人，走不了。

过了一会儿，孙坚的主簿又进来报告：“南阳郡太守阻碍发义兵，迟误讨贼行动，请按军法处置！”孙坚下令，把张咨拉到营门外，就地斩首。

南阳郡为之震怖，孙坚再提什么要求，都有求必应。

史书的另一个记载是，孙坚到南阳郡以后，张咨既不供应军粮，也不肯见孙坚，孙坚想直接对他动刀，但又怕留下后患。

于是，孙坚诈称得了急病，一会儿请巫医，一会儿在军营里举行仪式祷祀山川，弄得动静特别大。孙坚还派心腹去见张咨，说自己病重，想把人马托付给张咨。张咨听了很高兴，以为可以白得孙坚的人马，就带了五六百人去见孙坚。

孙坚开始躺在那里与张咨相见，说着说着，突然跳起身，按剑怒骂张咨，亲手把他杀了。

杀上级，再杀同僚，孙坚把荆州刺史部闹了个底朝天。

孙坚敢这么做靠的是实力，他长期在基层工作，又在军队里待过，有勇有谋，还善于拉队伍，此时他的手下已经齐聚了程普、黄盖、韩当、朱治等一批日后的名将，很有战斗力，所以才敢如此行事。

但杀人总不是好玩的，孙坚一路北上、一路杀人，弄得人心惶惶，孙坚未免有点儿心虚。

更重要的是，王睿已经打出讨董的旗号，孙坚把他杀了；张咨和关东联军素有渊源，孙坚也把他杀了。孙坚本来是想参加关东联军的，现在弄不好就成了关东联军的对立面。考虑到这种情况，他赶紧向袁术求助。

孙坚的行动让袁术吃惊，袁术担心这小子杀红了眼，会不会把刀舞到自己头上来。正在这时孙坚主动来见他，表示愿意听从指挥，态度极为恳切。

袁术确定孙坚不是在忽悠自己后，大喜过望，又表奏孙坚为军长（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

之前袁绍任命曹操为代理军长（行奋武将军）用的也是“表奏”，“表奏”这种任命官员的方式就此出现。

任命职务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地方要员和军中的高级将领还要由天子亲自以诏令的形式任命，即使基层推荐，实行的也是报批制，没有正式批准即为非法。

可现在天子控制在董卓手中，报个请示上去让他批基本不可能。于是，下面的人便自作主张，把报批制改为报备制，自行批准，报你备个案就行了，这就是“表奏”。具体的形式是，找块空地，弄个条案，摆上贡品点上香，冲着洛阳方向跪下念奏书，先把董贼骂一遍，然后表表忠心，再说要任命某某担任某某职务，最后祝天子万寿无疆。完了，再磕几个头，一套程序就完事了。

这个口子一开，大家都开始“表奏”起来，但凡有点实力的，都兼职替朝廷干起了组织人事工作，不仅大肆封官，而且你表我、我表你，互送人情。

方便归方便，但容易造成混乱，从此之后，经常出现同一个郡、同一个州有几个太守或刺史、州牧同时存在的现象。

比如，袁术表奏孙坚兼任豫州刺史就大有问题，豫州刺史部并不在袁术的控制范围内，豫州刺史也没有空缺，又弄出来个豫州刺史的头衔，只能添乱。

此时朝廷正式任命的豫州刺史是孔伷，11路联军之一，反董阵营里的积极分子，他目前驻扎在颍川郡，袁术让孙坚当豫州刺史，不仅不合法，还是在故意挑事儿。

◎实力派不肯来

南面来了个孙坚，关东联军似乎气势更足了，但这只是假象。

看过关东各路联军的名单，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真正的实力派并不在其中。

洛阳以外的真正实力派，一个是幽州牧刘虞，他在幽州主政多年，现在还在幽州负责安抚北方少数部族，名义上归他指挥的公孙瓒也有不小的实力；另一个是徐州刺史陶谦，黄巾军起事时他就来到徐州，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已经有五六年了；还有一个是益州牧刘璋，刺史改州牧的始作俑者，去益州后加紧扩充实力，目前已形成规模。

除了以上这三方面的四位实力派人物，还有两个人，在此前后发展得很快，一个人是公孙度，一个是刘表。

公孙度字升济，原籍幽州刺史部辽东郡，到他父亲公孙延的时候为了避难逃到玄菟郡，即今辽宁省沈阳市一带。客居在玄菟郡的公孙延一家人，过的是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可能送儿子公孙度上学。

公孙度命运的第一次改变是因为他的名字，他原来不叫公孙度，而叫公孙豹，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好运。当时的玄菟郡太守叫公孙琙，有个儿子也叫公孙豹，跟公孙度年龄相仿，公孙太守家的儿子死得早，太守见到这个公孙豹很喜欢，就出钱送他读书，又帮他娶了妻室，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公孙度后来被推荐到朝廷秘书局（尚书台）工作，以后靠着自己的努力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做到了冀州刺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免了官。

董卓控制朝廷后，他手下有一员虎将叫徐荣，也是玄菟郡人，跟公孙度算是一个郡的老乡，而且关系很好，徐荣深得董卓的信任。当时董卓考虑任命一批人到地方任职，以培养自己的势力。徐荣得到消息，力荐老乡公孙度担任辽东郡太守。

辽东郡大体相当于今天整个辽东半岛，治所就在公孙度的老家襄平县，管辖面积很大。

在关东联军还没起事的时候，公孙度赴东北走马上任，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在家门口当官，很多人知根知底，觉得这家人过去在这里见谁都点头哈腰的，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有人心理上接受不了，不太服气，襄平县令公孙昭就是这么一位。

公孙度想必须找点事来立威，目标就选中了公孙昭，他找了个碴，将公孙昭抓起来，于集市上公开审判并处刑，一顿板子下去，把公孙昭活活打死了。

这还不够，公孙度还大搞扫黑行动，对于当地的不法豪强以及黑恶势力大开杀戒，将田韶等百余户豪强灭族（夷灭百余家），如此一来，举郡震撼，没有人再敢跟他叫板。

后来，公孙度整顿人马，讨伐玄菟郡的乌桓人和高句丽人，势力不断扩展。辽东一带与内地远隔千山万水，与幽州刺史部的治所蓟县也遥不相闻，幽州牧刘虞虽然是公孙度的顶头上司，但没有力量管他。

公孙度有了实力，就搞开了地方自治，在控制区不断新设郡县，自行任命郡太守、县令，成为朝廷管不了的一个独立王国。

刘表之前被何进任命为北军联席参谋长（北军中侯），是何进的人，但从政治倾向上看，刘表和激进分子袁绍等人不太一样，他对朝廷是比较忠心的。这是因为刘表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刘氏宗亲。刘表是汉景帝之子刘余之后，又是名师王畅的学生，在社会上早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董卓掌权后重用名士，刘表被董卓看中，孙坚杀了王睿，董卓马上就派刘表下去担任荆州刺史。

但是董卓什么都给不了，刘表拿着一张任职诏书单人匹马去的荆州。

荆州让孙坚搞得一团糟，不过孙坚北上南阳郡以后便在那一带活动，荆州除南阳郡外还有六个郡，刘表把精力放在了这些郡的整合和治理上。

在这六个郡里也有很多强人，大的势力有苏代、贝羽、张虎、陈生、蒯越、庞季、蔡瑁、黄祖等，他们要么是豪强、土匪，要么是豪族，各把一摊，谁来当刺史都不好使。这放在一般人该愁死了，索性就撂挑子不干了，但刘表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并没退缩。

刘表没有去荆州刺史部的治所汉寿，而是去了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这里。

刘表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和他一同在何进大将军府共过事的蒯越，蒯氏是荆州大族，在宜城一带很有势力。在蒯越的支持下，蒯良、蔡瑁、庞季、黄祖等人都愿意帮助刘表。

针对荆州纷乱如麻的形势，刘表向蒯越和蒯良请教：“此时宗贼横行，民众不附，袁术又在南阳蠢蠢欲动，祸乱发展到今天已经难以解决了。我想在这里征兵，又怕民众不愿从军，二位有何高见？”

蒯良是蒯越的哥哥，对刘表说：“老百姓不愿意归附是因为仁不足，老百姓归附后却无法兴治，是因为义不足（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如果施行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会像潮水一样来归附，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仁义当然要讲，但刘表是个务实主义者，他满脑子都是现实问题。

刘表又问蒯越怎么办，蒯越说：“太平盛世重仁义，乱世则更重视权谋（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

刘表对这个更感兴趣，请他详细说说，蒯越接着说：

“兵贵精不贵多，重点是能得到他们的忠心和支持。袁术为人勇有余而智谋不足，至于苏代、贝羽，都不过一介武夫，不必多虑。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残暴，其部下对他们也心存顾忌。

“我手下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只要派遣他们到宗贼首领那里加以利诱，宗贼首领们必定率众而来。然后你只要把握时机，诛杀那些残暴无道的首领，安抚收编他们的部众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荆州的军民百姓都会因为你的恩德扶老携弱而至，到时候军归民附，向南占据江陵，向北扼守襄阳，那么荆州七郡可以传檄而定！到了那时，即使袁术等人拥兵而至，也无能为力了！”

刘表听完很兴奋，就依蒯越的计策而行。

蒯越没有吹牛，他派手下人去游说宗贼的首领，前后有55个首领前来归附，刘表、蒯越把他们聚在一起，全部杀了（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刘表把这些首领的部下进行了收编，对其中的大小头领一一任命官职。

最后，只剩下张虎、陈生领兵守在襄阳城，蒯越和庞季二人亲自进城劝说他们投降。于是，刘表占据了以襄阳为核心的整个南郡。

刘表索性把荆州刺史部的治所迁到了襄阳，不再去汉寿就任。正如蒯越分析的那样，南郡平定后，不费一兵一卒，荆州的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等都先后归附了刘表。

徐州的陶谦、益州的刘焉以及幽州的刘虞和公孙瓒，再加上辽东的公孙度、荆州的刘表这两个后起之秀，他们个个手握重兵，占据的地盘都很大。如果他们参加讨董会盟，董卓恐怕连放手一拼的信心都没有，只能乖乖回凉州放马去。

但这些真正的实力派没有参加会盟，他们仍然尊崇洛阳的天子，按时纳贡，接受朝廷的诏令，言下之意也不反对董卓。

这些人里有的是朝廷一贯的忠诚拥护者，从来没想过造反，如刘虞；有的虽然对朝廷的感情一般，但想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看热闹，如刘焉、陶谦；有的是董卓任命的，让他们参加关东联军缺少思想基础，如公孙度和刘表。

关东各路联军中，除韩馥和他们还有一比外，像孔伷、刘岱这些刚上任的地方官员，实力还都不怎么样。陶谦、刘焉、刘虞等人在各地深耕多年，已经拥有了一定实力，事业正蒸蒸日上，是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保住已得到的利益比冒险更明智。

当然，讨董是民心所向，董卓已经成了臭抹布，人人都恨不得踩在地上再踹上几脚。这些人也不会把它从地上拾起来当旗子打，所以他们也不公开与关东联军为敌，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

由于实力派没参加，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底气很不足。

◎弘农王别唐姬

那么多人口口声声要反他、讨伐他，董卓不淡定了。

虽然靠流氓手段把洛阳的局面控制住了，但背后有关中的皇甫嵩和河东郡的白波军，眼前又有关东联军添堵，董卓头痛不已。

袁绍、袁术、韩馥、张邈、桥瑁、王匡、鲍信、曹操这些人都曾经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现在公然打出了反叛的旗帜，矛头直指自己，其中的一大罪状是废黜天子，另立新帝，有篡逆之心。

在董卓看来，这帮人还是对新立的汉献帝不服，难道还做着改立刘辩的打算吗？想到这里，董卓决定把刘辩除掉。刘辩刚被废为弘农王，董卓命宫廷警卫司令（郎中令）李儒出面，给刘辩献上毒药，逼其自杀。

李儒不是董卓带来的人，他是个文人，还当过太学的教授（博士），此时也甘于被董卓驱遣，去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李儒见到刘辩，献上毒药，骗他说：“服下此药可以驱病。”

没生病有人突然给送药，刘辩当然不信：“肯定是毒药！”

刘辩不肯喝，李儒强迫他非喝不可。

刘辩知道死期已至，于是要求和心爱的妃子唐姬最后再饮一次酒。席间，刘辩悲伤地唱道：

天道易兮我何艰，
弃万乘兮退守藩。
逆臣见迫兮命不延，
逝将弃尔兮适幽玄。

唐姬闻而起舞，边舞边唱：

皇天崩兮后土颓，
身为帝王兮命夭摧。
死生路毕兮从此乖，
悼我茕独兮中心哀。

周围的人听到无不流泪。

刘辩最后对唐姬说：“你是我的妃子，记着不要再嫁给吏民为妻。我走了，多保重！”说罢饮鸩而死。

弘农王刘辩，汉灵帝刘宏的长子、何进的外甥、何皇后的亲生儿子，在位不满7个月，死时15岁。

来不及给刘辩准备陵园，已故宦官头目赵忠在洛阳附近有一个现成的墓穴，赵忠生前想必花了很多精力和财力进行准备，想等自己百年后好好享用，但他没有这个福气，这个墓园让刘辩用了（葬弘农王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

刘辩安葬时，朝廷给了个怀王的谥号。

唐姬没有死，她后来回到老家颍川郡。

至于李儒，以后随汉献帝西迁长安，董卓死后李傕等人专权，想推荐李儒当皇帝高级顾问（侍中），汉献帝因为他毒杀了自己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还要治他的罪。此人后来不知所终。

董卓及时出手杀了刘辩，在政治上倒也是高明的一招。因为那些口口声声反对他废帝的人，不少人心里确实想着要恢复刘辩的帝位，现在主角没了，戏也没法唱了。

果然，消息传出，袁绍等人悲痛不已，而关东联军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既然汉灵帝的长子刘辩死了，次子刘协做皇帝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是袁绍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袁绍根本不承认汉献帝的合法地位。

而在董卓这边，关东联军公开起兵后苦了两位老兄——周毖和伍琼。

他们潜伏在董卓身边，骗取了董卓的信任，一直在帮袁绍、袁术、韩馥、张邈等人说好话，帮助他们取得了合法地位，现在同志们真的造反了，董卓的怒火可想而知。

董卓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咆哮道：“我刚到洛阳，你们劝我擢用能人志士，我一一听从，可这些人一上任就公开起兵反抗我，是你们出卖了我，不是我要出卖你们！”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十日，周毖、伍琼二人被斩首。

第七章　迁都长安

◎潜伏的老党人

周毖和伍琼被杀，这是关东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不过很快另一个卧底就补上了他们的位置。

这个人是郑泰，一个老资格的党人，时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鉴于关东联军不断壮大，董卓想调集重兵讨伐他们。郑泰想到联军组建时间不长，很多队伍刚刚完成长途跋涉，需要休整才能形成战斗力，这个时候董卓真的动用重兵征讨，联军肯定吃大亏。

郑泰于是跑到董卓那里忽悠了一把：“政治成败，取决于恩德，而不取决于武力，所以讨伐无益。”

董卓听了有些不爽：“照你的说法，要军队就没有用了吗？”

郑泰不着急，慢慢说道：“不是说没用，我只是认为关东方面不值得您动用这么大的兵力，如果不信，请让我为明公陈述原因。”

看到董卓专心在听，郑泰一口气说道：

“现在关东合谋，州郡联结，百姓团结一致，不可说不强盛。然而，自从光武帝以来国家平安无事，百姓生活富裕，对战争早已淡忘。孔子说过‘不教导人民，而让他们自己去战，这是抛弃人民（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所以他们的人数虽然多，但不足以为害，这是第一点。

“您出身西州，年轻时即为国家的将帅，熟习军事，多次参加战斗，名震当世，人人怕您、服从您（人怀慑服），这是第二点。

“张邈不过是东平国的一个忠厚长者，不必多看一眼。孔伷只喜欢清谈高论，没啥见地。这些人都没有军事才能和打仗的经验，临阵决战根本不是您的敌手，这是第三点。

“关东那边的人向来不勇敢，没有孟贲那样的勇力，庆忌那样的敏捷，没有聊城那样坚固的防守，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哪能取得成功？这是第四点。

“即使那边有可任用的人，也是尊卑不分，国家的爵位不给他们，他们依恃的人再多，也会各自独立不前，坐观成败，不肯同心协力，同进同退，这是第五点。

“关西各郡多熟习军事，近年来多次和羌人作战，妇女都带戟持矛、带弓负矢，何况以壮勇的军士来抵挡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呢？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第六点。

“天下的强勇之兵，老百姓所怕的有并州、凉州人，以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等，这些你全都拥有，以他们为爪牙，有如驱虎兕以赴犬羊，所向无敌，这是第七点。

“您手下的将领要么是您的亲戚，要么是您的心腹，都跟随您很久了，您对他们有恩有信，忠诚可任、智谋可恃，可以团结一心，以此对付当前散乱之敌，正如劲风扫枯叶，这是第八点。

“战争有三亡，用乱攻理的亡，用邪攻正的亡，用逆攻顺的亡。现在您治国平正，讨灭宦官，忠义已立，用此三德对付他们的三亡，奉朝廷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哪一个胆敢抵御？这是第九点。

“郑玄的学问盖于古今，邴原清廉正直，都是儒生所宗仰的，也是群士的楷模。关东联军的将领们也许会向郑玄、邴原请教哪个强、哪个弱。从前燕、赵、齐、梁不是不强盛，终究被秦国灭亡，吴、楚七国不是兵不多，终究在荥阳被周亚夫打败。何况现在德政昭彰，辅佐贤良，郑玄、邴原难道会赞成他们制造叛乱？一定不会的，这是第十点。”

当当当，一通“郑十点”让董卓听得入了迷。

郑泰最后总结说：“如果我上面所说的还有一点点值得采纳，那就不要征兵以惊扰天下，也不要让害怕兵役的百姓们集合在一起为非作歹，千万不能弃德恃众，自己亏损威重啊！”

郑泰在江湖上的名声真不是白来的，他的这一番话虽然空洞，很多都是东拉西扯，但能正好切中董卓的心理。董卓本来就不想打，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听完郑泰的建议，他决定取消军事讨伐关东联军的打算。

董卓发现原来郑参事是个大才，一高兴，直接任命他为将军，担任阻击关东联军的前敌总指挥（使统诸军讨击关东）。

如果郑泰掌握了凉州军的前敌指挥权，董卓死得会更快。好在有人及时提醒董卓，这个人有党人背景，跟关东那些人的关系也说不清楚，给他军权十分危险。

董卓一听，惊出了冷汗，赶紧收回命令。

◎董卓玩套路

但是，郑泰的话对董卓仍然起到了作用，董卓的确认为当前不能对关东联军追剿太急，要设法激化他们内部的矛盾，让他们产生分裂。

同时，鉴于关东联军声势不小，为防备万一，董卓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迁都长安。

董卓召集朝臣们开会，宣布了他的计划。

原本以为经历了废立事件已经没有人再会反对他，但这一次又错了，从三公开始就集体反对他。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以及其他朝臣都不赞成迁都，支持迁都的声音几乎没有，这让董卓没了脾气，但他又是个不可能认输或放弃的人。

董卓想了想，拿出了一本叫《石包谶》的神秘预言书，上面说自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建都到最后灭亡总共经历了11世，而从后汉情况看，从汉光武建都洛阳到现在也正好11世了，如果不迁都，将会重蹈前汉灭亡的覆辙，所以必须从洛阳迁出去。这是天意，必须顺应天意。

可惜董卓又错了，因为玩谶纬这种东西，他这个武人绝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

杨彪直接斥责《石包谶》为妖书：“迁都是天下大事，盘庚迁都亳邑，百姓无不怨恨。过去关中遭王莽破坏，所以光武帝才迁都洛阳，经过这么多年，百姓安乐。现在无故放弃宗庙、园陵，必然使百姓惊动，势必如用滚开的水去煮稀粥一样，造成全盘混乱（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是妖邪之书，岂可相信！”

杨彪是前国师杨赐的儿子，比他爹还敢说敢干。

这些话，在董卓听起来简直可笑：我跟你谈的是“国家大事”，你跟我讲的却是“百姓”，真是驴唇不对马嘴！

董卓耐着性子听杨彪说完，然后说：“关中肥沃富饶，所以秦得而并吞六国。陇右出产木材，杜陵有武帝留下来的陶器作坊，都可以利用。至于百姓议论，那算什么？如果敢反抗，我以大兵驱之，把他们都赶到大海里喂鱼虾！”

话里有了威胁的意味，可是杨彪仍不理会：“天下大事发动容易，收拾残局很难，请慎重考虑！”

董卓立即不耐烦起来，大声喝道：“你打算破坏我制定的国策吗（公欲沮我计邪）？边章、韩约给我写信，让朝廷一定迁都，你们挡住不让迁，他们如果发大兵前来，我不相救，你们几个就跟着他们一路西去吧！”

韩约即韩遂，与边章都是凉州的军阀，跟董卓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董卓拿他们来吓唬这些文臣。

哪知杨彪不仅固执，而且不吃吓：“向西就向西，那也是我杨彪自己的道路，就是去了，天下最后会怎么样也未可知（西方自彪道径也，顾未知天下何如耳）！”

这是宁死不屈的节奏，董卓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太尉黄琬又站了出来，他支持杨彪：“迁都是大事，杨公的话希望能给予考虑！”

董卓脸都气黑了，闷头生着气。

董卓一向不按套路走，别看你贵为三公，不顺他的意时他也会任意处置，现在的气氛下杨彪很危险，荀爽赶紧出来打圆场：“难道相国愿意这样做吗？崤山以东已经起兵，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平定的，所以得先迁都，再慢慢对付他们，这种情况与秦朝和汉初相似，都是借助山川之势以控制天下！”

董卓听了便没有再发作，一甩袖子走了。

董卓指令司隶校尉宣璠弹劾杨彪、黄琬，免去了他们三公的职务，提拔王允当司徒，赵谦当太尉，但杨彪和黄琬在士人中名望很高，董卓冷静下来，觉得继续让他们为自己装点门面更划算，于是又任命他们二人为光禄大夫。

还有一个说法，说董卓杀了伍琼、周毖，杨彪、黄琬感到了害怕，于是到董卓那里谢罪（杨彪、黄琬恐惧，诣卓谢），董卓也因杀死伍琼、周毖有些后悔，于是上表推举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

董卓其实也明白，迁都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大事小事必然成堆，他哪是操这种心的人？董卓这次提拔王允，就是想让他做自己的助手，协助自己落实迁都计划。

之前，董卓想让老将军朱儁做自己迁都的助手，朱儁在军中素有威望，担任过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右车骑将军），如能为自己所用，那再好不过了。

黄巾起义被扑灭后，朱儁这位功臣的作用下降，他先是被改任为光禄大夫，后又担任将作大匠，转任少府、太仆，后来黑山军进攻河内郡，朝廷任命朱儁为河内郡太守，击退张燕后，朱儁再遭闲置，又回任光禄大夫，不久又改任为屯骑校尉、城门校尉，目前的职务是河南尹。

遇到了这么多的不公，想必内心里多少该有些想法吧？董卓觉得朱儁应该好拉拢，他于是派使者向朱儁宣读委任诏书，任命他为交通部部长（太仆），虽然只是部长级，但董卓特意让使者告诉朱儁，他是自己的副手（以为己副），但朱儁并不领情。

朱儁对董卓的使者说：“国家西迁，必然使天下人失望，而成就了山东那些人的气势，我觉得这并不可行！”

又来一个劝阻迁都的，使者听着有些来气：“现在是任命你职务，你要么拒绝，要么接受，又没有让你就迁都的事发表意见，你在这里却说了半天，为什么（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何也）？”

朱儁也是老资格的大臣了，一个小小的使者竟如此不敬，但他没有生气。

朱儁耐心地回答道：“副相国，我不能胜任；迁都大计，不是急事。辞去不能胜任的职务，说点不关紧急的话，正是做臣子的本分。”

这句话又让使者抓住了把柄：“迁都的事，我从没听过，就算朝廷有这个打算，也还没有透露出来，属于机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幸亏朱儁反应快，他煞有其事地说：“这是董相国告诉我的，不然怎能知道？”

不管怎么说，朱儁就是不做这个助手，董卓只得放弃。

相对而言，王允的态度要好得多，也许是因为蹲过宦官的大狱，脑子没有那么顽固，说话做事让董卓感到舒服。汉献帝继位后，董卓让王允当了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现在破格提拔为三公。其实，王允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伍琼、周毖以及郑泰并无两样。

所不同的是，王允比他们会装。

王允看到此时正是朝廷危难之秋，外戚、宦官的恶斗虽告一段落，但董卓这样的豪强趁机发难，问鼎中央政权，朝廷仍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之中，面对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内心里悄悄树立起恢复、革新东汉政权的志向。

而董卓现在特别欣赏王允，对此并不知情。

董卓做出的决定王允从不当面反对，不管董卓说什么王允都积极去落实，董卓于是把迁都的具体事宜都交给了王允。

◎名将交出兵权

迁都长安的事基本确定，但比较尴尬的是，此时的长安并不在董卓的控制之下。

左将军皇甫嵩奉朝廷之命正坐镇于长安，董卓要想迁都，必须解决手握重兵的皇甫嵩。另外，长安要成为新首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尹以后就相当于河南尹了，也十分重要，目前担任京兆尹的是盖勋，也不是董卓的人。

董卓废掉少帝后，盖勋一怒之下曾给董卓写了封信：“从前伊尹、霍光建立了那么大的功勋，就因为行废立之事所以结局都不怎么样，你董卓只不过是个小丑，凭什么下场会比他们更好（足下小丑，何以终此）？现在，祝贺的人在你门外，而给你吊丧的人已到了你的坟前（贺者在门，吊者在庐），我看你还是小心一点！”

看完信，董卓对这个盖勋恨得牙都疼。

董卓想了个办法，以天子的名义征调皇甫嵩来洛阳任城防司令（城门校尉），征调盖勋来朝廷任参事室参事（议郎）。诏命到达长安，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是董卓要解除皇甫嵩和盖勋的权力，服从命令去洛阳无异于自投罗网。

盖勋不想去，他认为皇甫嵩手里掌握着数万人马，仅驻扎在扶风郡的精兵就有三万人，完全可以与董卓一较高下。盖勋派人暗中联络皇甫嵩，希望联合讨伐董卓（勋密相要结，将以讨卓），但皇甫嵩不敢。

皇甫嵩手下也劝他不要去洛阳，秘书长（长史）梁衍建议：“董卓霸占京师，擅自废立，现在又征将军您，您如果去了，大则有生命之危，小则受困遇辱。趁现在董卓还在洛阳，天子即将西来，将军可以率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袁绍等人在东，将军您在西，董卓可擒！”

上次阎忠已经密劝过皇甫嵩举兵，现在的形势比那时更严峻、更凶恶，但皇甫嵩仍不敢接受，最后他还是到洛阳就任去了。

皇甫嵩一走，盖勋在长安孤掌难鸣，也只好随后去了洛阳。

皇甫嵩、盖勋自动送上门来，董卓大为高兴。

去年，朝廷改任董卓为并州牧时，诏令他把手下的人马交给皇甫嵩，董卓坚决不答应，为此跟朝廷一度陷入僵持。

那时候，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在军中，劝叔父：“本朝失政，天下倒悬，有能力决定安危成败的只能是大人您和董卓。现在您和董卓已经结怨，势不俱存。董卓违抗诏令，这是大逆之行，他看到京师混乱，故踌躇不进，怀有奸心。大人您现在是西线总指挥，仗国威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可无往不胜！”

皇甫嵩想了想，说：“董卓抗命虽然不对，但擅自讨伐他杀他也不对，不如上书朝廷，让朝廷定夺（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皇甫嵩于是上书朝廷，朝廷下诏责让董卓，董卓与皇甫嵩进一步结怨。现在皇甫嵩到了洛阳，董卓可以出这口气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一天都长。

董卓马上授意有关官员上奏朝廷，找了个借口诬陷皇甫嵩。董卓下令把皇甫嵩抓了起来，想把他杀了。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也在洛阳，他与董卓私下里有些交情（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董卓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在席间突然抢到董卓面前和他辩理，责以大义，又叩头落泪，为父亲申冤求情。

皇甫坚寿说的时候一定声情并茂，因为他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大家纷纷离席替皇甫嵩求情（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

董卓这才离席而起，拉起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下令释放了皇甫嵩，又任命他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一场疯狂掠夺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十七日，朝廷正式开始迁都。

既然决定走，董卓也不再顾忌什么，他要来一场大掠夺。

董卓下令迁都前搞一次金融改革，废除五铢钱，改铸小钱。

秦朝使用的是半两钱，由于民间可以私铸，钱制很乱，民间还出现剪边半两钱，就是把半两钱用剪刀剪下一圈，七到八个半两钱就可剪下半两的青铜，用剪下的铜再铸半两钱。针对这个弊端，汉初朝廷大力推行币制改革，设计了新的方孔圆钱，为防止剪边，在半两钱上增加了围边，定5铢为计重单位，称五铢钱。

24铢相当于1两，所以这种钱也不太重。由于朝廷的大力推行，信誉很好，两汉一直使用，到现在已有300多年历史了。董卓废大钱改小钱，相当于主动让货币贬值，是一次赤裸裸的金融掠夺。

为了铸造更多的小钱，董卓下令到处搜刮铜，洛阳皇宫内外立有铜佛像（金人）、鹿头龙身铜像（钟虡）、雀头鹿身蛇尾铜像（飞廉）以及铜马等，董卓下令把它们都拿来化成铜水，铸造小钱，强令推行。

百姓手里的五铢钱为非法，只能拿来兑换董卓的小钱，收上来的五铢钱又可以铸成更多的小钱，一来一往，董卓发了大财。

但这样一来造成了物价的混乱，本来兵荒马乱物价就不稳，加上币制这么一改，洛阳一带的金融市场彻底崩溃，米价最后达到了惊人的几万钱一石（由是货贱物贵，谷石至数万钱）。

之前说过，汉代五铢钱有很强的购买力，1钱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元，米价到了现在这种程度，等于涨了几千倍。

这么干，董卓都嫌太慢。他干脆直接派兵出去抢。

凉州军本来军纪就差，对付老百姓以手段残忍著称。接到董卓的命令，大家抢得更欢了，一时间洛阳周围地区成为人间地狱。

董卓下令把洛阳一带所有富豪集中起来，胡乱安个罪名集体处死，财产全部没收。普通百姓强迫迁往长安，不愿意走的全都处死。洛阳周围200里范围内大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董卓还命令士兵开棺掘墓，盗取珍宝，邙山一带密集排列着的本朝多位先帝的皇陵和许多贵族的墓地，大都无法幸免。

洛阳东边有个阳城，乡民正在举行祭神仪式，凉州军开到，立即大开杀戒，把男人都杀了，头颅割下来挂在车上，载着抢来的妇女，一路敲敲打打，宣称在前线打了胜仗。前线被抓住的俘虏情况更惨，凉州兵用布涂上油裹在他们身上，然后从脚下点火，活活烧死，围观的人看着取乐。

朝廷西迁的队伍出发后，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当年三月五日到达长安。

此行路上，除了天子的车队，还有数不清的百姓。为了保证长安今后的繁荣，董卓下令把洛阳周围一带的百姓都迁往长安，人数多达数百万口（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张，但即便是数十万口也不得了。

一路上，被迫西迁的百姓不时受到董卓手下步兵和骑兵的侵扰，有的忍饥挨饿，有的遭到了抢掠，道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堆着的死尸（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

从洛阳到长安，一时竟成了死亡之路。

到了长安，噩梦也未完结。长安城原来有未央宫，是由汉初萧何主持在秦章台的基础上扩建的，规模宏大壮丽，但王莽失败后汉军、赤眉军两次攻入长安，未央宫遭到焚毁。汉献帝此次仓促西迁，未央宫还无法居住，只能在京兆尹府临时下榻。

至于随迁而来的百姓，董卓只负责强令他们西迁，不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到长安以后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董卓根本不管。

董卓那时还在洛阳，司徒王允全面负责长安事务，他协调内外，尽量保证各项迁都事宜有序进行。未央宫在加紧整修下勉强可以入住，汉献帝不久搬入未央宫。在洛阳，送走了汉献帝后，董卓觉得有一件事该办办了。

董卓下令给司隶校尉宣璠，让他斩杀太傅袁隗、交通部部长（太仆）袁基，袁绍的生父袁逢、继父袁成都死了，袁隗、袁基是袁绍的叔父。

如果不迁都，袁家人估计还能再留一阵，至少这是与袁绍、袁术谈判的筹码，但现在西迁长安已成定局，留着他们也就只是浪费粮食了，袁家在洛阳的亲属有50多口，全部被杀，连婴儿也没逃过这一劫。

袁氏遭灭门后，先被集中埋在洛阳城青城门以外、东都门以内的一个地方，上面做了标记。董卓后来担心有人来盗取，把他们又都挖出来，送到关中的郿坞。

消息传到河内郡和鲁阳县，袁绍、袁术痛哭，誓报此仇。

袁氏灭门之祸，董卓是凶手，但袁绍、袁术也无法脱去责任，他们决定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应该料到有这样的结局。他们要么不相信董卓敢下死手，要么是内心太冷酷。

也许前一种成分更大，因为董卓不管多专横残暴，他毕竟是“袁氏故吏”，袁家人曾经对他有恩，在政坛上，他贴着袁家的标签。然而，这种想法用在董卓这样的人身上，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董卓从来不知道政治操守是何物。

巨大的悲伤也为袁绍争取来大量的同情，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们，有些人虽然没有直接来到袁绍手下，也打着袁绍的名义（莫不以袁氏为名）。

董卓那边，杀完袁氏一族，他知道事情当然不会完结。即使要迁都，也得先打一仗，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住关东联军，如果灰溜溜地退往关中，关东联军的士气必然大涨，各路人马一窝蜂地拥向潼关，他想在长安过舒服日子，就是做梦。

所以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得打好。

董卓把手下最精锐的人马分成三路，在洛阳以东按北、中、南三个方向进行布防：

北路方向，主将是牛辅，他是董卓的女婿，是董卓最信赖的人之一，对手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河东郡、河内郡的关东联军，除此之外还有与关东联军遥相呼应的白波军；

中路方向，主将是徐荣，他是董卓手下最能打的将领之一，董卓派他应对酸枣方向的关东联军，这个方向的敌人最多，最不能大意；

南路方向，主将是胡轸，他是凉州军里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董卓派他对付鲁阳方面的袁术，这一路的敌人虽然人马有限，但袁术手下有特别有战斗力的孙坚，董卓也不敢大意，派吕布、华雄辅助胡轸。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春天，以沁水、河内、酸枣、荥阳、阳翟、鲁阳等战略要地为中界，一条长达上千里的战线拉开了，两边都在往前线调集人马，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仗，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

◎曹家军打头阵

最先打起来的是北线。

在河内郡屯驻的袁绍、王匡离前线最近，他们的驻扎地在黄河北岸的怀县，与洛阳的直线距离不过100里左右，轻骑兵半天即可到达。

袁绍命令王匡在平阴渡口过黄河，做尝试性进攻。牛辅率部在平阴渡口一带与王匡对峙，暗地里派出精锐从另一个渡口小平津渡过黄河，绕到王匡背后，抄了联军的后路。

王匡所部损失惨重，退回到怀县与袁绍会合，不再出战。

这是关东联军的第一仗，虽然有袁绍的亲自指挥，但仍以失利告终，这让位于中路的酸枣方向各位将领变得迟疑起来。本来，聚集酸枣的人马最多，如果一鼓作气往西打，也能形成一定气势。但大家似乎都不急着进攻，每天大吃大喝（置酒高会），只有曹操比较着急。

酸枣在陈留郡的地盘上，张邈在联军中说话最有分量，曹操多次找到这个老朋友，请求发起进攻。

曹操劝张邈说：“咱们共举义兵讨伐董卓，现在人马已经聚集完毕，还等什么呢？董卓劫持天子，焚烧宫室，海内震动，这正是天要灭亡他的绝好时机（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可定，机不可失呀！”

曹操反复陈述，张邈也不好再拒绝，但表示无力调遣其他各部，让曹操自己想办法组织力量准备进攻。

在各路人马中，曹操与济北国相鲍信关系最好，曹操又找到他，说服鲍信一同行动。鲍信是曹操早期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他愿意跟弟弟鲍韬一起与曹操共同行动。曹操有5000多人，鲍氏兄弟有1万多人，双方编成一支混合部队。

从人数上看，这支人马相当于1个军，下面有4个师，分别由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实际掌握，曹操的这个军长（奋武将军）也算实至名归了。

这支人马由酸枣方向出发，向西进入司隶校尉部所属河南尹境内，并未遇到抵抗，阳武、原武等县甚至连地方官都找不到了。

东西军事对峙形成后，这一带就成了最前沿，无论谁胜谁败这里都将遭受战火涂炭，地方官们早就开溜了。

中牟县令杨原也想弃官而逃，有个人劝他不要这样做。

这个人名叫任峻，是本县人，他对杨原说：“董卓作乱，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恨他，但是都不敢先发，不是不想，形势还不成熟罢了。您若能趁这个机会做一个倡导者，必然得到天下的响应。”

杨原可能是个外地人，所以想溜，而任峻是本地人，跑也没地方跑，不如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最后，杨原听从了任峻的建议，自称河南尹，任命任峻为办公室主任（主簿），将临近几个已无人管理的县都接管起来，实行临时地方自治，招集散勇，扩充人马，等待时机。

正在这时，听说曹操率一路队伍来到，任峻与本地另一个知名人士张奋一起率数百人加入联军的队伍，曹操将他们暂编为一个旅，表奏任峻为旅长（骑都尉）。看来表奏这个东西很好使，曹操也学得很快，袁绍表奏他代理军长（行奋武将军），他马上就能表奏别人当旅长。

任峻加入曹操阵营后深得曹操的信任，后来曹操把一个表妹嫁给了他。任峻以后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农业问题专家，是曹魏搞屯田的早期负责人之一。

有任峻的意外加盟，联军士气大增，队伍很快进发到荥阳、成皋一带，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战略要地敖仓。

敖仓之所以成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是当时天下最大的粮仓。荥阳、成皋附近有一条人工运河叫汴水，用来连接黄河水系和南方的淮河等诸河道，可以把东南各郡的物资很便捷地运到这里来。

自秦朝开始，就在附近的敖山上修建仓库，囤积了粮食等物资，也囤积了一些军械，成为朝廷储备粮基地和军队的后勤基地。曹操率军直奔荥阳和成皋而来，除了这里是西征的必由之路外，攻占敖仓意义更为重大。

开始，曹操率部一路顺利，队伍渡过汴水后，敖山隐约的山影都能看到了，大家兴奋异常，以为大功告成。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惨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没有机会再能渡回汴水。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可怕的敌人。

◎遭遇可怕对手

凉州军，这是一批训练有素、在战场上十分凶悍的敌人。曹操率领的人马如果相当于刚刚组建的民团，凉州军就是装备精良、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特种兵。这两支人马相遇，结果可想而知。

这里，对凉州军不妨再做以简单介绍。董卓集团目前由两部分组成，一支是自己的凉州军，一支是归顺来的并州军，双方合起来有10万多人，其中并州军只占很少一部分。别看董卓手下人数不算太多，但这些都是精兵悍将，说他们在战场上能以一当十，也不算夸张。

因为他们是职业军人，大多数出身于凉州、并州一带，由于各民族混居形成的基因优势，个个身体强壮。他们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而且家属子女都在老家，打起仗来没拖累，一上战场就死拼。

凉州军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战马。冷兵器时代最初的战斗方式是车战，后来随着马鞍、马镫等配具的发明和应用，骑兵逐渐成为新的独立兵种，拥有战马的多少以及战马质量的高低成为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强弱的最重要指标，盛产好马的凉州成为精锐之师诞生的摇篮。

凉州军就是这样的精锐之师，他们说起来也是朝廷的部队，但现在他们只效忠于董卓个人，成为董卓的私人武装。董卓抓队伍很有一套，他在凉州时最高军职为四方将军之一的前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或兵团司令，他便利用这一职务疯狂扩军，手下人马迅速膨胀，他到底有多少人马，朝廷都不清楚。

董卓对手下将领实行“扁平化”管理，所有的将领都听他直接指挥，其中地位较突出的有牛辅、李傕、郭汜等三人，牛辅已做过介绍，李傕字稚然，凉州刺史部北地郡人，作战勇猛，诡谲残忍；郭汜又名郭多，也是凉州人，出身于马贼，作战非常凶悍。

以上三人可看作军长一级的将领，在牛军长手下比较有名的师长是张济，出身于凉州的武威地区；在李军长手下比较有名的师长有李暹、李利、张苞等，其中李暹、李利是兄弟俩，他们都是李傕哥哥的儿子。

其他还有一批将领，包括徐荣、董越、段煨、胡轸、杨定、李蒙、樊稠等，他们不分属以上三位军长，相当于师长或旅长，直接听命于董卓。

在凉州军将领中，徐荣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东北人，祖籍是幽州刺史部玄菟郡，而并非出自凉州。史书对徐荣早年的情况没有交代，推测起来，他可能是朝廷西部兵团的下级军官，在凉州时因为作战勇猛职务不断晋升，后来归董卓指挥，是董卓信任的少数出身内地的将领之一。

徐荣虽然力量很猛，却不硬拼，他比较喜欢动脑筋。眼看联军队伍冲自己而来，徐荣考虑所部人数不足，不宜把战线拉得太长，于是主动放弃前沿的武阳、原武、中牟等据点，在成皋一带布下重兵，以逸待劳，等敌人渡过汴水再发起攻击。

战斗在敖仓周围的成皋打响。

曹操指挥的联军人数虽然占优势，但多是新兵，训练时间短，战场经验不足，装备也差，骑兵人数不多，在凉州的职业军人面前，基本上不堪一击。

但是，在曹操、鲍信、卫兹、鲍韬、任峻等人以及曹氏、夏侯氏诸兄弟的带领下，联军并未退却，而是拼死血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联军一方处于下风。曹操的战马被乱箭射死，失去战马的曹操，随时会在混战中被杀。紧要关头，曹洪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让曹操骑。

曹操不愿意，曹洪急了：“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大哥你呀（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

曹操这才上马，杀出重围。曹洪随后也设法脱身。

立下大功的这匹战马，传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鹄”，不过正史没有记载，可能只是后人的附会之言罢了。

退到汴水岸边，看到敌人没有再追，曹操这才把人聚拢起来。经过清点，发现卫兹和鲍韬战死，自己和鲍信身上都挂了伤，所幸曹洪、曹仁、曹纯以及夏侯惇、夏侯渊、任峻他们倒没有什么大碍。

上万人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没有死在战场上的人，大部分都开了小差。只有从谯县带出来的人还紧紧跟随他们。

一行人趁夜渡过了汴水，回到大本营酸枣。

◎胡大人扬言杀吕布

三线作战，北线、中线都取胜了，但董卓的心情并不轻松。

凉州军虽然在汴水之战中大胜，但对手顽强的战斗意志让董卓感到了吃惊，按董卓的想法，这本算不上是场战斗，而是一场大屠杀，但真实的过程让董卓惊讶。

董卓知道，和曹操相比，他的老熟人、前同事孙坚更生猛，所以之前在三路大军的安排上特别重视南面这一路，不仅派了胡轸，还派吕布、华雄去协助。

胡轸此时担任陈郡太守，是董卓嫡系中的嫡系。吕布属于并州军，虽然跟董卓以父子相称，但手下的队伍在董卓集团里属于杂牌军。华雄也是董卓手下的一员猛将，担任都督一职，但对他的情况所知甚少，他的实际影响力与他后来的名气相比差得多。

本来这支人马在三路大军中是力量最强的一路，但凉州军和并州军在配合上好像出了问题，胡轸与吕布之间不大对付。

胡轸字文才，他和董卓手下另一个将领杨定关系很亲密，凉州军中有人称他们为“凉州大人”，凉州人习惯用语中，“大人”的意思是大家豪右，也就是地方豪强。

胡轸的资历似乎比李傕、郭汜还老，董卓对属下经常呼来喝去，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但对胡轸相当客气，除了让胡轸带兵，董卓还给了他一个陈郡太守的官衔，这在凉州军众将领里算是特例。

但这个人的水平比牛辅高不到哪里去，脾气大、嗓门大、爱摆老资格，谁都不放在眼里。

董卓让他指挥吕布、华雄，弄不好就得出事。

现在说说南线的战事，与其他两路关东联军一样，袁术在南线也是主动发起的攻击。

袁术自己本事有限，但手下有个特别能打且干活不惜力的孙坚，放着不用白不用。袁术命令孙坚向北发起进攻，孙坚遵命，率本部人马北上，到达梁县境内的阳人聚。

“聚”就是壁坞，是建有防御设施的军事要塞，这个阳人聚位于洛阳的正南方，具体位置在霍阳山和汝水以北，距离洛阳的直线距离不到百里。

董卓还在洛阳城里，敌人已到了洛阳的远郊区，董卓一听就急了，马上派人传令给胡轸，要他赶紧率部迎敌。胡轸不敢怠慢，指挥人马迎击孙坚。

也不知是凉州军的将士还在忙着抢劫杀人一时无法收心，还是吕布、华雄暗中闹情绪，总之胡轸着急，手下的将士却不怎么着急，队伍行动迟缓，军纪也十分涣散。军情紧急，迫在眉睫，要是放孙坚继续北上，洛阳就有危险了。

胡轸又气又急，一怒之下放出了狠话：“这次行动相国给我了大权，我非斩杀一名青绶级官员，才能整顿好纪律（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

在汉代，官员的品秩大小可通过官印的材质和绶带的颜色来判断，其中绶带分为黄赤、赤、绿、紫、青、黑等颜色，皇帝、太后、皇后用级别最高的黄赤色，2000石级官员才能用。

在整个南线作战的各支队伍里，够这个级别的只有吕布和华雄两个人，胡轸的话未免说得太直白了。这些话最后传到了吕布、华雄的耳朵里，二人既惊又恨。

胡轸率本部紧赶慢赶，总算到达梁县境内的另一个壁坞广成聚，好在这时孙坚还在阳人聚，没有进一步行动。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将士们在胡轸的催促下一路急行军，人困马乏，大家都建议在广成聚宿营，吃顿饱饭，再好好休息一下，等天亮后再向孙坚发动攻击。但是胡轸不同意，因为他获得了情报，说孙坚从阳人聚已经出发了，胡轸要求大家马上开拔，去追击敌人。大家没有办法，只得从广成聚向阳人聚方向急进。

但胡轸得到的情报是假的，孙坚不仅没走，而且在阳人聚做好了充分的防守准备，凉州军来攻，遭到迎头痛击。

孙坚手下的人马战斗力显然更强，加上以逸待劳，凉州军吃了大亏。败下来的凉州军士又渴又饿，人马疲惫至极，无力再发起进攻。

胡轸虽不情愿，但也无奈，只好下令退回广成聚。到达广成聚已经很晚了，大家没有任何力气修筑堑垒，将士们一个个躺在地上就睡了起来。

睡到半夜，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一声：“城里的敌人出来了（城中贼出来）！”

这是古代行军打仗常遇到的事，叫作夜惊，有人睡糊涂了，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做着噩梦突然惊醒，往往会大喊大叫，行军打仗都怕这个。

大家睡得正沉，突然被这一嗓子惊醒，来不及弄清情况，盔甲也来不及穿戴，马跑了也顾不上追，纷纷弃营逃命。

就这样，敌人没来，自己吓得溃退了十多里，天亮的时候才慢慢安定下来。这时，吕布、华雄率领的人马才赶到。

胡轸下令，再次向阳人聚发起进攻。

孙坚加强了防备，昨夜趁敌人退出的时间又下令把阳人聚外面的城堑进行了加深，胡轸督率吕布、华雄等发起猛攻，却无法取胜。

胡轸下令撤兵，孙坚趁势追击，凉州军大败。

打败了胡轸、吕布、华雄这几位名将，孙坚所部士气大振，孙坚下令从阳人聚开拔，直取洛阳。打进洛阳，活捉董卓！

董卓这回是够呛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从东北方向杀过来一支人马，挡住了孙坚的队伍。

◎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来的这支人马，主将是徐荣。

在汴水打败曹操后，徐荣接到董卓的命令，让他赶紧增援南线。徐荣不敢怠慢，马上率一部主力前来支援，结果正碰上孙坚。

徐荣不愧是凉州军里最能打的猛将，他堵住了孙坚，将其打败。孙坚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很狼狈。

孙坚最后只领着程普等几十骑突出重围，徐荣在后面穷追不舍，孙坚头上戴着一个红色头巾，平时看着挺酷，这时候就要命了，红头巾成了一个标志，凉州军拼命追着打。

孙坚手下的将领祖茂提醒孙坚，把头巾摘下来给自己戴上，孙坚才得以解围。祖茂被追到一片坟地，四处是敌兵，只好下马，把孙坚的红头巾绑在一根柱子上，自己趴在草中一动不动。

凉州兵看见红头巾，以为抓住了孙坚，就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慢慢靠近，等到了跟前才发现是根柱子。

祖茂后来也设法脱了险。

孙坚被徐荣打败的地方在梁县以东（梁东），此地属河南尹，但紧邻豫州刺史部颍川郡。

孙坚于是退到了颍川郡，该郡太守名叫李昊，是豫州刺史孔伷的人，孙坚如果见到孔伷，一定有些尴尬，因为他也是豫州刺史。只是孔伷的豫州刺史才是正宗的，人家有朝廷的正式任命，而孙坚的豫州刺史是袁术表奏的，是冒牌货。

但孔伷、李昊还是给了孙坚以支持，协助他整顿残部，重振旗鼓，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杀回了河南尹辖区。

孙坚率部一口气杀到了大谷关，这是洛阳八关之一，距洛阳南郊只有90里，董卓急命华雄率部阻挡，此战孙坚取胜，华雄被斩杀于阵前（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

华雄死在大谷关，不是传说中的汜水关。

斩华雄的是孙坚所部，不是传说中的关羽。

对孙坚这个又猛又冲的老同事，董卓简直没了办法。

董卓跟自己相国府的秘书长（长史）刘艾围绕孙坚曾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董卓回顾了当初在张温指挥下和孙坚共事的经历，认为当时孙坚地位并不高，但见解独到，在打仗上经常和他自己的想法所见略同，不可小视。

刘艾看领导很发愁，就宽慰说：“孙坚看起来有些谋略，但比李傕、郭汜差得远，据说他在美阳亭吃过大败仗，官印、绶带都丢了，所以算不上有能耐。”

董卓不同意这种看法：“那是孙坚有些仓促，装备也不如敌人，而打仗也是有胜有负的。”

刘艾还想替领导宽宽心：“现在关东那帮人驱赶着老百姓跟我们捣乱，他们的锋芒不行，兵器更不行，难以长久。”

董卓听了才好受些：“那倒是，杀了二袁、孙坚，天下就会顺从了！”

董卓下令给手下部将，让他们小心提防孙坚。看到孙坚势不可当，董卓想到一招，他派李傕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孙坚，表示求和之意。

董卓确实充满了诚意，因为派去谈判的人是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李傕，董卓这样做一方面为展示诚意；另一方面，可能考虑到早年孙坚在凉州作战时，李傕与他相识，熟人见面好说话。

董卓还让李傕给孙坚带话，他愿意与孙坚和亲，董卓还让孙坚把自家子弟以及部下里愿意当刺史、太守的统统列一个名单出来，他照单全部任用（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董卓已经有了个女婿牛辅，还要再和孙坚和亲，看来他的女儿不止一个。

但孙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如不夷其三族、悬示四海，我都无法瞑目，还结哪门子亲？”

拉拢不成，董卓只得亲自率大军迎击孙坚，结果不是孙坚对手，又吃了败仗。

但关东联军方面也有损失，颍川郡太守李旻在作战中被俘，与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好友张安，董卓命人把他们押送到洛阳，在毕圭苑里搞了个仪式，要把李旻和张安活活烹杀。

董卓惯用这种招数，此前在北线作战中他俘虏了袁绍手下一个名叫李延的将令，就下令把他煮了。大鼎支起，炉火熊熊，一般人吓都吓尿了。这是一种心理战。

李旻、张安在历史上名气虽不大，却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临刑，二人谈笑风生，毫不惧怕。入鼎前，还不忘调侃一下：“咱们俩不能同日生，却有幸同日被煮啊（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联军自相残杀

孙坚继续前进，攻下洛阳指日可待。就在孙坚准备指挥所部向洛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后方却出了问题。

孙坚一路高歌猛进，袁术心里不踏实了，他虽然是关东联军南线总指挥，但他靠的是孙坚，孙坚在前面打，袁术只是在后方负责后勤。

孙坚打了败仗他着急，打了胜仗，他更着急。

有人在袁术面前不断挑拨：“孙坚如果攻入洛阳，就再也不好控制他了，这等于赶走了董卓这匹狼，又引进了孙坚这只虎啊（坚若得洛，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

袁术心眼儿本来就小，经过这一挑拨，对孙坚更不信任了，于是停止了前方的后勤供应。

孙坚一下子傻了，如果断了军粮，将不战而败。阳人聚距离鲁阳县有100多里，孙坚连夜骑马赶回鲁阳。

孙坚见到袁术，对他说：“我之所以不顾生死全力拼杀，上为国家讨贼，下为报将军家门的私仇。我孙坚和董卓没有骨肉之怨，但将军您受别人的挑拨，还对我有所怀疑！”

孙坚越说越激动：“眼看大功将成，但军粮不继，这就像吴起当前叹泣于西河，乐毅遗恨于垂成啊，希望将军好好想想！”

魏文侯时吴起担任魏国西河郡守，其间与诸侯军队大战76次，其中大胜64次，其余不分胜负。魏武侯继位，前期对吴起还比较信任，后来受国相田公叔等人的挑唆，对吴起的忠诚产生怀疑，魏武侯决定召回吴起。吴起行至岸门，停车回望西河郡，眼泪流了下来。

车夫问吴起：“我观察您的心志，舍弃整个天下就像扔掉一只鞋子那样，如今离开西河郡，您却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啊？”

吴起擦去眼泪，说道：“你不知道，如果君侯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那么我就可以帮助君侯成就王业。如今君侯听信小人的谗言不信任我，西河郡被秦国攻取的日子不会久了，魏国从此要削弱了！”

吴起于是不再回魏国，而投奔了楚国。

燕昭王时乐毅被拜为燕国上将军，为燕国攻下70多座城池。燕惠王上任，对乐毅由不满升至不信任，处处排挤。乐毅无奈，逃往赵国。

孙坚向袁术说这两个人的例子，其实是在警告袁术，再这样不信任自己的话，他只能像吴起、乐毅那样离袁术而去。

袁术想了想，发现他现在还离不了孙坚。于是下令，给孙坚所部重新调拨军粮。

再回头说曹操。

汴水失利后，曹操、鲍信带着从成皋前线打了败仗的队伍回到酸枣。他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回到后方后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既愤怒又伤心，酸枣的这些人还在整天醉生梦死，压根没人关心前方的战事。

曹操很着急，多次找张邈等人陈述自己的用兵计划，张邈虽然能听进去一些，但此时屯扎在酸枣的人马并不全听他的指挥，曹操又找到桥瑁等人做工作，但成效不大。

曹操和鲍信的联军几乎全军覆没，这让酸枣的其他几支人马更加坚信不能盲动，他们甚至想，幸好当时没有被曹操忽悠去，否则就是鲍信今天的下场，部队基本上打光了，还搭上了自己的亲人。

在一次联席会议上，曹操建议采取以下军事部署：“渤海郡太守袁绍从河内郡进攻，逼近黄河上的孟津渡口；酸枣的各路联军攻击成皋，占领敖仓，封锁轩辕关和太谷关，控制各战略要地；后将军袁术率领南阳郡的大军进攻丹水和晰县，攻入武关，扰动关中。以上各路大军实现第一步目标后，高筑壁垒，不与敌人作战，多布疑兵，发动舆论和思想攻势（示天下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天下即可平定。如果我们迟疑不敢进攻，天下人将失望，我也为诸位感到羞耻！”

曹操提出的这个行动计划很具体，也很现实，这个计划的关键是要同时行动，给敌人造成首尾难顾的态势。从当时的形势看，这是最有效的进攻方案。

虽然曹操把话都说到快翻脸的程度了，刘岱、桥瑁、袁遗等人还是不表态，张邈束手无策。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郑泰的话，虽然郑泰的目的是忽悠董卓，但他对酸枣这几个人的评价看来还挺准。曹操失望已极，决定离开酸枣，到外地重新募兵，东山再起。

在这段时间，曹操与鲍信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曹操看来，鲍信和桥瑁、刘岱等人不同，是个有理想、有远见的人。经过汴水激战，鲍信对曹操也有了更多了解，虽然他失去了弟弟，但对曹操的敬佩之情始终不渝。

二人在酸枣告别，相约重新招人马、拉队伍。鲍信重回济北国，他在那里还算有基础，再拉起一支队伍来问题不大。曹操决定带着曹洪等人前往南方的扬州刺史部一带，在那里招募人马。

不久之后，曹操和鲍信还会继续合作。

在袁绍亲自坐镇的北线，自从王匡主动出击被打败后，就基本处于无战事的状态。

袁绍、王匡的态度有些消极，董卓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把用兵的重点放在了别的地方，用重兵对付孙坚。对于袁绍，董卓想出了一个新办法。

董卓派出了一个特使团来到怀县，对袁绍等人进行招抚。特使团由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环等一批重臣组成，这些人品秩都在2000石上下，都是“部长级”高官，属重量级人物。

但是，特使团刚到河内郡，还没有展开工作，就被袁绍下令抓了起来。袁绍以联军总指挥的身份命令王匡把他们收押入狱，袁绍告诉王匡，让他做好准备，要拿董贼派来的这些特使来祭旗（欲杀以徇军）。

王匡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人虽然是董卓派来的，但本质上跟董卓并非一路人，他们都是士人，有的还曾是著名的党人，比如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大鸿胪）韩融，在士人中声名甚盛。还有洛阳警备司令（执金吾）胡母班，早年就曾名列党人“八厨”之中，并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王匡的妹夫。所以袁绍的命令让王匡深为不解，也痛苦不已，但还是接受了命令。

胡母班更无法理解，他在狱中写信给王匡：

“你把我抓进监狱，听说又要拿我们祭旗，这与暴虐无道之君有什么区别？我跟董卓有亲戚关系吗？我跟他做过什么坏事吗？现在，你张着虎狼之口，吐着长蛇之毒，把对董卓的愤恨迁怒于我，何其残酷！死，不是什么难事，但耻为狂夫所害。

“如果死后有灵，我将在皇天那里控告足下！唉，所谓姻亲，到底是福是祸，我今天算是知道了。过去是一家人，现在却是血仇！我现有两个小女儿，是你的外甥女，我死后，拜托你千万不要让她们在我的尸体旁哀哭！”

看到妹夫的信，王匡痛苦不已，只有抱着胡母班的两个女儿痛哭。胡母班最后还是被处死了。

董卓派出的特使团，除韩融德高望重又跟袁绍的父辈、爷爷一辈都有交往而免于一死外，其他几个人都被杀害了。

董卓其实并没有打算真能把袁绍等人劝回头，他知道有些事可以劝动，有些事是没法劝的。但董卓还是派了这些人去，名单是他精心挑选的，都是一些有声望的士人。袁绍为难他们，董卓才高兴。

袁绍把这些人杀了，董卓更高兴，这些人跟袁绍等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袁绍杀他们，就是自相残杀。

这是董卓阴损的一招，而袁绍中招了。

王匡早年轻财好施，以任侠而闻名，和大学者蔡邕关系很好，但杀胡母班事件发生后，蔡邕对王匡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再提到王匡就称他为“逆贼”。

胡母班被杀，他的亲属不胜愤怒，后来联合曹操把王匡杀了以报仇（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

和曹操有关的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又发生在什么时候不详，曹操己吾起兵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袁绍的领导下，他为什么去杀王匡、事后又如何向袁绍做出的交代，这些通通不详。

不过，这件事应该是有的，它的发生说明，关东联军内部的分裂情况相当严重。

所以，袁绍杀特使团让人实在看不明白。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滞留在洛阳的袁氏一家刚刚被董卓灭族，袁绍出于报复，才如此残忍。

但也许袁绍想得更多，少帝刘辩被杀后，作为汉灵帝健在的唯一继承人，汉献帝刘协的合法性慢慢地不再被大家提及，在袁绍看来，这将极大削弱关东联军的斗志，时间长了有被对手瓦解的可能。杀了董卓派来的特使团，就是要告诉大家，关东联军和董卓集团势不两立，斗争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但这似乎是袁绍的一厢情愿，关东联军各支人马都有自己的盘算，革命的坚定性也各不相同，有些事袁绍说了也不算。

不管怎么样，袁绍这个关东联军的盟主带头搞分裂，下面自然就乱了。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素有矛盾，他们不团结起来打董卓，却自己动起了手，刘岱杀了桥瑁，之后任命一个手下去担任东郡太守。

关东联军的各路将领都明白，联盟已名存实亡。再加上征集起来的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酸枣的几路人马于是先后悄悄撤回了各自的辖地，酸枣这个反董大本营，也只是热闹了几个月而已。

◎孙坚攻入洛阳

相比而言，孙坚的讨董意志更坚决。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春天，凉州军打退了孙坚对洛阳的第一次进攻，但孙坚很快便重新杀了回来，前锋逼近洛阳南郊。

孙坚在凉州军面前所呈现出的超强战斗力，一方面来自他自身，孙坚曾久在凉州，知道凉州军的作战特点，他是有备而来。另一方面，凉州军将士此时已无心恋战，迁都已经成为定局，最终还是要撤退，他们现在只想把这一阵抢来的东西顺利运回老家去，没有人到了这种时候还去拼命死战。

在这种情况下，董卓知道总撤退的时间到了，如果再不走，就真有可能走不了了。要保证大队人马顺利撤退，必须安排一支人马断后，这个“光荣任务”自然又落到了并州军头上。

吕布、张辽等并州军将领接到董卓的命令，留守洛阳。董卓本人则率大部队一路向西，驻扎在渑池附近，随时做好撤往长安的准备。

孙坚率领的人马很快攻到洛阳城外，吕布、张辽指挥并州军稍做抵抗就撤出了洛阳，孙坚由洛阳城南面的宣阳门进了城。

呈现在孙坚面前的洛阳城基本上只是一片废墟，城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会成为一座空城、死城。看到这种情况，孙坚忍不住流下泪来（坚前入城，惆怅流涕）。

进城后，孙坚让士兵打扫南宫、北宫和太庙的卫生，又到太牢进行了祭祀，还派出一部分人马出城，整理洛阳以北邙山一带被破坏的汉室各皇陵。

有人向孙坚报告，说洛阳城南有一口甄官井，有人发现大白天井口不时发出异样的光亮，各种颜色都有（旦有五色气），大家都觉得奇怪，不敢到这口井里打水。

孙坚派了个胆大的人下到井中，在下面发现了一枚玉质印章，有四寸见方，印上有由五条龙盘着的印纽（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这枚印章缺了一个角，正面的印文是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孙坚一看大喜，因为这就是传国玉玺。

相传，这枚玉玺取材于著名的和氏璧，上面的八个字由秦朝首任丞相李斯所书，象征授命于天，是国之重器。公元前207年冬天，刘邦率军打到灞上，子婴跪捧着这枚玉玺献给刘邦。

秦亡，传国玉玺归于刘汉。

刘邦很珍视这枚玉玺，一直带在自己的身上，并代代相传，作为大统合法的信物。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天子年幼，玉玺藏在长乐宫太后那里，王莽派弟弟王舜来索要，遭到太后的怒斥。太后一气之下把玉玺扔在地上，摔破一个角。后来，王莽命工匠用黄金进行了修补。王莽兵败被杀，传国玉玺辗转到了刘秀手里，又开始了世代相传。

汉灵帝驾崩，这个玉玺神秘地消失了，董卓都没找到。

后来得知，当时张让、段珪等人劫持少帝仓皇出宫，宫中一片大乱，负责保管玉玺的人（掌玺者）情急之下把它投到了这口井中。

现在这枚玉玺到了孙坚手中，孙坚把它保管起来。

攻克洛阳是关东联军取得的最大胜利，但也是关东联军彻底分裂的标志。这是因为董卓一走大家也就失去了目标，关东联军的各路人马讨董的意志本来就不怎么坚决，现在更没有方向了。从此，关东联军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

孙坚原打算继续追击，却接到了袁术的命令，要他立即放弃洛阳回师，因为后方出了问题。问题出在豫州，制造问题的是袁术的哥哥袁绍。

孙坚被袁术表奏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部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成了孙坚的势力范围，朝廷任命的豫州刺史孔伷年龄较大，身体也不好，更主要的是孔伷也没什么野心，在袁术看来，豫州迟早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没想到的是，袁绍看着眼馋，没跟袁术、孙坚商量，直接派了个叫周㬂的人当豫州刺史，目的再明显不过，那就是来抢地盘。关键是，派来的这个周㬂也不是外人，他与周昕、周昂是扬州刺史部会稽郡周氏三兄弟，周昕当过丹阳郡太守，周昂当过九江郡太守，他们跟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早年便在洛阳相识，关系一直不错。

朋友来了本来有好酒，但非得把筷子往别人碗里伸，这又算是什么好朋友？袁绍这么做非常不地道，因为他是关东联军的总负责人，现在带头闹内讧。

孙坚气愤难平，长叹道：“大家一同举义兵，救社稷，董卓刚刚被打败就干出了这样的事，我还能跟谁同心协力呢（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

孙坚又流出了眼泪，作为一员猛将，他本是一个硬汉，但现实让他无语，以至于再三落泪。

孙坚从洛阳退出后，也不客气，直接找周㬂开战，周㬂哪里是孙坚的对手？败走。

这时，一直有病的豫州刺史孔伷去世了，孙坚趁机在豫州进一步扩大了势力。

◎陶谦的小算计

袁绍试图染指豫州未能成功，但他不死心，看到洛阳一带成为势力真空，他马上命令河内郡太守王匡率部抵近黄河北岸，主力集结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河阳津附近，随时准备渡河。

这时董卓的人马还在撤退途中，董卓亲率董越部驻扎在渑池，段煨部驻扎在华阴，牛辅部驻扎在安邑，其他将领分驻在各个战略要地。此时，如果袁绍、王匡突然杀往洛阳一带，对董卓各部安全撤离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董卓命令刚从洛阳城撤出的吕布、张辽去阻击王匡的人马。

看来叛徒从来都无法让人尊敬，说是去阻击，其实就是当垫背，并州军的死活在董卓眼里并不重要。

董卓自以为得计，但他日后也要为这样的安排付出代价。

吕布、张辽迅速指挥并州军前往黄河一线，他们控制住了黄河上的三个重要渡口，中间的是河阳津，西边的是平阴津，东边还有一个小平津关。

看到并州军来了，黄河北岸的王匡又不敢动了。

吕布等了几天，没见敌人过河，于是有点儿不耐烦了，决定主动出击。他把人马分成两部，一部从小平津关渡河，做出向河阳津发起攻击的阵势，另一部悄悄移动到西边的平阴津。

王匡不知是计，率主力迎击来犯河阳津的并州军，但吕布率领的另一支人马突然从平阴津方向开来，绕到王匡的背后发起攻击。受到两面夹击，王匡大败，死伤殆尽。

袁绍看到这种情况，放弃了去洛阳抢占地盘的打算。

但是洛阳附近还有一支反董武装，它的领头人是老将军朱儁。

朱儁不是一直在董卓身边吗？他是怎样脱离董卓的控制又拉起了一支人马的呢？

情况是这样的，朱儁不肯担任董卓的助手，这让董卓很不高兴。一次，朱儁向董卓汇报事情，陈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一些见解，董卓听着听着突然翻脸。

也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名将，董卓直接开骂：“论打仗，我百战百胜，怎么做我心里早就想好了，还容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小心脏了我的刀（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

董卓说着就要拔刀，按他的脾气，不管你是什么人，说杀就杀，说剁就剁，眼看朱儁就要伏尸在董卓面前，旁边有个人赶紧上来相劝。

这个人对董卓说：“从前像武丁这样的明君都主动求他人提建议，何况阁下，你想堵住他人的嘴巴吗？”

董卓竟然被问得一时失语，半天才说：“我刚才是戏言（戏之耳）。”

这个人仍然不依不饶：“从没听说过发怒的话可以当戏言（不闻怒言可以为戏）。”

董卓赶紧向朱儁赔礼道歉，才算完事。

关键时刻救了朱儁的人是前京兆尹盖勋，他被迫来到洛阳后没有担任原先说好的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而是先担任北军五营之一的轻骑兵旅旅长（越骑校尉），但董卓不想让他参与军队的事，后又让他出任豫州刺史部颍川郡太守。盖勋还没到颍川郡，董卓担心他跟关东联军搅在一起，又把他征回洛阳。

朱儁毕竟军事经验丰富，担任过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右车骑将军），在军中素有威望，所以董卓后来任命朱儁为河南尹，让他带领少量人马在洛阳一带活动，阻止敌人的进攻。

朱儁脱离了董卓的控制，很快就和关东联军建立了联系，他想趁机策应联军从东面进攻洛阳，但他势力单薄，关东联军方面响应得也不够有力，朱儁失败，被迫逃往荆州避难。

董卓随后又任命了一个名叫杨懿的人为河南尹，接替朱儁在洛阳周围打游击，哪知朱儁又杀了回来，打跑了杨懿，屯兵在洛阳以东的中牟。

徐州刺史陶谦看到董卓大势已去，突然表态支持朱儁，表奏他代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行车骑将军），并派出3000名精兵支援朱儁。

在反董的问题上，陶谦一直态度模糊，他采取的是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现在为什么突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呢？

这背后其实有着许多算计，具体来说这是针对袁绍的。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地位几乎高出所有人，其中也包括陶谦。董卓在时，陶谦不跟袁绍计较，现在进入“后董卓时代”，以后关东地区谁是“带头大哥”呢？在陶谦看来袁绍显然不配。

于是，陶谦把朱儁抬了出来，你自称车骑将军，我给你弄出一个代理车骑将军，显然是对你的否定。不过陶谦的这个算计并未奏效，不是袁绍反对，而是董卓不答应。

董卓听说朱儁在洛阳一带拉起一支反对自己的人马，立即派尚未西撤的凉州军主力杀过来，受到数万凉州军的进攻，朱儁手里的区区几千人马自然不堪一击。

◎乱棍打死老领导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四月，带着从洛阳搜刮来的巨额财富，率领仍然十分精锐的凉州军主力，董卓来到了长安。

司徒王允率三公、九卿等百官到郊外迎接，董卓所乘的车辆到达，众人一齐参拜在车前。

虽然是被敌人赶到关中的，但董卓的霸气一点儿不减，他睥睨着拜伏在脚下的人们，心里很满意。

董卓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突然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这个人是他老领导的侄子，曾经也做过他的直接上级，还做过他的阶下囚。

这就是皇甫嵩，扑灭黄巾民变的头号功臣，担任过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也曾经位至三公。

前不久皇甫嵩被诬下狱，险些丧命，出狱后先担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后又升为总监察官（御史中丞），随百官先期到了长安。

皇甫嵩字义真，董卓停下车，故意对老领导说：“义真，你现在服不服气（义真服未乎）？”

皇甫嵩实在厌恶董卓，但又不敢跟他发生冲突：“以前哪里知道您会如此显赫啊（安知明公乃至于是）！”

董卓也读过一些书，看过太史公所著的《史记》，想起了里面的一句话，于是拿来秀一下。

董卓当众对皇甫嵩说：“鸿鹄本来有很远大的志向，只是燕子麻雀这些凡鸟看不到罢了（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

皇甫嵩受到了羞辱，但他仍然忍住了：“过去我和明公您都是鸿鹄，没想到今天您已变成了凤凰啊！”

董卓大为满意，高兴地说：“看来你已经服气了，今天你可以不用参拜啦。”

一代名将甘拜自己的下风，董卓心情很好。

董卓拉起皇甫嵩的手，还想再拿老领导开开心，故意问：“义真，说实话你心里到底怕不怕我（义真怖未乎）？”

皇甫嵩坦然回答：“明公您如果以德能辅佐朝廷，大福刚到，何怕之有？如果滥施淫刑，那天下人都应该害怕，也不止我皇甫嵩一个人。”

董卓听完，默然无语。

董卓把在洛阳的暴政搬到了长安，关中百姓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董卓想重新选个人当司隶校尉，问王允谁合适，王允趁机推荐了盖勋。

盖勋当过京兆尹，对关中事务很熟悉，倒是个合适人选。

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董卓听了直摇头：“这个人过于聪明，不能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

盖勋确实一直对董卓不满，要不是皇甫嵩太软弱，他早就在长安扯起反董大旗了。盖勋来到长安后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即病逝。

董卓最后选的司隶校尉名叫刘嚣，这个人名气不大，巴结奉承却有一套，对老百姓也比较狠。刘嚣上任后，规定无论官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的一律诛杀，财产全部没收。

忠与不忠、孝与不孝，这些都由刘嚣说了算，他说谁不忠谁就不忠，他说谁不孝谁就不孝，经常是先看中某人的家产，然后罗织罪名迫害。刘嚣还鼓励大家互相揭发，让百姓互斗，由此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冤死的有数千人之多（更相诬引，冤死者以千数）。

随着董卓的到来，长安成了一座恐怖之城，大家平时路上见了面只能互相看一眼，话都不敢说一句（百姓嚣嚣，道路以目）。

董卓变得越来越暴戾而缺乏理性，只要他看着不顺眼的人，无论资格有多老、威望多高，都痛下杀手。

现在的长安城里有两位董卓曾经的上司，除了皇甫嵩，还有担任国防部部长（卫尉）的张温。之前说过，董卓和张温早已结怨，现在张温落在自己手里，而且一直不太搭理自己（素不善卓），董卓就想找个机会报复。

张温的卫尉此时也就是个头衔而已，但董卓还是气不顺。

这时，朝廷天文台台长（太史令）夜观天象，报告说根据天象来看，近日将有大臣被杀。

董卓很信天命，他怕此谶应到自己身上，赶紧给张温捏了一个秘密勾结袁术的罪名把他杀了。

初平二年（191年）十月初一日，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将张温被人拖到街上，一顿乱棒之下被打死（笞杀之）。

董卓连老领导都随便杀，而且手段如此残忍，文武百官只能心惊胆战地伺候着他。

董卓的另一个老领导皇甫规尽管死去多年，也受到了董卓的污辱。

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长得很漂亮，还能写文章，工草书，经常给皇甫规当秘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惊讶她的才能。

皇甫规死后，妻子仍然年轻，容貌很美，被董卓看上了。

董卓用100辆彩车、20匹马组成豪华迎亲车队，还有许多奴婢、钱财做聘礼，要娶皇甫规的这位妻子。

皇甫规的妻子穿着便衣来到董卓那里，跪下来陈述自己的苦衷，言语哀痛。但董卓不理，命人拔出钢刀围住她，威胁说：“我的威严可使天下降服，难道在你一个妇人身上就行不通吗（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

皇甫规的妻子知道不能免于一死，站起来破口大骂道：“你本是野杂种，害了不少天下人，还不够吗？我先辈的清德举世知道，我丈夫皇甫规文武全才，是汉室忠臣，你过去还不是他驱使的一个走卒吗？竟敢在你上级领导的夫人面前干出非礼的勾当（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

一顿怒斥，把董卓骂得无地自容。

董卓恼羞成怒，让人把车子推到庭院里，把她绑在车轭上，命奴仆们用鞭子、棍棒使劲地打。

皇甫规的妻子忍受剧痛，对打手们说：“怎么不重重下手打呢？死得越快越好（何不重乎？速尽为惠）！”

皇甫规的妻子最终死于车下，她的事迹后来被收进《列女传》中。

◎暴君的天下

到长安后，董卓一改之前重用士人的做法，大肆封拜亲属。他的弟弟董旻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左将军），封鄠侯，他哥哥的儿子董璜为皇帝高级顾问（侍中），兼任中军校尉，掌握兵权。还有不少董家的人当了大官，一上朝，董家人能站成一排（并列朝廷）。

连董氏家族抱在怀里的婴儿也都封了侯，颁发金印紫绶，小孩不懂那是什么，拿着当玩具耍。

董卓被封为郿侯，郿县在长安以西260里，即今陕西省眉县，董卓在此筑起高坛，边长两丈多，高五六尺，坛成，让他一个外孙女乘着轩金华青盖车来到这里登坛。在郿县的文武官员，包括都尉、中郎将、刺史等高级官员都到车前，引导着这个小女孩上到坛上，董卓让侄子董璜为使者亲自颁发印绶。

董卓还在郿县修筑了一座城堡，号称郿坞，城高与长安城相等，里面储藏够30年吃的粮食。

董卓对外宣称：“大功如可成，就称雄天下；如果不成，就守着它安度晚年！”

董卓还喜欢玩一些新花样，他亲自设计了一种奇特的车子，这种车用青色的伞盖，爪画两，大家给这辆专车起了个名字叫“竿摩车”。董卓觉得很得意，也很威风，出门便坐着。

只有担任皇帝高级顾问（侍中）的蔡邕平时还敢在董卓面前说几句。蔡邕认为天子和大臣乘坐的车子都有规定和讲究，董卓这么胡来很不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劝。正巧，长安这时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地震，董卓有点儿紧张，问蔡邕是什么原因。

蔡邕趁机对董卓说：“这说明地下阴气太盛，是大臣逾制所造成的。您乘坐的青盖车不符合制度，大家都认为有点儿不恰当。”

董卓还真虚心接受了蔡邕的批评，改乘皂色伞盖的车子。

一个暴君，通常周围少不了一群小人。

董卓很快被刘嚣这样的小人所包围，大家一致认为，董太师的丰功伟绩无人能比，当太师有点委屈了，于是参照周朝开国宰相姜子牙的先例，要给董卓再上一个尊称，叫“尚父”。

人家姜子牙不仅是宰相，还是武王的岳父，才称尚父，董卓是什么东西，也敢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但心里想归想，没人敢说。

董卓吃不准，怕弄出个历史笑话来，就此向蔡邕询问。

蔡邕又趁机劝道：“姜太公辅佐周室，受命讨伐殷商，所以才加上这个尊号。今明公的威德没有问题，不过我以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应该等平定了关东，车驾返回旧京，然后再做。”

董卓听了，觉得有理，采纳了蔡邕的建议。

在大家眼里，蔡邕是极少数被董卓尊敬的士人之一，董卓对他的话不仅相当重视，而且平时也非常尊重他。而蔡邕似乎也甘为董卓所用，每次宴会，董卓让蔡邕弹琴助兴，蔡邕也很用心（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

然而，蔡邕内心却十分痛苦，他曾经对从弟蔡谷说：“董卓这个人性情残暴，终究会失败，我想回兖州，但道路太远了，也不知道那里的人如何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蔡谷劝慰他说：“你长得跟普通人不一样，走在外面容易招致大家围观（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你想秘密潜逃，那也太难了。”

蔡邕究竟长成什么样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听蔡谷的意思他长得应该不是一般的特别，属于那种见一面就忘不掉的人。

蔡邕听了从弟的话，这才打消逃跑的念头。

◎蔡文姬和王粲

好在蔡邕身边有两个年轻人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一个是自己的女儿蔡琰，一个是王粲。

曹操小时候在河里与蛟搏斗的故事被梁代一个叫刘昭的人写进了《幼童传》中，这是当时出版的一本儿童教育读物，里面记录了大量的神童故事，和曹操一同入选为“神童”的，同时代还有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音乐家，把女儿也早早培养成了音乐天才。一天晚上，女孩的父亲鼓琴，琴弦断了，女孩看都没看就说：“断的是第二根弦。”

她的父亲很讶异：“你这是冒碰上的吧？”

于是，父亲故意弄断了另一根，问她女儿这是第几根，女儿说：“这一回是第四根。”

答案完全正确。

这个女孩就是蔡琰，一般人称她为蔡文姬。蔡邕当年流放朔方时，蔡文姬刚出生不久，现在才十几岁。

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曹操和蔡文姬从小“青梅竹马”，那是完全靠不住的。曹操比蔡文姬大了20多岁，当年曹操和蔡邕同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二人相识，见过蔡文姬倒有可能。

王粲字仲宣，兖州刺史部山阳国人，他的父亲前面提到过，就是曾任何进秘书长（长史）的王谦。

王谦这时已因病去世，王粲不知什么原因也来到了长安。

蔡邕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家里经常宾客盈坐，如果来晚了，在蔡邕家门口的街巷里连个停车位都不好找（常车骑填巷）。

一次，蔡邕家高朋满座，他正跟大家谈话，家人递上来一张名帖，说有人在外面求见，蔡邕看了一眼，竟慌忙从座上起来跑出去迎接，一着急把鞋子都穿反了（倒屣相迎）。

大家纳闷，这是什么样的重量级人物，能让蔡大师如此呢？等进来一看，都傻眼了，蔡邕陪着的是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不光年龄小，而且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容状短小），又黑又瘦，一座尽惊。

蔡邕给大家介绍：“这是王公的孙子，很有才能，我不如他。”

王公就是王畅，著名的学者，王粲的爷爷。

蔡邕同时宣布：“我家里的藏书，死后全部给他（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的反常举动让人十分不解。王粲即使再有才，也不至于以十几岁的年龄就能让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折服吧？蔡邕厚遇王粲，要猜测一下的话，或许跟他的女儿有关。

蔡文姬和王粲同龄，但这时她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她的丈夫出身于河东郡的世族，名叫卫仲道，是个读书人，婚后夫妇很恩爱，但就在前不久，卫仲道病故了。

卫家人有点儿嫌弃她，认为她刚嫁进卫家的门就克死了丈夫。蔡文姬无法忍受，这才回到了父亲身边。

蔡邕刻意栽培王粲，并且说出那些不同寻常的话，也许有把女儿许配给他的意思。

当然，这是猜测。

有了两个年轻人的陪伴，蔡邕在长安的生活才增加了一抹淡淡的色彩。

第八章　天下新格局

◎孙坚身死岘山

董卓在长安目空一切地当起了暴君，大家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一个消息传到长安，又让董卓大感振奋。

孙坚死了！

孙坚打跑了袁绍任命的豫州刺史周喁，局面一片大好，正要大干一番，却不幸死于非命。

孙坚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又特别具有亲和力，带队伍很有一套，在他的手下凝聚了一批能力突出又对他忠贞不贰的将领。和曹操的家族一样，孙氏家族的成员也不少，有名气的就有孙静、孙香、孙河、孙贲、孙辅等人，其中人数最多是孙静一支。

孙静是孙坚最小的弟弟，孙坚起事时他也纠合乡曲及宗室数百人参加，追随孙坚征战。但他很恋家，不喜欢当官（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后来回乡养老去了。孙静有五个儿子，分别叫孙暠、孙瑜、孙皎、孙奂和孙谦，个个都是人物。

孙香是孙坚的远房族弟，跟随孙坚出来，但一直在袁术手下任职，最后死在寿春，影响不大。孙河与孙坚同族，深得孙坚信任，委以重任。孙贲的父亲是孙坚的哥哥，孙贲是孙坚的侄子，孙辅是孙贲的弟弟，他们二人能力比较突出，一直跟随在孙坚的左右。

在这些孙氏族人中，除了孙坚，论辈分孙静比较高，论能力孙贲最强。

除了孙氏族人，孙坚手下的异姓将领中，资历和地位较高的有朱治、程普、徐琨、黄盖、韩当等人。

朱治字君理，扬州刺史部人，早年担任过县吏，被举过孝廉，后来追随孙坚，在早期的这批将领中他最重要，曾受孙坚派遣带领人马帮助徐州刺史陶谦打黄巾军的余部（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

程普字德谋，幽州刺史部人，早年在郡里担任官吏，史书上说他有容貌风姿、计谋策略，善于应答论对，随孙坚四处征战，参加了宛县、邓县等地的讨伐黄巾军之战，在阳人聚打败过董卓的部队，攻城野战，屡立战功，曾多次受伤。

徐琨的字不详，他是孙坚的吴郡老乡，家里是地方豪族，他的父亲徐真和孙坚关系最好，孙坚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徐真，生下徐琨，徐琨是孙坚的外甥。他先在郡里任职，舅舅孙坚起事后辞去郡职成为孙坚的部曲，跟随孙坚征伐。

黄盖字公覆，荆州刺史部人，少时生活艰难，但素有壮志，不同于凡庸，常在干活的空余学习，讲兵事。当过郡吏，被举过孝廉，征辟于公府。孙坚举兵，黄盖毅然追随。他生得很威武，善于和士卒打成一片。

韩当字义公，幽州刺史部人，擅长骑马射箭，有膂力，受到孙坚的喜爱，跟随孙坚征伐周旋，多次遇到危难，陷敌擒虏，立下不少战功。

可以说，孙坚具备了乱世称雄的所有条件，前途不可限量。

正因为如此，袁术对孙坚一直很防范。

袁术知道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孙坚很快就会脱离自己独立发展，这是袁术不愿意看到的。

怎样遏制孙坚的发展势头呢？袁术想出了一个办法。

袁术告诉孙坚，现在荆州刘表的势力发展得很快，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董卓既然退往长安，就先不去管他，现在转而要全面应对刘表。

刘表近来确实势头很猛，别人联合起来对付董卓，他不参加，闷着头扩充实力。荆州一共有七个郡，除最北边的南阳郡以外，其他六个郡基本都被刘表控制了。

袁术的大本营鲁阳属南阳郡，严格来说，这里也应该归刘表管。随着刘表势力的增强，迟早要到南阳郡来发展，袁术担忧刘表也是有道理的。

袁术这个人被评论为野心不小但能力很差（志大才疏），除了吃老本、会享受、好摆谱以外基本没什么特长。他来到南阳郡以后，不断向百姓征税征粮征兵，弄得民怨沸腾，南阳郡的百姓有很多都逃亡到了外地（百姓苦之，稍稍离散）。

袁术知道，如果不主动出击，要么会被刘表灭掉、要么会被孙坚取代，所以他想出了派孙坚打刘表的好主意。孙坚接到命令后没有多想，就去了。

这意味着，讨董战役在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就匆匆宣告结束了。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冬天，孙坚率部南下。

一路锐不可当，一口气打到了襄阳城外，这里是刘表的大本营。刘表派部将黄祖出战，但黄祖不是孙坚的对手，双方在邓县、樊城带交战，黄祖大败。孙坚挥师前进，将襄阳城包围起来。

但襄阳城是个很难攻取的城池，它两面临汉水，又背靠群山，只要刘表死守，孙坚并不容易攻破。与此同时，刘表让黄祖组织人马不断偷袭孙坚，想迫使他主动退兵。

这时已经到了年底，可孙坚仍无退兵的迹象，刘表有些着急了。

过了年，正月初七这一天，黄祖与孙坚在襄阳城外再次交战，黄祖又被打败，向襄阳西郊的岘山方向逃去。孙坚亲自去追，哪知遇到了埋伏。

也许这是黄祖想出的计策，以诈败引诱孙坚进入事先布置的埋伏圈。孙坚不知，追到一片竹林里，黄祖命手下发射暗箭，孙坚中箭，当场身亡（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史书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孙坚追击的人不是黄祖，而是刘表手下另外一个名叫吕公的将领，孙坚追击吕公，进入山中，吕公命人用石头攻击孙坚，孙坚头部被石块击中，当场脑浆迸流（应时脑出物故）。

不管哪一种记载是正确的，反正孙坚死了，年仅37岁。

孙坚的死讯传出，有人吃惊，也有人大喜。

吃惊的是袁术，他虽忌惮孙坚，但这个结果却是他万万没料到的。孙坚的死让袁术实力大损，但也为他解除了被人从内部取代的后顾之忧。

大喜的除了远在长安的董卓，还有眼前的刘表。对刘表来说，眼前这一劫总算平安渡过了。

当然，孙坚的死让他的夫人、孩子瞬间陷入巨大的悲痛中，孙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孙策17岁，次子孙权10岁，三子孙翊8岁，四子孙匡、五子孙朗年龄更小。这5个儿子中，前4个都是正妻吴夫人生的，最小的孙朗由孙坚的妾所生（庶生也）。孙坚死时，孙坚的妻子、孩子都在扬州刺史部的舒县，距襄阳2000多里。

孙坚的突然死去，也让跟随他一路征战的部下们不知所措。好在大家比较团结，没有立即散去，他们共推孙坚的侄子孙贲为首领，于是，孙贲护送着孙坚的灵柩回到南阳郡。

孙贲的父亲孙羌是孙坚的哥哥，死得比较早，后来孙贲的母亲也去世了，孙贲带着还是婴儿的弟弟孙辅艰难生活，但他能力不弱，先后担任过郡里的督邮、县长，孙坚在长沙起兵后，孙贲辞去官职跟随孙坚征战。

一开始，袁术还没敢直接向孙坚的旧部下手，他表奏孙贲为豫州刺史，让他继续带领孙坚的人马。

后来，袁术发现孙贲缺乏孙坚的号召力，胆子渐渐大了起来，生出了吞并之心。他用各种借口把孙坚的队伍打乱，把他们重新编到其他各部中。时机差不多时，袁术改任孙贲为丹阳郡都尉，把他远远地调离。

孙坚一路辛苦拉起来的队伍，就这样被袁术吞并了。

◎又上演废立闹剧

董卓去了长安，孙坚死了，袁术暂时也消停了。

这个时候还在不懈奋斗的人是曹操，汴水之战的惨败让曹操认识到兵源素质至关重要，一支队伍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士兵的身体素质、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为了能招募到素质精良的兵卒，曹操想到了丹阳郡。

丹阳郡属扬州刺史部，以出精兵而闻名，该郡主要辖区在长江以南，今天的南京、马鞍山、铜陵等都在该郡范围内，曹操之所以想去丹阳募兵，主要是那里有熟人。

曹洪跟现任扬州刺史陈温很熟，而现任丹阳郡太守周昕，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周㬂的哥哥，曹操又跟他很熟。

曹操、曹洪、夏侯惇等人于是分头南下，曹洪去扬州刺史治所历阳找陈温，曹操、夏侯惇去宛陵找周昕。两位老朋友还挺给面子，很快帮助他们招募了不少士卒，其中周昕这边帮助曹操募来4000人，陈温这边帮助曹洪募来2000人，周昕还派弟弟周昂随曹操一同北上。

这不是小数目了，足够曹操东山再起。但在行军的路上却出了事，差点儿要了曹操的命。

曹操率领的这一支队伍过了淮水，进入沛国境内，到达龙亢县，与曹洪会合。两支队伍顺利会合，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兵变。这些丹阳兵可能不想离家太远，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发动叛乱，点火焚烧了曹操的大帐，曹操持剑，连杀数十人，才得脱身（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

最后，6000人跑得只剩下了500人。

曹操、曹洪只好整顿剩下的人马渡过黄河，来到了河内郡怀县，投奔袁绍。

刚刚失去50多位亲人的袁绍正在忙一件大事，看到老朋友来了，赶紧招呼他一块商量。

曹操这才知道，袁绍正在忙着另立新帝的事。

在袁绍心里，被董卓杀掉的前少帝刘辩才是汉灵帝的法定继承人，现任皇帝刘协不仅登基的程序不合法，而且是不是汉灵帝的血统都有疑问。袁绍曾宣称刘协不是汉灵帝的儿子（帝非孝灵子）。

在这一点上，袁绍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别人是反董卓不反皇帝，袁绍是董卓、皇帝一块反。袁绍本来想消灭董卓以后重新拥立刘辩复位，哪知道董卓下手更快，把刘辩毒死了。可袁绍并不甘心，刘辩死了，就在其他刘氏宗亲里寻找，反正不承认董卓挟持下的伪皇帝。

就当前形势而言，消灭董卓的势力才是当务之急，即使他这边立了一位新帝，也不能指望董卓让刘协退位，结果就是两个皇帝并立，国家将因此陷入分裂。

可袁绍并没有考虑这些，他在这件事上的任性和执意可以理解成一种野心，他就是要另立一个朝廷，与董卓抗衡，作为这个朝廷的缔造者，他应当具有无可争辩的地位。

问题是，找谁来当这个皇帝呢？

袁绍跟他的智囊们找来找去，最终把目光停在了幽州牧刘虞的身上。刘虞是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的五世孙，出身正统，家谱清晰可查。本人德高望重，长期担任朝廷的九卿，资历深厚。外任幽州牧以来，整顿地方，安抚边界的少数民族，深得众望。

不久前，董卓为了拉拢刘虞，派人到幽州把一个大司马的名号送给刘虞（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晋封刘虞为襄贲侯。

方案一定，袁绍、韩馥就大造舆论，他们暗中安排一个叫王定的济阴人，说是发现了一颗印，上面赫然写着“虞为天子”四个字。

这当然是假的，假得有些欠水准。

袁绍还声称，当年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担任的职务是大司马领河北军政，刘虞担任的大司马领幽州牧与其相仿，这些都是天意。

袁绍写信给各路联军首领陈述自己的想法，寻求支持。但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对于他的建议，除了韩馥以外，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但他们也不便公开反对，都迟迟不予答复。曹操就在这时来了。

袁绍不关心他南下募兵的情形，而是着急地向曹操征询意见。曹操在这种事情上一向不滑头，这次也是明确反对：“董卓之罪暴于四海，我们合大众、举义兵，天下无不响应，这都是因为忠义。现在幼主微弱，受制于奸臣之手，但是还没到亡国的地步，一旦改易天子，天下谁来安定（孰其安之）？”

曹操最后还撂下一句重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且北去，我独自西行（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刘虞在北面，汉献帝在西面，曹操告诉袁绍，如果他另立朝廷，自己将不惜分道扬镳。这种掷地有声的话不排除是亲曹派史学家为树立曹操忠君形象编造的，但从上一次袁绍、许攸等人搞的另立朝廷的未遂事件中曹操坚定而鲜明的态度上看，他即使没说过这几句话，态度也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袁绍并不打算放弃。

一次，袁绍拿着王定献的那颗印在曹操面前晃了晃（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故意让曹操看。

曹操瞅了一眼，笑着说：“我不相信！”

袁绍还想说服曹操，派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对曹操说：“现在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大，天下群雄，谁能超过？”

这些话其实有些威胁的意味，这让曹操对袁绍产生了反感。曹操甚至暗中打算要诛灭袁绍（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不过以曹操当时的实力，这件事也只能想想罢了。

为什么向来一呼百应的袁绍这一回说话这么不好使？

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另立朝廷、废帝立帝，弄不好身败名裂不说，还得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所以不表态。

除了曹操反对，袁术也写信明确反对。

袁绍还想说服袁术，他给袁术回信，信中说：“我与韩馥共谋长久之计，要为天下另选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但不是汉家血脉，公卿百官又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们？当前，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董卓衰竭而亡，在东方另立圣君，则太平之日指日可待，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况且，我袁家遭到屠戮，我们绝不能再北面事之！”

袁术说起来对汉献帝的感情未必有多深，但他不希望由袁绍牵头立一位新君。

袁术给袁绍回了封信，信中写道：“全家被杀是董卓的主意，与天子何干？我的一片赤心，只志在消灭董卓，不知道其他的事（不识其他）！”

碰了这么多钉子，按说该收手了，但袁绍仍不死心，决定与韩馥联手硬干，他们搞了个“拥戴书”，派前乐浪郡太守张歧带着前往幽州，向刘虞奉上皇帝的尊号。

刘虞是正宗的汉室宗亲，对汉室忠贞不贰，看了“拥戴书”不禁大怒。

刘虞直接当面斥责张歧：“天下分崩离析，天子蒙难，我等深受重恩，不思雪耻，反而行叛逆之事，于情于理何堪？诸君各据州郡，应该勠力同心，尽心于皇室，现在却要做谋逆之事，不怕天下人诟病吗？”

张歧回来对袁绍一说，袁绍彻底灰心了，决定就此收手，但韩馥的热情不减。

刘虞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换个方式，韩馥又派人恳请刘虞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代表皇帝封爵位任官（录尚书事，承制封拜）。

刘虞真生气了，他不仅拒绝了韩馥的建议，而且把韩馥派去的使者给杀了。刘虞另派人去给韩馥报信，说如果再来相逼，他就去投奔匈奴人，让大家断绝念头（图奔匈奴以自绝）。韩馥讨个没趣，不敢再派人去了。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刘虞担心朝廷听到什么对自己产生误会，于是决定派人到长安走一趟，向朝廷表明自己的忠心。

由幽州刺史部去长安道路阻绝，一路上寇虏纵横，是一趟苦差，也很危险。刘虞跟手下的人商量派谁去合适，众人公推一个22岁的小伙子，说他最合适。

这个人名叫田畴，字子泰，幽州刺史部右北平郡人，好读书，善击剑，能文能武。刘虞把田畴找来，谈话之后十分高兴，就派他前往长安。田畴挑选了20个人，都骑马，不走中原，改出塞外，从漠北、朔方绕道前往长安，最后到了那里。

董卓见到田畴挺高兴，如果刘虞真的接受了袁绍、韩馥等人送上的尊号，董卓还是挺紧张的。董卓的战略是，不与关东联军死磕，而让他们内斗。如果群龙有首，内斗的计划就不好实施了，所以董卓挺感激刘虞的。

袁隗被杀后太傅的头衔空着，董卓就把这个名号给了刘虞。

◎袁绍反客为主

韩馥给人的印象是低调和保守，但在废立之事上他表现得甚至比袁绍还活跃。

其实，这件事背后有着韩馥的算计。

韩馥与袁绍的关系一向微妙，一开始对袁绍是防范的，后来迫于大形势他不得不与众人一道拥护袁绍做了关东联军的盟主，但韩馥心里并不服气。

让韩馥不满的是，袁绍以关东联军首领自居，基本上垄断了反董阵营的发言权和表奏权，他自己任命自己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在这边想任命谁就任命谁，简直成了天子第二。

韩馥把刘虞抬出来，是想把反董势力的领导权从袁绍手里拿走，这是他甩开袁绍二度请刘虞出山的原因，可惜的是，刘虞仍不配合。

韩馥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住袁绍的眼睛？但袁绍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从实力对比来看，他现在远不是韩馥的对手。袁绍于是悄悄积蓄力量，并尽可能多地拉拢盟友。

先是游走于河东郡、河内郡一带的并州军旧部张杨率部归降了袁绍。张杨原是丁原的部属，应何进的派遣回并州募兵，何进被杀后率领一支队伍独立发展。在张杨看来，只有袁绍有资格接受他的归顺，因为何进和袁绍都是老领导。

继张杨之后，南匈奴的一支队伍在单于于夫罗的带领下也归顺了袁绍，有这两支队伍的呼应，袁绍力量壮大了很多。

但这仍不足以让袁绍与韩馥摊牌，袁绍虽然以车骑将军自称，但只能屈居在河内郡的怀县一带，冀州的大部仍为韩馥所有。袁绍作为关东联军的盟主，交给韩馥的任务是担任后勤部部长，负责军粮供应，韩馥自然不会好好干，常常克扣军粮，或者以次充好（每贬节军粮）。

袁绍不满，但也无计可施。

韩馥手下武有麹义、张郃、颜良、文丑，文有沮授、田丰、审配、荀谌，在群雄割据时代，这是一个豪华的全明星阵容。但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支队伍的主帅不行，打起仗来也吃力。

事实上，韩馥跟部下的关系处理得也不好，领导没本事，容易被有本事的部下欺负。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韩馥手下头号大将麹义。

史书上说麹义出身于凉州，知晓羌人的战斗方法，手下的兵都是精锐（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但凡这样的人，往往是个直肠子，在优柔寡断、心思很重且懦弱无能的韩馥手下做事，心情肯定不大痛快。

麹义与韩馥最终走向决裂，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之二人以兵戎相见，结果韩馥很丢人，没有打过自己的手下。袁绍抓住这个机会，迅速与麹义联络，麹义投降了袁绍。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麹义之叛就是袁绍策反的。

袁绍手下有这种人才，除了许攸、逢纪，原来在韩馥那里干的荀谌、郭图、辛评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归了袁绍，他们都擅长做这样的工作，这虽不见任何记载，但推断起来并非不可能。

荀谌、郭图、辛评等人最早可能是韩馥派来协助袁绍工作的，一来二往，与袁绍的关系倒日渐加深。其中荀谌是颍川郡荀氏家族成员，他的父亲荀绲是“荀氏八龙”之一，他的叔父荀爽是当今的司空。郭图字公则，不知道祖籍是哪里，不太像是冀州本地人，根据他与荀谌、辛评等人关系不一般的情况判断，他也是颍川郡人的可能性较大。辛评字仲治，颍川郡阳翟人，他有一个弟弟叫辛毗。

麹义的归降令袁绍士气大振，也令韩馥陷入惊慌失措之中。

然而，袁绍仍然不敢与韩馥马上决裂，因为韩馥的实力仍然比他强大，袁绍的矛盾心理让谋士逢纪看到了。

逢纪对袁绍说：“将军现在举大事，但后勤供应还仰仗别人，如果不能至少占据一个州，将来恐怕难以保全啊！”

废话，这个道理我还能不懂？袁绍对逢纪说：“可惜韩馥兵强马壮，咱们人马少，后勤供应又不足，如果办不到，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设不能办，无所容立）。”

逢纪这才说出了他的想法：

“可以和公孙瓒联络，让他率兵南下取冀州。公孙瓒肯定会来，那样韩馥就会害怕，到时候跟他陈说利害，韩馥一定会主动让位。”

逢纪这一招还是引外兵胁迫的老办法，有理由怀疑当初引董卓进洛阳的馊主意就是他出的。

但是这一次，逢纪预料对了。

袁绍暗中联络公孙瓒，邀请他和自己一块夹击韩馥，事成之后平分冀州。公孙瓒这时事实上已脱离刘虞独立发展，且势头很猛。接到袁绍的邀请，哪能错过机会？

公孙瓒亲自率军南下，打的旗号是讨伐董卓，要求从冀州借道，实际上是来抢地盘。韩馥当然明白，知道这一仗非打不可，于是抖擞精神，再战公孙瓒。

韩馥连手下人都打不过，更打不过勇猛异常的幽州铁骑，结果当然是大败。袁绍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把身边的策反专家们派了过去，游说韩馥主动让位。

◎乱世里的反面教材

尽管韩馥一败再败，但实力仍存，硬拼起来未必有把握。

而且贸然刀兵相见，也有损联军盟主的形象，所以袁绍还是想来文的。为了保证忽悠韩馥成功，他干脆组了个忽悠团，团长是他的外甥高干，副团长是刚才提到的荀谌，团员还包括辛评、郭图等人。

这几位果然不负袁绍之望，他们连哄带吓，把韩馥搞得精疲力竭，结果不费一兵一卒，居然说得韩馥愿意让位。

消息传出，韩馥的手下一片哗然，大家跟着领导鞍前马后，为的是奔个事业前程，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耿武、闵纯、沮授都跑来劝他。可韩馥实在不想硬撑下去了，他只想舒舒服服过日子，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

黄河上重要渡口之一的孟津驻扎着韩馥的水军，冀州从事赵浮、程涣二人率上万精兵及数百条战船在此，听闻领导高风亮节要让贤，也给惊呆了。他们指挥战船由黄河入淇水，一路向邺县方向回师。

当时袁绍本人在淇水岸边的朝歌，傍晚时分赵浮等人指挥的船队经过，袁绍看到对方声势浩大、军容威整，十分紧张。

赵浮、程涣见到韩馥，苦口婆心相劝，仍然没有效果。

韩馥主动从所住府邸搬出来，住到宦官赵忠在邺县的一处私宅里，派他的儿子带着州牧的印信，亲自迎接袁绍到来。

袁绍进入邺县，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冀州牧。

袁绍的这两个职务，一个是自己封的，属于伪造；一个是抢人家的，属于盗版。总之，都不合法。

袁绍不管这些，他给了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虚名，既不给兵也没有官属，挂了起来。奋武将军的头衔袁绍给过曹操，大概袁绍觉得曹操手下反正也没有几个人了，就转手给了韩馥。

这就是袁绍的不对了，要么是他的粗心，但也有可能是他的故意。既然都是膺品，纯粹是瞎捏的，为何不多捏一个？袁绍的小算盘和小心思，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一些来。

对于韩馥的手下，肯与自己合作的继续用，不肯合作的要么走人，要么无情清除。袁绍任命沮授为奋威将军，协助自己分管军事；任命田丰为别驾，协助自己分管行政事务；任命审配为治中，协助自己分管总务。

耿武、闵纯等人不肯合作，袁绍毫不客气，直接处死。

袁绍得了冀州，不再提跟公孙瓒平分的事，公孙瓒气得要命，这也是他们日后翻脸的原因之一。

不过，公孙瓒那边还有跟刘虞的事没有掰清，他主动撤回。

冀州从此改换门庭，除了被杀的耿武、闵纯等少数人以外，其他人不仅没受什么影响，大多数反而升了官。大家心里可能想，这样挺好，升官涨工资，还换了个能干的领导。

只有韩馥很难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得多了不看就是，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上门来找麻烦就没办法了。

作为曾掌管一州的前领导人，无论自己多么德高望重，多么积德行善，仇人总会有的，即使没有仇人，也有那些势利小人，你在位时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一旦你不在位、手里也没了权，这些人就会把昔日的屈辱加倍地找补回来。这种小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有个名叫朱汉的，就是这样的小人。

此人人品不怎样，过去韩馥可能不太待见他，现在世道变了，朱汉就想报复一下，出出气。

朱汉担任都官从事，负责执法方面的工作，他琢磨袁绍的心思，以为袁绍要除掉韩馥，于是找了个借口，把韩馥的住处包围起来，要进去搜查。韩馥吓得跑到楼上躲起来，朱汉拔刀上楼，抓住了韩馥的大儿子，朱汉用铁锤将他的双脚砸断（收得大儿，槌折两脚）。

袁绍听到报告，赶紧派人过来制止，还好及时，否则韩馥非把朱汉拍成肉饼不可。再怎么说韩馥也是过去的老领导，朱汉的做法太无耻。为了不让同情韩馥的人心寒，袁绍下令处死了朱汉。

可叹朱汉，马屁拍得太差，岂止拍到了马蹄子上？

但是，韩馥心胆已裂（馥犹忧怖），他的胆子本来才有核桃那么大，现在只剩芝麻大了。韩馥恳求袁绍放自己一条生路，袁绍同意了。韩馥于是逃往陈留郡，投奔老朋友张邈。

这事还没有完。后来袁绍派使者到张邈那里办什么事，韩馥刚好也在座，使者有秘事与张邈协商，就凑在张邈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韩馥在一旁看到了，以为袁绍密嘱张邈对自己下手，于是跑到洗手间，用一把刻书简用的小刀自杀了（起至溷，以书刀自杀）。

韩馥是个窝囊人，事做得窝囊，死得也窝囊。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不出大事业，当他的下属确实挺悲哀。

韩馥不明白在乱世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作为一方霸主，无论地盘大小，主权不能丢是基本法则。

沮授、田丰、麹义、颜良这些人，跟着韩馥干和跟着袁绍干没有多大差别，但韩馥自己不行，想退是没有后路的，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跟袁绍一决高下。成功失败与否，总还是有机会的，而退让的结果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会一败涂地。

韩馥之死教育了很多人，无论是日后的曹操还是孙权，他们都从韩馥这个反面教材中明白了“权不能丢”这个最朴素的道理。

◎一位“下派干部”

公孙瓒白忙活一场，什么都没捞着。

一回到幽州，就有让他更烦心的事，刘虞这个朝廷“下派干部”处处跟自己作对。

当初刺史改州牧，刘虞是朝廷首批任命的三位州牧之一，公孙瓒只是个师长（中郎将），自然归刘虞节制。刘虞依靠怀柔手段和个人的威望让北部少数部族纷纷归附，朝廷表彰刘虞的功绩，先后拜他为太尉，还封了襄贲侯。

幽州在刘虞的治理下局势逐渐平和，刘虞上疏朝廷提出了一个让公孙瓒郁闷不已的建议——裁撤军队。朝廷当然只在乎事情办得怎么样，同样的效果少花钱那是最好不过了。朝廷批准了刘虞的建议。

这样一来，公孙瓒好不容易积攒来的人马被撤得只剩下了一万来人，朝廷同时命令公孙瓒把指挥部设在右北平郡（虞上罢诸屯兵，但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

公孙瓒对刘虞的意见更大了，这个老头看起来慈眉善目，但手段挺黑，所谓裁军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目的是削弱自己的势力，还把自己赶到右北平郡，给他站岗放哨。

但慑于刘虞的巨大威望和朝廷的强力支持，公孙瓒不得不忍气吞声，去了右北平郡。

就在公孙瓒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机会来了。

董卓虽然控制了朝廷，发号施令，说一不二，但面对各地风起云涌反对他的势力，董卓心里也没底，除了组织力量与关东联军交战，对没有参加关东联军或者没有公开表态的其他地方势力，他都想方设法予以拉拢。

董卓为拉拢刘虞，先给大司马，又给太傅，都属于史无前例的大帽子，目的就是想牢牢拉住刘虞，不让他跟袁绍那些人搅到一起。

幽州的事董卓也很清楚，所以他一边不断抬高刘虞，另一边也拉着公孙瓒，在任命刘虞为大司马的同时，升公孙瓒为军长（奋武将军），封蓟侯。

奋武将军看来是个很受欢迎的头衔，袁绍先给了曹操，后给了韩馥，如果追根溯源，只有公孙瓒的才是正宗。

由师长提拔为军长，公孙瓒虽然还远没有刘虞地位高，但也算是朝廷直接管的干部了。朝廷虽然姓刘，说了算的却姓董。在公孙瓒看来，董卓掌权后，自己的地位在上升，对手刘虞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了，他现在可以公开抗衡刘虞。

公孙瓒迅速扩充人马，打着讨伐黄巾军的名义四处行动，不再局限于右北平郡。在与青州刺史部黄巾军余部的东光之战中，公孙瓒一次就投入兵力两万人以上，可见实力增长很快。

对于幽州的这种情况，不少人都看得很明白。田畴当初奉命赴长安，临行前曾和刘虞有过一次秘密谈话。

田畴对刘虞说：“现在天子幼弱，奸臣擅命，而幽州又有公孙瓒为心腹之患，如果不早点儿收拾他，以后肯定会后悔。”

对田畴的建议，刘虞没有接受。

刘虞把精力还是用在了地方的治理上，过去因为幽州地处偏远，财政入不敷出，朝廷每年都要从青州、冀州的赋税里拨出2亿钱补贴给幽州。天下大乱后，这一部分补贴就没了，只能靠幽州自己解决。

刘虞推行宽大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开放和北方少数部族的贸易，开发渔阳一带丰富的盐铁资源，使幽州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粮食也不断取得丰收，谷物1石只需要30钱，对比一下凉州军撤出洛阳前每石粮食数万钱的价格，简直有天地之别。青州、徐州不少百姓为躲避兵乱都跑到幽州来避难，仅这部分人口就多达百万。

刘虞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除对朝廷忠贞不贰，他的个人品德也十分高尚，位至上公的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只穿破衣草鞋，每顿饭不超过两个肉菜（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这让身边的人看了都很感动。

如果是治世，刘虞就是臣子们的楷模，但现在是乱世。

乱世里强者为王，是公孙瓒的天下。

◎公孙瓒首鼠两端

就在这时，发生了刘和事件，让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刘和是刘虞的儿子，在朝廷任职，当时地方大员都有儿子在朝廷，说是任职，其实是做人质。

汉献帝到了长安，他虽然年幼，又被董卓控制，但他是个很有想法的少年天子，一心想重返旧都。刘和是汉室宗亲，汉献帝对他十分倚重，派他潜出长安，从武关道出了关中，回幽州找刘虞带兵来救驾（令将兵来迎）。

想法不错，但路线似乎有问题，长安去幽州应该往东北方向走，捷径是走河东郡，或者由长安往东出函谷关，武关道是往长安的东南方向走了，大致走的是现在陕南的安康、商洛，再走鄂西北。

武关道一出来就是南阳郡，这里是袁术的地盘，袁术发现了刘和。

刘和虽然告诉袁术自己肩负的使命（为说天子意），袁术还是把他扣了起来。

作为关东联军的一员，袁术理应支持刘和搬兵救驾，扣留刘和的动机实在不清楚，有推测说袁术想通过扣留刘和把刘虞引为自己的外援（术利虞为援）。

袁术答应刘和自己也会出兵西进，让刘和给父亲写信。刘虞接到信，没有判断出袁术的真实意图，一心救驾，决定派数千骑兵南下。

这毕竟是大事，还得跟公孙瓒商量一下，谁知道公孙瓒反对。公孙瓒的理由是袁术此人有异志，跟他合作落不下好。

应该说，这个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但刘虞没接受，仍决定派兵，这让公孙瓒反而担心起来，他害怕反对派兵的事被袁术知道，袁术将来恨他（瓒惧术闻而怨之）。为了弥补，公孙瓒也派从弟公孙越率一千骑兵前往南阳郡。

公孙瓒还另有盘算，他让公孙越给袁术捎话，让他扣留刘和，把刘虞派来的数千人马夺去。

这样，从幽州刺史部一时间就有两支人马先后到了南阳郡，本来与幽州事务毫不相干的袁术现在必须做出选择，是支持刘虞还是按公孙瓒密信中所说的行事。

经过分析，袁术在幽州两大势力中更好看公孙瓒，他接受了公孙瓒的建议，吞并了刘虞派来的人马，继续扣留刘和。

可是刘和却伺机逃出了袁术的控制，他想回幽州，路过冀州时又被袁绍扣下。如此一来，前面的事便真相大白了。刘虞深恨公孙瓒，二人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可事情还没完，公孙越虽然到南阳郡是来做客的，袁术也给他派了不少活，让他率部去打仗，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公孙越被流矢射中而死。

袁术有点儿头疼了，不知道如何向公孙瓒交代，想来想去，决定把这笔账算在哥哥袁绍身上。袁术写信告诉公孙瓒，说公孙越是袁绍杀害的。

公孙瓒不分青红皂白，咆哮道：“我老弟的死，全因为他袁绍（余弟死，祸起于绍）！”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狐狸一样的队友。

经过袁术一搅和，整个北方的形势更加乱了套，公孙瓒、刘虞、袁绍互相攻伐、不断厮杀，同时又拉拢盟友，孤立对手。战场角力之外，合纵、连横的戏码也不断上演。

天下由混乱走向了彻底大乱，东汉帝国完全失控了。

◎益州牧刘焉

朝廷西迁，乱世变得更乱。

幽州牧刘虞的儿子在长安做“人质”，这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是朝廷防止州牧和刺史们尾大不掉而采取防范措施。

除了刘虞，益州牧刘焉的儿子也在长安。

刘焉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他们分别是刘范、刘诞和刘璋，只有最小的儿子刘瑁跟着刘焉。

当然，朝廷不可能把他们关起来派人整天看着，也都给他们任命了职务，刘范是禁卫军的师长（左中郎将），刘诞是天子的高级秘书（治书御史），刘璋是皇家车队队长（奉车都尉），职务都在司局级以上。

刘焉和刘虞虽然都是刘氏宗亲，但他们的志向完全不同，刘虞一心报效朝廷，刘焉整天想的是如何壮大自己的势力，在乱世中拥兵自立。

朝廷当初派刘焉去益州，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当时汉灵帝还在，刘焉出发前汉灵帝专门召见他，跟他有过一次谈话。

汉灵帝告诉刘焉，益州之前的刺史刘俊、卻俭都贪婪成性，待人残忍刻薄，胡作非为，弄得声名狼藉，益州百姓怨声载道。汉灵帝让刘焉一到益州就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处置，昭示百姓。

汉灵帝还专门提醒他，此事一定要做得保密，不要让消息走漏了，以免横生枝节，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

刘焉领命出发，他打算从荆州沿长江西上去益州，结果到了荆州得知益州发生了变民暴动，声势很大，刺史卻俭等州政府官员生死不明，吓得刘焉不敢再去，停在荆州观望。

益州的这次变民首领是马相和赵祗，他们在绵竹起事，也自称黄巾军，起事以后一呼百应，一两天里就聚集了数千人，杀了绵竹县令李升。

当时益州刺史部的治所还不在成都，而是雒县，即今四川省广汉市，马相指挥人马攻打雒县。

益州刺史卻俭一向贪赃枉法，捞钱挺有本事，应对变民却毫无办法，结果被马相等人杀了，变民的声势大增，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接连攻占了益州郡、蜀郡、犍为郡三个郡，人数发展到数万人。

马相干脆自称天子，与朝廷公开对立。

刘焉得知这些消息后后悔得要命，他原来是想去交州刺史部当州牧的，董扶劝他益州有王者之气，他才改了主意来益州刺史部，没想到是这种局面。

正当刘焉干着急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益州的民变基本平定了。

州政府从事贾龙率领数百名家兵坚守犍为郡的东部，在那里集合力量反攻马相，居然把马相打败了。

从事是州一级政府里经常提到的属官，但它是一个泛称，具体说来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部郡国从事、文学从事、武猛从事等。别驾从事简称加别驾，相当于副州长；治中从事职责类似于郡政府里的功曹，以人事和政府日常工作为主，相当于人事厅厅长；部郡国从事主要管理各郡，州里有几个郡就设几个部郡国从事，一人牵头管理一个郡；文学从事不是作协主席，而是管理文化和教育事业，类似于文化教育厅厅长；武猛从事大概相当于武装部部长。

贾龙具体的职务是什么不详，不过他应该是益州本地的大族，关键时刻有很强的号召力，因而能力挽狂澜。

贾龙派人到荆州迎请刘焉，刘焉这才来到益州就任。

雒县已经残破，刘焉把治所迁往绵竹，任命贾龙为校尉，招抚离叛民众，实行宽厚的政策，安定社会，恢复经济。

刘焉很快发现，相对于变民，益州本地的大族更具有威胁。

贾龙能迅速平定叛乱，依靠的正是本地大族的支持，这些人可以帮你成事，必要时也能坏你的事，要想在益州站稳脚，必须解决这些大族。

刘焉的办法是搞权力平衡，他来益州时还带着几个人，除了董扶，还有时任国家仓库管理主任（太仓令）赵韪，他们都是益州人，都自愿辞去官职随刘焉来益州。

除了他们，刘焉在荆州滞留期间也有一部分非益州的人士跟随他，这些人也来到了益州。益州虽然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毕竟是天府之国，经济基础雄厚，又远离中原战乱，有大量外州的人逃到这里来避难，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才。刘璋在他们中间抽调青壮年，组建了一支军队，名叫东州兵。

刘焉重用这些非益州的人士和东州兵，对本土势力既用又打压，对于那些公然违背自己意志的本土势力，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刘焉先后杀了王咸、李权等十多个益州大族，以此树立起个人威望。

关东联军起兵讨伐董卓，刘焉不参与，闭关自守，但他也不再向朝廷按时进贡。董卓向他征调人员和财物，他也置之不理（董卓所征发，皆不至），董卓很恼火。

不久，贾龙联合犍为郡太守任歧反叛，合兵攻打刘焉，有的史书说这次叛乱背后有董卓的黑手，董卓派祖籍益州刺史部蜀郡的司徒赵谦前往益州，游说贾龙，让他造刘焉的反（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但是，这时的刘焉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依靠东州兵他很快打败了任歧和贾龙，把他们杀了。

这次叛乱后，本土派势力被进一步打压，益州刺史部各郡中，只有最北边的汉中郡太守苏固不太听他招呼，刘焉决定用武力解决汉中郡。

◎五斗米教主

刘焉派去解决汉中的人名叫张鲁，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张鲁字公祺，祖籍豫州刺史部沛国，跟曹操算是老乡，据传他是汉初留侯张良的十世孙，他的爷爷是天师道教祖张陵。

天师道又称五斗米教，性质跟太平道差不多，产生时间可能比太平道还要早。张陵上过太学，他生性好学，博采五经，尤其热衷于黄老之道，他后来在太学当教授（博士），为了研修道术，又辞去了公职专心修道，最后创建了天师道，成为天师道的第一代天师。

天师道规定，凡奉其道者须出五斗米，所以该道在民间称为五斗米教。张陵传道的重点地区是益州，建有24个分中心，与太平道的三十六方类似，称为二十四治。

张陵的儿子叫张衡，与本朝那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同名同姓，他是天师道的第二代天师，继续传承教义，不过死得比较早。张衡的妻子长得很漂亮，也精通道术，丈夫死后，她经常出入于刘焉的府第（兼挟鬼道，往来焉家）。这是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暗指刘焉和张衡的妻子关系暧昧。

因为有这层关系，再加上觉得天师道可以借来为己所用，刘焉对张衡的儿子张鲁比较重视，任命他为团长（督义司马），让他和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张修二人带兵进攻汉中郡。

张鲁和张修率兵北上，打败了苏固，把他杀了，占据了汉中郡。

汉中与长安之间中隔了一道秦岭，中间有多条栈道相通，刘焉为彻底闭关自守，命张鲁把栈道全烧了，断绝了与北方的联系。

后来，张鲁把张修也杀了，自己独据汉中，表面上仍接受刘焉的领导。

这样，刘焉坐稳了益州。

看到天下大乱，朝廷无力顾及，刘焉的野心开始膨胀。

刘焉私自造了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车具千余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回事让荆州牧刘表知道了，刘表密报了朝廷。

汉献帝接到密报，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回益州劝说父亲放弃僭越之举。刘璋回来后，刘焉索性把他留下，不让他再回去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刘璋回益州不是汉献帝的命令，而是刘焉策划安排的。刘焉假装生病，让刘璋请假回来探视，目的就是把刘璋留在自己身边。

刘璋的身边还有一个儿子刘瑁，但是这个刘瑁有狂疾，也就是精神病，这一直是压在刘焉心里的一件大事，今后自己如果真的称王称帝，没有一个智力健全的儿子接班，终究是问题。

刘焉的另外两个儿子，刘范和刘诞还在长安，后来他们卷进了马腾、韩遂发动的一场叛乱，都被杀了。

刘范和刘诞的儿子，也就是刘焉的孙子在长安眼看有危险，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庞羲跟刘焉有通家之好，他冒险把刘焉的孙子们带出了长安，并辗转送到了益州。

庞羲因此受到了刘焉的重用，成了益州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刘焉来说，打击还没有完，雒县突然发生了莫名其妙的火灾（天火），把他辛辛苦苦置办的车具全部烧光了，还烧毁了不少民宅。

刘焉心感不祥，雒县已残破，于是把治所迁到了成都。

◎曹操的新战场

说完刘焉和张鲁，再来说说曹操。

曹操从南方募兵回来后，一直待在河内郡怀县的袁绍大本营。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操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他所能控制的人马只有一千多，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远离家乡在这里打拼，由于看不到光明前景，队伍中不断有人开小差，人数在逐渐减少。

曹操也没有到附近招募新兵的打算，毕竟这是袁绍和王匡的地盘，跟他们抢兵源必然招致猜忌。

曹操派人把卞氏接到了怀县，一同接来的还有16岁的长子曹昂、5岁的曹丕和1岁多的曹彰。

曹昂已经长成了大人模样，骑马射箭都像那么回事，他一心想上前线打仗。作为曹家的长子，曹操觉得有必要让他早点儿接受锻炼，就把他放在曹仁手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曹操写下了那首题为《薤露行》的名诗，诗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就是薤菜叶子上面的露水，意谓人的生命就像它一样，太阳一晒，就会干掉。《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歌词，和曹操另一首比较流行的乐府歌《蒿里行》一样，都是古人出丧时所唱的歌。

曹操借旧瓶装新酒，借古乐府写当下的时事，在诗中写了董卓之乱，哀叹国家不幸、君王遭难、百姓受殃，写得悲凉慷慨。

对这首诗，后人给予了极高评价，使曹操与杜甫一样也获得了“诗史”的称号（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段时间，袁绍正在密谋与韩馥争权的事，顾不上曹操。

只有鲍信回到济北国后，重新召集了不少人马，其间曾到怀县来过，跟曹操有过一次密谈。

鲍信对袁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曹操说袁绍其人野心很大，整天谋划自己的事，将来难免成为另一个董卓。

鲍信对曹操说：“想制止袁绍，但力量又达不到，贸然行事只有招来祸患。唯今之计，可以暂到黄河之南，等待他内部发生变化（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鲍信的这些话，正说到了曹操的心里。对于袁绍的看法，他比鲍信更清楚，但以他现在的地位和实力，还不能有任何表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袁绍仍是一面旗帜，可以一呼百应，而他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

不过鲍信的话提醒了他，曹操在考虑，继续待在袁绍的身边不会有任何前途，只能作为袁绍的附庸而存在。

曹操觉得应当寻找机会，脱离袁绍独立发展。而黄河之南似乎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正当曹操苦苦寻找机会的时候，机会来了。带给曹操这个机会的，是黑山军。

前面说过，这伙不安分的兄弟在张燕的率领下归附了朝廷，但后来中原大乱，朝廷无法自保，各派势力忙于攻伐，也就没人顾得上他们了。

黑山军于是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趁势壮大实力，另一方面逐渐向外围的魏郡、东郡、阳平郡等地做尝试性进攻。

◎首席智囊荀文若

初平二年（191年）秋天，于毒、白绕、眭固等率领的几股黑山军联合作战，人数约10万，攻击魏郡和东郡等地。

东郡属兖州刺史部，在黄河两岸，治所濮阳县是黄河边的著名城市，也是战略要地，自古以来常有大战在此发生。当时黄河是主要航运河道，濮阳的地位有点儿像现在长江边的重庆、武汉或者南京。袁绍曾在此当过县长，曹操在距此不远的顿丘县当过县令。

黑山军越过魏郡、河内郡后，迅速进入东郡境内。

当时的东郡太守是王肱，他组织人马迎战黑山军，但不是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东郡眼看要落入黑山军的手中，袁绍十分着急。

东郡虽属兖州刺史部，但它与袁绍的大本营河内郡相邻，东郡陷落后，袁绍的侧翼将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唯今之计是尽快收复东郡，赶走黑山军。

但袁绍那时正与韩馥争夺冀州，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关键时刻不能松劲，所以他本人既抽不开身，又派不出人。

袁绍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曹操可用。

初平二年（191年）秋天，曹操受袁绍之命率所部渡过黄河进入东郡境内，与黑山军作战。

袁绍给了曹操一个东郡太守的头衔，让他驻兵于黄河下游北岸的一座小城东武阳，此地属兖州刺史部东郡，东郡的大部分地方在黄河以南，并不在曹操的控制下。

袁绍让曹操到这里来是向南拓展势力的，当然这样做会跟兖州刺史刘岱等人发生摩擦，所以不能明火执仗地硬来，只能用打变民的借口偷偷去抢。

天气逐渐冷起来了，比天气还冷的是曹操的心境。

曹操既关心如何与黑山军作战，更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袁绍那边他没做太多的指望，随着这位仁兄实力越来越强，他们分手甚至翻脸也是迟早的事，脱离袁绍单干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单干谈何容易，仅靠自己这点儿人马，想朝哪个方向发展都难。

就在曹操整日为此苦闷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让他精神一振。

这个人就是荀彧，字文若，出生于汉灵帝延熹六年（163年），此时29岁，比曹操小8岁。

荀彧是荀攸的叔父、荀爽的侄子，他的父亲叫荀绲，在颍川郡“荀氏八龙”里排行第二，虽不如弟弟荀爽那么出名，但也做过济南国相，曹操也干过这个职务，时间上比荀彧的父亲晚。

荀彧年轻时被郡里举为孝廉，得以到朝廷里任职，后来逐渐升为守宫令。这个职务归九卿之一的宫廷事务部部长（少府）管，具体职责是掌管皇宫所用纸笔、墨、封泥等办公用具，相当于“司局级”干部，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仕途算是一路顺畅。

跟曹操很熟的何颙也认识荀彧，何颙看人很毒，不仅对曹操有过高度评价，也十分看好荀彧。

何颙对荀彧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足以辅佐君王的大才（此王佐才也）。”

何颙给曹操的评价与给荀彧的完全不同，何颙曾评价曹操：“汉室马上就要灭亡了，今后能安定天下的必然是这个人（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在何颙眼里，曹操能成为君王，而荀彧自己成不了君王，是辅佐君王的最佳人选。一个是理想的君王，一个是理想的助手，二人如果结合，一定是最理想的创业搭档。

如果天下仍处于治世，荀彧会慢慢干到九卿，再往后，依靠颍川郡荀氏的盛名，位列三公也指日可待。

可惜的是，天下出现了动乱。董卓之乱时，袁术围攻南北宫时荀彧就在现场，但他侥幸躲过了一劫。

董卓把持朝廷后荀彧深感不妙，在叔父荀爽的帮助下，他谋得一个亢父县令的职务。这个地方在哪里荀彧并不关心，因为他的目的只是逃离洛阳。荀彧先回到了颍川郡老家，一看那里的局势就感到不能再待。

荀彧告诉父老乡亲：“颍川是四战之地，现在天下有变，这里是各路人马都会争夺的地方（常为兵冲），必然会遭到劫难，应该尽快离开，不要久留。”

然而故土难离，乡人们心里都很犹豫，不愿走。

这时，颍川郡人冀州刺史韩馥派人来家乡招募人才，荀彧便带着家人到了冀州。

他们刚走，董卓的军队果然侵犯到颍川郡、陈留郡等地，留在家乡没有走的人很多都被杀了。

荀彧有个哥哥叫荀谌，已先于他到了韩馥那里，和同郡人辛评、郭图等人受到了韩馥的重用。

荀彧到冀州不是时候，还没等发挥自己的能力，甚至没等到韩馥给他安排一份工作，韩馥的位子就被袁绍抢了。

袁绍的老家也在豫州刺史部，不过是汝南郡。汝南郡和颍川郡都是出人才的地方，汉末有句话叫“汝颖多奇士”，就是说这两个郡不仅出人才，还出奇才、怪才、大才。

但汝南郡更胜一筹，当时还有一句话叫“汝半朝”，意思是半朝文武都来自汝南郡。虽然有点夸儿张，但有人做过统计，在东汉180年里，担任过三公的有名可记的共226人次，其中出自汝南郡的33人次，东汉有郡国100个多一点儿，汝南郡人在三公中的比例是各郡国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

冀州进入袁绍时代，也是汝南郡人的天下，颍川人有些黯然失色了。

袁绍手下人才很多，仅智囊就有逢纪、许攸、郭图、审配、荀谌、辛评、辛毗、田丰、沮授、陈琳一大堆，和他们相比，荀彧不仅年轻，是新手，而且没有做出过任何成绩，自然也引不起袁绍的关注。

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组织里获取的发展空间不一样，一个组织在创业阶段虽然知名度有限，未来发展不确定，投身其中有风险，但是因为它的发展空间大，给人才预留的发展资源也多，在这样的组织里进步快。等到这个组织发展壮大起来，知名度、美誉度都达到一定水平，人才发展的空间也不大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活力反而降低。

袁绍掌管冀州后更喜欢用汝南郡人和早年一直跟随自己的那几个人，开始他还对荀谌、辛评、郭图等人不错，但渐渐地更加重用许攸、逢纪这些人。对沮授、田丰等人袁绍本不喜欢，但因为他们是冀州本地人，影响很大，袁绍不得不给他们面子。如此一来，颍川郡人受到了全面冷落。

荀彧的哥哥荀谌也有很才干，在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中也出过大力，袁绍开始很欣赏荀谌，但后来他也慢慢被边缘化了。

干大事身边不能没有几个能人，但能力扎堆也容易出事，容易互相看不上，或因争权夺利而闹不和。偏偏袁绍的领导风格是对内部矛盾视而不见，只要对他忠心，搞内讧他都不管。

对一个有智慧的领导来说，手下人适度的派系斗争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是领导平衡权力的契机，但必须有个度，不能太过，太过就成了双刃剑，就会导致组织内部的不安定，形成严重内耗，造成关键时刻正确的主张往往得不到支持，错误的战略却屡屡被通过，这就是有小智谋却没有大智慧。

基于这些原因，荀彧觉得自己在袁绍手下干毫无前途。

除此之外，荀彧的内心里还有一件难言之隐。

这件事，跟荀彧的夫人有关。

荀彧的夫人姓唐，是大宦官、汉灵帝时“五侯”之一的中常侍唐衡的女儿。宦官没有儿女，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入宫前已经结婚生子，唐衡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那时唐衡权势如日中天，他一心结交士林，想把女儿嫁给汝南郡人傅公明，但被傅公明拒绝。

在唐衡极度难堪时，荀彧的父亲荀绲主动请求把唐小姐娶过来给儿子荀彧成亲，此事影响很不好，经常被大家指指点点（或为论者所讥）。

世家大族在政治和道德上一向有洁癖，习惯以自己的清白来打击别人的弱点，荀彧认为在袁绍集团做事，自己身上的这个污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突然放大。这成为压在他内心的一块巨石。

在这个时候荀彧想到了曹操，除了他早就听说曹操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以外，他们之间共同的出身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在曹操那里至少没人敢拿这来说事。

荀彧也知道，近一段时间来曹操正处于事业的低谷，但以曹操的志气和能力，只要战略运用得当，很快便能重新崛起。而曹操身边没有什么有名气的智囊，也正是吸引荀彧的最重要因素。

与后来的诸葛亮一样，荀彧投奔曹操也有着英雄所见略同的考虑，但与诸葛亮不同的是，荀彧做出这种选择必须有更大的勇气，毕竟舍弃势头如日中天的袁绍不仅有后悔的可能，而且还会遭到袁绍的报复。

经过一番思考，荀彧还是下了决心，带着家人离开了邺县，来到东武阳。

◎天上掉馅饼

荀彧的到来让曹操喜出望外，他与荀彧进行了一番长谈。

这次谈话应该与后来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孙策与张弘的江都对策一样重要，但史书没有记述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只是说谈完后曹操非常满意和激动。

曹操很兴奋，对荀彧说：“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啊（吾之子房也）！”

张子房就是张良，汉高祖刘邦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刘邦夺取天下最重要的功臣。

曹操现在只不过是个军长（奋武将军），还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所以没法给荀彧一个像样的职务，先让他当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但给荀彧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带兵打仗，而是出谋划策。

荀彧离开袁绍，按理说袁绍应该给予追究，不仅要追究荀彧，还要追究曹操。但袁绍没有这么做，荀彧的离开在袁绍方面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推测起来，一个原因是袁绍手下的人才实在太多，走一个也无关紧要，更何况荀彧那时还没来得及展示才华，在袁绍眼中算不上最顶尖的人才；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在袁绍看来，去曹操那里也是为自己效力，就连曹操去东郡都是他袁绍派去的，包括曹操本人在内都是他的人。

但对曹操来说，荀彧的到来却意义重大。

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从此一改总是失败的命运，开始转机。同样，荀彧来到曹操身边以后，曹操也出现了转机，连打胜仗。

荀彧建议，脱离袁绍独立发展才是正确选择，但当前以不与袁绍闹翻为好，名义上接受袁绍的节制，但所有战略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图制定和实施。

也就是说，对袁绍有利也对自己有利的事可以干，对袁绍没利对自己有利的事也要干，对袁绍有利对自己没利的事尽量不去干。

好在袁绍当前正面临着北面公孙瓒方向的巨大压力，无暇顾及这边，他反而需要曹操为其在南线做一道屏障。

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袁绍不仅不会打这边的主意，还会对这边的发展给予帮助，要充分利用好袁绍的这种心态。但这个机遇期可能很短暂，等袁绍解决掉公孙瓒，马上就是另一种格局。

荀彧建议，应该打着袁绍的旗号大胆地去抢占地盘，可以从东武阳渡过黄河，向兖州的东郡一带发展，立足东郡，着眼兖州，如果能占有一州之地，那就有了逐鹿中原的基础。

兖州刺史刘岱是袁绍的亲戚，袁绍的妻子刘氏出自刘家，刘岱的弟弟叫刘繇，是扬州刺史。

这家人为什么这样牛？因为人家姓刘，是正宗的皇室宗亲。

从刘岱手里夺兖州，这个难度未免太大，曹操之前想过，但想想也就作罢了。其实这是有可能的，但不能去抢，需要有人来帮忙。

来帮忙的，是黄巾军的余部。

当时大股的黄巾军还没有深入兖州，但这是迟早的事，兖州各地一定心惊胆战，现在谁能帮助他们保家卫土，谁就能得到他们的真心帮助。

黄巾军一行动就是几万、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那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把男女老少都算上的人数，他们习惯于仗打到哪里就把家眷也带到哪里。对付这样的敌人，一定要坚决、勇敢，绝对不能示弱。如果他们看到你的意志坚决，即便有取胜的把握，他们往往也会知难而退。

恰在这时，机会来了，活跃于青州一带的黄巾军想跟西边的黑山军会合，于是集合力量向兖州、冀州一带杀来。于毒、白绕、眭固等黑山军各部也离开太行山基地，向东边的河内郡、东郡进攻，策应青州黄巾军的行动。

在荀彧的策划下，曹操率主力离开东武阳，推进到离战略要地濮阳不远的顿丘县，寻找黑山军进行交战。黑山军的于毒一支见状，悄悄集结人马向东武阳靠近。

东武阳是曹操的后方基地，家属和粮草辎重都在这里，消息传到顿丘，大家紧张起来。

曹操手下的大部分人主张立即回师救援。但荀彧认为不必，因为东武阳兵力虽然有限，但城池坚固，守上一段时间问题不大，不如趁此机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直击黑山军后方。

曹操于是置东武阳不顾，向西北进击，直扑位于太行山南部的黑山军基地，进攻东武阳的黑山军闻讯果然撤兵，曹操刚好在路上打了个漂亮的伏击，击败了黑山军。

回师途中，又遇到了刚刚归顺袁绍、趁袁军北上而反叛的南匈奴单于于夫罗，曹操再次将其打败，给了袁绍一个很大的面子。

两场胜仗打下来，东武阳之围应声而解，堪称经典战例。

在黑山军围攻东武阳时，青州的黄巾军也向这个方向运动，总人数达到百余万人。当然，上面说过这是总人数，而非总兵力。

青州黄巾军首先进入兖州的任城国，任城国国相郑遂被杀。

消息传到山阳郡的昌邑，在此据守的兖州刺史刘岱决定出兵迎击，兖州刺史部济北国相鲍信认为不妥。

鲍信劝阻刘岱说：“现在敌兵众多，州中百姓恐惧不安，士兵毫无斗志，我军不能马上与敌人硬拼。我观察，敌人家眷很多，粮草物资极为缺乏，靠抢夺维持给养，与其贸然出击不如养精蓄锐，先坚守，让敌无法求战，强攻徒增伤亡，待其气势低落（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再派精锐出击，就能打败他们了。”

这是正确对策，但刘岱没有采纳。

刘岱贸然出击，结束一战而败。刘岱竟然也战死了。

兖州刺史部各郡国立即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州中士民一致认为，必须推举一个有能力也有实力的人主持兖州大局，打退气势正盛的青州黄巾军。

鲍信的能力和威望可以充当此任，但鲍信坚辞，他认为此时担任兖州刺史部东郡太守的曹操更合适。

鲍信的意见得到兖州地方人士陈宫、万潜等人的支持，曹操近期与黄巾军和黑山军都交过手，战绩有目共睹，请他来没错。

众人推举陈宫去东武阳迎接曹操来主持兖州事务。

◎一支能打的精兵

在汉末三国历史上，陈宫算得上一个人物。

陈宫字公台，东郡本地人，性格刚直，足智多谋，喜欢结交各路英雄，他拥护曹操，完全出于保护家乡的想法。

对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曹操当然乐于接受，他于是就任兖州牧。之前刘岱只是兖州刺史，按品秩说只有600石，很多年前曹操就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品秩2000石的济南国相了，再当刺史就有些屈就了，所以直接就任州牧。

当时的官职要么是朝廷任命的，要么是有人表奏的，像这种由地方人士一致推举“民选长官”，在各刺史、州牧、郡太守中还绝无仅有。

名不一定正，有实惠就行，曹操率部渡过黄河。

到这时，曹操的地位才有了一次飞跃，成为和刘虞、刘焉、袁绍、刘表、陶谦等人并列的地方大员，曹操趁机收编了不少刘岱的旧部，实力大增。

兖州面临着黑山军和青州黄巾军的两面夹攻，好在曹操指挥人马已经重挫了黑山军，黑山军退回到太行山中。但青州黄巾军却不打算退去，对于流动作战的他们来说，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公孙瓒、袁绍在他们的后面加紧了进剿，他们除了向兖州刺史部发展，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曹操指挥兖州人马与青州黄巾军交战，战况十分激烈。

一次，曹操率领1000余人在战场间巡视，突然遭遇黄巾军主力的攻击，手下死伤近半，不得不撤退。黄巾军不依不饶，继续进攻，他们久经战阵，士兵强悍，而曹军队伍尽是新兵，缺乏经验，士气也不高昂。曹操亲自披甲戴胄、身临一线、严明军纪、明确赏罚，士气才稍稍提高。

这场战役的高潮是寿张之战，恶战中曹操多次陷入危境，其中一次全赖鲍信的拼死抵抗才得幸免，而鲍信却战死了。

鲍信是曹操事业起步时期最忠实的战友和最可靠的盟军，对曹操充满敬佩，多次给曹操以帮助。鲍信的战死是曹操的一大损失，曹操极度伤心。鲍信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着，曹操下令悬赏寻找，仍然无果，只能让人用木头刻了一个鲍信的雕像来祭拜。

对手其实打得更艰难，青州黄巾军慢慢有点儿招架不住，他们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先套近乎，从曹操当济南相时禁淫祠开始说起，说曹操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太平道教义其实是一致的，然后劝曹操顺应天道，不要与青州黄巾军为敌。

曹操不理，继续攻击，尽管打得艰难，但不断取得胜利，青州黄巾军开始撤退（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擒获，贼乃退走）。

青州黄巾军向济北国方向败走，曹操指挥人马追击，青州黄巾军没有退路，只好请求投降。曹操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就地整编，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

按照史书的说法，这次受降共有降卒30多万（受降卒三十余万），但其实不然，青州黄巾军能作战的士卒肯定没有30多万人，曹操一下子也不可能增加6万人的队伍，比较可靠的数字应该在两三万人，这其实已经很可观了。

这支队伍被称为青州兵，此后一直作为独立建制存在于曹军。

鲍信战死后，曹操把他原来的队伍以及一部分青州兵交给鲍信的老部下于禁来指挥。

于禁字文则，兖州刺史部泰山郡人，早在中平元年（184年）鲍信起兵抗击黄巾军的时候就跟随鲍信。曹操听说于禁作战勇猛，提拔他当了团长（军司马），于禁从此进入曹军一线将领的行列。

曹操虽然当上了兖州牧，但此时兖州实际控制的地方还有限。

兖州刺史部的治所原来在山阳郡的昌邑县，这里距黄河太远，与曹操的后方基地东郡也有相当距离，曹操于是把大本营迁到了济阴郡与东郡相交的鄄城，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黄河一线。

刘岱死后，董卓听到消息，也任命了一个兖州刺史，这个人名叫金尚，是一个老党人。金尚带人想前来上任，曹操当然不干，就在金尚进入州界的地方布下了兵，金尚一看打不过，跑到南阳郡投奔袁术去了。

这时，不少兖州本地的名士慕名而来，投奔曹操。除了陈宫外，还有程昱、毛玠、满宠、吕虔等人。

在兖州站住了脚，曹操觉得有件事必须立即办，刻不容缓。

曹操南下后，他夫人卞氏以及嫡长子曹丕、次子曹彰还在冀州，驻扎在鄄城后，曹操立即把卞氏母子接了过来。

卞氏很快给曹操又生下了第三个儿子，这就是曹植。

曹植出生时曹丕6岁、曹彰3岁，曹丕日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曾亲自教他射箭，使他从小就养成好弓马的习惯，说的正是在鄄城的这段生活。

曹操控制了兖州，有了自己的地盘，跻身割据群雄的行列。

现在，不妨盘点一下天下形势，自从汉灵帝死后，天下完全大乱，发生了很多事，原来由朝廷一统的江山现在已面目全非，虽然名义上朝廷仍只有一个，但实际控制着天下的已经有了很多人。

这些人里，有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如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荆州刺史刘表、徐州刺史陶谦、奋武将军公孙瓒、辽东郡太守公孙度等，也有趁乱而起的冀州牧袁绍、后将军袁术、兖州牧曹操、“五斗米教”天师张鲁等。

东汉共有13个州，下辖的郡国有100个左右，到目前为止，各州的格局大致如下：

幽州刺史部辖涿郡、上谷郡、广阳郡、代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东郡、辽西郡、玄菟郡、乐浪郡十郡，治所为蓟县，今北京市。幽州牧刘虞，同时担任大司马。在他的地盘上还有两个难对付的人物，一个是公孙瓒，一个是公孙度。公孙瓒的正式职务是奋武将军，公孙度的正式职务是辽东郡太守。

冀州刺史部辖魏郡、钜鹿郡、常山国、中山国、安平国、河间国、清河国、渤海郡等十个郡国，治所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县。州牧先为韩馥，后为袁绍，袁绍还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自称，该州的地盘上也有一个难对付的角色，黑山军首领张燕。

青州刺史部辖济南国、平原国、乐安国、北海国、东莱郡五个郡国，治所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市，刺史焦和，兵多器锐，粮食充足，但他不善带兵，总被弱小势力欺负。不久前，袁绍又表奏了一个青州刺史，就是在酸枣会盟时大出风头的臧洪。公孙瓒也不甘落后，任命了一个叫田楷的做青州刺史。这里虽然偏了一点儿，但斗争形势依然很复杂。

兖州刺史部辖陈留郡、东郡、东平国、任城国、泰山郡、济北国、山阳郡、济阴郡八个郡国，治所原在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刺史之前是刘岱，现在主持兖州事务的是曹操，他的职务已改为州牧，治所迁往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辖区内有陈留郡太守张邈、山阳郡太守袁遗等，都是之前关东联军的实力人物。

徐州刺史部辖东海郡、瑯琊国、彭城国、广陵郡、下邳国五个郡国，治所郯县，今山东省郯县。刺史陶谦，控制着全州的主要郡县，辖区内的广陵郡太守张超是张邈的弟弟。

豫州刺史部辖颍川郡、汝南郡、沛国、梁国、陈国、鲁国六个郡国，治所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前刺史有三个，朝廷任命的孔伷、袁术任命的孙坚、袁绍任命的周昂，这三个人之后继任的是孙贲。

司隶校尉部辖河南尹、河内郡、河东郡、弘家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七个郡国，治所洛阳，但随着汉献帝西迁，治所也到了长安。司隶校尉刘嚣，董卓的打手，辖区内河内郡太守是王匡，河南尹是老将军朱儁。

并州刺史部辖上党郡、太原郡、上郡、西河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朔方郡九个郡，治所晋阳县，今山西省太原市。辖区内有大量黄巾军余部活动，除黑山军外还有白波军，并州军旧部张杨以及南匈奴首领于扶罗等也主要活动在该地区，董卓一直兼任并州牧，未见卸任记载。

荆州刺史部辖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武陵郡七个郡，原治所汉寿，现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刺史为刘表，控制全部七个郡里的六个，另外一个为南阳郡，主要由袁术控制。

扬州刺史部辖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豫章郡六个郡，治所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刺史陈温，曾支持曹洪募兵，辖区内丹阳郡太守周颀也支持过曹操的募兵行动。

益州刺史部辖蜀郡、汉中郡、广汉郡、巴郡、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永昌郡九个郡，治所雒县，后迁成都。州牧为刘焉，辖内的汉中郡被张鲁实际控制。

凉州刺史部辖陇西郡、汉阳郡、武都郡、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十个郡，治所陇县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刺史的名字叫韦端，由朝廷任命。辖区内除董卓集团的势力外，还有韩遂、马腾等武装势力。

交州刺史部辖南海郡、苍梧郡、九真郡、日南郡、交趾郡、郁林郡、合浦郡七个郡，治所番禺，今广州市附近，面积包括两广、海南及越南的一部分，地处偏远，与内地交往有限，常常作为流放发配之地。现任刺史的名字叫朱符。

以上这种形势，用诸葛亮后来的一句话进行总结，就是“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陷入分裂的时代！

今后天下的形势将往何处去？能不能尽快结束分裂重新统一？谁也不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英雄记．群雄天子梦／南门太守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4949-2

Ⅰ．①三…　Ⅱ．①南…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6214号

三国英雄记．群雄天子梦

作　　者：南门太守

责任编辑：张超琪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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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90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49-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独夫终于死了

◎ 士人们的血

◎ 世上原本无貂蝉

◎ 唱一曲《董逃歌》

◎ 掖门藏杀机

◎ 大局与私怨

◎ “西京乱无象”

◎ 书生好意气

◎ 乱世奇才贾文和

◎ 叟兵打开城门

◎ 宋翼与王宏

◎ 袁绍的长辈来了

◎ 擅长伪造笔迹的人

第二章　激湍与暗流

◎ 袁绍“十大罪状”

◎ 大戟士扬名界桥

◎ 吕布败走武关道

◎ 老朋友张杨

◎ 一战成名赤兔马

◎ 袁绍玩套路

◎ 袁术来抢地盘

◎ 打了个时间差

第三章　兖州争夺战

◎ 不留活口的血案

◎ 陶谦反而先动手

◎ 屠城不是真相

◎ 刘备驰援徐州

◎ 老战友的心结

◎ 刘备的光荣任务

◎ 陶谦搞错了方向

◎ 背后捅一刀

◎ 荀彧的只身赴会

◎ 曹操烧伤了左手

◎ 典韦的敢死队

◎ 袁绍乘人之危

◎ 曹操的“空营计”

◎ 东武阳的悲剧

◎ 打出来的尊严

第四章　流血的归途

◎ “三人小组”解散

◎ 两个女人的战争

◎ 最黑暗的时刻

◎ 血染黄河水

◎ 袁绍派来考察团

◎ “奉天子以令不臣”

◎ 贵人再次相助

◎ 又来一次迁都

◎ 新朝廷，新气象

第五章　风云变幻

◎ 星象学家带兵

◎ 爱民如子刘太傅

◎ 易水河防线

◎ 张弘的“江都对”

◎ 遇上不靠谱的领导

◎ 孙策纵横江东

◎ 孙权初露头角

◎ 陶谦的临终托付

◎ 刘备交好运

◎ 转投新阵营

◎ 收留丧家之犬

第六章　巩固新朝廷

◎ 果然恩将仇报

◎ 刘备差点儿当渔民

◎ 辕门射的什么戟

◎ 曹操的新参谋长

◎ 樊哙一样的猛将

◎ 也有捣乱分子

◎ 袁绍的醋意

◎ 掀起大生产运动

◎ 南面来了员虎将

◎ 曹操背上的冷汗

◎ 婶可忍，叔不可忍

第七章　配角退场

◎ 袁术另立朝廷

◎ 趁机瓦解对手

◎ 袁术淮水受辱

◎ 安众突围的秘密

◎ 领导也需要鼓励

◎ 吕布很闹心

◎ 杀，还是不杀

◎ 吕布是“妻管严”

◎ 谁是救命稻草

◎ 相见白门楼上

◎ 张辽和关羽

◎ 公孙瓒的末日

◎ 袁术吐血而亡

第八章　决战前夜

◎ 暗夜里的密谋

◎ 青梅煮酒论英雄

◎ 刺客在行动

◎ 张飞的战地姻缘

◎ 袁绍的儿子病了

◎ 龙蛇之年元城会

◎ 曹操的高血压

◎ 张绣的意外举动

◎ 刘表另有打算

◎ 袁绍想打回老家

◎ 左翼展开争夺

◎ 一场及时的意外

第一章　独夫终于死了

◎ 士人们的血

中原地区越乱，待在长安的董卓越高兴。

董卓已经没有直取中原、掌管天下的锐志，他只想在长安和他新筑的郿坞里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可是，有些人不想看到就连董卓这样的人也有一个幸福晚年，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把这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除掉，他们就是从洛阳被裹挟至此的士人。

士人们认为，现在的乱局都是董卓一个人造成的，如果把他杀了，然后夺取兵权，趁着凉州军群龙无首，占据函谷关，“挟王朝以号令天下”，则大事可成。

所以，他们开始谋划除掉董卓的行动。

这个小团体里有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士孙瑞、华歆等人，了解他们的计划并给予支持的还有荀爽、王允、黄琬等。

郑泰善于忽悠，尤其在忽悠董卓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出了一个主意，由董卓比较信任的司徒王允出面提出一个建议，任命护羌校尉杨瓒为左将军，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郡太守，领兵由武关道攻击袁术。

武关道，是由今陕西西南部沿汉水通河南、湖北方向的古道。

士人们的想法是先抓到一部分兵权，控制武关道，说是征讨袁术，实际上是放袁术由武关道进入关中。

然而董卓此时的战略是防守，能守住就行，对于主动出击没有兴趣，这个军事计划就泡汤了。

士人们等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伍孚决定铤而走险。这个伍孚，有的书上也说跟伍琼是一个人，然而伍琼之前已经被董卓杀了。对于伍孚，所知甚少，大概是跟伍琼、何颙一类的侠士吧。

伍孚内穿小铠，外套朝服，怀里藏把刀来见董卓。

谈完事，趁着跟董卓并行之机，伍孚突然拔刀直刺董卓。董卓是行伍出身，身手也不错，躲过了这一刺，伍孚随后被董卓的卫士拿下。

董卓气愤地说：“你小子想造反不成？”

伍孚道：“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说？你这个乱国贼子，恨不得诛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

伍孚随后被杀。

但是，一个伍孚倒下了，又有好几个伍孚站了起来。

在何颙的策划下，他们又迅速制订了新的暗杀计划，参与的人包括郑泰、种辑、荀攸、华歆等人，结果计划提前暴露，郑泰、华歆侥幸逃脱，辗转出了武关，投奔袁术去了。

何颙、荀攸被捕。何颙不堪酷刑，在狱中自杀。

袁绍要是知道何颙死了，一定痛惜不已。袁绍早期的事业一直离不开这个侠客兼策士的辅助，作为“奔走之友”的重要成员，何颙东奔西走、南下北上，为袁绍积极联络各路英雄，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此时已身在东郡的曹操和荀彧如果知道何颙死了也会伤心，他们彼此都是老朋友了，何颙应该比他们大得多，在曹操还是小青年、荀彧还更小的时候，何颙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人物，给予高度评价，使二人的知名度大增。

荀攸在狱中倒泰然自若，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董卓居然没有杀他。荀攸一坐牢直坐到董卓被杀以后，他在出狱时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刻。

三次计划均告失败，从伍孚到何颙，士人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拿董卓无可奈何。

尤其是第三次计划的失败，使士人们的有生力量几乎全部丧失，现在只剩下王允、荀爽和黄琬这几位了，年轻人没有干成的事，他们能接着干完吗？

◎ 世上原本无貂蝉

看到董卓一次次躲过暗杀，有一个人心急如焚，他就是王允。

王允此时已经50多岁了，作为政治家是一个成熟的年龄，去搞暗杀活动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引为同志的何颙他们被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王允觉得再挑战董卓几乎已不太可能。

难道就让这个恶人继续逍遥地活下去，继续危害国家社稷？王允心里充满了仇恨，心绪难平。

环顾左右，能帮上忙的也就是杨彪、荀爽、黄琬等人，但他们的年龄也普遍偏大，黄琬、杨彪比自己小几岁，但也超过了50岁，荀爽比自己年龄还大。搞政治还可以，搞暗杀明显没有经验。勉强能帮上自己的，只有在尚书台供职的士孙瑞。

其实士人队伍里还有一个人，此时深得董卓的信任，可以经常出入太师府面见董卓，这个人就是蔡邕。

但是，一提起他王允就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蔡邕，曾经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是士林中的一员，但自从来到董卓身边，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董卓当太师，就是蔡邕带头倡议的。

王允对蔡邕的成见还可以追溯到二人许多年前在胡广府里共事的时候。王允曾是胡广的首席幕僚，蔡邕是胡广的得意弟子，二人一起共事，互相知根知底，但关系却很一般，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

王允好激动，蔡邕好沉静；王允路见不平一声吼，蔡邕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王允有点看不惯蔡邕。

现在，王允和蔡邕都深受董卓的信任，但在王允看来，这有本质的区别。自己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消灭董卓，而蔡邕是结结实实的士林叛徒，已经完全沦为董卓的哈巴狗。

所以，图谋董卓的事不仅不能跟蔡邕商量，还要提防着他才行。

就在王允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之际，他突然想到了同乡李肃。

其实，此时长安城里有不少并州人，丁原的并州军投靠董卓后，他们都来到了长安，与凉州军不同，他们在长安感受更多的是失落。

并州军只是董卓集团的杂牌军，急难险重的任务都交给他们，此次西迁担任后卫任务的就是并州军，在董卓眼里他们的生死不值一提。

以李肃为例，不仅在并州军倒戈事件中立有大功，而且协助凉州军与关东联军作战，在抗拒孙坚的战斗中再立战功，但是他的职务升得很慢，勉强当了个旅长（骑都尉），不仅与董家的弟兄子侄不能比，与凉州军的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也差得远。

李肃如此，并州军的领头人吕布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为董卓立下的功劳更大，职务也仅比李肃高一点儿，是个师长（中郎将），并州军其他人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因为同乡的关系，李肃和王允有了一定交往，言谈间常流露出来不满和牢骚。王允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这是个机会？

王允不露声色地与李肃开始了来往，通过李肃又联络上吕布，因为大家都是老乡，来往得即使有些勤也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三人私下相会时，吕布、李肃经常抱怨董卓处事不公，他们并州军舍生忘死、背井离乡来到长安，背负着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骂名，为董卓尽心竭力，但到头来却没落到什么。

每逢这时，王允在一边总是随声附和，有时还会添油加醋，让吕布、李肃对董卓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偏偏在这个时候，董卓跟吕布之间又闹起了新的不愉快，加速了吕布反董的步伐。

董卓这个人为人粗略，喜欢发脾气，生气时从不计后果（愤不思难），不知为了一件怎么样的小事，董卓向吕布发起了脾气，不仅大发雷霆，还拔出手戟就朝吕布扔了过去（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

幸亏吕布身手好，躲过去了。

事后吕布主动承认错误，董卓的气也消了些。

董卓没觉得这是一件严重的事，事后也就忘了，可吕布忘不了，一方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对董卓增添了许多新的不满（由是阴怨卓）。

除了不满，吕布心里有许多不安。

吕布平时负责董卓的安全保卫工作，可以经常出入董卓的内室（中），他利用这一便利，跟董卓的一个侍婢好上了。

吕布很担心，因为这件事终究会被董卓发现，心里很紧张（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上面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联系，史书对这两件事的记载也只有这些，没有更多细节。

但是，自唐宋以来大量诗文、平话、小说、戏曲对此进行了描写和演义，指出前一件事情的发生地点在凤仪亭，后一件事情中和吕布私通的奴婢名叫貂蝉。

而且，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吕布和貂蝉私通，所以董卓要拿手戟掷他。

那么，就说说貂蝉这个人。

如果不分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论起汉末三国最知名的女性，不是曹操的卞夫人，不是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也不是著名的美女大乔、小乔以及才女蔡文姬，而是貂蝉。

按照一般的说法，吕布最终下决心反董，貂蝉功不可没，而貂蝉的出现是王允一系列“连环计”所设计的，先把她献给董卓，再让吕布动心，最后让董、吕反目。

貂蝉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她有十分出众的容貌，一曲“红牙催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让她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行列。

但是，与西施、王昭君、杨玉环三位美女不同，貂蝉的事迹在正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认为董卓的那个奴婢就是貂蝉，更多的是猜测。

有人认为貂蝉不是奴婢，而是董卓的小妾，并且有依据，在今甘肃省临洮县梁家村有貂蝉墓，貂蝉作为董卓的小妾，死后葬在董卓的老家，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一说法有致命的错误，先不说这座墓建于何时、有没有后人的伪托，就说这个地方都不对。董卓的家乡确实是临洮，但汉末的临洮是今甘肃省岷县，而不是现在的临洮县。

还有人认为貂蝉是吕布的妻子，这也不太好说。

吕布有妻子，还有女儿，这在正史里都有记载，但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史书却没有说。

推测一下，吕布从家乡五原郡出来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应该已经成家了，吕布手下有魏越、魏续兄弟俩，吕布对他们格外信任，史书说他们有特殊的亲戚关系（有外内之亲），暗示吕布的妻子或许姓魏。

当然，吕布也可以娶小妾，但还是那个问题，证据呢？

而古人的姓氏中，似乎只有姓“刁”而没有姓“貂”的。貂和蝉都是动物，在汉代，皇帝的侍从官员们帽上经常装饰这两种东西，所以“貂蝉”合称时，借指达官贵人，不太像一个人名。

这多少让喜爱貂蝉的人失望，但史实是不能虚构的。

迄今为止，唯一和貂蝉最接近的史料来自一本叫《汉书通志》的史书，这部书是给《汉书》做注疏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均不详，该书已散佚，只有在其他典籍的引用中才能看到。

根据这部书的记载，曹操在尚未成事时想诱惑董卓，让他丧失斗志，给他献上了刁蝉（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

根据这个记载，给董卓献美女的事情是有的，但不是王允所献，而是曹操。美女的名字也不叫貂蝉，而是刁蝉。

这个记载，应该说可能性是很大的，不仅因为“刁”是个姓氏，刁蝉更像个人名，从当时的具体情形来推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董卓到洛阳后让曹操改任骑兵旅旅长（骑都尉），曹操在董卓手下干过事，有过接触。在政治上曹操是反董卓的，史书记载过他以前曾秘密行刺大宦官张让，说明他是个激进青年，投董卓所好，给董卓献上美女来迷惑他，并以此接近董卓，这种事曹操完全干得出来。

这件事其他史书均没有提及，所以可信度也成问题，但相对于那个貂蝉，这个刁蝉毕竟还有一条像样的记载。

不过，不管有没有貂蝉这个人，都不影响王允的计划。在王允的努力下，吕布、李肃被成功策反。

吕布开始还有些犹豫，对王允说：“我也想杀董卓，怎奈我们还有父子这层关系（奈如父子何）！”

王允觉得他的话可笑，劝他说：“你姓吕，不是董卓的骨肉。现在大家都愁着怎么让他死，还说什么父子呢（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吕布最终答应参与王允的刺杀行动，除掉董卓。

◎ 唱一曲《董逃歌》

就在刺杀行动秘密进行之际，长安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上突然流行起一首歌谣，这首歌名叫《董逃歌》，歌词是：

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
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
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
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
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
望京城，董逃！心摧伤，董逃！

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内容也是重复的，翻来覆去只唱了一个意思：不管你在做什么，只要看见那个姓董的家伙，赶紧逃吧！

姓董的家伙？那还能有谁？

这是对董太师的攻击和污蔑。董卓手下的爪牙赶紧报告，董卓大怒，下令彻查。

像这种民间集体创作的东西，很难查出它的作者和来源。董卓不管，只要跟这首歌沾边的，比如说唱过或者别人揭发你朋友聚会时当成段子偷偷传播过的，一律都抓起来审问，前后有上千人因此丢了命（死者千数）。

董卓下令禁止传唱这首歌，但很难彻底禁绝。

有人帮董卓想出一招，把歌词改了，“董逃”改成“董安”，意思变成：不管你在做什么，只要你看见了董太师，你就平安了！

这不是逗你玩吗？而且欲盖弥彰。

效果可想而知。

这首歌的事还没完，另一首歌又传唱开了。

这首歌的完整歌词没有保存下来，只知道其中的两句：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从字面来看，这两句不知何意。

其实这个是拆字游戏，“千里草”合起来是个“董”字，“十日卜”合起来是个“卓”字，歌词的意思是：董卓将不得好死！

据说，这首歌流传的时间更早，在汉献帝刚继位时就在洛阳一带流传起来了，对董卓不满的人，通过这首歌表达愤懑和憎恶。

如果董卓下令追查，肯定也查不出来什么名堂。

除了这些“反动歌谣”，董卓还收到了直接的暗杀警告。

有个道士见到了董卓，在一块布上写了个“吕”字，这分明暗示吕布有问题，要董卓注意防范，但董卓没有看懂（卓不知其为吕布也）。

上面这些诡异的事，有些肯定是有的，比如歌谣，通常这些都是民意的反映，但有些却不一定，虽然写在史书上，也属于传奇一类，比如那个道士。

王允、吕布为刺杀董卓成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这些一定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李肃担任骑兵旅旅长（骑都尉），手下有一些人，吕布又亲自挑选了几个身手好、不怕死的勇士，有秦谊、陈卫、李黑等人，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行动。

吕布手下有个将领名叫秦宜禄，他的妻子后来做了曹操的夫人，他的儿子是曹魏时期有名的秦朗，有人怀疑秦宜禄或许就是参与刺杀董卓的这个秦谊。

万事俱备，只等机会。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机会来了。

在这之前，汉献帝得了病，已经很久没有举行过朝会。汉献帝痊愈，按照朝廷制度，天子久病初愈也是一件大事，定于这一天举行朝会庆贺。

王允提前得知，董卓将参加。

太师府戒备森严，王允、吕布肯定商量过，要在那里完成刺杀估计很难，即使勉强得手，想要脱身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不能将董卓一击毙命，或者被他的亲信立即反击，局面将无法控制，刺杀行动也得失败。

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别处将其刺杀，之后趁着他的心腹们以及城外的凉州军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将他们一一击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仅刺杀成功，而且有夺下长安城的把握。

董卓经历过一连几次刺杀事件，已经学精了，他很少离开太师府。现在，他要出府进宫，那就有办法了。

吕布安排李肃以及秦谊等十多名勇士穿上卫士的衣服守在董卓必经的宫门附近（将亲兵十余人，伪着卫士服守掖门），如果董卓过来，就地诛杀。

为做到万无一失，王允还从汉献帝那里要来了一份诏书，必要时拿出来控制局面，为做到保密，诏书由也参与了刺杀行动的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士孙瑞亲自书写。

◎ 掖门藏杀机

这一天，天是阴的，刮着风。

董卓在大批步骑的保护下向未央宫行进，进了掖门，里面就是李肃和秦谊等事先埋伏的地方，保护董卓的人再多也不能进去，董卓的死期就要到了！

突然有匹马嘶叫起来，怎么都不肯进宫（马踬不前）。

董卓很迷信，觉得这很异样，想掉头回去（卓心异欲止）。

准备了这么多，拍屁股回去了，那哪成？

吕布竭力劝董卓还是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董卓竟然听了（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

进了掖门，吕布就能看到李肃、秦谊他们，在众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吕布埋伏的刺客李黑率先举戟向坐在车子上的董卓刺来，其他人跟着便上，李黑他们有的用戟叉住董卓的车，有的用戟叉马（以长戟挟叉卓车，或叉其马）。

董卓大吃一惊，高呼：“吕布在哪里？”

吕布其实就在他身边，此时手里持矛，一矛刺向董卓，董卓应声坠落车下。

董卓在临死前还在冲着吕布大骂：“狗东西，好大的胆子（庸狗，敢如是邪）？”

离董卓最近的是太师府办公室主任（主簿）田仪，见状本能地想扑上来营救，却被吕布杀了。

后面还杀了一个人，加上董卓，一共杀了三个人。

吕布亮出汉献帝的诏书，剩下的人没有再敢乱动的了。

恶贯满盈的董卓就这样被杀了！

史书记载，原本阴沉的天瞬间变得晴朗，原来刮着的大风顿时停歇（日月清净，微风不起）。

连老天爷都在庆祝这件人间幸事。

没想到一个人的死，会给另外那么多的人带来欢乐。董卓已死的消息传出，压抑已久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大家载歌载舞，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有人卖掉了珠宝首饰和漂亮衣服，换来酒肉进行庆贺，长安城大小街道上都是欢乐的人们。

看到此情此景，吕布大概不仅自豪，更会感到庆幸，幸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顺应民心民意，否则他的下场比董卓好不到哪里去，最终只能给董卓陪葬。

王允随即下令释放监狱里的荀攸等人，把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黄璜等董氏家族成员全部诛杀，把董卓的尸体拖到长安城里最热闹的集市上示众。

又派人去郿坞，把那里的董氏族人就地处死。

派去的人还没到，守卫郿坞的军士闻讯已经动手，把董家的人全部抓了起来处死，包括董卓已经90多岁的老母亲。董卓搜刮、囤积的大量财物被充公，其中仅黄金就有3万多两，白银八九万斤。

董卓的尸体被拖走前，吕布专门赶了过去把他的首级割下来。

董卓没有头的尸体在集市上被人展览，不知是谁点了把火，尸体燃烧起来。董卓这个人肥头大耳、浑身流油，火烧得挺旺，一直烧了很久火都没灭。

袁氏的门生故吏觉得还不够解恨，等火熄灭，他们专门跑过去收集残渣灰烬，然后扬撒在路旁。

这时，凉州军的主力并不在长安，这也是王允、吕布刺杀行动成功的关键。

黑山军从兖州方向撤回太行山区后，又有西进的势头，为防止黑山军进攻关中，之前董卓命他的女婿牛辅率重兵屯驻在陕县，凉州军其他重要将领李傕、郭汜、张济等分别率部在函谷关附近布防。

负责守卫长安的是徐荣、胡轸以及胡文才、杨整修等，徐荣所部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作为非凉州出身的将领，长期以来颇受压制和排挤，董卓已死，按理他不大会做拼死反抗。

胡文才、杨整修是所谓的“凉州大人”，即凉州地方上的豪族，此行是为董卓帮场子的，他们也不会为董卓拼命，倒是胡轸，天生一个暴脾气，做事容易冲动，如果带头闹事，将不好收拾。

但是，长安民众庆祝董卓被杀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大概把胡轸吓傻了，没敢动一兵一卒，直接投降。

在王允、吕布以及并州军的竭力维持下，董卓被杀后的长安城并没有发生动荡。

汉献帝下诏，让王允以司徒的身份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同时擢升吕布为军长（奋威将军），仪比三司，晋爵位为温侯。

仪比三司的意思是享受三司的仪礼，三司就是三公。普通的将军品秩与九卿相当，只有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与三公相当，吕布之前是师长（中郎将），和将军之间还有偏将、裨将，直接升为奋威将军算是破格了。享受三公的待遇则是更高的荣誉，因为吕布只有30岁出头。

吕布之前的爵位是都亭侯，晋爵为温侯，亭侯变成了县侯。温县在河内郡，司马懿就是这个县的人。

但吕布还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在王允的推荐下，皇甫嵩被拜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统领军事。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主要考虑到凉州军的主力仍在，董卓的旧将牛辅、李傕、郭汜、张济手里都掌握着重兵，不派一位在军中有足够威望的老将出马难以压住场面。

◎ 大局与私怨

为了维护长安的稳定，吕布向王允提出了两项建议。

一个建议是，胡轸、徐荣、杨整修等人虽然投降，但他们内心是怎样想的不清楚，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

吕布对王允分析说：“凉州军中的一些人整个家族和全部产业都在凉州，你让他死心塌地跟我们走，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暂时归顺，一旦有机会势必反叛，这些人始终是朝廷的大患，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关起来。”

但王允不同意这个看法，王允认为：“那些有可能反叛的人，也仅是有可能而已，说他们反叛，现在没有证据，如何服众？”

王允的见解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也显得挺大气，但这只是一种愚见，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凉州军的这些人。

吕布提出的第二项建议是，董卓死后被抄家，从他府中以及郿坞搜出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现在朝野都很关注这批东西，因为朝廷西迁以来群臣和将士们的生活都很艰苦，吕布提出拿出一部分东西以天子的名义赏赐给大家，用以提振士气。

王允仍然反对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这些东西是董卓贪污盘剥而来，现在应归朝廷和国库所有，将来东归，这些东西也要分毫不少地运回洛阳，将来关东的那些朋友问起来，我们也要能说得清，怎能随意处置？”

王允只会讲大道理，谁都说不过他，弄得吕布没脾气了。

人一旦掌握绝对的大权，本性中不为人知的某一部分也会暴露无遗，让人看到光鲜的表面下不够阳光甚至丑陋的一面。

王允不是小人，算是个君子，但更是个书生。

书生误起国来，一点儿不比小人恶人差。

执掌大权后王允的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诛杀董卓的第一功臣，王允获得朝廷的嘉奖和民众的称赞，所以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小骄傲（每乏温润之色）。

王允曾自负地对人说：“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过去群臣集会，王允都能跟大家推心置腹，共同讨论，现在变得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群臣慢慢地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当时百废待兴，有很多事要处理，王允放下不管，非要治蔡邕的罪。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蔡邕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情不自禁地当众叹息了一声（殊不意言之而叹），正是这一声叹息，最终要了蔡邕的命。

当时王允正好也在场，当即呵斥蔡邕说：“董卓是国之大贼，几乎使汉室倾覆。你身为汉臣，理应同仇敌忾，怎么能因为个人受到董卓的礼遇而忘记了大节！今天诛杀有罪的人，你反而感到难受，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今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

王允当即命令把蔡邕抓起来押在廷尉处审理。

蔡邕在狱中写信向王允表示认罪，愿意像司马迁一样承受黥首刖足之刑以求保全一命，让自己能够完成正在写作的当朝国史《后汉纪》，但王允坚决不答应。

太尉马日磾听说后急忙来见王允，对他说：“蔡伯喈是旷世逸才，对本朝的事情很了解，如果续成后史，肯定将是一代大典。而且他以忠孝著称，现在要治他的罪理由也不充分（所坐无名），如果非要杀他，恐怕会失去人望！”

马日磾是经学大师马融的族孙，和蔡邕、卢植一起校过熹平石经，又参与过《东观汉记》的续写，深知蔡邕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但是，王允不给他这个面子：“当初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出来了《史记》这样的谤书，流于后世。现在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能让佞臣执笔在幼主的左右，既对圣德无益，又使我们这些人受到他的无端批评（使吾党蒙其讪议）。”

马日磾碰了一鼻子灰，对王允很失望，下来对人说：“王公这个人，大概也活不多长了吧（王公其不长世乎）？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典范的著述，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难道还能长久吗？”

就这样，当时最知名的大学者之一、与宦官集团坚持不懈斗争的蔡邕就这样死在了长安，死时61岁。

以董卓的跋扈尚且对蔡邕礼遇有加，擅杀这样有影响力的人难免招致非议。有史书说，王允下令杀蔡邕，但马上就后悔了（允悔欲止），但没有来得及制止。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王允杀蔡邕的意志其实十分坚决。

有人认为蔡邕受董卓的厚遇，王允早就看不惯，或者也有一些嫉妒，这是王允执意杀害蔡邕的原因。

但是，董卓也厚待了王允，而且更给予了重用。

其实王允坚决要杀蔡邕另有原因，而蔡邕自己和马日磾的话再一次提醒了王允。

蔡邕和马日磾都提到写史，这让王允下意识想到了司马迁。真的，如果当朝国史由蔡邕来写，会写成什么样？

这一两年来，王允之所以深得董卓信任，自然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干过不少违心的事，别人不太清楚，蔡邕知道的应该不少，如果让他写史，王允的形象算是毁了。

所以，蔡邕必须死。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往往说不出口。

王允应该没少读圣贤书，应该懂得辱行污名不可全推，留给自己一些，可以韬光养德；完美的名节不宜独享，应该分些与人，这样可以全身。

可惜，他即使读了也做不到。

◎ “西京乱无象”

蔡邕被杀，令王粲悲痛不已。

王允想招王粲担任黄门侍郎，他坚决不从，后来王粲南下荆州投奔祖父的学生刘表去了。

王粲到荆州去最可能走的是武关道，作为当时最有才情的诗人之一，王粲在路上回过头来又望了望长安，不禁哀从心起，写下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写道：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首诗描绘了此时长安一带的真实情景，算是对史书的补充：长安城上空黑云乱翻，那些如豺狼猛虎一样的人还在那里制造动荡，我忍痛告别了那里，把一身暂时托给遥远的荆蛮。

送行时亲戚眼里噙着泪水，朋友们依依不舍拉着车辕。走出门，满目萧条一无所见，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

一个妇人面带饥色坐在路边，轻轻把孩子放在细草中。婴儿的哭声撕裂着母亲的肝肺，饥饿的母亲还是忍不住回头观望，但终于还是洒着泪独自走去。

我自己还不知道死在何处，谁能让我们母子保全？这位母亲痛苦地哭喊，我赶紧策马离去，不忍听这伤心的语言。

登上霸陵的高地，我继续向南，回过头我远望长安。领悟了《诗经·下泉》诗里思念贤明国君的心情，不由得伤心，不由得叹息！

王粲就这样离开了长安，至于蔡邕的女儿蔡琰，她没有跟着王粲一起走，命运的阴错阳差，时局的动荡纷乱，又一次改变了她，让她重新经历了一次更加痛苦的生活。

关于她的故事，以后还要说。

◎ 书生好意气

处理完蔡邕，王允依然要面对陕县等地凉州军怎么办的问题。王允开始打算以天子的名义下诏赦免他们，这本来是正确的策略，但诏书拟好后王允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解散凉州军。

这还不算，王允还决定派人到陕县，缉拿牛辅等凉州军主要将领，来长安进行审判。主张对凉州军实施招抚的吕布闻听此事，大吃一惊。

吕布赶紧来见王允，对他说：“凉州军素来不服朝廷调遣，董卓已死，众人正在惊乱，无所适从。如果朝廷肯既往不咎，想必他们不会闹事，因为这些人都很看重眼前利益，董卓死了，再拼也无益，只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利益，他们是会听命于朝廷的。现在要解散他们，并且缉拿其主要将领，为了生存他们肯定会集结造反，局面将不可收拾！”

王允不同意吕布的看法，理由是：“凉州军跟着董卓作恶多端，关中百姓的怨气你也看到了，如果赦免他们的罪行，百姓不答应啊！”

王允的政治智商仍然没有跳出书呆子的范畴，吕布认为这么做会激起兵变，局面将不可收拾。

对此，王允丝毫不担心：“凉州军也不过区区几万人，长安城内外现在也有不下几万人，东面又有关东联军的策应配合，凉州军想造反得想想后果。现在董卓已死，群龙无首，天子的诏书下达，他们必作鸟兽散。这个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你不必担心。”

有人建议派皇甫嵩亲赴陕县，统率凉州军，以让他们安心，对于这个建议，王允仍然不同意。

王允的理由看起来更奇怪：“不能这么做，关东联军那些人都是咱们的同志（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派皇甫嵩去陕县，在那里集结重兵，关东联军的诸君会怎么想？还以为我们要凭险据守跟他们对抗呢。”

王允心里，看来藏着好多这样的小九九。

王允对吕布的建议一再给予否定，是因为在他内心其实是看不起吕布的，认为他不过是一名剑客而已（素轻布，以剑客遇之）。

董卓被杀后，应在第一时间明确对凉州军的政策，是杀是留，发出的信号必须清晰，王允不仅拖延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摇摆不定，使外面的各种谣言四起。

长安城里都在传言，说王允要向凉州军大开杀戒，把凉州军的将士都处死（当悉诛凉州人）。

已经投降的胡轸、徐荣等人当然很紧张，留在关中地区的凉州军转而拥兵自守，观望下一步形势如何发展（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

王允派李肃带人首先来到陕县，向牛辅宣布天子诏书。

结果可想而知，正在犹豫不决的牛辅看到要捉拿他归案的诏书后不再多想，立即反抗，李肃带去的那点儿人不是牛辅的对手，李肃大败。

一个说法是，李肃战败被杀；另一个说法是，李肃战败而回，被随后赶来的吕布所杀。

牛辅跟朝廷闹翻，只得一条道往下走了。

可是，还没等他继续往前迈出第二步，他自己却送了命。

一天夜里，牛辅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大起，哭喊声响成一片。

其实这是一场夜惊，心神越是高度紧张，这种事越有可能发生。但牛辅不明就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敌人来劫营了。

牛辅赶紧出帐迎敌，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只看到营里乱成一团。牛辅此时只求活命，他只身骑马向营外逃去，却在混乱中被人杀了。

有个机灵的手下意识到牛辅的脑袋也很值钱，就抢先上去把他的首级割下，之后送到长安，受到了朝廷的重赏。

牛辅被杀，消息传到李傕、郭汜、张济那里，大家都傻了。

他们的智商比牛辅高不到哪里去，动脑筋的事过去都是董卓替他们干，他们只负责执行，现在要他们自己拿主意，个个都显得六神无主。

他们能想出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向朝廷乞降。李傕于是派人来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他们，不少人劝王允接受，王允却再次拒绝了。

王允给出的理由看起来有些可笑：“今年已经大赦过天下，天子一年之内不可两次大赦（一岁不可再赦），要赦免他们得等到明年。”

正月里汉献帝的确下诏大赦过天下，一年不能两次大赦的制度也许是有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危机正在一步步袭来，为何还这么教条？

有人认为，这只是王允不想赦免凉州军的托词。但仔细分析一下王允身上的书呆子个性，会发现这个理由也许不是借口，在制度面前，王允就是一个格外教条的人。

要特赦，也好办，等明年吧。

可现在才五月，王允能等，凉州军不能等了。

◎ 乱世奇才贾文和

消息传到陕县，正在焦急等待朝廷特赦的李傕、郭汜等人绝望了。

商议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最后大家决定就地解散，各自绕道逃回凉州（欲各解散，间行归乡里）。众人收拾东西，准备散伙，这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了几句话，把大家说醒了。

这个人不同意散伙，他说：“咱们分散逃跑，半路上一个亭长就能把大家活捉了（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此去凉州3000多里，千山万水，不知道有几个人能逃回家？”

大家听完，面面相觑，心情更加低落。

这个人继续对大家说：“不如咱们团结起来，集结在一起向西攻打长安，我们也拥戴皇上，只杀王允、吕布，替董太师报仇。事情如果成功，可以挟天子号令天下，如果不成功，再跑不迟（若其不合，走未后也）！”

众人认为有理，决定先不散伙，先按照这个人说的做。

这个人，是当世的另一位奇才，贾诩。

贾诩字文和，凉州刺史部武威郡人，此时40多岁。

贾诩年轻的时候并不出名，只有凉州名士阎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谓诩有良、平之奇）。贾诩后来被举过孝廉，在洛阳的朝廷里任职，后来生了病，辞官回家。

贾诩和十几个人同行，路上遇到了叛乱的氐人，一行人被抓了。氐人经常劫掠过往商旅，财物一抢，人全都活埋，手段很残忍，所以大家慌张坏了。

只有贾诩十分冷静，他对氐人说：“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们别伤害我，我家一定用重金来赎（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

段公就是“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时任太尉，他久在凉州，威震西土，而贾诩跟段颎毫无关系，他这么说是故意吓唬氐人的。

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和他盟誓，之后送他回去，而其余的人都遇害了。

类似这样随机应变的处理，在贾诩身上还有很多。

贾诩回到凉州后到了董卓手下，并跟着董卓来到了洛阳。董卓担任太尉时贾诩在太尉府当处长（太尉掾），后来又到黄河上的平津渡口当守备旅旅长（平津都尉）。

牛辅驻扎在陕县，军职是师长（中郎将），贾诩被分派到牛辅所部接受指挥，职务仍然是旅长（讨虏校尉）。

贾诩现在出了这个主意，对凉州军来说的确是一招胜负手，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个彻彻底底的馊主意。

所谓一谋动千危，后世多认为贾诩的这个主意闯下了大祸，使有可能出现的和平契机化为乌有，使帝国再次陷入混乱。

有人发出感叹，认为这个时候元凶已除，天地始开，但随之国家又四分五裂，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涂炭，这一切难道不都是贾诩的一句话吗（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贾诩的罪过，竟然如此之大！

将天下重新陷入动荡的罪过全部归于贾诩一人未免夸大其词，没有贾诩，天下该乱还会乱。

只不过，此时此刻贾诩的这个主意的确改变了后面时局的发展。

集结在陕县一带的凉州军向长安进攻，一开始只有三四万人，但一路行进下来，不断有凉州军旧部加入。

除了李傕、郭汜、张济等人，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也闻讯率部赶来，到达长安时这部分凉州军总人数已超过了十万（比至长安，已十余万）。

人多就好办了，可以严严实实地把长安城围起来。

王允这时傻眼了，他这才想起和谈。

王允派胡文才、杨整修出城去见李傕等人，让他们二人捎话给凉州军，只要撤兵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早几天，这正是李傕等人巴不得的，但现在他们手里已经有了十多万人马，已经不把朝廷和王允放在眼里了。

胡文才、杨整修见到李傕，也不提和谈的事，反而劝李傕等人加紧攻城，他们对李傕等人说，城里防守兵力很有限，猛攻即下。

凉州军不撤围，王允只好硬着头皮一战，他派胡轸、徐荣出城迎敌，结果胡轸一出城就投降了凉州军，而徐荣战死。

徐荣这个人虽然出身于凉州军，但他很有原则，他的原则只有两个字：朝廷。

当年他在凉州追随董卓，因为董卓代表着朝廷；他跟着董卓来到洛阳，因为这是朝廷的命令；他与关东联军作战，因为那些人反抗朝廷；董卓死后他没有造反，因为董卓虽然不在了，朝廷还在；现在他义无反顾地与李傕等人厮杀，也是因为朝廷。

表面上看徐荣很矛盾，其实他活得最清楚。

这样的人，值得喜欢。

◎ 叟兵打开城门

凉州军加紧攻城，皇甫嵩以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的身份主持守城事务，他是一名有经验的老将，长安城也相当坚固，守上一阵按说没有困难。

王允也给大家鼓劲：“咱们顶多坚持一个月，关东方面的援军准到！”

关东联军是不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散伙了，现在互相之间正打得焦头烂额，无力也无心管长安的事，即便守上一个月，估计也无济于事。

结果，城里并没有守满一个月，只守了八天，城里就有守军打开城门放凉州军入城。

打开城门的是叟兵，叟人是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叟兵以打仗勇猛而著称，这支叟兵有1000多人，是益州牧刘焉派来协助朝廷的，董卓执政时他们就来了，董卓死后，他们归朝廷指挥。

这是一群外形装束很有特点的人，他们个个鬈着头发，耳朵上挂着环铁，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他们善使藤牌、弓箭，初次交手一般人都会吃他们的亏，但是过上几次招，熟悉了他们的套路，他们的战斗力也就不怎么样了。

朝廷西迁后，不断向刘焉催税催人，刘焉大概为了应付，就派了这支叟兵来，他们不是刘焉的嫡系，更像一支雇佣兵，谁发军饷听谁的，在战场上随时会倒戈。

偏偏这群叟兵，皇甫司令让他们担任了防守长安城东门的重任。

叟兵打开东门，凉州军杀入长安城。

城破时，吕布带着几百名骑兵杀出城去，这一行人里应该有张辽、高顺等人。吕布临走时不忘把董卓的人头挂在马鞍上，这个东西他见着袁术、袁绍时还用得上。

路过青琐门，吕布看到了王允，招呼他一块走。

王允不想走，慷慨激昂地说：“如果社稷有灵，可以保佑国家平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我愿意为此献出生命（奉身以死之）！”

王允让吕布带话给关东联军的诸位首领：“天子现在还年轻，现在都依靠我。灾难来时我只顾自己逃命，实在不忍心啊！你见到关东联军的各位同志，一定要勉励他们时刻不能忘了皇上（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吕布只得自己逃命，皇家礼仪部部长（太常）种拂虽然是个文臣，却很刚烈，不愿意逃生。

种拂慨然道：“身为朝廷大臣，不能禁暴御侮，致命刀兵逼到了宫前，还能往哪里逃？”

种拂亲自与敌兵交战，战死。

李傕、郭汜率兵攻到未央宫南宫掖门，在这里杀了交通部部长（太仆）鲁馗、民族事务部部长（大鸿胪）周奂、长安城防司令（城门校尉）崔烈、北军轻骑兵师师长（越骑校尉）王颀等朝廷高官。

长安城里，凉州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官民死了一万多人，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和烧抢的痕迹，一片混乱（狼藉满道）。王允扶着吓坏了的汉献帝登上宣平门。

李傕等人来到城门下，伏地叩头。

汉献帝打起精神，勉强对李傕等人喊话：“你们放纵士兵，想做什么？”

李傕等人回答：“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被吕布所杀，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造反，请求的事批准后我们自会到有关部门请罪（请事毕诣廷尉受罪）！”

凉州兵围住城楼，非要让王允出来对话，他们大声质问：“董太师犯了什么罪？”

王允无法回答，只好下了城楼。

长安城又落入凉州军之手。

控制了朝廷，李傕立即胁迫汉献帝任命自己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

不久，李傕又升任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樊稠分别升任右将军和后将军，他们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共同主持朝政（筦朝政）。

张济也升任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按说这个职务高于李傕的车骑将军，但他似乎受到了排挤，率本部出屯潼关以东的弘农郡一带。

在凉州的韩遂、马腾等人听说长安大乱，马上带兵前来凑热闹，想浑水摸鱼。

“三人小组”只得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让他驻扎在金城，即今甘肃省兰州市，任命马腾为征西将军，驻扎在董卓昔日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郿坞附近。

李傕等人随即以天子的名义大赦天下。

谁说一年不能两赦？

朝中原有的大臣，有的留任，有的因李傕等人看着不顺眼，就被杀了。

前车骑将军皇甫嵩因为有巨大的声望，凉州军不敢动他，改任他为太尉，不久皇甫嵩因病去世。

王允不能再当司徒了，这一职务由赵谦接任，马日磾被任命为太尉，杨彪担任了司空。为凉州军立下大功的贾诩，被拟任为左冯翊太守，并且准备给他封侯。

贾诩听到后，马上表示拒绝：“这不过是为救命被逼出来的，算什么功劳呢？”

贾诩出了一个主意，虽是为保命所迫，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想必他多少有些后悔了，哪里再敢以此居功？

贾诩表示愿到朝廷秘书局（尚书台）任职，李傕想任命他当副局长（尚书仆射），贾诩又推辞。

贾诩对李傕说：“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是天下注意的焦点，我不孚众望，难以担当。”

最后贾诩担任了一名普通尚书，他慢慢与凉州军将领拉开了距离。

◎ 宋翼与王宏

李傕等人想立即杀了王允，但他们还有顾虑。

王允主持朝廷后重用了两个和他同郡的老乡，一个是宋翼，担任左冯翊郡太守；一个是王宏，担任右扶风郡太守。这两个郡位于长安的一左一右。

李傕等人杀王允前，担心二郡造反，就以朝廷的名义征召宋翼和王宏。

王宏接到诏书，派心腹去找宋翼商量：“郭汜、李傕因为我们二人在外，所以没敢杀害王公。今日如果就征，明日就会一同赴死，可是不去不行，得想想该怎么办。”

宋翼胆小，回答说：“虽然祸福难测，然而这是天子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看来宋太守和王先生是一路人，王太守急了：“关东义兵欲诛董卓，现在董卓已死，剩下的不过是他的党羽，容易对付。现在，如果咱们举兵共同讨伐李傕等人，和关东联军呼应，不失为转祸为福的计策！”

但宋太守是个模范公务员，他只打算接受命令去长安报到，王太守没法单独成事（宏不能独立），也只好就征。

人到齐了，李傕等人立即动手，王允、宋翼、王宏一同被杀。

王允死时55岁，妻子、儿女同被处死。

王宏临死前骂宋翼：“宋翼，你这个书呆子，不足成就大事（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

应该说，王太守的计划也只能是送死，皇甫嵩、吕布都对付不了的凉州军，他们两个文官上去就等于自杀；至于说依靠关东联军，看来他们的信息比较闭塞，不知道那伙人早就散了，他们现在只关心自己的事，几千里之外长安城里发生的事，对他们来说恐怕跟不存在一样。

但是，人固有一死，唯有死法不同。与其束手就擒，像绵羊一样被宰杀，不如奋起一击，死也死得壮烈。

凉州军杀完王允，尸体暴置在长安街市，没人敢去收尸。

王允的老部下（故吏）、时任平陵县令赵戬自愿弃官，给王允收尸，为他下葬。

赵戬后来到荆州避难，最后投身于曹营。

跟王允一起被杀的还有黄琬。李傕等人认为他也参与了暗杀董卓的阴谋，黄琬死时52岁。

当初董卓被杀，除了王允、吕布，士孙瑞也有谋划之功，但王允为了独享功劳，事后不提士孙瑞，结果士孙瑞没有因为杀董卓而被封侯，这反而救了士孙瑞一命（允自专讨卓之劳，士孙瑞归功不侯，故得免于难）。

李傕等人重新安葬董卓，董卓的尸体被烧了，脑袋在吕布手里，他们只能把烧董卓留下的灰收集了一些，用一口棺材安葬在郿坞。

下葬的那天，突然刮起了大风，雨倾盆而下。

一道闪电击中了董卓的墓，劈开一道口子，水瞬间流进了墓室，把董卓的棺材都漂了起来（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大家赶紧重新弄好，但又被风雨雷电搞了一回。

如此反复，一共折腾了三四次（如此者三四）。

◎ 袁绍的长辈来了

李傕、郭汜、樊稠等人虽然都是行伍出身，但他们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尤其对中原地区的状况，他们也想发挥些影响力。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秋天，天子下诏派太傅马日磾、交通部部长（太仆）赵岐为正副特使，前往关东宣达罢兵诏，抚慰天下。

这二位都与已故著名经学大师马融有亲戚关系，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小时候曾得到马融的亲自教导；赵岐是马融的哥哥——马续的女婿。

长安的“三人小组”看来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因为马家跟袁家关系不一般。袁绍和袁术有一位很有名的婶娘，也就是袁隗的妻子、一代才女——马伦，她是马融的女儿。按这个论法，马日磾跟袁绍、袁术是平辈，赵岐是他们的长辈。

马日磾此时年龄不详，但不会小于70岁，而赵岐已高达84岁了。

两位老同志，又都跟袁绍、袁术有亲戚关系，他们还是士人的领袖，“三人小组”相信袁绍这一回不敢再开杀戒。

马特使和赵副特使从长安出发后分成两路：马日磾去南阳郡找袁术，赵岐去冀州刺史部找袁绍。

马日磾此去颇费周折，他找到了袁术，但袁术一见到马日磾就把他扣了下来，压根不谈正事。

袁术先是要借马日磾的符节看看，看完就耍起了无赖，不说归还的事。

不仅如此，袁术让马日磾以朝廷特使的身份任命他手下人官职，名单报上来，马日磾差点气晕，因为候任干部名单上有1000多人。

马日磾请求袁术放他走，袁术不放。马日磾又急又气，最后在忧愤中死在了袁术那里。

相比较而言，赵岐还算幸运。

听说长辈来了，袁绍亲自迎出了数百里，根据史书的记载，在迎接赵副特使的队伍里还有已经身为兖州牧的曹操。

赵岐除了当面向袁绍宣达天子的罢兵诏，还分别给陶谦、公孙瓒等人写了信，要求他们罢兵。

就在不久前，公孙瓒刚刚与袁绍打了一场大仗，结果他大败而归，所以现在正想休整休整，接到罢兵诏，公孙瓒立即送来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表示尊重朝廷，热爱和平，立即停战。

袁绍也表示尊重罢兵诏，同意停战。

袁绍还与赵岐相约，不久之后将迎汉献帝回洛阳（与岐期会洛阳，奉迎车驾）。

袁绍送走赵岐返回邺城，路过漳水之上的渡口薄落津时，在此大会宾客，曹操也有可能就在其中。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让袁绍受了一场惊吓。

正吃喝热闹的时候，袁绍接到情报说魏郡有人造反，叛军与黑山军的于毒部取得联系，人数多达数万，已经把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占领了，郡太守被杀。

在座的很多人的家都在邺县，听说后顿觉五雷轰顶（皆忧怖失色），有人甚至当场哭了起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袁绍再次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气概，他当时正在玩投壶游戏，就是把箭投向远处的一个壶中，看谁投得准，输的人罚喝酒。听到消息，袁绍仍然言谈自若，催促监壶的人继续玩（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黑山军里有个叫陶升的人投降了袁绍，把袁绍以及众人的家属送到斥丘，并帮助袁绍重新收复了邺县，袁绍提拔陶升当了师长（建义中郎将）。

袁绍跟赵岐约定迎天子回洛阳，对袁绍来说也就是说说而已。他现在满脑子还是公孙瓒，送走赵岐，袁绍回去就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行动去了。

他们做约定的时候曹操有可能也在场，他却认真地思考了这件事。

朝廷特使一行带来了长安的最新消息，也表达了奉迎天子回洛阳的渴望，曹操回到鄄城，就和荀彧、程昱、毛玠等人商量此事，荀彧赞成派人出使长安，向朝廷进贡。

毛玠的看法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现在天下分崩，天子流亡，国家没有储备，百姓不能安居，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等人，虽然士民众强，但都缺乏远大志向，不能树基建本。当今之计，应该奉天子以令不臣，发展农业，积蓄军资，这样一来，霸业可成。”

曹操认为毛玠分析得很有道理（敬纳其言）。

毛玠字孝先，兖州刺史部陈留郡人，当过县吏，为人清廉公正。中原地区陷入动荡后他本想到荆州投奔刘表，后来听说刘表政令不明，能力有限，于是转道去了鲁阳。曹操担任兖州牧后听说他是个人才，就征他为州政府的治中从事，负责州里的人事工作。

曹操发现毛玠深有谋略，而且清正无私，就改任他为奋武将军府的功曹，从事人才选拔工作。

以后曹操的地位不断提升，毛玠一直在人事工作岗位上。

◎ 擅长伪造笔迹的人

曹操说干就干，于初平三年（192年）这一年冬天，派特使前往长安向朝廷进贡。

但特使一开始就不顺利，刚走到河内郡时，就被张杨扣了下来。

曹操虽然没有跟张杨发生过冲突，但张杨跟袁绍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曹操是袁绍的人，张杨没把曹操当成好人，他不想让曹操的特使过境。

这时，张杨身边出来一个人，劝道：“曹操虽然跟袁绍是同盟，但二人情况不同，不可能永远相亲近（势不久群）。曹操现在虽然弱小，但他的确是个英雄，将军您应当结交他。现在刚好是个机会，应该帮他完成通使长安的事，并且上书表荐他。如果事情成了，曹操一定感激将军您。”

张杨想了想，觉得说得也是，于是同意曹操的特使过境，不仅如此，张杨还以自己的名义上表朝廷推荐曹操。

这位帮了曹操大忙的人觉得做得还不够，因为朝廷那边主要管事的人曹操并不熟，他怕曹操的人到了长安无法顺利完成任务。于是又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郭汜等人分别写了信，信中说了他们很多好话。

这位善于伪造笔迹又主动帮助曹操的人却不是曹操的故友，甚至没有见过曹操。他的名字叫董昭，在汉末三国众多出色的谋士里是贾诩之外的另一个高才。

董昭字公仁，祖籍是汉末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定陶县，属今山东省菏泽市，兖州牧曹操目前是董昭家乡的“父母官”，但这并不是董昭要帮助曹操的原因。

董昭年轻时被举过孝廉，获得了当官的资格，进入仕途后当过柏人县的县令，该县当时属冀州刺史部，后来成为袁绍的地盘，董昭就这样变成了袁绍的手下。

袁绍听说董昭擅长出谋划策，就调他来当一名参谋（参军事）。那时候袁绍属下的钜鹿郡太守有人打算叛投公孙瓒，袁绍抽不出兵来征讨，董昭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该郡把事情摆平。袁绍大喜，以为他有什么好办法，就问他具体如何办。

董昭其实还没有想好，只得说：“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没办法，我准备先迎合他们，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计划，再想出制服他们的办法。具体计划要临时去想，现在还没法细说。”

袁绍听了有些泄气，但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让董昭去试试。

董昭到了钜鹿郡，先进行明察暗访，发现这场反叛是由郡里的一些大户在背后鼓动和策划的，董昭当机立断，准备将这些幕后分子一网打尽。

这么大的行动，按规定要事先得到袁绍的批准，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董昭伪造了袁绍的公文，说抓到了敌人的间谍，他们供认与郡里的一些大户暗中勾通，所以发布檄文将其逮捕，军法处置。

杀了为首的一些人，一郡人都开始惶恐，董昭又出面安慰大家，让众人不要惊慌。就这样，董昭迅速平定了钜鹿郡，为袁绍立下大功，伪造公文的事袁绍自然不去追究了。

后来袁绍治下的魏郡又发生动乱，郡太守被叛军所杀，袁绍派董昭代理魏郡太守，再次去化解危局。当时魏郡已经大乱，叛军的总人数多达数万，采取强硬手段显然不行，董昭仔细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找到漏洞，对各路叛军进行分化瓦解，等他们彼此相互削弱后果断调兵攻打，接连取得胜利，魏郡得以平定。

董昭一再立下大功，但在袁绍那里却待不下去了。

起因是，董昭有个弟弟叫董访，在张邈手下任职，袁绍跟张邈因为一些事闹翻，这一对革命战友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袁绍欲除掉张邈而后快。这时有人在袁绍面前进谗言，说董昭不可靠，是张邈派来的卧底。董昭听到风声，不敢再留，他想干脆到长安去、在朝廷里谋个职，在路过张杨防区的时候被扣下。

董昭确实不错，自己的事没弄明白呢还替曹操说了话。其实董昭也是为自己铺路，他是真的看好曹操。也正是因为有这件事，日后曹操见到他时，将其视为自己人，引为心腹智囊。

曹操的特使离开河内郡，辗转到了长安，却吃了闭门羹。

“三人小组”认为曹操是袁绍阵营的人，袁绍对天子的态度一向暧昧，一会儿另立天子，一会儿散布谣言说天子不是灵帝亲生的。李傕等人对袁绍、曹操都不太感冒，想把曹操的人扣下。

这时，又有一个人替曹操说了话：“现在群雄并起，大家都以天子的名义行独断专行之事，只有曹兖州心系皇室，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诚意，那些也有同样想法的人必然感到失望。”

李傕等人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放曹操的特使回去，并给了一些回礼。

后面这个帮曹操说话的人名叫钟繇。他和曹操倒是老相识，现在担任皇宫高级秘书（黄门侍郎）。钟繇不仅跟曹操熟，跟荀彧更熟，他们是颍川郡同乡，还曾经共过事。

荀彧还没有到朝廷任职时，有个叫阴修的人当颍川郡太守，把颍川郡的才俊都招到郡政府任职，其中钟繇担任人事处处长（功曹），荀彧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簿），荀攸担任司法处处长（贼曹掾），郭图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还有名士张礼、杜祐等人，堪称当时天下最强的郡级领导班子。

特使回到兖州后向曹操详述了通使的经过，曹操肯定有些失望，他原本想通过此行与朝廷建立正常联系。希望朝廷对他即使不升官晋爵，也会正式下达命令对他的兖州牧一职给予承认，但李傕等人压根没理这个茬。

其实这也合情理。曹操不是朝廷任命的，他还打跑了朝廷任命的刺史金尚，朝廷没有追究这些事，已经算不错了。

第二章　激湍与暗流

◎ 袁绍“十大罪状”

在董卓被杀前后，公孙瓒与袁绍之间打了一场大仗，就是著名的界桥之战，它发生在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夏之际，也就是赵岐宣达罢兵诏前的几个月。

袁绍与公孙瓒曾联手夺取了韩馥的冀州，但事后袁绍绝口不提分赃的事，公孙瓒憋了一肚子火，加上后来发生的刘和事件，公孙瓒更把袁绍恨得牙疼。

袁绍为了息事宁人，也做出了一些姿态，把自己担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等于从自己的冀州刺史部划出一个郡给了公孙瓒，但公孙瓒的怒气仍无法消去。

公孙瓒以打黄巾军为借口大肆封官，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还任命了郡太守、国相以及县令等若干。

公孙瓒的做法摆明了就是跟袁绍对着干。任命冀州刺史是成心恶心冀州牧袁绍一下，任命青州刺史是趁原青州刺史焦和的死去抢地盘，兖州虽然现在还八竿子打不着，但先派个刺史去搅和他一下，这种未经允许把筷子往别人碗里伸的行为必然招打。

袁绍和公孙瓒的矛盾不断激化。

袁绍和公孙瓒都意识到一场决战不可避免，除了积极扩军备战，他们还都想方设法给自己拉外援，给对手制造敌人。

袁绍拉的外援是刘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上当初他曾力推刘虞为帝，虽然事情没弄成，但说明他对刘虞是尊重的，刘虞对他不会反感。

公孙瓒拉的是袁术，在刘和事件中他们的关系日趋紧密。

从双方兵力对比情况看，公孙瓒的实力更胜一筹。

推测起来，公孙瓒这时可以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且骑兵所占的比例较高，这与幽州跟北方少数民族地理相近有关。而袁绍人马数量明显不足，要守的地盘很大，能集中起来作战的也就不到五万人，其中骑兵的占比不大。

袁绍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虽然张郃、麹义、颜良、文丑都是一流的猛将，但他们大都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失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不太好说；相比较而言，麹义投奔自己比较早，与韩馥曾经彻底翻脸，可靠度较高，关键时候可以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袁绍要和公孙瓒决战还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白马义从，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步兵打骑兵，且人数不占优势，胜算实在很小；更何况，敌人拥有白马义从这样的战场终结者。

让袁绍头疼的事还不止这些，公孙瓒跟黑山军的张燕联系上了，策反了刚刚归顺袁绍的南匈奴单于于扶罗，还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加上老盟友袁术，袁绍现在基本上四面是敌人了。

袁绍整天跟沮授、田丰、逢纪、许攸等智囊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破敌之策。

袁绍还在冥思苦想之时，公孙瓒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然后调集大军向冀州杀来。

这份檄文写得挺下功夫，尽管出自敌对方之手，所说的事难免有歪曲和无中生有的地方，或者夸大其词、造谣中伤，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内容，因而保存了一些其他史书上没有的史料。

这份檄文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

第一条，袁绍把董卓招到了洛阳，是董卓之祸的根源（招来董卓，造为乱根）；

第二条，董卓把持朝政，挟持天子，袁绍不反抗董卓，反而拍屁股走人，只顾自己逃命（弃置节传，迸窜逃亡），没有履行臣子向天子尽忠的责任；

第三条，袁绍当上渤海郡太守，偷偷准备兵马反抗董卓，却不提前告诉家里人，结果招致50多位家人丧命，实在是不孝；

第四条，袁绍兴兵之后，不恤国难，而是四处培植自己的势力，又盘剥富室，搜刮百姓，弄得世人很有怨言；

第五条，和韩馥一起阴谋另立朝廷，为了能发矫命诏恩，还私刻金印玉玺一枚，上面刻着“诏书一封，邟乡侯印”的字样，跟过去王莽作乱情形一样；

第六条，信任一个叫崔巨业的术士，和他同吃同住（与共饮食），什么大事都问他，不像一个大臣的作为；

第七条，前虎牙都尉刘勋和袁绍一同起兵，刘勋立了不少功，但袁绍听信谗言，因为很小的过失就杀了刘勋；

第八条，袁绍给前上谷郡太守高焉、前甘陵国相姚贡下命令，让他们交钱，钱没有按时交来，杀了他们二人；

第九条，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的生母本来只是府上的一个奴仆，袁绍出身低贱（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

第十条，长沙郡太守孙坚兼任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立下大功，袁绍命周昂盗居其位，破坏了讨董行动。

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檄文。

这篇檄文不是只喊口号，而重在说事，专揭对手的伤疤，想必一经发布，便获得了很强的杀伤力。檄文中所说的事情，有些可考，有些已经不可考了；有些说得在理，有些强加在袁绍头上则很勉强。

比如制造了董卓之祸，袁绍确实负主要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顾，这个大家都有责任；使一家50多口丧命，这不是袁绍的责任，而是董卓的责任。

说袁绍起兵两年来不对付敌人，只顾壮大自己，这倒是事实；指使韩馥立新君，这也是事实；派周昂攻打孙坚确有其事，至于说因此讨董大业就失败了，有些夸张。

檄文里提到的崔巨业也确有其人，其实是个江湖骗子、算命先生，袁绍很迷信，打仗要挑好日子，决定重大事情要先问吉凶，至于这个算不算缺乏大臣的风范，属于工作方法问题，是个仁者见仁的事。

檄文里提到了刘勋，已经不可查了，汉末有个挺有名的刘勋，早年跟曹操是好朋友，后来也归附了曹操，但袁绍杀的显然不是此人。檄文提到的高焉、姚贡，袁绍向人家要钱，不给就翻脸杀人，这也无法考证，不过既然写在了给天下人看的檄文里，肯定有这两个人，至于事情，不好说了。

檄文里最不该的是揭了袁绍的隐私，说什么他是丫鬟生的，这就很不厚道了。

◎ 大戟士扬名界桥

进行了强大的舆论宣传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公孙瓒亲自率大军南下，屯兵于界桥。

界桥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城东方家营一带，皇甫嵩讨伐张角的广宗之战就发生在附近。当时，这里有一条河，名叫清河，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和清河国的界河，河上有桥，故称界桥。

从地理位置看，界桥已深入冀州刺史部之内数百里，距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只有200来里，说明这时候公孙瓒处于上风，大军已经逼到了袁绍的家门口，袁绍不拼都不行了。袁绍倾尽所能集中起所有人马随后开到，两军在界桥以南20里的地方摆开战场。

两军对阵，公孙瓒一方阵容齐整、甲盔鲜明、旌旗飘扬，很有气势，尤其是队列正中的白马义从，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而对面的袁军却摆出了一奇怪的阵形，也许是来不及训练，也许是不善于打这样的阵地战，袁军列在正中的只有800名步兵和1000多名弩兵，身后隐约有2万多人，但队列不整，斗志不高。

看到这种情景，公孙瓒的嘴角一定露出过一丝轻蔑的微笑。

作为最擅长打骑兵突袭战的专家，公孙瓒太熟悉接下来的阵法了，打张纯、打青州黄巾军包括打乌桓都是这样的打法，号令一发，他的白马义从会风卷残云般杀过去，下面就只等后续部队上去给敌人收尸了。

那一刻，公孙瓒抽出指挥刀在空中划出一道果断且优美的曲线，他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5000名白马义从席卷而出，马蹄声如闷雷，夹着数千人的号叫，仿佛不用刀剑仅凭这吓人的气势就足以把任何敌人撕个粉碎！

当敌人数千铁骑呼啸而来时，袁军的队形仍然没动，而列队于最前面的800名步兵突然伏下身子，用随身携带的皮盾蒙住身体，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敌人一点点近了，这些人仍然不动。白马义从都是马上的射箭高手，离对方还有一箭之地时，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搭弓射箭，雨点般的箭支射来，但袁军有皮盾保护，没有人受伤。

说话之间，骑兵就到了，伏在皮盾下的这800人突然同时跃起，扬起阵阵尘土，他们还同时大声呼喊着（同时俱起，扬尘大叫），气势也足以令任何对手胆战心惊。

白马义从们突然受到惊吓，正迟疑间，发现这些人手里拿着一种样子奇怪的武器向自己刺来。这些人似乎受过专门训练，把这种武器用得很熟练，无论是刺人还是刺马，一刺一个准，把把不落空。

公孙瓒不知道，这种秘密武器是袁绍专门为白马义从设计和定制的，叫作大戟，是一种带钩带刺的长枪，具体样子可能跟宋朝时岳飞大破金人连环马的钩连枪比较像。

前段时间，为破白马义从袁绍可谓绞尽了脑汁，经过和部下们反复演练，他们发明了这种武器，并挑选了800名精锐士卒进行特殊训练，具体由麹义指挥。

他们是袁绍的撒手锏，数月来他们反复模拟、刻苦训练，为的就是这一天，他们被袁绍称为“大戟士”。

白马义从遭受了自诞生以来最残酷的重创，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守候在这800名步兵后面的1000多名弓箭手，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丰盛的礼物。

待白马义从们接近时，弓箭怒射而出。

弓箭手通常会分拨轮换射击，这意味着即使侥幸躲过大戟士的重创，随之迎面而来的就是近距离射出的、密不透风的箭雨。

威名远扬、从未有过败绩的白马义从成了袁军弓箭手练习射击的移动靶，纷纷被射落马下（强弩雷发，所中必倒）。

白马义从遭受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惨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作战单元，他们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

白马义从神话般的覆灭震惊了公孙瓒的阵营。

还在敌人错愕的当口，袁绍立即指挥后面的队伍全线出击，公孙瓒大败。

袁军一路追杀，公孙瓒刚任命不久的冀州刺史严纲未及上任即战死。

按理说这一仗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中间却出了惊险的一幕，险些让胜利的天平倾倒。

袁军虽然得胜，但指挥系统和士兵的训练可能真有问题，在追击过程中袁军乱了章法，大家只顾追敌人，把主帅袁绍给忘了，此时袁绍跟前只有100多人。在混乱中，他们与2000多名敌人相遇，败兵反而把获胜一方的主帅团团围住！

幸好对方不知道这里面有敌军主帅，所以攻击得并不激烈。袁绍指挥手下展开防卫，等待援军的到来。

敌人开始射箭，情况十分危险。田丰跟袁绍在一块，拉着袁绍要到一处断墙后面躲避。

袁绍不仅不去，索性把头盔也摔了，喊道：“是大丈夫何惧向前战斗而死（大丈夫当前斗死）！”

有人说袁绍是草包，有人说公孙瓒、董卓是一介武夫，也有人说刘表、陶谦没本事，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误解，犯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经验主义错误，以为只有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英雄。

其实，能在风云莫测的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能在群雄逐鹿中哪怕只是走个过场，都必然有过人之处。在袁绍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在危险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事实证明袁绍不缺英雄气，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关键时刻他拉得出、顶得上，有时候也打得赢。

危急关头，袁绍用行动给手下人做出了表率，激励大家的斗志。在袁绍的带动下，袁军士兵拼死抵抗，袁军的后援部队也及时赶到，迅速化解了危机。

界桥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公孙瓒主力，但也给了公孙瓒以重创。

界桥之战前，袁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界桥之战后二人实力取得了平衡。

这场战斗是以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此战的全胜，使袁绍打破了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

◎ 吕布败走武关道

就在袁绍与公孙瓒大战界桥时，吕布正从长安城逃出来。

吕布走的是武关道，也叫商山路，因为要路过武关所以通常称为武关道。这是古代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它起自如今的陕西省长安县，经蓝田、商州，至河南省内乡、邓州等地，这条路是连接关中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秦始皇一生共有五次出巡，其中两次走的是武关道。

白居易当年走这条路的时候写过一首诗：

高高此山顶，回望唯烟云。
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
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
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

还有温庭筠那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也写的是这条路。时至如今，武关道沿线仍然风光优美、山色宜人。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天，至少有两队重要的人马从这条路上经过，一队是荆州刺史刘表派来的，他们是来向天子进贡的。

不管政治多么动荡，不管谁实际控制着朝廷，都严格按照过去的制度按时进贡，向朝廷表示忠心，这样的地方大员现在越来越少了，除了刘表，大概只有刘虞和陶谦了。

长安的“三人小组”对刘表的举动表示欢迎，把刘表的刺史改为州牧，单从品秩来说，就由600石升为2000石，同时给刘表加上了南部战区副司令（镇南将军）的头衔，封成武侯。

没有跟关东联军搅到一块，既避免陷入联军内部的势力争夺，又从朝廷那里捞到了好处，刘表一定觉得自己很聪明。

另一队人马，就是吕布率领的一支数百人的马队。

从长安城一路杀出来的吕布，根本没有心情欣赏武关道两边的景色，他的心境应该极灰暗，回想起自己出道以来的人生经历，吕布心里肯定充满了感伤。他顶着骂名连杀了丁原、董卓两个上司，换来的仍然是逃难的命运。

所幸的是，吕布把最亲近的子弟兵和主要骨干都带了出来，在这数百人里有吕布手下的得力干将张辽、高顺、成廉、魏续、魏越、侯成、宋宪等人。

到了析县，就进入南阳郡的地盘了。

袁术此时驻扎在宛县，吕布等人便向那里进发，在这里见到了袁术。

袁术此时40多岁，比吕布大一些。

这本是一次同僚之间的相见，袁术的正式职务是后将军，吕布的正式职务是奋威将军，论职务袁术比吕布高，但吕布有“仪比三司”的特权，又高于后将军。

但他们的职务已先后被朝廷剥夺了，所以他们的相见，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去投靠另一个有实力的人。

大概吕布没有认清这种定位，在他的心目中，他还有另一种身份，那就是袁家的恩人，他杀了袁氏的仇人董卓，理所应当地接受袁术的谢恩（以杀卓为术报仇，欲以德之）。

袁术是个从来不做赔本生意的人，也许看在杀了董卓的面子上对吕布会忍耐一时，但时间长了肯定不会再待见他，要粮要钱没有，要人不可能。

吕布大为不满，这是报恩的样子吗？吕布表达不满的方式是纵容手下去抢劫，或者故意在袁术的地盘上闹事（遂恣兵钞掠）。

袁术打仗不行，玩阴的却很拿手，吕布想占他的便宜，显然打错了主意。袁术回敬了吕布一招：策反。袁术悄悄拉拢吕布的部下，只要他们肯归顺自己，升官发财都好说，要什么给什么，这一下吕布扛不住了。

吕布自认倒霉，看来南阳郡不能再待下去了。

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说袁术压根没有接纳吕布。

按照这个说法，袁术知道吕布这个人在丁原手下杀了丁原投董卓，在董卓手下又杀了董卓，现在来投自己，莫非自己就是下一个丁原和董卓？所以给吕布吃了闭门羹（术恶其反覆，拒而不受）。

袁术这个人一向很迷信，也经常神经兮兮的，有这些想法也难怪。

不管是待不下去还是袁术不接纳，对吕布来说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只能领着人另寻出路。

◎ 老朋友张杨

离开袁术，吕布下一个去依靠的人是张杨。

张杨现在拥有河内郡太守的正式头衔，同时还是朝廷任命的军长（建义将军）。

作为并州军的三大猛将之一，张杨没有随着吕布、张辽投靠董卓，而是选择了在黄河北岸的河内郡一带独立发展，只是势单力薄，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关东联军起兵后张杨也想加入，于是跟南匈奴首领于扶罗一起投靠了袁绍，袁绍让他和于扶罗驻扎在漳水边。

这时，于扶罗干了一件大事，他突然反叛袁绍。张杨大概拒绝和他同谋，于扶罗于是把张杨劫持为人质（执杨与俱去）。

于扶罗试图进攻袁绍的大本营邺县，但被麹义打败，于扶罗劫持着张杨到了黎阳，在那里打败了朝廷的度辽将军耿祉，势力有所恢复。

张杨在于扶罗手里做了差不多一年的人质，于扶罗没杀他。后来于扶罗忙着和袁绍交战顾不上张杨，张杨又得以独立发展。张杨收拾残部，招纳各地散卒，手下也有几千人马。

袁绍从韩馥手里夺取冀州前后，原河内郡太守王匡也死了，史书上说王匡死于他杀害的胡母班的亲属之手，做这件事的还有曹操，之后河内郡就被纳入袁绍的势力范围中。

张杨没办法回河内郡，来到了河内郡西边的河东郡，朝廷觉得张杨有利用价值，就任命他为河内郡太守、建义将军，想让他牵制袁绍。

张杨跟活跃在这一带的黑山军、白波军以及南匈奴都有来往，相当于结成了一个松散联盟，在诸强争霸中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对袁绍张杨也不得罪，因为他为了不背叛袁绍做过人质，所以袁绍也不认为他是敌人，至于朝廷那边，张杨也乐意保持联系。

所以，张杨的势力虽然不算大，却能左右逢源，混得还不错。

吕布到了河东郡，见到了老同事张杨。

张杨这个人相当不错，尽管自己也有不少困难，但还是收留了吕布一行。

河东郡紧邻关中，离长安很近，朝廷“三人小组”对吕布恨之入骨，一直在通缉他，张杨接到了悬赏捉拿吕布的诏令，张杨的手下看到长安那边开出的赏金很高，就想把吕布杀了换赏钱（受傕、汜购募，共图布）。

史书上说张杨本人知道这件事，也参加了，这似乎不太可能，不符合张杨的性格，他一直视吕布为战友，以后还为救吕布义无反顾地起兵，直至被杀，说他为了赏钱而出卖吕布，应该不会。

张杨这个人性情比较温和，待人也很仁厚，没有什么架子，手段也不狠（性仁和，无威刑），即使有手下人谋反，他发觉后也只是流泪，不予追究。

这是个好人，但在乱世中成大事的必须果敢、心狠，仁爱只是妇人之仁，往往是失败的根源。连叛乱分子都不追究，很难想象平时如何治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杨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在群雄争战中始终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

张杨的手下要对吕布下手，但在他们着手行动前，吕布提前知道了消息，吕布有点儿害怕。

吕布主动找到张杨，对他说：“我吕布跟你是老乡，你把我杀了其实还不够划算，不如把我押到长安，可以得到李傕、郭汜的封赏（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

张杨其实并不想为难吕布，他一面应付着长安那边，一面暗中保护吕布。

还有一本史书上说，李傕、郭汜等人突然改变了对吕布的态度，任命他为颍川郡太守（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州太守）。

如果真是这样的，那只能是张杨从中调和的结果，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吕布跟凉州军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李傕、郭汜等人必置吕布于死地而后快，杀了吕布，替董卓报了仇，他们在凉州军中的地位将会更稳固。如果放过吕布，还让他当什么郡太守，许多凉州军的将士恐怕都不会答应。

总之，老战友这儿也待不成了，吕布还得另寻出路。

◎ 一战成名赤兔马

连续碰壁，让吕布感叹人生无常，情义难觅。

下面再去投谁呢？吕布绝对不敢去投刘表、陶谦这样的人，他们都打着拥护朝廷的大旗，自己去了还不得让人家马上绑了送长安？

吕布看了看，发现袁绍那里倒可以走一趟。

袁绍一向不承认汉献帝的这个朝廷，与长安方面关系冷淡，加上吕布杀的董卓是袁术的仇人，也是袁绍的仇人，看在这一点上，袁绍也不会让他吃闭门羹。

吕布离开张杨，之后北上冀州，来到了邺县。

这时，袁绍与公孙瓒刚打完界桥之战，朝廷的罢兵诏也刚刚下达。袁绍听说吕布来了，本能上是排斥的，他不想接纳吕布。

看来，做人还要讲点儿口碑，牌子倒了，什么都没了。

吕布汲取在袁术那里的教训，不敢再耍大牌，只求袁绍接纳自己，给安排个出路，干什么活都行。

而这时袁绍手里还真有一个棘手的活，公孙瓒那边的压力虽然小了，但袁绍的左翼，也就是太行山一线又出了问题，黑山军首领张燕支持公孙瓒，袁绍派兵攻打却不见成效，袁军的一部分主力被牵制到这一线。

袁绍看到吕布可以利用，就派吕布带着他的人去打张燕。

袁绍打张燕费劲，但吕布一出马情况就不一样了。

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吕布连战连胜，把张燕打得很是吃不消。并非吕布比袁绍高明多少，而是情况有了变化。

张燕的主力是一支数千人的骑兵，战斗力很强，以步兵为主的袁绍也曾创造过战胜精锐骑兵的战例，但那是在双方主力的对决中，给袁绍施展谋略留下了空间，现在张燕的策略是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比谁跑得快，这样一来袁绍就没辙了。

袁绍不是张燕的对手，换成吕布就不一样了。

张燕善打快攻，但吕布比他还快。张燕对太行山的地理很熟，但吕布也是土生土长的并州人，对太行山也不陌生。

吕布跟手下的成廉、魏越等人，再挑了几十个身手好的，骑上快马，组成一个突击队，专门冲击敌人的核心区，一会儿闪电战，一会儿斩首行动，来如疾风，去如闪电，无人能挡，打得黑山军直犯迷糊（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

吕布是一员骁将，吕布的马也是一匹好马，打张燕不仅进一步成就了吕布的名气，也成就了吕布坐下的这匹战马。

吕布在太行山下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两句话：

马中赤兔，人中吕布。

这两句话在当时就很流行，吕布在后世里的威名，至少一多半是这两句话产生的影响力。

在这里，赤兔马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

用兔子来形容马，这种比喻很独特，因为要用“红色的兔子”来说一匹马的话，实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如果是说跑得快，兔子怎能跑过马？如果说威猛，但大家都知道兔子最温驯最可爱。

所以，兔子和马根本不沾边。

其实，这匹马在史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赤菟。“菟”是一种植物，开一种淡红色的花，“赤菟马”就是像“菟花”一样颜色的马。

古时，人们还把老虎称为“于菟”，“赤菟马”就是红色的、像老虎一样威猛的马。

这种解释，显然更为贴切。

既然是一匹著名的战马，不妨多说几句。

都说这匹马跟董卓有关，是当年董卓策反吕布杀丁原的重要条件。还有的说，这匹马一直跟随着吕布，吕布死后它的主人又换成了关羽，直到关羽死时仍然骑着它。

这些说法其实都站不住脚，原因很简单。

战马出生一个多月可以觅食，两个月后脱去乳毛，四到六个月断奶，一年后成长为一岁驹，两岁半之前发育成熟骨头封闭，达到最佳骑乘年龄，这种状态可以一直保持到十岁左右，再往后它的循环系统变差，关节开始肿胀，步入暮年期。

如果这匹马是吕布杀丁原前夕董卓送给吕布的，它当时至少三岁，吕布骑着它到被杀整整十年，假如后来到了关羽手里，关羽死时它就至少25岁以上了，还能不能驮动关羽都成问题。

◎ 袁绍玩套路

张燕打不过吕布，黑山军再次退回太行山区。

吕布为袁绍立下大功，于是向袁绍伸手要这要那。不是吕布这个人多么贪婪，是实在没有办法。他手下有一帮弟兄，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所有补给全靠别人接济。

袁绍比袁术强点儿，物资方面的需求，他基本上都能满足吕布，但吕布还提出了另外的要求，他要袁绍给自己增加部队，然后帮助自己到司隶校尉部发展，这就让袁绍不太乐意了。

吕布大概是想明白了，待在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这种日子太难受，你袁绍既然能帮助曹操到兖州发展，为什么不能也照此帮帮我呢？

但袁绍没有答应，在袁绍的心目中大概吕布的政治操守比曹操差得远，把这个家伙扶持起来，谁知道将来是朋友还是仇人呢？

袁绍的拒绝让吕布恼怒不已，吕布故技重施，放纵手下的人四处抢掠（更请兵于绍，绍不许，而将士多暴横），袁绍也怒了，他决心除掉吕布。

袁绍的做法绝对是过河拆桥，不管吕布既往的历史怎样，毕竟人家杀了你们袁家的仇人，更重要的是帮你打败张燕，不答应吕布的条件，把他礼送出境就行了，下这么重的狠手就有些过了。

袁绍秘密派出杀手，趁机去杀吕布，但吕布“飞将”的名声不是白给的。尽管在袁绍的地盘上，尽管做得极为机密，吕布仍然躲过了这一劫（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袁绍对外放出风声，同意表奏吕布为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司隶校尉的治所在洛阳，袁绍拨给他30名甲士护送其去上任（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

这可能是史书的笔误，30个人护送吕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张辽、高顺等一直跟随吕布的嫡系将士应该一块同行，吕布的人都不会低于300人，派区区30个人来只能送死。所以，这个“三十”可能是古籍传抄时把“三千”少抄了一撇。

出发前，袁绍密令自己的人，在半路上干掉吕布。

但吕布被人算计怕了，对此早有准备，他使出了一计，晚上故意让袁绍的人住在自己大帐外，半夜里让人在自己的帐中弹筝（伪使人于帐中鼓筝），而自己悄悄逃走。

袁绍的人冲进来，只能向着吕布的床乱砍一通。

袁绍得到报告，吓得够呛，问左右谁愿意带兵去追吕布，飞将的威名居然让袁绍手下众人无人敢应征（募遣追之，皆莫敢逼）。

袁绍害怕吕布回来报复，下令关闭邺县城门，严加防卫。

吕布虽然又逃过一劫，但下一步去哪里，他此时已茫然无措。

在吕布的周边有几股力量：河内郡的张杨，南阳郡以及豫州一带的袁术，兖州的曹操，徐州的陶谦。已经跟袁术闹翻了，曹操是袁绍的人，陶谦那里虽然可以去试试，但必须过曹操或袁术的地盘。

吕布发现，能容他暂时安身的只剩下老同事张杨，吕布于是准备一路向西，到河内郡的张杨那里去（与张杨合）。

去河内郡，最便捷的路径是沿由洛阳出来的东方大道西行，如果吕布走的是这条道，他现在就要渡过黄河。

吕布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黄河边，正要渡河时，却在这里遇到一伙不速之客。

吕布询问之下，得知这些人是陈留郡太守张邈派来专门迎接他的。

吕布一听，警惕起来，因为他知道张邈现在是曹操的属下，曹操是袁绍的人，而这个张邈早年跟袁绍还是朋友。

吕布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袁绍安排在这里专门截击他的。对方似乎知道吕布的心思，所以很快把他们之所以出现这里的原因向吕布陈述了一遍，其中包括近期兖州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吕布听完马上打消了心头的顾虑。

◎ 袁术来抢地盘

在吕布给袁绍“打工”的这段时间，兖州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最主要的是曹操跟陶谦打了起来。对兖州士民来说，这件事影响深远。

曹操与陶谦交恶，这件事还要先从袁术东进说起。

袁术以南阳郡为自己的大本营，但也不断寻找机会扩张实力，大约在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秋天，袁术突然亲率主力离开了南阳郡。

袁术是要去参加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这场联合军事行动的发起人是公孙瓒，参加者除了袁术还有陶谦。

对公孙瓒来说，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对抗袁绍，他知道只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于是拉袁术和陶谦做外援。公孙瓒策划了一次大会战，他约了袁术和陶谦同时发起一次会战，从各个方向一起进攻袁绍和曹操。

为了参加这次会战，袁术几乎倾巢而出，不是他够铁，而是他在南阳郡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

南阳郡离刘表的大本营襄阳太近，刘表的势力上升得很快，不断向北出击，双方在南阳郡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按照当时的情况，袁术被刘表挤出南阳郡是迟早的事，刘表不断进攻袁术，重点攻击袁术的后勤补给线（断术粮道），袁术在南阳郡的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

所以，公孙瓒招呼袁术北上，袁术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来个转场，他的想法是，如果能占领冀州或者兖州就待在那里不走了，省得跟刘表拼命。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春天，袁术亲自带兵进入兖州刺史部陈留郡境内，这里是曹操、张邈的地盘。

几年前，他们几个人都还是很好的朋友，都在洛阳供职，公务之余想必经常小聚，现在却要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了。

面对不请自来的客人，张邈立即通报曹操，请求增援。

袁术开始行动后，黑山军和于扶罗很快响应，在西北方的侧翼给袁术助威。袁术的前锋由刘详率领，进驻到匡亭。匡亭的位置在陈留郡的平丘县，这里已深入陈留郡100多里，再往前就是曹操的后方基地东郡了。

曹操不敢大意，亲自率兵来迎战。

荀彧等人分析，刘详北上只是袁术的试探性进攻，可以先围住匡亭不打，看袁术下一步的反应。曹操采纳，将匡亭围住，袁术果然率主力北上增援。

曹操在平丘、东昏一带摆下阵式，等袁军开到，双方展开激战，曹军以逸待劳，袁军北上的只是一部，实力稍逊一筹，结果大败，袁术退到封丘。封丘离关东联军会盟的酸枣不远，也在陈留郡境内，曹操挥军追赶，将封丘围住。

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袁军主力部队还未赶到，袁术孤军冒进，如果曹军行动迅速一点儿的话，有可能将封丘城围死，从而打死或活捉袁术。

但那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无论是杀掉袁术还是将他活捉，都不符合曹操的利益，所以曹操决定围城的时候留下一个缺口（未合）。

袁术倒也识趣，知道是老朋友诚心放自己一马，于是顺着缺口突围逃走。但是，袁术逃出来以后就停在了襄邑，此地仍在陈留郡的地盘上。

这就不够意思了，曹操又追到襄邑。

袁术没等到曹操赶到，主动撤到襄邑附近的太寿。

自起兵以来，这次北上说起来是袁术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以前打了那么多胜仗，都是孙坚和其他手下将领打的，现在一败再败，袁术脸面全失。

袁术想这一回不能再跑了，必须来一场胜仗赢回面子，不然今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但是，这只是袁术的美好愿望而已。

围攻太寿虽然不像前几次那么容易，曹军仍然取得了胜利，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掘开附近的河渠，来了个水淹太寿（决渠水灌城）。袁术不敌，放弃太寿，逃到宁陵。

襄邑、宁陵相距不远，曹操曾在这一带募兵，这里是曹操事业的起点，曹操带兵再次追来。

袁术彻底在兖州没法待了，干脆向南面的扬州刺史部九江郡逃去。

由匡亭到宁陵，曹操现身说法地给老朋友上了一堂军事课，把袁术打服了。

五战五捷，曹操开始显示出一名军事家的风采。

曹操的胜利来自在实践中的磨炼和个人超凡的天赋，也和荀彧等一批智囊的加盟有关。

◎ 打了个时间差

雄心勃勃的袁术深受打击，这位仁兄一向很自负，但亲自带兵打仗居然水平这么差，如丧家犬般一路奔命。

从此，袁术心中的雄图大志锐减，不再奢望吞并中原、一统天下，到了扬州刺史部，就在寿春住了下来，能偏安于淮南一隅他已经知足了。

逃到了寿春的袁术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在他跟曹操浴血奋战的时候，另外两个哥们干吗去了？

其实公孙瓒和陶谦都没有失约，公孙瓒一边与袁绍艰苦对抗，一面派他任命的兖州刺史单经、平原国相刘备等人南下，配合袁术的行动，单经率部进驻平原国，刘备率关羽、张飞、赵云等人进驻高唐县，这个县也在平原国境内，但正好位于东郡的北部，其中高唐县距东郡的东武阳、东阿等地都不远。

刘备当初弃官之后无处可去，听说老同学公孙瓒在幽州干得很大，于是投奔了老同学。那个时候公孙瓒刚被朝廷升为军长（奋武将军），公孙瓒接纳了刘备，任命刘备为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

公孙瓒不断向南扩展，刘备当过平原国的高唐县令，于是被公孙瓒派到了平原国，先是担任高唐县令，后升为平原国相。

单经和刘备在北面，南面的陶谦也有所行动，史书记载他亲自率主力进驻到了发干。

但是，如果对照着地图看一下，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发干县属东郡，距曹操的后方基地东武阳才几十里路，身为徐州牧的陶谦能否离开徐州，越过多个敌占区，到千里之外的发干县来，这是疑问。

也许发干县确实有徐州的小股部队，但不是陶谦本人率领。

陶谦如果配合袁术、公孙瓒的行动，可行的方案是攻击徐州的北邻，即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任城国、东平国、山阳郡等地，给曹操制造麻烦，从后面的事态发展看，陶谦确实也这么做了。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会战，主战场就是曹操刚刚到手的兖州，它的北面、南面和东南面同时受敌。

从人数上说曹操明显处于劣势，袁绍虽然可以给他一些支援，但保卫兖州还主要靠自己。

本来曹操凶多吉少，但被他轻易就化解了，兖州不仅没丢，而且更加巩固，以至于史书上对这件事也只记载了只言片语。

除了曹操高超的军事指挥和曹军将士英勇善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帮了曹操的忙，这就是时间差。

作为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必须在时间、地点等方面都达到协同和默契，北路的单经和刘备抵达预定地点后，袁术的队伍还在路上，这样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很从容地先解决了北面之敌，他们主动出击，把刘备和单经击退。

单经撤走，刘备退保平原国，这场会战的发起方公孙瓒方面事实上首先退出了联合作战。

曹操一路追击袁术的时候陶谦本可以帮忙，但一来路途还是有点远，二来陶谦想保存实力，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想法，想等曹操和袁术相互消耗一阵再上前帮忙。

但让陶谦吃惊的是，呼声一向很高的袁术军事才能如此之差，被曹操一路打来没有任何招架之功，只有逃命的份。

看到此情此景，陶谦放弃了增援，瞎咋呼一番，就算也参加了会战。

就这样，这场针对兖州的大会战被曹操轻易瓦解，打退了刘备、单经，打跑了袁术，吓走了陶谦。

第三章　兖州争夺战

◎ 不留活口的血案

打退袁术的进攻后，曹操顺势扩展了地盘。

在逐渐巩固了兖州之后，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也需要尽快定下来。北边是袁绍，往东以及东北方向目前是公孙瓒的地盘，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往西是残破不堪的司隶校尉部，人口大量外逃，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成了废墟，又处在各种势力的交汇之处，别说不好占，就是占住了也没法待；只有南边以及东南方向的徐州适合发展。

在这个方向的敌人就是陶谦。

陶谦是一个狡猾的人，在凉州一带打过仗，能带兵，有些谋略，手下也有一些人，经营徐州有几年了，这样的敌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双方虽然还没有正面交过手，但早已经在心中把对方当成了假想敌。

下一步就要与陶谦交战了，想到这里，曹操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办。

徐州刺史部最北面的琅琊国是曹操的夫人卞氏的老家，它东邻大海，远离中原，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曹操的父亲曹嵩等人正在此避难。

曹操在己吾起兵之后，除曹操的弟弟曹德外，曹氏以及夏侯氏兄弟们纷纷离开家乡追随曹操去了，曹家在谯县十分不安全。曹嵩经过考虑，决定找个地方避难，在一两年前，在谯县的曹家人都来到了琅琊国。

当时，从中原地区到这里避难的人还不少，卞氏的老家在琅琊国开阳县，是琅琊国的治所，曹家人来琅琊国应该住在开阳县一带。与一般逃难的人家不同，曹家人非常富有，尽管刻意保持了低调，但从他们的吃穿住行以及随行带来众多仆人等方面也能看出来。

不管怎样，琅琊国是陶谦的地盘，在开战之前必须把家里人从那儿接出来。

琅琊国紧邻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曹操派人到琅琊国通知父亲准备离开，同时命令泰山郡太守应劭派兵接应，把父亲一行接到鄄城来。

但是，曹操的行动还是晚了。

有人赶在曹操的前面把曹嵩等数十口人都杀了，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灭门血案。

关于这个案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都与陶谦有关，说是他派的人或者他手下人干的。具体情节大致有以下不同版本。

一个版本说，陶谦派去的人扑了个空，曹嵩一行已离开了琅琊国，他们于是追赶，在泰山郡的华县一带追上。曹家人在这里等应劭来接应，还以为这是应劭的人，没有防备，结果全部被杀。陶谦的人先把曹德杀了，曹嵩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不妙就往后院跑，后院墙上有一道缝，他想从这里钻出去，跟他一块儿跑的还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妾，曹嵩想让她先钻，无奈这个妾长得太胖，钻不过去，曹嵩没办法，只好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但被发现，一行人全部被杀。

另一个版本说，曹嵩携曹德等一行人进入泰山郡，应劭派人已经接上了，但此时遭遇陶谦的突然袭击，全家人被杀。

还有一个版本说，不是陶谦派人袭击的，而是陶谦手下一个将领干的。这位史书上没有提及姓名的将领，此时驻扎在距事发地华县不远的东海郡阴平，他手下的士兵听说曹家人很有钱，就在路上设伏，在华县、费县一带把曹嵩等人杀了。

但也有的史书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陶谦听说曹嵩想儿子，就派部将张闿带领200人护送。曹家人很有钱，值钱的东西就装了100多车，张闿等人见财起了异心，在华县、费县一带将曹嵩等人杀了，抢光了东西，跑到淮南去了。

以上四个版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这件本来就离奇的血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根本原因是，杀人者来个了集体灭口，没有留下幸存者，所有的记载也都变成了推测。

几百年后，这件事给宋朝的司马光出了道难题，他在给皇帝编《资治通鉴》时，不能把这一堆乱麻都端出去，必须有个明确可信的说法。

经过慎重分析，司马光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述的：

“前太尉曹嵩到琅琊国避难，他的儿子曹操命令泰山郡太守应劭去接他。曹嵩随行有各种辎重车100多辆，陶谦手下有一个部将守在阴平，当兵的渴望得到曹嵩的钱财，在华县、费县之间设下埋伏，杀害了曹嵩等人（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一同被杀死的还有曹嵩最小的儿子曹德。”

不管怎样，曹嵩、曹德等数十口之多全部被杀死在泰山郡的华县附近，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已成为事实。

与此有关联的人，一个是徐州刺史陶谦，他是重大的犯罪嫌疑人；另一个人是泰山太守应劭，这个著名的学者，害怕曹操连他一块追究，干脆弃官而逃，到邺城找袁绍去了。

◎ 陶谦反而先动手

曹操听到消息，震惊之余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父亲曹嵩担任过朝廷的三公，因为自己的原因，近些年父亲过着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以至于不敢待在家乡而远避琅琊国，如今却举家丧命。

曹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家祸是自己造成的。

没有人活着回来，应劭不知去向，整个事件的经过究竟如何，曹操不是很清楚，但曹操不用太多思考就能得出结论：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做，也只有一个人敢做，那就是陶谦。

陶谦，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当时，曹军正在休整，曹操迅速调整了计划，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全部进入战备状态，他要亲自领兵杀往徐州，找陶谦报仇雪恨。

可还没等曹操的复仇行动展开，陶谦先动了手。

在此之前，陶谦这边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需要交代一下。

一件事是，陶谦此时已被长安的朝廷“三人小组”正式任命为徐州牧，而前面他一直担任的职务是徐州刺史。

大约在曹操派王比出使长安的前后，陶谦也派人到长安进贡，他派的人叫赵昱，是当地的名士。前太尉杨赐的学生王朗也在陶谦手下，这个王朗名气也不小，算起来跟灵帝刘宏和前大将军何进还是师兄弟，王朗跟赵昱共同劝陶谦通使长安，陶谦接受建议，派赵昱到了长安。

与曹操的情况不一样，陶谦的特使在长安受到欢迎，这是因为陶谦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刺史，而曹操的兖州牧则查无出处。最后，朝廷拜陶谦为东部战区副司令（安东将军），由徐州刺史升格为徐州牧。

朝廷同时任命赵昱为广陵郡太守，任命王朗为会稽郡太守，王朗就是这时候离开陶谦到江南上任的。

另一件事是，陶谦与黄巾余部阙宣联合，势力大增。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天，中原及华北地区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现象：正值炎夏，却刮起了寒风，像冬天一样。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鼓励了那些想造反或者正在造反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天亡刘汉的又一明证。

徐州刺史部下邳国一带有个叫阙宣的人领头造反，响应他的人很多，当他看到上天也出来惩戒当权者时，于是不再客气，自称天子，与长安的汉献帝分庭抗礼。当时敢造反不算什么本事，而敢于自称天子那绝对是勇气可嘉。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徐州牧的陶谦不仅不率兵讨伐，反而跟阙宣联合起来，势力进一步增强。陶谦一方面派人跑到长安向天子宣誓效忠，一方面与自称天子的人称兄道弟，这位仁兄的务实主义作风实在可以。

后世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历史学家不相信身为徐州牧的陶谦真的会和造反分子公然搅到一块，因为这种行为跟直接造反没有什么两样，这种说法很流行，因为在许多人眼里陶谦是个君子而不是小人。

但是，如果结合陶谦早年在西北前线时就流露出来的独特个性来看，说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温和的长者似乎有点不可能。陶谦到徐州后亲信小人、打压正直之士、玩弄手腕、大搞两面派，一桩桩事情都有记录，关键时刻与阙宣这样的实力派结合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得到徐州牧的头衔，联合阙宣，如果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陶谦既提高了名分，又增强了实力，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他未必会把曹操完全放在眼里，如果陶谦早就有了挑战曹操的想法，那么说曹嵩被杀事件是由陶谦有意策划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眼下，陶谦与阙宣组成联军，率先向兖州发起了进攻。

陶谦选择的进攻方向不是曹操正面的陈留郡、济阴郡，而是右翼的泰山郡、任城国等地。泰山郡太守应劭已弃官逃往袁绍那里，曹军在这里的防守相对薄弱，任城国以及泰山郡的很多地方被陶谦占领。

理亏的人反而气壮，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曹操迅速调集人马，分三路对陶谦予以回击：

一路由夏侯惇统领留守兖州刺史部，重点是鄄城、濮阳、定陶、东武阳等战略要地，荀彧、程昱留下来协助他。

一路由曹仁率领，由东郡的北部进入东平国、任城国，进而到泰山郡迎击那里的徐州军。

一路由曹操亲自率领，由济阴郡南下，进入已为陶谦所控制的豫州刺史部沛国的北部，进而攻击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下邳国等地，直捣陶谦的大本营郯县。

以偏师对抗陶谦的主力，而将主力向敌人之侧翼发动进攻，对于已失去先发优势的曹军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是一场无法预料结局的战争，曹操离开鄄城前甚至连后事都提前交代了。

曹操告诉夫人卞氏：“如果我回不来了，就领孩子们前往陈留郡投奔张邈（我若不还，往依孟卓）。”

◎ 屠城不是真相

战事从这年秋天拉开，曹操亲自率领的这一路进展顺利，势如破竹，一口气拿下兖州刺史部南部十几座被陶谦占领的城池，直逼徐州刺史部境内的战略要地彭城，逼得陶谦不得不从右路撤军，亲自率主力来战。

双方在彭城一带展开了激战。

彭城是座古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城池四周虽然被大小不等的丘陵、高地所环绕，但交通却十分发达。东汉时有一条起自洛阳的东方大道，基本走向在前半段约沿着现在的陇海铁路，后半段约沿着现在的京沪铁路，彭城就是这条大道上的交通枢纽。

彭城周边还有泗水、汳水在此交汇，使之自古以来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兵团交战的理想战场。400年前刘邦和项羽曾在此有一场大战，结果刘邦完败，项羽险些把刘邦生擒。

但是，曹操与陶谦的彭城之战没有楚汉相争时打得那么惨烈，战事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曹军大胜。

陶谦撤军，向东退到郯县。

史书对彭城之战的记载相当简单，却留下了一些疑问。

根据史书的记载，这年秋天，曹操征战陶谦，攻下了十多处城池，陶谦守卫彭城不敢出战。最后，曹军还是攻下了彭城，陶谦所部被杀的有近万人，死尸堆在泗水河的河道里，河水因此而断流（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最早的记载也只有这么多，到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万数”有意或无意地改为了“数万”，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了。

死几千人还是几万人，不是个数量的问题，而是性质问题。如果是几千人，可以理解为战争期间的正常死亡，如果是几万人，那就是正常死亡之外的杀戮了。

况且，陶谦手下的人马总数也只有那么多，如果被曹操杀了几万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被杀的人中间有大量的非武装人员，也就是老百姓。

所以，就有了曹操屠彭城的说法。

一向治史较为严谨的宋朝史学家司马光也相信屠城是存在的，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写道：“这年秋天，曹操引兵攻击陶谦，攻下十多座城池。打到了彭城，双方一场大战，陶谦兵败，退保郯县。当初京、洛一带遭董卓之乱，大量平民向东迁移，来到徐州，在这里遇到了曹军，曹军在泗水河累计活埋了几十万名男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河水为之不流……连鸡犬都找不到一只，到处一片废墟，路上看不到行人。”

一次杀了几十万人，还是活埋，简直骇人听闻！

如果这件事真是曹操干的，汉末恶人榜第一名的帽子可以从董卓头上拽下来直接给曹操戴上！

可是，这不是真相。

由于史料缺乏，不太清楚这件事如何从最初的“万数”演变成“数十万”的，但一些基本常识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推理。

在汉桓帝时期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彭城国全部人口不到50万，当时全国人口是5000多万。经过黄巾起义、自然灾害、战争屠杀，到再晚一些的时候，全国人口已锐减到1000多万，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此时彭城国的总人口也就只有10万左右。

曹操一边打仗，一边派人四处出击，把彭城国全国的人都抓起来，然后全部活埋？真的匪夷所思！

曹操远途奔袭，此时用在彭城战役的充其量也就三万人。攻破彭城后，曹操下令先不要打扫战场，也不忙追击敌人，而是给每个人分配十多个敌占区抓来的士兵和老百姓，下令把他们领到泗水河谷里活埋了，干不完活不给吃饭？即使被抓来的人已有人提前帮忙捆好、绑牢，即使将要被活埋的这些人也愿意配合，完成这项任务所涉及的工程量也是巨大的。

坑杀男女数十万口，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是无法想象如何才能做到。

但是，由于司马光的权威，很少有人动脑筋想想，使得这样的说法在后世很流行。

◎ 刘备驰援徐州

不说这桩公案，继续说曹军的追击。

曹操率军东进，在郯县以东的武原与陶谦主力部队又进行了一场恶战，并再次取得胜利，兵临郯县城下。

从鄄城出发到郯县，直线距离已有上千里，曹军远道而来，虽然节节胜利，但自身消耗也很大，士卒减员，战斗力下降。而对方已退无可退，拼命死守，曹军攻城不克。

郯县难攻的原因还有一个，城里来了生力军。

陶谦开始还信心满怀，原来想至少也能跟曹操拼一拼吧，但没想到自己的部队在曹军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眼看郯县危急，在曹军围上来之前，他赶紧派人向盟军公孙瓒求救。

袁术被打跑后，陶谦如果再被消灭，公孙瓒对袁绍、曹操南北夹击的战略就要落空，所以对陶谦的求救他不能不管。

公孙瓒命令距离徐州最近的田楷、刘备驰援郯县。

在各路群雄中原逐鹿的时候，刘备一直在青州刺史部的平原国，在那儿待了三年左右。

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尤其在群雄并起的时代。

当时不仅兵荒马乱，而且还有天灾，百姓受苦，不少人活不下去，就聚众打劫。刘备作为平原国相，对外抵御流寇侵犯，对内广施财物，保境安民。

有人来见刘备，无论什么人，刘备都和他们同席而坐，一起吃饭，没有架子，也从不挑剔，因此众人都愿意归附他（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簋”，一种食器。北京有个簋街，是著名的美食街。古人用簋来盛放煮熟的饭食，有人戏称这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其实说火锅有点儿勉强，因为吃的时候不能同时在下面加热，说是“麻辣烫”可能更合适。

即使你是陌生的朋友，又是第一次上门，刘备也会邀请你一起吃饭，用一个锅吃“麻辣烫”。这说明刘备完全没有架子，对人从不挑剔，所以众人都愿意归附他。

刘备一生都轻财好士，喜欢结交各类朋友，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这正是他超人之处。

待人随和，对谁都不设防，有时也会遇到危险。有一次，刘备让刺客钻了空子，险些丧命。

有个叫刘平的人，刘备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他。他一心想谋害刘备。刘平买通了一名刺客，让他刺杀刘备。刘备不知道，还跟这个刺客见了面，而且待刺客十分盛情（备不知而待客甚厚）。

眼看刘备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刘备的真诚感动了这名刺客。他不仅没刺杀刘备，而且把实情和盘托出，之后离去（客以状语之而去）。刘备躲过了一劫。

这个刘平到底是谁？他的后台会不会是袁绍？这些不得而知。

这个时候的刘备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直到他的名字被一个人提起，情况才有所改变。

这个人，其实相当了不起，他就是时任北海国相孔融。

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国在今胶东半岛中部，是个大郡，治所剧县，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一带。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汉代独尊儒术，孔子地位很高，并在士林中享有盛名，何进主政时孔融担任过监察部副部长（侍御史）、北军联席参谋长（北军中侯）和虎贲军指挥（虎贲中郎将）等职。

董卓把持朝政，要废掉刘辩另立刘协，孔融与董卓争辩，言辞激烈，董卓怀恨在心，但考虑到他有巨大声望，不敢直接加害，而是改任他为参事室参事（议郎），随后又暗示有关部门举荐孔融到北海国为相。

这是董卓的阴谋，那时北海国的黄巾军正闹得很厉害，董卓认为孔融就是一介文人，让他去无异于送死。

哪知道孔融不仅书读得多，还有两下子，到北海国后立即召集士民聚兵讲武，又下发檄文讨伐贼寇，给周边郡县长官写信请求互相配合协同，局面很快稳住。

孔融还修城邑，建学校，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举荐贤良，北海国的局面一时大为改观，百姓感念恩德，称孔融为“孔北海”。

但是，这些措施无法根本解决北海国面临的现实威胁，后来黄巾军管亥部攻打北海国，情势紧急，孔融看了看周边的情况，觉得平原国刘备有一定实力，于是派人到平原国，向刘备求救。

派来的人叫太史慈，老家在青州刺史部东莱国，他是个大高个，有一副美须髯，是个神射手，猿臂善射，弦不虚发。

太史慈在郡里当过小吏，后来得罪上级避难辽东，孔融听说太史慈的名气，多次派人拜望太史慈的母亲，送上厚礼。

太史慈从辽东回家看望母亲，正遇上黄巾军围城。

母亲对太史慈说：“虽然你和孔北海没见过面，但你走后孔北海对我赡恤殷勤，比起故人旧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如今被贼人围困，你应赴身相助。”

当时孔融已撤出剧县，被黄巾军围在都昌。太史慈乘夜突破包围冲进城，见到孔融，请求让他带兵出击敌人，孔融没听，黄巾军围城日急。孔融想派人去刘备处求援，没人敢应，最后太史慈请求一试。

太史慈严装饱食，带上箭囊，摄弓上马，另牵引两匹马随自己身后，马上各撑着一个箭靶（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出城。围城的黄巾军一看，十分惊骇，不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

太史慈引马来到城壕边，插好箭靶，不慌不忙在那里搞起了射箭练习，射毕，入门回城（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

第二天还这样，第三天仍这样。

围城的人放松了警惕，太史慈再出来射箭，外面的人都懒得再起身看，太史慈抓住机会，打马加鞭突入重围，趁敌人惊讶之际绝尘而去。黄巾军追赶，被太史慈用弓箭射杀数人，箭无虚发，没人再敢追。

到了平原国，太史慈对刘备说：“我是东莱国人，和孔北海并无骨肉之亲，也不是老乡故友，只因为慕名而相知，兼有分灾共患的情义。现在管亥暴乱，孔北海被围孤身无援，危在旦夕。久闻使君您有仁义之名，能救人急难，因此孔北海盼望着您的相助，这才让我冒刀刃之险突出重围，从万死之中捎信给使君，望使君知悉！”

刘备和孔融并不相识，也没见过面，但刘备知道他的大名，虽然同为青州刺史部的国相，但自己和孔融远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人物。

听完太史慈的话，刘备郑重问道：“孔北海难道真知道天下还有一个刘备吗（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

刘备有点儿激动，立即挑选3000名精兵跟随太史慈返回都昌，黄巾军知道援兵到了，解围散走，孔融渡过一劫。

当时的青州刺史部已陷入各派纷争的混乱局面，加上黄巾军搅局，地方上遇到难题只能自行解决或相邻郡县互助，孔融作为朝廷任命的官员，又是儒士出身，他既不属于公孙瓒一派，也不属于袁绍一派，所以他没有向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援，也没有向袁绍任命的青州刺史袁谭求援，他想到的反而是刘备。

这件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刘备在平原国已经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他不必请示自己的上级田楷就可以调兵。

同时还透露出，这两三年来刘备在平原国并没有碌碌无为、混吃等死，虽然他还人微言轻，但也在想方设法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次可以借出3000名精兵，对一个郡国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说明刘备拥有了几千人的实力。

在彭城之战期间，陶谦意识到打不过曹操，于是向盟友公孙瓒求救。

公孙瓒接到陶谦的求援没有置之不理，他虽然不怎么高明，但知道陶谦一旦被消灭，袁绍的势力将倍增，自己跟袁绍争也就彻底无望了。

为此公孙瓒做出决定，派人支援陶谦。

但是，公孙瓒舍不得派出自己的嫡系去，他给青州刺史田楷下令，让田楷率刘备前去支援徐州。

就战场形势而言，派田楷、刘备去支援并没有错，因为他们距徐州最近。但公孙瓒给他们的人马相当可怜，刘备带往徐州的只有1000多人，对比一下当初增援孔融，刘备随便就精选3000人出来，说明公孙瓒把刘备手下的大部分人马都扣下了。

这是公孙瓒留的一手，此去徐州十分险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也可能助陶谦反败为胜，也可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少派点儿人马，损失就小点儿。

而且，公孙瓒对老同学刘备未必十分放心，刘备投奔以来，展现出相当高的能力，但始终在公孙瓒集团核心层之外，地位还不如田楷。公孙瓒自知待刘备一般，所以老同学此去还能不能再回来很难说，扣住人马，就是防他不回来。

如果心疼这些好不容易积攒来的人马不去徐州，刘备可以找个理由推托掉，但今后还得在公孙瓒手下混日子，经过权衡，刘备决定去。

除了这1000多人，刘备还收拢了一些乌桓骑兵，还有数千饥民（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把他们临时编组起来，好歹也有近万人，打仗管不管用，作为援军至少气势是足的。

刘备率部到达徐州时，郯县正危在旦夕。

刘备的到来让惊魂未定的陶谦大喜过望，立即从手下最精锐的丹阳兵中抽出4000人拨给刘备，增加其实力。

刘备是随田楷一块来徐州的（楷与先主俱救之），但关于田楷的事史书记载很少。田楷后来还参加了公孙瓒的易京保卫战，推测一下，应该是刘备的人马增加后不再由田楷指挥，而归陶谦直接指挥。

刘备等人的加入使徐州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曹操吃惊地发现，一路顺风顺水，但打到郯县却遇到了麻烦，面前这些已溃不成军的徐州军突然像变了个人，任由他们轮番猛攻，郯县岿然不动。

郯县攻防战是曹操、刘备这两个老对手第一次正面交锋，只是曹操的大名刘备已如雷贯耳，而刘备的事曹操未必知道多少。

现在，对曹操而言还要不要继续攻城成为一个难题。从大本营鄄城到郯县的直线距离超过上千里，曹军远道而来，虽然节节胜利，但自身消耗也很大，士卒减员，战斗力下降，将士都很疲惫。长期围城很不现实，因为这里毕竟是敌占区，敌人的后援会逐渐聚集，而自己的队伍将面临后勤补给问题。

曹操最后放弃攻城，回师兖州。

◎ 老战友的心结

过了年，远在长安的汉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兴平。

兴平元年（194年）春天，曹操回师鄄城，陈留郡太守张邈亲自到州界迎接他的凯旋，两位老战友见面后有些激动，都流下了热泪（垂泣相对）。但曹操不知道的是，张邈眼泪的背后却有着一些难以觉察的东西。

曹操更不知道的是，他在前线浴血奋战了半年，在此期间张邈偷偷地会见了吕布。

这就接上了前面所说，吕布走投无路之时张邈派人把他接到了陈留郡，他们相谈甚欢，只是所谈内容高度保密，除了张邈和吕布本人，谁也不清楚他们谈了什么。

二人分手时已经相当亲密，还秘密约定了什么（临别把手共誓）。

张邈的反常行为其实有迹可循，他与曹操、袁绍虽然同属一个阵营，早年三人还是好朋友，又是讨董大业的骨干和战友，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悄悄地产生了裂痕。

张邈有侠士之风，为人仗义，曹操当年只身来到陈留郡，他倾力给予帮助，让曹操在自己的地盘上募兵，如果没有张邈的帮助曹操什么都做不成。

但张邈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为人耿直，脾气直，说话更直，张邈很欣赏臧洪，原因就是在这方面二人脾气相投，都属于敢恨敢爱也敢说的人。

袁绍当了盟主后流露出骄傲自满（有骄色），张邈心直口快，说过他（邈正义责之），这让袁绍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袁绍很不高兴。

袁绍为人，表面上很宽和，其实心眼很小（外宽内忌），他认为张邈对他不敬，于是怀恨在心，竟然给曹操下达一道密令，让曹操悄悄解决张邈（绍使太祖杀邈）。

曹操对此很反感，他回复袁绍说：“孟卓是咱们的朋友，无论对与错都应该宽待他（是非当容之）。现在天下未定，不应该自相残杀！”

袁绍不听，必除张邈而后快。

考察一下袁绍的心理，好面子、小心眼是杀张邈的一个原因，而背后的算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在袁绍眼里，张邈和曹操都是他的同盟，替他缓冲着南线袁术、陶谦造成的压力，使他可以放手与公孙瓒作战。同时袁绍也是他们的后盾，为他们当保护伞。

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袁绍不想让张邈和曹操太弱，但也不想让他们太强大。可张邈和曹操的发展势头却正在偏离袁绍希望的这个轨道，曹操得东郡，进而得到兖州。在与袁术和陶谦的对抗中，曹操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张邈也不一般，在陈留郡乃至兖州都有很强的号召力，趁着其他人大打出手之际，他一直埋头扩充实力，陈宫在一次谈话中透露，此时的张邈已拥有“十万之众”。这个数目可能有水分，但即使只有一半也相当可观了。

所以，袁绍突然密令曹操杀掉张邈是经过精确算计的。要解决张邈，就要先解决张邈的“十万之众”；袁绍出此招，目的其实是让曹操与张邈二人互斗，无论最终谁胜对袁绍都有利。

两个强大的盟友不如一个弱小的盟友，事情就是这样。

袁绍甚至想过，曹操不接受他的这个命令，不是曹操不忍心下手，而是曹操认为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没有关系，袁绍还有一手，他把给曹操的密令故意泄露出去，闹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就是要让张邈知道。这个直筒子不像曹操那么有城府，说不定先动手。

这样狠的招袁绍自己未必想得出来，但此时他手下云集了许攸、审配、逢纪、荀谌等惯于出损招、阴招的谋士，想出这个主意并不是难事。

果然，曹操没接招，张邈却中招了。

张邈心里已将袁绍视为敌人，因此也就把曹操看成对手。

张邈现在直接去找袁绍打仗，还不现实；但从曹操手中把兖州夺过来，以此与袁绍抗衡，却是很现实的出路。

这个想法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的支持，这就是陈宫。

陈宫当初力推曹操为兖州牧，想法是引进一个强人来保卫自己的家乡。曹操确实是一个强人，袁术被他打败，陶谦也不是他的对手，但陈宫并不喜欢，因为曹操不仅是强人，而且太招事。

曹操就任兖州牧以来战事就不断，袁术打上门来当然该还击，但打跑就行了干吗还要追？陶谦挑事，把他拒于州境之外也就行了，干吗要深入徐州上千里，打到陶谦的家门口？这样的战略不符合兖州本土派的利益，陈宫在心里坚决反对。

因为前线一开打，兖州这边就得供人、供粮、供支前，曹操让陈宫在后方搞后勤，陈宫感到给家乡人民造成的负担很重，思想压力很大。曹操打仗为的是他自己的事业，干吗让兖州人为他买单？陈宫想不明白。

陈宫也逐渐坚定了一个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曹操赶走。

害怕袁绍、曹操加害于自己的张邈，与一心想把曹操赶出兖州的陈宫二人一拍即合。这个预谋或许开始的时间更早，甚至在曹操征徐州归来二人垂泣相对时就已经有了。

吕布的陈留郡之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 刘备的光荣任务

完成救援陶谦的任务后刘备按理应返回平原国，但刘备没有这么做，而是留了下来。

其中内情不详，分析一下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原因上说，虽然打退了曹操的进攻，但陶谦并不敢大意，曹操迟早还会再来，以自己的实力仍然打不过曹操，陶谦需要刘备留下来。

从主观原因上说，刘备也愿意留在徐州。

公孙瓒虽然是自己的老同学，但刘备在公孙瓒那里却不顺心，原因是公孙瓒的用人观与众不同，公孙瓒不喜欢用名门望族子弟，喜欢用小市民，他所宠信的大多是平庸之辈。

刘备虽然很有能力，但在公孙瓒那里还排不上号，努力了好几年也不过是个郡太守一级的平原国相。

在刘备看来，这位老同学打仗确实有一套，但骨子里还是个小市民，刘备以及关羽、张飞等注定在他手下干不出大名堂。

要干成大事，少不了最顶尖的人才，所以袁绍、曹操等人一边抢地盘一边抢人才。公孙瓒靠一己之勇起家，开创了不小的局面，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该把人才战略放在最突出位置，但他偏偏不重视人才，也不会识才、用才和留才，平时围在身边的是一帮庸碌之辈，几乎没有一个顶尖人才。

跟着老虎能吃肉，跟着狗只能吃屎。

看着公孙瓒一天天沉沦，刘备已经能判断出最终的结局了，是为这个老同学陪葬还是另寻出路？这是摆在刘备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陶谦为了拉拢刘备，表奏他为豫州刺史。

陶谦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徐州刺史部，不过相邻的豫州刺史部也占了一些地方，豫州刺史部的沛国沛县就在陶谦的控制之下，陶谦把沛县给了刘备，让他在那里驻扎。

豫州刺史部是四战之地，目前的主要势力袁术、袁绍、曹操、陶谦都有涉足，关东联军起兵时豫州刺史是孔伷，孔伷死后袁术先任命了孙坚，后任命了郭贡，袁绍先任命了周㬂，后任命了阴夔，加上现在的刘备，豫州同时有好几个刺史。

而且，陶谦给刘备的这个差事绝对算不上美差。

沛县俗称“小沛”，以示其与所在的沛国相区别，它的地理位置很微妙，它虽然属于豫州刺史部，却远离豫州刺史部的中心地带，像一把剑插在兖州刺史部和徐州刺史部中间。如果曹军从南面攻徐州，进入徐州之前的第一站就是小沛。

小沛是徐州的最前线，也是目前最危险的地方，刘备的这个豫州刺史不是好当的，他得替陶谦挡箭。

这就是陶谦如此大方的原因，在他眼里小沛是徐州战略上的缓冲区，陶谦做梦都能踏实些。

刘备正式前往小沛上任，作为一州之长，刘备可以牵头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刘备聘请豫州名士陈群为副州长（别驾）。

陈群是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人，说起颍川郡陈氏家族，在当时特别有名。陈群的爷爷陈寔、父亲陈纪都是当时的名士，陈寔病故时大将军何进以下官员纷纷派人前去吊祭，海内赴祭者多达三万人，专门负责制作孝服的就有上百人，时任司空荀爽和宫廷事务部部长（太仆）韩融等出席葬礼并披麻戴孝，执子孙礼者有上千人，大学者蔡邕撰写碑铭，其中有“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之句，世人又称陈寔为文范先生。

陈群还很小的时候，爷爷陈寔就认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孔融一向瞧不起人，他的年纪介于陈纪、陈群父子之间，孔融先结识陈纪，以友相称，算是平辈。后来孔融又结交陈群，视陈群为友，再见陈纪，视为长辈（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

除陈群外，刘备还以豫州刺史的名义举荐袁涣为茂才。

袁涣是豫州刺史部陈国人，父亲袁滂曾做过司徒。袁涣虽是高干子弟，却清静守礼，为人低调。在本郡当过人事处处长（功曹），因为看到郡中遍布奸吏，不愿与他们为伍，弃官而去。

后来袁涣还当过侍御史，谯县县令空缺，朝廷任命，他不去。刘备于是以豫州刺史的名义推举他为茂才。茂才即秀才，为避刘秀的讳改称茂才，是汉代荐举制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推举的都是才能优秀的人。

但袁涣后来并没有跟着刘备干，他先后寄身于袁术、吕布，最后到了曹操那里，因为才干突出被曹操赏识，成为曹魏名臣。袁涣虽然未能事奉刘备，但对刘备的推举一直心存感激，刘备去世时，大家都跑去向魏文帝曹丕祝贺，唯独袁涣不去。

在此期间，还有刘琰、陈到等人来到刘备身边。

刘琰是青州刺史部鲁国人，刘备在豫州开府办公，任命他为州政府参事（从事）。刘琰也是汉室后裔，具体传承不详，和刘备算是同宗同姓。刘琰长得风流倜傥，善于谈论，刘备对他很不错（厚亲待之）。刘备出去办事，或者和重要人物谈事，都把刘琰带上（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刘琰一直追随刘备到益州，虽然能力有限，也没有建立过特别的功绩，但一直位居高位。

陈到又名陈叔，豫州刺史部汝南郡人，为人忠勇，从此时开始跟随刘备，成为刘备手下重要将领之一。

刘备来到小沛后家庭情况也有所变化，他娶了本地人甘氏为妻。刘备之前已经娶过妻子，但他的命不好，娶一个死一个（先主数丧嫡室），甘氏自此追随刘备，刘备的家务事都由她来管（常摄内事）。

◎ 陶谦搞错了方向

过了年，在长安的汉献帝刘协下诏改年号为兴平。

曹操回师兖州后，按说应该做一段时间的休整，但他几乎没有停留，春天都没过，他又第二次南征徐州。

曹操大概认为首次南征没达到目的，主要原因是人马不够，打到郯县时自己也精疲力竭了。所以，此次再征曹操做了充分准备，他可以把攻防部队进行调换，让一部分参加徐州战役的人马留下守兖州，让之前负责留守的部队参加南征。

虽然时间仓促，但多少可以解决一些部队战斗力的问题。

曹操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向袁绍求援。公孙瓒派田楷、刘备率部参战后，这已经不是兖州和徐州之间的战役了，而是演变成了整个北方的大战，袁绍理应参与。

袁绍果然很痛快地答应了曹操的请求，给他派来了一支生力军，带兵的将领叫朱灵，带来的人马共3个营。之前说过，“营”是汉朝军制的单位之一，由5个部组成，每部1000人，3个营就是1.5万人，这不是小数。

有了袁绍的大力支持，曹军士气大增。曹操留夏侯惇、荀彧、陈宫、程昱等人分率一部分人马留守兖州几处要地，其中鄄城是他的大本营，曹操自己和手下大多数人的家眷都在这里，由荀彧、程昱留守；夏侯惇驻守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和战略要地濮阳；陈宫负责处理地方日常政务，并督办粮草，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

二征徐州，曹操改变了主力部队的攻击路线。上一次东面佯攻、南面主攻；这一次来个颠倒，从东面主攻，南面佯攻配合。

曹操派少部分人由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山阳郡向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下邳国方向攻击，主力部队绕到泰山郡，攻击徐州刺史部北面的琅琊国和东海郡。

陶谦的大本营郯县就在东海郡，曹操之所以选择这个路线，是想避开陶谦重兵把守的彭城、下邳防线，攻击其相对薄弱的北部地区，直捣大本营，增加打下郯县的胜算。

陶谦听说曹军又来了，很紧张，但搞不清楚敌人的主攻方向。刘备刚来，对徐州事还弄不明白，陶谦于是去问笮融。

笮融最大的本事其实是忽悠，陶谦问他什么事，笮融一般会搬出所谓的佛教经义来对付陶谦，佛教有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笮融未必搞得太明白，但忽悠陶谦足够了。

陶谦经常被笮融弄得一头雾水，可他偏偏吃这一套，因为越是高深不解，他越觉得有道理。这一次，陶谦问笮融曹军主力会从哪个方向来。

笮融以他一贯的风格煞有介事地说：“我来问问佛。”

于是，笮融又昏天黑地搞了一通，之后告诉陶谦，曹操会从西方来，也就是从彭城、下邳方向来。

陶谦深信不疑，把重兵摆在了彭城、下邳一带。为加强那里的防守，陶谦还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率所部驻扎在小沛。

结果曹军主力却突然从泰山郡杀出，防守在徐州北部的陶谦守军始料不及，徐州刺史部辖下琅琊国有五座城池被曹军接连攻占。

这时候的曹军还没有完全走向正规化，还存在军纪差的问题，曹军攻下这几个地方后大搞屠杀活动，使城池一片残破（多所杀戮，所过残破）。

具体哪五座城池史书没有记载，但肯定少不了距琅琊国治所开阳不远的阳都县。这是一座沂水河边的小城，美丽而富庶，深得齐鲁文化的滋润，人杰地灵。可是，军纪严重糟糕的曹军打破了这里的平静，生灵涂炭，瞬间成为人间地狱。

曹军将士不会注意到在这座县城里有一位14岁的少年，正用一双愤怒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

少年看到的一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今后的人生，使曹军在未来的岁月里增添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多年后，这个少年麾下的千军万马，一次次重创曹军。

这个少年，就是祖籍琅琊国阳都县的诸葛亮。

陶谦听说曹操亲率大军从琅琊国一路南下直取郯县，惊慌至极，赶紧派人到彭城、下邳一带调人马过来增援，同时通知在小沛的刘备，让他火速率部来郯县。

陶谦让人去找笮融来问问是怎么回事，可笮融早已不知去向。一查，才发现笮融前几天已经领着手下的人以及平时追随他的信徒共一万多人逃往广陵郡去了。

陶谦差点没被气死，但也无可奈何。

曹军进兵速度极快，马上就打到郯县，而自己的援军还迟迟未到。在此情况下，陶谦恐怕也产生过一走了之的念头，学一回笮融，撇下徐州百姓溜回丹阳郡老家养老去。

但陶谦的养老计划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眼看郯县唾手可得，曹军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们撤军了。

陶谦不相信，派人赶紧去侦察情况。回来报告说，曹军确实撤了，撤得还很彻底，看样子并不是耍诈。

那么原因只有一个：曹军的后方出事了。

◎ 背后捅一刀

就在曹军一路高歌猛进时，兖州方面终于出事了。

张邈、陈宫看到曹操与陶谦打得难解难分，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派人再次秘密迎接吕布来兖州。

上次分手后，吕布去投奔张杨，但没有关于他这一段时间活动的任何记录，也许吕布就没有到达张杨那里，而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待了起来，等待张邈、陈宫这边的消息。

吕布到达兖州境内后，张邈派手下人刘翊通知留守鄄城的荀彧，说吕布将军听说曹将军攻打陶谦，特来帮忙，请提供粮草。

张邈这样做有点让人无法理解。吕布的政治立场已基本明朗，他倾向于袁术一方，虽然帮袁绍打过仗，但目前是袁绍要抓的人。曹操是袁绍的盟友，目前要听从袁绍的指挥，吕布怎么能帮助曹操呢？不用说荀彧，就是一般人也能看出来。

张邈想要背后给曹操来一刀，最有效的方法是突然发动袭击，同时攻占鄄城、濮阳等战略要地，虏获曹操等人的家眷，生擒或杀死荀彧、夏侯惇、程昱等人，则兖州的其他地方可不攻自破。

刘翊找荀彧要粮草，东西没要着，反而给荀彧报了信。

此时荀彧和程昱在鄄城，这里是曹军的后方基地。曹操的妻子卞氏以及孩子们都在这里，而夏侯惇防守的濮阳，距鄄城约数十里路程。

荀彧跟程昱一商量，马上判断出情况有变，张邈可能已经反了，吕布也来到了兖州，情况十分危险。荀彧迅速做出两项部署：一是派人火速前往徐州前线给曹操报信，二是派人通知夏侯惇放弃濮阳，率所部到鄄城会合，固守待援。

张邈、陈宫知道夏侯惇是曹操手下一员猛将，战斗力很强，如果让他率部退至鄄城，曹军合兵一处固守待援，情况就不利了，所以他们与吕布商量后做出部署，一方面由张邈、陈宫率部攻打鄄城，并通知兖州各郡县同时起事，另一方面由吕布率一支人马直插濮阳至鄄城之间，在半道上截击夏侯惇。

吕布率部马不停蹄赶往濮阳方向，到达预定地点后发现夏侯惇的人马还没有通过此地。吕布便在夏侯惇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准备打一个以逸待劳。

这时候，濮阳至鄄城的大道上都是来往奔命的百姓，还有一些散兵夹在其中，场面十分混乱。

吕布能想象出来，夏侯惇一听说张邈反了会是什么反应。他内心一定火急火燎，曹操本人以及手下主要将领的家属都在鄄城，一旦失守后果惨重。

吕布突然心生一计，何不利用现在这个混乱场面和夏侯惇急于回师的心理做点文章？

吕布叫过手下一个胆大的头目，给他交代一番，让他带着几十名弟兄迎着夏侯惇来的方向出发了。

这些人依计而行，还真的迎上了正往这边赶来的曹军。

吕布的人对曹军说自己是附近郡县的地方兵，看老百姓东奔西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长官让他们出来打探一下，问清情况，看要不要去州府请命。

夏侯惇一听很高兴，就亲自过来跟他们说话。

当夏侯惇走近时，吕布手下的这个头目一使眼色，跟前的几个人一拥而上把夏侯惇按住，拔刀架在脖子上，曹军将士完全没有防备，一下子傻了。

主将被人劫持，随时会丧命，曹军将士皆不敢靠前。

眼看大功告成，但出了意外。

这时曹军中出来一个人，像是位副将，他让人守住四周，把现场控制起来。

这个人严词说道：“你等凶逆之徒，竟然敢劫持我家将军，你们还想不想活？我们受命讨贼，怎么能因为个人原因而废了军法，去纵容你们呢？”

这个人说完，又流着泪对夏侯惇说：“这是国法，我等无可奈何（当奈国法何）！”

说罢，这个人指挥大家发动攻击，完全置夏侯惇生死于不顾。

这一招十分突然。吕布的人原来想，只要夏侯惇在自己手里，无论如何曹军都不敢动手。因为夏侯惇不是一般的将领，他与曹操关系密切，如果他有三长两短，谁都负不起责任。

按照原来的计划，劫持夏侯惇后，如果能让他下令放下武器最好；如果夏侯惇宁死不肯，就采取拖延的办法，装扮成打家劫舍的散兵，为的是求财，勒索钱物，而实际目的是迷惑敌人，趁乱派人溜回来报告情况，这边大军马上开到，曹军不战而败。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杀了夏侯惇，因为那样一来，这几十号弟兄也无法生还。

可是，万没料到曹军中还有如此生猛的角色，敢置长官的性命于不顾，危急时刻一点都不慌乱。

转眼一场乱战，夏侯惇竟然脱险。

救了夏侯惇的这个人名叫韩浩，是夏侯惇的副将，河内郡人。

韩浩家乡附近多山，天下大乱以后，贼寇很多。韩浩聚起百姓保卫乡县，河内太守王匡听说后征召他为从事。关东联军讨伐董卓，韩浩随王匡领兵到盟津抵御董卓的凉州军，韩浩的舅舅是一名县令，被凉州军抓获，凉州军威胁韩浩投降，韩浩不从。王匡失败后，韩浩辗转投奔了曹操的队伍，并成为夏侯惇的副将。

曹操后来知道了韩浩临危不乱的事，对韩浩的做法给予表扬，并颁布命令，要求以后遇到类似的事都按这个办法处理。

侥幸逃回的人向吕布报告了情况，吕布询问了曹军离此处的距离，之后命令大家做好迎敌准备。

夏侯惇经此一吓，虽然能判断出前方有敌情，但为了驰援鄄城，也别无选择，只得从这条大道上过来。

夏侯惇没有派小分队在前面探路，大队人马直接与吕布的人马接触上了，双方展开了混战。

◎ 荀彧的只身赴会

这是吕布第一次与曹操手下的人马交手。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曹军虽然训练有素，但他们的骑兵不多，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吕布，自然吃亏不少。

吕布也不想死拼，他心里惦记着濮阳。至少在汉代以前，黄河沿线比长江沿线更繁盛，黄河中下游的河段基本都能通航，它上面的一些重要城市，如洛阳、朝歌、怀县、濮阳、东武阳等都是经济重镇。

濮阳一带历来市商繁荣、农事发达，是南北要津、中原屏障，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晋文公在此退避三舍，春秋时期诸侯十多次在此会盟，我最崇拜的战神吴起就是濮阳人。占领濮阳，就拥有了一块很有分量的地盘。

吕布下令撤出战斗，曹军也不恋战，见有机会脱身，立即向东而去。吕布指挥人马向西行进，占领了濮阳城。

夏侯惇指挥人马撤向鄄城，直到这时，荀彧才感到安心一些。

陈宫等人在兖州的根基很深，此次反叛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他们有的此时还在鄄城内，这些人都在暗中寻找机会里应外合。

夏侯惇进入鄄城后，跟荀彧等人一道连夜查获想谋反的几十个人，全部处死，稳定了鄄城的局势。

这时，兖州各郡县纷纷起来响应张邈、陈宫和吕布，全州一共有近80个县，没有反叛曹操的只有三个：鄄城，东郡的范县和东阿县。

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曹操入主兖州以后，在地方治理方面是不成功的。他打败黄巾军保护了兖州，大家表示拥护，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在与袁术、陶谦等人的战争上，不符合兖州地方人士的利益，张邈和陈宫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公开向曹操叫板。

荀彧、夏侯惇等人布置鄄城守军加紧防卫、积极备战。城外却突然来了一支人马，人数多达数万人，城里顿时紧张起来。

大家开始以为是张邈的人，或者是吕布从濮阳回击鄄城。后来城外的人主动通报，才知道他们是豫州刺史郭贡的人，点名要见荀彧。

郭贡这个人的名气不算大，但从他手下有数万人马这一点看，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郭贡担任的豫州刺史是袁术表奏的，他是袁术的人，上次袁术来兖州抢地盘，被曹操击退，弄得袁术很没面子，后来他退往淮南地区，在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等地发展势力。

当时群雄逐鹿的主战场在黄河流域，淮南地区相对来说算是权力真空地带，这让袁术钻了空子。袁术除了开拓淮南以外，还派郭贡向豫州方向发展，派孙坚的儿子孙策向长江以南的吴郡、会稽郡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进展都比较顺利，孙策在江东势如破竹，郭贡也很快有了一定实力。

张邈本隶属于袁绍、曹操，与袁术手下的郭贡属于不同阵营，但造反之后敌人的敌人就成为可供借用的朋友。基于这个道理，郭贡此番横插一杠，可能是张邈、陈宫拉来帮场子的。

郭贡也可能是吕布联络的，吕布与袁术虽然闹得不愉快，但毕竟没有翻脸，也是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吕布需要帮助之际，袁术也可以考虑帮一把，于是命令郭贡前来走一趟。但袁术给郭贡下的命令肯定不是全力相助，曹操的战斗力他有切身的领教，此番前去能站在一边帮帮场子就不错了，瞅着机会捞上一票更好，千万不能动真家伙。

荀彧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郭贡点名见他面谈，大家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的时候，荀彧认为可以去。

荀彧向大家分析道：“郭贡与张邈等人交情并不是很深，现在来得这么仓促，说明他们未必是统一行动。趁着郭贡主意还没有完全打定，可以游说他，最少让他保持中立。如果不见，他心中起疑，倒有可能让他跟张邈等共同行动。”

为了不让郭贡起疑心，荀彧决定只身出城来见郭贡。

正如荀彧所料，郭贡点名要见荀彧确实是一种试探，当他见到荀彧毫无惧意时，猜想城里早有准备，未必好攻，于是率兵离去。

在曹操回师之前，守住鄄城倒还有些把握，但要做到这一点，范县、东阿县也得守住，形成呼应，分散吕布等人的兵力。

此时范县令是靳允，东阿县令是枣祗，不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如何，荀彧决定派程昱和兖州从事薛悌等前往范县。

程昱等人到时，陈宫派的范嶷也到了，程昱和靳允埋下伏兵，将范嶷刺杀，稳定了范县的局面。范县东临黄河上的重要支流瓠子河，陈宫的军队已经抵达河对岸，程昱派人抢占河上的重要渡口仓亭津，使敌军暂时过不来。

安排好范县的事，程昱又马不停蹄赶到东阿县，东阿县令枣祗——这个曹操手下日后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此时已经率领军民做好了在城里坚守的准备。

程昱、薛悌、枣祗、靳允等人不仅没有参与这次叛乱活动，而且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协助荀彧、夏侯惇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县这三个最后据点。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连这几个最后的据点都丢了，曹操回师反击就失去了依托，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 曹操烧伤了左手

曹操是在徐州前线听到后方发生叛乱的消息，张邈、陈宫反了，还掺和进来一个吕布，曹操立即判断出问题的严重程度。

曹操赶紧往回撤，为了赶时间，他们走的还是来时的路。

归途中要路过亢父（今山东省济宁市附近，微山湖的西岸）这个地方，这里山势险峻，又是西去的交通要道，苏秦称之为“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极险峻所在。曹操回师，这里是必经之地，如果绕道他处，则要大大耽误时间。

曹操特别担心吕布已派人占据了此处，所以督促大军日夜行进，等过了泗水一看，这里并没有吕布的军队，才放下心来。

曹操对大家说：“吕布虽然占得一州，但没有乘机占领东平国，进而占据亢父、泰山之道，凭险地截击我们，而是屯聚在濮阳，从这一点看，我就知道他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吾知其无能为也）！”

有人认为曹操说这番话是自嘲，或者是在给部下打气，其实不尽然。

吕布真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占领濮阳之后迅速东进，趁着各地都在反叛曹操的有利时机，一举占领曹军回师的必经之地东平国，以亢父之险阻击曹操，迟滞曹军的行动，然后由陈宫联合张邈全力攻击鄄城，那将是另外一个结果。

曹操庆幸吕布没有这样做，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曹操率军回师兖州，按理来说应先去救援鄄城，保住自己的大本营，但他却没有，而是冲着濮阳来了。

曹军开到，直接攻城。曹操这时心里挺着急，大概想尽快结束战斗，所以从各个方向都发起了猛攻，吕布指挥将士在城上万箭齐发，曹军死伤惨重。

但曹军攻势不减，这让吕布看出曹操急于结束战斗的心理，他觉得可以再施一计。

入夜，战场一片死寂。

几个黑影顺着城墙上的绳子爬下来，他们悄悄摸向曹军大营。

他们的行迹被曹军巡夜的士兵发现，被抓了起来。

但这几个人被抓之后并不慌张，要求直接面见曹操，曹操当夜即召见了他们。见到曹操，这几个人说他们是濮阳城中田氏家族的成员，愿做曹军内应。

田氏是濮阳首户，拥有大量庄园田产，佃户奴婢成百上千。这些人向曹操解释说，吕布等人来到濮阳，把他们的财产粮食都征为军用，又强征他们的奴仆从军，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所以愿意助曹刺史攻破吕贼，将其赶出濮阳。

吕布或死或逃，他们别无所求，只愿发还所征财物以及奴仆就行。对于这些话，曹操未必全信，但曹操此时太急于拿下濮阳了，他现在眼睛盯着濮阳，心里惦记的却是鄄城，濮阳如果陷于胶着状态，鄄城必将不保。

所以，就连生性稳重的曹操也做出了冒险的决定，他想抓住这个机会试一试，双方约定了动手的时间和暗号。

次日夜里，濮阳城南面城墙突然燃起火堆，城外的曹军见此信号，纷纷从营中杀出。

在城头上观察情况的吕布见此情景，知道曹操中计，于是令人把濮阳城南门打开，曹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城中。

曹军杀进城，他们不忙着杀人，却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放火。曹军带着引火之物，一杀进城门，即在城门处放起一堆大火，顿时火光冲天。

这把火是曹操下令放的，以示破釜沉舟之意。

曹操本人就在冲进城的曹军之中，他们很快遭到了吕布设置的埋伏，濮阳城内瞬时成为战场。

曹操大概发现上了当，于是折返回来，双方在南城门附近展开激战。

这一战打得很激烈，曹军进来的都是骑兵，在街巷中完全没有优势，吕布早有准备，手下将士们手中的弓弩在巷战中更为实用。

曹军被射伤无数，但他们作战异常顽强，尤其是中间簇拥着的一队人马，虽然处于劣势，仍然猛冲猛杀，转眼就到了南门附近。

城门处有曹军自己放的火，此时烈焰腾起，一片火海。曹军将士杀到此处，犹豫了一下，仍然奋不顾身冲进火海。

有人身上顿时烧了起来；有的战马受惊，四处乱窜。

曹操带头冲进火中，结果被烧伤了左掌，并且从马上掉了下来（太祖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危急之中，曹操手下一个叫楼异的团长（司马）把曹操扶到马上，曹操这才幸免于难。

夏侯惇也冲进城中，被箭射瞎一只眼，军中从此送他一个“盲夏侯”的外号。

然而，这还不是最惊险的。

有一部史书说，曹操重新上马后继续往外逃，却遇到吕布的人把他拦住。吕布的人大概没想到这个小个子会是大名鼎鼎的曹操，于是问他曹操在哪里。

曹操随便一指，对他们说：“那个骑黄马的就是。”

吕布的人于是放下曹操去追骑黄马的，曹操才得以脱险。

后来有人说拦住曹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吕布本人，但这不可能，因为吕布曾亲口说过，他在洛阳的时候曾经见过曹操，是认识曹操的。

然而，即使是吕布手下的人截住了曹操，这个记载也存在疑点。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必然需要素材，而这素材究竟来自何处呢？

只能来自吕布手下那个挡住曹操的人，或者来自曹操本人。吕布手下的那个人不认识曹操很正常，那时候没有电视，名气再大的人没有见过面也不会知道长什么样，可当时不知道，后来怎么就能知道呢？可见来自吕布手下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来自曹操本人的话，他说这件事也可能是炫耀一下自己的英雄事迹，看我多么机智勇敢，要不是反应快早就挂了。可是，曹操应该知道，这一仗都输成那样了哪里还值得炫耀？

所以，如果不是曹操说漏了嘴，这件事就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 典韦的敢死队

曹操忍着左手的疼痛，指挥人马将营垒从濮阳城外后撤，双方陷入相持状态。

濮阳以西数十里有一处要塞，吕布分出一支人马出城守卫此地，以形成掎角之势，令曹军再攻城时不得不分兵以防。同时，濮阳城内人马太多，时间一长，粮草供应终成问题，分一部分人马出城，可以减轻粮草供应的压力。

果然，这支人马分出后，曹操想专心攻它，又觉得该处战略价值不高；不攻，它又连连制造麻烦，令曹操头疼不已。

曹操终于忍无可忍，亲率大军来进攻这处要塞。吕布立即率兵来救，双方展开一场激战。

曹军打吕布仍感到吃力，原因还是吕布手下的骑兵很厉害，而曹军以步兵为主。

曹操大概发现步兵人数再多都是送死，于是在战场上临时招募敢死队（募陷陈）来破吕布的骑兵。

曹操手下猛将典韦此时还是个中下级军官，听到曹操招募勇士，典韦自告奋勇应征。

典韦挑了几十个人，穿上两重铠甲，个个配备了长矛撩戟。

吕布的骑兵冲过来，一边冲一边在马背上放箭，弓弩乱发，矢至如雨，典韦命人蹲伏下身体，看都不看两边的箭。

典韦对旁边的人说：“敌人离我们10步时，再告诉我（十步乃白）！”

不一会儿，手下人报告：“只有10步了！”

典韦大喊：“5步再报告！”

手下人大惧，高喊：“敌人到了！”

典韦应声而起，他背着十几只戟，一边呼喊着，一边刺向敌方骑兵，顿时有几个人被刺倒。

被典韦的气概所激励，曹军士气得以恢复，再不像以前那样望风而逃。

战至天黑，仍然难分胜负。

典韦因此战而成名，事后被曹操提拔为旅长（都尉），正式成为曹军的高级将领。

曹操后来给了典韦亲兵数百人，每次布阵时都安排他们防护在指挥所周围（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

双方在濮阳城附近你来我往，又展开了多次激战，但互有胜负，谁也无法击败对方，这种局面持续了三个多月（相守百余日）。

那么，这段时间里张邈在做什么呢？

张邈这段时间一直在陈留郡，他的弟弟、前广陵郡太守张超也率人马来帮他，如果真像陈宫说的那样，张邈此时手中握着近10万人马，他这时应该有所动作，不然就太说不过去了。

但是，吕布在那边拼命的时候，张邈这边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行动，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濮阳陷入胶着状态，虽然曹操可以抽调一些人马去充实鄄城的防卫，但人数不会太多，因为原本负责鄄城防卫的夏侯惇已经被抽调到濮阳前线，并且在那里负了伤。说明曹操此时力量很有限，濮阳和鄄城只能顾住一头。

张邈如果举全力攻击鄄城，曹军将陷入两面作战的极被动局面，在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全线溃退不是不可能。

但张邈的策略似乎只是观望。

当初袁术进攻曹操，一口气快打到了东郡，几乎横穿陈留郡全境，袁术进军那么快，说明张邈早已闪在了一旁。

现在，张邈又看着吕布和曹操相持于濮阳。事实证明，在张邈的战略里第一条就是坐山观虎斗，别人打的时候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别人打得差不多了再出来收拾局面。

但这种思维方式很害人，不仅害别人，最后也会害到自己头上。

这时，已经快到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夏天。

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这一年又发生大旱，还闹起了蝗灾。粮价越来越紧张，粮价暴涨到谷子一斛50万钱，就连豆麦一斛也要20万钱，与太平年景相比上涨了近万倍。

各地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田野里、道路边白骨堆积。

身在长安的汉献帝命令侍御史侯汶调出太仓的米和豆子为难民熬粥，但杯水车薪，救不了那么多人，饿死者仍然无数。

汉献帝怀疑有人从中克扣粮食，于是亲自坐在大锅边看着熬粥，但根本原因其实是粮食太少，灾民太多，无济于事。在严重的天灾面前，曹操和吕布同时陷入了粮食危机。

兖州地区夏粮严重减产，秋粮还未跟上，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了，曹操从濮阳撤军。这次粮荒严重的程度超乎想象，程昱是兖州本地人，他回到自己老家东阿县弄粮食。

程昱弄粮食的方法不是向老百姓买，因为有钱也没人肯卖，程昱的办法是抢（略其本县）。但即使这样，把全县粮食抢光了，也仅够曹军三天的口粮（供三日粮）。

这些粮食分发到士兵手里，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种恐怖的东西——人肉干（人脯）。粮食不够，就连军中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这件事让程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曹魏建国后，程昱担任的职务一直都是部长这一级，以他的资历和贡献早应该进入三公的行列，但由于程昱抢过自己的家乡，还给部下吃过人肉，被认为是触碰了人伦的底线，所以到死都没有成为三公，只是死后被追赠了一个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的头衔。

◎ 袁绍乘人之危

要想取得胜利，先得解决生存问题。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的这场粮食危机，让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激烈对抗暂时得以缓和。

到了这一年九月，兖州刺史部一带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原本一年只结一次果实的桑树，在秋天又重新结了果（桑复生椹）。

桑椹，今多写作“桑葚”，是桑树的果实，也叫桑实、鸟葚、桑果、桑子、葚子等，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食用。中国很早便有养蚕的传统，中原、华北地区种植桑树更多，桑木一身是宝，正如民谣里唱的：“人吃桑葚甜如蜜，蚕食桑叶吐黄纱；桑皮造纸文官用，桑木雕弓武将拉。”

桑树一般春夏之季生桑葚，秋天桑葚又生出一茬来则十分罕见，它也因此救了很多人的命。

在与吕布相持的间隙，曹操赶到了鄄城，与这里负责守城的荀彧以及养伤的夏侯惇会合。

荀彧向曹操报告了一件事，吕布、张邈的叛乱很突然，兖州州政府里很多办事人员的家眷都没有转移，吕布、张邈等人把他们的家眷抓了起来作为人质进行要挟，要他们离开曹操，荀彧感到这件事很棘手。

曹操说孝行是人之常道，不能因为我曹某人让大家都背上不孝的罪名，凡是这种情况的，就让他们走吧。

兖州副州长（别驾）毕谌是东平国人，吕布占领东平国之后把毕谌的母亲、弟弟以及妻子儿女都抓了起来作为人质，毕谌临走前，曹操亲自找他谈话，对他前面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让他放心而去。

毕谌感激不已，向曹操叩首，并表示自己只是因为母亲而离开，心一直会在这里。

说的人很激动，听的人也很激动。曹操握住毕谌的胳膊，二人都流下了眼泪。

曹操和荀彧等人分析了形势，大家普遍觉得情况很严峻。因为迄今为止，曹军占据的地方仍然有限，虽然收复了一些地方，但兖州的大部分郡县还掌握在张邈、吕布联军手中。

当秋粮收完，对手的后勤保障将更优于自己，长期拉锯下去，将使自己更被动。由于有强大的后勤支持，敌人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参军，敌众我寡的局面将进一步突出。

所以，于今之计是尽快发起进攻，决出胜负来。对手能等，我们不能等。

然而，就现在的实力对比而言，这一目标又不可能完成。

曹操思来想去，也许只能向袁绍求援了，但这又是曹操最不愿意做的事。

虽然此时曹操仍被视为袁绍集团的一部分，二人有多年的交情，一块谋杀过宦官、反对过董卓，一块从洛阳出逃，但天底下曹操最不愿意求的人，就是袁绍。

在曹操眼里，袁绍是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人，头上顶着祖上留下来的光环，仪表堂堂、谈吐雍容，随便站在哪里手一挥，立即就有一大片人响应。在这些方面，曹操全部与他相反，出身不好，长得不俊，还常被人误解。

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袁绍能帮自己，也只有袁绍有实力帮自己。

曹操派人到邺县，向袁绍请求支援。

袁绍的回信很快到了，奇怪的是，他在信里不谈如何出兵援助曹操的事，而是大谈兖州形势如何危险，不如把弟妹、侄子等人接到邺县来住。

这明显是趁火打劫，是给出的交换条件，目的就是让曹操把家眷送到邺县当人质。

曹操顿时觉得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

袁绍可能有点后悔当初让曹操轻而易举把家眷接走。没有人质在手里，虽然名义上是领导，但心里还是不踏实。袁绍可能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控制手下的人，多年以后当曹操的事业又一次陷入低谷时，他还提出过类似的要求。

袁绍这个人性格很执着，想干一件事，纵使失败了也念念不忘，一定要把事干成。另立新帝，一次不成，又来一次；想把曹操的家眷当人质弄到自己身边，提了一次不成，后面找机会又提。

这一次，曹操差点儿就答应了。

不是他愿意，而是舍此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不是有个人恰好从外面办事回来，听说了这件事，赶紧来劝他改变主意，卞氏和曹昂、曹丕、曹彰、曹植等人的户口就要迁到邺县去了。

这个人，是大胡子将军程昱。

张邈、陈宫叛乱以来，程昱成了最忙的人。作为曹操阵营中的东郡人，程昱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影响力，一边忙着巩固最后的几个据点，一边替曹军搞后勤。最近，他被曹操任命为东平国相，一直在外地，刚回来就听说了这件事，他认为此时万万不可走此下策，就赶紧来见曹操。

程昱开门见山地问曹操：“听说您要把家眷送到袁绍那里，有这样的事吗？”

曹操如实回答：“是的。”

程昱对曹操说：“我猜想您大概是因为当前的困难太多而过于忧虑了（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否则不会考虑问题这样不全面。袁绍占据燕赵之地，有吞并天下之心，但他智谋不够，将军您能永远屈从于他吗？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人马还有上万，依靠将军的神武，还有文若以及我等，一样可以成就霸业，希望您三思啊！”

为了打消曹操的念头，程昱还对曹操说：“以前田横在齐地称王，与刘邦等人地位相当，后来刘邦得天下，田横成为败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心甘吗？”

曹操深以为然：“是呀，这的确是对大丈夫的一种羞辱！”

程昱继续说：“我很愚钝，不明白将军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把家眷送到袁绍那里，就等于拥戴袁绍为主，我认为以将军这样的英武，不应该屈居于袁绍之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都为将军感到羞愧！”

听完程昱的话，曹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这是一次颇为重要的谈话，它的核心不是程昱讲的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曹操焉能不知？最终使曹操改变想法的是程昱的态度。以程昱代表的一批东郡本地人在关键时刻给曹操以支持，这重新给了曹操信心和决心。曹操决定对袁绍的要求置之不理。

曹操也考虑到，现在自己需要袁绍，但袁绍何尝不同样需要自己？兖州处在南北对攻的要冲，自己在这里挡住了袁术的进攻，拖住了吕布、张邈，对袁绍而言，这是相当重要的。

曹操决定跟袁绍赌一把：兖州虽然是我的，但对你岂不是一样重要？兖州如果丢了，你难道不着急？

没等来曹操的家眷，袁绍虽然有些生气，可他毕竟也是个聪明人，坐视兖州的局势不管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吕布如果消灭了曹操，袁绍在南线将直接与吕布、袁术两个强大的对手照面。

袁绍决定支援曹操。他命令青州刺史臧洪率部进入东郡，不久之后任命其为东郡太守，治所东武阳，以黄河以北为基地，伺机进攻濮阳等方向的吕布军主力。

原青州刺史焦和死后，臧洪与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在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展开争夺，参与这一地区争夺的，前期还有平原国相刘备，后期还有北海国相孔融。孔融一度被黄巾军赶出了青州，跑到陶谦那里避难。刘备入主徐州后，又支持孔融回到北海国。

臧洪率领他在青州的主力进入东郡，之后袁绍任命他的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这说明臧洪还算不上袁绍的嫡系。

袁绍命令臧洪援助曹操包藏了自己的小私心，他自以为得计，但他的这个决定马上就将使自己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袁绍下达的第二道命令是让朱灵率领上次支援曹操的三个营的人马直接归曹操指挥，协助曹军从鄄城、东阿一带向北攻击。

◎ 曹操的“空营计”

这样一来，吕布坚守的濮阳就受到了南北两个方向的夹击。

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仍然没有张邈那边的任何消息。

吕布在濮阳又苦撑了三个月，时间到了冬天。

张邈仍然不来，吕布渐渐不支，决定放弃濮阳。

吕布对张邈已经彻底失望，所以不敢撤往西面的陈留郡方向，他决定先退往南面的济阴郡、山阳郡一带，做好向徐州撤退的准备。

济阴郡太守名叫吴资，是坚定的反曹派，吕布想到那里与他会合。

进入济阴郡的第一站是乘氏县，此地靠近巨野泽。巨野泽是一处面积很大的天然湖泊，周围河网纵横，不适于骑兵作战，加之随吕布撤退的还有不少家眷以及大批军需物资，所以行动比较迟缓。

在乘氏县境内，吕布突然遭遇一伙人的攻击，看样子不是曹军主力部队，而像是当地的大族武装，他们人数很多，又熟悉地理，吕布不敢恋战，命令队伍向东边的山阳郡转进。

到了山阳郡境内，发现这里的湖泊、河流更多，泗水、济水等川流其间，行动更加困难。

吴资在济阴郡的定陶县，吕布原打算绕道山阳郡去定陶与吴资会合。但是，经过这次绕道耽误了时间，曹操亲率大军也奔向了定陶，并且跑在了吕布的前头。

吕布决定增援定陶，关键时刻这位吴太守还真不赖，面对曹操本人率领的大军，一没有开城投降，二没有上吊自杀，而是组织军民顽强地抵抗住了曹军的进攻。

看到定陶城仍在，吕布不急于进城，而是从外围向曹军不断发起进攻，分散曹军的精力。

曹操不敢放手攻城，又没办法一口将吕布吃掉，只好分出兵力来与吕布周旋，定陶争夺战就此拉开。

其间，曹军数度攻城，都被吴资打退。

曹操不再硬拼，而是把战场扩大到济阴郡、山阳郡全境，派出多路人马，逐一收复那些反曹的县城，战事重新陷入胶着状态。

在此情况下，如果张邈突然率主力前来参战，那还是一场棋逢对手的好戏，输赢很难料定。但张邈仍然没有来。

张邈的主力还是龟缩在陈留郡，曹操似乎也看透了这位老朋友的心思，故意不去碰他，而是专心致志地对付吕布。

曹操一面继续围攻定陶，一面派手下曹仁、曹洪、夏侯渊、于禁、典韦等将领分兵占领了济阴郡的各县，同时向山阳郡扩大。定陶成为一处孤城。

附近唯一的外援是山阳郡最北面的巨野县，张邈当初派手下薛兰、李封占领此处。曹军围攻濮阳期间，吕布曾写信给薛兰和李封，请他们率兵由曹军身后包抄，但不知是信没送到还是他们二人不敢，总之巨野县方向一直按兵不动。

曹操派本地人李乾回巨野县聚集人马准备反攻，此人有个侄子，就是曹军日后的名将李典。李乾的行迹被薛兰、李封侦知，他们把李乾抓起来杀了，曹操于是率主力进攻巨野。

巨野是一处战略要地，吕布立即集合人马前去增援。但曹操似乎已经料到吕布会来，在路上设了埋伏。吕布不幸中计，损失颇大，只得撤回定陶附近。

薛兰、李封二人不敌曹操，巨野被攻破，二人兵败被杀。

吕布想继续南撤，但曹操好像不想让他走，一定要把他消灭在兖州。

曹军一部分主力死死咬住吕布不放，另一部分主力攻占了济阴郡南面梁国的很多县城，堵住了吕布南逃的去路。

从濮阳出来一路连吃败仗，吕布的人马损失惨重，不过此时陈宫突然率领一支人马赶来了，让吕布士气大振。

吕布开始反攻，双方展开了多场混战。

一天傍晚，吕布亲自带队进攻一处曹营，当时带着数千人，而该处曹军大约1000人，吕布决定把这支曹军就地包围、消灭。

吕布指挥人马突然向曹营发起攻击。面对敌人的突袭，曹操沉着应战。他迅速调集周围的部队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的压力。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曹操命令妇女们都登上屯营的城墙守卫，把精壮士兵集中起来迎敌。

屯营的西面有一个大堤，大堤的南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吕布率军来到，看到树林怀疑里面有埋伏，不是吕布生性多疑，而是他最近实在是被曹军打怕了。

吕布不敢进攻，他对手下说：“曹操一向多诈，千万别中了他的埋伏（曹操多谲，勿入伏中）！”

于是率军离曹军屯营十多里处扎寨，从而错过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

第二天又来，此时曹操把队伍隐藏在大堤内，派一半兵力在堤外，吕布率军进攻，曹操派少数人迎击，等敌人逼近，伏兵杀出堤外，吕布大败。

曹军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鼓车，一直追到吕布大营才回军。

以上是史书对这场发生在山阳郡内的战斗的描写，写得很生动，但不符合事实。如果有人拿这个当案例指挥打仗，结果只有一个，敌人打不垮，自己反而要全军覆没。

打仗不能脱离一些基本常识，其中一条常识是，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在阵地战中区区几百人是打不退上万人的，更不要说对方是吕布、张辽、高顺这样一流的猛将了。

曹军获胜是有可能的，但不是这样的打法。

面对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曹操可选择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突围，承认自己失败，能不能安全冲出去全靠命了；另一条是固守待援。

曹操身边的人马虽然不多，但附近的人马不会离得太远，曹操再弱智也不可能只带几百人深入敌后。所以，曹操应该选择固守，等大批曹军闻讯赶到再一举把吕布击退。

其实，曹操的战绩不用猛夸已经很耀眼了，在最近几个月，他指挥大军一路杀来，打得有章有法，完全是像给对手上战术课。

山阳郡内的战事进入尾声，曹操派人攻占了山阳郡内的各县，兖州八个郡中的东郡、济阴郡、山阳郡、东平国基本为曹军控制，任城国、济北国、泰山郡的一部分也到了曹军的手中。

吕布在兖州已经彻底无法立足了，只好率残部向南逃走。

◎ 东武阳的悲剧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吕布从兖州全线溃败，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吕布没想到，张邈没想到，袁绍也没有想到。

一直驻守在陈留郡的张邈这才意识到，吕布之后，曹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自己。

曾经的挚友，反董大业中并肩作战的盟军，这么快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了。张邈想到这儿，一定会老泪纵横。

张邈的年龄不详，郑泰曾把他称为“东平长者”，想来他的年龄应该比曹操和袁绍都大得多吧。

果然，曹操把吕布赶出兖州后没有追击，而是挥师西进，冲着陈留郡这边来了。

张邈如果跟曹操在阵前相见，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放弃了陈留郡的陈留县，集中人马，让他的弟弟张超守住雍丘，他去搬救兵。

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许会考虑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放弃整个陈留郡，去追随吕布。

但张邈在陈留郡经营了多年，乡亲、部下、家属、财产都在这里，弃之不顾，张邈下不了决心。

他即使能下了决心，手下的人也不干。

现在，在张邈眼里能给他带来希望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术。

作为袁绍和曹操的敌人，袁术是唯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当年在洛阳，张邈与袁术也有交情，事已至此，张邈只能亲自跑一趟碰碰运气了。

但是张邈没有机会见到老朋友袁术，因为他在半路上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了（邈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

连身边的人都觉得大势已去，杀了他向曹操邀功，至少也能保命吧。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张邈到了袁术那里，但袁术并没有派兵来，考虑到袁术的一贯作风，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张邈就滞留在了袁术那里，两年后袁术在寿春称帝，张邈还劝阻过他。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八月，曹操率主力围住了雍丘。

汉末的雍丘即今河南省杞县，是座古城，远古时境内即多杞柳，春秋时此地建杞国，国虽小却延续1000多年，又因为杞国人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存有夏礼，与越国公族同出一脉，因此小国享受了大国的荣耀。孔子曾为考察夏礼而专访杞国，但那时杞国文献大多散佚。

孔子感慨说：“夏礼我虽能说出来，但夏朝的后代杞国不能证明我的话；殷礼我能说出来，但殷朝的后代宋国不能证明我的话，这都是因为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人不足。”

与杞国有关最著名的典故当数杞人忧天，表面来看是形容庸人自扰的无谓担忧，但深层次来看，反应的却是杞国多经磨难而形成的忧患意识。杞县下属的圉镇，汉末时称陈留郡圉县，是大学者蔡邕和一代才女蔡文姬的故乡，袁绍的外甥高干、高柔也是这个镇子的人。

曹军围住雍丘城，城里有张邈的弟弟张超及兄弟二人的家眷。

此时已气势如虹的曹军，在雍丘城外却遇到了麻烦，猛攻多日，竟没能将这座城打下来。

不是曹军战斗力突然下降，而是雍丘城异常坚固，这与它曾经做过国都有关。

唐朝天宝年间也有一场雍丘之战，真源令张巡率军民2000多人守卫雍丘，安禄山手下的令狐潮率4万多人来攻，从二月打到七月，前后300多战，也没把雍丘打下来，最后守军利用偷袭反而将敌军击溃，创造了古代城防作战以少胜多的最为经典的战例。

如果守城的一方觉得自己已经逃无可逃、去无可去，就会拼死抵抗，激发出来的战斗力也会相当惊人，雍丘城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早就听说曹军每攻下一座城池都会大肆杀戮，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誓死抵抗，把希望寄托在张邈太守搬来的救兵上。

救兵迟迟不到，张超不断给大家鼓劲：“不要紧，很快就有人来救咱们了，别人不来，臧洪肯定会来（唯恃臧洪，当来救吾）！”

张超当广陵郡太守时，是他发现了臧洪这个人才并延揽到自己手下，臧洪后来到袁绍那里发展。

大家都认为臧洪现在是袁绍的手下，不可能来，张超不信：“臧子元是个义士，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子元，是臧洪的字。

奉袁绍之令驻扎在黄河北岸、东武阳的臧洪听说雍丘被围，大吃一惊，马上向袁绍提出请求，要袁绍给曹操下令停止进攻。

袁绍当然不予接受，让他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曹军在经历了五个月的进攻后，终于将雍丘城拿下，此战乐进立下头功，第一个登上城墙（先登）。

张超自杀，曹操下令夷灭张邈、张超的三族。夷三族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汉代的刑法，三族包括父母、妻室儿女、同胞兄弟姐妹。

消息传来，臧洪无比悲痛，他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号啕大哭（徒跣号泣）。一怒之下，臧洪在东武阳宣布与袁绍正式脱离关系（绝不与通）。

袁绍闻讯也大怒，亲自率兵来攻打。

奇迹又出现了，小小的东武阳也硬生生打不下来，居然让袁军在城下苦攻了一年之久。

其间，袁绍让自己的大笔杆子兼首席秘书陈琳给臧洪写了封信，责备他忘恩负义，让他明智一些，尽早投降。

陈琳和臧洪是同乡，都是东武阳这个地方的人。陈琳的文笔十分厉害，他写的信一定慷慨激昂、有理有据。

但是，陈琳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在史学家眼里，对方的回信更精彩。

臧洪的这封回信有1500字，在古人的书信里算是超长的，它完整地保留在史书中，这封信写得声情并茂、义正词严。

袁绍看后，知道臧洪不可能投降了，于是增兵继续攻城。

臧洪看到城肯定要破了，于是对身边的人说：“袁绍不行大义，我反对他，此事与大家无关，连累你们遭此大祸，你们现在逃命去吧。”

可是没有人逃，大家说：“将军与袁绍无冤无仇，为的是申明大义，我们怎么能离您而去呢？”

臧洪先后派了几批人出城找救兵，其中有一个叫陈容的同乡，是个书生，跟随臧洪一块从家乡广陵郡出来，很仰慕臧洪。陈容一出城就被袁绍抓住了，扣了起来。

东武阳被围一年之久，城里可吃的东西基本没了，开始还能挖个老鼠什么的，后来连弓上的牛筋都给煮了（掘鼠煮筋角），最后全城只剩下三斗米。

手下人想拿它煮点粥给臧洪吃，臧洪流着泪说：“我怎么能单独享用呢（独食此何为）？”

臧洪让大家一块吃。

臧洪还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把自己的爱妾杀了，分给将士们吃（杀其爱妾以食将士）！

但是，和雍丘城一样，东武阳最终还是被攻破了。

袁军进城后发现城里饿死的就有七八千人，大家一个个互相枕着躺在那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臧洪被抓，押着来见袁绍。

袁绍一直很欣赏臧洪，有意留他一条生路：“臧洪，你为什么辜负我？到了这个地步，你现在服了吗（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服未）？”

臧洪虽然饿得发晕，但还是抖擞精神。

当着众人的面，臧洪痛斥袁绍说：“你们袁氏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你没有扶翼之意，反而趁机有非法之想，杀忠良以立奸威。我亲眼见过你把张邈称为兄长（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你们本应共同勠力为国除害，怎么能拥有重兵却坐观兄长被人屠灭？可惜我力量有限，不能为天下报仇，哪来的服不服？”

袁绍无奈，下令把臧洪杀了。

当时陈容在座，冲袁绍叫道：“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难道合天意吗？”

袁绍不想再杀陈容了，让人把他拖出去。

陈容不干，继续喊道：“仁义是天常，遵守的人是君子，违背的人是小人，我宁愿与臧洪一同死，也不愿意跟你一同生（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

袁绍无奈，下令把陈容也杀了。

袁绍手下有人目睹了这一场景，私下里叹道：“这是怎么搞的，一天之内竟然杀了两位烈士（如何一日杀二烈士）！”

臧洪被视为烈士，他因重节义历来受到推崇，但客观地说，他的行为有很大问题。

张超固然是他的老领导，曾经对他有恩，但这似乎构不成他反对现任领导的理由，他的这种行为到底能不能完全算作忠义，存在疑问。

要带好队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看来袁绍对部下在这方面的教育还得多搞一点。

只是，这件事对袁绍的打击是沉重的，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袁军主力被拖在南线，在北线只好采取守势。

假如没有臧洪事件，兴平二年（195年）这段时间，袁绍可以专心对付北面的公孙瓒，他解决幽州问题的时间就会提前。

一年后，当汉献帝刘协回归中原时，袁绍就不会因为受制于公孙瓒而无法分身了，抢得历史先机的或许应该是他。

最终，袁绍消灭了臧洪和公孙瓒，但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袁绍此后的行动，在时间、进程上都刚好落后了一步。

袁绍打臧洪的时候，公孙瓒有了喘息之机；袁绍腾出手来打公孙瓒的时候，曹操迎接汉献帝东归就有了机会。

袁绍为当初看似高明实为败笔的一个安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打出来的尊严

从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下半年到兴平二年（195年）夏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曹操率军纵横驰骋于兖州大地，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与刚从徐州回师时的情形判若两人。

造成这个结果的，首先是曹操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他没有被对手弄得惊慌失措，而是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寻找机会发动反击。

其次是袁绍的支持，由于袁军在黄河北岸的行动，动摇了吕布固守濮阳的决心，在军粮匮乏、远离友军的情况下，吕布决定向南运动，进入了他不擅长作战的河湖交叉的济阴郡、山阳郡一带，给曹操取胜创造了条件。

再者是对手接二连三的失误。在整个战役中，张邈作为吕布的友军，应该明白唇齿相依的道理，但他迟迟没有具体的军事行动，在与吕布的配合上态度消极，吕布被赶走，他也无法在陈留郡再待下去。

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那就是曹军逐渐成熟了。

曹操手下的将领经过两次徐州之战以及与袁术作战，逐渐成长起来。曹军从最早的硬冲硬打、常吃败仗，到现在声东击西、游刃有余，对战场形势的把控能力已有新的跃升，此战役期间，曹仁、乐进、于禁、李典、程昱等人均有率军独立作战的记载，曹军由最初的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互呼应、配合作战的集团军。

现在，吕布、陈宫被赶走，张邈、张超被杀，兖州八个郡国重新回到曹操手中。

这一年十月，被“三人小组”控制的汉献帝下诏，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曹操终于拥有了合法身份，这是他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这是一份迟来的任命，当曹操派王比历尽千辛万苦前往长安进贡的时候，就是想得到这样的确认，用自己对皇室的忠心换来一份肯定。但长安的“三人小组”对曹操没有好感，在他们眼里，曹操比袁术、刘表、陶谦差得远，尽管有钟繇等人从中斡旋，但曹操也只得到了几句冠冕堂皇的慰问而已。

现在，曹操靠自己的实力打败了袁术，重创了陶谦，打跑了吕布，统一了整个兖州刺史部，终于赢得了长安朝廷的重视，主动送来了任命。

这是靠实力，一仗接一仗打出来的尊严。

曹操接到任命后立即上谢表，在这份上表中，曹操回顾了爷爷曹腾、父亲曹嵩以及自己本人深受皇恩的情况，表示将效忠帝室，继续努力进取。

曹操还以兖州牧的身份向汉献帝进贡，进贡的东西大体上都是兖州当地的土特产，史料里提到的有山阳郡特产的美梨两箱，以及一种青黑色的椑枣两箱等。

在很多人心目中曹操是汉室的奸臣，但至少到现在，曹操的内心对汉室都是充满敬意的。

即使在以后的岁月中，曹操也很少说汉室的坏话，相较于同时期的那些空发议论的人，曹操对汉室的贡献更大，相较于袁术、袁绍这样对当今天子充满敌视的人来说，曹操似乎更应该受到尊敬。

在张邈、陈宫叛乱中，兖州有很多官民跟随他们背叛了曹操，曹操重新取得兖州后，很多人心存不安，不知道曹操会不会追究。

针对这种心理，曹操通过重用毕谌让他们打消了顾虑。

之前，兖州副州长（别驾）毕谌因为母亲等人被叛军扣留而离开了曹操，曹操与他话别时还流了泪，毕谌表示决不会依附吕布，但他一离开曹操，就投靠了吕布。

吕布失败后毕谌被抓，大家都认为老毕这一回算是完了。

没想到曹操并没有追究他，曹操说：“一个人能做到对亲人尽孝，难道能不忠君吗，这正是我所要的人（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

不仅如此，曹操还让他做了鲁国相。

曹操对毕谌的安排很恰当，不追究反而褒奖，让过去反对过曹操的人吃了定心丸，连毕谌都能得到曹州牧的原谅，我们还怕什么呢？

但是毕谌毕竟有过投敌行为，如果让他继续在自己身边处理机要大事，曹操已经信不过他了，于是安排他到外地任职。毕谌任职的地方是鲁国，孔子的故乡。孔子主张孝，但孔子更主张忠，他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就是“移孝入忠”。曹操让毕谌到鲁国去，就是让他继续思考忠与孝的关系。

跟毕谌情况差不多的，还有魏种。

曹操开始对魏种很赏识，担任兖州牧后曹操有资格推荐孝廉，他推荐了魏种。

兖州反叛的时候，曹操曾经对别人说：“假如都参加叛乱，魏种也不会的。”

后来听说魏种竟然也参加了叛乱，曹操大怒：“魏种如果没逃到南越、北胡，我就决不放过他！”

叛乱平息，魏种也被抓了，捆着带到了曹操面前。

但是，曹操的怒火却不见了，他笑着说：“魏种这小子，是个人才呀！”

他亲手解开了魏种的绳索，继续用他，魏种在曹操手下一直干到了河内郡太守。

曹操在处理毕谌和魏种事件上很理性，他知道必须尽快平息兖州人的不满和恐惧，弥补以前处理兖州事务时的不足。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曹操汲取了第二次征徐州的教训，考虑应该暂停军事行动。

荀彧等人也认为，吕布被打跑，如果真的投奔了刘备，他们二人未必能真心合作；如果此时攻打徐州，他们反倒会团结起来。不如先观察一段时间，让他们自己内斗。

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第四章　流血的归途

◎ “三人小组”解散

东边打得热闹，西边也不清净。

再来看看长安的情况，在这个临时国都里，李傕、郭汜、樊稠等凉州军将领仍把持着朝廷。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14岁的天子刘协举行了加冠礼，下诏大赦天下。

这一年二月一日，有关部门上报，说天子行加冠礼后应迎娶皇后（奏立长秋宫）。

汉献帝不允，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心情很沉痛，自己的母亲死后安葬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有心情去做选美的事？

汉献帝亲自拟了一份诏书，以回复群臣：“朕承受不弘之业，遭值祸乱，未能继续先祖之志，光大汉室的基业。皇母先前逝世，没有占卜选择墓地，礼仪规章有缺，朕心里就像有个疙瘩那样难受（中心如结）。在三年守丧期间不能谈婚事（三岁之戚，盖不言吉），这件事等以后再说吧！”

汉献帝的母亲王美人被何皇后害死，死后尸体被抬到洛阳郊外草草埋了，14岁的刘协虽为天子，但也是一个少年，父母、弟弟这些至亲的人都死了，内心充满了孤寂感。

王美人遇害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早已过了三年守丧期，汉献帝之所以这样说，是想给自己的母亲讨个说法。

几天后，三公同时奏请，上尊号给王美人，称灵怀皇后，改葬文陵。文陵是灵帝的陵墓，虽然远在洛阳，所谓改葬也只是空谈，但给个说法很重要。

之后，汉献帝选不其侯伏完的女儿伏寿为贵人，并于次年册立为皇后。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七世孙，徐州刺史部琅琊国人，跟诸葛亮是同乡，当时担任朝廷高级顾问（侍中），随朝廷西迁到长安。

伏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汉桓帝刘志的女婿。

伏完的夫人、伏皇后的母亲是汉桓帝的长女阳安公主刘华，伏完和刘华共有六个儿子，伏寿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因为这层关系，东汉第13任皇帝成为第11任皇帝的外孙女婿。

随后，伏完被升任为长安城防司令（执金吾）。

但是，长安的城防并不掌握在汉献帝的岳父手里，长安的一切都是李傕、郭汜、樊稠这个“三人小组”说了算，都是凉州军阀说了算。

董卓死后，凉州军阀已不再单指董卓的旧部，新近被朝廷收编的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马腾和西部战区副司令（镇西将军）韩遂也应该属于这一阵营。

马腾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郿坞，韩遂驻扎在金城。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年初，马腾来长安公干，顺势率部移住到了长安东郊的灞桥。

马腾因为私事想走一下李傕的后门，结果李傕不理。马腾觉得很丢面子，于是翻脸（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

这是表面的，其实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玄机，马腾此行不是出差，而是另有阴谋。这就是之前曾提到过的刘焉的儿子刘范所参与的那场政变活动，参与的人除了马腾、刘范，还有侍中马宇、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等人。

这是一场由几个高干子弟和年轻军官策划的政变，实力派军阀马腾是幕后推手，那个马宇有可能是马腾的族人。

李傕没给马腾面子，马腾便以此为由要和“三人小组”翻脸。

眼看矛盾升级，朝廷希望息事宁人，动员韩遂前来调解。

狼和狐狸干架，不请老虎当裁判，却请来了一只狐狸。韩遂堂而皇之离开金城进入关中，一到这里，就公开和马腾站在了一起。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二月，马腾、韩遂的联军已经进军到长安以西50里的平乐观，这时马宇等人的计谋败露，马宇、种劭等逃了出来，带着一部分政变武装退守到槐里，此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市。

李傕命令郭汜、樊稠以及自己的侄子李利等人率兵与马腾交战。失去内应的马腾不敢在长安周围久留，向凉州撤退。郭汜、樊稠进攻槐里，马宇、种劭等参与政变的人被杀。

造成政变计谋外泄的人是刘范。事情败露后，他先逃到了马腾的军营，之后又逃到了槐里。因为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方向，刘范此去可能是去给槐里的政变武装传达马腾的某项命令。

刘范同时还向刘焉求救，刘焉派遣校尉孙肇率领5000名蜀兵前来助战。但这一来一往肯定需要很多时间，孙肇未到槐里即被攻破，刘范跟马宇等人一同被杀，刘焉留在长安的另一个儿子刘诞随后也被杀。

“三人小组”既恨马腾和韩遂，又害怕他们卷土重来，于是以汉献帝刘协的名义，赦免了参与此次叛乱人的罪过，重新任命马腾为安狄将军，任命韩遂为安降将军。

二人的军职都降了几级，算是警告处分吧。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李傕的侄子李利有点摆谱，不太听郭汜、樊稠的招呼，让郭汜和樊稠很看不惯。

“三人小组”虽说共同执政，但李傕常以首席领导人自居，让他们本来就心生不满。现在就连李傕的侄子都能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他们更不能接受。

郭汜还有点涵养，没有吱声。

樊稠却忍不住，教训李利道：“现在天下人提起你老叔都恨不得杀了他，你这条狗还仗什么人势？难道我不敢杀你吗？”

李傕与郭汜、樊稠之间的矛盾有扩大的趋势。

韩遂这个老江湖在退回凉州的路上，顺手又玩了一次漂亮的离间计，让他们的矛盾一下子爆发。

马腾、韩遂失败后，樊稠追杀他们一直到陈仓，即今陕西省宝鸡市，韩遂派人给樊稠送了一封密信，说你我都是同一个州的人，咱们又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虽然有一点小小的不和，但大的方面利益还是一致的，以后难免还要打交道，天下改朝换代的事谁能说得准，干吗不留条后路？

樊稠想一想也是，就命令士兵撤退。樊稠还应邀与韩遂在战场上相见，他们各自催马来到阵前，靠得很近，别人只能看到他们言谈甚欢，却听不清说什么，他们一起说了很久才完事（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

李利恰巧也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场面，回来后即向叔父李傕打了小报告。

李傕怀疑樊稠与韩遂勾结，于是通知樊稠来开军事会议，樊稠一到，当场被诛杀，“三人小组”正式解散。

事实一再证明，权力是不能分享的，尤其是最高权力。那时候没有长老院，没有议会，唯一可行的权力模式是强人统治，失去董卓的凉州集团，最缺少的就是万众归一的强人。

只是樊稠死得挺冤，要密谋什么事，有当着几万名将士密谋的吗？但是，这种事往往又容易让人相信。韩遂的这一招给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就是贾诩，没准当时就在现场。16年后，曹操领兵西征潼关，面对马超与韩遂的联军，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微微一笑，只说了“离而间之”四个字，曹操立即会意，于是两军阵前同样上演了这一出，约韩遂拉家常，“交马与移时”。事后马超果然起了疑心。

曹操的这一招并不新鲜，发明人就是韩遂自己。

◎ 两个女人的战争

其实，李傕未尝没有想过这是敌人的一计，但他与樊稠之间的矛盾素来已久。加上樊稠打仗勇猛，爱护部下，很有威望，让李傕早就心存不满，一场火拼早已势所难免。

现在，李傕正好找到一个借口，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和“宁可错杀也不能漏网”思想的指导下，李傕还是下决心把樊稠干掉了。

但他干这些事一定没有跟郭汜商量，郭汜素来跟樊稠关系不错，樊稠被杀，郭汜立刻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二人表面相安无事，但私底下都在做着刀兵相见的准备。

从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到兴平二年（195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也波及关中地区，为了筹集军粮，凉州兵在三辅一带又杀又抢，弄得民不聊生，人口急骤下降，物资严重匮乏。

就连汉献帝宫中的人以及文武百官的穿衣都成了问题，汉献帝想从御库里调一些布来做衣服，李傕不同意，说宫人们已经有衣服了，干吗还要再做？汉献帝无奈，只好自力更生，他下令卖掉了100多匹马，又让大司农卿想办法弄了些绢绸，准备给大家做新衣服。

李傕听到了，说我们家正缺这些东西呢，就把钱和绢绸截留了，贾诩听说后劝说李傕不要这样做，李傕不听。

尽管相互忍耐，但李傕和郭汜还是动起手来，导火索据说跟郭汜的妻子有关。

郭汜的妻子是个有名的醋坛子，一天到晚总担心哪个女人把她丈夫从自己身边抢走。对于与丈夫交往过密的男人，她好像也不满。李傕经常留郭汜在家里过夜，这让郭太太头痛不已，总想找个机会离间他们，让丈夫不再夜不归宿。

女人有这样的想法，倒也无可厚非，一切缘于爱，爱是没有错的。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在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可怕了，弄不好就是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这些，郭太太倒没有想过。

郭太太终于等来了机会。李傕派人送来一些食物，郭太太提前弄了些毒药放到了里面。

郭汜刚要吃，郭太太说：“从外面来的食物，还是检查一下为好。”

于是查了一下，果然发现有毒药。

郭太太进一步挑拨说：“一山难容二虎，对于李傕这个人，我早就怀疑了。”

郭太太的话，弄得郭汜也跟着疑神疑鬼起来。

刚好，没过两天李傕又请郭汜喝酒，郭汜因为有心事，没喝几下就高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平时八两的量，在心情不佳时也许刚喝半斤就醉了。

但郭汜不那么想，尽管喝得晕晕乎乎，他仍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怀疑又是李傕搞的鬼，于是离席偷偷跑到厕所里，弄了点粪汁喝下去，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这两个人确实已经到了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的程度，就看谁先动手了。

先动手的是郭汜，李傕迅速展开还击。

刘协命令侍中、尚书等分别前往二人的军营展开调解，但这二位都表示不接受，非分出你高我低不罢休。

李傕接到报告，说郭汜密谋把天子及百官劫持到自己那边去。于是他先下手，命令另一个侄子李暹率领数千人包围了皇宫，要把天子及百官转移到李傕的大营里。

太尉杨彪还想分辩：“自古以来天子就没有住到大臣家里的先例，你们怎么能如此行事？”

李暹不搭理他：“李将军的决定，任何人不能更改！”

刘协无奈，只好跟着走。但是，李暹只带来了三辆车，汉献帝以及伏皇后、董贵人各乘一辆，其余宫人及百官只好徒步跟随。

大家刚一离开，李暹的手下就蜂拥而入，到皇宫里抢夺御用物品以及尚未离开的宫女。之后，将皇宫以及政府办事机构一把火烧成灰烬。

李傕、李暹的思维跟董卓差不多：我把皇宫给你烧了，让你想回都回不来！可惜那一座洛阳宫和一座长安宫，两汉400年的精华，全毁于凉州军阀之手。

汉献帝派百官到郭汜那边调停，郭汜趁机把大家扣下来当人质，被扣的人包括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卿刘渊、卫尉士孙端、太仆卿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卿荣郃、大司农卿朱儁、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

这批人质里两个三公和五个九卿，可以组成一个临时内阁。

农业部部长（大司农卿）朱儁是员老将，也是帝国的功臣，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结果一气之下死了。

郭汜召开大会，商议如何进攻李傕，杨彪质问道：“臣属互斗，一个劫持天子，一个劫持高官，你们这算什么事？”

郭汜大怒，拔刀就要朝杨彪砍去，边上的人赶紧上来劝住，郭汜才愤愤不平地停下手。

郭汜秘密联系了李傕手下的张苞，准备背后下手。

李傕那边也没有闲着，他招来了羌人、胡人充当雇佣军进攻郭汜，先赏给他们一些从皇宫里刚刚抢来的金银财物，并承诺事成之后赏给他们宫女。

兴平元年（194年）四月二十五日，郭汜首先发起进攻，一路杀到李傕大营的门口，一阵乱箭，就连汉献帝御帐的帷帘都被射中了，有一支箭还贯穿了李傕的左耳朵。就在混乱中，张苞反水，去烧李傕的营帐，但不知何故，死活点不着火。李傕指挥部将杨奉展开反击，打退郭汜和张苞。

李傕看大营不安全，就把汉献帝一行转移到他在长安城北的另一处军营里，汉献帝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这里条件极差，正常的饮食都供应不上，汉献帝还好一点，一天勉强有两餐可吃，但其他人就有一顿没一顿的了，饿得个个一脸菜色。

汉献帝向李傕要五斗米、五碗牛肉，打算赏赐给身边的人吃。

李傕不给，教训汉献帝说：“已经给你早晚两顿饭了，还要米做什么？”

汉献帝再要，李傕就让人送来几根已经发臭的牛骨头。汉献帝大怒，打算派人质问李傕。

汉献帝跟前有个秘书（侍中）叫杨琦，劝汉献帝说：“我看陛下还是算了，这个李傕分明自知自己犯的错很多了，已经不在乎了，听说他还要把陛下送到黄白城，陛下还是能忍则忍吧。”

黄白城在长安以北，今陕西省三原县，如果到了那里，安全就更不保了。三公中唯一留在汉献帝身边的是司徒赵温，也听说李傕有把汉献帝送到黄白城的打算，就写信质问李傕。李傕大怒，要杀赵温，李傕的弟弟李应等人劝了又劝，李傕才稍微消点气。

李傕找了一批巫士、神女做法术，又在军营门口修建了一座董卓庙，经常用三牲进行祭祀。

李傕见到汉献帝，一会儿称“陛下”，一会儿又称“明帝”，弄得刘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含糊其词地随便应和。

李傕经常在营门口以及朝廷各办事机构门外装神弄鬼，完事之后进去向天子请安。大家一看李傕，他背着三把刀，手里还拎着一条长鞭和一把刀，大家还以为他要行凶，天子的秘书们（侍中和尚书）也都抄起家伙围到汉献帝身边，以防不测。

李傕大概挺不解：这些人要干吗呀？

李傕有点不高兴，天子的秘书里有一个叫李祯的，跟李傕是老乡，平时挺熟，看出来李傕不高兴，赶忙上前打圆场，说了不少称赞李傕的好话，他才稍微舒服点。

其实李傕带的那些家伙都是刚才祭鬼神仪式时用的，他来见天子的目的是告郭汜的黑状，李傕每说起郭汜的不是就滔滔不绝，说得义愤填膺，别人连话都插不上。

每到这时，汉献帝只有唯唯应付。

就这样，李傕隔三岔五地必然要来上一回。

李傕这个人不仅有些神经错乱，而且领导能力也很有问题。

李傕的手下张苞反水的事刚过，另一个将领杨奉也要反他，准备直接下手把他干掉，但这次又提前泄露，杨奉率军叛变。

李傕和郭汜于是在长安附近打开了内战，几个月里死了上万人，看到这种局面，凉州集团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坐不住了，他就是张济。

张济也是凉州军中的重要将领，当初李傕、郭汜和樊稠组成“三人小组”时把张济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让他以东部战区司令（镇东将军）的名义驻守在弘农郡陕县，即今河南省陕县。

眼看闹成这个样子，张济来到长安，进行调停。

百官的调停李、郭二人可以不理，但是老朋友、老同事出面他们不能不给面子，在张济的撮合下，李傕、郭汜同意和解，并愿意互相交换爱子为人质，如此一来，和平的曙光似乎不太远了。

但还是出了问题，这一回问题出在李太太身上。

李傕的夫人非常喜欢儿子，听说要送到敌营里当人质，当然不干，如此一来交换爱子互为人质的计划就搁浅了。

本来已经够乱的了，经过郭太太和李太太这两个女人一搅和，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 最黑暗的时刻

看到这种情况，汉献帝心里很烦闷。

这一天，汉献帝正在生闷气，忽然听到营门外人声嘈杂，喊声不断，让人出去一打听，原来是李傕找的那些雇佣兵。

这些人一个个在营门外高喊：“皇上是不是在里面？李将军答应给我们的宫女，都在什么地方啊？”

刘协又气又怕，侍中刘艾出了个主意，说贾诩这个人还不错，在凉州军里也有一定威望，不如请他出面摆平此事。刘艾找贾诩一说，贾诩表示没有问题，一切包在他身上。

贾诩摆下酒宴，请雇佣军的头目们吃饭，代表天子允诺封给他们侯爵，又赏赐他们不少东西，这些人心满意足之后，开始打道回府。

失去雇佣兵的支持，李傕实力大减。张济趁势提出了新的调解方案，双方不再互换爱子为人质，改换女儿为人质，同时鉴于长安已经残破，供粮也极为困难，张济愿意把天子及百官接到他的弘农郡去。

激战了数月，李傕和郭汜都有点打不动了，对于新的调解方案，他们表示同意。这样，被扣压在郭汜军营里的百官们重新见到了天子，大家都觉得必须趁着李傕、郭汜没有反悔，立即离开长安。

事不宜迟，要走得快！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七月，大约在曹操与吕布激战于山阳郡、任城国等地，最终把吕布赶出兖州的前后，天子刘协携文武百官在张济的护卫下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郡。其路线大约相当于出西安市沿陇海铁路一直往东走，目的地弘农郡在洛阳以西。

支持天子东迁的除了张济外还有杨定、杨奉和董承等手握兵权的凉州军将领。杨定在凉州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三人小组”，被封为安西将军，他跟樊稠十分要好，樊稠被杀后，杨定一直心存不安，在汉献帝东迁的问题上，他竭力支持，并愿意一同东进。

杨奉原是李傕的部将，临阵反水，自然不愿意留下来。

董承是个特殊人物，他是灵帝刘宏母亲董太后的侄子，算是刘协的表叔。因为董卓一度跟董太后攀过亲戚，董承也就成了董卓的本家，因为这个，董卓对董承给予了特别关照，让他到自己的女婿牛辅军中带兵。董承是汉献帝目前唯一能拉上亲情关系，又能和凉州军搭上话的人。

汉献帝对董承很看中，董承对汉献帝也忠心耿耿。后来汉献帝纳董承的女儿为贵人，董承成了汉献帝的岳父。

汉献帝下诏，擢升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为了让郭汜痛快放行，又擢升郭汜为车骑将军。

汉献帝命以上几位将军护驾东归。

但是，汉献帝一行刚离开长安，郭汜就反悔了。

郭汜不想失去对天子的控制，想把天子弄到长安以北不远的高陵去，那里是他的地盘。

但是天子以及百官们实在不想在长安这个鬼地方再待了，一致要求去弘农郡，张济等人也表示支持。

双方相持不下，刘协使出了最后一招：绝食。

刘协一天没吃饭，郭汜听到报告，担心事态更加恶化，同意让天子的队伍一边往前走，一边再商量。

这样，天子一行到达新丰，此地即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郭汜想了几天，还是想把天子留在关中，他提出定都郿坞的想法。郿坞在今天陕西省眉县境内，是董卓之前修建的超级堡垒，董卓原打算在此退守。

郭汜的计划被天子的高级秘书（侍中）种辑提前得知，他秘密通知杨定、杨奉、董承等人，把所部人马悄悄集结起来，准备跟郭汜硬拼。

一开始，天子已经被郭汜弄到了自己的军营里，杨奉率兵攻打，把天子抢了回来。失败后的郭汜惊慌失措，逃到终南山里，后来又逃往李傕的大营。

虽然是仇家，但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李傕还是接纳了郭汜。

天子一行在新丰住了两个月，到十月初，才行进到华山脚下的华阴，在此迎候的是宁辑将军段煨，他已为天子一行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食物、衣服及各种器物。

段煨是“凉州三明”之一的前太尉段颎的族弟，后来成为董卓手下的重要将领之一，也是贾诩的老领导，此时驻扎在潼关附近。听说天子路过，特意到华阴来迎驾。

作为帝国的名将之后，段煨对天子的感情较一般的凉州军将领深得多，所以迎驾的态度很积极。

但是，在段煨迎驾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小心，段煨要造反（段煨欲反）！”

汉献帝很纳闷，一看是朝廷高级秘书（侍中）种辑，就问他：“段将军是来迎驾的，怎么看出来他要造反？”

种辑回答说：“段煨不到境界迎接，迎驾又在马上不下来（迎不至界，拜不下马），再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必有异心！”

敢情种秘书都是猜的。

原来，杨定跟段煨曾有过严重的矛盾，段煨的心里对杨定很忌惮，迎车驾时都不敢下马，只是在马上作了个揖，而种辑偏偏跟杨定关系很好。

太尉杨彪等人不同意种辑的看法，认为段煨不会造反，愿意以死相保。

但是杨定和董承认为段煨会造反，杨定还神秘地说，据他的可靠情报，郭汜本人当天就会率700名骑兵潜入段煨的军营。

这把汉献帝搞糊涂了，不敢轻易进入段煨的军营，只好露宿在路边（遂露次于道南）。

随即杨定等人向汉献帝请令，要求讨伐段煨。

汉献帝说段煨还没有谋反的迹象，为什么要攻击他？杨定派去的人不甘心，仍然苦苦纠缠，一直到了半夜都不走，汉献帝仍然不松口。

杨定、杨奉、董承不管，直接向段煨展开攻击，双方势均力敌，打了十多天没分出胜负来。

段煨继续供应天子及百官饮食起居，毫无二心，汉献帝派人从中调解，杨定等人勉强接受，暂时休兵。

这一闹，耽误了东归的时间。

同时，也提醒了长安的李傕和郭汜，这二位如今已尽释前嫌、和好如初，他们突然明白过来，当初是如此愚不可及，让天子脱离了自己的掌握，于是挥兵向华阴杀来，要重新夺回天子。

李傕、郭汜打的旗号是援救段煨，这一招有点损，因为他们跟段煨本不是一伙的，通过造这个势，让段煨更加受到怀疑，把水搅得更浑。

杨定跟李傕有仇，眼看李傕气势汹汹杀来，有点害怕，干脆开溜，离开部队跑到荆州投刘表去了。

杨奉、董承保护天子一行赶紧东进，张济不知何故，与杨奉、董承又起了矛盾，这时站在了李傕、郭汜一边。这样，杨奉、董承护卫天子一行在前面跑，李傕、郭汜、张济带兵在后面追。追到弘农郡内的一个山涧，终于追上，双方激战，董承、杨奉大败，文武百官和士兵死了不计其数，天子的御用品、符节、皇家档案丢得满山涧都是。

天子一行逃到了附近的曹阳，经地在今河南省陕县境内，在田野中露宿，董承、杨奉假装与李傕、郭汜、张济和解以争取时间，暗地里派人渡过黄河，向白波军的首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栾提呼厨泉求援。

这是东汉王朝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堂堂一国之君，不得不向曾经被视为流寇、土匪的变民首领求救。

这是无奈之举，因为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 血染黄河水

李乐、韩暹、胡才这些人有点类似黑山军的张燕、于毒、眭固，常年在潼关、中条山和太行山一带打游击，现在听说皇帝走投无路到了门口，立刻来了精神，赶紧带兵来接应。

他们可没有那么好心，他们的想法很朴素：天子是奇货，先弄到手里再说。

李乐等人率数千人马渡过黄河，与李傕、郭汜和张济的联军交战，结果将李傕等人打败。董承提出边撤边往前赶路，李乐和董承护卫天子在前，杨奉、胡才等人断后，开始撤退。

李傕等重新整顿人马，又杀了上来，这一回杨奉等人大败，死伤惨重。光禄勋卿邓渊、廷尉宣璠、少府卿田芬、大司农卿张义战死，司徒赵温、太常卿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郃被俘，李傕本来打算把他们全部处死，经过贾诩的苦苦相劝才作罢。

这个周忠值得一提，因为他是周瑜的堂叔父。

天子一行人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离黄河更近的陕县，追兵紧跟着也到了，此时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加起来不到100人，李乐、董承的兵力损失也很大。

凉州军日夜不停地在城外鼓噪，城里的人胆战心惊，只想早点逃出去。在商议如何逃时，大部分人主张顺黄河滩东下，到河上著名的渡口孟津，由那里登岸到达黄河以北的白波军控制区。

从地图上看这倒是一条捷径，但实际上它是一条死路，因为里面充满了危险。

幸亏太尉杨彪是附近的弘农郡人，他对大家说：“从这里往东，有一个地方叫‘三十六滩’，那里十分险要，根本无法通过。”

侍中刘艾曾经在陕县当过县令，也说那里太危险。

于是决定直接在陕县附近强渡渡河，命李乐先行探路，准备船只。

随后，汉献帝以及百官们悄悄出城，开始向黄河边上徒步行进。大家形迹匆匆，都怕走晚了命就没了，所以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带，只有皇后伏寿的哥哥伏德例外，他一手搀扶着妹妹，另外一边夹着十几匹绸缎。

大家都有点纳闷：这哥们够贪财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舍不下这点布？

可很快大家都明白过来，这些绸缎是如此重要，成为救了很多人命的那根稻草。

一行人向黄河边上逃命，一路上拥挤不堪，就连皇后的卫士们也只顾往前跑，大家把路都堵住了。符节令孙徽急了，在人群中挥着刀，一通乱砍，皇后伏寿衣服上都溅满了血。

不过，总算来到了黄河边。

到了以后，大家都傻眼了：黄河的大堤太高了，离下面足有十来丈，相当于十层楼高，无法下去。

这时候，伏德把随身携带的绸缎拿了过来，董承又弄来几个马笼头，就用这些东西捆扎成一个简易坐辇。行军校尉尚弘劲大，由他背着汉献帝刘协，坐在辇上，由上面的人拉着往下吊。

其他人把伏德剩余的绸缎接起来陆续往下滑，排不上号的，索性跳了下去，有的当场摔死，有的摔伤。

李乐弄来的船很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大家一拥而上，都想往上挤，董承、李乐只好用暴力阻止，有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跳到水里死死抓住船帮不放，船上的人举刀乱砍，船舱里落下了不少被砍断的手指。

只有少数人上了船，保住了一条命。停留在岸边的人遭到了随后赶来的追兵的劫杀，侥幸没有被杀的，衣服也被乱兵给扒了。此时是十二月底，黄河中下游最冷的时候，黄河虽然没有结冰，但异常寒冷，有人竟活活被冻死。

李傕亲自来到岸边，看到天子已经渡河，就派出侦察兵（斥候）前去追赶，董承害怕他们放箭，在船上找了条被褥当盾牌，护着汉献帝。

经历了这样的惊心动魄之后，天子一行总算到达了黄河北岸，进驻了李乐在大阳的军营。

大阳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境内，这里虽然暂时稳定，但粮食成了问题，李乐这里本来就不富裕，要供应天子及百官的饮食，更是一筹莫展。

正在此时，送粮的人来了。

河内郡太守张杨听说天子东归，就派了一支部队前来接应。他估计天子一行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没有吃的，于是让接应的这几千人每人都背上足够的军粮（使数千人负米贡饷），这真是雪中送炭。

这里是河东郡的地盘，河东郡太守王邑也随后赶到，送来了一些布帛，给大家做衣服。汉献帝下诏封王邑为列侯，拜韩暹为征东将军，李乐为征北将军，胡才为征西将军，张杨为安东将军。

就这样，天子一行在董承、杨奉、李乐、胡才、韩暹、张杨、王邑等人护卫下，暂时停驻在黄河北岸的河东郡。河的对岸是李傕、郭汜和张济的联军，他们手里有在黄河岸边俘虏的百官、宫人，以及此前在弘农郡俘虏的司徒赵温等人。

汉献帝特别惦记百官和宫人们的安危，派出使者到对岸与李傕等人谈判，李傕接受和谈，把俘获的赵温等百官以及宫人们放了回来，并送还了一部分缴获的御用器物。

张杨虽然送来不少粮食，但此时聚集在这一带的部队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很快又成为一大难题。大阳又是个很小的地方，天子日常起居及办公只好因陋就简。

汉献帝议事的地方外面只围着篱笆，他与大臣们议事时，士兵们都挤在外面看。这些兵大部分前不久还是农民起义军，刚刚被收编，一点军纪都没有，一边看，一边嘻嘻哈哈。

司隶校尉管郃可能长得有点怪，成为军民们取乐的对象。每次他进去向汉献帝汇报工作，门口的人都向他扔东西，逗他开心。

曾经，司隶校尉是何等威严的职务，眼皮一抬就够老百姓心惊肉跳。可现在，却被如此戏弄。

汉献帝一心想尽早回到洛阳，但是跟前的这些人情况很复杂，各自想法都不一样，没有人关心天子的意志，只想如何伸手向天子要官。不仅自己要，而且帮手下人要，就连各位将领的私人医生、警卫员等一眨眼都成了朝廷的校尉这样的高官，负责刻制公章的御史们忙得不可开交，供不应求，只好改用锥子画字（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

这还不够，这些人整天琢磨如何斗法，如何把别人甩掉自己成为最终的受益者，终于又爆发了内讧。

河内郡太守张杨提出迅速护送汉献帝到洛阳，但得不到其他人的响应，张杨一怒之下回到了河内郡。

对于天子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其实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过了年，正月初七，汉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

内部矛盾继续扩大，韩暹攻击董承，董承不敌，逃到野王找张杨去了。白波军另外一个首领胡才联合杨奉要攻击韩暹，被汉献帝劝阻。

汉献帝周围的这几路人马，面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 袁绍派来考察团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春天，天子一行仍滞留在大阳。

附近的几路人马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但谁也无法一口把对手吃掉，汉献帝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汉献帝能做的就是给各地有实力的人写诏书，让他们到大阳来迎驾。汉献帝能想到的人有刘表、陶谦、刘虞、刘焉、袁术等，至于袁绍，汉献帝一向不喜欢此人，本不打算给他写。

袁绍曾质疑汉献帝的血统，一再谋求另立天子，这些事早已不是秘密。不过，袁绍现在势力最强，又离这里最近，所以汉献帝还是给袁绍写了。

汉献帝没有给曹操写诏书，不是对曹操的实力有怀疑，也不是对曹操怀有敌意，而是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曹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他只是袁绍集团的一部分。

汉献帝还想到了吕布，是他亲手杀了董卓，将自己解救出来，所以汉献帝一向对吕布充满好感。

也不知道吕布现在的情况如何，不管怎样汉献帝还是给吕布写了诏书，诏书是汉献帝亲笔写在一块木板上的（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听说吕布在兖州、徐州一带，汉献帝就派人前往那里试试。

诏书派人送往各地，最先有反应的是袁绍。

袁绍确实离这里最近，按说，没有汉献帝的诏书他也应该主动来，但他最近很忙，还有点闹心。

袁绍现在不在邺县，他还在东武阳，他目前正处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艰难局面。东武阳当时还在臧洪手中，袁绍不肯撤兵，非把臧洪抓起来不可，所以亲自在那里督阵。

这段时间公孙瓒在北面也频频给袁绍制造麻烦，他大修易水防线，袁绍不敢等闲视之，命令麹义配合刘虞的儿子刘和以及刘虞的旧部鲜于辅等攻击公孙瓒。

袁绍的主力全部压在这两条战线上，没有富余人手。

袁绍抽不开身，就派手下谋士郭图来大阳走一趟，名为朝贡，其实是观察天子一行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郭图到大阳看了看，就走了。

其实郭图还是倾向于迎驾的，在他看来，汉献帝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就有可能落于他人之手，比如袁术，或者刘表，甚至是吕布和刘备，那时将对袁绍集团更加不利。所以，郭图回到东武阳前线向袁绍报告此行情况时，建议把汉献帝一行迎接到邺县来。然而这个建议被袁绍否决了（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

沮授也劝袁绍迎接汉献帝，他对袁绍说：“将军一家几代人辅弼朝廷，累世倡导忠义。现在朝廷遇到困难，宗庙毁坏，各州郡嘴上说起兵为了行仁义，而内心里真实的打算是如何灭了别人，没有人考虑皇帝的安危和百姓的死活（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现在冀州初定，可以迎请大驾，来邺县临时安都。”

沮授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到那个时候，就能以天子为旗帜号令各地的实力派，再积蓄兵马，谁不服就收拾谁（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还能打败我们？”

但郭图、沮授的建议遭到不少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汉室凌迟，为日已久，现在要重新振兴，那是多么困难（今欲兴之，不亦难乎）！现在各路英雄据有州郡，个个人多势众，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如果迎接天子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先请示报告（动辄表闻），如果听天子的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力，不听天子的就是违命，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一般认为，反对迎请天子的言论看起来有些目光短浅，因为它只看到眼前的一点，没有着眼于长远，结果让袁绍错失了一次“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好机会。

但是，这样的观点其实并非全无道理，“挟天子而令诸侯”固然风光，也会带来严重的负作用。

大家都看到了天子是一个“奇货”，掌握天子就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谁反对自己形同于反对朝廷。可问题在于，当今天子不是三岁孩童，已经举行过加冠礼，按道理应该亲政而不是摆设。

当今天子聪明睿智，经历了很多坎坷曲折，得到了历练，面对凶残的董卓和强悍的凉州军他都能无所畏惧，有勇有谋，这样的天子不是能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遇到事情，你向天子汇报不汇报？

不汇报，说你专权。

汇报了，天子一高兴，来个指示什么的，执行不执行？

执行，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执行，那就会跟天子发生冲突，那奸臣的罪名就背定了。

如果敢加以谋害，那就更惨了，不管你以前多么英名盖世，也不管你确实做了多少好事，你都将登上历史的恶人榜，子子孙孙都不能翻身。

所以看似妙手，却容易下成臭棋。

把天子接来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么真心实意地拥戴天子，当一名汉室的忠臣；要么横下心去，甘背历史的骂名；否则，天子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不碰为好。

袁绍大概也想到了这些，他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没有跟天子每天周旋的耐心，加上他对刘协在潜意识里不大接受，又有当前南北两线战事的困扰，所以放弃了迎接天子的打算。

到于刘表、刘焉、袁术等人，想法跟袁绍大致差不多，他们接到汉献帝的诏书，要么找个借口拖着，要么干脆装聋作哑。

吕布对汉献帝相对真诚，要是有实力他倒是会去，但他打了败仗，自身难保，长途远行需要后勤保障，他也没有（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所以遣使上书，向汉献帝做出解释。

汉献帝理解吕布，虽然没来，仍然晋升他为平东将军，爵位晋升为平陶侯。汉献帝还专门派使臣去给吕布颁印绶，但在路过山阳国境内时任命书丢了（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

◎ “奉天子以令不臣”

汉献帝一行在大阳又待了一阵，仍没人来迎驾。

到了夏天，粮食问题更为严重，大家都没有吃的，也就顾不上内斗了。在张杨的调停下，杨奉、韩暹重新和好，董承也回到汉献帝的身边。

这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大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护送汉献帝一行前往洛阳。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初一，天子一行终于回到了洛阳。此时距上一次离开洛阳共5年4个月零15天。

虽然还归旧都，但洛阳现在的状况相当凄惨，这座当年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此时到处是废墟，南北二宫多成瓦砾堆，罕有人迹。

洛阳早已成为无人区，各路势力四处征战抢地盘，却无人问津这里，原因就是它已毫无占领的价值。或者说，这里已不适合人居住。

大家找了半天，发现城里只有已故宦官头目赵忠的住宅可住，汉献帝一行就把这个地方作为临时行宫。

赵忠这个人好像特别热衷于投资房地产项目。当初韩馥让位给袁绍后，搬离位于邺县的州政府，住的也是赵忠的宅子。

七月十四日，汉献帝下诏，大赦天下。

之后，大家又在皇宫里找了半天，最后在南宫里找到一处相对完整一些的宫殿，经过一番整修，让汉献帝搬了进去。

张杨认为自己在护驾重返洛阳一事上功劳最大，就将这座宫殿命名为杨安殿，但他还算是个比较自觉的人，按照制度，除了北军、中央禁卫军、守护皇城的卫尉、执金吾等部队外，其余武装力量不得常驻京师；他带头执行这个制度，主动撤退到自己的大本营河内郡。

杨奉不想走，但怕得罪张杨，同时他手下的人马最多，吃饭问题也最严峻，手下没有吃的，快散伙了，于是只好跟着撤了出去，暂时驻扎在洛阳以南的梁县，即今河南省临汝县一带。

洛阳的守卫任务就由董承、韩暹二人负责。

汉献帝下诏，擢升张杨为大司马，之前说过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职务，地位超过三公。擢升韩暹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同时兼任司隶校尉。擢升杨奉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

官位这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吃的。

汉献帝下令尚书台秘书（尚书郎）以下的公职人员都到洛阳郊外挖野菜充饥，人太多，野菜都没地方挖，有些人就这么饿死了，有的死于乱兵之手（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如果再没人伸出援手，汉献帝和百官都得困死在这里。

汉献帝想了很多人，都没来。

有个他没想到的人，这时主动来了。

这个人就是曹操，虽然他没有接到汉献帝迎驾的诏书，但自从汉献帝一行东归，他就一直关注着此事。

去年年底，曹操在雍丘城外发动最后攻势，一举攻占雍丘，杀了张邈的弟弟张超，巩固了兖州的局势，当时正是汉献帝一行受困于河东郡的时候。

汉献帝到了大阳，如果袁绍出手护驾，估计曹操也就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袁绍没有出手，这给曹操多了一个选项。

要不要迎请天子？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有利也有弊，问题是利多还是弊大，必须好好盘算一下。

曹操的手下对这件事的意见也不完全统一，反对迎请天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顾虑大体上有四方面：

一是如袁绍手下众多谋士所考虑的那样，把天子接来而无法和谐相处的话，就会事事掣肘，反受其累；

二是朝廷现在也是一个包袱，单就后勤保障就是个大问题，现在粮食比什么都紧缺，已经有价无市；

三是洛阳及周围地区如今有韩暹、杨奉、董承、张杨等势力存在，他们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插手洛阳的事务并没有特别大的把握（未可猝制）；

四是就曹操自己面临的形势而言，兖州虽然初定，但周边还有吕布、袁术这些敌人（山东未平），主力西进迎驾，这些敌人会不会趁机搞事也不好说。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也有人坚决主张迎驾。

曹操手下的谋士毛玠认为：“现今国家分裂，君主流离，民众饥饿流亡，朝廷缺乏储备，百姓没有安定的生活，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长远的考虑。用兵之事合乎正义才能取胜，所以应当拥戴天子以命令那些不肯臣服的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大力发展农业，积蓄军资，如此霸业就可以成功了！”

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毛玠则说“奉天子以令不臣”。显然“奉天子”更有情怀，水平更高。

对毛玠的意见荀彧坚决支持，他认为：

“当年晋文公因为接纳周襄王而使诸侯影从，汉高祖东讨项羽时因为给被项羽杀害的义帝服丧而深得人心，这说明天子的号召力。之前将军您虽然力所不及，但仍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说明您心在王室，有匡扶天下的素志。

“现在天子蒙难，百姓忧愁（百姓感旧而增哀），如果奉主上以从民望，这是大顺；秉至公以服天下英雄，这是大略；扶持大义以招引天下俊杰，这是大德。天下虽然也会有不服的人，但必然成不了大气候，区区韩暹、杨奉又能怎样？我们如果不能早做决断，一旦其他人抢先一步，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曹操本人倾向于毛玠、荀彧的看法，决定迎接天子。

这时，曹操接到了一位故友的来信，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位故友名叫丁冲，他不仅是曹操的谯县老乡，还是亲戚。曹家在谯县关系最密切的是夏侯氏，除此之外就是丁氏。曹操的母亲姓丁，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姓丁，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丁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丁宫，曾在朝廷任职，丁冲是丁宫的儿子，此时任天子高级秘书（侍中），丁冲有两个儿子叫丁仪、丁廙，他们日后都是曹魏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曹操年轻时与丁冲关系就很好，丁冲一度得过精神病（狂病），后来好了，丁冲来曹家做客，时间晚了应当留宿，但曹操坚持打发他回家。

曹操故意对丁冲说：“你的病要是犯了，再拿上刀剑，我会害怕（持兵刃，我畏汝）。”

说完，二人不禁大笑。

所以，丁冲是曹操十分信得过的人，他这时派人给曹操送来书信，是要告诉曹操汉献帝身边的一些情况，同时建议曹操立即前来迎驾。

在这封信里，丁冲对曹操说：“您平时常常表露出匡济天下、辅佐皇帝的志向，现在到实现志向的时候了。”

丁冲的来信让曹操进一步坚定了迎接汉献帝的想法，他调整了战略部署，对徐州的刘备、吕布暂时采取守势，而把攻击的重点转向西面的豫州。

◎ 贵人再次相助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天子一行还困在河东郡，曹军主力便开始向西移动，进入豫州刺史部陈国境内的武平县，这里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南部，当时属于袁术的地盘。

袁术任命的陈国相是袁嗣，曹操拿下陈国，之后继续挥师西进，进入汝南郡和颍川郡。

这两个郡都是天下知名的大郡，但此时以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为首的黄巾军在此势力很大，他们曾先后依附过孙坚和袁术，算是袁术集团的盟友。

曹操派于禁等人与黄巾军作战，黄邵夜袭曹操的大营，于禁率麾下人马将其击破，斩杀了刘辟和黄邵，何仪等人率众投降，曹操提升于禁为旅长（平虏校尉）。

这时汉献帝一行已经进入洛阳，曹操派曹洪为先头部队，向洛阳进发，前去迎接汉献帝，但曹洪却遭到了董承、杨奉等人的武力抵抗，无法前进。

杨奉有一些战斗力，因为他手下有一员猛将。

这个人名叫徐晃，字公明，是河东郡杨县人，年轻时曾在河东郡做一员小吏，后追随杨奉镇压黄巾军的蓝本部，因为战功逐步升至骑兵旅旅长（骑都尉），成为杨奉手下一名高级将领。

西行受阻，曹操心里有点郁闷，他的一片忠心换来的却是敌意，这让他无法接受，但对方代表着朝廷，还不能硬来。

然而，也不能就此退兵，因为这样不仅失去了一个机会，白跑一趟；而且还会因此被贴上“不受朝廷欢迎的人”这样的标签，今后在政治上反而被动了。

曹操的心情很低落，这在他写于此时的一首诗里有清楚的反映。这首诗是《善哉行》组诗的第三首，诗中有“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的句子，还写道：

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
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
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
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
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

满篇的感叹，浓重的愁绪，和曹操诗歌一贯的清朗、激扬的风格很不相同，表达的正是虽欲尽忠却无法实现的失落之情。

就在这时，曹操又一次得到了贵人的暗中相助。

这个人还是那个先前帮助过曹操的董昭。

董昭在被张杨扣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找机会去了长安，被朝廷任命为参事室参事（议郎）。他也经历了千里大逃亡，侥幸活着回到了洛阳。

董昭一向对曹操充满好感，认为曹操的前途不可限量，听说曹操来了洛阳，又在东面被阻，董昭决定用自己的智慧再帮曹操一把。他看到董承、杨奉、韩暹、张杨这些人互相都有矛盾，就先从杨奉下手。

董昭伪造了一封曹操的信给杨奉，信中说：“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表达敬意。现在将军率领军队，不怕万难，让天子能重返旧都，这样的功勋举世无双啊（翼佐之功，超世无双）！”

在对杨奉大拍一顿马屁之后，信中表示愿意与杨奉结盟：“现今群凶扰攘，四海不宁，天子和朝廷至尊至重，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和辅佐，必须依靠众位贤士来重建王朝秩序，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心腹与四肢相互依赖，互为支持，缺一不可。将军您应当作为京城内的主要力量，我愿意做将军的外援。现在我有粮食，您有军队，可以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同生死，共患难。”

董昭发挥他擅长模仿别人笔迹的特长，再一次模仿曹操的笔迹给杨奉写信，杨奉接到信，真以为是曹操写的，高兴不已。

杨奉对手下人说：“曹将军的人马就在附近，有兵有粮，正是国家现在要仰仗的呀（国家所当依仰也）！”

杨奉于是向汉献帝上书，封曹操为镇东将军，承袭其父曹嵩的封爵费亭侯，史籍中保存有曹操所写的《上书让封》《上书让封亭侯》和《谢袭费亭侯表》等几篇文章，都是曹操此时依照惯例所上的奏章。

杨奉态度的转变影响着其他人，董承和韩暹因为此前就不合，曾经刀兵相见，为了扼制韩暹，董承也暗中给曹操送信，让他带兵来洛阳。

从被拒之门外到争相结交，曹操的地位一下子有了彻底转变。

曹操一扫内心的阴霾，立即率兵赶往洛阳。

◎ 又来一次迁都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曹操率兵进入洛阳。

汉献帝在杨安殿接见了曹操，君臣们正深受粮荒困扰，曹操不仅兵力充足，还带来许多粮食。汉献帝很高兴，宣布由曹操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并授予代表天子的节钺，拥有临时决断之权。

曹操在洛阳除了见到老朋友丁冲以及另一位年轻时就关系密切的故友钟繇外，还见到了神交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董昭。

见面后，曹操让董昭跟自己并肩而坐（引昭并坐），并向他讨教下一步如何行动。当时洛阳以及周边地区除曹操的人马外还有董承等好几股，董昭建议曹操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曹操采纳了董昭的建议，首先联合董承和杨奉攻击张杨和韩暹，曹操上书弹劾张杨、韩暹的罪状，韩暹不安，只身匹马跑到张杨营中躲了起来，汉献帝念在二人迎驾有功的分上，要曹操不必再追究。曹操对朝廷的控制力因此进一步增强。

洛阳周围十分残破，朝廷在此落户，后勤保障终究是个沉重负担，而且剩下那几路实力派也会随时发起挑战。曹操问董昭下一步还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董昭分析说：“将军入京朝拜天子，辅佐王室，这是可以媲美春秋五霸的功绩，但眼下各位将领想法各异，他们未必肯服从您，现今您留在这里匡弼天子，情势对您不利。”

曹操一听感到有些紧张，问董昭：“那该怎么办？”

董昭提出一个建议：“可以把圣驾移到许县去，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当然，朝廷经过流亡迁徙后刚刚回到旧京，大家都在企望能很快安定下来，现在又一次迁移圣驾，不能让众人满意，但要做非同寻常的大事就得有超越常规的举措，希望将军您能看清其中的利与弊。”

许县远离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沃土千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有利于朝廷的后勤保障。它还是春秋时代许国的国都，城市建设有一定基础。当时许县已经被曹操掌握，圣驾移到许县，便于曹操对朝廷的控制。

所以，董昭的这个提议非常有眼光。

曹操也赞同迁都到许县，但有一定顾虑：“杨奉离许县很近，就在附近的梁县，听说他的队伍精良，如何才能不让他成为隐患呢？还有董承、张杨、韩暹这几个人，会不会从中阻挠呢？”

董昭替曹操进行了分析，认为汉献帝应该同意迁都。原因很简单，曹操虽然带来一些粮食，但毕竟只能解一时之忧，长期待在洛阳，文武百官恐怕都要饿死了。只要能提供粮食，迁到哪里去汉献帝都不会反对，董承是董贵人的父亲，也是汉献帝最重要的支持者，汉献帝如果不反对，董承就不会反对。

至于张杨，董昭认为他驻扎在黄河以北，可以暂时不去管他，而韩暹经过上次事件，目前已没有太大的势力了。

关键是对付杨奉。此人的确最有实力，董昭建议先找杨奉谈，以洛阳残破、粮食不足为由提出迁都，但告诉他不是迁往许县，而是迁往鲁阳，该地距杨奉的根据地梁县很近，属于杨奉的势力范围，杨奉听说把天子和朝廷迁往自己的地盘，必然乐意。等汉献帝一行出了洛阳，队伍先向南行，做出去鲁阳的姿态，之后突然改道向东直奔许县，杨奉即使发觉也措手不及。

曹操认为这个主意太好了，于是找杨奉商议，杨奉果然接受了迁都鲁阳的建议。

杨奉支持，汉献帝愿意，董承不反对，曹操不再征求张杨、韩暹的意见，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八月中旬开始迁都。

天子一行离开洛阳向南开进，到达辕关，再往南就是鲁阳，但队伍却突然改变了行进的方向，向东转进，杨奉接到报告后大吃一惊，等派人再探的时候天子一行已经快到许县了。

杨奉这才知道上当了，立即联合韩暹率兵来抢汉献帝，曹操早有准备，派兵在半路设伏，将杨奉、韩暹击退。

待天子和朝廷在许县稍加安顿，曹操亲自率兵西征梁县，杨奉不是对手，战败后投奔袁术去了，就是在此战中，杨奉手下的第一猛将——徐晃归顺了曹操。

至此，迁都许县的计划顺利完成。

◎ 新朝廷，新气象

打败杨奉后曹操回师许县，着手朝廷内外的各项建设工作。

许县这座小城，因为汉献帝和朝廷的到来，迅速成为帝国现阶段的政治中心。天子的后宫、朝廷办事部门以及曹操的军事指挥机构一股脑地涌到这里。

肯定有些拥挤，但也只能因陋就简，先安顿下来再说。

汉献帝从长安出逃到现在，一路上只顾保命，将宫中御用之物以及文书档案等基本上丢光了。现在不仅住的地方简陋，连宫中专用的各类物品也奇缺。

史籍中保存有曹操所写的两篇奏疏，一篇是《上九酝酒法奏》，说的是曹操老家谯县的县令郭芝发明了一种九酝春酒，具有良好的保健功能，曹操特意上与汉献帝，详细介绍了这种酒的酿制方法，还说到了自己对这种酿酒方法的改造。

另一篇是《上杂物疏》，说的是曹操特意将自家保存的一些皇宫用品呈献给皇上，这些东西大多是曹腾、曹嵩两代在先帝朝时得到的赏赐，其中包括：

纯银参镂带漆画的书桌1只，纯银参带砚台各1方，纯银参带圆砚台大小各1方；

御用的漆画皮枕头（韦枕）2只，贵人公主用的黑漆皮枕头30只；

纯金香炉1只，下面配有盘子的贵人公主用的纯银香炉4只，皇太子用的纯银香炉4只，西园贵人用的铜香炉30只；

御用纯金唾壶1只，画漆的圆唾壶4只，贵人用的纯银参带唾壶30只；

御车上用的漆绘画两层几大小各1只；

御用的纯银参镂带漆绘画案1只；

御用的1尺2寸的金错铁镜1面，皇后用的纯银错铁7寸铁镜4面，皇子用的纯银错7寸铁镜4面，贵人公主用的9寸铁镜40面；

贵人公主皇子用的有纯银镶带子加漆的镜子1面，贵人用的镶有3条银带子的镜子5面，皇子用的银匣1只，皇子用的有3条纯金带子的妆具4件；

镶有3条银带子的镜台1件，纯银镜台7件，贵人公主用的镜台4件；

纯银的盛洗粉用的匣子（澡豆奁）、纯银雕花匣子、纯银雕花漆匣共4只；

漆绘状具1件，有3条纯金带子加绘画的妆具1件；

能盛5石水的铜澡盆1只；

镶银绘画的象牙杯盘5套；

御用杂画象牙尺1把，贵人公主用的象牙尺30把，宫人用的象牙尺150把，骨尺50把；

杂画象牙的藏针用的管子（杂画象牙针管）1只。

……

这份名单颇为冗长、琐碎，不过读来也颇为有趣。

看了这份名单，不由得感叹从曹操的爷爷曹腾到他的父亲曹嵩，从历代皇帝那里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也说明，汉献帝初到许县时，条件非常艰苦，而曹操一开始对汉献帝确实充满了敬意，考虑得也很细致。

这些都是小事，曹操更多的精力用在朝廷新的人事布局上。

汉献帝东归期间，朝廷三公九卿等高级文官随驾同行，有好几个人死于战乱，目前已有不少缺员需要补充。此外，汉献帝一路上还封了不少将军，根据新形势，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汉献帝近一段时间来任命过的高级将领，按军职自高到低共有：大将军韩暹、骠骑将军张济、车骑将军郭汜、征北将军李乐、征西将军胡才、前将军公孙瓒、后将军杨定、右将军袁绍、卫将军董承、镇西将军韩遂、平东将军吕布、安南将军刘表、安东将军张杨、宁辑将军段煨、辅国将军伏完等。

曹操自己是安东将军，和吕布的地位差不多。

袁绍虽然自称车骑将军，但朝廷从来没有承认过，朝廷给他的正式的军职是右将军，还是不久前郭图出使河东郡时，由汉献帝正式任命的。

按照曹操的意思，汉献帝下诏重新明确了帝国高级将领，该撤的撤，该留的留。

韩暹、张济、郭汜、马腾、韩遂、李乐、胡才、杨定、张杨、段煨这些人，多出自凉州军和白波军，彼一时、此一时，他们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朝廷的敌人，对他们的任命全部撤销，没有合适的人继任就先空着。

袁绍、吕布、刘表、公孙瓒等人属于地方实力派，虽然不在朝廷控制之中，但有个头衔在，名义上他们都归许县朝廷领导，还是保留着。董承和伏完二位都是汉献帝的老丈人，军职自然不能撤。

韩暹空出来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职，汉献帝下诏授给了曹操。

这个任命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大将军的地位很高，已经超过了三公，这样一来有人就会不服气。

后来，为了这个任命，有人差点要跟曹操翻脸。

随后，曹操还对朝廷的文官体系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现在的三公是太尉杨彪、司徒淳于嘉、司空张喜，他们倒是全都逃了出来，但对这几个位置，曹操还想另做安排。在他的要求下，汉献帝下诏将这三个人同时免职。

曹操把太尉一职送给了袁绍。毕竟，袁绍曾经是关东联军的总指挥，也是自己名义上的领导，现在曹操担任了大将军，为了安抚袁绍，就把太尉一职让给了他。

司徒一职，曹操给了名士赵温。

司空一职，暂空。

近一年来，死在东归路上的部长级高官包括：文教部部长（太常）王绛，宫廷事务部部长（光禄勋）邓渊，京师卫戍司令（卫尉）士孙瑞，司法部部长（廷尉）宣璠，农业部部长（大司农）张义、朱儁，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田芬等。

在曹操的主持下，朝廷先后征召名士赵岐、张俭、桓典、徐璆、陈纪等人补充进来，加上还在位的韩融、荣郃、杨奇等人，基本上保证了朝廷的日常运转。

赵岐本年快90多岁了，他是曾经出使过关东的老臣，当年是他与袁绍、曹操相约迎汉献帝回洛阳。张俭是个老党人，本年也已经83岁了。陈纪之前说过，本年也71岁了，不过他就是许县人，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力。

这些人不大可能再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了，比如像张俭，一到许县来就关起自家的门不出，把公家配的专车挂了起来（阖门悬车），根本不问任何事。这倒正符合曹操的意思，把这些老同志抬出来本来就只是个招牌，目的是扩大新朝廷的影响力。

对于朝廷日常办事机构尚书台曹操比较重视，这可不是一个虚设部门，内外沟通、随时掌握宫内动态全都靠它了，对于由谁来掌管这个要害部门，曹操心里早有了合适的人选。

曹操属意的人就是荀彧。荀彧曾在天子身边担任过守宫令，熟悉宫内事务，性格沉稳，考虑问题周全，出身大族，容易与天子及各位老臣沟通。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忠心耿耿，是信得过的人。

汉献帝下诏任命荀彧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朝廷日常事务。曹操出征在外，荀彧实际上成了后方的大管家。荀彧也不负期望，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为曹操分了不少忧。

曹操还把程昱调过来当尚书，协助荀彧工作。

程昱的任命虽然下达，但兖州那边仍然离不开程昱。曹操让程昱以东中郎将、济阴郡太守的身份代替自己主持兖州的各项事务。

曹洪、曹仁以及夏侯惇、夏侯渊等人负责掌握部队，没有进入朝廷任职。随着控制区范围的扩大，曹操还让他们兼任一些地方行政职务，如夏侯惇担任陈留郡太守，夏侯渊担任颍川郡太守，曹仁担任广阳郡太守。

朝廷迁到许县后，洛阳方面也不能放弃。曹操此时兼任着司隶校尉一职，洛阳属于自己的辖区，他让为自己立下大功的董昭以洛阳令的身份留守在旧都。

一切就绪，42岁的曹操终于站在了一个新时代的制高点上。

在这里，在许县，在新的朝廷，他可以俯瞰这个大时代，可以更远地眺望未来了！

第五章　风云变幻

◎ 星象学家带兵

这段时间，天下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最重要的变化集中发生在三个州，即幽州、扬州和徐州，它们都换了新的主人，在曹操不断壮大的同时，天下的势力格局也在发生着新变化。

先从北方说起，说说幽州刺史部。

公孙瓒在界桥打了败仗，但他的实力仍然相当可观，他只是将主力暂退回幽州刺史部，在那里积蓄力量，待机再战。

袁绍被突如其来的胜利似乎搞得有点晕，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整就出师北伐，追击公孙瓒。袁绍的情报工作可能做得不够好，没有完全摸清公孙瓒的底细，这个时候的公孙瓒仍然控制着幽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冀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的一部分，经过短时间动员，仍然可以征调起十万大军。

而袁绍派来攻打公孙瓒的只有几万人，实力并不占优势。更为不利的是，他既没有亲自出征，也没有派麹义、张郃这样的猛将来，而是派了一个专业很奇怪的人当主帅，这个人的名字叫崔巨业。

界桥之战前公孙瓒发布的讨袁檄文所列举的袁绍“十大罪状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与星象学家（星工）关系密切，不仅对他们深信不疑，而且整天跟他们一块吃吃喝喝。

袁绍的确信任几个搞星象学的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崔巨业。

星象学家崔巨业率数万人马北上，攻入幽州刺史部的涿郡。此时公孙瓒的大本营在广阳郡的蓟县，与涿郡紧邻。崔巨业把军事重镇故安围住，开始攻城。

故安若失，则公孙瓒的南大门洞开，这里虽然河网密布，但无险可守。

但是，公孙瓒没有给星象学家留下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亲自率领三万精兵由蓟县南下，增援故安。

崔巨业围城多日没有进展，也不知道晚上偷偷跑出去看了多少回夜空，但脑子里仍然没有头绪。正在这时，听说公孙瓒亲自来解围，他倒知趣，赶紧下令撤军。

公孙瓒追上去一顿猛揍，双方交战于巨马水之畔，袁军死了近万人，遭受惨败。

公孙瓒多少也算挽回了一些界桥失利的面子。

公孙瓒趁机把势力范围向南推进，田楷就是这个时候当的青州刺史，刘备也是这个时候来到了平原国，公孙瓒把冀州刺史部的渤海郡、青州刺史部的平原国等地发展成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崔巨业败北，袁绍心疼不已，不敢再大意，于是亲自率军北上，寻找公孙瓒的主力进行决战。

袁军在龙河一带与公孙瓒军相遇，袁绍再摆迷魂阵法，让老弱残兵在前面诱敌，等公孙瓒主力冲杀时袁军主力突然杀上，又大败了公孙瓒。

巨马水之战和龙河之战，是界桥之战后袁绍和公孙瓒又打的两场大仗，结果是双方一胜一负，战成平局。

战后，公孙瓒的主力退回蓟县，继续派田楷、刘备等人向山东半岛一带发展。袁绍则派长子袁谭与田楷、刘备等抢地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分不出胜负，并且都面临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他们的办法就是抢老百姓，结果田野里连青草都看不到了（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公孙瓒看到南线战事暂时无法取得突破，就把着力点放在巩固幽州内部、壮大自身实力上，他决定跟刘虞彻底翻脸。

自从上次公孙越被杀事件发生后，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公孙瓒这个人一向目无领导，自以为是，不执行上级决定。刘虞制定的民族政策是以怀柔为主，公孙瓒偏偏喜欢动武，刘虞为了搞统战，经常送给少数民族首领一些礼物，公孙瓒知道后半道上就给劫了，还在刘虞跟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挑拨离间。

作为公孙瓒的顶头上司，刘虞对公孙瓒的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老头子一向待人谦逊，脾气也好，就这样，经常也被气得要死。

刘虞通知公孙瓒来开会，公孙瓒每次都推说有病不来。刘虞跟自己的心腹、太傅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魏攸商量，想用武力解决公孙瓒，但魏攸知道若真动起手来，刘虞根本不是公孙瓒的对手。

魏攸没有直说，而是换了个说法：“现在天下人无不对您仰望，你手下也需要谋臣、爪牙，公孙瓒文武双全，是有用的人才。现在虽然有些小过错，也应该迁就他一下。”

刘虞听了，才作罢。

可是，不久后魏攸死了，刘虞因为公孙瓒的事再发火也就没人能劝住了。

◎ 爱民如子刘太傅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冬天，忍无可忍的刘虞调集十多万人马攻打公孙瓒。

大军出发前，刘虞手下一个叫程绪的人上来劝阻说：“公孙瓒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还没有正式的罪名，明公不先晓示天下并让他改正就直接起兵，不是国家的幸事。另外，胜败也不好预料，不如先用武力给他施加压力（以武临之），公孙瓒必然悔过谢罪，这样就不战而使人服了！”

这话也是好意，尤其是师出无名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公孙瓒虽然很坏，但你得让老百姓都知道，以朝廷的名义给他定罪，这样就合法了，也就更容易获得支持。

但刘虞听了很生气，他已经被公孙瓒气糊涂了，任何阻止用兵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公孙瓒的同党。

盛怒之下，刘虞以扰乱军心的罪名，下令把程绪砍头示众。这种事情发生在刘虞身上确实比较罕见，可见老实人也有被惹急的时候。

公孙瓒没料到刘虞会先向他动手，因此毫无准备，他这时在蓟县，而人马都分散在各地，面对突然袭击，公孙瓒再能打也凶多吉少。关键时刻，公孙瓒在刘虞身边安排的卧底发挥了作用。

这个卧底名叫公孙纪，因为跟公孙瓒同姓，二人以前来往就比较多，后来发展成公孙瓒的耳目，此时在刘虞身边担任参谋。

刘虞发起攻击前，公孙纪连夜跑出去，及时把情报送出，为公孙瓒防守和反击赢得了时间。

刘虞一向爱民如子，为减少百姓的死伤，向公孙瓒发起总攻前特意在蓟县城外发布了几道命令。

其中一道命令是：“只杀公孙瓒一个人，不要伤及无辜（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刘虞还命令士卒注意战场纪律，不要毁坏百姓的房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刘太傅确实是个好人，是有德之人，是幽州人民的好领导。

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统帅。

所谓仁，还有一种叫作妇人之仁。司马迁曾经评价项羽：“项王对人，恭敬慈爱，说话轻声细语。人有疾病，自己一边流泪一边把自己吃的分给他。人有立功当封爵，刻好印反复把玩，半天不能给出去（印刓弊，忍不能予），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

作为朝廷太傅和幽州牧的刘虞，理应爱民如子，行仁爱之心，但作为十几万大军的统帅，此时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取胜，为十多万条生命负责。

刘虞的人马还没有开打先开展了一番仁爱教育，打起仗来果然畏手畏脚（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攻了半天也拿蓟县城没办法。

公孙瓒瞅准时机，晚上派精锐数百人出击，一边攻击一边顺风放火，刘虞军大乱，十多万大军居然一战而溃。

刘虞只好携带家属和一部分士兵退到上谷郡的居庸县，即今北京市延庆县一带。公孙瓒紧追不放，不给刘虞喘息之机。

居庸县被围三日，城破，公孙瓒将刘虞及家人俘获。

公孙瓒抓住了刘虞，开始没有想杀他，因为他知道刘虞在幽州百姓心中拥有崇高的威望。

公孙瓒只是下令将刘虞软禁起来，一开始甚至州政府的往来文件还让他批阅（犹使领州文书）。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公孙瓒还是把刘虞给杀了。

远在长安的朝廷不知道怎么又想起了刘虞，派段训为使臣前来幽州，增封刘虞的食邑，并任命刘虞一个督六州事的新职务。

这六个州指的是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兖州、凉州，简言之，就是整个北中国。刘虞拥有这个职务，理论上就将集这六个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职务。

但这对刘虞事实上已毫无用处，即使刘虞此时不是公孙瓒的阶下囚，他也无力调度目前实际控制着这六个州的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刘备、袁术等人。

当时汉献帝还没有东归，朝廷还在李傕等“三人小组”手中，他们抛出这一项任命，目的是分化瓦解各地的实力派，以党人来治党人，以诸侯来治诸侯。

所以，“三人小组”在任命刘虞的同时还升任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督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四州，范围比刘虞小一些。

但这四个州都跟刘虞的六个州重复，公孙瓒如果承认朝廷的任命，刘虞仍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如果不承认朝廷的任命，就要给个说法。

公孙瓒想来想去，觉得留下刘虞比杀了刘虞麻烦更大，所以他旧事重提，向朝廷特使段训提出刘虞曾与袁绍合谋造反，想自己称帝。

这件事之前说过，完全是袁绍、韩馥等人一厢情愿，和刘虞毫无关系。刘虞不仅没有参与，还断然与袁绍、韩馥划清了界限，并把韩馥派来的人杀了，把首级送往长安。

这是毫无争议的事，但公孙瓒不管，说你谋反你就谋反，朝廷特使段训也只能干看着。

然后，公孙瓒借用朝廷特使的名义，把刘虞斩首于集市之上。

临刑前，公孙瓒还耍个了花招，他公开宣称：

“如果刘虞真有天子的命，上天就会刮风下雨来救他（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

这是瞎扯，此时华北地区已经旱了很久，没有一丝下雨的意思。

刘虞于是被杀。刘虞的老部下、原常山国相孙瑾以及在州政府任职的张逸、张瓒等人忠义愤发，愿意伴随刘虞一块赴死，公孙瓒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一起杀了，孙瑾等人在临死前都大骂公孙瓒。

刘虞作为汉室之胄，有修养也有能力，他忠心为国，仁心爱民，执行了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在他执政期间，保证了北部边疆的安定。但是，他的仁爱拿到战场上就行不通了，战争就是战争，更何况面对公孙瓒这样强悍的对手。

公孙瓒下令把刘虞的首级送往长安，但中途被刘虞的一个叫尾敦的故吏劫下，进行了安葬。

杀了刘虞，公孙瓒害怕民意反弹，就拉朝廷特使段训下水，胁迫他当幽州刺史。

刘虞在幽州多年，深得民望，有不少景仰者和追随者。公孙瓒杀了刘虞，在幽州的势力虽然扩大了，但也因此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趁机反抗公孙瓒，他们知道广阳郡人阎柔素来有很高声望，就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由阎柔出面征召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军队，加上汉人组成联合军团，人数多达数万人，进攻公孙瓒所署的渔阳郡。

双方战于潞河，即今朝白河以北。渔阳郡太守邹丹不是对手，向公孙瓒求救。

公孙瓒照例不发救兵，让邹丹自己看着办。

这个邹丹还不错，没有投降，最后兵败被杀。

鲜于辅等人也得到了袁绍的响应，袁绍命令麹义和刘虞之子刘和领兵北上配合鲜于辅行动。

公孙瓒前后受敌，势力范围受到很大压缩。

如果袁绍一鼓作气，公孙瓒可能提前被消灭，但此时发生了臧洪事件，袁绍不得不抽调主力转入南线作战，公孙瓒得以喘息。

袁绍主力在东武阳城下被臧洪牵制达一年之久，袁军还未强大到能同时打赢两场大战的程度，在此期间北线只好暂时转入守势，这让公孙瓒有了喘息之机。

公孙瓒趁机把主力集结到易水一带，在此修筑了闻名于世的易水河防线。

◎ 易水河防线

易水位于幽州刺史部与冀州刺史部的交界处，由上游的卢水、雹水、顺水、徐水等河流交汇而成，这是条古老的河流，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时就在此作别，高渐离击筑而歌，使此河名扬天下。

公孙瓒不久前被封为易侯，封地易县位于易水之上。公孙瓒趁袁绍腾不出手来进攻自己的空当，以易县为中心，沿着易水河两岸大修军事工事。

公孙瓒在易水的北岸挖了十多重战壕，每隔一段又堆起五六丈高的土山，在土山上修起楼观，大大小小的楼观数以千计，公孙瓒手下的将领分别居住在这些楼观里。

这其实就是由密网交织的交通壕所联结的碉堡群，这种碉堡被称为京。“京”是甲骨文里的象形字，即筑起的高丘，上面有耸起的尖端。

这上千座碉堡筑起了坚固的一道防线，其核心地带是公孙瓒居住的易京，其下的土山高达十多丈，足有十多层楼高，在上面修有楼观，下面用铁门封死，公孙瓒平时居住在楼上，楼里只有婢女和女官，有需要公孙瓒批阅的公文，都通过绳子吊上来，等公孙瓒批示完再用绳子吊下去。

公孙瓒在这些堡垒里囤积了300万斛粮食，他告诉手下：“从前以为天下事可以挥手而定，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兵法上说‘百楼不攻’，现在我有上千座楼观，等到这些粮食吃完，也就能把天下事弄明白了（足知天下之事矣）！”

这番话让人想起了董卓。看来，越是生猛的狠角色内心里越是柔软，也越是有逃避的一面。打了无数的仗，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躲起来才幸福。公孙瓒说的“百楼不攻”不知道出自哪部兵书，也许是公孙瓒个人的军事思想。

汉代1斛合如今约20升，即80斤左右。300万斛约合2.4亿斤，12万吨，载重8吨的卡车要拉15000车。这么多的粮食不大可能都囤积在公孙瓒住的易京一座碉堡里，应该是易水岸边上千座碉堡屯粮的总和。

公孙瓒发明的易水河防线是对传统城池型防御工事的颠覆，它更注重立体作战和协同作战，一改拒敌于城外的战法，把敌人放进来打，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充足的粮食，待敌军进入碉堡网后四处出击，将其击败。

公孙瓒在易水河畔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袁绍难道就眼看着让他这么大摇大摆地搞吗？

袁绍当然不愿意，但他没有办法。

在袁绍分兵与公孙瓒作战的同时，在他的南面始终有一根刺扎在肉里，让他感到疼痛，但又一时拔不出来，

这就是东武阳，袁绍的不幸是错误地用臧洪去对付曹操，哪知臧洪是个“一根筋”，因为张超的事居然与袁绍彻底决裂。

袁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将东武阳的臧洪解决了，等他缓过劲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北部，这才吃惊地发现横亘在他眼前的是一道数百里长从未见过的、牢不可破的超级防线。

袁绍试图展开进攻，却遭到了沉重打击，进攻的部队好不容易攻到堡垒下面，却被占据有利地形的敌军以弓箭、乱石等武器打得抬不起头来。

从此之后，不幸的袁绍把主要精力又耗在了这座巨无霸防线上了，他突破这道防线最终花了数年之久，付出了惨重代价。

袁绍一定后悔不已，当初倾全力去围攻东武阳，真是冲动。

现在公孙瓒成了第二个董卓，他已没了斗志，只想待在他的超级堡垒里，在一大群婢女和女官陪伴下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从战略上讲，易水河防线迟滞了袁绍统一北方的步伐，牵制了袁绍的行动，给曹操等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所以，臧洪、公孙瓒都是袁绍的克星，也是曹操的福星。

没有他们，曹操超越袁绍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

◎ 张弘的“江都对”

说完幽州，再来说扬州。

这段时间，扬州刺史部升起一位耀眼的新星，他就是孙坚的长子孙策。

孙策字伯符，孙坚死时他只有17岁，他下面还有3个弟弟，分别是10岁的孙权、8岁的孙翊以及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匡。

孙坚当年辞去副县长（下邳丞）加入朝廷的军队，为家眷的安全考虑，把妻子吴夫人和儿女们都放在了寿春，孙坚死时吴夫人领着儿女们刚离开寿春，来到庐江郡的舒县，即今安徽省庐江县。

这时孙坚的旧部大多在袁术的手下，袁术完成了由南阳郡到淮南的战略转移，已经占领了扬州刺史部在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孙策母子生活在袁术的地盘上。

寿春靠近北面，离战乱地区较近，离袁术的大本营寿县也不远，为了一家人更安全一些，孙策带着母亲和弟弟举家迁往了南面的舒县。

除了安全上的考虑，舒县还有孙策的一个好朋友，这是孙策举家南迁的另一个原因。

这个人就是周瑜，字公瑾，舒县本地人。周家在舒县是第一大户，周瑜祖父的兄弟周景当过朝廷三公之一的太尉，周景的儿子周忠此时正在长安的朝廷任职，先担任太尉，后改任卫尉。周瑜的父亲周异当过洛阳县令。

周瑜长得身材高大、相貌俊美，还精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的民谣，意思是谁如果演奏音乐时稍有一点儿错误，都瞒不过周瑜的耳朵，他发现错误以后就看演奏者一眼，用以提醒对方。

但周瑜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音乐家，当时天下已乱，周瑜有更远大的志向。他早就听说孙策的名气，认为他能成大事，于是主动前往拜见。

二人谈得很投机，周瑜与孙策同岁，他们互相推让着结为异姓兄弟（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孙策长一个月称为兄，周瑜为弟。周瑜劝孙策把母亲等家人迁居到舒县，以备未来随时可以摆脱袁术，孙策同意了。

吴夫人等到舒县后，周瑜把府里最好的南大宅让给他们住，两家成为通家之好。

安顿好母亲，孙策又护送父亲孙坚的灵柩前往曲阿安葬。

曲阿属今江苏省丹阳市，当时归吴郡管辖，距孙氏祖籍吴郡富春县有几百里远，距孙坚的封地乌程县也隔着一个太湖，孙氏的祖坟在富春。

孙坚为何安葬于曲阿？史书未交代。

孙坚乌程侯的爵位按规定可以世代继承，继承这一爵位的一般是嫡长子，但孙策却主动让给了弟弟，孙权、孙翊也不要，就给了四弟孙匡。

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孙策又带着母亲和兄弟们渡过长江，到了位于长江北岸的江都县，周瑜曾向孙策推荐了一个人，名叫张纮，周瑜说这个人很有眼光和头脑，建议孙策向他多请教请教。

父亲死后，正在上升的孙氏事业突然中断，下一步何去何从，孙策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向张纮请教。

张纮字子纲，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人，早年上过太学，拜名师韩宗专习经学，成为一名学者。但他不读死书，喜欢把书本知识活学活用，视野开阔，看问题很有见解。

孙策大老远跑去找张纮，正逢张纮因为母丧在家守孝，见到了张纮，说明来意后，却被张纮婉言拒绝了。

孙策很着急，甚至流下了眼泪，对张纮说：“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的事只有您能给拿个主意（今日事计，决之于君），请您务必给出个主意，以不负我对您的高山之望。如果我能微志得展，血仇得报，这是您的功绩，也是我心中所望啊！”

孙策的真诚打动了张纮，张纮帮孙策对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孙策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张纮对孙策说：“从前周朝国运衰落，但是有齐国、晋国一起来光复它，这是诸侯王应尽的职责。现在您继承了令尊的事业，又有骁勇善战的名望，如果现在投奔丹阳郡，在江南的吴郡、会稽郡一带发展，那么扬州、荆州日后也不在话下，你的家仇也可以得报（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之后据守长江，奋威德，诛除郡秽，匡辅汉室，功业岂不跟当年的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如果是这样，我愿意结盟同好，渡江辅佐将军！”

孙策听后如梦方醒，激动不已。

如同后来刘备在隆中的草庐向诸葛亮求教一样，孙策与张纮的这次谈话同样极为重要，有人认为是孙吴版的“隆中对”，因为这次谈话的地点在广陵郡的江都县，所以这次谈话也被称为“江都对”。

张纮告诉孙策，不要在袁术跟前耽误时间了，应该尽早脱离袁术，向长江以南发展。

◎ 遇上不靠谱的领导

在东汉13个州中扬州刺史部的地盘很大，大体相当于今安徽省的淮河以南部分，江苏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市、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的全部，还有湖北省、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

现在这些都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好地方，但在当时大部分还属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郡县大多还没有充分开发。

扬州刺史部下辖六个郡，江北的庐江郡和九江郡，江南的丹阳郡、吴郡、会稽郡、豫章郡。之前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名叫陈温，下面各郡的太守也大多是朝廷所任命的，他们在政治上多忠于朝廷，没有参与中原地区的群雄争战。

后来陈温死了，一个说法是病死的，一个说法是被袁术所杀。袁绍也想插手扬州，就表奏堂兄袁遗为扬州刺史，但袁绍的势力达不到这里，袁遗在扬州刺史部没有站住脚，被乱兵所杀。

袁术表奏陈瑀当扬州刺史，后来袁术率兵北上攻击曹操的兖州刺史部，结果被曹操打败，袁术南下，陈瑀看到袁术打了败仗，前途黯淡，不再接受袁术的领导，拒绝其入境（瑀拒术不纳）。

袁术火了，攻击陈瑀，陈瑀败走。

扬州刺史部的州治原来在历阳，即今安徽省和县，袁术嫌这个地方过于靠南，不利于和北方列强周旋，于是把大本营放在了九江郡的寿春县，此地即今安徽省寿县。

袁术在寿县自称扬州牧，同时兼管徐州刺史部（遂领其州，兼称徐州伯）。“徐州伯”这个职务有点儿不伦不类，当时徐州牧陶谦还没有死，袁术大概觉得陶谦毕竟是朝廷任命的老资格官员，自己再当徐州牧或徐州刺史都不太合适，干脆发明了一个“徐州伯”来盖住陶谦。

但此时，袁术还无法控制扬州刺史部全境，陈温死后朝廷也派了个叫刘繇的人担任扬州刺史。

袁术攻击刘繇，把他赶到了江南。

这时扬州刺史部江南四郡的太守分别是吴景、许贡、王朗和华歆，他们多是朝廷任命的，政治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现在朝廷鞭长莫及，他们便处在各自为政的局面。

因为群龙无首，所以江南一团乱象。

袁术想一口吞下扬州，但他又有些力不从心，其他势力相距较远，暂时无法染指扬州，所以张纮劝孙策南渡长江，以条件较为成熟的丹阳郡为基地，统一江南，之后虎视荆、扬，成为一方霸主。

孙策认为有理，于是把母亲和兄弟们安顿在了江都，托张纮照料（以老母幼弟委付），之后跑到寿春，见到袁术，想要回父亲留下来的旧部，再渡江南下。

袁术其实挺欣赏孙策，他曾经对人说：“假如我有孙伯符这样的儿子，死又何恨（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但从理智上说，袁术压根不愿意归还孙坚的旧部，于是找些理由拖着不办。

孙策就不停地去找，袁术也烦了。

袁术对孙策说，丹阳郡是个出精兵的地方，你的舅舅在那里当郡太守，你不如到丹阳郡去募兵吧。

孙策无奈，渡江去了丹阳郡，该郡太守吴景是孙策母亲吴夫人的弟弟，也就是孙策的舅舅。孙坚起事后，孙氏族人也借势起家，吴景因为姐夫孙坚的带动逐渐成长为太守，推测起来，这个太守可能是袁术所表奏的。

孙策在舅舅的帮助下很快募得几百人，但是他带着这支队伍到泾县一带时，遭到当地土匪祖郎的袭击，队伍被打散，孙策险些丧命。

孙策募兵无果，又回到寿春。

孙策还是去找袁术，想要回父亲留下的队伍。

袁术实在没办法，就把孙坚当年队伍里的1000多人还给了孙策，这么少的一点儿人马袁术也不是白给的，他同时开出了条件，让孙策带着这些人去平定九江郡。

袁术向孙策许诺说：“事成之后，我就任命你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给袁术出了力，平定了九江郡，但到后来袁术却任命另外一个人为九江郡太守。

袁术又让孙策帮他平定庐江郡，对他说：“没有让你当九江郡太守是我食言了，这一回肯定任命你为庐江郡太守！”

孙策又帮助袁术平定了庐江郡。但袁术像是得了失忆症，再也记不得当初说过的话，庐江郡太守又任命了别人。

孙策感到很伤心，对袁术也彻底失望了。

孙策想带着自己有限的人马去江南，不过即使这样也要得到袁术的许可，毕竟与袁术完全决裂对今后的发展不利。

孙策又找到袁术，对他说：“我们孙家在江东一带还有一定号召力，我愿意到江南去，协助舅舅吴景平定江南各郡，到时候至少可以为您募得三万甲士，助您完成匡辅汉室的大业（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

袁术很高兴，准许孙策渡过长江去开拓江东。

江东，顾名思义指的是长江以东。

长江是条自西向东流的大河，哪儿来的“以西”“以东”呢？原来，长江流到安徽境内时有一段向东北方向斜流，古人习惯以此段长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把今天安徽省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称为江东。

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东又被称为江左。具体来说，当时的江东指的是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以及江西的东北部等地区。

大约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年初，孙策率领一支人马正式渡过长江，袁术给他的兵马少得可怜，士卒仅1000多人，骑兵更少，不到百人，此外还有几百人愿意追随他（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原从者数百人）。

不过，正如孙策说的那样，孙氏在江东的确有不小的影响力。听说乌程侯的儿子回来了，许多人都跑来投奔。孙策渡江的地点在九江郡的历阳，即今安徽省和县。孙策到达那里时，手下已聚集起数千人。

此时，孙策的母亲以及孙权等诸弟已不在江都，他们又回到了曲阿，孙策派人把他们接到了历阳，后来安置在江北的阜陵，这样孙策在江东的行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精于盘算的袁术之所以答应孙策向江东发展，一方面缘于九江郡、庐江郡两个太守都让孙策落了空，袁术担心孙策心里必然不满（术知其恨）；另一方面，袁术分析了江东的形势，认为江东现在也是诸侯割据的局面，吴郡有刘繇，会稽郡有王朗，孙策不一定能战胜他们，所以才答应（策未必能定，故许之）。

当时的江东，除了刘繇、王朗这些人，还有很多势力，形势相当复杂。

刘繇是汉室宗亲，关东联军中的兖州刺史刘岱是他的哥哥，刘繇打不过袁术，渡江来到丹阳郡，袁术命令丹阳郡太守吴景阻击刘繇，刘繇退到吴郡，在曲阿一带发展。他是货真价实的刺史，又是汉室宗亲，有一定号召力。

吴郡太守本是盛宪，许贡是他手下的都尉，后来盛宪因病离职，许贡接任。盛宪的太守是朝廷任命的，许贡的太守可能也是朝廷任命的，对孙策来说，与刘繇一样，许贡也是敌人。

会稽郡在吴郡的南面，是一个大郡，太守王朗是北方人，曾师从已故太尉杨赐，算起来他是汉灵帝和何进的同学，曾在朝中为官。杨老师去世后王朗不愿在朝廷混日子，弃官回到家乡徐州。陶谦推举他为茂才，和张昭不同，王朗接受了陶谦的征辟，被任命为州政府人事厅厅长（治中从事），主管人员升迁考核，后来被朝廷正式任命为会稽郡太守，在政治版图中不属于袁术集团。

豫章郡的郡治在南昌县，即今江西省南昌市。这个郡面积非常大，大体相当于现在整个江西省。名士华歆在这里当太守，他的情况有点像王朗，由朝廷所任命。袁术一直打着豫章郡的主意，表奏自己的好友诸葛玄到豫章郡任太守。

除了他们，扬州还有几股山贼、宗帅很有实力：

一股是山贼严白虎，白虎是他的绰号，真名不详，他的祖籍就是孙氏的食邑地吴郡乌程县，他和弟弟严舆聚众万余人，屯聚于乌程等地。

一股是地方实力派邹他、钱铜、王晟。邹他和钱铜也是吴郡人，王晟是嘉兴人，担任过交州刺史部合浦郡太守，跟孙坚关系还挺好（有升堂见妻之分）。这几个人分别聚众数千到一万多人，结成同盟，也盘踞于吴郡境内。

一股是丹阳郡地方宗帅祖郎，祖郎是丹阳郡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拥兵自重。孙策之前到丹阳郡募兵在泾县附近被袭击，就是祖郎干的。

以上这些势力都不容小觑，而孙策所能依靠的只有丹阳郡太守吴景和担任丹阳郡都尉的孙贲。

不仅袁术不看好孙策，在当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 孙策纵横江东

孙策渡江后，首战目标选择的是扬州刺史刘繇。

孙策在数股势力中之所以选择从刘繇下手，主要考虑的是袁术一向不满刘繇，早有吞并之意，攻打刘繇可以获得袁术最大程度的支持。同时，在这些割据势力中，刘繇不仅官职最大而且影响力很大，打败刘繇，可以迅速在江东立威。

不过，刘繇也非等闲之辈，他虽然退居曲阿，但还有两个盟友和一个帮手，不太好对付。

两个盟友分别是彭城相薛礼和下邳相笮融，一个帮手是名将太史慈。

彭城和下邳都属于江北的徐州刺史部，薛礼和笮融先后跟徐州刺史陶谦闹翻，分别率所部南下。薛礼所部屯扎在秣陵，即今江苏省江宁县一带，笮融所部屯扎在秣陵县以南。他们与曲阿的刘繇结成同盟，互为掎角之势。

之前介绍过太史慈，他曾救过北海国相孔融，后在孔融手下做事。太史慈身高7尺7寸，合如今1.8米以上，在当时属于大个子。他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是个神射手，打起仗来非常勇敢，在与黄巾军作战中扬名。

孔融后来在北海国待不下去，跑到徐州避难，最后又被曹操召唤去了朝廷任职。太史慈无事可做，想起同郡的刘繇在扬州任刺史，就跑来找他，刘繇派他负责侦察敌情（使慈侦视轻重）。

孙策进攻刘繇，先攻击笮融，斩首数百级，笮融闭营不出。

孙策又攻击薛礼，薛礼突围而走。

孙策于是回过头来再攻笮融。

这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作战中孙策被流矢所中，伤到了大腿，不能骑马，被大家用步舆推着回了营。

有人报告笮融说孙策中箭已死，笮融大喜，派部将于兹攻击孙策。孙策一面派人迎战，一面在敌人后面设伏，大破敌兵，又斩首千余级。

打败笮融和薛礼后，孙策率兵来攻刘繇。先后攻克了刘繇控制的海陵、湖熟、江乘等地，刘繇无法立足，率余部从长江上乘船逃往豫章郡辖下的彭泽。

在一场交战中孙策曾与太史慈相遇，当时太史慈是一个人，而孙策身后有13个人（策从骑十三），其中包括韩当、黄盖等人。太史慈毫不畏惧，上来便斗，孙策刺向太史慈的战马，二人互有胜负，孙策夺得太史慈挂在脖子上的手戟，而太史慈抢走了孙策的头盔（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笮融后来也到了豫章郡，跟刘繇发生了矛盾，二人内讧。

再后来，刘繇病死，笮融被部下所杀。

太史慈则到了芜湖山中，自称丹阳郡太守，驻扎在泾县，设屯立府，附近一带的山越纷纷归附。

站稳脚跟后，孙策又一一消灭了盘踞在吴郡各地的许贡、严白虎以及邹他、钱铜、王晟等部，除王晟与孙坚有旧交，又有吴夫人帮助说话因而免于一死外，其他诸人及家族都被杀（族诛）。

吴郡全境被孙策控制，孙策任命部将朱治为吴郡太守，下令整顿军纪，不得侵犯百姓，受到百姓的欢迎（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

孙策又率兵向南攻打会稽郡。

会稽郡太守王朗的功曹虞翻建议避其锋锐，王朗不接纳，坚持守护城池到底，领兵对抗，最后被孙策击败。

王朗从海上向南逃跑，打算去交州刺史部避难，但在东冶被孙策的人马截住，只得投降，孙策自兼会稽郡太守。

王朗与严白虎、许贡等人不同，他是北方人，在当地没有宗族势力，又是名士，还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所以孙策没杀他，把他软禁在曲阿。

王朗手下的人事处处长（功曹）虞翻投降，孙策仍任命其为郡里的功曹。虞氏是会稽郡大族，在当地很有影响，虞翻很有学问，在地方上知名度很高。孙策把虞翻当成朋友，并亲自到府上拜望（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孙策在江东的进展让袁术大吃一惊，江南四郡转眼间孙策已据有其三，这更是袁术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在背后搞了个小动作。

袁术派人带上印绶秘密潜入丹阳郡境内，与宗帅祖郎等人接上头，让他们挑动山越与孙策对抗。

祖郎还与太史慈联起手来，结成同盟。

孙策率军来攻，先擒祖郎，后收服太史慈。

现在只剩下一个豫章郡，笮融和刘繇已死，豫章郡还是由华歆控制着，孙策先后派太史慈和虞翻前去游说，华歆投降，被孙策礼为上宾。

孙策让丹阳郡都尉孙贲过来担任豫章郡太守。

现在，丹阳郡太守是舅舅吴景，吴郡太守是部将朱治，豫章郡太守是堂兄孙贲，会稽郡太守由自己兼任，扬州刺史部的江南四郡尽归孙策掌握。

实现这一切，孙策只用了四年多一点儿的时间。

◎ 孙权初露头角

在孙策扫平江东的过程中，他的二弟孙权也逐渐成长起来。

论年龄，孙权比孙策小了六岁，相差还是比较大的。父亲死后，孙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而孙权由于年龄太小开始还帮不上哥哥什么忙，15岁之前孙权一直待在母亲吴夫人身边，主要任务是读书，先后辗转过曲阿、江都、历阳和阜陵等地，其中在曲阿的时间更长一些。

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他身上展露出来的聪明和才智令人耳目一新，他生性开朗，既有仁义的一面，又好结交各路俊杰，多谋善断，慢慢有了名气（始有知名）。

孙权15岁便结束了读书生活，出来随兄长征战，他经常能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让孙策都每每感到吃惊（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

孙策大会宾客，经常回头来对孙权说：“这些人，将来都是你手下的将领（此诸君，汝之将也）。”

早在读书期间，有两个同龄人陪孙权读过书，一个名叫朱然，一个名叫胡综。

朱然字义封，是孙策手下重要将领朱治的外甥，本姓施，由于朱治早年没有儿子，便过继为子。为此，朱治专门请示孙策，孙策命令所在的丹阳郡备厚礼前去迎接朱然，接来后又举行仪式进行祝贺。

朱然过继给朱治时13岁，与孙权年龄不差上下。孙权在曲阿读书期间，一家人的生活主要由时任吴郡都尉、后任吴郡太守的朱治照料，朱治让朱然陪孙权读书，二人结下深厚情谊（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

胡综字伟则，他的祖籍是豫州刺史部的汝南郡，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到江东避难，孙策兼任会稽郡太守时胡综才14岁，已经来到郡政府做事，孙策看他很聪明，年龄又小，就让他到吴郡陪孙权读书（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

这两个人日后都成为孙权手下的重要将领。

到15岁那年，孙策不再让孙权读书了，而任命他为阳羡县县长。阳羡县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现在是太湖西岸一座美丽的城市，当时归吴郡管辖。

孙权在阳羡的时间不长，留下的事迹只有两件。

一件事是，孙权当这个县长有时钱不够用，就去与负责本郡财务工作的功曹周谷私下商量。孙策对财务工作一向管理很严，经常查阅账本，周谷就改写账簿，替孙权开脱（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

孙权年轻时是个花钱很大方的人，这大概与他喜欢结交朋友有关。在当县长之前孙权就经常感到钱不够花，那时候吕范替孙策管理财务，孙权也偷偷跑去找吕范要钱，吕范与周谷不同，每次都向孙策报告。

孙权开始挺喜欢周谷，不喜欢吕范，到后来掌了权，才体会到吕范的忠诚，对周谷反而不再重用（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另一件事是，孙权在当阳羡县县长期间，有个叫潘璋的人来投奔他。潘璋字文珪，北方的东郡人，性格豪爽，嗜酒，家里很穷，经常赊酒喝，弄得债主经常堵他的家门，潘璋告诉大家等他发了财一定还。

孙权在阳羡时，潘璋开始追随，孙权特别喜欢他（权奇爱之）。

孙策开拓江东的步伐越来越快，孙权不再当县长，而是到军队里任职，一开始军职就挺高，相当于旅长（奉义都尉）。

为了培养孙权，孙策还让吴郡太守朱治举孙权为孝廉，他想从一开始就让弟弟拥有一个较高的台阶和美好的履历。

孙权带兵打的第一仗是随孙策征讨祖郎和太史慈之战。孙策当时让孙权驻军于宣城，孙策手下有个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名叫周泰，作战很勇敢，对孙策很忠诚（服事恭敬，数战有功）。孙权很喜欢他，就向孙策提出把周泰调到他的手下。

孙权在宣城手下不到1000人，由于警惕性不够，结果遭到山贼的袭击，敌人多达数千人。

孙权赶紧上马，这时敌人已来到他的身边（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孙权的马鞍都被敌人砍中了，大家一片惊恐。

这时，周泰仍然十分镇定，拼命来到孙权周围以身相护，他胆气过人，左右被他的英勇感染，并力奋战，把敌人打退。

此战，周泰身负重伤，伤口多达12处（身被十二创），抢救了半天才醒过来。

这一天如果没有周泰，孙权也就完了（是日无泰，权几危殆）。

周泰，日后也成长为孙权手下的重要将领。

孙策拿下庐江、豫章二郡后，地盘与江夏郡等荆州牧刘表的势力范围相接，刘表是孙氏的老对头，尤其是被刘表任命为江夏郡太守的黄祖更是孙氏的仇人。孙策征讨一个叫刘勋的地方实力派，刘勋不是对手，向黄祖求援，黄祖派儿子黄射率5000人乘船来助刘勋。

仇人不请自来，孙策挥师迎击，把黄射打得大败。

此战刘表也派侄子刘虎以及部将韩晞率5000名长矛军来支援，但都不是孙策的对手。

孙权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战后孙策上表朝廷汇报作战经过，表中列举了参加皖城之战将领的名字，其中有建威中郎将周瑜、征虏中郎将吕范、荡寇中郎将程普、奉业校尉孙权、先登校尉韩当、武锋校尉黄盖等。根据这份名单，孙权虽然年轻，名字已经可以与程普、周瑜等人同列，职务也与韩当、黄盖等人相当。

这份战报还称，此战俘获黄祖的亲属7人，斩杀刘虎、韩晞以下2万余人，另有1万多人溺水身亡，缴获各类船只6000多艘。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孙策征战的规模，说明他的实力已经相当了得。

◎ 陶谦的临终托付

说完幽州和扬州，再来说说徐州。

因为张邈、陈宫和吕布发动的叛乱，曹操当初从徐州撤了兵，之后徐州的形势得到缓和。

对陶谦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期，曹操一时半会儿难以从与吕布、张邈的苦战中脱身，袁绍还要对付公孙瓒，黄巾军余部受到重挫，目前处于低潮，唯一游手好闲又不安分的袁术，此时在荆州牧刘表的强大压力下离开了南阳郡，向扬州刺史部寿春方向转移，目前一心向南拓展。

陶谦应抓住这个空当，厉兵秣马，以备与曹操再次决战。

可是陶谦却提不起精神来，他病了。

这时候的陶谦已经60岁了，在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在的古代，这个年龄已经到了暮年，是可以交代后事的年龄了。

一般人会把事业交给儿子，陶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陶高，一个叫陶应，但陶谦不想让他们接班，这两个儿子也没有当官（谦二子，商、应，皆不仕）。

陶谦并非淡泊名利，只是他深知权力是诱惑也是陷阱，如果自己的儿子能力平平，把权力交给他们等于害了他们，所以陶谦是明智的。当前，徐州经过两次战火，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曹操大军注定还会再来，陶谦更不会把这样的烂摊子交给儿子，陶谦在寻找更合适的接班人。

陶谦手下确实聚集着一批人才，这些人包括孔融、张昭、许劭、王朗、赵昱、糜竺、陈登等，他们都是汉末三国的风云人物，他们要么在陶谦手下供职，要么正在陶谦这里做客。

北海国相孔融那时是被迫无奈来到徐州做客的，当初刘备帮孔融打退管亥后，危机暂时化解，刘备表奏孔融代理青州刺史（刘备表领青州刺史）。这条记载匪夷所思，青州刺史是公孙瓒所表奏的田楷，刘备以一个国相的身份如何表奏别人当刺史，更何况这个刺史位子上还坐着自己现在的顶头上司？

其实想想也是有可能的，史书说刘备表奏孔融是在孔融来北海国上任的第六年（在郡六年），董卓下放孔融到北海国是初平元年（190年），第六年是兴平二年（195年），这时候刘备已经在陶谦的支持下当上了豫州刺史，已经脱离了公孙瓒集团，他是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表奏孔融代理青州刺史的。

孔融虽然代理青州刺史，但手里却没有实权，也没有地盘，在政治上他既不倒向公孙瓒，也不依附袁绍、曹操，孔融的一生都是坚定的保皇派。孔融认为袁绍、曹操终究要废除汉室，坚决不与他们合作，有个属下劝他跟袁绍等人不妨拉拉关系，孔融大怒，把他杀了（劝融有所结纳，故怒而杀之）。

但孔融只是一个文人，虽然志向颇高，一向想解除汉室的危难，却缺乏实干才能，所有理想没有一件成功（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孔融还在北海国时，袁谭来攻，从春天打到夏天，孔融手下只剩下几百人，流矢雨集，戈矛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孔融出逃，家眷做了俘虏。走投无路之下孔融来到徐州，暂时在陶谦处栖身。

以后在江东扬名的张昭是徐州刺史部彭城国人，少时好学，擅长书法，精于《左氏春秋》，与琅琊国人赵昱、东海国人王朗一道闻名，互为友好，陶谦慕其名，察举他为茂才，但被张昭拒绝。陶谦认为张昭瞧不起他，一怒之下把张昭囚禁，赵昱那时在陶谦手下供职，经他营救，张昭得以释放。

王朗曾师从太尉杨赐，由于杨赐还教过汉灵帝和何进，所以王朗的师承关系异常显赫，因为老师的引荐，加上他学问好，王朗曾在朝中为官。杨老师去世后，王朗不愿再混日子，弃官回家。陶谦推举他为茂才，和张昭不同，王朗接受了，被任命为州政府人事处处长（治中从事），主官员升迁考核。

许劭是豫州刺史部汝南郡人，跟袁绍是同乡，论在当时的知名度，张昭、王朗跟他比还差不少，因为他和从兄许靖是当时最著名的评论家，以品评人物而知名当世，他们每个月都要对当下的人物进行一次品评，人称为“月旦评”，曹操那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就是许劭给的。

家乡动荡，许劭想到淮南避难，经过徐州时被陶谦留下，陶谦以礼相待，照顾得十分周到。

赵昱的名气相对小些，陶谦聘任他为副州长（别驾），赵昱不想接受，称说有病。陶谦让人给他带话，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欲威以刑罚），赵昱才答应做官。

陈登是徐州刺史部下邳国人，少年时便怀有扶世济民的远大志向，博览群书，融会贯通。25岁被举为孝廉，任东阳县县长，有政绩。陶谦提拔他为典农校尉，负责垦殖，开拓耕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少饥荒（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汉末曹操屯田成就了霸业，其实曹操并不是汉末第一个搞屯田的，陈登搞屯田比曹操早了好几年，曹操是向他学的。

陶谦打定主意把班交给外人，他把以上这些人都打量一番，但又都不满意。

论名气，许劭、孔融最大。

论学问，张昭、王朗不低。

论才干，赵昱、陈登都不错。

但是，名气大的能力差，学问好的缺实践，有实践的又不放心。有的人有雄才却无大略，有的人有大略但无雄才，有的人既无大略也无雄才。交班不是小事，不是一交了之，所托非人，势必连累自己及后人。

最后，陶谦想到了刘备，这个人来徐州虽晚，但雄才大略兼具，手下人马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很强，让他主持徐州事务，陶谦觉得比交给其他那些人更放心。

想好后，陶谦把副州长（别驾）叫来，告诉他自己可能不行了，徐州今后的大事，只能交给刘备了（非刘备不能安此州）。

这位给陶谦当副州长（别驾）的人名叫糜竺，徐州刺史部东海国人，是个大富商，他们家世代经营垦殖、贸易，家里有仆人、奴婢上万人，家产好几亿（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

做完这番政治交代，陶谦就死了。

尽管陶谦囚禁过张昭，张昭还是为他写了一篇祭文。

◎ 刘备交好运

糜竺跟众人商量，多数人拥护陶谦的决定，于是大家推举糜竺率徐州官民代表团前往小沛迎接刘备，陈登、孔融等人也特意同行。

大家见到刘备，直接说明来意，刘备颇显吃惊。

刘备没想到陶谦会让自己主持徐州事务，他虽然帮了陶谦一些忙，但毕竟交往还不算多，陶谦如此看中自己，让刘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对于陶谦的这番好意和在别人眼中求之不得的好事，刘备也不敢贸然接受。

在徐州及其周边一带，刘备还算不上真正的实力派，他的手下目前只有几千人马，活动范围仅限于小沛周围，徐州外围现在有袁绍、曹操、袁术等列强环伺，刘备根本左右不了局面。

所以刘备当即表示推让，陈登劝道：“现在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徐州户数超过百万，虽然有点委屈您，但仍然希望您能屈尊就任（欲屈使君抚临州事）！”

刘备也许知道陈登的名字，但跟他也不熟，所以客气道：“袁术先生在寿春，离这儿也不远，袁先生的家族四世五公，海内所归，这个位子应该由他来坐（君可以州与之）。”

陈登最看不上的人就是袁术，坚持劝刘备：“袁术这个人既骄且豪，不是治乱之主，我们可以帮助阁下组织起10万军队，上可以匡主济民，成就春秋五霸那样的事业，下可以割地保境，在史册上留下英名！”

刘备仍然犹豫，这让孔融有些着急了：“袁术这个人不是忧国忘家的人，顶多是坟墓中的枯骨而已（冢中枯骨），又何足挂齿？现在百姓拥护的是有能力的人，天赐良机，您要不接受，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

刘备跟孔融倒是打过交道，他一向敬重孔融，见孔融说了话，又看到徐州来的这些人个个都很急切和真诚，于是不再推辞。

刘备安顿好小沛的事，之后便随众人前往郯县。

对于刘备的决定，也有人不以为然。

刘备离开小沛前，有个人找到他，劝他不要去。这个人就是陈群，他此时担任刘备的副州长（别驾），跟孔融也是好朋友。

听说刘备要去徐州，陈群劝道：“袁术的力量现在还很大，如果您此时去徐州就任，一定招致他的怨恨，袁术和吕布联手，您即使得到徐州也难以成事（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

应该说，陈群的眼光是独到的，判断是准确的，后面的事情也正如他的预言一样。只是陈群没有告诉刘备怎么做才能抓住眼前的机会趋利避害，在看得见的机会面前，不可预知的风险往往显得不那么重要。

而且，刘备即使放弃了这次机会，就能避免与袁术的碰撞吗？也不一定。

人已在江湖，身不由己，没有风险要去，有风险也要去。

一般说来，刘备离开平原国南下是事业的重要转折点，担任豫州刺史事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入主徐州才是他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和孙策突然崛起一样，刘备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一方诸侯，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刘备被众人推举就任的是徐州刺史，而不是陶谦之前担任的徐州牧。刺史和州牧虽然都是一州之长，但分量是不一样的。

如前所述，刺史最早只是监察官，相当于派到各州的检查组组长，品秩只有600石，跟县令一样，低于品秩2000石的郡太守。只是后来各地局势混乱，刺史逐渐成为一州的军政长官，地位才日趋显赫。

刺史虽然实权大增，但以前的制度规定都没有改，管理一州事务多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朝廷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改刺史为州牧，品秩提高到2000石，但州牧只授予那些资历老、名望高的人，资历、名望达不到的，仍然是刺史。

刘备来到了他战斗过的郯县，与徐州各界人士见面，表面淡定，内心却有点儿激动。

不过，也只是激动了一小阵，之后刘备认真审视了徐州内部的现实情况，又有点儿高兴不起来了。

徐州本来就不算太大，目前有一大半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 转投新阵营

徐州刺史部下辖五个郡国，从北到南依次是琅琊国、东海郡、彭城国、下邳国、广陵郡。琅琊国的大部分地区目前被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泰山帮控制着，臧霸和他们抱成一团，几个人发展成一个组织，表面服从陶谦领导，其实只听臧霸的。

陶谦在世时拿他们也没有多少办法，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陶谦一死，臧霸领着孙观、吴敦、尹礼聚兵于琅琊国的开阳县，正式打出旗号，以臧霸为首领（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

现在的东海郡太守昌豨，他也跟泰山帮关系密切，双方共进共退，如此一来，徐州的一小半就不是刘备所能控制的了。

不仅如此，最南面的广陵郡也不在目前的控制中。

陶谦在时，王朗被朝廷征召到江东担任了会稽郡太守，赵昱担任了广陵郡太守。赵昱颇为正直，虽然不满陶谦，但让他造反，无论是反朝廷还是反陶谦，他都不会干。

但这时，广陵郡来了不速之客。

这个人就是笮融，曹操二征徐州时，笮融率手下部从及家属男女共一万多人南下，到了广陵郡。赵昱待笮融为宾客，摆下盛大酒席招待。笮融看到广陵郡物丰民富，怦然心动，起了歹心。一次宴会上，笮融将赵昱杀害，袭取了广陵郡。

笮融的势力一度在下邳国南部和广陵郡坐大，后来由于袁术的打击，笮融又逃到江南，广陵郡的大部分地区被袁术实际控制着。

对刘备这个徐州刺史来说，手里能控制的，只有彭城国和下邳国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徐州还隐藏着内乱的危险。

陶谦虽然死了，他手下还有一支嫡系队伍，陶谦是江东的丹阳郡人，那里素来出精兵，陶谦能在徐州立足，靠的就是一支丹阳兵，他死后，这支人马由将军曹豹率领。

曹豹出身不详，之前和刘备曾联手抗击过曹操，与糜竺、陈登等人不同，曹豹手里掌握着军队，是真正的实力派，在迎请刘备的过程中，并没有看见他的身影，这让刘备很担心。

除了内部的隐忧，外部形势也很严峻。

在袁绍和袁术牵头的两大阵营中，刘备本来是袁术阵营里的，但现在的形势渐趋明朗，袁术阵营里的公孙瓒和陶谦，一个走向没落，一个已不存在，袁绍、曹操的势头却正猛，何去何从，需要掂量。

如果继续与袁术、公孙瓒联盟，那就要和袁绍、曹操成为敌人。从曹操现在的情况看，彻底打败吕布是迟早的事，之后曹操肯定会再战徐州，那时公孙瓒指望不上，袁术这个老滑头也未必会帮忙，以徐州支离破碎的现状，去对抗曹操以及他背后的袁绍，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

对刘备来说，最理想的出路是两边都不参与，都不得罪，你们打你们的，我只作壁上观。但这是幻想，各方博弈渐深，已没有逍遥在外的空间。群雄逐鹿逐到了这个份上，没有朋友可以，没有敌人，是做不到的。

退而求其次，那就只能与最强大的一方结盟，这是刘备面前的现实选择。

为此刘备以陈登等人的名义给袁绍写信，信中说：“上天降下灾祸，这场灾祸横扫我们徐州（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徐州主事的人已经不在了，生民无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担心一旦有奸雄出现，趁隙袭取，那将有损盟主您的威名。所以，我们共同商议，准备推前平原相刘备来主事徐州（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使百姓有所依归。现在寇难纵横，我无法亲自登门解释，特派遣下吏奔告于您。”

刘备在信中直接称袁绍为盟主，是有精心考虑的，意思大概有两层：一是袁绍是公认的关东联军盟主，是习惯相称；二是徐州已决定投靠袁绍阵营，遵袁绍为盟主。

至于两种解释中袁绍愿意接受其一还是都接受，就看他本人的意思了。刘备想投靠袁绍阵营，但不清楚袁绍的意思，这封信算是投石问路，避免自己直接送上门被拒绝的尴尬。

对刘备的好意袁绍当然不拒绝，袁绍马上回了信：“刘玄德宏量大度，又很有信义，现在你们徐州人士乐于拥戴他，这实在是众望所归啊（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袁绍的态度也表明了，他同意刘备当这个徐州刺史，也接受徐州加入他的阵营。

刘备这才松了口气，这个问题解决了，北面之忧可以缓和，曹操也不会马上来攻徐州了，至于袁术和公孙瓒方面，走一步看一步吧。

外部的压力舒缓了，为解决内部问题创造了条件。

刘备深知不能跟泰山帮把关系搞僵，所以他主动与臧霸等人缓和关系，承认臧霸、昌豨在琅琊国、东海郡的现实利益，臧霸、昌豨等人纷纷表态，他们会像拥戴陶谦一样继续拥戴刘备。

为了换取臧霸、昌豨等人的支持，也为了有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的后方，刘备做出一项重大调整，把徐州刺史部治所由东海郡的郯县迁往下邳国的下邳县，此地即今江苏省邳州市的下邳故城。

对陶谦的旧部，刘备能拉拢的就拉拢，能包容的就包容，平衡好各方面关系，让大家都满意，不闹事。只要能站稳脚跟，就能慢慢扩充自己的实力。

刘备任命曹豹担任下邳国相，以换取陶谦旧部对自己的支持，陶谦的旧部许耽等人，都担任着师长（中郎将）一级的军职。而刘备带来的手下，职务都普遍不高，关羽、张飞等人目前还只是在平原国时任命的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

做了这些事，收到的效果挺不错，臧霸、昌豨等人表态支持刘备，许耽等人也表示服从。虽然他们从内心深处未必是这样想的，但现在只要不公开闹分裂、闹事就行。

时间在刘备一边，问题可以一件一件去解决，只要不犯错，他就能在徐州稳扎稳打下去，最终成为徐州名副其实的主人。

◎ 收留丧家之犬

但刘备却犯了一个错，而且是大错。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春夏之交，正当刘备忙着徐州的内外部事务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就是被曹操从兖州一路打出来的吕布。

吕布、陈宫率残部从兖州出来，无路可去，只得向南来到了徐州刺史部境内，听说徐州已经换了新主人，州治也搬到了下邳。

在当时，吕布名气显然远远大于刘备，吕布如果看到刘备的经历，他一定会感叹：这么好的运气为什么我没碰上？

在吕布看来，刘备先遇到良师卢植，又遇到益友公孙瓒，对他的人生、学问和事业都大有帮助，他来徐州，也仅仅打过一场郯城保卫战，就要名有名、要实有实。

想想自己，一出道就遇上了丁原，目光短浅，不能知人善任。接着是董卓，天下公认的恶人，对自己也只加以利用而毫无感情。至于其他人，王允目光短浅，袁术冷酷无情，张杨庸庸碌碌，袁绍过河拆桥，张邈形同白痴，吕布肯定认为他打过交道的净是这帮对自己有害无益的人。

俗话说得好，人比人气死，货比货得扔。但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具体到眼下，吕布已无路可去，还只能去投靠刘备。

对于刘备会不会接纳自己，吕布大概也做过判断，他认为刘备新取了徐州，目前最关心的是稳定局势。陶谦昔日号称手下有10万人马，实力一度不输于曹操，刘备客居于此，骤然以主人的身份坐拥一州，说他有点心虚，那也属于正常。

尽管糜竺、陈登等实力派力挺刘备，但不敢保证所有的人都对他拥戴和欢迎，有反对他的人也在所难免，所以刘备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快速扩充属于自己的势力，对内打压徐州本地那些不服自己的人，对外抗拒袁术、袁绍和曹操等人。

基于这样的分析，吕布觉得去徐州完全是可行的。

吕布、陈宫率领从兖州逃出来的队伍直接向下邳城进发。

曹操没有追击他们，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是当时正在进行的雍丘之战打得并不顺利，本来曹操认为趁着强大的气势，面对孤军，雍丘可一战而下，出人意料的是，雍丘军民在张邈的弟弟张超率领下斗志昂扬，宁死不降，张邈赴袁术处搬救兵，城里固守。后来张邈虽然没搬来兵，但这一仗让曹操打了好几个月。

二是徐州这时已经是刘备在主政，刘备主动向袁绍示好，徐州由敌人变成了盟友，没有理由向新盟友刘备开战。曹操打了一年多，也累了，需要补充休整，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毛玠等人建议曹操暂停军事行动，发展地方生产，恢复元气。至于吕布，就交给刘备了。

下邳位于沂水和泗水交汇之处，沂水由北向南经城西注入泗水，泗水由西向东经城南流过，泗水最后汇入淮水。城西北有葛峄山，一看这里的地势，就相当易守难攻，下邳是座古城，楚汉相争时在这里屡有战事。

吕布到了徐州，来到下邳县，提出面见刘备。

刘备没有过多思考，立即欣然相迎。

吕布见到刘备时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跟刘备还套起近乎：“我跟您都是边地人，真是缘分呀。我杀董卓，本应该得到天下人的敬重，却没有人愿意接纳我，还都想杀我（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所以来投奔您。”

吕布的老家是并州刺史部五原郡，在今河套平原一带，刘备的老家在幽州刺史部涿郡，今北京市以南，二人本来拉不上老乡关系，但吕布认为五原郡和涿郡都属于边地，相当于老乡吧。

吕布还把刘备请到自己营帐中做客，喝完酒，邀请刘备到内帐中，请刘备坐在自己妻子的床上，然后把自己的妻子叫出来拜见刘备，为刘备斟酒布菜（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

之前说过，历史上并没有貂蝉这个人，但吕布是有妻子的，只是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史书没有记载。

吕布跟刘备称兄道弟，刘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小曹操5岁，此时虚岁35岁。吕布生年不详，他把刘备称为老弟，可能比刘备年长。

对于如何安排吕布，刘备也已经想好了，他让吕布驻扎在小沛，并且把自己担任的豫州刺史一职让给吕布。

小沛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前面也说过，这个地方是徐州抗击北方强敌进攻的前哨，是顶在徐州头上的钢盔。

这个决定，当然是错的。

刘备了解吕布的能力，却不了解吕布的为人。

吕布虽然号称“飞将”，但他先后杀了自己的上司丁原、董卓，又跟袁术、袁绍等人闹掰，也许原因各不相同，每一次也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但从结果上看，吕布这个人缺乏政治诚信，甚至可以说他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丁原、董卓、袁术、张杨、袁绍个个都算是人物，他们都跟吕布打过交道，但他们不是死于吕布之手，就是吃过吕布的大亏，至少没落到什么好处。

防火防盗防吕布，大概早就有人总结出来了。

即使是张邈、陈宫这些曾十分看好吕布的人，最终也没有在吕布身上落下什么好，他们想反曹，原来可以自己干，因为看中了吕布的名气所以把他拉来入伙，结果却一事无成，反受牵连。

名气这种东西，并不是走到哪里都好使。

可刘备偏偏忽视了这些，被吕布几句花言巧语就骗过了。

而且，更严重的现实问题刘备大概没有考虑到，刘备刚刚跟袁绍拉上关系，未来还要依靠袁绍的照应。但吕布是袁绍的敌人，袁绍派人四处追杀他，所以绝不希望看到吕布这条咸鱼还能翻身。刘备收留吕布，显然没有考虑过袁绍的感受。

刘备更没有考虑过曹操的感受。吕布还是曹操的敌人，曹操大概还寄希望于刘备替他来收拾吕布，现在吕布在刘备的帮助下起死回生，曹操会怎么想？曹操会认为刘备公然与他为敌，曹操已经两征徐州，未来难免会有第三次。

刘备出道以来已摸爬滚打了好多年，方方面面的经验已经积累了不少，不算是新手了，为何还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这大概还是形势逼的，刘备固然也想到过收留吕布会带来的种种不利，但在刘备眼里吕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仍然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并且与徐州本地的这些势力素无瓜葛。

目前，刘备可依赖的只有关羽、张飞、陈到所率领的有限兵马，徐州各路地方势力不会真心实意听他指挥。一旦有大的行动，防敌人的时候还得防内部，这是刘备焦心的事。可能在刘备看来，引入吕布可以平衡徐州的各路势力，让自己这个徐州刺史坐得更稳。

但这只是刘备的想法，却不是吕布的想法。

第六章　巩固新朝廷

◎ 果然恩将仇报

刘备收留吕布的消息传出，袁绍、曹操还没有什么反应，袁术却不干了。

众所周知，袁术跟吕布也闹过别扭，但二人还算不上有仇，他之所以不干，并非针对吕布，而是针对刘备本人。

近一段时间以来，袁术发展得还挺顺利，把大本营东迁寿春后，他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基本占据了扬州刺史的江北部分，以及豫州、兖州、徐州的一些地方，手下有了郭贡、张勋、桥蕤等将领，孙策名义上也归他领导。

手里有点儿实力，此兄就容易张狂。

汉献帝当初在曹阳遇险，消息传遍全国，有人说天子在曹阳遇难了，袁术听到后既不着急也不悲伤，反而迫不及待地召集了一次会议。

会上，袁术对手下人说：“如今刘氏微弱，天下乱糟糟，缺乏统一领导。我们袁家连续四代人当过三公，是天下名望所归，我想顺应民意，大家看看这怎么样（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大家都听傻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顺应民意”说得再含蓄，众人也听得明白，那就是袁术想自己当皇帝。汉室不幸，皇纲失统，涌现出不少觊觎大位的人，称王称帝的事近几年张纯干过，王国干过，笮融这样的人也干过。但“四世三公”出身的袁大公子也想干，这把大家震住了。

震惊之余，没一个人吱声。

不吱声，那就是反对。

为打破尴尬，袁术的办公室主任（主簿）阎象说道：“当初周朝从后稷起以至于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已经占有其二，仍然服从商王殷纣的领导。明公您虽然出身世家，但还没有达到周王那样的强盛。而且现在汉室虽然微弱，还没有像殷纣王那样残暴啊！”

阎主任的话相当委婉，但意思是明确的，您老人家比周文王差得远，汉献帝比殷纣王强得多，当初周文王那么大的势力了都甘愿服从殷纣王的领导，您有什么资本当皇帝呢？

袁术听了心里不高兴，半天不说话（嘿然不悦）。

但是没有人支持，这件事也就暂时放下了。

恰在这个时候，袁术听说刘备取代陶谦当了徐州刺史，还收留了吕布，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让袁术十分不快。

更让袁术不满的是，陶谦主政的徐州是自己的盟友，这个刘备一接手，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去打听打听过去的历史，马上转投袁绍集团，这让袁术无法接受。

袁术决定给刘备以教训，他对人说：“我袁术生平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还有刘备这个人（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

袁术发兵北上，想趁刘备立足未稳之际把他赶下台。

刘备听说袁术要打他，虽然有些不理解，却不敢怠慢，赶紧整顿人马南下迎敌。

建安元年（196年）春天，刘备亲自率兵到达徐州刺史部南部一带与袁术交战。

这时曹操已经把汉献帝和朝廷接到了许县，听说刘备跟袁术打了起来，曹操挺高兴。

曹操跟袁术交过手，从当时的阵营划分来说，袁绍、曹操、刘虞属同一阵营，袁术、公孙瓒、陶谦是另一阵营，刘虞被公孙瓒消灭了，双方的平衡被打破，但陶谦随后死了，刘备主动向自己阵营靠拢，目前又与袁术刀兵相见，这又是一个积极变化。

曹操觉得应该给刘备以支持，于是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备为平东将军，封宜城亭侯，这是一份大礼。

草根出身的刘备自此有了朝廷正式授予的爵位，同时也有了正式的军职。此前刘备的军职是公孙瓒授予的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不仅非法，而且非常低。平东将军在杂号将军之上，相当于战区副司令，刘备连升了若干级。

刘备收留吕布，一定程度上使曹操觉得很不快，但刘备现在跟袁术打了起来，在曹操眼里刘备又成了可以依赖的力量，所以曹操要力挺刘备。

刘备是率关羽南下的，留张飞守下邳。

张飞此时的军职仍然是团长（司马）。下邳城里比张飞职务高的人有不少，比如陶谦的旧部曹豹，他的职务是下邳国相，相当于郡太守，还有陶谦的另一个旧部许耽，职务是师长（中郎将）。

张飞职务不高，但他是刘备的亲信，刘备只能把后方交给他，对于这样的安排，曹豹、许耽等人自然不服气。

我们不是市长就是师长，听一个小团长的，算怎么回事？

而且，刘备率兵南下，带走的基本上都是嫡系人马，他得保证在与袁术交战中取胜，这样一来下邳城的防务就只能以陶谦的旧部为主了。如果刘备此去很快获胜，徐州倒不会出现大的闪失，但如果打了败仗或者陷入长期僵持，那就不好说了。

而这一仗，恰恰打成了拉锯战，刘备和袁术在淮阴的石亭一带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形成对峙的局面。

这就需要张飞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处理好后方的事，但张飞是打仗在行，处理复杂微妙的局面却不拿手。

这就危险了。

袁术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想出了打败刘备的办法。

袁术想利用一个人，他就是吕布。

吕布到小沛后，并不甘心给刘备站岗放哨，他曾偷偷地给袁术写过信（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不详，但袁术给他的回信却保存了下来。

袁术在这封回信中对吕布说：

“过去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我袁家门户。袁术举兵关东，未能杀了董卓。将军诛杀董卓，把他的首级送来，替我袁术报仇雪耻，使袁术我明目于当世（为术扫灭雠耻，使术明目于当世），死而无愧，这是将军的第一大功劳。

“过去金元休到兖州上任，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兖州刺史，但被曹操这个逆臣所拒，流离而走，差一点被迫害致死，将军你破兖州，为朝廷伸张了正义，这是将军的第二大功劳。

“袁术有生以来没有听过天下还有个刘备，刘备举兵与我对战，凭借将军的神威，让我得以攻破刘备（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这将是将军的第三大功劳。”

袁术在信中最后鼓动吕布说：“将军有3件大功在袁术，袁术虽不敏，愿以生死相奉。我知道将军连年攻战，军粮短缺，现在特送来米20万斛，已经出发上路，而且不止这些，后面还源源不断提供。如果兵器战具缺少，只管提出，将全部答应（若兵器战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

袁术夸奖吕布的三件大功，其具体情况已为世人所知，像打曹操这样的事，算不上什么光荣事迹，但袁术仍然拿出来当事说，目的是跟吕布套近乎。

袁术提到的金元休就是朝廷任命的兖州刺史金尚，他被曹操打跑后到了袁术那里。问题是，袁术起兵时自己的身份也不合法，后来还扣留过朝廷的特使，随意任命官吏。现在就连朝廷都变得很务实了，汉献帝已经下诏承认了曹操的兖州牧身份，袁术还在旧事重提，有点儿无聊。

当然，给吕布戴高帽子并不是袁术回信的重点。

袁术和刘备开战后本来想得很简单，袁术认为刘备要么望风而逃，要么被他一战消灭，但没想到在他眼里不值一提的刘备战斗力居然如此强悍，顶住了他的进攻，双方打成了平手。

袁术也想到了利用吕布打垮刘备，当然让人替自己干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袁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信中说愿意提供20万斛粮食给吕布。

近年来除了兵荒还有天灾，粮食极为稀缺，吕布饿怕了，深知粮食的宝贵。

吕布接到袁术的信很激动（得书大喜），对袁术提出的事马上应承了下来。

这时，下邳方面有人主动来联络吕布，吕布觉得更是天意。

来联络的人是曹豹，他与张飞的矛盾越来越深，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张飞对外放出话来，要杀曹豹（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

曹豹派人来告诉吕布，他愿意充当内应。

吕布不再有任何犹豫，立即引兵由小沛杀往下邳。

小沛在下邳城的西北方向，这两座城都临泗水，吕布除了走陆路，还带来一支水军（水陆东下）。吕布来徐州时间并不长，他是逃难来的，身边不可能有水军，这支水军应当是到了小沛后组建的。刘备让吕布守小沛，是让他替自己抵挡北方之敌，这并不需要水军，吕布组建水军，用意不是向北而是向南，由此也可见他早有居心。

吕布率部到了下邳城以西40里的地方扎营，负责下邳城防务的师长（中郎将）许耽派一个叫章诳的团长（司马）来见吕布，报告了下邳城里发生的最新情况。

张飞提前动了手，把曹豹杀了。

不过，张飞控制不了局面，城中人心惶惶，大家互不信任。

曹豹虽然死了，但许耽表示愿意做内应，他手下的丹阳兵负责驻守下邳城的西门，届时可以打开城门迎接吕布进城。

章诳转述了许耽的意思，并对吕布说：“大家听说吕将军要来都特别高兴，好像看到了生的希望（大小踊跃，如复更生）！”

吕布连夜进兵，清晨时分来到下邳城西门外，丹阳兵果然打开西门，吕布率兵进城。吕布把临时指挥所设在下邳城西门城楼上，在这里指挥手下人马和丹阳兵四处放火，制造混乱。

城里本来就气氛紧张，让吕布和丹阳兵一闹，顿时大乱，张飞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部分人逃出城去，刘备的妻子甘氏以及刘备手下将士们的家眷，还有大量军用物资都落入吕布手中（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

吕布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下邳城。

◎ 刘备差点儿当渔民

消息传到前线，刘备大吃一惊。

大后方丢了，还打什么仗？刘备立即回师。

在这一点上，刘备看起来还不够老练成熟，袁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外出时有人把他的大本营邺县给占了，妻子儿女都落在敌人手中，但为了稳定军心，袁绍表面上泰然自若，也没有急于回兵攻打，而是沉着冷静地想对策。

被吕布俘虏的家眷不仅刘备一个人的，刘备手下许多将士的家属目前都在吕布手中，这种仗没法打。

果然，刘备在下邳城外吃了败仗。

进不得，刘备又想到南下与袁术交战，他想攻取广陵郡，在这里建立新基地，慢慢考虑反攻的事，但袁术没有给他机会，刘备又被袁术击败（收残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

进退不得，刘备只得引兵向西，来到海西县。

海西县属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汉末时这里还不是内陆县，它的东边有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尚没有冲积形成，海西县位于海边。

这一年秋天，刘备率领残兵败将来到这里，不仅士气低落，而且吃饭都成了问题，手下缺吃少喝，饿极了，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刘备这时一定有最深刻的反思了，对于错误地收留了吕布，他一定十分后悔，只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粮食，如果再持续几天得不到有力支援，他手下的队伍就将不战自散，没有队伍，又进退不得，刘备的唯一出路大概就是下海当渔民。

关键时刻，副州长（别驾）糜竺给了刘备以最大支持。

糜竺是徐州的大富豪，家里很有钱，他和兄弟糜芳散尽家财支持刘备，同时集合了自家的仆人、宾客以及族人共2000多人加入刘备的队伍中，刘备的夫人甘氏此时落入吕布手中，生死不明，糜竺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当夫人（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

在糜氏兄弟的大力支持下，刘备暂时渡过了生存危机。

然而海西不可久留，必须想一个长远之计。

刘备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投降吕布。

这让人不可思议，吕布正在到处找他，他却自己送上门去，这是典型的自投罗网。

而且，事业刚迈向巅峰，现在一下子又落入低谷，还得向最恨的人低头求饶，请求施舍，这种事一般人干不出来。

刘备能干出来，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刘备带着手下这几千人又回到下邳，他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主动投降的。

吕布听到消息，也吃了一惊。

但吃惊之后，吕布又特别理解刘备，这种求人施舍的心情别人不好懂，但他最懂，吕布决定接纳刘备。

吕布手下有人反对，他们提醒道：“刘备这个人反复无常，很难加以笼络，必须早点儿结果他（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

用“反覆”这个词来说刘备其实有点儿亏心，因为这个评价给他们的领导吕布才最合适不过。吕布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他接见了刘备，见面时还专门把这些话告诉了刘备（以状语备）。

刘备听完心里肯定惴惴不安，他只想自保，别无他图。

为了打消吕布的疑心，刘备还请人从中说和（使人说布）。是谁在吕布面前为刘备说的情不详，但这方面的人不难找，孔融、许劭、陈登、陈群都同情刘备，吕布入主徐州后也需要这些名士的帮助，请他们帮助说说话不是难事。

刘备让他们捎话给吕布，只要接受他投降，他愿意去小沛（求屯小沛），也就是心甘情愿地为吕布站岗放哨，去充当吕布头上的那顶钢盔。

吕布很高兴，让刘备驻扎在小沛（布乃遣之）。

吕布归还了刘备等人的家眷，把豫州刺史的头衔又还给了刘备，吕布按照刺史的规格为刘备准备了车马和仆役，在泗水河上举行了发还将士家眷的仪式，为刘备第二次担任豫州刺史饯行（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

对刘备来说，虽然面子不好看，但最难的一关总算过去了，张飞也回归了队伍。吕布给刘备的任务是，到了豫州后和自己一道共同对付袁术（布令备还州，并势击术）。

初看起来，这道命令让人摸不着头脑，吕布能夺取徐州，袁术给他提供了帮助，此时吕布应该跟袁术站在同一阵营，怎么又把袁术当成了敌人呢？

其实这条命令没错，吕布确实很快又跟袁术翻了脸，袁术事先承诺给吕布一些好处，比如20万斛粮食，吕布得手后还惦记着这件事，但袁术却不提了。

除了一贯地说话不算数，袁术大概还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益人并不是他，吕布的收获才最多，凭空得到了一个徐州，见好就收得了，还提什么粮食？

但吕布不这样想，答应好的事就该照办啊！

这还不是二人交恶的全部，不久前吕布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叛乱事件，差点儿要了吕布的命，这场叛乱就是袁术在背后搞的鬼。

这场叛乱发生在建安元年（196年）六月，也就是吕布刚刚夺取下邳城不久。

一天深夜，吕布手下将领郝萌突然反叛，当时吕布住在下邳城内的刺史府，郝萌手下的人已经攻到了府门外，大声呼喊着向里进攻，但府墙坚固，一时不得进（同声大呼攻，坚不得入）。

吕布大吃一惊，不知道是谁反叛了，拉着他的妻子，乱着头发，衣衫也不整，在手下人护卫下由厕所后面的墙上翻了出去（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

飞将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

吕布径直来到高顺的营中，高顺问他：“您刚才发现什么没有（将军有所隐不）？”

吕布想了想，说：“听见那些人里有河内郡一带的口音（有河内儿声）。”

郝萌的祖籍是河内郡，吕布、高顺由此判定郝萌造反了。高顺立即整顿他的陷阵营，带兵攻入刺史府，弓弩并射，郝萌不支，逃回自己的营寨。

这时已天亮，郝萌回营，负责留守的是他的部下曹性。曹性发现异常，与郝萌对战，郝萌刺伤了曹性，砍掉他一只胳膊（性斫萌一臂），高顺赶到，将郝萌斩首。

有人用床舆抬着负了重伤的曹性来见吕布，吕布问郝萌为何突然反叛，曹性回答：“这是袁术背后指使的（萌受袁术谋）！”

这没让吕布觉得奇怪，他想知道自己手下还有哪些人被袁术收买了：“除了郝萌，还有谁参加了（谋者悉谁）？”

曹性的回答让吕布大吃一惊：“还有陈宫（陈宫同谋）！”

陈宫随吕布来徐州后，一直深得吕布信任，成为谋主，吕布对他言听计从，袁术挑拨手下将领谋害自己，吕布不吃惊，说陈宫参与了，吕布吃惊万分。

这时陈宫也在座，听了曹性的话脸一下子红了。他的这个反应旁边的人也都看在眼里（时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

但吕布没有发作，也没有追问陈宫，只当没听见，安慰曹性一番，让他下去养伤。

曹性的话不可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吕布这时应该对郝萌反叛事件做一次彻底调查，如果真的涉及陈宫，要果断处置，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于受到怀疑的人一定不能再重用。把事件压下来，表面是平静了，却藏下了隐患。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吕布，不仅对陈宫失望，更对袁术不敢再相信。

防曹操，防袁绍，还得防袁术，防徐州地方实力派和内部的叛徒，从里到外吕布都得提防。

这也正是吕布不能再与刘备血拼到底的原因。

◎ 辕门射的什么戟

刚把刘备送走，吕布这边的麻烦事就来了。

袁术听说老对头刘备不仅没有下海当渔民，而且还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刺史，除了暗自恨了吕布一把，还发誓不让刘备好过。

在袁术看来，豫州其实是自己的地盘，之前他任命过孙坚为豫州刺史，孙坚死后他又任命了郭贡，别人在他的地盘上闹事也就罢了，刘备居然堂而皇之地两度去小沛当豫州刺史，这让袁术不能容忍。

袁术决定发兵打刘备，以当时的总体实力而言，袁术确实有这个本钱，他轻轻松松就能集结起几万人马来，而刘备新败，手下只有几千人。

袁术派纪灵率三万人马直取小沛，刘备见袁军来势凶猛，自料难敌，赶紧向吕布求救。

刘备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这个豫州刺史是吕布授予的，他现在是吕布的人，欺负他就是欺负你吕布。

吕布手下多数人认为不能理，因为刘备始终是个隐患，关羽、张飞和赵云都是一流猛将，现在名为朋友，日后定是对手，不如借袁术之手将其除掉。

吕布不同意这种看法，刘备是他派去的，他现在有难还得管，如果他被袁术消灭，今后还有谁来投靠？

陈登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他支持吕布：“现在袁术势力太盛，如果消灭了刘备，他就要横霸于江淮，到了那时，徐州要么臣服于他，要么被他消灭。从战略格局分析，刘备此时还不能灭亡，要靠他来抵消袁术的势力。”

吕布主意打定，要去救刘备。

但是如何去救，又让吕布颇费踌躇。

如果举大兵相迎，纪灵也有三万人马，吕布至少也得带这么多人马去才行，届时是一场恶战，把刘备救下来了，自己势必也元气大伤，这当然不行。

吕布想了想，决定只带少数人马前去，不能力拼，只能用智慧化解，众将都很惊讶，纷纷劝他不要冒险。

吕布显得胸有成竹，他对众将说：“大家不必担忧，我相信纪灵接到的命令是消灭刘备，即使我站在他的面前，他也来不及去想如何应对。没有袁术的指令，纪灵断然不敢加害于我，你们就放心吧！”

吕布带着1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启程，前往小沛（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

到了小沛，吕布没进城，而是在城外扎营。

之后，吕布分别给刘备和纪灵写信，约他们来自己营中一叙。

刘备肯定会来，纪灵来不来就不知道了。

不过纪灵还是来了，因为他打听清楚吕布只带了区区1000多人，是自己的几十分之一，不怕吕布来场鸿门宴。

宴会开始，刘备、纪灵各有心事，吃得并不轻松。

吕布放下酒杯，对二人道：“刘备是我贤弟（玄德，布弟也），我们亲如手足，又都在徐州，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纪将军是公路的爱将，我与公路也如同兄弟，公路为兄，我为弟，那年在南阳郡我们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吕某出身边地，飘零在外，四海之内，唯公路兄和玄德弟与我最亲近。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兄弟之间相残，今日请二位前来，就是让二位看在我的薄面之上，罢军休兵，化干戈为玉帛，重叙兄弟友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刘备看了看吕布，又看看纪灵，见纪灵不说话。

刘备也低头不语，心里大概想：你这招太俗套，不好使。

吕布重新端起酒杯，继续对二人说：“世间无常，致远者知避让，不争才是真正的高强。如果二位对我刚才的话没有意见，肯给我面子，就请满饮此杯！”

吕布一饮而尽，刘备端起了酒杯，先不饮，斜眼看看纪灵，又把酒杯放下了。

吕布站起来走到纪灵跟前，对他说：“纪将军，我知道你有军令在身，不好决断。我也不为难你，休兵与否，咱们共遵天意如何？”

纪灵不知何谓天意，这时吕布把二人请到军营的辕门处，命人把一把铁戟立于百步之外。

吕布高声对众人说：“诸君请观百步之外的铁戟，如果我一箭射中戟上的小支，刘刺史和纪将军就和解，不能再打（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如果射不中，你们接着打，我一概不管！”

戟是一种长杆兵器，头部有月牙形弯刀，可刺可砍，两边有月牙刀的叫方天戟，只有一边的叫青龙戟。

从杠杆原理上说，戟的重量在头部，是一种费力杠杆，只有力气大的人才使得动，因为这个原因，戟慢慢变成了一种仪仗用兵器，有时在戟杆上还装饰上各种花纹，称画戟。

有人认为吕布的常用兵器是方天画戟，也就是戟杆有装饰花纹、前部左右都有月牙形弯刀的武器。但这是误解，根据史书的记载，吕布最常用的兵器是矛，方天画戟只是营中用来做摆设的。

吕布所说戟上的小支，指的就是方天画戟月牙形弯刀与戟杆的接合部，立于百步之外，眼神不好的话都看不清，想要一箭射中这里，几乎不可能。吕布怕大家看不清楚，就让人在小支部位拴一条红绳，绳下挂一红色绒球。

吕布弯弓搭箭，站定、瞄准，一箭射去。

“吱”的一声，箭矢脱手而出，直奔百步之外的铁戟。

不偏不倚，正中小支绑的红绳，绒球被射落。

围观的将士看呆了，欢声雷动：“将军真有天威啊（将军真天威也）！”

吕布放下弓，又拉起刘备、纪灵二人的手说：“刚才二位并无意见，想必同意吕某所言，此乃天意，望二位勿违！”

刘备抢先答道：“愿遵天意！”

纪灵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此情景下也只好说：“既然天命难违，我这就撤兵。”

严谨地张扬，示弱地霸气，这才是吕布的风采。

在吕布的调停下，一场眼见要打起来的仗就这样化解了。

◎ 曹操的新参谋长

再来说曹操，他把汉献帝及朝廷接到了许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打退了周边的几股势力，许县稳定了下来，曹操决定着手推行他的政治改革。

为此，曹操向汉献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措施，前后达14项之多，可惜的是这份体现曹操治国理念的重要文件现在仅存序言部分，具体内容已不可考。

曹操在这篇上表中说：“皇上即位，我承蒙重用，接受了大将军的重任，又统辖司隶校尉部和兖州刺史部，参与国家政务，实在力所不能及。从前，韩非指出韩国被削弱，是因为不致力于富国强兵和选贤任能。我以小小的才智承担国家的重任，以愚笨之才奉行清明政治，顾念皇恩，又考虑到所负职责，现在应该是我尽节献身的时候了。”

曹操说，遵守旧章又权衡当前实际，现在特提出14条建议，希望像用众多萤火的微光给太阳增加一点儿光辉一样（庶以蒸萤，增明太阳）。

虽然此次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曹操接下来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看，曹操的建议无外乎是选贤任能、富国强兵等方面。

人才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

在选贤任能方面曹操下了很大力气，荀彧转任尚书令以后，曹操深感身边像荀彧那样能出谋划策的人才太少。

有一次，曹操问荀彧：“谁能代替先生为我出谋划策？”

荀彧说有两个人堪此重任，一个是荀攸，一个是钟繇。

荀攸是荀彧的侄子，他在董卓之乱中困于长安，因为参与策划刺杀董卓的行动而被关进了监狱。董卓死后，荀攸恢复了自由，作为反董斗士，朝廷对他很重视，准备任命他为任城国相，但荀攸考虑到益州更容易躲避战乱，所以请求到益州为官，朝廷重新任命他为蜀郡太守。

荀攸去益州上任，他跟当年刘焉走的路线一样，先到了荆州，想溯长江而上进入益州，但是到了以后才发现路途艰险，很难到达，于是暂留在了荆州。

根据荀彧的推荐，曹操亲自给荀攸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识之士建功立业之时，我观察蜀地那边的局势，也不会太长久（顾观变蜀汉，不宜久乎）。”

曹操劝荀攸打消避世的想法，出来干一番事业。

荀攸接到曹操的信，立即辗转回到许县，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为汝南郡太守，但还没有等他去上任，随即改任他为尚书，在他叔父荀彧手下任职。曹操跟荀攸进行了长谈，深感荀攸不是一般的人才，特别高兴（与语大悦）。

曹操对荀彧说：“公达真是个奇才，能够与他来共商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于是，曹操重新任命荀攸为军师，到自己身边工作。

另一位被荀彧推荐的钟繇，之前已做过介绍，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且是一个治国之材，曹操早年在洛阳即与他相识，一直以老朋友相待，曹操让他暂时在尚书台协助荀彧工作，不久之后即将有重用。

在此之前，荀彧实际上类似于曹操身边的参谋长，为曹操的军事行动进行谋划，除荀彧之外，还有程昱和戏志才等人。

戏志才也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但是前不久不幸病故，成为曹操的一大损失。而程昱在兖州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把他调到身边来。

曹操急需像荀彧和戏志才这样的人在身边，他让荀彧再为自己推荐几个人。荀彧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向曹操进行了推荐。

这个人，就是郭嘉。

郭嘉字奉孝，豫州刺史部颍川郡阳翟县人，少年时代便常有不凡见解，看到天下即将大乱，20岁左右便选择了一种“隐居”生活，不出来做官，也不与世俗交往，只秘密结交各地英杰，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颍川郡有不少人在冀州的袁绍那里，希望跟着袁绍干一番事业，郭嘉也去了，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袁绍不足以成大事。

郭嘉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明智的人能审慎周到地评判他的主人，所以做什么都很周全，这样才能立功扬名。袁绍只想仿效周公礼贤下士，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用好人才，他这个人思虑过多而抓不住要领，多谋少决，想跟着他建一番大业实在是很难啊！”

袁绍出身名门，势力很大，表面上也能做到礼贤下士，但郭嘉仍不看好他，这一点与荀彧英雄所见略同。

郭嘉与荀彧不仅是同乡，而且早年即相识，荀彧当时也曾在袁绍这里，他后来投奔了曹操，而郭嘉回到了家乡。

郭嘉27岁这一年被征辟到司徒府任职，郭嘉生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古人习惯以虚岁计年龄，他27岁时正是建安元年（196年）。

也就是说，郭嘉离开冀州后回到了家乡颍川郡的阳翟县，这里离许县很近，他在家赋闲了六年，汉献帝迁都于此，朝廷各部门都在招聘人才，郭嘉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司徒赵温征辟的。

荀彧对这个小自己七岁的老乡很了解，让他在赵温手下抄抄写写太屈才了，于是推荐给曹操。

曹操找郭嘉来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更加高兴：“让我能成就大事的，必然是此人呀（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这里曹操自称“孤”，这不是史书的错写，因为这是可以的。“孤”最早的意思是死了父亲，死了母亲称“哀子”，在父权社会里王、侯等爵位要继承必须等到父亲不在人世，所以王、侯就自称为“孤”，算是一种谦称。

至少在汉代，不仅皇帝和藩王可以称“孤”，受封有侯爵的人也可自称“孤”，在史书记载和一些文章里，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都曾自称“孤”。不久前，曹操被汉献帝封为费亭侯，可以自称“孤”。

郭嘉也很高兴，在与曹操的谈话中他对曹操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胸怀理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对时局的认识也很独到和深刻，是一个值得为之效命的人。

出来之后，郭嘉对人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主人呀（真吾主也）！”

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自己的参谋长（军谋祭酒）。

◎ 樊哙一样的猛将

除得到了郭嘉、荀攸两位奇才，在曹操主持下，还以朝廷的名义多方延揽人才，这一时期来到许县朝廷或曹操身边任职的络绎不绝，重要的有国渊、刘馥、杜袭、赵俨、孔融等人。

国渊字子尼，青州刺史部乐安郡盖县人，他是著名学者郑玄的学生，郑玄很赏识这个学生，曾经说过“国子尼是个人才，据我观察，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器”。国渊跟名士管宁、邴原等人避乱到辽东，经常在山中讲学，受到推崇，后来回到内地。朝廷迁都许县后，国渊前来报效，曹操发现他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专长，就让他从事屯田管理方面的工作。

刘馥字元颖，是刘氏宗亲，豫州刺史部沛国相县人，他成功策反了袁术手下的戚寄、秦翊二人，率众投奔曹操，受到曹操的重用。以后协助曹操处理扬州事务，被曹操委以扬州刺史的重任。

杜袭、赵俨二人也都是北方人，他们跑到荆州避乱，因为看不上刘表，就跑到长沙郡一带闲住，听说汉献帝迁都到了许县，他们想办法回到中原，曹操任命他们为县长，日后他们都成为曹魏重要的地方官员。与他们关系很好的繁钦、裴潜等人，后来也投身到曹操阵营，成为曹魏重要的行政人才和经济人才。

有朝廷这块招牌，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士前来效命，曹操手下一大批文士都是曹操在许县时期投奔而来的。

除了这些文士外，这一时期还有些军事人才也来投奔曹操，重要的有李通和许褚二位。

李通字文达，江夏郡平春县人，此时将近30岁。他是江南一带的游侠，和同郡人陈恭在汝南郡朗陵县起兵，吸引了很多人归附。后来，李通先后战胜了周直、陈恭、陈郃等人，又生擒黄巾余部首领吴霸，势力大增。

李通爱护手下，很会带兵，在兴平年间的大饥荒中，他散尽家财，买糟糠和士卒同甘共苦，所以手下人特别肯为他卖命，势力发展得很大，周边的袁术、吕布、刘备等实力派不敢轻易动他。

郎陵县在汝南郡西部，汝南郡紧邻颍川郡，是许县的东部屏障。曹操的势力已深入该郡，但未能全部占领。李通的加盟，让曹操加强了对这里的控制，曹操拜李通为振威中郎将，让他继续驻守在朗陵县，控制汝南郡的西南部。

其后，在曹操与张绣和袁绍的对抗中，汝南郡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李通坚定地支持曹操，替曹操牢牢守住了许县的东大门，立下了大功。

许褚字仲康，他也是沛国谯县人，跟曹操是同一个县的老乡。许褚是一个有名的壮士，史书上说他个子很高、腰很粗（身高八尺，腰大十围），汉代一尺合今23.5厘米，许褚的身高约1.88米；汉代一围合当时的5寸，约合如今12厘米，许褚的腰围有120厘米，也就是4尺，买裤子实在有点困难。

许褚长得也很威武，武功超群（容貌雄毅，勇力绝人）。当时天下大乱，各地纷纷组织武装寻求自保，他聚合起本地的几千家人修筑壁坞抗拒外敌入侵。汝南郡葛陂一带的黄巾军有一万多人来攻打他们，许褚率众死战，箭射完了，就让人捡了好多大石块过来，待敌人近前时，许褚发力以飞石迎击，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不敢再靠前。

壁坞内粮食快吃完了，许褚假意跟敌人谈判，拿牛换粮食，敌人来牵牛，结果有的牛又跑了回来，敌人上来抢，许褚趁势跑出营去跟他们对抢，他用一只手拽着牛尾巴硬是把牛拖行了100多步，把敌人看呆了，纷纷后退。

许褚的大名于是传遍沛国、陈国一带。许褚虽然是个武人，但考虑问题一向稳重谨慎（性谨慎奉法，质重少言），他感到这种占山为王的日子终不能长久，听说曹操迎汉献帝来许县，他就率所部投奔了曹操。

曹操见到这个老乡特别高兴，把他跟樊哙相提并论，以他带来的人为基础，组成一支近卫部队，任命许褚为旅长（都尉），在以后出征时担任总指挥部的警卫部队。

担任警卫工作的还有典韦所部，典韦此前也担任过旅长（都尉），后来升为师长（校尉），比许褚职务稍高一些。曹操现在出征，跟前就有了典韦、许褚两位猛将护卫，可谓万无一失。

大家愿意来投奔，与其说是冲着曹操来的，不如说朝廷的吸引力更大。朝廷来到许县，很多人正是抱着报效朝廷的想法才来到这里。还有的像李通和许褚这样，不想被人误认为是流寇，想得到一个朝廷颁布的正式名分，就投奔来了。

对曹操来说，这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所收到的积极成效。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朝廷大开进人之门，来到许县的也并非都是有用的人才，里面不免有几个让曹操头疼的人。

◎ 也有捣乱分子

在建都许县后，曹操可谓狂揽人才，除了有人主动投奔以外，曹操还以汉献帝的名义四处征召，只要有本事他都欢迎，一副来者不拒的架势，倒也吸引了不少人才，但这项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

曹操曾征召避乱辽东的管宁，但受到公孙度的阻拦，管宁未能前来。他还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刘备的大舅哥兼主要助手糜竺为嬴郡太守，刘备不愿意放人，这件事也只好作罢。

有一个人名气更大，但一接到征召马上就来了，一点儿都不矜持一下，这个人就是孔融。

这些年来，孔融一直在徐州避难，跟陶谦、刘备处得都不错，但徐州政局不稳，主政的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孔融又找了个机会，重新回到了青州。

孔融曾是青州刺史部北海国相，此次回去头上多了个青州刺史的头衔，一个说法是，这个刺史是刘备在主政徐州期间表奏给他的，但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

袁绍曾表奏臧洪为青州刺史，臧洪背叛袁绍，袁绍将其消灭，之后派长子袁谭为新的青州刺史，刘备主政徐州期间十分注意与袁绍处好关系，不可能支持孔融打回青州。

不管这个青州刺史是谁任命的，孔融都成了袁谭攻击的目标。袁谭率兵进攻孔融，打了好几个月，孔融手下只剩下了几百人，这位老兄仍然支个几案在那儿读书，谈笑如常（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

城池被攻破，孔融的妻子儿女全部被俘，孔融突围逃走。

孔融本想去徐州找老朋友刘备，但那一阵子刘备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正被吕布算计得四处流浪，领着一帮子人差点儿到东海里当渔民。

孔融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正在这时听说朝廷征召他，自然顾不上客套，赶紧跑到许县。

曹操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孔融为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

孔融这个人，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自以当时豪俊皆不能及），其实他是个志大才疏的人，说到底，一是名门之后这顶帽子害了他，二是成名太早。

曹操接纳孔融，孔融应该领情，不仅因为曹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一条出路，而且因为曹操接纳孔融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孔融跟袁谭刀兵相见，是袁绍的敌人，曹操作为袁绍阵营里的人，应该把孔融抓起来送到冀州才对，现在却让他当部长，孔融确实应该感激曹操。

孔融到了许县，不仅有了新工作，而且有了新的家庭。孔融逃出来的时候老婆孩子都丢在了袁谭那边。12年后孔融被杀时，他的儿子9岁，女儿7岁，应该都是在许县出生的。

孔融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开始跟曹操合作得很好，在朝廷审议恢复肉刑以及是否操办已故太傅马日磾丧事等问题上积极发表意见，工作态度相当认真。

孔融还向曹操推荐了不少人才，著名的有谢该、盛宪和祢衡。

谢该是当世名儒，孔融以贤士上书推举，谢该被汉献帝拜为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盛宪曾经当过吴郡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孔融与他关系很好，当时孙策占有江东，接连诛杀江东英豪，孔融害怕盛宪遇害，就给曹操写信大力推荐，曹操看在孔融的面子上，征盛宪为骑都尉，但是任命书还没有送到，盛宪就被杀了。

相比较而言，孔融推荐的祢衡在当时名气更大。

祢衡字正平，青州刺史部平原国人，少年时代就很有才，而且能言善辩，但他刚强高傲，不太懂得待人接物，属于愤青加愣头青，此前一直避乱在荆州。

朝廷迁到许县时祢衡24岁，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就跑到许县来游历，当时来许县报效朝廷的人很多，可祢衡架子大，不肯主动去应聘，老想有人哭着喊着来请自己，结果自然没人理他。

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片，但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用用，以至于名片上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所谓清高，有的时候是装的。

当时司马朗等人很出名，有人劝祢衡何不找找他们，祢衡十分不屑，他认为司马朗等人顶多是个饭店里跑堂的小伙计（沽酒儿），甚至荀彧他都看不上，认为他只不过是个专门哭丧吊孝的人（文若可借面吊丧）。

只有孔融和杨彪的儿子杨修两个人祢衡勉强看得上，称他们为“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

看来这小子狂得够可以，虽然也算是个人才，但有一个超级坏脾气，傲慢而怪诞，还动不动骂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孔融却推崇倍至，他向曹操积极推荐祢衡，把祢衡吹得一塌糊涂，拿孔融自己的话说，简直就是当世的颜回（颜回不死）。

祢衡也吹捧孔融，称他为当世的孔子（仲尼复生）。

孔融说得多了，曹操还真有点儿好奇，想见见祢衡，可谁知祢衡还端上架子了。

当初的我你爱搭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

对于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曹操心里生出了不快。

一次，曹操大会宾客，故意把祢衡找来，让祢衡在席上当一回鼓吏，想羞辱他一下。

鼓吏击鼓时都会事先换上专门的服装以示庄重，轮到祢衡击鼓时，他击了一通《渔阳三挝》，声调激昂，感人至深。祢衡来到曹操面前停了下来，旁边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换装，祢衡说那好吧，换就换。

于是，祢衡就在曹操的面前把衣服一件一件全脱光，然后把制服换上，态度从容，不急不慢，换完之后再去击鼓，又击了三遍，面不改色心不跳。

场面有些小尴尬，曹操笑着为自己解围道：“本想教训一下这小子，反倒让他把我羞辱了（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祢衡如此耍酷就连孔融也看不下去了，一边责备祢衡，一边跑到曹操那里打圆场，说祢衡有精神病（狂疾），事后也后悔了，希望当面向曹操谢罪。曹操答应了，孔融又去做祢衡的工作，最终祢衡也愿意见曹操。

谁知，祢衡又玩起了新花样。

祢衡穿着粗布衣服，手持三尺木棒，跑到曹操大营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骂，曹操闻讯彻底生气了。

如果按照曹操的脾气，早就吩咐人把他拉出去剁了。

但是曹操明白，祢衡敢激怒他就不怕被杀头，如果真杀了他，反而成就了祢衡的名声。许县朝廷新立，正是四方之士前来投奔之时，祢衡纵然有再多毛病，但这小子已经把自己的知名度炒起来了，杀一个祢衡，别人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不能容人呢，那将堵塞天下士人报效之路，曹操不会上当。

怎么处理祢衡？曹操想出了一招。

曹操给刘表写了封推荐信，把祢衡推荐给了刘表，祢衡于是到了刘表那里。

开始，刘表挺欣赏祢衡的才能，对他也很重视，但领导一赏识，祢衡蹬鼻子上脸的劲头又来了，不仅傲慢异常，就连刘表他也是想羞辱就羞辱。

刘表也动了气，本想杀了他，但想法跟曹操差不多，不想落个杀名士的罪名，干脆如法炮制，给自己的部下江夏郡太守黄祖写了封信，把祢衡推荐到黄祖那里。

黄祖见到祢衡，深为他的才学所吸引，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为作书记），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黄祖那里可能人才太稀缺，祢衡给他当智囊，深得黄祖的赞赏。

黄祖经常拉着祢衡的手说：“先生，你说的正合我意，和我心中要说的话一样啊！”

黄祖把祢衡当成了宝贝，惹得黄祖的老部下都不大高兴，黄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就是其中一位。

黄祖的长子黄射担任章陵郡太守，对祢衡也十分尊重。

一次，黄射宴请宾客，有人送给他一只鹦鹉。

黄射举着酒杯，对祢衡说：“希望先生就鹦鹉作一篇赋，让嘉宾们高兴高兴（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

祢衡提笔就写，文不加点，一气呵成。

这篇《鹦鹉赋》写得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被誉为汉赋的顶级之作。

但是，狂士就是狂士，本性难移。

一次，黄祖在大船上宴请宾客，祢衡可能是喝多了，出言不逊，使黄祖很难堪，当面斥责了祢衡。

祢衡认真听完领导的训斥，却回骂了一句：“你个死老头（死公）！”

黄祖闻听大怒，想打他。

祢衡更不干了，破口大骂，黄祖一气之下命人杀了祢衡。

黄祖的办公室主任（主薄）早就看祢衡不顺眼，接到领导的命令马上执行。他担心领导反悔，所以命人即刻动手。

黄射听说，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来营救，但祢衡的死刑命令已被执行。

祢衡死时26岁，他安葬的地方被后人称为鹦鹉洲。

祢衡这个人有点过于另类，他确实有才，否则刘表、黄祖也不会赏识他。但他的个性太强，甚至有些怪诞，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好在像祢衡这样的人属于极少数，顶多是曹操任贤用能的一个小插曲。

到许县来的大部分人都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不管是冲着朝廷而来，还是冲着曹操而来，曹操一概表示欢迎。

对曹操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比人才更珍贵的了。

◎ 袁绍的醋意

看到曹操把天子一行不仅顺利地弄到了许县，而且事情干得红红火火，天下有识之士争相投奔，有一个人心里贼不舒服，他就是袁绍。

袁绍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曹操做了，但袁绍又觉得曹操占了便宜，心里很不是滋味。

长期以来，袁绍一直没拿曹操当外人，在他眼里曹操就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他就没有曹操的一切，尤其在曹操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危机。自己腾不出手来去迎接天子，曹操去了应该算是自己派去的，曹操理应向自己汇报汇报情况吧。

袁绍在邺县等着曹操汇报工作，曹操没有来，也没有派个人来，却等来了汉献帝措辞严厉的一封诏书，把袁绍臭骂一顿，袁绍的肺都快气炸了。

在这份诏书里，汉献帝责备他虽然地广兵多，但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擅自征伐，不来勤王（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诏书虽然是以汉献帝名义下达的，但幕后指使一定是曹操，这不是公然以下犯上吗？地广兵多的又不是我一个，有几个勤王去了？

你曹操自己不也到处讨伐别人吗，为什么只点名批评我呢？

袁绍实在想不通。

袁绍觉得既然是天子的诏书也不能不有所回应，他认真地给汉献帝上了一份书。这份文件挺长，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写的，可能出自大笔杆子陈琳之手。

这份上书的开头部分尤其精彩，袁绍写道：

“我以前听说有蒙冤的人上天会五月降霜，又听说悲声痛哭可以让城墙崩塌，每当看到这些我都认为是真的，但跟现在的情况一比，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

“为何这么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搭上了整个家族的性命，一片忠心却换来了这么多的指责，怎不让人日夜哀叹，心肠裂断，眼里哭出血来（昼夜长吟，剖肝泣血）？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见城塌霜降来应验，可见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中心意思就一个，我冤枉啊！

喊完冤，袁绍就从自己参加工作开始叙起，说他如何跟张让等宦官做斗争，在何进被杀后如何力挽狂澜，如何不畏董卓的强暴，后来如何在孟津休整兵马领导反董大业。

袁绍一再申明，自己对帝室一直忠贞不贰，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匡扶汉室的努力，丝毫不敢懈怠。

这封至今仍全文保存的长篇上书是一份重要文献，因为里面除了袁绍不停地诉委屈外，还时不时透露出一些有趣的信息。

一个是说，曹操当初到兖州刺史部的活动是袁绍指派的，而且说曹操几次都快要死了，是袁绍救了他（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

这些或许是某种情绪的宣泄，但对照一下这几年发生的事，说得倒也基本符合事实。

另一个是说，袁绍跟袁术不合完全是由一个人引起的，这个人居然是朝廷特使马日磾。

按照袁绍的说法，当初朝廷派马日磾和赵岐出使关东，马日磾到了袁术那里，由于他处事不当、偏听偏信，所以使得袁氏兄弟成为仇敌。

马日磾刚刚去世了，袁绍说的这些都已无从查证，他和袁术矛盾的根源是利益之争，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马日磾既无能力，也无必要挑拨他们。

反正，袁绍想说的是，他很忠诚，很努力。

同时，也很正直，很无辜。

所以很委屈。

这份上书送到许县，袁绍心里的气还没有撒完。

这时又来了一件事把袁绍心头的怒火彻底挑逗了起来。

袁绍接到诏书，朝廷任命他为太尉。

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绍的年龄和资历能担任太尉一职无疑是件荣耀的事，数十年来，三公已经快要成了袁家的专利，从他父辈往上数一共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而他这辈人里还没有这个荣耀，如今能当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续一笔，那将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可是袁绍一打听，得知曹操担任的是大将军，高兴劲一下子没有了，袁绍认为，曹操既然是大将军，他这个太尉也就一钱不值了。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是文武百官的首领，在设大将军的情况下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尤其是太尉，在三公里分管军事，与大将军的职权重叠，更是形同上下级关系。

如果接受太尉的任命，就承认曹操是自己的领导，这怎么可以？

袁绍的不满也有些道理，即使是现在，无论是袁绍还是其他人，都会认为曹操只不过是袁绍阵营中的一员。袁绍是上级，曹操是下级，现在居然调转过来了。

袁绍想，即使自己肯接受，手下这些人又会怎么想，这不是鼓励大家以下犯上吗？

袁绍立即上表天子，表示不接受这项任命。

袁绍还给汉献帝推荐了一个人，认为他是太尉的合适人选，此人就是陈群的父亲、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大鸿胪）的陈纪。

这件事对曹操来说有些棘手，曹操这才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考虑得有些不周。

原本他以为，袁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意义。对袁绍来说，太尉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了，没费一兵一卒就白得了这个职务，应该满意。没想到袁绍丝毫不领情，双方的隔阂反而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曹操虽然明白他跟袁绍迟早会有一场决战，但不是现在。

不仅如此，袁绍还是他现阶段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绍过早摊牌是极不明智、极不划算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后悔。曹操决定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

这是很伤威望的事，换成别人，宁可错下去也不会轻易低头，但曹操是个务实的人，他宁愿损失一些个人威望，也要把与袁绍的同盟关系继续维持下来。

这项任命很快以汉献帝诏书的形式下达，曹操辞去大将军，改任司空。

可是，袁绍那边却毫无反应，接到诏书后，如果接受应该立即上书谢恩；如果不接受，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曹操明白，袁绍在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

过了年，曹操决定派个有分量的人到邺县走一趟，帮袁绍找回面子，让他消消气，把大将军的任命接下来。曹操想了想，觉得孔融最合适。

孔融的名气没有问题，目前担任部长级的将作大匠一职，地位也没有问题。曹操让孔融走一趟，还有一个原因，想通过这件事让他们缓和一下矛盾。

不久前孔融还是袁绍的敌人，他跟袁绍的长子袁谭曾经打了大半年的仗。孔融到了许县后心里常常不踏实，总怕曹操哪一天受袁绍之命找他的麻烦。

孔融刚一听说曹操让自己出这趟差，脊背上直冒凉气。但孔融是个极聪明的人，经过简单的分析他很快明白了曹操的用意，曹操想收拾他不会等到现在，曹操是想帮他的忙。

孔融很感激，尽管他以后成了反曹斗士，但在建安初年他跟曹操的合作还算不错。

孔融接受派遣，于建安二年（197年）三月来到邺县。

汉献帝不仅拜袁绍为大将军，而且封他为邺侯，这是一个县侯，较袁绍此前的伉乡侯高一级。赐给袁绍天子的节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虎贲卫士百名。

这还不算，汉献帝还给了袁绍一个新的行政职务，督四州事。

这四个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

汉献帝下达这项任命时一定没有查阅过近几年的皇家档案，也许皇家档案已经全丢在了逃亡的路上，总之这项任命很有问题，因为几年前汉献帝也曾颁发过同样的任命，就连所督的这四个州也丝毫不差，不过那是颁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是公孙瓒。

公孙瓒仍然健在，而且没有被免职，这边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术性错误，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让旧人和新人斗。

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当年“三人小组”能想出来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话下，袁绍和公孙瓒已经势如水火，给他们加把柴，让火烧得更猛些。

其实，不当大将军对曹操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官位是死的，规定是活的，他担任了司空一职，同时代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曹操以天子的名义重新做出规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领（百官总己以听），照样把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有时候，看似很难的事其实很好办。

◎ 掀起大生产运动

解决了朝廷的人事安排问题，暂时平息了袁绍的不满，曹操还有一系列挑战需要面对，最突出的问题来自经济方面。

曹操离开兖州大本营，出于战略考虑将新首都定在许县，在后勤保障方面就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近两年来，曹操采纳毛玠等人的建议，在兖州一带积极发展生产，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让自己处处居于主动。

但是，曹操在许县一带基础还不很扎实，许县以及周边的颍川郡、汝南郡虽然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区，但这些年来遭受战争的影响也最深，黄巾军在这里势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荆州地区。

朝廷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粮食、布匹等物资，军队也需要后勤保障，这些物资如果都依赖兖州供应，浪费会很大，兖州那边也难以为继。

军粮运输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兖州运到这里来必须组织大量人力，还要考虑运输队伍途中的消耗，往往运一车粮食，至少还得再准备一车粮食供路上吃，沿途安全又难以保证，这个办法基本上不可行。

许县的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立足于就地解决。曾在东郡任东阿县令的枣祗和夏侯惇的副将韩浩同时向曹操建议，在许县周边一带进行屯田。

枣祗是颍川郡本地人，他是阳翟县的，跟郭嘉同县。曹操在东郡时，枣祗在东郡下面的东阿当县令，张邈、陈宫之叛，兖州近80个县里只有枣祗的东阿县等三个县没有叛变，为曹操反败为胜立下了大功。枣祗这时也随曹操来到许县，有的史料称他此时担任汉献帝近卫部队的指挥官（羽林监）。

韩浩一直担任夏侯惇的副手，当年夏侯惇被人劫持，韩浩临危不乱，将夏侯惇解救出来，曹操事后对他进行了表扬。

枣祗、韩浩建议曹操效仿汉初以来的经验，把流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这项措施也就是屯田。

屯田作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汉文帝时期，当时的著名改革家晁错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败的教训，认为单纯以戍卒守边的制度有很大毛病，必须实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与戍边结合起来。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朝廷下令在边郡屯田，这比汉武帝时经济专家桑弘羊建议屯田西域还要早得多。

但是，晁错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与国防建设有关，属于半军半民性质，许县的情况与那时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参照前人的办法推行，还存在着争论。

曹操要搞屯田，反对的人也不少，对于曹军收复的大量无主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而实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国有化”，由于反对的人不少，曹操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曹操让枣祗找荀彧等人商议，荀彧支持屯田。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才能渡过危机。

经过内部讨论并逐步统一了思想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标志着这项“战时经济政策”正式实施。

从建安元年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这项制度推行了70年，可以说它伴随着曹魏帝国兴衰的始终，成为曹魏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

屯田首先在许县附近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农民分成。

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

农业工作本应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卿管理，为了加大推行的力度，曹操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在许县试点期间，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具体管理屯田事务，直接向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曹魏早期的屯田工作由司空府直接主导，由下面特设的屯田官来具体负责。这种体制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到曹魏时期，随着屯田规模越来越大，这项工作转到了尚书台管理，屯田官的职务和品级也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与地方行政官员并行的一个系列。

屯田刚开始推行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波折，一开始，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不太适应，他们经常逃亡。袁涣建议曹操，农民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改变，必须因势利导，要让他自愿，不能搞强迫（宜顺其意，乐之乃取）。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情况才有好转。

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税太重。

过去农民给地主扛长活，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收租也按这个比例，国家就变成了地主。如果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更是提高到六成。

如此一来，大家积极性自然不高。

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三十税一，即百分之三点三，现在屯田农民的税务负担是此前朝廷标准的十来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很落后、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这么重的税率农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但不这样又不行，军事斗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财富十分有限，屯田这一块是相对有保障的，课以重税既是循前朝惯例，也有不得已之处。

不过，曹操还是尽可能予以改进，包括合理安置劳力、分配生产资料、取消屯田户的徭役等，保证屯田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屯田以外的普通农户，曹操下令重新清查户籍和财产，据此确定缴纳赋税的额度。

这有点像划分成分，又像是核定收入申报纳税。

这项工作在“曹统区”全面铺开，包括曹操本人在内都要评定“成分”，然后决定纳税标准。曹操家乡的谯县令给曹操、曹洪二人评为同一等级。

曹洪比曹操更富有，曹操说：“我家哪里有子廉家富有呀！”

许县屯田开始试点后，次年就获得了好收成，积余粮达百万斛。取得这样的大丰收，除了新的农业政策发挥作用之外，还跟一种粮食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分不开。

这不是新品种，它的名字叫“稗谷”，其实就是一种杂草，它不怕旱涝，容易生长。这种杂草也结穗，只是穗比较小，一般的作物出粮率在六七成之间，而这种作物只有三四成，而且吃起来味道也不怎么样。但是这种作物有一个明显优势，那就是产量特别高。

当时一般粮食作物亩产约为7斛，实得粮食大约4斛；种稗谷一亩可收获20多斛，即使出粮率低一些，实得粮食也可达到近10斛。

曹操下令种植这种作物，每100亩地可收获2000斛稗谷（顷收两千斛），即粮食单产大增。

这种粮食口味虽然不佳，但作为战马的饲料应该没有问题。种这种粮食，撒把种子在地里就能长，不用管浇水除虫的事，不耽误军事训练，确实不错。

曹魏屯田的规模很大，“曹统区”最兴盛的时候曾控制或部分控制了12个州，有91个郡国，大约730个县，而留下屯田记载的州就有11个，郡国有28个。当然，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个还要多。

除了早期的民屯，建安末年又发展出军屯，在“曹统区”的腹地以民屯为主，在与敌人接壤的地区大兴军屯，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亦兵亦民，在发展经济、守土护边方面成效显著。

曹操实行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也培养了一批“农业干部”，有许多曹魏名臣都曾在“农业系统”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伤残军人”夏侯惇也是这项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多年后，他在淮南一带搞军屯，组织军民修水库，还亲自参加劳动，担土修坝。

◎ 南面来了员虎将

但是迁都许县也有不利之处，主要是其位置太靠近中央。

下围棋讲究守边和角，因为那里更容易成空，而正中间的位置虽然总括八方，但也是在战略上最不利的，容易受到各个方向的攻击。

许县的位置，恰在天下的中央，四面都是强敌：北面是袁绍，一个老大哥，表面是盟友实际是劲敌；东面是吕布和刘备，一个是宿敌，一个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新秀；东南面是袁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个老对手；正南面是刘表，一个修炼得差不多了的老滑头，也是一个真正的实力派；西面是关中，此时已进入了“后董卓时代”，目前被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所控制。

这还只是能直接照上面的，还有虽然照不上面，却同样强大的公孙瓒、公孙度、孙策、刘焉、张鲁等人。这些人都拥兵自重，不解决他们，许县的朝廷就只能是个摆设。

可是，先解决谁呢？

如果曹操和他的智囊们摊开地图去研究，一定会优先选择东面或西面，因为和袁绍摊牌的时机不成熟，和刘表此时去决战又太不明智。

如果解决了东面的吕布和刘备，就能把兖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以及豫州刺史部、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连成一片，先坐稳中央再说。

吕布是手下败将，刘备是吕布的败将，解决他们也相对容易一些。之后可徐图西进，解决关中问题，把八百里秦川作为自己的战略大后方。

可是，还没等曹操对东面和西面做出部署，南面先出了状况。

许县的南面是荆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最北边的郡是南阳郡，该郡治所在宛县，即今河南省南阳市，袁术曾经在这里盘踞过，后来受刘表挤轧转向扬州刺史部发展。

袁术走后这里实际上成了黄巾军余部的游击区，刘表也控制了一部分地区，但整个南阳郡的局势比较混乱，缺少统一领导，直到有一支人马进入这个地区，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这支人马的首领是凉州军将领张济，凉州军中与昔日“三人小组”齐名的人，当初他也参加了迎奉汉献帝东归的行动，但中途改变了主意，倒向了反对汉献帝东迁的李傕、郭汜一方。

张济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县后，这项任命应该被撤销了。

张济后来留在了关中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经过一系列内战和自然灾害，这里的经济已完全崩溃，人口大量外流，张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得已，他率部离开弘农郡，转向荆州刺史部一带发展。

刘表听说凉州军悍将张济气势汹汹冲着自己来了，大吃一惊，赶紧下令在南阳郡、南郡一带的部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张济率部进入南阳郡，一路烧杀抢掠，可能也真是饿急了，有点不择手段，加上凉州军素来以凶残著称，所以激起南阳郡人民的反抗。

在攻打穰城的战斗中，张济被乱箭射死。

张济死了，刘表的手下都来祝贺，但刘表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凉州军战斗力很强，张济虽死，余部尚在，尤其听说张济的侄子张绣勇猛和胆识都超过他的叔父，与其结成世仇，不如趁张济之死其手下仓皇无措之际进行招安，反助自己一臂之力。

张绣的确是一员猛将，早年在老家武威郡时就是出名的侠士，他当时在县里是一名县吏，有个叫麹胜的人造反，袭杀县长，张绣不久就找了个机会刺杀了麹胜，从而声名大振，张绣干脆聚合一帮年轻人，成为当地的豪杰。

张济战死，这支凉州军何去何从，张绣自己也没有主意，刘表的使者就是这时候找到的他。

张绣出于生存的考虑接受了刘表的建议，但不是投降，而是结盟，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刘表支持张绣在南阳郡一带发展。

刘表之所以愿意支持张绣，看中的是凉州军的战斗力，刘表已经意识到距自己不远处安营扎寨的曹操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将来动起手，有人能替自己先抵挡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刘表的这个想法很正确。

由于得到刘表的支持，张绣的势力大增，很快在南阳郡站住了脚，把大本营放在了宛县。

张绣觉得自己要成事，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贾诩。

作为凉州军中最有头脑的人，贾诩早已声名远播。

可是，此时的贾诩在哪里呢？

贾诩在段煨那里。

凉州军阀段煨驻守在华山脚下的华阴，汉献帝东归路过他的防区时，段煨曾出面给予保护，引起其他凉州军阀的不满。

长安大乱，贾诩没有跟汉献帝走，他留在了长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贾诩考虑到正是他的一个主意搅乱了时局吧。

后来贾诩发现长安也不能再待，于是到了段煨这里，段煨知道贾诩在凉州军里素来名望很高，担心被他夺了权（内恐其见夺），特别提防他，但表面上尊礼有加，这让贾诩觉得不自在。

这时，张绣悄悄派人来联络贾诩，希望他到南阳郡去，贾诩决定走。

有好朋友知道了，劝贾诩说：“段将军待您不错，您怎么还要走？”

贾诩说出了原因：“段煨生性多疑，对我比较猜忌，待我虽厚，却不能长久（礼虽厚，不可恃），我现在离开，他反而会高兴，同时他也希望我能结下外援，所以必然厚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现在没有出谋划策的人，是真心想要我去，如此我自己以及我的家室都能得以保全。”

贾诩一向料事如神，这次也一样。

他要去南阳郡，段煨果然没有阻挡，高高兴兴送他走，后来又厚待贾诩的妻子儿女。

贾诩到了张绣那里，立即受到了重用。

贾诩这时已经50岁了，张绣年龄不详，大概要小得多。作为自己叔父的同事，张绣把贾诩当作长辈看待（绣执子孙礼）。

段煨后来被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召去，任命为民族事务部部长（大鸿胪），于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故去。

张绣在南阳郡的快速崛起给曹操出了道难题。

◎ 曹操背上的冷汗

本来，曹操打算在许县稍加安顿之后便向东边的吕布、刘备发起进攻，但现在南面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好比在卧榻之侧来了只猛虎，这让他怎能安心劳师远征？

凉州军向来是不太好对付的敌人，曹操起事以来败得最惨的一仗就是跟凉州军打的，至今记忆犹新。张绣得到贾诩的辅佐，更是如虎添翼，背后又有刘表的支持，南阳郡的这只虎，可不是关在笼子里供人欣赏的，它是随时会吃人的。

如果曹操率主力东征，难保张绣、刘表不趁机袭取许县。在这种情况下，东征吕布之事只能先放下了，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新年刚过，曹操决定南征张绣。

人马准备好，按惯例曹操要到宫里向天子报告并辞行。

曹操进了宫，还没有见到汉献帝，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吃惊不小。

按照礼制，曹操作为司空又代理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行车骑将军），朝见天子应该遵循以下礼仪：快见到天子时，要脱掉鞋子，解除佩带的武器，一路小跑着去见天子。

天子身边会站着一个司仪官，在一旁高喊：“费亭侯、司空、行车骑将军曹操，参见皇上！”

曹操听到后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一次，曹操大概刚把鞋子脱掉，突然过来两个持戟的武士，手里操持的铁戟不是演戏的道具，而都是真家伙，二话不说，咔嚓一下把戟就架在了曹操的脖子上。曹操没有防备，当时就傻了。

这二位就这样叉着曹操往前走，曹操没有选择，只好跟着，来到汉献帝面前，跪下跟汉献帝说话。

说了些什么曹操一定都记不得了，那一刻他的大脑估计全是空白。从汉献帝跟前出来，曹操脊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那是紧张的。

其实，这是一套规范的宫廷礼仪，并不是汉献帝的发明。

汉代，为了防止权臣篡权，规定了许多制衡措施，比如“五大不在边”，就是外戚、三公等五类权臣不能到外面领兵。遇到特殊情况非领兵不可，那就执行刚才这一套程序，权臣在出兵前向天子辞行时由武士把戟交叉在颈项前而行（交戟叉颈而前）。

言下之意是要试试你心里是否有鬼，能经受考验的是好同志，有异心的就得掂量掂量还敢不敢来。

曹操大概不知道还有这一出，或者没有想到汉献帝会跟他玩真的，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

如果汉献帝向他下手，这就是个绝佳的机会。

何进当年是怎么死的？窦武、梁冀又是怎么死的？

别看你权倾天下，一个小小的细节疏忽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曹操越想越后怕，以后就再没有朝见过汉献帝（自此不复朝见）。

经过了一个小插曲，曹操率兵南下。

大军很快到达淯水附近，淯水是汉水的一级支流，长江的二级支流，即如今河南省境内的白河，在襄阳附近注入汉水。

宛县就在淯水河畔，这条河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新野。

听说曹操率军亲征，张绣很紧张，曹操的大名他早有所闻，袁术、陶谦、吕布这些天下英雄都不是他的对手，如今正势如中天，张绣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此前，张绣曾派贾诩到襄阳走了一趟，见了见刘表。

贾诩回来后对张绣说：“刘表这个人，倒是有一些才能，和平年代做个三公应该称职（平世三公才也）。现在他看不到形势的变化，多疑少断，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贾诩的襄阳之行打消了张绣依靠刘表抵抗曹操的想法，他决定投降曹操。

没有记载显示张绣的这项决定是不是贾诩的建议，但贾诩至少没有反对。

就这样，曹操原打算南下必有一场恶战，现在看来不存在了。

曹操很高兴，在淯水河畔扎下军营，设宴招待张绣及其手下。

酒席宴前，张绣等人看到有一个大汉站在曹操左右，威武异常，不禁暗暗吃惊，他们不认识，这个武士就是典韦。

在曹操行酒时，典韦手持大斧一直跟着，斧刃有一尺多，曹操走到谁跟前典韦不仅站在后面，而且使劲拿眼睛直盯着人家看（迫视），弄得客人根本没有心思吃好喝好。

直到酒宴终了，张绣及其部将都不敢仰视。

本来，这次南征就可以圆满收场了。

但是发生了意外，让形势陡转。

◎ 婶可忍，叔不可忍

张绣有个亲信将领叫胡车儿，勇冠三军，曹操对像典韦、许褚这样的猛士历来见一个喜欢一个，总想弄到自己手下。

这个胡车儿大概也是典韦那样的猛人，曹操看到胡车儿后特别喜欢，想笼络一下感情，于是亲自接见，并赠给他不少钱。

曹操此时应该没有通过胡车儿解决张绣的意思，因为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把张绣彻底消灭，他拉拢胡车儿，最大的目的也只是想挖人。

但张绣知道了这件事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曹操此举用心不良，是要收买胡车儿谋害自己。

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曹操看到张绣的婶娘、已故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张济的遗孀长得很漂亮，就纳其为妾，这件事显然没有征得张绣的同意。

张绣觉得，即便自己的婶婶同意这件事，但已故的叔父如地下有知，一定会视为奇耻大辱。

婶可忍，叔不可忍！

而且，上面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张绣认为曹操肯定正在设计除掉自己，张绣决定先动手。

贾诩给张绣出了个主意，让他向曹操报告，说部队想移防到地势高一点的地方，中间要经过曹营。

张绣还特意对曹操说：“车辆太少，士兵都得背负着很多物资，请求允许士兵们披甲而过（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曹操没多想，答应了。

结果，张绣趁自己人进到曹营之际突然发起攻击，打了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场战斗发生在淯水河畔，曹军的狼狈样超过了当年的汴水之战和濮阳之战。

混战中，曹操所坐的马被乱箭射中面部和腿，曹操自己的右臂也中了箭。

曹操失去战马，十分危险。

史书记载，曹操骑的这匹马名叫绝影，是继白鹄之后曹操骑的又一匹名马。此刻光荣就义于淯水河畔。

危难之时，有个小伙子从马上下来，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骑。

曹操一看，是自己的大儿子曹昂。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刻能舍身相救的，还是自己家的父子兄弟。当年汴水之战，如果没有曹洪让马，曹操可能早就没命了，现在曹昂又把马让给了曹操。

但曹昂没有曹洪那样幸运，他战死在乱军之中，死时20岁。

曹操的正妻是丁氏，没有生育，在娶卞氏前曹操还娶了刘氏，曹昂是刘氏所生，刘氏死得早，曹昂一直由丁氏抚养，母子感情很深。

这一仗对曹操而言不仅丢了面子，而且损失相当惨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近卫部队指挥官典韦一同战死。

典韦死得极为悲壮。

当时曹操率轻骑逃走，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撤退，留下来在营门口与敌兵激战。

由于典韦勇猛异常，敌人无法前进，但他们分散从其他地方进入曹营。

这时，典韦周围只有十来个人，这些人都是曹操精挑细选出来的勇士，平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中军的安全，现在无不以一当十，殊死恶战。但是，敌兵越来越多，他们渐渐不支，陷入重围。

典韦手持长戟，左冲右突，一戟刺过去，敌兵十多支长矛都被折断（一叉入，辄十余矛摧）。

最后，典韦的左右全部阵亡，他本人也受数十处伤，但仍然与敌兵近距离格斗。典韦一把抓过两个敌兵，徒手就把他们给杀了，其余敌兵吃惊不小，都不敢再靠近。

典韦又上前冲杀，杀了几个敌人，然而伤势严重，失血过多，最后怒目大骂而死。

敌兵确信典韦已死，才胆战心惊地上前把他的头割下，互相传看，想观察一下这个奇人到底为什么如此生猛。

曹军从淯水河边一路惨败，一口气退到了宛县以东百里之外的舞阴。曹军各部听说后，都想抄小道先赶到曹操那里救驾，一路上拥挤无序，狼狈不堪。

时任旅长（平虏校尉）的于禁率数百人主动断后，他们且战且退，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无法继续扩大战果，慢慢退去。

于禁下令整顿人马，敲着战鼓回营。走在半道上，遇到十几个伤兵，一个个赤身裸体，惨不忍睹。

于禁问他们怎么了，这些人说被青州兵趁乱打劫，于禁大怒。

这个青州兵，就是曹操当年打败青州黄巾军后收编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是精锐之师，但军纪一向很差。曹操对他们平时颇为关照，反而让他们更认为自己不得了，这次趁败军之际，公然抢劫到自己人头上。

于禁下令追讨青州兵，把他们收拾了一顿。之后，指挥所部安下营垒，防备敌军再来。

这时，手下人劝他先不忙安营扎寨的事，应该先到曹公那里报告情况，防备青州兵恶人先告状。

于禁不以为然：“现在敌人在后，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不做好准备，何以对敌？曹公明察秋毫，不必申辩！”

青州兵果然抢先跑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也果然没听信他们。

见到于禁，听了于禁的汇报，曹操高兴地对于禁说：“淯水之难，我方危急，将军能乱而不乱，整治所部，惩治暴行，高筑坚垒，实在有不可撼动之节，虽古代的名将，也难以超过你呀！”

于是，依据于禁前后立下的功劳，曹操上表天子封于禁为益寿亭侯。

在舞阴，曹操没有祭奠爱子和侄子，却为典韦盛大发丧。

曹操命人设法找回了典韦的遗体，送回老家襄邑安葬，在仪式上流下了眼泪。曹操后来拜典韦的儿子典满为郎中，作为自己的近侍。以后他每次经过陈留郡一带时，都要绕道襄邑祭祀典韦。

之后，曹操从舞阴退回到许县，留下曹洪驻防于南阳郡境内，与张绣对峙。张绣在刘表支持下，把曹军曾经占领过的舞阴等地重新收回，曹洪被压缩到南阳郡最北面的叶县一带，处境十分艰难。

第七章　配角退场

◎ 袁术另立朝廷

曹操正准备整顿人马支援南阳的曹洪，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春天，就在曹操转战南阳郡的同时，身在扬州的袁术突然心血来潮，自称皇帝，此事震撼了全国。

早在两年前，汉献帝败于曹阳之时，天下盛传汉献帝已经遇难了，举国哀伤，但袁术心里却暗自高兴，因为他脑子里一直都有个可怕的念头：自己当皇帝。

说实话，袁术此时的实力很一般，离开南阳郡后本来想到兖州一带发展，但打不过曹操，逃到了扬州。他杀了扬州刺史陈温，在寿春建立起基地，也曾有过兴盛的时候，那时手下有孙策、郭贡、张勋、桥蕤等人，势力也曾发展到周边的豫州、徐州一带。

后来，孙策离开了袁术到江东独立发展，使袁术集团的力量大减，袁术手下再也没有特别能打的大将，说是占领了扬州，其实只是扬州六郡里的两个郡而已。

但袁术此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向自我感觉良好。

之前说过，得到汉献帝遇难的消息时袁术就迫不及待地召集过会议，暗示手下拥戴他称帝，但手下反应冷淡，只好作罢。

可是，袁术想当皇帝的瘾一旦被勾起来，不达目的他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他整天都在想着要当皇帝的事。后来证实，汉献帝遇难于曹阳纯属误传，但即便如此，袁术仍然没有死心。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许多神秘预言，基本上都是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或者是别有用心之人编出来的无稽之谈，但有很多人相信，有人还深信不疑，袁术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些神秘预言里，有一句话很知名，叫“代汉者当涂高”。

这一句话的前四个字好理解，就是接续汉朝国祚的人，灭亡汉朝的人。后两个字却十分费解，“涂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但袁术认为这很好理解，这个“涂高”就是指他自己。袁术字公路，“术”是城邑内的道路，“公路”指的也是路，而“涂”被他理解为“途”，也是路的意思。这种理解很牵强，但袁术认为一定是这样的。

而且，根据“五行终始论”，汉朝属于火德，取代汉朝的一定属于土德，袁姓就属于土德，是有资格取代刘汉统治的姓氏。这一条又成为上一条的佐证。

这时候河内郡人张炯又帮袁术弄出来一个符命，以兆袁术的天子之应，袁术更觉得皇帝非他莫属了。

张炯的这个符命，史书均有提及，但都不知道具体为何物，估计跟河里挖出个写字的石头、鱼肚子里发现一条写字的绸子这些事差不多。

有了这些理论基础，袁术觉得自己再不出来当皇帝都有点对不起上天的眷顾了。他听说孙坚当年在洛阳宫里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把孙策的妻子软禁起来，逼她交出玉玺。孙策这时已经到江东开辟根据地去了，无奈之下，孙夫人只好把玉玺给了袁术。

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不顾众人的反对，在寿春正式称帝，但他这个皇帝很奇怪，既没有宣布国号，也没有下诏改元，他也不自称天子，而称“仲家”。

后世有人认为，“仲家”就是袁术新王朝的国号或年号，也有把袁术称为“仲家皇帝”的。但这些都是推测，“仲家”并不像个国号，更没有“仲家”作为年号的记载。

两年后，袁术走投无路之际，曾对自己称帝的行为进行过辩解，说他当时看到天下大乱，已经到了周朝末年七国分势的局面，自己出于一片责任心，出来替汉室管管事，自称“仲家”，仲是第二的意思，在他心里还是把刘氏当老大，并没有真的想当皇帝。

一般认为这是袁术给自己的辩解，但对照实际情况看一下，也许并不完全是虚言，袁术想当皇帝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于是留了条后路，从而弄出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

但是，除了国号、年号这些以外，其他一切方面袁术都按照真皇帝的样子做了。他改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类似于西汉的京兆尹和东汉的河南尹，寿春自然成了“京师”，他在这里任命公卿，建皇宫，设祠庙、明堂。

袁术在寿春大封百官，但大家似乎都不太给面子，并没有积极踊跃地来应聘。袁术有点犯愁，心想无论如何得找几位天下名士来撑撑门面，不能三公九卿尽是阿猫阿狗之辈。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陈珪，一个是金尚。袁术想请他们来当自己的“三公”。

陈珪是陈登的父亲，他本人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陈球当过太尉，袁术和陈珪年轻时在洛阳就是哥们，此时陈珪在徐州的吕布那里，吕布是袁术的盟友，跟他要个人应该没问题，袁术给陈珪写了封信，但陈珪却没有来。不是吕布不放人，而是陈珪压根不愿意。

陈珪不仅没来，还给袁术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把袁术批评了一通。陈珪说，让我去阿附你干那些非正义的事，就是死我也不能去（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看了陈珪的信，袁术气得牙痛。

金尚是个老党人，有一定名望，当年被朝廷任命为兖州刺史，而兖州那时已被曹操控制，金尚兴冲冲跑到兖州上任，结果连兖州地界都没有进就让曹操一路打了回来。金尚没有地方待，跑来依附袁术。

袁术任命金尚为太尉，但金尚死活也不干，并且准备逃跑，袁术把他抓住，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袁术是个典型的小事看不上、大事做不来的人。

一般来说，对小事不感兴趣的人，常常会对大事发生错误的兴趣，这也许是他执意称帝的内在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袁术是个高傲且敏感的人。一般来说，高傲使人脆弱，敏感使人自卑，袁术想称帝，大概就是纠缠在脆弱和自卑的情结里无法自拔，才走出了这匪夷所思的一步。

◎ 趁机瓦解对手

袁术称帝，别人只是震惊，曹操却必须出手去管一管。

因为袁术的称帝行为不仅是叛逆，更是对曹操权威的挑战。曹操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朝廷弄到许县，刚刚安顿下来，运转还不到一年，东边就突然冒出个新朝廷。如果不给予迎头痛击，今后势必还会有更多的伪朝廷冒出来。

在曹操的战略规划里解决袁术本来不是优先选项，他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南阳郡问题，其次是吕布和刘备，然后是关中的凉州军阀，但现在袁术自己跳了出来，那就得先解决他了。

曹操还没有动手，袁术的两个盟友先表态了。

首先是孙策。名义上他还算袁术的部下，但现在在江东发展得很快，听说袁术称帝，孙策毫不含糊地给予反对。

袁术的僭越之举没有得到一个外部支持，就连他的老部下孙策也发来了措辞强烈的抗议信，反对其僭号，并趁机向天下宣告断绝与袁术的一切关系（以书责而绝之）。

孙策在信里细数袁术九大罪状，说他连董卓都不如，以董卓的狂狡，在废主自立之事上仍然不敢擅为，而袁术竟然干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这时候的孙策已经在江南渐成气候，实力不输于袁术，跟袁术翻脸是迟早的事。袁术称帝无疑给了孙策一个最合适的翻脸理由，此前袁术为得到传国玉玺而扣押了孙策的夫人，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孙策还派高承为使者前往许县，向朝廷进贡，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孙策的行为举动获得朝廷的肯定。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立即派议郎王为特使前往江东，对孙策进行表彰，并拜孙策为骑都尉，封吴侯。

孙策的势力已跨有数郡，骑都尉充其量是个太守一级的官员，孙策向王暗示自己想要个将军名号，王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自己做了回主，重新拜孙策为明汉将军。

当时，袁术手下的陈瑀屯驻在长江以北的海西一带。曹操让孙策讨伐这股敌人。孙策领命，准备率军渡江作战。孙策刚要出动，陈瑀那边先下了手，派人悄悄来到江东，结交祖郎、焦已以及严白虎等割据势力，准备趁孙策主力渡江之际从背后下手。

这件事幸亏被孙策察觉，他派吕范、徐逸攻打海西的陈瑀，自己留在江东对付敌人。陈瑀最后被打败，只身一人逃走，跑到了袁绍那里。

吕范、徐逸大败陈瑀，俘获包括陈瑀老婆、孩子在内的4000多人。孙策与袁术自此算是彻底闹翻了。

相对于孙策，袁术的另一个盟友吕布一开始却有些犹豫。

从内心深处说，袁术看不上吕布，吕布也比较讨厌袁术。自郝萌叛乱发生后，吕布一直把袁术当成潜在的敌人加以防范，但在明面上二人并没有撕破脸。

对吕布来说，这年头还能拉上朋友关系的人已经不多了，袁术好歹算是合作过一场的人。

袁术称帝后，派韩胤为特使，专程到徐州给吕布报信，并且提出了一个要求，想与吕布和亲，娶吕布的女儿为儿媳。对于袁术结亲的要求，吕布开始倾向于答应，他甚至把女儿交给了韩胤，让他带走。

但是，对于这项决定，吕布手下有一个人特别紧张，他想到如果真是那样，无论于国于己都要坏事，所以赶紧来劝吕布。

这个人就是陈珪，他拒绝袁术的征召，还把袁术谴责了一番。吕布跟袁术如果站到一块，将来对自己很不利。这倒是其次，问题是扬州、徐州一旦结成一体，这个伪朝廷势力就更不得了，天下就要受难了（徐杨合从，为难未已）。

陈珪急忙来劝阻吕布，他说：“曹公奉迎天子，辅助国政，将军您应当同他合作，共图大计。现在反而与袁术结亲，必受不义之名，将来恐怕会大祸临头啊（有累卵之危矣）！”

陈珪认为袁术失败是必然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往火坑里跳？现在是表明自己态度的重要关头，千万不能犹豫，也不能抱有幻想，如果真的和袁术结亲，那就彻底跟袁术捆在一起了。

吕布想了想，认为陈珪说得有道理。

本来就对袁术有意见，经过陈珪一番劝说，吕布决定跟袁术划清界限。

此时，韩胤已带着吕布女儿上路了。

陈珪劝吕布赶紧把人追回来：“既然拒绝袁术已经把他惹了，不如索性做得更彻底些。”

吕布平时对陈珪的话还是尊重的，就问：“先生有何妙计？”

陈珪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袁术特使的人头正好向朝廷和曹操表明心迹！”

吕布又想了想，一咬牙：“那就依先生所说！”

吕布派人追上韩胤，把女儿接了回来，并把韩胤抓了起来。

陈珪的儿子陈登主动请缨，愿意押着韩胤去朝廷一趟，吕布于是向汉献帝写了一道奏疏，详细报告了袁术试图拉拢他的情况，表明自己的态度。

吕布还给曹操另外写了封信，进一步向曹操表达善意。

陈登去了许县，很快便完成使命回来，不仅带来了汉献帝就此事对吕布嘉许的诏书，还带回来曹操亲笔写给吕布的一封信。曹操在信中态度友好，向吕布表达了关切和慰问之情，鼓励他按照天子的诏书追捕公孙瓒、袁术等人。

接到曹操的信吕布很高兴，但他不知道的是，陈登一到许县就出卖了自己。陈珪、陈登父子虽然屈身事奉吕布，但一直心存不满，所以陈登见到曹操后，力劝曹操除掉吕布。

曹操当然很高兴，能在吕布身边安插个卧底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曹操于是拜陈登为广陵郡太守。

临别之时，曹操又拉住陈登的手说：“东方之事，全都托付给你了！”

这些情况吕布一无所知，陈登回来后劝他不妨趁热打铁，再给皇上上一道奏疏，表明将遵照诏令尽臣子应尽的本分，同时再给曹操写一封信，进一步表明立场。

吕布同意，让陈登替他草拟诏书和信。

陈登很快拟好了，吕布拿过来一看，只见给天子奏疏里写道：“臣本应奉迎大驾，但知道曹公忠孝，迎接陛下迁都许县。臣之前与曹公交兵，现在曹公保辅陛下，臣为外将，如果引兵前来，恐怕引起误会（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所以就以带罪之身驻守在徐州，是进是退不敢自己妄加决定。”

这些话主要为了解释当初为何不去迎驾，写得还不错，但给曹操的信写得却不够分量，虽然表达了愿意听从调遣的意思，却不够真切。

吕布想了想，又在信中加了几句：“我吕布是个有罪的人，按道理应当死罪（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您亲自书写教命加以慰勉，对我加以厚待褒奖，我一定按照诏书的指示追捕袁术等人，一定以命为效！”

奏疏和信派人送出之后，没过多久即迎来了朝廷的特使奉车都尉王则，诏书继续对吕布进行嘉勉，同时升吕布为左将军。

吕布在长安时只是奋威将军，汉献帝东归后升他为平东将军，现在进一步升为四方将军中的左将军。

当初汉献帝派人给吕布送平东将军的印绶，不巧的是在半路上丢了，曹操心很细，就连这件事他也记着。

曹操专门给吕布又写了封信，信中说：“当初在山阳郡丢失了拜封将军的诏书和印绶，现在朝廷没有成色好的金子，我取自己家里存的好金给你制印（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朝廷没有紫色绶带，我就取自己的绶带给你以表达我的心意。现在袁术要称天子，将军应当阻止他。朝廷信任将军，将军也应该表明自己的忠诚。”

看到曹操的信，吕布大为感动，他再次派陈登去许县奉章谢恩，并让陈登给曹操捎去一条最好的绶带。

看到此情此景，谁又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们二人还是势不两立的对手？但其实，对于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神奇转变，他们二人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

他们都知道，这不是友谊，更没有亲情，这就是所谓的政治。

吕布虽然算不上是位政治家，但知道怎么说话。

◎ 袁术淮水受辱

吕布的做法让袁术不能容忍。盛怒之下，袁术分七路大军来进攻徐州，总兵力多达十几万。

这大概是袁术全部的家当了。七路大军中最重要的有四路：张勋、桥蕤、韩暹和杨奉。

张勋和桥蕤是袁术手下的大将，韩暹之前说过，跟李乐、胡才一样都是白波军的首领。汉献帝在河东郡遇难，他们出过大力，韩暹被封为大将军。

杨奉也是白波军首领，与韩暹不同的是，他很早便投靠了李傕，成为李傕手下的部将。李傕与郭汜内讧，杨奉和宋果等人密谋欲杀李傕，但事情败露，杨奉领兵叛走。后张济出面护驾东行，张济当时联合的就是杨奉部。

杨奉一路护驾东归，其间打败了追上来的郭汜，汉献帝曹阳遇险，韩暹、李乐、胡才等白波军首领就是杨奉召来的。汉献帝回到洛阳，杨奉因功获授车骑将军，曹操接管朝廷后，与杨奉发生矛盾，曹操进攻杨奉，杨奉转投袁术。

韩暹后来的境况和杨奉差不多，率残部四处流浪，被杨奉召来，名义上都听袁术调遣。

白波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号召力很厉害，每逢哪里有大仗，他们一声号集，总能马上聚集起很多人马，乌乌泱泱，遮天蔽日，不明就里的人一看那场面都得被吓住。

吕布手中充其量有三万多人，把刘备的几千人马算上，都凑不够人家的一半多，吕布知道这下子麻烦来了。

吕布一面积极备战，一面给曹操写信，告诉他这边的情况，请他派兵增援，最好再联络袁术背后的孙策，一块行动。

但吕布知道，大难将至，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远道来的水，是福水还是祸水往往搞不清。

还得靠自己，不能在此坐等曹操派来援军，必须想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把敌人打败。

吕布召集大家商议，众人也一筹莫展。

当初有人反对与袁术翻脸，因为袁术也不是好惹的，这下子算是应验了。曹操那边就别指望了，听说南阳郡张绣把他折腾了几回，他已连吃败仗，自己的事都还没处理好呢，不会发兵来救咱们。退一步说，即使曹操有这个能力，他也不会来救，起码不会立即来救，借袁术之手消灭吕布，这买卖对曹操来说简直太划算了。

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概眼睛都在斜视着陈珪和陈登，那意思像是说：这都是你们父子出的好主意！

陈珪见众人在看他，出来道：“其实也没什么，敌人来势虽然凶猛，但只不过是袁术仓促之间集合起来的乌合之众罢了，不用担心，也不必大动干戈，我自有破敌妙计。”

众人退去，吕布把陈珪和陈登留下，问他们有何破敌之策。

陈珪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袁术人马号称十多万，最能打的也就是张勋、桥蕤这两部，还有韩暹和杨奉，如果真的拼起命来也还行，其他各部人马只是来凑凑热闹，袁术不敢把所有的人马都压到徐州来，他还得防曹操和孙策，所以，敌人气势虽然很足，但抓住要害，破之也不难。如果能让韩暹和杨奉反戈一击，去进攻张勋、桥蕤，不用我们出手，敌兵可自破。”

吕布听了，并不激动：“道理是这样的，可韩暹和杨奉都听袁术召唤，他们怎能无端去打张勋、桥蕤呢？”

陈珪不着急，他接着说：“韩暹和杨奉都是变民出身，他们虽然曾归顺朝廷，但在朝廷和众人眼里仍然是流寇。他们甘愿效命于袁术，也是被曹操攻打之下的权宜之计。这些人只看眼前利益，立场随时会变。只要派人去游说他们，许他们以重金，我敢保证他们会马上掉转枪头去帮我们打袁术。”

吕布从来没见过陈珪说话如此口气大，但看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想试试。吕布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艰巨的任务，陈珪推荐他的儿子陈登。

吕布于是给韩暹、杨奉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二位将军大驾东来，你们都曾有大功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现在袁术造逆，天下共诛讨，你们为何与贼臣一起伐我吕布？我吕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位将军俱为功臣，可以在此共同讨伐袁术，为天下再立新功（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现在正是机不可失的时候啊！”

陈登去后不久即回，报告说事情成了。

吕布将信将疑，不敢确信。不过，很快便从前面传来消息，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韩暹和杨奉突然掉转头，反向张勋和桥蕤进攻。

吕布既惊且喜，决定抓住战机，立即集合全力向张勋和桥蕤发起进攻。张勋、桥蕤猝不及防，迅速败下阵来。

吕布下令追击，为了给袁术一个深刻教训，吕布觉得这次一定要追得狠一点儿，打得疼一点，让这小子吃点苦头，多长长记性。

韩暹和杨奉表现得也不错，按说他们的任务已完成，可以坐等收钱了，但他们一直和吕布配合，紧追敌人不放。袁军败得一塌糊涂，吕布很快攻到了淮水边上，进入扬州刺史部辖区。

吕布这才发现韩暹和杨奉为什么愿意跟着追了，他们不叫追，应该叫抢，吕布率军在前面攻，这二位名义上在后面配合，其实是一路抢，所到之处被他们抢得十室九空。

也许这正是陈登能轻易说服他们二人的原因。这拨白波军兄弟积极性高涨，可怜袁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不少好东西都被他们抢去了。

一口气过了淮水，拿下了袁术淮水南岸的重镇钟离，此地离寿春不远了。

袁术急了，亲率大军前来迎战。

吕布看看也差不多了，袁术虽败但实力犹存，这根又臭又硬的骨头还是留给曹操啃吧，于是下令大军返回淮水北岸。

袁术率领的大军到达淮水南岸，双方隔河相望。

为了再挫袁术的锐气，吕布下令先不走，在北岸列阵。

吕布给袁术写了封信，让人送过河去，信里写道：“足下常吹嘘自己的人马多么强盛，吕布我虽然无勇，但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不敢露头，你的猛将武士都在哪里？足下一向喜欢说大话，用以欺骗天下，可天下之人又怎么那样容易被欺骗？古者交兵都是有原因的，现在首先挑事的不是我（造策者非布先唱也），咱们现在相去不远，你有什么说的可随时答复。”

吕布告诉袁术，你干的这事实在天怒人怨，我即使不出头讨伐你，也有人来收拾你，你好自为之吧。吕布让人把这封信誊抄两份送到许县，一份上报天子，一份呈给曹操。

吕布就这样在北岸一连待了几日，袁术既不敢过河，也不敢撤兵，弄得很难受。

吕布这边的将士在北岸还大声嘲笑袁术，十分痛快。

曹操看到袁术被他的两个小兄弟折腾得够呛，于是抓住时机亲自东征，时间是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九月。

袁术跟曹操交过手，知道曹操的厉害，听说老朋友亲自来了，倒也干脆，留下部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等人驻守蕲阳阻挡曹操，自己先溜了。曹操指挥于禁等部进击，把桥蕤等四人包围在苦县，全部斩杀。

袁术跑到了淮河以南，彻底不敢迎战。

曹操此时无意对袁术穷追不舍，因为南阳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曹洪被张绣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得尽快回师，再战南阳郡。

曹操于是撤兵，回到许县，准备第二次征讨张绣。出师前，曹操让有关部门对前太尉杨彪进行立案追究。

杨彪是前任三公，此时已被免职，曹操之所以突然想起他，是因为他跟袁术有姻亲关系，曹操接到举报，说袁术称帝杨彪也有份（欲图废立），于是把杨彪下狱。

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孔融听说，来不及穿上朝服，跑过去见曹操。

孔副为杨彪求情：“杨家四世清德，为海内景仰。《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怎么能以袁术之罪归于杨彪呢？”

但曹操没有让步的意思，让许县县令满宠负责审理此案。

许县县令好比当年的洛阳令，品秩不高但权力很大，尤其是对京师地区有司法管辖权，可以审理朝廷官员及家属，何况杨彪已不担任公职，形同普通百姓，所以归许县县令审理。

孔融和荀彧都私下里找到满宠，让他不要对杨彪用刑（勿加考掠），谁知满宠一上手就对杨彪来了个大刑伺候，把孔融和荀彧气坏了。

满宠把杨彪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来向曹操汇报：“快把杨彪打死了，他也没有什么可招的。此人海内知名，如果没有证据就治罪（罪不明白），必然大失民望。”

曹操想了想，第二天就赦免杨彪出狱，这时孔融和荀彧才明白，满宠打杨彪正是为了救他。

曹操突然拿杨彪说事，表面上是他与袁术有瓜葛，其实是因为杨彪出身于世家，代表了某种政治势力，虽然他已经下台，但影响力仍不同一般。

新朝廷刚建立，曹操经常在外面征战，必须内外都树立起绝对权威。拿杨彪开刀有杀一儆百之意，为的是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袁术的事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

杨彪受惊一场，被放出来后，他看到汉室衰微，许县都是曹氏的天下，于是对外称自己脚有病（脚挛），不再出门，避免惹祸。

◎ 安众突围的秘密

曹操没有继续攻击袁术，因为南阳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相对于较远一些的袁术，眼皮子底下的张绣所造成的威胁更为直接，所以曹操无心在淮南方向扩大战果，而是下令迅速回师许县。

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十一月，曹操率军再征南阳郡，首先抵达南阳郡最北边的叶县，与驻守在这里的曹洪会合。

如果曹操再不来，曹洪可能真守不住了，张绣的部队以凉州军为老底子，战斗力很强，刘表又派邓济等人支援张绣，南阳郡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曹操首先进军湖阳，那里是刘表的人马驻守，曹军攻克湖阳，生擒了刘表的部将邓济。之后，曹军转攻舞阴，将其攻克。

在肃清了宛县这些外围后，曹操率军攻打张绣的大本营宛县，进军到淯水河畔。这里是曹操的伤心之地，去年，他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心爱的部下典韦都战死在这里。

曹操在淯水河畔再次举行仪式，祭奠阵亡将士。曹操亲自参加祭奠，唏嘘流涕，将士们都深受感动。

但是，建安二年年底的这次军事行动却突然中断了一段时间。曹军在宛县一带过的年，之后又回师许县，没有记载显示是张绣、刘表联军打退了曹军的进攻，曹军是自己撤回去的。

还有一种可能，曹军没有回师，仅是曹操带少数人回到了许县。曹操离开主力回到后方，一定是有重大事情需要处理，但具体何事不得而知。

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曹操在许县仅停留了一个多月，就又回到了南阳郡前线，这次他还带上荀攸一同前往。

不过，荀攸劝曹操暂时不要在南面用兵：“张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而张绣只是一股游军，处处要仰仗刘表的接济，刘表一旦不给他提供资助，二人势必分离。不如暂时缓兵，让他们自动分开（可诱而致也）；如果我们攻得急，刘表对张绣肯定不能不管，要全力相救。”

事后证明，荀攸的这个分析是有远见的，但曹操考虑到南面的事不能拖下去，必须尽快解决，好让自己无后顾之忧，从而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东面的吕布和刘备。所以他没有采纳荀攸的建议，继续进兵。

在曹军的强大攻势下，张绣的主力离开宛县南撤，退到距宛县100多里外的穰县。

曹军进攻穰县，与张绣军展开激战，张绣顶不住，急忙向刘表求援。果然如荀攸分析的那样，张绣之于刘表，就是一面坚固的盾牌，张绣在前面顶不住，刘表不能不管。

刘表派兵驰援张绣，刘表派了多少人马前来不得而知，但这一次他一定是动了老本，因为他派来的人不仅有驰援穰县的，还悄悄分出一支人马占领了一处战略要地，要给曹军来个前后夹击，让曹军有去无回。

这个地方名叫安众，接下来将让曹军大吃苦头。

穰县城里的张绣迎来了刘表的援军，士气大振，曹操攻城遇阻。张绣在城里做着长期守城的准备，但他突然接到了报告，说曹军主动撤退了。

张绣有些不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曹军仍然占有优势，何以无缘无故撤退呢？张绣害怕曹操使诈，下令先不要贸然去追。

曹军撤得很迅速，一路向北而去，张绣看看不像有诈，于是大着胆子追了上来。

张绣有所不知，曹操下令回师并非使计，而是真的，因为许县大后方出了问题。原来，听说曹军主力南下，田丰劝袁绍趁机袭击许县，将汉献帝抢到自己这里来。袁绍手下有人叛逃到曹营，提供了上述情报。曹操接报后，认为事关重大，不敢丝毫迟疑，即刻挥师北撤。

这件事很蹊跷，要么田丰真有此议，而袁绍确实准备发兵袭取许县；要么是袁绍造的谣，目的是不让曹操太顺手。还有一种可能，是贾诩的计策，为了解穰县之围，故意制造谣言，给曹操提供了假情报。

不过，曹操在做出回师决定时一定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这样看，第一种可能性应该最大。

曹军回师许县，最快速的推进方式是走南方大道。

东汉的南方大道跟东方大道、东北方大道一样，是全国交通网里的骨干线路，它起自洛阳，连接鲁阳、宛县、穰县、襄阳以及南郡的治所江陵、武陵郡的治所汉寿，走这条道就好比上了高速公路，直线距离最短，路也最平坦宽阔。

曹操现在只想火速回师以解许县之危，因此想都没有想，指挥人马沿着南方大道向北疾行。谁知，这条行军路线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穰县以北是一片山地，地势很险要，南方大道穿山而过，在此形成了一处要塞，此地就是安众。

曹操包围穰县时，没有想过这么快就会撤军，所以忽视了背后的这处要点。刘表的援军恰恰发现了这里很重要，于是分重兵占领，实际上断了曹军的后路。

刘表的人马进入安众要塞后，立即整修防御工事，以南方大道为轴线，以山地为依托，很快建成了一条东西连绵数十里的防线。

曹操率军抵达安众，突然发现过不去了，如果绕道而行，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是山区，道路不畅，费时费力不说，敌军依托有利地形更容易袭击自己。安众防线就像一条铁链，牢牢地缚住了急于回师的曹军。

张绣也指挥穰县的人马从后面杀来，曹军面临前后被夹击的不利处境。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情况对曹军很不利。虽然人数占优势，但在有限的区域内兵力难以全部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守着有利地形的一方更占优势，曹军陷入了所谓的死地。

在此关键时刻，曹操发挥了他在军事上的天才想象力，指挥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看似牢不可破的安众防线，并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曹操是怎么做到平安突围的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史书只是说，曹操先是给荀彧写了封信，说只要到了安众，必然能打败张绣，后来果然就把张绣打败了。

回到许县后，荀彧也曾向曹操讨教破敌的原因，曹操说：“兵法说‘归师勿遏’，而敌人非要阻挡我们的归师，并且跟我们争夺死地，我所以知道他们必败（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曹操的这番话等于没说，不是所有的归师都能打胜仗，也不是在所有的死地里都能起死回生。

曹军之所以化险为夷，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敌人想象不出的作战方式：地道战。

曹操白天与敌人对阵，晚上悄悄在最险要的地段挖掘地道（夜凿险为地道），这项巨大工程估计颇费了些时日，绝不是一夜之间可成的。根据史书记载，曹军到达安众时是五月，回师到许县荀彧向曹操讨教破敌秘密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了，也从侧面印证了安众地道挖掘工程量的巨大。

最后，曹军的工兵部队以顽强的毅力挖通了安众防线，曹操指挥人马趁夜遁去。

数万曹军一夕而遁，天亮后张绣才发现这个情况。

张绣心有不甘，下令追击。

贾诩认为现在不能追，他劝张绣：“现在不能再追，追击必然会失败（不可追也，追必败）！”

张绣觉得曹军已成败寇，此时追击正可以扩大战果，为什么不追呢？张绣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指挥所部人马以及刘表的参战部队全军压上，沿着曹军撤退路线追击（悉军来追）。

果然，他们吃了败仗。

张绣率部还没有追上撤退的曹军，却先后迎面遇上了曹军新投入战场的两支生力军，这两支人马不约而同挡住张绣、刘表联军，上来一顿猛打，把张绣、刘表联军打得大败而回。这是曹仁、李通率领的两支人马，他们倒不是商量好的统一行动，而是碰巧遇到了一起。

曹仁没有随曹军主力行动，曹操派他肃清宛县附近几个县的残敌，而李通驻守在南阳郡以东的汝南郡，是曹军距此最近的部队。这两个人都是得知曹军主力被阻于安众防线而前来解围的。赶到时，正好遇着曹操率大队人马从地道里钻出来仓促北撤。

曹操看到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就自己带着从安众突围出来的人马继续北上，而让他们这两支生力军在此打阻击。

张绣损失不小，后悔没听贾诩的劝告。

哪知，贾诩这时又出来劝张绣追击。

贾诩对张绣说：“现在马上去追，再战必然能取胜（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以为听错了，对贾诩说：“当初没听您的话，结果打了败仗（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现在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追？”

贾诩向张绣说出了追击的理由：“现在敌情出现了新变化，去追一定能取胜。”

张绣抱着将信将疑的想法派人追击，这一次竟然打了胜仗。

事后张绣请教贾诩胜败的原因，贾诩说：

“曹军开始退却，曹操必定会派精兵断后，我们追击必然失败。打败了我们的追击，他们又会轻军前进，没有料到我们会再来，所以我们就能取胜。”

张绣听了，深表佩服。

回到许县，曹操进行了反思，他对荀攸说：“没有听先生的话，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呀（不用君言至是）！”

从实力对比上看，曹操的实力远远强于张绣，但张绣以一支弱旅反而打得曹操十分狼狈，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 领导也需要鼓励

在南阳郡遭遇一连串失败，不仅让曹操懊丧，也滋长了袁绍的骄傲情绪。

你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绣都打不过，岂是我的对手？

受这种情绪的支配，袁绍对曹操也越来越不客气，他直接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以许县地理位置偏僻、地势低湿为由，要求曹操把汉献帝迁到兖州刺史部的鄄城。

鄄城曾是曹操在兖州期间的大本营，这里虽然还属于“曹统区”，但距袁绍的控制区只隔一条黄河，袁绍的用心很明显，曹操当然拒绝了袁绍的提议。

但袁绍不依不饶，多次来信催问，信中流露出对曹操的骄傲和不尊重（其辞悖慢），曹操看了大怒，但又不知如何回击，因而行为都有些失常（出入动静变于常）。

这些情况大家当然不知道，还以为是因征讨张绣失利造成的。

钟繇就此向荀彧询问情况，荀彧说：“曹公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对于既往之事不会过于放在心上，现在必然是因为别的事。”

荀彧来见曹操，询问缘由，曹操出示了袁绍的来信，并且说：“我真想讨伐这个不义的人，但是力量不够，你说该怎么办（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

针对曹操提出的问题，荀彧其实早有考虑。

荀彧觉得曹操也需要得到鼓励，于是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古往今来面对成败得失，对于确实有才能的人，即使暂时弱小，以后也必然会强大；如果他不是这块料（苟非其人），即使暂时强大，将来也必然会被淘汰。刘邦、项羽的事，正好说明这一点。

“如今能与您争夺天下的，只有袁绍罢了。袁绍这个人，外表宽和，但内心里猜忌心很强（貌外宽而内忌），做不到用人不疑；而您明达不拘，只要有才能就大胆使用，这是在度量上胜过袁绍。袁绍遇事优柔寡断，总是把握不住机会；而您能明断大事，应变有方，这是谋略上胜过袁绍。袁绍治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然多但实在难以为用；而您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少，都争相效命，这是在武力上胜过袁绍。袁绍凭着世家的出身，经常装模作样以显示自己的智慧（从容饰智），喜欢沽名钓誉，所以那些没有真本事但喜欢虚名的人愿意投奔他；而您待人真诚，推诚相见，从不华而不实，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很勤俭，而奖赏有功之人从来不吝惜，所以天下忠勇之士都愿意追随您，这是德行上胜过袁绍。”

荀彧最后总结说：“以上这四胜，凭借它们辅佐天子，匡扶正义，讨伐叛逆，谁敢不从？袁绍再强大又有什么用！”

听了荀彧的“四胜论”，曹操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荀彧所说并非虚言，绝不是为让自己舒服编出来的奉承话。荀彧在袁绍身边待过，对袁绍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曹操心里的阴云散去了大半。

与此同时，郭嘉也看出曹操的心事，在另一个场合也向曹操说出过相似的话。

郭嘉的分析更为全面，把“四胜论”扩展为“十胜论”：

“当初刘邦不敌项羽，情况大家都清楚，所以刘邦只能智取，不能力敌，而最终项羽被刘邦打败。据我看来，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

“袁绍虽然强大，但他没有什么作为，繁礼多仪；而您做事自然，没有形式主义，这是道胜。

“袁绍逆潮流而动，而您顺天而行，这是义胜。

“桓、灵以来，政治失于宽怠，袁绍以宽治宽，手段不够强硬；而您纠之以严，使上下法令顺利施行，这是治胜。

“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重用的人都是亲戚子弟；而您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不疑，唯才是用，不问远近，这是度胜。

“袁绍多谋少决，抓不住机遇；而您有了计划就大力推行，应变无穷，这是谋胜。

“袁绍是世家后代，喜欢沽名钓誉，喜欢说好话和奉承自己的人；而您待人以诚，不为虚美，忠正之士、有才之人都愿意为您所用，这是德胜。

“袁绍看见有人饥寒，也能给予体恤，马上进行接济，但对于看不到的，他也就想不到了；而您对小事有可能忽略，但大事都考虑得周到细致，恩之所加，都超过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到的，也都有考虑，这是仁胜。

“袁绍手下大臣争权，谗言惑乱；而您对下属治理有方（御下以道），谗言不能通行，这是明胜。

“袁绍是非不清，而您对待正确的事以礼相待，对待坏事都以法正之，这是文胜。

“袁绍好虚张声势，不了解打仗的要领（不知兵要）；而您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队依仗，可使敌兵害怕，这是武胜。”

可以说，荀彧和郭嘉对袁、曹优劣的分析都一针见血，做出上述判断虽然不乏一定的主观因素，但基本上说的都是实话。

对于部下的溢美之词，曹操听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笑着说：“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我有何德何能可以胜任呀（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

落实到具体对策上，荀彧和郭嘉的意见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应当把南阳郡的事放一放，先取吕布。

荀彧认为如果不先取吕布，那么以后要解决袁绍会相当困难。

郭嘉认为袁绍正北击公孙瓒，可以趁着他主力远征时东取吕布。如果失去这个机会，等到袁绍发起进攻时以吕布为外援，那就太危险了（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

曹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心里有一些顾虑：“我比较担忧关中方面，如果关中处理不好，羌人、胡人加上南面的益州就会与袁绍、吕布等人联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将四面都是敌人，虽然据有兖、豫二州，却也顶多只占天下的六分之一而已呀！”

就此，荀彧有自己的看法：“关中地区目前大的割据势力有十几支，彼此互相不服，其中韩遂和马超最强。他们看见关内相争，必然各自拥兵自保。现在如果主动联合他们，示以恩德，和平的局面虽然不能维持太久，但也可以坚持到整个关东地区平定之后。”

荀彧的分析正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让曹操心中顿时亮堂起来。

荀彧推荐钟繇出镇关中，曹操同意，于是辞去自己的司隶校尉一职，让钟繇以侍中的身份兼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各军，授予钟繇遇到有些问题可以先处理再上报的权力（特使不拘科制）。

钟繇是当代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之一，他与后世的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字在当时就得到了同是书法家的曹操的喜爱，但此时钟繇在曹操眼绝不是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角色，他是曹营的重臣。

钟繇处事开达理干，意思是说通达事理、具备卓越的行政能力和才干。钟繇属于实干型人才，也是专家型领导干部，他有胆有识，沉着勇毅，派他到关中总理那边的各项事务，曹操十分放心。

之前曹操派朝廷机要局副局长（谒者仆射）裴茂到关中，目的也是联络关中诸将，裴茂到关中后，首先联络凉州军中倾向于朝廷的段煨一派的支持，段煨协助裴茂讨伐了李傕，夷灭其三族。

斐茂把李傕的人头送往许县，对这个杀害了朝廷多名重臣的刽子手，从汉献帝到百官无不痛恨，汉献帝下诏将李傕的人头高悬示众，同时下诏拜段煨为安南将军，封为乡侯。

钟繇到达关中时裴茂在这里已打下了一定基础，当时活跃在关中一带的割据势力除段煨、李傕外还有很多股，其中马腾、韩遂的势力最为强大，钟繇给他们写信，表明利害（为陈祸福），劝他们忠于朝廷。

经过对形势的分析，马腾、韩遂选择了向许县朝廷靠拢，他们各送一名儿子到许县作为人质，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钟繇、裴茂开始着手经营关中，他们积极发展经济，稳定地方局势，争取各派力量的支持，取得了丰硕成果。

西边的事安顿好了，在征讨吕布之前对南边的事也得做出安排，防备刘表、张绣趁机偷袭。

曹操仍然留下曹洪负责守卫南阳郡北部的曹军占领区，交给他的任务是坚守不出，绝对保证许县南线的安全。

曹操还启用了几个从荆州北归的人，把他们派到敌占区开展工作，深入敌后，发展根据地，对曹洪给予策应。

在这些人里，杜袭、赵俨成绩最大。

杜袭字子绪，也是颍川郡人，他的曾祖父杜安很有名气，杜袭曾在荆州避难，与繁钦是好朋友，刘表待杜袭也不错，但杜袭发现刘表难成大事，于是跑到长沙郡躲了起来，后来听说天子来到许县，那里正是杜袭的老家，他于是辗转回到了许县。

曹操任命杜袭为南阳郡西鄂县长，这个县离张绣的大本营宛县很近，基本上是顶在敌人鼻尖上的一把刺刀，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杜袭很不简单，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发动军民一边防卫一边开展生产。

有一次，张绣联合刘表的人马上万人来攻打鄂县，杜袭召集身边的骨干共50多人，跟他们集体盟誓，共同率领西鄂县的军民拼死抵抗。

杜袭亲自战斗在最前线（身执矢石），让士气受到鼓舞，大家个个拼死抵抗，斩杀数百名敌人，而守城的这边仅死了30多人。但是，敌人过于强大，最终杀进城中，杜袭率军民突围，伤亡惨重。突围出去后，杜袭没有逃到曹洪那边求救，而是收拢散民，转战到摩陂。这是一个当时很著名的水库，位于今河南省郏县东南。杜袭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游击战，大家听说后纷纷赶来向他汇拢，杜袭重新组织起一支力量，不断抗击张绣的进攻。

赵俨字伯然，也是颍川郡人，在避乱荆州期间跟杜袭、繁钦很要好，他们三家像一家人一样生活（通财同计），他后来也回到了故乡，被曹操任命为朗陵县长。

朗陵县虽然属于汝南郡，但这里紧邻着南阳郡，属于敌我双方开展拉锯战的地方，由于它位置靠南，贴在南阳郡的腰眼位置，战略地位也相当重要。

朗陵县有很多黑恶势力（多豪猾），一向无所畏忌，赵俨到任后从打击黑恶势力入手，一下子抓了不少人，全部判处死刑，由此树立了威望。

在曹操南征张绣行动中立下大功的李通长期驻守在汝南郡，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巩固实力，有力地策应了许县以南的安全，曹操根据李通前后立功的情况，升任他为副军长（裨将）。

李通和赵俨在汝南郡共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李通妻子的伯父是朗陵县人，因为什么事犯了法，被赵县长抓了起来。李通的妻子哭着向李通求情，希望李通去疏通一下，但李通说：“现在大家都全力以赴为曹公效力，不可因私废公！”最后，李通妻子的伯父被砍了头。

李通反而称赞赵俨执法严格，跟他成为好朋友。

南面有曹洪留守，又有李通、杜袭、赵俨这样的军政人才，曹操可以放下心来，专心考虑东面的事。

◎ 吕布很闹心

就在曹操准备向吕布动手时，吕布那边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近一段时间来，吕布碰上了好几件事，件件都不顺。

先是跟臧霸等人闹翻，差点儿动起手来。

这件事由琅琊国引起，琅琊国是徐州刺史部下面的一个郡国，该国国相萧建最早是陶谦任命的，陶谦死后徐州陷入一片乱局，萧建慢慢与州府这边断绝了往来，以莒县为中心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但萧建不是臧霸的泰山帮成员，他平时不敢得罪臧霸，表面上向臧霸臣服。吕布早就看着泰山帮不顺眼，就想通过萧建来敲打敲打泰山帮。吕布派人通知萧建，让他归服于自己，否则将率大军讨伐他。

吕布给萧建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天下举兵，本以诛杀董卓为目标。我杀了董卓，来到关东，欲兴兵西迎大驾，光复洛阳，但诸将各自相攻，莫肯念国。我吕布是五原人，家乡在天的西北角，离徐州数千里，我不会来与大家争夺天的东南角（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县与下邳相去不远，应当共通。你如果按照随心所欲的想法，认为可以郡郡做帝、县县自王，那就错了。

“当年乐毅攻伐齐国，一口气打下齐国70多座城池，只有莒县、即墨二城不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名将田单啊，我虽然不是乐毅，但你也未必是田单，你可以拿着我写给你的这封信与有识之士一块认真商量商量（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

信送出后，很快就收到了效果，萧建派人来到下邳，呈上愿意听从调遣的信件，并送来大批礼物，其中有五匹上等好马。

但此举引来臧霸的严重不满，他认为吕布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于是兴兵讨伐萧建，占领了莒县，萧建向吕布紧急救援。

接到萧建求援的报告，吕布即刻点齐一万精兵前往莒县。

高顺建议吕布不要亲自去：“将军您亲手杀了董卓，威震华夏，环顾四方，敌人无不望风臣服，如今征讨一个臧霸，万一出师不利，岂不有损威名（如或不捷，损名非小）？”

高顺愿意替吕布率兵前往，但吕布不同意。

可是，莒县虽小，臧霸却很顽强，吕布进攻接连受阻。

就在吕布进退两难之际，臧霸突然派人前来请罪，表示今后愿意听从吕布的调遣。

吕布大喜，马上给臧霸回了信，告诉他只要今后听从召唤，过往之事一笔勾销。

吕布随后撤军，一场仗没打起来，但吕布心里很清楚，泰山帮并没有受到损失，今后他们仍然是自己的心腹大患。

办完这件事，吕布想起有件事需要办，就把陈登找来。

之前吕布从刘备手里得了个徐州刺史的头衔，但这还没有经过朝廷的正式任命，虽然朝廷已拜他为左将军，品秩远在刺史之上，但行政职务不能少，否则管理地方事务多有不便。

而且，吕布认为以自己的资历和对朝廷的贡献，刺史有点太低，应该给个州牧，吕布让陈登再跑一趟许县，办办这件事。

陈登从许县回来，吕布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陈登为难地说，虽然见到曹操了，但州牧的事曹操没有答应，只是以朝廷名义正式授吕布为徐州刺史。

吕布有些失望，陈登见状说道：“我见到了曹公，他让我向您解释，袁术征徐州之时，他那边正在处理南阳郡张绣的事，也很紧张，抽不开身，故而未曾来得及出兵相助。等到能腾出手来的时候，这边战局已出现转折，袁术大败，他也就没有再出兵。”

吕布不关心这个，他继续追问：“那州牧这样的小事曹操为何也不答应？”

陈登似乎早有准备，他回答说：“我向曹公转达了您的请求，曹公说州牧确实是区区小事，但别人能给，唯独吕奉先不能给。我对曹公说，奉先将军是一只虎，只有让他吃饱肉，他才能为己所用，如果吃不饱，就会去咬人。曹公说，非也，吕奉先不是一只虎，他是一只苍鹰，养鹰的人都有经验，饿着它才能为己所用，如果吃饱了，就会远翅高飞（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

这种话，显然是糊弄小孩的，但吕布很吃这一套（布意乃解）。

这些都让吕布心烦，不过最让他烦恼的还是刘备。

刘备自从到了小沛，好像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上次纪灵进攻时他曾向吕布求援之外，这么长时间里小沛方向一直风平浪静。

刘备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越是沉寂越说明有问题。

吕布派人到小沛悄悄了解刘备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大体了解了刘备的动向。刘备趁着别人都在忙活的时候，自己一直在悄悄埋头扩充势力，对外一直宣称自己只有几千人马，其实现在最少也在万人。

这还不是最让吕布担心的，据情报说刘备不太跟吕布联络，私下里却跟袁绍和曹操来往密切。汉献帝东归以来，袁绍和曹操的关系由微妙转为紧张，二人有大打出手之势，但刘备跟他们都保持着来往，他给袁绍秘密写信，又派人到许县向曹操拉关系。

看来刘备是想撇开自己独立发展了，这让吕布极为不快。

但仅就这一点还不能跟他翻脸，因为跟他为此事翻脸就等于给曹操难看，吕布现在需要曹操的支持，只是对刘备的情况必须严加监控才行。

这件事刚过，又传来更让人不爽的事。

韩暹、杨奉二位自恃讨伐袁术有功，事情办完就待在了徐州一带，吕布暗示想把他们收编了，但这二位一直不给明确答复。这二人手下都是白波军出身，他们一向没有纪律观念，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各郡县频频来告状，让吕布头疼不已。

这些人就是土匪，留在身边始终是个麻烦，但是放弃不要又有点可惜，毕竟他们人数众多，号召力很强，一旦有事，不指望他们能出大力，在一旁造个势还是可以的。

吕布觉得不能跟韩暹、杨奉闹翻，他们毕竟在打袁术时出过大力，不要让人议论自己是过河拆桥，可以让他们向豫州、兖州和青州方向发展，打下的地盘都归他们，只要他们有事时愿意听从调遣，其他一概不问。找韩暹、杨奉一说，他们也乐意。

就这样，算是把这二位礼送出了境，可没有想到，刚一去就出事了。

这二位离开徐州地界一路连杀带抢，自然激起了不少民愤，他们不管，仍然到处抢粮食、抢地盘，打的都是吕布的旗号，说是根据吕布的命令行事。

吕布算是又背了一次黑锅，说也说不清，干脆就由他们去了。

谁知这二位抢急了眼，抢到刘备的地盘上去了。

刘备近来也悄悄把手伸得很长，不仅沛国北部几乎尽归其所有，还伸向了相邻其他几个县，韩暹和杨奉大概没有打听清楚，或者明知是刘备，但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带着手下人也在刘备的地盘上抢。

别人不知道韩暹、杨奉是谁的人，刘备应该清楚，纵然韩暹、杨奉上门来找事，也可以找吕布出面调解，但刘备不管，直接下手。

刘备没有来硬的，而是假意约杨奉相见，杨奉还以为人家请他喝酒，结果就去了，到了就让刘备给抓了起来。

刘备开始没杀杨奉，用他做人质很快瓦解了杨奉的人马，韩暹失去杨奉的支援成为孤军，他想带着残余武装回并州老家，结果走到一个叫杼秋的地方，被当地一个叫张宣的屯帅所杀。

有组织有纪律，才能叫团队。

有组织没纪律，只能叫团伙。

韩暹、杨奉这帮人，不仅没纪律，组织性也很差，叫团伙都算恭维，真刀真枪干起来，当然不堪一击。

刘备没费太大损失就解决了韩暹和杨奉，得了很大便宜，除了得到大批俘虏和二人这些年抢来的金银财宝外，还得到许多上乘战马。别看韩暹、杨奉战斗力不强，但二人多年来四处转战，深知战马的重要性，所部配备有大量出自塞外的好马，刘备悉数归于自己。

解决掉韩暹和杨奉，刘备写了一封信给吕布，说白波贼头领韩、杨奉二人流窜至豫州，沿途烧杀抢掠，民愤极大。更为可气的是，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还打着您的旗号，说是您让他们干的，这是公然对您的造谣污蔑，为此，我就把他们收拾了，既为民除害，又帮您洗刷了清白。

事做了，便宜得了，又跑过来气你，这个刘备，简直不像话。

但除了生回闷气也没办法。谁让韩暹、杨奉名声太差，刘备毕竟干了件老百姓拥护的事，要因此跟他计较，反而帮了刘备的忙。

至于从韩暹、杨奉二人那里得到的那些好马，刘备在信中只字不提，显然是独吞了。

◎ 杀，还是不杀

这件事让吕布耿耿于怀，一直想找个机会教训一下刘备。

吕布还没出手，更可气的事情来了。

这几年来，吕布的战马损耗很大，但补充渠道有限，吕布急需战马，尤其是好马。兖州、徐州包括豫州一带不产良马，无法在当地补充。过去在并州或长安，这个问题好解决，派人到塞外或凉州去买就行，或者从那些马贩子手里收购，可现在就困难重重，这些地方离徐州远隔千山万水，别说马贩子不肯来，就是派人专程去买马，也大部分无法成功。

可战马一刻都不能少，尤其是好马。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春天，吕布派人出去买马，开始进展都顺利，马也买了，要带回下邳，中间路过刘备的地盘，结果这批战马被人抢了。

在刘备地盘上敢抢吕布战马的人，不用动脑子就知道是谁干的，大家一致认为，幕后指使肯定是刘备。

吕布决定对刘备进行惩罚。

上次高顺建议吕布不必事事亲征，吕布认为他说的也有道理，考虑到刘备已今非昔比，小沛未必能立即攻克，吕布命张辽和高顺带队出征，自己留在下邳做后援。

鉴于刘备已有上万人马，此次攻打刘备，吕布拨出了三万人，务求全胜而归，但是战事却不顺利，刘备拒不认错和投降，坚城固守，小沛一时难以攻克。

吕布知道刘备是在做固守待援的打算，还指望曹操来救他。

为此，吕布也写了封信给曹操，向他讲述征讨刘备的原因，吕布告诉曹操，据他得到的情报显示，刘备一直跟袁术来往密切，有秘密接受袁术伪朝廷任命的可能，刘备受袁术的指使一直在他的北面制造麻烦，劫掠他的战马，又擅自进攻韩暹、杨奉，制造摩擦和混乱，为了阻止刘备和袁术进一步联合，他才决定对刘备给予打击。

吕布也知道，曹操未必会相信他的说法，但这总也是一个说法，救与不救刘备，曹操总得想一阵子吧。

吕布则抓紧时间，亲自率一万大军增援张辽和高顺。

吕布率军到达后，攻城部队士气有所回升，吕布抓住机会对小沛发起猛攻，城内的刘备渐渐有点吃不消。

这时，刘备已顽强固守了近三个月，而曹操的援军并没有来，再这样下去，刘备想必也有所动摇了。

就在小沛即将被攻克之时，突然传来一支曹军向这里行进的消息，吕布立即感到有些紧张，难道曹操想好要救刘备了吗？

仔细打探才得知，曹操并没有亲自来，率兵的是吕布的老对手“独目将军”夏侯惇，有数千人。闻此，吕布稍稍松口气。吕布命高顺在半道伏击夏侯惇，夏侯惇战败，退回。

刘备彻底失望，趁夜突围，小沛被吕布攻克。

刘备逃得很狼狈，只带着关羽、张飞以及糜竺等人，刘备的两位妻子甘氏、糜氏都没来得及带上。吕布命人不得骚扰她们，好好照顾。

对于刘备的求援，曹操还是很重视的。在曹操的对手榜里排在首位的是袁绍，吕布不是第二名也是第三，而刘备是帮助他对付吕布的有力武器。

在曹操的心里，与吕布在兖州的恩怨还没有完，尽管前一阵二人好得有些肉麻，但那都是作戏，曹操的目标还是消灭吕布。

所以当刘备求援时曹操还是派夏侯惇前往救援，之所以来得有些迟缓，那都是可以理解的算计，实施救援的人总希望前面的双方多打上一阵，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场，由此收到的效果将是多方面的。

没想到的是，吕布仍然生猛，夏侯惇根本不是对手。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十月，曹操亲自率大军向徐州方向进发，走到与沛国西面相邻的梁国时遇到了逃出小沛的刘备一行。

有一部史书曾提到，在汉灵帝末年，也就是何进、袁绍等人谋诛宦官的时候，刘备曾随曹操赴沛国募兵，但这件事不见诸其他史书，所以历来受到怀疑。

如果没有这回事，那现在曹操和刘备就是第一次相见。

这一年，曹操45岁，刘备37岁。

刘备一见到曹操，就力劝他一鼓作气杀往徐州，把吕某人彻底消灭。曹操既然出动，也不会空手而归，他在南阳郡连输了两次，需要来一场胜利提振士气。

但是，如何处理刘备，曹操有些犹豫，手下劝他借机杀了刘备的大有人在。

负责兖州刺史部事务的大胡子将军程昱劝曹操：“刘备此人有雄才，而且很会赢得民心，终究不会甘居人下，应该早点儿消灭他（宜早图之）。”

曹操想了想，没同意：“方今正是收天下英雄之时，杀一个人而失天下英雄之心，不能这样做呀（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曹操不仅接纳了刘备，还以汉献帝的名义正式任命刘备为豫州刺史。对刘备而言这项任命来得太迟了，因为他已先后两次就任该职，但对朝廷而言，做出这项任命已经算破例了。

汉献帝东归以来，对这些年各地自行任命的官职一直采取不承认态度，当初曹操握有整个兖州，朝廷可以承认他的实力，拜他为镇东将军，但对于他希望得到的兖州牧一职，朝廷拖了很久才给。

曹操虽然跟刘备没有打过交道，但承认刘备是个英雄，也不否认日后刘备会发展为一个可怕对手，但现在却不能杀他，不是不想杀，而是担心让天下英雄寒心。

程昱的想法是基于战术上的考虑，而曹操的想法是建立在战略层面上。从以后情况发展看，程昱的建议有一定道理，刘备确实成为曹操最重要的对手。

但曹操的想法也不错，不久后张绣、臧霸、张杨、张燕等实力派纷纷投降曹操，在袁曹决战中坚定地站在曹操一边，如果现在把刘备杀了，这些人是否还会选择投降，很不好说。

对曹操来说，收留刘备固然是一项风险投资，但也许会有超额的回报。

◎ 吕布是“妻管严”

从梁国一直往东就是小沛，但目前再去小沛意义已不大。

曹操进攻的重点是吕布的大本营下邳，所以他指挥大军向东南方向的彭城开进。听说曹操亲自来了，吕布多少有点儿意外。

在战术方面吕布一向感觉很准，他知道敌人摆出的阵势哪里最薄弱，也知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次突击，但在战略方面，吕布却经常找不着北。

所谓战略，就是能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尽可能增加朋友，减少敌人，而吕布一会儿跟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会儿又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几乎所有人都跟他合作过，又都动过手，他的战略是混乱的。

到徐州后的这段时间，吕布联手过刘备，也联手过曹操、袁术，结果跟刘备至少打了两仗，跟袁术打了一仗，现在曹操又亲自来找他打仗，四面都是敌人，看不到一个朋友。混到这地步，已不是战术、战略问题了，应该在人品上找原因。

吕布长于短线操作，只重眼前利益而无长远打算。如果决定联合袁术，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自己和袁术牢牢地绑在一起，没准也能搞出点儿什么名堂，历史的格局也许会重写。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吕布赶紧让高顺、张辽从小沛撤回，把主力部署到彭城一线，依托彭城周围的低矮山丘以及汳水、济水、泗水等河流，构筑保卫徐州的第一道防线。吕布亲临前线，誓死守住彭城。

但是，曹操是他的老对手，对他相当熟悉，在以往与曹操的交手中他败多胜少，这一次也没出意外。

面对吕布，曹军在心理上占有优势，加上对彭城这个地方也很熟悉，几年前在这里他们曾与陶谦的军队交锋，所以打起来很顺手。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十月，曹军很快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吕布任命的彭城相侯楷，攻克彭城，吕布率军退到下邳国境内，构筑第二道防线。

有部史书说，曹军攻克彭城后又搞了一回屠城（冬十月，屠彭城）。这是曹操对彭城军民的第二次大屠杀，当年南征陶谦，曹操曾在此搞过一次屠城。实在不太清楚曹操为何对彭城这么仇恨，如果说上一次的解释是父亲及一家几十口人被陶谦杀害而报仇的话，这一次就有些费解了。

打江山就是占地盘，但地盘其实是不值钱的，值钱的是地盘上的人和物，尤其是现在，人口锐减，生产凋零，无论是发展兵源还是组织生产，人口都是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资源。

屠城这种手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理解，那就是打下的地盘守不住，地盘上的人也带不走，不想留给敌人，于是消灭。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曹操再屠彭城已毫无理由。

况且，曹操现在的身份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同时又是三公之一的司空，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录尚书事），搞屠城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就是知法犯法了。

曹军攻克彭城后继续进军，直抵下邳城外。

下邳城有泗水为依托，城池相对坚固。

这时，陈宫向吕布提出一个建议：“咱们不能这样固守挨打，应该主动出击，以逸待劳，一定能打败敌人（宜逆击之，以逸击劳，无不克也）。”

虽然吕布想彻底扳回这局很难了，但陈宫的这个建议在战术上还是正确的，趁曹军尚未渡过泗水主动出击，把敌人拒于泗水河西岸，这个打法比较主动。

可吕布好像正在研究兵法，更对兵法上说的“半渡可击”深信不疑，觉得如果趁曹军正渡河时发起进攻更为有利（不如待其来攻，蹙著泗水中）。

吕布可能不知道，曹操才是研究兵法的大家，是公认的研究《孙子兵法》的鼻祖和权威，那时候《孙子兵法》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曹操发现了这部兵书，爱不释手，为了给手下将领们当教材，他最近一边研究，一边进行批注，连吕布这个兵法爱好者都能想到的事，曹操肯定早有准备，所以曹军渡过的动作异常迅捷，没有给吕布留下发动突然袭击的机会。

曹操率大军推进到下邳城下，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给吕布写了封劝降信（遗布书，为陈祸福）。

吕布接到信以后有所犹豫，现在投降他还有点儿不甘心，投降以后曹操会不会来个秋后算账，他也吃不准。

这时更闹心的事传来，吕布属下的广陵郡太守陈登临阵起义，打乱了吕布的布防。

作为曹操安插的卧底，陈登随时等待着这一天。

上次出使许县，陈登被朝廷任命为广陵郡太守，陈珪后来也应朝廷之召去了许县。没有负担，才好反叛，吕布如果认真想一想，对陈登就该防一手。

曹军围攻下邳，陈登立即率人马从广陵郡来了，说是支持吕布，到阵前才亮明卧底的身份，回马一枪，吕布损失很大。

吕布恨得牙疼，盛怒之下，亲率人马冒险出城，寻找陈登的踪迹，想将他抓住。但陈登很狡猾，逃得比泥鳅还快，转眼到了曹军的背后。

吕布一番苦战，才勉强脱身回到城内。

陈登的三弟还在城中，吕布把他抓了起来，想以此为条件与陈登谈判，遭到陈登的断然拒绝，攻城反而更急。

困守孤城，吕布手下一些人信心被动摇，情报处处长（刺奸）张弘也在给自己找出路，陈登的三弟掌握在他的手里，张弘趁夜将其护送出城，交给陈登。

吕布只有依托下邳城坚固的城防进行抵抗。

吕布打定主意，不再主动出击了，曹操愿意攻城就让他攻去，下邳至少是个雍丘吧，自己再不济也比张超强，守个一年半载，曹操，看谁能耗过谁！

但是曹操的大军围住了下邳城，却没有发起进攻。

曹操给吕布写了封信射进城内，信里是劝他投降的，吕布接到信之后有些动摇，陷入沉思。

吕布还真想投降，再打下去一定输，不划算，投降之后曹操让自己带兵则带，不让带兵就告老还乡，回五原当个平民百姓。

所以，吕布还真有点想投降了。

一天，吕布带着陈宫到城墙上观察敌情，见城外曹军连营密集，阵形整齐，敌兵士气正旺，心中投降的念头更强了。

吕布冲着城外的曹军喊道：“曹公的信我已收到，请转告曹公，我将向他自首（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

话音未落，一旁的陈宫急了，厉声道：“只有逆贼曹操，哪来的什么曹公（逆贼曹操，何等明公）！”

陈宫苦劝吕布千万不能投降，现在敌人声势虽猛，但时间有利于我们，曹操不敢在下邳城外多停留，就在不久前，以张绣区区一个南阳郡，一两万人马而已，面对曹操一攻再攻，他们仍拼力死战，两次将曹操打败。

战，尚有一生；降，则必死无疑。

陈宫劝吕布丢掉幻想，还是回到如何加强防守上来，把敌人挡在下邳城下。经陈宫一说，吕布又犹豫了，心想守几个月肯定不是大问题，干吗把命运交由别人摆布呢？

于是吕布不再提投降的事，专心守城。

应该说，这是吕布最后的一次机会。

吕布这时如果肯投降，曹操杀他的可能性较小，但吕布忽略了陈宫竭力反对投降的真实原因。在曹操眼中，陈宫跟吕布不一样，吕布投降了只是降将，而陈宫则是叛徒，曹操一向爱才，对于降将他很少杀害，而对于叛徒，他必杀无疑。

所以，吕布此时如果还有九分活路的话，陈宫仅有一分。陈宫坚决反对投降，为的是保他的命，可惜吕布没有想到这些，还认为陈宫说得对。

为了提高士气，陈宫提出了一个反败为胜的计划，他建议派兵出城偷袭曹军的粮道。曹军远途作战，粮食供应很困难，一旦粮食被劫，军心必乱。吕布认为有道理，事先已得知曹军的粮食主要经泗水河道运输，距此100多里外的彭城国吕县是其后勤基地，如果一举将其捣毁，把他的粮食全部烧掉，曹军撤退的速度就更快了。

现在最有战斗力的无疑是高顺的陷阵营，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最强，行动迅速，来去如疾风闪电，让他们执行这次任务再合适不过。陈宫认为胜败在此一举，建议吕布亲自率队前往，吕布想了想，同意了这个建议。

吕布让陷阵营做好准备，准备当天夜里就突击至城外。

安排完，吕布回到府中，想跟妻子再交代一下。毕竟要出城，随时面临危险，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

吕布的妻子虽然不是貂蝉，但很有主见：“我对行军打仗是外行，在此危难之时，将军决定出城攻击敌人想必也是深思熟虑之举，自当全力支持。只是，将军这个时候亲自出城，我深感不安啊！”

吕布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听说陈宫与众将不合，除张辽勉强容他以外，其他众将对他都有意见，陈宫给将军出主意，未必都是为了将军，有些主意是替他自己着想。谁都知道陈宫与曹操誓不两立，曹操对他恨之入骨。大家都在议论说陈宫为了自己非把将军以及众人都绑架在一起，要与曹操对抗到底。”

吕布不同意这些话，既已决定不降，就应该统一大家的意志，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现在敌人大军压境，出奇才能制胜，陈宫对局势的见解远在众将之上，现在需要这样的人。

可妻子并不认同，她问吕布：“陈宫此人是否可信？郝萌叛乱之事就那样不了了之，如果追查下去，想必他摆脱不了干系，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可以背叛将军，此人断不可信。如果将军出城，他发动叛乱引曹军入城，这种结果将军可曾想过？”

一番话，让吕布产生了动摇之心。

陈宫力劝自己亲自出城，难道真有阴谋？一般情况下，陈宫是不会主动投降曹操的，因为他与曹操之间的积怨太深。但是，当此关头，如果他以下邳城为献礼投降曹操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且，除了曹操之外陈宫还可以投降袁术，他打开城门，带着他能鼓动的一帮人去寿春投奔袁术，这也是有可能的。

吕布决定放弃出城袭取曹军粮道的打算，还是专心防守。

陈宫听说吕布放弃了他的作战计划，很失望。但陈宫没再坚持，而是重新提出了另一个计划。

陈宫建议，孤守下邳城不是上策，可以将人马分出一半出城，在城外寻一立足之处，不断向曹军发起袭扰，与城内形成配合。敌人原来对付的是一个目标，可以倾全力来围城，如果目标变成两个，他们不得不分兵来攻，攻城的力量也就减少了一半。敌人如果弃城外部队不顾，那他就会不断受到袭扰。

这当然是上策，一半人马出城，还可以减轻城中的粮草压力，是目前打破僵局的一着好棋。

吕布又同意了，但仍然回家先给妻子道个别。

吕布的妻子当然继续反对，她的理由是：“陈宫是怎样的人将军可以再细想一下，当初曹操待陈宫那么好（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事事听他的，对他十分器重，可陈宫仍然背弃曹操。将军想想看，现在将军待陈宫有没有曹操那样好？陈宫在这里的前途有没有比在曹操那里更远大？如果想清楚了，也就知道该不该冒险了。将军把守城的大任托付于他，孤军远出，一旦情况有变，我岂能再为将军之妻呢？”

吕布听完心里更乱，陈宫的新计划暂时也不再提了。

◎ 谁是救命稻草

曹操见劝降不成，就继续攻城。

曹军在攻城方面还是有一套的，他们打过雍丘那样艰巨的攻城战，所以攻势一上来就很猛，四门同时猛攻，城里的守军一点儿都不敢怠慢。

好在下邳城很坚固，城里准备的弓弩等守城器具很充足，曹军一时不能得手。但吕布也不想坐以待毙，好歹也得去找找援兵。

现在有可能给予支援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袁术，一个是张杨。

吕布的老朋友张杨现在仍活动于河东郡、河内郡一带，他们与黑山军、白波军相互呼应，因为迎请汉献帝东归有功，张杨有顶大司马的头衔，说起来这可是一项极其崇高的职务，属于上公，比袁绍的大将军和曹操司空地位都高。

张杨的实力虽然有限，但若能出兵来救，至少能提振吕布的士气。吕布于是给他写了封信，派人潜出城去，送往河内郡。

对于袁术，吕布跟此人矛盾太多，不久前又拒绝了人家和亲的请求，还扣留了他的特使，目前已是仇人。但是，曹操是吕布的敌人，也是袁术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其实是朋友，根据这个说法，联络袁术并非不可能。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吕布决定试试。

入夜，吕布率一支人马突然自城中杀出，曹军猝不及防，仓促上来迎战，双方乱杀一阵。杀了一会儿，吕布下令撤回城中。

有几人就这样趁乱出了城，其中有许汜和王楷。他们都是吕布的谋士，吕布派他们冒死去寿春向袁术求援。

下邳去寿春有数百里路，中间隔山隔水，还有重重敌兵，情况很复杂。许汜和王楷都是文人，他们能顺利到达寿春吗？吕布也不知道。

但除了派他们去再没有合适的人，因为此去不仅仅是给袁术送封信那么简单，还要想办法说服袁术，让他赶紧出兵来救，这是武将们不擅长的。

然而，一去多日，音信全无。

曹军攻城一月有余，攻势不减反增，看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还能不能坚守半年，吕布心里没了底。

吕布没辙了，想出最后一招，他要亲自送女儿出城前往寿春，给袁术送去当儿媳妇，以此换取袁术发兵相助。

吕布的女儿此时年龄不详，吕布找了副软甲给她穿上，戴上头盔，准备让她跟自己同骑一匹马出城。

吕布令陷阵营与围上来的敌兵展开激战。过了一会儿，见他们激战正酣，吕布下令再次悄悄打开东门，率十余骑贴着城墙向南疾驰。

开始还顺利，曹军忙着与陷阵营厮杀，没有注意到这支小分队，小分队绕过了敌人的第一重防线。

眼看突出了重围，突然前面出现了一支曹军人马，吕布一行被发现。大队敌兵向他们扑来。不能再前进了，要想不被围住吃掉，唯一的办法是原路返回。

吕布退回城中，送女儿出城的计划没能成功。

城里陷入一片低迷气氛中。

吕布手下原本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但此时被困在下邳城内，擅长的战法施展不出来，粮草一天天快速消耗着，外面没有援兵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

慢慢地，城里断绝了消息来源，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恐怖。

曹操那边也真是奇怪，三个多月过去了，攻城的劲头还是那么足。

其实攻城的一方也不顺利，下邳城久攻不下曹操也很头痛，大军长期滞留在徐州一带，南阳郡的张绣，荆州的刘表，冀州的袁绍，关中的韩遂、马腾，这些人此刻都在盯着徐州的战局，会不会趁乱打劫，真的很难说。

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自己仓促回军，岂不是兴平元年兖州之叛的重演？曹操人在徐州，心里一直惦记着许县。

这时，传来情报说张杨在东市起兵，打出支援吕布的旗号，向下邳杀了过来，这加重了曹操的担忧。

曹操不怕张杨杀过来，他怕张杨杀到许县去，以张杨现在的实力虽然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带头一闹，四周的实力派们更要蠢蠢欲动了。

张杨起兵的东市不知为何地，应该在河内郡，有人认为是下邳城的东市，那肯定是不对的，张杨此刻应该距这里还很远。

曹操想撤军，这时郭嘉和荀攸都来劝他，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一定不能松气，如果让吕布缓过这口气，日后再解决他就更困难了。

郭嘉对曹操分析说：“当年项籍有70多座城池，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一朝失势导致身死国亡，这是他恃勇无谋造成的。现在吕布每战必败，已经气衰力尽，内外皆困（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吕布的势力比项籍差得远，而现在的情况比项籍还不如，如果乘势攻之，一定可以将其擒获！”

郭嘉的建议得到荀攸的支持，荀攸也说：“吕布自彭城以来，连战皆败，锐气已衰。对三军来说，将领是其核心，将领衰弱军队就丧失了斗志（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陈宫虽然有些智谋，但现在他的计谋还来不及施展，趁着这股劲猛攻，一定可以拿下吕布。”

正副参谋长都不主张退兵，这坚定了曹操打下去的意志。

为了有所突破，荀攸、郭嘉给曹操出了个大水灌城的主意。

如今下邳城所在的江苏省睢宁县一带没有太大的水系，但在汉末，附近的泗水是黄河故道的一部分，这里水系很发达。

水不缺，也可以用来灌城，但如果实施呢？现在要修个引水工程，花费巨资不说，还旷日持久，因为土方量一般都非常巨大，时间短了根本不行。

而且，城里的人还得让你灌才行，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在城下搞“水利工程”，人家在城头弓箭、滚木、擂石不停点儿地招呼，你也干不成啊。

但曹军似乎很快就完成了灌城的任务，下邳城内很快成为一片汪洋。守军叫苦不迭。

曹军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与下邳城特殊的城池结构有关。

那时，下邳城外河道纵横，下邳城的一段城墙就沿着城外的一条河流修筑。这段天然的河道也成为下邳城护城河的一部分。

这样做一来省工，二来天然河流水量更丰富，水面也更宽阔，但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就是容易受水攻，同时也更容易引发洪水。据考古发掘，汉末的下邳城已埋在如今五米以下的泥土里，其消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场大洪水。

现在，曹军只要在紧邻下邳城的这条河流的下游修起一座大坝，把河水堵住，就会形成一个堰塞湖，水量到达一定程度，就能轻松把水引到城里去。

那时的城墙很少有砖石结构的，大多是夯土墙，用水一泡，时间长了就得垮塌。

在袁术方面，吕布派的人还算不错，到了寿春，见到了袁术，但袁术还在生吕布的气。

袁术不准备施以援手，对许汜和王楷说：“吕布不愿意和亲，失败是必然的，干吗还要来告诉我（何为复来相闻邪）？”

许汜和王楷毕竟是谋士，能言善辩，他们劝袁术：“明上现在不救吕将军，自己最后也得失败。吕将军不在了，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明上。”

袁术大概也想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最终决定出兵。

袁术的救兵出发了，并且是由他亲自率领的。不过人马少得可怜，袁术只带来了1000多名骑兵（术自将千余骑出战），分明不是来打仗的，是个战场观察团而已。

结果可想而知，曹军稍一出动，袁术就退了回去，不敢再出来。袁术这么做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救吕布的意志并不坚决，率兵增援，只是做做样子；二是他想再等等，等到吕布消耗得差不多，曹操那边也付出更大代价时自己再出手，所以没动真格的。

张杨那边更不顺利，刚一起兵就被手下将领杨丑杀了，杨丑转而投降曹操。但没过多久，张杨手下另一个将领眭固又把杨丑杀了，率部投降了袁绍。

救星是指望不上了，想要解围只有靠自己。

◎ 相见白门楼上

现在城里到处是水，吕布的心情烦闷到极点。

这天，吕布回到府中，下人们呈上的饭菜较往日有点儿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吕布有些纳闷，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下人们回答说，这些是侯成将军派人送来的，吕布一听大怒，因为他刚刚颁了禁酒令，现在又是肉又是酒，不是公然抗命吗？

吕布命人把侯成唤来，当面训责。

侯成毫无思想准备，赶紧解释道：“我部前日有15匹好马被人偷走，有人想趁夜打开城门叛逃。事情被我侦知，把这几个人抓起来杀了，马也没有丢，诸将要来为我庆贺一下，我就拿出自家之前酿的酒，又杀了几口猪。我一向敬重您，这些酒和肉我没敢先吃，特地奉上聊表寸心（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

虽然如此，吕布仍然不饶：“城里被围，粮食匮乏，我正在禁酒，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么点儿事连个小胜仗都算不上，哪用得着庆贺，这点儿道理难道都不懂？”

吕布大概近来心情很坏，所以越说越离谱：“你们又吃又喝，称兄道弟，想结伙谋杀我吗（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布邪）？”

侯成一听害怕了，赶紧跪倒在地赔罪求饶。吕布的怒气这才稍稍消解一些，但还是责备了侯成几句，要他下不为例。

侯成回到家，把诸将送的礼都退了，把酒和肉都扔了，心里仍然惴惴不安。

这件事寒了侯成的心，最终侯成决定投降曹操。不仅是他，吕布的部将宋宪、魏续等人也有了反水的想法。

城外，在攻城战异常激烈之时，刘备的部将关羽私下里来见曹操。关羽跟随刘备来投靠曹操后，曹操对他很器重，对于特别能打的猛将，曹操一向很赏识。

有曹操另眼相看，关羽自认为也能在领导跟前说上话了，于是向曹操提了一个私人请求。

关羽请求曹操如果城破之后，想娶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请曹操成全。曹操想这也不是啥大事，就一口答应了。

可关羽说了一次还不够，就在城池将要攻破前又多次向曹操请求（又屡启于公），害怕曹操把这档事给忘了，这反而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

下邳城还是被攻破了，不是曹军强攻进了城，而是宋宪、魏续等人把陈宫抓了起来，打开城门，投降了曹操。

城破前，吕布带着一部分手下登上最后一处据点白门楼，也就是下邳城南门的城门楼。吕布看到回天无力，于是走下城楼投降（兵围急，乃下降）。吕布投降后，被人捆了起来。

曹操携刘备等人随后进城，由于城里大多数地方仍泡在水里，所以曹操干脆把临时指挥所设在白门楼上，手下把吕布等人带了上来。

吕布被五花大绑，曹操被人簇拥着上了楼，身旁不少武将和谋士，众星捧月，气场十足。

曹操身边的人吕布基本上都不认识，但有一个人他很熟，那就是刘备，不过刘备现在是座上客，他是阶下囚。

见了面，曹操还未说话，吕布笑着先跟他打招呼：“曹公，绑得太紧了，能不能松松？”

曹操走到吕布跟前，也笑着说：“捆猛虎不得不捆紧点儿啊（缚虎不得不急也）！”

吕布盯着曹操看了看，故意说：“您好像瘦了，为什么啊（明公何瘦）？”

曹操听了有点惊讶：“咱们以前见过面吗？”

吕布提醒曹操：“当年在洛阳，我曾在温氏园中见过您。”

曹操很认真地想了想：“有可能，我全忘了。现在是有点瘦了，那是因为一直抓不到你呀！”

谈话气氛出人意料的有些轻松，曹操与吕布又探讨起他失败的原因。

吕布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待诸将不薄，但他们都叛我而去，这是失败的原因。”

哪知曹操根本不留情面，当面揭吕布的老底：“你背着老婆，霸占手下将领的太太，这怎么叫厚道（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

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吕布听后默然无语。

这时，有人把陈宫押了上来。

见到老熟人，曹操很直接，问陈宫想不想让老母亲和女儿活命。陈宫的母亲和女儿都在下邳，看来已在曹操手中。

陈宫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绝别人之亲，以仁义施于四海的人不会断绝别人家的祭祀。老母亲能不能活命，取决于曹公，不取决于陈宫！”

曹操又问：“公台，你平生计谋过人，现在怎会这样？”

陈宫看了看旁边的吕布：“都是这个人不听我的，才至于此。”

陈宫自请一死，态度很坚决，他直接往外走，拉都拉不住。

曹操无奈，命人把他杀了。

但吕布还一心求生，他想做最后的努力，对曹操说：“当初齐桓公舍射钩，用管仲为相；现在我愿意效股肱之力，甘为前驱，可以吗？”

吕布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投向刘备，对他说：“玄德，你现在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能不能帮忙说句话，给我松松绑（不能一言以相宽乎）？”

刘备还没有说话，曹操道：“干吗不跟我说，还求玄德呢（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

曹操准备给吕布松绑，这时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主簿）王必上前劝道：“吕布可是个强大的敌人（勍虏也），他还有不少部下在外头，不能宽恕他。”

曹操停了下来，无奈地对吕布说：“本来想从轻发落，但王主任不同意（主簿复不听），怎么办呢？”

在曹魏阵营，王必不是特别有名的人物，但他是曹操的心腹近臣，类似家臣，很早便追随曹操，对曹操的各种心理和意图领会得最快最准。

刘备此时心里很紧张，他还真怕曹操一时心软放了吕布，那样一来，吕布还是自己的麻烦。

看到曹操有些犹豫，刘备上前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曾经事奉过丁原和董卓吗（明公不见吕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

曹操闻言，点头称是（太祖颔之）。

吕布听了，气得破口大骂：“你这个小子让人最不能相信（是儿最叵信者）！”

曹操下令把吕布杀了。

叱咤风云的一代飞将，就这样谢幕了，死时才40岁左右。

曹操难道真的动过不杀吕布之心？这也许有可能。

曹操很爱才，吕布作为将才在同时代几乎无人能匹敌。他虽然不是一个帅才，却是一把攻击敌人的利器。当年张燕很难打，袁绍一筹莫展，吕布出马就能迅速搞定。

曹操也不会过于在意那些过往的经历，从给曹操造成的伤害看，吕布似乎比不过张绣，后来张绣投降曹操，曹操也欣然接纳。

曹操顾忌的是吕布能否被驯服，最终为己所用。正如刘备所言，吕布这个人诚信度较低，缺少政治伦理，凡与他合作过的，丁原、董卓也罢，袁绍、袁术、刘备也罢，都吃过他的亏，这一点才是曹操所要考虑的。

所以，杀吕布是曹操早就想好的，他爱才，但不会干养虎为患的事。至于王必的相劝，有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双簧戏。领导经常会有些想法不能明说，或者经常说些跟心里想法刚好相反的话，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背黑锅，王必就是替曹操背黑锅的。

这也就是荀攸不来劝，郭嘉也不来劝，而是从未在重大场合出谋划策过的王必出面相劝的原因。

至于刘备相劝，那正中曹操的下怀。

曹操做出动作要解吕布绑绳的时候，一定在拿眼睛瞟着刘备，他估计刘备肯定要急。刘备一急，他就顺势将这把火烧给了刘备。

刘备肯定不希望吕布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或许也意识到曹操在把祸水往自己身上引，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吕布就这样死了，而且死得很窝囊，是被勒死的（绞杀）。

随吕布一同被杀的，还有高顺。

高顺一生跟随吕布，他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贿，训练出一个数百人的陷阵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吕布更信任魏续等人，经常把高顺调教好的兵交给魏续带，让高顺带魏续的兵，即使如此，高顺仍然毫无怨言。

像高顺这样品才皆优的将领实在难找，吕布被杀后，曹操不应该再杀高顺，但最终还是杀了，一定是因为高顺执意要陪吕布一死，曹操没有办法。高顺的死法跟吕布一样。

至此，吕布集团彻底灰飞烟灭。

吕布自追随丁原起兵以来，先后依附过董卓、袁术、张杨、袁绍、刘备等人，除了张杨对他自始至终以兄弟相待外，其他的人要么死在他的手里，要么对他恨之入骨。

吕布是一员骁将，纵横中原、虎步天下，如果只论冲锋陷阵，估计很少能找到对手。但他谋略有限，眼界也窄，善于短线操作，不做长远谋划，导致一生起起落落，没能成就出太大的功业，英年早逝。

吕布虽然也有一些个人魅力，但成大事者仅靠魅力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手段，懂得用人笼心之道，在这方面吕布与曹操、袁绍、刘备甚至袁术都有明显差距。

吕布死后，他的首级被砍下，送往许县示众。

◎ 张辽和关羽

杀了吕布、陈宫和高顺，剩下的人就该奖赏或重用了。

此次消灭吕布，最大的功臣是陈登，正是他临阵倒戈给了致命一击，吕布才死得这么快。

曹操任命陈登为军长（伏波将军），让他继续以广陵郡太守的身份主持徐州一带的军政事务，陈登此后便在江淮地区与袁术周旋，不断拓展势力，成为曹操在华东地区的重要支柱。

曹操在下邳还见到了滞留在吕布军中的陈纪和陈群，作为颍川郡陈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曹操一定早就听荀彧等人讲过他们的事，所以见到陈氏父子特别高兴。

陈氏父子见到曹操时，都行叩拜之礼，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征陈纪为朝廷的部长（九卿），任命陈群为自己司空府人事处副处长（司空西曹掾属）。

陈群从此进入曹魏阵营，一开始主要从事人事工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事干部。曹操后来想提拔王模、周逵两个人，任职文件都拟好了，到了陈群这里，陈群知道这两个人品德很差（秽德），于是将文件退了回去（封还教）。但曹操还是坚持用了这两个人，后来他们都犯了严重错误，为此曹操还专门向陈群道歉。

陈群真正大放光彩是在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时代，他由人事工作先后转向军事参谋以及监察工作，后来被曹丕赋予军权，和司马懿一起成为在曹魏阵营里统兵的世家大族，是文帝、明帝时期的著名人物。

在陈氏父子给曹操下拜时有个人也在场，但他站着不动，只是稍稍作了个揖（高揖不为礼），这个人名叫袁涣。

袁涣字曜卿，陈郡人，在郡里当过基层官吏，后被举为朝廷的侍御史。天下大乱后回到豫州，当过曹操老家谯县的县令。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期间举袁涣为茂才，后来袁涣又辗转到袁术那里，最后被吕布扣留。

吕布和刘备翻脸后，命令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因为刘备曾举他为茂才，不愿意写这样的信。

吕布大怒，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以兵胁涣）：“写了就让你活命，不写就让你死！”

袁涣脸色都不带变的，笑着对吕布说：“我以前事奉刘将军，就像现在事奉将军您一样，如果今后离开您，就开始骂您，可以吗？”

吕布听了很惭愧，不再勉强他。

曹操听说了袁涣的事，很欣赏这样的人，就让他去搞屯田。袁涣后来担任了梁国相，是曹操在豫州刺史部重要的行政官员。

吕布手下最有名的将领是张辽，论资历一点儿都不比吕布差，曹操提拔张辽为师长（中郎将），把吕布集团保留下来的力量经过整编后交由张辽来统率。

这支队伍在张辽手里继续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在其后的历次大战中均有出色表现，张辽逐渐成长为曹魏阵营里的一流大将。

现在曹操手下至少有两位著名的降将，一个是徐晃，一个是张辽，曹操对他们很信任，他们也很忠于曹操，这得益于曹操不同一般的识人智慧和用人胆略。曹操善于发现人才，善于辨别人才的品行和节操，一旦认定就用人不疑，让各种人才发挥最大的潜能。

张辽和关羽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

攻入下邳城后，关羽最关心的人是杜氏，但他怎么都找不着，因为曹操已先他一步，命人把杜氏带到了自己这里。

关羽的一再请求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他要看看杜氏到底长得多漂亮（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一见面，曹操就看上了，没有给关羽，自己留下了（因自留之）。这件事多少对关羽的内心有一定影响，关羽心里很不自在（羽心不自安）。

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曹操一向积极而开放，他一生有25个儿子，女儿数量不详，想必妻妾不少，在杜氏之前，除了发妻丁氏、已故的刘氏和最宠爱的卞氏，曹操的夫人里至少还有环氏、孙氏和尹氏等人。

其中尹氏的身份最不平常，她有个前夫叫何咸，是已故大将军何进的儿子。何家落难后尹氏流落民间，曹操收留了这个老上级的儿媳妇，尹氏当时还带着一个孩子名叫何晏，是何进的孙子。

何晏随母亲到曹家时才7岁，是一个天才美少年。曹操很喜欢他，一度想让他改姓曹，可何晏不干。何晏后来在哲学上有重大贡献，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

杜氏也有一个儿子名叫秦朗，他随母亲到了曹家，像何晏一样，曹操也很喜欢他，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时经常把他带在身边，曹操还指着秦朗对大家说：“天下有没有像我这样喜欢继子的（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如何安排刘备？曹操有点踌躇。

刘备在下邳城又见到了自己的夫人甘氏和糜氏。糜氏还不太适应，甘氏已对这种当俘虏的日子习以为常了。对她们来说，这种临阵被抛弃的事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当俘虏的日子今后至少还有两次。

其实，刘备现在是朝廷正式任命的豫州刺史，还是镇东将军，豫州刺史部现在大部分已在曹操控制之下，治所是曹操的老家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按照制度的话，让刘备到那里上任就行了。

但曹操不会这么做，豫州刺史连颍川郡和许县都管，相当于昔日的司隶校尉，也就是清代的直隶总督，这么重要的职务怎能交给刘备？同样的道理，徐州也不能给刘备，刘备这样的人，论危险指数比吕布差不了多少，只能待在自己的身边，待在自己能看见的地方。

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是一个叫车胄的人，史书基本上没有关于他的其他记载，要么他在曹操阵营里的地位不高，要么因为后来死得早，事迹失传了。

最后，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刘备为左将军，这是所谓的四方将军之一，比镇东将军还要高一级。此前，袁术担任过左将军，那是董卓主持朝廷时任命的，曹操主持朝政后又曾把左将军给过吕布，吕布刚死，曹操又把它给了刘备。

张飞和关羽也都升了职，他们原来一直是团长（司马），曹操提拔他们为师长（中郎将）。

曹操攻克下邳，杀掉了吕布，但并不意味着徐州乃至整个东方的局势可以传檄而定，其实当时的局势还相当严峻。

徐州的南面是袁术，袁术的背后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孙策，他们都有向北扩张的冲动；徐州的北面虽然是相对稳定的“曹统区”兖州，但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袁绍的压力；徐州的东北面是青州，袁绍和公孙瓒长期在那里经营，曹操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影响力。

攻克下邳后，曹操也可以乘胜追击，继续巩固在徐州的基础，进而夺取青州。但那样一来他必须冒着张绣反攻、袁绍南下袭击许县以及关中诸将趁机作乱的风险。曹军的主力不能长期滞留在徐州一带，他得尽快回师。

但曹操知道，回去之前他必须找到一个人，不管多难找，也得把他找出来，不见着他，曹操回去心里便不会踏实。

曹操要找的这个人就是臧霸，下邳城破后，臧霸躲了起来（自匿），曹操悬赏搜寻（募索），竟然把他找到了。

曹操见到臧霸特别高兴（见而悦之），说服臧霸归顺了自己，并通过臧霸找来了昌豨、吴敦、尹礼、孙观以及孙观的哥哥孙康等人。

曹操任命臧霸为琅琊国相，昌豨为东海郡太守，吴敦为利城郡太守，孙礼为东莞郡太守，孙观为北海国相，孙康为城阳郡太守。这些地方处于徐州、青州交界地带，他们以臧霸为核心，泰山帮更加紧密了。

但曹操不担心这样的帮派，只要他们服从自己就行。曹操的战略是，以陈登在南线牵制袁术，以臧霸等人在北线牵制袁绍和公孙瓒，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优先解决南面之敌。

臧霸从此据守于徐州、青州一带，这里成为曹魏势力的“边缘地带”，虽然他们服从于曹操的领导，在后面的战事中，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他们坚定地站在了曹操的一边，但他们也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

臧霸等人不具备与曹操分庭抗礼的实力，但曹操也不能以武力解决他们，因为这里不是曹操的主战场，以和平收编的方式处理这些泰山帮无疑是明智的。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曹操战胜了袁绍，统一了整个北方，解决泰山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曹操多次动过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想法，但后来他遭遇了赤壁之败，曹操敌人的名单依然很长，在这个名单上臧霸一直排在后面。

直到曹操去世，臧霸和泰山帮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具有独立性的非嫡系武装集团，它一直是曹魏帝国的软肋。直到曹丕继位，才下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

◎ 公孙瓒的末日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春天，曹操由徐州班师回许县。

路上曹操又做了一件事——把眭固斩杀。

眭固和杨丑都是张杨的部将，张杨死后，杨丑掌握了他的队伍，杨丑投降了曹操，意味着曹操不费力气白得了一块地盘。这块地盘还相当重要，是张杨长期经营的河内郡。它处在曹操目前的大本营许县与袁绍大本营邺县之间，在黄河岸边，曹操如果控制此地，日后与袁绍决战就抢占了先机。

但是，后来眭固杀了杨丑，率张杨旧部投奔袁绍，这块地盘又成袁绍的了。袁绍命眭固驻扎在黄河北岸的射犬。

眭固字白兔，他杀了杨丑，又屯驻于射犬，有个术士劝他：“将军字兔而此城名犬，兔子遇到见犬，一定会被吓着（兔见犬，其势必惊），应该赶紧离开！”

眭固不信这个邪。

这一年四月，曹操率军来到黄河岸边，命曹仁率部渡河攻击眭固，双方交战于犬城，将眭固斩杀，应了术士之言。

曹操随后围住射犬，守城的是眭固的秘书长（长史）薛洪和袁绍任命的河内郡太守缪尚。董昭这时已由洛阳令升任河南尹，当年他曾在袁绍和张杨手下都待过，跟薛洪、缪尚有交往。

董昭单身入城，劝说薛洪和缪尚率众投降。

之后曹操还军敖仓，任命董昭为冀州牧，任命魏种为河内郡太守。

这一仗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曹操与袁绍之间首次直接动手，标志着“袁曹联盟”彻底不存在了。曹操占有了河内郡的一部分，把势力伸到了黄河北岸，袁绍得知后一定气急败坏。

做完这些，曹操回到了许县。

同行的还有刘备、关羽、张飞等人，曹操对刘备给予了充分礼遇，出去就坐一辆车，进屋就坐在一张席上（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但其实，刘备等人被曹操软禁在了许县。

回到许县，曹操遇到了袁绍派来的人，袁绍不是为眭固被杀讨说法来的，而是给曹操送来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盛放在一只木匣内，曹操让人打开木匣凑近一看，竟然是一个人的首级，把曹操吓了一跳。

当曹操听说这是谁的首级时，更感到了窒息和不安，以至于突然有些眩晕，看东西都模糊起来（自视忽然耳）。

这个首级，是公孙瓒的！

公孙瓒杀了刘虞，势力一下子增强了不少。

但是此人打仗有一套，搞地方治理却不怎么行，尤其在用人上很失败。在公孙瓒手下，世家大族出身的人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无论多么有才，都进步缓慢，不少人死于穷苦之地。

有人问公孙瓒为什么不用世家大族子弟，公孙瓒的回答是：“对衣冠子弟以及品格高尚的人，你给他富贵他认为这是应该的，而不会感激你（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

看来公孙瓒的心态有点问题，像个小市民。

而公孙瓒确实喜欢小市民，他所宠信的大多是平庸之辈，其中尤其以算命先生刘纬台、布贩子李移子、商人乐何当三个人最受宠，公孙瓒跟他们还结成了异姓兄弟。

公孙瓒字伯圭，据说他原来的字不是这个，这个字是他后来改的。一家如果有四个兄弟，他们的字里应该分别有伯、仲、叔、季这几个字，公孙瓒为了表示跟刘纬台等几个异姓兄弟很亲，所以自己把字改成伯圭，其他几个人则分别改为仲、叔、季（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三人者为仲、叔、季）。

有公孙瓒撑腰，这些人很快富了起来，都成了亿万富翁（富皆巨亿）。公孙瓒还跟他们结成儿女亲家，常把他们比作汉初的开国功臣曲周侯郦商、颍阴侯灌婴。

用人不拘一格是对的，但过了头就是另类，靠这帮人给他出谋划策能有多高的水平？

有件事就很雷人，是其他割据军阀做不出来的。

公孙瓒手下如果有部将被敌人围困向他求援，公孙瓒一般不会出兵相救。他的理由是，如果救了这一个，以后将领们再遇到类似情况就有了依赖心理，就不会力战了，如果不救，以后大家肯定会奋力自救（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

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却不实用，因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在生死考验面前，有人选择玉石俱焚，也有人会选择投降以求活命，公孙瓒的想法未免理想化了。

面对敌人的大军压境，公孙瓒手下的将领肯定会想，守是守不住，又没有救兵，干脆投降算了。

公孙瓒的这个愚蠢决定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创意还是刘纬台、李移子们的建议，但公孙瓒手下如果有荀彧、贾诩、程昱这样的智囊，绝不会让他干这种傻事。

公孙瓒还重用了太原郡人关靖。此人一贯严刑峻法、虐待百姓，在公孙瓒面前一味逢迎拍马，却没有什么才能。

公孙瓒不识人，因而身边没有真正有水平的人才，即便有，也最终纷纷离他而去。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都曾在他手下待过，但他们都很聪明，早早脱离公孙瓒自立门户去了。

一流的人才，思想才是一流的；一流的思想，才能开创一流的事业；庸人不可能提出一流的规划。群雄相争，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大家都在拼命抢人才，对优秀的人才心驰神往。公孙瓒靠一己之勇起家，也开创了不小的局面，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该把人才战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但他偏偏不重视人才，也不会识才、用才和留才，身边缺少顶尖人才，这是他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就在曹操对吕布大打出手的同时，袁绍也对公孙瓒发起了最后的猛攻，只不过他付出的代价更惨重。

陶谦死了，刘备走了，袁术自身难保，公孙瓒没有了盟友。在袁绍的强大攻势下，他干脆待在易京防线里不出来。这条东西绵延数百里的立体防御网巧妙地利用河流以及人工壕、人造土丘为依托，在强大的后援保障系统支持下，通过交叉配合，足以将任何来犯之敌消灭在城下。

袁绍攻了几次，收效不大，只得改打持久战。

袁绍拉来了两股势力为自己助阵，一股是忠于刘虞的鲜于辅、阎柔等人，另一股是乌桓首领蹋顿。

刘虞死后，他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继续坚持反抗公孙瓒的敌后斗争。鲜于辅共同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领导幽州西北部一带反抗公孙瓒的各路势力。

阎柔是个汉人，小的时候被乌桓、鲜卑人俘虏，在少数民族中长大，熟悉这些民族的语言和风俗，所以得到了这些部族首领的信任。担任乌桓司马后，他率领反公孙瓒的武装活跃于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等地，攻杀公孙瓒任命的官员。

阎柔、鲜于辅还联合刘虞的儿子刘和，利用刘虞的号召力不断打击公孙瓒。袁绍派人找到阎柔、鲜于辅，和他们结成同盟，并派麹义支援他们，双方联合作战，曾取得潞河之战的胜利，斩杀了公孙瓒的部将邹丹以下4000多人。

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乌桓首令蹋顿经过观察，发现袁绍更有前途，于是主动联络，请求和亲，帮助袁绍进攻公孙瓒。

袁绍在袁氏家族中选了一个女子，认作自己的女儿，把她嫁给了蹋顿（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同时矫诏拜蹋顿等乌桓首领为单于，让他们从北面进攻公孙瓒。

得到北部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又有阎柔等汉人武装做呼应，袁绍对公孙瓒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袁绍采取迂回的办法一点点蚕食公孙瓒的势力，最终把公孙瓒压缩到易水河边的几座高大堡垒里。

当时唯一可能被公孙瓒引为外援的是黑山军首领张燕，公孙瓒派儿子公孙续去联络张燕，没想到张燕相当痛快，立即表示站在公孙瓒的一边。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年初，就在曹操准备从下邳回师时，张燕集合所部人马，号称有十万人，兵分三路来救公孙瓒。

援兵快到时公孙瓒做了个梦，梦见昔日的大本营蓟县城门崩塌，这是一个大凶之兆。公孙瓒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必须绝地反击，于是给公孙续写了封信，让他赶紧通知张燕，大军到后在北面燃起烽火（到者当起烽火于北），他看到烽火，就从堡垒里面杀出来。

公孙瓒好像对儿子也不够放心，信中还有这样几句话：“现在必须奋力一搏了，不然的话，我死之后，天下虽大，你要想安身立命，恐怕也难以做到！”

要命的是，这封重要的信竟然落到了袁绍侦察兵（候者）的手里。袁绍看到信，让人如期在北边燃起烽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于是从堡垒里杀出，结果中了埋伏。

公孙瓒大败，赶紧退回堡垒，依靠坚固的城防继续苦守。

即便大败，易京仍固若金汤，袁军居然奈何不了。

袁绍的智囊们最后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边正面佯攻，一边让人往城堡下面挖地道（分部攻者掘地为道）。

地道一直挖到公孙瓒住的超级堡垒易京的正下方，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指引的情况下，施工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袁绍的工兵一面向前掘进，一面用木头支撑巷道，跟现在开挖平峒式小煤窑的工序差不多。经过测算，估计挖到易京的下方时，他们停了下来，尽可能扩大掘进面，在公孙瓒的屁股底下掏出个大洞来，不断用木头加固，差不多后，开始放火，人员撤离。

支撑的木头被烧坏，支架坍塌，不可一世的易京终于倒了。在易京倒掉的同时，公孙瓒知道大势已去，杀死老婆孩子，然后自杀。

吕布被杀仅三个月后公孙瓒就死了，虽然只是巧合，却预示着群雄兼并步伐的加快。

袁绍特意把公孙瓒的人头送往许县，一来公孙瓒杀过大司马刘虞，是朝廷的罪人，袁绍把他杀了归案；二来袁绍借机向曹操炫耀和示威。

曹操擒杀吕布威震中原，袁绍杀公孙瓒也足以威震华夏。

从此以后，北方的幽州、冀州全部以及并州、青州、司隶校尉部的一部分尽入袁绍的掌握中。

◎ 袁术吐血而亡

继吕布、公孙瓒之后，袁术也死了。

这个伪皇帝的日子一点儿都不比公孙瓒强，到哪里都被声讨。

1000多年后也有个姓袁的军阀，势头比袁术还猛，也想过把皇帝瘾，结果也称了帝，这就是袁世凯。他们的祖籍地也相同，有人考证说他们是同宗。

袁世凯跟袁术差不多，没当皇帝时还是个人物，一宣布当皇帝就迅速走向灭亡。袁世凯当了80多天的皇帝，袁术比他强一点，好歹当了一年多。

官职可以表奏，皇帝却不是谁都能自封的，现在有好多人想打架正愁找不着对手，你当了皇帝，就给人家送上一个揍你的理由。

大家一哄而上，这些人里既有曹操那样本来就想打的人，也有孙策那样的聪明人，同时也有吕布那样心里本不想打但也不得不跟着打的人。

当皇帝不仅要有政治资本、军事资本，还要有经济实力。皇宫、百官、后宫嫔妃、羽林卫队，光是备齐这些家当也得有相当实力才行。袁术的地盘并不大，核心区域仅是扬州刺史部六郡里的江北两个郡，再加上豫州刺史部的一些游击区而已，以这点实力，别说别人打上门来，就是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都难。

袁术这个反面教材无疑给袁绍、曹操、刘备这些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袁绍也动过当皇帝的念头，试探了一下就不敢往下进行了。曹操终其一生都坚决反对称帝，并且一再声明谁敢称帝就收拾谁。

曹操从徐州撤退前，起用陈登主持徐州南部以及扬州一带的军务，陈登很有两下子，在江淮一带干得有声有色，整天扬言说不用曹公亲自来他就能打下寿春（有吞灭江南之志）。

袁术待不下去了，下令一把火烧了寿春的宫室，前往大别山区的潜山，投靠他的部将陈简、雷薄。皇帝当到这个份上，简直生不如死。更不幸的是，陈简、雷薄二人翻脸，拒绝接纳老领导率领的流亡伪朝廷。

袁术很愤怒，但又无奈，身边的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些干脆溜之大吉。袁术又恨又忧，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办（忧懑不知所为）。

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袁术想到了哥哥袁绍。

虽然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虽然这些年中原一带的乱仗大多数都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但毕竟是同胞兄弟，别人都不管他，自家亲人不能不管吧？

袁术给袁绍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将帝号让给他：“汉之失天下很久了，现在是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之时，和周朝末年诸国分势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者兼并弱者。我们袁氏应当接受天命称帝，各种符瑞都兆示了这一点（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现如今您拥有四州，民户百万，论势力无比强大，论德行无人比高，曹操即使想扶衰拯弱，怎么能延续快绝命的王朝来与我们抗衡呢？”

袁术摸准了袁绍的脉，知道这个老兄当皇帝的瘾一点都不比自己小，于是专从这方面下手。他现在虽然没落了，但手里还有两大法宝，一是他建立的新王朝，一是传国玉玺。有这两样东西，称帝路上的障碍会小得多，对于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袁绍来说，这两样东西都相当有价值。

果然，袁绍接到这封信，动心了（阴然之）。

事情就是这样，看别人往火坑里跳都会觉得人家太傻，可轮到自己站在火坑边上的时候脑子又常常犯迷糊。

袁绍立即派长子袁谭从青州刺史部动身来迎接袁术。袁术自己已没有能力一路打到黄河以北，只能等侄子来接。

袁谭南下，必须经过已是“曹统区”的兖州刺史部和徐州刺史部。曹操已和老袁公开翻脸，自然不会放小袁过去，他命朱灵、刘备率兵拦截，袁谭南下受阻。

袁术还想冒险试试，可到了徐州刺史部境内就再也过不去了，只得折返回来，又来到了寿春。

寿春城里的皇宫已被袁术自己烧得一塌糊涂，这里也待不下去了。袁术只得继续往南，走了80来里，于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六月到达一个叫江亭的地方。

寿春往南有淝水，连通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这个江亭应该是淝水上的一个渡口。

此时，袁术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了，粮食也吃完了。袁术问他的“御厨”还有多少吃的，回答说只有30斛麦屑。这些本来是喂马的，袁术怎能咽下去？

这时正是盛夏，天气闷热，袁术身体有些不舒服，想喝点蜜浆，手下人说找不到蜂蜜。

英雄一世的袁公路，就这样穷困潦倒地坐在江亭边的草席上回顾着自己的一生。想刚出道时的前途无量，刚起兵反董卓时的叱咤风云，当了皇帝以后的锦衣玉食，想想这些，看看眼前，袁术不禁老泪纵横。

袁术一生都颇为自负，他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他大叫道：“我袁术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袁术至于此乎）！”

喊罢，瘫倒在草席上，呕血不止，足足吐了一斗多。

袁术就这样死了。

袁术死时只有堂弟袁胤在身边，袁术的后事便由袁胤来料理。

袁胤害怕曹操，不敢回寿春，就率领剩下没有走的人护送着袁术的老婆、儿女投奔袁术的旧部庐江郡太守刘勋。

袁胤不清楚情况，这个刘勋虽然是袁术任命的，但跟曹操关系相当亲密，推测起来他们应该在年轻时便相识。那时候刘勋似乎也认识袁术，袁术待刘勋也不错，不惜得罪孙策，让刘勋当上了庐江郡太守。

袁术的另外一批旧部，在杨弘、张勋等人的带领下准备渡江投奔孙策，随身还带着袁术积攒下来的大量珍宝。刘勋得知，在半道上对他们进行了伏击，把他们全部俘虏，缴获了许多珍宝。

孙策大怒，密谋除掉刘勋。他假装与刘勋结好，并且向刘勋提供情报，说豫章郡有一块地盘，与庐江郡隔江相望，有当地土著居民结伙聚守，孙策表示刘勋如果能打下来，这里就归他。

刘勋刚刚兼并了袁术不少旧部，人马骤增，正要干一番大事业，没有看出来孙策动机不纯，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于是按照孙策提供的情报渡江作战。

孙策待刘勋到了江南，亲率一支快速机动部队（轻军）趁夜来到江北，到达刘勋的大本营庐江郡治所皖城。

孙策没怎么费劲就打下了皖城，刘勋的部下全部投降。刘勋这才发现上当了，但无计可施，身边只有几百人，在庐江郡一带无法立足，只好跑到许县投奔老朋友曹操去了。

袁术的老婆孩子此时也在皖城，孙策把袁术的女儿许给了自己的弟弟孙权。而袁术的儿子袁曜后来入仕吴国，担任过郎中等职。

但是，袁术逼吴夫人交出的传国玉玺却没能找着，这件被袁术夺去的东西后来辗转到了誓死不当袁术上公的徐璆手上，具体过程不详。

徐璆后来也辗转来到了许县，献上玉玺，使这件本该属于汉室的东西重新回到主人手里。徐璆成为九卿之一，在履行新职务前他把此前在汝南郡、东海国任职的印绶一并交还有关部门，司徒赵温感叹道：“你连遭大难，还保存着这些东西呀？”

徐璆恭敬地回答说：“当初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且这方寸之印呢？”

至此，袁术集团也灰飞烟灭了。

汉末三国，袁术是个重量级人物，他出身高贵，志向也很高，自恃能力很强，从来不愿意居于人后。但他奢侈、荒淫、放纵，使事业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终结了，这实在是咎由自取。

曹操手下名臣何夔曾经评论说：“上天相助才会顺利，有众人相助才拥有信用（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袁术无信、无顺，还希望天人相助，怎能得志于天下？”

袁术不具备当皇帝的素质和实力，但一味迷信权力，妄窥神器，又被周围的邪佞之徒包围，结果自入歧途。西晋的司马伦、十六国时期的石虎、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等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一门心思在乱世夺权，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斤两，贸然宣布荣登大位，结果落得个被人唾弃、被历史嘲笑的结局。

袁术的自信从心理学上分析是“优越感过盛”，心理学家认为有些人有狂妄的优越感，这种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希望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以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

心理学家还认为，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面临自卑的压力与挑战，为了消除这种压力，个人会发展出各种补偿机制来战胜自卑感，而其过分补偿有可能导致优越感过剩，具体表现为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表现为目中无人、虚荣心强、不能反省自己、漠视他人。

对照袁术的一生，他刚好符合心理学揭示的这一切。

他就是一个自信心和优越感过盛的人，一个狂妄的自大者，一个集矫情与骄傲于一身的人。他不自量力，无法正确分析现在、把握未来，他的虚荣心极强，总想炫耀自己的门第出身，但又总显得外强中干。

优越感过剩就会产生寡恩刻薄、嫉贤妒能、相互拆台的情况，袁术的性格也如此，包括自己的哥哥袁绍在内，为了达到相互拆台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孙坚、孙策这些为他的事业立下大功的人，他表现得寡恩而冷酷，对自己做出的承诺一变再变，让人寒心。

不管怎么说，袁术也像陶谦、公孙瓒、吕布一样，先一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对于曹操、刘备等人，他们只能算历史的配角。

至于袁绍，虽然他仍然活跃在舞台之上，虽然他气势如虹，势头如日中天，但他也是配角。

下一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就是他。

第八章　决战前夜

◎ 暗夜里的密谋

不到一年时间，吕布、公孙瓒、袁术相继死了。

加上之前的陶谦，作为配角，他们都先一步退了场。

相对于他们，刘备的结局还算好，他跟着曹操来到许县，除了担任左将军，曹操还以汉献帝的名义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头衔，但此时的豫州刺史部，大部分为曹操所控制，这个职务与左将军一样，只是个荣誉。

但不管怎么说，刘备是曹操的客人，所以刘备在许县的生活表面上还是风光的。早期追随刘备的一些人，如关羽、张飞、简雍、糜竺、糜芳、刘琰、陈到等人都随刘备同行，在许县期间唯一的新人是孙乾。

孙乾是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一代宗师郑玄的学生，郑玄和刘备的老师卢植是同学，说起来孙乾和刘备还有同门之谊。孙乾被郑玄推荐到州里任职，刘备在徐州时，任命他为州政府官员（从事），从此孙乾跟随刘备。

除关羽、张飞外，其他人此时职务不详，一种可能是在刘备的左将军府或豫州牧府里任职，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不大，刘备的这两项职务虽然显赫，曹操却不大会让他真的开府治事，尤其是在戒备森严的许县。

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这些人被分散在各官署中任职，关羽和张飞以师长（中郎将）的身份领兵，除了他们以及陈到，其他人大多担任着文职。

许县是个是非之地，一切都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下。刘备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所以来到许县就闭门不出。刘备的老朋友孔融也在许县，刘备连他都不见，避免曹操对自己怀疑。

刘备在自家院子里指挥人种菜，种的是一种叫芫青的菜。曹操派的密探来了，从门缝往里看（窥门），想知道刘备在家干什么。刘备很老到，发现门外有人，但装着没察觉，该干什么干什么。

密探走后，刘备对张飞和关羽说：“我岂是干种菜这种活的人？曹操必然会生疑，这里不能再待了（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复留）。”

当天夜里，他们打开后门悄悄逃出许县，临走前，把汉献帝和曹操所赐予、赠送的衣物等全部整理好留下。

刘备一行逃出许县，直接前往小沛，这里是他多年经营的根据地。在此地，他重新聚合旧部，打出反曹的旗号。

还有的史书记载，曹操派手下人偷偷监视刘备，发现刘备在园子里整理葱（见其方披葱），刘备指挥仆役干活，仆役干得不好，刘备生气，拿着棍杖打那个仆役。

有人报告曹操，曹操说：“看来这个大耳朵家伙还没有察觉（大耳翁未之觉也）。”

这也是刘备在演戏，他已发现有人监视，所以故意做给监视的人看，监视的人一走，刘备感觉不妙，连夜出走了。

其实，刘备之所以急于离开许县，还不完全是因为曹操对他的监视，而是他牵涉进一桩大案，在事情没有暴露前必须赶紧脱身。

这是一场预谋中的政变，发起人是董承。

之前说过，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此时的职务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董承还有另外一个特殊身份，他是汉献帝的父亲汉灵帝刘宏的生母董太后的侄子，算起来是汉献帝的表舅，是货真价实的“董皇舅”。

一开始，董承对曹操充满了好感，在别人都往后退缩的情况下曹操挺身而出，使朝廷不至于陷入困顿或离散。但随后，曹操大权独揽的做法让汉献帝产生了反感。汉献帝此时虽然不到20岁，但经受过的磨难已经很多了，他是个有远大志向的皇帝，从地狱般的长安逃出来，在他的心中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刘汉江山能在他手中重新振兴。

如此一来，曹操和汉献帝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就在不久前，还在曹操从徐州回师的途中汉献帝突然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将董承由卫将军擢升为车骑将军。曹操把大将军让给袁绍后，自己一直代理车骑将军的职务，汉献帝把车骑将军正式授给自己的老丈人，意味着曹操兼任的这个职务被免除了。

曹操通过司空抓行政权，通过车骑将军抓军权，还有一个算兼职的录尚书事，抓朝廷的日常事务。车骑将军的职务对曹操来说并不是摆设，没有这个职务曹操直接指挥军队就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了。

所以，汉献帝的这项决定肯定出于自己的想法，没有跟曹操商量过。他这样做，可能是跟曹操置气，对曹操独揽大权不满，也可能另有打算。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献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董承是汉献帝最寄予厚望的人。

还有一点十分关键，那就是董承是武将出身，而且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当初护驾东归的几个人中，张杨、杨奉、李暹等人先后谢幕了，而董承一直都在。

董承秘密筹划着一场针对曹操的政变，他需要发展一批同志，而刘备是董承的重点发展对象。

印象中，刘备与汉献帝刘协关系密切，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刘备是“刘皇叔”，也就是汉献帝的叔叔。

根据这个说法，刘备来到许县，见到汉献帝，把自己的家世一说，大家都是一个大家族的，汉献帝马上跟刘备叙了叙家谱。

双方共同的谱系可以从汉景帝开始算起，刘备于是跟汉献帝一辈一辈往下叙，他们几乎把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提了一下，最后发现刘备比汉献帝长一辈，汉献帝很高兴，立即认下了这个皇叔，并郑重地行了叔侄之礼（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请入偏殿叙叔侄之礼）。

但这其实是小说虚构的，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从汉景帝开始往下数，汉献帝刘协是他的第14世孙，而刘备是汉景帝的第19世孙，刘备比汉献帝低了5辈，所以任何一部严肃史书都不敢说刘备是当世“皇叔”。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刘备是不敢主动向汉献帝表示亲近的，即便曹操给了他许多这样的机会，刘备也会谨慎从事。

还有一个说法，说刘备在许县期间参加了一场汉献帝举行的狩猎活动，曹操携刘备、关羽、张飞等人也参加了，狩猎过程中曹操轻慢汉献帝，惹恼关羽，关羽要杀曹操，被刘备拦住。

这件事也是小说虚构的，推测一下不可能发生，因为刘备在许县只待了三四个月，正面临着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曹操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去打猎，陪汉献帝去打猎也不可能。

而且，刘备来许县是春末夏初，离开时夏天还没有结束，狩猎一般在秋天进行，没有大夏天出去打猎的。

即使有这么一场狩猎活动，刘备和关羽等人也参加了，在戒备森严的环境里，仅凭关羽一己之勇就想当场诛杀曹操，那也是开玩笑。

虽然刘备与汉献帝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亲密，虽然刘备反抗曹操的意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定和明显，但董承仍认为刘备值得发展。

因为刘备也姓刘，是汉室的宗亲，而从刘备与曹操的关系也不难看出，他与曹操其实并不是一条心。

在董承看来，刘备手里尚有一定实力，他的人马虽在小沛被打散，但收拾残卒手下还有一些人马，目前应该在关羽、张飞、陈到等人的指挥下，曹操想必对这些人马看得很紧，也可能被分编于各部，可一旦有事，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就是一股力量。

所以，董承找到了刘备，策动他秘密除掉曹操，为了增加刘备的信任和信心，董承还拿出一份汉献帝亲笔写的密诏，在这份密诏里，汉献帝直接表明让刘备去诛杀曹操（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对刘备来说，这其实是一件棘手的事。

◎ 青梅煮酒论英雄

经过多年来的摔打磨炼，刘备成长得很快，他已不是意气用事的小青年，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以刘备的眼光，不难看出董承的密谋胜算很小，许县是个小地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曹操的人，周边都是曹操的嫡系重兵，曹操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可谓无孔不入，一旦泄密，参与的人都将万劫难逃。

刘备此时也可以选择向曹操告密，以换取曹操对自己的信任。但刘备实在做不出来，一来他对曹操并无好感，如果能除掉曹操他也乐意为之；二来选择告密就等于和汉献帝作对，如果曹操一怒之下来个废帝弑君，之后顺势把“功劳”往自己身上一推，那刘备可就成了千古罪人遗臭万年了，这个刘备也不能做。

所以，刘备选择了暂时不动（先主未发）。

可以理解为，刘备答应了董承，但没有任何行动，既没有去告发，也没有再去联络他人，这大概也是刘备唯一能做的。

这样可以拖一拖，但也拖不了太久，刘备不行动，董承还会联络其他人，一旦败露，曹操会追查下去，结果还是一样，为了这件事刘备恐怕每天都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刘备不行动，董承却等不及了。

董承不断发展新同志，他至少又成功发展了三个人：种辑，是个师长（越骑校尉）；王子服，是个副军长（偏将）；吴硕，此时担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

这几个人的背景史书中没有详细交代，从职务上看，种辑和王子服手里大概也有一点儿兵权，而吴硕能经常接触到曹操，别看他们名气不大，但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确实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在动员王子服的时候，董承说：“郭汜当年只有几百人，打败了李傕的几万人，现在就看你我敢不敢干了。过去吕不韦有了子楚之后得以富贵，现在我和你正是这样（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

董承这里提到的子楚，就是秦始皇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他曾在赵国做人质，后来在吕不韦帮助下成为秦国国君，秦始皇统一天下，追封其为太上皇。

但是，王子服听完仍比较犹豫：“这事非同小可，而且咱们的兵力也不够啊！”

董承继续给他打气：“如果能杀死曹操，就能得到他的人马，怎么不够（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

董承的计划是给曹操来个斩首行动，曹操伏诛，他手里人马再多也群龙无首，汉献帝出面征调曹操的人马，完全可行。

董承敢这么想，并不是他的脑子进了水，东汉后期发生过多次政变，有宦官发起的，有外戚发起的，也有皇帝本人亲自发起的，经常是以弱胜强，以不可能打败可能，只要出其不意，再强大再坚不可摧的堡垒，瞬间也会轰然垮掉。

王子服已经有些心动了，又问：“在京师还有其他人参与吗？”

董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都是咱的人。”

王子服最终被董承说服，双方定下密谋。

在这里董承没有提到刘备，也许觉得身为左将军的刘备与种辑、吴硕等人不同，身份更重要，所以先予以保密，也许是刘备长时间没有动静，董承已对他不抱太大希望。

对刘备来说，这段时间的心情想必比王子服等人紧张多了。许县已经不能久留，尽快脱身是他唯一的出路。

正在刘备忐忑不安时机会来了，给刘备提供这个机会的，竟然是袁术。

当时袁术还没有死，但在寿春这个“国都”里实在待不住了，只好一把火烧了寿春的“皇宫”，之后前往大别山区的潜山投奔部下，却被部下拒绝，走投无路之际袁术想到了袁绍，想去投奔。

袁绍派长子袁谭从青州动身南下迎接袁术，从大别山区北上青州，必须经过已是“曹统区”的徐州和兖州，曹操得到情报，决定派一支人马前去截住袁术，不让他北上。

刘备知道这个信息后，果断向曹操提出，由他率兵执行这一任务。

按理说，曹操是不会答应的。

然而曹操答应了，还给刘备摆酒送行。

这是历史上的一场著名饭局，虽然只有两个人参加，但一样非常有名。席间，几杯酒下肚后，曹操突然意气风发起来。

曹操对刘备说了一番很有名的话：“当今天下的英雄，依我看只有玄德你和我曹操罢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袁绍那些人，根本排不上号！”

这是夸人的话，刘备听了却心惊胆战，手不由得一抖，勺子、筷子掉到了地上（先主方食，失匕箸）。

刘备是个聪明人，知道曹操最不放心什么样的人。

笨不怕，傻不怕，怕的是聪明过了头，被曹操视为英雄的，危险系数显然比傻子大得多。刘备到许县后一直低调做人，遇事装傻，种瓜种菜，目的就是不引起曹操的怀疑和防范。

刘备的失常行为曹操看在眼里，好在这时，外面响起了震雷，刘备打圆场道：

“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看来确实如此呀，一震之威，居然这么厉害啊！”

这场酒桌上论英雄的片段，在史书里确实有记载，只不过是不是以青梅煮酒已不得而知，经过小说的演绎，“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在后世流传甚广。

◎ 刺客在行动

刘备最终如愿地领到了任务，率部在袁术北上的路上展开阻击，随他前往的有关羽、张飞、陈到等率领的人马，这些都是多年追随刘备的旧部。

曹操对刘备并不完全放心，所以又派了一支人马跟着刘备前往，由朱灵和路招率领。朱灵是袁绍的旧部，曹操在兖州期间朱灵曾奉袁绍之命率兵支援过曹操，一来二去就留在了曹营，路招的情况不清楚。此次行动由刘备统一指挥（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邀击术），这是因为刘备的职务已经是左将军，比朱灵、路招高得多。

程昱、董昭等人听说曹操派刘备去下邳执行任务，赶紧跑来劝曹操收回命令，或者干脆把刘备杀了。

程昱分析认为，放刘备走是个冒险之举：“主公前面没有解决刘备，考虑得很正确也很全面，是我们不能及的。但现在再让他拥有兵权，他必然会生出异心（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

新任冀州牧的董昭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刘备有大志，又有关羽、张飞为羽翼，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很难说（备之心未可得论也）！”

曹操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吾已许之矣）。”

听口气，曹操没觉得这是件大事。

阻击袁术这个任务是刘备主动争取来的，他向曹操提出这个请求，说明他认为有把握让曹操同意。

曹操同意，考虑的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是刘备对徐州、豫州一带的情况最熟悉，对袁术也熟悉，去执行这项任务，是最合适的人选。

二是目前曹操的人手比较紧张，此时已到了建安四年（199年）夏天，袁绍那边已开始了行动，袁绍还派人去联络刘表和张绣，想给曹操来个两面夹击，孙策所部主力也有北上的意图。在曹操眼里，到处都是敌人，他都得分兵应对，相对来说，阻击袁术的任务次要一些，能挡住最好，挡不住也改变不了大局，在派不出太多人马的情况下，让刘备去，利用他的名气弥补人马的不足，也是一个恰当的安排。

三是刘备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派朱灵、路招一同前往，可以起到监视作用，刘备如果有异心，也有应变之策。

四是大概曹操也分析过刘备有没有冒险反叛的可能性，在曹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在刘备的亲眼见证下，自己消灭了比刘备势力更大的吕布，吕布的下场刘备应该引以为戒。刘备也不可能与袁术合作，他跟袁术打过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与袁术合作是一步险棋。

但是，至少还有两件事曹操可能没有料到。

一是刘备在许县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并不是只在种菜、喝酒，刘备还参加了一场仍在酝酿中的政变活动，这件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刘备就不得不反。

二是刘备虽然跟袁术关系不怎么样，但跟袁绍的关系却不错，二人素无恩怨，已经有过一些来往，只要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随时有站到一起的可能。

阻击任务不复杂，很快完成了。

按理说刘备应该率部返回许县，但刘备没走。

这时，袁绍已完成兵力集结，准备向南运动，曹操不敢怠慢，也离开了许县，亲率主力北上迎击袁绍。

一天夜里，有几个贴身卫士在徐他的带领下突然闯进曹操的军帐试图行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活动，负责曹操保卫工作的许褚一直不离曹操左右，徐他等人害怕许褚迟迟不敢行动，今天许褚休息，所以他们身上藏着刀来杀曹操。

今天确实轮到许褚休息，他已经回到了住处，但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事，于是又返回值班岗位（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

徐他等人不知道，进了曹操的营帐，突然看见许褚在那里，大吃一惊，神色慌乱（入帐见褚，大惊愕）。许褚看到徐他等人的异常表现，觉得有事，立刻将他们击杀。

现在最想刺杀曹操的恐怕是袁绍，买通曹操身边的人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这个仗就好打了，甚至可以不打。

但是，曹操认为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下令严格彻查。

不久，董承、王子服、种辑、吴硕等人密谋叛乱的事情败露，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全部被诛三族，其中包括董承的女儿董贵人。

消息传到徐州，刘备知道自己没退路了。

曹操一定会继续追查，迟早查出自己也是这场政变的参与者之一。刘备觉得只能跟曹操彻底撕破脸了。

◎ 张飞的战地姻缘

汉献帝建安四年年底，刘备在下邳杀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与曹操公开决裂。

朱灵、路招没有阻止，推测起来，刘备可能在行动之前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刘备可以假称任务完成回军，让朱灵、路招先行，待他们离开徐州后就动手。

曹操怒火中烧，终于被刘备算计，让他又恼又愧。

曹操一向识人很准，但在刘备的问题上他看走了眼，手下那么多人劝他不要相信刘备，他都没有听，结果发生了今天这样的大祸。

这件事非同小可，与袁绍决战在即，两翼的安全很重要，左翼关中，右翼徐州、兖州，两边都不能有闪失。

曹操费了好大的劲才消灭了吕布和袁术，保证了右翼的安全，如果徐州轻易被刘备占去，右翼就没了，前面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曹操的脑子里甚至会立即浮现出一幅新的势力版图来，刘备在徐州站稳脚，南联孙策，北联袁绍，近联臧霸、昌豨等泰山帮，呼啦就能联成一大片来，许县南边的张绣、刘表趁火打劫，自己就被围在了正中间。

这个仗，不用打就败了。

曹操迅速做出部署，派出一支人马去征讨刘备。

但他派出去的人很奇怪，一个是刘岱，一个是王忠。

汉末有两个刘岱，一个是关东11路联军之一的前兖州刺史刘岱，另一个就是这位。这个刘岱是曹操的老乡，目前的职务是司空府秘书长（长史）。王忠是关中地区的扶风郡人，逃荒到了荆州一带，聚众袭击刘表的部下娄子伯后投奔曹操，目前的职务是师长（中郎将）。

王忠后来还干过一件恐怖的事——吃人。曹丕当皇帝后，王忠有一次随驾出行，曹丕想跟他开开玩笑，就让随行的艺人（俳）找了些坟地里的骷髅挂在王忠的马鞍上，以此取乐。

现在派出去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文职出身，一个是杂牌军将领，让他们去打刘备，够呛。

果然，刘备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刘岱、王忠打败了。

之后，刘备还教训他们：“像你们这样的，来上几十个、上百个又能把我怎么样？就是曹操亲自来，结果怎么样也说不好（曹公自来，未可知耳）！”

敢临阵起事，除考虑到董承事件外，刘备应该是经过周密思考的，他大概觉得趁着曹操在前线分不开身的时候正好大干一场，胜算是很大的。

刘备可能认为，曹操无论如何都不敢分身来徐州，所以他占据徐州可以坐观袁曹相斗，趁机壮大自己。

如果是这样，刘备确实走出了一步好棋，不仅一举摆脱困境，而且可以迅速翻身，进可攻、退可守。

打败曹操派来的人马，刘备立即做出几项决定，以左将军的身份表奏关羽代理下邳国相，让他守下邳（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自己率张飞等人驻守小沛，做好与曹军进一步周旋的准备。同时，派孙乾前往袁绍那里联络，再次表明支持袁绍的态度，联络泰山帮以及徐州、兖州、青州一带的反曹力量，结成联盟。

袁绍此时正准备倾尽全力南下，志在必得，孙乾见到袁绍，表明来意，袁绍自然求之不得。联络泰山帮方面也有收获，虽然臧霸仍然支持曹操，不愿和刘备结盟，但泰山帮的二号人物东海郡太守昌豨被争取过来，响应刘备。

有了昌豨的支持，刘备在下邳、小沛一带的势力迅速壮大，手下有了几万人马（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

这个数字不说是有水分，也多由乌合之众组成，刘备的实力还没有那么大，不过造声势是足够了。

刘备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很广泛，不仅泰山帮，与徐州相邻的豫州、兖州一带有些地方官员也响应了刘备，其中包括豫州刺史部沛国铚县县长秦宜禄。

杜夫人的前夫秦宜禄奉吕布之命到袁术那里搬救兵，后来跑了回来投降了曹操，被曹操任命为铚县县长。张飞到了铚县，对秦宜禄说：“人家夺了你老婆，还让你当这个破县长（人取汝妻，而为之长），哪有这种难堪的事，还是跟我走吧！”

秦宜禄就跟着张飞走了，但只走了几里地就后悔了，想跑回来，张飞把他杀了。

张飞大概是奉刘备之命到豫州刺史部沛国一带发展势力的，这是曹操的老家，说明这段时间刘备扩张的速度真的很快。

张飞在这里还有了个人的收获——他娶妻子了。

张飞在沛国期间，有一天领兵外出，在半路上遇见一位打柴的姑娘，十三四岁，长得特别漂亮，张飞看她是良家女子，就娶她为妻（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

张飞的这个妻子，看起来是抢的，但张飞可能当时不知道，这个女子有着不凡的身世，她是夏侯霸的表妹，而夏侯霸是曹操手下重要将领夏侯渊的儿子。

夏侯渊就是沛国人，这个夏侯妹妹在兵荒马乱之际怎么还跑出来打柴？原因不太清楚，反正张飞就这样把她带走了。

夏侯妹妹是夏侯渊的表侄女，张飞就成了夏侯渊的表侄女婿。夏侯妹妹随张飞南征北战，后来为张飞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又嫁给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刘禅当皇帝后，张飞的女儿成为皇后。按这层关系算，刘禅是夏侯妹妹的女婿，也就是夏侯渊的表外孙女婿。

夏侯渊后来战死在汉中，夏侯妹妹向刘备求情为她表叔安葬。再后来，夏侯霸在曹魏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入蜀，刘禅接见了他，刘禅还把儿子叫出来与表舅夏侯霸相见。

刘禅指着儿子对夏侯霸说：“这是夏侯氏的外甥啊！”

夏侯氏和曹氏世代联姻，再扯起来，刘备的孙子跟曹操的后代也有亲戚关系。一次邂逅，制造了一起涉及几大豪门的战地姻缘。

现在，已经到了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正月。

曹操决定亲征徐州，对此大多数智囊和将领都表示反对：“和明公您争夺天下的是袁绍，现在袁绍率主力刚到，您如果弃之不顾，去东面征讨刘备，袁绍这时趁机抄我们的后路，到那时该怎么办（绍乘人后，若何）？”

曹操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刘备是天下豪杰，现在不打败他，日后必是大患。袁绍虽然有大志，但他优柔寡断，不会立即采取行动。”

曹操的想法得到了郭嘉的支持，郭嘉认为只要此次行动速度快，可以做到两边不耽误。

曹操于是亲率一支人马直扑徐州。

刘备没有料到局势到了这种程度，曹操还有精力照顾他一下。当侦察兵向他报告说曹操亲自来了，刘备大吃一惊，但还是不太相信（备大惊，然犹未信）。

刘备亲自带着几十名骑兵到前面察看情况，看见了曹操的旗帜，于是连打一仗的信心都没有，不战而逃。

刘备手下大部分人马都做了曹军的俘虏，其中包括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关羽。对甘氏、糜氏来说，做俘虏快成家常便饭了，而关羽的被俘让刘备损失巨大。曹操很喜欢关羽，升他为副军长（偏将），待他很优厚。

刘备率张飞等残部向北逃走，幸好之前联络过袁绍，现在只有去那里了。

刘备在下邳起事，作为盟军的袁绍却在此次曹操征讨徐州之战中毫无作为，放任刘备被轻易消灭，似乎也不好理解，后世史学家对此做过两点大胆假设。

一个假设是，此次曹操亲征徐州是刘备主动挑起的，因为当时官渡前线战场的形势是袁强曹弱，在刘备看来曹操迟早要被袁绍擒获（曹其必为绍禽），一旦那样，自己即使掌握了天子，袁绍的势力也会强大到不可控制，自己顶多做第二个王允，与其那样，不如先袁绍一步挑起事端

另一个假设是，袁绍接到刘备的求援，没有去救援刘备，也没有从曹操背后下手，担心的是刘备把曹操打败，再一举把曹操杀了，势必先于自己进入许县控制天子（先主诛操入许而拥帝）。

正是刘备和袁绍各有打算，结果两者互相牵制，最后让曹操得利（两相制，两相持，而曹操之计和矣）。

不过，以刘备当时的实力和处境来说，他还想不到那么远。袁绍如果能打败曹操，刘备是不会搞破坏的，因为那样对自己并无好处。至于杀了曹操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之前大概不曾想过，之后也不可能那么去畅想。

刘备受攻，袁军没有来原因也简单——时间太紧，根本来不及。曹操率领的是快速机动部队，打的是时间差。

◎ 袁绍的儿子病了

解决完东边的事，已经到了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初，曹操重新回到了前线官渡。

官渡是位于鸿沟之上的一个渡口，鸿沟是沟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诸多人工运河之一。中国北方自古以来有两大水系，即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为方便交通，自战国起人们就在两河之间挖了很多人工运河，最后形成以鸿沟、汴渠、狼荡渠等组成的运河体系，将南北水域连接在一起，成为沟通南北经济和人员往来的水路交通要道。

汉末，这条水路两岸依然很繁华，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现在，鸿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鸿沟大约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当年楚汉相争时曾以这条河为界，东西两边分别为项羽和刘邦占有，留下了楚河汉界的典故。

袁绍的大本营是冀州刺史部魏郡的邺县，由此南下赴许县有一条陆路交通大通道，它与鸿沟的交汇处就是官渡，具体位置在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初，曹操亲自率兵东征刘备，很快得手，之后曹操不敢怠慢，立即回师，以防备袁绍即将发起的进攻。

刘备被打败后无路可去，只得投奔袁绍。

离刘备最近的袁绍控制区是青州刺史部，刘备北上必须穿过曹操控制下的兖州刺史部，刘备所部被打散后，关羽被曹操俘虏，身边只有张飞、糜竺、孙乾、简雍、刘琰、陈到等人，不断收拢一些残卒，人马只有数百。

这是一场生死考验，只有越过兖州才能求得生存。

好在曹操这时已经把几乎能调动的所有主力部队都调到了官渡前线，兖州兵力薄弱。

曹军在兖州的实际负责人是程昱，他以济阴郡太守的身份为曹操把守东部防线。程昱还是一名军长（振威将军），但曹操此时能给他的只有700人，连个团长都不如。

曹操也觉得这700人实在太少，想从其他战场挤一挤，再给程昱增加2000人，但程昱反对，曹操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所以，当程昱发现刘备率一支人马从他的防区北上时，并没有轻易前去拦截。就这样，刘备在建安五年（200年）二月到达了青州刺史部的辖区，青州刺史袁谭得到消息后率领一支人马前来接应。

袁谭不仅是袁绍的儿子，和刘备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

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曾推举袁谭为茂才，按照当时的习惯看法，这种关系类似于师生之谊（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

刘备为什么推举袁绍的儿子为茂才？这是因为茂才、孝廉必须由祖籍所在地行政长官推举，袁氏祖籍汝南郡属豫州刺史部。

袁谭把刘备接到了青州刺史部的平原国，这里是刘备曾经战斗过四年之久的地方。

随后，袁谭立即派人到邺县向袁绍报告。

在曹操闪击徐州时，袁绍有一次绝佳的进攻机会。

曹操嘴上说不怕袁绍趁机进攻，但心里还是发虚的，所以顾不上追击刘备赶紧回来了。袁绍手下自然也有人看出了其中的机会，田丰就力劝袁绍立即出击许县，打曹操一个措手不及。

奇怪的是，袁绍对田丰的建议不说行，也没说不行，就是没行动。

田丰多次催促，袁绍仍然不动，他还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说儿子有病，再等等看（绍辞以子疾）。

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是长子，次子叫袁熙，三子叫袁尚。袁绍消灭公孙瓒后任命三个儿子以及外甥高干各负责一个州，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熙为幽州刺史，袁尚为兖州刺史，高干为并州刺史。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袁谭应该是袁绍的接班人，但袁绍和他的妻子刘氏更喜欢最小的儿子袁尚，所以接班人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下来。袁绍的说法是，给这几个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看看他们谁的才能更强。

对此大部分人表示反对，沮授对袁绍说：“一个兔子跑到街上就会有许多人追它，有一个人把它捕住了想逮它的人就会住手，因为这只兔子已经有主人了。希望您能看一看前人失败的教训，想一想逐兔分定的含义。”

但是袁绍不听，沮授大失所望，对人说：“大祸就要从这里开始了（祸其始此乎）！”

沮授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一般人的心里，嫡长子继位是乱不得的，不管老大多笨多傻，都轻易不能另立他人，否则就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放在普通百姓家里顶多是摔几个碗、砸几口锅，但在君王家里，就足以引起时局的动荡。

袁绍已经是一方诸侯，他的家事已不再是普通人的家事，而与这几个州的数百万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沮授才那么着急。可惜的是，袁绍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家事就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外人无关。

袁绍打破常规的举动果然在部下中造成了混乱，审配、逢纪等人看到袁绍偏爱袁尚，就开始聚拢到袁尚周围；而辛评、郭图支持袁谭。派系就此形成，并愈演愈烈。

一个集团里一旦有派系，派系的利益就会凌驾于集团整体利益之上，就会不惜牺牲集团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历史上很多有前途的集团都是这样走向覆灭的。

田丰建议袁绍抓住机会南下，虽然是一个高明的谋略，但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袁绍以儿子有病为借口把田丰的建议搁置了，田丰很生气，用手杖敲着地说：“这么好的机会，却因为小儿子生病而失去了，真可惜呀！”

其实袁绍并不愚蠢，否则他早就被公孙瓒消灭了，他之所以没有采纳田丰的建议，儿子生没生病恐怕并不是主要原因，有没有胜算才是关键。

大概在袁绍看来，这一仗是实力的较量，作为明显占优的一方，没有必要通过突袭这种冒险的方式打乱整个战役部署。

◎ 龙蛇之年元城会

就在这时，袁绍接到了袁谭的报告，说刘备到了平原国。

袁绍大喜，命令袁谭护送刘备速来与他会合。袁绍对刘备很重视，派人一路相迎（绍遣将道路奉迎）。

这时袁军终于完成了集结，已经开始向南进发。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表示对刘备到来的隆重欢迎，袁绍让大军一边南下，自己则由邺县向东去迎刘备，一口气走出了200里（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这个礼仪够隆重的，一方面是刘备的面子大，另一方面袁绍还有别的打算。

之前，袁绍曾派袁谭去接大学者郑玄，想让郑玄随自己一同出征。袁谭接到郑玄，走到元城这个地方，也就是今河北省大名县，郑玄病了。

汉代200里约合今70千米，邺县以西70千米正是元城，袁绍在元城迎接刘备，同时也为了看望病中的郑玄。

作为当代最知名的学者，郑玄是天下读书人心中的一个标杆。

郑玄曾应何进的征辟到过洛阳，何进失败后郑玄回到了家乡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国居住，聚众讲学，研究经术，著书立说。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从四面八方投到门下的有1000多人，日后有名气的学生有赵商、崔琰、公孙方、孙乾、王基、国渊、郗虑等人。

北海国是袁绍控制的地盘，袁绍经常把郑玄拉来参加聚会，出席各种活动，为自己撑门面。郑玄在洛阳就认识袁绍，对于这个比他小得多的政坛名人他并没有太多好感，但出于无奈，也不敢驳袁绍的面子。

一次，在袁绍主持的聚会上，大家听说郑大师要出席，一些自认为肚子里有点儿学问的人不禁跃跃欲试，精心准备了一些问题想为难郑玄一下，顺便让自己出名。

没想到，郑玄对所有问题都对答如流，知识之渊博、思路之敏捷让人叹为观止，大家无不折服。

整天迎来送往、钩心斗角，只是抽空看两眼书，也敢叫板每天都钻在书堆里只是偶尔出来喝回酒的郑大师？

郑玄给大家上了一课。

袁绍还以冀州牧的名义推荐郑玄为茂才，并表奏他担任师长（左中郎将）的职务。袁绍的想法有点幼稚，如果郑玄接受，袁绍就成了郑玄政治上的恩主，这虽然是别人巴不得的好事，但对郑玄不好使，在此之前，被郑玄拒绝过的类似荐举已多达13次。

后来，汉献帝在许县征召天下名士，诏书也到达北海国，汉献帝还派来一辆专车，接郑玄到许县就任农业部部长（大司农）。郑玄这次答应了，不为别的，能摆脱袁绍的骚扰也值得一去。

但动身不久郑玄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病了。

这一年是农历的庚辰年，也是龙年，次年是辛巳年，也是蛇年。按照五行学的说法，每遇龙蛇之年会对圣人不利。

郑玄于是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没有正式就任大司农，但后世一般称他为郑司农。

这时郑玄已经74岁了，在当时这已是绝对的高龄，他感觉身体越来越不适。这年春天，郑玄梦见了孔子，在梦里还跟他说了话。对五行学、易学也深有研究的郑玄把这个梦与龙蛇之年联系在一起，总觉得预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心里闷闷不乐。

这时，青州刺史袁谭亲自来到高密县，要接他到邺县去，郑玄以为袁绍又让他陪酒吃饭，有点不想去，但小袁的态度很坚决，不去不行。

郑玄只得收拾行李，随袁谭出发。

但郑玄病倒在了元城，只得停在那里。

郑玄跟刘备也有一些渊源，刘备的老师卢植和郑玄是同学，论起来郑玄是刘备的师叔。刘备手下的孙乾还是郑玄的学生，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

袁绍与刘备相见的地方应该就是元城，此前他们二人并不相识，但早已互闻大名，所以格外亲热，袁绍、袁谭对刘备也十分敬重（绍父子倾心敬重）。

此时，身在官渡前线的曹操经常发作头疼病，内心充满紧张苦闷，而这边袁绍、刘备等人陪着郑大师相会于元城，少不了谈经论儒，互道寒暄，气氛热烈而轻松。

之后，袁绍携刘备等一行由元城返回邺县，未做太多停留，立即南下。

四个月后，郑玄病逝于元城，临终前还在注释《周易》。

在军情相当紧急的当口，袁绍为什么还要关照一下郑玄呢？

袁绍这么做是有深意的，他让郑玄陪他南下有重要安排。

这一仗袁绍志在必得，此行不仅带上了全部主力，还带着大量图书典籍，其中不乏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显示出袁绍不仅着眼于这一仗能否打赢，而且已经开始考虑打赢之后的事。

袁绍已经在规划打败曹操之后，他就立即接管朝廷，如果汉献帝肯合作，就还让他当这个傀儡皇帝，如果不愿意合作，就另立其他人。

让郑玄同去，着眼的是未来新政权的舆论工作和典章制度建设。

◎ 曹操的高血压

袁绍看得比较远，为做好此次南征，他还让大笔杆子陈琳撰写了一份檄文，向各郡县发布。

这份檄文约1300字，陈琳下了很大功夫，痛揭曹操的黑史，从曹操的爷爷曹腾开始写起，罗列了曹操的数条罪状：

一是曹操的祖父故中常侍曹腾与左悺、徐璜等宦官均属妖孽，祸害百姓。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乞丐家的养子，大权在握后经常干贪赃枉法的事。至于曹操本人，是典型的“赘阉遗丑”，无才无德，而且好兴兵作乱。

二是曹操几次陷入危机，都是袁绍出手相助，但曹操不思报答，反而趁机发展势力，攻击袁绍。

三是曹操喜欢乱杀人，原九江郡太守边让是天下名士，因为不阿附曹操，被他杀害，士林无不愤怒。

四是汉献帝东归时，袁绍自己受制于公孙瓒无法脱身，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往曹操处传达命令，让他保护銮驾，修缮郊庙，但曹操却趁机专制朝政，令百僚钳口，公卿以下都成了摆设。

五是故太尉杨彪享有极高威望，曹操因为个人恩怨，随意治罪，根本不顾宪章。议郎赵彦忠谏直言，引起曹操反感，擅自杀害，也不向天子报告。

六是曹操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干盗墓的勾当。

七是曹操统治残暴，兖州、豫州百姓无不怨声载道，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没有超过曹操的。

八是袁绍与公孙瓒交战，公孙瓒被围一年多，曹操趁其未破，偷偷地写信给公孙瓒，想与他勾结，共同谋害袁绍。

檄文是专门为征战讨伐造势用的，能把敌人说得多坏就多坏。袁绍曾经被公孙瓒的檄文骂过，但对照一下，这篇檄文写得更有气势，杀伤力也更强。

这篇檄文没有空洞的口号，而是将论点与论据结合起来，说得有理有据，同时大肆爆料，专抖曹操的黑史。

文中所说曹操杀边让、徐勋传达袁绍命令、曹操设盗墓机构、秘密联络公孙瓒等事，是别的史料中未见或少见的。一种可能是，袁绍在造谣，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另一种可能是，确有其事。

无论真假，这些材料经过陈琳这个大笔杆子的加工，曹操的黑史立即传布四方，在当时就已造成了极为广泛、极为深远的影响，曹操在后代常被人诟病，很多素材也出自这里。

文中把曹操称为“赘阉遗丑”，虽属人身攻击，不值得提倡，但也成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这种把曹操一家三代人合在一起攻击的骂街作风，经过陈琳的文字包装，倒也显得文采飞扬，很有气势。

曹操当时正为眼前的战事伤神，偏头疼的毛病又犯了，看了老朋友陈琳写的痛骂自己的文章，脊背上开始冒冷汗，脑袋居然一下子不疼了。

关于曹操的头痛病，史书专门有记载，称为头风。

站在中医的角度看，头是诸阳交汇之处，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都注于头，头痛如果经久不愈就是病症，病因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以及经络瘀阻等方面。这是中医的说法，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看，引起头痛的疾病可能是青光眼、脑肿瘤、脑血栓、脑供血不足以及高血压等。

曹操此时45岁，正值壮年，他头痛的毛病就是在这时开始发作的，并从此落下了病根，一直伴随了他20多年，中间时断时续。根据这个状况来判断，曹操可能得了高血压，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得的是脑肿瘤。

曹操的压力确实太大了，为了排解压力，转移头疼带来的痛苦，在官渡前线紧张的日子里，在夜深人静没有军情的时候，他就用阅读《孙子兵法》来纾解心绪。

在阅读的过程中他还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的工作，在曹操之前这项工作还很少有人做过。在注解中，他就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或者对不易理解的地方进行阐释。

现在能看到的曹操注解的《孙子兵法》约有300条，这项工作完成于何时，主要判断依据是注释中所列举的战例，曹操在注解中列举了擒吕布、平徐州等战例，再往后就没有了。

曹操的后半生每年都在打仗，他亲身经历的很多战事都可以成为经典战役教材，比如马上要发生的乌巢之战，就可以作为《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最好注解。但在这300多条注解中却没有提及乌巢之战及其以后的所有战役。根据这些情况判断，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解工作应该完成于擒吕布之后、火烧乌巢之前，也就是官渡之战期间。

在《孙子兵法》的各篇中，曹操对前面几篇注解得都很详细，越往后面越少，最后几篇可以说草草结束了，说明他开始想认真注解一下，但随着自己越来越忙，这件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以后曹操应该还有时间重新做这项工作，把自己一生亲身经历过的战事写进对《孙子兵法》的注解里，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成了一个遗憾。

但是即使如此，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解工作也受到了后世的推崇，在历代难以计数的《孙子兵法》注家中，有11位大家被公认为最权威，曹操排第一。

◎ 张绣的意外举动

袁军虽然大举南下了，但对这次南征内部仍然有争论。

袁绍的主要谋士旗帜鲜明地分成了鹰派与鸽派两个阵营，鸽派反对袁绍出兵，他们认为连年征战，百姓已经苦不堪言，现在应该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可以用三年时间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来打垮敌人（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这个看法遭到鹰派的反对，鹰派认为现在正是最佳的战略机遇，机会稍纵即逝，不能慢慢拖着，应该一举击败曹操，否则等曹操势力更加壮大收拾他就难了。

鸽派的代表人物是沮授、田丰，鹰派的代表人物是审配、郭图。

对于鹰派的言论，沮授反驳道：“救乱诛暴是义兵，恃众凭强是骄兵，骄傲的军队最先失败。曹操迎奉天子，定都许县，现在率兵攻打他是不义。曹操推行法令，训练军队，情况跟公孙瓒完全不一样。现在发动没有理由的战争，而放弃最安全可靠的策略，我真感到担心。”

沮授搬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论题，扯得有点远，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在现实局面下却显得苍白空洞。沮授和田丰之所以不愿意打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的是冀州本土人士普遍的观点，本土派都不希望打，就像当年兖州人士不支持曹操打徐州一样。而审配、郭图这些外来户普遍赞成打，他们心里默念的就是打回老家去。

袁绍也是一个外来户，所以他最终采纳了鹰派的观点。公孙瓒灭亡后，袁绍心里统一天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甚至有点等不及了。

袁绍不仅组成了南下兵团向黄河一带开进，还做了很多战争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连续派出多路使者，拉拢同盟军，从而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给曹操搞出一个包围圈。

袁绍拉拢的人主要是南阳郡的张绣、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策。

派往南阳郡的使者最先到达，见到了张绣，陈述了袁绍的主张。袁绍深知贾诩在张绣面前的分量，所以专门给贾诩写了信，派使者暗中去做贾诩的工作（袁绍遣人招绣，并与贾诩书结援）。

张绣看到袁曹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在他看来，也许想都不用想应该站在袁绍这一边，不仅因为袁绍的势头更猛，而且因为他与曹操之间是敌人，曹操已视自己不共戴天。

所以，袁绍的使者说明来意，张绣当场就准备答应，但就在这时，贾诩说话了。

贾诩当着张绣的面对袁绍的使者说：“请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尚不能相容，又怎么能容天下人呢？”

张绣闻言大吃一惊，不由得脱口而出：“这话怎么说的呀！”

但张绣一向听贾诩的，知道凡是听了贾先生的话准没错，不听准吃亏，所以这一次仍然按贾诩的意见办了。

打发走袁绍的使者，张绣心中的疑问仍没有消失，问贾诩：“既然这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贾诩的回答让张绣十分吃惊：“投降曹操！”

张绣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问贾诩：“袁绍强大曹操弱小，我们又与曹操互为敌人，怎么能归顺他呢？”

贾诩说出了其中的理由：“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这是第一条理由；袁绍强大，我们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归顺他，必然不会重视我们，曹操弱小，得到我们必然欣喜，这是第二条理由；有霸王之志的人，肯定会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而让普天之下都知道他的宽容，这是第三条理由。希望将军不要再迟疑！”

经过贾诩一分析，张绣认为也有道理，于是决定投降曹操。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曹操只有如贾诩分析的那样，是一个胸怀远大志向、把个人恩怨抛于脑后的人，这项决定才不会后悔。张绣投降袁绍，基本上不用担什么风险，而投降曹操，则面临着生死考验。

所幸的是，一向料事如神的贾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依旧保持了他一贯的正确，曹操在官渡前线听说张绣投降自己，惊讶之余，顿时感到欣喜若狂。

为了表达诚意，张绣亲自携贾诩到前线面见曹操。

曹操拉着张绣的手不放，这个人曾经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欠他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加一员爱将的命，是一个他做梦都想诛灭的敌人。张绣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只要他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复仇的想法。

但是，现在曹操已经不那么想了，所有的仇恨顷刻间瓦解，因为他真的很高兴。

曹操设宴款待张绣和贾诩，任命张绣为军长（扬武将军），封列侯，将张绣带来的人马就地编入官渡前线兵团。为了打消张绣的顾虑，曹操主动提出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

曹均是曹操的夫人周姬所生，后来过继给曹操之弟曹彬，曹丕当皇帝后封这个弟弟为樊安公。

对于贾诩，曹操更喜欢。

虽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让自己连吃了三次苦头，但今天终于得到了他，曹操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曹操拉着贾诩的手说：“是先生您让我在天下人面前增添了信誉呀！”

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贾诩为都亭侯，给他安排的职务更高，委任他为执金吾，这是部长级的高官，负责宫外的安全保卫工作。

但这只是个虚职，曹操不会让贾诩在许县给汉献帝站岗，委任贾诩一个很高的荣誉性职务，目的是先把他从张绣身边挖过来，他要把贾诩留在自己身边。

董昭改任徐州牧后冀州牧一职空缺，曹操于是任命贾诩为冀州牧。

◎ 刘表另有打算

张绣主动来降，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居然解决了悬在心头很久的一道难题。

但是，对南边的形势曹操仍然不敢松气。

因为南边还有一个刘表。

如果袁绍现在是老大，曹操勉强算个老二，那刘表就是当之无愧的老三。

老大跟老二斗，理论上坐收渔利的是老三，但很多历史经验都表明，老三也最容易受伤。所以，对即将发生的袁曹决战，刘表这个“老三”内心也是相当紧张的。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但也必有一胜，谁打赢了这一仗，谁就是北方的霸主，也是天下实力最强的人，到那时不管愿意不愿意，自己都得跟他打交道。尽管现在与谁联合决定权在他，但这是一个赌博，一旦押错了宝，今后就被动了。

然而，刘表对于究竟支持谁一直犹豫不决。

袁绍派人也来到了襄阳，向刘表表达了希望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曹操的想法（绍遣人求助），刘表没有拒绝，口头上答应了，但并不做任何实际行动。他虽然更看好袁绍一些，但也不敢十分确定，万一最后赢的是曹操呢？现在，他只准备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要紧。

这反映出刘表在战略上的游移，更反映出刘表的私心。

刘表如果真心支持其中的一方，无论是袁绍还是曹操，那另一方基本就完了。如果支持曹操，袁绍在人马、地盘上的优势将被逆转；如果支持袁绍，就给曹操来个前后夹击，曹操将被包围。

如果刘表拿出真诚与人合作，大局基本就定了。

但在刘表内心深处更关心这场决战后的事，无论谁打赢，对他都不是好消息，最符合他的战略利益的局面是，败的惨败、胜的惨胜，他好坐收渔利。

但是，这个策略受到一些部下的反对，刘表的副州长（别驾）刘先以及原来在朝廷里担任过天子高级侍卫（从事中郎）的韩嵩都劝刘表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如果想有所作为，可以乘此机崛起；如果不然，也应该选择其中的一方给予支持（固将择所从）。将军拥有10万之众，怎么能坐而观望呢？”

在他们看来，刘表应该选择曹操：

“看见贤能的一方却不出面相助，袁本初和曹公必然都会埋怨将军，中立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

“曹公是个明是非、有远见的人，天下贤俊纷纷归附，他必然会打败袁绍，之后就会举兵来取江汉，到那时恐怕将军您无法战胜他。替将军考虑，不如率荆州人马归附曹公（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尊崇、敬重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这才是万全之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曹操善待了一个张绣，马上引起了后续效应，就连刘表的手下都认为应该走张绣的路。

刘表事业上的重要支持者、老朋友蒯越也持这种观点，他也建议刘表率部投降曹操，这让刘表很犹豫（表狐疑）。

蒯越、刘先、韩嵩等人看好曹操，与其说曹操更有魅力，不如说天子更有号召力。

刘先的履历不详，但他对汉室的典籍制度非常熟悉（明习汉家典故），韩嵩、蒯越曾在朝廷任职，对汉室怀有深厚感情。他们这些人未必多么喜欢曹操，但对汉献帝是拥戴的。袁绍兴兵讨伐曹操，在他们看来讨伐的是汉室，当然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刘表决定派人到曹操那里走一趟，观察一下那里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派谁去合适？刘表想了想，决定就派韩嵩去。

刘表把韩嵩找来，对他说：“现在天下未定，曹操拥天子于都许，先生替我去看看那里的虚实（君为我观其衅）。”

韩嵩却不愿意走这一趟：

“圣人达节，其次守节。我韩嵩是守节之人，事君为君，君臣名分早已确定，我愿以死相守。现在派我出使北方，只要是将军您的命令，即使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不过，在我看来曹公是个很英明的人，必然得天下。将军如果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能享百世之利，而我荆州也会因此得福，如果是这样，派我去没问题。

“但是，如果主意还没有拿定，我去京师，天子一高兴给我一官半职的话（天子假嵩一官），我接受了就成为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不能再为将军您尽忠了，请您慎重考虑！”

言外之意，想投降就干脆点儿，没这打算，跑一趟纯粹多余。

刘表还以为韩嵩害怕出使，非让他去不可（表以为惮使，强之）。韩嵩无奈领命，临行恳请刘表记住他说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怀疑自己的一片忠心（勿负嵩）。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初，刘表的特使韩嵩一行北上，在官渡见到了曹操。

曹操对韩嵩一行十分热情，给予了盛情接待。

韩嵩对曹操和曹军也有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又去许县拜见了天子，在曹操的授意下，汉献帝拜韩嵩为部长级的高级顾问（侍中），韩嵩大概不愿意接受，表示想回荆州，汉献帝于是改任他为荆州刺史部零陵郡太守。

韩嵩回到襄阳，向刘表汇报所见所闻，对曹操大加赞扬，并劝说刘表送儿子到许县做人质，以证明自己的诚意（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质）。

韩嵩的话刘表特别不爱听，不过没发作。

这天，刘表通知大家开会，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数百名部属（大会僚属数百人），会场上还安排了带着兵器的军士，让人感觉这次会议非同一般。会上，刘表突然发难，对韩嵩加以指责，认为韩嵩怀有二心。

刘表越说越激动，拿出天子颁发给自己的符节，意思是要斩杀韩嵩。众人被吓坏了，有好心人赶紧劝韩嵩，让他给刘表主动认个错。

韩嵩不干，对刘表说：“将军有负我，我不负将军！”

韩嵩就把自己临行前跟刘表的对话说了出来，刘表的面子挂不住了。

刘表非杀韩嵩不可，谁都劝不住，最后，有人情急之下搬来了刘表的妻子蔡氏。

刘表未必像吕布一样是个“妻管严”，但妻子蔡氏的话在他面前很好使，因为蔡家是荆州大族，叶大根深，刘表能坐稳荆州，蔡家起了很大作用。

蔡氏也劝刘表说：“韩嵩在荆州深得民望，他所说的也是出于忠心，杀他没有罪名啊！”

刘表只得收起盛怒，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下令囚禁韩嵩，同时审问和韩嵩一同出使曹营的有关人员。审问后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行为，韩嵩这才捡回一条命。

这件事也就这么平息了，不过此后劝刘表投降曹操的建议，没人再敢提了，刘表继续他原先制定的策略，对袁绍那边尽量敷衍，答应结成同盟却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动作，对曹操不和不战，继续保持中立。

刘表突然问罪韩嵩，表面看来是疑心病犯了，看到韩嵩不加掩饰地称赞曹操，加之他接受了汉献帝的任命，心里很不痛快，所以发难。刘表虽外貌儒雅，但内心多疑忌，这样的事发生在刘表身上并非一件两件。

但是，实际上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为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刘表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坐山观虎斗，谁都不支持，谁也不反对。投降曹操或袁绍，对于蒯越、韩嵩等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事，但对刘表来说差别就大了。

自己当老板挣得再少也是老板，给别人打工挣得再多也是个打工仔，刘表不糊涂。若干年后孙权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孙权手下大多数人也如韩嵩、蒯越一样主张投降，而孙权宁可冒灭亡的危险也不愿意投降，道理相同。

刘表想中立，但韩嵩、刘先等人都劝他投降曹操，也许劝他的人还有不少，尤其是蒯越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他的意见刘表不能置之不理，无奈之下，他派韩嵩到曹操那里走一趟，说是考察情况，实际上是做给“亲曹派”看的。

韩嵩是“亲曹派”的一员，他考察的结果早在刘表意料之中，刘表向他发难其实是早就想好的，因为如果他对韩嵩不满意，可以把韩嵩叫到办公室里来谈话，也可以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审查，完全没有必要当着手下数百人的面进行。

刘表此举，正是明告那些有同样想法的人给我闭嘴。

◎ 袁绍想打回老家

被袁绍寄予厚望的两路盟军，一路投靠了曹操，一路态度消极，袁绍渴望给曹操来个包围圈，这个计划看来要歇菜了。

不过，袁绍拉拢的对象还有其他人，他的老家汝南郡也是一个重点目标。

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汝南郡紧邻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位于许县的东南方向，是曹操的后方。袁氏在汝南郡一带很有影响力，如果能把这个地方策反过来，等于在曹操肋骨上顶了一把刀。

曹操在汝南郡的主要负责人是李通，他的职务是副军长（裨将），为了策反他，袁绍给出很高的价码，直接任命李通为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刻好了印章，准备了绶带，由使者带给李通。

连升三级都不止，但面对袁绍的厚礼，李通却坚定地站在曹操的一边。

只是李通的亲戚及一些手下主张投靠袁绍，他们看到袁绍势力强大，担心曹操没有多少胜算。争论得相当激烈，李通的亲戚和手下人都很生气，苦口婆心地劝他。

李通手按着剑，厉声说道：“曹公是明哲之人，必定会赢得天下。袁绍虽然表面强盛但能力有限，最终一定会成为曹公的俘虏。我意已决，至死都会不改变（吾以死不贰）！”

李通杀了袁绍派来的使者，把使者首级以及袁绍给他的征南将军印绶呈报给曹操。

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听说袁绍就要杀回来，社会上谣言乱飞，人心浮动。赵俨在汝南郡当朗陵县县长，李通和他关系最要好，遇事常一块商量。

李通找赵俨商量办法，赵俨对李通说：“现在形势很严峻，人心惶惶，征户调一事如果照常进行的话，会不会激起叛乱？”

征户调就是征税，曹操的大军在前线打仗，开销很大，虽然搞了一些屯田，但目前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税收。

李通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有顾虑：“曹公与袁绍相持甚急，有的郡县正准备叛乱，如果我们不送户调的话，会不会有人说我们也在观望？”

赵俨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你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事情应该分清轻重。现在还是应该暂时不征，我替你去解释。”

赵俨给荀彧写信，说明了情况。荀彧立即转报了曹操，曹操下令不仅暂停汝南郡的征调，还把前面征收的发还给县民，上下皆大欢喜。

在李通、赵俨等人的努力下，汝南郡的形势慢慢稳定，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

袁绍派人拉拢李通时，刘表也没闲着，也派人去了汝南郡，想把李通拉过来，同样被李通拒绝。

这说明刘表嘴上的中立其实也是不牢靠的，他也在观察着形势，像猎人一样寻找着捕获的机会，一有可能就会扑上去，只是这要在不损伤自身实力的前提下。

刘表还在等机会，但是不久他就遇到了麻烦。刘表任命的长沙郡太守张羡在孙坚旧部桓阶的策动下反叛，周围的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纷纷响应，荆州的江南四郡眼看要独立。

桓阶字伯绪，长沙郡本地人，孙坚当长沙郡太守时就很赏识他，举荐他为孝廉。后来孙坚死于襄阳城外，别人都不敢有所表示，只有他冒死为孙坚发丧，刘表感其义气，没有为难他。

桓阶跟张羡关系很好，张羡是南阳郡人，在荆州的江南四郡很得人心，但他性格倔强，刘表不太喜欢，对他也不够尊重（不甚礼也）。

袁曹对决，刘表坐观，桓阶认为现在是个好机会，他劝说张羡不如投降曹操，把江南四郡联合起来，依靠地理优势先自保，之后等待曹操方面的支援（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

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张羡表示接受。于是联络周围的另外三个郡同时举兵反抗刘表，派出使者北上去见曹操。

曹操简直不能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刘表想给自己背后插把刀，没有成功，刘表自己的脊梁骨上却先被顶上了一把刀。

但是，曹操现在暂时无力分兵支援张羡，那边只能靠他们自己扛一扛了。刘表急攻张羡，本来这一仗得打上一阵，但不巧的是张羡生了病，死了。

江南四郡对抗刘表，一多半建立在张羡个人影响力的基础上，张羡一死，江南四郡也就瓦解了，桓阶逃匿。

南方四郡叛乱虽然没有成功，但此举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刘表的行动，让他在袁曹对峙时无暇顾及北方。

曹操从此记住了桓阶的名字，后来南下荆州，他专门让人找到了桓阶，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任职。曹操当丞相后桓阶担任过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曹丕称帝后桓阶是首任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深受曹丕信赖的司马懿才是副局长（尚书仆射）。

◎ 左翼展开争夺

围绕即将打起来的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展开了激烈的外围争夺。

南边的情况大体明了，曹操争取到张绣，刘表中立，而袁绍几乎一无所获，除此之外，袁绍还向青州的臧霸、关中诸将甚至凉州那边都派了使者，但收效都不大。

臧霸的态度很坚决，全力支持曹操，泰山帮里除了昌豨以外也都站在了曹操一边，他们集中精兵，布防在青州一线，防止袁军从东面包抄徐州和兖州。

关中是此次会战的左翼，那里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之前曹操派荀彧在尚书台的助手钟繇到关中坐镇，职务是司隶校尉，驻扎在长安，但关中地区一直被各路大小军阀所占据，曹军在那一带的势力相对薄弱。

袁绍任命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负责左翼，协助高干的有河东郡太守郭援以及南匈奴人。南匈奴人一向与袁家关系很好，在剿灭公孙瓒的战斗中出了大力，他们一度表示拥戴朝廷，现在却在平阳起兵，公开响应袁绍。

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与关中近在咫尺，钟繇率部渡过黄河，把平阳城围了起来，但兵力有限，未能将其攻克。

正在这时，传来郭援率军南下的消息。

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态势，很多人建议从平阳撤军。

钟繇不同意，理由是：“郭援与关中诸将暗中相通，关中诸将之所以还没有反叛，原因是还想观望一下。如果现在撤走，就是示弱于人，此为未战而先自败。”

钟繇认为郭援刚愎好胜，喜欢轻军冒进，一定可以找到战胜的机会，于是曹军继续围住平阳，迎战郭援。钟繇并不是盲目乐观，他有秘密武器对付袁军，这就是马腾和韩遂。

当时关中诸将里势力最大的就是马腾和韩遂这两支队伍，他们各拥强兵坐观天下之变。袁绍也派了使者前来联络他们（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但一开始马腾和韩遂对该站在哪一边仍举棋不定。

钟繇坐镇关中后积极争取各派势力的支持，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马腾和韩遂十分强大，得不到他们的真心支持，关中的事情仍然不好办。钟繇分别给马腾、韩遂写了信，陈述利害，要求他们站在朝廷一边。

信写好了，钟繇想找个有胆识、有能力又有口才的人前去，他想到了新丰县令张既。

张既字德容，关中地区的左冯翊郡人。年轻时为郡吏，工作很有能力，得到大家的好评，曹操担任司空后征辟他到司空府工作，他还没去报到钟繇就来到了关中。钟繇发现张既是个人才，向曹操请求把他留下来并举荐为茂才，任命他担任新丰县令。张既颇有实干能力，在年终考核时业绩位居三辅地区各县的第一名。

张既去说服马腾时，马腾等人其实已经暗地里答应了袁绍（阴许之），但是有个人帮了张既的忙，说服马腾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个人是傅干，也就是为朝廷就义的汉阳郡太守傅燮的儿子，他现在的职务是扶风郡太守，

傅干劝马腾说：“古人说‘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之命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这就是顺道呀！袁氏背王命，驱使匈奴人进犯中原，他本人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马虽强，其实已失天下人心，这就是逆德呀！如今将军您表面上站在有道者一边，却不尽力，暗地里坐观成败，阴怀两端，恐怕等成败确定后，曹公必然会奉辞责罪，将军您也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马腾这个伐木工一听就害怕了（腾惧），傅干进一步说：“智者善于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陈兵河东郡，将军引兵讨伐郭援，当有胜算，将军此举如同斩断了袁氏之臂，可以解曹公之急，事后曹公必重谢将军！”

马腾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接受了劝说，派遣时年24岁的儿子马超率精兵1万多人支援钟繇，韩遂也派兵参战，统一由马超指挥。

钟繇得到凉州劲旅的支援实力大增，他让人先不要声张，诱使郭援率军轻进。郭援不知道对手的力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不把钟繇放在眼里，快速向平阳推进。

平阳的外围是汾水，郭援抵达后下令渡河，刚渡到一半，钟繇、马超的联军立即发起攻击，袁军大败，马超手下的部将庞德亲自斩杀了郭援。

钟繇乘胜追击，大破南匈奴人。

这是一场关键战役，战前西线的总体形势是袁强曹弱，此战后双方至少处于均势，钟繇虽然还没有能力进攻袁绍控制的并州刺史部，但打掉郭援之后袁军也没有能力进一步攻击长安和洛阳，保证了曹军左翼的安全。

平阳之战也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形势，同时使凉州刺史韦端下决心站在了曹操的一边。

韦端这个凉州刺史是朝廷以前任命的，在政治上韦端一直有些模糊，对于支持袁绍还是支持曹操，韦端也曾经犹豫过，为了慎重他还派手下的从事杨阜前往许县，名义上向汉献帝朝奉，实际也是观察虚实。

杨阜字义山，凉州刺史部天水郡人，很有才干。他到了许县，被天子拜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长史）。

杨阜回来后，对韦端说：“袁绍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现在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人虽少但兵却精，手下人各尽其力，必能成大事。”

韦端听后有了站在曹操一边的想法，平阳之战结束后，韦端进一步打定了主意。

朝廷于是征韦端为交通部部长（太仆），凉州刺史一职由韦端的儿子韦康接任，杨阜担任韦康的副州长（别驾）。

南边的危机解除，东有臧霸，西有钟繇，两翼也安全了。

在这场外交博弈中曹操一分不失，而袁绍虽然四处出击，但颗粒无收。

不仅如此，曹操在袁绍的背后还有了意外收获，他拉来了阎柔和鲜于辅。

袁绍虽然占据了北方，但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他的天下，在幽州刺史部的北部，有一支人马掌握在阎柔、鲜于辅等人手中，他们并不听袁绍的。

鲜于辅、阎柔当初联合袁绍共同抗拒公孙瓒，公孙瓒死后，袁绍对阎柔、鲜于辅也竭力拉拢，给予厚遇，但阎柔、鲜于辅经过分析认为袁绍表面强大但实际上问题很多，终将被曹操战败，于是他们选择支持曹操。

阎柔派人晋见曹操，曹操很高兴，以朝廷的名义任命阎柔为乌桓保安司令（护乌桓校尉）。

随后，鲜于辅又亲自来到官渡前线拜见曹操，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鲜于辅为北部边疆右翼边防军司令（右度辽将军）。

曹操让阎柔、鲜于辅仍驻守在幽州刺史部的北部，给袁绍背后顶上了一把刀。

◎ 一场及时的意外

袁绍发起的策反行动，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了。

但这时却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孙策准备亲自北上，趁着曹操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之机偷袭许县！

相关情报被获知，大家都感到非常担心（众闻皆惧）。

如果单独面对，曹操倒不怕孙策，但现在曹操主要应对的敌人是袁绍，已经派不出任何兵力去阻挡孙策了，所以大家才感到紧张。

要不要分兵防范孙策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防与不防都不稳妥，曹操手下的谋士们就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看法。

这时，郭嘉说了一番话：“孙策刚刚吞并了江东，诛杀的都是当地的英雄豪杰，他是个能让人为之效死命的人。但孙策为人轻率，平时不善于防备，即使他率百万之众前来，也和他一个人来到中原没什么两样，如果遇到刺客的伏击，那他也就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

郭嘉做出了一个大胆预言：孙策必定会死于刺客之手（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之所以说这个预言是大胆的，是因为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会死于刺客之手呢？但结果正如郭嘉所预言的那样，孙策还没有正式北上就遭到了刺客的攻击。

更神奇的是，孙策竟不治身亡。

这段时间，孙策在江东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占有了江南的丹阳郡、吴郡、会籍郡等地，势力还发展到江北的庐江郡和庐陵郡。曹操不断接到报告，说孙策又打了胜仗，地盘又在不断地扩张。

听得多了，曹操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话：“难以与这小子再争锋了啊（猘儿难与争锋也）！”

“猘”的意思是狂犬，曹操说这话其实并无贬义，是对孙策的羡慕嫉妒恨。

当前首要的对手是袁绍，所以曹操对孙策的策略是拉拢，通过和亲、任命官职、封爵等手段先把孙策拉到自己这一边。

曹操还给了孙策一个任务，让他打刘表，孙策执行了，不是孙策愿意给曹操当枪使，而是他要报仇。

孙坚死于刘表之手，具体来说死于黄祖之手，黄祖目前担任着荆州刺史部所属江夏郡的太守，守着荆州的东大门，孙策既要报仇，又要向西扩张，所以内部事务理顺之后，即开始了西征黄祖之战。

孙策一举打败了黄祖，他本想乘胜追击，但考虑到庐江郡新下，江东也不稳固，征讨黄祖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回师吴郡。

在江东，孙策还有一个对手，就是曹操任命的广陵郡太守陈登，他不断出击，给孙策制造麻烦，这说明曹操和孙策之间表面和好，下面早已动起了刀兵。

西征黄祖归来，孙策命令二弟孙权率一支人马进攻陈登控制下的匡琦，孙权当时手下的人马不少，是匡琦城内守军的10倍，城里的人感到很害怕，想弃城而走。

陈登厉声阻止道：“我受国命镇守此土，只有以命报国，哪能逃跑？现在有天道相助，必能克敌！”

陈登下令闭城自守，示弱不战。

陈登很有经验，他悄悄到城上观察形势，找出孙权人马的漏洞，命令将士做好准备，趁夜打开南门，直扑孙权的军营。

孙权毫无防备，人数虽占优，但一下子乱了起来，陈登手执军鼓为将士鼓劲，孙权被打得大败，陈登又乘胜追击，孙权所部损失惨重。

孙权这一年18岁，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兵指挥作战，出师即不利。

孙权不甘心，整顿人马再战，陈登不敌，一面派人向曹操求救，一面悄悄在城外10里的地方另立军营，命令大家多准备柴薪，十步一堆，纵横成行，下令夜里同时起火，然后陈登命人在城上称庆，好像援军到了。

孙权的人马望火而惊，陈登指挥曹军杀出来，孙权再次大败。

这时已经到了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年初，袁曹对决已经拉开序幕。

对形势的判断孙策跟刘表不一样，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想趁曹军主力北上对抗袁绍之机对许县发动突然袭击，把天子抢到自己的手中（阴欲袭许，迎汉帝）。

还有的记载更具体，说孙策看到曹操在北面脱不开身，便聚集江东所有兵马，自称大司马，准备偷袭许县（悉起江南之众，自号大司马，将北袭许）。

但是，主力北上之前必须先解决后方的问题，要么把陈登消灭，要么把他赶到远远的地方。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春，孙策率军来到丹徒，在这里等待运送军粮，打算军粮运到后就向陈登发起总攻。

孙策喜欢打猎，在等待的几天空闲时间里，他只带着几个随从出去打猎。对于孙策喜欢轻出微行的冒险行为，他手下的名士虞翻曾经规劝过，孙策嘴上表示接受，但总难改老毛病，这一回就出事了。

孙策发现了一只鹿，领人去追。

孙策骑的是好马（所乘马精骏），手下人的马追不上。孙策一个人在前面跑。

正在这时，突然从林中冒出来三个人。

敌方间谍时常在这一带活动，孙策十分警觉，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这几个人回答：“我们是韩当将军的士兵，在此射鹿（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

孙策看了看，不认识：“韩将军手下的人我都认识，从没有见过你们！”

孙策意识到有危险，取弓便射，其中一个人应弦而倒。剩下两个人害怕了，举弓与孙策对射，结果有一箭射中了孙策的面颊。

孙策手下的人随后赶到，把这两个人都杀了。

事后得知，这几个人是前吴郡太守许贡的旧部，等在这里就是为了刺杀孙策。

许贡曾经担任过吴郡太守，一度依附于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孙策消灭了刘繇，许贡内心不满，多次向朝廷秘密上报，反映孙策的恶行，建议朝廷征孙策入京，借以削弱孙氏的势力。许贡的上书被孙策截获，孙策下令把许贡处死。

这几个人是许贡的旧部，他们的暗杀行动已策划了多时。

众人将孙策护送回营帐，请随行军医来看，发现伤势很重（创甚），但这个伤原来还是能治好的，医生叮嘱他必须好好养护，100天之内不能刺激伤口。

孙策忍不住照了镜子，发现自己已经破相。

孙策长得很英俊，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粉丝，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孙策难过地对左右说：“面容毁成这样，还能建功立业吗（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

说完捶胸大愤，伤口崩裂。

孙策自知难过这一劫，于是忍住伤痛，把孙权以及随行的张昭、程普等人找来交代后事。

孙策有个儿子叫孙绍，此时年龄不详，但孙策死时只有26岁，想必他才几岁，孙吴正在创业的关键时期，不能让一个小孩接班，所以接班人只能在孙策的兄弟中找。

孙策是孙坚的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孙权是他的二弟，除此之外还有孙翊、孙匡、孙朗，孙权这时18岁，孙匡、孙朗年龄稍小，但孙翊已经16岁了，史书上说他跟孙策的性格相像（性似策），张昭等人认为孙策应当传位给他（当以兵属之）。

但是，受伤后的孙策进行了反思，他杀伐果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年间横扫江东没有对手，但由于杀伐过盛，在江东也树敌过多，此次遇刺是当年种下的苦果。

在孙策看来，正是因为孙翊的性格太像自己，才不能把位子传给他，孙策不愿意让自己的悲剧在他身上重演。

相比而言，孙权的战绩虽然不突出，之前带兵还连打败仗，但他的优点是气度更大，更为仁爱，大事面前又有果断的一面（性度弘朗，仁而多断），还能亲贤贵士，会团结人，如果让他接班，更能以相对柔性的姿态协调江东内部，弥补之前的裂痕。

所以孙策决定传位给孙权，他指着孙权对众人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成就大业，希望诸位能善待我的弟弟（公等善相吾弟）！”

孙策还对张昭说：“如果仲谋不堪大任，请先生取代他自任。”

这大概是孙吴版的“白帝城托孤”，时间比刘备托孤早了23年。

孙策让人取来自己的印绶亲手交给孙权，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策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你呀（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四日孙策死了，年仅26岁。

孙策死于许贡门客之手，这一点史书有明确记载，问题是，这是一场由几个仆从为主人报仇的自发行动，还是另有隐情？

从各方面史料综合去分析，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但后一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毕竟孙策死得太突然，而时间点又太敏感了。

如果大胆推测一下的话，也许整个事件幕后有一个策划者，那就是曹操，其具体执行人是郭嘉和陈登。

首先，许贡一直与曹操控制的朝廷保持秘密来往，许贡死后曹操不会就此罢休。许贡生前是吴郡太守，他接替的是盛宪，盛宪是朝廷任命的郡太守，推测一下，许贡的郡太守可能也是朝廷任命的，正因为如此一心独占江东的孙策才视之为眼中钉，将其赶下台。

许贡想夺回吴郡，他所依赖的还是曹操控制下的朝廷，许贡向朝廷上表，说放任孙策势力继续坐大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曹操都是大患，许贡给曹操出主意把孙策征调到许县，如果曹操真要这么做，孙策将面临棘手选择，但这封奏表落入了孙策之手，许贡因此丧命。

曹操虽然没能看到这封奏表，但许贡不可能只上过这一封奏表，吴郡的情况曹操是掌握的，而曹操密切联络许贡也是要派大用场，许贡被杀对曹操来说是损失，曹操不会不管不问。

其次，郭嘉对孙策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显示他在江东有一套有效的情报系统，官渡之战前夕，袁曹对峙正在紧要关头，曹操忽然“听说”孙策要秘密率军北上偷袭许县，这件事也比较蹊跷。

偷袭这种事是非常机密的，事先就昭告天下那就不叫偷袭了。孙策还没起兵，曹操为何就能侦知如此绝密的情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曹操在江东有一套情报系统。

之后，为打消众人顾虑郭嘉对孙策有了一段分析，可谓精准万分，孙策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弱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郭嘉还给孙策安排了被刺客杀死的结局。

这不是郭嘉瞎吹，而是相关计划已经在进行中，郭嘉时任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情报系统归他管，他就是相关计划的幕后策划者。

还有，孙策被杀前曹操曾指令陈登与江东的山匪进行联络，而这些山匪与许贡关系也很密切。陈登奉曹操指令联络江东的山匪严白虎余党，想在孙策背后搞点儿事（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而许贡被孙策击败后投奔的正是严白虎。

这说明陈登与许贡之间也极有可能有交集，曹操的策划要想成功还得有人去执行，前线的陈登最了解情况，他可以通过严白虎及其余部与许贡及其门客建立长期联系，条件成熟后随时实施相关计划。

而且，从效果看曹操借许贡门客之手除掉孙策比自己直接动手更有利。对曹操来说，必欲除孙策而后快，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解除东南之忧，让他放心地与袁绍决战官渡。

这个目的如果能达到，而且曹操又不亲自出面，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这样曹操可不必与江东孙氏马上撕破脸。试想一下，如果是曹操派人找机会把孙策刺死的，江东无论谁接班，都要兴兵找曹操报仇，那样江东问题依然没解决。

最后的结果对曹操来说简直就是最好的：孙策死了，危机解除，曹操一脸无辜的样子，江东可以消停好几年了。

当然，上面这些只是推测。

从孙坚到孙策，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基因，结局也很相似。史学家评论孙坚勇挚刚毅，评论孙策英气杰济，都不是一般人物。但同时也指出，他们父子二人做事不够谨慎（轻佻果躁），这是他们殒身致败的原因。

这或许与他们的出身有关。说到底，孙氏出于社会的底层，也可以说是草根和寒门，与儒学世族崇尚礼法、家教严正不同，寒门较少受拘束，所以他们好驰猎，喜欢滑稽与酗酒。有时候这些是他们的魅力和凝聚部下的特长，有时候又成了致命的缺点。

曹操得知孙策死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相对于眼前的刘表，孙策才是只猛虎，现在孙策死了，短时间内江东难以对他构成威胁。

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指定他屯驻于吴县，即今江苏省苏州市。

最近真是多事之秋，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相继发生了公孙瓒自杀、吕布被绞死、袁术忧愤而死、刘备投降曹操又叛乱、张绣投降曹操、孙策遇袭身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当这些尘埃落定之时，配角退场了，天下的目光完全聚焦到了袁绍和曹操这两大主角的身上。

接下来，一场双雄对决，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