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第一章

　　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A城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它出现了，不，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共乐区。

　　是的，是产生而非出现，因为它早在成为一个区之前便已存在着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从苏联举家逃亡过来的人，先后在那处距市中心十几里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幢幢异国家园。

　　他们大抵是“十月革命”的敌人，起码是不被革命信任，划入了另册的人。至于他们到底对革命有过什么危害，或可能有什么危害，则不是任何一个A城人说得清楚的。估计当年他们之间也讳莫如深。

　　他们却肯定不是富人。若是，他们的家就该在市中心了——A城当年最有特色也最漂亮的一处市中心，便是与他们同命运的逃亡者们建的，由十几条沿江街组成的那处市中心区，至今仍是A城的特色名片。同样是逃亡者，彼们住的却是独栋的或连体的俄式楼宅，美观得如同老俄国时期的贵族府邸。十几条街的道路皆由马蹄般大小的坚硬的岩石钉铺成。那叫“马蹄石”，实际上是由一尺长的条石一凿凿敲凿成钉状，再一排排按照图案砸入地里，那样的街道几乎没有凹陷一说。当年，高辁骏马之车载着彼国逃亡富人中的男男女女经过街道时，马蹄踏石发出的脆响声伴着悦耳的马铃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宛如出行进行曲。他们还建了商店、饭店、旅馆、书店、电影院、医院、教堂。他们虽身为逃亡者，当年在A城过的还是一如既往的贵族生活，说明他们从本国带出的钱财是多么雄厚。

　　联想力不差的读者，肯定已联想到了近二三十年内携巨款逃到外国去的那些中国贪官及形形色色的经济罪犯们。据说后者们转移到国外的钱财，建几座深圳那么大的新城市也不在话下呢！当年逃亡到A城的老俄国时期的达官显贵与之相比，又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呀！而且，老俄国的高官们、将军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干贪污受贿的勾当。他们多是贵族出身，一向比较在乎所谓贵族品性，与清王朝的高官们大有区别。普遍而言，他们的财富是靠世代剥削来的。《死魂灵》中所写的那类事他们也是不齿的，那是乞乞科夫之类小人物勾结中小地主们干的勾当。而乞乞科夫之类，也不过如同在中国搞非法传销的骗子而已。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逃亡到A城，并在后来划分为共乐区的地方重建家园的那些苏联所不信任或心理上惧怕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十之八九是革命前的一些富农或小地主，包括受亲友政治立场牵连的中农。比如亲戚中有什么人参加了白军，受到通缉或镇压，他们害怕，于是也成了逃亡者。中国的A城，是他们逃亡国外的最容易也最近的目的地。若在冬季，夜间乘一辆爬犁过了黑龙江，逃亡行动便大功告成。

　　《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有如下片段——列宁的贴身警卫瓦西里的农村穷亲戚给他写了一封信，列宁备感兴趣地让他读给自己听。

　　瓦西里：“我们将弟兄们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农会，还搞到了枪……”

　　列宁：“好啊，实在是太好了！”

　　瓦西里：“我们把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和财产给分了，还把他们抓了起来，起初想把他们全杀了，后来觉得那样太不人道，于是把他们都赶跑了……”

　　列宁：“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啊！立即回信告诉他们，就说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完全正确！”

　　如同在中国的情形一样，仍与农民们同村而居的地主，大抵皆是小地主罢了。而富农，也只不过是比贫穷农民们生活好过些的农民——正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后来叫作“共乐区”的A城那一带地方的最早侨民。

　　当年，A城的边缘与后来的共乐区之间，有一条沙俄政府投资的铁道穿过。城市那边，房舍业已稀少；城市这边，基本无人烟，蒿草遍地，荒野成片。有数条土路从远方通过来，是农村的马车年复一年轧出来的。十几里是农村与城市的最佳距离。农民希望他们的家园以及土地离城市近一些，进城买卖东西较方便；但又不愿离城市太近，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成果遭到不良的城里人偷抢。

　　那些最早的逃亡侨民，在此处烧荒，铲除蒿草，辗平地面，建造异国家园。A城地势东高西低，他们明智地将家园建在高处。当年，只需向管理土地的中国小官吏缴纳很少的钱，他们都是缴纳得起的。他们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经济状况、是否长期定居，建起了一处处院子或大或小、房间或多或少的家。所建大抵是“板夹泥”式的房子，即在里外两层木板之间，填塞掺沙的泥土。里层钉板条，抹白灰，粉刷上喜欢的颜色。若图省事省钱，外墙便也如此做来。若对美观有较高要求，并且不愿年年对外墙进行维修，那么就再钉上一层装饰板，之后同样刷上喜欢的颜色。随着逃亡者们纷至沓来，俄式家园渐多。他们的房舍普遍涂成乳白、浅黄与深黄三种颜色，铁皮屋顶也一律刷成褐红色。在当年，水泥和砖比木材贵，所以他们的家多以木材建成，砖房不多。窗的两侧都安装了可以开合的窗板，四边也有美观的装饰木框。他们喜欢在院门外植树，在院内种花。总之，虽然基本上仍是农民，却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同。生活一旦重新安定了，他们是特别肯在环境上下功夫的。自从成了那地方最早的住户，他们的家园便成了那地方最早的风景。

　　然而，他们不可以在那地方拥有农业土地。即使当年，亦有严格的中国当地法规限制着。于是，他们饲养马、牛、羊。养马的，同时拥有马车，以供城里那些富有的“自己人”租用。牛奶羊奶也大抵卖给“自己人”，双方都觉得放心。据老辈人讲，不知为什么，羊奶的价格比牛奶的价格还要贵一些。自然，他们也养鸡鸭鹅，狗和猫。他们对狗和猫的爱心，非是一般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若狗妈妈猫妈妈生了小狗小猫，便也卖给或送给城里的“自己人”，而那是“自己人”所欢迎的，因为狗妈妈猫妈妈大抵是与他们一起逃亡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能医治富有的“自己人”的内心哀伤。他们中的年轻男女更愿进城打工，不消说雇主大抵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城里的城外的他们便都挺抱团儿。

　　由于灾荒之年，也由于战乱，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拥来了大批流民。他们在城里不可能有安家之地，目光也纷纷锁定了那里。都是身无分文的中国贫穷农民，没钱建起哪怕稍微讲究一点儿的家园。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打算长期扎根，有朝一日还是想回原籍的。于是就地取材，挖土脱坯盖起了一片片泥墙草顶的临时之家。那样的房子，想往大了盖也不行，最大也就三间，居中一间还是厨房。多数只盖一间半，半间是厨房。十之七八不敢盖三间的，在漫长的冬季取暖将是个费钱的大问题。短短几年中，出现了一排排泥草房，像农村似的。最初的街道也形成了，正如农村也有村路。最初的街道没街名，他们并不怎么需要街道有街名。高处的地方几乎全被邻国逃亡者们的家园占据了，中国流民只能将自己寒碜且小的泥草房盖在低凹地。比之于邻国的逃亡者们，他们的生活过得反倒更悲摧。

　　“九一八”事变后，铁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在铁路这边一里多远的地方修建了三处他们的员工宿舍：皆砖瓦平房，不高，窗台离地一米左右，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每处占地面积约半个足球场，东西南北四排平房中的一排，驻有他们的铁路武装警备队。每排平房前，有机井、公共储藏库、厕所、浴室。宿舍墙厚半米，用的是修筑稠堡的水泥，极坚固。名为宿舍，实际上未雨绸缪，战时可作据守的要塞。自从那地方出现了他们的宿舍，同一地带的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便都陷入惶恐之境，终日提防遭到危害。

　　两年后，那地方出现了正规日军的军营，也便有了军官宿舍。军队人数最多时有一个团，通常只不过驻扎着一个营左右。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们的日子更加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了。正规日军居然也没怎么行凶作恶，因为供给充足丰富，吃得好，穿得暖。还有军妓院为他们解决生理需要问题，堂而皇之地挂着牌子，其上用中国字写着——慰情舍。军妓中，有韩国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那年，忽一夜火车站方向枪声大作。第二天，A城“光复”了。隔夜间，日本的铁路警备队、正规军，都不知战死于何处，被俘在哪里了。总而言之，皆不见了，留下的只是空无一人的营房、宿舍，还有他们骑过的战马、养过的军犬。

　　一些中国人胆子大，二个一伙五个一帮的，便去鬼子们住的地方一探究竟。有什么究竟可探的呢？他们完蛋了就是完蛋了嘛！却也不枉一探，发现他们的仓库里储有那么多的米、面、军服、军鞋、饼干、罐头、烟酒……那还客气个什么劲儿呢，于是往自家弄。更多的国人见了，争先恐后参与瓜分。有那“老毛子”也想趁机发点浮财，中国人则集体地呵斥他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一边儿待着去！被光复了的是我们，又不是你们！等你们的苏联红军见着了你们，那才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呢！”

　　他们自知没什么资格，只有一边待着去了。眼睁睁看着好东西被别人抢了个精光，需要很高的涵养才能在一边儿待得斯文。据老辈人讲，他们都表现出了那等涵养。

　　中国人眼里的好东西是抢光了，却还有些中国人不稀罕的东西呢，如笔、镀金烟盒、唱片、烟嘴、钢精勺之类的小东小西。也不见得是中国人不稀罕，而是掉在什么椅角旮旯没被发现。当逃亡侨民们终于被允许捡点儿什么了，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女人。慰情舍的韩国女人跑了，中国女人也跑了。本就是被迫的，干吗不跑啊！剩下没跑的只有他们日本的女人了，她们没处跑，全躲在一间公共浴室里。据老辈人回忆，有十几个呢。那时，连几匹战马都被中国人牵回家去了。发现了她们的中国人，默默望着她们，都在想如果把她们领回家去，算不算不道德？

　　有会几句日本话的，就温和地问她们晚上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她们中有人壮着胆子回答：没有。

　　这些年轻轻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她们日本男人保护的日本女人，在满城仇日怒火忽一下熊熊燃烧起来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她们到了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

　　当然不行！

　　那对她们也太不安全了啊！

　　道德问题一摆平，富有同情心的中国男人便将她们一个个领走了——他们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男人，不久前还是农民。

　　那一天是他们的幸运日。吃的、穿的、女人，他们在同一天里捡到的都是对他们无比重要的好“东西”。

　　日本女人被领走时皆情愿。对于她们，那委实是明智的选择。否则，流浪于街头的她们，性命堪忧。谁能担保，受过日本人残害的某些中国人，绝不至于将她们当成复仇对象呢？

　　就说那些日本人的军犬吧，一旦成了丧家犬，再凶也没用，被当街围住活活打死的不少。侥幸逃脱的，几乎悉数被邻国的逃亡侨民牵回家去了。狗通人性，还在于它们也识时务。它们被牵走时，像日本女人们一样情愿。狼狗是何等聪明的狗！它们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着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场必定很惨。世上宁肯被饿死甚至活活打死也只认一个主人绝不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数，那已不是狗，而是“犬圣”了。

　　更有我们那敢想敢干的可敬可爱的同胞，全家总动员，索性搬入曾经的日本铁路员工营房或军官宿舍去住了。他们想，忍气吞声了那么多年，小日本终于被赶跑了，沾沾“光复”的光，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住不知道，一住吓一跳——哇呀，半米厚的墙！这从窗台的宽度就看得出来。到了冬天，只要烧把火，屋里那该多暖和呢？某些光棍，虽然“捡到”了日本女人，却仍无家可归，干脆也与日本女人双双住回去了。这两类我们的同胞，一经告别了泥草房，住入砖瓦房后，便都乐不思蜀，不再怀念故乡，一心想要扎根于斯了。

　　好梦总是短的。

　　在好梦里实现的只不过是愿望，没甚好情节可言。

　　不久，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光临那里，尽管他们表示了真挚且殷勤的欢迎，还是被不客气地驱赶走了。走得自是老大不高兴，但随行的中国翻译奉劝他们要识大体，懂常识——军队怎么能与身份不明的闲杂人等同檐而居呢？他们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等同闲杂之人。

　　他们也就只有从哪儿来的再回到哪儿去了。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彼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一到傍晚，彼们的士兵便经常一帮一伙成群结队地去往本国的逃亡者家里，还专往那些房子体面、花园颇大的人家去。在对方家里吃喝，在院子里燃簧火、拉手风琴跳舞，每每热闹到后半夜。如果路上出现了摩托车、吉普车，证明军官也前往了。

　　中国人的眼无法看到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军官如若驾到，不但必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归。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国人，看见过他们的军官与主人家的妇女站在门前台阶上拥抱亲吻依依不舍的情形，于是在中国人之间传为笑谈。也有相反的情形，他们的军营派出车辆，挨家挨户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家庭的妇女载回，在军营里吃着喝着唱着跳着，寻欢作乐。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啊？”

　　于是，便有同胞解惑：“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嘛！凡事，国内国外总是有别的，到哪时说哪时。眼下人家是老乡见老乡的关系，换了是我，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干吗不那样呢？”

　　据说他们的军官，并不可以动辄越过铁路，擅自出现在市中心。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这边。军纪就是军纪，在此点上他们都挺自律。

　　来年春天，那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开拔了。许多他们国家的逃亡者家庭的人去往驻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举家出动了。当年轻的中年的妇女哭哭啼啼地与官兵们拥抱、亲吻、含情脉脉地惜别时，看热闹的中国妇女都转过了身，她们觉得众目睽睽之下太不成体统了。

　　紧接着来了不少抗联的同志。他们的服装极不统一，有穿苏军军装的，有穿日军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虽然天已转暖了，仍有穿皮袄棉鞋的。他们全面接管了那些营房，一部分住，一部分办公；还有一部分，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被改造成了医院，于是有抗联的或正规部队的伤员入住。他们普查人口，组织民工，维护治安，打击罪犯，逮捕特务，访贫问苦。

　　民工或老百姓问他们：等他们也走了以后，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据一间营房？住进一间那样的房子，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啊！

　　他们肯定地回答：不可以。那些营房宿舍将会充公，至于新政权怎么进行分配，连他们也不晓得。

　　这让听的人很沮丧。他们安慰道：也别不开心嘛！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家家都住上好房子，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青年们都能结得起婚，养家的人都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吗？只要人人拥护革命，那么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话又使听者们眉开眼笑了！

　　共乐区成了A市一个新区以后的十年里，发生了极大变化。若以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而言，当年的速度是不足论道的，也可以说是缓慢的，但在当年，本区的老百姓都觉得变化太大了。起初共乐区的面貌根本就无任何城市特征，往最好里说也只类似于三四线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当年人们的评判标准直截了当——怎么看都不再像农村了，当然便是城市的一部分啰！

　　A市已有机场了。一条几乎笔直的柏油马路从机场通往市内，将共乐区一分为二。铁路这边，马路两侧，不仅植了树，且建起了六七幢五层的楼房。当年的居民楼外墙是不贴装饰面的，砖的本色便是楼的颜色。即便如此，住在里边的人家也极令普通百姓羡慕。那些楼的存在，挡住了共乐区脏乱差的土坯房群落。由狭窄的土路形成的小街终于无一例外地有了街名，都是很阳光的街名，如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之类。住在那些小街的人家，从此也终于有了门牌号。每条小街的两端都竖起了圆木电线杆，三米高处有灯泡悬于其上。每条街上也都有一处公厕了，有的在街头，有的在街尾。土路被翻起过，拌入砂石，再靠人拉着石辗轧平。雨季虽还泥泞，毕竟比以前强多了。如果不是政府行为，那么一种改变是难以实现的。

　　后来，在共乐区的属地，有了两座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亚麻布厂，它们在全市小有名气。此外，还有一处酱油厂，同时生产味精，因名字起得好——“松花江酱油”，虽是二百余人的小厂，反而更有名，全市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除了家住共乐区的人，别人十之八九不知该厂在何处。

　　共乐区内还有了两所中学，五所小学，一所医生护士加起来二十人左右的医院，以及一处日营业额最高时达到过九百多元，差一点儿就破千元的较大商店，那商店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呢！

　　当然，也有了十几处粮店。粮店是从前城市最根本的标志。

　　如果一个中国人每月吃的不是国家在购粮本限定了数量的商品粮，那么，无论他在城市居住了多久，也还是不能被视为一个城市人。

　　共乐区——这个主要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农民构成的城市新区，若说新，其实不过就是在旧貌基础上这里那里换了几成新颜而已……

第二章

　　一九七二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十时，A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

　　前几天，共乐区主要街道的显眼处，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非市中心区，未被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谓显眼处，便是人行道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

　　正值“文革”期间，那样的墙上早已贴着数层大字块或大字报了，风扯人撕，像叫花子的破袄。一份新布告，便贴在那样的墙上。

　　当年，在A市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数名，名字全都划上鲜红的×，给看到的人以心惊肉跳的感觉。有时，被判二十年以上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

　　此番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整张大白纸，所以也就完全不必用陪衬——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们名字的大红×，极有视觉冲击力。

　　七名罪犯中六名是杀人犯，一名是屡教不改的强奸犯。六名杀人犯中，一名二十三岁的男犯，在数日内成为本市青年们的谈资。不仅因为那死刑犯也是青年，更因为他曾是本市“九虎十三鹰”之“九虎”中的一“虎”。

　　何谓“九虎十三鹰”？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无非是当年的男女流氓团伙而已。用香港人的话说，“古惑仔”也。“九虎”皆男，“十三鹰”皆女。“鹰”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七岁。“虎”中，当时年龄最小的未满十九岁。成为谈资的那位叫涂志强。认得他的人，都叫他“强子”——出生于共乐区光字片的一间土坯房。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三年，两年里将城市闹腾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们，随着“上山下乡”的号召，几乎全都变成了“知识青年”。有点儿知识的得变，没什么知识的也得变。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到一九六九年底，全市的初高中生差不多走光了，留在城市的大抵是病残者，或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当年，A市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为东北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二三十处大小农场，A市的初高中生不出省就可以“上山下乡”了。大多数人响应了号召还有工资可挣，动员工作比较容易开展。

　　极少数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对抗运动的日子很不好过。只要自己的身影一被街道干部发现，后者便会成为他们甩不掉的“尾巴”。而后者又都是些热心于居民工作的，原本能说会道的家庭妇女。她们一旦将什么事当成了使命，就会变得像虔诚的教士传教一般尽职尽责。若她们自己的儿女已经“上山下乡”去了，她们的动员就更来劲儿了。她们缠住顽固者们絮絮叨叨，喋喋不休，仿佛唐僧对任性的一意孤行的孙悟空念紧箍咒一般，那时前者往往被折磨得想杀人。如果被动员对象是男青年，比女青年更难以忍受那种折磨——一般而言，女青年忍受絮叨的耐力比男青年强。

　　结果，他们有家也不愿回了。

　　在A市的每个区，都有些这样的男女青年，都是初中生，处在青春叛逆的高发年龄段。并且，家里只剩他们自己，父母或下放到干校去了，或被关押在“牛棚”里甚至监狱里。

　　不知怎么一来，这样的几个小青年相互认识了，在感情上抱团取暖了，模仿古人，结拜为兄弟——“九虎”于是产生。又不知怎么一来，对与他们命运相同的女孩子们产生吸引力了，她们便也情投意合地入伙，于是“十三鹰”也凑齐了。没人清楚，所谓“九虎十三鹰”，究竟是他们当年自诩的呢，还是别人加在他们头上的。

　　他们皆无业青年，生存是头等大事。无业且要生存在城市里，得有特殊的本领。他们无师自通地实践出了另类生存“技能”，也可以说是生存本能驱使的结果——扒、偷、骗、抢之“技能”。此种“技能”辅以“鹰”们的色相勾引，每使他们出师便告捷，无往而不胜。他们的勾当一般不在本市进行，外市甚至外省之市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江湖。底层百姓通常也不是他们锁定的作案目标，他们都还有点儿盗亦有道的意识，再说从普通百姓身上也获得不了多少油水。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当年的大小“三结合”干部。“三结合”干部中有本是干部的人，也有后来成为干部的造反派。手表、自行车、高档半导体收音机、皮袄、皮鞋、靴子是他们的最爱，在黑市可以卖出好价。当然，现金和全国粮票更是他们绝不放过的。在某次列车上，一行十几名乘软卧车厢的干部早上醒来时，发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鞋靴都不见了。有人连裤子也不见了，在厕所找到的，被从裤裆剪成两片，挂在挂钩上。“虎”和“鹰”们作案得手后，总喜欢搞那类恶作剧，满足觉得自己是高手的虚荣。

　　这件事震惊也震怒了A市的公安人员们，因为那一行干部是从北京到A市来指导工作的，那次列车也归A市铁路局管。

　　“九虎十三鹰”却集体住进了某县的招待所，一方面享受身心放松的愉快，一方面开会总结成功经验。他们所持的盖有公章的介绍信上，写着他们要开的是一次职代会，会后将由A市某级革委会结账。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纸是他们偷的，所以招待所的同志信以为真。

　　仅仅两天，同志们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代表”们不分白天晚上，经常男女成对地反锁了房门鬼混。“虎”们和“鹰”们之间的性关系是混乱的，简直可以说混乱不堪。性事是他们与她们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纽带，也是顶级享乐。男女双方不但认可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还特别看好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觉得有利于增强团结。他们从不会因为性事反目，一致的态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论“虎”们还是“鹰”们，都根本不担心性事后果。当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见过避孕药是怎样的一种药。他们不缺那些东西，到药店里去“取”避孕套对于他们易如囊中取物。当年避孕药是特供给十三级（包括十三级）以上高干的，起码在A市是这样。“鹰”中有两三个竟是那等级别的干部的女儿，她们知道在高干人家那种药一般放在哪儿。有一次“虎”“鹰”联手不但偷光了那种药，还将预先准备好的类似药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该放在哪儿仍放在哪儿……

　　市公安局接到县招待所的报告，于一个深夜将“九虎十三鹰”一网打尽。那在当年的A市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阶级成分政策区别对待，该严判的严判，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

　　涂志强是被判得最轻的。因为他是有家可归的小青年，陷得并不深。母亲在他几岁时病故了，他由父亲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厂电锯车间的老锯手。该厂在另一个区，他父亲得跨区上班，五十多岁了，终日来回奔波，身体不支。他上中学后，父亲就经常住在厂里，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独子，既失母爱，亦少父爱，形成了孤僻内向、寡言少语的性格。按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父亲却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乡”去，因为那老工人想续老伴。儿子走了，自己的愿望更易于实现。既然家长巴不得儿子早日“上山下乡”去，街道干部们当然便将涂志强视为赖在城市里的坏典型啰。他猜准了父亲的打算，不禁满腹怨恼，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这世上最对得起他的，其实还是父亲。涂志强成了罪犯没几天，父亲死在厂里了。他是在电锯破碎飞起之际为了保护工友而死的，被追认为烈士，市报发表了号召人们学习的长篇报道。厂里的干部职工联名给市里写信，要求批准保释。也有不少市民给有关方面写信，表达同样的心愿。

　　结果，涂志强仅被劳教了三个月，之后居然得以接他父亲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厂的一名青年工人。他还免了学徒期，直接挣一级工的工资。

　　这不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吗？

　　孰料他又成了杀人犯，即将被枪毙了！

　　没谁知道他为什么杀人，公安局也没审出较复杂的原因。

　　他反复所说的口供仅以下几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骂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掏出了刀，我夺过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偿命好了。”

　　他那英雄父亲的光荣事迹以及他的“红五类”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于一死了，何况他有前科。

　　但他成为杀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没如实交代。

　　在当年的A市，并非每次处决死刑犯都必游街示众。一次处决七名之多时，则照例要游街示众，以显示威慑力。罪犯属于哪一区哪一单位，那一区那一单位便有义务出动一些人，配合着沿途呼喊口号，维持行刑现场的秩序。一次处决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随观的人多，行刑现场那儿，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着看了。

　　监狱的铁门外已围着不少人。他们可不是被组织到那儿去的，而是些本市最爱看那种特殊场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辆自行车，没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别人用自行车载来的。他们将骑行于载死刑犯的卡车两侧，一直跟到行刑现场，为的是看得自始至终，没错过任何细节。

　　当死刑犯们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干部拦住了涂志强，转身对同事说：“该讲的人道主义还得讲，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那种情况之下，临时很难找到一顶帽子。被吩咐找顶帽子的公安人员愣了愣，居然从自己头上取下了警帽。

　　发话的公安干部火了：“胡闹！他怎么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级的公安人员赶紧往下取警帽上的红星。

　　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干什么来着？我不说就等于你们没看见吗？他戴过了你还怎么戴？再说你就不冷吗？”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正是数九寒天的日子，用东北人的话，雪后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来再发车！”——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转身欲走。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我的帽子可以吗？”

　　那公安干部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A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

　　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舍得？”

　　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他是瘸子。

　　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弯下腰，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

　　等他俩分开，公安干部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他跟你说话了吧？”

　　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干部紧接着问：“说什么了？！”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只说了四个字——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也是应该的。”

　　公安干部沉吟了一下，一挥手，“发车！”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了。

　　A市当年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地点，一向在松花江边的一处沙滩那里。春夏秋三季，江水再怎么涨也不会将那一大片沙滩完全淹没，因为那里是松花江特宽的江段。冬季，那里白雪皑皑，少有人往，并且离市区不远，也就半个来小时的车程。

　　果不其然，那里已人山人海。在当年，不知怎么的，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也许是由于平时的娱乐活动太少吧。

　　木材加工厂去了十几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惯例，单位必须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青年工人更应该接受特殊的现场教育。

　　有人是愿意去的，因为既有刺激的热闹可看，还可以不干活。如果幸运，也许有机会认识了某位公安人员，搭上了以后交往的关系，岂不更划算了？若能与蓝警服交往成朋友，那种关系可就太宝贵了！

　　有人无所谓愿不愿意，领导指名道姓地叫去，那就去呗。听领导的吩咐总是没亏吃的。

　　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去，——周秉昆。

　　周秉昆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秉昆大两岁，周秉昆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秉昆“昆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

　　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秉昆，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在出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儿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出料是累死人的活儿，两两一组，轮番出料。那活儿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将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秉昆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秉昆肩上的分最会减轻些。

　　这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

　　周秉昆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去。

　　厂长看着他低声说：“秉昆呀，其实你最应该去啊！”

　　周秉昆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就最应该去呢？”

　　厂长回答：“你俩是好朋友嘛。”

　　周秉昆嗫嚅道：“我俩的关系，也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厂长摇着头说：“好的程度另论，反正你俩是朋友这一点没错。毕竟朋友一场，你还是去一下吧。”

　　周秉昆固执地说：“我看不得那种场面，会做噩梦的。”

　　厂长也固执地说：“做噩梦那就对了，证明那种场面对你的教育目的达到了。”

　　周秉昆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厂长又说：“反正谁不去都行，你是必须去的。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秉昆更加无话可说了。

　　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

　　路上，一青年工友说，死刑犯后脑中枪前额触地后，怕未死，还需有人手持铁针从枪眼捅入头里，搅几搅，那样就死定了。不补枪，补枪浪费一颗子弹。战备年代，子弹宝贵。

　　周秉昆未听犹可，一听之下，呕了几呕，差点儿吐在车上。他也不管车开得多快，想跳下去，幸被同事们几双手同时拽住了，才没出事。

　　一名带队的师傅火了，怒道：“闭上你那臭嘴！明知他胆小，还非编瞎话吓唬他？再胡咧咧我抽你！”

　　小青工们见周秉昆被吓得脸色煞白，皆笑。

　　刑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秉昆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秉昆听到有人喊：“我没往前挤，是后边挤的！”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谁敢再挤？后退！”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秉昆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长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

　　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

　　又听两个厂里人说：

　　“涂志强！看见没？那个，第五个准是涂志强！”

　　“没错！就是他，就他一个人扭头往这边看！”

　　“也许是想看到咱们吧？”

　　“看，看，全跪下了……”

　　周秉昆不由得大叫：“都别说啦！”

　　忽然响起口号来。

　　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秉昆听来枪声震耳。

　　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

　　在仿佛连寒风都停止了的肃静之际，周秉昆听到在车上吓唬过他的人小声说：“看那个走过去的人，手里拿着钎子是吧？我在车上说什么来着？没骗你吧？……”

　　仿佛不是人在说话，而是鬼魂在说只有它自己才能听到的话。又仿佛那鬼魂刚从冰库溜出来，每句话都带着冰冷冰冷的寒气，而一股股寒气从他的耳朵眼灌入他身体里，使他的五脏六腑迅速结冰了。

　　他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几点“鬼火”。

　　当年人们睡得早，那时A市的市区里，路上几乎没行人，偶尔有公交车辆驶过，差不多是末班了。当年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除了公交车，人们很少见到小轿车。公交车过后，城市归于沉寂。马路两侧的路灯下幽蓝青冽的光，使昨天新铺了一层雪的路面看上去有些发蓝。

　　当年，北方冬季城市的夜晚，没有哪一座不像鬼城。想想吧，如果一切建筑物的窗内都熄了灯光，如果整座城市除了路灯就几乎没什么霓虹灯，而商店都早已关了门，寒风在每条街上呼啸着乱窜，若谁单独走在路上，前后左右不见人影，怎么会不觉得自己仿佛走在鬼城中呢？

　　这座城市原本也是有些霓虹灯的，“文革”伊始，被红卫兵们一举砸光了，认为那是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标志，绝不该是社会主义允许的现象。

　　在死刑执行地，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

　　“大哥，你也别这么想。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

　　“是啊，大哥不必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还都喝高了……”

　　“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弟兄供出来，以求将功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我作为大哥……我……”

　　“大哥别哭别哭，哥儿几个这不都听你的，前来悼念他了嘛……”

　　“他曾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对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他还跟我说过，他女朋友家没什么经济来源……”

　　“大哥，你什么意思？有什么想法只管直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卷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向半空似的。

　　他们就将头凑一块堆儿，弓下身去。

　　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低头默哀。

　　片刻，走了。

第三章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剃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事后诸葛亮”。

　　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他家由里外两间构成，两间屋同样面积，都是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考虑到了，自己作为单传独苗，一旦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应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以尽床头之孝。他当年一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非要使自己的家有两个房间不可。他在做儿子和做父亲两方面都极要强，并且还较幸运。两位老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家后，秉昆的奶奶交给他一副镯子，说是祖上传下的，值些钱。那年秉昆的哥哥秉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成。当时东北己“光复”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三岁，哥哥大他姐三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用如椽大笔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将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

　　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支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过冰棍后，吩咐弟弟也给在小院里的母亲送一支——每当孩子们在屋里读书、交谈，周母便找点儿活到小院里去做，就像早年间做地下工作者的儿女和同志们秘密开会，当娘的在院门口放风。周母知道自家的儿女在和别人家的儿女读禁书，却从不反对。如果说有些书是对青年人有害的，这她信。但将全中国的书几乎都禁了，烧了，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她就不信了，因为连她这位文盲母亲的常识也违背了。何况，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了解，那是绝不会把坏书当好书读，还与别人家的好儿女一块儿讨论的。既上不成学了，也没工作可找，再不许他们读书，还不将些好孩子闲出病来呀？当妈的总不能跟着社会走，把自己的儿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从不反对。

　　蔡晓光说，他进院时已给周母一支了。

　　秉义接过冰棍后对周蓉说：“别让晓光走啊，留下一块儿吃饭。”

　　周蓉说：“你要想留他吃饭，那就自己对他说，干吗下指示似的让我留住他？至于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与我何干？”

　　她说罢，吮着冰棍也到小院里去了。

　　秉义皱皱眉，批评道：“阴阳怪气。”

　　他只得看着蔡晓光说：“听我的，留下吃饭。”

　　蔡晓光笑着点头。

　　周母拿着冰棍进屋了，也说：“这个小蓉，有时候就是阴阳怪气的，晓光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

　　蔡晓光说：“大娘，我怎么会呢？”

　　周母又对秉义说：“你是当哥的，该训她的时候，那就得替爸妈板起脸来训她，只是背后表示不满不行。”

　　秉义说：“我才不，她会记我仇的。”

　　周蓉在外边听到了，大声说：“哥，这点儿明智可要永远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边训了一句：“小蓉你有点儿样啊！别忘了你是当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给你弟做的什么榜样？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话你吗？”

　　郝冬梅赶紧大声说：“我不笑话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调节气氛呢！”——她主要是说给周蓉听的。

　　周母更加认真了，也大声说：“冬梅你用不着替她分辩！屋里气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需要她那么阴阳怪气地来调节？”

　　周秉昆冷不丁说了一句：“十个美人儿，九个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话音刚落，周蓉冲入屋里，嚷嚷道：“你个没大没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头系成死扣！”她边嚷嚷，边举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将冰棍也掉了，从他妈背后躲到冬梅背后又躲到蔡晓光背后。

　　除了姐弟俩，大家都乐了。

　　吃晚饭时，不知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昆实在按捺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幽幽地说：“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齐将目光注视在他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似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

　　那时周母串门去了，也不是寻常的串门，街上有户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劝劝。她是街道组长，那类事能带给她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带给少女们愉快一样。

　　秉昆既已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有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装睡，听到了几段。

　　他像要与谁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又说：“没有哪一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冷漠，这对他公平吗？”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后脑勺一下：“以后不许偷听啊！要听我们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听。”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话：“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呢！”

　　哥哥姐姐们的表情全都更加惊讶了。

　　周蓉严肃地问：“老实交代，听什么人说的？”

　　秉昆犹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头一下，“别装哑巴，说！”

　　秉昆小声说：“那天妈让我替你送送晓光哥，他路上跟我说的。”

　　周秉义与郝冬梅对视一眼，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平静地说：“是我跟他说的，但我说的并不是谣言啊！”

　　周蓉打断道：“别解释了。希望你能记住，我弟弟头脑简单，爱认死理，以后别什么话都跟他说。”

　　秉义忽然微笑了，对周蓉说：“你也不必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多大点儿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后，搂着弟弟说：“哥哥姐姐们读了些什么书，谈了些什么看法，别对外人讲啊！”

　　秉昆说：“我明白。”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蔡晓光紧接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却快哭了，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昆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

　　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婶儿”。周母与那位“婶儿”稔熟，关系处得很好。

　　婶儿坐下后，看着周蓉和秉昆说：“当着她姐弟俩，我话到嘴边还不好讲了呢！”

　　周蓉是冰雪聪明的人儿，婶儿一进门，她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待母亲开口，她已微笑着问：“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婶儿两手一拍，夸道：“哎呀你个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抢话道：“可我哥不是下乡了吗？”

　　周母说：“既然事关你俩，那你俩就坐旁边，听你们婶儿怎么说。”

　　婶儿说：“我要说的事它是这样的，上级政策很明确，也不是咱们省市一级，而是北京那边中央一级那种上级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个留城的，其他属于‘上山下乡’对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吗？……”

　　不待她说完，周蓉爽快且无所谓地说：“婶儿，打住。你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俩，我走。”

　　秉昆也大声说：“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烦意乱地说：“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我这个妈是什么态度就一点儿不重要了吗？”

　　“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儿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儿。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婶儿是很识相的人，见机行事地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蓉紧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说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谁愿意做这种背后挨骂的工作啊！”婶儿说此话时，一只脚已在门外。

　　母亲流泪了，看看女儿，看看小儿子，却说：“她也确实是没法子。”

　　周蓉瞪着弟弟说：“你是老疙瘩，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秉昆赌气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妈身边，我男的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我哪点上不重视你了？”母亲搂抱住小儿子哭了。

　　周蓉笑道：“妈，我认为你表态了啊！”

　　秉昆恼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说，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儿拆洗起被褥来，还给了女儿二十元钱，意思是让她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晚上，睡在外间屋的老疙瘩听到睡在里间屋的母亲和姐姐说悄悄话。

　　母亲说：“妈当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妈不放心啊！”

　　姐说：“妈，我走我没不好的情绪。全国统一的政策，别人家也都是只留一个，咱家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何况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家里晃进晃出的，早晚会被笑话。趁现在还没人笑话，何不主动点儿一走了之呢？至于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别说在妈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里，也总是把他当成个长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里从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就是他发表了几句看法，咱们也从不认真对待，渐渐的他可不就那样了呗。”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样了？”却没喊成。哥已经走了，姐即将走了，郝冬梅和蔡晓光肯定也不会到家里来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适应以后的孤独。

　　姐又说：“妈你放心，小昆毕竟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聪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兴许还能聪明起来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严重伤害，不知不觉流泪了。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纸的留信读给母亲听。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她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她写时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她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她不告而别了，接着声明她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她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也白问，他们并不清楚，但晓光清楚，三天后他会到家里来替她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最后一行字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完了？”

　　“完了。”

　　“就这么一页纸？”

　　“一页纸还没写满。”

　　秉昆回答母亲的话时，心中多少有点儿对姐姐进行了种报复的快感，谁叫她对他这个弟弟的评价那么差呢！“不聪明而已！”——还“而已”——她当姐的有什么资格那么评价他这个弟弟呢？就你这个姐姐聪明是吧？可你这个聪明的大美人儿做的这又是什么事呢？见母亲张大嘴呆住了，他双手捏着信纸的上角让母亲看，并说：“我没骗你吧？”

　　“她……她怎么还敢写着是听从我的话？！”

　　母亲将信纸一把抢过去，结果信纸的两个上角留在了小儿子秉昆指间。他四指一分，两小片纸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着旋飘落地上。

　　“捡起来！”母亲命令式地喊道，迁怒于他。

　　“有必要吗？”他才不愿代姐姐成为受气包呢，仍想将母亲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着信说：“这行，你看着妈，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一共九个字，我可没多念一个字，也没少念一个字！”

　　“她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呀！”

　　母亲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

　　秉昆这才慌了，终于觉得大事不妙，“妈你小声点儿，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还以为是我在惹你生气呢！”

　　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

　　无论母亲还是秉昆，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

　　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秉昆说：“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她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她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夜里，秉昆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

　　早上母亲双眼红肿。

　　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时满地落发。

　　秉昆不禁心疼地问：“妈，要不我今天就将晓光哥找来？”

　　母亲冷冷地说：“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她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证明她半点儿都没想开。

　　秉昆没听他妈的，背着她自作主张地去找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了。秉昆转而找到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昆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秉昆一块儿匆匆而去。路上，秉昆问晓光，自己的姐姐究竟为什么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晓光说：“到了你家，讲给你母亲听了，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所以你路上就别多问了。”

　　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二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周家。

　　当着晓光的面，周母不愿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训责的话没说，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杯热水。

　　三人刚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周蓉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到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伎俩的产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数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的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良久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

第四章

　　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使他不禁打了个哆嗦。

　　周秉昆那日第一次“享受”到由单位的车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优待——尽管只不过是辆旧的小卡车，一路昏昏沉沉的，半点儿都没有“享受”之感。

　　老工人师傅问他：“小周，没大事儿吧？要觉得确实不对劲儿，那咱们去医院。”

　　他已跳下了车，眼睛半睁半闭地站在家门前，挥挥手说：“没事儿，你们快走吧，我是因为早上没吃东西……”

　　他为自己昏倒而感到羞耻，本能地予以遮掩。

　　另一位师傅说：“我猜也是，难怪的。”

　　他们便都没下车。那么冷的天，挨了两个多小时的冻，谁都想赶快回到厂里找地方暖和暖和身子。

　　“秉昆，发什么呆呢？”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她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她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她和父母便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邻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她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她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

　　春燕与秉昆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秉昆与她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者秉昆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者因为春燕并非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

　　不过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燕，到了一九七二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形），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儿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那日春燕头戴白毛线织的贝雷帽，围鲜红的长围巾，穿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双锃亮的高靿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

　　秉昆好久没见过她了，一时有判若两人之感。

　　春燕大声问：“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到我跟你打招呼呀？”

　　秉昆红了脸说：“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

　　春燕就走到周家小院外，隔着矮板障子问：“你们木材厂去人了？”

　　秉昆点头。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前后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啊？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哇！你信不信？信不信？”

　　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编穗儿抚秉昆的脸。

　　秉昆说：“我信。”

　　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袋鼠”。

　　她问：“我怎么样？”

　　秉昆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任人摆布，不像我，明明自己觉得心里别扭的事，别人的态度一硬，我就只有服从了。”

　　春燕说：“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她一手仍抓着长围巾下摆，举着，模特似的摆了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个圈。

　　秉昆装出欣赏的样子说：“不像了，早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

　　春燕似乎有种与秉昆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秉昆也正希望与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他叹道：“我也是。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住前后小街上，从小相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是劳动搭档的人，忽然一天成了杀人犯……太想不到了！但杀人了那就得偿命啊，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不是？”

　　春燕深有同感地说：“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他和一小个子又瘸条腿的男人一块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我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劲儿早过去了。他称那瘸子大哥，他那大哥特绅士，不像某些浑蛋男人，成心似的，光着身子只围条浴巾就到我跟前了，他俩可是都穿着我们那儿发的短裤背心去的。他那大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给您添麻烦了啊。’之后不忘说句，‘姑娘，多谢了啊。’强子陪在边上吸烟，他那大哥说：‘别让人家姑娘吸二手烟，掐了。’看得出他对那大哥可尊敬了，赶紧就掐了。为他俩修完脚，那大哥朝他递了个眼色，他就给了我十元钱，两张五元的。我当然不收了，强子小声说：‘就当是你哥给你的。’我说：‘去你的！我没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当然知道了。但你就不想有个哥吗？想有的话，就当我是你哥。’那时他那大哥已到修脚部外等着去了，他朝门外瞥一眼，小声又说：‘有了我这个哥，保证全市没谁敢欺负你了。’其实我心里是乐意收的，十元钱差不多等于我十天的工资呢！他既然非要给我，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我收下过一个被枪决了的杀人犯给的小费！解放后早就不许来那套了呀……”

　　春燕眼泪汪汪的，想到自己所说之事，她的心情分明很复杂。

　　秉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家门忽然开了，母亲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的眼睛患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大不如前。

　　秉昆急忙接过泔水桶，对母亲说：“妈，你别管了，我倒。”

　　母亲小声问：“那姑娘是谁？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春燕说：“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母亲定睛看着她，微笑道：“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去相亲啊？”

　　春燕笑道：“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月能存个十元八元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昆他们当工人挣得少，我干吗不在自己的衣着上多花点儿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啊？大娘，我的想法对不？”

　　母亲说：“对，对，怎么不对呢！”

　　她走近矮板障子，端详着春燕的脸又说：“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像活观音。”

　　秉昆听出，母亲说的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哝了一句：“有穿双靴子的观音吗？”

　　母亲不悦地说：“你别挑我的话。”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眉开眼笑地对秉昆说：“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秉昆说：“不用，别弄脏了你的靴子和衣服。”

　　母亲也说：“春燕你快回家吧，我和他去倒。”

　　春燕说：“天冷，大娘你进屋吧。你穿得少，别感冒了，我和秉昆抬着。”

　　她说时，已看中了板障子间的一根木棍，动手便拔。

　　秉昆急说：“哎，你别……”

　　春燕却已将木棍拔起了，并说：“你家板障子反正也该修了，秉昆你开春上心修修啊！你留城就有责任把家里这类活儿全干好。大娘，我说的也对吧？”

　　母亲连说：“对，对，你把大娘要跟他说的话替大娘说了。”

　　于是，春燕高高兴兴地与秉昆抬起了满桶泔水。

　　整条街上只有一处倒污水的下水道口，像往年一样，周围结了厚厚的五颜六色的冰。哪种颜色都不正，一层覆盖一层，冻着米饭粒、咸菜条、萝卜皮、白菜帮什么的。虽然五颜六色，看上去却绝不美丽，比单一颜色更令人作呕。当年的任何衣服都掉色，哪户人家一冬季都得洗几次衣服。

　　泔水桶放在冰上后，秉昆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下水道口已被冻严了。

　　春燕问：“你又发什么呆呀？”

　　秉昆说：“也没处往下流啊，不跟随便一倒一回事吗？”

　　春燕说：“你没冬天倒过泔水啊？从来就是这样的！”

　　她抬起只脚，脚尖轻轻往桶上一点，泔水桶滑倒了。

　　在周家，秉昆确实还从没倒过泔水。哥哥姐姐在家时，他们争着倒。他们离家不久，自己开始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家里倒泔水。

　　他望着一桶泔水在肮脏的冰上缓缓流淌、边流边冻住的情形，内心产生一种大惭愧。母亲已经害下严重的眼病，万一再因为倒泔水滑倒摔伤，家中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敢想下去，望着春燕自言自语：“我不是个好儿子，但我一定要学着做个好儿子。”

　　春燕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别以为你妈奉承我的话，我听不出来，我真有那么傻吗？全光字片的人家，有几户不夸你们周家的儿女好的？你哥一表人才，是重点中学尖子生。你姐是大美人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你虽然长得一般，学习也一般，跟我一样上的是破垃圾中学，但打小就是乖小孩儿，从不调皮捣蛋。哎，你是不是没从我这儿也听到几句奉承话，就觉得亏了呀？”

　　秉昆呆呆地看着，变哑巴了。他嘴笨，别人一讽刺他或顶他几句，往往就无话可说。有时，在外边被别人挤对了，回到家里也会发闷几小时。

　　春燕从兜里掏出澡票递给他：“好久不见了，给你两张澡票作为见面礼。”

　　他接过后看着说：“不是两张，是三张。”

　　春燕说：“那就三张都给你吧。我爸妈洗澡不需要澡票，只要是去我上班那儿，一说是我爸妈，谁把门儿都得客客气气地往里请。我师傅快退了，现在招不上修脚这一行的学徒来，我成了他目前唯一的高徒，关门弟子。我要不干了，去那儿洗澡的人准少一半儿。我一闹情绪，连我们领导都让几分，我成了那儿的香饽饽了。咱姐们儿每天全心全意为人民修脚，凡是热爱人民的人，就得发自内心地敬着我！”

　　春燕感觉良好，自我吹捧了一番。

　　秉昆闷头闷脑地说：“春燕，我也是热爱人民的人啊，真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敬着你。”

　　春燕被他的话逗得扑哧笑了，豪迈地说：“秉昆，那什么，三张澡票你可以全送人的。只要是到我们那儿去洗澡，你也根本不必用澡票。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说你是我表哥。快春节了，哪天你陪大娘一起去吧！”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用报纸糊墙。

　　他提醒道：“妈你可得小心点儿，别把有毛主席头像的糊倒了。”

　　母亲说：“我知道自己视力差了，可注意呢，你看那样行不？”

　　秉昆顺母亲手指看去，见火炕里边那面墙二尺以上的地方，报与报互相压住半边，这就使主席头像与头像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横溜儿二十几个头像排列还怪齐的。

　　母亲问：“那么糊没什么问题吧？”

　　秉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母亲又问：“没糊歪吧？”

　　秉昆说：“不歪。”

　　“挺好看的是不？”

　　“挺好看的。”

　　“妈给你煮了个荷包蛋，热在锅里呢，还有个两掺面馒头，吃了快去上下午班吧。”

　　“妈我有点儿头疼，下午不去了。”

　　“预先没请假，不去行？”

　　“行。”

　　“妈去你们厂替你请假吧？”

　　“没那必要。大冷的天，吃饱了撑的啊？”

　　“要不你把你们厂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妈，妈到派出所去，用他们那儿的电话替你请假，妈跟他们都挺熟的。”

　　“更没那必要了。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半天没上班没请假当成回事儿，根本就算不上是件事儿。”

　　秉昆将母亲为他热在锅里的午饭吃得一干二净，蹬掉鞋上了炕，脱去棉袄棉裤盖上被子倒头便睡，居然酣睡了两个多小时。全市多数人家都买不到好煤，一个冬天不暖和，周家也不例外。少数有暖气的干部家，因为锅炉有好煤保障着，才一如既往温暖如春。幸而母亲一直将火炕烧得挺热乎，秉昆竟睡出了汗。哥哥姐姐在家时，哥哥与秉昆睡外屋，姐姐和母亲睡里屋。哥哥和姐姐如今都远走高飞，为了省煤，冬季外屋的火炕就不烧了，秉昆便睡到里屋，为的也是每晚能躺在炕上陪母亲说说话。

　　“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于A市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响，与对全国其他城市老百姓的影响不太一样。A市老百姓的儿女去往兵团和农场的占多数，而他们是挣工资的。三十二元是工厂里一级工的月工资。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去往兵团或农场的子女，每人每月往家里寄十元钱，那户人家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少了两个人的吃穿费用，每月多了二十元钱，就少了以往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春燕家如此，秉昆家也是这样。他一领了工资，留下几元零花钱，其余全都交给母亲。母亲也花不着他的钱，替他存着。母亲还让他写信告诉父亲，千万不必为了每月往家里多寄点儿，省衣节食地亏待自己。父亲呢，每月也就少往家里寄十元，自己那边也有余钱可攒了。

　　晚上，待母亲也躺下，关了灯，秉昆睡不着了。

　　黑暗中，母亲问：“后天是星期日吧？”

　　他说：“对。”

　　母亲说：“那你想着，星期日给你姐寄二十元钱去。”

　　他说：“记住了。”

　　母亲沉默片刻，又说：“她毕竟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说不想她不惦记她，那是自己骗自己呀，儿子。”

　　他说：“妈，我明白。”

　　母亲说：“你放心，妈不会动你的钱，你挣的钱永远是你的。妈每年春节前寄给你姐的，是从你爸寄回家的钱中省下的。”

　　他说：“妈，你根本没必要分得这么清。什么我挣的我爸寄回家的，我听了心里别扭。我挣的钱你可以随便花，想给我姐寄多少我都没意见。她是我亲姐，我也想她惦记她啊，只不过不说罢了。”

　　母亲说：“妈也明白。”

　　母亲的声音就哽咽了。

　　自从一九六八年秋，周蓉以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去，四年多没回过一次家。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她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写给家里的信有的很短，有的挺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

　　每当秉昆念“投稿”般的家信时，母亲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像上封一样的内容？”

　　秉昆只有如实回答：“对。”

　　母亲往往还要问一句：“一点儿别的内容都没有？”

　　如果秉昆回答“对”，那么母亲便会说：“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之后，母亲就走到外屋，甚至走到小院去无声而泣。

　　结果，母亲的眼病就又犯了。

　　去年，姐姐来信说她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使母亲和弟弟内心忧虑纠结的信不久，周志刚回来探家了。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勇气将姐姐的事告诉了父亲，结果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的父亲勃然大怒，不但斥责母亲没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昆不是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叫周蓉她那样走成功了？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昆一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将邻居惊动到家里来。

　　由于母亲说起了姐姐，秉昆那晚非常想念姐姐。

　　他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一梦接一梦，连得乱七八糟的，先梦到姐姐寄来一张大寸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男人竟是涂志强！

　　一惊，醒了。

　　好不容易再睡过去，结果梦到的还是涂志强！

　　脸白如纸的涂志强手拎一根铁钎子，挖苦地对他说：“瞧你那点儿胆儿，我自己都不怕死，你还吓昏过去了？”

　　又惊醒了，惊出一身冷汗。

　　接着梦到了春燕。

　　她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他惨笑道：“没想到吧？强子他杀死的是我！你个傻帽儿，这世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了，我俩一条心，就是要给你这种傻帽一个大意外，刺激刺激你们的神经！哈哈，哈哈……”

　　他在春燕狂笑时喊出了梦话：“哥哥快来救我！”

　　结果将母亲也惊醒了。

　　秉昆感到自己没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

　　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肖国庆。二人一块儿干活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昆在厂里挺有人缘，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时，人家并没太在意。频频叫，终使那性子和他一样温良的肖国庆大光其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你他妈的有完没完啊？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昨的？”

　　他只有鞠躬道歉不止，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

　　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

　　那三天里，只要他一进入木材加工厂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耳边，或大声或小声地叫他：“昆子，昆子……”

　　在秉昆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地笑，骇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

　　一次休息时，他独自躲得远远的，望着锯台那儿。飞转的锯片旋入圆木，其声刺耳、锯末四溅的情形，使他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名舍身救人的老锯工令人崇敬的死，也想到了涂志强干过的一件坏事——

　　某日，涂志强踏下跳板时问他：“昆子，累了吧？”

　　他说：“累极了。”

　　涂志强坏笑道：“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哥保证，至少让你休息上半小时。”

　　他说：“半小时前刚休息过啊！”

　　涂志强说：“那不是才休息了十来分钟嘛。咱哥俩先不扛了，吸支烟。”

　　他没接涂志强的烟，怕自己染上烟瘾。

　　涂志强也不硬塞给他，自个儿吸着烟，靠着木料堆站那儿，面无表情地望着是他父亲徒弟的电锯手缓缓将大圆木推向前去。

　　突然，但听一声刺耳的锐响，电锯崩齿了。圆木进厂时往往带有大钉子，是装卸工人钉上的，为了盘住箍紧圆木的卡车上用的绳索。圆木进厂后需有人检查，检查员马虎了那也是常有的事。

　　电锯一崩齿，就得拉下电闸修锉，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重新安装上。

　　涂志强扭头朝秉昆挤挤眼睛，一摆下巴，“走，跟哥到厂门口去，哥请你喝汽水儿。”

　　秉昆觉得，一定是“强子哥”偷偷将特大的长钉子砸进了圆木中。

　　他没敢问。

　　那怎么问呢？

　　他也没说：“强子哥，可别再干了，会出危险的。”

　　那样岂不是等于直接说“是你干的”吗？

　　没凭没据的，怎么可以那么说呢？

　　当然，他也没向厂里汇报，那不等于是告发吗？即使是自己亲眼所见，那也应该劝诫在前，告发在后啊。未经劝诫又毫无证据地告发，岂不等于卑鄙的出卖吗？

　　事关做人，他尤其一根筋，常钻牛角尖。

　　所以，他决定将自己的怀疑闷在内心，不对任何人讲。

　　实际上他也没对任何人说过。

　　远远地望着望着，在他看来，那锯手的脸不知怎么也仿佛变成了涂志强的脸。涂志强一边缓缓推着圆木，一边望着他满脸恶意地冷笑。

　　在他看来，一声电锯破碎、锯片横飞的惨剧转眼就要发生！

　　他一跃而起，冲过去猛地将电闸按下了。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愕然地看着他。

　　第三天下午，周秉昆去向厂领导请假。

　　厂领导问：“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请假不可？”

　　他毫不动摇地点头。

　　领导又问：“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你这么急着去办？”

　　他毫不动摇地说：“很急的事。”

　　领导不高兴了，“周秉昆你究竟出什么情况了？自从涂志强被处决了，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你对处决他心怀不满怎么的？”

　　他愣了愣，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似的说：“去、你、妈、的！”

　　领导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周秉昆，我开除你！”

　　他摘下垫肩，扯下套袖往桌上一摔，针锋相对地说：“老子不干了！”

　　说罢扬长而去。

　　半小时后，周秉昆匆匆来到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

　　一九六八年，他身为一名合法的留城待业青年面临工作分配时，特想成为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该厂在全市属于较大型国有企业，两千多人呢。全厂大多数工人一直是“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的一股力量，与专执一念要轰垮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势不两立。“炮轰派”被镇压下去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转入地下进行活动的“炮轰派”的“残渣余孽”被省革委会宣布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市的“别动队”，厂里的“捍联总”一派总算是牢牢地掌握了大权。庆祝“彻底铲除了厂内‘炮轰派’势力”的时候，省市两级革委会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参加了活动。无论是该厂较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还是该厂工人阶级“文革”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使它成为合法留城青年们心向往之的单位，秉昆更是做梦都希望成为该厂的工人。

　　依他想来，凭蔡晓光与姐姐的恋爱关系，凭蔡晓光父亲的权力，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拖拉机制造厂离家很近，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不必天天带饭。回家吃完午饭，眯上一小觉再去上下午班都可以从从容容，那多美呀，他会成为光字片每一个青年都大为羡慕的人。退而求其次，能分配到亚麻厂也不错。亚麻厂也在共乐区，比拖拉机制造厂离家远点儿，也远不到哪儿去。亚麻厂女工多，漂亮姑娘也多。亚麻厂的工作服是亚麻布，每年发一套，一套三四年都穿不破。新发的工作服便等于是福利，稍加改变，可成为像呢子哔叽那么笔挺的衣装。春秋两季穿在身上，让姑娘小伙子们很提精神。有以上两点好处，亚麻厂也是共乐区小青年削尖了脑袋都想进去的单位。

　　当年，秉昆和妈妈对他的工作问题安心淡定——有蔡晓光保驾护航，瞎急个什么劲儿呢？准姐夫怎么能不对未来小舅子的事上心呢？再者说了，那点儿事，对于曾经的大校师长、省革委会常委，它就根本不算个事嘛！谁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授衔的大校，那也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大小也是新中国的功臣！虽然两家尚无来往，但有晓光这层关系，他父亲打个电话写个条子的忙不会不帮啊！

　　谁料得到周蓉演了那么一出戏！

　　无论周秉昆还是周母，都没法向蔡晓光开口相求了。

　　后来，蔡晓光再没登过周家的门。

　　秉昆却不止一次在路上遇到过他。光字片那街口，是蔡晓光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的街口，二人想一次也不遇到都不可能。每次相遇，总要站住说几句话。二人都尽量装出一如从前的样子，客客气气半亲不亲半近不近地以礼相待，都只字不提周蓉。秉昆的感觉是，蔡晓光仍与姐姐有联系。

　　一次，蔡晓光说：“劝你妈想开点儿，你姐那边一切还行。你姐是特殊的女性，跟一般女性不一样的。她既然那么选择了爱情，就必定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能够坦然面对种种人生考验。”

　　还有一次，时间是前年秋季。蔡晓光看见秉昆，刹住自行车叫他。

　　秉昆走过去，蔡晓光一脸严肃地说：“告诉你一件大事——林彪一家乘军用飞机外逃，企图叛国，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暂时还是国家最高机密，先别到处乱说啊！不过说了也没什么，不久就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只不过说早了会给自己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

　　秉昆听了如五雷轰顶，也一脸严肃地说：“一定是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晓光哥你可千万别传谣，查到你头上罪名大了，也许会被枪毙的！”

　　蔡晓光笑道：“我什么时候传过谣啊！告诉你是因为你老弟头脑简单，一根筋，怕人人表态的时候你偏说自己转不过弯子。我也得嘱咐你一句，厂里开会人人表态的时候别犯傻啊！”

　　他拍一下秉昆的肩，蹬起自行车走了。

　　多亏蔡晓光预先给秉昆打过了“别犯傻”的预防针，他居然能在长达十几天的学习、讨论、表态过程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屡屡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头脑简单”“一根筋”之类的，年轻的他已开始承认自己确实不如别人的头脑灵活，甚至承认自己比乔春燕的头脑还要差一个等级。他就有了点儿自知之明，在特殊情况之下，只说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半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他居然能总结有利于自己的经验了，像自己这种“头脑简单”“一根筋”的人，往往是由于说了多余的话才犯傻。总结了这样一条关于说话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头脑亦抱有几分乐观，这证明自己还是有救的呀！

　　他竟然不感激蔡晓光的提醒。非但不感激，还由此愤愤不平。同是中国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人家蔡晓光可是在向全国公布之前就知道了的。而在那些日子里，像他这种同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家的儿子却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的父母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许多人家里，照样挂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检阅红卫兵的“光辉合影”。许多像他那样的青年寄出或收到的信中，还照例写有“同时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信封上贴的仍是印着“光辉合影”的邮票。这不明显地将“红五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吗？如果全中国人被分成了“红”“黑”两大类，“红五类”中又进而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么共产主义要哪辈子才能实现啊？共产主义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他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起初自己把自己吓呆了良久，随之暗自窃喜——足以证明自己不但有望像别人一样头脑灵活起来，还证明自己的头脑也同样可以产生思想这种东西呀！

　　于是，他高兴得吹起了口哨。

　　那日的周秉昆下班后没直接回家，去到一家小饭馆单独吃饭，为的是喝一瓶啤酒，对自己头脑的尚可救药予以祝贺。

　　而此刻，周秉昆那尚可救药的头脑指令明确地告诉他，若想拯救自己于厄境，便只有向人求助，而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秉昆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不好。在二百多万人口的A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他说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什么关系，他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脱口而出地回答：“他是我堂哥。”

　　“那么，你是他堂弟啰？”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老门卫又问：“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其表情的意思是——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周秉昆赶紧为对方解惑：“我父亲和我伯父是一块儿参军的。我父亲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费心，他反对搞特权。”

　　他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扬扬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是这样啊，明白了，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看来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外边天冷，小伙子进传达室来吧！”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他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

　　周秉昆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

　　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

　　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小伙子，你要见到堂哥也很容易。我们厂派出一批人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坐炉边等着，车到门口跟车去好了。”

　　送饭的是辆卡车，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秉昆招招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

　　半小时后，卡车停在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

　　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洞外。

　　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秉昆认出，那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堂哥，我是秉昆啊！老想你啦，所以非要见你一面。”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怎么成了你堂哥呢？”

　　秉昆也小声说：“不跟你攀上亲，见到你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门卫问三问四的。晓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相求……”

　　蔡晓光打断道：“停，你先诚实地回答我，是你个人的急事还是你家的急事？”

　　秉昆诚实地回答：“我个人的事。”

　　蔡晓光说：“你个人的事，急也不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我饿了，等我解决了肚子的抗议问题后再听你说。”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秉昆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蔡晓光笑道：“又来你那种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我叔和我爸是一块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人家我堂弟也在部队当连长呢。我求你了，以后千万别再谎称是我堂弟了！”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秉昆撒谎时内心里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

　　他尴尬极了，有点儿无地自容。

　　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你不饿？”

　　秉昆木讷地回答：“也饿。”

　　蔡晓光说：“还是的。”他大声对周围人喊：“我和堂弟好久不见了，得找地方请他一顿，否则他会向我叔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到洞里去啊。我肯定要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儿。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等于不拿我当回事儿！”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边很清静。刚进去，先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

　　蔡晓光亲自为秉昆倒满了酒，举杯道：“来，咱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们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秉昆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爸爸”，另一位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

　　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他想，才不白当了一次儿子还祝别人的父亲“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蔡晓光问：“你父亲今年回来探家不？”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他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秉昆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他淡淡地说：“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这时饺子上来了。

　　他心绪不宁地说：“晓光哥，我求你的事是……”

　　蔡晓光说：“吃，吃完再谈。”

　　他便只有忍住不说。

　　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使他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地虚情假意地应付。

　　他没忍住又说了一句：“你变了。”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将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哪方面？”

　　他说：“深沉了。”

　　蔡晓光笑道：“嘿，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二字了，证明你也变了嘛。给我乖乖地吃，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

　　一九七二年，在A城，“鸟话”“鸟人”成了男青年们的口头禅。本市批林批孔大批判小组的几位专职秀才在大字报中率先将孔子和林彪归为“鸟人”，将他们的话统统贬为“鸟话”。小青年们认为秀才们的话当然特有文化，鹦鹉学舌，仿佛自己也引导了语言新潮流。

　　二人终于吃罢。秉昆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

　　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秉昆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得样子那么老到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A市的特供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角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

　　秉昆难为情地说：“没想到你会吸烟了，我也没……就……”

　　蔡晓光笑道：“后悔也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焉，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不是堂兄堂弟的关系吗？”他用另一只手捋了秉昆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快说！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秉昆的后脑勺，在他小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秉昆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求：“我和领导闹成那样，根本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晓光哥你费费心，也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道：“休想。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大官们的亲戚？是厂里头头们的儿子？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真敢想！”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

　　秉昆不信，他说：“那你怎么……”

　　蔡晓光不但板起了脸，而且瞪起了眼睛：“往我身上扯干吗？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谈到这份儿上，秉昆心里冰凉冰凉的。他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蔡晓光严厉地说：“给我坐下！”

　　秉昆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儿了。

　　蔡晓光缓和了语气说：“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心里还有我，我不可以不给你留点儿希望。”

　　秉昆抬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他，恳求道：“谢谢，谢谢，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

　　蔡晓光再次板起了脸：“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尽给我出难题！”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

　　秉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好生尴尬。

　　蔡晓光则又点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显然，他是真想帮秉昆的忙，在挖空心思地急秉昆之所急。

　　秉昆只有厚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枢指甲。

　　蔡晓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我帮你调往这个厂。”

　　秉昆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问：“酱油厂？”

　　蔡晓光说：“看清楚，是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这厂也是国企嘛，而且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后，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蔡晓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能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给谁家送谁家都高兴嘛，那亲戚朋友的关系不就巩固了？感情不就加深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换个角度看问题，福利的实惠不是比印在工作服上的厂名更值钱吗？

　　他说：“印在我工作服上的字倒是比印在你工作服上的字体面，可我们厂几乎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谁敢卖，哪儿去卖？谁敢买，买了有什么用？福利差，所以有个别工人就敢往厂外偷零件！可谁听说有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什么的？月月发，谁还偷啊？听说他们厂夏季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二百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像我们厂，两千几百名工人，那能发得过来吗？”

　　蔡晓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他说：“你如果调到了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了。买辆旧自行车，骑十分钟到厂，骑十分钟回家。你妈眼睛不好，你也有多点儿时间帮她做做家务了。”

　　蔡晓光这一番话，使秉昆内心的不情愿减少了些。

　　“秉昆啊，你如果听我的，那我不但帮成了你一次，也算帮了你们周家一次。我自己觉得呢，也不枉你姐当年将我视为她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还要强调刚才那句话，你不是我，你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有必要太在乎某些虚荣吗？对于你，考虑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实惠最重要！不能跟你多说了，你坐这儿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再找我。”

　　蔡晓光看一眼手表，起身匆匆而去。

　　秉昆只想了半分钟，便做出了关乎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山穷水尽、迫不得已的抉择。

　　他起身追出去，冲蔡晓光的背影喊：“我现在就想通了，听你的。”

　　他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流下泪来。

　　蔡晓光停了一下，转身走回到他跟前。那时天已黑了，蔡晓光没发现他脸上有泪。

　　蔡晓光沉吟着说：“这你的事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冒牌堂弟你给我听好，从明天起，你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不必有什么病假条，我还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前三天木材加工厂不会扣你工资，后三天酱油厂必定算上你的工资。一个星期内，我把一切手续搞定。一个星期后，你直接去酱油厂上班，高兴不？”

　　秉昆孩子似的说：“高兴。”

　　蔡晓光说：“高兴那就笑笑嘛！别哭丧着个脸，好像你是找我讨债，我明明有钱偏不还你似的！”

　　秉昆便勉强笑了笑。

第五章

　　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周秉昆成了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蔡晓光确实代他将一切手续都办妥了，该本人签字的表上，还代他签上了周秉昆三个字。蔡晓光的字写得也挺漂亮，秉昆见后不得不承认人和人确实差别大了，正如民间的两句话：“人想人想死人，人比人气死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些日子他非常想父亲。

　　他的事还是出现了波折。按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将秉昆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轻，却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她的职务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支部书记，五十一二岁，中等身材，短发，会令想象力丰富的人联想到比电影中的样子大了二十岁以后的江水英。她本人姓曲，名秀贞，酱油厂的小伙子们背后都叫她“水英妈”。据说一九三八年，她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了，曾是省高级法院某庭的庭长，靠边站了一个时期重新起用，分配到酱油厂接受考验临时挂职。她丈夫被打倒前是本省一所全国著名的军工学院的副院长，开国少将，这一年仍没“解放”，她也不划清界限。虽然是接受考验、临时挂职的身份，她在酱油厂却很把自己的挂职当成回事，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拒绝人情，不肯和稀泥。厂领导班子的每位成员，还都比较买她的账——说不定什么时候考验过关了，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长，明智者谁得罪她这类人啊！经历了六年多“文革”，别说头头脑脑，就是普通百姓也都变聪明了，处事都留有余地。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而出渣班组正缺人，出渣是力气活，新调来的是个身板不错的小伙子——“水英妈”反对的理由充分得任何人都无法反驳。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都随梆唱影，与她的态度一致，结果一把手的决定被否决了。

　　于是，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成了酱油厂的出渣工，都是要靠力气才干得了的累活，只不过所“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以前是用肩扛木材，现在要用大板锨把酱油渣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一个班六人，三人一组轮番干。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从管道泻出时，温度很高，像刚下屉的馒头那么烫。在冬季穿厚了不行，只要装完一卡车，每个人便会汗流浃背。穿薄了也不行，酱油渣要从窗口扬出，所以两扇窗得敞开着，出完了一卡车料赶快关上，又一辆卡车来了立刻又得敞开。酱油渣源源不断从管道口泻出，不及时扬到卡车上，很快就会堆满渣池。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人负责将酱油渣从管道口那儿扬到靠近窗口的池边，另外两人负责装车，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刻不容缓地连续干。每组人只要一进入车间，马上便得脱下棉衣抄起锨，不停地扬、扬、扬。气蒸背后，风吹前身。冬季如此这般，夏季是怎样的辛苦，秉昆尚无体验。

　　他恨死“水英妈”了。虽然还没见到过她，却已将她当成自己的一个仇敌。此前他的人生中没有什么仇敌，现在有了。这使二十岁刚出头的他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磨难，没多大意思。涂志强的幻影倒不再纠缠他了，“水英妈”成了他在新现实中的对头婆，让他每天都有几分担心她下一次的成心为难。调到酱油厂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只能要求自己撑住。

　　他又有了新的工友。与他一组的两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吕川，国字脸，络腮胡子，年纪轻轻两腮便已刮得铁青，属于民间所说相貌堂堂那一类型；另一个叫曹德宝，瘦高，一米八多，留大背头，样子斯文，绰号“五四青年”，厂里人都称他“五四”。秉昆从他俩聊天中得知，厂里的两名老出渣工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个不久前死了，还有一个成了老病号，什么活也干不了啦，偶尔上班，厂里也只能安排他看大门。他俩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两名老出渣工的命运，注定将是他俩以后的命运。他俩说时却并不多么忧伤，还笑。一个笑着说：“活着干。”另一个笑着说：“死了算。”他俩的话让秉昆心里很忧伤，因为他俩的命运极可能也是他的命运。虽然他已觉活得没多大意思了，却很不情愿四十几岁时就成了老病号，或死了。他还没恋爱过呢，还没恋爱就死了他不甘心。他估计“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也没恋爱过——休息时，他俩常常背靠背坐在池沿上，吕川唱“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命啊”，曹德宝吹口琴伴奏。曹德宝口琴吹得不错，吕川却五音不全，常跑调。

　　曹德宝和吕川对秉昆不好，他俩成心孤立他，甚至鄙视他。秉昆进厂没几天，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便在厂里传开了——说他是靠后门调来的，说那后门老大了；说他仰仗着他父亲的后台，在木材加工厂时目中无人，调皮捣蛋，终于混不下去了；说他父亲把他“放”在酱油厂，是出于对他的惩罚。最离谱的一种说法是，他乃私生子，父亲对他并没什么感情，所以他只能调到酱油厂。如果是亲儿子，他父亲才不会忍心让他落到与平民百姓的儿子们一样的境地呢！

　　秉昆左一耳朵右一耳朵听到了些，却没太生气过。他自我劝慰地想，也许反而对自己还有点儿好处——毕竟那些谣言让他成了一个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谁想欺负他，就不得不考虑考虑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一经这么自我劝慰，倒宁愿将那些谣言当成无形的保护伞了。他自打出生后还从没被视为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这让他对那些谣言有几分享受。

　　厂里的一把手似乎也对那些谣言深信不疑，有天单独找他谈话。

　　一把手脸上呈现着很对不住他的表情，请求般地说：“你目前在厂里的情况，先别告诉你堂哥啊！”

　　他说：“行。”他以自己冷淡的态度暗示对方，那我以后怎样个情况，可就完全看你的了。

　　一把手当然感到了他的冷淡，以保证的口吻说：“这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怎么会总让你干那种活呢！你得坚持一个时期，过了敏感期，我对你自有安排，否则，我就没脸登你堂哥家的门了。”

　　他说：“我记住你今天的话了。”

　　一把手说：“代我问你伯父好啊！也请代我问你父亲好，虽然我们没见过，但我对打过江山的老干部内心从来是有敬意的，中国缺了他们哪儿成！”

　　他说：“好的。”

　　某日下班后，周秉昆走出厂门没多远，背后有人拍他肩。

　　他一回头，见是陌生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棉猴”大衣，帽绳系着，紧护脸颊。

　　“棉猴”问：“你叫周秉昆是吧？”

　　他说：“对。”

　　“棉猴”挽住他手臂又说：“跟我们走。”

　　这时他的另一手臂也被人挽住了，那人个子不高，穿中式袄，围长围巾，围巾护住了下半张脸，几乎只露双眼睛，头戴水獭皮帽子，帽耳也系着。

　　他说：“我并不认识你们，干吗跟你们走？”

　　个子不高的人说：“别怕，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只不过有事求你，到那幢楼角说几句话就让你走。”

　　“棉猴”说：“天又没黑，满眼是人，你一个大小伙子还担心我们把你害了呀？”

　　他挣了挣手臂，没挣脱。觉得那二人并不像有什么歹意的样子，而不远处那幢楼在马路边，楼前过往行人不绝，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以大无畏的语气说：“跟你们走就跟你们走。”

　　迎面正刮着凛冽寒风，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挟持着秉昆朝那幢楼走去。附近只有那儿避风，秉昆也就索性什么都不再问。自从是工人了，在两个厂上下班都是走去走回，他走路的速度便比常人快。自己并没觉得多快呢，同行的人往往跟不上。

　　“棉猴”说：“老弟别走那么快，咱们又不赶火车。”

　　秉昆这才看出，小个子腿瘸。心里一时觉得好笑，瘸子还敢参与劫道！

　　到了楼角儿，瘸子竟有点儿喘了。他往下扯扯围巾，露出了下半部分脸。秉昆看他一眼，心中暗暗称奇——好一张女性化的脸！秀眉俊目的，如果是演员，只消戴上假发，不必化妆，活脱便是好看的大姑娘或小媳妇。秉昆见过不少瘸子，但容貌那么好的瘸腿男人他却第一次见到。

　　他不禁想，老天爷太捉弄人了，对方若不是瘸子，再高点儿，那会迷倒多少姑娘啊！

　　瘸子朝“棉猴”伸出只手，“棉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轻轻弹出一支，正欲启唇叼在嘴上，忽想到了礼节，将烟盒朝秉昆一递。

　　秉昆说：“不会。”

　　“棉猴”说：“可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

　　秉昆说：“真不会。”

　　瘸子说：“不会好，会了是种坏毛病。”瘸子指着“棉猴”又说：“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跟前，我很惭愧。”刚刚说罢惭愧，他却像鸟儿从树洞中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

　　“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

　　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秉昆的胳膊，秉昆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秉昆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一心想搞明白，他俩接下来会求他什么事。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大哥，我说还是你说？”

　　瘸子又吸一口烟，低声说：“我说。”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儿十足，绵软。

　　他看着秉昆问：“你怎么不跑？”

　　秉昆说：“你们不是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他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秉昆催促道：“什么事？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你与涂志强是朋友吧？”

　　秉昆心间一抖，他忽然想到，春燕告诉他，涂志强生前曾陪一个“特绅士”的瘸子去她所在的公共浴池洗过澡，她还为他俩修过脚。

　　莫非眼前这瘸子，正是春燕所说的那瘸子？一种类似冒险的好奇，使他更不想跑了。

　　他说：“认识我俩的人都那么认为。”

　　瘸子眯起俊目，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一边以促膝谈心般的语调再问：“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秉昆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难以确定地说：“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字片出生的，两家住前后街，从小一块儿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后来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他不说下去了，将结论留给对方。

　　瘸子说：“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秉昆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

　　“棉猴”终于也开口问：“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吧？”

　　一说到涂志强，秉昆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

　　他连“棉猴”的话也没接，又默默点头。

　　瘸子说：“秉昆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将你视为涂志强的一个朋友了，我们呢，与涂志强也都是有份特殊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他这人，没酒量，还贪杯，一喝就醉，一醉就失控。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涂志强有妻子、儿子，还有老岳母。他生前，靠他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没了他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妻子家送三十元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字片不远，不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

　　“秉昆啊”三字从瘸子口中说出，而且说得情深意长，周秉昆竟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起来。自从哥哥姐姐离开了家，除了母亲，四年里再就没谁叫他名字时还带出一个“啊”。人叫人的名字并带出“啊”来，即使实际关系不亲密，也还是很容易使双方的认知距离大为缩短。“秉昆啊”三字，像有一种魔力，将周秉昆的目光吸引在瘸子脸上了。瘸子说那番话时，周秉昆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很认真地听。何况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诚恳，推心置腹。更何况他所求之事，周秉昆不但不反感，还很符合他的善良天性。这时的周秉昆，简直就没法说“不”了。

　　“棉猴”接着瘸子的话说：“小老弟，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对。”秉昆不由自主接话了。

　　“那么，你要记住，每月这个星期的这一天，这时候，就在这地方，我将钱交给你。你呢，替我们将钱送一下。我们求你的只不过这么一件事，不难吧？”

　　秉昆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着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

　　“棉猴”强调了一句：“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秉昆竟又郑重地点头。

　　“棉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秉昆兜里塞边说：“住址名字都写在信封上了，里边是四十元，十元是给你的，每次都有。麻烦你了嘛，算我们的一点儿谢意。”

　　秉昆说：“给我的十元我不要，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两个也都点了下头。

　　秉昆问：“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呢？”

　　“棉猴”看看瘸子说：“大哥，得由你回答。”

　　瘸子本想拍一下秉昆的肩，由于个子矮，也由于一条腿短，手不容易拍到秉昆肩上，所以他举起的手从空中往回一收，不失尊严地在秉昆心口窝那儿拍了拍，表情极郑重地说：“你放心啊秉昆，我们绝不是些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人。别人找碴儿想和我们打架，我们都尽量避让。我们之间讲义气，对愿意和我们交往的人也讲诚信。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一回生，二回熟，等你也拿我们当朋友了，你问什么，我如实回答什么。”

　　“棉猴”替大哥做了想做没做成的事——在秉昆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意犹未尽，又抓起秉昆的手使劲握住，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保证就麻烦你这么一件事，此外绝不再添任何麻烦，你可以走了。”

　　秉昆说：“你放开我手啊！”

　　“棉猴”这才松开手。

　　秉昆说：“我也保证，绝不附加任何条件。”

　　他说罢，拔腿便走。

　　望着他的背影渐走渐远，“棉猴”问瘸子：“大哥，你觉得他可靠吗？”

　　瘸子说：“可靠。”

　　“棉猴”问：“这么肯定？”

　　瘸子说：“他有同情心，咱们找对人了。”

　　“棉猴”又问：“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当时看出他那不是演戏。”

　　瘸子说：“我也看出来了。但是当我说到郑娟家的情况时，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郑娟是涂志强的妻子。

　　周秉昆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

　　“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第六章

　　像光字片某些人家一样，周家也养了两只母鸡。那年月，普通人家一年到头吃不着什么有营养的东西，猪肉还是每人每月半斤。即使人口多，多到六七口，那也不过每月三斤多肉。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凭肉票买了瘦肉吃上一顿解解馋，那未免太奢侈了，也太任性了。当然，家家户户是指一般百姓。老百姓更愿买肥肉，越肥越好。听说哪家商店在卖特肥的肉，关系好的邻里之间是要相互告知的，哪一家没被告知，那家人会生气的。肥肉可以炼成大油，大油吃得长久，也比用豆油炒菜香。何况每月每人才半斤豆油，三四口人的家庭，每月不过一斤半到二斤油，根本不够，连烙油饼都需要下决心。除了肉，对于百姓而言，就数豆腐有营养了。但豆腐也凭票，每月每人十块。人口少的人家，往往只舍得一次买两块。如果冬天买冻豆腐，有时候一张票可买三四块。

　　这种情况之下，养鸡成了家家户户自己解决营养问题的良策。特别是有老人、孩子和病人的人家，更希望能在家里养只鸡。养鸡要有居住条件，味儿大，总不能养在睡觉的屋里，只能养在厨房。厨房但凡可以隔出小小的一处地方来，便会马马虎虎做个鸡笼放那儿，起码养一只母鸡。首先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为了能吃上鸡蛋。鸡蛋是平时难以见到的稀罕东西，有几年春节前凭票供应过。即使供应，最多也不过每人半斤。半斤——这是当年所谓副食供应中好东西或较好东西的常态数，票上印着“副食券”。与户口本粮本几乎同等重要的小本叫“副食本”，若丢失了补发过程很麻烦，需有证明材料，还需层层审批。顾名思义，“副食”就是非主要食品。当年，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身体不但对粮食的需要格外强烈，对副食的需要也经常表现得特别迫切。

　　在小鸡集体出壳的春季，城市已不许郊区农民担着两扁筐小鸡进城来卖，百姓人家便派出会骑自行车的成员，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郊区去买。有些人家派出的是儿子，有些人家相当重视，父亲们亲自出马。小鸡能顺利养大的比例普遍不高，三四只里养大了一只母鸡便已不错。

　　两年前，在母亲的多次支使之下，周秉昆买回了七八只小鸡。入冬前，活下了两只母鸡。来年春季，两只母鸡都下蛋了。此后，周家的一只篮子里，每三天就多两个蛋。偶尔，两只母鸡某日各下一蛋，母亲便会高兴地说些它们听不懂的表扬话，抓把粮食直接喂它们。秉昆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从鸡窝里取出一个蛋时，母亲乐得合不拢嘴。从此，两只母鸡也成了周家两口劳苦功高的成员，母亲对它们每天的生存状态观察得可上心了。它们的笼子较大，放在外屋。在那笼中，它们有空间展展翅膀，活动活动，交换一下地方。不像有人家养的鸡，笼子太小，转身都不容易，活得憋憋屈屈。说到底还要归功于周志刚当年英明，哪怕举债也要将自己的家盖得大了些。

　　星期日这天秉昆起得很晚，九点钟才睁开眼睛，在被窝里又眯了会儿开始穿衣服。等他不慌不忙地洗漱罢坐到饭桌旁，九点四十了。

　　一个小盘里，摆着一只剥了皮的鸡蛋。

　　母亲坐在他对面，目光无限慈爱地看着他说：“这半个月来，我小儿子瘦多了。”

　　秉昆说：“妈，以后别给我煮鸡蛋吃了，那会营养过剩的。你倒是应该多吃鸡蛋，希望你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嘴上虽这么说，却首先抓起鸡蛋吃。

　　母亲笑道：“没听谁讲过，年轻人隔几天吃一个鸡蛋就会营养过剩。我看啊，咱们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营养过剩，只会营养不良。你每天干活那么累，比妈更有资格吃鸡蛋。妈在家又不干什么累活，吃鸡蛋等于浪费。妈少吃几个，不是就能多送人几个？”

　　母亲很舍得送给别人家鸡蛋。光字片大多数人家的厨房小得可怜，除了锅台、案板、水缸、碗架，再就没什么地方了，所以希望养只鸡的想法纯属梦想。不论同一条小街的人家，还是前街后街的人家，谁家女人坐月子了，谁家小孩病了，谁家老人吃不下饭了，母亲一听说，总是会送几个鸡蛋去。她升“官”了，由街道小组长而大组长了，由管一条小街家长里短之事转而参与管整个光字片的事儿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权力大了，更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了。而她联系群众的方式，主要就是靠送鸡蛋这一实际行动。一年多以来，她的实际行动在光字片获得了广泛赞誉。不少人说，周家的两只母鸡差不多就是为光字片大家养的。

　　对于秉昆调到酱油厂的事，母亲虽觉意外，却未埋怨。酱油厂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回家早了，亦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秉昆并没如实告诉过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

　　母亲试探着问：“秉昆，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儿俩请你晓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

　　知道了小儿子转厂成功是蔡晓光一手代办的，母亲不但感激蔡晓光的不计前嫌，而且有些念想他了。“以后你别来了，大娘不想再见到你了。”——四年前对蔡晓光说过的话，每使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晓光怂恿的，归根结底是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人家蔡晓光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嘛！人家得到什么了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啊。

　　母亲希望有当面道歉的机会。

　　秉昆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他料定蔡晓光不会来。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远走他乡，自己这个光字片的家，对蔡晓光已毫无吸引力了。

　　然而，他说：“能来。只要他有空儿，怎么会不来呢？等我哪天碰到他，一定请他。”

　　母亲说：“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等你哪天碰到他那不晚了？人家的家和咱们的家不一样。咱们家在本市连户亲戚都没有，成年没人来没处往。人家的家，估计平常也客人不断，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人肯定不少，所以你明后天就抽时间专门去找他一次，他的厂离咱家又不远。你专门去找他一次，那也让他觉得咱娘儿俩心诚，是不是呢？”

　　秉昆敷衍地连说：“是的是的，妈放心。”

　　他吃罢饭，掀开水缸盖看看，见水已不多，便出门去挑水。周家兼做厨房的外屋大，水缸也大，能容两担也就是四大桶水。家中就两口人了，一次挑满够用一星期。

　　在水站那儿，秉昆见到了春燕。春燕排在他前边，为了和他说会儿话，退出队列，移到了他身后。

　　春燕说：“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秉昆问：“你家谁病了？”

　　春燕说：“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二姐吵架了。我二姐连队有一名上海知青，探家路过咱们市，带着我二姐的信到我家来了。他一走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我妈气得在炕上躺了大半天，绝食。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秉昆听得云山雾罩，他并不关心她爸她妈究竟为什么吵架，却很心疼自己家的鸡蛋。连春燕家那种破事儿都得带着鸡蛋去慰问，那自己家的鸡蛋还能攒下吗？他不由得在心里埋怨母亲，什么小组长大组长，总归是当几条脏街的公仆，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呢？他想赶快将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他说：“不好意思，我一会儿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了，我排到你在前边的位置去，等于你照顾了我一下吧。”

　　春燕一听生气了，抓住他一只桶的桶梁说：“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儿话。陪我说话！”

　　秉昆苦笑道：“好好好，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春燕也笑了，打他一下，嗔道：“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话题一转，她向秉昆宣告似的说：“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秉昆捧哏似的说：“大好事，可喜可贺。”

　　春燕高傲地说：“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浴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人也长得一般般。”她成心不看秉昆，翘起下巴，仰脸望天继续说：“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了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

　　秉昆说：“那是。”

　　春燕将头一转，扭向秉昆，看着他做出媚态，笑道：“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每天上班，他陪我走到我们浴池门口，下班在我们浴池门口等我，那才真正叫出双入对，想不恩爱都不可能，挺好。”

　　秉昆暗吃一惊，急说：“我已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调酱油厂去了。”

　　春燕一愣，自言自语：“你妈怎么没跟我妈讲？”

　　这时他俩已排到水龙头前了，秉昆也不让一让，抢先将水桶放水龙头下了。他怕春燕先接满了两桶水却不先走，非等着与他一块儿担水回家，他觉得和她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他对母亲与春燕的母亲都说自己些什么很敏感，就问：“我妈常和你妈议论我吗？”

　　春燕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也不是只议论你，只议论你有什么意思？她俩常在一起议论咱俩。”

　　秉昆心里大吃一惊，仿佛知道了自己正被某种阴谋算计，愕然地看着春燕，如同她是同谋者。

　　春燕却反问：“哎，那你怎么没给我家送过酱油醋什么的？”

　　秉昆添了心事，低头看着桶里渐接渐满的水，没好气地说：“不是还没发嘛。”

　　春燕以毫不见外的语气说：“你可给我想着啊，如果你妈用你厂里发的东西送人，我家应该第一份。”

　　秉昆说：“行，想着。”

　　至此不管春燕再说什么，他一直装聋作哑。接满两桶水后，担起便走。

　　春燕叫道：“不许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秉昆高声回答：“对不起啦，我家水缸见底儿了，急等着用水呢！”

　　秉昆将水倒入缸中，也不再去挑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问母亲：“妈，你以后少到春燕家去！她家那种破事儿，也值得你带着鸡蛋去慰问啊？”

　　母亲惊讶地反问：“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秉昆就将春燕在水站那儿对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之后抗议道：“不许你和她妈暗中往一块儿捏鼓我俩啊，捏鼓也没用，她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母亲说：“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主要就是聊儿女们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是标兵，大照片挂在墙上的……”

　　秉昆打断道：“澡堂子也算个单位？”

　　母亲正色道：“你这么跟妈抬杠，妈可就不爱听了。你们那厂，不也就是个做酱油的地方吗？人家春燕是图强上进的姑娘，兴许明年就能评为全市服务行业的标兵。人家姑娘说了，如果真评上，有决心争取评为全省、全国的。到那时，人家修脚也修出了光荣，修成了正果！”

　　秉昆嘟哝道：“评上了什么，修成了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干？她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投我的眼缘儿！”

　　母亲更不爱听了，命令道：“你给我坐下！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娘儿俩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当年你们中学同班的男生，不是就因为人家姑娘胖总取笑人家吗？可人家姑娘要好了，自从参加工作，午饭都不吃了，现在不是瘦了不少，正朝苗条的方向出落着吗？”

　　秉昆反感地说：“我有事得立刻去办，没工夫跟你掰扯。”

　　他走到里屋，从桌子底下拎出装鸡蛋的篮子，见有二十多个鸡蛋。

　　母亲跟入里屋，有点生气地问：“拎出它来干什么？”

　　秉昆骗她，说厂里一名工友病了，要去探望。

　　母亲又问：“是木材加工厂的，还是酱油厂的呀？”

　　秉昆烦了，顶撞一句：“是哪个厂的有区别吗？与其你送给一些并不值得关心的人，不如我送给我认为值得送的人！”

　　“妈不是反对你送给你工友。工友病了，带几个鸡蛋去探望还不是应该的吗？妈就是随口一问嘛！如果是酱油厂的，妈更支持，那证明你一到新单位就与工友搞好关系了。只是呢，快到春节了，也得给家里留些。蔡晓光不是还会来吗？妈也想煮十个给他带走，多少是点儿心意啊。”母亲走到他身边，看着他取出鸡蛋往桌上放，缓和了语气。

　　秉昆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我只带走十个，桌上是十五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晓光，你就别考虑他了，他吃鸡蛋过敏。”一说完，拎着篮子往外便走。

　　母亲嚷起来：“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儿送人啊！”

　　秉昆刚一迈出小院，春燕从小院旁闪现在他面前。

　　春燕指责道：“在水站那儿，我叫你等我会儿，你却不等。你不等我，我等你。你说你要去办事的是吧？那我陪你走到马路那儿，还有话想跟你边走边聊呢。”

　　秉昆说：“我不往马路那儿走，我得往上坎那儿走，咱俩方向相反。”

　　春燕穿的是几天前那身摩登衣服，擦得锃亮的靴子和那条红色的长围巾，显得挺气派。

　　她眨眨眼睛说：“我往上坎那儿走也行。”

　　秉昆怎么会愿意与她一块儿走，继续听她藏头掖尾试试探探半真半假的话呢？更不愿意的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去的地方，即使是大概的位置，特别是不想让春燕知道。她一旦认为某事与自己有关便刨根问底，显然已将他视为首选对象了。她一定会认为他的某些事不但与她有关，还需她极其重视。男人之间的事，女人一关心一掺和，那就会小题大做搞复杂了。这一常识，他还是晓得的。

　　秉昆忽然弯下腰，呻吟着说：“哎呀，我胃又疼了，好春燕你先走吧，别等哥了啊，哥得吃片药，胃不疼了再走。”说罢，捂着胃返身进了小院，进了家门。

　　母亲奇怪地问：“你怎么又回来了？”

　　秉昆往炕边一坐，放下篮子，讨好地说：“妈既然舍不得这篮子，那我当儿子的就应该照顾妈的情绪，不惹妈生气，所以又回来了。”

　　母亲高兴了，夸奖道：“这才是妈的好儿子。”找出一个废药盒，将鸡蛋小心地放入盒里，用块旧布将盒扎起。

　　“多谢妈了！”秉昆拎着盒边说边往外走。他在小院站了会儿，估计春燕早走没影了，这才二次出了小院，朝上坎方向大步而去。

　　走出约莫十来步，猛听到春燕的声音：“周秉昆，你给我站住！”

　　他心里不由得骂：“讨厌的修脚婆！”却绅士似的站住了，转过身去。

　　春燕从一幢泥房的山墙后闪出，朝他大声嚷道：“你成心甩我是吧？不愿跟我一块儿走你可以直说，骗我干什么？我是狼啊还是虎啊？会在路上吃了你吗？”

　　秉昆也大声朝她嚷着说：“你想多了，我没你以为的那么会演戏，真的是回家服了片药！我都走这儿了，那咱俩各走各的吧，别耍姑奶奶脾气啊！”

　　他一说完，怕春燕不肯罢休地接着嚷，又一转身，加快步伐，以神行太保般的速度往前疾行。

第七章

　　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了——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地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坏，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乐了。

　　秉昆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与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

　　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

　　他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小朋友，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将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他这才看出，那少年是盲人。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盲少年这才说：“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秉昆愣了愣，商量着说：“咱俩是不是朋友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会带给你许多瓶底，替你磨好了的。”

　　盲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她什么事？”

　　盲少年的话令周秉昆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盲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盲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儿东西。

　　“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盲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秉昆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碰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

　　秉昆诚实地说：“知道。”

　　盲少年又问：“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啊？如果是给她送来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使她伤心吗？”

　　秉昆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盲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

　　这时，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老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秉昆怕她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她推下小车，接着又把她扶了下来。

　　老妪指着盲少年说：“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

　　盲少年说：“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周秉昆看一眼那老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

　　老妪说：“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听了这话，秉昆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空间，无窗，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

　　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去了一半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结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淌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去了另一半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件红毛衣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不对，应该说是小媳妇——也不对，确切地说是小寡妇，坐在炕上，正用竹扦穿山楂。她那么做前，先用小刀将山楂一个个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边的核儿。她的毛衣很旧了，几处地方开了线。她没穿棉裤，只穿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穿袜子。

　　秉昆进门后，小寡妇停止了正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他。秉昆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羞臊。而他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她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她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她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梦楼》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郑娟扯过她的棉衣盖住了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

　　郑母拍拍炕沿，意思是请秉昆坐下。也没别处可坐，秉昆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种被催眠的感觉。

　　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盲人儿子摸索着蹲到她跟前，摘下她的棉手套替她搓手。

　　秉昆担心地说：“大娘，别坐那儿，坐这儿吧。”

　　他也拍了拍炕沿。

　　郑母说：“没事儿，别看这椅子破，挺经坐的。”说完才将目光转向女儿，打消女儿顾虑说：“这小伙子心眼好，见我推着冰棍箱下坡，跑过去替我，还扶着我下的坡。要不，我连人带冰棍箱子栽到沟里了。我要是摔伤了哪儿，咱们一家的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啊？”

　　秉昆已经背对着郑娟了。郑母说时，他看不到郑娟的表情。他极想看到，却又不好在郑母说时扭头看着人家的女儿——尽管她一味说着感激他的话。

　　他忍不住要打断郑母的话时，郑娟的弟弟开口了。

　　那盲少年说：“姐，妈的话太啰嗦了，还是听我来说主要的话吧。别人托这个人转交给你东西，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秉昆赶紧接着他的话说：“是啊是啊，是你弟弟说的那样。”

　　他不禁对那盲少年刮目相看，正想说句这一家三口全都爱听的话，没等想出来，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

　　她说：“你不必成心背对着我了。”

　　于是秉昆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她了。在他背对她的时候，她已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良的。她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成心不让他看到她的脚。刚才她没穿袜子时，他的目光盯住她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她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

　　郑母为了使屋里暖和些，起身去捅炉火，一边絮叨：“不让她把棉裤拆了，偏拆了，说春节想穿上拆洗过的棉裤。可倒好，拆了，裤面也洗干净了，又来了活儿。穿两串糖葫芦挣一分钱，为赶在春节前挣几元钱，顾不上做自己的棉裤了……”

　　郑娟穿的军裤膝部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昆看出，她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留城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

　　“妈，你别絮叨些没用的了，春节前我肯定会有棉裤穿的。”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昆问：“谁派你来的？”

　　秉昆苦笑道：“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了的事。”

　　他简单地将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

　　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这信封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是我从自己家带来的。毕竟，我与涂志强哥们儿了一场，快过春节了，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当什么呢，是鸡蛋啊，那大娘这厢谢你了啊！”郑母本已又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昆的话，立即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

　　郑娟喝道：“妈，你别！”

　　郑母竟很顺从，坐下嘟哝着，双手仍捧着布包。

　　郑娟弟弟也说：“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郑娟又喝道：“没你插嘴的份儿！”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昆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看到那小寡妇对母亲和弟弟的凶样子，见证了她的另一面让他有些不快。他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子过，却是装凶，不是真凶，而她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他暗想，如果自己有那么一个懂事又是盲人的弟弟，才舍不得呵斥呢！

　　他听到郑娟大声说：“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她。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她那双丹风眼中投射出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他，停顿片刻，加重语气接着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之人多了，我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到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那钱，别弄脏了我家炕。你走吧！走！快走！……”

　　周秉昆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似的。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

　　“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啊！滚啊你！”

　　郑娟的手直指周秉昆的脸。

　　秉昆的脸红过一阵后，又变得煞白。

　　他猛地往起一站，将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他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猎狗吠声所惊吓的野兽冲到了外边，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

　　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到了外边。

　　那老妪说：“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向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她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他俩并没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她弟，她就根本不愿活了！她那样不是冲你，她是在冲自己的命发火呀！”

　　老妪脸上淌下泪来，朝秉昆可怜兮兮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盲少年也从旁说：“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没对谁发过火。”他的眼中也淌下泪来。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啊……”身材瘦小的老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

　　周秉昆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赶紧上前一步，双手将郑母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生气。”

　　他从兜里掏出信封，递到了郑母手里。她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盲少年问：“我妈进屋了？”

　　秉昆说：“是的，她进屋了。”

　　盲少年又问：“我妈哭了吧？”

　　秉昆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她没哭。”

　　“我觉得，她是哭了。”

　　“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轻易是不会哭的。”

　　“可……她是在哀求你。”

　　“是啊，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你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

　　秉昆摸了摸那盲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盲人，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你把钱给我妈了？”

　　“给了，哪能不给呢！”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原谅了，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秉昆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那才二十一二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

　　“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来，你还肯吗？”

　　秉昆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我也求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鸡蛋，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帮我们的话。我们太需要帮助了，可谁又会帮助我们呢……”

　　那盲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快，使秉昆措手不及。那时秉昆仍蹲着，并没站起，愣了愣，忽然将他拉入怀中，紧紧抱住了。周秉昆居然联想到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斯捷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时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斯捷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

　　盲少年在他怀中失声痛哭。

　　周秉昆觉得仿佛也是斯捷潘在自己怀中失声痛哭。

　　他不知不觉地流泪了，对那盲少年耳语：“好孩子，别哭，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盲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好。”

　　“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我姓周，名秉昆。同样没骗你，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叫你秉昆哥吗？”

　　“当然可以。”

　　“秉昆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啊，那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

　　“你放心，我不会的。”

　　周秉昆就那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

　　秉昆走出那条胡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似的，仿佛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转成了工作单位，却仍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不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世上真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面前，他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

　　他的心仿佛被刚刚摆脱的事掏空了。那事已经过去，如同历史，如同从他心里滔滔流过的江河水，冲走了内心里的许多脏东西，包括堆积在内心边边角角的脏东西。他知道那类脏东西以前在自己的内心里一直有，就好比烟道通烟必挂烟油，自己每长一岁，内心里的脏东西也就挂得越厚，堆积得越多。就在刚才，在郑娟家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所产生的首先是一种狂野的简直难以克制的冲动，那就是扑到她家的炕上扑倒她的冲动。如果她顺从，那么他求之不得。如果她不顺从，那么他会打她，直至她不再反抗。

　　他很明白自己心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狂野的冲动——因为从一开始他便怀揣着莫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好奇，想要亲眼见识见识，和涂志强秘密结为夫妻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答应那瘸子二人求他的事。不论是相求还是逼迫，如果在他内心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那种莫大的好奇，瘸子二人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在他拎着鸡蛋走向那条胡同时，他一次次说服自己，他的好奇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哪一个像他这种年龄，未婚，不曾与女性发生过任何一点儿亲密关系的青年，会不好奇呢？何况她已成了小寡妇！何况他是给她送钱去！四十元是不少的一笔钱。自己这一代人，有多少父亲们每个月才挣五六十元钱啊！

　　更何况，自己内心里并非仅有好奇，毕竟还多少有些同情。但他不曾料到或者说他不明白的是——一进入郑家的门，一见到炕上的郑娟是那种样子时，他的同情心顿时被狂野的冲动一冲而光。那时，仿佛同情是内心嫩草，而那种狂野的冲动是喷火器。

　　他还有几分明白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同情之所以被狂野的冲动一扫而光，第一，因为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第二，因为她衣着不整，未梳未洗，反而对他造成更巨大的从没遭遇过的异性诱惑；第三，他内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他涂志强的女人凭什么是一个美人儿？凭什么啊！不必与各方面优越又出色的青年比，就单与自己比吧，无论从家庭情况，还是从给别人的印象来说，他涂志强究竟有哪一点比自己强呢？自己起码没什么不良记录吧？第四，他当时认为她是卑贱的——与一个有不良记录的青年结为夫妻，结果让自己最终成了一个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小寡妇，难道不是卑贱的吗？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贱，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的，以上都是他内心里当时的真实活动。一个不过是酱油厂的苦力工的青年，去给一个卑贱的女子送去为数不少的一笔钱，见她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类美女，于是难以克制地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迫不得已使用暴力征服了她，那也算不上是多么罪恶的事吧？须知她可是一个卑贱的女子，而自己是一个一向循规蹈矩的好青年啊！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看，那样的事果然发生了的话，也未尝不是她的幸运呢。

　　周秉昆与别的青年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曾有一个时期经常听哥哥姐姐们一起分析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深受影响，不知不觉便也养成了对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文学间接给予了他那么一种后天禀赋，一种从未为人所知的能力。

　　那一天，他站在胡同口的高处，转身望着曲里拐弯的小道，良久没有离去，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比以往都认真而严肃的分析。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冬日里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当空，胡同人家的屋顶（如果那也算是屋顶的话）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盲少年郑光明举着一片瓶底望着他，他不知道双目失明的人究竟还能望得见什么？在他看来，阳光照耀之下的盲少年的头顶，似有异样的光辉。那当然是他的错觉，因为他也盯着那片瓶底看了一会儿，瓶底所反射的有色的光让他有些晕眩。

　　秉昆对那盲少年内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对自己的突然一跪。

　　那一跪让秉昆悟到了一个道理——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里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

　　那时周秉昆内心里空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了忧伤。

　　秉昆在“上坎”的坡路上遇见了肖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口中呼出的酒气。

　　红脸大汉似的孙赶超说：“瞎掰！我们明明都看见你是从太平胡同走上来的，还在胡同口站了半天，好像胡同里有人送你似的！”

　　“是个姑娘吧？”

　　“那还用问？不是个姑娘他能站那么久吗？”

　　“听说，那胡同里还有不少人家没户口呢，秉昆，你可千万别被一个没户口的小狐狸精迷住，以后麻烦大了！”

　　他们真一句假一句嘻嘻哈哈地打趣他，唯独肖国庆一声不响背对着他。

　　秉昆说自己为了抄近道才走太平胡同的，也问他们干什么去了。

　　孙赶超说他们去肖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肖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才二十三岁，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的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肖国庆家度蜜月。

　　肖国庆终于朝大家转过身，抗议道：“干部就是干部，你干吗非加个老字啊？我姐夫才三十几岁，你们都看到了，老吗？”

　　大家就争着证明不老，看上去很年轻。

　　孙赶超说：“你这家伙较什么真啊！”他将肖国庆往周秉昆跟前一推再推，推得他俩几乎撞脸了才作罢。

　　孙赶超又说：“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昆，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不许错过机会，问他！”

　　另外三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秉昆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肖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

　　肖国庆说：“问就问！秉昆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跟哥儿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地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发飙要用木板拍你？”

　　秉昆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肖国庆真挚地说：“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遂将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

　　大家听他说得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与人说罢了。

　　孙赶超又问他，怎么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

　　秉昆反问：“都想听？”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想听！”

　　又问：“简单说也得说上一会儿，宁愿站在路边挨冻？”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

　　这些底层人家的小儿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依他们想来，能帮周秉昆那么快调成工作单位的人，肯定是上层人士啊！

　　在他们对社会阶层谱系的认识观念中，科长级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厂的厂长、派出所所长们，统统都属实权人物；而处以上包括处级干部，则便是所谓上层人物了。

　　秉昆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他们以前去过周家，见过周家的大美人儿周蓉。秉昆没讲几句，他们又都兴趣索然不想听了——从美人儿与上层人士家的儿子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啊！前提太苛刻了啊！

　　孙赶超第一个说：“秉昆，那什么，以后再听你讲吧，哥儿几个还要到别处去。”

　　秉昆却恼火了，不快地说：“你们非让我讲的！我刚讲你们就走那不行！不想听也得给我听完了，谁走我和谁绝交！”

　　他一认真，大家就不便走了，都不愿让他扫兴。

　　肖国庆首先表态说：“那咱们就听秉昆讲完吧！要不确实是咱们不对了。”

　　于是，他们都像小朋友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似的，一个个挨着冻，耐着性子，表现良好地听周秉昆讲下去。

　　秉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同自来水龙头拧开了，并且是长期锈死的自来水龙头被蛮劲儿拧开了，螺丝口拧秃噜了，不太容易关上了；肖国庆、孙赶超们则渐渐听得有兴味了，入迷了。大美人儿秉昆的姐姐与当初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后来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儿子之间那种一波三折的关系，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一种男女关系，太特殊了呀，太不一般化了呀！反正周蓉并不是自己的姐姐，他们对她行为的评论，便不像周秉昆那么痛心疾首，竟然都说周蓉太了不起了，简直可歌可泣！一个个净说歌颂的话，秉昆自己却讲得泪汪汪的。待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自卑，讲到在酱油厂备感屈辱的状况时，大家的表情反而都大为轻松了。

　　孙赶超问：“讲完了？”

　　周秉昆跺着脚说讲完了，他的脚已冻疼了。

　　肖国庆问：“照你的说法，你们周家不可能再与蔡家有什么关系啰？”

　　秉昆高叫道：“哎，我讲了半天你究竟认真听了没有啊？我说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了吗？问问他们几个，我说了吗？”

　　其他人都摇头证明根本没有。

　　秉昆脸颊上都冻着泪痕了，他不无失落地说：“就我姐与蔡晓光有过那么一段古怪关系，我求了他一次，他帮了我一次，我俩以后也就剩再见到时点点头说几句话的关系了。我姐与他的那点儿古怪关系被我一次性用完，而且用得也不好，结果与没用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一回事。”

　　孙赶超说：“听，反应多快，立刻封咱们嘴，怕咱们以后会让他间接求那个蔡晓光帮什么忙似的。”

　　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

第八章

　　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若谁家少有客人登门，便是尴尬之事；而客人不断，则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为此，好吃的主要是为待客储备，自家享用反在其次。

　　一九七三年春节，比一九七二年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大米从朝鲜换来的明太鱼了，凭票每人二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限制不太严格。人口多的人家便分几次买，一次只买一张票的，那么数口之家便可多买几斤。各商店知道这一奥秘，却不戳破，也不嫌麻烦。供应充足嘛，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过春节多吃上几条鱼呢？商店卖鱼的也都是普通百姓啊。在有些方面，只要没谁干涉，老百姓是愿意向着老百姓的。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也是中国用大米换的。多年难得见到的瓜子、花生、芝麻酱、香油、虾酱，都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花生，曾让A市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若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农民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但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兄弟，也和市里人一样多年没吃过瓜子、花生了。现在见到的瓜子、花生等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那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近，装船出口方便。

　　一种说法是，为出口生产的东西多了，没处存放，索性供应给人民。另一种说法是，毛主席觉得，出了林彪事件，人民肯定吃惊不小，指示周总理要让人民过副食丰富的春节，为人民压惊。并且，也可以用事实批驳林彪反党集团的“国富民穷”论。

　　两种说法各有理由，A市人都以欢乐的好心情同时接受。毕竟得到了实惠，谁还去争哪种说法更可信呢？已经是“文革”的第七个年头，辩论亢奋退烧了，大字报仍时有出现，即使打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旗号企图引起广泛关注，那也很少有人理睬。

　　最让A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那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时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怎么啦？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也分外青睐茶和檀香皂——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杯红茶，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的婚事，茶和檀香皂可有可无。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操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筷子虾酱，吃起来像点心。

　　腊月二十九中午，肖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儿上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四十八元合买一百斤，每家出十六元，每家分三十三斤又三两猪肉。

　　周秉昆问：“消息可靠吗？”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儿，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赶去买，引起骚乱。

　　周母问：“买一百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五斤以内呢！”

　　她难以相信。

　　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地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一百斤啊！

　　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话，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儿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秉昆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

　　秉昆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

　　“可居家过日子，谁家会一下子拿出十六元钱买肉啊！”

　　母亲犹豫。

　　秉昆说：“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嘛！妈，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

　　孙赶超又说：“大娘你还真得快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二十多元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

　　秉昆也没太听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

　　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待三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都变成了雪人。

　　肖国庆问孙赶超：“肯定是这儿吗？”

　　孙赶超说：“应该就是这儿。”

　　秉昆说：“是不是，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

　　孙赶超说：“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

　　“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

　　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

　　秉昆问：“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没人回答他的话。

　　肖国庆小声说：“还问什么，肯定就这儿。”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

　　秉昆小声说：“我俩不用写了吧？”

　　孙赶超也小声说：“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们三个人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那男人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莫如不等，秉昆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二十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店里地方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秉昆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

　　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被大雪覆盖得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住着人。

　　靠路边有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筒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

　　国庆说：“你看树上是些什么？”

　　秉昆定睛看了看说：“没什么啊。”

　　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操成雪团，挥臂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飞起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身上落下雪时才变黑了——原来是群乌鸦。附近再没别的高处可落，乌鸦们呱呱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国庆走到马路这边时，有几人见他俩衣袖上有数字，其中一人问：“是排队买肉的吧？”

　　国庆警觉地反问：“谁告诉你们来的？”

　　那几个人互相看着，支支吾吾，显得很谨慎。

　　秉昆不禁笑了，热心地说是的，还告诉人家窗台上有粉笔，进了屋第一件事要抓起笔来往自己袖子上写号。

　　几个人谢过，进入店里。不久，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昆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凭票了，怕忽然变化，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

　　国庆和秉昆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把肉买回去不可。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人走近，秉昆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秉昆和二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但双方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

　　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秉昆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秉昆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成了工友，他俩就无缘由地孤立他。

　　赶超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儿，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

　　秉昆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

　　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

　　赶超拦住他俩说：“不用急，人家秉昆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他话音刚落，秉昆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就往曹德宝和吕川袖子上写号。

　　秉昆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昆说不必，窗台上已多了几截粉笔。

　　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住店门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曹德宝笑道：“我猜着你要问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

　　赶超说：“错！我要问的是，你俩为什么成心孤立秉昆，从实招来！”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

　　国庆也说：“秉昆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呀？他是我和赶超的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愿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吕川口中愤愤地迸出一句话。

　　赶超就说：“来来来，听我讲故事。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昆了。”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背风雪。

　　“他主讲，我补充！”国庆说着也跟了过去。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国庆转身朝他喊：“你别傻站那儿挨冻，进店里暖和去！”

　　秉昆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他由涂志强成了杀人犯被公开处决，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位舍命救工友的老工人。以前木材加工厂的宣传窗里一年到头贴着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涂志强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来，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在宣传窗里了。他不认为涂志强天生就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韩伟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他认为他俩的死，都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是的，是冲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呀，这两个字一时控制了谁，谁那时就处在危险边缘了，不但对别人危险，也往往使自己临险而不知。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在酱油厂出渣车间时，他曾几次想抡起板锨朝曹德宝和吕川劈去。当时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使他俩死于锨下。他俩对他的挑衅和挤对，他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哆嗦。现在，赶超与国庆却在外边为他和曹德宝、吕川的关系说和！自己与肖国庆、孙赶超在木材加工厂时关系也不是多么铁，可自从在“上坎”的坡下偶然见着了他俩，说起了自己一些不愿对外人说的事，他俩现在已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了。不到郑娟家去送钱，那天就见不到肖国庆和孙赶超。见不到他俩，今天就不会同他俩来买肉，也就见不到曹德宝和吕川，自己内心里的恶念就还在，酱油厂出渣车间便仍是一个暗伏杀机的可怕地方，自己和曹德宝、吕川的人生就劫数犹存！

　　他也想到了小龚叔叔、母亲以及老所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位每月挣四十几元钱的民警，能说他不普通吗？一个根本就没有工资，由家庭妇女们选出的街道干部，也再普通不过了呀！老所长就不普通吗？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被上级批评：“你工作怎么做的？这个所长你还能当不能当？”经常被些老娘们儿指着鼻子问：“我家的婆媳矛盾你都不管，那你干什么吃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毕竟是派出所所长，不普通。在秉昆看来，他却只不过是有点儿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有一次自己下班回家，见母亲正送老所长出家门，老所长毕恭毕敬地对母亲说：“街道的治安工作，群众的团结问题，今后还要请您多操心啊，拜托了！”双腿一并，庄庄重重地向母亲敬了个礼。那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而有小龚叔叔、母亲、老所长这样一些人，即使无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起码能给予人世间一点儿及时的温暖和抚慰。

　　他还想到了肖国庆和孙赶超，两个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多么好的工友，已经不在一个厂了，忽然就与自己关系好起来。怎么就好起来了呢？他还没想明白。他俩却在做着母亲经常做的事——为了能让曹德宝和吕川以后不再孤立自己，在这郊区小商店里正做着视为己任的说服工作呢！肖国庆和孙赶超在他内心里的形象一下子特别的可亲可爱了。他进而想到了郑娟——自己为她所做的事不可告人，若被韩伟遭遇到的那类小人所知，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某些麻烦，以后究竟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忘记那事为好呢？他不是没掂量过那事的对错，他多次在心里暗自掂量，每次的结论都是对。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盲少年，自己要配那盲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他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肖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秉昆！”

　　他站了起来。

　　肖国庆一摆头：“出来一下。”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

　　孙赶超说：“你俩，表现点儿实际行动啊！”

　　曹德宝说：“秉昆，你的事，我和吕川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咱们的关系不会那样了。”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在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会离开的主，所以看着你来气，理解理解我俩啊！”

　　秉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

　　肖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赶超，他俩各说那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曹德宝抗议道：“别得理不让人，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说罢进入小店去了。

　　吕川说：“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话到了，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嘛！”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

　　国庆对赶超说：“就这样了？”

　　“也只能就这样了。”赶超拍着秉昆的肩又说，“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怎样，主要还得靠你自己。”

　　秉昆问：“你跟他俩说我什么了？”

　　国庆说：“还能说你什么？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替你讲给他俩一遍。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争上游”。

　　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昆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占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点。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六点多的时候，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近邻，却说肉还在市里冷库呢，并没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像炸了窝，逼着他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儿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秉昆他们虽也早就失去了耐心，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

　　秉昆忍不住，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给冷库打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呢？”

　　女服务员说：“都这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秉昆坚持道：“你打一次看看嘛！如果那边确实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女服务员说：“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这时，小商店的负责人已不知躲哪儿去了。

　　秉昆耐心地恳求说：“那请你把那边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她，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

　　秉昆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

　　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强调非得三十儿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

　　秉昆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

　　他放下电话，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安静了。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这不是耍人玩嘛！如果通知我的是随时打电话随时往这儿送，我为什么非要拖到三十儿上午？我有病啊，以为挨骂舒服啊？”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将压秤抬外边来，将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预备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昆们一样，是将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周秉昆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人买那扇肉一百一十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二人买那扇肉一百零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

　　秉昆问吕川怎么样。

　　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

　　秉昆就让曹德宝跟在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看出来了。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秉昆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儿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地反唇相讥：“你这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牢骚，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我看早点儿把自己累死算了……”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

　　国庆大叫一声：“我的肉！”——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摔倒了也得你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一会儿？”

　　秉昆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国庆提议，先都到秉昆家去，将两扇肉分成五份，然后各带着自己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儿上午还要忙。

　　赶超说：“同意。秉昆家近，就他母亲一个人，外屋也宽敞，不至于太添乱。”

　　曹德宝和吕川也同意，那样他俩继续往自己家走时，肩上都少一半分量了。

　　秉昆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锯。

　　等秉昆将肖国庆们送出自家小院时，黑夜悄然过去，天快亮了。他返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

　　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时，见母亲在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儿，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儿。秉昆睡足了，来了精神，将刀换成锯，接替母亲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秉昆说，那你喂鸡。母亲还真仔细地将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

　　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三十儿这一天！

　　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晚来过家里，希望秉昆带着她和春燕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她已向街坊将平板车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来小时就到了。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成分。

　　秉昆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时，还让母亲搓过背呢！

　　他保证说：“妈，今晚保证让你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吗不沾沾光呢？”

　　酱油厂洗浴间的热水管通道坏了，他也多日没洗澡，连自己都觉得身上有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儿晚上痛痛快快洗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一九四九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六十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相。

　　秉昆估计三十儿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将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秉昆妈喋喋不休，但秉昆分明觉得更是大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儿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秉昆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她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她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秉昆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就出来了。觉得里边热，他到外边等着。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支。刚欲交钱，改主意买了支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她一家的春节将怎么过呢？肯定没人去拜年啊，别人家也不会欢迎她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她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大过于郑家，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也会有小龚叔叔和母亲那样一些人去抚慰……

　　秉昆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内拥出些人来。其中一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赤裸的胸脯，下身穿的却是裤衩，脚着拖鞋。他背着个人，背上的人叫疼不止……

　　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跑到马路边拦车。那年月没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尽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运货卡车，也不是随时可见。

　　秉昆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五十多岁，五十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

　　秉昆就让浴池的服务员将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将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

　　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小伙子，求你送我到‘一三一’啊！”

　　秉昆说：“市立一院近，‘一三一’远不少呢！”

　　老爷子坚待道：“听我的，去‘一三一’！”

　　“一三一”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一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一三一”，秉昆只得从命。

　　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

　　那样子去往“一三一”，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

　　秉昆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将“老爷子”的脚包严了。

　　老爷子说：“你不冷？”

　　秉昆说：“我年轻，火力旺。”

　　老爷子说：“咱俩好有缘。”

　　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被汗湿透。

　　老爷子说：“我叫马守常，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只要是医院三十五岁以上的人，见着哪一个告诉哪一个就行。”

　　秉昆遵命，老爷子被抬进医院去了。

　　秉昆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欲蹬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

　　秉昆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地说：“不必了吧？”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你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快点儿。”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

第九章

　　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见秉昆一副压力不小的样子，哥哥宽慰他说：“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

　　秉昆问：“你指咱俩和周蓉的儿女？”

　　哥哥庄重地说：“是啊，我们必然是会有儿女的啊。”

　　哥哥还说，那些书大部分是别人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的，也有冬梅姐的几本，别人家里不便保留，所以集中送到较为安全的周家来了。哥哥最后说：“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

　　他又问：“哥，你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哥哥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的人只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不够的，哥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姐姐不在家。

　　哥哥的话虽然并没让他觉得有多光荣，但确实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使命的责任感。家里就两间屋，床底下是百姓家最能藏些东西的地方，可里外间都是火炕，没法藏任何东西。哥哥姐姐走了以后，秉昆不知该将那只箱子藏哪儿，索性摆在外屋的原处，冬天往箱盖上压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再用块布罩住。他那简单的头脑里记住了一句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的话——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很聪明地在书上边放了一层干辣椒，一为防虫，二为障不良之人的眼。而他之所以选择《怎么办？》来看，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这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

　　上午，秉昆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快中午时，母亲回来了。秉昆说他不饿，母亲煮了几个冻饺子自己吃罢睡了。一阵困意袭来，秉昆也睡了。醒时两点多了，母亲又去拜年了。近几年的初一都是如此，母亲对拜年这件事一年比一年认真，如同领导干部对待值班，她说：“初一都拜遍，春节就能过踏实了。”

　　傍晚，母亲回来时眼睛红红的，秉昆料想她准是陪韩伟妈哭过了。他什么话都没问，有什么可问的呢？

　　哥哥去年回家时用攒下的钱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不但能听市台、省台，还能听北京台、中央台，家里一下子蓬荜生辉。

　　母子俩听着样板戏默默吃罢晚饭，母亲关了收音机，上了炕，从炕箱里取出一个布包，盘腿而坐。

　　布包里包着姐姐周蓉寄来的信。

　　秉昆放下《怎么办？》，主动问：“先读哪封？”

　　母亲平静地说：“哪封都行。”

　　于是秉昆替母亲打开布包，随便拿起了一封信。

　　这件事成了近几年初一晚上母子间的保留节目，只有哥哥春节探家回来了例外。哥哥总是争取与冬梅姐一块儿探家，三十儿晚上他俩陪冬梅姐的母亲过。冬梅姐的母亲原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她父亲一样还都没有获得“解放”，而她父亲身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初一晚上，他俩准在周家这边过，冬梅姐往往会住下不走。有哥哥和冬梅姐在，母亲总是很开心。

　　秉昆拿起的是姐姐从贵州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封信。

　　“妈妈，女儿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叫我怎么办呢？”——那封信秉昆几乎能背了，第一次读时，母亲一听到这句话就哭出了声。

　　“这叫什么话呢？秉昆你说你姐这信里写的是什么话啊！她当初如果不爱上那个倒霉的男人，不就没后来这一切事了吗？怎么办，怎么办，生米做成熟饭了才说怎么办，不是一切都晚了吗？”母亲当时的哭诉，秉昆记忆犹新。

　　可这一次，母亲没像往年似的边听边流泪，她很平静地说：“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把脸转向了秉昆，慈祥地望着他，似乎在用目光问：“是不是啊，秉昆？”

　　他小声说：“妈说得对。”

　　他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母亲既不说别读了，也不说还读。他读得口干舌燥，起身喝了几口水再坐到炕边时，见母亲已将信用布包好了。

　　母亲问：“儿子，没烦吧？”

　　秉昆说：“给妈念姐的信，一百遍也不烦。”

　　“老疙瘩知道理解我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念了。”母亲说着，将被褥展开，将布包塞入被窝里，她分明是要搂着那布包睡了。怕自己看书让母亲难以入睡，秉昆抱起自己的被褥枕头，关了灯，去外间屋躺着继续看《怎么办？》。

　　然而郑娟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似乎还带着她的体温。并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穿得少，终于一丝不挂，双手捂着乳房，小腿向后斜伸，以一种期待般的神态对他凝眸睇视。她的面容白里透红，红里透粉，而身子却是白皙的，像白玉雕的，柔润的光泽晃他的眼。

　　他看不下去《怎么办？》了，也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

　　正月初三那天，秉昆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疑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也成了郑娟的样子，她昨晚一次次浮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

　　母亲已起来了，在扫里屋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

　　他懒懒地说：“什么都行。”为了抵抗令自己备感羞耻的想象，他用被子蒙上了头。

　　母亲又问：“你晓光哥，他初几会来呢？”

　　秉昆早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没执行，他搪塞说：“我再没见着过他。”

　　“大点儿声，妈听不清。”

　　他只得将头从被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对。”

　　“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来啊。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

　　“真这样就好。”

　　“晚上，我的几个工友会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酱油厂的。”

　　“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听来，母亲有几分高兴。

　　吃罢早饭，秉昆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去蔡晓光家表达一番谢意。他仅仅是表达谢意，并无其他杂念。他决定，即使蔡晓光主动问起他在酱油厂的情况，自己也只说挺好，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不再盼着早日离开出渣车间了，宁愿陪曹德宝和吕川撑下去。如果有两次离开的机会，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他希望先离开的是曹德宝或吕川，而非自己。自己对他俩太不公平了！经过了共同买肉的事，他相信他俩已不再歧视他了，他更愿进一步与他俩成为朋友。既然在同一个厂同是苦力工，为什么不呢？是的，他只想去向蔡晓光表达谢意，为了自己转厂这件事上他所费的心，为了他仍与姐姐保持着联系。他认为，后一件事，对自己的姐姐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蔡晓光家他去过一次，替姐姐还给他一本书。他家住的是有美观小院的俄式大砖房，他连院子也没进，隔着木栅栏完成了任务。蔡晓光没哥没姐，只有一个妹妹。他参加工作后，十五六岁的同父异母妹妹穿上军装成了小文艺兵。他生母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卫生员，负过伤，获得过勋章，在他上中学那年病故了。继母比他父亲小不少，是部队的机要干部。蔡晓光家没下乡子女，秉昆估计他们家不见得有山货，就用旅行兜装了不少哥哥春节前托战友捎回来的木耳、蘑菇、干黄花菜、榛子之类。

　　这一次，他还是连院子也没进，因为远远就望见蔡家院外的马路边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军车，想必他家正有不少客人。他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过马路去，又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停住，从车上跃下二男二女四个小文艺兵，各自拎着、背着乐器盒子。其中一个少年大声问一个少女：“蔡乐乐，我怎么称呼你父亲呀？”叫蔡乐乐的小女兵说：“叫他蔡大校，他最高兴了！”于是四个花瓶般好看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笑着跑进院子。

　　他猜测叫蔡乐乐的少女定是蔡晓光的妹妹无疑，倏然意识到，还是不进院子好。

　　秉昆也没什么失落感，甚至因为自己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做什么事而有几分愉快。

　　秉昆决定将那一兜子东西送给郑娟家。没有谁家初一会插着门，他打定主意将东西放进郑家的门斗转身就走。他想，如果郑娟猜到了是他送去的，下次他再送钱去，她就不至于坚决拒绝。如果她以为是“瘸子”他们让人送去的，那也好，他对她一家三口的心意实现了。

　　郑家的外门果然虚掩着，他也确实做到了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一秒钟都没停留。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劈头就问道：“你哥托人捎回来的东西，你都送人了？”

　　秉昆听出了母亲的惋惜，撒谎说自己去给蔡家拜过年了，第一次去，总不能空手啊，蔡家的人挺稀罕那些东西的。

　　母亲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欣然地说：“好，好，儿子你做得对，越来越懂事了。咱家在全市也没一门亲戚，是得将朋友当亲戚经常联系着。妈老了，街道的事情多，顾不上，人情世故方面又不擅长，今后就得靠你了。”

　　秉昆早已看出，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那一天他明白了，母亲原来也不例外。这使他心里难免有点儿酸楚，因为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脱俗的。

　　他由母亲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哈着谁的人，给人一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印象，尽管从没说过“我是工人我怕谁”这句话。但父亲确实说过另一句在秉昆听来很牛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跟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那是“文革”刚开始那一年的事，有什么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到家里，向休探亲假的父亲调查什么人的历史问题。对方的态度令父亲反感，他便沉下脸说了那么一句话。从此，秉昆不再仅仅视父亲为一个养活自己的人，而对父亲钦敬有加，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

　　初三下午，他继续看《怎么办？》，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他已经习惯了每两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而父亲只能在家里住十二天。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表妹”，一个扎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她是自己“表妹”时，赶超直向秉昆使眼色，秉昆便明白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那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秉昆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将谁当成亲兄弟一般了。秉昆深谙此点，母亲也明白这近乎一种仪式，意义重大。母子俩便都将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

　　国庆和赶超带来了象棋、军棋、扑克。象棋子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偷偷做成的。赶超善于刻图章，象棋上的字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那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他获得了许多称赞。

　　吕川带来了一套戏法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高超。“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判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

　　秉昆问他戏法变得怎么样了。

　　他谦虚地说：“一会儿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他也没好心情认真教我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儿进步的。”

　　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人家背着大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琴盒拖地了。国庆替他说，那大提琴有历史了，五十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老毛子”家的男主人曾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后，患病死在A市了。曹德宝他爸替那“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与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那大提琴。曹德宝他爸过意不去，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清楚那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认为越往后会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太爱收了。何况又是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那是根本没法学的。大提琴陪伴着曹德宝成长，他爸见他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能拉几首曲子，也就不打算卖了。

　　几个青年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昆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

　　吴倩问曹德宝：“为什么你爸当年回赠的是一只大公鸡，而不是一只老母鸡呢？”

　　曹德宝说：“知识浅薄了吧？国庆，你以后要给你表妹补补民间的常识啊！当表哥的有这义务，表哥那也不能白当嘛！”

　　国庆刚想对“表妹”说什么，赶超抢着说：“我替你补我替你补，你这表哥以后补课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发扬发扬风格，先把机会让给我。”

　　秉昆也不知道大公鸡或老母鸡在民间有什么不同。

　　赶超的说法是，送别人家老母鸡，感情的重点在于祝福健康，关爱的是对方的身体。而送别人大公鸡，则又多了一层命运关怀的含义。因为大公鸡是天上司晨官在民间的化身，谐音上又代表公平，有公平就有正义。送别人家大公鸡意味着祝福人家常年平安无事，始终有公平和正义庇护着。

　　国庆这时才说：“我知道的还真不如你知道的多，我刚才想对她说，大公鸡比老母鸡肉多。”

　　吴倩眨巴眨巴眼睛问：“公鸡不下蛋，不管送给了谁家，几天后就杀了，炖了，吃了。把公平正义都给吃了，还怎么指望它能庇护人呢？”

　　她这一问，将每一个人都给问住了。

　　家里来了这么多年轻人，有了多年没有过的热闹，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一边在外屋忙着煎炒烹炸，一边大声说：“孩子，有些事不必那么钻牛角尖去想。在咱们民间，大事要讲大道理，大道理须在人心这杆秤上经得住一称。至于小事上那些小道理，不求非讲得多么科学，比如每年三十儿晚上，都把旧灶王爷像给烧了，不是烧灶王爷本身，是送他借着火势上天庭。把大公鸡给杀了吃了，也是同样的意思。天庭的官员都是不死的。他不死，公平和正义也就不死嘛！”

　　母亲一番话，让满座粲然，皆点头不止。

　　曹德宝嘘呼地大声说：“哎呀大娘，您太了不起了，太有思想了！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吴倩却仍刨根问底：“当年，那‘老毛子’家命运怎样了，需要咱们中国人送一只大公鸡表示祝福？”

　　秉昆们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国庆小声对她说：“哪天我陪你看一次《列宁在十月》，你就明白了。”

　　吴倩说：“我看过几次了，与那部电影有什么关系？”

　　国庆耐心地说：“你的话恰恰证明你从没看明白过嘛！所以需要我再陪你看一次，边看边给你讲。”

　　吴倩还想问什么，忽听有人踢门。从门响声听来，的确是踢而不是敲门或以拳擂门。

　　母亲不高兴地大声说：“秉昆，你看看去，大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

　　秉昆赶紧起身去开了门，见是春燕，一手攥一把糖葫芦，一手攥一把冰棍。她随秉昆进了里屋后，国庆们望着她一时都无语了。她来前显然精心地将自己捯饬了一番——头发卷出了大波浪卷，恰到妙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她生有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昆看出，她也将双眉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里，脸庞竟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她脸上肯定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昆并不晓得春燕们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的着数，对她的脸竟然变得那么白了暗觉吃惊，诧异地看着她一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她穿了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儿紧身小袄，一条黑呢裤，脚上还是秉昆见她穿过的那双高靿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她的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有几分美另当别论。

　　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支，分了。”一边说，一边将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支冰棍一支糖葫芦，春燕两只手里还有，秉昆就找了个托盘解放了她的双手。

　　国庆们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她。

　　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傻看着她，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秉昆说：“你也傻看着我干吗呀，看得人怪不自在的，快向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谁都看出，其实她心里不但自得，简直无比快活。

　　秉昆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同学，他强调说：“都别误会啊，不掺半点儿表哥表妹的关系。”

　　春燕宾至如归，大大方方地坐下，一腿横担一腿，双手抱着上边那条腿的膝盖，看定秉昆大大咧咧地说：“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板上钉钉了。”

　　秉昆正色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胡说，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

　　春燕笑道：“三十儿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秉昆腾地站起，推开里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辣烟蹿入里屋呛着大家，将里外屋的门关上了。她没听到春燕在里屋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是有那么回事。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儿应着。”

　　秉昆只得违心地说：“妈放心，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

　　他退回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圈走，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肉麻的话语，一句接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秉昆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身边坐下，凑趣地赔着笑脸听。

　　母亲端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

　　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十儿晚她送两位妈回家时定下的。

　　母亲拍着脑门说：“你不来我把这事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呀！”

　　春燕说：“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周家热闹，她哪里还愿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身上解下围裙，扯下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

　　秉昆对她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看出她的做法正中国庆们下怀，只得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

　　曹德宝居然提议道：“哥儿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言罢带头鼓掌。

　　“好！”大家齐发一声喊，跟着大鼓其掌。

　　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了，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春燕在掌声中扎上围裙、戴上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

　　曹德宝看着秉昆说：“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不知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

　　秉昆笑道：“愿去就去。我这干哥刚当了不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

　　吕川大叫：“我也要当助手！”

　　曹德宝反对道：“我先表态的，她用不着两个助手！”

　　赶超识时务地说：“他俩都在争了，那我就弃权，但小二可得由我来当，我愿替她端盘子。”

　　只有国庆和秉昆一样，默默看着，听着，哂笑着。秉昆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地起哄。秉昆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秉昆虽然对她有流水无情般坐怀不乱的定力，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觉好笑。转而又一想，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工，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儿的低等劳动者。除了画上、电影里和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美女，猛一见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见着了《聊斋》里才有的狐仙鬼魅呗！何况，她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他倒有点儿怜悯朋友们了，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便要笑陪始终。

　　曹德宝将他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

　　秉昆未解其意，反问：“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曹德宝朝国庆和“表妹”摆摆下巴，秉昆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说：“她还没主呢。”

　　“多谢指点。”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肩，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秉昆说罢最后那话，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有点儿自责，却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总不能说“她是我的吧”？她明明不是“自己的”，怎可那么霸道地说呢？于是释然了。

　　吕川招呼秉昆过去与他下棋，赶超也要与秉昆杀一盘。吕川倒可爱，替秉昆与赶超摆好棋，自己陪国庆和吴倩“争上游”。

　　赶超一边与秉昆下棋，一边小声问：“看出国庆有心事没有？”

　　秉昆说看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

　　赶超更小声地说：“因为吴倩。”

　　秉昆朝吴倩瞥一眼，困惑地问：“她怎么了？”

　　赶超说，吴倩的下巴和上唇两边是刮过的，因为几天不刮就会长出胡子来，不算密，稀稀疏疏的，却还长得挺黑挺快。国庆陪吴倩去医院求治过，西医也确诊是病，告诉他们叫“激素紊乱症”，说西医没什么药到病除的办法，建议去看中医。吴倩服了多服中药，没有效果，所以国庆闹心，吴倩苦恼。国庆几次产生与吴倩分手的念头，又怕吴倩经不起那种感情打击，疯了或轻生，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赶超问：“你说国庆可怎么办呢？”

　　秉昆同情地说：“是啊，可怎么办呢？”

　　赶超替国庆轻轻叹息。

　　秉昆陪着叹息，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恍然大悟到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所谓人生，原本便是一个怎么办接着一个怎么办的无休止的过程。正如自己和朋友们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处境怎么办好，也不能排忧解难地互相启发怎么办好，更不知长此以往今后该怎么办……

　　与秉昆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间快手，大约半小时后，第一道菜已由她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儿饿，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曾说愿当小二了。秉昆将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个个大快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碗酒后，众人皆大呼：“爽！爽！”

　　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待春燕和曹德宝也落座后，大家一个个还是只顾闷头吃着喝着，谁的嘴都没工夫说话。

　　春燕抗议道：“你们都是哑巴俱乐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天，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得给句评语吧？”

　　大家这才一个个口齿不清地说“好，好”，都将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饱后，这才收敛了一开始那种凌厉的战斗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饮，打开了各自的话匣子。

　　除个别人，他们这样一些底层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将话题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没人响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也是如此。哪一个同龄人如果太关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倒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兴趣。“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条语录，他们也能一张嘴就说出来，但那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不过脑子的，好比一听到口号如雷就习惯于本能地举起手臂那样。

　　关心政治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亦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的专利。那时他们还都是“红小兵”，并没轮上过轰轰烈烈地造什么反的机会，只不过将哥哥姐姐们的“革命行动”当成一场场街头或广场上演的大戏来看而已。等他们也到了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哥哥姐姐们却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虽然他们仅比哥哥姐姐们小四五岁或两三岁，但与哥哥姐姐们很是不同。远离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等于远离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们却仍都生活在那种分明存在的差别之中。有些差别不仅无法超越，而且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人与他们玩什么平等的游戏，哥哥姐姐们的造反并没有成功地为城市或为他们自己反出什么平等的遗产。所以，如果他们中谁的哥哥姐姐当初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下乡了并没给自己给家里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内心里就对哥哥姐姐们当初的“革命行动”颇不以为然，还会私下里极不敬地嘲讽为二杆子冒傻气。

　　后来长大了的他们，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他们，逐渐了解社会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参与政治运动应该首先有点儿政治头脑。他们心里又都清楚，姐姐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哥哥们中有也不多，几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们只不过跟着大形势瞎起哄两年罢了。何况，对于政治，他们也真的没什么自己的话非讲不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东风越来越猛，西风越来越弱”，“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这么讲，老百姓还剩下什么更乐观的话可说呢？非说相反的话，那不是反动吗？从本质上说，他们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变成“政治动物”之时，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感动物。

　　以为若不聊政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空间会很宽泛，则就大错特错了——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他们都聊不来，那不可能是他们的知识长项。但若据此以为他们朋友间便没了什么可聊的话题，那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中许许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凡能力，即使在一支铅笔那么细的话题范围内，也能聊起兴致，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别是在守着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状态下。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极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凑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缘的话，往往就会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他们也那样的。

　　曹德宝讲了他家那条街上的一件真人真事。一对年轻人结婚的第二天，新娘子将新郎告到了派出所，说新郎整夜都对她耍流氓，而她是绝不愿以后做一个流氓的妻子的，要求派出所把新郎抓起来。

　　春燕刚饮入一口酒，笑得急扭身扑哧将酒喷在地上，嘲道：“白痴！要是我哪天入了洞房，整晚上耍流氓的肯定就是我！”

　　话语铿锵，掷地有声，举座为之愕然。

　　吕川说：“哎呀妈呀，你太是女中豪杰了，服了服了，今天彻底服了。”

　　秉昆替她害臊，又不愿被她看出，借口要为大家洗冻梨，起身到外屋去了。

　　但春燕已经看出，赶紧又说：“醉话醉话，谁都千万别传啊，如果传到我们单位或在我们街道上传开了，那我休想当成市里的标兵了！”

　　曹德宝一拍桌子，霍然而立，环视别人，朗声问：“谁敢？谁敢？谁敢坏咱们春燕的好事，我跟他仇大了！”

　　赶超连说：“岂敢岂敢，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刀搁在脖子上也不会做那种小人才做的事啊！”

　　国庆也说：“对对，春燕你放心，在座的没一个是小人。”

　　吴倩看着他们四个演戏似的亦真亦假的表情，听着他们讨好卖乖的话，不免又心生几分醋意，酸溜溜地说：“人家明明只是秉昆一个人的干妹妹，现在咋成‘咱们’大家的了呢？”

　　秉昆在外屋听得分明，用托盘端着冻梨进来，放在桌上后正色道：“都哪说哪了啊，市里的标兵还真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一旦传出去，问题严重了。”

　　不料，春燕醉眼斜看着他问：“干哥哥，你确实在乎我这干妹妹当得上当不上吗？”

　　秉昆不愿理她那种故作风情的样子，只管坐下，抓起一个梨低头吃着。

　　春燕不肯罢休，催促道：“干哥哥，说嘛，说嘛！”

　　大家也都你一句我一句地逼他说，仿佛如果不说，他就是一个小人似的。

　　秉昆不胜其烦，瞪着春燕没好气地说：“你问得有意思吗？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我能不在乎吗？”

　　他的话刚一说完，春燕已同时起身，一步跨到了跟前，捧住脸就在他脑门上啧啧有声地连亲了数下。

　　除了吴倩，那哥儿几个全都双手拍着桌子学四川话大叫：“要得！要得！”

　　闹腾了一番，终于安静，他们一个个又都抓起冻梨吃。

　　国庆忽然说：“趁这会儿安静，我也讲件事儿，不是咱们市里的，是郊区一个村子里的。千真万确是真事儿，我听小舅讲的，他是那个村的。”

　　于是大家洗耳恭听。

　　国庆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在郊区某村，有一对确定了恋爱关系已在筹备婚事的青年男女，男的是大车把式，女的是供销社的出纳员。女方家里一直嫌男方家里穷，彩礼给得抠抠搜搜的，不断阻碍着婚事，还动不动就说些吹灯拔蜡的话。结果呢，逼得小伙子产生不良念头了。他 想怎么才能比较容易地弄到笔钱将婚事筹备下去呢？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供销社。除了供销社经常会有百八十元钱，全村再也没什么有钱的地方啊！他选择供销社作为盗窃的目标，还因为情况比较熟，对象是出纳嘛。哪个日子钱多少，他都从对象口中套清楚规律了。某天夜里，他就蒙了头，只露两只眼睛，也不带手电，撬开供销社的门溜了进去。平时供销社是没人打更的，偏偏那天夜里鬼使神差，姑娘嫌家里闷热，抱着枕头睡到供销社的小财务室去了。而所谓财务室其实就像周家的里外屋，与店面是通着的，连门也没有，挂块布帘，很小，用木板和土坯搭了张窄床，还堆了些货。姑娘为了给自己壮胆，往枕头下放了把尖刀。她对象一进入供销社，姑娘惊醒了，手持尖刀与贼人搏斗起来。大夏天的，都穿得少，小伙子先挨了一刀，但也夺过了刀。他想跑，姑娘死死抱住了他一条腿，大喊抓贼。小伙子明知她是自己对象，不敢说话，怕一说话姑娘听出了他是谁，那对象关系不就完了吗？但也舍不得用刀扎她，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啊，所以小伙子用刀在她身上乱比画，以为一吓唬她就放开了。姑娘却根本不怕，喊声更大，也将他的腿抱得更紧了。小伙子急了，朝她身上不是要害的地方扎了一刀。姑娘一疼，不喊“抓贼”了，改口喊“杀人啦”。小伙子更急了，结果就失去理智，朝姑娘身上接连捅了几刀。村民们闻声赶到，三下五除二将小伙子制伏。姑娘却因伤势严重，死在了送往医院的半道上……

　　男人们听罢，一个个大发感既种种的议论，表达的似乎主要是对 小伙子的同情。春燕和吴倩两个女的，脸上渐渐都出现了怫然之色。春燕想说什么还没来得及说，话最少的吴倩拍案而起。

　　吴倩拧着国庆耳朵，迫使他也站了起来。她双手一推，国庆倒退数步，差点儿跌倒。她指着国庆厉声质问：“国庆你什么意思？你讲那么一件破事儿居心何在？你想跟我吹你就明说，用不着来这一套暗示的！”她的手臂在空中划了段弧线，环指着男人们又道，“你们没一个好东西！都还有没有点儿起码的正义感了？宁为公字死，不为私字生，那姑娘哪点儿做错了？你说！你说！……”

　　包括秉昆在内的五个男人面面相觑，呆如木鸡。

　　春燕将刚才要说的话忘了，反替秉昆打抱不平，她瞪着吴倩训斥：“你别把我干哥也捎上，他一言未发！”

　　吴倩又冲春燕嚷道：“一言不发就对了吗？他如果是有正义感的，为什么不反驳他们三个？还有你！亏你也是女的！听着他们三个男的一句句尽说我们可怜的姐妹的不是，你为什么也不反驳？”

　　她胸脯大起大伏，唰唰流泪不止，看那样，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国庆忍无可忍地大叫一声：“你给我滚！”

　　吴倩哇地哭出了声，往外便跑。

　　曹德宝抢前一步，将她拦住，搂着肩将她搂到外屋，关上门好言相劝。

　　秉昆自言自语：“她的话倒是挺在理，可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啊！”

　　赶超说：“很明显，她也有几分醉了，再加上内心苦恼，得有个机会发泄一下。”

　　春燕问是什么性质的苦恼？

　　赶超欲言又止，看国庆。

　　国庆没好气地说：“你要讲就讲，别看我。藏不住掖不严的事，我不怕丢人。”

　　秉昆制止道：“不许讲，讲给她听有什么用？”

　　春燕就更想知道了。

　　于是，赶超将吴倩长胡子哪儿哪儿也治不好的事讲了。

　　在外屋劝吴倩的曹德宝，正怎么也劝不好她呢，但听春燕在里屋大声说：“吴倩你给我进来！你的苦恼，那是小事儿一桩。替你排忧解难，包在姐身上了！”

　　曹德宝将吴倩轻轻推入里屋，按着她重新坐下，春燕笑道：“还多亏你一闹，使我成了你的贵人了，这不是坏事变好事，闹出能使你高兴的结果了吗？”

　　春燕说，她师傅有祖传秘方，专治吴倩那种激素紊乱的病，服几服她师傅开的中药，再配合她师傅研制的外敷药膏，最多一个月就能将病根除了。那药膏特神奇，睡前涂上，用热手绢盖几分钟，趁着手绢还没凉，轻轻一擦，就毫毛不见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老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逗留本市的外国女人也有长了胡子又没办法解决的，都是不惜重金请她师傅治好的。当年她师傅虽是修脚的，靠修脚出名，但却主要靠挣那些外国女人的钱提高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一九四九年后，师傅偶尔也能从中国女人手中挣那份钱，但一九六〇年后，领导坚决不许师傅挣那份儿容易把人思想意识搞乱的钱了。她师傅怕连累了领导，也不想成为“黑典型”，也就洗手不干了。

　　吕川不解地问：“那怎么就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呢？”

　　春燕说：“女人因那种事苦恼，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爱美吗？如果不爱美，哪个女人还在乎那事儿？可话又说回来，谁为女人解决了那种苦恼，不是等于助长了女人们的小资产阶级爱美意识吗？人的头脑里才多大点儿地方，这种思想意识装多了，那种思想意识能装进去的可不就少了呗。所以说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要靠思想意识来争夺人的。”

　　秉昆他们方才已经犯了思想立场性质的错误，听春燕说得头头是道，此时便都谨慎起来，唯恐出语冒失，再次因言获罪，一个个深明大义地点头不止，表现出与春燕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模样。

　　吴倩却冷不丁地冒出了话：“王八蛋坏犊子们才那么认为！姐你听我的。我的头脑像搅拌机，不管装进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左搅右搅，搅来搅去，最后都能给它搅成了无产阶级的。我的事，你不管可不行！”

　　春燕俨然主宰着吴倩命运的大姐大，一言九鼎地说：“放心吧，我的老妹子，等过了春节，你让国庆陪你去我单位找我，我把两种药都为你准备好了！”

　　春燕口中，早已不说“澡堂子”三个字了，不知从哪一天起，被“我单位”或“我工作的地方”取代了。

　　不唯吴倩，每一个人听了春燕的话都很高兴。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

　　曹德宝也技痒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

　　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么大个？！”

　　曹德宝撇嘴道：“拉小提琴的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小提琴有什么听头？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大提琴什么声……听，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共鸣当然就好。”

　　所有人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

　　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揉慢抚，忽而重按速搓。

　　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

　　春燕将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来。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脉脉含情。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将自己坐的椅子搬近曹德宝。那当儿，秉昆发现赶超往春燕袄兜里塞入了纸条。春燕未觉，秉昆也不声张。

　　秉昆心里竟然起了一点儿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

　　他不禁心里对自己说：“秉昆，秉昆，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

　　曹德宝终于停弓，甩了一下长发，扭动着脖子说：“累了，告一段落。”

　　吕川说：“刚才没上主食吧，我怎么忽然饿了呢？”

　　于是春燕起身去煮饺子。

　　吴倩泪眼汪汪地问曹德宝：“你拉的什么曲子？”

　　曹德宝深藏不露地说：“外国经典。”

　　“难怪我从没听到过。”吴倩掏出手绢拭拭眼眶，脸上也有了点儿自卑。

　　吕川讶然地问她：“你听懂了吗？感动得快流泪了？”

　　吴倩难为情地说：“有什么听得懂听不懂的，音乐谁长着耳朵不会听？听着觉得挺忧伤的，心情也跟着忧伤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曹德宝以大师般的口吻说：“音乐是有力量的。请都记住，音乐是有力量的！她的话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吕川虔诚地说：“承认，承认。我虽然并没眼泪汪汪，但是我承认。”

　　秉昆听得出来，曹德宝只不过是将《红河谷》《老黑奴》《寻梦园》《巴比伦河》等几首外国歌典不间断地拉了一遍——哥姐姐和准嫂子冬梅都是爱唱歌的人，那些外国歌曲他们下乡前经常一起唱。

　　秉昆一点儿也不饿。

　　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已经十点多了，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A市的夜晚寂静而寒冷，除了没风，与入冬以来的任何一个夜晚毫无不同。他边走边想，在这一座城市，在这一个夜晚，对于所有底层人家的儿子而言，他是多么的幸运！朋友们沾了他的光也是多么的幸运！几万户底层人家中，估计没有一户人家有足够的空间能容七个男女青年吃着喝着各显其能地玩到十点多！这真要感激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不是将自家的房子盖得宽敞了些，他们今晚哪有地方可聚呢？也不知那些根本没地方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估计早已睡下了吧。

　　秉昆没能从春燕家将母亲接走。

　　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她爸加班。除了秉昆妈，春燕家还有三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秉昆也没记住。他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她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酣睡在春燕家炕上了。

　　秉昆嘟哝：“我妈沾酒就醉的。”

　　春燕的一个姨说：“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春燕妈说：“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晚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为她开门！”

　　秉昆愣了片刻，不以为然地说：“婶，那合适吗？”

　　春燕妈数落道：“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姑娘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家俩屋两铺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春燕她姑笑道：“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春燕她另一个姨就下了炕，趿拉着鞋，边往外推他边说：“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也没人为她开门。”

　　秉昆无奈地回到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了饺子，结伴先走了。

　　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她背后，半搂着她，手把手教她。

　　秉昆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教琴的还都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她，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你要是也不想走，就陪我睡外屋。但是再不许你俩把琴弄出声来，嗑着瓜子说话说到天亮都可以！”

　　初四天刚亮，秉昆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握扫炕笤帚。

　　秉昆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布纹已透明了。

　　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你打我干什么？”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她尖叫道：“周秉昆，你麻烦大啦！”

　　秉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你别在我家像母夜叉似的冲我叫！我做什么不好的事麻烦大了？”

　　“曹德宝他昨晚也没走！”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他也在我家睡一宿了吗？”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那里屋那么长的炕，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这……那是你俩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啊？”

　　“就关你的事！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他也就春节这两天刚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钻你就任他钻呀？”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秉昆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反正你逃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可是处女！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春燕句句进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昆是那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

　　秉昆光火起来，瞪着眼睛朝她一指，厉声道：“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

　　“我先对你不客气！打你打你打你！”

　　春燕又挥起了笤帚，劈头盖脸地朝秉昆乱打，打得秉昆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

　　忽然二人都呆住了——秉昆妈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母亲说：“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春燕说：“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母亲就问秉昆：“昨晚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秉昆指着春燕大声说：“问她！”

　　春燕也指着秉昆大声说：“问你才对！”她说完跑入里屋，呜呜哭起来。

　　母亲将里外屋门关上，缓缓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看母亲那样子，非但不觉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窃喜几分似的。

　　秉昆真是气极了，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玷污他们周家的家门，但那也不能不对母亲说呀！春燕在里屋呜呜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去问春燕的。由她把一切责任都往他身上推，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白。

　　可那事又实在很不好说，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说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

　　“究竟算不算强奸……那你得问春燕了……”

　　他没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得含糊其词地回答。太难为他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母亲喃喃自语，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

　　他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了。

　　母亲用手指戳着他太阳穴，压低声音气急败坏地说：“你呀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春燕在屋里高叫：“大娘，你别听他胡说了，进屋听我说吧！”

　　母亲往里屋走时，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后，随手将里外屋门关上了。

　　秉昆顾不上穿衣服，蹦到地上，赤脚走到里外屋门口，耳贴门缝偷听。

　　春燕终于情绪平定，话也说得挺客观。她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他喝醉了，而自己喝得比他还多。自然，她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春燕啊，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与秉昆成了一对儿，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母亲的声音不禁颤抖了。

　　春燕说：“我不知道，我心乱。”

　　母亲说：“你和你秉昆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

　　春燕说：“是的，大娘。”

　　母亲说：“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

　　春燕说：“是的，大娘。”

　　屋里沉默了一阵。

　　秉昆将门推开道缝，见母亲与春燕对面而坐，春燕低头摆弄衣角，母亲端详着她。

　　母亲试探地问：“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春燕立刻回答：“那样也行。”

　　在秉昆听来，她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到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

　　坐在她对面的母亲竟没发现。

　　那时母亲也低下头，叹了口长气之后自言自语：“但愿他还没有对象。”

　　秉昆忍不住在门外大叫：“肯定没有！”

第十章

　　在三个儿女之间，周母最看重的是长子秉义，周志刚内心里则更爱女儿周蓉，因为她最善于讨他欢心。

　　冬季的贵州也冷极了，许多地方春节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头仍白着。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单般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来，几个小时就会化得一干二净。然而贵州深山里的人们，这一年已经六七天没见着太阳的脸了。

　　阴沉的天气使那种湿冷更加恼人，仿佛血管里流的不是温热的血，而是即将结冰的冰水，从里往外感到冷。整个人泡在热水里似乎也暖和不过来，穿得再厚盖几床被子也还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贵州像要停止季节变化，一直那么阴冷下去了。

　　所谓深山里的人们，不仅指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小村里的农民（在东北，那么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贵州山区，那么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进行“大三线”建设的来自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省的国防工业大军与建筑大军。

　　“大三线”建设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革”初期乱了一两年，二三十万人马也曾因为谁更革命分成了几大“造反派”组织，但自从实行军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为红色代称的省革命委员会之后，誓不两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当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大三线’建设”的阶级敌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开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资保障、服务保障都给贵州带来了巨大压力，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贵州与国务院专设了一条保障畅通的红色电话专线。那些人大多隶属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军事通信三大系统。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特种部队”“精锐部队”。此外，还有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筑工人大军，他们也是从各省抽调的“精锐部队”，东北籍的建筑工人最多。这是因为东北最先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建筑工人们经过的大规模施工的历练最早，经验最丰富，最善于攻坚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这样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他们抓住机会，发挥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造反”，实际上反来反去，最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闹着被调回本省而已。屈指算来，他们离开本省已近十年，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许多人几经辗转，从陕西、甘肃、新疆再折向四川继而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在哪一个省的生活都是异常艰苦，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革命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革命”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局面平定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大三线”建筑工人们并没全都放假。山岭深处，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继续着——不完全是生产竞赛，因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国家损失巨大。许多工人享受的是，干一天休一天的春节假期。

　　初三上午十点多钟，从山里顺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头的工人。一身蓝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经湿透了，脚上的旧胶鞋泥污不堪，两腮黑茬茬的络腮胡子显然已多日没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

　　周志刚头戴一顶当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毡帽，天气实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来护住耳朵。

　　这一天虽然很冷，他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他背一只大竹篓，里边装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腊肉，还有几块肥皂、一包蜡烛、一双新胶鞋。

　　他要去看女儿，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几字头是山里农民对“大三线”工人的区别叫法，后者与家人或亲友的通信地址只有“贵州”二字，其后是以数字为番号的信箱，有时最多加上地区名称。他们的工作服上，也印着与通信地址一致的首位数字，为的是相互容易识别，便于管理。在当地农民们眼里，“大三线”工人们都具有一种类似保密部队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对“大三线”建设实行军管的穿军服的真正部队官兵们，在他们看来倒一点儿都不神秘了。自从实行军管后，凡组织、煽动冲击“大三线”工程工地或机关单位的行为，一律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情节严重的带头者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九一三”事件后，那些有“大三线”工程的贵州大山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异乎寻常的疑重，这一点连农民们都感觉到了。安检路卡站岗的士兵们的表情更加严肃，委托农民从集上买东西的工人也几乎没有了——那样做的工人是严重违反纪律，因为很可能使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为提高广大工人的警惕性，春节前各属区都放映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然而，周志刚还是做了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个农民朋友在三十儿那天买了竹篓里那五斤腊肉。他与对方交往已有两三年，从骨缝里都确信对方绝不会坑害他。“大三线”单位对于国营商店同样不放心，职工食堂的粮食、蔬菜乃至酱醋之类调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车一卡车从山外运进山里，负责押运的往往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周志刚作为工人班长敢冒受处分的危险，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视纪律的工人。依他想来，自己毕竟是将一背篓东西背出山去，而不是从山外背入山里，即使以纪律来论，错误的性质那也是不同的。非要处分他的话，程度也或许较轻。何况，他不是从一处工地带往另一外工地，而只不过是要带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没什么问题，是他用春节前省下的饭票从食堂买的。在贵州，面粉较少见，几乎只有“大三线”工人的食堂才有。因为许多工人是从东北等地来到贵州的，吃不惯当地产的双季大米，那种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伤了，面粉意味着是对他们健康的一种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刚考虑到女儿周蓉肯定也吃不惯糙米，怕她把胃吃伤。女儿自幼胃就不好，这他是知道的。二十斤面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若能在女儿胃病犯了的时候可以做两顿疙瘩汤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胶鞋是发的。肥皂三个月一块，胶鞋每年一双。他经常主动打扫公共浴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机会将别人弃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来，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样他每年可省下两三块肥皂，以前是探家时带回去给家里用。“大三线”工人最费的是鞋，一双发下来的新鞋穿在脚上，往往不出三个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烂了。工人们曾闹着要求每年多发一双胶鞋，他们的要求也被逐级向上反映过，但上级最终的答复是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尽量对“大三线”工人做出保障了，过高的要求只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再予以考虑，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刚居然连胶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双——他不仅学会了补鞋，而且还跟农民学会了编草鞋。实际上工人们并不将农民叫农民，而叫山民，尽管他们确实是居住在深山里，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可耕种土地少得可怜，每当撬落山坡上的大石头，就往石头窝里撒一把菜种。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了种种贫穷现象，但冬季初入贵州山里时，从卡车上见一个又一个村子里跑出些三四岁到十来岁衣不遮体的男孩女孩，委实大为惊骇！惊骇甫过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泪，卡车再路过村子时，不忍复见那情形，便转身背对车两旁了。那些孩子跑出村子只不过是围住卡车讨吃的，一个个面黄肌瘦骨形凸现，工人们便将自己充饥的干粮一番番从车上大弯着腰递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几乎没有人从车上抛过干粮，都是手递手地给予。孩子们一手接过一块干粮大口吃着，另一只手还直伸着默默讨要。破衣烂衫的大人们伫立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已有先头进山负责安全保卫的人们逐村劝告过他们，卡车途经时不得靠近。那些山民们都极其老实，便绝不靠近，仅允许自己的孩子们乞讨。他们的家，说是某种善于搭窝的高等动物的巢穴也毫不夸张。

　　贵州深山里山民们的贫穷状况，让许许多多初入山区的“三线”工人受到了震撼。

　　当他们自身带的干粮沿途给完了，便开始翻找车上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有些车上有面包、饼干、水果罐头和肉罐头，是工地职工商店的采购员随车采购的。于是，一些新调来的工人便从车上给孩子们拿那些更高级的食品。

　　采购员们当然要干涉。

　　工人们当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双方在车上发生肢体冲突。

　　周志刚所在的卡车便发生了这种事。

　　当时，车上的采购员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枪来对空放了一枪——极个别的采购员是特许佩枪的，因为他们往往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经常不得不与形形色色好坏莫辨的人同搭一车，或独自走一段山路。“大三线”大军初入山区时，山区的夜里每闻狼嚎。

　　枪声才使意气用事的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采购员挥舞着握枪的手大吼：“就你们他妈的是人吗？就你们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是石头心秤砣心啊？东西没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你们他妈的替我想过吗？”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购员想一想。

　　作为老工人的周志刚向司机建议，再要路过村子时，干脆加快车速开过去为好，那样卡车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怜的孩子围住，车上也不会再起冲突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觉得周志刚的建议有道理。

　　正因为他听了周志刚的建议，不幸发生了——那辆卡车经过下一个村子时，轧死了一个少年。当那少年的父亲，一个有着一张黧黑的瘦脸、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横托着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的遗体呆站在车头前边时，“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头脑顿时一片空白。那时山里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万籁俱寂，静得不可思议。

　　那父亲并不看卡车上的人。他低着头，只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的尸体，儿子的嘴角不断往地上滴着血。

　　卡车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边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呆如小石人。

　　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了，连看都没看那父亲一眼，却朝车上嚷嚷：“谁让我开快车的？谁让我开快车的？”

　　周志刚这才缓过神，小声说：“我。”

　　司机指着他吼：“你他妈给我下来！”

　　周志刚顺从地跳下了车。

　　小伙子司机一拳将他击倒于地，接着一脚又一脚狠踢他。

　　幸而这时从后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一名军官和一位干部。

　　当卡车继续向前开时，周志刚听到车上有人放声大哭——车上不全是男人，还有一名要前往山里职工医院报到的女护士……

　　周志刚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从四川调到贵州来的。那次从四川调来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筑工人。

　　临行，领导在欢送会上说：“把你们调往贵州，不仅因为四川这边的建筑工程已经提前出色地完成了，还因为你们都是建设‘大三线’的优秀的老工人！你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好样的工人！而且，你们也是最听党的话的工人！现在，贵州需要你们！党命令你们去往贵州，在那里继续发挥你们的榜样作用！有没有怕那边的生活更艰苦不愿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条嗓子震耳欲聋地喊：

　　“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会过餐，解谗地饱饱吃过大块大块的肉，还有四川当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气个个都很足。

　　在他们中，最情愿从四川调往贵州的便是周志刚。他们确实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实如领导所说的那样，贵州的“大三线”建设急需他们这些优秀工人。实际上，四川的“大三线”工人已闹过事了，稳定局面当然同样是军管起了关键性作用。贵州的返省工潮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这样一些“大三线”工人军团中的老兵，没有卷入在四川早先发生过的同样性质的工潮中，被认为表现良好，于是领导希望他们能在贵州的“大三线”工人中起凝聚作用。从四川到贵州，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调动无所谓，周志刚却是梦寐以求，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因为他与女儿离得近了。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没见过女儿了。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间知道了女儿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发誓再也不见她了。然而，终究是父亲，周蓉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最惦念的是女儿。他不怎么惦念长子秉义，千千万万人家的儿女都下乡了，自己的长子也下乡了，有什么可惦念的呢？何况，秉义是有主见的，无须自己这个父亲操什么心。又何况，秉义的婚姻大事下乡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对郝冬梅很满意，认为她与秉义哪方面都十分般配。至于她的父亲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那有什么呢？成了“走资派”也证明着一种资格，起码证明人家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亲也确实是老革命，曾在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担任过师长，是东北抗日联军一员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两处伤疤。一处差点儿击中心脏，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为烈士。这样的人如果还不算老革命，那还得有多么光荣的历史才算呢？周志刚对于出生入死抗过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虽还没见过郝冬梅的父亲，内心里已分享到莫大的光荣了。再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国会一直折腾不休，非将这些经过生死考验的干部都当垃圾扔了不可。至于小儿子秉昆，周志刚更不惦念。他留城工作，从小老实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边操心着，没什么可惦念的。

　　确确实实，他最惦念的是女儿周蓉。

　　如果女儿也下乡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儿，还曾是高干的女儿，人家不也下乡了吗？千千万万人家的女儿不都下乡了吗？他的女儿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用糖浆吹的糖人儿，不会一沾火就会烧成灰、一碰就会破个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个娇气的女孩，从小到大，并没拿自己当过家里的宝。相反，她还总拿自己当家长似的。他和老伴说应该先给哪个孩子添件新衣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全中国人都挨饿那三年，女儿在饭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没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发现，女儿背着他俩和哥哥弟弟，一边嘎嘣嘎嘣嚼着从水缸里铲下的冰片，一边看书或写作业——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里落下的。每当想起女儿的件件往事，周志刚就会惦念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劳动时老当益壮不知什么叫累，肯定是为了保住多年连续被评为劳模的荣誉，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后腰酸腿疼，却甘愿累成那样——累成那样，晚上就可以睡好觉，不因想女儿而彻夜失眠了。

　　当女儿不经意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后，他经常想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长成一个大美人儿的女儿，将来会嫁给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福气做自己女儿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轻妇女都认为女儿应该去当演员，那么漂亮不当演员可惜了。女儿却不止一次对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考大学，毕业后争取留在大学，当大学老师；但凡有一丝可能，那就要争取成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样的人。

　　女儿解释：“你们就想，教授是大学老师中的老师吧。”

　　他问：“那就是大学里学问很高的那一类人了？”

　　女儿说：“可以这么认为。”

　　他当即斩钉截铁地表态：“支持！砸锅卖铁爸也支持！”

　　老伴却说：“也不至于到砸锅卖铁那地步。女儿，爸妈保证，只要你考上了，爸妈就肯定供得起。咱家不是有家传的值钱东西嘛！”

　　女儿明白妈指的是什么，扑哧笑了，旋即庄重地说：“爸，妈，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学，而且有信心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那东西当传家宝留给你们小儿子吧。”

　　周志刚向老伴使了个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则心领神会，试探地问：“蓉啊，趁你哥和你弟都不在家，咱娘俩说点儿悄悄话，向妈透露透露你的真实想法，我女儿将来希望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女儿大笑起来，笑罢，反问：“妈，想套我的话是不是？我爸刚才向你使眼色，当我没看出来？”

　　做母亲的板脸道：“别管你爸使没使眼色，我当妈的还没权利问问你吗？”

　　女儿大声说：“爸，那你也在外屋听清楚了啊，我刚上高中，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还压根儿没考虑过呢。有一点可以预先告诉你们，那就是：我将来的爱情肯定要由自己做主，希望爸妈那时给我充分的自由！”

　　周志刚在外屋首先大声表态：“给！给！绝对给！爸才不会替我女儿搞包办婚姻那一套。这都什么年月了，你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是讲民主、讲平等的人。”

　　周志刚走在碎石路上，没因为回忆起了那些与女儿有关的往事而有丝毫愉快，相反，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被自己万难接受的现实所欺压的无奈和屈辱。他认为那种欺压是女儿造成的，但一想到女儿肯定也深陷于她自己造成的苦境之中，心中便无怨无恨只有怜惜了。

　　究竟一个怎样的男人，会使女儿宁愿让父母伤心、哥哥弟弟蒙羞，而破釜沉舟、一意孤行地追着他来到瘫气弥漫的贵州深山里，与他共同生活呢？

　　他困惑不解。他此行去见女儿，不仅仅是由于对女儿的朝思暮想，也是要去见到那个男人。

　　难道他是一个脑后发出七彩祥光隐于凡尘的仙人不成？

　　他不信。他要亲眼见识见识。

　　没调到贵州来以前，周志刚曾多次在家信中要求小儿子将姐姐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秉昆却从没写在回信中。他明白，小儿子一再成心忽略，肯定也是老伴的主张，怕他一旦有了地址，会接连不断地写信责骂周蓉，他后来理解了他们的顾虑。倘那时他已有了地址，当然会接连不断地给女儿写信，对她大加责骂。多亏那时他没有地址，果真那样做了他现在会后悔死的。

　　调到贵州以后，他给大儿子秉义去了一封不短的信，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已经不恨周蓉，但是太想她了，想到了夜里经常大睁着双眼睡不着觉的程度，快神经衰弱，开始服安眠药了。这是真的。他在那封信中恳求秉义将妹妹的地址告诉他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在信中保证，秉义的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没必要。作为父亲，自己既然调到贵州，与女儿同在一个省，从哪方面讲也应该亲自去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啊！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起码责任，也是起码权利啊！不然，那他还配做父亲吗？

　　他是在扫盲时期才学会写一些字的。内容那么复杂的一封信，仅靠他所会写的那些字不够用。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感情表达，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表述能力。他只得放弃模范老工人的自尊，请工友中一名年轻秀才代笔。

　　那秀才叫郭诚，是工人业余大批判组的笔杆子，自命不凡，也很爱端架子。领导命他写报告，也得好烟好菜供着。他那种恃才自傲，几次将要被转成脱产的专业笔杆子，都因为有人强烈反对而没转成。据说，有那看不惯他自命不凡的样子的领导，对他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妨利用，不得重用。此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下棋，一边看着棋盘寻思棋步，一边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轻蔑口吻回应说：“利用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能耐，没能耐的人就没志气，有志气的话以后别再利用我。”

　　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他说一句顿一秒钟。三句话说完，依旧全神贯注地下棋，仿佛那事儿已如一阵耳旁风过去了。而且，他将那盘棋赢了。

　　后来，曾做过指示的那位领导照样好烟好菜地供着他。

　　不好烟好菜地供着怎么办呢？他写出的报告，即使由领导的嘴来念，工人们也很爱听，还时时报以掌声，还都能听得出来是他写的。这后一点，委实令有的领导羞惭又光火。

　　有的领导教导脱产的专业笔杆子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研究明白了，也改改你们的文风。”

　　那些专业笔杆子不无醋意地问：“是让我们向他学习的意思呗？”

　　领导训斥道：“我说学习二字了吗？他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我会让你们学习他吗？我是猪脑子吗？我说的是让你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发现点儿诀窍。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专业笔杆子便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地研究郭诚代笔所写的一份份报告，深入分析，展开讨论，最后只发现了一条所谓诀窍，那就是郭诚善于往一套套假大空的行文间不显山露水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他在“工人同志们”前边并不像有的专业笔杆子那样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而是在“工人同志们”五个字下边标上黑点，后边加括弧，括弧内强调“响亮的语音”——接下来呢，他居然重复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

　　“你看他，‘工人同志们’后边不用冒号，却用感叹号！紧接着这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但明明用在前的感叹号应该用在这里嘛，他却偏不用在这里，这里反而用的是冒号，显然小学时期没学好标点符号怎么用嘛。我要是当初也为领导这么写报告，估计是进不了咱们这个专业班子的。”

　　“是啊是啊，第二句他也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我’字嘛！”

　　“这儿，这儿，你们看这儿——‘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只有在艰苦环境的外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才会这么说！而我要说的是，艰苦的环境真是让你们大吃苦头了，但你们硬是挺过来了！’——缺了几句什么吧？”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导下——这么重要的一些报告常用语、关键词，他小子根本一句没写！”

　　“我看他是不屑于写！就他这种政治思想水平，怎么能进咱们这个专业的写作班子呢？别人都不反对了，我也要反对到底，他做梦去吧！”

　　专业的笔杆子们愤愤不平，研讨变成了批判。

　　只一味批判也不是个事儿呀，没法向领导汇报啊，于是胡乱凑了几条“研究成果”应付领导。领导对他们最终有所发现颇为满意，决定一份大领导将要在某次职工大会上所做的鼓劲儿报告由他们集体完成。

　　他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一个个心里没谱了。

　　领导要求他们改改文风，也将报告写得让工人爱听点儿，不改明摆着不行。但他们写正规报告早已写惯了，一时不容易改成郭诚那样的文风。如果像郭诚那样刻意少用正规报告中的常用语、关键词，且不论别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就首先受到各自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坚决阻击了。

　　他们也只能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写，硬与自己轻车熟路的习惯写法作对地写。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小领导过目后挺满意，胸有成竹地说：“看来，以后他郭诚连一点儿能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悲，就那么一点儿能被正当利用的价值，自己不知道珍惜，不识抬举，不夹紧了尾巴乖乖地被利用，反而动不动就摆架子，要好烟好菜地供着。你们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永远死心塌地当工人吧，他再也没有从工地上请到这里来的时候了！”

　　领导如同一位主宰命运的神灵，似乎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命运之钉，刚一说完，郭诚便被牢牢地钉在命运之柱上了。

　　专职笔杆子们爱听啊，听了解气！当然也都很乐于充当传旨的神仆。

　　那次郭诚在看别人下棋，听了仿佛没听到，继续为一方支着：“马换炮！还犹豫个什么劲儿？过河卒子干脆不要了，车吃相，将一步，另一车再将！”

　　在他支着下，这一方扭转败局，下了盘和棋。

　　他这才拍着传旨者的肩，笑道：“劳您大驾了啊，可惜我没小费给您，尽义务吧。转告亲爱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以往的多次抬爱，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被利用啊。当工人光荣，劳动增强体魄，艰苦磨炼意志，工人之间的友谊更可靠。我是工人的后代，对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没觉得当工人有多么可怕。”

　　那神仆听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

　　郭诚则坐下与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他喜欢下棋，下得不错。

　　几天后召开工区联合大会，大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工人们在台下不是报以热烈掌声，而是发出阵阵哄笑。他们听出来了——第一，不是郭诚写的；第二，是模仿郭诚的文风写的；第三，模仿得不怎么样，缺乏真情实感。

　　会后，大领导极为不说。

　　将要调往贵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中，就郭诚一人是河北军团的。基层干部怕他想不开，闹出什么不良的事件来，哄他说：“此次单独把你一个河北的调到贵州去，是作为特殊人才支援贵州的。你是有文化的工人，又年轻，那边希望调去几个你这样的。领导舍不得，但得发扬风格，你千万别产生什么不对头的情绪。”

　　这次，他没那么多明嘲暗讽带刺的话了，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明白。”

　　他当然明白有人在整自己，让他领教领教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形单影只的孤独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贵州后，他被分在了周志刚的班里。这个班全是东北军团的老建筑工人，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沉默寡言，还都是倔脾气。他们经验丰富，劳动时遇到某些意外情况，不必到处找技术员工程师，更不会停工等待领导的什么指示，往往凭大家的经验一商议，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了。那些倔脾气的东北农民和“闯关东”闯到东北去的山东农民，脱胎换骨成了沉默寡言的工人，如果不是周志刚那么一个忍辱负重、团结工友的班长率领着，别人还真不好带。

　　郭诚很快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在四川时他是“青年突击队”的，一下子与这些半老不老的倔人编在一个班，太不适应，所以只能以自觉的孤独来对抗人际关系造成的孤独。

　　班长周志刚看在眼里，自然主动地经常接近他，试探着找些他喜欢聊自己也能聊几句的话题，为他补鞋，编草鞋送给他，有空儿还陪他下棋。

　　周志刚自幼经过名师指点，那位名师便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有幸读过四年私塾，不但能背些“四书五经”，还被善弈的私塾先生培养成了方圆百里无对手的民间棋王。周志刚下棋并未成瘾，有那下棋的工夫，他宁肯闲坐会儿，发发呆，享受地吸支烟。下棋要动脑子，他不愿费那份脑子。

　　下棋使郭诚有了班里的第一个朋友。

　　元旦联欢会前，周志刚让他少干两天活，准备准备，代表班里出个节目。

　　他问：“就我一个？”

　　周志刚说：“咱们班的工友，哪个能上台演节目呢？唱不能唱，跳不能跳，逗也不会逗，没法集体上台嘛！你不代表，谁还能代表呢？”

　　郭诚为难了，推托说：“可我也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啊！”

　　周志刚鼓励道：“在四川时，我听说你爱写诗，还喜欢朗诵。你就来首诗吧，但别朗诵什么诗人的诗，谁知道哪一个诗人现在被划在哪条线上了呢？那会惹出麻烦的。再说朗诵别人的诗也没多大意思，得朗诵你自己写的，要不我凭什么给你两天假呢？你必须代表咱们班在联欢会上露一手，就这么定了。”

　　周志刚没有失望，郭诚在联欢会上确确实实露了一手，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工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工人们虽然普遍对诗不感兴趣，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元旦，在贵州深山里，在布置成联欢会场的潮湿山洞，许多人听《工友》听得热泪盈眶。

　　郭诚在新的环境里一夜成名。

　　随后，新领导找到了周志刚，向他了解郭诚的表现。他当然逮着那么个机会就充分利用，将郭诚实打实地夸了一番。在他看来，郭诚确实是个好青年，一名好工人，除了自命不凡，再没什么别的缺点。即使自命不凡的毛病，到贵州后也快改没了。周志刚已经开始喜欢郭诚了。

　　新领导坦率地说，打算将郭诚调到《工地快报》当记者，但还需观察考验他一个时期，要求谈话内容保密。

　　几天后在工地休息时，郭诚悄悄问周志刚：“班长，你成心想要让我快点儿出名，是吧？”

　　周志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说：“你明明是个有特长的青年嘛，不能长期埋没在咱们班。”

　　郭诚又问：“班长，我早就看出你有解不开的心事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周志刚说：“你不能。是人都有心事，以后别问了。”

　　郭诚点点头，紧接着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事，你为什么不透露给我呢？”

　　周志刚看他一眼，明白了他问的是什么事，低声且严肃地说：“领导要求保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千万别四处打听，对你不好。”

　　一个星期天，当周志刚求郭诚代笔给大儿子秉义写封信时，郭诚备觉荣幸，放下正在洗着的衣服赶过来。

　　他嬉皮笑脸地说：“班长，我不管替谁写家信、写情书、写检查、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什么的，一向不是无偿的。我不是贪小便宜，图的是享受一份飘飘然的好感觉。”

　　周志刚就掏出包“大前门”烟塞他兜里了。

　　他却得寸进尺地说：“别人一包就行，你得两包。”

　　周志刚不高兴了，冷下脸说：“小郭子，这你可得给我说清楚。怎么别人一包就行，到我这儿就得两包了？”

　　郭诚一本正经地说：“班长你是谁呀？你是连续多年的各级劳模，别人与你比不了。你又是班长，你求我写封家信居然给我两包烟，那我说起来什么感觉？你要是也只给我一包，说起来不就稀松平常了？我要是非将一包说成两包，那不是说谎吗？你和别人不一样嘛，不能一概而论。也算我求你了，快去再买一包吧，班长大人！”

　　“你这个小郭子呀，真是拿你没治！”周志刚无奈，只得又去买了包“大前门”。

　　待周志刚讲完女儿的事，接着讲完家人出于怎样的顾虑不把女儿的地址告诉他，以及他对女儿的感情变化，郭诚嘬起牙花子来。

　　周志刚失望地问：“怎么，连你也觉得不好写吗？”

　　郭诚说：“不是不是！这封信可太有写头了，对我的水平具有挑战性。我得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去写，两小时后咱们见。”

　　说罢，他将周志刚推走了。

　　两小时后，郭诚不知在何处将四页纸的一封长信写完了。他带着信封胶水来见周志刚，神情凝重地说：“班长，这封信我不能在帐篷里念给你听，帐篷里人太多。”

　　周志刚点头称是。

　　于是二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各自坐在小溪旁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背后是一片野竹林，前边不远处，山泉从一道石缝间无声地流淌下来。

　　郭诚替周志刚点燃一支烟，之后慢声细语地念起信来。

　　待他念完，抬头一看，见老“三线”工人周志刚泪流满面。

　　他也鼻子一酸，仰面朝天地说：“好信呀好信，我郭诚写信的水平从没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估计以后再也写不出这么感人的家信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当上了师部教育处干事的周秉义收到那封信后，并没立即回信。他当然也认为那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写得很有水平，但那些让父亲老泪横流的话语，竟没怎么打动他。因为不是父亲那笔画笨拙的字所写的信，他有种看什么人作品原稿的感觉。父亲写给他的信中总夹杂着错别字，涂涂改改，这封信却一个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用得规范，每一页都干干净净，像是由草稿誊抄过来的。

　　他猜测得不错，郭诚确实写了草稿，字斟句酌地改了一遍，才认认真真抄成此信。

　　周秉义没怎么被打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妹妹周蓉的所作所为，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并不像父亲似的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当时，他读妹妹那一封长信时倒是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妹妹的信让他确信，她绝不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决定的，也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更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刺激好玩，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是全家最明白我的人啊！你知道的，我是你有信仰的妹妹呀！没有信仰我就会像一只被扯掉了头的蜻蜓，可是……我也只有信仰爱情了！除了爱情……”妹妹信中这一段话，秉义当时没太看明白，也不能说完全不明白，意思一看就明白，只不过他自己无法断定省略号省略了些什么字。好在他从团里调到了师里，离郝冬梅当知青那个农场近了。从郝冬梅所住的村子到农场场部才十几里，从农场场部到他那个师的师部二十几里，在公路边经常可以搭上本师的过往卡车。

　　于是，他俩见面频繁了。不论哪一方，只要想见到对方，除了大雪阻路的日子，每个星期日都可以见到。

　　周秉义见到郝冬梅时，将妹妹的长信给她看了。

　　郝冬梅在周蓉的信上，确切地说是在“可是”后边执笔加上了“现在”两个字；又在“除了爱情”后边，加上了“还叫我相信什么”一句话。

　　如此一来，就能念通顺了。

　　周秉义划根火柴将妹妹的信烧成了灰炵。

　　他说：“那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

　　郝冬梅说：“对得起对不起，谁都无法替她打包票，但是再真诚的爱情，那也得以起码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是不是？”

　　周秉义低头沉默片刻，决定地说：“以后我每月给她寄去十元钱。我才三十二元工资，也只能给她寄十元。”

　　他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他和处长同一间办公室，处长是现役，回湖北探家去了。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二层，正值深秋，远山上霜后的红叶红似火。

　　郝冬梅也将目光望向了窗外，沉思着低声说：“她是你妹妹，便是我的妹妹。你知道的，我俩曾处得像亲姐妹似的，以后我也要每月给她寄五元钱，不许你反对。如果两个人的爱情正经受严峻考验，亲人们是有义务呵护它的。即使真爱，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坚韧，恰恰相反，往往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比雌雄鸟兽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还脆弱。因为动物之间的爱情是不附丽任何想象的，也是不寄托任何希望的，所以它们之间的雌雄之爱没什么失望可言。而人会对爱情附丽太多的想象，寄托太多的希望，越是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的爱情，越容易导致后来感到很大的失望。如果咱俩不及时帮助你妹妹，只怕她的爱情结局会被我们不幸言中。”

　　秉义专注地听完冬梅的一番话，站了起来，也将她从椅子上轻轻拉了起来。

　　他看着她的眼睛问：“你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吗？”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她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现出心心相印的浅笑，情不自禁地偎在他怀里，手臂轻柔地搂住了他的腰，耳鬓厮磨脸贴着脸了。

　　他深情地说：“爱情不可能不附丽着想象与希望，但我对我们的爱情的想象和希望控制在极其现实的范围以内，所以你放心，我是不会对我们的爱情失望的。”

　　她说：“我也是的，所以你也要放心。”

　　周秉义看了父亲求人代笔写的信，两天后的星期日带着信去找冬梅。

　　郝冬梅看过信后，感叹地说：“写得真好，看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难受，也不知爸是求什么人写的。这封信不许烧，值得保留。”

　　自从下乡后，她不再叫周志刚“叔”，自然而然地叫“爸”了，但周志刚还没听到她对自己叫过“爸”。

　　秉义说：“那就由你保存。”

　　冬梅问：“你回信了吗？”

　　秉义摇头道：“没有。不知该怎么回，所以要听听你的看法。”

　　他将自己内心的顾虑说了出来，父亲如此小题大做又迫不及待地向自己要妹妹的地址，让他觉得父亲仍耿耿于怀地怨恨着妹妹，一旦有了地址，父亲将会亲自去讨伐。

　　冬梅谴责道：“你怎么能这么猜测自己的父亲呢？不但你，你弟和你妈都知道你妹的地址，想给你妹写封信就可以给你妹写封信，连我这个未来的嫂子也有她的地址，能和她经常通信。就咱爸至今还没你妹的地址，如果不是你或你弟在写给他的信中捎带告诉他你妹的情况，他对你妹的情况就一无所知啊！这对一位父亲太不公平了吧？他到了求人写信向你要你妹地址的可怜地步，证明他对你妹的思念正如信中写的那样！你想嘛，别人写完这封信能不念给他听吗？肯定是要念给他听的呀！如果他内心里强烈又真实的念头是要亲自去‘讨伐’，听完这么一封真情饱满的信，仅仅为的是能从你这儿骗去周蓉的地址，那岂不是太虚伪太可怕了吗？咱爸是那么老谋深算的人吗？咱爸什么时候言行不一过？只有无耻的政客和文痞才耍这种卑鄙的伎俩！而你，我亲爱的人，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复杂了？连自己父亲的真情表白都胡乱猜测起来了？你的猜测明明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严重侮辱嘛，连我都不答应！我代表咱爸向你提出强烈抗议！”

　　冬梅的一番谴责让秉义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连说：“你批评得对，我错了错了，我也不是……其实我只不过就是有那么点儿……”

　　已是一月下旬，二人都觉得事不宜迟，怕写信父亲不能及时收到——从北大荒到贵州山区，太远了啊。特别是，在一头一尾两个地区将一封信压住三四天是司空见惯之事。二人决定赶到县城去发电报，而且要发加急的。

　　离开邮局没走多远，秉义说只发一封加急电报还是不放心，拉着冬梅手跑回邮局去又发了一封。

　　二月八日，周志刚同时收到了两封加急电报，让他有时间为去看女儿做些必要的准备。

　　郭诚对周志刚去看女儿的事特上心，如同周蓉与自己有特殊关系似的。他在正月初二那天为班长联系好了一名运生产物资的卡车司机，人家承诺可以让周志刚坐在驾驶室里。但初二那天工地出现了特殊情况，全班工人苦干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一个个泥猴儿似的回到帐篷里快十点了。在由工兵们爆破炸出的山洞里，先由其他班工人进行一番清理，将松动的石块撬下，将尖锐凸出的石头凿平。之后，周志刚那个瓦工班才接续进入山洞，用石块和砖砌平两侧，用水泥封顶。封顶时，洞顶滴水不止，水泥根本挂不住。周志刚和工友们认为，山都掏空了，那水不可能是地下水，只不过是山体上部有积水层而已，彻底解决的办法唯有自下而上打通积水层，让积水完全泄光。大家议决了就干，那也是他这个班一贯的作风。他们借了几把粗电钻，自下而上钻了多处泄水孔。这下不得了，水柱像拧开的高压喷水枪似的直泄而下，泄塌了一片洞顶。洞顶一出塌方更不得了，仿佛有一大游泳池的水迸泄下来，将水泥搅拌机都冲倒了，周志刚和郭诚等几名工友被一直冲到了洞口。洞顶滴水问题倒是解决了，洞内却变得一片狼藉。接替他们的下一个班工人们不干了，指责他们搞出了事故，人家那班长还把工地值班领导连同工程质量监督员一块儿找来了。

　　领导首先问周志刚：“都伤着没有？”

　　周志刚忐忑地说没有，自己和郭诚只受了点儿表皮伤，不碍事。

　　郭诚等工友就抢着说，不是班长独断专行造成的，是大家一致的决定。

　　领导又说：“没有伤员我就放心了。大年初二，如果出了伤员太对不起你们工人了。”领导转身又问工程质量监督员：“你怎么看？”

　　监督员己这里那里观察过了，向领导报告：“还多亏了周师傅他们，如果先用干水泥勉强将滴水的地方堵堵，马马虎虎的也能封顶。”

　　一名老工人嘟哝：“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啊。”

　　领导说：“那么干不是后患无穷了吗？”

　　监督员说：“是啊是啊，肯定的。”

　　领导最后说：“要对周师傅这个班予以表扬。”

　　班里的老工人们还就是与众不同，都主动留下来帮助下一个班的工人们清理施工现场。

　　周志刚毕竟五十岁出头的人，比不得年轻时候了。前一天太累，睡得也太晚，结果没能早醒过来，也就没能搭上郭诚替他联系好的卡车。

　　郭诚非送他一段不可。

　　“我是去看女儿，咱俩又不是要分别了，你送我干什么呢？回去好好休息！”当班长的坚决反对。

　　郭诚说：“你背着挺沉的东西呢，我帮你背一段也好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他身上取下了竹篓。

　　周志刚见他犟了起来，只得由他。

　　二人走在轧道机轧过的碎石山路上时，宣传站的高音大喇叭开始广播表扬他们班，几里外也能隐约听到。

　　郭诚商量着说：“班长，让我跟你去行不行啊？”

　　周志刚说：“不行。我去看女儿，你与她不认不识，跟去算怎么回事？”

　　郭诚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班长，你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周志刚不悦地说：“别讽刺我，我一名建筑工人有什么伟大的？只不过比别的工人多得了些奖状！”

　　郭诚说：“我指的不是荣誉方面。你女儿那种做法，不是所有父亲都能原谅的。你不但原谅了她，还主动去看她，对她多年没给你写信也能宽大为怀，这很不容易做到。”

　　周志刚叹道：“她是不敢给我写信啊！”

　　路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你女儿周蓉，让我联想到了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什么人物？”

　　“白素贞。”

　　“白素贞是什么人物？”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

　　“你小子怎么偏不往好人物身上联想？”周志刚生气地拍了郭诚的头一下。

　　郭诚辩解道：“班长，你错怪我了！白娘子虽然是蛇精，但她可是中国男人心目中的爱神啊！咱们中国和外国差不多，几乎什么神都有了，偏偏没有一位名正言顺的爱神，这真是怪事儿了！幸亏有《白蛇传》这么伟大的传说故事，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说故事，白娘子填补了咱们中国爱神的空缺……”

　　周志刚更不爱听了，训道：“别胡咧咧起来没完，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再胡咧咧你干脆请回吧！”

　　郭诚虽不敢胡咧咧了，却喊了起来：“爱情万岁！我是爱神丘比特！我要搬开一切爱情的绊脚石！我要让天下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要庇护周蓉！我要用神力助周蓉幸福！”

　　太神奇了，他的喊声一落，身后压过来半天空乌云，骤然间闪电频频，雷声大作！

　　郭诚惊奇地大叫：“班长，你看我多有能耐，连老天爷都回应我的愿望了！”

　　周志刚却跺着脚吼：“这是因为你冒充那个什么‘特’，他光火了！你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嘛！”

　　说时迟，那时快，哗哗地就下起了雨。

　　周志刚说什么也不让郭诚再往前送了。

　　郭诚只得放下竹篓，帮班长背上。周志刚虽已用塑料布将竹篓里的东西包住，郭诚还是怕面粉被淋湿，脱下自己的帆布工作服将竹篓罩严。

　　望着周志刚冒雨前行，只穿件红色跨篮背心的郭诚在大雨中提醒地喊：“班长，迷路时就看看我为你画的图！”

　　郭诚真是细心，预先替周志刚问过许多人，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图上连在什么地方会看到一棵什么样的大树都标明了。

　　周志刚回应道：“我会的！你小子别着凉，快往回跑！”

　　郭诚其实也没送多远。雨声中，周志刚仍能清楚地听到安装在不同方向的三只高音大喇叭的广播。一位电讯专家说过，只要以那样的方位安装三只高音大喇叭，土地爷在地府里都能听到广播，想听不到都无计可施。

　　广播的已不是表扬稿，而是郭诚那首暴得大名的长诗《工友》——由女广播员念，但不如郭诚自己在联欢晚会上朗诵得那么好，那么感人。

　　冒雨前行的周志刚，却听得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

　　他忽然想到，自己还有工友之情经常烘暖着安慰着疲惫不堪的身心，谁会安慰那个将自己的女儿勾引到这荒山野岭间的“现行反革命”诗人呢？女儿吗？那谁又来安慰自己的女儿呢？如果身边连个能安慰她的人都没有，对女儿也太不公了啊！同样是喜欢写诗的男人，瞧人家郭诚就能因为写诗带来好运。骗惨了自己女儿的那个男人，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狗屁诗，居然写成了“现行反革命”呢？难道自己的女儿就得一辈子做“现行反革命”的妻子吗？

　　周志刚又觉得心里不那么热乎了，如同昨天晚上被洞顶的积水自上而下“冲压”了一番似的，身心一阵冰凉，觉得自己在天地间顿时变小，竹篓变得沉重了。

　　“爱情万岁！爱情就他妈的万岁！爱情万万岁！……”

　　耳边又传来郭诚的喊声。

　　那小伙子还在雨中目送他，同时蹦着高喊，仿佛《工友》根本不是他写的，女广播员通过大喇叭所念的诗句与他毫无关系。

　　周志刚知道，郭诚的婚姻完蛋了。妻子忍受不了没有年限的两地分居，已在老家与别的男人同居了，他不久前在寄来的离婚证书上签了字。那是郭诚为自己代笔写信两天后的事。

　　作为班长，他不晓得该怎么安慰郭诚。他的班里以前没谁需要那方面的安慰，他毫无经验。

　　《工友》安慰得了许多工人，却完全安慰不了郭诚自己。

　　周志刚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希望世界静下来，起码能越来越快地将广播声和郭诚的喊声甩在身后。

　　按照路线图的指引，周志刚望见了一个村子，靠路边一户人家的门前有棵树，树上吊着一头精瘦的猪，一些大人孩子围观着。快走近才看清，吊在树上的不是猪，是条半大不小的狗，正被剥皮。那狗分明还没死，尽管脖子套着绳索，忽然张大了一下嘴，喘了口长气，听来如同呻吟。那是它的最后一口气。

　　周志刚这老建筑工人的名字中虽有一个刚字，心肠却软得很，平素最见不得杀生之事，对于杀狗吃肉的人，更是从内心里反感。他对牛、马、狗都有敬意，认为它们都应被人视为无言的朋友，人应善待它们，它们只应在人的善待之下自然老死或病死。病死对于它们同样是不幸，人绝不可以仅仅为了吃肉而杀死它们。这与宗教无关，纯粹是天生的善根。他山东老家的那个小村靠海近，村人都半农半渔。他是从小吃海杂鱼长大的，即使三年不知肉味儿也不会多么想吃肉，有菜下饭就行，没菜有虾酱下饭也很满足。

　　到了贵州山区以后，他发现许多当地养狗人家与狗的关系一点儿都不亲，这一点与东北人很不一样。在东北，狗在人眼里的地位仅次于左邻右舍，“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句话在民间流传甚广。在贵州山区，村子里养狗人家的大人孩子看着狗的目光毫无爱意，很淡漠，和看着猪的目光没什么不同。在东北，如果大人非要杀了狗吃肉，那家的孩子恐怕是会大哭大闹的。当地村里的孩子不会那样，大人如果要杀狗，他们往往会帮着大人将绳索套在狗脖子上。当地的狗很木讷，几乎完全没有狗的机灵活泼劲儿，也很少见它们发凶，总之看上去都有几分像变种了的羊。它们看主人的目光也很淡漠，甚至也可以说有点儿冷漠——主人给点儿残汤剩饭的时候除外。它们那种目光里透露着的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宿命：你们养我不就是为了吃我的肉卖我的皮吗？我认我的狗命，已在等着你们动手那一天了……

　　某日，周志刚与几名工友在食堂吃饭，不知怎么七言八语议论起了当地山民与狗的关系，话语多有不敬。

　　旁边桌上一名贵州籍工人来气了，将筷子啪地往桌上一拍，瞪着他们骂道：“都他妈的说屁话！这世上还有人吃人的时候呢，那你们又该昨个说法？”

　　周志刚他们一惊，接着有几名工友腾地站了起来。这些东北“大三线”老工人在四川时颇受尊敬，从没被人骂过，并不回骂，撸胳膊挽袖子，直接就要奔将过去“修理”邻桌那人。周志刚急忙劝阻，工友人多，就他一人劝阻，哪里拦挡得过来？眼看邻桌那人就要挨揍。

　　一名大师傅及时出现，一手铲刀，一手大勺，横伸双臂帮着周志刚拦挡住了他的工友们。

　　大师傅用铲刀敲了一下大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息怒息怒，听我说几句行吧？”

　　见周志刚工友们先后坐下了，大师傅放了铲刀和大勺，走到他们桌旁，双手撑着桌沿又说：“毛主席怎么说来着？没有调查研究，那就没有发言权，是吧？你们走南闯北，什么穷地方没去过？什么苦生活没见过？哪儿最穷？哪儿人生活最苦？还得说是贵州吧？只要每个月能吃上一顿猪肉，谁还杀自家养的狗吃？说狗肉补那是种借口，吃顿狗肉就能祛除百病多活十年了？扯淡！狗又不是会跑的千年参，说狗肉比猪肉还香，那也是扯淡。‘诸肉没有猪肉香’，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这么下过定论了。就是你们自己，两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都想给我们食堂贴大字报吧？三四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见到活猪脑子里立刻想到的是猪肉炖粉条吧？这当地的山民，几年都没见到过猪肉是常事啊！一头猪多能吃？一条狗才吃多少？一天给几次刷锅水喝它都不会变成野狗，饿得皮包骨它都不会像猪似的叫得烦人，所以对于当地山民，养狗那就是养了头猪，就是为了要吃它的肉，自己不想吃，也想让孩子们能一年吃上顿狗肉。大西南几个省山区里的人，吃蛇，吃刺猾，吃山鼠，甚至逮住只耗子也烤了吃，别省的人就以为他们没开化。可人是怎么开化的呢？没有牲禽的肉吃，逮着什么活物吃什么，开化得了吗？给你们讲件真事儿，一户当地山民的男人被毒蛇咬了，死了，毒蛇也被打死了。死人死蛇一块儿送家里去了。老婆孩子哭也哭过了，亲人也埋了，当妈的擦干眼泪，一回到家就把毒蛇砍掉头给炖上了。因为孩子们都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那条蛇呢！那是肉啊！孩子就是孩子嘛，一个个含着泪那也吃得津津有味！”

　　周志刚和工友们全都听得低垂下头去，鸦雀无声地吸起烟来。

　　大师傅接着说：“咱们食堂后边那大垃圾桶，哪天不被附近村里的孩子们翻个底朝上啊！如果翻到了新鲜骨头，你看他们那样儿，简直就如同发现了宝贝。拿起石头就砸，砸碎了就吸。可那是生的呀，有的骨头也没骨髓啊……”

　　周志刚们扭头再向邻桌看时，那名贵州籍工人已不知何时离去了。他们总想找到人家当面赔个不是，却没再见着。自那以后，周志刚对杀狗的现象包容了，却一如既往地心疼狗，并且也心疼要吃狗肉的人了……

　　他加快了脚步从杀狗现场走过，身后却跟上了个孩子，不停地问：“买小狗不？买小狗不？”

　　他头也不回地说，不买。

　　那孩子跑到了他前边，倒退着走，继续说：“买吧，买吧。它妈妈被杀了，你看它多小，多可怜，给点儿钱就卖给你。你不买，它会活活饿死的……”

　　周志刚看出眼前居然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女！仅穿件脏兮兮的白褂子，想必是附近哪个职工医院扔的，被她或家人捡到了。白褂子上有几片黑，肯定是变了色的血迹，估计下摆的血迹更多，所以被撕去，只长到她膝盖那儿。扣子却还都在，每一颗都扣着。显然，她身上除了那残缺不全的白褂子，再就什么都没穿，裸着腿，赤着脚。碎石硌疼了脚时，她的身子就会倾斜一下，脸上却全无被硌疼了的表情，如同那双脚没有知觉。她的身子每倾斜一下，另一只手就会将抱在胸前的小狗抱得更紧。

　　周志刚吃惊地站住了——那少女仅有一只手！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没手的小臂像光溜溜的棒槌。

　　少女也站住了，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周志刚同样满怀希望，希望被他不忍直视的少女理解。他像一个嗓子肿了的人似的，艰难地说：“孩子啊，我正急着往前赶路，得办重要的事，我真不能买下你这小狗。我一名工人，没法养它啊！”

　　少女的表情告诉他，她终于死心了。

　　“爱买不买！”她将小狗往地上一放，转身跑了。

　　小狗一动不动地伏在碎石路上，仰头乞怜地看他，向他呢喃细语似的哼叫着，似在呜咽。

　　周志刚明白，如果自己不管，它准会被过往车辆轧死。

　　“唉，遇着这事儿，遇着这事儿……”

　　他看着小狗，犯愁得直跺脚。

　　他还是蹲下身将小狗抱了起来，想将它放入竹篓，又怕它在里边撒尿弄脏了面粉和腊肉，只得抱着它继续走。走着走着，他发现路边有段麻绳，捡起来扎在腰间，将小狗放入衣襟兜住了。

　　又往前走了几里，天晴了。按照路线图的指引，他在一处岔路口拐向了右边。再走了几里，看到前边有卡车停在路边，与一辆对开的载油车错车，他赶紧呼喊着跑了过去。卡车上人不少，有“3”字头的工人，也有民工。他们见是一名背着竹篓的“2”字头老工人要搭车，就移动着腾地方，几只手同时伸向他。上了车，他终于可以放下背篓，累得一屁股坐下去了。这时，他才发现竹篓上罩着郭诚的工作服，心里自是生出一阵感激。“2”字头的工人是最艰苦的工区工人，几乎人人皆知。那些“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们，皆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有人还问他的年龄。他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后，一名四十多岁的“3”字头工人说，在他们那儿，像他这种五十岁以上的工人会受到照顾，不再干重体力活了。他又告诉人家自己是班长，没法子，还从没享受到任何照顾。对方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部队里的师长、军长，一名工人班长，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啊？照顾这种事儿得自己要求。如果自己不要求，有多少领导能主动想到哪一名工人需要照顾呢？

　　人家说得在理，周志刚点头苦笑。

　　他渐渐觉得不对劲儿。错车起码得有一辆车开动，但两辆车都不动。站起来朝油车一看，见车上没人，拉的是一车厢油桶。油车的两只前轮陷在水坑里，车轮吃重的程度证明每一只油桶都是满的，肯定是柴油，汽油会用封闭的罐子车运的。司机没在驾驶室里，站在远处路边，看样子想拦一辆能帮他的车。

　　卡车上“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人人手里有锨、有铲，如果他们跳下车去，用路边的碎石将水坑填平，油车是不难开走的，那样卡车也不必停在路边等着了。

　　卡车上却没人想要往下跳，一个个都事不关已似的。

　　周志刚忽然明白，“3”字头的工人们成心不施以援手。油车油桶上都印着白漆的“4”字，两个工区的工人在派性斗争中结下了梁子，这他是知道的。

　　周志刚也不便说什么，唯恐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引发了那些“3”字头工人的众怒。他暗暗着急，碰巧搭上了一辆顺路车，却停在路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他没法不急。

　　那只小狗却已在他怀里睡着了，让他胸前暖乎乎的。

　　司机沮丧地回来了，对车上一个个面无表情的工人哀求：“叔叔大爷们，你们这样看我笑话好吗？我再求你们一次！……我给你们鞠躬了！”

　　他旋转着身子，连连鞠躬。

　　工人中有人挖苦道：“哪个是你大爷啊？我们里边谁那么老哇？”

　　也有人说：“不是成心看你笑话。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都很累了，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再耐心等等，求人得有点儿耐心。”

　　这时，突然有个持锨的人跳下了车，挥起锨一锨接一锨铲起路边的碎石往水坑里扬。

　　司机和车上的人一时全看呆了。

　　周志刚心中暗暗为此人叫好，见他头上没戴安全帽，剃过的光头上刚长出黑黑的头楂，脸上却戴着眼镜，还少了条镜腿，用一小截红色的绝缘电线代替。那人穿件破袄，脸晒得很黑，肩膀挺厚，看上去是经常劳动锻炼的人。

　　有工人接二连三地从车上跳下去了。每一个跳下去的人，都像那“眼镜”似的立刻就挥起锨铲。

　　司机想从工人手中夺过一把锨，自己也劳动劳动，那工人把他推开了。

　　转眼间，卡车上只有周志刚一人了。他也想跳下去帮忙出点儿力，一想连那司机兵都没从别人手中夺过去工具，自己更没辙了。再说怀里还有小狗呢，跳下去也干不成活呀！他便只好站在卡车上，和司机相望着苦笑笑。

　　没多一会儿，大水坑就铺平了。司机坐进驾驶室，众人从车两侧、后边喊着号子一起推，忽悠一下，油车轻飘飘地就驶向前去了。

　　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众人无言地朝他挥了挥手，纷纷上了卡车，这才发现少了那个“眼镜”。

　　有人说，他穿山林抄小路步行回家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乘车了啊？再近的小路也比不上乘车快嘛！

　　有人替他回答，说他不敢再乘车了，怕自己带头跳下车，上了车会遭别人欺负。

　　车上一阵沉默。

　　沉默中，有人嘟哝：“哪儿能呢，他可真是想多了。”

　　周志刚乘了半个多小时卡车，下了车又走了二三里，来到山坳间一个较大的村子里。那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估计有百来户人家。有条不宽不窄的河从村中流过，河两岸油菜花开了，而水稻田里新一茬秧苗已长到半尺高了。从崇山峻岭走出来的周志刚，眼前一亮，觉得这里真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如果女儿确实生活在此地，那么自己这个父亲简直应该替她备感庆幸了。

　　正看得发呆，想得发呆，一个牵水牛的男孩迎面而来，礼貌地问他可是要找什么人。

　　他说出了女儿的名字。

　　男孩说，周蓉是自己老师。

　　周志刚更觉意外——女儿确实生活在此地，而且还当上了小学老师。两个没想到加在一起，他一时真替女儿庆幸。

　　男孩指着村右边也是离村最近的一座山说，小学校就在那山上。山不高，树也不多，裸露着嶙峋巨石。山上野花却挺多，深红浅红夹粉红，在没树没巨石的空地方，从山顶一层层烂漫地开到山脚，界线分明地与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连在了一起。

　　周志刚方才所见是眼前景象，并没扭头往右边看。他顺着男孩鞭指的方向一看，顿时有些迷醉了。他们那一批“大三线”老工人来时一路上绝没见到过这般美好的所在，贵州的三线工程是国家一级军事工程，保密性极高，皆修建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载他们进入深山的公路，也是由工程兵为“大三线”工程专门开辟出来的。那样的路上设卡，同样具有保密性，不同于如今的旅游观光路线。乘在卡车上的他们，一路当然见不到贵州山区妩媚的一面。

　　男孩说：“老伯伯，您还背着东西呢，快去找我们老师吧。早点儿见着她，就可以早点儿放下竹篓了，背着多累呀！”

　　那男孩子的礼貌使他刮目相看。许久没人称他“您”了，在这么一处美好的地方，听一个孩子称他“您”，他一路上，不，多年以来因女儿的事而大为苦闷的心情，顿时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

　　他高兴了，也有心思与男孩子开玩笑了。他挺了挺腰板说：“我不老，还是小伙子呢，竹篓里那点儿东西累不着我。”说罢，他还撸起袖子，弯起一只胳膊亮了亮肌肉。

　　“您脸上那么多胡子了，还敢说自己是小伙子呀？我才不信呢！”男孩嘻嘻笑着牵牛而去。

　　一条用不规则的、显然就地取材于山上的片片石铺成的时而有阶时而无阶的小路，将周志刚引到了半山腰，他累得气喘不止。想到刚刚还向一个放牛的男孩自诩是小伙子，不禁又苦笑了。再往上没路了，他未见校园，只见一个类似隧道口的洞口，用石块砌成了拱形，看上去仿佛也是一处三线工程。洞口外是一块平地，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被竹子编的篱笆围住。篱笆根下，种着美人蕉和三角梅，也都开得妖娆。两棵龙爪树之间拉着晒衣绳，其上落着一只他叫不出名的鸟。

　　难道那放牛的男孩骗了自己不成？

　　不会呀，那男孩一看就是个好孩子嘛！

　　难道自己登错了上山的路？

　　他不由得走到篱笆前，朝山下望，疑惑之际，听到背后一个女性的声音问：“老乡，您找什么地方呀？”

　　接着，听到鸟儿振翅远飞之声。

　　他缓缓转身，见洞内走出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端一大铝盆拧过的衣服，一头乌黑的长发在头顶盘成蓬松的发髻，用一截带朵小红花的树枝随便插住。她也和他一样，上身穿件蓝色的帆布工作服，挽着袖子，应该印有工区番号的左上方却绣了只漂亮的蝴蝶；下穿一条洗得发白了的黄色单裤——全中国城乡男女起码有一半人穿那种黄色裤子，其中不少人裤子洗得白了薄了缝上了若干补丁，也还是舍不得扔。

　　那年轻女子的裤腿也缝了两大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新草鞋。

　　周志刚说：“我找学校。”

　　年轻女子放下盆，用围裙擦擦双手，上下打量着他说：“这儿就是。”

　　他不由得定睛细看她。这一细看，顿时如同被浇铸在那儿了，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来。

　　她正是自己的女儿周蓉啊！

　　多年没见，他以为她的变化肯定特别大，悲苦不堪的命运肯定已使她美丽不再——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位老父亲唰唰流下眼泪来。

　　他在心里一劲儿对自己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啊，我周志刚代表全家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多亏你庇护着我的女儿啦！”

　　“爸爸？！”

　　女儿的声音听来如梦中细语，一手捂嘴，仿佛一不小心说出了不可说的两个字。

　　周志刚嘴唇颤抖不止，他仍说不出话，只微微点了一下头。

　　缓缓的，女儿身不由己跪下了。

　　她低下头掩面而泣。

　　父女俩就这么一个跪着哭着，一个背着竹篓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老泪纵横。

　　天晴了，出太阳了。久违的明媚阳光照耀着沙石地，附近传来鸟儿欢悦的歌唱。

　　不知过了多久，周志刚终于能说话了：“你倒是帮我放下竹篓啊！”

　　不错，那山洞里便是小学校，也是周蓉与丈夫冯化成的家。洞里打了水泥地，课桌课椅是半新的，和城市小学校的课桌课椅没什么不同。黑板也是水泥的，在一面凿平的洞壁上抹出来。洞顶斜开了天窗，四边是砖砌的窗框。窗子已用木棍撑起，与洞口通着风，有足够多的阳光洒入。

　　周蓉告诉父亲，贵州山区其实可分为四类地方——像这里一样的地方是好地方，能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也有四分之一算不上好地方，却也不算穷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最后四分之一是很穷的地方。

　　她说很穷的地方她只听说过，没去过。究竟穷到什么程度，那完全超出她想象。

　　周志刚说：“我见过。”

　　周蓉迫切地问：“爸，有多穷？”

　　周志刚说：“不讲也罢，反正穷得可怜。你也甭费脑筋去想象，想象那些有什么意思？”

　　周蓉说：“想象当然没意思啦，道听途说也不行。但我确实希望知道，最好能亲眼看到，眼见为实啊！在不能亲眼看到的情况下，爸告诉我的我才信，因为你是我爸，还是一个从不夸大其词的人。”

　　周志刚板起了脸，反问：“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要问的是，你巴不得知道那些想干什么？”

　　他问得很严厉，周蓉低下头嗫嚅地说：“爸，你别生气，女儿不想干什么。”

　　“撒谎！周蓉，你必须给我个明明白白的回答，不然我走！”

　　周志刚说罢，向洞口转过身去。

　　“爸！爸，你别这么凶嘛，你一凶，女儿心里又发毛了……”

　　周蓉轻轻扯住了父亲的后衣边。

　　周志刚头也不回地命令道：“那就说实话。”

　　周蓉吞吞吐吐地交代说，她想写成一部纪实性的书，将真相告诉更多人们。

　　“哪里能给你出那样的书？”

　　“现在出不了，将来出也有价值。”

　　“什么价值？”

　　“对我们国家的认知价值。”

　　“我不许！”

　　周志刚猛地朝女儿转过身，几乎暴跳如雷，以至于把女儿吓得后退了两步。

　　进入山洞后，他只字未提女儿当年的事。他说的话不多，也没急切地问什么，而是在女儿的引领之下，一言不发地参观着，耐心地等着女儿娓娓道来。

　　他已参观过女儿和女婿的家：也就是与教室分开几米距离，用山石砌了堵一人来高的墙，成为小小的独立单元的洞中一隅。那里有锅台，有火炕，有几块板搭的案板，有剥了皮的枯树做的衣架、洗脸架，有用竹段扎成的小饭桌和两只小凳……看上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蓉说，她一到贵州，就直奔贵阳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分配办公室”，要求到离“大三线”较近的任何艰苦的地方。她当然不敢提自己是因为一个叫冯化成的头戴“现行反革命”帽子的男人才奔赴贵州的，而打出了父亲的旗号，说是为了离父亲近一点儿才到贵州。她只身来自东北的大城市，这已足以让“知青办”的人特别惊讶、另眼相看了。一听说她父亲还是“大三线”老工人，也顿显亲热。贵州人对“大三线”工人怀有敬意，何况还是一名“大三线”老工人！他们的敬意，一下子转变成了对她的好感。可以说，她沾了父亲的光。

　　周志刚听她讲到这里，稍有得意，淡淡地说：“你爸也就有那么一点儿光可以让你这个女儿沾沾，能沾就沾吧。”

　　她也颇为得意地说：“我还沾了我先生的光。”

　　她居然大大方方地在父亲面前口口声声称冯化成为“先生”，全然不管父亲对还没见面的女婿内心里有多腻歪。

　　周志刚瞪着她问：“你沾了他什么光？”

　　周蓉撒娇地笑道：“他不是叫冯化成嘛。”

　　“歪理邪说！没有人家对我们‘大三线’工人的敬意，他冯化成靠什么化成别人对你的好感？”

　　他往火炕边一坐，一只手伸到褥子底下试了试，炕面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东北火炕也算一福。若不是在山洞里安家，还享不上这福分。

　　周蓉继续说，“知青办“的人不是些马马虎虎的人，他们对工作很认真，并非她说什么，人家就信什么。

　　他们严肃地问：“你说是‘大三线’老工人的女儿，怎么来证明呢？”

　　她就从旅行兜内取出了粗粗的纸卷，撕开包在外边的报纸，于是父亲所获得的许多奖状呈现在“知青办”那些人眼前。

　　她从来不是莽撞的姑娘，重大行动之前一向精心准备。

　　一看就不由人不信。那个年代没人敢造假奖状，但“知青办”的人又有疑问了——这么多奖状都是你父亲在四川的“大三线”工程单位获得的呀，如此看来他人不在贵州啊？

　　她就说父亲确实还没到贵州，但已在信中告诉家人，自己很快就要调到贵州了。为了给父亲一份惊喜，她义无反顾地到贵州插队了。

　　“知青办”的人大受感动，多有孝心的一个女儿呀！他们知道，按她的家庭出身，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毫无问题，离家近不说，每月还有三十二元工资呢，可人家姑娘偏偏只身来到贵州了！眼下，与父母划清界限，对父母铁石心肠的儿女他们见得多了，眼前这个姑娘可太不一般了！人家一句革命口号没说，开口直言就是为了能经常照顾父亲才来到贵州的，实实在在是个好姑娘啊！

　　他们问：“那你父亲将被调到哪里呢？”

　　她就说出了冯化成接受劳改的地方。

　　人家说，那是很穷的地方，你父亲他们又要受苦了！

　　她说，就把我分到那儿附近吧，我受点儿苦心甘情愿。

　　“知青办”的人安排她在临时招待所休息，专为她开会研究，都主张既要考虑到她的一片孝心，又要争取把她分在不太苦的村里。那一带山区他们也不熟，打开地图意外地发现，那一带很穷的山区，居然还隐匿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所在。他们都为她高兴，一致决定将她分到那个村。

　　可以这么说，在许多人都不知该怎么做个好人的年代，周蓉遇到了贵人，而且遇到了不止一个。他们不但愿意做好人，也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真是些很好的人，其中一个还陪周蓉在贵阳逛了一天。

　　两天后，周蓉成了那个穷山区一颗珍珠般的村子的第一名知青。

　　它叫金坝村，意指那一片面积不小得天独厚的可耕地，对于村里的人们来说如同金子。金坝村的人们虽然也属于山民，却因为拥有面积可观的耕地，更具有农民的特点，包括生存意识。山民的生存意识往往只不过是种被动活着的意识，而一个自然环境好的村子里的农民，便有主动争取活得更好的可贵意识。他们珍惜村里村外的一草一木，热爱那一带的山山水水，不论大人孩子，绝不会做污染河流、毁坏山林或泉眼的坏事。农作物多了，村里养得起猪了，各家各户也有心思养鸡鸭鹅狗了。

　　“大三线”建设给金坝村的农民带来了他们都不曾梦想过的福祉。往山外走二十里，不但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宽阔的水泥公路，还出现了传说中的铁路。列车从远方驶来，主要是运送“大三线”物资的货车。偶尔，货车后边也挂一节或几节客车车厢。据说，“文革”前有位彭德怀元帅便是乘一节客车车厢先到达那里，之后乘吉普车进山视察。不久，那里建起了一座座楼房和许多排砖房，成为一处“大三线”建设指挥部。接着，出现了物资仓库、卡车停车场、医院和商店。最终，那里成了终日车水马龙、人们往来如织热闹非常的地方。倘按今人的看法，那种热闹无异嚣乱，但对于当年金坝村的农民，那种嚣乱便是他们喜见的热闹，置身其中是极其快乐极其享受的。每年重要的节日前夕，村民成群结队去往那热闹的地方，将自家的东西卖给“大三线”的人们，再从“大三线”人的商店里买他们所需的东西，马灯、手电筒、塑料凉鞋是他们的最爱。以前不到县城去绝对买不到，而县城离他们太远了。他们将那热闹的地方当成了县城，有病也可以在“大三线”医院里治。一般小病，往往不收钱。工人阶级的医生护士们很热情特体恤农民兄弟攒点儿钱不容易。在这一点上，工农一家亲不是虚话。而金坝村农民们对“大三线”工人阶级的感恩戴德，也转化成了对周蓉的关爱。

　　起初一年多，她住在老乡家，是队里的一名知青社员。

　　一天，冯化成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她面前，让她喜极而泣。

　　她没想到，冯化成就在列车站当搬运工。

　　金坝村的老支书和队长，不知怎么就与那处“大三线”指挥部的领导们拉上了关系。说穿了也不是太费周折的事，拎着鸡鸭带着腊肉直接找上去攀谈，正中对方下怀。当然也不是多大的头儿们，科级干部而已。据说，人家那指挥部的大头头们可是正局级领导呢，想见县里和贵阳市的领导是推开门就往办公室里进。

　　周蓉没敢对父亲讲自己怎么随身带着父亲那些奖状，怎么在“知青办”撒谎的详细经过。哪敢据实讲呢？沾点儿父亲这名“大三线”老工人的光是一回事，撒谎骗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父亲肯定会认为她已变得品质不好了。她更不敢说这里之所以对她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自己事先知道冯化成就在这一带接受改造。那不是明摆着搓父亲的火吗？她只不过解释几句话，周志刚就明白了个大概。

　　她是赔着小心与父亲交谈的，她多么希望父亲能为她辛苦而来，高兴而去呀。但作为女儿，那也不能父亲问什么才回答什么，父亲不问就不主动找话说啊！何况，父亲还没问过什么呢！

　　不承想，就因为自己主动与父亲多交谈了几句，竟惹得父亲出其不意地发了大火！

　　她不安地满眼含泪了。

　　“你衣服上边绣那个东西，怎么回事？”——周志刚终于开口问女儿第二个问题了。他一直想问，却一直不知该怎么问才好，怕万一一问，问到了女儿的痛处，迫使她讲出尴尬的事来。他见到过某些被划入另册的人的衣服上缝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地富反坏右“五字中的某字，却从没见过工作服上绣只花蝴蝶的事。

　　他一直在猜测，那花蝴蝶对女儿的政治身份和名声究竟是何种意义。

　　蝴蝶与风花雪月有关，这让他的猜测一度往男女之事偏过去。转而一想，女儿那是何等规矩正派的一个女儿，绝不会做出丢人现眼的事啊，一忍再忍地忍住没问。

　　他生气了，顾不了许多，单刀直入地开口便问。

　　周蓉心里也在不断地猜测这位父亲。

　　那年头将许多人都弄得疑神疑鬼，父母儿女之间往往也难排除疑心。

　　她如同受了奇耻大辱地说：“爸，你想错了。”

　　他训斥道：“我没怎么想！我要听你自己说！”

　　周蓉告诉他，工作服是她求老支书走后门从“大三线”人手中买的，因为结实，耐穿。指挥部有明文规定，“大三线”人是可以把自己节省下的工作服卖给当地老乡的，但工区番号必须用颜料涂去，或缝一小块布盖住。她没那么做，觉得难看，就自己绣上了只蝴蝶。

　　周志刚这才释疑，暗舒了一口长气。

　　他的心态却并没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训斥女儿：“不许你了解那些用不着你了解的事！不许你纪什么实！毛主席在北京什么都了解！他老人家有千里眼顺风耳，全中国根本没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他目前是在用主要精力抓头等大事，顾不上管咱们这些凡夫俗子才着急的事。连这点儿起码的政治头脑你都没有吗？说到底，这个村子能收下你那就是你的万幸！你别不识好歹想这样想那样，企图做胆大包天的事。扣你一顶对现实不满的帽子那还是轻的！他姓冯的已经那样了，难道你也想有样学样，和他一块儿破罐子破摔吗？”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周蓉屏息敛气，呆呆地看着父亲无言以对。父亲已经把话说得那么重了，她不敢再说半句。自从出生以来，她从没见父亲的样子如此令人畏惧，也从没听父亲一口气说过那么多夹枪带棒的话。父亲说话一向简短，特别是对儿女说话，点到为止，最重的话无非就是——“还用我再说什么吗？”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但她刚听到的却还不是父亲最严厉的话。

　　父亲突然喝道：“跪下！”

　　周蓉浑身一哆嗦，备感屈辱地跪下了。刚见到父亲时她那一跪是身不由己，此时她却跪得有几分不情愿。

　　她低下头，听到父亲冷冷地说：“周蓉，你给我发誓！”

　　她也语调冷冷地问：“发什么誓？”

　　周志刚说：“我要你冲着咱们周家祖先的在天之灵发誓，为了你哥和你弟，主要是为了他俩，也为了你妈，她最疼你这个女儿，为不为我无所谓，我都什么岁数了，摊上多不好的事都不在乎。为了他们，你要发誓，断绝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混账想法，发誓一辈子不再动那么做的念头！”

　　周蓉犯了倔劲儿，一言不发。

　　周志刚以悲怆的语调说：“你哥和你弟，他们的人生还长远，我不允许因为你不负责任牵连了他俩。你妈心脏不好，你要是再一出事，你妈还活得成活不成那就难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为不为我这个父亲考虑无所谓。你为不为你自己考虑随你的便，但如果那样，你就要与我们这个家庭脱离关系！”

　　周蓉像哑巴，仍低着头不吭声，只是流泪不止。

　　“你发誓还是不发誓啊？”周志刚大吼起来。

　　“爸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周蓉也喊起来，紧接着往起一站，瞪着父亲也发脾气了，“我不就是想要主动找个话题，跟你聊点儿别的吗？只说我自己那点事儿你爱听吗？你爱听我也不想只说那些！我的事它不过就是那么件事！到现在为止并没连累哪一位亲人！更没连累你继续当模范工人！真有连累的那一天，我会跟咱们这个家彻底脱离关系的！我会当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此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我认了，对不起哪位亲人了，我来生做牛做马报答谁！我的做法有错不假，但对哪一位亲人都没罪！对你这位父亲也没罪！从一见到你，我就句句话赔着小心跟你说，只因为那么几句我随口说说的话，你就逮着机会对我凶起来没完了？你心里对我还有多少怨恨，趁我先生没回来，一股脑儿都冲我发泄完了吧！”她捂脸号啕大哭。

　　女儿这一哭，周志刚蒙了。继而，他的心被女儿哭碎了。

　　他在心里问自己：是啊是啊周志刚，你来的时候心里可没带着对女儿的怨恨啊！怨恨是有过，但后来不是已经渐渐没了吗？你不是只带着思念来的吗？女儿确实一直在赔着小心跟你说话，这一点你明明看出来了呀！女儿说她那种想法的时候也确实不是说得多么认真，这一点你也明明感觉到了呀！你怎么将事情搞成了这样？怎么会这样？

　　他一边自问着，双脚一边带着他走到了女儿跟前，仿佛脚下有滑板，一双看不见的手将他推向了女儿身边。

　　他将女儿轻轻搂在怀里，自责地说：“好女儿，别哭别哭，是爸不对，爸接受你的批评。爸最近在工地上太累了，累得直想找个机会冲谁发火。不哭了不哭了，爸都向你认错了……”

　　他几句话一哄，女儿又破涕为笑。

　　周蓉倒是挺容易地就被他几句话哄好了，可他却又听到有个女孩在背后哭——一种极度不安的、不敢哭出声终究还是哭出了声的呜咽，一种从孩子的嘴里憋出来的可怜的哭声。

　　他那时正背朝洞口站着。

　　周蓉歪头朝洞口看了一眼，小声说：“爸，我先生回来了。”

　　他将女儿推开，转过身，见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的剪影，站在明亮的洞口那儿。

　　周蓉又小声说：“爸，你坐下。”

　　他乖乖地坐在一把学生椅上了。

　　周蓉耳语般地说：“你要保证对我先生的态度好点儿。”

　　他也小声说：“我保证。”

　　周蓉就走向她的先生，从他怀里抱过孩子，拉着先生的手走回他跟前。

　　周蓉对她的先生温柔地说：“化成，你也坐下吧。”

　　冯化成默默坐下，打量着周志刚——他没猜到面前坐的是他的岳父。

　　周蓉说：“他是咱爸。”

　　冯化成像椅面上有弹簧似的，一下子又站了起来，手足无措。

　　周蓉扑哧笑了。

　　周志刚说：“咱俩见过了。”

　　“教室”的区域光线充足，周志刚一眼就认出了女婿是卡车上那个“眼镜”。他又说：“你别站起来。”说完，他不再看着女婿，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抱在怀里的孩子。那孩子也有一头黑发，扎根冲天小辫儿。

　　周蓉说：“爸，是你外孙女，一岁半了。”

　　他责怪道：“我猜也是，你就不该这时候了才告诉我。”

　　周蓉不好意思地笑道：“刚才几次话到嘴边，没敢说。”

　　他本能地伸出双手，可外孙女怕他，紧偎在妈妈怀里不愿让他抱。

　　冯化成已擦完眼镜细看过周志刚了，对妻子讪笑道：“可不，我……我见到得比你还早呢。”

　　周蓉说：“证明你和咱爸有缘呗。”

　　三人间的气氛，一时显出了几分微妙的愉快，那是周志刚跟随女儿进到山洞后最好的气氛。

　　周志刚对冯化成说：“你当时那么做是对的。”

　　周蓉抱着孩子转到隔墙后边，将孩子放在炕上，开始忙活着做饭。炕上的小狗醒了，老老实实地趴在原处没动地方，很萌很羞怯。孩子见到小狗特高兴，也趴在小狗对面看着。两个小家伙之间的友好似乎只通过对视就足以表达，片刻玩在一起了。

　　冯化成受到周志刚表扬的鼓舞，问道：“爸，我也可以叫您爸吗？”

　　周志刚正襟危坐，垂下目光，态度并不明朗地回答：“叫都叫了，还问什么？”

　　冯化成矜持地笑笑，不卑不亢地说：“我的领会是，您已经同意了。”

　　周志刚和女婿实在没什么共同语言，站起来想去帮女儿做饭，他有点饿了。

　　冯化成随之站起，又说：“爸，我想和您谈谈。”

　　周志刚说：“行。”

　　冯化成说：“我不愿让周蓉听到，最好去外边。”

　　周志刚说：“没意见。”

　　他率先走到了洞外。

　　紧随其后的冯化成将他引到山体的侧面，笔挺地站直了，诚恳地说：

　　“爸，您扇我几耳光吧！”

　　周志刚愣了愣，沉着脸问：“为什么？”

　　冯化成表情庄严地说：“因为您恨我。”

　　周志刚反问：“你是知识分子吗？”

　　冯化成想了想，自信地说：“当然是。”

　　周志刚以郑重声明般的口吻说：“我的手，不论左手或右手，是工人阶级的手，劳动者的手，光荣的手。我这双手曾扇过我小儿子一耳光，还是因为周蓉到贵州来的事，再就从没打过任何人。你们知识分子，只善于动笔、动口，不善于动粗。我扇你耳光，等于欺负你。我不欺负人。再说，一个人也不能因为恨谁，就仗着自己比谁有力气动手打谁。就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扇他们耳光人人称快，弘扬了正义，我也不会那么做。”寻思寻思，他补充道：“我宁愿为正义踏他几脚。”

　　周志刚这名“大三线”老工人，虽然只不过是工人，识字有限，却毕竟当了多年的班长，已很有说理能力了。女儿周蓉熟悉的仅是他这位父亲在家里时的一面，至于他的另外几面，周蓉也不了解。

　　此时，他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而且还不被自己认可的女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说理能力，为的是不使女婿看低了自己，觉得自己这位岳父大人是个粗人。

　　冯化成听了他的一番话也愣住了，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周志刚又问：“你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吗？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我乐意踹你几脚。”

　　冯化成摇头。

　　周志刚继续问：“只摇头不行。你已经是我女婿了，你和我的女儿都有孩子了，我有权知道，我女儿的丈夫，我外孙女的父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冯化成听他这么一问，眼里顿时湿了。

　　他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爸，我从没承认过我是‘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是有些人非要扣在我头上的，而我一直在申诉。”

　　周志刚说：“那是政治方面的事，我知道那样一些事有时不靠谱，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在德行方面的事，你回答的和我问的风马牛不相及。在许多人那儿是混着的，在我这儿不混，各有各的要紧。”

　　冯化成想了想，以更加自信的语调说：“爸，我不是一个很卑鄙……”

　　周志刚打断道：“等等，很怎么样的标准太低了。那是该不该被踹几脚的标准，不可以当作一个丈夫、父亲和女婿的标准，你别也搞混了。”

　　冯化成重新说：“我不是一个卑鄙下贱的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您懂的……”

　　周志刚满意地说：“对，我当然懂。你别往下说了，点到为止。”

　　实际上，当他一眼认出这个女婿竟是卡车上那个“眼镜”时，便凭着自己多年的识人经验对女婿做出了八九不离十的判断。

　　这时，女儿周蓉在洞里喊他俩吃饭。

　　正是大年初三，女儿家有现成的几样菜，热热就可以端上桌。女儿所做的只不过是烙了一大张油饼，炒了一盘鸡蛋，熬了半盆疙瘩汤而已。

　　在当年，那是不错的一顿春节饭菜了。

　　看着女儿吃面食吃得很解馋，周志刚为自己带来了二十斤面粉而暗自高兴。

　　他问：“孩子怎么不吃？”

　　周蓉说先喝过一碗疙瘩汤了，睡了。今天因为她要洗许多衣服，孩子就由几个学生轮流替她照看，所以是先生抱回来的。

　　他又想到那小狗也该喂点儿东西吃了。

　　周蓉说也喂过疙瘩汤了，吃得很香，趴女儿旁边做狗梦呢。

　　他叮嘱道：“你们可要好好养着它。”

　　女儿女婿诺诺连声。

　　他又说：“养大了绝不许杀了它吃肉。”

　　女儿和女婿都说，哪儿能呢！

　　吃罢晚饭，冯化成主动说，应该烧锅水，让爸冲个澡，解解乏。

　　周蓉说想到了，水已经烧上了。

　　山洞的另一角落是冲澡的地方，饮用水都是从外边用一劈为二的竹槽引入到洞里的泉水，不接了也不必管，将竹槽往低了一移，水就会流到外边去，顺着山上自然形成的水沟流入河里。

　　晚上，冯化成到村里借宿去了。周蓉安排父亲在炕上躺下后，自己用十几把学生椅拼了张临时床，躺在上面继续与父亲聊天。

　　她还点上了一支蜡烛。

　　周志刚说：“吹灭它，点着浪费。”

　　周蓉说：“还是点着吧，吹了它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俩是习惯了，连孩子也习惯了，但爸肯定会不习惯。”

　　周志刚也就不再坚持。他侧身躺着，可以望见面朝自己的女儿。他的手臂同时搂着酣睡的外孙女和睡在外孙女旁边的小狗，觉得真是怪幸福的。

　　他问女儿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如何？

　　周蓉说：“挺好啊！”

　　又问：“怎么就能说挺好呢？”

　　周蓉说：“爸，你不觉得我现在就像铁扇公主，你的外孙女就像红孩儿吗？”

　　周志刚回敬了一句：“那你先生不就像牛魔王了？”

　　周蓉嬉笑道：“他要是有牛魔王那么大的本事，我就会觉得生活在这座山洞里的感觉更好了，如同神仙过的日子。”

　　周志刚责备道：“别贫！想和我聊，那就说点儿正题话。再贫，我可就睡了。”

　　周蓉这才认真地说：“好，和爸聊点儿正题话。”

　　周蓉告诉他，村里原来的小学不在山上，解放初盖在山下，年久失修，塌了。老支书请“大三线”的朋友们帮忙再盖起来——再盖只能盖在山上，村里没地方了，占用耕地是不允许的。“大三线”的人观察一番地形地貌后说，也别费事费料地再盖了，干脆就将这山洞当成小学挺好，冬暖夏凉，坚固无比，可以一直用到共产主义。经过他们的一番改造，这山洞就成了小学校，也成了她的家。第一年，她还没与冯化成结婚，学生一放学，洞里就她一个人了。

　　“你不怕？”

　　“起初，怕得晚上根本不敢闭眼睡觉。一闭上眼睛，妖魔鬼怪全来了，就大睁着双眼，围着被子坐着哭。”

　　“那你白天还能有精神给学生上课？”

　　“天刚亮那会儿，每天是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中午再补一觉，精神还行。但晚上总不睡觉也不成啊！后来我一想，就凭我周蓉，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读过那么多好书，受过书中那么多优秀人物的好影响，明知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干吗自己吓唬自己呀？自己吓得自己一夜夜不睡觉，与自虐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想，渐渐地就不怕啦。爸，现在你女儿胆子可大了，可坚强了，可经得住事儿了。就是你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那我也能想得开，也能正确对待。”

　　“你又贫！实话实说告诉爸，你们一家三口，靠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呢？”

　　“起初是一点儿经济来源也没有。我当小学老师，每到年底只分点儿口粮和蔬菜。化成是被改造分子，没工资。他每次偷偷来看我，走时还要从我这儿带些吃的。好在我哥及时给我汇钱，不久冬梅姐也给我汇钱来了。这样，我每月都有现钱，情况好多了。再往后，我弟也经常汇钱来……”

　　“那你……你们一家三口，岂不得靠亲人们养活着吗？”

　　“爸，现在不像‘文革’初期了，中央对化成他们那类人也讲政策了，每月发给他二十元钱。‘三线’总指挥部也发文号召各地区的干部工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应尽量帮助周边农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们老支书与这里指挥部的头头脑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们可愿帮我们村了。我不但教孩子们识字，更教孩子们做人，这一点全村都称赞我，老支书也看在眼里，就向指挥部提出，希望为我多少解决点儿工资。他们听说我是‘大三线’老工人的女儿，就将我当成一名编外接班的‘大三线’职工子女对待，让我每月为他们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们每月给我开份勤杂人员的工资，十八元。这样我和化成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就有三十八元了，我也就不让我哥和冬梅姐还有小弟再汇钱了。爸，有了这三十八元，你女儿就是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也不会觉得人生太苦了。”

　　“想是可以这么想，但他们指挥部的人，如果确实认为我对‘大三线’建设有贡献，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干脆把我女儿抽到‘大三线’工人的队伍里去呢？”

　　“爸，这你就不懂了。那不可以，违反‘上山下乡’政策。因为我已经是一名知青，我的城市户口被注销，变成农村户口了，而‘大三线’工人保留着城市户口。比如你，虽然被调来调去，却属于有城市户口的人，理论上你还是城市人。一牵扯到户口问题，如果不是很大的官，谁也帮不上忙。”

　　听女儿这么一说，周志刚叹了口气。

　　周蓉安慰道：“爸，别替我犯愁。没什么可愁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

　　女儿后边那句话说得周志刚鼻子一酸，又欲叹口长气，他强忍住了。

　　他转移话题，嘱咐道：“你哥你弟是亲人，怎么帮你都是应该的，可人家冬梅不同，人家还没跟你哥结婚呢。即使结婚了，人家也姓郝，不姓周。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忘了人家对你的好。”

　　周蓉很动感情地回答：“爸，我是不会忘的。”

　　周志刚又转移了话题，心有疑虑地问：“那，村里的人，对你和他的关系怎么看呢？”

　　女儿平静地说：“起初当然都不理解。我只得撒谎，说我和化成早就相爱了，海誓山盟过的。我不能因为他戴上罪名，就离开他。这么一解释，他们渐渐地就认可了。”

　　“那，他们在对待你俩的态度上……”

　　“区别对待呗。对我呢，该怎么尊敬，就怎么尊敬。对他呢，该负起监督的义务，那就负起点儿义务。好在，他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监督改造的责任主要由‘大三线’的人负责，村里只不过在他回到这里时，尽点儿监督义务。他们跟我说话亲亲热热，跟他说话的时候冷若冰霜。”

　　周蓉竟扑咏笑了。

　　周志刚忍不住又叹道：“你怎么还笑呢？”

　　周蓉忍着笑说：“觉得好玩。”

　　周志刚责怪道：“我怎么就不觉得好玩？你不可以把那样的事当成好玩的事。”

　　周蓉居然开导他说：“爸，可以的。有些事你把它当成好玩的事，就会真的觉得挺好玩了，比整天愁眉苦脸想不开强多了。”

　　父女俩聊啊聊的，一会儿这个话题，一会儿那个话题，聊多久也聊不够似的。直至烛光晃动，烛苗快熄灭时，周蓉才说：“爸，你明天一早还要往回赶，不聊了。”

　　她欠身吹灭蜡烛，不一会儿，四周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了。

　　周志刚思绪万千，难以入睡。

　　第二天，他们吃早饭时，洞口外有个男人高喊：“冯化成，出来一下！”

　　冯化成看看妻子和岳父，不好意思地放下碗筷出去了。

　　但听那男人在说：“公社传来指示，要求各村在春节的最后几天，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继续加强监督，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明白吗？”

　　冯化成说：“明白，明白。”

　　周志刚一味埋头往口中扒饭，佯装什么也没听到。

　　女儿踢了他的脚一下——他抬头看她，女儿朝他眨眼睛，咬着筷子做笑样。

　　冯化成刚进来，那男人又大声说：“周老师，您能出来一下吗？”

　　“就来。”周蓉边应边起身，小声对父亲说，“这人的儿子有点儿调皮，总不让他省心。”

　　女儿往外走时，周志刚不由得扭头朝洞外看，见女儿刚一走出去，便被那男人扯到篱笆旁，急切地小声说什么……

　　周志刚离开山洞前，趁她没注意，急忙转入隔墙后，双手撑在炕上，俯身注视小名叫“红孩儿”的外孙女，目光温柔得像慈祥的老阿婆在看家中传下来的意义深远的物件——她们往往已被生活磨蚀掉了任何脾气，心中只剩下了爱，连看一枚顶针的目光都是温柔的。

　　红孩儿无声无息地睡着，粉嫩的两腮上显出浅浅的梨窝，如同新蒸出的上了色的喜庆馒头，被人用小指轻轻按了一下。

　　他在心里说：“外孙女，姥爷这就走了，有空儿再来看你。”

　　像有双看不见的手推他，他情不自禁地在外孙女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小狗已醒了，饱吃了两顿，精神多了，摇头摆尾直往他身上扑，希望他抱抱它，爱抚它，又好像知道他要走了，想挽留住他。

　　他拍了拍它脑门，对它说：“拜托了，你要好好陪我外孙女长大。”

　　女婿提醒他说：“爸，该走了，再晚怕搭不上车。”

　　女婿非送他不可，他只得依了。周志刚仍背着竹篓，那是借的，只不过空了，女儿女婿实在没什么东西值得他带走的。

　　翁婿二人一路默默走着。周志刚觉得对冯化成已不再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冯化成也是那样。

　　在可以望到指挥部楼房的地方，周志刚停住脚步说：“不要往前送了，凭我衣服上的番号，哪一个司机也得让我搭车。”

　　冯化成顺从地站住了。

　　顺从已是他的本能。

　　周志刚板起脸又说：“你给我记住，如果你敢对我女儿不好，我绝对饶不了你。”

　　冯化成苦笑着点头。

　　周志刚转身便走，走出几十步了，才听到冯化成的喊声：“爸，你放心，我们会把那只小狗养好的！”

第十一章

　　懂事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了，各家留城的小儿女，在各自人生中不知不觉地成熟着。

　　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昆完成了一件大事。

　　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肖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

　　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

　　单凭他们四人并不能顺利完成那件大事。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爸爸妈妈都点头了。

　　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昆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能力，幸好周母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秉昆先去找国庆，国庆起初不愿管这等摆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怕惹得曹德宝恼羞成怒。

　　秉昆便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他说，国庆你如果怕失去德宝这个老朋友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你和吴倩就会失去春燕这个新朋友。如果你俩一块儿失去了她这个新朋友，你俩的对象关系或将不保。你想啊，如是春燕怀上了私生子，那她还能当上市里的标兵吗？别说市里的了，区里的也必定给撸了呀！那她以后还怎么在单位待下去呢？吴倩的胡子问题不是也没指望解决了吗？你有可能协助玉成一个老朋友和一个新朋友之间的婚姻，或者你既失去了老朋友也失去了新朋友，不利己也不利人。何去何从，你可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

　　国庆不是轴人，听秉昆说得头头是道，当即改变了态度，表示愿做秉昆同一战壕的战友。他提议把赶超也发展成同盟者，那会对德宝形成更大的压力。

　　秉昆就出示了赶超写给春燕的字条，说自己也有此想法，只怕适得其反。

　　国庆看过字条，想了想认为不会。他说那字条显示赶超喜欢春燕，他与春燕本有可能开始的关系，出其不意被德宝给破坏了，这会让他的正义感更强烈。咱俩需要正义感更强烈的同盟者。他很光火这是肯定的，吴倩对他也颇有好感，已说打算将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他。吴倩的打算，会使他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大，吸引力就大。只要当面告诉他吴倩的打算，他的火气有多大也会立刻浇灭一多半。

　　秉昆同样认为，国庆的话自成一理，他宁愿冒险。他说事不宜迟，多拖一天都有可能节外生枝，于是他俩当即就去找了赶超。

　　果如秉昆所料，赶超听他讲到德宝将春燕睡了这一核心情节，就已火冒三丈，大骂德宝太不是东西。他诅天咒地，发誓要与德宝断绝交情，永不来往。

　　国庆慢条斯理地说：“赶超，依我看吧，春燕虽有她可爱的一面，却并不多么适合你。她是鹅型女，而你是鸭型男，你俩体态方面就不般配。看她那样子，今后还有强壮下去的趋势，那时你跟她亲热是很吃力的。哥们儿的话虽然太露骨，但说的可是大实话，话糙理不糙。”

　　秉昆也帮腔道：“春燕没有鹅那么好看的脖子。”

　　赶超反感地嚷嚷：“你俩不必安慰我，反正他曹德宝的做法我无法原谅！如果公平竞争，春燕选择了他，我没什么说的，但他的做法明显不道德！他那叫霸王硬上弓，我瞧不起他！”

　　国庆沉默片刻，幽幽地说：“可要是吴倩打算把她的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你，你愿不愿意呢？吴倩形容她那姐们儿像鸳鸯……”

　　秉昆又帮腔道：“男方是鸭型，女方像鸳鸯，这就比较般配了。”

　　赶超愣了愣，也如国庆所料，火气顿敛。

　　他克制地问秉昆：“你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接着说。”

　　秉昆就将必须迫使德宝和春燕从速办结婚证的想法说了一遍，末了表白道：“国庆也支持我的想法。我俩都不是要送给德宝顺水推舟的大人情，而是为春燕考虑。如果他俩不能那样，春燕不是给毁了？事情发生在咱们聚会之后，往细了说，已经那样了，咱们都会觉得对不起人家春燕，是不是？”

　　“既然你俩的决定是为了春燕，那我和你俩是一伙的。”孙赶超终于也明朗地表态了。他提议，应该将吕川再团结过来。吕川与德宝最好，整天一块儿上下班。吕川的加入，更能让德宝认识到，如果他啃了一口桃子却又不想要那只桃子，在道义方面将会多么孤立。

　　吕川听秉昆他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的，笑了。他说：“想不到德宝那天晚上还留了一手，这事他要不答应，我当然不依。”

　　那时尚未中午，吕川家离德宝家不远，四人一块儿去往德宝家。

　　四人中除了吕川的正义感比较纯粹，另外三人其实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心理。

　　德宝家住在一幢二层的红色小楼里，那小楼曾是日军特高课的一处办公地点。A市的上一辈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当年经常在那幢小楼的地下室刑讯逼供，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地下室里被折磨死了。

　　德宝家原本是老沈阳人，而且是富户。他祖父曾是皮货商，晚年有钱了，开办了一家制皂厂。当年，一半左右的沈阳人用的肥皂、香皂就是该厂生产的。传到他父亲曹广禄那一辈后，兄弟之间闹分家，结果将厂子分黄了。他祖母是外室，连正式夫人的名分都没有，所得极少。他父亲伤透了心，带着分到的钱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开了一家小小的古董店。日伪人物和形形色色同样惹不起的坏人经常光顾，见着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一说“手下留情”，听到的就是“八格牙鲁”“不识抬举”，打人砸店。小古董店终于无法开下去，他父亲在街头摆摊卖些不怎么值钱的老物件，那是挣不了多少钱的，一直没心思成家。

　　A市解放后，某日，一个中年男人逛到了他的地摊前，看中了一只银制的打火机，爱不释手，却没带钱。他父亲见那人衣着体面，气质不凡，不敢说别的，只说：“您要是喜欢，只管拿走，就算交个朋友。”

　　“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对方也不客气，揣了便走。

　　以后几年，曹广禄仍旧在同一条街上摆摊，也没成家。

　　某日，他的摊前站住了两个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

　　中年男人说：“你这朋友让我找得好苦，还记得我吗？”

　　他端详了对方片刻，猛想起是几年前那个没给钱拿走了打火机的人。

　　他连说：“记得记得，您当时说交我这个朋友来着。”

　　那青年就掏出钱包，问该给他多少钱。

　　他就更不好意思收钱了。

　　中年男人笑着对青年说：“那算了，别难为他了。”

　　他斗胆相问：“这位青年，他是您的公子吗？”

　　青年不自然地笑了，看着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对那青年点一下头。

　　青年小声对他说：“这位是咱们市公安局副局长，我是他的秘书。”

　　他张大嘴，说不出话来，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乱突突，像过电了。

　　中年男人为了让他不紧张，主动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哪里人，以前做什么的，摆摊几年了，家中生活情况如何等。

　　他想，人家首长无非是借机了解了解民情社情而已，过去从来也没人关心他这些问题。

　　对方一问，他有了种老友重逢般的温暖感觉。受一种倾诉渴望的驱使，他思绪流淌，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显然，首长听得挺耐心。后来听他说，目前还没有稳定的地方住，也没钱成家，似有几分同情。

　　首长临走前叮嘱他，以后几天还要在此地摆摊，至于为什么却没说。

　　他就想多了，以为公安局要将他发展为一名公安人员。能成为新中国的公安人员，他觉得也很幸运。

　　几天后，首长的秘书找他来了，说执行首长的指示，要帮他解决一处住的地方——德宝就有了现在的家。

　　那时，小楼里还有几间大屋子可供选择，德宝爸为了给人家留下容易知足的良好印象，选择了较小的只有十六平方米的一间。

　　自然，这一选择让他以后悔青了肠子。

　　当时他不无疑惑地问首长秘书，首长何以特别厚爱他？首长秘书说，首长也是沈阳人，而且还在他父亲开办的那家制皂厂当过工人，也是在制皂厂入的党。他父亲是个比较仁义的老板，当年对工人不错。

　　曹广禄听了，立刻想到了民间的两句老话“父债子还，父仁子荫”，不禁对其父的在天之灵暗说一句：“多谢您老人家了。”转而又一想，倘若父亲当年为富不仁，自己偏偏认识了一位公安局的副局长，那么现在的结果将会如何？真是不想没什么，一想吓一跳，冷汗顺着他后脊梁直往下淌。

　　他又惶惑地问：“你们首长对我也不了解，咋就敢与我这个不知底细的人结交呢？”

　　秘书笑了，说在过去的两三天里，首长已经全面掌握他的情况了。首长很高兴他那天讲的句句属实，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A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这让曹广禄备感荣耀，暗暗发誓，一定要与对方诚诚恳恳地交往下去。

　　过了些日子，那秘书又来找他，说首长亲自为他联系好了，他可以择日直接去一家老字号的糕点厂上班。

　　于是，有了稳定住处又有了稳定工作的曹广禄第二年结婚了，妻子是糕点厂的一名女工。第三年喜得一子，便是曹德宝。

　　曹广禄太自作多情了，得子之后，居然给首长修书一封，汇报自己的幸福生活表达感恩戴德之心。他却并未收到回信，这种“友谊”也就戛然而止。在首长那儿，办那么两件动动嘴皮的小事，只不过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为自己的回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已。人家整天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句号一画，关于曹广禄这个人的一切，也就从人家首长的记忆库里完全删除了。

　　然而，这事不但让曹广禄刻骨铭心，对于儿子曹德宝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从小就经常听父亲一往情深地讲那件事，以至于当父亲问他长大后想做哪一行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答：“摆地摊。”

　　“儿子，为什么是摆地摊呢？”

　　“替爸爸再见到首长。”

　　吕川说，他对曹家很了解，简直可以替德宝和曹家写外传写家史了。“文革”闹起来以后，公安局也受到冲击，吕川曾在德宝的请求下陪着他去公安局打听。德宝的想法是，如果那位公安局的副局长也被打倒了，正好是父亲续上朋友前缘的天赐良机。在别人落难时主动接近，不以对方已成异类为嫌，仍当老朋友看待，那才叫日久见人心。等对方东山再起，朋友关系将牢不可破。那么，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想沾什么光就沾什么光，像民间所说的投桃报李嘛！

　　赶超气呼呼地问：“他倒是挺会打如意算盘的！要是那位副局长被打趴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呢？”

　　吕川说：“那一切苦心就白费了。德宝自己也清楚，这是看造化的事。”

　　国庆听得入迷，制止赶超打岔，催促吕川继续讲下去。

　　吕川接着说，他和德宝还真打听到了那位副局长的情况，根本无须刺探，因为写在大字报上，大字报贴在公安局门前的专栏里。他俩看到的内容之一，是对方早已于六十年代初高升到公安部去了。如果说那内容只不过令德宝大失所望，那么其他内容就令德宝忐忑不安了。大字报列举了那位副局长在市局犯下的多项“罪状”，其中之一是他曾网罗了一批根本不可靠的形形色色分子，美其名曰团结、改造、利用，实则是为了壮大个人的势力而招降纳叛，不惜在自己的权力伞下藏污纳垢。最后的内容是——写大字报的人欣喜地向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报告，那位高升的副局长已在北京被揪出，号召一切掌握其罪证的人一同前往北京揭发批判。那日德宝一回到家里，便将父亲一通逼问，唯恐他也是什么分子或什么污垢，问得曹广禄都急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儿子你要是不相信你爸这一辈子的清白，你爸只有以死来证明了！”

　　赶超听到这里愤怒了，骂道：“这个王八蛋！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父亲那样？”

　　国庆叹道：“可以理解。怕呗，搁我也怕。父亲如果沾上了那类问题，子女的一辈子还不彻底完了？”

　　吕川却另有主张，说自己要是德宝，还真想专程去北京暗访一下那位首长的下落。如果真访着了，那就真将父辈的朋友缘续上了。现在的一些事怎样，不见得就能决定以后怎样。只要有一半的好运气，冒冒险是值得的。

　　秉昆听着他们三人一路走一路说，始终没插话。没插话并不等于没看法，他只不过不愿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为什么对蔡晓光春节里到不到自己家来做客那么在意呢？究其根源，还不是想通过蔡晓光与蔡家攀上点儿什么关系吗？母亲是多好的母亲啊，可就连自己那么好的母亲，对权力的膜拜和对有权势之人的刮目相看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自己所接触的人中，只有哥哥和姐姐是不同的。哥哥和姐姐尊重的是文化，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对人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近来一直希望想明白而从没想明白过的。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一直使他很困惑，就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文化是否便是认识字能读会写呢？如果是，那么他和几个朋友便都不算愚蠢。如果并不仅仅是那样，哥哥和姐姐所认为的文化，与毛主席那条语录中的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呢？自己真是不愚蠢的吗？自己初二上午居然想去蔡晓光家拜年，表达感激的愿望明明是不单纯的呀！掺入的杂质其实与母亲的心思是一样的啊！把拜年这种寻常事都搞复杂了还不愚蠢吗？还有德宝那些古怪想法是不是也很愚蠢呢？还有郑娟家，他不可救药地想到了“可怕”的郑娟——是的，每次一想起她，他的意识就不健康了，觉得她对于自己简直是可怕的，却又根本无法不经常想到她一家三口，不，不是三口，即将是四口了，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将来上不了户口的遗腹子。如果她家人也有什么旧交的话，那些旧交中有人愿意与她家继续往来吗？他进而想到了“棉猴”和瘸子，他俩那种人倒是并无沾光的念头，反而更看重友情，可他却既不清楚他们与涂志强曾有过怎样的友情，也常常猜测他们很可能是一伙坏人，于是对自己居然肯替他们送钱给郑娟惴惴不安。他曾听哥哥说中国人活得很抽巴，是何意呢？虽然也一直没想明白过，但每一想起，确乎认为自己哪一方面似乎都缺少什么，好比低檐之下的野草，本想活得直一点儿，却只能往斜刺里长出些向下贴地的旁枝末节来。

　　他一路不言不语地听着、想着、走着，心里不禁产生出感伤和自卑来，以至于对由自己发起的四人行动，也全没了起初的正义冲动。何况，他暗自承认，与正义冲动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为了能撇清对一件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不光彩事的责任。

　　德宝的父母正在走廊炸丸子。那幢小楼里所有的人家都没厨房，都只能在走廊做饭。原先砌在走廊里仅供取暖的火墙炉，后来被一户户人家改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炊事炉，有铁的有砖的也有坯的。这里那里都堆着煤和劈柴，走廊两侧的墙上挂满了应有尽有的炊具，变得难以形容的怪诞。

　　德宝的父母热情地请他们进屋，非要他们都尝尝新炸出的丸子。

　　吕川说：“屋里空间有限，咱们四个大小伙子就别进去了。”

　　德宝妈却已将屋门推开，秉昆看到屋里搭的是二层铺，估计德宝睡上铺。除了几样简陋陈旧的家具占去的地方，剩下的地方只要同时站着三个人就都转不开身了。

　　国庆怕油烟进了屋，替德宝妈将门关上了。

　　德宝爸说德宝不知因为什么事上火了，嗓子疼得厉害，到医院去了。

　　秉昆说他们找德宝没什么事，只不过想找他一块儿去玩。既然他不在家，那也就算了。

　　德宝爸因德宝不在家而深表歉意，拦着不让他们走，非请他们每人尝几个丸子不可，德宝妈则及时往每人手里塞了双筷子。四个小伙子对长辈的盛情招架不了，便在走廊里每人连吃数个，结果一大盘丸子被吃掉一半。人人连说好吃，两位真诚的长辈才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到楼外。

　　四人不停摆手，直至德宝的爸妈进楼了，这才各自垂下手臂。

　　国庆说：“他爸妈人真好。”

　　吕川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德宝的爸妈是最欢迎儿子朋友的父母，他们希望儿子的朋友越多越好，也特别怕他们的儿子做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

　　赶超立刻板起脸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川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句：“没别的意思啊，哎，你这么问我又是什么意思？”

　　秉昆心烦意乱地说：“斗什么嘴啊？下一步如何行动，我现在听大家的。”

　　国庆就说：“我觉得咱们想管的事更有必要管了。咱们都管，也等于帮德宝将不光彩的事情一举摆平，那他爸妈少操多少心啊！”

　　吕川也说：“我知道德宝肯定去了哪一家医院，离这儿很近。”

　　赶超说：“我同意国庆的想法，咱们去找他。”

　　秉昆最后说：“那就走。”

　　医院是一排打通了的老旧砖房，原是有二百多名职工的胶鞋厂的小卫生所。胶鞋厂发生了一次火灾，厂房烧毁了，卫生所幸免于难。区政府将职工分往别的厂去了，就地扩建了卫生所，还请求市里支援了几名医生护士，使之成为面向市民的公共医院。对于周边居民而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都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市里的报纸就此言论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题曰《坏事岂能变成好事》。文章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付出坏事的代价之后做的好事，怎么比得上并未付出代价而做的好事？结论乃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伪辩证法的诡辩，与古人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不是一种逻辑。“倚”是指吸取教训前提之下的警悟，而“伏”是指看似情况良好也应保持对坏事的防范；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革命的辩证法，不要跟着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言论随梆唱影，结果自己的口舌被利用了还浑然不知。

　　文章的出发点看来是好的，但却引出了很坏的结果，反正对写文章的记者发文章的编辑以及同意发表的编辑主任一干人等，在劫难逃地成了板上钉钉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张春桥前不久在某次会议上对一些大批判能手说，“二月逆流”还是要狠批，余毒并没完全肃清，那些老家伙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糟得很，这种做法也是坏事，那种做法也是坏事。我们却要针锋相对地说，即使他们所谓的坏事再多，结果也还是变成了天大的好事！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张春桥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消息灵通的少数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然包括报纸的一干人等。结果，不少消息灵通人士联名将他们告了。这么一来，就成为重大事件了。他们写过深刻检讨后，全被免了工作资格，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事件还不算完，上级又派出了调查组，深入医院及附近居民街道，详细了解民间对坏事究竟能不能变成好事的思想反应，一时气氛紧张，人人口中怕说“好”“坏”二字。

　　吕川一路上又讲了这一事件，说尽管已经过去了，但大家还是要嘴巴上锁为好。

　　秉昆等三人就都说是的是的，提醒得很有必要，何必因为出言不慎惹什么麻烦呢？

　　他们在医院耳鼻喉科未见曹德宝的身影。

　　秉昆猜测德宝己看完嗓子回家了。

　　吕川说不可能，那他们会在路上遇到他。

　　国庆说：“他会不会看完嗓子到别的地方去了？”

　　吕川说那也不太可能，嗓子疼得到医院了，怎么会接着还到别处去？

　　大家正困惑，赶超眼尖，发现德宝手持什么单子，垂头耷脑地从泌尿科诊室出来了。

　　国庆奇怪地自言自语：“嗓子疼跟泌尿科有什么关系呢？他个子那么高，上下差一米呢！”

　　吕川说：“检查炎症，验尿很正常。”

　　赶超却已抢前几步迎了上去，说：“他们几个有重要的事跟你谈，你是不是得抓药呀，哥们儿代劳了！”他从德宝手中掠去单子，一转身闪人了。

　　国庆不高兴地嘟哝：“他也太狡猾了吧？没见到德宝时数他最义愤填膺，一见到德宝却临阵脱逃，真不仗义！”

　　秉昆无心评论赶超，一摆下巴，率领吕川和国庆将德宝围住了。

　　德宝无精打采地问：“你们对我这种架势干什么？我很烦，没心情跟你们闹啊！”

　　秉昆说：“我们哥儿几个也很烦，因为你的事搞的。”

　　三人不由分说，将德宝请到了一处僻静地方。

　　德宝本就心虚，听了秉昆的话，基本也就猜到了朋友们一起找他所为何事。他强自镇定地叼上了一支烟，划火柴时手直抖。

　　于是，秉昆们也都要了烟吸起来。

　　第一次吸烟，一个个呛得直咳嗽。这几个青年，从那一天起成了烟民。

　　吕川对秉昆和国庆说：“我看他心里明镜似的，咱们找他什么事也就不必再讲了吧？”

　　德宝不打自招地说：“不就是我和春燕之间的事吗？”

　　秉昆说：“也得讲，不讲他未必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他把那件事对春燕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多么严重再次讲了一遍。

　　德宝完全承认，但是对过程有异议。他说自己当时确实醉了，否则绝不敢色胆包天。究竟是自己先钻入了春燕的被窝，还是春燕主动钻入了他的被窝，他已回忆不起来了，他认为两种可能都是有的。春燕当时分明也醉到了六七分，所以她的一面之词不可全信。

　　吕川以专案组负责人般的口吻说：“德宝你可要摆正态度。此事对人家春燕的危害性，秉昆已讲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了，对国庆的间接危害国庆也补充了，那咱们就不在细节上纠缠了。人家春燕也没指控你强奸，你给哥儿几个一句痛快话，到底想不想尽早和春燕把结婚证办了？”

　　德宝续上支烟，深吸一口，吐大半口，一口接一口消耗着那支烟，就是不给痛快话。

　　这时赶超一手拿着一盒药回来了，幸灾乐祸地对德宝说：“活该！你要偷腥，那也应该先将你那小鸡鸡的包皮割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搞阴谋诡计的惩罚？”

　　德宝将半截烟一丢，忽然背朝大家蹲将下去，哭道：“我还憋屈呢！她倒快活过了，我这儿遭罪大了！”

　　秉昆等人一时被赶超和德宝的表现搞得云里雾里的。

　　“看！”

　　秉昆等把头凑向赶超手中的诊断书一看，见上面写的根本不是嗓子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怀疑是仓促性行为所致），使阴茎包皮受伤，引起严重炎症”。

　　哥们儿几个这才恍然大悟，皆低头看德宝，一时间反而对他极为同情了。

　　德宝又哭道：“和我原先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我需要慎重考虑！”

　　国庆缓和气氛地说：“你原先是什么想法？说给哥儿几个听听。”

　　德宝却擤鼻涕抹眼泪地不说话了。

　　赶超着急地吼了一句：“说啊！”

　　吕川小声替德宝说：“他原先的想法是，不少干部家的女儿落难民间了，他希望有缘分遇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捡个漏。”

　　德宝站起来大叫：“有这种想法可耻吗？”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他，一时都被问得不说话了。

　　国庆打破尴尬的沉默，低声开导说：“当然也不能说谁有那种想法就可耻，可是你也要认清目前的形势，你已经丧失了再有那种想法的资格了啊！德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他的话听来语重心长发自肺腑，同时将一只手友爱地拍在德宝肩上。

　　秉昆紧接着国庆的话说：“国庆的话完全代表我的意思，德宝你确实只有一种选择了。”

　　德宝像一位被五花大绑的英雄好汉似的，仰面朝天叹道：“罢、罢、罢！过后我就料到了，你们肯定会一起来找我，而我曹德宝如果不对这件纯属意外的事负起责任来，往后和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友谊对我很重要，让我原先的想法见鬼去吧！骑自行车意外撞了人还得负责任呢，何况这种事。”

　　他终于同意按照朋友们的指示办，并且承认春燕虽然不符合他择偶的高标准，却也不是最低标准。退而求其次，中等标准虽未称心如意，但也不是很难接受。

　　朋友们则一个个出了口气，终于大功告成，分别与德宝拥抱，拍其肩背。他们接着纷纷感叹，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儿子，找老婆的标准就不能定得过高，定得过高岂不是自寻烦恼？老百姓人家的漂亮女儿嫁给了干部人家的儿子，这样的事的确时有所闻，可靠性姑且不论，但那是因为热衷于牵那种红线的人多啊！但有几个人热衷于为咱们这种苦力工穷小子牵线搭桥呢？一心希望撞大运捡个漏那是多不靠谱的事呀？人家春燕不久有可能成为全市标兵，仅凭这个等级的荣誉，配你德宝绰绰有余！其实你也差不多等于是撞大运捡个漏了，应该偷着乐才对嘛。

　　朋友们的话，还真让德宝勉强地笑了。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开口便问：“你们和德宝谈得怎样？”

　　秉昆四仰八叉地往炕上一躺，身心疲惫地说：“完成任务了。”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别跟你妈这么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吗？德宝是你的朋友，你操心那也是应该的。”

　　秉昆又说：“我没抱怨什么啊，也得有人替德宝征求一下他爸妈的意见吧？很快就办结婚证，德宝不知该怎么跟他爸妈说，我们几个孩子辈的人也都觉得帮不上忙。”

　　母亲低头寻思了一会儿，舍我其谁地说：“看来，只有你妈亲自出马了。”

　　第二天上午，秉昆把母亲带到了德宝家楼前，旋即逃之夭夭。

　　母亲过了午饭时间才回到家里。

　　秉昆急切地问结果如何。

　　母亲说与德宝的爸妈谈得挺好，而且是当着德宝的面谈的，德宝和爸妈非留住她吃午饭。

　　“妈，你太过分了吧？你当着德宝的面讲这种事，多伤德宝的自尊心啊！”秉昆替德宝打抱不平。

　　母亲也大为不满地说：“你以为你妈傻呀？我能不考虑人家德宝那孩子的自尊心吗？你妈好歹也当了多年的街道干部了，和人谈事的水平总还是有点儿的吧？”

　　母亲的说法是，她只强调春燕见到了德宝，觉得是一眼见到了梦想中的郎君。俩人在周家越聊越投机，相见恨晚。春燕一回到自己家，立刻对父母发誓除了德宝此生不嫁。于是呢，春燕的父母便求自己做这个媒。如此一说，不但德宝爱听，他父母也高兴得合不拢嘴。至于为什么非急着办结婚证，母亲的解释是，春燕的奶奶八十多了，又有病，活不久了，老太太巴望着离世之前知道孙女定下了终身大事。

　　秉昆听罢，纳闷地问：“妈，我怎么从没听春燕说过，她奶奶对她的个人问题有多着急呢？”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她奶奶都死好几年了。”

　　秉昆责备道：“妈，你说谎骗人不好吧？”

　　母亲红了脸说：“是呀是呀，妈自己也觉得不好。”母亲突然生气了，嚷嚷起来：“你少批评你妈！不说谎怎么办？不骗人怎么办？你们这些孩子，隔一阵就闹出些事端，搞得自己一屁股屎，当父母的不替你们擦谁替你们擦？按当初我和春燕她妈的想法，现在根本就不是这么一种乱七八糟的情况！”

　　“妈，打住打住，我什么都不说了，行吧？”秉昆赶紧装出理亏的样子，替母亲倒了杯水。

　　母亲坐下，劳苦功高地命令：“给我弄条湿毛巾来！”

　　秉昆赶紧将毛巾用热水浸湿，拧了一下之后恭恭敬敬地双手呈递。

　　母亲接过毛巾，刚往脸上一捂，立刻扔到桌上，又发起火来：“你自己没觉得烫吗？”

　　秉昆装出一副奴才相，往盆里兑了点儿凉水，再次将拧过的毛巾递给母亲。

　　趁母亲擦脸之际，他躲入里屋，拿起《怎么办？》，趴在炕上接着看。

　　母亲擦过脸，喝了几口水，在外屋大声说：“德宝家那么小的一间屋，叫春燕日后怎么嫁过去？你妈的任务明摆着只完成了一半！我不一次次亲自出马，你们哪个孩子能把事情彻底了结啦？”

　　秉昆装聋作哑。

　　“我的话你没听到吗？”母亲出现在里外屋门口。

　　秉昆只得讨好说：“妈亲自出马，肯定马到成功。”

　　“我还得去春燕家。你也老大不小了，还一点儿办事能力没有！要是你哥或你姐留城了，才不用我东跑西颠地操这份心！”

　　母亲的数落让秉昆羞愧难当。

　　听着母亲出了家门，秉昆翻身仰躺着了，将展开的书往脸上一盖，自卑再次挑衅着他。

　　母亲又在春燕家吃了顿晚饭，任务也完成得很圆满。起初，春燕爸一听到女儿在周家失身了，睡了自己女儿的居然不是秉昆而是什么德宝，勃然大怒。春燕妈也顿时翻脸，气急败坏地说：“事情出在你们周家，你们周家母子俩脱不了干系！如果闹到法院去，你们母子俩也得是被告！”

　　母亲镇定地说：“为什么非闹到法院去呢？那春燕还有脸活吗？眼瞅着能当上全市标兵的一个好姑娘，你们当父母的就忍心毁了她的前程？”

　　母亲这么一说，春燕爸妈顿时冷静了。

　　于是，母亲就夸德宝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的青年。

　　母亲强调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儿子秉昆，虽然你们父母喜欢，但并不是你们女儿最喜欢的……”

　　春燕妈急赤白脸地打断道：“你这么说可是强词夺理了。你也得实事求是，我家春燕明明喜欢你家秉昆嘛！”

　　母亲据理力争：“我说的是最喜欢。在我家，她一见到德宝，就一下子明白德宝才真是她的意中人。你们也不想想，春燕那么大个姑娘，身强力不弱的，如果不是意中人往她被窝里钻，她能不喊叫起来？她一喊叫，我家秉昆就睡外屋，那个曹德宝能得逞吗？”

　　春燕妈一想到是自己有意让女儿留宿周家的，一时蔫了。

　　母亲最后说：“我已经替你们问过春燕，人家春燕其实是愿意与德宝做夫妻的。”

　　正说到这儿，春燕回家了，见秉昆母亲在，大大方方地问：“你们是在说我和德宝的事吧？”

　　春燕爸抓起扫炕笤帚要打她，她躲在母亲身后，笑嘻嘻地说：“多大点儿事呀，至于还要打我吗？再说我的终身大事得依我。婶儿你全权代表我了，你怎么指示，我怎么照办。”

　　她的话证明了秉昆母亲说的基本属实，她爸妈臊红了脸一声不吭。

　　母亲又说，考虑到德宝家屋子小，春燕嫁过去住不开，经她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德宝愿意做倒插门女婿，德宝父母也同意了。

　　春燕抢先表态：“欢迎！婶儿，我家两间屋虽然没你家的两间屋宽敞，毕竟也是两间屋。我爸妈这下有了半个儿子，可占大便宜了！”

　　春燕爸就吼她：“你给我闭嘴！我还搭上了一间屋子呢！”

　　秉昆母亲又强调说：“人家德宝父母是有条件的。老两口都退休了，工资加起来五十几元，虽然也够花，还是希望儿子每月能给他们十元的孝心钱。”

　　春燕爸爽快地说：“完全应该的。人家把一个儿子养这么大不容易，我们不能不通情理。”

　　母亲接着说：“人家希望春燕和德宝以后能经常回去看看。”

　　春燕抢着说：“婶儿，这是起码的，我将来一定像孝敬我爸妈一样孝敬他们！”

　　话说到这一步就是尾声了。乔家没儿子，母亲适时打出的“倒插门”王牌，被动的局面全盘扭转，柳暗花明。

　　尾声自然是和谐愉快的，意外地有了半个儿子的春燕父母，遂将母亲待为上宾。

　　听母亲讲了后，秉昆夸赞说：“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不料，母亲瞪着他斥问：“怎么就皆大欢喜了？你也欢喜吗？你欢喜个什么劲儿？我告诉你秉昆，你妈这心里边老添堵了，我老大不欢喜了！”

　　秉昆又不敢吭声了。

　　母亲想到了女儿周蓉，哭了，边哭边说：“我这一整天算怎么回事呢？替别人家的儿女费口舌，自己的女儿却……还让你爸训我失职，至今还不敢让外人知道真相，怕外人笑话我这个当妈的……”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

　　最开心的是春燕。

　　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

　　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

　　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

　　赶超没参加，吴倩说他和她的一个姐们儿约会去了。

　　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

　　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秉昆，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说就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破事儿，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俩捏鼓成一对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吧？”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哎，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果实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德宝连说：“对，对，太对了。”

　　于是大家为秉昆妈碰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初七早上，秉昆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须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

　　他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先到了，都已换上了工作服。

　　德宝指着屋顶问：“看到了吗？”

　　秉昆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何时安装了大风扇。

　　吕川指着窗子说：“再看这儿。”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

　　吕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渣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板锨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渣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

　　德宝说：“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吕川说：“要是早有这么一点儿体恤心，咱们前边那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秉昆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有了比没有还是好，就不要多说不满的话了。你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

　　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哝：“自从这事儿妈来了，她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她的了。”

　　德宝说那肯定就是她的主张。她至今还没“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儿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嘛！

　　秉昆忍不住咒了一句：“让她不得好死。”

　　德宝笑道：“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叫眼睑神经麻痹症，就是上下眼皮闭不上了，服安眠药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她得那种病吧！”

　　吕川说：“咒她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德宝你记得吗？有次厂里开大会，听她读什么社论，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她就劈头盖脸把咱俩训了一通。我觉得她特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读什么都像在法庭上宣读判决书……”

　　德宝便学起“水英妈”的腔调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要年年讲、月月讲……’秉昆，你觉得像不像宣读判决书的语调？”

　　秉昆被逗得笑了起来。

　　吕川板着脸说：“德宝你别逗他笑。你俩都安静会儿，听我讲。咱们在讨论让她哪一种死法更人道的问题，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那就要以严肃的态度来讨论。据说‘文革’以来，咱们中国多了一种病叫‘读瘾症’。病人对读社论读文件读大批判文章特上瘾，见着了不让自己读就像大烟瘾犯了不许吸上一口那么难受。听别人读更难受，恨不得一把抢过去自己一气儿读完。这病要是严重了，见了文字就要大声读出来。不管见到的是公园还是公共厕所之类的字，都非大声读出来不可。特别是，见了别人的信件或日记，就像猫见了老鼠，猎狗见了野兔，不许大声读就会暴躁起来的。”

　　德宝忍不住说：“吕川，不是哥们儿不尊重你，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病，其实治起来也很容易。在完全没有字的病房里关上几个月，病情再严重也能扳过来啊！”

　　吕川仍然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地说：“那没用。患者被关入你设想的那种病房前，最后印在脑子里的是几个什么字，就会反复不停地说，不是说，是像念文件似的大声念那几个字。比如之前看到的是‘病人须知’四个字，就会一刻不停地反复大声念，直到发现了别的字，才会改口念新发现的字。”

　　秉昆半信半疑地问：“也不吃喝，也不睡觉吗？”

　　吕川肯定地说：“对。不吃喝，不睡觉，直念到唇舌焦裂，嘴角再也冒不出白沫，最后心衰气绝，所以，这种病又叫‘念死症’。但比起德宝咒的那一种病，我咒的病确实比较人道。因为在别人看来，患者是痛苦的，备受折磨的，但在患者一方面，那么念着却是高度兴奋，极其快乐。也可以说，是在一种极乐、幸福状态之下一命呜呼的。”

　　秉昆听得笑不起来。他忽然觉得，他们三个在背后如此恶毒地咒“水英妈”，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毕竟没法证明她是一个死有余辜的坏女人啊。

　　德宝却还挺认真地问：“两种不得好死的死法，哪一种都不一般化。秉昆是你先咒的，你也比我俩更恨她，你决定哪一种？”

　　他们三个仿佛统一了认识，“水英妈”必将如他们所愿死去。

　　秉昆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吕川朝门口使眼色，同时嘘了一声。

　　秉昆和德宝朝门口看上去，见厚门帘下边，露出一双旧的女式黑皮鞋。

　　德宝喝道：“谁藏在那儿？滚出来！”

　　幽灵般地，从厚门帘后闪出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初级阶段，她正是“水英妈”。

　　三人顿时目瞪口呆。

　　“水英妈”倒背其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跟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后，威严地说：“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能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儿勇气，当我面统统抖出来。”

　　吕川镇定地说：“我们没咒您呀，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

　　德宝也紧接着说：“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厚门帘子与门之间，会缺氧，很容易产生幻觉。”

　　“水英妈”侧目看着秉昆问：“你也想说没有其事吗？”

　　秉昆一口咬定：“确实没有其事。”

　　“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秉昆，不温不火地说：“重复一遍。”

　　秉昆看看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其事。”

　　“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说：“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作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作敢当的人，记住了？”

　　鬼使神差似的，秉昆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水英妈”初战告捷，颇为得意，笑道：“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您刚到厂里时在全厂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

　　德宝略带讥讽地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为的是使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分配个好工作。”

　　“水英妈”正色道：“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明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将我拯救到部队里去的，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渣房内一时异常肃静。一家三位抗日烈士，也使秉昆们都暗觉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水英妈”看着吕川和德宝问，“要不要我把你俩刚才咒我的话各学几句？”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头。

　　德宝仍企图抵赖：“可是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

　　“水英妈”火了：“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秉昆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德宝不由自主低下了头。

　　“水英妈”指指电风扇和出渣输送槽，有几分伤心地说：“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垂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这时出渣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预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干活吧！”“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

　　正月十五晚上，三人走到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等在那儿了。

　　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秉昆赶紧解释，他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水英妈”讽刺道：“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不洗澡就不行吗？”

　　德宝说：“那会一身酱油渣子味儿。”

　　“水英妈”义正词严地说：“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说罢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表。

　　秉昆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不问什么，怕惹她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她干什么私活。她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她，她支使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

　　不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她敬礼，看来对她很熟悉。

　　她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仨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儿。”说罢，拉开前车门。

　　吉普车开出了市区。

　　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秉昆耳语：“在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

　　秉昆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愿接话。

　　吕川又小声说：“我早饿了，你们呢？”

　　秉昆和德宝就又点头。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吕川却说起来没完。

　　秉昆朝前指了指“水英妈”后背，制止他。

　　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是不是？”

　　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一幢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房子前。

　　“水英妈”说：“下车。”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

　　“水英妈”双脚落地时嘟哝：“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扶扶我！”

　　三个青年就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司机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人？

　　她说两小时后。

　　趁吉普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不定是多麻烦的活。”

　　“水英妈”大声说：“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吉普车开走，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身后进了院，房门开了，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台阶，阻止道：“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

　　这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向门斗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

　　借着车灯的光，已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是您回来了呀！”

　　“水英妈”冷淡地说：“天已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了吗？”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笑道：“您可真会开玩笑。”

　　她一点儿不给对方面子，尖刻地说：“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那话也会无地自容。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唇，“吧嗒”按着了打火机。

　　她听到响声，厉声呵斥：“我家院内禁烟！”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喝：“说话客气点儿！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们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悔改，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

　　她冷笑道：“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性，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三个青年谁都猜测得到，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息敛气。

　　“水英妈”摆头道：“跟着我。”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那三个是哪儿的。”

　　“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与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秉昆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到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

　　她缓缓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告诉他们。”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都没转身也没吭声。

　　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秉昆身上，他只得收回踏在台阶上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酱油二厂的。”

　　“水英妈”说：“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儿，说清楚。”

　　秉昆只得又大声说了一遍。

　　“还有名字。”

　　秉昆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

　　“水英妈”居高临下，也大声对两个男人说：“听清楚了吧？那就滚。”说完，她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入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

　　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

　　“水英妈”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二十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用餐的圆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两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半透亮钩花的，外层是紫色天鹅绒的。

　　“水英妈”说：“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

　　德宝小声说：“快，趁这会儿都别穿着拖鞋了，让咱们下里巴人的脚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原来桌下有地毯。

　　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

　　目光所见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

　　秉昆忧郁地说：“进到这样的房子里，我的心情一点儿都不好。”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的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

　　德宝心理极不平衡地说：“这餐厅比我家还大。我曾经的希望就是捡漏和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不久她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了，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样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的也知足，时常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可你们偏逼我倒插门插到了春燕家……”

　　吕川起身走到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

　　他接着德宝的话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你就别想那好事儿了。保尔与冬妮娅又怎么样？后来不还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保尔那么对异性有吸引力。”

　　秉昆反驳道：“我认为保尔与冬妮娅的遗憾完全是保尔造成的，他虽然有魅力，但也有性格方面的大问题。”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过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

　　吕川溜到门口，将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秉昆与德宝招手。

　　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

　　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他们动员我在‘批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是，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批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批，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

　　“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批林批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你呀，我也得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嘛！你在外边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槐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说出口了呢？那不好，太情绪化了。”

　　“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冒火，七窍生烟！”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这个我懂，不劳你提醒，你管严自己的嘴就好。”

　　……

　　“水英妈”介绍说，槐姐是她在农村老家的堂妹。他们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槐姐来照顾。槐姐做了一桌子川菜，样样好吃。

　　“水英妈”老伴姓马，她让秉昆们称他老马就行。他们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他“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马伯伯”。

　　老马一眼就认出了秉昆，说一直想把秉昆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两个来月就可以柱拐行走了。

　　“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秉昆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她说她倒不怕，但是讨厌那些。她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念社论，更愿意的事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厂人学习社论是她的分内工作，而她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她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她那次心里有火没处发，开会前外地的两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她按他们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她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

　　吕川和德宝两个也红着脸惶惶然地做了检讨，保证以后开全厂大会时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她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那么一种良好态度是必须的。

　　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好，大批判文章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有益。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

　　“水英妈“打断他的话，说他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儿，她讲起了三个青年咒她的事。

　　老马听得哈哈大笑，承认自己也经常心里暗咒她，因为她总是三娘教子般教导他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他又强调，她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他们似的希望将她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她的最恶毒的咒愿，无非就是希望她哪一天祸从口出，被押解到哪里去接受改造了……

　　“水英妈”佯怒道：“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他却笑道：“我与你划清界限，不就将那根线剪断了？”

　　对于秉昆他们，气氛轻松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并不影响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的东西，从三十儿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顿元宵吃，还不能管够。

　　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味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

　　三个青年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若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应付地嘿嘿笑笑。

　　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得更随意。

　　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就一无所有了。

　　“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掉，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

　　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时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否则哪一天机会出现了后悔晚矣！

　　他们打着饱隔嗯嗯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来右耳朵冒出去了。

　　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

　　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

　　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秉昆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

　　秉昆照单全收，说若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得像哥们儿的样子啊！

　　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

　　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

　　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太小了，轮椅移动不开。估计有一百多平方米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啊？难以想象，太他妈难以想象了！”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曲书记，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认为，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教导咱们的话，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但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秉昆替她辩护道：“以后我背地里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曲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却没一点儿架子。她不是说了嘛，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理不平衡。”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他们的老下级或老上级又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们干部享受的待遇太特殊了吧？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罐头？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铲除特权！”

　　吕川接了一嗓子：“平等万岁！”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

　　他俩有几分醉了。

　　不待德宝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

　　当兵的回过头冷冷地来了一句：“喊什么喊？再喊下去！”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人，还有个当兵的。

　　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车轮又动之后，兵司机缓和了语气，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口吻说：“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你们凭什么跟人家讲平等？别说你们了，在我们部队也一样。当兵的能跟首长讲待遇平等吗？一级一种待遇，军长师长就是比旅、团长待遇高，司令员就是比军长师长待遇高，天经地义。江山是人家打下的，整个国家都是他们那些有功之人的！你们有那等出生入死的经历吗？你们在背后攻击我从前的首长，我如果听之任之，我算怎么回事？一旦传开了，我在首长面前怎么做人？你们是工人当然可以不在乎，但我在部队，我还要争取进步呢！人活一世，总要不断争取进步吧？”

　　秉昆等三人佯装打盹，谁也不接话茬儿。德宝甚至故意发出夸张的鼾声，间接地表达不满。

　　第二天班上休息时，吕川起头，三个青年继续昨晚在车里的话题。

　　吕川显然是做了功课的，并且显然被刺激起了一股真理越辩越明的劲头。他从装饭盒的书包里掏出“红宝书”和几份学习材料汇编，盘腿坐在棉袄上，如同高僧大德解经讲法。

　　他说自己几乎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思考那兵司机的话，越思考，越觉得那兵司机的话逻辑上很别扭。他承认自己一向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一听别人念那一套脑瓜仁就疼，但即使以自己很低的政治水平，也还是能听出那兵司机逻辑上所犯的错误。

　　“你俩就没听出来？”

　　秉昆说自己完全没听出来，觉得人家那话在大道理上是成立的。

　　德宝说他当时听着也觉得别扭，但是逻辑上究竟错在哪儿却不甚了了。

　　吕川点评道：“德宝还有点儿怀疑本能，头脑还有救。秉昆你怎么连点儿怀疑的本能都没有？这不可以的！长此以往，你就会成为老马同志所说的政治庸人！现在你俩都安安静静地坐我对面，听我分析。”

　　秉昆和德宝就垫着棉袄坐他对面了。

　　吕川开宗明义地说：“第一，军队是军队的规矩，国家是国家的安排。不能认为军队是怎么样的，国家也应该怎么样。这种比方是偷换概念，尽管他不是出于狡猾，但还是把概念给变了，明白？”

　　德宝拍着脑门道：“明白了，明白了。哥们儿行啊，什么时候变得有思想了？”

　　秉昆厚道地说：“你别用狡猾那么难听的词，我觉得人家小战士是个实在人。”

　　吕川大度地说：“接受批评。我长这么大，不管在家里在外边，还从来没被什么人呵斥过。曲书记在这儿呵斥咱们，那是因为咱们先咒的人家，人家呵斥得有理。可我直到此刻仍认为，咱们在车上议论的话同样有理。我不否认我的思想是面子思想，为了面子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对的。第二，无论语录还是这些材料，都明确告诉我，咱们党和党的干部……”

　　秉昆又打断道：“咱们三个都不是党员。” 

　　德宝说：“你别总挑他字眼儿嘛！”

　　吕川低调地说：“挑字眼是政治庸人的习惯，我原谅他。总之咱们一向接受的教育是，领导干部要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对不对？那就是说，特权不能没有，但不等于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归根到底，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到现在他们干部还有特供商店吧？搞得神神秘秘的，连个牌子都不敢公开挂！这算哪门子党风？不就是吃什么的问题吗？连在这一点上都要与人民搞出区别来，那不是没出息吗？”

　　三个青年忽听有人大声咳嗽，分明是曲书记的声音。一齐扭头看时，见曲书记不知何时出现在门那边了，只不过这一次没躲在门帘后，而是贴门帘站着，肩上还扛卷草袋子。

　　他们赶紧站起，德宝抢先接过了草袋子。

　　曲书记说：“地上潮，把棉袄也弄潮了，穿到外边，寒风一吹，能不生病？你们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别处处都得我老太太关心。一人一个，铺上吧。”

　　三人都觉尴尬，默默将草袋子铺在不碍事的地方。

　　曲书记又说：“休息的时候坐在上边，不是挺舒服的吗？把你们的棉袄都搭在出渣管上烘烘。”

　　三人默默将各自的棉袄搭在出渣管上。

　　“昨天晚上，你们谁从我家带走东西了？”

　　曲书记话锋一转，开始问话。

　　吕川红着脸承认，自己一不小心将座钟里的小鸟弄掉了，装了几次没装上，干脆揣兜里了。

　　曲书记说：“明天想着带来还我。我们老两口现在住的那房子，是人家工业大学一位党外教授的家。把人家一家几口遣送回原籍当农民了，我们老两口暂时被安排在那儿住住，损坏或缺少了东西像什么话？”

　　吕川有点儿无地自容，保证说明天一定归还。

　　德宝趁机刺探地问道：“曲书记，那……你们家以前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曲书记坦率地说：“我老伴是军工学院副院长，我们家能住一般的房子吗？当然住在校内的独栋小楼里，还有警卫和保姆。”

　　三个青年互相看看，一时无话可说，只有尴尬地沉默。

　　曲书记看着吕川又说：“你的话本人全都听到了。平等是种理想，不平等将是长期的现实，绝对平等是瞎忽悠。有些事不能钻牛角尖，钻牛角尖的人只有三种下场——要么疯了，要么自杀，要么被打成反革命。听明白了？”

　　三个青年除了点头，还能如何呢？

　　“不久厂里要办夜校，这是我的坚决主张。老师都是我请的，都有水平，你们要带头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如果你们以后休息的时候讨论一道数学题或几何题怎么解，那我才高兴。我当年还在北京的人民大学进修过呢，否则，仅凭革命资本就能当上省高法的庭长？记住我的话了吗？”

　　三个青年又都点头。

　　“别只点头，要大声回答！”

　　三个青年便齐声回答：“记住了！”

　　曲书记走后，他们又干起活来。

　　吕川干着干着，拄着锨发呆。

　　秉昆说：“快干，别偷懒。”

　　吕川郁闷地自言自语：“我觉得，曲书记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是，如果不给他们那种人某些特权待遇，他们也会有不公平的想法似的。”

　　秉昆和德宝同时叫道：“别钻牛角尖！”

第十二章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别是在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剧的年代，所谓“小人”与“贵人”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古今中外，一向如此。而“贵人”的出现，就像是福星保佑。

　　转眼到了四月。

　　北京刮来一阵风。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在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因而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文艺节目啊！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这种“繁荣”可把青年们压抑坏了，以至于A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

　　各系统的文艺会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后就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

　　文艺会演则不同，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A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会演，而且要评奖。

　　时间是有点儿紧的。

　　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之事，曲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她曾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她莫属！

　　她本人也来了兴趣，却因厂里实在太缺乏文艺人才，很苦恼，嗓子哑了，嘴起泡了。

　　秉昆等三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着急。他们也不再叫她曲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她老太太，她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

　　秉昆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仨为厂里攒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种节骨眼上报答一下她的关怀啊！”

　　德宝说：“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儿的节目。”

　　吕川说：“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它，咱们三个以实际行动助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秉昆，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

　　秉昆惭愧地说：“我是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呢，就上中学后闲得无事，练过一年多快板。”

　　吕川问他水平如何？

　　秉昆想了想，颇为自信地回答：“背熟过几个段子，如果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吕川说：“你有这种勇气就好。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上瘾，轮流着一人买烟三人吸。

　　吕川吸着烟来回踱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后，说大致己想出节目框架了，叫作《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代表民间曲艺，大提琴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洋相，比如琴弦断了、弦码崩出去了、谱架翻了、谱页被风刮飞了等。而秉昆的快板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我们的社会主义竹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直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德宝郁闷地说：“那我不等于是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

　　吕川劝道：“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牺牲自己一次吧。”

　　“我牺牲自己一次倒没什么，无怨无悔，可大提琴不是你说的那样，一百年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但大提琴肯定有人听的。”德宝的态度犹豫了。

　　吕川开导道：“一百年后的事谁管他！忠不忠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了，贬低一下大提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又问秉昆，“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怎么样？”

　　秉昆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段绕口令。

　　吕川拍着他肩，高兴地说：“行！想不到你深藏不露，我心里有底了！”

　　三人当下去见老太太。

　　秉昆表达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什么文艺才能，但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打浑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

　　老太太问：“你擅长那一套吗？”

　　吕川说：“小菜一碟。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

　　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看着心疼，所以都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节目，认为思想性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大半。

　　她当即批准，他们三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

　　厂里新进了几名工人，秉昆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龚宾、唐向阳、常进步。龚宾是片警龚维则的侄子，秉昆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关照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问龚宾：“你怎么也进了这个厂，成了这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龚宾憋屈地解释，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秉昆听了龚宾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龚叔叔考虑的也对，于是对龚宾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谈的那样。兴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龚宾也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时多发给他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秉昆做证。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成心陷害。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认定他是隐瞒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她以离婚的方式与他父亲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留城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得空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

　　一次，秉昆三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

　　德宝愤愤不平地说：“咱们名为中学毕业生，却只学过算术。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上哪儿说理啊？”

　　吕川说：“有地方说理啊！你要是也想懂，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咱们出渣房不是就成了说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向你学，反倒对龚宾和常进步说，咱们连笛子、口琴还没摸过呢，曹德宝却连那么大个的洋乐器都拉得非常好了，上哪儿说理啊？你觉得他心理正常吗？”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问秉昆：“吕川的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在批评我呢？”

　　秉昆笑道：“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嘛！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

　　“难怪我听着别扭！好你个吕川，敢讽刺我了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德宝抓起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

　　恰在那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

　　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

　　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秉昆自语道：“这样多好。”

　　德宝又问秉昆：“你的话怎么没头没脑的？什么这样多好啊？”

　　吕川替秉昆解释：“他说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

　　德宝反驳道：“那样有什么好？那叫虚伪！”

　　吕川也反驳道：“我刚才可没背后嫉妒人家，非说虚伪那也是你一个人虚伪，别把我俩捎上。”

　　德宝被噎得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

　　秉昆见他尴尬，遂问：“难道你刚才嘱咐人家骑自行车多加小心不是真心诚意的？”

　　德宝想了想，分辩道：“真心诚意呀，我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吗？”

　　秉昆说：“我也认为你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三个刚才谁也不虚伪。”

　　他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落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人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将友谊也当成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人。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应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秉昆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第二天，德宝令人诧异地将大提琴背到了厂里，休息时为三名新工友拉了几段，赢得了他们的掌声。

　　唐向阳表示想学。

　　德宝说：“那你愿意也帮我补补数理化吗？”

　　唐向阳高兴地说：“当然愿意啦！”

　　秉昆说：“那我也要当你的学生。趁厂里的夜校还没开课，你先给我们吃点小灶，免得以后听不懂夜校老师讲什么，太没面子。”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

　　当日下班后，他们将食堂抄菜谱的黑板抬到出渣房，请唐向阳当起老师来。

　　常进步是个小聋人，他也留下了。他只聋不哑，个子纤小，仿佛还没长开。由于聋了的缘故，容易害羞，异常安静。休息时，盯着他的脸看上几秒钟，就会将他看得脸红起来。他兜里揣着小本，和人说话得用笔谈。

　　常进步是从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酱油厂的。他的父母都在军工厂，父亲是转业军人，厂保卫科科长，母亲是作为技术人才从外厂调入，七级车工。全市只有几名八级车工，都是男的，七级车工的女性少之又少。

　　“哪个王八蛋干的缺德事，把他这样一名耳聋初中生往咱们酱油厂分？真他妈的缺了八辈子德了！”德宝私下里替常进步抱不平。

　　吕川深有同感地说：“他简直像个女童工。”

　　出渣房的工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善，却仍是全厂活最累的地方。半月后，进步的小脸更小了。

　　在秉昆的提议之下，他、吕川和德宝为常进步找了老太太一次。

　　秉昆力陈将进步分到出渣房是不人道的，应尽早把他调到劳动强度轻点儿的车间去。

　　老太太坚持原则地说：“那不可以。凡是进厂的男性新工人，一律先到你们出渣房锻炼三个月，以后再考虑具体分往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定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常进步也不能。制度是要一视同仁的。”

　　秉昆来了倔劲儿，他说：“老太太，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嘛！如果在这件事上你不给我们个面子，那你在我们心目中以后可就不是一个好老太太了！”

　　吕川也说：“教条主义害死人。老太太，你可要区别怎么做才是坚持原则，怎么做其实是教条主义。”

　　德宝一句话让老太太生气了。他说：“老太太，我认为好干部的第一标准，那得是多少有点儿人性，否则和把他分到咱们厂的人一样缺德。”

　　老太太拍了桌子，霍地站起来指着他们三个训斥道：“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全厂数你们干的活最累！我作为书记，理应格外关怀你们！你们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干活来着？不是比现在辛苦多了吗？你们都能挺着干过来了，让新进厂的人锻炼锻炼就是不人道了吗？你们成心来惹我发火是不是？”

　　秉昆和吕川连说不敢，往下按德宝的头，逼他说了认错的话。

　　老太太这才消了气，重新坐下。平静了心情后，她真诚地说：“既然你们都认错了，那我也收回几句气话。平心而论，你们确实都挺可爱的。你们三个在厂里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却敢为常进步当面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证明我看人有眼光，没看错你们。如果只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中国人一个个斗得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那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老太太向他们吐露了内心苦衷，原来，进步是走她的后门才进厂的。他父亲常宇怀是她老伴老马当年在部队时的警卫员，跟随老马来到A市，她自己还是进步爸妈的媒人。军工厂分成誓不两立的“捍联总”与“炮轰派”时，进步父亲起初并没选边站，哪派也没加入。等到“炮轰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后，常宇怀同情起“炮轰派”来。怎么能不同情呢？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很多人是和自己一块儿脱下军装变成军工厂工人的，有人当年还曾是自己的连长指导员。别说他们自己不服，几乎所有两派都没参加的人也替他们抱不平啊。三千几百名工人中的一半划成“反动势力”，太过分了呀！“炮轰”什么什么，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标语，并不是真的要支起炮来轰嘛！常宇怀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派也就是主和派的头头。在全市“捍联总”采取联合行动，真枪实弹攻打“炮轰派”总指挥部的那天夜里，他手持话筒高声朗读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捍联总”要一举捣毁他们的最后“堡垒”，他极力劝阻。所以，他儿子进步分配工作时，哪儿哪儿都拒之门外。有的单位因为他耳聋不愿要他，有的单位因为他父亲上了有关部门黑名单不敢要他。他母亲万般无奈，求到了老太太和她老伴老马。她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才让进步成为本厂工人。

　　“就你们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了？你们倒说说看，我还能怎么做呢？你们几个小屁孩子，给鼻梁就上脸，气死我了！”老太太这么说时，快落泪了。

　　秉昆三人便再无话可说。

　　德宝在沉默中憋出一句话：“好人误会好人，是好的误会。”

　　老太太被他的话逗乐了，愁眉一展笑道：“你们给我听明白了，我可把常进步交给你们替我关照着了。别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也千万别让他受什么工伤。干活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干点儿。他累出病来，我对不起他父母。”

　　秉昆三人保证，说绝不会让她担心的事发生。

　　他们谁都没向进步提起找过老太太的事。他耳聋，与他交流得进行笔谈，又麻烦又得有足够的耐心，他们都怕麻烦。

　　令他们欣慰的是，唐向阳对进步也挺关爱。

　　事情起了变化，学生们都争着替唐向阳这位老师打中午饭了。如果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菜，老师尝几口会让他们感到很有面子。下班后洗澡时，他们也乐于为他占一个喷头。

　　事情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不，不，不是微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变化。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在这些成长于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职业的父母、性格基因各不相同的青年之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他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的增长以及它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让他们每个人都像唐向阳一样感到意外和惊喜。

　　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持久，像礼花似的。但是在其绽放之时，每一朵都是真诚的。

　　唐向阳也开始讲他自己内心里的纠结和郁闷了。他偷听过父母之间的谈话，父母说“假离婚”是权宜之策，因而他起初对父母的离婚并不怎么在乎。可后来，他渐渐感到假离婚似乎越来越真了。他发现母亲有了疑似的追求者，而母亲也仿佛暗怀心意，起码不是断然拒绝。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所以特苦恼。他思念父亲，却很难见到父亲一次。他和一名同班女生早恋过，被她母亲察觉了，告发到了学校里。他被批判为思想意识不良的问题学生，让他母亲觉得名声受损。母亲好长一段日子里不愿理他，直至他产生了自杀念头，母亲才惶恐不安。为了缓和母子关系，母亲为他买了那辆“凤凰”自行车。后来有同学向他透露，他的早恋之所以成为事件，是由于和他关系最好的一名同学出于嫉妒而告密。他无法证实是果真如此，还是小人的挑拨离间。这一难解疑团同样令他烦恼。他唯一明了的就是，那名女生确实对他无情无义，不仅揭发他对她的引诱手段，还说她自己一度被爱的假象所蒙蔽。他倒不恨她，他能想象到，她是在家长与老师们的双重施压之下，才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但是他从此再难相信友谊和爱情了。

　　听了他的倾诉，别说龚宾不知怎么去安慰，连秉昆他们三个老大哥也很无语。进步只明白个大概，幸有德宝坐在旁边，不厌其烦地在纸条上写字给他看。进步也在纸条上写了几行字：“某些人经常不讲道理，反逻辑，自以为是。即使这样，那也要相信，人世间永远有真爱和真友谊。”

　　吕川惊诧道：“哎呀妈呀，太有水平了！”

　　德宝提议：“抛他抛他！不抛他几次，太对不起他这几句话了！”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将进步托举起来抛了又抛。

　　向阳也乐了，意犹未尽地说：“我还要讲！不讲我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我要讲讲关于我改名的事，挺有意思的。”

　　唐向阳原名不叫向阳，而叫朝阳。

　　“文革”序幕刚刚拉开时，父母没像往日一样同时回家。母亲先回到家里，而父亲仍在学校开会。开什么会母亲也不清楚。

　　九点多父亲才回家，表情凝重。母亲问他吃没吃晚饭？他说没吃，不饿。很少吸烟的父亲接连吸了三支烟，之后把母亲叫过去，做指示般地说：“咱们的儿子得改名。”

　　母亲奇怪地问：“为什么？儿子的名字挺好的呀。”

　　父亲心事重重地说：“别问那么多，听我的，改就是。明天星期日，你记着先把这件重要的事办了。”

　　母亲更奇怪了，也不高兴：“怎么还成了重要的事呢？那你想给儿子改个什么名呢？”

　　父亲不容置疑地说：“改为向阳。”

　　母亲大不以为然地又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向阳，朝阳，有什么区别嘛！”

　　父亲不耐烦了：“我的姓不好，一字之差，区别大了。”

　　母亲则刨根问底：“有的姓确实不太好，比如姓黑、姓资、姓赖什么的。但唐姓有什么不好？你不说明白了，我怎么支持你？”

　　父亲恼火了：“我明白的事，非得你也明白不可吗？”

　　母亲对于父亲认真交代之事，一向是很服从地照办，因为父亲不仅是校长，还是党支部副书记。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然而那天晚上，母亲明显表示出了完全不理解并且极其不愿执行的违逆态度。

　　她不解地说：“名字虽然是我们为儿子起的，但是属于儿子已经十五年了，现在突然要改他的名字，那也得听听他自己的意见吧？在家里这点儿民主还是应该有的吧？”

　　父亲则不再跟母亲啰嗦，高声叫儿子。

　　朝阳那年刚上初二，正在另一间屋写作业。他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和母亲一样，觉得父亲简直是无事生非。

　　他走到父母跟前，态度明确地反对父亲独断专行。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名字一直是朝阳，莫名其妙地突然改成向阳，怎么向认识他的人解释呢？

　　父亲坚持道：“非改不可，没必要向别人解释。如果有人纠缠着问为什么，就这样回答，自己查字典去。”

　　朝阳就跟父亲理论：“不用查字典我也知道，朝、向，两个字形异音异但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不改！”

　　父亲火了：“这事由不得你！你不懂的事多了！如果有人叫你朝（zhao）阳，你不是也得答应吗？朝（zhao）朝（chao）自己这儿就模棱两可呢，还跟我掰扯什么字形字音字意的！”

　　第二天，父亲带着户口去派出所替唐朝阳改名去了，却没改成。派出所的人说，改谁的名字谁得亲自到场，任何人不能代理。即使改小孩子的名字，那也得领去或抱去，以验明正身。

　　父亲只得与朝阳一同去派出所。

　　仍没改成。派出所的人也认为，唐朝阳，多好的名字呀，叫起来也上口。改成唐向阳，意思没变，叫起来可就不怎么上口了。如果大舌头一叫，听着像“唐浆盐”了。究竟为什么要改？得说出个理由。

　　父亲想了想，说出一种很勉强的理由，“向”字比“朝”字少了些笔画，写起来简单。

　　偏偏那天父子俩遭遇了一位较真的民警，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写完“向”字又写“朝”字，板起脸说：“改成向阳，只不过少写六笔。谁也不会每天写许多次自己的名字，仅仅因为需要写名字的时候可以少写六笔就非改名字不可，太任性了吧？如果都像你们父子俩，我们民警整天还有时间干别的吗？要改是你们的想法，批准不批准得按我们的条例规定。对不起，您的要求不符合改名的条例规定。”

　　父子俩只有无奈地离开了。

　　在回家路上，朝阳挖苦地说：“不是我不配合吧？一上午你两次去派出所了，值得吗？”

　　不料，父亲愈来愈坚定，他说：“我还要去第三次，今天非把你的名字改了不可。”

　　父亲一到家接连打了几番电话。

　　他下午又去派出所的时候显得胸有成竹，回来时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对妻子和儿子宣布：“有的事，再麻烦也得办。儿子，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唐向阳了。”

　　不久，“文革”迅速折腾得邪乎起来。唐向阳父亲所在的中学给他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多数是批判其“执行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那样一些大字报，用词再吓人，校长们特别是中学校长们，内心里是不怎么恐慌的。执行者不过就是按上边的方针行事，便有种天塌下来上边顶着的心理。上边顶不住了，还有众校长顶着，总不能将全体校长都打倒吧？全国那么多学校，短期内统统将校长换了谈何容易？他们怕的是那类具有诛心性质的大字报，因为那类大字报直指人心里想的什么，只要被莫须有地予以揭露，往往让人百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心不可以像从兜里掏出东西似的，从胸膛里掏将出来供人审视呀！看大字报的人宁肯相信被揭露的人心里一定有坏思想，也不肯相信没有。

　　唐向阳父亲也摊上了一张被诛心的大字报，标题是《看唐近朴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大字报一剑封喉，从他儿子唐朝阳这个名字开始抽丝剥茧地进行批判：“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的历史早已翻开了崭新一页，迈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阶段。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深处依然迷恋封建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希望代代都是“治人”之人。身为一校之长、党支部副书记的唐近朴，便是这种人。何以见得？且看他给自己儿子起的名字：唐朝阳—一唐朝的太阳嘛！毛主席说‘你们年轻人，好比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指的是新中国的太阳，不是什么唐朝的！毛主席还有诗词曰：‘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则是以伟大的谦虚，含蓄地嘲讽了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封建皇帝。唐近朴，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吗？你必须老老实实给革命群众一个明明白白的回答！

　　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儿子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改了，叫唐向阳。”

　　人们不信。派出所离学校很近，便有人骑自行车前往了解。

　　结果当然证明了他说的话属实。

　　但仍有人继续发难：改名本身恰恰证明他心虚，揭发批判之有理有据，否则为什么要改？

　　他就请求允许他直起腰，抬起头。

　　获准后，他对着由别人举向他的话筒说：“革命的人们，现在我不能尊称你们革命的师生们了，因为我已经不配了。革命的人们，我在大学学的是理科，我承认我汉字知识很差。为了提高，我自学了一点儿古汉字知识。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朝’字是一个客观字，一点儿主观色彩也没有。朝阳是指固定的方位，可是地球在不停转动，固定的朝阳的方位，也会随之改变接受阳光的程度。当将朝读成朝（zhao）时，也是一个客观字，由‘乾’字的左半边加一个‘月’字合成。乾属阳，月属阴，朝（zhao）是天地阴阳交际，东方虽明太阳尚未升起时刻。‘向’字则不同了，它是主观字，所以我们说‘一颗红心向着党’，形容我们那样的红心如同‘葵花朵朵向太阳’。同样道理，我们不会将‘向党表忠心’说成‘朝党表忠心’。搞清楚了‘朝’字与‘向’字的实质性区别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开了一次会，一致决定将儿子的名字改成向阳。在这一点上，儿子的态度最为积极。革命的人们，我们一家三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无比真诚的。在复杂的阶段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也许我们会偶尔迷失方向，但我们主观上永远向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向着它就是向着唯一正确的方向！此心拳拳，何虚之有呢？”

　　结果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向阳当时就在台下，他说那一天不但对父亲刮目相看，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一天，他对“知识就是力量”有了全新的理解。

　　第二天，那张“诛心”的大字报不见了，据说是贴大字报的人自己半夜偷偷扯去的。并且，由于他将名字改为向阳，本校几名叫秦朝阳、宋朝阳、晋朝阳、郑朝阳、阮朝阳、袁朝阳的学生，也都将名字改成“向阳”了。

　　秉昆怀有几分疑问地说：“姓氏中的阮、袁与元朝的元也不同字啊。”

　　向阳笑道：“那他们也改了，跟风呗！”

　　那会儿进步被老太太找去了，没听到向阳讲的这后一件事。德宝不必边听边写，听得格外专注。

　　德宝感叹道：“看来咱们普通百姓的儿子倒也幸运，在这种好人坏人难以分辨的年头，不必摊上些乱七八糟的事。”

　　向阳却问：“哎，你们怎么都不笑呢？”

　　吕川反问：“你真觉得好笑吗？如果我们都傻乎乎地笑给你看，你心里真的会觉得好受吗？”

　　听了他的话，向阳眼眶一红，低下头，快哭了。

　　秉昆突然感到多此一举，却又感到不吐不快。他示意吕川和德宝跟他到外边去，小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问他俩怎么看？

　　吕川立即表态：“好想法，双手赞成。”

　　德宝苦笑道：“秉昆主意是你出的，你跟他讲。”

　　秉昆说：“行，我讲就我讲。”

　　三人进屋后，秉昆对向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刚才是为你出去的。我们三个以老工友的资格决定，以后休息时，如果你能讲真正有意思、确实让大家开心的事，而不是刚才讲的那种所谓有意思却令大家哭笑不得的事，那么你就可以比我们多休息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德宝补充道：“每次给你打分的啊，五分制。如果你得满分，那么可以多休息半小时。半小时啊，向阳！”

　　秉昆问：“向阳，你愿意吗？”

　　向阳想了想，有所领悟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秉昆与他三击掌。

　　这时进步回来了，拎着个布兜子。他母亲患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季就犯。老太太听人说邻省有位老中医的方子是冬病夏治，终于问清楚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亲自写信寄钱为进步母亲买到了药……

　　然而，秉昆他们有重任在身，得为“五一”会演排练节目。好在出渣房已今非昔比，有向阳他们三个新来的工友足够了，秉昆他们只是偶尔抽时间回去看看。

　　“五一”当日，秉昆三人很是出了一次风头，他们的节目虽不能说大获成功，却可以算相当精彩。他们送了十几张关系票给国庆和赶超，国庆和赶超不仅约了吴倩、于虹一起去观看，还动员了些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人前往捧场。“亲友团”的座位是挨着的，有利于起到带头鼓掌的影响。秉昆说一段快板他们就大声喝彩，德宝出一次洋相他们就发出响亮的笑声。按国庆和赶超的要求，木材加工厂的全都穿着工作服。吴倩和于虹也不例外，不但穿着各自的工作服，还带去了写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牌子。一有掌声、喝彩声和笑声，她们便高高举起一次牌子。她们的捧场使观众席的气氛显得特热烈，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别人一见不是酱油厂的观众都那么喜欢台上的表演，以为是节目水平的客观效果，自己也跟着鼓掌、喝彩和笑。

　　从众效应在当年比如今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今一个人在什么事上并不从众，往往还被欣赏地视为特立独行。当年可不是这样，那有可能被别人反感甚至讨厌。

　　亲友团不愧是亲友团，他们的捧场比酱油厂的人还卖劲儿。

　　公正而论，秉昆们的节目的确还是有那么点儿意思。领导们满意它在政治思想方面毫无疑问的正确性，一般观众满足的是它的娱乐性。当年的中国人在正式演出里获得的快感太少了。秉昆三人组合的节目，在政治思想性正确的大前提下，给予了观众们最多的娱乐性。观众们对他们三人的喜欢程度的排名是吕川、德宝、秉昆，吕川虽然并没表现出任何文艺才能，但他在台上将搞笑能力发挥得极好，按如今说法，脱口秀似的一句接一句口吐莲花，观众特开心，与平时的吕川判若两人。德宝的戏份只不过是出自己洋相，毕竟也拉了几段大提琴曲，那是台下的工人及家属们都没听过的，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功夫不负苦心人，秉昆重拾起来的快板技艺，经过十多天废寝忘食的临阵磨枪，连他都吃惊自己表演水平的迅速精进。领导干部们给出的好印象排名，则是秉昆第一，吕川第二，德宝第三。秉昆第一也是有道理的，若不是秉昆那一段段革命内容的快板打得好，那么他们的节目就接近耍活宝了。至于德宝，他只能而且必须屈居第三，谁叫他拉的是洋乐器呢？那是一切洋东西都约等于不好的东西的时代，可以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可以有钢琴协奏曲《黄河》，但它们都属于“样板”，“样板”以外则绝不提倡。

　　五月三日，评选结果见报了，《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获得二等奖第一名。十几个参评节目中只有两个节目并列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名实际上等于第三名。老太太看了报，满面春风，眉开眼笑。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能获二等奖头甲，老太太的强力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知道了那些议论倒也不生气，还自我表功地说：“我活动活动怎么了？别人想活动也得有那种能力，也得评委们买账吧？能者多劳嘛！为了厂里的一份荣誉，活动有理。有能力不活动，那简直该打！”

　　有人问，她对秉昆他们三个各自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评价。

　　老太太一个都不得罪，她说：“都好都好，缺了谁也不行。”

　　五月中旬，厂里宣布，吕川调到味精车间当一班班长，德宝调酱油车间当二班副班长，秉昆当推销员。老推销员要退休了，不久由他接班。

　　老太太找他们三人同时谈了一次话。

　　她说：“吕川和德宝，你们两个在出渣房苦干多年，现在新人来了，出渣房人员多，该让你俩转转岗位了。秉昆你呢，不过就比新人早到厂里半年，还得在出渣房卖卖力。出渣房以前没班长，实际上连个负责的也没有，那不行。唐向阳以后可以当班长，你们认为呢？”

　　秉昆三个就都说唐向阳能当好。

　　老太太要求秉昆在唐向阳当班长之前，既要跟随老推销员尽快熟悉业务，又要以临时班长的角色带一下唐向阳，兼顾出渣班工作。

　　秉昆正犹豫着该怎么表态，吕川替他发问了：“老太太，那秉昆操心的事是不是多了点呀？”

　　老太太说，多不到哪儿去，推销员的工作并不需要每天都按时上下班，与各商店的关系稳固了以后，最忙的时候也就是月初和月末那几天。其实，在秉昆他们三人之中，老太太稍微偏向的还得说是秉昆。推销员的工作时间上比较自主，并且每月多八元伙食补贴。老太太力主之下，厂里才决定由秉昆来接替老推销员。

　　秉昆不明所以，吞吞吐吐地说他不想当推销员。他不愿与人有目的地去搞关系。他说，自己太不擅长那样了。

　　吕川和德宝一齐点头，表示极为认同他的说法。

　　秉昆说过了不想当推销员的话后，却又有点儿悔意。他怕老太太干脆让他当出渣班班长。那么一来，唐向阳不就当不成班长了吗？虽然只不过是龚宾和进步两个人的班长，但那也意味着厂里对一名青年工人的信任啊！他希望唐向阳能被信任。

　　于是，秉昆补充道：“那我还是继续留在出渣班吧。我和他们三名新工友挺合得来的。有我协助向阳当班长，他肯定也高兴。”

　　老太太想了想说：“周秉昆，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你现在已是全市商业系统的小名人了。酱油一厂和二厂，既是兄弟厂的关系，也是销售指标方面的竞争关系。由你这个小名人当推销员，对咱们二厂的销售业绩大有好处。你得允许厂里合理利用你的名人效应，别再多说什么了，说了我也听不进去。”

　　她既然已将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秉昆也就只得点头默认厂里的决定。

第十三章

　　成了小名人的秉昆买了辆旧自行车，算是奖励自己。

　　一天，他骑车上班时，另一骑车人从他前边横驶而过，结果他的自行车前轮撞上了那人自行车后轮。如果不是二人都反应快，同时刹车同时一脚踏地，那人肯定被他连人带车撞倒了。

　　那人回头看秉昆，分明想骂他。他认出了对方是蔡晓光，正欲开口说话，蔡晓光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一低头一弯腰，蹬着自行车转眼远去。

　　蔡晓光不可能没认出他来。又不是冬天戴着棉帽子和口罩，你看我我看你四目相对的情况之下，没认出来那才怪了！可蔡晓光为什么竟不理自己呢？

　　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秉昆一路往厂里骑着车，一路扪心自问。

　　他自省的结果是，根本就没做任何对不起蔡晓光的事！自己从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蔡晓光的事。蔡晓光即使算不上是自己的朋友，那也是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帮助过自己的人啊！

　　他百思不得其解，困惑而郁闷，从早到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秉昆正与老推销员在一家综合商店谈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厂办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商店，要他立刻动身赶回厂里。他问什么事？厂办主任说你回来就知道了。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

　　他问老推销员可能是什么事？

　　老推销员也猜不到，对厂办主任以那么一种大可不必的口吻打来电话，同样感到诧异。

　　秉昆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回厂里，见老太太忧心忡忡地站在厂门口。

　　她说是市“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同志找他进行外调，接着又说：“你不必怕，在我办公室谈，我会一直陪你身边，但你可要句句据实回答，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秉昆的心顿时就乱了，怎么会有来头那么高的人找自己外调呢？要外调的又会是什么人的什么事呢？他一向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很怕自己哪一天沾上边儿。在听唐向阳讲了那件改名的事以后，他更怕政治了，既怕又厌恶。从厂门口到老太太的办公室有一百多步，在那一百多步里，父亲、哥哥、姐姐以及与哥哥姐姐产生了亲密关系的冬梅姐和冯化成，一个个像电影人物似的从他脑海中徐徐移过。除了他没见过的冯化成是个面目模糊的男人身影，其他亲人的容貌都格外清晰，都忧郁地看着他，似乎都在用目光对他说：“秉昆，连累你了，我们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啊！”

　　他心头如撞鹿，忐忑不安，认为肯定是自己的哪一位亲人在政治上出了问题。究竟会是谁呢？父亲绝不会！哥哥和冬梅姐也不会。那么……只能是姐姐呀！她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妻子，这就注定了早晚会在政治上出问题啊！

　　姐姐，姐姐，亲爱的姐姐，你当初可是何苦啊！

　　秉昆在心里念叨着，机器人似的跟在老太太身后进了她的办公室，见有一个穿中山装、样子斯文的四十多岁男子坐在室内。

　　那人正喝水，放下杯问老太太：“他？”

　　老太太点头，也坐下了。

　　那人将秉昆打量了几秒钟，面无表情地说：“他是可以坐下的。”

　　老太太也面无表情地说：“当然。”

　　那人说：“把椅子搬过来，坐我对面。”

　　秉昆就把椅子摆他对面，端端正正地坐下。

　　“近点儿。”那人的语调，像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要开始对一名特别不喜欢的学生训话似的。

　　秉昆犹豫了一下，起身把椅子摆得离对方更近，近到几乎触膝的程度。他重新坐下时看了老太太一眼——老太太正低头看报。

　　“看着我。”那人又说。

　　秉昆只得看着对方，那么近距离地看着一个陌生人，他感到别扭。

　　那人却不看着他，而是看着老太太，明显心存疑虑地问：“你跟他说什么了？”

　　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告诉他你是哪儿的，找他干什么。”

　　那人又问：“就说了这些？”

　　老太太这才抬起头，愠怒地反问：“你是在审问我吗？如果是，那你得回去重开一封介绍信再来，你的介绍信上可没写着可以审问我。”

　　那人愣了愣，随即讪笑道：“哪里哪里，你太敏感了，我只不过想让气氛轻松一下嘛。”

　　秉昆感到气氛比他刚进来时更压抑了，觉得口干舌燥。

　　那人从上衣兜取下笔，将记事本翻开，看着秉昆问：“你认识蔡儒凯吗？”

　　外调就如此这般地开始了。

　　秉昆一时口干得说不出话，请求允许他喝口水。

　　老太太目光温柔地看着他说：“桌边上那杯是为你凉的。”

　　秉昆一口气喝光了那杯水。因为对方一开口说出的不是自己哪一位亲人的名字，他七上八下的心稍微安定了些。

　　他说自己知道蔡挺凯是蔡晓光的父亲，也知道蔡儒凯是省里的一位领导，但从没见过，所以不能说认识。

　　“真的？”

　　“你要是信我的话那就是真的，如果不信随你怎么想好了。”

　　“你一次也没去过他家？”

　　“没有，我只认识他的儿子蔡晓光。”

　　“怎么认识的？”

　　“蔡晓光是我姐的朋友。”

　　“那么，当然也是你的朋友啰？”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一般老百姓家的儿女，高攀不上他那样的朋友。我认为，他也从没拿我当过朋友。”

　　“是你姐的朋友却不是你的朋友，这我就不太理解了。”

　　“世界上让人不太理解的事很多，我也有很多不太理解的事。”

　　“但是，他却帮你走后门调到了这个厂。你们不是朋友，他会为你的事这么出力？”

　　“是我求他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也会求不是朋友的人。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这样，无非厚着点儿脸皮。我当时在木材加工厂走投无路了，他帮我，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有些人帮了我们一次忙，不一定以后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对不对？”

　　到此时为止，对方还没往小本上记一个字呢，显得有些烦了，掩饰着端起杯也喝了口水。

　　老太太第二次放下报，往上推了推眼镜，也不看那人，一边把那张报纸放回报夹上，一边批评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搞外调也要讲这一点。同志，你刚才的话是错误的，损害了我们厂的声誉。我们厂从不接受走后门的工人。一个生产酱油的工厂，谁犯得着托关系走后门进我们厂吗？市里的工厂分五级，木材加工厂和我们厂同属于四级厂，从一个四级厂调到另一个四级厂，完全符合正常调动的范围。蔡晓光只不过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在木材加工厂的情况，而我们厂当时正缺少出渣工。他的入厂手续是我批的，出渣是我们厂最累的工种，他入厂后到现在一直还是出渣工。我说清楚了吗？”

　　那人还试图寻找突破点，他问：“当时，蔡晓光怎么介绍他的情况呢？”

　　老太太看着秉昆说：“告诉你他当时在木材厂的情况，这不成了向我搞外调了！”说罢，她起身走到窗前，给窗台上的几盆花浇水。

　　秉昆简明扼要地讲了讲自己当时在厂里的苦恼处境，他有点儿不耐烦了。讲完后，他不满地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事？别再绕弯子了，咱们直来直去好不好？”

　　那人精神为之一振，正中下怀似的说：“好，好，很好。很高兴你这种痛快的态度，我喜欢你这种性格直率的青年！”

　　接着，他摆明要害，说他要了解的是，蔡晓光和周秉昆谈过自己对“批林批孔”的什么看法没有？如谈过，具体是怎么讲的？如确实没谈过，谈到过他父亲蔡挺凯对“批林批孔”的什么看法没有？

　　秉昆回答说：“自从姐姐一九六八年到贵州去以后，除了偶尔在路上碰到过蔡晓光，彼此匆匆说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以外，再就只会面过一次，便是自己求他帮忙调单位那一次。”

　　对方按捺不住，打断道：“那不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的事吗？许多人当时议论纷纷，他肯定也议论了。想想，好好想想。”

　　秉昆说：“想都不用想，他一句也没议论。”

　　对方的表情很失望，沉默片刻，退而求其次地说：“那你谈谈蔡晓光对‘文革’说过哪些话也行，包括他说父亲对‘文革’怎么看的。你姐是他的朋友，‘文革’开始以后，他经常到你家去，和你哥你姐，还有前副省长的女儿郝冬梅聚在一起，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我也坦率地告诉你，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就有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耳目。但是呢，我一句话都没问你哥哥姐姐包括你哥哥的对象郝冬梅说过什么关于政治的话，对吧？我不是针对你和你的家人来的。刚才你们厂的党支部书记也讲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是懂政策讲策略的，可和你谈了这么半天，你却一点儿都不配合。年轻人，我再跟你交个底，如果你肯配合我一下，那么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立了功了，这对你是有益的。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你好，你可要想清楚了。”

　　秉昆问：“那，怎么样才算配合你了呢？”

　　对方说：“你自己想。”

　　老太太不浇花了，转过身，双臂交抱胸前，微微眯起的双眼从镜片后投出琢磨的目光，一会儿注视着外调者，一会儿注视着周秉昆。

　　秉昆突然玩世不恭地笑了。

　　外调者紧皱双眉，有点儿生气地问：“你怎么还笑呢？有什么好笑的？”

　　秉昆一本正经地说：“傻笑呗，我也跟你交个底行不行？”

　　外调者立刻欢迎说：“行，太行了。咱俩就是应该互相交底。”

　　老太太忽然咳嗽了几声。

　　秉昆也不往老太太那边看，郑重其事地问：“你不记吗？”

　　“记，记。”外调者拿起了放在记录本上的笔。

　　秉昆将身子坐得更直，以一种对医生讲述自己病情般坦白的态度说：“你虽然对我哥哥姐姐的情况掌握得挺清楚，对我却不太了解。我这人吧，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白痴，在政治方面纯粹是傻瓜蛋、二百五。所以呢，关心政治的人谁都不跟我谈政治，我也从不跟他们谈政治。你呢，从我一坐下，句句往政治上引我来谈，这让我心里烦透了，你知道吗？我再烦那么一点点，是会骂人的。如果更烦了，还会打人。哎，你怎么不记呢？记上我这些交底的话，回去不就好交差了吗？我这是种病，哪儿都治不好，有的医生说是遗传的。我父亲就像我这样，政治对于他就是当一名好工人，获得更多的奖状。”

　　他说完，闭上了双眼。

　　外调者心有不甘地问：“没了？”

　　他猛地睁开眼大吼：“你他妈的还烦我是不是？”

　　外调者一哆嗦，立刻站了起来，气恼地瞪着秉昆，片刻后扭头看老太太。

　　老太太耸耸肩，像体育裁判那样做出停止的手势。

　　外调者抓起记录本，悻悻地往外便走。

　　老太太也往外跟，同时训斥秉昆：“你这是什么表现？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别动，看我过会儿怎么调教你！”

　　老太太回到办公室时，见秉昆坐在那儿生气，便亦庄亦谐地说：“我觉得你挺懂政治的嘛。你这么样把他打发走了也好，拿着鸡毛当令箭，连我都快烦了。”

　　秉昆恼火地说：“他侮辱我人格！”

　　老太太坐下，放松身子往椅背一靠，把双手交抱胸前，三娘教子般地说：“别那么娇气，我的人格被侮辱过多少次了，你的人格怎么就不能被侮辱一次？你的人格有铁券丹书保佑着呀？”

　　秉昆问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唐向阳父亲替他改名的事。

　　老太太矜持地说，凡是记在档案里的，全厂每一个人的事她都知道。秉昆说的事，唐向阳的档案里并没写，她愿闻其详。

　　秉昆就把唐向阳的名字怎么由唐朝阳改为唐向阳的过程大致讲了一遍。

　　老太太不解地问：“你讲给我听，究竟要说明什么呢？”

　　秉昆高傲地说：“在我这儿，唐朝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姓唐名朝阳，王八蛋才会说成迷恋唐朝的太阳！谁想让我也成为那样的王八蛋，门儿都没有，对你也不例外。我有时候可以装傻瓜蛋，但绝不做王八蛋！‘批林批孔’那点事儿，不就是你家老马同志说的那种矛头吗？连进步都明白！”

　　老太太打断道：“等等，等等。你们三个去我家那天，偷听我和老伴的谈话了？”

　　秉昆只得点头承认。

　　老太太宽容地说：“既然偷听到了，我问你们罪也没必要了，相信你们不会乱说的。”

　　秉昆值得信任地点头。

　　老太太便与他约法三章：第一，绝不许他们聚在一起再议论“批林批孔”这个话题；第二，不许议论“文革”以及一切与政治有关的话题；第三，支持唐向阳在八小时以外为他们补数理化课程，以后能考上大学，将是她喜出望外的事。

　　“那，夜校什么时候能开课呢？”

　　“我尽量争取早一点儿。”

　　“将来大学还会招生吗？”

　　“估计很快就会的，但以什么方式招，我也没法预见。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文化基础知识太差的人上了大学，既浪费人民的钱，也浪费教育资源。”

　　“你也给我交个底，蔡晓光他父亲的事，是不是很严重？”

　　“是的。在咱们省，目前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了。都打成了林彪死党，那还不严重？”

　　“他要替林彪翻案？”

　　“他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当年是林彪部队的干部，并非个个都是林彪的家将。据说他那人挺正派，只不过强烈反对……”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周秉昆你懂的太多了，这不好，很不好，到此结束吧。”

　　“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的表现，对我以后会有什么不利吗？”

　　“很负责任地回答你，不会。”

　　“对我哥哥姐姐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放心，更不会的，人家那位同志也不是彻底的王八蛋，那是他的工作。”

　　老太太又说，倘若他周秉昆真的提供了什么落井下石的证言，那对方也会很高兴。即使他周秉昆胡编一通，比如将唐朝阳说成唐朝的太阳那一类证言，对方听了都觉得牵强，那也还是会如获至宝，认真记录，及时汇报，因为那是难得的立功机会。原本不是王八蛋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也很愿意变成王八蛋。她替对方高兴，秉昆也应该替自己高兴，因为他拯救了一个有可能变成王八蛋的人。

　　当面听老太太表情庄重地表扬自己，秉昆高兴了。

　　他起身将走，老太太问他茶好喝吗？他猜到了为什么那么问他，说好喝极了，说自己和母亲可爱喝茶了，但除了过春节能喝上几次不知道哪辈子采下来的茶，平时多想喝也喝不上呀！

　　老太太也猜到了他为什么那么说，笑了，给了他一小盒杭州“龙井”，还给了他一筒麦乳精。“龙井”他是有所耳闻的，麦乳精连听说也没听说过。老太太说麦乳精是营养品，一直想着要让他带给做街道干部的母亲——她打听过了，知道他母亲是位热心肠的好街道干部。

　　秉昆讶然地说：“你怎么也像刚才那个人似的，什么都乱打听啊？”

　　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嗔道：“怎么是乱打听呢？我要充分了解你们，引导你们往正道上走，当然也得对你们的家庭有所了解。”

　　那天秉昆回家后，母亲告诉他蔡晓光来过了。

　　秉昆问蔡晓光说了些什么。

　　母亲说蔡晓光说是下班路上忽然心生一念，骑自行车拐了个弯顺便过来看看。他说几天后就要离开拖拉机厂，到他们厂在外县的一个分厂去上班了。具体哪个县，他还不太清楚，算是来告别，很可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与周家人失去联系了。总之，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母亲埋怨道：“都怪你！你要想往酱油厂调，自己去联系联系就不行吗？上班几年了，还这么不懂事！我看就是因为你当初麻烦人家，人家不愿再与咱们周家有什么来往了，亲自登门，当场和咱们周家做一个了断。”

　　秉昆默默听着，不想对母亲说一句蔡晓光父亲的事。

　　母亲见了“龙井”和麦乳精才停止了絮叨，指示秉昆，麦乳精要及早给他姐姐寄去，好营养外孙女的身体。至于“龙井”，她要留着春燕和德宝办喜事时拿出来。

　　秉昆不再听她絮叨，又去翻书箱。书箱内的大部分书他都已读过了，还往小本上抄了不少自己喜欢的文字。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他渴望成为有激情的人，却不能在现实中发现什么值得自己投入激情的事。自从成了小名人以后，他经常提醒自己随身带着快板。商店里的人们总是要求他来一段快板，如果他让对方高兴了，起码可以多进几箱他们二厂的而不是一厂的酱油。为了那几箱酱油的业绩，他说快板时状态饱满，但只要独自安静下来，服了兴奋剂似的那种状态就会一扫而光，内心里随之产生的又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空虚。以往的日子，读书是他暂时摆脱空虚的良方，但是现在他决定与雨果们分开一个时期了。哥哥姐姐居然还留下了一册不少的初中到高中各门课本——那正是他要找的。

　　老太太点燃了他心中的一盏灯，那盏灯的名字叫大学。他不知道，除了上大学，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算得上是一种改变人生的正派方式——可以使自己对人生不再沮丧，而是比较满意。一九七三年，大学毕竟仍是一个与知识和思想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地方。他读了一些书籍之后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终生都缺少知识和思想，那么，他连一颗黄豆也不如。成吨的黄豆还能榨出豆油或酿成酱油，成群的没有知识和思想的人，除了体力和技能，就再也榨不出别的东西了。而被榨尽了体力和技能的人，注定是一个可悲的人。

　　六月的A市是它最美的季节。

　　树的叶子全都绿得油旺旺的，特别是那些老杨树的叶子，能长到比壮汉子们的手掌还大，每一片都像刚从手工纸上剪下来粘到枝上。很奇怪的是，学生们用的作业本的纸质仍很差，小学生用的手工纸还像“文革”前那么色彩光鲜。那些老杨树多半是自然生长，而非人工栽种。共乐区岁数最大的人，也比不上它们的树龄长。马路两旁的柳树倒是人栽的，因为它们容易活，绿化成本低。新中国成立后A市就进行过一次绿化运动，许许多多的柳树是当年群众义务劳动种下的。A市一向不缺水，仅仅冬季的雪在春季化成雪水渗入地下，便会让植物在以后的两个月生长茂盛。A市的夏季又是多雨的，这使A市大马路两旁的柳树像南方的柳树一样，普遍长出又细又长、柔软得可以在手指上缠几圈的枝条。

　　许多人家小院里的丁香树和扫帚梅也都开花了。说起来，A市人喜欢那两种花，大约还是受俄国人的影响。对于早年间生活在A市的俄国人，没有院子是不成其为家的；院子里如果没有丁香和扫帚梅，似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院子。

　　丁香花使A市到处弥漫着馥郁的香气，特别是在清晨和夜晚的时候。扫帚梅实在是最普通的一种季节性草花，筷子般粗的茎居然能长到一米半那么高，直挺又有弹性，大风才能吹弯它们的茎，随风摇摆的只不过是它们的花朵。它们的茎在最上端分杈，每杈一朵花，一株扫帚梅最多能开五六朵花。有小院的人家都在四月份贴着板障子密密地撒一溜种，出芽时浇几次水，再就不必管它们了。到了六月份，它们就开始分杈开花了。它们的花看上去也很普通，六瓣的单瓣花而已，但是花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夹杂绽放，还都开在几乎同样的高度。它们是那种要开就一齐色彩鲜艳地开着的花，每一朵花都不会在枝头卷边或蔫萎，始终精精神神地开着，即使经过几场大风大雨。如果它们凋谢了，花瓣落地了，捡起来细看，一瓣瓣仍如开在枝头那么鲜艳完好。它们是那种即使凋零也要凋零得不失尊严体面的花。它们的花期很长，到了十一月份，哪怕已经下过了第一场雪，仍会发现有几簇扫帚梅居然开放于白雪皑皑的世界中。它们是这么一种平凡又很耐寒耐看赏心悦目的花，A市人才将它视为梅的同类。它们的茎干了以后，可以剪齐了扎成扫把，非常耐用。

　　然而，每年从六月到八月，A市最漂亮的并不是花，而是姑娘们。当年，女孩子专指十五岁以下的小姑娘。十岁以下的小姑娘，A市人习惯于叫她们小丫头。小姑娘们到了十七岁以上，往往就被大人们看成大姑娘了。大人们若认为她们的什么言行不得体，往往会批评道：“都十七八的大姑娘了，怎么还没点儿大姑娘的样子？”

　　是的，对于六月的A市，最美的一道道风景，是十七八到二十二三岁之间的大姑娘们。当年她们的花季似乎也就这么长，一过二十五岁，一般就被视为老姑娘了。一过二十七八岁，她们就被全社会视为女人了，从此与“姑娘”二字绝缘。

　　已经是“文革”的第八个年头了，“九一三”事件似乎终于变成了一个历史事件，更多的人对于政治运动开始产生不可逆转的厌倦。大姑娘们尤其如此，她们的爱美之心“蠢蠢欲动”，有的穿上了花布裙子，大胆者甚至穿上了“修正主义”的布拉吉——没有人再批判她们有满脑子不健康的臭美思想了。

　　一日，秉昆从某商店回到家里，刚吃完饭，春燕来了。她穿了一条浅红色的裙子，裙子刚过膝盖，上身是一件短袖花布衫。

　　母亲问她吃没吃午饭？

　　她说在家吃过了。

　　母亲夸她的花布衫和浅红色裙子搭配得好看。

　　她说好看也不敢穿着这么一身去上班，领导一再叮嘱她，快是全市标兵了，在穿着方面，一定要给人无产阶级的朴素印象。

　　母亲打量着她说：“裙子是不是短了点儿？”

　　她叫道：“还短呀？我也不能白生一双好看的腿嘛，总得找机会让人民大众欣赏欣赏吧？”

　　母亲就抿嘴笑，不再说什么。

　　春燕是来找秉昆帮忙的，她说市里要求标兵不但应该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劳动者，更应该是将“文革”进行到底的中坚分子，所以领导给了她三天假，让她认真写一篇“批孔”文章。第一天都过去了，她还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呢。

　　“好干哥哥，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是不是？你不能让妹妹愁出一头白发来吧？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春燕嘴甜得要命。

　　秉昆却不为所动，说她应该首先去找德宝，帮她这类忙更属于德宝的特权，而且德宝肯定也高兴帮她写。

　　“德宝不是在班上嘛！你这个干哥哥，难道就不高兴帮我吗？”春燕不但嘴甜，而且一副死缠烂磨的样子。很明显，秉昆如果不帮她，她就打定主意赖着不走。

　　母亲同情起她来，也对秉昆说：“什么特权不特权的，你能帮就帮帮她嘛。人家春燕口口声声叫着你干哥哥，你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连我都看不过眼去！”

　　秉昆烦了，冲母亲发火：“我能帮不帮吗？写大批判文章得有政治头脑你懂不懂？她没有我就有吗？咱家人有那种遗传吗？”

　　母亲一时被顶撞得说不出话来。

　　而春燕眨巴眨巴眼睛掉下泪珠了。

　　秉昆想到明天是星期日，缓和了语调，又说以他自己的能力绝对帮不上那种忙，最好通知所有朋友，明天都到他家来，专为春燕的事在一起讨论讨论，以共同的智慧，也许会为她凑出一篇有水平的批判文章来。

　　春燕噙着泪连连点头。

　　母亲欣然地说：“这才像个干哥哥的样子。”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德宝和吕川，让他俩再分别通知国庆和赶超。”为了摆脱春燕带入家门的烦恼，秉昆急欲脱身，说罢往外便走。

　　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秉昆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三天没到厂里去了。

　　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似的看着他，弦外有音地问：“你还记着你也是出渣班班长吗？”

　　秉昆说：“我只不过暂时代理一个时期，怎么了？”

　　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暂时代理那也是具体负责的人，多日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快去你们出渣房看看吧！”

　　秉昆听罢那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发生了，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许多人。到跟前才发觉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汪着酱油。

　　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将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

　　这是建厂以来从没发生过的重大生产事故。周秉昆扶不住自行车了，自行车倒在酱油池里，他也一屁股坐在湿地上了。

　　几乎所有目光都望向他，他吃惊得完全傻掉了。

　　德宝推着龚宾从出渣房出来了，龚宾呜呜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别哭！谁说你们故意的了？事故都造成了，哭有什么用？”老太太也从出渣房出来了，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她铁青着脸训斥龚宾。

　　当她发现坐在地上的秉昆时，也想训斥几句，却又很快将头一扭，看着大家说：“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淘净了。下午还要出渣，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说完，她从一个人手中夺过桶，转身又进了出渣房。

　　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秉昆扶起，小声说：“多亏了向阳，要不损失更大。”

　　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向阳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

　　他内疚地对秉昆说：“班长，对不起，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

　　老太太这时恰巧拎着满满一桶酱油走出来，进步立刻上前换下她，将一桶酱油拎至酱油池那儿倒掉。

　　老太太对吕川说：“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德宝也拎着满满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这么一桶桶地往外淘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秉昆这时才能说出话：“不管责任多大，我一人承担。”

　　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渣，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她说完，低头想了会儿，忽然转身走了。

第十四章

　　“我认为，你还是慎重考虑再决定的好。”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那事情岂不是变成我把你给耽误了吗？”

　　“过来。”

　　郝冬梅背靠一棵白桦树站着，周秉义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弯腰继续采摘野花。他面前是一片叫作星星散的小黄花，已经快编成一个花环了。

　　冬梅犹豫了一下，缓缓走到他身边。

　　他看她一眼，再看手中花环，不满意地摇摇头。

　　冬梅责备道：“跟你谈你的前途问题呢，你怎么还有那份心思？”

　　秉义四处张望，有所发现，眼睛一亮：公路那边，有喇叭花缠着树生长，上上下下花开得煞是热闹。

　　他将花环朝冬梅一递：“先拿会儿。”

　　冬梅刚接过去，他已转身跑向喇叭花。

　　估计是鸟儿将几粒喇叭花的种子带到那儿的，它的花开得挺别致，下边的花尽是白色，中间部分的花是蓝色。秉义更想要紫色的花，偏偏那紫色的花开在最高处，高到了秉义伸手够不到的地方。这让它缠绕的那棵白桦树如同穿上了一件旗袍，一件绣满了白、蓝、紫三色花朵的绿绸布做成的旗袍，使人联想到穿旗袍的高挑美人儿。白桦树的树干，似裸露着的白皙修长的腿，最上边的紫色的喇叭花形成了华丽旗袍的高领。

　　秉义欣赏着。

　　冬梅喊：“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呀？”

　　她知道，秉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即使忽生一念要为爱人编一个花环，即使过会儿他们在公路上分手时花环必然会被抛弃。她已过二十六岁生日了，即将是老姑娘了，才不愿自己戴着花环的幼稚样子被除秉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见到呢！

　　“别费那事儿了行不行啊！”她又喊时，已将单色的花环戴头上了。

　　秉义装作没听见。他的自行车在公路边上，他将自行车搬了过去，一脚踏车座一脚踏车梁，开始摘取那些紫色的喇叭花。

　　所谓公路，其实就是用铲车在这一片白桦林中硬铲出来的类似防火带的一段路。铲车无法将白桦树从根部齐刷刷地铲断，只能撞倒它们。拖拉机随后用钢丝绳将它们一棵棵连根拖走，最后由人力填平树坑，于是就有一条两里多长的公路穿林而成。这一片白桦林，是秉义他们师属地内最大的一片白桦林。他们师地处山区，团与团之间、营与连之间，除了有数的几条砂石路，其他全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公路了。

　　秉义做事还有一个近乎强迫症的习惯，那就是先难后易。采摘到紫色的喇叭花自然不容易，他知难而上。他自以为已将自行车支稳了，但前几天下过大雨，林地还没干，一踏到自行车上，车架就陷入土中渐渐倾斜，结果他握着一把紫色的喇叭花摔倒在地上。

　　冬梅惊叫一声，跑过来将他扶起，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不安地问他摔伤了哪里没有？

　　他说没事，吓了一跳而已，说罢跃起将蹲着的冬梅拉了起来，接着又采摘蓝色的喇叭花。

　　冬梅因为不能将刚才的谈话进行下去，不悦地从旁看着他。

　　他采够了，也不注意冬梅的表情，从她头上取下花环，将蓝色的紫色的喇叭花间隔着遍插在花环上，双手捧着，伸直胳膊，左歪头看一会儿，右歪头看一会儿，这才满意地笑了。

　　冬梅不禁有点儿生气，猛一下从他手中掠去花环，使劲往头上一套，将花环套散了，成一条花草绳落在了地上。她捡起来，手臂一挥，花草绳像条彩蛇似的从空中飞舞向远处，一头钻进草丛中去了。

　　秉义居然不明白她为何生气，吃惊又困惑地看着她。

　　她沉着脸说：“你就当我戴在头上了吧，现在我要求你将严肃的谈话继续下去。”

　　秉义不悦了，瞪着她问：“什么严肃的话题？”

　　冬梅说：“别装傻，就是你去不去沈阳军区的事。”

　　秉义说：“刚才不是谈过了吗？”

　　冬梅说：“但是没谈完。”

　　秉义说：“明明谈完了嘛！你让我慎重考虑再决定，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了。不就谈完了吗？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彻底忘了不就得了吗？”

　　“这么大的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算谈完了吗？你不觉得你是在敷衍我吗？我可是特意为这事来找你的！”冬梅提高了嗓音。

　　“多大的事啊？我怎么就敷衍你了啊？你来找我不就是想要当面听到我的态度吗？我不去。我已经明确地向你这么表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表态的话不都是简单的话吗？你听到过长篇大论的表态吗？我们之间需要与众不同的长篇大论的表态吗？”秉义振振有词，表情由不悦而怫然了。

　　冬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一转身双手捂脸哭了。

　　当年，全国有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明显的军队性质。

　　六月份的时候，沈阳军区谢副司令员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战备视察，他是一位开国少将。名曰视察，其实是要会会老战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颜副司令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级别很高，司令员由沈阳军区司令员亲任，而颜副司令员本是沈阳军区的一位少将副司令员，平级调任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后，除了必要的工作请示和汇报须他本人回沈阳军区外，一年大多数时间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颜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他的老战友谢副司令员也是位老红军。据说，两位老红军少将在佳木斯相见后，当晚各自打发走随员，几乎谈了一夜——北京政坛波谲云诡，部队关系复杂多变，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愈下，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堪忧，出卖之风盛行而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他们的军职虽然并不多么显赫，但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实际考验。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了，不得不防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有受大环境影响的心理作用，却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心理原因——一言不慎，出口即祸，不但祸己，还殃及家人亲友。现实生活中，因防人之心松懈而忽一日成了敌人的事例不胜枚举。想必两位老战友之间要谈的知心话题太多太多，谈了一夜意犹未尽，第二天又谈了大半夜，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没人知道。第三天，谢副司令员将一干随员打发回沈阳，说更愿意由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陪着去各师团看看。有人认为他那么坚持是因为与老战友谈过后更忧虑了，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他心情好多了。颜副司令员工作缠身无法相伴，他将周秉义从师里召到了佳木斯，让周秉义代表自己陪同。总司令部那么多人，派谁去陪同自己的老战友不好呢，干吗非从某师抽一名教育处的副处长啊？各机关的人们自然不解，私议纷纷。颜副司令也不管那些，命令下达，绝无改意。

　　直至“文革”后，他的女儿才回忆说，当年那个决定是在她家做出的。

　　谢副司令员问：“老颜啊，你寻思半天才为我抽那么一个人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颜副司令员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回答：“他这里边的东西可靠。”

　　他又为什么如此信任周秉义呢？

　　春天时，中央提出了农村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方针，当时大部分省是小学六年制。生产建设兵团对中央这一指示很重视，颜副司令员亲自率队到各师团考察、调研。在周秉义他们师，自始至终一直由周秉义陪同。周秉义的汇报清楚明白，数字翔实可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掩盖问题，不夸大成绩，不讳言个人看法，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良好印象。调研组临走前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由颜副司令员签了名，将要作为司令部文件传达各师团。颜副司令员特别嘱咐要让小周同志看看，提提意见。

　　周秉义还真看出了问题。其中一段写道：“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果落后，其他各项事业的长期发展必将被拖后腿，种种目标都会功亏一篑。所以，要求各师、团，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重视问题、总结经验，解决困难，努力开创生产建设兵团基础教育的新局面……”

　　周秉义认为，“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一句严重不妥。调研组的秀才领班则说，哪儿都可以改，就这一段只字不得擅改，因为是副司令员的原话。特别是那种比喻，副司令员一再说过，是他自己认为很有情怀的比喻，他强调一定要写上。谁有意见，谁亲自去跟副司令员提好了。

　　于是，周秉义强烈要求副司令员接见。

　　颜副司令问：“我那种比喻怎么就非改不可呢？”

　　周秉义说：“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团就是一个团……”

　　颜副司令员打断道：“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我说的是‘自己国家’嘛！别人要非往歪处去想，那是他们鸡蛋里挑骨头，随他们的便好了。”

　　周秉义坚持道：“那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也是对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任。您热爱兵团，我们兵团战士尊敬您，不愿看到小人们鸡蛋里挑骨头的事真的发生，您不可以给他们可乘之机。”

　　颜副司令员就沉吟起来。

　　周秉义又说：“某些人都能从画骆驼、画虎、画猫头鹰、画松树和山水的画中看出什么别有用心，什么动向来，他们是不可不……”

　　颜副司令员又打断道：“别往下说了，你替我改。”

　　那件事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谢副司令员回到沈阳军区不久，周秉义所在的师收到了由兵团总司令部转来的沈阳军区的调令：调周秉义前往沈阳军区报到，从报到之日起，即由知青干部转为正式军人，听候军区的工作安排。

　　一石击起千层浪，此事在师部炸开了锅，连日里议论鼎沸，说什么的都有。最伤害秉义的说法是，看不出一向正人君子般的他还特善于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以达到目的！才陪了沈阳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十来天啊！多大的能耐啊！多高明的手段才能如愿以偿呢？背后这么说的人，基本上也都是知青干事、参谋什么的。

　　那些日子里，周秉义备觉聚蚊成雷、人言可畏的压力。

　　但是他连自我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师部领导们没正式通告他。

　　师部经由兵团总司令部转给沈阳军区一份公函，以工作需要为由，试图予以回绝。

　　然而，师长接到了颜副司令员的电话。

　　颜副司令员说，谢副司令员的秘书另外任职了，正在物色秘书。老战友向自己要一名知青副处长，自己必须照办。最后，他说：“愿意放人得放，不愿意放也得放。”

　　于是事情明朗化了，师长亲自通知周秉义。

　　实际上，师里的领导们绝无阻止周秉义好事成真的想法。发现一名可以被培养成干部的知青苗子并培养成了副处级干部，也是让他们颇有成就感的事。周秉义将全师的基础教育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们是因为惜才而不愿人才流失。

　　师长让他看了调令，调令中注明了若干要求，其中一条是“社会关系纯洁”，不“纯洁”的社会关系对象中包括“走资派”在内。

　　周秉义把调令放在桌上后，波澜不惊地说：“容我考虑一下。”

　　师长问：“几天？”

　　他说：“五分钟。”

　　他需要独处五分钟，并不是必须考虑，而是必须平静一下心情。尽管那份调令让他的人品饱受争议，但它毕竟非同寻常。如同通往阿里巴巴藏宝洞的路线图，当真的属于某人时，不管是谁，十之八九都会觉得此前所经历的任何不快都根本不值一提。周秉义并非那十之一二的不凡之人，那份调令仿佛不是一般的火炮，而是一门特大口径穿甲弹重炮。哪怕他是一辆虎式霸王坦克，也随时可以一举击毁，不，是将他头脑中关于人生的全部理念轰得灰飞烟灭。那些理念是他的人品“工事”，他此前一向凭此工事宠辱不惊，不卑不亢，现在却面临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人品威胁——恰恰又是欣赏他的工作能力，更看重他人品的两位老首长造成的。

　　站在走廊里掏出了烟的周秉义，紧巴得手都不听使唤了。他所面临的事好比如今一个小彩民中了几千万的头彩，但若要将那几千万打到自己银行卡上，首先得下决心自断双臂或双腿。郝冬梅早已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半——此事搁谁身上，大约都会紧巴得扛不住。

　　那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有七个师六十余个团四十多万知青，全国已有一千多万知青了。当一位可敬的老红军、开国少将、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秘书，不要说在四十多万兵团知青中，就是在一千多万全国知青中，又能有几人如此幸运呢？自从“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以来，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位知青像他这般幸运！

　　他忽然理解了那些对他的人品的侮辱和攻讦之词，也顿时对周围的嫉妒一概予以原谅了。天下知青皆属同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如此。别说自己只不过是师部机关的一名知青，即便是兵团总部的知青那又怎样？不错，你坐办公室了，你不必风里来雨里去地干农活，但你不还是非工非农非学非军、身份不伦不类的知青吗？你不是与任何一名兵团知青挣同样多的钱吗？

　　大家都只不过是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虽然产生了干部，但是并不被普通知青看得多么不普通。副处长周秉义的工资依然是三十二元，仅就工资而言，他还属于弱势群体。干农活的知青节假日加班有工资，机关知青却并不享受这一待遇。

　　不伦不类的身份，让知青们长期找不到归属感，自然也就几乎全无所谓身份认同感，所以都盼着招工、参军、上大学的机会青睐自己。机关知青信息渠道多，离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力场近，故种种钻营现象屡见不鲜。而要达到目的总得付出点儿什么，经常付出的无非便是政治品质、人际道德、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或别人的“地下爱情”——很有些人通过公开或不能公开、正当或不怎么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摆脱了知青身份。为了稳定知青们的扎根意识，各师团都制定了自己的土政策，共同的一项便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知青，原则上不轻易放走其中一方。把关严的师团干脆将“不轻易”直接执行为“不”，将确定了恋爱关系干脆解释为发生了恋爱关系。因为已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件，一方没走成，遭到了另一方的伤害；一方前脚走了，另一方想不开疯了或自杀了。既要恋爱，又要不丧失能走的良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之想，迫使某些知青将爱情当成一件秘而不宣的地下事业来进行。他们预先达成了海誓山盟协议，两人中谁有机会走，但走无妨。走的一方不可变心，没走的一方应守身如玉，专一地期待大换班即全体知青返城，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姑且不论他们的协议靠谱不靠谱，单说将爱情的地下事业秘密进行到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绝密程度，便委实不易。

　　于是，另一类事情便也发生了，爱情隐侣中的一方就要走了，另一方亦遵守协议不哭不闹守口如瓶，斜刺里却杀出要将闲事管到底的程咬金，以揭发者的姿态对朋友的恋爱关系大曝其光，想走的走不成了，那守口如瓶的一方一并背上了欺骗组织欺骗群众的罪名。揭发者自然并未从中得着什么实际利益，明知偏要那么做，纯粹是为了从破坏别人的好事中获得某种快感。所谓损人不利己在他们那儿另有新解，即损了人便利了己。能揭发地下爱情者，大抵是恋爱一方的朋友或双方共同的朋友，于是不但爱情被出卖了，友谊也遭到了不知所措的背叛。身为师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自己就代表师部处理过一件如此这般令他嫌恶的知青老师之间的破事。

　　周秉义只吸了第一口烟后，便做出了决定。接下来的每一口烟，便都是为了让神经彻底放松下来。他的头脑里并没发生什么难以抉择的思想斗争。他固然也是个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人，如果说郝冬梅是鱼，要获得熊掌必须失去鱼的话，那么他是那种立刻会对熊掌转过头去的男人。这与某些爱情小说对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些小说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但道德律的禁忌并非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即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冬梅，如同基督教徒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圣经》。若对一个人说珠宝给你，前提是必须将《圣经》抛弃，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会根本不加考虑，便向珠宝背转过身去。也许他们此前对《圣经》心存疑惑不解，但恰恰是当具有巨大诱惑性的珠宝摆在面前时，心理习惯的神力反而会让他们将《圣经》抱得更紧。

　　周秉义还没吸完一支烟，便想好了应该如何回答师长，才会让事情彻底了结。

　　再次出现在师长面前时，他平静地说：“我未婚妻的父亲现在仍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而这不符合入伍的政审条件，所以我只有放弃此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已决定不久便结婚，希望师长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之说完全是托词，他并没与冬梅商议过。

　　师长愣住了。

　　他与冬梅的恋爱关系当然不属于地下的，师长也有所耳闻，但师部优秀知青干部未婚妻的父亲是“走资派”，却是师长料想不到的。

　　“师长，我可以走了吗？”

　　“等等，这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月一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认真学过没有？”

　　“报告师长，我认真学过了。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敢于大胆解放干部，还要敢于正确使用’。正是依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思想精神，教育处及时启用了一批‘文革’后靠边站的各团教育系统的干部、校长，工作汇报早已呈送政治部了。”

　　“你们的工作汇报我看过了，师党委支持你们的做法。我现在指的是，你未婚妻的父亲，他的问题仍没有什么松动的迹象吗？如果有，那你就跟我说说，我也许可以替你再争取争取转机。”

　　“师长不必费心了，他被定性为顽固不化一类，至今毫无新的说法。”

　　“明白了。”

　　此时，师长不禁替周秉义倍感遗憾。

　　周秉义走到门口时，被师长叫住了。

　　师长又说：“其实，你可以与你未婚妻商议商议，或许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师长很愿意完成两位副司令员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但他的话只能点到为止。

　　秉义立刻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如果他与冬梅结束恋爱关系，就像某些夫妻假离婚那样，政审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他平静地说：“我和未婚妻都不想那么做。”

　　“周秉义，你可把我的话听明白了，在调令的有效期内，师里是不会向沈阳军区提前做出答复的。”师长的话仍留有回旋余地。

　　周秉义对于调令的态度，立刻成为师部的头条新闻，不胫而走，在各团知青中传播开了。在爱情的海誓山盟变得轻如鸿毛的当时，用今天的说法，他似乎代表了一种关于爱情价值观的正能量。

　　他爱的女知青究竟漂亮到何种程度？这逐渐变成了知青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有些师部的知青见过郝冬梅，他们俨然新闻发言人似的，四处宣布真相：其实那个郝冬梅也并非天仙神女般人儿，最多也就只能说长得还算秀气，挺文静而已。对女性审美标准高的知青干脆说，形象也就一般般，或许因为她控制周秉义的手段极为特殊吧！不知何故，这么说的女知青反而多于男知青。一些离师部近的女知青，星期天结伴来到师部，东溜达西溜达，逢人便搭讪，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周秉义？还有不知是男是女的知青给他写信，说他的事迹特让自己感动，坚决支持他的选择，祝他和郝冬梅的爱情之花越开越鲜艳云云。尽管是百分之百的好意，但自己和冬梅的私事居然成了到处传播的事迹，周秉义还是觉得不胜其烦，也感到匪夷所思。

　　郝冬梅同样难避滋扰。一些知青结伴出现在她所在的生产队里，多数是男知青。他们比女知青坦率多了，逢人便声明就是想见郝冬梅一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此日见不到，过几天还来。只要见到了，绝不纠缠，更不会提出什么无理请求，保证人人掉头就走。

　　若不是那些厚脸皮的男知青非要见她，冬梅还不晓得自己为什么突然名声大噪。若不是她及时阻止，队里就会召集民兵对那些无理取闹的男知青进行驱逐了。她到底颇有应对能力，集体接见了他们，说了些祝福他们爱情美满的话，他们才皆大欢喜地散去。

　　然而，她很生秉义的气。那么一件重要的事，怎么预先不跟自己通个气呢？又怎么可以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自做决定了呢？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的事仅仅是你自己的事吗？难道不也是我郝冬梅的事吗？周秉义你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于是，她通过电话十万火急地约见秉义。

　　秉义是师部机关知青，大小还是个“官儿”，他办公室就有电话，拿起来拨几下，冬梅她们生产队队部里的电话就响了。冬梅通过电话约见他就比较复杂了，队部里就那么一台手摇式电话，她要用那台电话与秉义通话，得瞅准队部没人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也不行，那她就必须四处去找一个她打电话时得坐在她旁边的人，这便是三十七八岁的曹会计。他心猿意马地看着一只旧怀表，等着按时收费是他分内之事。他并不情愿耽误自己的时间等着知青打完电话，经常失去耐心地催促快点儿结束。他对冬梅却耐心可嘉，一副别有用心的嘴脸。事实上，他的确别有用心。这一年全国各地先后解放了大大小小不少“走资派”，尚未解放的“走资派”的问题似乎衬托得更加严重了。郝冬梅的父亲恰恰属于后一类，倒没有任何方面的人要求队里监听郝冬梅与人的电话交谈，曹会计异常自觉地肩负起了监听的使命。依他想，从郝冬梅与未婚夫周秉义的通话中，说不定能听出什么新动向。她父亲是尚未解放的大“走资派”，没人关注她怎么可以呢？他一方面见义勇为，一方面对郝冬梅极尽讨好取悦之能事。每次她放下电话，他都少算半分钟一分钟的钱，万一她父亲哪一天忽然解放了呢？得做两手准备啊！接钱之际，他总趁机握一下冬梅的手。冬梅心里厌烦极了，却一直尽量克制着没发作。

　　这次冬梅与秉义通话后，他居然大胆地握住她的手不松开，还皮笑肉不笑地问：“我猜，肯定是由于你父亲的问题吧？”

　　冬梅也不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他，她的目光在那时特别凛然。

　　“这么瞪着我干吗呀，我不过就是非常关心你的事嘛。哪一天你父亲解放了，我建议队里为你和你父亲祝贺一番哈！”他厚颜无耻地表白着，心虚地松开了她的手。

　　郝冬梅和周秉义为了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关注和干扰，选择了这一片白桦林作为见面地点。对于冬梅，到这里比到秉义他们师部近了一半；而秉义要到师部直属营去处理一件挺棘手的事，也要从这里拐向另一条路。

　　二人之间有了如下谈话：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怎么对我一字未提过？”

　　“起初我也是只听到一些传言，既没亲眼看到调令，也没什么人与我正式谈话，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假的事，告诉你有什么意思呢？”

　　“但后来这件事是真的了，你又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态度就擅自决定了？”

　　“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我希望这件事能在我这儿没发生过似的就结束了！”

　　“但现在我还是知道了！”

　　“后来的事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啊！你知道或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你认为呢？”

　　……

　　以上这种抬杠似的谈话，二人之间从未发生过。周秉义对郝冬梅兴师问罪似的话很敏感，为了让自己和冬梅都高兴起来他才编起那只花环。冬梅对花环表现出的冷漠让他不爽，而她一哭终于令他心烦。他对和她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而她从未觉察到，要为不该哭的事莫名其妙地哭。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冬梅？我还有什么可慎重考虑的呢？你让我再慎重考虑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应该做相反的决定吗？”

　　秉义的语气也变成了质问式的。

　　冬梅不哭了，向公路跑去。

　　秉义恼火了。这建筑工人的儿子，别看平时文质彬彬的，其实基因里遗传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山东男人的那种倔脾气。他也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公路上，看都不看冬梅一眼，蹬车快速离去。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

　　自行车颠簸不止，他的自问一再重复。

　　他想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是的，他确实对和冬梅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他早已习惯生活里必须有她，这是真的，越来越不满意也是真的。他断不会因为不满意而生结束他们关系的念头，但也断不肯再将就不满意的现状了。

　　屈指算来，他们的关系已近十年。初中时冬梅就开始暗暗喜欢他了，那时的周秉义心无旁骛，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高一时郝冬梅主动向他表白了心迹，他也只当那是一种比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更可贵的友谊。他认为在一位副省长的女儿和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之间，爱情太奢侈了，还是友谊来得更现实一些。如果自己因为她的主动而忘乎所以，那么可能连友谊也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自己虽然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但高中时的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已甚为自信。他要求自己必须是那么一种男人——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多变，自己在同龄人中都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他确信那么一种男人肯定会有优秀的女人来爱的，而郝冬梅究竟优秀不优秀他还看不出来。

　　高二时，他从她身上看出一点儿与别的女生不同的地方。她第一次到他光字片的家，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他送她走时，天已黑了。

　　路上，他问她晚饭吃好了吗？

　　她没回答。

　　他站住细看她，月光下发现她在流泪。

　　他吃惊了，问有什么地方对她招待不周？

　　而她的回答让他又吃一惊。

　　她说：“我父亲他们太对不起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家了！新中国成立都十五六年了，这里和解放前的穷人区有什么区别？我虽然对解放前一无所知，但毕竟从电影里见到过。”

　　秉义苦笑道：“我家在光字片还算一户住得不错的人家。新中国一穷二白，底子薄，也不能太责怪你父亲他们。”

　　她说：“你别劝我了，就让我心里难过着吧！我父亲当副省长近十年了，我猜他从没到过你家住的这个地方，亏他还是主抓城市建设的副省长！”

　　秉义打趣道：“说不定他还真来过这一带，拖拉机厂搞建厂周年纪念活动时，听说来了不少市里的省里的大官。”

　　她说：“我想起来了，他确实参加了，但是我敢说，他就根本没想让小车拐个弯，顺便到你们光字片来看看。”

　　秉义完全无语了。

　　她又说：“周秉义，从今天起，我会因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深感不安！我家的厨师和阿姨在那小洋楼里都各有房间啊！这太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真的太对不起你们，我先替父亲向你鞠躬道歉吧！”

　　她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转身跑了。

　　是夜，周秉义失眠了。他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从没有任何人因为光字片人家居住得如此破烂不堪而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也从不认为有谁应该特别关注自己。郝冬梅让他第一次开始思考，某些人的确应对许多人所过的山顶洞人般的生活负有责任。

　　他问自己，如果你是郝冬梅，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位副省长，如果你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而你所爱之人是光字片人家的一员，你自己的感受会如何？

　　他承认，自己肯定也会大受刺激。

　　不久，母亲说有一位副省长到光字片来视察了一遭。周秉义没问过郝冬梅是不是她父亲，郝冬梅自己也没说过。那件事似乎在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片阴影。不论哪一方想要更近地靠拢对方，都本能地希望避开那片阴影，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那几乎只能是试探性的，这让他们的关系一度变得很别扭。

　　“文革”一开始，郝冬梅的父亲就被打倒了。

　　一日，周秉义到郝冬梅家里去，那是他第一次迈入她家的院子。她的家已经成了某造反军团的总指挥部，她的父母已分别被关押在“牛棚”里，阿姨和厨师对她的父母进行揭发后不知去向，阿姨住的房间允许她住了进去。她藏起了几部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其中便有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卷）。他去找她，是要按照她的请求把书转移到他家去。那是冬季里的一天，他穿了件大衣，还拎了个旅行兜。

　　他俩见面不一会儿，一名“造反派”头头闯进了她的房间。对方吸着烟，看定周秉义的脸说：“我怎么觉得你挺面熟？”周秉义也认出了对方，他在对方的厂里“学工”过，做过工人们的夜校老师。对方想起他是谁后，问他与冬梅什么关系？他说是同学关系，她家有些旧衣服要处理，而那正是他的弟弟妹妹可以穿的，所以他来取走。对方就不再问他什么，转而说服冬梅在即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登台亮一次革命的相，也就是声明与她的父母脱离关系。如果还能揭发批判最好，只声明脱离关系也行。四十多岁的原某厂的三级钳工师傅，对郝冬梅并未气势汹汹，也许是由于有夜校老师在场的原因，他只不过反复说服而已，如同一位医生说服病人接受他认为最佳的治疗方案。

　　“我不能。现有的一切揭发，都不足以证明我的父母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对我而言他们是好父母。刀刃压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按你们的要求去做。”郝冬梅说完此番话，一声不吭了。

　　“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替我再劝劝她。”那人离开时，对周秉义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周秉义不由得抓住郝冬梅的手，轻轻握了一下。

　　那是他对她的第一次亲近的举动。除此之外，他不知再怎么样才能表示对她的同情。

　　她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小声对他说：“你可一定要把这些书收藏好。”

　　后来，他听说，有天那名造反派头头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郝冬梅家的院子里。当时，他们的人都去参加批斗郝冬梅父亲等几个“走资派”的大会去了，如果不是她及时从马路上拦到车并把他送到医院，那名造反派头头很可能一命呜呼了。

　　他把听说的事讲给妹妹周蓉听了。实际上，他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事，他都愿意讲给妹妹听，却总是将弟弟秉昆支开。在他眼里，妹妹是大人，弟弟是孩子。

　　周蓉听了以后，严肃地对他说：“哥，爱她吧！好好爱她，要负起保护她的责任。我盼望有一天她成为我的嫂子，我认为你俩太是一对儿了。”

　　他问何以见得？

　　周蓉说：“她有斯陀夫人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而这对于女人是最宝贵的，思想次之。我和她相反，这不是说我不善良，咱家人都很善良，随爸妈。我甚至有点儿担心，小弟以后会不会由于太善良而做蠢事。冬梅是那种既善良又不至于做蠢事的女性，我也不是说她就没什么思想，她当然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看跟谁比了，跟我比当然就稍逊一筹了。而你，我的哥哥，你有‘米里哀情结’。如果你生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国家，估计咱家以后会出一位主教大人的。你想想嘛，俗家的米里哀主教若与斯陀夫人结为夫妇，那将是多么的和谐！”

　　周蓉评论人事时，自我感觉总是高高在上，好得不得了。有时连秉义也分不清，妹妹的话究竟是认真的多还是调侃的成分多。

　　他正寻思着妹妹的话，妹妹以更加严肃的口吻说：“哥，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将来会有我这么一个又是大美人儿，又有思想，同时心底也很善良的姑娘爱上你。那样的概率太低了！我是谁？我是光字片的女神，不是电影《天涯歌女》中的‘女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你妹妹是负有拯救使命才降临人间的。依我看来，你与冬梅的姻缘哪方面都般配，只有一点将成为小小的遗憾……”

　　秉义强忍着笑又问：“你是不是指门第差距啊？现在这种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简直还可以说反过来了。”

　　妹妹受辱似的反问：“我有那么俗吗？我指的是激情！爱是要靠激情来滋养的，热烈相爱的激情应该在爱人之间一直存在，只有到了晚年才允许它渐渐化作柔情。目前，我从你俩的关系中只见柔情似水，还没洞察到激情的点燃。但也许对于你和她，爱情只有柔情就足够了。或者，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会互相需要激情吧，谁知道呢？女思想者不是女巫，不一定也拥有预见的超能力。”

　　秉义忍不住笑出了声，讥讽道：“亏你今天还比较谦虚，没大言不惭地直接说自己就是思想家。那么敢问一下你这位女神级的思想者，你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有何考虑呢？”

　　妹妹就摆出思想者煞有介事的模样，故作沉思状地说：“哥，我吧，我是上帝心血来潮的游戏之作——艾丝美拉达的没心没肺在我身上有点儿，卡门的任性在我身上也有点儿，玛蒂尔德的叛逆在我身上还有点儿。我身上也有娜塔莎的纯真、晴雯的刚烈、黛玉的孤芳自赏式的忧郁、宝钗的圆通……哎呀，一言难尽，总之你妹妹太复杂了，那咋办，都是思想惹的祸呗！”

　　她飘飘然地自夸，连自己也忍不住开心地咯咯大笑。

　　秉义向她使眼色。她一转身，见母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母亲皱眉道：“蓉啊，在家里，当着你哥的面，说些什么不着边际的话那都没啥，全当讲笑话逗自家人开心了。但千万记住妈的嘱咐，可不许在外人跟前也说那些话，外人会以为你有精神病！”

　　周蓉笑着说：“妈放心，外人也没那幸运听到。在咱家，除了我哥，你们也听不懂。我得经常与我哥这么交流，要不他会和我弟一样变得思想迟钝的。”接着，她以很小的声音神秘地对秉义说：“哥，你要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你将来的妹夫很可能是一位中国的莱蒙托夫。”

　　如果当时秉义敏感些，追问几句，很有可能从她口中套出点儿后来之事的蛛丝马迹。但秉义当时又怎么能想那么多呢？他欣赏的是妹妹，爱护的是弟弟。而一个哥哥在弟弟和妹妹之间更欣赏谁，往往也就意味着对谁反而疏于关心了。

　　那一天周蓉的一番话，虽然亦庄亦谐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对秉义与冬梅的关系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此后，冬梅逐渐成了周家的常客，并很快与周蓉情投意合起来，如同亲姐妹一般。在A市最不太平的日子里，周蓉和母亲还强迫她在周家住过一个时期，那些日子里她差不多就成了周家的一口人。

　　周秉义后来不得不暗自承认，妹妹周蓉看人事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她一语成谶，他和冬梅的爱情关系果然一直柔情似水，水平如镜，水位既不曾涨过一分，也不曾降过一分，就那么温温柔柔地处于止水之境。起初秉义倒也没什么不满意的，但是一年又一年温柔地恋过来爱过去，他逐渐感到他们的爱情之中确实缺少某种重要元素了，便是妹妹周蓉所言的热烈的激情。

　　周秉义不是曹德宝，也不是于连，甚至没有弟弟秉昆那么一种蔫人的勇气。他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与皮埃尔。他本质上并不是那样的人，却很受这两个文学人物影响，在爱情方面尤其希望自己是绅士，很贵族。而冬梅不是春燕，不是玛蒂尔德，也不是艾丝美拉达。她天生有点儿《红与黑》中的德·瑞那夫人的遗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注意吃相。除了一日三餐，很少再吃，饿了也往往忍着。偶尔吃零食，也有意躲开别人的视线。秉义则完全相反，他见了吃的就想吃一口，见了好吃的眼睛就发亮，不饿也吃，有时还与人抢着吃。其实，一半是策略，与人抢东西吃反而很容易拉近关系，让对方认为你没拿他当外人。一半是饥饿年代留下的后遗症，好几年经常吃野菜、草籽、树叶的人，胃肠对食物会产生习惯性的饥饿反应。当他对面前的食物表现出那种反应时，如果冬梅恰巧在身旁，她会随之惊诧，仿佛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有一次他俩进县城，见路边有个孩子卖煮玉米。正是玉米刚成熟的季节，金黄色的玉米看上去很诱人。他俩本已走过去了，他却站住，扭头回望，掏兜，接着说没带钱包，问她身上有没有零钱。她问他饿了吗？他说不饿，反问她，人非得在饿了的时候才吃想吃的东西吗？这个问题简直属于“斯蒂芬斯之问”，她一时难以回答，只得笑着掏出零钱给他。他跑过去买回两大根玉米棒，递给她一根。她摇头说不饿，他立刻严肃批评，说她“这种毛病可实在不好”——而那正是她要开口批评他的话。他却大人教导孩子似的接着说，好吃的东西一旦见着了想吃就要吃，饿不饿根本不应该成为吃不吃的前提。不是一切好吃的东西想吃了就能吃到，某些好吃的东西人一旦错过了，也许相当长的时间就再也吃不到了。比如，三年前他错过了一次吃冻梨的机会，至今就再也没见过冻梨。她觉得他的话强词夺理，一点儿也不认为冻梨和煮玉米有多么好吃。他多次讲到的饥饿年代，对于她没什么深刻记忆。他一边走一边大啃玉米，一手一根交替着啃，嘴巴完全被占住了，一路没顾上再跟她说一句话。身边走着的男人那种几天没吃饭似的吃相，让同行的她很不好意思，尽管他并没引起任何人的格外注意。

　　当他将啃过的玉米棒扔掉，他俩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她纳闷地说：“我好奇怪啊。”

　　他问：“奇怪什么？”

　　她说：“你在并不饿的情况下吃了两大根玉米棒，不觉撑得慌吗？”

　　他说：“不啊，吃着玩而已。”

　　“难怪你连个饱嗝都没打。”她似乎恍然大悟，也似乎更奇怪了。

　　他也笑了，想了想，承认自己不论吃得多么饱，确实从没打过饱嗝，连他自己都奇怪。

　　冬梅是有一些所谓贵族教养的，绝非先天遗传，而是后天习惯。从遗传学上来说，她没有一星半点儿的贵族基因。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上溯几代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而且她的父母都是老抗联，为抗日救亡流过血负过伤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她母亲体内至今还留有当时没条件取出的弹片，她父亲的一只脚失去了全部脚趾。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了神经和皮肉，春天开始腐烂，自己用刺刀将五个脚趾切掉了，后来走路得柱手杖。父母当年结婚晚，为了革命也不敢要孩子，母亲直到东北解放了才放心大胆地怀上了她。

　　冬梅自幼是在一位白俄罗斯女佣的精心照料之下长大的，她称其阿黛莎阿姨。她的父母不但信任阿黛莎阿姨，还相当尊敬对方。冬梅与阿黛莎阿姨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她十五岁那年阿黛莎病逝于A市，她和父母都很悲伤。据她母亲说，阿黛莎阿姨年轻时曾在俄国伯爵家做过女佣，所以她对冬梅的照料是俄国老贵族家女佣的做法，要求也是，举止也是，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在她的记忆中，阿黛莎阿姨是规矩的示范者。那白俄罗斯女佣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给郝冬梅讲过不少对她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故事，还经常教她唱白俄罗斯民歌，与她一起背俄语诗。她的俄语成绩一向在班里名列前茅，不能不说是受益于阿黛莎阿姨。

　　郝冬梅成了这样一个女人，是的，以她当时的年龄而论，该称她为女人了。她出身于高干家庭，遗传着穷人的基因，头脑里的宗教思想远多于革命思想，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同时又有不少贵族小姐般的习性。

　　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代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的设法适应。特别是当他和冬梅在一起时，那也不是多么委屈他，尽管他自己过后往往觉得实在太委屈。

　　周秉义和郝冬梅，这两个当年与众不同的男人和女人，自从各在一方成为知青以后，只要十几天没见面就都特别想念对方。真的隔了十几天没见，便都开始进入心神不定的状态，更经常的情况又确实是每隔二十多天才能见上一面。平均下来，每月都有那么五六天饱受彼此想念之苦。而一见了面，拥抱、亲吻、互相爱抚无疑带给他们陶醉般的幸福。

　　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见面的地方当然第三只眼绝对瞭望不到。即使完全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周秉义也从没将郝冬梅搂得喘不过气来过。五年多了，天地做证，一次也没那样过。他的做法通常是拉着她一只手轻轻将她拉到跟前，握一会儿再松开，将自己的双手十指交叉地扣在她背后，使她被不松不紧地挺舒服地箍在自己怀里。那是搂与拥相结合的方式，是中西合璧的方式，是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择优而定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觉得冬梅最喜欢最享受的一种方式。通常，她也确实显得特享受；偶尔，她不是特享受，因为他太性急了，她还没来得及将书包放下，书包里的厚书或行军水壶硌在他俩之间了。他那么将她箍在怀里以后，再接下来的节目当然就是亲吻了呀。他嘬起双唇吻她的额头，吻她的两颊，吻她的耳朵、脖子，她就更陶醉更享受了，左右扭着头让他吻。他们免不了也会亲亲嘴儿，但也不过就是一种唇碰唇的亲法而已。不知为什么，那时她从不绽开双唇，而他也就往往浅尝辄止，所谓深吻，在他们之间是尚未发生过的事。即使那么亲热了一会儿，她也每每会头晕，他看出她是陶醉的。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宝哥哥和林妹妹亲热的情形，那么林妹妹很可能也会像郝冬梅般经不住陶醉，尽管郝妹妹要比林妹妹健康得多。经过农活的洗礼，郝妹妹的身材变得更接近宝姐姐了。秉义很困惑，明明是宝姐姐般看上去挺有亲近感的一个可人儿，怎么比林妹妹还娇弱几分呢？周秉义读过《西厢记》，他每次预想的幽会情形起码是张生与崔莺莺式的。

　　那时，他就会在心里说：“冬梅，冬梅，哪怕你像袭人也行啊！如果你每次都这个样子，我以后该拿你如何是好呢？”

　　他总是将郁闷掩饰得一丝不露，所以冬梅也就一无所知。

　　他们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仿佛他们幽会的目的和主体内容只是为了交谈。仿佛他们彼此的想念，更是对于能够在一起交谈许多话题的愉快时光的想念。这当然不是秉义所愿意的，他觉得冬梅似乎更愿意那样，所以自己也就尽量装出同样的愉快。

　　两人几乎每次都是选择一处算得上是风景的地方，秉义靠树而坐，冬梅靠着他的胸怀坐下，他搂着她的腰，轻轻握着她的双手，就那么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或者他背诗给她听。

　　他从没尝试过将手探入她的怀里。

　　他从没解过她的一颗衣扣。

　　因为她不是偎在他怀里而是靠在他怀里，他连她的额头和脸颊也吻不着了，能吻到的只是她脑后的头发或后耳郭，也能吻吻她的手指肚、手心。即使想要吻到她的手心，那也须她配合地将手朝后举着。手背是吻不着的，她做不出那么别扭的动作。其实她也不难做到，只不过他不想让她别扭地做。

　　他们谈啊谈啊，两三个小时很快就会谈过去，于是都站起来，重复刚见面时那种方式的拥抱和接吻。

　　然后，他骑自行车送她一程。

　　那时，她可以反过来从后搂着他的腰了，将脸贴在他背上，幸福得不得了，满足得不得了。

　　对于冬梅，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在城市里万难有那样的时光。在周家时也不可能有那样惬意的时光，怎么可能呢？片刻也不行啊！因而她觉得下乡了真好，能与自己爱的人离得不远，简直好上加好！仅凭这一点，她对“上山下乡”无怨无悔。

　　二十六七岁，这种年龄的青年如今时兴被叫作男孩、女孩——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都是高中生，下乡都四年多了，还“孩”什么呀！

　　知青中的老高三，不论男女，谁会认为自己不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呢？如果别人叫他们是男孩、女孩，他们肯定会生气的，会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

　　当上了知青干部的周秉义和变成了“走派资”女儿的郝冬梅，一个要为弟弟妹妹树榜样，赢得知青们的敬重，一个要为父母争气，证明自己同样是优秀的，便比着做好男人和好女人——在这方面他们都自信做得不错。

　　好男人和好女人应该怎么相爱呢？

　　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成为他们的参考。在当年，他们所能读到的那些名著，绝大多数对于爱情的描写，差不多也就是他们所表现的那样。

　　对于性，他们的意识与现在年龄小他们十岁的少男少女们相比，只怕还要弱智一些呢！

　　……

　　周秉义忽然刹住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十几分钟。

　　他冷静下来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再纠缠他了，他想到了妹妹的话：“爱是需要激情来滋养的。”

　　他认为已经到了要和郝冬梅敞开心扉谈一谈的时候了。不是谈诗和文学以及别的什么话题，也不是辩论清楚到底谁是谁非，而是要共同探讨爱情与激情的关系。

　　他掉转车头往回骑，远远望见冬梅还站在那里，他有点儿没想到。不知是她断定了他绝不会将她撇在那里不管，还是她要搭一辆路过的车却没等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将自行车蹬到她跟前了，由于心急连人带车摔倒了。站起来时，见她正向他跑来。当他扶起车时，她反而转身走回原地了。

　　“咱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他说时，手往车座上使劲儿一拍。

　　“是我不想好好谈吗？”她猛地向他转过身，语气毫不示弱，但她不知为什么找到了花环，并且编成了圆形，拿在手里。

　　“我不想谈关于调令的事！那件事再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像你那么认为。”

　　“哎，冬梅，你觉得我们的关系正常吗？”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吗？”

　　“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太不正常了！好比一锅温水，既不开，也不凉，比人的正常体温都高不了几度！人一发烧体温还能达到三十八九度呢，咱俩的关系达到过那么高的温度吗？反正我没觉得！一次次的那算是什么拥抱？那算是什么亲吻？”

　　“周秉义，不许你贬低我们的爱情！”她愤慨了，瞪起了双眼，腕上悬着花环的那只手指向他。

　　“我贬低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爱情！但你不觉得那样的拥抱和亲吻太像表演了吗？你就从没想过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古怪吗？”他也伸直手臂指着她大声嚷嚷起来。

　　“周秉义，你究竟想怎样？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我古怪吗？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场表演吗？”

　　好好谈谈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俩都因为生气而涨红了脸。

　　“简直就听不懂你的话了！”冬梅不理他了，一转身径自往前走。后边开过来一辆空载的卡车，冬梅招手，卡车停住。冬梅要往车厢里攀，秉义拽住了她，于是二人在第三双眼的注视之下开始了拉扯。终于，秉义又用十指相扣的方式将冬梅箍在怀里了。这一次，他确实使她喘不过气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背贴秉义胸膛的冬梅喊起来，第三双眼睛的注视让她感到特别羞耻。

　　“放开她！”司机是一名转业兵。他们所穿的那种由黄色而洗得发白的军服，早已从部队消失了，当时的军服改成草绿色的确良了。

　　那司机推开驾驶室的门，随时准备跳下车“修理”周秉义的样子。

　　秉义此时也感到羞耻了，分开双手。

　　司机对冬梅说：“想上来就上来吧。”

　　秉义眼睁睁地看着冬梅上了车，卡车绝尘而去。

　　他懊恼地走到自行车那儿，越想越郁闷，无处发泄，一脚将自行车踏倒了。

　　秉义所要处理之事，能不能处理好，关键看一名叫夏季风的女知青买不买他的账，她也是A市知青。

　　她根本不把秉义放在眼里。

　　夏季风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令人舒服，她让周秉义联想到了赵树理笔下的“滚刀肉”。她的样子倒并非令人多么不舒服，身材蛮好，皮肤也白净，戴副细框细腿的铜边眼镜，看上去挺斯文。如果将她的长发剃成任何一种男性发型，估计不少人会将她误视为男人。因为那么一来，她的刀条脸会给人一种穿便装的刁德一的印象。不论女人男相还是男人女相，民间的说法都是阴阳脸，认为无论男女皆不易沟通。民间还有句话是“仰脸娘们儿晃肩汉”，认为那一类男人和女人惹不起。

　　独立营直属中学数学老师、A市男知青陶平把夏季风惹恼了。陶平和夏季风都成为直属中学数学老师后恋爱了很短时间，后来陶平以性格不合为由，与夏季风结束了恋爱关系。起初这也没成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陶平和同事们都这么觉得。在食堂吃饭时，夏季风仍喜欢与陶平坐在一桌，二人还经常有说有笑。她家里寄来了什么好吃的，仍让陶平品尝。恋爱没成，友情还在嘛！同事们都替他俩欣慰，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应该那样。学校领导还在会上表扬过他俩，既没影响感情，也没影响工作，希望正在恋爱的知青老师们一旦分手了，要向他俩学习。这让陶平竟动了点儿复合的念头，别人将他的意思透露给了夏季风，她只微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她那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而老师们普遍认为，他俩重新开始是早晚之事。

　　陶平是位好老师，幼习书法，毛笔字写得不错，有些学生包括几名老师经常跟他学，他也喜欢教。

　　陶平的祸事因此而来。一天，夏季风看他教别人写字。他一时得意，写了幅字主动赠她，乃是胡适的一句名言：“想要收获什么，就那么去栽。”

　　陶平大约是向夏季风发出一种希望恢复恋爱关系的暗示，但不久师部政治处收到了那幅字，附有夏季风的检举信。检举信的核心内容是：“胡适者，革命之顽固文化敌人也，新中国建国伊始所公布战犯也。陶平写他的话赠我，企图拉拢我与他一道栽什么，收获什么，昭然若揭。真是痴心妄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部不得不重视，组成了由一位政治部包副主任负责，包括师教育处副处长周秉义在内的三人调查小组。另一名成员是独立营的教育干事，天津女知青冉丽。

　　当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全国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兵团也不例外。谁也不敢说夏季风无事生非，更没人敢说她何必要把陶平往思想反动的崖边上推。

　　举报属实，上纲上线有理。到底该怎么定性呢？三人小组为难极了；这件事处理得认真不认真，首先要让举报人感到满意。有一点他们的想法一致，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暗保陶平过此一劫。不能由于这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让陶平以后当不成老师了。

　　于是，先由秉义和冉丽征求夏季风对陶平的处理意见。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夏季风的回答始终是同样的三个字。

　　“勒令陶平做一次深刻的书面检讨，事情在你这儿可以过去吗？”

　　“不可以。”

　　“不但勒令他检讨，还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批判会呢？”

　　“不可以。“

　　“那，再给他记一次入档案的警告处分呢？”

　　“不可以。”

　　“再停止他一个学期的授课资格呢？”

　　“不可以。”

　　“那那那，那依你的话，究竟希望我们怎么处分他呢？”冉丽急了。

　　“我认为他永远不配再当老师了。只要他还当着，我就会一直举报，直到把举报信写到北京各个方面。如果他一个时期不当，过一个时期又当上，那我也是一个时期不举报，过一个时期又四处举报。”

　　冉丽气得脸都青了，两臂夹紧，双手握拳放在膝上。即使那样，身子还是在微微发抖，似乎立刻会情绪失控似的。

　　秉义犹抱一线希望，动之以情地说：“你何必把他恨成这样呢，如果你表达的是气头上的态度，我们愿意过几天再和你谈一次。”

　　夏季风的阴阳脸一板，她说：“你错了，周副处长，大错特错了，因而我必须对你，也是对你们三人调查小组极其郑重地做如下声明。第一，除了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件事，我在其他方面对他从无恨意，毫无恨意。这一点，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人人可以做证，如果配合你们进行了解的人实事求是的话。第二，我对他的恨，是政治立场政治感情上的恨。‘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心中窃喜。在此种情况下，陶平的事不是小事，而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政治事件。第三，我此刻表达的是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论你们再和我谈多少次，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周秉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听着她像背熟了腹稿似的从容不迫、滴水不漏的声明，身上一阵阵发冷，同时心里暗暗替陶平叫苦不迭。

　　沟通进行到这般田地，他和冉丽确实也就再没什么话可说了。

　　他俩站起来时，夏季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垂着双眼、语速缓缓地问：“是不是你们二位认为，尽管陶平的政治行径那么恶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当老师的？”

　　秉义和冉丽对视一眼，默默离开了。他由“滚刀肉”想到了“蛇蝎女”，冉丽怒不可遏地吐出一句话：“恨不得啪啪抽她一顿大嘴巴！”

　　包主任听完他俩的汇报，沉思着把一支烟吸完才说：“她这是逼着咱们做坏人啊，看来，我也没必要亲自找她谈了。”

　　秉义和冉丽只有点头而已。

　　包副主任大惑不解地问：“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知青与知青，怎么会有她那么一种深仇大恨，非一棒把人打得翻不了身不可？”

　　秉义和冉丽互相看看，仍只有沉默。

　　三人商议良久，终无良策，只苦苦地想出了万般无奈的下策，将夏季风调到师部直属中学，以求陶平能在营直属中学继续当老师。

　　于是，由秉义去试探夏季风的反应，由包副主任向师长请示可否。两方面哪一方面不同意，下策也就泡汤了。

　　夏季风一听火了，认为是对她的侮辱。

　　师长一听也火了，认为是对师里的侮辱。

　　“明知是一个搅屎棍，你们干吗还要往师里弄？嫌师部太清静了吗？”师长在电话里吼了起来。

　　“你们的做法很可耻，陶平那种政治行径恶劣的人，值得你们采取利诱我的方式进行庇护吗？我对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夏季风连连拍桌子。

　　不久，一纸由师教育处下发，周秉义改来改去的处分通知，让陶平垂头丧气形只影单地离开了营部，被发配到一个连队当农工去了。同事竟没有人敢送送他，都怕连自己也被夏季风的毒眼盯住了。

　　实际上，陶平在三个月后当上了另一个团部直属中学的老师，而团直属中学当然比营直属中学的条件还要好些。此事是由周秉义暗中操作成功的，他不那么做就经常睡不着觉。被逼着做坏人，并不能让他的良心稍得安宁。当然，此事也得到了教育处处长和包副主任等相关领导的默许。

　　夏季风确非寻常之辈，她似乎生了千里眼顺风耳，陶平都远调到另一个团去了，仍无法摆脱她的追踪。她甚至掌握了特别翔实的证据，证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冉丽跑了二百余里看过陶平，二人关系暧昧。对于秉义暗中操作的过程，也几乎可以说了如指掌。

　　这一次，沈阳军区也收到了她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不仅仅是对陶平事件的举报，还对周秉义的包庇重用行为给予义正词严的揭发。

　　师里感到压力更大了。

　　冉丽的独立营教育干事也当不下去了。各方面都还没表态呢，她自己愤然辞职了。

　　周秉义自己揽下责任，写了书面检讨，受了处分。

　　陶平自然当不成老师，想自杀的念头都有了。一干参与暗中操作的人，个个被搞得灰头土脸。

　　此次秉义到直属营去，就是要单枪匹马与夏季风进行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他们三人小组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稳操胜券，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秉义之所以胸有成竹，信心满满，首先是因为师党委明确表态支持他。此外，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红旗》杂志四月一日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一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集体亮相，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似乎看到了中国将要走上正常轨道的一点儿希望，也让许多人对于种种极“左”现象多少有了些敢于表达不满的勇气。

　　在对那些社论、文章组织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包副主任他们多位干部谈到了陶平事件，认为夏季风这种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运用极“左”的方式打击报复自己怀恨在心的人，以泄私愤。他们的看法获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师党委成员们也有同感。据说，师长连连感叹：“此风不可长，绝对不可长。”不久，党委非正式地对教育处提出要求：能否在制止夏季风继续做蠢事的前提下，尽快恢复陶平的教师资格？

　　处长认为很难。

　　秉义认为情况不同了，如果条件具备，则完全可以做到。

　　师长说，那就算你主动请缨了吧，由你去办，最好把这件不该发生的事彻底结束了，让领导们省心，让受委屈的同志们舒心，理顺各方面关系。

　　秉义问，给予他多大的权限？

　　师长说，具体怎么做，方式方法由你自己决定。

　　秉义要求撤销对陶平的处分，否则不能认为是彻底结束了。

　　师长问，你是不是也在为你自己受到的处分讨公道啊？

　　秉义说绝无此意，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么一次处分。

　　师长说，别搞得像公开平反似的，那岂不是又刺激了夏季风吗？先让陶平顺利地重新当上老师才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至于处分，以后适当时从档案里不张扬地抽出来就是了嘛，对你的处分也照此来办，你放心就是了。不论对陶平还是对你，绝不长期留尾巴。

　　周秉义动身前做了充足功课。他看过夏季风的档案，了解到她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母亲是出版社编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门的中层干部。她父母还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大学生，历史清白，并且都因“造反”积极被结合到了各自系统的革委会中。陶平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但他的父母双双留苏，结果就被划到历史有疑点的知识分子中去了。他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很反感，经常说些贬损的话，往往还当着夏季风的面说，尽管不是成心的。有一次，他又说，致使夏季风大怒，他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二人撕破了脸——恋爱关系就这么吹了。

　　周秉义收集了一些必要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证据，为的是谈僵时有效地敲打敲打夏季风。

　　比如，她曾在“七夕”晚上约了不少男生女生躲到学校菜地的瓜架之下，想要一块儿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说的情话。这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她曾在班上讲，从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以后还会那样的，数理化超越于政治之上。这尤其可以上纲上线。

　　她在鞭策学生刻苦学习时曾说，你们年龄还小，不要只看眼前，不看将来。眼前的一些事能闹腾多久呢？将来一切还不都得走上正轨吗？何谓“闹腾”？什么“正轨”？这要是上纲上线，比陶平那问题的性质严重多了！

　　周秉义的解决步骤是先组织师生们共同学习社论、文章，要求人人发言谈体会，夏季风当然也不例外。反正晚上组织政治学习早已是当年的家常便饭，没谁会不习惯。之后他要与夏季风短兵相接，一桩桩摆出她自己的问题。如果她强硬到底，他还有最后的法器——处长为他争取到了一个返城名额，让她以某种理由返城算了。那也就等于为师里剜去了心头之患，一了百了啦。她都走人了，陶平当然就可以继续当教师了。某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失贞都肯，估计她也会惊喜万分。

　　秉义在招待所一住下就通知了校长，校长在电话里说有个新情况得及时向他汇报。

　　十几分钟后，校长出现在他面前，汇报的新情况是夏季风的精神状态近来似乎有些不正常，上课没什么问题，课也讲得如前那么清楚明白，但课下在宿舍里时，时常独自微笑，间或喃喃自语，与她同宿舍的女老师都有点儿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这新情况也是周秉义万没料到的。他亲自到学校对夏季风进行了一番观察，觉得校长所言不虚。她不仅无缘无故地微笑，浮现于她嘴角的那种隐隐的微笑分明又是冷笑，大有老谋深算的意味。

　　夏季风对他说：“又遇到麻烦了吧？为那么一个自作自受的陶平你们何苦呢？这次还想耍什么花招？”

　　回到招待所，周秉义心里没谱了。

　　他连组织学习的勇气都没了。万一在学习的过程中，夏季风精神失常呢？那他将难以推卸制造刺激压力的责任，麻烦大了。

　　更不能短兵相接地指出她本人的问题了，那岂不是形同迫害吗？

　　至于让她走人呢？可怎么给她做鉴定啊！下乡四年多，当了三年老师了，不给做鉴定绝对说不过去。如果档案中加上一条“该同志似有精神问题”，那不等于坑害了她吗？别说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人问题也必受影响呀！而且几乎肯定，她将成为家庭的拖累。如果不加上那么一条，岂不是对城里用人单位不负责任吗？以她在兵团的教师经历，完全可能被城里的学校录用为中学老师，那可是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孩子们的身心因一名精神不正常的老师受到伤害，他不简直是罪人了吗？

　　可由于她的存在，人家陶平再不可能当老师了，这对于陶平也太不公平了呀！

　　谁还敢做主让陶平再一次成为老师呢？那样的话，精神明显不正常的夏季风不知会将举报信寄向哪里！

　　周秉义也不敢凭良心拯救和他一样是老高三知青的陶平了。

　　秉义是工作狂，只要一投入工作之中，什么个人烦恼都会忘于九霄云外。工作越顺利，忘得越彻底。只要一遇到工作压力和烦恼，便会第一时间向冬梅倾诉，希望她能给予他一些建议，起码倾诉倾诉对于他等于减压。冬梅则不仅仅是录音机，她给予他的建议总能为他排忧解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个自私的工作狂，而冬梅是他的亲眷型高参。

　　周秉义独自愁闷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得味同嚼蜡，一离开餐厅，也不回房间，直接走到服务台给冬梅打电话。

　　在农场三队的队部里，接电话的又是曹会计。他对秉义的声音早已听熟了，讨好卖乖地说：“是周处长呀！”

　　秉义打断道：“副处长，纠正你多少次，又忘了？希望你以后直接叫我名字。”

　　曹会计却说：“那怎么行呢！论级别你和我们农场副场长是同样大的官。冬梅从你那儿回来一脸不高兴，你俩闹别扭了吧？那你可得哄哄她！别急，耐心等着，我这就去找她。”

　　听他这么一说，周秉义才想起自己和冬梅之间还有场没了的掰扯呢。他估计冬梅根本不会接电话，但曹会计既已去找，便也只能等回音。两种烦恼加在一起，他紧皱起了眉头。

　　冬梅竟意外地接了电话，这让秉义布满阴霾的心里出现了一线阳光，唯恐她没听几句放下电话赌气走了，他恳求说：“你千万听我把话说完，我这边遇到了从没遇到过的头疼事。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陶平吗？看来让他重新成为老师没多大可能了，喂，喂……”

　　冬梅平静地说：“我在听。”

　　于是，他将夏季风出现精神状况以及自己的顾虑匆匆讲了一遍。

　　冬梅说：“我一时也没什么好建议，得想想。明天早上八点往你住的招待所打电话，你准时等那儿吧。”

　　他说：“八点不好，那时候走来走去的人多了，最好六点多钟。”

　　冬梅没声了，片刻才听她说：“那对我也太早了，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吧。”

　　她说完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六点半，秉义接到了冬梅打来的电话。

　　他问她在哪儿打电话？

　　她说走到县里去了，用的是公用电话，说起来方便些。

　　他明白她是怕有人偷听。从二队走到县里，快走也得两个多小时，他不禁心疼地说：“要知道你会这样，我昨天就不告诉你了。”

　　她说：“我天没亮就起来走了二十多里，是为了还陶平一个公道，我也就能为世间公道做这么一点点贡献。你怎么就不考虑，干脆将那个返城指标给陶平呢？”

　　他愣了半天，疑惑地问：“那师里不是放走了一名好教师，偏留下了一个搅屎棍吗？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

　　冬梅打断道：“你好糊涂。”

　　她说出一番自己的道理来。

　　于是，秉义当天就去了陶平所在那个连，晚上九点多见到了陶平。他首先代表教育处向他道了歉，接着直奔主题说明来意：陶平可以任何理由提出返城申请，父母的健康情况也罢，自己的健康情况也罢，家庭其他实际困难也罢，只要有理由，他就会要求连里盖章，将申请带回师里。之后陶平做好走人的准备，等待批准通知就是了。指标是师里内控的，报到司令部走个审批程序就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是负责任的。他并且保证，处分材料会从陶平的档案中抽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由他亲笔书写的好鉴定。最后，希望他返城后继续做一位优秀教师……

　　性格比周秉昆还内向的老高三知青陶平哭了。

　　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和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㞞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秉义隔夜回到直属营时很晚了，在水房里用冷水擦了擦身，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秉义一夜睡得很好，他第二天神采奕奕地与校长告别。

　　校长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说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密切关注夏季风的精神状况，关心她的生活就好，总之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再发生了。

　　校长问，陶平的事就那么拉倒了吗？

　　他说他自有主张，暂时无可奉告。

　　师里的领导们见了他，也关心地问主动请缨的事办得如何了？

　　他说曙光就在前边，快彻底解决了。

　　他的协调能力极强。

　　几天后，他接到了陶平在车站打来的电话。

　　陶平说：“过一会儿我就在列车上了。”

　　大功告成，他鼻子一酸，几乎落泪。

　　周秉义又去了一次直属营。

　　在校长陪同下，他与夏季风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

　　他说：“陶平返城了。”

　　她反应强烈地说：“他凭什么？”

　　他说：“他是病退，精神有点儿异常了。”

　　她的嘴角渐现一抹冷笑，解恨地说：“咎由自取。以后你省省心吧，从此我不会再因为想到他整夜整夜失眠了。”

　　师部的相关领导同时听了周秉义的汇报，为了两名知青之间发生的烂事，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烦恼。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周秉义始终不肯罢休，陶平的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年，那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确实都挺欣慰，毕竟被一名心理变态的女知青逼着成了帮凶，对他们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

　　听完他的汇报，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了。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咱们师少了一名好老师啊！”

　　“听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到那个夏季风有什么悔意嘛。”

　　他们都大摇其头。

　　周秉义就自说自话似的陈述他的，其实都是郝冬梅的想法：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农场或兵团也罢，哪里都是中国的地方，一名好老师教哪里的孩子都是在教中国的孩子。既然陶平热爱教师工作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成全他就是成全了孩子们的希望，成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至于夏季风，把她留在了解她的地方，比将她推到不了解她的大人和孩子中去，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更负责任的安排。

　　沉默片刻，师长起身说：“这么解决，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他说的比做的好，散会吧！”

　　又一个星期日，周秉义出现在了农场二队。所谓二队，其实是从前一个叫大柳树村的村子。农场原本是劳改农场，职工从身份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就地从业的劳改犯，他们有的把家属从各地迁来了；另一类是劳改管理人员，有在村里安家落户的，也有坚持城乡分居的，为的是让子女保住城市户口。知青们来了以后，多了第三种人。知青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郝冬梅那样父母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但本人尚可教育好或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另一类是管理人员的子女。既然后者也非下乡不可，他们当然更愿意投奔到父母是管理者的农场。农场成分芜杂，管理者无不经常强调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存在。他们毫无疑问代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子女是红外围，其他一概人等皆属革命对象。郝冬梅在二队是争取教育好的那类知青，她从不交思想汇报。不交，别人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主动让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么，你劳动表现再好在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谁都可以伪装的。所以，郝冬梅这名高三女知青在某些人看来是思想隐藏得很深的人。这使她在队里没有女友，只有同类人。她与秉义在一起总是特享受交谈的愉快，与她在队里的孤独有很大关系。

　　曹会计原是某街道小厂的会计，因为累计贪污了六十四元几角钱，被判劳改数年。所幸妻子是他的远房表妹，念在亲戚关系上没跟他离婚，但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他往往春节也不申请探家。他的污点与政治无关，也算不上多么严重，这使他很想成为红外围，却因为毕竟是有污点的人，中坚分子们始终不怎么待见他，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让他当会计，对他已经够不错的了，别的免谈。他是个有信念的人，相信精诚所至可化顽石，仍在以各方面的良好表现努力争取自己希望获得到的信任。

　　星期日，人们起得都较晚，睡懒觉是超越阶级的享受。八点多钟时，村中还不见个人影。周秉义东张西望，发现了在扫街的曹会计。曹会计多年坚待每个星期日扫一次街，从没被表扬过也从没中断过。秉义问他应该去哪儿找郝冬梅，他立刻猜到了秉义是谁，主动自我介绍，秉义就与他握了握手。他俩都是第一次见到对方，握手让曹会计挺荣幸。他开了队部门，请秉义进去稍候，自己一路小跑去找郝冬梅。

　　郝冬梅睡得正香，听到曹会计在宿舍外喊着秉义来了，颇吃一惊，慌忙起身，也不刷牙洗脸，一边跟在曹会计身后匆匆地走，一边用手指当梳子理头发。她以为秉义惹什么祸了，比如夏季风或陶平因为他的工作方法不当而出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也像陶平一样被小人出卖了。她惴惴不安。

　　她先进了队部，刚进门便被秉义一下子扯到了怀里，他同时反踹一脚将门关上了。

　　曹会计差点儿被门撞了头，在门外愣了愣，看一眼手表，从兜里掏出小本和半截铅笔，飞快地写下几行字：九月十七日八时二十六分，周来我队，与郝相聚于队部，谈话内容不详。他贴耳听了听，门内静寂无声，有几分索然地又去扫街了。

　　队部里，周秉义终于实现朝思暮想的夙愿，将冬梅箍得喘不上气来。

　　她想说什么，秉义用深吻封住了她的嘴。起先她对他的激情反应很被动，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变得主动了，双臂搂住他脖子，还了他一阵漫长且实实诚诚的深吻。

　　也许由于早上大脑供血充足，最适宜有氧运动，深吻非但没让她头晕目眩，反而使她满面红霞眼睛明亮。

　　二人互相搂着腰深情凝视时，她才小声嗔怪道：“你疯了？”

　　他苦大仇深地说：“还不是被你虐待的！”

　　她用拳头轻轻在他胸口捶了一下，催促道：“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与她耳鬓厮磨着说：“向你来汇报一个好消息，陶平顺利返城了，我周秉义到底还是硬把那件事他妈的给扳过来了！”

　　“替你高兴。”冬梅又赠了他一番深吻，比上一番更漫长更实诚。

　　秉义反倒有点儿消受不起，结束时被吻得两眼直冒金星。

　　冬梅在送秉义走的路上柔情细语地说：“咱俩结婚吧，要不以后咋办呢？”

　　秉义站住，又将她拉入怀中，用额头顶着她的额头说：“你早就该说这句话了。”

　　冬梅问：“你为什么不先说？”

　　秉义说：“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如果你想的是，哪天你父亲一解放，就宣布我们性格不合呢？”

　　冬梅说：“我也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还以为我父亲没解放，你就不会跟我谈婚论嫁呢。”

　　秉义说：“要作为家训告诉我们的儿女，门不当户不对，恋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冬梅说：“让门户见他妈的鬼去！”

　　二人一时又都大动其情，在土路中央再次惊心动魄地吻个不休。

　　十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节目。这天晚上，周秉义和郝冬梅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师部机关中第一对结婚的知青。兵团属于“军”，农场属于“民”，他们结为夫妻被认为具有“拥军爱民”的意义。师里为了表示祝贺，分给了秉义一处二十多平方米、一屋一厨有暖气带小院的砖瓦平房。婚礼挺热闹，虽然他俩只邀请了三五知青，为的是有几个见证人，闻讯而来的却不少，一方面因为秉义人缘不错，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好奇心强，没见过的，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冬梅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了。师长也怀着此种好奇心光临了。冬梅穿件红毛衣，把为了干活不挡眼、一向扎起的两条短辫散开了，齐肩剪成有刘海的五四女学生发式。乌黑的头发裹着白净的脸庞，白净的脸庞被红毛衣的高领衬得白里泛着微红，不但显得比往日更清秀了，而且平添了几分妩媚。师长端详她片刻，回头对秉义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不爱军装爱佳人啊，难怪连我的面子都不给。”

　　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师长又说：“大家都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一对新人说几句话。”

　　于是，大家都识趣地到院子里去了。

　　师长郑重其事地对秉义和冬梅说：“两个老家伙也让我带话，祝你们永远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冬梅奇怪地问：“他们是谁？”

　　师长拍拍秉义的肩：“你今晚告诉她吧。”

　　师长走后，众人又回到屋里热闹了一阵，无非请新郎新娘为自己点烟、剥块喜糖往他们嘴里塞那一类老掉牙的把戏。秉义和冬梅各唱了一首歌，又由秉义代表冬梅坦白了恋爱经过。知青们首先离去了，他们怕错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节目。制造热闹的主力撤了，剩下的人也先后走了。

　　新房刚一清静下来，冬梅急不可待地说：“你把该插上的门都插上！”

　　秉义插好了院门屋门，见冬梅已拉严了窗帘，脱去了鞋袜和毛衣，上边只穿件花衬衫，侧着腿坐在炕上，微闭双眼语调异常平静地说：“我已经充分做好心理准备了。”

　　秉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猿意马口干舌燥起来，半傻不傻地问：“什么心理准备啊？”

　　冬梅说：“有位智者点拨我，女人想完全占有一个男人，那就要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给予他。我要完全占有你，所以我做好了完全给予你的心理准备。”

　　一分钟还不到，秉义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变成了亚当，并将冬梅变成了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身上连片树叶也没有的亚当和夏娃。

　　那建筑工人的长子饱尝了一番禁果后，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

　　冬梅挣脱双手搂着他一滚，也将他压在了身下。昔日副省长的独生女儿双手撑在他的头两侧，将头低到几乎与他鼻尖对鼻尖的程度，笑盈盈地细语道：“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我虽然可以同样按住你的双手，却并不想像你那么暴力地对待我。”

　　秉义一边胳肢她一边坐起，又占了上风似的问：“老实交代，你这一套是不是小妹写信教你的？”

　　冬梅笑出声来，连说：“是的是的，除了你们周家那个大美人儿，谁还会教我这些啊！”

　　秉义搂住她缓缓躺下去，躺下了也不松手，依然享受地搂着她，一本正经地叹道：“唉，我猜就是。她经常写信教你怎么样才能控制住我，对不对？”

　　冬梅亲了他一下，快活地说：“哪里有控制，哪里就有反控制。正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弱势的反抗者，搞好统一战线是个法宝。”

　　秉义的手指在她光滑的后背上点动不止，如同在轻弹一架白釉钢琴，如同在欣赏着一曲只有他自己才倾听得到的天籁之音。

　　他装出认命的样子说：“对于我们周家那个漂亮的背叛者，我们全家是拿她没办法了。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个哥哥的话她多少能听得进几句，想不到她早已向你打我的小报告，你可千万别被她给教坏了呀！”

　　冬梅得意地说：“还多亏有她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子，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女人。”

　　秉义问：“结婚好不好？”

　　冬梅说：“好，完全占有了你的感觉更好。”

　　秉义说：“把灯关了。”

　　冬梅问：“为什么？我还没看够你这个‘红五类’一丝不挂的样子呢。”

　　秉义只得承认：“你这个黑帮的女儿身子太白了，晃我的眼。”

　　“好，听你的。《白雪公主》放映完毕，接着放《红与黑》吧。”冬梅将灯线一扯，缓缓躺在秉义身边。

　　窗帘也不过就是一般的布做成的，黑暗只维持了片刻——片刻后，月光透过窗帘洒进屋里，到处都处于一种照相馆底片洗印室般的亚光之中，他俩仍能依稀看清对方的脸。

　　秉义又大动其情了。

　　他说：“这种光线下，你的脸更……”

　　冬梅不容他说下去，用尝到了甜头的深吻封住了他的嘴。

第十五章

　　年年不变年年变。即使在“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少好点儿。

　　一九七四年春节的初三傍晚，聚到周家的共乐区儿女们比一九七三年的大年初三多了几名。除德宝和春燕小两口，还有吕川、国庆、赶超三个秉昆的老友，他们的关系在一九七三年几经考验，彼此都有那么点儿肝胆相照的意思，相互之间都开始以老友看待了。

　　国庆和赶超也将各自的对象带到了周家。在春燕的帮助下，吴倩的胡子难题已经彻底解决，不但唇上不长胡子，手背上胳膊上腿上以前像男人一样重的汗毛也基本清除，不细看己看不大出来了。这是她最为高兴的一件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她好，国庆就好。去年她来过周家多次，也以常客自居了。赶超的对象于虹带了些有糖纸的大虾糖、小人酥和牛奶软糖，都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她嫂子是糖厂女工，那样的高级糖果是专为友好国家生产的，一装箱就纳入了出口管道。本厂职工想买，得打申请报告，由领导特批。一次只能批二三斤，批多了怕觉悟不高的职工拿到黑市上倒卖。于虹是个挺大方的姑娘，属于共乐区儿女中凤毛麟角般的人物。她从事的是艺术职业，在市里一家小工艺美术厂做麦秸画，把选好的麦秸铡断、破开、上色、削剪之后，在木板上粘出山水花鸟蝶虫什么的，据说能出口创外汇，优等作品还有可能成为国礼。职业虽然很高雅，但对身体的危害性却不小，三四年工作下来，视力明显减退，还患上了让她备受折磨的颈椎病。只要和赶超在一起，她就要求赶超揉揉脖梗和肩背。为了表达对她的爱心，赶超已拜师学按摩了。

　　于虹反坐椅上，双肘放于椅背，一边享受着赶超的按摩，一边宣布：“哎，你们吃的算喜糖啊，我和赶超的对象关系板上钉钉了，也是喜事吧？”

　　大家都说那是，那是。

　　她又说：“从今往后，我俩是……”

　　赶超接言道：“我俩是一条线上拴的两只蚂蚱……”

　　大家又说那是，那是。口中都含着糖，话就说得都挺应付的。

　　不料于虹大声反对：“错！我用麦秸粘过蚂蚱，蚂蚱和蝈蝈、蛐蛐一样，嘴两边都有一对儿锄刀牙。如果哪一只蚂蚱不想和另一只蚂蚱拴在一起了，咬断那条线是不难的事儿。”

　　赶超立刻表忠心：“我可从没那种想法，还怕你有那种想法呢。”

　　于虹说：“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是绝不会有那种想法的。即使到了咱俩实在不能拴在一条线上的时候，那我也不费我的牙咬线，我还不如干脆咬你！”她猝然回头朝赶超龇出了两只倒也不难看的老虎牙，还学猛兽咆哮，赶超吃惊得后退了一步，大家都笑起来。

　　于虹却问赶超：“还不到五分钟就完了？”

　　“没完没完，哪能呢，肩和后背还没按摩嘛！”赶超便又继续为于虹服务。

　　于虹接着说：“我和超另有一比，我俩好比……”

　　赶超又抢着说：“锅贴！”

　　于虹说：“那个比喻在我这儿过时了。我俩好比同一锅蒸出来的黏豆包，黄米面儿的，比江米面儿更黏。咱们共乐区小百姓人家的儿女，只能比作黄米面儿豆包，高级人家的儿女才配比作江米面儿的。他们好得容易，散得简单。想散的给不想散的搞处房子，调一种更好的工作，再不就是到了按比例涨工资的时候保证给涨工资，不想散的一方得到实惠也就拉倒了。咱们的爹妈有那能耐？所以咱们只配比作黄米面儿豆包。对成象了，就好比锅边儿上的两个。蒸豆包的人，往往先摆满锅边儿一圈再一圈圈往中间摆。锅边儿摆得最密，摆到中间了才留出些空隙。那锅边儿上的两个豆包，皮和皮粘一块儿了，要分开，其中一个准破皮露馅儿。比作咱们，就是一个严重受伤了，另一个把那个弄疼了，疼的那个能不恨吗？要不怎么有句话叫‘黏包了’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之间的话，你们听哪个上等人家的人遇到严重问题时说‘黏包了’呢？人家叫‘棘手’，解决起来最多扎一下手的意思。对象关系吹了，才不至于使人家寻死觅活破皮露馅儿的疼。咱们对成象不容易。只有咱们小老百姓家的儿女一旦对象关系吹了，才你想杀了我，我想杀了你的，那这个包可就黏大了。我和超把对象关系定下了，特意带来喜糖给你们吃，也是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表明，我们是认真的，互相负责任的。黏包的事我们都不会做，也不敢做，对吧超？”

　　孙赶超连说：“对对，对极了。”

　　于虹说：“行了，我舒服点儿了。”

　　赶超这才从她背后退开，直劲儿甩手。

　　秉昆和吕川看着以前好勇斗狠的老友变得那么服服帖帖，内心挺不是滋味儿。但事情明摆着，老友是抬木头的苦力工，人家于虹是艺术工作者，老友没有任何不服服帖帖的本钱。何况于虹模样也说得过去，和春燕像一个大号一个小号的双胞胎，配老友绰绰有余。他俩这么一想，也就有几分替老友感到幸运了。

　　吴倩看着国庆问：“于虹刚才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

　　国庆也如赶超般诚惶诚恐地说：“听明白了，黏包的责任我更担待不起了。”

　　“光是怕担责任吗？”吴倩不高兴了。

　　“那我该怎么说呢？你教教我。”国庆显出很笨很虚心的样子。

　　吴倩用手指戳着国庆的额角说：“自己想！”

　　自从唇上不长胡子，胳膊腿上的汗毛也不闹心了，吴倩在国庆面前脾气见长，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以前是吴倩低姿态地迁就国庆，现在是国庆在吴倩面前显得处处小心了。

　　孙赶超急忙对国庆张大口形说唇语。

　　国庆该不笨的时候也挺聪明，立刻读懂了赶超的唇语，对吴倩捧心掏肺地说：“那什么，当然不是怕不怕担责任的问题。咱俩之间的关系，跟责任啦黏包啦根本就扯不上。我对你的爱早已和责任放在一块儿了，责任也是爱，爱也是责任，总之是一堆爱。像我在木材厂出的料，去皮截朽，都是可用之材。”

　　“这么说还差不多。”吴倩心满意足地笑了。

　　赶超说唇语时，秉昆和吕川两个也看到了。其实赶超大张口形一次次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爱”字，国庆不但立刻读懂了，而且能发挥出那么多话，让秉昆刮目相看，自愧弗如。吕川向秉昆暗做了怪相，意思是瞧瞧，两个哥们儿咋变成了那样！

　　不料，春燕也瞪着德宝说：“该你了。”

　　德宝不明不白地问：“什么就该了我了啊？”

　　春燕说：“别装糊涂，表态。”

　　德宝这才恍然大悟：“啊啊，表态呀，不就是让我也谈谈感想吗？我和春燕，我俩和于虹的话更没关系了！我俩都领证了，是合法的正式夫妻。我俩就没有过对象关系，一下子就超越了那种关系！哈哈，我俩是飞跃式的……”

　　德宝打着哈哈，明显企图绕过那么一关。

　　春燕哪里会轻易容他绕过去呢，板起脸道：“在说严肃的事儿呢，你别打哈哈。结婚了就更是两个黄米面儿黏包的关系了，一旦离婚，后果比对象吹了更要命，尤其对于我，这一点你想过吗？”

　　德宝愣了愣，装出激动万分的样子往起一站，讲演般地说：“离婚？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哥们儿和姐们儿，这是从何谈起呢？是在对我说吗？”

　　大家一齐点头。

　　春燕又说：“对，正是对你说的。我，你的妻子乔春燕刚才当着大家的面，问你考虑过一旦离婚对我意味着什么没有？”

　　“五四”青年曹德宝首先低下头，随之猛地将头朝后一甩，接着以很帅的招牌动作高举起一只手抚弄他的长发——但他分明忘了，他的长发早已不存在了。与春燕办了结婚证的第二天，他就在春燕的坚决要求之下将长发剃成了平头，后来一直留平头。

　　由单位推举而成为全市标兵的优秀女青年，她的丈夫怎么可以是一个留长发的男人呢？绝对不可以！

　　没有摸到长发的德宝愣了一下，立刻借题发挥：“我的长发，是为我妻子春燕而剃掉的。没有任何人要求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给自己立下了誓言，我以后的全部人生必须以她为核心，怎么样对她有利我就怎么做，根本不需要提醒！我是谁？酱油厂的，以前一身酱油渣子味儿，现在一身醋酸味儿。她是谁？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能与她结为夫妻是我多大的荣幸？我要是和她离婚那不是烧包了吗？黏包那是事找人，烧包却是人找事，我吃饱了撑的啊？我要像捍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一样来捍卫我俩的美满婚姻！”

　　谁都看得出来他在耍贫，谁都忍着不笑，因为春燕不笑，望着丈夫听得很认真。谁都看得出来，德宝不仅是在耍贫，还是在炫他的幸福感。确实，他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给人一种内心里幸福满满、不外溢简直就不行了的印象。

　　春燕已经顺利评上了市一级服务行业的标兵。“文革”前评上的不等于是老的，被说成是“旧的”。凡“旧的”，须在政治上获得公认的积极表现，才有资格转变为新的。当然所谓公认，无非是一些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认。而新的就是新的，新在政治上已首先获得了公认。一篇署着她姓名的“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被编入了学习材料——去年秉昆几个谁都没帮上忙，不是缺乏诚意，是都没那水平。人家吴倩听国庆说了春燕那急茬儿事后，义不容辞地揣上两包好烟去求自己的小舅。她小舅是国营大厂大批判组的成员，求的事是小菜一碟，立等可取。她小舅他们整天当工作完成的正是那类文章，手里恰好有几篇现成的，在吸了几支烟的工夫里，将一篇现成的改头换面了一下，再结合结合春燕的工作性质，一篇人家自认为不辱水平的大批判文章就炮制成了。吴倩拿到手直接送给了国庆，国庆一刻也不耽误地骑自行车送给了秉昆。那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秉昆带了稿子立刻去敲春燕家的门。春燕正在家哭鼻子抹眼泪呢，能不哭嘛，第二天就是截稿的最后日期，没有大批判稿，标兵肯定当不上了！她爸妈也陪着长吁短叹，愁得没着没落的。秉昆一拿出稿子，她顿时破涕为笑。她爸妈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对秉昆们万分感激。

　　第二天，春燕带着稿子到了班上，单位立即派人把稿子送往市里。下午，市里负责编大批判材料的人与春燕的领导通了一次电话，表扬稿子写得好，好就好在不但批了古代的孔丘，还批了当代的“大儒”。领导将表扬之词转告春燕，春燕下班后就先到了周家，虚心请教秉昆当代“大儒”是什么人物？秉昆装不知道。见他也回答不了，春燕说：“爱谁谁吧，反正多我那一篇不多，少我那一篇不少，不管批判到了谁头上谁都不会知道，可我总得先把标兵当上啊！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当得上当不上的事了，是为领导们的面子也得争取当上的问题，否则对不起领导们的栽培！”

　　春燕当上标兵以后，获得了一册大批判材料汇编。她将结婚证书、奖章和材料汇编都收藏在一个小箧子里，视为珍宝。喜上加喜的是，市里有关方面还承诺奖给她一处住房，虽然只一间，得在楼道做饭，但却是俄式老楼，举架高，可以搭吊铺，并且地点极佳，在市中心。

　　一处市中心的住房啊！

　　可以搭吊铺的俄式楼房啊！

　　共乐区的儿女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德宝的幸福感能不溢于言表吗？

　　房子的事秉昆们是知道的。看着德宝春风得意的样子，赶超心里不由得酸溜溜的，但自己正坐在于虹旁边握着她的手呢，内心虽有醋意，表面上也还是要装出分享老友幸福的样子。

　　德宝发表完感言，大家一齐鼓掌。那也是为了取悦春燕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表示。在大家眼里，春燕已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了。她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嘻嘻哈哈，变矜持了。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真相——去年春节初三那天夜里，其实她和德宝之间什么不体面的事也没发生，所谓德宝破了她的贞操纯粹是她编出来的谎言，怀孕之说更是子虚乌有，那么大家对她的敬意肯定会大打折扣。真相是后来德宝从她口中套出来的，她警告德宝绝对不许对任何一个哥们儿讲。德宝不傻，明白只要对一个哥们儿泄密，那么每一个哥们儿都会知道，接着哥们儿的对象也会知道，一个传一个，不知会有多少人加入到传播的行列之中。为了维护妻子的形象，他宁肯将黑锅背到底。已是夫妻了，不存在谁冤枉谁的问题了嘛！所以，那真相还一直是他们小两口的高度机密。

　　吕川忍了几忍没忍住，看着于虹问：“哎，你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总瞎琢磨着怎么比喻你和赶超的关系才好呀？”

　　于虹认真地说：“我也不是多么喜欢那样。你们都不是外人，有些事告诉你们那也没什么。我吧，在超之前处过两个，都半途而废了，伤心过一段日子。我和超之间挺有那种感觉，所以我看重我俩的关系。女人吧，如果中意了一个男人，不论是对象还是丈夫，那就得经常拿话敲打着对方点儿。而你们男人呢，不经常被敲打着点儿就容易出那种事。经常拿话敲打敲打你们，也是为你们好。”

　　她的话刚一说完，吴倩立刻看着赶超说：“我得在此声明一下啊，我介绍你俩认识的时候，可从没听她说她已经谈过两个了。”

　　赶超特有胸怀地说：“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俩现在的关系，我对我俩有信心。”

　　春燕就站了起来，与于虹亲切拥抱，用俨然女性保护神的口吻说：“于虹的话代表了我们女同胞的心愿，我赞同她的大实话。”

　　春燕头上已经有了可敬的桂冠，吕川等几个男人虽然心存异议，也都保持沉默。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句话，用在这些共乐区儿女们的关系上倒一点儿不矫情，甚至还可以说应验了。春燕和吴倩之间，一个解决了另一个的胡子与汗毛问题，另一个在关键时刻帮对方交上了一篇大批判文章，所谓投桃报李，互相成了要好的朋友。她俩的关系情同姐妹了，德宝和国庆两个老友自然好上加好。吴倩成了于虹和赶超的大媒人，于虹又是吴倩的好姐妹，赶超对国庆也有种衔恩待报的特殊感情了。总之他们三对儿六个人，关系不但扭麻花似的亲密无间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可以说人生都有好收获。

　　吕川当味精车间的副组长当得不错，由厂里的苦力工变成了穿白大褂的职工，也算熬出头，人生进步了。

　　就秉昆一人，去年一年里很不顺，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得病了一场。

　　如果非说他也有什么好收获，那就是在厂里更出名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出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内容挺到位。首先他将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将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代过。他最后算了一笔账，按损失三吨酱油来计算，每斤一角五分钱，合九百元。损失不仅仅在钱一方面，也使领导和同事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所以当再加一百元处罚金。他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元，每年三百八十四元。他愿在出渣车间白干两年半，以自己的工资弥补厂里的损失。

　　厂里人都看了他的声明。不要说德宝、吕川和唐向阳三名新工友心情有多么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不止。他还把那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指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他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指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分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俩想到一块儿了，也要求扣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秉昆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渣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纷纷给予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真的不孬！还有人说，看来曲书记没白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也不能将曲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抹杀了。这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

　　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秉昆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秉昆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前两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至于到哪儿去了，是她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连欢送会都不开啊！”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秉昆拍着桌子大声嚷嚷起来，德宝、吕川们也一个个义愤填膺。

　　领导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的，她除了有时太较真，做人方面没别的毛病，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同。人没走时，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怀恨和攻讦。领导说欢送会得请示，因为她毕竟是特殊的人。一请示，麻烦来了，没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了。

　　秉昆们都因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

　　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一百九十二元吗？人家老两口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元，而且人家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二十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一千来元，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

　　那天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儿也叫曲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一百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摧，一时个个都无语了。厂头儿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得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脑袋，相互无言。

　　然而，秉昆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厂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们认为是在秉昆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故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她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怎么能跟咱们秉昆的表现相提并论？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十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秉昆以后就是老大了！”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秉昆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他请求道：“以后谁都不提那事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

　　他这么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春燕她们三个女的对秉昆他们五个男的正敲打得来劲儿，门一开，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人鱼贯而入。去年中秋、国庆来过周家，已经是第三次来了，都不见外，也没空手，各自用饭盒带来了家里的一道菜以及冻梨、水果罐头、蛋糕、长白糕之类的年货。他们都没见过吴倩、于虹，秉昆以主人的身份为双方互相介绍，他们便都嘴甜地称这个“倩嫂子”，那个“虹嫂子”。两位“嫂子”听了极为开心。国庆和赶超也眉开眼笑，直夸他们三个多么多么好，夸得他们也很受用。春燕等三个女的对进步亲热有加，争着表示“嫂子”式的关心，都保证日后会为他物色一个娇小俊气的弟妹。正交谈甚欢，门又开了，进来了四个木材加工厂的。他们是国庆和赶超的哥们儿，以前与秉昆虽也熟悉，却算不上多有交情。如今国庆和赶超都是秉昆的哥们儿了，再加上听他俩讲过秉昆的义事，心生好感，前来凑趣助兴。

　　几拨加起来十五个人，外屋坐不下了，自然而然分成了三伙儿。里屋大，炕上炕下坐了两伙儿。三个女的脱鞋上了炕，将炕帘拉上了一半，在帘布后一会儿嘀嘀咕咕，一会儿小声哧哧地笑。间或，帘后吴倩或于虹傻傻地问：“怎么个好法？”“到底有多好嘛！”接着便会听到春燕的嘘声，再接着又一起哧哧地笑。

　　地上的一拨是木材加工厂的，国庆和赶超在他们之中。他们倒也并不偷听三个女的在帘后嘀咕什么，都没谁朝炕上瞅过一眼。虽然都是货真价实的小光棍，却一个个装出大丈夫的模样，仿佛对女人们所聊的话题毫无兴趣。

　　他们在聚精会神听一个老兄讲一件国家机密：长白山上出现了一条巨蛇，有多粗呢？货车车厢那么粗。一个月内，将深山里七八个村子的人及家禽家畜吃了个精光，我军出动了轰炸机，连投十几枚重磅炸弹终于将蛇头炸烂，这才使巨蛇一命呜呼。但其身子完好，用十几节平板列车载运到了本市的货车停车场，罩在军用帆布下边，等待北京方面的指示再做处理。据说吃它一片肉能延年益寿，于是有人趁风高月黑之夜，偷偷接近列车，企图用斧子撬下一片鳞，砍下一块肉。结果根本没撬动，一片小鳞也有锅盖般大，一片压一片地冻在一起，那能撬动吗？不但没得逞，反而被巡逻兵逮捕，据说将以“盗窃国宝”的罪名治罪。

　　有的人深信不疑，说难怪近来车站一带气氛紧张，形同戒严！

　　有的人嗤之以鼻：小孩子呀？这么低级的谣言也值得一传，听得入神还信以为真！

　　那当然是莫名其妙而起的谣言，却传得很快，很广，神乎其神。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说见到了那列罩着军用帆布的列车，帆布上有血迹。还有人说将手探到过帆布的下边，摸到了钢铁般的鳞片。

　　当年，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在他们成了知青的哥哥姐姐中，特别是哥哥们中，很有一些人也在传播谣言。因为他们已被从城市除名了。他们本能地更关心政治，关心北京发生的事以及国家的动向，只有国家政治方向的改变兴许能同时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而任何一座城市里孤立发生的任何事都对他们的集体命运不会产生影响，也便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他们回城探家时，从城市里收集的信息也主要是与北京的政治风云有关的内容。所以，关于长白山巨蛇的传闻尽管在A市不胫而走，沸沸扬扬，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却只字未闻。同样，哥哥姐姐们所关注的事，秉昆们也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自从有了单位，人生基本上就固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在单位或相同单位之间进行微调，比如春燕即使当上了市一级标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退休前都注定了仍是修脚工。秉昆们离开酱油厂将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国庆们离开木材加工厂的难度同样很大。正如光字片的人家想要离开光字片是白日做梦，共乐区的儿女想要将户口迁到市里某个区也是白日做梦。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明白这么一点，不管北京的政治风云怎么变，他们的命运都不会变。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宁愿谈长白山巨蛇也不愿谈政治。起码，长白山巨蛇谈起来具有惊悚性。

　　关于长白山巨蛇的话题告一段落后，木材厂的几个人之间似乎一时没有了引人入胜的话题，全都陷入了沉默。

　　于虹忽然从帘后探出头问：“哎，你们听说百货公司仓库里发生的事没有？”

　　他们一齐将目光望向她，皆摇头。

　　“都没听说过？亏你们还是些自以为消息灵通的人！本姑娘亲自讲给你们听！”于虹现身帘布外，边说边下炕。

　　“别，春燕还有宝贵经验要传授呢，陪我听！”帘后伸出吴倩的手，拽住了她。

　　赶超拍着脑门道：“我怎么将那件事给忘了！不劳你的大驾，我讲，我讲！”他亢奋了。

　　当帘后安静下来后，赶超环视着大家问：“核实一下，谁都没听说过对不？”

　　大家又摇头。

　　“这讲起来才有情绪。只要有一个人听说过，我都懒得讲。我讲的可不是谣言啊，是于虹讲给我听的。于虹她一个亲戚是百货公司食品仓库的登记员，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之一。”

　　赶超的说法是，不知哪一次管理仓库的人疏忽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混在搬运工中进入了仓库。仓库大门一锁上，那人成了里边唯一的囚徒。他是一个多么有口福的囚徒哇，仓库里什么好吃的都有，各种面包、点心、罐头、香肠……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然也有酒。仓库大，食品箱堆得高，一处挨一处，每次有人进来出货，他都能躲过去不被发现。他已经爱上了仓库里的生活，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一盒罐头打开吃两口，不爱吃，扔一边儿去了。一瓶酒打开喝两口，不爱喝，往脚上倒着洗脚了。一个多月后，臭味儿大了，搬运工们奇怪了，一处处认真搜查，这才使那人无处可藏。能没臭味儿吗？他不仅在里边吃喝，也在里边屙屎啊。一个多月不洗脸，他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油腻胖子了，脸上手上都油腻腻的，一看就是一层层从皮下渗出来的油，吃得太好了呀！整个人也快发臭了，唯独一双脚没味儿，红润润的，经常用各种酒洗脚洗成了那样。原来他曾是某剧团的演员，还算名角儿。“文革”一开始，因为什么罪名被斗疯了，失踪一个多月，家人也不上心找。后来，据说他多年的脚气病好了，却由于肝病而死。仅仅一个多月，他不但吃出了严重的脂肪肝，还吃出了糖尿病。又据说临死前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的话是：“送我回去！”百货公司倒也没太找他家属的麻烦，自认倒霉了事。

　　赶超声情并茂，讲得有悬念，有细节，大家却还是听得索然，听完也没谁议论几句。这事比长白山巨蛇靠谱，大家都不怎么怀疑真实性。正因为比较可信，那还议论什么呢？明显地，大家对那么一件事没什么话可说。好比现今的人们看了一部烂片，自问有意思吗？回答是有点儿意思。除了有意思另外还有什么意义吗？回答是毫无意义，所以都懒得上网发表几句看法。

　　结果搞得赶超兴味索然。

　　在一个几乎没有文艺可言的年代，他们也都患了一种病，或可称之为“精神吸引功能坏死症”。只不过他们在病着，却又都不自知。他们不是秉昆的哥哥姐姐，不是郝冬梅和蔡晓光，不是冯化成。后者们头脑里原本装了些可以叫作精神储备的东西，如同驼峰里有水分和营养。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可“反刍”的，秉昆由于偷看了几本禁书，头脑里开始装进点儿东西了。

　　木材加工厂一伙儿人正陷于话题枯竭，酱油厂一伙儿却像在开会，简直也可以说在密谋——他们正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兵的人。沈一兵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他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便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辆摩托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渣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而他撇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再别出什么事故了”，言罢跨上绿漆摩托一溜烟走了。

　　进步是军工厂子弟，他断定沈一兵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也不能说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后流入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边斗。当年，不是军人而骑辆带边斗的摩托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住严加盘问的。而所谓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极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得买得起，上得了牌照，骑它的人还得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那家伙很费油，一般人哪里养得起呢？沈一兵却并不多么令人嫌恶，对出渣班的六小君子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秉昆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秉昆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他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

　　家庭背景来头大，就可以当着班长不管事吗？就可以白拿工资不干活吗？明摆着没道理的事发生在别处罢了，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呀！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心里对此事很不痛快，有一天背着秉昆向德宝和吕川请教究竟要不要公开表明态度。如果有必要，怎么表明为好？他们三个自从也沾光成了六小君子，为人处事便都开始按君子的做法来要求自己。那年头像他们这些小青年也没什么实际的名利可追求，一尝到美名的些微甜头，便本能地要加以维护，发扬光大，希望进一步证明，自己获得好口碑是有资格的。

　　德宝和吕川两人毕竟离开了出渣房，对出渣房的事渐渐有了隔膜，了解得不很清楚。有一次，他俩在食堂吃饭时问秉昆，新来的沈一兵怎么样？对他这个被免职的代理班长尊重不尊重？秉昆说沈一兵人挺好，对他也挺友善，还希望他多费心传帮带呢。秉昆对自己被免职并不多么委屈，当不成推销员了也不觉懊丧。老太太的栽培他是领情的，但他并不喜欢推销员工作。在酱油厂，究竟哪一种工作是他所喜欢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继续当出渣工他也无所谓。出渣那活儿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能和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做工友也挺愉快。出了那么大事故总得有人担责任，他自己将责任完全担起来心甘情愿。他对沈一兵现象也极为不满，但他的话只能那么说，不那么说还能怎么说呢？他怕出渣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将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牵扯其中。德宝和吕川都是实诚人，听了秉昆的话便大为放心，不再牵挂出渣房那边的人际关系。

　　唐向阳他们三个向德宝和吕川如实汇报，两个实诚的哥们儿义愤填膺。他俩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自从被视为义人，便都觉得对厂内一概涉及正义的事有着替天行道般的责任。他们有点儿被口碑改造了，也有点儿被别人的评论绑架。

　　德宝说：“这事我们得管！与我俩和秉昆是不是哥们儿无关，两码事！老太太如果还在，她肯定不允许有这种事存在，就当我们是替老太太管了吧！”

　　吕川说：“你们不说，我俩还不知道。连我俩都不知道，可见厂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首先要揭发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字报。你们三个小老弟都不要掺和。向阳、进步，你们都有父亲的问题，弄不好会让人反咬一口。龚宾你也不能掺和，你叔是优秀民警，别给他惹什么麻烦。大字报由我俩来写，我俩来贴。我俩都是‘红五类’，正义在胸，惹火了某些人他们也不敢把我俩怎么样。”

　　一听他俩要贴大字报，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心里没底了，都觉那么一来闹出的动静太大，转而又向秉昆汇报了。

　　秉昆更觉兹事体大，立刻找到德宝和吕川制止。他说真相虽然如此，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还是应该了解清楚再做考虑。免得大字报贴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让自己陷于被动。

　　德宝二人觉得秉昆说的有道理，三人一合计，中午匆匆吃罢饭，就一起去找厂里的头头探问究竟。

　　一、二把手都到区里学文件去了，只有管生产的三把手在办公室吃饭。

　　三把手边吃饭边说，对他们来讨说法，厂领导们都有心理准备。自己虽是三把手，完全可以代表一、二把手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一，人家沈一兵一分工资也没拿，以后也不会拿。第二，人家只不过在厂里挂个名。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的，人家只不过要这么一种名分当然可以不干活。人家在全力以赴地补习课本知识，准备考大学。从明年起，上大学虽然也要考试，但是否有基层工农兵经历仍是各大学招生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条件。第三，人家只要厂里到时候推荐一下，别的什么事都无须厂里做。厂里获得的好处是，上边将批给一笔维修老职工宿合、盖两排新宿舍的经费。

　　第三把手一边说，一边吃完了饭，漱过了口，刷干净了饭盒。之后，他吸着烟身子往椅背一靠，看着他们循循善诱地说：“想必你们也知道，咱们厂一些职工那住的是什么房子？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凭什么要求职工安心踏实地工作？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退休后的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哪个领导不觉得对不起他们？没那点儿体恤心还算是个人啊？咱们厂有地方可以盖两排砖房，但没钱盖得成吗？上边一拨款，咱们厂多少职工的梦想就成真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如果当领导的让他白白错过，那不是一大罪状吗？什么真相？这就是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看重什么公平、正义，我说的真相全厂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人掂量来掂量去，觉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更重要！”

　　他一席话说得秉昆三人哑口无言。

　　德宝张了几次嘴才问出一句话：“那，那……那他究竟多大的来头呢？”

　　“这你们就不必知道得太清楚了吧？总之一句话，你们千万别做自以为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那你们就肯定不是什么六小君子，而会成为大家眼里的六个小人了。”三把手的话说得平平静静，秉昆们听来却句句分量都很重。他摁灭烟，表示谈话到此为止。

　　秉昆等三人默默退出。德宝和吕川两个脸上淌下了冷汗，都说多亏秉昆及时制止，否则大字报一贴出，小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恐怕很难再摘掉了。

　　他们把领导的话向三个小老弟一传达，向阳们也都没脾气了。从此，那沈一兵“任来任去梁上燕”，六小君子“相亲相爱水中鸥”，两股道上各跑各的车，表面上都和和气气，相安无事。

　　然而，人心并非浇进模子的钢铁水或水泥，一旦定型就不再改变了。它更像含羞草、海蜇、乌贼或毛毛虫之类极敏感的东西，稍受外因影响，便会发生从色彩到形态的反应，而那是本能的完全无法自我克制的反应。

　　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吕川和唐向阳忍不住向大小哥们儿倾吐了压抑已久的内心想法，他俩也要往上大学这条路上闯一闯。干吗不呢？去年连木材加工厂都走了一名抬木头的青年工人！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内的从业青年人人可以报名，人家就报了名。还要参加考试，人家就参加了考试，一考分数不低，几所高校争着要——家庭历史无严重政治问题，本人无劣迹，厂里懵里懵懂地就放人家去了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想不同意都没有理由。据说从一九七四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原则将有变化，分数更加受重视了。向阳和吕川在文化课方面早已有所准备，自信能比大多数人考试强不少。他俩在厂里又都有不错的口碑，过群众通过这一关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干吗不试试呢？

　　向阳说，在分数和群众评议两关都过了的情况下，如果从他和吕川之间选送一入，他绝对主动放弃资格让吕川先圆了大学梦。他说自己年龄比吕川小，多准备两年会考得更好，等得起。但如果竞争对手是沈一兵，那么他将坚定不移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毫不相让。他认为厂里给予沈一兵的应该是有前提的机会，而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机会。总不能别人明明比沈一兵考的分数高，群众推荐的得票率也高，那也得将机会让给他吧？再说让也白让啊，他也不会感谢任何一个将机会让给他的人呀！

　　吕川说他和向阳想一块儿去了，但是，如果真像向阳说的那样出现了在他俩之间只能走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他要先成全向阳。自己是吕川哥嘛，当哥的就得有当哥的样子，否则不是给小老弟们做坏榜样了吗？

　　他俩都说得很真诚，龚宾和进步都被他俩感动了。

　　德宝说：“你俩之间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干预你俩的内政。但如果沈一兵那小子分数和群众评议两方面都比不上你俩还要捷足先登的话，我曹德宝一定挺身而出阻击他！”

　　“我的想法与你们都不同，川和向阳，你俩听我的，今年都别报名了吧。”说这话的是秉昆，他不知何时站在里外屋的门槛那儿了，一脚里屋一脚外屋，靠着门框叼着烟。三拨客人，除了炕帘后那三个女的他没去理睬，木材加工厂和酱油厂的两拨人他都得招待到，像堂倌儿。在酱油厂的弟兄们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他已听了多时。

　　德宝问：“说说，你怕的是什么？”

　　秉昆坐在进步让给他的高脚凳上，吸一口烟，将剩下的半截递给德宝，看着吕川和向阳说：“你俩都没怎么搞清楚状况。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先考试，后群众评议、投票，最后再由领导决定推荐不推荐学校，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首先就要由群众评议、投票，决定谁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你们想啊，沈一兵他走得成走不成，关系到厂里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能否得到改善，选票能不一边倒？即使你俩获得的选票也不少，也有资格参加考试了，甚至考的分数都比沈一兵高，最后上大学的那也肯定是他啊！忘了咱厂三把手怎么说的了？他说只要在推荐书上写下了‘同意’二字，别的事就不必厂里操心了对不对？咱们小小的酱油厂，能给咱们两个名额？只给一个肯定得是沈一兵的啊！那叫戴帽名额，指名要的事，而且是政策允许的。你俩陪着考，陪着选，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是白浪费精力吗？既然只不过是个过场，莫如让全厂人只陪他走那个过场。你俩一陪着，倒似乎过场不是过场，反而像正剧了，那不等于帮衬了他吗？”

　　德宝将秉昆给他那截烟头吸得短而又短，有几分舍不得地弹入火炕口里去，他心悦诚服地说：“我想说的是，秉昆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厂里别人都说你是老蔫，可在咱们哥们儿之间，你该说的时候总是把话一股脑儿说透，说得明白到家了，一点儿都不蔫啊！”

　　秉昆笑道：“内外有别嘛。”

　　吕川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你一番话把我给点明白了，我听你的。”

　　向阳瞪着他问：“关于招生的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周详？”

　　秉昆站起来郑重地说：“你和吕川内心里的想法能瞒得过我吗？老实向你们交代，我已经替你俩写信问过我哥了。我哥是他们那个师连续两年的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全省每年的工农兵学员一小半是从兵团招的，他们那个师每年就走三四十人，他什么情况不清楚啊？他在回信中说，如果你们是我朋友，那我最好告诉你们，咱们厂肯定只有一个戴帽的名额，那个名额肯定非沈一兵莫属。我哥说，如果我不告诉朋友们这一点，让朋友们蒙在鼓里充满希望地陪着走过场，那就是我不够朋友了。”

　　刚坐下的吕川听了秉昆的话，倏地站起一撩门帘闯入里屋去了。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都以为吕川生气了，局面一时有点儿尴尬。

　　秉昆小声问德宝：“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德宝说：“没有啊，你为他俩费心，他如果不高兴是他不对。”

　　向阳也说：“我可没不高兴。秉昆哥，你分析得全面，我不陪了。”

　　三人正这么说时，吕川一撩门帘又回来了，拿着三支烟，先给秉昆一支，再给德宝一支，并对秉昆说：“真哥们儿不言谢，借花献佛，敬你支烟。”

　　大家又都笑了。

　　秉昆吸口烟后，对三位小老弟说：“以后，你们三个绝对不许背着我参与他俩策划的任何事。不但不许参与，还要及时告诉我。”

　　吕川说：“在家里你们听不听父母的我们不管，在厂里希望你们多听他的。那样，我和德宝就不必为你们操心了。”

　　向阳就代表另外两个说：“放心，我们保证。”

　　一九七四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在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变质政治环境双重挤压之下，年龄大点儿的沾上了烟酒，年龄小点儿的为了获得一份人生的安全感本能地依附于年龄大的。而不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都不失明智。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关于人格二字，他们普遍也就知道这么多，而那基本上来自民间的影响。

　　他们是庸常之辈，但又确实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好青年。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他们最大的明智在于，都深知一旦成了坏小子那也就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那时国家正在以神圣政治的名义向他们一再咄咄宣告，好青年的标准必须彻底改变，而这使他们陷于极度的困惑和迷惘之中。他们自幼所接受的好孩子、好学生、好青年之“好”分明已不再是“好”，神圣政治所宣告的那种“好”又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正如春燕为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而一筹莫展。这又使他们像讨厌小人一样讨厌政治，企图用长白山巨蛇之类的谈资抵御神圣政治的侵蚀。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学做后一种好人对于他们反而比较可行，因为简单多了。为了他们的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们倒是不太有他们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困惑、迷惘，因为她们都想赶快终结女青年这一尴尬称谓，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赶快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这几乎是民间价值体系固守的最后阵地，也是神圣政治强大的思想火力不屑于实施打击的微不足道的目标。她们可以遁入民间价值观的掩体里，去全心全意经营小小的安乐窝，那才是她们的喜乐之事。何况，还有美妙无穷的性爱提供快活，对于她们而言，那比神圣政治好玩多了。正如吴倩和于虹在周家的炕帘后一再追问春燕：“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好法？”小小的安乐窝之好是她们好人生的实体标志，价值观的核心。

　　是的，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聚集在周家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乐区的儿女，少数是由于父母惹上了政治麻烦而成了他们小老弟的青年，如唐向阳和常进步，确乎都是些好青年并且个个愿意继续做好人。

　　那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们真正的节日。他们每年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秉昆妈照例醉睡在春燕家了。她是被春燕妈请去的，也可以说是被春燕支去的。没有秉昆妈在眼前晃来晃去，每个人的言行都放松得不能再放松了。春燕爸照例加班，二姨照例又成了她家的年客，秉昆妈照例沾酒就醉。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她是春燕家的贵人，春燕爸妈对德宝这个倒插门女婿中意得很，双方母亲策划的秉昆与春燕之间的那码子事虽然落空，但春燕对秉昆妈“干妈”长“干妈”短叫得更亲了，与秉昆的关系也反而更自然了，这使两家不是亲家胜似亲家。大儿子周秉义与郝冬梅结婚的喜事，周志刚亲自去看望了女儿，喜上加喜，冲刷尽了秉昆心头的阴霾。这一个夜晚，家里来了更多青年，连小儿子秉昆在木材加工厂时的工友也来了数人，意味着小儿子很有人缘，毕竟是一种欣慰。所以，秉昆妈并不是被春燕妈和她二姨灌醉的，是自愿喝了一盅又一盅自找着的。她心里高兴，要享受美美醉睡一大觉的好感觉。

　　在她的家里，这些底层青年已没什么更有意思的话题了，于是分成几伙儿打扑克下棋，而秉昆则开始准备晚餐。

　　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龚宾小叔龚维则。这位光字片小字辈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小龚叔叔初三、初四照例值班，也就不敢放松警惕，一条街一条街地夜巡。他很喜欢在国庆、春节这两个主要节日里值班，因为夜巡时可以佩枪，让他觉得自己更是人民警察。他夜巡时见周家人声鼎沸，就走了进来。不认识他的见一个穿警服的突然出现，都不禁大觉意外。秉昆让大家只管放松，该怎么玩继续怎么玩就是。他们听秉昆亲近地叫他小龚叔叔，也就明白他是自己人了。龚维则知道春燕己做人妻，却不知道秉义结婚之事。秉昆代表哥哥、嫂子敬了他一支烟，他要求看结婚照。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是四寸的，春梅和德宝的结婚照则是八寸的，而且涂红了脸颊和嘴唇。为了让他俩的八寸照也能挤进相框里，秉昆不得不抽出原有的几张照片，这使那相框似乎成了春燕和德宝的光荣榜，而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只能屈处一角。小龚叔叔捧着相框踱到灯下，细看片刻，给出的评语令秉昆暗吃一惊。

　　他说：“果然是副省长的女儿，虽比不上你姐漂亮，但人家那种胎里带的高贵气质却是你姐没有的。”

　　他的话也令其他人都愣了，一齐将目光转向秉昆。此前大家以为，身为知青的国庆姐姐嫁给了一位兵团的现役军人已属福气，全赖“上山下乡”运动所赐。否则，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儿，能嫁给一名国营大厂的青年技工就算幸运了。国庆自己也这么认为，而朋友们经常以羡慕的眼光看待他。有了一位现役军人姐夫，他和爸妈日后会沾多大的光啊！冷不丁地，秉昆又冒出一个是副省长女儿的嫂子，此种心理冲击波太猛太巨大了，包括春燕在内几乎全都愣住了。

　　秉昆想不明白，他问小龚叔叔：“你怎么知道的？我妈告诉你的？”

　　小龚叔叔一边替秉昆把相框挂回墙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你妈才不会告诉我那些。你哥下乡前我就知道，那时她三天两头到你家来，还有一个叫蔡晓光的也经常到你家来，对不对？你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光字片的事如果我一问三不知，那不就失职了吗？”

　　他的话让秉昆暗吃一惊。

　　小龚叔叔临走才看到侄子龚宾，训斥道：“你这小子，怎么不主动跟我打招呼？”

　　龚宾像害羞的姑娘般扭捏地说：“谁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闯进来啊！”

　　春燕不悦地问：“哎，小龚叔叔，眼神差劲儿了？我和德宝那么大的结婚照硬没看见？连句道喜的话都舍不得说？”

　　小龚叔叔笑道：“忘了忘了，别挑理，向标兵致敬！”

　　他啪地敬了个礼，春燕这才高兴了。他说了些鼓励春燕争取做省级标兵的话，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共乐区还是光字片没和任何荣誉沾过边，希望春燕能让共乐区特别是光字片的青年引以为荣。他嘱咐秉昆们多多关照自己侄子，勿让龚宾受人欺负。

　　小龚叔叔走后，吕川从地上捡起了卷成筒的《红旗》杂志，翻开看看，见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用红笔画出了一道道红线。

　　龚宾说：“肯定是从我小叔兜里掉到地上的。”

　　吕川说：“现在都是春节了，你小叔怎么还学元旦社论啊？上瘾呀？”

　　龚宾说：“没法子，不学不行，我小叔得经常在区里向各派出所的民警汇报自己的新体会。”

　　赶超忍不住也问：“你小叔总有什么新体会吗？”

　　龚宾说：“那我就不清楚了，估计得总有吧！我小叔也不总学那些呀！你们别把我小叔看成那样式的人！”龚宾从吕川手中夺过《红旗》，跑出去追他小叔了。

　　吕川笑问大家：“他说的那样式的人，到底是哪样式的人啊？”

　　国庆说：“别装糊涂。二百五才不知道那样式的人是哪样式的人，你看这屋里有二百五吗？”

　　一句话将大家全逗乐了。

　　德宝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说什么来着？”

　　吕川问：“你说什么来着？”

　　德宝瞥一眼春燕，指点着秉昆、吕川、国庆和赶超不无悔意地说：“捡漏！点到为止，证明我是有预见的。”

　　秉昆等四人于是想起德宝曾希望与一个落难高干女儿结成良缘的事，当着春燕的面，都不便再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

　　人们听得正云里雾里，春燕高叫：“酒！酒！干哥拿酒来！”

　　秉昆默默递给她一瓶酒，心中感激她把由他嫂子引起的敏感话题打断了。

　　不料她说：“每人一瓶，你自己也是！”

　　家里没那么多成瓶的啤酒，秉昆只得将满满一塑料桶散装啤酒拎进屋，而于虹、吴倩两个已按春燕的吩咐大碗小碗杯子瓷缸摆了一桌子。

　　赶超说：“饿了，晚餐正式开始吧！”他拎起塑料桶往所有的盛器里倒满了酒。

　　春燕像男人那样，用她的老虎牙啃开瓶盖，泡沫流了一手，高举酒瓶朗声道：“大家听我说几句，今天聚在这儿的都是什么关系？哥们儿和姐们儿的关系！秉昆又是我什么人呢？干哥！那么他哥周秉义是我什么人呢？当然是我干大哥！所以，秉昆的嫂子就是我的千嫂子。干嫂子就不是一般按辈分叫的那种嫂子，要不认干亲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吴倩、于虹，你俩是我姐们儿，所以秉昆他嫂子也是你俩干嫂子。你们这些男的和秉昆什么关系？哥们儿关系，所以秉昆他嫂子也是你们的干嫂子，是我们大家的干嫂子！”

　　“等等，等等！”秉昆万没料到春燕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眼见大家高兴地都举起了杯和碗，仿佛每个人从此都有了一位副省长的干亲，以后的社会地位也高级了不少似的，不得不做一番必要的声明。

　　他说：“我嫂子她父亲……到现在还是黑帮呢！”

　　有人就将杯和碗放桌上了，目光一齐望向春燕。

　　春燕说：“黑的再变回红的，估计也就一两年的事。看来你们都不关心政治，不如我，连我还得装模作样学学社论什么的呢！我听参加学习班的人讨论时说，以后肯定有大批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大家信我的没错，反正咱们有了一位是副省长女儿的干嫂子了，谁不许咱们攀上这门干亲谁是不怀好意。说不定一复出黑的又变回红的还当了正的！干，干，谁不干谁不给我面子！”

　　她一扬脖子，人嘴儿对瓶嘴儿，咕嘟咕嘟喝下了大半瓶啤酒，秉昆看得目瞪口呆。

　　“干，干！”

　　“祝干嫂子平平安安！”

　　“祝干嫂子她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尽管没谁对春燕的话太当真，但大家都异常高兴却是真的。想象一下也挺好的啊！于是杯碰杯，碗碰碗，都乐得起哄。秉昆看出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了，便装聋作哑，转身进入厨房干脆往桌上端菜了。

　　一九七四年春节的节前供应比一九七三年好了不少。不是种类多了，副食基本还那么几类，但每人供应的数量增加了。普通饼干不限量，只要买得起，天天买也可以。有几处自由市场恢复了，人们在那里甚至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鱼罐头和只有南方才能见得到的笋罐头。

　　初三晚上，这些年轻人山吃海喝了一顿。德宝照例拉了大提琴，春燕照例听得如醉如痴。赶超照例表演了魔术，于虹特专业地充当他的助手，他俩还将国庆和吴倩一块儿催眠了，互相抱着亲嘴亲得啧啧有声，看得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秉昆作为主人，也被要求打了几段快板。将近十二点，在几阵小规模的连不成片的爆竹声中才有人言走，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了国庆和赶超两对四人。他俩仍坐在桌旁，而吴倩和于虹并肩垂腿坐炕边。

　　秉昆奇怪地问：“你们怎么还不走？想住这儿啊？”

　　赶超反问：“德宝没跟你说？”

　　秉昆更奇怪了：“跟我说什么？”

　　国庆小声对赶超说：“情况变了，让咱俩自己的事自己交涉了。”

　　德宝和春燕回德宝家去了。德宝走时对国庆和赶超直挤眼睛，而春燕扭头望着吴倩和于虹意味深长地笑——这秉昆是看到了的，却不明白他们暗示什么。

　　秉昆催促：“有话快说，你们走了我还得收拾呢。”

　　国庆小声问赶超：“谁说？”

　　赶超道：“你的意思是由我说呗。行，我说就我说。这种事，你一说非说夹生了。”他将秉昆扯到门口，小声说，“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一致决定，今晚不走了，都住你家了。”

　　秉昆立刻联想到了去年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档子事，很坚决地说：“不许！”

　　“你这是什么态度？”赶超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是啊，秉昆，你那么说可不太够哥们儿了吧？”国庆起身走了过来，冷着脸对赶超说，“闪开，我跟他说。”

　　赶超却不闪开，反而推着国庆说：“你坐回去，坐回去，显不着你。我既然说了，那我就能摆平。”

　　吴倩也在炕边那儿说：“别死乞白赖地求啊，不给面子拉倒，那咱们以后不登门了。”

　　于虹接言道：“就是，亏咱们还把他嫂子认成了干嫂子，太不理解人了。”

　　秉昆本是为她俩考虑才坚决说不许，听了她俩的话，呆望着她俩一时变成哑巴了。

　　“看，看，把她俩也惹得不高兴了吧？没你这么轴的啊，出去说出去说。”赶超从衣帽钩上取下秉昆的棉衣、帽子、围脖，一股脑儿塞他怀里，同时将他推出了家门。门关上前，他听到了吴倩和于虹哧哧的笑声。

　　在小院里，赶超批评道：“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真哥们儿那就得急哥们儿之所急！”

　　秉昆愠怒道：“哎，我在你眼里怎么就成了饱汉子啊！”

　　赶超说：“那你就是根本没饥饿感，有病，不正常。而我和国庆，打个比方吧，好比兜里揣个大水蜜桃，熟透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想怎么着怎么着，却就是不许吃上一口，这滋味儿你肯定没有吧？”

　　秉昆打断道：“你俩爱上哪儿吃上哪儿吃去！你背后是我的家！我还是那句话，不许在我家里再发生……”

　　赶超也打断道：“屁话！还口口声声你家你家！哥们儿之间，你家就不许当成是我们的家了吗？”

　　在赶超理直气壮的批评下，秉昆哑口无言了。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多余嘛！你刚才没听到于虹她俩的话啊？今晚住你家，在这一点上她俩和我俩是完全一致的。再说，我们有这个，万无一失。”赶超语气缓和了，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炫耀。

　　秉昆压着气问：“什么？”

　　赶超向他俯耳道：“避孕套。德宝提供的，春燕批准的，你应该向他俩学习。就像于虹刚才说的那样，真哥们儿之间更要理解人。有些事，有时候，它一来那就是火烧火燎的急茬儿，如果真哥们儿都不理解，那还要哥们儿干什么呢？”

　　秉昆有点儿理屈词穷了。

　　“孙赶超！你俩到底有完没完？不是叫你别死乞白赖吗？”屋里传出了国庆恼火的声音。

　　“回您的话，已经交涉完毕，就进去！”赶超搂抱了秉昆一下，还和他贴了贴脸，一转身进屋了。

　　秉昆在院子里愣了片刻，心里仍别扭得要命，想进屋去继续理论。一推门，门从里边插上了。踢门，屋里关灯了。

　　他生气地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你兜里有把钥匙，是开吕川他们味精车间值班室门的，委屈你去那儿睡一夜吧。”门缝传出国庆贴着门说的话。

　　他将手伸入棉袄兜，果然摸到了一把钥匙。

　　他又踢门，又喊：“开门！我得拿车钥匙。外边这么冷，让我走着去啊！”

　　“你自行车钥匙在你车上插着呢。乖乖地去厂里，表现好点儿，别再滋扰我们了啊。明儿天一亮就回来吧，我们那时会把咱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门缝传出吴倩的声音，柔声细语的，像年长许多岁的姐姐在教导不懂事的小弟弟。

　　秉昆往厂里猛蹬自行车时觉出冻手来，他很后悔在小院穿棉袄围围脖时忽视手套问题了。当时他想进屋去拿手套，但明知会冻手还是极不明智地跨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少了一边的把套，他一直拖着没配上。手握在冰冷的裸车把上，不到一分钟就冻得手心手背每一个手指尖儿都疼起来了。握着有把套那一边的车把呢，那只也是皮包肉的手啊，不揣兜里一会儿坚持不了一两分钟呀！骑到厂门口时，双手都快冻僵了。传达室黑着灯。把门的也是人，该睡觉也得睡觉啊！

　　把门的师傅终于被敲得披着棉袄出来了，见是他，没好气地问：“大年初三的你来厂里干什么？”

　　他同样没好气地说：“借宿！”

　　味精车间那间值班小屋也就是比一张单人床宽一点儿，好在床上有枕头被褥，看上去很脏，让人不愿接触。还有一排暖气，这让他庆幸。他本想和衣而眠，躺下没多一会儿，不得不一次次坐起来一件件脱衣服。门一关上，那一排暖气使狭长的小小空间热得像蒸笼。他想打开通风窗，却不知为什么被钉死了。他想敞着门睡，走廊里一盏大灯泡的光直射在床上，光着上半身在走廊找了两次才发现开关在哪儿。最后，他还是脱得仅剩下裤衩，仰躺在很不舒服的被子上。值班室门上无窗，关灯后，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躺在砖砌的棺椁中了。还好，一关灯外边倒显得不怎么黑了。并不是一个月光多么好的冬夜，但没有窗帘的窗玻璃看上去仍透进些淡蓝的夜明，这让他逐渐平息了下来。

　　他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急赤白脸的表情和强词夺理的话语，气恼少了，谅解多了，不禁哑然失笑。想到他们肯定正特享受地干着的事，他辗转反侧，哪里还能睡得着呢！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郑娟的样子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他头脑之中。他刚一想，她的样子便清清楚楚地出现了。是的，完全没有逐渐清晰的过程。他的头脑之中除了她的样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她似乎出现在无框、圆形、漆黑的衬板前，一丝不挂地以各种姿态连续出现，像电影特写镜头似的产生一种向他移动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将她推近于他。他甚至觉得那一种神秘的力量发自他自己的身体里，而她自然而然地被吸近了。说是在他的头脑之中也罢，在被自己的想象燃烧得迷幻万分的眼前也罢，总之她的身体看上去并非洁白如玉，而是微微有些泛着粉色。她的脸颊也泛着红晕，双唇则要红得多了，一种桃红色。她是光润的，但绝不是玉的那一种光润，而是细腻肌肤必然会有的那一种绸子般的滑润之光。尽管她的样子始终清楚地存在着，却又始终微微低着头，垂着目光，一次也没抬起头来看他，或仅仅是抬起头，却并不看他。

　　“看着我，看着我，求求你看我一次吧！”周秉昆这个因为做了一次特够义气的事而博得了君子之名的青年，喃喃呓语，不知不觉间将一只肮脏的枕头紧紧搂在了怀里。

　　他想到了赶超在小院里说的话，他觉得自己才真是一个饿汉子，而从今天晚上起，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倒是摘掉饿汉子的帽子了。

　　他想到了赶超的那个比喻。是啊，吴倩已是国庆兜里的桃子，于虹是赶超兜里的桃子，而自己兜里还是空的。

　　他渴望郑娟哪一天也成了他兜里的桃子。

　　他很怕哪一天她成了别的男人兜里的桃子。

　　自从秉昆第一次见到她以后，他对谈恋爱、找对象便毫无兴趣了，一心想着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但他又明白，姐姐嫁给了那样—个男人，如果自己娶的再是郑娟这样拖带着一个上不了户口的私生子的小寡妇，便简直等于是要了爸妈的老命了！他将成为周家的罪人，连一向愿意庇护他的哥哥也不会宽恕。这种清醒常常让他思想上备受折磨，痛苦不堪。

　　周秉昆，你的心理是不是不太正常了呢？国庆找到吴倩，赶超找到于虹，而德宝和春燕婚后夫唱妇随，显然都很幸福。你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你有良好的口碑，你家有随时可供你结婚的一间房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将一个郑娟那样的小寡妇娶进你们周家的门？

　　他不止一次扪心自问，却一次也没给出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实际上，他也根本没有任何足以说服家人同意的理由，比他的姐姐更无理由。每次，他都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是不明所以地被那个小寡妇迷住了，她是他心里最想要的那种女人。他第一次见到那种类型的女人是从一幅画上，确切地说是从一部作品集的彩色插图上。大概是高尔基的书，其中一篇似乎是《少女与死神》，讲一名少年就要死了，偎在牧羊女的怀里。在作品中她虽是少女，但插图上她看上去更像少妇。她一边的肩裸露在衫口外边，连同整个乳房也完全裸露，色彩使它极像桃子，她本人也似乎是一只成熟得弹指可破的桃子的化身。后来，姐姐可能发现他经常偷看，于是那本书就失踪了。其实他对内容没太大兴趣，配有那种女人插图的那一篇也只不过马马虎虎翻看了一下，迷住他的是彩色插图。当他在郑家的土坯窝里见到衣衫不整的郑娟坐在炕上，立刻将她与插图上的女人联想到了一起。在他的联想中，现实中的小寡妇与插图上的女人比光速还快地重叠了。如果郑娟的头发不是黑色的而是金黄色的，两个女人就更酷似了。这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对哥们儿也不能说。多么羞于启齿啊！

　　每次想郑娟时，他还会联想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家中藏着的书中就有契诃夫的小说集，他偶尔读到了《美人》。那是极短的短篇，也可以说是散文，讲少年契诃夫随爷爷到乡下去，在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美女玛莎。玛莎并不能使他联想到郑娟，但契诃夫对爷爷、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及车夫的描写，却让他觉得是对自己心理的揭示。他们离开时，都变得忧郁了，闷闷不乐，仿佛一辈子很难再开心得起来了。爷爷太老了，连娶玛莎为妻的美梦都没资格做一做了；少年契诃夫年龄太小了，等他到了可以追求玛莎的年龄，她早已嫁作他人妇，并且是几个孩子的妈了；而车夫已有了老婆孩子。美好的东西就在眼前，活灵活现，却注定了将不属于自己，这会让人懊恼不堪。美好的东西要么属于自己要么不属于任何人，仅供所有人观赏；要么足够多，起码一半人有机会公平获得——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至于让心理正常的人生气。如果美好的东西如灵光偶现，很快就将属于别人，根本不由任何原则来决定，还没有理论的地方，这就难免令人忧伤不已。

　　在周秉昆想来，自己所面临的事正是这样。如果郑娟最终嫁给了别人，他的人生就注定忧伤不已，暗淡无光。

　　显然，国庆、赶超他们两对儿的无理勾当是到他家之前就预谋过的。德宝和春燕两口子参与了，还提供了必备物品，是同谋！这让他在自家小院里进不了屋的时候怒火中烧。如果同谋仅仅是德宝还罢了，德宝往往就是那么不着调，拿那哥们儿没什么咒可念的。但春燕不同啊！春燕是标兵啊！你成了同谋算怎么一档子事？行为与你的光荣身份不符嘛！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吕川居然也成了同谋，否则自己怎么会睡在这棺椁似的鬼地方？吕川可是哥们儿中一向言行谨慎的人啊，他吃错药了不成？

　　但是，此刻谁的气他都不生了。他心如止水，对谁都能理解了。特别是对春燕，他反而心生一种从没有过的好感来。人家没因为自己光荣了就袖手旁观，不急哥们儿姐们儿之所急。人家宁肯自己的光荣称号有污点，还要尽自己所能，证明人家比以前更义气了呀！至于吕川，他可是一向洁身自好的。既然连他都成了同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哥们儿姐们儿的做法是对的呢？

　　吴倩和于虹当时的反应，确乎是秉昆难以料想得到的。他以为她俩是国庆和赶超的人质，但她俩当时的表现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她俩不但不是人质，反而是无怨无悔的参与者。她俩经常结伴找春燕玩，肯定多次受过春燕的怂恿。德宝经常怂恿国庆和赶超，属于自己的桃子不一定非得等到开过蟠桃会才吃一口——这话秉昆是听到过的。春燕当然也可以怂恿吴倩和于虹：“别忘了偷吃禁果的首先可是咱们夏娃，其实男人不也是女人的桃子吗？想明白了这一点搞对象谈恋爱那才是来情绪的事呢！”——这话国庆也跟秉昆说过，当时国庆还担心春燕把吴倩教坏了。现在看来，吴倩和于虹确实变坏了，却分明坏得正合两哥们儿的心愿。

　　由吴倩和于虹两人，秉昆又想到了郑娟，多希望郑娟也把他当成她的桃子啊！他对她自然很同情，同情使他对她的着迷带着心疼的色彩，但他对她的着迷首先是因为她确实让他大为动心，而不是因为同情。

　　秉昆见过郑娟两次了。第二次只见了她一眼，一分钟不到的事。去年开春后，瘸子和“棉猴”考虑到郑娟即将当母亲了，她家那个窝太不像样，决定为她家修修房屋。那种窝又哪里算得上是房屋呢？但修修总比不修好啊！秉昆也多次心生此念，却有心无力，只能想想而已。瘸子和“棉猴”的决定，使秉昆更加相信他俩本质上是好人而非坏人，也就更加不愿搞清楚他俩以及他俩的兄弟究竟是干什么的了。他明智地认为，不清楚肯定比知道了要好。除了竭诚帮助郑家而外，他认为他们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也肯定不会是多么坏的事，无非是自谋生路的合法不合法之间的事罢了。那些人在A市从没绝迹过，民间也从不一律视他们为坏人。

　　开工那天是星期日，秉昆也从家里带柄铁锨去了。瘸子和“棉猴”在指挥怎么干，另外四个人分明是雇来的农民。一个是街道公社办公室主任的男人还到场监察了一会儿，并请瘸子吸了他一支烟。这情形让秉昆大惑不解，他认为应该反过来，办公室主任接不接瘸子递来的烟还未必。那时，秉昆和瘸子、“棉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虽然双方绝不是哥们儿关系，然而那两个人对他已极为信任，他对他们的重托从不含糊，没发生过一次纰漏。他们之间更像是统一战线的关系，尽管在根本上是两路人，为了帮助郑家走到一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棉猴”见到秉昆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反而心怀敌意似的，以命令的语气让秉昆走，他自己却挺卖劲儿地帮着干这干那。秉昆当然不听他的，结果他嘴里说出了“滚”字，秉昆火了，差点儿要和他动手。

　　劝止了他俩后，瘸子对秉昆说：“是为你好嘛，你确实不该和我俩同时出现在这儿。”

　　秉昆没好气地问：“你们怎么就可以？”

　　瘸子小声说：“我俩这会儿是市民政局的，你是谁啊？所以是为你好。”

　　秉昆说：“我学雷锋不行吗？民政局的也管不着我。”

　　瘸子笑道：“脾气还挺大的。除了我俩，这会儿谁还管得了你呢？”

　　秉昆说：“我在替谁家干活，谁家人才管得了我。”

　　“这就简单了。”瘸子说罢进屋，不一会儿和郑娟一块儿出来。郑娟的肚子已经很大，围裙扎在她肚子上，像罩着一口锅。

　　她对秉昆说：“真的都是为你好，走吧。”

　　秉昆问：“是你心里话，还是他俩逼你这么说的？”

　　她沉吟了一下，责备道：“不是他俩逼我说的。如果你非不走，我就没心思给干活的人做饭了，求你了。”

　　于是秉昆扛起锨就走了，头也没回一次，实际上他特想回头多看她一眼。

　　郑娟临产那天，秉昆请假到医院去了。他和瘸子、“棉猴”坐在产房外的一张长椅上，心情同样不安。

　　瘸子说：“如果有人问咱们和她的关系，要统一口径——我是她大哥，他是她二哥，秉昆你是她丈夫。”

　　果然有人来问，秉昆也果然当了一次丈夫。

　　秉昆心情复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由他来冒充丈夫？

　　瘸子头靠着墙，闭着眼睛说：“我俩看起来并不见得就像坏人，你的脸看起来却是典型的好人脸，相由心生嘛。她的命够苦的，下一个丈夫必须是好人。”

　　他的话秉昆当然爱听。虽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法，秉昆听了心里甜丝丝的。

　　当护士出来报喜说她生了个大胖小子时，他们三个都发自内心地笑了，“棉猴”笑着笑着一扭头还双手捂脸无声而泣了。

　　正月初四上午九点多钟，秉昆三人和向阳三人按照前天晚上的约定来到老太太家的小院前。第一次到老太太家是晚上，来去又都坐在吉普车里，秉昆他们三人有点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一幢房子哪一处院子。吕川记忆力好，说他印象中老太太家有四级木台阶，加接地的水泥台阶共五级。按这一标志很快找到了。因为不知老太太被调到哪儿去了，无法预约，只能集体冒昧登门，他们都想她了。成了生产酱油的小厂工人以后，他们似乎是社会的多余人，没人关注，却有人管束。老太太曾是管他们的人，家长式的管。与别人单纯干部式的管相比，她的管反而让他们觉得亲切——毕竟还有点儿像家长。

　　老太太在家，站在她家小院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告诉的他们。他还告诉他们，老太太老伴也就是军工学院的副院长老马同志不久将官复原职了。不巧的是老太太家宾客盈门，他们来得不是时候——无须别人告诉，他们也看出来了，院外停着三辆小轿车嘛！即将官复原职了，宾客盈门很正常。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不走，希望老太太出门送客时能见上她一面。她家有喜事了，他们也都高兴。秉昆三人见过这两个男人，他们第一次来时眼见过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两个男人。他们两人先认出了秉昆他们，官儿比较大的那个居然说秉昆他们三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那人的身份都不够进屋级别了，这使秉昆他们三个有了一丝快感。

　　对方有点儿幸灾乐祸地搭讪着问：“她在你们那儿惹出麻烦了吧？”

　　吕川说：“没你高兴的那么大，早过去了。”

　　秉昆说：“是我们出的事，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她也就仗着自己一门三烈士，要不早关起来了，哪儿还有往这儿调往那儿调的好命。”对方的话让秉昆他们更觉刺耳，都扭头不理他。他倒也识相，不再搭讪，踱到一旁吸烟去了。

　　“妈的，费那么大劲儿一个个打倒了，又一个个扶老太爷似的扶起来，不是耍着造反派玩嘛！”烟也没堵住他的嘴，到底还是发泄了一句恨意和不满。

　　终于有一位客人出来了，送客的却不是老太太，而是槐姐。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她着实一愣。

　　她进屋不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

　　老太太披着老马同志的军大衣，站在台阶上笑道：“都想我了吧？”

　　军大衣太长，快到她脚踝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她看起来满面春风。

　　秉昆他们一个个笑着点头。

　　“都进来。”

　　他们进了小院后，她对那两个男人说：“你们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说的话，不愿被你们二位听到。”

　　那二位就互相看看，意思是已经在屋外了，还往哪儿回避呀？

　　老太太又说：“造反派也要听党的话。我是老党员，你俩都不是，又在我家院里，所以得听我的，乖点儿啊。”

　　德宝就开了小院门，朝那二位摆下巴。

　　那二位落寞地出了小院后，老太太在台阶上坐下了，他们一横排站在她面前。

　　她说：“不是我非挤对他俩几句不可，是真不愿被他们听到，内外有别，是不是？”

　　她一一问他们的情况，包括互相之间的团结、谈对象了没有、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心等等。

　　都问遍了，她才说自己调到江北的制糖厂去了。

　　“那儿不是离市里远嘛。肯定因为有人讨厌我呀，把我弄到离他们远的地方，他们耳根子清静了啊。总有人向他们打我的小报告，估计他们也挺烦。不过问吧，怕让别人有了整他们的把柄。认真过问吧，心里又都清楚我对党那是多么的忠诚，越上纲上线越离谱。何况他们拿我也实在没辙，又臭又硬的，跟我较劲儿那是多低层次的政治表现啊！”她似乎很享受自己那些话，说到后来把自己给说笑了。

　　她说她经常寻思，“文革”伊始自己就被从法院系统扫地出门，一扫帚扫到了酱油厂。扪心自问，人缘再差那也多少总会有几个想自己的人啊！现在秉昆他们来了，证明她那么寻思有道理。她很高兴，因为不方便到屋里，请他们原谅。她说他们来得很是时候，工作过的单位有这么多青年来看她，正好能向屋里的重要客人们证明她在基层工作得怎么样了！

　　她说她在制糖厂不是领导班子成员，而是车间卫生管理员了。让他们不必牵挂她，厂虽然在江北，但有班车，无非每天要起得更早点儿。

　　她接着说：“厂里的工人们每天七点来钟就站马路边等班车，我为什么不能？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就没人敢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只要还有工作的权利，我就不会闷出病来。”

　　她说自己在酱油厂时一直希望能做成三件事：第一是改造和更新设备，提高产量，减轻一些工种的劳动强度；第二是为一些居住情况特别差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第三是为职工们特别是青年职工们开办夜校。三个心愿一无所成，她走时内心里是带着很大遗憾的。谈到了沈一兵，她坦率承认沈一兵是由她塞到厂里的，希望他们千万都不要唱反调，让他能顺顺利利地上大学。

　　唐向阳吞吞吐吐地问，如果真的实行计票式推荐，那他们是不是也都要投沈一兵一票。

　　她想了想说，到时候具体怎么做她也不清楚。至于投票，如果真那么实行，他们不必勉强自己，弃权可以，投反对票也行。反正多他们那几票显不出多了多少，少他们那几票也显不出少了多少，主要是别公开唱反调。一有人带头公开唱反调，恐怕原本很顺利的事可能生变。

　　她的话有请求的意味。

　　槐姐捧着一个纸箱出来了，里边是每袋一斤的绵白糖、砂糖和红糖。她说是制糖厂发的春节福利，厂里有人暗中讨好她，她多分到了几袋。她一袋也不留，全给他们。

　　秉昆把箱子接了过去。

　　老太太站了起来。

　　会见结束。

　　回去的路上，他们停下自行车将糖分了。

　　吕川说：“真想不到沈一兵的事和老太太扯上了关系。”

　　向阳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投他的票还是不投呢？”

　　吕川说：“既然老太太那么说了，我当然投反对票啦！”

　　向阳说：“那我也投反对票！”

　　德宝说：“老太太都说了弃权可以，投反对票也行，咱们干吗不由着性子来？都他娘的投反对票！”

　　龚宾往进步的小本子上写了几行字后，他俩也点头。

　　秉昆却说：“那不好，绝对不好。”

　　大家的目光一齐看向他。

　　他说：“一离开老太太那儿，我心里就开始想这事。眼里藏不住沙子的人都能从无记名投票中看出事来，看出来了就会忍不住议论。另外有些人专爱传那种议论，最后议论纷纷就不好了。吕川和向阳两个，你们与上大学的事有关，投反对票对你俩不好，自己把自己搞到风口浪尖上了。投同意票太虚伪，投弃权票吧。我和德宝，我俩投反对票。尽管老太太是出于对厂里的好心，但这事肯定是不正之风，那就得有人体现出反对的态度，要不太他妈的了。龚宾和进步，你俩随大流吧。这么样，咱们六个的表现是不一致的，眼睛长了钩子的人都说不出咱们什么来。”

　　大家互相看了看，皆点头。

　　“那我可就有优先权多分一袋了。”纸箱里总共七袋糖，秉昆拿出了两袋红糖，剩下的正好每人一袋。德宝下手快，最后一袋红糖归了他。红糖生产时少两道工序，价格便宜。因为价格便宜，反而生产得少，自然稀罕，并且北方人相信红糖养胃、补血的功效是白糖所不及的。

　　德宝奇怪了，问秉昆：“春燕说她怀孕了，所以我才拿红糖。你为什么也先下手拿了两包红糖？给哥们儿一包！”

　　秉昆不给。

　　德宝便抢。

　　秉昆挣脱他跑远了，边跑边说他姐生小孩后身体一直不好，他要给他姐寄去，刚怀孕的应该让着已经生了孩子的。

　　听他这么一说，德宝也就作罢。

　　秉昆回到家里，母亲见他带回了两袋红糖很高兴，让他尽快给他姐寄去。

　　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告诉他，春燕妈要她陪着到春燕姨家去住几日。春燕姨家在郊区农村，要去最多也就住四五天。如果他不愿她离开家，她就把不去的话说死了。

　　秉昆特别支持母亲去春燕姨家住几天。他说，母亲一年到头又照顾他又忙街道上的工作很辛苦，到郊区农村去住几天可以换换心情完全必要，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家里有不少现成吃的东西，热热就行。自己都这么大人了，难道因为母亲不在家就吃不上饭了吗？

　　母亲感慨地说：“我小儿子真是长大成人了！”

　　下午，一辆马车将母亲和春燕她妈她姨接走了。

　　母亲前脚走，秉昆后脚也出了家门。他骑着自行车到了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俱乐部，春节期间俱乐部从早到晚放电影。除了“样板戏”电影，还贴出了几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电影广告。前三天放“样板戏”电影，以表重视。初四开始放外国电影，几乎场场爆满。

　　他估计郑娟的母亲会在那里卖冰棍和糖葫芦。

　　果然，他见到了郑娟妈，郑娟的弟弟郑光明和她在一起。收票的是个善良人，不忍看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盲少年在外边挨冻，允许母子俩进了门待在前厅里。前厅有暖气，郑娟妈守着冰棍箱靠暖气那儿站着，而郑光明站在放映厅门旁，聚精会神地听电影的“画外音”。郑娟妈其实并没有多么老，也就六十三四岁，但看上去确实很显老，仿佛七十多岁了。共乐区像她这样的人太多了，底层人家的穷愁日子像专吸人血的妖精似的，吸那些人家父母的血，与岁月争着吸，而且一边吸，一边觊觎着他们的儿女。当儿女也可以被吸血的时候才放过他们，那时他们已行将就木。

　　秉昆每次见到郑娟妈，心里都会有种下次能否再见到她的疑虑。下次又见到了，则另有种人可真能撑着活的想法。他俩己太熟了，他除了每月交给她四十元钱，还在路上经常见到她，每次见到都要下了自行车和她说几句话。他觉得如同两个地下联络员，对她有种特殊的感情。在冬天格外寒冷的日子，他很希望她没推着小车出门；在夏秋雨大的时候，也会担心她无处避雨。

　　去年十一月，他与瘸子和“棉猴”接头时，“棉猴”问瘸子：“大哥，郑娟有小孩了，是不是每月再加十元啊？”

　　瘸子说：“按一家四口算，给他们的生活费并不是本市最低的。如果省着点儿用，她妈不卖冰棍也够。我看是那老太太非把自己搞得可怜兮兮的。”

　　“棉猴”说：“养大一个小孩很费钱的。”

　　瘸子沉默不语。

　　那时，秉昆想说：“我愿意出十元。”

　　他没说出口。如果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少了十元，他没法向母亲解释。

　　瘸子有点儿违心地说：“要加也不必加十元，加五元吧。不是钱的问题，是弟兄们会怎么想的问题。”

　　直到那天，秉昆也不清楚他说的“弟兄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从去年十二月起，由他转交的钱多了五元。

　　郑娟妈见了他像每次一样，笑呵呵地掀开冰棍箱要往外拿冰棍。以往他总是制止她，这次没有。他觉得心里有火，很需要吃支冰棍压一压。

　　接冰棍时，她说：“奶油的。”

　　他问她卖得怎么样。

　　她说卖了不少。散场后，有许多人会买支冰棍或糖葫芦带出去。下场开演前她会在外边卖一阵，不少等着入场的人也买。

　　听她说卖得好，他也高兴。

　　那支奶油冰棍似乎起到了某种作用，秉昆鼓起勇气问：“如果我想去看看郑娟……主要是看看她的孩子，你想……她会愿意吗？”

　　听了他的话，郑母注视着他，脸上忽然散发出一种慈祥之光。她轻轻叹了口气，责怪地说：“你这孩子啊，怎么直到今天才问这种话呢？她就盼着你能跟我说这种话呢，我也是。”

　　“我也是。”

　　他闻声转身，见光明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旁了。那盲少年听觉异常灵敏，让他大为惊奇。

　　秉昆问：“电影有意思吗？”

　　光明说：“有意思，真想看见啊！”

　　郑母说：“你别跟他说话了，他要去咱家看看你姐。”

　　光明说：“我也真想看看你。”说完又走到放映厅门那儿去了。

　　由于内心分外高兴，秉昆半路才想到并没带上那两袋红糖，便又折回家去。

　　他终于站在郑娟面前，眼神发直呆呆地看着她，如同第一次见到书中的彩色插图那样——不再是偷看，而且是放大了的，活的。

　　郑家的屋子经过维修以后变得有点儿像个家了，还是窝的形状，却已不再是胡同里最不堪的一处——窗口比较方正，有窗台了，窗台上还摆着绿莹莹的萝卜花和菜心花以及蒜苗，都泡在碗里。北方的百姓人家不可能在屋里养得了什么花，将大红萝卜长缨的那一部分切下一片或白菜心用水养起来，看它们一天天生长就等于养花了。它们也确能开出小黄花或小白花，如果能在春节开花的话，被认为是好兆头。郑家的四壁也比较平直，刷白了，贴了张“喜鹊登枝”的年画，炕上还糊了花炕纸，比炕席美观干净。

　　然而，那一切变化似乎全不被秉昆看在眼里，他眼中只有偏腿坐在炕上的郑娟和身边的孩子。

　　他敲门。

　　她在屋里说：“进来。”

　　他就进去了，四目相对。于是，他的眼里除了炕上的郑娟和孩子，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昨天夜里躺在味精车间棺椁般的值班室所想象的那样，四周变黑了，连孩子也在半黑半明之间。那小寡妇却处在光明中，像自身是发光体。

　　她当然是穿衣服的，并且穿的是只有春节才舍得一穿的衣服——上身是一件贴身束腰红底紫花的小薄袄，花是大朵的，左襟一朵，右襟一朵，并有大片的墨绿的叶子。那种小袄只能在暖和的家里穿，出门时外边再穿上厚袄或大衣。有了孩子，她家烧得挺暖和。她仍没穿外裤，仅穿一条紫色线裤，使她的腿形看上去肥瘦匀称又修长。她没穿袜子，秀美的双足被紫色线裤和蓝底色的花炕纸衬得特别白。在他看来，炕上的她如同花中之王，最大最美艳的一朵。她仍留着长辫子，绕过肩搭在胸前。显然，她的身材在生育后恢复得很好。

　　他进门之前，她哼着什么歌。他一出现，她略微愣了一下，并没显出特别惊讶的样子，似乎他的到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却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她微笑着说：“是你呀，我还以为是收电费的。正觉得奇怪，哪儿有春节期间收电费的呢。”

　　他呆呆地看定她，说不出话。

　　她又说：“过来看看我儿子吧。”

　　他默默走过去，与她同时俯身看那甜睡中的婴儿，婴儿脸上的皱纹已完全舒展开了，但那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她问：“漂亮吗？”

　　“漂亮。”他终于开口说话，嗓子发干，声音沙哑。

　　二人都抬起头时，他又呆呆地看定她了，并且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儿——雪花膏与香皂味儿混合的一种香味儿。北方女人冬季里要往脸上手上搽雪花膏，与爱不爱美没什么关系，不搽她们的脸和手会干得极不舒服。

　　他们的脸那会儿离得太近，近得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眸子里看到自己缩小了的影像。

　　他们的眸子那时都晶亮晶亮的。

　　她并没有想朝后躲的意思。

　　他也没有想对她怎么样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定她。

　　二人就那么脸对脸地互相看了一会儿，她轻轻叹了口气，垂下目光说：“我给你倒杯水啊。”

　　当他靠墙坐在炕边的一端，要求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时，她将一杯茶水放在了靠近他的木炕沿上，自己贴火墙背双手站在他身旁，侧着脸对他说：“前几年即使发了茶叶票也从没买过，被我到黑市上换成粮票了，要不就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最多一元钱。就为了那一元钱，我宁肯在黑市上转悠两三个小时。”

　　他饮了口茶，觉得嗓子不那么干了，这才看着桌子说：“我带来了二斤红糖。”

　　她朝桌上看了一眼，低头说：“你一进来我就看到你手里拎着了。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倒舍得给我们。”

　　他也低下头说：“我愿意。”

　　他的心跳得不那么快了。

　　两个人就都低着头你一句我一句地小声说话：

　　“要不留下一袋，你再带走一袋吧。”

　　“不。”

　　“你今天怎么忽然就来了呢？”

　　“早就想来。一直想来，怕你不欢迎。我去拖拉机厂俱乐部找过你妈，她说你愿意我来。”

　　“今天外边挺冷的，我妈和我弟，他们在那儿挨冻了吧？”

　　“没有，他们在门里边。你妈说卖了不少，她挺高兴的，你弟还听电影来着。”

　　“这我就放心了。一想到这么冷的天自己的妈和弟弟在外边挨冻，我心里就难受。我刚才哼歌，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心里难受。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呢？”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好听。”

　　“我弟可喜欢听电影了，自从跟我妈去了一次，以后总想去。”

　　“你真的愿意我来吗？”

　　“愿意，真的愿意。你是好人，好人应该受到好对待。一年多了，不是你每个月把钱交给我妈，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前两次你见到我，我对你态度不好，我向你认错啊。”

　　“第二次，你对我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可也不能说好。你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贵人，主要是我的贵人，我应该对你特别好才行。”

　　“我不是，他俩才是。”

　　“他俩每个月给我们钱，替我们修屋子，那是有原因的。我也开始感激他俩了，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他俩不那么做，其实也就不做了。他俩也是不坏的人，起码我这么看他俩。你是好人啊，你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

　　他又抬头看着她了，赌气似的说：“我不知道。”

　　她也侧脸看着他，眼中柔情似水，她说：“你明明知道，别不好意思承认。”

　　他经不住她以这种诱惑力无穷的目光看他，低下了头。

　　“你处对象了吗？”

　　他摇头。

　　“我猜也是，不止一次想过女人吧？”

　　“我不知道。”

　　“又说不知道，自己想没想过还能不知道？”

　　“那就，”他猛地抬起头，似乎生气地说，“知道。”

　　她妩媚地笑了。只要她笑，无论是不露齿的微笑还是绽唇一笑，模样必是妩媚的，这小寡妇确实是让男人们没法不着迷的。

　　她勉励地说：“咱俩都往实了说就对了，要不互相别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想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他几乎发狠地说：“你这样的！也不是你这样的另外的女人！根本就是你！一年多来我老想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才不是你的什么贵人！也不像你以为的是个好人！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让我心里老想着你，用什么办法也忘不掉你！”

　　她又轻轻叹了口气，低下头了。

　　她语调轻柔地说：“你又哪里知道，其实我也经常想你啊！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起先我对你没这样，后来就开始这样了。那种想的滋味儿太折磨人了是不是？这没什么值得害臊的，互相都承认了，比闷在心里边好受多了，是不是？”

　　他心里委屈得一塌糊涂，也因为那委屈终于对她决堤而泻，才得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喜乐。

　　他流泪了，大声回答：“是！”

　　她缓缓抬起头，脸上也有泪了，向他伸出手臂说：“搂搂我。”

　　他像被火炕电着了似的，立刻弹跳而起。还没来得及抱住她，反而被她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唇狂热地亲在他脸上，同时不停地喃喃着：“我的贵人，我的好人，我的恩人，我要把我的身子给你，我也要你，我的身子它想要你……”

　　后来，他俩谁都不记得是谁插上门了。也不记得究竟是他将她抱到了炕上，还是她将把拽倒在炕上了。俗常道德的旌旗悄没声息地退场了，在与一个甜睡中的婴儿保持距离的火炕另一边，男人和女人在温热的炕上完全受性欲支配，进行着亘古以来的原始仪式。

　　当他们都仰躺着平定了喘息以后，她忽然失声笑了。

　　他奇怪地向她侧过脸去。

　　她说：“都忘了拉上窗帘。”

　　他欠身想要去将窗帘拉上。

　　她说：“不用啦。”伏在他身上，俯视着他问：“你好吗？”

　　他反问：“你呢？”

　　她红了脸微笑道：“挺好的。”

　　他看出了，她脸红并不是由于害臊，而是由于说谎。她说“挺好的”，差不多也就是“不怎么好”或“没我想的那么好”的意思。

　　实际上他也没感到有多么好，反正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好。他刚才表现笨拙，完全不知所措。如果不是她引导，他甚至不晓得自己究竟该怎么做。他又紧张又心急，如同一个想要几口吃下一块烫嘴的嫩豆腐的人。除了一连串手忙脚乱的动作，他对于已经结束了的事甚至都没留下什么美妙的回味。如果说他终究也享受了什么，反而是紧张过后的全身松弛，心急过后心跳平稳的感觉。

　　他羞愧地侧转了脸。

　　她用长辫梢轻轻拂着他的脸颊说：“你刚才有一会儿浑身发抖，是因为心里害怕吗？”

　　他说：“有点儿。”

　　她说：“你呀，别考虑那么多，啊？我绝不会黏上你的，我怎么会那样呢？对任何一个男人我都不会，更别说对你了。你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妈送个纸条，写上你哪天什么时候来，我就会一心一意在家等你。反正我妈不认识字，我弟是瞎子，随便你写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是他们知道了咱俩之间的事那也没什么，他们不会嫌弃我的，更不会认为你是坏人。我觉得，大概我妈和我弟也都希望我能替他们报答你。除了像刚才那么报答你，我还能怎么报答你呢？如果你有对象了，那你就千万不要再来了。如果你结婚了，那你就必须把我忘掉。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行不行？”

　　他又正脸看着她的脸了，平静地说，“那如果你想我了呢？”

　　她苦笑道：“别管我。你一替我想，那可不就考虑得多了呗。我想你，我能忍，反正肯定比你能忍。再说我有了儿子。一个女人有了儿子，那就会与没有儿子的时候不一样了，明白吗？”

　　他说：“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考虑。我不愿再让自己想你想得很苦了，也不愿让你想我想得很苦。只是刚才……我对不起你了，让你失望了……”

　　他又侧转了脸，因羞愧而脸红到了脖子。

　　“是这样啊！”她开心地笑了，给了他一次深吻后说，“毛头小伙子的第一次差不多全像你刚才那样，许多女人都知道这一点的。刚才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给你及格，别这么不开心，也笑一下嘛！”

　　他这才勉强一笑。

　　第二天，周秉昆又到拖拉机厂俱乐部去了。揣在兜里的不是纸条，是封了口的信封。他没把信封交给郑娟妈，怕她丢了，而是交给了郑娟的弟弟，认为那更稳妥。昨天刚见着了，今天又要求捎一封信，自己也觉得未免令人费解，决定对那瞎少年实话实说。

　　秉昆牵着光明的手把他带到一旁，坦率地问：“你愿意我和你姐好吗？”

　　光明那双白瓷般的眼睛看着他，似乎没听明白他的话。迷信的人如果对视着那样一双眼睛说谎，心中是会忐忑的。

　　他又说：“我的意思是，如果将来我和你姐做夫妻，你高兴吗？”

　　那盲少年立即点头。

　　“所以，我和你姐，我们需要一个小联络员，有时捎个话，转封信什么的，你能当我们的小联络员吗？”

　　那盲少年又点了一下头。

　　于是，秉昆放心地把信交给了他。

　　晚上九点多钟，郑娟来到了周家。

　　他写给她的根本不是一封信，只不过是地址指引图。原本是想写封信的，但满腹的话却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他很后悔连自己晚上渴望见到她这么一句关键的话都没写上，怕她因而不甚明白，以为只不过是要让她知道他家住哪儿。

　　她是聪明的女人，猜到了他的意图。

　　他问她好找不好找？

　　她说怕真进错了门，白天已探过一次路，嗔怪他起码应该写个“想”字，那她一看就更明白，不必费思量了。

　　是在自己家里，他心里安定多了，搂抱住她说下次一定写上。当然也替自己辩解了几句，说当时要写的话太多，千言万语，反而不知该从哪一句写起了，就想当面说给她听。

　　她笑道：“那现在就把你那千言万语说给我听吧。”

　　他也笑了，红了脸说：“那太耽误时间了。”

　　她告诉他，正巧这一段日子是她的安全期，他大可不必担心她怀孕。而这也正是他的顾虑，于是再无任何心理障碍放心大胆起来。

　　郑娟是好老师，他也是好学生，二人渐入佳境，生理需要大获满足的同时，也都品尝到了心灵参与的美好感受。

　　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又一番政治风云，以便某些最顶层的人物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在最底层，两个卑微的青年因为实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快乐如天使，满心间充盈着喜悦，也充盈着感激。不知道最该感激何方神明，于是便将所有的感激都表达给对方了，而那是不需要语言的。

　　在当年，像他们这些底层青年，也只能祈求这么一种幸福降临。

　　过后，她捧着自己一边的乳房让他吮。她说自己起初唯恐奶水不足。孩子上不了户口就买不到奶粉，那不就惨了吗？没承想奶水特别多，孩子吃不完，经常胀得乳房疼。有时胀得没法，就偷偷挤到碗里倒掉。明知是好东西，倒掉又可惜，那不是将好东西白白糟蹋了吗？

　　他说：“糟蹋了不对，应该给光明喝，他正在长个子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她说：“那怎么可以！那种话我怎么能对我弟说出口？”

　　他说：“你骗他嘛，告诉他是牛奶，或者羊奶。”

　　她说：“牛奶羊奶都有膻味儿，人奶没有。我弟又不傻，骗不了他的。再说牛奶和羊奶都不易买到，家里怎么会有呢？他一想就不对劲儿了。”

　　“挤在碗里给你妈喝不行吗？你妈那么瘦，有时我看着她好心疼。”

　　“我也那么想过，哪敢说呀？一片孝心也不敢跟我妈说呀，真说了还不把我妈气个好歹的呀？我妈真生气了，骂我和我弟的时候可凶了，那时我和我弟都怕她。”

　　“小时候听我妈讲，古代还有那孝心的儿女，父母生病了，肯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做药引子呢！”

　　“那是不同的。谁喝过一个女人的奶，那女人差不多等于是谁的妈了。如果我妈病了，真得人肉做药引子才能治好，我也肯为我妈从自己身上割下片肉来。几斤我是做不到啦，半斤八两的我不怕疼。”

　　二人的话说得很认真，谁都绝无调笑的意思。他俩是在认认真真地讨论，最值得珍惜和最有营养的好东西，怎么做才不至于白白糟蹋了。最后达成共识还是由他享用了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低头看着他像孩子似的吸吮时，她自言自语地问：“你说，一年到头吃的是粗粮，过年过节才能多吃到几斤细粮，鱼啦肉啦鸡啦蛋啦保养身体的东西我长这么大没吃到过几次，咋会有这么足的奶水呢？”

　　秉昆只管孩子似的享受，没接她的话。

　　他很喜欢和她闲聊，也喜欢听她自言自语。虽然只不过幽会了两次，她说的话加起来也不是太多，他却觉得无论是与她说话还是听她自言自语，都是很惬意的事。她似乎是这样一个女人，只要信任谁了，对那个人就没有一点儿藏着掖着的了。她不像春燕，春燕有心机，她绝没有。她不像吴倩，吴倩太小心眼。她也不像于虹，于虹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怕自己在什么事上被人算计了，吃了亏。而她几乎没什么防人之心，若对一个人好，便处处先考虑他的感受，宁肯为对自己好的人做出种种牺牲。谁和她聊天也长不了见识，她根本就没什么与文盲家庭妇女们不同的见识，也没什么人情世故。

　　然而，她有时说出的话蛮有意思，算不上是幽默，而是可笑的童言——这正是他喜欢听的。

　　他抱住她柔软的身子，从她的乳房吮吸着温热润胃的乳汁，心想这个女人他要定了！

　　见他吮吸起来没完没够似的，她才轻轻推开他，歉意地说：“行了行了，不那么胀了，得给我儿子留够了，要不明天一早他要吃奶不够了可昨整？”

　　见他傻笑，她自言自语：“现在我觉得你也像是我儿子了，我才比你大一岁，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真不好。”

　　他终于见到她害臊的样子了——她双手捂着羞红了的脸扭过身去。

　　他一直把她送到看得见她家的地方。

　　那时，他已经知道她一家三口不被外人所知的关系了。她是母亲捡的女儿，她弟也是母亲捡的。母亲将她弟抱回家时，她已十几岁了，这种事骗不了她了。

　　她问母亲：“这小弟明明是个小瞎子，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捡回家里来呢？”

　　母亲说：“别说捡。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但人就是不能捡人。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是有罪过的。记住，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装成瞎了的样子，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如果咱们对他好，那神也会对咱们好。”

　　她问：“如果别人偏说他是咱们捡的呢？”

　　母亲说：“别人爱怎么说由他们说去。只要咱们母女俩一口咬定他是妈生的，他以后就不会信别人的话，只信咱俩的话。”

　　她又问：“等他长大了问‘姐，咱俩怎么没有爸爸呢’，我该怎么对他说啊？”

　　母亲说：“你爸爸就是他爸爸嘛，告诉他你爸爸是卖糖人儿的，得病死的就是了。”

　　“可你以前说我爸是弹棉花的。”

　　“我不是老了嘛说话经常颠三倒四的，以后你对你弟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说，只要咱俩别说岔就行。”

　　后来，她每一天都见证了母亲又要卖冰棍挣钱，又要屎一把尿一把地将弟弟拉扯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尽管母亲也常训弟弟：“你个小瞎子太让我操心了！”

　　当弟弟会说话时，她就告诉他，他们爸是卖糖人儿的。依她想来，卖糖人儿的爸比弹棉花的爸更爱儿女。

　　后来，她就充当起她弟的小母亲来。

　　再后来，她母亲大病过一场，没钱治，躺在家听天由命硬挺着。有一天夜里自以为挺不过去了，母亲攥紧她的手承认，连她这个女儿也是捡的。

　　她号啕大哭着说：“不是，就不是！我是神赐给你的！”

　　她将弟弟哭醒了，弟弟也哭起来，姐弟俩抱着哭成一团。

　　母亲却没流一滴泪，只是要求她保证，如果他们姐弟俩没了妈，日子再穷愁，也不许她抛弃弟弟，一定要和弟弟相依为命。

　　在手牵手走往她家的那个寒冷又漆黑的深夜，她娓娓道来，告诉了他以上的真相。她说母亲挺过那一场大病后懊悔了，怕她们母女俩的关系从此结束了。她说才不会的，相反，她更爱护她弟也更心疼妈了。她说妈并不信佛，也不信什么洋教，家里从没有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东西。她当然不信什么神赐的说法，也当然不信她弟是什么神明的化身，但有时却难免会觉得，兴许她妈才是什么神明的化身，要不她妈为什么样子那么丑而心地又那么好呢？妈即使在外边看到了只小野猫或小野狗，都会颠颠地跑回家拿些吃的东西给它们。

　　听她平静地讲着，周秉昆的心一阵阵发抖。此前他听自己的母亲和邻家女人们聊过同类事，不是第一次听说。但那样的事发生在郑家三口之间，而自己又恰恰和她们一家三口发生了如此异乎寻常的关系，这一事实太让他惊骇了。是的，是惊骇而不是惊讶。他由于惊骇而内心发抖，以至于全身也发抖起来。他把她的手握得很紧很紧，为的是不使她感觉到他在发抖。他并没问她，是她主动说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俩好得无以复加之后，在护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居然主动而平静地告诉他这些真相。他认为她不主动说也是可以的，也大可不必说。

　　然而，接下来她告诉他的真相确乎令他震惊了。

　　她说她的儿子并不是涂志强的种，而是“棉猴”的。尽管她已经生下他的种，却和秉昆一样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一入冬就穿上了“棉猴”，一直穿到来年开春，所以她和秉昆一样也是在心里叫他“棉猴”的。

　　她说妈太怜惜她这个女儿了，不肯让她帮着卖冰棍，怕她遭到坏小子们的调戏和羞辱。她非帮着替妈卖了几次，最后一次真的被坏小子们欺负了，于是认识了涂志强。他为她大打出手，凶狠极了，正所谓不好惹的怕不要命的，结果他以寡胜多。而那件事并不是一场戏，他是真的见义勇为。

　　她问：“也算见义勇为吧？”

　　他说：“不是算，就是。”

　　她说她和涂志强好了以后，才渐渐觉出他的不对劲儿。后来终于清楚，他对女人不怎么有兴趣。不是完全没有，是兴趣不大。他的兴趣更在男人身上，他和瘸子那时已是同性恋关系了，瘸子恋他像古代的佳人恋如意郎君。

　　她说开始下乡后，她一度也想偷偷下乡，为了摆脱涂志强，也有几分是为了摆脱这么一个家。可在去报名的半路她的想法改变了，怎么也不忍离开那么一个妈那么一个弟了。她说有她在，家再不像个家日子再不像个日子，妈和弟心里却有种依靠。

　　她说她有时也后悔当时没下乡，正是在那以后，“棉猴”奸污了她。仅仅一次，就让她怀了孕。

　　她说“棉猴”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己剁掉了一截中指。

　　她说涂志强是知道的，所以常酗酒。如果不是因为酗酒，可能就成不了杀人犯。

　　在已经看得到她家的地方，她站住了，请求道：“再抱抱我。”确乎是请求的声音，毫无撒娇的意味。

　　他并没有被震撼到木然的程度，头脑反而十分清醒。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必须的。

　　他搂住了她，尽量做得温柔，然而心里已几无温柔可言，那时刻他满心都是迷惘，像一个走进了客栈的旅人，已在极中意的客房安息了一夜，清早醒来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虽不是黑店，但继续住下去肯定麻烦缠身。还有几分光火，认为她完全没必要把那些其实他不知道为好的事一股脑儿和盘托出，彻底败坏了他的心情。

　　二人都穿着厚棉袄，那种相互的搂抱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动作而已，不太可能产生传达柔情蜜意的作用。

　　她的手指横一下竖一下划着他的棉衣，平静地说：“我不愿以后你问的时候再交代问题似的一点点儿告诉你。我觉得就在今夜，一股脑儿都告诉你才对。如果你以后还是会想我，那就真是咱俩的缘。如果不了，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了你是对的。如果你以后连帮我们都不愿再帮了，那你也还是我和我妈我弟的恩人，我们会一辈子铭记住的。我妈总是教导我，对自己有恩的人，一定要实心实意地对人家好。我也就只能对你好到这么一种程度了，可我是实心实意的，真的，不是随便陪你玩玩感情的。”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轻轻推开他转身跑了。她的唇是冷的，亲在他脸上是凉的。在无月的深夜，那条胡同看上去像地上裂开的一道豁唇露齿的口子，她仿佛要从那道口子跑入地底下去。

　　他呆呆站在原处，茫然地望着她的身影，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一具躯壳，或是行尸走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一只看不见形状的怪兽之爪掏空了。

　　后来，他继续做着瘸子和“棉猴”托付他的事，却再也没让郑娟的弟弟捎过信或纸条。有一次，他和瘸子他们见面时，只因“棉猴”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他差点儿将“棉猴”当街掐死。下一个月他就只见到瘸子一个人了，瘸子说“棉猴”怕死他了，他双手掐脖子时，“棉猴”从他眼里看到了要命的凶光。

　　瘸子问：“不仅仅是因为那么一句话吧？你是不是还因为别的什么事不高兴啊？”

　　他恶狠狠地说：“所有的他妈的烂事都让我不高兴！”

　　连瘸子都有几分惧色了……

第十六章

　　每一年的上半年都比下半年过得快。

　　人们会觉得，春节后上班不久，日子像电影中交代画面似的，匆匆切换几次就到“五一”节了。

　　五月份的前十几天是周家喜气洋洋的日子。周秉义和郝冬梅在“五一”当天上午双双回到周家，“五四”青年节那天傍晚，父亲周志刚也千里迢迢从贵州回来探家了。秉义和父亲经过几次书信沟通，终于能在同一段日子都请下了探亲假，这是颇不容易的事。本来父亲在春节前就能请下探亲假，那样便能在家中过完春节了，但秉义当时请不下假来。春节前师部请探亲假的人多，现役军人和知青都希望回家过春节，他是知青干部，不好意思扎那个堆。郝冬梅他们农场请假容易得多，但秉义不能回家过春节，她一个人回城觉得没意思，便陪着他拖到了五月份。自从秉义下乡，父亲就一直没见过他，算来六年了，父亲别提有多么想他。周志刚还没见过郝冬梅，当然也很希望看看这个“走资派”的女儿，看看究竟两人般配不般配。

　　父亲原本可以在“五一”当天晚上，最迟可以在五月二日上午到达A市。他班里那个秀才郭诚特有孝心，说自己父母没吃过腊肉，买了几斤腊肉让他捎带。郭诚拍电报让他姐在石家庄车站和周志刚交接，可他姐不太将弟弟的电报当回事，打发自己的半大孩子去车站，结果交接很不顺利。周志刚是办事一板一眼的人，对别人的托付一向认真，何况是郭诚的托付。他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结果就只能改签了车票，通过车站广播才终于找到那个半大孩子。改签的车票没座，再加上一路晚点，他进到家门已疲惫极了，没和家人说几句话就上炕倒头便睡。

　　第二天，他在早饭桌上才看清了郝冬梅的模样，觉得完全配得上自己的大儿子，心中暗喜。冬梅对他很尊敬，“爸、爸”一声声叫得很亲，他更是喜上加喜。他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对儿女的终身大事那还是有一定形象要求的。

　　秉昆妈背地里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太有资格成为咱们周家一口人了。或穷或富，这是老百姓谁家都决定不了的，我从不寻思那些。我只一个希望，就是咱们周家的人一脚迈出家门，男人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子，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的话被秉昆无意间听到，他便想到了郑娟和她妈她弟以及她的孩子。如果自己与郑娟结为夫妻，她的盲弟弟她的儿子必定也要与自己长期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光明他是可以接受的，他对那盲少年已经有种一言难尽的感情但对郑娟的儿子却毫无感情可言。并且，万一那孩子以后越长越像“棉猴”呢？“棉猴”长得就不怎么样，尖嘴猴腮，一副猴相。

　　正这么呆想着，父亲转身看到了他，上下打量他一番，攥攥胳膊，拍拍脸颊，欣慰地说：“秉昆也长出男人样了，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时，不少人说我要是扮武生，周瑜、赵云、姜维、马超什么的，是会很有扮相的，扮武松也接近。我把话当你面儿搁这儿，你不要自己乱搞对象，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你妈那还是很有原则的。”

　　秉昆就装出傻笑，心情更加复杂。

　　母亲接过话说起了春燕那档子事，仍有埋怨之意。

　　父亲想了一下想起来了，说不就是乔家的三丫吗？没什么遗憾的，吹就吹了吧。

　　母亲说人家春燕出落得有模有样，当上市一级标兵，还马上要分到房子了。

　　父亲说：“那你当妈的就更不能再说埋怨秉昆的话了。人家春燕都成了他好工友的媳妇了，你还老埋怨他那是什么意思呢？当妈的不兴这样。”他对秉昆说，“找个比春燕更好的，用事实堵住你妈的嘴。”

　　秉昆趁机说，前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人长得多么多么好，心眼也好，品性更是没挑的，总之哪儿哪儿都好……

　　母亲就说：“那你还三心二意的干什么呢？趁你爸你哥你嫂子都在家，带家来让我们一起帮你参谋参谋啊！真是你说的那么好能定就定下来，你爸你哥和你嫂子不是会走得高高兴兴的嘛！”

　　他鼓起勇气说：“但她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还有一个……”

　　母亲张了几次嘴才问出一句话：“还有一个什么？！”

　　他破釜沉舟地说：“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瞎弟弟。”

　　父亲火了，横眉竖目地吼：“浑蛋！有正经小伙子和寡妇搞对象的吗？谁给你牵线搭桥的谁浑蛋！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是朋友也要和他绝交！”

　　他迎难而上继续说：“是年轻寡妇，只比我大一岁……”

　　父亲扬起巴掌就要扇他，他这才赶紧躲开，装出嬉皮笑脸的样子，说自己是在开一个大大的玩笑。

　　母亲长出了口气，抚着胸说：“儿子，你以后可千万别跟你妈开这种玩笑，惊得你妈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可经不住。”

　　父亲余怒未消地说：“我也经不住，你开的是要你爸妈老命的玩笑！刚夸了你几句，你怎么就乱跟你爸你妈开起玩笑来？我那一巴掌没扇在你脸上算是便宜了你！”

　　过了两天，哥哥秉义约他散步，边走边和他谈论应该怎样对待个人问题。哥哥说，好青年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三原则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还要对双方的家庭主要是父母负责。最后一条比较有伸缩性，兄弟姐妹的看法可以兼顾，但也可以不予考虑。对自己负责就是不勉强自己，凡当初勉强，婚后生活必有裂痕。对对方负责就是要真诚坦白，不能为了与对方实现婚姻目的就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明明白白地讲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家庭是怎样的家庭，让对方一清二楚，要让对方做出感情和理智的决定。

　　听了哥哥的话，秉昆认为郑娟对自己正是这么做的，更觉得郑娟好，也更因自己对她那份真情实意的压力而内疚。他坚称郑娟绝对不是真实存在的，一口咬定那是他对爸妈开的玩笑。

　　哥哥居然信了，像以前那样捋捋他的后脑勺，调侃说：“想不到你也有几分幽默感了，可喜可贺，但是请老弟谨记，有些玩笑只能对你哥和你嫂子开开，对周蓉开开也无妨，却不可以与父母大人开，他们吃不消啊！”

　　父亲在探亲的头几天早出晚归，他要到好些老工友家去探望，送达别人委托他捎带的东西。哥哥和嫂子有与父亲一样的任务，以至于父亲的任务已完成，他俩还在终日东奔西走。

　　父亲能够安心待在家里以后，母亲和他聊得最多的是关于周蓉的话题。母亲问得很细，甚至问到了外孙女长得像女儿还是像那个倒霉的家伙？父亲起先有问必答，百问不烦。有一天他的耐心一下子伪装不下去了，告饶地说：“我就去看过女儿一次，哪里会记住那么多？你究竟还要知道些什么，干脆让秉昆替你写纸上，我带回去让女儿自己写信告诉你！”

　　母亲因父亲仅去看过女儿一次，唠叨着责备他对女儿不够疼爱。

　　父亲替自己辩护道：“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就不晓得我去看她一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倒是想经常去看她，那也得有时间。我是个闲人吗？我是一班之长，我们加班那是家常便饭！”

　　母亲再唠叨，父亲就躲出家门去了。

　　春燕和德宝他们到家里来了一次，向阳三个小兄弟也来了，国庆和赶超带来了他俩的对象，总之一个不少，都说看看大叔、大伯那是必须的。母亲对吴倩很高看，向她请教介绍对象的经验，佩服她一介绍就成了一对，自己介绍过那么多次仅成了春燕和德宝一对，并且他俩还是先将生米煮成了夹生饭。反正都已亲得像一家人似的了，说什么都不见外。众人笑罢，吴倩谦虚地说其实她也没什么好经验，无非对于虹往死了夸赶超，接着再往死了贬低于虹，警告她如果不死心塌地跟赶超好，那很可能就成了老姑娘。对赶超也采取同样的攻心战术，使他相信于虹对他不但是最好的，简直还是最后的。

　　母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就是连哄带吓唬，打击一个，大树特树另一个，同样的法子再反过来实行一次呗！”

　　连在晚辈面前一向保持严肃形象的父亲，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哥哥和嫂子当时也在场，嫂子对哥哥耳语了几句，哥哥就对秉昆耳语道：“你嫂子说你有这么多好朋友，她替你高兴。”

　　秉昆觉得特有面子，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郑娟她妈，找到后买了几十根冰棍拎回了家。

　　光明当时问他：“只买冰棍，再没别的什么事了吗？”

　　一句话问得他心里好酸楚，他也像哥哥那样捋捋光明的后脑勺，小声说：“告诉你姐别误会，我最近没时间去看她。”

　　因为撒谎，脸都红了，幸而光明看不见。回到家里，他情绪变坏，尽量掩饰，没被任何人看出来。

　　朋友们将冰棍吃光后告辞了，没准备是没法留下大家吃饭的。当年，也没有哪一户普通人家请那么多人下馆子，否则简直等于是明天的日子不过了。

　　往后几天里，街坊邻居也纷纷来看望父亲，连龚维则都特意来到了周家一次，春燕的爸妈还请周志刚老两口去他们家吃了一顿。

　　父亲临走的头两天更多的时候在睡觉。他对老伴说自己确实老了，回来时想家心切，一路再辛苦也扛得住，离家时越寻思一路的辛苦越打怵。

　　他走时除了老伴、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全去相送，秉昆的朋友们也一个不少地等在站台上，场面不小，使他走得既高兴又风光。秉昆心里也暖暖的，备觉友谊的可贵。

　　秉义和冬梅继续早出晚归。他俩另有重要的事——冬梅爸不但没解放，人在何处仍不清楚，与她母女失联了，到处打听也没人能告诉确切下落。哥哥嫂子不愿让母亲知道，怕她着急上火。他们也不愿让秉昆知道，秉昆是偷听到了他俩谈话才知道的。

　　一日，秉义和冬梅小两口去马叔叔家。马叔叔原来是曲老太太的老伴，秉昆他们称作老马同志的马守常。冬梅的父亲郝似冰比马守常年长一岁，曾是挚友。冬梅与马守常夫妇的儿子是发小，马家的儿子小冬梅两岁，从小就叫她姐，下乡后还一直保持通信。

　　马守常夫妇见了冬梅自然高兴，对她选丈夫的眼光大为赞赏。老太太送给她一支美国造的“派克”金笔和一个高级影集作为新婚贺礼。

　　马守常回到军事工程学院任副院长了。省革委会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周总理向毛主席担保，马守常肯定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省革委会反应迅速，立刻将他增补为常委。市革委会不甘落后，再补选他为副主任。

　　马守常自嘲说：“我又成香饽饽了，一下子还真有点儿不适应。”

　　当冬梅问及自己父亲的事时，马守常夫妇欲言又止，气氛顿时凝重。

　　秉义说：“如果我在场你们不方便相告，那我可以回避。”

　　马守常叹道：“你俩都是小两口了，还回避什么呢？”

　　老太太说：“那就告诉两个孩子实情吧。他们都是大人了，相信他们能正确对待的。”

　　马守常说：“看来是非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啊！刘少奇在东北工作过，在沈阳被捕过，当年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派人了解过情况，实施过营救。要将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定死，那两个人的证明材料就极为关键。郝冬梅的父亲后来与其中一人工作过一段时间，估计也被列为重要知情人了。”

　　冬梅不解地问：“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了啊！”

　　马守常说：“是啊，但如果谁被列为重要知情人，比如你父亲，他不和专案组配合的话，那肯定也同样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

　　马守常说这也是他的一种推测，他确实不知道冬梅的父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一旦被中国第一政治大案牵扯上了，亲人就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任何人都爱莫能助。

　　冬梅没听完他的话，就哭了。

　　老太太埋怨老伴说：“你干吗把话说得毫无希望呢？”

　　马守常生气道：“希望在哪儿呢？你以为他们把我解放了，我就又看到什么大好希望了吗？我没看到！”

　　秉义握住冬梅一只手，心乱如麻，不知说什么好。

　　冬梅毕竟是冬梅，有很强的自制力，在老太太的相劝之下，渐渐止住了哭声。她坚强地说：“谢谢马叔叔告诉了我那些，我自己总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你们放心，我会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的。”

　　老太太搂着她说：“时间，孩子，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时间……我相信你爸爸比你更坚强，时间会保佑他的……”

　　老马同志趁机转移话题，问秉义家里的情况，三言两语，便提到了秉昆。

　　老太太说：“想不到他是你弟弟，他们几名青年工人是我在酱油厂时的忘年交，你弟还搭救过老马同志呢，咱们的关系更近了！冬梅她父亲的忙是帮不上了，但你可以回去跟你弟说，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

　　气氛刚好点儿，又来了位客人，竟是蔡晓光，一身工作服，脸上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老了十岁。

　　三个当年的朋友加读友意外相见，颇多感慨，既亲切又陌生。

　　蔡晓光也是为他父亲的事而来的。他父亲当年是老马同志的老部下，他请老马同志在一份用钢板刻的证明材料上签名。材料上已有几个签名，证明他父亲从来不是林彪线上的人。

　　老马同志看过材料说：“这个名我签。孩子们，我是老党员老干部啊，眼见一些好同志被诬陷，我能帮那是一定要帮的。我被解放了不也是许多人仗义执言的结果吗？你父亲怎么会是林彪线上的人呢？他什么级别，林彪什么级别？扯不上嘛！他的事我清楚，他不是反对批判林彪，他是反对以批判林彪为幌子，矛头另有所指。可这话不能挑明了，挑明了连我也一块儿又完了。这材料谁写的？既替挨整的人辩诬，又给整人的人留了体体面面的台阶下，挺有水平。”

　　蔡晓光说是他替自己父亲写的。

　　老太太叹道：“唉，这几年是在逼着青年人琢磨政治啊！”

　　老马同志边签名边说：“以后不知会产生多少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晓光，我指的可不是你啊。你替父亲辩诬，是好儿子的表现嘛！”

　　蔡晓光说：“我对肮脏的政治毫无兴趣，将来如果有可能，我想从事文艺。”

　　老太太说：“那还是离政治太近了，干脆离得更远点儿。”

　　蔡晓光说：“反正我不能一辈子总当工人。我父亲是师级军官，我们蔡家那也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将来我要专搞与政治不沾边儿的文艺。”

　　三个往日的朋友走在路上时，自然而然又谈起了读书，陌生感消除，亲近感增加了。

　　蔡晓光说他内心里始终感激秉义、周蓉和冬梅，如果不是受他们三人影响，他是不太会与文学书籍发生关系的。他说文学书籍给他的启发就是，不彻底变成政治动物的人，会活出更多人生意味来。

　　三人又聊得投机了，依依不舍，便找了家小饭店吃饭、喝酒。从不喝酒的冬梅喝吐了，被秉义搀回周家。

　　两天后，秉义和冬梅也回北大荒了。

　　周家又只有秉昆和母亲了，母子二人的日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秉义走前与秉昆长谈了一次，对弟弟约法三章：远离政治。

　　秉昆对此持有异议，抬杠似的问：“可能吗？厂里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我不参加？”

　　秉义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得参加，但要尽量往犄角旮旯坐。不要求人人表态就不表态，非表态不可就人云亦云地说几句，更不要与人争论。不要写日记。”

　　秉昆说：“我没那毛病。”

　　秉义说：“那也不是毛病，甚至可以说是好习惯。但目前，写日记对你是不安全的。”

　　秉昆说：“你就直接说我头脑简单，根本没写日记的资格得了呗！”

　　秉义生气了：“别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的话你要认真听，往心里记！爸妈就咱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已经是在党的人了，你嫂子却是‘黑帮’的女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被上了政治的夹板了，像我这种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因为点儿什么事，甚至一句话就被扣上什么罪名划入另册！但我高中时就入党了，我入党时国家没这样！即使这样了我也绝不会退党，我入党时宣过誓。我也绝不会与你嫂子离婚，因为我非常非常爱她。周蓉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也是知道的，一到某种特殊时段，她和丈夫就会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那舒服吗？只有你留在城里了，你要替我和周蓉在父母面前尽孝，所以你在政治上一定要安全，要像锁在保险箱里那么安全！”

第十七章

　　哥哥嫂子走了不久，好运就向周秉昆招手。市革委会的宣传部门直接向酱油厂发了一份借调令，将他借调到了群众文艺办公室。虽然是借调，那也在厂里引起了不小轰动。几个哥们儿自然都为他高兴，但吕川和德宝未免有几分失落。

　　德宝说：“当初会演时，没有我俩两片大绿叶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衬托你，你可断不会有今天的！”

　　吕川说：“三突出嘛！这是由革命文艺的规律所决定的，别吃醋。”

　　为了还他俩一些心理平衡，秉昆一咬牙一跺脚，忍痛花十多元请他俩和向阳在小饭馆吃了一顿。没敢通知国庆和赶超，若他俩一参加准带上吴倩和于虹。再多四人，秉昆怕十多元还打不住。后来那四个还是知道了，对秉昆很有意见。

　　群众文艺办公室不在市革委会大楼里，而在一幢带院子的俄式小楼里。小楼只两层，五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院子不大，有棵老丁香树。所处街区好，接近市中心，闹中取静，门牌是“甲三号”。

　　秉昆理了发，刮了脸，穿一身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替他熨得板板正正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报到时，老丁香的满树紫花仍开得丰茂，香气四溢。一想到自己因文艺才能改变了一下命运，他颇觉自豪，也对人生开始有了很大的自信。

　　他的具体工作身份是《红齿轮》杂志的编创，既要编也要创。杂志原名《大众曲艺》，“文革”开始后停刊了。为了呼应推广小靳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市革委会决定复刊。《红齿轮》的负责人叫邵敬文，原是部队的文艺干事，曲艺创作的多面手，创作的快板书、评书在部队获过奖。他人也长得挺帅，像保尔·柯察金，因为与首长女儿谈恋爱，被逐出了部队文艺团体。首长念他有才，为他安排了这份不错的工作，《红齿轮》的刊名就是他起的。

　　他手下有一兵一将，“兵”是周秉昆，“将”叫白笑川。白笑川是原《大众曲艺》的老编辑，本人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什么快板、快书、评书、大鼓、相声、小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五十多岁的老男人了，仍特爱美，花白的大背头从来梳得平贴溜顺。他刚结束“五七”干笑的思想改造，归队没几天。

　　邵敬文开会时说：“咱们的工作任务是明确的，要尽快让创刊号问世。并且，每期都要办得使领导和群众满意。争取两方面都满意，难以做到时，首先保证使领导满意。”

　　秉昆插话道：“不对吧？应该首先保证使群众满意吧？”

　　邵敬文垂下目光不吱声了，点着支烟吸了两口，扭头对白笑川语气尊敬地说：“白老师，请您向小周同志解释解释。”

　　白笑川笑微微地看着秉昆说：“是这样的，如果领导们不满意，即使大部分领导还算挺满意的，但官儿更大的一位领导不满意，只消一句话，轻则咱们写检查，重了嘛，咱们都别干了，另谋饭碗吧，或者又把刊物给停了。刊物停了，还有群众满意不满意那一说吗？一位领导对某一期某一篇、对某一篇标题或文中几行字不满意，都很有可能是那种结果。”

　　邵敬文这才也看着秉昆问：“明白？”

　　秉昆红了脸很窘地回答：“明白了。”

　　邵敬文又说：“至于咱们办刊的方法，无非分两部分内容：一是紧密配合政治形势的，这是期期必须的；二是反映群众中首先是工农兵群众中的好人好事的，比如忘我的劳动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先人后己的精神，总之是反映好人好事好精神的。你们两位商量着分一下工，我主要负责审稿、定稿、篇目顺序。”

　　秉昆想到哥哥的约法三章，抢着说：“配合政治的我不是一般的不行，我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吧。”

　　白笑川大度地说：“那我就负责配合政治方面的稿件。”

　　要说秉昆也真是命好，又遇到了两个贵人。邵敬文虽身为组长，不但尊敬白笑川，对秉昆也相当信任，对秉昆那摊子工作特别放手，从不自以为是地横加干涉，他常说：“别那么多请示，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打开局面，发稿前把好稿拿出来就行。”白笑川也愿意提携他，主动将自己以前联络的老作者们的名单提供给他，还帮他思考重点稿如何修改。半个多月里，秉昆白天骑自行车四处组稿，晚上在家看稿，或自己创作，经常伏案至后半夜。截稿前两天，他交齐了稿件，包括一篇自己创作的长篇快板《酱油姑娘与醋小伙》。邵敬文说：“我得看一天，那你就休息一天，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能在家休息一天固然是好事，可那一天秉昆在家坐立不安，心情忐忑，唯恐上班时邵敬文劈头来一句：“你给了我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他高兴的是，上班那天邵敬文一见就说：“你组那批稿子挺好，都用，只不过有几篇得咱们分头加工一下。”

　　秉昆说：“我那篇是写着玩的，你不必认真对待。”

　　邵敬文说：“你好狂的口气，写着玩就写出重点稿的水平了？今天咱仨一块儿改你那篇，什么时候改出来什么时候下班，非政治类栏目它做头条了。”

　　于是三人将自己的烟拆包混在了一起，实行共产主义，白笑川还贡献出了茶叶。他们吸着烟，饮着茶，轮番念稿，字斟句酌。

　　刊物如期问世，领导群众都认为不错，据说有大领导表扬：“好就好在《红齿轮》是红色的。”

　　三人一块儿找地方喝酒，自己庆祝。从此，秉昆连白酒也喝得了，彻底结束了烟酒不沾的青年时代，国家便多了一名烟酒混合型公民。

　　老中青三人之间非常和睦，关系与日俱增，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不快。有一次秉昆和白笑川两个都没喝酒，在办公室午休时聊着聊着，几乎脸红脖子粗地吵起来。

　　秉昆问：“白老师，您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白笑川答道：“鬼才感兴趣，政治它伤透我了！”

　　秉昆又问：“那我抢先要求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子，您怎么一点儿意见都没有？”

　　白笑川答道：“你抢的是难做的工作，把容易做的工作留给了我，我还应该谢你呢！”

　　秉昆不解，白笑川放下报，扭头瞧着他，以长者的耐心启蒙道：“你看你，得整天骑自行车往下跑，有时得恳求人家赐稿，是吧？现在连点儿象征性的稿酬都不给，即使人家辛辛苦苦地创作了，咱们还不见得用，人家那又是图啥？有时人家倒是答应为你写了，你就放心等着。可到日子你去取稿时，人家说把你那事给忘了，或者干脆说不想写了，你能不着急吗？急也白急，是吧？人家没收你一分钱预付稿酬，当然可以不写了，所以你那份任务有四费，费轮胎、费鞋底儿、费嘴皮子、费心。我这份任务简单多了，打几通电话，组得来稿子省事，组不来也不急，化个名自己写就是。吸着烟，喝着茶，翻翻报，听听广播，抄几段，记几句，往组长面前一放，他看了起码还说行。”

　　他说得来了情绪，往起一站，从柜子里随手取出竹板，即兴表演了几句：“哎、哎、哎，革命同志听我来宣传——形势好，好形势，全靠诸位来支持；你支持，我支持，大家统统来支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小好是大好！横看好，竖看好，反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全面好，工农好，兵学好，商业战线同样好！你批林，我批孔，批得资产阶级落花流水绝了种，大好形势它就好上更加好！”

　　他收住快板，语音平，气未喘，瞧着秉昆又说：“一不走心，二不过脑子，搞这一套对于我白某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呀？我老了，疲沓了，对曲艺早没你那种新鲜劲儿了。你那类稿子却不同，要深入生活，要了解笔下的人和事，还得对好人从内心里起敬意，不走心不过脑子那是根本写不成的。我那叫忽悠，你这叫创作！”

　　秉昆说：“我也不是只有新鲜劲儿，这一向我确实了解了一些以前不了解的行业，接触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宣传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我觉得挺有意义。我也看到了不少丑恶现象，我希望有一天也能以曲艺的方式批判他们，让曲艺也成为投枪和匕首。”

　　白笑川坐下后问：“你读过鲁迅？”

　　秉昆说家里有几本鲁迅的书，读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喜欢鲁迅了。

　　白笑川郑重地说：“小周啊，你刚才的话我爱听，也是我希望从你嘴里说出的话。今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我高兴。我心里已没你那种盼头了，我有这病那病的，估计都活不到你说的那一天了。自从咱俩成为同志，处得挺对撇子是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把我在曲艺方面创作和演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因为你年轻，还有希望等到你说的那么一天。”

　　秉昆已经听说，本市本省一些曲艺界的人士称白笑川是白教头。他那一喜非同小可，本是垫几张报躺在地板上的，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不敢相信地问：“真的？！”

　　老少两个聊得亲亲热热，可白笑川随后问了句话，问出冲突来：“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马守常的？”

　　秉昆一时被问蒙了，想不起自己认识一个叫马守常的人，经白笑川提示了几句，才明白问的是老马同志。

　　于是，他将自己曾怎么怎么送老马同志去医院的事讲了一遍。

　　白笑川说：“难怪，这我就明白了。”

　　他告诉秉昆，是经马守常的直接推荐，秉昆才成为《红齿轮》编辑部的成员。可供选拔的人当时有几位，个个曲艺水平都比他周秉昆高，所以他应特别珍惜借调良机。

　　秉昆原以为自己能被借调，凭的完全是他的快板水平，不承想自己竟是个走后门的，把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从机会吊桥上给挤掉在护城河里了。他一度雄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顿时又下去了，蔫头耷脑地解释，老马同志的暗中助力自己根本不知道，也绝对没求过，肯定是老太太在起作用。其实他更不知道的是，嫂子郝冬梅无形中起的作用最大。那老两口因在郝冬梅父亲的问题上爱莫能助，为求得心理平衡才决定暗中帮秉昆一次小忙。当然，秉义和冬梅并没为秉昆说过什么话，完全是那老两口的自觉行为。

　　白笑川接着问，老太太何许人也？

　　秉昆就又讲了自己和“老太太”的关系，强调老太太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白笑川问：“她原先是不是省高法哪一庭的庭长？”

　　秉昆说：“是的。”

　　不料白笑川脸色忽变，恨恨地说：“那个女人坏透了！”

　　秉昆不高兴了，也变了脸色道：“白老师，当着我的面，您不可以说我的贵人的坏话！”

　　“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的贵人！总之她坏透了，我永远恨她！”白笑川腾地站了起来，第二次打开柜门，从柜中取出了说山东快书的铁响板，低头看着说，“诅咒她不能用快板了，快板是活泼的。得用这个了，这个才能说出悲怆愤慨来。”

　　他打着响板，在桌椅间穿来穿去，开始了恶口毒舌的诅咒：“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闲言碎语俺不讲，表一表有个女人她是毒蛇的心肠！她是刀子嘴，也是刀子心，眼睛里边长钩子！（白）长着双钩干什么？专从别人的头脑之中往外钩思想！钩出思想改改刀，之后非说那是坏东西！你不服，逼你服！还不服，折磨你服！你终于服了她非说其实你是装的服！”

　　秉昆猛地站起，指着白笑川怒道：“姓白的，你再这样别怪我跟你翻脸！”

　　二人正彼此虎视眈眈，邵敬文从外边替三人买回了午饭，见他俩那种誓不两立的样子吃一惊，急问缘何？

　　白笑川指着秉昆气犹未消地说：“别问我，问他！”

　　秉昆便占尽道理地将起因诉说了一番。

　　邵敬文转身去开门，探出头左右望望，将门插上，坐下后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吸着烟，垂着目光低声说：“小周，在你心目中那老太太好，为什么好白老师已经知道了。白老师却说那老太太坏，为什么坏你还不知道。那么，让我来替他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也是他讲给我听的，真伪我无法下结论。我只转述，为的是消除你们二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达到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咱们就三个人办一份刊物，你俩如果从此都看着对方不顺眼，那我这组长没办法当了，刊物也没办法办好了。刊物是在许多热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复刊的，如果在咱们手里又停刊了，那咱们岂不成了历史罪人？为了团结，为了咱们都不成为历史罪人，今天我得讲讲自己并不愿替白老师讲的事。真伪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我替他讲如果以后构成了什么罪名，我自己承担。”

　　按他的说法，一九五七年老太太还没老的时候，她率一支工作组进驻了省文联，不久就将京剧团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间“诽谤”一位援华的苏联科技专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妇之夫的对方常给她写情书，使她备受困扰。当年每一位苏联专家都被视为中苏友谊的大使，她的那些言论自然构成了“右派”言论。担任文联理事的白笑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笑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他当然便是“赤膊上阵地跳将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白笑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她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笑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

　　邵敬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白老师，你讲时我就谈了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曲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她起码做到了。”

　　白笑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

　　邵敬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你那么提醒自己是对的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呀，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我们的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近，不那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咱们都得那样，必须那样。至于你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是因为你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宪法当年并没禁止‘摘帽右派’与‘右派’结为夫妻嘛。当然啦，那你得接着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

　　白笑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那天晚上，秉昆躺在炕上难以入睡，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既做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儿敬爱的事？当年少打个“右派”对她是很难的事吗？她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力，那她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啊？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自我感觉会很好吗？会很享受那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毁了，是自豪的事吗？他问如果自己有那么大的权力会怎样？他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为此付出些个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做到的事，老太太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毕竟，为让一个人的一生不被彻底毁了，自己付出些代价值得呀！难道老太太当年连这么点儿道理都不懂？

　　周秉昆有以上种种困惑，还因为他见过向桂芳。

　　白笑川抄给他的名单中也有“向桂芳”三个字。

　　他估计那是白笑川犯的一个错误。正是那一个肯定无意间犯下的错误，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和“地富反坏”同列“黑五类”的革命宿敌，一个京剧名角。

　　他到某工厂去找向桂芳，被问到的女人警惕地反问他是什么人？找她有什么事？

　　他从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中觉出了异常，多了个心眼，没敢提组稿之事，只说是远亲，有点儿私事。

　　对方告诉他可以在食堂找到。他在食堂见到的是一个身材虽然还保持得挺苗条，但面容灰暗、有些浮肿、两眼无神的中年女人。

　　当他说明来意后，她怔住了。半晌才说自己以前是唱京剧的，从没创作过什么曲艺节目。

　　他以为她推搪，就说是白笑川老师的意思。

　　她全身剧烈地震颤了一下，接着面部抽搐，双臂发抖，抹布也从她手中掉到地上了。

　　她冲入了厕所，接着，厕所内传出一个女人用手紧捂着嘴发出的那种哭声。

　　他怕惹出什么麻烦，逃之夭夭。

　　后来，他误以为白笑川与向桂芳之间有什么彼此伤心的男女私情，未敢冒失地对白笑川说。

　　第二天到了编辑部，秉昆主动对白笑川说：“白老师，请忘了昨天的事吧，我还是特别希望能做您的徒弟，恳求您了！”

　　白笑川板着脸说：“不收！”

　　秉昆将求助的目光望向邵敬文。

　　邵敬文笑道：“你把刚才你话中的‘您’换成‘你’，再说一遍试试。”

　　秉昆就用“你”又说了一遍。

　　白笑川声音哽咽地说：“你小子如果再不提那事了……我心里难受死了。”

　　邵敬文插上了门，高兴地作为拜师仪式主持人，建议他俩干脆立即就拜师收徒得了！

　　在办公室里，岂敢行什么跪磕大礼！按邵敬文的主张，秉昆对坐着的白笑川鞠三次躬就可结束。

　　秉昆二次鞠躬时，心里简直可以说激动万分，只鞠躬根本压不下去那种大激动。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慌得邵敬文和白笑川同时哎呀连声，一左一右将他扶起。

　　邵敬文生气道：“你这是干什么？如果屋里有监视镜头，咱仨的饭碗准砸了！白老师还得落个拉拢工人阶级子弟的罪名，先批斗，再游街，最后判刑。”

　　白笑川虽也慌了一下，看上去却挺受用，矜持地说：“反正跪也跪了，磕也磕了，就别数落他了。这么着，一跪抵二躬，他那第三鞠就免了吧。”

　　因为邵敬文说到这儿，他们二人竟多心了，怀疑办公室内真隐蔽地安装了监视窃听之类的仪器，开始这儿那儿查看。

　　秉昆觉得好笑，说干吗要那么对待咱们呢？不信任咱们，当初不让咱们干就是了嘛！

　　邵敬文说，咱们也别太不当回事，这年月，让你干着又监视着你的情况不新鲜，防人之心不可无。

　　白笑川附和地说，是啊，即使对咱们犯不上动用监视器那么高级的东西，窃听咱们平时的交谈是可能的，安装那种简单的东西又不费什么事。对某些人而言，收集各类人的思想情报那也同样是人家的饭碗啊！

　　见他俩查看得仔细，秉昆虽大不以为然，也还是装模作样地帮着查看了一番。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点，三人才终于罢休。

　　不查看了，邵敬文却宣布了一条纪律：在办公室内，三人之间绝不聊任何涉及政治的小道消息，最好是除了工作不谈别的。谁忍不住了想议论点儿，就只说那种特别革命的话，过过关心国家大事的瘾算了。

　　秉昆和白笑川师徒俩便诺诺不已。

　　认了曲艺界的名师，秉昆对自己在曲艺方面的发展信心大增，组稿和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很快，二期的稿件他也提前几天备齐了，邵敬文和白笑川二人看了都甚为满意。

　　当着他的面，邵敬文问白笑川：“白老师，你觉得小周将来会怎么样啊？”

　　白笑川说：“照他这么虚心好学地进步下去，我看行，前提是他将来得赶上好时候。”

　　邵敬文说：“我对此点还是乐观的。名师出高徒，你就只管好好做伯乐，我呢，尽可能多给他提供版面。将来他出息了，也算咱俩为曲艺界立了一小功。”

　　秉昆心里的高兴到了不与人分享就装不下的程度了，他首先想到的分享者不是几个哥们儿，而是郑娟。他在写给她的一封短信中称她为“我的郝思嘉”，而将自己的名字写作“不一样的德鲁”。那封短信除了对她的称谓和自称有些不同寻常，内容相当健康，连一个爱字或想字都没出现，只不过写了自己的一些近况：工作有成绩了，受表扬了，拜师了，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希望这一切也能带给她一份快乐。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失去她绝非他所愿，但他又本能地在自己和她之间画地为牢。

　　几天后，他从光明那儿得到了回信。她没看过一本外国小说，对于“我的郝思嘉”和“不一样的德鲁”没做任何文字反应，对于信中既没出现一个爱字也没出现一个想字似乎也无意见。她的信很短，同样没出现一个爱字或想字，然而又不难看出她确实分享到了他的快乐，并叮嘱他要少吸烟，尽量别沾酒，劳逸结合，别牵挂她等。她的信自然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她的信更像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对一名当年的男学生的回信——男学生工作有成绩各方面有进步了，写封信向老师汇报汇报，老师必定要回信，而回信必定是高兴的。

　　秉昆却很失落，因为她的信缺少明显的爱意，又一想自己的信既然是那样的，收到同样的信实属正常。

　　他觉得他和她的关系似乎成了这样——他站在一条河中，河的对岸是她；他为她而下水，却不敢再贸然向前，因为前边水太深，而他不识水性，每进一步都有没顶的危险。退回去不成问题，却又不甘心退回，因为身后的岸上没有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为她在彼岸，彼岸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他对幸福产生丰富的想象。他希望她不停地向他招手，给予他前行的勇气。而她并不，似乎也不会主动望向河中的他，更不会自己也下水拉他过去。他如果真的退回去，她似乎还能够忘了他。

　　失落过后，他又多少获得到了一些安慰。毕竟，河中只有他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并没有其他和他有类似想法的男人；彼岸也只有她自己，没有另外一些别样的“郝思嘉”。只要他呼唤她，她的目光就会望向他，还向他友爱地微笑。

　　他希望他们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起码能保持这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德宝突然来到秉昆家。他抱怨秉昆把好哥们儿忘了，接着说吕川失踪了。

　　秉昆有了新的兴趣，正在创作山东快书，心不在焉地说：“开什么玩笑！快说有什么事，说完快走。”

　　德宝说他因为经常住在春燕家，和吕川一块儿上下班的时候少了。他奇怪连续几天没在厂里见到吕川的影子，就去味精车间询问，味精车间的人只知道吕川调走了，再就一问三不知了。他又去问唐向阳他们三个，结果也都一无所知。他只得问厂里的一个头头，头头说：“知道你俩是哥们儿，所以告诉你，哪儿说哪儿了，有关方面要求厂里保密，绝对不许外传啊！吕川不是调走了，是上大学去了。”问上了哪所大学，头头说：“我们当领导的也没人知道，已经告诉你了是保密的事，你就别到处瞎打听了。”

　　“吕川……上大学去了？”

　　“对。”

　　“没参加考试？”

　　“没有。”

　　“也没经过群众评议？”

　　“没有。”

　　“那……沈一兵呢？”

　　“他也从厂里消失了。这对向阳是好事，现在向阳是班长了。但对老太太不是好事，很多人知道沈一兵是老太太塞到厂里的，他没上成大学，希望他带给厂里的那些好处也泡汤了。他们就议论老太太尽干不靠谱的事，有些人的话挺难听的。对咱们三个也不是好事，以前都把咱们三个看成老太太的亲兵嘛，现在咱三个被有些人讥笑为马屁精了。吕川是听不到了，你也不回厂里了，难听的话只有我自己听着了。向阳他们三个的感觉同样不好，只不过他们都觉得没资格抱怨什么罢了。”

　　“那，你没到吕川家问他爸妈？”

　　“能不去吗？他爸妈说，吕川临走留下话，在他可以说出详情的时候，会写信告诉你，再由你转告哥们儿姐们儿的。你没收到他的信？”

　　“你问的什么话呢？我如果收到了他的信，还能跟你装这么半天糊涂？”

　　两人之间的话说到这份儿上，彼此除了困惑、郁闷，都无话可说了。

　　德宝走后，秉昆想到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换了一页纸给哥哥写信，问哥哥被招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听哥哥和嫂子谈过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学的，嫂子也百分之百支持，而那正是他乐见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周家只有一个儿女能搭上这条工农兵学员的大船，那够条件的非哥哥莫属。

　　一个月后，他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对上大学的事一点儿都不热切，自己确实对北大荒对兵团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一点儿贡献，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秉昆从字里行间看出的却不是淡然，而是索然，从此泯灭了那个盼头。

　　实际情况是，由于张铁生、黄帅两桩事件在全国的持续发酵，周秉义他们那个师受到了一些上大学的梦想破灭而心怀怨气的人的攻击。他们四处告状，使身为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压力极大。他与冬梅的夫妻关系也成了那些人攻击的内容。为了减轻全处其他同志的政治责任，他只得引火烧身，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名独自扛下来。

　　不好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没有一件直接发生在秉昆身上，但让自己的朋友们处境恓惶，日子很不好过，便也搞得他心烦意乱。

　　小龚叔叔龚维则被开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劳改犯。在公安系统政治学习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取得了彻底打倒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即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听者们肃然点头。

　　龚维则本来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班的，数次发言也被认为很有水平，甚至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给一些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还因此预测，估计学习班一结束，他将会受到重用提拔。

　　也许是有点儿得意忘形，或者那天由于什么原因情绪不佳，总之他一反常态，瞪着说那话的人问：“你说的那算是人话吗？拥护‘文化大革命’也没你这么拥护的吧？你愿意成为文盲吗？也愿意你的后人都成为文盲吗？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严肃的事那就不能装出严肃的样子胡说八道，传出去是会影响我们学习班的政治声誉的。”

　　对方却说：“你别问我，谁说的问谁去！”

　　他顶了一句：“不管谁说的，那都不是人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屁话！”

　　不料对方锦袖出镖地轻轻点了一句：“那话是春桥同志说的。”

　　这一“镖”仿佛正中龚维则的咽喉，他半张着嘴顿时瞠目结舌。

　　众人大骇。

　　更有的人，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吓成了那样，嘴张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脱臼了，没人帮着复位就根本合不拢了似的。

　　突然有人扇了龚维则一耳光，紧接着他遭到了几个人的拳脚攻击。

　　后经查证，那话确实是张春桥在上海“批林批孔”动员会上所讲，并未公开发表，后来只口口相传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

　　于是，龚维则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坐实了。他在认罪书中再三辩称自己确实不知那话是首长讲的，自己也确实是为了维护那一届政治学习班的声誉。这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内心里就是觉得那话不是人话，越辩罪名越实。

　　实际上，那起事件是几个嫉妒他的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他们估计张春桥那话会引起他反感，偏偏抛出那话来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了会让别人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会遭到嫉妒。他们陷害他，并不意味着他们思想上认同张春桥的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龚维则思想特别一致。恰恰是他因为表态好被提拔，就更加让他们妒火中烧。即使龚维则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调到别的派出所去当副所长，而且很可能还是调到离市区更远的乡镇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经燃烧起的人通常不管那些，他们只要享受达到目的的快感。强烈的嫉妒，类似对无辜者实施报复。

　　有关领导对这起事件很震惊，继而很遗憾。他们想保一下龚维则，但嫉妒他的人同仇敌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扬言铁证如山，板上钉钉。于是，那些领导只好表示痛心了。

　　那起事件当然也会传到酱油厂去。离北京很远的A市人，十之八九对发生在北京的事并不真的关心。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他们，发生在本市、本区、普通人中的事则不同了，关注度那可要高得多，仿佛部落人特别关注自己部落发生了什么那样。

　　酱油厂的人有的听说龚维则的侄子就在本厂，此前不知是谁，于是结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里对着龚宾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时站在厂门口不走，非让别人告诉他哪个是龚维则的侄子。龚宾似乎不再是一名片警的侄子，而是张春桥的侄子。进步耳聋，有心想要保护龚宾免受滋扰，却也不知如何行动。向阳和德宝仗义，因而骂过某些人，还几乎与人动起手来，结果事与愿违，连原本没那份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来了。唐向阳自从当了班长后，把爱护龚宾和进步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时时处处学习秉昆三人的君子风范，希望自己充当老太太般的保护神角色。机会终于来了。这靠边站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在酱油厂完成了感情立场的根本转变，不但和几个草根阶层的儿子成了哥们儿，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哥们儿。他在别处从没这么容易获得真诚的友谊，这让他立誓回报。

　　唐向阳经常劝龚宾想开点儿，叔叔的问题，别太当回事。

　　然而，龚宾天性胆小、心理脆弱，他从未经受过类似考验。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开始面壁傻笑，或独自嘟哝不休。

　　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精神病院。

　　关于他的住院费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儿责任，按公费医疗条例，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呢。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啊！

　　于是，德宝向秉昆告急。

　　秉昆那火上得大了，一夜之间扁桃体就发炎了。

　　第二天，他向邵敬文请假。邵敬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

　　他说半天就行。

　　邵敬文说：“小周啊，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有多大神通，半天就能把这事摆平？三天后你如果能有好消息告诉我，那就算你能耐了得啦！”

　　秉昆先去厂里找一把手理论。全厂大多数人认为一把手表面看起来只讲原则不讲人情，其实是位心肠挺软的领导。

　　一把手说：“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事是你该管、能管的吗？我就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吗？有规章制度，我能怎么办？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他嘶哑着嗓子说：“头儿，厂里其实有责任，你们领导们也已经犯了错误。一些人滋扰龚宾的时候，领导们为什么就不制止呢？”

　　一把手瞪着他愣了片刻，不悦地说：“没想到你被借调了一个时期，变得这么出息了。你这不是在求我，明明是在将我的军嘛！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你们联名向上级告我吧！”

　　秉昆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没理可讲了，却仍坐着不肯走。

　　一把手也不撵他走，起身来回踱了几步，叹道：“是啊，我们没制止，确实也有责任，但都以为那些人议论几天，一阵风也就过去了，谁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么着吧，给你指点迷津去找‘她’，‘她’老伴如果能从上边给厂里批几句指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话，厂里就好办了。你们几个费尽苦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咱们厂里人的良心也都会好受点儿。”

　　秉昆问：“你究竟让我去找谁啊？”

　　一把手说：“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你也不想想这种麻烦事除了一个人你还有谁能去找！”

　　秉昆这才恍然大悟。

　　德宝向阳和进步三人也要跟秉昆去找老太太，秉昆独自一人去了。他带上了两期《红齿轮》，自己签上了名，还请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也签上名，少不了写上“请批评指正”五个字。

　　他没去老太太家找她，怕老马同志也在家，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他扛着自行车上了江桥，直奔糖厂而去。

　　好在正是夏末，又非雨天，江边凉爽，风景也不错，老太太在江边听秉昆说明了相求之意，半晌没表态，坐在干净的江堤上望着滔滔江水吸烟。

　　秉昆陪她坐着。

　　老太太吸了几口烟，将半截烟往地上一弹，站了起来。

　　秉昆也赶紧站起来。

　　老太太板脸喝道：“弄个坑，把烟埋了。风景挺好的地方，别让我一个烟头给破坏了。”

　　秉昆又赶紧蹲下，用石片在地上划了个坑，将烟头埋了。再站起时，老太太已走远了。

　　他小跑着追上她，边走边说：“我是代表他们几个来求您的……”

　　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说：“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厂，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秉昆，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十三级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

　　秉昆低眉顺眼地说：“明白，明白，可在我们心目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自从听了师父白笑川的遭遇后，老太太在他心目中的好形象打了折扣，但他也只有搜肠刮肚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

　　老太太皱起眉，反感地说道：“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秉昆连连点头道：“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时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

　　老太太火了：“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哎，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还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他语无伦次了。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她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

　　“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老太太如此这般悉心指导。

　　秉昆说：“那样不好吧？”

　　老太太说：“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

　　秉昆说：“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老太太说：“什么妻子爱人的！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地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秉昆没把握了。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龚宾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龚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你要判断。”

　　“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明天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帮得上你们，抓紧办。”

　　秉昆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第二天率领十几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虹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

　　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

　　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几天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

　　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龚宾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住院费。

　　邵敬文和白笑川听秉昆汇报了最后的结果，都很感慨。

　　邵敬文说：“如此看来，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有那心也没那能力啊，小周你够幸运的。”

　　白笑川连说：“没想到她会那么使劲儿地帮你们，没想到，没想到……”

　　秉昆为办成那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组长邵敬文的称赞，从此老少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于虹在单位也闹出事来。

　　她那只有二十几个人且多是姑娘们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麦秸画的作坊而已，名分上却直属省文化厅。“文革”开始后省文化厅被“砸烂”，改成省文化工作执行委员会，但姑娘们的工作没变，变了的只是上级领导，无非一批老人下去了，一批新人上来了。麦秸画依然主要提供给国家作为国礼，或作为艺术品出口给国外代理商赚取少许外汇。因为涉外，常有外宾到那小作坊参观。当年到中国的外宾实在有限，能到A市的更是少之又少，负责接待的干部们感到极其光荣，故那个小单位的头头们往往由省里直接任命，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身份颇高。

　　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虹她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予外宾时，他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麦秸画上，它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林，三虎为彪，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革命者常说阶级敌人“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可画上的狼却那么漂亮……

　　于是，“黑画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

　　那么，A市那小小的麦秸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

　　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虹头上。

　　姑娘们是在她的提议之下制作那批麦秸画的。

　　她又是受谁的指使呢？

　　当然，并没有人指使她。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A市，参观了她们单位，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虹的视野，热情地向她介绍了以上题材。

　　事情水落石出，头头们就命于虹写出说明和检讨。

　　说明材料写了，她却拒不检讨。

　　领导耐心地说服她写，而她就是不写，理由是自己不知该检讨什么。

　　领导启发她，说那些画已经定性为“黑画”了，你如果不反省检讨，单位过不了关啊！

　　于虹在家是老姑娘，虽是普通百姓人家女儿，但从小那也是母亲依着父亲顺着的。自从哥哥姐姐下乡了，她更成了父母身边的宝贝。总而言之，她有那么点儿被宠坏了。

　　她说：“那些认为是黑画的人，不那么看，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不都是挺好的画，并没有什么黑的意思呀！”

　　领导无奈，停了她的工作，勒令她在家反省，直至肯写检讨为止。

　　其实，领导们人都不坏，对她一向也挺好，甚至可以说挺器重。他们内心里也认为她的话有道理，但再有道理，该写检讨也得写啊！他们和上级审时度势后一致认为，由于虹检讨最容易帮助单位过关。一个从没说过任何错误政治言论的二十五岁姑娘，还是“红五类”，谁能将她怎么样呢？这话说多了不是，说少了她又不理解领导的苦衷。他们想帮她改改倔脾气，结果事情搞夹生了。

　　于虹找赶超哭诉自己的委屈，赶超是秉昆他们几个中性格特别容易冲动的一个，当即找国庆请教该如何替于虹讨公道。国庆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自己陪着一块儿伸张正义。他俩是哥们儿，吴倩和于虹是姐们儿，也是于虹与赶超这一对儿的介绍人，冲哪一层关系自己都得挺赶超一番啊。国庆觉得两个人还是有点儿势单力薄，便替赶超说服德宝也两肋插刀。德宝更是觉得义不容辞。当时春燕在场，她不许德宝去，怕对她这标兵有不良影响，并主张赶超劝劝于虹干脆写份检讨过关算了。国庆碰了一鼻子灰，大为不快，说了些春燕两口子不够义气的话，随后悻悻而别。

　　于是，赶超和国庆两人一身正气去了于虹单位，与她的一位领导义正词严地理论。双方不一会儿就都火了，不但互相指鼻子瞪眼睛地吵了起来，而且发生了肢体冲撞。一个小姑娘吓着了，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一出现，国庆和赶超感觉受辱，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对民警也出言不逊，结果双双被带走了。那哥儿俩一向自觉是良民，从没被人那么呵斥过，接受不了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同《水浒传》中解珍、解宝二兄弟不将毛太公家当一回事似的，在派出所充好汉。都是“红五类”嘛，总被家庭出身的那个“红”字罩着，以为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民警们也大光其火，将他俩用手铐铐在暖气上了。于虹和吴倩两个一等不见人回，二等不见人回，心中始觉不安，到于虹单位去找，听说被民警带走了，慌忙去了派出所。

　　国庆和赶超那时倒也理智了，催她俩快去找秉昆。

　　赶超已是义士折腰，英雄气短，嘱咐：“让秉昆去找老太太！”

　　一名民警立刻吼了他一句：“找老太太她姥姥也白找！”

　　于虹和吴倩两个十万火急地又来到了秉昆家，秉昆不在，秉昆妈听她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个大概，虽然对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不明白，但同样着急，义愤地说：“咱们老百姓从不搅和那类政治的事，有些人干吗也不让咱们安心过日子？他们总这么搞下去国家还有好？但秉昆整天到处组稿，往往不在班上，这可怎么办呢？”

　　于虹和吴倩两个一听，急哭了。

　　还好秉昆组到了稿件，回家吃午饭，二人就又将那事重说了一遍。

　　秉昆听罢，仰脸长叹一声，向于虹和吴倩偏过头去，束手无策地说：“你们看。”

　　于虹跺脚道：“赶超和国庆他俩在派出所的暖气上铐着呢，你倒是叫我俩看你头发干什么？”

　　秉昆乌云遮脸地说：“为龚宾那事，我几天内都生出白头发来了。他俩现在又出这事，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吴倩不爱听了，顶了他一句：“龚宾那事是你一个人办成的吗？我俩和国庆他俩不是你一发动二话没说都去了吗？怎么，现在到了国庆他俩需要哥们儿相救的时候了，你想做甩手大爷？”

　　秉昆妈也急了，对他训道：“你还说什么废话呀？不是让你去找你们那个贵人老太太吗？贵人也没有白当的便宜，关键时刻得见困难就上！要不你妈怎么就当不成谁的贵人呢？快去找她，去吧去吧！”

　　她边说边将儿子推出了家门。

　　可怜秉昆，早上没吃几口饭，中午一口饭没吃，刚到家连口水都没喝，就听到了让自己心烦意乱干着急也没辙的事情，还被妈推出家门催促着赶紧去办！

　　他六神无主地往江北的方向急蹬着车，到了江边没上江桥，将自行车架在桥下，坐江堤上发起呆来。他想不能再去找老太太了，为龚宾那事，老太太和老马同志都做得够可以的了。即使拿他们哥们儿之间的“义气”二字来要求，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就那种事，非亲非故的，谁愿鼎力相助呢？一旦被自己的对头们当成攻击的把柄，自己很可能因而“中箭”，可人家做得几乎奋不顾身了。刚过去一个多月，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呢？见了人家，又怎么有脸再开口相求呢？用人家老太太的话说，你周秉昆当人家是谁啊？又当你自己是谁啊？……

　　周秉昆回到编辑部时，脸上的表情肯定特别不好。他一进门，白笑川和邵敬文的目光就惊诧地看着他，直到他坐下去，他俩的目光都没离开。

　　待秉昆从书包中取出稿子摆桌上看时，师父白笑川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他勉强一笑说没怎么，有点儿累了。

　　邵敬文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带着稿子回家看。

　　秉昆确实想回家，也确实觉得不舒服，心慌得厉害，头晕目眩的。刚往起一站，想到吴倩和于虹肯定还等在他家，自己可对她俩怎么说呢？这么一想，心里火上浇油似的，又是猛地一急，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几晃，差点儿要倒下。邵敬文和白笑川及时跨过去，一左一右将他扶住了。他浑身发软，在椅子上坐不稳，伏在桌上还抖个不停。

　　邵敬文有经验，干脆与白笑川帮他仰躺在地板上。

　　他说：“饿……”

　　白笑川还剩有小半个烧饼，赶紧找来塞他手上。他仰躺着，口又干，噎得咽不下去。邵敬文只得又扶他坐起，白笑川端着自己的水杯，让他喝了几口水。

　　秉昆吃下半个烧饼，身子不发抖了，却还是没劲儿，又仰躺下了。

　　白笑川说：“饿的。”

　　邵敬文说：“不全对，他心里肯定还有着急上火的事。”

　　秉昆一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被铐在派出所的暖气上，眼角淌下泪来。

　　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左一右坐在他身侧。

　　白笑川说：“师父命令你，把你心里那着急上火的事讲出来。”

　　秉昆说：“与你俩没关系。”

　　邵敬文说：“你是咱们编辑部的人，你摊上的那就不单单是你自己的事，也和咱们编辑部有关系了，和我俩有关系，必须讲。”

　　秉昆被逼无奈，只得将事情讲了一遍，讲到国庆和赶超两个现在的处境，无声而泣。

　　邵敬文问白笑川：“黑画的事我听说了，你呢？”

　　白笑川说他也听说了。

　　邵敬文说：“那还真就麻烦了。”

　　白笑川对秉昆说：“恐怕，只有那个女人能帮你们了，你明白我指的是谁。”

　　秉昆说，他已没脸再去找她了。

　　邵敬文站起，在办公室来回走，后来坐在办公桌前翻通讯本。他将通讯本放下后，皱眉吸几口烟，看一眼秉昆，再拿起通讯本呆看着，寻思着。

　　白笑川对他说：“你如果能帮就帮一次吧，小周他现在是我徒弟，也算给我一次面子。”

　　邵敬文说：“见到过为朋友的事着急上火的人，没见到过急成他这样的。白老师，你收他为徒，估计往后让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少不了。”

　　白笑川说：“我现在就已经替他着急上火了啊！”

　　听着两位的对话，秉昆心中有了一线希望，虽然已能坐起了，却仍仰躺着，装出更加可怜的样子。

　　邵敬文插上门，终于坐下抓起了电话。

　　邵敬文在部队时当过团里的文书，他的多才多艺颇受政委赏识。政委转业后在某区当了公安分局局长，他与政委一直保持联系。然而，以前毕竟是团首长与机关兵的关系，即使保持着联系，也只不过是以前那种关系的延续。

　　邵敬文在电话中低声下气地说了之后，局长在电话那端说跨着区呢，不是自己想帮忙就能帮得上的，但表示愿意试试，让他等电话。

　　他一放下电话，白笑川就开口道：“你少说了一句，也没问等到几点钟，别等到下班了还没个回话。”

　　邵敬文看一眼手表，什么都没说，在桌椅间来回走。

　　白笑川又说：“那我先陪小周去吃点儿东西？”

　　邵敬文点头。

　　师父陪徒弟吃了顿饭回来，那位区公安分局局长还没回话。三人坐在各自的桌前，都一言不发地看稿子，也都看得心不在焉。

　　直等到下班时间，电话铃始终没再响过。

　　邵敬文说：“你俩先走，我再看会儿稿子。”

　　师徒二人失望地对视一眼，只得向外走。双双走到门口，电话忽然响了，同时转身，见邵敬文已手握听筒了。

　　邵敬文低声嗯嗯啊啊了一阵，放下听筒，朝他俩招手。

　　他俩便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邵敬文说：“可以放人，但‘十一’前不行了。再过几天就‘十一’了，连精神病人都要求家属严加看管，何况你那俩哥们儿是刚闹过事的，问题不大，时候不好，话说得很死，‘十一’前肯定不行了。‘十一’假期一过，立刻就放。还有，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提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他们针对的纯粹是无理取闹的行为，与黑画不黑画没任何关系。就当咱们没说，人家局长也根本不知道那起因。最后，希望咱们编辑部组织几位曲艺界人士，政治上干净的那类，‘十一’前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一次。”

　　秉昆大喜过望，连说：“明白，明白。”

　　白笑川却问：“那我算政治上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呢？参加还是不参加呢？”

　　邵敬文想了想，开通地说：“你还是参加吧。能成为咱们编辑部一员，政治审查很严格，证明有关方面也没把你当年戴帽又摘帽太当一回事。”

　　他又问秉昆：“高兴了吧？”

　　秉昆说：“起码不再着急上火了。”

　　白笑川却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不算今天，还有五天过‘十一’呢，再加上三天假，一头一尾还不是被关了八九天吗？就因为那么点事儿，不劳局长大人打招呼那时也该放了。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还得咱们动员别人去为他们演出一场。”

　　邵敬文愣了愣，脸红了，难堪地对白笑川说：“你看你白老师，怎么可以当着徒弟的面这么说话呢？这是没赶上严打，算你徒弟那俩哥们儿走运，如果赶上严打，那还不惨了？再说咱们曲艺工作者能有机会慰劳一下公安干警，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他的话说得没错，一些本市的曲艺界人士听说要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确实都甚觉荣幸，热情高涨。平时几乎没有演出机会，谁敢私自表演那就是个事。分文没收是个事，收钱了更是个事。一个个才艺生疏了，嘴皮子也不利落了，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着同床共枕的探亲假那般，盼着有朝一日登台演出。人人踊跃，临阵磨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而政治“不干净”的同行对他们羡慕死了。

　　秉昆也参加了，又认识了些前辈。演出大受欢迎，两区的局长政委还接见了他们，陪他们吃了顿待客的食堂饭，秉昆由此认识了些公安干警，答应期期寄给他们《红齿轮》。

　　一九七四年已经是“文革”第九个年头了。在政治社会表象之下的民间，开始有种现象悄然复苏，弥散，互相影响。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没完没了斗来斗去早已厌烦透顶。没人敢说出这一真相，却也很少再有人深信“与人斗，其乐无穷”了。许多人开始对斗争哲学“阳奉阴违”，暗中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好人哲学”。不是“老好人哲学”，而是尽量不整人，争取不留恶名。一度灿烂夺目的金科玉律已失光泽，“钢箍铁咒”引起人们内心普遍的极度反感。好人悄然变多，坏人相对变少且更突显他们的不可救药。中国似乎已分化为表里两个社会，一个是表层的、虚假的政治社会，一个是开始反思反省、向往回归常态的深层社会，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发生。

　　“十一”假期，秉昆他们没聚。国庆和赶超已转到拘留所关押，吴倩和于虹心情自然不好，怎么聚呢？假期一过，他俩出来了，没瘦，似乎还胖了点儿。赶超说蓝警服们后来对他俩还行，待遇上有别于小偷流氓。这一方面是局长打招呼和秉昆他们慰问演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拘留所手下留情。

　　国庆还开玩笑，说他这个叫国庆的人，过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国庆。然而，于虹没颜面再在单位待下去了，她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单位换了一位领导，与她谈了一次话，谈得特别恳切。单位希望她同意说自己是被单位开除的，方便单位向上级汇报搪塞，也是为了应付那些继续找碴的人。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吸取了教训的于虹点头同意了。单位挺仁义，多给她开了两个月工资，并允许她带走一批麦秸画，反正那些麦秸画已经成了翻版“黑画”，只能堆在库里了。于虹也不客气，借辆平板车全拉走了，哥们儿姐们儿家里便都有了一幅，秉昆家得到了骆驼，他妈挺喜欢。每个得到的人都说好看，这使于虹颇觉欣慰。

　　但毕竟失业了，她和赶超都很发愁。

　　轮到春燕表现一把了，她找到赶超说：“当时我不许德宝跟你俩去理论，你俩骂我是陆谦。就因为你俩那一骂，我借了本《水浒传》看，批宋江那会儿我都不看！现在，事实证明你俩并没有理论出什么好结果。如果当时德宝跟你俩去了，还不落个同样下场吗？那我能不受牵连吗？如果我也受牵连了，如今指望谁帮于虹呢？要我说，你俩是不懂政治！那事都和政治搅一块儿了，是你俩能理论出个理的吗？”

　　春燕师傅去世了，她不仅是本市第一名女修脚师，直至一九七四年仍是本市唯一一名女修脚师。由于那位曾是“人民大浴池”金字招牌的师傅去世，作为唯一的女弟子，她也被视为浴池的绝版人物了。又由于她是标兵，其荣誉也是单位荣誉，她在单位就有了点儿特权，比如约见单位领导比较容易，也可以招收徒弟了。如果能以老资格女修脚师的名气，再为单位带出一名女修脚师，单位甚至同意她自己挑选合适的徒弟。

　　凭了此种特权，于虹顺利地成了春燕的第一名修脚师女弟子。自己的姐们儿成了自己的徒弟，这是她高兴的事。姐们儿加上师徒，关系更加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单位寄托于她的希望实现了，也很高兴。不那么高兴的只有于虹，由艺术工作者而变成了女修脚师，她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不高兴也没法子，失业的滋味儿太不好受了。

　　赶超则对春燕分外感恩，不再视她为陆谦，而称她为“及时雨”宋江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几场雪后，就到了一九七五年。

第十八章

　　比较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八〇后”中吸烟者已不多了，但他们的底层父母多半都是烟民，或起码有相当长的吸烟史，便宜的劣质烟曾是他们父母麻醉烦恼忧愁的“特效药”。

　　春节假期，还是在正月初三，这些共乐区的青年男女以及他们别的区的朋友又聚在周家了。秉昆妈照例不在家，初二就陪春燕妈到乡下去了。自从春燕与德宝结为夫妻，春燕妈整个人大松心，经常往乡下的娘家亲戚那边跑。自从秉昆成了《红齿轮》的编辑，秉昆妈也觉得小儿子今非昔比，开始有出息了，除了对象问题她不再操什么心了，所以春燕妈一约，便乐得相陪。

　　哥们儿姐们儿聚在一起已不再吃啊喝啊的了，无非女的吃点儿零食、男的吸着烟聊天而已。德宝没带大提琴来，市里有关方面曾答应批给春燕的那间房子成了别人的新房，德宝和春燕极其失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大家充分理解他俩的沮丧，都不提那茬儿。赶超也不表演魔术了，用他的说法——整个国家都像在变魔术。自从经历了于虹那件事，他开始关心政治了。起初只不过想要搞明白一批挺好的画怎么就成了“黑画”，结果非但没搞明白，反而一头钻入政治里，知道了不少他以前从不关心的政治事务，想缩回来都难了，仿佛非要破解什么魔术的暗道机关似的。于虹总数落他走火入魔，快步龚维则的后尘了，而他却总是反唇相讥：“还不是因为你摊上了那事吗？”于虹也总是被他顶得哑口无言。吴倩和国庆己领结婚证，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他俩目前只急一件事：在哪儿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以便明年安个小家。吴倩与国庆妈见过几面后，双方都觉得日后难以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对于国庆，这是比吴倩曾经长胡子更令他纠结的事。向阳当那只有一个兵的班长当烦了，如果不是因为与进步处出了感情，他都想离开酱油厂干脆下乡去……

　　秉昆的苦闷仍源于他对郑娟的单恋。他越来越清楚，她虽然也说过会想他，但绝不至于因他而陷于单恋的苦闷，那基本上是照顾他自尊心的话。

　　大家在春节前曾互相传话——“没必要就别聚了吧”，却还是聚到了一起。

　　因为秉昆觉得有必要。

　　因为吕川在“十一”后终于有信寄给秉昆了。

　　大家一一传看了那封信后，陷于一阵文字难以形容的沉默。

　　向阳第一个打破沉默，真诚地说：“我不嫉妒吕川，和沈一兵那种人比，他上大学我一百个拥护。”

　　大家便都点头，也终于解开了疑团，原来吕川是烈士之子，此点连他自己从前都不晓得。

　　德宝却指着信说：“还有另外几封呢，秉昆你不可以贪污，都拿出来让我们看！”

　　原来，吕川在信末写着这样几行字：“你以后会经常收到我的信，我要求每一封都给他们几个看，我要唤醒你们！尽管这样做对我十分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出卖我。我认为寄平信反而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你收到后要给我发一封报——‘粮票收到’四字即可。”

　　除了德宝把信认认真真看完，别人都没那么仔细，都以为只不过就是一封声明信，看了个大概就传给迫不及待的人了。经德宝一说，大家都争着重看那信，强烈要求秉昆将所有信都交出来。

　　秉昆不想让别人看到另外几封信，他认为那些信太反动了，但是拒不拿出分明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只得走入里屋，想从藏信的地方选出几封不是特别反动的信，不料赶超悄消跟入，将所有的信都抢了过去。

　　结果，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一封信了。

　　德宝大声读他手中的信：“从你们每个人都看了这一封信起，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是哥们儿关系。我不要那么多哥们儿了。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

　　“王八蛋！”国庆破口大骂起来，“他以为他是谁啊？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简直像上帝在跟人类训话似的！什么东西！他妈的，他怎么一上大学变得这么王八蛋了？”

　　从大家的表情看，人人与国庆都有同感。

　　德宝竖起手掌，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读下去：“我甚至也不会拿你们当朋友。在今天，朋友之间往往也不说真话。不说真话那还算朋友吗？而且，朋友在今天也很可能是狐朋狗友的另一种说法。我将视你们为同仁，同仁就是好人加同志……”

　　吴倩打断道：“都什么呀？东拉西扯的，听不明白，真是吕川写的吗？会不会是……”

　　德宝说：“我明白你担心什么，他的字我太熟悉了，吕川真迹没错！”

　　赶超猛地站了起来：“听这段听这段，‘虽然我入大学才一个学期，却让我变了。在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年轻的小野心家，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大野心家们唆使他们批判谁、攻击谁，他们就会成群地扑向谁，只要给他们好处！还有些二百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他们也许不坏，但确实很二百五，小野心家们带头喊什么口号，他们都跟着举手、张嘴。但是，也有一些优秀青年，他们绝不随梆唱影，而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将会奋不顾身地与大小野心家们进行斗争！我已经有了些这样的同仁，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不要以为狗日的野心家们不骚扰咱们老百姓，那是由于咱们乖。谁不乖试试，他们立马就会给咱们颜色看！而且，他们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了我们多年，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骚扰！’”

　　赶超读得声情并茂，那时的他倒很像是一名“五四”青年了。他一手拍着信对国庆说：“然也，然也！国庆你也不要骂他，他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于虹是不是例子？咱俩是不是例子？龚宾他小叔是不是例子？还害得龚宾进了精神病院！”

　　于虹抢白道：“别拿我说事！忘不了啦？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国庆也说：“反正我讨厌他那种教训的口吻！轮得到他教训咱们吗？呸！”

　　吴倩推了国庆一下，训道：“你还骂起来没完了？要我看，大学真可怕，咱们不能眼瞅着大学把他害了。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咱们得想办法拯救他是不是？”

　　德宝看着信说：“这还有一句厉害的呢——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

　　“够啦！”始终一言未发的春燕突然大喝一声，一把从德宝手中将信抢去，她接着把别人手中的信也抢了去。

　　她手操一大把信，用炉钩子挑开了炉盖子，只看着秉昆一人。

　　秉昆脸上毫无表情，但那也就是默许之意。

　　德宝说：“别，另外几封信上写的什么大家还不清楚呢……”

　　“你他妈的住口！”春燕骂了他一句，将手中的信塞入炉中。没人说什么，大家都望着炉子。火苗腾地升起，片刻降落下去。

　　春燕盖上炉盖归座了，大家的眼睛还望着炉子呢。

　　春燕说：“纸，笔。”

　　秉昆就找了信纸和一支笔递给她。

　　春燕并拢双膝，扫视着大家又说：“每人说几句劝他的话，我写下来，秉昆负责寄给他。”

　　秉昆说：“同意。”

　　赶超说：“先把我的话写上，英雄所见略同，我愿做他本市的一个同道！”

　　于虹立刻说：“别听他的！”她拧住赶超的耳朵，赶超疼得呲牙咧嘴。

　　向阳说：“告诉他，我不会学小野心家们，也不会永远装二百五的。”

　　春燕白他一眼，冷冷地说：“跟你们两个小字辈没什么关系，别瞎掺和！”

　　吴倩眼尖，发现进步往兜里揣一封信，上前逼他交出，也投入炉中。

　　国庆生气地瞪着进步说：“你想给大家找麻烦啊！”

　　大家都沉默，没人再开口了。

　　春燕等了几分钟，起身道：“我们什么信也没看过。大家今晚相聚，和往年一样，只闲聊来着，一句涉及政治的话都没说。对于以上事实，大家能达成一致不？”

　　除了赶超，众人皆点头。

　　春燕又对秉昆说：“给不给他回信，回信中写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了，与我们都无关了。”她看着德宝命令道，“走！”

　　德宝说：“你这是干什么吗！”

　　春燕甩手给了他一耳光，看着于虹加了一句：“你是我徒弟，希望你也离开这是非之地！”

　　于虹便也站了起来，拧赶超耳朵。

　　赶超连叫：“轻点儿轻点儿，我跟你走得了吧！”

　　于是，他们四人鱼贯而去。

　　国庆随后站起，小声对秉昆说：“最好让向阳他俩也跟我俩一起走。”

　　秉昆看着向阳和进步说：“你俩也走吧，记住春燕的话。”

　　国庆在门口转身说：“秉昆，川儿最听你的，你得写信严肃批评他。”

　　秉昆说：“明白。”

　　实际上，秉昆已快成了吕川思想上的同道了，却从没在回信中那么表示过。吕川那些信影响了他，并且使他扪心自问：蔡晓光父亲真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分子吗？小龚叔叔因为几句话就由模范民警变成劳改犯了，这正常吗？向桂芳是否应该被打成“右派”，永远剥夺演戏的权利？……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就连自己嫂子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他也没太关心过，因为自己没见过那个人，没任何感情印象，只不过在嫂子流泪、哥哥陪在一边不知如何安慰时，他才觉得那事似乎与自己也有点儿关系。

　　不错，为龚宾的事他着急上火。为国庆和赶超的事，他更是心急如焚。如果郑娟一家人受欺辱了，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与人拼命！

　　他们都是与他关系亲密的人啊！现在，他的一个哥们儿要求他不再做哥们儿而做什么“同道”，一起关心更多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遭遇，否则便有些瞧不起他——这使他内心备觉难堪。

　　他承认吕川也许是——不，肯定是对的。但对的事，所有人都必须那样做吗？所有人想那样做就做得到吗？

　　他挑开炉盖，凝视着信纸化成的灰烬。它们如同黑色蝴蝶，有的边缘向上翻卷，似要飞将起来；有的边缘朝下拥抱炭火，如同在用黑的翼为红的花遮风挡雨。又仿佛看上去像一个人，像一个披着黑斗篷叫吕川的人，蹲在炉膛里经受着火烧的痛苦，然而心甘情愿，尝试裹紧斗篷护住身体却不能够。在他看来，吕川好比是孙行者，炉子好比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吕川偷吃了人家的仙丹，正在经受的是一种惩罚。也许会被炼出火眼金睛，也许会自取灭亡。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兄弟，为什么上大学对别人来说是幸事，却反而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痛苦？虽然你肯定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而我们在这里，这里和北京是不一样的。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而我们还是草民，大学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我们是他们中的好青年了，我周秉昆是我们中尤其想做好人的人。这样的一些哥们儿与你的友情，在你那儿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吗？同仁，同仁，你和你的同仁们究竟想干什么呢？又能干什么呢？……

　　咣当一声，炉盖从炉钩上掉下。他的头脑里各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乱成一团，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清楚该怎么代大家给吕川写一封有条理的回信。

　　春节一过，他给吕川发了一封电报：“粮票已代你分了，大家表示感谢，以后不必再寄。”

　　他是为了吕川的安全考虑，当然自己也不愿惹上什么政治麻烦。

　　从此，他便与吕川中断了联系。

　　五月，酱油厂又进了数名青年工人。如果按实际生产能力来定岗定员的话，酱油厂早已是一个超编单位，但还必须每年进人，担负起为城市减轻就业压力的义务。虽然“上山下乡”还在继续，但就业问题仍压得城市苦不堪言，就连许多街道小厂每年都在超编进人。

　　老太太制定的厂规还在执行，三名新进厂的青年分到了出渣房。唐向阳趁此机会向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坚定不移地下乡去了。这事他和秉昆商议多次，秉昆为他给哥哥写了封信，要求哥哥“帮得上也要帮，帮不上也要帮”，并写上了“任何帮不上的理由都将被视为借口”这么蛮不讲理的话。秉义回信说：“我对他有印象，如果他确实想好了，我可以安排他在我们师当一名连队小学的老师，但前提是他来之前务必把团籍解决了。”

　　向阳不肯写入团申请书，他讨厌某些是团员的青年工人政治上的优越感，清高地表示宁肯不去兵团而去插队，也绝不做违心之事。秉昆和德宝一起劝他，去了兵团有工资，当小学老师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最主要的，有好朋友的哥哥关照着，大家放心。

　　德宝已是团支部副书记了，他说：“有我在，不难为你。只要你交上申请书，支部保证一次讨论就通过。”

　　向阳也觉得过分清高太辜负秉昆的良苦用心，便交了一份申请书。德宝替他改了改，命他又抄了一遍。

　　但德宝把话说大了，支委中有几个人同样不喜欢向阳，两次讨论都投了反对票。德宝一怒之下，将他们劈头盖脸大骂一通。这一骂，那几个人更铁了心地反对了。德宝回家对春燕讲了，春燕说你别管了，我办吧。德宝说你又不是我们厂的，你怎么办得了呢？春燕说她自有办法。

　　原来春燕在参加新标兵春节茶话会时，认识了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女标兵。二人一见如故，特谈得来，很快也成了姐们儿。

　　春燕找那姐们儿将唐向阳的事一说，那姐们儿特激动。她说：“多值得宣传的事啊，满市找都找不到这样的典型来宣传啊！人家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厂里当班长了，居然还是决定下乡，这对‘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是多大的支持呀！你不相告，我们还不知道。你别管了，我办吧！”

　　于是，那姐们儿立马向主任汇报。

　　主任也意识到这是出政绩的大事，立刻向主管市领导汇报了。

　　主管市领导批示：当前攻击“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动言论很不少，特别是林彪反党集团在他们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污蔑“上山下乡”运动是变相劳改，在社会上流毒甚广。此青年的出现，正可树为典型，大力宣传，以反击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反动言论。声势要大，抓紧办，办好。

　　酱油厂的头头们全都知道唐向阳入团受阻之事，大为光火。

　　于是团支部书记被撤了，德宝被任命为书记。

　　党支部书记亲自主待召开了一次团支部会议，生气地训那几个反对者：“好端端的一件事，差点儿让你们给搞砸了！唐向阳哪点比你们差了？厂里能让一个很差的人当班长吗？人家不过就是下乡之前申请入团，在你们这儿怎么就难于上青天了？你们谁能学人家的样子也下乡去？谁学，写份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也可以考虑他的入党愿望！”

　　无一人说“我学”。

　　唐向阳入团成功，随之被报纸广播宣传为典型。厂里开了欢送会，各方面组织近几千人把他一个人送上了列车。二十岁出头的唐向阳表现出了良好的修养，虽然完全身不由己，却始终配合有度，并没怎么显出太不高兴的样子。

　　常进步在站台上哭了。他对向阳有话要说却说不出来，心里不好受。

　　秉昆知道他想对向阳说什么，把他推到向阳跟前，郑重地说：“我替进步说出他心里的话，他非常感激你这个班长对他的爱护。”

　　进步连连点头。

　　向阳搂住进步，在他手心上写道：“常去看看龚宾，给他带上象棋和扑克，他待那地方是很寂寞的。”

　　大家一块儿从车站往回走的路上，国庆说：“秉昆、德宝，向阳让我告诉你俩，他知道你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很感激，绝不会因为场面搞成了这样而对你俩有什么不满。”

　　秉昆没说话，无话可说，只有满腹的无奈。

　　德宝气不打一处地说：“龟儿子才希望场面搞成了这样！”

　　德宝回家埋怨春燕：“你和那标兵姐们儿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热闹？人家向阳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典型！”

　　春燕委屈地说：“是我俩想把事情搞得那么热闹吗？我俩有这么大能耐吗？这年头，谁都难免会被利用一下的！当初让我写什么‘批林批孔’的文章时，那明摆着也是利用我。那时你不是比谁都替我着急，生怕我没被利用成吗？被利用一下怎么了？少块肉了吗？谁也别活得太矫情了，他唐向阳也不例外！”

　　一番话，噎得德宝无话可说。

　　市里既然把向阳下乡的事搞出了那么大的影响，兵团那边也不好平淡对待了，于是也为向阳举行了相当隆重的欢迎会。

　　不久，秉昆收到了哥哥秉义的信。

　　秉义在信中表达了对弟弟的不满：“本来不过是一件寻常事，怎么搞成了那个样子？你们真的认为，唐向阳一到我这里就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对他对我都很好吗？以后凡事要长点儿脑子，不要被利用了还浑然不觉甚至自鸣得意。如果你对我这个哥哥也同样有点儿责任意识，那么我要求你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我，以便我向对我产生误解的人有几句可解释的话。”

　　秉昆没想到被利用了的不仅是向阳，还让自己哥哥陷入了烦恼。

　　秉昆只得写了封长信，向哥哥如实汇报，而哥哥再没回信，想必因那事生了不小的气。

　　几天后，吕川也来信了——信纸上只字没有，仅是一个惊叹号后边加了两行问号。

　　秉昆郁闷透顶，将那页纸撕了，懒得回信。

　　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对秉昆倒是既理解又同情，经常讲些笑话逗他开心，但接连几天，秉昆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天，市革委会的一位领导到甲三号视察，也进到《红齿轮》编辑部转了一圈，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同时提出要求，群众说唱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紧密配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否则枉为《红齿轮》。以后每期都要有战斗檄文式的作品发表，快板、快书、大鼓、相声等等都行，内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不限。每期至少有一二篇，有就有功，没有就要挨板子，或者别干了，让能干的人干！

　　邵敬文和白笑川两个诺诺连声。

　　领导走后，白笑川叹道：“真不想干了。”

　　邵敬文立刻说：“亲爱的白老师，千万别那么想！不冲别的，冲咱们老中青三个的良好关系，求您继续陪着往前干吧！咱们都得往前看啊！”

　　白笑川说：“那你来完成任务？”

　　邵敬文连连作揖：“还是您来还是您来，您已经轻车熟路了，能者多劳啊！”

　　白笑川叹道：“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你俩。为了咱们这份友情，那就让我豁出自己人格遗臭万年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他拍着秉昆的肩接着说：“徒弟啊，连为师都落到了这般田地，你的心理是否平衡了些呢？”

　　从那天起，唐向阳下乡在秉昆心中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的心理真的平衡了不少。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乐区儿女中没再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龚宾出院了一次，疑心他叔叔龚维则自杀了，被二次送入了精神病院。其实他叔叔在劳改队安然无恙，服服帖帖地接受着劳改。赶超终于租到便宜又中意的房子，哥们儿几个帮他去抹抹刷刷了一番。那房子才十三四平方米，却朝阳，冬天不至于挨冻。国庆也在为自己和吴倩准备新房——他家屋后有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爸妈同意拆了，腾出地方给他和吴倩盖间小屋。他四处寻找可以挖出黄泥的地方，一旦发现，秉昆们就会借辆手推车帮他往家屋后边拉，以备脱坯。进步被德宝要到他们制醋车间去了，为的是替哥们儿几个照顾好他。

　　他们的人生按照底层的种种规律和原则一如既往地进行。北京政治舞台上则更加紧锣密鼓先声夺人，似乎又酝酿着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政治中国分明欲将民间中国的每一处空间全部占领，而民间中国以民间原则本能地也是低姿态地抗拒着，看上去很弱势，实则是一种策略。人心正在积蓄某种力量，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民间原则横遭践踏的现象，那原则乃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抱团取暖的经验；他们受够了，一边被动地修复，一边在等待时机。他们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九月初的一天上午，街上一阵口号声传入甲三号的小楼里，楼内的人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其中也有秉昆。原来是对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进行游街示众，秉昆看到一辆卡车上并排站着“棉猴”和瘸子，挂在他俩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俩也看到了秉昆，同时对他面露一丝惨笑。

　　秉昆立刻想到了郑娟一家，同时想到了一个字——钱。

　　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都在想怎样才能保证郑娟一家每月仍有三十五元的生活费？他的第一个打算是让哥哥和嫂子每月寄给自己十元钱，但却找不到令哥哥和嫂子信服的理由。他又打算每月向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哥们儿各借五元，一想到德宝已经当爸爸了，国庆即将做爸爸而赶超在筹备婚事，立刻意识到那是很可耻的念头。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情而加重哥们儿的经济负担呢？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借到哪一天为止呢？以后怎么还呢？

　　回到家里，秉昆对母亲一反常态地讨好，还将春节时喝剩的半瓶酒摆到了饭桌上，说是要陪母亲高兴一下，同时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当然高兴了，就和秉昆浅斟慢饮起来，又细说当年。秉昆问来问去，母亲讲东讲西。后来秉昆就问到了家中那件宝究竟是什么？母亲便从所藏之处把一个小小的红漆木盒捧了出来，秉昆打开看，里边是一对玉镯。

　　几天后，红漆小木盒摆在寄卖店的柜台上。寄卖店是早年间的当铺——虽是“文革”时期，寄卖店却没被取消，只不过由起初私营变成了公私合营，最终统统变成了国营。它的存在于国于民各有好处：既为老百姓留下了靠变卖家物渡过生活难关的一条出路，国家也有机会将民间珠宝甚至奇宝以很便宜的价格收集上来。因此，冲击寄卖店被列为与抢商店抢银行同罪的反革命行为。

　　验物的老师傅一边用放大镜验看一对玉镯，一边赞不绝口：“好东西，好东西，玉是上等好玉，做工也属一流，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秉昆问能当多少钱？

　　老师傅说，一对一千二百元店里可收下。

　　对秉昆而言，一千二百元是天文数字。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当，但成交并不那么简单，尚需几道手续。一要看户口本，按户口本将寄卖者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二要有街道或单位证明，对寄卖者作品德担保；三是寄卖者本人还要写保证书，保证寄卖物与贪、骗、盗、抢等犯罪行为无涉。当然，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只看一下户口便罢，二百元以上的东西，一定要照章办事，三道手续缺一不可。这是为了防范参与过抄家行动的人见财起意、顺手牵羊，也避免小偷骗子们有机可乘。

　　秉昆只得先把手续备齐全了再去。

　　老师傅建议他把玉镯留在店里。他说：“年轻人，我可以给你开个临时收条嘛！你说你骑着自行车，书包里装那么贵重的东西，万一在哪儿开证明时被偷了呢？或者摔倒了把玉镯摔碎了呢？”

　　秉昆觉得人家说得对，揣好收条，先回家把户口偷了出来，接着到单位去写好了保证书，最后将保证书往邵敬文桌上一放，要求为他开一份证明。

　　秉昆那保证书上的变卖理由是在贵州的姐姐患了难治之症，急需经济援助。

　　邵敬文看罢，给白笑川看。

　　白笑川看罢，对邵敬文说：“咱俩太应该担保啦！”

　　于是邵敬文为秉昆写了不乏溢美之词的担保证明，盖上了编辑部的公章。他和白笑川对秉昆的欺骗丝毫未起疑心，也没奇怪秉昆那样的工人家庭怎么会有一对玉镯——谁家祖上传下了件好东西都是可能的嘛！在他俩想来，难治之症便是癌症了，反而大发同情地劝慰了秉昆一番。秉昆只得装出难过的模样应付着，同时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羞耻。

　　秉昆第二次到寄卖店时，听那老师傅正在办公室与什么人通电话：“您只管相信我的眼力好了，十年二十年后，这样一对玉镯绝不会再是现在这个价，翻十倍二十倍那是肯定的，太值得收藏了！”

　　当年，在那些操权握柄身居高位每月开着一百几十元高工资的人中，很有一批眼光向前看的革命投资家，房子车子都是国家分配，待遇是国家提供，看病是国家保障，他们的高工资委实没什么花处，于是都在寄卖店物色了线人，一边革命一边投资。那些年代寄卖店出现的珍贵东西甚多，几乎应有尽有。寻常看不见，昙花每乍现，往往便宜得很，谁买到手了，日后真是一本万利。

　　老师傅二次面对秉昆甚是不好意思，将一页纸放在柜台上，请秉昆细看，他自己则查看秉昆交给他的户口本什么的。

　　秉昆也没怎么细看，便在那页纸上签了名。

　　老师傅把户口还给他，将证明材料收了，之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秉昆，让秉昆点钱。

　　秉昆点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他在梦中也没点过那么多钱。其实按张数也不是太多，一百二十张十元钞票而已。因为手指抖得厉害，连连数错，重数了几次。

　　老师傅问：“对吗？”

　　秉昆说：“对。”

　　老师傅说：“一个月内，你如果后海了，可以赎回。过了一个月，你那东西可能就属于别人了。”

　　秉昆问：“还有事吗？”

　　老师傅刚一摇头，秉昆立即转身而去。

　　他把一千一百元存上了，只留下了一百元。有了钱，心中不慌了。仍按每月给郑家三十五元计算，一千二百元差不多够给三年了。三年以后的事他考虑不了，那时最好如他所愿的结果是——他已与郑娟做了夫妻。许久没见到她，他反而想清楚了，男人若爱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连同她的一切麻烦全都负担下来，他已有了足够的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愿望也正是郑娟的愿望，那是她绝不会主动表达的，那种表达对她有多么的难。他也明白，自己如果因为她不主动表达而对他们共同的愿望讳莫如深，该是多么的虚伪。

　　他决定再见到她时说：“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他蹬着自行车找遍了郑娟妈以往所在的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说多日没见到那卖冰棍的老太婆了，这让他心中极度不安。他排除一切顾虑，大白天去往郑家只为探个究竟。在门外，听到郑娟在屋里小声唱《天仙配》插曲，正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两句。他放心了，看来郑家什么不好的事都未发生。他一高兴，直接推门而入——郑娟照例坐在炕上，怀抱着吃奶的孩子。她弟光明靠她坐着，头枕她肩。

　　她脸上流着泪呢，很意外地看着他。

　　他说：“我哪儿都没找到大娘……所以，就来了。”

　　光明说：“我妈死了。”

　　他呆了。

　　她腾出只手指了指桌子。

　　他扭头看上去，桌上曾放过的东西都不见了，摆着一张镶在框子里的破损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那年轻女人表情忧郁而沉静。相框前有两个盘子，分别放着馒头和西红柿。

　　她说：“也不知那照片是不是我妈的，从我妈的小布包里翻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妈，你觉得呢？”她擦去泪，凄楚地笑了笑。

　　仿佛有只手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使他身不由己地双膝一跪，接着同样身不由己地磕了三个头。

　　当他站起来时，她说：“我妈一定很高兴你这么看得起她，她喜欢你。”

　　他再扭头看那照片时，觉得怎么看那年轻女人都不像郑娟妈。

　　他说：“你妈年轻时很漂亮。”

　　其实，那女人也谈不上漂亮。

　　她说：“是啊，真难以相信那是我们姐弟的妈妈。”

　　光明忽然又说：“我姐更喜欢你，你把我姐娶了吧！我可以离家出走，不做你俩的累赘！”

　　她说：“别胡说八道。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没礼貌。”

　　然而，她的脸顿时变得比西红柿还红。

　　他向光明发誓：“我一定。你要相信我的话，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绝不可以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以后我们将是一家人，我和你姐会共同照顾你。”

　　光明说：“姐，我没看错人吧？”

　　她说：“你又插嘴，再插嘴姐生气了啊！”

　　光明说：“他的话是对我说的嘛。”

　　她说：“客人说什么，你小孩子家只要听着就行。”

　　他因为“客人”二字，心上很痛了一下。

　　郑娟将话岔开，说她母亲有一天回家后一言不发，像是在外边受了欺负，没吃晚饭，早早就躺下了。半夜说想吃一个西红柿，可家里没有。天快亮时，她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那是很长的一声叹气。好像叹完那一口气，无论以后再活多少年，再遇到多么犯愁的事，都将不叹气了似的。她说她从没听到过谁叹那么长的一口气，好生奇怪，拉亮灯时，见母亲张着嘴，大瞪着两眼己没了气息。她说她知道母亲那样一种死法，是因为放心不下她姐弟俩，是因为有话要留给她却没来得及。

　　他问是哪天的事？

　　她说的日子正是他猜到的日子，于是他明白，那老太太不是在外边受了欺负，而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她一定也看到了游街示众的情形，也看到了卡车上项挂大牌子的“棉猴”和瘸子。她是认识他俩的。他想她的感受一定和自己一样，头脑里轰地一片空白。他完全不了解她对“棉猴”和瘸子的看法，但是他同样猜到了，头脑清醒后随即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把她彻底压垮了，从此每月没有了那三十五元，一家四口的日子怎么还能过下去？这对她无疑是致命的沉重一击，当时自己不是也为他们一家四口感到过空前的绝望吗？

　　郑娟却已经在说别的事了，她显然还不知道“棉猴”和瘸子的下场，还不知他们的日子曾出现过何等巨大的危机。她说她没想到街坊邻居们原来都是有善心的人，尽管天刚刚亮，一听到她和弟弟的哭声纷纷披衣而起出了家门。她说如果没有他们相助，她简直就不清楚应该怎么让母亲入土为安。

　　周秉昆已经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些什么话之后才走的了。总之，他出现得突然，离去得匆匆。他只记得郑娟始终坐在炕上抱着孩子，他走时她仅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们”。光明下炕送的他，他只许那瞎眼少年送到了胡同口，在那儿交给了光明三十五元钱。

　　光明说：“也没到日子呀。”

　　他说：“日子改了，告诉你姐，以后每月的这个日子我都会来。”

　　他兴许还说了“你们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究竟说没说他完全回忆不起来，很可能只是他想说的话罢了。

　　后来几次他到郑家去，郑娟不是坐在炕上奶孩子，就是在做饭、洗衣服或者糊纸盒——那是街道干部为她联系的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计件活，糊一个纸盒二分钱。她自豪地说，有一个月起早贪黑地糊了五百多个。

　　他没有再对她做出过任何亲近的举动，他做不出来了。他想到她的时候，头脑里居然也不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她，他清楚自己对她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有一次，他甚至帮姐弟俩糊了两个多小时纸盒。光明居然也能将纸盒糊得挺好，令他十分惊讶。孩子在炕上熟睡着，三人就那么都一言不发地糊纸盒，如同三个哑巴。

第十九章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来了。

　　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们又聚在周家了。

　　秉昆妈到兵团去和秉义两口子过春节了。那是她的心愿，也是秉义夫妻的心愿。秉义调了一次住房，分到了有两小间住屋有一小片自留地的平房。师部机关干部若选择有暖气的楼房仍是一间，而选择没暖气的平房可以是两间。秉义夫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房，他俩希望母亲前去分享乔迁之喜。

　　其实秉昆并不怎么欢迎朋友们再聚在自己家里，他希望在他家出现的是郑娟。三十儿晚上，他是潜入郑家陪郑娟姐弟俩度过的，后半夜才回到自己家。初一上午他补了个懒觉，下午挨家挨户给街坊们拜年，那是母亲交代的任务，他必须完成。初二一早，他和师父白笑川乘列车去了不远不近的一个县城。邵敬文的妻子女儿都住在县城里，他妻子是县委招待所所长，女儿上小学六年级。除了大部分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这一点美中不足，可以说，邵敬文的小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春节前就一再诚邀秉昆师徒去他家做客，那种盛情难以谢绝。白笑川结过一次婚，没几年就因双方性格不合离婚了。他无儿无女，一直过着孑然一身二茬光棍的生活。秉昆明白，邵敬文主要是想让白笑川过一次不孤独的春节。

　　春节期间县招待所没人住，所有的房间都空着，这让秉昆师徒俩可以白住一个小套间。他俩原本的打算是要晚上赶回市里的，因为住得舒服，师父改变了想法，希望徒弟陪着多住一天。师父的希望对秉昆来说便是要求，他只能无条件服从。为了奖励秉昆的服从，在那两天里，白笑川极其认真地向徒弟传授了不少曲艺表演和创作的经验。邵敬文家的曲艺表演用物应有尽有，连口技哨子和三弦也有。三人或在邵敬文家或在招待所那小套间切磋技艺，邵敬文的妻子和女儿兴致很高地充当观众，有时还叫了些亲朋好友去看“演出”。那两日，秉昆受益匪浅。妻子女儿不在家时，邵敬文就温上酒，与白笑川就着炸花生、肉皮冻和凉皮儿什么的边豪饮边纵论国家大事。窗严门厚，不担心邻居家听到。原来他俩都是政治动物，并且对现实极其不满。他俩所谈的政治之事秉昆从不知晓，如同听两个人在合说评书《逼上梁山》或《杨乃武与小白菜》，听得义愤填膺了，也不敬自饮，也骂“什么鬼世道”！于是三个人居然勾肩搭背小声哼唱起来，然后东倒西歪地醉睡。酒醒后那两人又都心虚，问秉昆他俩是否说了什么犯忌的混账醉话。秉昆就说自己也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

　　其实，他相当清楚地记得他俩说的一些话。

　　初四中午，师徒二人才回到市里，秉昆到家又倒身补觉。他挺累，师父白笑川却觉得许多年没如此开心地过春节了。秉昆干躺着睡不着，头脑里没法不寻思邵敬文和师父讲的那些政治之事。他联想到了吕川，并且完全理解吕川为什么到了北京进了大学便判若两人，变成了政治动物，对社会现实不满，思想也分明开始“反动”了。

　　他突然意识到，从此自己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了，自己头脑里也开始有些“反动”思想了。

　　许许多多不正义的手段卑劣的事情真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好人看清，连他这样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知道后都义愤填膺，看来中国要出大事了，而且简直太应该出大事了。他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无可救药地也成了一个思想“反动”分子了。

　　然而，他却并不恐慌，竟有种终于不再是一个“二杆子”的欣慰。但是，思想开始“反动”归“反动”，一想到春节过后刊物就要排版，他没多躺一会儿便起来，胡乱吃了些东西，责任感使然地改起了稿子。与邵敬文和白笑川一样，秉昆对那份刊物已有很深感情。他明白，努力完成好自己的编务，是他目前能做好的最有意义的事，绝不亚于为社会生产酱油、醋和味精。不同的是，作为后一种产品的生产者他从不曾获得到过真实的劳动者的愉快，而与两个对自己信任又友好的人合编那样一份刊物，不但使他感到愉快，还使他觉得是莫大的幸运。他爱这份刊物，如同爱养花的人爱小小的花园。对于许多人，酱油、醋和味精是生活必需品。对于他来说，那份刊物也是生活必需品。若有人贬低他的工作，他是会翻脸的。

　　他吸着烟，特别享受地改到第三篇稿件时，德宝与春燕两口子来了。他这才想起朋友们要在他家相聚的事。因为他初三不在家，相聚改在初四了。按他的想法，改完稿子要去郑娟家，在她家待上一个小时，天完全黑了再与郑娟一块儿来自己家。他要告诉她关于他们的一些打算，希望并且相信，之后他俩就又能互相亲近起来了。

　　德宝两口子的出现使他颇烦，却又只能尽量掩饰，装出高兴的样子。相聚不是他提出，而是朋友们决定的。十几分钟后，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也到了。他们领了结婚证，是合法夫妻了。因为这样那样的准备尚不充分，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尚未举行婚礼，但吴倩和于虹两人腹中，都已分别怀上国庆和赶超的种了。春燕做了母亲后发福了，就体形而言像熊外婆。她一脸愁苦，不过不是由于体形，而是由于经常开会，还得代表广大革命的妇女同志表态。一次两次她没什么意见，次数多了心里真的烦透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宁肯捧着别人的臭脚修脚丫子，也不愿再被当枪使”。让她更加不快的是，还有人一次次指示她动员徒弟于虹当积极分子。于虹才不愿意，有一次还对她生气了，这让她夹在中间备觉受罪。

　　吕川来不了，向阳来不了，龚宾也来不了。进步有事不能来，他们也不愿让他来——来了听不到别人说什么，他着急，也没人还有耐心写在纸上给他看。

　　德宝说：“除了吕川，五个秉昆的老友都到齐了。”

　　于虹问：“怎么是五个，而不是六个？”

　　赶超替德宝回答：“我们第一次相聚时没有你。我们都是一期的，你是二期的。”

　　于虹怒道：“我是最早与邪恶势力斗争过的！你们谁有那觉悟？还有脸在我面前摆什么一期不一期的鸟资格吗？当这里是黄埔，是抗大呀？狗屎！一个个都是满脑袋糠皮的货！在这里，我就没听谁嘴里说过一句关心国家命运的话。人家吕川来信批评了你们几句，你们还骂人家来着。”

　　吴倩不爱听了，反驳道：“我家国庆骂他王八蛋了不假，可我记得你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国庆也说：“别忘了，为你那事，我和你那口子一块儿被关了七八天。”

　　秉昆听得心里更烦，找出《红齿轮》来一一分给他们，为的是阻断他们那种没意思的拌嘴。他们却没人看一眼，接过去都往屁股底下一坐。

　　春燕叹道：“我真希望有人能特有说服力地告诉我，怎么样的表态肯定是对的，怎么样的表态是不对的，不仅是被人当枪使了，而且是……”她扭头看一眼德宝，又说：“你说那个破词儿，我记不住。”

　　德宝以遵旨禀报的模样说：“为虎作伥。”

　　春燕皱眉道：“不是！我想不起来的是‘助’字打头的破词儿！”

　　德宝立刻又说：“错了错了，刚才走神了，那就是助纣为虐。”

　　春燕训道：“你走的什么神呢？咱们是为什么来的？是为了把政治搞清楚才来的！不许走神。”

　　国庆也讥讽道：“德宝长知识了嘛！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你老婆怎么是对的，怎么又是不对的呢？”

　　德宝没好气地说：“我有那么高级的政治头脑吗？我搞不清楚！”

　　赶超说：“也没那么复杂吧？好比街坊吵起来了，那也是常有的事。咱们不相干的人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吵，以为吵吵就拉倒了。可一吵就吵了十来年，以咱们老百姓的常理来看，那越嚷嚷越不说人话，还不让咱们老百姓消消停停过日子的，肯定不是好东西啊！”

　　一阵沉默后，吴倩小声说：“可咱们老百姓为什么就不可以不相干到底呢？”

　　又一阵沉默后，春燕也小声说：“是啊，我一向就这么想的。何况，也没谁非不许咱们消消停停地过日子，除非咱们自己不识好歹。”

　　于虹立刻顶了她一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你经常被当枪使，那对你究竟是好呢还是歹呢？如果你认为那反而是对你好，那你自己图那个好去，我才不沾你的光！春燕，我的师傅，别怪我大初四不给你留面子，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你以后再被当枪使，别把我于虹扯上。‘我代表徒弟于虹’，这话你也给我少说！你代表‘广大的革命妇女同志’那我管不着，不许你以后再代表我！”

　　春燕一声不吭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待于虹数落完，她的脸又由白转红，红得像要渗出血来。

　　德宝的脸也红一阵白一阵，忍气吞声地说：“于虹，打狗还得看主人吧？”

　　春燕腾地跃起，将屁股底下的《红齿轮》一卷，当作短棍劈头盖脸地打向德宝。

　　吴倩叫道：“春燕住手！”

　　秉昆把春燕拖向她的椅子，让她重新坐下。

　　吴倩说：“春燕，于虹的话虽然说得太重了，但还真的值得你好好想一想。你应该记得我小舅的，当初你那篇‘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他替你写的。我小舅从去年初就离开他们厂的大批判组，别人再怎么劝也不干，甘愿回车间当工人。我小舅说，再写那种文章，太没点儿正义感了。”

　　国庆郑重地说：“我做证，她小舅是那么说过。”

　　赶超叹道：“然也，然也。以前是和咱们不相干，现在却有点儿相干了。尽管咱们才真的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可那也得做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老百姓吧？”

　　德宝已在沉着脸吸烟了，这时也讥讽了赶超一句：“怎么做？请赐教。”

　　赶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于是，大家都将目光转向了秉昆。

　　秉昆说：“连吕川也没在那些信里告诉咱们该怎么做，是不是？”

　　大家都点头。

　　秉昆又说：“那我更不知道了。”

　　大家互相看看，一个个都哑巴了似的。

　　秉昆想了想，接着说：“看我们光字片哪条街还像条街？条条街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脏街！咱们全共乐区，几十条脏街都不止。咱们全市，几百条脏街都不止。咱们几家，住的都是什么破房子啊，可还有那么多比咱们住得还差的人家。咱们都参加工作六七年了，到现在也没涨过工资。工人们终于盼了一次涨工资的机会，往往还给你来个只涨百分之几，搞得各行各业拿工资的人明争暗斗，可不就会争出人命来嘛！最近我总在想，如果国家不由着一些人任性地折腾来折腾去，好好搞建设，把劲头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咱们的下一代才会过上比咱们强点儿、自己想消停大概就可以消停的日子。”

　　赶超拍着膝盖叫道：“然也！然也！”

　　于虹也用卷成筒的《红齿轮》重重地打了赶超的头一下，呵斥道：“然你个屁！我还这么想呢？谁不这么想？想有屁用！”

　　一阵沉默中，德宝幽幽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怎么做？请赐教。”

　　秉昆惭愧地说：“我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一时间都无话可说，又沉默一阵，就交流起小道消息来。这些一向不关心政治的青年，居然也知道了不少从北京传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内幕”，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连民间的神经都因北京的剧烈晃动而绷紧了。如同一艘满载乘客的巨轮遭遇了海上飓风，海啸随之将至，不管是豪华舱的人还是头等二等以及底舱的人，那种不安是相同的。只不过底舱的人因为不明了甲板以上的情况，不安仅仅是一种更纯粹的本能反应而已，心理上尤其愤懑。

　　他们说的那些小道消息，秉昆全都听邵敬文和白笑川讲过。他两个自从不拿秉昆当外人了，将门一关，什么都敢讲的，讲到冲动处，还骂娘。秉昆由此明白，民间所传的小道消息与北京方面追查的“政治谣言”，就是一些真实的事件，只不过某些人怕老百姓知道罢了。朋友们不知道的，秉昆也从邵敬文和白笑川那儿知道了不少。为了不给邵敬文和白笑川惹来麻烦，秉昆对老友们也守口如瓶。他不是不信任他们的人品，而是怕他们管不住嘴巴引出祸端来。

　　他们却误解了他，以为他自从和“臭老九”混一块儿了，变成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人了。谈了一会儿，大家各自怀着对秉昆不同程度的不满怏怏而去。

　　初五那天，秉昆也没和郑娟幽会成。郑娟弟弟光明发高烧了，秉昆带他去医院打针。怕他的重感冒传染了郑娟的孩子，秉昆把他从医院直接带回了自己家。初六上午，高烧退了以后才将他送回郑家。接着，秉昆就得去上班了。

　　初七，秉昆妈从兵团回来。与秉义两口子共度了一次春节，她格外想念女儿了。算起来，她已快八年没见到女儿了，想得魂不守舍。秉昆遵从母命给姐姐寄了一封航空信，三月初周蓉回了一封航空信，保证说他们一家三口很快会与母亲和弟弟团聚。信上说，学校多了一名来自上海的女知青老师，他们一家想回北方多住些日子。

　　三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志刚班里的诗人郭诚，背着秉昆的外甥女玥玥进了周家。他说周蓉和冯化成两口子有事回不来了，委托他将女儿先带到姥姥家。虽然没有周志刚和周蓉的信，秉昆母子却深信不疑。因为周志刚上次探家时说到过郭诚，给母子俩留下很深印象。何况玥玥长得极像周蓉，没什么可怀疑的。那年头组织上对人的疑心多，民间人对人却没多少疑心。郭诚喝了杯水就说必须走，因为他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呢。郭诚是河北人，还得再坐火车到石家庄转车。秉昆母子非常过意不去，却也不便挽留。探家之人有谁不是归心似箭呢？玥玥已快五岁了，似乎路上受了什么惊吓，一副想哭不敢哭的可怜模样。孩子从没见过姥姥和舅舅，郭诚一走，怕得大哭起来，在姥姥怀里扭动着大叫：“诚叔叔别丢下我！诚叔叔别丢下我，我不要自己在这里！”秉昆妈几乎都没法抱住她了，她的哭闹也让郭诚眼泪唰唰地往下流。

　　秉昆说：“别理她，哭一会儿就好了。”

　　他骑自行车送郭诚到了车站。

　　趁列车还没进站那工夫，郭诚告诉了秉昆实情。原来，他与周蓉一家三口结伴探家，途经某省一个小站时，列车出了故障，晚点几个小时。本来这也是常事。偏偏那日不知乘客中什么人发起，许多人就在那小站悼念起周总理来。当时已有“红头文件”一级级传达了，要求各地警惕“别有用心”的人继续悼念，煽动反革命行为。小站铁路警察们当然要制止，那也是奉命行事。乘客众多，又哪里制止得了呢？结果就发生了冲突，引来了大批手持棍棒的工人农民，结果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有人受伤，有人被抓走了。

　　郭诚悲痛地说：“我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在车上给你姐和你姐夫看了，他俩都认为写得好，我自己也认为写得好。不过就是一首悼念诗，真没什么反动的句子。你姐夫是冲动型的诗人，双方一冲突起来，你姐夫反而高声朗读那首诗了。这时有个人一棒子抡在你姐夫腰上了，你姐夫一倒地，你姐将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扑过去保护你姐夫。混乱中，你姐头上也挨了一棒子。我要不是怀里抱着孩子，也会扑上去保护你姐，可我抱着孩子啊！都是我那首破诗惹的祸，我为什么非得写那么一首破诗呢？咱们老百姓人家，为什么要出我和你姐你姐夫这种喜欢诗的人呢？”

　　曾经因为自己既是领导阶级一分子，又是工人中的稀缺元素，这位桀骜不驯的“大三线”资深工人泣不成声，说不下去。

　　秉昆却异常平静地问他的姐姐和姐夫后来的情况。

　　郭诚肯定地告诉他，他姐姐应在那个小县城的医院里，至于情况怎样就无从知晓。至于他姐夫，要么被关在什么地方，要么逃亡了。郭诚当时抱着惊恐得哭起来的玥玥，行李又都在列车上，只能选择在列车重新开动前退回车上。他把自己的诗写在几页纸上，给秉昆时说作个纪念。

　　那郭诚真是了不起，不但一路要哄好玥玥，还把周蓉两口子所带的东西全部带到了A市。

　　秉昆也很了不起，列车开走前居然能微笑着和父亲那年轻的工友拥抱、挥手。郭诚伸出手臂的那个窗口一远，微笑顿时从他脸上一扫而光。

　　秉昆能把满是大包小包的自行车顺利地骑回家，简直也是个奇迹。家中，玥玥睡了。姥姥把她妈妈从小到大的照片一一指给她看，这才取得了外孙女的信任，开始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然而，秉昆的个性终究还是脆弱的。他能在外人面前短时间地装出特爷们儿的样子，但在自己家里，在母亲面前，老疙瘩们那种担不起事的熊德性暴露无遗。

　　他一进家门就抱住母亲放声大哭。

　　母亲怕他哭醒外孙女，没让他进里屋，将里外屋门关严。

　　他原本并没有隐瞒的想法，那时他满心希望的只不过是得到母亲的安慰。

　　母亲一问，他把郭诚告诉他的事毫无保留地全说了。

　　母亲一句也没安慰他，她昏倒了。

　　首先赶到周家的是春燕妈，她是秉昆第一个求助的人。

　　春燕妈发动了几位街坊，还算及时地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三天后，春燕妈和街坊们又帮着把母亲接回了家。母亲成了植物人，春燕妈和街坊们从秉昆口中知道了缘由。

　　春燕妈是最后一个离开周家的，她走前对秉昆说：“孩子，拍电报让你哥回来吧。你家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你撑得住的啊！你哥回来之前，需要我的时候你只管来找我，但是千万别找春燕啊……我的意思你明白？”

　　秉昆说：“明白。”

　　朋友们中，春燕和德宝是第一对来到周家的。

　　春燕看着仰躺炕上不省人事的干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临走时说：“秉昆，我也许只能来这么一次了。我们这样一些人接到通知，如果谁与你姐你姐夫那种事有牵扯，处理起来将比一般人重得多。”

　　秉昆说：“德宝，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德宝说：“你骂我是不是？”

　　春燕说：“他来行。追究起来，我大不了跟他离婚。”

　　德宝怒道：“你想让咱们儿子没妈啊？再说这种屁话我废了你，信不？你自己也不想想，到目前为止，你除了经常被人当枪使，还他妈的哪点儿不一般了？”

　　春燕就又哭起来。

　　国庆两口子、赶超两口子还有常进步一起来的。进步的父亲因为不停地写申诉材料，又被关进了“学习班”。

　　趁他们在，秉昆去了郑娟家。

　　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家发生的不测之事，她吃惊又同情地问：“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秉昆就说，街坊们还是怕受牵连，他们能做的也都做了。他希望她能到自己家去照顾母亲和外甥女，白天她可以带着儿子和弟弟待在他家，晚上他负责送她们回家，留宿在他家也行。

　　郑娟有点儿犹豫。

　　秉昆问：“你也怕沾上政治的边儿？”

　　郑娟摇头。

　　秉昆说：“我是要付你钱的。”

　　郑娟说：“自从他俩出事了，你不是一直在用你的钱供我们生活吗？”

　　秉昆明白她说的他俩是谁，愣在炕前。

　　郑娟告诉他，她骗了他。其实，母亲死前那个晚上对她讲了自己看到他俩游街示众的情形。母亲建议她将孩子送人，那样她和弟弟靠卖冰棍或许勉强能活下去。母亲一再叮嘱，孩子只能送人，千万不能卖，若卖便是犯法。她犯法了，她弟弟就活不了了。她说正寻思怎么才能将孩子送人抚养时，他像救星似的出现在了她家。

　　郑娟说到“母亲”二字时，就像旧戏里的忠臣说到了“圣上”。她担心地问：“可你哪来的钱呢？你不会为了我们，也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吧？”

　　为了让她放心，他坦白了自己卖镯子的事，追问她究竟顾虑什么？

　　郑娟流泪了，她内疚地说：“为了我们，你都把自己逼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愿为你做的呢？我是怕如果同意了你的想法，风言风语会让你吃不消啊！”

　　他说：“我家的情况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风言风语呢？我不想告诉我哥家里出事，他回来一次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间题呢？如果你不帮我，我就无路可走了。”

　　他也流泪了。

　　郑娟叹道：“那我听你的。只要你不怕，我更不怕。”

　　秉昆回到家时，见家中多了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穿件兵团知青们常穿的那种旧黄棉袄。他说是兵团的，与秉义认识，回城探家，受秉义的委托到周家来看看。

　　秉昆要求他，暂时别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哥哥。

　　他说：“你的朋友们替你嘱咐过我了，我不会的。”

　　他又说他受秉义的嘱咐，有几句话要单独对秉昆讲。

　　秉昆陪他出了家门到了小院里，他这才改口说自己是兵团知青不假，但并不认识秉昆哥哥。他是从兵团上大学的，与吕川是同学。他由于在日记里写了些“反动”言论，被同学出卖，随后被校方开除了。他这次要戴罪重返兵团，行前吕川托他捎东西给秉昆。

　　“你先看这个。”他将一封信给了秉昆。

　　秉昆抽出信纸，借着自家窗内透出的光，看到信纸上仅写了“此人可信——吕川”六个大大的钢笔字，连日期也没写。

　　那确实是吕川的字。

　　秉昆问：“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哥在兵团？”

　　他说：“吕川告诉我的，他常对我讲到你。”

　　秉昆问：“他好吗？”

　　他说：“一些人很尊敬他，一些人在监视他，也有些人在保护他。”

　　秉昆就明智地不再问什么了。

　　他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卷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递给秉昆。

　　秉昆问是什么。

　　他说：“你看后就知道了，但是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以后要保存或要销毁，随你的便吧。”

　　他一说完，也没跟秉昆说“再见”就匆匆走了。

　　秉昆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

　　秉昆没将那卷纸带进屋去，暂时藏在了小院里的一个地方。

　　他再回到屋里后，国庆他们什么都没问。玥玥在吴倩怀里睡着了，周家不断有对她表示喜欢的女人出现，她对陌生的新环境感觉适应了，也开始相信新环境的主人一个是姥姥一个是舅舅了。

　　朋友们离去后，秉昆趴在母亲和外甥女之间，一页页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地热血沸腾。

　　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

　　第二天一清早，秉昆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带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牵着弟弟。

　　“周秉昆，你不可以这样。我们三个之间不管关系多好，首先是工作关系。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就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也没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秉昆一出现在办公室，邵敬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秉昆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敬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秉昆心里热乎乎的。

　　秉昆苦笑道：“我都料理好了。”

　　“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邵敬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秉昆不解的话。

　　秉昆见白笑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问自己的师父怎么没来上班？

　　邵敬文说，白笑川出差了。

　　秉昆问，到哪儿去了？何时回来？

　　邵敬文严肃地说：“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秉昆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敬文的桌面上。

　　那是郭诚的诗。

　　邵敬文看后，惊讶地问谁写的。

　　秉昆就讲了郭诚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邵敬文说：“咱们《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出一期特刊。”

　　秉昆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敬文桌面上了。

　　邵敬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笑川凑了一百元钱，由白笑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

　　他将秉昆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秉昆，你给我听好。我不能等白老师回来，怕那时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精力。这事会有严重后果，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儿什么。你给我记住，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明白？”

　　秉昆说：“不明白。”

　　邵敬文说：“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他边说边将秉昆推出门去。秉昆想再进入，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秉昆回到家，找出存折交给郑娟，对她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回不来。

　　她问：“真会有那么一天？”

　　他说：“我不确定，但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儿。”

　　她点头。

　　他就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写。他将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及住址都写在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没写吕川、邵敬文和白笑川的联系方式。依他想来，如果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了，吕川他们三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秉昆起身交给郑娟那页纸时又说：“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他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她有过温柔举动了，感觉她的身子在自己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她也真是他挚爱的妻子。这时，他才忽然理解了邵敬文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什么事。

　　他说：“今晚别走行吗？”

　　她偎在他怀里点点头。

　　那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里屋的亲人，他俩没将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盲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一词。

　　秉昆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也能看清对方的脸。

　　月光体恤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

　　他们享受的不仅是月光，还有对方。然而并无性事发生，都没那种心情，郑娟也说她不在安全期。

　　秉昆家发生的不幸，加上郑娟不在安全期这一无法逾越的现实，使两个对彼此身体朝思暮想的人，那时的爱只能体现为“精神至上”——尽管他们紧贴着的身体，都是一丝未挂彻底而纯粹的身体。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敬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昆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

　　第二天，邵敬文还是没上班。

　　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

　　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秉昆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

　　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盲目地在市里到处骑行，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门口放上几册。

　　此后数日，秉昆倒也太平无事。

　　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

　　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铅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他，其中一人还是他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

　　不认识他的那个问：“你是周秉昆？”

　　他说：“是的。”

　　对方说：“跟我们走吧。”

　　他平静地伸出了双手。

　　认识他的那个说：“不给你戴。”

　　他说：“谢谢。”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内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哥们儿，谢谢你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那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秉昆的大学……”

第一章

　　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文革”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国小说《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己，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穴”更恰当，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后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节，泥泞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甚多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

　　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一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

　　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子挂在墙上。

　　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有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和稀泥了！”

　　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样了。”

　　龚维则每次见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礼。他已经当上了共乐派出所的所长。共乐区有多个派出所，共乐派出所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称是共乐街派出所，有别于区的较大概念。共乐区委是正处级行政机关，派出所是正科级。

　　这一年，中国机关单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市委全称又改成“市委员会”，“革委”也都改成“党委”。相应的，龚维则的职务是所长，他当上所长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文革”结束了，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些人光荣加身，或者不同寻常的资本加身了。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成了一种广受同情的资本，若还有不屈服的表现，就更拥有了广受尊敬的资本。

　　龚维则是两种资本都拥有的人。他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是一个铁的事实，“文革”前后从没停止过上诉，这被认为是不屈服。有一个时期，周秉昆、白笑川和邵敬文与他在同一个地方接受劳改，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他和一些早期劳改犯对“四五事件”的真相毫无所知，听周秉昆他们三个讲了之后，良久才说出一句话：“太不马克思主义了。”他便不再上诉，那时离粉碎“四人帮”的日子已经不远。

　　龚维则的“政治问题”获得平反并当上所长后，侄子龚宾的精神病迅速好转，出院回到酱油厂上班了，还在味精车间。因为有时难免说几句病话，所以厂里宁肯他在家休养，一个月上不了半个月的班。人们看待一些事的思维方式与早前大不相同，厂里多数人认为他也是间接受“四人帮”迫害的一个人。

　　因为与秉昆是莫逆之交，龚维则对周志刚的敬意便多了一层感情色彩。

　　周志刚对他每次见到自己立正敬礼并不特别受用，甚至不知所措。他多次红着脸说：“龚所长，你这是干什么嘛，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龚维则却笑道：“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挺好。你们周家出了两个反‘四人帮’的英雄，不论冲你还是冲秉昆和他姐，我敬个礼是应该的。”

　　周志刚多次表达了别扭之后，龚维则还是尊重了他的要求，不再立正敬礼，改成敬烟了。

　　敬烟周志刚是很乐于接受的。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不论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街坊家临街墙面的义务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墙需几道工序，先得备下黄泥，还得有足够的麦秸或谷秸往泥里掺。和好一堆抹墙的泥很需要力气，他和不动了。黄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黄泥的地方越来越少，那种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现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打垒的黄泥小屋。那些小屋住进了人家，如果谁还去周边挖取黄泥，常常引发严重冲突。那些人家会形成一种占山为王的领地意识，攻守同盟，态度凶悍，让企图分享公共资源者望黄泥而却步。

　　周志刚是洁身自爱的人，当然避免自取其辱。缺少了黄泥，不论他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他们那条脏街所进行的面子工程，都只好停顿下来。毕竟他只是一个老迈的改良者，也只有点儿人生余力做改良者。倘要彻底改革自己家及那条脏街的面貌，需动用推土机和铲车，需有充足的建材，还需有一支建筑队。单枪匹马的他只有一把抹板，街坊们心劲儿又不齐；对他们而言，维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条脏街已经那样了，可以怎样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他们认为那纯属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则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么脏乱差的地方的人家还有面子值得在乎吗？还讲得起面子吗？讲面子起码也得有黄泥呀，连黄泥都稀缺了，就只得让面子见鬼去了。墙皮掉得太不成样子了，才趁夜到这里那里去偷黄泥。谁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后挑着水桶走往与水站相反的方向，准是到什么地方偷黄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坊们对此心照不宣。偷黄泥往往引发人身伤害事件，但由于是刚性需求，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周志刚断不会做那种勾当。他连自家墙上掉下的墙皮也宝贵地留存起来，积少成多，以备用时。他不敢放在门外，怕被偷，专门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节假日，儿女们回来看望他和老伴时，他嘴里常常会忽然蹦出一句话：“你们谁知道哪儿有黄泥吗？”

　　儿女们便都装聋作哑。

　　他是在儿女面前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不会问第二次的，总用自言自语缓解自己的担忧：“这个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个家了。”

　　他们老两口和外孙女冯玥玥住在那个家里。

　　秉昆妈奇迹般结束了植物人状态。这是郑娟创造的奇迹，或许还有什么神明暗中保佑吧，究竟有没有谁知道呢？

　　郑娟自从承诺替秉昆照料他母亲和他外甥女，可谓无微不至。她还要尽姐姐和母亲的责任，那两年里的含辛茹苦不难想象。然而她无怨无悔，简直是怀着一种感恩般的心理终日操劳，把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的坚忍耐劳发挥到了极致。秉昆被捕后，她便住到了周家，俨然主妇，全不顾别人会怎样议论她。她也不能整日不出屋啊！每天必得挑水倒泔水倒垃圾，经常要扫扫小院以及院外的街道，冬天得清雪，也要上厕所，于是不仅那条街上的人，前后街上的许多人都认识她了。

　　秉昆的所作所为在光字片经久流传，郑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个时期内常谈常新的新闻人物。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却从没见过她丈夫的影子，那么想必是个小寡妇啰？她是周家的亲戚吗？以前从没见她到周家来过呀，估计不是的。那么她肯定只与周家的小儿子周秉昆有关系啰？他怎么认识她的呢？他俩是何种关系呢？以后她和周家关系又将怎样呢？这些都是人们不可能不产生的疑问。而这些疑问，让光字片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见到她时，目光也就各种各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便是都有从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谈资的企图。那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感到如芒在背，对于郑娟也不例外。

　　每次遇到那种目光，她都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说是竭力表现得那样。她不是演员，不擅表演，却胜似演员，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有时人们的目光还让她感到似针刺脸，比如往家担水时，几条街的人家都在一处供水站接水，那儿总是排着担水的人们，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担水是大人的事，起码是小伙子们的事。他们排队时很亲热地聊天，却从没谁与她说一句话。他们竭力不看她，仿佛她是隐身人。那也是种表演，对于他们同样绝非易事。他们并不歧视她，只不过都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特别是男人们，似乎谁也不想而且不敢成为与她这个来历不明的俊俏小寡妇说话的第一人，如同那会让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可是在水站排队接水时，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里始终不看她一眼，更是难为自己的事。他们偶尔看她，脸上毫无表情，如同无意间朝她所站的方向看了一眼，而她确乎是隐身的，他们的目光似乎仅仅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而已。实际上当然并非那样——他们的目光往往蜻蜓点水般在她脸上停留一两秒钟，之后面无任何表情地迅速把目光移开。那时她的感觉便似针刺脸，他们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寻思好看女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她只有面无表情地当作一个隐身人。

　　每次出门担水，她都要鼓足勇气。

　　春燕妈做得不错，很对得起她与秉昆妈之间的老姊妹关系。她经常到周家去看看，帮着郑娟做这做那。她也总想从郑娟口中套出她的来历，不是基于坏的想法，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了解真相，并由自己消除街坊们的种种猜疑。她从不问秉昆的事，严守小人物不问大事情的本分。郑娟虽然感激她的帮助，却很明智地保守着自己与秉昆之间那种“不正当”关系的秘密。

　　对于秉昆的朋友们，她却公开了那种秘密。既然秉昆说他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那么她认为还是坦诚相告为好。

　　首先了解真相的是春燕和德宝。那小两口也经常在天黑后来周家看看，问郑娟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一天晚上，大小三个孩子都睡了以后，郑娟坐在外屋炕沿独自落泪。恰在那时，春燕和德宝来了。因为对春燕妈心存感激，郑娟对他俩尤其觉得亲。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卸下了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注视的伪装，她当时的心理脆弱得一塌糊涂，没跟春燕说上几句话就掩面哭开了。春燕一劝，长久憋在她内心里难以对任何人道出半句的秘密，便如水库的水满得浮悠浮悠地终于决堤，一泻而不可止。

　　春燕和德宝两人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继而双双陪着落泪，后来春燕搂着郑娟也哭成了泪人。

　　郑娟反而劝春燕：“姐，别哭别哭，我只不过是一时看不清以后会怎么样，愁得实在没法了，向你们吐吐心中苦水。秉昆说你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心中的苦水不向你们吐一下，又能向谁吐呢？你们都只管放心，我能再撑住一阵的。”

　　德宝听她此言，随即就跪下了。他说：“你事实上是我们哥儿几个的嫂子。秉昆将来要不娶你，我们哥儿几个都不答应。嫂子在上，就凭你为他们周家的这种付出，请受曹德宝三拜！”

　　德宝说罢，嘭嘭嘭连磕了三个响头。慌得郑娟手忙脚乱，一边往起扶他一边说：“你想要我的命啊？你想要我的命啊！”

　　春燕却从旁说：“我家德宝是真心实意的。”

　　要说春燕也够令人钦佩的，对她妈居然只字未讲。她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不住什么秘密的人，无论对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对郑娟与秉昆之间的真相保密得实在不易。

　　然而，春燕的徒弟于虹很快就从师傅口中得知了那些秘密。于是，赶超也知道了。

　　秉昆被捕后，A市中心区的地段里，总之是经过人多的地方，连续多日出现花圈。花圈都不大，最大的半径才一尺多，最小的才中号盘子那么大，出现在一处交警岗亭的外窗沿上。自然，每一出现便会有不少人伫立默哀。

　　不久破案了，制造那多起“反动”事件的竟是赶超，连于虹也万万料想不到。只不过摆放了些不大的花圈，没有配文字，没有相关言论，没造成多大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并没把他怎么样——关了十几天，进了一期教育学习班，也就把他放了。

　　赶超一回到木材加工厂，便发觉自己在青年工人们中成了“英雄”。领导也没把他怎么样，以前抬木头，还让他抬木头，只不过善意地嘱咐他往后安分点儿，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国庆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说想要证明一下。

　　国庆又问他想要证明什么。

　　他反问：“别人不了解秉昆，咱们还不了解他吗？他明明是好人一个，对不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正义，对不对？”

　　国庆想了想，点头说对。

　　赶超说：“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孙赶超，一个小老百姓，在自己的哥们儿出于正义而做了什么事，自己也遭到过不正义的对待后，我究竟敢不敢表现一下自己的不满。”

　　国庆拍着他的肩表扬说：“真是秉昆的好哥们儿！”

　　赶超得意地说彼此彼此。

　　不料国庆扇了他一耳光，怒道：“现在还彼此个屁！哎，你小子决定那么做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咱俩一起证明？你还当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吗？还当我也是秉昆的好哥们儿吗？”

　　国庆真的很生气。

　　赶超却没为挨了一耳光而光火，笑道：“你也犯不着真生气哩！没必要一块儿做吧？如果连你也赔上了，谁替秉昆关照他家那一老一小，谁又替我关照于虹呢？”

　　他这么一说，国庆消气了。

　　此后，他俩更是哥们儿了。

　　赶超听于虹讲了郑娟与秉昆的关系真相，不敢拖延，第二天就在班上告诉了国庆，唯恐国庆知道得晚了又埋怨他不够哥们儿。

　　国庆听后，愣了良久才问：“你刚才说，郑娟起初是涂志强的女人？”

　　赶超说：“是她自己对春燕承认的。”

　　国庆又愣了良久，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叫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赶超就请教他，“那咱们该如何对待郑娟呢？”

　　“这我是知道的。”国庆的手指朝赶超心窝一点，“除了从内心里尊敬她，咱们也没有别的态度可以选择了啊！”

　　几天后，赶超两口子和国庆两口子也在晚上来到了周家。四人已来过几次了，他们曾对郑娟经人介绍才受雇照看秉昆家人的说法深信不疑。此次一见郑娟，四人齐声喊起“嫂子”来。郑娟立刻明白，肯定是春燕两口子把秘密泄露给他们了。她极度不安，红着脸说：“求你们千万别这么叫我，让别人听到了可了不得。”

　　吴倩问：“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郑娟说：“我和秉昆将来的结果还不知咋样呢，我不愿成了他的拖累。”

　　国庆说：“我看他是当成了幸福。你俩的事，在我们这儿全票通过了。”

　　赶超也说：“你俩的关系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你放心吧，上天不会把两个好人的缘分往坏里搞。”

　　听了他们四人的话，郑娟心理上大获安慰。

　　于虹自从成了春燕的徒弟，牢记着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她暗生志气，一定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虚心向春燕学修脚，还自学了足底按摩和全身保健按摩。

　　正是从那天晚上起，于虹当起了郑娟的按摩师傅。此后，于虹到周家的次数最多，把秉昆妈当作授业活体教具，手把手地教郑娟一套套从头到脚的按摩技法。郑娟进步极快，于虹自己的水平也大获提高。

　　郑娟是聪明伶俐的人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领悟力却超强。她爱学，她弟光明也爱学，渐渐地把光明也带出来了。最享受的当然是秉昆妈，每天被从头到脚按摩两三遍。姐姐手累了，弟弟接替。玥玥也开始从心理上接受“郑娟阿姨”了，家中就那么一个大人做饭给她吃，为她洗头洗脚，晚上睡不着了还讲故事给她听。除了偶尔想爸妈，她基本上是快乐的。并且，她还能替郑娟阿姨哄小弟楠楠在炕上玩一会儿。

　　一个小寡妇，一个成了植物人的老妪，一个和姐姐一样寄人篱下的瞎眼弟弟，一个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还有一个不知父母身在何处的小女孩——她虽然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却整天熟睡不醒地躺在炕上，知道有舅舅却见不到舅舅——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临时组成了大家庭。

　　郑娟也不像起初那么辛劳了。

　　光字片的人们再见到她时，发现她脸上竟焕发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光彩。她神情自若，对投注在她身上的目光做出不卑不亢的反应。别人对她微笑，或她仅仅以为别人对她微笑了，她也会报以矜持的微微一笑。若别人的目光仍是猜疑的，那么她的表情便也包含着请勿犯我、我不可犯的告诫意味。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A市的天气已经很凉——确切地说已经开始冷了，树上挂着零星的摇摇欲坠的枯叶，再刮一场大风，人们将只能在地上看到落叶了。

　　一天早上，郑娟出门倒垃圾时，见一个穿件公安大衣却没戴警帽、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小院外，她大吃一惊。

　　那人冲她痴笑。

　　她问：“您找谁？”

　　那人说：“我回来了。”

　　她定睛细看，认出是秉昆。

　　二人进屋后，孩子们还都没醒。

　　郑娟奇怪地问：“你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大衣穿？”

　　秉昆说：“一个公安的朋友借给我的。”

　　郑娟说：“吓得我这颗心咚咚乱跳，还以为是来找麻烦的呢，你没事了？”

　　秉昆说：“应该没事了吧。”他脱了大衣往炕上一甩，随即把郑娟拉入怀中，紧紧抱住，深吻不止。

　　秉昆搂着郑娟的肩，进到里屋炕沿前看着他妈，他妈脸色红红润润。

　　他奇怪地问：“我妈脸色怎么会这么好？”

　　郑娟小声说：“也许是按摩起作用了吧。”

　　她把于虹教自己按摩、自己也教会了弟弟按摩的事讲了一遍，秉昆很高兴，又把她搂在怀里亲吻了一阵，吻得郑娟飘飘欲仙，脸颊桃红，双眸晶亮，整个人如同干枯的海草一下子又浸入水中。

　　她找出存折交给他。他翻开一看，居然分文未少。

　　郑娟说，其实她妈也留下了一个存折，上边有两百来元钱。她妈究竟怎么还能攒下一笔钱来，连她也想不明白。

　　秉昆拼着指头说：“都半年了，你就靠那两百来元养活这一大家子？”

　　郑娟自豪地说：“养活得挺好啊。你爸不是每月也往家寄钱嘛，我倒没怎么为钱犯过愁，只不过怕你被严判，又不知发配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十年二十年地见不着你了，那我可怎么办呢？”

　　她说得难过起来，流泪了。

　　“别哭别哭，那种事肯定不会发生了。”秉昆捧住她的脸，把她脸上的泪水吮了个干净。

　　郑娟又找出个手绢包，里边包的是秉昆爸爸周志刚寄给家里的钱，她没花完。她嘱咐秉昆要特别谢谢春燕妈，每次取汇款都是用春燕家的户口代取的，还得派出所开证明，否则取不出来就退回去了。一退回去，秉昆爸心里还不急呀！秉昆爸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秉昆妈成了植物人，郑娟每次收到汇款都必模仿秉昆的字回一封信报平安，每月也给秉昆哥哥秉义写一封同样的信。所以，不论秉昆他爸还是他哥，都只知道秉昆他姐和姐夫出事了，对秉昆妈的不幸情况却一无所知。

　　“我模仿你的字模仿得可像呢！我也没想到，能为你把那么多事做得有条有理。现在，我觉得不欠你多少恩了。”

　　秉昆说：“现在是我欠你的大恩大德，郑娟，我以后可怎么才能报答你啊！”

　　那日白天，周家笑声不断，洋溢着半年以来不曾有过的欢乐。周秉昆一会儿表演快板，一会儿表演快书，一会儿说数来宝绕口令，外甥女和郑娟的儿子对他很着迷，而郑娟和她弟光明则几乎对他无限崇拜了。看来，公安部门关押了半年非但没对他的心理构成什么负面影响，反而让他的性格变得乐观开朗了。像每一个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他深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必定获得广泛承认，这让他和他们感到光荣。那是一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才会真正觉得自己配享受的光荣，绝大多数人只不过分享了“人民胜利了”的喜悦。周秉昆甚至庆幸自己曾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参与了并且最终站在了正义胜利的一方。

　　郑娟分享他的开心和快乐，却无法深入理解他的光荣感。她从收音机里知道北京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但那“人民胜利了”与她以及每天都需要关爱的周家炕上的老老小小有什么关系，或能带来什么福祉都是她不明白的，她也没有想搞清楚的愿望。对于她，那胜利千好万好都莫如她的秉昆终于回家了好，有这一好她便拥护那胜利，自己的坚持与苦苦等待也值得。

　　白天，她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之中。晚上，当周家安静了，大小三个孩子熟睡了。洗碗时，秉昆背后搂住了她的腰，幸福地把脸贴在她背上。

　　她叹道：“如果你妈不那样，多好啊。”

　　他没接话。

　　他想，如果他妈没那样，这会儿她不可能在他家洗碗，他不可能如此幸福亲昵地搂着她。他羞耻于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又小声说：“告诉你，我在安全期里呢。”

　　这是他正要问而羞于启齿的事，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吻着她的耳垂说：“不管你在不在安全期，今晚我都要定了你，因为现在全中国都在安全期里了。”

　　她听不大明白他的话，却不由得扭回头与他耳鬓厮磨。接下来自然是她也洗不成碗了，反身用水淋淋的手搂住他的脖子，与他好一阵亲吻。再接下来，他把她横抱向炕边了。

　　他们的身体在被子底下贪婪地互相受用，他们的口唇如同两条鱼“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他说：“我一定娶你。”

　　在周家外屋被炊烟熏得温热适度的小火炕上，在“人民胜利了”以后，在许多人认为国家脱离了危险期、开始了安全期的夜晚，相互爱得又苦又累且十分纠结的一对年轻男女，用他们的身体合演着“欢乐颂”——身体舞蹈，心灵奏乐，理性休眠，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个音符都欢乐得酣畅无比……

　　那是他俩一直以来最好的一次。

　　周家的二小子秉昆回来了——春燕妈把这一新闻传遍了光字片。

　　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周家来看望周秉昆。虽然官方并没有宣传他是英雄人物，但来看望他的人（全都年长于他）不分男女，似乎全都在看望曾为正义而斗争过的可敬人物。胜负己见分晓，一些家庭妇女都高兴站在胜利了的正义一边，她们口中说“四人帮”三字时，如同早年诉苦大会上说“万恶的旧社会”。

　　不分男女，每一个来看望秉昆的人，全都当着他的面称赞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说她把诸事打理得多么多么得体。

　　他们千言万语汇成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周家特别是周秉昆，今后一定要对得起人家郑娟，否则他们都不答应。

　　第二句是：秉昆有眼光，为周家在困难时刻选对了一个值得托付的帮手。

　　他们的话，秉昆和郑娟听了心里都特欢喜。当然，他俩也都尽量在外人面前伪装出少东家和女仆的那么一种关系。当然，街坊们全都不傻，对他俩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一个个心知肚明。

　　随着“人民胜利了”，光字片的百姓也变了。他们似乎对郑娟的来历已不再有太大的兴趣，对周秉昆与郑娟关系的真相也不再议论不休。他们的兴趣发生了逆转。如果秉昆与郑娟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居然能有好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反倒乐观其成了。否则，他们认为对人家郑娟太不公平了，秉昆作为一个男人也太不正常。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因为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有目共睹，她已经靠实际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人民胜利了”的分享者，内心里多少有点失落，要以民间正义主持者的姿态稀释自己作为国家正义旁观者的惭愧。

　　然而，局面毕竟对秉昆与郑娟大为有利了。

　　德宝和春燕、国庆和赶超也一起来过了。吴倩和于虹脚跟脚成为母亲，国庆得了个女儿，赶超得了个儿子，都有点儿被儿女拴住了。

　　朋友相见的欢乐情形非同寻常。郑娟为他们弄了几样凉菜热菜，五个人干掉了一箱啤酒。郑娟滴酒不沾，听着秉昆的朋友们口口声声叫她“嫂子”，羞红着脸侍候左右。

　　他们是要大谈政治的，都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味了。特别是赶超，分明已在进入资深政治人士的角色了。

　　郑娟插不上话，也没兴趣听。他们高谈阔论时，她做这做那。郑娟就是好，一向把周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相对于她自己的家，周家才称得上是个家，她爱当成自己的家来收拾。

　　德宝走前，把秉昆扯到外屋，给了他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小声说：“不必节省，用光了吱一声，以后包我身上了。”

　　秉昆问是什么东西。

　　德宝说：“我们走了自己看。”

　　朋友们走后，秉昆把郑娟叫到外屋，怀着极大的好奇打开了纸包，原来是整整一盒避孕套。

　　秉昆如获至宝，激动地说：“这是雪中送炭啊！”

　　郑娟也羞红了脸说：“德宝太贴心了。”

　　德宝留下了“不必节省”的话，但郑娟是个惜物之人，每次都由她亲手洗了晾起来，留待下次再用。为防止那东西黏住撑不开，她不知从哪儿搞到块滑石，每次都刮下一些滑石粉里外两面抹个遍。秉昆那外甥女玥玥像只半大猫似的对家中角角落落怀有莫名的好奇，只要秉昆和郑娟不在家，便四处搜寻探秘，结果那盒东西就被她发现了，以为是一盒白气球，磨着光明哥哥吹给她和小弟弟玩。瞎眼的光明也以为是气球，接连吹圆了五六个用线扎上了。待秉昆与郑娟从煤球厂买了一手推车煤球回到家里，只见炕上地上都有“白气球”，而两个孩子炕上一个地上一个你抛我接玩得正高兴。郑娟心疼得都快哭了，引咎辞去保管之职，从此改由秉昆保管。

　　贫穷在许许多多中国人身上造成的痕迹，非“惜物”二字所能概括。它像基因代代遗传，即使某物只不过是针头线脑或小半张彩纸，他们往往也会保存多年。

　　《红齿轮》没有了，周秉昆只能再回酱油厂上班。他出现在厂里那一天，曹德宝让团支部宣传委员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欢迎秉昆归来。”厂头头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未予干涉。厂里大多数人欢迎秉昆归来，厂头头们背地里也对他说：“小周，你可太令我们意外了。”

　　“放心，其他方面人怎么看待你我们不管，反正本厂绝不找你任何麻烦。”

　　“先回出渣房干着，对你的工作安排我们得开会研究研究。”

　　于是，秉昆又成了酱油厂出渣房的出渣工。

　　一九七七年春，一纸调令又将秉昆调走了。

　　老马同志因工作需要被免去了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切职务，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上任伊始，他所做诸项指示中的一项是：“为了繁荣本省群众文艺，有一份刊物为好，应将《红齿轮》杂志复刊，可按原名《大众说唱》发行，并建议继续由《红齿轮》时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三名同志办刊。”

　　市委宣传部复函请示：“省委宣传部马部长提及从事办刊工作的三名同志，均参与过‘天安门事件’，可否再予考虑？”

　　老马同志在复函上批道：“请予立即执行，不必再行讨论，我本人负一切政治责任。”

　　于是，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人又成了《大众说唱》编者，邵敬文仍是编辑组组长，编辑部还在甲三号。

　　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召集他们开会宣布决定，进行例行谈话，还破例给他们看了省委宣传部文件复印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办得好坏成败，也关系到马部长的政治形象啊！”

　　邵敬文等三人默默相望，都觉得压力很大。白笑川首先打破沉默，壮士断腕般地说：“如果办不好《大众说唱》，那咱们三个人不成废物了吗？”

　　秉昆和邵敬文听了他的话，一起笑了。

　　《大众说唱》的复刊号由于时间仓促，发行情况并不理想，首印三万册还剩了几千册，秉昆他们三人不得不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

　　曹德宝和国庆、赶超三个被秉昆请来做托儿，常在闹市街头指着他们中的某一个大呼小叫：“我认识这人，以前编《红齿轮》的，悼念周总理那些日子他被抓起来过！”

　　在当年，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抓过的人，完全可以成为小名人。

　　由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名人效应，也由于三名编者慢慢都能沉下心来，毫不浮躁，更因省市电台和报纸配合宣传，《大众说唱》第二期的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十几万册。

　　此后的一天，秉昆对郑娟说：“我们刊物正办在要劲儿的时期，好郑娟，你得再帮我。”

　　郑娟说：“我也不懂你们那行呀，怎么帮你呢？要我替你们卖杂志吗？”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那倒不必。我的意思是，以后你不能再睡在外屋了……”

　　郑娟愣了愣，低下头说：“明白了，那你希望我哪天走呢？”

　　秉昆一下子搂住她，亲热地说：“你的话让我心疼死了，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你走了我还能当成编辑吗？明摆着连班也上不成了呀！我是想让你以后也挤在里屋炕上睡，这外屋，我得一个人经常加夜班……”

　　郑娟这才抬起头，脉脉含情地说：“行。”

　　秉昆则把她的眼皮儿抚下来，责怪道：“今后一段日子里，你也不许像刚才那样看我。”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里，二人之间并无性事，彼此连亲热的表情话语和举动也都极力克制着。

　　《大众说唱》第三期大获成功，首印三十万册供不应求，加印两次，最后印数突破了五十万册。《大众说唱》的主管单位向市委宣传部报喜，市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报喜，马部长又批示：“高兴。作为全国第一份曲艺刊物，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足见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曲艺。要抓住机遇，争取两年内发行量突破百万册。同时也应注意，随着文艺繁荣，刊物会越来越多，其他文艺种类也必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选择面将更广，欣赏要求将更高，曲艺绝不可能长期一枝独秀，因此既要再接再厉办好此刊，又要面向未来，未雨绸缪，早作谋划。”

　　市委宣传部对马部长的指示高度重视，立刻派人向他们三人当面传达。楼道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说马部长到甲三号来了，正依次探望各屋的同志们，嘱他们三人别离开。

　　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那我也不走了，听听有什么重要指示，回去好传达。”

　　片刻过后，马部长等人来到《大众说唱》杂志社编辑部。

　　市委宣传部领导先做了自我介绍，接着介绍秉昆他们三个。马部长与他们一一握手，与秉昆握手时笑道：“老太太让我代她向你问好，她说挺想你们，不太忙的时候会一起见见你们。”

　　大家落座后，马部长就开始讲话：“我主要是来看望大家，临时动议。想跟大家说的话很多，批示又不能太长，想当面跟大家说说。行前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暂缓，因为中央对你们参与的那事还没有正式结论！但我确信，那是时间早晚问题，绝不会拖得太久。你们三个尚未彻底平反，刊物却办得一期比一期好，我个人向你们致敬，当然不代表省委宣传部，这一点要事先声明。希望你们放下思想包袱，把刊物办得更好。借此机会，我想谈谈自己对三种关系的思考：第一是娱乐与欣赏的关系，第二是文字作品与表演作品的关系，第三是长与短的关系。你们是专家，我是外行。今天不是外行指导内行，而是外行向内行提建议，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回去不必传达……”

　　马部长认为，曲艺的基本艺术属性是娱乐。长期以来，曲艺首先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让他们喜闻乐见。创作表演者出于本能，往往在逗乐上挖空心思，使尽浑身解数。另一方面，曲艺也要有艺术魅力，魅力发挥得充分，也就满足了欣赏。大家要处理好娱乐与欣赏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味迎合，那就容易流于无聊，滑向媚俗。目前刊物尚无这种现象，但也要防微杜渐。

　　他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特别是青年曲艺工作者们的原创作品，总体上是好的，但感觉太文学化，实际表演效果未必很好。主要问题在于语言，老一代曲艺家们重视向民间学习生动鲜活的比喻、隐喻、谚语、歇后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是曲艺的宝库，曲艺语言不应是阳春白雪，不应是唐诗宋词，而应是元曲话本小说。后者在曲艺语言的雅俗结合方面成就很高，值得借鉴。他以赵朴初批判“四人帮”的两句诗——“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为例，对此极为欣赏。他建议刊物组织一次曲艺创作座谈会，专门研讨语言问题。他还让刊物选载一些老曲艺家们的经典原创作品片段，让青年曲艺工作者学习借鉴。

　　他认为刊物发表曲艺作品，应注意长短比例搭配。刊物应该以短为主，每期可多发一些，容易被广大群众中的曲艺爱好者表演，让好作品普及。当然，也不能一味排斥长作品，既长又好的作品可以选载，也可向电台推荐，电台连播比刊物连载效果更好。电台每天都可以在固定时间播一段，刊物每月才出一期，要扬长避短，甘当伯乐和雷锋……

　　马部长他们走后，白笑川佩服地说：“这老家伙，居然给咱们定出了百万册的发行目标，想把咱们累吐血呀？不过倒也句句讲到了点子上，他这样的宣传部长我服了。我最讨厌那样一些官，明明是外行，还把外行话说得像绝对真理似的。过后你一寻思，他除了警告你不许这样那样，有参考价值的具体建议半句没有。我先表态，马部长的建议我全都拥护！”

　　秉昆接着说：“我也全都拥护。”

　　邵敬文吸着烟，沉思着，不说话。

　　白笑川走过去推了他一下，板着脸问：“你一声不吭什么意思？想和我们师徒俩唱反调？”

　　邵敬文这才说：“我和你俩不同，我是党员，我因为那事被开除党籍，不瞒你俩，我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办刊。他希望咱们都放下思想包袱，可我的思想包袱能那么容易放下吗？”

　　秉昆和白笑川都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一时也沉默了。

　　邵敬文苦笑道：“不说那些了，说那些太破坏你俩的好情绪。我当然也佩服他，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一边想——他一个搞军工教学的人，怎么也会对曲艺有那么多真知灼见呢？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嘛！”

　　白笑川道：“人家没有那金刚钻，也不会揽下省委宣传部部长这瓷器活，证明你们党内人才济济呗！不过话又说回来，官混子也不少……”

　　邵敬文立刻指着他大喝一声：“打住！”

　　白笑川便立刻收声，做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邵敬文指指秉昆，又指指门。

　　秉昆会意，蹑足走到门前，猛地把门拉开——门外无人偷听。

　　白笑川不以为然地说：“你太神经过敏了吧？我刚才的话，当着任何人的面都敢讲。”

　　邵敬文说：“那我就再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在办公室，像你刚才前两句那样的话，你俩想说多少说多少。像后一句那样的话，一句不许说。”

　　秉昆忍不住反驳道：“组长，那咱们刊物还能办下去吗？岂不只许歌功颂德，不许讽刺批判了吗？”

　　邵敬文说：“两码事。好比唱戏的，台上唱什么是一回事，台下唱什么是另一回事。”

　　那日是周末，邵敬文心情大好，批准秉昆师徒提前两个小时下班了。

　　秉昆没直接回家，骑自行车绕道前往一家老字号，想买二斤熟饺子带回去。那样，郑娟就不必做晚饭了。他俩多日没怎么亲热了，他也心情大好，希望早点吃罢晚饭，给晚上留出更多的时间来。

　　在秉昆排队时，周家小院里，三只板凳上坐着光明和两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正听光明“哥哥”讲童话故事，他讲的童话全是自己编的。

　　在周家里屋，郑娟正为秉昆妈按摩。那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只要得空儿必做的事，她的手指也因此起茧变形。她按摩遍了秉昆妈的身体，又开始按摩头部。秉昆妈头朝炕外仰躺着，她坐在炕前的椅子上。

　　忽然，秉昆妈微微张开嘴，长出了一口气。那是不曾有过的现象，郑娟吃了一大惊。

　　她犹豫片刻，定下心后，继续用双手的指尖捏秉昆妈的左右耳轮。

　　忽然，秉昆妈睁开了眼睛，奇怪地瞪着郑娟的脸。

　　郑娟骇然，放开双手。

　　秉昆妈问：“你是谁？”

　　郑娟说：“我是秉昆雇来服侍你的。”

　　秉昆妈又问：“我怎么了？”

　　郑娟说：“你病了，整天昏迷不醒的。”

　　“好久了？”

　　“一年又三四个月了。”

　　“秉昆每月给你多少钱？”

　　郑娟只得说谎：“十几元吧。”

　　秉昆妈追问：“究竟十几元呀？”

　　郑娟也不清楚她的服务值每月多少钱，何况秉昆没给过她钱，想了想，保守地回答：“十二元。”

　　“管吃管住？”

　　“是的。”

　　不料，秉昆妈一翻身坐起来！

　　郑娟也一下子站起来，倒退一步，心中撞鹿，扑通扑通乱跳。

　　秉昆妈把腿一盘，大声说：“太多了，你要的太多了。不管吃住还可以，又管吃又管住，那你要的就太多了。”

　　郑娟低下头嗫嚅道：“不是……不是我非要那么多，你儿子给的。”

　　秉昆妈话题一转，心安理得地说：“既然是我小儿子雇的你，我渴了，那给我倒杯水来。”

　　郑娟立即转身照做，兑得不凉不热，加了糖，还拿了柄小勺，走回到炕沿前，正预备用小勺喂秉昆妈喝水，秉昆妈生气地说：“我不用你喂，我又不是小娃娃！”

　　她接过杯，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了。

　　郑娟看得呆若木鸡。

　　秉昆妈把杯往炕沿一放，仍不高兴，皱眉问：“你放糖了？”

　　郑娟都不敢说话了，点头而已。

　　秉昆妈瞪着她教训道：“我又没叫你放糖，你放糖干什么？以后你要记住，拿了别人家钱，替别人家做事，凡事想怎么做之前得问清楚，不可以自作主张就做了。”

　　郑娟诺诺连声，更不敢说什么了。她拿起杯子转身正欲离开，背后秉昆妈又说：“我也饿了。”

　　郑娟便麻利地把小炕桌放到炕上，匆忙去弄吃的。

　　秉昆妈又在催促：“快点儿啊，我饿得心慌劲儿的！”

　　秉昆妈就着咸菜丝喝了一碗小米粥，吃了半个两掺面馒头后又躺下了。她那是顺势一躺，一年又三四个月里一直头朝外脚朝里躺的，这一次改成头朝里脚朝外了。

　　她临躺下之前说：“你接着揉吧。”

　　秉昆兴冲冲回到家里，一进门便觉得气氛有异——光明等三个孩子乖乖坐在里屋炕上，仿佛都在担心什么，却未见郑娟在家。

　　秉昆放下饺子，问光明：“你姐呢？”

　　光明说：“回我家那边去了。”

　　秉昆又问：“干什么去了？”

　　光明说：“我姐说得先回去收拾收拾，好久没住人了，怕我们突然回去，哪儿哪儿都是灰。”

　　秉昆不安了，急切地问：“你们为什么突然回去呢？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

　　光明说：“我也不知道，我只听到我姐临走前小声哭来着。”

　　光明一说到哭字，玥玥和楠楠都齐声哭了。这个哭着说：“不让阿姨走，不让阿姨走嘛！”那个哭着喊：“妈妈回来，妈妈回来。”

　　秉昆被闹得心烦意乱，顾不上说一句哄两个孩子的话，冲出家门，跨上自行车直奔郑家而去。他推门进去，见郑娟像农妇似的头上包一条毛巾正打扫着，弄得浑身满脸都是灰，像流浪的猫狗。

　　郑娟一见他，眼圈立刻红了。

　　秉昆问：“什么人欺负你了？”

　　郑娟投入他怀中哭了。

　　秉昆急了，大声道：“说话呀！”

　　郑娟止住哭，心有余悸地说：“你妈活了。”

　　秉昆一想自己妈明明也没死呀，扳住郑娟双肩，看着她的脸问：“宝贝儿，你自己的神经还正常吧？”

　　郑娟一边点头一边退到炕前坐下去，把秉昆妈怎么忽然睁开了眼睛，居然能够在炕上盘腿坐了，又怎么喝了一杯糖水、一碗小米粥，吃了半个馒头的经过讲了一遍。

　　秉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不断地问：“真的？真的？”

　　郑娟则边讲边回答：“真的，真的，我怎么会骗你呢？”

　　秉昆猛地把她抱在怀里，也不嫌她脸脏，好一阵亲好一阵吻。

　　“把我脸上的灰都弄你嘴里啦！”郑娟轻轻推开了他。

　　他看着郑娟傻笑道：“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啊！你对我们周家的恩德大了去了。咱俩的事，那就一点儿障碍也没有了。今后，我们周家的每一个人都会特别尊敬你的！”他又仰面叹道，“天啊，也不知何方神圣在成全我俩，我周秉昆太感激了！”

　　郑娟却忧郁地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觉得你妈看着我来气。”

　　秉昆批评道：“她躺在炕上一年多的日子里从没睁开过眼睛，今天总算睁开过一次了，看见的却是个陌生女子，你能指望她说出你句句爱听的话吗？”

　　郑娟仍很郁闷地说：“反正她那样子我有点儿怕，觉得她像黄世仁的妈。”

　　秉昆笑出了声，抗议道：“你诬蔑我妈，我强烈不满！我妈可曾经是选出的街道副主任，她极富有同情心，为人特善良，往后你就知道了。”

　　郑娟心中的委屈忧伤终于释然，也笑了，高高兴兴地由秉昆用自行车驮回去。

　　秉昆却没往家骑。

　　郑娟奇怪地问：“你这是要把我驮哪儿去呀？”

　　秉昆说：“放心，我还能舍得把你卖了？”

　　他把郑娟驮到了“人民大浴池”。

　　郑娟嗔道：“你把我驮这儿干什么呀？”

　　秉昆戏谑地说：“我们的刊物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也劳苦功高，却没任何人发我们一点儿奖金。你应该洗得清清爽爽、香香喷喷的，代表人民代表党，今晚全心全意地犒劳犒劳我。”

　　郑娟顿时脸红了，轻轻打了他一拳，心理有点儿不平衡地说：“我还觉得我对你们周家也劳苦功高呢！谁又犒劳过我呢？”

　　秉昆嬉皮笑脸地说：“我呗！今晚我也要代表我们周家全心全意地犒劳你，我对我们周家有这种义务啊！再说，又有什么别的犒劳比咱们俩之间的互相犒劳好呢？”

　　“越说越没羞！”郑娟又打了他一拳，欢乐溢于言表，显然是爱听的。

　　物资匮乏的年代，文化娱乐生活缺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家里没有一本书。在千千万万底层青年之间，谈情说爱几乎是唯一浪漫的事，又大抵是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的浪漫事。婚前还是婚后，打情骂俏带给他们的娱乐满足远远超过相声和喜剧。至于性事，千真万确地在他们之间一向起着从肉体到心理相互犒劳的作用，往往成为他们抵御贫穷、不幸和困难，共同把人生坚持下去的法宝。当然，前提是彼此爱对方。

　　秉昆走春燕的后门，郑娟没买票也没排队，被于虹亲自领了进去。

　　秉昆还不回家，又赶往自己当推销员时熟人的副食品商店，没用副食本就买了二斤猪头肉、二斤粉肠和二斤五香豆腐丝。

　　那天晚上，周家的大人孩子们猛造了一顿年夜饭般的晚饭。郑娟阿姨不走了，她的脸又笑盈盈的，玥玥和楠楠的心安定了，便也都高兴地狼吞虎咽。

　　在饭桌上，光明犹豫地问郑娟：“姐，咱们不走了吗？”

　　秉昆抢着回答：“走？往哪儿走？以后我在哪儿你姐在哪儿，她在哪儿你和楠楠就在哪儿。我和你们也是‘四人帮’，打不倒的‘四人帮’！”

　　郑娟听了他的话大为动情，一时间泪汪汪的，居然当着玥玥和楠楠的面亲了他一下。

　　楠楠拍手欢叫：“妈妈亲叔叔啦！妈妈亲叔叔啦！”

　　玥玥也起哄：“没看够嘛！没看够嘛！”

　　秉昆大为开心，轻轻一拍桌子郑重其事地说：“那舅舅得让玥玥看够了！”

　　他捧住郑娟的脸就亲了起来。

　　光明也能看见似的笑了。那瞎眼少年从没那么愉快地笑过。

　　除了秉昆朋友们相聚在他家的大年初三晚上，周家从没有过那么欢乐的时候。

　　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炷不容易灭的提神香。

　　对于周秉昆，郑娟便是那样的女子。

　　饭前，秉昆趴在母亲身旁轻叫了数声“妈”，毫无反应，不知何时由仰躺而侧卧了，呼吸均匀，睡得正酣。他未敢大声叫，唯恐惊着母亲。看看郑娟，也无奈地摇头。

　　光明和两个小孩子都睡了以后，秉昆在被窝里闻郑娟的头发、身子，还真闻到了芳香。郑娟说她用的不是浴池免费提供的肥皂，而是春燕从家里带去的檀香皂。她说洗罢澡后，于虹还为她按摩了一通，那才叫舒服享受！

　　“难怪你妈能睁眼坐起来了，敢情她当了一年多的神仙！”郑娟说罢，把头拱在秉昆怀里吃吃笑。

　　秉昆说：“听你这话的意思，今儿晚上就不用我犒劳了呗！”

　　郑娟撒娇道：“那不行！今儿晚上可以省一件‘潜水衣’，所以不能错过。”

　　她把每次所用的“那东西”叫潜水衣，秉昆明白她又在安全期，心中欢喜。

　　她还说：“我为你妈义务按摩了一年又几个月，却一次也没为你按摩过，今儿晚上让你也享受享受神仙的滋味儿吧！”

　　于是秉昆就趴着了，郑娟坐在他腰上按摩起来……

　　他俩刚要入睡，外屋的灯忽然亮了。二人同时欠身一看，见秉昆妈一手握灯绳，一手扶门框站在门口。

　　郑娟吓得赶紧把头缩入被窝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一下。

　　秉昆好生尴尬，强自镇定地问：“妈，你起来干啥？渴了还是饿了？”

　　秉昆妈说：“秉义，是你和冬梅呀？你俩哪天回来的？”

　　秉昆不知他妈是没看清还是头脑糊涂了，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干脆充当哥哥秉义，说与冬梅就是这一天晚上到家的，见她睡了，没惊动她。

　　秉昆妈又问：“秉昆呢？”

　　秉昆说：“我弟借宿去了。”

　　秉昆妈说：“你跟冬梅讲，就说妈说的，孩子不能生太少，也不能生太多，三个正好。你们里屋炕上那三个孩子，妈一并替你们照看了。千万别再生了，再生大人太受累。”

　　秉昆说：“谢谢妈，妈你真好，快睡去吧。”

　　秉昆妈说：“那我去睡了，你们明天不必起太早，睡个长觉哈。”

　　灯一关，秉昆妈鞋底儿拖地，哧啦哧啦进里屋去了。

　　秉昆忧虑地说：“我妈老了，她以前走路鞋底儿从不拖地的。”

　　郑娟这才从被窝里探出头，也忧虑地说：“幸亏你被放回来了，这要我自己在家，吓死我了。”

　　秉昆安慰道：“你也不必怕她，我看她是变糊涂了。往后她看你是谁，你就当自己是谁。她如果认为你是王母娘娘，那你就充当王母娘娘。”

　　第二天秉昆上班后，秉昆妈又下炕了，还走到小院里站了一会儿，见着了熟人也认得，主动打招呼。对方们则非惊即惧，无不以为是奇事。一个多小时，半条街的人都知道秉昆妈下炕这个重大新闻了。像昨天夜里一样，她仍把郑娟视为冬梅，仍把光明等三个孩子视为冬梅生的孩子。郑娟确信她变糊涂了，大为怜悯，好生替她难受。一吃罢早饭，郑娟顾不上收拾起碗筷，马上烧了壶热水，自称是冬梅，口口声声尊尊敬敬地叫着“妈”，替她洗头发。之后，帮她里外换了身干净衣服。

　　秉昆妈头发还没干呢，忽又不把郑娟认作冬梅了，却也并不是把她当成了王母娘娘，而是当成了“九尾狐狸精”。

　　“你个骚狐狸！你好大的胆，竟敢在我家冒充我儿媳妇冬梅！你以为你一讨好我，给我洗头发，我就会被你骗了吗？呸！我才不上你的当！趁早领上你的三个小狐狸崽子滚出我们周家去！不然我可用擀面杖打了！”

　　尽管只不过是语言恐吓，并未实际进行暴力驱逐，郑娟还是谨慎地把三个孩子转移到了外屋炕上。她坐在炕沿听着，流着泪，一早上有不少活得做，却不敢迈出外屋，怕一出现在秉昆妈眼里，更加刺激她骂个不休。

　　幸而秉昆有预见，上班前到过春燕家，拜托春燕妈经常来自己家看看，倘若遇到郑娟处理不了的棘手情况，请她帮着解决一下。

　　春燕妈对发生在秉昆妈身上的奇迹持特别迷信的看法，认为秉昆妈肯定是被黄鼠狼附体了。她不好对秉昆说，心里却是这么想的。她以一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大无畏气概，早早来到了周家。秉昆妈一见她，也骂她是老狐狸。

　　春燕妈对郑娟说：“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黄鼠狼附体的人正是这样。你想啊，她人事不省地躺了一年多，黄鼠狼不往她身上附才怪了呢！我要是只黄鼠狼，那也喜欢往她身上附的。”

　　郑娟多少有些迷信思想，她困惑地说：“听我妈讲，黄鼠狼与狐狸是至亲，狐狸是黄鼠狼的同类。要真是黄鼠狼附了体，并且当我是狐狸精，那就应该对我很亲，不应该骂我呀！”

　　春燕妈寻思片刻，双手一拍，恍然大悟地说：“明白了，你漂亮，附体的可能是只丑黄鼠狼，还是母的，嫉妒你！”

　　郑娟请教春燕妈：“婶儿，那我可该怎么办呢？她这么闹下去，我明摆着没法在周家待了呀！”

　　春燕妈劝道：“你千万别生一走了之的想法。你一走，撇下秉昆外甥女和他这样的一个妈，他那班还能上吗？常言道，帮人帮到底。他好不容易有了那么一个体面又愿意干的工作，目前还是借调，一心盼着转正，你一走秉昆还不抓瞎了呀！”

　　郑娟说：“我也是这么想，才难为自己忍受着。”

　　春燕妈说民间有种经验，相当灵验，那就是出其不意一个大嘴巴子扇将过去，黄鼠狼一惊，往往就从人体里溜跑了。

　　她鼓励郑娟试一试。

　　郑娟说我怎么下得了手呢？任凭春燕妈再怎么鼓励也不相从，反过来央求春燕妈“胆子大一点儿”。

　　春燕妈被央求不过，叹道：“谁叫秉昆妈是我家春燕的媒人，又是春燕干妈呢？我们乔家欠他们周家的大人情，事赶到这儿了，我这就替乔家还了吧！”言罢，她撸胳膊挽袖子，瞪着秉昆妈义无反顾地大步逼近。

　　秉昆妈仍盘腿坐在炕上，骂不绝口。

　　春燕妈抡圆胳膊一个大嘴巴子扇将过去，秉昆妈的身子被扇得晃了一下。

　　此法居然真灵！

　　秉昆妈眨眨眼，怔半天看着春燕妈说：“老姊妹，你为啥扇我呢？”

　　春燕妈大喜过望，连说：“谢天谢地。”也脱鞋上炕，盘腿坐于秉昆妈对面，握着秉昆妈一只手，痛说家史般，把秉昆妈怎么成为植物人，郑娟怎么在秉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之下被雇到周家，又怎么怎么一天几次为她按摩，终于让她不再是个活死人的过程讲了一番。

　　秉昆妈听得如堕五里雾中。

　　春燕妈把郑娟们唤入里屋，向秉昆妈一一介绍。

　　秉昆妈问：“我家周蓉怎么了？她女儿在我家多久了？”

　　春燕妈说：“我也不清楚，等秉昆下班了你问他。”

　　秉昆妈又问：“小郑她弟、她儿子，三口人都吃住在我家吗？”

　　春燕妈说：“是啊。人家是有家的，总不能让人家撇下一个瞎眼弟弟和自己的儿子不管，为了照顾你和你外孙女一个人住到你们周家来吧？”

　　秉昆妈通情达理地说：“那倒也是，可我家秉昆那点儿工资还不被她们大小三口吃光了？”

　　春燕妈有点生气高声说道：“你这是什么话？忘恩负义的人才这么说，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可就瞧不起你了！”

　　她正这么数落着，又来了几位街坊。男人们都去上班，来的全是女人，包括秉昆妈成了植物人后新选出的街道副主任。她们众口一词，都称赞郑娟为周家做出的贡献。秉昆妈便当着大家的面，拉着郑娟一只手说：“小郑，现在大娘明白了，你不但为我们周家操心受累，还是我的大恩人。你放心，大娘是知恩图报的，当着这么多好街坊的面，大娘对你表个态，我一定会对得起你！”

　　听她这么一说，众人都觉高兴，郑娟也不怎么怕她了。

　　人是奇怪的动物，秉昆妈成了一年多的植物人，许多事都不记得，偏家中有一副镯子这事记得特清楚，连收藏在什么地方都没忘记。趁郑娟帮玥玥和楠楠洗脸梳头之际，她翻箱子找出那盒子。

　　郑娟听秉昆讲过镯子的事，当然知道镯子已不复存在，见秉昆妈捧着那小空匣子，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秉昆妈叫她过去，她默默走过去坐在炕边。

　　秉昆妈说：“刚才听春燕妈讲，你比秉昆大一岁，按年龄我可以叫你孩子的。但你是结过婚的女子，我再叫你孩子显得我倚老卖老，也只得叫你小郑，行吧？”

　　郑娟点头。

　　秉昆妈问：“那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我小儿子，你们之间除了他雇你的关系，再没别的关系吧？……你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关系。”

　　郑娟不得不摇摇头。

　　秉昆妈又说：“那就好。我呢，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照顾。你呢，最好尽早离开我家吧。我小儿子单身，你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弟弟拖着孩子，在我家住久了，对我小儿子和对你都不好。等哪天别人说出闲话来你再走，那就难堪了，对不？”

　　郑娟又点头，心中五味杂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秉昆妈接着说：“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没法往回收的。我在众人面前说了要对得起你，我这人说到做到。我家没什么值钱东西，就这么一副镯子，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作为我和周家对你的报答……”

　　秉昆妈那时思维清楚，几番话说得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表现极其正常。实际上，那是母性的自私本能使然。在小儿子的名声与一副镯子之间，她认为小儿子的名声更重要。当时，她头脑中也就仅存着那么一丁点儿正常人的理性了。

　　她正要打开小匣子让郑娟看时，秉昆迈入了家门。

　　秉昆上班时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白笑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本是说的玩笑话，言者无意，听者当真。他心里一直惦着郑娟和母亲在家中的关系会怎样，于是向邵敬文请假早走了一会儿。

　　邵敬文不悦地说：“请假也得有个理由吧？”

　　秉昆感觉一言难尽，不愿说。

　　邵敬文说：“如果没什么非走不可的理由，那我就不能让你走。快到发稿日了，咱们的工作多忙你不是不知道。”

　　秉昆却二话不说，拔腿就走。

　　幸亏他提前回到家了，否则，他妈打开匣子一看不见了玉镯，不知会引起多大的纷争。

　　秉昆大叫一声：“妈，别打开！”

　　秉昆妈愣住了。

　　“你把这小匣子翻出来干什么？”秉昆上前一步，夺过了匣子。

　　秉昆妈说：“我要把镯子给小郑，算是报答她。她是咱家恩人，我不能让她空手走。”

　　秉昆妈到底还是糊涂了，隔了一夜，已把昨夜所见“秉义和冬梅”的一幕忘了个一干二净。

　　秉昆大声说：“她不用报答，也不能走。她走了，谁照顾你和玥玥？我还怎么上班？”

　　秉昆妈急了，也大声说：“我的病好了，不用她照顾！我也能照顾你姐的女儿，从明天起我做饭！你给我！我给她！让她走！”她要从秉昆手中夺回小匣子，秉昆不肯放手。郑娟看着不知如何是好，一转身跑向外屋。

　　秉昆一分神，小匣子掉地上了。

　　秉昆妈见匣子空了，抬头瞪着秉昆，继而手指着他恨恨地说：“原来你也是个狐狸精，化成我小儿子的人形来骗我！完了，完了，我们周家完了，成了你们狐狸精的窝了！”说罢，躺倒下去，小声嘀咕起来。

　　秉昆愣了片刻，双手抱头蹲在炕前哭了。在被关押的半年多里他都没哭过，此时却哭得绝望，像个迷路荒郊野外找不着家的孩子。郑娟闻声走过去把他拉起来，除了抱着他陪着哭，也不知该怎么劝。他俩一哭，光明等大小三个孩子也哭作一团。

　　此时，周家又来了一个人——不是街坊而是客人，秉昆师父白笑川第一次出现在周家。

　　秉昆离开编辑部后，邵敬文和白笑川都觉得他的表现反常，不对劲儿，估计他家一定出了什么事。于是，邵敬文让白笑川到周家来看看。

　　白笑川见状，分外诧异。他与秉昆虽已是师徒，秉昆却从没与他聊过家中之事。家中的情形被师父见到了，秉昆也就觉得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在周家小院里，师徒二人各坐小凳，秉昆把母亲缘何曾是植物人，自己与郑娟关系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连瘸子和“棉猴”的事以及郑娟被“棉猴”强奸才有了孩子的事也讲了。

　　白笑川快五十岁了，又曾被打成“右派”沦落为人下人，对悲情的民间苦境见闻甚多，竟也陪着徒弟流了几次泪。

　　秉昆讲罢，白笑川说：“事已至此，愁也没用。徒弟，我要为你回家一次，去去就来。”

　　白笑川不但为秉昆回了次家，还去了趟编辑部，向邵敬文汇报秉昆家的情况。其实，秉昆请假时邵敬文不悦是有原因的。《大众说唱》办出了名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想把三亲六故塞到编辑部来，有些还确实具备当编辑的能力。编辑部却并无进人指标，于是有的人就盯上了“借调编辑”周秉昆，想将他顶走。顶走得有理由，他们的理由一致是，周秉昆参与过“反革命事件”，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编辑。

　　“我们三个都因同样的罪名被关押过，谁有权力就把我们一起罢免了吧，那空缺就不是一个名额而是三个名额，对你们岂不更好吗？”凭借着马部长的信任和赏识，邵敬文让那些关系户自讨没趣，一一碰了钉子。

　　一些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一封封攻击性很强的“意见书”寄到了省委。常委们每人收到一封，信中指斥马部长不讲政治原则，用人不当。来信多数匿名，也有实名举报。

　　“只要我还当宣传部长，那三个人我就用定了。至于对刊物内容的批评，可以作为读者反馈意见登在《大众说唱》上。”马部长在常委会上如此表态。

　　然而，马部长终究因此有些不快。

　　邵敬文知道上述情况，他只向白笑川透露过，对周秉昆只字未提，怕影响工作热情。这次秉昆无故请假，邵敬文以为他居功自傲，开始翘尾巴了。

　　白笑川回到编辑部，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和秉昆告诉他的那些事原原本本讲给邵敬文听。邵敬文听后感慨良多，亦甚为同情。

　　白笑川建议道：“往后他的工作我可以分担一部分，咱俩做主，暗中允许他只上半天班吧。”

　　邵敬文说：“虽非长久之计，目前也只能如此，让他每天上午上班就可以了。”他想想又说，“还是让他下午来吧。午饭后他家大大小小都会睡午觉，他来上班就会安心不少。他再早点儿下班，更有利于照顾家。”

　　白笑川走出门后，邵敬文叫住他又说：“上午来下午来干脆由他自己决定吧。他最近曲艺创作方面又有明显进步，你再告诉他，如果每期能组一篇好稿子，自己再创作一篇好稿子，那么可以享受更多的上下班自由。我说的好，不是最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也没什么最好，普遍认为好就可以。稿子不能署他的名，也不评奖，避免争议。对他的难处，我也只能照顾到这种程度。”

　　白笑川说：“敬文，你对我徒弟己爱护到家了，我替他谢了。”

　　白笑川第二次骑自行车来到周家，衣服后背被汗湿透了。他把邵敬文的话对秉昆一说，秉昆就又感激得流泪了。

　　当年物质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只能由感情与思想维系。这颇似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凡有些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以思想作为向心力。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几乎主要是以思想为基础来聚与分的。若在思想上属同一营垒，彼此间感情之真之深，往往令人感叹。

　　那时的周秉昆已经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了吗？这很不好说。比起从前那个哥哥姐姐都认为头脑简单的周秉昆，他总算有了点儿思想吧，好比孔乙已与茵香豆的关系——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邵敬文和白笑川却认为他不寻常，是他同龄青年中很有思想的一个。他们认为周秉昆被关押过，无疑证明他有思想。他受瘸子与“棉猴”那类人的托付，居然在四年多里每月像执行特殊使命似的转交生活费；他明知郑娟有一个瞎弟弟，有一个上不了户口的儿子，仍“死不悔改”地要将他们的爱情进行到底……这些，全都因为他有独立思想。

　　在有思想的人那儿，一切似乎都能与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对于周秉昆来说，却只不过是任性，任心性之性而已。

　　白笑川回家一次，却并没有为秉昆取回什么排忧解难的法宝。他交给了秉昆一个小小的纸包，包的是十片安眠药。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常年依赖安眠药。他对秉昆的建议是，每晚给妈妈服一片安眠药，保证她一夜安睡，而且没有长期服药史的人初服后往往会睡到第二天十点以后。

　　多亏有了安眠药，秉昆妈那夜睡得很踏实，第二天十点以后才醒，醒后的确表现得较为正常。她不再把秉昆认作秉义，更不把郑娟看作狐狸精了。她对郑娟是谁也保留着昨天的记忆，尚可容忍。

　　趁着母亲上午不折腾，秉昆骑自行车外出组了一次稿。

　　周家屋顶之下两家六口的合伙日子，就这么今天过去了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地往前推着。秉昆和郑娟想做爱了照常做爱，他们从生理到心理都更加需要那一种慰藉——那对于他们如同电器充电。他们二人都尽量不谈以后的事，因为那一话题太无奈太沉重了。

　　半个月后，秉昆收到了父亲周志刚的电报，告知他要退休回家，预计将乘哪次列车回到A市。列车晚点司空见惯。预计就是自己也说不准，倒两次列车就很难说准自己到达的准确时日。

　　秉昆接了一次站没接到，德宝等朋友们替他接了两次，总算把周志刚接回家了。

　　周志刚只在家中见到了老伴、小儿子和外孙女玥玥。

　　秉昆提前把郑娟和她弟她儿子送回了她家。他无法预料父亲回来后对郑娟会是种什么态度，认为她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而她表示充分理解。

　　说来奇怪，秉昆爸一回到家里，秉昆妈的精神状态正常多了，正常得他爸竟没看出他妈的精神有什么问题。

第二章

　　周志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饭后，秉昆对他说：“爸，我有许多事想和你谈谈。”

　　周志刚说：“我也有些事想问你。”

　　秉昆说：“我不想让我妈听到咱俩说什么。”

　　周志刚说：“那到小院去谈。”

　　父子俩在小院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该说的都说完了？”

　　“说完了。”

　　“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了。”

　　“你刚才讲，你哥你嫂子至今都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

　　“是的，我觉得让他们知道了，除了让他们和我一样愁，没别的什么意义。”

　　“这你做得对，镯子赎回来没有？”

　　“没有。”

　　“明天把它赎回来，免得你妈见不着总疑神疑鬼。”

　　“记住了。”

　　“你没讲你为什么也要搅和到去年清明前后的那件事中去。”

　　“气不忿。”

　　“气不忿？”

　　“是的，抱打不平。”

　　“你？因那事，抱打不平？”

　　“对。”

　　“老实说，你姐参与了那事我一点儿不奇怪，你哥你嫂子卷进去了，我也能面对现实，可你……我就是像你妈似的精神不正常了，那也想不到……”

　　“因为我不优秀呗！”

　　“我并没有贬低你的意思，你就至今不后悔？”

　　“不。”

　　“你还敢说不后悔！幸亏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知道了，结果不会比你妈强到哪儿去。”

　　“对不起了，爸。”

　　“如果‘四人帮’现在还在台上，咱家岂不完了？”

　　“那不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

　　“他们也该折腾到头了，有点儿思想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

　　“你什么时候成了有思想的人了？你刚才还说，你只不过是气不忿！”

　　“气不忿也要多少有点儿思想。”

　　“你的意思是说，你爸一点儿思想都没有？”

　　“爸，我没那种意思。”

　　“我看你小子心里就是有！”

　　“爸，我真的没有。”

　　“到此结束，拉我起来了！”周志刚向儿子伸出了一只手。从事了一辈子重体力劳动，六十二岁，往往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开始。没谁拉一把，坐在矮板凳上往往不太容易站起来。这种时候，作为父亲的尊严就开始在儿女面前大打折扣了。

　　把父亲拉起来后，秉昆不失时机地问：“那，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个态度？”

　　眉头在周志刚额心拧成了疙瘩，他纠结地瞪着儿子问：“给你个态度？什么态度？”

　　秉昆说：“就是，我和郑娟的事。”

　　“我现在心里烦，没态度。”周志刚说罢，抬脚就往小院外边走。这才是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像立刻面临着一项有劲儿都不知该怎么使的烂摊子工程似的，儿子把一只破球一脚传给了他，还当即要他表态，这让他心里老不高兴了。你但凡是个懂点儿事的儿子，那就不会在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一股脑儿倒给我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他心中很生气，却尽量克制着不发作，他毕竟能想象得到，小儿子为了让哥哥嫂子和他这个父亲不因家事而牵挂太多，曾经独自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就此点而言，他对小儿子有几分刮目相看。

　　秉昆看着父亲往外走，愣了愣，郁闷地问：“爸，你上哪儿去？”

　　周志刚往外走是由于心乱如麻，他当然哪儿也不想去，就又转身从儿子面前经过往屋里走。他在门口站住，头也不回地问：“单位允许你不坐班，是不是？”

　　秉昆说：“是。”

　　“明天领我去那个郑娟家，我要见见她。”父亲一说完这句话就进屋了。

　　秉昆呆立小院之中，一时难料明天的见面将会怎样，他禁不住满腔悲情。郑娟，郑娟，我宁可负我们周家所有的人，此生也绝不负你——他在心里这么说，也做好了被父亲逐出家门的心理准备。

　　第二天气温骤降，下午刮起了大风。

　　秉昆问父亲：“还去吗？”

　　周志刚说：“去。”

　　秉昆又问：“非去不可？”

　　周志刚说：“当日事当日毕，非去不可。你把我带回来的腊肉挑一块好的包上，再包上一包茶。”

　　茶在贵州便宜，北方稀缺，父亲带回了二斤茶。

　　秉昆一边包腊肉，一边寻思父亲的话，觉得不像祥和之语，有种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心情不免沉重。

　　他说：“爸，茶叶可以不带，她家没人有喝茶的习惯。”

　　周志刚冷冷地训斥道：“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让你带上你就带上！”

　　秉昆妈插话问：“你们父子俩要去谁家？”

　　周志刚还是冷冷地说：“不关你什么事。现在我回来了，家中重大的事就由我来全权做主。跟你商量，你就帮着参谋参谋。不跟你商量，你就省省心，别挑那个理，明白吗？”

　　秉昆妈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颇难解释的是，几年未见的老伴忽一日退休回家，秉昆妈像换了个人似的，各方面状态明显好转。

　　秉昆拎着装有腊肉和茶叶的布袋站在门口，等待父亲把烟吸完。那布袋是由厂里发的一只戴破了的套袖改成的，颜色都分辨不清了。

　　那支烟父亲没吸几口，吸一口发一会儿呆，差不多是自燃。

　　秉昆提醒道：“爸，别烫了手指。”

　　周志刚终于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儿一摁，毅然决然地说：“走！”

　　风很大，仿佛要把全市每一棵树上的黄叶一举扫落。路上行人不多，有的女人扎上了头巾。

　　那么大的风骑自行车是不明智的，父子俩顶着风往郑娟家走。

　　周志刚问：“你看出来了吗？”

　　秉昆反问：“爸指什么？”

　　周志刚说：“郑娟一家三口不在咱家，你妈的病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秉昆侧身站住，试探着说：“爸，要不别去了。”

　　周志刚也侧身站住，严厉地说：“这么大的风，都走在半路了，是你说不去就不去的事吗？”

　　秉昆以近乎警告的口吻说：“爸，你要是不怀好意地去，我把丑话搁这儿，那咱俩的父子关系可就完了！”

　　“你小子敢跟我说这种话？再跟我这么说半句我扇你！你以为你是个小编辑就了不起啦？不管你往后又当了什么，首先得当好我儿子！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怀好意地去？我现在是一家之主，郑娟终究是对咱们周家有恩的人，我不该去看看她吗？”父亲当街嚷嚷起来。

　　“好好好，别冲我嚷嚷，只要你承认她对咱家有恩就行。”秉昆这才挽着父亲继续往前走。

　　郑娟没在家——楠楠感冒了，她带着儿子到医院打针去了。

　　光明在炕上穿糖葫芦，他立刻听出进了家门的不只周秉昆一个人，叫了声“秉昆叔叔”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低下头默默地继续着。

　　秉昆说：“光明，和我一块儿来的是我爸，你该叫大伯。”

　　周志刚接言道：“要叫周大伯。”

　　光明就怯怯地叫了声：“周大伯。”

　　秉昆问：“爸，你的意思是？”

　　周志刚说：“等，今日事今日毕。”说罢坐在炕边，看这看那的。

　　秉昆也在炕边坐下，帮光明穿糖葫芦。

　　十几分钟里屋内寂静无声，周志刚从兜里掏出了烟盒。

　　秉昆说：“爸，忍忍。屋子这么小，外边风又大，开窗就会刮进一屋土。不开窗你吸得满屋子烟，人家孩子又感冒了，一会儿打针回来多不好。”

　　周志刚被说得没面子，向秉昆翻白眼，一时无话可说。

　　光明说：“周大伯想吸就吸吧，我姐回来敞敞门也能把烟放出去。”

　　周志刚恼火地教训秉昆说：“你怎么知道我掏出烟来一定是想吸？我就不可以掏出烟盒看看吗？”

　　秉昆只得苦笑。

　　又过了十几分钟，郑娟背着楠楠回来了。楠楠在郑娟背上睡着了，郑娟没扎头巾，头发被大风吹得凌乱不堪，满头满脸都是土。她把楠楠轻轻放在炕上，转身诧异地看着周志刚。她立刻就猜到了他是谁。

　　秉昆反应极快地说：“你满身都是土，我帮你拍打拍打。”

　　他从绳上扯下毛巾，把郑娟推出了家门。

　　郑娟忐忑不安地说：“你怎么敢把你父亲往我家带？”

　　秉昆说：“他坚持要来当面谢谢你。”

　　郑娟说：“我不信那是他的真实想法。”

　　秉昆说：“我也不信。”

　　郑娟说：“我有点害怕。”

　　秉昆说：“别怕，有我呢。我爸是有修养的工人，既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那他就没什么可怕的。再说，他凭什么敢打你骂你啊！”

　　秉昆把郑娟轻轻推进屋后，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情形有点儿像简短的会晤仪式。秉昆煞有介事地向周志刚介绍郑娟，周志刚表情庄严地点头；郑娟向周志刚深鞠一躬，不知说什么好。接着，秉昆代表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他赠送腊肉和茶，郑娟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更加不知说什么好。

　　于是，秉昆只有看着郑娟不自然地笑，郑娟只有看着周志刚不自然地笑，周志刚只有继续表情庄严地看着穿糖葫芦的光明。

　　秉昆请求般地说：“爸，你说几句话呗。”

　　周志刚说：“我要说的你都替我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秉昆和郑娟就笑得更不自然了。

　　郑娟终于红着脸憋出一句话是：“大伯喝水不？”

　　周志刚说：“不了。”他这才又把脸转向郑娟，面无表情地说，“孩子，让我看看你的手。”

　　郑娟以为他会看手相，想要通过看手相来决定她和秉昆的关系，犹豫了一下，手心朝上把双手伸到了周志刚面前。他哪里会看手相呢？他是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小儿子说郑娟因替他老伴常年按摩、手指都变形了的话是真是假。

　　他又说：“手背朝上让我看。”

　　郑娟又一犹豫——她没听说从手背看手相，虽然困惑，却还是乖乖地将手背朝上了。

　　周志刚低头认真看了看，从炕上抓起自己的工人单帽往头上一扣，一心想要及早脱身似的说：“那，就算我谢过你了吧，我走了。”说罢往外便走。

　　事实上，周志刚也的确想要及早脱身。他和郑娟一样，一时无话可说。自己必须亲自来表达一番谢意，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但一来之后，见了郑家的情况，见着了灰头土脸的郑娟，替小儿子秉昆的人生往前想想，他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心情极为沉重，真的是再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爸……”

　　周志刚走到门口，听秉昆叫了他一声，并不转身，在门口站住了。

　　秉昆说：“我要多待会儿。”

　　“随你便。”周志刚仍没转身，推门而去。

　　门刚一关上，郑娟对秉昆说：“外边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可以不陪着他回家呢？”

　　秉昆不以为然地说：“我获得他同意了嘛！再大的风也不可能把他刮丢了。”

　　郑娟说：“那不行，在我这儿通不过。”她把秉昆推出去，还插上了门。秉昆不再拍门后，她看着桌上那布袋，站着出神，推测布袋里的东西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明说：“姐，秉昆叔叔他爸来当面谢过了，是不是希望你明白什么啊？”

　　她问：“希望我明白什么呢？”

　　光明说：“我不明白，你也许比我更明白。”

　　郑娟就训了他一句：“什么明白不明白的，好好穿你的糖葫芦。”

　　光明反而不穿了，往炕角缩过去，双手抱膝也发起呆来。

　　郑娟缓缓坐在炕边，扭头看着他说：“过来，坐姐身边。”

　　光明听话地坐到了她身边。

　　她搂着他，抚弄了几下他的头发，叹道：“你的心思姐明白，但是姐不愿你替姐想不开。”

　　光明说：“我的心思姐也不是太明白。你连妈留下的钱都替他们周家花进去了，就算雇你的钱咱们不要了，那笔钱他们应该还吧？”

　　郑娟沉吟了一会儿，半晌才轻声细语地说：“妈不是教育过咱们嘛，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不能以钱来论的。总而言之，你有姐，那就不必担心什么，啊！”

　　周秉昆与周志刚回家走的是顺风路，父子俩想走慢点儿都不可能。秉昆怕父亲失足跌倒，欲挽着他，周志刚推开了。

　　周志刚边走边说：“你没骗我，她的手指确实有点儿变形了。”

　　秉昆说：“人家那双手原本很好看的。”

　　周志刚说：“从前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找对象才注意女人的手好看不好看，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这种思想意识就成问题！”

　　秉昆说：“那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周志刚说：“也就是个年轻寡妇……而已，我没看出什么特别来。”

　　秉昆坚待说：“那你现在得给我个态度了吧？”

　　周志刚说：“以后谈。”

　　秉昆强烈不满，带着情绪问：“以后是什么时候？”

　　周志刚说：“我想说的时候。我不想说，那你就别问，问也没用。”

第三章

　　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玥玥告诉小舅，黄泥是姥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

　　秉昆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

　　秉昆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儿干得很不痛快。

　　父亲却说：“你是瓦工的儿子，和泥抹墙，这活你必须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太让人笑话了。”

　　秉昆说：“都快到上冻的季节了，抹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往下掉？”

　　父亲说：“明年那就是我的事了，不是你的事。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着干就是！”

　　到了十月底，秉昆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这捅捅，那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昆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

　　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昆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

　　秉昆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她，他见了她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十一月三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玥玥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

　　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

　　周志刚说：“你还果然这时候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

　　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他的东西。

　　秉昆光火地说：“爸，你抽的什么风？要送我下乡？你别忘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

　　周志刚说：“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可真扇你了，走！”

　　路上，秉昆忍不住又问：“送我去劳改？”

　　周志刚说：“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

　　周志刚说：“那你的东西你拎着。”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周志刚又说：“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从今天起，你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别以为我好骗，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为什么非要你学会和泥、抹墙？就她家那屋子，如果每年不里外好好抹一遍，还能住几年？你勤快点儿，那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你连和泥抹墙都不会的话，两年后它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比较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暂时不要和你一块儿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犯病，我拿她毫无办法。今后，你的担子那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话，你记住了？”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

　　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

　　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

　　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五年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口角。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晚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抽屉”里睡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秉昆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搂住。

　　郑娟正做饭，笑道：“快放开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秉昆说：“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

　　郑娟从他怀里挣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机灵地反问：“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婚后的幸福让她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收音机，也不订报。秉昆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山楂。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

　　秉昆兴奋地说：“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平反了！”

　　郑娟说：“那确实是好事，要不，中国以后没有肯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儿血性的人也没了吗？”她踮起脚冲他耳朵又小声说：“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儿血性，今晚我好好犒赏你哈！”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过年节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她在喜悦中智慧地说：“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他却不开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

　　她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嗔道：“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

　　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他说：“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她说：“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他一想，也是的，自己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改变了天生的性格啊。

　　她又说：“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吧？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咱们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如果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为你家做事吗？”

　　他说：“咱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些人架子哄哄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又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儿，嘴甜点儿呢？”

　　她说：“你觉得别人架子哄哄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我妈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者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那儿就可耻了呢？”

　　那晚秉昆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他与她不怎么谈单位事，认为不会从她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则很乐于和她谈，甚至有点儿视她为枕边师了。

　　甲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哄哄的人，见了他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让秉昆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敬文和白笑川喜在心中。他俩本也像秉昆一样，到了编辑部就如同小姐进了闺房，绝不往别的屋里去，都是自我幽闭式的工作狂，因而也都是给别人印象很冷的人。

　　邵敬文和白笑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甲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闻讯的人都说太应该聚在一起高兴高兴了。一个个憋屈了那么多年，他们中不少人渴望有机会释放释放，消除以往猜疑，重结友谊。任务落到秉昆身上，他邀请了《大众说唱》多位作者，均表示愿意参加。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机会。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联欢会在甲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昆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她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上，让他睡前看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晚必背，妻子抄在小本上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无嗯无呀，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报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露水地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

　　春节后的一天，邵敬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笑川说：“你陪秉昆到外边去待会儿，十分钟后回来。”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笑川问：“哪儿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

　　邵敬文说是有关方面打来的，向他了解秉昆的情况。

　　白笑川替徒弟问：“‘有关方面’是哪方面？”

　　邵敬文很原则地回答：“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

　　白笑川又问：“了解些什么呢？”

　　邵敬文说：“较全面的情况，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

　　白笑川再问：“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邵敬文说：“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啊！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好嘛！”

　　秉昆忍不住也问：“你就直说，你估计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

　　邵敬文沉吟片刻说：“对方完全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官腔，还真听不出来……”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一会儿，白笑川拍着秉昆肩说：“脚正不怕鞋歪，就当没这么回事！”

　　然而秉昆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瘸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他不愿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

　　转眼到了五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敬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笑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秉昆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

　　甲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秉昆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秉昆说能转正他己喜出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

　　白笑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面说：“你这是没出息的话！你不在乎我在乎。有消息说即将恢复高考了，你如果有志气，那就替我争份光，用它一年功，把大学之门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前你把那个‘代’字给我去掉！”

　　邵敬文也说：“你能那样最好，编辑部主任的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秉昆却说：“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就是考上了我也不能去读啊，何况我也未必就能考上。”

　　一番话说得邵敬文和白笑川默然无语。

　　有人问：“秉昆家什么情况啊？”

　　白笑川问秉昆：“可以说不？”

　　秉昆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师父觉得有必要说就说，觉得没必要说就别说。”

　　“那我可就说啦！”白笑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他从柜格内取出“家把式”——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把秉昆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

　　白笑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

　　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颀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小周勿虑，只要你将来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了！”

　　那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

　　白笑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秉昆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

　　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

　　于是，众人皆大鼓其掌。

　　秉昆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她禁不住喜极而泣。

　　秉昆又说，他得与朋友们在光字片的家里聚一次了，否则他们会挑理。

　　“可是你不能去，我怕我妈见了你又犯病。”秉昆说这话时，心中满是歉意。

　　郑娟表示特别理解。

第四章

　　秉昆和朋友们已经三个春节没聚了。这些底层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见时互不称呼“哥们儿”长“哥们儿”短了。他们都成为丈夫当了爸爸，各自承担起小家庭的责任了，那责任迅速耗掉了他们单身青年自在时的精气神，一个个似乎也都变得成熟了。酒喝得多了，话说得少了。

　　德宝和春燕还住在春燕家。春燕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子在大会上发过几次言，还有白纸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汇编》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斥为“四人帮”余党的马前卒，想让她身败名裂，她做了多次检讨都过不了关。后来，几名老干部联名保了她一下。当年她为他们修过脚，并未把他们视为与人民同池共浴的“阶级异已分子”，而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意见书中认为，清算“四人帮”的罪恶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轻的女修脚师当年违心的错误言行不放很不合适，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此风不可助长。他们的意见书引起了新任领导的重视，于是春燕的“政治问题”总算解套。德宝说，在一次次检讨都难过关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过。

　　那时，于虹也被要求揭发批判春燕。于虹很瞧不起那些批判春燕的人，她看得分明，那些人是出于对春燕的嫉妒，想趁机把春燕整倒整臭。标兵的荣誉虽然并不如涨一级工资实惠，却还是让许多人眼红。有一次，于虹在那些人围攻春燕时当场翻脸，将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人家于虹那口子赶超也是有过反“四人帮”的实际行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报道中也曾提到过，给全省带来过荣誉。赶超和国庆的姓名，已经与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位反“四人帮”斗士的姓名连在一起，省报整版报道三人的事迹时，有一段专门写到了他们被捕后孙赶超和肖国庆的行动，强调那些行动对唤起全民政治正义感的重要影响。凭着这些资本，于虹骂他们都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倒也骂得理直气壮。经她那一骂，准备整春燕的人大为收敛，春燕与她的关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高境界。

　　然而，春燕那标兵的荣誉还是没了，也不是她一个人的荣誉被取消，所有“文革”中涌现的省市标兵、模范们的荣誉全要经过重新认定。春燕又恢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脚师了，这让她对以往经历有南柯一梦之感，她变得更深沉，也似乎更成熟了。春燕两个姐都拖家带口返城了，两个姐夫都是普通知青，勉强有个初中文凭，也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子，找工作时家里帮不上任何忙，没任何社会关系可以借力，所以两个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体性质的街道工厂。她二姐带回城一个女儿，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没他们住的地方，只能租房住。比春燕大一岁的二姐，对春燕一家三口长期占据父母家的一间屋子不满，认为爸妈的“光”应该大家均沾，为此与春燕两口子一见面就发生口角，总是不欢而散。

　　国庆和吴倩一直没有稳定的小窝，婚后哪一年都搬家，越搬离市区越远——大批知青返城后，房租涨得极快，一间十几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房租已由当初的八九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他俩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压得有些吃不消了。

　　赶超和于虹两口子虽无租房压力，但他们在赶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厦子因与邻家发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处于日子过不安生的状况。只不过就是一尺来宽面积的争执，最终激化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窗对着窗、门挨着门的两家，哪一方想与对方在每天里少见几次都根本不可能，两家人的日子就都过得特恼火。赶超不想把关系搞得那么糟，多次主动提出要与邻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但邻家挑战的是他们小两口的底线——不拆了一面墙缩进去一尺重盖就免谈。派出所都认为那是无理要求，赶超小两口当然只能“同仇敌忾”。

　　国庆姐也返城了，姐夫转业，户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国营大厂任厂办主任，就是蔡晓光曾在拖拉机制造厂担任过的角色。他姐接妈的班，成了肉联厂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猪肠子。国庆当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没住处，挤在国庆家，让国庆家像收容所。国庆的姐夫转业不久查出了肺癌，且是晚期，花光了转业费不说，还让国庆家欠下了许多债。年初，国庆姐夫到底还是病逝了，国庆他姐便成了有一个小学生女儿的寡妇。国庆看上去老了不少，头发也白了许多，脸上很难再出现笑容了，朋友们和吴倩一样地心疼他。

　　唐向阳也来到了周家——他父亲又当上了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也结束“小知青”经历返城了。他没急着找工作，信心满满地非要考上名牌大学不可。他有他的苦恼，父亲再婚了，这让他有了两对爸妈。爸妈还是只有一对的好，“原装”的更好。有两对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组都是水货，这让他经常纠结，不知自己究竟该做哪一组爸妈的儿子才好，很难平衡关系。

　　龚宾没来，他又住院了。精神病很难彻底治愈，他一犯病就四处寄信揭发叔叔龚维则的“反动言论”，烦恼的龚所长有时不得不亲自出面请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个时期。

　　进步还在酱油厂味精车间，各方面表现不错，入了团。他父亲的问题也不再是个问题，重新当上了保卫处长，心情好，老胃病也渐渐好了。

　　“四人帮”粉碎两年多，有人这样了，有人那样了，有人还是老样子，日子过得也不省心不容易。

　　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格局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后一种改变即将开始，只不过不敏感的人没有觉察到。

　　底层的人们对时代即将发生的改变从来是不敏感的。

　　德宝、国庆、赶超三个都说秉昆瘦了，他们的妻子还发现秉昆眼中有血丝。秉昆已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瘦是必然的。他们和她们都告诫秉昆要劳逸结合，不可太拼命，郑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赖他呢，他拼倒了他们昨办呢？

　　朋友们和朋友们妻子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都很直白，言语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谊表达得实在深切，让秉昆很温暖。

　　秉昆看出德宝三个也都不同程度地老了。还不到三十岁的人，才一年多没见，忽一下都老了不少，这让秉昆没法不感伤。他们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憔悴了，好像移过盆的植物没缓过生机似的。

　　然而，他没把自己的心痛和感伤说出来，一句没说。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不忍说。在秉昆看来，此次相聚必须由他来召集，不召集不可以。他有了好事，都不愿让朋友们知道了吗？他们必然会挑理的。他们当面挑理时，他将无言以对。

　　在他的那些朋友看来，秉昆召集相聚，肯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则，非年非节，各自的日子都过得很不舒坦，聚个什么劲儿呢？所以，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个传一个地来了。不来也是不可以的——怎么，怕朋友遇到了难事求你，人家召集聚一下都不到场了吗？或者朋友有了好事，请你到家里分享一下，请不动了？那真见了面也是不好意思的事。

　　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有些人的一生，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降临得越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越多。在他们自己的人生中，好事降临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在他们那样的单位上班，如果不主动与别人交往，才不会有多少人主动来交往呢！即使自己主动与别人交往，别人也不见得愿意。“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样的话，说的是人生与他们很不一样的“有些人”。而在他们之间，富有人情味的话往往是这么体现的——“咱们这种人一辈子才能有几个朋友啊，失去一个少一个，怎么能不把朋友当回事呢！”

　　是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此点。无须上一辈人教诲，也无须任何一本书告诉他们。

　　相对而言，秉昆接近“有些人”了。编辑工作让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新朋友与老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邵敬文、白笑川，比如甲三号那些喜欢他的人，比如史彦中那样忽一日实权在握的人。他曾对秉昆说：“小周，你以后就当我是你的忘年交好了。遇到烦恼的事，想跟我聊聊只管找我。”这让秉昆在自我庆幸的同时，对自己与老朋友们的关系更加珍重。从源头上说，没有老朋友们的助力，他一定还是酱油厂的一名工人，也就和老朋友们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那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新朋友。他很希望老朋友们也各自都有新朋友，特别是能对他们的人生起推动作用的新朋友。他又知道，那基本上不可能。在底层与其他略高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之间，仿佛有无形的铜墙铁壁隔离着，底层青年穿而过之，是太偶然的现象。“命好”的他有幸穿过，他才悟到那无形的铜墙铁壁确实存在。也正因为看清了此点，他不但因朋友们一下子都显老了而感伤，还在感伤之上多了一重悲哀。

　　周志刚对于降临在儿子身上的两件好事吃不大准，既然儿子自己感到幸运，他也就姑且认为是好事。究竟有多好，更是他吃不准的了。实际上，在他心目中，谁由一名工人进步为一名干部了，那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好事；参军以后成了军官，也是光荣的好事；考上大学以后成了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医生、教师、会计师……也都是好事。由工人转成了一名编辑，不是报社编辑，而是编一种教人快板、山东快书、这个弦那个鼓、这个坠子那个梆子，还有相声、二人转之类的杂志编辑，他确实吃不准是否也值得替儿子高兴。

　　依他想来，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敬程度，是高于那样一份杂志的编辑的。酱油厂的工人毕竟也是工人，谁也不敢说酱油厂的工人不是工人吧？是工人那就是领导阶级的一员。儿子转正成了那样一份杂志的一员，不就意味着从领导阶级中除名，成了永远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体中等级很低的一员了吗？他帮儿子做了几道家常菜后，离开屋子，坐在院外的小凳上吸着烟，思考着以上那些不怎么愿意与小儿子交流的现实问题，同时看着曹德宝他们骑来的自行车。近来光字片的治安大为不好，自行车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据说一个原因是返城知青太多了，城市快被就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了。返城知青中不少人是带着戾气回来的，认为当初下乡是被骗去的被逼去的（而那又基本上部分是事实），一去就是十来年，受了不少苦还被要求“脱胎换骨”，有的人甚至曾被视为小劳改犯，总之虽然返城了，心里气不顺。回过去看，他们是有种种理由不满的。城市对他们有朝一日几乎全部返城毫无思想准备，如同被当年的造反小将杀了个回马枪，颇为神经紧张，唯恐他们聚众闹事。出于这些原因，有了工作岗位优先考虑返城知青，这就又让没下过乡的待业小青年感到被歧视，于是带点儿捣乱心理地自谋生路……

　　屋里的气氛一度冷场，朋友们之间似乎找不到话题可说。互诉生活不易的苦水吗？彼此彼此，有什么可诉的呢？展望将来吧？谁也看不到自己一种可能好些的将来啊。纵论国家大事吗？该发生的发生了，该收场的收场了，该开场的也紧锣密鼓地开场了，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也不再需要热血青年们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匹夫有责。朋友们原本都是不喜欢往政治里边掺和的青年，何况也不同程度地掺和过了一把，便又对“政治”二字冷淡起来。

　　朋友们甚至也没对秉昆说什么祝贺的话。

　　只有国庆淡淡地说：“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情况呢，你愿意干那行，往后就好好干呗，总那么借调着终归不是个常事。”

　　别人便都点头，仿佛再说什么完全多余，哪怕稍微加点儿祝贺的热情就像做戏了似的。

　　之后，德宝他们三个就互通起租房子的信息来。再之后各自喝闷酒，偶尔碰一下杯，隔半天才夹一筷子菜吃一口。

　　春燕她们三个不吃也不喝，呈三角形地坐得很近，一直没完没了地聊当妈养孩子的事，既不理睬她们的丈夫，也不理睬秉昆这个主人。

　　他们并非是对秉昆的好事缺乏祝贺的意愿，更不是出于嫉妒成心那样。他们和秉昆父亲的看法差不多，也都认为秉昆的好事并不值得特别郑重地祝贺——转正了，无非感觉上好了点儿而已。他们一向认为的好事，是那种忽一日时来运转、人生立马就好起来的事。比如，当初春燕成了标兵其实算不得多么好的好事，但如果真能在市里好地段分到了一间俄式住房，那才是值得祝贺一番的好事。秉昆的工资并没因转正而比他们多几元，秉昆还与郑娟三口住在窝似的小土坯房里。借调时期的秉昆，酱油厂照例每月发给他福利——酱油、醋、味精、毛巾肥皂，一样不少他的。转正了，不再属于酱油厂职工了，福利当然也就从此没有了，简直还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呢！所以朋友们并不羡慕，更不嫉妒。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一旦出现了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嫉妒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秉昆的好事并没让他与朋友们的人生出现多大反差，他在朋友们心目中便依然是同类。

　　德宝又一次看手表，秉昆说：“你要是有事，就和春燕先走吧。”

　　春燕奇怪地说：“我们没事呀。”她瞪着德宝问，“你总看手表干吗？”

　　德宝神秘地说：“再过五六分钟，将有让你们感到惊喜的事出现。”

　　赶超说：“醉了吧？有什么事能让咱们这种人惊喜呢？”

　　他语音刚落，门一开，进来一个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别人，正是吕川。

　　吕川从头到脚一身的确良军服，看上去八成新，像一名还没发领章和帽徽的新兵。他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并无一人觉得惊喜。

　　赶超说得不错，如果不是什么能直接让他们的日子发生好转的事，他们就不会有惊喜，共同好友的意外出现也不能。

　　吕川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校方即将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分配回本市，他说他将来有可能在省委或市委上班。毕业前回来几天是经校方批准的，因为省里有关方面要与他面谈一番，做到预先对他有所了解，而他认为是对他进行初步的面对面考察。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才有点儿惊喜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倘若成为出入省委或市委大楼的人，这对哥儿几个的将来无疑是福音。吕川估计，他起初会为哪一位省里或市里的领导当几年秘书，德宝、国庆和赶超都兴奋地说可算熬出头了！以后咱们的人生终于出现一线曙光了！朋友圈里就算有谁是省委或市委食堂做饭的、车队开车的、收发信件的人，朋友们都会沾光不少。起码，遇到了什么对自己不公平的事，往省里或市里的什么部门呈递一封申诉信不至于泥牛入海吧？而咱们的一个朋友将是某位省市领导的秘书了，这难道还不是共同的福音吗？他们三个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也都喜上眉梢笑容满面了。

　　吕川自己却并不怎么高兴，说他不愿给领导当秘书。尽管他明白，那是从政的最好开始。当来当去的，自己最终也会当上领导。他说入伍才是他的理想，或者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员也行。即使当秘书，也得是给部队首长和公安干部当秘书。他觉得自己穿军装和警服更有男人味儿，将来也要当部队干部或公安干部。

　　他最后那句话说的倒也符合事实，大家都点头不已。国庆和赶超立刻表态支持，说那将来就让他俩的孩子沾沾吕川的光参军或当公安。

　　吴倩说：“吕川，你还是争取分到公安部门去吧，如果你侄子侄女参军了，那就有个转业问题。转业时工作分得不好，几年兵白当了。当公安就不同，可以当一辈子，我们做父母的再也不必操心他们的工作问题了。”

　　于虹也说：“那是那是，一门里出一个穿警服的，三亲六戚都有一个照顾和庇护者了，一般人谁也不敢欺负。”

　　半天没说话的唐向阳说道：“不一定吧？龚宾他叔不是穿警服的吗？龚宾也没沾上什么光啊。你们最好都别影响吕川，他的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吧。”

　　春燕说：“你说得有道理。咱们中间只有吕川将来可能有大出息。他朝哪个方向出息，出息到什么份儿上，不是也与咱们和下一代的人生挺有关系的吗？咱们现在影响他一下很有必要。小唐，你是还没结婚，没做父母，等你也做父亲了，被一筹莫展的破日子像蛛网一样粘住了，那你就理解我们几个了。”

　　向阳听了春燕的话，红着脸笑笑，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

　　秉昆很赞同向阳的话，但也确实挺理解其他几个好友。春燕的话题概括了他们的想法。唯其明白，便心生出大的悲哀来。这些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女啊，自己家门里挣脱不出一个将来可能有出息的人来，个个满家门尽是些穷愁的破事，所以才把一个可能有出息的朋友的将来当成自己的希望。他不知说什么好，但作为主人，他明白自己是不能像唐向阳似的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

　　于是，他问吕川要达成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什么门路，如果没有，想不想由他陪着去找一下老太太？到那时为止，老太太仍是他们所能搭上的最硬的社会关系，一种阶层上根本不对等、迫不得已时只能厚着脸皮往上搭的社会关系。

　　不料，吕川说不必麻烦老太太了。自己毕竟上了四年大学，班里不乏高干儿女，有的与他已是莫逆之交，有他们提供门路足够了。

　　这就又让大家刮目相看起来。

　　接着，大家就吕川究竟是进省委、市委机关好，还是入伍或加入公安系统好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不休。

　　秉昆听着，不禁联想到了《红旗谱》中的一段情节。农民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从保定师专毕业后，加入了北伐的革命军。与严志和亲如手足的农民朱老忠以及其他要好的农民兄弟们全聚在朱老忠家，也是如此这般兴奋而又热烈地畅想有朝一日运涛出息了，当上了革命的大官以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下一代将会多么扬眉吐气，从此不再过穷愁又卑微的生活了。所不同的是，严志和朱老忠们是农民，他们和儿女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冯老兰和冯老兰的下一代。如今周秉昆和朋友们却是农民们的孙辈人，城里人家的儿女。尽管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女，那也终究是城市人家的儿女。从前之事和眼前这事，小说里的事和现实中的事何其相似，让秉昆有一种时光倒流之感。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仿佛回到从前，直接变成农民了。只不过，他们共同的敌人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地主冯老兰，而是无形无状的贫穷——不，那贫穷是有形有状的，对他们造成的压迫，并不比冯老兰们对严志和、朱老忠们造成的压迫轻多少。

　　周秉昆心里这么想着，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吕川却明显对大家的讨论、争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前后本市本省有哪些政治事件，涉及了哪些人物。这又是大家不感兴趣的话题，连国庆、赶超和秉昆这样直接卷入过的人都不愿再说。已经过去了，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又不能当饭吃当钱花。这并未影响吕川自己的兴趣，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见闻以及自己参与过的种种事情。他讲得特来劲儿，大家虽然不感兴趣，却也只能一个个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洗耳恭听。装能让他高兴，大家愿意让他这个老朋友高兴。为什么不呢？必须的，还指望着儿女将来沾他这位吕川叔叔的光呢！

　　大家谁也不插话，静听吕川桩桩件件讲了半天，像传达文件精神似的。终于，他看了一眼手表站起来说：“下次再会，我还要去见一个人，该走了。”

　　吴倩这时才问了一句大家都想问又都没机会问的话：“哎，你哪来这么一套军服啊？还是八成新的！”

　　吕川笑道：“我未来的岳父是军人。”

　　赶超也忍不住问：“哎，你小子这一走，我们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呀？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

　　吕川指着德宝说：“秉昆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太大，我的信使现在改由德宝来当了，以后你们谁联系我通过他。”

　　他说完就匆匆走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大家一时又陷于沉默。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唐向阳不知何时反坐椅上，胳膊横在椅背上睡着了。

　　春燕自言自语：“说得热闹劲儿的，都好像将来就会心想事成似的。”

　　吴倩说：“成事不成事的，现在说说想想也蛮高兴的嘛！”

　　国庆对德宝嘱咐道：“你可勤与川儿联系着点儿，不要让咱们和唯一一个将来能有出息的朋友断了联系。”

　　他的话让秉昆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闹了半天，自己虽然当上正式编辑了，但在朋友们看来，其实并不算有出息。而且，朋友们连自己的将来分明也不看好，自己相聚之前却还在担心朋友们是否会嫉妒呢。

　　他不禁苦笑了。

　　他们也都说走就走了。

　　父亲进屋与秉昆一起收拾时，寻常交谈似的问：“那个穿一身军服的小伙子，他上北京的大学了？”

　　秉昆于是明白，父亲在外边听到了屋里的谈话。两个多钟头里，父亲一直在外边，这让秉昆心生自责。只想着把朋友们陪好，却完全忘了外边的父亲，多不应该呀！

　　他内疚地说：“对，他叫吕川，我们几年没见了。”

　　“是名牌大学？”

　　“对。”

　　“他家也是共乐区的？”

　　“对。他妈也没工作，和我妈一样，家庭妇女。他爸是鞋厂的，解放牌胶鞋就是他爸那家鞋厂生产的。他爸身体不好，提前退休了。”

　　“他也和你一样，在酱油厂上班？”

　　“对。”

　　“他上学那年，是要群众推荐、领导同意的吧？”

　　“对。”

　　父亲不再问什么，反复擦桌子。桌子已经很干净了，仍擦来擦去的实在多余。

　　秉昆猜测到了父亲心里在怎么想，幽幽地说：“爸，吕川当年在厂里确实表现好，但我当年在厂里的表现也很好。不论工人群众还是领导，指责不出我有什么严重缺点来。当年上大学的情况特殊，他父母并非是他的生身父母，他是烈士遗孤……”

　　父亲终于停止了擦桌子，一边洗抹布一边说：“可我是你亲爸，同样是我们这样家庭的子女，你哥考上了北大，你姐也考上了北大，就你这辈子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当然是因为各有各的具体情况。”

　　秉昆一下子光火起来，顶撞道：“爸，就咱们父子俩的时候，你说话能不能直来直去的？你绕着挺大个弯子说话，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了，而且也不像你一名老工人说话的本色。”

　　他当时正搬起一把椅子往原处放，说完那句话才把椅子放下去。由于光火，发出很大的响声。

　　父亲那时已洗好抹布，正拧着。听了他的话以及那很大的响声，弯着的腰背一动不动地弯了片刻才缓缓直起，慢腾腾地把抹布搭在绳上。

　　秉昆又说：“屋子收拾完了，我想回去了。”

　　父亲转过身面带忧伤地说：“秉昆，我刚才是在好好地跟你聊。你觉得一句话不爱听了，就可以不顾辈分来训我吗？”

　　秉昆张张嘴，无话可说了。

　　父亲接着说：“我如今老了，发不动脾气了，只有任凭别人对我发脾气了。即使我的小儿子对我发脾气，我也没辙了。但是秉昆，你要记住你爸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朋友之间，谁有困难了互相帮助我是赞成的，大家共同帮助一个有困难的朋友也是我竖大拇指支持的事；可如果几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押宝似的押在一个朋友身上，那不就太没志气了？那样还不把那个朋友的人生给拖累垮了？”

　　秉昆又有道理了，他说：“爸，我又不爱听了。第一，你不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门外听到只言片语就想当然地进行批评，这叫自以为是。第二，我没我朋友们的那些想法，一丁点儿都没有。如果你的批评也是针对我的，对我不公平。第三，我的朋友们并不都是没志气的人，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各方面很要强的人。要强又怎样？你能说光字片人家过现在这种糟心日子都是因为不要强吗？你能说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命里注定不配在好工厂好单位上班吗？可我们这一茬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如果一点儿关系一点儿后门都没有，能进好单位好工厂的会有几个？”

　　“你给我住口！”父亲也光火了，拍一下桌子严厉地说，“你小子还以为不是命里注定吗？当然是命里注定！但人的命是可以改变的！一代改不了，那就只能靠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靠下下一代！以前是机会有限，轮来轮去，轮到普通老百姓人家可不就少了。如今不同了，考大学就是比较公平的机会！你告诉你那些朋友，只要有几分希望的都要争取考上……”

　　“爸，你这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们都当了爸爸妈妈，有家不像个家，工作累，工资低，现在要他们考大学那是成心给他们出难题！比如我，有那么高的心气考吗？考上了能一路顺利地读完吗？”

　　父亲打断道：“那就认了你们这一代的命！咬紧牙关，好歹把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这比把希望依赖在什么吕川叔叔身上靠谱多了！”

　　由无话可说到有些话非说不可的周秉昆，此刻又无话可说了。他越听越明白，父亲内心里显然对他颇为失望，却又不便直言，于是才抓住朋友们的一些话旁敲侧击地表示对他的不满。如果不是哥哥和姐姐都考上北京大学，嫂子也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父亲也许对他不会有什么失望。如果吕川这个晚上没出现在自己家里，父亲也许还会对他这个小儿子的转正多少感到点儿欣慰，可哥哥姐姐同时考上了北大，同样是酱油厂工人的吕川即将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而且一下子成了朋友们的指望，便让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内心生出欲说还休的失望了。

　　秉昆觉得，父亲口口声声所说的“你们”其实是“你”。秉昆头脑里并没有朋友们那些想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不是太多。谁不希望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将来成为有权力的人物呢？谁不希望好朋友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起到比个人努力强大许多倍的作用呢？史彦中稍微动用一下自己的权力，不就轻而易举地为他周秉昆的学历打包票吗？学历问题如果水到渠成地解决了，有邵敬文与师父白笑川的举荐，他当上编辑部主任就不见得是件难事，他岂不就是科级干部了吗？他认识的有权力的人越多，有权力的人对他的人生帮助越大，他越是对权力心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好比一个单身汉对一脸麻子的仙女的看法——想膜拜吧，他实在不喜欢麻子，想说根本不爱吧，“她”那几乎助人事事顺遂的广大神通却又不能不令他五体投地。

　　他替朋友们所做的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如上的心理进行辩护。

　　正如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既觉得有些话非说不可，不说如鲠在喉，他也是那样的。

　　既然有话都不能直说，他懒得继续与父亲理论下去了。

　　秉昆一转身往外便走。

　　“你给我站住！”

　　父亲的高声大喝让他住立在门口。

　　“你给我转过身来！”

　　“我不转身也听得到！”

　　秉昆又犯了倔劲儿。

　　父亲大步走到他背后，他听到父亲因恼怒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父亲说：“周秉昆，你和那个郑娟的事，我不怪你，事情变成了那样，也是天意。我们周家的人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何况郑娟她是孤儿寡母！你和她的关系那样了，证明你不愧是我儿子。但是，我们周家不能绝了后！玥玥她是个女孩儿，并且不姓周，她只不过是我的外孙女。你哥曾在信中跟我说，你嫂子有病，生孩子对她有生命危险，何况也未必就能给我生出个孙子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了。你应该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如果是我一个有志气的儿子，就要对你自己的儿子和人家郑娟的儿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让他们将来都成为大学生。对于咱们老百姓人家，什么叫脱胎换骨？这才叫脱胎换骨！总之，你和郑娟再生个男孩还是女孩那也是天意，但是你们必须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不生不行，万万不行！生了没让孩子上大学也不行，同样万万不行！只让一个上了大学还不行，是哪一个都不行！还是那句话……”

　　秉昆听着，觉得浑身血液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流得慢，一会儿流得快。冷和慢是压力造成的，热和快是由于愤怒。

　　他猛转身冲父亲嚷起来：“哪句话？！”

　　这时，父子俩差不多是面对面了，父亲瞪着他也大声嚷起来：“我们周家，不能打我这一辈起儿女一代有出息了，孙儿女一代又崴泥了，我不许那样！就这话！”

　　秉昆强压火气，几乎以一种针锋相对的口吻说：“爸，你也给我听明白了，打小我在各方面就不如我哥我姐，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认命，你也得认，不认也没法子！但我认命不等于我在混日子。我没混过！我为了活出个人样来努力过了，我能熬到今天这份儿上不容易。你要求我和郑娟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对不起，在我这儿就没那么想过。如果我每月有五十几元工资，可以考虑，但我直到今天还是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再多一个孩子我养不起了。就算我们又为周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将来能不能都考上大学，那也得看他们的造化。如果他们根本不是那块料，我整天逼着他们头悬梁锥刺股有屁用！如果你对我失望到了极点，那么咱俩干脆脱离父子关系，往后我不回这个家就是了！”

　　父亲举起了手，然而举起的手僵在半空中。

　　秉昆用后背顶开门，一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了，周志刚呆立门前，眼中淌下老泪来。

　　这位老父亲心里委屈到了极点！哪有当父亲的不爱老疙瘩的呢？又哪有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不重视传宗接代这等大事的呢？自己的父亲已是单传之子，自己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他也并没要求小儿子非为周家生出个儿子啊！生出个女儿也行啊！难道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到头来连个是周家种的孙儿女都得不着吗？往后，这世上不就没有了他这一门人家了吗？他作为父亲的这种近忧远虑，小儿子是应该理解的啊！明摆着你秉昆已是唯一能为周家传宗接代的人了，你有这个责任啊！自己已经将话说得很明白了，为什么竟换来你秉昆当面顶撞呢？希望你更有志气，还不是为你好吗？光字片已经不像人生活的地方，太平胡同更不如光字片，你和郑娟四口人生活在那种地方，你父亲有多心疼你不晓得吗？你们想要跳出太平胡同，除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还能有什么办法？秉昆，你对老父亲太不公平了！

　　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光字片最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重体力劳动榨干了身体却志气更高的老父亲周志刚，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哽咽，双手往脸上一捂，缓缓蹲下来。他无声地哭了……

　　五月底，夜风已经不冷了，风中有一阵丁香的芬芳，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刮来的。

　　休道那关羽像前曾结义，

　　打今日，

　　各自生路各思谋，

　　只将江湖上交情铭记……

　　谁家院子里传来悲怆的京胡声和一个老者嗓音苍凉的唱词——也许是一个人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也许是两个老友一拉一唱，同享其乐，谁知道呢。

　　六月一到，A市就将迎来它最好的季节了。在树绿花红、蜂悦蝶喜的日子里，连流浪的猫狗和讨饭的都会感觉好点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那阵丁香的芬芳并没让秉昆呼吸舒畅，那老者的唱词却让他听得心里难受，真想蹲在路边哭一通。

　　他眼中也流泪不止，他心里也充满委屈。

　　本来是好事降临，与朋友们欢欢乐乐度过一个夜晚，温情脉脉的聚会，因为吕川的出现而以父子之间激烈的言语冲突收场。他毫无心理准备，难受得想找个地方撞墙。他一路中箭受伤般地走着，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仿佛是他自己的声音，又仿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那男女莫辨的声音似乎流露着嘲讽和不怀好意。

　　耳边依稀听得到老者的唱腔，却已听不太清楚，只有“瓦岗寨”“单雄信”“本大爷”等字句断断续续忽高忽低随风而来。

　　秉昆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别唱啦！”

　　老者的吟唱戛然而止，一时间方圆几里乃至整个城市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秉昆回到家，见妻子已经搂着楠楠睡下了。

　　他伫立炕前俯视她，端详她的睡态，她睡得很香。自从她成了他的妻子，不再是小寡妇，他就觉得她一向睡得很安稳。当她睡熟时，白皙的脸上就会泛出微微的颊红，一种初绽桃花那样的红。她的唇却要红得多，像戏中女子的唇那么红，饱满得没有唇纹。她的腮，还会现出浅浅的梨窝来。

　　他喜欢端详她的睡态，每当她睡着了而他醒着的时候，端详她的睡态成为他的享受，也是他为自己开的解忧祛烦、消除疲惫的灵丹妙药。他静静地端详一会儿，总觉得世界终归是美好的，人生毕竟值得眷恋。

　　在这一条如同原始族群穴居遗址的胡同里，在这一间窝似的土坯屋里，在炕沿木油黑发亮的火炕上，睡着一个生命力旺盛，白是白红是红粉是粉黑是黑，仿佛刚用发面蒸出来的年轻妩媚的女人，这情形给他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楠楠也睡得很香。

　　伫立炕前的秉昆，又一次想到了“金屋藏娇”一词，不禁幸福地苦笑了。

　　他之所以会对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不仅因为父亲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也因为父亲破坏了他的幸福感。

　　他关了灯，上了炕，搂着她时，她醒了，把他的手扯到嘴边吻了一下。

　　他问：“怎么不插门呢？”

　　她说：“免得你敲门敲醒孩子呗。”

　　他又问：“就不怕坏男人进了屋？”

　　她说：“小偷都不往这条胡同来，坏男人进咱们这个小破土屋干什么呢？”

　　她依然单纯，无可救药的单纯。

　　他说：“以后我不在家，你睡觉千万要插门。”

　　她说：“现在我是你媳妇了，不再是小寡妇了，没人敢欺负我。”

　　他说：“我才没那么大威慑力，记住我的话。”

　　她说：“嗯。”

　　他说：“将来我要让楠楠上大学。”

　　她说：“好。”

　　他说：“我爸希望咱们再有个孩子。”

　　她说：“行。”

　　他说：“你真愿意啊？”

　　她说：“你愿意我就愿意。别说了，我正在困劲儿上呢。”

　　她又吻了他的手一下。

　　他便不再说什么了……

第五章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六十六岁生日。他的六十五岁生日没过成，因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医院。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周志刚看样子不在乎，但内心里是遗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

　　实际上，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几年前就只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错乱已不可救药。好在她畏惧他的余威，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经过那一阵子沉默，错乱的神经总能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周志刚挺亨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精神错乱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她还怎么疼她，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对她的感情已成为他的宿命。儿女都不再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近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么一种安慰，他们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点左右，一辆中型卡车开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车上满载着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来岁，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放下车厢板便开始卸东西。周志刚听到声音，出门看究竟，四十来岁的自称蔡晓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蔡晓光实际三十八岁，因为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周志刚第一次见蔡晓光，不知道他和女儿是什么关系，只当是女儿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他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晓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

　　那车东西确实给周志刚带来了极大惊喜。秋天修房子时，他不愁什么了。水泥和砖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儿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接着又和老伴把砖搬入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

　　老两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里歇气儿时，老伴儿问：“你跟女儿要过？”

　　他说：“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还是她这个女儿更懂我，在我生日这天，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她来了我得数落她，没见过自己老父亲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

　　他板脸道：“坚决不许！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太对了。”

　　其实，送那一车东西还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来，秉昆更了解父亲。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说出钱可以，说罢看着哥哥。秉义说自己也没能力搞到那些东西。在A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哥哥说完，嫂子也摇头。

　　周蓉就问秉昆：“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秉昆说：“你们哪儿有我了解他？他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地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要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他退休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比起受青睐的儿女，受气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说：“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蓉的女儿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们走在光字片时，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碍观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那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每一代人只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有感觉。

　　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虚岁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地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短暂。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补丁衣服的还是少了。的确良和涤卡两种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欢迎，用这两种衣料几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几乎可以不用打补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缝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纤衣料。春秋穿涤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袄棉裤的外套仍是化纤衣料做成的。

　　化纤衣料的一大好处是不缩水，洗过之后也不起褶皱。不起褶皱却并非就是有形有样，板板正正，要穿得像样，必须用熨斗褽过。

　　光字片的人家都没那种好心情。

　　这一天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涤卡衣服，还是仔细褽过的。在光字片的人们看来，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什么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买到，而进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干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颜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蓝黄灰五种。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人们一年到头甚至一生也不怎么会穿褽过的衣服。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或警服，便会让人对其家庭背景产生无边猜测和遐想，以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这也让爱虚荣的男女青年为此每每干出傻事来。

　　秉义三人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刚家大儿子，那女人是他媳妇，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女儿。”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那周志刚老两口还住咱们这破地方图什么呢？也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嘛，老两口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等到猴年马月呀？也许死了还没等到呢！”

　　一些认识秉义、多少知道一点儿周家事的人议论起来，很是羡慕。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舌尖留情，不至于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

　　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刚一恢复，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

　　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户口落回到A市再参加高考，还是直接从兵团报名参加高考，他犹豫过。师教育处处长开导他说：你不管从哪儿考上大学，户口便又成了集体户口，毕业时把你分到哪儿没准，所以你考前户口落在哪儿没什么实际意义。不如安心在师里复习，直接从师里考吧。他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就没返城。

　　考前，师长与他谈过一次话。师长说：“我将来要回军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周秉义第二次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

　　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他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骛。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

　　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二十九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十八九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

　　周秉义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七九年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却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看你，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秉义说：“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出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她说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不耐烦了。她说：“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愣，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蓉抢着又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她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义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秉义只有装作浑然不知。

　　“邹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容”是哪一个。

　　一石击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事与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世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而愉快，颇获好评。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一优点，并发扬光大，这让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昆次之。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话，说只要她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她却说不愿被保送。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她说好中学都在市区，她不愿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会挨冻。

　　老师又问，依她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

　　她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老师说：“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是你的事，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你趁早打消那样的念头。”

　　她说：“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以那么一种语言和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几个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阵，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

　　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蓉说了算。”

　　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觑了周蓉。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

　　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妈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你是成心的吗？”

　　她说：“是。”

　　妈妈大怒：“你怎么敢那样？”

　　她说：“只有那样才能打消她们的念头嘛！”

　　妈妈更加愤怒：“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妈妈怒不可遏，从炕上抓起了笤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说：“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妈妈喝问：“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

　　她说：“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妈妈极其震撼，瞪着她呆住了。然后，罚她到墙角去站着。

　　她说：“这行。”说完乖乖走到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蓉听话。

　　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

　　秉义对妹妹说：“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周蓉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秉义说：“不会的。那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周蓉说：“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那样，我的耳朵快听出茧子啦！好学生有时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反而好了吗？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秉义耐心地说：“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敬着，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也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周蓉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呢？你是我哥，从小一块儿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里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里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蓉一张小嘴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驳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蓉任性，讲歪理，成心气他，让他没辙。

　　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昆放学回来了。

　　周蓉问：“秉昆，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秉昆看看哥哥，反问姐姐：“思想是什么呀？”他接着又问哥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把落后的进步的都说一点儿给我听听呗。”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败下阵来。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做鬼脸。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蓉的惩罚结束。

　　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她喝问：“成心的是不是？”

　　女儿诚实地回答：“是。”

　　她便挨了几笤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结果，她就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

　　周志刚问明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学，为什么不依她呢？当然可以。他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子天刚亮就得出门去上学，往往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走慢点儿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上学吧！乘公共汽车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车钱吗？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他觉得女儿并没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还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那么铁定主意。他不无委屈，却虚心接受了父亲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

　　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了，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

　　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得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她的权威那还行？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

　　于是，秉义乖乖跪到墙角去了。

　　周蓉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她，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也给小儿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对周蓉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疙瘩，父母对他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2、3、5、7、9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他这个老疙瘩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妈妈说：“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谢天谢地吧。”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他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

　　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蓉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对无怨无悔地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小秉昆陪跪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儿根本不当回事似的，他把终结权甩手交给了孩子妈妈，出门下棋去了。

　　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

　　等母亲解除惩罚时，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过那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周志刚认真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肯定没有。”

　　秉昆妈就大为奇怪了，“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呢？”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一想呢？”

　　秉昆妈说：“我想过了，更没有嘛！”隔会儿又说：“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儿！”

　　周志刚告诫说：“你既然领教了她那种性子，以后就不必对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没出息？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儿就随她吧。别管教太严，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问题来。”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昆妈妈也是听到过的，从此对女儿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周蓉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的。她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儿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呢？”

　　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她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

　　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临毕业时，周蓉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

　　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成了高中生的周蓉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小学时的她并非多么漂亮的女孩，初中时也只能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甚至让妈妈尴尬。

　　经常有人问妈妈：“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话里话外，总会让妈妈听出这么一层意思——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不是亲生的吧？

　　这时，妈妈总是说：“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她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啊？”这么说时，她内心里是愉快的。

　　成为高中生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她的外表而非她的内心，但他们的误解正中她的下怀。周蓉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学习，并有更多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周蓉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地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

　　但是她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

　　她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

　　对于思想类书籍，她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她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

　　她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

　　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她，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一次，她听说市图书馆有数部《胡适文集》，属禁阅书籍，她苦求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阅。几天后，她对哥哥和郝冬梅说：“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儿发言权了。”

　　哥哥和冬梅未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新动向”。

　　哥哥和冬梅都不信她的话，以为她自我吹嘘。她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背了几段给他俩听。她说：“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渣，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他俩又一次表情大变。

　　哥哥指责道：“周蓉，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责任感？”说罢怫然起身，到外边去了。

　　冬梅跟到外边，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

　　秉义说：“看来，我家将因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如何是好？”

　　冬梅也感到问题严重，就回到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蓉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冬梅将话说到这种地步，周蓉不能不认真对待，她赶紧走到小院里向哥哥保证。

　　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家庭的儿女，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和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

　　那时秉义已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

　　周蓉理解了哥哥的不安，诺诺连声。

　　不久后的一天，冬梅劝周蓉还是要争取入团。她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时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种种不利的猜疑。

　　周蓉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也是她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蓉实际上已多少受到猜疑，她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俩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

　　她说：“我听你们的。”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她得重视。

　　周蓉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

　　她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时，心理上并没有特别不适。写思想汇报时，心里则有些别扭。倘如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倘隐而不宣，又是在撒谎。

　　对组织撒谎是她所不愿意的，但为了能入团，她选择了撒谎。写第二份思想汇报时，她心里已不怎么别扭了。

　　然而，她并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她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几天，“文革”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

　　一九七九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

　　周秉义比一般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

　　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

　　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

　　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高中时，他就是学校名人。成为全市二十一名高中生党员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蓉小学六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

　　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

　　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

　　周秉义从没动心过。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白璧无瑕。

　　他强作欢颜，与每位想要认识他的女同学见面——尽管许多时候他觉得简直是滋扰，也因此烦恼，但是出于起码的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克制自己，客客气气。学生干部没什么了不起，多认识一些同学也是自己的荣幸——他经常告诫自己。

　　一见面，竟是妹妹周蓉，这太令他愕然了。

　　周秉义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一点儿也没看到吃过“苦头”的人常有的心有余悸和谨小慎微。相反，他感到妹妹简直是好了伤疤就忘疼的自以为是。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周蓉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那篇“与友君商榷”的文章，让他极为不快，却也不想多加理会。

　　周蓉确实没把自己吃过的苦头太当回事，更谈不上心有余悸。她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平淡寻常。她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北大的，如同一个带着空背包的人进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学校那种思想活跃的氛围，非常享受。对于她而言，新思想是知识，也是财宝。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偏激，这得益于她读过的书。她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国家的发展各有不同，甚至与国家基因有关。她在系刊上发表文章，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达能力。

　　有人说那篇文章写得挺好，很有文采，这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更有信心。她心满意足，从此没事似的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

　　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并不因为作者的漠视而终结。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布告贴出，许多外系的同学觉得话题新颖，别开生面，响应者众多。

　　这所藏龙卧虎之地，一旦有学生张罗操持，必然影响很大。

　　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自己也没料到，看似平常的辩论主题，居然引来了许多外系学生。

　　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论题属于哲学范畴，竟被中文系同学搞成了一场辩论会，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风采。

　　历史系的学生也来了不少，他们原本希望系学生会组队参加。中国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系的学生有太多话可说。

　　周秉义态度冷淡，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学的不满。

　　周蓉本来不在场——她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作为始作俑者，她其实很难逃避。结果，她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学兄学姐挟持到了会场。

　　周蓉被主持人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变。

　　啊！“邹小容”原来不是热血男生，竟是个大美女。女生们一阵窃窃私语，男生们个个眼睛发亮。

　　起初，还有些与主题有关的话抛向她——

　　“你那位友人是何许人也？”

　　“你俩怎么谈好人与好学生这一话题？”

　　“你的文章刊出后，友人有什么看法？”

　　“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这些问题皆牵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义，想到哥哥是多么的不愿受自己的连累，她除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再无别的招数。主持辩论的学兄见她陷于被动，岂忍袖手旁观？出于怜香惜玉，也是为了中文系的荣誉，急忙替她搭台阶铺锦毯，介绍她那一段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经历来——学兄消息灵通，不知从哪个渠道刺探到了，却又知之不确，多溢美之词，还夸大得甚是离谱。那种情况之下，周蓉不得不出面澄清。

　　她出面澄清时，台下又是一阵肃静。

　　当年，有反“四人帮”经历的人士，仍令学子们由衷敬重。北大是“四人帮”流毒迫害师生的重灾区，悲情气氛仍较浓重。现在台上站着一名曾与“四人帮”余党斗争过的美女学生，大家都觉得很传奇。不知哪一位带头喊起了口号，于是口号此起彼伏相继而起。主持人担心局面失控，直接宣布辩论结束。周蓉在同学们簇拥之下，匆匆离去。

　　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辩出个什么结果。周蓉却大大出名，尽管这并非是她的意愿。

　　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蓉宿舍门外，堵着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

　　秉义劈头问道：“这下你得意了吧？”

　　周蓉反问：“哥，你什么意思呢？”

　　秉义有些发火，“你别装糊涂！”

　　周蓉确实是在装糊涂。哥哥指的是什么事，她当然明白，只不过因哥哥的态度而不悦，故意反问了一句。哥哥的怒气让她更加不悦，依她想来，那件事也不过就是一件结果始料未及的校园偶发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哥哥那么气势汹汹。

　　周蓉不高兴，干脆装糊涂装到底。她正色道：“哥，我得提醒你啊，你我都已经为人夫为人妇了，我己做母亲了，你不可以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语气训斥我。请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让你对我怒火中烧的？”

　　“周蓉，你不装糊涂行不行？！”周秉义大声嚷嚷起来。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让人听到了成什么样子？不错，我是在装糊涂！谁叫你这个哥哥一开口就训斥我的？我现在和你一样是北大学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有感而发，在我们系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怎么了？我参加了一场由我们系学生会主办的辩论会又怎么了？何况我也是不情愿的，怎么就像冲了你的气管子似的？你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周蓉振振有词，与哥哥杠上了。

　　“你那篇文章的思想很成问题！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你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居心何在？”周秉义简直是审问的口吻了。

　　“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吗？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文革’那十年中，从小学到大学，不就是因为另搞了一套所谓好学生的标准，才让不少学生变得像野兽吗？咱俩都是过来人，难道你如此健忘吗？用民间的朴素的好人标准来衡量，当年那种种好学生的标准能立住几条？”周蓉也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口吻。

　　“当年！‘文革’结束好几年了，难道你要把那十年记一辈子吗？许多人希望‘文革’成为历史，反感你这种动辄拿‘文革’说事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碰巧有了那么一种经历就真的光荣，那只不过证明了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任何时代，不安分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你不要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果你连这点儿人生常识都没悟懂，那么作为你的哥哥，我有责任教导你，你要牢牢给我记住！”还是教训的口吻，秉义确实也是苦口婆心。

　　不料周蓉瞪着他，冷冷地回敬了一番话：“哥，没想到十年没见，你变成了一个如此可怜的人。我好怀念十年前的哥哥。我那篇文章的确还有点儿价值。我也要提醒你，蔡元培先生当年任北大校长时，鼓励学生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是学历史的，建议你从历史中去寻找……”

　　不等她说完，周秉义挥手扇了她一记耳光。

　　周蓉的半边脸被扇得火辣辣的，有点儿麻木。

　　她却并没捂脸。待了几秒钟，她转身走了。

　　周秉义气得浑身发抖。他并非小肚鸡肠之人，他的小题大做实在是有苦衷。有关方面向秉义传达了一个意见，希望他劝导妹妹不要太活跃。与妹妹进行严肃的谈话，不仅是他的义务，也是任务。然而，有些话又不能对妹妹挑明，怕她产生心理压力，事与愿违。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秉义算得上是老党员了，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衷。

　　秉义的烦恼还没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园传说中周蓉的“对象”，成了许多男女生议论的人物。美女学生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男生，这种好奇是大学校园里最有传染性的。结果，他当年因为放弃穿军装的机会而在兵团师部经历的新闻“洗礼”，在北大又经历了一次。无奈，他只得求助于中文系学生干部。人家挺给面子，派学生记者采访了一次，稿件仍发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题目是《哥哥眼中的“邹小容”》。结果适得其反，周秉义的烦恼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男生恳求他，希望通过他与“邹小容”联系。

　　满心委屈的周蓉虽然与哥哥不来往了，却能理解哥哥的烦恼，她也有些内疚。于是，她亲自策划了一场“中外情诗朗诵会”——朗诵者主要是学生，还通过冯化成请了几位校外诗人。

　　那年头，几乎被斩草除根的小说家们尚未缓过气来，诗人们却已“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始有些萌动了。在大学校园里，不喜欢诗歌差不多与俗是同一个意思。一个亲近诗歌的人，几乎就等于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参加的人远远多于辩论会的人——由美女学生策划主持的情诗朗诵会，倘无吸引力岂不成了咄咄怪事？

　　周蓉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也在北大学子们面前亮相了。他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系了领带，领带夹闪闪发光；他的大背头梳得极平顺，脸也刮得干干净净，络腮胡子却保留着，眉毛似乎也都修剪过，与略显苍白的脸相互映衬。在贵州十余年间，冯化成的脸一度变得像当地人一样黝黑粗糙，回到北京后又很快露出苍白的模样。

　　看得出，冯化成对自己在北大学生们面前的首次亮相格外重视。

　　周蓉挽着他的胳膊走到讲台上。当她介绍说，他是自己的先生后，学生们一时没明白先生的含意。她又进行了补充说明，片刻的肃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冯化成“文革”前在诗坛小有名气，台下有读过他诗作的学生。冯化成朗诵诗比创作诗的水平要高出许多，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好，但毕竟是诗人，对诗歌的韵律美了如指掌、谙熟于心。并且，他一朗诵起诗来，仿佛演员面对镜头，顿时变了个人似的，声情并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朗诵会圆满成功。冯化成踌躇满志，外请诗人中数他朗诵的诗歌最多，获得的掌声最热烈。

　　因为冯化成朗诵的一首当代长诗，他与周蓉会后发生了争执。

　　“你为什么要朗诵那一首诗？”

　　“你没听到掌声有多热烈吗？我不应该对台下的掌声缺乏激情吧？”

　　“那你也应该朗诵一首短的！”

　　“长的短的有什么区别呢？长的就不是诗啦？”

　　“当然有区别！你已经朗诵过三首了，我主持的不是你的专场诗歌朗诵会！不应该让人觉得你很特殊！”

　　“一旦站在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我就只不过是一位朗诵诗歌的诗人，你扯什么特殊不特殊有什么用啊？扯得上吗？”

　　“当然扯得上！你占用的时间太多，留给别人的时间太少，这有失公平。我明明事先告诉你了，每人最多朗诵两首诗，你也不能例外！”

　　“欢迎我的掌声更热烈，我有什么办法？”

　　“那是我这个主持人应该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在台上自作主张的，你没那种特权！”

　　“哎，你怎么变得事儿妈似的了？你今天哪根神经搭错了？”

　　“再说，最后那一首长诗也不是情诗，不符合情诗朗诵会的要求！”

　　“但是，台下不是都听得很认真吗？”

　　“你为什么要做违背朗诵会要求的事？为什么还要在朗诵前讲上一大段你的‘光荣经历’呢？那些话不是离题万里吗？”

　　“我说那段经历光荣了吗？那是事实，与那首诗有关，我认为有讲的必要！”

　　“你有炫耀之嫌！”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怎么了？你没完没了的，烦不烦啊！”

　　“你是在利用一切机会沽名钓誉，也是在利用我，你的妻子，可耻！”

　　“妻子提供的机会就不可以利用一下吗？不沽名钓誉又来这儿做什么？难道对你就没好处吗？”

　　“你说这话更可耻！”

　　“好好好，我可耻我可耻，我可耻却收获了快乐，你休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那首诗不是你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郭诚！他与我父亲情同父子，这你是知道的！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为什么偏偏就不说那首诗是郭诚创作的？”

　　“我也没说是我创作的吧？”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忘了！”

　　“忘了？”

　　“对！忘了。”

　　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

　　那一刻，她震惊了。

　　她是那种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真像有些人说的，她冰雪聪明，仿佛天生就拥有“读心术”的本领。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从未发生过什么龃龉，过的是一种与名利完全绝缘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词典中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药，茶是不易享用的奢侈品。贵州产茶，他们却舍不得花钱买。夫妻俩身体都不好，药是家中必备。孩子和诗，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核心位置。孩子代表希望，诗是精神的维生素。那时，诗就是诗，写来纯粹是诗，读来也纯粹是诗，不可能有任何附加值。

　　当年，周蓉从不曾对先生冯化成使用“读心术”，那种天赋几乎彻底退化了。然而，在这场情诗朗诵会上，在与冯化成的辩驳中，周蓉的那种天赋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好比一个十余年不曾游泳的人，一旦落入深水，出于求生的本能，游泳本领自然而然地重新唤醒了。

　　通过与冯化成的争论，她潜入了对他重新认识的深水区。

　　是的——千真万确，她因自己的新发现而震惊。

　　冯化成问：“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周蓉盯着他，不愿再说什么。

　　“你今天纯粹是没事找事！”他悻悻而去。

　　片刻过后，冯化成的背影在周蓉眼中模糊了，像隔着雨水流淌的窗玻璃望过去似的。周蓉想到了哥哥周秉义。历史系男生们的宿舍离她站着的地方不远，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如果不是挨过一耳光，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想倾诉心事的便是哥哥。

　　她终于没去找周秉义。

　　她不允许，那一记耳光对她是椎心之痛。

　　除了哥哥，在北大校园以及偌大的北京，她尚无什么朋友。她感到了空前的孤独，比初到贵州时更孤独。在贵州，她还有自己崇拜的诗人“先生”，如今他回到北京后仿佛完全变了不，不是仿佛，而是的确变了。如同一个曾经流落民间的王子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城邦，他又开始被尊重，接受王位不过是迟早之事。与他共患难的爱妻，分明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可爱，尽管他有时还是会以审美的眼光看她。

　　不过，她太熟悉孤独了，并没有被这种新的孤独压垮，难以自拔。作为全系当之无愧最勤奋的学生，图书馆是她的世外桃源。在她眼里，苦读是一种享受，勤奋也近乎是休息。

　　情诗朗诵会确实给她带来了好处，冯化成的登台亮相让她的追求者迅速打消了念头。冯化成留给大家的印象挺不错，他们普遍认为，他还算配得上周蓉。

　　周家兄妹的嫌隙在北大持续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往来。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周秉义住院做阑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妹妹周蓉闻讯来到了他的病床边。

　　周秉义闭着眼睛说：“出去。”

　　周蓉说：“我数到三，如果你不睁开眼睛，将来再见到我就很难了。”

　　周蓉数到二时，秉义睁开了眼睛。兄妹俩互相看着，都笑了。

　　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说：“你哥天天念叨你呢。”

　　周蓉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他妹妹？”

　　病友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那还有错！你哥跟我们说过你的长相嘛！”

　　“果然是个大美人儿！”

　　“你哥说起你来可骄傲了，夸你是你们兄弟姐妹三人中最善良最聪明、最有独立思想的人！”

　　“小时候他还因为你被父母罚过跪，对不对？”

　　“我们连你们兄妹俩因为什么事闹僵了都知道。”

　　“你哥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他当时有苦衷，你得谅解他。”

　　听着病友们的话，周蓉一边笑一边流下泪来。

　　原来在哥哥秉义的心目中，妹妹周蓉有思想，令人骄傲。周蓉感觉就像饱餐了一顿红烧肉。在贵州十余年，她没有吃过鲜肉，只尝过几次腊肉，几乎忘了鲜肉的味道。到北京后，她才与先生冯化成在小饭馆吃到了红烧肉，一时大快朵颐，旁若无人，直到冯化成提醒她注意点儿吃相。

　　兄妹俩和好如初。

　　周蓉问哥哥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秉义一听就明白她心里的想法，反问她是不是有考研究生的念头？

　　她说是的。

　　那一年，重点高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

　　秉义表示支持妹妹考研究生。如果能考上，为什么不呢？如果她想接着考博士生，他也会支持。秉义说，自己毕业后将回A市工作，爸妈年纪大了，由小弟在家尽孝不可以，那对小弟太不公平，自己这个长子也该尽尽孝心了。

　　周蓉说：“哥，我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

　　秉义说：“别这么想，你多虑了。你我情况不同，化成是北京人，你在北大读书，不论读多少年，你们等于在一起。我如果不回去，我和你嫂子还得继续两地分居，我俩都不愿那样。”

　　周蓉说：“我再考虑考虑。”

　　秉义说：“别犹豫，决定了吧。”

　　周蓉说：“如果还让爸妈带着玥玥，我心里也很惭愧。”

　　秉义说：“玥玥是爸妈的外孙女，那是他们高兴的事。身边有小孩儿，老人不寂寞。你假期可以和化成回去嘛！你我都是大学生，这是时代带给咱们周家的幸运。你再成了硕士生，成了博士生，便是天大的好事，没什么可犹豫的。”

　　周蓉说：“可惜秉昆被‘文革’耽误了。”

　　秉义说：“也不能这么认为。如果‘文革’今天还没结束，咱俩肯定是被耽误了。即使没有‘文革’，秉昆就能考上大学吗？我看根本不可能。他能不能上大学，与‘文革’一点儿关系没有。”

　　周蓉说：“你这话如果让小弟听到，他肯定会生气的。”

　　秉义说：“他现在也挺好，做了编辑，知道上进，正读夜大，他们小两口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己做了母亲。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继周秉义、郝冬梅和玥玥之后，周蓉和蔡晓光两人也回到了光字片。

　　周蓉三十八岁了。当年的美貌，经过岁月一点一点地侵蚀剥夺，已经所剩无多，充其量只能说风韵犹存了。汉语词汇真是太精准了，“犹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消失，终究还有几分，但她的身材仍然很苗条。

　　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后的周蓉，人生中出现了最令年轻妻子们痛心疾首的事——她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

　　冯化成返回北京后，顺利地落实了政策，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成为北京某区图书馆的副馆长，行政职级算副科级干部。他也还算顺利地分到了住房——一处十八平方米的平房，外加一间六平方米的厨房。北京那样的公房不少，一排住屋，一排厨房，各家的住屋对各家的厨房。十八平方米算面积不小了，倘是三口之家住着还挺令人羡慕。

　　然而，冯化成很是失落。那一年，他已四十七岁，鬓角半白，快要秃顶。蒙受了十余年迫害，终于又回到北京，才给个副科级的馆长当？太憋屈了！

　　他的愿望是到作协去当个专业作家，从事诗歌创作。以他的名气，加上他受过迫害的“资本”，有关部门认为完全可以。遗憾的是，当年作协恢复不久，根本没有住房给他。

　　他第一迫切需要的是住房，没有住房等于没有家啊！当年，街头巷尾以及地下室防空洞改造成的小招待所里，也常常挤满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返回北京、等待平反、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和住房的人们，尤以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居多。一些外地推销员，如果有缘的话，常能在不起眼的小招待所结识上“文革”前的文艺界名人或教授学者。那些人的第一迫切需要也是住房。

　　为了有个家，他只能屈尊到区图书馆上班。他原本以为起码会给他个馆长的位置，这也落空了，因为他不是党员。当年，非党员要挤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异想天开，有关部门对他已算特别关照。

　　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痛快。

　　诗人们多少都有酒神的基因，冯化成的酒量大于他的肚量。在贵州期间，逢年过节，周蓉允许他饮几盅，但严格限量，唯恐他喝高了说什么醉话招来灾祸。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浅尝辄止。那时他很乖，像乖孩子一样听周蓉的话。生逢厄运却有美妻相伴，男人都会很乖的。除了周蓉，到处都是视他为敌人的眼睛，他依赖这个工人阶级女儿的保护如同小猫小狗依赖主人，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她自己的命运将更加不堪。返京后，他变了。人们的同情和敬佩让他有些忘乎所以，找不着北。老朋友们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宴请，他有些飘飘然，仿佛自己不仅是声名远播的大诗人，还是俄底修斯式的英雄。

　　有一次，他醉酒回家后对周蓉说：“我完全是因为要给你个家，才接受这份破职位的。”

　　周蓉自然不爱听，反问道：“当初不是因为爱上了你，我会到贵州去吗？”

　　冯化成却说：“爱上了我你不吃亏，现在我让你成了北京人。知道不？有的女人为了北京户口甘愿与任何男人上床！”

　　周蓉怒道：“胡说！没有你，我照样上北大！”

　　冯化成撮火地说：“北大学生多了，毕业后不可能个个都留在北京吧？你却肯定会留在北京，因为我又是北京人了，归根到底你还是沾了我的光。”

　　他一边说着周蓉不爱听的话，一边还搂搂抱抱地要与她亲热。

　　“让你和你的北京户口见鬼去吧！”周蓉把他推开，惯门而出。

　　那天是星期日，晚上十点多了，她生气地回到了学校。

　　这或许只能算小事一桩。接着发生的事却让周蓉的自尊心备受伤害，他竟然骗了她十余年。实际上，当初他并非像他所说是未婚男士。他离过婚，只不过没有孩子。前妻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他被宣布为“反动诗人”几天后，前妻便与他一刀两断，随后再婚。听说他平反了，前妻多次找他，表示悔意和破镜重圆的愿望。结果是，二人的约见变成了幽会，就在他家里被前妻丈夫堵了个正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半个多月出不了门见不得人。这还不算，那前妻的丈夫居然给周蓉写了一封抗议信，强烈要求她“管好自己的烂男人”。信中还揭发冯化成千真万确地动了背叛她的心思，为的是靠上了这位高官的女儿，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好在这件事并没有传到学校去，最终，冯化成向前妻的丈夫交了一份书面保证书才算暂时了结。

　　此后，冯化成乖了许久。

　　然而，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的爱情画卷被污损了。她整整一学期没回过她所谓的家。他给她写了二十几封信，一半是诗。平心而论，那些诗都写得挺好，在他的作品中当属上乘。他也多次到学校找她，恳求她原谅。

　　她被那些诗感动了，再次原谅了他。依她的分析判断，那事固然丢人现眼，却也不能不说事出有因——如果前妻不主动勾搭，他八成是不会心怀不轨的。

　　周蓉考上研究生后，作家协会也重新成立。冯化成对自己担任市作协副主席信心满满，结果又令他大失所望，只不过做理事。他的想法是——只要成为市作协副主席，那么必会成为中国作协理事，再进主席团也不是不可能。

　　令人失望的事往往是接二连三的。他也没当上中国作协的理事。

　　冯化成失意到了极点，一个时期内终日酩酊大醉，企图以酒来消解胸中块垒。

　　周蓉忍无可忍，有一天冷若冰霜地对他说：“咱们离婚吧，我当初爱的是诗人，不是酒鬼！”

　　这话对他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他戒酒了，也戒烟了。他发誓要做回她当初所爱的诗人。

　　此后一个时期，冯化成的诗歌作品经常发表于各大报刊，名声大噪。他超水平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区文化系统的领导们都感到让他“窝”在手下确实太屈才了，他们常常心怀不安。他们表示，如果市作协仍愿意接受，他们绝不强留。至于房子，随他住多久都行。他们说，能为在全国各大报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提供住房也是一种光荣。

　　市作协对他表示诚挚的欢迎。

　　于是，冯化成成为市作协的专业诗人，尊称他为“冯老师”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开始到处开讲座，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起初沾沾自喜，后来也烦过，却又身不由已。逐渐的，他身边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女诗歌爱好者与女记者，她们大多年轻，都喜欢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诗性美学”。

　　那些日子，周蓉埋头于硕士毕业论文，回家次数极少。有天晚上，她回家取换洗衣服，撞见了天下任何一个妻子都不愿撞见的事。

　　她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跪下了。

　　除了再次原谅，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同样原谅了自己，旧戏重演。他们的家似乎变成了“女子诗歌讲习所”，讲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从此，周蓉便不再回他给她的家了。直至她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后，冯化成才见到了她。

　　她平静地问：“化成，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他想了想，低下头说：“我堕落了。”

　　她又问：“可是为什么？”

　　他沉默良久，抬起头看着她，像一个诚实的孩子那样说：“我总觉得那十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创作诗歌，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

　　她也沉默良久，接着问道：“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咱们的女儿玥玥吗？”

　　他摇摇头道：“除了你和女儿，我几乎一无所有。”

　　“你还有诗歌，还有名气。”

　　“那不过都是浮名，当代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会流芳百世。”

　　“那么，你想要什么，权力？”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

　　“你究竟还想要什么？”

　　“我怕。”

　　“怕？……怕什么？”

　　“我明白，只要我三年没写新诗，人们就会彻底忘记我。或者，还能将我的名字与哪一首诗联系起来，但很可能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这个过气了的诗人，即使我实际上并没过气。中国古代诗人们和他们的诗词将流芳百世，近代诗人和他们的诗也将被刮目相看。时代只给我们和我们的诗歌留了一道窄窄的缝隙，让我们暂时存在，而后自生自灭。别看现在诗歌还算热闹，但作为诗人，我明白自己的诗风太老派了，新诗正在积蓄力量，我这种诗人很快就会过气了。我江郎才尽了，枯竭了，激情耗光了，我快完蛋了……除了是丈夫和父亲，我再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怕这一天的来临，怕极了……”

　　“化成，现在我没心情听你谈诗。”如果不打断他，看样子关于诗他还有不少话。

　　周蓉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

　　这样的人你可以相陪，

　　却无法安慰……

　　是的，她感到确实无法安慰他。如果一个诗人对诗歌的命运本身产生了莫大悲哀，叫别人如何安慰他呢？而且，他的那些话，她也没怎么认真听。

　　“你的话，不能成为你再三再四地让你的妻子蒙羞的理由。”她严肃地转入正题。

　　冯化成讷讷地说：“是啊，我承认。”

　　周蓉沉吟了半天，说出了内心压抑已久的一句话：“化成，咱俩好和好散，离婚吧。”

　　他看着她愣住了。

　　“就算我求你了。我已下定决心，决心难改了，今天是来正式告知你的。”

　　“……”

　　“女儿由我抚养吧，不需要你出抚养费，我有那种能力。你现在这种状况，也不能当好父亲。你可以随时随地见她，我绝不干涉。”

　　冯化成流泪了。

　　周蓉恳切地说：“咱俩夫妻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今天我求你了，行吗？”

　　他说：“那我也只有说行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你好自为之吧。”她长出一口气，起身便走。

　　“等等。”冯化成急切地喊道。

　　她在门口转过了身。

　　“你别就这么走了啊，让我最后再抱抱你吧……行吗？”他站了起来，恳求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点头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紧紧抱住了她放声大哭，像文学作品中对小女子的描写，“一时间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她，如同小说中对某些硬汉的描写，“将一颗心变得铁石般硬，不许眼泪掉下来”。

　　周蓉离开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走在回北大的路上，心里并没有感觉解脱，而是空空荡荡。她也极想紧紧抱住一个人，一句悲伤的话也不说，就那么一动不动默默地抱一会儿就行。哥哥已经回A市去了，偌大的北京没有一人是她可以拥抱而又不至于惹出是非的。

　　这想法是那么的强烈，简直难以抗拒！她紧紧抱住了身边的一棵老槐树。

　　一些路人见证了这个情形，却只有那棵老槐树听到了她的哭声——很细小，像小学女生种牛痘时的疼痛难忍……

　　在从北京开往A市的列车上，周蓉从最新一期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冯化成的名字，还有他创作的一首近百行的长诗——《我的“洞府“生涯》：

　　对于我这个被称作诗人的男人，

　　我想，

　　我永远难忘的，

　　肯定是我那一段米酒一般的“洞府”生涯……

　　在长诗中，他将她比作自己的女王，受宙斯派遣，到人世间来庇护他；还将她比作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创作的阿拉伯王宫生活的《大宫女》，屈女神之尊同时甘愿充当他温柔体贴忠诚的女仆；他上一段把自己比作被女王宠坏了的，乐而不思伊甸园的亚当，下一段又把自己比作“洞府之王”，把她比作自己收留的夏娃。他们当年夫妻生活中的种种忧愁喜乐、生活细节，翔实浓郁地呈现在他那长短句美观的诗行中。

　　那首古典浪漫主义风格鲜明的长诗韵律变化灵活，写实与想象结合，叙述与抒情交织。

　　周蓉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她明白那首长诗是献给她的，尽管他并没有写明。她也明白，那首诗激情澎湃，真情流淌，诚意饱满。

　　她很是感动，却并未热泪盈眶。她处在一种极平静的感动之中。

　　那首诗后面，附有专家学者的评论，颇多赞美之词，认为作者将西方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当代爱情诗与中国古体诗歌的唯美主义传统等四种元素结合起来，别开生面。

　　周蓉没怎么细看那些评论。她认为，最有资格评论的人非她自己莫属。她这么想时，竟忍不住微微笑了。

　　当她合上杂志时，头脑中忽然闪现出四个字：无怨无悔。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当周蓉走向她从前的家时，已是本省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了，也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A市也有一所以省名命名的综合大学，尤以文科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俄语专业是该校强项，享誉全国。他们对周蓉的求职感到诧异，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高校、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单位，可供她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她的回答是：“我想家了。”

　　她的这番话一半是真情实感，一半是搪塞之词，这句话却让校方大为感动。

　　学校请她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

　　她的回答是：“我都学了七年中文了，烦了。”

　　“可是……”

　　“我已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两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

　　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她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

　　结果，她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蓉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

　　这一时成了该校的新闻。

　　按她的资历，其实没资格晋升副教授。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要等五六年，但她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数她发表论文最多，数她年轻，又是女性，她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她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天下午，周蓉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中，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入荒诞小说中的神秘洞口。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A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枝叶修长，绿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入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理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入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地方——没有哪一幢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一条街巷能让人经过时心情不至于由好变坏。

　　学校分给周蓉一间住房，二十多平方米，老楼，原是当年为外聘苏联专家们建的，格局都是大小套间。他们撤走后，迫于教职员工们住房困难的压力，重新打了隔断成了单间，一批批早已分光。去年，学校建成了两幢新宿舍楼，教职员工们的住房困难稍得缓解，周蓉侥幸分到了一间。否则，即使她是副教授了，也根本不可能有份儿。老楼的楼道很宽，家家户户能在楼道摆橱设灶。房间层高也高，可搭吊铺。周蓉雇人搭了半截吊铺，每晚睡在上边；下边不放床，显得挺宽敞。学校的校园环境在A市很有名，地段也是全市最好的区域。周蓉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以减轻内心对父母的深深亏欠。每次从环境美好的大学校园回到光字片，她都会产生同样的恍如隔世之感。她觉得光字片还不如她在贵州住过十余年的山洞——走出洞外，视野内所见的自然风光毕竟还是美好的。

　　走在她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哪儿来的一股臭味儿？”

　　周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

　　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淘粪工正在淘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淘粪工们用绑在长竿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

　　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蔡晓光说：“怎么可以那样淘粪呢？”

　　周蓉反问：“应该哪样呢？”

　　蔡晓光说：“在市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

　　周蓉说：“这里不是市内。”

　　蔡晓光据理力争：“反正不应该那样。”

　　周蓉说：“反正应该怎样的事多了。”

　　蔡晓光被驳得张口结舌。

　　她反问：“你刚才捂鼻子经过时有什么想法？”

　　蔡晓光说：“那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赶快走过去呗。”

　　她说：“人家那些淘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蔡晓光不解了，也反问：“那又怎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淘粪工，要一天多次换口罩……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

　　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

　　他说：“周副教授，请站住。”

　　周蓉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蔡晓光说：“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在他自己家里，却对雇来的阿姨一点儿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时，赞美工人的话说得那个动听，可一听说自己儿子即将分到那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对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如果他老人家活着，肯定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淘粪太不卫生，淘粪工淘粪时应该戴口罩……”

　　周蓉说：“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时，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字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蔡晓光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太大，太复杂，一言难尽。”

　　二人正这么说着，周秉昆与郑娟出现了。

　　秉昆肩上骑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

　　蔡晓光问秉昆：“你们经过那圈粪时，几名淘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没有？”

　　秉昆奇怪地说：“没有啊。”

　　郑娟说：“还跟我们说对不起呢。”

　　周聪在他爸肩上说：“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蔡晓光说：“你姐发现我俩经过时，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

　　秉昆说：“那太可以理解了！上个星期我回来，他们正淘前边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是都照例搞这么一次嘛。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

　　郑娟说：“他们肯定把你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蔡晓光说：“明明批评得对，有什么可争的？”

　　秉昆说：“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满得浮悠浮悠的了，不淘不行，淘也只能那么个淘法，所以那种批评难以服人。再说他们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粪是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

　　周蓉问：“光字片的人们怎么看呢？”

　　秉昆说：“当然站在农民淘粪工一边啦！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当官的与其批评淘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都快四十年了，这里哪点儿像社会主义？简直是辛辣讽刺！”《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周蓉对蔡晓光笑道：“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四五事件’那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淘粪的小是小非上也与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办法了吗？”

　　“有！”说话的是楠楠。那少年已上初中，五官端正，眉舒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调一百辆推土机来，将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郑娟批评道：“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间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

　　她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肩上比比画画地大声说：“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咣咣往下扔炸弹，轰！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

　　周蓉装出忧虑的样子说：“秉昆你要注意啦，你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有你操心的时候！”

　　蔡晓光笑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看来以后的中国不好治理了！”

第六章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周家像要举行什么家庭庆典似的，除了郑娟的弟弟光明，该回来的全都衣着整洁地回来了。周志刚对蔡晓光很熟悉，他经常陪周蓉回来，周志刚认为他是女儿的好友。

　　蔡晓光父亲的问题“文革”后平反了，但不久就检查出了癌症，去世了。知道他的人都说，他也应该属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大家都替他庆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总算可以瞑目了。他住院期间，该去看望的领导都前去看望过，追悼会也开得相当隆重，也可以说极尽哀荣。

　　蔡晓光对他父亲的死特别看得开。他曾对周蓉说，如果他父亲当时没受那么一场冤枉，现在的下场怎样那就很难说了——省革委会委员、“支左”军代表、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让你整谁你能说一个不字吗？说了岂不是自己照样要该整？整的人多了，下场未见得比现在强。

　　周蓉只发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宿命。”

　　作为儿子，蔡晓光只向省市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不愿回拖拉机厂去了，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他当年受父亲牵连，受了不少委屈。领导们认为他的要求不过分，问他想调到什么单位去。

　　他说希望到市话剧团去当导演，如果认为他没资格，当编剧也行。

　　领导说那是需要才华的呀，那种才华是需要证明的呀！

　　他说：“我有，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一个多月后，他向具体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交了一个话剧剧本《北方的地火》，是《于无声处》《丹心谱》那一类批判“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并附上导演阐述。

　　那位领导差点儿认不出蔡晓光了——他头发乱胡子很长，衣服裤子皱巴巴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都被烟熏黄了；估计好久没洗澡，身上都有味儿了。

　　那位领导对文艺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么重要——无非就是一位受过迫害的干部子女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嘛，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于是当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请话剧团的同志认真对待，若觉晓光同志尚有才华，应以做好干部平反昭雪善后工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考虑。”

　　最后一行字批得特别给力，“晓光”这种亲切的称呼意味深长，令人不敢掉以轻心。

　　A市话剧团“文革”前在全国话剧界名气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苏联时期的革命剧作家的剧目闻名，在全国独树一帜。他们演出剧目如《赫哲人的婚礼》《抗联烽火》《北大荒人》《青年一代》也曾好评如潮。“文革”中，这些优秀剧目却都成了罪状，不少编导、演员厄运临头。那一年虽然平反，剧团也重新组建起来，但苦于没有好剧本，无法重振雄风，正在犯愁。当时中苏关系还未正式“解冻”，演出俄国或苏联的经典剧目既不合时宜也实属贸然之举。国内剧目题材又太老旧，难以唤起观众热情。创作新题材的剧本吧，又觉得头上悬刀，不知会有何种罪名再次落下，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真所谓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恰在此时，蔡晓光的剧本附加着省一级领导的批示送上门来，犹如雪中送炭——于是剧团及时组织人看剧本、深入讨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剧本基础良好，创作者人才难得。人要定了，剧本也要定了。

　　就这样，蔡晓光顺顺利利进了话剧团，成为最年轻的编剧。剧团领导向他承诺，允许他与老导演合作两三部话剧后，兼具导演资格。

　　放眼当年全国话剧剧本的创作，客观地说，《北方的地火》确属上乘之作。

　　蔡晓光何以能创作出那样的话剧剧本呢？原来，他一直就是文学青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里。其他人想看书也无书可看，他想看书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猎犬凭着气味儿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头。可以说，文学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通过父亲，他对“文革”时期官场生活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心理活动也能揣摩得较细、较深。他对受政治迫害有切身感受，总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作为一位曾经很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马”的干部子弟，他的反思与众不同。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原本不属于文艺界，创作起来顾虑也少，没有走钢丝、戴着镣铐跳舞般的谨小慎微。这也让他的剧本棱角分明，台词掷地有声。

　　这种剧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创作出来的。

　　创作过程中，他找过周秉昆，希望代他请几位甲三号的前辈指导指导。秉昆与他多年未见，见了自然亲切。事关他将来的工作饭碗，秉昆鼎力相助，将他介绍给了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彦中。白、邵二位虽是曲艺界人士，欣赏水平却不仅限于曲艺。文艺是相通的，他俩对于话剧艺术的理解，指导蔡晓光绰绰有余。史彦中是在白、邵二位之后看到剧本的，他是省话剧界的泰斗级人物，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戏剧体系都很有研究，看后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将契诃夫话剧不动声色的深沉与果戈理话剧透辟辛辣的讽刺结合得很好（其实，那两位大师的剧本蔡晓光都潜心研究过）。史彦中建议由白、邵两位将曲艺的民间艺术元素适当融入剧本，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正是文艺界人士之间艺德高尚、正能量体现得十分充分的年代，文艺创作演出与金钱关系不大。前辈提携后辈，同行或不同门类的艺术工作者之间互相帮助，大抵可以用无私二字来形容。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彦中对蔡晓光的帮助，更是基于一致的社会使命。

　　《北方的地火》一炮走红，蔡晓光一夜成名。他获得了三百元创作费。作为编剧，这已经很可以了。有些省市的剧团还根本不给编剧创作费呢，因为已发工资了嘛！当年重新获得“解放”的专业编剧们都本能地表现得很顺从，几乎无人计较稿酬，剧本若有幸演出大抵己心满意足，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首场公演时，秉昆和白笑川他们每人得到了蔡晓光送的两张票，都坐在前几排。秉昆是和郑娟一起看的，邵敬文终于见到了在他看来有几分神秘的郑娟，互相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蔡晓光谢幕时表达了对秉昆和白笑川等人的感激，这让郑娟觉得十分荣耀。

　　之后，蔡晓光用七十多元钱在饭店包了两桌饭菜，请秉昆、白笑川等人聚了一次。这是挺大方的破费，办两桌简朴的婚宴也就花那么多钱。三百元创作费剩余的钱，他全买成票送人了。

　　周蓉刚回到A市时，在光字片父母家住过半年多。一个冬天的晚上，蔡晓光找到了周家。两人都不便在她家说话，她就围上长围巾穿上棉大衣，与他一起到外边走走。他俩走后，周志刚问老伴，蔡晓光是干哪行的？他第一次见到蔡晓光，也就是随口一问，没什么目的。这一问把老伴问火了，反问他，你老糊涂了怎么的？连女婿都不认识了吗？女婿多少年没登过咱们家门了，看你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让小两口都不愿在家里待了！

　　周志刚说：“你别胡搭乱扯的！女婿我见过，你又没见过，他怎么就成了咱们女婿呢？”

　　老伴却一口咬定蔡晓光就是女婿。她的精神虽然出了毛病，对蔡晓光的印象却极其深刻。他一进门，她立刻就认了出来，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我还不如不问你。等会儿他俩回来了，不许你再瞎咧咧！”周志刚训了老伴一句，不再理她的自言自语。

　　周蓉和晓光深一脚浅一脚，踏雪绕着她家住的那条小街走，走了一圈又走一圈，边走边聊。晓光怕她滑倒，不管她乐意不乐意，坚持挽着她。

　　周蓉问：“我回来不久，你怎么知道的？”

　　晓光说：“也不能说是不久吧？都一个多月了。秉昆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

　　周蓉说：“这个秉昆，嘴够快的。”

　　晓光反问：“你对他告诉我有意见？”

　　周蓉说：“那倒不是，怎么会呢，只不过我现在一切还没稳定下来。原本想等一切稳定下来了以后，我自己告诉你。”

　　晓光说：“老朋友之间，一别十多年，忽然又是一个城市的人了，早日相见应是头等大事。”他的话中流露着少许不满。

　　周蓉听出来了，笑道：“我认错。”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十多年里，我将这些老朋友一一忘了，忘不了的只有你。其实当年我也不是太懂事，要求你以那么一种方式掩护我，自己以为挺高明的。现在一想，简直像是利用了你，特别内疚。”

　　晓光说：“当年你确实是在利用我，我也是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所以你不必内疚。不过，我有权要求你报答我一次。”

　　晓光说，文化部的一位厅级官员从报上了解到《北方的地火》公演后反响很好，亲自来到A市看了一场。他返京后与剧团领导通过一次电话，要求剧组赴京演出几场，赴京费用由文化部补贴，门票收入全归剧团。他还透露，中央几位领导也挺关注，表示在京公演期间会来观看。

　　这对剧团和晓光本人都是喜讯。

　　“赴京前还要在本市演一场。也许是最后一场，之后将作为保留剧目了。我希望你一定去看看，看后写一篇评论，争取在我们赴京演出前发表出来，以壮行色。”晓光说。

　　周蓉问：“你很在乎我看不看、写不写评论吗？”

　　晓光回答：“非常在乎。当年若不是受你和秉义、郝冬梅的影响，我后来未必会成为文学青年，也未必会有今天的成功。在我这儿，《北方的地火》也是献给你们的，主要是献给你的。当年没追求过你，就不会认识你哥和郝冬梅啊。冲着我和你们之间当年的友谊，你如果推托，那也是不对的吧？”

　　听了他的话，周蓉大为动情。

　　她去看了演出，几次流泪。

　　她对晓光说起了自己的观后感：“没想到啊，你居然能创作出这么有深度的剧本来。如果它也是献给我们当年的友谊的，那么我把它视为一份厚礼，弯下腰来，双手接了。”

　　她很快就进入了写评论的状态。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报刊先后派人找到她，要首发她的稿子。

　　周蓉写好后，按照晓光的“既定方针”首先送到了省报。文艺副刊部主任亲自接待，为她沏茶，请她坐等。评论文章再长也长不到哪儿去，三千字左右就是大块文章了。五十几岁的老报人戴上花镜，吸上一支烟，拿起一支红笔，埋头便看。不到半小时看罢，手中的红笔不曾落下过。

　　他说：“好文章，比此前其他报刊发表的评论都好，不愧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剧有深度，评论也有深度，关键是分寸把握得好。点到为止，欲说还休，不直白，耐回味。我们争取一周内见报。”

　　老报人的称赞虽然不至于让周蓉受宠若惊，却也有那么几分喜不自胜。以一篇大块头的评论文章在省报副刊初试锋芒，毕竟对她今后的事业发展有益，何况还顺风顺水。

　　她愉快地离开了报社，绕了个弯去告诉蔡晓光。

　　蔡晓光听了也特别高兴，请她在话剧团附近的小饭馆共进午餐。

　　久别重逢的老友之间，逐渐敞开心扉，话题越聊越开。

　　她问他，怎么会选择了文艺这行？

　　他说，除了当年受周家兄妹的影响、后来成了文学青年的内因，客观上也有点儿走投无路，逼上梁山。

　　“不错，我父亲是领导，但他不在了，我的人生很难再借他什么光了啊。古今中外，官场上在位不在位，人活着或死了，后人能否借上光，能借上多大光，情况极为不同。我父亲职务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我就很尴尬，若说我不是干部子弟吧，我明明是的。我要是太当回事，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弟，那就大错特错。省市高干子弟的圈子，我根本挤不进去。他们都是当年封疆大吏的后代，我是外来户的儿子，人家聚一起玩都不愿带我的。真正的高干子女，父亲怎么也得是‘文革’前的少将或副省副部级干部。我一个大校的儿子算老几？人家现在都纷纷争着往政界的方阵里钻，即使站在队尾，二十年后肯定也会有一席之地。我这个大校的儿子挤不进去啊！我进不了组织部门的视野啊！再说我和你周蓉一样，该清高的时候还是要求自己清高一下的，所以也就不屑于往政界方队多瞥一眼。对于我这样的人，进不了政界方队，你替我想想，我还能往哪条路上转移？除了当官，另外的好人生就只有科教文卫体来兜底。当科学家、教授得在大学里苦读多少个春秋寒暑，我就是有那想法，也没机会和造化啊！当医生那也得靠文凭铺路吧？我倒是挺想当体育健将的，但爸妈没给我四肢发达的基因啊！科教文卫体，就剩下了文艺圈我还可以往里钻。真正的高干子弟才不往文艺圈里挤呢，岂不太辱没家门了，太耽误他们的人生了嘛……”蔡晓光一口气说个没完。

　　蔡晓光喝光一瓶啤酒后，话匣子打开，接着说起掏心掏肺的话来，如同蓄满水的水库开闸，滔滔不绝，不泄得见了库底不罢休。

　　周蓉为了换个话题，也是为了让他歇一歇吃几口饭菜，打断道：“他们也未见得就有那份才华。从前官宦子弟还出文艺家，起码出过高水平的票友，后来连票友也出不了。他们成了只能当官只会当官的一类人，也许从基因上与文艺二字绝缘了。”

　　说到高干子弟，周蓉的话中明显流露着不以为然。“文革”后的若干年里，在北京，她耳闻目睹了不少关于他们的负面故事，说到他们时好话不多，她也因此更加敬爱嫂子郝冬梅了。客观说来，郝冬梅身上的确少有高干子女的毛病。

　　蔡晓光喜欢听周蓉的话，坦率直白，直击要害。

　　他连说：“对极，对极！”

　　周蓉批评道：“对极了就说对极了，以后不要再对极、对极的！多说一个‘了’字舌头会费掉半截吗？据我所知，‘对极’就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圈子里的口语，想不到也传到咱们东北了。他们的哥哥姐姐并不那么说话，毕竟接触过农民，当过工人，成心把中国话说得像外国话似的，工农大众会强迫他们改过那种臭毛病。就那些没下过乡没进过工厂的高干家庭的小不拉子，自己找不着北了，连话也不好好说，你以后必须给我改过来啊！”

　　她最后那句话，晓光更爱听了，认为只有红颜知己才会对男人那么叮嘱。

　　“改，一定改，从下一分钟就改。”他窘态毕露，如要发誓戒掉某种恶习一般。

　　“先把碗里的饭吃了。别只吃饭，就着菜吃，要不两盘菜不是白点了？”周蓉将一素一荤两盘菜推到他面前。

　　晓光便不再说什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别有一番好滋味在心头。

　　吃完饭，晓光手握半瓶啤酒又说：“在我记忆中，只有周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加入了文艺界，也是搞话剧的，往往还自导自演，当年曾搅动得话剧界风生水起，可惜‘文革’中被迫害死了。如今的高干子女，找对象或物色情人时，才会将目光投向文艺界。他们不稀罕瞥一眼的工作，我正好可以填补空白……”

　　周蓉说：“咱们不聊他们了行不？我已经完全明白你为什么要进话剧团，这个话题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作为老朋友，我也要坦率告诉你，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离婚了。”

　　晓光听到周蓉刚才的话，吃惊得将满口啤酒喷在了桌上。

　　周蓉默默用纸巾擦起桌子，蔡晓光瞪着她问：“原因肯定出在你这方面啰？红鸾星惊，另有新欢了？”

　　周蓉也瞪着他反问：“大导演何以如此推断？”

　　晓光揶揄道：“美女嘛，水性杨花乃先天弱点。在北京生活了七年，而且是北大才女，认识的人多了，出了那样的事不足为怪。”

　　周蓉苦笑道：“恰恰被你大导演推断错了。我在北京的七年，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的表现，都可以用言行规矩、守身如玉八个字来形容，与轻佻二字毫无干系。原因百分百出在他那方面，他回北京不久就变了，不但对追求浮名走火入魔，还添了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新毛病。也许不是新毛病，根本就是旧病复发。我原谅了他多次也无济于事，为了维护一个妻子的起码尊严，只得采取果断方式。”

　　晓光一口气喝光半瓶酒，轻轻把酒瓶横放桌上，一拧，酒瓶在桌角旋转起来。

　　周蓉怕酒瓶掉地上，急忙按住。

　　晓光不动声色地说：“好极，好极。”

　　周蓉嗔道：“还那么说！没长记性啊？”

　　晓光改口道：“真是好极了！”

　　“你幸灾乐祸？”

　　“那倒不是。首先，我替那位大诗人感到非常遗憾。其次，向你表示老朋友的同情。最后，我认为我有流露个人喜悦的权利，我简直想开怀大笑，引吭高歌！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不违背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你了。一九八六，我爱你！你是我的大喜之年，感谢你让我双喜临门！”他近乎得意忘形了。

　　“你醉了！”周蓉想不生气不容易，起身便走。

　　蔡晓光匆匆结了账追出去，跟随着她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流露，绝非醉话。同时声明自己仍是单身男士，男女关系干干净净。话一出口，他也觉得自己说得太没有回旋余地了。对于自己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可信度不是太高，他接着纠正道：“起码是比较干净。”

　　周蓉站住，看着他说：“我不管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是干干净净还是比较干净，反正我要告诉你的是——咱俩只能是老朋友关系继续。我离婚的事，除了我哥和嫂子，我还没让周家其他人知道，我仍瞒着女儿玥玥。之所以今天就告诉你，是因为你对我的坦诚。作为老朋友，如果我连这一点都隐而不宣，那也太不像话了。老朋友之间要有老朋友的样子，对不对？”

　　晓光说：“对，那当然！”

　　周蓉说：“所以你不要有什么别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晓光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你以后不再结婚了？打定主意后半生要做独身主义者？”

　　周蓉苦笑道：“那倒不是，咱俩不适合。我已是离过婚的女子，还有一个快十五岁的女儿，而你是未婚男士，形象不错，又是声名鹊起的话剧导演，你应该，并且也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为妻，那不是更好吗？”

　　晓光说：“剧团里的女演员都有丈夫了，想要招几名年轻的，到现在指标还没批下来。”

　　他说得诚实无比，似乎是从没撒过谎的孩子。

　　周蓉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说：“十八年都等了，还差十天八天吗？你要耐心等哩。今天就说到这儿，别跟着我了，我要搭那辆车！”

　　她一说完就拔腿向公交车站跑去，跳上了一辆刚进站的公交车。

　　晓光望着那辆公交车开走，半晌后自言自语：“我才不听你的！”

　　《北方的地火》还是未能进京汇报演出。有传言说，北京有关领导一听剧名就反感，质问道：南中国有惊雷，一场接一场地演《于无声处》，还在电视里播！北方又搞出什么“地火”来，南北呼应，又是雷又是火的，想炸给谁看？想烧给谁看？此风不可长！抓住“走麦城”的一段历史不放，大做文章，那就是别有用心！

　　周蓉的评论便也发不成了。省报副刊的老主任给周蓉写了一封致歉信，说他会推荐给其他规格低一些的报刊。最终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还有一种传言说，北京有关方面指示省里查一查，看《北方的地火》有什么特殊背景没有。

　　倒是没有人找蔡晓光和周蓉问什么，传言也就仅仅止于是传言，但文艺界人人谨小慎微。

　　蔡晓光很有挫败感，也觉得对不起周蓉。

　　在许多人疑神疑鬼的情况之下，周蓉肯定要反过来安慰蔡晓光。

　　他说自己的确有些不安，怕她受到什么牵连。

　　她说不至于，再拿什么文艺作品开刀搞大批判，动辄无限上纲整人，肯定对党和国家都大为不利。无非就是公开批评某些作品，禁演某些作品罢了。他俩这种过来人没必要怕什么。

　　经由此次接触，二人关系更加亲近。蔡晓光有点儿黏上周蓉，星期六的晚上经常去大学里找她，陪她回家。有时进屋坐会儿，有时门也不进。

　　周蓉似乎也挺需要蔡晓光。一个事业上受挫了，一个感情上需要慰藉，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如果《北方的地火》进京演出顺利并且大获成功，蔡晓光载誉而归，随之骄傲起来的话，他俩的关系会怎样，反而会另当别论了。

　　周家儿女和孙儿女们齐聚，人气鼎盛，亲情融融，老屋也显得空间小了。

　　哥哥、姐姐、嫂子，再加上蔡晓光这位既是周家老友又是话剧导演的客人，秉昆又像当年被哥哥姐姐经常笑称“一根筋”“开智晚”的小弟一样，自觉地边缘化了。

　　他和了堆泥，手握抹子，独自在外边抹老屋的外墙。

　　郝冬梅与玥玥、楠楠占据了家中的饭桌，她辅导玥玥和楠楠的功课。玥玥比楠楠稍大，常常以姐姐自居，很享受楠楠叫她姐时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一对少男少女学习都不错，楠楠更用功一些，玥玥更聪明一些。冬梅和秉义夫妻没有孩子，对玥玥、楠楠和周聪都很喜欢。

　　周聪一会儿跑进屋里，一会儿跑出屋外，安静不下来。他跑出去了就越帮越添乱地充当爸爸秉昆的小工，跑进来则是为了向爷爷汇报工程进度。汇报一次，周志刚就从兜里掏一次钱包，给他亲孙子几角零钱。已经是一九八六年，退休老建筑工人周志刚的钱包仍是牛皮纸折的。

　　秉义在另一个角落与父亲下象棋，那是他每次回来就尽孝的内容之一。大隐隐于市，民间潜伏着不少象棋高手，周志刚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出奇制胜的怪着，秉义早已不是老父亲的对手。周志刚眉开眼笑、快乐无比，他对担任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的大儿子毫不留情，杀得他落花流水，直嘬牙花子。秉义自从在兵团当上知青干部以后，没怎么摸过棋子。倒是秉昆的水平反而比他高一些，这一点周志刚心知肚明。两个儿子同时回来，周志刚还是更喜欢和大儿子杀几盘。赢小儿子他觉得意思不大，将毕业于名校、如今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儿子杀得一败涂地，他才感觉过瘾。再说，秉昆下棋不怎么专心，大儿子则不同，每一盘都败得认认真真，心服口服，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孝心的不折不扣。

　　郑娟陪着婆婆说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是秉昆妈在陪小儿媳妇说话。

　　婆媳俩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东拉西扯。不管婆婆说什么话题，郑娟都能随机应变地顺着她说上一阵子。

　　郑娟生了周聪以后，一发不可收地胖了，腰身没了，腿也粗了，脸也圆了。除了一如既往的皮肤白皙，眉目间仍保留着几许妩媚，与没生周聪时判若两人。

　　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几次对秉昆说：“你给我想个减肥的法子吧，特有效的那一种才行。要不喝凉水都长膘，咋办呢？愁死我了！”

　　秉昆还是爱得没商量，他说：“减什么肥？不减，顺其自然最好。你是为我们周家胖的，胖是你的光荣。”

　　周志刚对小儿媳妇比对小儿子还亲，也极其敬重地接受了她的发胖。说到底，人家郑娟如果不配合，自己也不会再有一个可心的孙子。在他看来，郑娟是他们周家的功臣。

　　秉昆妈完全认不出来郑娟来了，否则她不敢贸然登门。秉昆妈对一个白白胖胖、和和气气的小儿媳妇相当认可，她曾对春燕妈说：“还是要比一个干瘦干瘦的儿媳妇看着舒服，是吧？”春燕妈只能说：“那是，那是。”

　　周蓉第一次见到弟妹后挺困惑，曾对嫂子冬梅说：“我以为把我弟秉昆迷得不管不顾、破釜沉舟的小寡妇，肯定有点儿像观音呢，却原来像弥勒佛变的，真不知秉昆当初怎么了！”

　　冬梅宽慰道：“估计以后还能瘦回去，瘦回去就好看多了。”

　　秉义从旁抢白了周蓉一句：“你当初还不是那样？”

　　周蓉无话可说了。

　　过后，秉义对冬梅说：“我妹我弟的婚姻都是这样，父母想不到，我也绝对想不到。”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冬梅敏感地问：“你是不是还想说，咱俩的婚姻也是你和你父母没想到的啊，因为咱俩没儿没女啊！”

　　秉义一听她误会大了，诚惶诚恐地解释了半天。自从冬梅父亲平反，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秉义像树，冬梅像藤，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冬梅自己从没觉得，秉义却感觉很明显，但从没对冬梅流露过。一个家在光字片的建筑工人的儿子成了高干女婿，那角色需要好好适应，周秉义仍在摸索。冬梅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健康着呢，同样是早早入党的老革命，做岳母挺拿劲儿。秉义在外面很潇洒，在岳母面前却一直感到拘束。

　　秉义、周蓉、冬梅三人都与郑娟没有多少话说，不是歧视她，是难以发自内心地喜欢。毕竟文化程度差距太大，想聊到一块儿去不容易。他们也都承认，郑娟是周家的大功臣。倒是晓光对郑娟敬重有加，每次在周家见到她，一向主动找话聊上几句。这更多是出于机智，他看出来了——只要博得郑娟的好感，就等于同时获得了周蓉父母的好感，他和周蓉的关系就多了几分把握。

　　秉昆妈认不出发胖以后的郑娟是以前那个“狐狸精”，这让郑娟不再发怵回周家了。每次回来，秉昆妈都热烈欢迎。如果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郑娟居然还怪想老太太的，正如老太太也怪想她的。

　　平日里，秉昆妈很寂寞。周家和街坊邻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同辈人对周志刚老两口还都客气，晚辈还都礼貌，但也就是客气、礼貌而己，往日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几乎荡然无存。

　　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敬意一般只给予本阶层的人，前提是那人与自己差距不大。一旦差距太大，人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敬意也就所剩无几了。

　　周家的大儿子居然成了什么副巡视员！他怎么就能当官了呢？还不是由于当初赌注下准了，“捡漏”捡着了一个高干女儿，成了乘龙快婿吗？

　　周家那个“花瓶”女儿怎么就能成了副教授呢？老话不是说，凡人有貌便无才、有才便无貌吗？她到底凭什么上的北大呢！要不然能不留北京而回到本市来吗？怎么一直没见她丈夫呢？最近跟她一块儿回来的那个导演也不是她丈夫啊，这关系就很暧昧哩！周蓉从小就古灵精怪，“上山下乡”那会儿不知去哪儿了，一次也没探过家，谁知道她都经历了些什么事呢？总之一定不简单，她是个复杂的女人无疑了！

　　还有周家的小儿子秉昆，从小就是有名的一根筋、缺心眼儿的孩子，如今竟也不再是工人，混成编辑了，他可就怎么混成的呢？郑娟是何人身后的小寡妇这一点，街坊邻居也几乎人人尽知，暗中的传言就不太中听了，好在秉昆两口子不知道。如果秉昆知道了，他那种“曲艺也有为民代言的责任”的文艺观必将遭到重创。

　　对周志刚的负面议论也不少。光字片哪家哪户没有一两个工人呢？有的人家挣钱的都是工人，建筑工人也不少。周志刚只不过是从“大三线”退休的工人，那就比其他行业的工人光荣啦？在“大三线”的二十几年里，国家每月还多给他发补贴呢！他动不动就讲“大三线”的艰苦，补贴这茬儿怎么从没听他提过呢？

　　好在都是背后议论，甚至干脆就是腹诽，周志刚也不知道。

　　龚维则却知道。作为派出所所长，他想知道哪方面的社情民意当然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他还了解到，人们对他也有意见——你龚维则龚所长每次见了周志刚都那么恭恭敬敬，有必要吗？出现在光字片的时候几乎就一定会去周家，更没必要了吧？上级给你特殊交代，让你务必特别关心老周家了吗？你是另有企图吧？

　　群众的议论龚维则不能不重视，他再出现在光字片时，就绕着周家走了。

　　春燕妈也曾对春燕说：“燕啊，往后再别总上你干妈家去了，今非昔比，人家和咱家的人都不一样了。以后人家的人会越来越往高处走的，咱家呢，除了你算有点儿出息，你姐姐姐夫们，哪一个的人生都明摆着没什么奔头，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稀里糊涂地往前混吧。不一样了，那就不可以再像从前那么近乎了，免得讨人嫌咱们自己还不知道。”

　　所幸当年不是什么自媒体时代，也没有什么微信圈，否则，周家的下一代出现在光字片时肯定会如芒在背——他们今天的欢聚气氛也肯定会大受影响。

　　在对周家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还算客观：“人家的儿女可都赶上好时代了！在都认为读书没用的年头里，咱们的儿女怎么就没长那前后眼呢！”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在周家的热炕上，聊得最热闹的是郑娟和婆婆。实际上除了她俩，别人都比较安静地享受着亲情融融的愉快时光。

　　秉昆妈照例忘不了诅咒一番“狐狸精”郑娟，她自我评功摆好地说：“当年我家秉昆被她迷住了呀！但她想迷住我这个当妈的那可是妄想！我是什么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狐狸精迷人的事我见的比听的还多，一眼就看出她裤腿里掖着条大狐狸尾巴了，一次次操起擀面杖往外打。有时候，我睡前把擀面杖放在身边，怕她趁机害我。春燕妈替我那擀面杖施过咒，是降她的法宝。多亏我当年敢作敢为吧？不然你就当不成我的小儿媳妇了！”

　　郑娟就感恩戴德地说：“谢谢妈！妈当年的做法太正确了！妈当年真是特英明，不但挽救了秉昆，也为我们小家四口现如今的幸福生活铺平了路子！”

　　秉昆妈问：“媳妇，那狐狸精没去祸害过你吧？”

　　郑娟说：“妈，放心，现在秉昆省过人味儿了，她来了秉昆也会打跑她！”

　　秉昆妈心有余悸，嘱咐她：“你走时把擀面杖捎走，那东西避邪，以防万一。”

　　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与一个忽而清醒忽而迷糊的老人同仇敌忾，越聊越亲密，仿佛同一战壕生死与共的战友。

　　周志刚小声对大儿子说：“你就不能替我训你妈几句？”

　　秉义却说：“爸，你装没听到哩。我弟妹都那么包容，你也要尽量包容才是。”

　　周聪又跑进屋，嚷嚷着向爷爷汇报：“爷爷，有孩子偷咱家黄土，我爸不管！”

　　秉义笑道：“聪聪，蔡叔叔还会供给爷爷家的，今天这一堆少了点儿没什么关系。”

　　不料炕上的秉昆妈却对郑娟说：“那小崽子不是我孙子，是狐狸精的儿子，你看他跑进跑出的尽搬弄是非！你和秉昆可不能太好心眼儿，把狐狸精的儿子当成你们的亲生儿子来宠爱着，将来必有你们吃不完的苦头！”

　　也许因为楠楠小时候在秉昆妈头脑中留下过较深印象，她反而认为楠楠才是自己的亲孙子，周聪却来历不明，看着聪聪一直觉得不那么顺眼。

　　秉昆妈的话让周志刚火冒三丈。不知哪一个是亲孙子还就罢了，老年痴呆症嘛，可以不计较，但是咒自己的宝贝亲孙子，这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

　　他将手中棋子啪地往棋盘上一拍，猛起身冲老伴怒喝道：“你再胡咧咧，我找针线把你那张破嘴缝上！”

　　秉昆妈却对郑娟说：“不好不好，那狐狸精又来了，附在秉昆他爸身上了，娟儿你快替妈取擀面杖，我要让它知道我的厉害！”

　　极善于顺着婆婆聊天的郑娟，此时不知如何是好，愣愣地望着公公。

　　周志刚顿足叹道：“好端端的日子，被她一张破嘴搅得人心里不痛快，连我生日也不让我过顺心了！”说罢，他抱起宝贝孙子往外便走。

　　秉义对郑娟说：“没你一点儿错，你已经表现得无可指责了。”

　　他将目光望向自己的妻子和楠楠、玥玥又说：“不要紧，你们继续，不过是一段小插曲。”

　　秉昆妈却对郑娟说：“那狐狸精到底还是有些怕我的，这不我一发威，它就知道大事不好，赶快抱上它那小狐狸崽子溜了！……哎，媳妇，你姓什么叫什么来着？妈又给忘了……”

　　郑娟乱了方寸，如实回答：“妈，我叫郑娟啊！”

　　秉昆妈将脸一板，厉声喝道：“你叫郑娟？我记得那狐狸精才叫郑娟！”

　　冬梅见状，急中生智，赶紧悄悄命令楠楠和玥玥，“快，大声背《千字文》。一、二，背！”

　　于是两位少年齐声背起《于字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郑娟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家也是反应极快的女子，朝冬梅那边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她的用意。

　　郑娟俯过身去，凑着婆婆耳朵说：“妈，你大孙子和外孙女背得多好啊！咱娘儿俩先别聊了，听会儿呗。“

　　秉昆妈说：“好，听会儿。我从小在农村听上私塾的男娃背过《千字文》，还记住了几句呢！”便也前仰后合地跟着背上一句半句。

　　秉义向郑娟竖了一下大拇指，走到冬梅身边拍拍她的肩，耳语道：“谢了。”

　　秉义认为必须有人劝劝父亲，而这是他最应该做也最善于做的事，他便也立刻走出去了。

　　厨房里，周蓉与蔡晓光紧密配合，忙而不乱。

　　一九八六年，A市的副食品供给比往年更加丰富。市场买卖活跃，可用“繁荣”二字形容——蛋禽鱼肉，应有尽有。政府为过去的“黑市”正了名，辟出了经营场地，竖起了牌楼，上面写着“集贸大市场”的字样。几乎每个区都有那样的地方，市民称之为自由市场。

　　A市先后迎来几批外宾，不但有从前“老大哥”国家的客人，也有从欧美远程飞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A市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同志被事先提醒——他们大多戴着有色眼镜，心理复杂，不无可疑目的，前来刺探改革开放虚实，考察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动向。

　　他们下榻饭店不久，不约而同要求到本市的自由市场看一看。这个封闭了好多年的东方国度，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出于对“自由”二词本能的偏爱，他们很想一窥究竟。

　　外事部门一听就乐了，误会大了，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一些外宾还是坚持要到自由市场看看，他们当然大失所望，纷纷质疑——

　　“真是这里吗？”

　　“自由在哪里交易？”

　　一位随行女翻译自掏腰包，买了十来支糖葫芦恭恭敬敬递给每位外宾一支。她解释说：“从前，本市未经审批而买卖这种好吃的东西是违法的，审批过程漫长，如今完全自由。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自由已被充分证明。”

　　“就这么一点点？”

　　“目前就这么一点点，以后将逐渐多起来。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许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朋友们也不必着急。”

　　陪同的外事处长是个拘谨的男人，觉得那批老外居心叵测，似乎都成心想从他口中套出什么错误的话来。他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答非所问，周围人都替他着急。这种情况下，女翻译不仅翻译，索性直接替他回答起来。

　　她的表情庄重而又诙谐，给老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

　　她没被认为是“爱出风头”而受到批评，相反，她受到外事部门一位领导的表扬。

　　她是周蓉。

　　外事部门接待任务增加，翻译顾此失彼，向省属重点大学求援。周蓉的俄语、英语口译水平都还可以，气质也好，把她派了过去。

　　外事部门希望能将她调过来，答应给她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周蓉却觉得外事翻译工作单调，纪律也严，不如从事教学活动自由，婉言谢绝了。

　　蔡晓光因《北方的地火》的演出受挫以后，周蓉和他在一起时，总把自己遇到的有趣事讲给他，帮他消愁解闷。

　　在周家的厨房里，晓光听了她拒绝工作调动的事情，很替她惋惜。

　　周蓉问：“有什么可惋惜的？我更喜欢校园的环境。”

　　晓光说：“如果调到外事部门，那你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将来移民国外，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华侨，那多威风啊！”

　　周蓉反问：“我为什么要摇身一变呢？我不认为移民国外有什么好。”

　　晓光说：“我不是那种意思……”

　　周蓉又问：“那你是什么意思？”

　　晓光说：“现在一些到中国来的老外确实别有用心，我指的是一些老头，明明在国外过得并不怎么样，却装出一副生活无忧的上等人样子。他们要么死了老婆，要么娶不到称心如意的老婆，如今也跑来晃悠，想娶一个年轻漂亮、温顺听话还能做一手好菜的中国老婆。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些女子，也整天挖空心思寻摸嫁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机会，只要能嫁给老外，几乎不讲条件……”

　　“我是那么贱的中国女性吗？”周蓉生气了。

　　晓光一愣，周蓉说了句他听不懂的外语。

　　晓光抗议道：“不带这样的，我不会外语。咱们两个中国人讨论问题，请亲爱的教授同志说中国话。”

　　周蓉嘲笑道：“看来大导演的俄语水平低得可怜，从中学到技校，你当年可是学过六年俄语的，就饭吃了？我刚才说的明明是俄语——让那类洋鬼子见他们的鬼去。”

　　晓光张张嘴，半晌没说出话来。

　　就在那时，他俩听到里屋玥玥和楠楠朗声背起了《千字文》。

　　晓光总算逮着个机会摆脱难堪了，搭讪道：“他俩背的什么？”

　　周蓉说：“《千字文》啊！”

　　“现在的中学生学《千字文》了？”

　　“那倒没有，我嫂子为他俩一人抄了一份，不但要求他俩背，星期日还为他俩讲解。”

　　“嫂子变成文化复古主义者了？”

　　“怎么可能呢！她和我哥和咱俩一样，是典型的文化现代主义者。但我们都意识到，这对我们这些与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并不好。”

　　“何以不好？请赐教。”

　　“你想啊，咱们当年读的是什么书？外国小说诗歌、人物传记对不对？没处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太偏食了当然不好。如同当年的胡适，也曾偏激地否定过传统文化，后来还是回归了。我敬重胡适的道德文章绝不亚于鲁迅，就性情而言，我还更敬重胡适几分。我嫂子冬梅在大学时学的是教育学，这个专业在她那所大学是新专业，‘文革’结束前根本不可能有。她因为学了那样的专业，才有心地寻找《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早期中国蒙学文本。读完觉得好，这才为玥玥和楠楠各抄了一份，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吸收的文化营养更全面更丰富一些。”

　　“老实说，什么《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我只听别人提到过，自己从没读过。至于《弟子规》，我连听说也没听说过。”

　　“你用不着惭愧，我还不是和你一样？在嫂子的影响之下，我才找来读了，确实堪称伟大的蒙学教材。”

　　“伟大？”

　　“《三字经》是早前的识字教材，开篇十二个字却道出了人性真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什么是教知识又育人的教育理念，这正是啊！你可以不承认那是什么人性真谛，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甚至干脆认为人之初、肉一团，懵懵懂懂，但不得不承认，《三字经》在通过蒙学育人上可谓用心良苦，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成为好人。作为蒙学教材，从前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学到的字远多于今天的孩子，做人道理涉及得多，真正做到了立德树人。三才、三光、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六艺、七情、八音等，全在其中了。《三字经》后半篇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大致概述了一遍，考考你，知道什么是六谷吗？……”

　　晓光答不上来。

　　“六艺呢？”

　　他答上了几“艺”，不全。 

　　“八音呢？”

　　他更语塞了。

　　周蓉兴犹未尽，接着讲了起来：“《千字文》是从前四、五年级小学生们的识字教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开篇多有气势。与《三字经》相反，《千字文》先从天地万物讲起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知道‘律吕调阳’是什么意思吗？”

　　晓光摇摇头。

　　“别不好意思，我以前也不知道。对于以后的中国人，知不知道说明不了什么。我可是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是要经常为学生解惑的，知道比不知道自我感觉好点儿。《千字文》用典太多，不看注解，我这个副教授几乎一半不明白。其中词也多，‘临深履薄’‘似兰斯馨’‘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性静情逸’‘守真志满’，这些词我喜欢。有些道理我也认同，比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比如‘庶几中庸，劳谦谨敕’‘省躬讥诫，宠增抗极’。我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有时看问题偏激，甚至成心偏激气人，这样一些道理对我很有帮助。”

　　周蓉一边慢言细语，一边从容不迫地择菜、洗菜、刷锅、擦案。看到晓光洗耳恭听的样子很可爱，她亲了他一下。

　　他竟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冲动地抱住了她。

　　周蓉低声喊道：“在我家不能这样。”

　　他听话地放开了，双手捧住了她的脸。

　　她明白他想吻她，提醒道：“就一下啊。”

　　他没敢吻她的唇，只在额上轻轻一吻。

　　忽然门开了，玥玥站在门外……

　　周志刚的生日宴终于开始。天色将黑未黑，里外屋的灯都亮着。

　　那是周家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丰盛家宴，老旧的圆桌摆不下也坐不开。这种情况下，秉昆将小炕桌放在炕中央，坚持与郑娟、聪聪另开一桌，理由是怕聪聪在饭桌上不安生。

　　周志刚认为不妥，主张让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女坐炕上去。

　　玥玥却说自己不习惯盘腿，坐在炕上吃不成。

　　郑娟说：“让玥玥和楠楠一边一个坐爸妈两边，给老人过生日也有不排辈分坐的，讲究的是隔代延福。”

　　秉义说：“爸，就听我弟妹的吧。”

　　因为是郑娟的建言，周志刚马上同意。这样，玥玥就坐在了周蓉斜对面；蔡晓光是周蓉带来的客人，坐在周蓉身旁。

　　秉义代表儿女和孙儿女们说过一番祝福和感恩的话后，大家便吃开了，边吃边聊家常，起先全是夸晓光做菜好。晓光心中有事，显得局促不安，表情不自然地听着笑着而已。

　　周蓉也有所虑，见玥玥的神情有些凝重，唯恐她造次，就主动找话，玥玥却反应冷淡，不理不睬。

　　秉义看不过眼去，批评道：“玥玥，你回答妈妈的话起码要给她个正脸吧？”

　　玥玥却说：“大舅，你管得太宽了吧？我爸从不在这些小事上管我。”

　　玥玥刚满十五岁，但遗传了母亲的叛逆基因，似乎早就进入青春叛逆期。

　　秉义被外甥女两句话噎得怪尴尬，宽厚长者般笑笑而已。他也只能那样了。

　　晓光更加惴惴不安。

　　周志刚摸了一下外孙女的头，居然也说：“时代不同了，对他们这一代，确实不必像我和你妈从小对你们那样管得太严。亲人之间随便一点儿就随便一点儿吧。太严了，管得完全没脾气了并不好，人还是应该有点儿脾气的。”

　　秉昆妈也说：“当初我管你们三个儿女管得那么严，你妹不是该让我操心还是让我操了那么大的心吗？”

　　她说的是明白话。周蓉顿时无语，她觉自己未免有点儿可怜，晓光更可怜，就同情地替他夹菜。

　　玥玥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她忽然大声问：“姥爷，我有说话的资格和权利吗？”

　　亲人们都为之一愣。

　　周志刚说：“当然有嘛！咱们的大家庭应该人人平等。家和万事兴，关系平等才能和睦啊。”

　　玥玥将筷子一放，目光咄咄逼人，她瞪着周蓉问：“妈，你和那位导演，你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周蓉不禁恼怒起来，也将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拍，呵斥道：“放肆！你竟敢在饭桌上审问你妈吗？”

　　秉义赶紧说：“玥玥你过分了啊！晓光叔叔是你妈妈的老友，也是我和你大舅妈还有你小舅的老友。进一步说，他是我们周家的老友……”

　　他扭头望向炕上，问秉昆：“秉昆，你同意我的话吗？”

　　秉昆大声说：“完全同意。玥玥你什么意思？今天犯的什么病？”

　　周志刚也愠怒地说：“玥玥，你刚才那个样子确实不对，姥爷不喜欢。我说不要对你管得太严，并没有可以放纵你的意思，你也不该太放任自己。”

　　玥玥却不管不顾地指着蔡晓光说：“作为老友，他在厨房捧着我妈的脸亲，算不算太放任自己？”

　　真是语惊四座！包括炕上的秉昆、郑娟和楠楠，目光都转向蔡晓光。

　　蔡晓光真感到无地自容。

　　“我妈很乐意地被他亲，算不算太放任自己？”玥玥接着反问。

　　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了周蓉。

　　聪聪小声说：“姑妈那样不好，除了我爸和我，我妈就不会让别人亲她。”

　　秉昆喝道：“你给我住嘴！”

　　秉昆妈说：“玥玥你搞没搞错？晓光叔叔就只是你晓光叔叔吗？他还是你爸爸！”

　　她又犯糊涂了。

　　玥玥提高了声音说：“姥姥，你有没有搞错？我爸爸姓冯，叫冯化成，北京人，是诗人。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贵州山洞里的时候，他蔡晓光在哪儿呢？我爸上个月还从北京来看过我，难道我连我爸是谁都不清楚吗？”

　　蔡晓光忍不住说：“是我当时……总之你们不要谴责周蓉，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周蓉打断道：“你别说了，越说越说不清楚。她今天主要是冲我来的，有些话就让我来说吧。玥玥，你说完了？”

　　玥玥将头一扭。

　　周蓉接着说：“你不说什么，证明你说完了。你说完了，该我说了。我要说的话其实很短，就一句。以前总想找机会对你说，又总觉得你年纪还小，希望能再瞒你几年，也没很合适的机会。今天是你把你妈逼到死角了，我也只得现在就告诉你。冯玥玥你给我听好了，我和你爸冯化成——我们离婚了！”

　　除了秉义夫妇，她的话同样语惊四座、咄咄逼人、语气冷峻、掷地有声，大有绝地反击的意味。

　　玥玥流泪了，可怜地嘟哝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你们到底为什么啊？”

　　周蓉冷若冰霜地说：“为什么？说来话长，不是现在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你如果还愿当我的女儿，那你有权保留他的姓，继续留在本市当我的女儿。如果你觉得他比我这个妈更好，那你可以到北京找他去。你和楠楠刚才背的《千字文》中有两句是‘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我今天只能把话点到为止。”

　　她说这些更是气话了。

　　周蓉的确生气到了极点，双手使劲儿在桌子底下攥着拳。她的斗士性格那时被女儿激将出来，仿佛女儿是最不懂事的孩子，而自己绝不会向任性的女儿低头。她的恼羞成怒是双重的，既要保护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又要维护蔡晓光的尊严。

　　她的绝地反击彻底压制了女儿，玥玥由理直气壮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可怜兮兮。她猛起身跑出去了。

　　“姐！”楠楠喊着跟了出去。

　　冬梅也急忙跑了过去。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蔡晓光说完，离席而去。

　　周蓉岿然不动地说：“你不必走。”

　　晓光便在外屋站住了。

　　那时，周家里外屋一片死寂，留在圆桌旁的只有秉义、周蓉和他们的父母。

　　秉昆妈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菩萨，依旧平静神秘地微笑着。

　　周志刚勉强归拢起了被冲击得乱七八糟的思绪，垂着目光问：“周蓉，就是你那事，你跟哪一个亲人说过？”

　　他向来叫周蓉“女儿”，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叫她的名字——往往意味着他这位一家之主即将发威了。

　　周蓉强自镇定，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无畏模样，她把目光望向了弟弟秉昆。

　　于是，一家之主周志刚也把凛凛然的目光转向了小儿子。

　　秉昆说：“看我干什么啊？我在这个家里无足轻重，我一无所知。”

　　周蓉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不满。她看他，正是因为自己的隐瞒而负疚。她清楚，弟弟内心里对她这个姐姐一直钦佩有加。

　　秉义低声说：“我知道。”

　　周蓉说：“我只告诉了我哥。”

　　秉义说：“我告诉了冬梅。”

　　周志刚说：“别扯上冬梅。人家不往咱们周家人的事里掺和，咱们谁都挑不成人家的理来。”

　　周蓉说：“我认为，离婚只是我个人的事，不是咱们周家的什么事。”

　　周志刚没理她，缓缓站起走到了外屋，他见蔡晓光惴惴不安地站在外屋，也没理，转身又进了里屋。

　　在里屋门旁，周志刚站住了，对秉义说：“秉义，你过来一下。”

　　秉义就起身走到了父亲跟前。

　　周志刚问：“周蓉那事，你知道多久了？”

　　秉义说：“半年多了。”

　　周蓉大声说：“爸，你没必要审问我哥，有什么要问的你直接问我不行吗？”

　　周志刚吼道：“这会儿我就根本不想和你周蓉说话！”

　　周志刚吼罢，接着问秉义：“都半年多了，你为什么一直替她瞒着我？”

　　秉义苦笑道：“我不是成心替她瞒着你。我妹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觉得她的事情，应该由她自己告诉你为好。”

　　“好？就刚才那么个好法？在我的生日饭桌上，要不是外孙女逼得她不说不行了，我还被蒙在鼓里呢！玥玥那么说她，连我都替她臊得慌！乱七八糟！”

　　周志刚气得脸色发白，对于己做母亲的女儿，他打不得也骂不得。他满胸膛的怒火，只能朝大儿子身上发泄。

　　秉义分辩道：“爸，出了刚才那样的事，我也无法预料到。我又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

　　“你不替她瞒我，结果就会两样！老大是白当的吗？是老大那就该担起老大的责任！你就是这么当老大的吗？事事瞒着我，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我是咱们周家的一个摆设吗？！”

　　周志刚突然举起了他那老建筑工人粗糙厚大的巴掌。

　　秉义无奈地闭上了双眼。

　　秉昆在炕上喊了一声“爸”，顾不上穿鞋就下了炕。

　　周志刚的巴掌没能扇在大儿子脸上，他被从外屋冲进来的蔡晓光拦腰抱住。

　　蔡晓光搂紧他的腰往后拖，不让他接近秉义。

　　周志刚大叫：“你放开我！我家的事用不着你外人管！”

　　周蓉走了过来，平静地对蔡晓光说：“你放开我父亲。”

　　蔡晓光犹犹豫豫地松了手。

　　周蓉横跨一步，站到哥哥前边。她说：“爸，你要打要骂冲我来，我不愿眼看着我哥替我受委屈。我有言在先，结婚离婚又结婚都是我的自由。只要我没拿婚姻当儿戏，谁也无权干涉。你打我骂我，我都可以忍受，但并不等于你打得就对，骂得就有理，更不等于你有打骂的特权！”

　　“我就有！”周志刚第二次高高举起了巴掌。

　　周蓉仰着脸，眯着眼，蔑视地瞧着父亲的大巴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面对一贯心高气傲的副教授女儿，老建筑工人的大巴掌扇不下去了。

　　那时，他的思绪一下子穿越回到十几年前，他曾去过的那个贵州山区小学的山洞前。正是在那洞旁，他对冯化成声明：“我的巴掌不扇知识分子。”

　　如今，女儿也是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他的大巴掌僵在了半空中，过了好久才吼出一个字：“滚！”

　　周蓉对蔡晓光说：“咱们走。”

　　于是二人转身走了。

　　秉昆穿上了鞋，他把哥哥推到了外屋，小声说：“哥，我看你最好也走吧。”

　　秉义朝里屋看了一眼，见父亲站在桌前，看着一桌子饭菜，胸脯气得一起一伏的。母亲则握着笤帚东挥一下西扫一下，口中念念有词：“你个没皮没脸的狐狸精，总闹得我家不得安宁，打死你！打死你……”

　　秉义说：“这种情况，叫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秉昆说：“有我和郑娟在哩，如果不能让爸消了气，那我们就住下来。”

　　他把哥哥推出了家门。

　　月光下，大大小小不少人聚在小院里，窗子两旁也是人影，显然都在偷听。先是偷黄土的孩子回去说老周家人在吵架，引来了一些特爱看热闹的男男女女。

　　光字片最令人羡慕的“五好家庭”发生了严重内讧，而且是在老爷子的生日饭桌上——这让那些男女好奇极了，心里也舒坦多了。

　　秉昆对那些鬼鬼祟祟的身影顿生赚恶。他听到哥哥秉义客气地招呼着：“多谢大家关心啊！我家没发生什么事，我父亲一时高兴喝多了点儿。”

　　秉昆就冲着哥哥嚷起来：“哥，你说什么废话啊，烦不烦啊？走吧走吧！”

　　他没好气地一嚷，那些大大小小人影才纷纷散去。

　　秉昆转身进了家门，郑娟也已下炕，正在劝父亲。

　　周志刚问：“你哥走了？”

　　秉昆说：“我把他撵走的，免得在你眼前你难消气。”

　　不到半小时，眼前只剩下小儿子一家三口，周志刚怒不可遏。

　　“我这算过的什么生日！”他要掀桌子。

　　秉昆与郑娟连忙挡住。

　　郑娟说：“爸，你别生这么大的气，气出病来就麻烦大了。你要是继续耍你的老威风，聪聪都会怕你的，估计再不敢让你抱了。”

　　一提到宝贝孙子，周志刚不由得朝炕上望去，孙子聪聪却已不在炕上。

　　“聪聪呢？我孙子哪儿去了？”

　　“那不，奶奶抱着呢。”

　　周志刚这才看见老伴抱着聪聪坐在昏暗的角落，聪聪还在紧张地流泪，紧抿着嘴，一副想哭又不敢哭出声的可怜模样。

　　周志刚走到老伴跟前向聪聪伸出了双手，聪聪将头一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扑过来让他抱。

　　秉昆说：“爸，别忘了咱家门上贴着‘五好家庭’光荣牌，刚才外边大人孩子在偷听，我哥说……”

　　“他说什么？！”

　　“说你喝多了……他还能怎么说？”

　　周志刚长叹一声，走到炕沿边坐了下来，蜷曲双腿躺了下去，老泪纵横。他的眼前浮现出冯化成的脸庞——曾经的女婿对他这位“大三线”老建筑工人岳父特别尊敬，他早已能够面对现实，接受那样一个落魄女婿，后来甚至也有些喜欢他了。如今曾经的女婿成了北京人，女儿晋升副教授，一切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时，曾经患难与共的女儿女婿却离婚分手、各奔东西，这到底为了什么？太意外了！他难以面对。

　　走回大学大约四十分钟，蔡晓光和周蓉几乎一路没有说话。

　　蔡晓光问：“不乘车吗？”

　　周蓉反问：“你想乘车吗？”

　　他说：“看你。”

　　她说：“我想走。”

　　二人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他想挽着她，不敢。

　　走了一段后，她主动挽住了他。

　　那四十多分钟的路行人稀少，他必须送她。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周蓉那幢宿舍楼的走廊里，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已演奏完毕，安静了。各家各户的缴费电灯也都熄了，只有走廊两端的顶灯还亮着。

　　周蓉拉开门后，扭头问晓光：“想进来吗？”

　　他点了一下头。

　　周蓉关门前，不由自主向走廊两边望了望。

　　一九八六年，许多人还是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大学教职工住的筒子楼也一样。

　　周蓉深知此点，她的表现出于本能。

　　晓光站在玄关那儿，未敢贸然进来。

　　“往里走啊！”

　　“得经过你的允许。”

　　“你呀……”

　　“太对不起了！”

　　他内疚得快哭了。

　　周蓉说：“不提那事，当没发生过。”

　　晓光说：“我做不到。”

　　“你呀……”周蓉拉着他进了屋。

　　屋里陈设简陋，只有两把椅子。

　　晓光说：“你这儿椅子太少了，多来一个人就没地方坐了，得添几把椅子。”

　　周蓉说：“没腾出时间买，哪天让我弟替我买回来。”

　　晓光说：“别麻烦他了。他是上班的人，时间有限。我没戏导就是个闲人，包我身上了。”

　　周蓉不坐，也没请晓光坐。二人就一直那么站着说话。

　　周蓉问：“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的女人？”

　　晓光说：“你是女神。”

　　周蓉说：“太老套了，其实我也就是一个渐渐老去的女人，希望你首先将我看作一个可以成为好妻子的女人。”

　　晓光低头想了想，抬起头刚想说什么，她用一根手指轻轻压住了他的双唇。

　　他一怔，她突然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起来。晓光也条件反射地紧紧抱住了她。

　　长久的深吻让两人都有些头晕目眩，他们就继续拥抱着。

　　她偎在他胸前问：“在我家，你受伤了吧？”

　　“是的。”

　　“我也受伤了。”

　　“我理解。”

　　“你相信一番美好的做爱可以减轻心理方面的疼痛吗？”

　　“这我不太清楚。”

　　“试试好吗？”

　　她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细小声音，如同从远处传来的海妖迷人的歌唱。

　　“好。”蔡晓光陷入了梦境般的恍惚。

　　她轻轻推开他，不无羞涩地说：“去插门。”

　　一九八六年，省属重点大学有暗锁的门也不多。当初为苏联教授们准备的专家楼，要让门外的人推不开门，安装的也是叫作“插关”的构件。

　　蔡晓光插好插关后，周蓉已偏腿坐在吊铺上，脱下了外衣。

　　周蓉的深红色高领毛衣紧紧包裹着上身，她居高临下朝他微笑。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很遗憾的事——他上小梯子时不慎一脚踩空，哎哟一声倒在地上，扭伤了脚踝。不算非常严重，却毕竟上不了吊铺了。这也太不是时候了！

　　周蓉决定陪他去医院。九点多了，搀着晓光走到公交车站去等车实在不是上策。她猛然间想到学校车队，车队有为教职员工及学生解决燃眉之急服务的值班车。她匆匆赶往车队，值班车辆出动需登记什么人要车、事由、时间等都需在表格上填写清楚，月底从工资扣钱。

　　两天后，关于破格晋升的副教授周蓉的一条负面新闻在哲学系传开了，接着很快传遍全校。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当年可是大事。

　　形势所迫，周蓉与晓光匆匆办理了结婚手续。

　　周蓉自有一套应对负面新闻的策略。所谓“流言止于智者”，她买了数斤好糖，一日中午亲自拎到教职工食堂，每张餐桌上都放了一份，附有一张自己设计制作的心形卡片，上面写着几行喜感文字：感谢同志们关心，向大家汇报，为了今后集中精力搞好教学，本人现已领取结婚证；本着节俭原则，不举办婚礼，请大家吃几块喜糖分享我们的快乐。

　　周蓉以为这么一来，负面新闻一定会灰飞烟灭。事情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人们欢迎喜糖，但关于她与前夫、后夫的故事又被创作并传播开来——有一些现实依据，更多的还是虚构。乍听起来，似乎属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细一咂摸，却有《儒林外史》式的暗讥隐讽。

　　周蓉无计可施。对于大学校园里的流长蜚短，聚蚊成雷，她这个智慧型的女性智商不够用了。

　　蔡晓光有点儿愤世嫉俗，他抱怨说：“怎么大学校园里的风气也如此俗不可耐？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精力用在做学问方面不好吗？为什么偏偏喜欢编造别人私生活呢？”

　　周蓉见怪不怪，泰然处之：“不少外国人通过引起别人注意来感受存在价值，我们许多同胞习惯于通过关注别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文革’期间，这种习惯受到鼓励和怂恿，甚至连孩子们也以为是好习惯。改是需要时间的。再说，我赶上机会评上了副教授，不少同事心里不服气。好事临头应该换位思考，别人的嫉妒很正常。”

　　也不能说周蓉枉费心机，请同事们吃喜糖还是有效果。从此，蔡晓光可以大摇大摆出入她的宿舍了。在走廊里碰到人点头招呼一下可以，视而不见擦身而过也没有问题。

　　蔡晓光虽对高校教师有些成见，每次在走廊碰到却都谦卑地微笑点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那本不是他的做人风格，也不是周蓉的做人风格。在蔡晓光周围人当中，只有周秉义才是那样。

　　周蓉已在备考本校哲学系的博士了。

第七章

　　本系研究“阳明心学”的权威汪尔淼教授对周蓉十分青睐。汪教授北大哲学系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古代哲学专业学生，算得上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此后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八十年代初平反后，他出版了一部早前偷偷写就的专著《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深入浅出地普及哲学知识，引起一定反响，于是名字抖落尘埃，浮出学界水面。

　　其实，汪尔淼只不过是受到学界一批人的关注。一九八六年，古代哲学专业一如既往不受待见，甚至被认为是清谈之学、无用之学。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纷纷介绍到中国，首先在中青年知识分子间的影响日渐升温，在大学课堂更受欢迎。此种情况下，汪尔淼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相当冷清，往往不过坐着数名学生而已。他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即使面对两三名学生也照样情绪饱满，讲得有条有理。

　　他还想培养自己的学术接班人。不知怎么，周蓉进入了他的考察视野。

　　“考我的博士吧。”汪尔淼第一次到周蓉家做客时，落座没几分钟就直奔主题。那时周蓉已经结婚，她的宿舍很温馨。

　　“可学您教的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周蓉脱口问道。尽管微笑着，那还是让老先生窘态毕露。

　　“这太不像你说的话了。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太让我意外了，我本以为……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汪尔淼平时很要知识分子的面子。“臭老九”咸鱼翻身，非但不臭了，分明地还开始吃香起来，老先生就更加顾惜自己的面子。那日的他似乎有点儿自讨无趣，说完一番大失所望的话，起身就走了。

　　周蓉好生自责，反省自己对一位长者同事出言未免轻浮。几天后，她现身于汪尔淼的课堂。除了她只有几名学生，两名学生分明正谈恋爱，心不在焉，不时眉目传情，交头接耳。

　　汪尔淼也不说他们，几乎始终望着周蓉一个人的脸，语调平缓滔滔不绝地讲。他将黑板一分为二，一边清清楚楚写出所讲内容的提纲，另一边一组一组对应着写出关键词。他的板书字体俊逸方正，很见功力。

　　那日周蓉领略了什么叫学问扎实，什么又叫敬业。

　　过后，她前往汪尔淼家拜访了一次。汪尔淼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内的一间屋，比周蓉的略大些，也搭了吊铺。汪尔淼每晚睡吊铺上，上面除了被褥还有一摞摞书。他的学问基本是在吊铺上“做”出来的。

　　汪尔淼的老伴是从毛巾厂提前退休的女工，他们唯一的女儿“文革”中因为失恋患了精神病，刚出院不久。老伴和女儿睡双人床，以便照看女儿。

　　周蓉意识到，学校对自己确实不薄，也更加理解一些同事为什么对自己心怀嫉妒，于是彻底原谅了他们。

　　周蓉满怀敬意地向汪尔淼表示，愿意争取成为他的博士生。她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趣未改，但是听了汪尔淼的课，她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发生了兴趣。

　　在内心深处，同情也是她郑重表态的原因之一。她觉得汪尔淼所开的课程具有悲剧意味，而他身上则具有悲剧精神。

　　她是悲剧的通灵者，表态愿做他的知识与学问的传人。

　　汪尔淼欣慰地说：“我左思右想过，觉得自己不至于失察看走眼嘛！周蓉啊，我执教的时间很有限了，说不定你是我的关门弟子。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或古代哲学的学者之中，优秀的女性学者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从民国至今，能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哲学的女教授屈指可数。所以，很希望我的弟子中能有一位。如果你将来能站讲台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此生所愿足矣。”他说得平平静静，如同自言自语。

　　周蓉却听得大受感动，泪眼汪汪。

　　从此，汪尔淼经常给她“开小灶”，她越发感到自己的浅薄，也越来越受益良多，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她已正式开课，备课讲课用去了大部分时间，晚上还经常需要批改作业。汪尔淼对她寄予厚望，但成为他的博士生，那还是要经过一门门相关课程的考试，不是汪尔淼一人所能决定的事，自己不精读几十本书心中没底。况且，与蔡晓光之间的夫妻感情也需要好好经营。严格地讲，他俩也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那一类夫妻。以前是蔡晓光对她单恋，婚后还是那样不行，她也得表现出自己的爱意来。

　　她也真觉得蔡晓光值得自己深爱，他没有冯化成拈花惹草的毛病，作为话剧团导演更是难能可贵。

　　她很忙。尽管忙得充实，有条不紊，但还是经常分身乏术。好在蔡晓光体贴她，让她享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转眼间夏去秋来。有一天晚上，蔡晓光主动问：“快‘十一’了，咱们也不回你爸妈那边一次吗？你离婚的事没及时汇报，结果闹出那么大一场风波。咱们结婚的事再迟迟不汇报，只怕你父亲永远不认我这个女婿了。”

　　周蓉说：“我也在想这事。我已经告诉我哥和嫂子，他俩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蔡晓光很夸张地说：“别又让你哥替咱们担什么罪名，他要是因为咱们的事再受委屈，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啊。”

　　周蓉说：“是啊，我哥从小就替我担罪名，受委屈。我都当副教授了，他还差点儿替我挨了我爸一耳光。有时独自一想内疚得很，但咱俩还是别冒失地回去，这一两天我再去告诉我弟和弟妹，先争取到多数亲人的理解和同情，再与我爸摊牌。”

　　蔡晓光说：“这些方面我是没什么主见的，只能做你的绝对服从派。”

　　第二天，在甲三号院门外，周秉昆见到了周蓉。

　　他说：“姐，都快忘了我有姐了。”

　　周蓉说：“少贫嘴！我可忘不了我有个弟。”

　　“姐，你气色很好哩，就是这辆自行车差点儿意思，连个铃都没有，太不安全了。”

　　“我会小心骑的。”

　　周蓉掏出五十元钱给秉昆，让他“十一”回父母那边时代她交给父母。她告诉秉昆，她已经与蔡晓光领了结婚证。

　　秉昆说：“那这五十元我不代你给爸妈，你还是自己给吧。”

　　周蓉说：“让你代我给爸妈是信任你，捎带探探咱爸的态度，看他对我和晓光结婚究竟能不能容忍。这是姐的重托，你要当成任务来完成，完成好有奖。”

　　新婚的幸福确实让一度憔悴的周蓉又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

　　周蓉说还要到图书馆去，说罢跨上自行车就走了。

　　秉昆望着周蓉远去的背影，一时有点儿郁闷，甚至感到内心的种种不满。当年她逃亡般地远走高飞，自己这个弟弟和母亲担了多大的忧啊！如果不是她和冯化成双双卷入了政治事件，母亲断不会变成植物人留下后遗症！她消没声地离婚了半年多，居然不告诉自己这个弟弟！不征求任何一位亲人的意见又闪电般结婚了，居然又给自己这个弟弟一项刺探父亲态度的任务！

　　然而，他转眼一想到自己当初对郑娟的爱也是那么不管不顾，心中的怨气又消了大半。

　　周秉昆当时也没精力生周蓉的气了，他摊上了着急上火求助无门的事。周秉昆没当上编辑部主任，原因在于邵敬文没当上杂志社社长。原来，上边派来了一位社长韩文琪，据说曾是省市一位大领导的秘书，后台很硬，比邵敬文大两三岁，也属年富力强之人。派来一位社长也就罢了，更不好的是，韩文琪对办杂志不仅外行还独断专行。他是理所当然的一把手，又仗着后台硬，根本不把纯粹的业务干部邵敬文放在眼里。他除了让邵敬文负责稿件，其他事一概不与商量，后来连发什么稿件也得由他拍板，不容别人有不同意见。邵敬文是修养极高的人，他很想得开，索性只当一位执行者，不再理论。周秉昆既当编辑又负责发行，眼看着发行量月月下滑，忍不住当面向韩文琪告急，直接指出了他的缺点。

　　韩文琪说：“一把手总揽全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独断专行，那么证明你对规则规矩一无所知。”

　　没过几天，韩文琪调来了一个在水果罐头厂搞推销的男人，委以发行部主任之职。

　　又没过几天，经韩文琪批准，发行部主任调入一男一女两名发行员，都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

　　周秉昆私下对白笑川说：“看来咱们三个老人儿都得靠边儿站了，这是要改朝换代啊！”

　　白笑川说：“你这话哪儿说哪儿了，绝不可再对他人言。你应当这么看问题——调来的新人多了，各部门发展壮大了，兼职少了，咱们的工作量也轻了，未尝不是好事。”

　　周秉昆说：“我不信你的话是心里话。想当初只有咱们三剑客时，发行量曾经超过百万！自从这位社长来了，发行量掉下去二三十万了！你没看出来吗？他们亲亲密密、说说笑笑，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哩！”

　　白笑川说：“进了咱们编辑部，那就等于以后吃定了事业编制这碗饭。如今各企业单位都处在转型期，就算曾是铁饭碗的企业单位，估计以后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有的企业都开始拖欠工人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权力一句话就可以把亲朋好友或亲朋好友的子女招进来，让他们从此吃上事业编制这一碗踏实饭，你会不帮忙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没听到过？有些人把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只筐，专为他们解决实际需要，而且是个挺好的筐。发行量如何了人家不在乎，你着哪门子急呢？就是由一百余万掉到了一二十万，加上广告收益，那也还是可以把十几个人养得舒舒服服的。只要有些人需要，政府倒贴钱，咱们这份杂志也能活下去。你以后睁只眼闭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做好就是了，其他任何事都别管，更不要顶撞领导。要学咱们邵敬文，明哲保身吧！”

　　白笑川想了想，接着苦口婆心地说：“你可千万别把师父的话当成耳旁风。我们现在寄人篱下，要学会韬光养晦。对于你，重要的是争取当上编辑部主任，这才是正事。这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如果你能当上编辑部主任，邵敬文那主编就能当得省心点儿，顺心点儿。如果别人当，可就两说了，也许他待不下去。他是主编，没法儿跟你说这些话，明白？”

　　自那日后，周秉昆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不再摆创刊人资格，简直可以说做到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接着，韩文琪又调来了一男一女两名编辑。男的是轴承厂的宣传干事，女的叫何雯，是两年前本省师范毕业的学生，当过一年小学老师，辞职后在社会上漂了一年多。

　　韩社长介绍她：“有颇为丰富的社会经历，群众接触面广，爱好文艺，当我们《大众说唱》的编辑肯定会很出色。”

　　何雯起初对秉昆这位编辑部代主任挺巴结，经常套近乎。不久，秉昆觉得不对劲儿了，她那不是巴结，也不是一般的套近乎，而是对他有特别的“意思”。

　　一次，编辑部就他俩时，她笑嘻嘻地说：“昆哥，我还没主儿呢，你认识的好男人多，帮我找个对象呗！”

　　秉昆敷衍地说：“成啊，我会留意的。”

　　下班后，她非要等着秉昆。秉昆无奈，只得与她一块儿走。

　　走着走着，她挽住了秉昆的胳膊。挽着就挽着吧，女同事挽着男同事的胳膊走一段路，也不算太出格。

　　不料，她说：“其实你又何必帮我找什么对象呢？我觉得你就挺好的。”

　　秉昆猛地甩开她的手，厉声说道：“我想，你是知道我已经结了婚的。”

　　她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呢？如今离婚不再是丢人的事了，哪天我陪你看一场新电影《谁是第三者》，开开窍儿。”

　　秉昆非常生气，骂道：“无耻！”

　　何雯先是莞尔一笑，转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啪地扇了秉昆一记脆生生的耳光，转身扭扭搭搭地离去。

　　秉昆一想不对劲儿，她那一记耳光，似乎是扇给背后的什么人看的。他回头发现发行部主任和两名下属正看着呢，他们显然刚从小饭馆出来。

　　第二天，有关《大众说唱》编辑部代主任周秉昆对新来的女编辑何雯言语轻佻蓄意调戏的流言散布开来。周秉昆就算浑身是嘴也辩不清了。

　　向谁去辩呢？与何雯辩吗？那后果岂不是吹她一口气、落自己一身灰吗？周秉昆只有将耻辱和窝囊吞咽下去，闷在心里。

　　白笑川和邵敬文私下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听他说了，二人一时沉默不语。

　　周秉昆费解地问：“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已婚男人，值得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勾引吗？”

　　白笑川说：“你要知道，她和你一样，也只不过是普通人家子女。后来在社会上混出了些能耐，成了地道的‘社会人’。她到底混出了些什么能耐，我也说不大清楚，反正据说能耐不小。以她这样一个女‘社会人’的眼光看来，你周秉昆还真值得她下一番功夫勾引的。这话不中听，我是你师父，你多担待。你想啊，你哥是文化厅副巡视员，你嫂子是高干女儿。她父亲不在了，她母亲那也是三十年代初的老党员、老革命。尽管离休了，人家毕竟属于全省老资格的革命前辈。有什么个人要求，省市两级领导都要给面子的。你嫂子本人呢，人家是重点大学招生办的，也当副处长了吧？”

　　“我不知道，没问过。我和我哥我嫂子都回父母那边时才能见到，平时不大见面。见了我也不可能问那些，那太古怪了。”

　　“估计已经当副处长了。你姐也是副教授了，在北京的姐夫又是名气不小的诗人。这一切，对于一个女‘社会人’是多么丰富广泛的关系哩，社会关系是‘社会人’这一种人形蜘蛛的网。蜘蛛没有网可怎么活？‘社会人’只有将社会关系这张网织得大大的、密密的，才能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心想事成。那何雯就算拆不散你和郑娟，与你有一腿她肯定也愿意。”

　　那时，秉昆还不知道他姐又结婚的事呢。

　　周秉昆说：“我怎么以前就没有遇到过什么‘社会人’呢？”

　　白笑川问：“你说的以前指什么时候？”

　　周秉昆说：“‘文革’结束前吧。”

　　白笑川想了想，点拨说：“爱徒错矣。那时也是有的，只不过品色不同，道行不同。那时的中国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单位人，都有单位管着。没有单位的，叫社会闲杂人，由有关部门管着，所以个体的社会能量都不太容易发挥出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人都得找靠山、抱大腿、托关系、走后门。女的为了实现愿望出卖姿色，男的为了达到目的背叛友谊、落井下石，都属于另一种‘社会人’的勾当，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为师看来，‘社会人’大体分为两类。好比‘盗亦有道’，一个‘道’字，便将盗划分成了两类；好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个‘道’字，也将爱财的人划分成了两类。有一类‘社会人’是目的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另有一类‘社会人’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还是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好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网丝连着的也都是好人。徒弟，师父我便是后一种‘社会人’……”

　　白笑川等于为周秉昆上了一堂社会关系学启蒙课，秉昆很爱听，忘了自己的屈辱和隐恨。

　　他说：“我认为，我姐太应该请你到大学里去做一次讲座了。大学生们也很有必要听听你讲的内容。”

　　白笑川说：“好哇，只要你姐看得起咱们搞曲艺的，我遵命。”

　　邵敬文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拍拍秉昆的肩，叹口气，只说了几句话：“秉昆啊，你更不好过的日子恐怕要来了，咱们三人在《大众说唱》的美好时光也许成为历史了。”

　　邵敬文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周秉昆代主任的“代”字去掉了，却不是成为主任——成为主任的是何雯。这下周秉昆苦了，他组的稿件十之七八遭她“枪毙”。为了不让杂志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他还不便越级直接呈送给邵敬文看。

　　不久，邵敬文要求调走，到一个区的文化馆当了馆长。正处级干部当正科级馆长，属于高配屈就。

　　邵敬文走前与周秉昆和白笑川喝了一次酒，他表示太对不起他俩了。

　　他俩都表示理解。

　　邵敬文说并不担忧白笑川以后的处境，白笑川再过几年该退休了。他担忧的是周秉昆，如果他在杂志社实在待不下去了，那可如何是好？

　　白笑川向他保证，有自己在，绝不会眼看着别人挤对秉昆装没看见，他自有主张。

　　白笑川的主张也很“社会人”，甚至可以说很江湖。

　　一天午休时，他进了韩社长办公室，将椅子搬到社长桌前，大大方方地坐在对面，横担一腿，不停地晃着那只脚，说几句吸一口烟斗。

　　他说：“韩社长，我要当面向你谏一言，言字旁右边一个‘柬’字那个谏，这个谏字的意思是不怕冒犯。你听明白了，我可没说‘斗胆谏一言’，向你谏一言，我白笑川胆量绰绰有余，谈不上什么斗胆不斗胆的。”

　　韩文琪愣愣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立刻发作。

　　白笑川说：“咱们这杂志社，那也就是一个处级单位……罢了。咱们这杂志，那也就是一个满足大众偏爱的刊物……而已。附带着，为曲艺工作者们提供一块发表原创作品的园地，不是任何一级政府的机关刊。这话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可是我看你并不明白，将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座风水很好的山头，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剪除功臣。我是副处级副主编，你也只不过是一正处级社长。咱俩之间，级别上仅差毛线那么细的半级，你看你跟我说话时扎起的那架子，如同跟低你几级的下属说话似的。你有必要那样吗？在这么一个离真正的官场很远、属于犄角旮旯的处级单位，你将权力看得那么重有意思吗？玩弄你那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小把戏，不觉得枉费心机吗？”

　　“你！……”韩文琪腾地站起来。

　　“要发火？劝你先忍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待我把话说完你再发火也不迟。或许，听我说完下边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发火对你实在没好处……”

　　白笑川说完，叼着烟斗盯着他冷笑。韩文琪觉得白笑川的冷笑有种破釜沉舟的意味，缓缓地坐下了。毕竟当过多年秘书，想想该克制一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克制力的。

　　“在曲艺界里，我起码算儿子辈的。尽管是儿子辈的，在省里市里那也称得上是一个人物。可你算老几？你重孙子辈的都够不上。在曲艺界你排不上辈，整个一外行！刊物发行量直线下降，你他妈的没事似的，就知道往里招关系人，讨好送情。你别以为你靠山硬我奈何不了你，我扳不倒你还治不了你吗？如果我预备下个小本，每天监视你的言行，听到你一句不正确的话就记在小本上，逮着你一次不符合一把手身份的行为也记小本上，几个月后我就能记满一本你信不？劝你还别不信。只要善于上纲上线，掐头去尾，正确的话我也能把它记成对现实不满的话。这一招是我五七年后特别是‘文革’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只不过没试用过。如果我在你身上试用，从明天起你心里不会一点儿都不别扭吧？你以为甲三号的人都拿你当个人物吗？实话告诉你，现在讨厌你的人多了！”

　　韩文琪确实急了，满脸堆笑说：“老白，白老师，前辈，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误会大了！邵主编他是自己想走的哩，我怎么留也留不住啊！你和小周你俩在我心目中不但是功臣，还是咱们这儿的宝，我怎么会舍得赶走你俩呢！”

　　白笑川笑道：“你也误会了，没看出我在开玩笑？你还信以为真了。”

　　“白老师，咱们不开玩笑了，免得再互相误会。你就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需要我怎么支持？看我，只顾聆听你的教诲，都忘了给你沏茶了……”

　　韩文琪忙不迭地起身沏茶时，白笑川说：“不必，我出了你的门就立刻能喝到自己杯里的茶了哩。你抽空儿把我这报告批了，那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了。不是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是你好我好社里好大家都好的事……”

　　他把几页纸放在桌上，特低姿态地弓身而退。

　　韩文琪很快就批准了那份《关于促进曲艺事业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项目报告》。按照那份报告，杂志社成立了演出活动承办部，白笑川任主任，周秉昆任副主任，有自主招人权，但不占杂志社的事业编制指标，并允许刻公章、挂牌、租办公室、设专线电话。总而言之，白、周二人仍属编辑部的人，每月由编辑部开工资，但那个部门必须每半年向社里交一笔创收费。交够了，享有经济自主支配权。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申办过程，要跑不少部门，盖许多公章。几乎没用白笑川操心，韩文琪亲自出马，很快就办成了。

　　他为什么如此热心呢？一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个邵敬文留下的“死党”，从此便可少在他眼前出现，眼不见心不烦，他能实现社长主编一肩挑的夙愿了。二者，白笑川和周秉昆以自己的能耐为杂志社创收，对包括他在内的杂志社每个人的钱包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三者，国家鼓励事业单位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得好的、带头的会被领导视为有改革新思路的干部。倘再能给上级主管部门带来福利，则大有提拔的可能。

　　白笑川和周秉昆两人趁热打铁，加紧张罗，很快便让一切按部就班地有了眉目。在讲人情的中国，他俩也不得不奉行任人唯亲那一套。国庆他姐所在的肉联厂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他姐因身体不好，常请病假，成了内退员工，每月仅发给最低生活保障。秉昆得知后，主动找上门去，把国庆他姐招到了演出活动承办部。

　　事先，白笑川问：“跟你什么亲戚关系啊？”

　　秉昆如实相告，并非亲戚关系，虽是朋友的姐，但两人的友谊不同一般。末了，他说：“求你了！”

　　白笑川说：“咱俩能定的事，何谈求不求呢？就让人家来吧，也等于替国家减轻负担嘛。招面临生活压力的人，我支持。”

　　国庆他姐去上班了，无非每天把屋子收拾干净，预备好开水，接待一下来人，做电话记录之类的事。由肉联厂碱水池里洗肠子的女工，倒成了坐办公室的文员，国庆他姐知足得不得了。

　　秉昆又问白笑川：“给她开多少钱呢？”

　　白笑川说：“你看着办。如果咱们挣得少，那也只能往少了给，跟人家摆明情况，请人家谅解；如果咱们挣得多了，那就应该往多了给，别亏待人家。咱俩做主的部门，收入分配上既要讲多劳多得，又要讲共同富裕。”

　　白笑川这师父对秉昆真是好到家了。一天，他又说：“我得有个助理。我这人爱忘事，带队演出，记着这事忘了那事可不行。我认识的人，哪一位家里的生活现在都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他们的儿女也都有较好的工作，他们的三亲六故不必我来照顾。我的助理由你来招，也要本着帮助底层人减轻生活压力的原则，给多少钱还由你来定。”

　　于是，秉昆将赶超他妹妹也招了去。那姑娘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在家里都快闷出病了。

　　一九八六年，高考仍然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城市并未实际增加就业面，人口却比七十年代增加了几成，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成了待业青年。家中儿女多的父母只能自己退休，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各类中专毕业的学生的命运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乱窜着找工作，而城市像不堪重负的骆驼，夜里静听似乎能听到它疲惫的喘息。谁也不知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但谁都觉得它快撑不住了。

　　居然能帮好友的姐姐和妹妹安排一份工作，这让周秉昆对权力产生了无比的热爱。

　　那一时期，他经常感慨地说，权力真他妈的好啊！

　　然而，发给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的钱是白笑川向朋友们筹到的。白笑川却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他一召集，省里的市里的曲艺界人士纷纷响应，多是男士。白笑川意识到了，便又发展了几名歌舞团的女演员。

　　生活好的年头普罗大众对娱乐的要求水涨船高，生活压力大的年头他们对娱乐的要求也分外强烈。白笑川和周秉昆赶上了机遇，他俩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当年文艺界人士“走穴”的穴头。

　　挣钱的事谁会往后缩呢？白笑川一挥手，各路演艺豪杰跟着走。一场“走穴”下来，他们也就分个二三十元最多五十元而已，但若来劲儿地走，积少成多，那笔钱就很可观。

　　一年后，周秉昆居然攒下了一千多元。当年，人们梦想的最高金钱指标也只不过是成为万元户。

　　秉昆向白笑川借了二百元，以一千六百元的价格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买了一处苏联房——看上去年头不短了，却还算周正。有小门斗，窗外有小院子。地基并没怎么下沉，窗框下沿离地面一米多高呢。一大一小两间屋，进门是厨房，左边小屋，前边大屋。灶台是水泥的，刷了油漆，木板地，铁皮房顶。家具齐全，拎包就可以入住，入住了就可以生火做饭。

　　说是“买”，严格来讲叫“兑”。当年但凡像点儿样子的居民住房的产权，都归各级房管所。只有光字片那类房产所不稀罕登记的住宅，才有实际性质的买卖之说。兑房现象民间较常见，即一方出钱，拥有对方的居住权，年限由一方出钱多少而定。一千六百元在当年是数额挺大的一笔钱，秉昆买下的是永久居住权，起码协议上是如此写明的。

　　秉昆率一家四口看房子时，郑娟里里外外出入几次后，不敢相信地问：“归咱们住了？”

　　秉昆肯定地说：“是的，永远。”

　　郑娟一转身，当即哭得稀里哗啦。

　　聪聪奇怪地问：“妈妈，你哭啥哩？”

　　郑娟哭得连“高兴的”三个字都说不完整了。

　　楠楠则小声说：“爸，我爱你。”

　　秉昆听了，心中一时暖流澎湃，百感交集。楠楠的话由郑娟或聪聪来说，都不至于让他鼻子发酸。

　　“爸也爱你。”他动情地抱了一下长子。

　　那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提前实现了几个五年计划，率领妻子和儿子进入了共产主义，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前，他一直视楠楠为郑娟的儿子，一想到楠楠是“棉猴”的种，心里还会极不舒服。楠楠惹他生气时，其不舒服与赚恶没什么两样，尽管他在生活中从不偏爱小儿子而亏待大儿子。

　　“爸，我爱你。”楠楠从没对他说过如此温暖的话。此话似乎是由楠楠之口向他传达的神谕，驱除了他心灵中某个死角的黑暗。

　　从他口中说出的“爸也爱你”四字，又似乎是他自己的誓言。“视同己出”这个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不容易。

　　自那日起，当秉昆再跟郑娟说“咱们大儿子”这句话时，才真的是在说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儿子了。

　　一家四口入住后，秉昆和郑娟的愁事随之而来。

　　请不请几个朋友到新家热闹一番呢？

　　不请吧，朋友关系上太说不过去。怎么住上好房子了都不告诉一声啊？他们一挑理，没话可解释呀！

　　请吧，对朋友们的刺激是不是太大了呢？他们的家可都是又小又不像样的家啊！春燕两口子受到的刺激会小些，“人民大浴池”已改名“红霞洗浴中心”，不再属市商委了，政府部门与直属企业彻底脱钩。脱钩前，因为春燕一向会来事，上层路线走得不错，几位领导大发慈悲，一块儿帮了把劲儿，终于让她梦想成真，在筒子楼里分到了二十几平方米的一大间屋子。虽是筒子楼，没厨房，却有暖气，冬天不必为取暖操心，可省下一冬的煤钱。秉昆和郑娟都认为，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即使羡慕他们美好的新家，那也不至于羡慕到受刺激的地步。国庆和赶超则不同了——赶超和于虹接盖出的那个小小的家由于占用了消防通道，还是被拆了。他们也像国庆两口子一样，搬到哪儿都住不长久。疯涨的房租和物价，迫使他们几乎每年都换房东，孩子也得随之转学。转来转去的，原本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差了。无论国庆家还是赶超家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穷愁之中。他们家与秉昆的新家相比，简直可以用足以令人愤怒的差距来形容。设身处地替他们一想，秉昆和郑娟都不敢也不忍刺激他们。

　　秉昆决定先不主动告诉好友。如果他们从别处听说了，非要来家里做客，那时再议。

　　郑娟同意秉昆的决定，但夫妻二人又得面对第二件犯愁的事。秉昆曾对国庆说起过想要“买”房子的打算，也曾告诉过赶超。

　　国庆当时立刻说：“如果你们有了新家，太平胡同那处地方千万给我留着。”

　　秉昆说：“你们怎么可以住那儿去呢！”

　　国庆说：“那儿怎么了？你和郑娟住了多年，我和吴倩为什么不能住？你们是一家五口住过，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也可以住。那附近的小学还是不错的，就这么说定了啊。如今在离市区更远的地方租那么一处地方，也得三十多元了！”

　　国庆说过的话，赶超也说过。

　　都是好友，太平胡同的住处究竟该让哪一位好友住呢？秉昆夫妻俩左右为难，晚上躺在被窝里也讨论，睡前达成的一致，一早醒来又变了。

　　最后还是秉昆做出了决定，通知赶超一家三口及时住过去。国庆他爸的退休工资比赶超他爸多十几元，在两个朋友之间他也不得不搞平衡。经由那件事，他有些理解别人为什么说平衡的艺术是一门学问了。

　　郑娟对新家爱惜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窗子总是擦得明明亮亮，地板的木纹刷得清晰可见，春夏秋三季煞费苦心让小院里开着花，切菜时案板下垫着抹布，怕震裂了锅台四边光滑的水泥。

　　一天，她对秉昆说：“咱们住在天堂一般的家里，爸妈却住在光字片的破土屋里，我住得越来越不踏实。”

　　秉昆说：“把爸妈接过来住一阵？”

　　郑娟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郑娟这个周家的功臣非但从没居功自傲，还处处按好儿媳的标准自觉要求自己。在周蓉、秉义和冬梅面前，她内心一向有文化上的自卑，往好之又好的方面来做方能抵消一小部分自卑。

　　秉昆就回父母那边去说明意图。

　　母亲却说：“我哪儿也不去，神宫仙府也不去，一天也不离开这儿！我一走，那狐狸精还不率领一群小狐狸把这儿给占领了呀？”

　　秉昆说：“你们小儿子住进新家了，做父母的怎么也应该去看看吧？”

　　于是，周志刚代表老伴来到了小儿子的新家。

　　郑娟说：“爸，你和我妈住过来，你们老两口睡小屋，我、秉昆和你两个孙子睡大屋，无非再添张单人床让你大孙子睡。”

　　周志刚说：“那怎么行？楠楠都快是小伙子了，再和你们睡一个屋里不成体统。”

　　郑娟说：“那我我妈和聪聪三个睡小屋，你、秉昆和你大孙子睡大屋。”

　　周志刚说：“那你们小两口还算两口子吗？不是长久事，不可以。”

　　他仔细地查看了锅台四周，以专家的口吻评论道：“这水泥抹得太有年头了，居然一道裂纹都没有，用的八成是当年小日本修碉堡的那种水泥。他们当年从国内运来的，投降后留在东北不少。咱们中国人只知道用，也不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看人家是怎么造出那种水泥的，咱们中国人太缺心眼了！”

　　秉昆说：“爸，先不讨论水泥。”

　　周志刚说：“你们以后一定要恩恩爱爱地过日子，要不对不住这么好的家。我年轻时做梦都想给老婆孩子这样的一个家，一辈子快过完了也没实现——你们真的赶上好时代了！”

　　他要单独和小儿子说几句话，秉昆就跟在父亲身后出去了。

　　在门斗旁，周志刚看着小儿子说：“我很高兴，你这辈子提前熬出头了。你妈的话你也听到了，就算你和郑娟的孝心尽到了吧。”

　　那时，他目光里满是慈祥。

　　哥哥和姐姐经常能享受到父亲那满是柔情的目光，秉昆则少有那等殊荣。他的头脑中倒是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即使父亲嘴上说着“让我稀罕稀罕我老疙瘩”之类的话，并将他置于膝上时，目光往往也还是会望向哥哥或姐姐。那时哥哥或姐姐总是埋头于各自的事，并不在乎父亲的关注。

　　周志刚又说：“你从小到大，爸没怎么夸过你。怕一夸，你反倒出息不了啦。看来爸是对的。今天爸要当面夸你一句，秉昆你终于出息了。爸得承认，你能出息到这一步，是爸没想到的，爸觉得没必要再为你操心了。”

　　听完父亲的话，秉昆想哭。不是被感动得想哭，而是又被父亲的话翻腾出了始终压在心底的一种憋屈。

　　忽然有一天，街区房管所来人通知郑娟，那房子的原始房主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本市，要落叶归根了，所以那房子必须腾给人家。房管所的人和郑娟那么说时，楠楠也从旁听到了。秉昆下班后，郑娟一说，秉昆岂敢拖延？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房管所。

　　周秉昆说：“那房子我已经买下了呀！”

　　人家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那房子兑下了，可与你立字据的人不是原始房主啊，他无权把房子兑给你嘛！”

　　周秉昆说：“可你们房管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做了过户登记的呀！”

　　人家说：“那位经手的同志是帮忙的，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根本没经验，已被辞退了。”

　　“你们说那原始房主他早干什么来的？他怎么二十多年里从没在本市露过面？我但凡有他一点儿信息，也会找到他与他本人交易呀！”

　　“这你不能怨人家，从前人家不敢回来，有那心也没那胆啊！一回来还不立马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啊？”

　　“那那，那我的一千六百多元钱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你首先要赶快腾房子，人家原始房主十月底必须住进去。你要赶快找到二房主，争取把钱要回一些。能不能要回一些，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房管所没什么关系。”

　　房管所明明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人家一口咬定与房管所“没什么关系”，秉昆就没辙了。一九八六年，普通人还没有多少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而且，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普通人告政府部门的案件——这点儿常识秉昆是有的。

　　他只能暗暗叫苦。

　　那个与他签协议的人蒸发了——对方是白笑川朋友的徒弟的朋友，白笑川当时听到了那处房子要“卖”的信息，完全出于好意介绍周秉昆认识。既然是师父的关系，周秉昆当然百分之百信任，不承想竟遭到了杀熟一刀。

　　无奈之下，周秉昆告诉了白笑川。白笑川一听也急了，将朋友责骂了一通，发动自己广泛的人脉撒网似的寻找签协议的人，最终的消息是那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后出国了。有说那人去了新加坡的，也有说去了泰国的，还有说去了越南的。

　　白笑川着急上火，嘴上也起了泡。他问周秉昆：“你不会怀疑师父从中拿了好处费吧？”

　　周秉昆说：“那怎么会！”

　　白笑川内疚地说：“师父再就只能说对不起了，借你那两百元你别还了，就当你我的钱都打水漂了吧，师父再帮你挣！”

　　秉昆本想说“但我往哪儿搬啊”，眼见师父唇上急出了泡，没忍说出来。

　　郑娟对秉昆却毫无抱怨。十之八九的妻子，这种情况下难免会责备丈夫办事不周。郑娟却百般安慰，只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吧。她想，应该先去问一下赶超夫妻想不想搬家？如果赶超夫妻想搬到别处住，那么他们可以再搬回太平胡同。

　　秉昆便买了罐头糕点之类的东西，去赶超家试探口风。

　　赶超请了事假，在家照顾于虹。

　　于虹指着赶超说：“我差点儿没被他害死。”

　　赶超说：“所以我将功补过，请了事假服侍她哩。”

　　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了，又是老友之间，没什么遮遮掩掩不好意思的——原来，赶超有一次马虎没戴套，致使于虹又怀孕了。于虹自己也大意，怀孕三个月了居然没察觉，等到有了明显反应方知不妙。如果不“做”了，那么就意味着超生。一旦超生，不仅单位要受罚，春燕这位一把手要做检讨，于虹的工作都将不保。一九八六年，计划生育实行到了第九个年头，城市对于超生几乎零容忍。于虹不敢冒险将孩子生下，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是违心地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造成大出血，险些一命呜呼。

　　“前些日子郑娟来串门，我还跟她说过想不在这儿住了呢，让老婆孩子住这么差的地方，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太没面子了。可现在这情况哪儿敢折腾呢，看来还得继续住下去。于虹得多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子，把预备租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了……”赶超如是说。

　　于虹就宽慰他：“别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又没挤对过你。秉昆和郑娟一直让咱们白住，每月往少了说那也能省下二十多元吧？几年内不许考虑你那面子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秉昆，我说得对吧？”

　　秉昆只得说：“对，很对，非常对。”

　　赶超问：“还让我们白住？”

　　秉昆反问：“这用问吗？”

　　赶超不再看着秉昆，轻叹一口气，仰起头，将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眯成缝，冥想般地说：“我要是有十个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老友就好了——一个是你哥那种当官的，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我一提与他的关系，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个是你姐那种喜欢啃书本做学问的，我一提你姐名字，连我自己也显得有几分学问了；一个是龚维则那种穿警服的，但要比派出所所长官大点儿，区公安局长那么大就行，就不担心受欺负了；再一个是法院的，起码得是‘老太太’那样的老资格的庭长；还得有一个是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万元户也得有一个，时不时地借笔钱方便；剩下几个我的要求就不高了，性格合得来的，能经常聚一起热闹热闹，叙叙友情的……”

　　秉昆说：“我这种呗。”

　　赶超说：“对，你这种也不能少啊，少了生活不就没意思了？”

　　于虹挖苦道：“你想得倒美，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赶超和秉昆就都笑了，于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秉昆离开太平胡同，一时觉得无处可去。天色尚早，不愿回家，拿不出个解决方案，他觉得无颜面对妻儿。妻儿肯定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带回好消息呢。赶超提到他哥周秉义，这让他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决定求助于哥哥。他在拖拉机厂周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他想进去转一圈，见里边太嘈杂，摊位离摊位很近，有的地方近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他没往里边走，在头道门内二道门外的地方买了盒烟。那儿以前用铁栏杆隔成了两个检票口，如今铁栏杆拆了，租给卖烟卖冷饮的了。通过做合法生意赚钱终于被承认是正当的了，这让不少城里人如大梦初醒，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爷”“倒爷”“手艺爷”，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单位的一切能租给他们的地方，没有不愿往外租的。

　　卖烟的男人与秉昆年龄相仿，见他不走，站在头道门口那儿心事重重地吸烟，也许由于守摊太寂寞了，主动搭讪与秉昆聊了起来——他本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辞职做起了小本生意。

　　秉昆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

　　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一比一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秉昆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

　　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啊！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啊！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朝上弄出个大璇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哩！

　　烟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昆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

　　秉昆苦笑着摇摇头。

　　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妪在他内心里始终占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她的灵魂似乎仍在此处游荡，内心里向她祈祷，求她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

　　摊主又问他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一百多元呢！

　　“如果你真有门路，咱俩也真的算有缘了。你动嘴，我跑腿。一百多元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如果都让咱俩给代销出去了，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高兴啊！”

　　秉昆难堪地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都是拖拉机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如果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秉昆扔掉烟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连喝汤的那点儿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

　　“等等。”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到这里来的，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什么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就是为了买盒烟？”

　　“还为了寻找……别的……”

　　“除了商机和寻找商机的人，在这种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

　　“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秉昆不愿再啰嗦，转身走了。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幢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理发铺。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都不怎么好。周秉昆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些微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

　　周秉昆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少，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时，每一幢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了，显得很新。

　　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间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一处的大院里还住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为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

　　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字片时，嫂子若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一点儿心意”，周志刚和老伴便大为开心。周秉昆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没去过嫂子家。

　　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秉昆想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就走到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两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儿，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

　　小阿姨缓缓推着轮椅，她们显然是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

　　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接近时，周秉昆心中不禁赞叹：“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

　　周秉昆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

　　此时轮椅已经离他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秉昆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

　　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

　　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

　　“停一下。”

　　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秉昆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

　　轮椅倒拖回秉昆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说谢谢。”

　　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秉昆说：“谢谢。”

　　“记住了？”

　　“记住了。”

　　“走吧。”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秉昆一眼。

　　周秉昆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曲秀贞。

　　他很久没见过老太太了。他觉得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

　　周秉昆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作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她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他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她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此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她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她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时，每次她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他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她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他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里。

　　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即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

　　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不旧灰色涤卡中山装，戴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

　　他问周秉昆找谁。

　　周秉昆说找哥哥周秉义。

　　“亲哥吗？”

　　“对。”

　　“认识郝冬梅吗？”

　　“是我嫂子。”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秉义，回答得也对，但我从没见过，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

　　“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外跟我哥说几句话。”

　　一会儿出来的不是周秉义，而是玥玥，她亲热地叫他小舅。

　　周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出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玥玥挨训后不高兴了，噘着嘴颠儿颠儿地跑了回去。

　　“小伙子那你进去吧，别让你哥出来了。”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周秉昆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

　　传达室师傅说：“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院里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要认真些。另一家的亲戚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全认得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没来过啊？不住在本市吧？”

　　周秉昆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传达室师傅说：“别认为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很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整天与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啊，你家其他人应该常来看看她哩。”

　　秉昆红着脸说：“以后会的。”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秉义说：“你好大的架子！玥玥接你进去还不行啊？我正冲澡，非得我亲自出来吗？”

　　秉昆说：“我有急事找你。”

　　秉义说：“你能有什么急事，跟我进去说。”

　　秉昆说：“今天没那种好心情，下次吧。”

　　他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

　　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你嫂子提醒我几次了，说应该和她一块儿去你们的新家看看。可我最近太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你们住得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至今一次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等过了‘十一’……”

　　周秉昆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有完没完？”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喝酒了？”

　　“你别管！”

　　周秉昆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哥，你看着办吧！”

　　“这，这，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了呢？”

　　“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的！”

　　“可，可，可你想让我……怎么替你摆平？如果你想向哥借钱另租一处房子，哥有！立刻就可以回家取，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也没意见，不够哥可以替你向别人借……”

　　“借钱我还用找你吗？那点儿钱我自己也有！不够，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可我那一千六百元如果讨不回来，不能就白吃哑巴亏了吧？再说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两个孩子上学的远近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吧？”

　　“秉昆，慢点儿说，别那么急。事到临头，急也没用。你再说得明确点儿，你究竟要哥替你怎么摆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

　　“我没那么说！”

　　“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我不能白花一千六百元！我们更不愿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肯定就不是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了！”

　　“郑娟也这么认为？”

　　“她倒没这么想，但我现在可以代表她一块儿来求你。我希望哥你能给我颗定心丸，我能给郑娟惊喜！”

　　周秉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

　　周秉义不再拧手中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昆说：“我看你是醉了！”

　　周秉昆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

　　他嘴硬地说：“我没醉！”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算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你头脑里怎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三四位副巡视员呢！没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使支使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的。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周秉昆急赤白脸地大叫一声：“够了！”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

　　秉昆气急败坏地说：“那我就活该倒霉啦？”

　　周秉义也生气了，他说：“你冲我发什么火？你们那新家，正确的说法叫‘兑’的房子！国家什么时候允许私人间进行房屋买卖了？你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兑’那房子之前向我这个哥哥咨询过吗？没有吧？现在出问题了才想到找我这个哥，太晚了吧？叫我怎么替你摆平？你和周蓉一个样。事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都得让我替你们操心。今天我给你的话只能是一句，我不好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只有自认倒霉！”

　　周秉昆也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义，他倒退着说：“周秉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他一转身跑了起来。

　　周秉义在他身后喊：“去找蔡晓光！他是你姐夫了，也许他的家可以先让你们住！”

　　周秉昆找哥哥的唯一收获，便是哥哥提醒他去找蔡晓光。他太不愿意一筹莫展地面对妻子和两个儿子了，还真去找了蔡晓光。

　　蔡晓光在离话剧团不远的一幢六层楼里，分了一套有室内厨房和厕所的两居室，五十多平方米，还不算阳台。那幢楼盖于“文革”期间，当时主要是为全省各剧种的“样板戏”主角们盖的，位于黄金地段，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蔡晓光如果没有那些“叔叔伯伯”关照着，十年以后也不太可能分到那样的住房。

　　蔡晓光是个生活颇有条理的男人，他家东西不多，摆放整齐，相当干净。门口还铺了一小块地毯，进门得换鞋。

　　周秉昆生平第二次进入一扇要在门口换鞋的门，第一次是进老太太曲秀贞那处临时的家。老太太并没要求他和几个哥们儿换鞋，蔡晓光这次却亲手从鞋架上取下了拖鞋摆在他脚边。

　　对于不速之客周秉昆的光临，蔡晓光既意外又不好意思。

　　两人刚一坐下，蔡晓光就窘窘地说：“秉昆，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周秉昆说：“我知道了，你变成我姐夫了。”

　　蔡晓光更窘，讪讪地问：“那你，没什么意见吧？”

　　周秉昆说：“也好，你俩挺般配的，我祝福你们。”

　　蔡晓光很高兴，问秉昆有什么事。

　　“‘十一’一过，估计不会有雨了，你父母那边的房子又该修抹一遍了，是不是需要黄土和沙子？不成问题，包我身上了。如果你父亲允许，我愿意给你们父子当小工！”蔡晓光的表态诚心诚意。

　　周秉昆反倒窘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姐夫，我有事求你。不过，与你说的那些无关，是一个挺大的忙……”

　　蔡晓光急了，站起来批评道：“秉昆，现在我都是你姐夫了，你还想说不说的干什么呢？太见外了！快说，只要我帮得上的忙，我说一个不字你以后别叫我姐夫。”

　　“那好，姐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们，就是我和郑娟我们全家四口想借你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的。”

　　蔡晓光仿佛没听明白，直眨巴眼睛。

　　周秉昆低下头，使劲儿抠着手指，自言自语般将他那火烧眉毛的事又讲了一遍。讲罢，他才抬起头仰脸看着蔡晓光说：“‘十一’一过，冬天转眼就到，临时租一处合适的房子太难，我也不想租了。你这儿离楠楠和聪聪的学校近，只要能让我们住到明年夏天，我就可以又攒下一笔钱，那时再借借，还打算‘兑’一处房子。没处像样又能住得长久的房子，我总觉得像是没有稳定的家。”

　　蔡晓光缓缓坐下，也将头低了，良久不再作声。

　　周秉昆说：“你有什么难处，希望也实话实说，给我个明白。”

　　蔡晓光便说，自从他分到这套房子，引起文艺界不少人的嫉妒。他们四处写信，几乎没停止过告状。他承认他们告得也有些道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没资格分到这套房子。但是，有一点他们从不讲——分给他这套房子，体现着组织对他父亲冤案的某种补偿。从党团结干部特别是团结那些扛过枪打过仗的干部这一方面来考虑，给予补偿完全必要。正是这一点，那些四处告状的人不知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作不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对那些告状之人做了许多耐心工作，他们才消停了。如果你一个人和我住一个时期，估计也没什么，可要是你们一家四口来住，那肯定就是个事。如果他们又告起状来，上边再派人一了解，调查清楚我与你姐结婚了，她那边学校也分给她房子了，那我这套房子不被收回去才怪呢！你姐又喜欢这套房子。让她在两处房子之间选，她更中意的是这套房子，毕竟自成一体啊！如果我成全了你们一家四口短期的愿望，而让你姐长期的利益受损，明摆着是以小失大吧？秉昆啊，我是你姐夫，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由你决定！你如果坚持你的想法，那我就住到你姐那边去……”蔡晓光诚恳地说。

　　姐夫蔡晓光的一番话，让他良久无言。

　　周秉昆终于打破沉默，他拍着姐夫的肩膀说：“你的话有道理。咱们不做以小失大的事，确实不划算。”

　　周秉昆告别蔡晓光走到街上时，天已黑了。他再不愿回家，那也还得回家啊。一进家门，郑娟便迎上前说：“你可回来了，邵大哥都等你半天了。”

　　邵敬文正在陪聪聪下棋，楠楠在小屋里写作业。

　　邵敬文说，秉昆那着急事他知道了，白笑川告诉他的，他就是为那事来的。他们文化馆是老楼，地下室很大，二百多平方米，不潮，冬天还很暖和，暖气管道又多又粗。地下室有几扇扁窗露在地面以上，光线也可以，白天有几个小时不太黑。那里没厨房，但砌个炉子引出烟囱是可以的，也无安全隐患。堆放的杂物太多，主要是砖、沙子和水泥，当年楼房改造剩下的……

　　“白老师把你摊上的事一告诉我，我也挺替你着急的。你们如果不嫌弃，就先住过去，每月交一笔象征性的租金，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住那儿去，离两个孩子的学校更近了。楠楠明年就初三，他的学习不能由于转学受影响，我知道你也是这么考虑的。”邵敬文接着说。

　　邵敬文的意外出现，让秉昆想起了孙赶超说的希望有十位朋友的话，一时感慨良多。算起来他的朋友远不止十个了，但国庆、赶超他们那样一些老友需要他经常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关键时刻的挺身相助的朋友，也就是邵敬文与白笑川而已。那是经历过特殊考验的友情，与一般朋友关系就是不同啊！

　　周秉昆因感动而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扭头看郑娟。

　　郑娟刚想说什么，楠楠从小屋来到了大屋。

　　楠楠说：“爸，我完全同意！”

　　那少年看着邵敬文又说：“邵伯伯，不管我爸妈同意不同意，我个人先谢谢您了！”

第八章

　　周秉昆“十一”假期没回父母那边去，他要将文化馆的地下室清扫干净，也不愿见到哥哥周秉义。静心一想，他也知道哥哥不是不帮他，确实是没法帮。他生气的是哥哥非但没给他半句劝慰，反而劈头盖脸训了他一通。哥哥说他是“准知识分子”，明显对他的大专学历不承认，是文化歧视。邵敬文并无大学学历，白笑川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论起广受尊敬一点，北京大学毕业又是副巡视员的哥哥还比不上他俩呢！

　　寻求帮助未果，内心极大的不满只需要极小理由，也足以让人耿耿于怀——朋友间如此，兄弟间也如此。

　　周秉昆在马路边找了一名瓦工帮他砌炉子。对方哥哥曾是兵团知青，再一聊，两人的哥哥居然还认识。

　　“我哥叫陶平，当年是兵团营直属中学的老师，因为被整，有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你哥帮他提前返城了，要不他非被整出病来不可！现在，我哥是重点中学副校长了，当年多亏了你哥！”那位瓦工讲起两人哥哥之间的往事，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周秉昆想到楠楠后年就升高中了，试探地问：“如果我儿子想考重点高中，到时候求你哥关照一下，你觉得行不？”

　　对方一边熟练地砌着炉子，一边说：“那要看你儿子学习咋样了，要是一般般，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好。否则，成绩总落后，孩子的自尊心太受伤害。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嘛！”

　　周秉昆骄傲地说：“我儿子学习很不错的！”

　　他讲的是事实。

　　“那就绝对不是个问题！差个十分八分的，我哥一句话的事。你现在就要开始替你儿子攒笔钱，到时候如果分数差几分，交笔赞助费也行。你提前找我，我带你去见我哥！”对方承诺得很爽快。

　　周秉昆一高兴，也把他哥哥、姐姐和姐夫一一“兜售”了，承诺对方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也会当仁不让。

　　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种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

　　丑恶的人情关系主要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多少人情可言。

　　两个炉眼的大炉子砌得挺美观，用的是地下室现成的砖和水泥。秉昆与邵敬文事先说好了，合多少钱算在租金里。

　　周秉昆给对方雇工费时，对方不肯收。人家说：“当年你哥对我哥的帮助，算不上大恩大德，起码也可以说是一帮到底了，就当是我替我哥谢了一次吧！”

　　周秉昆过意不去，谎说自己是可以报一笔搬家费的。

　　“白条也可以？”

　　“可以。”

　　“我连续几天没活了，那多给点儿吧！”

　　结果，周秉昆反而多给了一半钱，给得还挺高兴。

　　送走对方，周秉昆独自在地下室歇息时，想起了师父白笑川说何雯是“社会人”的话，觉得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不少“社会人”的影子了。他不禁自嘲，也想起了民间一句俗话：“老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

　　他本想用白纸把地下室的四墙裱糊一下，但买那么多白纸又要花钱，裱糊起来颇费事，也不安全，便只将黑不溜秋的水泥墙扫了扫。

　　他没请朋友们帮着搬家。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住过，居然一次也没请任何一位老友到家里做客。从好房子往地下室搬，话可怎么说啊？

　　怎么说都太难堪了！周秉昆还是在马路边雇了几个人帮着搬家。那些站马路牙子的人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同龄人。一想到自己“走穴”一次最多时能挣一百多元，他便很体恤那些同龄人挣钱的不易。他愿意让他们挣自己一份钱，给钱也慷慨大方，他们都很满意。尽管自己刚刚被坑了一千六百多元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还是比他们强多了。

　　在光线半明半暗、家具乱七八糟堆放的地下室，楠楠看着他说：

　　“爸，我还是爱你。”

　　他也又一次抱着楠楠说：“爸也更爱你了。”

　　郑娟看着此情此景，顿时眼泪汪汪。

　　她说：“你们父子俩那么亲，我都嫉妒了。”秉昆与楠楠亲不亲对她很重要。

　　只有聪聪大声嚷嚷：“这个家不如那个家好，我不喜欢！”

　　一九八七年正月初三，老友们聚在了周秉昆家住的地下室。除了龚宾和吕川，全到齐了。龚宾谈了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后又住院了。他爸妈想得简单，以为给他娶个农村媳妇，喜事一冲，他的病就会彻底好了。人家农村姑娘嫁给他是有条件的——除了相当可观的聘礼，还要城市户口。龚宾爸妈孤注一掷，打肿脸充胖子，举债兑现了礼金。龚维则也为侄子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总算把那姑娘的城市户口给落上了。说起来一切顺利，遗憾的是喜事对患过精神病的人不见得好。龚宾黏着新娘欢喜了数日后，忽然产生了奇妙幻想，非说新娘是仙女下凡，一会儿把自己当成董永，一会儿把自己当成牛郎，一会儿找孩子，一会儿找牛。最要命的是，他逼着新娘带他飞上天宫过幸福生活，说人间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他一年里有半年住在精神病院，住在家里的半年也不许随便出门。新娘子根本做不到，他就指责人家不是真爱他，动辄对人家凶起来。如此闹了多日，新娘子和她父母坚持非离婚不可。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人身安全难有保障啊！龚宾父母也怕出意外，只得同意了。当年离婚尚须派出所开证明，龚维则亲自上手。龚宾父母想要回一部分礼金，龚维则劝他们拉倒吧。一向反对公权私用的龚维则，为侄子公权私用了几次，这一次还让哥哥嫂子家落了个人财两空，自己也惹了不少闲话。

　　老友们有说的有听的，无不唉声叹气。说的人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后来大家各自都陷于人生的忙碌之中，没人再到家里或医院看过龚宾。

　　吕川大学毕业后并没分回省里，不知是个人愿望变了还是有什么人关照，他最终留在了北京。有人说他在这个部，有人说他在那个部；有人说他还在给大官当秘书，有人说他早已不当秘书，而是当上领导，自己都快有秘书了。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与任何一个老友都没了来往。大家据此推测他肯定在一门心思地当官，前程似锦。一般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明智斩断与草根阶层曾经的亲密关系。

　　唐向阳照例每请必到。他父亲是由化学老师当上校长的，受其影响，他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并在大学期间处了个女友。对方是独生女，父亲是化工学院的副校长。双方谈婚论嫁时，他父亲大病一场。他一狠心了断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也让他自己的心支离破碎。他在医院里服侍了父亲三个多月，孝心却未能感动上苍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次没去探视过，也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住房。唐向阳是成年人，也不是父亲当校长的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按公房管理条例，学校完全可以把那套住房收回。那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区重点中学并且在全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他父亲功不可没。学校的领导、教师和职工们很念他父亲的好，破例允许他长期居住那套房子，直到他自己单位分给他房子为止。

　　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四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

　　唐向阳说：“我爸比较清正。”

　　曹德宝说：“看来为儿女考虑，咱们也得尽量学着做好人啊！”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唐向阳因父亲的死不再与母亲有任何来往。大家都看出，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薄情寡义，他实际上更痛苦。

　　好在他有了一位情投意合、品貌俱佳的妻子，是他父亲当过校长那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而他自己已是省化工研究所的科研骨干。他没带妻子来介绍给大家，保证下次聚会满足大家愿望。秉昆、德宝、国庆和赶超都没想到唐向阳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唐向阳下乡后，他们几乎忘了他，他却分明很看重与他们在酱油厂结下的友谊，一直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求助也认真去办。如果说当年他们只不过认为他可交，那么现在他的孝心已在他们之间赢得了敬意。

　　常进步也令大家刮目相看。他长高了些，但没高到哪儿去，比姑娘们找对象的身高要求底线高出了一点点，大家替他欣慰，否则都会忧虑他的终身大事。他的巴掌脸也长开了些，依然秀气。

　　赶超见到他时佯装不识，顾左右而问：“这是哪个哥们儿的女友哇，怎么没谁介绍给洒家认识一下啊？”

　　国庆趁吴倩不在旁边，小声对他说：“你要是女的，我当年就追求你了。”

　　进步笑答：“我长成这样，是为了证明在某一方面须眉也能不让巾帼。”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这要感激老太太曲秀贞的费心，最终耳科专家为他修补好了耳蜗。

　　德宝与进步的关系比与其他老友们的关系还亲密。进步的父亲平反后，曾打算将他调回军工厂去。他没同意，认为做什么工人都是工人，父子同在一个厂并不好。酱油厂的领导和群众对他不错，他对酱油厂有感情，一直安心于味精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

　　此次大家相聚，德宝感慨良多。他说：“想当初，我在酱油厂有五兄弟，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上班时心里却是高兴的。和哥们儿在一起同甘共苦，感觉挺充实。现在，吕川那小子没消息，和咱们不来往，留在北京一门心思当官。秉昆摇身一变成文艺工作者了，捧上事业单位的饭碗，还办了个什么鸟公司，一门心思挣钱。向阳成了科技工作者，往科学家的路上发展。可怜的龚宾就不说了，反正只有我和进步还窝在酱油厂，这辈子看不到任何机会了……”

　　秉昆苦笑道：“别讽刺我，我没挣到多少钱，你讽刺全家住地下室的人没意思。”

　　向阳也说：“我当不了科学家，靠大学里学的那点儿知识，能把饭碗捧牢就不错了。”

　　国庆说：“你没资格抱怨什么啊！在春燕同志的引导之下，你入党当车间主任了，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想怎么样啊？我和赶超，我俩要不是有向阳和进步关照着那就蹲马路牙子成无业零工了。我俩还没抱怨什么呢，轮不到你抱怨。”

　　赶超附和道：“说得对，德宝你那种抱怨纯粹是烧包！”

　　国庆和赶超曾当过出料工的那家小木材加工厂黄了，从前它所加工的木材主要是定点供应给省里唯一的家具厂的。前年，南方的家具突如其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城市，那种流水线上压制出来的贴膜板材组合家具样式美观，靠螺丝钉就可以拼接起来，靠改锥就可以再拆成一块块板材，搬动方便省事，看上去也很高档，价格比手工做的老式家具便宜，极受北方市民欢迎。如同洪水涌来似的，半年内几乎全部占领了北方大小城市的家具市场。本省那家由老中青木匠组成的家具厂被挤得关门停产，工人们下岗失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它定点供应木材的木材加工厂便也无事可干，只能寿终正寝。

　　国庆和赶超失业了两个多月，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挣点儿钱养家。他俩没跟秉昆和德宝说，明知说了也白说，两个老友根本没能力帮什么忙。向阳有一天在马路边发现了他俩，于是进步也知道了。向阳和进步同时向他俩伸出了援手——向阳靠自己的人脉帮赶超进入了省里最大的胶鞋厂，而进步央求他父亲将国庆调入了军工厂，所以国庆和赶超两人视向阳和进步为有恩之友。

　　德宝本可能当上副厂长，不知何故，上边对他考察了一次，没了下文。

　　他继续发泄心中郁闷：“不就一副科级座椅哩，又不是要给我个局长市长当当，搞得太复杂，复杂得可笑！如果我烦了，让我当还不稀罕当了呢！”

　　春燕忍无可忍地训道：“你有完没完？多大的官那也得从科级干部当起吧？组织上考验你的时间长点儿怎么了？不行啊？没别的话可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别再出声！”

　　春燕一训，德宝坐一边嗑瓜子去了。

　　秉昆并非奉迎之人，但对春燕这位往日的“干妹子”也格外热情。她单位租下了旁边民房，挂出了盲人按摩的牌子，由于虹负责。秉昆走了春燕的后门，把郑娟的弟弟光明培训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他不但在集体宿舍有了一张床，基本上也可以自食其力了。郑娟大为欣慰，秉昆也少操了一份心。从那以后，秉昆叫“春燕”二字的语调与从前极不相同，亲近感油然而生。

　　国庆与赶超二人对秉昆，正像秉昆对春燕那般——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秉昆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尽管不是多么稳定的理想工作，却毕竟每月可挣一份高于低保的工资，工作不苦不累。得到这种帮助，便等于欠下了很大的人情，不是寻常请客送礼能扯平的。虽然有从前的友谊垫底儿，那也还是会让欠下人情的一方暗觉矮了一截。相比而言，赶超的心态倒还洒脱些，因为光明毕竟也受着于虹的关照，双方面的帮助即使不能相提并论，那也是彼此都很重视和依赖的。

　　成家了做丈夫了当父亲了，责任多了大了，各自的人生担子都重了；无论在亲人眼中还是在社会上单位里，都不再是青涩的小字辈，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且，人生出现差距了，分出些高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

　　秉昆事先说服大家都不要带东西来，说自己有权支配点儿集体资金，说白了就是有权用公司的钱请大家饱吃一顿。实际也是这样，他负责管账，与白笑川有约定，白笑川每月可报销五百元的“联谊费”，他自己可报销二百，白条也可。组织演出不广交朋友是不行的，起码得在一起喝上几次，否则朋友是交不下的。这在当年是谁都能理解，完全能摆到桌面上谈的通识。白笑川说那不行，他们师徒俩一正一副岂可有那等差别？他坚持必须平等，秉昆绝不接受。师徒二人为此争了一场，最终双方让步——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秉昆每月报销三百。实际上秉昆从没报销过三百，也不月月报销。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其实不够，他往往还要请文化官员们吃饭，那得上档次，自己需贴钱。秉昆也倒贴过。好在师徒二人都有颇为满意的演出收入，不计较倒贴不倒贴的。

　　其他人都很听话，空手而来，国庆和赶超二人还是带了东西。尽管是老友，他俩觉得那也不能真的空手而来。秉昆怎么说是秉昆的事，自己真的空手而来那可就太不懂事了。

　　德宝嘲笑他俩：“你俩啥意思呀？成心显出与我们的不同啊？”

　　他俩只能嘿嘿一笑。

　　其实，他俩也就带了点心、罐头、烟酒茶而已。

　　一九八七年，A市买茶叶方便多了，也买得到“凤凰”“牡丹”两种上海出的高级过滤嘴烟。

　　秉昆埋怨道：“你看你俩，我说得明明白白，你们却偏不空手来，还给我买了一条高级烟！我好意思吸你俩给我买的烟吗？”

　　国庆替赶超说：“我俩也不是买给你的，是孝敬大伯的，一年不就过一次春节哩！”

　　秉昆说：“那也应该我孝敬。”说着想给他俩烟钱。

　　赶超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表示点儿心意不行吗？你非当着大家的面臊我俩啊？”

　　秉昆只得作罢，然而替他俩心疼买烟的钱。他心里明镜似的——两位老友还不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哩！他既心疼他俩那份买烟的钱，也心疼他俩把他的帮助太当成件事。

　　秉昆已经三个月没报销过“联谊费”了，他为这次与老友们在地下室之家的联谊花了二百多元，买到的食品丰富了不少——粉肠、血肠、肉皮冻等，只要肯排长队，连久违的俄式红肠和大列巴普通人也可以买到了。

　　他想联谊的心情比哪一位老友都强烈，希望冲淡被坑了一千六百元造成的晦气。他甚至买了拉花和多幅年画，这两样东西让地下室之家有了很浓的春节气氛。他也买了鞭炮，想和老友们半夜燃放，为的是迎来新年的好运。地下室空间够大，有闲置的桌椅。他预先把两张办公桌对接了，各种各样的食品摆了一桌。需要现做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只等愿意做的老友们大显身手。

　　郑娟领着两个儿子到光字片去了。三十儿他们周家的儿女孙儿女们都回去过了，初一哥哥和嫂子也回去了半天，初二姐姐周蓉也又回去了半天。周蓉与父亲和解了，蔡晓光却没敢出现在周家老两口面前。周蓉那是多么活络的人，只要她想主动与父亲和解，父亲不愿意都不可能。丈夫的哥哥、嫂子、姐姐都回去了两次，郑娟当然也不能只回去一次。比起在家陪丈夫招待客人，她更愿意去公公婆婆那边。婆婆一见到她就很黏她，而她极享受作为媳妇被婆婆黏的那种感觉。

　　大冬天里，居然香蕉、苹果也能买到了，这让主人和每一位客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社会的确有变化了。

　　德宝扎起围裙做“拔三丝”时，主人与客人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秉昆开始表演。有了白笑川那位名师，又与曲艺界人士厮混久了，秉昆独自一人就可以不间断地表演两个小时——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快板，一会儿绕口令，一会儿单口相声，让老友们特开心。他居然也会变“手彩”了，赶超却多年不练怕露怯不敢一试；春燕说德宝也多年不摸大提琴，琴盒都落了一层灰。

　　秉昆正表演在兴头上，周秉义大驾光临。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一杯，秉昆只得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结束表演。秉义与弟弟不同，在北大荒喝兵团自酿的高度酒喝出了没底儿似的海量，他一视同仁，谁敬都喝，喝白开水般的。这也是他在省市机关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主要领导下基层考察时往往都点名要带上他这位“酒司令”。酒可融洽气氛，促进干群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酒喝好了，什么就都好了。

　　秉昆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告诉哥哥秉义。周蓉跟父亲和解了，秉昆心里对哥哥还结着疙瘩。

　　秉昆冷淡地问：“谁请你了吗？”

　　秉义笑道：“我到你这儿还用请吗？”

　　秉昆说：“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

　　秉义毫不计较，仍然笑道：“我是文化厅的，想知道你的新住址太容易了。”他左右看了看，又说，“邵馆长为你提供的这地下室还不错。”

　　秉昆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顶了秉义一句：“比你住的还好吗？”

　　秉义说：“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秉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啊。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她房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八十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他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要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

　　冬梅的母亲也同样高风亮节，“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少心无肠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义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他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住，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现成就空着一间屋，但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万万不可。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双方都会不适。父母能与妹妹周蓉生活在一起吗？也不能。父母起夜时，尿盆是不可或缺之物。难道要父母带着尿盆和妹妹住在一间屋里吗？目前看来，父母也不可能与弟弟共同生活了。长子是副巡视员，女儿是大学副教授，老两口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看不到什么改善希望地死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

　　秉义的内疚没法说。

　　能对弟弟妹妹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

　　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若说了，你什么意思呢？让冬梅怎么想呢？

　　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儿。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

　　秉昆对他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怔怔地听着看着而已。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说什么呢，也不怕你朋友们笑话！是咱俩想换就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她妈肯定不同意吧？连人一块儿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大家也都笑了。

　　秉昆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

　　他不耐烦地问：“哥，你到底有什么事没有？”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

　　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昆的。

　　秉义问：“春节一过，你们有演出计划吗？”

　　秉昆说有。

　　秉义说：“你们取消计划，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做打算吧！”

　　秉昆反问：“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

　　秉义忧虑地说：“又要搞运动了，还是针对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哥是怕你们撞在枪口上，所以预先来给你打声招呼。”

　　秉昆反感地提高了声音：“又搞什么运动啊？去年不是搞过了吗？就算有点儿污染，搞那么大响动，也该清除得差不多了吧？这么大的国家，吃文艺这碗饭的人成千上万，又放开了，允许成立演出公司，从城市到农村，往少了说，估计每天的大小演出一千几百场，靠搞运动能成事吗？”

　　秉义板起脸低声说：“你给我小声点儿！”

　　秉昆却挥着手臂嚷嚷了起来：“我又不是和你接头，小声怎么了？大声怎么了？我都他妈的住地下室了，我怕谁啊？你给我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我这个弟弟用不着你动不动就三娘教子耳提面命！你别总是瞧不起我，我起码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可你整天东跑西窜地调什么研啊？都是由于你这种人多了，才搞得今天运动来明天运动去的！你们当官的爱他妈怎么运动怎么运动！但请不要堵死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不要掐住我们的脖子砸我们的饭碗！”

　　秉昆说的是非醉亦醉的话。他这种人根本不该沾酒，即使两杯啤酒喝下去，半小时后也会丧失理智。

　　秉义就是再没脾气，这时也不禁火冒三丈。他扇了弟弟一个大嘴巴。

　　秉昆被扇呆了。出生以来，哥哥从来就没跟他这么生气过。

　　秉义也怔住了。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弟弟，他第一次动手了。

　　忽然听到有人喊“爸”，是楠楠的声音，两人扭头望去，见楠楠冲刺般跑了过来。

　　两人顿感没有好事，便都迎上前去。楠楠果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周志刚在与聪聪下棋时，突然昏倒，已在医院抢救。当年A市刚刚有出租车，却极少，春节期间下过大雪，在光字片那种地方，拦出租车便成天方夜谭。情急之下，郑娟向春燕家求助。幸好春燕爸和姐夫都在，但她家的平板车早就坏了。事不宜迟，春燕爸和姐夫轮番背着周志刚往医院跑。恰遇龚维则在光字片走家串户拜年，经他一发动，街坊们的大男人小伙子跟上了七八个。一人背着周志刚跑，其他人伴着跑在两边，背的人跑累了换另一个人……

　　兄弟二人赶到医院时，父亲周志刚已上了呼吸机。

　　秉昆的老友们也都跟到了医院，只留下了春燕一人看火。两边的人加起来，医院的走廊显得很拥挤。

　　一名护士不满地说：“什么重要人物啊，犯得着来这么多人？”

　　龚所长便替周家人感谢街坊们，将他们一一劝走，自己却并没有走。

　　秉昆的老友们没有走，理由是周志刚也许需要输血。

　　抢救室里，医生说老爷子不行了，估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活头。

　　周家兄弟和郑娟唰地流下泪来，都强忍着不哭出声。

　　周志刚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医生的话音刚落，他自己除去了吸氧罩，嘴唇微动，在说着什么。

　　郑娟把耳朵贴在周志刚唇边听了听，肯定公公说的是“烟”字。

　　周家兄弟互相看看，一齐把目光望向医生。

　　医生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

　　秉昆赶紧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完支烟，嘴唇又动——郑娟听出他说的是“还吸”。

　　那时医生护士都认为工作已经结束，就离开了。

　　秉义再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罢两支烟，眼睛睁开了，居然能较清楚地说话。

　　他问：“什么烟？”

　　秉昆说：“凤凰。”

　　他说：“上海烟，听说过，没吸过，你都吸那么高级的烟了？”

　　秉昆说：“赶超买了要给你的。”

　　他说：“给我的你揣自己兜里一盒干什么？交出来。”

　　秉昆把烟交给了父亲。

　　周志刚接烟在手，竟用力坐了起来。

　　郑娟急忙把枕头垫在他背后。

　　他又叼上了一支烟。

　　秉义制止道：“爸，你不能连吸三支。”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多，别管我。教育别人那也得以身作则，在我跟前你也有连吸三支烟的时候。”

　　秉义低头无语了。

　　秉昆默默地替父亲点上了第三支烟。

　　周志刚吞云吐雾几大口后又说：“你们别听医生胡扯，我不过是因为缺觉，吸完这支烟咱们就走。”

　　秉昆说：“听爸的。”

　　秉义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匆匆去找医生。

　　医生随秉义返回时，见秉昆已扶着父亲站在抢救室外，龚维则和秉昆的老友们高兴地围着他俩。

　　医生连说：“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之事已被证明完全可能，周志刚要回家的决心坚如磐石，医生只得又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我和你们都听老爷子的吧！”

　　赶超和国庆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三轮平板车，龚维则代交押金租了医院一床被子。秉义蹬车，秉昆和郑娟一左一右拥住围着被子坐在中间的周志刚。

　　周志刚闭着眼教诲秉昆：“人嘛，各有各的命，一代又一代当老百姓本没什么不好，习惯了，也能过出些滋味儿。当光字片的老百姓太懊糟了，如果也过得有滋有味，除非天生的猪脑子。看起来啊，不脱胎换骨，光字片哪一户人家的下一代也没好日子过。怎么能脱胎换骨呢？老百姓家的儿女，除了上大学没别的出路。比如你哥你姐，要是都没上过大学，都和春燕她姐她姐夫似的，工作不好，没住的地方，自己都有孩子了还得与爸妈挤住在光字片的小土屋里，那咱家的日子还有法过吗？我今天还不如死过去算了。所以，咱们周家的下几代，可都要尽量考上大学啊！”

　　秉昆一声不吭地听着，由自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容易，多种忧思涌上心头，不禁鼻子发酸。

　　郑娟说：“爸，你不说我们也明白。咱不说了，话多伤身，歇会儿啊！”

　　周志刚这才不再说什么，往秉昆身上一歪，打起盹来。

　　国庆和赶超他们回到地下室，七嘴八舌地向春燕讲了在医院的见闻。春燕迷信，说肯定是黑白无常两名鬼差工作不认真，将索命簿弄错了。再不就是判官那儿直接出错，幸而阎罗王抽查生死簿，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她说此类错误在阴间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也罢，鬼也罢，哪一种工作干久了，都会疲沓的。古往今来，类似的奇事多了去了，但阴间往往比阳间还讲规则，一般情况下有错必纠，改得也很彻底，绝不遮遮掩掩，更不文过饰非。即使阎罗王本身犯了错误被无名小鬼指出来了，那也要按规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比如让寿不该终的人以及亲人虚惊一场，按规则那就得补偿。阴间从来不讲经济补偿，只能进行精神补偿，那就是多拨给受害的人一些寿命。

　　“照你这么说，今天发生在秉昆他爸身上的事，反倒是大大的好事、幸事啰？”吴倩强烈质疑。

　　“你是没见到秉昆当时吓成了什么样儿，脸色煞白，浑身都筛糠了。今天我可看出他是一个大孝子了，尽管他嘴里很少说他爸。不是孝子，不会那样。”于虹间接地附和吴倩的话。

　　赶超也说：“是啊是啊，我见过另一种儿子，爸妈躺床上就快死了，一口深一口浅地正倒气儿呢，儿子却斜叼着烟毫无表情地看着，歪着脸拔腮帮上的胡楂儿……”

　　国庆骂道：“那连龟儿子都不如，纯粹是‘鬼’儿子，邪恶鬼托生的‘鬼’儿子！”

　　“你那些话都是胡扯！你我可都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看来你不是，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尼古丁起了某种作用，所以对吸烟这件事应该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德宝公然指斥春燕，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他说完吸着了一支烟。

　　听他那么一解释，向阳和进步也向桌上的烟盒伸过手去。

　　春燕厉声喝道：“你俩敢！缩回爪子去！”

　　那两个便乖乖把手缩回去了。他俩不怕吴倩和于虹，即便生气也不真怕，但春燕一板脸，他俩却敬畏三分——因为春燕曾是标兵，也是“文革”后的清查对象，因而受到讥讽，人生似乎已没好戏可唱了——她居然可以咸鱼翻身，继续当选市劳模，还入了党，当上了服务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和党支部书记！在她的影响下，丈夫德宝也入了党，有望成为酱油厂副厂长。春燕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姐”，她太不一般了呀！曹德宝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别人不了解他俩还不了解吗？除了老太太那种满门忠烈、自己也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党员，他瞧得起的四十五岁以下的党员不多——周秉义是他瞧得起的一个，但如果周秉义不是秉昆的哥哥，那他究竟瞧得起还是瞧不起可就两说了。这么一个孤傲偏执的丈夫，春燕居然把他影响成了党员干部，用《沙家浜》中刁德一的一句唱词来说正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向阳和进步心目中，春燕身上有难解的谜团，不敢不敬畏。

　　“你俩要学好。世界上有些东西不能辩证地看，烟、毒品就是。姐不愿看到你俩吸烟是为你俩好。”春燕安抚了那两人几句后，瞪着德宝语气冷峻地又说，“党员曹德宝同志，你要明白，在家我们是夫妻，在外我们可就是两名党员，在朋友之间也一样。谁都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维护党的形象。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刚才是随便聊天，并不代表我头脑中的主体思想。你爸也就是我公公，曾要求咱们三十儿晚上在十字街头给你爷爷奶奶烧点儿鬼钱，这才叫封建迷信。作为党员，我坚决反对吧？虽是公公之命却宁可不从，对吧？而你，今天抓住我随便聊天的话，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乱扣帽子，这是极其错误的。再者，你说共产党员头脑中没有迷信思想也是肤浅的认识，难道你就没注意到，全市有许多卡车、公共汽车、单位小车和出租车内，挂着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头像？如果问为什么，回答肯定都说是为了辟邪。那些司机中不少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特别是有些坐专车的干部，熟视无睹，将领袖头像印在各种各样的牌牌上，还挂着些坠子，吊在前车窗那儿，嘀里当啷，钟锤儿似的左摆右晃，一问还说辟邪，难道不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祟吗？近几年烧香拜佛的党员干部还少吗？这些你怎么没看见似的，从没说过一句批判的话？反而今天攻击起也是党员的妻子来，把话说得那么绝对？”

　　春燕侃侃而谈的一大番话，听得大家频频点头，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

　　“曹德宝，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春燕拍了一下桌子——大家都吓一跳。

　　向阳和进步两人屏息敛气，噤若寒蝉，那不安三分真的、七分装的，为的让春燕息怒。

　　德宝的脸涨得通红，甘拜下风地嘟哝道：“我那是半真半假的几句话，值得你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吗？认的哪门子真啊！”

　　春燕则不依不饶，步步紧逼：“那好，你那一半假话的意思我不计较，请把你那一半真话的动机说出来。”

　　吴倩和于虹见德宝惧内原形毕露，甚觉开心，相视坏笑。她俩是深藏不露的女权主义者，谁家老婆训丈夫她俩都会欢欣鼓舞。

　　国庆就在桌子底下使劲儿踢了吴倩一脚。

　　赶超急忙圆场：“深了深了，朋友聚会，两口子之间，谁对谁错，一句半句的，咱不往深了掰扯好不？”

　　这时楠楠一脸疲惫地走进来。他一脸的汗，摘下棉帽子头上直冒气。

　　国庆问：“你爷爷到家后情况怎么样了？”

　　楠楠一路跟在平板车后跑回光字片，因为饿了，没进爷爷家的门就回到这边来的。他说爷爷没事了，路上说了好些话，肯定恢复正常了。

　　春燕便自找台阶体面而下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提议，为我干爸长命百岁干杯！”

　　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举杯畅饮，狼吞虎咽。

　　他们都饿了。

　　秉昆开了门锁，秉义把父亲背进家中，缓缓放倒在炕上。

　　秉昆脱去父亲的鞋子后问：“脱不脱棉袄？”

　　秉义说：“别，一脱爸该醒了。”

　　秉昆便用小被盖上了父亲的脚。

　　郑娟用热水弄湿了毛巾，轻擦公公的脸和手。

　　秉义累了，坐在椅上平喘。自从离开兵团，他没再出过这么大的力气。生活条件好了，却远不如从前有劲儿了。蹬了半个多小时的平板车，心跳早已加快。车上毕竟坐的是三个大人，还有几段坡路，他汗流浃背，脸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

　　他也对父亲的奇怪表现大惑不解。

　　郑娟把毛巾又洗了洗，递给秉昆擦汗，埋怨说：“你也真是的，就不知道替换替换哥？”

　　秉昆说：“这会儿别责备我，我心里还乱着呢。”

　　郑娟又说：“那我去春燕家把咱妈和儿子接回来。”

　　秉昆说：“你给我安安静静地坐会儿，先陪陪我不行吗？”

　　他怕郑娟一走，单独面对哥哥，兄弟二人无话可说地僵着。

　　郑娟便顺从地坐在炕边，握着公公一只手，望着公公的脸思前想后。

　　秉义终于不喘，开口说话了。他先向弟弟认了错，接着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弟又将开展全国性运动，比“清除精神污染”来势凌厉，免不了“拍打拍打”。省里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自己是副组长……

　　秉昆说：“哥，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白老师吗？”

　　秉义说：“你俩我都信得过。我已经跟白老师谈过了，他很感谢我预先打招呼，正是他让我再跟你打一下招呼的。我的意思是，你们干脆停工一个时期，等风平浪静了再继续干，平安无事不是更好吗？”

　　秉昆抬杠说：“谁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你副巡视员知道吗？我们中不少人上有老下有小，鼓励大家为单位为集体同时也为个人合法创收，那不也是中央政策吗？”

　　秉义沉默片刻，温和地笑道：“中央精神之间并不矛盾。思想要百家争鸣，文艺要百花齐放，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你看这样行不？哥先给你几个月的生活费……”

　　秉昆皱起眉，将头一扭。

　　郑娟忽然叫道：“秉昆，哥，爸的情况不太对……”

　　兄弟二人扑到炕前，见老父亲的脸看上去是僵的。

　　秉义摸了摸父亲的脉，试了试父亲的鼻息，卷起父亲的秋衣，耳贴父亲胸膛听了片刻，抬头对秉昆说：“爸走了。”

　　他说完，双膝往炕前一跪，泪如泉涌，像后颈被砍断了似的，垂下了头。

　　郑娟便也双膝跪下，掩面而泣。

　　秉昆半晌才明白过来，伏在父亲身上号啕大哭……

第九章

　　春节一过，周秉昆家又折腾了一次，从地下室搬回了光字片。不能让老母亲独自生活，也无法让母亲住到地下室去，她是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老屋子的。那老屋只要半年没人住，耗子钻洞会有倒塌危险。比起女儿和长子来，她更愿意和郑娟生活在一起。周蓉和秉义都没法像郑娟那么有耐心，哄她高兴。再说周蓉和秉义每天得按时上班，而郑娟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

　　父亲去世让周蓉难过极了。三个儿女中，数她让父亲操心最多。秉义从小到大没让父亲操过什么心，秉昆只不过在与郑娟的婚姻上让父亲失眠过。周蓉就不同了，除了她离婚的事父亲去年才知道，她在贵州的一切不好的事父亲几乎都知道，老父亲不止一次为她所经历的坎坷流过泪，她却从没对父亲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依她想来，自己为家庭增光，便等于对父母感恩了。现在，她明白自己大错特错，却为时晚矣。她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根本不适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去世也加重了秉义心中的羞愧。在殡仪馆，他抱着弟弟，流着泪小声说：“秉昆，咱们三个儿女中，你是最对得起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哥现在简直就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但这不是哥愿意的……”他哽咽着也只说得出这么几句话。

　　秉昆说：“哥，兄弟之间不说那些，我已经明白我该怎么做了。”

　　秉昆全家搬回光字片那天，楠楠对秉昆说：“爸，无论怎样，我永远爱你。”

　　秉昆拍拍他的脸，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赶超一家想住到那地下室去，没能如愿。一家旅店租了地下室，给的租金赶超付不起。邵敬文不便通融，事关单位收益，他当馆长的不好一意孤行。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字片住稳之后，秉昆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穴”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当地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最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秉昆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出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低俗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吗？

　　秉昆他们这次南下“走穴”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话，撮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都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交手。

　　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秉义忍着气对秉昆说：“你身为带队，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秉昆说：“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到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三十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地说，却落这么个下场，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

　　秉义说：“你们搞的那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你们了，我只得去找乘警。”

　　他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

　　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秉昆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乘客都听得特高兴。

　　乘警对秉义说：“副组长同志，您刚才误会了吧？”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后走了。

　　秉昆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获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小孩子们东张西望寻找鸟儿。

　　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昆说：“你还敢耍你哥，看我回去怎么治你！”

　　秉昆小声回答：“犯你手里了，随你便吧。”

　　回来后，秉昆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

　　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

　　学习班上，秉昆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昆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艺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领导听了周秉昆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席由大学生们坐满。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

　　秉昆在台上检讨时，发现姐姐周蓉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时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端坐着白笑川和邵敬文。秉昆生平第一次在那么隆重的高规格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尽管代表演出队，还是感觉羞愧难当。会议由哥哥自始至终主持，很严肃，台下还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让他除了羞愧还有很滑稽的感觉。

　　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昆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

　　经查证，除“白条”不符财务规定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漏税现象。

　　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寓教于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

　　……

　　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映，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

　　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秉昆们和白笑川、邵敬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邵敬文推说有事，就不参加饭局了。

　　白笑川帮腔说：“那就别勉强他了。”

　　邵敬文脱身而去。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订了包间。自从邵敬文调走，秉昆和白笑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

　　韩文琪首先劝他俩莫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秉昆说：“也替我谢谢你哥，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秉昆有点不高兴地说：“你骂我还是骂我哥啊？”

　　韩文琪说：“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二位一年到头四处张罗，团结了他们一批曲艺家，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呢？又凭什么骂你呢？那也太没良心了吧？”

　　秉昆说：“那你就是骂我哥呗。”

　　他说：“我对你哥的感谢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老师你看，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会的看法就行。”

　　白笑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秉昆啊，你有所不知，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放开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些看着眼红、来气。这也正常，从前不允许哩。搞曲艺的挣钱多了，得包容别人的眼红。按一些人的举报，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替咱俩筑起了防火墙，有些干扰都由他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咱俩也应该感谢他。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账务清楚，无贪污无挥霍现象，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等于是免费的大广告。至于打‘白条’，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还多是政府部门给老百姓打的。等到将来国家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

　　白笑川一番话，让秉昆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

　　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秉昆说：“小周，你哥太令我佩服了。在列车上时，我好几次想要变个戏法让他头发着火，当时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太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他充满敬重，请你做证，我为表达敬重把这杯酒干了！”说罢一饮而尽。

　　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

　　社长向白笑川使了使眼色。白笑川说：“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大家要精诚团结，吸取教训，严于律己。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当晚，周蓉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字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后周蓉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晓光一块儿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就与蔡晓光一起回去。

　　蔡晓光是周蓉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他在本市无亲人，也挺高兴来。

　　这一天恰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

　　郑娟开门，周蓉进门后拥抱了她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蓉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昆对她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少多了。

　　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蓉母亲常常把她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搞混。

　　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小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聪聪经常对郑娟说：“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那个家时，有一次我擦窗子……”

　　每当这时，郑娟便嗯嗯啊啊地把话岔开，而秉昆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

　　光字片的家里耗子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聪聪不再梦到“苏联房的家”了。他不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秉昆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它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

　　秉昆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一点儿不奇怪，偶尔也问老伴去哪了。不管秉昆或郑娟回答哪儿去了，她都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

　　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秉昆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

　　秉昆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乐。楠楠还没放学，聪聪在逗小猫们玩，猫妈妈蜷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晓光做饭。

　　趁这时候，周蓉从衣兜掏出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秉昆。

　　她说：“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得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秉昆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

　　周蓉说：“你坐这儿。”

　　秉昆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上。

　　周蓉说：“那我也坐小凳，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秉昆说：“你认为我的想法都古怪吗？”

　　周蓉笑道：“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生没生哥的气？”

　　秉昆说：“起初生气，认为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大做文章，捞政治资本，现在不生气了。”

　　周蓉问：“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秉昆就把白笑川的话照样学样地说了一遍。

　　周蓉听后，轻声说：“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秉昆说：“比我还难吗？”

　　周蓉说：“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秉昆说：“他春节时扇了我一耳光。”

　　周蓉笑道：“我俩都在北大时，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秉昆说：“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哩。”

　　周蓉说：“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秉昆愕然，大为惊讶地问：“姐，你什么意思？”

　　周蓉微微眯起双眼，沉思着说：“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忱忘我地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由于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爱护咱们。当然，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变成那样了……好吗？”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

　　周蓉说：“对党，总归是好的吧。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几千万党员呢，等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了。没有一批哥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也实在不好办啊！哥明白这一点。他信仰坚定，愿意做自己认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姐跟你说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以后就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姐也断不会有那种指望。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并且还要明白，他的确是咱们的好哥哥……”

　　“可……谁让他变得……那样了呢？”秉昆问。

　　“没有人能让他变得那样。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时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只是不对人倾诉罢了……”周蓉接着说。

　　“姐，我师父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再督促我入党，我申请还是不申请呢？”秉昆又问。

　　周蓉断然说：“别了。”

　　秉昆一愣。

　　周蓉说：“全国几千万党员不少了，咱家三个儿女中已有一个党龄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了，远大于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咱俩都是感情动物，太容易感情用事。咱俩不会成为政治信徒，政党的儿女。咱俩会成为好人主义者，但好人和好党员不能相提并论。姐有这种自知之明，所以姐也不申请。”

　　姐弟二人正促膝交谈，楠楠放学回来了。他告诉爸爸家门外有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男人在吸烟，他问对方找谁？对方反问他这里是不是周秉昆家？他说“是”以后，对方打量着他，又问他是谁？当他说了自己是谁后，对方还问他妈妈是不是郑娟？他警惕地反问对方是什么人时，对方却说“你别管”，扔掉烟推着摩托车就走——太可疑了。

　　秉昆起身出去探个究竟。

　　周蓉赶紧让蔡晓光也出去，晓光便握着擀面杖跟出去了。

　　两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将过去，那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

　　回到屋里一说，周蓉和郑娟也觉得可疑。

　　蔡晓光问秉昆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

　　秉昆想了想说没有，又不敢肯定地说，也许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却并不知道。

　　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秉昆，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得罪什么人，他嘱咐秉昆以后要小心点儿。

　　周蓉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儿，尽量少出门，也尽最管住聪聪和妈妈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

　　秉昆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穴”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

　　楠楠说不用，我都是快一米八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

　　郑娟不安地说：“听你爸的。”

　　周蓉和晓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有必要。

　　这时秉昆母亲回来了，他们才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了。

　　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隐隐的阴云，都没吃出红烧草鱼的滋味。

　　周蓉走时抱走了一只小猫。她说家里四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

　　以后的三个月里，秉昆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者，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晓光送来的水泥沙土还有一些，秉昆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里里外外修修补补，让那洞穴似的家又渐渐看得过去了。

　　郑娟常说：“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两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俩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秉昆说：“因为咱们两家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吧？你妈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贫富先不论，我爸和你妈走时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两个儿子和爱咱们的亲人，必须的。”

　　他这么说时，不由得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一揪似的痛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自己没收入了才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度日。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说很不幸的龚宾吧，因为有龚维则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境况强多了。秉昆不止一次在街上见到过衣不遮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派出所所长的侄子却绝对不会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境地。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时，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挺好过，因为她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她们拖儿带女地返城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上火却帮不上忙，脸上也很少有笑容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吴倩和于虹也再难有水灵点儿的时候。如果他俩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为不同。现实地来看，二十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科长，他们的穷亲戚中也没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科长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二十年后啊。这二十年内他们可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老友关系，都不过四十来岁的人，互相结下友谊也只不过是十几年的事，彼此称“老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俩那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伸出援手，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俩的帮助却又那么有限……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观音、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秉昆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

　　郑娟问：“怎么不高兴了？”

　　秉昆说：“不是啊。”

　　郑娟追问：“有心事？”

　　秉昆说：“没有啊！”

　　郑娟说：“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

　　她习惯地伏在他身上。这习惯在她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她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他更是莫大的享受。

　　他问：“你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洗澡了？”

　　她说：“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为你，滑溜不？”

　　他抚摸着她说：“滑溜，还是去的春燕那儿？”

　　“不花钱，春燕还提供洗发液、沐浴液，干吗去别处呢？香不？”她挑逗地在他身上晃动不止。

　　他在她白皙的乳沟那儿闻了闻，微闭上双眼说：“香。”说罢搂住了她的腰，把她稳定在自己身上。

　　“你还没说心事呢。”

　　他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

　　她说：“你不是帮他俩了吗？”

　　他说：“那恐怕不是常事。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怎么办呢？”

　　她说：“你睁开眼。”

　　他就睁开了眼睛。

　　她说：“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字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很脏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齐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齐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是脏水洼了，那咱们就蹚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强吧？”

　　“你信那种话吗？”

　　“干吗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是就根本没希望了？所以信比不信好！信就是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并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但……”

　　郑娟不容丈夫说下去，她用白软、丰满的乳房堵住了他的嘴。

　　自从离开了那幢苏联房，两口子做爱的次数大为减少。住到地下室后只做过两次，都是妻子主动的，显然是为了抚慰他的消沉和父亲去世的悲伤情绪。那天晚上，他除了不高兴，还因为一个可疑的人在家门外的出现而深感不安。

　　那可疑的人好长时间再未出现过。

　　秉昆接送楠楠上学放学几次后，楠楠坚决不许他继续接送。他也觉得自己过于小心，草木皆兵了。

　　夫妻二人和楠楠已经不再担心，秉昆看得出，妻子处心积虑地要在今夜快活一番，首先是为了他。

　　她挑逗他。她实际上属于这样一类女子，即使自己毫无挑逗之念，任何一个男人与之肌肤相亲之际，都是很难止于爱抚而无下文的。

　　她让秉昆根本不可能沉浸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伤感之境，他立刻变成了草根阶层的登徒子，只想与妻子不负良宵。

　　一番爱意满满的饕餮大餐之后，妻子背贴他的胸怀，沉静而眠。

　　他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

　　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一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她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区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

　　她推了他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

　　她从不介意他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不放过戏谑的机会。

　　他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

　　她说：“是很漂亮。”

　　他说：“我发誓，有一天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要让你也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行人。”

　　她很认真地问：“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他说：“随你。”

　　她又问：“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他说：“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当然信！”

　　搬入地下室后，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她提起，哪怕是不经意地提起。

　　她从没提起过。

　　他以为她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她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她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

　　他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她商议，她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

　　他说：“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她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

　　他哄她：“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

　　以后，她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秉昆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她是很少见的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她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她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只要郑重其事，她便备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她的幸福状态便可持续。她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淡薄，几近于零，似乎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未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确确实实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她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正如他刚刚向她承诺要与她相亲相爱地再活一百年，她便幸福无边地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却庆幸有她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向他抱怨过，他俩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不能兑现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而秉昆却从没有过这种烦恼。她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

　　想到她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他不禁吻她的肩，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他已经受到她严重影响——一方面他愿意幸福着她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她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他时常很是纠结。

　　秉昆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兴高采烈，而他则如鱼得水……

　　白笑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这样吧，再请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来替你把把关。”

　　于是邵敬文便出现了。

　　邵敬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相当有趣。”

　　他一听笑了。

　　不料邵敬文又来了一句：“也相当反动。”

　　他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

　　邵敬文接着说：“既然要听我的意见，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秉昆，我不是指你本人反动，我是指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但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不是仅供参考，作为朋友，希望你务必考虑。”

　　秉昆虚心地点头不止。

　　白笑川说：“敬文，你看能否抢救一下，改成‘伟大的妻子’如何？”

　　邵敬文沉吟着说：“世上固然有伟大妻子，但她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并没什么伟大之处，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

　　秉昆说：“改成‘可爱的妻子’呢？”

　　邵敬文说：“又太一般化了，没有什么可寻思的了。”

　　白笑川说：“改成‘我那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会让观众对表演有期待。”

　　邵敬文说：“这命名有点儿意思，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问题——秉昆你能不能把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一靠？那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显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哩！”

　　秉昆诚心诚意地说：“我试试。”

　　邵敬文说：“改好了，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急着正式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作为朋友，这个段子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秉昆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哏，请一位特善于捧哏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敬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

　　邵敬文听罢，严肃地说：“笑川老师，秉昆，我的主张是，这个段子，咱们自己就把它毙了吧。一经表演，更黑了。那是种化不开的黑，咱们对党对国家都是心很红的人，干吗演这类让人产生误解的相声呢？”

　　白笑川就说：“那由我来决定。秉昆，我得毙了它，你不许怪我。”

　　秉昆虽有几分不服，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秉昆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闲言碎语。

　　有的说，出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益。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女儿也算出人头地，那又怎样呢？周志刚退休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得由众人轮番去背吗？从医院回来不是坐着平板车吗？不是最终死在早前自己脱坯砌的火炕上了吗？

　　有的说，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昆，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了个公司，却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些耍嘴皮子逗人一乐的遗老遗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儿，身份上还不如工人受尊重。娶了个老婆，好看倒是挺好看，像小民窖烧出的白瓷廉价瓶，说精不精说傻不傻，可人家小两口不是过得整天乐呵呵的吗？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济吗？

　　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昆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沾光没沾光……

　　那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昆的，她听她妈说的。她认为秉昆会爱听，其实秉昆听了心里非常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他们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

　　不久，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A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发现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

　　周秉义受到了表扬。

　　秉昆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

　　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把住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不配是共产党员。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弃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他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良心大坏。

　　秉昆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香港和台湾商人在那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他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秉昆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他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为厂里干活。

　　秉义对秉昆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连这样的事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儿。这次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要派文化厅的一位干部陪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德宝气愤地来找秉昆，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到了。她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求干哥替她做主，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俩捏鼓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俩闹离婚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德宝已住回他妈那儿，实际上夫妻开始分居，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秉昆只得去找白笑川，请他亲自带着弟兄们南下。

　　白笑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昆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裂痕，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秉昆说：“我也不是党员。”

　　郑娟说：“你不同。你是她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

　　秉昆觉得她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

　　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昆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

　　德宝说：“秉昆你清楚的，咱们哥儿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年轻，本指望改革能多少带给咱们点儿利益，哪承想改成了这！”

　　秉昆叹道：“所以号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啊！”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我忘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他妈的，真不知还会怎么个痛法！更不知这阵痛会有多长！”

　　秉昆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

　　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她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不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三十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她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她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她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她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

　　她说：“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也没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字！现在又欠下一屁股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啦，只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同于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他这个干哥当回事，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秉昆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亲她一下，抱她一会儿。

　　送走春燕，秉昆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艺创作状态。

　　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

　　他说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

　　郑娟积极参与意见，当晚夫妻二人商量出了一套方案——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城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她大姐一家三口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到了一起。她大姐夫的弟弟是秉昆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落实工作，只得住到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春燕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爸妈有些无理，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的“钉子户”。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

　　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城很晚的知青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城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无须花钱租房，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带着，省不少心。若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春燕的大姐和姐夫都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先来后到先占先有的丛林法则。春燕大姐还有一条理由，大妹夫父母家的两间屋比她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大五六平方米，那也终究是大。大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大妹夫的妹妹。大姐认为，大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公婆家。这一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大妹妹那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

　　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家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得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二姐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三十多元一小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钱租房子，还是每日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另寻住处。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旋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大姐、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她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手足之间钩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

　　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

　　周秉昆设计了一个挪窝儿方案：动员春燕大姐和姐夫先从春燕父母家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秉昆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了，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下活，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妈也都会满意。”

　　春燕起初还犹豫，怕与婆婆性格合不来。秉昆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别扭，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

　　春燕沉默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

　　秉昆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她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春燕备感还债的压力，把话绕回到钱上了。

　　秉昆说那不用她管，他自有主张。

　　秉昆为了动员德宝妈与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身板还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处得不错，干吗非与儿媳妇住一块儿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呀！

　　秉昆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他说：“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为了给大爷治病，德宝和春燕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这份孝心，您也应该帮帮他们啊。何况老人谁没生病那一天呢？一旦生病，还不是得由儿子儿媳来侍候吗？早晚如此，不如提前就生活在一起的好。婆婆照看孙子，累是累点儿，但那也是天伦之乐。有那一乐，老人高兴，有益于健康长寿。”

　　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和对方见过面，这种事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昆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她儿子和儿媳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情答应了。

　　但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

　　秉昆拍着胸脯说：“大娘尽管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允许他们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许白住，房租可以少交，不可不交！”

　　秉昆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做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

　　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前，秉昆先与春燕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他的方案以及已完成的工作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秉昆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则。

　　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

　　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瀣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他们一听说还要交房租，都摆出免谈的嘴脸。

　　秉昆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公共汽车站近的房子，少说每月三十五元，却只收你们二十元。春燕两口子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她吧。”

　　春燕她大姐说：“我帮她们，谁帮我们呢？”

　　秉昆说：“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不就是在帮你们吗？”

　　听了这话，春燕大姐夫竟骂骂咧咧的了。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

　　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

　　不可开交之际，龚维则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

　　龚维则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墙上掉下的土渣渣都是我和老伴的。”

　　龚维则明知故问：“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里？”

　　春燕妈说：“他们刚返城时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

　　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龚维则又问秉昆：“你在这儿干什么？”

　　秉昆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

　　龚维则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以你俩的收入来看，每月付二十元房租后完全可以过得下去。那就不是社会问题了。”他再问春燕她爸：“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龚维则就对春燕她大姐夫说：“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份情况说明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秉昆说：“我替他们写。”

　　龚维则说：“那就有劳你了。”他拍拍秉昆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你留下，防止他们打起来。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一九八七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民”二字忽然时兴起来。从报纸上、广播里也经常见到或听到“公民”二字，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交警、法官等执法部门的人说时，似乎自己的身份与之前不同，仿佛有神圣感了。老百姓听了，似乎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不同，也仿佛有神圣感了。

　　龚维则走后，春燕她大姐夫瞪着秉昆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别忘了你爸上医院那次，我也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

　　秉昆苦笑道：“所以我要报恩啊！”

　　春燕她大姐夫那双眼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昆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他和春燕她大姐最终还是答应搬走。

　　到此时，秉昆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

　　秉昆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姐夫二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时，春燕哭了。

　　德宝说：“这么难的事都叫你给办成了，我服了你了。”

　　秉昆说：“只服我不行，心里还得没结疙瘩才行。你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一份。替你爸看病时，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住是应该的。”

　　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结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哭过多次，现在矛盾都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

　　春燕就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昆别把他俩闹过离婚的事告诉朋友们。

　　秉昆郑重地说：“放心，我答应朋友的事，就像党员答应组织的事一样可靠。”

　　在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两位见证人按下鲜红的手印——邵敬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笑川不在，若在，秉昆就请师父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

　　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贺他们的和好如初。

　　秉昆在家里吃饭时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

　　德宝自己口松，某一天，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离婚的事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

　　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昆家串门儿。

　　自从秉昆一家又搬回光字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

　　赶超说：“吕川上了大学又加入官员队列了，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儿，连点儿消息也没了。秉昆，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我俩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要勤来着点儿。”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情，泪汪汪的。

　　秉昆苦笑道：“我好想发达啊！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想过。如果我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你俩的穷愁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国庆却说：“你俩那都是不着调的话，还是聊点儿现实的吧。如果我爸妈死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儿。我爸那老哮喘病，一到冬天就呼哧呼哧地咳嗽喘气，吵得我姐睡不了一整夜觉。她的脸色那么灰，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让我姐替我忍受了，我好心疼她。”他也动了情。

　　秉昆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

　　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昆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

　　几日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秉昆——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六七百元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就这么一点儿福利！如果还不能兑现，那还算什么社会！”他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夹烟的手都在发抖，烟都塞不进嘴里了。

　　秉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父白笑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敬文帮忙。邵敬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

　　秉昆说：“德宝，我宁可陪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补齐，也不愿求我们杂志社那个头头。”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儿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

　　邵敬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为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儿钱就卖了。

　　邵敬文劝秉昆，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他和你哥关系走得挺近，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

　　“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近呢？”

　　“说来话长，你嫂子父亲当副省长时，他父亲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现在，据说你哥负责对他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挺好，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当然就没人跟你说啦。如果不是今天话赶话赶到这儿，我也不说。咱们之间说那些多没意思！”

　　秉昆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

　　路上，德宝见秉昆一脸不悦，试探地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替我求你们社长，那替我求你哥怎么样？”

　　秉昆没好气地回答：“你就当我没那么个哥行不？”

　　秉昆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为什么不听听弟弟的看法呢？

　　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昆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秉昆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听着啊，大约半小时后有人去找你，朋友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丢了，你让下边的人及时给补齐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有空咱们聚聚。”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还有什么指示？”

　　秉昆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

　　社长坚持把他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笑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

　　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昆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他说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看看表怀疑地说：“还不到半小时。”

　　秉昆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我也没想到如此简单。”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昆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

　　秉义说：“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儿意思，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他问：“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姐姐开过智吗？”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

　　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提前来看母亲。

　　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昆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

　　哥哥反问：“你们又闹矛盾了吗？”

　　秉昆说：“不管我们关系如何，我毕竟是杂志社一分子，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秉义说：“我负责在党员同志中间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秉昆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

　　秉义又说：“组织上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至于怎么一步步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一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大节就是在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上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大节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糊涂认识，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昆，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的那些意见，我也不是没听到，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大权独揽排斥异己、编辑理念太‘左’等，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秉昆，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编辑理念太‘右’呢！‘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个界定法。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别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秉昆沉默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秉义接着说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全责怪他不公平。我的考察评议中也写了‘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团结同志’这一条。人家明白这一条意味着什么，人家有所改进，对不对？”

　　秉昆只有点头承认。

　　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担心哥哥未必高兴。

　　哥最后说：“他的父亲和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要考虑点儿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

　　秉昆只好说：“哥，我理解了。”

　　“哥再给你一百元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她老人家。”秉义说。

　　秉昆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以后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别总和哥‘杠’着来，行不？”秉义看着他笑了。

　　秉昆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

第十章

　　几天后，白笑川他们从南方演出回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遭受了精神重创，白笑川也不例外。他那样子如同率徒在外比武，被对手当众摔下了擂台。

　　秉昆大惑不解，他问大家挣到了钱没有？

　　都说挣到了。

　　他问比以往挣得多还是少？

　　都说比以往挣得多。

　　他问邀请单位接待得如何？

　　都说接待得挺周到。

　　他问那为什么一个个阴沉着脸呢？

　　都不言语了。

　　再追问，都垂下头了。

　　白笑川说：“你什么也别问了，大家都挺辛苦的，各自回家休息吧，过几天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了。”

　　熬过了两天漫长的时间，秉昆实在受不了，晚上就跑到师父白笑川家去了。

　　白笑川似乎开悟了，情绪不那么低落了。他说：“看来，以后啊，南方咱们是去不得了。”

　　“为什么呢？不是挣得比以往多了吗？”秉昆更困惑了。

　　白笑川告诉他，什么快板、快书、这个坠子那个梆子啊，在南方吃不开。弟兄们一开始表演，台下观众转眼走了一半，只有相声还能拉回点儿观众来。同去的相声演员在本省有名，在南方根本没有知名度，走了十个人能吸引回来两个人就不错。一般的北方手彩戏法也没多少人爱看，歌星一登台，观众才又回到座位上。歌星们都是俊男靓女，劲歌甜歌，这个风那个雨，总之唱的都是流行情歌，南方的年轻人除了爱听流行歌曲，对传统曲艺都不怎么感兴趣。从北方到南方打工的青年，也不分男女几乎都成了流行歌星的歌迷，甚至比南方青年还迷得厉害。

　　“这么说吧，南方与咱们北方太不一样了……”白笑川手握烟斗忘了吸，在秉昆面前踱来踱去，如同向记录员口述什么。

　　秉昆说：“我也带咱们人去过啊，除了暖和，与北方也没太大的不同呀。”

　　白笑川在他面前站住，纠正说：“你们去的是西南省份，我们这次去的是真正的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哩！从广州到深圳、东莞，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大街小巷，只要有几家门面，也不论是茶馆、咖啡馆、旅店、饭店或商店，门里门外差不多都摆台播放机。从这头走到那头，想不听都没法，并且也没什么人不爱听。确实好听，怎么会不爱听呢？有年轻人甚至会站在店门前直到听完才走开。一到晚上，更不得了，隔半站路就有手持麦克风在街头唱的，凡有人唱的地方，必有一群人听。唱得好的，听的人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一曲唱罢，报以掌声喝彩。我听着，看着，想着，明白原因了，那些歌，从词到曲，别说年轻人没听过，连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也没听过啊！”

　　秉昆头脑里一片空白，如同被定身法定在椅子上了。

　　白笑川低声唱了起来：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露痕迹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

　　明亮又美丽

　　一曲唱罢，白笑川意犹未尽，接着又唱道：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白笑川唱了几段港台歌曲，每唱一段，还用粤语复唱一遍。他吃曲艺这碗饭年头很长，语言模仿能力极强，用粤语唱得反而更好。

　　白笑川终于坐下了，他饮口茶说：“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歌曲有多么经典。但问题是，大陆从来没有过。歌词可以那么写，歌曲可以谱得那么软绵绵的，歌者可以把歌唱得那么甜，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那样的歌首先从港台登陆南中国了，有甜歌劲歌，还有励志歌。有爱情内容的，还有亲情、友情、乡情内容的。可以这么说，举凡和人的情绪有关的事，那些歌差不多全唱到了。这还是只闻其声，待人家歌星们登台，衣有衣样，人有人样，人家歌星们都有形象设计师。人家歌星们年轻，讲究这一点。人家一出场，还没开口呢，台下的观众就会眼前一亮，看着台上那些人养眼啊！人人都爱享受，但年轻人更爱看年轻人的演唱啊！相比起来，咱们公司旗下的人太老了，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六岁吧？这怪我，我愿意往咱们旗下划拉老哥老弟，以为只有那些熟人才个个是宝，眼界里没怎么留意有才艺的年轻人。这是我犯下的一个大错误！咱们注重台上形象了吗？脑子里根本没这根弦吧？秃顶的秃顶，塌腮的塌腮，大眼袋的上台前也不用粉遮一遮，头发半黑半白的临行前也不染一染，长衫皱巴巴地往身上一披，用手指理顺了头发就那么随随便便地上台了……”

　　让白笑川大受刺激的事还在后面。

　　在东莞连演几场后结账，白笑川亲自去签字领钱。人家对他很礼貌，每一份钱都装在红信封里，上面写着五百六百不等，特意为他们一批北方远道而来的老曲艺家们换的新票子。他高高兴兴地领了钱走了。在走廊里，他看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也在分钱。那完全是另一番情形——成捆成捆的钱摆满了小方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歌星远远坐着，一个三十多岁西装革履的壮实汉子，用短粗的手指朝桌上飞快一点，告诉她二十捆不多不少。她漫不经心地说，那收起来吧。于是，那汉子熟练地一手拎着拉开的提包，俯下身去，另一只胳膊只那么一搂，就把桌面的钱搂了个精光。

　　小模小样花瓶似的女歌星签了字，对付款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甜甜地说：“拜拜！”

　　那一对男女出了门，从白笑川眼前顺风快船似的迅速走过，靠墙而立的白笑川看呆了。

　　“秉昆，我的徒弟啊，你是没亲眼看到，太刺激人了。我在省里也是个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没有身份还有名分吧？当时我不由得暗问自己，我白笑川何苦到此地来呢？我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人家冲我年龄和虚名，也尽量装出把我看成人物的样子。但是秉昆啊，为师明白了，如今这种演出市场，我也就是一个遗老。还是不够老的遗老，半老不老刚刚搭上边儿的遗老。如果是真正的遗老，国宝级大师级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我不是。如今的演出市场上，我的斤两也就是人家一小女歌星的百分之一啊。明白了这一点，也算不枉南行一遭吧……”说到这里，白笑川看起来更不好受。

　　他饮一口茶，摇摇头，不作声了。

　　秉昆与师父交谈时，师母向桂芳一直在厨房忙着什么。这时她走进小客厅，掏出手绢递向丈夫。

　　趁师父擦嘴角白沫时，秉昆迅速想出了一套给师父鼓劲打气的话。他说：“师父，人的价值，那也不是完全能用金钱衡量的……”

　　不料，师母向桂芳打断了他的话，她说：“秉昆，那些大道理你师父都懂……”

　　白笑川又打断了她的话，他说：“是啊，我都懂，但咱俩不是肩负着为杂志社创收的担子哩！看来，往后难了。”

　　秉昆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头脑里一片空白，他只有低下头苦笑。

　　师母站在师父身旁，一手搭在师父肩上，看着秉昆说：“秉昆啊，你师父这两天总在寻思，不知有些话怎么跟你说才好。我看啊，当着你的面，他是很难直说了，那师母就替他直说了吧！你师父他不愿再出去走穴，也不愿再当你们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我俩退休后安心过几年与世无争的晚年生活，终日三饱一倒，散淡松心，学学养生，争取多活几年。养鱼养花养鸟，看闲书练书法学国画，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早晚到公园里避避弯儿，平时少出门。有客人来就热情招待，无人来时享受清静。我俩已达成了共识，都认为能那样相伴着度过晚年就是我们的幸福。”

　　秉昆始终看着她，洗耳恭听。待她说完，秉昆把脸缓缓转向了师父。

　　白笑川点燃了烟斗，他吐出一缕烟，深吸一口气把烟吹散，也不看秉昆一眼，盯着烟斗说：“你师母的话，的确代表了我目前的真实想法。钱不在多，够花就行。我俩的退休金加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够我俩过上那样的日子。家不在大，够住就行。我俩没儿没女，这九十多平方米的家，已住习惯了，满足了。”

　　“可……”秉昆的话又一次被师母打断。

　　师母说：“秉昆，你师父决心已下，希望你能理解他。你理解他，等于成全我俩了，明白吗？”

　　白笑川接着说：“秉昆，理解一下师父吧，啊？”

　　“理解……可……我怎么办？”秉昆一失口把不愿说的话说了出来。

　　白笑川扭头与妻子对视了一眼，低下头连吸了两口烟斗。

　　秉昆惭愧地说：“对不起，师父，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那句话……”

　　向桂芳说：“秉昆，我和你师父，我们也一块儿为你犯愁过。咱们双方面，都互相理解吧。”

　　白笑川才又说：“是啊。你还年轻，你以后可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干脆把公司注销了吧，对于那些曲艺界的人倒没什么。他们都有地方开工资，无非多挣多花，少挣少花。不跟咱们一块儿走穴，只要他们还愿意，各自单飞也不是就没地方请了。他们加盟在咱们公司的旗下，主要是为了帮咱们，图的是集体演出那种亲密和快乐，不挣那份钱谁家的生活都过得还可以，但你那两个朋友，他们叫什么来着？”

　　“肖国庆，孙赶超。”

　　“一个的姐，另一个的妹，岂不又失业了？”

　　“是啊！”

　　“一想到她俩，别说你心里不好受，连我和你师母也不忍心啊。再说你，回编辑部去吧，编辑部大大超编，你的位置早被人占了。你回去了也是个多余的闲人，主任都比你年轻，都有大学文凭。你和他们，双方面的感觉肯定都不好。不好就是个事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形成矛盾。你下一步的路可该往哪儿迈呢？秉昆啊，老实说，师父还没替你想好。所以，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师父是绝不会急着去找你的，可你今天来了。”

　　秉昆低下头说：“只要师父打算好了，我就高兴。至于我今后的路，师父就不必太操心了。”

　　白笑川叹道：“秉昆，给师父几天时间，容师父替你往长远想想啊！”

　　秉昆说：“那谢谢师父了。”

　　向桂芳问：“你哥和嫂子，还有你姐和姐夫，他们都不是一般人，不能在这时候帮帮你吗？”

　　秉昆说：“我倒是可以跟我姐和姐夫说说看。至于我哥和嫂子，我不愿跟他们说。”

　　师父和师母留他吃晚饭，秉昆说家中有事，师父和师母并没勉强。双方心里都明白，接下来都不知再说什么好了。秉昆因自己的突然造访而心生内疚，师父和师母送他也送得一脸沉重。

　　周秉昆没跟他姐周蓉说自己面临的困境。

　　他本想跟姐夫蔡晓光说，话到唇边咽了回去——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需要别人拉上一把。

　　他也没对郑娟说，更没对朋友们说。他没对任何人说。

　　一个星期后，周秉昆与公司旗下三个年轻点儿的演员又南下了。说那三个年轻是相对而言，实际上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秉昆不服输，那三人也不服输。其中两人是说相声的一对搭档，秉昆把他俩拆开，以他俩为逗哏的，自己和另一个充当捧哏的，这样就组成了两对相声演员。相声方兴未艾，并没有过时，他们想通过相声在南方打开局面。那一个星期，他们将快板、山东快书、手彩小戏法和流行歌曲塞入了几段相声里，想要出奇制胜。快板和快书是秉昆的熟活，戏法他不行，但三人中有行的。唱歌他们不行，秉昆试唱了几句，他们说很好。秉昆也不跟师父商议，动用了公司的备用金，为四人买了四套中档西服——他们觉得以现代的形象在舞台上说相声，必会让听者耳目一新。

　　虽然临阵磨枪，却一个个信心十足，在列车上还都背词呢！

　　这次南方演出，对于那三人，只是不服输的问题。对于秉昆，却与面子无关，是输不起的问题。

　　当年的中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东三省愁云惨雾笼罩，华南等地的热土上却仿佛吉星高照，遍地都是挣钱甚至发财的机会，人人都有些亢奋，也愿意花二三十元钱买一两个小时的高兴。据说，有那云贵川湖广诸省的乡下小妹，仅靠在大排档的餐桌旁唱一个晚上家乡小调就能挣一百多元，一个月往少了说也能挣两千多元！

　　两千多元啊！够北方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大半年了！

　　彼为人，我亦人也。彼能，我何不能？周秉昆心中有自信，还有股永不服输的豪气。

　　他想，不为别的，为郑娟和两个儿子再住上曾经住过的苏联房，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小妹不至于再失业必须赢！

　　他们一行四人居然基本达到了目标。不是说赢了歌星们，那几乎不可能。侯宝林、马三立一出现定赢无疑，马季、姜昆登台也能平分秋色，但他们甭想。对于他们，是与白笑川相比赢回了一些观众。不再是很土的形象、大杂烩式的内容，七八成的观众耳目一新并没有纷纷离席，这对于他们特别是秉昆便是胜利。秉昆没有师父白笑川在自尊心方面的失落，他能摆正位置，不怎么在乎歌星们的出场费是自己多少倍。只要市场还认可，就心满意足矣。

　　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主动与他们联系演出业务的人多了。秉昆竟有点儿喜出望外。

　　一天，在简陋的临时化妆间里，他与一位六十开外的瘦脸老者并坐，接受简单化妆。

　　当他起身离去时，老者说：“年轻人，请多坐会儿。”

　　他略一犹豫，坐下了。

　　老者那时化完妆了，二人就聊了起来。秉昆侧身看着老者，老者望着镜中的他。

　　“东北来的？”

　　“是的。”

　　“你们说那种相声，我看过了。”

　　“请您多批评。”

　　“我考你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何谓相声吗？”

　　“这……请您赐教。”

　　“赐教不敢当，略知一二而已。在咱们古汉语中，声音二字，那是有区别的。语言对声，歌唱对音。相声者，相向说话的语言艺术也。好的相声，是特别纯粹的语言艺术。你们那算什么？不伦不类！从前，相声演员带着快板和说快书的铁叶上台，那是要被哄下台去的，你们抢别人的饭碗嘛！”

　　“我们……只不过想尝试着创新。”

　　“创新？我看是撬行！照你们那么搞下去，是不是哪天也要夹着从前要饭花子的牛胛骨上台啊？还有，你们的相声，唱的和说的一样多。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唱的比说的好听，那就干脆去当歌星算了，何必还在相声这一行里混？”

　　“老先生，恕我不敬，您的话我不敢苟同。侯宝林侯大师，不是也经常在相声中唱吗？”

　　秉昆在曲艺界历练久了，老派的话语，必要时已能对付几句了。

　　“你们不好与大师们相提并论吧？大师可以任性，你们没那资格吧？再说侯宝林大师表演上从不任性乱来。人家唱的是京剧、评剧、粤剧，总之是戏曲，是国粹。你们唱的是什么？是港台的靡靡之音！”

　　“港台歌曲也不都是靡靡之音，即使软歌甜歌也不能那么一概而论。”

　　“好啦，别自我辩护了，我不与你争论。只向你们年轻人进一言——有本事改行，那就干脆去当歌星。没那天生的本钱，还打算吃相声这碗饭，那就在语言艺术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别本事不济，靠撬行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掉钱眼里，会让人瞧不起的！”老者一直不看他一眼，说罢缓缓站起，移步便往外走。

　　秉昆也站了起来，稍有愠怒地说：“老先生请留步。”

　　老者止步，终于转身看他。

　　他冷笑道：“您劈头盖脸教导了我一通，也不想听听我的反应吗？”

　　老者也冷笑道：“看你样子，估计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秉昆脱口就来了句：“我对您的印象只有一句话——真是个倚老卖老的老东西！”

　　“你骂人？我修理你个小子！”

　　老者直伸过一只手来，要揪他衣领。他手疾眼快，挡开老者胳膊，只一掌，把老者推倒在地。老者坐在地上“哎哟”时，闯入两个年龄与秉昆相仿的男子。一个口中连叫师父急忙将老者扶起，另一个横眉怒目要对他大打出手。秉昆内心不安，未敢真正还手，一味护着头躲避而已。有名女记者闻声出现，尖叫起来，于是更多的人赶来了，才让秉昆没吃大亏。

　　事情便告一段落，重头戏却还在后边。

　　那位老者是极有来路的人物，中国古彩戏法世家的传人。人家老当益壮，带着徒弟从中原到南方走穴，却见秉昆们在相声中掺杂进了手彩表演，而且水平低下。在人家看来这就有拿人家那一行开玩笑的意味，当然不高兴。最令人家恼火的是，秉昆他们还成心来了个技法大起底，把几种传统手彩的奥秘在台上呈现给人们看。老者的两名高徒正是要靠手彩吸引眼球的，秉昆他们大起底了，让人家再如何吸引观众呢？

　　所幸老者并没有跌伤，照常登台演出。六十开外的人，一袭长衫，靠一大块花布障眼，就地一滚又一滚，滚出一盆盆火苗腾腾的真火来，让秉昆他们不得不佩服人家的功夫。

　　不幸的是，那名女记者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她原本要等着老者化完妆进行采访，见老者与秉昆切磋什么，就把录音机暗放在化妆台上。于是，当地电台在综合节目中播了现场录音，之后是文艺界人士的评说。

　　老者和秉昆想了解当地新闻，就都听到了。双方又住在同一宾馆同一楼层，房间是斜对面，出来进去难免打照面，都感到浑身不自在。

　　老者主动派一名徒弟与秉昆谈判，希望双方都不接受记者采访，以防事态继续发酵。

　　这也正是秉昆他们希望的。然而，好事的记者并非谁不愿采访就饶过谁。

　　第二天上午，宾馆出现了不少记者，无论堵着双方的哪一个，皆一哄而上，七嘴八舌地发问。双方又烦又怕，出门都得先开道缝探出脑袋看看情况。

　　记者们也并不是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能用生花妙笔描写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很快，不同风格的采访侧记开始出现于当地的大报小报。“只手掩面”“抱头鼠窜”“以咳代答”“厚颜若笑”“闭门不知思过与否，夺路难料去往何方”——如此这般种种词汇以大号黑体字凸显于标题，胜似口诛笔伐。这些年，报社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巴望着能捕捉到什么事情大做文章。那事与政治毫不沾边，却与世风有关。领导重视，市民口口相传，很快成为街谈巷议热门话题。

　　第三天，各报一改嘻哈面孔，开始认真严肃地一评二评三评，或是大家谈、学者论、中学生看法之类的深入报道。

　　既已陷入四面楚歌之境，自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偏又赶上南方普降大雨，主干铁路被山洪冲垮了几段，无论是秉昆他们还是老者他们，皆买不到返程车票，被困在了宾馆。服务员对他们倒很人性化，干脆不往他们房间送报了……

　　秉昆他们灰头土脸回到了A市。聊以自慰的是，毕竟收获了些经济效益。

　　庆幸的是，省市媒体对他们在南方丢人现眼的事似乎毫不知情，只字未提。

　　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要感激韩文琪社长。韩社长关注全国各地重大新闻，身在A市，对南方新闻却尤为关注。秉昆他们的事，韩社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韩社长找周秉义，认为有关方面必须抢先一步，对本省媒体打招呼，防止本省媒体对自己的曲艺家们落井下石。

　　秉义也觉得很有必要打招呼，却为难地说，自己实在爱莫能助。一者，自己只不过是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属闲职，非一把手，说话没力度。二者，即使自己是一把手，文化厅也管不着宣传口的事。三者，秉昆是自己弟弟，即使有权管宣传口的事，那也不应该过问，显而易见会落下护短的把柄和口实。

　　韩社长谙熟官场规矩，他听了秉义的话连说：“理解理解，找你之前，我还真没想太多。”

　　秉义说：“作为党的干部，咱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不想多点儿不行啊。”

　　韩社长说：“是啊，特别你，是党的储备干部，日后将委以重任。你可不能有闪失，小闪失也不行，将来我还得靠你提携呢！此事你别操心了，我来办妥就是。”

　　秉义笑道：“你我之间，将来究竟谁提携谁，那可没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吧。至于你说的事，就当你没来找过我，我也根本不知道。”

　　韩社长保证说：“一言为定！区区小事，我一人摆得平。”

　　韩社长也非等闲之辈。人家想向省市哪位领导汇报什么事，敲敲办公室的门是可以推门而入的。何况，这事也确乎小事一桩，无须见多大的领导。

　　他让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受了他的看法——周秉昆等本省曲艺家在南方被人做局算计，值得家乡人同情。南方媒体那么报道是小题大做、蓄意炒作，是对本省不友善的表现，是要报复本省判刑处理制售盗版录音录像带南方人团伙案。本省曲艺家们的形象一旦在省外受损，本省形象自然受损。本省媒体不能再将那把火引回来，把本省曲艺家放在火上烤！

　　那位副部长感谢韩社长的汇报，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几通电话，事情就办妥了。

　　实际上，秉昆他们公司是杂志社名下的公司，韩社长是杂志社一把手。如果秉昆他们公司名誉受损，首当其冲的还是杂志社和韩社长。

　　秉昆他们回到A市第二天，韩社长亲自宴请他们，席间频频敬酒压惊，好言安抚。白笑川身体不适，没有到场。秉昆猜测，身体不适也许是师父的借口。

　　听秉昆汇报了南方之行后，韩社长推心置腹地说：“到目前为止，国内仍是文学类杂志领跑，咱们不是文学类杂志，曲艺杂志的好日子估计到头了。秉昆，你是咱们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咱们杂志发行量的下滑，已经让我寝食难安。公司必须继续办，还要发展，将来恐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让杂志办下去。杂志如果在我手里停了，我没脸见人。你提的组织歌星演唱队的想法很好，既然目前歌星最受欢迎，为什么不呢？咱们汉民族从前也是能歌善舞的，后来只能唱少数民族的爱情歌曲和外国电影的抒情插曲了，再后来只许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现在，一个允许唱各类歌曲的时代终于来了，青年的歌唱欲望当然会如火山般喷发！这是好现象。秉昆，咱们要抓住机会，歌星们都是摇钱树。我支持你赶快把全省的青年歌手全部签到公司名下。只要唱得好，能吸金，条件要求高点儿无所谓。我给你权力，签！我也给你实际支持，今年管理费不必交了。如果你仍觉得有困难，明年也不必交了。再给你吃颗定心丸，在特殊情况下，杂志社考虑从经济上为你们公司输血。总之，我倚重你和白老师，我就指望你们二位替咱们杂志定江山了！”

　　韩社长的话让秉昆大受感动。

　　在场的其他三人也都说，有韩社长这么好的领导，真是三生有幸。

　　其实，那一两年，本省市一些歌唱得好的青年，纷纷到北京或到南方去了，有些已开始走红。

　　秉昆不甘心，又带人到县里去物色。县里倒有不少喜欢唱歌的青年，但离成为歌星还远着呢。秉昆求助于哥哥秉义，从文化厅抄来了省市两级各文艺单位乃至区县文化馆的青年歌唱演员名单，按图索骥。

　　这一“索”才知道，十之八九都走了，或通过关系到北京谋发展，或破釜沉舟到南方闯码头。原来唱京剧、评剧、歌剧的，获奖的，不少人都抛弃了专长和荣誉，前仆后继、远走高飞改唱流行歌曲了。省市几位曾被当成宝的男女歌唱家也步年轻人后尘，甚至连副主席之类的身份也辞了。

　　周秉义听了弟弟的反馈，良久才说出一句话：“东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

　　韩社长听了秉昆的汇报，扼腕叹息：“没料到咱们还是晚了一步。”

　　秉昆说：“早了肯定也不行。北京是首都，咱们争不过。北京一给户口，九头牛也拉不回一个想去的人。南方开出的条件，咱们明摆着也满足不了。”

　　韩社长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原本可都是咱们省里市里的人！”

　　秉昆说：“时代不同了，人才流动了呀！”

　　“去咱们周边省找找呢？”

　　“我打听过了，情况跟咱们省一样。有技能有才艺的人一批接一批地往南方飞，除了省市政府机关单位的铁饭碗，几乎再没什么单位能留住大学生了。一般大学毕业生也进不了那些部门啊！原本捧着国企大厂铁饭碗的工人，估计快捧不稳了……”

　　韩社长沉默起来。

　　秉昆说：“韩社长，要不你放我走吧。”

　　韩社长正欲吸烟，擎着打火机将摁没摁，瞪着他问：“也去南方？”

　　秉昆苦笑道：“我还有老婆孩子另外三口呢，一无技能，二无才艺，我去南方能干什么呢？”

　　“那你哪儿去？”

　　“我想找老邵谈谈，看他那个区文化馆需不需要我。”

　　“那我不放你。”

　　韩社长终于摁着了打火机，吸了两口烟，把烟盒推到了秉昆面前。

　　秉昆吸着烟后，坦诚地说：“我是怕自己成了社里不好安排的人，让你为难。”

　　韩社长同样坦诚地说：“你要是去什么好地方，我肯定放你，但你去老邵那儿我不放。市文化局要断他们的奶了，逼着他们自谋生路。老邵除了往外租活动室也没别的高招，文化馆都快变大卖场，徒有其名了。就算他碍于情面肯收你，我放你去那么个地方，日后我还有脸见你哥吗？你和老白，你俩都是我倚重的人。以前咱们之间闹过不愉快，现在关系不同了，杂志社面临的形势不同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行不？”

　　秉昆点点头。

　　韩社长又说：“你和老白，你俩谁都不许走，我自有主张。”

　　那天过后，秉昆又在家闲了一个多星期。他怕郑娟知道实情着急上火，撒谎说自己为社里去南方挣钱有功，韩社长批准他休一段假。

　　韩社长的主张让周秉昆和白笑川吃惊不小。他要开饭店，而且是高级饭店。

　　白笑川说：“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开饭店啊。”

　　韩社长说：“这你们别管，我解决，重新注册，换个执照，加上就是。”

　　秉昆说：“开高级饭店那要投入很大一笔钱的。”

　　韩社长说：“社里还有三四十万流动资金，不足部分贷款或者集资，资金问题不必你们考虑。”他显然决心已下，胸有成竹。

　　秉昆与师父对视一眼，一时都难以表态。

　　韩社长接着说：“省市都有文学刊物，那是面子。有则有面子，无则没面子，不到万不得已，都是必须办的。咱们这刊物不一样。当年你们创刊时，有领导支持。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领导如今早退休了。咱们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现在还能养活自己，也就由咱们自生自灭。哪天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伸手向领导要钱了，照当前许多单位揭不开锅的情况推断，肯定就被取消了。”

　　师徒二人听他一番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一起点头。

　　韩社长又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这毛还是有地方去附的。老白，你也无所谓，那时你该退休了。秉昆，你怎么办呢？社里那些人怎么办呢？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如果庙拆了，我这住持一抬屁股溜了，撇下那些人任凭遣散，我的面子又往哪儿搁呢？连面子都没处搁的人，继续进步又有什么意思呢？”

　　秉昆说：“我也有我的忧虑，真那样了，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和另一个朋友的妹妹……”

　　韩社长打断道：“先别往她们身上扯。咱们绝不能让那样的事发生！国家不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咱们也得摸着石头过咱们面前这条河。创收不就是胆子要大点儿，什么挣钱快挣钱多就干什么吗？当然前提得合法，开饭店合法。我考察过了，生产很糟糕，经济不景气，领导干部、老板大腕反而吃得更勤喝得更欢了，为什么呢？得招商引资啊推销产品谈合作啊，所以开一家高级饭店正逢其时。必须是高级的，不高级挣不到钱。咱才不挣老百姓的钱。老百姓一年到头在外边吃几顿饭？吃一顿饭舍得花多少钱？咱们专挣那些公款吃喝的人的钱。他们出手大方，什么菜都敢点，什么酒都敢要，咱们宰他们，他们还会觉得被宰得很光彩。单位快倒了，他们那谱是绝不能倒的，反而更受虚荣心摆布，越发要讲面子、要摆谱，这就好比八路军挣新四军的钱，被宰的情愿，宰人的心安理得。总之都是国家的钱，不过从左兜掏出来揣入右兜里了。”

　　韩社长说得头头是道，师徒二人不由得又同时点头不止。

　　白笑川问：“那你要我们两个具体做什么呢？”

　　韩社长要白笑川当经理，有身份高点儿的食客到了，负责迎迎、陪陪、送送。秉昆当副经理，负责管财务及日常经营。他说，白笑川还是有招牌效应的，据他所知，白笑川还是美食家，在菜系创新方面也很有心得。秉昆管财务，他也一百个放心。

　　白笑川说：“那是，我的徒弟哩！”

　　白笑川马上被招安了。他说，秉昆有责任感，日常经营事务杂，既得从严要求，又必须团结员工，秉昆完全能胜任。

　　到了这个份上，秉昆也就只有答应。他低调地说：“我尽力而为吧。”

　　要开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

　　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儿，机灵点儿，会来事的，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都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他展示了高风亮节，表态说自己不要那名额，一下子批给秉昆和白笑川各三个名额。

　　秉昆大喜过望，因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会失业了。

　　师徒二人走在回家路上，白笑川说：“我那三个名额也归你了。”

　　秉昆很高兴，下岗失业比比皆是的年头，手握几个就业名额，会让他产生一种接近救世主的错觉。

　　谢过师父，秉昆清醒地说：“其实韩社长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面子和仕途。”

　　白笑川说：“他那么考虑也不为过，无可厚非。客观上，能解决二十几名青年的就业问题。不管为谁，总之是为国家解决了。如今，对咱们东三省而言，如同积德行善，所以咱们师徒还真要全心全意帮他。”

　　秉昆说：“师父放心，我会的。我觉得他也有可爱的一面。”

　　白笑川说：“岂止有可爱的一面，还有令我刮目相看的一面。他那些预见和分析，以后将被证明是对的。如果他这一着棋下对了，在官场的进步会相当快。”

　　以后的日子里，韩社长放下社里的事务由副主编打理，亲自带着秉昆师徒俩跑工商、跑主管部门、办执照、索批文，又带着他俩看地段、相门面、找装修设计师、买建材，忙得不亦乐乎。最终租下了一幢俄式小楼，原本属于市工会的办公楼。市工会办公经费吃紧，搬别处去了，急欲出租，他们便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捷足先登。秉昆师徒俩负责装修，韩社长跑融资，找合作伙伴，也时常抽时间去看工程质量。

　　秉昆师徒二人忙得连国庆节也没休息。

　　国庆一过，韩社长谈成了投资。

　　十月下旬，选了个吉日，“和顺楼”开张了。

　　从上午开始，嘉宾络绎不绝，有送字画的，有送花篮的。区长也很给面子，亲自赶来剪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中午，四方嘉宾大快朵颐，好生热闹，都夸菜肴味美，也都为本市又多了一家高档饭店而欢欣鼓舞。

　　国庆他姐继续跟着秉昆，当上了服务员小组的组长。

　　赶超他妹妹不愿当服务员，说考虑考虑再答复。赶超极为不满，当晚找到秉昆，嘱咐千万为他妹妹留一个名额。

　　秉昆大包大揽地说：“她的事你别再操心了，我知道她愿意干什么，一定替你成全她。”

　　一天，周秉义夫妻俩回光字片看望母亲，秉昆对哥哥谈起了赶超妹妹的工作问题。秉昆从南方蒙羞而归后，秉义没训他一句话，反而安慰说：“他们确实小题大做，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别太放在心上。你不容易，哥理解。”自那以后，兄弟二人关系好多了。因此，秉昆觉得若开口相求，哥哥肯定会答应帮忙。

　　秉昆说，据他所知，有几家医院正在私下招护士，希望哥哥能让赶超妹妹成为护士。她是护校毕业的，有各种证书。

　　秉义问：“你答应赶超了？”

　　秉昆说：“你可以这么认为。”

　　因为最要好的朋友的事求哥哥，秉昆求得很仗义。

　　不料，秉义沉下脸说：“你答应的事你自己办，我帮不上那种忙。”

　　秉昆大为光火，嚷道：“周秉义你究竟是不是我哥？就算你不是我哥，我从小到大叫你哥，少说也叫了成千上万次了吧？帮我朋友一次小忙，能让你有什么损失啊？难道我那上万次哥都白叫了吗？叫一条狗那么多次，它也会为我奋不顾身吧？”

　　秉义勃然大怒，一记耳光差点儿又扇在弟弟脸上，幸被冬梅闻声挡住了。

　　秉义也嚷了起来：“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你帮得了一个，帮得了千千万万个吗？东三省一家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都面临转产，千千万万工人即将失业，你周秉昆帮得了吗？你那种哥们儿之间的忧虑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没心思管你的事！”

　　“帮不了于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了吗？滚！从我的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你这么个哥！”

　　秉昆气得要摔东西，也被郑娟拦住了。

　　“要我帮，也可以！最少三万元，孙赶超能拿得出来吗？你能替他拿出来吗？没有那个数，那就起码得卫生厅长卫生局长批条子才管用！你懂不懂起码是什么意思？我是卫生厅长吗？我是卫生局长吗？如今条子满天飞，有些条子根本就是假人情。人家有的领导，批条子用三色笔，谁知道人家用哪种颜色的笔批的条子下边才真当回事办？那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我没法知道，你周秉昆知道吗？可能人家当你面批给你条子，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感恩戴德地去找下边具体办事的人，人家一看颜色不对，两句话就把你给打发了，你转身走了人家还笑你根本没摸着门。你逼你哥去为你朋友搞那种条子吗？没有最少三万元，你让我怎么帮你？就算凑够了三万元，我也真帮成你们，那我又等于参与了什么事？那叫勾当！肮脏的勾当！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秉义也越说越气，又踢板凳又踹椅子的。

　　听了哥那些话，秉昆哑口无言。他不知该如何向赶超交代，他已把最后一个名额让给社里同事了。

　　嫂子安慰道，秉昆你也别太冲动，你那事嫂子替你办办看。

　　嫂子说：“你哥发火是有原因的。领导决定任命他当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升为正厅级了。看起来是好事，可那厂负债累累，既欠银行的，也欠兄弟单位的，必须转型却又不知该往何处转，都停产了，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厂里连买供暖煤的钱都没有。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任命不会改变，你哥他正苦恼为难呢……”

　　秉昆的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

　　那是为他哥秉义流的，也是为一个大厂和工人们流的。

　　三四天后，嫂子郝冬梅从单位打电话到“和顺楼”，告诉秉昆那事解决了，她说不必带什么条子，也不必谁陪着，让那姑娘独自前往某医院找某人悄没声地报到上班就是了。秉昆猜得到，肯定是嫂子打出她母亲的旗号才办得那么快。

　　“和顺楼”离红霞洗浴中心不远，他骑上自行车前去向于虹报喜，在春燕办公室见到了于虹。她俩正讨论如何开展按摩业务，意见不一致，谈得有点儿僵。

　　于虹听了秉昆带去的喜讯，没好气地说：“是赶超又死皮赖脸地求你了？回家后我非训他不可！他妹妹那就是个孽种，三天不做妖，五天准让亲人们闹心一次，你以后再也别理赶超那茬儿！”

　　秉昆听得一愣一愣的。

　　春燕说：“刚才于虹还在生赶超他妹妹的气，那姑娘留下封信去深圳了。她爸妈急病了，怕她去做三陪女。”

　　于虹又说：“谁摊上那么一个妹妹也算黏包了，我非要求赶超和她脱离兄妹关系不可！”

　　秉昆发了会儿呆，劝道：“凡事别只往坏处想，也许她在那边会找到不错的工作……”

　　于虹恨铁不成钢地说：“在那边无亲无友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技能，会找到什么不错的工作？”

　　秉昆不知再怎么劝了。他懊丧地离开时，春燕给了他一纸袋洗浴中心的宣传单，嘱他在饭店里向客人散发。

　　秉昆问，改成洗浴中心后经营是不是有起色？

　　春燕说起先不错，两个月后人又渐渐少了，不得不降价。一降价，利润薄了，她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

　　秉昆问，光明他们按摩中心怎么样？

　　春燕说幸亏那个中心还可以，不用她操太多心，压力小点儿。

　　秉昆经过按摩中心时，见到窗上的大红纸上赫然写着：“艰难时代，同甘共苦，每时七折。”

　　窗帘没拉严，外边的玻璃有红纸挡着，他看不全里边的情形，但见一位穿白褂戴白帽和口罩的按摩师正在揉一条粗壮多毛的腿。他觉得很像是光明，又难以确定。按摩师的精神集中在腿上，也没抬起头。他驻足片刻，到底没认出来，就匆匆走开了。

　　正如韩社长预料，“和顺楼”生意确实不错，可谓出入无百姓、迎送皆贵宾。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出现得很少，偶尔出现也不签单，仅仅陪客而已。厅局级干部也不多，他们有招待客人更高级的地方，在本市几家著名星级大饭店里。相对而言，那种地方的礼宾更正式一些，客人感觉更高档。缺点是如果划拳行令的话，便会有失风雅。“和顺楼”却不同，完全可以划拳行令，特别是在包间里，想怎么喝怎么喝。

　　负责迎送贵客的白笑川告诉秉昆，光临的多半是正副处级或副厅局级干部，有的是八九百人厂的头头，有的是两三千人厂的头头，超大规模厂的头头们也很少光临。

　　当年工人们有种说法，“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不动窝”是指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很少离开闺房似的，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没招儿等死，也就是无所作为地干等着企业寿终正寝、一命呜呼。

　　当年工人们的思想极其纯真可爱，他们形容头头们花公款大宴宾客为“上前线”，如同战争年代的军官们身先士卒、冲出战壕拼刺刀肉搏战。他们相信头头们只有多请客，才能为本单位喝出一条生路来。你都不实心实意陪客人把酒喝好，谁又会在你困难之际实心实意地做你的合作伙伴呢？北方的工人普遍相信，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吉祥液。所以，民间另有一句话是：“一棒子打不倒人，九（酒）棒子还打不倒人吗？”所谓“打倒”是指“攻关”成功。“公关”往往被理解为“攻关”，即将有权力做主的人物一举拿下。

　　北方的工人们最能体现领导阶级的本色，识大体，顾大局。他们深知请十次客能达成一项可拯救本单位于水火之中的协议，那就是大大的成果，就算前九次客没白宴请，公款也花得很值了。

　　头头们被工人们如此厚道地理解着，自然频频宴请，证明自己不是摆设，不是吃干饭的主，而是舍生取义大有作为的领导者。

　　秉昆虽不负责迎送，却也熟悉了几张面孔。有的面孔，一个月里少说也出现三四次，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奇怪的是，正是那些日子很不好过，岌岌可危的企业的头头们，设宴请客最频繁，出手最大方。企业没钱了东贷西借也要请客，打白条赊账也要请客，尤其要请得豪爽大方。

　　有一次，秉昆见一熟客摇摇晃晃独自走出包间，左看看右看看，原地转了一圈便欲小解。秉昆急忙上前制止，把他搀到了卫生间。客人也不拉开档链儿就要排泄，秉昆不得不替他拉开了档链儿。结果已来不及了，客人不但尿湿了自己的裤子和鞋，还尿了秉昆一手，之后又呕吐不止。秉昆搀他走出卫生间，客人便再也走不动了，秉昆只得扶他坐在候餐沙发上。

　　客人拉着秉昆的手，期期艾艾地说：“老弟，好老弟，咱俩换换行不？”

　　秉昆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问：“咱俩能换什么呢？”

　　客人说：“你去当我那厂长吧，正处级！我当你这角色……”

　　客人一边说，一边脱上衣。秉昆以为他酒力发作，身上燥热，未加阻拦。

　　岂料他脱了上衣，又开始脱裤子。

　　秉昆喝止道：“你这是干什么？”

　　客人说：“咱俩把衣服换了！换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了。你去……喝酒！喝死他们！他们走，你也走，我留下……”

　　秉昆无奈，只得进包间把他厂里的人请出一个，吩咐一名服务员帮忙，把客人弄出了“和顺楼”。

　　又一日，白笑川找到秉昆，小声命他向公安局报案，说包间内的两位港商分明是骗子。

　　秉昆说：“能肯定吗？千万别搞错了，那咱们太被动了。”

　　白笑川说：“我小时候为了避战乱，随父母在香港住过几年，对香港还是比较熟悉的。厂方请我去说段山东快书，我去说了，之后坐下陪了两巡酒。席间听那两个港商的香港话根本不地道，显然是后学的。略往深一交谈，不敢开口了。那种香港话，干咱们这行的，只要一小时就能学会。”

　　秉昆犹豫道：“师父，你可掂量掂量，咱俩得承担后果！”

　　白笑川急道：“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师父什么江湖没混过？没那火眼金睛敢乱下结论吗？得了，我亲自报案，后果自负！但你可得把他们拖住。如果放他们大摇大摆走了，拿你是问！”

　　白笑川说完，匆匆去办公室打电话。

　　秉昆只得认真对待，守在那包间门口寸步不离。

　　片刻，包间里六位主宾全体起立，齐说：“为合作愉快，干杯！”

　　秉昆一看不好，客人都将离去。他赶紧进入包间，以副经理身份敬酒，向双方表示祝贺。

　　几盅酒下肚，秉昆先是虚心征求客人对菜肴的意见，接着献曲艺，表演了一段，又来一段。未见公安出现，干脆说起了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儿》。

　　主人认为饭店副经理太给面子了，而且是不请自来，都觉得脸上有光，一个个稳坐不动洗耳恭听。主人们如此，两位港商也只得装出爱听的样子。

　　《逗你玩儿》刚说到一半，来了四名自称是外事办的年轻人，两位等在包间门旁，两位进入了包间。

　　白笑川考虑问题就是周到，他希望公安局的人便装而来，以免造成恐慌。公安局认为他的要求有道理，答应了。

　　外事办的年轻人说，领导闻知有两位港商光临，急欲相见，有更大的合作项目洽谈。说罢不由分说，一人拉起一个，挽住胳膊便往外走。

　　他们走出去了，门外的两位才进入，其中一位亮出了公安证件。

　　四位主人蒙了，面面相觑。

　　白笑川随即进入，连连拱手道：“得罪得罪，失礼失礼。”

　　公安的同志说：“你们得谢他，那是俩骗子，在咱们周边两省已骗了个一溜够，那两个省都发了通缉令协查。刚才在门外一打照面儿就对上号了，错不了。”

　　公安的同志又说：“那两个骗子是农民，有点儿表演能力。东北三省正值艰难转型期，政府和企业压力重重，他们也没骗到太多钱，主要是骗吃骗喝，享受贵客感觉，过过上等人的瘾。”

　　四位企业领导走时很尴尬，连说谢谢，却走得仓皇，一个个臊不搭的。他们好一段时间再没光临过“和顺楼”。

　　白笑川把光临“和顺楼”的主宾分成了四类。一类是双方都有洽谈诚意的，于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即使最后没谈成什么合作项目，也能互相理解难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也豪饮，也喝五吆六地划拳，但惺惺相惜，有点儿依依不舍，也有点儿同病相怜的意思。一类是主人们有诚意，但苦于本企业的现状，摆不出什么让客人动心的合作条件，虽为主人，却只能低姿态地宴请，想要掩饰可怜的样子都办不到，愁眉紧锁。于是，客人干脆不给活话，明摆着不管花了多少钱，点了多贵的山珍海味，要了多好的酒，那钱分明打水漂了。客人一走，连主人的名片都不保留。还有一类是主人们不太厚道，要诓客人上自己将沉的船，一个劲儿劝酒、逼酒，一心想让客人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在什么协议合同上签字、盖章，以为只要那样就大功告成，管他日后怎样，起码自己暂时向厂里的工人群众有个交代。否则，经常陪吃陪喝的，公款花了一笔又一笔，毫无斩获，会被工人群众视为废物。第四种情况是主客双方并无诚意，只不过是吃货加酒徒，以吃喝为人生最大享受，吃喝也是工作。于是，打着为企业拉项目谈合作的招牌，四处胡吃海喝，整天从这一饭局移到另一饭局，乐此不疲。他们今朝是主人，明天是客人。是主人时花本单位公款，是客人时消费外单位公款，总之都是公款，没人心疼。若主人客人是同一号人，想到一块儿了，便彻底是食客与食客、酒徒与酒徒聚在一起的那种气氛了……

　　白笑川最憎恶第四种情况，他说：“领导干部中不知有多少那样的家伙，坏典型的危害从来大于好榜样的影响。真想替党和政府清理门户，铁帚一扫而光！看着他们那样油脸流汗地用公款大吃大喝，替他们厂里的工人怒火中烧！哪是在谈正经事啊？明明是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忽悠哩！”

　　秉昆也常常叹道：“可咱们赚的正是公款吃喝的钱啊！”

　　秉昆这么一说，师父沉默不语，顶多再说一句话：“是啊，咱们实际在同流合污。睁只眼闭只眼，装傻吧！”

　　秉昆曾问师父：“转型期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转型不可？为什么一转型，东三省的大部分工厂就都半死不活了？”

　　白笑川不无忧虑地说：“你问的问题太复杂，不是几句话解释得清楚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好比一支军队，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标准的好军队。几十年来，每天仍按从前的军队要求操练，接受的仍是从前的战术思想，武器装备也与从前没多大变化。某一天，忽然参观了别国的军事演习，才发现人家的军队早已不是老样子了，战术思想、操练方法、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了。此时如梦方醒，该拿自己国家的这支军队怎么办呢？”

　　秉昆说：“别国怎么样，咱们怎么样呗！”

　　白笑川说：“被老办法操练惯了的士兵，已经定型，改也难。战术思想与武器装备相结合，掌握新的武器装备首先需要熟悉新型武器知识，大多数老一代士兵达不到。咱们工人阶级如同那样的士兵，有功没有功？有！光荣不光荣？光荣！伟大不伟大？伟大！可敬不可敬？可敬！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在世界上一比远远落后，生产成本太高，利润太低。长此以往，我们只会更落后……”

　　秉昆问：“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白笑川说：“生产该停的停，工厂该关的关，从工人中择优保留，改造成工人新军。挥泪斩马谡，不斩没法子。所以，一批批的工人只有失业、内退，自谋生路了。”

　　秉昆有点儿明白了，心情却更加恓惶。他经常想起常进步说过的一句话：“有种不祥的感觉。”

　　在“和顺楼”，他渐渐变成了一个话语很少的观察者、倾听者。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得多了，对现实失望、不满的牢骚听得多了，便有种不祥的感觉。

　　一天，他把自己的感觉对师父说了，问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成问题？

　　白笑川吸着烟斗沉吟地回答：“来咱们这里的可都不是普通工人和老百姓。连来咱们这里的人都一个个牢骚满腹，你有那种不祥的感觉实属正常，没有不成白痴了吗？”

　　他问：“师父你有什么感觉呢？”

　　师父说：“还是不告诉你的好。”

　　他非逼着师父实说不可。

　　师父无奈，小声说：“地火在运行，只怕中国将要遭遇一劫。”

　　白笑川的话让周秉昆心慌意乱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忙，他把师父那句令人不安的话忘了，又恢复了“和顺楼”副经理的常态。

　　春燕她二姐也成了“和顺楼”的服务员。她上班的制锁小厂刚刚宣布要黄了，秉昆听说后，毫不犹豫把一个名额给在她名下。她与国庆他姐都是返城知青，同样有任劳任怨的本色，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有她俩带着服务员，秉昆省了不少心。副经理与她俩有间接亲密关系，她俩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秉昆自己手中还剩下的一个名额，加上师父让给他的三个名额总共四个名额，他全部照顾给光字片的人家了。光字片人家的儿女们，不管是后来返城的还是当年留城的，多数是些小厂的工人。那些小厂底子都很薄，一倒闭连点儿抚恤金也发不出来，工人们的命运着实可怜。一想自己让几个失业工人又有工作了，秉昆心里备觉欣慰。

　　“和顺楼”头一个月的纯利润相当不错，这让韩社长非常高兴，却也叹息面积还是小，包间还是少。韩社长与以前判若两人，知道体恤员工，批了一笔钱给员工们发奖金。虽然不多，员工们欢欣鼓舞。春燕和国庆都亲自到秉昆家表达了谢意，光字片几家街坊的人见了秉昆也视为恩人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什么年头啊，一般老百姓人家的子女居然有了份还发奖金的工作，多大的幸运啊！

　　韩社长及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收了不少白条。

　　他说：“这可不行，国企欠账，赖起来咱们干没辙，逼急了钱要不到手还会惹一肚子气，我可太了解他们了！”

　　白笑川深有同感地说：“是啊！”

　　于是，韩社长说：“以后六亲不认，一律不收白条！”

　　秉昆试探地问：“可不可以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一进门的墙上，声明在先，只有经过董事长亲批，否则一律不准打白条？”

　　韩社长说：“可以！怎么不可以？就那么写！就那么贴！凡到这儿来的，没有我得罪不起的。秉昆你该板脸的时候，学着把脸给我板起来！”

　　倒也无须秉昆板脸，声明一贴，白条果然少了，生意却照样兴隆。

　　白笑川困惑地说：“我真是奇了怪了，来咱们这儿的人经常抱怨各自的厂穷得叮当响，可吃喝起来却总是不差钱，哪儿来的呢？”

　　秉昆说：“我听他们讲，自己厂里有车床、设备、库存的原材料可卖，他们宴请的一些南方客人挺感兴趣。”

　　“原来如此。”白笑川只说了四个字，低头寻思着走了。

　　周秉义也光临了一次“和顺楼”，宴请的是苏联某市的文化官员。他就要走马上任了，也想通了，决定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苏联某市与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上一次对方的文化官员们来时他参与过接待，此次便由他出面接待，算是给他文化厅副职岗位画一个句号。

　　周秉义出现在弟弟面前时身着西服领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显然，他要把那句号画得圆圆的。

　　秉昆问哥哥秉义：“看到门口的告示了？”

　　秉义说：“放心，我是外事宴请，不打白条。”

　　秉昆说：“那谁向我付现金？”

　　秉义说：“现金容易贪污，我签支票。”

　　秉昆犹疑起来。

　　秉义又说：“你别把现实估计得一团糟，政府的支票不同于白条。”

　　秉昆这才说：“好，保证服务到位。”

　　听服务员汇报来了位文化厅的领导，白笑川猜到了是周秉义，特意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发，也换了身西装系上领带，主动前去助兴。

　　这让秉义感到特别愉快。

　　秉义俄语好得很，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背《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

　　秉义的俄语水平和对苏俄文学的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

　　秉昆觉得有那么一位哥哥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不再觉得自己是相形见绌的丑小鸭，哥哥是风姿绰约的白天鹅了。哥俩的关系也如同中苏关系，好了吵了，都一反思，还是得好。他们最近一次和好，是嫂子、姐姐和姐夫共同斡旋的成果。但此次和好，哥哥拒绝认什么错，只表示如若秉昆认错，他予以原谅。家人一致批评，秉昆向哥哥认错，承认自己骂哥哥非常错误。他以副经理的身份，亲自为主宾斟酒，不是因为设宴一方是哥哥，而是冲着文化二字。这是“和顺楼”开业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主宾双方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文化，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利润金钱。斟酒间隙，他肃立门内，接菜上桌。

　　客人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特别是那位带队的，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卫队长”，汉语说得挺溜，对中国发展也相当了解，简直就是中国通。

　　秉昆没想到的是，白笑川竟也会说一些俄语。他讲了几段中国民间笑话，无非是汉语俄语互译中的误会，也是东北相声演员们早年相声段子中的主要内容。

　　主宾们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包间里的气氛轻松友好，无拘无束。

　　“卫队长”喝下一杯红酒，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要讲话了。

　　主宾们肃静下来。

　　“卫队长”说：“亲爱的周，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朋友们，文化很重要，比文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是国家大脑，经济是国家心脏，文化是国家的气色。俄语中没有‘气色’这样的词，我用中文词比喻，朋友们同意吗？”

　　秉义和白笑川等人微笑点头。

　　“卫队长”接着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谈一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吧，这也是我们来访的重要任务之一。”

　　秉义表示愿闻其详。

　　“卫队长”便问，朋友们愿买一艘巡洋舰吗？他说自己的国家也在改革，文化事业同样面临“断奶”问题。国家批给他们市文联一艘退役的巡洋舰，答应如果他们卖掉，钱可留下来自用。巡洋舰若停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码头供人参观，必将成为景点，稍加改造也能成为旅游船，甚至也可以卸了，卖钢材。那可都是好钢，能卖一大笔钱的。因为中苏曾是兄弟的国家，现在又恢复了友好往来，所以首先考虑卖给中国朋友，打折优惠，双方都有利可图。由他们文化使团来促成这样的买卖，岂不正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

　　秉义听得咧了几次嘴巴，别人没注意，秉昆注意到了——那是哥哥对那些荒唐又不便直说事情的微表情。

　　待到秉义回应时，他委婉相告，不管是一艘什么样的巡洋舰，并非中国地方政府想买就可以买，须经最高军事机构批准，手续极麻烦。

　　包间里的气氛凝重起来。

　　片刻沉默之后，“卫队长”又提出一项动意，希望主人们邀请他们市的歌舞团来本市演出几场。他介绍说，他们那个歌舞团有全苏著名演员，水平很高。只要主人们负担往返旅费和当地食宿，再保证他们带回去三十万元人民币，演多少场都可以。

　　“是人民币，不是美金。”“卫队长”强调说。

　　秉义对此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让我内心无比温暖的想法。”

　　秉义起身去了洗手间，回来坐定后，他说自己有一点建设性意见，谨供客人们参考。中国乃礼仪之邦，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的“孝”传统要求的是对父母的孝敬，“梯”则指对兄长的敬重。所以，应该是本市的歌舞团先到“老大哥”们那个城市巡演，中方自行负担往返旅费，“老大哥”负担在当地的食宿即可，走时仅带回二十万卢布就行。

　　“是卢布。”

　　秉义也如此强调。

　　“老大哥”们面面相觑，结果刚松弛了一下的气氛又沉重了。

　　最后，双方都表示向上级汇报，静候佳音。

　　客人们走时，秉昆叫住了哥哥秉义。

　　秉昆问：“人家第二个动意蛮诚恳的，你干吗打太极拳，搞得人家那么失望？”

　　秉义说：“你算术没学好。”

　　秉昆说：“跟算术有什么关系？”

　　秉义说：“问你师父去。”

　　秉昆请师父解惑。

　　白笑川说：“你以为你哥去卫生间干什么？”

　　秉昆说：“方便啊。”

　　白笑川说：“也许是，也许不是。即使是，在洗手间肯定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张票价定为三十元，那么三十万元需卖出一万张票才持平。本市最大的剧场才八百多座位，那就得在那儿连演十二三场。现在的市民，有几个肯花三十元看一场文艺演出的？不是不爱看，是舍不得花那笔钱啊！如果一两场后没观众了，他们没面子，咱们也没面子，还得政府埋单，加上往返旅费和食宿费，三十万元翻倍也打不住。这在今天是一个大单，政府包了，老百姓不骂娘吗？事是好事，但不是时候呀！”

　　秉昆哑口无言了。

　　师父拍着他肩说：“昆啊，向你哥好好学吧。”

　　韩社长听到“老大哥”们要卖巡洋舰的事后，扼腕叹息，“好买卖！真是一笔好买卖！巡洋舰啊！打折优惠啊！要是我在场，当即拍板，贷款也买。买了就拆，拆了就卖钢。他们那种钢，中国现在还根本炼不出来。回炉重轧，国内抢着买的多了！”

　　他说得特别激动，比决心开饭店时激动多了。

　　当天晚上忽然降雪，整个城市白茫茫一片。

第十一章

　　好大一场雪，真个豪雪！从苏联那边下过国界，下遍东三省，接着朝华北地区下将过去。一直下了五天，没停也没小，直将东三省下得遍地洁白、寂静无声。仿佛天庭的天兵天将无事可干，排千里队列，聚百里阵容，用巨大神器，弹万亿吨棉花，动作整齐，节奏一律，力道迅猛，直弹得天屏息、地敛气，乱絮飞扬竟如梭。人也愁，畜也悸，诸鸟夹翅不敢飞。

　　待雪终于停了，农村刚见到人影，城市才缓过点儿生气；一股强大的寒流随即而至，气温骤降，连续二十几天，平均零下三十三四度，有几天竟接近零下四十度。

　　农村又难得一见人影，城市似乎被冻僵了。

　　大部分学校停课。

　　大部分工厂停工。

　　必须上班的少数城里人只能朝单位步行而去，所有的公共汽车都趴在雪窝里动弹不得。省市领导们必须上班，他们的专车也无法开出车库，门外便是半米深的雪。为了保证他们在严寒日子里处理必要的工作，后勤部门从农场借了几辆由拖拉机牵引的爬犁。

　　部队首先出动大批官兵清雪。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在A市，从干部工人到市民学生，每天的主要工作便是清雪。

　　一九八八年春节前三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

　　公共交通基本恢复以后，气温才回升到了零下二十五六度。刚有谢天谢地的感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城市用煤告急！

　　东三省都曾是产煤省份，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煤矿资源开采殆尽。煤产量日渐减少，品质越来越差。时值全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煤炭用量急剧攀升，东三省却连煤炭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有人说东北煤炭自给自足其实可以做到，国家一调配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国家没法子，必须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否则整个工业就瘫痪了。

　　A市天寒地冻，许多市民家里哈气成霜。有暖气的人家的供暖断断续续，生炉子的人家买不到好煤，烟筒、火墙、火炕热度有限。

　　医院无论大小，都人满为患。许多老人和孩子冻病了。

　　孩子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多数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的医疗费难以及时报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和老人都病了，夫妻一方甚至双方都失业，日子就惨了。

　　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荒诞的说法，老天爷见中国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发展的拖累，要“收人”了。不断有老人儿童因挨冷受冻生病死去，数字伴随各种谣言夸大后在民间不胫而走，领导干部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

　　煤，煤，煤！求煤的紧急报告从各单位送达省委市委，再转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曾经的产煤大省请求援助。

　　雪中送炭，援助确实在进行，然而对于渴望温暖的人们肯定太迟，也显得杯水车薪。冰天雪地中，有人开始聚集在省、市、区委门前上访。大商场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守候。他们带着水和干粮，商场一开门就蜂拥而入，如同抢购者。那些大商场有暖气，老人们要抢占到紧靠暖气的地方。每一处暖气片前都坐着老人，有的带了马扎，有的带了毛皮垫子，有的甚至带了小褥子，还有的是儿女们护送来的。

　　他们怕被老天爷“收”走。商场比家里暖和，他们便把商场看作严冬里的天堂了，每天一直待到商场关门。他们互相关照，甚至把最靠暖气片的位置让给更老的老人。他们像企鹅那样，过一个时辰圈里的便主动外移，好让圈外的人也享受到暖气的温暖。

　　商场并不嫌恶老人，更不会驱逐他们，反而会向他们提供热水。媒体对此进行了表扬报道，有的商场居然向老人们提供红糖水，各家领导干部出现在一些商场，他们带着慰问食品，表达内疚，做出承诺。

　　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接二连三发生，城市出现了冻死人事件。大抵是流浪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A市在冰雪中蜷缩着，许多人为那些冻死的流浪者流泪。

　　春节前两天冻死的一个老人却不是流浪者，他在A市有家，有儿有女。

　　他是肖国庆的父亲。

　　国庆的姐夫病故后，姐姐带着女儿与他父亲住在一起。国庆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肉联厂的一名老工人。厂里的两位头头曾是他徒弟，他的退休金和医药费还能按时领到按时报销，但半个月前国庆替他去报销医药费却没办成。

　　父亲问为什么？

　　国庆如实把厂里财务部门的回答转述给了父亲——厂里从银行贷不出款了，等效益好点儿了会一块儿报销。

　　父亲一听急了，问那得等到哪年哪月？

　　国庆说他没问。

　　父亲火了，斥责国庆，那么重要的话怎么就不多问一句呢？

　　国庆说当时要报销的人多，乱乱哄哄的，问了又能问出个什么结果。他还说，听别人议论，头头们正加紧与港商洽谈，希望谈成合资，实在谈不成就连地皮带工厂一并卖给港商，用那笔钱再在郊区选址重打锣鼓另开张，办个新厂。

　　国庆父亲生气地说，那不成卖国了吗？

　　国庆开导父亲说，不等于卖国，香港原本就是中国的，迟早会收回来。香港资本家也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父亲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

　　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渐觉落魄的他与父亲有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

　　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

　　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厂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

　　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他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

　　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地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儿涨工资，谁比谁多点儿那也可以，但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十元去，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

　　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头头们对你已经很不错，够关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怎么好？医药费报销不了啦反倒好？”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

　　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也没领到，吃晚饭时他喝闷酒，问他为什么不痛快，他说：“别烦我！”

　　第二天晚上，姐姐从父亲口中套出了真相。国庆父亲在厂里没见到头头，却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仗着头头当年是自己徒弟，受到不少特殊待遇。比如别人拖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才能报销医药费，他却次次都能及时报销。不给别人报销的医药费，对他却大开绿灯，一律全报。一些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大字报上有他们的签名，还有他们按下的一排排红手印，其中几个是他退休前关系不错的同班组工友。他正在那儿独自看得光火，被路过的人认了出来，一呐喊，财会室奔出了不少人，有退休工人，也有他们的家人，都把火气发泄到了他身上，七嘴八舌把他羞辱了一番……

　　国庆听了，对父亲心生怜悯。星期天，他拎上一瓶酒回到从前的家，陪父亲饮酒，劝他想开些。

　　父亲明白他的孝心，说自己想开了。将醉未醉之时，他岔开话题，幽幽地问儿子，自己死后，他会不会与姐姐争房子？

　　国庆说那怎么会呢？自从姐夫死后，姐姐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得多么不容易，自己当然愿意房子归在姐姐名下。

　　父亲就表扬他懂事，说自己不是偏心女儿，而是觉得女儿太弱，命也不好。她挺幸运地嫁了个营长丈夫，偏偏兵团解散，丈夫转业，不久病故了，而自己又下岗失业，没收入了。命不好，朋友多也行啊，却又不善交往，连好朋友也没有。国庆不一样，虽然小时候很弱，越长越强，没让他这个父亲操心，自己蔫不叽地就找好对象结婚了。国庆好朋友多，原先上班的厂刚一倒闭，不久就由朋友帮忙进了军工厂。如果不是好朋友多，他姐可能到现在还没班可上。

　　国庆安慰父亲只管放宽心，坚持吃药，把哮喘、胃病、关节炎这些老病治好，不必为姐姐今后的生活太操心。姐姐和小外甥今后的生活，他会照顾的。

　　父亲便翻出了房产证交给他，嘱他抽时间把房产证改成他姐的名字。说此事办妥，自己便没什么心事了。

　　国庆听得难受，保证当成事尽快办好。

　　父亲名下的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国庆星期一上午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去肉联厂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起初厂里管住房的人犹豫，说牵涉到住房的继承权，得他父亲到场才行，否则日后会起纠纷。他说天这么冷，父亲又是老哮喘，来一次肯定回去会冻病。他说父亲两个儿女，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不与姐姐争就再没任何人会与她争，能起什么纠纷呢？

　　对方一听也是，要求他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保证，他当场写了。

　　对方便不再犹豫，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还称赞他这个弟弟风格高。

　　下班后，他直接去了原先的家，郑重向父亲说自己办妥了。

　　父亲接过房本很高兴，夸他办事靠谱。

　　姐姐难得那日下班早，她在班上不慎烫伤了手，秉昆批准她休息两日。她说在弟弟的好朋友手下工作，干得挺顺心的，让他放心。

　　姐姐皱着眉头埋怨他，那么大的事怎么不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办了呢？他说多大点儿事啊，征求不征求意见有什么呢？何况是父亲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好比最高指示，执行得越快越好。办妥了，父亲不就少了一桩心事！

　　姐姐惭愧地说，按民间规矩，住房向来是传儿不传女的。房产证改成了她的名字，等于她这个姐姐占了弟弟的大便宜。

　　国庆笑了，说姐姐你别这么想。咱家情况特殊，不必与别人家比。父母只有咱们姐弟俩，住房归在姐姐名下我高兴，谈不上什么占便宜不占便宜的。

　　姐姐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两眼全是泪。

　　国庆情不自禁地抱了姐姐一下。

　　回自己家的路上，国庆感到一阵失落和惆怅。父亲说要把房产证更名的时候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办理更名的过程中也没有，把更名的房产证交给父亲时还没有，听了姐姐的话后，反而有了一些。是啊，如果哪天父亲不在了，那处住房便是姐姐的家了。如果姐姐又嫁人，平日里没什么事的话，就不好随随便便再去了。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像回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了。他对那里的感情深啊！

　　国庆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两个家的，以后这种感觉不会有了。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那里是父亲的家，姐姐和外甥住在父亲家；以后那里是姐姐的家，父亲住在女儿家了。

　　国庆有些茫然，仿佛灵魂无所归依。他看得出，姐姐虽然有些愧疚，其实也是正中下怀，也像父亲一样了结了一桩难以启齿的心事。

　　回到家，吴倩已下班了，正在做晚饭。她问：“怎么下班这么晚？”

　　国庆说：“办那事去了。”

　　他洗了手，帮她做饭。两人沉默良久，吴倩低声问：“办成了？”

　　“嗯。”他不愿多说什么。

　　他发现妻子眼泪汪汪的，忍不住叹道：“我只能那样啊！”

　　“我也没说什么你不爱听的话啊！”吴倩的眼泪夺眶而出。

　　国庆他父亲——不，他姐住的地方，离一处老商场不远。商场面积不大，却有暖气，而且供气很足，整个商场暖烘烘的。商场后边是一家医院，商场接的是医院的供暖管道，沾了医院的光。那里便成了附近一些老人获取温暖的好地方。

　　国庆他姐家是靠烧炉子取暖的，入冬前一点儿好煤也没买到，只能烧不起火苗的无烟煤面子。那种煤面子烧开一壶水都需要很久，做成煤球还勉强。父亲身体不好，姐姐心情不好，国庆为自己的小家烦愁多多，都忽视了在夏天应做些煤球。

　　国庆他爸也像其他老人那样，一早就到商场去，直到商场关门才回家。

　　国庆他姐自从丈夫死后严重失眠，一天后半夜，国庆他爸咳嗽得厉害，不咳嗽时喉咙也呼噜呼噜的，他姐也一夜没怎么睡。她一会儿服侍父亲吃药，一会儿给他捶背。等到早上老人出门、孩子上学，她收拾收拾屋子，多服了一片安眠药，想在白天补上一觉。

　　不幸就出在她多服了一片安眠药。她那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是被女儿推醒的。

　　女儿站在炕边不安地说：“妈，姥爷昨天晚上没回来。”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霍地坐起慌张地问：“你留门了吗？”

　　女儿摇头。

　　“你怎么不留门啊你？”她吃惊得拧女儿的耳朵。

　　女儿忍着疼说：“我怕坏人进屋。”

　　“那你昨晚怎么不推醒我？”

　　“我推了几次，你不醒。我又冷又困，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女儿自责地哭了。

　　国庆两口子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赶超们也很快就知道了。

　　朋友们调动起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人手，二十几人在全市寻找国庆父亲。

　　那是嘎嘎冷的一天，秉昆得到消息时正在抢修房子——他家外屋的房顶被积雪压塌了半边，寒风呼呼地灌进来，里屋也根本待不住人。秉昆及时把母亲转移到了姐姐那里，把两个儿子转移到了姐夫那里。他不得不请几天假，想和郑娟把房顶支起来。姐夫蔡晓光料到那工程根本不是他夫妻做得了的，请了一名瓦工一名粗木工第一时间赶去帮忙。他们就地生起了火堆，否则连泥也和不成。全市不少百姓人家的房顶被积雪压垮了，两名打短工的师傅已有抢修经验，预先替蔡晓光请了一名焊工，买了些钢管、木料。钢管非是一般人想买就买得到的，幸而去年年尾有家钢材厂倒闭了，库里积压了一批。他们为了能在春节前给工人们开上一个月的工资，只要有介绍信，谁都可以买。正所谓“祸兮福所倚”，不少人家的房顶塌了，那家钢材厂积压的钢管、钢梁什么的一时好卖了，厂里的工人们能在春节前领到工资把春节对付过去了，站马路牙子的短工们也有活可干，能养家糊口了。焊工师傅等钢材、工具一运到，周秉昆家就热闹了。三匠人闹周家，手锯、电锯齐用，噪声刺耳，火星四溅——这边，秉昆和姐夫蔡晓光在师傅们的吩咐下煮胶、熬沥青；那边，郑娟把易燃之物搬过来抱过去，唯恐火星溅着了。塌了的那部分房顶需补油毡，非用沥青不可；房梁的接茬儿处也得涂胶，要不日后会生虫。一时间青烟紫气缭绕，砍劈之声不绝。

　　秉昆质疑是不是非得用钢材，那得要花多少钱啊！

　　焊工师傅嘴角叼着烟说：“别舍不得花钱，钱要用在刀刃上哩！一劳永逸，矿井下都是用钢材撑顶子的，结实！”

　　秉昆说：“可我家不是矿井！”

　　木工师傅说：“你家眼下比矿井下还危险。”

　　秉昆又说：“我们也没打算在这儿常住！”

　　瓦工师傅说：“谁家又会打算在这种地方常住呢？可你们不打算常住又能搬哪儿去住呢？市里有年头没盖新居民楼了啊。”

　　绵里藏针的一句噎人话，让秉昆直眨巴眼睛。

　　姐夫蔡晓光打圆场，息事宁人地说：“怎么修咱得听师傅们的，咱们是外行，人家是内行。”

　　接着，他又小声对秉昆说：“知道你这阵子手头紧，姐夫掏钱了。”

　　这时，于虹匆匆而来，说国庆的父亲失踪了。

　　秉昆问：“一夜未归？”

　　于虹说：“是啊，国庆快急疯了。”

　　秉昆连说：“完了，完了。”

　　他的意思是——凶多吉少，即使老人找到，肯定也没命了。

　　姐夫蔡晓光是离不开的，没人监工不行。郑娟也离不开，得为师傅们做饭。秉昆只得自己随于虹而去。

　　路上，于虹问：“你家怎么还用上钢材了？”

　　秉昆说：“师傅们认为必须那样。”

　　于虹说：“又多了一家上当受骗的！他们与钢材厂勾着呢，厂家卖出了钢材他们有提成。”

　　秉昆无心与她谈自己家的事，问朋友们都怎么个找法。

　　于虹说首先报了案，各派出所都表示一接到有关线索将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他们也只能做到那样。德宝提醒大家，以前发现的几个冻死的人，都是趴在结霜的下水道铁条盖那儿死去的。铁条盖结霜，证明那儿有热气外排，吸引人趴那儿。他们死后，几乎每一个脸都与铁条盖冻在一起，所以，朋友们满市寻找有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

　　秉昆听得揪心，半天没再说话，只管一声不响地跟于虹走着。

　　于虹说：“全市那么多有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才发动二十几个人哪儿找得过来呀。”

　　秉昆忍不住又问：“那咱俩哪儿去呢？”

　　于虹说：“我先陪你去国庆家吧。他腿都软了，人快傻了，自己找不成了。我见朋友们都与他们两口子照过面，就你没出现，估计是因为你家有事，不想让你知道。我认为不好，你家的事再大，那也比不上国庆家的事大，对不对？”

　　秉昆说：“对。”

　　于虹说：“我瞒着赶超来给你报个信儿。不管结果如何，总之你出现了，日后你自己不内疚。何况呢，你出现没出现，国庆更在乎，是吧？”

　　秉昆说：“是。”

　　国庆一见到秉昆，抱住他哇的一声号啕大哭。

　　秉昆拍着他的背说：“别哭别哭，不是还没有最坏的消息哩。”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都快到中午了，除了最坏的消息，断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最后最确切的消息，肯定是最坏的消息。

　　男性朋友们先后回到了国庆家——除了常进步，他不知到哪儿找去了，没骑自行车，德宝估计也不会走远。每个人一进门先摇头，之后默默挤出地方站着。屋子太小，炕沿己坐满了人，国庆坐在唯一的破椅子上，有人进来便抬一次头。与其说他是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他已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了。老朋友都看着他，朋友的朋友们则大抵背对着他。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冲自己的朋友的面子来帮忙的，与他以前没什么交往，不像他的朋友那么感同身受，所以都不愿让他看到自己脸上已尽到帮忙者那份义务的轻松表情。有几个人在吸烟，门半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否则屋里的烟味儿会呛得人流泪的。

　　赶超也进屋了。

　　国庆又一次抬起了头，他已哭红了眼。

　　赶超也像别人一样摇头。

　　国庆的头立刻又耷拉下去了。

　　女性朋友们有的在陪国庆他姐，有的还在那一片寻找。赶超骑着自行车往来于两边。在那个没有手机、普通百姓家也装不起电话的年代，只能由赶超来传递两边的消息。

　　赶超挤到秉昆跟前小声说：“国庆知道你家房顶塌了的事，不让告诉你。”

　　秉昆找不到该说的话，叹了口气。

　　赶超对他耳语：“国庆他姐有自杀念头，我叮嘱于虹寸步不离地陪着。”

　　秉昆还是不知说什么好，又叹了口气。

　　国庆忽然抬头叫道：“吴倩！”

　　吴倩蜷腿坐在炕上。坐在炕沿的人都站了起来，闪向两边，好让国庆能看到她。

　　她木然地望着他。

　　国庆冷冷地问：“你为什么坐在炕上？”

　　她说：“我上炕不一会儿。刚才在外边找了半天，冻脚了，上炕暖暖脚。”

　　国庆又问：“你真去找了吗？”

　　吴倩生气地反问：“你什么意思啊？”

　　国庆语调更冷地问：“我的意思是，你难过吗？”

　　吴倩也更生气地反问：“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难过啦？”

　　“你难过为什么一滴眼泪都不流？”国庆的脸在抽搐不止。

　　“非得像你那样才算难过？”吴倩的眼睛瞪了起来，她要发作了。

　　“如果你父亲失踪了，你就不是现在这样子。吴倩，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

　　“肖国庆，你居然说出这种话，证明你真不是个东西！”

　　“我扇你！”国庆朝吴倩扑了过去，炕沿两边的人立刻合围起来把他挡住。

　　秉昆对赶超说：“把他弄外边去！”

　　于是，赶超帮着秉昆一个推一个拽地把肖国庆扯到了屋外。

　　国庆开始问吴倩时，赶超对秉昆耳语：“他两个多小时没说一句话了，说什么都别拦他，让他宣泄宣泄好。”

　　秉昆便一直未加阻止。

　　秉昆和赶超未及时阻止，别人不明其中原因，也都沉默，致使结果成了那样。

　　“爸呀，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你呀！”国庆一屁股坐在雪上，孩子般踢蹬着双脚，呼天抢地喊叫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

　　屋里也传出了吴倩的哭声。

　　“别干看着，让他冷静冷静！”秉昆拽不起他，对赶超说。

　　赶超便一把接一把抓起雪搓国庆的脸。

　　秉昆训道：“你那样子就不对！让朋友难堪，让大家笑话！”

　　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说：“找到了。”

　　国庆顿时平静下来。

　　三人抬头一看，见是常进步。

　　医院住院部的院子里，在锅炉房后边炉灰堆的角落，国庆的父亲蜷作一团，像黑人母亲子宫里的黑皮肤胎儿似的，偎缩在背风的凹窝间。

　　在寒冷的昨夜，这里因为有新推出的炉灰，肯定散发着从远处就可见到的雾气，当然是一处有热度的地方，起码新炉灰刚推出时是那样。

　　炉灰堆三四米高，一面有跳板，锅炉工用小手推车把炉灰推上跳板倾倒下去，而国庆的父亲偎缩在另一面，渐渐被滑下的炉灰埋住，像被山体滑坡的沙土埋住一样。

　　常进步在这里发现了他。

　　不知道常进步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他起初发现的是露在炉灰外的棉帽的半截帽耳朵，用手一扒现出了头，最后扒出了全身。

　　在三四米高的炉灰堆下，这位老退休工人蜷作一团的身体显得很小。

　　国庆抱住父亲的遗体放声大哭。

　　没人能看到那位老父亲的脸，国庆也不能。

　　他的脖子向胸前弯到了不可能再弯下去的程度，脸紧压在拱起的膝盖上，双手搂住脚踝，像高台跳水运动员的空中姿态。

　　那老退休工人似乎没脸见人，或似乎不愿让任何人再见他最后一面——包括他的儿女。

　　他达到目的了。

　　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抻开。

　　国庆他姐昏过去了。

　　吴倩哭着跑开了。

　　后来，他就被那样子火化了；没法为他擦脸更没法为他净身，连套衣服也没法替他换。

　　秉昆他们帮国庆处理完丧事，已是一九八八年正月初一晚上了。

　　朋友们全都同意秉昆的主张——国庆的情绪那么糟糕，最好把他与吴倩分开一段时间。于是，赶超和朋友们强迫国庆暂去秉昆家住，郑娟去陪国庆他姐，于虹的任务是陪吴倩住些日子。

　　秉昆家经过抢修，看上去安全多了。一排五根茶杯口粗的钢管支撑着一根新木房梁，把顶棚托了起来。但顶棚只隔了一半，另一半因缺少木板就那样与房盖通着了。姐夫蔡晓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追求完美，要求把钢管刷成了红色。

　　秉昆问总共花了多少钱？

　　蔡晓光轻描淡写地说，没花多少钱，三四个月的工资而已。

　　秉昆心疼得身子一抖，尽管他明知姐夫绝不会向他要钱的。

　　蔡晓光遗憾地说，另一半顶棚只得开春再隔了。

　　秉昆说不隔也行，可以往上放东西。

　　蔡晓光说那不行，北方不同于南方，没二层顶棚冬天屋里太冷了。他还问了一句：“红色喜庆，也没征求你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刷成了红色，能接受吧？”

　　秉昆说：“红色是国色，家国一色，挺好。”

　　当天，赶超和进步陪着国庆在秉昆家住了一夜。

　　大年初一的晚上，秉昆撵他俩去陪父母，他俩不走。

　　国庆已不计较吴倩是真难过还是假难过，他竟怀疑起他姐的心肠来，觉得可能他姐认为反正房产证已经拿到手了，他这个弟弟写下了绝不相争的保证书，便开始嫌弃病病恹恹的父亲了。再加上父亲领不到退休金也报销不了医药费，唯恐成为她的生活累赘，于是狠下心来，明明听到父亲敲门就是不给开门……

　　“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我分析得对吧？”他一个劲儿地问三个朋友。

　　赶超说：“哎呀国庆呀……哎呀……你分析得太可怕了吧？”

　　秉昆呵斥道：“你浑蛋！你那么对待吴倩很浑蛋，现在又这么猜疑你姐就更浑蛋。你不该因为父亲的死就真成了一个浑蛋了！”

　　国庆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惴惴不安地问赶超：“你还记得吗？就是德宝他父亲死后，我对你和秉昆说过不孝的话，当时我怎么说的来着？”

　　赶超回忆道：“那事我记得，秉昆当时还训了你一句。让我想想……你说如果你父亲也死了，你家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

　　秉昆便冲赶超发火：“你胡说！你显什么好记性啊你？我怎么不记得他说过那种话？国庆你别听他胡说，你没那么说过。“

　　“他没胡说。我也想起来了，我是那么说过……会不会，因为我咒了我父亲，他有心灵感应，所以房子偏留给我姐，还要以一种不好的死法死给我看，为的是死后也要惩罚我……”国庆又流泪了。

　　秉昆与赶超互相看着，都有点儿束手无策，也都有点儿劝累了。

　　这时，进步大姑娘般慢声细语地说：“如果老人家是自己不想再活了呢？”

　　三人的目光同时瞪向他——国庆将一双不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

　　进步说：“脚印，你们谁也没注意脚印，我注意到了。我问过国庆的姐，老人家穿的是双什么鞋，问得很细。她说穿的是双大头鞋，两只鞋的后跟都钉了月牙钉。我从国庆他姐家往商场慢慢走，弯下腰看雪地上的脚印。那是条小路，雪没清除过。走那条小路的人不多，脚印少，我还真看出了有两行脚印肯定是老人家留下的。我从商场往回走时，发现老人家的脚印到了住院部那儿并没继续向前，而是朝住院部的后院拐过去了。后院门上着大锁，有一处的板障子缺了两块，人可以侧着身子钻过去。钻过去就是炉灰堆了，估计是偷煤的人弄掉了两块板障子。老人家的脚印是径直那么走过去的，这说明了什么呢？”

　　秉昆与赶超对视一眼，都不说话。

　　国庆急切地问：“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呀？”

　　进步用平静的语调接着说：“说明老人家早上出门时，也许根本就没打算晚上再回去，好父亲最不愿意的就是变成儿女的拖累。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大爷以那种方式，我的意思是，发生了那样的事，很可能是大爷左思右想之后的决定……”

　　“决定？你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仅是我的一种猜测，供你参考。”

　　“你他妈的怎么敢这么猜测！你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供我参考？！”国庆大怒，揪住了进步的衣领。

　　秉昆和赶超连吼带掰，才让国庆松开手。

　　进步红着脸嘟哝：“是你一个劲儿问我，我才说的哩。”

　　赶超说：“进步的分析有些道理。”

　　秉昆说：“同意，国庆你不应该再怀疑你姐如何如何了。”

　　他又问进步：“谁教你那一套的？”

　　进步反问：“哪一套？”

　　秉昆说：“观察脚印那一套。”

　　进步不肯回答。

　　赶超也跟着追问。

　　“说！你小子必须说！不交代我根本不信你的话！”国庆逼他说。

　　进步不情愿地说：“从小跟我父亲学的呗。我父亲总是这么教我急事当前，人心纷乱，要留心见人所未见，留心听人所未听，才能先于别人发现真相。”

　　赶超叫道：“然也，然也！咱们都忘了，他有一个解放前当侦察排长、解放后当军工厂保卫处长的父亲！”

　　国庆不再怀疑他姐心肠如何了，却又万分后悔起来，认为要是没把房产证过到他姐名下，让他父亲还有一桩心事未了，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于是，三个朋友便又接着耐心地劝他。

　　国庆离开秉昆家时，已是初三晚上了。他口头向三个朋友保证，绝不再怀疑他姐，也不会再对吴倩发火，要向她认错。

　　赶超不依，非要他写下书面保证不可。

　　秉昆和进步则表示相信，这才让国庆保住了一点儿自尊心。

　　秉昆送国庆三人出门后，扯了进步一下，在小院里站住了。

　　秉昆低声问：“还记得上次朋友们在我家聚时，你说了句什么话让大家愣了半天吗？”

　　进步想了想，反问：“不祥的感觉？”

　　秉昆说：“对！就是那句话。”

　　进步说：“为什么问？”

　　秉昆说：“想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停顿一下，进步脱口而出，“更不祥了。”

　　赶超喊：“你俩嘀咕什么呢？”

　　秉昆叮嘱：“别告诉他我问了什么，你说了什么。”

　　进步说：“明白。”

　　郑娟回到自己家时快十点了。从贫民区到贫民区，没有柏油路，也无车可乘。雪连冰，冰接雪，处处滑，距离不算远，她却走了一个多小时。

　　铺油毡所用的沥青剩下了些，秉昆从桶里刮出来搅拌在煤球间。炉火熊熊，炉盖子都快烧红了，屋里挺暖和。

　　夫妻二人皆无困意，坐在炉前烤火说话。

　　秉昆说：“咱爸一名工人，其实还是有福气的。死在家里的热炕上，死时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近前。死得没遭罪，睡长觉似的就睡过去了。如果像国庆他爸那么一种死法，我肯定比国庆还心疼，还受不了。”

　　郑娟说：“你刚才没说全。咱爸死时不止你和你哥在近前，还有我也在。当时我正为他剪指甲，比你和你哥离他更近，咱爸确实死得有福气啊！”

　　秉昆苦笑道：“什么事都忘不了强调你的重要性。”

　　郑娟认真起来，她说：“不强调不行啊，人都容易忘恩。咱爸在时，他一再强调我是周家的有功之臣，确立了我在你们周家的那么一种地位。如今他不在了，谁为我维护地位呢？”

　　秉昆做出郑重的样子说：“那当然得我负起神圣的使命啰！”

　　郑娟说：“吴倩初二去看过国庆他姐，于虹陪着去的，我们三个给国庆他姐包了好多饺子。听于虹说了国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冲吴倩又吼又叫的事，我心里好怕。怕你有一天也会因为什么事对我那样，那我可受不了。你要知道，一个人被当成功臣敬得久了，对别人的态度就有要求了。”

　　秉昆问：“那你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

　　郑娟说：“不仅要爱我，这是起码的。仅爱不够，你要永远地敬重我。敬重你明白是怎么个敬法吧？”

　　秉昆说：“明白是明白的，要我永远爱你没问题，可要求我敬爱谁那是不太容易的。”

　　郑娟说：“做到那样也不难。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的命真好呀，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呢？如果我老婆不是她，而是别的女人，我们周家有可能就乱了套了，日子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好。”

　　反正既无困意，也无事可做，秉昆便继续逗她：“如果我还是做不到呢？”

　　郑娟板脸道：“你最好能做到。咱妈疑心我是狐狸精不是瞎疑心，只不过她没疑对。我不是狐狸精，但也不是人。”

　　说到此处，她故意装出冷笑，一双丹凤眼乜斜着秉昆问：“怕了吧？”

　　秉昆顺水推舟说：“怕……那你到底是什么呢？”

　　她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修行了两千年的老虎精，因为修行中吃了不少人，被上天变成了小猫。上天念我比白素贞还多修行了一千年，没忍心结束我的性命。我妈也不是凡人，是万年的龟婆变的。她同情我，自愿保护我。现在我的道行又恢复了些，如果你敢欺负我，我就还原形，呱嗒一口……”

　　“把我吃了？”

　　“先不吃你，先吃楠楠。吃了楠楠，又呱嗒一口……”

　　“不许再说了！”

　　秉昆捂住了她的嘴。

　　她一动不动。

　　片刻，他把手放下，皱眉道：“跟谁学的？不好好说会儿话，编那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小孩子呀？多不吉利！你别忘了今天还是初三！”

　　她说：“为了吓你！”

　　“吓我？大年初三的吓我干什么？”他真生气了。

　　她说：“在国庆他姐家包饺子时，于虹说德宝亲口告诉赶超的，他在酱油厂有个红颜知己，说他和春燕其实没什么共同语言。吴倩说你也亲口告诉过国庆，你们编辑部有个女大学生追求过你。于虹说男人只要有了一点儿小权力，十个中有九个就不再爱老婆了，都想离了再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吴倩说这是男人的通病，剩下的一个也不是根本没想法，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

　　秉昆歪头看着她那终于开了心窍似的模样，听她说着那些别人传授给她的至理名言，又好气又好笑，觉得另有一种可爱，忍不住要爱抚她。

　　“别那么认真行不？过完春节我非找国庆和赶超不可，命令他俩要对自己的老婆严加管教，万一把我的大宝贝儿带坏了那还了得！”

　　他想把她搂入怀里，她却一次次推开了他。

　　她起身去刷牙，洗脸——他希望享受一番的炉前私语，让他颇觉尴尬地结束了。

　　她刷牙的时间比每次都长，洗脸也格外仔细——脱了棉衣、毛衣，反折花衬衣的领子，挽起袖子，洗啊洗的，洗了半天。

　　洗后又梳头。

　　秉昆便认为那是她将要对他进行完全奉献的暗示，不待吩咐，为她兑好了洗脚水。

　　当她坐在脚盆前脱鞋袜时，他柔情蜜意地说：“我帮你洗？”

　　她淡淡地说：“不用。”

　　他就站在她旁边刷牙，欣赏她那双好看的脚浸在水中的情形。

　　自从当上了“和顺楼”副经理，每天下班都很晚，回家后也觉很累，枕席之欢已是久违的事了。他曾像孩子般盼着春节的到来，为的是能够从容地弥补损失。可是却出了屋顶被雪压塌的事，出了国庆他父亲那档子令人震惊的事。天一亮就是初四，初六就该上班了！

　　一九八八年正月初三的夜晚，他想要她的想法强烈无比。

　　家中温暖，母亲和两个儿子都不在家，他渴望把她当成美味佳肴饱餐一顿。

　　他洗脸时，她已洗完了脚，在为他兑洗脚水。

　　他洗脚时，她已躺在被窝里了。

　　他说：“何必铺两个被窝？”

　　她说：“在国庆他姐家睡不实，总怕我睡得太死，他姐生出不好的事来，我得补觉。”

　　他上了炕，关了灯，只当她没说过补觉不补觉的话，一如既往要同盖一床被子。

　　她把他推出了被窝。

　　他硬要钻入。

　　她用身子把被子边压住。

　　他说：“你这是干什么！”

　　她说：“跟你说过了，今晚我要一个人好好睡一觉。”

　　他说：“以前我搂着你睡，你也睡得很香！”

　　她说：“那是假装的，为了你高兴，也为了让你睡得好。”

　　“你胡说！”他光火起来，硬是把她盖的被子掀到一边去。

　　她居然穿着衬衣和衬裤，那是他们成为夫妻后从没有过的事。

　　她仰望着他，抗议说：“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兴了，为了更高兴要我；伤心了，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烦恼了，为了去除烦恼要我；生气了，为了消气要我。总之，不管我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地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多少次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是都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吗？”

　　他更加光火了，任她说她的，粗暴地脱她的衬衣。她不配合，衬衣扣子一颗颗掉下。她停止反抗，头在枕上一歪，侧脸说：“随你便吧。”

　　他终于兴味索然，翻到一旁去了。

　　他不明白她究竟怎么了，认为是吴倩和于虹把她教唆坏了。

　　天亮时，他听到了她的哭声，还想趁机钻入她被窝，她却又用身子压住被边。

　　他也抗议说：“你哭个什么劲儿啊，我也没欺负过你哩！”

　　她说：“和你无关，我想咱爸了。要不是咱爸勤快，做了那么多煤球，这个冬天咱们就受冻吧！”

　　说罢，她以被蒙头，哭得更伤心了。

　　他懒得哄她，也想起父亲来。

　　他想自己的父亲真是太有福气了，一辈子受用足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可以说是带着那份光荣离开这个世界的——他那些活着的工人弟兄们却没那么幸运了。德宝他爸的死险些造成了德宝和春燕的离婚。国庆他爸死得那么惨，也造成了国庆对姐姐和妻子的猜疑。赶超说，他父亲同样保存着不少单位没钱可报的医药费报销单呢！春燕、吴倩、于虹她们父亲的单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论朋友们的小家还是大家，似乎总有不愉快的事，欢乐就更别指望了。推而广之，他想到了民间常用的一个字——坎。

　　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坎才分明刚刚现出雏形——它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到底会持续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秉昆，不知道去问谁。知道问了也白问，没人回答得了。

　　接着，他想到了进步的两句话：

　　“不祥的感觉……”

　　“更不祥了……”

　　除了向阳和吕川，现有的朋友们都是做了丈夫成了父亲的工人，他们的妻子也是。朋友们的命运接下来会有多糟呢？

　　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朋友们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自己居然能活得幸福自在。

　　世上曾有这样的人吗？

　　纵然有，那也绝不会是他周秉昆啊！

　　他做不到！

　　何况，他认为如果工人们的人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自己的境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依他想来，到了那一天，“和顺楼”倘若照样聚集着一些靠打白条胡吃海喝的工厂头头脑脑，工人们不把“和顺楼”砸了才怪呢！

　　对于“和顺楼”和杂志社来说，白条只不过是一些白纸条，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他这个副经理也就当到头了。

　　他又将何去何从呢？

　　他不由得侧身看着以被蒙头的妻子。她已经不哭了，背对他侧着身。

　　他想向她承认，以前他要她乃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单纯欢乐的需要——不论他高兴或伤心时，烦恼或生气时，他对她的身体的渴求都仅仅是对单纯欢乐的渴求。那种欢乐能够成倍增加他生活的喜乐，提升他生活的品质，也能够像“敌杀死”灭蟑螂、臭虫一样彻底消除他的不良情绪。是的，她的身体对他具有那种灵丹妙药般的奇效。

　　现在，确切地说是自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以来，他活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工人下岗和物价上涨两件事让大家人心惶惶，也让他越来越精神紧张。第一件事目前对他只是间接的负面影响，但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头上。物价上涨已影响到每一个城里人——儿子的学费书本费，还有蔬菜和肉的价格都已经翻了一倍，可他这个副经理的工资仍然是每月七十多元，参照的是老编辑们的平均工资。这七十多元，扣除每月的水电费、两个儿子的学费以及买粮买菜的钱，所剩无几。全家五口人中，除了他自己可以报销医药费，另外四口人一旦生了病，打针吃药每分钱都需要自掏腰包。父亲在时，他还没怎么有过经济危机感，那时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挺管用的。父亲带走的不仅是他的光荣，还有他的退休金。在城市里，每一位退休了的老父亲对家庭都十分重要，即使像国庆那样一位病病恹恹的父亲。一旦没有了他们的退休金，每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将降低。

　　他有这种切身感受，德宝也有同感——他母亲身体不好，他父亲在时，一半退休金全用在为他母亲买药方面。德宝父亲抱怨药价贵了时，德宝没什么感觉，左耳听右耳出，基本上不过心，因为不花他的钱。他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了，花了还不敢对春燕说，怕她不高兴。德宝的小金库越来越入不敷出，还向秉昆借过钱。

　　国庆肯定也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以前他父亲为他负担着一半房租，以后他再也指望不上那种经济援助了。

　　郑娟不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一两年这个家的经济支出情况是这样的——秉昆每月领到工资后，先把该买的都买了，水电费都交了，连两个儿子和母亲的零花钱也都给了；剩下的钱，除了自己身上平日需带几元，分三次往带小锁的抽屉里放，隔十日放一次。钱不多，小锁几乎从没锁过。郑娟想为家里买什么的话，拉开抽屉里边总是有钱的。郑娟所要买的无非就是蔬菜，她也抱怨过菜价涨得太离谱，却没什么危机感，仅仅是抱怨而已。抱怨过了就不去想了，下次再买菜后再抱怨一次而已。

　　也许因为她以前的生活毫无亮点吧，除了对物价有所抱怨，在她看来目前的生活简直处处是亮点：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学习都挺省心；楠楠与秉昆的关系日渐亲密；婆婆更加黏着她……

　　每次拉开抽屉，见里边还有钱，哪怕仅仅几元钱，有时甚至会欢喜地说：“还有好几元钱啊！”

　　掐指算算，假如已是第一个十天的最后一天，便仿佛是在过富裕日子似的。

　　她甚至会郑重且愉快地告诉秉昆：“上一个十天，咱家好几元钱没花完！”

　　听来好像是在说：“咱家好有钱啊，怎么花不完呢！”

　　这时，秉昆便苦笑道：“是你会过呗，下一个十天我少往里放几元？”

　　她居然会特有成就感地说：“行！存你那儿。”

　　就连家里出现了支撑危房的五根红色钢管，在她看来也无疑是亮点。

　　她曾欣赏地看着，围着一根根钢管转，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啊！”

　　秉昆想起春燕告诉过他，一些男女街坊背后说她“有点儿二”。

　　他甚至觉得，对婚后生活的知足常乐，让妻子比结婚前更“二”了——不，也不是这样，实际上秉昆认为她结婚前一点儿也不“二”。

　　郑娟一直保持妩媚之美，体态丰润且不失窈窕。她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像吹了气似的胖过两年多，如今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好身段。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成了他的老婆，整天高高兴兴地和他生活在一起。在太平胡同那个小土窝里她心安意定，搬入一幢小苏联房她欢天喜地，从那儿搬到地下室她仿佛也没什么，总之是忙前忙后特来劲儿。他损失了一千六百元也没埋怨过，只说了一句极想得开的话“就当成花钱做了一场美梦吧，做过那么一场美梦挺好的”。从地下室搬到了光字片，她照样搬得乐呵呵，房顶被积雪压塌了，她却说：“老天爷真瞧得起咱们，整个光字片只压塌了咱家的房顶！”屋里多了五根红色钢管，她还挺喜欢，也不问问花了多少钱……是的，这女人只要还是他老婆，只要还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就会高高兴兴地热爱着生活，高高兴兴地以她的标准做他的好老婆、周家的好儿媳、两个儿子的好母亲。

　　秉昆经常因为有她这样一个老婆而感激命运之神的恩赐，甚至也有几分感激“棉猴”和瘸子，对涂志强也产生过不无敬畏的迷信心理——好像他们都是按冥冥之中神明的指示做他们该做的事，促使郑娟有些故事色彩地成为他老婆。至于那故事的某些部分她不情愿接受，他也极其排斥，都不重要了，神明喜欢那样的安排。神明让一个人的命运有怎样的安排，人自然无可奈何，只能顺从。重要的是结果，结果是郑娟成了他老婆。就冲这结果，他必须感激神明，也该感激“棉猴”、瘸子和涂志强……

　　周秉昆的确这么想过，他知道迷信的想法不可取，却又希望自己那迷信的想法并不荒诞，而是不可向外人道出的一种真相。

　　有时，他也会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这么“二”呢？朋友们的老婆非但不“二”，还各有各的精明。春燕的精明体现在善于走上层路线方面，体现在对政治好处含而不露热度不减的向往，还体现在对单位的经营管理。于虹的精明体现在当家做主过日子方面，不论交水电费还是买乐西，谁想占她一分钱便宜门儿都没有！赶超想有自己的小金库，他多次周密计划煞费苦心，都被她的精明给彻底摧毁了。她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稳操胜券地与赶超进行着两口子之间的经济阵地拉锯战，始终让阵地牢牢固守在自己手中。吴倩的精明体现在良好的亲戚关系与民间社交方面，凡与她家或国庆家沾点儿亲戚关系的人，只要是以后也许会求到的人，哪怕父母们早已与对方断绝了来往，她也能想方设法重新联络上，并让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贩夫走卒，各色人等，没有她想要认识而认识不上的。国庆能调到军工厂去，那也是由她出面找常进步，多次找进步的爸爸，最终没花一分钱办成的。

　　自己的老婆郑娟有什么精明之处吗？

　　多少次他在被窝里侧身看着她熟睡的脸自问，每次自己给出的回答都是同一个字——无。

　　没有也罢，不“二”就行，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挺“二”的。

　　如果她不“二”，自己会更爱她吗？他们的小日子会比现在强吗？

　　他每次都难以做出肯定性回答的。

　　昨晚，她匪夷所思地使起小性子来，这是少有的事。他虽大为光火，今天早晨却原谅了她。

　　他也不打算哄她高兴，他自己还没高兴起来呢！他相信，她经过反省之后是会主动投怀送抱的。

　　一九八八年正月初四早上，在亲历了好友肖国庆父亲之死全过程后，“和顺楼”明摆着当不长的副经理周秉昆，对他的爱妻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新要求——也许说是需求更恰当。

　　他希望能从她身上获得到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和精神的欢乐，更希望从她的身体里边获得安全感，获得抵挡某种恐慌的生命能量。

　　他如同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孩子，被困在汽车残骸里，耳边听到了剑齿恐龙庞大的蹄足一步步踏过来所发出的地面颤抖的声响。

　　他恐惧那种威胁的迫近。

　　从本质上讲，他比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人更善良，也更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却不如他们三个坚韧。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样的哥哥和姐姐，也没有他那样一直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光荣感的父亲。他们在精神上毫无依靠，自己怎样他们的人生便会怎样。他在精神上却曾经是个襁褓儿，先是以父亲为精神支柱，后是以哥哥姐姐为精神支柱。很长一个时期，他曾靠这样的一种想法来生活——无论我生活得怎样，但我有一位光荣的父亲，还有特有出息的哥哥姐姐！

　　如今，父亲不在了。

　　如今，有大学文凭的人多起来了。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在读博士，自己哥哥姐姐头顶的光环已不再那么耀眼。哥哥姐姐除了在他经济拮据时能给点儿帮助，其实对他的人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了。

　　那绝对不仅是想象中的，比他的想象庞大百千万倍的“恐龙”已在城市到处出现，畅行无阻。它们似乎可隐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让所谓工人们闻风丧胆，也让绝大多数城里人惶惶不可终日。

　　不仅他恐惧，德宝、国庆、赶超和他们的老婆也恐惧。连进步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都表示过忧虑，只不过大家相聚时尽量不说罢了。

　　在他所熟识的人当中，只有夜夜与他同床共枕的老婆这个奇特女人似乎并未心存恐惧，依旧整日乐呵呵的。

　　他不愿对她说自己的恐惧。有时，他真想整个人都进入她的身体里，蜷缩在一个温暖的极其安全的母体中，哪怕像睡上一长觉似的，仅仅与世隔绝一个时期也好。

　　下午，周蓉把母亲送回来了。她一再向弟弟和弟妹解释，不是自己不想留母亲在她那里多住些日子，而是母亲一听晓光说这边房顶修好了，非回来不可。

　　婆媳二人一见，亲得让秉昆和周蓉吃惊。

　　周蓉不无惭愧地说：“如果这时候来了查户口的，我说我是咱妈的女儿，估计人家还不一定信呢。”

　　秉昆苦笑道：“大概还会以为我是咱家的女婿，真是邪了门儿了。”

　　郑娟牵着婆婆的手，在五根红柱子之间穿来穿去，详细地向婆婆讲述施工过程。

　　母亲说：“好看，好看，我儿媳妇设计得真好！”

　　秉昆说：“不是她设计的。”

　　郑娟说：“那也是经过我批准的。”

　　母亲说：“娟儿你批准得对，谁最后批准的功劳当然归谁！”

　　郑娟说：“我听别人讲天安门前边也有几根石柱，叫华表。妈，你觉得咱家这五根红钢管照华表那样再装饰点什么，好不好？要不看着太光秃了。”

　　母亲就说：“对，对，我儿媳妇就是有好想法！”她转身命令儿女，“想法好那也得落实好，你俩记着把娟儿的好想法尽早落实了！”

　　她说完，不再理儿子和女儿，与郑娟手牵手走到了炕边。

　　婆媳俩脱鞋上炕，面对面盘腿而坐，促膝交谈。

　　秉昆把姐姐送出门时，听到屋里笑得嘻嘻哈哈。

　　周蓉说：“真羡慕她俩的幸福感。”

　　秉昆问：“明后年，你估计失业的事会结束不？”

　　周蓉叹道：“才刚刚开始啊。”

第十二章

　　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

　　对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敬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她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二十多岁时，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昵地称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

　　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不，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来，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部。每天晚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听出老茧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与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棋琴书画、风花雪月等，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她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强烈。

　　秉义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起先似乎和政治无关，但聊着聊着，不知怎么一来又和政治有关了。”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资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闲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她对女婿讲什么很宽容。

　　倒是冬梅很潇洒，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罢晚饭，她起身便走，或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做在学校没做完的工作。有时也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掺和几句，不感兴趣起身又走。她还抱怨说，丈夫陪她的时间少了，陪她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秉义，你听听，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惯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秉义问：“妈指的是书法，还是字意呢？”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她说：“两方面你都谈谈。”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能看出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此人行书草书比楷书更高一筹。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未免有些拘谨。”

　　她拍膝说道：“对极了。”

　　她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文革”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入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秉义说：“我妹妹。”

　　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她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她不是块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玥玥，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秉义说：“是。”

　　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让玥玥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玥玥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秉义说：“好。”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

　　老太太又说：“那样，周蓉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秉义说：“但愿如此。”

　　老太太说：“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字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了退不出。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秉义说：“妈，我记住了。”

　　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说：“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那可不好。”

　　老太太板起脸批评道：“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冬梅也板起脸说道：“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

　　老太太说：“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

　　冬梅说：“那会一样吗？”

　　老太太愣了愣，将目光转向女婿，那意思是——你站在哪一边？

　　秉义一本正经地说：“搬过来住以前，我要做一个好女婿，不给您丢脸的意识很强。搬过来住以后，做一个好女婿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嗯？”老太太的表情有点儿不好看了。

　　秉义又说：“现在，另一种意识不但滋生，而且越来越强，那就是做一个好儿子的意识。新意识是不知不觉、完全自发的，快压倒旧意识了。我头脑中的新意识经常提醒我，要自觉地将好女婿的角色转变为好儿子的角色，就像从前是以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是以更高的党的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样。角色意识一转变，我对冬梅的爱也加深了。以前我对冬梅的爱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的爱，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哥哥对妹妹的爱。”

　　秉义像是在向组织汇报思想变化似的，老太太听到后来，双眼几乎笑成了一条缝。

　　冬梅正喝汤，差点儿将那口汤喷在桌上。虽然还是咽下去了，却呛岔气儿了，转身一个劲儿咳嗽。

　　秉义佯装奇怪地看她。

　　老太太说：“你那是怎么了？”

　　冬梅终于止住咳嗽，抚着胸口说：“麻的！”

　　老太太也奇怪了：“汤里又没放胡椒，怎么就会把你麻成那样了？”

　　冬梅一本正经地说：“喝那口汤之前，吃菜时嚼着了一粒胡椒。”

　　秉义说：“妈，她对胡椒反应过敏。”

　　老太太说：“我还以为你对秉义的话反应过敏呢！你如今也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有坏毛病，听到谁对党说带刺的话就开心，听到谁对党说懂事的话就产生不良反应，你可千万不要学他们。你确实要虚心向秉义学习，我认为秉义说的是真心话。谁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看得出来听得出来。”

　　冬梅又顶了一句：“妈，你不代表党。”

　　“嗯？”老太太表情又不好看了。

　　秉义赶紧说：“在这个家里，妈有资格代表一下党的。”

　　冬梅便不拿好眼色瞪他。

　　他坚持着：“这一点毋庸置疑。”

　　夫妻俩到了楼上后，冬梅一脸严肃地问：“你屡屡对我妈说那些肉麻的话，究竟什么意思？”

　　秉义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能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吗？我一个女婿，跟随妻子住在岳母家。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我不是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如果我闷葫芦似的，长期下去你妈必然对我不满。那么一来，我别扭了，不开心，必然影响咱俩的感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我只能尽量哄她顺心，争取让她感到由于我这个女婿的存在很开心。我在厅里不顺心的事不少，也需要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心情。好比哄一个老小孩，她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也开心了。八小时以外，在家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有什么错吗？”

　　冬梅听他说完，一言不发就要下楼。

　　秉义问：“刚上来，你又下去干什么呀？”

　　冬梅说：“我要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妈，免得她蒙在鼓里。”

　　秉义急忙扯住她，小声说：“太过了吧？那你不等于出卖我吗？是违背夫妻道德的。”

　　冬梅生气地说：“我妈好歹也是位高干，你拿我妈当你的开心果就对了吗？就道德了吗？”

　　秉义委屈地说：“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听你的行不？”

　　“逗你玩呢！”冬梅扑哧笑了。

　　秉义把她拦腰抱起，轻放于床，伏在她身上。

　　冬梅说：“你对我妈就只有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没有点儿起码的孝敬吗？”

　　秉义说：“错，一半对一半吧。你妈是你妈，这是首先值得我敬重的。你妈曾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女战士，这尤其值得我敬重。你妈受迫害时绝不出卖良心做伪证，这也很值得我敬重。你妈离休了仍关心着国事民生，这还值得我敬重。最后一条，我作为她的女婿，是既得利益者。搬到这里来以前，我从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从没在家里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衣服可以让别人来洗。冲着这些，我必须有感恩之心，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至于你妈看问题有时太偏激，认为世上的事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也怪不得她。她文化低，读书少，思维定式如此。我认为，你这个女儿同样是既得利益者，也要有感恩之心。她这一生，解放前有过艰苦卓绝的经历，解放后蒙冤受屈，十年牢狱后又失去了丈夫，国家给予她的待遇都是她应得的。倒是你我，于国于民有何贡献呢？我们与她同享如此高级的生活，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而不是她。所以咱俩都应该……”

　　“别说了……”冬梅不禁环住他脖子，用深吻堵住他的嘴。

　　“爸，我妈嘱咐我捎回来几句话……”秉义对应诺之事一向认真，回到光字片后，对当时还健在的父亲一句句复述了岳母的话。

　　周志刚听着听着，皱起了眉。等儿子说完，他冷冷地问：“你说的是哪个妈？”

　　秉义一怔，笑道：“我岳母。”

　　周志刚说：“那就是冬梅她妈呗。你以后说妈时，要分清楚了你在说谁的妈。岳母她就是丈母娘，在她家你当然应该叫她妈，正如冬梅在咱家她得叫我爸。但你跟我说到你丈母娘，要不说岳母，要不说冬梅她妈，别一口一个‘我妈’‘我妈’的。我数着呢，你一共说了五个‘我妈’，而生你养你的亲妈她在炕上躺着呢，你别把自己的妈和丈母娘搞混了！”

　　听了父亲不高兴的话，秉义后背上渗出冷汗，暗自庆幸冬梅有事没一块儿回来。如果回来了，难堪的可就不止他自己了。

　　秉义红着脸说：“爸，我记住了。”

　　沉吟片刻，他又小心地问：“您对冬梅有意见了？”

　　父亲说：“挺好的一个儿媳妇，我对人家有什么意见？我是对你有意见！”

　　秉义说：“爸对我还有什么意见，请接着批评。”

　　父亲说：“你如今是知识分子干部，批评我不敢当，但我要提醒你别忘了，你只不过是暂时住在丈母娘家，这与倒插门不同。如果你是倒插门女婿，那你当然就是丈母娘的半个儿子了。可我同意你去当倒插门女婿了吗？从来没有吧？那么，你周秉义完完整整的就是我们周家的儿子！所以你也就只能有一个妈！你回来了就是我们周家一个完整的儿子回来了。在这个家里，妈就是妈，丈母娘就是丈母娘，混着说它就不对。这是原则问题，明白吗？”

　　“明白。”秉义的脸更红了。

　　“你丈母娘没来过，我挑理了吗？没有！我才不挑那个理。我并不希望你丈母娘坐的小车开到咱们周家这破房子前，何况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她若真来了，待会儿就走我没面子，待时间长了我没那么多话跟她聊。我也从没想过去看她。你都住到她那边儿去了，我去不去看她有什么呢？我这辈子没往大干部家去过一次，我不愿为你这个儿子破了我的例。所以，两边不见也罢。你这么代话给她——我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冬梅一点儿没有高干女儿的毛病，证明她教育得好，我对她表达敬意。我们周家很有出息的长子做了她女婿，我认为也是她们母女俩的光荣！”周志刚的脸也红起来，说得有些激动。

　　秉义说：“爸，最后那句，可以免了吧？”

　　“为什么？不能免！我周志刚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模范，论革命资历我比不上她，但要是比奖状，我得的肯定比她得的多！你也很优秀嘛！冬梅嫁给了你也是她的福气嘛！你自己不要在高干两个字面前矮半截！那不就成了下贱了吗？就照我的话说！”周志刚说得掷地有声。

　　后来，秉义听周蓉说，按民间规则，从亲家礼节上讲，女方的父母应首先到男方家拜访一次。只有这么一来，亲家之间才有了以后走动的前提。他们的父亲，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冬梅母亲能屈尊光临一次。高干亲家母从没礼节性地拜访一次他这位亲家公，这让他觉得在街坊四邻跟前很没面子。如果让他没有前提主动去看望冬梅她妈，他会大为光火的。

　　周志刚对玥玥住到亲家母那边去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秉义以为，肯定是由于周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周蓉说并没有。她说，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这个道理不必别人指点，父亲也是懂得的。在周蓉看来，父亲希望玥玥的性格以后不像她，而是像冬梅，所以他希望外孙女住过去后能多受到儿媳妇好性格的影响。

　　离开姥姥姥爷家成了大舅妈家中的一分子，玥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睡火炕而睡单人床，有属于自己的书架、衣橱和箱子，每天早上可以喝到一杯牛奶吃到一个鸡蛋。如果她喜欢的话，每天晚上也可以泡一次热水澡。她对泡澡格外享受，因为自幼生活在贵州，她对火炕一直不适应，总流鼻血。睡在漂亮的俄式小床上，不上火，也不流鼻血了。那是大舅母少女时期的小床，她躺在小床上想象大舅母曾在那幢小楼里度过的青春，甚觉惬意。正如金老太太期望的那样，一老一少迅速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玥玥称她“金婆婆”，她一听到就满脸笑意。她这一辈子总是听到说“月姬同志”，对于“金婆婆”这种称呼相当喜欢。

　　她曾问玥玥：“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婆婆，非要叫我金婆婆呢？”

　　玥玥说：“对于我，你是金不换的一位婆婆呀。咱俩名字中的一个字同音，我的明字是美玉的意思。你是我的金婆婆，我好比你的一块美玉，咱俩是金镶玉一般的老少组合，绝佳关系。”

　　“金婆婆”听了，满脸的笑意。

　　玥玥那话冬梅也听到了，说给秉义听，并问：“我以前没发现玥玥的小嘴那么甜过呀，怎么一住过来了就变得会哄人了呢？”

　　秉义不假思索地说：“动物本能。”

　　冬梅不解地问：“和动物本能有什么关系？”

　　秉义说：“小猫小狗的生活一旦得到改善，也会本能地讨好主人的。”

　　冬梅想了想，又问：“那你跟我妈说话时嘴也那么甜，又是怎么回事呢？”

　　秉义说：“也是动物本能，趋利避害嘛！得罪了你妈对我一点儿好处没有，博得你妈的好感对我的好处却大大的。”

　　秉义当时正靠着床头读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冬梅夺过书，背手拿在身后，讽刺地说：“你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动物，那读这种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秉义说：“我从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动物性，所以才需要读这种书嘛。你过来，我跟你说句悄悄话。”

　　冬梅就疑惑地走到了床边。

　　秉义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跟前，抱着她说：“知道我为什么极力促成玥玥住过来吗？就是为了从你妈身边获得解脱，每天晚上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恋偶性，这也是动物本能，动物这方面的本能比人类表现得更明显。我很像那类动物，你也像。”

　　冬梅红了脸说：“你坏死了。”

　　在楼下，玥玥正全神贯注地听金婆婆讲那过去的故事。

　　玥玥的入住，让方方面面都感觉很好。和堂姐玥玥同住在爷爷奶奶家，楠楠这个少年觉得处处不便，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了。周蓉也更加省心，不再忧虑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知道哥嫂会替她教育出一个好女儿的。

　　周志刚这位老建筑工人至死没与亲家母见过一面。

　　对于他的死，亲家母表达了一番说得过去的人之常情——她嘱咐女儿代自己献了一个花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追悼会还只是干部办理后事的一种仪式，一般百姓人家只不过举行亲人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已。周志刚的单位不在本省，并无单位人送他，送他的只不过是老伴、儿女和儿女们的几个好友，还有几个街坊邻居家的代表而已。如果说在场人士中谁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便是派出所所长龚维则了。告别仪式极短，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亲家母金月姬说好的花圈，并没有送到场。

第十三章

　　周秉义出任军工厂党委书记这件事，岳母金月姬施加了一定影响。

　　当时，各级政府机关都在落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乘着冬梅不在家，冬梅她妈支开玥玥，与女婿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对周秉义而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秉义习惯地说：“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老太太说：“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

　　秉义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以往的严肃性。

　　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我不得不操心。”

　　秉义便郑重地说：“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北大将我调配到了历史系，我的想法并未改变。回到省里成了文化厅干部，是当时情况决定的。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那么我的愿望有两条，首选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上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法装作没看见。我宁肯去当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厂长，让它起死回生，让一些工人捧住饭碗，而不愿再当什么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了。尽管我不是混着当，可有时扪心自问，还是会有种混的感觉。”

　　老太太说：“你能把内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很好。你不说，我就无法知道。到大学教书的念头从此断了吧，你妹已经是副教授，冬梅也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咱们两家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没必要往大学扎堆儿。你是干部家庭的女婿，既然已经是干部，就替我们这边把干部家庭的门面撑下去吧。秉义，你对我们这边的家是有义务的。如果你也成了教育工作者，那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就找不到感觉。你的后一种想法我支持，不能一直待在文化圈里当干部。好了，我明白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就说到这儿吧。”

　　晚上，秉义向冬梅做了枕边汇报。他讨教道：“你妈什么用意呢？”

　　冬梅说：“估计也没什么用意吧，她可不就是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哩！无非对你的事表示一番关心，挺正常的。如果从来不问，反而不正常了。”

　　听冬梅那么一说，秉义也不寻思了。

　　“十一”前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处长照例前来慰问。寒喧过后，老太太郑重地问：“我女婿周秉义这个文化厅的副巡视员，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两位客人都说表现良好，善于做思想工作，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解决问题能力强，从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议论。

　　老太太又问：“要是真像你们夸的那样，他都顶着副巡视员的头衔晃荡几年了，为什么就一点儿没进步啊？”

　　处长看一眼副部长，明智地缄默了。

　　副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这……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工作有分工，像秉义同志那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讨论。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我一定替您带回去。”

　　老太太说：“千万别用‘意见’两个字，那我可担待不起。现在中央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省里也是如此，作为一名老党员完全拥护，我替党高兴。我家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不是当干部的料，没有培养前途。周秉义却不同，才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而且文化程度高。女婿虽然有别于儿子，我却是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何况，他与我生活在一起，我对党的忠诚时时处处影响着他。目前处于改革转型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我有心把女婿像当年的革命家庭送子参军一样往前线上推。在党和国家急需年轻干部勇挑重担的今天，他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调研员岗位上逍遥自在，那会让我备觉惭愧和内疚。你们二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和心情吗？”

　　老太太毕竟是做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报告的人，她有所准备，自己的话该怎么说打过腹稿，单等有人来慰问时能说得发乎情合乎理、滴水不漏。

　　两位客人一次又一次对视，一次又一次点头。

　　“十一”后不久，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到家中，告诉她组织上很重视她的意见，很重视她的女婿周秉义的工作安排问题。何况周秉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当然是后备干部梯队成员，请她只管放心……

　　后来，就有了组织部与周秉义的谈话。组织部领导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

　　事发突然，周秉义备感意外。

　　组织部领导问：“你岳母没对你说什么吗？”

　　周秉义摇头说，自己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

　　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秉义说，自己想要当的是小厂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类厂的厂长。军工厂三千多人呢，又处在转型艰困期，他怕自己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

　　组织部领导解释说，七八百人的工厂厂长多是处级干部，他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他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他的档案，对他很满意，特别赞赏他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一条，并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到一位称职的党委书记给予肯定。

　　“秉义同志，请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两方面都认可你，你个人打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组织部领导见他还是有些发蒙，又说，“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休了，因为没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他还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你去上任了，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好是个机会，你岳母对这件事很重视的。”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唰地红了。

　　也完全是为了早点儿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

　　周秉义刚一进家门，岳母的轮椅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老太太说：“猜到是你回来了。”她笑得有几分勉强。

　　周秉义一边换拖鞋一边说：“今天厅里没多少事，我早离开了半小时。”他笑得也很勉强，绕过岳母的轮椅，准备上楼去。

　　“你等一下。”老太太说。

　　他背对岳母在楼梯口站住了。

　　“你的事，组织部门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对你那么一种安排我没想到。这时候去当那么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一定是上次来的人没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如果你特别不情愿，我是可以再替你……”老太太有些迟疑地说。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操心我，那绝不是让我高兴的事，恰恰相反！”周秉义说罢，像只小豹似的从岳母眼前消失了。

　　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有些吃惊。

　　冬梅回到家里片刻，便感觉到了气氛异常。再三追问之下，秉义才不得不说出心中的不满。冬梅也认为母亲的做法不妥，想下楼批评。秉义阻止了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人家也不无悔意，就不要再责备了，自己会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并要求她千万别在晚饭桌上提起这件事。

　　周秉义觉得自己的话伤害了岳母的自尊，想想岳母也是为他好，吃晚饭时就做出轻松愉悦的样子，替岳母又夹菜又盛汤。

　　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咱们这个厂的工人成分特殊，这一点你了解吗？”

　　周秉义说：“多少了解一些，百分之九十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

　　老书记又问：“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事你听说过吗？”

　　周秉义说：“有所耳闻，武斗时都把坦克开到市里去了。有些人还因为被断了工资，怒不可遏，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待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

　　老书记继续问：“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

　　周秉义说：“既然组织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

　　老书记接着问：“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

　　周秉义说：“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成心将我往火炕里推。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

　　老书记说：“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就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很好，比一般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但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文革’让他们分裂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相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派那派，不少人身上都有股子骄傲之气，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中，尤其不把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

　　周秉义苦笑道：“多谢老书记告诉我这些，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吧。”

　　二人一时相对沉默。

　　片刻，周秉义问：“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老书记说：“工厂下一步工作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心有余而力不足，连点儿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没有外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

　　周秉义又问：“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给卖了？”

　　老书记说：“不排除那一方案。”

　　周秉义问：“那么一来，工人们会怎样？”

　　老书记说：“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

　　周秉义欲言又止。

　　老书记问：“你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

　　周秉义点头。

　　老书记说：“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我回答不了啊。”

　　与老书记恳谈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又出现在“和顺楼”。他没找弟弟周秉昆，找的是白笑川。

　　“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白笑川大为惊讶。

　　“我听秉昆谈到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所以得劳你大驾。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

　　“我那也是听广播看报才有的一点儿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不行不行！我没那水平！”

　　“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大忙。”周秉义恳请。

　　秉昆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地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

　　徒弟一劝，师父白笑川反而生气了。

　　白笑川说：“没你什么事，一边去！秉义，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的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的事，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个全乎脸儿。但这事不行！如果人家工人们都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为难，还怕！实话告诉你秉义，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去把那人物按倒在台上揍得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我还真得反过来劝你一句，别没求动我又去请别人。谁如果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对你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是条汉子打掉了牙那得往自己肚里咽。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什么事？”

　　秉昆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直言快语地训斥哥哥，而且训哥哥的还是自己的师父！

　　哥哥的脸一阵比一阵红。秉昆不忍看下去，默默走开了。

　　秉义倒表现得很绅士。他说：“白老师，谢谢你说了那么多坦率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他临走时鞠了一躬。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没见到岳母，只有玥玥在家。

　　秉义问她：“你金婆婆哪儿去了？你小菊姐呢？”

　　他这一问，玥玥哭了。她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小菊姐给省办公厅打电话，办公厅派车送金婆婆去医院了。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她才急病了！以后别在家说你厂里那些破事行不行？”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玥玥冲大舅嚷嚷起来。她已把大舅妈冬梅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字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她也不怎么想她那位在北京的诗人爸爸，他曾极大地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也不再是她心口的痛，她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些淡了。

　　金婆婆是她最敬爱的人，而大舅妈是她经常取悦的人——因为大舅妈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至于大舅，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时，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因此光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顺风车的人惹恼车主而光火。

　　“出去！”秉义厉声喊道。

　　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时，秉义把门关上，独坐一隅寻思起来。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儿回到家里的。冬梅如果不开客厅的灯，秉义似乎会在黑暗中一直独自坐下去。

　　秉义说：“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呢？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冬梅说：“放心，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俩专业，我俩待那儿多余。”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冬梅坐在他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边有三万多元钱，是她妈的小金库。她妈交代，他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工人买些好煤。

　　“东三省最好的煤二百多元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儿存款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冬梅说。

　　“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啊！”秉义说。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呢？”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了，怎么也得帮你渡过眼前的难关啊！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愿意。”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冬梅推他一下。

　　他顺势抓住她的手。

　　冬梅叫起来：“你握疼我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他这才又说：“唉，妈妈呀……”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六七辆卡车，相当顺利地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一百几十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

　　那真是好煤啊，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

　　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

　　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

　　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地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

　　“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

　　“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

　　老厂长和副厂长、政治部主任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台上。“文革”时期，一些大厂也像部队一样设有政治部，“文革”一结束全撤销了。这个厂建厂以来就设有政治部，“文革”后并没有撤销，始终保持着军工厂的特殊性。

　　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厂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了。

　　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帮助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

　　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昆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比周秉义年长，他们都对他的能力心存疑问。

　　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未让多少人对他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能坐一千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四百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每个车间里的人寥寥无几。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

　　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曾经特别有优越感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当成一碟菜。

　　他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两万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

　　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的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他们对美元没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儿别的。”

　　他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一九八四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多久，刚刚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他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是五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五十多元，平反后应获得一万两三千元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法院的同志对那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特批给他们五百多元钱和一千四百余斤全国粮票作为补偿。

　　一位送达平反通知书的女法官说：“冤案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是怀着很真诚的内疚前来宣布彻底平反的。对不起，请原谅吧，我们也只有这点能力！”

　　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有些人眼中闪现泪光了。此事是秉昆讲给秉义听的，秉昆是听师父白笑川讲的。白笑川所讲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有恩于秉昆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曲秀贞的事。她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一九五七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一九八四年，她已提前离休了，却还想亲自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笑川因为她和秉昆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昆点明真相。

　　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肖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友，讲那件事时他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本色！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却有一个声音喊道：“别唱高调！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的有没有点儿同情心？”

　　“难事没摊在你家里！”

　　“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他父亲呢！”

　　“回答！必须回答！”

　　“谁敢卖厂谁就是我们的公敌！”

　　随即愤慨之声此起彼伏。

　　“大家冷静！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别乱嚷嚷！让他继续！”

　　情况骚乱起来，似乎要失控。

　　老厂长把话筒移了过去，他说：“放肆！当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

　　就在此时，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数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各个门旁边。

　　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几句，他们都站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边门匆匆离开。

　　有人叫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

　　于是许多人拥向各个门，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

　　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主席台，拖下椅子，抡将起来砸窗子。也有些人拥向主席台的边门，那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顶着，一方由里往外推，一方由外往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道缝，眨眼又合上了。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即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厂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

　　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就是他。”

　　不用常宇怀指，周秉义己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羊剪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轧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筒筒炸药。

　　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五十四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

　　杜德海高喊：“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你们保卫处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了炸药？”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辩解道：“是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取东西的，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

　　这时，许多人从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

　　杜德海又在喊：“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立刻就引爆炸药！”

　　老厂长也喊：“德海，我过去行不行？”

　　“不行，你又不是书记！”杜德海态度强硬。

　　政治部主任也喊：“我呢？”

　　“闭上你那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听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地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

　　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

　　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快把他家人找来。”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厂里就他自己，他家属全在山东老家。”

　　杜德海再次喊：“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可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啦！”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

　　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

　　周秉义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等会儿倒没什么，就是太冷了。”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是啊，今年气候太反常，往年这时候该转暖了。”

　　杜德海说：“多谢你过来了，咱们长话短说。”

　　周秉义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

　　“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杜德海坐下了。

　　周秉义问：“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

　　杜德海笑道：“随你便啦。”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后问：“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

　　杜德海说：“那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聊正题——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日本人吗？”

　　周秉义说：“都那么传，有可能吧。结果怎样，我也难估计。”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

　　杜德海说：“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我也没意见，但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反对派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

　　周秉义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如实向上级反映。”

　　杜德海说：“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句心里话。对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也坚决拥护。我对党没什么不满，对厂领导也没什么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花了不少钱。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好几次，为厂头儿们治病也不过就这样，一万几千元已经打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一万几千元是……”

　　杜德海也打断他的话说道：“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了。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了。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从高处往下跳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将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都说完了，周书记，你可以离开了……”

　　周秉义说：“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你死。”

　　杜德海一手操着一尺多长的一截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那你的死太没意义了。”

　　周秉义说：“你逼的嘛！”

　　杜德海怒道：“我怎么逼你了？走！快走！”

　　周秉义说：“绝不，要死一块儿死。”

　　杜德海暴怒：“你以为我吓唬你吗？”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

　　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你他妈的快跑！！”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惙然地说：“内行应该知道怎么弄灭它……”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向一旁。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截导火索起码能燃至十五秒。

　　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别怪我，是你自找的……”

　　导火索在嗤嗤响，燃速分明加快了。

　　五、六、七……

　　周秉义刚数到八，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说：“九、十……”

　　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他身上，挥拳狠揍他。

　　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他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

　　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王八蛋书记！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叫你坏我的事！”

　　周秉义听到了许多人奔跑过来，有人把杜德海从他身上拖走，有人把他扶了起来……

　　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

　　政治部主任坚决主张由保卫处的人把杜德海押送到公安局去依法严判。

　　常宇怀替老厂长点烟、续茶，缓缓地说：“也得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哩。”

　　周秉义明知老厂长对杜德海一向倍加关爱。

　　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谁包庇我也不同意！”

　　常宇怀嘟哝道：“我在这儿算老几？包庇得了吗？”

　　老厂长按灭烟，不动声色地说：“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上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周秉义便也吸着了老厂长的一支烟，别人都看着，安静地等着他开口。

　　吸了半支烟后，周秉义谁也不看，注视着烟头说：“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工人如果都像他，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皆一脸不解。

　　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件，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我认为他情有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押送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些，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是像孩子和老人一样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又一阵沉默后，老厂长说：“就照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秉昆站在门口，袖着手，跺着脚。

　　周秉义下车后，让车开回厂去了。按级别他有专车，他与老厂长的专车都是辆半新的“上海”。当年，大多数省市领导的专车也只不过是“上海”。

　　秉义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要站在这里挨冻。

　　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是啊。上次见过后我已经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要在这儿等你。”

　　秉昆说，自己没任何事，下午在“和顺楼”听到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放心不下，他就来看一眼哥哥受伤了没有。

　　虽然是没有手机的年代，但口口相传的速度也很快。

　　秉义苦笑道：“这下我可暴得大名了。”

　　他将上午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要拽着弟弟到家里坐一会儿，仿佛那楼里真是自己的家似的。

　　“你没受伤就好，我放心了。我忙着呢，吃晚饭的客人该到了，我不能离开太久。”秉昆挣脱手转身就跑。

　　秉义正在洗澡，水帘布唰地被拉开了，冬梅出现在眼前。

　　他慌忙说：“你这是干什么？”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喷头，把他前身的肥皂沫冲尽，上下细看一遍，命令道：“转过身去！”

　　秉义明白她为什么了，皱眉道：“你别信那些道听途说，我毫发未伤！”

　　“左眼眶都肿了还说毫发未伤？叫你转过身去你就乖乖给我转过身去！”

　　她接着认真察看了一番他的后身，将喷头往他手里一塞，怫然而去。

　　秉义又接着洗，他听到冬梅在楼下对她母亲嚷：“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儿成了寡妇！尽管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够我心惊肉跳一阵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儿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

　　“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里，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这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玥玥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它就成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囫囵着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那都成了冒险了，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从声调听得出来，她老人家也大动肝火。

　　秉义赶紧擦了擦身，穿上浴衣趿上拖鞋奔下楼。浴衣拖鞋这两样东西，是他住过来后才享受到了的奢侈之物。

　　客厅里，冬梅已在冲突中败下阵，被母亲一阵火力压制住了，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母亲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非冬梅那种个人小道理的有限弹药所能对抗。

　　小菊和玥玥隐在客厅门左右，都在屏息敛气地偷听。

　　秉义刚进入客厅，岳母便朝他招手道：“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算不上挂彩，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她看自己的左眼眶。

　　老太太看后说：“同意你自己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冬梅嘟哝：“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老太太顶了一句：“你没说的一个词，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到底说没说有必要吗？”

　　秉义赶紧打圆场：“没必要没必要，妈，你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她不是没你那么高的境界嘛！她替我担惊受怕，这你也应该理解她。”

　　老太太问：“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冬梅忍不住声明道：“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老太太对她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未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他的回答。

　　秉义说：“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以前是那样，自从到了那个厂，现在我很愿意当好那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老太太说：“这话我爱听！否则你能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激都疲沓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的，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优哉游哉地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那样。可你没我那种资格。你年轻，文化水平高。如果你也拈轻怕重，那是占党的便宜！给你那个书记当是党在激励你，你应该一奋再奋！”

　　冬梅不爱听地将身子转向另一侧。

　　秉义说：“对，对，妈说得完全正确，我绝不会辜负党对我这种激励。”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冬梅抓起电话一听，是传达室打来的，通告周蓉来了。冬梅马上叮嘱传达室，赶快请她进来。

　　周秉义心中不安，唯恐周蓉到后，也与岳母句句抬杠，刚平息下去的战火死灰复燃。

　　冬梅起身准备去迎，门铃响了。

　　秉义多虑了，周蓉的光临没让老太太多了一个论敌，反而让气氛顿时轻松和谐起来，门外的玥玥和小菊也敢迈入客厅了。

　　周蓉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她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面。

　　周蓉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激，感激培养了一位好媳妇好嫂子。接着，她感激冬梅母女对玥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玥玥母亲的惭愧。她明明是听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言才来登门探望，却只字不问哥哥的事，甚至连目光也不怎么往哥哥身上落。

　　她真诚地说，自己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

　　这种说法乍一听显然站不住脚，但她接着给出的解释却又能自圆其说。她说，因为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不忍前来打扰。自己不请自来，是因为她过几天就要与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为期一个月，她希望能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愉快。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敢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老太太责备起来。

　　秉义只有乖乖认错。

　　周蓉以同样真诚的语言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式也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的自我感觉异乎寻常的好。

　　她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一九八〇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说是请人从北京排队买到的，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这是前夫冯化成寄给她的，他俩还时有书信联系。他寄给她那册文件汇编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它夹寄几枚香山红叶，还有一双毡鞋垫和一枚竹发卡。周蓉说，那双鞋垫可不是一般的毡子做的，是用新疆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的，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常见的塑料发卡容易与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

　　礼轻情义重，周蓉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塑料发卡戴上了竹发卡。

　　玥玥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好看。

　　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蓉，仿佛不认识她了。

　　老太太弦外有音地说：“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谁想到了做到了，而谁更应该想到做到却根本没想到做到。”

　　秉义便又连连检讨。

　　玥玥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跟前，将鞋垫替她垫在鞋里。

　　老太太说：“真暖和。”

　　冬梅说：“才着脚一秒钟，神了。”

　　老太太仍不理女儿，她问周蓉：“你没听说你哥的事？”

　　“听说了啊。”周蓉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

　　老太太又问：“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

　　周蓉说：“他不好好的嘛，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啊。再说我也不是冲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老太太说：“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周蓉说：“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了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冬梅几乎笑出声来，强忍住笑转过身去。秉义一步跨到冬梅身前，背对着她面对着妹妹庄重地说：“我也是那么想的。”

　　老太太朝周蓉招了招手。

　　周蓉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

　　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说：“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五七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周蓉笑道：“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那件事的始末——她是在电话里听其他老同志讲的。她与几位资历相当的老同志经常煲电话粥，他们的电话费由政府承担。

　　“我对与我女婿有关的事有知情权，我要了解真相。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更有资格表达态度，亮出观点。”老太太的话正确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几乎可以放入当年的语录中以假乱真，让女儿和女婿经常有耳熟之感，陷入接不上话的尴尬。

　　周蓉却颇为适应，她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她附和着说：“只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才比较能够了解到真相，正如热爱真理的人想要了解真理那么自然。”

　　老太太便对玥玥教诲道：“你妈的话说得多么有思想啊，要善于从你妈的话中吸收思想营养，啊？”

　　冬梅催促道：“那我更有知情权了，否则总说错话，快讲讲吧。”

　　秉义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得从头细说。

　　周蓉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

　　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时，妹妹评论道：“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秉义不得不承认：“对，我当时正是那么想的。”

　　当他讲到导火索嗤嗤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时，妹妹又评论道：“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截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他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当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态度时，周蓉对老太太说：“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太太沉吟半晌，垂下目光坦荡地说：“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冬梅与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身边去，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嘛！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啊！”

　　秉义说：“党培养了我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儿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地牺牲呢！”

　　老太太说：“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时，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她竟说得眼泪汪汪的。

　　周蓉讲起了哥哥嫂子当知青时两相牵挂的一些趣事，让气氛又轻松愉快了起来。

　　冬梅送周蓉走时，朝她背上擂了一拳，数落道：“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从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哩！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一句话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地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周蓉的话与其说是自辩，还不如说是自供。冬梅目送她走了几步，见她忽又转身往回走。

　　周蓉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

　　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他冷汗淋漓，躺也不是，坐也不是。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

　　常宇怀刚替他擦干了脸，他又满脸冷汗了。

　　他说：“宇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不好。”

　　束手无策的常宇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条状让他咬在嘴里。

　　另一名工人对常宇怀说：“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受罪啊！”

　　常宇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地小声说：“我也不愿意啊！”

　　那名工人说：“得上杜冷丁了。”

　　常宇怀说：“那你早说啊！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带上杜冷丁。”

　　不一会儿那名工人跑回来了，说卫生所根本没有杜冷丁，市立医院才有。

　　杜德海从口中取下毛巾，哀求道：“宇怀啊，你俩别看着我行不行？你俩走吧，我有法子来个自我了断……”

　　常宇怀对那名工人说：“那咱们就去市立医院，你守着杜师傅，我先去车库把值班的车开过来。”

　　市立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照章办事的死板人，不肯为杜德海注射杜冷丁，说那是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医院规定只为住院患者使用。在常宇怀的恳求下，才询问起杜德海的病史来。他听常宇怀代讲了之后，又不愿注射了。

　　医生说：“是癌症晚期了，杜冷丁又不治病，只不过起麻醉神经的作用，止痛而已，用上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医生都不认为已到了晚期，没救了。专家会诊的结论是中期，认为只要治疗得当，不让病情迅速恶化，再活十来年是完全可能的。”

　　医生听后不高兴了，冷冷地说：“都两次扩散了还不是晚期吗？那你们直接送他去北京、上海请专家治啊，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了几句多余的话：“不是扩散，是转移了，两码事。再说现在还不到九点，不能说是半夜三更。”

　　医生更不高兴了，将笔一放，不再往处方笺上写什么，反驳道：“转移就是扩散，扩散必然转移，怎么就成了两码事了？听起来你比我还懂是不是？那我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常宇怀立即批评了那名工人几句，替他赔礼道歉，继续恳求：“大夫麻烦您了，您就先给打一针吧，能止止痛也好啊！”

　　医生起身踱到走廊里的一张长椅那儿，看一眼仰躺着的杜德海，转身对常宇怀二人说：“他也不像你俩说的那么疼痛难忍啊！”

　　实际上，杜德海已痛得处于昏迷状态了。

　　常宇怀俯身轻唤：“老杜，老杜……”

　　杜德海没反应。

　　医生说：“都睡着了嘛，不必注射了啊。”

　　常宇怀说：“那您给我们多开些杜冷丁，我们带回去，以后需要时让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为他注射。”

　　医生说：“多开些？你们想什么呢？杜冷丁不是可以随便多开的。”

　　常宇怀说：“您别多说了！我们明白了，就开一支让我们带回去行不行？”

　　医生说：“那也不行。我为他注射可以，但他现在的情况不必注射杜冷丁。我让你们带回去一支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责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吗？你他妈到底开不开药？你敢说一个不字？你他妈的别一番番撮我的火！”他揪住了医生的衣领。

　　秉义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

　　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人是不会做戏的。”

　　秉义说：“那就是我呗。”

　　冬梅说：“错，是秉昆。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昆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笃实，从不来虚的。”

　　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

　　冬梅说：“不爱听了？”

　　秉义说：“当然不爱听。心情刚好点儿，又被你搞坏了。”

　　冬梅说：“你不爱听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正视自己的本色缺陷。”

　　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说：“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昆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过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甚至憎恨的心理看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就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不等于就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家的偏见。工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秉昆他朋友肖国庆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我了解过了，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四个字体会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人对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她高兴，那我就做戏给她看。这算什么本色缺陷？如果今晚来的是秉昆，你妈说一句他焉头巴脑地顶一句，那会是种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反而好吗？在我看来，周蓉今晚的表现实在不错！她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昆还愤世嫉俗，可她今晚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刮目相看，她考虑到了多边关系……”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词严训斥的感觉。

　　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她。

　　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

　　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

　　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

　　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可能是找我的！”秉义跃下床去。

　　等冬梅臂搭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在接电话了。

　　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支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

　　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

　　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

　　冬梅说：“给我话筒。”

　　秉义犹豫了。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

　　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

　　她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秉义说：“把你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冬梅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别啰嗦！总之我不是得去吗？快把钥匙给我！”秉义吼了起来。

　　小菊不知何时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奶奶醒了，问又是什么不好的事？”

　　冬梅说：“让她马上到客厅去！”

　　“别听她的！”秉义冲冬梅吼：“你瞎掺和什么啊？你们母女俩怎么都爱掺和我的事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啦？”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支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

　　秉义一想，她说得也没错，只得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她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

　　“杜冷丁呀，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常让儿女给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哩，怎么也搞成了个事？”老太太听了事情原委之后，有些困惑。

　　冬梅催促道：“既然在你看来不是个事，那你就快帮着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啊！”

　　老太太为难地说：“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啊。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秉义听了，起身又往外走。

　　冬梅厉声呵止道：“坐那儿！”她又对母亲说：“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都别睡，一块儿坐到天亮吧！”

　　玥玥也出现在客厅门外了。

　　秉义没好气地朝她说：“回你屋去睡觉！”

　　老太太批评道：“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叽叽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秉义不愿老太太一再掺和，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无办法，只有压下焦躁，静待岳母给出个主张。

　　几分钟后，老太太吩咐小菊：“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小菊问：“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几个呢。”

　　老太太说：“最后派人送来那个，红皮儿大字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看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冬梅就站了起来。

　　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

　　冬梅说：“走啊！”

　　秉义只得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岳母在他背后说：“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屠牛刀嘛。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小红本是她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集体卸任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内容。

　　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样一些话。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

　　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

　　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三十支杜冷丁，够用三十次。

　　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漏——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百分百报销了……

　　常宇怀说：“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九八八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病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治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

　　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钡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钡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一年后了，晚了。

　　常宇怀训斥道：“你不说那些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许再对别人说！不说那些不痛快？”

　　那名工人说：“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哩！”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

　　尽管是个女人，由于心情郁闷，他还是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

　　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这是北方男人骂女人的惯常话。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如同蜜蜂想要蜇到侵犯了蜂巢的熊——“女人”二字是她性别意识中的蜂巢。

　　她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倒没喘，她年轻时热爱体育，经常长跑，从事体力劳动。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

　　当“上海”快开近时，她迈下人行道拦住了它。

　　车一停，她上前拉开了车门。

　　“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

　　“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她把车门关上，一手扶着车灯那儿，弯下腰看车牌。

　　车门嘭的一响，那名工人下车了。

　　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企业如此艰难，那些现象令她深恶痛绝。有时，她想象如果在古代，自己可能就是铲除贪官腐吏的侠女。

　　车门又嘭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

　　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

　　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入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车站装卸队的人数有限常常忙不过来，一些工厂就派出工人卸本厂从外地运达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

　　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他们仍还不算打起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撕巴”，类似太极弟子们的过招。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

　　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一位党办的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飕飕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去了。

　　冬梅则把小通风窗关上了。

　　秉义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

　　冬梅转脸看着他，困惑得不吱声了。

　　“我只不过在想，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书记该怎么当。”

　　冬梅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得出国，到苏联去看看，今天就打出国报告。”秉义决心已下，说得很坚定。

　　冬梅听得目瞪口呆。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周蓉在走廊烧水时，听到人们对昨晚的事件议论纷纷。有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理解和赞成的，认为大学生关心工人的命运是好事，其行动无可厚非，可以劝他们冷静，但不可以乱扣帽子。也有态度相反的，认为中国工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表面看起来有条不紊，实际上劳动力密集，生产水平很低，不动大手术难以为继。动手术是复杂之事，牵一发动全身，学生们不了解其复杂性，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支配下冲动参与，肯定会让工业改革更趋复杂。

　　“怎么能说他们的行动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呢？这种说法太羞辱他们了吧？”

　　“按心理学来分析，人类的大部分行为与生存本能、安全意识、自我表现欲有关，对于青年尤其如此。连你替他们说话都是一种成年人的自我表现欲作祟，太不成熟了吧？”

　　大学教师都觉得自己看问题很有水平，自尊心都特强，几句话不和，争论进而争吵起来；这一个摔抹布，那一个用铁勺敲锅，公共走廊里战云密布。

　　一九八八年，“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

　　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

　　周蓉一句也没参与走廊里的辩论。她认为，类似辩论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果双方都肯说为了让自己的看法更全面，我愿意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那才是有益的讨论。

　　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她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她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的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上鸟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

　　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蓉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她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她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

　　她变成这样，与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

　　导师与她讨论问题时习惯说：“周蓉，你说，你说。先别急着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哩！”

　　她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她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她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她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她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二十四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

　　但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间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再说说，你刚才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映，展开来说说。”汪尔淼说。

　　她继续讲时，他则不断地点头。

　　待她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他沉吟着说：“现在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

　　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她是导师，而他是学生。

　　周蓉上课前听学生们说，昨晚学校后门那儿并没发生什么事态。公安人员一撤走，大多数学生也就散了，少数学生到食堂开的夜餐馆吃夜宵去了。天冷是一方面原因，没有了对峙群体，觉得没意思了是另一方面原因。

　　错开午休时段，两点左右，周蓉来到了汪尔淼家。

　　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蓉也见怪不怪了。

　　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时，有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儿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历史上的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

　　汪尔淼说：“周蓉啊，这个问题很尖锐吧，也有现实针对性，我们应该当成一个好问题来看待。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比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提出来好。我们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必须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学问二字一定要能促进自己帮助他人解释现实困惑。如果不能，就成了‘客里空’、掉书袋，就仅仅成了饭碗，我们也就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回答。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那样当，让咱们都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他要求周蓉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

　　他说第一部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译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蓉，嘱咐她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她对比着读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

　　汪尔淼说：“那位美国传教士一百一十年前断断续续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后，蔡元培先生也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那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为什么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周蓉一边听，一边把他的某些话记在小本上。其间，他女儿几次要从吊铺上下来，都被汪尔淼劝止了。

　　“好女儿，不下啊，爸在和学生谈话呢，乖，听话，再在上边待会儿啊……”

　　听着导师汪尔淼哄小孩子似的哄自己三十多岁的女儿，看着他女儿朝自己做的鬼脸，寻思着正在进行的内容严肃的谈话，周蓉感觉很荒诞，心里也很为导师同情忧伤。

　　师母从外边回来了，她为自己买止咳糖浆去了。她爬上吊铺，把女儿搂在怀里哼儿歌，他们的疯女儿才没再闹着要下来。

　　汪尔淼忽然问：“昨晚的事你知道不？”

　　周蓉说知道。

　　“你怎么看？”

　　周蓉愣了愣，诚实地说：“不太好。”

　　师生二人沉默片刻，周蓉反问：“老师，您的看法呢？”

　　汪尔淼忧心忡忡地说：“也不太好。你对‘拼缝’二字有所耳闻吗？”

　　周蓉说：“经常听到，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人，像媒婆介绍对象那样，从中获得经济提成。”

　　汪尔淼叹道：“眼下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形势严峻，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又出现了什么官倒，还大有蔓延之势，似乎为官不‘倒’就是傻了。人们现在满脑子想的不是‘拼缝’，就是‘扎条子’。‘扎条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周蓉说：“就是施展各种手段诱使掌握实权的人批条子搞到稀缺物资或商品，倒买倒卖，从中渔利。如果图省事，批条子本身也可以倒卖。”

　　“一些大学教师也在教研室里守着电话一通接一通地打，一心想要捞到点什么……这样下去要出事啊……”汪尔淼说。

　　周蓉说：“我也有这种担心。”

　　师母在吊铺上轻轻嘘了一声，朝下轻语：“女儿睡啦，你俩小声点儿。”

　　周蓉说：“老师，我陪您出去吸支烟。”

　　于是，她一手托烟灰缸，一手挽着导师出了门。

　　在走廊里，周蓉向老师要了支烟，也吞云吐雾起来。

　　汪尔淼说：“不谈那些了。谈谈第二件事，咱俩出国的事。我决定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周蓉听罢急了，从接到法方的邀请函到将签证办下来，已经大费周章，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跑下来的，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好在省外事办有专人代办公费出国人员的护照，否则她和导师还必须亲自去一次北京呢。为了及时拿到护照，周蓉背着导师向省外事办的同志送了礼。法国是她特别向往的国家，能与导师以学者身份去一次更令她高兴。

　　她再三询问，汪尔淼才说出了他的想法——目前东三省的财政尤其吃紧，许多企业发工资都困难，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乎自己，为国家省点钱吧。

　　汪尔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法方的邀请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几所大学文化社团的民间行为。他们资金并不充足，邀请函上写得明白——只负责报销去程的机票以及会议期间的食宿和参观费用，回程机票由与会者自理。

　　周蓉说：“咱俩买回程机票的钱都申请好了呀，领导们也都认为对学校是一件好事啊！”

　　汪尔淼说：“是啊，他们确实一直都那么认为，但我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您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有必要哩！好比在饥饿的年代领导人不吃红烧肉了，对挨饿的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周蓉快急哭了。

　　汪尔淼说：“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对某事心理上一起障碍，就会产生排斥感。周蓉啊，我决心已下，不变了。我绝对支持你去，你们年轻同志应该多出国交流。中午我通知学校了，可能批准你前去参加研讨会的传真已发往法国了。”

　　周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楼下跑。她知道，外国人办事一向很认真，如果最后的传真上写的是张三结果去的却是李四，人家也许会拒不接待的。

　　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外事办。还好，传真并没有发出。

　　她要过传真稿，也没细看，掏出笔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尔淼的名字。

　　外事办的同志说：“得，你这一改，又得重打一份。”

　　她说：“那就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外事办的同志问：“改成你导师去，他同意了吗？”

　　周蓉说：“我从他家来的，已经说服他了。”

　　外事办的同志说：“其实没人对你们师生俩都去有什么意见，完全是他自己想得太多了。”

　　周蓉说：“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初，在这一所省重点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台电脑。绝大多数师生对电脑还没有概念，打印之事仍由打字室完成。周蓉怕外事办的同志阴差阳错办砸了，亲自跑去请打字员重打了一份传真稿。

　　她拿着重打出的传真稿再回到外事办时，汪尔淼己坐在那里了。

　　他说：“周蓉啊，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呢？”

　　周蓉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这件事上，您不能只顾及个人感受，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外事办的同志倒很理解她的心情，帮她劝汪尔淼，说如果你们师生只去一个人，当然还是教授去好，学校更有面子哩！

　　汪尔淼看着周蓉说：“听，又成了面子问题。”

　　周蓉说：“有的面子，该讲还是得讲。”

　　因为外事办的同志站在自己一边，周蓉觉得理直气壮，也不管得体不得体，拉开抽屉，找出公章，啪地盖在了传真稿上。

　　外事办的同志看着她笑，还向汪尔淼夸她：“你弟子对你多好，你当导师的偷着乐吧！”

　　外事办的同志又问周蓉：“就这么发？”

　　周蓉说：“发！他们那边二十四小时接收。”

　　汪尔淼起身欲阻止，被周蓉推到了门外，她把门从里边锁上了。

　　传真纸走着时，外事办的同志又夸道：“周蓉你太可爱了！为了到底最后谁出国，不少人争得闹翻了脸。”

　　周蓉说：“人家法方是冲着发表在外刊上的文章邀请的，那文章虽然署着我和导师两个人的名字，但主要是导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只不过是整理者和法文译者，只去一个人当然应该由导师去！”

　　两人谈得高兴，在周蓉请求下，外事办的同志竟同意她将买往返机票的钱也代领了。

　　周蓉挽着汪尔淼回家时，他脸上闪着泪光。

　　周蓉笑道：“您还至于被我气哭了呀？”

　　汪尔淼说：“如果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女儿，就真想认你做干女儿。”

　　周蓉说：“有也可以。”

　　汪尔淼说：“我们现在已是师生关系，不可以。”

　　周蓉说：“那也可以。”

　　汪尔淼说：“不可以……两种情况，都让我有心理障碍。”

　　周蓉贴心地说：“那您就得克服某些自设的心理障碍，别做套中人才好。”

　　第二天，周蓉替导师买到了出国机票。

　　三天后的上午，师生二人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汪尔淼换了登机牌，周蓉此时才把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交给了他。若给早了，她怕他放在哪里想不起来。

　　汪尔淼穿的呢大衣和一套西装是周蓉让蔡晓光从话剧团借来的演出服，他居然穿着很合身，看上去也很提神，像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似的。对那套行头汪尔淼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因为实际好处是他可以将学校按规定发给他的制装费留作他用。

　　汪尔淼问：“确实不可笑吗？”

　　周蓉说：“当然不可笑，像胡适的朋友们。”

　　汪尔淼说：“那就适得其反了。胡适是鼓吹西学的，而我是去参加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的。”

　　周蓉说：“总不能让您像辜鸿铭似的穿一袭长衫出国吧？章士钊倒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他不是一向西装革履的吗？”她起身站在导师对面，打量着他又说，“嗯，乍一看像胡适的朋友们，细一端详，气质上更接近钱穆等人，真的。”

　　汪尔淼苦笑道：“我女儿要是也能像你这么逗我开心，那我可就幸福无比了。”

　　时间充裕，师生二人正那么轻松地聊着，忽听广播里寻人，播出的名字正是汪尔淼，请他立刻到总值班柜台去，学校的人等在那儿。

　　师生二人匆匆赶去，见是外事办的那位女同志和财会室的一位姑娘。

　　外事办的女同志问汪尔淼：“买回程票的美金带在身上了吧？”

　　汪尔淼说：“是啊。”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快给我看一下。”

　　汪尔淼就从西服内兜掏出信封递给了她。

　　她立刻取出美金点数。

　　周蓉问：“多了还是少了？”

　　外事办的女同志连点两遍，这才说：“不多不少。”将美金又放入信封。

　　汪尔淼就伸手来接，她却把信封交给了财会室的姑娘，万事大吉地说：“没你的事了。咱俩就算正式交接了，你先到校车上等着吧。”

　　汪尔淼一脸困惑地看周蓉。

　　周蓉奇怪地问：“这是演的哪一出？”

　　外事办的女同志的解释是——对于公费出国之事，上级有新的指示精神，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实属工作需要，一切规定照常，但是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应对各类非考察性质的出国活动予以必要限制。汪尔淼的出国属于后者，学校怕被抓成典型通报批评，只能收回买回程机票的美金。

　　“汪老师，您想啊，上级的指示精神明摆着，在这节骨眼上要是真被通报批评了，对学校不好，对您本人也不好，是吧？您是在乎声誉的人，那多不值得呀？所以，咱还是不花学校一分钱的好。我来时领导要求我一定要向您解释清楚，学校不是出不起这一笔钱，主要是为了维护您的声誉……”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得似乎合情合理。

　　汪尔淼说：“可……那我怎么回来呢？”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领导让我向您建议，跟法国主办方多说点儿好话，请求他们连返程机票也承担了！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和咱们建交的国家，始终比较友好，他们对您肯定会例外的。事在人为！再者说了，他们是资本主义富国，富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的还是咱们中国的教授，哪有不承担返程机票的做法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丢的不是咱们中国的面子，而是他们法国的面子哩！如果他们真不怕丢他们的面子，真不给您面子，那也不要紧，您去找华侨联谊会。法国有不少华侨联谊会呢，华侨们都比着爱国，肯定都愿意为您买张回国的机票。如果您舍不出您的面子，那就干脆找中国大使馆，咱们的大使馆也肯定会为您买张回国的票……”

　　周蓉几次想发火，一次次克制住了。其实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她有充分的理由发一通火。是法国主办方吗？人家在邀请函上早已声明——民间行为，经费不足，敬请原谅。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哩！是校方吗？学校起初是支持的呀，他们师生俩一块儿出去学校都痛痛快快批了啊！是上级指示吗？更不能对人家外事办的女同志发火啊，人家一直在真心实意地替自己的导师出主意想办法啊！冲人家具体办事人员发不着火呀！

　　如同“文革”时期的老革命面对“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蓉也一筹莫展了。

　　汪尔淼更是乱了方寸，他像孩子看着母亲般看着自己的女弟子，期期艾艾地说：“周蓉，这我就怕了……你还是替我把票退了吧！”

　　不待周蓉开口，外事办的女同志也急了，她说：“汪教授，退票可不行！都换了登机牌了，您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不要说能不能退得成，就是退，那肯定也得收几成手续费！尽管是一张打折票，那也七千多元，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也几百元啊！财务方面也不好走账啊！”

　　汪尔淼苦着脸说：“我真的怕了哩，我到了法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我也不能在国外丢人啊！”

　　周蓉深吸一口气，尽量镇定地说：“都别急。急也无济于事。我想……我认为，究竟该怎么办，那还是要听我老师的。现在起咱们都别说话了，老师给您半分钟，您干脆闭上眼睛，别看我俩，好好想想究竟去还是不去……半分钟后，再睁开眼睛将您的决定告诉我。”

　　汪尔淼果然乖小孩听妈的话似的闭上了双眼。

　　外事办的女同志对周蓉耳语说：“你还是应该将他哄上飞机去，教授，改革开放了哩，别那么‘面’，得学着闯荡点儿！”

　　周蓉说：“别影响他，让他好好想。”

　　还没到半分钟呢，机场里响起了广播找人。

　　“汪尔淼同志，汪尔淼同志，您乘坐的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就要起飞，请您准备好登机牌及相关证件，立刻去往三号安检通道，那里有机场服务人员在等您。”

　　汪尔淼睁开了眼睛，六神无主地看着周蓉。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听到了吧？您都快耽误一架飞机的起飞了！别看着她啦！都派人在安检那儿等您了，快去吧，再不去就不像话了！”

　　她显得比周蓉有主意，目的明确——那就是要将汪尔淼哄到飞机上去。

　　见她挽住汪尔淼像劫持了一名人质似的朝安检区快步而去，周蓉犹豫一下，只得拎起导师的旅行箱紧随而去。

　　三号安检通道口外果然有位空姐在焦急等待，望见他们，迎上前来，一手从周蓉手中夺过旅行箱，一手拽着汪尔淼便走。她嘴里也不闲着，冷着脸批评：“没你们这样的！头一次坐飞机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安检？这边这边！特殊通道，您倒是迈开步子快点儿走哇！”

　　汪尔淼通过了安检，转身望着周蓉又叫了一声：“周蓉！”

　　听来确实有点儿像小孩子叫“妈”，看上去如同被卖了，样子可怜巴巴。他不但是头—次乘飞机，此前连卧铺也没坐过。“文革”前没坐卧铺的资格，“文革”十年中一直在干校接受改造，“文革”后从未跨省出差。此番一出差就飞到法国去了，身上连买返程机票的钱都没有，他难免恓惶。

　　望着导师一步三回头地被空姐拖走，周蓉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外事办的女同志开周蓉的玩笑：“哎哟，你还真把他看成孩子了？早料到了他这么‘面’的话，那还不如出国的是你了！”

　　周蓉没好气地说：“这算什么破事呀，你还有情绪开玩笑！”

　　忽听有人喊她的名字，转身一看，竟是哥哥周秉义。

　　她吃惊地问：“哥，你去哪儿？”

　　秉义说：“先别管我去哪儿，我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你。”

　　外事办的女同志告诉周蓉校车停的地方，识趣地先走了。

　　秉义看一眼手表，严肃地说：“我出国去苏联该过安检了，就站这儿聊几句吧。我要求你诚实地回答我，刚过安检口的那位老先生是谁？”

　　周蓉如实回答。

　　秉义表情更加严肃地问：“既然是你导师，你只不过是来送他的，你俩恋恋不舍的是怎么回事？出国开会，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他为什么那样子叫你？”

　　周蓉反问：“他什么样子了？”

　　秉义说：“他一叫你的名字，我不由得就站住了。我看见他眼泪汪汪的……你自己眼边的眼泪也还在呢，这太不寻常了吧？”

　　周蓉说：“哥，你是想说太不正常了吧？”

　　秉义说：“我不反对你那么理解我的话。周蓉，男女感情之事，可千万别当成儿戏，咱们周家没那种基因。如果说你第一次离婚全怪冯化成不好的话，那么我要说，蔡晓光这人是不错的，他对你的爱情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

　　周蓉红了脸，又好气又好笑，嗔道：“哥，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当面羞辱我哩！省省你那份心吧。”她随即将话题往哥身上一转，“你们厂怎么也不派个人陪你，让你当书记的一个人出国，还是到苏联去！”

　　秉义说：“苏联怎么了？”

　　周蓉说：“那边社会治安动荡，你不知道？”

　　秉义说：“没那么不好。多出去一个人，不是多花厂里一份钱吗！我既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秘书，能省就省吧。”

　　周蓉想起了几天前的晚上与军工厂那辆车发生的冲突，想跟哥说说，又怕耽误时间，便只好说：“那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快去安检。我也得走了，别让校车等得不耐烦。”

　　她转身要走，却被秉义拽住了，他不罢休地说：“你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都说明白了呀！还怎么正面回答呢？是你自己太可笑了哩！”周蓉挣脱哥哥的手跑了。

　　“周蓉！”

　　她只得站住了。

　　“你可要让哥在那边省点儿心啊！”

　　哥的话听来不无相求的意味。

　　她头也不回地大声说：“照顾好自己，也让我省点儿心！”

　　望着妹妹跑出机场的身影，周秉义真的又多了一份心事。

　　让许多人羡慕嫉妒的军工大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那时忽然觉得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反而是知青年代，而不是返城当了官以后……

第十五章

　　春天来了。

　　春天，到底还是来了。

　　某一个季节会姗姗来迟，却从没有哪一个季节能蓄意不至。细想想，海誓山盟不大靠谱——沧海桑田往往也是瞬间之事，地老天荒可谓永恒，但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变化真是不可阻遏。

　　春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期盼的季节。夏季烂漫热烈，牵着的可是春姐姐的手。踏春也是觅夏的另一种说法。

　　A市的春天比历年都来得迟，三月下旬居然降了一场大雪，有几天气温又冷到了零下二十四五度。那几天一过去，天气一下子变暖了。

　　如同一列晚点的列车突然提速想要正点抵达终点站似的，人们还没从多雪寒冷的冬季缓过神来，春季便以猝然到眼前的方式无言地宣布——我来了！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A市冰雪融化的积水到处都是，对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妨碍。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都不得不穿上了夏季大雨后才穿的防水靴。

　　光字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字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字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二十多天里生活得也很狼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几处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灌，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事。许多光字片的大人穿的防水靴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靴。

　　市政府调给共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着哪些地方泥泞得不成样子，便命车停住，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往泥泞中垫砖。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两层砖。

　　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

　　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天气逐渐暖和，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

　　至于泥泞，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

　　一天，秉昆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秉昆说：“不许。别人家怎么样咱们不管，咱家人不可以那样。都那样，不是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郑娟说：“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秉昆说：“现在泥泞还没干。”

　　郑娟说：“都是新砖。”

　　秉昆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你是不是已经往家搬了呀？”

　　郑娟只得承认，她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二三十块。

　　秉昆问放哪儿了。

　　郑娟就指——有的摞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秉昆说：“难怪咱家有了一股不好闻的味儿。”

　　郑娟说：“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

　　秉昆生气了，训道：“我再说一遍——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秉昆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字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再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便晚了一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作为家住光字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字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当下，也只能做到那个份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他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他们被他见到了一点儿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他当时说：“那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春燕她二姐夫却说：“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当时不由得对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内心骂出了脏话，及至明白了是自己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干的事后，他自然生气。

　　他本是高兴而归的，因为从“和顺楼”拎回了些饭菜。都是名厨做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同样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在年节也做不出那种好口味来。何况还有两只大对虾和几条海参，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戏猴”。猴非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蘑，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剔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秉昆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稀的东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秉昆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雁肉炖猪蹄”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周秉昆胖了，腰粗有肚腩了，体重增加十几斤，脸盘大了，红光满面。师父白笑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个人都胖了。胖得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灰黄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扎不了小围裙，得扎大围裙了。

　　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抵与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中间，年龄则与周蓉不相上下。他们口中常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我家老头子”，说时有种意味深长的否定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却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你们老头子”，那么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白笑川告诉秉昆，后一种老头子已不是指父亲们，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也可能是下属。

　　“和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者。他们中有人出现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和晚饭。

　　秉昆认为，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

　　白笑川说：“那是肯定的，本市最好的宾馆哩。”

　　秉昆奇怪地问：“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什么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

　　白笑川说：“当然是不愿受到关注啰！北方宾馆那是省市领导经常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外宾会出现在那儿，中央领导也会出现在那儿，而他们的事要尽量避人耳目进行。再说，咱们‘和顺楼’的菜比北方宾馆有特色，咱们是后来者居上啊！”

　　“他们来咱们东北干什么呢？”

　　“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留意听听就明白了。”

　　秉昆觉得师父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父的能耐相比，他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地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呀！——“那菜给我装上，我先说的！”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投资合作呢？

　　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拨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地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

　　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她们“小妹”的新一茬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地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

　　他们点得多，吃得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

　　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乞白赖地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

　　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可不是嫌菜做得不好啊！”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

　　秉昆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他们的频频光临。

　　秉昆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

　　有一次，白笑川问他：“你嫌弃呀？放心，他们都是比你讲卫生的人。何况人家都用公筷夹菜，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秉昆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他说：“我不是身份在这儿哩。”

　　白笑川说：“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忘掉咱俩的鸟身份。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尽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为郑娟和你两个儿子着想，你得把那点儿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秉昆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

　　从他们的交谈中，秉昆听出他们到A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

　　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秉昆对他们又不免嫌恶起来。

　　他问白笑川：“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了？”

　　白笑川说：“你还真悟出点儿门道了。”

　　秉昆又问：“可他们都不像官呀！”

　　白笑川说：“你要是以为‘官倒’就是官们亲自‘倒’，那又幼稚了。”

　　秉昆想了想，接着问：“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

　　白笑川说：“要看怎么来论这种事了。稀缺物质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嘛！不是说这对发展经济有多么好，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统死了。但是，人们也都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倒卖那些稀缺物资？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用呢，他们一倒能倒到国外去。还有紧俏商品呢，比如好卖的烟酒什么的，允许谁倒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在古代，这种行为叫‘私贩禁货’，那是要杀头的。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批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那也搞不到批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的了，他们也肯定搞不到。”

　　“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二三年卖不出去，他们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得千恩万谢的？”

　　“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哩，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儿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什么，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蒙了，那些搞推销的二大爷就变成厂里白养的人似的了？”

　　“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还能转手卖高价……”

　　“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

　　“对，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头头脑脑的收入变相提高了，工人们工资有了。师父你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很明确啊，腐败就会蔓延啊！”

　　“可也有人说腐败没什么可怕的，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师父你又怎么看呢？”

　　“我看……我的看法哩……那都是些浑蛋王八蛋啊！”

　　白笑川忽然从嘴上取下烟斗，高喊一声：“我操他们八辈祖宗！”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楼上楼下的服务员们，都从上下左右呆望着他。

　　白笑川又小声对秉义说：“这就是为师的立场。”

　　接着，他朝受惊的服务员们连连挥动握着烟斗的手说：“没事没事，突然想开开嗓子。干你们的活！”

　　在与师父白笑川管理“和顺楼”的日子里，秉昆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以前师徒俩聊的话题仅限于曲艺和曲艺界，所谓人情世故而已。师徒二人成了“和顺楼”的经理、副经理后，常常就聊到国计民生，别看师父平常一副对任何事都很看得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是忧国忧民，忧得深，看得也深。

　　然而，秉昆也就更多了些忧郁，这些忧郁源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的以及下一代人命运的担忧。

　　那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十点多了，他仍要求师父留下来。

　　秉昆说，如果不与师父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

　　谈话基本上还是他发问师父回答的方式。

　　“为什么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看法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却不给他面子呢？工人们听听你那些看法想法没什么不好啊。”

　　“你又幼稚了不是！我那些看法想法，可以跟你讲，可以跟一些人在私下里讲，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往小了说是个事，往大了说就是个事件。我将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将受牵连。你哥是仅从你口中听到了我讲的只言片语，如果他也像你一样听到了我讲更多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让我去讲了。”

　　“师父，我怎么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一处腐败发源地了？”

　　“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为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第三或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来了，那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从容地吃着、喝着、聊着，再往周到处议议而已。怎么，你有什么不快？”

　　“师父，我心里是不快。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什么要为‘官倒’、腐败分子服务呢？咱俩一块儿回编辑部吧！我想我在编辑部那张办公桌了……”秉昆心里不是滋味儿，差点儿掉下泪来。

　　白笑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别这样，你搞得我心里难受了。”

　　秉昆追问：“那你答应了？”

　　白笑川犹豫地说：“秉昆，你如果没把话问到这儿，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怕是注定要不行了。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那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俩和老邵接手干，那也不会梅开二度了。”

　　“为什么？”秉昆巴不得师父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父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

　　白笑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秉昆一递：“我看你也得来一支了。”

　　秉昆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父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

　　白笑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儿想明白了。咱们曲艺吧，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呢，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很难真的娱乐起来。好比动物们，冬天又冷又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孤僻，有的还干脆玩冬眠。即使合群的，那群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了，你看吧，食草的撒欢，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儿乐子。为什么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哩！人也是动物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那曲艺刊物为什么能办得火？也不是咱们三个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多数中国人心情特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今天情况不同，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物价上涨，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工人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子住，想自己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他们都心事重重，完全没有情绪娱乐，就连上帝也办不好咱们那份刊物了！”

　　秉昆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那咱俩可该怎么办？”

　　白笑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别无他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好啊！”

　　秉昆接着发问：“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心知肚明，却还要待以上宾，周到服务，笑脸迎送，且不论咱们自己的感受如何，后人又将怎么评论咱们呢？”

　　白笑川呆呆地看了秉昆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秉昆不待师父说完，就说道：“你影响的。你和邵敬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都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

　　“我们那种话你记住它干吗？”白笑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秉昆的头，“此一时彼一时。咱们算老几？咱们怎么样了，后人根本不会记得。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否则根本不会的！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了的那件事吧，‘文革’后头一二年还有人记得，到如今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得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同样一件正义的事，他们会被记住，咱们会被忘记。对于他们，又成了资本；对于咱们，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根本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你一点儿都不要觉得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过后不思量。’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这儿进行‘官倒’、搞腐败、商议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问心无愧。把他们的钱赚了，一部分发给肖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若兴，我带头接。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秉昆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行为，周秉昆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

　　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哪儿还垫哪儿。

　　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

　　郑娟不以为然地说：“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秉昆没好气地说：“但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

　　如果他只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儿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命令她。

　　但他又说了一句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

　　此话让郑娟惊呆了。

　　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相当深的感情，他替母亲抗议道：“这件事和我姥姥有什么关系？”

　　秉昆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火，冲楠楠吼道：“你住嘴！”

　　楠楠将笔啪地往桌上一拍，生气道：“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

　　秉昆也被顶得呆住了。

　　聪聪这时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弄破了。”

　　气头上，秉昆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

　　郑娟本是坐在楠楠旁边丈夫对面的，此时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进了小屋。

　　秉昆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吸起烟来。

　　两个儿子从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了。

　　哥儿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昆也不帮，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发呆。

　　楠楠大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

　　郑娟也不出小屋，回答：“自己找。”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衣服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儿吃饭，干脆自己先吃上了。

　　秉昆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说：“可以吃这些。”

　　哥儿俩连看都没看一眼。

　　秉昆在桌旁坐下，谆谆教诲说：“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

　　楠楠又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吗？”

　　秉昆心里又腾地冒起火来，他竭力克制住。

　　“咱家要是住玥玥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聪聪说。

　　聪聪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秉昆冒火，他无语了半天后问：“你怎么知道玥玥住在哪样式的房子里？”

　　聪聪就看楠楠。

　　楠楠说：“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聪聪吃了两口饭后忽然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

　　郑娟没吃晚饭。

　　秉昆睡下后，郑娟问：“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啊？”

　　秉昆说：“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行不行？”

　　郑娟说：“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的。”

　　秉昆说：“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里对你妈的看法。”

　　郑娟说：“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秉昆诈尸似的坐起来，扭身低头看着她，冷言冷语地问：“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

　　郑娟反问：“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我们娘儿仨？我们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到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秉昆无言以答，倒尸似的躺下了。

　　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

　　他也一翻身，懒得解释。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

　　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绿翠绿的，叶尖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啊。

　　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

　　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

　　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A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

　　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坐实这个传言，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

　　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

　　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时火气不那么大了。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其他事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啊！

　　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儿固然让人恼火，但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啊！

　　有人说饿死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

　　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很快又绷得更紧了。

　　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

　　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

　　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

　　A市已经多年没搞过卫生运动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旨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

　　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光字片，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浅不一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板锨和柳条篮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板锨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进停在远处皮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字片，只得停在远处。铲下的脏土如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

　　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

　　郑娟自然也参与了，楠楠和聪聪哥儿俩在完成母亲交代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是第一家把窗子擦干净的。

　　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哥，全没了。”

　　“啥？”

　　“砖呗。”

　　“你怎么还想着砖？不许再想。”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假思索地说：“那么多砖全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啦。”

　　“没听什么人查问那些砖哪儿去了呀，环卫工人也都不提。”

　　“当时那些砖往这儿垫时，根本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将那些砖弄回自己家去，就不能算偷呗。”

　　楠楠愣了愣，训道：“不许你再想了，你怎么还想！”

　　聪聪说：“我当然要想啦！那些帮着干活的人，有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不但吼咱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呀？”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

　　“当然也是。”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怎么反倒开心的时候少了呢？”

　　“操心呗，累的吧！”

　　“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俩谁的官大呢？”

　　“你问这个干吗？知道也不告诉你！”

　　聪聪幽幽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我也好想像玥玥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那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光字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郑娟打的。

　　郑娟戳着聪聪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

　　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

　　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跟我哥说说哩！”

　　楠楠说：“妈，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起来的。”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

　　聪聪保证道：“妈，我再不说第二次行了吧？”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字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

　　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

　　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总之是不好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弟也保证，你就别没完没了。”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她告诉楠楠，玥玥在小街口等他，她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他一起去看。

　　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他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

　　聪聪说：“我也去！”

　　郑娟说：“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

　　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嫉妒，失宠了似的嘟哝：“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啊？弄得满地都是水！”

　　楠楠说：“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

　　聪聪说：“不去！”

　　楠楠说：“咱俩约上玥玥姐一起去。”

　　聪聪这才高兴起来，转而用刷子替哥把鞋刷干净。

　　郑娟替楠楠梳头，暗中塞给他零花钱。

　　楠楠小声问：“妈，我怎么样？”

　　郑娟欣赏地说：“帅着呢！”

　　当妈的倒也不是在虚夸自己的儿子，楠楠长得很有几分像后来被千千万万少女迷恋的一个偶像。

　　站在小街街口的玥玥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及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她脚上的平底扣绊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往亮擦。玥玥喜欢穿皮鞋，但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

　　她站在那里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忍不住看。

　　望着楠楠跑向玥玥，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地笑了。

　　有女人问：“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她很光彩地说：“我们楠楠他小表姐，他俩看电影去。”

　　那人说：“没见过表姐弟俩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她说：“从小在炕上一块儿玩着长大的，亲哩。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喜欢看到他俩那么亲。”

第十六章

　　“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到处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等于让他早死吗？”他发火了。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

　　老厂长说：“是按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的，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该例外那就例外，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还是分外重视。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

　　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

　　不待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

　　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

　　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

　　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

　　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你省点儿事，我不用那玩意儿。”

　　将军说：“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不是军人。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现在大家都别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

　　老将军鞠九十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

　　将军挺直身板，话题陡转：“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时，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

　　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得首先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对！”

　　将军接着说：“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个磨炼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这道坎……”

　　台下忽有人减：“都不知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工作！”

　　将军笑道：“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你们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别胡乱猜疑，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去了就行。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难得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将军说：“农副产品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儿，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

　　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他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

　　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

　　老厂长再次强调：“关于‘转型支持款’，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时，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备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更暖和了。

　　一九八八年，A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地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得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

　　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啊，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另一边没有‘官倒’、权钱交易、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真是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愿，愁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流言此起彼伏，非属愁人消息，便是气人传说。

　　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躁戾表现。

　　他们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车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鉴于他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之法，不需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若抢救不及时，必危及生命。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

　　他选择了保守疗法，却并没带着药回家，而是又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

　　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A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时，他胃痛得直不起腰了。

　　他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订金，他们对将从舰上拆下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满意。他们准备把那些钢材回炉后重新轧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急切，愿意让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后将有近百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怎样拆舰，相信交由军工厂来拆能完成得尽善尽美。对于有三千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百万元虽不是多大数目，却也能暂解燃眉之急。

　　全厂干部工人不得不对新任的党委书记刮目相看。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周书记向领导班子的汇报轻描淡写，听来似乎是撞上了好运。

　　领导班子要求他必须在家休养一个时期，剩下的事就不用他再操心了。

　　在冬梅的逼问之下，秉义承认是由于在国内外豁出性命来喝酒才把胃又喝出问题来的。他深有感触地说：“真不愧曾是一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老大老二不属于同一人种，但国家性质分明也能造成人类的基因雷同。那边和这边一样，经济也不景气，却一样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客人只要在喝酒方面被认为很真诚，不好办的事也比较好办了。”

　　秉义除了给玥玥带了几套印有苏联各地风景的明信片，给小阿姨小菊带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再什么也没往回带。

　　老太太对女婿尤其刮目相看，居然以“秉义同志”来称呼女婿了。

　　她对女婿的成功之举给出的评价是：“证明了两点——组织是有眼光的，我也是有眼光的。”

　　在军工厂，关于周书记大获成功的原因开始被以非组织方式总结和宣讲。

　　有人认为得益于他俄语好，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以及人情世故相当了解，与“老大哥”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能和对方们谈到一块儿去。

　　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沈阳军区老首长的帮助。一艘外国巡洋舰驶入中国港口，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根本没有了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军方疏通想都别想。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归属沈阳军区，他是兵团知青，如今成了军工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军区的老首长觉得脸上有光，乐于相助。

　　有人认为他当年北大那些同学帮助也肯定不小。那些同学中有高干子弟，他当年又是系学生会主席，想必与他们关系不错。如今他是厅级干部，当年是高干子弟的同学必然视他为自己人，而帮自己人差不多等于帮自己。都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谁都有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

　　以上总结互相之间没多少歧义，都承认对方给出的解答是成功原因之一。

　　他们只在一点上分成了两派，即周书记丈母娘起过作用没有？

　　一派说肯定起到过作用啊！自己唯一的女婿当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大忙帮不上，拉拉风箱这种忙还是帮得上的吧？

　　一派说别把金老太太的剩余能量估计高了。资格再老，级别毕竟在那儿摆着。党内暗比资格，明论级别。你资格老，人家可以对你表示尊敬，但听不听你的就两码事了。毕竟只不过是位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老太太，官场上有时还将她的话当成话来听，纯粹是中国人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体现，是为了哄她个高兴而已。

　　一日冬梅下班回到家里，情绪看上去不大对劲儿。虽然还是亲自服侍秉义喝了晚上那一剂汤药，脸上却少了享受幸福时刻的和颜悦色。

　　两口子躺在床上后，冬梅睥睨着丈夫说：“亲爱的秉义同志，可以向你打听个事吗？”

　　秉义说：“你别跟妈学。她是老干部，有那种赏识我的资格。咱俩可是夫妻，你也称呼我秉义同志为哪般啊？”

　　冬梅说：“谁赏识谁还得有资格啊？又长知识了。以后可不敢再乱叫你秉义同志了，但‘亲爱的’还是可以一直叫的吧？”

　　秉义笑道：“当然！夫妻间的特权啊。”

　　冬梅却仍然一脸严肃地说：“那好，我就利用一次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说不定哪天也许真的作废了呢？亲爱的，冒昧地问问你啊，认识一位叫奥丽娅的苏联女郎吗？”

　　秉义一愣，随即红了脸，窘态难掩地反问：“你听谁胡说了些什么？”

　　冬梅从枕下抽出卷成一卷的报纸，像用短棍似的打了秉义的头一下，愠怒道：“自己看，第六版。”

　　一九八八年，国内许多报纸的版面增加，栏目自然也丰富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打副刊牌以吸引眼球，有的叫“文艺万象”，有的叫“世间百态”，花边八卦充斥，大有泛滥之势。

　　原来，秉义这边在大功告成后休养着，与他同舰来到中国的“老大哥”们可没闲着。中苏关系已缓慢解冻，睦邻关系的新一页已翻开。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两国的人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示好。那几位“老大哥”在邻省的海港城市一出现就成了香饽饽，身影所到之处不但被市民的笑脸包围，也引起了记者们注意。记者仍是相当体面的职业，被采访仍是件得意的事。若被别国的记者采访，回国后便可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偏偏那几位“老大哥”都有点儿不甘寂寞，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报上，一被采访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伶牙俐齿。

　　邻省那座城市的那份小报记者，对国内一家军工厂怎么玩“空手道”成功倒卖一艘老巡洋舰半点儿兴趣都没有，却对一位厅级干部在苏联的“艳遇”如获至宝。于是，这样的大标题就出现在了报上：跨国生意促成异国恋，公私双赢开出浪漫花。

　　周秉义一见标题，立马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怒道：“太无聊了，这件事我得问责，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

　　冬梅冷着脸说：“我还没发火呢，你先发什么火呀？看清楚了，那是咱们省的报纸吗？”

　　她是听同事们说起来，才颇费周章弄到那么一份报纸带回家的。她心里也很光火，却不是对那份小报，而是对丈夫的不忠。

　　秉义见不是本省报纸，不免英雄气短，恨恨地嘟哝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无聊透顶！”

　　冬梅说：“不是那么回事呀，亲爱的？你还没看内容呢，消消气，看看再给我个交代吧。”

　　秉义大略看了看，心中暗暗叫苦。就真实性而言，那篇报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倒也并不太多，只不过行文暧昧，不是色情，也是情色。

　　待秉义放下报纸沉默不语，冬梅开始了质问：“不想给我一种解释吗？”

　　秉义说：“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冬梅说：“那就照你的版本讲给我听听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听了之后会得出结论。”

　　按秉议的说法，在苏联，买卖巡洋舰的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要有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位大官员的签字或公章，买卖都做不成。老古董巡洋舰虽说早已批给了地区文联，却毕竟一直停泊在军港内。真要把它开出军港，开往中国，仅凭那么一份批文远远不够，过程一点儿也不比在中国简单。几经努力不懈地争取，还是在海军方面卡了壳。一位舰队司令员大不以为然，扬言要向苏共中央上书，认为低价卖掉退役军舰很荒唐。

　　秉义在那边急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他的胃溃疡复发，固然与在两边穿梭喝酒时舍命陪君子有关，但心里着急几乎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在他是客人，是唯一又可信赖的生意伙伴，住院无须他自掏腰包，受到的也是与他的干部级别对等的优待。

　　住院期间，周秉义与一位叫奥丽娅的内科医生成了朋友。一个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一个谈起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甚至比对方的知识还多些，自然越谈越投缘。奥丽娅邀请周秉义到她家做客，还郑重地介绍他认识了她父亲。

　　“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秉义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她年龄比我小十来岁，你怎么有意忽略了？”冬梅则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丈夫颜面扫地。

　　“不是有意忽略，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啊！”

　　“她还是离了婚的，这一点更没强调的必要啰？”

　　“我问你强调这一点有意思吗？”

　　“倒也是，亲爱的你反问得好。由你来强调是没意思，避而不谈倒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这种态度就不好吧？这不是成心怄气吗？”

　　“你俩都相见恨晚了，我还该怎么样才算态度好呢？”

　　“俄语中有相见恨晚一词吗？没有吧？咱们的小报记者偏那么写，我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你看得比我认真多了，那你为什么对她父亲恰恰是那位舰队司令员这忽略不问呢？”

　　他这一反诘，冬梅也不由得一愣，一时语塞。

　　秉义解释说，奥丽娅邀请他到父亲家做客，纯粹出于想要帮助他的良好动机，实际上也帮到了。她父亲不但改变了态度，而且开始积极促成了。

　　“你要知道，他们和咱们这边许多方面太像了。如果一件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还不是一般人物的话，那么即使某一位大领导批准的事，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何况那事是主管文艺的政治局委员批的，军界人物不买账，就别打算办成。《茹尔宾一家》你也看过的，书中那位老茹尔宾是以她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她祖父曾与朱可夫一块儿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她父亲在海军中的威望也颇高，你倒是替我想一想，如果办不成事，我还有脸回军工厂吗？如果我要办成那件事，我能拒绝她的热心帮助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她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儿真感情都没动，仅仅是在利用她对不对？可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好比走投无路之人，她的帮助让整件事起死回生。所以亲爱的，我得承认我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说帮了我大忙的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内心痛快，可我也太卑劣了吧？”

　　周秉义的辩论技巧、经验很有一套，见冬梅逼问得紧，态度又是那么严肃，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番话倒也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郝冬梅本来就不是个厉害人，即使装出厉害的样子，通常也装不了几分钟。何况她一向得理让三分，听丈夫陈述得颇有些道理，内心的别扭也就舒缓了许多。

　　冬梅瞪了丈夫片刻，又收敛了锋芒，幽幽地问：“拥抱过了？”

　　秉义坦诚地回答：“那当然啊。还不止一次呢，入乡随俗嘛！那是人家那边的礼节，必须的呀。”

　　“这么说，也互相吻过啦？”

　　“还用问吗？你也知道的，见面分手的，人家那边都是那样式，男士得主动。人家对我那么友好，我可不就更应该主动了嘛！”

　　“你少拿那边的礼节搪塞我，我问的是深吻！”

　　“那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成什么事了！”

　　“一次没有？”

　　“若有一次，天打五雷轰！”

　　冬梅就拿起了报纸，看了会儿，又问：“刚才没看到这一小段吧？”

　　秉义夺过报看了看，脸又红了，挠头辩解道：“刚才还真没注意这一小段。我发誓，就那么一次深的，当时我喝高了。”

　　“她呢？”

　　“她也喝了不少。”

　　那一小段写的是——周秉义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奥丽娅为他举行的饯行家宴上，他二人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深吻良久，她流泪了。

　　“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奥丽娅这个人跟咱俩一样，也是一颗浪漫种子。我必须得承认，她挺崇拜我这位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所以呢……”秉义搜肠刮肚寻找能让自己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的词汇，却终究理屈词穷。

　　冬梅平静地说：“所以什么啊？我洗耳恭听呢。”

　　“哎哟……我胃又开始痛了……”秉义耍起赖来，干脆躺了下去，背对妻子，身躯弓成了虾形。

　　冬梅看出他是装的，不愿再与他计较下去，她说：“周秉义，要不是看在你病着的份儿上，我一脚把你踹下床去！你别装，给我好好反省啊！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搞出什么花花事来，那可休怪我翻脸无情！”

　　她抱起枕头，再从立柜里扯出条线毯，下楼睡到客厅的长沙发上。

　　第二天上午冬梅上班去以后，老太太命小菊把秉义请到客厅里，女婿和丈母娘之间又进行了一次严肃谈话。

　　老太太说：“你那件花花事的细节我不想听，当岳母的只说两点。第一，像冬梅说的那样，到此为止。若还有下文，别说她跟你翻脸，连我也不答应。”

　　秉义诺诺连声，并说事已办成，没必要再去那边，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下文。

　　老太太又说：“第二，如果那个奥丽娅给你写信，你可以瞒着冬梅，却不许瞒着我，每一封都必须给我看。你要回信，我也不反对，甚至还支持。人家帮忙费心促成了那么大一件事，让你在关键时刻为厂里揽到了那么大一单工程，人家如果主动来信你都不回信，岂不显得中国男人太无情无义。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还关系到咱们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我支持你回信。前提是，你的回信我要过目，这是为你好。要是冬梅知道了，向你问起罪来，我说我都过目了，不是也可以替你开脱吗？”

　　秉义感激地说：“谢谢妈妈，妈妈总是这么护着我。真不好意思，太给您添麻烦啦！”

　　老太太说：“谁叫我没儿子呢？我不是拿你当儿子看待嘛。再说，我也了解你是个规矩男人，而且特别爱冬梅，不至于做太对不起她的事。你是为了工作，情有可原嘛。我呢，不仅仅是护着你，更是爱护你。当年，因为家里有个苏联女佣，还是我找的，结果让冬梅她爸后来多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两边关系虽然又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但该有的警惕还是得有。如果你是普通百姓另当别论，可你不是普通百姓，你属于党的高级干部，所以得处处小心谨慎，要更加懂政治。这件事在你看来也许没什么，无所谓，可如果官场上有人想利用此事整你，照样整得你灰头土脸，再没了进步的空间。我过目了就不同，我比你懂政治，内容上可以替你把把关。如果有小人当成件事来攻击的话，我老太婆可以替你挡挡明枪暗箭。”

　　秉义起初只不过是在貌似虔诚地应付着与岳母交谈，听到后来，则是真心的了，也真的因岳母的高瞻远瞩而肃然起敬。

　　周秉义上班第一天，在办公室接待的第一个下属是保卫处长常宇怀。

　　常宇怀向他汇报，杜德海死了，是服安眠药自杀的。

　　秉义死死盯着常宇怀看了半天。

　　常宇怀说：“我个人充分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是我，也会那样。我作为他的老友，希望厂里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选择。既然他不愿厂里为他开追悼会，那就别开了。”

　　秉义问：“他哪儿来的安眠药？”

　　常宇怀说：“我为他想办法开的。一次随信寄去几片，他攒了几十片。对于他，那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

　　秉义问：“你没想到他会攒下吗？”

　　常宇怀说：“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他自己还是厂里，都解脱了。你这么问，没意义了吧？”

　　周秉义缓缓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上，向常宇怀前倾身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脸怒气，却不说话。

　　常宇怀则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迎视着他的目光，很沉得住气。

　　过了好一会儿，周秉义压低声音说：“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犯罪。”

　　常宇怀也缓缓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周书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该汇报的我汇报完了。你如果没什么指示，那我就走了。”

　　周秉义瞪着他不说话了。

　　常字怀就像军人那样，后退一步，立正，向后转，走了。

　　按照周秉义的提议，厂里还是为杜德海开了一次会——不叫追悼会，叫追思会。周秉义主待，老厂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定调式发言，充分肯定了他为厂里做出的贡献。之后，生前友好一一回忆，常宇怀的发言最为动情，几度哽咽，不少人哭出了声。

　　追思会后三天，周秉义亲率三十名工人拆舰去了。三十名工人均是各工种的技术尖子，根据拆船需要挑选出来。常宇怀也在其中，担任焊切小组组长。他当保卫处长以前，曾在全省的焊切比赛中得过第三名。中国的刀具品质不高，拆一艘苏联的巡洋舰靠电锯玩不转，主要得靠焊枪来切割。把常宇怀带上，周秉义心里有谱。

　　郝冬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丈夫亲自率队去拆舰。

　　老太太说：“轻伤不下火线嘛，正是该他有所表现的时候，让他去吧。”

　　冬梅恼道：“妈，你这叫什么话？时代不同，和平年代有那必要吗？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对我负得起责任吗？”她气呼呼地找厂里去了。

　　老厂长也说：“冬梅同志，支持秉义去吧！一百万元不是小数目，能解厂里的燃眉之急啊。他了解情况，跟合作方也熟悉，建立了良好感情别人取代不了啊。我们班子研究了，让卫生所一位退休所长跟去，专门负责照顾他的饮食、服药、休息，确保万无一失。”

　　郝冬梅仍不松口。

　　老厂长又说：“当然了，家属不同意，这也合情合理，厂里不能勉强，但换任何人带队我都不放心。秉义多不容易为厂里办成这么一件大好事，如果别人一接手给搞砸了，既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全厂。我的心脏病挺重。我倒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主要还是担心，我去接手只怕处处晕头转向搞不明白啊！”

　　郝冬梅只得勉强同意。

　　周秉义率队走了以后，军工厂的工人们由干部率领着陆续到外地创收去了。南下的居多，南下者中去深圳的居多。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站马路牙子揽零活，总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干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能挣到钱继续养家糊口才是好样的。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农贸市场上。农民卖农副产品，他们卖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具，全套的电工工具、水暖工工具、瓦工工具等，或卖以往省下的劳保手套、鞋、工作服，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什么的。如同古代武士或侠客卖自己心爱的刀剑，卖工具的尤其令人同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杨志卖刀或秦琼当锏，联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京剧唱词。相对于手套、鞋、工作服、毛巾、肥皂等大众用品，最不易卖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特别珍惜的工具。那些工具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足以买两只鸡。对于他们，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于普通人却明摆着贵得近乎奢侈品。一些人分明也是喜欢的，一样样拿起来看啊看的，赞不绝口，却就是不掏钱包，最终还是怅然地放下走了，更怅然的当然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倒是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极受青睐，一出现就立刻被买走。喜欢收藏的比学生买走的还多，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军工厂即将完成历史使命，那些笔记本被认为有极大的收藏价值。

　　情况常常是这样，成套工具的主人们终于丧失了期待识珠者出现的耐心，于是在某一天农贸市场清场之前，搭讪着希望用工人老大哥珍视如宝的工具换些农民兄弟地摊上的东西。有些农民兄弟若喜欢，表现得特豪爽慷慨，允许工人老大哥想从摊上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拿得自己心理平衡就行。工人老大哥那时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绝不至于显得太贪婪。到底是军工厂的工人，普遍素质可嘉。也有的农民趁机占工人老大哥便宜，且有几分心理优越——啊哈，你们月月挣工资旱涝保收的也有今天啊！就给你这些，最多加上这些，爱换就换，不换拉倒！我们的东西可是带回家去大人孩子都能吃的，你们的东西再好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在家中放一年也不见得会用上一两次！

　　那时，工人老大哥的交换姿态就难免卑下，甚至有几分屈辱，但若能带回家些吃的，总比多日来天天空手而归要好啊！

　　他们拎着交换到手的东西离去时，有人眼圈红了。

　　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关于军工厂工人生活现状的报道非同小可，各报社都接到了内部指示，重点文章须由宣传部门审阅方可见报。于是，有几篇大块文章呈送到了省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门的同志也很慎重，邀请各方面人士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章是好文章，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们都向军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要一味“等靠要”，而应变被动为主动，自力更生谋求发展。

　　研讨进行了一个上午，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暂时不发为好，怕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心理恐慌，让更多工人误以为出路就是告别工厂，抛弃本行，走向社会自谋职业，从此不再是工人了。

　　在一些注定要转产、要改变体制，却尚未确定究竟该向何处转，以及在控股合资或干脆卖厂两条路之间举棋不定的工厂附近，出现了自然形成的买卖一条“街”。基本上是厂里生产什么，街上卖什么。有的通过关系以出厂价从厂里买出来再卖，有的是工人下班时用饭盒、布包“带”出来的。别看饭盒、布包小，每次“带”点儿什么都能转手卖几元钱。

　　一天下班时，肖国庆正在门卫的岗上。他离开了军工厂，在进步他爸的关照下转到了另一个厂。那个厂对门卫下达了指示，若见工人出厂时形迹可疑有权盘问搜包。他见一工人走来时布包显得很沉，就把人家拦下了。对方倒也配合，镇静地从布包中取出饭盒，只把布包给了他。布包里只有毛巾手套和一卷手纸，他接着让人家把饭盒打开。这一下对方火了骂了他一句脏话。他一挨骂，更认真了。另一名老门卫劝他算了，何必闹僵呢。他不听劝，要从人家手中夺过饭盒。那一夺，饭盒掉地上了，盒盖摔开，满饭盒滚珠撒得遍地都是。

　　对方扇了国庆一个大嘴巴子。

　　他要还手，被老门卫拖进了门卫室。

　　几名驻足观看的工人蹲下去，快速把滚珠捧起再装入饭盒，盖好盖子，推着那名骂骂咧咧的工人一块儿出了厂。

　　老门卫对国庆说：“看到了吧？没人给你撑腰吧？都一个鼻孔出气吧？若在以前，我肯定站你一边儿。可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哪天头头们一宣布把厂子卖了，厂里现有的一切东西就说不定是谁的了。你还那么认真值得吗？快坐下，吸支好烟消消气！”

　　国庆接在手中的居然是一支长过滤嘴的“凤凰”。在A市，这种上海名烟等同北京人追捧的“中华”香烟，他只在小时候收藏过一张如获至宝的烟纸。

　　国庆问：“哪儿来的？”

　　老门卫说：“你别太认真，以后也会有人给你嘛。”

　　国庆想了想，又问：“那家伙带出去一饭盒滚珠干什么呢？”

　　老门卫说：“张三往外带滚珠，李四往外带轴承瓦，组装起来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元。”

　　国庆又问：“都那么干，这个厂不就被家贼盗垮了？”

　　老门卫说：“目前还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嘛！这个厂有一天不存在了，也肯定另有原因。”

　　国庆接着问：“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调来的时候，可没想到它会不存在。真那样，工人们能哪儿去？咱俩又能哪儿去？”

　　老门卫笑着说：“嘿，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干一天算一天呗。咱们小老百姓的命运由不得咱们自己做主啊！”

　　听了老门卫的话，国庆懒得再说什么，心情一时沉重起来。对于自己刚才的认真，竟有几分后悔了。

　　下了班走到离厂没多远的地方，他被三个陌生汉子拦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要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

　　国庆立刻就明白他们所为何来了。他是有准备的，左手一撩衣襟，唰地从腰间抽出三尺多长的铁链来。一抡，铁链绕在手臂上一小截。与周秉昆不同，肖国庆可不是个好惹的爷。参加工作之前，打起架来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在三街四衢是出了名的。老门卫的话让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也可以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也不还嘴，将铁链舞得呼呼生风，只管向对方抽将过去。但听“哎呀”一声惨叫，其中一人的单帽被抽飞了。另两个见他不好对付，一边一个，拉着头上受伤那个就跑。国庆不肯罢休，挥舞着铁链猛追。那三人手拉手跑不快，他追上来，朝他们后背又是狠狠几铁链。一左一右的那两人也连声惨叫，松了手，各自逃之夭夭。而那个头上受了伤的跑不动，转身双膝跪下了。

　　国庆见对方已是血流满面。

　　在北方，三十五岁以上年龄身板壮实的男人都可被叫作汉子。对方的年龄看上去比肖国庆小，也不如肖国庆的身板壮实。相比这下，倒是肖国庆显得更是一条汉子。

　　对方说：“大哥，如果你打算要我的命，那我认了，今天这条命给你了。”

　　国庆顿时心软，但胸中怒火尚未完全出尽。他蹲下身，抓住对方头发，恶狠狠地说：“谁指使你的告诉谁，我肖国庆可不是怕事的主，我也是一爷们儿！今后，我不在门卫的岗上罢了，只要我在岗，见着他一回查他一回！他欠我一大嘴巴子，我忘不了的。”

　　对方连说：“一定，一定。”

　　“滚！”

　　见对方起身撒丫子跑了，周边也没人看着，国庆又抡起铁链狠抽路边的一棵树，直到被人制止才罢手。

　　“我说你这位工人同志，这树它招惹你了吗？”

　　他转身看时，见是位推着自行车的老者。

　　他无话可说，拔腿便走。

　　第二天下班时，老门卫往他兜里揣烟。他掏出一看，是盒“凤凰”。

　　老门卫说：“昨天那浑小子让我给你的，让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他说：“那你也转告他，少跟我来这一套！”硬将烟塞回老门卫手里。

　　他往厂门旁挺胸一站，目光注视着下班的工人们走近，发现了昨日那小子后，从厂门旁跨到了厂门正中央，双手往腰间一叉。

　　认识他的工人开玩笑道：“国庆，弄啥景呢？堵仇人呀？”

　　他虎着脸一言不发，待那小子走到跟前，横伸一臂喝道：“站住！查你，自己把饭盒取出来。”

　　对方乖乖地从布包里取出了饭盒，一手托着，另一只手拍拍布包，以证明布包里再没什么。

　　“打开。”

　　对方乖乖把饭盒打开了，空空如也。

　　待对方把饭盒装入布包，他又说：“看着我！”

　　对方刚一抬头看他，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

　　“你他妈的如果不服，就再指使人在昨天那地方等我。我要是怕你们不走那条道，我当众承认是你孙子！”

　　在他的瞪视之下，对方畏惧地快步走出了厂。

　　“国庆，你这是干什么嘛！”老门卫又往门卫室拽他。

　　“你他妈的住口！”他也朝老门卫瞪起了眼睛。

　　已经出厂的工人都不走开，站在厂门外等着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正要跨出厂门的工人，纷纷主动从书包里取出饭盒，向他拍布包，摇晃饭盒。他们的饭盒里大概都有勺子，结果厂门口就响起了一阵“饭盒交响乐”。

　　厂里厂外都有工人笑了。

　　有的还朝他跷大拇指。

　　老门卫则里外抱拳，连说：“得罪得罪，他这也是对咱们大家的厂负责任啊！”

　　还有那就要走到厂门口的，见状干脆转身往回走了——都是身上不干净的主。

　　那日下班后，并没人在路上堵他。

　　国庆进家门前，先把铁链从腰间抽出藏在门口装杂物的筐里，他怕吴倩见了担惊受怕。自那日后，铁链成了他每天上下班务必缠在腰间的东西。若没有随身带铁链，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人身安全感。

　　家中已有三位老友等着他了。

　　吴倩听到门外响动，在屋里大声说：“还不快进来！在门口磨蹭什么呢？”

　　国庆进了屋，见是秉昆、德宝和赶超。那三位老友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炕上有些糖，三个老友口中都含着糖。

　　吴倩对秉昆他们说：“我都快变成狗了，十米以内听脚步声就知道他回来了。”

　　赶超说：“你比狗那还是差点儿，好狗百米以内就能听出主人的脚步声。”

　　吴倩踢了他的腿一下，骂道：“你家于虹才有那种本事！”

　　德宝和秉昆两个听着看着，都不说什么，也未与国庆多么亲热地打招呼，默默笑着而已。

　　国庆也没跟他们三个套近乎，他问吴倩哪来的糖？

　　吴倩说她们糖厂发的，顶所欠的工资。有人分到了二十斤，她分到了十斤。

　　国庆不悦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糖能顶钱用吗？”

　　秉昆说：“能发些糖，总比一直拖欠工资强啊。”

　　德宝说：“就是。我和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一斤。秉昆俩儿子，他买两斤，这不四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

　　吴倩说：“再卖给我家亲戚三斤，剩下三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三个老友对面，坐下后说：“要我看，他们那个小糖厂还不如干脆黄了算了！三十多年了，包装从没换过，味道也从没变过。再看人家从南方批发过来的糖，冲那五颜六色的包装就让人忍不住想买。”

　　吴倩不爱听了，打断道：“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南方的！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道：“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拌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三个月你们厂就肯定倒闭！”

　　吴倩真生气了，指着国庆斥问：“哎，你个肖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疯呀你？你干吗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三位老友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

　　秉昆赶紧相劝。

　　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曲秀贞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她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

　　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德宝说：“当年五十三四岁，这都十四五年过去了，快七十岁了吧。”

　　国庆说：“那就真是老太太了。”

　　秉昆说：“是啊，咱们不都也往四十奔了嘛。”

　　国庆奇怪地又问：“秉昆、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那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可我和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找我说这事干什么？”

　　秉昆说：“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俩不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过她家一次嘛。”

　　国庆想了想说：“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啊！赶超咱俩都没跟那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

　　赶超说：“那倒是。”

　　秉昆说：“后来我和德宝也没见过她。”

　　德宝说：“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还在酱油厂，这十四五年里，有些人一听我说认识老太太，忍不住当我面骂她。她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老人不多了，新人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去。如果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老太太一定会挺伤心的。”

　　在白笑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

　　向桂芳说：“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白笑川说：“我自己去不好吧？”

　　向桂芳说：“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曲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白笑川说：“咱们要去追悼的是她丈夫，不是她。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并非一个系统的干部。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她丈夫一生从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人士。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向桂芳说：“多我不多，少我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白笑川说：“你看你，怎么又和虚伪二字扯一块儿了呢？如果你原谅她是真心实意，那么你和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可如果你对她只不过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吗？”

　　向桂芳被他的话气哭了。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她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笑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地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和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啦！”向桂芳哭哭啼啼说完，起身到卧室里去了。

　　白笑川愣了愣，随即跟进卧室搂着她的肩，温柔地哄道：“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些话是不能图一时痛快张口就说的，会伤了夫妇感情。别哭了，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了，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

　　第二天早上，白笑川还没醒呢，夫人把他轻轻推醒了。

　　他问：“我打呼噜了？”

　　她说：“我想通了，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他问：“怎么就想通了？”

　　她说：“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想通了好，想通了就多睡会儿。”白笑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怀中。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

　　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

　　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去了。

　　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极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

　　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

　　酱油厂没送花圈。

　　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她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她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她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她的感情来了。

　　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周秉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

　　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保安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秉昆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

　　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

　　他们只得公推秉昆。

　　保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秉昆只得说是酱油厂的。

　　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

　　秉昆只得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

　　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去通知老太太了。

　　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为之一褪，要见他们。于是，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老太太正与什么领导在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坐在贵宾室的人物郑重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她竟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她把秉昆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

　　秉昆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呀。”

　　她说：“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啊。”

　　她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她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她的珍贵友谊。

　　那时，与其说秉昆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

　　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

　　她将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秉昆小声说：“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那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到了。

　　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七十岁了，她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

　　当白笑川夫妇双双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因为久坐腿麻，也许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

　　白笑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

　　她双手紧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白笑川说：“保重。”

　　向桂芳说：“节哀。”

　　夫妇俩扶她坐下时，她流泪了。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

　　转眼到了八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一万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百分之十。一双鞋市场价三元五角，百分之十就是三角五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是，“解放”胶鞋虽然在城市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

　　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他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无门路帮他挣一笔提成？妹妹将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她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是玩似的事。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两千双“解放”。一个月后没了音讯，他催问了几次，再催问时妹妹失联了。接长途电话的人说，他妹妹已离开那家中医诊所，去向不明。赶超急得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厂里已向他发出警告，说再不给个交代就以欺诈罪报案了。

　　老友们紧急碰头商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曲老太太在火葬场贵宾室门外说的话。

　　秉昆说：“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的亲热话，咱们不能太当真。”

　　春燕说：“那不管！谁叫她那么说了？既然她说了，咱们就一点儿都别惭愧！”

　　于虹流着泪说：“秉昆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可如果连你都不管，我和赶超可怎么办呢？”

　　赶超也快哭了，恨恨地说：“想不到我这哥哥会让妹妹给坑了一把！”

　　国庆见秉昆为难，折中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找她吧，就说是看望。她刚失去老伴，咱们这么也说得通，让秉昆见机行事。”

　　德宝说：“这主意可行，人多了气氛好。到时候秉昆不好意思开口，我脸皮厚，我就说。”

　　进步说：“把孩子也带上，那样她更会觉得咱们真拿她当亲人了。”

　　向阳说：“同意，我找车。预先教教孩子们见了她说什么，都嘴甜点儿，尽量哄她高兴。”

　　大家却不知道她住哪儿去了。

　　德宝承诺由他来打听清楚。

　　星期日，一辆卡车把大小十几人拉到一个地方——那条街别人都没去过，秉昆却不陌生，另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条街上啊！他没敢说，怕大家对他有看法：“哎，你这个人，是你亲戚的那个老太太也不一般嘛，大家都忘了，难道你自己也忘了吗？”

　　大小十几人下了车，顿时成了那条路上的一道风景，他们仿佛是一组参观团。春燕、吴倩、于虹和郑娟各自都把最好的一身夏装穿上，楠楠、聪聪、德宝的儿子、国庆的女儿、赶超的儿子五个下一代都被妈妈倒饬得小绅士小淑女似的。秉昆等六个男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是出席什么招待会的样子。有的孩子捧着花，有的女人拎着见面礼。

　　老太太曲秀贞家住的院子与金月姬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

　　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你们都是她什么人啊？”

　　“预先说好了吗？”

　　“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上，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啊？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啊？”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秉昆嗓子发干。

　　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别管我们是她什么人，她拿我们当亲人就是了。”

　　众大人七嘴八舌——

　　“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

　　“这都九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她想见的人，所以都非来不可。”

　　“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差不多等于是来看奶奶。”

　　尽管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

　　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早熟了好几岁。

　　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

　　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她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

　　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

　　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

　　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

　　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啊！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坐地上。

　　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秉昆他们跟着笑，孩子们懂事地笑。

　　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惜一番又欣慰一番。

　　忽然，老太太看定秉昆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

　　秉昆鼓起勇气说：“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

　　秉昆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

　　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秉昆，跟我来。”

　　秉昆腾地站了起来。

　　大人们个个舒一口气。

　　书房里，二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

　　秉昆就将赶超摊上那件事说了一遍。

　　老太太问：“要我怎么做？”

　　秉昆说：“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孙赶超也不至于会坐牢。”

　　老太太默然坐了会儿，忽然问：“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啊？她给公安方面的头儿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啊！”

　　秉昆从容不迫地说：“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家再没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她妈的面。”

　　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

　　秉昆说：“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往我嫂子家走动。可对于我，您比我嫂子她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来，我爱人和俩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您。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阿姨，您千万别误会，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的。”

　　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秉昆说：“是啊，肯定是那样。我们小老百姓，摊上事了只能认命，别无他法。”

　　老太太又问：“如果他被判刑了，他老婆孩子怎么过呢？”

　　秉昆说：“有我们呢。我们商量好了，共同替他照顾老婆孩子。”

　　老太太沉吟片刻，提高了声音说：“秉昆，行啊你，撒谎不脸红了。在文艺界混了十几年，出息了，嘴也比以前甜多了。我五十几岁时，你们叫我老太太。现在我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秉昆仍不脸红，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懂事了。懂事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来的。”

　　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秉昆终于脸红了。

　　老太太却笑道：“伎俩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秉昆不仅脸红，额上都臊出汗了。

　　老太太最后说：“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秉昆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儿上，那个孙赶超的事，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二人回到客厅，秉昆暗中向德宝做了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

　　老太太也不远送，只站在楼外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秉昆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时利用我一下，但我希望你再利用我时，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让我有点儿心理准备！”

　　郑娟吃惊道：“楠楠，你胡说什么呢？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了你了？”

　　聪聪也抗议道：“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我们只不过都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秉昆愣愣地看看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老马同志逝世后，两位革命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

　　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半个排的人？你倒真好性格！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啦。‘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曲老太太说：“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啊！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队人马往你这儿支吗？那事，咱俩管不管呢？”

　　金老太太说：“你都答应了，那个秉昆，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了啊！”

　　于是二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

　　金老太太说：“你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金老太太说：“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我把电话抄给你。”

　　曲老太太说：“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

　　金老太太说：“那也麻烦。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名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替我用车吧！”

　　接着，俩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

　　金老太太说：“现在有个词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

　　曲老太太说：“是啊是啊，往根儿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女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时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也进梯队了嘛！”

　　“可万一形象一般般，烂塘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

　　“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事了嘛！”

　　“万一所谓亲家再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地找上门来添烦……”

　　“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吧？”

　　“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家的门都没登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

　　“老姐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呀？”

　　“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这……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啊！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到哪时说哪时，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啊！”

　　曲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对于她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曲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也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她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分手时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曲老太太说：“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吧，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金老太太说：“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妹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金老太太笑道：“毛病还不少，那随你的便啦。反正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曲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少女双手揽着少男的脖子，少男的双手放在少女的腰窝那儿，想互相亲嘴又不好意思亲的样子，见院里出来人了，他俩迅速分开。

　　曲老太太觉得少女眼熟，试探地问：“是玥玥吧？”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玥玥。

　　那少女确实是玥玥，少男是楠楠。

　　玥玥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曲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得故作大方地答道：“曲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儿来着。”

　　她的脸己像苹果那么红了。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曲老太太边说边匆匆走过去了。

　　十几日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头头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曲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嘛！区区小事，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都会照办的啊！”

　　金老太太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她首先称赞市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也就是孙赶超那件事，却根本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她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她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

　　一九八八年，全省干部进行考核评比。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他叫来几位下属，让他们看看那封信，当着曲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两位老大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啊！都是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老党员，可都依然心系普通劳动者们，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于是，市局派出两名优秀的侦察员先到厂里，向孙赶超了解情况后，在两名厂里人员的陪同下火速赶往深圳。深圳警方积极配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原来那小老板因为设庄聚赌被当地公安机关收押，正准备移交司法部门呢，而两千双“解放”牌胶鞋一双不少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那小老板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再强烈表示自己要“急工人阶级之所急”，一定要付现钱把那两千双胶鞋先买下不可。

　　他们就把现金带回来了。临行前，他们找到孙赶超的妹妹，把她送回中医理疗所，给予了必要的安抚劝慰。

　　两名公安同志一分钱不收，差旅费也完全由公安局实报实销。

　　厂里派人敲锣打鼓向市局送了一面锦旗——市局领导们备感光荣，派人及时到两位老大姐家汇报了办案结果。

　　曲老太太在电话里向金老太太开玩笑道：“我的老姐姐，看来咱俩一出马，余温还挺高啊！”

　　金老太太也笑道：“估计那几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今后可有了向别人吹牛的话题啦！”

　　孙赶超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特别低调，不论厂里的什么人问，都以“贵人暗中相助”或“无可奉告”两句话搪塞过去。他越是这样，人们越觉得他背景深藏颇有来头，他一时间成了厂里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既然赶超把两千双鞋卖出去了，而且是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他该得的百分之十的提成就准备给他了。

　　有的领导有意见，“起码得把厂里派去那两位同志的出差费扣除吧？”

　　主管领导拍板道：“别了！谁知道他什么来头什么背景啊？给他个全乎脸吧！他高兴，关照他的人也高兴。他不高兴，咱们都不知道把他背后的什么人给得罪了。”

　　拿到了提成的孙赶超两口子转忧为喜，乐不可支，坚决要求对哥们姐们表示表示。

　　秉昆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德宝向秉昆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们儿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

　　秉昆问：“他要回来调研什么？”

　　德宝说：“没讲。”

　　秉昆问：“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呢？”

　　德宝说：“没顾上问。”

　　秉昆责怪道：“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

　　德宝说：“哥们儿，别忘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咱们酱油厂那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他说‘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都忘了问。”

　　秉昆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

　　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三十元，其余餐饮费由秉昆他们均摊。

第十七章

　　白笑川告诉秉昆，“和顺楼”这条街的拐角开了一家私人书店——不是报刊亭捎带着卖什么畅销书，而是以卖书为主，兼卖报刊，名曰“崇文书店”。书店很有些新书好书，他自己就买了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那个街口与秉昆上下班的方向相反。他已经很久没摸书了，为了看看到底有些什么好书，有一天他下班后去了一次。

　　书店的门面装修得还可以，简单，古朴。门两边的墙上镶着一块块规格不等的木板，上面以各种字体烫出古今中外名人读书的语录，外国名人的语录下还配有英文，这是既省钱又有想法的一种装修。店内面积一百二三十平方米，高矮书架井然有序，窗子擦得干干净净，窗台摆着几盆花。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店里除了秉昆再无他人。秉昆正走动着，观看着，听到背后有人轻声问：“先生要选哪方面的书？”

　　秉昆一转身，顿时惊呆了，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当年的瘸子，看来他正是店主。

　　瘸子穿一身中式裤褂，黑色布鞋，平头，头发全白了。他蓄着三缕须，半尺多长——那么长的胡须都得蓄上四五年。十几年过去了，他还坐过牢，看上去却没怎么显老，面容仍那么白皙，这让他的胡须看起来像是假的，而头发像成心染白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错位印象。

　　瘸子的样子没怎么变，秉昆一眼就认出了他。

　　瘸子却并没有立刻认出秉昆，或者，在他的记忆中秉昆这个人早已不存在了。

　　瘸子看秉昆有些疑惑，轻声问道：“这位朋友，我们曾经认识不成？”

　　秉昆吞吞吐吐地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还记得当年酱油厂那个……”

　　“哎呀……是你吗？”他终于认出秉昆是何许人了。

　　秉昆说：“对，是我，周……”

　　他抢着说：“周秉昆！你当年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现在你可以知道了……”

　　他把扇子放在书架上，从兜里掏出名片盒，取出一张名片双手奉上。

　　秉昆犹豫一下，接过去，见上面印着“水自流”三字。

　　秉昆问：“真名真姓？”

　　他说：“绝对真的。”

　　“有姓水的？”

　　“不多，绝对有。”

　　二人聊了几句，一时再无话可说，却分明都有不少话想问、想说。

　　水自流试探道：“愿意坐下聊聊吗？”

　　秉昆点了一下头。

　　书店一角摆了两只高脚凳和一个小茶几，水自流把秉昆引到那里坐下了。茶几后是一大株龟背竹，几片阔叶罩着茶几。

　　这时，秉昆特别想吸烟，觉得若不及时吸支烟，心脏就快停止跳动了似的。他掏出烟来，首先礼貌地递向水自流。

　　水自流说：“我戒了，彻底戒了。从入狱那天起，再没吸过一支。”

　　秉昆又一愣。

　　水自流劝道：“能戒你也戒了吧，对身体确实有害无益。我这里都是书，吸烟不安全。也怕不吸烟的人来了，闻到烟味儿转身就走。不过今天对你例外，想吸就吸吧。”

　　“就吸一支。”

　　秉昆忍不住还是吸着了一支烟。

　　水自流说，书店是几个朋友一块儿投资帮他开起来的。他们都是从前尊他为大哥的人，如今都合法经商，做得挺顺，风生水起。他们不指望这个书店挣钱，挣了全是他的，亏了由他们往里贴。只要他想开下去，他们就保证贴得起。

　　“怎么偏偏要开书店？”

　　“从前的梦想呗。一种情结啊，当年不是不许嘛。”

　　“情况呢？”

　　“还行吧。刚三个多月，已经赚了点儿，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估计一年后能把装修的钱挣回来。将来怎样，那就难说了。我也不是为了钱。我单身一人，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只不过活着总得干点儿事，这事对社会有帮助。”

　　“你那些朋友真好。”秉昆听了大为羡慕。

　　“也谈不上好。不瞒你说，还个个都是污点不少的人，只不过对我比较义气罢了，我当年拿义气换来的。”水自流的话说得淡定坦率。

　　“有《大众说唱》吗？”

　　“对不起，没进。我这书店的定位比较高，是为大学生和读书人开的。我进书有选择，翻一翻随手就扔的书我不进，何况你们那份刊物现在也不好卖。”

　　听一位曾经危害社会的人说那么高蹈的话，秉昆的心里挺受刺激，也很替自己曾付出过大量热忱和心血的刊物感到悲哀。

　　他嗫嚅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和那份刊物的关系？”

　　水自流微微一笑，低声说：“我知道你的一切，所以今天你不必谈你自己。你只听我说，要完全相信我的话，还要牢记住我的某些叮嘱，行吗？”

　　秉昆点了点头。烟己短得烫手，他舍不得地插在了花盆里。水自流从兜里掏出手纸把烟头左包右包地包严后，竟揣进了兜里。

　　“我入狱前，除了你，没接触过一个好人。你是个例外，不仅对我是例外，对我们那伙人都是例外。我也要洗心革面做好人了，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一些事，叮嘱你一些话，理解吗？”

　　秉昆又默默点了一下头。

　　“你和郑娟，你们做了夫妻，这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你永远不要后悔。”

　　“这话不必你说。”

　　“涂志强死得冤枉。当年先逮捕的是他，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扛着，要么供出另外几个哥们儿，那就会越供越多，最后连我也得栽进去。那也还是得审出个人偿命，结果必然互相撕咬，也许还会多毙一两个。他那人义气，估计想到了这一点，干脆把死罪一个人扛下了。当时他们都喝高了，或者他以为就是自己捅死了人吧。”

　　“你怎么能肯定他死得冤枉？”

　　“他确实死冤枉了，因为后来有人承认用刀捅了人。”

　　“谁？”

　　“你也多次见过。”

　　“‘棉猴’？”

　　“你叫他‘棉猴’？他的真名叫骆士宾。别这么瞪着我，我也是刑满释放后才知道的。他比我早出来一年。我出来后他为我接风，酒桌上没谁逼，他自己承认的。”

　　“那……涂志强就白冤枉了？”

　　“不白冤枉了又能怎么样？人都死了十五六年，世上也没亲人。能再追判骆士宾的罪吗？就算有人替涂志强鸣冤喊屈，骆士宾也可以不承认，酒后的话能作为证据吗？”

　　“他……他这种人仍是你的朋友，对吗？”

　　“朋友肯定谈不上了，但从前是那么一种特殊关系，如今谁对谁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如果我有什么困难，他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是他对我的态度。他胆大，在当年的几个人中，也数他生意做得顺，有人说他抱住了一位港商的大腿，有人说他靠上了高干子弟。我没问过，问也白问，不会跟我说实话的。但我开这书店，没用他投一分钱。上赶着给也不要，这是我对他的态度。我和他划清界限了。”

　　“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因为在你和他之间，我得站在你这个好人一边。”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难道你忘了？你如今的大儿子楠楠……他才是楠楠的生父啊！他如今尽管自鸣得意，却再也生不出儿子来了，他那东西在狱中被人废了。为了他自己，他会和你争儿子的。为了对得起当年替他顶了死罪的涂志强，我也会替你争儿子的。他如今是一家公司老板，坐进口车，有几处房子，他肯定认为自己比你更有资格做楠楠的父亲。也许，为了争儿子，他会连郑娟一起争。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周秉昆，你得有心理准备。”

　　“他敢那样，我杀了他！”周秉昆觉得全身血液开始疑固，眼中顿时投射出凶光来。

　　“别说气话，说气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该有那样的想法。如果他真那样，我给你的建议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肯定很爱郑娟，也很爱楠楠，何况你和郑娟又有了自己的儿子，爱他们就不能做不计后果的事。今天是偶然见到了你，否则我也会找你，提醒你。我知道你在‘和顺楼’上班，你放心，我再了解到了什么情况一定及时告诉你。在你和他之间，我站在你这一边，我说到做到。”水自流的诚意看似无可置疑。

　　周秉昆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书店的。

　　他信马由缰地走了很远，才发觉自己走在和回家相反的路上，便乘公交往回返，结果乘过了两站。到了家里时，妻子和两个儿子已睡熟了。

　　他站在里屋炕前低头看着两个儿子熟睡中的脸，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像猛兽般叼起两个儿子将他们转移到自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骆士宾根本见不到的地方。他太清楚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缺一不可的关系了。别说在他和郑娟之间楠楠这个儿子有多么重要，就是聪聪一日见不到哥哥也会魂不守舍的。

　　他关了灯脚步轻轻地走到外屋。外屋没开灯，他尽量悄无声息地上了炕，克制着想要抱住妻子的欲望，一动不动地仰躺着寻思水自流对他说的那番话，越想对骆士宾的憎恨越难以平息。那时骆士宾若在近前，他肯定会和他拼命的。身边这个女人给予他的幸福太多了，不是任何别人所能理解的。无论谁企图从他的人生中夺走她，都将成为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也将与那个人拼到死为止。

　　他困得不行睡着了一会儿，却梦到了涂志强。

　　梦中的涂志强自然是一副鬼样子，一张嘴口里就变成了一个黑洞，从那黑洞里冒出的话是：“俺弟，还是让我的女人和骆士宾的儿子跟他去过吧！人生苦短，让她们娘儿俩离开光字片享几年福吧。你这辈子给予他们娘儿俩的最好的生活，估计也就是现在这么一个样子了……”

　　他惊醒后，再也睡不着，又消无声息地下了炕，轻开家门到小院里去连吸了几支烟。吸第二支烟时，发现街对面有一个戴着头盔骑在摩托上的身影，浑身一激灵。定睛再看并不是，是一户人家白天晒在绳上的一串串黄瓜丝茄子丝什么的，没收回家。

　　十月底，天要冷了。骆士宾倒也没出现在周秉昆的生活里，给他制造什么麻烦，他也没再去过崇文书店。楠楠的一切表现都正常，在新学期当上了数学科代表。

　　只有一次，郑娟忧郁地背着楠楠对丈夫说：“楠楠这孩子也不知从哪儿听到什么闲话了，今天问我他是不是你亲儿子。”

　　秉昆问：“你怎么回答？”

　　郑娟说：“我打了他一巴掌，让他自己照镜子。”

　　“他照了镜子后说什么？”

　　“说自己挺像你。”

　　“你觉得咱们光字片还会有人说闲话吗？”

　　“不会吧？儿子都这么大了，谁还会那样呢？咱们光字片也没有多么阴损的人啊。我奇怪，所以才问你。”

　　“你别太多心，他跟你开玩笑。”

　　秉昆嘴上虽这么说，心里也起疑。后来的事，转移了他对妻子的话的重视。哥们儿几个一直盼着吕川回来，吕川却失联了。倒是周秉义回来了一次，但没顾上与自己的母亲以及弟弟妹妹见面。他只在家里住了三个晚上便匆匆走了，还从厂里带走了一批精兵强将。苏联方面出于对他的信任，委托他作为中间人再次向中国卖出了两艘运输船。一艘还能用，通过秉义的联系卖给了南方某航运公司。另一艘将要报废，卖给了国内同一家钢厂，仍由军工厂负责解体。

　　周秉义带回来些虾皮之类的干海货，嫂子冬梅亲自分送给小姑子和小叔子两家。

　　冬梅走时说：“秉昆，不送送我啊？”

　　秉昆明白了她的暗示，便出门送她。

　　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天色阴沉，要下第一场雪了。

　　二人走到大马路的人行道上时，冬梅站住问：“怎么没看到楠楠和聪聪？”

　　秉昆说：“楠楠和聪聪到我姐家玩去了，他俩想奶奶了。”

　　不知怎么一来，秉昆妈住在女儿家乐不思蜀了——大学校园里环境好，到处是花是草是树。冬季供暖有保障，一来暖气，待在屋里对于老人那就是享福。而且走廊里有公共厕所，干干净净，也有暖气，还有专人打扫。秉昆妈不但爱上了女儿的家，也爱上了大学教师公寓楼的公厕，偶尔才想起光字片还有一处老屋。想起来了也不愿回去，希望秉昆两口子带着两个孙子去看她而已。好生活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虏百分之百的老百姓，包括他们中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周蓉乐于尽孝，她在与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的母亲共同生活中磨合出了宝贵经验，甚至把母亲训练得可以到小卖部买东西也可以到食堂去打饭了。秉昆和郑娟差不多每月都带两个儿子去看妈，见妈被姐照顾得白白胖胖，他与姐姐的关系也亲密了。

　　离公交车站还远的人行道上，在一棵片叶不剩的老杨树旁，郝冬梅严肃地对秉昆说：“楠楠骗你了。”

　　秉昆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郝冬梅说：“他肯定是和玥玥到什么地方去了。”

　　“楠楠带着聪聪，天又挺冷的，没去我姐那儿会去哪儿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玥玥也骗了我。情况肯定是这样，他们三个先一块儿到你姐那儿去了，然后楠楠和玥玥找什么借口把聪聪留在你姐那儿，他俩离开了。”

　　“那怎么了？嫂子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郝冬梅看起来特别为难，但责任使然却又不得不说。为了消弭谈话的严肃性，她弯腰捡起了一片硕大的金黄叶子，欣赏似的看着反问：“你从没觉得楠楠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秉昆困惑地摇摇头。

　　冬梅说：“要不是有人提醒，我也从没发现玥玥有什么异常。”

　　她不得不如实说出了她母亲以及她自己的忧虑，曲老太太把她所见的情形在电话里告诉了冬梅的母亲，冬梅的母亲第一时间告诉了冬梅。冬梅本想先告诉周蓉，可上个星期去周蓉那里时，晓光在，周蓉的几名学生也在，她忍住了没说。

　　“秉昆，玥玥住在我那儿，我和你哥都对她的成长负有一定的教育责任。现在你哥不在，我的责任更大了。所以，我不能装成没事人似的。”冬梅长出了一口气，将手一松，金黄的大叶片从她手上滑落下去了。

　　“嫂子你是说……楠楠和玥玥……他俩，早恋了？”秉昆的话问得很艰难。

　　冬梅回答：“可以这么认为。”

　　“那……那我们大人……该怎么办？”

　　“我也没什么更好的主张。秉昆你得明白，此事主要是你们周家内部的事。我虽然是你嫂子，但毕竟是外姓人。我想，你得及时告诉你姐吧？当然，我也可以从旁规劝玥玥，但你和你姐作为家长首先得统一立场，是不是？”

　　公交车驶来，秉昆让嫂子上了车。望着公交车驶远，他满腔怒火，腾腾迈着大步往回走。进了小院，也不进家门与郑娟打声招呼，推出自行车，一跨上去便朝周蓉家猛蹬。

　　正如嫂子所料，聪聪在他姐家写作业，秉昆妈在包饺子。老太太的精神状态恢复得越来越好，只要女儿预先拌好馅，居然已能把饺子包得大小一律，并且摆得整整齐齐。

　　秉昆问聪聪：“你哥和你玥玥姐哪儿去了？”

　　聪聪说不知道。

　　“你傻呀？怎么不问？”

　　“他俩有他俩的事，我问个什么劲儿？不问就是傻吗？”

　　“你以为你聪明吗？”他对小儿子吼了起来。

　　“如果你认为我天生就傻，那又何必给我起名叫聪聪呢？”聪聪反唇相讥。

　　“你姑呢？”

　　“给研究生上辅导课去了。”

　　母亲不高兴了，看着秉昆训道：“你一进门就大吼大叫发的什么邪火？聪聪正好好写作业呢，怎么就惹着你了？洗洗手帮我包饺子！”

　　秉昆哪有心情帮母亲包饺子呢，也没处找姐姐，更没耐心等姐姐回来，便郁闷地离开了姐姐家。

　　他回到家里时，郑娟己做好了午饭。

　　她奇怪地问：“你送嫂子送哪儿去了？怎么一个多小时再没进家门？也没戴棉帽子，耳朵都冻红了，快到炉子那儿暖和暖和！”

　　秉昆在炉旁坐下，瞪着郑娟说：“你给我过来，也坐下！”

　　郑娟说：“你暖和暖和咱俩就吃饭吧，我陪你坐那儿干吗呀？”

　　秉昆火了：“叫你过来，你就过来！”

　　郑娟一愣，忍气吞声地坐了过去。

　　“你可真生了一个好儿子！”秉昆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聪聪一早就跟楠楠出去了，什么时候又做错事了？”

　　聪聪正处在男孩子招猫逗狗的年龄，常常鼓捣出些事来，比如晚上与几个孩子把一块并不算大的石头搬到谁家门口，还用粉笔写上“王屋山”三个字；或把一块糖砸碎了摆在谁家外窗台上，吸引蚂蚁爬遍人家的窗台。所以，如果丈夫由于儿子生气，郑娟首先想到的责任人自然是小儿子。相比之下，大儿子楠楠可要懂事多了，不但在学校里是优秀生，在街坊四邻的眼中也是好少年。

　　不料丈夫冲她吼：“我说的是楠楠！”

　　“楠楠？楠楠怎么惹你生这么大气了？”郑娟吃惊了。

　　于是，秉昆把嫂子冬梅告知他的事以及他到姐姐家实地查看的经过讲了一遍。

　　“你是说……他俩好？”郑娟还是没怎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不叫好！他俩表姐表弟的关系，好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事。”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呀！”

　　“你二百五哇？他俩那是不正常的好！他俩早恋了！”

　　“是吗？我可从没看出来！”郑娟笑了。

　　“你怎么还笑？”

　　“以他俩的年龄来说是太早了，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好事呀……”

　　“怎么在你这儿倒成了好事了？”秉昆的脸气红了。

　　“你想啊，他俩没什么血缘关系，只不过就是名分上的表姐弟，将来要是真做了夫妻，那不是亲上加亲吗？有什么不好呢？”郑娟居然显出很憧憬的样子。

　　“郑娟我今天把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别忘了他是谁的种！他将来怎么可以成为我姐姐的女婿？别说我姐反对不反对，我周秉昆也绝不允许你的白日梦成为事实！”由于生气，周秉昆的话说得特别伤人。

　　郑娟顿时被训得满眼眶泪水，自尊心仿佛被一锤砸碎了。

　　秉昆又大声说：“他这是恩将仇报！”

　　郑娟两眼含泪默默起身走进了小屋。

　　而秉昆烦恼地吸起了闷烟。

　　两口子谁也没吃午饭。

　　在周蓉任教的那所大学的游泳馆里，穿着泳裤、泳衣的楠楠和玥玥并排坐在泳池边，腿浸在水中，亲密地小声说话。

　　年长两岁的表姐玥玥先学会游泳的，她一再坚持要做表弟楠楠的教练。游泳馆供暖早，温度宜人，正是中午时分，只剩下他俩。

　　“你怎么敢去见他呢？万一他是坏人那多危险啊！”玥玥说的是骆士宾，而楠楠已经与他有过接触。周秉昆如果知道了这一点，肯定会寒心透顶。

　　楠楠说：“他先派人守在学校门口，送了一封信给我。我看了信，决定要见见这个自称是我生父的人。”

　　“愿意让我看看那封信吗？”

　　“不敢留，撕了，扔了。”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呢？”

　　“开公司的，公司租了一层楼。他的办公室挺大，挺气派。人就是个一般男人，形象和我爸爸没法比。”

　　“我小舅是多有样的男人啊！那个男人他对你亲吗？”

　　“亲不亲我没法说，总之见了我特激动，哭得一塌糊涂，抱住我不想放开。”

　　“你相信他是你生父？”

　　“不愿相信，但也不由得有几分信。”

　　“如果确实是你生父，那你将会怎么办呢？”

　　“我还是认为，我首先是周家的人，并且应该永远这么认为。但他如果资助我出国留学，我会考虑的。”

　　“那你愿意去哪个国家呢？”

　　“日本我是不去的，我最想去法国。”

　　“我也有你那种想法，我妈和我两个爸爸都表示支持。咱俩说定了吧，不管谁先到了法国，都要等着欢迎对方，行不？”

　　“行，可眼前的关系我该怎么处理呢？”

　　“听我的，顺其自然。一切都不是你个人解决得了的，到头来还是得大人们协商。不过，一个妈两个爸爸也没什么不好。像我，三个大人都爱我，蛮幸福的。”

　　“真想不到，我有一天也会多出个爸爸来。”

　　“别愁眉苦脸的，对于咱俩反而是福音，看着我……”

　　楠楠便扭头看着表姐。

　　“以前我想吻你却不敢。从今往后，我没有心理负担了。”玥玥捧住表弟的脸，情不自禁地吻了起来。

　　一阵长吻终于结束，楠楠迷醉地问：“姐，如果骆士宾是个骗子呢？”

　　玥玥肯定地说：“我认为，他可能还真就是你的生父。否则，一个当上了老板的人，干吗非认一个光字片的孩子是自己的亲儿子呢？”

　　“那我也没有心理负担了。”

　　于是，楠楠也捧住玥玥的脸不管不顾地长吻起来……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楠楠和聪聪回到家里，周秉昆立刻对楠楠严厉盘问。

　　“说！究竟到哪儿去了？”

　　“和弟弟去姑姑家了啊！”

　　“撒谎！”秉昆扇了楠楠一耳光。

　　郑娟坐在小屋炕沿没出屋。她听到了那一记脆响，眼中立刻充满了泪水。她大声说：“楠楠，跟你爸说实话，啊？”

　　聪聪替哥哥说：“我们就是去姑姑家了嘛！”

　　秉昆冲小儿子吼：“没你说话的份儿！”

　　楠楠平静地说：“爸，我知道你去过姑姑家了。你去那会儿，我和表姐游泳去了。”

　　“在哪儿游泳？”

　　“我姑学校的游泳馆。”

　　秉昆愣了愣，冲到小屋门口，大声嚷嚷：“你当妈的听到了吧？他居然和玥玥一块儿游泳！”

　　郑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满脸屈辱，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

　　楠楠平静地说：“爸，你如果反对，我以后不了。”

　　“我当然反对！”周秉昆又大吼起来。

　　毕竟自己没有抓住现行，早恋的罪状也不能当面宣布，那会让事情难以收场。而且，对于楠楠的自尊心，他这位父亲必须予以考虑。

　　周秉昆保持住了起码的理智，他向楠楠约法三章：一是不许主动去找玥玥玩；二是如果玥玥回来了，他俩只能在家里玩，不许一块儿外出；三是不许互相写信，更不许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找玥玥。

　　楠楠平静地表示绝对遵守，之后被罚面壁反省。

　　聪聪大声说出自己的义愤：“爸，你变成一个粗暴的爸爸了！”

　　秉昆气得又想扇小儿子一耳光。

　　而郑娟默默从小屋里抱出被褥枕头，放在大屋的炕上了。

　　从那一天起，秉昆郑娟这对曾经如胶似漆的两口子，形同住在同一个大车店里的赶路人了。

　　周一下午，玥玥出现在“和顺楼”，出现在小舅面前。

　　她质问秉昆：“小舅，你为什么要打楠楠？”

　　她这一问让秉昆更是心头冒火。

　　他训道：“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是当表姐的，你自己首先应该有个表姐的样子。以后你不要再找楠楠了，最好把心思全用在学习方面。”

　　玥玥显然早有心理准备，她理直气壮地说：“小舅，请不要把姥爷教育你们的那套方法，用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那绝不是什么好方法。我从小见过我妈妈给我姥爷下跪的场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姥爷的亲情……”

　　秉昆不听则罢，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不待玥玥说完，他一巴掌扇在了她脸上。

　　玥玥捂着脸又说：“你们家长如果肯和我们平等对话，批评得对，我们会心悦诚服地改正，但是小舅，看来我的话说了也等于白说。”

　　秉昆又举起了手掌，国庆他姐及时跑过来将他推开。

　　又一个星期日，“和顺楼”刚开门，姐姐周蓉出现在了秉昆面前。

　　周蓉面有怒色。

　　秉昆小声说：“给我留点儿面子。”说罢把头一摆，径自朝外走去。

　　周蓉倒也照顾弟弟面子，一言未发跟了出去。

　　天更冷了，并且刮风。“和顺楼”右侧有间卖豆浆油条的早点亭子，姐弟俩站在亭子犄角的背风处说话。

　　周蓉问：“为什么当着你的员工打我女儿？”

　　秉昆把楠楠与玥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说了一番。

　　周蓉说：“那你也应该先教育你家楠楠。”

　　秉昆说：“我教育过了，还对他约法三章。是你女儿无理取闹，居然跑到这儿来跟我瞎掰扯。”

　　周蓉说：“总之，你不该打她。你应该首先告诉我，由我这个母亲来管她。”

　　秉昆说：“只怕你听了她的一面之词，会以为是我家楠楠勾引她。她是表姐，主要责任在她那边。”

　　周蓉说：“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两个半大孩子之间，说什么勾引不勾引！”

　　秉昆说：“我觉得玥玥变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可爱了，越来越像你。自从住到哥哥嫂子那边，还添了臭毛病，以为她真成了上等人家的小公主，一种凡人不理的劲儿，讨厌！”

　　周蓉说：“你别扯远了，她越来越像我，怎么就不可爱了？”

　　秉昆说：“姐，你以为自己是盏省油的灯吗？我实话实说，你小时候还比较可爱，可你长大后让父母和哥哥弟弟操了多少心？我担忧玥玥身上遗传了你那种让人不省心的基因。估计冯化成遗传给她的基因也不怎么样。一个风流诗人，能将什么好基因遗传给女儿？你是我姐，当年我为你的事流过多少泪我认了，命嘛，没法。可你的女儿搅得我家庭不和，这不行！我心烦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今天我把丑话搁这儿，如果她再跟我这小舅犯矫情，我还会大嘴巴子扇她！”

　　他这番话刚一说完，自己脸上先挨了姐姐一记耳光。

　　“越说越放肆！真是想给你留面子，你都让你姐留不成！今天我也把话搁这儿，俩孩子那点儿事不许你再过问，由我处理！”周蓉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没人知道周蓉是怎么教育女儿的。或许秉昆的糙话还真说对了几分，玥玥身上确实遗传了几分父母那种任性基因。或许身为副教授的周蓉教育学生还有两把刷子，教育自己的女儿却根本不得其法。

　　她让事态更加严峻也更加复杂了。

　　玥玥给大舅妈冬梅和金婆婆留下一封信，委托同学向老师交了请假条，谎称自己的诗人爸爸重病住院，之后登上列车去了北京。

　　周蓉又急又气，决定亲自去北京将女儿找回来。

　　蔡晓光不放心，怕周蓉与冯化成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节外生枝，便陪着她去。

　　周母只得回到小儿子家。

　　郑娟怕秉昆迁怒于楠楠，在蔡晓光行前向他要了钥匙，让楠楠暂住蔡晓光家。

　　蔡晓光在本市没有亲人，一直把周家每个人包括小字辈全都视为自己的家人，周家的什么事都忙前跑后，毫无怨言。

　　周母虽然又住回来了，却并未让秉昆两口子的关系有所缓和。秉昆有意缓和，但郑娟佯装迟钝，不为所动。秉昆这次确实将她伤狠了。所幸周母是真迟钝，丝毫看不出儿子儿媳之间的那种僵局。她一回来，郑娟立刻把聪聪的被褥抱到小屋去了，两口子各睡一屋的情况继续了下去。

　　四五天后，周蓉与蔡晓光把玥玥带回了A市。

　　玥玥无颜再住回大舅妈冬梅那儿，只好回到母亲家去了。

　　玥玥的老师和同学们本不知道她母亲与诗人爸爸离婚，经她闹了那么一出，差不多都知道了。这让她在学校里也不像以前那么自我感觉良好了。

　　冬梅和母亲的情绪也受到影响——当初知道了不说吧，是不负责任；一说呢，闹成这样。

　　楠楠住回来后，对秉昆变得毕恭毕敬。那种毕恭毕敬让秉昆想挑理都挑不成，别提有多伤心了。父子三人在小屋睡，楠楠嘱咐弟弟要睡中间。这么一来，秉昆与楠楠每晚躺在炕上便不言不语了。

第十八章

　　一九八八年的冬季是多年以来少有的暖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兔年冷，龙年寒，忽来暖冬逢蛇年，不是好兆头。好兆头是这样的——兔年秋去迟，龙年冬来晚，不暖不寒迎蛇年。因为蛇是冬眠的“圣虫”，冬天不冷，它就醒得早，还不到惊垫节气，百虫也会跟着纷纷醒来，此乃乱象。

　　然而，暖冬对于老百姓毕竟是幸事。

　　蔡晓光替秉昆家想办法买到了一吨优质煤，秉昆通知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各拉走一推车，自己家留下了半吨左右。

　　由于有那半吨好煤，他家三代五口没挨冻。

　　周秉义继续率领精兵强将奋战在邻省的码头，居然春节也没回来。他们拆完了第一艘巡洋舰，所挣的一百万元已支付到厂里账上。厂里有了那笔钱，腰杆硬了许多，选择转型合作伙伴时底气足了些：能合作就合作，不合作就拉倒，不必求着谁了。

　　冬梅理解丈夫，三十儿前两天动身去了丈夫身边。

　　春节期间秉昆一家四口人没去他姐周蓉家。周蓉和蔡晓光初一到秉昆家来吃了顿饭。初四又来了一次，没吃饭，坐会儿就走了。秉昆觉得，如果母亲没回到他家，姐姐春节肯定不会来。

　　两次玥玥都没跟着来。

　　母亲在饭桌上问：“玥玥呢？怎么春节了也不来看看我？”

　　蔡晓光说：“玥玥感冒了。”

　　楠楠放下筷子，起身往外便走。

　　秉昆问：“哪儿去？”

　　楠楠说：“吃饱了，出去走走，几分钟就回来。”

　　大家都有些讪然。

　　一九八九年三月，周秉义终于回来了。

　　他是坐卡车回来的，车上拉着常宇怀的遗体。

　　常宇怀不是因为劳动事故而亡。

　　周秉义对生产安全抓得很细，很严。他率领的人没有一个在复杂危险的劳动中受过重伤。

　　常宇怀是见义勇为牺牲了。一天傍晚，他那一班工人在船上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大家下船时，有人看到江面上出现了危险。一辆载满砖块的双挂斗卡车压碎了江面的厚冰，后边的挂斗倾斜到了江水之中。三月的江面虽然冰封依旧，但冰层已从下边开始明显变薄了。

　　常宇怀和工友们跑过去，后边的挂斗已完全坠入江中，第一个挂斗的两只后轮悬空，卡车的驾驶室高高翘了起来，前轮腾空，像跃起前蹄的马。曾是军人的军工厂工人，面对紧急情况哪能袖手旁观？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当时周边的江面在咔咔作响不断开裂，实在是太危险了。大家看得明白，想要不让卡车沉入江中根本办不到，救人要紧！

　　常宇怀是带班班长，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牺牲，他严禁大家轻举妄动，自己却冒险接近，爬上了卡车驾驶室。驾驶室里有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车门倒是能打开，但驾驶员不敢往下跳，怕自己那一跳让冰面碎开直接掉到江里。常宇怀拽出他就往下推。他也果然直接掉江里了，被其他工人手拉手救上了冰面。常宇怀再从女人怀中拽出去孩子，举过头顶，篮球运动员投篮似的一抛，孩子也准确地被多双手接住了。那时第一个挂斗倾斜到江水中了，驾驶室几乎笔直竖立，常宇怀和那女人站在车头的保险杠上，如同站在海中的礁石上。女人紧紧抱住他，哭爹喊娘。常宇怀也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他之所以没和那女人一齐往下跳，大概是想等驾驶室的高度降低了，迅速搂住那女人滚向冰面反而更安全些。

　　岂料情况突变，笔直竖立的驾驶室猝然朝后翻扣！转瞬之间——谁也没看清常宇怀是怎么做到的——他被驾驶室砸到了江里，而那女人从冰面上滑开了。事后，她只记得常宇怀在半空中猛推了她一把……

　　在几秒钟左右的时间里，那几乎是只有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做到的事。

　　周秉义求助海军，海军派了两名潜水员从冰层底下找到常宇怀的遗体。

　　被救的是跑长途运输的私车司机一家三口。

　　常宇怀是军工厂工人心目中义字当头的人，他一贯助人为乐、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作为保卫处长，他并不总是军工厂领导班子眼里的好干部，但他是厂里党员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好哥儿们。

　　全厂哭声一片。

　　作为他儿子常进步的朋友，周秉昆他们都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后周秉义召集周秉昆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小会。他把一个信封交给曹德宝，说：“厂里已经给过宇怀烈士妻子一笔抚恤金，这三千元出自我的招待费，你替我交给他妻子。不要说是我个人的钱，实际上也不是，就说是拆船工程队大家的心意。”

　　德宝说：“秉昆是你弟弟，这事还是由你弟弟来完成好。”

　　秉义说：“让你办，你就办。我现在以党委书记的名义，聘请你为军工厂常宇怀烈士关心互助小组的组长。目前我们厂的人心还有些浮动，只怕有些工作不到位，对不起烈士。你和常进步在一个厂，多从侧面替我们了解烈士家还有哪些困难。你们能从友情出发关心到的事，希望你们尽量去做。你们解决不了的，可以直接找我们老厂长。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他会随时接待你们。”

　　德宝他们如同被委以重任，个个严肃地点点头。

　　秉义和他们握手道别时，郑重地说：“拜托了！”

　　他又对弟弟说：“你送我去车站。”

　　追悼会后他没回家，直接去赶火车。

　　秉昆终于沾了哥哥一次光，坐进了周秉义那辆“上海”牌轿车里。

　　秉昆说：“你们厂就不能给你配辆好点儿的车？现在连私企小厂的老板们都坐‘桑塔纳’了。”

　　秉义说：“这辆车我以后也不坐了，已经通知厂里，把它卖了。”

　　五十来岁的司机说：“别呀书记！您把车卖了，我干什么去呢？”

　　秉义说：“正要问你，你除了开车之外还有什么技能啊？”

　　司机说：“我是焊工。您来当书记了，司机不够，我在部队给首长开过车，所以刚把我调到车队。”

　　秉义说：“也没人告诉过我。我那儿缺的就是焊切工，给你三天准备时间，三天后到我们那儿去，向我报到。”

　　司机说：“我是焊工，不是焊切工。”

　　秉义说：“别蒙我，焊切同工种，能焊就能切。”

　　司机嘟哝：“瞧我这倒霉劲儿！”

　　秉义说：“有什么倒霉的？你这也算是我钦点的人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是你的荣幸。”

　　秉昆见哥哥在车上一直用拳顶着胃部，担忧地问：“你胃没事吧？”

　　秉义说：“大事不会有，也就是偶尔痛一阵。秉昆，楠楠和玥玥的问题，你嫂子告诉我了。我要批评你，你搞复杂了。那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你的处理太不得当了！社会上复杂的事很多，有些事注定会反映在家庭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今后一个时期肯定会加大。咱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之间，既是手足，也有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征。我和你嫂子是调和主义者，周蓉有自由知识分子倾向，希望你那种草根阶层的脾气收敛收敛，不要把阶级斗争那一套言行带进亲人关系中。”

　　秉昆心中怏怏不乐，但他看到哥哥正胃痛，不忍争辩，默默听着而已。

　　周秉义站在列车车厢门口，仍不断叮嘱：“必须把你和楠楠、玥玥的关系恢复好，也必须向你姐主动认错。如果你不好意思，让你嫂子传话给她们。有那么一个好嫂子是你的福气，干吗不利用她的调和能力？”

　　站台上已经响起了哨声。

　　“行行行，我听你的！”秉昆边说边把哥哥推上了列车。

　　秉昆走出车站，见哥哥的司机在等他。

　　司机说：“去哪儿？我送你。”

　　他说：“谢了，不用。”

　　司机说：“坐吧。没听你哥说啊，你也就能沾他这么一次光了。”

　　他说：“我更愿意走走。”

　　他是真想走走。

　　回“和顺楼”的路上，他内心里一直在顶撞哥哥：周秉义啊周秉义，你别以为，爸不在了你就是个爸了！你跟我扯那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对我一点儿实际帮助都没有！你要真是个关心我的好哥哥，为什么不主动帮我找份稳定的工作呢？我自己没那出息当官，当一名普通的公安人员还当不好吗？阿猫阿狗都穿上警服了，我哪点儿比他们差呢？如果我也穿上警服，纵使那骆士宾吃了熊心豹子胆，谅他也不敢和我争儿子啊！

　　秉昆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去年，公安系统一下子扩招二百多人，多少有点儿后门的父母都想趁机把工作不称心不稳定的儿女往公安部门塞。当时如果谁说自己有那种门路——只要谁被认为有那种门路，认识的不认识的相求者都会像苍蝇闻到肉腥味儿似的，嗡嗡嗡地围着他转。连龚维则都上赶着找到了他，替他着急：“秉昆，你怎么还按兵不动啊？快让你哥为你使把劲儿呀！一下子扩招那么多人，这种事以后难有了啊！无论你哥还是他岳母，谁把你往后门口推一下你都会穿上警服呀！龚宾如果是正常人，我都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你是龚宾的好朋友，所以我才替你着急。快跟你哥说，只要他在上边找对了人，表个态，我这所长也会托住你！”

　　他也不是没跟他哥说过，说过多次的。只不过没把话说明，但意思他哥肯定是听明白了的。

　　有一次，他还是当着嫂子冬梅的面说的。嫂子都说：“秉昆，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替你求求我妈，啊？”

　　不料，哥哥秉义却说：“坚决反对！你那么做岂不是助长了不正之风？秉昆，你觉得你嫂子利用母亲的声望让你达到个人目的，对老人家是道德的吗？”

　　秉昆心里当时气得呀简直难以自持，他猛起身往外便走。

　　“我和你嫂子都想做清流，希望你这个弟弟体谅我们！”秉义还追加了一句不满的话。

　　秉昆出了家门，就不愿再回去见到哥哥。他在外边瞎溜达，后来侧身坐在家门对面别人家的山墙那儿，看到哥哥嫂子离开他家了才回去。他心里愤愤地想：你自己就没利用你老丈母娘？如果不是靠你老丈母娘的影响力，凭你一名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官场会对你客客气气仿佛谁都对你特友好似的？他还伤心地想，你这个哥哥对我这个弟弟比我对你差远了！

　　秉昆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哥哥嫂子没有儿女这件事始终是他的心病。他当然知道哥哥嫂子挺喜欢玥玥，但也清楚姐姐就那么一个女儿，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玥玥拱手相送。他这个弟弟事实上有两个儿子。他的打算是，等自己将聪聪调教成一个好孩子了，再大几岁时，便主动把他过继给哥哥。亲生子过继给哥哥，却宁肯与养子共度此生，他认为自己为哥哥的无私考虑，近乎崇高。

　　但是，如果楠楠被骆士宾夺了去，哪怕仅仅是把楠楠的心夺了去，那么他的打算岂不就只能烂于腹中了吗？

　　正因为他有此打算，楠楠与玥玥的事才让他暴跳如雷、心神不安。他怎么能让实际上是骆士宾这个王八蛋的儿子，将来成了姐姐独生女的丈夫呢？

　　绝对不行！

　　这是自己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啊！哥哥却说：“那件事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周秉义呀周秉义，你怎么一向站着说话不嫌腰痛啊！真是什么阶层说什么话，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也不可能不受阶层意识的影响！

　　秉昆与哥哥的隔空“心战”打了一路。回到“和顺楼”后，国庆他姐让他快到办公室去，说董事长和一位客人等他很久了。

　　秉昆一进办公室，韩文琪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他介绍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客人，说对方已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了，占股百分之六十。

　　“这下好了，我再也不操心咱们‘和顺楼’的事了，董事长也由他来当了。我得集中精力抢救咱们的刊物，否则刊物要玩完了！”韩文琪一边说一边把秉昆往客人跟前推。

　　“快，你们二位握一下手，我的历史使命就算完成了！”

　　秉昆对客人说：“您不必站起来。”

　　当他的手与客人的手握在一起后，双方都看着对方惊呆了。

　　大股东竟是骆士宾！

　　尽管十几年没见过了，秉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周秉昆。

　　韩文琪又说了些什么，秉昆的耳朵是再也听不到了。他像甩开一只兽爪似的猛地甩开骆士宾的手，说得去方便一下，逃也似的离开了。

　　骆士宾拉开他那辆桑塔纳的车门时，见周秉昆坐在后座上。

　　骆士宾冷下脸问司机：“他怎么在车里？”

　　司机说：“他说他是‘和顺楼’的副经理。”

　　秉昆说：“咱俩得谈谈。”

　　骆士宾问：“你刚才在办公室怎么不谈？”

　　秉昆说：“当着韩社长的面，有些话不便谈。”

　　骆士宾犹豫片刻，也坐入了车里。

　　他在秉昆腿上拍了一下，笑道：“老朋友了，是该好好聊聊，去哪儿？”

　　秉昆说：“随便，清静地方就行。”

　　骆士宾说：“那去江边吧。”

　　于是，司机将车向江边开去。

　　江边果然清静，人影稀少。江面尚未解冻，雪已化了，远远近近，一片一片的冰上雪水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镜子般的亮光。

　　骆士宾靠着栏杆，看着在吸烟的周秉昆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老板了，你要摆正位置。”

　　秉昆说：“那事以后再谈，我要先跟你谈楠楠的事。”

　　骆士宾愣了愣，笑道：“要先谈我儿子的事？好啊，我也早想和你谈了。”

　　秉昆冷冷地说：“他是我儿子！”

　　骆士宾笑出了声，戏谑地说：“你这老弟呀，瞪着眼睛瞎掰！他怎么会成了你儿子呢？当年你第一次见到郑娟时，她不是已经怀孕了嘛！苍天做证，他真是我儿子。当着君子不说假话，我和我儿子已经接触过几次了。你抚养他教育他是有功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也会补偿你。他把他和玥玥的事都告诉我了，这足以证明点儿什么了吧？我认为你有三个选择——都是挺好的选择。第一是将儿子归还于我，从此与他断绝关系，而你会得到一笔保你满意的补偿费。第二是连郑娟一并转让给我，你会获得更多的补偿费，再找个年轻的老婆，对你不算是损失。第三种选择那就更好了，因为更好我才最后说，好戏要压轴嘛！那就是——我只要楠楠，但你要促成楠楠和玥玥的事，起码不反对。想想看，如果楠楠与玥玥将来成了夫妻，那是多么完美的事。那我和你姐就是亲家了，和你哥你嫂子就是很亲的亲戚了。我和你和郑娟呢，那种关系想不亲都做不到了呀！想想看，那咱们是多好的组合？论权力，咱有当官的；论知识，咱有教授；论艺术，咱有导演；论财力，有我呢！‘和顺楼’迟早得完全归了我。论背景，你嫂子他妈那老太太估计咱们还能靠上些年。如果变成亲戚了，你这副经理就可以当成正的了，你就是在为咱们自己管理了。我闲着三套房子呢，那还不是你相中了哪一套就给你哪一套啊！一句话操百种，有些事，看似冤家路窄，但只要人的想法一改变，坏事它就完全可以变成锦上添花的大好事嘛。”

　　骆士宾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他掏出手绢擦嘴角的白沫时，周秉昆站到了他跟前冷冷地问道：“说完了？”

　　骆士宾双肩一耸、双手一摊说：“大政方针给你定出来了，细节可以商量，现在听你老弟的啰。”

　　秉昆说：“那你得等上几秒钟。”

　　他续上一支烟，猛吸数口。

　　骆士宾耐心地看着他。

　　秉昆把烟头吸得正红之际，突然使劲儿摁在骆士宾脸上。

　　“这就是我的选择！”

　　骆士宾疼得捂着脸直蹦，吱哇乱叫。

　　秉昆把他一下子摔倒，武松打虎般骑在他身上，左右开弓，双拳轮落。

　　骆士宾喊：“王奎！王奎救我！”

　　他是在喊司机。车是开不到江边的，停在两百米外，喊也白喊。却毕竟喊来了一些闲逛的人。

　　人们围上来制止秉昆时，骆士宾趁机连滚带爬逃脱了。

　　秉昆恨意未消，追将过去。司机终于发现情况不妙，离开了车。慌乱之下，不但灭了火，还把车门关死了。骆士宾跑到车前，回头见秉昆追来，干着急进不了车。

　　“打开后备厢，给我扳子！”

　　司机摊开双手，表示没有钥匙，后备厢也打不开。

　　这时，秉昆己追到了。

　　司机只得勉为其难地充当保镖，将老板护于身后。

　　秉昆见那司机个子瘦小，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而且紧张得要命，不忍挥拳相向，便把余怒发泄在车上，将车身踹凹了几处，掰掉了倒车镜。

　　骆士宾和司机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而已。

　　秉昆发泄累了，指着骆士宾喝道：“如果你再敢派人监视我的家人，再敢刺探我的家事，再敢打郑娟和楠楠的坏主意，我就结果了你这个狗东西！”

　　周秉昆回到“和顺楼”时，韩文琪已走了。

　　白笑川忧心忡忡地对他说：“相由心生。那个骆士宾面带阴诈，不到五十，却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直觉告诉我，他是个需要提防的人。”

　　秉昆很想告诉师父骆士宾是谁，也很想向师父倾诉心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涉及自己妻子不堪回首的伤疤啊！

　　当日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睡着，楠楠在写作业，郑娟和聪聪出门找猫去了。老猫已经数日没着家了，聪聪哭着要。

　　秉昆说：“你放下笔。”

　　楠楠放下了笔。

　　他又说：“看着我。”

　　楠楠就扭头看他。

　　他语气冰冷地说：“别以为你的行为多么秘密，我知道了。”

　　楠楠垂着目光说：“我再没跟玥玥接触过。”

　　秉昆说：“我指的不是那件事！等你成人了，究竟要继续姓周，还是要改姓骆，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此前，你必须还是我的儿子。如果你敢再问你妈什么，惹你妈伤心，我饶不了你！”

　　秉昆内心里很希望楠楠听了他的话，走过来抱住他，说一些让他感动的话，比如“爸，我永远是你的儿子！”“爸，你别胡思乱想，我再也不去见他了！”

　　楠楠说的却只有不冷不热的三个字：“记住了。”

　　楠楠那种平静的语调让秉昆一时气恼起来，心里骂道：“没良心的狼崽子！”

　　郑娟和聪聪回来了，还是没找到老猫，聪聪脸上挂着泪。

　　那老猫己像周家的一口人了，它的失踪也让秉昆内心里多了份感伤。

　　他没再对楠楠说什么，而楠楠也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拿起笔继续写作业。

　　周秉昆以为，自己狠揍了骆士宾以后，很快将有恶果降临。

　　很奇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什么也没发生，韩文琪也没找他谈话。

第十九章

　　有些人是很经得起朋友念叨的。

　　吕川便是那么一个人。自从德宝说他将要回到A市来搞什么调研，哥们儿都盼着早日见到他。大家盼啊盼啊，却毫无音信。以至于他们偶尔在什么地方碰到了，提到吕川时必有一方怨气十足地说：“咱们想他干什么呀？何苦啊！干脆彻底把他忘了得啦！”

　　后来，他们中间谁碰到谁，就真的不提吕川了。

　　一天，曹德宝来到了“和顺楼”。他对秉昆说：“趁午休时间赶来告诉你个喜讯。”

　　秉昆漠然地问：“什么喜讯？”

　　德宝说：“吕川真回来了，住在北方宾馆。”

　　“这算哪门子喜讯？”秉昆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

　　德宝眨了几下眼睛，高兴劲儿随之一扫而光，反问道：“你怎么了？”

　　秉昆说：“没怎么，就是忽然有点儿心情不好。”

　　德宝说：“看出来了。吕川这次回来待不了几天，他急着见到咱们，咱们总得照原计划安排吧？”

　　秉昆说：“行啊。”

　　德宝说：“计划改变了一下，他说绝不到你这种地方来，要求找个小饭店，哥们儿几个可以安安静静地聊一聊的那种地方。你记得酱油厂旁边的小饭店吗？还开着，我三百元就把那地方包下了一晚上，老板挺高兴。别让赶超自己埋单，咱们凑份子吧。”

　　秉昆说：“行啊。”

　　哥们儿几个齐聚在那家小饭店，除了龚宾，男的女的都到了，连进步也去了。

　　天气已挺暖和，国庆和赶超却还穿着棉袄。就数吕川穿得少，一身西服，外边加了件风衣。按他的要求，原本不喝白酒，但那小饭店早早把炉子撤了，一点儿热乎气儿都没有。

　　赶超说：“这地方比外边还冷，不来瓶白的哪儿行啊？”

　　吕川说：“那就来吧。”

　　一轮啤酒过后，大家都喝起白酒来，而且是六十度的东北老白干，女同胞们也不例外。

　　或许因为多年没见，互相缺乏了解，或许因为吕川和大家不一样了，人家在北京是处长，或许因为各自有压力或心事，起初的气氛并不多么亲热，甚至可以说都有几分拘束。三轮白酒之后，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

　　吕川说：“还是白的好，如果你们仍像刚才那样，我快坐不住了。”

　　国庆说：“是你自己端着嘛。”

　　吕川问女同胞们：“我端着了吗？”

　　春燕快人快语：“那可不！我们女同胞原本商量好了，都要与你拥抱一下的，一见你和他们男的都只握手不拥抱，搞得像北京来的大干部接见群众似的，我们也就拉倒了。”

　　吕川笑道：“罪过罪过，我好比是一条丢失多年的狗，乍一见到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是不是还像从前那么喜欢我啊，所以心里虽然也有你们那种想法，却没敢。咱们把遗憾环节补上不？”

　　女同胞们就齐声说：“补上补上！”

　　吕川正色道：“如果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的范围内吧？”

　　于虹叫道：“谁怕谁啊，你怎么来我们怎么配合！”

　　在一阵起哄声中，吕川站了起来，首先与春燕拥抱。不待他亲她，她已在他脸上故意亲出夸张的响声了。

　　德宝扭头说：“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大家便都笑起来。

　　秉昆与吕川拥抱后，责怪道：“我生你气了，说话没谱，让我们盼了你小半年！”

　　吕川说：“我身不由己啊。参加了两个月的青年干部培训班，结束后从中央机关调到全国总工会，去那儿不久又下去调研了。”

　　大家重新落座，吕川感慨地说：“这才是回到老朋友中间的样子！我晚回来了小半年，自罚一杯！”

　　说罢，他自斟自饮，之后问秉昆：“你那口子怎么没来？”

　　秉昆说：“她得在家照顾我妈。”

　　吕川问：“大娘怎么了？”

　　秉昆反问：“你真想了解我们大家的情况？”

　　吕川说：“那当然！都得说来我听听！”

　　德宝说：“挨个说得说到天亮，还是让秉昆替大家说吧。”

　　其他人便都点头。

　　秉昆也不推让，问吕川：“你看看谁没来？”

　　吕川说：“不用再看，坐下不一会儿就想问龚宾怎么没来。”

　　秉昆说：“那我就从他讲起。”

　　于是，秉昆讲到龚宾怎么疯了，国庆和赶超缘何换单位了，国庆的父亲怎么死的，进步他父亲又是怎么死的，他也讲到了曲老太太的丈夫老马同志的去世，大家怎么为当年和老太太那份感情去参加了追悼会，以及后来赶超怎么摊上了大麻烦，老太太又是怎么出面帮助的……

　　吕川为国庆父亲的死泪流满面。他和国庆、赶超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常去国庆家，对国庆他爸挺有感情。

　　听秉昆讲到进步他父亲的死时，他掏出小本记起来。

　　秉昆问：“你这次回来不是没有调研任务吗？”

　　他说：“调研也不必非得是任务，可以是习惯。”

　　吕川对军工厂的事格外关心，听吴倩说秉昆他哥秉义已是军工厂党委书记了，便问得很详尽，记录也多。秉昆尽自己所能回答了几方面问题后，说：“聊点儿别的行不？换个轻松的话题。”

　　春燕附和道：“对，对，一开始搞得像接见似的，这会儿又搞得像汇报会似的，沉闷劲儿的！”

　　吴倩也说：“我们的事没什么可深聊的，都一样，觉出自己的饭碗不稳了，再看别人，别人也提心吊胆地怕哪一天饭碗掉地上碎了。吕川，你应该给我们讲讲北京有什么新精神。”

　　大家都赞同。

　　这时，五十多岁秃顶了的老板搬出了一个大纸板箱，在饭桌旁拆起来。

　　向阳说：“你干什么呀？等我们走了再弄不成吗？”

　　老板说：“怕你们冷，给你们点儿热度。”

　　老板从纸板箱里取出了立式太阳灯，就是从南方销到北方在A市热卖过一阵的电热器。

　　向阳和进步都帮着组装起来。

　　老板说：“这东西去年真是挣了咱北方人不少钱！本来应该咱们北方生产出来往南方销的，如今却反过来了。不得不承认，北方人就是比南方人缺乏市场意识！去年我还是借钱买的这东西，你们聊的是正题，我有同感，所以装箱了也要拿出来！以前来我这儿吃过的人，几轮酒下肚，撸胳膊挽袖子，吹胡子瞪眼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工人不像工人，青年不像青年，男人没个男人样，女人没个女人样，都像土匪带着匪婆子下山了，看着听着让人内心里腻歪。你们不同，你们多稳重啊！只管慢慢吃，慢慢聊，聊到多晚我都不撵你们。”

　　大家听着，互相看着，各自笑着，一个个就更斯文了。

　　太阳灯的热能朝着大家散发过来，身姿都舒展了，吕川也脱去了风衣，于是大家见他的西服袖上戴着黑纱。他早就把父母接到北京享福去了，这是大家知道的。秉昆问他是为父亲还是母亲戴？他摇头说都不是，父母都健在，身心状况都挺好。

　　他说：“为我敬重的人戴的。”

　　德宝说：“那就是为老师戴的啰。”

　　赶超说：“从小学到中学，老师并不喜欢你，肯定是为大学老师戴的啰！”

　　吕川说：“是为我的人生导师戴的。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是对我的人生发生全方位影响的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对他的人格魅力留下深刻印象。”

　　大家见他说得极其严肃却偏不往明了说，都不便贸然再问，一个个如堕五里雾中，哑然沉默。

　　秉昆不高兴了，又一次责怪道：“老朋友之间，可说你就直言相告，不可说你就干脆把话岔开，卖什么关子啊！”

　　吕川犹豫了一阵，从西服内兜取出一个塑料夹递给了坐在旁边的秉昆，塑料夹中有一张彩照。

　　秉昆看了一惊，其他人好奇，纷纷起身围过来。

　　小饭店的老板问吕川：“我也可以看吗？”

　　吕川没表示反对，庄重严肃地说：“外出时我一定要把这张照片带身上，以他的日常教诲要求我自己。”

　　居然是吕川与胡耀邦的合影！

　　“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中组部，不久他当了中组部部长。我常见到他，听他的报告，但他不可能认识我。他当了总书记后，我调到了中办，能见到他的机会少了。我只不过是从事社会信息汇编的普通工作人员，但他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视，对我们提供的材料经常做批示。有一次，我在信息中编入一段百余字的信息，一位原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儿子对父亲的官方评价有意见。他居然单独召见我，说他很尊敬这位已故诗人，也很喜欢他的诗。他问我信息来源，让我想办法与那位诗人的儿子联系，鼓励对方给他写信说明情况，表示只要合情合理，他一定会做批示。知道我曾在中组部工作过时，他认真地说：‘那咱俩是老关系了，今后你更有义务监督我了。’他不当总书记后，我找到他，要求与他合影留念，他笑道：‘老关系了，当然可以啰！’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他的秘书亲自为我们照的……”吕川坐着说。

　　大家站着听，照片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大家一下子觉得，以前只是一个遥远政治符号的国家领导人，似乎与大家的关系也近了。

　　进步问：“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吕川翻开桌上的笔记本，想了想，写了两行字，把笔记本递给了进步。

　　大家便又围着看，吕川写的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进步说：“明白了。”

　　向阳接着说：“我也明白了。”

　　赶超却说：“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明白！”

　　吕川起身收回照片和笔记本，示意大家坐下。

　　饭店老板说：“四月十五日后那几天，我特意做了一面国旗，在小饭店门外为他降了半旗。”

　　包括秉昆在内，多数人困惑起来。

　　向阳说：“四月十五日，他去世了。”

　　饭店老板又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原来，小饭店老板也有一番生死攸关的经历。他原本是电机专科技校的老师，因为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关于真理问题的思考，被好友出卖，成了“现行反革命”，一直被监禁到粉碎“四人帮”后，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才获得平反。

　　秉昆问他认识不认识蔡晓光。

　　他说蔡晓光是他学生，过去关系不错，目前还有来往。

　　秉昆就说，蔡晓光是自己姐夫，又问他为什么不回学校继续当老师。

　　他说内心有创伤，知识忘光了，捡不起来，当不成老师，提前退休了。

　　德宝说：“那我们不拿你当外人了。”

　　他说：“好，我也不拿你们当外人。”他唤出老婆，吩咐把桌上的菜该热的都热一遍，再加几道菜。

　　于是大家挤出地方，也请他坐下。

　　接着就边吃边聊，大家发问，吕川逐一回答。虽然你问我问，其实问的是同一个老问题——工人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吕川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工业的问题。我到全国总工会后，也经常像你们问我似的问别人。我是替你们问的，我特别牵挂你们。”

　　赶超打断道：“牵挂不牵挂的，你就别说了！你只告诉我们——工人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这时，秉昆不再说话，甚至懒得听了。秉昆已不关心这个问题了，他只关心楠楠和他的关系将会怎么样。

　　秉昆起身走出去在门口吸烟，听到吕川在里边说：“全总的老工会们估计，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阵痛将是难免的。我给你们的建议那就是——到时候，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吕川显得特别理性。

　　秉昆听到赶超大声嚷嚷：“你跟我们转什么呀你？”

　　大家刚才看照片时，唯独赶超坐着没动，却也没闲着。他贪杯，实际上已经醉了。

　　秉昆听到唐向阳向赶超解释吕川引用的那句古语。意思秉昆是知道的，却连他也困惑，不明白吕川为什么引用。

　　“屁话！纯粹是屁话！如果鱼都快活不成了，不互相那样又能怎样？吕川，你小子早就和我们不是一个江湖的了！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坐着没动吗？你那份深厚的感情它就一点儿都没感动我！”赶超由嚷嚷到喊叫了。

　　啪！不知谁拍了一下桌子。

　　“孙赶超！你少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我非要感动你了吗？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压根儿就是个很难被感动的人！一大批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吕川的语调也火气十足。

　　接着里边一阵相劝声，乱了套了。

　　常进步出来了，往屋里推秉昆。

　　秉昆被推进屋去，见春燕等几个女同胞把赶超围在墙角，你一句我一句训着，而德宝、国庆、向阳三人在劝吕川别生气。

　　吕川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颤抖地说：“他怎么能那样对待我？他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了？我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得学这家饭店的老板！人家当过老师，不是都能忘了讲台开饭馆了吗？工人们必要时也得放下身段，什么都得干啊！”

　　饭店老板不知所措，看看这边，看看那边，不敢掺言。

　　秉昆走到墙角，分开春燕他们，板起脸对赶超说：“是你不对，向吕川认错！”

　　赶超说：“我今天就不！”

　　秉昆说：“你还非认错不可！”

　　秉昆把赶超拽到了桌前。

　　孙赶超双手按桌边，俯身瞪着吕川问：“北京来的、中央来的、全总来的，行行行，那咱们就他妈的彻底相忘于江湖好了！但是我倒要问了，这个国家又该拿‘官倒’怎么办？又该拿腐败怎么办？谁动那些以权谋私的人的手术了！凭什么要我们忍受‘阵痛’，让一小撮人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

　　吕川将头一扭，反感地说：“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不和你讨论！”

　　“哈哈！都听到了吧？不在一个江湖了，立场说变就变了吧？那你还非要和我们聚个什么劲儿？去你的吧！”

　　孙赶超突然把桌子掀翻，汤汤菜菜扣了吕川一身。

　　秉昆甩手扇了赶超一记耳光。

　　吕川从椅背上扯下风衣，往外便走。

　　秉昆立即跟出。

　　里边的人全都瞪着孙赶超傻眼了……

　　秉昆陪吕川往宾馆走，一路反复说：“他醉了，他肯定醉了。”

　　吕川一路上一言不发。

　　到了宾馆，进了客房，吕川仍一言不发，他打开旅行箱，拿着几件衣服进了卫生间。秉昆怕他滑倒摔伤，跟了进去。

　　吕川在沐浴帘后说：“放心，我没醉。”

　　秉昆说：“别生赶超的气。”

　　“我能不生气吗？”吕川在帘后叫嚷起来。

　　秉昆陪吕川住下了。

　　二人躺在床上后，吕川说：“秉昆，我也有我憋屈的事。”

　　秉昆说：“看出来了，能说吗？”

　　吕川说：“不能。”

　　隔了会儿，他又说：“对谁都不能说。”

　　秉昆说：“那睡吧。”

　　便关了灯。

　　早上，二人眼中互见血丝。

　　秉昆说：“我那儿事多，不能陪你吃早饭了。”

　　吕川说：“你忙你的去吧。”

　　秉昆刚要迈出房间，吕川叫住了他，忧虑地说：“赶超他现在就那么一种状态，让我太不放心了，你们得经常关心他，别让他出什么事。”

　　秉昆说：“会的。”

　　二人都忍不住拥抱了一下。

　　晚上，德宝和国庆陪赶超在“和顺楼”找到秉昆，赶超磨着秉昆陪他一起去向吕川认错。

　　秉昆无奈，只得相陪。

　　然而，吕川已退房，不知是回北京，还是换地方住了。

　　赶超懊悔地在大堂呆坐了很久。

　　五月三日那天，水自流出现在“和顺楼”。

　　他一见到秉昆，开口便问：“知道楠楠在哪儿吗？”

　　秉昆说：“我亲眼看到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啊。”

　　水自流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按照水自流的说法，楠楠被骆士宾说动了，这一天要去日本留学。一切都是在骆士宾的安排之下进行的，骆士宾还派了一名会日语的手下陪同楠楠。

　　水自流说：“骆士宾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很得意，估计是忍不住想让朋友们知道，我一放下电话就来了。”

　　秉昆完全蒙掉了。

　　“这是你能找到骆士宾的地方，别的忙我帮不上，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水自流把一个纸条塞在秉昆手中，一瘸一拐地匆匆走了。

　　秉昆的自行车被国庆借走了。前几天，国庆的自行车被偷了。纸条上的地方离“和顺楼”并不算远，乘公交车也就四站。

　　秉昆顾不上跟白笑川打招呼，只对国庆他姐说自己要去办件私事，一出“和顺楼”就朝公交车站跑。

　　市中心区情形反常，马路上半天不见一辆公交车过往，行人却比以往多，一拨一拨的，接连不断，形形色色，都朝一个方向匆匆而去。那个方向与秉昆的乘车路线相反，人们似乎要去参加什么大型集会，或是去看什么热闹。人行道上已经人满为患，马路上的人更多。

　　秉昆同七八个人在车站左等右等，一辆公交车的影子也没看到。

　　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一个人喊：“还傻等！都看不明白啊？那边不会有车开过来啦！”

　　等车的那七八个人先后失望地离开了。

　　忽然，人行道上马路上的人纷纷跑起来。

　　秉昆心中一急，跨下人行道，也逆人流跑起来，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事情紧急，撞着活该！”

　　于是人们纷纷避让，有那未来得及避让的，已被他接连撞倒。他也不看倒地的人一眼，继续高喊狂奔。

　　人们以为他是疯子，避之唯恐不及。

　　于是，人流密集的马路为他让开了一条逆行的跑道。

　　他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呼哧呼哧地跑到了目的地。

　　那地方，是一幢外墙经过装修的七十年代建的二层小楼。

　　周秉昆进入楼内。里边还在改造，有人站在梯子上安装豪华吊灯，有人往二层过道的护栏上刷漆。

　　他发现了骆士宾。骆士宾站在二层过道上，这里该如何那里该怎样地指挥着。

　　秉昆没喊他，怕他跑掉。

　　骆士宾感到有人在他肩上猛拍了一下。

　　“谁呀，敢拍我骆某人肩啦！”

　　他一转身，周秉昆已在他对面了。

　　“我儿子呢？”周秉昆一吼，如一声炸雷，吸引了上下左右所有人的目光，连梯子上的两个人都停止了安装。

　　骆士宾强自镇定地说：“你问的是我儿子吧？”

　　“楠楠在哪儿？”

　　周秉昆如同一头豹子在咆哮，双手抓住骆士宾的左右肩，几乎把他平地提了起来，一甩，骆士宾的身体靠在了护栏上。

　　一名油漆工大叫：“刚刷上漆！”

　　周秉昆随即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了骆士宾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

　　骆士宾轻蔑地笑道：“你必须赔我一件西服了，我这可是名牌，一千多元，不是你身上穿的那种便宜货。”

　　“我再问一句，楠楠在哪儿？”

　　“怎么？还想咬我啊？我儿子在哪儿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周秉昆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骆士宾的轻蔑也更加明显，他扭头对工人们说：“都他妈的发什么呆啊？干活！干你们的活！我今天陪他玩到底，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无论周秉昆还是骆士宾，在楠楠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上，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都同样缺乏用理性解决矛盾的经验，都认为道理在自己一方，不可理喻的完全是对方。

　　骆士宾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他只有在明知自己犯法却偏要诡辩的情况下才援引法律，这样的人不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做父亲的权利也是必然。

　　周秉昆的法律意识同样薄弱，他认为与骆士宾那样的人打官司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何况，楠楠确非他的亲儿子，他不相信法律会把楠楠判给他。又何况，楠楠的心明明已被骆士宾收买过去了。

　　他又那么的自信，以为只要把愤怒表达充分，骆士宾就会知难而退的。

　　骆士宾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丝毫不把周秉昆放在眼里。

　　周秉昆双目喷焰地问：“你成心撮火是不是？”

　　骆士宾冷笑道：“是又怎样？”

　　他的话刚一说完，周秉昆的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那道刚刚刷过红漆的护栏，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

　　他们的身体撞倒了梯子，梯子上的人也摔在地上了。

　　吊灯坠落。

　　红漆溅地。

　　一片狼藉……

第一章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周秉昆正式出狱。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

　　那件事对周秉昆发生得极为突然——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某日晚饭后，一名管教干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儿。

　　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时，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时他早已懂得此种规矩，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

　　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

　　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那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自从入狱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时。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周秉昆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周秉昆，你母亲两天前过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周秉昆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去还是不去啊？”

　　听到这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管教。

　　他低声说：“去。”

　　“倒是站起来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

　　张管教看明白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能走不能走？”

　　他低声说：“能，请允许我缓一分钟。”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他。

　　一旦站起来，周秉昆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

　　张管教说：“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说罢一摆头，秉昆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

　　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论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

　　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

　　张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点儿。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秉昆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

　　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秉昆默默伸出了双手。

　　张管教说：“往后背。”

　　周秉昆微微一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

　　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里，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秉昆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

　　妈死了又怎么样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几个小时的假，管教将他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以便让他在亲人面前样子顺眼一点儿，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照顾。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坐着很不舒服，却并没影响他的感激。

　　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点却没有变，那便是他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头上的移动，发楂儿四溅，理发的管教脸上都有他的发楂儿了。

　　那管教脱口说道：“好硬的头发！”

　　周秉昆没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秉昆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学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了。

　　刮脸时，周秉昆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时，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呵斥，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吸烟。他俩吸罢一支烟，周秉昆也哭不出声了。

　　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亲死时，那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脸上擦了些润肤霜。

　　他离开时对理发的管教说：“谢谢。”

　　管教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警车将他送到了火葬场。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

　　张管教边为周秉昆打开手铐边说：“让你戴着这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太那个了，但你千万别乱来，我俩可都佩着枪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说：“我不会的。”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夹持之下，他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

　　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秉昆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秉昆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蓉都主张简单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葬礼一结束，周秉昆转身便往警车走。

　　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啦？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

　　周秉昆想了想，低声回答：“我爱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许多管教认得她了。

　　郑娟走到他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

　　张管教说：“十分钟。”

　　秉昆间：“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郑娟说：“心脏的问题。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秉昆说：“谢谢你，你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郑娟说：“别这么说了。”

　　秉昆说：“抱抱我。”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狱方出警车，管教出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着了。

　　十几分钟后，周秉昆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

　　事实是，周秉昆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一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言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他的人显然向狱方打过招呼。

　　那些人是谁？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

　　师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他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昆，他曾问过他们，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宝说知道，她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昆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

　　秉昆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

　　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认罪服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

　　这句话对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三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个年头就出狱了。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秉昆脱下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心情没怎么激动。

　　当年，他与骆士宾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时，他在上，骆士宾在下。他没受伤，骆士宾摔昏了。他没跑，有人报警，将骆士宾送到了医院。警方将他带走，当日拘押。骆士宾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骆士宾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无亲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

　　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人的冲突是骆士宾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并非蓄意伤害，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楠在哪里，二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

　　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强调周秉昆的行为毕竟对骆士宾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

　　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未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关于周楠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权利。

　　骆士宾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出现过，法官也没见过她。她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秉昆继续争夺周楠这个儿子。

　　那女人的态度让周秉昆备感踏实。周秉昆已经获悉，周楠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秉昆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亲。

　　虽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实际上，他更是为郑娟争夺儿子。他深信，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成功地诱惑郑娟离开自己。别说骆士宾不过是公司老板，即便是皇上，承诺让郑娟做皇后，她也不会动心。周秉昆觉得，他俩好比感情上的连体人，一旦被切分开来，每一方都将残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种“手术”造成的巨大痛苦。兴许，他本人还能在“手术”后活下来，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她的痛将是双倍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周楠，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秉昆无法改变的。

　　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秉昆一张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

　　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士宾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秉昆，她不会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给她去当顾问，是她一再上赶子求我当的。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士宾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水自流如是说。

　　秉昆问：“她为什么请你做顾问呢？”

　　“当年我手下的弟兄们，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论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机才多。如果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继承了公司。她担心大家合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伞，怕骆士宾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惹一身骚。她就想到了我。我在当年的哥们儿中还有点儿声望，起码可以保护她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儿的欺负。为她当顾问，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话说得极可信。

　　秉昆又问：“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营的，哪能完全守规矩呢？没偷税漏税过，还没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还没买卖过发票吗？那些都没干过，还没送礼行贿过吗？一旦送礼行贿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帮她抹平了。以后有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儿，就不会惹出什么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问什么了。

　　水自流走后，周秉昆高兴得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士宾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

　　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昆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扬。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周秉昆竟有几分留恋监狱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他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许多朋友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可交。后来，则因为他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带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儿吃，或送给需要的人用。

　　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二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

　　然而，犯人之间还会有朋友关系，周秉昆已在狱中交了些信得过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白斑，如同十二个年头压缩后制作成的臭豆腐干，一朝忽然开坛拆包似的。

　　张管教后退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对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犯人即将出狱，通常狱方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属，以便家属预先送来换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晚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狱，并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

　　“明白。”犹豫了一下，他低声问，“有人接我吗？”

　　张管教说：“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

　　秉昆虽知张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

　　张管教说：“对，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间，周秉昆家最大的变化是周楠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

　　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

　　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A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

　　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

　　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被调到外省，也肯定会回来替烈士儿子向你们讨公道。”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他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皆无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卑鄙！简直太卑鄙了！他那么做无非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儿形象，减少一点儿骂声嘛！说他狡猾真没冤枉了他！”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

　　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

　　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聚蚊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周秉义出现在弟媳和侄子面前时，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明显的稀薄了。显然，他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举步维艰，干得极不顺心。种种骂名先他而至，群众对他极不信任，自然也极不欢迎。在通往市委那条街的楼体和树干上，曾出现过号召人们抵制他到任的标语。当地公安部门要介入调查，他坚决阻止了。

　　他是晚上出现在弟弟家的，没敢坐小车，也没让妻子郝冬梅陪着，独自一人乘了几站车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为的是能在天黑以后才到达弟弟家门口。

　　周秉义知道有些军工厂工人的亲戚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现在光字片，被人认出后引起不愉快的事情。

　　他这个曾经的光字片住户教育子女学习的楷模，已经对自己的生长地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认为，自己的那些骂名肯定早已传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们周家在光字片树立的好形象——这也差不多都是事实。

　　他在接近光字片时，心情是那么惴惴不安，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逃犯，同时还内心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

　　他说回来开会，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自己不参加完全可以，主要是回来落实一下侄子的工作问题。

　　妻子郝冬梅在电话里把周聪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诉了他，他认为自己应该借开会的机会回来落实一下。如果专程回来，一旦传开，他就更难开展工作了。

　　周聪感谢大伯的关切，同时矜持地请大伯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运气，或到南方去闯一闯。

　　周秉义对“北京”二字反应特别强烈，坚决反对。

　　周聪问：“为什么？”

　　周秉义反问：“还用我往明了说吗？”

　　周聪想到了表姐周玥。十二年前，周玥因与周楠闹出的那一场表姐弟“早恋”，与她的母亲发生了冷战，一日又骗过母亲逃到了北京，找到了生父冯化成，结果不久就被冯化成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带到了法国。女儿失踪，害得周蓉几乎疯掉。收到女儿从法国寄来的信后，她火烧眉毛似的去往法国找女儿了，而那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周聪又问：“我去南方呢？”

　　周秉义说：“我们周家的第三代三个人，为长辈惹的麻烦还少吗？如果你到南方去了，这个家可就只剩下你妈一个人了。以后，也只有你妈独自一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么一来，你爸爸的心情将会怎样吗？”

　　周聪说：“我妈可以约上晓光姑父一起去。”

　　周秉义说：“你妈和晓光姑父一起去看你爸，与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样的吗？”

　　周聪就不吭声了，然而看上去，他并不是多么愿意接受伯父的关照。

　　周秉义又说：“周聪，你应该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已经十多年没回过国，这意味着什么？你平时就不想想吗？你晓光姑父实际上还是不是你姑父，连我都不清楚，你婶和你妈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声明不是了，我又在别的城市，你婶又不是一个特能排忧解难的人，她老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都照顾不过来，而你爸……你忍心撇下你妈到南方去吗？”

　　周秉义说得伤感，霎时泪光闪闪。他想吸烟，连摁几次也没摁着打火机。郑娟替他打着了，他才吸了那支烟。

　　周聪还是坚持己见，说自己走后，母亲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即使晓光姑父不再是亲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周秉义瞪着侄子，夹烟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说出几句话：“周聪，你给我听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为什么回来的！我这个人，从来没为亲人动用过什么关系。我此次回来，是第一次这么做！你真的对我的好意一点儿都不领情吗？”

　　周聪低头不语。

　　始终没插话的郑娟再也忍不住了，对儿子喝道：“周聪，你给我抬起头来！”

　　周聪刚一抬头，脸上便挨了妈妈一记耳光。

　　郑娟训道：“你刚才那番话叫作自私！自私透顶！你爸那些朋友现在处境怎么样你不清楚吗？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亲弟弟，他犯得着为你工作的事操心吗？跟你大伯认错！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他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服从！”

　　郑娟急哭了。

　　……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监狱的铁门在周秉昆背后关严了。他看到周聪时，周聪已是A市晚报的记者了。周聪身旁站着蔡晓光，蔡晓光身旁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

　　车驶出后，周聪对周秉昆说：“爸，这是我姑父的车。”

　　秉昆问是什么车？

　　蔡晓光说是俄国原装“伏尔加”，他有意强调了“原装”二字。

　　只有在与人谈文艺时，周秉昆头脑里才会接受“俄国”二字，这时所说的“俄国”专指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沙俄帝国，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常说的“老俄罗斯”。在谈别的事时，他头脑之中就只有“苏联”，断没有什么“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之中是严格区分的。若将两种概念混淆，在从前年代会被认为别有用心。

　　“是苏联原装吧？”

　　他也强调着问道，完全是条件反射使然。

　　蔡晓光说：“我没说错，是俄国原装。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了，翻过去了。”

　　周秉昆大惑不解，扭头看看与自己并排坐在后座的儿子。

　　周聪说：“爸，苏联不存在了，解体了。”

　　“胡说！怎么可能！”

　　“爸，真的。”

　　“那……怎么就叫解体了？”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你一点儿都不知道？”

　　周秉昆确实一点儿都不知道。被判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亲人带给他们的书、报、杂志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犯人之间也禁止谈国内外政治。每个监号的犯人中都有狱方指定的思想监管员，他本人就是，并且是多次受到表扬很负责任的监管员。

　　周秉昆郁闷地摇摇头。

　　周聪说：“妈去看你，不会跟你说那些。我、姑父和大婶去看你，不便跟你说那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遗憾，以后再讲给你听吧。”

　　他也就只有点头而已。

　　周聪掏出手绢，想将他制服上的一块白斑擦掉——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经有些腐朽，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绽。

　　“真受不了这味儿。”蔡晓光摇下了车窗。

　　三人间一时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周聪说：“姑父，把车窗摇上吧，我怕我爸着凉。”

　　周秉昆说：“没事。我现在身体更棒了，不那么容易着凉。”

　　蔡晓光还是将车窗摇上了。

　　周聪忽然搂住父亲，不顾味儿不味儿的，将脸埋在父亲肩上，耿耿于怀似的说：“爸，我不会再承认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他要哭起来。

　　周秉昆轻轻推开他，和善地说：“别这样，吸入有毒的东西会生病的。刚才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更不许当着你妈的面说。你哥既然已经认错了，那你就要原谅他。”

　　周聪说：“咱们家不好的事都是他引起的。若不是他，周玥也不会那样，我姑也不会到法国去。”

　　周秉昆说：“他和你表姐的事不能全怪他。”

　　蔡晓光说：“周聪，我同意你爸的话。聊点儿别的，尽聊些不开心的话多没意思！”

　　他率先聊起了开心的话题，说他这名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我当年心里不痛快，那也是因为父亲的事当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父亲出事前，我的人生顺风顺水。但深受父辈们问题影响的岂止我一个？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况后来党为我父亲彻底平反，对我父亲的政治评价还是蛮高的，对我也尽量予以照顾，在分房子、评职称方面并没有亏待我。”

　　蔡晓光很诚恳，他说自己心里不痛快、没想开的那一时期，导演事业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话剧通不过，死乞白赖非排成不可的，要么不许公演，要么公演不许宣传评论。而不管有没有评论，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关系票，比不许公演强不了多少。

　　“我那时自筹资金，自己改编剧本，导演契诃夫的《变色龙》《第六病房》，还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省市管文艺的领导一次次找我谈话，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偏要导那些呢？我心里说，为什么还用问啊？心里不痛快呗！苏联解体后，有位在省里管文艺的大领导又一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蔡晓光啊蔡晓光，党对你父亲盖棺定论的评价你并不是不知道嘛！党既然最终承认了你父亲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你也该成为一名好干部子弟嘛！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尽管你一再成心跟党闹别扭，使党很为难，但到目前为止，如果我这样一些人可以代表党的话，那么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党可是依然将你看成自己人！他那一番话，差点儿把我说哭了。他承认我是有才华，但是他认为我的才华应该用在正地方，坦率地批评我以前并没将才华用在正地方。他问我愿不愿意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说只要我愿意，费用根本不成问题，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总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设备给设备。我立刻就醒悟到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的重大政治意义了。我问，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找我呢？他说，由别人来导也许就只能体现政治意义，由你来导意义则不同了，你已经是省里导苏俄话剧的招牌了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由你改编由你导，那就不仅是宣传了！我一寻思，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事干得过，干吗不接呢？于是就接了，公演后一炮打响，开了几次研讨会，好评如潮，我的职称也由二级导演升为一级导演了，我与党之间的小疙瘩一下子彻底解开，关系完全理顺，钱也越挣越多了。秉昆，你放心，什么都别愁，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果然是开心的话题，蔡晓光讲得喜上眉梢，给人前程似锦的印象。

　　周聪替他说：“我姑父现在已经是省戏剧家协会和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跨界副主席了。”

　　秉昆不由得问：“怎么也与电视剧扯上了？”

　　周聪又替蔡晓光说：“我姑父也导了好几部电视剧，有两部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过，都获奖了。”

　　蔡晓光说：“话剧这事，费力难讨好。话剧的时代过去啰！电视剧的时代开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自从我与各方面搞好了关系，一切都顺了，再也不必为导什么而自筹资金，艺术家的尊严也大大提升。现在我总算活明白了，人生一世，都只不过活的是某种想法。有的人想法就不实际，结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还影响得别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指想法的改变。想法一变，就没什么事非得怎样、不能怎样的。”

　　秉昆不由得又问：“那你以前是怎么一种想法呢？”

　　从后座看蔡晓光，他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多数人的头发从前往后秃，少数人的头发从后往前秃。按北方民间的说法，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后来的人生往往会更精彩——别人从前边看已秃顶了，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前边的头发还多着呢。

　　秉昆替姐夫感到欣慰。

　　蔡晓光反省似的说：“从前太不懂规矩了呀，不许导什么，偏要导什么，心想凭什么你不许啊？现在明白了，你总做人家反感的事，凭什么还指望人家喜欢你呢？不待见你，好事当然就全没你的份儿！现在情况不那样了，人家抬举咱，咱就导那种使人家高兴的呗。人家一高兴，什么好事都忘不了咱，有时咱自己还没好意思开口要呢，人家却主动想到咱了。双方相敬如宾，不是比你看着我不顺眼、我看着你来气，一直别别扭扭的强多了吗？”

　　车已驶入市区，秉昆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也不许周聪跟他说话。

　　蔡晓光把车开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红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楼卖给私人，改造后变超市了。这一家洗浴中心却很火，全市最高级的洗澡地方，私人开的。十二年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有钱人，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原属国有的大楼或工厂，只要卖，他们便接手买下。一改公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人更有钱了。

　　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级，装修成了阿拉伯风格，异国情调十足。

　　秉昆不安地问：“干吗来这种地方？”

　　晓光说：“带你来享受享受嘛！”

　　周聪也说：“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吧，反正我姑父埋单。”

　　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姑父的钱就不是钱啦？”

　　晓光笑道：“我也不必埋单。老板是朋友，预先打好招呼了。”

　　这些洗浴中心的高级之处还在于有单间，他们三个包了两个单间。晓光自己在一个单间洗，秉昆和儿子在隔壁的单间洗。单间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间、桑拿房，还有床，不知从何处放送着绵软的音乐。

　　秉昆浸入池中，闭上双眼，听着音乐，不一会儿就泡得浑身松垮、昏昏欲睡。十二年前，在春燕当经理的“红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无比享受，这么高级的洗浴地方他做梦也想不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儿子周聪叫他。睁开眼，周聪已在池外了。

　　周聪指着桑拿房说：“爸，我陪你蒸蒸呗。”

　　十二年前，桑拿还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秉昆听说过，却从没亲身体验过。

　　他说：“既然我儿子陪我，好啊。”

　　秉昆早已浑身发软，在儿子的协助之下才安全离开了浴池。

　　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桑拿房时，秉昆仍然有点儿犯困，却又想跟儿子说话，他闭着双眼问：“你妈最后一次探视时，听她说，你大伯替你工作的事操心不少，你却不领情，能告诉爸爸为什么吗？”

　　周聪说：“我也不是不领情，而是有顾虑。”

　　秉昆问：“你大伯又不是别人，他操心你的工作，你有什么顾虑的呢？”

　　周聪说：“我怕事情一传开，他会背上更多骂名，也让我陷于被动。”

　　秉昆立刻睁大了双眼，追问道：“你说‘更多’是什么意思？”

　　周聪支支吾吾不愿说。

　　“儿子，你必须告诉我！你大伯可是爸爸的亲哥哥，凡是与他有关的事，即使你妈你婶你姑父不告诉我，你也不可以隐瞒我。不管多么不好的事，都必须告诉我。快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在周秉昆强烈敦促下，周聪不得不说出了自己所知的实情。听到嫂子郝冬梅一段时间出门，需要便衣民警保护以防遭到泄愤者袭击时，他完全难以相信。

　　“夸大其词！怎么会呢！军工厂的工人们不是一般工人，他们再怎么生气，也不至于做出那么丧失理性的事来！”周秉昆以同样强烈的情绪，对儿子的话表示怀疑。

　　周聪说自己并没有夸大其词，军工厂的工人们不会那样，他们愤怒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上当受骗的心理就会渐渐消除，就能面对现实，单个或重新组织起来干，自谋职业的能力还是挺令人钦佩的。全省全市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工人有四五十万之众，他们得到的补偿微不足道，将来再生病可就没地方报销医药费了。尤其是，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突然失业，他们的愤怒不是一般的思想工作就能消除的。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对象，而大伯周秉义是全市乃至全省“卖厂”干部中名气最大的人，当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大婶家院子的院墙经常被贴上诅咒恐吓的标语，窗子也在夜里被砖石砸碎好几次。

　　“现在情况不那么糟了，但大伯的形象被彻底毁了，他成了‘工贼’的代名词……”

　　“别说了！”

　　周秉昆冲出桑拿室，仰躺到单人床上去了。

　　儿子跟出了桑拿室，走到床边，赔着小心说：“我不愿告诉你那些，你偏逼我说。我不得不说了，你又气成这样。我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不那么糟了，大婶出门不需要便衣民警暗中保护了……”

　　“先别跟我说话。”他从按摩床上一跃而起，分明想找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地方独处一会儿。那里也没有可让他独处的地方，他便又企图躲进桑拿房去。刚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使他烦躁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四下看看，竟又跨入池中去了。

　　“爸，有些事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当干部是要付出代价的，好比军人在战场上那就得有受伤甚至牺牲的精神准备，我相信大伯当初是做好了那种精神准备的……”儿子跟到池边，耐心十足地劝说他。

　　周秉昆不想听下去，一缩身子，将头没入水中。

　　周聪怕他呛着，抓住他一只手连拉带拽，像抢救投河者一样，总算让他头从水中冒了出来。

　　“爸，你别这样……冷静冷静。你这样，我好害怕……”儿子似乎受到了惊吓，他央求着。

　　周秉昆突然长吼一声。

　　周聪真的哭了起来。

　　那一声吼使他平静了，周秉昆的眼里重新燃起了温柔的目光，他看着周聪说：“儿子别怕，你又没做错什么事，爸的精神也不会出问题。爸如今很坚强，再不好的事都能经受得住。只不过……想当年，咱们周家在光字片真是一个家风口碑很好的人家，除了爸不太有出息，你爷爷奶奶，你大伯姑姑，都是广受尊敬的人。不承想如今你姑姑摊上了那样的事，你大伯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又刚从监狱放出来……咱们周家，岂不成了光字片人人都可以笑话的人家了吗？”

　　周聪流着泪说：“爸，你想得太多了，何必那么想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各家过各家的日子，谁家都可能有过得不顺的时候，笑话别人的人，到头来难免也会被别人笑话。即使在当下，咱家也算不上光字片日子过得多么不顺的人家。不少人家两代人三四口都下岗失业了，那不是也得把日子往前过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快被眼下的日子愁死了，哪还有心思笑话别人家啊！”

　　周聪话音刚落，蔡晓光掀帘而入，竖起拇指连连夸奖：“说得好！秉昆，你别活得太矫情。你进去时，周聪小学还没毕业，如今人家大学毕业，是记者了，能反过来教育你这个爸了，而且教育得句句在理，你知足吧！”

　　周秉昆的心情终于好了不少，他红着脸说：“知足！知足！”

　　蔡晓光又说：“如今你们周家怎么了？全中国有多少老百姓人家能出个市委书记？你哥当的可是正厅级的市委书记，还是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估计百万个老百姓人家才能出一个吧！他不就是背了些骂名吗？工业体制改革那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背些骂名也是替党和国家背的，往前看那是他的政绩，是他继续高升的资本。党和国家对他的付出是清楚的，要不能让他去当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我也是党的人，还是干部子弟，怎么不让我去当？没那功劳嘛！至于骂名，谁爱骂就骂去呗！过了眼下这个坎，老百姓的日子顺心了，他们见着曾经被他们骂过的官，还不是照样想要巴结吗？别说你哥了，就说我吧，当初受我父亲牵连被赶出拖拉机制造厂后，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啊！现在呢，见了我还不是点头哈腰的，奉承的话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叫肉麻！至于你姐……”

　　蔡晓光说得来了情绪，敞开嗓门，越说声音越大。

　　周秉昆赶紧制止道：“别在这种地方说我姐了，以后再说。”

　　蔡晓光说，他是听到周秉昆那一声吼叫，心里不安才过来看看的。

　　周聪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姑父，你接着去洗你的吧，我爸吼那么一嗓子是因为泡得舒服。”

　　蔡晓光在门外拨开门帘探进脑袋，又说：“舒服事还在后边呢，你们父子俩别泡起来没完没了，该洗快洗，该冲快冲，过会儿我还要带你们去按摩！”

　　周聪见父亲心情好了，哄着说：“爸，我为你搓搓背！”

　　周秉昆说：“我在里边比外边洗得还勤，每个星期洗一次，不愿洗都不行，怕有人得了皮肤病互相传染。爸身上不脏，免了吧。”

　　周聪说：“那我也想为爸搓搓，给我个表现机会呗。”

　　周秉昆笑道：“行，就给我儿子一个表现机会。”

　　于是，周秉昆趴在床上，任儿子为他搓起背来。

　　父子间十二年的分隔终于彻底消失了，都打开了话匣子。

　　周秉昆问儿子喜欢不喜欢当记者，工作顺利不顺利？

　　周聪诚实地说，原本是不喜欢的，四年专业白学了，起初难免排斥。转而一想，伯父安排他当记者可谓用心良苦。国企普遍不稳定，私企又没几家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规规矩矩发展的不多。记者属于事业编制，稳定性仅次于公务员。想明白了，也就没有排斥心理了。他说，正如自己所料，对他的负面议论也是有过的，也想开了。自己确实是伯父运用了关系，从后门塞入报社的嘛，事实如此，凭什么不许别人背后议论呢？再说也没法堵上别人的嘴啊！

　　他曾经找姑父蔡晓光，让姑父指导他怎么当一名好记者。姑父指导了他一阵子，带他去见了白笑川。周秉昆入狱后，“和顺楼”开不下去了，转租给个体经营。《大众说唱》也停刊了，树倒猢狲散，韩文琪当县长去了，其他一干人等各奔东西，大多不知去向。白笑川正式退休了，赋闲在家，经常感觉闷得慌，倒也欢迎周聪登门向他请教记者工作方面的问题。周聪说他发的几篇大稿，或是白笑川出的题，或是经姑父蔡晓光逐字逐句改过。最终能顺利见报见刊，也是仰仗白笑川伯伯和蔡晓光姑父的推荐。几篇大稿发表后，受到了业界好评，其中一篇还获得了省委书记批示，关于他的种种负面议论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周秉昆问：“你开始热爱自己的记者工作了？”

　　周聪说：“谈不上热爱，甚至也谈不上喜欢。我作为记者觉得应该采访报道的事或现象，往往三令五申不许触碰，写了也白写。有时上边交代下来的报道任务，一经深入采访，发现上边需要的口径与事实根本不相符，那也得按照领导的意图硬写，发表了往往还挨老百姓的骂。那种时候真不想干了，可不干了又去干什么呢？毕竟是相当稳定的职业啊。我就自己劝自己，每一种职业都有令人烦恼的方面，不可以太理想化了。爸，我这么劝自己对吗？”

　　周秉昆说：“对，怎么不对呢？我当年是杂志编辑时，也经常产生你那种烦恼，也是经常像你那样劝自己的。你一旦把饭碗丢了，我再难以找到工作，咱们一家只靠你妈那点儿工资的话，日子就没法往前过了。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饭碗的问题最大嘛。”

　　周聪说：“我虽然并不热爱手头的工作，却要求自己绝对能够胜任。我早已开始感激大伯当初的良苦用心了。“

　　周秉昆说：“儿子，我可从没沾过你大伯什么光，你却在关键时刻沾上了。你有这么个大伯是幸运的。”

　　周聪说：“我有这么一个姑父也是幸运的。咱家的事，姑父总是当成他自己的事似的，可上心了。”

　　周秉昆说：“是啊，爸有他这么一个姐夫也是幸运的。不论对于你姑还是对于咱们周家，他都是一个应该感激的人。”

　　门帘被从外挑起，蔡晓光忽然又进门了，他拍手喊道：“爱听，太爱听了。你们父子俩的话，本人听了很受用。我做得还很不够，今后会再接再厉的。”

　　周秉昆说：“儿子，幸亏咱俩没在背后数落他，要不全被他听去了。”

　　蔡晓光哈哈大笑。他已穿上了洗浴中心的短裤短衫，从衣柜里取出两套，逼着秉昆父子冲冲身子快穿上，带他俩去做按摩。

　　周秉昆说饿了，不按摩了。

　　蔡晓光说，还是享受享受吧，就算陪他。他说自己好久没按摩了，浑身僵得很，好像每处关节都锈一块儿了。

　　见他一副恳求的模样，周秉昆只得对儿子说：“那咱俩就服从你姑父吧。”

　　父子二人冲了冲身子，也都换上了短衫短裤。跟着蔡晓光走在走廊里时，周秉昆忽又问了一句：“男的还是女的啊？”

　　蔡晓光站住了，责怪他道：“你开什么玩笑？在这种地方男人为男人按摩？那这里还是高级地方吗？当然是女性为咱们按摩！”他压低声音又说，“按摩师可都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妙龄女郎，专门从那边挑选过来的，在咱们这边接受过培训。个个手法一流，中国话也都说得不错，总之是神仙般的享受了。”

　　周聪说：“爸，那我可不去了。”

　　周秉昆也说：“我当是盲人按摩，那我和儿子都不去了。”

　　父子二人便返身往回走，晓光跟回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服他俩，也只有怏怏作罢。

　　三人离开洗浴中心，按周秉昆的要求，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周秉昆穿上了一套蔡晓光为他买的休闲装，看上去像是一位体育教练。

　　蔡晓光奇怪地问周秉昆：“你怎么会身体更好了似的？”

　　周秉昆说：“十二年里，想不早睡早起是不行，想不按时吃饭也不行，想逃避劳动更不行，想看到听到什么刺激人欲望的事根本没门。经常是白天干活一累，晚上倒头就睡着了。除了不念经，基本上过的是少林寺武僧的生活。没被批准，休想过一天违背时间规律的日子，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反而比以前强壮了。”

　　周聪问蔡晓光：“姑父，一边是工人大批下岗、失业，被迫买断工龄，一边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营造了一处处恣意享乐、灯红酒绿，如果我写一篇通讯，定个题目《一名记者心中的忧患》，你觉得有必要吗？”

　　蔡晓光愣了愣，耸耸肩推辞道：“太深了。我说不好，问你爸。”

　　周秉昆抚了儿子后脑勺一下，不动声色地说：“儿子，中国该忧患的事很多，许多事轮不到咱们忧患，咱们老百姓也没那资格忧患。理智点儿，别干傻事，等你有资格时再忧患那些吧。”

　　周聪说：“其实我知道写了也等于白写，只不过聊聊而已。”

　　蔡晓光说：“记住，对别人聊也别聊，没好处。”

　　周秉昆问：“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周聪点点头。

　　饭菜上桌后，周聪不再说话，默默吃着。周秉昆却还有些事要问姐夫，蔡晓光则有问必答。

　　姐夫蔡晓光的说法是，周秉昆之所以在狱中受到关照，不是别人起了什么作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亲友，想起作用那也起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其实是郝冬梅的妈妈。周秉昆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也是郝冬梅妈妈临终前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我嫂子她妈去世了？”

　　“是啊，去世快一个月了。”

　　“可我嫂子最后一次看我时，只字未提啊。”

　　“她只不过不愿让你难过呗。”

　　“她也没戴黑纱。”

　　“她到现在还戴着黑纱呢，肯定是见你之前取下了，她是个多么心细的人啊！”

　　蔡晓光说，老太太临终前几天，料到自己不久于世。省市领导探望她时，她对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和我丈夫，我们不敢自认为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但苦劳总还是多少有点儿的吧？”

　　省市领导纷纷点头，都说肯定是有的，功劳苦劳都有。

　　“我丈夫一直到被党内坏人迫害致死的那一天，也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是吧？”

　　他们都连连说是的，是的。

　　“我对我丈夫被迫害致死，从没有过什么怨言吧？”

　　他们说绝对没有，事实如此。

　　“我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婿，我女婿基本上不是靠我生拉硬拽，才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吧？”

　　他们说千真万确，周秉义同志自身也是党的一名好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一向严格。

　　“我女儿这名党员，也从没给党找过麻烦吧？”

　　他们说，郝冬梅在大学里的表现很好。实际上，她那样的党员是通过在普通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为党的形象加分的。

　　“我知道自己过不了这道坎儿了。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向党提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要求呢？”

　　领导们面面相觑，一时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接着，冬梅妈妈说：“如果你们不表态，那我就不提了，只有作为个人愿望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领导们又互相看看，官职最高的一位这才面带微笑试探着说：“大姐，您还是说出来吧，即使我们几个做不了主，起码可以带回去，替您正式汇报一下。”

　　于是，冬梅妈妈就说到了秉昆的事。她说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起诉人已经死亡，家属也不再追诉。周秉昆服刑期间表现不错，否则不会两次减刑。现在，能不能再提前一点儿释放他呢？早一年是一年啊！普通老百姓人家的男人入狱服刑十多年，就等于天塌了。

　　她说，如果不是由于“文革”，她就不会与普通工人之家成了亲家，还是光字片的工人之家。可既然独生女儿与人家儿子结为夫妻了，感情还挺深，当妈的再觉得遗憾也不能硬拆散他们。怕亲家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烦人事求到自己，她从没登过亲家的门，亲家公亲家母生前，她也从没见过他们。至于女婿的弟弟，她同样从没见过。现在自己也快死了，她忽然很想尽一点儿亲戚的能力，证明自己还是有人情味儿的。如果是干部家与干部家成了亲家，哪有不权力互用的呢？还不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互相利用心安理得吗？她说，别以为她不清楚现在的官场风气，她清楚得很。正因为清楚，所以她不认为自己对组织提出一点点个人要求有什么过分的……

　　那时，冬梅妈妈的身体已很虚弱，又说了那么多话，气喘吁吁，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了，眼角淌下泪来。

　　代表组织探望她的几个人又互相看了看，都暗松了一口气。他们起初猜不到她会提出何种最后的要求，一个个心里直打鼓。听完她的话后，大家都没了任何心理负担。

　　职位最高的领导握住她的手，弯下腰保证说：“老大姐，亲爱的老大姐，您的要求丝毫也不过分。您放心吧，这事我们做得了主，不必汇报请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听姐夫蔡晓光讲罢，周秉昆半信半疑地问：“我嫂子知道吗？”

　　蔡晓光说：“她当时在场，当然知道。”

　　周秉昆说：“可她最后一次看我时没说啊。”

　　蔡晓光说：“她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人，能跟你说那些吗？”

　　周聪说：“我也一点儿都不知道。”

　　蔡晓光说：“那你就继续当成没影儿的事吧。”

　　周秉昆愣了片刻，又问姐夫：“可你不在现场，又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呢？”

　　蔡晓光说：“我什么人啊！我朋友多啊，是医院一位在场的护士一句句学给我听的。人家对你嫂子她妈挺崇敬的，没必要添油加醋。我呢，就告诉她我是你姐夫，嘱咐她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蔡晓光说罢，吸起烟来。见周秉昆又发愣，给他递了一支。周秉昆摇摇头，蔡晓光立刻想起，周秉昆在监狱里已经戒烟了。

　　周秉昆自言自语说：“就为了让我早出来一年，她老人家何苦那样呢。”

　　蔡晓光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她能为你那样意义重大，证明她临终前，还是打心眼里承认你们周家是她的亲戚了。”

　　周秉昆说：“我父母活着的时候，如果她能见见我父母，哪怕仅仅一次，那我也比让我早出来一年更感激她。”

　　周聪说：“爸，你这话更不对了，不公平。据我所知，爷爷在亲家关系上也从没有一点儿主动。”

　　周秉昆不由得扭头看儿子。

　　儿子反问说：“不是吗？”

　　蔡晓光说：“你儿子这话才客观。秉昆，我认为，你该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约上你嫂子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祭奠祭奠。”

　　周秉昆说：“难道我不应该先去祭奠我父母吗？”

　　蔡晓光说：“还是要先去祭奠你嫂子的母亲，两处墓地离得很近。如果你听我的，也等于你间接表达了对你嫂子的感激。这世上，没有几个当嫂子的经常探望自己服刑的小叔子。你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的。”

　　周聪说：“同意。爸，咱俩一块儿去。”

　　蔡晓光说：“那我作陪。让周聪他妈也去，都去，坐我的车。”

　　秉昆说：“好，接受你俩的批评。儿子，就照你姑父的话办，你负责联系你婶儿。”他忽然由在洗浴中心的事想到了妻弟光明，看着蔡晓光问：“光明如今在哪儿？干什么呢？”

　　蔡晓光摁灭烟，朝周聪抬抬下巴：“告诉你爸。”

　　周聪说：“姑父，还是你告诉的好。”

　　蔡晓光说：“同样一件事，怎么我告诉就好了呢？你家的事，别都让我来向你爸汇报。”

　　周聪说：“我得去一下卫生间。”他借故躲开了。

　　蔡晓光说：“这孩子，狡猾狡猾的。”

　　周秉昆催促：“姐夫快说，别让我着急。”

　　蔡晓光这才低声说：“光明他……出家了。”

　　周秉昆听了，顿时惊呆了，如同被浇铸在椅子上。

　　蔡晓光告诉他，“红霞洗浴中心”倒闭以后，春燕调到区里去当妇联副主任了。除了她一个人安排得不错，其他人都被买断工龄，解除了合同。光明不属于正式职工，他也就没有买断工龄那一说。他在“红霞洗浴中心”做按摩师时，曾为一位老和尚治疗腰椎病的疼痛。老和尚是A市郊区北普陀寺的住持，七十多岁了，法号洁灵。秉昆知道北普陀寺，相传由江南名寺普陀寺的一名役僧云游到A市时创立。虽叫北普陀寺，却小得多，与南方的普陀寺没法相提并论，只不过借用了“普陀”二字而已。在“文革”中，北普陀寺曾被红卫兵一把火烧得只剩了残垣断壁。“文革”后，南普陀派遣洁灵和尚前来弘扬佛法，才逐渐恢复了香火。洁灵法师挺惦记郑光明，获悉“红霞洗浴中心”倒闭的消息，便让两名和尚将他接到了寺中。他问光明，如果寺里提供食宿，他愿不愿剃度为僧，在寺中为大家免费按摩，解除疾苦。不知当时光明心里究竟怎么想，但可以肯定，他是表示愿意，于是成了和尚，洁灵为他取了个法名叫萤心。

　　不等蔡晓光讲完，周秉昆眼中已扑簌簌落下泪来。

　　蔡晓光劝道：“你也不必替他难过，人生维艰，活得困厄又无奈的人多了去了。他一个盲人，不那样又能怎样？对他而言，出家虽非最好的安排，却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寺里对他挺照顾，给予他相当大的自由，平时与众僧一块儿诵经念佛。有人求到寺里了，起身就可以走，从不让他另外再干什么活。”

　　周秉昆说：“那跟我的想法也不一样。入狱前我内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凭自己的能力帮他结婚，建立个小家庭，生儿育女……”

　　蔡晓光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按你的心愿，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会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工作的还是没工作的？如果一个女人又有工作又一切正常，有几分可能肯嫁给他呢？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又和他一样也是盲人，你养活他们？你养活他们的孩子？”

　　周秉昆擦擦眼泪，难过地说：“我没往那么细里想。”

　　蔡晓光说：“还是的，没往细处想的心愿，不管多好，往往都不大靠谱，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心愿。如果你能换一种想法，心情就会豁然开朗了。”

　　周秉昆懵懂地问：“哪种想法？”

　　蔡晓光说：“你看你们周家啊，光字片上的一户老百姓人家，母亲原本是大字不识的农妇，父亲也只不过扫盲时期认识了几个字。儿子如今成了市委书记，女儿曾经是副教授，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导演女婿，有冬梅那样一个高干女儿的儿媳妇，你自己一个儿子现正留学美国，一个儿子是记者，你妻弟又是和尚。成员多丰富的一家人啊，可以说多姿多彩。你怎么知道光明成为和尚，不是上苍有意安排的呢？”

　　“为什么那样安排呢？”

　　“我们就只有日后才能渐渐明了啦，当下估计要暗示咱们向佛靠拢吧！”

　　二人正说着，周聪出了卫生间。

　　周秉昆向姐夫使使眼色，蔡晓光就招来服务员结账了。

　　三人离开小饭店，周聪说他得回报社了，周秉昆说他困了，想找个地方睡一觉。蔡晓光明白，他不愿在白天回家，便放周聪走了，开车将周秉昆送到了一个能保证他好好休息的地方。

　　那是一幢离江边不远的新高层楼，有电梯，地点很好，既不偏僻也不喧闹。蔡晓光将周秉昆请入一套两室一厅装修精致的房间，说是自己导完《母亲》后，省市联合奖励给他的。能住在那幢楼里的，主要是文艺干部和名流，是落实艺术家生活待遇的一项实事。

　　“话剧团那间宿舍还允许我保留着，对我够意思吧？就我自己得到的种种实惠，那也不能辜负党的期待吧？”蔡晓光一边表忠心似的说着，一边替周秉昆拉严了窗帘。临出门，他又说，周秉昆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他下午和晚上都有事，不能开车送周秉昆回家了。

　　周秉昆困极了。一早出狱，他虽然不是多兴奋，昨晚却还是思前想后地整夜失眠了。他脱了鞋袜衣服，只着短裤，盖上线毯，蜷身便睡。睡了很久，睡得很实。翻了两次身，一次也没睁开过眼睛。

　　他是被人“弄”醒的，确切地说，是被一个女人吻醒的。

　　起初只不过在蒙胧中感觉到有一个女人吻他，先吻他的额，接着吻他的眼，接着吻到了他的唇。那女人的唇很柔润，还轻轻咬他下唇。即使她那样，他还是半醒未醒，似乎在梦中，又似乎已回到了家里。

　　他已十二年没与女人亲热过了。

　　女人的头发垂在他脸上，使他脸上痒痒的，心中的欲火缓缓燃烧起来。

　　在恍惚中，他将那女人当成了郑娟，紧紧搂住了她，由被动接吻而主动深吻了。分明的，他的深吻也正是她所渴望的。

　　他俩互相吻啊吻啊，谁都顾不上说句话了。她的一只手，伸入了他短裤里……

　　他猛地将她推开，郑娟从没有对他做过那种动作。

　　“谁？！”

　　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

　　灯随之亮了，周秉昆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三十五六岁的女人，齐耳短发的发梢烫出月牙形的弧度，半贴面未贴面地环着脸颊，像舞台上旦角或青衣化妆的水片。她那张鸭蛋形的俊脸白白净净，细眉俏眼，颇有几分姿色。

　　她比二〇〇一年的郑娟好看多了。这一年，比周秉昆大一岁的郑娟已经四十九岁了，姿色衰退，不再那么好看了。

　　那女人裸着两条白腿，穿双黑色扣襻布鞋，脚踝部位露一截肉色丝袜的袜腰，而膝部露一截白褂子的下摆，白褂子外穿件宽松的驼色薄毛衣。

　　毫无疑问，那女人是从医院来的。

　　周秉昆立刻想到了他姐夫蔡晓光的话：“我是什么人啊，我的朋友很多啊。”

　　那女人也不知所措，惊慌地反问：“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

　　周秉昆急忙用线毯盖住身子，语无伦次地说：“我……蔡晓光……他允许我在这儿休息休息，他是我姐夫……”

　　“你是……周秉昆？”女人镇定了。

　　“你可以这么认为……”周秉昆羞愧得无地自容，越发说出不三不四的话来。

　　“什么叫可以这么认为？是，还是不是？不说实话我可喊了啊！”她生气了。

　　“别别别，是，我是周秉昆！”周秉昆唯恐她来那一手，样子顿时可怜起来。

　　“怎么能证明你是周秉昆？又怎么能证明蔡晓光是你姐夫？”

　　周秉昆的样子变得有点儿可怜，她反倒神气活现了，双手往腰间一叉，审起他来。

　　周秉昆只得说自己今天刚出狱，是姐夫蔡晓光开车接他，带他去洗澡，为他买衣服，一块儿吃午饭。

　　“什么车？”

　　“伏尔加。”

　　“你姐叫什么名？”

　　“周蓉。”

　　“你哥呢？”

　　“周秉义。”

　　“郝冬梅是你什么人？”

　　“我嫂子。”

　　“那……刚才对不起了……”

　　“我也对不起了……”

　　“你姐夫这王八蛋，气死我了！”

　　女人说罢，转身往外便走。

　　周秉昆叫道：“别走啊！”

　　她在门口一转身，横眉竖目，怒道：“还想昨样？没够？来劲儿了？！”

　　周秉昆窘迫地问道：“姐夫忘给我钥匙了，我走时怎么锁好门啊？”

　　“想让我把钥匙留给你？休想！使劲儿把门带上就行！”

　　“砰”的一声门响，吓得周秉昆在床上一抖。他下了床，顾不得穿鞋，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见是黄昏时分，离天黑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周秉昆回到床上，又仰躺下去，想再睡会儿，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屋里仍有一股香水与药水混合的味儿。他口中黏黏的，似乎残留着那女人的唾液。他咂巴咂巴嘴，欠起身想吐一口，没发现纸巾，觉得不应该直接往地板上吐，可口中的唾液经咂巴多了起来，无奈只得咽下去。

　　他想到了妻子郑娟。是的，妻子不是当年那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了，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是了。入狱那一年，她仍然接近是一朵盛开的花。她的身体似乎是奇妙的加工器，善于将粗粮和家常菜进行细致加工、分泌和提取精华，供给于血液，供给于皮肤，所以她的头发一向乌黑乌黑，肌肤一向润滑润滑，脸庞也总是容光焕发。除了偶尔的忧愁，她一向是乐观的，清贫的日子战胜不了她那种骨子里先天的乐观。他初识她时，以为她是一个没法改变基因遗传的忧郁型的人儿。他们成了夫妻以后，她变了，他才明白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原来她是一个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曾带给他以及他们清贫的生活多少欢欣啊！一九八九年后的十二年间，她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发现她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十二年，四千三百多天，在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他在没有她的日子里，身体却反而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壮了。

　　他就要重新拥有她了。

　　她也要重新拥有他了。

　　她重新拥有的将是更加强壮的他，而他重新拥有的是一朵凋零的大丽花，一位忧郁到骨头里的妻子。

　　也许，她仍是乐观的，但她的乐观已仅仅是一种信念了，大约再也不会体现为满脸灿烂的笑容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了。

　　周秉昆越想越难再合双眼，往事如电影般一桩桩在头脑中浮现起来，历历在目，恍似昨日，想停下来都不可能。

　　周秉昆一跃而起，再次赤足下床，急切地东翻西找，口中喃喃自语：“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再找找，再找找……”

　　周秉昆还真找到了半盒烟。于是，他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吸，吸完一支，紧接着点了第二支……

　　他破戒了。

第二章

　　“蔡导，有人找您。”在话剧团的小会议室里，蔡晓光正与搭档们讨论剧本，办公室一位姑娘推开门告诉他。

　　蔡晓光已经是话剧团的摇钱树了，凡他导演的话剧或电视剧，多多少少总能从省里或市里争取到经费支持。当然，他实现的艺术愿望，也必然与主旋律合拍。有时候，领导们觉得主题与主旋律不怎么合拍，听他一解释，最终往往也会收回意见，表示同意。于是，他争取到了经费支持。事实一再证明，被一些省市领导认为不合拍的剧目，公演或公映后竟然又与来自北京的新精神非常契合。

　　蔡晓光仿佛对主旋律有着异乎寻常的直觉敏感，省内无人可与他比肩，连某些主管文艺工作的干部都望尘莫及，心服口服。剧团的头头们对他恭敬有加，唯恐照顾不周。因此，大家常戏称他是“绝导”或“蔡绝主”——即绝对的主旋律导演。

　　只要他开始忙了，团里年底就有业绩可摆，演艺人员就有事干有钱挣，行政人员也都能跟着喝碗汤了。他行事有原则，做人有分寸，能屈能伸，知所进退，该高调的时候高调，该低调的时候绝不会忘乎所以地张扬。他分配收入时一碗水端平，人人有份，先人后已，宁肯自己吃亏。即使刚上几天班或就要被辞退的临时工，他也一视同仁，让人家得着份甜头情绪高涨心里舒坦。可以说，他不仅是团里众人拥护的摇钱树，还是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艺术骨干几乎都是他的死党。他在社会上也是个热心肠，获得了重感情讲义气有仁心办事诚信可靠的一流口碑。至于他所认识的各行各业的女人们，有的因为顾虑不敢跟他上床，不愿跟他上床的则是少数。几乎每完成—部作品，他差不多都会与剧组或有关机构的一个女人有染。多数时候，他并非一定要占便宜，而是她们主动投怀送抱，乐于被他“潜规则”，觉得是额外的收获。他的死党们早已见怪不怪，认为他那样的人就应该如此，否则就不配做他们的精神领袖。

　　此刻，蔡晓光正忙着讲解导演意图呢，被办公室姑娘打断了，他有点儿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说：“你就不能替你叔请人家先坐到屋里等会儿？”

　　姑娘红了脸说：“是女的。”

　　对于团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论男女，他多以“叔”自谓，这使他们都觉他是个可亲的人。如果他们聚在一起“咱叔”长“咱叔”短的，那么议论的必定是他。

　　蔡晓光皱眉道：“这孩子，脸红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啊？是女的就不能先替你叔招待一下啦？”

　　姑娘脸更红了，吐了一下舌头笑道：“我觉得她跟叔的关系不一般，还挺生气的样子。”

　　“你觉得不一般就不一般啦？小刘你去一下，请她随便到哪间没人的屋里先坐会儿。”

　　他的脸也微微红了一下。他在团里是有创作工作室的大腕，小刘是团里为他配的助理，自学成才的一位音乐人，能词能曲。他觉得小刘是个人才，费了番周折才将小刘调到了团里，安排为正式在编的演艺人员。小刘自然视他为伯乐，深怀感激，从此也成为他的死党，一心要报知遇之恩。

　　小刘得令起身，负责接待的办公室姑娘却消失了。

　　蔡晓光自嘲道：“真不懂事，哪壶不开提哪壶，也不给我这个叔留点儿面子。”

　　大家都笑了。

　　蔡晓光刚接着开始讲解，小刘回来了，向他耳语道：“是医院里的一位护士长同志，她说没时间等，想当面问你几句话。”

　　他猜到了她是谁，对着大家苦笑道：“诸位可都要以我为前车之鉴啊，男人风流之事太多了也会吃苦受累。你们先讨论着，我去去就回来。”

　　大家又都理解地笑了。

　　那位“护士长同志”一看到蔡晓光，也不迎上前去，反而一转身昂首快步便走。他没叫住她，默默地紧跟着。

　　“护士长同志”走到长长的走廊尽头，没回头看他一眼，直接下楼了。

　　他加快脚步，跟下楼去。在两段楼梯的拐角处，“护士长同志”猛地向他转过了身。

　　“什么事啊？值得你到团里来找我！”他轻轻责备道。

　　她扇了蔡晓光一记耳光。他被扇蒙了，摸了一下脸，绅士般地笑道：“好大的火气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

　　她厉声质问：“不是上次说定了，咱俩今天五点在老地方见面吗？我们六点才下班！为了见面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连白大褂都没顾上脱就急着去了！”

　　她气得快流下泪来。

　　蔡晓光这才想起自己的确与她预约过，连声道歉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最近事多，一忙忘了。”

　　“那儿有人，你应该及时通知我一下！”她继续诉说着委屈。

　　“是啊是啊，向你低头认罪！”蔡晓光诚惶诚恐地鞠躬。

　　“光认罪有什么用啊！都闹出丢人现眼的事啦！拉严了窗帘，又没开灯，屋里漆黑一片，我怎么知道床上只穿裤衩躺着的不是你？！”

　　“小声点儿，别嚷嚷！”蔡晓光不免也吃惊，低声问，“那是我小舅子，今天上午我才将他从狱里接出来的，我跟你讲过他的事……他对你无礼了？他也不是那种人啊！”

　　“不怪他！是我把他当成了你！”“护士长同志”依然有些羞恼，跺了下脚，扭了扭身子。

　　“宝贝儿，小声点儿，能小声点儿不？你俩，那样了？……”他也觉得问题出大了，头皮有点儿发麻。

　　“那样是没那样，差一点儿……”她的声音终于小了。

　　“没那样就好，可……差一点儿是差多少啊？”

　　“差一点儿就是……反正我在脱衣服上床之前觉得不对劲儿……他也没扒我的衣服……”她还是流下了眼泪。

　　蔡晓光就将她搂在怀里，替她拭泪，吻她，安抚她。

　　她说：“你让我丢人丢大了！”

　　蔡晓光说：“丢人的也不只是你呀，我小舅子不知以后会怎么看待我这个姐夫了！我在他心目中可是好姐夫，这下全露馅了。”

　　“还敢怨我？！”她拧他耳朵。

　　蔡晓光赶紧又说：“不怨你，不怨你，完全怨我自己。好在躺那床上的是我小舅子，不是光着身子的另一个女人，老天爷终究还是挺照顾我这个好人的，否则岂不罪加一等了？”

　　她又拧他耳朵，逼他老实交代——除了她，还有几个女人有他那儿的钥匙？

　　蔡晓光发誓，仅给过她一个人那里的钥匙。

　　“你得补偿我的损失。”

　　“当然当然，必须的。”

　　蔡晓光温声细语地告诉她，已按她的要求将电视剧本中女医生的戏份尽可能加强了，那一角色雷打不动属于她。她这才高兴起来，偎在他怀里哧哧地笑了。

　　蔡晓光总算将“护士长同志”哄走了，上得楼去，迎面撞见了那位负责接待的办公室姑娘。

　　“偷听来着是不是？不学好！别到处乱传播啊，那可不是好女孩所为……”不待他的话说完，姑娘笑着跑开了。

　　蔡晓光回到会议室，问大家讨论到哪一步，大家都说进行得很好，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女医生的戏份不但加得很必要，而且画龙点睛，让一个群众角色活灵活现起来，成为一个将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了。

　　“导演，带着满腔感情加的戏份吧？”老美工一本正经地调侃他。

　　蔡晓光也不生气，有点儿得意地应付道：“那是！带着感情加和不带着感情加，结果当然不同。”

　　摄像打趣道：“大家还有好桥段主张加给女医生。”

　　蔡晓光却立刻反对：“不加了不加了，再好的桥段也不加了，私人感情不可以无限膨胀地加入艺术作品之中。一部优秀电视剧有其科学的人物戏份安排，注重均衡性，艺术第一，感情次之，咱们还是要尊重艺术规律。”

　　众人见蔡晓光说得严肃，真假难辨，一时都摸不准他内心里究竟怎么想，便附和着说些“那是那是”“有理有理”之类的话。

　　蔡晓光此次要拍的电视剧暂定名为《人生变奏曲》，反映居住在同一条小街上的老中青下岗工人们的生活，表现了抱团取暖的友情，互相体恤的亲情，好了散散了又好的爱情，自谋生路坚忍不拔的精神等。这是一部挺接地气、轻喜剧风格的主旋律电视剧。蔡晓光定下题材找人写了剧本，还申请到了省市主管部门的经费支持。剧中有周秉昆和亲人朋友们的影子，初稿中还曾有厂长这个人物，是以周秉义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他将此事跟周秉义说了，遭到坚决反对。

　　蔡晓光说：“我是想通过那样一个艺术形象，来为你正名。编剧都那么编了，是我向编剧提供了原始素材。我认为，编剧还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的好干部形象……”

　　周秉义打断道：“不需要！你们爱怎么塑造怎么塑造，那是你们的创作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和我沾一点儿边的事都不许往里加。丑话说在前面，否则拍好了我也不依！”

　　蔡晓光说：“砍掉那一个人物，对全剧影响太大了，剧本分量一下子就轻了。”

　　周秉义生气了，反驳道：“难道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还需要我再重复几遍吗？”

　　谈话是在郝冬梅家进行的，当时冬梅母亲还在世，也都在场听着。

　　郝冬梅说：“晓光，我们现在只想恢复以前平静无忧的生活，秉义唯恐自己再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你作为我们的亲人，应该比别人更理解我们才对。”

　　冬梅母亲也说：“晓光，你就不要再枉费口舌了吧。”

　　蔡晓光只得作罢。过了一会儿，他却仍不死心，又去找白笑川，希望能帮着说服周秉义。

　　白笑川耐心听他讲完了碰壁的情况，他表示爱莫能助：“拉倒吧晓光，秉义的性格你我都清楚，他反感的事，我出面也没用。我的面子能比你的面子更大吗？你别牛不喝水强按头啦，何况他的顾虑也不是杯弓蛇影啊。”

　　蔡晓光这才死心，忍痛割爱。编剧却改烦了，罢工不干。无奈之下，他只得又物色了一位编剧，花了一笔编剧费。

　　一天，蔡晓光在街上碰到了曹德宝聊起来，大诉苦水。德宝也是多少有些文艺细胞的人，他建议加入一个人物以弥补剧情的损失。曹德宝提供的生活原型是一家小饭店的店主，十二年前，他和周秉昆等人欢迎吕川回到本市的聚会就在那家饭店举行。现在那店主六十多岁，老婆病故，小饭店还由他开着，成了那条偏僻小街一家最“皮实”的不起眼老店，也是德宝他们几个常去借酒浇愁的地方。

　　蔡晓光还真带着二茬子编剧前去寻访了一次。一谈，他敏感地意识到能从对方身上挖掘出好素材来，而那人也以身为电视剧人物原型而感到幸运。双方一拍即合，约好二次相见，继续深聊。不料再去时见到的是极尴尬的场面，那店主正与房东吵得不可开交。原来，房东要提高租金，店主指责他违反合同。双方都有助阵者，争吵中甚至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杯盘瓶碗摔碎一地。

　　蔡晓光自认为是个人物，赶忙走上前去，替那店主求情。事关金钱，房东哪里肯给你面子？话不投机，几句之后，那帮助阵者就出言不逊，骂骂咧咧；羞辱他屎壳郎滚乒乓球，吃粪吃多了撑的，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蔡晓光是多在乎面子的人啊，十多年间何曾有人那么羞辱过他？但碍于当时的局面，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转而一想，一味忍让无所作为也不好交代，那不更没面子？

　　他问那店主，房东要将租金抬高到多少？店主说抬高了不少，每月得补交五百元呢。

　　“那么，一年得多给他六千呗？”

　　“是啊！租金那么高了，我这小店就很难撑下去了。我儿子儿媳妇都下岗了，全家靠这小店为生呢！他是明摆着赶我走，断我一家的生路啊！过去关系处得还可以，租金已经够高的了，现在还能狠心涨啊？”那店主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店主的儿媳妇也跟着抹眼泪。

　　蔡晓光又问：“那你们的合同还有几年到期啊？”

　　店主说还有四年呢。

　　蔡晓光又问房东：“如果将你涨价的钱一次性付给你，你还认不认那份合同了呢？”

　　房东说那当然认的。

　　“四年里，你还会不会因为租金的事再来找麻烦呢？”蔡晓光追问房东。

　　房东一寻思，目的达到了，一下子预付四年租金，自己不又占便宜了吗？他马上换了副讲诚信的样子，连说保证不会再找麻烦了。

　　“你们双方的人都听到了吧？”蔡晓光问。

　　刚才争争扯扯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点头称是。

　　蔡晓光对那位二茬子编剧说：“你去找个打电话的地方，让我的助理火速送两万四千元钱来。只许多，不许少，限他半小时内赶到。”

　　他说罢，安慰了店主几句，出门找了个地方悠闲地吸烟去了。

　　店里还是一片肃静，包括店主在内，一时都缓不过神儿来。大家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

　　房东小声说：“去看看那小子在哪儿？别吹了个牛卵子泡儿溜之大吉了！”

　　这话被蔡晓光听到了——他刚才出门后一摸兜里没带打火机，便又进到店里来找火儿。

　　店主的儿媳妇赶紧找到打火机递给他。

　　蔡晓光吸了一大口烟，悠悠地吐出一条烟蛇，盯着房东说：“我可没对你说一句难听的话，而你说了好多羞辱我的话。我又不欠你什么，你很不对。”

　　说完那番话，他又出去了。

　　店里更加肃静，他那番话说得慢言慢语，声音也不高，却似乎收到了不怒自威的效果。所有人，特别是房东找来帮忙的人，这时才仿佛终于意识到——他也许真的不是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点儿钱、凑个野鸡班子胡乱拍些什么欺世盗名玩意儿的所谓导演。

　　房东心里打起鼓来，他很怕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人物，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他阴阳怪气地说：“一个拍电视剧的跑这儿充什么爷？等会儿没人送钱来，看王八蛋怎么收场！”

　　这话又被蔡晓光听到了。他第二次出了店门并没有走远，就站在门旁。

　　房东话音一落，他跨到了门口，皱眉道：“你就真的一定要羞辱我吗？”

　　没到半小时，小刘坐出租车赶到，带来了三万元钱。

　　蔡晓光说：“点清两万四，给那位先生。”接着，他转身对店主说：“今天咱们是聊不成了，再约吧。至于为你垫上的钱，别当成负担，别有压力，慢慢还，日后能还多少还多少。”

　　他根本没有理会房东，冲两边人微微一笑，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蔡晓光、编剧和小刘坐在出租车里时，编剧一下子崇敬地说：“导演您放心，我一定认真改，直到您满意为止。”

　　蔡晓光明白，编剧对自己的编剧费完全放心了，他只回答了一个字：“好。”

　　小刘问他：“导演，那些人没对你无礼吧？”

　　蔡晓光笑道：“那种局面下，我也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啊。替我打听一下，收钱的那位先生是何方神圣。”

　　几天后，房东出现在了话剧团门口，拎着大盒小盒，求见蔡晓光。房东并不真是二杆子，他过后也打听了蔡晓光是什么人。他不打听则已，一打听不安了。民间资讯总是夸大其词，水分很多，对蔡晓光这种公众人物尤其如此。各种信息综合起来，房东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黑白两道都很有能量的人。他越想心里越不踏实，便拎着礼物赔罪来了。他心想若能攀附成为朋友最好，交不成朋友，起码也不能让蔡晓光记仇。

　　那天，蔡晓光恰巧也在团里。

　　门卫问他见不见？

　　蔡晓光握着电话，从三楼窗口瞥了一眼房东，不留余地地说：“让他趁早走，我绝对没空儿。”

　　第二天，房东又来求见，蔡晓光只回答了两个字：“不见！”

　　他将“不见”二字说得很响亮，为的是让房东也能从电话旁听到。

　　他已将房东的底摸清楚了——曾经“二进宫”，是一个靠卖假烟假酒发不义之财的主儿，他聚赌成习，手头宽绰了，也兼着放点儿高利贷。

　　没过几天，房东再次聚赌时，被公安人员抓了个现行。于是，他的烟酒铺子被查封，还被拘留了一个月。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房东在剧团门口一见到蔡晓光，就直接跪下，口中喃喃念叨：“蔡导，求您开恩了！”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明白你的话，让别人看见了成什么样子！”蔡晓光一副惊诧不已的样子。

　　他客气地将房东请到了自己办公室，沏茶敬烟，丝毫不失待客礼数。之后，他与房东促膝相谈，问对方究竟面临什么困难，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房东哭哭啼啼，将自己的遭遇讲了一遍。

　　蔡晓光说：“聚赌是犯法的，人家公安部门依法惩办，那是执行公务啊。怎么，冤枉了你吗？”

　　房东赶忙承认没冤枉，但自己也得活啊，封了烟酒铺子就是断了他的生路了。

　　蔡晓光说：“肯定因为你卖过假烟假酒吧？否则怎么会呢？”

　　房东也承认，一再请求他帮着将营业执照要回来。

　　蔡晓光摇摇头，为难地说：“我也没有工商方面的亲朋好友啊，怎么敢当你面吹一个大牛卵子泡儿答应你呢？何况那需上下打点，不花钱根本办不成，花钱也只能办办看呀。”

　　房东赶紧说：“那就求您帮忙办办看啦，钱不是问题。”

　　蔡晓光想了想，挠着腮帮子说：“你既然这么苦苦相求，我也只得办办看了。两万四这个钱数不怎么吉利吧？”

　　房东赶紧红着脸说：“绝不会是两万四。”

　　蔡晓光思忖着说：“四万和四万四也都听起来不好，就取个中间数三万五吧。三五相加是八，这数字好。”

　　送房东走时，蔡晓光叮嘱道：“你还要带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卖假烟假酒了。”

　　房东下午送来的三万五千元钱，两万四千元划到了剧组财务的账上。蔡晓光让小刘送给曹德宝五百元，酬谢德宝提供线索，其余的都入了小金库。“晓光创作室”也不是只靠拂晓的阳光便能维持，如果没有收入，那就不过是一块牌子两间办公室。团里并不拨经费，他也从没有申请过。经费都是他自筹，小金库必须有，却又不是一笔糊涂账，由团里财务人员代管，收支清楚，经得起检查。

　　蔡晓光在钱的问题上很有原则，绝不允许会让自己名声受损的事情发生。他的自律原则只不过一条：不往自己兜里揣钱，吸烟都是用自己钱买的。当然，名声大了以后他就很少自己买了，别人送的烟也吸不完，往往还转送同事们。如果听说哪位同事、朋友乃至不相干的人遇到需靠用钱解决的困难，他动用小金库的钱如探囊取物，独断专行没人阻拦得了，也从来没有什么异议。

　　“我化缘化来的钱，爱给谁花给谁花，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建立小金库之初，他就经常这样讲，亦庄亦谐，广而告之。所以从来没有人说三道四，谁会管天王老子都管不着的事呢？小金库的支出只不过两项，其中一项用于创作室交朋会友，方式无非是吃吃喝喝。创作室“蔡绝主”的朋友越来越多，不乏各方面的官员以及工青妇各级组织的干部。只要“蔡绝主”因工作求到了，省内各级官员干部总会积极配合。大小官员对他的邀请也都很给面子，那也等于支持主旋律文艺。小金库的另一项支出有慈善性质，即救助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和生活窘迫的人家。两项支出都是打“白条”，只要他签字，代管的财务人员便只管付钱。

　　往往是过了一段时间，管账的财务人员就提醒他：“蔡导，告诉您一声啊，创作室又快没钱了。”

　　他的回答通常是简单的三个字——“知道了”或“会有的”。不久，便果然有笔钱来了。

　　常常有剧团里的人告诉他：“蔡导，昨天见一老汉躺在桥洞下，没吃没喝病歪歪的，着实可怜……”

　　“蔡导，报上说一户人家孤儿寡母两个人，母亲又病了，咱们表示不？”

　　“看多少为好呢？”他照例会问。

　　如果对方说出的钱数他认可，他便会说：“你写条我签字，领了钱你送去。还是那句话，不许提我名字。”

　　如果对方问：“我总得告诉人家谁给的钱吧？”

　　他照例会说：“爱怎么编怎么编，说党给的也行。”

　　他们都不愿过脑子编，都图省事——“党给的”便成了唯一答案，也算很主旋律的一种说法。

　　他最不喜欢别人用“慈善”二字来评论他的行为。

　　“咱们的做法算哪门子慈善？咱们又不是慈善机构，给的也不是咱们的钱。确切地说，咱们是在劫富济贫——雅劫而已。”

　　他总是强调，其做法绝非个人行为，而是“咱们”的集体行为。他的死党们都有种当代义士的感觉，也就更心悦诚服地做他的死党了。

　　多少年过去，从没有人从他那里骗钱。他的死党们首先绝对不会。对他们来说，和他的关系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要骗他太容易了，几句话就会骗成功，但他们绝不会生出那么恶心的念头。剧团里其他人也没骗过他——骗他那么可敬可爱的人，会将自己的名声搞得臭不可闻，没法待下去了。

第三章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晚上六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

　　有人对剧名不满意。

　　他说想出了好的就改。只要大家认为好，他听大家的。

　　有人说喜剧成分还欠缺。

　　他说有同感，问编剧自己怎么看？

　　编剧说，自己要追求的是使人含泪而笑的艺术效果。

　　他饮了一大口茶，咕嘟咕嘟涮涮嗓子，漱漱口，起身出门吐到厕所，进屋后又吸支烟，来回踱着说：“含泪而笑通常是所谓评论家的评论语言，你作为编剧，创作时内心里总想着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就很可能成为陷阱。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了？反正我没见过。我要么见到别人哭，要么见到别人笑。活到今天，我就有一次见到别人含泪而笑，是我小姨。她三十多岁时，姨父病故了。一天她正哭，我父亲带我去安慰她，给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父生前请他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元私房钱。那时小姨倒是含泪而笑了，由衷地笑了。再说一遍，我活到如今就见过那么一次。我却没笑，我父亲也没笑。现实生活中，有人含泪而笑，旁边看着的人却很少含泪而笑。电影院里也基本如此，所以你哪些情节要让观众笑，哪些情节要让观众哭，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否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我不会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难为自己，明白吗？”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明白，明白。”

　　老摄影却问：“导演，你小姨父死在哪年啊？”

　　他说：“五十年代末，那时我还是少年。”

　　老摄影又问：“五十年代末，你小姨父死了，就能留下几千元私房钱了？”

　　他解释说：“我小姨父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家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出国，忙不迭地都想与革命者成婚。我小姨是部队文工团的，赶上那一拨了。我大伯、父亲和小姨都是革命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父家平安无事……”

　　老摄影师说：“难怪呢。”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儿历史课。

　　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我小姨父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村里人住的房舍全是他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就主动将房契地契当众烧了，让村里人到他家去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先行一步共了自己的产。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将金银财宝什么的也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人也就再没有难为他家人。留给他家的宅子也挺大，有花有树。许多瓶瓶罐罐村里人却没动的，他老父亲说那都是好东西，越往后越值钱。为了表示感谢，他老父亲送过我大伯，也送过我父亲。我大伯我父亲都是土八路，不识货，当时还看不上眼……”

　　蔡晓光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鸦雀无声。他忽然发现小刘在看表，这才意识到自己跑题了。接着，他言归正传，说道：“怎么扯起这些来了！回到剧本，都回到剧本！为什么要加强喜剧元素呢？因为老百姓其实并不爱看苦情戏。生活本来就苦哈哈的了，谁还喜欢再从电视剧中看到自己苦哈哈的影子啊！非说他们爱看，那也是爱看古代的。从电视中看着古代一些苦人儿的命运怎么个苦法，心里想着世上原来还有比我命苦的人，心理会多少平衡点儿。现实题材特别是主旋律题材起不到那种作用，表现得太苦了反而会让他们来气，再说也难以通过审批。编剧写到喜剧情节时要放开手脚，闹腾点儿没什么。穷欢乐是穷人需要的嘛……”

　　编剧质疑道：“导演，那您不是等于否认悲剧的价值吗？”

　　蔡晓光斜着眼瞥了编剧几秒钟，目光缓缓从编剧脸上移开。他环视众人，不以为然地反问道：“悲情剧和悲剧是一码事吗？悲剧那是深刻的文艺。比如《李尔王》，比如《德伯家的苔丝》，比如《第六病房》，咱们当下怎么深刻？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都咋想的，总想搞出点儿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是不是？我就不想吗？但是能够吗？最有能耐的编导，也只不过能搞出《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爱情悲剧！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东西，再就没搞出过什么高品质的悲剧来。中国连《复活》那样的作品也写不出来！所以，我要求大家摆正位置，都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们只不过是吃电视剧这碗饭的人，大家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地跟随我，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别把道走偏了，把饭碗给摔碎了。认认真真地搞出些平庸的东西，这是咱们目前能做的，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比咱们做得更好，明白吗？……”

　　大家都附和说：“那是，那是……”

　　小刘忍不住提醒他：“导演，别忘了今天还有个重要饭局！”

　　蔡晓光愣了愣，一拍脑门，“糟糕！给忘脑后了！谁也不许走，一块儿去，跟着你们的‘绝导’去吃香的喝辣的！……”

　　这时候，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秉昆和郑娟互相搂抱着，一动不动站在屋里很久了。

　　他说：“晓光和聪聪陪我洗过澡了。”

　　她说：“我猜到了。”

　　过了片刻，她又说：“我在家也洗过了，为你。”

　　他说：“你头发还没干呢，一股香味儿。”

　　她说：“为你用香皂洗的，要不哪舍得用香皂洗头洗身。”

　　他说：“你以前也用香皂洗过啊。”

　　她回应说：“以前也是为了你啊！买一块香皂的钱能买两块肥皂，还比肥皂小。不是为了你，才舍不得用香皂洗。现在去外边洗澡不容易了，自从春燕他们那儿不再是公共浴池，咱们这一片没单位的人想痛痛快快洗次澡，就都得坐几站地到市里去，而且洗澡票贵了三四倍，还得搭上来回车钱。现在，我每年也就在外边洗一两次澡。”

　　他说：“聪聪跟我分手时，说他今晚不回家睡了。”

　　她说：“他早上接你前，也跟我那么说了。”

　　后来，他俩就再不说话了，互相搂抱着，也不坐下来，站了半个多钟头。

　　周家的老屋是更加破败了，如果没有那几根后来加固的钢管撑着，估计已经塌了。钢管上的红漆处处剥落，没剥落的地方也看不出是红色，它被十几年里冬天取暖炉子里冒出的烟熏黑了。墙也早就不是白色的了，墙皮剥落的地方像疮疤似的难看。窗子更加下沉了，门更加歪斜了，屋顶更低了。

　　他终于又开口说：“聪聪都是大人了，怎么也不知道把墙抹抹？”

　　她说：“他去年刚毕业嘛。那孩子学习要强，以前是学生时顾不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闲在家里时抹过一次，他哪比得上咱爸，抹过墙没过多久就掉了。”

　　他说：“我也想先在家清闲一阵子，不想立即找工作。”

　　她说：“行，反正现在我有班上，儿子也工作了，该我俩养你了。”

　　他说：“我哪能反过来让你俩养呢？我只不过是想在家里换换心情，为你和儿子做做饭、洗洗衣服，主要是得把老屋维修维修。”

　　她说：“好，如今洋灰、砖和沙子想买的话，不用求人就能买到了，看来社会还是往好变，咱们光字片的大多数人家已经不用黄泥抹墙了，弄不到一堆黄泥而发愁的时候总算过去了。幸亏水泥和砖不再是宝贝，要不光字片大多数人家的房屋都倒了。”

　　他说：“那咱们就不求人了，干脆舍得花笔钱去买。”

　　她说：“求人买能便宜不少呢。”

　　他说：“听你的，那就求人买……抬头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脸。”

　　她仰起了脸。

　　他俩站在灯下，灯泡瓦数太小，蒙了层灰，光线昏暗。

　　他说：“你脸怎么这么黄呢？你最后一次看我，脸色还不这么黄，病了？”

　　她说：“没病。不是黄，是灯光的原因，倒是黑了点儿。上下班天天走在路上的人，特别是女人，没几个脸不变黑的。为了不让你嫌弃我，我还擦了粉呢。你说怪不，我只瘦在脸上了，身子一点儿没瘦，晒不着，还像从前那么白。”

　　她看似无心说着。

　　他的性欲之火一下子被她的话点燃了。十二个年头，他经历的最大痛苦和折磨，就是想搂抱这个曾给予过自己无比欢欣的女人却搂抱不到，想亲她却亲不着，想见一次她白皙的身子却也只能在梦里，其实梦醒后的夜更难熬。

　　他说：“我要亲你。”

　　“亲吧，只要你不嫌弃。”她闭上了眼睛，嘴角呈现出一丝笑意。

　　他就亲起她来，像要将她的五脏六腑吸出来直接吞入自己腹中似的。

　　他的女人，朝思暮想的不再年轻容颜不再好看的女人；自从他那男人的意识开始向往女人，他迷恋并唯一与之身体亲爱过的女人，在他的强力吸吮之下发出轻微的小猫呢喃般的呻吟。

　　她那种呻吟之声并无改变，也是令他十分着迷的。压抑了十二年之久的性欲，他的身体似乎充满了大量的荷尔蒙。他伸入她衣下的手变得粗暴起来，他的唇完全地封严了她的口，他的吸吮力度更大，而他的女人如同充气的橡皮人，在他不可抗拒的吸吮下收缩，萎软。

　　她站立不住了。

　　他将她横抱起来，而他的吸吮仍未停止。

　　她尽量往后仰头，两人的口终于分开了一下，她趁机细语：“小屋。”

　　他因为自己强壮，觉得她变轻软了，像是横抱一个无骨人儿似的，迈着快捷的步子走入了小屋。

　　她早已将褥子铺好。她的身子一被放下去就伸展开了，为的是让他很容易地除掉她的衣裤——她自己已没力气做了。

　　他的手急切地摸索着，撕扯着，当她赤裸的身子呈现在他眼前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连鞋还没脱，他已经顾不上了……

　　“和顺楼”易主后并没有更名，仍然叫“和顺楼”。骆士宾死后，他的公司也没有更名，仍叫路路通公司。但是，路路通公司的董事长已是骆士宾妻子了，她叫曾珊。

　　曾珊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持有百分之七十多的股份。

　　光字片周家老宅小屋的炕上，“演奏”着激越的活力四射的肉体“欢乐颂”时，曾珊与蔡晓光的友谊之宴刚好酒过三巡。

　　曾珊左右坐着水自流和唐向阳。

　　唐向阳当了父亲，妻子在一所普通中学做老师，钱不够花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问题迫使他辞职“下海”。路路通公司与港商合资在市郊办了一家化工厂，经人介绍，曾珊开出了唐向阳满意的年薪，聘请他做了化工厂的总技师。

　　曾珊曾是北京一所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曾珊是A市人，父母在她小时候离异，后来也都再婚。这一点上，她与唐向阳相似。同“病”相怜，她对他相当信任，也相当倚重。唐向阳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对她忠心耿耿。

　　可以说，这天晚上坐在曾珊身旁的唐向阳已是她的心腹。

　　其实，曾珊不是多么漂亮，但会打扮。她本就有书卷气，一打扮书卷气就更突出，完全不像商场上的女人，而更像个女知识分子。她的话不多，端庄矜持地坐着，精美的眼镜后边，那双也许并不近视、不大不小的眼睛时不时稍稍眯起，显出对蔡晓光他们的讲话心怀敬意的样子。

　　蔡晓光认识唐向阳。因为白笑川是周秉昆的师父，蔡晓光通过白笑川认识了水自流，他也常到水自流的书店买书。水自流又是路路通公司的顾问，而唐向阳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他之前却根本不晓得。

　　实际上，蔡晓光的人都没说什么话。双方这次会谈涉及二十万元的赞助，谈成或不成，全看互相印象如何，或者说全看蔡晓光留给曾珊的印象如何。蔡晓光并非什么人的赞助都接受。有人上赶子追着想给他赞助，如果他觉得这个人很烂，还是不愿搭理。也有过几次，想提供赞助的人并不赖，但几句话说得蔡晓光不爱听了，他起身就走。然而，这一次主创们都知道，他很在乎路路通公司的二十万元赞助。二十万元的赞助是挺大的数字，他们工作室过去还从没获得过一笔二十万元的赞助。搞影视剧是烧钱的事，多二十万少二十万，品质肯定不一样。

　　在前往“和顺楼”吃饭的路上，蔡晓光说：“为了那二十万，让我献身我都干。一次不行，我宁愿跑两次三次。”

　　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原则。名声大了，他认为身体值钱了，好比美女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值钱那样。

　　有一次，小刘陪他到北京联系发行的事，为了面子下榻五星级宾馆。也是为了省钱，他和助理住一个房间。半夜有女性打来几次电话，问要不要“特殊服务”。

　　第三次接到电话，他拿起电话温和地说：“小姐，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就请过来吧。”

　　过了一小会儿，敲门声响，他将小刘推入了卫生间。

　　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女郎进门后，见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汗毛浓密黑粗的两条裸腿高高跷起，悬空的那只脚挑着拖鞋晃来晃去，面试似的从上到下反复打量着人家。

　　女郎笑盈盈地说：“老板，咱们得谈好价。我们一向先收钱，后服务。”

　　他认真地说：“三万。一口价，少一分都不行。带那么多钱了吗？”

　　女郎愣了半天，懵懵懂懂地问：“老板有没有搞错啊？咱俩到底该谁给谁钱啊？”

　　他冷冷地说：“是你搞错了吧，小姐？我是导演，艺术家！哪个女的随便就配跟我上床吗？当然得你给我钱！我今天心情好，三万是打折价！”

　　女郎那张粉脸红了，接着白了，青了。

　　他又说：“估计你没带那么多钱，给你个全乎脸，再打几折，两万吧，谁叫我今天心情好呢！”

　　女郎转身便逃，仓皇之下撞到了门。

　　待门关上，小刘从卫生间出来，笑得扑倒在床。

　　蔡晓光也不动身，吸着烟，叹道：“身材好，容貌好，外形条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不难找到份工作啊，为什么非走这条道呢？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见到了她，我真想拍戏时用用她，给她一次日后可能成为演员的机会……”

　　后来这事从小刘口中传开了，越传越广，他的知名度又多了一层“另类”色彩。惯于拈花惹草的男人都感到自愧弗如，君子型的男人觉得他“君子好色，好而有格”，对他的一些绯闻反而更宽容了。有些女人对他更产生了极大好奇，求人介绍要与他认识，企图试试自己的“色”在他眼中够格不够格。当然，那些女人都非草根阶层的女性，后者不可能对他那样一个男人产生什么好奇心。对他好奇的女人，都是本市一些生活优裕、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女性。她们与正在集体经受阵痛的下岗工人不同，她们追求现代和前卫。她们中喜欢冒险的人，甚至密探似的跟踪过他，在不被发觉的前提下尽可能近距离地观察他，收集资料研究。那些日子，他桃花运“稠”，一些女性视他为“金龟婿”意中人，车轮战般骚扰，甚至其中还有精神病患者，他只好让“死党”们左抵右挡。一个既能吸金又有艺名的当红导演，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思想成熟且不乏情色定力的单身中年男士，成为“现代派”老少女性们“围猎”的目标，实在不足为奇。

　　当时《廊桥遗梦》刚从美国翻译进来，十几万字的小说风靡大江南北，让许多生活优越起来的文艺女性陷于“廊桥式幻想”——想象自己是中国的弗朗西丝卡，而蔡晓光是一位本市的罗伯特·金凯。他身上有着法国雅皮士、英国绅士与中国“袍哥”相混合的一种男人风格，而且比老美的罗伯特善于吸金。总而言之，他的名字令她们着迷。

　　那些日子，蔡晓光的色欲表现相当不错，简直说得上卓越。他并没飘飘然起来，并没忘乎所以来者不拒顺势而上。他表现得很有定力，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又冷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

　　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那仁者之口。由现实生活中的一位“绝导”口中说出，他的“死党”们皆闻之肃然。他都是“蔡绝主”了，还自视为一条虫，他们当然更是更渺小低等的虫而已了！于是一个时期内，他们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将“我是一条虫”五个字赫然印到了名片上。

　　但是，“虫子”太多了，肯定也使工作受到负面影响。

　　也有这种情况，“蔡绝主”向人郑重介绍自己的主创人员时，他们却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

　　“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

　　“我也是一条虫。”

　　“那我更是了。”

　　“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如果都是泛泛而谈，客气几句，那还罢了，别人也就只当他们开玩笑，觉得他们都挺幽默可爱。问题是，他们都说得极虔诚，一边谦恭地与人握手，一边虔诚之至地那么说，搞得别人一头雾水，认为他们行为古怪，难以理解。

　　有一次，某领导探班，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时，他们也纷纷那么说。领导听第一句时没太在意，只是笑了笑；听第二句时，表情困惑了；听第三句时，脸红了，居然也说：“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益虫。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都是都是。”

　　陪同介绍的蔡晓光也脸红了，向剧组中还没那么说的人使眼色，希望能制止。那几个人却误解了他意思，说得更带劲儿。

　　领导告别时，单独问蔡晓光；“你那些同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蔡晓光说：“没有啊，他们对领导的关怀很感激。”

　　领导疑惑地问：“那他们与我握手时为什么说那种话？”

　　蔡晓光赶忙解释：“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敲打他们，提醒他们始终要低调做人，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有了点儿成绩千万别张狂，别自傲。我同样经常用‘我是一条虫’来敲打自己的。”

　　他用领导爱听的话遮掩过去了。

　　领导想了想，只好说：“你们能那样，很好。‘我是一条虫’，这话也很好，很形象，只有你们搞艺术的人才能想得出来。”

　　不久，高坐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也对台下众多基层干部说：“同志们，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即使做出了点儿政绩，也只不过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益虫应该做的，好比蚯蚓……”

　　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知识分子喜欢的说法。大学的讲台上，经常能听到教授们说自己是一条虫。甚至，小学生的作文中还出现了“我是一条虫”这样的题目。

　　蔡晓光专门召集同事开了一次会。他说：“也许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老摄影说：“我认为不是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领导。咱们加一块儿的影响也没有领导一个人的影响大，领导就不该在基层干部会上那么说。”

　　蔡晓光说：“以前，我从没听到任何一位领导说自己是一条虫。大小是领导，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是一条虫了。总之，是咱们不小心让领导学了一句不该学不该公开说的话。领导都是龙，大龙小龙的区别而已。现在许多人都说自己是条虫，咱们以后就不说了吧。咱们是条虫，心里有数就行，没必要像给自己做广告似的，见了陌生人就那么声明。”

　　后来，他们果然就都不说“我是一条虫”了。

　　再后来，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街谈巷议了挺长时间。群众注意力都转移了，“我是一条虫”的说法才渐渐从人们的意识中淡去。

　　他们大多数人没读过小说《悲惨世界》，也不知道什么米里哀主教。他们认为，“我是一条虫”这句挺有禅味的话是蔡晓光对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活得明白到家了的人。这使他的好口碑又上升了，也使某些女性对他的幻想越发不可收拾。那一段时间，“蔡绝主”虽能定力强大地保持方寸不乱，却毕竟不堪色扰。电视剧甫一杀青，他便到乡下躲避桃花运的包抄围剿。那些日子里将他成功拿下的，便是市立二院的“护士长同志”。

　　“蔡绝主”患了严重颈椎病，致使全身哪儿都痛，每天坐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躺也不舒服。他首先想到能为自己去除病痛的人是郑光明，就是郑娟那出了家的弟弟萤心和尚。萤心是周秉昆的妻弟，他是周秉昆的姐夫，当然他与萤心也是亲戚关系，他认为萤心肯定会带着特殊感情为他去病。而且，一闲下来，他也有愿望向萤心请教佛教知识。几名“死党”陪他去了北普陀寺，但见萤心的按摩房外排了许多人，多是底层百姓。不收费，有耐心，有爱心，手法高明，并且与佛相近，前往的人自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的病人甚至远道而来，被亲人搀扶着，或坐在手推车上。

　　助理小刘说：“我去告诉他你来了，咱们加个塞儿吧。”

　　蔡晓光说：“不可，别打扰他了，咱们也别与老百姓争这份佛家的福祉了。”

　　他也出家人般双手合十，朝那按摩房拜了三拜，连称善哉善哉。

　　之后，他就与同事们下山了。

　　尽管没有见到萤心，但在北普陀寺的所见已经让他感到莫大欣慰。

　　或许是前世未了情缘，返城的路上，在一辆市郊公共汽车里，他与“护士长同志”关铃坐在了一起。他本与小刘坐在一起，关铃上车时车里没座了，他正闭着双眼想心事。小刘起身向关铃让座，她没好意思坐。小刘再三谦让，她才坐下了。倘若小刘并没让座，蔡晓光与关铃后来也许不会发生肉体关系；倘若小刘虽让座了，关铃只谢不坐，蔡晓光还是不会与她成为情人。

　　关铃坐下了，那种关系便也注定了。

　　那天风大，蔡晓光见卷入车内的风将她的头发吹得直往起飘，主动将车窗推严了。关铃感激他的贴心表现，主动与他聊了起来。蔡晓光认识几位医院里的头头脑脑，更想认识医生或护士，为的是自己和同事们看病方便。头痛脑热去医院，再因为要省时间找院领导，他觉得会让对方讨嫌，直接认识一位医生或护士，反而方便多了。

　　一听关铃说自己是护士长，而且是市立二院的护士长，蔡晓光立刻愉快地向她递了张名片。

　　关铃一见那名片上印着“蔡晓光”三字，双眸顿时晶亮。

　　“你就是……一条虫？”

　　“是啊，你不怕与虫子坐在一起吧？”

　　“不怕，想不到今天认识了你这个真人！”

　　二人对视微笑，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天是星期日，关铃是专程去北普陀寺观摩萤心的按摩手法的。

　　后来，关铃就出现在了蔡晓光隐居的村子里，继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他面前。她的按摩手法不错，蔡晓光尝到了全身放松的好滋味儿。

　　“坐怀不乱”这个词经不起认真寻思，一认真寻思，便觉太不靠谱。当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主动、热烈地投怀送抱时，生理正常的男人一般不可能不乱。起初，蔡晓光还很有顾虑，听关铃说她是离异独身女子后，便放心大胆水深火热了。

　　关铃倒也坦率，承认夫妻离异是由于她自己出轨造成的。正因为错在自己，她没争财产，法院判离婚的当天向丈夫交了家里钥匙，仅带走了自己的衣服鞋帽，净身出户。

　　她说：“好在没孩子，离得波澜不惊。也好在我终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处房子，还是两居室，老楼里的单元房，随时可以再组成一个家庭。”

　　蔡晓光问：“为了得到那套房子，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她伏在他身上，用发梢抚弄着他的脸，淡淡地说：“该付出的都付出了。”

　　他问：“包括身体？”

　　她依旧坦荡荡地笑道：“身体当然是前提啰。非亲非故的男女之间，女人不奉献身体，男人肯成全女人的事吗？”

　　他问：“你现在的条件，再与一个中意的男人结婚不难啊，怎么没考虑呢？”

　　她说：“也不是没考虑。我认真考虑后决定，现在这样挺好，自由。如果我又是某个男人的妻子，再出轨多不好意思？那是我不能保证的事，我有自知之明。我打算五十五岁以后找个老伴，估计到了那把年纪，我的心性就该稳定下来了。”

　　他问：“跟多少男人像咱们这样了？”

　　她想了想说：“七八个吧，小狗骗你。不过请你放心，我是从医的，重视生理卫生，绝不会让不干不净的男人脏了我宝贵的身体。你享受的虽然不是贞洁的女性身体，但肯定是清洁的女性身体。”

　　他问：“你就不享受吗？”

　　她反问：“我享受不享受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说完，在他胸膛一阵亲，一边亲一边往下缩，不停地一路亲下去……

　　他被她亲得心猿意马，两人又云雨了一番。显然那也是她期望的。

　　她枕着他的胳膊，似睡非睡，他又问：“将我诱惑成功了，想与我结婚吗？”

　　她说：“没那么想过。”

　　他困惑了，欠起身看着她的脸问：“为什么？连我都不配做你的丈夫？”

　　她这才睁开眼睛，柔情蜜意地说：“不是呀。知道你的人全都说你这么好那么好的，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如果咱俩成夫妻了，我想出轨时，顾虑重重克制着不敢出轨，那不是太委屈我自己了？而一旦使你戴绿帽子，岂不是太对不起一位口碑好的丈夫了？”

　　她的语调、表情都是那么的纯真，他一时竟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躺下。”

　　他乖乖地躺下了。

　　她就又伏在他身上了。

　　“正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没有负罪感，所以咱们做爱的感觉才那么好，是吧？很久没享受做爱的快活了，天赐良机，那么多女人心目中的罗伯特，居然让我给俘虏到床上了，我很骄傲呢！”

　　她笑得灿烂无邪。

　　“可我是有负罪感的。”

　　他认为明明是自己将她俘虏到床上了，听了她的话未免心理受挫。

　　她说：“对我那位蓉姐姐？她活该。谁叫她一出国就十二年不回来呢？知道了解你俩情况的人怎么说吗？不论男女，都说你可太不容易了，十二年啊，没弄出几个半大孩子来太对得起那位蓉姐姐了！连我们女人都认为你太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负罪感呢？这么告诉你吧，如果由我们女人组成道德法庭陪审团，只要这十二年里与你发生肉体关系的女人在二十个以内，我们就会全体判你无罪，判那蓉姐姐自食其果。十二年，二十个以内，前五年每年一个，这才五个，后七年一年比一年难熬，每年两个，二七一十四，加起来十九个，多乎哉？不多也。所以，连我们女人都认为你太不容易了。我们对你的好感，除了受你的口碑、名声的吸引，其实也包含对你的怜爱。给予你这样一个男人一点儿富余的性爱关怀，对我们这样的女人那也等于替天行道，替那位蓉姐姐尽她应尽而未尽到的一种义务，其实她应该感谢我们的。”

　　他不仅心理大受挫伤，而且觉得自己好生可怜了。

　　“十二年里，你究竟享受过多少个女人的身体呢？三十几个？还是四十几个？”

　　“胡扯！太夸张了，算你才四个！”

　　“才四个？还算我？”

　　“如果说谎，天打五雷轰！”

　　“别发毒誓，犯不着发那么毒的誓，我信你的话。那你就更不必有负罪感了。”

　　“有一个还只是一夜情……”

　　“那你就要连一点儿心理障碍都别有。你不但太不容易，而且做得难能可贵啊！咱俩在一起时，尤其是咱俩做爱时，不许你想那位蓉姐姐。如果没法不想，那就把我当成她吧！你俩做爱时，你情不自禁了怎么叫她？……”

　　“蓉蓉……”

　　“叫我一声蓉蓉。”

　　“叫啊！”

　　“蓉蓉……”

　　“这不叫出来了！再叫一遍，甜点儿。”

　　“蓉蓉……”

　　“这不也能叫得挺甜的吗？以后我就是你的蓉蓉，除非你嫌弃了我，我嫌弃了你，否则我就是你在国内的蓉蓉，愿意不？”

　　“愿意……可……”

　　“可什么？”

　　“有一天她从国外突然回来了呢？”

　　“那我自动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啊！你不再联系我，我也不再联系你。偶然见着了，以朋友相待，可好？”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这种关系，以后回忆起来，也挺有味儿的，对不？”

　　“对。”

　　“翻身。”

　　“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我倒想再来一次，你有那么高强吗？替你拿拿肩，揉揉背。”

　　于是，她以专业的手法又为他进行无偿的按摩服务……

　　对“蔡绝主”与“护士长同志”之间的关系，“死党”们个个心知肚明。

　　蔡晓光向关铃承认的话，的确是百分之百的实话。十二年里，他真的只与四个女性发生过肉体关系，前两个皆是关铃式的单身女性。后一个是有夫之妇，只发生过一夜情，并且是对方诱惑他。他的原则是绝不与有夫之妇发生性事，正如绝不往主旋律电视剧中加入负能量的情节。他也绝对不与女演员们发生性事，那同样是他为自己的下半身定下的铁律。至于与有夫之妇发生过的那一夜之情，他曾向“死党”们公开忏悔。

　　以“死党”们的眼光看来，以一个现实中的而非文学作品中的虚构男人的性行为来衡量的话，他们也认为他做得已相当不容易。经常被一些漂亮女演员哈着的一个男人，十二年里与她们的关系从无可指责可怀疑的地方，确实不容易。

　　然而，有一点他们大惑不解。比“护士长同志”更有姿色、学历也高、修养也好的单身女性追求者曾有数位，他都没怎么动心过，却偏偏对“护士长同志”情有独钟，真心实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有一次，他酒后吐真言。

　　蔡晓光说：“我是属于周蓉的。想当年她以我为幌子，真爱上的却是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二流诗人，也许连二流还够不上。当年，我无怨无悔。后来他俩在贵州农村结婚，有孩子了，我在本市一直单身着，为什么呢？不是困难户。即使在我们父子俩落魄的几年里，主动追求我的姑娘也是接二连三的，本人形象上戳得住嘛。那是因为她的影子印在我心里了，去不掉了。再后来，她离婚了，带着女儿回到本市，这才成了我妻子，我总觉得是上天在关照我的一片痴心。再后来，她因为女儿的事，一气之下匆匆出国。她至今仍非常爱我。一个男人如果指望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女人坚决与自己离婚，那不是白痴吗？而且，我也仍然非常爱她。她是我的文艺启蒙者。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她的家是我的三味书屋，她和她哥周秉义如同我的私塾先生。我俩精神上早已连为一体，灵魂上不可分开。但我到底是一个男人，生理正常，雄性激素还相当旺盛，咱们男人那种需要我也是需要的，有时候很饥渴。关铃她很理解我的苦楚，也很尊重我对周蓉的感情。人家除了需要一份感情慰藉，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这是别的女人做不到的，大多数女人都恨不得完全占有一个对自己人生有利的男人。人家关铃特自立，压根儿没那种企图。人家对我要得很纯粹，无非就是床上那种事……而已。所以，她是我要感恩的一个女人……”

　　听了他的一席话，“死党”中有人哼唱了起来：

　　谢谢你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不忘怀……

　　蔡晓光说：“对，对，对于我，她这个小芳很现代。连将在咱们这部剧中演一个角色的事，那也不是她的要求，是我让她演的。反正也不是主角，演到及格的水平就行。在我这儿，不图别的，图好玩呗！”

　　从此，“死党”慢慢理解了，开始称她“亲爱的护士长同志”。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晚上，在“和顺楼”装修最豪华的包间里，曾珊待大家落座之后说：“这里也可以说是咱家的酒楼，诸位就当我是在家里招待你们吧，都别拘束，各随其便。”

　　酒过三巡，她仍没开第二次口。

　　说话最多的是蔡晓光，其次是水自流和唐向阳。他们三个之间，也无非说些世界真小、天气将会如何、酒力怎样的话。这类话难以持续，就要冷场时，水自流赶紧向蔡晓光介绍书店里又到了什么值得一看的新书。

　　蔡晓光的同事们更插不上话了，他们都是除了专业再就不看其他书的人，对水自流和蔡晓光之间的话题不感兴趣。他们就有人掏出了烟，于是这个一支，那个一支，转眼都叼上了。

　　唐向阳张张嘴想说什么，却显然将到唇边的话吞回去了。

　　蔡晓光问：“向阳，有话为什么不说？”

　　唐向阳红着脸道：“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

　　蔡晓光又问：“我猜，是你老板在桌子底下踩你的脚了吧？”

　　唐向阳的脸更红了，窘迫地说道：“晓光哥，求你别拿你小弟开涮啊，得给你小弟留点儿面子嘛。”

　　曾珊的脸也微微一红，难为情地说：“蔡导真是火眼金睛。你们二位是老相识，我是想让他敬你一次。”

　　蔡晓光说：“他当然得敬我一次，不过先不急。董事长妹妹餐桌底下踩他一脚一定另有原因，你不让他说的话，这会儿我必须得说。”

　　曾珊怔住了。

　　蔡晓光的几位“死党”也怔住了，有的叼着烟，有的正准备摁打火机，一时都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唯恐他说出不当的话破坏了友好氛围，让大家难堪。

　　水自流和唐向阳都要开口，被蔡晓光制止了。

　　蔡晓光说：“你们几条烟虫听清楚了，包括我这条烟虫在内，在这个空间里，在咱们离开之前，谁都不许吸一口烟。董事长妹妹对烟味儿过敏，咱们不能让她的身体过后出症状。”

　　大家听罢，一个个点头称是，纷纷将手上的烟熄灭，装入烟盒。

　　曾珊脸红道：“过敏是过敏，但也不是多严重。”

　　蔡晓光说：“都住过一次院了，还不严重？”

　　水自流站起来，钦佩地说：“蔡导真是心细的人，体贴别人的人，我替我们董事长敬你一杯。”说完，他往杯中倒满啤酒，一饮而尽。

　　水自流刚刚坐下，曾珊望着蔡晓光说：“既然你已经称我妹妹了，那我也就斗胆称你大哥了，大哥对妹妹还了解些什么？”

　　蔡晓光笑道：“实不相瞒，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今晚的饭局关系到二十万赞助，你大哥来之前不能不做点儿功课啊！你问的话，我想私下里单独向你核实，作为咱俩的小秘密，好不好？”

　　曾珊也笑道：“好。大哥，我还有个问题，关于‘我是一条虫’这句话传说很多，想必你也听到了些，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呢？”

　　蔡晓光说：“他们几个确实是从我这里学的，但我不是原创，原创是人家法国大作家雨果。他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大仁者米里哀主教那么说过。一位曾到我们剧组探班的领导，听他们人人那么说，自己也说过。这是我亲眼所见，哥哥可以向你保证是真的。人家领导后来是否在什么会上说过，我就没法表态了，我不在现场啊。”

　　曾珊又问：“那……关于……”

　　她扑哧笑了，对唐向阳说：“你问……就是你学给我听的，三万元一口价那事，真的假的？”

　　蔡晓光也笑了，亲昵地说：“你看你这妹妹，真小孩子气。自己都把包袱抖开了，还让人家向阳再问个什么劲儿呢？”

　　曾珊仍笑得合不拢嘴。

　　蔡晓光一指小刘：“你说，董事长肯定想听原版的，不许夹私货。”

　　小刘是搞音乐的，自己经常登台演唱，有表演天分，讲起什么事来自然绘声绘色。

　　他们那些人已听小刘讲过多遍，不觉得好笑了。水自流和唐向阳也听过翻版的，同样笑不起来，曾珊却笑得咯咯的。

　　到了这个时候，包间里的气氛特别热闹。

　　小刘讲罢，曾珊终于忍住了笑，颇为庄重地问：“哥，如果当晚你不是和小刘住在一起，而是自己一人，你又会怎样？”

　　蔡晓光说：“还那样。只有那样，她们才不会再骚扰了。事实上我独自出差时也不止一次被骚扰，我都是那么对待的，屡试屡胜。”

　　“一次也没失足过？”

　　“老天在上，绝对没有。”

　　“怎么想的？”

　　“还能怎么想？和我的年龄比起来，她们都是孩子啊！好比提倡保护珍稀动物，偷猎者少了，黑市上的买卖现象就少了啊。”

　　“大哥认为她们像珍稀动物？”

　　“是啊，都是些模样不错的女孩子，有的还是花季少女，设身处地站在她们父母的角度想一想，怎么会不觉得她们值得珍惜呢？”

　　“可她们自己未必珍惜自己啊。”

　　“所以得有人刺激她们一下，使她们开始珍惜自己啊。”

　　“大哥，你认为你的方法有效？”

　　“我想肯定比说教有效吧。我相信，刺激对人有特殊点化作用。”

　　他俩的对话，不经意间有了严肃的意味。在座的男人中，只有唐向阳一个人知道——曾珊那离了婚的丈夫是一个惯嫖的主，多次被拘留，可谓屡教不改，致使曾珊没颜面在北京待下去了。

　　“晓光哥，现在可以给我个机会了吧？我替曾总敬你一杯。”

　　趁短暂的安静，唐向阳双手举杯站了起来。他怕曾珊或蔡晓光再冒出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有意岔开他俩的问答。

　　不料曾珊毫不领情，不动声色地说：“你坐下，要敬我自己敬。还没敬，就是不到敬的时候。”

　　“那，我代表我们周秉昆的几个好哥们儿……”忠心耿耿的唐向阳不达目的不肯作罢。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蔡导谈下去了啊？”曾珊不高兴了。

　　唐向阳自讨无趣，只好坐下。

　　水自流对局面心中没底了，他也怕失控，故作镇定地笑道：“你俩搞得像是进行采访似的，我们都插不上嘴了，这可不好，能不能换个话题呢？”

　　曾珊竟连水自流的面子也没给，仿佛根本没听到他的话，看都不看他一眼，注视着蔡晓光问：“大哥，就算小妹当众采访吧，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蔡晓光略一沉吟，久经世面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他心中同样打鼓，不知那曾珊存的什么意图，将问出什么话来。他己做好了不欢而散的心理准备。

　　包间里的气氛有点儿紧张了。

　　曾珊平静地问：“大哥认识市立二院一位叫关铃的护士长吗？”

　　如果不是蔡晓光，而是另一个男人，被那么一问非脸红不可。但蔡晓光毕竟是蔡晓光，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回答：“认识啊，太认识了，岂止我认识，连他们几个都认识。”

　　他们便纷纷点头，有两个居然脸红了——替他们的“绝主”。

　　曾珊紧接着又问：“那关铃在大哥心目中究竟占据何等位置呢？”

　　蔡晓光有些不悦，他没料到曾珊会如此这般步步紧逼，以为她不怀好意，但究竟为什么，却一时猜不到。

　　他的表情顿时变得异常严肃，不动声色地说：“这可就是又一个问题了，但妹妹既然问了，那我就要有问必答。不管你和关铃的关系是敌是友，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必须说真话。”

　　他停顿了一下，饮一小口茶，宣誓般庄重地说：“妹妹你听着，如果我说关铃是我的红颜知己，那未免是一种‘猾’而不实的说法了。不是中华的‘华’，而是狡猾的‘猾’。坦白地说，她是我的情人，是我这个男人今生今世无论多么希望报答也难以报答的情人。我需要她以爱垂怜于我，从精神到肉体，而她全都给予了我。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完全无私的情人。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特别纯粹的情人关系。关于我这个人，流传的绯闻不少，但我今天告诉你妹妹，你大哥没那么花。我在妻子出国之后的十二年内，确有其事的只有四个，关铃是我目前唯一的情人，也将是最后的情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我妻子回国前，她在我心中就是这么一种位置。”

　　蔡晓光从容不迫地自述着，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看着他。待他说完，大家一齐将目光转向了曾珊。

　　谁都没料到，曾珊已满眼热泪了，她说：“关铃是我好友，亲如姐妹。”

　　听了她这话，每个人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欣慰地问：“刚才谁说世界真小来着？”

　　唐向阳说：“我，水老师也说了。”

　　曾珊亲自拿起啤酒瓶，将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也像唐向阳那样双手捧杯往起一站，注视着蔡晓光大声说：“导演哥哥，小妹必须敬你一次了。”

　　言罢，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杯底朝天。

　　男人们先是呆呆看着，继而齐声喊道：“好！”

　　曾珊坐下的同时，小刘也往蔡晓光的杯里倒满了酒。

　　蔡晓光站起，同样双手捧杯道：“我代表我们这几条虫，敬董事长妹妹一杯。”

　　说罢一饮而尽。

　　敬酒这码事，原本是敬对方，请对方饮的，至今少数民族之间还是如此。不知怎么一来，现在的汉族男人之间，变成了敬对方酒要自己饮，以示其诚。

　　蔡晓光对小刘说：“再满上。”

　　小刘又替他斟满了。

　　他又一饮而尽，连饮三杯。

　　男人们又齐声喊道：“好！”

　　曾珊逞起强来，也非要再饮两杯。

　　蔡晓光说：“我知道妹妹不胜酒力，适可而止，哥哥心领了。”

　　唐向阳与水自流也从旁劝阻，曾珊这才作罢。

　　蔡晓光、曾珊二人你“哥哥”我“妹妹”的，一时将气氛营造得一家人般亲热。

　　水自流趁着热乎劲儿说：“诸位，咱们现在是不是接触一下正题啊？”

　　蔡晓光他们纷纷点头，他们自然早就期待着了。

　　曾珊一反最初的小女子老板的表现，像抢着回答提问的女生似的举手喊道：“我是唯一女性，又最年轻，诸位理应照顾我，允许我这个小妹先发言。”

　　男人们都笑了：“当然，当然！”

　　她说：“我们大家要议之事，无非两件。第一件是赞助的事——这件事简单，咱们先把简单事决定下来。水老师，你明天负责向财务传达我的指示，让他们三日之内将二十万元给我导演哥哥打过去。你督促着点儿，否则他们可能会拖延。”

　　曾珊这么说了，水自流便只有点头的份儿。

　　蔡晓光他们没承想目的达到得如此顺利，一个个心中大喜。不待提议，大家纷纷站起，各饮三杯，同时说些奉承感谢的话。

　　曾珊被这些大男人哄得高兴，快意洋溢地说：“现在咱们就剩一事要议了，此事复杂，还望导演哥哥多费些心，当成自己的事帮我们公司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向阳，你来向哥哥汇报。”

　　唐向阳便忧心忡忡地汇报起来。

　　那事确实复杂，解决不好路路通公司将骑虎难下。最初，路路通公司打通了一道道关节，付出了不少人力和财力，审批文件上盖下了二十几个印章，终于获准在市郊开办化工厂，他们砌起了围墙，圈了一大片地。但那地方离一个村庄才一里多远，农民们不依，集体上访，坚决反对。当时，行使最后拍板权的一位副市长退休了，接任的副市长不愿替前任擦屁股，路路通公司被“搁”在那儿了，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只要稍有举动，周边村民们便会持锨舞锄集合起来，不惜以武力维权。

　　蔡晓光显然对此事有过分析。事关二十万元的赞助，他来之前不可能不做好“功课”。他并非只是来赴宴、摆架子、自吹自擂套一个女老板钱，他行事讲诚意，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就是互利双赢。

　　他自有主张地说：“此事复杂也不复杂，解决起来棘手也不棘手，关键是得转变思维。思维不变，死棋就是死棋。思维一变，柳暗花明。”

　　他认为，当初拍板批准建厂的副市长既然已经退了，再找人家做主，那也太强人所难。在官场传开了，以后就再没有当官的肯为路路通公司帮忙了。何况此事公司方面也有责任，自己要做的项目为什么事先不考虑周全呢？

　　水自流自我撇清说：“贤弟此言有理，当初我没参与过此事。”

　　唐向阳红着脸，惭愧地承认错误：“那项目是我的主张，也是我经手办的，我太辜负董事长的信任了。”

　　曾珊拍拍他手臂，小声安慰：“别太自责，我不怪你，下次吸取教训就是了，先听大哥把话说完。”

　　蔡晓光接着侃侃而谈：“绝不可再去麻烦前任副市长了，也没必要去央求继任的副市长。央求也没用，农民集体维权，这种事哪个当官的都避之唯恐不及。不让当官的烦，自己把难题化解了，当官的会认为路路通公司有能力，公司主脑们懂事，以后相求时，人家才愿意继续给予方便。怎么化解呢？继续生产化工涂料肯定不行。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目的不就只有一个，是为挣钱吗？所以，建议生产范围改一下，许可证上不是化工涂料吗？加几个字，改成建材与建筑行业化工涂料就是了嘛！但也不要真的生产什么化工涂料，真的生产又必惹麻烦。那是技术要求挺高的项目，费那事干什么呢？从俄罗斯进口就是了嘛。他们那边日子更不好过，什么都巴不得能出口，买进卖出多省事呢？他们东西的品质，全中国那还是认的，差价就挺有赚头啊。并且，得以加工建材为主，销往全国……”

　　他说时，曾珊一直认认真真地听。后来，她忍不住问：“哥，会有市场吗？”

　　蔡晓光说：“当然有啦。中央从咱们省往外运的无非就三种物资原料——煤、石油和原木嘛。多少年来，一列车一列车地往外运原木，从没间断过。证明什么？各地有需要啊，有需要不就是有市场吗？”

　　曾珊又问：“原木至今仍属于统购统销的资源，控制很严，那得多硬的后门才能批啊？”

　　蔡晓光说：“妹妹，咱别倒卖原木啊！一两次行，次数多了肯定出事啊。咱从林厂买原木，这比较容易办到。我父亲当年在林业口工作过，保护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如今的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他们或他们提拔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我父亲是恩人，我也跟他们许多人很熟。这可以说是区区小事。将原木加工成木板、木方、木条，就成了木料建材。往省外销售木料建材，那就不受限制了。一应手续，我会替你们全办下来的。”

　　唐向阳说：“我的几个哥们儿，当年都是木材加工厂的。他们那个厂，可早就黄了。”

　　蔡晓光说：“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厂太小，退休老工人又多，负担重，小马拉大车，会被拖垮的。你们开办建材木料加工厂，没退休老工人这一负担，是轻装上阵。你们买下的地皮够大，足以办出规模。如果办化工厂，要盖厂房，试验室，得进一整套设备，还得聘技术员，培训员工，那投入多大？办木料加工厂则不同了，厂房简单，夏天遮雨，冬天挡风就行。设备也简单，无非几台电锯，几条能使木料出入的小轨道就行。没了污染，农民们也就没理由闹事了。锯末子要无偿分给他们，那是垫牛马棚和猪圈的好东西，还能养蘑菇。板皮可以很便宜地处理给他们，他们修房子用得上。临时工要首先雇村里的人，让他们平日有点儿零花钱。总之尽量讨好他们，让他们高兴。他们一高兴，政府就省心。政府对你们印象好了，以后你们与政府打交道，一些事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水自流频频点头。

　　待他一番话说完，唐向阳愣愣地看着他问：“那我怎么办？那不是没我什么事了吗？”

　　蔡晓光启发他说：“向阳啊，你一个聪明人，怎么竟说出头脑僵化的话来？你非得靠大学里学那点儿化学知识养家糊口吗？就你那点儿化学知识够用吗？你可以改改行，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啊。你别总是‘我、我’地想问题，曾总将你当成公司的精英看待。一个公司的精英，不能以我为中心，公司围着自己转，而应反过来，以公司利益和发展为中心，让自己的思想经常围着那样一个中心去活跃。”

　　唐向阳被他说得又脸红了。

　　水自流赶紧替他打圆场，他以见证人的口吻说：“向阳是以公司为重的。我听曾总说，他到公司以后，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曾珊也拍着向阳手臂说：“我导演哥哥的建议值得咱们认真消化，好好研究。你放心，别多想，只要公司存在一天，你和水老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想不是都不行。”

　　她的话说得十分诚恳。

　　向阳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红着脸笑了。

　　蔡晓光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伤着唐向阳了，他补充说：“向阳，你不是一直要敬我酒吗？此时不敬，更待何时？”

　　向阳起身敬了他一杯，他也陪了一杯。

　　于是，其他人互敬起来。

　　气氛便更加友好热闹。

　　饭局结束时，唐向阳对蔡晓光说：“晓光哥，先别告诉秉昆。”

　　蔡晓光不解地问：“什么事啊？”

　　唐向阳窘迫地说：“我不是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嘛，等他出来，由我自己告诉他。”

　　蔡晓光说：“他已经出来了，今天上午我和聪聪去接的，提前了三年。太突然了，还没有人知道呢。”

　　“哇！”唐向阳一声惊叹。

　　唐向阳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笑逐颜开，孩子似的蹦了个老高。

　　蔡晓光拍拍他的肩，笑着说：“看你高兴的。”

　　唐向阳说：“我当然高兴啦！到了公司后，事忙，好久没去看，想他了。”

　　蔡晓光说：“我记住你的话了。也问你一下，曾珊知道我和秉昆的关系吗？”

　　唐向阳说：“还不知道。水老师提议她见你的，水老师还嘱咐我先别告诉她。”

　　蔡晓光说：“你也先别告诉她，以后由我说吧。”

　　这时，小刘走过来说：“你俩别聊个没完了，看那边儿。”

　　蔡晓光扭头一看，见曾珊站在她的车旁望着这边。

　　蔡晓光说：“是不是在等你啊？”

　　唐向阳说：“不会。如果还有话跟我说，她才没耐心等，早让司机喊我了，估计还有话跟你说。”

　　蔡晓光也看出曾珊是等自己，他快步走过去。

　　曾珊说：“哥，你的建议我觉得有道理。”

　　蔡晓光说：“那就别犹豫，早做决定。如果不顺，有我呢！”

　　曾珊说：“今天认识了你，我特别高兴。”

　　蔡晓光说：“我也是。”

　　曾珊又小声说：“一旦效益好，我给哥干股。”

　　蔡晓光严肃地说：“我保证会好的。干股不干股的，哪儿说哪儿了，以后不许再提，再提就是羞我了。”

　　曾珊脸红了，笑道：“那……人情后补！”她迅速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拉开车门坐进车里走了。

　　蔡晓光的几个“死党”都在不远处看着，互相挤眉弄眼。顺利达到了预期目标，他们兴奋无比，不肯放他单独走，又在江边找了个地方喝茶。

　　其间，有人说：“绝主，感觉到没有，那曾珊对你可大有意思啊！”

　　蔡晓光明知故问：“什么意思？”

　　另一人说：“还用挑明了吗？你是风月老手，自己心里没数？”

　　蔡晓光说：“我怎么就成了风月老手了呢？饭桌上我没坦白吗？十二年里算上关铃才四个，风月老手的成绩单有这么差的吗？”

　　他真有点儿感到委屈了。

　　他们却发起牢骚来，一个个显得比他更委屈，都说多少年来辛辛苦苦追随他，他得名声，他们当“灯泡”；他享受艳遇，他们也当“灯泡”，太不公平了！都是搞艺术的，好事全让他一个人占了！

　　蔡晓光脸一沉，反问道：“咱们搞的那算艺术吗？”

　　这一问，问得大家面面相觑。

　　蔡晓光接着说：“咱们搞的那些电视剧，到底有多少社会价值？到底有多少审美价值？哪一部真能启迪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哪一部再过几年还有重播的意义？咱们只不过是在干一种营生，在这一点上与开包子铺的人没有本质区别。我只不过是拌馅的，你们谁能拌得比我强，我倒情愿与他换着干干。”

　　“那，你‘蔡绝主’认可的艺术标准又是什么呢？”

　　他有点儿被冒犯的感觉，接着反问道：“你自己连标准也没有吗？”

　　说罢，他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一支刚刚点燃的烟，狠狠地吸了几口。

　　大家见他分明恼了，不敢再跟他开玩笑。

　　“不陪你们了，我走了。”他将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儿一摁，起身便走。

　　“等等，我还有话要说。”有个“死党”不知怎么的，明明看出他恼火，还往枪口上撞。

　　他说：“说吧。”

　　那“死党”看似胸有良策，不献出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高瞻远瞩，就一本正经地说：“依我之见，为了咱们的营生可持续，你干脆把那曾珊拿下好了！”

　　周围人闻之，皆顾左右而沉默。

　　蔡晓光佯装不懂地问：“怎么讲？”

　　那“死党”来了勇气，借着酒劲儿，索性和盘托出自己的盘算：“干脆把她办了吧！她明明对你落花有意，你又为什么非要流水无情呢？至今四个怎么样？五个又如何？多拿下她一个，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啊。如果把她拿下了，也许你就成了路路通公司半个老板，那咱们下部剧的资金不就解决了吗？”

　　蔡晓光不听则罢，一听之后勃然大怒，直接扇过去一个大嘴巴子。那人反应还真够快，一闪躲开了。他不解气，哪肯罢休，操起了茶壶就要砸过去，被大家一拥而上抱住了。

　　蔡晓光气咻咻地说：“他不是人，他不是人……”

　　大家便都围着他劝，何必生这么大气呢？你饭桌上没看到啊？大家不是后来一高兴都喝多了嘛，要不跑这儿喝茶来？无非都想解解酒啊！我们那都是醉话，他说的那更是醉话啊！就他，平时少言寡语闷葫芦似的一个人，除了对“服化道”那点事上心，对别的事从来漠不关心的一个人，没醉能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跟你说那种话？你较什么真呢？

　　大家说得倒也没错，都有七分醉了。他一发飙，皆惊出一身汗，清醒多了。

　　其实蔡晓光也喝高了，正处在酒力发作的状态下。刚离开“和顺楼”时还没事，这会儿已头重脚轻了。

　　他也忘了究竟是谁惹他生那么大气了，指着他们训道：“一个正派的男人，他能要了一个女人的钱，接着再要人家的身子吗？一个正派的男人，不可以向别人要这世上最好的两样东西吧？何况还是向一个小女子要！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不是太浑蛋了吗？我堕落到那么浑蛋的地步了吗？”

　　大家就都说，对对对，如果那样确实太浑蛋了！

　　“太他妈不主旋律了！”

　　大家就又说，对对对，咱们搞主旋律的人，确实不能做那种事！

　　其实，当时蔡晓光比“死党”们都醉得厉害。醉了的人，当然都不会认为自己醉了。

　　蔡晓光甚至认为“死党”们皆醉他独醒呢，他环指着他们又训道：“我对周蓉已经心中有愧了，岂能再愧对关铃？一个男人，愧对一个女人是罪过，愧对两个女人那就是罪孽了！都记住了？”

　　大家都说，“蔡绝主”教诲及时，记住了记住了！

　　他忽然哭了。惹他生气的那位“死党”，也远远坐着委屈地流泪呢。

　　于是，大家分配了任务，由小刘陪着那位“死党”回家，其他人都陪同“蔡绝主”回奖励给他的住处。

　　第二天是星期日，“蔡绝主”醒来时九点多了。电话铃声吵醒了他——那一天是他与周蓉的通话日，而他身旁躺着关铃。

　　因为昨晚醉了，他忘了通话日。

　　关铃也醒了，转过身，托颊看着他。

　　他语无伦次。

　　周蓉在马赛问：“说话不方便？”

　　他说：“是啊，你打来的真不是时候。”

　　周蓉那端将电话挂了。

　　关铃问：“谁打来的？”

　　他说：“一个昨晚惹我生气的死党。”

第四章

　　马赛的夏季气候宜人。

　　下午四点多钟时，夕阳高悬在老港口的上方，余晖洒满码头，湛蓝的海水变成了槟榔红，被凉爽的海风吹抚起红鲤鱼鳞片似的波纹。

　　夕阳两侧，晚霞似火，绚丽而迷幻。伊夫堡古老的石墙以及攀爬而上的喇叭花的叶子也仿佛锁上了一层红釉，闪闪发光，叶片之间红粉蓝白四色花儿烂漫开放，像无数小精灵隐藏在叶片后面，正用一只只彩色的小喇叭吹奏着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到的迎宾曲。

　　夏季是马赛最美的季节，七月是它的黄金季节，游人如织，这里几乎可以见到世界各种肤色的人。虽然老港西北侧的新港海面更宽阔，堤坝更长，港中停靠的巨轮更多，但无论马赛人还是游客们，却更喜欢老港那种古色古香。始建于一八四五年的新港并不算新，但较之于路易十二时代的老港，还是时尚了不少。何况老港除了因《基度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伊夫堡，还有同样吸引人的隆夏宫。那古老的引水工程装点着一尊尊精美的雕塑和一处处幽雅的庭院，是游人拍照留影的好地方。老港的南边还有马蹄石铺成的小广场，金色的海滩，港中停泊的多是帆船，桅杆如林，别有一番韵味。

　　老人们照例在广场上散步，有互相牵手的老夫妇，也有牵着大狗小狗踽踽独行的老人。卡努比埃尔大街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持着相机或画夹信步走来。当地的老人们是他们乐见的一道风景，老人们同样乐得看到来自国内外的游人。夕阳即将没入海中，海里仍有恋水的泳者。躺在沙滩上的泳者仍不愿离去，为的是再多享受一会儿。

　　从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缓缓走下了来自中国的女人周蓉。她在国内做副教授时的短发已经蓄为长发，如果不在头顶用发卡卡住，垂散着便有二尺长了。她的发质本来就好，不经常修剪可能会长发拖地。在法国，到美发店去修剪一次头发花费不小，华人社区理发会稍微便宜点儿。她很少到华人社区去，怕万一遇到国内的熟人，也不想认识华人朋友。她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套理发用具，从此以后，她和女儿玥玥的头发便都由她自己动手修剪。几年下来，她的剪发技术差不多达到专业理发师的水平了。她和女儿的每一双鞋，从里到外的每一件衣裳，甚至生活用品，大都是她从旧货市场买的。即使在旧货市场买东西，她往往也要货比三家，拿起放下。

　　十二年里，周蓉的法语水平完全可以与巴黎大学、格勒布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里尔第一大学、里昂第一大学等法国著名学府教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资深教授们一比高下。她是具有语言天赋的女人，如果说谙熟某国语言是她安身立命的前提，那么她会像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苦练高强武功般废寝忘食、起早贪黑地学习。她意识到自己将要较长时间寓居法国，便下定决心学好法语。她有一定发音基础，无须从字母开始，原先掌握的词汇足够阅读一般法语书籍，完成一般写作。她在精研深学法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乐趣，如鱼得水，甚至连一些法国人都没有掌握的俚语，她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最让许多法国人诧异的是，她对雨果、福楼拜、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烂熟于心，引用《圣经》语录也是挥洒自如，这让她周围的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心生敬意。其实，那对她并非难事，大部分法国名著她中学时代就认真读过。追随前夫冯化成去贵州之前，译成中文的法国名著她几乎读遍了，摘抄了五个半笔记本的名言，甚至将那些笔记本带到了贵州。在没书可读的年代，那些笔记本成了她手抄的“枕边书”。一些同代人以自己能背多少伟人语录而骄傲，她则经常背自己手抄的另类“语录”，劳动时背，干家务时背，哄孩子时还背出声来。结果，当然“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

　　那些笔记本被她从贵州带到了北京大学，带回了A市。踏上前往法国寻找女儿的路途前，她似乎接受了某种神谕，又不远万里将这些笔记本带到了法国。所以，她要做的事简单多了——只要参照法文原著多读几遍就基本记住了。这带来的益处毋庸置疑，她很快掌握了多于一般法国人的法语文学词汇，也使她的法语文字表达更加优美，以哲理性见长。她深知“老本”对自己大有裨益，也很容易使自己故步自封，因为它们毕竟是来自法国启蒙时期的名著，所以她又如饥似渴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法语书籍，包括译成法语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图书。

　　十二年时间并不算短，足以让一个人发生判若两人、一言难尽的改变。

　　十二年前，在中国，她是A市一所名校才华外露的副教授，常常让同事们羡慕嫉妒恨。十二年后，在法国，她是一个居无定所、始终没有稳定工作的新移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到处漂泊，收入忽多忽少，身份合法又不合法。

　　周蓉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显然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

　　她的容颜、体形却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胖瘦适中。长年辛劳，促使她善于调节压力，防止压垮了身体。法国的牛奶相对便宜，牛奶成了她的日常饮品，也是她最好的滋补品。所幸她的胃肠也从未排斥牛奶，而牛奶也确保了她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她的脸庞依然动人，只不过一笑起来眼角就显出鱼尾纹。她很少笑，因为值得高兴的事情还是太少。那样一张脸与头顶隐隐的白发搭配在一起不大协调，女儿曾劝她染发，不是为了显得年轻好看，而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好看的老妇人印象。

　　她也曾动过染发之念，但知道自己属于过敏体质，未敢轻举妄动。

　　玥玥说法国的染发剂很高级，不会让皮肤过敏，当然得请专业技师操作。

　　玥玥说服她并陪去了一次，她一听价格转身便走。她觉得太贵了，绝对不能接受。但她没说价格问题，而说只要染一次就得经常染下去，一旦不染头发会更加难看。

　　“妈不想让自己的头发，成了咱们生活中必须经常认真对待的事。”她的话没有余地。她主要用法语与女儿交谈，为的是提高女儿的法语水平。

　　玥玥听出了，那理由并不是她的真心话，而是她找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玥玥哭了，对她说：“对不起妈妈，太对不起你了，都是我不好，把妈妈拖累到了这种地步！我以后凡事一定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当时，母女二人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鲁昂，周蓉在那里一家最大的瓷器店做推销员。她不但法语好，英语也不错，很快在招聘中脱颖而出。除了她的英法两种语言水平和知识分子气质，还因为她来自瓷器的故乡中国，颇能讲出一套鉴赏瓷器的知识。其实，那些来自鲁昂市周边小镇和乡下的女推销员，对于这位工资高于她们的中国女人相当排斥，但她的业绩受到老板的公开肯定，而她的亲和力也成功地团结了她们。她们后来赞叹说，如果只听声不见人，外国游客会误以为她是法语广播员转行，而她们自己只不过是普通法国人了！

　　在鲁昂，周蓉和女儿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女儿准备考巴黎大学，需要她辅导。下班以后和节假日，她基本上都是做女儿的辅导老师。母女之间的种种误解完全消除，她终于获得了女儿的敬爱，在国内时也不曾那样。

　　一件母女二人都预想不到的事，让她们不得不离开了鲁昂，而且是潜逃式的离开。一位言谈举止都很绅士的六十多岁的英国老先生，居然为了周蓉离开了旅行团，打算在鲁昂长住下去。起初，他经常光顾陶瓷店买些什么。那些东西虽小，因为同时具有艺术收藏价值，价格不菲。他每次挑选时，都必听周蓉的建议，向她讨教关于瓷器的知识。

　　不久，他邀请她共进晚餐，表达谢意。

　　周蓉婉拒了两次，第三次答应了。出于礼貌，同时也出于真诚的谢意，那位英国老先生已经买了五六千英镑的精美小瓷器了。

　　英国老先生在鲁昂一家顶级中国餐馆预订了座位，其实周蓉母女从不到那条街上去，生怕邂逅国内熟人，因为世界实在太小了。

　　在饭桌上，老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研究古生物化石。他的夫人病故了，唯一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专业，在剑桥大学做教授。他说自己的退休金较高，一个人住在伦敦一所大房子里，与一条老狗为伴，他在风景优美的乡村还拥有一幢别墅。

　　紧接着，老先生也不给周蓉开口的机会，激动而热烈地向她求婚。

　　周蓉红着脸，抱歉地说自己是有夫之妇。

　　他不相信，因为她没戴结婚戒指。

　　周蓉说自己来法国以前，也曾是大学副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女教授戴戒指，会让学生误以为是个“俗”女人。当年中国几乎只有三类女性戴戒指：乡下的老妇人，儿女出于孝心表达买给她们的；新婚不久的小媳妇，戴不久就会收藏起来，打算作为遗产传下去；近年来涌现的商界或演艺界女性戴戒指，往往出于炫富心理和名流的虚荣。

　　老先生说，在英国，一位已婚女性倘若不戴结婚戒指，则往往意味着她不怎么爱自己的丈夫了。

　　她说：“我的丈夫在中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剧导演，我很爱他。”

　　老先生不死心地说：“那么请允许我做你忠诚的朋友。我将像雨果眷恋朱丽叶那样，不管你在法国的任何地方，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会出现在与你相隔不远的同一个地方，只为了能天天看到你，与你交谈。”

　　她正不知再说什么好，一男一女两名年轻的中国侍者走到了桌旁。他俩曾是她的学生，后来自费来到法国，本想今年考法国大学的研究生，因法语没过关而落选，现在不想回国，决定靠打工留在法国，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他俩后年会继续考，直到考上为止。他们还说，鲁昂即将举办世界陶瓷艺术品展，届时会有许多中国人来，鲁昂将变得相当热闹，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同胞的身影，所以他们提前来打工，来晚了连当侍者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俩请周蓉务必留下联系方式，并请她务必为他俩写研究生考试的推荐信。

　　她问，他俩要考什么专业？

　　他俩都说，什么专业好考就考什么专业。

　　她追问那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什么专业都可以考吗？

　　他俩说是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能留在法国，以后成为法国公民。

　　她想说法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啊，祖国更需要大学生啊！话到唇边，她还是明智地咽下去了。

　　周蓉估计，他俩肯定也听过自己和女儿都来到法国的种种说法，怕引出他俩更多的话，甚至他们会反问：老师又为什么来法国多年而不回国呢？她便找了个借口，撇下那位英国老先生匆匆离开了。

　　从第二天起，那位英国老先生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商店靠窗的休息座位上，他看一会儿书，望一会儿窗外，再注视她一阵子。如果她正巧在看他，他就会冲她含情脉脉地微笑。

　　她那两位学生又找到了她。鲁昂不大，找到她并非难事——他们除了请她写推荐信，还红着脸向她借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说过一段有一位亲戚来鲁昂，那时一定还她。因为数额不大，她表示不必还了。

　　两天后，她与女儿逃之夭夭……

　　周蓉走下马赛火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匆匆走在雅典大街上。五分钟后，拐到了加侬比尔大街。

　　她应聘到马赛一家国际旅游公司做导游。公司分几个区，原本安排她在亚洲区，亚洲区中国官员考察团最多，一年四季一批接一批，离开了巴黎，必来马赛。她坚待做欧洲区导游。强烈的自尊心，让她太怕见到国内的熟人了，尽管内心又渴望见到。十二年中，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一直纠缠着她。

　　公司主管问她，是不是担心导游的工作太累？做亚洲区导游，经常接待自己的同胞，有什么不好呢？虽然接待任务繁重，但收入也多啊。

　　她只得撒谎，说钱对自己不是问题，收入多少不在考虑范围以内，她要求做欧洲区导游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学习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

　　主管说：“您的想法值得尊重，但您更应该尊重公司的想法。”

　　结果，她还是被分在了亚洲区。

　　那一夜，她重重顾虑，彻夜难眠。

　　第二天，她将自己在法国出版的两部书送给了主管。这两部书销量都不大，一部名为《庄子和他的言行》，另一部是《老子和孔子有什么不同》。两部书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通俗读物，学术价值有限，是在法国朋友的鼎力推荐下出版的。书稿所得的稿费，全用来供女儿上学了。

　　女儿玥玥虽然心气很高，却未能考入巴黎大学，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专业。那所私立学校在里昂，学费比普通大学少不了多少。好在玥玥懂事了，体恤母亲的不易，不但节俭，还经常打工挣钱。即便如此，那四年里，周蓉至少身兼两份工作。

　　公司主管翻看了一下书，见都有她的法语签名，难以相信地问道：“您写的？”

　　周蓉点头说：“是的。我还准备写第三部书，一部向中国介绍法国及邻国风情风光的书，所以……”

　　“但这与您坚持要做欧洲区的导游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对方打断了她的话，表示不能被她的理由说服。

　　“如果您是一位经常旅游的人，那么您一定很想知道，一个您所去的国家与哪些国家毗邻？以便预先做出更系统的旅游计划。我无法离开法国，所以只能通过与欧洲游客的接触，间接了解一些法国邻国的旅游资源……”

　　那时，连她都几乎对自己的谎话深信不疑了。

　　“您等一会儿。”主管说。

　　对方半信半疑地注视着她思忖片刻，拿着她的书走开了。

　　大约十分钟后，对方请来了一位职务更高的男士与她对话。

　　那位男士问：“对于中国的现状，您难道一点儿都不清楚吗？”

　　她说：“先生，我十分清楚。”

　　“您也就应该明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法国不会将吸引游客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人没有出国旅游的经济能力。目前出现在法国各地的中国游客，您应该比较清楚，他们往往是以考察为名义的官员旅游团。我们并不觉得，竭诚为他们服务是公司业绩的最好证明。”

　　那位男士一脸蔑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又说：“本公司的宗旨是为一切热爱旅游的人效劳，而我们所认为的热爱旅游的人并不包括占纳税人便宜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乐于服务的人，只不过是我们……”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

　　周蓉替他说：“笑在脸上厌恶在心里的人士？”

　　他立刻说：“对，您恰当地说出了我不想直说的话。”

　　她也紧接着说：“贵公司为什么只看现在而不往前看呢？中国有句话，‘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坎’的意思是难以越过的障碍，您应该看到中国并不是畏缩不前，而是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勇往直前。十年以后，世界各国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到法国旅游肯定是他们的愿望之一，但是他们的旅游脚步很可能不限于法国。我的书将告诉我的同胞，他们首选法国旅游是正确的，并建议他们应该再从法国到哪些国家去……”

　　“十年后我已经退休了，我们也不认为，你的同胞从法国去往哪些国家与我们有什么利益关系。”他有点儿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她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但是，十年后贵公司肯定还在。您难道不明白，旅游不同于探险。探险者不愿有人将路途介绍得一清二楚，而旅游者却希望自己前往的是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而不仅仅限于一国。”

　　他转过身去，听完她的话，背对她站了几分钟，语调疑惑又缓慢地说：“我不得不承认，您给我留下的印象有点儿奇怪，与传说中的您仿佛并不是同一个人。”

　　他说完就走，主管跟了出去。

　　周蓉走也不是，不走同样心存疑惑。她一筹莫展，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她明白那位男士最后一番话的意思，他对自己明显不认同甚至不喜欢。她做好了面对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由于自己的坚持，她将失去在这家旅游公司工作的难得机会。

　　离开中国前，周蓉预料自己的法国之行绝不可能很快结束，办签证时在北京找了关系。当年，她在北京大学与一位法国女留学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到A市后，两人书信往还频频，随着时间流逝友谊不但并未淡化，反而更加稳固。那位法国女留学生取了个挺美的中文名字“古思婷”，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华文志是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的研究生，在法国驻华使馆做秘书。周蓉一出北京火车站，就直奔外文局，古思婷在那里担任法语终校。

　　两位女友多年未见，万分亲热。周蓉向古思婷坦率讲述了自己不懂事的女儿与生父，也就是她的前夫冯化成“逃亡”法国的经过，讲到伤心处禁不住潸然泪下。

　　古思婷见过冯化成，对周蓉离婚的原因略知一二。她对此深表同情，也感到难以置信：“玥玥那么小的年龄，她怎么懂得什么是政治呢？”

　　周蓉说，她当然不懂啊，平时也不关心。因为与表弟之间的事一时想不开，任性起来，她就偷偷跑到北京找到生父，原本可能只不过是想向生父诉诉委屈和苦闷，结果不知受到什么影响，竟跟随生父“逃亡”法国。

　　周蓉最后说：“我到法国去，纯粹是为了找到女儿，让女儿摆脱生父的控制，将她带回中国。”

　　古思婷当即在电话里向丈夫华文志通告了周蓉的事，希望他提供协助。

　　古思婷夫妻租住在北海附近的小胡同里，家里是一个小四合院的三间厢房，除了不够向阳，其他方面都挺满意。他们特别满意的是，家里有一间客房，可以随时接待来自法国的青年朋友留宿。两人的法国朋友众多，涉及许多行业。

　　古思婷将周蓉送到家中，安顿她住下，自己又回外文局上班去了。晚上，古思婷与华文志回家以后，陪周蓉在附近的饭馆吃了顿便饭。周蓉对华文志也不陌生，他与古思婷结婚前，两人就认识。华文志将周蓉视为自己的中国好友之一，还曾戏称她为“红颜知己”。

　　饭后，周蓉随古思婷回到家里，倾听他俩对自己的建议。

　　华文志说他查了一下档案存底，玥玥的出国理由竟也是“政治避难”。

　　周蓉一听又哭了，将冯化成恨得咬牙切齿，连说他卑鄙。

　　华文志解释说，当时确实有特殊情况，致使一些希望顺利离开中国的人以“政治避难”的名义出国。不久，使馆要求严了，需要出具更多的资料，才能通过。古思婷夫妇给出的建议是，让周蓉以个人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法国——她将因此获得最长半年的签证。

　　周蓉转忧为喜，她说半年的时间足够她找到女儿，并将她带回中国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远非周蓉所想的那么简单，她高估了自己对女儿的影响力，低估了冯化成对女儿的控制力。从毫无线索到有了点儿线索，从难以判断真伪到眉目清晰，便花去了一个多月时间。初到法国，她东奔西走，精疲力竭，既费时间又费金钱。等她从戛纳到尼斯，再从尼斯到戛纳，第三次返回巴黎，终于在唐人街见到了女儿和前夫时，签证上的期限已经快到了。

　　实际上，倒也不是冯化成听到了什么消息，带着女儿四处躲避。他对周蓉到了法国毫不知情。他带着女儿在法国东奔西走，为的仅仅是解决一日三餐，找到一个能让他和女儿安稳住下来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地方能为他提供的工作，除了在餐馆刷盘子，再就是做清洁工。他一句法语都不会说，连在停车场收费或在超市当售货员的工作也无法胜任。他异想天开，希望找到与诗歌文学或文字有关的工作，结果只有四处碰壁。法国父母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自己的女儿爱上了什么诗人或作家（畅销书作家除外），所谓的专业作家大抵也是靠各类基金的资助才能生活。倒是在中国，受体制保护的诗人或作家日子反而过得优哉游哉，让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或作家羡慕不已。

　　如果多少会几句法语，几天内就可以搞清以上状况，但冯化成一句法语也不会，连问哪儿有厕所都得靠女儿。他东奔西走只有一个结果，父女俩吃得越来越差，住得越来越糟，辛辛苦苦刷盘子做清洁工挣的那点儿钱，大多都用于买车票了。

　　至于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法国的文科大学毕业生还梦寐以求呢，哪里轮得上他啊！何况那几年法国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失业率上升。

　　即使在那么落魄的境况之下，他都绝对没有产生过让女儿打工挣钱的念头。他对玥玥的爱不容置疑，丝毫不逊于周蓉，一再对女儿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心，一切会变好的，爸爸对你负责到底！……”

　　在金外婆家过了几年小公主般生活的玥玥，从没想到过自己也有一双手，不该在举目无亲、父女俩经常身无分文的日子里，心安理得地等着吃闲饭。

　　周蓉见到前夫冯化成和女儿时，他们住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小修道院里，如同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与少女珂赛特，处于几位老修女仁慈的照顾之下。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五十多岁了，年长者七十多岁。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法国青年愈来愈少了，他们尊崇的已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文化和宗教人士。这些老修女当然是资深的信徒，她们使小修道院的知名度仅次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由于太出名，几乎完全成为旅游景点，根本不便于教徒与上帝进行神秘的沟通。在老修女们眼里，这所小修道院已经成了坚守信仰的最后圣地。她们深知盼不来多少接班人，但这并不让她们沮丧——自己能成为伟大教义的最后守望者，乃是她们感到万分荣幸的事。

　　她们一个比一个善良。她们的脸纤尘不染，每一条皱纹都显得恰到好处，具有迷人的美感，洋溢着圣洁的光华，简直也可以说漂亮之至。是的，她们是身着修女服的漂亮老妪。

　　当时玥玥病了，确切地说是被居无定所、三餐倒错的日子折腾得体虚乏力了。唐人街上一位善良的华人陪他们父女二人到了那里，为了免除修女们的疑惑，冯化成请那位华人说他女儿叫“冯玥玥”。事实上，女儿的确姓过冯，但他还是心生撒谎骗人的别扭感。他在做人方面有这样那样不大可取的问题，却是一个很少撒谎的中国男人。即使在异国他乡沦落到可悲之境了，他仍以撒谎为大耻辱，何况面对的是几位受人敬仰的老修女，使他不无罪过感。然而，她们仿佛天生不会怀疑别人，不仅收留了他们父女两人，而且提供尽可能周到的关怀。

　　冯化成的感激除了表现在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表现在以诗会友上。那时，他已学会了几句法语，经常用法语为她们朗诵诗歌，包括中国古诗，都说是自己的创作。他朗诵诗歌的水平堪称一流，与那些朗诵艺术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朗诵《静夜思》时，他泪流满面。她们听不懂，但都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所吸引，被他专注投入的表情所感染，被他的泪水所感动。

　　周蓉寻找到修道院时，冯化成正声情并茂地为老修女们朗诵闻一多的《红烛》——想来，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极其复杂。满院花红树绿，蝶舞鸟鸣，这是朗诵诗歌的好环境好时辰。玥玥也在院子里，她试图为父亲用法语翻译，但她现学的一点儿法语词汇根本不够用，只能告诉老修女们父亲朗诵的是关于蜡烛的诗。

　　蜡烛是修女们的亲近之物，所以不仅冯化成又一次泪流满面，修女们也陪着流淌知音之泪。

　　玥玥也在流泪，她认为自己跟随父亲流落异国他乡不再是错误决定，而仿佛是具有悲情色彩、赴汤蹈火的义举了。她似乎为自己当初不计后果的任性的赌气，找到了一种意义。

　　正在那时，周蓉出现了。

　　老修女们听说是玥玥的母亲，并且看到冯化成和女儿完全承认，一个个抹着眼泪离开了。

　　三人一时相对无言，彼此觉得熟悉而陌生，如在梦中。

　　冯化成首先开口说：“你终于来了，你来得对，来得太对了！这几天我一直有种预感，觉得你会突然出现在我和女儿面前……”

　　周蓉扇了他一个耳光。

　　冯化成没捂脸，也没后退，不再说什么。

　　周蓉接连扇他耳光。

　　“不许欺负我爸爸，你有完没完？是我要跟随爸爸，你要发泄怒气冲我来好啦！”玥玥尖叫着护在冯化成身前。

　　共同的命运使女儿对父亲不但不怨恨，反而关系更铁了似的——起码在周蓉看来是那样。

　　周蓉抓住女儿的手拔脚便走。女儿不愿意，一次次挣脱手，又站到了冯化成身边。

　　冯化成同样护在女儿身前，一反方才的无地自容，他义正词严地说：“纵使千错万错，那也全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可以打我骂我，但你不可以粗暴地对待女儿！”

　　“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走？难道你要继续留在这里吗？难道你要做修女了吗？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你，难道你不再认我这个母亲了吗？”她再次紧紧抓住女儿的手。

　　“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为什么？是你们的做法使我没脸继续上学了！”

　　“胡说！‘你们’指谁？！”

　　“你！还有周秉昆！你们周家的姐弟俩！”

　　“难道你不姓周了吗？你不再是周家的人了吗？”

　　“对！我现在不姓周了，又姓我父亲的姓了！你找来了也白找，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回去了，好让你们周家的每一个人耻笑我、歧视我吗？我回去了又有何脸面再见到认识我的人？我的同学都高中毕业了，回去了还不是要听从你的安排，插班到哪所中学去当旁听生吗？你考虑我的感受我的自尊心了吗？”

　　“你现在这样就有自尊了吗？你连你妈仅存的一点儿自尊都给糟蹋了！”她一只手仍紧紧扯住女儿的手，另一只手扇了女儿一耳光。

　　女儿居然咬了一口她的手。

　　她一痛，终于松开了。

　　这时，几位老修女又出现了，站在不远处看着她，像看着一位恶魔。她们的眼中都充满了谴责。

　　那一刻，她真有些无地自容了。

　　“玥玥，冯玥玥，你可真是一个好女儿啊！我们母女相见半天了，到现在你还没叫我一声妈！我告诉你，如果说以前我对你的爱心和责任不够，此次为了找到你，我这个妈的责任尽到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不主动见我，那就等于你不认我这个妈了！你就再与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想清楚了，可别后悔！……”她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她留给冯化成一个地址，转身便走。

　　冯化成没叫住她。

　　女儿也居然一声不吭。

　　当她离开修道院，大步走在巴黎郊区的小路上时，忽然没有了方向感，该转弯的地方不转弯，沿路边往前疾行。她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昏倒，便向路边最近的一棵法国梧桐趔趄而去。虽然那树在几步之内，她却没能走到树前，伸出双手倒下去了。

　　周蓉清醒时，发觉自己躺在地上，身下是一条毯子，身边蹲着一对法国男女青年，路旁停着一辆破旧的小汽车——所幸她并没有摔倒在水泥路上，而是倒在了青草覆盖的路边，周围遍开着紫色的小花。

　　法国姑娘问，她是否需要去医院？

　　她说自己既然醒过来了，就应该没事，刚才是由于低血糖才晕倒的。

　　小伙子帮她坐起来，让她靠在他臂弯中，姑娘则从车内取了一瓶饮料——她喝了几口。

　　周蓉并不是低血糖，她自己十分清楚。刚才，她是被女儿和前夫气晕了，这一点她也十分清楚，只是不愿对外人讲。她一点儿也不渴，却还是接连喝了几口饮料，让自己看起来真像一个因低血糖而晕倒的人。之后，她缓缓站了起来，谢过那一对法国青年，说自己完全没事了。

　　那一对法国青年恰巧正从郊区返回巴黎，他们请她搭顺风车。

　　在车内，她强颜欢笑，说自己是一名自费旅游者，盛赞自己在法国四处所见的美景。因为她能以法语与他们交谈，一路欢声笑语，气氛轻松。

　　他们执意将她送到了巴黎市内一家收费便宜的小旅店。

　　周蓉走进小小的房间，坐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时，才泪如泉涌。她极想放声大哭一场，涕泗滂沱一词用来形容此刻的她，再恰当不过。

　　可怜天下父母心！摊上了各式各样麻烦不断的儿女，尤其是伤透了妈妈心的女儿，最令妈妈悲伤。女儿长大了就是妈妈最忠诚的“闺密”，所以，妈妈们最难经受女儿背叛自己的打击。对于周蓉而言，曾经麻烦不断的女儿竟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前夫“结盟”，似乎对自己同仇敌忾，她的心都要碎了。

　　周蓉两天不吃不喝，没有离开房间一步。她患了重病般躺在窄床上，头脑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也无思想。她植物人似的躺着，实在困了便闭上双眼睡过去；一旦醒来，睁开了眼睛，泪水又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似的流淌不止。

　　此前，从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居然能使一向意志坚定、性格高傲、精神乐观的周蓉，变得那么可怜兮兮。

　　小旅店的主人极度不安，生怕有什么不测，他甚至打算报警。

　　周蓉恳求他不要报警，她保证绝不会自杀，三天后将结清账单自行离开。

　　第二天，冯化成和女儿玥玥找到了她。

　　玥玥一进房间，往床前双膝一跪，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一副什么都无所谓、任凭她随便发落的样子。

　　冯化成说：“我做通女儿的思想工作了。现在我将她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做主，你就怎么做主吧！”

　　周蓉明白，他是要趁机甩掉包袱了，看来女儿这个包袱已经使他不堪重负了。她不想回答什么，闭上了眼睛。

　　“那我走了，周蓉，后会有期吧！”

　　周蓉的心痛了一下，她不愿睁开眼睛。

　　“妈，求你看我爸一眼吧！”女儿说完，低声哭了。

　　她这才睁开了眼睛，见前夫冯化成的背影伫立在门口，垂着头，一动不动。

　　对于他，没有了女儿这个包袱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也使他马上面临一个大问题——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显然不便再待在那个小修道院了。

　　他在哪里才能再找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地方呢？他真的会成为每晚蜷缩于地铁车站的流浪汉吗？

　　她想问他今后的打算，话到唇边，还是决定不问了。问了也等于白问，显然他自己也茫然不知。

　　她打算给他一些钱，可一想到自己带的钱所剩无几，还是决定不给了。

　　“保重。”她只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关门声后，女儿哭得匍匐于地。

　　那时，她彻底原谅了冯化成对自己的背叛，却很难原谅他未经她同意，就将女儿“拐”到法国的行为——尽管她也非常担忧他在法国的处境。

　　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能不担忧呢？何况他们在贵州时，在两千多个共苦多同甘少的日子里，曾经恩恩爱爱地生活过啊！

　　周蓉为自己和女儿办理回国签证时遇到了严重问题。她没有想到，自己上了什么名单，辩解申诉几乎完全不起任何作用。这使并不想在法国再多待一天的她，也不得不因而从长计议。那名法国旅游公司高管对她所说的话，显然是针对上述事实。由于她在法国以自己并不愿意要的名分滞留的时间长，那种莫须有的名分逐渐广为流传。当然，这同样让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同情，求职时往往得到一些特别关照。

　　十几分钟后，那位接受了她两本签名书的公司主管只身回到了她面前。

　　她懊丧地问：“我失去了在贵公司工作的机会吗？”

　　他微笑着说：“不，您的要求可以实现了。”

　　她也转悲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又说：“我的上司也希望获得您的签名书。”

　　她说：“会的，我很荣幸。”

　　他说：“他让我转告您，即使您并没写出计划中的第三本书，他也不会认为您欺骗了我们。”

　　“请替我谢谢他，他真是个好人。”她的内心充满感激。

　　周蓉刚刚送走了一批欧洲游客。

　　她在马赛那家旅游公司带团的次数最多，加起来的时间也最长。她是全公司导游中学历最高的，每一批旅游者离开之前，都会给予她这位曾经的中国副教授导游员高度评价。她不愧是周家的“招牌人物”，即便在异国他乡，在为生存四处奔波、生活状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她也表现出了优秀的素质。她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在法国从未让周家丢人，也从未让祖国蒙羞。鉴于她的特殊情况和出色表现，公司对她格外照顾——在旅游淡季，允许她为了多挣些钱去别的城市打工；不管她何时归来，公司都持欢迎的态度。

　　列车开走后，周蓉在车站的长途电话室与蔡晓光通电话。尽管没说几句话就挂断了，却并未影响她的好心情。她只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自己居然忘了告诉蔡晓光最重要的话——她不久就可以回国了！

　　是的，她不久就可以回国了！电话亭外有两个人等着打电话，既然蔡晓光尽说醉话，她也不舍得花话费再与他啰唆下去了。

　　女儿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她办理回国签证也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当时张冠李戴造成差错，不久使馆工作人员就主动找她，向她表达歉意和澄清。那时，她为女儿玥玥考虑，反而不急于回国了——女儿自尊心强，没有在法国获得学位没有脸面回国。玥玥并不算多么聪明，起码不像她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在国内的重点中学里，玥玥最好的学习成绩也只不过是中上游。与两个表弟楠楠和聪聪相比，玥玥的聪明劲儿还是不够；与妈妈周蓉初高中时候那种出类拔萃的聪明劲儿，更是没法相比。她不谙学习方法，怕考试，尤其怕名落孙山的打击。周蓉着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因为若从基因上来讲，不论她还是前夫，都应该是对得起女儿的。要让女儿一次成功考取法国一所重点高等专科学校，她不敢掉以轻心。

　　周蓉从不做无把握之事，对于关系到女儿将来人生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尽力帮助，帮助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为了女儿能在法语方面一次性过关，她就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陪女儿苦学。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一举考上了法国首屈一指的高等专科学校。进入新环境，女儿的头脑终于开窍，学习得法，聪明劲儿被激发出来。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总之像是她的女儿了。毕业之后，意犹未尽，女儿又开始考里昂第一大学的研究生。

　　那时，她们母女二人倘若决定回国，早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她违背自己意愿，对女儿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结果，女儿顺利地考上了。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只得继续在法国打工。

　　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的女儿，终于认为自己有脸面回国了。虽然并没如她所愿获得巴黎大学的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但里昂第一大学也是不错的，同样是著名大学。女儿能获得一所法国重点高等专科学校的商业管理学学士学位，进而又获得了里昂第一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这令她喜出望外。

　　女儿从里昂打来电话，正在马赛的周蓉也感到久违的兴奋。

　　女儿问她：“妈妈，我总算能对得起你了吧？”

　　她说：“对不对得起我是次要的，你总算能对得起自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女儿问：“那么，我们可以比较风光地回国了吗？”

　　她说：“谈不上有多么风光，但肯定没给中国人丢脸。”

　　女儿问：“我的两个学历加起来，抵得过清华或北大的博士学位吗？”

　　她说：“根本没有相比的必要，妈也并不在乎你是不是博士，你拥有了一门专业能力就好。”

　　“可你是博士啊。”

　　“你也没必要与我比。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我对你的责任是，不能眼看着你在人生关键处走歪了而不管。”

　　“难道你对我就只有责任，没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吗？”

　　“老实说，妈对你没有那么一种期望。只要你以后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妈就很高兴了。”

　　“妈妈，我想咱们中国了，想极了！”

　　“妈听你这么说非常高兴。妈也想极了，比你还想，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梦里回国了！妈想中国的程度，恐怕不是你所容易理解的。”

　　“我能理解。”

　　“是吗？”

　　“我真的能理解。”

　　“说来听听。”

　　“对于你和你们那一代中的许多人，中国是祖国，祖国就是祖宗安息的地方。中国是决定我基因的国家，我承认自己对国家并没有你那么热爱。”

　　“祖国对于一个热爱它的人来说，并非你说的那么简单。妈也不强求你非像妈一样热爱祖国，但你必须记住一句话，永远都不要做不拿祖国当一回事的人。如果你不幸变成了那样一个人，那么任何国家的人也不会拿你当一回事。”

　　“妈，我会记住你的话。我虽然想咱们中国，但我也喜欢上法国了……如果我回国后不久又回来了，甚至还加入了法国籍，你会……理解吗？”

　　霎时间，周蓉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沉默了半天，才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我已经说了，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妈不干涉你的人生。不管你将来成为哪一国家的人，只要你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就很高兴。你已经成年了，你有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权利。”

　　她说的是违心的话。

　　女儿愉快地说：“妈妈真好！”

　　母女二人的关系早已恢复，过去发生的不愉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但她们都还在法国，这就时刻提醒她们曾经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亲和得来不易，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女儿很少敞开心扉，跟她谈自己将来的真实打算，她也不往深处问。女儿更是一句也没提起过生父冯化成，周蓉的人生中仿佛也从来没有那个人。种种迹象表明，女儿仍与冯化成保持着联系，她要求自己充分理解，佯装浑然不知。当她认为女儿并不缺钱，而女儿难为情地向她要钱时，她怀疑女儿可能转手送钱给了生父。即使真的那样，她也并不抱怨，反而认为女儿终于懂事了，尽管每一个法郎她挣得都十分不易。

　　在伽农比尔大街上，有一家开了三代的华人面馆，她无意间发现那里居然卖手工擀的饺子皮。

　　她要去买饺子皮。昨日女儿在电话里说，她今天要来马赛看妈妈，还想吃饺子，估计此刻已到家里。最后，女儿小心翼翼地问：“如果楠楠与我同时出现，你会不高兴吗？”

　　她听得出来，女儿那么问，证明楠楠已在里昂了，很可能就在女儿身边。

　　她略微迟疑了一下，立即回答：“替妈妈跟他说，我很想他，欢迎他随时来看我。”

　　除了这么回答，她还能说什么呢？她态度稍有暧昧，女儿也许就不来看她了。

　　女儿倒是主动跟她谈过自己和楠楠的关系，说他们之间已不存在被她和小舅周秉昆斥为“不正常”的关系，只剩下纯粹的表姐弟关系了。

　　这她倒是愿意相信的，因为女儿当时的表情格外庄重，显得十分坦荡。

　　“他毕竟是我的表弟，对不？”

　　“对。”

　　“秉昆小舅对他视同已出，我也应该视他为亲表弟，对不？”

　　“对。”

　　“何况我俩从小就在姥姥家的炕上打打闹闹，一块儿玩着长大，我们的关系不亲密那也同样不正常，对不？”

　　“对，有什么不对呢？妈为你们现在的亲密关系感到高兴。”

　　这是女儿考上里昂第一大学后，她与女儿之间的一次谈话。

　　但是，她对女儿的表白无法全信，谁知道他们年轻人的话究竟有几分可靠呢？他们初一是一种想法，十五往往又是一种想法，有时候他们也跟不上自己的想法啊！

　　女儿成为里昂第一大学研究生后，常常利用假期去其他国家旅游，用的是自己勤工俭学攒下的钱。

　　女儿说，自己去的都是法国的邻国。

　　周蓉认为，女儿肯定也到过美国。究竟去过几次她猜不准，也不想猜。女儿能靠勤工俭学买机票了，这她是高兴的。

　　而对于楠楠，周蓉自然没有弟弟秉昆对他那么深的感情。以前，她仅仅知道楠楠不是弟弟的亲生子，弟弟讳莫如深，她当然也不想多加了解。她对楠楠的感情，主要体现为对弟弟亲情的自觉，对弟妹郑娟友好关系的依托，正所谓爱屋及乌。当年，她之所以同意女儿住到嫂子冬梅家去，很现实的考虑之一，便是怕女儿与表弟楠楠之间发生令大人们难堪的事。女儿去北京后，周蓉才知道楠楠在本市还有个生父叫骆士宾，且要与弟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争夺楠楠！如果知道得早，她可能会劝弟弟想开点儿，干脆放弃楠楠这个养子！说白了，楠楠是别人的种，而且是强暴所生，有什么可争的呢？她认为，自己这个姐姐知道真相太晚，实在是弟弟的大不幸，而弟弟不主动向她说明真相，也是那种“闷葫芦”个性使然，最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骆士宾那么一个品行卑劣的男人，与弟妹郑娟那么一个低智商的女人，意外生出的儿子居然能保送到哈佛大学留学，成了法学博士。公认智商甚高的自己与诗人前夫的女儿，却只能甘拜下风，自愧弗如，这让周蓉一想就觉得造化弄人。

　　因为楠楠的缘故，才让自己弟弟秉昆入狱，周蓉内心里已无法将楠楠当亲侄子般对待，只是不得不以所谓亲戚关系面对，只求大面上过得去罢了。

　　她匆匆到家时，女儿与楠楠果然都在，一个在剁肉，一个在剁菜。

　　周蓉所谓的“家”，当然不是她的家，其实是古思婷外婆的家。十二年中，周蓉一直受到古思婷夫妇二人的无私关照。她在法国遇到难题，基本上都是古思婷夫妇在法国的亲朋好友帮助解决。无论他们二人哪一位回法国探亲，也无论周蓉当时身处何地，他们都会与她见面，带给她难得的愉快。

　　古思婷对周蓉也心怀感激。

　　古思婷的姐姐当年是法国“新巴黎公社”的领袖人物之一，那是类似中国“文革”时期“造反派”组织的一个法国青年组织。以法国青年为主，也有少数法籍外国侨民的子女，几乎全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愤青”，本人几乎全都获得了大学学历。他们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思想激进，也要对法国来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也真的使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狂飙激荡。古思婷的姐姐还率领一批“新巴黎公社”成员到中国“取经”，回国后更加确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不料，轰轰烈烈的“文革”竟然那么令他们震惊地收场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个受到公开审判，变成了阶下囚——而且公开审判还让万众欢呼大快人心，人们以狂欢节的方式庆祝。这让他们大受刺激，在法国人面前一时间显得滑稽可笑，颜面尽失。法国政府没有再怎么样，他们自己备觉无趣，不久就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

　　古思婷的姐姐于是陷入思想苦闷，一度吸毒，成为“朋克族”一分子。她甚至还一度患上抑郁症，企图自杀，更为糟糕的是进了一次精神病院。

　　古思婷后来到北京大学留学，主要目的正是想研究中国“文革”，为的是解开姐姐那批人的疑惑。她明白自己无法彻底搞清楚，就以一种能明白几分就争取几分的现实态度进行考察。成为跨国好姐妹后，周蓉关于“文革”的见解常常让她茅塞顿开。周蓉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对她很有说服力。周蓉到法国前，古思婷拜托她一定要见见自己的姐姐，一定要像为自己答疑解惑一样，帮姐姐医治一下“思想病”。

　　周蓉不负重托，将女儿玥玥带到自己身边不久，便到古思婷父母居住的波尔多市拜会。波尔多市以制造幻影2000型战斗机和葡萄酒“皇后”波尔多红葡萄酒，举世闻名。古思婷父亲是波尔多大学力学系教授，母亲是品酒师。古思婷的姐姐毕业于波尔多大学机械设计专业，离开精神病院后一直住在父母家中。他们对于古思婷的中国好友热情欢迎，古思婷姐姐与周蓉一见如故，谈起中国“文革”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周蓉只要有空，便会去波尔多看望古思婷的姐姐。

　　甚至可以说，她拯救了古思婷的姐姐。

　　十几次探望深谈后，古思婷姐姐渐渐想开了，身体状况大为改观。她不再执迷于改造法国，而是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不久，这位曾经的法国女“造反派”病好了，有了工作，结婚生子了。

　　在她的婚礼上，古思婷的母亲对周蓉说，无论他们波尔多的家，还是古思婷外婆马赛的家，随时欢迎她这位中国良友入住，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古思婷的父亲送给周蓉一份礼物——写着人名、职业、住址和电话号码的精美皮面手抄本通讯录。他说都是他们家庭至亲的联系方式，他己一一打过招呼，周蓉随时随地可以联系，寻求帮助。

　　周蓉深知，法国人对自己的私人关系看得多么重。她感动得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本不想接受，但那老夫妇以及新娘子的真诚让她无法拒绝。

　　她说：“如果我想联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事先通知你们。”

　　后来，那份手抄本通讯录成了她的珍藏品，从来没有翻开过。

　　周蓉选择住在古思婷外婆家。房东葛蕾妮夫人独居马赛，与狗为伴。已故的古思婷外祖父曾是马赛市邮政局局长，她独守一幢大房子相当寂寞，连打扫一遍屋子都得请钟点工，非常希望小外孙女的中国朋友住到她那里去。

　　周蓉住在马赛，而没有为了方便与女儿玥玥见面住在里昂，这样就省下了一笔不菲的食宿费，生存压力顿减大半。她以每天为狗洗一次澡和隔几天打扫一遍屋子作为回报，晚上经常为葛蕾妮夫人读法国小说名著。葛蕾妮夫人是法国启蒙时期文学的推崇者，对巴尔扎克以后的法国文学包括《追忆似水年华》皆嗤之以鼻。

　　楠楠一见周蓉，立刻礼貌又亲切地说：“姑姑好！”他停止剁肉，上前接过了周蓉买的东西。她不仅买了饺子皮，还买了各种罐头、香肠、葛蕾妮夫人爱吃的粉皮，以及一瓶红葡萄酒、一包彩色小蜡烛和一盒精制的生日蛋糕。很巧，这一天是房东葛蕾妮夫人的生日。

　　周蓉说：“楠楠来了，欢迎啊，该干吗接着干吗！”她尽量把话说得很热情，也没打量一下已经十二年不曾相见的侄子，转身上楼了。

　　楠楠将东西整齐地放在餐桌上，一时愣在那里。

　　玥玥停止了剁菜，扭头望着楠楠说：“我妈上楼去换衣服了。”

　　楠楠朝她尴尬地笑笑。

　　周蓉是要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换衣服，但那并非急事。她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正眼看楠楠一下，还是因为她对他当年引发的纠葛耿耿于怀。

　　“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蓉你就彻底原谅了那孩子吧！”她一边换衣服，一边试图说服自己。穿上了从跳蚤市场买的运动服和便鞋后，周蓉坐在床边还没有下楼。她需要稳定一会儿情绪，好让自己接着面对楠楠时表情自然一些。

　　“妈，肉馅剁好了，菜也剁好了，是你亲自拌还是我们先拌着啊？”楼下传来女儿大声的问话。

　　“你们先拌着吧，但别放盐什么的，那要我亲自放。”她也大声回答了之后，去卫生间洗脸，漱口，对着镜子放下绾起的头发，缓缓地梳理起来。

　　马赛夏季的阳光将她的脸晒成了古铜色，那是令大部分法国女性特别欣赏，令大部分法国男人着迷的一种肤色。

　　每天上班，她都要对着镜子仔细将头发盘起，绝不允许有一丝乱发。她那么认真不仅是出于爱美之心，也是职业使然。法国人对职业女性的仪表要求非常苛刻，着装打扮随便不但会令服务对象不悦，有时甚至会遭到理直气壮的投诉。周蓉很在乎自己作为职业女性能否给人以自信而美好的印象——确切地说，能否给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人那种印象。

　　她很敏感于普通法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更敏感普通法国女人怎么看中国女人，怎么看中国职业女性。她经常觉得，自己其实也是中国职业女性的形象使者。

　　她也常常自嘲想法的可笑，有时又骄傲自己所吸引的目光，特别是法国女人的目光。

　　法国人对青年的衣着很宽容，多数法国男女青年比较偏爱休闲装，穿休闲装上班司空见惯。但对三十五岁以上职业女性的衣着打扮，不论法国男人还是女人，都以相当挑剔的眼光看待。

　　走在街上，周蓉仍像当年是大美人儿时那样引起很高回头率，往往还是青年男女们的。不是因为她仍有多么美，而是因为她那略显忧郁又高傲的气质。

　　她的神情经常略显忧郁，也是必然的。她内心高傲的理由却是，在近十二年里，她几乎使自己成为法国文学的忠实守望者了。她头脑里吸收的关于法国文学的知识和见解，已非一般法国人所能相比。有时，她甚至会感到一种寻找不到交流对象的孤独。

　　一次，在从马赛前往里昂的列车上，她碰巧与一位老先生并坐在一起。对方见她在读乔治·桑的小说集，忍不住问了一句：“您为什么读这样的书？”

　　那是她从旧书摊上以极少的钱买的。

　　她微笑着说：“有趣。”

　　于是，两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乔治·桑从没写过多么有趣的小说，她过时了！许多法国青年已经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了。”

　　“对于我，她并没有过时，我也不是法国青年。”

　　“但是，她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吸引您呢？”

　　“我觉得，她如同法国的一副假面具。法国以及法国文学，在古典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派潮流的影响之间至今无所适从，这种矛盾心理最早反映在乔治·桑身上和她的小说中。她想做贵族客厅里的沙龙女王，又想做现代派的弄潮儿。她确定不了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便以奇装异服和荒唐行径来减压，捎带戏弄一下关注她的人。如今的世界也处于继承传统和迎合现代的矛盾之中，只不过世人已经麻木，不像乔治·桑那么敏感罢了。”

　　“您是哪国人？”

　　“中国人。”

　　“您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我怎么不可以是中国人呢？”

　　“您肯定有一部分欧洲血统！我们法国的？或者英国的，德国的，丹麦的，希腊的？我想我猜对了，您的侧面具有一种希腊女性特有的美感……”

　　对方是位斯文的老先生，但强烈的好奇心使他的表现有些唐突。二〇〇一年，不论公费还是自费到法国的中国大陆人尚十分有限，能在马赛或里昂见到的则更少，这使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谈得上印象的话），大抵是衣着刻板、反应迟钝、表情迷惘、唯唯诺诺，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早期电视新闻画面和外国电影。中国女人则要么贫穷愚钝可怜兮兮，要么是珠光宝气俗不可耐。

　　法国老先生从没遇到过像周蓉那样气质不凡又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女性，他接着追问道：“也许我理解错了——您来自台湾吧？”

　　“不，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大陆人。我是大陆工人的女儿，一位农民的孙女。”周蓉有些不悦，感觉遇到了挑衅。

　　这时，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

　　老先生又腼腆地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事什么……”

　　“对不起，我该下车了。”

　　周蓉以为又碰上了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干脆起身往车门走。

　　“请等一下……”

　　对方追到了车门口，送给她一张自己的名片。

　　“我只不过希望与您联系……”

　　她已下车，车轮滚动了。

　　她低头一看名片，方知对方是一所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她曾想主动联系他，心存几分也许会通过他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的闪念，但那念头随即很快打消。女儿就要毕业，她对中国的思念强烈无比，归心似箭。

　　后来，那位法国文学教授的名片被她弄丢了。

　　每次面对镜子，她都会对镜中的自己感到无法言表的陌生——不仅因为曾经的一头乌发日渐银丝缕缕，眼角日渐细密的鱼尾纹，还因为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女性，恰恰是在近似于流亡国外的十二年里，她觉得自己与中国已经骨肉难离。过去在国内，她当然也明白此点，但从未像在法国十二年里这么感受强烈。

　　“妈，葛蕾妮夫人回来啦！”

　　周蓉下楼后，见葛蕾妮夫人在洗手。葛蕾妮夫人早已认识玥玥，玥玥和楠楠一到，她就走出去遛狗了。

　　葛蕾妮夫人小巧玲珑，经常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精致。她今年已经快八十岁，身体却好极了，热爱生活像热爱自己忠实的老狗。她也没忘记乔治·桑，曾向周蓉承认，自己年轻时曾经处处想学乔治·桑。

　　周蓉说：“您不必帮忙了，等着吃就是。”

　　葛蕾妮夫人答非所问：“蓉，你的玥玥今天带给了我一份大大的惊喜！”

　　周蓉一边往馅里加入作料，一边问：“什么惊喜啊？”

　　葛蕾妮夫人用雪白的小手绢擦干了手，指着楠楠说：“就是他呀！多么英俊的中国小伙子，我替你的玥玥感到非常遗憾！”

　　开始搅馅的周蓉一愣，正要再问，玥玥抢着问：“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他的表姐啊。如果不是，那对你们将是多么好的事！我会怂恿你追求他的，我将教你一些追求白马王子的方式！”

　　葛蕾妮夫人说话时，站在一米八的楠楠跟前，向上伸着一只手与楠楠比身高。她的手顺势欢喜地在楠楠脸颊上轻轻一拍，之后走到玥玥身边，对玥玥小声说：“如果你不是他的表姐，等你妈妈夜里睡着了，我会为你俩开一个秘密房间，我有那样的房间。我真希望能做你俩的红娘！”

　　玥玥格格地笑道：“您太可爱啦！”她抱住葛晋妮夫人接连亲吻，故意亲出了声。

　　楠楠不懂法语，但看得出姑姑、表姐和葛蕾妮夫人一直在谈论他。他红着脸问：“姑，你们一直在说我什么啊？”

　　周蓉说：“一些没意思的话，你不知道也罢。”

　　她又冷冷地教训玥玥：“太放肆了，别上脸啊！”

　　玥玥却说：“妈，你就不能看我表弟一眼吗？你回来后到现在，一直没正视过他一眼。”

　　周蓉的手停止了搅拌，瞪着女儿不知说什么好。

　　楠楠也说：“姑，求你了，正眼看我一次吧！”

　　周蓉的手就放开了筷子，向楠楠转过了身。

　　她那英俊潇洒的侄子，满脸是渴望获得宽恕的忧伤。

　　她终于勉强对他笑了笑，温和地说：“楠楠，当年姑姑和爸爸的做法也有不当的地方，你要原谅我们啊！”

　　楠楠说：“姑，让我抱抱你吧！”

　　她说：“这是小孩子的要求。”

　　他说：“可是我非常想那样。”

　　她犹豫一下，低声说：“那姑批准了。”

　　他就走到她跟前，拥抱了她。

　　他也低声说：“姑姑，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次拥抱周家的长辈，也是我十二年来经常梦想的一幕。姑姑，现在我像拥抱了秉昆爸爸，也像拥抱了爷爷奶奶。当年奶奶很乐意让我这样拥抱她，爷爷好像不太乐意，总是推开我，但我觉得他内心里其实挺乐意。姑姑，我秉义大伯和大婶都好吗？”

　　她说：“我经常和他们通信，他们一切都很好，你放心吧。”

　　“我爸爸呢？”

　　“他一年后就该自由了，那时你也该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又会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了。”

　　“我父亲那些朋友们还好吗？”

　　楠楠刚才已经说过“秉昆爸爸”，随后也就不再那么说了。十二年前，他只有姑姑那么高，现在比她高出一头多了。他轻轻搂着她，微微闭着眼睛，一句接一句问着大致相同的话。其实，他早已在信中或当面数次问过玥玥表姐，仿佛再听姑姑回答一次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似的。

　　周蓉说：“他们也都挺好，经常去看你父亲。”

　　“姑姑，我这么抱着你，像是抱着妈妈。我非常想念妈妈，多少次在梦中想哭过。可我已经发誓，在我父亲没有出狱前绝不回国，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

　　周蓉说：“那是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那不是也等于惩罚你妈妈吗？你妈妈肯定也非常想念你啊！而且我知道，你爸也和你妈一样想念你。”

　　拥抱是人类美好的行为，它往往会使积怨化解，如同顷刻照亮心灵暗角的光。亲人与亲人之间更是如此——周蓉觉得，楠楠又是周家的一分子了，这一点从没发生过丝毫改变似的。

　　“姑姑，当年我真可恨。我曾因为自己是光字片的孩子而暗暗抱怨过命运，我曾非常羡慕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的同学，羡慕极了。当我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位是老板的生父在世，他向我保证他能完全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也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以后生活将很阔绰时，我简直没法不被那么一种生活所吸引……但我现在明白了，我抱着你就像抱住了周家每一位亲人和朋友，你们对于我才是最宝贵的。那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所认识的人全是他企图利用或企图利用他的人。他没有亲情实际上也不需要亲情，他非要争夺我这个儿子，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姑姑，我是不是太可恨了？我能获得周家人的原谅吗？……”

　　周蓉一抬头，楠楠的泪掉在她脸上。

　　她自己的眼眶也湿了，赶紧低下头，温和地说：“楠楠，你言重了，过去的事不要老放在心里。人不但要学会原谅别人，也要学会原谅自已……”

　　楠楠低下头，呜呜哭了。

　　葛蕾妮夫人听不懂那么多中国话，一会儿看看周蓉和楠楠，一会儿看看玥玥，困惑极了，忍不住问玥玥：“他们怎么了？”

　　玥玥含着泪说：“他们十二年没见面了。”

　　葛蕾妮夫人大声说：“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必须提出抗议了，你们不要忘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拒绝眼泪！我是快乐之神的化身，我以快乐之神的权威命令你们高兴起来！”

　　“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咱们不是在自己家，不能影响主人过生日的好情绪。”

　　周蓉这才轻轻将侄子推开。

　　包饺子时，四个人都高兴起来，汉语法语英语穿插着，有说有笑。葛蕾妮夫人对包饺子像小孩儿过家家般兴趣盎然，一会儿擀皮一会儿包馅儿，擀出了些薄饼似的皮儿，也包出了形状古怪的东西，受到周蓉三人一致的调侃，自己却相当满意，感觉好得不得了。

　　四人分蛋糕、吃饺子时更是其乐融融。葛蕾妮夫人听了三遍《祝你生日快乐》——先是周蓉三人用汉语唱了一遍，接着周蓉母女用法语唱了一遍，最后楠楠用英语唱了一遍。

　　葛蕾妮夫人说，她感觉好像同时过了三次生日。

　　四人将一瓶红葡萄酒喝得精光，脸上容光焕发。

　　饭后，他们一齐散步。老狗懒了，趴在壁炉旁不管谁叫，它都只摇尾巴不站起来。

　　湿润的海风中，马赛的夜晚无比凉爽。

　　葛蕾妮夫人一出院子就挽住了楠楠的手臂，周蓉与女儿手牵手跟在后边。四人走在老港的人行道上时，都吸引了不少目光。相比而言，还是葛蕾妮夫人和楠楠更引人注目。葛蕾妮夫人美滋滋的，腰板笔直，步态轻盈又优雅，从背后看，像身材娇小的女郎幸福地挽着自己的如意郎君。

　　玥玥说：“妈，咱俩变成他俩的灯泡了。”

　　周蓉说：“你去求一下葛蕾妮夫人，看她同意不同意让楠楠也陪我走一会儿。我觉得你表弟还有些话想跟我说，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玥玥就跑上前去，对葛蕾妮夫人行屈膝之礼，笑盈盈地说：“尊贵的夫人，我妈妈希望表弟也能陪她走一会儿，不知您是否允许——楠楠虽然是我们的亲人，但今晚首先是您的客人。”

　　葛蕾妮夫人也笑了，她说：“你妈妈的请求是正当的，我不可以拒绝。”

　　于是，葛蕾妮夫人挽着玥玥走在前边，周蓉挽着侄子走在后边。

　　楠楠果然还有话要对姑说。

　　他问：“姑姑，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不知道姑姑能不能指点我？”

　　周蓉说：“我想，对一切困扰着你的问题，姑姑都能根据人生经验给出建议。”

　　他说：“不管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姑姑都不会生气吗？”

　　周蓉以为，楠楠要问的是他与玥玥的关系，不禁有点儿犹豫。

　　他说：“也许我还是不问的好。”

　　周蓉这才说：“不，你还是问的好。始终被某种心结纠缠着不好，姑姑保证，你问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那我可问了。”

　　“那就快问啊。”

　　“你和表姐回国半年后，也到了我该回国的时候了，姑姑，你认为那时候我父亲真的肯原谅我吗？”

　　“当然，否则他就不是咱们周家的人了。”

　　周蓉将“咱们”两字强调了一下，站住看着楠楠反问道：“我认为这并不是你最想问我的问题。”

　　“我最想问姑姑的问题其实是——我回国后，究竟该怎么对待那个人呢？”

　　“你的生父？”

　　“是啊。”

　　“他毕竟是你的生父，用你说过的话说，他给予了你生命，对不？”

　　“我也是这么想的。”

　　当时，周蓉和玥玥都不知道骆士宾已经死了。经常与她们母女通信的是冬梅，冬梅不愿在信中写可能令她们心烦的事。楠楠虽在国内待了很长时间，但是，他有意回避，周围人也绝口不提骆士宾的消息。

　　周蓉说：“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是对自己有天恩的人。天恩如同日月光辉，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必须报答的。何况他希望做你的父亲，出发点无可厚非，也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姑姑认为，你回国后，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去看他，给予他一个儿子对生父的关爱。他就是有什么罪过，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何况又不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如果那样，不会又伤了我周家父亲的心吗？”

　　“周秉昆如果那样，就不配是你姑姑的弟弟了，也就不是周家的人了。”

　　“姑姑，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我又能成为咱们周家的一分子了，感觉真好。”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由衷地笑了。

　　玥玥每次来到马赛，总与母亲同室——葛蕾妮夫人为了方便玥玥来住，请人将楼下另一个房间的单人床搬到了楼上周蓉的房间。

　　因为母亲对表弟的态度出乎她预料地改变了，玥玥的心情格外好，上床之前还拥抱了母亲一下——那是少有之事。

　　关灯后，周蓉却难以入睡了。

　　十二年前的楠楠如同刚长出犄角的小鹿，如今变成一头风华正茂犄角漂亮的雄鹿了，可谓英姿勃发的青年。女儿虽然也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却并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变成一个像她自己当年一样的大美人儿。玥玥的容貌更接近生父冯化成，冯化成的五官基因如果遗传给一个儿子还算不错，遗传给女儿则显然并不理想。“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用在楠楠身上反而更恰当些。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却不是弟弟的亲儿子，女儿的亲表弟……

　　她这位母亲，出于对女儿人生的本能关心，居然开始重新看待女儿与楠楠的关系了。

　　当年有当年的情况，女儿和楠楠都还是少男少女，她无法判断楠楠将来会不会有出息，也怕某天忽然冒出一个男人事实上是楠楠的生父，并且是与她们周家人格格不入的那种男人。

　　现在，楠楠已由法院判为弟弟的儿子，楠楠也确实出息了。

　　她问自己，为什么偏不可以重新考虑两个年轻人的事呢？不知弟弟周秉昆如今会持何种态度？

　　总算入睡了，她竟梦到冯化成来纠缠她和女儿，醒后发现女儿不在床上。联想到白日里葛蕾妮夫人对女儿的戏言，联想到家里的确还有两个空闲房间，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装糊涂，于是穿着睡衣和拖鞋悄悄下楼。第一个房间无人，第二个房间无人，第三个房间是楠楠昨晚睡的房间，门从里边倒插着，屋里传出楠楠轻微的鼾声。她难以辨别劓声真伪，就在门前呆立片刻，满腹狐疑地上楼了。回到房间，她更睡不着觉了，拿上半盒烟又下楼，走到后院里。她基本上已经戒烟，但不很彻底，思虑多时偶尔还吸一支，一个月也吸不完一盒。

　　她刚刚站在栅栏前吸着烟，就听到女儿的叫声：“妈。”

　　她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女儿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海棠树下的长椅上。

　　女儿摇着头说：“妈，半夜三更不睡觉，到院子里来吸烟，不好吧？”

　　她问：“你为什么也不睡？”

　　女儿说：“睡不着。”

　　她说：“你妈也有睡不着的时候。”

　　女儿说：“我戒烟很彻底，睡不着的时候也不吸。你说你也戒得很彻底，所以我奇怪。”

　　她迟疑了一下，将烟丢掉，踩灭。葛蕾妮夫人偶尔也在院儿里吸烟，院里摆着一个小石盆。

　　她说：“替妈将烟头扔那里去。”

　　女儿代劳时，她也在长椅上坐下了。

　　女儿回来坐在她身边说：“我很快就毕业了，妈代表周家对表弟表示原谅，我高兴得睡不着，妈为什么失眠呢？”

　　她说：“我失眠，多半是为你这个女儿操心。”

　　“我又怎么了？让你操心失眠？”女儿十分诧异。

　　她搂着女儿的肩膀，仰脸看着满天星星，低声问：“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关系的看法，你们以后又将如何？”

　　女儿也仰望着星空问：“不太明白你的话，指的是我和谁呀？”

　　她扭头瞪着女儿说：“别装糊涂！”

　　女儿收回目光，看着她反问道：“指我和楠楠的关系？还能如何？他是我表弟，我是他表姐呗。”

　　她又望着星空说：“你没听懂我的话啊？我说，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那种关系的看法。”

　　女儿也又望着星空说：“晚了。”

　　她第二次扭头瞪着女儿。

　　女儿也第二次注视着她说：“楠楠有对象了。”

　　她不由得“唔”了一声，沉默良久，她以更小的声音问：“是一个怎样的姑娘？”

　　女儿反问道：“哪方面？”

　　“先说形象。”

　　“以什么样的姑娘为标准？”

　　“就以你吧。”

　　“不比我强，也不比我差，一般般，但往细了看，挺经端详。”

　　“学历呢？”

　　“与他的学历自然没法比，但也算比较体面，学历和能力一致，绝不属于那种空有学历却并没能力的姑娘。”

　　“那么，他爱她哪一点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如果很想知道，应该明天亲自问他。”

　　她便低下头，陷入更长时间的沉默。

　　女儿又说：“爱情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

　　她仍然沉默。

　　“妈，你失望了？”

　　“我怎么失望？咱们俩的话你当作没有说过吧，咱们祝福他就是了。”

　　“妈，我骗你呢！其实，我和楠楠一直盼着你改变看法的这一天啊！”

　　女儿忽然扑入她怀中，喜极而泣。

　　周蓉和玥玥一同将楠楠送上了列车——他要到巴黎搭乘回美国的航班，那样会省一部分钱。

　　当女儿和楠楠在站台上拥抱、亲吻时，周蓉并没转移目光。她望着两个年轻人，十二年来心中第一次涌起了无限喜悦。

第五章

　　周秉昆家要修房子，朋友们能来的都来了——他们有德宝、国庆、赶超、进步，连龚宾也来了。只有向阳一人不能来，他不是被多么重要的事缠住了脱不开身。那是二〇〇一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向阳家里和公司其实并没什么重要的事，是他自己决定找个借口不来的。他已经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高管，怕秉昆当面问他在哪里上班。说谎吧，违背朋友之间的坦诚原则；如实相告吧，唯恐秉昆生气。

　　向阳提供了施工所用的沙土。路路通公司正有一处建筑项目在施工，他一句话，有人就用车将沙土运到周家门口了，同车运来的还有两袋水泥、一百来块砖和几卷油毡——都是无偿提供，也不是用公司的东西送人情。向阳在公司负责项目招标，一些私营施工队的头头都哈着他。项目给谁，就是将挣钱的机会给谁，创业发展的时代，抓住挣钱的机会都不容易。相比起来，白送那点儿东西根本不算个事。

　　龚宾的病好多了，他小叔龚维则当上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局长不在可以代行局长权力。龚副局长有坐小车的资格了，龚宾的工作更不成问题，一时这干干那干干，都是在私营企业。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希望自己的侄子在哪家私企有点儿活干，挣一笔生活费，那是看得起那家老板。龚宾患了精神病后没常性了，小叔当上副局长后更没常性了，即使对挣生活费这么至关重要的事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私企，他说不愿干了就不干了。是他自己不干的，老板们还得诚惶诚恐地向龚副局长解释，真的不是由于自己没关照好。

　　目前，龚宾在小叔安排的保安公司当保安，这次他干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喜欢穿保安服，更喜欢管人。保安公司的头头怕他管出问题来，所以不敢分配他管理难度大的工作，但也不敢不分配他任务，否则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歧视。龚宾的病情本已大为好转，在保安公司犯病了，你做老板的对得起龚副局长吗？所以公司上下都像照顾孩子似的呵护着他，尽量让他高兴。公司还时不时指派最有责任感的班长带上他，执行远离市区、不大接触陌生人的保安任务，让他过一把瘾。近些日子，他在郊区一处养貂场与同事们当保安，乐不可支。他渐渐喜欢上了貂，对小貂充满爱心，经常批评貂场的人对小貂的生存环境不够重视。貂场的人都知道他的背景，总是虚心接受他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际上，他更多时候也就白拿工资。

　　龚宾从于虹口中知道秉昆出狱了，并且要修房子。

　　赶超和于虹夫妇俩要孩子晚。二〇〇一年，他们的儿子孙胜读高二，学习不错，作文常在区市比赛中获奖。那孩子觉得老是在作文中写人物已经无法证明自己的水平，突发奇想要写一篇关于野生动物的作文，另辟蹊径，下次区市比赛中一定要获得一、二等奖。于虹就让赶超带儿子去找龚宾，赶超已经下岗，哪有心思为儿子作文操心！

　　赶超所在的胶鞋厂最终还是倒闭了，他所获得的一万两千元补偿早已花光。他正式成为胶鞋厂工人的时间短——尽管他的总体工龄不短，代表工人谈判的一干人等不大给力，最终他获得的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比较少。

　　于虹的唠叨让赶超烦了，他没好气地反问她：“貂场养的貂还算野生的吗？”

　　于虹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儿子孙胜插话说：“即使不算野生，那也不算家畜，我觉得写貂也行。”

　　“貂有什么好写的？你真有水平写写你爸爸可以吗？如果你把你爸爸写得让人看了哗哗流泪，还获了奖，那才证明你的作文水平真的高！”他没好气地说。

　　“你有什么好写的？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下岗的内退的一次性买断工龄后彻底失业的人多了去了，谁会看儿子写你的作文哗哗流泪？连我是你老婆，我都不替你流泪了，你凭什么指望不相干的人替你流泪啊？儿子，妈支持你写貂！咱们雷打不动地写貂，貂肯定比他有写头！他不带你去貂场，下个星期日妈带你去！”于虹冲着他嚷嚷起来。

　　于虹的父母兄弟姐妹多，虽然失业的也不少，所幸有几个有点儿小权力，有几个交际广。靠了这两种救火队员四处走后门托关系，亲戚家的失业者居然都不至于一直在家里待着没钱挣、日子过不下去。这种蜂蚁般的亲戚关系极富族亲本能，所谓一家一人有难，大家忙前跑后，有钱的出钱，有主意的出主意——虽都是百姓之家、草根之人，帮找份临时工作，往往总能落实。

　　因为有亲戚们关照，于虹竟基本上没怎么失业。在家里，她倒成了每月多少总能领点儿工资的家庭经济支柱。赶超家不行，他的亲戚多在河北农村，日子都过得水深火热。他在本市只有一个大伯，与他父亲关系不好，早没来往了。

　　赶超曾经在家中的一家之主地位，自从失业后被颠覆了。于虹成了他们家的“摄政女王”，这也合乎居家过日子的规律，谁挣钱养家就得听谁的呗。偏偏赶超不会来事，经常有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于虹在他面前腰杆儿越硬，他越拧巴着来，傲慢地拒绝她那些孙二娘、顾大嫂式的亲戚帮助。于虹特别恼火，认定他瞧不起她的亲戚们。两口之间消停的日子越来越少，三句话没说到一块儿，吵架的日子越来越多了。

　　于虹亲自带儿子去了一次养貂场。龚宾高兴得满脸是笑，哥们儿的老婆儿子上山看他，他觉得颜面有光，口口声声“嫂子”长“嫂子”短的，叫得很亲。他一边带孙胜参观，一边侃侃而谈貂的习性，俨然一位“貂博士”。孙胜听得兴趣盎然，收获多多。龚宾留于虹母子吃过午饭后，孙胜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借走一只己能吃食的小貂带回家去进一步观察。

　　于虹说：“儿子，别让叔叔为难，这个要求咱们免了吧。”

　　龚宾却说：“嫂子别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嘛！我侄子破天荒地向我提了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你怎么可以拦阻呢？不能免，我同意了。”

　　他当即让孙胜选中一只小貂，命喂貂工从大笼子里捉出，装入一个小笼子，让孙胜拎着。

　　当时貂场只有几名喂貂工和保安在，谁也不敢惹他不高兴，都不作声。

　　于虹又说：“这可以吗？”

　　他说：“有什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老板不在这儿我就是老大。老板是我小叔的朋友，这点儿事我同意还不就等于他同意了？”

　　龚宾的病确实好多了，无可争议的一点就是——他清楚许多人都哈着小叔龚维则，该利用小叔招牌的时候，他毫不含糊。

　　就在这会儿，老板开车到貂场视察。他见一个半大孩子拎着笼子，笼子里还有只小貂，好生奇怪，他堆下笑脸亲昵地问：“宾，这是哪一出啊？”

　　龚宾就介绍道：“这是我一个好哥们儿那口子，我嫂子，当然也就是你嫂子啦。带他们的儿子来参观参观，顺便借一只小貂回家养几天，我代表你同意了。”

　　老板轻挠着眉梢，有点儿为难地说：“宾，行倒是行，可他带回家喂什么呢？貂不是猫狗，它根本不吃咱们人吃剩的饭菜啊！”

　　老板想出个难题将小貂留下。

　　不料龚宾说：“我忘这茬儿了，多亏你提醒。”他一溜小跑不见了踪影。

　　老板也不跟于虹和孙胜说话，走到一边儿去吸烟，搞得于虹挺尴尬，心里抱怨儿子真不懂事，惹出这么多麻烦。

　　片刻之后，龚宾跑回来，拎了一网兜纸盒——纸盒里是冷冻加工后的貂食。

　　“把这些貂食也带走，谢谢大伯的提醒。”他让孙胜也将网兜拎上了。

　　孙胜谢过老板，替妈妈消除尴尬说：“我要写一篇以关于貂的作文，参加市里的比赛，肯定能获奖，等于替貂场做免费广告了。”

　　人家老板根本没理孙胜，似笑非笑地问龚宾：“没必要带那么多食物吧？”

　　龚宾说：“我觉得有必要。怎么，你觉得带多了吗？”

　　老板打着哈哈说：“你觉得有必要那就有必要呗。”

　　气氛便越发尴尬，虽然龚宾一点儿也不觉得。

　　于虹已红过两次脸了，那会儿第三次红了脸，急欲脱身地对老板说：“谢谢，我们得走了。我们来主要是为了告诉龚宾一件事，并不是为了借走一只小貂。”

　　她就告诉龚宾，周秉昆出狱了，准备修房子。

　　龚宾听了，高兴得像孩子学飞机那样，伸展双臂绕着于虹母子和老板“翱翔”，大呼小叫：“周秉昆自由啦！我哥们儿自由啦！哥们儿万岁！自由万岁！”

　　老板拽住龚宾，哄调皮孩子似的说：“宾，别飞了。飞两圈行了，绕得我头晕了。我问你啊，你那哥们儿周秉昆，他哥是不是在外市当市委书记的周秉义？姐夫是不是导演蔡晓光？”

　　龚宾的病虽然好多了，终究没完全好，只知道自己小叔当上区公安局副局长了，对秉昆的哥哥和姐夫是什么人物从没关心过。

　　他看着于虹说：“我不知道，你问我嫂子。”

　　于虹说：“对的，是那个周秉昆。”

　　老板又问：“你们和周秉昆什么关系？”

　　于虹一时沉吟，不知该如何回答。

　　孙胜替母亲回答：“我爸和秉昆叔是好朋友。”

　　老板再问：“有多好？”

　　孙胜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于虹替儿子回答：“好过亲兄弟。”

　　“这么说来，咱们都是自己人了！”老板笑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亲切地将一只手按在孙胜肩上，高兴地说，“大侄子，一只不好养，再借你一只？有个伴不孤单，养死了没关系，不让你赔。自己人嘛，一对小貂算什么！”

　　于虹赶紧说：“别，别，您千万别。”

　　孙胜也说：“我不是养着玩，是为了写作文，借一只观察几天可以了，几天后就送回来。”

　　“随你。”老板摸了摸孙胜的头，招来一名职工，问有没有什么情况要汇报。

　　那职工说没有，一切正常。

　　老板便对于虹说：“这么着，弟妹，我也不查看养貂场了。正巧我开车来的，送你们娘儿俩回家！”

　　于虹赶紧说：“不必不必……”

　　老板打断道：“弟妹你客气什么呢？还不愿给我个机会啊？”说罢，他搂着孙胜的肩向自己的车走去。

　　于虹只得跟过去。

　　龚宾跟着问老板：“那我过几天要帮周秉昆修房子，今天就算正式请假了呗？”

　　老板说：“你有事还得请假吗？你啊，干脆休息半个月得啦！”

　　龚宾说：“那怎么行！这里离不开我。”

　　老板听了哈哈大笑，站住，转身郑重地问：“听你把自己说得多重要啊！宾啊，我对你关照不关照？”

　　龚宾说：“关照。”

　　老板又问：“有多关照？”

　　龚宾说：“特别特别关照。”

　　老板拍着龚宾的肩说：“那我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以后见着你小叔，把你刚才的话多说着点儿。”

　　龚宾眨眨眼，反问：“我刚才说什么了？”

　　老板对于虹苦笑道：“你看他，真叫人没治。不管我对他多好，他在小叔面前从来不说，有时反说我的不是！弟妹，你替我再嘱咐嘱咐，兴许你的话他记得住。”

　　于虹便替老板嘱咐几句，终于让龚宾补上了人生常识一课：别人对他好，应常挂在嘴边上说说，尤其要对他小叔说说，那样别人会舒服点儿，也证明自己懂事。

　　“只记在心里不行吗？”

　　“不行。”

　　“怎么就不行呢？”

　　“别跟你嫂子瞎掰扯，我说不行就不行！”

　　“那，我听嫂子的。”

　　老板从旁问：“关键是，她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我嫂子让我经常在小叔面前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关照。”

　　老板和于虹这才满意地相视一笑。

　　孙胜假装没听到大人们说什么，只在一旁看笼中的小貂，似乎已经开始交流感想。

　　老板对于虹母子俩态度转变的缘由，他们自然不知道。龚宾的小叔龚维则提拔为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前，组织部门照例要派人谈话、考察。这种考察过去在公安系统内部进行，后来系统外的干部也参与考察，为的是防止出现小圈子的人情结论。周秉义一向享有正派之名，组织部门对龚维则的提升又格外重视，便选派了他进行考察。

　　为什么格外重视呢？因为那个区可不是一般的区，是全市排在第一位的中心区，繁华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区，也是中央领导、外国贵宾到本市必将莅临的区。全国人大或政协组织视察调研，只要到了本市，对该区之事也极为关注。当上该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很有可能升任局长，也很有可能继续进步为市局的副局长。如果时机特别好，当上市局局长也有可能。龚维则五十多岁了，当局长的可能性不大，但继续进步为市局的副局长，应该说上升空间还不小。

　　退休前升任副局长，这是龚维则梦寐以求的。而社会各界人士，凡需经常与公安部门打交道者，不少人都想在一位很有希望成为市局副局长的干部身上投点儿资，下点儿注。

　　养貂这事不仅公共卫生、检疫部门要管，还涉及公共安全，所以公安方面也管——几百只貂啊，万一逃掉几只伤了少年儿童呢？每年公共安全、检疫部门例行检查，公安部门都要配合。貂场的执照龚维则审批过，他便上了人家老板“红名单”，成为人家要努力接近的目标。一名私企老板，不管干哪行，只要事业规模做得比较大，经济效益还不错，只要出手大方，想结识一位副处级干部，就一定能够如愿。管你什么部门什么机构什么系统的干部，一旦对方想要结识谁，不久都会让他成为座上宾，成为“自己人”。

　　于是，龚副局长便成了貂场老板的好友，逐渐地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在貂场出皮子的季节，龚维则向老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要一张上好的领子，说是送给周秉义妻子郝冬梅做条大衣领，向曾经考察自己的周秉义致谢。

　　他说：“当初不少人争的岗位，人家几行关键的评语，白纸黑字为我写下了，我不能如愿以偿了连点儿小小表示都没有，是吧？”

　　貂场老板说：“那是，那不是咱们这种明事理的人的行事风格，但一条大衣领子太拿不出手了吧？干脆，我用皮子与厂家换件貂皮大衣给你得了。”

　　龚维则说：“那不行。一件貂皮大衣太贵了，人家反而不会收了。”

　　老板说：“做条像样的领子还不如用两张皮子做条围脖，这事你别管了，包在老弟身上了。”

　　二〇〇一年，周秉义当市委书记已满两届。一般而言，省里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那么大的官，当满两届的话，要么高升，要么调走，像周秉义那样继续当下去的情况不多。这是因为，他自己一再要求转到教育口去，组织上终于同意了，就要任命他为省重点大学的校长了，却在这一点上意见不统一，有的省领导认为还是任命他为书记好。全国的大中小学校恢复了书记是一把手的传统，他有当两届市委书记的资历，再让他去当校长而非书记，委屈他了。两种意见还没完全统一，他也不知情。这时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将他想到大学去的愿望彻底打消了。一位中央首长到他当书记的那个市里视察后，曾与他有过一席深谈，过后对省委领导们说：“好干部要用在刀刃上。无非两条，一是临危受命，二是委以重任。党培养一名好干部不容易，从正局到正部，也就能为党担当十几年的重任，组织部门一马虎就将好干部给耽误了。周秉义就是一名好干部嘛，他有临危受命的经历，而且表现出色，可以考虑再委以重任嘛！”

　　省委领导们就解释，调到大学去工作是周秉义的愿望。

　　首长说：“党的干部，还是首先要服从党的工作需要。你们告诉他，说这话是我对他的希望，也应该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由于这么一件节外生枝的事，组织上就将准备安排他去大学担任领导的计划搁置了下来。不巧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北京传来小道消息，那位首长因为受一起经济案件牵扯，被低调处理，很快就要从主要领导岗位退下来了。曾经获得一位后来出了问题的首长的赞赏，这是官员升迁的大忌。就这样，周秉义工作调动或提拔的动议，一时都成了忌讳的话题，也只好“冷”处理了。

　　然而，周秉义到底是周秉义。一些利益集团巴望着他早日腾出位置，一些他曾经得罪过的人等着看他的尴尬，他却仍泰然处之，该怎么当书记还怎么当书记。十二年里，周秉义政绩斐然，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他建桥修路、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治理环境污染、保障食品安全、推进社保医保、增加就业岗位、推进菜篮子工程、稳定物价、加强社会治安、开展法制宣传。总而言之，除了没有直接给群众涨工资，一位书记所能做的利民惠民好事，他基本上都竭尽所能做到了。

　　有人说：“当书记都十二年多了，没见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还是让他趁早滚吧，再不走该有人撵他走了！”

　　说这种话的人毕竟是少数。

　　“涨工资的事也不是哪位市委书记能决定的，这年头，一个市摊上一位好书记，老百姓就知足吧！不知道拥护好干部的老百姓，那也不是什么好百姓！”更多的市民这么说。

　　周秉义有一种许多同级干部缺乏的能力——他与老百姓说话时说得下去，与青年们说话时说得进去，与知识分子说话时也说得上去，与前任老领导说话时从来不会被软钉子顶回去。

　　其实，周秉义并没什么秘诀，只不过本着不谈主义、面对实际问题的原则说话而已——什么事？体现了哪部分人中多数还是少数人的诉求？如果是多数人的诉求，可操作性怎样？能做该做的怎么落实？暂时难以操作又该怎么进行耐心解释？即使是少数人的诉求，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吗？……

　　不久，再次传来那位首长的小道消息——早先的小道消息纯属谣言。几天后，首长在新闻联播中公开亮相。过了一两周，周秉义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要求他尽快完成任内工作，做好交接准备。

　　这个消息迅速在该市和省城传开了。市民一批又一批联名上书省委，希望能让周秉义再留任三年，将第三届书记任期做满，把他计划为该市民众完成的实事完成。

　　省城里同样议论纷纷，人们不免猜测，他回到省城将任何职？而这造成了与他同级或高半级的一些官员的不安，他们怕自己的位置不稳了。

　　省委又接到了一些信件，不是联名上书，而是匿名揭发——揭发他沽名钓誉，在自己长期担任市委书记的城市导演了万民挽留的闹剧。

　　省委对揭发很重视，派人明察暗访。结果，从民间获得了对周书记更多的好评。于是，省城里的猜测一边倒，认为周秉义要么会回来担任市委副书记，接任市长，之后坐上书记的位置，或三级变两级跳，直接回来当市长，过渡两年当书记。

　　再说那貂场的老板，正是一个极其关注官场动态的人。其实谁当市长或市委书记，与他将貂养得怎么样，将貂场办得如何并没什么直接关系。大小老板却都希望认识更多的官员，结交更大的官员。甭说他们，许多老百姓也是这样的啊。似乎谁认识的官员多，结交的官员大，便不是普通老百姓，便不是一般的老板。先不论沾得上光沾不上光，没事时独自想想，聊天时对别人吹嘘吹嘘，那也很快意啊。对于大小是个老板的人，想认识更多更大的官员，则是出于安全感的考虑，出于做大做强的心机——当年有多少老板的屁股不夹着点儿擦不干净的屎呢？他们总希望处在保护伞下才安生。不管哪一行业的老板，要做大做强，没有官员相助行吗？反过来，不管是哪一行业的老板，若得罪了所在城市的一二把手，也许只要对方在非正式场合说几句不利的话，你那老板也就当不出多大的好头了。貂场的老板深谙这些道理。

　　路上，貂场老板问于虹：“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究竟什么时候调回省城来啊？”

　　于虹说：“他哥要调回来了吗？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老板又问：“你不是说，你丈夫与周秉昆的关系胜过亲兄弟吗？”

　　“是啊。我的话呢，也许有点儿夸张。”想了想，于虹又说，“倒也不算夸张，他们的关系真那么好，都快三十年了。不好，也保持不到现在。”

　　孙胜说：“妈，如果从他们上中学时算起，三十多年了。”

　　于虹想了想，感慨道：“是啊，可不嘛。你爸和秉昆叔叔虽不同班，但我听你爸说，他俩还有你国庆叔叔三人中学时就爱在一起玩。参加工作后关系断了一两年，一九七三年又续上了，这一续上就比亲兄弟还好了。有那么几年，每年春节他们都在秉昆叔叔家聚，妈和你爸就是在秉昆叔叔家处上对象的。时间太快了！”

　　于虹一时感伤于岁月如梭催人老，日子的苦多甜少，眼泪汪汪的了。

　　“你丈夫和周秉昆既然是那么铁的关系，怎么连他哥什么时候调回来都不知道呢？”老板不理于虹的心情变化，只管一味问自己关注的事。

　　“我就该知道他哥的事吗？我一个普通女工，还是临时工，为什么非知道呢？实话告诉你，他哥我不是没见过，见过的次数多了。还有他姐，他当导演的姐夫，都见过。不管我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都挺亲。那又怎么样呢？有非说不可的意义吗？”于虹不高兴了。

　　老板居然还问：“你丈夫肯定知道吧？”

　　他的想法，不是于虹所能猜到的。如果龚维则日后当上了市公安局副局长，如果周秉义真的调回省城当上了一、二把手，如果有那么两个高官成了“自己人”，那还他妈的有什么必要再去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养貂呢？这时，他内心里很轻蔑于虹了——老百姓到底不能与老板相比，说得可怜兮兮——“普通女工，还是临时工”，放着那么铁的关系不知道利用，你怨谁？只能怨你自己啊！你普通你是临时工你活该，没人同情你！

　　“我丈夫肯定也不知道。他和周秉昆在一起，从不打听周秉昆他哥的事。再说周秉昆不是刚从狱里出来嘛，他俩还没见面呢。别聊他哥了，没意思，开了你车上的收音机听听广播节目呗。”于虹被问烦了，更不高兴，尽量克制着倔脾气不说使对方下不来台的话。

　　“好好好，听节目。咱们不是自己人了嘛，所以我才关心他哥的事，别有什么误会啊！”

　　接着，车里响起了“西北风”曲调的流行歌曲，不知哪位女歌星唱的，歌喉嘹亮高亢，一吟三叹，端的是好歌，好嗓子。

　　老板问：“听吗？不爱听我换台。”

　　孙胜说：“听！”

　　这高中生最近迷上了流行歌曲。

　　于虹便也说：“别换台了。”

　　车开入市内，于虹心中忽觉自卑，不敢让老板往太平胡同开。她怕老板见自己住那么脏乱差的地方、那么寒碜的土屋而低看了她。在一个街区的街口，她直叫停车，说家就住附近，一拐便到了。

　　孙胜明白母亲的想法，默不作声。

　　老板说：“这里真是黄金地段，没根底的人家可住不到这里。”他下了车，亲自为她母子二人打开了车门，专职司机似的。

　　秉昆家修房子这天，赶超前脚刚到，于虹和儿子后脚也到了。她是来向郑娟数落赶超不是的，儿子则要在周家将小貂还给龚宾叔叔。于虹又与赶超闹别扭了，成心不和他一起来。秉昆当时不在家，他到街口迎德宝、国庆、龚宾和进步去了。他想他们想得很苦，哪里能干坐在家里等呢？第一个先到的赶超，已在院外和泥了。于虹没理他，径直进了周家门，将郑娟拽到小屋，嘀嘀咕咕诉说起来，孙胜则在大屋的小凳子上看书。受秉昆影响，周聪也喜欢看书。当上记者后，他更爱看书了。除了家中原有的一些旧书，他又买了几十本新书，并从旧物市场买了几个两层小书架，摆在炕上，为的是看书方便。

　　不一会儿，秉昆将老友们迎回家了。十余年了，老友们不曾再在周家聚过，忽一日又聚在周家了，互相看看都老了，脸上都没有了当年青春英俊的模样，个个感叹不已，气氛亲热而又不免忧伤。

　　龚宾说：“都到了。”

　　进步说：“没到齐，男的缺吕川、向阳，女的缺春燕和吴倩两位嫂子。”

　　进步的妻子是当年军工厂老工人张德海在农村的小女儿。父亲牺牲后，他家没了顶梁柱和主要经济来源，原来的对象跟他吹了。厂里一名工会女干部很关心这位烈士儿子的个人问题，为他做成了那桩媒。此事也得到了市里几位领导的批示——因为这么一来，不仅他这烈士儿子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也等于为军工厂的老工人农村的家办了一件好事。有了几位领导的批示，进步妻子的户口顺利地从农村迁到了市里。进步的母亲因病早退，由于是烈士遗孀，退休金确保不拖欠。他妻子也就没找工作，尽心尽力照顾婆婆，做全职的家庭主妇。进步的工资加上他母亲的退休金，三口人——不，四口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进步当爸了，有了个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张德海与进步父亲生前是老战友、老工友，进步的母亲拿儿媳妇当女儿对待，婆媳关系好得没说的。进步比妻子大十三岁，不折不扣是娶了个小妻子，还是个长得挺俊的小妻子。他个子矮，妻子比他高半头，却从没嫌过他个子矮。他呢，也拿她当宝贝，两口子关系一直很甜蜜。无论从日子的紧巴，还是从夫妻关系的热乎上来讲，进步正在过的生活宛如秉昆与郑娟当年那种生活，他如今的幸福感也与秉昆当年的幸福感可有一比。

　　听了进步的话，德宝解释说春燕确实有事，区妇联组织一些同志到农村去进行“好媳妇”评比活动，还得两天才能结束。

　　赶超说：“尽搞些没用的事，吃饱了撑的！天下的好媳妇本来就有限，某些女人骨子里就只想做好女儿，根本不想做好媳妇，妇联宣传评比就会改变吗？”

　　大家都听得出来，他的话分明是说给于虹听的。

　　于虹乜斜着他说：“那也得看做媳妇的摊上了什么样的婆婆，有那婆婆越老越刁，为老不尊，儿媳妇越让着她，她越拿儿媳妇不当回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不反抗，儿媳妇还是儿媳妇吗？不变成喜儿了？”

　　赶超朝她瞪起眼，刚要顶几句，秉昆向他递过烟去，小声说：“忍一忍。”

　　秉昆已听郑娟说过他们两口子关系紧张的事了，很替他们纠结。

　　郑娟也趁机岔开话，问国庆，吴倩怎么没来？国庆说本想来的，昨晚得到一个消息——环卫部门要招三四十名临时工，不是扫大街，而是当本市几座公园里的卫生清洁员兼管理员。她正愁没活干，很向往能挣那份钱，一大早跑去报名了。

　　秉昆问国庆在干什么。

　　国庆说，还能干什么呢？蹲马路牙子呗，三天有钱挣五天没钱挣的。如果吴倩再找不到工作，日子就很难再过下去了。

　　国庆那番话竟是笑呵呵地说的。郑娟告诉秉昆，国庆大病过一场，糖尿病并发症险些要了他的命，医生说回天乏术，是吴倩四处求偏方，细心呵护，百般照顾，才把他的命从阎王那儿夺了回来。从此，他与吴倩的关系和睦，连性格也变了，再愁的事，都能不着急不上火地面对。

　　秉昆又问：“你姐在‘和顺楼’的工作怎么样了？”

　　国庆说：“还行，成老员工了。这一要谢你，二要谢白笑川老师。你出事后，当年你招的那批员工全被换了，就我姐没换。白老师威胁路路通公司的人说，如果把我姐解雇了，他发誓要让‘和顺楼’以后变成不和不顺永无宁日的地方，他还不是冲着他和你的关系、你和我的关系才说出那种狠话的？你哪天去看他，千万替我捎句感激的话。”

　　郑娟插话说：“你姐能在那儿一直干到现在，也证明她本人表现好。”

　　国庆说：“那倒是真的。我姐干活实在，不偷懒不耍滑。只要头儿让她负点儿小责任，她就会全心全意地做好。如果出点儿小纰漏，头儿还没说她什么呢，她先不能原谅自己了，也幸亏她的工作稳定，要不我现在笑不出来了。”

　　于虹冲她儿子孙胜说：“儿子，记住，以后你参加了工作，一定要向你国庆叔叔他老姐学习。老百姓的儿子，只有那样才能保住饭碗。”

　　孙胜已合上书听大人说话，他庄重地回答：“妈放心，我记住了，将来不管干什么工作都会那样。”

　　大家便齐夸孙胜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于虹美滋滋地又说：“我吧，如今谁也不指望了，谁也指望不上了啊。我唯一就指望儿子将来有出息，让我晚年能过上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我就知足了。”

　　赶超瞪着她想说什么，国庆用肩膀撞了他一下，他将话硬咽下去了。

　　德宝此时长叹一口气，无精打采地对于虹说：“听了你的话，我更觉得人生太没意思，我指的是咱们这种人的人生。好比橄榄球，两头尖尖的，那就是咱们人生能过上的那么一点儿好日子。小时候穷欢乐的日子，加上晚年了也许无忧无虑的日子，有些人也许还活不到晚年。中间那么多日子，总是在煎熬着硬撑着过，没意思啊没意思！”

　　他一边说，一边比画着橄榄球的形状。说完，他还给了那只别人看不见的“球”一脚。

　　赶超怪声怪气地说：“实在活得没意思了就死呗，哪天你想死了，我毫不犹豫地奉陪。”

　　于虹环视着大家说：“都听到了吧？是人话吗？”

　　“不跟他们掺和了，咱俩聊咱们女人的事去。”郑娟将于虹扯入了小屋。

　　国庆对赶超说：“你对德宝的话太当真了，人家现在的日子还可以，怎么会想死呢？”

　　秉昆问德宝，目前靠干什么挣钱？

　　德宝说自己也吃起了“文艺饭”——谁家办喜事，什么公司什么单位举行什么庆典，哪家商店饭店开张，自己常被邀请去出节目，拉大提琴或讲个笑话什么的，便能接个红包。有的月份比在酱油厂上班挣得少，也有的月份比上班挣得还多。他属于业余文艺“单干户”，挺自在。

　　国庆又对赶超说：“听到没？自在才是人家目前的真实状况。春燕是公务员，人家也是吃文艺饭的，理想的夫妻搭配，人家哪会寻死呢？”

　　赶超赌气似的说：“我觉得活得太没意思了肯定是真话，哪天实在想不开了我……”

　　秉昆瞪着他制止道：“打住。十二年了，今天哥儿们重又聚在一起了，都说点儿让大家心情好的话行不？”

　　赶超点点头。

　　国庆幽幽地说：“开始干活吧。”

　　赶超忽又说：“等会儿，你们还没正式认识一下我的‘红颜知己’呢！”他起身拎过小笼子，让大家看笼中的小貂。

　　赶超家虽没有冰箱，但在门斗挖了个菜窖，儿子带回家的貂食就放菜窖里，不会坏。那小貂在孙家吃足喝足，被当宠物养，毛色油黑瓦亮，长大了不少，机灵可爱，不怎么怕人。

　　赶超炫耀说：“我请它出来，让哥们儿几个见识见识！”

　　孙胜赶紧告诫说：“爸，你别弄跑了它！”

　　“你整天上学，是我一天几次喂它，逗它玩，它早跟我熟了，还恋我呢。有我在，不会跑！”赶超说着，伸手入笼中，将小貂捉出来，放在膝上。

　　龚宾也说：“它跟我更熟。”想伸手摸时，差点儿被小貂咬了一口。

　　赶超停止抚摸，它就爬上他肩，从这边肩头绕到那边肩头，再从那边肩头绕到这边肩头，上蹿下跳。

　　虽都是些大老爷们儿，却一个个孩子似的看得啧啧称奇。

　　国庆说：“到底是人养大的，一点儿野性都没了，训练训练就可以表演节目。”

　　龚宾说：“它都是貂场的第四代貂，基因退化了。”

　　进步说：“可爱也可怜，估计一年后就该被杀了剥皮。”

　　龚宾说：“不是一年后，是两年后。一年后皮太薄，两年后皮和毛都是最好的时候。带肉的骨头架子还可以卖到鸡场，绞碎了拌鸡饲料里，听说吃了那种饲料的鸡生的蛋个儿大。”

　　进步说：“我要是预先知道，可不买那样的蛋。”

　　赶超说：“它以后的命运怎样，我是决定不了的，喜欢一天是一天，喜欢一会儿是一会儿。”

　　他说着，抱起貂，又偎又亲的。

　　德宝见状笑道：“它白天是貂，晚上会变成美女钻进你被窝里吧？”

　　国庆瞪他一眼，训道：“胡说些什么呢！当着人家儿子的面，没个叔叔样！”

　　秉昆也认为他那玩笑开得不好，但自己十二年后与这么多哥儿们见面，他也没言语。

　　赶超却笑道：“我儿子快成年了，听听无所谓。不瞒你们几个，我还真做过那种梦，醒了不知究竟是不是梦。”

　　话音刚落，小屋的门突然开了，于虹在门内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赶超，双眉倒竖，厉声喝问：“孙赶超，你还要不要点儿脸啦？当着你儿子的面，你口中说出那种话，不害臊吗？咱俩这夫妻还凑合个什么劲儿呢？明天就离婚吧！趁早离了算了，你以后天天夜里做你的貂梦吧！”

　　小貂受那一惊，转眼从赶超身上逃了，龚宾和孙胜急忙去逮。

　　德宝大叫：“快关门！”

　　进步立刻将门关严。

　　赶超望着于虹，自知理亏，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其实，他因见了秉昆高兴，只不过想炫耀点儿什么。他目前的人生最无可炫耀，唯有那小貂可作一下炫耀的资本，逗大家开心开心，不料却激怒了妻子。

　　那时，他的样子好生可怜。

　　郑娟将小屋的门关上了。

　　小屋里传出于虹的哭声。

　　在她的哭声中，秉昆四人沉默无语，怔怔地看着龚宾和孙胜逮小貂。他俩终于将小貂逮住了，放入笼中。

　　秉昆等四人这才缓过神来。

　　秉昆指点着德宝，想说什么，张张嘴，一个字没说出来。

　　“干活，干活，我早就说该干活了！”国庆猛起身，将德宝几个一一推出屋。

　　屋里只剩秉昆一人，他愣了几分钟，起身进入小屋——郑娟和于虹坐在炕沿，郑娟正在劝慰她。

　　秉昆朝郑娟使了个眼色，郑娟闪到一旁去了。秉昆上前两步，低声劝道：“好于虹，别哭了。德宝和赶超，他俩还不是在开玩笑嘛。我们十几年没往一块儿聚了啊，一时高兴，哪句玩笑开过了，值得你生这么大气吗？你刚才当着儿子的面说了那么一番让赶超下不来台的话，你就全对吗？你在屋里再哭起来没完，儿子在外边听着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啊！儿子都那么大了，咱们大人也得照顾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吧？你忘了？你和赶超，你俩可是在我家认识的、相好的，一日夫妻百日恩，贫贱夫妻别自分！你和赶超离，且不论他，你的日子会更好过了吗？儿子的感受会更好了吗？你刚才那番话火气太大，连我的心都被伤着了，算我求你，你今天发的火到此为止，行不行？”

　　周秉昆说得自己心里也难受起来，想还说什么，嗓子发紧，说不成了，怅怅地转过了身。

　　郑娟噙着泪说：“除了一句，你刚才劝于虹的话我都同意。就是贫贱夫妻那句，咱们几家都贫这不假，可谁家也不贱，咱们谁家也没做过什么贱事。你那一句，我要替你更正。”

　　秉昆说：“于虹，你要记住你嫂子这句话。我和她生活二十多年，头一次听她说了这么一句有水平的话，你要记住啊。”

　　于虹终于不哭了。

　　孙胜却在大屋里哭起来。

　　秉昆两口子赶紧离开小屋，一起去劝。

　　周家的房子，如今成了光字片看上去最糟糕的房子。尽管当年打了地基，后来又在屋里支过钢架子，但别人家的房子，十二年间年年有人修，里外墙皮越抹越厚，保护了墙皮内的土坯没变酥。周家的房子，十二年间里里外外没再抹过墙皮，地基以上土坯暴露的地方，用抹子一扎，酥得掉渣。

　　国庆叹道：“惭愧，十二年里咱们都没替他家抹过一次墙，对不住好哥们儿三个字啊！”

　　赶超说：“我抹我家墙的时候想过，可心烦的事一多，往往又给忘了。”他们还住在太平胡同的家。他和于虹一下岗，连在别处租房子的念头都不敢起了。

　　德宝一边抹墙一边说：“光字片的人家，除了盼望咱们市发生一场大地震，除了政府灾后重建，估计住上好房子的希望很渺茫了。”

　　进步马上提出质疑：“那得死多少人？死后升入天堂才能住上好房子？”

　　“你今天吃错药了咋的？怎么尽说屁话？”国庆旗帜鲜明地反对德宝。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家，肯定户户都有下岗的、失业的，有的人家还肯定不止一个，基本上都是在苟活。”德宝说得来气，将抹子插在墙上。

　　德宝来秉昆家之前也窝了一肚子火。他说自己在吃“文艺饭”，只说了比较光明的一面，不怎么光明的一面是，常常是他去表演，过后却拿不到钱，或拿到的仅是讲好的出场费的一半。像他这样的人，背地里被叫作“艺混混”。想要先拿到钱后演出？门儿都没有，人家有帮有伙的根本不带他玩，所谓“文艺饭”也就吃不成。今天来秉昆家的路上，他绕了个弯去向一个“招呼人”讨钱，对方却说被自己花了，只能下次找机会补给他。可他正等着那笔钱，准备带老母亲去看病。老母亲八十多岁，风烛残年，说不定哪天发一次烧也许就离世了。

　　德宝的气话刚说完，走出屋的秉昆接了一句：“为了下一代不再苟活，咱们这一代苟活也得活。”

　　德宝说：“秉昆，不管我的话你爱听不爱听，请别跟我抬杠。我来一是为了看看你，二是为了帮你家修房子。你被关了十二年，现在自由了，作为哥们儿我必须及时来看你，否则对不起咱们当年的友谊。我再说一遍，今天谁也别跟我抬杠，我心里起火冒烟呢！”

　　赶超说：“哪儿跟哪儿啊，莫名其妙！”他本也在抹墙，结果反而弄出了个大洞，不得不用砖砌。

　　秉昆说：“你们都听着，我让你们一个通知一个到我家来，其实主要不是请你们帮我修房子。有沙子、水泥和砖，我自己从从容容地修，四五天也就完工。我请你们来，主要是为了当面向你们表达一种深深的内疚。如果再不表达，我心里憋得慌。”

　　赶超笑出了声：“又一个莫名其妙，比第一个更莫名其妙。”

　　龚宾怕弄脏了他那体面的保安制服——起码他自认为是体面的，并且一向是新的。脏了后貂场会有人替他洗干净，熨得板板正正；旧了，则发给别人穿，再发他一套新的。他不干活，只监督，不时指出别人哪里做得不细致。

　　德宝说：“你把制服脱了，也帮着干点儿！既然来干活，你穿这么一身算怎么回事？”

　　国庆说：“他就没想来干活，他是来显摆的。”

　　进步说：“他可以不干。”

　　龚宾说：“是的，我可以不干，在哪儿我也什么都不干。”

　　居然没谁对秉昆的话有什么认真反应，他忍不住说：“你们都停一下。”

　　大家这才做出认真反应，都停了手中的活。

　　秉昆将龚宾扯到一旁，命令道：“你先站这儿别动，我下面的话跟你没什么关系，只跟他们四个有关系。”

　　德宝、国庆、赶超、进步四人都诧异地看着他。

　　秉昆说：“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今天同时接受我的歉意。”言罢，他深鞠一躬。

　　德宝等四人你看我，我看他，一个个大不自在。

　　德宝窘窘地说：“秉昆，你如果因为我刚才的话不满，冲我一个人来。别弄这景，连累他们三个也一头雾水，不尴不尬的。”

　　秉昆郑重地说：“你别误会，跟你刚才的话没半点儿关系。你那是气话，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我是真心实意的，在里边的时候我就想象得到，你们每家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呢，有个亲哥是当官的，还算是个不小的官，我很希望在找工作这一点上他能主动帮帮你们，那也算给了我这个弟弟莫大的快慰，让我觉得配得上你们这么好。可是呢，十多年里，他从没有那点儿主动性，好像在他眼中，我这个弟弟根本就没有你们这些好朋友……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表达自己的内疚。我在里边的时候就经常想，出来后首先要做的是这件事。”

　　他一说完，操起锨来就开始和泥。

　　德宝们又互相看看，还是有点儿不明白。

　　龚宾冷不丁大声说：“你们快干活啊！不抓紧干今天能结束吗？”

　　于是，他们都默默干起来。到了中午，周家的房子从外看又像有人住了。休息时，龚宾分午饭，每人一个面包、两根香肠，还有新蒸的馒头，一箱可乐随便喝。郑娟忙着拌两小盆凉菜，再做一道汤。于虹终于被郑娟劝得心情好了些，也同儿子与大家一块儿吃饭。

　　于虹问儿子，在所有叔叔中，谁的人生他比较中意？

　　德宝说：“你这话就问得特‘二’，我们自己都很恼火的人生，你儿子哪里会中意？如果赶超说你‘二’，你又会和他恼。”

　　于虹不好意思地笑了。

　　孙胜却说：“我觉得，龚宾叔叔的人生我就挺中意。”

　　大家都一怔。

　　孙胜又说：“什么工作不愿干了，想换就换，不愁失业，还不必老老实实干，喜欢干才干点儿，等于白拿工资。他也没家庭负担，活得轻松愉快乐乐呵呵的，我向往那样的人生。”

　　“我侄子这话我真爱听！”龚宾喜笑颜开。

　　“儿子，龚叔叔那样的日子可不是谁都有幸能过上的。第一得先疯过，第二最关键，得有一个有地位的小叔。”赶超难以接受儿子的说法，嘲弄道。

　　“儿子，妈不是经常教导你人活一口气吗？你那么想太没志气了吧？我认为，你进步叔叔的人生才是你该中意的。妈希望你将来也能娶一个模样好性格好的妻子，妈也会把她当女儿看待，你们有了孩子，妈替你们照顾。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不求过得多么富足，只求过得平平安安。”于虹还是对赶超生气，她借机教育儿子。

　　“都听到了吧？她亲口说的吧？一家四口，没我什么事了！那我也得像进步的爸爸那样干脆成为烈士呗！成为烈士也得碰机会吧？我至今还没遇到，怨不得我吧？”赶超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起身往外走。

　　秉昆立刻跟了出去。

　　屋里的气氛一时又有些压抑。

　　郑娟端上凉菜——无非是拌黄瓜、西红柿、粉皮什么的，她觉出了气氛异常，反问道：“谁又惹谁生气了？秉昆和赶超呢？”

　　国庆说：“到小院吸烟去了。”

　　德宝说：“嫂子，你别疑神疑鬼，没什么情况！你就快去做汤吧，都等着喝口热的呢。”

　　德宝起身将郑娟推回厨房，搂着龚宾肩说：“咱们这么多人，谁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

　　国庆笑呵呵地说：“我肯定不是，我只觉得阵痛一阵阵痛在身上，有时真想喊他妈的好痛啊！”

　　于虹搂着儿子说：“我们一家三口连亲戚们都算上，没一个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的。”

　　德宝说：“我们两口子也不是。‘红霞洗浴中心’改来改去改没了，组织上没处安排春燕，才把她往妇联随便一塞。”

　　进步问：“你指我？”

　　德宝用另一只手捋了他后脑勺一下，笑道：“别自作多情，你算哪门子受益者呢？”

　　德宝接着又说：“没有我会问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搂着这家伙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那么多私企。没有那么多私企，这家伙只有一个当公安干部的小叔，还是没法混到今天这如鱼得水的地步！所以，他是咱们中唯一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孙胜说自己相中他的人生了，那会儿我就暗想，孩子说得没错啊！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人生，忍受着改革阵痛的人谁不羡慕呢？你小子自己说，你是不是改革的受益者？是不是？”

　　德宝一次次使劲儿按龚宾的头。

　　“是，我是，我千真万确是！”龚宾哈着腰，朝后反伸双臂，如同被批斗似的，做出悔过自新的样子。

　　于虹说：“德宝你别欺负他，看人家刚过上几天好日子来气呀？”

　　德宝这才罢手，笑道：“可不嘛，以前见他一次心疼一次，想到时也心疼。现在见他一次生一次气，想到时也生气，想不生气都没法。”

　　龚宾说：“你嫉妒朋友是不道德的。”

　　“我踹你！“德宝嘴上这么说，却从后将龚宾拦腰抱起，抡悠了一圈又一圈。

　　龚宾笑道：“再来，再来，看你有多大劲儿！”

　　国庆、进步和于虹母子便都笑了，连郑娟也从厨房探出头看着笑。

　　直到这时，周家才真的有了几分老友相聚的欢乐。

　　德宝放开龚宾，喘道：“老了，没劲儿了，这小子胖了，沉多了。”他搂了龚宾一下，拍拍他的脸说，“好龚宾不许生气啊！我刚才的话可都是玩笑话，我可受不了老友相聚一个个愁眉苦脸，逗着开心解愁哩！”

　　小院里，秉昆和赶超听着德宝的话，也相视一笑。

　　赶超又掏出了烟盒，秉昆制止道：“少抽一支。”

　　赶超犹豫了一下，将烟盒揣兜里，推推栅栏说：“都成这样了，也得修了。”

　　秉昆说：“以后我自己修。你呀，不要再跟于虹闹别扭了。日子本来就难，你俩这样还怎么往前过？再说孩子也大了，得照顾孩子的心情。我就闹不明白，于虹亲戚上赶着帮你找工作，你为什么搪三拒四的？”

　　赶超叹道：“如果我连工作都得靠她亲戚找，我在家里更没地位了。这十几年里，我也不是没往家里挣过钱。我接连两个冬天当刨粪工，还叫我怎么样呢？我是游手好闲、怕苦怕累的人吗？我总想找个稳定点儿的工作，可往往一个月半个月没活干，她就整天絮絮叨叨！”

　　秉昆说：“一个月半个月没活干，她的生活压力可不就大了吗！你的话就不识时务，稳定的工作能轮到咱们吗？”

　　赶超又叹道：“别劝了，你不劝我也明白，只不过有时候不死心。今后我听你的，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别生气。我和国庆还真对你哥不满过，但一想连你这亲弟弟也没沾上他什么光，心理就又平衡了。何况他当的是外市的书记，情有可原。如果他当的是本市的书记，明知我俩在水深火热中，却一点儿都不主动帮忙，我俩肯定就不再登你家门了……”

　　正说着，秉昆嫂子郝冬梅来了，两手都拎着两三个盒子。

　　秉昆迎出小院，诧异地问：“嫂子，你不是前几天看我哥去了吗？”

　　冬梅说：“正好有车回来，你哥让我跟车回来一次，替他挨家挨户送这些东西。车上还有呢，跟我去拎吧。”

　　郑娟听到冬梅的话走出来，她与冬梅拥抱了一下，转身匆匆回到屋里接着忙起来。

　　秉昆和赶超放下接过的东西，跟随她而去。

　　一辆面包车停在马路口的路边，冬梅从车上递下十来个盒子，掏出手绢擦擦汗，这才说：“不敢让车往你家门口开，怕被人看见说闲话。你哥支持那个市的残联办了个糕点厂，终于正式生产糕点了。中秋节快到了，糕点厂提前生产了一批月饼、粽子，试销一下，看看市场反馈。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不少，我跟车回来，按他写的名单送给朋友们。这些可不是剩下才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你的朋友们也都在名单上，人人有份……”

　　秉昆说：“正好他们都在我家，嫂子跟我回家见见他们，喝杯水，聊聊天吧。”

　　冬梅说：“不行啊，秉昆，还有几家没送到呢。有件事干脆就这会儿告诉了你吧。北京已正式来了调令，你哥被调到教育部去了。报到时间紧。我送完车上的东西，随车再回他那边去，得帮他整理整理衣物啊！替我跟郑娟解释，我连你家门都没进，她别见怪……”

　　周秉昆双手拎着糕点盒子，望着那辆车开走了，顿时生出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自言自语说：“我们周家，从此只有我一家在本市了。”

　　赶超也失落地说：“这下咱们都彻底指望不上你那个哥了。一门心思当官，当了那么多年，听到过不少要重用他的传闻，结果重用到官场的边角去了。教育部，唉……”

　　确如郝冬梅所言，那些糕点、月饼、粽子，连唐向阳和龚宾也有份儿。每份的盒盖上不仅写着姓名，背面还贴了张红纸，写着“人间自有真情在”“山河依旧，友谊长流”之类的话，并有周秉义工工整整的签名。

　　大家都已吃饱喝足，却还是打开盒子吃了点儿，都说好吃。

　　郑娟与秉昆有同感，眼泪汪汪地突然起身进小屋去了。

　　于虹随之也跟入了小屋。

　　下午，郑娟、于虹母子和龚宾也都上手了。不知为什么，大家的话都少了，活干得快多了。

　　五点钟左右，吴倩骑自行车来了，一下车，她搂着国庆就哭开了——上午去应聘，等到十点钟才开始，结束时已中午了。说是公开招聘要体现透明度，不给后门、条子任何可乘之机，下午三点就张榜公布。她求职心切，没有回家，在街边小摊上胡乱吃了点儿东西，守着那地方等。

　　“总共招五十人，不过就七八十人应聘，我觉得面谈的人对我印象不错……我不想来告诉你的，可一到家我心口更堵得慌了。不立刻跟你说说，晚上都没法做饭。听别人说早内定了，我这种实心眼儿的人是陪衬。”她说完哭得呜呜的。

　　国庆没什么管用的话相劝，只得反复说：“别哭，就当没那么回事吧。”

　　他乐呵不起来了，别人也不知该怎么劝，只有看着，听着。

　　德宝小声嘟哝：“唉，只不过就是公园里的临时清洁工……”

　　吴倩忽地转身对秉昆说：“秉昆，你为我出点儿力吧，就算我和国庆一块儿求你了！我在公园里看到你姐夫蔡晓光了，他们在那儿拍电视剧，他和公园里招聘的人都很熟，一起说说笑笑的。你现在找他一下，我的事肯定有转机。公园里的清洁工不同于扫大街的，我做梦都希望有那么一份工作……”

　　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秉昆脸上了。

　　他一时间满脸通红。实际上，每个人的目光都没什么特别含意，因为谁都不便表态，纯粹是一种自然反应。

　　“秉昆刚回来没几天，你别给他找麻烦！”国庆训斥起吴倩来。

　　郑娟却说：“让他去试试吧，如果办成了，咱们今天不是都高兴吗？”

　　秉昆将目光从吴倩脸上收回，看看国庆，看看郑娟，壮士断腕般地说：“那我就去！”

　　他问明是哪一个公园，蹬上吴倩的自行车去了。

　　周秉昆到那个公园时，蔡晓光们已离开了。有人说转移到江边去了，具体在哪儿却说不清楚。他接着赶往江边，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了。

　　蔡晓光见了他自然高兴，不但向他介绍自己手下的同事们，还怂恿他客串一个群众角色。秉昆哪有那份闲心呢，赶紧说明来意。蔡晓光顿时阴下了脸，一口回绝道：“晚了，已经公布，生米做成熟饭，帮不上了。听明白，帮、不、上、了！”

　　蔡晓光告诉秉昆，吴倩说得没错，公开招聘确实是个幌子，是为照顾一些退休基层干部的情绪才想出的一个办法。基层干部是指科长副科长们，他们退休了，一丁点儿权力“过期”了。他们也是人啊，亲戚中也有下岗失业的啊，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啊，对改革的意见很大。采取那么一种办法为他们的三亲六故解决一份临时工作，而且不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粥少僧多，五十个名额他们之间还争来争去摆不平呢，何况已经公布录用名单了，怎么帮呢？

　　秉昆苦着脸问：“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蔡晓光连连摇头，他见秉昆不悦，便又说：“我知道你跟国庆关系不一般。你看这样行不？你告诉他们两口子，就说我向你郑重保证，吴倩的事我肯定挂在心上，但要给我时间。”

　　“其实吴倩目前有工作，听说能多挣点儿才动了心。”获得了姐夫的保证，秉昆的表情好看了些。

　　“那我就帮国庆找份工作。总之，我肯定帮他们两口子忙，就算替你哥帮！”蔡晓光信誓旦旦。秉昆走时，他给了秉昆一个袋子，里边是五条烟。

　　秉昆说：“你忘了我戒烟吗？”

　　晓光说：“没忘，你分给你那些哥们儿。都是好烟，别人送我的，我吸不过来。”

　　秉昆家，外墙抹完了。

　　朋友们一个都没走，各自洗罢手脸，刷干净工具，整理好剩下的沙子和砖，坐在周家大屋里饮茶、聊天。秉昆没回来，他骑走了吴倩的自行车，国庆两口子想走也走不了。他两口子不走，德宝几个也都不好意思走，怕吴倩觉得不关心她的事，只好陪着等结果。

　　进步说：“平心而论，中国还是进步了。买面包不用粮票，粮店里细粮随便买，俄式红肠也吃得到。还有水泥、沙子、砖、油毡什么的，都是过去有钱也没处买的东西，得什么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

　　德宝怪声怪气地笑道：“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觉悟，不愧是烈士的后代嘛！”

　　进步正色道：“跟我开玩笑别连带上我父亲啊，我要生气的。”

　　郑娟也说：“德宝，不许你以后再挖苦人家进步，人家说的也不是拍马溜须的话。中国这么多人口，什么事可不只能一点点儿往好了改变呗。到咱们老百姓也承认好了，当然更慢。十几年前，我哪儿弄得到茶来招待你们？那时候，秉昆他父亲做梦都梦见水泥和沙子、砖……”

　　大家便都默不作声了。

　　郑娟又说：“以后和秉昆在一起，求大家多跟他讲讲这十几年国家变好了的事，他心情会开朗点儿。他刚回来前几天，整天一声不吭像个木头人，怕主动跟别人说话遭白眼。我带着他到关系好的各家去串串门，他才去了。德宝，你丈母娘嘴快，把这十几年里光字片发生的不好的事，一股脑儿全讲给他听了——谁家跟谁家，因为巴掌那么窄的地方互相恨了几年，结果影响两家的半大儿子也互相仇恨。大年初几的，这家儿子将那家儿子一刀捅死了，判了死罪，被枪决了。谁家的女儿，因为母亲反对她第三者插足，不听劝，结果将老妈活活气死了。还有谁家的男人，因为下岗，一时憋气将干部打伤，被警察带走，结果一家人的日子更没法过了。秉昆回来后，喝了几盅闷酒，哭了，对我说他宁愿还一直被关在狱中，也不愿继续生活在光字片。今天见了你们，他才高兴起来，才肯为吴倩的事去找他姐夫。往日他可不是这样，跟我都好像没多少话可说了……”

　　小院里有响声，赶超起身一看，见是秉昆回来了。他朝郑娟使眼色，郑娟收住了话。

　　秉昆进屋后，大家见他带回五条好烟，说是姐夫给的，都以为大功告成，无不欢喜。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人一时分起烟来，国庆和赶超各两条，德宝理所当然地将一条“中华”据为已有。进步不吸烟，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像看三个小孩子分糖果。

　　郑娟欣然对于虹说：“看来我让他去还是对的。”

　　于虹说：“他姐夫面子可真大。嫂子，我家赶超的工作也指望他姐夫了啊！”

　　赶超说：“秉昆，你姐夫介绍我干什么工作，我都会欢天喜地。你也操心着点儿我的事，啊？”

　　国庆对吴倩说：“你哑巴了啊？”

　　吴倩不好意思地对秉昆说：“秉昆，多谢你和你姐夫了啊！”

　　秉昆比她更不好意思，满脸通红，老大不自在地说：“可是，你那事，我没办成。我姐夫……让我代他请你原谅。”

　　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

　　秉昆将他姐夫的话说了一遍，大家才渐渐明白了。

　　德宝一拍国庆的肩，安慰道：“有他那么一句，秉昆也算没有白跑嘛！”

　　国庆赶紧说：“是啊，是啊。”

　　吴倩也说：“对对，有他那么一句话也行。我的事虽然落空了，国庆不是吃了颗定心丸嘛！”

　　秉昆又对赶超说：“你的工作问题，我姐夫说他也会挂在心上的。”

　　说得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秉昆不禁再一次红了脸。

　　郑娟比秉昆更有歉意，她红着脸恳求大家都留下吃晚饭。

　　德宝带头说不了，他家还有事，结果大家便都说家里有事，不吃饭了。

　　“干了一白天的活，不留下吃晚饭绝对不行，那我和秉昆心里多别扭？谁也不许走，都得留下，回家不也得吃晚饭吗？不费事，秉昆和小聪预先买了不少现成的……”郑娟一一拦着大家往外走。

　　门一开，周聪下班回来了。待他向大家问好后，郑娟问：“儿子，你叔叔婶婶们要走，你同意吗？”

　　周聪说：“不同意。叔叔婶婶们，都吃了饭再走吧。”

　　大家只得又坐下。

　　周聪又说：“妈，我碰到了杨姥姥，她急着要跟你说些什么话，你先去她家吧，我和我爸会把饭弄好的。”

　　他所说的“杨姥姥”，就是春燕妈。

　　“那我去去就回。”郑娟匆匆走了。

　　郑娟一出门，周聪从桌上抓起烟盒，也不管是谁的，点着了就大口大口吸。

　　秉昆说：“你怎么也吸烟？”

　　周聪说：“爸，让我吸这一支吧。”

　　秉昆严厉喝止：“不许，掐了！”

　　周聪却继续吸。

　　“我管不了你了，是吗？”

　　秉昆生气了。

　　“爸，我是有意把我妈支走的。叔叔婶婶们都不是外人，趁我妈不在这会儿，我得先告诉你咱家出不幸的事了！”周聪低着头，只顾说自己想说的话。

　　秉昆一愣，不理会儿子吸不吸烟，赶忙问：“你大伯遇到不好的情况了？”

　　儿子坐在眼前，妻子刚刚离去，周秉昆的第一反应是他哥的安危。

　　周聪摇头。

　　“你姑？……玥玥？”

　　周聪低声说：“她俩都挺好的，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块儿回国。”

　　他又深吸了两口烟，眼中流下泪来。

　　秉昆从儿子手中夺下烟蒂，国庆又从他手中夺过去，替他摁灭了。

　　“可你婶白天刚来过，他们都见着了，这些东西都是她送来的！你姑父在江边拍电视剧，一小时前我刚与他分开！……车祸？！……你婶？是你婶出事了，对不对？！”

　　秉昆双手扳住周聪的肩，晃得他前仰后合。

　　“爸，是我哥出了不幸……”

　　“楠楠？！”

　　周聪哭了，连连点头。

　　秉昆就是没想到楠楠会遭遇什么不幸。他在美国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公派留学生，前程似锦，既不属于周蓉母女那种漂泊海外的人，也非周秉义那种在官场上如履薄冰的人。他会出什么事啊！楠楠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还写着自己一切都好啊！

　　“快说，急死我了！你哥到底怎么了？”德宝们看着听着，也替秉昆着急得不行。

　　楠楠在法国与周蓉和玥玥母女相聚数日后，刚回到美国的大学里，导师便愉快地告诉他，校方批准他做导师的助教了。在美国，导师有极大的自主权，威望高的教授尤其如此。因为助教有薪酬，大半的薪酬要由校方出，程序上仍须校方批准。他的导师是研究东方法制建设的权威，需要很多案例来支持立论，这方面周楠的帮助必不可少。导师乐于由他这一名中国学生来做自己的助教，不料此事引起了一些误解和嫉妒。一天即将下课之际，有位男生突然闯入教室，举枪乱射。枪口对准一名女学生时，周楠挡在了她身前。男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手枪却卡壳了。对方旋即掉转枪口，对准了另一名吓呆的女生，周楠第二次以身掩护，手枪又卡壳了。枪口再次转向了束手无策的老教授，周楠以为枪中没有子弹，扑了过去。枪响了，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

　　首先获知这一不幸的是玥玥，接着是周蓉。一个多小时前，就是周秉昆在江边找蔡晓光那会儿，周蓉将国际电话打到了周聪工作的那家报社……

　　“你哥目前到底怎么样了？是死还是活？”周秉昆再次摇晃着周聪大声问。

　　“爸，你要挺住……我以后……没哥了……”

　　周聪抱住父亲，失声痛哭起来。

　　朋友们全惊呆了，谁也不看谁，谁都说不出话来，一个个泥塑似的看着他们父子。

　　周秉昆目光发直，张几张嘴，喷出一大口血，倒在周聪怀中。

第六章

　　通过中美两国外交部门的沟通，周楠的亲人们很快办妥了出入境手续，他们要将周楠的骨灰迎接回国。

　　周秉昆住院了。十二年的服刑经历使他的身体反而显得更强壮，楠楠的意外之死却一下子将他击倒了，虚弱不堪。医生说，虽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但此时出国肯定是不明智的。

　　周秉义和妻子已在北京了。

　　蔡晓光中断了拍摄工作，决定陪郑娟和周聪前往美国。

　　郑娟显示出了惊人的坚强——她要首先照顾秉昆好起来，将秉昆一人留在医院里她放心不下，不肯去美国。

　　蔡晓光说：“秉昆有他的朋友们关心着呢，你何必非留下不可？咱们楠楠明明有父母，你们又不是七老八十，父母都没去那算怎么回事？你必须去！”

　　郑娟说：“秉昆虚弱成这样，我绝不能离开他。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再接着失去丈夫。”

　　蔡晓光说：“你怎么会失去秉昆呢？医生都说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嘛！”

　　她执拗地说：“医生不是也反复强调，就怕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吗？”

　　周聪已完全没有主意。蔡晓光拿郑娟没办法，他给周秉义两口子打电话，请示究竟该怎么办。

　　周秉义是这样安排的——郑娟必须去美国，但蔡晓光可以不陪同，由蔡晓光负责照看秉昆。郑娟与周聪到北京后，冬梅陪她母子俩前往美国。他说已通知周蓉母女俩了，要求她们必须从法国赶过去。

　　“咱们楠楠的亲人们，只要能去的，应该都去。告诉郑娟，如果她不去，我都不答应！”长途电话里，周秉义的话听来像一位市委书记在做不容置疑的指示。

　　郑娟最终服从了周秉义的安排。

　　楠楠的死让周秉义很受刺激。像周蓉一样，他在意识深处也很难将楠楠当成自己的亲侄子。他对小时候的楠楠没多少印象，因为遇到的时候有限。真正开始关注楠楠，他已经是中学生了。当楠楠亲昵地叫他“大伯”时，他的感觉其实挺怪，如同理性的成年人面对自己并不乐于接受的既成事实那样，做出的反应仅仅是修养使然，而非自然的亲情反应。他曾自我反思过，希望自己能对楠楠和聪聪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他送给他们完全一样的东西，有时甚至明显对楠楠更好一点儿，引起聪聪的抱怨。但他内心里十分清楚，聪聪才是他最想亲近的亲侄子。如果弟弟当年允许他从两个儿子之中过继一个，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聪聪而不是楠楠，尽管楠楠很懂事。他能理解弟弟对楠楠的爱，这种理解也与妹妹周蓉一致，只不过认为那是弟弟对郑娟的包容。当弟弟为了争取楠楠，与骆士宾结怨成了犯人时，他对弟弟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弟弟把一件本该顺水推舟的好事搞成了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实在是愚不可及，占有欲太强。如果只有那么一个儿子，争一争尚可理解，明明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嘛，为另一个养子争什么劲儿呢？即使楠楠留学读博士后，他也并不看好弟弟和楠楠的关系。他的经历告诉自己，世上很少有什么亲如骨肉的养父子关系。一位养父对养子再好，最多也只能换来养子大面上过得去的所谓报答而已。

　　楠楠的死，确切地说是楠楠在生死关头的那种表现，着实让周秉义心生敬意，他在电话里问周蓉：“你能想到吗？”

　　周蓉说：“想不到，但并不奇怪。楠楠的做法，太像咱们周家的人了。秉昆非要争这个儿子，是为了让他像咱们周家的人，而不是成为骆士宾那样的人。如果他在骆士宾身边生活过两年，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行为。”

　　周秉义说：“是啊。咱们周家的人，我指的是男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都会冲上去。”

　　“你的意思是说像你和秉昆哩？”周蓉的话中有明显的醋意。

　　他说：“秉昆怎么样我不敢下结论，但我肯定会那样。父亲年轻时就是个见义勇为的人，我身上父亲的基因特征最多。”

　　于是，他回忆起了自己做兵团知青干部时一次次见义勇为的事，很是自豪。

　　“哈哈，拉倒吧，咱们三个子女中，你最不像父亲，现在更是一点儿都不像。现在我还经常有见义勇为的英雄式冲动，秉昆次之。你这位哥哥，估计一点儿没有了。与楠楠相反，你倒越来越不像周家的人了。”妹妹直截了当地说。

　　“你怎么这么看我？”

　　“我还能怎么看你呢？如今你还骑自行车吗？”

　　“那倒不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你下专车时自己开车门吗？”

　　“……”

　　“你乘电梯时自己按键吗？”

　　“……”

　　“下雨时别人替你打雨伞，你还会不好意思吗？别人对你阿谀奉承，你还会皱眉头吗？”

　　“……”

　　“一些人事先有意安排的所谓‘群众’争着与你握手、合影，夸你领导有方，感谢你这样感谢你那样，你还会觉得俗不可耐吗？”

　　“……”

　　“危险时刻，如果有人喊：‘让领导先走！保护领导的安全！’你会理所当然地拔脚而去，还是会置身于危险之中，直至群众脱离了险境才走呢？”

　　“……”

　　“回答呀！”

　　“周蓉，你这个妹妹看待你哥哥的眼光不太公平吧？”

　　“如果你不是我哥，我还犯不着跟你说这些呢！这就叫‘在淮为橘，逾淮为枳’，官场差不多完全把你变成另一种人，一种与咱们周家人迥然不同的人……”

　　“但我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官做清官！”

　　“别在电话里喊，你的心愿我完全相信，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嘛！”

　　“说到哪儿了？我怎么就用自己的话赶出你那么多废话了？为什么咱们在说楠楠，而你的话题变成了对你哥哥的攻击？我告诉你周蓉，从我当知青干部那天起，从没有人像你这么放肆地攻击过我！你没资格！你就明明那么一个女儿，你把女儿教育成功了吗？！”周秉义火了。

　　“你别跟我吵架似的，否则我不跟你通话了！我把话题转到你身上，无非是要强调在淮为橘、逾淮为枳的道理。玥玥要不是在你老丈母娘那儿住过一个时期，也许还不至于染了一身任性公主似的坏毛病。我现在把她抢救过来了，所以我这个母亲并没有失职。再说楠楠，虽然与咱们周家的基因没有一点儿关系，但他可是在咱们光字片老房子里长大的，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咱爸说的是：‘你俩都给我记住，在危险时刻，无论是为了同学，还是以后为了同事、工友，咱们周家的人都得上！’聪聪问：‘为不认识的人也应该那样吗？’咱爸说：‘危险关头，总得有人为不认识的人那样做！’”

　　周蓉突然感到，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将电话挂断了。

　　周秉义确实火大了。其实，他也想陪着郑娟和周聪到美国把楠楠的骨灰迎回来，但他去不成了。一来他身份特殊，临时办签证迟了，二来他自己的事很不顺。个人档案虽转到了教育部里，省里却紧急通知，收到了多封举报信，涉及相应的问题，要求他及时回去协助调查。教育部的态度是请他回去说清楚，等调查结束再回部里接受正式任命。

　　送妻子、弟媳和侄子赴美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回到了省里。在A市，他名下没有房子，妻子郝冬梅有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原来学校分给她的。他没住到那儿去。

　　接机的省委同志，将他直接送到了省委接待办的宾馆。那宾馆原是省委第二招待所，专为省内外司局级干部提供住宿保障，而为司局级以上干部提供住宿保障的地方是“一招”。

　　二〇〇一年，“一招”和“二招”都有了各自商业性质的新名字，改叫什么什么宾馆或饭店，并且都将管理权承包出去。省机关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们“一招”或“二招”。“二招”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前三十年几乎每隔十年内部装修一次，近十几年却没有装修，处处显出陈旧破败的样子，往昔的高档舒适荡然无存。这几年，A市建起了几处新宾馆饭店，地点都不差，装修比“二招”高档多了，有的还是民间集资或中外合资，女服务员普遍都比“二招”漂亮。

　　全国各地的宾馆和饭店已开始评级，A市不少新建的宾馆和饭店都达到了四星标准，只有一家是三星的。“二招”只评上了二星，它毕竟属于省政府直属产业，那很没面子，所以虽有星级牌却从没挂过。省里曾打算推倒重建，苦于财政拮据，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实力。招商吧，民间资本看出政府囊中羞涩的窘况，企图趁机大占便宜，条件一个比一个离谱，政府根本没法接受。也有省内外财大气粗的老板主动上门谈生意，希望能把那块位于黄金地段的地皮买下，出价也颇有诱惑。省上吸取了贱卖国企，致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教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定力。几年之后，那里的地价也许翻了几倍十几倍，早年买下的老板即使什么都没做，倒手一卖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工薪阶层承受的改革阵痛，已达到了临界点。东三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茬茬民间资本家，他们中有些人是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创下一份家业，有些人是靠投机成功一夜暴富。还有一些人什么产业也没有，甚至连个公司也没有注册，就光杆司令一个人夹着皮包坐着豪车东奔西跑谈生意。他们不屑于谈小生意，一谈就谈大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周秉昆当“和顺楼”副经理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和顺楼”出现过。他们千方百计走上层路线，挖空心思搞批条倒卖国控紧俏物资。如今，他们不再干那些低级勾当了。凭借经济实力，他们能够买下将来有望大捞一把的地块，或曰地皮，有时到手就卖掉，有时长期囤积。全国到处进行土地买卖，正如饥饿年代粮食买卖处于低谷、“肉皮生意”却异常兴旺那样。他们忽来忽去、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对官场的深浅路径摸得门儿清，对官员们权力的虚实大小也心知肚明。他们的最大能耐是贷款，能耐大到如同银行是自家开的，行长都是自己任命的。他们对于所谓集资者很瞧不上眼，因为那不过是用自己的钱“凑份子”。

　　“闲得没事了？累不累啊？”他们如此评说集资，言下之意是那还要银行干吗？

　　有些人却知道，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的代理，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则如神龙隐于云雾之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周秉义便是“有些人”之一，但他从不对人说什么。

　　“二招”为他开了一个套间，为的是有“同志”看他时方便谈话。当年，省内外的司局级干部基本上已经没人下榻“二招”，他们都更愿住在新建宾馆或饭店。县处级干部们到了省城，也不太光临“二招”了。普通人还是住不起，商人们又觉得住在那儿太丢面子，“二招”便显得很冷清。

　　周秉义住在三楼，他要下楼买烟，一出门见到了自己当市委书记时的秘书小宋正开对面房间的门。

　　他奇怪地问：“你怎么也住在这儿？”

　　“他们让我住在这儿的。”小宋表情极不自然，看上去忧心冲忡。

　　“他们？谁啊？”

　　“就是……”小宋指了指他隔壁的房间。

　　那房间的门也忽然就开了，门内迈出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他问周秉义：“您出去？要不要人陪着啊？我这屋还有两个同志呢。”

　　这时，小宋已退入了自己的房间。

　　周秉义笑道：“我就是下楼买盒烟。”

　　万副主任说：“别买了，我带了一条呢。”

　　周秉义说：“我还是买吧。”

　　万副主任说：“何必呢，等着。”

　　周秉义只得等在门口。

　　他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是不能带秘书的，小宋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第三个秘书。第一个秘书跟了他一任后，到区里当发改委副主任了；第二个秘书跟了他四年后下海，与几名干部子弟经商去了；小宋跟了他三年，他对小宋最满意，卸任前按小宋的心愿安排他当上了市文联的秘书长。小宋喜欢文艺，极想与文艺家们打成一片，希望以后接市文联主席的班。他也认为小宋是那块料，将来准能胜任。

　　万副主任转眼从房间出来了，塞给周秉义半条烟，同时低声说：“想到您房间坐坐。”

　　周秉义说：“好啊，欢迎。”

　　二人进入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后，万副主任说：“让您受惊了，搞得我在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

　　万副主任是副厅级干部，比周秉义低半级，但万副主任特别讲官场规矩，对比自己高半级的干部一向以“您”相称。周秉义知他从来如此，让他别那样也难改。习惯成自然，他便尊重其习惯，听之任之随他称自己为“您”。

　　周秉义笑道：“受惊？没有啊，你为什么以为我会受惊呢？”

　　“没受惊那就更好。如果是有问题的干部，肯定坐立不安了。”万副主任不无敬意地说。

　　“我虽然心中没鬼，可也有点儿坐立不安啊。刚去北京没几天又回来，工作不落实，情绪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影响。”周秉义拆开烟，很享受地吸着了一支。他话里不悦，吸烟的样子却悠然自得。

　　周秉义自嘲亦嘲人地说：“我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啊，还劳你们接我，看管着我，心里挺不落忍的。”

　　“您误会大了，千万别那么想，那我更不好意思啦！”万副主任向他俯过身，小声说，“那些匿名信的事，真相大白了，基本不是个事。这话本不该由我来告诉您，今晚组织部的同志会来陪您吃饭，应该由他们告诉您。我和厅里的两名同志纯粹是来相陪，我告诉您是违犯纪律的。要不组织部的同志该对我有意见了。”

　　根据万副主任的说法，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的一些干部，因为他调走前处分了他们，让他们大失颜面，怀恨在心。于是有人策划，有人参与，将他与“正义大坑”的事扯到一起，成心恶心他。他们没想到省委那么重视，而省委一重视，他们自己先心虚，便有人向省委交代了，牵出数人，都承认纯粹是为了达到泄私愤所进行的卑劣伎俩，并且都写了检查，集体等待处分。

　　“省里本想及时通知教育部就别让您回来了，可‘正义大坑’的事惊动了中纪委。中纪委来人了，现在是中纪委要求您配合调查，您明白吗？”

　　周秉义说：“难道省里不清楚，那件事是省里直接抓的项目，我从没插手过，也插不上手啊。”

　　万副主任说：“省里当然明白，您在那件事上两袖清风、干干净净，来龙去脉连我都一清二楚，但中纪委的人要求您协助调查，谁也不好出面替您挡驾啊。”

　　“那小宋又是怎么回事呢？”

　　“唉，小宋，这个小宋啊，真是自找的！本没他什么事，他一听中纪委要找您谈话，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跑到省里哭哭啼啼交代了些自己的问题。不过您放心，都跟您没丝毫关系。”

　　“他交代的问题严重吗？”

　　“倒不严重，无非多年以来，帮这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帮那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老人病了希望及时住院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每次帮了别人，收了别人一笔感谢费而已，加起来也不过几万，有的事还是在给您当秘书之前……”

　　周秉义叹口气，又问：“那他还能继续当文联秘书长吗？”

　　万副主任也叹道：“这就不好说了，都怪他自己太沉不住气，胆儿太小。不处分他吧，有姑息养奸之嫌；处分吧，年纪轻轻，岂不等于断了他的政治前途？省里肯定不会直接处分他，他不够省里直接处分的级别。估计也就是转到市里，让市里看着办。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位不太较真的干部管他的事，兴许告诫他一番，将他那点事干脆就给捂住压下了……”

　　万副主任为小宋的胆小怕事叹息不已。他走后，周秉义忍不住又吸一支烟，想想那些串通起来写诬告信的人，不禁心生出几分怜悯。自己已责成组织部门处分过他们一次，现在他们又将受一次处分。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接连受两次处分，而且一次因为低级趣味，一次因为卑劣行径，都是令人不齿的事。当领导干部当到了这般田地，太下三烂了啊，往后还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呢？

　　做了两届多市委书记，周秉义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厚道，很少公开批评干部。不公开批评不足以敲响警钟，也从没指名道姓，都是点到为止。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一门心思要做好干部的。良马何必长鞭驯，响鼓不用重槌敲。”他在大小干部会上常常这样讲。

　　一次，他参加某区干部的年度述职，过后一位女副区长要求见他，一见到他就哭了，连说“想不通”，委屈溢于言表。

　　她为什么想不通，他已料到了。每年一次干部述职，自我陈述过后，照例要发给听的人一份表格，包括十几项内容，多时二十几项，综合起来颇能反映干部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也是干部素质的间接反映，具有一定参考性。临近那个日子，有的干部惴惴不安，大家都特别在乎那两三页纸上的“×”号，不敢掉以轻心。

　　周秉义说：“你哭什么呢？述职刚结束，你一年来工作表现的肯定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当不错嘛，你应该欣慰才对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就说吧，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女副区长想不通的是，三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份表格，每一栏的后边全画“×”，两三页纸一“×”到底，力透纸背，看得出当时填写人心怀很大的恨意。

　　他问：“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统计整理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出于善意告诉了她。

　　他问：“现在就咱俩，能透露是谁告诉你的吗？”

　　她说不能，那等于出卖。

　　表格是无记名填写，告诉当事人填写情况属于违纪。

　　他说：“我不会建议处分告诉你的人。”

　　女副区长还是不肯讲是谁告诉她的。

　　她说自己想不通的是，述职结束后，每个人对她更友好了。

　　他说：“那很正常啊，太正常了啊，填表叫群众评议嘛，得到表格的都是你的下属，他们当然会向你示好，希望你相信他们的支持嘛。”

　　“但那几个对我的工作评价一‘×’到底的人肯定就在他们中啊！三年多了，我一直想知道那几个人究竟是谁，可一直无法知道。只要我还是副区长，下级就一如既往尊敬我、服从我，有时还争着来表现，我越想知道越难以知道，连任何一点儿怀疑的依据都抓不着。这太可怕了，您不认为吗？我一想心里就别扭，都成一块心病了。每天生活在虚伪之中，我这副区长还当什么劲儿呢？”她又落泪了。

　　等那位女副区长终于能平静地听他的看法时，他说自己想知道是谁告诉她的，确实也是出于好意。向她透露评议结果当然违纪，但也同时说明那人有正义感。干部一年来的工作表现绝不可能一无是处嘛，用一‘×’到底评议领导工作的干部肯定是不负责任，也不公平公正，往轻了说是任性，往重了说是心理阴暗。这也反衬出，告诉她的同志有正义感，可爱甚至可敬，其违纪行为反倒可以原谅，谁都不必小题大做揪住不放了。

　　听他这么诚恳地解释，那位女副区长终于笑了。

　　周秉义又说：“违纪毕竟是违纪，我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看法。身为书记，那也还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个人看法不胫而走，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口传开的。某些人如果想攻击我，就等于你为他们提供了子弹。也正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事关所谓民主评议，一旦有人企图大做文章，那就让我百口莫辩。”

　　她说：“您放心，周书记，您的看法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他说：“我刚才问是谁告诉你的，你没说。还说如果你讲了，等于是出卖，想知道听了你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吗？”

　　“想。”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像刚换上了新电池的钟表似的，指针忽然一动。老实说，我很久没有那么一种感觉了。市委书记问你的事，你都能拒绝回答，还说回答了等于是出卖，我感到挺意外，也替告诉你的同志放心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所知道的事如果除了我之外再没对别人讲，那么我希望始于我，止于我。如果还对别人讲过了，那么不管谁问，都不要说出那个透露评议结果的同志的名字。我同样认为，说出了等于出卖，而且很容易引起许多不甘寂寞的人对群众民主评议的非议，记住了吗？”

　　她说：“记住了。”

　　他又问：“想知道我对群众评议的看法吗？”

　　她只说了一个字：“想。”

　　他说：“很必要，但容易搞偏。目前，在有限范围内提倡群众对干部评议，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值得尝试。然而，现在各地各级都有搞偏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很愚蠢，表格内容设计得越来越多，最后不但统计‘√’或‘×’的比例，还公布出总分。如果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分，另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点几，二者之间相差那零点几分，对于评议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差零点几分没有参考意义，差两三分、四五分就有意义了吗？一名干部评议分是九十一，另一名干部是九十五，据此就能得出干部工作的优劣高下吗？我妻子在大学里，她告诉我，有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课前点名，批作业认真，判分苛刻点儿，结果学生给他的年终评分就低，能认为那位老师不是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吗？”

　　她说：“没想到您也这么想。”

　　他说：“我的这种想法你倒可以广为传播。”

　　她问：“真的？”

　　他郑重地回答：“当然！如果我们的干部心里都有块病，平时老寻思年终评议的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踢皮球，唯恐得罪了谁，到时候使自己的评议表上多了‘×’，那还怎么能把工作干好呢？”

　　她说：“我不是那样的干部。”

　　他说：”据我所知，同志们对你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想不通！”她又眼泪汪汪的了。

　　他说：“你要往开了想啊！为什么非要知道他们是谁呢？知道了又如何？想报复他们吗？你报复得了吗？你不像我，给你画‘√’或‘×’的，不过是些正副科长或年轻的科员们，你上边还有区委书记、区长，周围有好几位副区长呢，那么做的人一点儿不怕你某一天知道了啊！我和你不同，我是全市一把手，谁想那么做他且得掂量掂量呢，有那心也没那胆啊！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肯定就遇不到那种现象，许多人拍马溜须还唯恐己不如人呢！”

　　她忍不住笑了。

　　他却一点儿笑不起来，一本正经。

　　她说：“我猜到是哪些人了。”

　　他说：“我可没暗示你啊！猜到了闷在心里吧，千万别挑明，一旦挑明也等于是出卖。教你个办法，你要在恰当的时候，对你猜到的人开诚布公又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希望他们多帮助你，让你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以便调走得快些。好比一盘棋，关键的棋子一挪动则通盘皆活，大家与时俱进就都有了空间。”

　　她一脸愁苦地说：“可我往哪儿调呢？”

　　他说：“你考虑考虑，结合自己的意愿给组织部写封信，我批一下。跟组织上要讲实话，不要写那种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那样会事与愿违，反而不好。”

　　他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她可能是挡了别人晋升的路。她手下有位老科长都在科级岗位上十四年了，再过两年还不能提拔到处级，就该退休了。

　　后来，那位女副区长当上了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专车，不比在市里上班远多少，那位老科长也升为副区长了。

　　当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周秉义从不拒绝下属求见。谁想见他，都会安排时间见一下。他也从不嗯嗯啊啊地只听对方说，自己不开口，让人家临走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反正在那市里他没带家属，往往公休日也接待，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能换位思考，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听起来是公事，往细了一聊，对方不得不承认掺杂了个人利益。

　　周秉义认为，一名干部向市委书记陈述个人愿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也从不认为市委书记倾听一名干部的苦恼，并尽量为其排忧解难是不务正业。能让那些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了还没升职，能让为人做官基本正派的干部获得升半级的机会，于他而言不但是分内工作，还是愉快的。任市委书记时期，不少工作踏实而长期被忽视的老科长、老副处级干部“枯木逢春”，意外地得到提拔晋升，又焕发了工作热情。

　　在奉调北京前几天，他一次就处分了十几个人，而且处分得特别严厉。有的记过，有的降半级，有的又记过又降级，全都在内部通告中点了名字。那件事如同一个炸雷当空劈下，使本市的官场一时胆战心惊，用“震撼”二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他当时也真的是震怒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在市里做陪酒女郎的农村姑娘写给他的信。那姑娘刚十八岁，没了父亲，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她为了多挣点儿钱，万般无奈之下做了陪酒女郎。

　　她在一处“农家乐”工作。一天，一些本地干部用公车接来一个打扮妖艳的三十多岁女人，据说她会讲“腹语”，也叫“神鸽语”，就是双唇闭着不开口也能与人交谈。她自称腹中有一“神鸽”，是梦中一位老神仙种在她腹中的“神胎”，永远不会以人形降生。但同样有年龄，自己腹中的“神鸽”已十六岁，到了古时少女“破瓜”之龄。她说自己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年轻，不是因为善于化妆，也不是驻颜有术，而是托了“神鸽”的福，能与腹中的“神鸽”神气共享。

　　起初，十几个男人还有点儿人样，一边饮酒一边与“神鸽”交谈，其乐融融。聊来聊去，不知哪个带的头，问的话便越来越下流了。

　　“那老神仙怎么将神鸽种在你肚子里的呀？”

　　“尽管是在梦中，你就一丁点儿感觉也没有吗？”

　　“哪儿有感觉啊？”

　　“什么感觉啊？”

　　“破瓜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文化，解释给我们听听呗。”

　　“是不是那老神仙破了你的瓜呀？”

　　“老神仙就是神鸽它爸了？你和老神仙是老夫少妻关系啰？”

　　“老夫少妻也是两口子啊，是两口子就得过性生活吧？你俩怎么过性生活啊？在你梦里神交吗？神交爽不爽啊？”

　　“怎么个爽法？讲讲，这是必须讲的，不讲就不送你回去！”

　　那女人早已声明，问她也就是问“神鸽”，“神鸽”的回答也就是她的回答。一进入状态，她与“神鸽”的意识也合为一体了。她搔首弄姿，故作媚态，成心以浪声淫语引着那些男人问出更下流的话来。

　　这时，包括那农村女孩在内的三名陪酒女郎也在场，一个个听得面红耳赤，羞恼难当。“农家乐”的男主人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再三阻止，与“神鸽”的交流才算作罢。

　　那女人却意犹未尽，说自己腹有“神鸽”，一口气能吞下三十几个大馒头。

　　男人们就强烈要求其继续表演，“农家乐”的男主人说没有那么多馒头，问包子、糖三角行不行？

　　男人们便都替那女人说：“行！行！”

　　那女人也说没问题，于是用蒸屉端上来了一屉馒头、包子、糖三角。

　　其实那女人是在表演戏法中的“大手彩”，特意穿着肥衣服裤子去的，三个陪酒女郎中的一个眼见一个大馒头从她裤筒里掉出来，被她一脚踢到桌子底下。

　　闹腾了半天，那女人收了赏钱终于高高兴兴走了，喝“花酒”的压轴节目这才正式开始，三个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四五岁的农村姑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开始了。

　　东北各地原本并无什么喝“花酒”的邪事。究竟如何兴起的，具体是从哪里传来的，没一个东北人说得清楚。其规则是男人们与陪酒女郎行酒令，若他们输了，自罚啤酒一杯、白酒一盅。若女郎们输了，不但要自罚自饮，还要由男人们解其一颗衣扣。衣扣全解开了，上衣脱下，再罚则去掉胸罩了。女郎们是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夏季的“工作服”是素花短袖小衫搭配黑色的肥腿绸裤。她们的小衫只有三颗扣子，胸罩也只有三对横钩，为的是让服务对象树立成功的信心，而成功当然是指顾客大获全胜，去掉了她们的胸罩，使她们上身赤裸了。这也算是相当人性化的体现，起码对某些男人的人性予以很贴心的体恤。如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而她们连小衫还没被脱掉，那岂不是太扫兴了？她们是经过筛选才有了那么一份工作，筛选条件第一是形象要好，第二是天生有些酒量，还要经过培训，教授杯来盏往之际机灵俏皮的语言应酬能力，对各种酒令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反应敏捷的专业水准，以及眼疾手快以水代酒的高超自保技巧。为了不使服务对象输得索然无趣，她们也必须相机行事成心输几次以照顾男人们的情绪。

　　听说是领导干部们要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公司派出了很优秀的三名“女郎”——公司称自己的业务员是“女郎”。

　　他们尚未酩酊大醉，但大都已喝得很多，也就没点儿斯文，人人耍赖，任性胡闹起来了，情形便一步步失控终至不成体统。当三名女郎几乎被强行扒光了上身时，激起了“农家乐”的老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男人血性，结果，他就与领导干部们吵了起来。他们中一些人参与争吵，同仇敌忾，另一些人则继续对三名哭哭啼啼的女郎肆无忌惮地搂搂抱抱，似乎还理直气壮，预先付了那份服务费，没享受到让自己们满意的服务那还行！

　　老板娘一见乱到了那种地步，怕更难收场，就消悄溜走了。片刻过后，一些手持棍棒的农家汉子赶来了。在一片喊打声中，醉得不成样子的男人们才相互搀扶着逃进几辆车中，绝尘而去。

　　宋秘书本想将那封信压下了的，但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他曾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没收到。

　　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信中有几行字是：“尽管强奸并没发生，但我们三个同行姐妹都觉得在精神上已被强奸了。幸亏当时人多，如果人少，可能肉体上的强奸也不能幸免……”

　　周秉义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小宋从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解释绝非想压下那封信不给他看，而是自己也刚刚看到。

　　二〇〇一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邪性现象层出不穷。“钱”“性”二字，搅得淫秽之风盛行，周秉义当书记那个城市也不例外。

　　周秉义对此却不甚了了，或许可以说在此点上他很不接地气。当市委书记几年，除了必须出面陪餐，他从不出外赴宴，几乎顿顿在市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他的特殊化无非就是在单间里，不必排队。到县区视察时，能赶回市委吃饭则尽量赶回去吃，实在赶不回去也只在县区机关食堂吃。想请他光临什么饭店或酒家吃一顿，绝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惹他生气。严重胃病是他的一个硬理由，实际上，他对所谓“口福”从来不大认同，对男女“吃货”，一向没有好印象，敬而远之。有时候，他对某人印象不错，后来知道对方是个“吃货”，也就渐渐拉开距离了。他差不多滴酒不沾，这一点倒是像极了父亲周志刚，父亲就是个终生没沾过几次酒的人。有酒瘾的男人们所鼓吹的那种酒桌上的气氛，恰恰是他最讨厌的。如果一名干部既是“吃货”又嗜酒成性，那么获得提拔或委以重任的机会就没了，不管别人说那名干部多么有能力有水平。十几年间，他所提拔的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个个是对吃喝二字反应淡漠的人。

　　有班子里的领导对此心存异议，曾在会上说：“周总理也是豪饮之人。”

　　他反唇相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周总理也嗜酒成性吧？”

　　对方据理力争：“许多文艺家都与酒有终生情缘。”

　　他针锋相对：“那就去当文艺家，不要当领导干部。”

　　包括发自内心尊敬他的人在内，谈到吃喝二字，都曾无奈地苦笑不已，“周书记哪点都好，就是这一点，太僵化了。”

　　他听到后，也曾自嘲苦笑道：“就是那一点，我要坚待一下，看能不能让本市的官场风清气正一个时期——在我当市委书记期间。”

　　周秉义知道本市也有几条灯红酒绿的街区，也有几处纸醉金迷的地方，也经常有领导干部出入那些场所。他微服私访过，没见到熟面孔，以后便不再去了。

　　老百姓将那几条街叫“腐败街”——这个情况他也掌握，却从未产生整治一下的念头，因为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继续热闹着抑或冷清了，关乎本市的税收，甚至还关系到本市“开放”的程度。个别领导干部对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无限热爱，他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的态度。

　　在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他借着谈税收的话题，隔山放炮说：“有人说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公款吃喝拉动了GDP，这种观点我坚决反对，你把一千元公款吃掉了喝掉了，税务部门通过你一顿吃喝仅收回了区区一百几十元税款，你为GDP的增长起了多大作用？这不纯属狗屁理论吗？当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是二百五啊？”

　　谁都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指斥的是什么现象，那一年全市的公款吃喝报销额有所下降。

　　周秉义勃然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强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现象，却实难容忍表现在干部身上的低级趣味行径。他认为那些在“农家乐”放浪形骸的人，不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低级趣味的底线。

　　他叫来了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的同志。他没请对方坐下，因为他怒不可遏，不想坐下。

　　组织部门的人早已知道了那件事，不安地说：“书记，您也别太生气，我及时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本市的报上绝不会出现一行字的报道。”

　　他问：“谁授命你那么做的？”

　　对方回答：“我觉得那肯定也是您的想法。”

　　“你为什么觉得我肯定会和你想到一块儿去呢？”

　　“难道您有另外的想法？我初步了解过，正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下。其实，他们的思想表现都不错，只不过作风上……”

　　“等一下，你认为思想表现是一回事，作风表现是另一回事吗？”

　　“那倒也不是。当然不完全是那样。‘酒文化公司’已替我们安抚了那三名女郎，事情很快就会像一阵风似的过去。”

　　“‘酒文化公司’？美酒的酒？”

　　“对。当初还真叫过‘美酒文化公司’的，有文化学者认为加一个‘美’字反而俗，就把‘美’字去掉了。那家公司的宗旨是弘扬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喝‘花酒’也是酒文化之一种，据说汉代就时兴过，目前在亚洲一些国家仍时兴着，对促进旅游业功不可没。放眼世界，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酒文化现象，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史上都有记载。我们同志那天晚上喝高了一点儿，他们并不是公款消费，是由一位私企老板埋单的，属于正常消费，所以……”

　　“别吞吞吐吐，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所以您也不必小题大做。您都快离开本市了，让我们来善后处理吧。”

　　“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呢？”

　　“冷一冷，研究研究，看情况再说吧。”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去渐远，他问小宋：“你也认为属于正常消费吗？”

　　小宋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无耻！分明是厚颜无耻的荒唐行径！”他勃然大怒，亲自打电话请来了本市日报的总编辑。

　　总编辑一到，他支走小宋，二人坐下了。

　　他说：“是我推荐你去当省报的副总编的，对不对？”

　　总编辑说：“对，您走后，我也该到省报报到了。”

　　“你就可以举家迁往省城了，对不对？”

　　“对，报社已经通知我，住房解决好了。”

　　“上任后你就是副厅级，对不对？”

　　“是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感激我的机会。”

　　“噢……周书记您请吩咐……”

　　总编辑的表情相当意外。

　　“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封信，放到了茶几上。

　　总编辑只看了一页就将信放下了，困惑地说：“那事我听说了，社里已经开过会，我们报绝不会报道。我们的同志一向遵守纪律，可以被信任，能经受得住考验。”

　　他在总编辑对面坐下，拍拍总编辑的手背说：“我要拜托你，找一名你认为得力的助手配合，将那天晚上共有多少领导干部、公务员参加了饭局调查清楚。如果能搞清楚召集人更好，不清楚也无所谓，但你得交给我一份名单才算完成任务。”

　　总编辑看着他，愣了半天低声问：“您要有动作？”

　　他平静地说：“难道我可以装聋作哑吗？”

　　总编辑说：“可您很快就要离开本市，不是吗？”

　　他说：“是啊，但我现在还是市委书记啊。”

　　总编辑说：“您也可以不管了啊。”

　　他说：“是啊，但我如果偏要管，那还是有权管的吧。”

　　他决心已定，情绪真的平静了。

　　总编辑说：“我了解的情况是，那些人都是科处级。您要走了，他们觉得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都高兴，于是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高了嘛，必然出丑。”

　　“我有那么可憎可恨吗？”他也不由一愣。

　　“其实，他们对您的清廉还是挺佩服的，但您眼中的好干部不是他们那类干部，按您的好干部标准他们也做不到。十几年里，他们不敢聚在一起吃喝、打麻将。他们认为，打麻将不输钱赢钱有什么意思？有时为了吃喝一顿赌一次，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偷偷摸摸。还几乎没有提拔机会，他们觉得当领导干部太没劲了，巴不得您早点儿走。实话告诉您，其中也有几个您提拔的人。”

　　“为什么也有他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已经板上钉钉要调走，市长快到年龄，也该退了，副书记能不能接您的班还没谱。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人人都怕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都觉得合到一个群里去才更有奔头。平日里互相倾轧排挤，有时候也得互相帮衬、关照……”

　　“可你不是就没有投门入伙吗？”

　　总编辑苦笑道：“那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那些您提拔的人，早已被归于异类了。我还好说，您走我也走。他们就不一样，您一走，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官场路径心里都没数了。”

　　周秉义站了起来，踱着步，寻思着，突然转身看着总编辑问：“那些都不谈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肯接我交给你的任务吗？”

　　总编辑站起来，义无反顾地回答：“如果您决心已定，我当然只有遵命了！”

　　后来，就有了他临走前一次处分十几名领导干部的事。

　　有人说：“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知怎么想的。”

　　有人说：“发神经，不按常理出牌了！”

　　于是，就有了那些匿名实名的诬告信。

　　市里有一条路叫正义路，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位南方房地产开发商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中俄商贸城。他来头不小，有北京的高官给省领导写信，让给予关照，还出席了奠基典礼，亲自剪彩。省里建议周秉义不要介入此事，配合就是了，也就是说，将那项目定为由省里亲自抓的重点招商项目。正义路上被挖出一处三五米多深的大坑后，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正义大坑”四个字首先出现在本市报纸上，开发商并没按当初合同约定，兑现对拆迁户的承诺，拆迁户们便一次次集体维权上访。报社进行了深度报道，压力重重却也体现了一种“正义石”的担当。周秉义看了报道，及时约见了总编辑。也正是在那次约见中，他对总编辑的风骨十分欣赏。总编辑认为，如果连拆迁赔偿都不能按合同兑现，证明开发商没有诚信，资金实力更成问题。果然，本市各家银行的头头们也纷纷向他请示：开发商与他们拉关系，希望贷款，因为数额巨大，都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市委书记究竟该怎么做？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批复暂缓贷款，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并亲自前往省里做了汇报。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起欺诈事件，或者对方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如果玩砸，银行必定吃大亏，拆迁户们还得继续闹访。省里极为重视，主管领导约见了开发商，当面严肃质询，要求尽快解决。开发商信誓旦旦，声称绝不玩“空手套白狼”，更不会携款外逃，他们自有资金很雄厚，只是一时周转不过来才动了贷款的念头。

　　以后几个月，工程没有进展，接连几场暴雨后，“正义大坑”水满成患，竟有少年失足滑入，幸被及时救起，未出人命。

　　周秉义不能坐视不管。周边居民怨声载道，民间议论纷纷。他估计省里也有难言之隐，便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质疑其中或有腐败交易。正因为如此，中纪委因“正义大坑”之事前来，当然希望能在此事的发生地而不是在北京见到周秉义。

　　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一块儿来到“二招”，与周秉义共进晚餐。之后，与他的谈话进行到了半夜。倘未发生小宋跳楼之事，谈话可能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小宋是由办公厅两名年轻同志陪着吃晚饭，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两名办公厅的同志没别的任务，主要是别让小宋出什么意外。万副主任认为小宋当然也最好住“二招”，如果有什么需要核实的事，找他方便。万副主任的考虑可以说很周到，但小宋却越发惴惴不安。他看出来了，两名陪自己吃饭的人，也是监管自己的人。事实如此，那两个年轻人根本装不出来。小宋的表情一紧张兮兮，那两人便也有了压力，更觉责任重大。离开餐厅时，其中一个说要与小宋住在一起。

　　不管小宋的感受如何，那两人中的一个就跟着直接进了他房间。

　　而小宋一进房间就去上厕所。厕所有窗，他一进厕所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周秉义穿着睡衣吸着烟，坐在沙发上焦虑地守在电话旁，直至万副主任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幸好是二楼，小宋并无大碍，只不过摔断了一条腿。

　　周秉义上床时快两点了。

　　第二天上午，他陪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同志去了自己曾主政的那座城市，约见各银行的头头们、拆迁户代表及开发商公司的留守人员——老板跑回北京去了，开发商公司只剩下了几名留守人员。随后，他们一行人又去了“正义大坑”现场考察，拍照取证。

　　几天后，中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正义大坑”项目的工作总算结束，周秉义去医院看了一次宋秘书。他有些犹豫，想去看源于感情，因为小宋毕竟跟了自己三年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想去看是因为小宋一闹出跳楼事件，见面后他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小宋一见他就哭了，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小宋问：“您没什么事吧？”

　　他说：“我能有什么事啊，只不过配合一下调查。”

　　小宋说：“您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他说：“你这个样子，倒让我很不放心了。”

　　小宋又哭了，边哭边问：“那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如果面临工作性质转变的话，建议你找一下我妹夫蔡晓光导演吧。他是搞文艺的，朋友多。”实际上，他是想含蓄地提醒小宋，他已不适合再在党政机关工作了。

　　小宋自然不笨，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无助地请求他：“那您留一封给蔡导的信吧。”

　　他说：“那就不必了吧，我今天可能见到他。我们是自家人，用不着写信。”

　　周秉义想在小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给他留一条后路，却也不愿留下对自己秘书关照有加的字据。小宋如果不闹出那样的事来，他帮小宋的途径还会多几条，但小宋的事已成了沸沸扬扬的新闻，他爱莫能助，只有请妹夫将小宋临时收罗了。

　　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昆。

　　秉昆已经出院，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

　　周秉义无专车可坐，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率领一干人马正在那破房子里拍戏。

　　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昆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他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双方都有利。”

　　秉昆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铃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昆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漠然地瞧着。

　　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秉昆呢？”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那儿。”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

　　秉义小声问：“他没事吧？”

　　晓光说：“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缓缓就好。”他又背对着秉昆小声说：“我把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

　　晓光说：“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

　　晓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

　　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你必须收下！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责任义务差不多全尽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得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否则我心里只有羞愧了！”

　　晓光这才红着脸将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秉昆，别装没看见你哥，出来一下！”

　　于是，秉昆也到小院里来了。

　　“我得进屋给演员说戏，你俩先聊着。”晓光说罢进屋去了。

　　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

　　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直想哭。

　　秉昆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

　　秉义说：“自从你入狱，我只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秉昆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咱哥俩十来年没见了。”

　　秉昆又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个人，没认出是你。”

　　秉昆说：“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

　　“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

　　“明白。”

　　“哥调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我走啊。”

　　“听说了。”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刚才亲热过了。”秉昆不情愿地一躲。

　　关铃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爸妈的墓旁没地方了。”

　　“那就连爸妈的墓也转移一下。只有那样才好，必须那样。那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墓了。”

　　“可……那要花不少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

　　“我听哥的。”直到此时，秉昆口中才说出了一个“哥”字。

　　“碑文你打算怎么写？哥的意思是，他既是你和郑娟的长子，也是爸妈的长孙。如果碑文这样写——‘在此处陪伴着我们父母的，是我们父母的好长孙’落款依次是你和郑娟、我和你嫂子、你姐和你姐夫……你看行不？”

　　“为什么要那样？”

　　“哥不愿只以你和郑娟的名义立碑，你们去一次伤心一次。按哥的想法，那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

　　“那样，是不是字太多了。字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

　　“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装作不知道过吗？”秉义有点儿激动了。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那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说闲话……”

　　“秉昆，看来你还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和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

　　“我不要那光荣……不要，我要他活着才好……”秉昆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

　　秉昆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他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闸不住悲痛的“库容”了。

　　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

　　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别哭了，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但是，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嘛……”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铃们也都跟了出来。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则。

　　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则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消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他表示感谢，龚维则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则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

　　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

　　龚维则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谊，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昆家了，便驾车赶来。

　　他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

　　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你还是早点儿走吧。你看你一来，搞得秉昆号啕大哭，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又会引来什么人，我的戏甭想拍了。我是在抢档期赶进度啊！再说秉昆也会烦的，他家一切事，我负责了，你就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秉昆，记住哥的话，那哥走了啊！”

　　秉义拔脚而去。

　　秉昆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则——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则了，龚维则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

　　龚维则与秉昆和晓光寒喧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地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

　　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别忘了给我照片啊！”

　　晓光比画着也大声说：“给你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晓光跟他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儿龚宾与秉昆的关系，抑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

　　龚维则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

　　秉义说：“好意我心领了，但真的没必要，省委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啊。”

　　龚维则说：“让那辆车回去嘛！总想和你聊聊，也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这机会，咱俩车上也可以聊聊啊。”

　　秉义说：“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还很多。”

　　龚维则说：“那太不同了。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

　　秉义笑道：“行，听你的。”

　　龚维则熟悉省委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

　　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

　　秉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万副主任说：“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儿事拖住了我，现在处理完了。”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则。

　　龚维则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则一张名片。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则是正处级，龚维则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拒绝：“那不行。”

　　“不行？”龚维则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对，不行。”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

　　龚维则想继续争取。

　　万副主任打断道：“龚副局长，别认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嘱咐了，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和我一样。”

　　龚维则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

　　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则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儿好笑。

　　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

　　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该走了，请您先上我的车。”

　　龚维则紧接着说：“那我的车在前边，好为你们开路。”他的车上有警笛。

　　秉义坐上省委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则说：“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别拉警笛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啊。对吧，秉义同志。”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则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秉义只得附和道：“是啊，是啊。”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妈妈。

　　万副主任问：“那位龚副局长，他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秉义想了想说：“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咱俩接触得多。”

　　万副主任说：“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每次去看她老人家，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完，小万小万地亲亲热热叫我。天暖和的季节，她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她的轮椅，坚待把我送到院门口。哎，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所见的情形嘛！你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秉义说：“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地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你岳母那人真好，虽然对革命劳苦功高，却从没摆过老革命的架子，我很怀念她。”

　　“我更怀念她，她基本上是你说的那样，偶尔也喜欢摆摆老资格。”

　　“完全可以理解。”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在。”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

　　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有件事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秉义愣了一下说：“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他嘴上说得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

　　万副主任说：“我哪能为难你呢。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志向，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不对吧？”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是啊是啊，应该支持。可……我到了北京，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啊。毫无人脉，肯定帮不上忙啊！”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

　　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咱们女儿的事也不是眼前的事，她两年后才毕业呢！两年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凡事讲未雨绸缪嘛，两年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将手躲开了。

　　“两年后啊，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让她常去看你。我不在北京，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啦。总之，我把她托付给你这位叔叔了，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

　　“行。”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

　　又过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接合部，龚维则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讨厌！”周秉义生气了。

　　“怎么走这条路？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啊！”万副主任也对龚维则表示不满。

　　“他没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上机场的车都得这么走。”司机替龚维则说了句公道话。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则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则、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

　　龚维则对万副主任笑道：“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好啊，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那就有劳你了。”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他，望得他颇不自在。

　　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我就不往前送了。你刚才也看到，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一堵堵半天。”

　　他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

　　秉义连说：“对，对，你快请回吧。”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

　　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则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

　　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

　　龚维则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字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要说有什么特殊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内心里对咱们光字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我侄子龚宾当年和秉昆是工友，你弟可是个大好人，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以后，你弟他们几个工友对龚宾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总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时的事，就会想到光字片。一想到光字片，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啊，你认为呢？”

　　周秉义说：“是啊。”

　　龚维则也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昆一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字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

　　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

　　龚维则觉出他没有谈兴，安慰道：“别那么失落。”

　　秉义奇怪地问：“我失落什么啊？”

　　龚维则说：“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啰。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你进京了啊！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能被调到北京去。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啊。”

　　秉义说：“我也没儿女啊。”

　　龚维则说：“忘这茬儿了，但冬梅沾你光了啊，她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你不要理那些议论，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

　　秉义说：“有些什么议论呢？说来听听。”

　　龚维则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了点儿谈兴，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则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字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

　　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则还在大谈感情。

　　秉义忍不住问：“维则，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啊？有就抓紧时间直说。”

　　龚维则愣了愣，摇头笑道：“没有，没有。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从没人这么问过我，倒是我以前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啊，认为自己是派出所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的话挂嘴边上。现在呢，当了副局长，不但再不敢轻易说那种话，而且生怕别人求到自己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谁的忙也不想帮。怕主动帮了谁，落下个好求的名声，三天两头有人磨叽着相求，那不烦透了。咱们才多大一点儿权力呀，帮不过来啊！”

　　他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

　　两人之间，偶尔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儿可笑。对于龚维则，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

　　龚维则真诚地说：“你走后，本市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有的话你也只管直说。”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则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

　　秉义劝龚维则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则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

　　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龚叔叔乘机俯耳低语：“放心，龚维则不会让你蒙羞。”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二〇〇一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抵也坐头等舱。级别已不重要，是否是辖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部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头等舱，也是寻常事。

　　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任何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进京跑项目或出国考察，他就从没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去，他是坐普通舱，初任一把手，又遇上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会生气。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就没有人敢给他买普通舱。

　　周秉义在贵宾室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有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服务员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那感觉别提有多么不适。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他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纸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

　　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你是位干部啰？”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是的，首长。”

　　老将军又问：“多大的官啊？”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地批评你，谱太大了吧？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

　　他微微笑道：“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坐到了警车上，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就可以为公家省点儿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代表委员总说党政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啊。至于警笛，不是为我而鸣，我听开警车的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啊！开警车的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是和我们同一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就为你们的军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警官的好意呢。”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

　　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

　　“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却不知道你们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早。”

　　周秉义说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信。

　　“确实是我误会了？”

　　“确实是您误会了。”

　　“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啰？”

　　“首长，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俩要坐一块儿啊，我对中国教育有不少看法，也可以说有不少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

　　“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就怕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

　　“小张！”

　　警卫员应声而至。

　　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对对我俩座位号。”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

　　老将军对警卫员说：“登机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一块儿。”

　　警卫员说：“首长，可能不太好办。”

　　周秉义也说：“首长，不如让警卫员将您的住址留给我，我以后登门拜访，请教。”

　　老将军固执地说：“以后是以后嘛！小张可有办法了，小事一桩，他会解决好的。”

　　警卫员忐忑不安地说：“我试试看吧。”

　　“你看你，刚夸完你，怎么那么说呢？这点儿小事还为难，不像是你了嘛。过来过来，我支你一着儿！”

　　老将军以手招之，大高个子警卫员立刻走了过来。

　　“你弯下腰嘛，让我仰视着你说话呀？”

　　警卫员就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老将军小声说：“上了飞机，你要主动跟空姐套近乎，嘴甜点儿。你就说他是我秘书，我俩要在飞机上研究工作问题。只要空姐被你哄开心了，她就会替你与乘客协商，懂了吗？”

　　警卫员笑道：“懂了，谢谢首长支着儿。”

　　老将军朝周秉义眨眨眼睛，他俩也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登机后，根本无须警卫员与空姐套近乎。那架飞机乘客少，没坐满，头等舱只有周秉义和老将军两人。一名漂亮的空姐反过来向警卫员示好，说头等舱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热情地请警卫员也坐到头等舱。警卫员红着脸不肯，说得经过首长同意，空姐就笑盈盈地替他请示，老将军马上批准，还替警卫员谢了空姐。

　　老将军对周秉义耳语：“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容易把年轻人惯坏了。军队必须讲规矩，什么人什么待遇是规矩的一种，轻易不能破。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那女孩儿和小张对上眼了，爱情也需要条件，我的做法对吧？”

　　周秉义说：“对，首长的做法非常对。”

　　周秉义忽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做知青干部时也如小张般年轻英俊、风华正茂，也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师首长及军区副司令员。现在，自己年过半百，面颊松弛，头发稀疏，也曾主政一方，却依然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真是人生苦短，联想到“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之类的诗句，心中顿生一片惆怅。

　　老将军情绪很好，字斟句酌，细言慢语地发表对国民教育久经思考的见解。周秉义已经犯困，强打精神做洗耳恭听状，不时往小本上记几笔，偶尔插问两句，他对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浪漫建言照记不误。同时，他不免顾影自怜，羡慕妹夫蔡晓光的潇洒活法。在他看来，蔡晓光本该选择走仕途，妹妹周蓉更应走蔡晓光的文艺之路，而自己才适合做教育工作。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程过得也快，全赖周秉义配合，老将军交谈甚洽。他以为对方会提醒警卫员给他留下住址，对方却似乎忘了那茬儿——也许真忘了。

　　到了教育部，刚喝了几口茶便有人找他谈话，是位副部长。寒喧数句后，对方告诉他，他已经不属教育部的干部了。

　　尽管他久经历练，还是惊讶得差点儿失态。

　　“事情是这样的，秉义同志。不知怎么搞的，中纪委领导知道了你。有一天派人找到部长，要求看一下你的档案。中纪委的同志要看任何人的档案，我们自然同意。过了一天，中组部也来人了，通知我们因为工作需要，调你到中纪委工作，并带走了你的档案。他们要求你回京后，及时送你到中纪委报到。”副部长说。

　　周秉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

　　“秉义同志，你今晚干脆就住在部里招待所吧。马上有人带你去洗漱，休息一会儿。但你先别吃晚饭，我下班后过来陪你。”副部长叮嘱说。

　　“谢谢了，晚饭我自己解决就行，不必麻烦您了。”周秉义到底还是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能做到应对自如。

　　副部长说，陪他吃饭也是一项工作，教育部物色的好干部，被中纪委“抢”走了，也是教育部的光荣嘛，陪他吃饭也是分享啊。

　　坐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周秉义想到配合中纪委同志调查“正义大坑”的前后经过，对自己调任中纪委工作倒也不奇怪了。当时，他们中的一位领导曾与他谈到《求是》杂志上的一篇反腐倡廉的文章，那是他任市委书记时写的，曾经引起一定反响。对方说，这篇文章几位大领导都看了，还做了批示，要求领导干部学习讨论。

　　对方的确也说过：“你干脆别去教育部了，来我们中纪委工作吧，我们现在缺干部。”

　　他以为只是一时戏言，自己也没有当真，笑了笑说道：“好啊，我对反腐败斗争很有信心。”

　　对方问：“一言为定？”

　　他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对方叮咛了一句：“那我可向领导汇报啦。”

　　他说：“那我等着了。”

　　正所谓言者轻率，问者有心。突然成了中纪委的人，周秉义完全没有想到，但也不是多么难以接受。关于愈演愈烈的腐败，民间已有“除非再来一次彻底革命，否则很难根除腐败”“地火在燃烧”之类的说法，这使他很替党和国家忧虑，也很能理解民间的愤懑和不满。他想，若能在中纪委做些遏制腐败的实事，也算不枉为官一场。这么一想，他又有点儿兴奋了。

　　陪他吃晚饭的不仅有那位副部长，还有中纪委的同志。中纪委的同志说，今晚的便饭既是送行，也是接风。全国的好干部很多，但真正关心、善于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干部却不是太多，具有较高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水平的人更少。家庭关系单纯，没有子女或子女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

　　副部长问了一句：“从事纪检工作跟有没有子女有什么关系？”

　　周秉义回答说：“腐败有两种表现，一曰膨胀的特权，二曰病态的贪欲。特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权力欲，贪欲主要体现在金钱物质方面，生活奢靡，为了儿女或情妇，两者叠加，便欲壑难填。”

　　中纪委的同志说：“听到了吧，句句说在点子上。中纪委从教育部将你挖走，那是挖对人了。”

　　副部长笑道：“腐败的原因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怎么反，谁能提供好办法呢？”

　　周秉义接着说：“好办法无非就是好制度，好制度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制度，是能管好高级干部的制度，上行下效嘛。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制度，每个朝代都有腐败蔓延，都是由于皇帝管不好王公大臣。管不好‘和珅’，就管不好基层官吏。方丈们男盗女娼，玷污佛门，却要求小和尚们六根清净，无私无欲，那肯定事与愿违，到头来连对佛的信仰也颠覆了。”

　　周秉义的话听起来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民间所议，比他的话尖刻多了，但在地方，各级官员轻易不敢那么说，相互之间不敢，公开说更不敢。当市委书记多年，大会小会经常讲反腐倡廉，他却从没说过刚才那种话。一位地方官员，更是不敢对北京官员说那种话。“抓小辫子”，整人的风气仍未绝迹，针砭时弊就有可能被整得半死。周秉义之所以敢说，主因是自恃屁股干净，不沾屎不沾尿，经得起用放大镜来观察。当然也因为以前不敢多说，压抑得太久，到了北京迫切想要释放一下思想气压了。

　　副部长和中纪委的同志都笑了。

　　副部长说：“秉义同志，你还没好好吃几口饭呢，我们招待所的菜不错，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聊。”

　　中纪委的同志说：“敢当着咱俩说这种话，证明他常在河边走，居然没湿鞋啊，难得！”

　　周秉义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犯忌了，也就不再主动说什么，自顾自吃起饭来。他确实饿了。

　　三人便都没再说什么与腐败有关的话。

　　饭后，中纪委的同志告诉周秉义，明天是星期日，可以在招待所安下心来休息一天。星期一、二，他替周秉义请了两天假，他可以逛逛街，会会朋友。星期三，中纪委的车到招待所来接他。

　　周秉义回到房间，泡了个澡，一上床便酣然入睡。

　　他困极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吃罢早饭，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闲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田的《蒙田散文随笔》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中国科学院专家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参观了一次昆虫标本展，他曾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昆虫学家。他看得兴趣盎然的还是后两本书，前几本书他大学时都认真读过，但见了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于是买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姑娘知道他是位厅级干部，看着他双手捧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开本彩色图画书入迷，都嘻嘻地暗笑。

　　那两天半时间，对于周秉义是无官一身轻的美好时光，尽管常常有忧愁袭上心头——关于弟弟一家的、关于妹妹回国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但他总体上感觉极其美好，无比享受。

　　星期三，中纪委为他开了简单的小型欢迎会，实际上是个见面会。他的新岗位是反腐倡廉政治理论与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领导说他的名片上可以注明“司局级”。

　　他说：“不必吧？”

　　领导说：“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否则到了地方，很可能并不拿你当回事。”

　　会后，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走到周秉义跟前，注视着他问：“秉义哥，还认得我不？”

　　他端详对方，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

　　对方说：“我是吕川呀。”

　　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是秉昆的朋友，当年我们是酱油厂的工友。”

　　“是你呀！”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当年自己做兵团知青时，有一年回家探家，弟弟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其中便有吕川。

　　他说：“咱们只见过那一面。”

　　吕川说：“对。”

　　“后来你到北京上大学来了？”

　　“是的。”

　　“秉昆多次跟我讲到过你。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秉昆可能还不会卷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那件事……”

　　“估计也会的吧。”

　　“你这么认为？”

　　“肯定也是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哥，你不是在埋怨我吧？”

　　“我埋怨你干什么呢？那事不是还让他有了段光荣历史吗？挺光荣了一阵子，是不是？”

　　“我也挺光荣啊。”

　　二人都开心地笑了。

　　周秉义感慨地说：“你们几个之中，就出息了你一个，他们现在情况都不太好，你知道吗？”

　　吕川说：“知道，秉昆后来那件事我也知道。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但我一个小处长，又在北京，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任何忙。”他叹了口气

　　周秉义说：“牵挂着就够朋友了。”他沉默片刻又说，“中纪委的干部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以你的年龄，成为中纪委的处级干部，进步够快的了。”

　　吕川说：“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是副科级了，五年一个台阶，还算快啊？”

　　二人都笑了。

　　吕川提议：“哥，咱俩出去吃午饭吧，可以多聊聊。”

　　秉义说：“好啊。”

　　吕川说：“我请哥。”

　　秉义说：“那我高兴，不与你争。但我嘱咐你啊，以后不能跟我叫哥，别人会有看法。”

　　吕川保证道：“以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放心吧，我哪能那样呢。”

　　二人走到楼梯口，秉义改变了想法，拍了一下吕川的肩说：“别出去吃了。到中纪委的第一顿饭我更愿意在机关食堂吃。在那儿也可以边吃边聊啊！”

　　吕川是明白人，没有再坚持。

第七章

　　周秉昆从郑娟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抱在胸前，泪如雨下。

　　“楠楠，楠楠，爸的好儿子，爸没去接你……”他泣不成声。

　　周蓉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手中接回骨灰盒。

　　周秉昆不松手。

　　周聪小声说：“爸，妈更需要你抱抱她。”

　　秉昆这才松开了手。

　　周聪将骨灰盒轻放在靠墙的长方桌上时，秉昆已将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秉昆胸前，呜呜哭得像个孩子。周蓉、周玥和周聪互相看看，都流下眼泪。这时，蔡晓光停好车进了门，他想上前去劝秉昆和郑娟，被周蓉制止了。

　　周蓉小声说：“让她哭个够吧。”

　　蔡晓光则对周玥和周聪说：“你俩先回避回避，我们要说几句大人之间的话。”

　　周玥和周聪便到小院里去了。

　　蔡晓光对周蓉使了个眼色，她跟着他进到了小屋。

　　在楠楠遇害这件事上，郑娟的表现与秉昆相反。因为秉昆当时吐血昏过去，住院了，她表现得相当坚强，大大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令周聪、周蓉和周玥特别敬佩。郝冬梅都对周蓉说：“换成我绝对做不到，实在想不到郑娟变得这么坚强。”郑娟在美国的表现尤其令亲人们刮目相看，也获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尊敬。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竟然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郑娟在大学里为周楠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说。

　　周蓉和冬梅，周聪和周玥，他们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背下来。

　　郑娟问：“需要我说很多吗？”

　　亲人们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就行。如果她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亲人也可以代替讲话。

　　冬梅说：“你是楠楠的母亲，最好由你说。”

　　周蓉说：“如果你不想说，我可以代替你说。”

　　郑娟说：“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

　　周聪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什么，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

　　郑娟却说：“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郑娟在台上讲话时，只流泪，没有哭，甚至都没抽泣一声。

　　周蓉为她做翻译。她刚说了前两句，周蓉便猜到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她的样子那么镇定，那么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蓉的英语口译水平是一流的，表现也无可挑剔。

　　参加追思仪式的师生们为她们鼓掌，那是不同寻常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她们的真诚破例了。

　　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蓉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两人中，一个是举止优雅、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另一个是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家庭主妇。他们认为很有新闻点，值得深度报道，但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竟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亲人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

　　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楠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苛刻。周楠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美国也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国家，美国人也绝非冷漠无情的人类——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伸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当周蓉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时，郑娟平静地说：“咱们并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

　　周蓉说：“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她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词，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

　　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晚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郑娟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

　　周蓉们便都离开了她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

　　周玥说：“她可别又倔又缺心眼。”

　　周蓉训斥道：“没你说话的份儿。”

　　周聪也说：“姑，大婶，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她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

　　周蓉说：“你和表姐先出去，我和你婶商量一下。”

　　两个小字辈走出房间后，周蓉说：“对于钱，她是像周聪说的那样。万一她不开窍，咱俩该怎么办呢？”

　　冬梅也是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她提醒说：“要不你再去给她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周蓉说：“看来有必要。”

　　她回到郑娟的房间，郑娟已躺在床上了。

　　周蓉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谈到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郑娟流下泪来，她说：“姐啊，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痛，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啊，你跟我说的事，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啊！”

　　听她那么一说，周蓉默默地退出了房间。她将郑娟的话对冬梅转述了一遍，冬梅沉思片刻，叹道：“你我谁都没资格替她做决定，左劝右劝也不好。她当然可以完全顺着目前的心情来决定，她怎么决定，我们只有尊重的份儿。至于她以后是不是后悔，咱们也不能太纠结，随她吧，就当她的任何决定都是天意。能顺顺利利地陪她来，又能顺顺利利地陪她回去就好。”

　　周蓉也沉思默想起来。

　　冬梅又说：“虽然我们是为她一家三口考虑，没有任何私利掺杂其中，但如果我们在钱的问题上话太多了，只怕反而会受到误解。事实是，咱们都是楠楠的亲人，只有郑娟一个与楠楠是骨血之亲，她和咱们的感受不同，咱们还是不要在钱的问题上一厢情愿地絮叨她了吧。她有小倔脾气，这一点你我都知道，万一惹她不高兴了呢？”

　　周蓉也说：“嫂子，那听你的。”

　　第二天早饭时，郑娟低垂着目光说：“姐，嫂子，我认真考虑过了……我是来接儿子回家的……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敢肯定，秉昆也会是这么个态度。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再者呢，人家处处对咱们恭敬，拿咱们当高贵的人物一般接待，咱们五个人的来回机票、吃住，已经花了人家不少钱，所以你们替我谢谢就是了。”

　　周蓉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

　　周玥和周聪也互相看看，先后起身离开了餐厅。

　　“你妈脑子进水了。”

　　“你别当我面这么说我妈。”

　　“你妈也应该为你着想！”

　　“我也不能花我哥用命换的钱。”

　　“你和你妈脑子都进水了！”

　　“你再说这种话，我可生气了。”

　　“别以为我和我妈都是见钱眼开的人，我们母女完全是为你们一家好！你如果不愿劝你妈改变想法，那就随你们母子的便吧！”周玥竟先生气了，不再回餐厅，悻悻地回房间去了。

　　于是，周蓉按郑娟的意见，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赶到周家人的住地时，他们已乘上了回国的班机……

　　正因为郑娟在美国的表现那么坚强，形象高大，当她偎在周秉昆怀里小女孩般哭泣时，亲人们真有点儿惊愕。

　　实际上，如果秉昆不在身边，郑娟自己面对任何不幸之事，必定是坚强而有主见的；秉昆一在身边，她往往脆弱得一塌糊涂。这与她长期以来对秉昆的依赖有关，也与她天生的某种基因有关。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一对男女的女儿，谁又能说清楚她究竟随的是什么人的根呢？周秉昆做了丈夫后，在郑娟面前总是能扛耐压，一旦离开她多日或她离开了他多日，单独遇到不好的事也变得不知如何是好，失魂落魄。周秉昆刚成为丈夫时并不那样，共同生活久了以后渐渐就这样了。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二年后，他更是这样。如果不是郑娟探监探得勤，估计他入狱几年就崩溃了。他俩的结合不是1+1=2式的结合，而是2-1＜1的结合。只要在一起，就有力量；但只要分开，各自原先的精神能量都反而弱了。

　　他们都使对方热爱生活和人生，也都因为太依恋对方而消耗掉了一些自我。

　　在周家的小院里，周玥还是有些耿耿于怀，又对表弟周聪发表意见：“十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你妈不明白你也不清楚？看你家住的这是什么破房子，你也要住在这种破房子里娶媳妇？哪个女的肯？你以为如今的女孩子还像当年你妈那样？就算有哪个姑娘肯往你家这破房子里嫁，你忍心周家第四代在这种破房子里出生吗？哎，你后悔不后悔啊你？！”

　　周聪当然对母亲的决定感到懊丧。在美国，他当时特别能理解母亲，但一乘上归国的飞机就开始懊丧，离家越近懊丧越强烈。走回光字片时，他懊丧得都不愿往前走。进入家门，他心中除了懊丧和痛心，再就没有别的情绪了。去了一次美国，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变得可笑极了。不是城市或农村的问题，生活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他觉得自己如同生活在非洲农村，或非洲地区的难民营。

　　周聪并不因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强烈对比而自责，却为自己由于母亲拒绝了十万美元补偿所产生的懊丧而感到可耻。这都无助于减少他心中的懊丧和痛心，只是他绝对不愿被爸妈看出来。

　　听完表姐的话，他狠狠地小声说：“如果你敢当着我爸妈的面说这类话，看我不大嘴巴子抽你！”

　　实际上，蔡晓光在周秉昆家接连拍了几天戏后，替周秉昆将房子里边也抹了抹，用白灰刷了刷。周秉昆已不好再求朋友们帮忙，他完全没那份心思。蔡晓光认为，自己不张罗，那可怎么办呢？谁叫自己是姐夫呢？秉昆接到周聪发回来的电报，在他们到家之前，强打精神大致收拾了一下，周家的老屋总算有了点儿家的样子。

　　蔡晓光示意周蓉跟他到小屋里去，既没想做什么，也没想说什么。在机场，一见到周蓉，他心里就涌起了想要立刻与她亲热到一处的巨大冲动。当着郑娟和周玥、周聪的面，他不能不克制着。他甚至都没与她拥抱一下，倒是与郑娟和周玥、周聪都拥抱过了。他只是从她手中接过旅行包时，趁机使劲攥儿了攥她的手，她也回了他深情的一瞥，让他更加急切。周蓉刚一进小屋，蔡晓光便将她拽至墙角，接着紧紧抱住了她。她从他双臂中抽出一只手，朝门外指了指。门已不存在了，因为早就歪斜得无法关上，被晓光卸下来放到小院里去了。他替秉昆买了块花布当门帘，用钩吊在门边。

　　“别动。”蔡晓光一手将周蓉拽在墙角，另一只手放下了门帘。

　　周蓉低声说：“你真没样儿。”

　　蔡晓光也低声说：“我不管。你弟弟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他才几天没见郑娟？我都十二年多没见着你了。”说罢，他又将周蓉紧紧抱住，渴汉子低头凑水龙头似的，迫不及待地便要吻她。

　　周蓉一边左闪右避躲着，一边小声说：“我一路上只漱了两次口。”

　　“不管！”

　　蔡晓光又说出同样的话来，终于将自己的嘴对准了周蓉的嘴，吸没水的龙头似的狠嘬狠吮，似乎要将周蓉的五脏六腑吸出来。

　　这时，周玥在大屋里叫道：“都不饿呀？还不快弄点儿吃的啊？”

　　周秉昆双手捧着郑娟的脸，这才说：“不哭了啊。你陪陪大家，我做饭。”

　　他轻轻推开郑娟时，周蓉从小屋里出来了，脸红红的，喘了一大口气。她被晓光吻得有点儿缺氧，头晕目眩。

　　蔡晓光在小屋里火冒三丈：“周玥，你嚷嚷什么，晚吃一会儿饭就会饿死你了？”

　　周玥猜到了他为什么生气，没敢再吭声。

　　饭菜是现成的，秉昆己做好了，一部分热在锅里。郑娟一回来，他变了个人似的，不许别人插手，很是麻利，片刻就将饭菜一一端上桌。

　　除了周秉义、郝冬梅和周楠，十二年后，周家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终于在一起吃了顿便饭。秉昆两口子吃得很少，周蓉也不过象征性地吃了点儿。周玥和周聪早就饿了，各自埋头吃了挺多。蔡晓光基本上没吃什么，他眼里不见饭菜，只有周蓉，想要暴食一顿的也仅是周蓉的身体。周家唯一的二茬女婿，实际上对周楠的死不曾真的悲痛。他悲痛不起来，但自己的表现应该比以往更让周家人满意一些，这是他对自己一再的提醒。

　　饭桌上气氛沉闷，大家话都不多。

　　饭后，秉昆仍不许别人插手，同样麻利地撤去碗盘，擦净桌子，一个人在厨房忙着洗涮。

　　郑娟忽然想到一件事，让周聪打开旅行兜找出一顶宽檐的牛仔帽，作为礼物送给蔡晓光。当年出现在美国的“中国造”的东西还有限，那礼帽是地道的美国货，还算个名牌，不过是在旧物市场买的，按美元计算相当便宜。若按人民币计算，以光字片百姓人家的消费水平而论，二百多元呢，相当贵了。

　　郑娟从周聪手中接过牛仔帽，捧到了蔡晓光面前，动情地说：“姐夫，虽然旧了点儿，但你千万别嫌弃。我和秉昆有你这么一位好姐夫，都觉得是种福分……”她又流泪了，似乎还想说什么，说不下去。

　　周聪接着母亲的话说：“我妈再三叮嘱，一定要给你带件礼物，也没富余的钱，只能从旧物市场上选。这是我妈一眼相中的，说正好这个季节戴，拍戏的时候可以遮挡阳光，我们都没为我爸买任何东西……”

　　蔡晓光接过去往头上一戴，分外感动地拥抱了郑娟一下——她居然能在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还想着要为自己带件礼物，这使他非常意外。那时，他觉得自己为周家人操的一切心都是值得的，而且有了丰厚的回报。

　　随后，周蓉提议该走的都走吧。秉昆和郑娟也不留，他看出姐姐很疲倦了。姐弟俩都没顾上怎么亲热，也根本没单独说几句话。

　　送姐姐出门时，秉昆说：“姐，你回来了真好，以后咱俩找机会再长聊吧，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

　　周蓉转身说：“姐也是。”她顿时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弟弟一下，还和他贴了贴脸。

　　那是姐弟俩分离十二年后，当天唯一的亲近举动。

　　“照顾好郑娟，她比你更需要关怀。”周蓉说罢便走，她不愿让弟弟看见她流泪。

　　一位绝不落泪的姐姐——她仍想在弟弟面前保持这样的形象，并且认为很有必要。

　　当家中只剩下秉昆和郑娟二人时，他开始为她烧洗脚水。她却说也想洗洗头、擦擦身，说在美国时虽然天天晚上都可以洗头、洗澡，自己却只享受过一次。在北方城市，相当多的老旧宾馆房间还都没有安装淋浴设备，因为没钱改造。能在睡觉的房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对于普通中国人的确是一大幸福。

　　她说：“我也不可能有那份享受的心情啊。”

　　他说：“我去借个大盆。”

　　于是，周秉昆就去春燕爸妈家了。

　　春燕爸和春燕姐姐姐夫都到南方打工去了，家中只剩下春燕妈和春燕外甥女。那女孩明年也该上初中了，正伏在小炕桌上写作业。

　　春燕妈奇怪地问借大盆干什么？

　　秉昆说郑娟回来了，要洗洗头发擦擦身子。

　　春燕妈便找出了她家的大盆——白洋铁皮做的，比宾馆里的浴缸小不了多少。

　　春燕妈叮嘱说：“秉昆，小心点儿用啊。自从春燕当经理的那个澡堂子黄了，全家大人孩子洗澡都成了问题。你叔一赌气，咬咬牙跺跺脚买的。现在四口人只剩我这没用的老东西在家了，我和小秀洗身子还得用它，要不我们一老一小上哪儿去洗呢？总不能一年到头不洗一次澡吧？可千万小心别踩漏了，要放在你家的平地上洗，预先扫扫地，别让小石头硌了盆底。”

　　秉昆说：“婶放心，我会小心的。”

　　春燕妈见他要拿起盆，忙劝阻道：“别急着走啊。陪婶聊几句嘛！你说你叔他们三个，不在一处地方，互相也没个照应。哪个都不常往家写信，谁寄回钱了，我才知道谁还活着。丢给我这么个小崽子，也不好好学习，老师三天两头让好学生捎话给我，要不说上课又打瞌睡，要不说考试又不及格。秉昆，你说我这命，哪天才能省点儿心呢？”说着说着，要哭的样子，扭头见外孙女咬着铅笔瞪她，没好气地训道：“瞪着我干什么？都六年级了，还连封信都不会写！给你妈写封报平安的信有那么难吗？照着信封抄地址，还把地址给抄错，被人家邮局退回来了！你爸寄回钱，也得我去邮局取！”

　　春燕妈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戳着外孙女的额头。那女孩一次次躲避着，不拿好眼色瞪她姥姥。

　　趁春燕妈数落时，秉昆又拿起了大盆。

　　春燕妈抓住盆的另一边，接着说：“秉昆啊，婶儿跟你说心里话，有时我常想，我这活着的还不如你爸你妈早走的，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什么事都用不着再操心了！”

　　秉昆劝道：“婶儿，别那么想，也不能总训孩子，经常训对她的成长起反作用。以后叔他们寄回钱来，或你要给他们谁写信，就找我。”

　　他看出来，春燕妈寂寞又憋屈，家中只有一老一少，却都不喜欢对方。

　　春燕妈仍不松手，她继续说：“秉昆啊，你回来快两个月了，楠楠又出了那样的事，婶儿本应该经常去你家看看的。可婶儿的腿不听使唤了，不爱走动了，你可千万别挑我的理啊。春燕每次回来都说，在她心里你还是她干哥。如果那天我突然走了，你们可得还像从前那么好好相处，彼此多照应着把日子往前过下去，要不怎么办呢？”她说着说着就落泪了。

　　秉昆请求道：“婶儿，郑娟还在家等着呢，我得快回去，改日再来陪你聊。”

　　春燕妈这才放开了手。

　　秉昆将大盆倒扣身上，用头顶着，像背负着一只小船跑着回了家，郑娟却己和衣穿鞋蜷睡在大屋炕上了。

　　秉昆见她并没睡实，俯身小声问：“还想洗吗？”

　　郑娟也不睁眼，小声说：“洗。”

　　于是秉昆将大盆擦干净，连烧两锅热水倒入盆中，替郑娟脱光衣服，转而又往盆中兑了些凉水，这才抱起郑娟把她轻轻放到盆里。

　　郑娟仍不睁眼，也懒得动一下。

　　秉昆找出一块没用过的香皂和一条新毛巾，从头发开始，细细地替她哪儿哪儿都洗到。郑娟一直不睁眼，胳膊腿软软的，任他举，任他抬。第三锅水又热得都快沸了，他由她闭着眼坐在盆中，去将火压了，又兑了满满一壶凉热适度的水，拎着来到盆前，一手扶起郑娟，让她双手搭他肩上，与他面对面站稳，高擎铁壶，水流缓缓地冲她的头发她的身子。如此冲了两遍，他这才替她擦干，抱入小屋，服侍她躺下。

　　他已累得有些喘气，坐小凳子上歇了会儿，用水洗了脚。衣服裤子全湿了，便脱下泡入盆中。之后，他仅穿着短裤刷牙洗脸，不再做什么事，也上炕了。

　　郑娟还没睡着，她翻了个身，背朝他，微微蜷起双腿，微声细语地说：“搂着我。”

　　他便轻轻搂着她，那是他俩一向都喜欢的睡法。

　　她又说：“我就能睡着了。”

　　他吻了她的肩一下，小声说：“好。”

　　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秉昆却难以入睡，他想到了王宫、国王和王后——那是他十二年前搂着她的夜晚经常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除了将那样的家想象成王宫不太容易，将自己想象成国王、将亲爱的妻子想象成王后，却从没有什么障碍。

　　国王和王后有两位王子，四口人生活得相亲相爱，休戚与共。至于烦愁，他的阅读经验告诉自己，世界上从没有无烦无愁的国王，他们的烦愁比自己还多还大还要命呢！他明白自己的想法很阿Q，却又觉得阿Q精神有时候对于底层人挺好。如果完全没点儿阿Q精神，日子里岂不是只剩下愁苦了？

　　此时此刻，他头脑里连点儿阿Q精神也没有了，不仅因为大屋桌上放着楠楠的骨灰盒，还因为他想到了监狱。十二年牢狱生活，他见过了太多忧伤、愁闷和眼泪。他度日如年，盼着出狱，也是希望早日摆脱那些负面情绪的影响。现在他终于出狱了，自家的不幸姑且不论，他的所见所闻几乎桩桩件件仍与忧伤、愁闷和眼泪纠缠不休。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与他亲如兄弟姐妹的朋友们，也几乎都被人生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杆来，一个个无法顺畅呼吸了似的。

　　在这个静静的夜晚，他似乎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沉重的喘息声，他想象得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即使在睡觉时身心也难以放松——而这又与睡姿无关，一夜改变多少次也无济于事。对于他而言，监狱里与外边的区别仅仅是——在监狱里有些人要强忍眼泪，装出心态良好的样子以取悦管教们，而外边的众生想哭就哭，想发泄就可以有限度地发泄一通；监狱里有些人真有忏悔之心，而监狱外有些人的内心只有对现实的愤懑。

　　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悄悄爬起，披件衣服，走到大屋吸着了一支烟——扭头看见楠楠的骨灰盒，捧起来，贴胸抱着坐在小凳上。

　　他也想哭一通，为自己白坐了十二年牢，水中捞月一场空的遭遇，也为许许多多别人家的忧伤、不幸与憋屈。

　　那时，周家的另外三口人也都住下了。周聪还回蔡晓光的老宿舍去住，自己走去的。周玥住到郝冬梅的宿舍去了，冬梅在北京将钥匙交给了她，晓光开车送她过去。

　　在母亲、舅妈冬梅和表弟周聪看来，周玥对周楠之死这件事的表现很古怪，古怪到令三位亲人匪夷所思的程度。若说她并不怎么悲伤吧，三位亲人都觉那是不对的，因为她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分明比他们还悲伤。但她却常常说出一两句叫他们惊愕的话，让他们一致感到不合时宜，甚至不合情理得过分。那类话她一次也没当着郑娟的面说过，仿佛母亲、舅妈的意见全都是错的。就连郑娟拒绝接受十万美金这件事，她也认为都怪他们。如果说在陪伴郑娟的亲人之间闹过什么别扭，那也完全是由周玥引起的，她似乎成心与他们闹别扭。在回国途中，包括周蓉在内的三位亲人都尽量少与她说话。从北京回来的列车上，母亲和表弟都不太理她——他们的不满达到了极点。

　　周玥躺在床上时，无边的悲伤再次涌上心头，她忽然想放声大哭。她的古怪表现是由于心中郁积了种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和憋屈。

　　周玥不敢哭出声来——那是高校教职工宿舍，天黑以后忽然从谁家传出一个女孩——不，一个女人的哭声，肯定会使四邻不安。何况左邻右舍一定知道，郝冬梅去北京了，她家是不该有什么人的。

　　周玥也明白，自己早已过了被视为女孩子的年龄，自己是一个女人了。如果母亲对她与周楠的态度并没发生过改变，那么她的初恋虽在心头留下伤口，但应已结痂了。她同样会因周楠表弟的死而万分悲痛，却将是不一样的悲痛。问题是就在法国时，母亲对她与周楠表弟的关系确已发生了态度转变，而这又使她继续做起玫瑰梦来，绣着高级蕾丝边的玫瑰梦。

　　结果却是那样，悲痛也就太不相同了。她的悲痛远远超过母亲、舅妈冬梅和表弟周聪，一点儿都不亚于舅妈郑娟，郑娟却是亲人们呵护和关爱的中心人物。

　　不但别人，亲人们也没有任何一人认为她同样更需要呵护和关爱。她竖抱枕头，将脸压在枕上，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哭一会儿，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第八章

　　周蓉随蔡晓光去了奖给他的楼房里。

　　当她在卫生间淋浴时，蔡晓光几次敲门。他没想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下，她居然会将门插上。

　　第一次她问：“敲门干什么？”

　　他说：“想和你一块儿洗。”

　　她说：“这么小的地方，怎么洗得开？”

　　他说：“能洗得开。”

　　她说：“胡思乱想，别说洗不开，洗得开也不行，我可没你那种毛病。”

　　当年，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的人仍很有限。政府十多年前盖起来的公房，卫生间都挺小。普通中国人头脑中，不可能产生要在家中洗上热水澡的念头。蔡晓光属于本市有条件超前体会好生活的人物之一，刚有电热水器上市，他便捷足先登了。

　　周蓉在法国养成了每天至少淋浴一次的习惯。在法国任何一座城市，只要是付费居住的地方，淋浴根本不是问题。如果住的是朋友家，淋浴条件往往还更好。可以说，她已经是一个享受淋浴喜欢淋浴的女人了。

　　淋浴能使她减压，女儿在美国以及回国途中的表现又让她有心事了。她和女儿同时成为无业者，这也让她高兴不起来——虽然母女俩终于踏在祖国的土地上了，这本该是欢乐之事。

　　周蓉一路上多次想，要坚决改掉喜欢淋浴的嗜好。是的，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乐于享受淋浴，肯定是一种坏毛病。十二年前，在她任副教授的那一所省属重点大学里，教职员工的福利待遇已经算很好，男女教职工也只能分单双号到公共浴池洗澡，每人每月最多限购十张澡票。不够用的话，对不起，即使您是校长、书记，那也只能自己另找地方去洗。曾经就有一位校长因为在公共浴池多出现了几次，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批评为有官僚特权思想。

　　所以，晓光一说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她简直有点儿喜出望外。

　　晓光第二次敲门。

　　“又干什么呀，你？”

　　“上厕所。”

　　“能忍会儿不？”

　　“这……可以吧。”

　　“那就忍会儿。”

　　当她洗完澡，面对镜子擦干头发时，居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白发似乎少了些。她难以相信地俯镜细看，其实并没有少，是灯光暗的原因。

　　镜子中她的脸，除了肤色黑了点儿，眼角有了不细看不易看得出的皱纹，轮廓还是当年那张美人儿脸。她的身材也还是非常的苗条，足以让许多同龄女性羡慕嫉妒。上苍对她这样的女性真是太偏心，赐予了她们美好的容貌、身材和智慧，而且非常大度，迟迟不肯收回。

　　头发却依然是个问题——否则，上苍也太不公平了。要不要为他染染呢？他当然是蔡晓光。

　　她正这么寻思着，蔡晓光第三次敲门了。

　　她围着浴巾刚一迈出，眼前蔡晓光的样子让她一愣。他身上披裹着花薄被，像和尚披着架装那样。

　　已经立秋了，到了盖薄被的季节，但他的样子还是使她笑出了声。

　　“你这是干什么嘛！”

　　“你急死我了！”

　　“那快进去吧。别披着被，看弄湿了，给我。”

　　她从门口闪开了。

　　他却一把从她身上扯下了浴巾，像巨大的花蝴蝶展开翅膀那样展开薄被将她一裹，旋了几旋转到床前，压着她倒在床上了。

　　她问：“你不去卫生间？”

　　他说：“是借口。”说罢，急欲吻她。

　　她用手挡着他的嘴，不无惭愧地说：“我都不习惯了。”

　　他将她那只手按在她脸旁，胸有成竹地说：“我是位好教练。”

　　事实证明，他一点儿也没自夸，而她是过分谦虚了。

　　一阵令二人都陶醉不已的长吻后，她内疚地说：“欠你欠得太多了，太久了。现在，完全彻底地给你。”

　　他说：“理所当然。”

　　不知为什么，应是干柴烈火之事，他却举而不坚，白忙活了半天，还急出了一身汗。

　　“乖，趴这儿，先跟我说会儿话。”

　　他就有几分害羞地将头伏在她胸上了。

　　她见床头柜上摆着烟和烟灰罐，又说：“我想吸支烟。”

　　他说：“吸吧。”

　　她吸了两口烟，用另一只手抚弄着他的耳朵说：“你呀，你太宠我了，对我们周家的人也太好了。这世界上没有多少丈夫心甘情愿为一个妻子坚守空白了十二年多的婚姻，反过来的事倒是有的，现代社会里的例子也不多。你究竟为什么啊？”

　　他说：“我也多次这么问过自己，至今没太想明白，或许因为，我想证明女人能做到的事，男人照样能做到吧。”

　　她说：“对于男人太不容易了，你何必这么自虐呢？”

　　他笑道：“倒也不是，我的坚守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坐怀不乱的坚守。我得坦白交代，我是守而不忠。”

　　她也笑了，戏谑地问：“记得清几个吗？”

　　他说：“四个，平均三年才一个啊，多吗？”

　　“多倒不多，但愿性质都不太恶劣。”

　　“放心，我有原则的，没一个是有夫之妇，都是两相情愿，绝没留下后遗症。”

　　“这我信，是你的风格。”

　　“你呢？”

　　“为你守身如玉。我也只有守身如玉，才会觉得总算报答了你一点儿。”

　　“那对你反而不公平了。”

　　“那也还是对你不公平。想当年，为了成全我和冯化成，你做过我男友替身。我从贵州到北大再回本市工作，离婚了，有女儿了，可你还在单身。这也是由于我的原因吧？”

　　“不完全是由于你的原因，也是由于我父亲那事，但……”

　　“说下去。”

　　“你离婚了，又回到本市，即使那时我已结婚，估计也会为了想与你做成夫妻而离婚的，那还不如我仍是单身汉好呢。”

　　“有了孩子，你也会离婚？”

　　“那会很纠结，可能也会很痛苦。”

　　他从她手中取下烟，替她摁灭在烟灰缸里。

　　“究竟是我的哪一点将你诱惑成这样呢？”

　　“这话问的！你当年是大美人儿嘛！世上美女很多，爱读书的美女太少，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美女少之又少，你是美女中的珍品。我为珍品而痴，这是值得的。你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不是有幸认识了你，我今天会在干什么呢？沾我父亲那点儿有限的光，当个处长副局长的，我又不是你哥那种一门心思想把官当好的男人，当不好还不等于在官场上瞎混？瞎混着能当成多大的官？混到副局级肯定混不上去了啊，那有多大意思？再不就走经商的路啰，我不喜欢与满口生意经的人打交道。如果不是认识了你，我的人生也不过就有前面那么两条路可选。幸亏认识了你，现在我成了导演，尽管想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太难了，但毕竟还是我喜欢做的事。”

　　“可现在我已经五十几岁了呀。”

　　“我也五十几岁了啊。除了头发白了不少，你还是大美人儿，从现在起，咱俩要相亲相爱啊，否则你可就真的对不起我了！”

　　实际上，十二年前，她就听过他的多次表白。十二年后，再一次听他那么说，她还是被他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得春心荡漾。

　　她捧起他的头，主动给了他一次深吻，之后仍捧住不放手，凝视着他说：“反正我觉得，你爱我就像我弟爱郑娟爱得那么傻气，这是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想不明白的。”

　　“那就别想了呀！秉昆在爱郑娟这件事上一点儿都不傻，我太理解他了！我也太嫉妒他了，他享受的爱比我多得多！”

　　“我会补偿你的。”

　　那时，她的样子像洞房中年轻的新妇似的幸福又妩媚。

　　他也重新干柴烈火起来。

　　郑娟的状况很不好。

　　如果秉昆不和她说话，她就整天一言不发。他不叫她一块儿吃饭，她也不知道饿。口干得嘴唇都裂了，秉昆不将水杯递在她手里，她竟不知道喝口水。他让她干什么，她还是肯干的，并且能干好。干完了就坐在一个地方，望着楠楠的骨灰盒发呆，要不就捧着发呆。秉昆想将骨灰盒藏起来，可骨灰盒也不是东藏西藏的东西啊。那么一个破家，没什么适当的地方可藏啊！

　　郑娟的状况让秉昆常常躲开她，独自唉声叹气。

　　一天，周蓉和蔡晓光来看他们，也没能让郑娟变变样子。他俩也认为郑娟的状况实在堪忧。

　　秉昆对姐姐周蓉说：“我真怕她以后变得像咱妈生前那样。”

　　周蓉说：“咱妈生前也并不是她那样，咱妈是另一种状况，爱热闹，话多，只不过都是些疯言疯语。”

　　晓光说：“你俩小声点儿。”

　　秉昆说：“她不注意听咱们说什么。”

　　晓光生气地说：“你怎么知道？万一她句句都听到了呢？”

　　他一手拽一人，将姐弟俩扯到了小屋。

　　秉昆又说：“姐，咱们把她送精神病院检查检查吧！”

　　周蓉没表态，看着晓光。

　　“胡闹！我反对！坚决反对！从今往后，周家的大事，你们都得听我的。”晓光说。

　　秉昆说：“我是愿意听你的，那也得你有好建议啊！”

　　晓光说：“我这不是在想嘛！”

　　周蓉对秉昆说：“别急，容你姐夫想想。”

　　姐弟俩就看着蔡晓光想。

　　晓光忽然说：“怎么忘了咱们还有一个亲人！”

　　姐弟俩莫名其妙地互相看起来。

　　晓光眼睛发亮，急切地说：“就是郑娟的弟弟光明啊！”

　　“光明……”

　　秉昆缓缓坐在炕沿回想起来——如果姐夫不提，他早已忘了郑娟还有那么一个瞎眼的弟弟。

　　周蓉问：“就是……那个出家的？……”

　　她没见过光明，甚至也没听弟弟提起过，只听郑娟提到过两次。

　　周秉昆因为自己对光明的遗忘，内心里顿生自责，疑惑地问：“光明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晓光说，秉昆在狱中时，自己去看过光明一次，还陪郑娟看过几次，是几年前的事了。近年来自己成了忙人，没再去过，估计郑娟有了工作后也没去过。他听说，光明成了北普陀寺的名僧了，治好过许多人的腰腿病和颈椎病，还治好过一些人的抑郁症，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依他看来，郑娟也就是因悲伤过度而精神抑郁了，如果送她到寺里住些日子，由光明每天劝劝她，肯定会好起来。

　　周蓉说：“秉昆，听你姐夫的吧。”

　　秉昆说：“姐夫，越快越好。”

　　晓光说：“北普陀寺毕竟是佛门净地。女人去找光明看病行，住在寺里肯定不行。郑娟是光明的姐姐，估计也可能例外。何况是为了治病，也不久住。我得先去跟光明说说，他也得向老和尚们请示，咱们耐心等几天。我必须提醒你们，见了他，不能再叫他光明了。当时他出家时，住持说他的名字气象太大，不是他能担得起的，不改恐怕对他不利，就给他起了个僧名叫萤心，萤火虫的萤。这样的僧名低调多了，挺诗意的。咱们与他虽是亲戚关系，没有其他人时叫他光明可以，当着外人的面最好也称他萤心师父。”

　　姐弟俩连连点头。

　　秉昆请求地说：“姐夫，你明天就去说吧！”

　　周蓉说：“别强迫你姐夫。”

　　晓光扳着指头数了数日子，肯定地说：“明天我有时间去。”

　　姐姐和姐夫走后，秉昆问郑娟：“你想不想光明啊？”

　　郑娟也像晓光似的双眼一亮，立刻回答：“想。”

　　秉昆说：“那，过几天送你到他那儿住一段时间，你愿不愿意呢？”

　　郑娟眼中的亮光瞬间黯淡了，恓惶地问：“你不愿要我了？想让我也出家？我不当尼姑。”

　　她的话说得秉昆鼻子酸酸的，抱住她，亲了她的脸一下，爱意绵绵地说：“我怎么舍得让你当尼姑呢，光明那里是寺，又不是庵，只是觉得你作为姐姐，应该经常去看看他，他也是咱们的一个亲人啊。”

　　郑娟问：“你陪我？”

　　秉昆说：“我得开始找工作了啊，以后再和你一块儿去看他，行不？”

　　郑娟孩子般懂事地点头。“那，说定了？”

　　她又默默点头。

　　秉昆就又亲了她一下。

　　她说：“光明那里好，树多，春天去更好，许多树都开花。还有水塘，塘里还有鸭子和鹅。生的蛋和尚们不吃，送给去看病的人。他们也养鸡，从不圈起来，任那些鸡在寺外的林子里生蛋，林子里有他们为鸡搭的窝。和尚们只定时喂喂鸡，捡捡蛋，别人偷蛋他们从不生气。还养了两匹马，是信徒捐的。听说起初要捐辆小汽车，和尚中没有会开车的，就谢绝了。”

　　光明引起了她那么多话，尽管她说时并不看他，自言自语，目光依然发呆，秉昆心里还是高兴极了。

　　三日后，两口子正吃午饭，几个孩子忽然闯入，大呼小叫：“来了来了，就到你家门口啦！”

　　“赶马车来的！”

　　“你家怎么总来人呀？”

　　虽然孩子们并没说“和尚”二字，秉昆立刻断定是光明来了。

　　他放下碗筷，对郑娟说：“你弟到家门口了，得迎迎。”

　　郑娟一听，也放下碗筷，起身就要往外跑。

　　“姐姐，姐夫，我是萤心，可以进吗？”门口传来问话。

　　两口子一听到光明的声音，都不往外走了，互相看着，仿佛都是叶公，真龙就在门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

　　“进吧，进吧！”

　　“没错，就是这家！”

　　“不骗你！”

　　孩子将光明推入屋里，光明身后跟着另一个和尚，看上去比光明年龄大，五十来岁。

　　两个和尚来到光字片，孩子们很亢奋，像看两位神仙似的，无限崇拜地看着他们。

　　另一个和尚双手合十，对秉昆深鞠一躬，礼貌之至地问：“打扰两位施主了，十分冒昧，敢问宝宅是否便是……”

　　不待他的话问完，秉昆连声回答：“对！对！……”

　　郑娟早已扑向光明，抱着他哭道：“光明，光明，姐想死你啦！……”

　　“阿弥陀佛，为僧祝施主夫妇二人依托佛缘，排忧解难，吉星高照。”那和尚言罢，又双手合十深鞠一躬，倒退而出，在门口将屋里的孩子们也招了出去。

　　屋里一时肃静，只闻郑娟低泣之声。

　　或许因了那位和尚的话，或许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作用——总而言之，周秉昆看着光明，顿觉自己的家蓬荜生辉，吉光呈现。

　　自从十几年前光明在春燕那里有了份工作，能自食其力了，周秉昆就再没怎么关心过他。在狱中的十二年，竟很少想到过他。正如他的哥哥姐姐对周楠这个侄子的亲情只是一种表现，他后来对光明这个“内弟”的爱心也大不如前。不论男女，一旦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感情的触须几乎必然就短了一些；有了自己的儿女后，就又短了些。有的人甚至变得眼中只有老婆孩子或丈夫孩子，渐渐六亲不认起来。对从前的朋友、哥们儿，也往往只以利用价值的大小来决定交往的亲疏远近了。周秉昆并非那类人，入狱前他想到光明时都认为，出家也许真是他最好的归宿，以后他们夫妻二人也许就不必为他操什么心了，谢天谢地。确实，如果不是三天前蔡晓光提到，他差不多已忘了亲人中还有一个光明。

　　亲情——草根阶层赖以抵挡生活和命运打击的最后盾牌，在艰难时代的风霜雨雪侵蚀之下变得锈迹斑斑，极易破损。周秉昆这么重感情的人，也难以例外。

　　有了“萤心”这一法号的光明，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举着彩色玻璃片感受阳光的盲少年了。他的个头并不算高，更谈不上强壮。与他相比，陪伴而来的那名老和尚倒是既高又壮。

　　光明也就一米七三或七四，不会高过一米七五去。他的身材显得更单薄，栗色的旧僧衣穿在他身上一顺到底，哪儿也不突哪儿也不鼓，就像他的双肩是衣服架子，而下边是空的。不过，他的旧僧衣倒是长短合身，洗得干干净净，似乎着身之前熨过。他没打绑腿，同样洗得褪色的浅蓝色筒裤下是双半新半旧的黑布鞋，白袜子衬得更白。他背着一顶旧草帽，看上去不曾戴过。日子还是九月，中午的阳光挺强，他的光头上却没有出汗，头顶的戒疤清清楚楚。他的脸瘦削，眉形整齐，鼻梁端正，唇廓分明，微微闭着双眼，因为被晒了一路，满面红光。

　　光明一手持根细长的探路竹竿，显然用了多年，变得微黑；另一只手臂垂着，就那么一动不动伫立，任凭姐姐抱着他哭泣。

　　“阿弥陀佛，姐姐不必这么悲伤，楠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他是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好。我和他偶有交流，他让我转告你们，他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福。”

　　听了光明的话，郑娟居然止住了哭泣，转身找毛巾擦泪。

　　如果那话是别人说的，尽管是善意，对安抚妻子也很起作用，周秉昆的理性也会告诉自己那纯粹是迷信；由眼前已是和尚的光明说出，他却不敢不接受。这个想法一冒头，又立刻被理性的棒子打得没影了。

　　“你……光明啊，姐夫还能叫你光明吗？叫你……那个萤心，我很不习惯……”他语无伦次起来，窘得满头出汗。

　　光明说：“佛心人心，二心相近相亲，是为心心相印。出家人虽戒七情六欲，但父母养育之恩手足牵挂之情、朋友互助之谊，也是不敢轻慢的。佛解此伦、认此理，姐姐姐夫仍是我的姐姐姐夫，萤心随姐姐姐夫怎么叫都行。”

　　光明说话之声，与常人很是不同。不是秉昆听来那样，而是事实如此。他的语调平静得出奇，语速较常人缓慢得多，不是边说边想、字斟句酌的那种缓慢，而是一种有情有义却不带丝毫情绪、异乎寻常的平静。

　　郑娟不知为什么进到小屋去了，还放下了门帘。

　　秉昆傻傻地问：“光明，咱俩十几年没见了，姐夫……也想抱抱你……”

　　是的，那时他此念难退，仿佛不与光明拥抱一下，不足以证明二人还是亲人。

　　光明直竖一掌，微微躬一下身，仍闭双眼，却粲然笑道：“萤心口渴，姐夫何不赐弟弟一碗水喝？”

　　秉昆赶紧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他。

　　不知他真渴假渴，只喝——不，那是一种出家人才有的喝法，一种戏剧舞台上有身份的人从容不迫的斯文喝法。他只喝了两口。

　　秉昆刚接过碗，光明又说：“姐夫，萤心奢求一坐。”

　　秉昆放下碗，赶紧将椅子从饭桌旁挪开，摆在光明身边，扶他坐下。

　　“谢姐夫，姐夫何不相陪而坐，与萤心叙叙家常？”

　　秉昆赶紧将另一把椅子摆在光明面前，端端正正坐下。

　　“好，好。”

　　光明将草帽取下，置于膝上，一手仍轻握竹竿，端坐如松。

　　于是二人聊了起来。秉昆原本说话就慢，不常快言快语，但他说话是很情绪化的，即使不动声色，喜怒哀乐也由语调带出。听别人说了他不爱听的话，自己说一句噎人的话，能将对方顶得如同撞墙。受光明的影响，他尽量平心静气地聊。

　　他说：“大老远的，你何必亲自来呢？晓光有车，他会开车送你姐的嘛。”

　　光明说，既然姐姐想他，他当然要亲自来接，他也想这个自己曾与周楠、周玥和大婶共同生活过的家了。他没与周志刚和周秉义、周蓉生活过，却说：“我能想象出他们的样子。”

　　秉昆不禁好奇地问：“那你说说他们什么样。”

　　光明回答：“好人相貌。世上好人，相貌皆有相似处，坏人各有各的坏相貌。我虽看不见，听谁说几句话，头脑里立刻就有他们的相貌了。即使与他们本人相貌有些不同，却也差不了太多。”

　　秉昆又问：“那你能说说你晓光姐夫什么样吗？”

　　光明想了想，缓缓地说：“晓光姐夫……”

　　这时，郑娟从小屋出来了，换上了国庆节才舍得穿的衣服、裤子和鞋，挽着个包袱，催光明动身。

　　秉昆很有意见地说：“你看你，急什么呢？我和光明有话正聊着。”

　　郑娟说：“我弟他们肯定还没吃午饭，咱家的饭他们又吃不得，我跟他们早点儿走，他们不是也能早点儿吃上口饭吗？”

　　她不但话语多了，而且说得句句在理。

　　秉昆眨巴几下眼睛，无话反对。

　　光明说他们不会挨饿，带着干粮呢。嘴上这么说着，却已站了起来。

　　郑娟忽又要洗把脸。

　　她洗脸时，光明对秉昆说：“周蓉姐姐既已回国，必然面对重新找工作等事，如果她能多听听晓光姐夫的意见，肯定对她是好的。”

　　秉昆就说会转告他们。

　　光明问：“这屋里的炕，还在吗？”

　　秉昆说：“在，哪里敢拆！冬天靠它才能睡在暖被窝里啊。”

　　光明又问：“还好烧吗？”

　　秉昆说：“年年破开炕面清除烟道里的烟油嘟噜，烟行顺畅，挺好烧的。住在这倒了八辈子霉的光字片，不知何年何月是个头。”

　　光明竖掌道：“阿弥陀佛！古往今来，人间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道不变，佛亦无奈。佛法无边，并不是指佛能力转天道。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谓巨变，无非是又换了一茬茬权贵而已……”

　　光明话还没说完，郑娟洗罢脸走过来，往光明身边一站，又连声催促：“走吧，走吧，别跟他说那么多了，你的话他不会懂的。”

　　秉昆见她居然怀抱着楠楠的骨灰盒，吃惊道：“你别把那个也带去啊！”

　　郑娟说，她觉得楠楠也想舅舅光明了。

　　秉昆不依。

　　郑娟非带不可。

　　光明说：“让我姐姐带着无妨。”

　　秉昆这才不作声了。

　　光明将草帽戴在姐姐头上，秉昆替郑娟挽着包袱，另一只手牵着光明的手，三人接踵出门。

　　隔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在秉昆家斜对面，一棵大杨树下，拴着北普陀寺一辆马车。那大白马非常强壮，背宽臀圆，显然饲养得很好，正细嚼慢咽着麻袋里的草料。车上盘膝坐着另一名和尚，闭着眼，手捻佛珠，念念有词，低声诵经。他身边卧条大黑狗，黑瞎子那么大个儿的头，下巴颊儿平伸，舒舒服服地贴着两只前爪，也闭着眼，垂着巴掌大的耳朵，似在犯困，也似在倾听。那些孩子们有的坐在车板边儿上，有的上身伏在车板上，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和尚，一个个特别着迷的样子。

　　孩子只要自由，便是好奇和无忧的。聚在一起时尤其那样，他们出生于光字片一户户穷人家里，成长在光字片的脏街破院内，便以为人间原本如此，处处如此，对贫困相当无感，不像大人们那样有种种烦愁、愤怒和诅咒，只顾亨受着有限的成长快乐。

　　三人一到，车上那和尚便停止了诵经，大黑狗也精神了。

　　秉昆怕郑娟被狗咬了，嘱咐她小心提防。光明说不必怕，那狗区分得出好人坏人，对好人很亲。

　　郑娟就对狗说：“那你是条好狗，坐我边上来。”

　　大黑狗仿佛听得懂人话，在车上伸了伸懒腰，乖乖地卧在郑娟身边了。

　　秉昆问那赶车的和尚：“路上交警不会找你们麻烦吧？”

　　那和尚一边解缰绳一边说：“不会的，他们的领导也常到山上请萤心师父按摩，顺便还烧香拜佛。”

　　光明说：“姐夫独自在家，多多保重。”

　　赶车和尚将鞭鞘往马颈上一抚，马车走了。

　　秉昆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内心好不是滋味儿。二十八年前，郑娟、光明和楠楠是一家人。秉昆出现在太平胡同他们的“窝”里，像一只非洲鼬鼠受到鹰隼的惊吓逃入了另一窝同类的洞。后来，他开始以拯救者的姿态，频频进入他们的生活，称心如意地成了郑娟的丈夫。现在，谁拯救谁已无法说清，他们同时离他而去，一个是永远一个是暂时一个皈依佛门，原本的一“窝”人又聚在一起，就在那辆远去山寺的马车上。家里今晚将只剩下他一人，形影相吊，这可是从前不曾发生过的事！从前那个家里还有妈，还有远方的爸。每天都能见到妈，让他觉得家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好的地方；远方有一个爸，便知道自己是一个双亲健在的儿子，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现在爸妈没了，自己不再是儿子，而是一个父亲，一个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也不再是任何人的拯救者，没有了工作，沦落到了希望别人拯救自己的地步……

　　“郑娟，你可别不回来呀！”他喊了一声，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郑娟真的不会回来了。

　　一些孩子听了他的喊声，不再望远去的马车，纷纷仰脸看他。

　　一个孩子小声问：“她真不回来了，你可咋办？”

　　他将目光收回，依次看着每一个孩子，不由得摸了一下问话的孩子的头，终于说道：“你们可得好好上学啊！”

　　孩子们都很困惑，觉得这个光字片的大伯真是怪怪的——自己的老婆坐着两个和尚的马车走了，回不回来是不是自己的老婆还不一定呢，怎么一下扯到我们好好上学的事上去了？

　　那天夜里，周秉昆梦到楠楠了。

　　楠楠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服，意气风发地问他：“爸，替我高兴吧！”

　　他紧紧抱住楠楠，脸贴脸之际，才看出抱的不是楠楠，而是骆士宾。

　　骆士宾阴笑道：“我的儿子，到头来必然是我的儿子！我在哪儿，他也将在哪儿，绝不会和你在一起！”

　　骆士宾说罢双手扼住他的脖子，二人搏斗起来，又从什么高处一块儿坠落……

　　他惊醒后出了一身冷汗，听到大屋里分明有响动。

　　“谁？……楠楠，是你吗？……你有话要跟爸说？”

　　他并不迷信，那会儿却迷信起来，但愿鬼魂之说是真的。

　　大屋里的响动是确确实实的，绝非幻听，也绝非老鼠能够弄出的声音，更不会是小偷潜入，小偷才不会光顾光字片的人家呢，偷不到什么值钱东西。

　　秉昆穿上裤子，披上衣服，一心指望能在大屋里见到楠楠的鬼魂。如果见到骆士宾也不怕，他不想与他相互憎恨下去了，倒是想向他忏悔。归根到底，他承认十二年前的事自己没处理好。

　　大屋的炕上，有双绿莹莹的眼瞪着他。

　　秉昆也没害怕。他开了灯，见是一只老猫趴在炕上，毛发脏乱，看上去流浪很久了。他断定是他家的猫。黑白相间，十二年前他家养过同样模样的一只小猫，是老早养过的一只老猫的后代。因为两个儿子都喜欢，郑娟没将它送人。

　　那也确实是他家养过的猫——花花。

　　后来他入狱了，楠楠出国，聪聪上大学，郑娟当区委的清洁工了。它经常挨饿，有时在外边却进不了家门，从有一天起就再不回来了。

　　它已太老啦，也许还病了，再做野猫就没法活下去。恰巧周秉昆晚上忘关了通风的小窗，它便进屋了。

　　对它而言，周秉昆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既然这个陌生人在它曾经的家里，智商似乎在告诉它，他是不会伤害它的。

　　它冲他喵喵叫了几声。

　　周秉昆赶紧到厨房去找出半截肠，掰了半个馒头放在它跟前。它嗅了嗅，没吃，又冲他喵喵叫几声。他见它肚子瘪瘪，断定它不可能不饿，就将肠和馒头切碎，用温水泡了，握成食团放在盘子里，再次放它跟前。它这才吃了，却吃得很少。喂它温水，它也只舔了几下。他爱怜地抚摸它，它没躲。他就找出一把缺齿的木梳，轻轻梳理它那一身乱七八糟的毛。那把木梳专为它保留着，秉昆出狱后刚回家的一天，他发现了想扔掉，郑娟不许扔，说如果哪天花花回来了还用得着。

　　周秉昆从头到尾将花花的一身乱毛梳理光顺，又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擦它的眼角，再用湿抹布擦干净它的四爪——他那么做时，它很老实。

　　他说：“爸妈都没有了，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是不是？自己的儿女都不管你了，是不是？很孤单，是不是？……”

　　他说一句，花花喵一声，仿佛与他对话。

　　他忽然觉得像在说自己，同病相怜，更觉得伤感。

　　“那就别趴这儿了，跟我就伴睡吧。”

　　他将它抱起来，关上通风窗，回到小屋里，放在被褥旁。

　　花花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卧下去一动不动，一副感恩不尽、不嫌不弃的样子。

　　周秉昆早上醒来时，花花已经死了。

　　他带上锨，打算找个地方把它埋了。迈出家门想了想，不再往外走，就在小院里的老丁香树下挖个坑葬了它。当年那棵小丁香树也长大了长老了，由于缺少侍弄，死杈杂多，叶子稀疏，春天里开的花也少了，半死不活，如同光字片在穷困的日子耗尽了气血、未老先衰的父母们。

　　培土之后，他说：“这里终究也是过你的家啊，就长久地睡这儿吧，以后再也不必受苦受难了。”

　　其实，他并没有说出来，只不过是心里那么想。

　　他又想，长久是多久呢？

　　进而，他又想到了光明的话。

　　周聪从蔡晓光那里知道，家中只剩下父亲了，于是每晚住了回来。

　　秉昆不能不考虑楠楠的骨灰安葬问题了，毕竟入土为安啊！

　　一天晚上，他与周聪谈起了哥哥周秉义的嘱咐。

　　周聪说，大伯的主张他完全同意。他也放在心上了，想自己把墓地的事协调好，但那家人变卦，又不肯转让他们为自家老人预订的墓地了。

　　秉昆问，是不是人家还没另外选好墓地？如果是那样，不能催人家，只能再等等。

　　周聪说，据他所知，人家对已经预订的墓地并不满意，已买下了新墓地。

　　秉昆就不明白了。

　　周聪说，对方主要是想多卖一些钱。

　　秉昆说，那也可以理解。人家先买下的嘛，转手卖高价，咱们只能认，就将哥哥周秉义愿意出钱的事说了一遍。

　　周聪说出了一个钱数。

　　秉昆吓了一跳——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没法向哥哥开口。

　　周聪说：“爸，那就只能在你的朋友之间借，我也在我的同事之间借。”

　　秉昆说：“你那些叔叔谁家的日子过得不紧巴？向他们开口不是难为他们吗？我也不同意你在同事之间借，刚参加工作不久，怎么好向同事借钱呢？这事暂时搁搁，以后再考虑吧。”

　　郝冬梅从北京回来了。

　　她还没有正式调到北京去，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是学校特批，按探亲假报销路费。她在学校还管着一摊子事，不能离开太久。

　　冬梅欢迎周玥继续住在她那儿，但周蓉不同意，她逼着周玥住到晓光那间老宿舍去了。

　　周聪心中有些不快，他认为姑姑动了心眼，为的是将姑父的两处房子占稳了。

　　“你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你大伯在本市没房子，他以后回来时，不住你大婶那儿，往哪儿住？次次住宾馆？如果你表姐还住你大婶那儿，你大伯回来看你大婶，多不方便？你姑是为你大伯大婶考虑的，你怎么可以那么猜疑她？”听了周聪的牢骚，周秉昆立即批评了他一通。

　　可周聪说，晓光姑父曾答应过他，那间老宿舍可以留给他结婚以后住。

　　“你求他了？”

　　“没求过。”

　　“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不是喝醉了？”

　　“有点儿醉，但也没醉到不知自己说什么的程度。那天他拍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他宴请帮他宣传的记者们，其中有我。”

　　“他当时很高兴是不？”

　　“对。”

　　“有几分醉又很高兴，他那种时候说的话你也当真？你趁早给我把他的话忘了！”

　　“那我如果结婚了住哪儿？”

　　“你搞对象了？”

　　“不算正式的，相处阶段。”

　　“你！你怎么小小年龄……”

　　“我还小吗？爸，我二十五岁了！”

　　“如果你结婚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里曾是你爷爷奶奶的家，你爸妈的家，就不可以再是你的家啦？”

　　“那我还不如不结婚了！”

　　周秉昆被顶得一愣。

　　“就算我能凑合，谁又愿意和我一块儿凑合？凑合到哪一天是个头？你就愿意你的下下一代出生在这种鬼地方啊？”

　　周聪的话，差不多句句是周玥数落过他的话。她的数落对周聪刺激很大，仿佛刻在他心上，没法忘了。

　　周秉昆气得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责骂。

　　“我表姐是要往外嫁的，我是要往里娶的。周家的房源，要先向往里娶的倾斜。我表姐应该嫁给一个有房子的男人，而不应该……”

　　“你给我住口！明明是你姑父单位分给他的房子，什么时候成了咱们周家的房源？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你表姐都是他女儿，女儿住他的房子理所当然！你在他那儿结婚能心安理得吗？亏你想得出来！你姑父无职无权，他是硬扎起一个手眼通天的架子，哪一个当官的不给他面子，他一点儿辙都没有！他为咱们周家做的贡献还少吗？以后不要再企图沾他的什么光！”周秉昆劈头盖脸地训起来。

　　周聪面红耳赤地逃也似的出了家门。

　　家中又只有周秉昆一个人了，周聪不知住哪儿去了。

　　独自生闷气时，他便想起了楠楠的懂事友善来。那时，不论吃的穿的，楠楠总是先让着弟弟，敬着父母，宁肯没自己的份儿也毫无怨言。他便又陷入深深的悲伤。

　　转眼到了国庆节。

　　前一天周蓉派周玥问秉昆，亲人们在谁家聚一聚最好？或她那里，或嫂子冬梅那里，由他定。

　　秉昆说不聚也行，何必一定要聚？要聚，那就还是在他家，不在他家他找不到亲人相聚的那份感觉。

　　周蓉认为必须聚。母女俩十二年才回国的第一个国庆，哥哥调北京去了，只有嫂子在本市，弟弟也独自在家，怎么能不聚呢？

　　晓光支持聚一聚。于是，国庆节那天上午，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秉昆家。

　　接着冬梅也来了。

　　他们各自都带着做的买的食物。

　　不一会儿，周聪也带着吃的喝的回来了。

　　为了亲人们的相聚，秉昆尽力将屋子收拾干净。他担心周聪和周玥互有嫌隙，彼此不说话，或一说话就戗着来。但表姐弟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芥蒂，有说有笑，还相互调侃，这使他又高兴起来。

　　饭桌上周玥向周聪敬了次酒，半真半假地说：“对不起了啊，表弟，表姐一回来，把你的小窝给占了。”

　　周聪说：“那是姑父给你留的小窝，我只不过借住一时，住久了还不成鸠占鹊巢了？”

　　周玥又说：“表姐日后起码也得嫁个有房子的，那时小窝还由你住。”

　　周聪说：“那时我也不住了，如果姑父和姑姑同意，让我爸妈住过去吧。他们能住像样的房子，比我自己住还高兴。我将来就在这儿成家，为周家熬到拆迁那一天。我年轻，熬得起。”

　　长辈们都赞许地点头，夸周聪是好儿子。

　　秉昆感动得差点儿掉泪，爱抚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周蓉说：“晓光，要不是托你的福，我们母女俩早没地方住了，真是三生有幸啊。”

　　晓光说：“你这是什么话呢？你们母女不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吗？秉昆刚回来我就主张他住过去的嘛，是他自己不肯啊！”

　　周玥又说：“爸，幸亏我小舅、舅妈没住过去。真住过去了，你女儿不成流浪猫啦？咱们饭桌上可得协商好，一定要容你女儿住到嫁出去那一天为止！”

　　大家都笑了。

　　只有晓光没笑，这是周玥第一次叫他爸。十二年前，她最给面子的时候也只不过叫他一声“晓光叔叔”，从没对他一声声“爸爸，爸爸”地说过话。

　　他扛不住周玥对他出其不意的亲热劲儿，眼眶顿时湿了。

　　大家又都向他敬酒，感激他多年以来为周家操的心。

　　二〇〇一年国庆节这天，在周家墙破地陷门歪窗斜的老屋里，第二代第三代亲人之间，在各自经历了不幸和坎坷后，浓浓的亲情再次在大家心间激荡。

　　借着酒力，人人都觉这种亲情上脸上头的。

　　秉昆忽然想到光明提到姐姐姐夫的话，就对周蓉转述了一遍。

　　晓光连连摆手道：“不敢不敢，绝对不敢。秉昆，你姐是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她是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总希望超越普通人生。而我是自认天生我辈本无用，既已无用，也就不用努着劲儿为难自己，只要活出点儿快意就好，如果还能让亲人和朋友们沾点儿光就更好。我只欣赏她，哪里敢左右她？”

　　郝冬梅一边沉思一边说：“晓光，你也别太谦虚，你今天让我刮目相看了。我认为你对亲爱的周蓉同志的两句点评很到位，对自己的总结也实事求是。人活在世，何谓普通，又何谓不普通，看来挺值得往透了想想，而你蔡晓光肯定是想过的。”她扭头看看周蓉又说：“你别生气啊，我不是在借题发挥暗讽你，我只不过觉得，晓光的话里似乎包含着什么人生的真相。”

　　周蓉红着脸说：“我没生气呀！”她又对秉昆说：“那个光明，我和咱哥咱嫂子都没见过……”

　　秉昆打断她的话说：“咱爸也没见过。咱家人除了我，再就见过咱妈，当年他还是孩子。他来接郑娟那天我才又见着了，他的话我不太能接得上茬儿了。”

　　周蓉又说：“论起来也是咱们一位亲人。可你如果不提，我心里压根儿就没他这么一个人，惭愧。也不知他听说了些什么，从谁那里听说的……”

　　晓光赶紧撇清：“我见过他的次数虽然多一些，都是为了请他按摩。经他按摩一次，我的肩颈起码轻松三五天，我可从没跟他议论过你。我做证，郑娟跟我一起看他时，也没谈到过你。”

　　周蓉说：“我不是在追究，我是认为那个光明不简单。他一次也没见过我，居然敢建议我凡事多向晓光同志学习，冲这一点，他就值得我佩服了。”

　　秉昆声明：“他并没用‘学习’这个词。”

　　周玥道：“你们长辈啊，把简单的话越掰扯越复杂了。我理解，他无非就是说我爸是个追求‘无为’的人，不看重什么，也不看轻什么。这比较符合他们出家人的思想，所以希望我妈，估计还包括咱们这些亲人都向我爸的人生观靠拢。他的话不就这个意图吗？”

　　周玥一住进蔡晓光的房子，与这个继父的关系就日渐热络。

　　周聪大声支持：“表姐，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蔡晓光也大声说：“亲人们，打住打住，咱不继续讨论了！我忽然想起一件正事，差点儿忘了，现在必须说说。”

　　他说节前又请光明按摩了一次。郑娟希望将周楠骨灰安置在山上北普陀寺地界内，由僧人们关照。光明向住持汇报了，住持征求过僧人们的意见，僧人们都欣然答应。

　　冬梅说：“秉昆，这事我不便表态。你哥也把他的主张告诉我了，我认为你不必太在乎你哥怎么想的。”

　　周蓉沉思片刻，附和说：“秉昆，这事我们的意见都不重要。你和郑娟，你们做父母的意见统一了就好。”

　　秉昆想了一会儿，低声说：“我赞同郑娟的意见。”

　　一年多前，北约的美国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民间的反美情绪强烈，国内媒体对周楠的事迹鲜有报道。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佛门并非与世隔绝，不晓得怎么一来，北普陀寺的和尚们也都知道了。

　　他们居然为周楠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寺外山坡上有片松林，当年和尚们栽下的树苗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周楠的骨灰被安放于松林之中。关于碑文，郑娟和秉昆各执一词，光明最后说：“让他成了我们和尚的兄弟吧，就刻佛门俗家弟子周楠最好。”

　　郑娟和秉昆都不再坚持，同意了光明的主张。

　　僧人们为周楠做了道场，举行法事，诵经声时起时落，围观者众多。

　　过后，北普陀寺住持对光明说：“萤心，这是我们弘扬佛法，破例安排的啊。”

　　周聪和冬梅，还有周蓉一家三口都去了。这是周家的亲人们集体亲近佛门的一次活动。

　　蔡晓光开车将秉昆和郑娟送回了家。

　　郑娟的精神好多了，一进家门就干活。秉昆一点儿都不晓得光明是怎么劝导她的，也不问。

　　第二天早上，秉昆醒来时，郑娟早已醒了，正侧身看着他。

　　他问：“睡得好吗？”

　　她说：“好，梦到了一个人。”

　　他问：“谁？”

　　她说：“你师父白老师，他问我秉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还说想你了，你应该抽空去看看他。”

　　“我也想他了。”秉昆说。

　　是的，他几次想起师父白笑川来。由于周楠出事，他没心思看望。郑娟也丢了工作，原因是请假时间太长，有人顶替她了。能在区委当清洁工不容易，当年要不是他入狱，周聪上小学五年级，全家陷入困境，曲老太太伸出援手亲自出面介绍，郑娟是干不上那么好的一份工作的。那种岗位，一旦有人腾出位置，呼啦一下就有不少人争取。郑娟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多大力气，再想找到一份工作谈何容易？一家三口仅靠儿子周聪的工资过活，无论如何不行，周秉昆打算自己先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之后再去看望师父。

　　一天，秉昆去找国庆，天黑了国庆还没回家，吴倩说国庆和赶超凑了笔钱，两家又各自借了点儿，合买了一辆带电瓶的大型脚踏三轮车，搭伙“拉脚”——将货物运来送去的一种私活。

　　秉昆本希望国庆能带着他去“蹲马路牙子”，听吴倩说国庆已与赶超搭伙了，就没好意思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吴倩让他给蔡晓光带个话，表示感谢。她当临时工的那家塑料盆厂最终还是黄了，后来虽然也生产过塑料暖瓶外壳、餐桌垫什么的，还是没有撑下去。正在她走投无路的几天里，一家新落成的私营宾馆居然派人找上门来，说蔡晓光是老板的朋友，通知她先去试用一个时期，做客房卫生服务员。

　　她说自己挺珍惜那份工作，还说：“你姐夫面子真大，帮人帮得也真卖力。”

　　周秉昆本打算接着再去求姐夫蔡晓光，吴倩的话将他的第二条路也堵死了。想到自己训儿子周聪的一番话，他决定暂不给姐夫添麻烦了。人家刚刚落实了吴倩的事，自己怎么好意思又去相求呢？他想如果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份活干的话，那也得先求师父白笑川，后求姐夫蔡晓光。

　　周秉昆正要走，国庆回来了——脖子上围着脏毛巾，肩搭秋衣，跨栏背心前后都湿了，脸和胳膊晒得很黑。

　　吴倩从国庆手中接过上衣，心疼地问他累不累。

　　国庆疲惫地说：“还行。”他冲秉昆笑笑，往炕沿一坐，上身随之仰躺下去。

　　吴倩从他脖子上抽去毛巾，吃惊地问：“天都开始凉了，你怎么围湿毛巾？”

　　国庆闭着眼说：“总出汗，总擦，可不湿呗。”

　　吴倩说：“快起来，把湿背心脱了，换上干衣服。”

　　国庆这才睁开眼，朝秉昆伸出只手。

　　秉昆将他拉起。他脱下湿背心，接过吴倩为他找出的干上衣，穿好后问秉昆：“有事？”

　　秉昆说没事，就是想他了，来看看。

　　国庆也说了些感激蔡晓光的话。

　　秉昆问他“拉脚”那活干起来如何？

　　国庆说：“还行。你姐夫帮吴倩找到了那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没了后顾之忧，心情好，干活就有劲儿了。”

　　秉昆想到他的糖尿病，嘱咐他千万别太累着。

　　国庆说与赶超搭伙干活累不着，赶超总照顾他，并夸赶超会干活，捆扎技术高明。同样大小的车板，他俩的车每次总能比别人的车多装些东西。

　　秉昆说：“我反而更担心你俩累着了。你俩都是我的朋友，累坏了谁我都着急，另外几个朋友也肯定着急啊。”

　　国庆笑道：“我俩那车不是有电瓶嘛！我主张买辆旧的就行，赶超坚持买新的，我反对也没用啊。那车真好，车板是包铁皮的，轴是加速的，蹬起来轻快。如果是空车，悠悠的，跟自行车似的。就是得每天充电，多交一笔电费。平地我俩不用电力，上坡时才用。我俩两班倒，现在我下班，赶超上班。”

　　国庆挺高兴，因为和赶超包了一桩大活，替一家贸易公司从铁路货运站往一处仓库拉豆油，不分白天黑夜，干下来总共能平分几百元。

　　“那我女儿下学期的探家路费就挣到手了！”

　　“看你高兴的，给你买猪头肉了，一会儿犒劳你！”吴倩笑了，她已在洗国庆的背心和上衣。

　　他们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南方一所民办师范学幼师教育。没考上大学，两口子仍很疼爱她。

　　离开国庆家，周秉昆不想立刻就回家。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一条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驻足望着人家的窗口发呆——他曾买下过那房子，赔了一大笔钱。十二年后，那房子也下沉了，但窗口还周正，窗内拉着花布窗帘。

　　那房子曾代表他最大的生活梦想。

　　他一家再也不可能在那房子里做好梦了。

　　他呆望了很久，回到家里，妻子儿子已经吃过了晚饭。

　　吃饭时，周聪坐他对面，告诉了他一个信息——本市也有介绍工作的地方了，叫劳动力信息发布中心，市工会办的。

　　“爸，其实你在家待一两年也没什么，省点儿用，我的工资还够咱们三口人生活。”周聪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我去碰碰运气。”周秉昆的话则不那么乐观。

　　第二天他去晚了，九点多，信息发布就结束了，只有一块擦花了的黑板。

　　他没吃早饭，就在一处即将收摊的早点摊吃烧饼、喝豆浆。

　　桌上有四分之一张报纸，油渍渍的，显然放过油条、炸糕之类，其上“白笑川”三个黑体字很突出。他不由得拿起细看，竟是讣告，师父白笑川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周聪正是那家报社的记者。

　　他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起身离开了。

　　周秉昆走到一处无人注意的房角，蹲了下去。他觉得双腿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夜里下了场秋雨，那地方还湿着。

　　然而，他已没有力气起身走到别处。

　　他真的就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膝间，呜呜地哭了。

　　白笑川对于他不仅是师父，还如同父亲。师徒二人间的思想交流，比父子之间多得多。师父给予他的人生帮助和指导，是生身父亲根本不曾给予他的。

　　往家走时，他内心里充满了对小儿子周聪的恼火。怎么可以向他隐瞒这件事呢？怎么能不让他参加师父的追悼会呢？

　　快走到家门口时，他气消了大半——一个月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儿子不愿告诉他。儿子做得无可指责，假如自己是儿子，也会隐瞒啊！

　　到了家里，郑娟见他裤子后面又湿又脏，十分诧异。

　　他说不小心摔了个屁墩。

　　周秉昆在师父家见到了邵敬文。

　　他没带什么东西去，不知带什么好。师母向桂芳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头发全白了，瘦了不少。如果路上遇到，几乎认不出她了。邵敬文也瘦了。周秉昆进门时，他正站在椅子上，修理挂窗帘的横杆。

　　师母抱住他，慈祥地说：“别老为楠楠的事难过，啊？！不幸的事摊上了也就摊上了，活着的还得把日子往前过下去。你比师母强，你还有郑娟呢，还有周聪呢，可师母却只有朋友没一个亲人了。几个亲人从一九五七年起就不来往了，两个哥都不在了，只剩一个老姐，是死是活也不清楚。”

　　师母本是劝慰他，可自己却难过起来。

　　邵敬文从椅子上下来，分开他和师母，将师母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他一见师父遗像，跪将下去，又哭了。

　　邵敬文拽起他，小声说：“别这样，你这样不是惹你师母难过吗？”

　　他边哭边埋怨：“我儿子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也不告诉我啊！我明明在本市，都不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我还算个什么徒弟呢？”

　　邵敬文说：“你师母不让告诉你。你家摊上了那样的事，有必要非通知你吗？你姐夫去了，代你送了花圈，我把写着你名字的花圈摆在几位领导送的花圈前边了。你师母说，你对师父比他们重要，我那么做对。”

　　向桂芳又说：“秉昆啊，你师父走得很平静，毫无痛苦。虽然走得早了，却是寿终正寝的走法。那也是他的修为，咱们都不难过了啊。我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我幸福，他也幸福。我已经活得很知足了，你师父也是。今后，你和敬文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了。为了我，你俩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敬文，你接着把窗帘杆修好。秉昆，你也有活。”

　　于是，邵敬文又修起了窗帘杆，秉昆跟在师母身后进了厨房，师母派给他的任务是疏通水池，别让水龙头滴水。好在邵敬文带来了工具箱，用什么有什么，算不上难活。水龙头太老旧了，必须换，秉昆骑自行车去买了个新的。老邵修好了窗帘杆，又帮秉昆。没多时都弄好后，秉昆发现纱窗太脏了。

　　他说：“刷刷吧。”

　　老邵说：“对，刷刷。”

　　刷完厨房的纱窗，接着刷卧室、书房和客厅的纱窗。

　　向桂芳阻止道：“快入冬了，你俩别费事了。”

　　老邵说：“正巧秉昆也来了，一块儿刷刷，您家里能透亮一冬天。”

　　二人一个刷，一个拎到卫生间冲，一个多小时后便将干干净净的纱窗安装上了。

　　向桂芳说：“是透亮多了。”

　　二人便向她告辞。不在饭口上，她怕他俩家里都有事，也没挽留。

　　走在路上时，秉昆说：“老邵，以后咱俩每月看望一次我师母吧。”

　　邵敬文说：“每月相隔的时间太长了，半月一次吧。也不必同时去，我上半月，你下半月，这样看得勤些。白老师与咱俩关系不一般，他不在了，咱俩都替他多关心他老伴。”

　　秉昆说：“对。”

　　邵敬文说：“以后你就叫我老邵了？”

　　秉昆说：“我自己也老了呀，有资格叫你老邵了。”

　　邵敬文站住看着他，叹道：“可不嘛。”

　　秉昆向他倾诉了找不到工作的苦恼。

　　邵敬文想了想，安慰道：“估计我能帮上你，耐心等我信儿吧。啊，见了你又想到了另一个人，咱俩得定个日子，一起去看看曲秀贞。”

　　秉昆问：“曲秀贞是什么人啊？”

　　邵敬文说：“你怎么可以不记得她了呢？就是你们当年酱油厂几个朋友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曲秀贞啊！”

　　秉昆一拍脑门：“我真该死！该死！该死！我们的老太太还好吗？”

　　邵敬文说她的清形很不好，住院三个多月了，癌症晚期。她儿媳妇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她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她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组织怜悯她，没告诉她实情，骗她说儿子被派往国外承担重要工作去了。

　　秉昆说：“我想早点儿去看望她。”

　　邵敬文说：“那后天吧，后天我时间充足。”

　　秉昆本想通知当年酱油厂的“六小君子”中的其他五人，再一想除了龚宾，他们各有各的小家庭，日子过得都有压力，而且后天未必都有空，有空的也未必有好心情，便打消了念头。

　　老太太曲秀贞当然亨受高干住院待遇。她与郝冬梅妈妈属于同一类干部，职务不高，级别不低。论起革命资历，完全当得起一个“老”字。何况她老伴生前与冬梅父亲一样，都是名字彪炳史册的省内名人。她享受的住院待遇，比一般厅局级干部还要高些。

　　邵敬文和秉昆两个人既不代表组织，又非亲人，还没预约，想探视她颇费周折。求了一名护士半天，她告知了老太太，老太太同意探视。

　　他俩在病房门外又被一名护士拦住了，她小声说：“里边的护士帮她化妆呢。”

　　二人进入病房，见病床摇起，老太太亦坐亦靠，经过化妆，形象看上去还好。盖住她双腿的被子几乎是平的，显然，她的双腿已经很瘦很细了。

　　她见了秉昆和邵敬文特别高兴，指着果篮说：“秉昆啊，下次来不许带了。”

　　病床旁己摆好了两只高脚凳，秉昆笑笑，与邵敬文同时坐下。

　　她又问：“这位同志是……”

　　她与邵敬文没见过，邵敬文是冲着她老伴老马同志当年对《大众说唱》的支持来看望她的。老马同志一直活在他心里，是他发自内心感激的领导。

　　秉昆一介绍，老太太连说谢谢，并与邵敬文握手。

　　她细瘦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秉昆一阵心酸。

　　“我真是沾了老马同志的光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几件好事，就会有人记住，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心多么的公道啊。”她感慨起来，声音弱弱的，有气无力。

　　留在病房里的护士不许她多说话，表情很严肃，只给了半小时探视时间，希望老太太只听不说。老太太像幼儿园小朋友般乖顺地点点头。

　　“老马同志可不仅仅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当年，他做的那几件好事，自己担着什么样的政治风险，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是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是我们敬爱的人，生前是，现在还是。”

　　邵敬文抓紧宝贵时间，代表秉昆和已故的白笑川说了一番悼词般的话。说时一脸庄重，老太太也一脸庄重地听。邵敬文说完，她惭愧地说：“我身后的口碑恐怕就没这么好啰。咱们约定，你俩都要参加我的追悼会，行不行？”

　　秉昆又一阵心酸，与邵敬文点头不止。

　　护士训斥他俩道：“你俩点什么头啊？说点儿让她高兴的事不好吗？”

　　老太太笑道：“她不好意思训我，你俩代人受过。她有她的责任，多包涵啊。”

　　于是，秉昆就回忆起当年在酱油厂的一些事来，二十七八年前的往事了，无论对说的人听的人，都成了历史。

　　“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她听得挺开心，问秉昆其他几个“坏小子”的情况怎么样？秉昆代表他们表达了问候，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近况。他说他们过些日子也会来看望她，还说自己和他们生活都很好，也做出挺有幸福感的样子。

　　老太太说：“你骗我。全东北的工人阶级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几个的处境反而会好了？你们中啊，也就吕川幸免了吧？别以为我什么情况都不关注，有些情况也想象得出来。秉昆，你替我捎话给他们——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现在都这样了，帮不上谁啦。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往前看，国家绝不会总像现在这样……”

　　护士又不高兴了，矛头直指老太太了：“曲秀贞同志，您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啊？”

　　“不说了，再一句也不说了。”趁护士转身浇花，老太太小声说：“一个比一个厉害，从没人敢这么管过我，好几次还把我双手绑在床上……”

　　“老太太，告我们的状是不是？那可不是虐待您，那叫‘鼻饲’，是为您好。我们吃了熊心豹子胆啦？敢折磨您？我们和他俩一样，也是打内心里敬爱着您的嘛！”护士转身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

　　老太太也笑道：“你后边两句话我爱听。”

　　病房外，护士对秉昆和邵敬文悄悄说：“如果还有哪些她高兴见到人想来看，就让他们早点儿来吧，老太太时间不多了。工作性质的探视和你们这样的人来看她，她的心情是不同的，明白吗？”

　　秉昆说：“我注意到了她的手……”

　　护士打断道：“不讨论她的手。”

　　邵敬文暗扯了秉昆一下，简短地回答：“明白。”

　　离开高干病房区，邵敬文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护士说的那种了。”

　　秉昆说：“我有。”

　　邵敬文又说：“人离死不远时，都一样成可怜人。”

　　秉昆心里难过，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

　　二人一路沉默，直到分手。

　　周秉昆为此专门找了曹德宝，让他将老太太的情况一个个通知下去。

　　仅仅两天后，老太太经历了几小时痛苦的抢救后，彻底解脱了。

　　老太太的追悼会拖的时间比较长，她儿媳儿子的事影响了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直到十二月份，各方面终于统一了意见，公事不跨年，赶在元旦前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亲属守灵，不见主要领导身影，凭吊的人也不多，冷冷清清。

　　有人说，还是级别不够呀。

　　也有人说，和级别没太大关系，并以她老伴老马同志和郝冬梅父亲为例，虽都是副省级，遗体上不是覆盖了党旗吗？郝冬梅母亲也享受了同样的哀荣啊，她与郝冬梅母亲资历差不到哪儿去嘛！还不是因为受了儿媳和儿子的牵连……

　　郝冬梅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挽联署名是“敬爱您的小梅”。由于她的出现，议论者们才联想到了她父母。

　　郝冬梅流泪了。

　　那天，曹德宝们有的有事，有的不知道，都没参加。秉昆因为有邵敬文及时通知，自然前往凭吊了。当年酱油厂的所谓“六小君子”，就他自己出现在追悼会上。邵敬文也献了花圈，写上了白笑川和秉昆的名字。

　　秉昆在灵堂外等着见了嫂子一面，没什么事，仅仅是出于礼貌。

　　冬梅眼泪汪汪地说：“不管别人对她有什么看法，她在我内心里永远是值得敬重的，这么处理她的后事，我很有意见。”

　　她说完那几句话，匆匆走了。

　　秉昆与邵敬文走在路上时，邵敬文说：“一年又过去了，我年底再没别的正事要想着了。”

　　秉昆说：“我也是。”

　　二人走在半路，下雪了。

第九章

　　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

　　二〇〇二年元旦一过，转眼临近春节。哪儿哪儿都照例缺煤，照例有些老头老太太一早离开家，到暖气烧得热的商店和医院占地方取暖，照例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忍受着寒冷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说法。

　　民间流传着一桩事件。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有岁数大还要逞强静坐的人，冻死在政府门前了，结果引起了底层民众广泛的抗议。后来另一种传说否定了前一种传说，给出了新“真相”。原来，一名受命接待静坐者的干部骗了他们，请他们上了一辆没暖风的大客车，说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见一位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竟将他们拉到了荒郊野外，还说：“今天有外宾，你们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我一个小干部没法子，只能在这种外宾看不到的地方陪你们一块儿挨冻。”但他自己却从头到脚，穿得厚厚实实十分暖和。

　　愤怒了的人们就揍了他一顿，砸碎了客车的每一块玻璃，破坏了驾驶系统。这么一来，谁都搭不上进城的车辆回到市里，真的一块儿挨冻了。穿得不够厚实的人就被冻伤了，一个老汉是那种情况下冻死的，他原本就有心脏病。

　　省报进行了辟谣，严正指出那是子虚乌有之事，告诫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对传谣者应予以制止，制止不成便可举报，举报光荣。省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顾全改革开放大局，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

　　各级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要求干部们春节期间做好矛盾化解、访贫问苦工作，提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水平。

　　然而，不利于稳定的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

　　春节的几天里，周秉昆的朋友们再没往他家聚，也没往其他人家聚。家家住得都小，聚不开，秉昆家虽是颓败的土坯房，地方却毕竟大点儿。

　　没聚主要不是没有聚会的地方，而是因为孙赶超摊上了不幸的事。他妹妹在南方染上了艾滋病，回到本市后在他父母家住了些日子，一直隐瞒着，他父母就不知道。直到最后，他妹妹留下遗书投进松花江上的冰窟隆里了，悲剧的大网才一下子向赶超撒下来。他母亲是文盲，父亲也识字不多。父母还以为他妹妹留下封信又回南方去了呢，他到父母那儿看望二老时，才见到了父母递过来的妹妹遗书。

　　赶超一看之下，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却又必须在已到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强作镇定。

　　他母亲问：“是不是又回南方了？”

　　他说：“是。”

　　他父亲问：“又回南方了就又回去嘛，告诉父母有什么不行呢？干吗任何东西都不带，走得偷偷摸摸的啊！”

　　他说：“我妹怕你们舍不得她走。”

　　父母岁数那么大了，按说赶超作为独生子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于虹不同意啊。

　　于虹说：“你老婆儿子就不重要了吗？你总住父母那边，我不成寡妇了吗？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母子俩？你也别为难了，咱俩干脆离婚算了，双方都方便。”

　　每一次关于照顾年迈父母的话题，都会引起两口子之间的口舌交锋，随后便是一个时期的夫妻冷战。于虹对郑娟的说法是，赶超的父母太抠门，自从她与赶超结婚后，他们在儿子儿媳的小家庭陷入经济危机时，从没给过一分钱。他们曾是国家粮库的工人，无论工资还是退休金都有保障。因为秉昆出狱后对赶超两口子的关系表示过忧虑，国庆私下对秉昆说，也不完全像于虹说的那样，赶超的父母固然将钱看得比较重，但只要赶超开口，每次多少还是能从父母那儿得到一些钱。赶超死要面子，每次都不对于虹讲真话，偏说是自己挣的。

　　“老人嘛，越老越怕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句话，我父亲当年也这样。于虹强势，赶超在于虹面前硬气不起来，而赶超他妹妹始终没结婚，估计他父母指望卧床不起时得靠女儿服侍，所以想那时候留下一笔钱取悦女儿吧。”国庆如是分析。

　　那天，赶超离开父母后，没有回家，直接去找国庆，进门就哭。

　　国庆两口子正吃晚饭，头碰头地一起看了赶超妹妹的遗书，也都不知该如何相劝。吴倩立即骑自行车来到秉昆家，秉昆和郑娟也正在吃晚饭，家中除了周聪每天上班骑那辆自行车，再无自行车可骑，郑娟便去邻居家借了一辆。秉昆赶到国庆家，看见赶超背靠炕墙坐在地上，流泪不止，口中喃喃自语：“太丢人了，我妹这是要成心将她哥和父母的脸面丢尽了呀！”

　　秉昆和国庆一边一个拽他起来，一放手，他又坐那儿了。

　　秉昆对吴倩说：“还得辛苦你，快去他家告诉于虹，赶超在你家，就说我们三个喝醉了，他走不了啦，今晚得住你家了。”

　　吴倩连说：“行，行，我先歇会儿。”

　　正在这时，于虹找来了。赶超家离秉昆家近，她先找到秉昆家去了。郑娟哪是个会撒谎的人呢，支吾了一阵，只得据实相告说赶超在国庆家，秉昆也去了，因什么事不清楚。

　　于虹一见赶超那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没鼻子没脸地数落开了：“你不是去你爸妈那儿了吗？怎么又獭皮狗似的坐在国庆家地上了？你儿子到现在还没放学，听说他们学校不少学生煤气中毒了，咱家自行车也让你丢了，你倒是去不去他们学校看看？”

　　赶超冲她吼：“不去！怎么啦？我就獭皮狗似的赖在国庆家了，你没自行车骑还不能走着去吗？”

　　“你们听你们听，他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于虹气哭了。

　　入冬以来，一些中学也因缺煤而停了暖气改烧炉子。在北方，暖气无论如何不能停，烧得不够热都有冻裂的可能。有的单位仅仅由于断了两天煤，暖气管就冻裂了，冰天雪地抢修起来谈何容易？即使政府应急煤分配到，也只有继续烧炉子了。孙胜就读的高中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所学校教学水平挺不错。

　　于虹所说的事，也让秉昆和国庆两口子十分担心。秉昆一时没了主张，倒是国庆还显得沉着冷静。他让吴倩送于虹回家，秉昆在自己家陪赶超，而他到孙胜学校去查看情况。

　　秉昆对吴倩说：“你别回来睡了，到我家去睡吧，告诉郑娟我今晚在你家睡。”

　　于虹噙泪怒斥道：“孙赶超，什么事还能比你儿子的生死更要紧？你今晚不回家，明天我就跟你离！”

　　赶超吼道：“离就离！我连活都活够了，还怕和你离婚？”

　　秉昆急忙将于虹和吴倩一块儿推出门去。

　　孙胜学校确实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三十几名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都属于轻微中毒，并非传闻所说的那么严重。孙胜安然无恙，他是名好学生，因为陪护住院同学才没按时放学回家。

　　国庆家里只剩下秉昆和赶超时，赶超有点儿丧失理智，一次次头撞炕沿。秉昆拿他没法，只得也坐地上，紧紧抱住他。国庆带回来孙胜安然无恙的好消息，赶超才开始恢复理智。

　　赶超与妹妹小时候感情挺好，妹妹上了中学就不好好学习，一度还曾与流氓团伙有染，这让他对妹妹产生了嫌弃心理。妹妹去了南方，很少给他写信，兄妹二人的感情似乎也淡漠了。然而，毕竟是同胞兄妹啊，秉昆和国庆都看得出来，妹妹的非正常死亡让孙赶超受了很大刺激。

　　“她为什么不写得含蓄点儿？为什么要写得那么清楚？她也可以连遗书都不留的啊！”赶超心里除了悲伤，还有种如同妹妹往自己胸口深深捅了一刀的自哀自怜。

　　是的，妹妹那遗书写得太不含蓄了。她不仅写了自己哪一年起感觉身体不好，哪一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以后几年怎么过的，以前挣的钱怎么花光的，还写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一种死法——死不见尸，可为亲人省一笔安葬费。

　　对于一个哥哥来说，那是一封可怕的信，除非哥哥憎恨妹妹。对于老父老母，那肯定是一封要命的信。所幸他母亲是文盲，父亲认识的几个字看不下来——那是一封字迹潦草、内容芜杂的遗书。

　　赶超妹妹在遗书中竟然还写到了两点欣慰：没结过婚，无夫无儿女，死亦无牵挂；没给父母和哥哥留点儿钱，但也没留下任何债务。她希望父母和哥哥不必为她的“走”悲伤，也不必替她的人生感到惋惜，因为她用自己以前挣的钱，过了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除了不忍也不敢丧尽天良以病害人，可以说那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过得随心所欲，花钱如流水。最后一页纸上，她还写道，往后的中国，老百姓可能活得会好点儿，能像我这样潇洒活上几年的人肯定会多起来！

　　孙赶超突然撕起妹妹的遗书来，边撕边恨恨地说：“她怎么连一句对不起她哥她爸妈的话都不写？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

　　国庆说：“这是遗书啊，临死前写的呀，你当哥的就别挑她的错了。”

　　他要制止赶超，秉昆却说：“撕就撕了吧。”

　　秉昆和国庆终于将赶超哄上了炕，赶超在中间，他俩一边一个，都没脱鞋，就那么头朝里脚朝外地讨论该怎么办。最后他俩帮赶超做出决定：第一，必须瞒着他老父母，否则真会要了二老的命；第二，必须瞒着于虹和儿子，于虹知道了就等于儿子也知道了，姑姑因艾滋病而自杀这种事，很可能一下子摧毁了孙胜的自尊心；第三，也别报案，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吧，报案必然传开，想瞒也瞒不住了。

　　那天晚上，国庆和赶超先后和衣入睡，秉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长久地想着自己和朋友们的关系。当年的所谓“六小君子”之中，吕川走了，龚宾疯了，酱油厂卖了，唐向阳上了大学，曹德宝和春燕住到城里去了，进步也重回军转民以后的那个厂，实际上来往少多了。倒是自己与国庆、赶超因为住得较近，他对他俩有过帮助，他俩又是知恩图报的人，反而是朋友中关系最亲近的了。他在狱中十二年，他俩一块儿探望的次数最多。想到这一点，他不禁对赶超心生怜悯：要他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主意啊！

　　一大早，国庆将秉昆送出门时，赶超仍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闭眼躺着。

　　秉昆小声说：“他醒了，你还得劝劝他。”

　　国庆说：“怎么劝？”

　　秉昆张张嘴，一时语塞。

　　国庆说：“你走你的，我自己想想该怎么劝吧，你别管了。”

　　秉昆说：“今年春节更得聚了，还在我家，我负责通知。”

　　国庆说：“别聚了。前几天我碰到德宝，聊到春节聚不聚的事，他说还聚什么呀，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有今儿没明儿，聚一起说什么啊？光借酒浇愁不说话啊？我的意思也是别聚了。这一冬天我和赶超都没活干，都成了靠老婆挣钱养家的人，赶超又摊上不幸的事——反正我俩肯定没心思往一起凑了。”

　　秉昆怔了半天，只得说：“那听你的。”

　　三十儿晚上，郝冬梅和周蓉一家三口来到了秉昆家。

　　冬梅初一晚上的火车，她要去北京和周秉义一块儿过春节。

　　蔡晓光初一晚上要带周蓉和周玥回湖北老家——他父亲有个遗愿，能有一天将自己的骨灰葬回农村老家，晓光最近接连梦见父亲，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周蓉没见过公公，她认为自己更应该与丈夫一起完成那件事。父母同行，周玥便也要去。晓光求之不得，自然格外高兴。初一晚上的票好买，有的车厢空得如同专列，所以他一家三口与冬梅不约而同，买的都是初一晚上的票。

　　自从周楠的骨灰葬在北普陀寺外的松林里，郑娟逐渐从丧子之痛之中走了出来，身体一天天恢复，也愿与亲人们相聚，话也多了。她的情况一好转，秉昆也不再终日自责焦虑，尽管还没找到工作。邵敬文答应帮他，没帮成。老邵当过馆长的区文化馆地下室被什么人租下了，开成招待所。老邵本想将秉昆介绍过去当烧水工，负责管理小锅炉，保证住客的饮用水和洗澡水。老邵还引荐秉昆面谈了一次，对方认为秉昆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当时表态聘用。可几天后，那招待所因涉嫌黄赌毒被查封，押走了几个人，承租的老板跑了。

　　大家围桌而坐时，蔡晓光看着一桌子年夜饭感慨万千地说：“够丰盛的，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家家难过家家过啊。咱们七个亲人中，四个没有工作，居然还能吃上这么丰盛的一顿年夜大餐，不能不承认，国家毕竟往好了变。二十多年前，桌上只能有这三盘凉菜，再加上这盘炒鸡蛋、这一小盆炖排骨。”

　　秉昆接着说：“那就不错了。”

　　郑娟说：“我也没做什么，差不多都是小聪他们报社发的。”

　　周聪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报社虽是面向市民的晚报，福利还可以，发行量是全省老大，广告多，效益好，经常发这种那种补贴。增加了新商品介绍和经济动态两个版面后，福利更多了。春节前，不论国企私企，争先恐后往报社送东西，挡都挡不住。”

　　周玥用细长的小拇指点着表弟说：“聪君那篇在贵报的人物专访在下拜读了，报纸是国家公器，不是为新型买办树碑立传的，何必那么溜须拍马？不就是把国有资产便宜倒卖给了外商那么一点儿能耐吗？而且，你那篇专访包含了多条隐形广告，按西方严格的记者操守衡量，那是不光彩的。”

　　周聪反唇相讥：“别跟我扯西方不西方的，表姐，你不就在国外流亡了十二年，混了个洋文凭吗？你认为的新型买办，在我看来是招商引资的能人。东三省经济发展滞后，中外合资企业少，外商独资企业更少，谁能引凤来栖，我们媒体人当然要宣传他。再说是领导给的任务，我也当然要按让领导满意来写。”

　　周蓉批评周玥：“你才回国多久，没资格对国内的事指手画脚。凡事先搞清楚状况再谈，否则会让大家讨厌的。”

　　周玥说：“内外有别，跟其他人我才不这么坦诚呢，现在不是面对亲人嘛。容我再小声问一个问题——亲爱的表弟，接红包了吧？”

　　周聪大大方方地承认：“接了呀，不过不是红包，是白信封。到家就孝敬我妈了。哪儿哪儿都不给点儿车马费润笔费的话，只靠工资也养活不了爸妈呀。”

　　周蓉两口子和冬梅、郑娟都笑了。长辈们一笑，周玥周聪表姐弟俩也忍俊不禁。

　　待亲人们笑过，秉昆严肃地对周聪说：“你爸不需要你养活，我也有能力养活你妈。现在冬天，活不好找，天一暖和我就不待在家里了。”

　　“你俩别争，谁养活我都行。”郑娟对周蓉等说，“姐、姐夫、嫂子，跟你们说实话，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

　　她的话把周蓉他们三个逗乐了。

　　亲人们心情都好，那一顿年夜饭人人大快朵颐，其乐融融。

　　就在这天晚上，在这一座北方的冰雪之城，并非家家户户都能如此，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甚至也可以说，真正能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人家是少数，比较多的人家，特别是工人之家，即使聚餐、年夜饭挺丰盛，却可能是在强颜欢笑，是用血汗钱换来儿女的身上新衣，来解经年之馋。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竟然出现过“‘东北虎’返籍之际，市民谨防溜门撬锁入室偷盗，辟巷抢劫”之类的标语，媒体大肆报道，让本市人特别是打工归来者自尊心大受伤害。十几年过去了，东三省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仍被挥之不去的“阵痛”所纠缠。

　　然而，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秉昆和他的亲人们却另当别论。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周秉义、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周蓉母女拥有硕士学位，周玥所获的还是洋硕士学位。通过婚姻关系，周家第二代人为家庭纳入了新成员，蔡晓光这样的姐夫、郝冬梅这样的嫂子，绝不是许许多多像周秉昆一样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弟弟们有幸拥有的。简直也可以说，一般工人家庭的子女如果本人并不优秀，几代人也不可能拥有这些，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特殊年代的婚姻关系，还使周家第二代人中出现了一位在中纪委任职的干部——若说周秉义的仕途与冬梅妈妈的推荐毫不搭界，那也不算实事求是。

　　可以说，新中国第一代老建筑工人周志刚儿女们的幸运，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子一女形象良好。周蓉是不逊于当年某些漂亮女演员的大美人儿，秉义当年也是一表人才。此种上苍所赐的幸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羡慕嫉妒再加上恨，那也转化不到自己身上。周秉义当年进入了郝冬梅的视野，蔡晓光甘愿为周蓉做出牺牲，方才无怨无悔。

　　第二，周家第一代儿女，都是善良的、正直的人。这是父母好的人性基因的遗传，也是人格力量的感召。如果周秉义徒有其表，心地卑俗，性情粗鄙，如果周蓉轻佻虚荣，浅薄狡猾，那么郝冬梅和蔡晓光那等不凡之人，恐怕几次接触后就会心生厌恶了。

　　以上都具有先天遗传的因素，可谓“命定”，难在芸芸众生之中复制。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竞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能给予下一代高颜值固然可喜可贺，但不能给予下一代善的基因，也肯定是一切后天教育功亏一篑的事。然而，基因遗传并不完全是生理现象，周家起先也是文化人。周志刚的父亲、祖父乃至祖父的祖父，都曾是山东沂蒙山区里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的私塾先生。若非近代战乱频仍和社会巨变硬性扭转了一个耕读之家的生活状况，周志刚本人根本不至于还要参加新中国成立初的扫盲运动。还好，在周志刚儿女们的身上，体现了文化隔代传承的魔力。

　　后天影响对于他们的人生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全面禁书到处烧书偷偷读书藏书会被举报的年代，他们基因中爱书的一面及时觉醒了，都成了如饥似渴的读书种子。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使他们本人，也使他们当年清贫的家成为吸引郝冬梅和蔡晓光的圣地。所以高考一恢复，周秉义和周蓉兄妹都成了北大学子，甚至在大学里也出类拔萃。

　　如果没有后两方面的特殊性，估计当年成了郝冬梅丈夫的周秉义，“文革”后也很可能遭遇婚变。即使郝冬梅决意从一而终，她母亲也很难善待出生在光字片的女婿，蔡晓光更不可能始终对周蓉一往情深。周蓉毕竟已五十多岁，出国十二年，以蔡晓光的条件，另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太容易了。何况只要他提出，她几乎没有理由也根本不会以任何理由不配合。然而，一个女人仅仅年轻漂亮，不足以让蔡晓光一往情深。周蓉所具有的特质正是她们所欠缺的，也是蔡晓光精神上最需要的。他表面上是个好好先生，其实思想深处自有圭臬，而周蓉是唯一了解并与他共同稀释精神苦闷孤独的女性。

　　这样的一些亲人在年三十儿晚上聚餐，气氛当然和美喜乐。尽管有四个没工作的，但并不怎么影响他们其乐融融。确切地说只有三个没工作，郑娟承认最愿意做家庭妇女。吴倩和于虹不会那么说，春燕的头脑里甚至根本不会产生那种想法。她们如果说出郑娟说过的话，丈夫一定不会拿好眼色看她们。在东三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许多小脚老太太都希望自己能为家里挣点儿钱，郑娟那种年龄无病不残的女人说那种话，丈夫又没有工作，起码是不合时宜的。郑娟之所以那么说，主要是因为亲人们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虽然丈夫暂时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问题，儿子周聪春节前甚至孝敬了她一个厚信封的钱！

　　周蓉母女也认为找工作对自己不是件难事，用周玥的话来说是：“偌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新就业岗位比从前不知多了多少倍，怎么会没有适合我和妈妈的工作呢？”她们回国后收集了各类资讯，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相当乐观。国家发展虽然很不平衡，但多点开花，各显神通，势头很猛，前景广阔。她们对找工作都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周秉昆本人也不那么悲观，他眼见儿子周聪孝敬了郑娟一个厚信封红包，刚才又听儿子说报社效益好、福利多，也就不再因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而焦虑了。

　　周聪拎回家四盒年货，都是报社发的。冬梅也拎来了几盒，她学校发的。晓光用车带来的更多，是他们业务员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客户准备的年礼，剧组人人有份。他们一家三口和冬梅初一晚上就离开本市，便都留给了秉昆家，那些东西在一面墙根摆了两溜儿。

　　饭后，亲人们打扑克消磨时间，秉昆独自将那些东西分成几堆。盒子里的年货应有尽有，绝大多数国人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年货。

　　晓光说：“秉昆，别折腾了，过来玩嘛。”

　　秉昆就坐到了桌旁，垂着眼请示说：“姐夫，嫂子，我想分出两份给国庆和赶超。”

　　周玥说：“小舅真老诚，这么点儿事还征求意见。”

　　秉昆说：“你爸和你妈带来的嘛。”

　　晓光说：“随便，随便。”

　　秉昆说：“赶超摊上不好的事了，很不好。”

　　亲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扑克，一齐看着他。

　　于是，秉昆讲起了赶超和国庆挣钱多么不容易以及赶超妹妹的事。他讲时，周聪拿着小本边听边记，还追问一些细节。

　　没等他讲完，郑娟流泪了，连说：“都给他俩吧，都给他俩吧。你告诉他俩，缺钱时让吴倩和于虹找我。”

　　仿佛儿子给了她那个信封，已让她腰缠万贯。

　　秉昆讲完，叹道：“他们两家过春节肯定不是咱们这样。”

　　冬梅也叹道：“农民的命运也有了点儿改变，改革的阵痛真是苦了工人阶层了。”

　　周玥问周聪：“你不停地记，又想写些什么？”

　　周聪一脸正气地说：“当然，我早就想为我们底层民众写些东西了。”

　　周蓉说：“把你的话再说一遍。”

　　周聪没有再说一遍，愣愣地看着他姑，不明白自己的话错在哪儿。

　　晓光说：“你姑姑的意思是，其实，目前你们家并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就不能以‘我们’这种思维来写。”

　　周聪又转脸看大婶。

　　冬梅说：“你姑的意见有道理。”

　　周蓉又说：“别忘了你还有位当干部的大伯，官不大，却也不小了。你能在报社工作，全靠他稍微利用了一下关系。你要摆正位置，在广大的底层民众中，咱们亲人间一门三户，都不典型。作为记者，以后切记万勿轻言‘我们底层’四个字，文章中更不可以出现这四个字。一旦出现，认真的人质疑起来，你就有欺世盗名之嫌，自取其辱，亲人们也会陪着难堪。”

　　周玥不以为然地说：“妈，有那么严重吗？”

　　周蓉说：“我的话也是针对你说的，你也必须记住。或许不至于有我所说的后果，但你们下一代都要自律。咱们周家人绝不可以与欺世盗名之事沾边，绝不能违背咱们周家人的做人原则。”

　　周聪愣愣地盯着周蓉说：“姑姑，说来说去，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根本没资格为底层人民代言了呗？”

　　冬梅说：“你姑不是那种意思。”

　　周聪抱怨说：“她都给我扣上欺世盗名的帽子了，我还怎么写啊？”

　　秉昆训斥道：“不许跟你姑姑叽歪。”

　　他们争论时，郑娟出去找了一些绳子，将秉昆分成份的盒子、塑料袋系在一起，方便国庆和赶超拎走。

　　一时间，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

　　周蓉倒没生周聪的气，她笑着对秉昆说道：“你儿子随你，不太容易开窍。”又对周聪说：“当然可以写，而且也应该写，还应该写好。至于怎么写，可以请教你姑父。”

　　她说罢，想站起来吸烟。

　　周玥一把将烟盒夺走了。

　　晓光说：“女儿，给爸一支，爸得思考问题呢。”

　　周玥给了他一支烟，起身不知往哪儿藏烟盒去了。

　　晓光吸了几口烟，看着周聪说：“你大婶刚才已经说了，阵痛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但同样是底层民众，同样是工人之家，情况却不尽相同。社会原因导致的普遍贫困与个体原因造成的特殊不幸，在社会总压力的冲击之下艰难维持着。你能理解的，而不应仅以同情心将普遍现象与个体原因混为一谈。”

　　“难道……”周聪有点儿激动了。

　　晓光继续说：“别打断我，耐心听我说完。不是所有的下岗工人，都像你赶超叔叔与于虹阿姨那样，夫妻关系闹得很僵。也不是在所有的工人家庭中，婆婆和儿媳相互极其排斥。你国庆叔叔同样是下岗工人，为什么在他父亲出了那样的不幸之后，他和吴倩阿姨的关系反而一天天好了？社会问题与个体原因重叠在一起，相互交错。好记者首先要善于明辨是非，厘清事实，综合评估，而不是……”

　　“姑父，你分析得好科学全面，像在实验室里解剖青蛙！”周聪激动得站了起来。

　　冬梅说：“我认为，你姑父的话有道理。”

　　周聪指着姑父、姑姑和大婶说：“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你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痛。请都别忘了，我从小叫孙赶超叔叔，我对他亲，他的痛就如同我的痛，我和你们的感受不一样！”

　　周玥将郑娟推回桌边，按着她双肩让她坐下。表弟与自己的父母谈不拢，她不便参与，希望大婶一归座，双方就不好意思再争论。

　　周蓉有些生气，板着脸说：“周聪，站着的是你，不是我们。你说得没错，我，你姑父，还有你大婶，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当年‘四人帮’没有倒台，你姑父和你大婶，肯定还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下人，我和你大伯也休想考入北大。你也将因为受我们这些亲人的牵连，而难以迈入大学的校门，更不要说还当上了记者！你就不是既得利益者吗？你当然和我们不一样了！你要和我们一样成熟，我们用得着教你怎么写好一篇报道吗？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放肆？坐下！”

　　郑娟也学周蓉的话训斥儿子：“小聪，你给我坐下。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坐下！”

　　周聪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下后红着脸挠头道：“姑、姑父、大婶，都别生我气啊，我成心引你们多教导几句嘛。”

　　秉昆这才说：“我也发表点儿看法，行吗？”

　　周蓉说：“当然可以啦！你是主人啊，谁敢剥夺主人的发言权呢？”

　　于是又都笑了，气氛和缓了许多。

　　秉昆接着说：“我肯定和你们的看法都不同。周聪你给我听明白了：赶超叔叔妹妹的事，一个字都不许写！怎么写都是往我好朋友伤口上撒盐！沽名钓誉与欺世盗名没什么两样——坚决不许，记住了吗？”

　　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凝重。

　　周聪见父亲表情严厉，默默点头。

　　三十儿晚上，吃不上像样年夜饭的人家毕竟少。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绝大多数国人的年夜饭毕竟多了几道菜。下岗并不完全等于失业，流转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经济发达省份打工的“东北虎”，如果挣到的钱不是自己挥霍，而是省吃俭用带回家了，全家吃年夜饭的气氛应该还是各有欢悦。饭桌上的话题，难免有天下大事。家国大事，平民百姓向来就津津乐道。谈到让自己感动的见闻，他们或气愤地拍桌，或同情地唏嘘，这也成为吃年夜饭时的寻常现象。

　　像周秉昆亲人们谈论的那类话题，估计当年可能也就仅此一家。即使是在亲兄弟姐妹中间，由于学历知识、家庭生活乃至职业的不同，各自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在周秉昆和亲人之间，也出现了类似阶级立场的分歧。如果刚才的话题再继续下去，估计会引起更大的争执。

　　幸好春燕光临了。

　　春燕二姐和爸爸从外地回来，春燕一会儿要先回娘家看看，然后还得回自己的小家去，与德宝和儿子一起过三十儿。德宝母亲去世后，德宝活得省心了，春燕也胖了。

　　大家自然要请春燕坐下喝一杯。她也不客气，端起杯就喝，拿起筷子就吃，无拘无束，真是宾至如归。周家人都不把她当外人，晓光和冬梅也多次在周家见过她，都喜欢她的性格。春燕的不请自到，让周家的气氛活跃多了。

　　郑娟说：“既然回来了，干脆住你妈那儿呗。”

　　春燕说：“才不呢，我得回自己家陪德宝他们爷儿俩看春晚，我妈那儿还是台黑白电视机。”

　　春节前，春燕的小家添了电视，四十七英寸的，看得出来，除了她自己挣工资，德宝也有些挣钱门道，他俩的小日子过得挺有奔头。德宝对国庆所说“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实际情况。

　　郑娟关切地问：“你二姐和你爸出去这么久，挣没挣到钱啊？”

　　春燕吞下一块肉，喝了一口啤酒顺了顺食道，打着嗝说：“不吃了不吃了，什么都不吃了，我可得管住嘴。按说这几年我们活动搞得多，我也不缺嘴啊。”

　　她笑了，大家跟着也笑。

　　春燕已变得完全一副大妈样了，她笑罢又说：“亲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二姐挣到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咱不问，问她也不会跟我说实话啊。亲姐妹之间，说到钱，想听一句实话那也不容易。现而今，亲兄弟亲姐妹亲不亲，首先得看钱上的关系如何了。如果妹妹经常给姐姐钱，姐姐把妹妹叫姐姐都可能。我又没那么多余钱给我二姐，她跟我的关系当然也就那么回事啰。我爸肯定是带回了一些钱的，要不我妈高兴不起来。我爸运气不错，在浙江给一位私企小老板看别墅，侍弄花草树木。人家买别墅不是为了住，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一年到头也不去住几次，雇人住，我爸还得替人家养好大小三条狗。我爸六十好几了，怕孤独，说这次回来，以后再就不去了。”

　　周聪几次想拿起桌上的小本记，坐在身边的周玥一次次将他的手打落了。

　　秉昆问：“你二姐夫回没回？”

　　春燕没好气地说：“我的干哥哥，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早失联了，也可以说是和我二姐玩失踪，说不定已被什么富裕地方的中老年寡妇招赘了。改革开放可使南方占大便宜了，听说有的地方，农村城里都富得流油，百万元户不好意思显富，千万元户才算起步。那些地方离婚率也高，分家分到资产的寡妇，可爱找咱们东北虎爷们儿，什么事都不干当虎崽子养着也乐意。我二姐夫那王八蛋如果真敢做出撇妻弃女的事，那我可就得替我二姐撑腰了，关系再一般也是我亲二姐，打断骨头连着筋嘛！我这妇联副主任也不是白当的！”

　　大家见她说得七窍生烟，附和她不好，想笑更不好，一个个只得做出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样子，庄严地沉默着。

　　由区妇联副主任的职务，春燕的话转向了她在机关的处境：“他妈的，我当副主任都十好几年了。上边一发话，我就跑前跑后铆足了劲儿落实。可领导们好像都瞎眼了，明明看到了也装根本没看到，按死一只臭虫那样，非把我按死在副处级上不可！咱没背影后台，估计到退休也提不成正处，真他妈死不瞑目啊！干哥，我都辅佐过三任一把手，成三朝元老了。就有一点能让我心理平衡点儿，副主任中我资格最老，一把手往往也得对你干妹妹敬着点儿！”

　　她一说那些，别人更没话可接了，只有秉昆纠正道：“不是背影，是背景。”

　　春燕说：“我没说错啊！背景二字在官场上早过时了，现而今流行的说法是背影，谁是谁的靠山，谁关照着谁，为谁铺平提升的道路，那都得暗中运作，不显山不露水，影影绰绰地干活，寻常看不出来，节骨眼上才拽你一把！可谁拽咱呢？”

　　她苦笑起来。

　　大家便也陪着苦笑。

　　她忽然发现了那几份年货，走过去，蹲下看。

　　郑娟说：“是小聪他姑父和大婶带来的，我们自己哪儿舍得花钱买那么多东西。三口人过一次春节，也吃不完这么多。”

　　春燕说：“那就是我姐夫和嫂子带来的呗！你们吃不完我们三口帮你们吃！”说罢，她解开了郑娟系好的拎绳。

　　周家人只有相互看着笑一笑。

　　春燕说：“哎呀妈呀，太奢侈了，还有大对虾，这我可得分走些。”

　　秉昆说：“燕，对虾你别分了吧，我要送给赶超。”

　　春燕说：“行！那我就分些带鱼。这带鱼真好，比市场上见过的宽多了。”

　　秉昆说：“带鱼我要送给国庆，他两口子都喜欢吃带鱼。”

　　春燕猛地往起一站，转身冲秉昆嚷嚷起来：“秉昆你干什么呀你？你还是不是我干哥了？我还是不是你干妹妹了？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你打算把它给推翻了怎么的？当着咱们家这么多亲戚的面，你干吗非搞得你干妹妹臊不搭的？不要啦不要啦，我什么都不要啦，你满意了吧？不在你们家待了，我告辞了！”

　　她说罢，转身往外便走。

　　郑娟抢前一步，挡在门口，指着秉昆责备：“大三十儿的，你当干哥的真讨厌，还不快给春燕赔礼！”

　　秉昆赶紧堆下笑脸说：“我不是逗你嘛，你当什么真啊！”

　　他腾出个塑料袋，亲自为春燕分出了些东西。

　　郑娟说：“还有猪蹄，春燕爱吃猪蹄。”

　　秉昆便又加上了两个猪蹄。

　　“这还有点儿干哥的样子。”春燕接过塑料袋笑了。

　　郑娟把春燕送出家门。冬梅笑道：“这个春燕，半真半假，可真是个闹人。”

　　周蓉说：“也是个可交的人，心直口快，平时嘻嘻哈哈，一旦顶起人来，头上就冒出犄角了。从小就那样，不知改了没有，倒也可爱。”

　　晓光说：“如果没改，太影响她进步，可能还真就一辈子是副处级了。”

　　这时，郑娟回来了。

　　秉昆怪罪地说：“你多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郑娟问：“哪句呀？”

　　秉昆说：“猪蹄呗，国庆和赶超都喜欢吃猪蹄。”

　　周蓉几个互相看看，都笑了。

　　周聪说：“妈，我保证，明年春节也让你看上大液晶电视。”

　　周玥说：“那你家就是我们三家中第一家有大液晶电视的了。”

　　冬梅说：“我总是一个人在家，晚上看书看习惯了，暂时不想买，以后肯定会降价。”

　　晓光说：“我没买是因为不太有时间看，以前我那儿晚上总来人，一聊聊很久。”

　　秉昆对周聪说：“那东西早买一天晚买一天死不了人，家里要买也是我的事，不必你向你妈做什么保证。”

　　郑娟说：“那我等你爸买。”

　　忽然，门外响起了鞭炮声——最初东一阵西一阵的，十几分钟后连成了片，枪炮齐鸣一般。

　　周玥大声说：“肯定有放礼花的！”

　　她率先出去了，屋里说不成话了，大家便也跟了出去。

　　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二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喜庆景象。

　　郑娟仰头看看，脱口说道：“真美！像老天爷在炫锦缎。今儿一夜得烧了多少钱啊，有钱人还是多了呀！”

　　鞭炮声也罢，绚丽的礼花也罢，基本都在市中心区，绽放在市区的那部分天空。光字片这一带的天空却黑漆漆的，并没什么绚丽景象呈现，偶尔有零星的“蹿天猴”蹿上夜空。那种专供孩子们放的小玩意儿，蹿不了太高，焰火也小小的，一转眼就消失了。

　　这一年的三十儿晚照例寒气袭人。

　　初一早上，冬梅和周蓉一家三口匆匆吃了点儿东西，同时离去。

　　郑娟重新将年货进行了一番分配，再次用绳系好，对秉昆说：“别等国庆和赶超他们来时再给了，他们说不定初几才来呢，我看上午就让小聪送去吧。年货年货，给晚了不好。”

　　秉昆说：“对，我也这么想的。”

　　九点多钟，周聪将两份年货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奉命出发。

　　春节一过，转眼四月，天气逐日暖和了。

　　晓光一直没再筹拍新的电视剧。

　　他曾对秉昆说：“等我又搭戏班子了，你跟着我当个剧务什么的吧，怎么也能干上两三个月。”

　　省里财政吃紧，文艺基金大幅缩减，也不能总向他倾斜，尽管他是“绝导”。主旋律这杯羹，文艺圈不少人想分。只要贴牢了主旋律的标签，就有理由申请文艺基金的补助。肉少狼多，竞争颇为激烈。蔡晓光识相，自忖沾主旋律的光已不少，不愿引起别人的不满。他退避三舍，偃旗息鼓，终日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健身。

　　一天，省文化厅派一位处长找上门来，鼓动他导演一部话剧——改编什么领导的自传，说钱不是问题。

　　他就留下原著看了。

　　周蓉也看了。

　　二人还进行了一番讨论。

　　周蓉问：“为什么非是话剧？”

　　晓光说：“花钱少呗。”

　　她又问：“少是多少？”

　　他说：“四五十万吧，拉点儿赞助，估计能凑个六七十万。别往高了要求，马马虎虎也够。”

　　她说：“人们的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了，马马虎虎导出的话剧谁看呢？”

　　他说：“靠卖票肯定是不行啦，靠红头文件往下派票呗。”

　　她说：“那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他说：“是啊。以前我搞的主旋律，每次都尽量往里加入观众爱看的元素。这是领导的原著，我也不好擅自往里加呀。如果处处与领导的改编意见发生矛盾，岂不是骑虎难下呢？”

　　她说：“人家写的是一部严肃的书，那不是轻易被你糟蹋了？”

　　他说：“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几天后，他借口老家有事必须亲自回去处理，婉言谢绝了厚爱，还客客气气推荐了别人。为了打消猜疑，他竟真的回老家去了。

　　周秉昆便不指望给姐夫当剧务了，开始四处找工作。

　　天一暖和，劳动力介绍点又在原地挂牌，秉昆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场大洪水威胁后，江北的江堤塌陷严重，必须修筑。那是重体力活，有的待业者体力弱，想干也干不了，有的则不愿干。

　　周秉昆毫不犹豫地填了表。那是长活，少说能干两年多，很适合他。累是肯定的，但挣的会多点儿。

　　他买了辆旧自行车，认真修了一番，每天早出晚归地上下班。终于又能往家挣钱了，他很高兴。郑娟说等着看他买大彩电回家，他要兑现诺言。

　　七月，骄阳似火，秉昆和工友们个个被晒成了黑人。

　　一天，快中午时，赶超出现在秉昆面前，尚未开口说话先哭了起来。

　　秉昆把他拉到树荫下，惊问又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

　　他说，国庆出事了。

　　秉昆想不出国庆会出什么太不好的事，一再追问，赶超却只是一味地哭。

　　“孙赶超，你急死我了！你是大老爷们儿啊，不是小孩子，再不说我可干活去啦！”

　　秉昆被他哭得不耐烦了。

　　“国庆，他没了……”

　　“没了？那么大个人，没了什么意思？！”

　　“他……死了……”

　　春节后，秉昆再没见过国庆，孙赶超的话使他变成了一根石柱定在那里。

　　“卧轨……”

　　秉昆摇晃一下，靠在了树干上。

　　孙赶超蹲下了，接着哭。

　　秉昆没哭，也没流泪，全身发软，也贴着树干蹲下了。

　　赶超说：“春节后他检查出了尿毒症，他哪有钱透析？一个星期得三次，咱俩每月挣的钱都帮了他也不够，更休想换肾了……他是走投无路了，绝对走投无路了……”

　　周秉昆看着赶超，听着他的话，自己眼中并无泪水淌下来。他心里甚至也没有难受的感觉，如同被坏人从背后用麻醉枪击中，意识模糊了。

　　朋友走了，自己得尽一些朋友的义务——还清醒着的一部分意识告诉他。

　　“周秉昆，喊你那么多声没听到啊？聋啦？别人都在顶着毒太阳干活，你好意思在这阴凉地偷懒吗？”

　　直至工长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缓缓站了起来。

　　“偷懒”两个字激怒了他，他突然像狂怒的大猩猩似的扑向对方。那时他的样子很可怕，仿佛要将对方撕碎了。

　　孙赶超及时把他挡住，工长吓傻了，不再管他，匆匆离开了。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与赶超怎么分手，更不记得他们分手前还说了些什么。

　　赶超也没借辆自行车，是从江桥上走过来找他的。

　　望着赶超的背影，他突然喊了一句：“我也有事告诉你！”

　　孙赶超站住，转过了身。

　　他却又喊：“走吧，以后再说。”

　　他的理智终于恢复，孙赶超走远了。

　　工长是邻省来的打工者，和他年龄不相上下，却已是老资格的水泥工了，与他父亲周志刚同一工种，秉昆对他一向特别尊重。工长讲，在邻省某段大江的下游，开江不久后，有一具几乎没了头颅、身体支离破碎的女尸冲到了岸边，冰排将其撞击得可怜又可怕。报上登了三次认尸通告，无人问津，最后有关方面作为无主尸体火化了。

　　他当时问：“会保留一个时期骨灰吧？”

　　工长说大概会，估计衣服和鞋也会保留一个时期，保留多久就难说了。

　　工长讲的事，让他想到了赶超妹妹。

　　他几次想告诉赶超，却几次念头一起，又立刻打消了。

　　刚才，他想告诉赶超，理性又一次阻止了他。他决定永远不告诉赶超了。

　　他向工长认错，工长气咻咻地不愿理他。

　　他只得说：“我一个朋友，也是下岗的，两天前卧轨……死了……”

　　所有工友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每一双眼睛都直直地盯着他。

　　工长拍拍他的肩，低声说：“你哪天去送他都行，不必请假，我也不给你记旷工。”

　　秉昆和所有朋友都去了火葬场。

　　民间不说那是告别仪式，习惯的说法是“送送”或“见最后一面”。吴倩和女儿也没能见上国庆“最后一面”。火葬场的人劝她们不要见了，朋友们都明白人家是善意，也劝吴倩听人家的。

　　吴倩答应了。

　　除了吴倩和国庆的女儿，谁家也没带自己的儿女，尽管德宝和春燕、赶超和于虹、唐向阳和常进步的儿女，都对国庆叔叔或国庆伯伯很有感情。家长们互相提醒，如果孩子们问起来，都要口径一致地说国庆是病故的。

　　周聪与父母一道去了火葬场，在第二代中，他和国庆叔叔感情更深。而且，他已参加工作，是大人了。

　　周秉昆他们，凡有家的，每家每月出一百元，作为国庆女儿的助学金，直至她从那所民办高等技校毕业。周聪单独一份，他自愿。龚宾坚持出二百，没人反对，他挣钱太容易了。蔡晓光与国庆也很熟，他有事没到，由秉昆带去了五百元钱。赶超把装在信封里的钱交给吴倩，她接时又哭了。秉昆起先还能忍住，国庆的女儿扑在他怀里哭时，他终于唰唰地落泪了。

　　回家的路上，于虹对赶超说：“你可别给我们母子来国庆那一手啊，如果你敢，那我也敢，看谁心疼儿子！”

　　赶超说：“国庆他是走投无路了，我还没活够呢，不过上几年好日子，你整天挤对我，我也要死皮赖脸地活下去！”

　　他说得异常坚定。

　　周聪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写了篇报道，题目是《我的两位叔叔》，主要写国庆和赶超之间的友谊，父亲反而只是个一笔带过的人物。报社领导认为写得不错，下岗工人之间互相关心、共渡难关的人间真情值得颂扬，但发稿前要求务必将“卧轨”二字删除干净，暗示文字也不允许存在，怕引起争议。

　　文章见报后，业内人士都说写得有感情，却并没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报社甚至收到一封要求“来函照登”的讽刺信件，标题是《难道只有下岗工人心疼下岗工人吗》。这样的群众来信自然不会登，它让周聪很受伤。

　　周秉昆没有订报，不知道那事。

　　十几名新工友背后议论起了周秉昆。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中有人知道他哥是当官的，姐夫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于是恍然大悟——原来他和他们根本不一样啊！

　　有人认为，他居然成了他们的工友，肯定是由于他和哥哥姐姐的关系相当恶劣。

　　有人认为，或许正相反，说不定是“苦肉计”，哥儿俩达成了协议；弟弟暂时吃点儿苦、受点儿累，给当哥的一份清廉无私的“厚礼”，当哥的爬上更高的职位后，再重重回报弟弟。

　　还有人认为，周秉昆可能负有特殊使命，到他们中间来做卧底，收集工人的思想动态，为有关方面维稳提供参考。

　　周秉昆从工友们的怪声怪气中，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却装傻，一如既往地卖力干活。他不装傻又能如何呢？

　　国庆节后几天，德宝通知大家，吕川回来了，要求必须聚一下。

　　他们便聚一起了。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在“和顺楼”的包间里。国庆的姐姐已经当上“和顺楼”后勤部的经理，负责每日照单选购食材和卫生服务工作。就她一个人认识秉昆，她说曾珊来过“和顺楼”几次，对她印象颇好。曾珊有一次问她，谁介绍她来“和顺楼”的，工作多少年了。她如实回答，不久就被提拔为副经理了。

　　国庆的姐姐说：“肯定是曾总的指示。”

　　秉昆说：“我想，应该是吧。”

　　她说：“她问我，我如实回答对不对呢？我觉得撒谎多不好啊。”

　　秉昆说：“当然对，没必要撒谎。”

　　她说：“那，她重用我，你一点儿不生气？”

　　秉昆：“不，我高兴。”

　　她说：“你们来这儿聚，太给我面子了。”

　　秉昆说：“赶超主张在这儿的，为的是大家可以同时见到你。以我们与国庆的关系，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姐啊。等大家走时，你到单间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否则大家会失望的。”

　　秉昆那么一说，她眼圈红了。

　　德宝坚决主张，女同胞都不参加聚会。他说没老婆管着才喝得痛快，多少年没痛快喝过一次了，喝痛快了才有利于化解各自的烦恼。

　　大家都很赞成。

　　吕川一落座，就声明由他埋单。

　　德宝说：“你不声明也没人和你争。吃你的喝你的，我们最心安理得了。”

　　吕川说：“等我当了大官吧。”

　　赶超问：“相当秉昆他哥那么大的官？”

　　吕川竟说：“也小。”

　　向阳问：“那你想当多大的官？”

　　他说：“起码是包公那么大的官。”

　　德宝笑道：“哇！你以为你是谁啊？就算你爬到了那么高的官位，能是包公那样铁面无私的清官吗？”

　　他说：“那是我的追求。即使你们仗着和我的关系，为非作歹，我也一样杀、杀、杀！”

　　龚宾笑道：“哎呀妈呀，你这不是杀气腾腾地来和我们聚嘛！量刑是要依法的，不够死罪你也杀头哇？那我下次不敢和你聚了！”

　　吕川也笑道：“看来你的病还真好了。我不是强调六亲不认嘛，包公的伟大意义是，刑及皇亲，不恕国戚，对现在的中国起镜子作用。”他饮尽一杯酒，吼唱道：“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王朝马汉听端详……”

　　待他唱罢，进步小声说：“包公一生办案无数，铡了贪官坏官一百几十名，其中不乏高官，但真的皇亲国戚，他一个没动过。《铡美案》是虚构的，是后人对他的美化，即使是真事，也说明不了什么。驸马不是血统上的皇亲国戚，陈世美从血统上说是草根阶级出身。铡了他，公主守一阵子寡，再招一位驸马就是了。兴许下一位驸马仍是状元，比陈世美还年轻。”

　　大家听他说得头头是道，都有点儿刮目相看。

　　吕川问，他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他说，看书。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德宝高叫，“得敬他一杯，敬他一杯！”

　　于是纷纷和进步干了一杯。

　　别人一杯刚下肚，吕川己独饮了三杯。他说这次回来，是为了调研各地省委党校对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情况。

　　秉昆问：“我哥的工作怎么样？”

　　吕川说：“实话告诉你，不是太安心。”

　　秉昆好生奇怪，追问为什么。大家也关心起来，一时都安静了。

　　吕川说，上上下下，从领导到同事，对周秉义还是友好欢迎，他正负责一项重要工作，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供各级纪委干部学习。但周秉义显然更属于那类迫切想要做实事的干部，领导很理解，甚至也可以说愿意支持。

　　“我来之前，听说有位大领导已经与你哥谈了一次话，答应你哥，编完了《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可以考虑他的去留。你放心吧，你哥是免疫力极强的干部，凡事又有独立见解，不会犯任何错误的。”

　　听吕川这么一说，秉昆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

　　赶超说：“秉昆，你写信告诉咱哥，哪儿也别去，就在中纪委干下去得了。如果他能为国家铲除一些贪官污吏，那也是实事嘛！”

　　秉昆说：“我哥我了解，有明哲保身的一面，心也软。为人民服务的实事他肯定做得来，也喜欢做，反腐性质的实事他有可能顾虑重重。”

　　大家正这么聊时，菜一道道上来了。

　　于是，大家又都干了一杯。

　　吕川红着脸问：“刚才谁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了？”

　　赶超说：“我呗，怎么，要问罪啊？想当年咱们的老爸老妈都一样，过的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如今，我们过的是一元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文革’结束快三十年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社会进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可物价也涨了十几倍了！你当然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过日子的难劲儿，你现在的吕川哪里体会得到！”

　　“你以为我当了处长，就变成聋子和瞎子啦？我虽然缺乏切身体会，但见到的比你们多，听到的比你们多，知道的比你们多！”吕川用筷子逐个点着大家说，“我见到听到知道的，你们哪里会见到听到知道？你们以为见到听到知道了那些，会使人得意会使人高兴吗？才不会！对我和秉昆他哥这样的人，是痛苦！我们有我们的痛苦！”

　　德宝说：“讲讲，讲讲，震撼震撼我们。不来点儿震撼，我们都快麻木了。”

　　吕川说：“不能跟你们讲，只能在内部的工作报告会上讲。在别处乱讲，违反纪律，犯错误。”

　　向阳就说：“那就聊点儿别的吧。”

　　进步说：“同意。”

　　“吕川，你到我们貂场去参观指导一下呗，让我们老板亲自向你介绍。”

　　这是龚宾病好后第一次参加的朋友聚会，他有些亢奋，特别是见到已经与大家不一样的吕川后，很激动。向阳要聊点儿别的正中他下怀，否则朋友们聊的话题他永远插不上话。

　　“如果大家不反对，我想讲讲貂这种东西。貂吧，它是一种怎么养也养不熟的东西。有时候人认为把小貂养熟了，可它一长大……”他想做一会儿聚会的主角，心里一直憋着想把话题引向养貂。

　　“好龚宾，别闹了，聊点儿别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养貂。你先沉默一会儿，先听他们几个聊什么嘛，实在聊得没意思了咱再聊养貂，咱把养貂作为保留节目。”

　　吕川抚弄了一下龚宾的头，像哄小孩似的哄他。

　　当年东北三省城市底层平民们的聚餐，无论亲戚朋友还是临时凑一起干活的散工，若都是老爷们儿，所说的话无非就是吃吃喝喝，或骂娘宣泄对现实的不满。

　　为了给吕川省钱，赶超没点什么昂贵的菜，家常菜摆满了一桌子，然而大家似乎都没有胃口，举杯喝的时候多，拿起筷子吃的时候少。都是朋友，谁也不当谁是外人，劝酒劝菜自然就多余。吕川身份特殊，唐向阳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都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甚至连龚宾也是既得利益者，而秉昆和进步则是那种有想法也尽量闷在心里不怎么流露的人，这就让赶超和德宝两个对现实不满的人反而成了少数，不好意思发泄了。

　　劝吃劝喝多余，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又不好意思，屋里的气氛一时就冷了。

　　然而，吕川的脸已醉红了。他说：“怎么，都跟我生分了呀？谁聊点儿什么啊！”

　　龚宾按捺不住，又说：“貂那种东西……”

　　“吕川已经说了，咱把养貂作为保留节目。”德宝干脆用碗扣住了他的嘴。

　　大家都笑了。

　　秉昆说：“我来几段绕口令吧。十几年没练了，不知还来得了来不了。”

　　为了趁机活跃气氛，他说了几段绕口令，嘴皮子功夫居然还行。大家便都凑趣学，竟没一个能说好的。

　　正在这时，国庆姐姐进入了房间，手拿一只酒杯。除了吕川，别人都认识她，便都站起来亲近地叫姐。

　　秉昆为吕川和国庆姐姐做了介绍，他两人就握了握手。

　　国庆姐姐自己斟满一杯啤酒，举着对大家说：“国庆出事后，让大家操了不少心，作为他姐，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吴倩和女儿，也代表国庆——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我敬大家一杯！”说罢，她一饮而尽。

　　“我有工作在身，不能多陪你们。我多次听国庆提到吕川，今天终于见到了。吕川你可是他们的骄傲，你不常回来，聚在一起了，要和大家多聊聊啊。我已吩咐过了，你们这个包间没时间限制。”她说完深鞠一躬，噙泪笑笑，一转身离开了。

　　大家纷纷落座，气氛就与刚才不同，凝重得如同时间定格了。

　　沉默良久，吕川哑着嗓子开口道：“国庆他姐说了些什么，我可听明白了。”他扭头直视着秉昆说，“你骗我了。”

　　秉昆拿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之后仰脸看着屋顶，不吭气儿。

　　“都他妈说话呀！”吕川拍了一下桌子。

　　“说就说。”赶超也拍了下桌子，就将国庆的死因照实说了。

　　“为什么……为……为什么非选择那么惨的一种死法？……”吕川流泪了，嗓子更哑了。

　　德宝说：“铁路系统是大户，那么一种死法，他们会出于人道，承担丧葬费……国庆他考虑问题很全面。”

　　吕川双手捂脸，低下头去。

　　众人都陷于沉默。

　　吕川突然抬起头，泪如洗面，他瞪着赶超说：“为什么不是你？那是你才容易干得出来的事！……”

　　“国庆走投无路了，我又没有走投无路！如果我走投无路了那也……”赶超有些发火。

　　秉昆厉声制止：“你装会儿哑巴不行吗？”

　　向阳小声说：“还是聊点儿别的吧。”

　　进步也附和：“同意，聊点儿别的。”

　　吕川则将目光转向了龚宾，“为什么也不是你？就你，怎么反而比国庆的日子还好过了？国庆他是多么好的人！他是一辈子都想当好工人的人！”

　　秉昆起身，将包间的门关上了。

　　“我恨！我恨贪官污吏！我恨权钱交易！我恨腐败！我恨那些让国有资产流失的人！我操他们八辈祖宗！我，吕川，操……”他情绪失控了。

　　周秉昆也拿起一只碗，严严实实地扣住了吕川的嘴。

　　吕川竭力反抗，碗掉在地上，碎了。

　　吕川喊：“给我尚方宝剑！谁给我尚方宝剑！谁，给我啊！……”他失声痛哭。

　　秉昆将吕川的头紧紧搂入怀中，让他不能再喊出声，哭出声……

　　那顿饭大家肯定吃不成了。

　　德宝和赶超负责送吕川回住地。

　　唐向阳主动陪秉昆走，他说：“秉昆，对不起了啊。”

　　秉昆站住，木呆呆地问：“什么事？”一次次情感刺激，让他应付乏术，如同屡屡丢分的棒球手，沮丧至极。

　　向阳说：“我成了路路通副总的事，本来今天我想亲自告诉你的，却被德宝先说了。”

　　秉昆又问：“那又怎么了呢？”

　　向阳说：“怕你有想法。”

　　秉昆说：“想法其实是有的，饭桌上没说，是怕你当大家面为难起来，面子上都不好看。”

　　向阳说：“现在就咱俩了，你说吧。”

　　秉昆说：“你既然都当上了副总，也是个有权的人了，安排一两个朋友的工作，对你有那么难吗？你为什么没帮帮国庆？你要是主动伸把手帮帮他，他会走上绝路吗？吕川那样，我觉得像在骂我。我是没能力帮别人的人，可你已经有能力帮朋友一把了，你却没帮。你忘了你也曾是‘六小君子’了吗？你就不觉得吕川也是在骂你吗？”

　　向阳说：“我帮过国庆，没帮成。公司有负责招人的部门，要填表。国庆太诚实，在健康情况那一栏写上了‘肾病’两个字。也怪我，事先没提醒他。结果当然没下文了，我也没法再出面替他疏通了。”

　　秉昆说：“反正是怪你。”

　　向阳说：“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帮他骗，我倒是成了什么人？公司上上下下又会怎么看我？何况公司也不是医院，能为他治好尿毒症？公司更不是慈善堂，肯把他养起来。往最人道了说，无非看我分儿上给他点儿钱，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了，他不还是个走投无路？”

　　秉昆一时语塞，也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你到我们公司来，我肯定会帮成你的忙。”向阳说。屁股决定脑袋，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他说“我们公司”四个字时，就像是在说“咱家的公司”那么仗义。

　　秉昆没挑他理，或者他已丧失了对别人的话语的敏感。他将一只手搭在向阳肩上，用力按了一下，苦笑道：“你应该明白，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去你们公司的。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帮赶超到你们那儿去吧。他独行单干的，今天有活明天没活，我总是替他担忧。咱们已经失去国庆，别哪天又失去赶超。”他的话说得很慷慨，就像从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向阳说：“我主动跟他谈过，他不领我的情啊，说至今白住着你的房子，不能在立场上背叛你。国庆起初的态度也和他一样，是我做了思想工作才转变的。你埋怨我，我委屈。”

　　秉昆说：“说开了，那就别委屈了。你再去跟赶超谈，也代表我的意思。什么立场啊，什么背叛不背叛的啊，扯哪儿去了呀！糊涂到家了！”

　　他将搭在向阳肩上那只手放下，手指接连截了向阳的心窝几下。

　　向阳说：“照办。再多聊几句，我对吕川有意见，也可以说是不满。来无影去无踪的，一见面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对赶超和龚宾说的那叫什么话？有那么说话的吗？他在岸上，别人在水里，我也是侥幸从水里爬到了岸上。在岸上的人，有什么资格对在水里的人指手画脚？”

　　秉昆说：“他是醉了，原谅他。”

　　向阳说：“以后他再回来，别通知我，我不想和他聚了。干喊恨啊恨啊，光恨有什么用？抓呀，判呀！包公也不是喊口号才成为包公的！不说了，说多了没劲，走了！”他骑上自行车，转眼远去了。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头脑中像被塞满了青草和干草，软的硬的，乱糟糟的，没一点儿缝隙。

　　几天后，赶超出现在秉昆家，让秉昆别再操心他的事，他说自己喜欢单干，那辆三轮车还有国庆的“股份”呢，不用它产生经济效益那也对不起国庆。

　　秉昆提醒他，还有社保和医保，不能不当回事，否则六十岁以后成了“双无”百姓，怎么办呢？

　　赶超说：“所以得拼着干，咬紧牙关往前活呀。现而今，填饱肚子已不成问题了。挨饿的年代都挺过来了，能吃饱饭的年代就更得活出点儿志气啊！”

第十章

　　对于周蓉母女，工作问题并不像她们想的那么容易。

　　周蓉以为，只要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回国的信息发布了，即使早先工作过的那所大学不再青睐自己，省里市里别的大学也会主动找上门来，与她洽谈工作之事。

　　她完全想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人联系过她。倒是她的博导汪尔淼先生柱着手杖敲开过她的家门。导师已经完全秃顶，秃到以后不必理发的程度。十几年不见，他已显得老态龙钟。大学里有些老先生八十多岁了还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导师的身体显然和他们没法比。周蓉开门时，他因为爬了三层楼梯而在门口气喘吁吁。

　　周蓉一见是导师，在门口抱着他，强忍着才没哭出声。

　　导师却笑呵呵道：“我是来探个虚实。好，好，真回来了就好。还能住进这么一幢不错的楼里，更好。先进屋行不？让别人看见了会奇怪的。”

　　周蓉这才止住眼泪，喜滋滋地将导师搀入家门。

　　导师竟有兴致将她的家参观了一番，欣慰地说：“不错不错，真是不错的一个家。我又有一名学生安居了，我又多了一份愉快。”

　　周蓉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实在是沾了丈夫蔡晓光的光，并问导师的居住情况怎么样了。

　　导师笑着说：“住进三室一厅的教授楼，条件好多了。上厕所不必出家门，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有自己的书房，睡觉再也不必往低矮的吊铺上爬了，托改革开放的福了！”他的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仿佛从天堂归来。

　　周蓉又问师母身体可好。

　　导师的表情瞬间一变，忧伤地说，老伴已病故，没能在教授楼里住过一天。他女儿常住精神病院，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肯定照顾不了女儿，没法子。他的退休金，除去交女儿的住院费，也就只够自己一个人花了。很想请个阿姨照顾照顾自己，却又请不起。

　　“不过，除了退休金，我还能另外挣点儿，写写文章，编编教材，参加会议做一次主题发言，也有些收入。不再挣点儿攒点儿，那也不行啊。哪天我走了，女儿怎么办呢？她是不折不扣的‘双无’人，我不给她留点儿钱，她不惨了？周蓉，她只比你小一岁啊，也五十出头了。有时候我到医院看她，一个老头儿面对一个五十多岁患精神病的女儿，她又不跟我交流什么，只不过反反复复说要回家，那会儿我还真是很无奈。”

　　即使说这些话时，导师居然还是乐呵呵的，如同在讲小说中的情节。

　　周蓉听得鼻子发酸，关切地问导师身体如何？

　　导师说，他早就戴上“三高”帽子了，经常这儿痛那儿不舒服的，总之身体的各种器官都老化了，连学校每年一次的福利体检也放弃了。说也怪，一不在乎，反而感觉身体不那么糟了。

　　导师说，他是为她的工作问题而来的，问她首选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她说，当然还是在大学里从教啦。

　　导师摇头说：“周蓉啊，面对现实吧。现今，失业工人也罢，求职的知识分子也罢，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罢，没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也罢，都不能奔着自己喜欢来找工作，只能转变观念，要求自己适应市场的需求。”

　　周蓉困惑地问：“难道所有大学都不缺老师了？”

　　导师说，不是。几乎所有大学都在升级扩招，原来是市重点的想变成省重点，原来是省重点的想变成全国重点，原来是学院的迫切地要升级为大学，大学里的系又纷纷变成学院。学科多了，学生多了，中国的教育发展壮大了，也是好形势。但是，大学毕竟不是工厂，不可能成批成批地招教师。所谓教师缺口，无非就是这个学科缺一两名、那个学科缺一两名而已。嚷嚷着缺教师声音最响亮的大学，一次最多也就进五六名。

　　“小周啊，大学里的情况也与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你评上副教授时，是出类拔萃的。如今，全国多少博士培养出来了，不少‘海归’博士也回来了。一个学科的一个教师岗位，往往有近百位博士竞争，有硕士学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侥幸进了大学，也只能做学生辅导员。你当年也没把博士学位读完啊。如今的博士，从校门到校门，年轻的不到三十岁，和他们比，你没有年龄优势啊。哪所大学会招一名再过七八年就退休的教师呢？你又不是著作等身的名家大家、翘楚人物。文史哲学科也日益边缘化，日薄西山，不再是才子才女云集的学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快成清一色的女子学科了。国家急需的是经济分析、企业管理、科技创新人才，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文史哲专业毕业生了。”

　　导师一席话，如同往周蓉身上泼了一大盆冰水。

　　然而，周蓉虽然内心里拔凉拔凉，却始终笑眯眯地听着，尽量表现出一副轻松淡定、波澜不惊的样子，为的是保住在导师面前那种曾经有过的才女的尊严。

　　导师说，他担任过本校和外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讨论教师人选，一个岗位少说也有二三十份简历。因为供大于求，条件就很苛刻，常常让他对求职者心生怜悯。

　　周蓉暗想，导师兴许听到了对她简历同样苛刻甚至不屑的话，所以才柱杖找上门来，大约在做了充分铺垫之后才切切告诫的。

　　她内心虽然不是滋味儿，却静静地微笑着洗耳恭听。

　　“周蓉，尽管你没读完我的博士，但我始终视你为我的好学生。我的意思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学生不可以自取其辱……那是不可以的……明白吗？”

　　导师终于摊牌了，为了他曾经的学生的尊严，也为了他自己的尊严。

　　周蓉微笑着说：“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认真考虑您的话……”

　　A市作为省会城市，马路上出租车往来不断。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确乎在变，在朝向一种新的前景。

　　周蓉拦住一辆出租车，扶导师坐入。

　　兴许她替导师重系围巾的亲昵举动引起了司机好奇，车开后，司机问：“老先生，那是你什么人啊？”

　　汪尔淼迟疑一下，矜持地回答：“女儿。”

　　蔡晓光回到家里，察觉到了周蓉情绪的低沉。他问：“怎么了？”

　　周蓉便将导师来过之事讲了一遍。

　　蔡晓光与她并坐在沙发上了。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周蓉问。

　　晓光说：“你了解我的，你不问，我就不会介入你求职的事。你既然征求我的看法，我不坦诚相告也不对。你有三种选择。其一，不放弃当大学教授的夙愿，那确实是最适合你的工作。我同意你导师的意见，如果再一味继续投简历，甚至托关系，确实会自取其辱。知道了，影响心情；浑然不知，有损声名。其二，你可以不去谋求什么稳定职业，甚至可以一个时期内不工作，以我当前的收入和积蓄，养得起你。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成为自由撰稿人，或进行文学创作。将来怎样，我不敢肯定。”

　　她说：“其二太沉重了，可心向往之，但绝不考虑。跳过去。”

　　晓光接着说：“其三就是，审时度势，忘记自己过去的种种得意，面对现实，哪里有需要人的职业，并且是自己可以胜任的，就放下自尊去应聘。高才低就，相对容易，这需要你转变一下观念。”

　　“以前我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后来改变了。从现在到以后，我还没思考过。”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不公平，对我太不公平了！你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时候嘛，将你浪漫的爱情义无反顾地给了冯化成，结果给错了。现在嘛，咱俩终于是夫妻了，我也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你倒说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观了，这太令我遗憾了吧？让我来指点迷津，从现在到以后，你要重新做爱情至上主义者，你的人生观就应该是——好好爱我蔡晓光，比我爱你加倍地爱我！咱们都要向秉昆和郑娟学习！”

　　“向他俩学习？”

　　“对！人家两口子，虽然都没宣称过自己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可人家两口子实际是！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经历了重大生活变故后，一如既往的那么黏乎。别小瞧这一种黏乎劲儿，我觉得，它可是关乎人生终极幸福的最主要因素！”

　　“你什么时候也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简直后来居上了啊！”周蓉忍不住笑了。

　　“别笑。不错，你曾一度才华横溢似的。我说‘似的’，是指……”蔡晓光一脸严肃。

　　周蓉打断道：“不是似的，事实如此。我并非一度仅仅是花瓶而已。”

　　蔡晓光辩论似的问：“那么，请回答，你具有超乎寻常的科学头脑吗？”

　　“说事就说事，干吗讽刺我？”

　　“不是讽刺，是循循善诱，请回答。”

　　“当然不是啦！”她脸红了。

　　“你有一定的文艺细胞，但你能在文艺方面硕果累累吗？”

　　“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又讽刺我！”

　　“最后一问，即使你如愿当上了教授，能成为文史哲方面的学问大师吗？”

　　“那正是我想实现的理想。”

　　“醒醒吧，亲爱的！最后一问直中靶心了吧？你的问题正在这里，别以为我看书比你少，思想比你浅，那是十二年以前的我！时隔十二年后，你应对为夫刮目相看。有你那种想法的，看书有个大缺点，就是只知一头往里钻，不知停住了想一想，‘学而不思则罔’。我看书没你们那么重的功利心，不是为了成为什么人物而看，所以我钻得进去，也容易出得来。出来得容易，就有新思想。中国的文史哲研究领域，二三十年代确实出了不少优秀人物，却也就是优秀而已。当时，人家从不自诩为什么大师，相互间也不好意思那么奉承，避俗。现在，为什么大师的称谓这么流行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俗了啊！还因为，当年他们做学问，资料十分稀缺，拥有资料便能造就学问！今后不是那样的时代了，不再战乱不息，图书馆多了，研究资料空前丰富，文史哲研究领域的空白也少多了啊！你往故纸堆里钻吧！一边钻一边左瞧瞧右看看，哪儿都留下了别人梳理过的耙痕，你还不肯断了当大师的想头吗？即使你发现了一处空白，自己细细地耙了一遍，耙出了点儿眉目，得出了一种较新的观点，那又如何？就真的了不起了？真的当得起大师二字了？那跟自我陶醉互相陶醉有什么两样？我们把从前某些人物尊称为大师，是敬意使然。时局动荡不安，生存环境险恶，资料难寻，国故流散，还要担起整理和重评的使命，当然可敬。可今昔全然不同，都有人向我推销电脑啦！电脑一旦普及，一般资料点击即出，所谓学问可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再加上这么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也在故纸堆里成群结队钻来钻去，东一耙子西一耙子地耙啊耙，所谓学问已快成了自说自话。我的妻，你却还抱着大师梦不放，想要一味做下去，真真痴也俗也！”

　　晓光一番话，说得周蓉屏息敛气，脸上毫无表情，冻僵了一般。

　　晓光却不肯罢休，继续往深处扎她：“亲爱的，你以为你是谁？往更透了说，咱们这种人，也就是比秉昆和他的朋友们幸运点儿罢了！你的幸运在于上了大学，我的幸运在于到底还是沾了我父亲那光荣历史的一点儿光。包括秉义，他也不过就是底层人家的一个幸运儿而已。如果他不是沾了他岳父母的光，往最好了说，现在可能也就是一名老处长，或大学里的教授，想当上教授那他还得读研、读博，否则也是空想。对了，我、你、秉义，我们其实很像唐向阳，只不过比一般劳苦大众幸运点儿。如此而已，就有本钱想成为这样的人想成为那样的人了？不对吧？所以，还得收心，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较为幸运的人而已。那么，对于我们而言，除了真爱值得至上，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至上吗？真爱多值得珍惜呀！我的切身感受是，由于人生中有真爱，我活得越来越知足，也越来越愿意做好人，越来越善良了。说一千道一万，咱俩得好好爱下去，这才是咱俩人生的根本，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同意不？”

　　周蓉的脸缓缓转向他，还是全无表情。

　　晓光笑道：“我今天是句句箴言，你今天是如醍醐灌顶，受震撼了嘛！”

　　周蓉缓缓站起来走向卫生间。在门口，她的脸终于恢复了常态，回头笑道：“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这么好为人师！”

　　晓光也笑道：“每次请光明按摩，总向他请教人生哲学嘛。”

　　“佛家子弟向你宣扬爱情至上？我才不信！”

　　“他当然不会向我宣扬爱情至上了。在他眼里，‘四大皆空’。他总是对我讲‘得即是失，失即是得’。我的人生失去了一些机会，却最终得到了你。这么一想，我可不就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嘛！你是上苍赐予我的。”

　　“你就哄我吧！”

　　“我是哄着爱你，爱着哄你，连哄带爱，只为了让你开心。”蔡晓光一脸纯洁和虔诚。

　　周蓉走到他跟前，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次长吻。

　　当她将卫生间的门缓缓锁上，面对着镜子时，脸又像被冻僵了。她被晓光的话深深伤着了。

　　周蓉病了。

　　她并没被所谓抑郁缠住，她是对抑郁具有超常免疫力的女性，抑郁症根本沾不上她的身。她的胃病犯了，还挺严重。他们周家人除了秉昆，都被家族性胃病史折磨过。

　　她的胃病犯了与导师的到来，与晓光的“醍醐灌顶”有直接关系。甚至也可以说，晓光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明了此点，装着糊涂，殷勤地服务她，体贴她。中药西药都吃了，未见好转，于是安排她住院。她成了护士长关铃特别爱护的病人，同病房的病人都有些嫉妒。

　　周蓉对关铃说：“你不能对我太好了。”

　　关铃说：“蔡导嘱咐过我，我也不能拿他的话当耳旁风呀。”

　　周蓉说：“别的病人会有看法的。”

　　“是吗？”关铃遂板脸问别的病人，“有看法就是有意见呗，你们有意见了吗？”

　　得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

　　关铃笑道：“敢有！谁有我叫护士给他扎针时一针扎到底！”

　　她的话说得包括周蓉在内的病人都笑了。

　　关铃爱开玩笑，只要她一出现在病房，必定满室粲然，病人笑声不断，个个都会开心起来。

　　关铃工作态度认真负责，输液扎针的水平也高，病人们都叫她“关一针”。对老小病人，她尤其温柔体贴，还常认干妈，或让小病人认她为干妈。

　　病人们大都喜欢她。

　　周蓉也逐渐喜欢起她来。

　　一日，关铃问了一句：“明天是什么日子，都忘了吗？”

　　病人们齐声回答：“没忘。”

　　再问：“都知道该怎么做吗？”

　　“知道！”

　　病人中有人回答后，笑得咯咯嘎嘎。

　　她表扬道：“真乖！都要再接再厉，一直乖下去啊！在我的地盘，谁是领导核心？”

　　“护士长！”

　　听到令人热血沸腾的三个字后，包括两名随她查房的护士，大家都笑了。

　　关铃自己也笑了。

　　她站在周蓉床前，周蓉小声说：“小关，你贫死了。”

　　关铃也小声说：“职业要求啊，蓉姐，我得当她们的开心果。在我这儿，乐观主义就是得逗乐子，乐不起来算什么乐观主义呢？”

　　她所问的“明天”，是医院里好医生好护士评比日。到时候会有人捧着纸箱挨个在病房走，病人们手中都有带纸条的小红花，对哪名医生哪名护士印象好，将其名字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内，获得小红花多的医生护士便上光荣榜——每月由病人们评比一次。

　　周蓉预先收下一朵小红花，悄悄说道：“我把你名字写上了。”

　　关铃说：“必须的呀。”

　　周蓉起初以为，她不过就是晓光认识的一名护士长而已。晓光探视勤，她从他与关铃的表情中，敏感地意识到他俩的关系绝非一般认识那么单纯，却并没有妒火中烧，相反她倒觉得关铃尤其可爱了。

　　住了半个月医院，周蓉胃病好了，心情也好了，她被关铃的乐观主义感染了。

　　晓光接她回到家里，她一本正经地说：“晓光，你有一套啊，嘱咐自己的护士长情人关照自己的老婆，这种事可很少有男人做得出来。”

　　晓光也一本正经地说：“你先说她做到没做到吧。”

　　周蓉说：“我给她满分。”

　　晓光说：“这不就得啦！重点在目的是否达到了。你住院，我不嘱咐个人关照你，能放心吗？你是女病人，我嘱咐一位男医生关照你，也不是回事。正好她在那儿当护士长，当然责无旁贷啦！我蔡晓光不是一般的男人，我做的事当然很少有男人做得出来。”

　　周蓉绷不住劲儿了，笑道：“我觉得你的贫是跟她学的。”

　　晓光说：“那不见得。贫分境界，我一向只在高处贫，高处不胜寒，贫能驱寒。为夫也要问你一句，你觉得关铃怎么样啊？”

　　周蓉反问：“你俩现在的关系又怎么样啊？”

　　晓光笑道：“你这么问就不相信我了吧？自从你来信表明你要回国，我俩的关系就成历史了，咱俩又共同翻开了生活的新篇章嘛！”

　　周蓉说：“这还可以。”她一想，为了让他高兴，又说：“你品位不俗，不是就想听到我这么说吗？”

　　“对，对！”晓光果然眉开眼笑。

　　“你放心，对于并不丑恶的历史，我是能够正确对待的。”周蓉的话说得很庄重。

　　不知道周蓉怎么想的，她居然要单独请关铃吃顿饭。

　　也不知道关铃怎么想的，她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她已料到周蓉对自己与晓光的关系肯定心中有数了。

　　两个女人那天晚上都以最好的衣着和形象准时出现在对方面前，地点是关铃选的一家老字号西餐馆。

　　周蓉举起啤酒杯说：“谢谢了。”

　　关铃也举起啤酒杯说：“不客气。”

　　二人碰了一下杯，饮了一口酒，互相看着，都心照不宣地笑了。

　　周蓉推过菜单说：“点这几样行不？”

　　关铃拿起菜单看着说：“多了。”她自作主张，招过服务员，去掉两道菜，加上了冰激凌。

　　放下菜单，她又说：“这家西餐馆的冰激凌最有风味。”

　　周蓉问：“我的胃适合吃凉的吗？”

　　关铃说：“偶尔吃一次可以。你的胃其实没有大毛病，主因是神经性的，以后凡事别过于焦虑就好。”

　　周蓉说：“听你的。”

　　关铃又说：“你是表面沉得住气、焦虑深藏不露的女人。这性格应该改一改，遇到极烦恼的事，焦虑表现并不丢人，该暴露就顺其自然地暴露出来，比和自己较劲儿一再压抑着好。”

　　周蓉笑道：“哎呀妈呀，你小关的眼睛好厉害。在你之前，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种话，而且还说对了。”

　　关铃也笑道：“证明蓉姐比我更厉害。”

　　“我怎么觉得咱俩煮酒论英雄似的呢？”

　　“我不跟蓉姐斗心眼儿，咱俩是相见恨晚。”

　　“你就一点儿都没怀疑我摆的也许是鸿门宴？”

　　“我绝对不是以单刀赴会的心理来的。”

　　“为什么？”

　　“蔡晓光拴牢死守的女人，肯定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啊！”

　　“再碰一杯！”

　　于是，两个女人又碰了一次杯，互相看着，浅饮而止。

　　关铃的话让周蓉更加喜欢她了，被她不显山露水地一夸，心里挺舒服。对她镇定自若的回答，也不禁刮目相看。

　　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竟都有点儿惺惺相惜了。

　　二人胃口蛮好地吃过了一块牛排后，周蓉小声问：“讲讲，他哪点吸引你？”

　　关铃反问：“他哪点吸引姐？”

　　周蓉坦率地说：“以前他身上没有吸引我的地方，以后是出于感激，为了报答他才做了他的妻子。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报答成，反而没完没了一直拖累他。但自从做了他的妻子，觉得他善良有趣味，对世事人生有独立见解。一个男人身上有此三点，足以值得我这样的女人爱了。许多男人，身上连我说的三点中的一点都没有，对不对？”

　　关铃说：“对。”

　　“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姐说的三点也是他的普遍口碑，总听别人那么说，自然见面之前就对他有好感。接触之后呢，还觉他这人特别绅士。”

　　“他？特别绅士？”

　　“对。绅士不绅士，也不能仅以外表和举止怎样而论，要看实质。人家有绅士精神。”

　　“这我可毫无感觉，讲讲，别笑嘛，没什么好笑的呀，小声讲讲嘛。”

　　关铃忍住笑，小声讲了起来。她说，蔡晓光每次在她家里，从卫生间出来前，次次都不忘将马桶垫放下，还用卫生纸仔细擦擦。

　　“这就绅士了？”周蓉不免惊诧了。

　　关铃表情庄重地说：“当然了！姐你想啊，现而今，全中国，包括全世界的男人，有多少解小手之前，会将马桶垫掀起来的？列车上，飞机上，宾馆里，如果一个男人在你之前进了卫生间，你进去了准会发现，马桶垫是没掀起来的。非但没掀起来，还被搞得湿漉漉的，得咱们女人自己擦，不擦就没法往上坐。一百个男人中差不多有一半是那样，另一半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掀是掀起来了，却没有应该再放下的意识。如果是白天，对咱们女人也没什么；如果是晚上呢，咱们觉得没必要开灯呢，结果会怎样？我和我那口子没离之前，我提醒他不止一百遍了，他就是不长记性！不知多少次，我一屁股坐水里了。有一个时期我胖，一屁股坐水里后，髋骨被卡住，很不容易才站起来。姐，你说那要是不砸碎马桶就没法了，该多么丢人现眼？我跟他离婚时，这一条也是理由之一。女法官说这条不能成立，我说换了你是我就成立了。证明他爱我爱得有身无心嘛！剩下那百分之五中，绝大多数掀起又放下就不错了，兴许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男人，才会掀起又放下，自己明明没弄湿，却还是要擦一遍，之后才洗手。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时刻替咱们女人着想嘛！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到家了的绅士精神嘛！你不在国内时，我只不过是替你爱护爱护他。现在你回来了，很好。我的神圣使命完成，彻底撤出，不再插一杠子了。姐，我交班了，为了咱们中国男人的绅士精神延续下去，你可要比我更珍惜地爱他……”

　　周蓉看着她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述说，搞不清她到底有几分认真又有几分是在耍贫，若非一手托着下巴捂着嘴，怕是早已笑出声了。

　　“汇报完毕。现在，咱俩小声喊一句‘绅士精神’万岁？”关铃举起了酒杯，俯身周蓉，一脸天真无邪地说，“我刚才汇报的可是国家机密，够不上一级也够二级了，咱俩都要保密啊，千万千万。”

　　周蓉便也举起了杯，正要与她碰杯，一下子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她反身伏在椅背上，咯咯咯笑得双肩耸动，旁边食客的目光都望向了她俩。

　　两个女人吃得满意，谈得开心。周蓉也是个冷幽默一句比一句接得快的女子，那晚对关铃的“冷贫”却接不住招，暗自甘拜下风。

　　走到街上分手时，关铃说：“拥抱一下呗。”

　　周蓉说：“好，拥抱一下。”

　　两个女人优雅地互相拥抱时，关铃又说：“谢谢姐姐的宽宏大量啊。”

　　周蓉说：“谢谢小关认我这个姐姐。”

　　从那天起，周蓉对蔡晓光的男女关系方面不再心存任何疑虑。她的“清夫侧”任务，随之宣告结束。

　　数日后的一天，周蓉从外边回来，见晓光戴着橡皮手套在打扫卫生间，将马桶擦得瓷光锃亮。

　　周蓉高兴地说：“我找到工作了。”

　　他问：“什么工作？”

　　她说：“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

　　他问：“为什么是民办中学？”

　　她说：“我从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就去应聘了。一谈，他们态度明朗，痛快，我的自尊心舒服。”

　　他又问：“为什么是数学老师？”

　　她说：“那学校的学生语文成绩还行，数学成绩普遍上不去，我能让他们的数学成绩有所提高。”

　　“明白了。”

　　他不再问什么，接着干自己的清洁工作。

　　她不禁反问：“不想知道工资多少？”

　　他头也不抬地说：“猜得到，比公立中学稍微高一点儿，所以对公立中学的老师没太大吸引力。正好我现在闲着，而你能往家挣钱了，应该庆贺一番。”

　　第二天，他向那些“死党”隆重推出了他们久闻其名的嫂子。他们对她的恭维让她很受用，聚会凑份子，钱花得不多，气氛从始至终快乐。

第十一章

　　二〇〇三年春节，周秉昆和朋友们又没有聚会。大家活得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聚的心情。秉昆修江堤的活在冬季没法干，他也租了辆三轮车，和孙赶超一块儿“拉脚”。幸运的是，这一个冬季活还不少，本市尚无专门跑物流的车队，市区、市郊和火车站的货物出入库，主要靠他们那些“拉脚”的三轮车。报纸上说，国家经济即将腾飞，国企改革转型稳步推进并将逐步加速，不少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后者在纳税和解决就业两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拉脚”的都是些下岗工人，数九寒天，日子过得去的农民宁愿在家“猫”冬，不肯挣他们那份辛苦钱。他们不怕冷，也不怕累，只怕在“拉脚”时遇到熟人，或碰到家人。一旦碰到家人，他们的苦累会让家人心里特别难受。

　　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周聪他们报社盖起了新楼，通了暖气。报社原本要等开春再搬入新楼，却有几家私企等着租了旧楼做办公室。为此，报社领导受到上级严厉批评——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冬天就不能搬迁了？等到开春再搬，一冬天白交多少取暖费？又会少收多少房租？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春节不放假也得及时腾退搬迁！

　　于是，许多“拉脚”的就有心急火撩的大活可干了。报社一时联系不到那么多卡车，春节前哪个单位的卡车都用得勤。比较起来，报社更愿雇三轮平板车，资料、文件、怕磕怕碰的东西还是用三轮平板运稳妥。但是，三轮车都是单干，报社很难记得清究竟谁运了多少次，弄不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赶上这茬儿了，三轮车夫们商量：暂时组织在一起吧，不能让这么大的活跑了啊。

　　一群三轮车夫就自发组织在一起，推举周秉昆做头。秉昆能成为头，完全是由于孙赶超力推。孙赶超的力推居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肖国庆在他们中的好人缘。周聪那篇题为《我的两位叔叔》的报道在社会上并没引起多大反响，却感动过他们中的不少人。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孙赶超与肖国庆之间休戚与共、亲如兄弟的友谊，赶超因此在他们中也确立了诚实守信、绝对可交的人品和口碑。他一推举秉昆，大家自然拥护。

　　其实，秉昆根本不愿参与，更别说当召集人。在他看来，一旦自己参与了，想避开儿子周聪又怎么可能？他面情软，架不住大家一致请求，最终勉为其难，还是答应了。

　　结果，他也就真碰见了周聪。

　　那日大雪，零下二十七八度。三轮车夫们一个个雪人似的，眉毛胡子都被哈出的气结成霜，没胡子的刚刮过胡子的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互相之间如果不叫名字，面对面也认不清对方是谁。

　　突然，有人大呼周秉昆的名字。

　　一个人一喊，接着几个人不住声地帮着喊。那时，周聪正抱着大纸板箱往一辆三轮车上放，听到喊声，举目四望，没听到有人应答。

　　开始用绳子捆车的正是周秉昆，他装作没听见，一心祈祷儿子快点儿离开。

　　不料，赶超走到他跟前，用戴棉手套的手在他脸上一抚，立刻使他露出了真面目。

　　赶超生气地说：“聋啦？几个人喊你没听到？”

　　秉昆说：“是吗？”

　　周聪不由得叫了一声：“爸！”

　　赶超又说：“那边摔碎了一个纸箱，咱们弟兄和报社的人都要动手了，快去平息一下！”

　　秉昆说：“你去劝劝不是一样嘛！”

　　赶超说：“不一样，人家口口声声要见咱们头！”

　　孙赶超推着周秉昆快去解决矛盾，周聪却拽住父亲的胳膊不放，要与父亲谈一谈。

　　赶超火了，冲周聪吼：“滚一边儿去！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

　　周聪只得放开了手，却不走开。

　　赶超没再理他，一转身忙自己那摊子事去了。

　　这时雪花漫舞，能见度极低，二十几辆三轮车横七竖八停在报社不大的院子里，车夫们与从楼里往外搬东西的人挤在车辆之间，情形相当混乱。这个大雪天，不知什么原因，报社院外的马路实行交通管制，三轮车一辆也不许停在院外了，只好都挤到了院里。

　　双方冲突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却是一场真正的冲突。秉昆赶到跟前时，双方好几个人都快要动手了。原来，一名车夫不小心从车上推下了一个纸箱，箱内有盆君子兰。花盆碎了，君子兰断了几片叶子。车夫表达了歉意，君子兰的主人，一名与周聪年龄相仿的女记者却不依不饶，絮絮叨叨，不知究竟想要怎样。车夫烦了，骂了女记者一句。结果，女记者嚷嚷起来，报社几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冲上前来，一个个英雄救美的样子，要求车夫的领导出面，赔礼道歉，补偿损失。

　　秉昆只有不断鞠躬，说尽好话。

　　对方依然不肯罢休，非让赔钱不可。

　　秉昆就掏出了钱包，问得赔多少才算完。

　　女记者先说那花是名贵品种，她为了养好它花费了多大心血，之后说出一个钱数来。

　　秉昆一听就炸了，揣起了钱包，高声叫骂起来：“浑蛋！讹诈吗？臭丫头，再矫情我赔你个大嘴巴子！你们是知识分子，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人，没看见我们挣点儿钱有多么不容易吗？他妈的眼睛全瞎啦？有你们这么代表社会良心的人吗？！”

　　他一发飙，报社的年轻人更不放过，一个个义愤填膺的样子，都要和他开打了。

　　孙赶超与十几名车夫一起围过来，这些包裹在粗厚棉衣中的莽汉，个个须发皆白，摩拳擦掌，声振屋瓦，气势上倒是先占了上风。

　　周秉昆跃上一辆三轮车，振臂高呼：“老哥们儿听着，都歇了，先不干了，不给这帮有文化的狼人干了，罢工了！”

　　于是，他们便都坐在车沿边吸起烟来。

　　报社的年轻人大多玩笔杆子出身，虽然见多识广，却没遇过这种架势。现场没有一位领导，腾退搬迁办公室时间很紧，一时群龙无首，也就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应对。

　　僵持之下，周聪只得挺身而出，居间协调。

　　“刚才就叫你滚，怎么还没滚？你爸正在气头上，偏往你爸跟前凑什么？搞不好你小子里外不是人，快滚远点儿！”孙赶超毫不客气地吼道。

　　周聪只得堆下笑脸说：“超叔，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呀，对两边都不好是不是？你就让我劝我爸消消火吧。”

　　赶超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数九寒天，毕竟兄弟们出来不是为了争扯，而是要讨个饭钱。

　　周秉昆盘腿坐在车上，闭着双眼，刚才被赶超擦过的脸又结了一层薄霜，像一头打坐修禅的白毛老猿。

　　他听到耳边传来儿子唤“爸”，缓缓睁开了眼。

　　周聪掏出手绢，替父亲将鼻尖上的鼻涕擦掉。

　　周秉昆问：“为什么不听你赶超叔叔的话？”

　　周聪说：“他同意我和你谈一谈了。”

　　作为冲突双方的代表，父子俩开始了对话。

　　“有什么话回家谈，现在是咱俩谈话的时候吗？”

　　“爸，我想和你谈的是，我不愿你再干这种活了。以后，一到冬季你也在家猫冬，我的……”

　　“别再跟我说你的工资养活得了我和你妈！说得轻巧，你自己信吗？不知道物价怎么个涨法吗？我一个大男人，一家之主，刚五十岁，没疾没病，想什么时候不干活就不干活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活怎么了？干这活可耻？挣的钱不干净？我答应过你妈，今年春节要让她看上电视，我要说到做到！”

　　“我现在不想和你谈电视，我现在要跟你谈眼前这件事，僵下去不是办法。”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让你们领导来。”

　　“爸，头头脑脑这会儿都在新楼那边，现场安置各部门桌椅呢。”

　　“那就去人往这边请一位！”

　　“爸，那不好，绝对不好。”

　　“好不好由你说了算？”

　　“爸，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领导们知道了这边闹得这么僵，我那位女同事非受严厉批评不可。”

　　“活该！谁叫她那么矫情，还想讹诈！”

　　“爸……跟你说实话吧，我俩正谈对象呢……”

　　“你！……趁早吹了！你什么眼光啊你？她如果成了咱们周家儿媳妇，还有我和你妈的好日子过吗？”

　　“爸，今天这事一发生，我不想吹她也必定跟我吹啊！爸，也不谈我俩的事了，新楼那边许多人都等着这边的东西及时运过去呢，爸给我个面子，发话让大家接着干活吧！”

　　“行，周聪，我可以给你个面子。站这辆车上，就说你代表那些同事，向我们的人认错。”

　　周聪犹豫了一下，也跃上了车，四下里鞠躬，向大家道歉。

　　赶超走过去，问秉昆：“你的意思？”

　　秉昆不胜其烦地嘟哝：“你替我发话，开干吧。”

　　他想站起来，然而腿盘麻了。如果不是儿子往起扶，他一时站不起来了。

　　秉昆的确身心疲惫。他与孙赶超整天在一起，即使休息时，常常大眼瞪小眼，互相之间都觉得没什么话可说了。

　　他俩春节不想再聚，其他朋友就更没谁张罗着聚会了。

　　周蓉一家三口照例在秉昆家度过了三十儿。

　　冬梅也来了，她照例要初一去北京陪周秉义过春节。

　　周玥仍没找到自己愿意干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她在法国所学的企业管理专业，使她在求职时面临窘况——管理国企的多是国家干部，很难轮到她那种“海归”女生。经过十几年的转型、合资、卖厂，本省国企除了煤、油、林、农系统的资源型企业再就所剩无几，而她自己又没有任何实际管理经验。更何况西方大学里教的那套管理学问与中国国情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私企，在本省本市另有一套路数，各有各的高招，不劳外人费心。

　　前不久，周玥心生一念，想到北京去投靠大舅周秉义，其实也就是想去沾点儿光。她把自己的打算向舅妈郝冬梅透露过，郝冬梅当时没表态，只说等下次去北京时向她大舅提提，看她大舅什么态度。

　　母亲落实了工作以后，周玥心里更加没着落了。

　　蔡晓光也用点拨周蓉的话点拨过她，只是委婉多了。

　　周玥却说：“我就是再降低要求，那也不能去宾馆当大班吧？”

　　“当宾馆大班怎么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难道屈才了？”周蓉教训道。

　　她又说：“我的事我做主，不劳你们再操心，我保证，最迟半年，绝不再花你们一分钱了。”

　　周蓉又要训，晓光用眼神阻止了。

　　周玥说这话后，到了春节，两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周秉昆总算买了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价格一千多元。当年，许多大城市的家电商场已不见了黑白电视机的踪影，国家基本进入了彩电时代。大彩电成了婚嫁必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东北三省城市里，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工资只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的一半，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科技工作者们也不例外，有些行业差距甚至更大。

　　郑娟对那台本省产的电视机喜欢极了，找出一块最漂亮的花布为它做了罩子，还买了一块塑料桌布。

　　吃罢三十儿的晚饭，大家一起看电视。春晚还没有开始，郑娟手握遥控器调换频道，还像孩子一样问大家：“想看吗？想看的举手！”

　　大家都笑了，觉得她操控电视机的模样比电视节目本身还要好看。

　　晓光突然说：“别调了，就看这台吧。”

　　那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个频道，可算中国最早的收藏鉴宝节目，栏目叫《新春亮宝》。

　　晓光对收藏一向有兴趣，也有不少藏品，无非本省本市一些画家、书法家赠他的应酬字画，没什么够档次的东西，也少有什么精品。再有的无非就是些真假莫辨的古董，即使是真的，年代也不过晚清民国。周蓉不反对他这种爱好，只不过时常提醒，万勿幻想发财，更不许高价购买。蔡晓光管不住钱，他好交朋友，花销自然也大，因为放心不下周蓉母女，有所顾忌，总共攒了七千多元。周蓉一回国，他就主动上交，自己仅留了一点儿零用钱。晓光对钱财兴趣有限，收藏什么往往出于好玩，周蓉的提醒纯属多余。

　　大家都在看《新春亮宝》时，冬梅递给周玥一封信。周玥低头看了一会儿，将信还给舅妈，勉强笑了笑，表示自己明白。然而，她从那会儿起，情绪就明显低落了。

　　周蓉朝冬梅暗使眼色，冬梅随她进了小屋。

　　周蓉悄问：“谁的信？”

　　冬梅简单说过丈夫那封信的内容后，周蓉说：“我理解我哥的想法。”

　　冬梅说：“我也理解。”

　　周蓉说：“他的人生志向本不在官场，却身不由已跻身官场。他一心只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最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大好事。如果能做出那么一种政绩，他就比较满意了，否则会很懊丧。”

　　冬梅说：“是啊，他一直是那么想的，我支持他。”

　　周蓉又问，那一封信为什么要给周玥看？

　　冬梅犹豫了一下，便把周玥想到北京投靠大舅的打算如实讲了。

　　周蓉生气地说：“我绝不允许！既然我哥有那种夙愿，作为他的亲人只能成全他，谁也不许给他添麻烦，干扰他。”

　　冬梅说：“小声点儿。周玥虽然不是我和你哥的女儿，但你哥关心一下她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你哥当初关心了一下周聪的工作，秉昆两口子就省了多大的心啊，周聪的人生起点也比较顺了。你哥就要回来了，周玥的事只好等他回来后，看看在本市怎么帮她解决。”

　　周蓉说：“我哥回来了，也不许周玥给他添麻烦！”

　　冬梅说：“咱们自己的下一代，如果能帮他们把工作解决得好点儿，干吗不呢？”

　　周蓉说：“我们周家就出了一个当官的，父亲如果地下有灵，也肯定希望他能有清名。世上没有遮得住人眼的事，只消有几件被人背后议论的事，我哥的种种努力就完了。”

　　她说着说着，流下泪来。

　　冬梅劝道：“别这样，大年三十儿的，你千万别引起不快来，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周蓉忍住了眼泪，说道：“嫂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就周玥这么一个女儿，我把自己的事业搭上了，也没让女儿有什么出息……”

　　冬梅劝道：“那要看怎么来想。你现在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周玥也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你为女儿操心并没有白费心。这么一想，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然而，郝冬梅的话对化解周蓉心中的郁结，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当年的大美人儿，北大女才子，省属重点大学破格评定的年轻副教授，却因为独生女儿的发展而伤感落泪，又一次验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俗语。这种情形，还有一种说法：“摊上了今生讨债的儿女，神仙也无奈。”

　　好在大屋里开着电视，姑嫂二人在小屋里的对话，外屋的亲人们听不到。

　　《新春亮宝》节目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有个与周聪年龄相仿的青年，展示了一对玉镯，说他爷爷当年在寄卖店工作过，三十年前收下了这对玉锡。后来，当镯子的人没在规定时间赎回，摆在拍卖柜台上无人问津。他爷爷识货，判断那绝对是好东西，自己买下了。

　　专家问买时花了多少钱？

青年说当时才一千几百元，他爷爷买下时已是两年后，拍卖价自然要比当价高些，为此他爷爷借过钱。对于当年的中国人，在一对玉镯与一只手表之间，十之八九都会选择手表。至于一对玉镯的价值，没几个人晓得。

　　专家恭喜那青年，说他爷爷有眼光，太值了。专家说那镯子无疑是上品美玉雕琢，猜测原本可能属于清末贵族之家，流落民间也许还有什么故事。

　　专家接着说：“这镯子嘛，若在咱们北方出手，价格会低一两万。如果到南方出手，七万八万会有人买的。南方的有钱人比北方的有钱人多嘛，也比北方的有钱人更有钱嘛！七万八万也值，以后肯定还会升。南方的有钱人搞收藏的越来越多，咱们北方的有钱人现在还没太省过味儿来，还不晓得好玉名玉多么值得投资。”

　　电视中那专家最后的话，引起了节目现场观众一阵接一阵惊呼。

　　周家的五名观众，除了郑娟，其他四人看得屏息敛气，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震撼，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刺激。

　　国家大踏步走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而绝大部分人却还处在对一百元的得失也斤斤计较的生活水平。那对玉镯的价格翻倍，令光字片周家老土屋里的亲人们一时间心驰神往，浮想联翩。

　　郑娟说：“换个好看的节目吧。”

　　周玥对周聪小声说：“你妈一开始就没看进去。”

　　自称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蔡晓光也自言自语：“八九万够买一辆‘夏利’车了。”

　　周聪说：“早先中国人的收入差别很小，现在的差别却太大，简直像玉镯当初的当价与现今的卖价了。”

　　收入差距之大，几乎让所有人一说起钱来，就不可能不异常敏感。也许只有光明那样的出家人，只有郑娟那样容易满足的人，才算例外。

　　她已转台了——是赵丽蓉与巩汉林早年的小品，那是她爱看的。她也不问别人愿不愿看，只顾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周秉昆却难以从《新春亮宝》节目中回过神来。五个人之中，他受到的刺激最大。他回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因为爱上了郑娟，偷偷当掉了家中一对玉镯的事。他确信，电视节目中的那对玉镯正是自己家的。

　　他看着坐在前面的妻子的背影，仍能感觉到自己绵绵的爱意。他听着她哧哧的笑声，觉得仍是世上最能使自己喜乐的声音，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为了郑娟和他们的爱情，他当年偷着当掉了家传的玉镯，拿到了一千二百元钱。如今看，这个价钱简直可以说是白送人了。

　　周秉昆扭头看了一眼周聪。小儿子也爱看小品，像妈妈一样是赵丽蓉与巩汉林的粉丝。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小儿子和妈妈都能从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中，仅仅听一半句话，就准确无误地判断是不是赵丽蓉与巩汉林的声音。

　　周聪今晚却看得心不在焉，那对价值一辆“夏利”车的玉镯，对那年轻人头脑所造成的刺激，不是一转眼就可以过去的。

　　周秉昆不由得想，如果自己当年没有那么做，估计妻子就不会是郑娟，说不定也就没有周聪这个儿子。即使有，也叫周聪，却肯定与眼前这个周聪方方面面都不一样。

　　那又会怎样呢？他无法想象下去。

　　周秉昆听到周玥问：“爸，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你投资，我做玉器生意怎么样？专家不是说这一行前景看好吗？”

　　他听到姐夫蔡晓光英雄气短地回答：“可惜，你爸也给不了你那么大的本钱啊！”

　　他又想到了光明。如果自己当年没那么做，光明今天会成为北普陀寺的萤心师父吗？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吧？

　　他进而想到了赶超。如果不让他住在太平胡同郑娟一家当年那小破土屋里，他一家又会住哪儿呢？总归会有地方住吧，绝不至于流浪街头；如果不给赶超借住房子，他们两人的关系会是如今这样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吗？

　　还有楠楠，楠楠也许不会那么一种死法——也许当年就夭折了，只能由郑娟找处野地偷偷埋了，而绝对不会留学哈佛，骨灰最终葬在佛门圣地。

　　他还想到了郑娟妈妈。那老妪生前是否预料到了郑娟母子和光明，日后会成为他的亲人呢？如果她确如郑娟当年所说是菩萨化身，世上苦人儿那么多，她为什么视而不见，而单单庇护郑娟和光明呢？难道她有什么特殊使命吗？他想起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她停止了叫卖，非要看他手相。

　　“秉昆呀，你的命可不怎么样，是操劳不休的命。你命中最好的运相，就是娶我女儿郑娟为妻。如果你娶了她，这辈子还有几分福；如果你不娶她，那你这辈子就一点儿福分也没有。我的女儿我知道，她的心比许多女人都干净。”她的表情当时极其诡秘，仿佛向他暗泄天机。

　　秉昆后来多次自问自答，他终于与郑娟结为夫妻，不能说她的话一点儿都没起作用。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倘若父母没有为家中留下那么一对玉镯，当年水自流和骆士宾被判刑后，秉昆与郑娟的关系肯定就断了，不管他多么恋恋不舍。他无法继续对她提供帮助，也就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对她的爱是不受谴责的。

　　于是，他对郑娟妈妈，对自己的父母，对那对玉镯，都心生出无限的感恩来——尽管玉镯已不属于他们周家，在别人手中价值翻了几十倍！

　　秉昆正胡思乱想，周蓉与冬梅从小屋出来了。

　　周蓉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大家刚才静悄悄地在看什么节目？

　　周玥就把那对玉镯的故事讲了一遍。

　　周蓉若有所思地问：“秉昆，我记得当年常听咱妈说，咱家也有一对镯子，哪儿去了？”

　　秉昆说：“让咱妈有一次掉在地上摔碎了。”

　　周蓉说：“可惜了。”

　　秉昆说：“摔碎了我请人鉴定过，根本不值钱。”

　　周蓉就不再追问什么了，她一点儿都没怀疑秉昆。

　　周家的儿女从小互相谦让惯了，哥哥周秉义就是榜样。

　　春晚节目挺精彩，老明星颇多，并且都铆足了劲儿，“姜还是老的辣”。什么“韩流”“小鲜肉”之类的，那一年还不成气候。

　　春晚节目结束很晚，亲人们都困了，男女各一屋，在比往年更密集更持久的花炮声中，说睡都睡了。

　　大年初一，冬梅第一个走了。

　　周蓉一家三口匆匆吃罢早饭，也走了。

　　秉昆分年货时，郑娟从旁说：“只分三份不好吧？除了咱家留一份，就不给春燕留一份了？”

　　秉昆想了想，果断地说：“她就算了吧，她们妇联肯定也分。”

　　怕摆在明面上，春燕来了看见了不给也不好，秉昆还是让周聪给国庆和赶超家各送去一份。

　　春燕和德宝这一年春节期间没到秉昆家来。

　　周蓉一家也没再来。

　　周蓉要抓紧时间备课，为高中生讲好数学，对她毕竟还有一些挑战。蔡晓光朋友多，其中一些感情联络关乎他事业的可持续性，春节不主动登门拜年，人家会挑礼。周玥的初恋之疡犹在，她却极想摆脱阴影。没有工作，她耐不住寂寞，便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当年那所重点中学的朋友。她有了洋文凭，毕竟是老干部的“干外孙女”，那光环仍有余晖，这使她在老同学们面前不至于觉得矮谁三分。老同学中有人已是官场新人——秘书科长什么的，还有一位当上了处长。他们了解到她还是单身，都大为惊讶，纷纷争做红娘。虽然她更希望老同学关心她的工作问题，他们却显然不那么想。或许都认为，她大舅周秉义在中纪委工作，舅妈是“红二代”，继父是文艺名人，她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闺密们启发她改变思维——丈夫找对了，工作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曾经备受争议的“真理”几乎是周玥许多闺密的信仰。一些结了婚的人也跃跃欲试，打算摆脱现有家庭束缚，义无反顾地实践一下。

　　与周蓉相比，周玥生父冯化成的浪漫在笔下、在纸上、在诗里，而他凡事利益第一的思想在血液骨髓里、在每一束神经系统间、在每一组基因中。周蓉的浪漫才真的是由细胞所决定的，虽然五十多岁的她已很难再浪漫了。

　　“七〇后”周玥的身上，不论容貌还是智商、情商，更多地遗传了冯化成的基因，尽管她更多的时候已经忘了有那么一位父亲。

　　她决定春节期间见见第一位对她有意的男人。为此，她独自凭吊了一次楠楠墓地，以消弭内心的障碍。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秉昆上午买元宵时遇到了吴倩。

　　她问：“你怎么大老远地跑市里来买？”

　　他说：“你嫂子听人讲市里有巧克力馅的。”

　　她说：“不知巧克力馅的好在哪儿，小霞非想吃巧克力馅的。我刚下夜班，为她排队买。没有她，我都不想活了。”

　　吴倩仍在蔡晓光介绍的那家宾馆当勤杂工，还为国庆戴着黑纱。她说到伤心处，眼圈红了。

　　秉昆问小霞的情况怎样？

　　吴倩说：“我活着的唯一盼头，就是盼着她早点儿毕业工作。今年六月，她就该毕业了。工作这么难找，她倒处对象了，家在贵州山里的农村！秉昆你说，我怎么就这么苦命呢？”

　　秉昆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半天才指着黑纱说：“不要总为国庆戴它。”

　　她说：“我想为国庆戴一辈子。”

　　秉昆说：“那我不许。现在就摘了吧，我替你保存着。”他也不管吴倩愿意不愿意，硬是从她袖子上摘下黑纱揣自己兜里了。

　　秉昆和吴倩离开卖元宵的露天摊子，相伴着走了一会儿。吴倩说老鼠在她家作妖作怪得厉害，她还得去买老鼠药，二人分手了。

　　秉昆回到家，见春燕妈与郑娟在说话。春燕妈也一句又一句说不想活了——春燕跟爸爸和二姐闹翻了。

　　“秉昆你说，春燕爸把存折给她二姐了，她作为妹妹是不是应该理解？自从她二姐和我们老两口住一块儿，大姐就不登家门，好像没我们两口子！这是我们老两口还活着，哪天我们前后脚走了，她们三姐妹还会来往吗？存折上也就五千多元钱，她爸给了她二姐，还不是想让她二姐对我们好点儿？我们将来病卧不起，不是主要得靠二女儿服侍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春燕她可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春燕妈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

　　秉昆被哭得心烦，不好表现出来，吸着烟强忍着自己。

　　郑娟却一点儿都不烦，她喜欢劝慰人，也确实擅长。她在光字片渐渐是一个挺重要的人了，女人们在家庭矛盾中受委屈了，都喜欢向她来倒苦水。在这一点上，她越来越像当年的秉昆妈妈。许多女人私下商量好了，下一次改选街道小组长，要一致推荐她。

　　郑娟主持公道，她劝慰春燕妈妈说：“大婶，是春燕不对。秉昆，你是春燕干哥，有责任替大婶批评她，让她主动向她爸和二姐认个错。”

　　秉昆说：“你以后别提干哥那茬儿了行不行？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怕别人笑话。”

　　郑娟振振有词地反驳道：“那是历史，不尊重历史不对。我才不怕别人笑话呢，你也不许怕。批评春燕的任务给你了，你完不成那只得我亲自出马了！”

　　秉昆立刻说：“我完成，还是由我完成吧。”

　　春燕妈接着就讲，哪个区哪条街哪个院，有一户人家因为家庭矛盾，再加上日子难过不下去，当妈的一时想不开，初一那天晚上把耗子药包到了饺子里。

　　她讲得有鼻子有眼的。

　　秉昆也听说过这件事，立刻告诉她那是谣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次全家食物中毒。

　　春燕妈可怜兮兮地说：“不管事真事假，我和春燕爸往心里去了。我们老两口商量过，要死我俩一块儿死，绝不拽下一代。哪天如果我们吃耗子药死了，看她们姐三个还有脸做人不！”

　　郑娟说：“大婶在我家当气话说说可以，回自己家可一次别说，千万千万！用死和儿女赌气，那是多么罪过的想法！”

　　秉昆摁灭烟，猛一下站起，往外便走。

　　郑娟说：“大婶还在这儿呢，你突然要上哪儿去？”

　　他说：“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得立刻去办。”

　　“秉昆是不是听我老婆子絮叨烦了，我走我走！”春燕妈说着就要下炕。

　　“大婶你别误会，有我在，他哪敢不爱听！”郑娟诚心诚意地挽留道。

　　秉昆没理她俩那茬儿，头也不回推门而出。周聪的自行车停在小院里，他跨上自行车，直奔国庆家而去。

　　国庆家租的房子快到郊区了，是吴倩小叔几年前介绍的房东。因为有她小叔的面子，租金不算高，里外两间屋面积也挺宽敞，国庆两口子便没再换地方。

　　秉昆心急似火，哪里还顾得上敲门，直闯而入。见到的情形，与他路上的胡思乱想大相径庭——吴倩与国庆姐一块儿在外屋煮饺子，吴倩守着锅，国庆姐在一旁剥蒜，两个寡妇正小声说着什么。里屋竟有人在弹吉他。

　　秉昆的突然出现令她们吃了一大惊。

　　吴倩嗔道：“死秉昆，打家劫舍呀，吓我一跳！”

　　秉昆尴尬地说：“姐也在啊。”

　　国庆姐说：“我们两家孩子不常在一起，互相都想念。趁小霞还没回学校聚聚，你来得正好，快进屋见过孩子们吧。”

　　国庆姐放下蒜，边说边将秉昆推入里屋。里屋不止小霞和国庆外甥庄重，还有另外两个陌生男孩和女孩，秉昆都没见过。男孩弹吉他，小霞他们三个听着。

　　小霞和庄重立刻站起，恭恭敬敬地叫伯伯，让座。弹吉他的男孩停下来，腼腆地坐炕沿那儿去了。

　　国庆姐姐介绍，那陌生女孩是庄重的对象，在“和顺楼”做迎宾小姐，家在本市，父母也都是下岗工人。那弹吉他的男孩，是小霞的“同学”。秉昆心里立刻明白，那个“同学”必是让吴倩头痛的那个贵州山区的农家子弟。

　　那男孩女孩也叫过伯伯之后，年轻人一时都显得挺拘束。

　　国庆姐姐转身到外屋去了，秉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主动与他们聊起来。

　　庄重考上邻省一所普通大学，原本是学院，入学那一年升级为大学。他学的是包装设计，已与本市一家私企签约，一毕业就有工作。

　　国庆姐姐在外屋大声说：“我们庄重学习好，在学校举行的设计比赛中得过奖，他们没出校门就签约的学生总共才几个。”

　　秉昆端详庄重的对象，姑娘模样可人，于是明白国庆姐姐何以春风满面，不复当年一脸愁苦了。

　　他说：“庄重，你妈终于熬出头了。”

　　庄重就抱了抱对象，亲了她一下。

　　国庆姐姐又在外屋接着说：“是呀是呀，亏我下手早，要不我儿子难找那么标致的对象，我这当妈的对儿子算是尽到责任了。”

　　女孩低下头害羞地笑了。

　　秉昆再端详小霞的“同学”，那男孩长得也挺好，五官端正，就是黑点儿，个头矮点儿。

　　小霞似乎猜到了他心中想什么，乐观地说：“伯伯，他才二十一岁，二十三不是还蹿一蹿呢！”

　　秉昆说：“对，有这个说法。”

　　那男孩突然说：“伯伯，我想为你唱支歌。”

　　秉昆说：“好哇。”

　　语音刚落，男孩已弹着吉他唱起了贵州民歌。

　　他唱完，秉昆带头鼓掌。

　　国庆姐姐不知何时也站在门口听，她说：“别只为你伯伯唱，你也得为小霞妈妈唱一支歌。”

　　“那我再唱一支国外的！”他便又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弹着吉他走到了外屋，除了秉昆坐着没动，小霞他们三个都起身跟到了外屋。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亲爱的妈妈

　　我没有礼物

　　送你一朵鲜花

　　这鲜花开放在

　　高高的山上……

　　吴倩不守着锅了，也进屋往秉昆身边一坐，双手捂住了脸。

　　男孩的歌声戛然而止，年轻人们全愣在门口了。

　　吴倩放下手，眼泪汪汪地说：“都别愣着了，该坐哪儿坐哪儿，吃饺子吧。”

　　与国庆姐姐的满面春风相比，她难掩满腹心事。

　　吴倩看着秉昆说：“不管你饿不饿，也得尝几个。”

　　秉昆说：“好。”

　　国庆姐姐端上了饺子，于是大家默默地吃起来。

　　吴倩这才问他，有没有什么事？

　　他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那是不能实说的呀。他便撒谎没什么事，只不过好久没来了，串门看看。接着，他对唱歌的男孩郑重点评道：“你的嗓音条件挺好。要了解自己的嗓子，你刚才那首外国歌曲唱得尤其好。不说动情，还因为那是典型的中音歌曲。你唱男中音最合适，我们国家唱得好的男中音歌手不是太多。如今时兴劲歌，你不必跟风。”

　　那男孩受到鼓励，频频点头。

　　小霞说：“伯伯，他想当歌星。我支持他，你支持不？”

　　吴倩说：“你这话太没分寸啦，你们只不过是同学，人家以后走什么人生路，你瞎支持什么？”

　　小霞脸色就不好看起来。

　　秉昆温和地说：“那样的人生发展，也不是单凭好嗓子就走得通。他年轻，来日方长，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接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你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首先还是生存，还是工作。”

　　那男孩频频点头。

　　国庆姐姐连元宵也接着煮了。

　　秉昆夹起一个，想到自己来国庆家的原因，不禁摇头一笑。他吃了一个元宵，对吴倩说：“我觉得不如咱们传统的五仁馅的好吃。”

　　吴倩说：“可不嘛。”

　　国庆姐姐跟着说：“现今，月饼、元宵这个馅那个馅的，反而都不如从前五仁馅的好吃了。”

　　然而，年轻人们分明都爱吃巧克力馅的。无论吃的穿的用的，谁想叫他们别跟风，那可真不容易。

　　秉昆又对吴倩说：“看着他们聚你家，就想起了当年咱们聚在我家。”

　　吴倩叹道：“太不一样了。咱们当年都是有工作的，工资差不了几元钱，所以都活得傻知足傻知足的。可他们四个中，有两个工作还不知在哪儿呢。即使有了工作，与别人相比，工资上可能一差就差出几百几千来。”

　　小霞反驳说：“太夸张了吧？就工资而论，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之间差不出几千吧？普通人只跟普通人比行不行？”

　　吴倩被噎得没话说了。

　　吴倩将秉昆送出门，陪着他边走边问：“你给我出个主意，小霞那对象，我当妈的究竟该是什么态度呢？一想他是贵州山里的，农村的，我就会倒吸几口凉气。我现在只能认可他俩是同学关系，真是愁死了。”

　　秉昆不好表态，只得岔开话说：“小霞毕业回来后，你去找向阳，他现在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让他务必替小霞的工作兜一下底，要兜住。”

　　吴倩说：“我也这么想过，又怕你不高兴。”

　　秉昆说：“那么想就要及时去做，怕我不高兴是你想多了。别想太多，我心里早没那些了。”

　　吴倩说：“最好你也跟向阳说说，你面子大。”

　　秉昆说：“放心，我会的。”

　　吴倩脸上这才终于有了点儿笑容。

第十二章

　　天暖和了。

　　周秉昆孙赶超他们这些三轮车夫的活多起来了，有时甚至应接不暇，大家便推荐秉昆当法人代表，准备成立一个“车行”。但很快活就少了，因为本市出现了第一家物流公司，是私企，一挂牌就有二十几辆崭新的大卡车亮相。

　　一筹莫展之际，物流公司的人主动找到了他们，问他们愿不愿当随车的装卸工。秉昆代表大家与公司的人几经谈判，终于谈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工资不稳的日子我可过得够够的了！大多数人的想法既无奈又现实。

　　工人阶层的集体梦想首先是工作稳定。为了求得那一份稳定，他们一般都最为务实。

　　周秉昆的人生到那一年为止，仍像一辆破旧的三轮平板车。破车子好揽载，也可以用很雄壮的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位出生在光字片，五十多岁了还光景黯淡的男人，为了尽到他那乱糟糟的永无休止的责任，已把他那一丁点儿能力发挥到极致了，如果那也算能力的话。

　　三轮车夫们进了物流公司，周秉昆就想离开大家，回到修筑江堤的工地上。

　　赶超说：“别犯傻！那边的活是临时的，这边的活可是长久的，而且上‘双保’！我也在这边！”

　　他说，去年冬天修筑江堤工程队解散时，他们约好了天气暖和就归队。

　　“我才不管你们约定没约定！不许走，坚决反对你走！你要走，别说我跟你翻脸！”孙赶超大发脾气。

　　人人挽留，秉昆也就不再说走了。他求赶超替他去江北那边工地看看情况，赶超真去了，回来告诉他去年的“老人”没几个，多数是今年新招的，他这才在物流公司安心下来。

　　“十一”过后，周家出了一件都觉得丢尽面子的烦心事，周玥与人同居了。对方是有妇之夫，老婆誓死不离婚，不断往省市妇联告，要求妇联主持正义。省市妇联一次次将信批转到春燕所在的区妇联，周玥“第三者插足”别人家庭，批评教育她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副主任春燕身上。春燕哪里能拉得下脸批评周玥呢？她也明白，自己一个区妇联副主任的批评没用，也不好向上交差，烦得起了满嘴泡。德宝替她走后门开了张病假条，她干脆称病在家了。

　　周蓉倒真的气病了，但一天病假也没有休。她的数学课讲得刚进入状态，获得了学生初步认可。她怕刚上班就请假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而且她开始喜欢上了那份工作。她经常胃痛得厉害，每天带着药上课。即使课前胃不舒服，她一进入教室，立刻精神饱满起来，没有学生看出她心理上和生理上正经受着折磨。

　　她对蔡晓光说：“你替我向她声明，从此我们断绝母女关系。”

　　女儿的所作所为让她失望到了极点，也让她备感羞耻。她在家里生闷气的样子蔡晓光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便去找周玥，不是替妻子传话，而是希望养女幡然悔过。周玥已不住他那间剧团的宿舍，他只得像私家侦探那样去找。

　　蔡晓光在一幢自己从没去过的楼前堵到了她。

　　周玥告诉他，事情并不像他和母亲想的那样，那个男人已与妻子分居多年，认识她之前一直在进行离婚大战。

　　他说：“那你又何必背黑锅呢？等他离了再……不行吗？”

　　她说：“也许就晚了。”

　　他说：“他真的很优秀？值得你这么做？”

　　她说：“优秀谈不上，但比较适合现在的我。”

　　他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她又说：“爸，我想你最能体会，一个男人身边如果长期没有女人，他干什么都会觉得怪没意思的。”

　　蔡晓光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完全无话可说了。

　　无功而返的蔡晓光转而去找郝冬梅。她听了讲述之后，沉吟良久，无能为力地说：“该让她明白的道理你都对她讲了，我出面恐怕也无济于事吧！”

　　他看出她不愿介入，而且，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蔡晓光怏怏回到家里，周蓉一见他的样子心中全明白了，哭诉道：“她这么不自重自爱，哪像我的女儿呢？我的人生全让她毁了。”

　　他抱着她，吻她，安慰道：“你的人生并没有毁，只是不那么称心如意罢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随她去吧。”

　　周玥的事让周秉昆失业了。

　　正是那个男人投资成立了本市第一家物流公司。据说，还是周玥鼓动他离开官场“下海”，成立物流公司也是她的主张。

　　秉昆离开公司前找到了周玥，她正在主持什么会议。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看着她冷若冰霜地说：“你出来一下。”

　　她立刻站了起来，随之两个男人也站了起来。

　　她小声说：“是我小舅，谁也别跟着我。”

　　二人一前一后走到了楼外。

　　秉昆转过身扇了她一个耳光。

　　她没躲闪，也没捂脸，苦笑道：“小舅，十几年前，你一记耳光把我扇到了法国，让我和楠楠天各一方。当年，你们如果不是那样对待我们……”

　　“住口！”她的话让他心痛。他不愿再说什么，悻悻而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她自言自语：“要坚持下去，坚待就是胜利！”

　　周秉昆发现孙赶超陪着自己走。

　　“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站住了。

　　赶超肩上还系着公司发的垫肩，垫肩上搭着上衣，他苦笑道：“我也别干了呗。”

　　他说：“我能不走吗？纯粹是我们周家人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赶超说：“我是你朋友啊！”

　　秉昆苦笑道：“你别犯轴，听话，留下好好干。当下这份工作还可以，儿子还靠你挣钱上完大学呢！”

　　一提到儿子，赶超顾虑顿起，他眼睁睁望着秉昆走远，心里说：“秉昆，那对不起了……”

　　周秉昆想再去找工程队修江堤，转而一想，天就要冷了，那些工人该解散了，就没有去。

　　物价还在涨，他不往家挣钱是万万不可以的，与郑娟一合计，求人不如求已，干脆摊煎饼卖吧。于是，他动用了为周聪攒的结婚钱，当起了摊贩。没有想到，这竟给郑娟带来了极大欢喜，能和丈夫一块儿挣钱，是她以前深藏不露的心愿。她乐此不疲，干得很来劲儿。起初只卖煎饼，后来也卖豆浆。天冷了以后，干脆不摆摊了，将自家外屋改造成了一处门面，什么面食都做都卖。光字片人口密集，却从没那么一处门面，夫妻二人起早贪黑，每月收入比秉昆上班时挣得还多些。

　　周聪说：“爸，我结婚绝对不花你和妈挣的辛苦钱，你和妈尽早把‘双保’补交了，否则后悔就晚了！”

　　秉昆说：“家里现有的钱肯定不够，先把你妈的‘双保’补上吧。”

　　与父亲达成了一致，周聪向同事们借了几笔钱，为父母补交了“双保”。

　　一天傍晚，赶超来了，喝了碗豆浆，吃了个糖三角，吸了支烟，背着郑娟悄悄向秉昆汇报——周玥在物流公司当半个家，她找赶超谈了一次，态度诚恳，一口一个“叔”亲近地叫着，希望他能当运输队队长。

　　“又进了二十几辆新车，三四十人，不仅接省内的业务，还接省外的业务。有时省外的业务比省内的还多，她说就算关键时刻助她一臂之力，你说我该怎么办？”赶超显得左右为难。

　　“为什么问我？”秉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当然得征求你的意见了！”

　　“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得首先清楚，你的待遇有改变吗？”

　　“待遇当然要变的，不必再干活，工资会提高一些，还给一间小办公室。如果跑省外业务的车多，我得跟随，充当押车负责人的角色。”

　　“干！为什么不干？我再说一遍，你要完全忘了我和她的关系。你和她纯粹是劳资关系，她就是你的老板，你就是她的员工。我与她什么关系与你毫不相干。现而今，老板不剥削员工不可能，她对你也一样，但绝不能被她剥削得太狠了，只拿好听的话哄人不行！”

　　“办公室不办公室的无所谓，干活不干活也不在我考虑范围，但工资提高了我真的挺动心，却又怕自己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你是老江湖了，让你管四五十号装卸工心里就没底了？”

　　“你觉得我担得起吗？”

　　“绝对担得起。”

　　“你同意了？”

　　“不是同意不同意，我压根儿就没权利反对啊，我支持你！”

　　二人说得高兴，秉昆就留赶超喝两盅。于秉昆，是借酒浇浇周玥带来的烦恼；于赶超，则是借酒庆祝即将涨工资的喜悦。

　　郑娟找出蔡晓光春节时带来的一瓶好酒，炒了几盘菜。两个朋友喝得不亦乐乎，猜拳行令，煞是热闹。郑娟看得开心，居然也加入了。那种愉快气氛，在周家的老土坯屋里，多年没出现过了。

　　周玥“第三者插足”的风波依旧没有平息。那男人的发妻不断向省市报纸写信，试图将丈夫和周玥推上社会舆论的道德法庭，让丈夫不但不能如愿离婚，还要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蔡晓光与周聪分头活动，他们像消防员，听说哪家报社收到信，就赶紧前去央求，防止见报。当年，私企老板多了，明星多了，新老名人层出不穷，离婚率也更高了。“发妻”不知何时被“法妻”取代，但是法律已经修改，离婚案虽然仍占民事案的大头，法官们却难以轻车熟路判被告们什么罪了。各级妇联组织也丧失了以往对“法妻”们的保护职能，最多只能在财产分割、儿女归属权方面敲敲边鼓，势单力薄地影响一下法庭。报社报道各路离婚新闻的兴趣依然浓厚，却也比以前谨慎多了。因为一旦报道与事实有出入，成为把柄，自己往往也会被推上法庭，成为被告。

　　蔡晓光和周聪不遗余力地“灭火”，当然不是为了庇护那男人，也不是为周玥筑防御工事，他俩完全是替周蓉考虑。周蓉的工作刚刚有进展，如果受到负面舆论的牵连，不但无辜，还很有可能丢掉工作。她正在试用期，私立学校比公办学校更重视声誉，何必聘任一位女儿成了社会舆论标靶的母亲做教师呢？丈夫蔡晓光或是侄子周聪，岂能袖手旁观？四处告状的女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俩好不容易在这家报社“灭火”成功，人家又在另一家报社播下了火种。两人焦头烂额，却还不能让周蓉知道。

　　双方的博弈终于见了分晓，一家报社几乎以整版报道了整个事件。那女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心理平衡，报上没提周玥的母亲周蓉，却对她大舅周秉义指名道姓。

　　蔡晓光和周聪看了报道后都十分恼怒，追问那家报社的记者：“该打点的我们方方面面都打点了，若实在压力太大、有为难之处非报道不可，我们也能理解，但为什么要在周玥大舅身上大做文章呢？”

　　写稿的记者说：“还的确有为难之处，省市两级妇联领导都对此事做过批示，这你们也是知道的。本报《道德法庭》栏目不报道太说不过去了！虽然报道了，但也给足你们面子了啊，只字没提她母亲周蓉，没提她小舅周秉昆，也没提你们二位与她的关系啊！把你们择得干干净净的啦！但周玥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她不可能一个亲人都没有吧？周聪你也是记者，当记者的，谁不希望自己的报道能写得有点儿深度呢？周玥与大舅生活过两年，她大舅及岳母都不是一般人物吧？他们不施加各自的影响力，她当年能成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吗？她那两年过的绝非一般少女能过的生活吧？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她后来人生观的形成吧？往深了写，她大舅是笔下绕不开的人物啊！”

　　记者的回答头头是道，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事情已经见报，蔡晓光和周聪心中气恼，却也没有多少办法。

　　周蓉看到了报道，恼羞成怒，但也只有面对。在学校里，老师们议论纷纷，她尽量避开众人。回到家里，她小女孩般哭了多次。蔡晓光从没想到，自己爱慕多年的女神也有今日这般可怜无助，他也感到特别难受。

　　“亲爱的，我已经尽力了……”她哭时，蔡晓光反复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对我哥太不公平了，还不如干脆把我杀了算了！”周蓉这时根本不是为自己而哭泣，她想得最多的还是大哥周秉义的声誉。

　　周秉昆看到了那份报纸，郑娟也就知道了周玥的所作所为。

　　一天晚上，秉昆对妻子和儿子说：“你们都记住，从此以后，在咱们家再也不许提周玥二字，就当没有她这么一个人。”

　　他的样子冰冷得异常可怕，郑娟和周聪除了点头，没敢说一句话。

　　郝冬梅的反应则非常愤怒。周秉义的名字与周玥的负面报道连在一起，让她在大学里成了被窃窃私议的人物。她最厌恶的事，正是自己无辜又不幸地成了别人兴趣盎然的无聊谈资。她为丈夫声誉受损产生的怨恨，甚至超过了这件丑闻对自己造成的干扰。

　　她怒气冲天，难以按捺，但仍未失去分寸。她知道周蓉不该成为自己责怪的对象，也将周秉昆父子排除在外。结果，蔡晓光就成了她的发泄对象。

　　“周玥的事与周秉义有什么关系？明明八竿子打不着呀，你怎么会允许那种报道见报呢？”按照她的说法，蔡晓光好像就是报社记者或主编。

　　“对，对，嫂子批评得对。都是我不好，归根结底我太无能了，这么一件事都没摆平，太对不起嫂子了，太对不起秉义哥了……”蔡晓光一边认错一边鞠躬不止。

　　郝冬梅发泄了一通后，突然意识到，作为养父的蔡晓光实际上也非常无辜而且他已尽力。她反过来向晓光道歉，也少有地哭鼻子抹眼泪了。

　　仅隔了一天，周秉义从北京调回了本市。

　　这件事在本市同样具有较大新闻性，只不过限于官场而已。

　　周秉义调回得太突然，本市领导毫无思想准备，谁也不知道他将坐哪一把交椅，一时猜测纷纷。几位期待提拔的同僚，又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担心他再次成了自己仕途的克星。周秉义平调到北京，眼看着就会到站退休，平安落地，如今又打道回府，肯定在北京混得一般，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当年都以为他是我们省的一颗政治明星呢，却原来不过是一颗流星！”

　　“情况比较复杂吧？怎么偏偏就在他调回来前两天，报上出现了那么大一篇负面报道，那不是等于给他个眼罩戴吗？”

　　“就是！当市委书记时，临调走伤了那么多人，会有不记仇的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估计他最后几年的日子舒坦不了！”

　　正副厅局级干部不议论上面这些话，他们懂规矩，有忌讳。年轻的科处级干部也不参与议论，怕被打小报告，影响提拔。一些提拔无望的科处级“老油条”，则对周秉义归来口无遮拦，多有不敬。

　　周秉义一头钻进郝冬梅在大学的家里，终日足不出户，只是看书，偶尔也与冬梅晚饭后看看电视剧，静候正式任命下达。

　　冬梅的耳中刮进了一些关于丈夫任职的议论。有一次，她忍不住问他：“确实是平调回来了？”

　　他肯定地说：“是啊。”

　　她又问：“到底为什么？”

　　他奇怪地反问：“我信中不是写了吗？在北京，我也跟你谈过的呀，怎么这么健忘？”

　　“你想干的实事，到底是什么实事呢？”

　　“现在说了也没用，得看这次怎么任命。如果没按我的愿望任命，那就干不成了。先不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跟我还有什么不便说的吗？是不是在北京没干好啊？”

　　“看你，我说不聊了，你偏要聊这个话题！我在哪个岗位上没干好过？我离开北京前，中纪委领导还给我开了欢送会呢！干得不好能受到那种待遇吗？”

　　冬梅心中疑惑，也只有不再问下去了。

　　这一年的春节，亲人们没再往秉昆家聚。

　　秉昆家三十儿和初一过得都很冷清。初二晚上热闹了点儿——秉义来了，晓光来了。半小时后，赶超也来了。破天荒头一遭，赶超给秉昆带来了些冻梨、冻柿子，说公司发的。他还送给秉昆一条过滤嘴牡丹烟。

　　秉昆哪里肯接！

　　赶超说：“你不接是瞧不起我吗？实话告诉你，别人送的，你老弟如今也混成个被人拍马溜须的主儿啦！”他的话将秉义和晓光都逗乐了。

　　秉义说：“那你收下吧。”

　　秉昆这才收了，又将哥和姐夫带来的年货分出一份给赶超。

　　“哎呀，这几年过春节真是吃了你们不少年货。心想往年你们送我们的都是高级的东西，冻梨冻柿子虽不是稀罕东西，却未必是有人往你这送的，结果又换回了这么多高级的东西，真不好意思！”

　　赶超窘得脸都红了。他也变了个人似的，屁股不那么沉了。若在从前，见了周秉义和蔡晓光，话比秉昆还多，不聊够绝不会走的。这次不一样了，没坐到半小时就走，竟说要把时间留给周家亲人们好好聊聊。

　　赶超走后，连郑娟都说：“赶超有点儿当头的样了。”

　　秉昆却沉着脸对周聪说：“把你赶超叔叔带来的东西扔出去。”

　　郑娟说：“你疯啦？敢糟蹋东西了？”

　　秉昆说：“他说公司发的，还不就是周玥发的？难道我们要吃那小妖精的东西吗？”

　　郑娟说：“两码事！不许扔，你不吃我一天几个吃光了它，冻的又不怕坏。”

　　秉义说：“我同意弟妹的态度，我现在就想吃。”

　　于是，郑娟用冷水泡了一小盆。

　　亲人们原本有默契，谁都不说“周玥”二字，经秉昆一提，蔡晓光坐不住了。他起身恭恭敬敬地向秉义鞠躬，代表周蓉表达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歉意。

　　秉义笑道：“折煞我也，折煞我也！周聪，还不让你姑父坐下？”

　　周聪赶紧按住姑父双肩让他坐下去。

　　秉义双手托着一支烟，也往起一站，递到晓光面前，庄重严肃地说：“亲爱的妹夫，为了感谢你忍辱负重，对我们周家多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本人谨代表我们周家两代人，不，三代人，也代表我们已故的父母，向你赠送这个小礼品，请你吸了它吧！”

　　他的样子和话语，让亲人们都哈哈大笑。

　　郑娟说：“姐夫太配亨受这等殊荣了！”她从秉义手中拿去打火机，亲自为晓光点烟。

　　秉义对秉昆批评道：“你刚才说到周玥时，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话，那是不对的。‘小妖精’三个字，只有你姐姐和你姐夫说得，咱们周围的亲人，谁都不可以那么说，记住了？”

　　晓光说：“我也不好那么说啊！”

　　秉义又说：“什么叫亲人？亲人那就是，既是一荣俱荣，也应该是一损俱损、分担烦恼……”

　　秉昆打断道：“哥，那不是嫌疑，是事实。”

　　秉义看着他说：“正因为是事实，我才要那么说。亲人是天定的关系。即使一个亲人真的做错了事，甚至犯法了，只要认罪服法，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亲人就不应该嫌弃。天定的关系是超常的关系，是要从不嫌弃、分担压力的关系。”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哥哥的话一下子让秉昆想到了自己当年入狱的事，低下头沉默了。

　　秉义又对晓光说：“你转告周蓉，她不必对我和冬梅有太大愧疚，你更不必，我觉得反倒是我们应该反省。那篇报道我看了，正如秉昆所说，人家写的基本是事实。既然基本是事实，我们就都应该正确对待。当年，周玥住到我们那儿，我和嫂子有责任像教育自己的女儿一样，从各方面对她进行必要的教育，可我们没有。也不是完全没有，但肯定做得不够。我们认为她自幼在贵州受苦了，有一个时期还见不到父母，应该好好弥补，放松了对她的要求。秉昆，她住在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个挺乖的女孩，对不？那时她和两个表弟在一起，大人们都格外宠她。她后来的任性，是被我们宠的，最宠她的是我岳母。她明明变了，我们却都没看出来。她如今做了错事，我和你嫂子都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秉义的话虽然说得极其平静，但内心其实更为纠结。他也吸起烟来。

　　晓光低声问：“你认为，那篇报道，会有什么针对你的幕后背景吗？”

　　周聪说：“不少人那么议论。”

　　秉义苦笑道：“咱们都不要那么去想，听到了也要当作没听到。什么幕后什么背景的，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从我们口中说出来。你们放心，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郑娟将化好的冻梨冻柿子端了上来，秉义和晓光各吃了一个，同时走了。

　　秉昆家的气氛，便又陷入沉闷。

　　春节过后，组织部门下达了正式任命，周秉义担任副市长，名次还排得比较靠后。他的分工只有一项，主抓招商引资，尽快改造城市面貌，消除土坯房，促进本市房地产业发展。

　　一天下午，周秉义来到弟弟家，让秉昆陪他在光字片走一走。

　　那天降了一场大雪。

　　秉昆说：“哥，这么大的雪，改天吧。”

　　秉义说：“我正是因为下这么大的雪才来的啊。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嘛，想看哪儿看哪儿。”

　　秉义没坐专车，也没骑妻子的自行车。雪大，公共汽车开得慢，又不容易等到，等到了也不一定能挤上去，他干脆走到了弟弟家。

　　于是，老哥儿俩逛起光字片来。

　　光字片的面积比以前大了，有几平方公里，人口也比以前稠密多了。大雪覆盖之下低矮的土坯房一片连一片，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如同历史回到了白垩纪，雪下覆盖的是成群体型怪异的恐龙僵尸；又如同无数明碉暗堡，为了迷惑敌军，偏要筑得不三不四，内中埋伏着整师整师的士兵，只等冲锋号响……

　　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这不适用光字片。稍一细看，谁都会从积雪之下发现外露的种种肮脏——垃圾堆，各种令人作呕颜色的泔水结成的冰面，公厕四周的尿冰……

　　兄弟二人并肩走时，周秉昆忽然心中对哥哥产生出同情来——仅差半步就熬成副省级干部了，偏偏给了个北方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当，排名还那么靠后。

　　秉昆问：“哥，你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满意吗？”

　　秉义说：“我的人生道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一点你清楚啊。”

　　秉昆又问：“先不论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先回答我——满意吗？”

　　秉义说：“你这话问得很肤浅，太矫情，太幼稚。古今中外，对自己人生感到满意的人少之又少，即使无忧无虑当皇帝的人，他还想长生不老永远当下去呢！我又凭什么会感到满意呢？好比你吧，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秉昆接着问：“那就是不满意啰？”

　　秉义说：“也不能说多么不满意。我的人生道路尽管不是自己选择的，身不由己，但组织培养我，信任我，我在组织安排的不同岗位上，一向认认真真、克己奉公地工作，从来没有混过日子，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满意的方面。好比你，满意于你和郑娟的恩恩爱爱，同甘共苦。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两点满意的地方，那也就应该感激生命了。”

　　周秉义谈兴颇浓，他对弟弟每一句话都给予了愉快、耐心的，甚至尽量平等的回答。他的诲人不倦的语意和声调，似乎证明弟弟永远需要他谆谆教导。

　　秉昆突然失声一笑。

　　秉义奇怪地问：“你笑什么？”

　　秉昆说：“你跟我说话，更像老师跟学生说话。”

　　秉义愣了一下，也笑道：“这辈子当不成老师啰，年龄过啰！”

　　那一刻，秉昆从哥哥的话中听出了相当遗憾的意味，和一种类似晚秋的心境。他不由得扭头看了一眼哥哥——两只皮面羊剪绒的帽耳朵之间，哥哥的脸比以前瘦多了，嘴角两边的皱纹明显多了，刀刻一般。他心里不禁有些难受——普通百姓家的儿子，当官当到哥哥那份儿上，太不容易了。别人当官当得面色红润、细皮嫩肉，怎么哥哥当官当得步履维艰、形容憔悴呢？他甚是不解。

　　秉义颇为兴奋，他把秉昆带到了离家挺远的地方。那些地方秉昆从未去过，也没有同学朋友，不曾有过一个熟人。

　　秉义边走边指着说，哪个没有院门的破大院里，怎样的一户人家有怎样的一个少年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很好，与他的关系也很好，后来因为怎样的家庭政治问题全家被遣送回农村原籍，再无音讯，不知现在命运如何了……

　　在哪幢临街的门窗下陷的土坯房里，有一个少女也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始终很吃力，但人很漂亮，嗓子也好，后来被部队招去成了文艺兵，再后来嫁给了一位首长的儿子，也再无音讯了……

　　“她吻过我。”

　　“是吗？为什么？”

　　“老师要求我学习上帮助她，所以我常去她家。可以肯定地说，当年她爱我。”

　　“你俩怎么没成？”

　　“我哪敢那么任性？当年我一门心思考高中、考大学，为父母争光，为创造与父母不同的人生在努力。我哪儿有早恋那种胆儿啊！”

　　“可周玥就有那种胆儿，而且是和楠楠！”

　　“是啊，她是独生女，没有什么压力，不必考虑为弟弟妹妹做榜样的问题，父母也不需要她争什么光。”

　　“咱们光字片就没有一个你的高中同学吗？”

　　“没有，我高中时的学校是全市排名靠前的重点校。据我所知，除了我，当年还没有第二个光字片的高中生。”

　　“哥，你当年太幸运了！”

　　“是啊，我当年学习真刻苦啊。”

　　“听嫂子说，你当年有机会被招到沈阳军区去。为了她，你没去？”

　　“对。为了她，我放弃了那次机会。”

　　“后悔不？”

　　“你为了能和郑娟在一起，有什么机会不可以放弃吗？”

　　“当然没有！”

　　“那你还问你哥那么愚蠢的话！”

　　……

　　在周秉昆记忆中，哥哥从来没有与他聊过那么多往事。

　　他对那个雪天很感激。

　　老哥儿俩在光字片走啊走，转啊转，不知不觉天黑了。远处是铁道，过了铁道，不再是光字片了。除了铁道是各个区域的分界，路灯也是。铁道那边有路灯，已经亮了。光字片这边却只有极少的路灯，大部分地方被夜幕笼罩。

　　像样的路才配有路灯。光字片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实在不配有路灯。人们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包括家住光字片的人。

　　望着前方笔直的马蹄石道和成行的路灯，秉义问：“知道那边的街是怎么形成的吗？”

　　秉昆说：“知道，从前那边是俄国人住的地方。”

　　秉义问：“知道那些街名吗？”

　　秉昆说：“当然知道！安和街、安发街、安德街、安定街、安正街、安良街……”

　　铁道那边是安字片，安字片砖房多。长期以来，安字片是光字片人家向往的街区。光字片的漂亮姑娘都希望嫁到安字片的人家，而安字片的姑娘即使相貌平平，待嫁成了老姑娘，也还是不肯下嫁到光字片。

　　秉义又问：“你知道那些街从前的街名吗？”

　　秉昆反问：“从前不也是安字片吗？”

　　秉义说：“你想错了！从前的街名是俄国人起的，它们的俄文说法是：吉别斯卡亚、阿尔巴津斯卡亚、阿尔贡斯卡亚、米哈依洛夫卡亚、依戈尔纳卡亚、日托米尔卡亚……”

　　那时，兄弟二人正站在高坡上。

　　秉义指着远方又说：“看那边，也有街灯……”

　　秉昆说：“那是河字片，有河洛街、河洲街、河曲街、河鼓街、河图街……”

　　秉义一句接一句地说：“托尔斯泰纳亚、契诃夫纳亚、罗蒙诺索夫纳亚、谢甫琴科纳亚、涅克拉索夫纳亚……但是咱们光字片，咱爸他们那一辈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却至今没有几条像样的街、像样的路，路灯也还这么少。可咱们光字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咱爸那一辈中国人起的。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起来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你好好想想，能明白咱爸那一辈闯关东落户于此的农民，当年为什么那么起那些街名吗？当年，咱们光字片还是有街可言的。如今，咱俩走了这么久，走过了几条算得上是街的道路吗？原先有过的街也被私搭乱建的土坯房占没了！”

　　“可人们没办法啊！”

　　“是啊，没办法啊……”

　　秉义转身望着光字片，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光字片稀疏的几点亮光，让人不愿接近。

　　秉昆问：“哥，你今天算是考察吗？”

　　周秉义说：“对。”

　　秉昆又问：“之后呢？”

　　周秉义说：“灭了它！”

　　在秉昆家小院外，秉义感慨道：“光字片还有这么个小院的人家，太少了。”

　　秉昆说：“是啊，冬天起码可以为家门挡挡风。”

　　秉义说：“你托咱爸的福了。”

　　秉昆说：“哥，进屋歇会儿吧。”

　　秉义说：“不了，谢谢你陪我。”

　　秉义拍一下秉昆的肩，转身走了。

　　第二天晚上，冬梅来到秉昆家，一脸不高兴地质问秉昆，昨晚为什么不将哥哥送出光字片？

　　秉昆不安地问：“怎么了？”

　　冬梅说：“你哥昨晚在光字片被两个坏小子劫了，钱包帽子手表都被抢走了，回到家耳朵快冻掉了。”

　　秉昆惊道：“那你还独自往这儿来？”

　　冬梅说：“我生你的气，忍不住跑来当面责备你。”

　　郑娟更不安地问：“他受伤没有啊？”

　　冬梅说：“那倒没有。他见对方手里都握着刀，一动不动，乖乖地被抢了。”

　　周聪问：“报案了没有？”

　　冬梅说：“秉义不许报案，怕又出了关于自己的新闻——一位副市长乖乖地束手被劫，那会传成多大的笑话啊！”

　　秉昆就看一眼周聪。

　　周聪说：“如果报案，肯定就传开了。老记们嗅到了新闻味道，添油加醋地一报道，结果必然成民间笑话。乖乖就被劫了，这会让大伯遭到耻笑，老百姓最开心的就是传这类事！”

　　秉昆训道：“我问你什么了吗？话还真多！”

　　冬梅又说：“我当然主要不是问罪来的，也算是来赔罪的。春节没来聚，是由于我那几天身体不舒服，没别的什么原因。以后，亲人还是要照样亲，经常聚，就当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发生过。大家都要替当副市长的秉义着想，绝不可以让他形象受损的事再发生了。”

　　秉昆说：“嫂子放心，我们已经开除了周家的亲人中的麻烦制造者，以后咱们都省心了。”

　　周聪要说什么。

　　秉昆训道：“你少说两句不行？”

　　周聪说：“有件事我还非说不可。周玥前几天找了我一次，让我替她发一封公开信，向亲人们道歉，也向那个一直告她的女人道歉，她愿意与那个有妇之夫分开。她的公开信被我扣在手里了，也跟其他报社的记者朋友打过招呼，估计她的信见不了报。”

　　冬梅说：“你做得对。要不，岂不是没完没了啦？”

　　秉昆问：“她和那个男的，是一刀两断，还是暂时分开？”

　　周聪说：“我觉得是暂时的，她想等那个男的离婚再……”

　　秉昆气愤地打断周聪，嚷道：“那她就还是个小妖精！”

　　郑娟说：“你怎么又说她是小妖精，哥没批评过你呀？”

　　冬梅说：“她的事，咱们就不谈了吧。”

　　秉昆和周聪拎上防身之物，一直将冬梅送到大马路，看着她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才回家……

　　关于周秉义的负面新闻还是出现了。某报对他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见报时的标题是《周副市长说考虑考虑》：

　　记者：周副市长，怎样解决本市几大坯房区居民的住房困难，现在已成为您的唯一职责，您有什么成熟的工作方案吗？

　　周副市长：想法有一些，成熟的方案还没有。

　　记者：老百姓都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呢，谈谈您的想法也行。

　　周副市长：哪一种想法都没向市里省里汇报过，有的想法自己就推翻了。形成可操作的方案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我不能现在就打什么保票，一旦实现不了会成为空话。

　　记者：您有信心吗？

　　周副市长：信心首先要建立在切实可行的方案上，我只能说压力很大。关键是，咱们省市财力并不充裕。

　　记者：那您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报对坯房区的老百姓说吗？

　　周副市长：请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认认真真地调研、考虑。

　　记者：多长时间算充分的时间呢？

　　周副市长：这难以准确回答。你们以后采访我时，希望别搞突然袭击，预先打个招呼，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采访报道一见报，民间骂声一片，许多人骂得很难听——情况明摆着几十年了，还他妈调什么研啊！他妈的他要考虑到猴年马月啊？肯定是想混到退休，做甩手大爷了！连句打包票的话都不敢说，咱们还有盼头吗？

　　以上那些话，计较起来甚至根本不算骂，而是最好听的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两个抢劫过他的坏小子，在钱包里发现了名片，觉得抢劫了一位副市长真是何等的“威武和风光”，于是四处吹嘘起来。

　　他们是两名“尾巴学校”的高一学生，“尾巴学校”即各方面最差的学校。他们那天晚上喝醉了，被同学告发给老师，学校感到事件性质严重，立即报案……

　　结果被周聪不幸言中，周秉义的名字又一次见报：这次标题是《周副市长历险记》。报道在“乖乖”二字上做足文章，也对事后不报案的心理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分析。虽略略几笔，但“不知究竟怎么想的”一句，十分耐人寻味。

　　周秉义的亲人嘴上都起泡了。

　　周蓉夫妇到秉义家慰问，却见他在家的墙壁上打乒乓球，没事似的。秉义对妹妹妹夫的慰问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仿佛他们慰问的应该是别的什么人，只是犯迷糊进错了门。

　　“那事呀，有什么啊？老百姓缺少乐子，报社以一件官员的糗事迎合老百姓的趣味，有利于和谐嘛。细想想，这也是官员为稳定做出的特殊贡献啊。”周秉义一边用球拍忽高忽低地颠着乒乓球，一边没心没肺地说。

　　周蓉在楼道小声问送她的嫂子：“我哥是真不在乎，还是装作不在乎？”

　　冬梅说：“连我也看不出来。”

　　几天后，周秉义又来到了秉昆家，还是在下午。他上午总是很忙，下午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才多点儿。

　　“哥我就奇怪了，你为什么不对记者说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秉昆劈头就数落开了。

　　“你陪我逛光字片那天晚上？当时咱俩聊了许多，你指哪一句？”

　　“就那句——我问你考察之后呢。你怎么说的？”

　　周秉义想了想，没想起来，反问：“我怎么说的？”

　　“你说‘灭了它’！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记者，偏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

　　“我说‘灭了它’三个字了吗？指什么？”

　　“对，你说了！指光字片！也可以认为泛指本市所有坯房区。你当时特别激动，说得斩钉截铁。”

　　“想起来了，我是那么说过。可我当时是对你一个人说啊，你是我弟弟啊！那样的话我怎么可以对记者说呢？太暴烈、太江湖、太没轻重了吧？太不符合一位副市长的身份了吧？……”

　　“那也比你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好！哥，你太脱离群众了！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民间什么叫老百姓了！民间就喜欢听暴烈、江湖、没轻没重的话！如果说的还是一位官员，如果说的还是他们一致想说早就想说的话，那你就会很容易地被他们看成自己人，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即便你就是直到退休真的什么实事也没做，也必定会得到他们的谅解。他们还会替你辩护——人家当时放出狠话要做，什么都没做肯定有他的难处！凭那一句话，他也是……”

　　“好干部？”

　　“对！”

　　“秉昆，你终于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了！与时俱进了！很可能你分析得对，但那么一来，我实际上不是成了大忽悠吗？把那些老百姓不都看作二百五了吗？”

　　秉昆张张嘴，说不出话了。

　　周秉义是来让弟弟陪他去看看孙赶超和肖国庆的妻女，他说也是自已考察的一部分。

　　秉昆说还没到他们下班的时候，太早了。

　　秉义说：“那我在你家睡一觉。”

　　秉义进了小屋，脱了鞋往炕上一躺，片刻就睡着了，看来他还真的很缺觉。

　　秉昆将哥哥推醒后，天快黑了。郑娟做好了晚饭，老哥儿俩匆匆吃罢，就一块儿出了门。

　　秉义见秉昆手拎一根短棍，笑道：“本副市长的安全由你负责了。”

　　秉昆板着脸说：“以防万一，该出手时你也得出手，别再‘乖乖’的！”

　　赶超两口子和吴倩，对周秉义的光临同样感到意外。

　　“从来没有像您这么大的官来我们家。”他们说出了完全相同的话，吴倩甚至激动得哭了。

　　周秉义说，他不是代表党和政府来看望大家，谁也没有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他不是访贫问苦，那不属于他分管的工作，他们也不是本市最贫苦的人家。根据民间长兄为父的说法，他是代表周家代表父母来感谢他们。当年，他到兵团下乡，周蓉去贵州，父亲远在“大三线”，母亲患病，正是他们给予了弟弟秉昆无私帮助，这乃是人间最可宝贵的情谊。他早前就想来看望，却无法给予他们实际帮助，心中有愧，没有脸面来，希望他们原谅。

　　“我们哪敢挑您的理？您连弟弟秉昆的事都没管过，您是一门心思当官的人嘛。”他们都说了几乎相同的话。

　　秉昆听着，很替哥哥不好意思。

　　秉义却连连点头道：“是啊，我是一门心思当官。不过，总算快到站了，到站就好了，那时咱们能有许多时间在一起了。聊聊家常，喝喝酒，完全可以像一家人一样了。”

　　他给两家各留下了一个装钱的信封，说是他这位大伯给孩子的一点儿心意。他们都不接受，秉昆劝了半天，他们才红着脸收了。

　　看望过赶超、吴倩两家后，周秉义又要到进步家看看。

　　进步家挺远，秉昆抱怨说，如果秉义不用自己的专车送，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去吧！

　　二〇〇四年，手机已经普及，周秉义也不落伍。他看出弟弟懒得相陪，但自己希望也需要弟弟相陪，只得站在马路边给司机打手机。

　　兄弟俩等车时，秉义讨好地请弟弟吃了一支奶油冰棍。早年一支五分钱的奶油冰棍，现在已经涨到七角钱了。

　　秉昆一边吃冰棍一边对哥哥说：“让我也看看。”

　　秉义就把自己的诺基亚手机递给弟弟。

　　秉昆看着问：“多少钱？”

　　秉义说不知道，手机、电脑与专车一样，都是配给自己使用的。

　　秉昆说：“特权呗。”

　　秉义说：“工作需要，确实带来不少方便，有和没有大不一样。比如刚才，站在马路边就能和市政府车队通话了。”

　　秉昆不满地说：“老百姓为了有那种方便得花自己的钱，你们凭什么就由公家来买？”

　　秉义笑道：“我们是公仆嘛，为了更好工作，总得创造一些便利条件吧？”

　　秉昆举着手机说：“这是花言巧语，再这么讲，我摔给你看！”

　　“别，千万别！你要是摔了它，那就是损坏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了。”秉义忙将手机夺了回去。

　　不大一会儿，周秉义的专车到了。他做出秘书的样子，特别专业地打开车门，恭恭敬敬地请秉昆上车。

　　“我才不坐后边呢！”秉昆拉开车门坐到了前边。

　　秉义笑笑，坐在后座上说：“别不识抬举，让你和我一块儿坐后边等于给了你一次特权。”

　　司机也笑道：“前边是秘书坐的，领导从来不坐前边。”

　　秉昆马上下了车，拉开后车门，毫不客气地对秉义说：“你坐前边，我坐后边！”

　　秉义也有一丝不悦，瞪着秉昆说：“来劲了是不是？”

　　秉昆没好气地说：“对！以后你再麻烦我，必须车接车送，必须你坐前边我坐后边，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秉昆对哥哥秉义的失望一下子爆发了，尤其反感秉义的油滑。他想，你是我们周家多少代以来唯一当官的人，口口声声一门心思当官！快退休了，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究竟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难道是当官当得脸皮厚了吗？

　　周秉义猜不到弟弟为什么闹情绪，一路不再跟他说话。

　　二人在离常进步家不远处下了车，快走到门口时，周秉昆说：“站一下。”

　　周秉义站住了。

　　秉昆问：“有没有准备钱？”

　　秉义说：“当然有，前两家各三千元，给常家准备了四千元。”

　　秉昆说：“给我。”

　　秉义生气了：“又来劲儿是不是，别跟我耍流氓无产者那一套，我根本不吃那一套。”

　　秉昆说：“我不是见钱眼开，让我给不行吗？”

　　秉义有点儿犹豫。

　　秉昆又说：“你给人家未必会接，不如我来给。”

　　秉义便掏出装钱的信封，给了秉昆。

　　秉昆说：“他家的日子比前两家过得容易些，进步他妈还有退休金，对三家一碗水端平最好。我又不是你的跟班，陪你搭上了两个晚上，我们 做小本生意的人家的时间也是金钱，我要扣下一千元作为损失费！”

　　说罢，他从信封中抽出半沓钱，快速数了一千元，心安理得地揣入了内兜。

　　周秉义看得瞠目结舌。

　　周秉昆拔腿往前走。

　　秉义快步追上，边走边训他：“说你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看来一点儿没冤枉。”

　　秉昆说：“都是你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把我们逼成了流氓无产者。你们流氓我们就流氓，那样才配套。”

　　秉义恼火地说：“你这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言论！”

　　秉昆回呛道：“是又怎么样？因为有你这么个哥哥，我才长期压抑着不发作，明白不？”

　　秉义吼道：“常进步是烈士子弟！你好意思吗？”

　　秉昆说：“没听到。”

　　进步下班比往日早了些，他从窗口看到秉昆，迎出门来。

　　等秉义秉昆兄弟二人走到门口，进步妻子女儿也都迎出门来。

　　进步他妈与周秉义，当年也是职工与老领导关系。周秉义做党委书记，常宇怀是他最倚重的中层干部，他们夫妇和周秉义的关系非同一般。

　　“嫂子……”面对满头白发的烈士遗孀，周秉义的眼泪夺眶而出。

　　进步他妈却表现得相当平静，拉着他的手微笑着说：“知道你调回来了，工作肯定忙，何必一定要来看我们呢！”

　　周秉义说：“对不起，太对不起了！嫂子，我本该经常来看你们的啊！……”他侧转身，一手捂面，泣不成声。

　　“进步，还不快请你周叔叔进屋……”也许是怕别人看到，进步妈放开周秉义的手，拉开了家门。

　　进步说：“请进屋吧。”

　　周秉义却哭得禁不住声。再次回到当年的军工厂家属区，他内心五味杂陈。

　　“你进去吧，你！”周秉昆连推几下，将哥哥推进了进步家里。他心里越发有点儿瞧不起哥哥，觉得哥哥一点儿也没有副市长的风范——大事做不来，才在小事上那么感情外露。

　　常家住的两间平房相连。外间大点儿，进步两口子和孩子住。里间小点儿，进步妈住。从里间屋可以进入厨房，厨房另有一扇开向外边的门，为的是倒泔水、煤灰，或者往厨房撮煤方便。

　　秉义被进步妈请到里屋去了，秉昆则留在外屋与进步两口子聊天。进步媳妇叫秉昆“哥”，进步笑道：“秉昆，你哥一叫我妈嫂子，把咱俩关系搞拧巴了。”

　　秉昆说：“是啊，那你就得管我哥叫叔了，岂不是也得叫我叔了吗？”

　　进步媳妇说：“我可不叫你叔，改不过口来。”说罢哧哧地笑。

　　进步媳妇在对生活的满足感方面与郑娟可有一比。她从农村进城，丈夫疼婆婆爱的，再也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她觉得泡在幸福蜜泉里了似的。秉昆初见时，她面黄肌瘦，说话怯怯的，如今白白胖胖的，爱说爱笑。

　　进步女儿的性格随了妈妈，与进步截然相反，已经是一名伶牙俐齿的高一女生了。她亲热地对秉昆说：“昆叔，要不我妈还叫你哥，我和我爸一样叫你秉昆得了！在国外，晚辈也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不仅不会被视为没礼貌，长辈反而挺高兴，认为是把自己当朋友。在人家那儿，平等的朋友关系才是最好的关系。”

　　进步微笑着看着女儿，愉快地听她讲话，不阻止，也不批评。

　　秉昆不禁笑道：“行啊，那咱俩以后就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了！”

　　秉昆一边说，一边侧耳听哥哥在里屋说些什么。他隐约听到哥哥讲，自己早就想来，经常想来，却又怕来。因为自己是军工厂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功过是非经常困扰着自己。有时，他认为自己不负党的重托，对得起国家。有时，他却对那么多军工厂工人下岗，十分内疚……

　　进步妈安慰秉义说，中国的发展遇到一道道坎，当年那样的事必须有人来做，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劝他不必太自责。

　　秉义又说，自己当一把手太久，忽然成了副市长，凡事仍习惯于自己拍板，常常忘了向书记市长请示汇报，搞得自己很被动，结果该自己拍板的事却反而犹豫不决，连个人态度都不敢表达，快成了一个毫无魄力的庸官了。

　　进步妈又劝秉义不要着急，正副职岗位确实区别很大，摆正位置，逐渐适应就好。

　　秉义说：“我从没有当过副市长，原以为比当书记容易。真当上了，才觉得有压力，不会当，还得学着当。”

　　进步妈勉励说：“能学着当就好，绝对不能混着当。”

　　秉昆在外屋听了哥哥的话又来气了，心想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回来当副市长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没谁逼着你平调回来！向一名退休女工诉苦，如同向老首长诉苦似的。你已经当过两次一把手了，丢不丢人啊……

　　猛然间，周秉义大声说：“秉昆，准备走啊！”

　　秉昆明白，哥哥是在提醒他，那信封你该往外拿就往外拿吧！他却成心不理那茬儿，只是说：“听到了，你走我就跟着走。”

　　如是三次，周秉义在进步妈相送下走到了外屋。他瞪着秉昆问：“你没什么事了吗？”

　　秉昆成心气他：“我能有什么事啊？只不过是陪你来的。”

　　秉义就更恼火了，看样子似乎想要一脚踹翻他。

　　到了门外，秉昆对进步女儿说：“平等的朋友，拥抱一下！”

　　于是，那高一女生亲昵地与他拥抱。

　　兄弟二人走向接送的专车时，秉义恨恨地说：“你的行径简直无耻！”

　　秉昆说：“你以为我把那信封里的钱昧了吧？副市长同志，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刚才我揣进步女儿的兜里了，连同我的时间损失费。”

　　秉义说：“我空手而来，又尴尬而去，你挺高兴的，是不是？”

　　秉昆说：“有点儿。”

　　秉义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跟司机单独说几句话，当你面不便说。你站这儿别动，叫你过去你再过去。”

　　秉昆就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不动，看着秉义走过去上了车坐在后座上。

　　秉义摇下车窗，探出头喊道：“秉昆，我说过我不吃流氓无产者那一套！你自己走回去吧！”

　　秉昆气得跺着脚喊：“你还有求我的时候！”

　　然而，车子开走了。

　　常进步和吴倩聚到了孙赶超家，他们都因得到装钱的信封而不安。

　　二〇〇四年，三四千元钱对一些挣钱容易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常进步他们却是一大笔钱，辛辛苦苦工作三四个月才挣得到。

　　他们算是开了一次“碰头会”，讨论究竟该不该收钱。

　　吴倩说：“要是秉昆给的另当别论。”

　　赶超说：“你真会开玩笑！秉昆哪儿来那么多钱？偷的？抢的？”

　　于虹顾虑重重地说：“秉昆他哥的钱会不会来路不正啊？我听人讲，有那当官的，贪污受贿了，自己花着不踏实，就搞点儿捐助，图个心安理得。”

　　进步说：“秉昆他哥肯定不是贪官。我妈都感动得哭了，说如果是政府给的，那就要了，个人给的不能要。再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我妈认为，秉昆他哥算是如今的好干部，她看人绝不会错。”

　　于虹说：“那可不一定！毛主席看人的眼光如何？当年不也看错了一个又一个吗？”

　　赶超说：“咱们背后这样议论秉昆他哥，太不厚道了，秉昆眼皮会乱跳的。”他基本上同意进步的话。他想，秉昆他哥只不过就是一个官场失意者，说是失败者也未尝不可。自从他调回来后，正面报道一次没有，负面新闻接二连三，在民间简直就成了可悲可笑的官员。当官当到这份儿上，心里肯定不好受，于是开始寻找友情来温暖失意的心——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就统一了认识，一致决定：好意心领了，钱要退回，友情要珍惜。不能在一个官员官场失意、形象滑坡的情况之下收人家的钱，那不成了出卖友情了吗？

　　于是，孙赶超当天晚上带着三个信封来到了秉昆家。

　　他们的意思不太好表达。即使善于辞令的人，要想说得分寸恰当，那也很难拿捏。

　　孙赶超不是善于辞令的人。

　　秉昆听了有些不快，他说：“我哥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你们不是我的朋友，不是一直对我很好，我哥犯得着吗？你们反而觉得我哥成了可怜的人吗？”

　　孙赶超看出来，如果自己再多说什么，秉昆就会发火。于是，他就把信封揣起来了。

　　周秉义晚上回家后问妻子郝冬梅，弟弟秉昆的表现为什么那么不可理喻？

　　郝冬梅说：“我太能理解了！孙赶超他们首先是他的朋友。你做的事，肯定是他一直想做又做不到的。你可倒好，事先也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而且出手那么大方。动机是好的，性质却似乎变了，仿佛在你自己灰头土脸的时候，企图通过帮助自己弟弟的穷朋友，在民间为自己讨好，树立新形象！”

　　秉义说：“我是他哥呀！一件动机良好的小事，大可不必事先向他请示吧？我的工作千头万绪，顾得上在一件小事细节方面考虑得那么周到吗？”

　　冬梅问：“咱们一次拿出过一万元来帮助过秉昆吗？”

　　秉义说：“当然没有！一万元对咱们也是好大一笔钱啊。我记得，咱们给他最多的一次也就是一千元。”

　　冬梅说：“还是的！你对他的朋友们出手大方，也让他心理不平衡。他现在没工作，和郑娟一块儿挣点儿钱多不容易！”

　　“我觉得他更是对现实严重不满！”周秉义刚冲完澡，一边擦脚一边说。

　　冬梅说：“那又怎么样？难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对现实感到特别满意？不错，二十多年国家经济增长挺快，总量翻了几倍。有些成就，咱们看在眼里，也体会到享受到。比如，咱们从前也不敢想象可以在家里洗完热水澡，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进口大彩电，秉昆他们至今却还没有享受到。老百姓是通过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认识国家的进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铁律。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像既得利益者们一样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的变化，正如不能要求没挤上车的人和坐在车上的人一样，对车厢改观和车速提高交口称赞。”

　　“就算你说得有理，那他也不该对自己的哥哥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偏见！”周秉义开了电视，手持遥控器往沙发上一靠，耐心地搜索起想看的节目来。

　　冬梅说：“你就是他的壶嘴，他在你身上出气太正常，反正他总得有一个出气的地方。我、周蓉和晓光都代表不了官僚阶层，你是他哥，也是官员阶层的一分子，他从小就受到你这个哥哥的‘精神压迫’，所以你受了他点儿气也就只能包涵着了，总比他把气撒到别人身上好。”

　　秉义搜到了《动物世界》，他盯着电视，挖苦说：“我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官僚阶层。如果有，那你不成了官僚太太啦？”

　　冬梅反唇相讥：“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我的同事们早就拿‘官僚太太’四个字开我的玩笑了！如果让我选择，我宁肯他们拿‘官太太’三个字开我的玩笑。加一个‘僚’字，听起来几乎等于是骂我！”

　　秉义说：“不跟你辩论了！反正我最近不想见到秉昆。过几天，我要出差去招商引资，你替我关怀关怀他吧，千万别让他哪天真把气撒在别的方面！”

　　四月，天刚转暖，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光字片受了一场虚惊。某日来了几组测量小队，东西南北中各一组，竖竿画线尺量绘图，临街住户人心惶惶，以为要修路。修路当然是好事，可那得拆除多少房屋啊！一旦被拆除了，都住哪儿去呢？有人搭讪着与测量队的人攀谈，才知道不是要修路，而是要对光字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半信半疑的人们又问，“大刀阔斧”怎么理解呢？

　　测量队的人说，他们也不清楚，那是一位副市长的原话。

　　人们一想，那肯定就是周秉义啦！

　　光字片的人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测量队接连测量了数日，整个光字片也接连亢奋了数日。测量队的人几乎成了光字片人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他们所到之处受欢迎的程度，如同当年受苦受难的人们欢迎解放军。那些日子周秉昆家的生意好得没法比，夜以继日地蒸面食熬粥磨豆浆，仍然供不应求。测量队的人买，光字片的人也买了送给最可爱的人。

　　光字片的人忽然间变得特别仁义，从秉昆那儿买东西时都说，哪能叫你们一家白送呢？你们小小一个门面，他们那么多人，几天还不送黄了？那些没工作闲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自愿跑到秉昆家帮忙。光字片仅此一家卖吃喝的店，不能让最可爱的人中午吃不到一顿热乎饭啊！而最可爱的人们，那些日子里基本上吃的是免费午餐。附近没有其他饭馆，要在光字片吃午饭，给钱也没人伸手接啊。自己带饭呢，又没地方热，干脆都不带了。白吃吧，咱们太受欢迎了，不白吃有什么办法呢？

　　看来他们进行的是较为复杂的测量，半个月后才从光字片撤出，留下了一个他们常说的词：“井田方案”。

　　此后，每天晚上总会有几个男人相约了到秉昆家聊天。秉昆哪儿有空陪他们聊呢，一边干活一边听他们聊而已。他们不问，他就不接话。

　　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了秉昆父亲周志刚，不同的往事和话语，都流露着极大的敬意——多好的老工人啊！那些往事和话语都归结到了一点——有其父才有其子！周志刚虽然没享着大儿子周秉义的福，全光字片的人可托上周秉义的福了。周家等于为光字片的人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谁承想光字片会出一位副市长呢？他是光字片的大救星啊！

　　他们并不是为了给秉昆听才到他家的，也不是为了讨好周副市长才说那些感恩话的。他们都没有那么复杂，他们都很单纯、真诚。他们是到了周家老屋，才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来，发自内心地说那些话的。

　　“秉昆，你父亲如果活着，该有九十了吧？”

　　“我父亲七十七岁走的，那是一九八七年，活到今年该九十四了。”

　　秉昆一边推磨，一边回答。人们对他父亲的敬意让他心中温暖，哥哥在民间起码在光字片这一小部分人中咸鱼翻身，获得了好口碑，他备感庆幸。郑娟却替婆婆鸣不平，几次插话企图将男人们的回忆引到婆婆身上，都没有成功。

　　男人们聚到周家并非为了集体缅怀周志刚，而是为了获得翔实可靠的消息——对光字片“大刀阔斧”的改造究竟何时开始？将改造到什么程度？会盖高楼吗？测量队员们所谓的“井田方案”究竟怎样？光字片的人家也能过上享受燃气灶和自来水的生活吗？

　　对于他们的探问，周秉昆一句也回答不了。他已经好久没见到哥哥，嫂子几天前来过一次，说哥哥仍在南方招商引资。他问顺利不？嫂子说电话里听说比较乐观，主要得益于哥哥在北京工作两年交下的各界朋友，能为目前的大动作打下一定基础。

　　周秉昆无可奉告，聚到他家的男人们却并不失望，纷纷憧憬着畅想着各自的“光字梦”。

　　光字片的人们一出家门，就可以望见一幢灰不溜丢的八层楼。那是一家单位盖在马路边的预制板宿舍楼，有上下水却没接通煤气，这就苦了住在四层以上的人家，每月往楼上扛两次煤气罐成了头痛事。那种预制板楼外墙是要进行粉刷处理的，由于缺少资金，也就没有再粉刷，形同裸尸。每层只有一处公厕，住的人又多，上厕所都得排队。

　　光字片的人将那幢楼叫作“寒碜楼”。寒碜归寒碜，刮风下雨天、漫长寒冷的冬季毕竟不必出楼门就可以上厕所，也不必往家里挑饮用水、往外倒泔水，下多大的雨也不会有雨水灌进家里。与光字片家家户户住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相比，生活的优越性那还是不言而喻。

　　光字片的人虽然叫它“寒碜楼”，其实内心里都很向往，有那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醋劲儿。

　　“秉昆，你哥怎么也能让咱们住上‘寒碜楼’那样的楼房吧？”

　　“那算什么楼房？别的我不敢替我哥打包票，但这一点我可以替他打包票：我哥做事向来靠谱，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大手笔。都把心放肚子里，我哥为咱们盖的楼肯定漂漂亮亮的。”周秉昆的话说得掷地有声。

　　那些男人便都确信无疑地笑了。随后，他们又都为周志刚和老伴走得早叹息不已，都说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估计一年后就能住进楼房了……

第十三章

　　“五一”过后，周秉义的“大手笔”发力了。大队的建筑人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了同一条马路，浩浩荡荡地向光字片进发。公共交通几度为之中断，交警大队出动了不少警察疏导交通。建筑大军的载人卡车彩旗招展，彩旗上的名字显示他们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甚至还有广东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光字片一些在家的男人或青年闻讯后，骑着自行车迎接，但建筑大军的目的地分明不是光字片。他们眼睁睁看着挖土机、轧道车、塔吊车跟在卡车后边继续往前开，站在马路边准备欢迎的人，全都有些困惑。

　　建筑大军一直往前开，开到了马路尽头。再往前，没有水泥路，而是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了——那里是二〇〇四年的城乡分界线。

　　那里距离光字片大约三站远，如果从沙土路上继续向前，五里之外会见到第一个村子和耕地。五里之内，沙土路两边是沙化严重的大片野地，蒿草丛生，庄稼难以生长。那里曾经连成一片，沙土路将它一分为二了。至于为什么那里的土地沙化严重，没人能说得明白，也没人认为有研究的必要。

　　那个地方俗称虎皮冈。各路建筑大军当日纷纷在那里安营扎寨，支起了帐篷，搭建简易房。第二天，他们开始盖宿舍、厕所和食堂，分明是要长住下去。

　　光字片的人们疑惑极了，一拨接一拨到周秉昆家问究竟：难道你哥要在那地方为咱们光字片的人家建楼？那可是连兔子都不刨窝的地方啊！那里已经不属于城市了啊！如果你哥将咱们光字片的人家都诓到那里去，那么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是城里人了，这么大的责任谁来负？那咱们不是太对不起子孙后代了吗？咱们光字片就是再烂，毕竟属于城区啊！光字片的人毕竟有城市户口啊！咱们的子子孙孙也将是城里人啊！——周秉昆，你一定要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到底耍的什么鬼花招！

　　与测量队刚离开那几天相比，光字片人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满怀憧憬到感觉被耍了，男人女人们询问起周秉昆时都义愤填膺。

　　周秉昆哪里又能回答得了他们的问题呢？

　　何况他也见不着哥哥秉义啊。

　　一天，蔡晓光来了，秉昆问在哪儿能找到哥哥秉义？晓光说，自己也是偶然遇到秉义一次，他已很少回家住，连嫂子冬梅都难见到他一面。那么大的事，他非要在自己任期内干成，市里财政拮据，基本上不拨款，只给政策支持，全凭他靠人格魅力全国各地到处跑，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才好不容易招来了几家客商引来了几家投资。这才哪儿到哪儿？刚够唱一场戏，后几幕怎么演下去，演得如何，还得他使出浑身解数接着“导”。他压力多大，可想而知。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在这儿明天在哪儿，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准。

　　秉昆就将光字片的人要求他代问的事情说了一遍。

　　蔡晓光反问：“你是代他们问呢，还是代表他们问呢？”

　　秉昆说：“他们只不过让我代他们问问。他们又没选我，我哪儿有资格代表他们？”

　　晓光说：“不是代表他们就好。哪天他们选你，也千万别上那个套。八字还没一撇，才刚刚落笔，你哥哪儿有精力回答他们那些鸟问题！照我看，那根本就不是些问题！”

　　秉昆说：“既然不是些问题，他到光字片来一次，向人们解释清楚不行吗？如果他没时间，派人来解释也行啊，或者发一封公开信也比不解释好啊！”

　　晓光说：“秉昆啊，什么叫老百姓，我比你懂，你哥比我懂。依我看，现在不是答疑的时候。时候不对，解释了也白解释，你就是诅咒发誓，疑心重的人他还是个不信！中国目前的事，难就难在许多人对官员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如果像你说的那么做，就得今天向这些人解释这些问题，明天向那些人解释那些问题，后天又有些人有新的问题了。成天解释来解释去的，没精力把正事干成了。中国老百姓说好也好，说操蛋也操蛋。一关系到个人利益，针尖那么大的好处也会打破头去争，拔一毛而利天下那也绝不会干！有那更可憎的，明明是件对大家包括他自己的好事，稍不满足，就煽风点火，起哄架秧子，把好事搅黄了心里才痛快。这种人天生就是搅屎棍。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块蛋糕我要吃一大块，有人不是偏不让我吃吗？那我他妈的往蛋糕上拉一坨屎，叫你们谁都休想吃上一口！光字片就没这号人啦？”

　　周秉昆知道光字片也有那号人，但他不愿承认，因为光字片与自己有着血脉联系，他非常不情愿面对现实。

　　“有，还不少，东挑西挑、欺软怕硬、又贱又坏的人也有！”郑娟心直口快。

　　晓光表扬道：“还是弟妹敢说实话。弟妹，你给我来碗豆浆，加糖的。”

　　郑娟受到表扬特高兴，立刻照办。

　　晓光一口气喝下去大半碗豆浆，又对秉昆说：“别人如果问你替他们反映问题了没有，你就说见不到你哥。你哥肯定有他一套部署，还不是怕节外生枝，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情绪，结果使自己能做好的事没做好吗？我想导好一部电视剧，也不愿刚开机就一再地答记者问，同样的理。”

　　既然姐夫那么明白的人站在哥哥一边，周秉昆也就不好多问什么。

　　晓光是受秉义之托来告诉秉昆，抓紧把小院拆了，把门面扩大。

　　秉昆说：“我不打算一直干下去，以后还是要找工作的，没那必要。”

　　晓光说：“以后怎么样先别管，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落实你哥的指示。”

　　秉昆说：“现在季节也不对，马上夏季了，雨水多，等九十月份再落实吧。”

　　晓光说：“你怎么又犯轴，知道你们手头不宽裕，钱都给你准备好了！”说着拉开手包，取出一捆用牛皮筋扎住的钱放在桌上。

　　秉昆问：“谁的钱？”

　　晓光说：“你哥的，和我、你姐的钱有区别吗？哪一个亲人的钱是花得的，哪一个亲人的钱又是花不得的？我告诉你，你不上心，别说我哪天亲自带着人来开工！”

　　郑娟急了，一把将钱抓过去，数落秉昆说：“哥的指示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呢？哥能让咱们做犯不着的事吗？手头紧就说手头紧，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你看你都让姐夫着急了！姐夫你别急，这次我当家，我会把哥的指示落实好的。”

　　晓光被她的话逗乐了。

　　他临走交代给秉昆一项任务，让秉昆去告诉孙赶超，十月底之前要准备好一万元钱，东借西借也得凑足那个数——还说是秉义的指示。

　　他走得急，秉昆没顾上再问为什么。

　　周秉昆家将小院拆了扩大门面的举动，又造成光字片许多人的心理波动。他们认为自己此前的憧憬完全成了幻想，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周秉义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福祉，他弟弟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周秉昆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打算长期住在光字片嘛！

　　“哀莫大于心死。”光字片的人们死心了，或者说对住楼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想，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吧，但估计那是下一代人的福分了。

　　他们都这样想，便对虎皮冈那边的工程漠然了，不再关注，也不再议论。他们的日子便又恢复了以往过一天算一天的常态。

　　虎皮冈那边，昼夜机声隆隆，工程突飞猛进。中国建筑行业早已迈入机械化时代，打好了地基，十天半月时间里就会盖起五六层楼，这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

　　十月份，两排十幢二十层高楼在虎皮冈拔地而起。只是框架，一切配套设施还没跟上，周边也根本没来得及规划；但市政府发布了正式新闻，宣称那里将成为本市最新的一处市区，名叫“希望新区”。

　　那天晚上，周秉义终于现身弟弟家。

　　秉昆一家刚吃完饭，郑娟在洗碗。

　　秉义说：“弟妹，过会儿再忙，我先跟你们商议一件事。”

　　郑娟在围裙上擦擦手，挨着秉昆坐在了周秉义对面。

　　秉义问：“你们知道市里发布的新闻了吗？”

　　秉昆点点头。

　　秉义又问：“如果我让你们做什么决定，那肯定是为你们好，你们相信这一点吗？”

　　秉昆一家三口都点了点头。

　　“我希望你们，不，也可以说是要求你们，成为那里的第一户居民。”秉义说。

　　秉昆一家三口都沉默了。

　　“我需要亲人的支持。”秉义完全是恳求的语言、要求的语调。

　　秉昆说：“周聪的户口不往那儿迁的话，行。”

　　秉义说：“要真支持我，就一家三口都迁过去。”

　　周聪说：“我从那儿到报社太不方便了。”

　　秉义说：“我已经跟你姑父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再住他那间老宿舍。”

　　秉昆一家三口又沉默起来。

　　秉义问：“为什么都不说话？”

　　秉昆说：“哥，你叫我们说什么呢？那地方现在也没法住人啊。”

　　秉义耐心地说：“不是要你们现在就往那儿搬。明年‘五一’前我保证那里会通上煤气，适合住人了……”

　　秉义突然有些急躁，他站起来，挥着手臂，走着大声说：“你们其实不相信我是吧？你们是我亲人，我能诓你们上当受骗吗？市政府支持的事能不靠谱吗？你们不要像别人一样只看眼前，两年之后那里会大变样！再以后，会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之后会成为本市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明白？光字片究竟有什么可留恋的？这里适合居住吗？”

　　周秉义稍一停，秉昆抓住机会幽幽地问：“那你这些话为什么不对光字片所有的人说一说呢？”

　　周秉义显然来气了，“连你们都不信，他们会信吗？我为什么要你们扩大门面？你们带头搬过去也可以有门面房，还可以享受其他优待政策。我得把那地方炒热，否则这一批建筑队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来了。一旦招不来了，那地方就真的摊在那儿了。让光字片人家住上楼房的想法就泡汤了！”

　　“哥，坐下，别急。这个家我说话也算数。我听哥的，我们带头了！”郑娟再次明确地表态。

　　第二天，她去派出所把全家的户口迁出。她又到新区，在市公安局接待点把户落上。

　　那事遂成一条新闻，却没引来多少人效仿。光字片的人们仍在观望。

　　有人说：“周家哥俩演起双簧来了！”

　　也有人说：“周秉昆因为蹲过监狱，没工作，家庭地位一路走低，当家权被大字识不了几个的郑娟夺过去了，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缺心眼的事！”

　　他们都有等着看笑话的意味。

　　拯救者一门心思工作，被拯救者集体等着看笑话、说风凉话；拯救者想要成功，还必须斗心眼，进行智力博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由于政府官员公信力存疑，这种现象就更不足为奇。

　　二〇〇五年“五一”节后，周秉昆家真的搬到希望新区去住了。因为是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起了带头作用，他们优先选了一处自己满意的门面房和楼上的两居室。煤气已经接通，自来水汲取的是地下水，有关部门经过鉴定水质优良。两排高楼有美观的院墙，临街的一面，新铺的路旁栽上了树苗。

　　新区为周家的到来开了欢迎会，周家的门面房和两居室住房都经过简单装修。周秉昆一高兴，几天后去找孙赶超，游说那两口子也尽快把户口迁过去。

　　赶超说：“我们也不是光字片的人家呀，没那资格分到房子啊。”

　　秉昆说：“那里也卖一部分商品房。我哥去年不是让我告诉你务必凑一万元钱吗？现在才明白，他当初就是让你为买房做准备！”

　　赶超说：“你今天不明讲，我心里还一直困惑。可……一万元能买下什么房啊？”

　　秉昆说：“新区欢迎我那天，我哥也到场。他让我告诉你，收你一万元是象征性的。如果你能在买房方面带个头，会给予你和我一样的优待。超，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哥了！你也要相信他！幸亏我有那么一个哥，他是在利用权力照顾咱俩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你别说了！你哥叫我们凑钱，虽然去年不明白为什么，但明白你哥肯定是有好事想到我们了。钱我们已经凑够……可你说的这事，它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孙赶超似有难言之隐。

　　“你究竟顾虑什么，你倒是直说呀！你这么娘兮兮的真让我受不了！”周秉昆发起火来，像秉义曾对他一家三口发火那样。

　　于虹突然哭了。

　　秉昆被她哭愣了。

　　“我们住的也不是我们的房子啊！交一万元就可以住楼房？天上掉馅饼呀？哪儿有那么好的事？我们一迁过去，这房子就充公了！可这是你们的房子啊！那你们不是亏了？！”赶超一急，就把话挑明了。

　　“我们的房子？对了对了，这破土屋至今还是郑娟名下的房产……可他妈的这也算房产吗？”周秉昆也觉得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

　　于虹哭道：“能像你和你哥想的那样，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啦，但我们也不能白住你们房子三十来年，最后又拿你们的房子换新楼房来住吧？”

　　周秉昆想到，如果郑娟不肯放弃这房产，甚至收回，孙赶超一家便真的成了完全没有房产的人家。

　　“这……那……只好等我和郑娟商量商量……”他的话还没说完，郑娟也来了——她是来报急信的。新区在市里组织了一批看房团，都是打算投资房产。其中一人相中了秉昆家隔壁的房子，说也要像秉昆一样，上下打通成为复式，在一楼做生意。

　　“我一听就急了，立刻声明已经有主了，是我丈夫哥哥周副市长留给我家亲戚的！秉昆，咱家隔壁的一、二层无论如何不能落在别人手里！于虹，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两家应该成为邻居。到时把一层打通，咱俩开饭店或超市，合伙做女老板，让秉昆和赶超他俩给当老伙计，那种日子多好，想想都美死了！”

　　郑娟一坐下就兴奋又着急地哇啦哇啦说开了，秉昆他们三个各有心事，装聋作哑地听着。

　　郑娟觉出不对头，奇怪地问：“你们都怎么了？福星高照了咋一个个愁眉不展呢？”

　　她这一问，赶超两口子更不知说什么好了，于虹又要哭了。

　　秉昆不得不说：“你来之前，我们刚谈到这小破土屋的产权问题……”

　　“产权？”郑娟四下看看，突然双手一拍，猛然醒悟道，“我想起来了，这里原先是我的家！”

　　秉昆说：“对。咱俩结婚后，赶超他俩一直住这儿。”

　　郑娟问：“那快三十年了吧？”

　　秉昆说：“是啊，不解决产权问题，你说的那种好日子，它就实现不了。”

　　郑娟问：“谁挡着咱们把产权问题解决了吗？”

　　秉昆说：“怎么解决呢？都得听你的呀。”

　　郑娟问：“我做得了主？”

　　秉昆说：“只有你能做主。”

　　“我还以为我做不了主呢！”郑娟双手又一拍，“我能做主不就简单了？赶超，于虹，我把这里给了你们不就得了嘛！”

　　赶超抬头道：“嫂子，我们不能白要。”

　　郑娟说：“我也没说白给呀！我从没穿过双皮鞋，你们两口子怎么也得给我买双皮鞋谢我！我可不要翻毛的，也不要猪皮的，水牛皮的也不行，别人说容易穿走样。你们得给我买双上等黄牛皮的，好看的。”

　　赶超连说：“照办，照办！”

　　秉昆也说：“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郑娟说：“这么点儿事你就不能替我做主了？如果我不来你们仨就一直愁下去？一处破土屋我有什么反悔的？于虹，找张空白纸来！”

　　秉昆问：“你要干什么？”

　　郑娟说：“咬破指头写下血字据呀，你不是怕我反悔嘛！”说罢，真将一根指头往嘴里塞。

　　秉昆连忙阻止：“别别别，用不着你那样，我信了！”

　　于虹抱住郑娟哭了。

　　赶超两口子的事一波三折。首先是，那破土屋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单位。要说完全属于郑娟吧，她又任何证据都没有。什么人当初经什么部门批准当年盖了那土坯房，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由郑娟一家住上了，不但郑娟说不清，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新区居民登记点的负责同志认为，如果太平胡同居委会主任肯出具证明材料，再由区一级民政局盖章，他们就可以给落实。当年认识郑娟和她母亲的居委会主任早死了，往后的主任们都没见过她，反倒以为孙赶超一家才是屋主。郑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三十年后遍访故地太平胡同，挨家挨户寻找还记得自己的人。她当年过的是隐居式的生活，能回忆起她的人少之又少，但是她一提自己卖冰棍的老娘和瞎眼弟弟，有些人却印象深，还记得。后来成为北普陀寺萤心师父的光明，在太平胡同已是鼎鼎大名。名人的姐姐请求做证，何况是佛门名人，谁都不敢拒绝，老百姓谁不想取悦僧医的姐姐呢？两天后，郑娟大功告成，周秉昆所写的“情况说明”上按满了指印签满了名。街道主任一见，也只得盖上了印章签上了名。区民政局却说还不行，得补上派出所的章，郑娟又颇费口舌去补上公章。周聪和赶超两口子都要上班，不能陪她去做。秉昆忙于新家那边的安顿，也没陪她。那么难办的一件事，完全是郑娟独自办成的。

　　然而，区里却并没盖章，说要研究研究。周副市长的弟媳找上门的事，他们倒也不敢拖着压着，而是踢皮球，派人将“情况说明”呈送给了周秉义。

　　周秉义直接做了如下批示：

　　（一）孙赶超一家属于本市无住房居民，这样的居民估计还有不少，各区应进行普查登记，做到心中有数。

　　（二）光字片的开发是全市消除土坯房和危房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孙赶超那样的家庭，应着力帮助他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小康梦，解决一户是一户，解决一批是一批。

　　（三）郑娟是周秉昆之妻，她名下的房产当视为夫妻共同房产。鉴于他们已在新区享受了住房优惠政策，住房面积大于两处房产面积总和，他们在太平胡同的房产不可在今后拆迁中要求置换。

　　（四）协助周秉昆夫妇将太平胡同房产转移至孙赶超名下，做法完全正确。对于广大群众互助友好行为，各级基层组织都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

　　（五）原属周秉昆夫妇的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且孙赶超一家不属于光字片居民，不能享受此次光字片居民的拆迁优惠，若孙赶超一家率先购买新区住房，可按规定给予一定优惠。

　　（六）孙赶超一家若希望购得与周秉昆夫妇同样的住房及门面房，建议支付三万元为妥。这属于本市无房居民带头购买新区住房的特别优惠价，且下不为例。

　　周秉义批示后，一个电话将周聪召到了办公室。

　　周聪出现时，周秉义正在擦办公桌。他已很久没在办公室了。

　　周聪坐下后问：“秘书是虚配的？”

　　秉义说：“替我忙别的事去了。”

　　他让周聪看看他的批示。

　　周聪叫好道：“目的达到了，很讲原则，又不留把柄，但也等于没有批示。刀架在我赶超叔脖梗上，他也再拿不出两万元钱来。”

　　秉义说：“我让你来，就是让你去找周玥，让她那公司先行借给孙赶超两万元。”

　　“你这话说的！她为什么听我的？”周聪不以为然。

　　“带着我的信去。”周秉义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写好的信放在周聪面前。

　　周聪拿起瞧了一眼说：“还封上了，成心不让我知道内容？”

　　周秉义说：“你没知道的必要。”

　　周聪说：“她不给你面子呢？”

　　周秉义说：“她还没那胆量。”

　　周聪说：“如果我赶超叔还不上钱呢？”

　　周秉义说：“那怎么会！慢慢还嘛。两年还不上三年还，三年还不上五年还，总能还上的。”

　　周聪说：“你这是杀熟啊。”

　　周秉义说：”也是劫富济贫。想当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靠东北重工业拉动的，否则难以实现。我了解过，孙赶超父亲那一代工人对国家做过贡献。他们夫妻二人都是下岗工人，也是为改革承受阵痛的人。我帮不了一批，还帮不了一个吗？”

　　周聪说：“我提醒你，劫富济贫那种话，你身为副市长以后不能公开说，许多私企老板最反感这四个字，小心他们围攻你。”

　　周秉义不屑地说：“围攻我？他们没那点儿水平吧？劫富济贫那四个字不是他们自己先说的吗？无论国企私企，凡企业就得承担一定社会责任！让他们做点儿慈善的事，就像割他们的肉似的，胡扯什么劫富济贫。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今后都得好好补上社会责任这一课。如果都赚得盆满钵满就往国外转移，迟早会出事，国家还有希望吗？”

　　周聪说：“可政府部门经常打着社会责任的幌子对他们乱摊派，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周秉义说：“那是另一个问题。没工夫跟你扯这些了，快去办！”

　　周秉义写给周玥的信只有一页纸，半面字。

　　周玥看得表情大不自然，脸红到了脖子，都快哭了。

　　“你别管了，让我大舅放心吧。”她就说了那么两句话，把表弟撇在自己办公室起身就走。

　　周聪不清楚周秉义究竟写了些什么，反正能觉得表姐读了信后挺受伤。

　　数天之后，孙赶超成了在新区买房的第一人。郑娟的愿望实现了。

　　此事在全市倒没成为什么新闻，在光字片却震动不小。太平胡同的无房户居然成了新区的第二户居民，并且享受了购房特别优惠。“特别优惠”对一些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结伴前往新区考察。

　　那时，第一批建筑队已经离开，第二批建筑队也已进驻。面积更大的建设工地上，到处都是有条不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塔吊林立，挖土机轰响，哨声不止。

　　他们一看到周秉昆与孙赶超两家带门面的住房，眼红了，羡慕嫉妒——却没恨，也没理由恨。落户接待点天天等着他们落户，他们自己却总在观望嘛，哪里恨得着带头落户的人家呢？

　　有人开始另外暗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总有你周秉义亲自来光字片苦苦动员我们搬迁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咱们可得好好把条件掰扯掰扯。

　　周秉义仿佛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就是迟迟不在光字片露面，却连续几天出现在电视里，为新区做广告，不遗余力地推销楼盘，招揽居民。相关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陪同亮相，宣传站台。

　　这些动作起到了作用，新区楼盘真被他炒热了。光字片的人来气了，姓周的暗中拿了房地产商多少好处，那么起劲儿地替他们卖房子！新区可是为我们开发的，怎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不理不睬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与光字片部分人家的谈判早已暗中进行。他们有时在对方的工作单位谈，有时也直接去光字片居民家里谈，只是中午时分光字片分外安静，谁家来了“客人”左邻右舍都无人知晓。

　　只要答应多置换几平方米房子，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的光字片居民总会答应搬迁，而且他们都会严守秘密。

　　忽然有一天，光字片开来了卡车队，连续替一些人家往新区免费搬家。

　　周围一些人家看着看着都有些傻眼了。

　　不久，又来了一批拆房工，小心翼翼地将腾空的土坯房一一扒倒，清除，一点儿都不留下可能引起纠纷的问题。他们经过培训，个个都很专业，对给周围人家造成的不便一再道歉。若哪一户口人家极其不满，也可以写在意见册上。若想得到一些补偿费才肯罢休，想要多少也可登记，过后再协商。只要合理，保证补偿。

　　接着来了修路队——搬走了一些人家，光字片终于有修路的余地了。

　　没搬走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当初他们困惑不解的“井田方案”原来是这么回事：长长短短一条条临时路段，将光字片剩下的土坯房隔成了许多方阵，每一个方阵的面积都足以保持一定间距盖起几幢高楼。

　　然而，人们还是不明白周副市长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又过了几天，周秉义终于在光字片露面，他站在一辆小卡车上，手持话筒，秘书站在身旁。

　　不用组织，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围住了小卡车。

　　周秉义向人们讲话，也可以说演讲。那天他精神抖擞，嗓音清亮——

　　我不跟大家客气了，今天是来跟大家打开窗子说亮话。大家对于我，应该说是知根知底。我从小到下乡前，一直是光字片长辈心目中的好儿子，方方面面都好，是大家要求孩子学习的榜样。我回忆起来，常常觉得自豪和骄傲。我的父母大家就更熟悉，我感激各位对我父母的尊敬和友好。我母亲当街道小组长时，一些长辈对她非常支持。我妹妹和弟弟，许多人也很熟悉。总而言之，我们老周家三个儿女，没有什么瞒得了光字片的人。咱们光字片人家的许多长辈，一九四九年前就居住于此，当时这里叫穷人窝。后来，他们中许多人成了东北解放后最早的产业工人，这个地方也不再叫穷人窝了。但是，这里却一直住着本市很穷的人家。

　　我的父母当年并没指望我将来当官，他们更乐于看到我成为教育工作者，那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理想。后来阴错阳差，我成了国家于部，成了大厂的党委书记，成了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成了中央机关的于部，现在又成了本市的副市长，主抓像光字片一样的土坯房和危房的改造开发工作。我不会当官，却一门心思想要当好官。不会当，学着当，以混着当官为耻，以瞎当官为戒。我不是在北京当官当不下去了，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

　　为什么呢？我老了，快到退休年龄了。

　　近年来，光字片的存在越来越成为我一块儿心病。一想到咱们光字片，我就心疼生活在这里的父老兄弟。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也有二十多年，咱们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更糟糕，处处不堪入目。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几次了，还淹死过孩子。光字片的父母一茬接一茬过世，孩子一代接一代出生。我知道，从大人到孩子，谁都不愿再生活在光字片了。光字片的存在，现在是本省本市的耻辱，也是国家的耻辱。

　　自从有了光字片，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当官的。在你们看来，也许还是个不小的官。我就产生了一种决心，要在退休之前，将光字片彻底消灭，彻底改造。这很不容易，咱们是穷省穷市，在全国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居于倒数几名。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大事。我要替大家求各路财神，要向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诺他们提出的条件，要与他们进行利益博弈。他们获益太大，群众获益必然减少。我在为大家日夜操劳、勤勉做事，却并没有获得大家的信任，有的人还等着看我的笑话。要获得大家的信任，其实比获得开发商们的信任还难！

　　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完成一半了。大家已经看到，光字片与过去不一样了，有空间了。现在你们的家，被新开的马路分隔成各个单元。不少人看过新区，它仍在建设之中。关于它的前景，新区的宣传牌上写出来了，我也在电视里讲过，我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做这一件实事！不打算再观望下去的人家就赶快登记，明天在一些空房子里会有办公人员接待。有一个前提是，整个院落的人家必须统一思想，一致同意搬迁。如果一个院子里的几户人家还没有达成一致，有人想搬有人不想搬，那就恕不接待，因为那对开发没有意义，拆难以拆，盖没法盖！

　　如果整个院落一致决定搬迁，还会有什么特别优惠吗？我也坦率告诉大家，没有了，你就是明天上午第一个登记也没有了。特别优惠期过去了，结束了，大家想都别想了。大半年的特别优惠期，早干什么去了？不过仍有一些方案，有一些灵活性。我还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方案是我们光字片人家几辈子都难遇到的福音！

　　那些全家仍想坚守住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点儿，公厕盖得像样子点儿。光字片再也不会有大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了，至于小孩子，我无法保证。有小孩子的人家，只有自己当心。大家也别指望政府会替你们将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那是做梦。谁家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的维修本事了！东倒西歪的破土坯房占据着城市的有限空间，是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还会支持吗？

　　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个院落的居民集体搬迁了，原地盖起了楼房，住进了人家。相隔不远的一个院落，却由于大家意见难以统一，只能维持现状，在原来的土坯房里耗着。如果孩子问，爸爸妈妈，咱们怎么还住在破土坯房里？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只有你们自己回答了。除了自己，没人替你们回答。

　　也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迫切地想要搬迁，而另一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结果前一种人想不明白，明明是对自己家也有好处的事，他们为什么那样呢？他们不搬，岂不是害得想搬的人家也搬不成了吗？的确会那样，结果矛盾产生了。怎么办呢？我希望，前一种人都来做谈判的专家、说服的能手，对后一种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会帮助你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如果还是做不通呢？那就只有放弃了。大家得明白，绝大多数人是按正常的理性思维行事，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要告诫迫切搬迁的人们，千万不要生他们的气，不要恨他们甚至围攻他们，那对于解决问题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政府会启动第二套方案帮助你们实现愿望，在开发改造其他危房区时，将考虑解决你们的问题，只不过需要大家耐心等待。

　　最后我要说，如果有人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把话先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哪怕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我也要告诉这样的人，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搬走的人家将越来越多，下决心“钉”在此地的人将越来越少。这他不会影响大局，只不过会使光字片的整体发展棘手些而已。最糟糕的情形，无非是将来在楼群与楼群之间，矗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罢了。就那样吧！我这人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竭尽全力，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周秉义的演讲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结束后秘书立刻跳下小卡车，扶着他也下了车。

　　秘书拉开驾驶室的门，周秉义一头就钻进去了。小卡车的驾驶室坐不下三个人，秘书上了车，蹲在车厢里。

　　忽然有一个姑娘分开众人挤上前来，大声问：“周副市长，您为什么要坐这种车来？”

　　周秉义反问：“记者？”

　　那姑娘便报出自己报社的名字。

　　周秉义说：“我并没通知媒体，你们耳朵还真长。”

　　姑娘拉着车门把手说：“请您就回答这一个问题。”

　　周秉义说：“我要对那么多人讲话，总得站高点儿吧？大卡车开不进来，我又不能站在小汽车顶上。你以为我在作秀？那你想多了。”

　　“您可以借一把椅子啊。”姑娘追着说。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严肃地说：“你先把手放下，什么样子！”

　　姑娘很窘地一笑，乖乖将手放下了。

　　“我都快六十了，讲一个多小时。我又不是耍杂技的，在椅子上站不了那么久，万一摔下来呢？”周秉义有些不悦。

　　“可以发表吗？”姑娘又问。

　　“我过目后再说，开车。”周秉义说。

　　车一发动，人们闪开了。

　　没有人拦车，没有人打断过他，没有人叫喊什么，也没有人尾随。

　　真话、坦荡的话、掏心窝子的话是有力量的。即使刁民听了，那也得寻思寻思，掂量掂量。何况，光字片本质上没有刁民，只有些“二杆子”。

　　他们谁也不看谁。仿佛互相看一眼，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便都会不言自明了。

　　他们谁都不好意思看谁。

　　两天后，周秉义在光字片的演讲见报了，标题是《没有掌声的演说》。

　　秘书嘟哝：“那小记者挺坏。”

　　周秉义说：“那也是实际情况。”

　　宣传部门的同志对他的演讲提了意见：“发表前您看过了吗？”

　　他说：“看过了。”

　　“那为什么不将那些不妥的话删掉呢？”

　　“哪些话？”

　　“‘穷人窝’‘本省本市的耻辱’‘国家的耻辱’……这样一些话从您口中说出来，影响不好吧？”

　　“我觉得挺好的，那些话是我最不愿删掉的话。”

　　“……”

　　“我这儿正忙，没别的事我挂了啊。”

　　对方先于他把电话挂了。

　　秘书又嘟哝：“惹别人不高兴了吧？我建议删，您偏不删。”

　　周秉义笑道：“我这大半辈子，一直在为让方方面面的人高兴而活着，我也该为自己高兴而固执己见几次吧？”

　　当天的报纸脱销了。光字片的人家没有一户不买，有的人家全家一起热议不算，还与好邻居们一块儿讨论。

　　半个月后，一个院落的人家集体搬走了，接着又一个院落也搬得一户不剩，再接着其他院落的人家争先恐后登记搬迁。

　　那时已是七月中旬，本市进入了炎夏，暑热也没能减缓光字片人家搬迁的劲头。情况日渐明朗，周秉义副市长的态度那么明确，还有什么可观望的呢？有的人家甚至互相埋怨，不该错过早前的特别优惠期。

　　“十一”前，光字片人家全部清空。“十一”过后，光字片的大拆除全面展开。那是颇壮观的场面，动用了几十台重型机械——也是相当痛快的拆除。

　　周秉义赶到现场。当然不用他亲自指挥，他只是去看热闹。

　　许多光字片的人也回去看热闹，不少人百感交集，有些老人还直掉眼泪。

　　棚户区的人也来了不少，与光字片的人相比，他们的心情更复杂。

　　直到那时，光字片的人才觉得周秉义可亲可敬，争着与他合影。周秉义很高兴，笑容灿烂。

　　十月底，光字片七零八落的院落全部被推平，原来的光字片不复存在。

　　从二〇〇六年四月开始，周秉义专注于做两件事，即一方面继续开发新区，一方面协调开发光字片。按照当初合同，光字片划归几家被周秉义吸引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将在那里建高档商品楼盘——写字楼、居民楼一应俱全。

　　二〇〇九年九月，周秉义超过退休年龄了。他所开发的新区已基本成熟，比预计的规模几乎大出一倍。光字片原址上建起了高档社区，成为本市房价最贵的区域之一。

　　像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越是房价贵的楼盘，销售越是热闹。底层的老百姓常常目瞪口呆，心理大受刺激。

　　这一年，富人似乎呼啦一下就大大增加，外电报道中国已跻身富人群体众多的国家之一。富人藏富藏得不耐烦，腻歪了，开始以炫富为能事、快事。A市也不例外。

　　周秉义没能如愿退休。

　　省市有关部门收到了许多群众来信，据说每月就会有半麻袋。本市危房区的人们，强烈要求周秉义多干几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

　　省市两级组织部门的同志成功说服了周秉义，让他继续担起了重任。

　　不过，这期间周秉昆遇到了情绪很坏的事。

　　一天，曹德宝骑自行车去新区。他忽然站在了周秉昆面前，带给秉昆一份惊喜。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呗！”

　　德宝已骑自行车在新区绕了一圈。

　　秉昆问：“印象如何？”

　　德宝说：“太好了，除了离市里远点儿，没什么差劲儿的地方。”

　　秉昆说：“其实没远多少，也就三站地。公共汽车路线已经开通，进城挺方便的。”

　　德宝说：“对骑自行车的上班族还是不大方便。”

　　秉昆说：“无非多骑二十几分钟。”

　　德宝说：“大冬天里，再顶风的话，多骑二十几分钟就是多受了二十几分钟的罪啊！”

　　秉昆笑道：“多受点儿罪也是周聪的事。他年轻，受那点儿罪算不了什么，反正我是知足了。”

　　德宝也笑道：“你当然得知足了！你看你现在，一层店面，二层住家，一步登天了。”

　　秉昆说：“托光字片拆迁的福呗。”

　　德宝说：“也是托你哥的福吧？”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算是吧。当初我都怀疑他的能力，是他逼我带头搬过来的，成了第一户，享受到了优惠。我在光字片住时，不是也有门面嘛！”

　　德宝说：“你那算什么门面？也是你哥让你扩大面积的，对不？”

　　“你怎么知道的？赶超告诉你的？”

　　德宝未答，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笑得秉昆很不自在。

　　工作还是不好找，像周秉昆那种五十多岁又没技术特长的人更难，所以他就继续开面食店。

　　当时已过了饭点，他以烟茶招待德宝，郑娟在楼上睡着。

　　德宝问，生意怎么样？

　　秉昆说，还行，能将自己和郑娟缴的“双保”挣到，月月还有千儿八百的积蓄。

　　德宝问，为什么只卖面食？应该聘一位大师傅，雇几名服务员，开成正儿八经的饭店，那会多挣不少。

　　秉昆说，郑娟身体大不如前，陪她去医院检查了几次，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开饭店完全没经验，一怕赔，二怕郑娟太受累。开饭店不可能不供应酒水，他不喜欢招待一顿饭能吃两三个小时的酒徒，也怕有人耍起酒疯来自己应付不了。

　　德宝说，那就真可惜你这门面了，这么好的地点！

　　秉昆说，多挣多花，少挣少花，钱这东西，多少是个够呢？住上楼房，郑娟身体又差了，想陪她享受一段好日子，暂不打算为挣钱太辛苦。

　　德宝说，那还不如租出去，赶超家的门面不就租出去了吗？

　　秉昆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租出去还是不行，租金还是比自己开面食店挣得少。赶超两口子有工作，又有还债压力，所以才把门面租出去。新区的门面房比较容易租出去，住房却基本上租不出去，谁会到这里租房子住呢。

　　两个老友聊着聊着，德宝终于将话题引到了他来找秉昆的目的上——希望秉昆替他求求哥哥，也为他家“弄套房子”。

　　秉昆沉吟着问：“你是什么意思？”

　　德宝说，如能像批给国庆家那样批一套最好，如果不能，他和春燕两口子愿意像孙赶超家那样买一套。赶超家不是花了三万吗？他们两口子花四万五万甚至六万也在所不惜。

　　秉昆又问：“你来求我这事，春燕知道吗？”

　　德宝说：“你干妹妹当然知道啦，还是她一再催我来的呢！”

　　秉昆再次沉默了。

　　德宝说：“这个忙你必须帮，我大老远蹬着自行车来求你，你如果不帮太不够意思了吧？”

　　秉昆说：“春燕不是又分了一套两居室吗？你们市中心黄金地段那套房子又不收回，你们目前也不缺房子。”

　　德宝笑道：“你知道的也挺多的嘛。”

　　秉昆说，是春燕妈告诉他的。

　　德宝不好意思地说：“我老丈母娘嘴还真快！我们两口子不缺房子，也就是暂时不缺而已，但春燕她大姐家不是还没房子住吗？他们一直跟公婆住一起，这你是知道的呀！”

　　秉昆说：“光字片拆迁的时候，春燕她妈已经找过我哥一次，我哥也帮忙了。不论咱们的关系，她妈和我妈当年也是老姐妹，能不帮吗？所以我哥暗中帮忙了，她妈那边才分到一大一小两套房子。我哥如果不暗中帮忙，只能分到两小套，或一套大的……”

　　“打住打住，请打住。秉昆，我问你，国庆家的房子又是怎么回事？”德宝明显不高兴了。

　　“你如果也调查清楚了，那就别明知故问了啊。”秉昆也有些不悦。

　　“我就是要听你自己说！”

　　“说就说。国庆他爸是老工人，当年死得那么惨，国庆死得更惨，撇下吴倩和女儿，日子过得多不容易，我哥不该趁他有权的时候帮帮她们？”

　　“可她们母女俩也有房子住啊！”

　　“那是国庆活着的时候租的！”

　　“进步家又是怎么回事？”

　　“进步他父亲是烈士，与你和春燕家可以相提并论吗？”

　　正如曹德宝所了解的，周秉义在新区也批给了常进步家一套两居室。

　　曹德宝几分嘲讽几分自嘲地说道：“秉昆，我算是听明白了，敢情你们哥儿俩送人情，那还得有高级到家了的理由是不是？可我也没说要你们哥儿俩白送我和春燕一个大人情呀！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可以像孙赶超一样买呀！他们都是你老友，我和春燕就不是了吗？朋友间什么时候分出亲疏远近了？我们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门，想价格便宜点儿买一套房子，这点儿面子你都不给吗？”

　　“可现在这里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已经二十多万了！”周秉昆光火了。

　　“我如果花二十多万在这里买一套房子，还用大老远骑自行车来找你周秉昆吗？”曹德宝拍了桌子。

　　“你！你这是强人所难！”秉昆一气之下，将茶杯摔得粉碎。

　　曹德宝瞪了秉昆良久，缓缓站起，脸色煞白，指点着声音颤抖地说：“周秉昆，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我是你三十多年的好友啊！你……我坐在你店里半天了，你都没问过我一句吃饭了没有，只让我喝了一肚子茶水！一句话你不爱听了，居然摔杯子给我看！”

　　曹德宝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周秉昆意识到自己也有些不对，却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你要是说你没吃饭，我能不给你弄吃的吗？”

　　曹德宝接着嚷道：“我还敢在你这儿吃饭吗？”

　　他踢翻凳子，愤愤而去。

　　几天后，春燕也骑自行车来到秉昆家的小店。她的出现让秉昆心里颇为不安，不知又会闹出什么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事。她倒是赶上了中午的饭点儿，在郑娟的招待下，依然宾至如归，吃了午饭。

　　生意安顿好之后，秉昆和郑娟请她上楼参观新居。她四处看了一遍，不住口地称赞。实际上，新区第一户居民的特殊优惠装修十分简单，房间面积也不大，七十多平方米，但比起光字片的旧家，不能不说好了许多。

　　三人坐下说话。

　　春燕看着阳台感慨道：“还有阳台！你不是喜欢花吗？以后可以在阳台上养花了。”

　　郑娟说秉昆也喜欢花，但他们目前还没那心思，以后肯定要在阳台上养许多花。

　　郑娟忽然想起了往事，快乐地讲给春燕听。当年，她和秉昆走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秉昆看着一幢俄式小楼的二层阳台站着一个年轻女子——那是怎样怎样的阳台，那年轻女子穿的什么，怎样的姿态，而秉昆看得呆成了什么样。回到家里后，秉昆又如何向她保证，将来一定让她住上有阳台的房子。

　　春燕笑道：“娟，你记性可真好！”

　　郑娟也笑道：“从前是忘了的，今天见了你一高兴，忽然想起来了。”

　　春燕说：“我太了解秉昆了，他当年希望有一天住上有阳台的楼房，你经常穿着漂亮衣服站在阳台上望街景，好让他经常躲在外边什么地方偷窥到你！”

　　郑娟拍手笑道：“对对，我越发想起来了，他当年是对我那么说过。”

　　秉昆窘道：“让你俩这么一描绘，我简直就成了一个好色之徒了。”

　　春燕揭他的老底：“你以为你不是啊？那你出于什么心理，才把郑娟搞到手的？”

　　秉昆的脸唰地红了。

　　郑娟替他辩护：“他就是再好色，也只是色在我一个女人身上，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春燕说：“现在你家有阳台了，以后你多买几件漂亮衣服，经常穿着站在阳台上，成全他当年的梦想！”

　　郑娟有点儿沮丧地说：“我都老成这样了，成全不了他的梦想了！”

　　一说到衣服，春燕想起一件事来，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袋，从纸袋里取出一件泡泡纱白色睡衣送给郑娟。她说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她们妇联组团到服装厂参观时厂里赠的，权当祝贺乔迁之喜。

　　郑娟抖开睡衣，欣赏着说：“活到今天，我也没穿过一件睡衣。好是好，可这是半透明的，怎么好意思往身上穿啊！”

　　春燕道：“我是肯定不好意思往身上穿了，你别不好意思穿。你穿上，他准爱看得不得了！是吧，干哥，说你心坎上了吧？”

　　秉昆的脸又唰地红了。春燕一旦贫了起来，他对她那张嘴真是无可奈何。

　　“春燕，你闹死了！”郑娟往她身上打了一下，笑得咯咯的。春燕给她带来了莫大的欢乐。

　　待她笑罢，春燕忽一板脸，凛凛地说：“娟，他欺负我们德宝了，我今天也是向他来问罪的。”

　　郑娟并不知道德宝来过的事，自是吃惊。

　　春燕就将秉昆摔杯子给德宝颜色看的事，讲给郑娟听了。她讲得不是多么具体，对德宝因何而来只字未提。

　　她问郑娟：“娟，我们德宝都被他气病了两天，你说他该不该向我道歉？”

　　秉昆没料到她会当着郑娟的面说那事，又不愿让郑娟明白为什么，只有低下头沉默。

　　春燕极其干脆地说：“干哥，你不道歉也可以，那我以后再也不登你家门了，咱俩干哥干妹妹的关系也就拉倒了。”

　　郑娟急了，装出威严的样子斥责秉昆，逼他立刻道歉。

　　秉昆只得乖乖道歉，承认那天是自己不对，因为什么烦心的事，情绪一时失控了。

　　春燕笑道：“这还像个干哥的样子，我对德宝也好交差了。”

　　她还要去她父母家看看，让秉昆送她。

　　二人走在路上时，春燕向秉昆敞开了心扉。她说自己这辈子肯定就是个副处级了，再怎么积极表现也无济于事，所以得提前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做点儿必要的投资。

　　“儿子一天天大了，将来上大学需要钱，娶媳妇更需要钱。这不正赶上现在你哥手里握着实权嘛，要不我和德宝也想不到求你。刚才我让你道歉那纯粹是开玩笑，不过你既然道歉了，接下来还得有悔过的行动。反正，我们要在这里买房子投资的事拜托给你和你哥了，这种忙你们不帮可不行！”

　　秉昆皱眉说道：“我哥已经基本上与这里的事脱离干系了呀！”

　　春燕也皱眉说道：“别找借口！找借口就不可爱了。市里还没让你哥正式退休呀，他现在负责全市危房区的改造。权力不是小了，而是更大。我们那点儿事，对于他还不是一次电话一个条子就办成了吗？”

　　秉昆只得违心地说：“那我跟我哥提提看。”

　　在春燕她父母家楼前，春燕四顾无人，拥抱了秉昆一下，还与他贴了贴脸颊。

　　“你答应了啊，我可等你回话，别让我等急了！”她大声说完此话，野猫似的蹿进楼去。

　　然而，周秉昆并没为她的事专门找过哥哥。一天，周秉义陪同省市领导到新区视察，抽空儿到他家坐了会儿。他看着哥哥身心疲惫、强打精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二〇一一年九月的一天，一阵剧烈的胃痛过后，周秉义昏倒在一处危房区拆迁现场。当时，现场并没有发生任何不顺利的事，一切都那么和谐，比光字片拆迁进展快多了。因为有了光字片拆迁经验，新区的建设越来越成熟，可供选择的楼盘越来越多，各方面管理也跟上了，服务功能正日渐完备。

　　周秉义昏倒在心情极佳的例行视察过程中，离六十四岁生日仅差几天。实际上，他已不是实职干部，身份是什么“市利民工程委员会”的顾问。

　　医院诊断出他患了胃癌。他接受了医生建议，做了胃全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即便在A市，胃全切除手术也算不上多么复杂、难度很高的手术。

　　术后，他在家中休养时向组织部门写了退休申请。郝冬梅替他交的，交时还哭了鼻子。她心知肚明，但并未说丈夫由于工作太投入而延误了病情检查和及时治疗。

　　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他退休，写了不少令他欣慰的评语。

第十四章

　　二〇一二年，周秉义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轻闲快乐的一年。

　　在公私两方面，他都不再有什么压力了。退休前，他又完成了两处“老大难”危房区的拆迁工作，为接手的同志开展工作铺平了道路。在亲情方面，他同样获得了解放。周蓉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她当教师两年后就被校董事会聘请为副校长，负责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她还一直兼课。私立学校老师退休不受年龄限制，是她自己执意要退休，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学校三番五次说服她接受返聘，虽然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多了不少——她利用那些时间创作小说。她的退休金加上返聘工资，不比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少，她已很知足。

　　蔡晓光与周蓉前后脚退休，他已不再做电视剧导演，或者说不再有什么机构主动给他机会了。高大上主题的电视剧收视率滑坡，政府和民间的投资热情骤降。脱离现实题材、以收视率为王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蔡晓光既嫌恶又想跟进，却又总是跟不上，摸不准方向。导演一些思想低俗、没心没肺的娱乐剧，他更不愿意，实际上也变不成那样。他和那些老哥们儿凑一块儿挖空心思地研究出过几份剧情梗概，却四处碰壁找不到投资。

　　“还行，不错，能看出你们几位老师下大功夫了。可惜你们弄出来得太晚了，二十年前拍倒是一部好剧。”这是他们经常得到的最好评价。

　　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为难自己，默认自己彻底“过气”了。

　　蔡晓光闲不住，常常被一些大学请去做影视讲座，偶尔有人找他拍广告或宣传短片。那些事永远不会让他有什么成就感，但钱来得挺快。影视圈绝对不屑于挣这些“小钱”，但对他而言，能挣点儿“小钱”总比一点儿不挣要好。蔡晓光和周蓉的退休金数额大体相当，而他内心希望自己的实际收入比妻子高些，那会感觉更好些。夫妇俩的实际收入加起来，足可确保他们晚年过上本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他们不愿意这样。尽管他们一向更倾向于精神充实而非物质追求，对金钱他们既不想理睬，又没法不理睬，诚惶诚恐，不敢掉以轻心。二人都不愿管钱，都想做财务总监而非主管。

　　蔡晓光曾对周蓉说：“夫人，还是你管吧。我太粗心，管不好的。而且，我见了钞票的第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不把它花掉呢？我对数字又不敏感，见了就头晕，我尽量可持续地往家里划拉着就行呗！谁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周蓉却说：“我的夫君啊，你别忘了，咱们大半个中国，丈夫都有一种称谓就是‘掌柜的’。‘掌柜的’管钱，是你们的天职啊。”

　　夫妇俩谁都不愿担那份责任，便像两个孩子似的由“石头剪子布”决定——结果周蓉输了。

　　蔡晓光说：“你管！这是天意。”

　　周蓉耍赖，说当然应该由赢的一方管。

　　蔡晓光很不情愿地管了一阵。

　　后来，周蓉发现他存款到期了都不转存，银行发行高息债券也不上心去买一笔，叹道：“我夫果然不善理财。”她只好快快地接收了财务大权。周蓉的财商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虽然在法国生活了十余年，这方面一点儿也不开窍，只知将钱存到银行去，而且一向认准的是“老字号”。她比蔡晓光有责任心的体现，不过就是到期了会在当日转存，若是银行代发具有国债性质的债券，也愿意大清早去排队买一笔。初次排队的感觉很不好，她回到家里对蔡晓光抱怨说，自己排在了一堆老头老太太中间。晓光却说：“夫人，别忘了你也六十多岁了，跻身老夫人行列啦！”一句话噎得她哑口无言。再经历时，心态摆正，竟乐于与一些老头老太太聊长叙短了。

　　有钱人一般不买国债，他们都有来钱更快获利更多的门道，即使偶尔买一些，也无须大清早排队，必会受到特殊礼遇，在贵宾室享受专属服务。那里有沙发，还有茶点款待。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有人批评银行的贵宾室现象，于是许多银行的贵宾室不叫贵宾室，改叫“大客户接待室”，空间依旧，沙发依旧，茶水依旧，“贵宾”改成了“大客户”，争议居然少了。提意见的多是知识分子们，周蓉是知识分子，却从不参与这些事情。她早已不是北大读书时那个周蓉，也早已不是副教授周蓉，她现在自称是“退休女人”。她甚至认为，普通人如果对国家对社会意见太多，肯定损寿。她如果有看法有意见，更喜欢向蔡晓光诉说。若他认为她的意见有道理，那么她会借笔下虚构人物写在小说里。

　　蔡晓光却喜欢做代言人。现在城市人家大多有了电脑，手机更是无所不能，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网络上各类代言人如雨后春笋、过江之鲫，他们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晓光不但喜欢在网上代言，同样乐于被网民封为意见领袖，只不过尚未戴上一顶“冠冕”。他对意见领袖这一顶“冠冕”心向往之，却也不是孜孜以求，封上了高兴，没人捧场也不失落。他的博客点击量挺高，其实他发表的不少意见都是周蓉的意见。他常将周蓉的意见有所取舍地公布在网上，当然主要是民生方面的意见。他对夫人周蓉心怀感激，她的意见足以让晓光的博客点击量只增不减。周蓉的点赞，让他非常受用。

　　一天，蔡晓光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到家里，他很高兴，说在会上得到了某位领导的表扬。

　　周蓉问：“那位领导怎么说的？”

　　他说：“与你表扬我的话差不多，说我是懂规矩守底线的博主，说我在博客中表达的意见无论操作性如何，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懂规矩守底线’不就是‘明智’吗？夫人，你与领导对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相当一致啊！”

　　周蓉笑着听完，没说什么。她不上网，连写作也不用电脑。她说如果手中没有笔，面对的不是稿纸，就一点儿也找不到创作的感觉。每天晚上，夫妇二人上床后，往往背靠床头聊一阵，照例是她问网上有哪些她应该知道的事，他一一讲给她听。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二人就会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

　　那时，蔡晓光感觉异常幸福。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我要的生活就是这样！美人在侧，相谈甚欢，欲拥便拥，欲吻便吻，幸福若此，夫复何求？”他说着就会搂抱她，亲吻她，而她就不好意思继续争论，也觉得很幸福。

　　虽然周蓉已光彩不在、容颜失色，蔡晓光似乎看不出来，仍将她视为貌美如花的妻子，哄着她爱着她，以使她高兴为能事。

　　“我夫有恋‘旧物’的雅好。”周蓉常常这么调侃他，他心里很舒服，她自己心里也美滋滋的。

　　一天，周蓉从银行归来，情绪低落。

　　蔡晓光已将家里收拾整洁，正在上网，头也不回地问：“又排队买债券去了吗？”

　　他是喜欢做家务的男人，擦洗房间的认真劲儿常让周蓉自愧弗如，赞赏有加。他则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定期来一次大动作，将床、桌子、柜子啊一一移开，将后边犄角旮旯都擦得一干二净。周蓉经常半真半假地大发感慨：“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必须的。”蔡晓光那时就很得意。

　　从银行归来的周蓉说：“我不去银行，你会去吗？”

　　蔡晓光又问：“就为几厘钱利息，那么早就去排队值得吗？”

　　周蓉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两万元三年期差一千多，你认为不值得吗？还说风凉话！”

　　蔡晓光听出了她情绪不对，看着她诧异地问：“没买着？”

　　周蓉躺在长沙发上，看着晓光说买是买到了，但听老头老太太所聊的话，听得心情糟透了。他们中还有七十五六岁的，柱着手杖去的。她正听他们聊着，又来了一个老妪，撑着四轮助行器，估计连三个轮子的都撑不稳，脚都抬不起，鞋底蹭着地面，根本上不了银行门前的台阶。别的老头老太太显然早就认识她，帮她上台阶，她也帮着，这样她还累得喘了一会儿。有人问她病好了吗？她说能好吗？只能说寿限还没到，在鬼门关口又缓过来，那也离死期不远，有今儿没明儿。又有人问，你儿子或儿媳妇怎么不来呢？她叹了口气说，别提他们了。大家也就再不问什么。她自己反而忍不住小声说，因为自己住了几次院，把儿子媳妇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儿钱折腾了个精光，却还没死成。儿子媳妇都嫌弃，连孙女也给老妪脸色看，认为她浪费了爸妈供自己上大学的钱。大家听她自己絮叨，还是没人接话。

　　“这时，我多了一句嘴，说您老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好，以后少出门吧。为了多点儿利息，万一摔伤住院，太不值得。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

　　“她小声对我说，她明白不值得。她希望哪一天自己被车撞了，直接就上了黄泉路。她旁边柱手杖的老头说，老姐姐你这想法可不对，万一没撞死，又住院了，你自己不是又受一次罪吗？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受罪我不怕，认了，那就赖在医院不出来。反正我说这儿还痛那儿还痛的，医院不能硬把我拖出去。有人负担医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最好是经历一次车祸就去见阎王了。”

　　晓光起身从电脑桌前离开，坐到了沙发一角。他一坐下，周蓉就不躺着了，蜷腿坐在沙发上。

　　他搂着她，亲了她一下，抚慰道：“咱们到了那岁数，肯定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十多年前，国家的GDP总量才一万多亿美元，现在七八万亿了，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咱们的晚年，会比他们那一茬人好得多。”

　　周蓉说：“我也比较相信这一点，可听了他们聊的话，还是不由得怕老，怕生病。他们都是经常看病的老人，个个都有住院经历。这个说某种药一般不给公费医疗的人开，那个说什么什么药虽能救命也不给一般公费医疗的人用。有位老爷子讲，他与一位同样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住院期间，医生告诉对方儿子，有一种进口药，打上几针你父亲的病情就能改善多了，保证一两年内没什么危险。一针四千多元，问他用不用？当儿子的却说，医生，凡那不能报销的，你以后根本不必对我们提。结果呢，出院没几天，死了。讲这事的那位老爷子，幸亏拆迁时不管儿女们高兴不高兴，硬是将一笔补偿款扣在自己手里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钱一到了儿女手中，再要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把那笔钱用了，打上了那种进口的针，所以，他现在还能站在银行门口。他还讲到请护工的事，说儿女都上班，看护不了自己，只得请护工，每天两百元，另外还得给五十元的两顿饭钱。如果不想给也可以，那人家护工就得到医院外边去吃，什么钟点回来可就没保证。他一次次说幸亏自己除了退休金，还有那笔拆迁补偿款，否则也一命呜呼了。”

　　晓光说：“这是他们家庭内部原因造成的。如果我是他儿子，还想省下那笔护理费，那我请假也得亲自护理老爸呢！”

　　周蓉说：“听他讲，他儿子儿媳都是临时工，请几天事假还行，时间长了工作就丢了。”

　　晓光说：“不是有劳动法嘛，依法主张正当权利啊。”

　　她说：“你太不了解情况了！依法主张权利那要打官司，临时工们有那个精力吗？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是忍气吞声？有个老太太讲，她住院的经历听来更让人哭笑不得。她说，病床的床垫上还有褥垫，那也要收费，每天十元，是一种防水褥垫，不在医院必须提供的床具范围内，所以也要专门收费。老太太舍不得多花那十元钱，跟医院掰扯，说既然不是必须的，那我就不需要，坚决不租那种褥垫，结果有几天大小便失禁，把床垫弄湿弄脏了。院方说，事先已经对您讲清楚了，不租我们提供的褥垫，现在怎么样？您必须赔床垫。这么脏的床垫，我们以后没法继续给住院的病人用了。老太太只得乖乖赔了，理亏呀。等她出院时，一想太划不来了，不能白赔，雇辆三轮平板车将床垫拉走了，要卖给收废物的。那么脏的床垫不能拉回家去，家人也讨厌啊。可收废品的拒收，说这么脏的床垫，收了没法处理。老太太没辙，说白给你了。人家收废品的说，白给也不要，别扔我这儿。这么大的脏东西，扔我这儿太碍事，您要扔请扔别处去！往哪儿扔呀，往哪儿扔不也得再让平板车继续拉着扔吗？那不又得多给钱吗？老太太心疼得都快哭了，再三哀求，又给了收废品的二十元钱，人家才允许把床垫扔那儿了。过去好久的事了，老太太讲起来还眼泪汪汪的呢。”

　　晓光说：“亲爱的，你得宏观一点儿看那类问题。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就十三亿七八千万人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口吻，像导师在启发自己的研究生思考问题。

　　周蓉明知他接下来会怎么说，却装出难测高深的样子愿闻其详，她问：“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要解决好今天中国人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如同一百多年前解决全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幸福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中国一半以上省份，人口都抵得上现在一个国家。七八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听起来可观，可一人均，仍排在全世界后边。从前，中国所交的联合国会费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二，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总额已经翻了近十倍，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呢？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等咱们八十多岁，看病住院，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老人讲到的情况。亲爱的，要向前看嘛！”

　　蔡晓光虽然退休，政治头衔反而升了，不但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协常委。他讲起宏观发展，一套一套的，各级领导可爱听了。总而言之，他是很多会议的明星。在周蓉看来，丈夫的思想进步是统战部门的一大胜利。她太了解他了，蔡晓光骨子里比她还桀赘不驯。她对他的改变却并不持批评的态度，有时还给予表扬。因为他改变后观察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角度，恰是她以前所没有的。她觉得，常听他说说对自己有启发。更因为自从退休后，她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唯恐他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有政协教育他，替她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她放心多了。

　　“如果不是二十年后，而是几年以后，我患了大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常住院，请护工，进抢救室，那你怎么办呢？咱俩攒那点儿钱，不是同样不够折腾的吗？”

　　那些老头老太太的遭遇，对周蓉怕老怕病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她不同于蔡晓光，他有一级艺术职称，所享受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较高，而她是体制外的人，自恃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买的医疗保险是中等偏下的那一档。

　　周蓉的话让蔡晓光也有点儿不寒而栗。如果她说的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晚年生活肯定会遭遇经济上的破产。

　　“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往坏处想，自己吓自己……”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他又搂抱着她，吻她，试图以肢体语言加强有声语言的说服力。

　　周蓉孩子般地接受着他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赧地小声问：“我是不是老了，反而娇了呀？”

　　晓光说：“是的。”

　　“这可真不好，我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呢？”

　　她仰起脸看着他，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他愉快极了。

　　“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你娇，我哄你，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他俯首欲吻她的唇。

　　她说：“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晚年生活。”她一只手挡在了两人唇间。

　　“对，对，是那样。”他抓住她那只手，排除障碍，更低地俯首下去。

　　她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蔡晓光看着她，一时没法判断她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为真，哪个是假。

　　“不许再吸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儿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做早饭了吗？”

　　“做好了，我已经吃过，给你热在锅里了。”

　　“表现真好！”她双手捧住他的脸，反过来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

　　蔡晓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过了六十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糯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晓光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蓉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蓉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他心满意足。她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

　　第二天清晨，周蓉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她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晓光在上网。

　　他回头说：“我把咱俩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博文，昨天下午发在博客上，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还上了两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晓光满脸得意。

　　周蓉双手搭在晓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侃中国？”

　　晓光大声说：“恭喜你答对啦！不过没全对。文字有差别，基本意思是对的。我起的题目是《我们夫妇谈祖国》，发的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希望主流报刊愿意转，领导看了也认为好，所以题目必须规规矩矩，来不得半点儿油滑。”

　　周蓉说：“让我再猜猜。在我们夫妇之间，我肯定是被教导的一方，你肯定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啰？”

　　晓光说：“对，对，事实如此嘛。”

　　她说：“可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这一点当然不能写！写了岂不就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瞪着我，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你应该摆正位置，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对咱俩都有好处……”蔡晓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蓉横抱胸前，欢欢喜喜地走向卧室。

　　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

　　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蓉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撮了一顿。

　　“鱼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

　　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周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百分之百地放心了。

　　郝冬梅曾有点儿醋意地问他：“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们的夫妻关系呢？”

　　秉义说：“咱俩是琴瑟之好，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蔡晓光对周蓉那样经常跟你戏谑，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蓉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

　　冬梅想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释然。

　　作为大舅，周秉义对周玥懒得关注。她已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五十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

　　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如果周玥发来节日祝福短信，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

　　周玥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怕的就是他不理睬。实际上，只要她给他发祝福短信，他肯定会回。他对外甥女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没太当成一回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他不愿与她有太多太深的来往，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老板。虽然他已经退休，却仍然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一不小心溅上了污点。

　　遇到各种节日，周玥都会给母亲和养父发祝福短信——每次都发双份，即使语言相同也发双份，父亲节母亲节也发双份。

　　这让周蓉很困惑。一次，她问晓光：“她为什么这样？另有深意还是智商有问题？”

　　周蓉曾喟叹，周家下一代人智商平平，周玥和周聪智商既比不上她和哥哥秉义，其实也比楠楠相差甚远。

　　对于智商间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一句民间俗话，其实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地将其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负有责任，此点恰恰几乎没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变得不可能。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周蓉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只出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

　　晓光说：“你们两个是你们这一门周家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玥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出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周蓉问：“何以见得呢？”

　　晓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周玥身上已显出了你和秉义、秉昆身上少有的智慧了呀！你看她每次既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证明她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冷淡了我；如果只给我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她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她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周蓉说：“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

　　晓光说：“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蓉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她也是及时回复。

　　“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未多一字，哪次也未少一字。

　　周蓉曾对蔡晓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吗？最怕周玥某一天带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男人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蔡晓光说：“放心，我已经和她打过招呼了。在你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

　　蔡晓光对周玥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他的反应会比周蓉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他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无须破费。如果周玥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悔改，他想，那自己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蓉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待了！这么想时，反倒觉得周玥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实在是一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儿感激。因为心有感激，每次收到周玥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还字数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她肯定无须什么帮助，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晓光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知道统战部门的同志比较在乎自己这样一个骨子里具有“异质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是否能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时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那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于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他将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好经验。周玥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亲。他也看得出，周蓉对此备感欣慰。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周蓉一次对他说，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那表扬让他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在周玥身上花过什么钱。

　　他说：“其实，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她结婚时用。”

　　周蓉说：“那就为咱俩留着吧，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相比，大舅周秉义对周玥采取的是不远不近的策略。他认为，她嫁什么样的男人是她自己的事，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此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他不想与外甥女有过多接触。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时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屋，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将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昆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周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冬梅追问：“为什么？”

　　“权力真是个法宝。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心想事成，波澜不惊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

　　冬梅听出秉义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劝道：“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秉义轻声叹道：“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大声说：“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持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秉义苦笑道：“很可能，但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没那种底气了。”

　　冬梅嘲讽道：“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啊！他妈的某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已有，没有半点儿良心不安。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地忏悔个什么劲儿？老实说，你不把秉昆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不利用权力帮帮肖国庆和孙赶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一点儿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郝冬梅退休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不论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便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只在家中说说，骂给周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时如果有人说，她仍闭口不言，也能安安静静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她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时照例骂脏话。

　　秉义很理解她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她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她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她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难以容忍他们往先辈身上抹黑的行径。

　　秉义怕她又骂起来，赶紧阻止道：“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比你知道得更多更翔实。”

　　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要催。”

　　秉义说：“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儿关系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他妈的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二十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了又该怎么说？”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义愤。

　　秉义怕她又骂，再次阻止道：“冬梅，别说了，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行了吧？”

　　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她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秉义也高兴地说：“对，对，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七月，他们要让二〇一二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起程的前三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

　　秉义说：“那得选。我负责过三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还是免了吧。”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当不上的道理。”

　　郝冬梅从旁插话说：“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他说的意思就是请组织体恤。他不好那么说，我替他直说，拜托各位领导如实转达他的意见。”

　　她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人家只能告辞。

　　送走客人回到家里后，秉义说：“你说得对，帮了我的大忙，我才不给那些人在我的名字下画×的机会。”

　　冬梅说：“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都属于我。”

　　三天后，夫妻二人动身去往港澳台了。

　　他们从台湾归来后没几天，组织上又来人，这次谈的是希望周秉义成为省政协委员的事——第一年是委员，第二年是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当委员就不必选了，只要你同意就行。”

　　周秉义不知说什么好，求助地看着妻子。

　　郝冬梅说：“老周出去旅游这一次累着了，身体更差，革命意志衰退。我也是普通干部，我认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在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资格也没有，请组织上物色他人吧。”

　　秉义便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随声附和说：“请组织上体恤，请组织另做安排。”

　　组织部门的人走后，冬梅问：“我的话是不是过了？”

　　周秉义苦笑道：“过是过了点儿，已经那么说了，就别后悔，反正目的达到了。”

　　旅游归来的周秉义气色不错，饭量大了。拍片显示，他那由手术接出的替代胃已初步成形，状态良好，估计以后基本能起到正常胃的功能，各方面化验结果也让医生满意。医生满意，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着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她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往往住在对方家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然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她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她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她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

　　不久，老两口子又去往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冬梅的朋友更多。她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另外三个国家她退休前多次去过。秉义沾妻子的光，所到之处被浓浓的友谊包围着。

　　欧洲之行则不一样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太多，郝冬梅事先从网上联系到了几位移民欧洲的中学同学。当年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上过没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的在国内挣钱挣腻歪了，干脆到国外过起随手花钱、懒得再挣的潇洒日子，同时免费呼吸新鲜空气。有的觉得天天呼吸优质空气，不干点儿什么太对不起生命，于是继续国内国外来来往往地做五花八门的生意。有的生意似乎还保密，讳莫如深。与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相比，一位从老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同类太匪夷所思了。冬梅和秉义暗中约定，恪守不闻不问原则，见面只说喜乐事、吉祥话。

　　“据我们所知，‘文革’后你母亲又活了好多年啊！”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惨淡呢？”

　　“你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不在意，你妈也没在意过吗？”

　　他们都对冬梅表示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接待不惜破费，时时处处体现高规格。因为曾是同类，虽然四十多年没有往来，但他们对她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同事和朋友之上。仿佛同一个窝里长大的猫鼬，一经确认，便毫不见外，根本没有沟通障碍。也正因为毫不见外，交谈起来都是那么的坦率。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心态却很年轻，他们说移民的好处之一，那就是在异国他乡，只要经常想着自己是人就够了，而不必想着在别人眼里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们经常谈起和怀念她，因为她与他们失去联系最久，更因为她当年曾是他们中最善解人意的可人儿。他们都依稀记得，当年她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她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她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小红花。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

　　“冬梅，你还记得不，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训了你一通！”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

　　秉义看得出来，那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会啊？起码也该是副部级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对于周秉义做了二十多年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对于周秉义曾是光字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门口都坐一个叼一米多长烟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字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一米多长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

　　“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话，郝冬梅及时将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他们都很爱听她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早知道会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人家。”秉义私下里对冬梅说。

　　冬梅说：“咱们这不是来欧洲吗，还不是为了省点儿钱！”

　　他们连回国机票都替他俩预订好了，头等舱，坚决不要他俩出钱。

　　冬梅歉意地说：“亲爱的，对不起了啊。”

　　秉义明知故问：“何出此言呢？”

　　她说：“他们的某些话你肯定不爱听，其实我也不爱听，可一不小心成了贵客，必须多担待啊。”

　　秉义笑道：“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想多了。人家今天这个当导游明天那个当导游的，什么事都不必咱俩操心，不辞辛苦，陪咱俩看了多少地方啊！没有他们接待，咱们的旅游哪会这么省钱，这么放松，你一定要多多表示谢意才对。”

　　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我一再表示过啦。他们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些人，除了做起生意来另当别论，平时对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比国内大多数人还要单纯，见了国内来的朋友也真的亲，不是装的。何况我对他们不仅是朋友，也是发小啊！”冬梅说。

　　在周秉义看来，妻子对发小们的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他虽然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有妻子与他们那一层近乎血亲的关系存在，他们对他也是相当友善。那是一种不无优越感又比较愉快的接受。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一位是他们同类的妻子的陪同，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在官场上走运的底层人家的儿子罢了。实际上，他并不能完全融入他们中间去。在他与他们之间，他无须多么敏感就能感觉到，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始终阻隔着。他并不试图穿过那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宁愿隔着屏障接受他们的友好，表达他的愉快和谢意。

　　总体而言，周秉义的欧洲之旅是欢悦的。他对妻子说，回想起来，他一生的美好时期无非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初中到高中时期（到“文革”前），兵团知青时期，再就是退休后与妻子出外旅游的日子。他说，虽然自己从小学起就是光字片家长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但因为毕竟年龄小，并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中学以后，他感觉就不一样了，渐渐觉得自己头上有光环了，那光环让男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女同学心目中特别有吸引力。那是荣誉感和虚荣心都获得极大满足的时期。成为兵团知青后，他没想到“文革”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光环，下乡后居然仍起作用，竟能得到兵团各级首长们的赏识与器重。那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千方百计为知青们做好事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体会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快慰。当然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听他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

　　“冬梅啊，旅游太好了！境外游更好！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她激动得偎依在他怀里哭了。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

　　周蓉面对的事与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却与蔡晓光有关系——关铃闪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她大三岁，名叫罗伦佐，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她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她亲自打来的电话。

　　蔡晓光请示周蓉：“这我不去不好吧？”

　　周蓉反问了一句：“我想，她不至于只邀请了你而不邀请我吧？”

　　他说：“她怎么会那样！你肯定不想去，我代表你去行不？”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不想去？小关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不在国内的年月里，人家不图你什么，替我温暖过你那孤寂的灵与肉。我住院时人家给予过我特别关照，我又不是感情冷漠的人，当然也要去。”

　　于是，蔡晓光夫妻二人双双赴宴。

　　地点在“和顺楼”，关铃的好友曾珊执意要表达送别之情一切都替她免费安排妥当。人不算多，二十四位。包括关铃和曾珊在内，十四位女士，十位男士，正好三桌。除了蔡晓光，其他男士的年龄与罗伦佐不相上下。

　　周蓉的出现让关铃颇觉意外，她向丈夫介绍说：“这是我一位好姐姐，这是我姐夫。”

　　罗伦佐不明就里地问：“你不是说要来的是对你很好的一位老大哥吗？我到底应该叫哥哥还是姐夫呢？”

　　关铃的脸唰地红了。

　　晓光连说：“叫姐夫对，叫姐夫对。”

　　他的脸也唰地红了。

　　周蓉调侃道：“小关，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你最喜欢漂亮鞋子，这下可称心如意啦！”

　　关铃笑道：“蓉姐以后别买进口鞋啊，我会想着你的。咱家就是卖名牌鞋的，你省下钱干别的用。”

　　周蓉几句话轻松化解了窘境，关铃和蔡晓光的表情旋即变得极其自然。只有罗伦佐还愣着，他显然仍然困惑，自己究竟该怎么称呼蔡晓光这位年长的男士？

　　周蓉对他说：“随你怎么叫，怎么叫还不是一样亲。”

　　“那我叫姐，因为我没有姐，却有两位嫂子，至于鞋，关铃的话代表我的承诺。”罗伦佐也笑了。

　　周蓉说：“你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

　　罗伦佐说：“与莎士比亚有点儿关系。”

　　周蓉说：“想起来了，《威尼斯商人》中那位好女婿，但我们的关铃可不是夏洛克的女儿哟！”她又转身对关铃说：“恭喜你以后不但有穿不完的鞋子，还嫁给了一个好人。”

　　关铃是不太读书的，但周蓉说她嫁了一位好人，让她异常开心，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周蓉说：“姐真好，我会想你的。”

　　周蓉说：“那就要经常回来看我，可别乐不思蜀啊。”

　　这边厢正亲热着，那边厢曾珊出现了。晓光见她看自己，自己在这边又只不过是陪衬，便向曾珊走去。

　　周蓉刚落座，晓光又牵着曾珊的手走来了，向周蓉介绍她。

　　曾珊说：“嫂子好有风采。”

　　周蓉笑道：“托你晓光哥的福，他把我养得好。”

　　“哎呀妈呀，我开始飘飘然了！”蔡晓光乐得合不拢嘴。

　　曾珊离开后，周蓉小声问他：“什么人？亲得牵着人家手半天不放开。”

　　晓光说：“一言难尽，回去告诉你。”

　　关铃与曾珊两个都是盛装出席，化了淡妆，成为抢眼的亮点，一对姐妹花。

　　周蓉说：“看着她俩风情万种的，真觉得对不住你这位‘花导’了。”

　　晓光说：“为夫非以‘花导’闻名，乃以‘绝导’立足。”

　　周蓉说：“即将离别，心里酸酸的是吧？”

　　晓光对她耳语道：“男人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是我色香味俱佳的主食。”

　　原来关铃与罗伦佐喜结良缘，竟是曾珊介绍的，而曾珊与罗伦佐是在基督教堂认识的。

　　宴会开始，第一轮酒过后，曾珊介绍起了关铃与罗伦佐的恋爱经过，接着唱了首《好一朵茉莉花》。

　　掌声中，罗伦佐站起来郑重声明自己是爱尔兰人。

　　“快坐下！不许再说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啊？”

　　关铃扯他袖子。

　　“挺不一样的。”

　　罗伦佐嘴上嘟哝着，表现却很乖，立刻坐下了。

　　大家都笑起来。

　　有位女士高叫：“小罗，领教中国式‘妻管严’的厉害了吧？后悔还来得及！”

　　罗伦佐大声说：“死不悔改！”

　　大家又笑了。

　　关铃则自己满了杯，站起来，望着集中于一桌单独赴宴的男士们说：“几位哥，这一杯我要敬你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厚爱，我会永远铭记不忘！”

　　她一饮而尽。

　　他们互相看看，也都站起来一饮而尽。坐下后，各自一本正经静默着，谁也不看谁。

　　蔡晓光高叫：“好！”

　　他带头鼓起掌来。

　　两小时后，周蓉和蔡晓光回到了家里，那时天已黑了很久。

　　周蓉冲罢澡，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揉脚——几年没穿高跟鞋了，脚挤疼了。

　　“哎，那个曾珊，她怎么没和罗伦佐成一对呀？”她好奇地大声问晓光。

　　蔡晓光一边冲澡一边在卫生间回答：“她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

　　她又问：“为什么啊？对你那么尊敬，你怎么不为她介绍几个？”

　　“我才不多那个事。听说她对有的男人动心过，但一谈婚论嫁，又疑心重重，唯恐将来对她的资产安全有什么不利。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有嫁给钱了！”

　　晓光冲罢澡，周蓉已在床上了。

　　他上床后，周蓉说：“你那位小关太了不得了，幸亏是远离文学的女子。”

　　晓光眨着眼问：“别绕弯子，你又有何高见？”

　　周蓉说：“搞上了那么多男人，肯定一半以上是有家室的，居然什么风波都没发生过！而且呢，嫁作他人妇了，他们还都来送别，还都依依不舍，有的与她分手时还眼睛红红的，个个有情无恨，可谓情深义重。如果再是个亲近文学的女子，那更了不得了。”

　　晓光说：“你太主观了，那些男人也不都是……”

　　周蓉抢着说：“也不都是你和她那种关系？别忘了我也是了不起的女人啊！只不过我的了不起在于一双火眼金睛。他们与她有没有过你俩那种关系，你当事者迷，我旁观者清，会看不出来吗？”

　　晓光拿起烟盒，反唇相讥：“你比她厉害啊！她从没让我失去过理智，你却让我五迷三道地快一辈子啦！”

　　周蓉从她手中夺下烟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伏在他身上，笑着逗他：“为了祝贺小关喜结良缘，咱俩应该分享她的幸福，对吧？”

　　晓光眨巴着眼睛问：“怎么分享啊？”

　　她凑着他耳朵小声说：“好好做一番爱呗。”

　　“太对啦！”他立刻将她压在了身下……

　　周秉昆所面对的，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的事。一天，唐向阳开着公司的车来到新区找到他，告诉他水自流住院了。医生们回天乏术，而水自流希望能见上他一面。

　　如果不是唐向阳提起来，周秉昆早把水自流这个人彻底忘了。

　　向阳说：“不管你对他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都快死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秉昆说：“是啊，当然的。”

　　向阳说：“他好像有什么放不下的事要跟你谈。”

　　秉昆说：“那你告诉我，我好有点儿心理准备。”

　　向阳说：“我也不知道，没问出来。”

　　他俩约定了一个去看水自流的日子，向阳保证开车接送秉昆。

　　向阳走后，周秉昆左思右想，怎么想都是与郑娟有关的事，他想不出水自流会跟他谈别的什么事。他还总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可能是哪种不好的事，却根本没法猜。

　　到了与向阳约定的日子，秉昆对郑娟撒了个谎，说他陪向阳去拔牙。郑娟从不知道他和水自流有来往，知道了肯定会生气。郑娟对水自流的看法可不像秉昆那么包容，她认为水自流是一个不好转变的人。向阳说，自己多么多么害怕拔牙，必须有人陪着才有勇气，郑娟深信不疑。

　　水自流瘦得皮包骨头，已经脱相失形了。出乎秉昆意料，水自流根本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跟他谈自己经营多年的崇文书店。他虽身兼着路路通公司顾问，却从没有放下书店的经营。他说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好事，便是开起了崇文书店。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崇文书店在自己身后的存亡。

　　“我真是有点儿搞不明白了，现今咱们这样一座经济不景气的城市，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一掷千金，但是爱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这是怎么回事呢？”水自流忧心忡忡地说。

　　向阳说也不奇怪，有钱人希望更有钱，整天忙着挣钱，比的是谁更富有，哪儿有心思读闲书呢？没钱人中也许有人还想读书，但一想到买书的钱足够吃两顿早餐，念头自然也就打消了。不穷也不富的人呢，眼里只有教人如何快速致富的书。那样的书虽然年年有，但单靠卖那样的书，撑不起像样的书店。书店不像样子，书也丧失了吸引力，自然更没人理睬了。

　　“可我还偏偏不卖你说的那种书，那种书是骗人的。世界上就没有谁是靠读那种书富起来的。富起来的人写那种书才不会是为了传授经验，而是为了满足成就感。秉昆啊，不说那么多了，我希望你能接手把书店办下去。门面租金不是个负担。我的朋友们，即使在我死后，也会为了我的遗愿继续支付租金。至于挣多挣少，那就全靠你的能耐了。书店现在雇着两个女孩子，每人每月一千五，效益好有提成。你要是连她俩的工资都挣不出来，当然就亏了。我亏过几个月，自己赔钱给她俩开工资。你办过刊物，搞过发行，开书店肯定比我的点子多。秉昆，我把底摊明了，希望你能答应我，把我的书店接手办下去，别让它没了。”水自流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如同临终托孤一般。

　　秉昆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合计，周聪老大不小，得为自己结婚攒些钱了。他和郑娟得定期交“双保”，一旦有两个月没交，那就断了。虽然允许续，却得交更多的钱。他和郑娟的生活，全靠面食店的收入维持着。如果接手了书店，郑娟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何况她的身体已不是那么好了。万一开书店亏了，自己哪儿有钱往里赔呢？

　　他觉得自己还真不能意气用事、匆忙答应，就借故上厕所离开了病房。向阳领会了他的眼色，跟了出去。

　　二人走到走廊尽头，秉昆问：“他那遗嘱，你们公司怎么就不可以给他个放心呢？”

　　向阳说替水自流交租金的那些朋友，都与曾珊结过商业上的“梁子”，他心知肚明，难以向曾珊开口。

　　秉昆又问：“你可以替他提一下呀！”

　　唐向阳说：“我提更不对劲儿了，弄不好曾总会起疑心的。”

　　秉昆看出，向阳怕曾珊，不愿多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但心里对他很同情——同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因一个是老板，一个是端人家饭碗的，便分着尊卑。当年凡人不理的小哥们儿，变成了现在唯唯诺诺、毫无胆量的老爷们儿。转而一想，他也要靠这份工作挣钱过日子，便又有些理解了。

　　秉昆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转身往病房大步走去。

　　唐向阳跟随着，嘱咐他说：“你即便拒绝，那也要委婉点儿。他都快死了，也没个亲人，咱们得讲个慈悲为怀。”

　　秉昆不满地说：“你慈悲？你能帮他却不帮他一下？”

　　二人再坐在水自流的病床前时，秉昆坦率地说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书店。水自流微闭双眼听着，眼角逐渐挤出一滴泪来。

　　“你也别太失望，我可以向你举荐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开书店比我强得多的人。”

　　听了秉昆的话，水自流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忙问：“谁？”

　　“他的名字叫邵敬文，当年……”

　　“别介绍了。你师父白笑川活着的时候多次跟我说到过他，还两次陪他到书店买过书。可惜那两次我都不在，失去了与他认识的机会。”

　　“你觉得，他行吗？”

　　“当然行啊，太行了。我求之不得啊，只是他会愿意吗？”

　　“我估计，会的吧。他是酷爱读书的人，退休后一直闲在家里，过几天我替你问问他？”

　　“秉昆啊，别过几天了。我现在这情况，随时会走的……”

　　水自流急切地希望见到邵敬文，唐向阳表示可以立刻开车去接。秉昆就将邵敬文家的详细住址告诉了他，走到门口时小声问了一句：“真有必要吗？万一他不在家呢？”

　　向阳说：“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家有一个人在，也会让他带着我找到他。反正离得不远，又有车，很快的。”

　　秉昆看出，向阳是想用实际行动减轻内心的负疚，修补自己胆小怕事的形象，便由他去了。

　　病房里只有水自流和秉昆时，水自流说曾珊对他这个顾问还不错。本要争取让他住上单间，但医院病床太紧张，只能委屈他住这个双床病房，另一张病床空着。

　　秉昆说：“也跟单间差不多。”

　　水自流说：“住那张床的昨天夜里死了。我迷信，今天晚上会害怕的。”

　　秉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水自流又说：“我听你师父讲过，你和郑娟挺相爱的。”

　　秉昆说：“对。”

　　水自流说：“你一定以为，像我这种人，恨我的一定比感激我的人多。你错了，其实我这辈子并没成心害过人，却尽量帮过不少人。恨我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比不上感激我的人多。有的人起初以为我和骆士宾是一路人，可一接触下来，发现根本不是。曾珊就是很感激我的人之一，不是我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辅佐她，路路通公司早就倒闭了。”

　　秉昆说：“我信。”

　　水自流歇了会儿气，又说：“其实，你和郑娟也应该感激我。当年要不是我坚持那么一种做法，你俩……”

　　秉昆不愿听他提起当年的事，制止道：“你别说太多话了。一会儿如果邵敬文来了，你还得说。我最好离开，你养养神吧。”

　　秉昆说着起身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口那儿，望着街景思绪万千。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水自流确实和骆士宾不一样。水自流的话有几分道理，如果不是他当年坚持，自己确实不太可能与郑娟成为夫妻。但是，水自流毕竟曾和骆士宾是一个团伙的，还是一号人物，而骆士宾是严重伤害郑娟也严重伤害他周秉昆的人。他站在走廊尽头，一时不想回到病房，就等着唐向阳和邵敬文。

　　唐向阳还真没白表现，半小时后居然将邵敬文接来了。

　　水自流一见邵敬文，精神为之一振，想坐着谈，自己又无力坐起来。秉昆和向阳只得扶他坐起，往他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才坐得比较稳了。

　　邵敬文说，在路上他已听向阳讲了水自流为什么要见自己，表态很高兴能有机会接手一家书店，自信满满。

　　水自流特别高兴，面授机宜，嘱咐邵敬文该怎么经营才好。

　　邵敬文很谦虚，掏出带来的笔和记事本，边听边记，一副天将降大任的认真和神圣态度。

　　秉昆坐的高脚凳让给邵敬文坐了，他一点儿也没心理障碍地坐到那张空床边。秉昆觉得自己不虚此行，对得起水自流了。即使水自流过去对自己有恩，也等于还了。他便不想再说什么，默默听着。

　　水自流告诉邵敬文，他开书店十几年的体会是，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很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实用，这一点与西方人极不相同。在西方社会，不少人读书是因为喜欢，正如他们因为喜欢花才买花，而不是认为花除了赏心说目还有另外的用途。他为了考察人与书的关系到过农村，从前的农民还喜欢在窗前屋后种花，如今院子里有花的农家少之又少。农民对土地的用途也变得特别功利，即使桌面那么大的—块地，也要种菜而绝不种花。他们把花完全看作生活中的多余物了。但是，那么一小块地上生长出来的菜真的对他们一日三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意义不大，也卖不了多少钱。他们种的菜往往吃不过来，喂猪了。猪多吃了几口就能多长两斤肉吗？也不能，但亲自喂给猪，眼看着猪吃掉，功利目的达到，心理就获得了满足。花有什么用呢？连家畜家禽都不吃。他说全中国都陷入功利主义泥沼，农民也不可能不焦躁，不受影响，而他们的功利目的又只有通过土地来实现，所以他们对土地变得急功近利，他们那样做应该能理解。城里人乐意花买一本好书的钱，去买一塑料袋垃圾食品给自己的孩子吃，他难以理解。他说，他以前偏与现实较劲儿，凡助长功利主义思维的书，即使好卖也不进货，结果绕了挺长一段弯路。什么教人炒股发财、长寿秘诀、八面玲珑之类的书，只要好卖，那就进吧！

　　邵敬文连连点头称是，虔诚之至地说：“对着呢，水至清则无鱼啊。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得有特殊的经营理念。我明白，将书店可持续地开下去，这才是我接手后的第一要务。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让崇文书店在我手上关张！”

　　二人正交谈得投机，曾珊忽然来了。唐向阳向她介绍说，秉昆和邵敬文是水自流的朋友，她向他俩点点头，然后就着急地慰问起水自流来。显然，她还急着到别的地方去办事。

　　曾珊说，她早就想来看他了，每次要来，又有事牵绊住了。

　　她问，他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如果有，只管开口讲，包在她身上。

　　他说，刚才还有，现在圆满解决了。

　　她就把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唐向阳，唐向阳立刻做了一番汇报。

　　“这怎么可以？绝对不行！咱们公司的顾问经营了那么多年的书店，用得着别人替交租金吗？你怎么从没对我提过？亏你还是公司的一位副总，还在这里听着！这么解决和根本没解决又有什么两样呢？公司每年的公关费二三百万元，一点儿租金花不起了？你真是没长脑子！”

　　她把唐向阳训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接着俯下身，握着水自流的手说：“水老，多年以来，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你的愿望就是公司的愿望，你把接手人选定了，很好，那便是他了。以后，租金由公司来交。必要的话，公司也可以考虑把那店面买下来。总之，只要公司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崇文街上就会永远有一家崇文书店！”

　　她终于放开了水自流的手，看着唐向阳说道：“书店的事你尽快介入一下，究竟是继续租好还是干脆买下来好，我等着你了解的结果。”

　　水自流感动得老泪纵横，双唇抖抖地说不出话来。

　　邵敬文也极受感动，曾珊走时，他站起来一再鞠躬相送。

　　秉昆从旁看着听着，内心里同样感动。

　　唐向阳送周秉昆和邵敬文回家时，邵敬文在车上说：“那位曾总是个好人，你同意吗？”

　　秉昆发自内心地说：“同意。”

　　邵敬文又问向阳：“你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尊敬她吧？”

　　向阳说：“谁敢不尊敬呢，总裁嘛。”

　　几天后，水自流死了。周秉昆背着郑娟参加了追悼会。

　　那日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邵敬文带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遗体旁。

　　路路通公司为水自流操办的追悼会挺体面，本市国营民营企业的头头脑脑们都到了。唐向阳代表公司致悼词。

　　不少人看到，曾珊流泪了。

　　周秉义和郝冬梅回国了，他俩二〇一二年的出境游画上了句号。

　　三十儿晚上，周家的亲人们聚在周秉义夫妇的新家里。按照郝冬梅的郑重要求，市里分给他们一套新房，而不是哪位高升了的干部腾出来的旧房。房子三室两厅，阳台蛮大，比一般副市长应该享受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十几平方米。那幢小楼当年是为老资格的市领导们盖的，按照“老人老办法”的标准，面积都大一些。组织上告诉他们，这套房子带有对周秉义奖励的性质，是班子讨论决定的。这让周秉义特别不安，逼着郝冬梅将学校分给她的那一套房子退掉。郝冬梅对市里分给秉义的房子相当满意，但对他逼自己退掉学校分配的房子很有意见，因为学校并无打算收回的意思。

　　周秉义夫妇在欧洲旅行的两个月里，周蓉也没闲着。她在北京工作的法国朋友古思婷与华文志夫妇要合写一部关于中国印象的大书，预计要四五十万字，先在法国出法文版，再由他们自己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书中将写到中国的城镇化现象，他们恳求周蓉陪同调研，经费由法国外交部提供的文化基金支持。周蓉为了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需要搜集相近的素材，很想答应下来，她就跟蔡晓光商议。

　　蔡晓光特别支持，马上答应。

　　周蓉歉意地说：“时间可能会挺长，估计两个来月回不了家。”

　　晓光笑道：“别忘了我等过你十二年，两个来月算什么啊。”

　　周蓉说：“我不放心你，怕你一人在家孤独寂寞，想我想得没着没落。”

　　晓光说：“那是肯定的。不是有手机嘛，你得保证每天至少跟我通一次话，外加三条安慰短信。”

　　周蓉讨价还价地说：“两条吧。”

　　晓光一本正经地说：“少一条也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蓉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

　　晓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将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

　　周蓉感动地说：“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都主动上。”

　　晓光说：“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东一户姓蔡的，西一户姓蔡的，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邀，那只不过都是姓蔡而已，没什么真感情。他们的父辈也许跟我父亲有真感情，到了我这一辈，关系出五服好远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对我很亲，那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对人亲点儿图个喜庆吉祥。哪天我死了，消息传回去，他们路上遇到时互相说：‘知道了吗，蔡晓光死了。’‘昨儿知道的，你这是要哪儿去？’他们能这么提到我就不错了。可我的死对你和你的亲人将会不同，你们会悲伤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你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做好事、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会互相提到我。”

　　“别胡说了！”

　　晓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蓉却听得鼻子酸了。

　　“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一百岁！”

　　她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又深的一阵吻。

　　要说周蓉和蔡晓光，也真算是在夫妻之爱方面修成了正果。他们都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可在家里，周蓉给予他的爱往往仍是那么火热，那么撩人，常常让他春心荡潦，幸福得不亦乐乎。

　　蔡晓光说到做到，周秉义两口子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到处看家具买家具，觉得如果不赶在春节前搬入新居，那也太对不住蔡晓光付出的辛劳了。

　　作为兄长的周秉义，婚后第一次在大年三十儿，在自己崭新宽敞的家里接待妹妹、妹夫和弟弟一家三口，这让他同样有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冬梅除了视丈夫的亲人为亲人，再无本家族的亲人。退休后，她爱热闹，对丈夫亲人们的到来特别欢迎，特别高兴。她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五位亲人，而且是在极满意的新居里，她甚至显得有点儿亢奋，话多了，笑多了。

　　事先说好，亲人们都要在秉义家过夜。聊啊，做饭啊，看电视啊，都很从容。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不慌不忙。往年聚在光字片秉昆那破家里时，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心里都急着吃完年夜饭赶快走人。

　　晓光说：“没法不急着走啊，在秉昆那儿上厕所太不方便，得走出家门到胡同口去。如果那冰窖似的厕所里有人，就得一边挨冻一边等。”

　　周蓉说：“我每次都尽量憋着，怕脚下一滑掉厕所里！”

　　冬梅说：“秉昆那儿太冷，坐时间长了冻手冻脚的。”

　　周蓉问郑娟：“弟妹，第一次在家里洗澡、上厕所，什么感觉啊？”

　　郑娟说：“幸福呗，神仙过的日子。我家热水器是接煤气管上的，水可冲啦！”

　　大家看着她十分幸福的样子，便都笑了。

　　周秉昆却在阳台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

　　冬梅说：“秉昆，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秉义说：“没想到退休了，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他们也不知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对了，龚维则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带走。”

　　秉昆说：“初三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

　　晓光说：“给我送礼的一年比一年少，就你姐学校还象征性地给她送了点儿东西，你以后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

　　大家又都笑了。

　　郑娟把秉昆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他问起了龚维则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则的一些负面传言。

　　周秉义说，龚维则是在区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儿差别。龚维则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

　　秉昆说：“哥，你以后要与他保持距离。”

　　秉义问：“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

　　秉昆说：“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由于和龚宾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

　　晓光说：“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于他的非议，秉昆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秉义说：“我不是一点儿没听说，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我有什么办法？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别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都放心，我会渐渐和他疏远的。”

　　晓光说：“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点击量很高。”

　　周蓉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

　　周聪说：“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后准备连续转载。”

　　秉义说：“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儿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你点儿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昆和晓光的话应当重视，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很不可爱了。”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

　　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玥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话都不一样，除了周蓉，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听。发给晓光的话最多，还附有一首诗。晓光读出来，面呈得意之色。

　　秉义问周蓉：“你也念给大家听听嘛！”

　　周蓉说：“不想。”

　　晓光从她手中夺去手机，替她念给大家听。周玥发给母亲的短信最短，三句话是——“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祝你和老爸春节快乐，恩爱倍增！期待着妈妈的宽恕！”

　　亲人们一时默然。

　　周蓉站起来，要往阳台走。

　　秉义说：“周蓉，你别离开，听我说完话。从今年开始，我希望每年三十儿都聚在我这里，一个也不能少，包括周玥。”

　　周蓉背对着大家说：“晓光，替我把哥的话发给周玥。”

　　大家正看着晓光发短信，秉昆的手机又响了。他等晓光发完短信，看着自己手机说：“是光明发来的，他祝福咱们。”

　　屋里一阵肃静。

　　晓光说：“怎么祝福的？你倒是念呀。”

　　“一时善，一时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我佛保佑亲人们岁岁平安。萤心。”

　　屋里又是一阵肃静。

　　周秉义低声说：“估计全中国也没多少人在三十儿晚上，居然能收到一位佛门弟子的祝福。”

　　周蓉说：“手机普及得真快，连佛门弟子也会发短信了。秉昆，他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啊？”

　　晓光说：“一次我上山去看他，告诉他的。”

　　周蓉说：“你那么爱去北普陀，干脆哪一天也剃度算了。”

　　晓光说：“我对红尘倒是不怎么留恋，可就是舍不下老婆嘛！”

　　大家再次笑了。

　　周蓉红着脸打了丈夫一下。

　　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

　　周聪说：“我妈拿着毛巾进去的。”

　　周蓉说：“肯定在洗澡，秉昆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她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

　　秉昆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她刚坐下，他替她擦脚。

　　郑娟说：“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巾。”

　　冬梅说：“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秉昆一声不吭，捧住她的脚继续擦。

　　周蓉说：“嫂子，快，吹风机。”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

　　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蓉替郑娟吹起头发来。

　　晓光看着说：“弟妹，你多大的谱呀，这可得拍下来。”

　　说罢，他便用手机拍。

　　郑娟就笑了，扭转身不让他拍。

　　她承认自己想楠楠了。

　　晓光拿起秉昆的手机，将光明发来的短信读给她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成佛的儿子，不必特别伤心。

　　郑娟说她同时也想她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着，怎么能不伤心啊！

　　她又要哭。

　　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呀！

　　他说：“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按光明的说法，你妈更了不得啦！她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事、一日、一年的事，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秉昆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

　　周聪说：“也没我了。”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时，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六人都有手机，周秉昆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

　　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短信拜年，摆在桌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儿像早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时都将手机摆在了桌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蓉和晓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六个亲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她民办中学的同事发来的，那类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她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她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

　　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他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内心清楚，看时也面有喜色。

　　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四千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很寻常。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是重点。

　　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己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家过大年时，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发生了新变，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

　　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晚在场的人都已不再年轻，饭量有限。周聪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考虑到了，准备的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收发短信干扰，“春晚”开始时，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一干二净。

　　秉义说：“做少了吧？谁没吃饱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

　　大家都说饱了。

　　周蓉说：“这样才好，不剩。”

　　冬梅说：“剩了我俩也不嫌，想想从前，哪儿舍得扔。”

　　秉义取笑侄子，告诫他可别往大腹便便发展。

　　秉昆说：“当年我们年轻时，谁想胖起来都难。”

　　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一天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去再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时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

　　周蓉问，那你报道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

　　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写好了通稿，稍微改改发了就行。

　　周蓉又问，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当？

　　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月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

　　郑娟说：“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周聪说：“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

　　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问好，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重视。”

　　周聪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

　　长辈们都欣然支持。

　　周聪说：“我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沟了，怕辜负了领导信任。”

　　长辈们又都笑了。

　　周蓉关心地询问起了他的个人问题。

　　他说：“有一个了，是同事，可我爸坚决反对。”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与她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又笑起来。

　　周蓉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郑娟说：“他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

　　周聪说：“我也不敢往家领啊！”

　　晓光认真地说：“形象！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错，个儿有个儿，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责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聪说：“这我可压力太大了！她性格好。”

　　秉昆说：“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

　　周蓉说：“周聪，哪天让你姑夫认识她，替你把一下形象关。”

　　晓光说：“愿意。”

　　秉义说：“支持。”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显然，周蓉、秉义和秉昆都并未顺水推舟。

　　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如梦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妆，花费肯定也不少。

　　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挑剔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来越难了。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齐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

　　晓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蓉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昆也溜到书房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任务。

　　郑娟说：“儿子，坐妈这儿。”

　　周聪就起身坐到长沙发上。

　　郑娟说：“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郑娟说：“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周聪抗议道：“妈！我得记东西呢。”

　　郑娟说：“先别记。”

　　周聪无奈，只得伸给妈妈一只手。

　　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她将头往儿子的宽肩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没了，大多数人家都像她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她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变化，也带给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她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惨，要么很悲壮。

　　她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么，她的《双城记》将会如此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

　　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她是标本式的好观众。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为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有五个人，空间显得小了点儿，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垫枕头，周蓉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

　　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

　　晓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

　　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

　　晓光问：“可不可以吸烟？”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己说：“对你例外。”

　　秉昆便离开卧室，带回个小盘放在矮桌上，接着将窗子开了道缝。

　　秉义说：“把门关上。”

　　周蓉说：“对，让他们娘儿俩听到不好。”

　　秉昆关上门，刚坐下，周蓉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说：“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讲。”

　　秉义说：“嘱咐得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仍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晓光吸了几口烟后，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冬梅频频点头。

　　晓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历数他们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

　　接着，他总结说：“‘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赵朴初先生‘文革’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周蓉替晓光说：“他经常在网上‘翻墙’，看外媒报道。”

　　晓光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秉义说：“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国还可爱吗？”

　　秉义说：“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啊。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咱们的命运是紧紧和国家连在一起的。”

　　冬梅说：“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

　　周蓉急忙将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她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场”。她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啦，就往它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样处理后，就能多卖些钱。生意还很忙，钱挣得也简单，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周蓉看起来表情平静，但大家都听出了她语调发抖。

　　秉昆问：“姐，值得那么做吗？”

　　周蓉说：“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元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元钱，十只就是一二十元。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元，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秉昆说：“他们不是人，是畜生。”

　　晓光说：“说他们是畜生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

　　周蓉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人的下场可就惨了！

　　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

　　秉义严厉地对晓光说：“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蓉负起看管责任！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

　　周蓉苦笑道：“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秉义又问她：“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

　　周蓉说：“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秉义说：“不许。”

　　周蓉反问：“为什么？”

　　秉义说：“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恨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造假，你有口难辩！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冬梅也说：“听你哥的吧，别多事了。”

　　周蓉说：“那我写到小说里。”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将舌尖的话咽下去。

　　晓光马上将话题转移到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

　　冬梅说：“我们买的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都买新的。”

　　亲人们就此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蓉的手机又响了。她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她表情异样，告诉了晓光。晓光又去到书房找她，见她已在上网。

　　晓光问：“谁发的短信？怎么突然上网来了？”

　　她不回答，却落泪。

　　晓光从后搂着她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

　　他说：“对不起，我当天就知道了。怕你难过，所以没告诉你。”

　　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疑惑，周蓉和晓光回来了，她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下来。

　　秉义不安地问：“周玥摊上什么不好的事了？”

　　周蓉噙泪摇头。

　　晓光说，周蓉的导师春节前几天去世了。

　　周蓉这才说：“他老伴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冬梅劝道：“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二十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一一都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秉昆说：“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

　　秉义说：“对，我举双手支持。”

　　晓光告诉大家，周蓉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几千堂课，还到国外去开过学术交流会，发表文章无数。可有一次，一名留学生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他问我：‘你把传统文化说得那么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历史又那么久，为什么中国人给别国的印象并不好呢？’我就要死了，还没想明白该如何回答。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希望你们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晓光说，周蓉导师的话让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人敢应诺。

　　晓光说完，掏出手绢递向周蓉。她接了，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很大的声音。

　　晓光笑道：“得，拿我的手绢当手纸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

　　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表情都挺严肃。

　　秉昆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没有人接他的话。

　　“我说的刁民，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

　　仍然没有人接茬儿，仿佛根本没听到。

　　那一刻，周秉昆感觉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乡前的年代，他们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讨论世界名著的日子里。

　　“你们是不是还都嫌我头脑简单啊？”周秉昆因自己的提问无人回应抗议起来。

　　秉义又像当年那样捋了他后脑勺一下，接着说：“怎么会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嘛。但是，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正在这时，周秉义的手机响了。

　　“维则啊，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呀，谢了谢了，我肯定参加不了。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那儿我不自在，别人也会不自在。别说服我了，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是实际情况。哎哎哎，维则，喝高了吧？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对不起，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正玩扑克呢，改日再聊啊。”

　　秉义说时，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秉义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出了口气。

　　冬梅说：“不管与哪些人聚会，只要他约你，不参加就对了。”

　　秉义说：“我一名退休干部，与一些在职的干部聚个什么劲儿呢？何况我的话也不纯粹是借口，这个龚维则，太不懂事了。晓光，秉昆，你俩记住也要少与他来往。这么不安分的一个人，早晚会惹麻烦。”

　　晓光和秉昆都点头。

　　周蓉问：“他跟你谈什么政治问题？”

　　秉义说：“反腐的问题，他担心扩大化。还没真正开始反一下呢，怎么就担心起扩大化来了呢？匪夷所思。我觉得他是喝高了。”

　　周蓉说：“酒后吐真言。”

　　晓光说：“中央一换新班子，一些人还真的坐立不安了。”

　　冬梅说：“都是屁股不干净的人呗。”

　　秉昆什么也没说。他不想再说，怕自己的话没人理睬，再次尴尬。

　　秉义又说：“我困了，要去睡了。秉昆，你一会儿跟我睡一张床，另一间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坚持买大床，就是为你们来了睡得开。其他人怎么睡，我不管了，都别聊得太晚。”

　　他起身朝外走，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大家说：“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许多，经济总量也快十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

　　冬梅说：“晓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

　　晓光就起身笑着往外推秉义，并说：“安安心心睡觉去，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

　　秉昆却愤愤地说：“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谁说我跟谁急！”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

　　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大年三十儿晚上，在不少人家里，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更好。

第十五章

　　正月初三上午，秉昆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除了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其他人都到了。真是今非昔比，秉昆家有门面，地方大了，也暖和多了。赶超、进步、向阳都是一家三口，全部出动赶来了。吴倩和进步家也搬到新区，住得都离秉昆家不远，吴倩母女俩与进步一家三口结伴而至。半个多小时后，唐向阳一家三口也来了。他开的仍是公司的车，把龚宾也捎来了。

　　向阳说，曾珊将那辆半新的帕萨特车批给他作为专车，自己只不过每月承担部分油钱。他讲这些的时候，话语间流露出对女老板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有几分沾沾自喜。秉昆和郑娟从没见过向阳那口子，一见都十分亲热。向阳的爱人是中学化学教师，如今业余经常进行课外辅导，收费不低。她说自己的收入不比在公司当副总经理的唐向阳少，听得吴倩和于虹很是羡慕。他们的儿子唐迪已经高三了，是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还多次在省市奥数竞赛中取得过较好名次。向阳自豪地说，他儿子已考过“托福”了，下一步打算申请哈佛或剑桥，最起码也要考入哥伦比亚或斯坦福。看得出，两口子都因儿子而特别骄傲。向阳说那些外国大学的名字，郑娟、吴倩、于虹和进步媳妇从没听说过。于虹知识面略宽点儿，也只知道“托福”是怎么回事。听了于虹的解释，郑娟、吴倩和进步媳妇不禁感叹：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父母是不是大学生，下一代就是不一样！

　　向阳说他其实也没在儿子身上费多少精力，儿子有出息，主要是他妻子的功劳。

　　于虹她们又不禁感叹，看来下一代如何，不仅要拼爹，更要拼妈，都觉得很惭愧。

　　进步媳妇对女儿说：“将来你也得替爸妈争气啊！”

　　那高二女生说：“我明年就高三了，再努力也比不上唐迪哥哥。”

　　进步媳妇就叹气。倒是进步想得开，他劝妻子说：“别对女儿要求那么高，女儿能考上一所一本大学，我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女儿立刻信心满满地说：“这我可以保证。”

　　赶超便说：“好，有这志气就行，比你孙旺哥强！你孙旺哥连你那种话也不敢对我们说。那小子偏科，一个男生，偏偏像女生似的喜欢文科。前几次模拟考试，数理化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

　　龚宾也参与这个话题了，他说：“当年酱油厂的哥们儿，就出息了两个上过大学的。一个当干部，一个当副总，找的爱人自然也都上过大学，有了孩子自己都能当不错的家庭教师，孩子的学习肯定从小冒尖啊！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嘛！不仅改变自己的命运，连下一代的命运也一起改变了。”

　　秉昆不爱听这种话，成心将话题往龚宾身上引：“龚宾能把道理讲得如此明白，可见病是彻底好了。”

　　龚宾马上说：“好得没法再好了。”

　　不知为什么，他没穿保安服，穿的是一件俄罗斯的银灰色军大衣，脱掉后里边是一套西服，整个人显得洋气多了。

　　赶超问：“你哪儿来的军大衣？”

　　龚宾说，不知道什么人送给他小叔龚维则的，他小叔不稀罕穿就给他了。

　　“苏联都解体了，我叔怎么会穿他们的军大衣！太不吉利，送礼的人没长脑子！”龚宾忽然想起自己也有东西送给几位嫂子。

　　向阳经他一提醒，立刻去车上替他拎来了四个塑料袋。龚宾送的是貂皮筒子，可以当围脖，每条的毛色都很漂亮。

　　“我亲自挑的，绝对上等货！”他一一向嫂子们敬献。

　　女人们一个个喜不自胜。

　　赶超问，怎么没有向阳爱人的？

　　向阳爱人说，在车里呢。

　　秉昆也问：“你不是从貂场私自拿的吧？如果那样可太不对了。”

　　龚宾说：“怎么会！私自拿不就叫偷了吗？我一开口要，老板二话不说就开了库房让我挑。我叔经常帮他解决麻烦，我要他几条貂皮筒子算什么啊！”

　　大家正在欣赏貂皮筒子，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前，向阳扭头看着说：“是市委的牌子，秉昆，可能是你哥和你嫂子来了。”

　　秉昆一听，拉起郑娟，双双迎到了门口。

　　车上下来的却并非周秉义夫妇。

　　“吕川！”

　　听到秉昆一声欢呼，屋里的男人女人们一下子都拥到了门口。

　　这一年，吕川已在中纪委当上了副司级干部，也即将退休了。他头发没怎么少，却白了一半多。

　　吕川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下进了店里。

　　孙赶超拥抱着他问：“中纪委的干部操心得头发都白了？”

　　吕川笑道：“估计是遗传，如果连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为国家操心白了头，那国家还有救吗？”

　　秉昆问他：“你怎么知道大家在这里聚会啊？”

　　吕川说：“去过你哥家了，他告诉我的。”

　　秉昆心中不由得暗自一惊。吕川虽是自己的朋友，但毕竟是中纪委干部。大小官员，在位的也罢，刚卸任的也罢，若被中纪委约谈，忐忑不安的多，面不改色的少。

　　“你？约谈我哥？”秉昆吃惊地问。不唯他自己，连郑娟和朋友们也都难免神色不安了。

　　屋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吕川笑道：“别想多了行不？我回来了，你哥曾是我领导，我不可以看看他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心情放松，屋里立即恢复了轻松愉快。

　　赶超问，吕川是为公事回来的，还是为私事回来的？

　　他说公私兼顾，显然不想多谈自己，有意扭转话题，指着女人们手里的貂皮问：“都是龚宾给的？”

　　龚宾也吃一惊，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

　　吕川笑道：“猜的呗。”

　　于是，大家也都笑了。

　　龚宾让唐向阳把他爱人的那一条貂皮筒子先给吕川，自己日后再补给他妻子一条。

　　吕川坚决不让唐向阳到车上去取，说他们两口子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反对穿皮草。

　　龚宾说：“是貂场养的貂皮，不是野生的。”

　　吕川说：“貂场养的，起先一代还不是从野外抓的？”

　　他接着批判起中国人的衣食倾向来，说明明是现代人了，还那么喜欢用兽皮做衣服，实在是拒绝进化的表现。欧洲人早就刹住此风了，中国人却仍乐此不疲，忘乎所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改。

　　“办养熊场，为了抽它们的胆汁，吃它们的熊掌。办养鹿场，为了割它们的鹿茸，杀死它们后用它们那点儿鹿心血为中药，还迷信鹿鞭的壮阳功效。办场养孔雀的，也是迷信孔雀胆的所谓中药功效，还卖孔雀肉。那么多人类可吃的东西，不吃孔雀肉会弱智吗？”一批判起国人的陋习，吕川更是怫然于色。

　　大家一时就都很窘。

　　于虹忍不住顶他：“吕川，你别来这套啊！咋的，开我们的现场批判会呀？再劲儿劲儿的，可别怪我带头把你撵出去！”

　　“嫂子，别生气我不是批判你们呀！我也是有备而来，带了小礼物想讨好你们的。”吕川边说边拉开手提包，送给每人一个计步器、两个核桃。

　　赶超笑道：“川儿，你就用这么两种小东西讨好我们呀？”

　　吕川一本正经地说：“礼轻情义重嘛！貂皮筒子只能冬天里出门时围一围，是吧？我的礼物可就不同了，如果你们不嫌，那就可以不离身不离手的，能让你们睹物思人。而且，还能提醒你们多散步。不错，核桃是我从摊上买的，很便宜，但它能保持手指灵活，促进血管微循环，比健身球还好。健身球多凉呀，核桃是暖的。”

　　于虹板脸道：“姐妹们，咱不听他瞎掰，都不要他的，给他个下不来台！”说罢，她从女人们手中一一夺去那两样东西，全都放在了桌上。

　　秉昆也笑道：“得，谁叫你一坐下就说些让她们扫兴的话，吃亏了吧？”

　　吕川就问于虹：“弟妹，那你们怎么才肯收下呢？”

　　于虹说：“谁是你弟妹？别忘了赶超比你大好几个月，先把口改过来叫我嫂子！”

　　吕川就恭恭敬敬叫了声嫂子，把他刚才那话又问了一遍。

　　于虹说，除非他一个个求她们收下才行。

　　女人们皆板着脸点头。

　　赶超敦促说：“马上要清桌面开饭了啊，愿意求就快求，不然你收起来，或者我替你收垃圾桶里。秉昆，垃圾桶在哪儿？”

　　秉昆就将垃圾桶取过来了，放在孙赶超脚边。

　　吕川说：“秉昆，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不厚道了？”

　　秉昆说：“你看一眼你手表，确实要开饭了嘛。”

　　吕川无奈，只得起身离座，对女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嫂子长嫂子短恭恭敬敬地叫着，央求她们收下自己的薄礼。

　　她们这才一个个接过那两样小礼物，大为开心，嘻嘻哈哈，笑作一团。

　　向阳说：“遗憾遗憾，刚才的情形忘了用手机拍下来了。中纪委的领导向咱们的夫人们又鞠躬又作揖的，对别人讲肯定没人信。”

　　赶超说：“他每次回来都训我们，我对他老有看法了，今天你们女同志可算为我们男人出了口气！”

　　向阳说：“太有同感了！”

　　于是，秉昆他们对吕川开起了批判会，批得吕川连连认错。女人们看着听着，起先还都只做看客，后来一个个动了侧隐之心，开始庇护起吕川来。

　　老友们相聚，因吕川的意外出现气氛更加特别，非常开心。

　　吃饭时，吕川亲自把司机请进店里就座。

　　秉昆为大家斟满酒后，让吕川先说几句。

　　吕川说，他确实有不少话要讲，但请大家允许他先陪司机吃好饭。

　　大家认为他的请求是正当的，允许了。于是，他也不参与饮酒，专心陪司机吃饭。司机吃好离去后，他让龚宾坐到自己身旁的椅子上，左一筷子右一勺子地为龚宾夹菜、添汤，仿佛自己是主人，龚宾是他唯一的贵客。大家看着都有些困惑不解。

　　赶超说：“川儿，你秀什么呢？现在该喝几盅，讲几句了吧？”

　　吕川说：“是啊是啊，我还有事，不能多待了，走前必须的。”

　　他说着站了起来，将白酒瓶子拿过去。他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接着说：“我对咱们这座城市太有感情了，不仅因为二十多岁前我一直生活在这里，更因为这里有你们。如果没你们，老实说，它不过就是我生活过的一座城市而已，十年八年不回来一次我也不会多想。谁会多么想回到一座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城市呢？现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差不多，连寻找到一点儿保留在记忆中的印象都难了，但这座城市有了你们，对于我，它就与别的城市太不同了。有一种友情像胎记……”

　　唐向阳举起了一只手。

　　吕川停止了说话，大家的目光都朝向了唐向阳。

　　向阳说：“对不起，我要去卫生间。”

　　秉昆拍了他的肩一下，批评道：“要去就去，别耍怪。”

　　向阳离开后，吕川继续说：“他成心出我洋相，那我也得继续说。你们就像我的胎记，去不掉的。去掉了，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为友情干第一杯！”

　　他一饮而尽，正要自己斟满酒，秉昆走过去，想让他换最小的酒盅。

　　“我有数。”他坚持不换酒盅。

　　他为大家生活都改善饮尽了第二杯，说他此次回来比哪一次都高兴。

　　唐向阳是因为对吕川不满才离开的。他在卫生间吸着烟，听吕川向孙赶超和龚宾道歉，承认自己上次朋友们聚会时对他俩说的话很混账，也听到他俩都说原谅吕川的话。接着，他又听到吕川说了些祝愿大家健康的话，直到吕川说要走了，他才迈出卫生间。

　　他和大家将吕川送到门口，车已停在门前。

　　吕川转过身，环视大家，最后将目光停在龚宾脸上。

　　他突然和龚宾拥抱了一下。

　　大家归座后，进步问大家注意到没有，吕川此次对龚宾格外的亲。

　　赶超说：“我当然注意到了，真是怪事，龚宾在他眼里似乎倒成了香饽饽了，我心里还很不平衡呢！”

　　龚宾嘿嘿笑道：“他见到我的次数少嘛。”

　　大家便都笑了。

　　初三的聚餐，大家尽欢而散。

　　正月十四那天，邵敬文骑自行车到了希望新区，突然出现在秉昆家开的面食店里。那日大雪，老邵穿得厚，站在秉昆面前像一头直立的北极熊。秉昆把他推到门外，用棉帽子替他好一阵拍打。

　　刚过午饭的饭点，店里很乱，秉昆正和郑娟忙着收拾，不是说话的地方。秉昆把老邵请到楼上，让他脱去棉大衣靠暖气坐着。老邵说他的衬衣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请秉昆找一件衬衣换。秉昆问他吃了没有，他说没吃，一点儿不饿。秉昆为他沏茶，他也阻止，说刚换上干衬衣，一喝茶又会出汗。

　　秉昆坐对面后，邵敬文说了几句祝贺他终于住上好房子的话，紧接着话题一转，说起了书店的事。

　　邵敬文告诉秉昆，书店的事彻底告吹了，路路通公司将店面买下，要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

　　秉昆颇感意外，问这是什么人的决定？

　　老邵说：“还能是谁的决定？当然只能是曾珊的决定啰。”

　　秉昆更意外了，纳闷地问：“她不是信誓旦旦地向水自流保证过吗？”

　　老邵说：“是啊。”

　　“一个人能把自己对一个临终前辈的保证那么不当回事吗？”秉昆生气了。

　　老邵还是说：“是啊。”

　　秉昆愣了片刻，又问：“那她什么时候变卦的呢？”

　　老邵说，曾珊春节前就变卦了，秘书通知他的。他怕影响秉昆过春节的心情，所以当时没来相告。

　　“那就是水自流死了没多久的事啊。”秉昆吸起烟来，气得手都在发抖。

　　“是啊。我得来告诉你一下，说明情况，解释清楚问题不是出在我这一边，对吧？”老邵也吸起烟来，手也抖。

　　“唐向阳知道不知道呢？”

　　“他肯定知道呀，他会不知道吗？”

　　“可他初三来过，一个字没跟我提，和几个老朋友在我这儿待了大半天。”

　　“他也许那时还不知道。”

　　“不可能！”

　　“或者他虽然知道，因为人多，觉得当时不便告诉你。”

　　“人再多，也不是根本就没机会呀！”

　　周秉昆的气转到了唐向阳身上，觉得他太不够朋友。老邵则替唐向阳辩护，认为他或者不知道，或者有难言之处。秉昆则想和老邵分析清楚，唐向阳到底知道不知道。

　　“秉昆啊，咱俩分析这个有意义吗？因为书店开得成开不成，影响了你们朋友之间的感情那好吗？”

　　听老邵这么一说，秉昆才算作罢，不再分析追问。

　　他俩便也无话，默默吸罢各自指间的香烟。

　　老邵起身要走，秉昆也不留，说要骑自行车陪他回市区。 

　　邵说，多此一举。

　　秉昆说，他自己也有事得到市区去一次。

　　他一直陪老邵骑到了家门口。

　　雪虽然停了，路上的积雪却已很厚，骑自行车很是吃力。秉昆的衬衣也被汗湿透了，他估计老邵一进家门又得立刻换衬衣。

　　秉昆接着骑车到了周玥和她丈夫开办的物流公司。事先没有约，还是挺有运气，他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的外甥女。

　　周玥将秉昆请到贵宾室，特别激动，问小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说只要她力所能及，肯定效劳。

　　秉昆问她，公司经营得怎么样了？

　　周玥说，公司越来越好，业务多得忙不过来，又要招人了。

　　秉昆又问，如果有好的项目，投资又不多，二三百万的，公司有那个实力吗？

　　周玥笑道：“小舅，你太小看我们了，如果项目真好，一千来万那也不在话下。连这点儿实力都没有，还开什么公司呢？”

　　秉昆接着问，孙赶超在公司当主任当得怎么样？

　　周玥说：“很有责任心。是小舅的好友嘛，我拿他当自己人，对他也处处关照。咱们自己家的公司，只要他不言退，那我就会一直用他。”

　　秉昆这才把话题绕到书店的事上，将曾珊怎么在水自流死前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又怎么在水自流死后不久单方面变卦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要求外甥女把那店面买下来，他认为那店面三百多万元绝对可以买下。

　　周玥就沉吟起来，问他为什么掺和这事？

　　秉昆说，自己如果不想办法，对水自流就太不仁义了。

　　周玥说，人都死了，不仁义怎么样？仁义又怎么样？

　　秉昆说，他心里的感觉会大不相同，也想对得起邵敬文的一片诚心诚意。

　　周玥问：“是邵伯伯给你出的主意？”

　　秉昆说：“那倒不是，与他无关。”

　　周玥说：“这事我可帮不上忙，即使你不高兴我也没办法。”

　　秉昆说：“你刚才自己讲的，往一个项目投资二三百万根本不是难事。”

　　周玥说：“那是指好项目。开书店不是好项目，除非钱多得无所谓了，开着玩玩。中国身价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大亨不少，小舅你见过一个开书店的吗？他们都不玩文化，我干吗非玩文化不可呀？我们公司仍处在资本积累期，玩不起那个票。”

　　秉昆被外甥女说得无言以对。

　　周玥又说，路路通公司比自己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得多，曾珊她也认识，关系还不错。她对曾珊的做法太理解了，换成自己也会那么做。对本公司贡献很大的老顾问命将归天，他临终前的一个愿望，论起来又不是多难实现，当然先要应承下来，给临终者一种心理慰藉，这是起码的人性。但是，在商言商，经商有经商的原则，赚钱是首要目的。开一家肯德基店，明摆着只赚不赔，那又为什么偏跟市场较劲儿开书店呢？假如她想买下那店面，曾珊必定会出更高的价，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卖家喜出望外。她和曾珊，也肯定从此结下梁子，那种做法太不符合经商之道了。

　　“别说了。”周秉昆突然发脾气了。

　　周玥尴尬而怯怯地起身离开了。

　　秉昆独自在办公室里郁闷。一支烟还没吸完，孙赶超进来了。

　　赶超说周玥有急事要去办，已经离开公司，嘱咐他来相陪。秉昆什么时候回去，由他开车送。

　　秉昆二话不说，起身便走。

　　赶超跟到外边，替他把自行车放到了汽车后备厢里。

　　在回家的路上，秉昆气哼哼地对赶超说：“她居然敢把我晾在会客室里！”

　　赶超说：“她不是躲你，她是怕你冲动发作起来。你是她小舅，又在她的公司，你如果又吼又叫，她拿你怎么办好呢？你为什么事找她呀？把她吓得紧紧张张的。”

　　秉昆就将书店的事又说了一遍。

　　赶超问：“你认为对她的要求合理吗？”

　　秉昆反问：“你认为呢？”

　　赶超说：“如果你是她，我是你，或者反过来，以咱俩的关系，肯定都会按对方的希望做。所以，咱俩这种人不能经商，即使当了老板也会把公司搞黄了。经商的人都是利字当先，能兼顾义字就不错了。全世界没多少能兼顾义字的，中国更少，你对周玥的要求太高了。再说，她不认识水自流，不欠他一点儿人情，凭什么你要充当义士，得你外甥女替你埋单呢？”

　　秉昆静下心来一想，赶超的话也不无道理，自己行事确实急躁，渐渐地气也就消了。

　　他又和赶超分析起向阳的对与不对来。

　　赶超说：“曾珊那女人的做法肯定不地道，这一点我和你保持一致。谈到向阳，那两说着。比如，周玥嘱咐我什么事先别告诉你，那我也会嘴巴上锁。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告诉你。虽然你是我老友，周玥是你外甥女。道理很简单，她是我老板，是给我开工资的人。我值得她信任，是好员工的职业道德。当然啦，咱们论的是不违法乱纪的事。”

　　听了赶超一番话，秉昆对唐向阳的气也消了，心中只剩下对崇文书店消亡的惆怅。

　　赶超又夸起周玥来，说她很有商业头脑，善于管理，对员工也不错，是一块当老板的料，比她老公在公司的威望还高。

　　听孙赶超夸自己的外甥女，周秉昆心里挺欣慰，他说：“你告诉她，其实我根本没生她的气，她把公司办得好我也很高兴。亲人们再聚时，我希望她也能参加。”

　　赶超说：“这种话我太乐意转告她了。”

　　然而，周秉昆的心情还是高兴不起来。想起水自流临终前几天对书店放心不下的情形，他没法高兴。说来说去，似乎谁都没什么太对不起水自流的地方，那就只有他独自承担内疚了。他觉得，仿佛自己倒成了这世界上最对不起水自流的人。

　　几天后，孙赶超开车来到新区，后备厢装了一个大果篮，说要把秉昆拉到市立一院去。邵敬文感冒后转成肺炎，住院了。

　　“你外甥女不知从哪儿听说到的。因为老邵是你朋友，她觉得应该告诉你，特意让我开她这辆宝马车来接你。”

　　那是周秉昆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宝马车。

　　老邵说，他是因为到秉昆家那天出了两次汗，回到家里冲澡时热水器又出了毛病，结果被凉水一激感冒了。

　　秉昆说：“老邵，书店的事太对不起你了。”

　　老邵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是中国人太对不起书店了。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哪一个阶层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中国人的阅读率在世界上排名却非常靠后。”

　　秉昆说：“水自流所以才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做件好事。”

　　老邵叹道：“世负斯人，世负斯人，他死前的愿望是好的。”

　　赶超也说：“人各有命。许多人一死，连儿女都不念叨。他死了，还有你俩这么念叨，命不错了。”

　　崇文书店里里外外早在“五一”节前就改造成肯德基店了。“五一”节却没有什么动作，到了“六一”那天才开张，场面煞是热闹，祝贺的花篮摆满了门两侧的人行道。他们请了几位乐手演奏世界名曲，其中一位吹小号的还是俄罗斯人。两个人穿着儿童剧中公鸡和母鸡的演出服站在门前边舞边唱：“肯德基，美国鸡，小朋友们喜欢的鸡……”肯德基店里的服务员姑娘们一个个头戴着鸡头帽，短裙后边是彩色鸡尾。

　　因为是儿童节，店面所处的位置正是到江畔游玩必经之路，还有买三份送一份并可抽奖的促销，开张当天的营业额就有好几万元。

　　第二天早上，周秉昆正在洗脸，听到郑娟兴奋地喊他：“秉昆，快来看！”

　　电视新闻中，唐向阳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他，公司是怎么决定开肯德基店的？

　　唐向阳说，正是在他力主之下决定的。

　　记者问，他在肯德基店中有股份吗？

　　他说有，公司鼓励员工入股。

　　记者问，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消失了，他是否感到有点儿遗憾？

　　唐向阳反问：“如果你面临两种投资抉择，一种是月月赔钱，年年赔钱；另一种则月月盈利，年年盈利。你力主选择后者，你会遗憾吗？”

　　记者又问：“那喜欢读书的人到哪儿去买书呢？”

　　他反问：“崇文书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很多年，我也来过，每次起码买一本书，有时买五六本。请问你来过几次？买过什么书？”

　　年轻的女记者一时语塞。

　　他又反问：“像你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一毕业都不怎么再读书了，还指望谁喜欢读书呢？”

　　记者终于憋出了一个问题：“照您这么说，书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他说：“什么时候读书人口多了，实体书店当然就会多起来。网上购书只不过是购书，逛书店却会对人有更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熏陶是网上购书没法比的。将书店改成肯德基店不费什么事，反过来也一样。等中国的读书人口多了，我会力主将肯德基店改成书店，并且还会入股。”

　　郑娟评论说：“向阳真有眼光，没想到他还这么会说。”

　　秉昆一语未发，转身又去洗脸。

　　他没想到唐向阳那么会说。因为唐向阳亲口承认，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是其力主的结果，秉昆连续多日心情不好。

第十六章

　　七月中旬，A市爆出了一则反腐大新闻，龚维则被“双规”了。

　　坊间起初有不少为他鸣不平的声音。一是说他只不过是一名退休干部，从没当过一把手，不属于在职有实权的，二是说他名下的赃款只不过区区二三百万，多乎哉？不多也！

　　显然为了应对坊间的质疑，市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将龚维则定性为“五毒俱全”的腐化变质干部。所谓“五毒俱全”，乃指买官之事其有（已坐实钱是花了，只不过未达到目的）、卖职之事其有（收过几次钱，帮人将子女塞进公安系统）、贪污之事其有（负责过区公安局的翻修扩建工程，贪占了十余万元回扣）、受贿之事其有（收过不少私企的钱，为他们上下打点谋取利益）、堕落之事其有（经常出入花天酒地的场所，满足淫乱放荡的欲望）。

　　评论员文章最后指出，龚维则的部分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在退休后多处兼职期间，证明有些干部虽然手中没有实权，但仍可利用过去的人脉搞腐败。从这点来说，惩办龚维则这样的人，等于向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当天晚上，赶超两口子、吴倩和进步都来到了秉昆家。大家都住在新区，走动很方便，除了对龚维则的下场喟叹不已，更主要的是担心龚宾的精神受到刺激。

　　传说中纪委一个女干部坐镇本市，正按部就班，顺藤摸瓜，放出了“不管水有多深，来了就要一查到底”的狠话。

　　秉昆说：“咱们又能做什么呢？”

　　大家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赶超说：“关于龚维则，咱们当然什么也做不了，也不应该同情。他有什么可同情的呢？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进步也说：“是啊。咱们不都是最恨腐败官员吗？如果中纪委查到了和咱们有关系的人头上，咱们就同情起来，那是不对的。”

　　秉昆说：“要论关系，我们周家与龚维则确实不一般。如果没有龚宾，你们与他就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同意赶超和进步的话，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咱们别聊他了，单说龚宾的事吧，谁有什么好想法就贡献出来，反正我是没什么主意救他了。”

　　秉昆此时心烦意乱，强作镇定。他联想到了哥哥周秉义与龚维则的关系，担心也会受到牵连。

　　“我和儿子去貂场参观时，人家龚宾对我们娘儿俩可亲了。他的精神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太不容易，如果再因为他叔的事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的后半生不就完了？”于虹提起当年的事大动感情。

　　吴倩陪着唉声叹气。

　　倒是郑娟挺镇定，她慢言慢语地说：“秉昆，你求一下周玥，让龚宾到他们公司去吧。”

　　赶超说：“那和在貂场有什么区别呢？换个地方他就不知道他叔的事吗？”

　　进步说：“还是不一样，嫂子的想法可以考虑。有你和周玥护着他点儿，瞒着他点儿，该骗还得骗他，兴许他能躲过一劫。”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秉昆。

　　秉昆只得说：“行，那我明天去找一次周玥。”

　　周聪忽然回来了，他对长辈们含含糊糊打了一声招呼，就直奔电视机那儿去了。他打开电视机，手持遥控器，站那儿不停换台。

　　大家便都默默起身跟过去了。

　　周聪调出了晚间新闻，大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新闻画面显示的是貂场，在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配合下，公安人员正对貂场进行搜查。

　　有一个男人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

　　于虹失声叫道：“那是貂场老板，我和儿子坐过他的车！”

　　屋里更肃静了。

　　现场的男记者说：“刚才人们已经看到，公安人员起获了大量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类野生动物的尸体、毛皮和脏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里不但是貂场，还是向国内外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持续多年的犯罪勾当，龚维则也供认参与……”

　　大家都坐下后，四个男人还有于虹也跟着吸起烟来。

　　秉昆首先打破沉默，看着手中的烟低声问儿子：“你知道……你龚宾叔叔什么情况吗？”

　　周聪说，据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龚维则或许事先有预感，他以相亲为名，早已把龚宾送回农村老家去了。

　　秉昆环视着大家，又问：“我是不是……明天就不必找外甥女了？”

　　大家纷纷点头。

　　周聪又讲了一个情况，还是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替不法经济利益集团洗黑钱的地方，而龚维则是关键人物。

　　进步低声说：“那他就得老死狱中了。”

　　又一阵沉默过后，秉昆低声说：“散了吧。”

　　大家就散了。

　　秉昆关店门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周蓉打来的。她嘱咐秉昆，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对龚维则的事说三道四，因为龚维则与周家两代人都有着良好关系，千万不要言语不当授人以柄。最近也不要到哥哥周秉义家去，少发短信，有什么事非通话不可，最好打嫂子的手机。

　　秉昆说：“记住了，我姐夫与龚维则以前来往最多……”

　　周蓉说：“我嘱咐过你姐夫了，你管好你和周聪，特别是周聪。他是记者，接触的人也多数是记者，你要再三嘱咐他。”

　　秉昆结束了与姐姐的通话，催郑娟先上楼喝药，他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严肃地谈了一会儿。

　　秉昆问：“你姑的话我转达清楚了吗？”

　　周聪说：“爸，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

　　秉昆犹豫了一下，又问：“没听到什么对你大伯不利的消息吧？”

　　周聪摇摇头，肯定地回答：“我大伯绝不会做坑害亲人的事，而且我知道，他内心里其实也很爱亲人。”

　　“是啊，他内心里当然是爱亲人的。像龚维则那样，真等于坑害了亲人了啊。儿子，睡吧。”

　　他撑着儿子的肩站了起来。

　　郑娟已躺在床上了，她说：“自打出生后一直睡的是炕，从没敢想有一天还能住上楼房，睡上床。以前总认为楼房不是盖给老百姓的，床是上等人睡的，老百姓不该做那种梦。”

　　秉昆说：“你都说过快一百遍了。”

　　他一躺下，就关了灯。

　　他不爱听妻子刚才的话。她每说一次，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一次刮筋刮过头一般的伤害。自从他成为丈夫和父亲，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自己光明正大挣到的干干净净的钱，让全家住上楼房，哪怕是旧楼房，睡上美观舒适的床。后来，他承认那是痴心妄想，此生无能为力。现在，他终于住上楼房、睡上像样的床，却并不是靠他的能力实现，而是沾了拆迁的光，靠了哥哥暗中帮忙。妻子不那么说时，他感到幸运。妻子那么一说，他就只有感到羞愧了。

　　郑娟偎依着他说：“讲讲龚维则从前和咱们家的关系吧。”

　　他说：“讲那些干什么？”

　　她说：“我想听听。”

　　他说：“我不想讲，困了。”

　　她说：“从前挺好的一个人，怎么后来就会渐渐变成那样了呢？谁让他变的呢？跟我讲讲嘛！”

　　他说：“我怎么能讲得清楚？我真的困了。”

　　秉昆翻过了身，在她依偎着他的时候，那是他很少有的做法。然而，直至她睡着了，他仍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困意。他回忆起了龚维则和自己家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回忆起了龚维则当年与自己一样成为反“四人帮”英雄的往事，心中五味杂陈。

　　几天后，孙赶超来到周秉昆家。他告诉秉昆，听说曾珊在机场国际通道过安检时被扣留了。

　　秉昆吃了一惊，暗想到姐夫蔡晓光曾帮过曾珊一些忙，心中又多了一份不安。

　　赶超还说，中纪委坐镇本市纪检工作的并非一个“女的”，而是姓吕的，之前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肯定是错了。

　　“是……咱们吕川？”

　　“我想，应该是他吧。你还记得初三在你家聚会时的情形不？”

　　“记得。”

　　“明白？”

　　“明白什么？”

　　“咱们都看出来了，他当时对龚宾最亲。”

　　“明白了。”

　　“也难为吕川了。”

　　“是啊，确实难为他。”

　　“我挺他，你呢？”

　　“我？当然也挺他。”

　　“咱们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反腐，那还能指望什么人支持呢？”

　　“对。”

　　“你看，我群发了这么多条短信，都是挺他的，也只能这么挺他。”

　　秉昆接过赶超手机，看着说：“你天天去市区上班，各种消息听到得及时，听到了什么新消息可要及时告诉我。”

　　赶超说：“那当然。”

　　关于曾珊的事，后来被媒体证明是事实。路路通公司被查封，肯德基店也停业了。

　　周聪并不每天都回家睡，有时也睡在报社的加班宿舍。一天快半夜时，他回家轻轻推醒了父亲。

　　秉昆和儿子悄悄下了楼。

　　父子俩在店里坐下后，周聪递给父亲一支烟。

　　秉昆说：“不吸，你讲吧。”

　　他以为，儿子要告诉他的是关于他哥周秉义和姐夫蔡晓光受牵连的事。他做好了听到最坏消息的心理准备。

　　周聪点着了那支烟。

　　秉昆催促他：“讲啊！”

　　周聪说：“向阳叔叔被收进去了，明天见报。”

　　“他什么事？”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坏消息与他哥哥、姐夫无关，尽管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却放松了不少。

　　周聪说：“明天与曾珊的事一并见报，曾珊通过她的公司骗了一亿多元贷款，转移到国外去了。向阳叔叔不但是知情人，还参与了具体运作，这事涉及几个银行的头头脑脑，都得到了好处。接下来还会查出什么犯罪事实，目前就没人知道了。”

　　“太晚了，不说了。爸对这些事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早点儿睡吧。”

　　周秉昆刚站起来，儿子的一句话又让他坐下了。

　　周聪说：“朋友私下告诉我，省市纪委收到了不少揭发我大伯的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

　　“不少……是多少？”

　　“朋友的原话是——雪片似的。”

　　“雪片似的？”

　　“朋友是这么告诉我的。”

　　“烟。”

　　当他深吸一口烟时，周聪又说：“揭发我大伯的人中，也有德宝叔叔。”

　　一口烟憋在嗓子眼那儿，秉昆被呛得剧烈咳嗽，喝下周聪递过去的半杯水才止住。

　　他脸色有些青紫地瞪着儿子。

　　“他署名了，揭发我大伯利用职权分给国庆叔叔、赶超叔叔和进步叔叔家房子的事。”儿子一副无奈的表情。

　　“胡说！”他吼了起来。

　　“信不信由你。”儿子耸了耸肩。

　　“我不信！也不许你信！你……去睡吧！”

　　“你呢？”

　　“我想自己待会儿。”

　　“我也想再坐会儿。”

　　“我……我要出去走走。”

　　“我也要出去走走。”

　　子夜时分，父子俩缓缓走在新区的人行道上，像一对巡夜人。仲夏时节的新区花儿绚烂，四处绿化，宜人美好。路灯光让那些花儿颜色变了，看起来感觉像隔着一层淡蓝玻璃。住一楼的人家都有小院，他们在小院里栽种了各种花。许多二楼以上人家的阳台，同样摆放着自己喜欢的盆花。搬迁到新区的居民主要是底层人家，但居住状况和环境一改善，人类亲近自然、喜欢花草的天性就重新焕发出来。不久，另一种天性也暴露无遗，那便是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一度失控。差不多所有住一层的人家都企图将小院建成房间，将小区公共人行道占为院子。有那住高层的人家，将阳台建成房间后，居然再凌空接出阳台来，看上去险象环生，人从下边经过时提心吊胆。

　　听说施工过程中，还发生过摔伤人的事件。周秉义坚定不移进行整治处理，劝阻不成，就在执法部门配合下亲自带人强行拆除，对严重妨碍公务者该抓便抓，该判则判，表现出了绝不妥协、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那一时期，他成了不少人的公敌。然而，私搭乱建之风毕竟被他刹住了，否则新区的环境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整齐。他所做的另一件遭人骂的事，便是修建了几处停车场。这本是对家家户户有益的事，一旦收费似乎就变味儿。尽管比全市任何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要低，很多人家却认为最好允许他们就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安装地锁，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占有车位。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自然就不是好人。周秉义率领执法人员强拆地锁时，他的公车在停车场被划得一塌糊涂，车窗也被砸了。即便如此，新区几块巨大公告牌上的新区管理条例，也越来越不容轻视了。

　　一位有闲心的居民统计过，夏季的新区已开放着二三十种花了。

　　周秉昆父子闻到了一阵花香。

　　为了舒缓一下自己和父亲压抑的心情，周聪没话找话地问：“爸，是夜来香的香味儿吧？”

　　“不是。”

　　“那是什么花的香味儿？”

　　“我也闻不出来，反正不是夜来香的香味儿。”

　　“爸，回去吧。”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想再走走。”

　　父子俩正这么边走边说，在人行道拐角处遇到了两名保安，还牵条大狼狗。两名保安是周家面食店的常客，连那条大狼狗也认识周秉昆。保安奇怪周秉昆父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出现在街上，秉昆解释说自己最近失眠，所以让儿子陪着出来走走。互相聊了几句可聊可不聊的话，一名保安离开时说：“凡事得想开点儿，心中要是没鬼，那就不怕半夜鬼敲门。”

　　望着两名保安的背影，周聪小声骂了句：“妈的，说的什么屁话！”

　　秉昆瞪着儿子训道：“你干吗骂人家呢？人家说得不对啊？”

　　说完，他径自又往前走。

　　组建新区保安队，也是一件让周秉义挨骂的事。家家户户都需要居住环境安全，但如果每户每月交二十元钱，一半左右的人家就强烈反对了，他们甚至嚷嚷起来——

　　“不是有派出所吗？还组织什么保安队？”

　　“我们住得不安全，那是派出所失职！”

　　“保证我们的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组建保安队该由政府出钱！”

　　“谁爱交谁交，反正我家坚决不交，我家才不需要保安队来保障安全！”

　　他们并不这么想：有十余万户居民的新区，地处城乡接合部，仅有派出所肯定难以保障所有人安全；如果实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一百二十余人的保安队人数并不算多；还要有宿舍、食堂，要发工资，要上“三险”，要经常进行培训，费用也低不了。

　　许多新区居民认为，每户每月二十元，一年就是二百四十元。二百四十元能买不少吃的啊！直至真的发生了几起入室抢劫案件，有保安队队员为了保卫居民的人身安全受了重伤，愿意缴纳保安费的人家才多了起来，但仍有几百户人家还是坚决不缴。实际上，管理规定中也说，家庭困难的人家可以免费，而那几百户人家绝非困难户。那些人甚至觉得，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反而自鸣得意，趾高气扬。

　　周秉昆一边走，一边想新区的那些人和事，对哥哥周秉义当时一心要将新区建成老百姓美好家园的想法既感动又同情。他认为哥哥对基层群众还是太不了解了，一些老百姓是根本不愿为家门外的事花一分钱的。他们只要自己家好就行了，对于什么家园不家园的并无要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并无要求的事情花钱，他们就会打心眼里讨厌你。他们为了自家感觉良好而损害集体家园环境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负责任的所谓管理者。倘若海选一位基层领导，他们甚至乐于将选票投给这位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不是周秉义那样凡事较真的人。

　　周秉昆在一户人家的小院前站住了——那是春燕父母家。拆迁时，春燕妈对他说：“我和春燕爸年纪大了，不想乘电梯上下楼，没乘过那东西，听说常夹住老人孩子，心里害怕。请你跟你哥打一声招呼，我们得住一楼。”

　　秉昆转告了秉义。

　　秉义说：“可以理解，应该照顾，没问题。”

　　几天后，春燕妈又对他说：“我和春燕爸都希望院子再大点儿，让你哥一定费心啊！”

　　秉昆也转告了秉义。

　　秉义说：“这有点儿难，院子大的单元全被先搬来的人家相中了，我尽量调调看吧。”

　　春燕妈第三次找他，提出的要求是：“春燕她二姐跟我们老两口住一起，不给她二姐一套房子可不行！秉昆，你告诉你哥，不满足我家这个要求，我们可要耍赖不搬，看他拿我们怎么办。谁叫咱们两家两代人有四五十年的交情呢！”

　　秉昆本不愿再转告哥哥，在春燕的过问和郑娟的相劝之下，还是转告了。

　　秉义苦笑道：“春燕她二姐家的户口不在光字片呀，这要求过分了，我太没把握啊！”

　　最终，春燕妈家搬到了这一单元里。那幢楼最靠边，那一单元又是那幢楼最边上的单元——不但窗前有小院，楼侧也有两米多宽的一溜地，被美观的铁栅栏一并围着。在新区，数那样的单元小院大，房间面积也大。春燕她二姐则另外分到了一居室。

　　然而，春燕妈每次见着秉昆时都嘟嘟囔囔，颇有微词，显然对秉义并不满意。秉昆只好赔着笑脸，替哥哥秉义受过。

　　“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好不容易活着的时候盼到了，你哥又大权在握，他究竟有什么为难的，非不分给春燕二姐一套两居室？”春燕妈照例要说这么几句话。

　　秉昆每次都只能说：“是他不对，他不对。”

　　春燕妈家的院子里有花，还栽了葡萄，架上的葡萄快熟了，变紫了。秉昆想那一定是德宝侍弄的，春燕和她父母她二姐谁也搭不成那么好的葡萄架。他联想到了儿子周聪带回来的情况，假如曹德宝揭发周秉义的事是真的，那么他今后再也不会从这条街上走了。他无法接受那样的现实。

　　周聪问：“爸，这是谁家？”

　　他说：“不知道。”

　　周聪又问：“那你站这儿干什么？”

　　他说：“想点儿事。”

　　周聪说：“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他说：“行啊，回吧。”

　　在回家的路上，他流泪了。

　　“雪片似的”的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有不少揭发周秉义的信件，经由各种渠道集中到中纪委在本市的工作点。知情人透露，二三百封肯定是有的，其中大部分揭发者是新区的人，少部分是周秉义当过市委书记那个市的人。此外，还有极个别形形色色的人揭发鸡毛蒜皮的事，有个署名“文化厅一干部”的人揭发周秉义贪污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经查明那是复制品，周秉义调离文化厅前上交了。还有几封信看样子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周秉义对伟大领袖刻骨仇恨，因为每到“文革”多少周年，他必定在报刊上发一篇反思文章。

　　变化就在转瞬之间，真是人心难测！起初，人们从脏乱差的地方搬到新区后，对周秉义普遍感恩戴德，有些老人见了他双膝一弯就想跪下磕头，甚至有人撺掇着集资在休闲广场为他塑像。如果不是他严厉制止，这事还真有可能做成了。

　　后来，主要因为拆迁地建起了环境更好的高档商品楼小区，销售火爆，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他们寻思着，原来把我们迁到所谓新区，就是为了占我们住过的地方给富人们建豪华小区！

　　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周秉义的初心和本意却绝非如此。为了让光字片的居民有个较满意的家，有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必须找到一大笔资金，只有与开发商置换，让对方有钱赚。

　　初心和结果，有时成悖论。抹杀初心，结果就是“阴谋”的最好证明。

　　于是，不少拆迁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后来，他们听说其他地方的拆迁户得到了多少多少补偿款，钱数令他们眼红极了，更觉得自己损失惨重。

　　当初，周秉义委托的开发商居然没给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初，也没有拆迁户索要补偿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鬼地方破房子啊！盖好了楼房，修好了街道，免费帮着搬家，就已经烧高香了，还好意思要什么补偿金吗？扔的尽是破烂，收废品的都懒得捡。何况他们都清楚，根本就没有那么一笔钱预备着，厚着脸要也是白要，人家不找自己要钱就是天大的幸运。

　　然而，一旦落入“阴谋”论，他们的心理和逻辑也就完全变了。当初可不是咱们哭着喊着闹着要拆迁，而是周秉义副市长三番五次、花言巧语地设下圈套，骗咱们拆迁的！周秉义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在民间的话语中，“咱们”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武器，它拥有一种巨大的神力，很容易就将中立者吸引到同一战壕中，像磁铁吸引铁屑那么容易。

　　“咱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当初的动员成了“花言巧语”，方式方法全成了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

　　脑子快的人算了一笔账。当初，周秉义能将那么大的事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一百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一百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可信吗？傻瓜才信！

　　成立一百二十人的保安队更受质疑。随便找个保安公司不行吗？一定要给他们盖宿舍、办食堂、建阅览室吗？夜里巡逻，还享受一顿免费夜餐，有必要吗？每家住户每月二十元，新区一年就要收六百多万元，账目真像公示的那样勉强不亏吗？难道真的不是包括周秉义在内的一些人的小金库吗？

　　“咱们”者似乎不清楚，A市并没有一家保安公司可以向新区派遣一百多名保安人员。当初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们并不关心，听到过说明的人也不互相解释，都不愿多那个事，任由某些人生疑。他们与周秉义的想法是那么的不同，周秉义希望新区能为人们提供一流的专业化保安服务，这种服务人们后来也都想要，但是不想花钱。他们的上一辈人曾是农民，大多数在农村还有亲戚，但他们进城以后对农民早已没什么感情。他们下岗后四处打工，十几年中受了一些以前没受过的苦，见到别的打工者居然受到优待，他们内心里反而特别不舒坦。在他们看来，同样是打工者，那些人凭什么受到优待？

　　其实，周秉义当市委书记时，下农村调研是常事。他清楚，农民们生活的改善主要靠儿女们打工挣钱。保安队员基本是农家子弟，他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善待他们，否则会内心不安。

　　二〇一四年，A市大多数当年的下岗工人家庭生活逐步摆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一方面，由于劳务市场有了需求，他们的劳动技能得到重视，找工作不再像当初那么难，工资也提高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儿女们也参加工作，不仅不再需要供养，还能为家里挣钱了。

　　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一个个大贪巨蠹纷纷落马。他们很是激动，呐喊助威，甚至也想一试身手，揪出几个来。

　　社会进步、民心觉悟的过程中，新区的“咱们”将目光锁定周秉义实属必然。他们说，搞出个龚维则算什么？他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小苍蝇！曾珊算什么？她又不是当官的。骗取银行贷款，转移到国外，还有经营活动中的偷漏税，只不过是不法商人的作为。由她骗贷牵扯出的银行的头头脑脑，职位最高的也就副处级而已。

　　“咱们”要揪出个“半大老虎”！于是，曾经主抓城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的退休副市长周秉义，一下子成了大贪腐嫌疑人。

　　一天上午，周秉义被从家里带走。一些人从窗口或阳台目睹了那一幕，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壮汉，把他夹在中间。住在他们同一幢楼里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根据车牌号就断定那一定是纪委的人。

　　此事随之成为本市民间流传的重大新闻。

　　晚上，除了郑娟，周家一干亲人按蔡晓光的通知聚在江畔公园。实际上，蔡晓光执行的是郝冬梅的“指示”，她认为聚到谁家都不好。

　　冬梅问周聪：“压力大吧？”

　　周聪点点头。

　　冬梅说：“年轻时，经历一点儿压力不完全是坏事。”

　　周聪又点点头。

　　冬梅说：“秉义让我转告你们，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白，也要相信中纪委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

　　周聪问：“大婶相信我大伯吗？”

　　冬梅立即回答说：“我当然相信！”

　　蔡晓光说：“我也相信，绝对相信！”

　　周蓉说：“嫂子，你和我哥都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我既相信他也相信你。他的事一点儿也不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相反还会为我提供素材。”

　　郝冬梅轻轻苦笑了一下。

　　亲人们的目光一时都转向了秉昆。

　　秉昆说：“我哥的事儿也不会影响我开店，到店里吃饭的人反而多了，我就当没有那么回事。”

　　周蓉说：“能这样最好，尽量别让郑娟知道。哥在她心目中是君子，怕她一时承受不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秉昆点点头。

　　冬梅对周蓉说：“我想到外地去散散心，图个情绪不受滋扰。你得陪我，可以带上电脑继续创作你的小说，地方由你选，最好不出省，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周蓉说：“行，我高兴陪嫂子散散心。”

　　晓光：“我也陪你俩去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肯定符合嫂子的愿望。有我当你俩的男仆，我放心。”

　　周蓉和冬梅都笑了，也都同意了。

　　冬梅、周蓉和晓光离开本市一星期后，孙赶超一天下午两点左右出现在周秉昆面前。这时，郑娟正在楼上睡午觉，秉昆坐在店里发呆。

　　赶超说：“走，跟我上车。”

　　秉昆问：“哪儿去？”

　　“见吕川去。”

　　“为什么？”

　　“别装糊涂，见了他，把你哥的事当面问个清楚。你们作为亲人，心里不就都有底了吗？”

　　“我们现在就有底。”

　　“别嘴硬！”

　　“也不知道吕川在哪儿呀。”

　　“我打听到了，八九不离十。”

　　“他那种身份的人，见咱们容易。咱们想见他，事先又没约，难吧？”

　　“碰碰运气。”

　　赶超拉拉扯扯，秉昆半推半就。最终，秉昆依了他关了店门，随他上了车。

　　孙赶超开来的仍是周玥的宝马车，他说周玥批准的。

　　“她知道你为什么事用车吗？”

　　“我实说了。”

　　“她支持？”

　　“没反对。”

　　“她有没有压力？”

　　“这话问的，公司业绩明显下降了。”

　　“你相信我哥是清白的吗？”

　　“比较相信。你哥你嫂子都退休了，他俩钱够花，又没儿女，为谁贪啊？中国的贪官，大部分不是为儿女贪，就是为情人贪。你哥会背着你嫂子偷偷包养小三吗？”

　　“我抽你啊！”

　　“你姐你姐夫两口子生活得也挺好，你哥肯定不会为他俩贪吧？”

　　“更不会为我贪。”

　　“还是的，所以咱俩有必要找吕川当面问个明白。因你哥的事，我也几天睡不着觉。他是清白的，我心里也踏实。可话又得两说着，某些当官的三亲六故过的都是人上人的生活，自己和儿女也都是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儿的主，还不是照贪不误？不知他们怎么那么爱钱。我也只能这么回答，但愿你哥是清白的吧。我是你老友，我能在新区分到房子是沾了你哥的光。他清白，我一家三口也不丢面子。”

　　孙赶超前边说的话，对周秉昆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又让周秉昆心里七上八下。

　　两个老友找对地方了，却差不多等于自取其辱，门卫根本不许他俩踏上门前台阶。两个平头百姓，在特殊地方想见特殊人，事先没约，也无要事，只说求见，当然要吃闭门羹。

　　孙赶超不死心，徘徊门前，拽住周秉昆不让他离开。

　　终于等到有人出来，赶超迎上前拦住人家，说他们与吕川的关系多么“铁”，央求人家通告一下。

　　“约过吗？”

　　“那倒没有。”

　　“他不在，开会去了。”

　　人家挣脱袖子匆匆走了。

　　二人只得离开，赶超三步一回头，还是有些不死心，他忽然喊一声：

　　“站住。”

　　秉昆站住了。

　　“你看那是不是他？”

　　秉昆转身看时，见二楼一扇窗内，有人站在窗边正望着他俩。

　　秉昆说：“像是。“

　　赶超说：“明明就是！”

　　秉昆忽然大喊：“吕川，你这个王八蛋！”

　　窗内那人的身影马上消失了。

　　秉昆与郑娟话也少了。他也没对儿子提这事，觉得太丢人。

　　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吕川出现在周家面食店。那天周聪在报社加班，秉昆和郑娟坐在一张餐桌旁择豆角，为明天早上蒸包子做准备。

　　秉昆让郑娟回避一下。

　　吕川说：“嫂子坐那儿别动，我说的事你也应该知道。”

　　秉昆怒道：“川儿，你想干什么？”

　　吕川说：“我特意来替你哥报个平安啊！”

　　吕川讲，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把周秉义从政以来的历史细细查过，结论是他的历史特别清楚，也特别清白。一切所谓揭发，都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你哥不容易，太不容易做到了，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啊，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都没有，我和同事们都认为难能可贵。他的事也容易查清楚，他招商引资的都是国企，那些与他签合同的干部也在别处接受问询，他们对你哥的品格也很佩服。至于对你哥当市委书记那些年的调查，更是一碗清水可见底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三十余年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月。你哥只用了这么短时间，主要也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烂事和疑点。而且，由于他曾是中纪委的干部，还主编过《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我们对他的调查反而一点儿都不敢马虎。当然，他也感情用事过。比如，在新区分给了常进步家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他是替党和政府先做了；分给国庆家一套房子，我们也是那样认为。对烈士家属和建国第一代老工人的子女，组织上当然应该主动关怀。至于分给孙赶超家一套房子，也并不是不能摆到桌面上谈。那件事，你和嫂子的做法特别仗义，我吕川深受感动。你哥主动交代以权谋私的事就两件，一件是在你拆迁时偏心，一件是为周聪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托过关系。他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事不属于我们此次调查的范围。我专门来一次，就是要亲自告诉你和嫂子，我们认为周秉义是好干部。”

　　郑娟笑道：“你们还审查他了？我可一点儿不知道。经你们审查都清白，那不是等于给他盖上合格的图章了吗？好事。”

　　“我们对他今后不敢保证，对他以前的历史差不多等于打包票了。”吕川也笑了。

　　周秉昆却起身走向了楼梯，看样子想上楼去，却又没上楼。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抱头哭了。

　　吕川走过去陪他坐下，劝道：“秉昆，别这样，嫂子说得对，也是好事嘛。”

　　他俩都没喝郑娟彻的茶，就坐在台阶上聊了起来。郑娟依然择豆角，对他俩聊啥丝毫不感兴趣。

　　“我和赶超去找你，站在窗内看着我俩的是不是你？”

　　“是。”

　　“你怎么可以那么对待我俩？”

　　“当时我不便见你俩，没法子。”

　　“现在你如果道歉，我代表赶超接受。”

　　“不，我是身份特殊的人，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可以随便见到的人，是你俩不懂规矩。”

　　“真不道歉？”

　　“原则问题，绝不道歉。”

　　“那我就告诉赶超，说你拒绝道歉。”

　　“再告诉他，以后要懂点儿起码的规矩，有些地方不能当成朋友的家。”

　　“希望你能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要看你问什么事了。”

　　“龚维则的下场会怎么样？”

　　“每件事单独论，都算不上多么严重。件件事加起来，性质就不但严重，而且比较恶劣。具体会判多少年，那是司法机关的事，估计得在监狱里待十几年吧。”

　　“曾珊呢？”

　　“她的事很复杂，与北京某些事搅在一起了。她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想利用她的公司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洗钱转移赃款，给她点儿好处，她就以为是重用。她被押到北京去了，一些事还在查。”

　　“向阳呢？”

　　“向阳起先表现不好，很抵触，他的问题主要是替曾珊做了不该做的事。他又不是不懂法，是知法犯法，还做伪证，企图替曾珊掩盖……他坠入情网了。”

　　“他有外遇？”

　　“与曾珊，曾珊的心怎么会在他身上呢？只不过寂寞的时候偶尔与他玩玩感情游戏，他却当真了。我亲自跟他谈了一次，他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估计不会判得太重，也就五六年吧。”

　　“听你说他，像说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人。”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你心里也不好受吗？”

　　“我是那种毫无感情的人吗？当年，咱们可同是酱油厂的‘六小君子’。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他没少花精力帮我补习。”

　　“他还表示过，如果最后在你和他之间二选一，他绝不与你竞争。”

　　“是啊，他是这么表示过，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一直记得。”

　　“国庆死了，向阳这样，龚宾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说他们了，德宝和你关系现在如何？”

　　“挺好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随便一问，挺好就好。秉昆，人是容易变的。有时自己没变，朋友变了，关系也就变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只能接受事实，不必太在意。”

　　秉昆听出吕川话中有话，联想到了儿子周聪怎么说曹德宝的，也就明白了吕川话里有话。他心中嘶嘶啦啦地一阵痛，低头不语。

　　吕川大声说：“嫂子，劳驾你把烟和烟灰缸送过来。”

　　郑娟送过去后，看着他俩笑道：“没你俩这样的，有椅子不坐，偏坐楼梯上。”

　　吕川说：“都坐这儿显得亲嘛。秉昆，陪我吸支烟，吸完烟我得走了。”

　　周秉昆接烟时，见吕川眼中泪光闪闪。

　　他又说：“最后一个问题，我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你哥得协助我们在本市的工作，是我要求的，领导批准。还不能对外宣布，怕我们走了他遭报复。我们的工作往往结仇，得罪人。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跟第三者说，明白吗？”

　　秉昆点头。

　　“我想唱歌。”

　　“随便。”

　　“你陪我小声唱。”

　　“行。”

　　“《送别》。”

　　“向阳当年偷偷教咱们唱的。”

　　“对，他当年不唱，咱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首歌。”

　　“是啊。”

　　于是，秉昆陪吕川小声唱起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吕川泪流满面。

　　吕川临走时说：“秉昆，嫂子，我结束在本市的工作，也该退休了。我每次回来，都会看望你们。我如果多年不回来，你们也别把我忘了。谁忘了我都可以，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川。”

　　郑娟取笑道：“瞧你说的，像要永别了似的！我俩想你了，会到北京去找你！”

　　“那我肯定欢迎！”

　　三人便都笑了。

　　“十一”过后，中纪委工作组撤离本市，周秉义终于与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都不提他过去那几个月的事，也不问什么，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

　　大家只聊家常，倒也轻松愉快，其乐融融。

　　周玥发来了短信，说她办起了境外旅游公司，业务也不错，即将组团去荷兰，亲自带队，问大家去不去，若去，费用她出了。

　　秉义说：“荷兰我很想去。”

　　冬梅说：“我也想去。”

　　秉昆看着周蓉说：“给大家个机会，宰你资产阶级女儿一刀呗？”

　　郑娟说：“有些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难听！”

　　晓光笑道：“秉昆说出了我的想法。亲人之间，‘吃大户’完全可以。”

　　最后，大家的目光就都看着周蓉。

　　周蓉说：“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呗。”

　　周家的亲人们，除了周聪因工作脱不开身，其他人都答应去了。

　　在荷兰，周秉义精神头很足，甚至不惜口舌地劝说大家看了一部荷兰大片《海军上将》。周蓉和周玥轮流做现场翻译。她俩对荷兰历史了解有限，人们还是看不明白，秉义便不断站起来介绍历史背景。放映了一半，人几乎走光了，秉昆和郑娟也走了。放映厅的灯亮起来时，只有秉义夫妇、周蓉夫妇以及三四个打瞌睡的人还在座位上。

　　周秉义却连说：“值得看，太值得看了。”

　　回到住地，他们四人还聚在一起讨论。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如当年知青那样。秉昆虽没看完，却旁听了他们的讨论。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国，甚至早于英国。海军上将德·鲁伊特是荷兰十七世纪的海军统帅。因为海岸线长，海军上将可以说是荷兰整个国家军队的灵魂人物。影片表现的是鲁伊特指挥荷兰海军，抗击来犯的英法联军的故事。他后来成为悲剧人物，而命运最悲惨的是德维特首相。德维特首相一度是荷兰朝野最受拥护的政治明星，后来被反对派出卖给了主张恢复君主制的暴民。结果，他在广场上被活活打死，五脏六腑被暴民掏了出来示众……

　　晓光说：“他的命运比耶稣更悲惨。”

　　周秉义说：“古代任何国家的变法者下场几乎都很悲惨。国家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爱护自己的改革领袖。”

　　周蓉说，她要把哥哥的结论写入小说里。

　　冬梅坚决反对，她说如果小说思想元素太多，不但难以出版，侥幸出版了读者也不买账，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关键是不回头，根本不回头。我很二，我很范儿；我越二，我越范儿！面对这样的社会心态，思想是被用来嘻哈逗乐的。周蓉，别听你哥的，听我的！你就写一部最好能卖影视版权的小说就行，赚他一笔得了！”冬梅接着说。

　　大家都听得出她故意这么讲，便都笑了。

　　晓光最后说：“那我就东山再起，认认真真拍一部精致的垃圾剧，也沾我老婆的光，赚他一笔！”

　　周秉义从荷兰回国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萤心和尚讨论佛教文化。

　　二〇一五年正月初三，孙赶超夫妇、常进步夫妇和吴倩又聚到了周家面食店。当年的朋友，只有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了。赶超他们的儿女，或在读大学，或已工作，或正在找工作，总之都有自己的交际圈了，不愿再参加他们的聚会。下一代人也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互相之间有多么亲密的关系。

　　周聪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在市里租了房子，他俩这天到雪乡玩去了。

　　这四家住得近，也聚习惯了，赶超一串联，都说那就聚聚吧。

　　国庆、向阳、龚宾甚至吕川的名字似乎成了禁忌，谁也不提他们。

　　吴倩说，春燕妈和她二姐已不住在新区，不知把房子卖了还是换了，也不知哪天搬走的、搬到哪儿去了。

　　她问，谁知道点儿情况？

　　大家都摇头。

　　吴倩对秉昆说：“你怎么也不知道呢？”

　　秉昆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去过那条街了。

　　赶超说，他想通知德宝聚会，可是德宝和春燕都换手机号了。

　　“他俩怎么可以这样，换手机号了应该主动告诉老朋友嘛！”于虹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郑娟说：“别管他俩！总有他俩想咱们那一天，会来找咱们的。”

　　秉昆听了就苦笑。

　　赶超问：“你怎么那样子笑？”

　　秉昆说：“老了，笑的样子也会变嘛。”

　　赶超又问：“你没和他俩闹什么不愉快吧？”

　　郑娟说：“春燕是他干妹，德宝是他干妹夫，他跟他亲哥亲姐闹别扭，也不会和他俩闹别扭的。”

　　秉昆只得说：“是啊。”

　　然而，缺少了德宝和春燕的聚会，确实寡趣少乐。

　　大家也都没了吃的胃口，都说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要节食，得减肥。

　　寡趣少乐的聚会难以待久，大家聊了会儿食品安全问题，又静静坐了一会儿。于虹说她晚上要去妈妈家，得先走了。结果，大家就都说有这个事有那个事，先后散去了。

　　“五一”前，周玥的公司为周秉义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蔡晓光请省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给写了前言。

　　前言文白夹杂，对周秉义的书法给予高度评价：

　　行、草、楷、篆四体中，秉义先生的行草最好。看来，篆体画字，绝非秉义先生所喜，楷体工整，亦非他所愿勤练。他的书法文气大重，注定了狂不起来，唯行草似与其心性一脉相通，颇见潇洒。

　　周蓉认为写得很好，好在写出了她哥这个人——从小到老一直规矩，有心突围，却又不知往哪儿突围，总是模范地苦闷着。

　　周玥把宣传做得很充分，观展的人居然不少。周秉义却没到场，他忽然胃痛，冬梅陪他去了医院。

　　展厅中有人高喊：“哪里可以留言？”

　　一位姑娘就将穿一身中式上衣的七旬老者引到了留言簿前面。

　　老者说：“我才不在这上边写字！”

　　姑娘问：“那您老打算写哪儿呢？”

　　老者说：“拿纸来！笔墨侍候。”

　　于是，姑娘请老者到了长案前，替他铺开一整张上等宣纸，请他从十几支毛笔中选用一支。

　　老者拿起笔毫最大的一支，饱醮浓墨。他笔走龙蛇，满纸云烟，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老者一气呵成，放下笔，头也不回，分开人墙，扬长而去。谁也不知他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整张宣纸留下了一纸狂草作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认明白了。原来，老者写的是：“所谓大小官员书法，无非用毛笔写汉字而已，十之八九不足论道。然周君书作配悬厅堂，足可愉悦性情，宁静致远。”有人看明白了，便想上前据为已有。蔡晓光伸展双臂，尽力阻挡，周玥才趁机将那张墨迹未干的宣纸收起来拎走。

　　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问：“那张小幅的，卖吗？”

　　那张小幅书作写的是：“真难，假亦难，故何妨难而求真。”

　　周蓉说：“你若喜欢，归你了。”

　　姑娘满心欢喜，取下来匆匆离去。

　　周蓉又说：“我做主，谁喜欢哪一幅，就可以带走哪一幅。”

　　或许是刚才业内人士说能卖钱，周蓉话音刚落，许多人立刻扑向了四面墙壁，都一口气取下好几张书作，扬长而去。

　　片刻之间，展厅四壁空白，只剩下周蓉、蔡晓光和三五个嘉宾。

　　蔡晓光窘态毕露，将他请来的嘉宾们一一送出。回来时，他见周蓉正在严厉训斥周玥：“从实招来！是不是你为了炒作，雇了那么一位老爷子，导演了那么一出戏？”

　　周玥大声说：“妈，你太冤枉我了！”

　　晓光替周玥辩护：“肯定与女儿没什么关系。是你不好，为什么要说那么一句多余的话呢？”

　　周蓉想想，也确实怪自己，遂问晓光：“那老爷子的狂草到底水平如何呢？”

　　晓光说：“我可是看得出书法水平的高下，人家写得真不错，民间藏龙卧虎啊！”

　　周蓉的手机响了，是郝冬梅从医院打给她的，说周秉义病情严重。

　　周蓉、晓光和周玥赶到医院时，周秉义已被留下住院，换上病号服。他那级别的干部，只能住双人病房。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厅局级干部，医院特意把他安排在只能摆放一张病床的小单间里，那就不算违反规定。做完胃镜，医生只是说情况不妙，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做最后诊断。

　　周秉义并未惊慌，他说自己的胃很长时间没有痛过了，估计没什么大事。冬梅却深为不安，有点儿乱了方寸。

　　周玥将书法展的事汇报了一番，周秉义躺在病床上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我坚持不搞什么展览嘛，你偏要搞。不过也挺好玩，圆了我长久以来的风雅梦了。等我出院，一定要访到那位老先生，拜他为师。”

　　周秉义对自己病情的估计大错特错。胃镜、血液等检查结果表明，他已到了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医生们会诊后，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采用放化疗结合的方法，防止癌细胞向其他脏器组织急速扩散。

　　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

　　为了挽救周秉义，省市的名医专家纷纷会诊，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周秉义的原胃早就被切除，目前的“胃”是后长出来的次生胃，癌细胞扩散得更快。进一步检查发现，他的肠体表里癌细胞遍布，已无一处完好了。

　　周秉义临终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对妹妹和弟弟说：“周蓉，秉昆，咱爸咱妈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你俩对晓光和郑娟，以后要有感恩之心。”

　　晓光和郑娟听了，抱着周蓉和秉昆，望着病榻上的周秉义，悲泣难止。

　　周秉义又说：“我死后，不必买墓地，就把我的骨灰放在爸妈的墓室吧。如果有人议论我、攻击我，也千万不要辩解，不要打抱不平。”

　　他还想与妻子郝冬梅单独说几句话。

　　十几分钟后，病房传出郝冬梅的哭声。周蓉他们再进入病房时，周秉义已经走了。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周家的亲人们决定举行小范围遗体告别仪式。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省市老干局接到许多唁电，却都不是本省市的，其中有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大学同学、校友，还有他在北京结识的各路精英，与他合作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们。老干部局把这些唁电全部转给了郝冬梅，却也没有其他动作。省纪委忽然接到中纪委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迅速做出反应，协助主持追悼仪式。参加追悼会的干部顿时多了起来，郝冬梅与周蓉左挡右挡也挡不住。

　　追悼会后不久，微信圈疯转一篇评论光字片等三处危房区拆迁工程的文章，署名“某人”。该文认为，三处危房区的拆迁在本市具有里程碑意义，毫无疑问相当完满成功，但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拆迁过程，周秉义个人正派诚信的人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本地领导干部中，如他那般有人格魅力者，并不多见。

　　这么一篇微信文章疯转，或许因为文中有这样几段话：“盖中国官场，从政者无非三类。一类曾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后来从政。这类人若不彻底告别文化影响，做不了大官；侥幸做大了，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周秉义本质上属于这一类，他能安全着陆，已属幸事。第二类人曾经是被政治所化，后来也想被文化所化。倘若官己做得很大，对自己对政治对官场都会有些好处；但官还未做大，进步反而就慢了，因为太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第三类人是始终政治化的人，而且被‘化’得很成功、很彻底，若再有背景、善于迎上，在官场上则往往如鱼得水……”

　　有关方面指示，查一查“某人”是什么人。一查原来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也有兵团知青的经历，本名陶平。

　　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领导主张删除或屏蔽此文，另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小题大做。所幸意见尚未统一，陶平的文章已被另一则网络新闻取代——某女明星的狗与某男明星的狗配对成功，今年有望诞生超级明星狗狗了！

尾 声

　　周秉义去世一个多月，周聪和妻子大吵了一个下午，周秉昆骑着自行车前往儿子家调解。穿过一条小街时，有一个男人也骑着自行车相向而来。秉昆一眼看清是德宝，他猛刹车闸正要叫住德宝，德宝头一低，从他眼前一闪而过。周秉昆在原地愣了许久。

　　然而，周家的亲人们也有好事降临。

　　七月周蓉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最初，几家出版社先后退稿，因为她完全是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万般无奈，她只好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请求帮助。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她还接受建议，将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

　　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劲头儿很足，连续三个月在网上连载，收获点赞无数。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蔡晓光还托几位老友，专门组织了几篇差评，一反一正，争议如潮。好事者翘首以待，读书人也想一窥究竟。小说刚刚面市，网络、电视、报纸就纷纷选摘报道，一时成为当年热议的文化现象。首印五万套一扫而光，出版社赶紧加印，才没有断货。

　　八月，周秉昆当爷爷了。

　　周聪升级当爸爸前，贷了一笔款，向周玥借了一笔钱，买下了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精装修二手房。

　　郑娟抱着孙子欢喜得合不上嘴，她对前去祝贺的周蓉和蔡晓光说：“多漂亮的宝宝啊！”

　　蔡晓光与周蓉走在回家路上时，却一脸阴云。

　　周蓉问：“你怎么了？”

　　晓光说：“替你们周家心情不好。”

　　周蓉又问：“为什么呢？”

　　晓光说：“我讲真话你可别生气，你看那孩子，明明不漂亮嘛！”

　　周蓉说：“出生没几天，你能看出什么漂亮不漂亮？”

　　晓光说：“当然看得出来！有的小孩，一出生就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可秉昆那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巴，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老婆，再生个……”

　　“你给我住嘴！”周蓉生气了。

　　晓光叹道：“真话确实令人讨厌啊！”

　　周蓉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蓉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十一”当日结婚，希望周蓉做伴娘。

　　实在太突然，周蓉不知该如何回复，赶紧征求晓光的意见。

　　晓光说：“再突然，那也得答应，咱俩一块儿参加。”

　　周蓉问：“那怎么对秉昆和郑娟说呢？”

　　晓光说：“及时转告，先说也邀请他们了，再说咱俩愿代表他俩出席。”

　　秉昆很快就回了姐姐的短信，表示他和郑娟都想让姐姐和姐夫代表参加。

　　秉昆告诉郑娟时，她愣了愣，随即高兴地说：“我还经常替嫂子这么想呢，好事呀，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

　　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红二代”，快七十岁了——她那些侨居国外的朋友为他俩牵的线，搭的桥。他早已持有美国绿卡，起初是国内国外两边跑着经商，后来跑累了，就由儿子接班来干。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挺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

　　婚札在本市一座落成不久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很洋派，由一位神父主婚，管风琴奏乐，儿童唱诗班唱圣歌，气氛庄重温馨。嘉宾不多，也就十来桌，还有几桌外国客人。来宾多是老新郎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郝冬梅的亲朋好友只有两桌，包括周蓉和蔡晓光。

　　周蓉出色完成了伴娘使命，告别时她送给郝冬梅一套《我们这代儿女》，说小说中有她的影子。

　　郝冬梅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周蓉，低声对她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时，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周蓉和蔡晓光回到家门口时，已有两位男士等着。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总严琦，一位是出版社副总编辑吴山。她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约好的见面忘了。

　　两位老总是来和她商谈，准备推荐她的作品参评长篇小说大奖。他们希望她到一些重点省份签售，并接受电台电视台及报刊网络采访，撰写创作感想，以便进一步扩大小说的影响。

　　“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请您全力配合。如果获奖，奖金不少呢，够买一辆好车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吴总说。

　　“自我宣传确实是必要的。您以前没出过书，起点如此之高，许多读者希望了解您这个人。比如，您前夫是怎样的人，您十余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晓光先生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细细写来。要学会自我炒作。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协助……”严总接着说。

　　蔡晓光不高兴了，插嘴道：“不许扯上我啊！扯上我，你们要先付费。我的价码很高，每扯一次一百万，一口价。”

　　两位客人看出周蓉也心有不悦，却不知是为什么，留下一份宣传企划书，马上起身告辞。

　　“你也看看吧。”周蓉心不在焉地将企划书翻了翻，抛给晓光。

　　晓光说：“我就不看了吧，刚才听明白了。”

　　她问：“你什么意见呢？”

　　他说：“那么大数目的一笔奖金倒是挺诱人的。”

　　“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肯定把我折腾个半死，你舍得吗？何况，能不能评上奖还两说着。”

　　“舍不得。你的事，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别受我影响。”

　　“我怎么决定，你都同意？”

　　“当然。”

　　“我的决定是，不参与。”

　　“那就别参与。”

　　“咱们可以买一辆车，等你生日那天买，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就别等我生日那天了呀，那可要等到明年三月份呢。早买早开，我经常拉着你到郊区去转转，好事为什么往后拖呢？”

　　“行，听你的。”

　　“不必买太贵的，咱俩都不是虚荣的人，也没什么谱可摆。现在二十五六万的旅行车已经很不错了，就买那种吧。”

　　“对，由你选。到我账上的稿费七十多万了，年底会近百万。买一辆你说的那种车，还结余不少呢。周玥的生活不用我们操心，秉昆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们的生活开始省心了，为了几十万元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的一部纯文学小说，成为年度畅销书，以后肯定也会成为常销书，年年都会有笔版税的。而且，几家电台广播了，出租车司机都爱听，七八份报纸也连载了，我还努着老命追求什么奖呢？不获奖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三五十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真获那么个奖，对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写下去，人家会说江郎才尽。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塞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小说而已。”

　　蔡晓光平静、耐心、享受地听妻子说完那一番话，笑着问：“你的偶像是《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吗？”

　　周蓉说：“对。”

　　晓光说：“你的想法我都赞成，也都支持。只有一点，有待商讨。你的小说证明，你太有写作潜质了，可以不必当作家，但还是要继续写下去。不写大部头的，就写短篇。有写作的天分，为什么不用呢？”

　　周蓉沉思片刻，笑了。她说：“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言。”

　　几天后，蔡晓光和周蓉买回了一辆车。第二天，他们就拉上秉昆和郑娟到郊区兜了一圈。

　　如果说，得知嫂子郝冬梅结婚的消息后，周秉昆只不过有失落之感，那么，他再见到嫂子时，心情就很忧伤了。

　　那天，他进城到儿子周聪家监督阳台改造，干完活后穿行过步行街，遇到了郝冬梅与第二任丈夫。她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靿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他身穿呢大衣，拎只服装袋，两人显然刚买了衣服。

　　双方都因意外的相遇愣住了，谁想装作没看见对方都为时已晚。郝冬梅略微胖了些，气色很好。她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五六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

　　秉昆本要叫嫂子，话到唇边，猛然意识到不能再那么叫了，改口叫出的是“冬梅姐”。

　　“冬梅姐”表情不自然地说：“秉昆，你穿得太少了吧？”

　　那时已是十一月中旬，天气转冷，树叶已经落光，步行街上黄叶遍地，稍显萧瑟。秉昆为了帮着干活方便没穿棉的，外衣里边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上午天气还不是多么冷，下午一起风，他觉得确实穿少了，一站住，感觉更冷了。

　　他说：“出门时，没想到下午会这么冷。”

　　郝冬梅见他肩上挎着工具袋，穿身工作服，奇怪地问：“你又干临时工了？”

　　他如实相告，自己去儿子周聪家帮忙了。

　　郝冬梅没向他介绍第二任丈夫，大概认为他心中有数，没介绍必要。她也没问周聪情况。她一叫他的名字，第二任丈夫显然已猜到他是谁，朝他点一下头，先往前走了。

　　二人互相看着，一时无话可说。

　　“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以后多数时间会住在国外。”

　　“冬梅姐，多多保重，我会经常想你的。”

　　“我也会经常想你的，别冻着了，快走吧，打车回家吧。”

　　“冬梅姐，再见了。”

　　“再见。”

　　他们说了几句话，各走各的了。

　　秉昆穿过步行街走到公共汽车站时，不知不觉流泪了。

　　那天，他意识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系，历史地彻底结束了。对于他姐周蓉也是如此。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待续的往来了。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

　　周秉昆一回到家，立刻将自己关在一间屋里，一页页翻着姐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姐姐送给他后，他还没认真看过。他想知道，姐姐是否也意识到了他所意识到的改变。如果小说中没写到，他会对姐姐的小说失望的。

　　他不吃晚饭，就那么查账般地翻看着。终于在小说的下部中，他看到了这么几行字：

　　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

　　这时快晚上九点了，他没能忍住，连续拨打姐姐周蓉的手机。打了几次也没有打通，他更欲罢不能，拨打了姐夫蔡晓光的手机。

　　蔡晓光立刻接听了。

　　“我姐怎么不接电话呢？”

　　晓光低声说：“正哭鼻子呢。”

　　“你欺负我姐了？”

　　“怎么会！爱她还爱不够呢。她刚从一本杂志上读完了一篇文章，就与我讨论起来。讨论深了，她就哭。你老姐那人你还不清楚？她不是那种只做看客就行的中国人，她对国事忧虑惯了……我会哄好她的。”

　　“什么杂志？”

　　“不告诉你，不希望你也成为看那种杂志的人。”

　　“那，跟我姐说，我认为她的小说很好。”

　　“会的，读到哪儿了？”

　　周秉昆就看着小说，将他终于发现的那一小段念给姐夫听。

　　“再跟我姐说，读了她的小说我才明白，她原来那么爱我。还得跟她说，我流泪了。”

　　“秉昆啊，再多看几页吧。在第476页，中间有一行，你一定要读，否则你会睡不着觉，读了就不失眠了。”

　　与姐夫结束通话，周秉昆接着读小说第476页：

　　对于人类，世上的好事、美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未免太多，并且仍在不断产生着。一个人即使活上两百岁，也不可能遍享无遗。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美好的事却又太少太少，少到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与之无缘。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以长期寡居……

　　周秉昆读罢，便又流泪了。

　　郑娟问：“你怎么了？”

　　他就读给她听。

　　郑娟也流泪了，她说：“我孙子一辈子也没法有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好姐夫、好嫂子了。”

　　他说：“儿子也没有啊。”

　　她说：“你看书那会儿，儿子跟我通了会儿电话，媳妇又和他吵架了，因为阳台窗的样式媳妇不满意。”

　　他愣了片刻，叹道：“别管他们的事了，爱吵吵吧。管也是白管，咱们管不好的。”

　　他还想说一句话：“但愿咱们的孙子有我这种福气，妻子是你这样的女人，而不是他妈那样的女人。”话到唇边，没说出口。

　　他走到床前，抱着妻子，将头埋在她胸脯上。

　　他想，他们这一门周姓人家最精彩的历史，居然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再难出一个他姐周蓉那样的大美人儿，也再难出一个他哥周秉义那样有情有义的君子了。

　　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

　　这么一想，他的眼泪又禁不住往下流。

　　二〇一六年春节，周秉昆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的都不以为然了。

　　春节一过，北京“两会”照例成为新闻的重头戏。

　　蔡晓光开车，带着周蓉在省内一个个偏远农村“旅行”。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周蓉在这两方面经验丰富，晓光乐于做她的助理。她也像哥哥周秉义一样，有了一种心结，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

　　他俩准备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想让晚年生活得有些意义。

　　周蓉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耻于当社会的看客。眼下除了决心努力做的这件事，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周秉昆和郑娟坐在蔡晓光开的车上，把姐姐和姐夫送到了市郊。下车后，望着那辆车渐渐远去，秉昆说：“我想走几站再乘公交车。” 

　　郑娟高兴地说：“好呀。”

　　她挽住他的手臂，而他握住她的手，与自己的手一并揣入兜里。

　　她说：“像轧马路。”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不轧马路了。”

　　她说：“他们不轧咱们轧。”她咯咯笑出了声。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春天终究是又来了。郊区空气清新，雪景很美。

　　他俩走得惬意。秉昆忽然心生一种大的恐惧，怕什么重病突袭自己，或突袭妻子。他怕自己忽然失去了她，或她忽然失去了自己。所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真可谓姗姗来迟啊。而且，他们还做不到完全无忧无虑——谁知儿子和儿媳的婚姻能持续多久呢？

　　这时，惬意、幸福之感与猝然而至的恐惧，难解难分地缠绕住他的心，他不由得将郑娟的手攥紧，仿佛这样他俩就不可分开了。

　　她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指甲劈裂粗糙有茧。

　　他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做得多么好。

　　因为有了一个叫郑娟的女人成了妻子，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幸运。他想到了姐姐周蓉小说第476页的那段话，内心里反复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过了一会儿，他在内心里说：“天可怜见，地可怜见，让我俩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萤心，光明，你可千万要保佑你姐和我啊！”

　　他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