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密室中的旅行

九州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2006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中的旅行 / （美）保罗·奥斯特著 ; 文敏译.--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108-7642-4

Ⅰ . ①密… Ⅱ . ①保… ②文… Ⅲ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266198号

密室中的旅行

作　　者　（美）保罗·奥斯特 著；文敏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1168mm×850mm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78千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目录
CONTENTS

献文

正文

献给记忆中的劳埃德·赫斯特范特

老人坐在单人床边上，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他一点也没意识到正对着自己的天花板上装有一台摄像机。快门每秒钟都在无声地闪动，地球每自转一周，摄像机就会抓取八万六千四百帧定格画面。就算他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那也没什么区别。他的意识不在这里，他被脑子里的幻觉缠绕着，正在搜寻那个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答案。

他是谁？他在这里干什么？他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还得待多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眼下，我们只能尽量留意那些画面，避免过早下结论。

屋里有一些东西，每一样东西上都贴有一张白色字条，用大写字母写着一个单词。例如，床边的桌子上，贴着桌子的字条。台灯上，贴着灯的字条。甚至墙上也有，严格来说那并非一件物品，却也贴了白色字条，上面写着墙。那老人抬起头来，看见了墙，看见了粘贴在墙上的白色字条，轻声地吐出墙这个词。就这情形很难让人判断他是在念墙上字条上的那个词，还是只不过在说墙本身。有可能他是忘了这个词，却还认得出这些物体本身，故而能叫出它们的名称；或者，也可能正好相反，他失去了辨认这些物体的能力，却还记得这些词怎么念。

他穿着一身蓝黄相间的条纹睡衣，脚上穿着黑色皮拖鞋。他很难确切说出自己身在何处。没错，是在这房间里，但这房间是在一座什么样的建筑物里边呢？一所住宅里？一个医院里？一座监狱里？他记不得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到了这地方。也许他一直就在这里；也许这就是他出生以来就生活的地方。他只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无法消弭的犯罪感。但同时，他又无法摆脱那种感觉——自己是一桩可怕的冤案的受害者。

这房间有一个窗子，但被遮阳帘挡上了，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朝外面眺望过。同样，也没有迈出过那扇门，门上还有一个白色的瓷把手。他是被关在里面，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呢？他依然在琢磨那问题的症结，正如前面第一段所言，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他的意识飘浮于过往之中，游荡在那些搅和着他脑子的幻影之中，竭力想找出一直萦绕于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画面不会说谎，却也等于什么也没说。它们只是一份过往的记录，只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譬如，这老人的年纪，就很难根据那些略显失焦的黑白图像确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岁数不小了，但老这个词大有伸缩余地，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任何一个六十至一百岁的人。接下去我们就不再把房间里这个人称作老人，而是管他叫布兰克[1]先生了。眼下看来，他的名字可以免去不提。

布兰克先生终于从床边站起来，停顿一下，稳住身子，然后慢吞吞地走向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他感到很累，像是刚从时长不足且断断续续的夜间睡眠中醒来，鞋底在没有铺地毯的木地板上蹭过，让他想起砂纸摩擦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远离这个房间，远离这个房间所在的建筑物，他隐隐约约地听到某种鸟叫的声音——像是乌鸦，又像是海鸥，他说不上是哪一种。

布兰克先生朝桌边的椅子弯下身。他认定，这是一把极为舒适的椅子，用柔软的棕色皮革制成，两边的宽扶手能让他的肘部和小臂舒舒服服地搁在上面，更别说那看不见的弹簧装置，可让他随意地前后摇摆（这正是他打算一坐下来就做的事）。前后摇晃能对他起到抚慰作用，当布兰克先生沉浸在摆动的惬意之中时，他想起自己还是小男孩时搁在床边的摇摆木马，于是他像是又重新体验到骑在那匹名叫怀蒂的木马上时的快感，在布兰克先生的童年记忆中，那匹木马并非只是一个刷着白漆的木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一匹真正的马。

短暂地回归童年的随想之后，一股痛苦又蹿上布兰克先生的嗓子眼。他大声发出疲惫的叫喊：我不能允许这事情发生。这时候，他俯身向前察看那整齐地码放在桃花心木桌子上的文件和照片。他先是抓起照片，那是三十几张八乘以十英寸的黑白人像，男人女人都有，年龄种族各异。最上面一张照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一头凌乱的黑色短发，她凝视镜头的眼中有一种热切而不平静的神色。她站在露天里，那是某个城市，也许是意大利，也许是法国，因为她正好站在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前面，另外这女人披着围巾，穿着羊毛外套，保守估计这张照片应该摄于冬季。布兰克先生凝视着年轻女人的眼睛，竭力想回忆起她是什么人。过了二十秒钟，他听见自己喃喃地吐出一个名字：安娜。一阵超越一切的爱的柔情漫过他的全身。他想不起安娜是不是他曾娶过的某个人，或者，他眼前看见的是不是自己女儿的照片。这样一阵思绪过后，他又被一阵悸动不安的愧疚攫住了，他知道安娜已经死了。更糟糕的是，他怀疑自己对她的死负有某种责任。甚至，也许，他对自己说，他就是那个杀了她的人。

布兰克先生痛苦地呻吟起来。看着这些照片太折磨人了，他推开照片去看那些文件。总共是四叠，每一叠都有六英寸厚。说不上什么特别的理由，出于某种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他伸手去拿左边最远那一叠顶上的几页。那上面手写的大写字母跟墙上白色条子上的字迹很像，顺着读下来是：

从遥远的外层空间观察，地球只是一粒尘埃。记着，下一次你要写上“人类”这个词。

根据他浏览这些句子时脸上浮现的厌恶之色，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布兰克先生没有丧失阅读能力。但这些句子的作者是谁却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问题。

布兰克先生伸手拿过下面几页文件，发现这是一份打印的什么文稿。第一段写道：

我一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们就把我打倒在地，踢我的头。当我爬起来再接着往下讲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抽了我一嘴巴，然后另一个人上来挥拳猛击我的腹部。我倒下了。我又爬了起来，可就在我第三次开始讲述时，上校把我甩到了墙上，我昏死过去了。

这一页上还有两段文字，布兰克先生正要往下看，电话铃响了。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或五十年代早期那种黑色圆盘式电话，因为搁在床边的桌子上，布兰克先生只好从柔软的皮椅上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铃响了四下，他拎起听筒。

喂？布兰克先生问。

布兰克先生吗？对方问。

你说是就是。

你肯定吗？我可得谨慎为好。

我不能肯定任何事情。如果你要叫我布兰克先生，我会很高兴用这个名字来回答你。你是哪一位？

詹姆斯。

我不认识叫詹姆斯的人。

詹姆斯·P.弗勒德。

请再提示我一下。

我昨天来拜访过你。我们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

噢，那个警察。

前警察。

对。前警察。有什么事吗？

我想再和你见一面。

一次谈话还不够吗？

并不完全如此。我知道我在这桩事情里只是个小角色，但他们允许我再跟你见一面。

你的意思是我非跟你谈不可了。

我想恐怕是这样。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不必在房间里谈。我们可以到外边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公园里。

我没有什么可穿的衣服。我现在站在这里，只穿着睡衣和拖鞋。

看一下衣橱。你会发现所有需要的衣服里面都有。

噢，衣橱。谢谢。

你吃过早饭了吗，布兰克先生？

我想还没有。我可以吃饭吗？

一日三餐。现在还早了点，不过安娜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安娜？你说安娜？

她就是照顾你的那个人。

我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不大可能。

也许那是另一个安娜。

我不觉得是这样。牵涉到这桩事情的所有人里边，只有她完全站在你这一边。

别人呢？

只能说有许多怨恨，我们不说那些了。

应当注意的是，除了摄像机，有一面墙上还秘置了一个麦克风，布兰克先生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会被灵敏度很高的数字录音机录制下来。从他体内发出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呻吟和吸气、最轻微的咳嗽或者一瞬间的肠胃胀气，统统留存在我们的记录中。不必说，这些声音数据也包括布兰克先生发出的种种咕哝声、说话声和叫喊声，还有，譬如与詹姆斯·P.弗勒德的通话。这番对话结束时，布兰克先生不情愿地顺从了那位前警察的要求，同意这天早上的某个时间与他会面。布兰克先生挂上电话后，在那张单人床上坐下来，又摆出本文第一句话所描述的姿态：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他在思考是否应该站起来去找一下弗勒德提到的那个衣橱，如果衣橱存在的话，他是否应该把睡衣裤换下，穿上衣服裤子，如果衣橱里真有衣服裤子的话——如果那衣橱真的存在的话。但布兰克先生没有急着打理这些俗事。他想回头再看一下接电话时扔下的那份材料。于是他从床上站起来，向房间另一端试探性地跨出第一步，这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意识到自己再站一会儿就该倒下了，但他没有回到床上坐下来挨过这一阵晕眩，而是伸出右手撑住墙面，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倚在伸出去的手掌上，随后慢慢蹲倒在地上。这时，布兰克先生双膝跪在地板上，手掌撑着身体，俯身向前爬去。不管是否还晕晕乎乎，他决定就这样四肢着地爬向桌子。

一爬上那把皮革扶手椅，他就前后摇晃了一阵以纾解自己内心的紧张。他明白，尽管自己耗费了许多体力，但还是害怕继续阅读那份打印材料。为什么竟如此恐惧，这是他不明白的地方。那只是一些词语罢了，他对自己说，那些词语究竟有什么能量竟能把人吓得半死？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只是轻轻的一点声音。接着，为了消除疑虑，他又重复了一下这句话，用最大的音量喊道：这不可能！

难以置信的是，这突如其来的爆发给了他继续行动的勇气。他深吸一口气，把眼睛定在面前的句子上，以下是他看到的段落：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把我关在那个房间里。据我所能拼凑起来的印象，那不是一间典型的牢房，似乎也不是那种军事监狱或地区拘留所。那是一个毫无装饰的小房间，面积大约十二乘以十五英尺，由于设计简陋（劣质地板，厚石墙），我怀疑那里曾是储备食品的仓库，也许贮藏过一袋袋面粉和谷物。西面墙上有一个钉着栅栏的窗子，可是离地面太高，我的手够不着它。我睡在墙角的一个稻草垫上，每天有人给我送来两顿饭：早上是冷粥，晚上是不冷不热的汤和硬面包。根据我自己的估算，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十七个晚上。但也有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的头些日子受到的无数次拷打，把我对日期的计算给弄糊涂了，因为我不记得有多少次失去知觉——也不知道自己昏过去有多长时间——所以我的计算很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误差，特别是无法判断这是太阳已经升起的这一天，还是已经落下的另一天。

窗外是一片荒原。每次风从西面窗口吹进来时，我都能闻到三齿蒿和杜松树丛的清香，那是从干燥的远处飘来的些许气味。我曾独自一人在野外生活过将近四个月，自由自在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不管什么天气都露宿野外，从乡间的旷野到这个逼仄的囚室对我来说真是难以忍受。我可以忍受被迫独处，可以没有人对话，可以不跟人类接触，但我渴望再度回到新鲜空气和阳光之中，我花了几天时间查看那些凹凸不平的石墙，想从中发现什么。士兵时不时地走过我的窗下。我可以听见他们的靴子踩在地上的嘎吱声，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弄出的什么动静，以及在末日的炙热中急驰而过的大车和马匹声。这是乌尔蒂玛的一处要塞：位于联邦的最西端，这地方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我们这里距离首都远不止两千英里，俯瞰着地图上未标明的广阔的异族属地。按照条例，任何人不得进入。我去那里是因为曾得到命令，而现在我已经回到了这里提交报告。他们将听我陈述自辩，或是不让我说，然后我就会被拽到外面枪毙。我现在已经相当肯定了。重要的是不要欺骗自己，要抵御希望的诱惑。最后他们把我拉到墙那里，举起他们的枪对准我的身体时，我唯一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去掉蒙眼布。我并不是想要瞧一眼那些要杀害我的人，而是想要再次看看天空。这是我现在想要的。我要站在外面，抬头望着头顶上的蓝天，我要最后一次凝视那荒凉的无限空间。

布兰克先生不看了。现在他的恐惧变成了困惑，而且，即便这么细抠文中每一个词的意思，他还是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想，这真是一份报告吗，这里面说的那个叫作“联邦”的地方在哪里，还有那位于乌尔蒂玛的要塞和那不知所云的异族属地，为什么这篇东西像是出自十九世纪的人之手？布兰克先生很清楚自己的意识尚未恢复正常，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会在这里，但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个时候，他生活在一个叫作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这最后一个念头让他想到了窗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窗上的遮阳帘，挂在那上面的白色字条上写着遮阳帘这个词。他把鞋底踩到地板上，在皮椅的扶手上撑着胳膊肘，向右转了九十至一百度，想瞧一下窗上的遮阳帘——原来这把椅子不仅可以前后摇晃，还可以随意转动角度。这个发现让布兰克先生很开心，为刚刚发现的椅子的新功能兴奋不已，忘了自己转动椅子本来是为了去看窗上的遮阳帘。他转了一圈，转了两圈，然后又转了第三圈，他这样转着想起小时候坐在理发店有着相似功能的洛可可式理发椅上边，理发师忙前忙后地给他剪头发的情景。巧的是，当布兰克先生重新停住后，椅子就大致定在他起初开始旋转的位置上，这也就意味着他又一次看到了窗上的遮阳帘，不过，在被刚才一阵快活的旋转打断后，布兰克先生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应该走到窗子那边去，拉开遮阳帘朝外面看一眼，看看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了。也许，他已经不在美国了，他对自己说，而是在其他的某个国家，在某个漆黑的夜晚被某些为外国机构工作的秘密特工诱拐到这儿了。

扶手椅转的三圈把他弄得有些头昏脑涨，他犹豫着是否要从自己所在的位置挪动一下，害怕再出现起先那样的插曲，他迫使自己四肢着地大费周折地穿过整个房间。布兰克先生这时还不知道，这把皮椅除了可以前后摇摆和左右旋转之外，它脚下那四个小轮子也可以让他不用起身就能滑行到遮阳帘那里。他不知道除了自己的两条腿，还有什么别的推动力可以利用，于是布兰克先生仍然背朝桌子坐在那里，看着曾是白色但现在已经发黄了的遮阳帘，试着回忆起昨天下午与那个前警察詹姆斯·P.弗勒德的谈话。他在脑子里搜索着某个形象，想一点一点拼凑出那家伙的样子，但这番祈祷没有唤来任何清晰的画面，他的意识又一次被负疚感淹没了。还没等这一回合的痛苦和恐惧把他整个弄得方寸大乱，布兰克先生听到有人在叩门，然后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这是否意味着布兰克先生是被囚禁在这间屋子里的，除非出于他人的宽赦和善意，否则就不能离开？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布兰克先生被反锁在屋子里，现在此人想要进入房间就必须把锁打开，这就省去了布兰克先生亲自起身去开门的麻烦。

不管是怎么回事，门现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布兰克先生觉得她的年龄很难判断，大约是在四十五至六十岁之间。她灰白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深蓝色的便裤和浅蓝色的棉布上衣，她走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对布兰克先生微笑了一下。这微笑，似乎既有温情又透着爱意，这让他的恐惧一扫而光，使他恢复到了平静状态。他不知道她是谁，但见到她却非常高兴。

你睡得好吗？女人问。

我也说不好，布兰克先生回答。真要实话实说，我都记不得自己有没有睡着。

很好。那就是说治疗起作用了。

布兰克先生没有对这般高深莫测的断语做出回应，而是平静地琢磨了一会儿这个女人，然后问：请原谅我的糊涂，你的名字是安娜吗？

那女人又一次给了他一个温柔而充满爱意的微笑。我很高兴你还记得，她说。昨天，你一直都没想起来。

被搞得困惑不堪的布兰克先生突然激动起来，他把皮椅子转向桌子，从那堆黑白照片里拿出那张年轻女子的照片。还没等他再转过去看那女人——名叫安娜的女人——她已经站在他的右边，手轻轻抚在他的右肩上，也低头打量着这张照片。

如果你的名字叫安娜，布兰克先生说，他的嗓音由于激动有些颤抖，那她是谁？她的名字也叫安娜吗？

是的，这女人回答，仔细看着那张人像照，像是回想起了什么事情，厌恶与怀念兼有，两种相反的情绪不分高下。这是安娜。我就是安娜。这是我的照片。

可是，布兰克先生结巴起来，可是……照片上的姑娘那么年轻，而你……你的头发都灰白了。

时间，布兰克先生，安娜说。你能理解时间的含义，是不是？这是我三十五年前的照片。

没等布兰克先生回答，安娜就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搁回那堆照片里了。

你的早饭都要凉了，她说，然后不作声地离开了房间，不大一会儿又转回来了，推进来一具不锈钢小车，上面有一个盛着食物的大浅盘，她把车子靠床沿停住。

盘子里有一个盛橘子汁的玻璃杯，一片涂了黄油的烤面包，两个水煮荷包蛋搁在一个白色小碗里，还有一壶格雷伯爵茶。安娜周到地帮助布兰克先生离开椅子，带他走到床边，但让他吃饭之前，她先给了他一杯水和三颗药片，一片绿的，一片白的，一片紫色的。

我怎么啦？布兰克先生问。我生病了吗？

不，并不完全是，安娜说。这些药片是治疗的一部分。

我没觉得生病，也许只是有点累有点晕，但也没什么可怕的。考虑到我的年纪，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吞下药片，布兰克先生。吃了药你就可以吃早饭了。我敢肯定你已经很饿了。

可我不想吃药，布兰克先生说，固执地坚持这一点。既然我没生病，我就不必吞服这些可恶的药片。

安娜没有反驳布兰克先生鲁莽而挑衅的说法，她弯下腰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亲爱的布兰克先生，她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但你答应过会每天吃药的。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如果不吃药，治疗就不起作用了。

我答应过？布兰克先生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因为是我啊，是安娜，我永远不会对你撒谎，因为我太爱你了。

说到爱这个词，布兰克先生的决心软化了，他冲动地决定放弃自己的坚持。好吧，他说，我会吃药的。可是你要再吻我一下。太贪心了？但这一次必须是真正的吻，在嘴唇上。

安娜笑了，再次弯下腰对着布兰克先生的嘴唇吻了下去。这一次持续了三秒钟之久，远非轻轻一触，即便没有碰到舌头，但这种亲密接触所传递的激情已经传遍了布兰克先生全身。还没等安娜直起身来，他已经在吞服药片了。

现在他们一起坐在床边。食物推车就在他们面前，布兰克先生喝下橘子汁，咬了一口烤面包，啜了第一口茶，安娜轻柔地用她的左手摩挲着他的背部，喃喃地哼着曲子，他听不清楚却知道这是他很熟悉或是曾经很熟悉的曲子。他开始吃荷包蛋，用勺子捅开其中一只的蛋白，把蛋黄蛋白调匀舀进勺子里，正要把勺子塞进嘴里时，他却发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颤动。这不是什么轻微的颤抖，而是明显的震颤和抽搐，他根本无法控制。当勺子从碗口挪开六英寸时，强烈的痉挛让那些拌在一起的蛋白蛋黄全都撒到了盘子里。

要我来喂你吗？安娜问。

我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她一边回答，一边拍拍他的背部，想让他重新安定下来。这是药物的自然反应。一会儿就过去了。

这就是你编造出来的所谓的治疗，布兰克先生自怨自艾地咕哝着，一副赌气的口吻。

这都是为了最佳疗效，安娜说。不会一直都这样。相信我。

于是布兰克先生让安娜喂他吃。她平静地用勺子拌着食物，把茶杯凑到布兰克先生嘴边，用纸巾给他擦嘴。在她做着这些事情时，布兰克先生开始觉得安娜不是一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天使，或者，如果你愿意，也不妨说这是一个有着女人外形的天使。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问。

因为我爱你，安娜回答。就这么简单。

现在饭吃完了，接下来便是排泄、沐浴和穿衣服了。安娜把车子从床边推开，把手伸给布兰克先生帮他站起来。他非常惊奇的是自己居然站到了一扇门前，门上也贴着白色字条，上面的字是卫生间。布兰克先生奇怪的是，自己怎么一直就没留意到这个地方，毕竟这里离床只有几步路，但是，就像读者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的思绪一直飘忽在别处，当他苦苦搜寻着一直萦绕于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时，便迷失在一片幽灵般的存在和破碎的回忆之中。

你要去吗？安娜问。

去？他问，去哪里？

去卫生间啊。你要上厕所吗？

哦，厕所。是的。既然你提到了，我想应该去一下。

要我帮你吗，还是你自己能行？

我拿不准。让我试试吧，看看会怎么样。

安娜替他拧开白瓷把手，门开了。布兰克先生拖着脚步走进里面，这个没有窗子的房间地上铺着黑白瓷砖，安娜在他身后把门关上了，布兰克先生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看着靠墙的白色马桶，蓦然间感到心里发空，渴望安娜再度出现。最后，他轻声对自己说：挺住，老家伙。你简直像个小孩子。可是，即便他已走向马桶开始解下睡裤，仍然感到一阵不可遏制的想要号啕大哭的冲动。

睡裤褪到脚踝那里，他坐在马桶上，膀胱和肠子准备排出里面的液体和固体。尿液从阴茎里迸射出来，第一条大便拉出了，随之第二条又从肛门里滑落下来，能这样排泄放松感觉真是太好了，他忘记了刚才自己还愁眉不展。他当然可以自己来做这事，他告诉自己。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自己做这事了，一旦开始拉屎撒尿，他就和这世上任何人一样了。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擅长把自己的屁股揩拭干净。

就让布兰克先生再自豪一会儿吧，他还只是成功地完成了这套动作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没开始呢。他从马桶圈上抬起身子冲马桶时遇上了一点麻烦，一做这个动作，他就发现睡裤还堆在脚踝那里，要想拉上睡裤，不是得弯下身子，就是得蹲下去用手去抓裤腰。但他今天既不能弯腰也没法蹲下，这两个动作都让他很有怯意，而二者之中似乎更让他害怕的是弯腰，因为他明白一旦垂下脑袋，就可能失去平衡，他明白万一真的失去平衡，自己就可能一头栽倒，脑袋磕在铺着黑白瓷砖的地面上。于是他决定两害相较取其轻，虽说他对自己膝盖能够承受多大力量完全没有把握。我们可没法知道他的膝盖是行还是不行。安娜听到里面冲洗马桶的声音，她断定布兰克先生已经完事了，于是开门进了卫生间。

处于这种尴尬局面，你也许以为布兰克先生准会非常难堪（人站在那里，裤子掉在下面，软塌塌的阴茎挂在赤裸的骨瘦如柴的两腿之间），但其实这不成问题。布兰克先生在安娜面前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只要不碍事，他喜欢让她看自己身上的任何部位，他没有匆忙蹲下身去拉上睡裤，反而开始解开睡衣纽扣，把衬衫也脱了。

我现在要洗一下，他说。

是在浴缸里好好洗洗，她问，还是简单地擦一擦？

都行。你看着办吧。

安娜看一下表说，也许只能擦一擦了。现在有点晚了，我还得给你穿衣服铺床呢。

这时，布兰克先生把睡衣和拖鞋都脱了。安娜泰然自若地面对赤身裸体的老头，走过去放下马桶盖，手掌在那上面拍了几下让布兰克先生坐下。布兰克先生坐下了，安娜站在他和浴缸之间，拧开热水龙头，把一条白色毛巾浸到水龙头下面。

当安娜开始用蘸着肥皂水的温热毛巾擦拭他的身子时，他沉浸在一种懒洋洋的恍然状态中，享受着那双温柔的手抚摸自己身体的感觉。她从头上开始擦洗，慢慢往下擦，洗着他的耳朵，耳朵后面，脖子，转到脖子前面，又让他在马桶座上转一下身子以便上下擦拭背部，然后又转回来擦洗前胸，每隔十五秒钟左右就停下来把毛巾搁到水龙头下浸一下，她交替重复着抹上肥皂又搓洗掉的动作，什么时候搓掉肥皂要根据布兰克先生身体的部位而定，看是否擦洗干净了。布兰克先生闭着眼睛，突然间那些一直缠绕在脑子里的影影绰绰的东西，以及从看到那份报告的第一句话时开始的恐惧，都消失不见了。当毛巾擦洗到腹部时，他的阴茎开始改变形状了，慢慢变粗变大，开始勃起了，令布兰克先生惊讶的是，在这个年纪，他的阴茎居然还能有这样的功能，从他少年时代最早的一次以来，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从那以后他自己改变得太多了，但这事没有变，只有这码事，这时安娜手里的毛巾已经直接擦洗到他身体的这个部位了，他感到自己硬得要泄出来了，当她用泛着泡沫的热水擦拭时，他不禁失声叫喊求她快快完事算了。

我们今天的感觉挺来劲的，布兰克先生，安娜说。

恐怕是这样，布兰克先生咕哝道，他仍闭着眼睛。我忍不住了。

如果我是你，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不是每一个人在你这个年纪还能……还能有这个能力。

可那对我没什么用处。这是自然的本能。

突然，毛巾从他的右腿滑过。还没等布兰克先生说出自己的失望，他感到安娜没拿毛巾那只手在那处勃起的地方润滑地上下捋动。她的右手继续用毛巾替他擦洗，但左手却在为他做另一件事情，就在他顺从于那只左手的服侍时，他还是不明白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值得享受如此周到的服务。

他气喘吁吁地把精液射出，等到完事后，他才睁开眼睛转向安娜。她没有坐在浴缸边上，而是跪在他面前的地面上，用毛巾揩拭着射出的东西。她的脑袋低垂着，他看不见她的眼睛，于是他俯身向前伸出右手去触摸她左边的脸颊。安娜抬起头来看他，当他们的眼睛相遇时，她又给了他一个温柔而充满爱意的微笑。

你对我真好，他说。

我希望你能高兴起来，她回答。这段时间对你来说很不容易，如果这样能让你开心一些，我很乐意帮忙。

我一定对你做过什么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一定很糟糕……很难说出口……无法得到原谅的。可你却在这里，像一个圣徒似的照顾我。

那不是你的错。你不得不那样做，我不会因为那件事就跟你翻脸。

可你肯定吃过苦了。我让你吃苦了，是不是？

是的，搞得很惨。我差点垮了。

我做了什么？

你把我送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一个毁灭和死亡之地。

那是什么地方？某个任务？

你可以这么说。

你当时很年轻，是吗？就是那张照片上女孩的模样。

是的。

你很漂亮，安娜。你现在变老了，但我发现你还是很漂亮。简直是美极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必夸大其词，布兰克先生。

我没有。如果有人告诉我在今后的生命中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看着你，我的眼睛也绝不会转向别处。

安娜再一次笑了，布兰克先生再一次用他的右手触摸她的左边的脸颊。

你在这里多久了？他问。

几年了。比我原先预计的要长久。

可你曾设法出去。

是啊，最终总要出去的。

我感到很羞愧。

你不必这样。事实上，布兰克先生，除了你我也不可能有别人了。

可是……

别可是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已经为那些大事献出自己的一生了，再说不管你做过什么或是没做过什么，都丝毫不能表明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恋爱过吗，安娜？

有过几次。

你结过婚吗？

结过。

那么？

我丈夫三年前过世了。

他叫什么名字？

戴维。戴维·齐默。

是怎么回事？

他心脏不好。

我是不是也对此负有责任？

不完全如此……只是间接因素。

我很抱歉。

别这样。没有你，我不会遇见戴维。相信我，布兰克先生，这不是你的错。你做了你必须做的事，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好事坏事都发生了。就是这样。我们也许就是必须做出牺牲的人，但必定是有一个理由，一个很好的理由，任何抱怨这件事情的人都不会理解活着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明，卫生间的天花板上也秘密安装了摄影机和录音机，这样所有发生在这个空间的活动也都被记录下来了，而且因为所有是一个绝对的词，安娜和布兰克先生之间的对话录音很有可能每一句话的细枝末节都被查对过了。

搓澡又持续了几分钟，安娜把布兰克先生身体的其余部位（两腿，前面和后面；脚踝，脚，脚趾；手臂，手，手指；阴囊，屁股和肛门。）也都擦洗干净，便从门钩上取下一件黑色厚绒布长袍，帮着布兰克先生穿上。然后她捡起蓝黄相间的睡衣走出去，有意让卫生间的门敞开着。布兰克先生站在盥洗槽上方的小镜子前，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被允许使用常规剃须刀），安娜叠起睡衣，铺好了床，打开衣橱为布兰克先生挑选这一天要穿的衣服。她的动作很麻利，像是要把额外耗费的时间抢回来似的。布兰克先生用电动剃须刀刮好脸，刚走出卫生间，就惊讶地看见他的衣服已摆在床上了。他想起詹姆斯·P.弗勒德先生在对话中提到过衣橱这个词，原以为会看见安娜打开橱门的动作——如果这个衣橱真的存在的话——那就能确定衣橱的位置了。此刻，当他的眼睛扫过房间时，他连衣橱的影子都没看见，这又是一个尚待破解之谜。

当然，他可以问安娜衣橱在哪里，可是他一看见安娜坐在床上朝他微笑，他就又一次为她的面容所感动，那个问题就从脑子里飞走了。

我现在开始记起你了，他说。不是每件事都能想起来，只是零零碎碎一闪一闪的念头，一星半点的记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是吗？

大约二十一岁，我想，安娜说。

可我老是失去你。你有时会出现几天，然后又消失了。也许过了一年，两年，四年，然后你又突然冒了出来。

你不知道能对我做什么，这便是原因。你花了许多时间才搞明白。

后来我就派你去执行你的……你的任务。我记得很为你担惊受怕。可你后来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回来了，不是吗？

一个坚强而敏捷的姑娘，布兰克先生。

没错。正是这样才给了我希望。如果你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穿衣服吧，布兰克先生，安娜说。瞟一眼她的表，时间很赶了。

赶这个词让布兰克先生想起一个令人头晕的符咒和刚才那会儿举步维艰的烦恼，可是现在，他跨过卫生间的门槛走到床边，这短短的一段距离已经给了他某种信心：他的头脑是清楚的，感觉自己不会有倒下的危险。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赋予他这种力量，他将此归功于安娜的仁慈之心，归功于她和他一起度过的这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从而把他极度渴望的爱辐射到自己身上了。

找出来的衣服全是白色的：白色的棉布长裤，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色衬衫，白色平脚裤，白色尼龙袜，还有一双白色的网球鞋。

奇怪的选择，布兰克先生说。我穿上就像个“白天使”[2]。

这是个特殊要求，安娜回答。是彼得·斯蒂尔曼要求的。不是那个父亲，是儿子，小彼得·斯蒂尔曼。

他是谁？

你不记得了？

恐怕不记得了。

他也是归你管的。当时你派他去执行某项任务，他就是一身白。

我派遣过多少人？

数百人，布兰克先生。我都数不过来了。

好吧。那就接着做吧。我不认为这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他没费什么事就解开长袍带子，让袍子滑落到地上。他又一次赤裸着全身站在安娜面前，没有些许的尴尬或羞怯。他朝下瞟了一眼，指着自己的阴茎说：看这多小啊。“大人物”现在也未必是大的，不是吗？

安娜笑笑，手掌拍拍床，示意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布兰克先生照她的吩咐做了，这时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的孩童时代，回到了怀蒂还在的时候那些骑在马上摇晃的日子，以及他们一起穿过沙漠和群山朝遥远的西部进发的情景。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她也曾像这样在楼上的卧室里给他穿衣服，当早晨的阳光从软百叶帘里斜射进来，一切已穿戴齐整，这时他突然意识到母亲去世了，也许已去世很久了，他不知道安娜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新的母亲，即便他已上了年纪，否则为什么在她面前自己会这么放松自如（通常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害羞，在别人面前对自己的身体相当敏感的人）？

安娜下床蹲在布兰克先生面前。她开始给他穿袜子，先给左脚穿上一只，再给右脚穿上另一只，然后套上短裤往上撸，这时布兰克先生站起来配合她，她的手顺着他的腿挪上去，挪到他的腰部，把这曾称雄一时的“大人物”遮住了，如果不是这样，这玩意儿肯定会再次勃起宣告自己对布兰克先生的支配地位，那一来又得折腾好几个小时才能完事。

布兰克先生重新在床上坐下，穿长裤时两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过程。当布兰克先生第三次坐下时，安娜往他脚上套上运动鞋，先是左脚，再是右脚，然后系鞋带，先是左脚上的，再是右脚上的。穿上鞋，她直起身子坐在布兰克先生旁边帮他穿衬衫，先是提着他的左臂穿过左边的袖子，再让右臂穿过右边的袖子，最后从上往下替他把扣子扣好，在这个缓慢而费力的过程中，布兰克先生的思绪飘到了别处，回到他童年时代的屋子里，那是和怀蒂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他想起她曾用同样的耐心为他做过同样的事情，如今，距他人生最初的开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现在，安娜走了。不锈钢餐车也消失了，门已关上，布兰克先生重新独自待在屋子里。他想要询问的那些问题都还没问到，有关衣橱，有关手稿中所称的联邦，还有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还是根本就没有锁上，等等，布兰克先生在这幽暗之处又回到了安娜进来前的状态。一开始他只是坐在狭窄的床上，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但用不了多久，一旦他感觉到能有从容以赴的力量，他会从床上站起来，再次努力走到桌边去查看那一摞照片（如果他能够唤起自己的勇气去再次面对那些人像），然后继续阅读囚禁在乌尔蒂玛房间里那人的手稿。但眼下，他除了坐在床上思念安娜，祈盼她仍陪伴在他身边，渴望能够把她抱在怀里，什么都不能做。

现在他站起来了。他本想拖着脚步走向桌边，但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穿的不是拖鞋，左脚网球鞋底部接触木地板时猝然发出的那种声音吓得布兰克先生差点跌倒。该死，他嚷嚷道，那些愚蠢的小白浑球。他想脱掉网球鞋换上拖鞋，但拖鞋是黑色的，如果换了拖鞋，他就不是一身白了，这可是安娜特意关照的，说这是出于那个叫作小彼得·斯蒂尔曼的人要求，谁知道那家伙到底是谁呢。

布兰克先生只好放弃他穿拖鞋时那种拖着脚步走路的方式，用一种趋于正常的步态走向桌子。不同于别人穿上这种鞋子所显出那种朝气蓬勃的步态，而是用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把一只脚从地面上拎起一两英寸，同时把上面的腿部向前挪大约六英寸，然后把整个脚底放在地板上，后跟和脚趾一起踩下。接着是一阵短暂的停顿，随后另一只脚重复这个过程。也许这样子看上去不美观，但对于他的目的却很有效率，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站在桌子跟前了。

椅子被推进去了，也就是说，如果布兰克先生想坐下来就得把椅子拉出来。在做这事时，他发现那椅子是装了轮子的。椅子并没有如他所料想的那样磨着地板拖拽出来，而是顺溜地滑出来了，几乎没费他一丁点儿力气。布兰克先生坐下，他很惊讶先前自己在桌边时居然一直没有留意椅子的这个功能。他把脚抵在地板上，稍稍推了一下，椅子就前后滑动了三四英尺。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他不仅能在这椅子上快活地前后摇晃，转着圈，事实上这椅子还能让他在房间里随意地滑来滑去，这可能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有益处——比方说，如果感到两腿疲累，或是自己又一次犯晕时就用得上了。那时他可以不必站起来，有这把椅子，他坐着不动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这就可以保持着体力用到紧要关头上，这样的想法使他感到心安，可是当他滑动椅子稍稍靠近桌子时，那种因安娜的到来而中止了的、曾攫住他的负罪感突然又回来了，当他费劲地来到桌子跟前时，他意识到并不是桌子本身造成了这种压抑感，桌子只不过是桌子，而是堆在桌子上的那些照片和文件，毫无疑问，在那些东西里面，藏有一直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那是他痛苦的根源，就算他干脆离开桌子回到床上不去理会它们也不行，他必须强迫自己挺住，哪怕再折磨人再痛苦。

他低头瞟了一眼，注意到一本拍纸簿和一支圆珠笔——他记得起先在桌边时没看到这两样东西。不管它，他对自己说，他不假思索地用右手拿起笔，打开左手边的拍纸簿。为了不至于忘记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不那么健忘他就不是布兰克先生了——他写下了以下几个名字：

詹姆斯·P.弗勒德

安娜

戴维·齐默

彼得·斯蒂尔曼（小）

彼得·斯蒂尔曼（老）

这件小事弄完了，他合上拍纸簿，放下笔，把它们推到一边。随后，伸手去拿左边最远的那叠文件顶上的几页，他发现那些文件是钉在一起的，总共约有二十至二十五页，当他把文件拿到面前时，又进一步发现这就是安娜进来前他正在看的打印文稿。他猜想是她把那些文稿钉到一起的——这让他阅读起来方便一些——这时他意识到这些手稿并不算很长，他不知道詹姆斯·P.弗勒德来敲门之前自己能否把它看完。

他翻到第二页的第四段开始看下去：

过去的四十天里，没有挨过打。上校和他的人都没露面。我见到的唯一一个人是给我送食物和换便桶的军士。我一直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他，他进来时总是和我说几句话，但他显然受制于不得多嘴的命令，所以我没能从这个身材魁梧的穿棕色制服的人嘴里抠出一个字。后来，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军士打开门，两个年轻士兵抬进来一张小木桌和一把直背椅。他们把桌椅搁在房间当中，然后军士走进来在桌子上放下一叠白纸，一瓶墨水和一支笔。

——你可以写作，他说。

——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吗，还是在给我下命令？

——上校说你可以写作。随便你写什么都行。

——那如果我不写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上校说处于你这种状态，一个人不大可能拒绝以写作的方式来自我辩护。

——我估计他是想看我写下的东西。

——是啊，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他以后要把这些东西送往首都吗？

——他没说起他的意图。他只是说你可以写作。

——我有多长时间？

——这倒没说起。

——那么，如果纸张用光了呢？

——你所需要的纸和墨水都会得到足够的保证。这一点上校要我告诉你。

——请替我谢谢上校，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编造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以保住我的脑袋。他是在拿我消遣呢。请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这一手。

——我会将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上校。

——好，现在请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吧。如果他要我写，我会写的，但我得自己单独待着的时候才能写。

当然，我只是在猜测。实情是我一点都不了解上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倒是希望他是开始怜悯我了，但我怀疑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德·范加上校不算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假如他突然想让我的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一些，给我一支笔也是一个古怪的方式。一份满是谎言的手稿可能会让他感觉良好，但他不可能认为我真的会在最后关头改变自己的说法。他近来试图迫使我就范，我要是不照着做就几乎被打死，现在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根据谨慎的推断，我想，这是他自己在为下一步将发生的事情做某种准备。因为有太多的人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他不敢未经审判就把我处决。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审判——这案子一旦被提交法庭，我的事情就将公之于众。让我自己来写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收集证据，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以证明他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来对付我都是正当的。假如，举个例子，他未经审判就直接把我处决了。一旦首都的司令部听到我被处决的消息，他们便会依据法律展开官方调查，但那时他只需要拿出我写过的内容，便可以被免罪了。毫无疑问，他们会给予他嘉奖，奖励他将难题处理得这么干净利索。或许，他已向司令部写信谈过关于我的事，如今我可以拿笔写些什么，正是出于司令部的授意。一般情况下，从乌尔蒂玛给首都寄信大约三周送达。如果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半月，从我来时他写信汇报司令部，那么可能他今天收到了回信。让那个叛徒写写自己的故事吧——他们或许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了。

这是一种可能。或许，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上校只是想消遣一下我。谁知道他是不是想看我受折磨的惨样并以此为乐呢？在乌尔蒂玛这样的镇子上想找点乐子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办法自己发明一些，否则你很有可能会被这里的单调乏味搞得发疯。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形，上校给他太太朗读我写的东西，他俩晚上坐在床上冲着我那可怜的蹩脚语句哈哈大笑。那该多有趣啊，是不是？如此令人开怀的娱乐，如此猥琐的玩笑。如果我能让他一直这么高兴，也许他会让我永远写下去，而我就渐渐成了他的玩偶了，一个蘸着用之不竭的墨水不断给他涂写笑话的小丑。就算他最终厌倦了我的故事而把我杀掉了，那些手稿仍然还在，不是吗？那将成为他的战利品——他的收藏品中新添的一只头骨。

然而，我还是很难抑制内心的喜悦。不管德·维加上校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他给我设置了什么羞辱的陷阱，我只能坦白地说这是我被捕以来最快活的时候。我坐在桌前，任凭笔尖在纸面上龙飞凤舞地游走。我停一下。我把钢笔伸进墨水瓶里蘸一下，看着黑色的字迹随着捏笔的手从左向右慢慢移动。移到头再回到另一侧，当字迹开始变淡时，我再停下来，把钢笔蘸进墨水池。这样一路下来，写到这一页的底下，每一簇墨迹就是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就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声音，每当我又写下一笔，我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虽然我没有张嘴出声。

那军士一锁上门，我立即就搬起桌子把它挪到西面的墙边，正好就在窗子下面。然后我回去搬椅子，把椅子搁到桌子上面，我先是爬上桌子，再爬上椅子。我要看看自己的手指能不能抓住窗上的栅栏，希望能把身子探上去瞧一眼外面的景色。可是不管怎么折腾，我的手指离那个目标总是还差一点。我不想放弃，脱下衬衫，往栅栏上抛去，心想也许能把衬衫甩过栅格，这样我就可以拽着衬衫袖子把自己拉上去。但衬衫不够长，也没有工具（一根杆子，一把扫帚，甚至一根树枝都行）能让衬衫绕过金属栅条，我只能拿着衬衫上下甩动，活像是在挥舞着一面投降的白旗。

到最后，最好还是别做这种梦了。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眺望窗外的景致，那就只能迫使自己专注于手上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别为上校而心烦，把所有牵扯到他的念头统统逐出我的意识，把他视为已知的事实抛在一边。他想要这份报告完全是他的事，我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决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叙述这桩事情。讲出我必须讲述的这个故事，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事了。

布兰克先生稍停片刻让眼睛休息一下，他的手指捋过头发，思忖着刚刚读到的这些话的意思。当他想到叙述者没能眺望窗外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窗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遮住窗子的遮阳帘，既然不必起身就能滑行到那里，他觉得是时候拉起帘子向户外看一眼了。倘若他对周围的环境能有一个判断，过去的记忆也许可以回到他的脑子里，帮助他解答为什么他会在这屋子里。也许只需瞥见一棵树或是一幢建筑物的檐口或是天上的那片云朵，就能让他洞悉自己的困境。于是他暂时搁下阅读的手稿，朝窗子那边的墙面滑行过去。当他到了那个目的地，便伸出右手，抓住遮阳帘底部的手柄，迅速将牵引绳一拽，原以为里面的弹簧会让帘子马上往上收拢。但这帘子很旧了，几乎都没有弹力了，非但没能升上去露出后面的窗子，还往窗槛下方松落了几英寸。第一阵力气白费了，布兰克先生再拉了一次，这回用力更重、时间也更久，这样一来，遮阳帘才像一个正常的帘子那样卷到窗子上面去了。

当他透过窗口看见外面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阻断了朝外观望以确定自己所在位置的任何希望时，可以想见布兰克先生有多失望。而且这还不是通常那种能透入一点光线的木制百叶窗；这是严丝合缝的坚硬的金属板条，刷着单调的灰漆，表面上已是锈迹斑斑。一旦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他就明白这情形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百叶窗是从里面插上的，为了能让手指够到那插销，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把那扇推拉窗扳起来。这样，就能拔出插销，就可以推开百叶窗看见那个外面的世界了。他知道自己必须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取得必要的身体平衡，才能做这一系列动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于是他把身子拖离座椅，以确认窗子并没有上锁（确实如此），他用两只手掌牢牢地抵住下方窗格顶上的木条，歇一下准备发力，然后用尽全力推了一把。出乎意料的是，窗子纹丝不动。布兰克先生停下来屏住呼吸，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怀疑这扇窗子不知什么地方给卡住了——也许是因为空气潮湿，或是油漆把窗子上下粘在一起了，可是当他更仔细地查看窗扇顶上的木条时，他发现了起先一直没有察觉的情况。两枚老大的建筑用钉，由于刷过漆几乎看不出来，被钉进了木条里。一枚大钉子在左边，另一枚大钉子在右边，布兰克先生知道他没法把这两枚钉子从木头里拔出来，所以窗子不可能打开——他意识到，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

现在有了证据。某人，也许是某些人，违背了布兰克先生自己的意志把他禁闭在这个房间里。这是他从两枚钉进窗框里的钉子得出的起码的结论，虽说有了这该死的证据，但门是否同样如此却仍是个问题，除非布兰克先生决定查明一下这扇门是否被从外面锁上，看看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否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他想清楚了，他下一步行动就是走到门边或是用轮子滑过去，马上去看一下事实是否如此。但布兰克先生仍然待在窗子那里没动，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害怕，他太害怕通过这番查证会搞清楚的门的真相，他无法面对这真相。所以他又坐回到椅子上，决定打破窗子。不管他是不是被关在里面，他最想要知道的是他眼下在什么地方。他想起刚才看的那份打印文稿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终也会被带到外面去枪毙。或者，甚至他想象中还出现了更吓人的情形，他会不会就在这屋子里被谋杀了，被某个凶手用一双强有力的手掐死。

身边一件钝器也没有。比方说，扫帚柄、铁锹、丁字镐或是消防锤，而且布兰克先生在动手前就已经明白，他的一番尝试注定会失败。但他还是试了一下，不仅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还因为气愤，他气呼呼地脱下右脚的网球鞋，右手攥紧鞋头，用鞋后跟对着玻璃狠狠地敲去。倘是普通玻璃在这敲击之下也许就碎裂了，但这是最坚固的双复合保温玻璃窗，老人拿着塑胶帆布的物件有气无力的敲击根本不能撼动它。连续敲打了二十一下之后，布兰克先生放弃了，把鞋扔到地板上。现在，他觉得又气又无奈，他又挥起拳头朝玻璃上砸了几下，玻璃一点反应都没有，肌肉与骨头撞击的效果与刚才的鞋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不知道要是用脑袋撞一下会怎么样，可就算他脑子还不像原来那么清醒，却也足够明白这样的撞击对他自己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闭上了眼睛——不仅是害怕，不仅是气愤，还因为筋疲力尽。

在闭上眼睛的这一瞬间，他看见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影穿过自己脑海。这是一个长长的朦朦胧胧的行列，即便没有好几百人也有好几十人的身影，这里面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有老人，有些是矮子，有些是高个子，有些是胖子，有些是瘦子，布兰克先生心神不安地听着这些影子发出的声音，他不仅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似乎还听到了呻吟声，隐约听见他们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呻吟。他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但他们似乎脚步沉重地踏过某个地方的一处被遗忘的牧场，一片荒无人烟、草木稀少的贫瘠之地，由于光线太暗，而且每个人影都耷拉着脑袋向前走着，布兰克先生无法辨认出任何一张面孔。他所能明白的是这只是一种充满畏惧的幻象，是他不能安抚自己负罪感的结果。他估计这些人影都是多年来受自己派遣去执行任务的人，用安娜的话来说，他们那些人中，或许是一些人，或许是许多人，或许是所有的人，境遇都不好，甚至不得不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或死亡。

布兰克先生没法确证任何事情，但是想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人影和桌上那些照片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很可能会对他造成某种打击。如果那些照片上就是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那些人的容貌，那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么他所见到的幽灵就不是什么臆想的幻影，而是对一些真实的人的回忆——那么，这些已经不存在的人最后一次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布兰克先生知道他这揣度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依据，这般推测只是荒诞中的荒诞，但总该有个道理吧，他对自己说，总该有某个缘由，能够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能够说明他为什么会在这房间里守着这些照片和四叠文稿，还有——为什么不做进一步查证，看看这莫名其妙的暗中羁押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去想那砸进窗框的两枚钉子，不去想那扇门是不是从外面锁上了，布兰克先生坐在椅子上滑向桌子，捡起那些照片，码放在自己身前。当然，安娜在最上面，他又花了几分钟打量她的模样，研究着她那怏怏不乐却年轻美丽的面庞，深深地凝视着她那深情的双眸，那目光炯炯的眼睛。不，他对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戴维·齐默的男人，现在齐默死了。

他把安娜的照片搁到一边，看下一张。这也是一个女人，大约二十四五岁，浅褐色的头发，坚定而警觉的眼睛。她身体的下半部分晦暗不明，因为看上去她像是站在纽约一处公寓的门道里，那扇门朝一边敞开着，她像是正在开门迎接一位来访者，她眼睛里虽然带有警觉的神情，但嘴边还是显露出一丝微笑。有那么一瞬间布兰克闪过似曾相识的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可是当他竭力回忆她的名字时，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二十秒，四十秒，过了一分钟还是想不起来。安娜的名字他很快就能回忆起来，所以他以为同样能够回忆起别人的名字。但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他又看了十张照片，结果都一样。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瘦得像一只麻雀，戴着一副盲人的墨镜。一个咧嘴微笑的女人，一手拿着饮料，一手捏着香烟，穿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宽松裙子，戴一顶钟形女帽。一个神情惊慌的胖男人，生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嘴上叼着香烟。再就是一个年轻女人，她是中国人，穿着舞蹈演员的紧身裤。一个黑发男人，一把茂密的胡子，梳着辫子，戴着高顶礼帽。一个年轻人，像是躺在公园草地上。一个年岁稍大的男人，大约五十五六岁，躺在沙发上，两腿搁在一堆枕头上。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衣衫褴褛，看上去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坐在人行道上，抱着一条老大的杂种狗。一个圆脸黑人，看上去六十来岁，举着一本1937年至1938年的华沙电话簿。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五张牌，面前搁着一摞扑克。

随后一张张照片都没能认出来，布兰克先生变得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很怀疑自己接下来是否还有认出的可能，他低声咕哝着，声音轻得录音机无法捕捉到一个词，他放弃了努力，把照片推开。

他坐在椅子里前后摇晃了一分钟，尽可能重新恢复平静，把刚才的失败扔到脑后。然后，他不假思索地拿起打印文稿又开始看起来：

我叫西格蒙德·格拉夫。我四十一年前出生于一个名叫卢兹的小城，那是西北地区福克斯——里奥省[3]的一个纺织中心，被范·德加上校逮捕之前，我在内务部的人口统计部门工作。年轻时我获得了万灵大学古典文学本科学位，后来在东南边境战争中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在陆军服役，参加了促成小公国与梅尔弗尔封邑统一的战事。我以陆军上尉军衔光荣退役，由于截获并破解敌方密码的出色工作而荣获卓越服务勋章，我是以指挥官和研究人员的身份进入那个部门的。当我离开那里前往异族属地时，已在那个机构工作十二年了。我最后的职位是副助理局长。

就像每一个联邦公民一样，我知道自己要分担的痛苦，知道要经受长久的暴乱和骚动，要被刻上灵魂失落的印记。布香三圣学院的暴乱导致了福克斯——里奥语言战争时，我才十四岁，在敌人入侵两个月后，我亲眼看见我的母亲和弟弟在卢兹的大洗劫中被烧死。我和父亲混在七千人的队伍中流亡到邻近的纽威特省。那段行程有六百英里，路上走了两个月，等我们到达那里，整个逃难的队伍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了。在最后一百英里行程中，瘦弱的父亲病倒了，我只好把他背上，摇摇晃晃、懵懵懂懂地走在冬雨中泥泞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奈切特堡的郊外。在那座阴郁的城市里，我们为了活命沿街乞讨了六个月，最后一个北方亲戚的借款救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几乎就要饿死了。从那以后生活有了改观，但无论此后的日子如何好转，我父亲都无法从那几个月的艰难困顿中恢复过来。他十年前过世时是五十六岁，那段经历使他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他看上去像是七十岁的人。

我还经历过了其他种种磨难。一年半以前，局里派我去蒂亚——勃朗卡省的自治社区执行任务。我出发后不到两个月，首都开始流行霍乱。现在许多人将那场瘟疫称作“历史的荒芜”，考虑到它是在那场漫长的、精心策划的统一典礼即将开始时发生的，那么便不难理解它为什么被视为邪恶的象征，是对联邦本身目的和本质的审判。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我自己的生活却被这场流行病永久地改变了。城里的一切消息都被封锁了，我执行任务花了四个半月时间，在南部群山绵延的偏远地区来回奔波，调查根植于那一地区的各宗教流派。我是8月份回来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我妻子和十五岁的女儿却失踪了。我们住在克罗斯特汉姆区的邻居大多不见了，要么逃离了这个城市，要么死于这场瘟疫，但活下来的人没有一个记得看见过她俩。家里没有被人动过，也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疫病。我把每间屋子都仔细地搜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她们留下的任何东西能向我揭示她们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消失的。衣服和珠宝都在，也没有匆忙中掉落在地板上的物件。这个房子就像我五个月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我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了。

我花几周时间把全城搜查了一遍也没找出一点线索，随着每一次可能引导我找到她们行踪的努力宣告失败，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绝望了。我开始和朋友和同事们说起这事，一开始我在熟人圈子里打探消息（其中包括我妻子的熟人，我女儿同学的父母，还有我们小区的小店老板和商人），筋疲力尽地兜了一圈毫无结果，我又开始把调查圈向陌生人扩展。我拿着妻子女儿的照片询问了无数个医生、护士，还有那些曾在医院、学校照顾过病人和临终者的临时义工，但所有那些人看着我手里的小照片，都说不认识这两个人。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我的亲人们已被这场灾难夺去了生命。她们和成千上万受害者一样躺在维亚蒂卡姆·布鲁夫[4]的大坟岗里，那里是埋葬无名死者的墓地。

我提起这些事并非想让自己获得同情。没人该为我的境遇道歉，没人必须为我执行任务后遭受的不幸事件负责。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天使。如果这悲痛偶尔会压垮我，模糊我的视线，从而导致某种行动的失误，那也不能表明我所遭遇之事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用不着别人来挑剔我记录中的瑕疵以表示对我的不信任，我自己便会挺身而出把我的过失公之于众。这是一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知道一个简单的说法轻易地就会被人曲解。要抨击一个人的品格，就不妨指责此人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有些鬼鬼祟祟的意味，都是可疑的，充满了双重动机。以我自己来说，我那些让人生疑的毛病都是痛苦带来的，我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心智混乱，绝非生性狡诈。我失魂落魄，几个月来一直泡在酒精里，在那里面寻找慰藉。大多数夜晚我独自一人坐在黑黢黢的空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但在有些夜晚心情会更糟。

每当这样大醉一回，我的思绪就来扰乱自己，过不了多久，我就透不过气了。我脑子里全都是妻子女儿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她们沾满泥浆的尸体钻入地底下，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她们赤裸的肢体和墓穴里别的尸身缠结在一起，突然间我再也不能独自待在屋子里了。于是就跑到公共场所，希望能在人群的喧闹和拥挤中驱散脑子里那些场景。我频繁出入一些酒馆和啤酒屋，有一次就在这种场合，我差点毁了自己和自己的名声。那桩糟糕的事发生在11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当时在奥伯格·德·文茨酒馆，一个名叫贾尔斯·麦克诺顿的家伙向我寻衅。麦克诺顿声称我先打了他，但法庭上有十一个证人提供了证词，我洗清了一切指控。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实上我打折了那家伙的胳膊，打断了他的鼻梁，如果不是喝得烂醉我绝不会如此鲁莽行事。陪审团判我无罪，认为我是正当防卫，可是这洗刷不掉当庭受审的耻辱——还有国内事务局的官员卷入血淋淋的酒吧斗殴事件的丑闻。判决后才几小时，就有谣言流传说部里的官员贿赂了陪审团的主要成员使判决对我有利。我没有为自己搞过任何贪污腐败的勾当，所以只把那些话当作流言蜚语。我无法明白的是，在那天晚上之前，我从未见过麦克诺顿。他呢，显然对我相当了解，是他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他当时走到我桌边提起我的妻子，暗示说他有秘密消息来源可以帮助我解开她的失踪之谜，我叫他走开。这家伙正被人追着讨债，走过来的人瞧一眼他那青一块紫一块的病态面孔，郑重地对我说他是个骗子，一个投机者，因打听到我妻子的惨事想借此捞些好处。麦克诺顿显然不乐意被我这样随随便便地打发走。他非但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反而在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紧紧攥住我的背心。他把我拽过去，两张脸靠得那么近，几乎碰到了一起，他身子靠向我说，怎么回事，公民？你害怕真相吗？他眼里满是狂怒和轻蔑，因为彼此靠得太近，他的眼睛成了我所能看见的唯一物体。我能从他身上感觉敌意的涌动，顷刻间这敌意就直抵我的身心。这时我才出手回击。没错，是他先来碰我的，但第一拳是我先打过去的，我要教训他，要狠狠地给他一个教训。

这就是我的糗事。我都照实说了，可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干扰对这份报告的阅读。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安宁的天地。如果说那天晚上我用武力教训麦克诺顿有所不当，那么我使用武力时所获得的快感就是更大的错误。我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请求宽谅，但考虑到那一时期我的心境，应当注意的是，在奥伯格·德·文茨酒吧发生的事件是我仅有的一次伤害他人的举动。其他所有的伤害都只是危及我本人，这种伤害一直持续到我终于学会控制嗜酒的欲望（事实上是死亡的欲望），总算逃离了彻底毁灭的危险。在那段时间里，我竭力重新振作起来，但我得承认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如果说我还在继续活下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在局里的工作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这真是对我这尴尬处境的一个莫大的嘲讽。我被指控为联邦的敌人，但在过去的十九年里，联邦没有比我更忠心的公仆了。我的记录表明，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能为人类事业而奋斗不息的伟大时代而深感骄傲。我的本职工作经历告诉我要爱真理超过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过失和违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为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而承担罪责。我相信联邦所代表的利益，这也是我曾以自己的誓言、行动和鲜血去捍卫的东西。如果联邦背叛了我，这只能说明联邦背叛了它自己。我对生活本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如果这些文稿落到某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手里，并能理解这里面的真实含义，那么，我的谋杀也许就不会是全然徒劳无益的行动了。

隔得远远的，房间那边，那是这房间所在的这幢建筑外面，布兰克先生再次听见鸟儿的啼鸣。这声音让他分心走神，从手稿上抬起头，暂时抛开西格蒙德·格拉夫先生悲伤的自白。突然他感觉一股压力侵入自己肠胃，没等布兰克先生弄明白这是痛还是仅仅是一阵不舒服，他的肠道就放出了一声响亮的屁。嚯嚯，他大声说道，愉悦地咕哝着，霍帕龙·卡西迪[5]又骑马来啦！随后他又靠回椅背，闭上眼睛，开始摇晃起来，不久就沉入那种昏昏然的出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脑子里所有的思绪、所有的情感、所有与自我的联系都没有了。于是他陷入爬虫似的僵滞，这时的布兰克先生已是飘然出世，或者，至少这一刻已是身不知所在，这也意味着这时他听不见有一只手在敲门。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门开了，因此，尽管有人进了房间，他还是不知道门是开着的还是关上的。或者说，等到他从恍惚状态中回过神来，很快又会回到晦暗之中。

有人在他肩上轻拍一下，但是还没等布兰克先生睁开眼睛从椅子上旋过身子瞧瞧来者是谁，那人就开口了。从音质和语调听来，布兰克先生马上明白这是一位男性，可他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带伦敦口音的人说话。

对不起，布兰克先生，那人对他说。我敲过门了，敲了又敲，可你没来开门，我觉得应该进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布兰克先生这才从椅子上旋过身子仔细地打量来访者。这人看上去五十出头，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棕色的小胡子里有些灰色的斑点。个子不高不矮，布兰克先生自言自语道，不过还是偏矮一些，从他身着斜纹呢西装近乎笔直的僵硬站姿来看，像是一个军官，也有可能是一个低级别的公务员。

你是？布兰克先生问。

弗勒德，先生。名字是詹姆斯，中间名是派特里克，詹姆斯·P.弗勒德。你还记得我吗？

模模糊糊，只是有些模糊印象。

那个前警察。

啊。弗勒德，前警察。是你要来找我，是吗？

是的，先生。确实如此。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现在来拜访你。

布兰克先生两眼在屋里转悠着，想找一把椅子让弗勒德坐下，可是这房间显然只有他自己正坐着的这把椅子。

怎么啦？弗勒德问。

没什么，没什么，布兰克先生说。我只是想再找一把椅子，就这样。

我可以坐在床上，弗勒德回答，他指指那张床。或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到外面公园里去。那里一定不会缺少长椅。

布兰克先生朝下指着自己的右脚说：我少了一只鞋。我不能只穿一只鞋走出去。

弗勒德环视室内，很快在临窗的地板上发现了那只白色网球鞋。那里还有一只，先生。不等猫抖两下[6]，我们就能把鞋子穿回你脚上。

猫？你在说什么？

只不过是个比喻，布兰克先生。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弗勒德停顿一下，回头看看地板上那只鞋，又说：那么，这该怎么办？我们是穿鞋还是不穿？

布兰克先生疲惫地叹了一口长气。不，他说。他声音里带着某种自嘲的意味，我不想穿。我讨厌这该死的鞋。如果不碍事的话，我想把脚上这一只也脱下来。

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时，布兰克先生心情振奋地意识到这个举动是在自己可行范围之内的，就在无足轻重的片刻之间，他可以自己掌控某种事情。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弯下腰去脱下左脚的那只运动鞋。

噢，这可好多了，他说，一边抬起两条腿凌空扭动着脚趾。好多了。可我还是全身都穿着白衣服，是不是？

没错，是这样，弗勒德说，这很重要吗？

管它呢，布兰克先生说，根本不理会弗勒德的问题，你就坐在床上说说你找我想干什么吧，弗勒德先生。

这位前伦敦警察厅的督察员在床垫上坐下来，身子略向左侧，正对着六英尺开外坐在桌边椅子上那老人的脸庞。弗勒德清了清嗓子，好像在搜寻着合适的开场白，然后，他用颤抖的低音焦虑地说：先生，是关于那个梦。

那个梦？布兰克先生问，他被弗勒德的话给搞糊涂了。什么梦？

我的梦，布兰克先生。你在关于范肖的报告里曾提到过它。

谁是范肖？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布兰克先生急躁地大声喊道，不，我不记得范肖。我几乎不记得任何事情。

他们给我灌了大把的药片，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大部分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如果我记不得我自己是什么人，你怎么能期望我记得这个……这个……

范肖。

范肖……那是谁，请说呀，他是谁？

你的一个行动人员，先生。

你是指我曾派遣出去执行任务的一个人？

确切说是一个危险的任务。

他还活着吗？

没人能确切知道。不过据一般看法，他已不在人世。

布兰克先生低声呻吟起来，两手捂着脸喃喃地说：又是一个遭殃的。

对不起，弗勒德问道，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没什么，布兰克先生大声道，我什么也没说。

这时候，谈话停下来了。沉默笼罩了他们，沉默中布兰克先生似乎感觉到自己听到了风的声音，一阵强风刮过附近（相当近）的一片树林，但他说不上那是真实的风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在这段时间里，弗勒德的眼睛一直盯着老人的面庞。当沉默变得难以忍受时，他小心翼翼地想重新挑起话题。那么？他开口了。

那么什么？布兰克先生说。

那个梦。我们现在可以谈谈那个梦吗？

如果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怎么来谈论另一个人的梦呢？

这正是问题所在，布兰克先生。因为我自己对此毫无记忆。

那么我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谁都不知道你那个梦里发生了什么，那还能谈什么呢？

事情其实比这更复杂。

一点儿也不，弗勒德先生，非常简单。

这只是因为你不记得写过那份报告了。如果你现在能集中精神，我的意思是把你的意念集中到这一点上，也许你会想起来的。

我很怀疑。

听我说。在你写的关于范肖的报告里，你提到他是一些未出版的书籍的作者。其中有一本书名叫《永无之乡》。不幸的是，除了书中某些事情让人联想到范肖本人的生活之外，你对书的主旨和情节，也就是书本身的内容，丝毫没有提及。只有从括号里的一处旁注可以看出某些痕迹，我接下来会念给你听。这是我根据记忆引述的：（蒙塔格之宅在第七章；弗勒德的梦在第三十章）。这表明，布兰克先生，你肯定看过那本《永无之乡》，所以，你是这世上唯一可以做这件事的人，如果你能尽力回忆起有关这个梦的内容，我将感激不尽，这发自我苦恼的内心。

照你这样说来，《永无之乡》肯定是一本小说了。

是的，先生。一部虚构之作。

范肖把你作为书中一个人物了？

显然是这样。这不足为奇。就我所知，作家们经常会来这一手。

也许吧，可我看不出这事为什么让你这么焦虑。那个梦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除了纸面上的文字根本什么意义也没有——纯属虚构。忘了它吧，弗勒德先生。这无关紧要。

可这对我非常重要，布兰克先生。我的整个生活都维系于此。没有这个梦，实际上我就等于一无所有。

说最后一句话时，这位一贯矜持的前警察带着发自肺腑的激动，这是一个真正陷入绝望的灵魂所迸发的激情，可是这激情却让布兰克先生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搞笑的了，他开口交谈以来第一次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如你所料，弗勒德先生不高兴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情感受到这样轻贱的、没心没肺的对待，何况弗莱德先生眼下正处于最脆弱的时刻。

我恨你这样，布兰克先生，他说，你没有权利取笑我。

也许不是这么回事，布兰克先生说。这时他内心的骚动平息下去了。可我实在忍不住要笑出来。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弗勒德先生。这会让你显得挺荒唐的。

我也许是挺荒唐，弗勒德说，声音里越来越透出一股怒气，可是你，布兰克先生……你很残忍……残忍……你对别人的痛苦简直麻木不仁。你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你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负一点责任。我不想坐在这里拿我的麻烦来烦你，可是我要为自己的遭遇谴责你。我打心眼里谴责你，我为此而蔑视你。

麻烦？布兰克先生问道，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轻柔了，竭力摆出同情的口吻。什么样的麻烦呢？

头痛，比如说。被迫提前退休。被迫再次破产。还有我妻子，或者确切说是我前妻，更别提我的孩子们了，他们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了。我的生活全毁了，布兰克先生。我像游魂似的在世上晃来晃去，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活着，是不是曾经活过。

你认为找到那个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点可说不准，你知道。

这个梦是我唯一的机会。它就像是我丢失的一部分，除非我找回它，否则我就不会是完整的我自己。

我不记得范肖了。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小说。我不记得写过那个报告。我希望我能帮助你，弗勒德，可是他们给我做的治疗把我的脑子变成一坨生锈的铁疙瘩了。

试着回忆一下。我只要求这个，试一下。

布兰克先生眼睛直瞪瞪地盯着这位绝望的前警察，注意到对方脸上已是泪水涟涟。可怜的魔鬼，布兰克先生对自己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他考虑能不能请求弗勒德先生帮他找一下衣橱在哪里，因为他记得弗勒德先生早些时候曾在电话里提到过它，但最后，在权衡了提出这一要求的利弊之后，他决定不提了。相反，他说：请原谅，弗勒德先生。很抱歉我取笑了你。

这时弗勒德已经走了，布兰克先生又一次独自待在房间里。这次恼人的来访事件之后，老人觉得自己心情变得暴躁而郁闷，他被不公正而又敌视的谴责刺痛了。可是，他仍然不想错过能搞清自己目前状况的机会，他转过椅子面对桌子，伸手去拿笔记本和圆珠笔。他非常清楚，除非自己马上把那些人名记下来，否则它们马上就会溜出脑海，他可不想冒这个风险。他打开笔记本翻到第一页，抓起笔，在已经写下的名单上添加了一个名字：

詹姆斯·P.弗勒德

安娜

戴维·齐默

彼得·斯蒂尔曼（小）

彼得·斯蒂尔曼（老）

范肖

写范肖这个名字时，他突然想起弗勒德来访时还提到过另一个名字，他听到那个名字是跟书中第三十章弗勒德的梦相关联的，可无论他怎么绞尽脑汁都回忆不起那个名字。有什么事情发生在第七章，他对自己说，有什么事情是与房子有关的，但除此之外，布兰克先生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了。虽说受挫于自己的失忆，但他还是决定写下点什么，希望过一会儿这个名字就会回到自己脑子里来。这个名单现在如下：

詹姆斯·P.弗勒德

安娜

戴维·齐默

彼得·斯蒂尔曼（小）

彼得·斯蒂尔曼（老）

范肖

一个与房子有关的人

布兰克先生刚一放下笔，一个词开始在他脑子里回响，过了一会儿，当这个词继续在他脑子里回响时，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突破的瓶颈了，一个关键性的、能够帮助他澄清某些事情的重大转折关口正在前面等着他。这个词是公园。他现在想起，弗勒德走进这房间不久就建议他们可以穿过马路到公园里去谈话。如果没有别的原因，前面所说布兰克先生被关押在一个只有四面墙的空间，永远不准走入外面世界的处境似乎与这句话不符。他被这个念头弄得有些激动起来，不过他也明白，就算他获准去公园，那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自由的。也许这种外出是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的，等到布兰克先生享受到了悦人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他马上就要被送回房间，不得不又成为一名囚犯。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自己当时没有冷静下来向弗勒德询问那个公园的情况，比方说，那个公园是不是一处公开场所，抑或只是附属于某幢建筑或是某个机构乃或某个收容所（他就生活在其间）的有树木和草坪的地方。更重要的一点，这一天里他肯定已经无数次地意识到那扇门的问题，它是从外面锁上的吗？他闭上眼睛竭力回忆弗勒德离开房间时房门发出的声音，是钥匙在圆柄把手的锁孔里转动的声音，还是只是咔嗒一声合上了锁舌？布兰克先生想不起来。跟弗勒德的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被那个令人不快的小男人和他怨愤的谴责弄得心绪不宁，以致根本无心去关注门是锁上的还是关上的这样的小事了。

布兰克先生想知道为自己揭开真相的最后时刻是不是终于到了。虽然他仍是害怕，但相比于生活在永远不知情的状态里，一劳永逸地了解真相岂不是更好？也许是吧，他对自己说。然后又说，也许不是。还没等布兰克先生决定是否最终要到门口去，一个新的更为紧迫的问题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可称之为紧急性内急。布兰克先生体内又一次出现胀压感。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覆盖了腹腔的整个区域，发出胀压的位置显然还低了几英寸，在腹腔最下端。对此事已有长期经验的老人，明白自己是要小便了。他本想坐在椅子上滑到卫生间去，但他知道椅子没法穿过卫生间的门，他还知道，坐在椅子上不能小便，看来他是不可避免地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如果又开始头晕，那就再坐回马桶座上），他决定走过去。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兴地注意到自己在做这个动作时整个身体还算稳当，没有早些时候眩晕的迹象。布兰克先生忘记了，他现在并没有穿着白色网球鞋，也没有穿那双黑色拖鞋，他脚上除了白色尼龙袜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种袜子的材料特别薄，踩在木地板上特别熨帖，布兰克走出第一步就发现自己可以匀滑顺溜地前行，而不像穿拖鞋时那样鞋底会发出刺耳的吱嘎声，感觉就有点像穿着溜冰鞋滑行。

现在他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愉悦，在床和桌子之间又试探性地滑了两三步后，他觉得这乐趣简直不亚于在椅子上前后摇晃，也许更甚。膀胱里的胀压感越来越明显了，但布兰克先生决定推迟片刻再去卫生间，因为他要把想象中冰上滑行的乐趣再延续下去。当他绕着房间滑行时，一会儿抬起一只脚，一会儿抬起另一只脚，或者干脆两脚都踩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滑行，他开始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不是骑在那匹叫作怀蒂的木马上的事，也不是趴在母亲腿上由她坐在床上给自己穿衣服的事，但年头也差不太多：布兰克先生的少年时代，大致在他十岁的时候，也许是十一岁，但不会超过十二岁。那是1月或是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下午。他老家的小池塘结冰了，少年布兰克先生，当时应该是马斯特·布兰克，和他第一次爱上的女孩手拉手在池塘滑冰，女孩生着一双绿眼睛，红棕色的长发在风中飘拂，她脸蛋被风吹得发红，她的名字想不起来了，但首字母肯定是S，布兰克先生对自己说，他对此相当肯定，也许是苏茜，他想，或者是萨曼莎，或者是莎莉、萨琳娜。但这都不重要，不是什么要紧的事，重要的那是他第一次拉住一个女孩的手，他现在相当清晰地回忆起那时自己的感觉就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最让人渴望的是拉住一个女孩的手，而这种渴望当时正是被一个名字首字母为S的女孩所激发的。当他们停下来，在池塘旁的一个树桩上坐下时，马斯特·布兰克大胆地向女孩靠过去，吻了她的嘴唇。然而，当时的情形让他困惑而又伤心，S小姐猝然发出一阵大笑，把脑袋扭开去，她指责他的话至今仍留在他心上，即便是现在，处于这般可怜的境况中——脑子里已空空如也，别的许多记忆都已消失的时候，她的话依然还在：别犯傻。他的热恋对象对这般情形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的年纪，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对异性表白爱情的地步，她还根本不能理解异性的爱恋之情。所以，她非但没有用亲吻来回报马斯特·布兰克的吻，反而大笑起来。

以后的几天里，遭到回拒的事一直在他心头盘桓，这让他痛苦不堪，以至于有一天早上，母亲都注意到他这副愁云惨淡的样子，问他出了什么事。布兰克先生当时还小，不觉得对母亲坦白这事有什么难为情的，于是就原原本本地把整件事情告诉了母亲。她对此的回答是：别烦心了，海滩上小石子多得是。这是布兰克先生第一次听到这种表述方式，他奇怪地发现居然可以把女孩比作小石子，他想二者根本没有相同之处啊，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然而，他还是明白了这个比喻，可尽管他明白母亲想告诉自己的道理，还是不同意她的看法，因为爱情是，而且永远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件事，只要布兰克先生还有爱情，在他心中的海滩上只有一颗石子，如果他不能得到这一颗，别的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当然，时间改变了一切，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看出母亲话里的智慧。现在，他穿着白色尼龙袜在房间里滑行，心想自那以后不知道有过多少颗石子了。布兰克先生说不准，倘若他的记忆力毫无缺损也没法估算，但他知道总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他过去有过的小石子无以计数，算下来其中也包括安娜，那个早在多年前就已忘却的姑娘让他在这一天重新发现了爱的无尽海滩。

这些沉思的念头大约在几秒钟里闪过布兰克先生的脑海，也许是十二秒，也许是二十秒，同时，随着过去的事从脑海里涌现，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注意力，以免在房间滑冰时失去平衡。尽管只是瞬息之间，但往昔的记忆让他忽略了眼下的情势，布兰克先生其实没法一边遐想一边移动身体，他忘记了思绪飘散之际自己正在滑动，说时迟那时快，也许还不到一秒钟，至多两秒钟，他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板上了。

幸好他不是脑袋先着地，但确实也是结结实实的一跤。他穿着袜子的脚掌竭力想踩住光滑的地板，可身子却朝后腾空倒下，他两只手徒劳地向后撑去想缓冲一下着地的撞击力，但尾骨却重重地砸在地板上，一阵阵颤痛像火山喷发似的不断传向腿部和躯干，同时，考虑到他的两手也试图撑地，因而他的手腕和肘部也磕得不轻。布兰克先生在地板上打了个滚，晕得都顾不上抱怨什么了，全身都被痛感攫住，疼痛吞没了他，他忘了屏缩阴部的肌肉，刚才回忆过去的时候他一直在下意识地憋着。此时布兰克先生的膀胱都要胀裂了，却又没有有意识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他就接近某种羞耻而尴尬的局面了。可他实在是痛极了。所有的意念都从脑子里逃散了，一旦让上面提到的肌肉组织松弛下来，他觉出自己的尿道不可避免地要开闸放水了，转眼之际，他就尿到裤子里了。温热的尿液顺着大腿往下汩汩流淌，他对自己说，就像婴儿一样。随之又添了一句：只会在护士怀里哭闹和呕吐。然后，尿刚刚停下，他就扯着嗓子用最响的声音吼道：白痴！白痴老头！你他妈的到底犯了什么毛病？

此刻，布兰克先生到了卫生间里，他脱下外裤、内裤、袜子，所有这些都浸泡在他无奈之下而失控的黄色尿液里了。他的骨头因为刚才摔在地板上而痛得要命，还在咔咔作响，他恼怒地把一件件衣物丢进浴缸，然后拿起安娜早些时候替他搓澡的那块白色浴巾，蘸着热水上上下下擦洗两腿分岔的部位。他一边擦洗着，阴茎便由疲软收缩状态一点点鼓起来了，从垂落渐而挺起到四十五度角。虽说刚才那几分钟里布兰克先生还很恼火，他还是忍不住对自己这个状态感到安慰，好像这证明了他的尊严仍完好无损。又摆弄了一会儿，他的老伙伴完全从躯体上竖起来了，呈九十度地刺出，就这样，在这天上午的再度勃起之后，布兰克先生走出卫生间，走到床边，穿上安娜搁在枕头下面的睡裤。就在老人把脚伸进拖鞋时，这“大人物”慢慢缩回去了，在没有更多的摩擦和某种心理诱因的情况下还能指望有什么别的事呢？布兰克先生穿上睡裤和拖鞋，感到比穿着白裤子和网球鞋舒服多了，但同时他又不禁对服装上的改变感到内疚，因为自己不再是一身白了，这意味着他打破了对安娜的承诺——按小彼得·斯蒂尔曼的要求着装——这使他非常痛苦，甚至超越了肉体上仍在回荡着的痛苦。虽说这时全身上下仍是痛不可耐，但当他拖着脚步走向桌边想再去看看那些打印文稿时，还是决定在下一次见到她时，向她彻底坦白以求她从心里原谅他。

这样折腾下来，他又重新坐到椅子上，因为尾骨还在一阵一阵地抽痛，他左一下右一下地扭着身子，调整到自己可以忍受的坐姿。这时他开始阅读文稿：

六个月前，我第一次听说在异族属地发生的麻烦。那是仲夏的一个午后，临近傍晚时分，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忙着写年中报告的最后段落。我们当时都穿着入时的白布夏令套装，但这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即便最单薄的布衣服裹在身上也都让人难以忍受。上午十点，我吩咐部门里的人脱去外套解下领带，但这似乎仍无济于事，到中午时我就让他们解散了。因为整个上午这班人除了不停地朝脸上扇凉风和揩拭汗漉漉的前额什么都干不成，硬把他们留在这里也是多余。

我记得午饭是在布鲁德·豪夫吃的，那是外交部大楼出来拐角处的一个小饭店。

饭后，我沿着圣维多利亚大道散步，径直向河边走去，看是否能有些许微风吹拂到脸上。我看见孩子们正在把玩具船放到水里去，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撑着黄色的阳伞走来走去，露出害羞的微笑。年轻男人在草地上闲逛。我一直都很喜欢首都的夏天。一年中的这段时间里，总有一种宁静笼罩着我们，这里面有着某种使人恍然出神的东西，模糊了欢腾与沉寂之间的界限，人来人往的街道，此时却显得格外冷清格外安静。而在其他季节，却是难以想象的喧闹。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摄政王一家离开了这个城市，整座宫殿人去楼空，蓝色的遮板盖住了人们熟悉的窗子，联邦像是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你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无尽的疆土和国民，市井的喧哗和骚动，所有的一切都远去了，不知怎么的，联邦似乎成了某种内在的事物，成了人们各自揣在内心的梦想。

我回到办公室，持续工作到四点。就在我搁下笔思考最后的结语时，部长秘书进来了，那是一个名叫詹尼森或是约翰森的年轻人，我记不清楚了。他递给我一张便笺，在我看信时他谨慎地把目光转向别处，等着我给部长的回复。便笺上只是寥寥数语：今晚你能不能来我家见一面？请原谅这仓促的邀约，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朱伯特。

我在公用信笺上写好回复，答谢部长的邀请，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八点去见他。红头发的秘书拿着回函走了，接下来几分钟里我仍埋首工作中，心里嘀咕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朱伯特是三个月前就任部长职务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见过他一次——在部里为他举行的就职欢迎宴会上。通常而言，处于我这般地位的人基本上不会跟部长有什么直接接触，所以被邀至他家做客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尤其是还这么仓促。据我耳闻，他是一个既不冲动也不浮夸的管理者，也不喜欢随心所欲或蛮不讲理地炫耀自己的权力。我怀疑他安排这次私人会面是要指责我的工作，可是，从便笺上行文匆匆的特点来看，显然这不仅仅是一次社交性的拜访。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朱伯特的模样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距自己六十岁生日仅差了几天，他是一个小矮个子，视力很差，肉瘤凸起的鼻子上戴着夹鼻眼镜，在我们整个谈话期间，他都在不停地调整眼镜。

一个仆人领我顺着主廊走进部长官邸一楼的小图书室。朱伯特当即起身迎接我，他身穿一身过时的棕色外套，系着带褶饰的白色领带，我当时觉得与其说自己是在面对一个联邦最重要的人物，毋宁说是在和一位律师助理握手。一旦我们开始谈话，这种幻象很快就消除了。他有着清晰而专注的头脑，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透着权威和坚定。对自己在如此不合适的时刻把我召到他家来表示一番歉意后，他朝办公桌对面的一张皮沙发椅做了个手势，我坐下了。

——我想你是认识欧内斯托·兰德的，他说。没有一丁点儿寒暄就切入正题。

——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回答说。在东南边境战争中我们曾并肩作战，当时我们在同一个情报机构工作。在3月4日的合并谈判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子，就是我后来娶的、现已去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他是一个极富勇敢精神也很有能力的人。他在霍乱大流行期间的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这是正式报告上的说法。他的死亡证明列入了市政厅的登记名单，但是近来兰德的名字却再次出现在几个不同场合。如果那些报告确凿无疑，很显然兰德仍然活在人世。

——这消息真是太好了，长官。这让我欣喜万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传闻从乌尔蒂玛要塞传到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根据那些信息，霍乱大流行结束后不久，兰德穿过边境进入了异族属地。从首都到乌尔蒂玛有三个星期的路程。这意味着灾难降临之后兰德就消失了。然而，不是死了——只是失踪了。

——异族属地是禁止进入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禁入的命令至今已生效十年了。

——可是，兰德却去了。如果情报部门的报告准确无误，他是率领着一支上百人的部队跑过去的。

——我不明白。

——我们认为他是在原住民中间挑动不满情绪，筹划着带领他们发动一起针对西部省区的暴乱。

——那不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格拉夫。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没有比他对联邦法令更忠诚的人了。欧内斯托·兰德是一个爱国者。

——人有时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你们肯定弄错了。暴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要有军事行动，那就需要把原住民组织起来，而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是一些杂七杂八自行其是的人。他们的社会习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信仰，几百年来使他们一直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东部的泰克曼人像我们一样把死人掩埋入葬，而西部的甘济人则把死人搁在架高的平台上，让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南部的克罗人是把尸体烧掉。北部的凡图人则把尸体煮熟后吃掉。我们以为是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每一个民族都分割为不同的部落，然后又往下分成更小的氏族，以往，不仅所有的族群都曾在不同时期跟其他族群发生过争斗，而且部族内部也在挑起互相攻击的战争。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结成一伙的可能性，长官。如果他们能联手行动，那一开始就不可能就被击败了。

——我知道你对那几处属地非常熟悉。

——我刚到部里时，曾花了一年多时间了解原住民。当然，那是禁入命令生效之前的事情。从一个氏族到另一个氏族，我研究每一个群落的生活，调查从婚配习俗到礼仪方面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从那以后，我接手的工作强度都很大，但我一直把那时调查原住民的工作看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那里的每样东西都曾是他们的。后来，船来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从阿尔比恩[7]、从德意志[7-1]、从鞑靼王国，送来了殖民者，于是，这些原住民渐渐被挤出了他们的地盘。我们屠杀他们，使他们沦为奴隶，然后，我们把他们一起赶到西部省份以外的那些干旱而贫瘠的地方。你在那个过程中肯定遭遇了许多痛苦和怨恨。

——比你想象的要少。经历了四百年冲突之后，大多数族群都很高兴有了和平年景。

——那是十多年之前的情况。也许他们现在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地位了。如果我处在他们一边，我会蠢蠢欲动地想要重新征服西部省份。那里的土地是肥沃的。森林里遍布猎物。那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好，过得更自在。

——你忘记了所有的原住民族群都认可那个禁入法令。既然战事已经停止，他们宁愿住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受联邦的干扰，过自己的日子。

——我希望你是对的，格拉夫，但我的职责是维护联邦的福祉。不管这些理由被证明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有关兰德的报告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你认识他，你曾在那些属地耗费时间做过调查，在部里所有的人里边，我觉得没有谁比你更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我不是命令你前往那里，但如果你接受这项任务，我将表示深深的感谢。联邦的未来取决于此。

——对于你的信任我深感荣幸，长官。但如果我不被允许穿越边境怎么办呢？

——你会从我这里拿到一封给德·维加上校的信件，他是负责驻守要塞的军官。他会不高兴，但他没有选择。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但如果你说的是对的，兰德带领上百人在异族属地活动，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吗？

——有问题？

——他是怎么跑到那的？据我所知，整个边境线上都驻守着部队。我能想象一个人穿越边境线，但一百个人就不可能了。如果兰德真的过去了，那么他的行动德·维加上校肯定是知道的。

——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这也是要拜托你解决的问题之一。

——你要我何时动身？

——尽快。部里会给你配一辆车。我们会给你足够的给养和所有必需的物品。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带上信带上衣服。

——那就明天早上吧。写完年中报告，我的案头工作就结束了。

——明天早上九点来部里拿信。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好的，长官。明天早上九点。

当他读到格拉夫和朱伯特对话的结尾时，电话铃响了，布兰克先生不得不再度中断自己的阅读。他从椅子上挣扎着起身时喘着气咒骂了一句，跛着脚慢慢穿过房间向床边的桌子走去，因为刚才受了伤，行动起来有些费劲，等他好不容易挪到电话机旁摘下听筒时，电话铃声已经响过七下了，而接前面那个弗勒德打来的电话时他还算是够敏捷的，铃声响了四下就接了起来。

你有什么事？布兰克先生用刺耳的声音问，他坐在床上，突然感到原来有过的那阵晕眩又在自己体内翻江倒海地折腾开了。

我想知道你看完故事了吗，一个男人平静的声音回答。

故事？什么故事？

你一直在看的那个故事。关于联邦的故事。

我不认为那是故事。这似乎是一份报告，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别装了，布兰克先生。那是虚构的。

噢，那倒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那样的地方。我知道我的脑子今天不太好使，但我觉得格拉夫的手稿肯定是他写了多年以后才被人发现，随后又被打印出来。

一个真诚的错误。

一个愚蠢的错误。

别操这份心了。我只想知道你看完了没有。

快看完了。只剩下没几页了。如果你没有用这该死的电话来打断我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看到结尾部分了。

好。我大约十五或二十分钟后过来，我们开始问诊。问诊？你在说什么？

我是你的医生，布兰克先生。我每天都过来看你的。

我不记得我有医生。

当然不会记得。那是因为治疗开始起效果了。

我的医生有名字吗？

法尔。塞缪尔·法尔。

法尔……唔，好的，塞缪尔·法尔……你不会碰巧认识一个叫安娜的女人吧？

我们过后再谈。现在，你要做的是看完这个故事。

好的，我会看完的。可你来我的房间时，我怎么知道是你呢？如果有什么人假冒你怎么办？

你的书桌上有一张我的照片。那叠照片从上往下数第十二张就是。好好看一下，当我出现时，你就能不费劲地认出我了。

现在，布兰克先生又坐回了椅子上，在桌前拱起背脊。他并没有按刚才那人所提示的去找塞缪尔·法尔的照片，而是找出拍纸簿和圆珠笔，在他的名单上又写下一个名字：

詹姆斯·P.弗勒德

安娜

戴维·齐默

彼得·斯蒂尔曼（小）

彼得·斯蒂尔曼（老）

范肖

一个与房子有关的人

塞缪尔·法尔

他把拍纸簿和圆珠笔推到一边，马上又拿起那叠打印文稿，把寻找塞缪尔·法尔照片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就像他刚才忘记去寻找房间里本该有的那个衣橱时一样。最后那几页是这样写的：

前往乌尔蒂玛的漫长旅程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索这次任务的性质。马车夫们每隔两百英里就轮换驾驭，所以我就无事可做，只管坐在车厢里凝视着外面的景色，越接近目的地我心里越觉恐惧。欧内斯托·兰德曾是我的同志和亲密朋友，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朱伯特认定他成了他曾以自己全部生命捍卫的事业的叛徒。他在三一年统一以后一直待在军事部门，继续他隶属于国防部的情报官工作，每次他到我们家吃饭或是在靠近内阁广场的小酒馆里共进下午茶时，谈起联邦的最后胜利他都满怀热忱，坚信我们自青年时代起就梦想着并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实现。现在，根据朱伯特在乌尔蒂玛的情报人员报告，兰德在霍乱大流行时逃过一劫，实际上他制造了一个死亡的假象，带领一小支反联邦部队在原住民中煽动叛乱。据我对他所有的了解，这似乎是荒谬绝伦的指控。

兰德生长在西北部农业地区的蒂亚——维耶加省，我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也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从小就是玩伴，多年来，他们两家都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俩最终会结婚。比阿特丽斯曾坦诚地对我说过欧内斯托是她的初恋对象，他后来拒绝了她，跟霍滕斯·查特顿订了婚，那是来自蒙特——萨伯拉姆的一个富裕的航运家族的女儿，当时她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完结了。但比阿特丽斯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她由于性情孤傲而不愿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尊严，她和父母还有两个兄弟还去参加了查特顿庄园的盛大婚礼。我们就是在那里被介绍互相认识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爱上了她，可是经历了长达十八个月的追求之后，她才最终接受了我的求婚。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没法跟兰德比。我既不像他那么英俊又不像他那样聪明，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她才理解我坚定稳重的性格，还有我对她强烈的忠诚，这些正是建立长久的家庭生活的重要品质。尽管我非常仰慕兰德，但也了解他那些弱点。他身上有着某种狂野和任性的东西，一种刚愎自用的优越感，尽管他很有魅力也很有口才，但他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管在什么场合出现都要引起别人关注的欲念，透过表面现象，你还可以感受到他那种不可救药的虚荣感。他与霍滕斯·查特顿的婚姻结果是不幸福的。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她不忠，当她在孩子出生四年后死去时，他很快就恢复了单身汉的快活生活。表面上他也把哀悼仪式和面对公众的悲伤过了一遍，但我知道在他骨子里，与其说是伤心不如说是解脱。他妻子死后，我们可以经常见到他了，比我们刚结婚时要多得多。值得一说的是，兰德对我们的小女儿玛塔非常喜爱，每次来我们家总会给她带礼物，以至于她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英雄，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每次和我们在一起时，他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可是如果有时我在心里怀疑我妻子内心为他点燃的火种是否已经熄灭，又有谁能指责我呢？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眼神、一句话能引起我的嫉妒——但那场据说他们双双殒命其中的霍乱大流行之后的事又该做何解释呢？我现在得知兰德还活着，而当时不管我怎么拼命打探比阿特丽斯的遭遇，都没找到任何在灾难期间的首都见过她的人。如果不是发生了那场令我损失惨重的与贾尔斯·麦克诺顿的斗殴，因为那家伙用丑陋的语言影射我的妻子，那么我这次前往乌尔蒂玛途中也不见得会被这种阴暗猜忌苦苦折磨。但万一比阿特丽斯和玛塔在我出差前往蒂亚——勃朗卡省自治区期间跟着兰德私奔了呢？这似乎不可能，但正如朱伯特在我出发前一天晚上对我说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最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的。

马车轮子辘辘而动，到达瓦林汉市郊的时候，已经走了一半的旅程，我知道自己正经受着双重的恐惧。如果兰德背叛了联邦，我得根据部里的指示给他戴上手铐押回首都。这已经够令人沮丧的了，但如果我的朋友背叛了我，拐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那么我就得杀了他。这一点毫无疑问，无论结果如何。愿上帝惩罚我的念头，但看在欧内斯托和我自己的份上，我祈求比阿特丽斯已经死亡。

布兰克先生把打印稿扔到桌上，失望而轻蔑地轻哼一声，他气愤的是自己兴致勃勃地读下来的这个故事竟然没有结尾，一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血腥的碎片。什么垃圾，他大声说了出来，然后把椅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他转动着椅子挪向卫生间。他渴了。因为手边没有喝的，只能到卫生间的水龙头下去给自己接一杯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门，慢慢拖着脚步去做这件事，他一直都在后悔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看一个编造得如此拙劣的故事。他喝了一杯水，又喝了一杯，凝视着丢在浴缸里的毛巾，用左手撑在洗脸槽上，以稳住身子。布兰克先生想，既然已经到了卫生间里，以防万一，是不是再解一次小便呢。他担心自己站得时间太久万一又会摔倒，于是把睡裤褪到脚踝处，坐在便桶上。就像一个女人，他对自己说，突然好玩地想到如果自己不是男人，他的生活将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刚刚解过一次小便，膀胱没有什么压力，不过最终还是费力地挤出了一星半点。他拉上睡裤，站起身，冲了马桶，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手，又用一条毛巾把手揩干，然后转身去开门，这时他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房间里。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布兰克先生对自己说，他意识到冲马桶的动静盖过了陌生人进门的声音，于是，门有没有被从外面锁上还是没有答案。

布兰克先生在椅子上坐下，突然做了个半转的动作，以看清刚进来的人，这是一个高个子，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衣领带扣的红色衬衫，领口敞开着。黑头发，黑眼睛，一张好像多年没有露出过笑容的憔悴的脸。但布兰克先生刚刚想开口说话，这个男人就微笑着对他说话了：你好，布兰克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认识你吗？布兰克先生问。

你没看照片吗？那个男人问。

什么照片？

你桌上的照片。从那一叠里往下数到第十二张。记得吗？

噢，是的。我想是的。我本该看一下的，不是吗？

那么？

我忘了。我因为急着要把那个该死的故事看完。

没问题，这人说，转过身走向桌子，拿起照片寻找了一番，找出了他要找的照片，把其余的放回桌上，他走向布兰克先生，把照片递给他。你看，布兰克先生？那人说，这就是我。

那么，你就是那个医生，布兰克先生说。塞缪尔……塞缪尔什么的。

法尔。

这就对了。塞缪尔·法尔。我现在记起来了。你和安娜有点关系，不是吗？

是的，可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布兰克先生两手紧紧捏着照片，举到和自己面部齐平的高度，然后认真研究了二十来秒钟。法尔，看上去跟他现在的样子很像，坐在什么地方的一个花园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香烟。

我搞不清楚了，布兰克先生说，突然间被一阵新的痛苦攫住了，胸膛里像是燃起了一团火，胃部像握拳似的收缩起来。

你怎么啦？法尔问，你不觉得这张照片跟我很像吗？

非常像。也许你现在又老了一两岁，但照片上的人肯定是你。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布兰克先生用颤抖的声音说，竭力把眼泪憋回眼眶里。安娜在照片中也很年轻，但她告诉我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她现在已经不是姑娘了。她的头发变灰了，她的丈夫死了，时间让她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可你没变，法尔。你曾经跟她在一起。你也去过我派她去的那个可怕的国度，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可你却没变。

法尔犹豫着，显然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布兰克先生的话。他在床沿坐下来，手掌抚住膝盖，低头看着地板，无意间摆成了本文开头时老人的姿势。接下来是好长一阵沉默。最后他说话了，他低沉着嗓音说：我被禁止谈论此事。

布兰克先生恐惧地看着他。你是在告诉我你已经死了，他叫喊出声。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你没能活着回来。安娜活下来了，而你没有。

法尔抬起头，粲然一笑。我看上去是个死人吗，布兰克先生？他问，当然，我们都经历了自己的艰难时刻，但我像你一样活下来了，相信我。

好吧，可是谁来告诉我，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布兰克先生说，他目光严厉地盯着法尔。没准我也是个死人。今天上午的事情一直给我这种感觉，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说到这个治疗，没准这就是死亡的另一个说法。

你现在不记得了，法尔说，他从床边站起来从布兰克先生手里拿过照片，但整个事情是你的主意。我们只是根据你的要求行事。

胡说。我要见律师。他会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有我的权利，你知道的。

那也许可以安排，法尔回答，拿着照片走到办公桌边，把照片重新插入那一叠里。如果你想要的话，今天下午我会找一个来拜访你。

好吧，布兰克先生含糊地表示，对法尔周到而随和的态度多少感到有些困惑，这样也好。

法尔看一眼手表，从办公桌边走过来，坐回床沿上，面朝布兰克先生，后者仍坐在靠近卫生间门口的椅子上。时间不早了，这年轻人说，我们得开始谈话了。

谈话？谈什么话？

问诊。

我明白这个词，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得讨论那个故事。

那有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据我所知，故事应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我对此完全同意。

顺便问一下，这胡编乱造的玩意儿是谁写的？这杂种应该拉出去毙了。

是一个名叫约翰·特劳斯的人写的。听说过吗？

特劳斯……唔……也许。他写过小说，是不是？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但我觉得也许我读过他的什么东西。

是的。你确实看过。

那为什么不给我一部完整的，偏给我这种没头没尾又没标题的半截子东西？

特劳斯是写完了的。原稿长达一百一十页，他是在五十年代初写的，那时他刚成为一个小说家。你也许觉得它不怎么样，可是对于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干得不坏了。

我不明白。其余部分为什么不拿给我看？

因为这是治疗的一部分，布兰克先生。我们把所有那些文稿搁在你桌上不是为了逗你玩的。这些文稿搁在这里自有目的。

比如？

比如说，测试你的反应。

我的反应？它们能测出什么？

精神反应。情绪反应。

还有？

我要你做的就是把这故事的其余部分告诉我。从你结束阅读的地方开始，现在请告诉我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就从最后一段，最后一个字开始。你可以开始了。现在我要你给出这故事的中间和结尾部分。

这算是什么？室内游戏吗？

如果你喜欢，我倒更愿意把这叫作想象推理。

一个恰当的说辞，医生。想象推理。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象跟推理搅在一起了？

从现在开始，布兰克先生。从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时开始。

好吧。似乎我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可做了，是不是？

的确如此。

布兰克先生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投入手头的工作，但从这房间里切换出来，他便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效果——就像早些时候叙述中出现的那些臆想的队伍又被唤来穿越他的脑海。布兰克先生被这魅影森森的景象吓得瑟瑟发抖，过了片刻，他便睁开眼睛，希望这景象赶快消失。

怎么啦？法尔问，脸上一副关切的表情。

那些该死的幽灵，布兰克先生说，他们又回来了。

幽灵？

我的受害者。这些年来被我害惨了的人们。他们现在来报复我了。

睁开眼睛，他们就不见了，布兰克先生。我们继续来讲那个故事吧。

好吧，好吧，布兰克先生说，自怜地长叹了一口气。给我一分钟。

为什么不跟我说说你对联邦是怎么想的。那也许有助于你的开始。

联邦……联——邦……那挺简单的，不是吗？只不过是美国的另一个名字而已。不是我们知道的合众国，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国家，有另一段历史。但这个国家所有的树木，所有的山脉，所有的大草原，完全就跟我们自己的一样摆在那里。河流和海洋都是一样的。人都用两条腿走路，都用两只眼睛看东西，用两只手触摸。他们想起事来面面俱到，说起话来左右逢源。

说得好。当格拉夫到达乌尔蒂玛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带着朱伯特的信去见上校，但德·维加上校的反应就像是从一个孩子手里接过一张便条，因为他参与了兰德的阴谋。格拉夫提醒他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必须得到执行，但上校说他只对国防部负责，他们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禁入法令。格拉夫提到有关兰德的传言以及那上百个进入异族属地的士兵，但德·维加上校假装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格拉夫便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给国防部写信请求禁入法令的特许通行。好吧，德·维加说，但一封信往首都一个来回得花六个星期时间，在此期间你做些什么呢？熟悉一下乌尔蒂玛，格拉夫说，等候不言自明的回音——德·维加上校肯定不会让那封信到达首都，肯定在他投送出去时就被截留了。

为什么说德·维加上校也是阴谋中人？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忠诚的军人。

他是忠诚的。所以欧内斯托·兰德和他的百人部队才能进入异族属地。

我不明白你的思路。

联邦是脆弱的，这个重新组成的国家囊括了先前独立的殖民地和公国，为了把这些地方整合到一起，还有比制造出一个共同的敌人更能使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办法吗？出于这种考虑，他们选择了原住民。兰德是被派往那些属地煽动部落叛乱的一个双面间谍。这和独立战争后我们对付印第安人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把原住民惹毛了，然后再屠杀他们。

但格拉夫怎么知道德·维加也是他们一伙的呢？

因为他没有提出多少问题。本来他至少应该装着很好奇的样子。事实上，当时他和兰德两人都是为国防部工作的。当然，朱伯特和他的内务部的人对此毫不知情，但这也再正常不过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一直都是各有各的猫腻。

然后？

朱伯特给了格拉夫三个名字，是他们这个部在乌尔蒂玛工作的人。这三人中任何人都不知道其他两人的存在，但他们提供的消息汇总后得出了朱伯特那份关于兰德的情报。格拉夫与上校谈过话后，便出去寻找他们了。但就在说话时，一个接一个，他们都被打发到别处去了。让我们来查查这三个人的名字吧。一个人物有了名字，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上尉……唔……中尉——少校雅克·迪潘，两个月前被调往中央高山区去了。卡洛斯……伍邦大夫……由于北部地区突然开始流行天花，6月间自愿离开本镇去那里提供服务。还有德克兰·布雷，乌尔蒂玛生意最火的理发师，8月初因食物中毒去世了。这些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有意设计的都不得而知，但是可怜的格拉夫，现在与部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帮手或是可信赖的人，独自一人陷落在这个荒凉的被上帝遗忘的世界角落里。

非常好。这些名字是妙笔，布兰克先生。

我的脑子正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率转动着，一整天都没感到如此兴奋了。

我估计老习惯很难消失。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说你的状态很好，开始发挥正常水平了。接下去怎么样了？

格拉夫在乌尔蒂玛逗留了一个多星期，试图找到穿越边境线进入属地的办法。毕竟他不能靠步行。他需要马匹、枪和弹药，也许还有一头驴子。同时，因为整天无事可做，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卷入乌尔蒂玛的社交圈了，其实这里只是内陆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军事小镇。这里所有的人，经虚伪的德·维加上校介绍都已经成了他的朋友。他邀请格拉夫出席各种宴会——都是时间拖得老长又很乏味的活动，出席者有军官、镇政府官员、商人，各自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他还带他去了妓院，甚至有几次还带他出去打猎。后来，出现了一个上校的情妇……卡洛塔……卡洛塔·豪普特曼……一个放荡的女人，众所周知的风流寡妇，她的主要娱乐就是做爱和打牌。当然，上校已婚，有两个孩子，因为他每周只光顾卡洛塔一两次，所以其他男人很容易上她的床。没过多久，格拉夫就和她勾搭上了。一天晚上，他们躺在一起时，他向她问起了关于兰德的事，卡洛塔证实了那个传言。是的，她说，一年多以前，兰德和他的人越过边境到属地去了。为什么她要把这事情告诉他？她的动机不是很明确。也许她被格拉夫迷住了想取悦他，也许是上校出于自己隐秘的动机让她来告诉他。这一部分不妨处理得微妙一些。读者永远也搞不清卡洛塔是在引格拉夫入套，还是只不过是太多嘴了。别忘了这是乌尔蒂玛，是联邦最重要的前哨阵地，性、赌博和流言蜚语是这里仅有的娱乐活动。

格拉夫是怎么穿越边境的？

我说不上。也许是某种贿赂。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某天晚上穿过去了，故事的第二部分就此开始。现在我们进入了一片荒漠。周围一片空旷，头顶上是蓝得耀眼的天空，光照非常强烈，而太阳落下时，凛冽的寒风又会一直钻进你的骨头缝里。格拉夫向西跋涉了几天，骑着一匹栗色的马，它被起名为怀蒂，因为这头牲口两眼之间有一块白色毛斑。由于格拉夫十二年前就熟悉了这里的地形，他径直朝甘济方向赶去，十二年前他与那个部落的人相处得不错，他觉得在所有原住民中那个部落的人最为平和。终于有一天早上，他抵达了甘济人的一个营地，那是一个只有十五到二十间泥屋的小村庄，那里的全部人口大抵在七十到一百人之间。他走到那个居留地外面大约三十码处，便用甘济语大声叫喊表示自己的到来——但是没人回应他。格拉夫警觉起来，策马朝村里奔去，可是那里没有一丁点儿生命的迹象。他下了马，向一间小泥屋走去。掀开门上遮挡的水牛皮帘子走进屋子，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尸臭，里面尸体发出腐烂的气息，在泥屋昏暗的光线下，他看见十来个被杀死的甘济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被人残忍地枪杀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出来，用手帕捂住鼻子，然后，逐个地探视村里其他屋子。村里的人全都死了，每个人都死了，格拉夫认出其中有几个是他十二年前结交的朋友。女孩们已长成了少妇，男孩们变成了青壮汉子，父母亲成了祖父母，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还能喘气，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度过余生。

谁干的？是兰德和他的人吗？

耐心点，医生。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急不得。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暴行和死亡，是对无辜者的杀戮，格拉夫仍处于极度震惊之中。他完全不能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尽管如此，为什么他会想到兰德可能与这事情有关呢？格拉夫的猜测是他的老朋友在试图挑起反叛，纠集一支原住民的军队入侵联邦的西部省区。问题是一支死人组成的军队是不可能去打仗的，不是吗？最后格拉夫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兰德杀死了自己未来的士兵。

对不起，我不该再插嘴的。

随你便，你愿意问就问吧。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所有的事情都并非它表面呈现的样子。就拿兰德的部队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不知道兰德是一个为国防部工作的双面间谍。他们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梦想家，从激进的政治立场出发反对联邦政府，兰德把他们招募来带入异族属地，他们相信了他的话，保证要帮助原住民吞并西部省份。

格拉夫找到兰德了吗？

他必须找到。再说，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但后来迟迟没有进展，他一直沿着那条路走了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在格拉夫离开被屠戮的甘济村庄大约两天后，他遇到了一个兰德那方的人，一个神智昏迷的士兵摇摇晃晃地在荒漠上走着，身边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马。格拉夫想帮助他，但已经太晚了，小伙子这般状态已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临终前，用含混不清的呓语断断续续地向格拉夫嘶叫着，讲述每一个人是怎么死的，他们肯定难逃一死，而整个事情一开始就是错的。格拉夫听得非常吃力。他说的每一个人是什么意思？是兰德和他的部队，还是甘济人？抑或其他原住民部落？这小伙子没有回答，还没等到太阳下山夜晚到来，他就死了。格拉夫埋葬了尸体，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一两天，他又来到一处甘济人的居住地，那里也都是尸体。他不再想知道其中的缘由了，就算是兰德干的，那又怎么样？关于起义的传言正是那个更为险恶的行动的障眼法：对原住民静悄悄的屠杀将使政府得以开拓他们的白人领地，把联邦的西部疆土一直扩张到海边。但就算知道了是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然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人员这么少的部队来完成呢？一百人消灭好几万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兰德与此事完全无关，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甘济人发生了部落间互相残杀的事件，这是发生在原住民自己人之间的战事。

布兰克先生还想往下说，但还没等他再说出一个字来，他和医生就被一阵敲门声给打断了。布兰克先生正一门心思地编织那个故事，陶醉在迂回曲折而令人心驰神往的描述中，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时刻：这扇门的奥秘终于要揭开了。一听到敲门声，法尔就转过脑袋朝门那边瞥去。请进，他说，门好像就开了，一个女人推着一辆不锈钢小车走了进来。也许这就是安娜用过的那辆车，也许只不过是看上去差不多的一辆车。这次，布兰克先生一直在注意，据他所知，他没有听到开锁的声音，根本没有锁舌、插销或是想象中该有的钥匙开门的声音——也就是说门从一开始就没锁，从来就没锁过。布兰克先生当时这么想着，开始为自己能够自由来去而感到高兴，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意识到事情也许没这么简单。很可能是法尔医生进门时忘记锁上了。或许，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压根就懒得锁，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的囚犯布兰克先生企图逃跑，他毫不费力就能制服他。是的，老人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答案。而他，尤其是在对自己的未来心存悲观的时候，只好听任自己再度回到持续的不稳定状态。

嗨，萨姆，那女人说，很抱歉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但布兰克先生的午餐时间到了。

嗨，索菲，法尔应道，同时低头看看表，然后从床沿上站起来。我都没意识到这么晚了。

怎么回事？布兰克先生问，用拳头捶着椅子扶手，发起脾气来了。我要接着讲故事。

我们的时间到了，法尔说，今天的问诊结束了。

可我还没讲完呐！老人喊起来，我还没有讲到结尾。

我知道，法尔回答说，可是我们这里的日程安排挺紧，没办法改变。我们明天继续这个故事吧。

明天？布兰克先生大声叫嚷起来，一副既是怀疑又是负气的口吻。你在说什么？明天我就记不得今天说的话了。你明白这一点。即便我明白这点，我还是没法知道那些该死的事情。

法尔走到布兰克先生身边，拍拍他的肩膀，一个老练的临床艺术专家典型的抚慰手势。好吧，他说，我来看看这事情能怎么办。首先我得取得许可，但如果说你要我今天晚上再来，我也许能办到。这样行吗？

好吧，布兰克先生嗫嚅道，他被法尔温柔而关切的语气弄得没脾气了。

好，我这就走了，医生说，再见。

他没说别的，挥手向布兰克先生和那个叫索菲的女人道别，走到门口，打开门，穿过门口，关上门。布兰克听到锁舌的咔嗒声，但也仅此而已。没有插入门闩的声音，没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这门是不是在合上时，就咔嗒一声自动锁上了。

这时，名叫索菲的女人一直在床边不锈钢餐车旁忙碌着，把布兰克先生午餐用的各种碗碟从底下一格拿到上面来。布兰克先生看到一共有四个盘子，每个盘子上都覆着中间带孔的金属圆盖。这些盖子让他突然联想起酒店里的客房服务，唤起他执行任务期间在酒店里度过的许多夜晚的记忆。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过来，他听到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至少不是他能够辨认出的自己的声音，但因为这声音是如此肯定而真切，他承认这确是事实。如果真是这样，他想，那么他这一生旅行过许多地方了，坐着汽车、火车、飞机，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是的，他又对自己说，飞机带着他飞遍世界各地，去过几大洲的许多国家，毫无疑问那些旅行与他派遣所有那些人去执行的任务是有关系的，那些可怜的人因他而遭受了那么多痛苦，现在，这肯定就是他被羁押在这里、不能再去任何地方、只能待在这四堵墙壁之内的原因——因为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而受到的惩罚。

短暂的沉思被那女人的声音给打断了。你准备好吃饭了吗？她问。当布兰克先生抬起头来看她时，他意识到自己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的年龄大约是四十大几或五十出头，虽然他发现她那张脸长得精致又富有魅力，但由于腰身矮壮而过于丰满，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女性。必须郑重其事地说明一点，她身上的衣服和今天早些时候安娜的着装是一样的。

我的安娜去哪了？布兰克先生问，我以为只有她来照顾我呢。

是她在照顾你，这女人回答，但她刚要来这时又去忙着另一件事了，所以她叫我来替她一下。

这真糟糕，布兰克先生悲哀地说，当然，跟你无关，不管你是谁，但我几个小时来一直在等着再次看见她。这个女人就是我的一切，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我明白这一点，这女人说，我们都明白。这时她朝他友善地微笑一下：我能怎么办呢？恐怕你只好让我来照顾啦。

唉，布兰克先生叹了口气，我明白你的好意，可我也不能假装自己不失望。

你不必假装。你有权这么觉得，布兰克先生。这不是你的错。

鉴于我们彼此不得不凑合到一起，就像你刚才表达的意思一样，我想你得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吧。

索菲。

啊，好吧，索菲……一个相当漂亮的名字。首字母是S对吗？

应该是的。

回忆一下，索菲。你是不是我十岁那年在池塘边吻过的小姑娘？我们刚刚溜过冰，然后我们就坐在一个树墩上，我吻了你。不幸的是，你没有回吻我。你大笑起来。

那不可能是我。你十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

我有那么老吗？

确切说，也不是很老。可比我年长不少。

好吧。如果你不是那个索菲，那你是哪个索菲？

这个并非布兰克先生十岁时吻过的索菲没有回答他，却走到桌边，从那一沓子照片中抽出了一张，举在手里。这就是我，她说，这是大约二十五年前的我。

走近些，布兰克先生说，你离得太远了。

几秒钟后，布兰克先生把照片拿到自己手里。就是今天早些时候布兰克先生注视良久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年轻女子站在像是纽约一处公寓楼敞开的门口那一张。

你那时要瘦些，他说。

人到中年了，布兰克先生。要是还有一副年轻女孩的身材那不是很古怪吗。

告诉我，布兰克先生说，用食指点着照片说，这是怎么回事？站在门内的那人是谁？为什么你看上去是这模样？像是面带忧虑，可同时又像有什么高兴的事。如果不是这样，你脸上不可能带着微笑。

索菲在布兰克先生身边蹲下来，后者仍坐在椅子里，默不作声地研究着照片。

那是我第二个丈夫，她说，我想这是他第二次来看我。第一次，我开门时怀里抱着孩子，我记得很清楚，这肯定是第二次。

为什么是面带忧虑的模样？

因为我不清楚他对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微笑呢？

我微笑是因为很高兴能看到他。

你的第二个丈夫，你说。那第一个是怎么回事？那是谁？

一个名叫范肖的人。

范肖……范肖……布兰克先生自言自语道。我想我们最终有了点线索了。

索菲仍然蹲在他身边，她年轻时那张黑白照片还搁在他膝盖上，坐在椅子里的布兰克先生突然快速向桌子那边挪去。一摸到桌边，他就把索菲的照片扔到安娜的照片上面，拿起那本小拍纸簿，翻到第一页。手指顺着名单点下去，点到范肖时停住了，然后又把椅子旋过来面朝索菲，后者正站起来慢慢走向他。

哦，布兰克先生说，用手指点着拍纸簿。我明白了。范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索菲说，她走到了床边，正好坐在刚才詹姆斯·P.弗勒德坐过的地方。他当然牵连其中，我们所有的人都牵连在这里边，布兰克先生。我以为你知道这一点。

老人被她的回答搞糊涂了，费劲地梳理着自己的思路。你听说过一个叫詹姆斯·P.弗勒德的人吗？詹姆斯·P.弗勒德。英国人。前警察。说话带伦敦口音。

那你现在不想吃午饭了？索菲问。饭菜都凉了。

再等一会儿，布兰克先生骤然转向她，看她转移了话题有些气恼。只要再给我一分钟。在我们说到吃饭之前，我要你先跟我说说你所知道的弗勒德的所有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听说他今天早上来这里了，可我从来没见过他。

但你的丈夫……你的第一个丈夫，我是说……那个范肖……他写过书，是不是？其中一本，其中一本……该死的……我想不起书名了。永无……永无……什么……

《永无之乡》。

对了。《永无之乡》。他把弗勒德作为一个人物写进了书里，在一个章节……我想是第三十章，也许是第七章，弗勒德做了一个梦。

我记不得了，布兰克先生。

你是说你没看过你丈夫的小说？

不，我看过。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你可以不理解，但为了我自己心灵的安宁，我决定不去想范肖和他的创作。

你们的婚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死了吗？你们离婚了？

我嫁给他的时候还很年轻。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我怀孕了，然后，他就消失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他是有意离开你的？

有意的。

这男人肯定是疯了。竟然从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身边离开。

范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好素质，那么多的长处，但说到底他是想毁了自己，最后，他终于做到了。他和我作对，他和他的创作作对，然后，他走出了自己的生活，消失了。

他的创作。你是说他不写作了？

是的。他放弃了一切。他有很高的天分，布兰克先生，但他却瞧不起自己这一点，有一天，他停止不写了，他就这么放弃了。

这是我的错，是不是？

我不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当然，你有部分责任，但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事情。

你肯定恨我。

不，我不恨你。我是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但从那以后事情有了很大起色。我又结婚了，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很不错的婚姻，长久而甜美的婚姻。我有两个儿子，本和保罗。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本是一个医生，保罗还在读书，他想当一个人类学家。不算太坏，如果你要我自己说的话。我希望你有一天能见到他们。我想你会感到非常骄傲的。

这时，索菲和布兰克先生并排坐在床沿上，面朝不锈钢餐车，布兰克先生的午餐盘放在最上面，每一个盘子上都覆着圆形的盖子。布兰克先生的食欲被引动了，他急着想要吃饭，但还没等他碰一口食物，索菲就说，他得先把下午的药吃了。虽然刚才那会儿他们互相已经有所了解，虽然布兰克先生靠近索菲温热而丰满的躯体时很愉悦，但他对这个要求有些抵触，不肯吞下那些药物。早上他服的药片是绿色、紫色和白色的，这时不锈钢餐车上的药片却是粉红色、红色和橘色的。索菲解释说这是不同的药片，和他早上服用的药片效果不一样，如果他不服下这些药物，治疗就不会起作用。布兰克先生听着她的解释，但就是不肯改变主意，当索菲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颗药片想让他吞服时，布兰克先生固执地摇着脑袋。

吃吧，索菲恳求他。我知道你饿了，但不管怎么说先得让这些药片进入你的消化系统后才能吃饭呀。

去他妈的食物，布兰克先生说，声音里流露着心头的苦涩。

索菲嗔怪地叹了口气。瞧，老先生，她说，我只是想来帮助你。我是这里少数几个站在你这边的人，可你要是不合作的话，我估计至少有十几条汉子会挺乐意进来逼你把这些药片吞进喉咙里的。

好吧，布兰克先生说，口气开始缓和一些。但有一个条件。

条件？你在说什么？

要我把这些药片吞下去，首先你得把衣服脱了，让我摸摸你的身子。

索菲觉得这个建议简直是太可笑了，猝然发出一阵大笑——有点像是多年前在结冰的池塘边布兰克先生童年时那个索菲的样子。接下来，更有些加重侮辱的意思，她甩出了那句未加思索的话：别犯傻。

噢，布兰克脑袋朝后一仰，好像遭人当头一击。噢，他呻吟着。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女人。但别说这话，求你了。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别的怎么说都行。

布兰克先生眼里倏然噙满了泪花，还没等他意识到，泪水就从他脸上滚落下来，老人真就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对不起，索菲说，我没有让你伤心的意思。

看看你又能怎么啦？布兰克先生问，他哽咽地说道，你有这么漂亮的乳房。我只是想看一看，摸一摸。我想把手贴在你的皮肤上，用手指穿过你的头发。这难道很可怕吗？我不想伤害你。我只想温存一下，仅此而已。我已经被这个地方折腾够了，这样的要求有多过分吗？

好吧，索菲思忖着说，毫无疑问她对布兰克先生的痛苦心怀怜悯，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协议。

比如说？布兰克先生问，他用手背揩去泪水。

比如说……比如，你把药片吃下去，每次吃一颗，我就让你摸一下我的乳房。

赤裸的乳房？

不，我得穿着衣服。

这不够。

行行行，我把衣服脱了，但我得戴着乳罩，明白吗？

那不算是完美，但我想只好接受了。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索菲脱下上衣，解开衣襟时布兰克先生激动地看到她戴的是一个轻薄的乳罩，带着繁复的蕾丝花边，不是那种上了年纪的女人用的颜色单调只为托住乳房的玩意儿，也不是做爱前被扔在一边的廉价品。索菲那个球体上半部分和整个丰满的乳房渐次呈露出来，甚至下半部分也清晰可见，因为乳罩的质地太薄了，都能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顶在乳罩上的奶头。不算是完美，布兰克先生吞下第一颗药片，一边啜一口水一边对自己说，但他已经感到相当满意了。然后他伸手托住了它们——左手覆在右乳上，右手抚住左乳——他尽情享受着索菲略感松弛却仍出色的乳房，当他注意到她在微笑时，心里更高兴了。也许不是出于愉悦，但至少是有兴味的，这便证明了她并非心怀怨恨地在忍受着，不妨把这冒险行动再推进一步。

你是个下流的老头子，布兰克先生，她说。

我知道，他回答说，可我以前也是一个下流的小伙子。

他们如此不断地进行着两个程序——吞服药片之后便是与乳房怡人的接触——随后索菲把上衣穿上，这便进入午餐时刻了。

不妙的是，反复抚弄女人诱人的胴体自然也在他自己身体上引起了反应。布兰克先生的老朋友再一次挺了起来，因为这时我们的主角没有裹在棉布长裤和内裤里，几乎就等于完全裸露在睡裤里，于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这“大人物”穿过裤裆口把自己的脑袋伸到光天化日之下。偏巧这时索菲正在揭去覆在盘子上的金属盖子，当她弯腰把盖子搁到餐车下层时，她眼睛离那个元凶只有几英寸。

瞧你，索菲说，她指的是布兰克先生勃起的阴茎。您捏了好几次我的乳头，现在又打算来干事了。忘了吧，伙计，游戏结束了。

对不起，布兰克先生说，这一次他倒是真诚地为自己感到尴尬。是它自己钻出来的，我没料到会这样。

没必要道歉，索菲回答说，把那玩意儿搁回裤子里去吧，我们该做正事了。

正事就是布兰克先生的午餐，其中包括一小碗变得微凉的蔬菜汤，一块白面包三明治，一盘西红柿沙拉和一杯红色的果冻布丁。我们并不想不厌其烦地描述进餐的情形，只是有一件事必须被提到。与早上布兰克先生服过药后的情形一样，这时他的手也颤抖起来，无法控制。这一次或许会有所不同，或许这些药物用途不同，因为它们的颜色就不一样，可谁知引起手部颤抖的效果却如出一辙。布兰克先生以喝汤来开始自己的进食。就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勺子从汤碗到布兰克先生嘴巴是一个艰难的旅程，勺子里的汤汁几乎没有一滴能抵达自己的既定目标。这完全不是他的过失，可勺子里的东西一滴不剩地全洒到了他的白衬衫上。

老天，他说，又来了。

还没等吃到嘴里，或者确切地说，还没等到用午餐，布兰克先生就得换衬衫了，这是他最后一件白色衣服，现在他用睡衣的上衣来替换它，这就恢复到本书开始时提到的他的着装。这对布兰克先生来说是一个沮丧的时刻，因为到了这时，安娜温柔而细心的服侍和精心的准备已经无迹可寻了，更糟糕的是，他现在已完全打破了穿白色衣服的承诺。

就像早些时候安娜所做的一样，索菲也亲自来喂他吃饭，虽说她和安娜一样亲切而富有耐心，可是布兰克先生不像爱安娜那样地爱着索菲，于是，当她用勺子和叉子把食物喂到他嘴里时，他的眼睛从她左边肩膀望过去，一直望到墙壁上的一点，心里假设着坐在自己身边的是安娜而不是索菲。

你对安娜了解得多吗？他问。

我前几天刚见过她，索菲回答，不过我们早先长聊过三四次。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很不一样，但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比方说？

你就是一例，布兰克先生。

是她要求你今天下午来顶班的吗？

是的。

至今为止我度过了许多可怕的日子，又能见到她使我感觉好多了。我不知道没有她我会怎样。

她对你也有同样的感情。

安娜……安娜姓什么？我花了好长时间回忆她的姓氏。我想应该是B打头的，但我再也想不起后面的字母了。

布卢姆。她的姓名是安娜·布卢姆。

没错！布兰克先生喊了起来，用左掌拍了一下前额。我他妈的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我一生都记得这个名字。安娜·布卢姆。安娜·布卢姆。安娜·布卢姆……

现在索菲走了。不锈钢餐车撤了，溅了汤汁的白衬衫拿走了，从浴缸里捞出的湿漉漉的脏衣服也拿走了，他在索菲的帮助下又到卫生间里顺顺当当解了一次小便，举止还算得体，现在布兰克先生又是独自一人了，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手掌抚在膝盖上，脑袋低垂，凝视着地面。他思索着索菲这次造访的细节，责怪自己居然没有向她询问自己最关心的事情。比如，他是在什么地方。他能不能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到公园里去走走。衣橱在什么地方，如果确有衣橱的话，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还有那个关于门的永恒的不解之谜——是否从外面锁上了。他在想，对这么一个深具同情心的人，显然对他不存恶意的人，为什么自己却犹豫着没有向她袒露心扉？仅仅是因为害怕吗，还是与这种对他有害的、使他更为衰弱的、渐渐剥夺了他站起来为自己战斗的力量的治疗有关呢？

不去想它了，布兰克先生耸耸肩，手掌拍一下膝盖，从床沿上站起来。几秒钟后，他坐到桌边，圆珠笔握在右手上，小拍纸簿摊在他面前，翻到第一页。他搜寻着名单上安娜的名字，发现在第二行，就在詹姆斯·P.弗勒德的名字下面，于是写下字母B-l-u-m-e，把安娜改成安娜·布卢姆。然后，他翻到第二页，又在名单上加了两个名字：

约翰·特劳斯

索菲

当他合上拍纸簿时，布兰克先生震惊地发现特劳斯的名字毫不费力地就回到了自己脑海里。经历了这么多挣扎、这么多失败，没能回忆起那些名字、面孔和事件，他觉得这是第一个巨大的胜利。他坐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庆祝自己的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的药对于早些时候的失忆具有恢复作用，抑或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运气而已，经常会有这种没有明显理由而不期然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管是怎么回事，他决定继续把故事想下去，为今晚医生的来访做好准备，因为法尔跟他说过，他会尽一切可能让他把这个故事讲到结尾——不能等到明天，因为一到明天，毫无疑问布兰克先生这一路叙说的内容就都想不起来了，这事今天就要解决。然而，正当老人坐在椅子上使劲前后摇晃时，他的目光落到了贴在桌面上的那张白色纸条上。这一天下来，他眼里已经不下五十或一百次瞟见过这张纸条了，每一次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纸条上写着桌子这个词。现在，让布兰克先生惊讶的是，他看见那上面却明明是灯的字样。他的第一反应是也许他看错了，于是他停止了摇晃，更仔细地看了一下。他身子前倾，鼻子都几乎碰到纸条上了，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词。让他十分气恼的是，这个词竟然就是灯。

布兰克先生愈发惶恐不安，费劲地从椅子上下来，脚步蹒跚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在每个物件上的白色纸条前都停一下，他要弄清楚那些词是不是都被换掉了。一番仔细查对后，他惊恐地发现没有一张纸条贴在先前的位置上。现在墙壁上贴着椅子，台灯上贴着卫生间，椅子却成了桌子。布兰克先生脑子里马上浮现出几种可能的解释。他患了中风或是大脑受到什么损伤；他丧失了阅读文字的能力；有人对他耍了这个恶劣的把戏。但是，他问自己，如果是恶作剧的话，那么这是谁干的呢？今天早些时候有好几个人进入过他的房间：安娜、弗勒德、法尔，还有索菲。他觉得那两个女人不可能跟他玩这一手。然而，如果真是有人搞鬼，那只有弗勒德是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进来的，同样他真切地记得，法尔是在自己在厕所里冲马桶时进来的，但他想象不出这两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煞费苦心的一连串动作——他们不在他视线中的时间至多只有几秒钟，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做手脚。布兰克先生知道自己的脑子虽然不在最佳状态，但也不比今天早上更糟，这就可以把中风一说给排除了，还有，如果他丧失了阅读能力的话，那么刚才他怎么能够把新增加的两个名字写到自己的名单里去呢？他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心想索菲离去后自己是不是晕眩过几分钟。他不记得自己睡着过，但想到最后，唯一的解释是，曾有第五个人进来过，那人不是安娜，不是弗勒德，不是法尔，也不是索菲，是那个人趁着布兰克先生现在想不起来的那个空档进来把纸条换了位置。

有一个敌人在监视这座房子，布兰克先生对自己说，也可能是几个人或者许多人在齐心协力地工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恐吓他，让他无所适从，让他以为自己丧失了心智，他们似乎试图让他相信自己脑子里驻留的阴影变成了真实的幽灵，那些游魂般的幽灵已侵入了他的小房间，目的就是尽量造成混乱。但布兰克先生是一个重视秩序的人，对手这种小儿科的恶作剧把他惹恼了。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注重条理。在他把自己手下派遣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的那些岁月里，他总是以极大的耐心来撰写报告，用最贴近事实的笔触，条分缕析地把行动方案记录下来。他根本不会把椅子叫作桌子，或是把桌子叫作灯。沉迷于这种幼稚的恶作剧，就是要把世界搞乱，让生活变得令所有人都难以忍受，除非你是疯子。布兰克先生还没有落到分辨不清什么物件上该贴什么名字的地步，但毫无疑问他的脑子是在退化，他明白这一天可能就要到了，也许很快就会到来，甚至就在明天，当他的大脑在进一步退化时，有必要把物件名字贴在那样东西上使他一眼就能认出。于是，他决定把那些被没见过的对手弄乱的字条一张张重新贴回正确位置上。

这事情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因为布兰克先生很快发现，那些字条是用一种神奇的强力胶粘上去的，要把它们从物件表面一张张揭下来需要毫无保留的专注和努力。起初布兰克先生用左手大拇指指甲剔开第一张字条（这是写着墙的字条，却贴在床的橡木柱脚上），但是刚把指甲楔入纸条右下角，指甲尖就断了。他再试着用中指的指甲，这只手指的指甲短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折断，他坚持不懈地用指甲抠着贴得死死的右边那只角，直到字条翘起，终于能让拇指和中指捏住一小部分，继而轻轻掀起以防撕破，然后从床脚上揭离了整张字条。这一刻非常满意，不错，可是每揭下一张就要做足足两分钟折磨人的准备工作。考虑到一共有十二张纸条需要揭去，考虑到在这一过程中布兰克先生又折断了三枚指甲（于是可用的指甲尖就只剩六枚了），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这事情搞定。

这样折腾下来，布兰克先生累垮了，他都没有停一下环顾室内，来不及欣赏自己的工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改观甚微，很不起眼，但对他而言却是一项象征着恢复被破坏的世界秩序的任务），便拖着脚步钻进卫生间去揩洗脸上的汗水。眩晕的老毛病又来了，他用左手扶住洗脸槽，右手往脸上撩水。但当他关上水龙头去拿毛巾时，突然感觉更晕了，比任何时候都晕得厉害。这回的身体不适似乎发生在胃里什么地方，但还没等自己说出胃这个词，体内的一阵蠕动就升到了咽喉，还伴随着他的下颏令人讨厌的格格作响。他本能地用两手扶住洗脸槽，低下脑袋，那股难以言表的压倒一切的恶心一阵阵袭来，他竭力遏制着。他憋了一两秒钟，祈求他能把汹涌而来的呕吐给憋回去，却毫无办法，顷刻之间他就吐到了洗脸槽里。一阵狂吐刚过，布兰克先生就大喊大叫：他们给我下毒了！那些魔鬼给我下毒了！

恢复行动后，布兰克先生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看着新刷上白漆的天花板。现在要命的毒性从他体内排出去了，他感到全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光了，刚才卫生间里那阵伴着眼泪鼻涕的猛烈呕吐把他折腾得半死。但是，如果说真有那种事，他倒是觉得更好受一些，衰弱的内心亦更觉平静，对于毫无疑问将要面临的考验会更有准备。

当布兰克先生继续研究着天花板时，那白色的东西逐渐变幻出某种形象，在他的幻觉中，他似乎不是在看着天花板，而是凝视着一张白纸。为什么竟会这样，他说不上来，但也许是天花板长宽比例的问题，它是长形的，而非正方形，这意味着这个房间也是长形的，而非正方形，虽说天花板要比一张纸大得多，但它的比例与八点五乘以十一英寸标准规格的纸张相似。布兰克先生心里这个念头还在盘桓着，内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下，那是他意识中无法确定的某种遥远的记忆，他越靠近，那些记忆就越显破碎，但穿过那些阻碍他洞穿自己脑海的浓雾，他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个人的身影，那人毫无疑问就是他自己，坐在桌前把一张纸卷进一台老式的手动打字机里。那也许是一份报告，他用柔和的声音响亮地说了出来，迄今为止布兰克先生不知道自己重复过多少次、多少年这个动作了，应该不下成千上万次，简直就是无数次，至于卷入打字机的纸张，一个人花上一天、一星期乃至一个月都数不清。

想到了打字纸，他又回忆起今天早些时候看到的打印文稿，既然这时他多少已从那桩累人的活儿中歇过来了，那些白色字条也都各自归位，既然胃里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已经平息下去，布兰克先生打算把那个故事继续下去，他要把那个故事的结尾部分想好，这样晚上医生再来造访时就可以告诉他了。他现在仍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在考虑是默不作声地继续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在自己意识中讲述这个故事，还是朗朗出声地往下创作情节，即便这时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在听他说话。由于此刻他感觉特别孤寂，几乎被他强加于自己的孤寂感给碾碎了，所以他假装医生和刚才一样跟他一起坐在房间里，也就是说，他要把故事说出来，而不仅仅只是在脑子里构思。

让我们接着往下说，好吗？他说，联邦的故事，西格蒙德·格拉夫的故事，异族属地的故事，欧内斯托·兰德的故事。这事情假定发生在哪一年呢？我猜大约是在1830年吧。没有火车，没有电报。旅行得靠马匹，你得等上三个星期才能等到一封信。像是在美国，但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没有黑奴，至少文中没有提到。可是人种要比美国历史上那时候更多。有德国人的名字、法国人的名字、英国人的名字、西班牙人的名字。好吧，我们说到哪儿了？格拉夫在异族属地，寻找兰德，他也许是一个双面间谍，也许不是；他也许是拐跑了格拉夫的妻子和女儿，也许没那回事。让我们再往前回溯。先前我可能进展得太快了，急于往结尾上赶。据朱伯特的说法，兰德是联邦的叛徒，他暗地里拉起一支队伍去帮助原住民并率领他们入侵联邦的西部省份。顺便说一下，我讨厌原住民这个词。它太直白，太生硬，没有一点活力。我们试着来想想某种更富有色彩的名词。唔……我说不好……也许就像什么……斯皮里特[8]人。不，不好。道尔人，奥尔人，托尔人。糟糕透了。我这是怎么了？那就叫第因人吧。就是这个了。第因人。听上去有点儿像是印第安人，却又混合了另外的含义。好吧，第因人。朱伯特认为兰德在异族属地领导第因人攻击西部省份。但格拉夫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为什么？一方面，他相信兰德是忠于联邦的，另一方面，兰德怎么能在德·维加上校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带着上百人穿过边境呢？德·维加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卡洛塔跟格拉夫说过，兰德一年多以前就进入了异族属地，除非她在撒谎，否则德·维加肯定是知情者。或者有其他可能——其中有此前我没考虑到的某些状况——兰德用大把金钱买通了德·维加，而上校并没有卷入整个事件之中。但格拉夫不这么觉得，他从来就不相信这件事情上有行贿的可能。根据他的推理，兰德，德·维加，还有整个部队，为了把联邦捏合到一起而企图策划一场与第因人之间的虚假战争，也许他们想在这一进程中把第因人干掉，也许不是。暂时看来只有两种解释：朱伯特的说法和格拉夫的说法。不过，如果这个故事要增加什么内容的话，那就必须有第三种解释，没人估计到会出现的那种状况。否则，他妈的那也太简单了。

好吧，布兰克先生沉吟片刻继续往下说。格拉夫已经到过甘济人的两个村庄，那两个村子里的居民都被屠杀了。他掩埋了那个语无伦次的白人士兵，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暂时放慢了追踪兰德的脚步，让我们把他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分开来看。一是出于工作任务，一是出于私人考虑。兰德跑到异族属地来干什么？格拉夫的妻子、女儿又在何处？十分坦率地说，家庭问题这一节让我感到厌烦。可能有几种解决的方案，但每一个方案都有不对劲的地方：太老套，或是太常见了，以至于不值一提。其一：比阿特丽斯和玛塔跟着兰德私奔了。如果格拉夫发现他们在一起，他曾发誓要杀了兰德。或是成功或是失败，可这样一来，故事就演变成一个戴绿帽子的试图捍卫自己尊严的简单的情节剧了。其二：比阿特丽斯和玛塔是跟着兰德私奔了，但比阿特丽斯死了——或是死于瘟疫流行或是死于异族属地的艰苦生活。至于玛塔，算来现在十六岁了，已是一个大姑娘了，成了兰德的情人，跟着他四处奔波。那格拉夫会怎么办？当他唯一的女儿乞求他放过她的爱人兰德时，他还会杀了他的老朋友吗？噢，爸爸，求你了，爸爸，别这样！格拉夫是否就会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算了，忘记所有的一切呢？这样处理或是那样处理，总是没法让人接受。其三：比阿特丽斯和玛塔确实是跟着兰德私奔了，但她们两人都死了。兰德没在格拉夫面前提到她们的名字，所以这一故事要素变成了一条失效的红鲱鱼[9]。特劳斯写这个故事时显然还很年轻，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为什么从未出版过这部东西。他被那两个女人逼进了死角。我不知道他想出了什么解决方案，但我敢打赌，肯定是第二种——跟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差不多糟糕。就我而言，只想尽快忘记比阿特丽斯和玛塔。我们不妨就安排她们死于瘟疫大流行期间，然后就忘了她们吧。当然，格拉夫很可怜，但如果你要讲一个好故事，那就不可能抱有任何怜悯之心。

好吧，布兰克先生清了清喉咙，整理一下叙述的思路，我们说到哪了？格拉夫。格拉夫独自一人。他骑着马在荒漠上晃悠，那是一匹名叫怀蒂的好马，寻找神出鬼没的欧内斯托·兰德……

布兰克先生停住了。一个新的想法闪入他脑海，一个极为残忍的毁灭性的想法，这念头掀起的愉悦浪潮猛地涌遍他的全身，从脚趾一直到大脑神经的每一个细胞。就在这一瞬间，整个事情对他来说已是清清楚楚了，他现在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唯一的选择。在思索这个选择那极其惨痛的结果时，他爆发出一阵痉挛性的狂笑，一边捶胸顿足一边晃动着肩膀。

等等，布兰克先生扬起手对他想象中的对话者说。我把事情整个梳理一遍。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回到前面。那是第二部分。回到第二部分开头，格拉夫穿过边境进入异族属地那一部分。抛开那个甘济人村庄的第二次屠杀。格拉夫绕开所有的第因人村庄和定居点。强制执行禁入法令已有十年之久，他知道第因人不会欢迎他的出现。一个白人孤身在异族属地旅行？不可能。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他就死定了。这么说他一直露宿野外，只是在远离各个部族的旷野地域活动，找寻兰德和他的人，没错，他遇到了那个语无伦次的士兵，没错，一旦发现自己所要寻找的，那情形却与预期中的完全相反。在异族属地北部中央的一片荒原上，那很像是犹他州的盐碱地，他偶然发现了一堆尸体，有一百一十五具之多，有些尸体已残缺不全，有些还完整，所有的尸体都已腐烂，在太阳底下散发着恶臭，开始分解。没有甘济人的尸体，没有一具是第因人的，全是白人，穿着军装的白人士兵，至少那些不是赤身裸体也没有被大卸八块的尸体是这样。格拉夫磕磕绊绊地穿行在这充满腐臭而令人作呕的屠戮尸场，他发现其中有一具尸体就是他的老朋友欧内斯托·兰德——仰面躺着，前额有一个弹孔，一大堆苍蝇和蛆叮在他已经走形的脸上。我们无须详述格拉夫见到这吓人的一幕时的反应：呕吐和哭喊，嚎叫，撕扯着外衣。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格拉夫遇到那个精神错乱的士兵是在两个星期前，他知道这场屠杀准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这是怎么回事：他毫不怀疑杀害兰德和他手下的是第因人。

布兰克先生停一下，又发出一阵大笑，也许比上一次略为节制，而那笑声中既有兴奋又带着痛苦的意味，尽管布兰克先生很高兴能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编排故事，但他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只是越可怕他越想讲述。

但格拉夫错了，他说。格拉夫对于这个自己已卷入的罪恶计划一无所知。他就是那个替罪羊，电影里人们就是这么说的，政府派去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让机器得以开动的一把小扳手。他们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了——朱伯特，国防部，德·维加，他们所有的人。是的，兰德作为双面间谍被派遣到异族属地，带着策动第因人入侵西部省份的指令，借以挑起一场政府梦寐以求的战争。但是兰德没能完成任务。一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掌权的高官得出的结论是兰德背叛了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的良心使他幡然醒悟，他跟第因人和平相处了。于是，他们策划了一个新的计划，派出第二支部队进入异族属地。这回不是从乌尔蒂玛过去，而是从距离乌尔蒂玛几百英里的北面进入，这支部队规模比先前的大得多，人员至少多十倍，以一支上千人的部队对付百号来人，兰德和他那支同情贱民的部队就毫无指望了。是的，你没听错，我说的就是这回事。联邦派出了第二支部队去消灭前面的部队。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一个像格拉夫那样的被派去寻找兰德的人，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第因人要对这堆臭气冲天而残缺不全的尸体负责。鉴于这个原因，格拉夫成了这个行动中的关键人物。他对此毫不知情，他是被派往那里挑起战争的。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让他在乌尔蒂玛逼仄的小囚室里写下他的故事。文稿开头时德·维加就在执行这个计划了，一个星期来不停地拷打他，但这只是强化他对上帝的畏惧之心，确信自己将被处决。当一个人想到自己就要死去，获准书写的时候他就会把全部真情吐露在纸面上。格拉夫正是在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他叙说自己追踪兰德的使命，写到在盐碱地发现大屠杀现场时，他什么都没省略，一五一十地描述了那些血淋淋的细节。这就要说到关键的一步：一个活生生、亲眼见证的事实，却被栽赃到第因人身上。等格拉夫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德·维加拿走了那些手稿，把他从囚室里放了出来。格拉夫简直发愣了。原以为自己要被枪毙，却意外地得到丰厚的犒赏，并让他自由自在地坐着头等马车返回首都。当他回到家时，这份被精心编辑过的文稿已经被刊登在了这个国家的所有报纸上。联邦士兵被第因人屠杀——来自内务部副助理局长西格蒙德·格拉夫的第一手报告。

格拉夫一回来就发现整个首都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大肆叫嚷要反击异族属地的进攻。他现在明白自己被残忍地欺骗了。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有毁灭联邦的可能，到头来却是他引发的，就是他点燃了这场致命的战火。他去见朱伯特要求一个解释。鉴于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朱伯特完全乐意向他解释这一切。这时他提出要给格拉夫大幅加薪，但格拉夫却做出了自己的回复：我要辞职，他说。说完便冲出房间，房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那天晚上，在昏暗而空寂的家中，他抓起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枪，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就这样，这就是故事结尾。Finita, la commedia.[10]

布兰克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分钟，现在他累了，不仅是因为声带太用力了，也因为他的喉咙一开始就不太舒服（在这之前几分钟他刚在卫生间里呕吐过），他说到故事的最后几句时声音已经变得粗嘎刺耳了。他闭上眼睛，忘记了这个动作很可能会唤回冥想中那些穿越荒野的队列，那些该死的暴民，那些最终将他团团围住撕碎的无脸鬼怪，但这次布兰克先生幸运地避免了幽灵的纠缠，当他闭上眼睛时，他再一次回到了过去，像是坐在一把木制椅子上，他相信这是一把阿迪朗达克椅子，在乡村的某处草地上，身边全都是青翠的草叶，远处是黛青色的山，天气温暖，这是夏天的温暖，头顶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太阳光洒在他的皮肤上。现在看来，这应该是许多年前的场景，布兰克先生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坐在阿迪朗达克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娃娃，一个一岁大的身穿白色T恤裹着白色尿布的女婴，布兰克先生在凝视着小女孩的眼睛跟她说话，他说了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一次的神游是在沉默中展开的。当布兰克先生和小女孩说话时，她回视他，眼中的神情专注而严肃，他现在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心想这女孩是不是小时候的安娜·布卢姆，他心爱的安娜·布卢姆，如果这不是安娜，那么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女儿，但他问自己，什么女儿，她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他是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的母亲在什么地方，她叫什么名字，他问自己，接着他在心上记了一笔：下次有人进房间来，要向他询问这些问题，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在哪里有一个家，家里有妻子和孩子们，或者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或者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家，或者这个房间是否并非他一直居住的地方，但是布兰克先生已经快要忘了这份心里的笔记了，因而也将抛开那些有待咨询的问题，因为现在他已累坏了，他在阿迪朗达克椅子上抱着孩子的想象消失了，布兰克先生睡着了。

因为有摄像机，它始终以每秒钟一帧图像的速率提供监视记录，我们可以确切知道布兰克先生的小睡时间持续了二十七分十二秒。他也许还想睡，但这时一位男子走进了房间，他拍了拍布兰克先生的肩膀，想要拍醒他。老人睁开了眼睛，因为在梦乡短暂地逗留了一阵而感到神清气爽，他马上坐起身来，清醒地迎接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一丝昏沉的感觉。

这来访者看上去有五十大几或是六十出头，像法尔似的站在他面前，也穿着蓝色牛仔裤，但法尔上身是红衬衫，而此人的衬衫是黑色的，法尔走进房间时两手空着，而这个穿黑衬衫的人却捧着一叠文件和文件夹。布兰克先生觉得他挺面熟，但他今天见过太多的面孔，无论是照片上的还是本人，他没法把这张脸跟某个名字对上号。

你是福格吧？马尔科·福格？

来访者微笑着摇摇头。不，他说，我不是。为什么你认为我是福格呢？

我不知道，只是我刚才醒来时，突然想起福格今天下午要来这里。确切地说，我能想起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我的意思是，记住了这件事。但福格来了。我敢肯定。来喝下午茶。我们打了一会儿牌。我们聊天。他给我讲了几个很逗的笑话。

笑话？来访者问，朝写字台走近一步，把椅子转了一百八十度，然后把一叠文件搁在膝盖上坐了下来。在他忙乎时，布兰克先生站了起来，蹒跚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床垫边上坐了下来，大致就坐在今天早些时候弗勒德坐过的地方。

是的，笑话，布兰克先生继续道，我记不起所有的笑话了，但其中有一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你不介意告诉我，对吧？来访者问，我一直想听到很棒的笑话。

让我试试，布兰克先生回答，接着他停顿一下，聚精会神地想了想。是这样的，他说，唔，是这样。我想开头是这样的。某个下午五点钟，一个人走进芝加哥的一家酒吧，要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喝完一杯再要一杯，而是一下子要了三杯。这不同寻常的行为让酒吧侍者觉得有点奇怪，但他什么也没说，就给了这人他点的东西——三杯苏格兰威士忌，在吧台上排成一列。这人一杯接一杯地喝光了，然后付账走人。第二天，他又是下午五点左右来了，还是那一套，一上来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天接一天，两个星期来都是这样。最后，那酒吧侍者越来越好奇了。我不是想管闲事，他说，可你两个星期来每天都要三杯威士忌，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大多一次只要一杯。噢，这人说，答案很简单。我有两个兄弟，一个住在纽约，一个住在旧金山，我们三个非常要好。为了表达我们之间的深厚情感，每天下午五点我们三人各自到酒吧要三杯苏格兰威士忌，默不作声地互祝健康，就像我们仍在一块似的。酒吧侍者点点头，终于明白了，原来这是个古怪的仪式，也就不再去多想了。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了四个月，这人每天下午五点都会来，侍者就给他三杯酒。接下来就有事情发生了。一天下午，这人又在那个时间出现了，但这一次他只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侍者有点担心了，过了一会儿，他鼓起勇气问道：我无意多管闲事，但在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你到这里来都是要三杯酒，这回你却只要了两杯。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我只希望你家里一切安好。没什么事，这人回答，语气还是像以往那样开朗热情。那是怎么回事呢？侍者问。答案很简单，这人说，我戒酒了。

来访者爆发出一阵长时间的笑声，布兰克先生没有跟着一起笑，因为他早已知道了笑话的包袱，不过他一脸微笑地瞧着这个穿黑衬衫的人，很高兴自己的笑话获得这样的效果。欢笑声渐渐消失之后，来访者看着布兰克先生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太清楚，老人说。不管怎么说，你不是福格。但毫无疑问我以前见过你——见过许多次，我想。

我是你的律师。

我的律师。太好了……太好了。我正盼着今天要见你呢。我们有许多话要谈。

是的，这个穿黑衬衫的男人说，他拍了拍膝盖上的文件和文件夹。有许多事情要谈。但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我要你好好看看我，回忆一下我的名字。

布兰克先生仔细地看着这人清瘦的带有棱角的面庞，凝视着他灰色的大眼睛，研究着他的下颏、前额和嘴巴，但最后他只能长叹一口气，沮丧地摇摇头。

我是奎因，布兰克先生，这人说。丹尼尔·奎因。你的第一个侦探。

布兰克先生痛苦地哼了一声。他内心深处满是愧疚和窘迫之感，恨不得钻进一个洞里死掉算了。请原谅我，他说。我亲爱的奎因——我的兄弟，我的同志，我忠诚的朋友。都是我服用的那些该死的药片。它们把我的脑子搞坏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你派给我的任务比任何人都多，奎因说。你还记得斯蒂尔曼那个案子吗？

有点印象，布兰克先生说。彼得·斯蒂尔曼，如果我没弄错，有一小一老。他们当中有一个是穿白衣服的。我忘了是哪一个，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儿子。

回答正确。是那个儿子。还有那个范肖的离奇案子。

索菲的第一个丈夫。那个失踪了的疯子。

又答对了。不过我们也别忘了那两本护照。我想那是一桩小事情，但同时也是一桩棘手的活儿。

什么护照？

我的护照。那次你派遣安娜·布卢姆出任务时她找到的。

安娜？你认识安娜？

当然，每一个人都知道安娜。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传奇人物。

她确实担得起这个称呼。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性。

往下说，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那是我的一个姑妈，莫莉·菲茨西蒙斯，她嫁给了沃尔特·罗利。我曾帮他写过回忆录。

沃尔特什么？

罗利。曾被人称为神童沃尔特。

噢，是的。那是早先的事了，不是吗？

是的。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后来呢？

就这样。从那以后你就让我退休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是怎么想的？

那些年来我一直为你工作，是该让我离开的时候了。特工不能永远做下去的。工作的性质就是如此。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993年。

现在是哪一年？

2005年。

十二年了。从那以后你一直在干什么……从我让你退休以后？

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到现在为止，我差不多走遍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现在你回来了，作为我的律师。我很高兴是你，奎因。我总是对你有信任感。

你可以信任我，布兰克先生。这就是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毕竟我们多年后又走到了一起。

你得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这并不容易。因为有好多项针对你的指控，我都快被文件淹没了。你得耐心点。我希望能给你一个答复，但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理出个头绪。

指控？什么指控？

恐怕是全方位的。从极端冷漠罪到性骚扰。从合谋欺诈到过失杀人。从人身诽谤到一级谋杀。还要继续吗？

可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情。

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一切取决于你怎么看它。

如果我们输了，会怎么样？

至于采用哪一种惩处方式还在讨论中。一派主张从宽发落，全面赦免每一项罪名。但另一方却主张见血。况且他们都并非一两个人。有一伙人，他们嚷嚷得越来越厉害。

见血。我不明白，你是说处死？

奎因没有回答，手伸进黑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纸展开让布兰克先生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字迹。

这是两小时前刚举行的会议，奎因说，我不想吓唬你，但确实有人跳出来主张把这个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惩处方案。我给你念一念：他须以游街的方式被拉到行刑地点，在那里被吊起来活着受戮，身上须开膛剖腹，要掏出心和内脏，他的阴茎要割下来当着他的面扔进火里。然后，砍下他的脑袋，将他的身子四马分尸，再按我们的意愿分别处置。

真和善，布兰克先生叹了口气。这是哪些文雅之士提出的方案？

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我要为你拼争到最后一刻，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也需要作出某种妥协。

是弗勒德，对不对？布兰克先生问道。那卑劣小人，他今天早上到这里来侮辱了我。

不是，事实上不是弗勒德，但这不等于说他不是一个危险的家伙。你没有跟他一起去公园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事后，我们发现他在衣服里藏了一把刀。一旦把你哄出房间，他就打算杀害你。

噢，我料到是这么回事。这恶心的废物狗屎。

我知道被拘禁在这房间里相当难受，但我还是建议你待在这里，布兰克先生。如果还有别人邀请你到公园去走走，你要想出拒绝的理由。

这么说，这里真的有一个公园？

是的，是有一个公园。

还有鸟叫。就在我头顶上，不然我怎么能听见？

什么鸟？

乌鸦或是海鸥，我说不上是哪一种。

海鸥。

那么我们准是靠近海边了。

是你自己挑选的地点。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你把我们大家召集到这个美丽的地方来的。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外面？我甚至都打不开那扇该死的窗子。

那是为了保护你。你自己说要住在顶楼，可我们得以防万一，是不是？

我可没打算自杀，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明白。但不是每个人的看法都跟我一样。

是否还有其他折中的办法，唔？

奎因耸耸肩作为回答，垂下眼睛，看一下手表。

时间很紧了，他说。我带来了其中一件案子的档案，我想我们现在得开始做这件事了。当然，如果你觉得太累就算了。看你的意思吧，我可以明天再来。

不，不，布兰克先生厌恶地摆摆手，我们现在把它了结了吧。

奎因打开最上面那个文件夹，拿出四张八乘以十英寸的黑白照片。他滑动椅子挨近桌子，把手里的照片递给布兰克先生说：本杰明·萨克斯。这个名字让你想起了什么吗？

我想起来了点什么，老人回答，可我不敢确定。

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案子，事实上是最糟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对这项指控做出有力的辩护，就有可能为后面那些案子创立一个先例。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布兰克先生？

布兰克先生沉默地点点头，他已在打量那些照片了。第一张是一个身材瘦长、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倚在消防梯栏杆上，眺望面前的夜色，背景似乎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可是当布兰克先生转向第二张照片时，猝然间，就是这同一个人，从栏杆上失手跌下去了，跌入了黑暗中，图中抓拍到半空中四肢张开的身形，直往地面坠落。这真够让人心惊肉跳的，可是等布兰克先生再看第三张照片时，一阵辨认出来的感觉使他全身为之一颤。这瘦高个子在某处乡村泥路上，正挥动一根金属棒球棒砸向站在他面前的那个蓄胡子的男人。照片正好定格在球棒击到大胡子男人头部的一瞬间，从照片上看，受这一击这人显然必死无疑，接下来他准是脑瓜开瓢倒在地上，血从伤口汩汩涌出，在他身下淌成一摊。

布兰克先生抓了抓脸，手指搓揉着皮肤。他觉得这时连呼吸都很困难，因为他已经知道第四张照片的内容了，尽管想不起自己怎么会知道那个事实，却已料到一枚起爆的自制炸弹把那人血肉模糊的尸体炸得四下横飞，他没有勇气看那张照片。手里的四张照片滑落到地板上了，这时，他把手捂到脸上，蒙着眼睛开始哭泣。

现在奎因走了，布兰克先生再一次独自待在室内，他坐到写字台前，右手拿起圆珠笔。泪水扑簌的哭泣二十分钟前就停了，他打开拍纸簿，翻到第二页，对自己说：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即便事情变得很糟，这份报告还是得写出来，我不至于因为说出了真相就要担罪，对吧？接着，他让自己的手动起来，在那份名单上加了三个名字：

约翰·特劳斯

索菲

丹尼尔·奎因

马尔科·福格

本杰明·萨克斯

布兰克先生放下笔，合上拍纸簿，把两样东西都推开去。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在盼着福格到来，这家伙有着各种各样好玩的故事，不过这房间里没有钟，他手腕上也没有表，这就意味着他不知道时间，甚至也拿不准大致是几点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喝茶和轻松聊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也许，过不了一会儿安娜就该回来伺候他吃饭了，如果偏巧不是安娜来，而是另一个女人或男人来顶替她，那么他就要抗拒，要捣乱，要大喊大叫嚷嚷个没完，要闹得人仰马翻把屋顶掀掉。

现在做什么好呢，布兰克先生决定还是继续阅读。就在特劳斯关于西格蒙德·格拉夫和联邦的故事后面有一部更长的一百四十九页的手稿，这部东西不像前面那部作品，封面上就有标题和作者名字：

密室中的旅行

N. R. 范肖 著

啊哈，布兰克先生大声叫喊起来。好像有门儿了。也许总算找对地方了。

他翻开第一页开始看下去：

老人坐在单人床边上，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他一点也没意识到正对着自己的天花板上装有一台摄像机。快门每秒钟都在无声地闪动，地球每自转一周，摄像机就会抓取八万六千四百帧定格画面。就算他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那也没什么区别。他的意识不在这里，他被脑子里的幻觉缠绕着，正在搜寻那个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答案。

他是谁？他在这里干什么？他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还得待多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眼下，我们只能尽量留意那些画面，避免过早下结论。

屋里有一些东西，每一样东西上都贴有一张白色字条，用大写字母写着一个单词。例如，床边的桌子上，贴着桌子的字条。台灯上，贴着灯的字条。甚至墙上也有，严格来说那并非一件物品，却也贴了白色字条，上面写着墙。那老人抬起头来，看见了墙，看见了粘贴在墙上的白色字条，轻声地吐出墙这个词。就这情形很难让人判断他是在念墙上字条上的那个词，还是只不过在说墙本身。有可能他是忘了这个词，却还认得出这些物体本身，故而能叫出它们的名称；或者，也可能正好相反，他失去了辨认这些物体的能力，却还记得这些词怎么念。

他穿着一身蓝黄相间的条纹睡衣，脚上穿着黑色皮拖鞋。他很难确切说出自己身在何处。没错，是在这房间里，但这房间是在一座什么样的建筑物里边呢？一所住宅里？一个医院里？一座监狱里？他记不得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到了这地方。也许他一直就在这里；也许这就是他出生以来就生活的地方。他只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无法消弭的犯罪感。但同时，他又无法摆脱那种感觉——自己是一桩可怕的冤案的受害者。

这房间有一个窗子，但被遮阳帘挡上了，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朝外面眺望过。同样，也没有迈出过那扇门，门上还有一个白色的瓷把手。他是被关在里面，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呢？他依然在琢磨那问题的症结，正如前面第一段所言，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他的意识飘浮于过往之中，游荡在那些搅和着他脑子的幻影之中，竭力想找出一直萦绕于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画面不会说谎，却也等于什么也没说。它们只是一份过往的记录，只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譬如，这老人的年纪，就很难根据那些略显失焦的黑白图像确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岁数不小了，但老这个词大有伸缩余地，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任何一个六十至一百岁的人。接下去我们就不再把房间里这个人称作老人，而是管他叫布兰克先生了。眼下看来，他的名字可以免去不提。

布兰克先生终于从床边站起来，停顿一下，稳住身子，然后慢吞吞地走向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他感到很累，像是刚从时长不足且断断续续的夜间睡眠中醒来，鞋底在没有铺地毯的木地板上蹭过，让他想起砂纸摩擦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远离这个房间，远离这个房间所在的建筑物，他隐隐约约地听到某种鸟叫的声音——像是乌鸦，又像是海鸥，他说不上是哪一种……

现在，布兰克先生已经把能看进去的内容都看了个遍，这些东西丝毫没能使他愉快起来。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沮丧突然爆发了，他手腕猛地一抖把那一整叠手稿朝肩后扔去，甚至都不想去看一眼它们落在何处。纸片纷纷扬扬地从空中撒落到他身后的地板上，这时他攥起拳头往桌上狠狠砸一下，大声喊道：这些胡说八道什么时候有个完？

它永远也不会完。因为现在布兰克先生是我们中的一员，虽说他竭尽全力想弄明白自己的困境，但总是失败。我相信，我说他咎由自取也正是在为他所有的罪责作辩护——既不是添油加醋，也没有避重就轻。并非作为一种惩处，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正义和包容。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然而矛盾的是，我们，作为另一种意识的造物，将比创造我们的意识有着更久远的生命力，因为我们一旦被抛进这个世界，我们就将永远存在下去，我们的故事将会继续流传，即便是在我们死去之后。

在过去那些岁月里，布兰克先生面对自己的职责时有些冷酷无情，但我们中没有谁会认为他不是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他待在他所待的地方。如今，这个房间就是他的世界，治疗时间持续得越长，他就越是能够领受为他所安排的一切的慷慨之意。布兰克先生是一个日渐衰弱的老人，但只要他还待在这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他就永远不会死去，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只是我写在他那些文稿上的词句。

稍过一会儿，一个女人将进入房间喂他吃饭。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让谁去，但如果在那之前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会派安娜进去。那会让布兰克先生高兴一下，毕竟，这一天也够他受的了。安娜将会喂布兰克先生吃饭，随后给他擦洗，安置他上床。布兰克先生将在床上清醒地躺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鸟鸣，但接下去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终于合上眼。他沉入梦乡，早上醒来时，治疗又将开始。但此刻仍然是这份报告第一句话里的那一天，现在安娜正在亲吻布兰克先生的面颊，把他的被子掖好，现在她正从床边直起身子，朝门边走去。好好睡吧，布兰克先生。灯灭了。

（2005）

[1]原文为Blank，意即“空白的”“茫然的”。

[2]Good Humor man，Good Humor为美国冰激凌品牌，Good Humor man指身穿白色制服开着白色汽车沿街销售冰激凌的人。

[3]Faux–Lieu Province，按词义直译为“虚拟之地”。此处及下文中的地名均系法文或德文词语，是作者虚拟的地名，下面提及的公国、省份和地区也并不实际存在。

[4]Viaticum Bluff，意为临终圣餐悬崖。

[5]Hopalong Cassidy，美国小说家克拉伦斯·穆夫德所著《霍帕隆·卡西迪》一书中塑造的牛仔形象，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

[6]in two shakes of a cat，这是一句俗语，意谓瞬息之间。

[7]阿尔比恩（Albion），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英格兰或不列颠的称呼。

[7-1]德意志，原文Germania，系拉丁文。

[8]The Spirit People，即圣灵之人，或有灵性的人。

[9]red herring，英文俗语，意为误导读者的诱饵。

[10]意大利语：杂耍表演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