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经典作品集（1-10）（套装共10册）
Author: 老舍
Date: 2018-12-31T16:00:00+00:00
Publisher: 现代出版社

总目录

四世同堂：全二册
骆驼祥子
茶馆
正红旗下
二马
我这一辈子
月牙儿
断魂枪
不成问题的问题
猫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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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上
四世同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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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上
老舍——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序
第一部 惶惑
第二部 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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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

2.字——共百万字。

3.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的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故三部各有两本，全套共六本。不过，到出第二本的时候，也许就把第一本也放在里面，在《惶惑》之下，成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而后，第二部，第三部，也许照方炮制，直到全套出来，再另行设计，看是用石印好还是刻木版好；此系后话。暂时且不必多去操心。

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摆子中。老舍　北碚

第一部　惶惑

一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楞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

“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罗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

“你公公，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还没回来哪？”老人问。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她回答。

“哼！开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个样儿！”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轻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园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顺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楞了一小会儿，然后感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

正说到这里，院里小顺儿撒娇的喊着：

“爷爷！爷爷！你回来啦？给我买桃子来没有？怎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爷爷你真没出息！”

小顺儿的妈在屋中答了言：“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再胡说，我就打你去！”

小顺儿不再出声，爷爷走了进来。小顺儿的妈赶紧去倒茶。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中等身材，相当的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铺店的掌柜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今天，他的神气可有些不对。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像不能拧紧；笑的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怎样？老大！”祁老太爷用手指轻轻的抓着白胡子，就手儿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心中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压迫。看了父亲一眼，他低下头去，低声的说：

“时局不大好呢！”

“打得起来吗？”小顺儿的妈以长媳的资格大胆的问。

“人心很不安呢！”

祁老人慢慢的立起来：“小顺儿的妈，把顶大门的破缸预备好！”

二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仑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家去考查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在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他爱这个地方。胡同口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

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幸而有这几株树，否则祁家的南墙外便什么也没有，倒好像是火车站上的房子，出了门便是野地了。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除了北房的木料还说得过去，其余的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在祁老人手里，南房的山墙与东房的后墙便塌倒过两次以上，而界墙的——都是碎砖头砌的——坍倒是每年雨季所必不能免的。院中是一墁土地，没有甬路；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须打赤脚。

祁老人可是十分喜爱这所房。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其次，自从他有了这所房，他的人口便有增无减，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这里的风水一定是很好！在长孙瑞宣结婚的时候，全部房屋都彻底的翻盖了一次。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亲置买的产业变成一座足以传世的堡垒，好上足以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孙。木料糟了的一概撤换，碎砖都换上整砖，而且见木头的地方全上了油漆。经这一修改，这所房子虽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体面，可是在实质上却成了小羊圈数一数二的好房子。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作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

现在，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作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到瑞宣与瑞丰的卧室；尽东头的和尽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祁老太爷的卧室。东屋作厨房，并堆存粮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树和夹竹桃什么的。当初，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显着院内不太空虚；今天，他自己的儿孙都快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满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里也就充满了欢喜。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每一条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在胡同里，他也感到得意。四五十年来，他老住在这里，而邻居们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能一气住到十年二十年的就少少的。他们生，他们死，他们兴旺，他们衰落，只有祁老人独自在这里生了根。因家道兴旺而离开这陋巷的，他不去巴结；因家道衰落而连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无力去救济；他只知道自己老在这里不动，渐渐的变成全胡同的老太爷。新搬来的人家，必定先到他这里来拜街坊；邻居有婚丧事设宴，他必坐首席；他是这一带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

在得意里，他可不敢妄想。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教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他去呢，他闭眼就走，教子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

在葫芦胸里，路西有一个门，已经堵死。路南有两个门，都是清水脊门楼，房子相当的整齐。路北有两个门，院子都不大，可都住着三四家人家。假若路南是贵人区，路北便是贫民区。路东有三个门，尽南头的便是祁宅。与祁家一墙之隔的院子也是个长条儿，住着三家子人。再过去，还有一家，里外两个院子，有二十多间房，住着至少有七八家子，而且人品很不齐。这可以算作个大杂院。祁老太爷不大看得起这个院子，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为掩饰真正的理由，他总说那个院子只有少一半在“胸”里，而多一半在葫芦腰里，所以不能算作近邻，倒好像“胸”与“腰”相隔有十几里路似的。

把大杂院除外，祁老人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最被他重视的是由西数第一个——门牌一号——路南的门。这个门里住着一家姓钱的，他们搬走过一次，可是不久又搬了回来，前后在这里已住过十五六年。钱老夫妇和天佑同辈，他的两个少爷都和瑞宣同过学。现在，大少爷已结了婚，二少爷也定了婚而还未娶。在一般人眼中，钱家的人都有点奇怪。他们对人，无论是谁，都极有礼貌，可是也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好像对谁都看得起，又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的服装都永远落后十年，或二十年，到如今，钱老先生到冬天还戴红呢子大风帽。他家的妇女似乎永远不出大门一步；遇必要的时候，她们必须在门口买点针线或青菜什么的，也只把门开开一点缝子，仿佛怕走漏了门中什么秘密似的。他们的男人虽然也和别家的一样出来进去，可是他们的行动都像极留着神，好使别人莫测高深。钱老先生没有作事，很少出门；只有在他脸上有点酒意的时候，才穿着古老的衣服在门口立一会儿，仰头看着槐花，或向儿童们笑一笑。他们的家境如何？他们有什么人生的乐趣？有什么生活上的痛苦？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院子里几乎永远没有任何响动。遇上胡同里有什么娶亲的，出殡的，或是来了跑旱船或耍猴子的，大家都出来看看热闹，只有钱家的门照旧关得严严的。他们不像是过日子，而倒像终年的躲债或避难呢。

在全胡同里，只有祁老人和瑞宣常到钱家来，知道一些钱家的“秘密”。其实，钱家并没有什么秘密。祁老人心中很明白这个，但是不愿对别人说。这样，他就仿佛有一种替钱家保守秘密的责任似的，而增高了自己的身分。

钱家的院子不大，而满种着花。祁老人的花苗花种就有许多是由这里得来的。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他也不出一声。他的大少爷在中学教几点钟书，在趣味上也颇有父风。二少爷是这一家中最没有诗意的，他开驶汽车。钱老先生决不反对儿子去开汽车，而只不喜闻儿子身上的汽油味；因此，二少爷不大回家来，虽然并没有因汽油味和父亲犯了什么意见。至于钱家的妇女，她们并不是因为男子专制而不出大门，而倒是为了服装太旧，自惭形秽。钱先生与儿子绝对不是肯压迫任何人的人，可是他们的金钱能力与生活的趣味使他们毫不注意到服装上来，于是家中的妇女也就只好深藏简出的不出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

在祁老人与钱先生的交往中，祁老人老来看钱先生，而钱先生绝对不到祁家去。假若祁老人带来一瓶酒，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必定马上派儿子送来比一瓶酒贵着两三倍的一些礼物；他永远不白受人家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没有宽裕过，因为他永远不算帐，不记帐。有钱他就花掉，没钱他会楞着想诗。他的大少爷也有这样的脾气。他宁可多在家中练习几点钟的画，而不肯去多教几点钟的书，增加一点收入。

论性格，论学识，论趣味，祁老人都没有和钱先生成为好友的可能。可是，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在祁老人呢，他，第一，需要个年老的朋友，好有个地方去播放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第二，他佩服钱老人的学问和人品。在钱先生呢，他一辈子不肯去巴结任何人，但是有愿与他来往的，他就不便拒绝。他非常的清高，可并没有看不起人的恶习气。假若有人愿意来看他，他是个顶和蔼可亲的人。

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厚厚敦敦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他和祁老人谈诗，谈字画，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感趣味。但是，两个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教祁老人看画，祁老人便点头夸好。祁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移转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祁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畅谈了花草以后，钱先生往往留祁老人吃顿简单的饭，而钱家的妇女也就可以借着机会来和老人谈谈家长里短——这时节，连钱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在生活中除了作诗作画，也还有油盐酱醋这些问题的。

瑞宣有时候陪着祖父来上钱家串门儿，有时候也独自来。当他独自来的时候，十之八九是和太太或别人闹了脾气。他是个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虽然偶尔的动了怒，他也不愿大喊大叫的胡闹。他会一声不响的溜到钱家去，和钱家父子谈一谈与家事国事距离很远的事情，便把胸中的恶气散尽。

在钱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欢钱家对门，门牌二号的李家。在全胡同里，只有李家的老人与祁老太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人矮着不到一寸——这并不是李四爷的身子比祁老人的短这么些，而是他的背更弯了一点。他的职业的标志是在他的脖子上的一个很大的肉包。在二三十年前，北平有不少这种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们自成一行，专给人们搬家。人家要有贵重的东西，像大磁瓶，座钟，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们便把它们捆扎好，用一块窄木板垫在脖子上，而把它们扛了走。他们走得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脖儿的”。自从有板子车以后，这行的人就渐渐的把“窝”变成了“拉”，而年轻的虽然还吃这一行的饭，脖子上可没有那个肉包了。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尽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压得老早就有点弯。现在，他的年纪已与祁老人不相上下，可是长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眼睛还不花，一笑的时候，他的眼与牙都放出光来，使人还能看出一点他年轻时的漂亮。

二号的院子里住着三家人，房子可是李四爷的。祁老人的喜欢李四爷，倒不是因为李四爷不是个无产无业的游民，而是因为李四爷的为人好。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有时候他给穷邻居搬家，便只要个饭钱，而不提工资。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的给大家服务。例如：地方上有了兵变或兵灾，他总是冒险的顶着枪子儿去到大街上探听消息，而后回来报告给大家应当怎样准备。城门要关闭了，他便在大槐树下喊两声：“要关城了！赶紧预备点粮食呀！”及至灾难过去，城门又开了，他便又去喊：“太平没事啦，放心吧！”祁老人虽然以这一带的老人星自居，可是从给大家服务上来说，他自愧不如李四爷。所以，从年纪上和从品德上说，他没法不尊敬李四爷。虽然李家的少爷也是“窝脖儿的”，虽然李家院子是个又脏又乱的小杂院。两个老人若在大槐树下相遇而立定了，两家的晚辈便必定赶快的拿出凳子来，因为他们晓得两个老人的谈话多数是由五六十年前说起，而至少须花费一两钟头的。

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祁老人的紧邻六号都也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她的外孙子，外孙以沿街去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和拉洋车的小崔——除了拉车，还常打他的老婆。六号也是杂院，而人们的职业较比四号的略高一级：北房里住着丁约翰，信基督教，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府”作摆台的。北耳房住着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在给人家搭棚而外，还会练拳和耍“狮子”。东屋住着小文夫妇，都会唱戏，表面上是玩票，而暗中拿“黑杵”。

对四号与六号的人们，祁老人永远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有事就量力相助，无事便各不相扰。李四爷可就不然了，他对谁都愿意帮忙，不但四号与六号的人们都是他的朋友，就连七号——祁老人所不喜欢的大杂院——也常常的受到他的协助。不过，连这样，李四爷还时常遭受李四妈的指摘与责骂。李四妈，满头白发，一对大近视眼，几乎没有一天不骂那个“老东西”的。她的责骂，多数是她以为李四爷对朋友们还没有尽心尽力的帮忙，而这种责骂也便成为李四爷的见义勇为的一种督促。全胡同里的孩子，不管长得多么丑，身上有多么脏臭，都是李四妈的“宝贝儿”。对于成年人，李四妈虽然不好意思叫出来，而心中以为他们和她们都应该是她的“大宝贝儿”。她的眼看不清谁丑谁俊，她的心也不辨贫富老幼；她以为一切的人都可怜可爱，都需要他们老夫妇的帮忙。因此，胡同里的人有时候对祁老人不能不敬而远之，而对李老夫妇便永远热诚的爱戴；他们有什么委屈都去向李四妈陈诉，李四妈便马上督促李四爷去帮忙，而且李四妈的同情的眼泪是既真诚而又丰富的。

夹在钱家与祁家中间的三号是祁老人的眼中钉。在祁家的房还没有翻修以前，三号是小羊圈里最体面的房。就是在祁家院子重修以后，论格局也还不及三号的款式像样。第一，三号门外，在老槐下面有一堵影壁，粉刷得黑是黑，白是白，中间油好了二尺见方的大红福字。祁家门外，就没有影壁，全胡同里的人家都没有影壁！第二，论门楼，三号的是清水脊，而祁家的是花墙子。第三，三号是整整齐齐的四合房，院子里方砖墁地。第四，三号每到夏天，院中必由六号的刘师傅给搭起新席子的凉棚，而祁家的阴凉儿只仗着两株树影儿不大的枣树供给。祁老人没法不嫉妒！

论生活方式，祁老人更感到精神上的压迫与反感。三号的主人，冠晓荷，有两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经红过一时的，尤桐芳。冠先生已经五十多岁，和祁天佑的年纪仿上仿下，可是看起来还像三十多岁的人，而且比三十多岁的人还漂亮。冠先生每天必定刮脸，十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拔一根。他的衣服，无论是中服还是西装，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得最时样最合适。小个子，小长脸，小手小脚，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小，而都长得匀称。匀称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装，他颇像一个华丽光滑的玻璃珠儿。他的人虽小，而气派很大，平日交结的都是名士与贵人。家里用着一个厨子，一个顶懂得规矩的男仆，和一个老穿缎子鞋的小老妈。一来客，他总是派人到便宜坊去叫挂炉烧鸭，到老宝丰去叫远年竹叶青。打牌，讲究起码四十八圈，而且饭前饭后要唱鼓书与二簧。对有点身分的街坊四邻，他相当的客气，可是除了照例的婚丧礼吊而外，并没有密切的交往。至于对李四爷，刘师傅，剃头的孙七，和小崔什么的，他便只看到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老刘，明天来拆天棚啊！”“四爷，下半天到东城给我取件东西来，别误了！”“小崔，你要是跑得这么慢，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听见没有？”对他们，他永远是这样的下简单而有权威的命令。

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作大赤包儿。赤包儿是一种小瓜，红了以后，北平的儿童拿着它玩。这个外号起得相当的恰当，因为赤包儿经儿童揉弄以后，皮儿便皱起来，露出里面的黑种子。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的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褶子与黑点。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

冠太太只给冠先生生了两个小姐，所以冠先生又娶了尤桐芳，为是希望生个胖儿子。尤桐芳至今还没有生儿子。可是和大太太吵起嘴来，她的声势倒仿佛有十个儿子作后援似的。她长得不美，可是眉眼很媚；她的眉眼一天到晚在脸上乱跑。两位小姐，高第与招弟，本质都不错，可是在两位母亲的教导下，既会修饰，又会满脸上跑眉毛。

祁老人既嫉妒三号的房子，又看不上三号所有的男女。特别使他不痛快的是二孙媳妇的服装打扮老和冠家的妇女比赛，而小三儿瑞全又和招弟小姐时常有些来往。因此，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手指西南，对儿孙说：“别跟他们学！那学不出好来！”这也就暗示出：假若小三儿再和招弟姑娘来往，他会把他赶出门去的。

三

祁老人用破缸装满石头，顶住了街门。

李四爷在大槐树下的警告：“老街旧邻，都快预备点粮食啊，城门关上了！”更使祁老人觉得自己是诸葛亮。他不便隔着街门告诉李四爷：“我已经都预备好了！”可是心中十分满意自己的未雨绸缪，料事如神。

在得意之间，他下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不出三天，事情便会平定。

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越是城门紧闭，他越得在铺子里。

儿媳妇病病歪歪的，听说日本鬼子闹事，长叹了一口气，心中很怕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一急，她的病又重了一些。

瑞宣把眉毛皱得很紧，而一声不出；他是当家人，不能在有了危险的时候，长吁短叹的。

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老太爷在院中罗嗦，他俩相视，缩肩，吐一吐舌头。

小顺儿的妈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她同情老太爷的关切与顾虑；同时，她可也不怕不慌。她的心好像比她的身体老的多，她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

她一答一和的跟老人说着话儿，从眼泪里追忆过去的苦难，而希望这次的危险是会极快便过去的。听到老人的判断——不出三天，事情便会平定——她笑了一下：“那敢情好！”而后又发了点议论：“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来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

老人想了一会儿才说：“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芦沟桥。”

“干吗单看上了芦沟桥呢？”小顺儿的妈纳闷。“一座大桥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

“桥上有狮子呀！这件事要搁着我办，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反正摆在那里也没什么用！”

“哼！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些狮子干吗？”她仍是纳闷。

“要不怎么是小日本呢！看什么都爱！”老人很得意自己能这么明白日本人的心理。“庚子年的时候，日本兵进城，挨着家儿搜东西，先是要首饰，要表；后来，连铜钮扣都拿走！”

“大概拿铜当作了金子，不开眼的东西！”小顺儿的妈挂了点气说。她自己是一棵草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

“大嫂！”瑞全好像自天而降的叫了声。

“哟！”大嫂吓了一跳。“三爷呀！干吗？”

“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你说得我心里直闹得慌！”

在全家里，没有人敢顶撞老太爷，除了瑞全和小顺儿。现在他拦阻大嫂说话，当然也含着反抗老太爷的意思。

老太爷马上听出来那弦外之音。“怎么？你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把耳朵堵上就是了！”

“我是不爱听！”瑞全的样子很像祖父，又瘦又长，可是在思想上，他与祖父相隔了有几百年。他的眼也很小，但很有神，眼珠像两颗发光的黑豆子。在学校里，他是篮球选手。打球的时候，他的两颗黑豆子随着球乱转，到把球接到手里，他的嘴便使劲一闭，像用力咽一口东西似的。他的眼和嘴的表情，显露出来他的性格——性子急，而且有决断。现在，他的眼珠由祖父转到大嫂，又由大嫂转到祖父，倒好像在球场上监视对方的球手呢。“日本人要芦沟桥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

“得了，得了！老三！少说一句。”大嫂很怕老三把祖父惹恼。

其实，祁老人对孙子永远不动真气——若是和重孙子在一处，则是重孙子动气，而太爷爷陪笑了。

“大嫂，你老是这样！不管谁是谁非，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你老是劝人少说一句！”三爷虽然并不十分讨厌大嫂，可是心中的确反对大嫂这种敷衍了事的办法。现在，气虽然是对大嫂发的，而他所厌恶的却是一般的——他不喜欢任何不论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

“不这样，可教我怎样呢？”小顺儿的妈并不愿意和老三拌嘴，而是为她多说几句，好教老太爷不直接的和老三开火。“你们饿了找我要吃，冷了向我要衣服，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吗？”

这，把老三问住了。像没能把球投进篮去而抓抓头那样，他用瘦长而有力的手指抓了两下头。

祖父笑了，眼中发出点老而淘气的光儿。“小三儿！在你嫂子面前，你买不出便宜去！没有我和她，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还说什么国家大事！”

“日本鬼子要是打破了北平，谁都不用吃饭！”瑞全咬了咬牙。他真恨日本鬼子。

“那！庚子年，八国联军……”老人想把拿手的故事再重述一遍，可是一抬头，瑞全已经不见了。“这小子！说不过我就溜开！这小子！”

门外有人拍门。

“瑞宣！开门去！”祁老人叫。“多半是你爸爸回来了。”

瑞宣又请上弟弟瑞全，才把装满石头的破缸挪开。门外，立着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而是钱默吟先生。他们弟兄俩全楞住了。钱先生来访是件极稀奇的事。瑞宣马上看到时局的紧急，心中越发不安。瑞全也看到危险，可是只感到兴奋，而毫无不安与恐惧。

钱先生穿着件很肥大的旧蓝布衫，袖口与领边已全磨破。他还是很和蔼，很镇定，可是他自己知道今天破例到友人家来便是不镇定的表示。含着笑，他低声的问：“老人们都在家吧？”

“请吧！钱伯父！”瑞宣闪开了路。

钱先生仿佛迟疑了一下，才往里走。

瑞全先跑进去，告诉祖父：“钱先生来了。”

祁老人听见了，全家也都听到，大家全为之一惊。祁老人迎了出来。又惊又喜，他几乎说不上话来。

钱默吟很自然，微抱歉意的说着：“第一次来看你老人家，第一次！我太懒了，简直不愿出街门。”

到北屋客厅坐下，钱先生先对瑞宣声明：“千万别张罗茶水！一客气，我下次就更不敢来了！”这也暗示出，他愿意开门见山的把来意说明，而且不希望逐一的见祁家全家的老幼。

祁老人先提出实际的问题：“这两天我很惦记着你！咱们是老邻居，老朋友了，不准说客气话，你有粮食没有。没有，告诉我一声！粮食可不比别的东西，一天，一顿，也缺不得！”

默吟先生没说有粮，也没说没粮，而只含混的一笑，倒好像即使已经绝粮，他也不屑于多去注意。

“我——”默吟先生笑着，闭了闭眼。“我请教瑞宣世兄，”他的眼也看了瑞全一下，“时局要演变到什么样子呢？你看，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地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我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下去！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是不是？”

见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补上了两句：“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

祁老人颇想说出他对北平的信仰，而劝告钱先生不必过于忧虑。可是，他不能完全了解钱先生的话；钱先生的话好像是当票子上的字，虽然也是字，而另有个写法——你要是随便的乱猜，赎错了东西才麻烦呢！于是，他的嘴唇动了动，而没说出话来。

瑞宣，这两天心中极不安，本想说些悲观的话，可是有老太爷在一旁，他不便随便开口。

瑞全没有什么顾忌。他早就想谈话，而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哥的学问见识都不坏，可是大哥是那么能故意的缄默，非用许多方法不能招出他的话来。二哥，呕，跟二哥二嫂只能谈谈电影与玩乐。和二哥夫妇谈话，还不如和祖父或大嫂谈谈油盐酱醋呢——虽然无趣，可是至少也还和生活有关。现在，他抓住了钱先生。他知道钱先生是个有些思想的人——尽管他的思想不对他的路子。他立起来挺了挺腰，说：

“我看哪，不是战，就是降！”

“至于那么严重？”钱先生的笑纹僵在了脸上，右腮上有一小块肉直抽动。

“有田中奏折在那里，日本军阀不能不侵略中国；有九一八的便宜事在那里，他们不能不马上侵略中国。他们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征服了全世界，大概还要征服火星！”

“火星？”祖父既不相信孙子的话，更不知道火星在哪条大街上。

瑞全没有理会祖父的质问，理直气壮的说下去：“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与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这一条路子走。走私，闹事，骑着人家脖子拉屎，都是侵略者的必有的手段！芦沟桥的炮火也是侵略的手段之一，这回能敷衍过去，过不了十天半月准保又在别处——也许就在西苑或护国寺——闹个更大的事。日本现在是骑在虎背上，非乱撞不可！”

瑞宣脸上笑着，眼中可已经微微的湿了。

祁老人听到“护国寺”，心中颤了一下：护国寺离小羊圈太近了！

“三爷，”钱先生低声的叫。“咱们自己怎么办呢？”

瑞全，因为气愤，话虽然说的不很多，可是有点声嘶力竭的样子。心中也仿佛很乱，没法再说下去。在理智上，他知道中国的军备不是日本的敌手，假若真打起来，我们必定吃很大的亏。但是，从感情上，他又愿意马上抵抗，因为多耽误一天，日本人便多占一天的便宜；等到敌人完全布置好，我们想还手也来不及了！他愿意抵抗。假若中日真的开了仗，他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献给国家的。可是，他怕被人问倒：“牺牲了性命，准能打得胜吗？”他决不怀疑自己的情愿牺牲，可是不喜欢被人问倒，他已经快在大学毕业，不能在大家面前显出有勇无谋，任着感情乱说。他身上出了汗。抓了抓头，他坐下了，脸上起了好几个红斑点。

“瑞宣？”钱先生的眼神与语气请求瑞宣发表意见。

瑞宣先笑了一下，而后声音很低的说：“还是打好！”

钱先生闭上了眼，详细咂摸瑞宣的话的滋味。

瑞全跳了起来，把双手放在瑞宣的双肩上：“大哥！大哥！”他的脸完全红了，又叫了两声大哥，而说不上话来。

这时候，小顺儿跑了进来，“爸！门口，门口……”

祁老人正找不着说话的机会与对象，急快的抓到重孙子：“你看！你看！刚开开门，你就往外跑，真不听话！告诉你，外边闹日本鬼子哪！”

小顺儿的鼻子皱起来，撇着小嘴：“什么小日本儿，我不怕！中华民国万岁！”他得意的伸起小拳头来。

“顺儿！门口怎么啦？”瑞宣问。

小顺儿手指着外面，神色相当诡密的说：“那个人来了！说要看看你！”

“哪个人？”

“三号的那个人！”小顺儿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因为听惯了大家对那个人的批评，所以不愿意说出姓名来。

“冠先生？”

小顺儿对爸爸点了点头。

“谁？呕，他！”钱先生要往起立。

“钱先生！坐着你的！”祁老人说。

“不坐了！”钱先生立起来。

“你不愿意跟他谈话，走，上我屋里去！”祁老人诚意的相留。

“不啦！改天谈，我再来！不送！”钱先生已很快的走到屋门口。

祁老人扶着小顺儿往外送客。他走到屋门口，钱先生已走到南屋外的枣树下。瑞宣，瑞全追着送出去。

冠晓荷在街门坎里立着呢。他穿着在三十年前最时行，后来曾经一度极不时行，到如今又二番时行起来的团龙蓝纱大衫，极合身，极大气。下面，白地细蓝道的府绸裤子，散着裤角；脚上是青丝袜，白千层底青缎子鞋；更显得连他的影子都极漂亮可爱。见钱先生出来，他一手轻轻拉了蓝纱大衫的底襟一下，一手伸出来，满面春风的想和钱先生拉手。

钱先生既没失去态度的自然，也没找任何的掩饰，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使冠先生的手落了空。

冠先生也来得厉害，若无其事的把手顺便送给了瑞宣，很亲热的握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和瑞全拉手，而且把左手放在上面，轻轻的按了按，显出加劲儿的亲热。

祁老人不喜欢冠先生，带着小顺儿到自己屋里去。瑞宣和瑞全陪着客人在客厅里谈话。

冠先生只到祁家来过两次。第一次是祁老太太病故，他过来上香奠酒，并没坐多大一会儿就走了。第二次是谣传瑞宣要作市立中学的校长，他过来预为贺喜，坐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谣言并未变成事实，他就没有再来过。

今天，他是来会钱先生，而顺手看看祁家的人。

冠晓荷在军阀混战的时期，颇作过几任地位虽不甚高，而油水很厚的官。他作过税局局长，头等县的县长，和省政府的小官儿。近几年来，他的官运不甚好，所以他厌恶南京政府，而每日与失意的名士，官僚，军阀，鬼混。他总以为他的朋友中必定有一两个会重整旗鼓，再掌大权的，那么，他自己也就还有一步好的官运——也就是财运。和这些朋友交往，他的模样服装都很够格儿；同时，他的几句二簧，与八圈麻将，也都不甚寒伧。近来，他更学着念佛，研究些符咒与法术；于是，在遗老们所常到的恒善社，和其他的宗教团体与慈善机关，他也就有资格参加进去。他并不怎么信佛与神，而只拿佛法与神道当作一种交际的需要，正如同他须会唱会赌那样。

只有一样他来不及，他作不上诗文，画不上梅花或山水来。他所结交的名士们，自然用不着说，是会这些把戏的了；就连在天津作寓公的，有钱而失去势力的军阀与官僚，也往往会那么一招两招的。连大字不识的丁老帅，还会用大麻刷子写一丈大的一笔虎呢。就是完全不会写不会画的阔人，也还爱说道这些玩艺；这种玩艺儿是“阔”的一种装饰，正像阔太太必有钻石与珍珠那样。

他早知道钱默吟先生能诗善画，而家境又不甚宽绰。他久想送几个束脩，到钱家去熏一熏。他不希望自己真能作诗或作画，而只求知道一点术语和诗人画家的姓名，与派别，好不至于在名人们面前丢丑。

他设尽方法想认识钱先生，而钱先生始终像一棵树——你招呼他，他不理你。他又不敢直入公堂的去拜访钱先生，因为若一度遭了拒绝，就不好再谋面了。今天，他看见钱先生到祁家去，所以也赶过来。在祁家相识之后，他就会马上直接送两盆花草，或几瓶好酒去，而得到熏一熏的机会。还有，在他猜测，别看钱默吟很窘，说不定家中会收藏着几件名贵的字画。自然喽，他若肯出钱买古玩的话，有的是现成的“琉璃厂”。不过，他不想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那么，假若与钱先生交熟了以后，他想他必会有方法弄过一两件宝物来，岂不怪便宜的么？有一两件古物摆在屋里，他岂不就在陈年竹叶青酒，与漂亮的姨太太而外，便又多一些可以展览的东西，而更提高些自己的身分么？

没想到，他会碰了钱先生一个软钉子！他的心中极不高兴。他承认钱默吟是个名士，可是比钱默吟的名气大着很多的名士也没有这么大的架子呀！“给脸不要脸，好，咱们走着瞧吧！”他想报复：“哼！只要我一得手，姓钱的，准保有你个乐子！”在表面上，他可是照常的镇定，脸上含着笑与祁家弟兄敷衍。

“这两天时局很不大好呢！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什么消息，”瑞宣也不喜欢冠先生，可是没法不和他敷衍。“荷老看怎样？”

“这个——”冠先生把眼皮垂着，嘴张着一点，作出很有见解的样子。“这个——很难说！总是当局的不会应付。若是应付得好，我想事情绝不会弄到这么严重！”

瑞全的脸又红起来，语气很不客气的问：“冠先生，你看应当怎样应付呢？”

“我？”冠先生含笑的楞了一小会儿。“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我现在差不多是专心研究佛法。告诉二位，佛法中的滋味实在是其妙无穷！知道一点佛说佛法，心里就像喝了点美酒似的，老那么晕晕忽忽的好受！前天，在孙清老家里，（丁老帅，李将军，方锡老，都在那儿），我们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她照了个像。玄妙，妙不可言！想想看，西王母，照得清楚极了，嘴上有两条长须，就和鲇鱼的须一样，很长很长，由这儿——”他的手指了指嘴，“一直——”，他的嘴等着他的手向肩上绕，“伸到这儿，玄妙！”

“这也是佛法？”瑞全很不客气的问。

“当然！当然！”冠先生板着脸，十分严肃的说。“佛法广大无边，变化万端，它能显示在两条鲇鱼须上！”

他正要往下说佛法，他的院里一阵喧哗。他立起来，听了听。“呕，大概是二小姐回来了！昨天她上北海去玩，大概是街上一乱，北海关了前后门，把她关在里边了。内人很不放心，我倒没怎么慌张，修佛的人就有这样好处，心里老是晕晕忽忽的，不着急，不发慌；佛会替咱们安排一切！好，我看看去，咱们改天再畅谈。”说罢，他脸上镇定，而脚步相当快的往外走。

祁家弟兄往外相送。瑞宣看了三弟一眼，三弟的脸红了一小阵儿。

已到门口，冠先生很恳切的，低声的向瑞宣说：“不要发慌！就是日本人真进了城，咱们也有办法！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找我来，咱们是老邻居，应当互助！”

四

天极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他的身体虽还很强壮，可是今天他感到疲乏。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李四妈在这两天里迷迷糊糊的似乎知道有点什么危险，可是始终也没细打听。今天，她听明白了是日本兵进了城，她的大近视眼连连的眨巴，脸上白了一些。她不再骂她的老头子，而走出来与他蹲在了一处。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

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告诉你，好小子，别再跟家里的吵！日本鬼子进了城！”李四妈没说完，叹了口气。

剃头匠孙七并不在剃头棚子里耍手艺，而是在附近一带的铺户作包月活。从老手艺的水准说，他对打眼，掏耳，捶背，和刮脸，都很出色。对新兴出来花样，像推分头，烫发什么的，他都不会，也不屑于去学——反正他作买卖家的活是用不着这一套新手艺的。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

“四太爷！您是好意。告诉大伙儿挂白旗，谁爱挂谁挂，我孙七可就不能挂！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知道我孙七的厉害！”

要搁在平日，小崔一定会跟孙七因辩论而吵起来；他们俩一向在辩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是死对头。现在，李四爷使了个眼神，小崔一声没出的躲开。孙七见小崔走开，颇觉失望，可是还希望李老者跟他闲扯几句，李四爷一声也没出。孙七有点不得劲儿。待了好大半天，李四爷抬起头来，带着厌烦与近乎愤怒的神气说：“孙七！回家睡觉去！”孙七，虽然有点酒意，也不敢反抗李四爷，笑了一下，走回家去。

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的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的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楞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只有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他作事非常的认真。但是，在认真中——这就与他的老人们不同了——他还很自然，不露出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很俭省，不虚花一个铜板，但是他也很大方——在适当的地方，他不打算盘。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在学校教书，他是顶好的同事与教师，可不是顶可爱的，因为他对学生的功课一点也不马虎，对同事们的应酬也老是适可而止。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他不故意的冷淡谁，也不肯绕着弯子去巴结人。他是凭本事吃饭，无须故意买好儿。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他似乎有点女性，在行动上他总求全盘的体谅。举个例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赶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

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在那里，他能一气立一个钟头。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他愿意摆脱开一切俗事，到深远的山中去读书，或是乘着大船，在海中周游世界一遭。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他的看电影有个实际的目的：他的英文很不错，可是说话不甚流利，所以他愿和有声片子去学习。每逢他到“平安”去，他总去的很早，好买到前排的座位——既省钱，又得听。坐在那里，他连头也不回一次，因为他知道二爷瑞丰夫妇若也在场，就必定坐头等座儿；他不以坐前排为耻，但是倒怕老二夫妇心里不舒服。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到屋里，他从平日积蓄下来的知识中，去推断中日的战事与世界的关系。忽然听到太太或小顺儿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似的，从世界大势的阴云中跳回来：他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这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不能再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几的人。母亲有病，禁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接收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小顺儿吓楞了，忙跑到祖母屋里去。祖母微弱的声音叫着，“老三！老三！”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楞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老三先打破了沉寂，叫了声：“大哥！”瑞宣没有答应出来，好像有个枣核堵住了他的嗓子。老三把想起来的话又忘了。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老三，听！”瑞宣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坦克车的声音更大了，空中与地上都在颤抖。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大哥！”老三又叫了声。

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的响着，瑞宣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大哥！”

“啊？”瑞宣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呕！说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对！”瑞宣点了点头，胖脸上起了一层小白疙疸。“不过，也别太忙吧？谁知道事情准变成什么样子呢。万一过几天‘和平’解决了，岂不是多此一举？你还差一年才能毕业！”

“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

“除非把华北的利益全给了他！”

“没了华北，还有北平？”

瑞宣楞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咱们允许他用经济侵略，他也许收兵。武力侵略没有经济侵略那么合算。”

坦克车的声音已变成像远处的轻雷。

瑞宣听了听，接着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瑞宣叹了口气。“哼！你……我永远走不了！”

“大哥，咱们一同走！”

瑞宣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这时候，李四爷已立起来，轻轻的和白巡长谈话。白巡长已有四十多岁，脸上剃得光光的，看起来还很精神。他很会说话，遇到住户们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恫吓，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小羊圈一带的人们都怕他的利口，而敬重他的好心。

今天，白巡长可不十分精神。他深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怎样的重大——没有巡警就没有治安可言。虽然他只是小羊圈这一带的巡长，可是他总觉得整个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他爱北平，更自傲能作北平城内的警官。可是，今天北平被日本人占据了；从此他就得给日本人维持治安了！论理说，北平既归了外国人，就根本没有什么治安可讲。但是，他还穿着那身制服，还是巡长！他不大明白自己是干什么呢！

“你看怎样呀？巡长！”李四爷问：“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

“我简直不敢说什么，四大爷！”白巡长的语声很低。“我仿佛是教人家给扣在大缸里啦，看不见天地！”

“咱们的那么多的兵呢？都哪儿去啦？”

“都打仗来着！打不过人家呀！这年月，打仗不能专凭胆子大，身子棒啦！人家的枪炮厉害，有飞机坦克！咱们……”

“那么，北平城是丢铁了？”

“大队坦克车刚过去，你难道没听见？”

“铁啦？”

“铁啦！”

“怎么办呢？”李四爷把声音放得极低：“告诉你，巡长，我恨日本鬼子！”

巡长向四外打了一眼：“谁不恨他们！得了，说点正经的：四大爷，你待会儿到祁家，钱家去告诉一声，教他们把书什么的烧一烧。日本人恨念书的人！家里要是存着三民主义或是洋文书，就更了不得！我想这条胡同里也就是他们两家有书，你去一趟吧！我不好去——”巡长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李四爷点头答应。白巡长无精打彩的向葫芦腰里走去。

四爷到钱家拍门，没人答应。他知道钱先生有点古怪脾气，又加上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便惹人注意，所以等了一会儿就上祁家来。

祁老人的诚意欢迎，使李四爷心中痛快了一点。为怕因祁老人提起陈谷子烂芝麻而忘了正事，他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祁老人对书籍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书籍都是钱买来的，烧了未免可惜。他打算教孙子们挑选一下，把该烧的卖给“打鼓儿的”好了。

“那不行！”李四爷对老邻居的安全是诚心关切着的。“这两天不会有打鼓儿的；就是有，他们也不敢买书！”说完，他把刚才没能叫开钱家的门的事也告诉了祁老者。

祁老者在院中叫瑞全：“瑞全，好孩子，把洋书什么的都烧了吧！都是好贵买来的，可是咱们能留着它们惹祸吗？”

老三对老大说：“看！焚书坑儒！你怎样？”

“老三你说对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老大无论如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落了泪。

“听见没有啊，小三儿？”祁老者又问了声。

“听见了！马上就动手！”瑞全不耐烦的回答了祖父，而后小声的向瑞宣：“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五

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交给了大哥。他很喜爱书，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与书的关系已不十分亲密了。他应该放下书而去拿起枪刀。他爱书，爱家庭，爱学校，爱北平，可是这些已并不再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这两天，连作梦都梦到逃亡。他还没有能决定怎样走，和向哪里走，可是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他要到那有鲜血与炮火的地方去跳跃，争斗。在那里，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开，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风飘荡！

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瑞全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祁老人听李四爷说叫不开钱家的门，很不放心。他知道钱家有许多书。他打发瑞宣去警告钱先生，可是瑞全自告奋勇的去了。

已是掌灯的时候，门外的两株大槐像两只极大的母鸡，张着慈善的黑翼，仿佛要把下面的五六户人家都盖覆起来似的。别的院里都没有灯光，只有三号——小羊圈唯一的安了电灯的一家——冠家的院里灯光辉煌，像过年似的，把影壁上的那一部分槐叶照得绿里透白。瑞全在影壁前停了一会儿，才到一号去叫门。不敢用力敲门，他轻轻的叩了两下门环，又低声假嗽一两下，为是双管齐下，好惹起院内的注意。这样作了好多次，里面才低声的问了声：“谁呀？”他听出来，那是钱伯伯的声音。

“我，瑞全！”他把嘴放在门缝上回答。

里面很轻很快的开了门。

门洞里漆黑，教瑞全感到点不安。他一时决定不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好。他只好先将来意说明，看钱伯伯往里请他不请！

“钱伯伯！咱们的书大概得烧！今天白巡长嘱咐李四爷告诉咱们！”

“进去说，老三！”钱先生一边关门，一边说。然后，他赶到前面来：“我领路吧，院里太黑！”

到了屋门口，钱先生教瑞全等一等，他去点灯。瑞全说不必麻烦。钱先生语声中带着点凄惨的笑：“日本人还没禁止点灯！”

屋里点上了灯，瑞全才看到自己的四围都是长长短短的，黑糊糊的花丛。

“老三进来！”钱先生在屋中叫。瑞全进去，还没坐下，老者就问：“怎样？得烧书？”

瑞全的眼向屋中扫视了一圈。“这些线装书大概可以不遭劫了吧？日本人恨咱们的读书人，更恨读新书的人；旧书或者还不至于惹祸！”

“呕！”钱默吟的眼闭了那么一下。“可是咱们的士兵有许多是不识字的，也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对不对？”

瑞全笑了一下。“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哼一声的狗！”

“那是个最大的错误！”钱先生的胖短手伸了一下，请客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他的声音还像平日那么低，可是不像平日那么温柔。楞了一会儿，他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说：“你知道吗，我的老二今天回来啦！”

“二哥在哪儿呢？我看看他！”

“又走啦！又走啦！”钱先生的语声里似乎含着点什么秘密。

“他说什么来着？”

“他？”钱默吟把声音放得极低，几乎像对瑞全耳语呢。“他来跟我告别！”

“他上哪儿？”

“不上哪儿！他说，他不再回来了！教我在将来报户口的时候，不要写上他；他不算我家的人了！”钱先生的语声虽低，而眼中发着点平日所没有的光；这点光里含着急切，兴奋，还有点骄傲。

“他要干什么去呢？”

老先生低声的笑了一阵。“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

瑞全点了点头。“二哥要跟他们干？可是，这不便声张吧？”

“怎么不便声张呢？”钱先生的声音忽然提高，像发了怒似的。

院中，钱太太咳嗽了两声。

“没事！我和祁家的老三说闲话儿呢！”钱先生向窗外说。而后，把声音又放低，对瑞全讲：“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多少多少像我的儿子的人呢！你们的大队人马来，我们会一个个的零削你们！你们在我们这里坐的车，住的房，喝的水，吃的饭，都会教你们中毒！中毒！”钱先生一气说完，把眼闭上，嘴唇上轻颤。

瑞全听楞了。楞着楞着，他忽然的立起来，扑过钱先生去，跪下磕了一个头：“钱伯伯！我一向以为你只是个闲人，只会闲扯！现在……我给你道歉！”没等钱先生有任何表示，他很快的立起来。“钱伯伯，我也打算走！”

“走？”钱先生细细的看了看瑞全。“好！你应当走，可以走！你的心热，身体好！”

“你没有别的话说？”瑞全这时候觉得钱伯伯比任何人都可爱，比他的父母和大哥都更可爱。

“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心便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而不看自己的消沉堕落！记住吧，老三！”

“我记住！我走后，只是不放心大哥！瑞宣大哥是那么有思想有本事，可是被家所累，没法子逃出去！在家里，对谁他也说不来，可是对谁他也要笑眯眯的像个当家人似的！我走后，希望伯伯你常常给他点安慰；他最佩服你！”

“那，你放心吧！咱们没法子把北平的一百万人都搬了走，总得有留下的。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一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来吧，我跟你吃一杯酒！”

钱先生向桌底下摸了会儿，摸出个酒瓶来，浅绿，清亮，像翡翠似的——他自己泡的茵陈。不顾得找酒杯，他顺手倒了两半茶碗。一仰脖，他把半碗酒一口吃下，咂了几下嘴。

瑞全没有那么大的酒量，可是不便示弱，也把酒一饮而尽。酒力登时由舌上热到胸中。

“钱伯伯！”瑞全咽了几口热气才说：“我不一定再来辞行啦，多少要保守点秘密！”

“还辞行？老实说，这次别离后，我简直不抱再看见你们的希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钱先生手按着酒瓶，眼中微微发了湿。

瑞全腹中的酒渐渐发散开，他有点发晕，想到空旷的地方去痛快的吸几口气。“我走啦！”他几乎没敢再看钱先生就往外走。

钱先生还手按酒瓶楞着。直到瑞全走出屋门，他才追了上来。他一声没出的给瑞全开了街门，看着瑞全出去；而后，把门轻轻关好，长叹了一声。

瑞全的半碗酒吃猛了点，一着凉风，他的血流得很快，好像河水开了闸似的。立在槐树的黑影下，他的脑中像走马灯似的，许多许多似乎相关，又似乎不相关的景象，连续不断的疾驰。他看见这是晚饭后，灯火辉煌的时候，在煤市街，鲜鱼口那一带，人们带着酒臭与热脸，打着响亮满意的“嗝儿”，往戏园里挤。戏园里，在亮得使人头疼的灯光下，正唱着小武戏。一闪，他又看见：从东安市场，从北河沿，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倚着肩，眼中吐露出爱的花朵，向真光，或光陆，或平安电影场去；电影园放着胡鲁胡鲁响的音乐，或情歌。他又看见北海水上的小艇，在灯影与荷叶中摇荡；中山公园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士女。这时候，哪里都应当正在热闹，人力车，马车，电车，汽车，都在奔走响动。

一阵凉风把他的幻影吹走。他倾耳细听，街上没有一点声音。那最常听到的电车铃声，与小贩的呼声，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

忽然的，槐树尖上一亮，像在梦中似的，他猛孤丁的看见了许多房脊。光亮忽然又闪开，眼前依旧乌黑，比以前更黑。远处的天上，忽然又划过一条光来，很快的来回闪动；而后，又是一条，与刚才的一条交叉到一处，停了一停；天上亮，下面黑，空中一个颤动的白的十字。星星失去了光彩，侵略者的怪眼由城外扫射着北平的黑夜。全城静寂，任着这怪眼——探照灯——发威！

瑞全的酒意失去了一半，脸上不知何时已经被泪流湿。他不是个爱落泪的人。可是，酒意，静寂，颤动的白光，与他的跳动的心，会合在一处，不知不觉的把泪逼出来。他顾不得去擦眼。有些泪在面上，他觉得心中舒服了一些。

三号的门开了。招弟小姐出来，立在阶上，仰着头向上找，大概是找那些白光呢。她是小个子，和她的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她的眼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媚。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她的眼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她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她的眼会使她征服一切；看见她的眼，人们便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她可爱。她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

她现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绸袍，很短很宽，没有领子。她的白脖颈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向上翘着；仿佛一个仙女往天上看有什么动静呢。院内的灯光照到大槐上，大槐的绿色又折到她的白绸袍上，给袍子轻染上一点灰暗，像用铅笔轻轻擦上的阴影。这点阴影并没能遮住绸子的光泽，于是，光与影的混合使袍子老像微微的颤动，毛毛茸茸的像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轻颤。

瑞全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几乎没加思索，就走了过来。他走得极轻极快，像自天而降的立在她的面前。这，吓了她一跳，把手放在了胸口上。

“你呀？”她把手放下去，一双因惊恐而更黑更亮的眼珠定在了他的脸上。

“走一会儿去？”瑞全轻轻的说。

她摇了摇头，而眼中含着点歉意的说：“那天我就关在了北海一夜，不敢再冒险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呢？”

“怎么没有？”她把右手扶在门框上，脸儿稍偏着点问。

瑞全没有回答她。他心中很乱。

“爸爸说啦，事情并不怎么严重！”

“呕！”他的语气中带着惊异与反感。

“瞧你这个劲儿！进来吧，咱们凑几圈小牌，好不好？多闷得慌啊！”她往前凑了一点。

“我不会！明天见吧！”像往前带球似的，他三两步跑到自己家门前。开开门，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里立着呢。他想再回去和她多谈几句，可是像带着怒似的，梆的一声关上门。

他几乎一夜没能睡好。在理智上，他愿坚决的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可是，情爱与爱情——特别是爱情——总设法挤入他的理智，教他去给自己在无路可通的地方开一条路子。他想：假若他能和招弟一同逃出北平去，一同担任起抗战中的工作，够多么美好！他对自己起誓，他决定不能在战争未完的时候去讲恋爱。他只希望有一个自己所喜爱的女友能同他一道走，一同工作。能这样，他的工作就必定特别的出色！

招弟的语言，态度，教他极失望。他万没想到在城池陷落的日子，她还有心想到打牌！

再一想，他就又原谅了招弟，而把一切罪过都加到她的父母身上去。他不能相信她的本质就是不堪造就的。假若她真爱他的话，他以为必定能够用言语，行为，和爱情，把她感化过来，教她成个有用的小女人。

呕！即伸她的本质就不好吧，她还可爱！每逢一遇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与心一齐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温暖，与任何别人所不能给他的一种生命的波荡。在她的面前，他觉得他是荷塘里，伏在睡莲的小圆叶上的一个翠绿的嫩蛙。他的周围全是香，美，与温柔！

去她的吧！日本人已入了城，还想这一套？没出息！他闭紧了眼。

但是，他睡不着。由头儿又想了一遍，还是想不清楚。

想过了一遍，两遍，三遍，他自己都觉得不耐烦了，可是还睡不着。

他开始替她想：假若她留在北平，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她的父亲还会因求官得禄而把她送给日本人呢！想到这里，他猛的坐了起来。教她去伺候日本人？教她把美丽，温柔，与一千种一万种美妙的声音，眼神，动作，都送给野兽？

不过，即使他的推测不幸而变为事实，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得先打出日本鬼子去吧？他又把脊背放在了床上。

头一遍鸡鸣！他默数着一二三四……

六

有许多像祁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过风烛残年，而被侵略者的枪炮打碎他们的希望。即使他们有一份爱国的诚心，可是身衰气败，无能为力。他们只好忍受。忍受到几时？是否能忍受得过去？他们已活了六七十年，可是剩下的几年却毫不能自主；即使他们希望不久就入墓，而墓地已经属于敌人！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有许多像祁天佑的半老的人，事业已经固定，精力已剩了不多，他们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清楚，只求在身心还未完全衰老的时候再努力奔忙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而后再——假若可能——去享几年清福。他们没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凭着努力去挣得衣食与家业。可是，敌人进了他们的城；机关，学校，商店，公司……一切停闭。离开北平？他们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家庭之累把他们牢牢的拴在屋柱上。不走？明天怎办呢？他们至少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命，难道这么长的光阴都要像牛马似的，在鞭挞下度过去？他们不晓得怎样才好！

有许多像祁瑞宣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他们必定马上去奔赴国难，决不后人。他们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恨他们。可是，以瑞宣说吧，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钉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现在，学校是停闭了，还有开学的希望没有？不知道！即使开学，他有什么脸去教学生呢？难道他上堂去告诉年轻的学生们好好的当亡国奴？假若学校永远停闭，他便非另谋生路不可；可是，他能低首下心的向日本人或日本人的走狗讨饭吃吗？他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的，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国民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国民的第一个责任！现在，日本兵攻破他们的北平！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受这个污辱！可是，他们手中是空的；空着手是无法抵抗敌人的飞机与坦克的。既不能马上去厮杀，他们想立刻逃出北平，加入在城外作战的军队。可是，他们怎么走？向哪里走？事前毫无准备。况且，事情是不是可以好转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学生，知道求学的重要；假若事情缓和下去，而他们还可以继续求学，他们就必定愿意把学业结束了，而后把身心献给国家。他们着急，急于知道个究竟，可是谁也不能告诉他们预言。他们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小崔，因为北平陷落而登时没有饭吃；有许多小文夫妇，闭上了他们的口，不能再歌舞升平；有许多孙七，诟骂着日本人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发泄恶气；有许多刘师傅想着靠他们的武艺和日本小鬼去拼一拼，可是敌人的坦克车在柏油路上摆开，有一里多地长；有许多……谁都有吃与喝那样的迫切的问题，谁都感到冤屈与耻辱，他们都在猜测事情将要怎样变化——谁都不知怎样才好！

整个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舟上的人们，谁都想作一点有益的事情，而谁的力量也不够拯救他自己的。人人的心中有一团苦闷的雾气。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的流着，积水滩，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的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人们的眼，画家的手，诗人的心，已经不敢看，不敢画，不敢想北平的雄壮伟丽了！北平的一切已都涂上耻辱与污垢！人们的眼都在相互的问：“怎么办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摇头与羞愧！

只有冠晓荷先生的心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他比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么“国家”“民族”“社会”这类的名词；遇到机会，他会运用这些名词去登台讲演一番。可是，小崔们虽然不会说这些名词，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冠先生，尽管嘴里花哨，心中却没有这一股子气。他说什么，与相信什么，完全是两回事。他口中说“国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自己是一切。他自己是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大赤包与尤桐芳和他的女儿是他的卫星——小羊圈三号的四合房是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作饭，闹酒，打牌，唱戏，穿好衣服，彼此吵嘴闹脾气，是季节与风雨。在这个宇宙里，国家民族等等只是一些名词；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饭食更好，衣服更漂亮，这个宇宙的主宰——冠晓荷——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在他心里，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当奢华舒服。为达到他的理想生活水准，他没有什么不可以作的事。什么都是假的，连国家民族都是假的，只有他的酒饭，女人，衣冠，与金钱，是真的。

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由这点恨恶向前发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国。他觉得中国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给他官儿作！再向前发展，他觉得英国法国都可爱，假若英国法国能给他个官职。现在，日本人攻进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起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脸上浮起点笑意，像春风吹化了的冰似的，渐渐的由冰硬而露出点水汪汪的意思来。他想：日本人一时绝难派遣成千成万的官吏来，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们去办事。那么，他便最有资格去作事，因为凭良心说，他向来没存过丝毫的抗日的心思。同时，他所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日本人有相当的关系的，他们若是帮助日本人去办事，难道还能剩下他吗？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印堂确是发亮，眼睛也有光。他好像记得西河沿福来店的大相士神仙眼说过，他就在这二年里有一步好运。对着镜子，他喊了一声：“桐芳！”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形是颇有些气派，也听到自己的声音是清亮而带着水音儿，他的必能走好运的信心当时增高了好几倍。

“干吗呀？”桐芳娇声细气的在院里问。

因为自己心里高兴，他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好听，而且仿佛看到了她的永远抹得鲜红而范围扩大的嘴唇。他好像受了她的传染，声音也带着几分甜美与尖锐：

“那回神仙眼说我哪一年交好运来着？”问罢，他偏着点头，微笑的等她回答。

“就是今年吧？”她刚说完，马上又把那个“吧”字取缔了：“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吗？”

“是牛年！他说我牛年交运啊？”

“一点不错，我记得死死的！”

他没再说什么，而觉得心中有一股热气直往上冲腾。他不便说出来，而心里决定好：日本人是可爱的，因为给他带来好运！

在全城的人都惶惑不安的时节，冠晓荷开始去活动。在他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的心中颇有些不安。街上重要的路口，像四牌楼，新街口，和护国寺街口，都有武装的日本人站岗，枪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人们过这些街口，都必须向岗位深深的鞠躬。他很喜欢鞠躬，而且很会鞠日本式的躬；不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章或标志，万一日本兵因为不认识他而给他一些麻烦呢？人家日本人有的是子弹，随便闹着玩也可以打死几个人呀！还有，他应当怎样出去呢？是步行呢？还是把小崔叫过来，作他的暂时的包车夫呢？假若步行到阔人的家里去，岂不被人耻笑？难道冠晓荷因为城亡了就失去坐车的身分？假若坐车呢，万一过十字路口，碰上日本兵可怎么办呢？坐在车上安然不动，恐怕不行吧？这倒是个问题！

想了好久，他决定坐小崔的车出去。把小崔叫来，冠先生先和他讲条件：

“小崔，这两天怎么样？”

小崔，一个脑袋像七棱八瓣的倭瓜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什么好气儿的回答：

“怎么样？还不是饿着！”不错，冠先生确是小崔的主顾，可是小崔并不十分看得起冠先生。

“得啦，”冠先生降格相从的一笑，“今天不至于饿着了，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头还开着炮哪！”小崔并不十分怕大炮，他倒是心中因怀疑冠先生要干什么去而有些反感。他不准知道冠先生出去作什么，但是他确能猜到：在这个炮火连天的时候要出去，必定是和日本人有什么勾结。他恨在这时候与日本人有来往的人。他宁可煞一煞腰带，多饿一两顿，也不愿拉着这样的人去满街飞跑！生活艰苦的人，像小崔，常常遇到人类和其他的一切动物最大的忧患——饥饿。可是，因为常常的碰上它，他们反倒多了一些反抗的精神；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他们总不肯轻易屈服。

冠先生，可是，不明白这点道理；带着骄傲与轻蔑的神气，他说：“我不教你白拉，给你钱！而且，”他轻快的一仰下巴颏，“多给你钱！平日，我给你八毛钱一天，今天我出一块！一块！”他停顿了一下，又找补上个“一块！”这两个字是裹着口水，像一块糖果似的，在口中咂着味儿说出来的。他以为这两个字一定会教任何穷人去顶着枪弹往前飞跑的。

“车厂子都关着呢，我哪儿赁车去？再说，”小崔没往下说，而在倭瓜脸上摆出些不屑的神气来。

“算啦！算啦！”冠先生挂了气。“不拉就说不拉，甭绕弯子！你们这种人，就欠饿死！”

大赤包儿这两天既没人来打牌，又不能出去游逛，一脑门子都是官司。她已经和尤桐芳和两个女儿都闹过了气，现在想抓到机会另辟战场。仰着脸，挑着眉，脚步沉稳，而怒气包身，她像座轧路的汽辗子似的走进来。并没有看小崔（因为不屑于），她手指着冠先生：

“你跟他费什么话呢？教他滚蛋不就结啦！”

小崔的倭瓜脸上发了红。他想急忙走出去，可是他管不住了自己。平日他就讨厌大赤包，今天在日本鬼子进城的时节，他就觉得她特别讨厌：“说话可别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是还口，你可受不了！”

“怎么着？”大赤包的眼带着杀气对准了小崔的脸，像两个机关枪枪口似的。她脸上的黑雀斑一个个都透出点血色，紫红红的像打了花脸。“怎么着？”她稳而不怀善意的往前迈了两步。

“你说怎么着？”小崔一点也不怕她，不过心中可有点不大好受，因为他知道假若大赤包真动手，他就免不了吃哑叭亏；她是个女的，他不能还手。

教小崔猜对了：大赤包冷不防的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他发了火：“怎吗？打人吗？”可是，还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的身上。“要打，怎不去打日本人呢？”

“好啦！好啦！”冠先生觉得小崔挨了打，事情就该结束了，他过来把大赤包拉开。“小崔，你还不走？”

“走？新新！凭什么打人呢？你们这一家子都是日本人吗？”小崔立住不动。

二太太桐芳跑了进来。两只永远含媚的眼睛一扫，她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她决定偏向着小崔。一来，她是唱鼓书出身，同情穷苦的人们；二来，为反抗大赤包，她不能不袒护小崔。“得了，小崔，好男不跟女斗。甭跟她生气！”

小崔听到这两句好话，气平了一点：“不是呀，二太太！你听我说！”

“全甭说啦！我都明白！等过两天，外面消停了，你还得拉我出去玩呢！走吧，家去歇歇吧！”桐芳知道从此以后，大赤包决不再坐小崔的车，所以故意这么交待一番，以示反抗。

小崔也知道自己得罪了两个——冠先生和大赤包——照顾主儿；那么，既得到桐芳的同情与照应，也该见台阶就下。“好啦，二太太，我都看在你的面上啦！”说完，手摸着热辣辣的脸，往外走。

约摸着小崔已走到门口，冠先生才高声的声明：“这小子，给脸不要脸！你看着，从此再不坐他的车！”说罢，他在屋中很快的来回走了两趟，倒好像是自己刚刚打完人似的那样发着余威！

“算啦吧，你！”大赤包发着真正的余威，“连个拉车的你都治不了，你没长着手吗？你家里的小妖精帮着拉车的说话，你也不敢哼一声，你看你，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多咱你的小婆子跟拉车的跑了，你大概也不敢出一声，你个活王八！”

她的话里本也骂到桐芳，可是桐芳已躲到自己屋里去。像得了胜的蟋蟀似的在盆儿里暗自得意。

冠晓荷微笑的享受着这绝对没有乐音的叫骂，决定不还口。他怕因为吵闹，说丧气话，而冲坏了自己的好运。他又走到镜子前，细细端详自己的印堂与眉眼：印堂的确发亮，他得到不少的安慰。

冠太太休息了一会儿，老声老气的问：

“你雇车干吗？难道这时候还跟什么臭女人拿约会吗？”

冠先生转过脸来，很俊美的一笑：“我出去干点正经的，我的太太！”

“你还有什么正经的？十来年了，你连屁大的官儿都没作过！”

“这就快作了啊！”

“怎吗？”

“一朝天子一朝臣，你还不明白吗？”

“嗯！”大赤包由鼻孔里透出点不大信任他的声音与意思。可是，很快的她又“嗯”了一下，具有恍然大悟的表示。她马上把嘴唇并上，嘴角下垂，而在鼻洼那溜儿露出点笑意。她的喜怒哀乐都是大起大落，整出整入的；只有这样说恼便恼，说笑就笑，才能表现出她的魄力与气派，而使她像西太后。

她的语声忽然变得清亮了：“你为什么不早说！走，我跟你去！”

“咱们俩走着去？”

“不会叫汽车吗？”

“铺子都关着门哪！”

“就是铁门，我也会把它砸开！走！”

七

虽然孙七平日好和小崔闹别扭，及至小崔受了委屈，他可是真诚的同情小崔。

“怎么着？大赤包敢打人？”孙七——因为给人家剃过二十多年的头，眼睛稍微有点近视——眯着点眼问。

“他妈的，他们还没勾上日本鬼子呢，就这个样；赶明儿他们给小鬼子咂上××，还有咱们活的份儿吗？”小崔的声音故意放高，为是教三号的人们听见。

“他们也得敢！”孙七的声音也不低。“咱们走着瞧，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

孙七和小崔的联合攻击，教全胡同的人都晓得了冠家的活动。大家全不晓得国家大事要怎样演变，而一致的以为冠晓荷没有人味儿。

这点“舆论”不久便传到白巡长的耳中去。他把小崔调到个空僻的地方嘱咐了一番：

“你少说点话！这年月，谁也不准知道谁站在那儿呢，最好是别得罪人！听见没有？”

“听见了！”小崔，一个洋车夫，对巡警是向来没有什么好感的。白巡长可是个例外。多少次，他因酒后发酒疯，或因穷而发邪脾气，人家白巡长总是嘴里厉害，而心中憨厚，不肯把他带了走。因此，即使白巡长的话不能完全教他心平气和，他也勉强的遵从。“白巡长，难道日本兵就这么永远占了北平吗？”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坏鬼们都快要抬头！”白巡长叹了口气。

“怎么？”

“怎么！你看哪，每打一次仗，小偷儿，私运烟土的，和嘎杂子们，就都抖起来一回。我知道的清楚，因为我是干警察的。我们明明知道，可是不能管他们，你看，连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儿呀！这次，就更不同了；来的是日本人，还有不包庇坏蛋琉璃球儿的？你看着吧，赶明儿大街上要不公然的吆喝烟土，你把咱的眼珠子挖了去！”

“那么从今以后就没有咱们好人走的路儿了？”

“好人？城全教人家给打下来了，好人又值几个铜板一个？不过，话得往回说，坏人尽管摇头摆尾的得意，好人还得作好人！咱们得忍着点，不必多得罪人，好鞋不踩臭狗屎，你明白我的话吧？”

小崔点了点头，而心中有点发胡涂。

事实上，连日本人也没把事情弄清楚。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的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欲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

在攻陷北平以前，在北平，在天津，在保定，日本都埋伏下一些地痞流氓，替她们作那些绝对无耻，连她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及至北平攻陷，这些地痞流氓自然没有粉墨登场的资格与本领，而日本也并未准备下多少官吏来马上发号施令。所以，北平只是军事的占领，一切都莫名其妙的停顿下来。

小崔的腿，孙七的手，小文的嘴，都空闲起来。只有冠晓荷“马不停蹄”。可是，他并没奔走出什么眉目来。和大赤包转了两天，他开始明白，政治与军事的本营都在天津。北平是世界的城园，文物的宝库，而在政治与军事上，它却是天津的附属。策动侵华的日本人在天津，最愿意最肯帮助日本人的华人也在那里。假若天津是唱着文武带打的大戏，北平只是一出空城计。

可是，冠晓荷并不灰心。他十分相信他将要交好运，而大赤包的鼓励与协助，更教他欲罢不能。自从娶了尤桐芳以后，他总是与小太太串通一气，夹攻大赤包。大赤包虽然气派很大，敢说敢打敢闹，可是她的心地却相当的直爽，只要得到几句好话，她便信以为真的去原谅人。冠晓荷常常一方面暗中援助小太太，一方面给大赤包甜蜜的话听，所以她深恨尤桐芳，而总找出理由原谅她的丈夫。同时，她也知道在姿色上，在年龄上，没法与桐芳抗衡，所以原谅丈夫仿佛倒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败中取胜的办法。她交际，她热心的帮助丈夫去活动，也是想与桐芳争个各有千秋。这回在城亡国辱之际，除了凑不上手打牌，与不能出去看戏，她并没感到有什么可痛心的，也没想到晓荷的好机会来到。及至听到他的言论，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看到了官职，金钱，酒饭，与华美的衣服。她应当拼命去帮助丈夫，好教这些好东西快快到她的手中。她的热诚与努力，颇使晓荷感动，所以这两天他对太太特别的和蔼客气，甚至于善意的批评她的头发还少烫着几个鬈儿！这，使她得到不少的温暖，而暂时的与桐芳停了战。

第三天，她决定和晓荷分头出去。由前两天的经验，她晓得留在北平的朋友们都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势力，所以她一方面教晓荷去找他们，多有些联络反正是有益无损的；在另一方面，她自己去另辟门路，专去拜访妇女们——那些在天津的阔人们的老太太，太太，姨太太，或小姐，因为爱听戏或某种原因而留在北平的。她觉得这条路子比晓荷的有更多的把握，因为她既自信自己的本领，又知道运动官职地位是须走内线的。把晓荷打发走，她嘱咐桐芳看家，而教两个女儿也出去：

“你们也别老坐在家里白吃饭！出去给你爸爸活动活动！自从政府迁到南京，你爸爸就教人家给刷下来了；虽然说咱们没有挨过饿，可是坐吃山空，日子还长着呢，将来怎么办？乘着他还能蹦蹦跳跳的，乘着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机，咱们得众星捧月，把他抬出去！听明白没有？”

高第和招弟并不像妈妈那么热心。虽然她们的家庭教育教她们喜欢热闹，奢侈，与玩乐，可是她们究竟是年轻一代的人；她们多少也知道些亡国的可耻。

招弟先说了话。她是妈妈的“老”女儿，所以比姐姐得宠。今天，因为怕日本兵挨家来检查，所以她只淡淡的敷了一点粉，而没有抹口红。“妈，听说路上遇见日本兵，就要受搜查呢！他们专故意的摸女人的胸口！”

“教他们摸去吧！还能摸掉你一块肉！”大赤包一旦下了决心，是什么也不怕的。“你呢？”她问高第。

高第比妹妹高着一头，后影儿很好看，而面貌不甚美——嘴唇太厚，鼻子太短，只有两只眼睛还有时候显着挺精神。她的身量与脾气都像妈妈，所以不得妈妈的喜欢；两个硬的碰到一块儿，谁也不肯退让，就没法不碰出来火光。在全家中，她可以算作最明白的人，有时候她敢说几句他们最不爱听的话。因此，大家都不敢招惹她，也就都有点讨厌她。

“我要是你呀，妈，我就不能让女儿在这种时候出去给爸爸找官儿作！丢人！”高第把短鼻子纵成一条小硬棒子似的说。

“好！你们都甭去！赶明儿你爸爸挣来钱，你们可别伸手跟他要啊！”大赤包一手抓起刺绣的手提包，一手抓起小檀香骨的折扇，像战士冲锋似的走出去。

“妈！”招弟把娘叫住。“别生气，我去！告诉我上哪儿？”

大赤包匆忙的由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小纸，和几块钱的钞票来。指着纸条，她说：“到这几家去！别直入公堂的跟人家求事，明白吧？要顺口答音的探听有什么路子可走！你打听明白了，明天我好再亲自去。我要是一个人跑得过来，决不劳动你们小姐们！真！我跑酸了腿，决不为我自己一个人！”

交待完，大赤包口中还唧唧咕咕的叨唠着走出去。招弟手中拿着那张小纸和几张钞票，向高第吐了吐舌头。“得！先骗过几块钱来再说！姐姐，咱们俩出去玩会儿好不好？等妈妈回来，咱们就说把几家都拜访过了，可是都没有人在家，不就完啦？”

“上哪儿去玩。还有心情去玩？”高第皱着眉说。

“没地方去玩倒是真的！都是臭日本鬼子闹的！”招弟撅着小嘴说。“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太平？”

“谁知道！招弟，假若咱们打不退日本兵，爸爸真去给鬼子作事，咱们怎办呢？”

“咱们？”招弟眨着眼想了一会儿。“我想不出来！你呢？”

“那，我就不再吃家里的饭！”

“哟！”招弟把脖儿一缩，“你净拣好听的说！你有挣饭吃的本事吗？”

“嗨！”高第长叹了一口气。

“我看哪，你是又想仲石了，没有别的！”

“我倒真愿去问问他，到底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仲石是钱家那个以驶汽车为业的二少爷。他长得相当的英俊，在驶着车子的时候，他的脸蛋红红的，头发蓬松着，显出顶随便，而又顶活泼的样子；及至把蓝布的工人服脱掉，换上便装，头发也梳拢整齐，他便又像个干净利落的小机械师。虽然他与冠家是紧邻，他可是向来没注意过冠家的人们，因为第一他不大常回家来，第二他很喜爱机械，一天到晚他不是耍弄汽车上的机件（他已学会修理汽车），便是拆开再安好一个破表，或是一架收音机；他的心里几乎没想过女人。他的未婚妻是他嫂子的叔伯妹妹，而由妈妈硬给他定下的。他看嫂子为人老实规矩，所以也就相信她的叔伯妹妹也必定错不了。他没反对家中给他定婚，也没怎样热心的要结婚。赶到妈妈问他“多咱办喜事啊”的时候，他总是回答：“不忙！等我开了一座修理汽车行再说！”他的志愿是开这么一个小铺，自东自伙，能够装配一切零件。他愿意躺在车底下去摆弄那些小东西；弄完，看着一部已经不动的车又能飞快的跑起来，他就感到最大的欣悦。

有一个时期，他给一家公司开车，专走汤山。高第，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小团体，到汤山旅行，正坐的是仲石的车。她有点晕车，所以坐在了司机台上。她认识仲石，仲石可没大理会她。及至说起话来，他才晓得她是冠家的姑娘，而对她相当的客气。在他，这不过是情理中当然的举动，丝毫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高第，因为他的模样的可爱，却认为这是一件罗曼司的开始。

高第有过不少的男友，但是每逢他们一看到招弟，便马上像蜂儿看到另一朵更香蜜的花似的，而放弃了她。她为这个和妹妹吵嘴，妹妹便理直气壮的反攻：“我并不要抢你的朋友，可是他们要和我相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是你的鼻子不大讨人喜欢吧？”这种无情的攻击，已足教高第把眼哭肿，而妈妈又在一旁敲打着：“是呀，你要是体面点，有个人缘儿，能早嫁个人，也教我省点心啊！”妈妈的本意，高第也知道，是假若她能像妹妹一样漂亮，嫁个阔人，对冠家岂不有很大的好处么？

因此，高第渐渐的学会以幻想作安慰。她老想有朝一日，她会忽然的遇到一个很漂亮的青年男子，在最静僻的地方一见倾心，直到结婚的时候才教家中看看他是多么体面，使他们都大吃一惊。她需要爱；那么，既得不到，她便在脑中给自己制造。

遇见了仲石，她以为心里所想的果然可以成为事实！她的耳朵几乎是钉在了西墙上，西院里的一咳一响，都使她心惊。她耐心的，不怕费事的，去设尽心机打听钱家的一切，而钱家的事恰好又没多少人晓得。她从电话簿子上找到公司的地址，而常常绕着道儿到公司门外走来走去，希望能看到仲石，可是始终也见不到。越是这样无可捉摸，她越感到一种可爱的苦痛。她会用幻想去补充她所缺乏的事实，而把仲石的身世，性格，能力等等都填满，把他制造成个最理想的青年。

她开始爱读小说，而且自己偷偷的也写一些故事。哪一个故事也没能写得齐全，只是她的白字与错字却非常的丰富。故事中的男主角永远是仲石，女主角可有时候是她自己，有时候是招弟。遇到以招弟为女主角的时候，那必定是个悲剧。

招弟偷看了这些不成篇的故事。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高第有这个秘密的。为报复姐姐使她作悲剧的主角，她时常以仲石为工具去嘲弄姐姐。在她看，钱家全家的人都有些古怪；仲石虽然的确是个漂亮青年，可是职业与身分又都太低。尽管姐姐的模样不秀美，可还犯不上嫁个汽车司机的。在高第心中呢，仲石必是个能作一切，知道一切的人，而暂时的以开车为好玩，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脱颖而出，变成个英雄，或什么承受巨大遗产的财主，像小说中常见到的那样的人物。每逢招弟嘲讽她，她就必定很严肃的回答：“我真愿意和他谈谈，他一定什么都知道！”

今天，招弟又提起仲石来，高第依然是那么严肃的回答，而且又补充上：

“就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汽车夫吧，也比跪下向日本人求官作的强，强的多！”

八

祁瑞宣的心里很为难。八月中旬是祖父七十五岁的寿日。在往年，他必定叫三四桌有海参，整鸡，整鱼的三大件的席来，招待至亲好友，热闹一天。今年怎么办呢？这个事不能去和老人商议，因为一商议就有打算不招待亲友的意思，而老人也许在表面上赞同，心里却极不高兴——老人的年岁正像岁末的月份牌，撕一张就短一张，而眼看着已经只剩下不多的几张了；所以，老人们对自己的生日是特别注意的，因为生日与丧日的距离已没有好远。

“我看哪，”小顺儿的妈很费了一番思索才向丈夫建议，“还是照往年那么办。你不知道，今年要是鸦雀无声的过去，他老人家非病一场不可！你爱信不信！”

“至于那么严重？”瑞宣惨笑了一下。

“你没听见老人直吹风儿吗？”小顺儿的妈的北平话，遇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时候，是词汇丰富，而语调轻脆，像清夜的小梆子似的。“这两天不住的说，只要街上的铺子一下板子，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不是说给咱们听哪吗？老人家放开桄儿（尽量的）活，还能再活几年？再说，咱们要是不预备下点酒儿肉儿的，亲戚朋友们要是来了，咱们岂不抓瞎？”

“他们会不等去请，自动的来，在这个年月？”

“那可就难说！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瑞宣没再言语。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净凭耳熏目染，也可以得到许多见识。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今天，听到韵梅的话，他有点讨厌北平人了，别管天下怎么乱……呕，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

“你甭管，全交给我得啦！哪怕是吃炒菜面呢，反正亲友来了，不至于对着脸儿发楞！老人家呢要看的是人，你给他山珍海味吃，他也吃不了几口！”小顺儿的妈说完，觉得很满意，用她的水灵的大眼睛扫射了一圈，仿佛天堂，人间，地狱，都在她的了解与管理中似的。

祁天佑回家来看看。他的脸瘦了一些，挂着点不大自然的笑容。“铺户差不多都开了门，咱们可挑出了幌子去。有生意没生意的，开开门总觉得痛快点！”他含着歉意的向祁老人报告。

“开开门就行了！铺户一开，就有了市面，也就显着太平了！”祁老人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和老父亲搭讪了几句，天佑到自己屋里看看老伴儿。她虽还是病病歪歪的，而心里很精细，问了国事，再问铺子的情形。天佑对国事不十分清楚，而只信任商会，商会一劝大家献捐，他就晓得是要打仗，商会一有人出头维持治安，他便知道地面上快消停了。这次，除了商会中几个重要人物作些私人的活动，商会本身并没有什么表示，而铺户的开市是受了警察的通告的。因此，天佑还不能肯确的说大局究竟如何。

至于买卖的好坏，那要完全依着治乱而决定，天佑的难处就在因为不明白时局究竟如何，而不敢决定是否马上要收进点货物来。

“日本鬼子进了城，一时不会有什么生意。生意淡，货价就得低，按理说我应当进点货，等时局稍微一平静，货物看涨，咱们就有个赚头！可是，我自己不敢作主，东家们又未必肯出钱，我只好楞着！我心里不用提有多么不痛快了！这回的乱子和哪一回都不同，这回是日本鬼子打咱们，不是咱们自己打自己，谁知道他们会拉什么屎呢？”

“过一天算一天吧，你先别着急！”

“我别着急？铺子赚钱，我才能多分几个！”

“天塌砸众人哪，又有什么法儿呢？”

说到这里，瑞宣进来了，提起给祖父作寿的事。父亲皱了皱眉。在他的心里，给老父亲作寿差不多和初二十六祭财神一样，万不能马虎过去。但是，在这日本兵刚刚进了城的时候，他实在打不起精神来。想了半天，他低声的说：“你看着办吧，怎办怎好！”瑞宣更没了主意。

大家楞住了，没有话说，虽然心里都有千言万语。这时候，隔壁小文拉起胡琴来，小文太太像在城根喊嗓子那样，有音无字的咿——咿——啊——啊——了几声。

“还有心思干这个！”瑞宣皱着眉说。

“人家指着这个吃饭呀！”天佑本来也讨厌唱戏，可是没法子不说这句实话。意在言外的，他抓到了人们的心情的根底——教谁压管着也得吃饭！

瑞宣溜了出来。他觉得在屋中透不过气来。父亲的这一句话教他看见了但丁的地狱，虽然是地狱，那些鬼魂们还能把它弄得十分热闹！他自己也得活下去，也就必须和鬼魂们挤来挤去！

“瑞宣！”天佑叫了一声，赶到屋门口来。“你到学校看看去吧！”

小顺儿正用小砖头打树上的半红的枣子。瑞宣站住，先对小顺儿说：“你打不下枣儿来，不留神把奶奶屋的玻璃打碎，就痛快了！”

“门口没有，没有卖糖的，还不教人家吃两个枣儿？”小顺儿怪委屈的说。

奶奶在屋里接了话：“教他打去吧！孩子这几天什么也吃不着！”

小顺儿很得意，放胆的把砖头扔得更高了些。

瑞宣问父亲：“哪个学校？”

“教堂的那个。我刚才由那里过，听见打铃的声儿，多半是已经开了课。”

“好！我去看看！”瑞宣正想出去走走，散一散胸中的闷气。

“我也去！”小顺儿打下不少的叶子，而没打下一个枣儿，所以改变计划，想同父亲逛逛街去。

奶奶又答了话：“你不能去呀！街上有日本鬼子！教爷爷给你打两个枣儿！乖！”

瑞宣没顾得戴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是在两处教书。一处是市立中学，有十八个钟点，都是英语。另一处是一个天主教堂立的补习学校，他只教四个钟头的中文。兼这四小时的课，他并不为那点很微薄的报酬，而是愿和校内的意国与其他国籍的神父们学习一点拉丁文和法文。他是个不肯教脑子长起锈来的人。

大街上并没有变样子。他很希望街上有了惊心的改变，好使他咬一咬牙，管什么父母子女，且去身赴国难。可是，街上还是那个老样儿，只是行人车马很少，教他感到寂寞，空虚，与不安。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的，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有了洋车，车夫们都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耻辱的外衣是静寂。

他在护国寺街口，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他觉得两脚像踩着棉花。走出老远，他才敢抬起头来。仿佛有人叫了他一声，他又低下头去；他觉得自己的姓名很可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学生可是并没有到齐。今天没有他的功课，他去看看意国的窦神父。平日，窦神父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好像很冷淡，高傲。瑞宣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因自己的心情不好而神经过敏。说过两句话后，神父板着脸指出瑞宣的旷课。瑞宣忍着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必定停课！”

“呕！”神父的神气十分傲慢。“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咽了口吐沫，楞了一会儿。他又忍住了气。他觉得神父的指摘多少是近情理的，北平人确是缺乏西洋人的那种冒险的精神与英雄气概。神父，既是代表上帝的，理当说实话。想到这里，他笑了一下，而后诚意的请教：

“窦神父！你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神父本也想笑一下，可是被一点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回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神父的脸上看到人类的恶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恶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神父——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可是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一个被捉进笼中的小鸟，尽管立志不再啼唱，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有点头疼。丧胆游魂的，他走到小羊圈的口上，街上忽然乱响起来，拉车的都急忙把车拉入胡同里去，铺户都忙着上板子，几个巡警在驱逐行人：“别走了！回去！到胡同口里去！”铺户上板子的声响，无论在什么时候，总给人以不快之感。瑞宣楞着了。一眼，他看见白巡长。赶过去，他问：“是不是空袭？”这本是他突然想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及至已经问出来，他的心中忽然一亮：“我们有空军，来炸北平吧！和日本人一同炸死，也甘心！”他暗自祷告着。

白巡长的微笑是耻辱，无可奈何，与许多说不出的委屈的混合物：“什么空袭？净街！给——”他的眼极快的向四围一扫，而后把声音放低，“给日本老爷净街！”

瑞宣的心中又黑了，低头走进巷口。

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正和李四爷指手画脚的说：“看见没有？刚刚把车拉出去，又净了街！教人怎么往下混呢？一刀把我宰了，倒干脆！这么笨锯锯我，简直受不了！”

李四爷今天得到消息较迟，含着歉意的向瑞宣打招呼：“街上怎样啦？祁大爷！”

“吃过饭了？四爷爷？”瑞宣立住，勉强的笑着说：“大概是日本要人从这里过，净街！”

“不是关城门？”在李四爷的心中，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

“不至于吧！”

“快三十年没见过这个阵式了！”李四爷慨叹着说。“当初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出来才净街！难道日本人要作咱们的皇上吗？”

瑞宣没话可答，惨笑了一下。

“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他妈的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瑞宣喜欢李四爷与小崔这点情感，可是他没法回答他们的问题。

四大妈拖着破鞋，眯着两只大近视眼，从门内出来。“谁说当兵去？又是小崔吧？你这小子，放下老婆不管，当兵去？真有你的！把老婆交给我看着吗？赶紧回家睡个觉去，等铺子开了门，再好好的去拉车！”

“四大妈，谁知道铺子关到什么时候呢！一落太阳，又该戒严了，我拉谁去？”

“甭管借盐，还是借醋，我不准你在这儿瞎胡扯！”

小崔知道反抗四大妈是没有便宜的，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

“看你这老东西！”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铺子都上了门，你怎么不喊一声，教大家伙知道知道哇？”说到了这里，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呀？”

瑞宣没话可说。他恨那些华北执政的人们，平日把百姓都装在罐子里，一旦遇到危难，他们甩手一走，把那封得严严的罐子留给敌人！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可是……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手里捧着好几个半红的枣子，一边吃，一边说：“这就行了！甭管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只要有人负责，诸事就都有了办法。一有了办法，日本人和咱们的心里就都消停了！”说着，把枣核儿用舌头一顶，吐在地上；又很灵巧的把另一个枣子往高处一扔，用嘴接住。

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什么地方都仿佛没有油水。因此，他特别注意修饰，凡能以人工补救天然的，他都不惜工本，虔诚修治。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到要往下流的程度。他的小干脸永远刮得极干净，像个刚刚削去皮的荸荠；脸蛋上抹着玉容油。他的小干手上的指甲，永远打磨得十分整齐，而且擦上油。他的衣服都作得顶款式，鲜明，若在天桥儿闲溜，人家总以为他是给哪个红姑娘弹弦子的。

或者因为他的头小，所以脑子也不大，他所注意的永远是最实际的东西与问题，所走的路永远是最省脚步的捷径。他没有丝毫的理想。

现在，他是一家中学的庶务主任。

瑞宣与瑞全都看不上老二。可是祁老人，天佑，和天佑太太都相当的喜欢他，因为他的现实主义使老人们觉得他安全可靠，不至于在外面招灾惹祸。假若不是他由恋爱而娶了那位摩登太太，老人们必定会派他当家过日子；他是那么会买东西，会交际，会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七姑姑八老姨都说得来。不幸，他娶了那么位太太。他实际，她自私；二者归一，老人们看出不妥之处来，而老二就失去了家庭中最重要的地位。为报复这个失败，他故意的不过问家事，而等到哥嫂买贵了东西，或处置错了事情，他才头头是道的去批评，甚至于攻击。

“大哥！”瑞丰叫得很亲切，显出心中的痛快：“我们学校决定了用存款维持目前，每个人——不论校长，教员，和职员——都暂时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大概你们那里也这么办。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可是，这究竟算是有了个办法；是不是？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大概不久就能发表中日两方面的负责人。一有人负责，我想，经费就会有了着落，维持费或者不至于发好久。得啦，这总算都有了头绪；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瑞宣很大方的一笑，没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父子兄弟之间，他知道，沉默有时候是最保险的。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于二孙子的话。他可是没开口说什么，因为二孙媳妇也在一旁，他不便当众夸奖孙子，而增长他们小夫妇的骄气。

“你到教堂去啦？怎么样？”天佑问瑞宣。

瑞丰急忙把嘴插进来：“大哥，那个学校可是你的根据地！公立学校——或者应当说，中国人办的学校——的前途怎样，谁还也不敢说。外国人办的就是铁杆儿庄稼！你马上应当运动，多得几个钟点！洋人决不能教你拿维持费！”

瑞宣本来想暂时不对家中说他刚才在学校中的举动，等以后自己找到别的事，补偿上损失，再告诉大家。经老二这么一通，他冒了火。还笑着，可是笑得很不好看，他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平日，他和老三常常吵嘴；老三不怕他，他也不怕老三；争吵总是无结果而散。对老大，他只敢暗中攻击，而不敢公开的吵闹；他有点怕老大。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也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事是必定有进有退的，而且进退决定于一眨眼的工夫，不愿意别人追问为了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而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点钟，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小顺儿的妈正在东屋里作事，两手又湿又红，用手背抹着脑门上的汗，在屋门里往外探了探头。院中大家的谈话，她没有听清楚，可是直觉的感到有点不对。见丈夫往北屋走，她问了声：“有晾凉了的绿豆汤，喝不喝？”她的语气满含着歉意，倒好像是她自己作了什么使大家不快的事。

瑞宣摇了摇头，走进老三屋里去。老三正在床上躺着，看一本线装书——洋书都被大哥给烧掉，他一来因为无聊，二来因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线装书可以保险，所以顺手拿起一本来。看了半天，他才明白那是一本《大学衍义》。他纳着气儿慢慢的看那些大字。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扭着方步，一点也不精神。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他皱紧了眉头，用眼去捉它们，一个个的捉入脑中。他须花费很大的心力与眼力，可是读到一个段落，他便整个的得到一段知识，使他心中高兴，而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那些细小的字，清楚的图表，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教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而心里空空的；赶到读书的时候，他便忘了身体，而只感到宇宙一切的地方都是精微的知识。现在，这本大字的旧书，教他摸不清头脑，不晓得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敌人不怕线装书。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神父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然后补上：“无聊！不过，心里多少痛快点！”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劲儿！”瑞全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神父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气！连神父都这样看不起咱们，别人更可想见了！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多咱我看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子骨那么坏，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楞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九

要是依着日本军阀的心意，当然最如意与简明的打算，是攻陷一处便成立个军政府，以军人作首领，而把政治用枪刺挑着。但是，这样去作，须一下手便有通盘的军事计划与雄厚的兵力。事实上，他们有极大的侵略野心，而没有整个的用兵计划与庞大得足以一鼓而攻下华北的兵力。他们的野心受了欺诈的诱惑，他们想只要东响几声炮，西放一把火，就能使中华的政府与人民丧胆求和，而他们得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欺诈是最危险的事，因为它会翻过头来骗你自己。日本军人攻下了北平与天津，而战事并没有完结。他们须将错就错的继续打下去，而不能不把用枪刺穿住的肥肉分给政客们与资本家们一些。他们讨厌政客与大腹贾，可是没法子不准他们分肥。他们更讨厌中国的汉奸，而汉奸又恰好能帮助他们以很小的兵力镇服一座城或一个县分。他们须擦一擦手上的血，预备和他们所讨厌的政客与汉奸握手。握手之后，那些政客与汉奸会给他们想出许多好听的字眼，去欺骗中国人与他们自己。他们最不愿要和平，而那些小鼻小眼的人却提出“和平”；他们本只忠于自己——为升官，为抢钱，而发动战争——而政客们偏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的精神，因此，一变而为欺人与自欺，而应当叱咤风云的武士都变成了小丑。

假若他们不是这样，而坦率的自比于匈奴或韩尼布尔，以烧红的铁鞭去击碎了大地，他们在历史上必定会留下个永远被诅咒的名声，像魔鬼永远与天使对立似的。但是，他们既要杀人放火，而又把血迹与火场用纸掩盖上。历史上将无以名之，而只能很勉强的把他们比作黄鼬或老鼠。

北平为老鼠们净了街。老鼠是诡诈而怕人的。

他们的聚议，假若不是因战争催迫着，将永无结果。他们非教政客与汉奸们来帮忙不可，可是帮忙即须染指。他们应教别人分润多少？分润什么？自己抢来的，而硬看着别人伸手来拿，不是什么好受的事，特别是在鼠眼的东洋武士们。假若照着他们的本意，他们只须架上机关枪，一刻钟的工夫便把北平改成个很大的屠场，而后把故宫里的宝物，图书馆的书籍，连古寺名园里的奇花与珍贵的陈设，统统的搬了走，用不着什么拐弯抹角的作文章。可是，还有许多西洋人在北平，东洋的武士须戴上一张面具，遮盖上狰狞的面孔。政客们又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应当多耗费子弹。资本家们也笑容可掬的声明，屠杀有背于经济的原理。最后，汉奸们打躬作揖的陈述，北平人是最老实的，决不抗日，应求“皇军”高抬贵手。于是，最简单的事变成很复杂，而屠杀劫抢变为组织政府与施行“王道”。

这样的从军事占领迂回到组织政府，使藏在天津的失意军阀与官僚大为失望。他们的作官与搂钱的欲望，已经随着日寇的侵入而由期待变为马上可以如愿以偿。他们以为只要一向日本军人磕头便可以富贵双临。没料到，日本军人是要详加选择，而并不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人。同时，日本军人中既有派别，而政客与资本家又各有党系，日本人须和日本人斗争，华人也就必须随着乱转，而不知道主要的势力是在哪里。他们的简单的认日本军阀为义父的办法须改为见人就叫爸爸。他们慌乱、奔走、探听、勾结、竞争、唯恐怕落选——这回能登台，才能取得“开国元勋”的资格与享受。他们像暑天粪窖的蛆那么活跃。

更可怜的是冠晓荷一类的人。他们所巴结的人已经是慌乱而不知究竟如何，他们自己便更摸不清头脑。他们只恨父母没多给了他们两条腿！他们已奔走得筋疲力尽，而事情还是渺茫不定。

冠晓荷的俊美的眼已陷下两个坑儿，脸色也黑了一些。他可是一点也不灰心，他既坚信要转好运，又绝不疏忽了人事。他到处还是侃侃而谈，谈得嗓子都有点发哑，口中有时候发臭。他买了华达丸含在口中，即使是不说话的时候，口中好还有些事作。他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眉目，他可是已经因到各处奔走而学来不少名词与理论；由甲处贩来的，他拿到乙处去卖；然后，由乙处又学来一半句，再到丙处去说。实在没有地方去说，他还会在家中传习给太太与女儿。而且，这样的传习与宣传，还可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常常的在一语未完而打个哈欠什么的，表示自己因努力而感到疲乏。

假若他的事情已经成功，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闲心去关切，或稍稍的注意，老街旧邻们。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把握，他就注意到邻居们：为什么像祁瑞宣那样的人们会一声不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呢？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与把握呢？对钱默吟先生，他特别的注意。他以为，像钱先生那样的年纪，学问，与为人，必定会因日本人来到而走一步好运。在他这几天的奔走中，他看到不少的名士们，有的预备以诗文结交日本朋友，打算创立个诗社什么的。

从这些诗人骚客的口中，冠晓荷学会了一套：

“日本人是喜欢作诗的，而且都作中国旧诗！要不怎么说白话诗没价值呢！”

有的预备着以绘画和书法为媒，与日本人接近，冠晓荷又学会一套：

“艺术是没有国籍的，中国人作画，正和日本人一样，都要美。我们以美易美，也就没什么谁胜谁败之分了！”

有的预备着以种花草为保身之计，他们说：“日本人最爱花草。在东洋，连插花瓶都极有讲究！大家在一块儿玩玩花草，也就无须乎分什么中国人与日本人了！”这一套也被冠先生学会。

这些准备与言论，使冠晓荷想到钱默吟。钱先生既会诗文，又会绘画，还爱种花；全才！他心中一动：呕！假若打着钱先生的旗号，成立个诗社或画社，或开个小鲜花店，而由他自己去经营，岂不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来，何必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谋事去呢？

想到这里，他也恍然大悟，呕！怨不得钱先生那么又臭又硬呢，人家心里有数儿呀！他很想去看看钱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祁家门口与钱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肯再去吃钉子。他想还是先到祁家打听一下好。假若祁瑞宣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同时，他也纳闷祁瑞宣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办法，何以一点也不慌不忙的在家里蹲着。含上一颗华达丸，梳了梳头发，他到祁家来看一眼。

“瑞宣！”他在门口拱好了手，非常亲切的叫：“没事吧？我来看看你们！”

同瑞宣来到屋中，落了坐，他先夸奖了小顺儿一番，然后引入正题：“有甚么消息没有？”

“没有呢！”

“太沉闷了！”冠晓荷以为瑞宣是故意有话不说，所以想用自己的资料换取情报：“我这几天不断出去，真实的消息虽然很少，可是大致的我已经清楚了大势所趋。一般的说，大家都以为中日必须合作。”

“哪个大家？”瑞宣本不想得罪人，但是一遇到冠先生这路人，他就不由的话中带着刺儿。

冠先生觉到了那个刺儿，转了转眼珠，说：“自然，我们都希望中国能用武力阻止住外患，不过咱们打得过日本与否，倒是个问题。北平呢，无疑的是要暂时由日本人占领，那么，我想，像咱们这样有点用处的人，倒实在应当出来作点事，好少教我们的人民吃点亏。在这条胡同里，我就看得起你老哥和钱默翁，也就特别的关切你们。这几天，默翁怎样？”

“这两天，我没去看他。”

“他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呢？”

“不知道！他恐怕不会活动吧，他是诗人！”

“诗人不见得就不活动呀！听说诗人杜秀陵就很有出任要职的可能！”

瑞宣不愿再谈下去。

“咱们一同看看默翁去，好不好？”

“改天吧！”

“哪一天？你定个时间！”

瑞宣被挤在死角落里，只好改敷衍为进攻。“找他干什么呢？”

“是呀，”晓荷的眼放出光来，“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商量的呀！我知道钱先生能诗善画，而且爱养花草。日本人呢，也喜欢这些玩艺儿。咱们——你，我，钱先生——要是组织个什么诗画社，消极的能保身，积极的还许能交往上日本人，有点什么发展！我们一定得这么作，这确乎是条平妥的路子！”

“那么，冠先生，你以为日本人就永远占据住咱们的北平了？”

“他们占据一个月也好，一百年也好，咱们得有个准备。说真的，你老哥别太消极！在这个年月，咱们就得充分的活动，好弄碗饭吃，是不是？”

“我想钱先生决不肯作这样的事！”

“咱们还没见着他呢，怎能断定？谁的心里怎么样，很难不详谈就知道！”

瑞宣的胖脸微微红起来。“我自己就不干！”他以为这一句话一定开罪于冠先生，而可以不再多罗嗦了。

冠先生并没恼，反倒笑了一下：“你不作诗、画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我是说由默翁作文章，咱们俩主持事务。早一点下手，把牌子创开，日本人必闻风而至，咱们的小羊圈就成了文化中心！”

瑞宣再不能控制自己，冷笑得出了声。

“你再想想看！”冠先生立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值得作！作好了，于我们有益；作不好呢也无损！”一边说，他一边往院中走。“要不这样好不好？我来请客，把钱先生请过来，大家谈谈？他要是不愿上我那里去呢，我就把酒菜送到这边来！你看怎样？”

瑞宣答不出话来。

走到大门口，冠先生又问了声：“怎样？”

瑞宣自己也不知道哼了一句什么，便转身进来。他想起那位窦神父的话。把神父的话与冠晓荷的话加在一处，他打了个冷战。

冠晓荷回到家中，正赶上冠太太回来不久。她一面换衣服，一面喊洗脸水和酸梅汤。她的赤包儿式的脸上已褪了粉，口与鼻大吞大吐的呼吸着，声势非常的大，仿佛是刚刚抢过敌人的两三架机关枪来似的。

大赤包对丈夫的财禄是绝对乐观的。这并不是她信任丈夫的能力，而是相信她自己的手眼通天。在这几天内，她已经和五位阔姨太太结为干姊妹，而且顺手儿赢了两千多块钱。她预言：不久她就会和日本太太们结为姊妹，而教日本的军政要人们也来打牌。

因为满意自己，所以她对别人不能不挑剔。“招弟！你干了什么？高第你呢？怎么？该加劲儿的时候，你们反倒歇了工呢？”然后，指槐骂柳的，仍对两位小姐发言，而目标另有所在：“怎么，出去走走，还晒黑了脸吗？我的脸皮老，不怕晒！我知道帮助丈夫兴家立业，不能专仗着脸子白，装他妈的小妖精！”

说完，她伸着耳朵听；假若尤桐芳有什么反抗的表示，她准备大举进攻。

尤桐芳，可是，没有出声。

大赤包把枪口转向丈夫来：

“你今天怎么啦？也不出去？把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了？你也不害羞！走，天还早呢，你给我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儿，还怕走大了脚？”

“我走！我走！”冠先生拿腔作调的说。“请太太不要发脾气！”说罢，戴起帽子，懒洋洋的走出去。

他走后，尤桐芳对大赤包开了火。她颇会调动开火的时间：冠先生在家，她能忍就忍，为是避免祸首的罪名；等他一出门，她的枪弹便击射出来。大赤包的嘴已很够野的，桐芳还要野上好几倍。骂到连她自己都觉难以入耳的时候，她会坦率的声明：“我是唱玩艺儿出身满不在乎！”

尤桐芳不记得她的父母是谁，“尤”是她养母的姓。四岁的时候，她被人拐卖出来。八岁她开始学鼓书。她相当的聪明，十岁便登台挣钱。十三岁，被她的师傅给强奸了，影响到她身体的发育，所以身量很矮。小扁脸，皮肤相当的细润，两只眼特别的媚。她的嗓子不错，只是底气不足，往往唱着唱着便声嘶力竭。她的眼补救了嗓子的不足。为生活，她不能不利用她的眼帮助歌唱。她一出台，便把眼从右至左打个圆圈：使台下的人都以为她是看自己呢。因此，她曾经红过一个时期。她到北平来献技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二岁。一来是，北平的名角太多；二来是她曾打过二次胎，中气更不足了；所以，她在北平不甚得意。就是在她这样失意的时候，冠先生给她赎了身。大赤包的身量——先不用多说别的——太高，所以他久想娶个矮子。

假若桐芳能好好的读几年的书，以她的身世，以她的聪明，她必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小女人。退一步说，即使她不读书，而能堂堂正正的嫁人，以她的社会经验，和所受的痛苦，她必能一扑纳心的作个好主妇。她深知道华美的衣服，悦耳的言笑，丰腴的酒席，都是使她把身心腐烂掉，而被扔弃在烂死岗子的毒药。在表面上，她使媚眼，她歌唱，她开玩笑，而暗地里她却以泪洗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姊妹亲戚；睁开眼，世界是个空的。在空的世界中，她须向任何人都微笑，都飞眼，为是赚两顿饭吃。在二十岁的时候，她已明白了一切都是空虚，她切盼遇到个老实的男人，给她一点生活的真实。可是，她只能作姨太太！除了她的媚眼无法一时改正——假如她遇上一个好男人——她愿立刻改掉一切的恶习。但是，姨太太是“专有”的玩物；她须把媚惑众人的手段用来取悦一个人。再加上大赤包的嫉妒与压迫，她就更须向丈夫讨好，好不至于把到了口的饭食又丢掉。一方面，她须用旧有的诱惑技巧拴住丈夫的心，另一方面，她决定不甘受欺侮，以免变成垫在桌腿下的青蛙。况且，在心里，她不比任何人坏；或者，因为在江湖上走惯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义气一些。以一个女人来说，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贞节。虽然她十三岁就破了身，二十二岁就已堕过两次胎，可是那并不是她自己的罪恶。因此，大赤包越攻击她，她便越要抗辩，她觉得大赤包没有骂她的资格。不幸，她的抗辩，本来是为得到了解，可是因为用了诟骂的形式来表达，便招来更多的攻击与仇恨。她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的继续反攻。

今天，她的责骂不仅是为她自己，而且是为了她的老家——辽宁。她不准知道自己是关外人不是，但是她记得在沈阳的小河沿卖过艺，而且她的言语也是那里的。既无父母，她愿妥定的有个老家，好教自己觉得不是无根的浮萍。她知道日本人骗去了她的老家，也晓得日本人是怎样虐待着她的乡亲，所以她深恨大赤包的设尽方法想接近日本人。

在全家里，她只和高第说得来。冠晓荷对她相当的好，但是他的爱她纯粹是宠爱玩弄，而毫无尊重的意思。高第呢，既不得父母的欢心，当然愿意有个朋友，所以对桐芳能平等相待，而桐芳也就对高第以诚相见。

桐芳叫骂了一大阵以后，高第过来劝住了她。雷雨以后，多数是晴天；桐芳把怨气放尽，对高第特别的亲热。两个人谈起心来。一来二去的，高第把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告诉了桐芳，引起桐芳许多的感慨。

“托生个女人，唉，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大小姐，一个女人就像一个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牢骚了一阵，她把话拉回来：“我没见过西院里的二爷。不过，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你甭忙，我去帮你打听！我这一辈子算完了，睁开眼，天底下没有一个亲人！不错，我有个丈夫；可是，又不算个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宽，脸皮厚，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窝子里死啦！得啦，我就盼着你有一门子好亲事，也不枉咱们俩相好一程子！”

高第的短鼻子上纵起不少条儿笑纹。

十

北平的天又高起来！“八一三”！上海的炮声把久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

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瑞全扯着小顺儿，在院中跳了一个圈，而后把小妞子举起来，扔出去，再接住，弄得妞子惊颤的尖声笑着，而吓坏了小顺儿的妈。

“老三！你要是把她的嫩胳臂嫩腿摔坏了，可怎么办！”小顺儿的妈高声的抗议。

祁老人只晓得上海是个地名，对上海抗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慨叹着说：“劫数！劫数！这又得死多少人呀！”

天佑在感情上很高兴中国敢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在理智上却担忧自己的生意：“这一下子更完了，货都由上海来啊！”

“爸爸，你老想着那点货，就不为国家想想！”瑞全笑着责备他老人家。

“我并没说打日本不好哇！”天佑抱歉的声辩。

小顺儿的妈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看到大家都快活，她便加倍用力的工作，并且建议吃一顿茴香馅的饺子。歪打正着，瑞全以为大嫂是要以吃饺子纪念这个日子，而大加夸赞。

“大嫂我帮着你包！”

“你呀？歇着吧！打惯了球的手，会包饺子？别往脸上贴金啦！”

天佑太太听到大家吵嚷，也出了声：“怎么啦？”

瑞全跑到南屋，先把窗子都打开，而后告诉妈妈：“妈！上海也开了仗！”

“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

“是呀！妈，你看咱们能打胜不能？”瑞全喜欢得忘了妈妈不懂得军事。

“那谁知道呀！反正先打死几万小日本再说！”

“对！妈你真有见识！”

“你们要吃饺子是不是？”

“大嫂的主意！她真有两下子，什么都知道！”

“搀我起来，我帮她拌馅子去；她拌馅子老太咸！”

“妈你别动，我们有的是人！连我还下手呢！”

“你？”妈妈笑了一下。她慢慢的自己坐起来。

瑞全忙过去搀扶，而不知把手放在哪儿好。

“算了吧！别管我，我会下地！这两天我好多了！”事实上，她的病是像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当她精神好的时候，她几乎和好人差不多；可是，忽然的一阵不舒服，她便须赶快去睡倒。

慢慢的，她穿上了鞋，立了起来。立起来，她是那么矮，那么瘦，瑞全仿佛向来没注意过似的；他有点惊讶。他很爱妈妈，可是向来没想到过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老太太。再看，妈妈与祖父，父亲，都长得不同。她不是祁家的人，可又是他的母亲，他觉得奇怪，而不知怎么的就更爱她。再看，她的脸色是那么黄，耳朵薄得几乎是透明的，他忽然感到一阵难过。上海开了仗，早晚他须由家里跑出去；上海在呼唤他！他走了以后，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是不是能再见到她呢？

“妈！”他叫出来，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她。

“啊？”

“啊——没什么！”他跑到院中，仰头看着那又高又蓝的天，吐了口气。

他到东屋看了看，见大嫂没有容纳他帮忙包饺子的表示，没出声，找了大哥去。

“大哥！我该走了吧？想想看，上海一开仗，得用多少人，我不能光坐在家里等好消息！”

“到上海去？”

“是呀！以前，想走我找不到目的地；现在有了去处，还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爆炸了！”

“怎么走呢？天津有日本人把住，你又年轻力壮，又像学生的样子，日本人能轻易放你过去？我不放心！”

“你老这么婆婆妈妈的，大哥！这根本是冒险的事，没法子想得周到！溜出北平去再说，走一步再打算第二步！”

“咱们再仔细想一想！”瑞宣含着歉意的说。“怎样走？怎样化装？带什么东西？都须想一想！”

“要是那样，就别走啦！”瑞全并没发气，可是不耐烦的走出去。

瑞丰有点见风驶舵。见大家多数的都喜欢上海开仗的消息，他觉得也应当随声附和。在他心里，他并没细细的想过到底打好，还是不打好。他只求自己的态度不使别人讨厌。

瑞丰刚要赞美抗战，又很快的改了主意，因为太太的口气“与众不同”。

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泰；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她很像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抹颜色，头发烫得像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瑞丰干枯，太太丰满，所以瑞全急了的时候就管他们叫“刚柔相济”。她不只是那么一块肉，而且是一块极自私的肉。她的脑子或者是一块肥油，她的心至好也不过是一块像蹄髈一类的东西。

“打上海有什么可乐的？”她的厚嘴唇懒懒的动弹，声音不大，似乎喉眼都糊满脂肪。“我还没上过上海呢！炮轰平了它，怎么办？”

“轰不平！”瑞丰满脸陪笑的说：“打仗是在中国地，大洋房都在租界呢，怎能轰平？就是不幸轰平了，也没关系；赶到咱们有钱去逛的时候，早就又修起来了；外国人多么阔，说修就修，说拆就拆，快得很！”

“不论怎么说，我不爱听在上海打仗！等我逛过一回再打仗不行吗？”

瑞丰很为难，他没有阻止打仗的势力，又不愿得罪太太，只好不敢再说上海打仗的事。

“有钱去逛上海，”太太并不因瑞丰的沉默而消了气：“你多咱才能有钱呢？嫁了你才算倒了霉！看这一家子，老少男女都是啬刻鬼，连看回电影都好像犯什么罪似的！一天到晚，没有说，没有笑，没有玩乐，老都撅着嘴像出丧的！”

“你别忙啊！”瑞丰的小干脸上笑得要裂缝子似的，极恳切的说：“你等我事情稍好一点，够咱们花的，再分家搬出去呀！”

“等！等！等！老是等！等到哪一天？”瑞丰太太的胖脸涨红，鼻洼上冒出油来。

中国的飞机出动！北平人的心都跳起多高！小崔的耳边老像有飞机响似的，抬着头往天上找。他看见一只敌机，但是他硬说是中国的，红着倭瓜脸和孙七辩论：

“要讲剃头刮脸，我没的可说；你拜过师，学过徒！说到眼神，就该你闭上嘴了；尊家的一对眼有点近视呀！我看得清楚极了！飞机的翅膀上画着青天白日；一点错没有！咱们的飞机既能炸上海，就能炸北平！”

孙七心中本来也喜欢咱们的飞机能来到北平，可是经小崔一说，他就不能不借题抬几句杠。及至小崔攻击到他的近视眼，他认了输，夹着小白布包，笑嘻嘻的到铺户去作活。到了铺户中，他把小崔的话扩大了一些，告诉给小商人们。他一手按着人家的脸，一手用刀在脸上和下巴底下刮剃，低声而恳切的说：“我刚才看见七架咱们的轰炸机，好大个儿！翅儿上画着青天白日，清楚极了！”人家在他的剃刀威胁之下，谁也不敢分辩。

小崔哼唧着小曲，把车拉出去。到车口，他依然广播着他看见了中国飞机。在路上，看到日本兵，他扬着点脸飞跑；跑出相当的远，他高声的宣布：“全杀死你们王八日的！”而后，把咱们的飞机飞过天空的事，告诉给坐车的人。

李四爷许久也没应下活来——城外时时有炮声，有几天连巡警都罢了岗，谁还敢搬家呢。今天，他应下一档儿活来，不是搬家，而是出殡。他的本行是“窝脖儿”，到了晚年，他也应丧事；他既会稳当的捆扎与挪移箱匣桌椅，当然也能没有失闪的调动棺材。在护国寺街口上，棺材上了杠。一把纸钱像大白蝴蝶似的飞到空中，李四爷的尖锐清脆的声音喊出：“本家儿赏钱八十吊啊！”抬杠的人们一齐喊了声“啊！”李四爷，穿着孝袍，精神百倍的，手里打着响尺，好像把满怀的顾虑与牢骚都忘了。

李四大妈在小羊圈口上，站得紧靠马路边，为是看看丈夫领殡——责任很重的事——的威风。擦了好几把眼，看见了李四爷，她含笑的说了声：“看这个老东西！”

棚匠刘师傅也有了事作。警察们通知有天棚的人家，赶快把棚席拆掉。警察们没有告诉大家拆棚的理由，可是大家都猜到这是日本鬼子怕中央的飞机来轰炸；席棚是容易起火的。刘师傅忙着出去拆棚。高高的站在房上，他希望能看到咱们的飞机。

小文夫妇今天居然到院中来调嗓子，好像已经不必再含羞带愧的作了。

连四号的马老寡妇也到门口来看看。她最胆小，自从芦沟桥响了炮，她就没迈过街门的门坎。她也不许她的外孙——十九岁的程长顺——去作生意，唯恐他有什么失闪。她的头发已完全白了，而浑身上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手指上还戴着四十年前的式样的，又重又大的，银戒指。她的相貌比李四妈还更和善；心理也非常的慈祥，和李四妈差不多。可是，她在行动上，并不像李四妈那样积极，活跃，因为自从三十五岁她就守寡，不能不沉稳谨慎一些。

她手中有一点点积蓄，可是老不露出来。过日子，她极俭省，并且教她的外孙去作小生意。外孙程长顺在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就跟着外婆。他的头很大，说话有点囔鼻，像患着长期伤风似的。因为头大，而说话又呜囔呜囔的，所以带着点傻相；其实他并不傻。外婆对他很好，每饭都必给他弄点油水，她自己可永远吃素。在给他选择个职业的时候，外婆很费了一番思索；结果是给他买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两打旧唱片子，教他到后半天出去转一转街。长顺非常喜欢这个营业，因为他自己喜欢唱戏。他的营业也就是消遣。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与腔调都能唱上来。遇到片子残破，中间断了一点的时候，他会自己用嘴哼唧着给补充上。有时候，在给人家唱完半打或一打片子之后，人家还特烦他大声的唱几句。他说话时虽呜囔呜囔的，唱起来可并不这样；反之，正因为他的鼻子的关系，他的歌唱的尾音往往收入鼻腔，听起来很深厚有力。他的生意很不错，有几条街的人们专等着他，而不照顾别人。他的囔鼻成了他的商标。他的志愿是将来能登台去唱黑头，因他的脑袋既大，而又富于鼻音。

这一程子，长顺闷得慌极了！外婆既不许他出去转街，又不准他在家里开开留声机。每逢他刚要把机器打开，外婆就说：“别出声儿呀，长顺，教小日本儿，听见还了得！”

今天，长顺告诉外婆：“不要紧了，我可以出去作买卖啦！上海也打上了，咱们的飞机，一千架，出去炸日本鬼子！咱们准得打胜！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

外婆不大信长顺的话，所以大着胆子亲自到门外调查一下；倒仿佛由门外就能看到上海似的。

老太太的白发，在阳光下，发着一圈儿银光。大槐树的绿色照在她的脸上，给皮肤上的黄亮光儿减去一些，有皱纹的地方都画上一些暗淡的细道儿。胡同里没有行人，没有动静，她独自立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回屋中去。

“怎样？外婆！”长顺急切的问。

“倒没有什么，也许真是平安了！”

“上海一开仗，咱们准打胜！外婆你信我的话，准保没错儿！”长顺开始收拾工具，准备下午出去作生意。

全胡同中，大家都高兴，都准备着迎接胜利，只有冠晓荷心中不大痛快。他的事情还没有眉目。假若事情已定，他大可以马上去浑水摸鱼，管什么上海开仗不开仗。但是，事情既没决定，而上海已经在抗战，万一中国打胜，他岂不是没打到狐狸而弄来一屁股臊？他很不痛快的决定这两天暂时停止活动，看看风色再说。

大赤包可深不以为然：“你怎么啦？事情刚开头儿，你怎么懈了劲儿呢？上海打仗？关咱们什么屁事？凭南京那点兵就打得过日本？笑话！再有六个南京也不行！”大赤包差不多像中了邪。她以为后半世的产业与享受都凭此一举，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凑巧，六号住的丁约翰回来了。丁约翰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在庚子年被义和团给杀了。父亲殉道，儿子就得到洋人的保护；约翰从十三岁就入了“英国府”作打杂儿的。渐渐的，他升为摆台的，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虽然摆台的不算什么很高贵的职业，可是由小羊圈的人们看来，丁约翰是与众不同的。他自己呢也很会吹嘘，一提到身家，他便告诉人家他是世袭基督徒，一提到职业，他便声明自己是在英国府作洋事——他永远管使馆叫作“府”，因为“府”只比“宫”次一等儿。他在小羊圈六号住三间正房，并不像孙七和小崔们只住一间小屋。他的三间房都收拾得很干净，而且颇有些洋摆设：案头上有许多内容一样而封面不同的洋书——四福音书和圣诗；橱子里有许多残破而能将就使用的啤酒杯，香槟杯，和各式样的玻璃瓶与咖啡盒子。论服装，他也有特异之处，他往往把旧西服上身套在大衫上当作马褂——当然是洋马褂。

在全胡同里，他只与冠家有来往。这因为：第一，他看不起别的人家，而大家也并不怎么特别尊敬他，所以彼此两便，不必往来；第二，他看得起冠家，而冠家也能欣赏他的洋气，这已经打下友谊的基础，再加上，他由“府”里拿出来的一点黄油，咖啡，或真正的牛津橙子酱什么的，只有冠家喜欢要，懂得它们是多么地道，所以双方就更多了一些关系——他永远把这类的洋货公道的卖给冠家。

这次，他只带来半瓶苏格兰的灰色奇酒，打算白送给冠先生。

假若丁约翰是在随便的一家西餐馆摆台，大赤包必定不会理会他，即使他天天送来黄油与罐头。丁约翰是在英国府摆台，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宫里的太监本来是残废的奴役，而因在皇宫里的关系被人另眼看待，那么，大赤包理当另眼看待丁约翰。她觉得丁约翰本人与丁约翰所拿来的东西，都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英国府”那三个有声势的字。丁约翰来自英国府，那些东西来自英国府，这教大赤包感到冠家与英国使馆有了联系，一点可骄傲的联系！每逢她给客人拿出咖啡或果酱的时候，她必要再三的说明：“这是由英国府拿出来的！”“英国府”三个字仿佛粘在了她的口中，像口香糖似的那么甜美。

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哟！丁约翰！”她也非常喜欢“约翰”这两个字。虽然它们不像“英国府”那么堂皇雄伟，可是至少也可以与“沙丁鱼”“灰色奇酒”并驾齐驱的含有洋味。

丁约翰，四十多岁，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眼睛永远不敢平视，而老向人家的手部留意，好像人们的手里老拿着刀叉似的。听见大赤包亲热的叫他，他只从眼神上表示了点笑意——在英国府住惯了，他永远不敢大声的说笑。

“拿着什么？”大赤包问。

“灰色奇！送给你的，冠太太！”

“送？”她的心里颤动了一下。她顶喜欢小便宜。接过去，像抱吃奶的婴孩似的，她把酒瓶搂在胸前。“谢谢你呀，约翰！你喝什么茶？还是香片吧？你在英国府常喝红茶，该换换口味！”

“坐下，约翰！”冠先生也相当的客气。“有什么消息没有？上海的战事，英国府方面怎样看？”

“中国还能打得过日本吗？外国人都说，大概有三个月，至多半年，事情就完了！”丁约翰很客观的说，倒仿佛他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的驻华外交官。

“怎么完？”

“中国军队教人家打垮！”

大赤包听到此处，一兴奋，几乎把酒瓶掉在地上。“冠晓荷！你听见没有？虽然我是个老娘们，我的见识可不比你们男人低！把胆子壮起点来，别错过了机会！”

冠晓荷楞了一小会儿，然后微笑了一下：“你说的对！你简直是会思想的坦克车！”

十一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

日本人是相当的细心的。对中国的一切，他们从好久就有很详密的观察与调查，而自居为最能了解中国人的人。对中国的工矿农商与军事的情形，他们也许比中国人还更清楚，但是，他们要拿那些数目字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正好像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作出欣赏山水的诗来。同时，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国际间的友谊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础，彼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世界上才会有和平。日本人的办法，反之，却像一个贼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窃，因贿赂了一两条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从此，他便认为宅子中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而以为宅子中只有那么一两条可以用馒头收买的狗。这，教日本人吃了大亏。他们的细心，精明，勤苦，勇敢，都因为那两条狗而变成心劳日拙，他们变成了惯贼，而贼盗是要受全人类的审判的！

他们没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在他们的军人心里，以为用枪炮劫夺了平津，便可以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一方面假装静候政治的解决，一方面实行劫抢，先把他们的衣袋装满了金银。这样，他们自己既可达到发财的目的，又可以使军人的声势在他们国内继长增高。因此，上海的抗战，使在平津的敌寇显出慌张。他们须一方面去迎战，一方面稳定平津；他们没法把平津的财宝都带在身上去作战。怎样稳定平津？他们在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肆意的屠杀固然是最简截明快的办法，但是，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战，他们开始觉到屠杀也许是危险的事，还不如把他们所豢养的中国狗拉出几条来，给他们看守着平津。假若在这时候，他们能看清楚，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在物质的损失中，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他们就会及时的收兵，免得使他们自己堕入无底的深渊。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而只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了一切。人类最大的惨剧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计价值，像熊或狗似的老想试试自己的力气，而忽略了智慧才是最有价值的，与真有价值的。

酝酿了许久的平津政治组织，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务委员会外，只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维持会，与替日本人维持地面的市政府。日本军人们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样的简陋的场面颇有损于“帝国”的尊严。汉奸们很不高兴，因为出头的人是那么少，自己只空喜欢了一场，而并不能马上一窝蜂似的全作了官。好讽刺的人管这叫作傀儡戏，其实傀儡戏也要行头鲜明，锣鼓齐备，而且要生末净旦俱全；这不能算是傀儡戏，而只是一锣，一羊，一猴的猴子戏而已。用金钱，心血，人命，而只换来一场猴子把戏，是多滑稽而可怜呢！

冠晓荷听了丁约翰的一番话，决定去加入猴子戏，而把全面的抗战放在一边，绝对不再加以考虑。市长和警察局长既然发表了，他便决定向市政府与警察局去活动。对市政与警政，他完全不懂，但是总以为作官是一种特别的技巧，而不在乎有什么专门的学识没有。

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晓荷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出点原谅自己的道理：“我看哪，说不定上海的作战只是给大家看看，而骨子里还是讲和。讲和之后，北平的官员还是由南京任命，所以现在北平也不大更动人。要不然，就凭咱们这点本事，经验，和活动的能力，怎么会就扑个空呢？”

“放你的狗屁！”大赤包心中也不高兴，但是还咬着牙不自认失败。“你的本事在哪儿？我问问你！真有本事的话，出去一伸手就拿个官儿来，看看你！不说你自己是窝囊废，倒胡猜乱想的泄自己的气！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就泄了气还行吗？挺挺你的脊梁骨，去干哪！”

冠先生很难过的笑了笑。不便和太太吵嘴，他暗中决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也得弄个官儿，教她见识见识！

这时候，真的消息与类似谣言的消息，像一阵阵方向不同，冷暖不同的风似的刮入北平。北平，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经死去，而北平人却还和中国一齐活着，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动。东北的义勇军又活动了，南口的敌人，伤亡了二千，青岛我军打退了登陆的敌人，石家庄被炸……这些真的假的消息，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猜测，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他年轻，他在京北开车，他老不回家……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一定是他！

可是，钱宅的街门还是关得严严的，他们无从去打听消息。他们只能多望一望那两扇没有门神，也没有多少油漆的门，表示尊敬与钦佩！

瑞宣听到人们的嘀咕，心中又惊又喜。他常听祖母说，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许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尽殉难。不管他们殉难的心理是什么，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这回日本人攻进北平，人们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除了阵亡的将士，并没有什么殉难的官员与人民。这是不是真正的聪明呢？他不敢断定。现在，听到钱二少爷的比自杀殉难更壮烈，更有意义的举动，他觉得北平人并不尽像他自己那么因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钱老人曾经对瑞全讲过二少爷的决定不再回家。同时，他深怕这件事会连累到钱家的全家，假若大家因为钦佩钱仲石而随便提名道姓的传播。他找了李四爷去。

李四爷答应了暗地里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而且赞叹着：“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

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可是没有去，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说出来倒教老人不放心。

李四爷去嘱咐大家，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可是，在他遇到小崔以前，小崔已对尤桐芳说了。小崔虽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尤桐芳和高第可是还坐他的车；桐芳对苦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车，而且多给点钱，好教小崔没白挨了大赤包的一个嘴巴；高第呢是成心反抗母亲，母亲越讨厌小崔，她就越多坐他的车子。

坐着小崔的车，桐芳总喜欢和他说些闲话。在家里，一切家务都归大赤包处理，桐芳不能过问。她虽嫁了人，而不能作主妇，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因此，她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虽然穷苦，虽然常挨打，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小崔呢，不仅向桐芳报告家政，也谈到街坊四邻的情形。照着往常的例子，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也告诉了她。

“冠太太！”不当着冠家的人，他永远称呼她太太，为是表明以好换好。“咱们的胡同里出了奇事！”

“什么奇事？”她问，以便叫他多喘喘气。

“听说钱家的二爷，摔死了一车日本兵！”

“是吗？听谁说的？”

“大家伙儿都那么说！”

“喝！他可真行！”

“北平人也不都是窝囊废！”

“那么他自己呢？”

“自然也死喽！拼命的事吗！”

桐芳回到家中，把这些话有枝添叶的告诉给高第，而被招弟偷偷听了去。招弟又“本社专电”似的告诉了冠先生。

晓荷听完了招弟的报告，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为摔死别人，而也把自己饶上，才不上算！除了这点批判而外，他并没怎样看重这条专电。顺口答音的，他告诉了大赤包。

大赤包要是决定作什么，便连作梦也梦见那回事。她的心思，现在，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所以刮一阵风，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她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听到钱二少的消息，她马上有了新的决定。

“晓荷！”她的眼一眨一眨的，脸儿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颇似西太后与内阁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似的。“去报告！这是你的一条进身之路！”

晓荷楞住了。教他去贪赃受贿，他敢干；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胆气。

“怎么啦？你！”大赤包审问着。

“去报告？那得抄家呀！”晓荷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都死在刀下，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

“你这个松头日脑的家伙！你要管你自己的前途，管别人抄家不抄家干吗！再说，你不是吃过钱老头子的钉子，想报复吗？这是机会！”

听到“报复”，他动了点心。他以为钱默吟大不该那么拒人千里之外；那么，假若钱家真被抄了家，也是咎由自取——大概也就不会在死后还闹鬼！他也琢磨出来：敢情钱默吟的又臭又硬并不是因为与日本人有关系，而是与南京通着气。那么，假若南京真打胜了，默吟得了势，还有他——冠晓荷——的好处吗？

“这个消息真不真呢？”他问。

“桐芳听来的，问她！”大赤包下了懿旨。

审问桐芳的结果，并不能使晓荷相信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他不愿拿着个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讨赏。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

“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的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

晓荷心中还不十分安帖，可是又不敢劳动皇后御驾亲征，只好答应下来。

桐芳又很快的告诉了高第。高第在屋里转开了磨。仲石，她的幻想中的英雄，真的成了英雄。她觉得这个英雄应当是属于她的。可是，他已经死去。她的爱，预言，美好的幻梦，一齐落了空！假若她不必入尼姑庵，而世界上还有她的事作的话，她应当首先去搭救钱家的人。但是，她怎么去见钱先生呢？钱先生既不常出来，而街门又永远关得严严的；她若去叫门，必被自己家里的人听到。写信，从门缝塞进去？也不妥当。她必须亲自见到钱先生，才能把话说得详尽而恳切。

她去请桐芳帮忙。桐芳建议从墙头上爬过去。她说：“咱们的南房西边不是有一棵小槐树？上了槐树，你就可以够着墙头！”

高第愿意这样去冒险。她的心里，因仲石的牺牲，装满了奇幻的思想的。她以为仲石的死是受了她的精神的感召，那么，在他死后，她也就应当作些非凡的事情。她决定去爬墙，并且嘱咐桐芳给她观风。

大概有九点钟吧。冠先生还没有回来。大赤包有点头痛，已早早的上了床。招弟在屋中读着一本爱情小说。高第决定乘这时机，到西院去。她嘱咐桐芳听着门，因为她回来的时候是不必爬墙的。

她的短鼻子上出着细小的汗珠，手与唇都微颤着。爬墙的危险与举动的奇突，使她兴奋，勇敢，而又有点惧怕。爬到墙那边，她就可以看见英雄的家；虽然英雄已死，她可是还能看到些英雄的遗物；她应当要过一两件来，作为纪念！想到那里，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假若不是桐芳托她两把，她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树。上了树，她的心中清醒了好多，危险把幻想都赶了走。她的眼睁得很大，用颤抖的手牢牢的抓住墙头。

费了很大的事，她才转过身去。转了身，手扒着墙头，脚在半空，她只顾了喘气，把一切别的事都忘掉。她不敢往下看，又不敢松手，只闭着眼挣扎着挂在那里。好久，她心里一迷糊，手因无力而松开，她落在了地上。她的身量高，西院的地又因种花的关系而颇松软，所以她只觉得心中震动了一下，腿脚倒都没碰疼。这时候，她清醒了好多，心跳得很快。再转过身来，她看明白：其余的屋子都黑糊糊的，只有北房的西间儿有一点灯光。灯光被窗帘遮住，只透出一点点。院中，高矮不齐，一丛丛的都是花草；在微弱的灯光中，像一些蹲伏着的人。高第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大着胆，手捂着胸口，慢慢的用脚试探着往前挪动，底襟时时挂在刺梅一类的枝上。好容易，她挪移到北屋外，屋里有两个人轻轻的谈话。她闭着气，蹲在窗下。屋里的语声是一老一少，老的（她想）一定是钱老先生，少的或者是钱大少爷。听了一会儿，她辨清那年少的不是北平口音，而是像胶东的人。这，引起她的好奇心，想立起来看看窗帘有没有缝隙。急于立起来，她忘了窗台，而把头碰在上面。她把个“哎哟”只吐出半截，可是已被屋中听到。灯立刻灭了。隔了一小会儿，钱先生的声音在问：“谁？”

她慌成了一团，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按着头，半蹲半立的木在那里。

钱先生轻轻的出来，又低声的问了声“谁？”

“我！”她低声的回答。

钱先生吓了一跳：“你是谁？”

高第留着神立起来：“小点声！我是隔壁的大小姐，有话对你说。”

“进来！”钱先生先进去，点上灯。

高第的右手还在头上摸弄那个包，慢慢的走进去。

钱先生本来穿着短衣，急忙找到大衫穿上，把钮扣扣错了一个。“冠小姐？你打哪儿进来的？”

高第一脚的露水，衣服被花枝挂破了好几个口子，头上一个包，头发也碰乱，看了看自己，看了看钱先生，觉得非常的好笑。她微笑了一下。

钱先生的态度还镇静，可是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之感，眨巴着眼呆看着她。

“我由墙上跳过来的，钱伯伯！”她找了个小凳，坐下。

“跳墙？”诗人向外打了一眼。“干吗跳墙？”

“有要紧的事！”她觉得钱先生是那么敦厚可爱，不应当再憋闷着他。“仲石的事！”

“仲石怎样？”

“伯伯，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他没有回来！”

“大家都说，都说……”她低下头去，楞着。

“都说什么？”

“都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

“真的？”老人的油汪水滑的乌牙露出来，张着点嘴，等她回答。

“大家都那么说！”

“呕！他呢？”

“也……”

老人的头慢慢往下低，眼珠往旁边挪，不敢再看她。高第急忙的立起来，以为老人要哭。老人忽然又抬起头来，并没有哭，只是眼中湿润了些。纵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来。“小姐，你……”他的话说得不甚真切，而且把下半句——你不喝酒吧？——咽了回去。厚敦敦的手微有点颤，他倒了大半茶杯茵陈酒，一扬脖喝了一大口。用袖口抹了抹嘴，眼亮起来，他看着高处，低声的说：“死得好！好！”打了个酒嗝，他用乌牙咬上了下唇。

“钱伯伯，你得走！”

“走？”

“走！大家现在都吵嚷这件事，万一闹到日本人耳朵里去，不是要有灭门的罪过吗？”

“呕！”钱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又端起酒来。“我没地方去！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坟墓！况且，刀放脖子上的时候，我要是躲开，就太无勇了吧！小姐，我谢谢你！请回去吧！怎么走？”

高第心里很不好受。她不能把她父母的毒计告诉钱先生，而钱先生又是这么真纯，正气，可爱。她把许多日子构成的幻想全都忘掉，忘了对仲石的虚构的爱情，忘了她是要来看看“英雄之家”，她是面对着一位可爱而将要遭受苦难的老人；她应当设法救他。可是，她一时想不出主意。她用一点笑意掩饰了她心中的不安，而说了声：

“我不用再跳墙了吧？”

“当然！当然！我给你开门去！”他先把杯中的余酒喝尽，而后身子微晃了两晃，仿佛头发晕似的。

高第扶住了他。他定了定神，说：“不要紧！我开门去！”他开始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死得好！死得好！我的……”他没敢叫出儿子的名字来，把手扶在屋门的门框上，立了一会儿。院中的草茉莉与夜来香放着浓烈的香味，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高第不能明白老诗人心中的复杂的感情，而只觉得钱先生的一切都与父亲不同。她所感到的不同并不是在服装面貌上，而是在一种什么无以名之的气息上，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到了大门内，她说了句由心里发出来的话：“钱伯伯，别伤心吧！”

钱老人嗯嗯的答应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出了大门，高第飞也似的跑了几步。她跳墙的动机是出于好玩，冒险，与诡秘的恋爱；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现在，她感到了充实与热烈，忘了仲石，而只记住钱先生；她愿立刻的一股脑儿都说给桐芳听。桐芳在门内等着她呢，没等叫门，便把门开开了。

默吟先生立在大门外，仰头看着大槐树的密丛丛的黑叶子，长叹了一声。忽然，灵机一动，他很快的跑到祁家门口。正赶上瑞宣来关街门，他把瑞宣叫了出来。

“有工夫没有？我有两句话跟你谈谈！”他低声的问。

“有！要不是你来，我就关门睡觉去了！完全无事可作，连书也看不下去！”瑞宣低声的答对。

“好！上我那里去！”

“我进去说一声。”

默吟先生先回去，在门洞里等着瑞宣。瑞宣紧跟着就来到，虽然一共没有几步路，可是他赶得微微有点喘；他知道钱先生夜间来访，必有要紧的事。

到屋里，钱先生握住瑞宣的手，叫了声：“瑞宣！”他想和瑞宣谈仲石的事。不但要谈仲石殉国，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他幼时是什么样子，怎样上学，爱吃什么……——都说给瑞宣听。可是，他咽了两口气，松开手，嘴唇轻轻的动了几动，仿佛是对自己说：“谈那些干什么呢！”

比了个手式，请瑞宣坐下，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儿上，面紧对着瑞宣的，低声而恳切的说：“我要请你帮个忙！”

瑞宣点了点头，没问什么事；他觉得只要钱伯伯教他帮忙，他就应当马上答应。

钱先生拉过一个小凳来，坐下，脸仍旧紧对着瑞宣，闭了会儿眼。睁开眼，他安详了好多，脸上的肉松下来一些。

“前天夜里，”他低声的安详的说：“我睡不着。这一程子了，我夜夜失眠！我想，亡了国的人，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睡不着，我到门外去散散步。轻轻的开开门，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呢！我赶紧退了回来。你知道，我是不大爱和邻居们打招呼的。退回来，我想了想：这个人不大像附近的邻居。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他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本不是好管闲事的人，可是失眠的人的脑子特别精细，我不由的想看清他到底是谁，和在树底下干什么。”说到这里，他又闭了闭眼，然后把杯中的余滴倒在口中，咂摸着滋味。“我并没往他是小偷或土匪上想，因为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怕偷。我也没以为他是乞丐。我倒是以为他必定有比无衣无食还大的困难。留了很小的一点门缝，我用一只眼往外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有很大的困难。他在槐树下面极慢极慢的来回绕，一会儿立住，仰头看看；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的走。走了很久，忽然他极快的走向路西的堵死的门去了。他开始解腰带！我等着，狠心的等着！等他把带子拴好了才出去；我怕出去早了会把他吓跑！”

“对的！”瑞宣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有了白沫儿，所以插进一两个字，好教老人喘口气。

“我极快的跑出去！”默吟先生的眼发了光。“一下子搂住他的腰！他发了怒，回手打了我两拳。我轻轻的叫了声‘朋友！’他不再挣扎，而全身都颤起来。假若他一个劲儿跟我挣扎，我是非松手不可的，他年轻力壮！‘来吧！’我放开手，说了这么一句。他像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

“现在还在这里？”

钱先生点了点头。

“他是作什么的？”

“诗人！”

“诗人？”

钱先生笑了一下：“我说他的气质像诗人，他实在是个军人。他姓王，王排长。在城内作战，没能退出去。没有钱，只有一身破裤褂，逃走不易，藏起来又怕连累人，而且怕被敌人给擒住，所以他想自尽。他宁可死，而不作俘虏！我说他是诗人，他并不会作诗；我管富于情感，心地爽朗的人都叫作诗人；我和他很说得来。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个人的事。咱们得设法教他逃出城去。我想不出办法来，而且，而且，”老先生又楞住了。

“而且，怎样？钱伯伯！”

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了：“而且，我怕他在我这里吃连累！你知道，仲石，”钱先生的喉中噎了一下：“仲石，也许已经死啦！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据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日本人的气量是那么小，哪能白白饶了我！不幸，他们找上我的门来，岂不也就发现了王排长？”

“听谁说的，仲石死了？”

“不用管吧！”

“伯伯，你是不是应当躲一躲呢？”

“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是的，只要他们捕了我去，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好，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而要赶快决定怎样教王排长马上逃出城去。他是军人，他会杀敌，我们不能教他死在这里！”

瑞宣的手摸着脸，细细的思索。

钱先生倒了半杯酒，慢慢的喝着。

想了半天，瑞宣忽然立起来。“我先回家一会儿，和老三商议商议；马上就回来。”

“好！我等着你！”

十二

老三因心中烦闷，已上了床。瑞宣把他叫起来。极简单扼要的，瑞宣把王排长的事说给老三听。老三的黑豆子眼珠像夜间的猫似的，睁得极黑极大，而且发着带着威严的光。他的颧骨上红起两朵花。听完，他说了声：“我们非救他不可！”

瑞宣也很兴奋，可是还保持着安详，不愿因兴奋而卤莽，因卤莽而败事。慢条斯礼的，他说：“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老三慌手忙脚的登上裤子，下了床，倒仿佛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长背出城似的。“什么办法？大哥！”

“先别慌！我们须详细的商量一下，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瑞全忍耐的坐在床沿上。

“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老三又立了起来：“那好极了！”

“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王排长既是军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办法；他不会教你吃亏。坏处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说话举止的态度神气，都必教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把着城门，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不幸而出了岔子，你也跟着遭殃！”

“我不怕！”老三的牙咬得很紧，连脖子上的筋都挺了起来。

“我知道你不怕，”瑞宣要笑，而没有笑出来。“有勇无谋可办不了事！我们死，得死在晴天大日头底下，不能窝窝囊囊的送了命！我想去找李四大爷去。”

“他是好人，可是对这种事他有没有办法，我就不敢说！”

“我——教给他办法！只要他愿意，我想我的办法还不算很坏！”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李四大爷要是最近给人家领杠出殡，你们俩都身穿重孝，混出城去，大概不会受到检查！”

“大哥！你真有两下子！”瑞全跳了起来。

“老实点！别教大家听见！出了城，那就听王排长的了。他是军人，必能找到军队！”

“就这么办了，大哥！”

“你愿意？不后悔？”

“大哥你怎么啦？我自己要走的，能后悔吗？况且，别的事可以后悔，这种事——逃出去，不作亡国奴——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瑞宣沉静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逃出去以后，不就是由地狱入了天堂，以后的困难还多的很呢。前些日子我留你，不准你走，也就是这个意思。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而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记着我这几句话，老三！记住了，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你要老不灰心丧气，老像今天晚上这个劲儿，我才放心！好，我找李四大爷去。”

瑞宣去找李四爷。老人已经睡了觉，瑞宣现把他叫起来。李四妈也跟着起来，夹七夹八的一劲儿问：是不是祁大奶奶要添娃娃？还是谁得了暴病，要请医生？经瑞宣解释了一番，她才明白他是来与四爷商议事体，而马上决定非去给客人烧一壶水喝不可，瑞宣拦不住她，而且觉得她离开屋里也省得再打岔，只好答应下来。她掩着怀，瞎摸合眼的走出去，现找劈柴升火烧水。乘着她在外边瞎忙，瑞宣把来意简单的告诉了老人。老人横打鼻梁，愿意帮忙。

“老大，你到底是读书人，想得周到！”老人低声的说：“城门上，车站上，检查得极严，实在不容易出去。当过兵的人，手上脚上身上仿佛全有记号，日本人一看就认出来；捉住，准杀头！出殡的，连棺材都要在城门口教巡警拍一拍，可是穿孝的人倒还没受过多少麻烦。这件事交给我了，明天就有一档子丧事，你教他们俩一清早就跟我走，杠房有孝袍子，我给他们赁两身。然后，是教他俩装作孝子，还是打执事的，我到时候看，怎么合适怎办！”

四大妈的水没烧开，瑞宣已经告辞，她十分的抱歉，硬说柴火被雨打湿了：“都是这个老东西，什么事也不管；下雨的时候，连劈柴也不搬进去！”

“闭上你的嘴！半夜三更的你嚎什么！”老人低声的责骂。

瑞宣又去找钱老者。

这时候，瑞全在屋里兴奋得不住的打嗝，仿佛被食物噎住了似的。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他的思想像走马灯似的，随来随去，没法集中。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军队去作战。刚想到这里，他又看见自己跟招弟姑娘在北海的莲花中荡船。他很愿意马上看见她，告诉她他要逃出城去，作个抗战的英雄！不，不，不，他又改了主意，她没出息，绝对不会欣赏他的勇敢与热烈。这样乱想了半天，他开始感到疲乏，还有一点烦闷。期待是最使人心焦的事，他的心已飞到想象的境界，而身子还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知如何处置自己。

妈妈咳嗽了两声。他的心立时静下来。可怜的妈妈！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轻轻的走到院中。一天的明星，天河特别的白。他只穿着个背心，被露气一侵，他感到一点凉意，胳臂上起了许多小冷疙疸。他想急忙走进南屋，看一看妈妈，跟她说两句极温柔的话。极轻极快的，他走到南屋的窗外。他立定，没有进去的勇气。在平日，他万也没想到母子的关系能够这么深切。他常常对同学们说：“一个现代青年就像一只鸡雏，生下来就可以离开母亲，用自己的小爪掘食儿吃！”现在，他木在那里。他决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一定要逃走，去尽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至少也须承认他并不像一只鸡雏，而是永远，永远与母亲在感情上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立了有好大半天，他听见小顺儿哼唧。妈妈出了声：“这孩子！有臭虫，又不许拿！活像你三叔的小时候，一拿臭虫就把灯盏儿打翻！”他的腿有点软，手扶住了窗台。他还不能后悔逃亡的决定，可也不以自己的腿软为可耻。在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还是软弱，是富于感情，还是神经脆弱之际，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恶——有多少母与子，夫与妻，将受到无情的离异，与永久的分别！想到这里，他的脖子一使劲，离开了南屋的窗前。

在院里，他绕了一个圈儿。大嫂的屋里还点着灯。他觉得大嫂也不像往日那么俗气与琐碎了。他想进去安慰她几句，表明自己平日对她的顶撞无非是叔嫂之间的小小的开玩笑，在心里他是喜欢大嫂，感激大嫂的。可是，他没敢进去，青年人的嘴不是为道歉预备着的！

瑞宣从外面轻轻的走进来，直奔了三弟屋中去。老三轻手蹑脚的紧跟来，他问：“怎样？大哥！”

“明天早晨走！”瑞宣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似的，一下子坐在床沿上。

“明——”老三的心跳得很快，说不上话来。以前，瑞宣不许他走，他非常的着急；现在，他又觉得事情来的太奇突了似的。用手摸了摸他的胳臂，他觉得东西都没有预备，自己只穿着件背心，实在不像将有远行的样子。半天，他才问出来：“带什么东西呢？”

“啊？”瑞宣仿佛把刚才的一切都忘记了，眼睛直钩钩的看着弟弟，答不出话来。

“我说，我带什么东西？”

“呕！”瑞宣听明白了，想了一想：“就拿着点钱吧！还带着，带着，你的纯洁的心，永远带着！”他还有千言万语，要嘱告弟弟，可是他已经不能再说出什么来。摸出钱袋，他的手微颤着拿出三十块钱的票子来，轻轻的放在床上。然后，他立起来，把手搭在老三的肩膀上，细细的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叫你！别等祖父起来，咱们就溜出去！老三！”他还要往下说，可是闭上了嘴。一扭头，他轻快的走出去。老三跟到门外，也没说出什么来。

弟兄俩谁也睡不着。在北平陷落的那一天，他们也一夜未曾合眼。但是，那一夜，他们只觉得渺茫，并抓不住一点什么切身的东西去思索或谈论。现在，他们才真感到国家，战争，与自己的关系，他们须把一切父子兄弟朋友的亲热与感情都放在一旁，而且只有摆脱了这些最难割难舍的关系，他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他们——即不准知道明天是怎样——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因为他们是要分离；也许还是永久的分离。瑞宣等太太睡熟，又穿上衣服，找了老三去。他们直谈到天明。

听到祁老人咳嗽，他们溜了出去。李四爷是惯于早起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把弟弟交给了李四爷，瑞宣的头，因为一夜未眠和心中难过，疼得似乎要裂开。他说不出什么来，只紧跟在弟弟的身后东转西转。

“大哥！你回去吧！”老三低着头说。见哥哥不动，他又补了一句：“大哥，你在这里我心慌！”

“老三！”瑞宣握住弟弟的手。“到处留神哪！”说完，他极快的跑回家去。

到屋中，他想睡一会儿。可是，他睡不着。他极疲乏，但是刚一闭眼，他就忽然惊醒，好像听见什么对老三不利的消息。他爱老三；因为爱他，所以才放走他。他并不后悔教老三走，只是不能放心老三究竟走得脱走不脱。一会儿，他想到老三的参加抗战的光荣，一会儿又想到老三被敌人擒住，与王排长一同去受最惨的刑罚。他的脸上和身上一阵阵的出着讨厌的凉汗。

同时，他得想出言词去敷衍家里的人。他不能马上痛痛快快的告诉大家实话，那会引起全家的不安，或者还会使老人们因关切而闹点病。他得等合适的机会再说，而且有证据使大家放心老三的安全。

多么长的天啊！太阳影儿仿佛随时的停止前进，钟上的针儿也像不会再动。好容易，好容易，到了四点钟，他在枣树下听见四大妈高声向李四爷说话。他急忙跑出去。李四爷低声的说：

“他们出了城！”

十三

瑞全走后，祁老人问了瑞宣好几次：“小三儿哪里去啦？”瑞宣编了个谎，硬说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学校作营房，所以学生都搬到学校里去住，好教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实呢，瑞宣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占用学校，一个电话便够了，谁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己的谎言编制的并不高明，可是老人竟自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编。

瑞丰看出点棱缝来，心中很不高兴，向大哥提出质问。瑞宣虽然平日不大喜欢老二，可是他觉得在这种危患中，兄弟的情谊必然的增高加厚，似乎不应当欺哄老二，所以他说了实话。

“怎么？大哥你教他走的？”瑞丰的小干脸绷得像鼓皮似的。

“他决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个热情的青年，理当出去走走！”

“大哥你可说得好！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毕业，毕业后抓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呀！真，你怎么把只快要下蛋的鸡放了走呢？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蘑菇？”

假若老二是因为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责备老大，瑞宣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人的胆量是不会一样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抛开，而专从实利上讲，瑞宣简直没法不动气了。

可是，他咽了好几口气，到底控制住了自己。他是当家的，应当忍气；况且，在城亡国危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他极勉强的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对，我没想到！”

“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声张出去！”老二相当骄傲的嘱告哥哥。“一传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没命！我早就说过，大哥你不要太宠着老三，你老不听！我看哪，咱们还是分居的好！好吗，这玩艺儿，老三闯出祸来，把咱老二的头耍下去，才糟糕一马司！”

瑞宣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条缝儿，胖脸上的肉都缩紧。还是低声的，可是每个字都像小石子落在渊涧里，声小而结实，他说：“老二！你滚出去！”

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像个用手绢儿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

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作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的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作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像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

“校长！我们还在这儿作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

“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不许，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像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的说。

“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呢！”

“拿人？”瑞宣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

“日本宪兵？”瑞宣低声的问。

巡警点了点头。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的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真叫窝囊！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儿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

“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钱诗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作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隙缝间的。楞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厂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的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捉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的显出镇定，而眼睛像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儿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为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棚匠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的认出他来。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的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像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作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瑞门，门轻轻的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像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褶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钮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的，他想到两件事：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泄漏了。极快的，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的，他问了声：“干什么？”

这三个字像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兽兵像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兽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兽兵往里走。诗人楞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的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快的过来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来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瑞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儿。

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的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

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漆嵌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衣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像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像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疾痛，摇摇晃晃的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的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捉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的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响，作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

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乘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拼就拼吧；大少爷可不能也教他们捉了去！”

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像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这时候，钱太太被兽兵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他不想和她说什么，可是她慌忙的走过来：“他们拿咱们的东西呢！你去看看！”

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白巡长拉了钱先生好几下，低声的劝告：“别笑！别笑！”钱太太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开始用袖子给他擦。“怎么啦？”老妻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像忽然要发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阵，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她，眼闭上，他镇定了一会儿。睁开眼，他低声的对她说：“我还没告诉你，咱们的老二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又来抓我！不用伤心！不用伤心！”他还有许多话要嘱咐她，可是再也说不出来。

钱太太觉得她是作梦呢。她看到的，听到的，全接不上榫子来。自从芦沟桥开火起，她没有一天不叨念小儿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儿子总告诉她，仲石就快回来了。那天，夜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像是种地的庄稼汉儿，又像个军人。她不敢多嘴，他们也不告诉她那是谁。忽然，那个人又不见了。她盘问丈夫，他只那么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晚上，她分明听见院中有动静，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嘁嘁喳喳的；第二天，她问，也没得到回答。这些都是什么事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乱搜乱抢，而且丈夫说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想哭，可是惊异与惶惑截住了她的眼泪。她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样一样的细问。她还没开口，敌兵已由屋中出来，把一根皮带子扔给了白巡长。钱先生说了话：“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白巡长拿起皮绳，低声的说：“松拢上一点，省得他们又动打！”老太太急了，喊了声：“你们干什么？要把老头弄了到哪儿去？放开！”她紧紧的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长很着急，唯恐敌兵打她。正在这时候，孟石苏醒过来，叫了声：“妈！”钱先生在老妻的耳边说：“看老大去！我去去就来，放心！”一扭身，他挣开了她的手，眼中含着两颗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了看他手植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鹅黄色的花。

瑞宣从护国寺街出来，正碰上钱先生被四个敌兵押着往南走。他们没有预备车子，大概为是故意的教大家看看。钱先生光着头，左脚拖着布鞋，右脚光着，眼睛平视，似笑非笑的抿着嘴。他的手是被捆在身后。瑞宣要哭出来。钱先生并没有看见他。瑞宣呆呆的立在那里，看着，看着，渐渐的他只能看到几个黑影在马路边上慢慢的动，在晴美的阳光下，钱先生的头上闪动着一些白光。

迷迷瞪瞪的他走进小羊圈，除了李四爷的门开着半扇，各院的门还全闭着。他想到钱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刚在钱家的门口一楞，李四爷——在门内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声。他找了四大爷去。

“先别到钱家去！”李四爷把瑞宣拉到门里说：“这年月，亲不能顾亲，友不能顾友，小心点！”

瑞宣没有回答出什么来，楞了一会儿，走出来。到家中，他的头痛得要裂。谁也没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的，自己嘟囔着。

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他们都跟钱先生不大熟识，可是都知道他是连条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钱先生的被打与被捕，使他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他们心中的“小日本”已改了样子；小日本儿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同时，他们斜眼扫着冠家的街门，知道了他们须要极小心，连“小日本”也不可再多说；他们的邻居里有了甘心作日本狗的人！他们恨冠晓荷比恨日本人还更深，可是他们不会组织起来与他为难；既没有团体的保障，他们个人也就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冠晓荷把门闭得紧紧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太阳落下去以后，他更怕了，唯恐西院里有人来报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间须有人守夜。

大赤包可是非常的得意，对大家宣布：

“得啦，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咱们想退也退不出来了，就卖着力气往前干吧！”交待清楚了这个，她每五分钟里至少下十几条命令，把三个仆人支使得脚不挨地的乱转。一会儿，她主张喝点酒，给丈夫庆功；一会儿，她要请干姊妹们来打牌；一会儿，她要换衣裳出去打听打听钱先生的消息；一会儿，她把刚换好的衣服又脱下来，而教厨子赶快熬点西米粥。

及至她看清冠晓荷有点害怕，她不免动了气：

“你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烫，你算哪道玩艺儿呢？这不是好容易找着条道路，立了点功，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姓钱的是你的老子，你怕教人家把他一个嘴巴打死？”

晓荷勉强的打着精神说：“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才不怕！”

“这不结啦！”大赤包的语气温柔了些。“你是愿意打八圈，还是喝两盅儿？”没等他回答，她决定了：“打八圈吧，今个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第！你来不来？桐芳你呢？”

高第说要去睡觉。桐芳拒绝了。大赤包发了脾气，想大吵一阵。可是，招弟说了话：

“妈！你听！”

西院里钱太太放声哭起来，连大赤包也不再出声了。

十四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丽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唰啦唰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席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儿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儿，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美的种子。

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的往城里运送叶齐苞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

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甸，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

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

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祁老太爷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口中不说，老人的心里却盼望着这一天将与往年的这一天同样的热闹。每年，过了生日便紧跟着过节，即使他正有点小小的不舒服，他也必定挣扎着表示出欢喜与兴奋。在六十岁以后，生日与秋节的联合祝贺几乎成为他的宗教仪式——在这天，他须穿出最心爱的衣服；他须在事前预备好许多小红纸包，包好最近铸出的银角子，分给向他祝寿的小儿；他须极和善的询问亲友们的生活近况，而后按照着他的生活经验逐一的给予鼓励或规劝；他须留神观察，教每一位客人都吃饱，并且检出他所不大喜欢的瓜果或点心给儿童们拿了走。他是老寿星，所以必须作到老寿星所应有的一切慈善，客气，宽大，好免得教客人们因有所不满而暗中抱怨，以致损了他的寿数。生日一过，他感到疲乏；虽然还表示出他很关心大家怎样过中秋节，而心中却只把它作为生日的尾声，过不过并不太紧要，因为生日是他自己的，过节是大家的事；这一家子，连人口带产业，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理应有点自私。

今年，他由生日的前十天，已经在夜间睡得不甚安帖了。他心中很明白，有日本人占据着北平，他实在不应该盼望过生日与过节能和往年一样的热闹。虽然如此，他可是不愿意就轻易的放弃了希望。钱默吟不是被日本宪兵捉去，至今还没有消息么？谁知道能再活几天呢！那么，能够活着，还不是一件喜事吗？为什么不快快活活的过一次生日呢？这么一想，他不但希望过生日，而且切盼这一次要比过去的任何一次——不管可能与否——更加倍的热闹！说不定，这也许就是末一次了哇！况且，他准知道自己没有得罪过日本人，难道日本人——不管怎样不讲理——还不准一个老实人庆一庆七十五的寿日吗？

他决定到街上去看看。北平街市上，在秋节，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一闭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没有上街去的必要。但是，他要出去，不是为看他所知道的秋节街市，而是为看看今年的街市上是否有过节的气象。假若街上照常的热闹，他便无疑的还可以快乐的过一次生日。而日本人的武力占领北平也就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地方了。

到了街上，他没有闻到果子的香味，没有遇到几个手中提着或肩上担着礼物的人，没有看见多少中秋月饼。他本来走的很慢，现在完全走不上来了。他想得到，城里没有果品，是因为，城外不平安，东西都进不了城。他也知道，月饼的稀少是大家不敢过节的表示。他忽然觉得浑身有些发冷。在他心中，只要日本人不妨碍他自己的生活，他就想不起恨恶他们。对国事，正如对日本人，他总以为都离他很远，无须乎过问。他只求能平安的过日子，快乐的过生日；他觉得他既没有辜负过任何人，他就应当享有这点平安与快乐的权利！现在，他看明白，日本已经不许他过节过生日！

以祁老人的饱经患难，他的小眼睛里是不肯轻易落出泪来的。但是，现在他的眼有点看不清前面的东西了。他已经活了七十五岁。假若小儿们会因为一点不顺心而啼哭，老人们就会由于一点不顺心而想到年岁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而不大容易控制住眼泪，等到老人与小儿们都不会泪流，世界便不是到了最和平的时候，就是到了最恐怖的时候。

找了个豆汁儿摊子，他借坐了一会，心中才舒服了一些。

他开始往家中走。路上，他看见两个兔儿爷摊子，都摆着许多大小不同的，五光十色的兔儿爷。在往年，他曾拉着儿子，或孙子，或重孙子，在这样的摊子前一站，就站个把钟头，去欣赏，批评，和选购一两个价钱小而手工细的泥兔儿。今天，他独自由摊子前面过，他感到孤寂。同时，往年的兔儿爷摊子是与许多果摊儿立在一处的，使人看到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极快的把二者联结到一起——用鲜果供养兔子王。由于这观念的联合，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今天，两个兔儿爷的摊子是孤立的，两旁并没有那色香俱美的果子，使祁老人心中觉得异样，甚至于有些害怕。

他想给小顺儿和妞子买两个兔儿爷。很快的他又转了念头——在这样的年月还给孩子们买玩艺儿？可是，当他还没十分打定主意的时候，摆摊子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子，满脸含笑的叫住了他：“老人家照顾照顾吧！”由他脸上的笑容，和他声音的温柔，祁老人看出来，即使不买他的货物，而只和他闲扯一会儿，他也必定很高兴。祁老人可是没停住脚步，他没有心思买玩具或闲扯。瘦子赶过来一步：“照顾照顾吧！便宜！”听到“便宜”，几乎是本能的，老人停住了脚。瘦子的笑容更扩大了，假若刚才还带有不放心的意思，现在仿佛是已把心放下去。他笑着叹了口气，似乎是说：“我可抓到了一位财神爷！”

“老人家，您坐一会儿，歇歇腿儿！”瘦子把板凳拉过来，而且用袖子拂拭了一番。“我告诉您，摆出来三天了，还没开过张，您看这年月怎办？货物都是一个夏天作好的，能够不拿出来卖吗？可是……”看老人已经坐下，他赶紧入了正题：“得啦，你老人家拿我两个大的吧，准保赔着本儿卖！您要什么样子的？这一对，一个骑黑虎的，一个骑黄虎的，就很不错！玩艺作的真地道！”

“给两个小孩儿买，总得买一模一样的，省得争吵！”祁老人觉得自己是被瘦子圈弄住了，不得不先用话搪塞一下。

“有的是一样的呀，您挑吧！”瘦子决定不放跑了这个老人。“您看，是要两个黑虎的呢，还是来一对莲花座儿的？价钱都一样，我贱贱的卖！”

“我不要那么大的！孩子小，玩艺儿大，容易摔了！”老人又把瘦子支回去，心中痛快了一点。

“那么您就挑两个小的得啦！”瘦子决定要把这号生意作成。“大的小的，价钱并差不多，因为小的工细，省了料可省不了工！”他轻轻的拿起一个不到三寸高的小兔儿爷，放在手心上细细的端详：“您看，活儿作得有多么细致！”

小兔儿的确作得细致：粉脸是那么光润，眉眼是那么清秀，就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也没法不像小孩子那样的喜爱它。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儿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一个叶褶与花瓣都精心的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

祁老人的小眼睛发了光。但是，他晓得怎样控制自己。他不能被这个小泥东西诱惑住，而随便花钱。他会像悬崖勒马似的勒住他的钱——这是他成家立业的首要的原因。

“我想，我还是挑两个不大不小的吧！”他看出来，那些中溜儿的玩具，既不像大号的那么威武，也不像小号的那么玲珑，当然价钱也必合适一点。

瘦子有点失望。可是，凭着他的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把失望都严严的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您爱哪样的就挑哪样的，反正都是小玩艺儿，没有好大的意思！”

老人费了二十五分钟的工夫，挑了一对。又费了不到二十五分也差不多的时间，讲定了价钱。讲好了价钱，他又坐下了——非到无可如何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掏钱；钱在自己的口袋里是和把狗拴在屋里一样保险的。

瘦子并不着急。他愿意有这么位老人坐在这里，给他作义务的广告牌。同时，交易成了，彼此便变成朋友，他对老人说出心中的话：

“要照这么下去，我这点手艺非绝了根儿不可！”

“怎么？”老人把要去摸钱袋的手又拿了出来。

“您看哪，今年我的货要是都卖不出去，明年我还傻瓜似的预备吗？不会！要是几年下去，这行手艺还不断了根？您想是不是？”

“几年？”老人的心中凉了一下。

“东三省……不是已经丢了好几年了吗？”

“哼！”老人的手有点发颤，相当快的掏出钱来，递给瘦子。“哼！几年！我就入了土喽！”说完，他几乎忘了拿那一对泥兔儿，就要走开，假若不是瘦子很小心的把它们递过来。

“几年！”他一边走一边自己嘟囔着。口中嘟囔着这两个字，他心中的眼睛已经看到，他的棺材恐怕是要从有日本兵把守着的城门中抬出去，而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他想不起像“亡国惨”一类的名词，去给他心中的抑郁与关切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结论，他只觉得“绝了根”，无论是什么人和什么东西，是“十分”不对的！在他的活动了七十五年的心中，对任何不对的事情，向来很少有用“十分”来形容的时候。即使有时候他感到有用“十分”作形容的必要，他也总设法把它减到九分，八分，免得激起自己的怒气，以致发生什么激烈的行动；他宁可吃亏，而决不去带着怒气应付任何的事。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老以为这种吃亏而不动气的办法是孔夫子或孟夫子直接教给他的。

一边走，他一边减低“十分”的成数。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老不以筋骨为能”，他必须往下压制自己的愤怒。不知不觉的，他已走到了小羊圈，像一匹老马那样半闭着眼而能找到了家。走到钱家门外，他不由的想起钱默吟先生，而立刻觉得那个“十分”是减不得的。同时，他觉得手中拿着两个兔儿爷是非常不合适的；钱先生怎样了，是已经被日本人打死，还是熬着苦刑在狱里受罪？好友生死不明，而他自己还有心程给重孙子买兔儿爷！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承认钱少爷的摔死一车日本兵，和孙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举动了。

一号的门开开了。老人受了一惊。几乎是本能的，他往前赶了几步；他不愿意教钱家的人看见他——手中拿着兔儿爷！

紧走了几步以后，他后了悔。凭他与钱老者的友谊，他就是这样的躲避着朋友的家属吗？他马上放缓了脚步，很惭愧的回头看了看。钱太太——一个比蝴蝶还温柔，比羊羔还可怜的年近五十的矮妇人——在门外立着呢。她的左腋下夹着一个不很大的蓝布包儿，两只凹进很深的眼看看大槐树，又看看蓝布包儿，好像在自家门前迷失了路的样子。祁老人向后转。钱太太的右手拉起来一点长袍——一件极旧极长的袍子，长得遮住脚面——似乎也要向后转。老人赶了过去，叫了声钱太太。钱太太不动了，呆呆的看着他。她脸上的肌肉像是已经忘了怎样表情，只有眼皮慢慢的开闭。

“钱太太！”老人又叫了一声，而想不起别的话来。

她也说不出话来；极度的悲苦使她心中成了一块空白。

老人咽了好几口气，才问出来：“钱先生怎样了？”

她微微的一低头，可是并没有哭出来；她的泪仿佛已经早已用完了。她很快的转了身，迈进了门坎。老人也跟了进去。在门洞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种失掉了言语的音乐的哑涩的声音：

“什么地方都问过了，打听不到他在哪里！祁伯伯！我是个终年不迈出这个门坎的人，可是现在我找遍了九城！”

“大少爷呢？”

“快，快，快不行啦！父亲被捕，弟弟殉难，他正害病；病上加气，他已经三天没吃一口东西，没说一句话了！祁伯伯，日本人要是用炮把城轰平了，倒比这么坑害人强啊！”说到这里，她的头扬起来。眼中，代替眼泪的，是一团儿怒的火；她不住的眨眼，好像是被烟火烧炙着似的。

老人楞了一会儿。他很想帮她的忙，但是事情都太大，他无从尽力。假若这些苦难落在别人的身上，他会很简单的判断：“这都是命当如此！”可是，他不能拿这句话来判断眼前的这一回事，因为他的确知道钱家的人都是一百一十成的好人，绝对不应该受这样的折磨。

“现在，你要上哪儿去呢？”

她看了看腋下的蓝布包儿，脸上抽动了一下，而后又扬起头来，决心把害羞压服住：“我去当当！”紧跟着，她的脸上露出极微的，可是由极度用力而来的，一点笑意，像在浓云后努力透出的一点阳光。“哼！平日，我连拿钱买东西都有点害怕，现在我会也上当铺了！”

祁老人得到可以帮忙的机会：“我，我还能借给你几块钱！”

“不，祁伯伯！”她说得那么坚决，哑涩的嗓子中居然出来一点尖锐的声音。

“咱们过得多呀！钱太太！”

“不！我的丈夫一辈子不求人，我不能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没有能说完这句话，她要刚强，可是她也知道刚强的代价是多么大。她忽然的改了话：“祁伯伯！你看，默吟怎样呢？能够还活着吗？能够还回来吗？”

祁老人的手颤起来。他没法回答她。想了半天，他声音很低的说：“钱太太！咱们好不好去求求冠晓荷呢？”他不会说：“解铃还是系铃人”，可是他的口气与神情帮忙他，教钱太太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求他？”她的眉有点立起来了。

“我去！我去！”祁老人紧赶着说。“你知道，我也很讨厌那个人！”

“你也不用去！他不是人！”钱太太一辈子不会说一个脏字，“不是人”已经把她所有的愤恨与诅咒都说尽了。“啊，我还得赶紧上当铺去呢！”说着，她很快的往外走。

祁老人完全不明白她了。她，那么老实，规矩，好害羞的一个妇人，居然会变成这么坚决，烈性与勇敢！楞住一会，看她已出了大门，他才想起跟出来。出了门，他想拦住她，可是她已拐了弯——她居然不再注意关上门，那永远关得严严的门！老人叹了口气，不知道怎的很想把手中的一对泥东西摔在大槐树的粗干子上。可是，他并没肯那么办。他也想进去看看钱大少，可是也打不起精神来，他觉得心里堵得慌！

走到三号门口，他想进去看看冠先生，给钱默吟说说情。可是，他还须再想一想。他的愿意搭救钱先生是出于真心，但是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在一个并不十分好对付的社会中活了七十多岁，他知道什么叫作谨慎。

到了家中，他仿佛疲倦得已不能支持。把两个玩艺儿交给小顺儿的妈，他一语未发的走进自己的屋中。小顺儿的妈只顾了接和看两个泥东西，并没注意老人的神色。她说了声：“哟！还有卖兔儿爷的哪！”说完，她后了悔；她的语气分明是有点看不起老太爷，差不多等于说：“你还有心思买玩艺儿哪，在这个年月！”她觉得不大得劲儿。为掩饰自己的不知如何是好，她喊了声小顺儿：“快来，太爷爷给你们买兔儿爷来啦！”

小顺儿与妞子像两个箭头似的跑来。小顺儿劈手拿过一个泥兔儿去，小妞子把一个食指放在嘴唇上，看着兔儿爷直吸气，兴奋得脸上通通的红了。

“还不进去给老太爷道谢哪？”他们的妈高声的说。

妞子也把兔儿爷接过来，双手捧着，同哥哥走进老人的屋内。

“太爷爷！”小顺儿笑得连眉毛都挪了地方。“你给买来的？”

“太爷爷！”妞子也要表示感谢，而找不到话说。

“玩去吧！”老人半闭着眼说：“今年玩了，明年可……”他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明年怎样？明年买更大，更大，更大的吧？”小顺儿问。

“大，大，大的吧？”妞子跟着哥哥说。

老人把眼闭严，没回出话来。

十五

北平虽然作了几百年的“帝王之都”，它的四郊却并没有受过多少好处。一出城，都市立刻变成了田野。城外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道路，更没有什么工厂，而只有些菜园与不十分肥美的田；田亩中夹着许多没有树木的坟地。在平日，这里的农家，和其他的北方的农家一样，时常受着狂风，干旱，蝗虫的欺侮，而一年倒有半年忍受着饥寒。一到打仗，北平的城门紧闭起来，城外的治安便差不多完全交给农民们自行维持，而农民们便把生死存亡都交给命运。他们虽然有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进几次城的，可是在心理上都自居为北平人。他们都很老实，讲礼貌，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敢去为非作歹。他们只受别人的欺侮，而不敢去损害别人。在他们实在没有法子维持生活的时候，才把子弟们送往城里去拉洋车，当巡警或作小生意，得些工资，补充地亩生产的不足。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们无可避逃的要受到最大的苦难：屠杀，抢掠，奸污，都首先落在他们的身上。赶到大局已定，皇帝便会把他们的田墓用御笔一圈，圈给那开国的元勋；于是，他们丢失了自家的坟墓与产业，而给别人作看守坟陵的奴隶。

祁老人的父母是葬在德胜门外土城西边的一块相当干燥的地里。据风水先生说，这块地背枕土城——北平城的前身——前面西山，主家业兴旺。这块地将将的够三亩，祁老人由典租而后又找补了点钱，慢慢的把它买过来。他并没有种几株树去纪念父母，而把地仍旧交给原来的地主耕种，每年多少可以收纳一些杂粮。他觉得父母的坟头前后左右都有些青青的麦苗或白薯秧子也就和树木的绿色相差无几，而死鬼们大概也可以满意了。

在老人的生日的前一天，种着他的三亩地的常二爷——一个又干又倔，而心地极好的，将近六十岁的，横粗的小老头儿——进城来看他。德胜门已经被敌人封闭，他是由西直门进来的。背着一口袋新小米，他由家里一口气走到祁家。除了脸上和身上落了一层细黄土，简直看不出来他是刚刚负着几十斤粮走了好几里路的。一进街门，他把米袋放下，先声势浩大的跺了一阵脚，而后用粗硬的手使劲地搓了搓脸，又在身上拍打了一回；这样把黄土大概的除掉，他才提起米袋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老声老气的叫：“祁大哥！祁大哥！”虽然他比祁老人小着十好几岁，可是，当初不知怎么论的，他们彼此兄弟相称。

常二爷每次来访，总是祁家全家人最兴奋的一天。久住在都市里，他们已经忘了大地的真正颜色与功用；他们的“地”不是黑土的大道，便是石子垫成，铺着臭油的马路。及至他们看到常二爷——满身黄土而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爷——他们才觉出人与大地的关系，而感到亲切与兴奋。他们愿意听他讲些与政治，国际关系，衣装的式样，和电影明星，完全无关，可是紧紧与生命相连，最实际，最迫切的问题。听他讲话，就好像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尖端上还顶着黄花的王瓜，那么清鲜可喜。他们完全以朋友对待他，虽然他既是个乡下人，又给他们种着地——尽管只是三亩来的坟地。

祁老人这两天心里正不高兴。自从给小顺儿们买了兔儿爷那天起，他就老不大痛快。对于庆祝生日，他已经不再提起，表示出举行与否全没关系。对钱家，他打发瑞宣给送过十块钱去，钱太太不收。他很想到冠家去说说情，可是他几次已经走到三号的门外，又退了回来。他厌恶冠家像厌恶一群苍蝇似的。但是，不去吧，他又觉得对不起钱家的人。不错，在这年月，人人都该少管别人的闲事；像猫管不着狗的事那样。可是，见死不救，究竟是于心不安的。人到底是人哪，况且，钱先生是他的好友啊！他不便说出心中的不安，大家动问，他只说有点想“小三儿”，遮掩过去。

听到常二爷的声音，老人从心里笑了出来，急忙的迎到院里。院中的几盆石榴树上挂着的“小罐儿”已经都红了，老人的眼看到那发光的红色，心中忽然一亮；紧跟着，他看到常二爷的大腮帮，花白胡须的脸。他心中的亮光像探照灯照住了飞机那么得意。

“常老二！你可好哇？”

“好噢！大哥好？”常二爷把粮袋放下，作了个通天扯地的大揖。

到了屋里，两位老人彼此端详了一番，口中不住的说“好”，而心中都暗道：“又老了一些！”

小顺儿的妈闻风而至，端来洗脸水与茶壶。常二爷一边用硬手搓着硬脸，一边对她说：“泡点好叶子哟！”

她的热诚劲儿使她的言语坦率而切于实际：

“那没错！先告诉我吧，二爷爷，吃了饭没有？”

瑞宣正进来，脸上也带着笑容，把话接过去：“还用问吗，你作去就是啦！”

常二爷用力的用手巾钻着耳朵眼，胡子上的水珠一劲儿往下滴。“别费事！给我作碗片儿汤就行了！”

“片儿汤？”祁老人的小眼睛睁得不能再大一点。“你这是到了我家里啦！顺儿的妈，赶紧去作，作四大碗炸酱面，煮硬一点！”

她回到厨房去。小顺儿和妞子飞跑的进来。常二爷已洗完脸，把两个孩搂住，而后先举妞子，后举小顺儿，把他们举得几乎够着了天——他们的天便是天花板。把他们放下，他从怀里掏出五个大红皮油鸡蛋来，很抱歉的说：“简直找不出东西来！得啦，就这五个蛋吧！真拿不出手去，哼！”

这时候，连天佑太太也振作精神，慢慢的走进来。瑞丰也很想过来，可是被太太拦住：“一个破种地的乡下脑壳，有什么可看的！”她撇着胖嘴说。

大家团团围住，看常二爷喝茶，吃面，听他讲说今年的年成，和家中大小的困难，都感到新颖有趣。最使他们兴奋的，是他把四大碗面条，一中碗炸酱，和两头大蒜，都吃了个干净。吃完，他要了一大碗面汤，几口把它喝干，而后挺了挺腰，说了声：“原汤化原食！”

大家的高兴，可惜，只是个很短的时间的。常二爷在打过几个长而响亮的饱嗝儿以后，说出点使大家面面相觑的话来：

“大哥！我来告诉你一声，城外头近来可很不安静！偷坟盗墓的很多！”

“什么？”祁老人惊异的问。

“偷坟盗墓的！大哥你看哪，城里头这些日子怎么样，我不大知道。城外头，干脆没人管事儿啦！你说闹日本鬼子吧，我没看见一个，你说没闹日本鬼子吧，黑天白日的又一劲儿咕咚大炮，打下点粮食来，不敢挑出去卖；不卖吧，又怎么买些针头线脑的呢；眼看着就到冬天，难道不给孩子们身上添点东西吗？近来就更好了，王爷坟和张老公坟全教人家给扒啦，我不晓得由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儿无法无天的人，可是我心里直沉不住气！我自己的那几亩旱也不收，涝也不收的冤孽地，和那几间东倒西歪痨病腔子的草房，都不算一回事！我就是不放心你的那块坟地！大哥，你托我给照应着坟，我没拿过你一个小铜板，你也没拿我当作看坟的对待。咱们是朋友。每年春秋两季，我老把坟头拍得圆圆的，多添几锹土；什么话呢，咱们是朋友。那点地的出产，我打了五斗，不能告诉你四斗九升。心眼放正，老天爷看得见！现在，王爷坟都教人家给扒了，万一……”常二爷一劲儿眨巴他的没有什么睫毛的眼。

大家全楞住了。小顺儿看出来屋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扯了扯妞子：“走，咱们院子里玩去！”

妞子看了看大家，也低声说了声：“肘！”——“走”字，她还不大说得上来。

大家都感到问题的严重，而都想不出办法来。瑞宣只说出一个“亡”字来，就又闭上嘴。他本来要说“亡了国连死人也得受刑！”可是，说出来既无补于事，又足以增加老人们的忧虑，何苦呢，所以他闭上了嘴。

天佑太太说了话：“二叔你就多分点心吧，谁教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呢！”她明知道这样的话说不说都没关系，可是她必须说出来；老太太们大概都会说这种与事无益，而暂时能教大家缓一口气的话。

“就是啊，老二！”祁老人马上也想起话来。“你还得多分分心！”

“那用不着大哥你嘱咐！”常二爷拍着胸膛说：“我能尽心的地方，决不能耍滑！说假话是狗养的！我要交待清楚，到我不能尽心的时候，大哥你可别一口咬定，说我不够朋友！哼，这才叫做天下大乱，大变人心呢！”

“老二！你只管放心！看事做事；你尽到了心，我们全家感恩不尽！我们也不能抱怨你！那是我们祁家的坟地！”祁老人一气说完，小眼睛里窝着两颗泪。他真的动了心。假如不幸父母的棺材真叫人家给掘出来，他一辈子的苦心与劳力岂不全都落了空？父母的骨头若随便被野狗叼了走，他岂不是白活了七十多岁，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

常二爷看见祁老人眼中的泪，不敢再说别的，而只好横打鼻梁负起责任：“得啦，大哥！什么也甭再说了，就盼着老天爷不亏负咱们这些老实人吧！”说完，他背着手慢慢往院中走。（每逢他来到这里，他必定要把屋里院里全参观一遍，倒好像是游览故宫博物院呢。）来到院中，他故意的夸奖那些石榴，好使祁老人把眼泪收回去。祁老人也跟着来到院中，立刻喊瑞丰拿剪子来，给二爷剪下两个石榴，给孩子们带回去。瑞丰这才出来，向常二爷行礼打招呼。

“老二，不要动！”常二爷拦阻瑞丰去剪折石榴。“长在树上是个玩艺儿！我带回家去，还不够孩子们吃三口的呢！乡下孩子，老像饿疯了似的！”

“瑞丰你剪哪！”祁老人坚决的说。“剪几个大的！”

这时候，天佑太太在屋里低声的叫瑞宣：“老大，你搀我一把儿，我站不起来啦！”

瑞宣赶紧过去搀住了她。“妈！怎么啦？”

“老大！咱们作了什么孽，至于要掘咱们的坟哪！”

瑞宣的手碰着了她的，冰凉！他没有话可说，但是没法子不说些什么：“妈！不要紧！不要紧！哪能可巧就轮到咱们身上呢！不至于！不至于！”一边说着，他一边搀着她走，慢慢走到南屋去。“妈！喝口糖水吧？”

“不喝！我躺会儿吧！”

扶她卧倒，他呆呆的看着她的瘦小的身躯。他不由的想到：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而死后还不知哪会儿就被人家掘出来！他是应当在这里守着她呢？还是应当像老三那样去和敌人决斗呢？他决定不了什么。

“老大，你去吧！”妈妈闭着眼说，声音极微细。

他轻轻的走出来。

常二爷参观到厨房，看小顺儿的妈那份忙劲儿，和青菜与猪肉之多，他忽然的想起来：“哟！明天是大哥的生日！你看我的记性有多好！”说完，他跑到院中，就在石榴盆的附近给祁老人跪下了：“大哥，你受我三个头吧！盼你再活十年二十年的，硬硬朗朗的！”

“不敢当噢！”祁老人喜欢得手足无措。“老哥儿们啦，不敢当！”

“就是这三个头！”二爷一边磕头一边说。“你跟我‘要’礼物，我也拿不出来！”叩罢了头，他立起来，用手掸了掸磕膝上的尘土。

瑞宣赶紧跑过来，给常二爷作揖致谢。

小顺儿以为这很好玩，小青蛙似的，爬在地上，给他的小妹磕了不止三个头。小妞子笑得哏哏的，也忙着跪下给哥哥磕头。磕着磕着，两个头顶在一处，改为顶老羊。

大人们，心里忧虑着坟墓的安全，而眼中看到儿童的天真，都无可如何的笑了笑。

“老二！”祁老人叫常二爷。“今天不要走，明天吃碗寿面再出城！”

“那——”常二爷想了想：“我不大放心家里呀！我并没多大用处，究竟是在家可以给他们仗点胆！嘿！这个年月，简直的没法儿混！”

“我看，二爷爷还是回去的好！”瑞宣低声的说。“省得两下里心都不安！”

“这话对！”常二爷点着头说。“我还是说走就走！抓早儿出城，路上好走一点！大哥，我再来看你！我还有点荞麦呢，等打下来，我送给你点！那么，大哥，我走啦！”

“不准你走！”小顺儿过来抱住常二爷的腿。

“不肘！”妞子永远模仿着哥哥，也过来拉住老人的手。

“好乖！真乖！”常二爷一手拍着一个头，口中赞叹着。“我还来呢！再来，我给你们扛个大南瓜来！”

正这么说着，门外李四爷的清脆嗓音在喊：“城门又关上了，先别出门啊！”

祁老人与常二爷都是饱经患难的人，只知道谨慎，而不知道害怕。可是听到李四爷的喊声，他们脸上的肌肉都缩紧了一些，胡子微微的立起来。小顺儿和妞子，不知道为什么，赶紧撒开手，不再缠磨常二爷了。

“怎么？”小顺儿的妈从厨房探出头来问：“又关了城？我还忘了买黄花和木耳，非买去不可呢！”

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买木耳的好时候，而都想责备她一半句。可是，大家又都知道她是一片忠心，所以谁也没肯出声。见没人搭话，她叹了口气，像蜗牛似的把头缩回去。

“老二！咱们屋里坐吧！”祁老人往屋中让常二爷，好像屋中比院里更安全似的。

常二爷没说什么，心中七上八下的非常的不安。晚饭，他到厨房去帮着烙饼，本想和祁少奶奶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一提起家中，他就更不放心，所以并没能说得很痛快。晚间，刚点灯不久，他就睡了，准备次日一清早就出城。

天刚一亮，他就起来了，可是不能不辞而别——怕大门不锁好，万一再有“扫亮子”的小贼。等到小顺儿的妈起来升火，他用凉水漱了漱口，告诉她他要赶早儿出城。她一定要给他弄点东西吃，他一定不肯；最后，她塞给他一张昨天晚上剩下的大饼，又倒了一大碗暖瓶里的开水，勒令教他吃下去。吃完，他拿着祁老人给的几个石榴，告辞。她把他送出去。

城门还是没有开。他向巡警打听，巡警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才能开城，而嘱咐他别紧在那里晃来晃去。他又回到祁家来。

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小顺儿的妈独力做好了够三桌人吃的“炒菜面”。工作使她疲劳，可也使她自傲。看常二爷回来，她更高点兴，因为她知道即使她的烹调不能尽满人意，她可是必能由常二爷的口中得到最好的称赞。

祁老人也颇高兴常二爷的没能走脱，而凑着趣说：“这是城门替我留客，老二！”

眼看就十点多钟了，客人没有来一个！祁老人虽然还陪着常二爷闲谈，可是脸上的颜色越来越暗了。常二爷看出来老人的神色不对，颇想用些可笑的言语教他开心，但是自己心中正挂念着家里，实在打不起精神来。于是，两位老人就对坐着发楞。楞得实在难堪了，就交替着咳嗽一声，而后以咳嗽为题，找到一两句话——只是一两句，再往下说，就势必说到年岁与健康，而无从不悲观。假若不幸而提到日本鬼子，那就更糟，因为日本人是来毁灭一切的，不管谁的年纪多么大，和品行怎样好。

天佑一清早就回来了，很惭愧的给父亲磕了头。他本想给父亲买些鲜果和螃蟹什么的，可是城门关着，连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的肉市与菜市上都没有一个摊子，他只好空着手回来。他知道，老父亲并不争嘴；不过，能带些东西回来，多少足以表示一点孝心。再说，街上还能买到东西，就是“天下太平”的证据，也好教老人高兴一点。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他简直不敢多在父亲面前立着或坐着，恐怕父亲问到市面如何，而增加老人的忧虑。他也不敢完全藏到自己的屋中去，深恐父亲挑了眼，说他并没有祝寿的诚心。他始终没敢进南屋去，而一会儿进到北屋给父亲和常二爷添添茶，一会儿到院中用和悦的声音对小顺儿说：“看！太爷爷的石榴有多么红呀！”或对小妞子说：“哟！太爷爷给买的兔儿爷？真好看！好好拿着，别摔了噢！”他的语声不但和悦，而且相当的高，好教屋里的老人能听见。口中这么说道着，他的心里可正在盘算：每年在这个时节，城里的人多少要添置一些衣服；而城外的人，收了庄稼以后，必定进城来买布匹；只要价钱公道，尺码儿大，就不怕城外的人不成群搭伙的来照顾的。他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二价，而且是尺码加一。他永不仗着“大减价”去招生意，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广告。可是，今年，他没看见一个乡下的主顾：城门还关着呢！至于城里的人，有钱的不敢花用，没钱的连饭都吃不上，谁还买布！他看准，日本人不必用真刀真枪的乱杀人，只要他们老这么占据着北平，就可以杀人不见血的消灭多少万人！他想和家里的人谈谈这个，但是今天是老太爷的生日，他张不开口。他须把委屈放在肚子里，而把孝心，像一件新袍子似的，露在外面。

天佑太太扎挣着，很早的就起来，穿起新的竹布大衫，给老公公行礼。在她低下头行礼的时候，她的泪偷偷的在眼中转了几转。她觉得她必死在老公公的前头，而也许刚刚埋在地里就被匪徒们给掘出来！

最着急的是小顺儿的妈。酒饭都已预备好，而没有一个人来！劳力是她自己的，不算什么。钱可是大家的呢；假若把菜面都剩下，别人还好办，老二瑞丰会首先责难她的！即使瑞丰不开口，东西都是钱买来的，她也不忍随便扔掉啊！她很想溜出去，把李四爷请来，可是人家能空着手来吗？她急得在厨房里乱转，实在憋不住了，她到上屋去请示：

“你们二位老人家先喝点酒吧？”

常二爷纯粹出于客气的说：“不忙！天还早呢！”其实，他早已饿了。

祁老人楞了一小会儿，低声的说：“再等一等！”

她笑得极不自然的又走回厨房。

瑞丰也相当的失望，他平日最喜欢串门子，访亲友，好有机会把东家的事说给西家，再把西家的事说给东家，而在姑姑老姨之间充分的表现他的无聊与重要。亲友们家中有婚丧事儿，他必定到场，去说，去吃，去展览他的新衣帽，像只格外讨好的狗似的，总在人多的地方摇摆尾巴。自从结婚以后，他的太太扯住了他的腿，不许他随便出去。在她看，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的五龙亭，东安市场与剧院才是谈心，吃饭，和展览装饰的好地方。她讨厌那些连“嘉宝”与“阮玲玉”都不晓得的三姑姑与六姨儿。因此，他切盼今天能来些位亲友，他好由北屋串到南屋的跟平辈的开些小玩笑，和长辈们说些陈谷子烂芝麻；到吃饭的时候，还要扯着他的干而尖锐的嗓子，和男人们拼酒猜拳。吃饱，喝足，把谈话也都扯尽，他会去告诉大嫂：“你的菜作得并不怎样，全仗着我的招待好，算是没垮台；你说是不是？大嫂？”

等到十一点多钟了，还是没有人来。瑞丰的心凉了半截。他的话，他的酒量，他的酬应天才，今天全没法施展了！“真奇怪！人们因为关城就不来往了吗？北平人太泄气！太泄气！”他叼着根烟卷儿在屋中来回的走，口中嘟囔着。

“哼！不来人才好呢！我就讨厌那群连牙也不刷的老婆子老头子们！”二太太撇着嘴说。“我告诉你，丰，赶到明儿个老三的事犯了，连条狗也甭想进这个院子来！看看钱家，你就明白了！”

瑞丰恍然大悟：“对呀！不都是关城的缘故，倒恐怕是老三逃走的事已然吵嚷动了呢！”

“你这才明白！木头脑袋！我没早告诉你吗，咱们得分出去另过吗？你老不听我的，倒好像我的话都有毒似的！赶明儿老三的案子犯了，尊家也得教宪兵捆了走！”

“依你之见呢？”瑞丰拉住她的胖手，轻轻的拍了两下。

“过了节，你跟大哥说：分家！”

“咱们月间的收入太少哇！”他的小干脸上皱起许多细纹来，像个半熟了的花仔儿似的。“在这里，大嫂是咱们的义务老妈子；分出去，你又不会作饭。”

“什么不会？我会，就是不作！”

“不管怎样吧，反正得雇女仆，开销不是更大了吗？”

“你是死人，不会去活动活动？”二太太仿佛感到疲乏，打了个肥大款式的哈欠；大红嘴张开，像个小火山口似的。

“哟！你不是说话太多了，有点累的慌？”瑞丰很关切的问。

“在舞场，公园，电影园，我永远不觉得疲倦；就是在这里我才老没有精神；这里就是地狱，地狱也许比这儿还热闹点儿！”

“咱们找什么路子呢？”他不能承认这里是地狱，可是也不敢顶撞太太，所以只好发问。

她的胖食指指着西南：“冠家！”

“冠家？”瑞丰的小干脸上登时发了光。他久想和冠家的人多有来往，一来是他羡慕晓荷的吃喝穿戴，二来是他想跟两位小姐勾搭勾搭，开开心。可是，全家的反对冠家，使他不敢特立独行，而太太的管束又教他不敢正眼看高第与招弟。今天，听到太太的话，他高兴得像饿狗得到一块骨头。

“冠先生和冠太太都是顶有本事的人，跟他们学，你才能有起色！可是，”胖太太说到这里，她的永远缩缩着的脖子居然挺了起来，“你要去，必得跟我一道！要是偷偷的独自去和她们耍骨头，我砸烂了你的腿！”

“也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呀！”他扯着脸不害羞的说。

他们决定明天去给冠家送点节礼。

瑞宣的忧虑是很多的，可是不便露在外面。为目前之计，他须招老太爷和妈妈欢喜。假若他们因忧郁而闹点病，他马上就会感到更多的困难。他暗中去关照了瑞丰，建议给父亲，嘱托了常二爷：“吃饭的时候，多喝几杯！拼命的闹哄，不给老人家发牢骚的机会！”对二弟妹，他也投递了降表：“老太爷今天可不高兴，二妹，你也得帮忙，招他笑一笑！办到了，我过了节，请你看电影。”

二奶奶得到这个贿赂，这才答应出来和大家一同吃饭；她本想独自吃点什么，故意给大家下不来台的。

把大家都运动好，瑞宣用最欢悦的声音叫：“顺儿的妈！开饭哟！”然后又叫瑞丰：“老二！帮着拿菜！”

老二“啊”了一声，看着自己的蓝缎子夹袍，实在不愿到厨房去。待了一会儿，看常二爷自动的下了厨房，他只好跟了过去，拿了几双筷子。

小顺儿，妞子，和他们的兔儿爷——小顺儿的那个已短了一个犄角——也都上了桌子，为是招祁老太爷欢喜。只有大奶奶不肯坐下，因为她须炒菜去。天佑和瑞宣爷儿俩把所能集合起来的笑容都摆在脸上。常二爷轻易不喝酒，但是喝起来，因为身体好，很有个量儿；他今天决定放量的喝。瑞丰心里并没有像父亲与哥哥的那些忧虑，而纯以享受的态度把筷子老往好一点的菜里伸。

祁老人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很勉强的，他喝了半盅儿酒，吃了一箸子菜。大家无论如何努力制造空气，空气中总是湿潮的，像有一片儿雾。雾气越来越重，在老人的眼皮上结成两个水珠。他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在今天他要是还能快乐，他就不是神经错乱，也必定是有了别的毛病。

面上来了，他只喝了一口卤。擦了擦胡子，他问天佑：“小三儿没信哪？”

天佑看瑞宣，瑞宣没回答出来什么。

吃过面，李四爷在大槐树下报告，城门开了，常二爷赶紧告辞。常二爷走后，祁老人躺下了，晚饭也没有起来吃。

十六

中秋。程长顺很早的吃了午饭，准备作半天的好生意。可是，转了几条胡同，把嗓子喊干，并没作上一号买卖。撅着嘴，抹着头上的汗，他走回家来。见了外婆，泪在眼眶里，鼻音加倍的重，他叨唠：“这是怎么啦？大节下的怎么不开张呢？去年今天，我不是拿回五块零八毛来吗？”

“歇会儿吧，好小子！”马寡妇安慰着他。“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啊！”

剃头的孙七，吃了两杯闷酒，白眼珠上横着好几条血丝，在院中搭了话：“马老太太，咱们是得另打主意呀！这样，简直混不下去，你看，现在铺子里都裁人，我的生意越来越少！有朝一日呀，哼！我得打着‘唤头’，沿街兜生意去！我一辈子爱脸面，难道耍了这么多年的手艺，真教我下街去和刚出师的乡下孩子们争生意吗？我看明白啦，要打算好好的活着，非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可！”

“小点声呀！孙师傅！教他们听见还了得！”马寡妇开着点门缝，低声的说。

孙七哈哈的笑起来。马寡妇赶紧把门关好，像耳语似的对长顺说：“不要听孙七的，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总会有太平了的时候！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啊！”老太太深信她的哲理是天下最好的，因为“忍”字教她守住贞节，渡过患难，得到像一个钢针那么无趣而永远发着点光的生命。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小崔交了车，满脸怒气的走回来。

孙七的近视眼没有看清小崔脸上的神色。“怎样？今天还不错吧？”

“不错？”小崔没有好气的说。“敢情不错！听说过没有？大八月十五的，车厂子硬不放份儿，照旧交车钱！”

“没听说过！这是他妈的日本办法吧？”

“就是啊！车主硬说，近来三天一关城，五天一净街，收不进钱来，所以今天不能再放份儿！”

“你乖乖的交了车份儿？”

“我又不是车主儿的儿子，不能那么听话！一声没哼，我把车拉出去了，反正我心里有数儿！拉到过午，才拉了两个座儿；还不够车份儿钱呢！好吧，我弄了一斤大饼，两个子儿的葱酱，四两酱肘子，先吃他妈的一顿再说。吃完，我又在茶馆里泡了好大半天。泡够了，我把两个车胎全扎破，把车送了回去。进了车厂子，我神气十足的，喊了声：两边都放炮啦，明儿个见！说完，我就扭出来了！”

“真有你的，小崔！你行！”

屋里，小崔的太太出了声：“孙七爷，你白活这么大的岁数呀！他大节下的，一个铜板拿不回来，你还夸奖他哪？人心都是肉作的，你的是什么作的呀，我问问你！”说着她走了出来。

假若给她两件好衣裳和一点好饮食，她必定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妇人。衣服的破旧，与饥寒的侵蚀，使她失去青春。虽然她才二十三岁，她的眉眼，行动，与脾气，却已都像四五十岁的人了。她的小长脸上似乎已没有了眉眼，而只有替委屈与忧愁工作活动的一些机关。她的四肢与胸背已失去青年妇人所应有的诱惑力，而只是一些洗衣服，走路，与其他的劳动的，带着不多肉的木板与木棍。今天，她特别的难看。头没有梳，脸没有洗，虽然已是秋天，她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像从垃圾堆中掘出来的破单裤褂。她的右肘和右腿的一块肉都露在外面。她好像已经忘了她是个女人。是的，她已经忘了一切，而只记着午饭还没有吃——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孙七爷，虽然好抢话吵嘴，一声没出的躲开。他同情她，所以不能和她吵嘴，虽然她的话不大好听。同时，他也不便马上替她说公道话，而和小崔吵闹起来；今天是八月节，不应当吵闹。

小崔很爱他的太太，只是在喝多了酒的时候才管辖不住他的拳头，而砸在她的身上。今天，他没有吃酒，也就没有伸出拳头去的蛮劲儿。看着她蓬头垢面的样子，他楞了好大半天，说不出话来。虽然如此，他可是不肯向她道歉，他要维持住男人的威风。

马老太太轻轻的走出屋门来，试着步儿往前走。走到小崔的身旁，她轻轻拉了他一把。然后，她向小崔太太说：“别着急啦，大节下的！我这儿还有两盘倭瓜馅的饺子呢，好歹的你先垫一垫！”

小崔太太吸了吸鼻子，带着哭音说：“不是呀，马老太太！挨一顿饥，两顿饿，并不算什么！一年到头老是这样，没个盼望，没个办法，算怎么一回事呢？我嫁给他三年了，老太太你看看我，还像个人不像？”说完，她一扭头，极快的走进屋中去。

小崔叹了口气，倭瓜脸上的肌肉横七竖八的乱扭动。

马老太太又拉了他一把：“来！把饺子给她拿过去！给她两句好话！不准又吵闹！听见了没有？”

小崔没有动。他不肯去拿马老太太的饺子。他晓得她一辈子省吃俭用，像抱了窝的老母鸡似的，拾到一颗米粒都留给长顺吃。他没脸去夺她的吃食。嗽了一声，他说：

“老太太！留着饺子给长顺吃吧！”

长顺囔着鼻子，在屋内搭了碴儿：

“我不吃！我想哭一场！大节下的，跑了七八里，会一个铜板没挣！”

马老太太提高了点嗓音：“你少说话，长顺！”

“老太太！”小崔接着说：“我想明白了，我得走，我养不了她，”他向自己屋中指了指。“照这么下去，我连自己也要养不活了！我当兵去，要死也死个痛快！我去当兵，她呢只管改嫁别人，这倒干脆，省得都饿死在这里！”

孙七又凑了过来。“我不知道，军队里还要我不要。要是能行的话，我跟你一块儿走！这像什么话呢，好好的北平城，教小鬼子霸占着！”

听到他们两个的话，马老太太后悔了。假若今天不是中秋节，她决不会出来多事。这并不是她的心眼不慈善，而是严守着她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寡妇教条。“别这么说呀！”她低声而恳切的说：“咱们北平人不应当说这样的话呀！凡事都得忍，忍住了气，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不是吗？”她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唯恐怕教日本人听了去，所以搭讪着走进屋中，心里很不高兴。

过了一会儿，她教长顺把饺子送过去。长顺刚拿起盘子来，隔壁的李四妈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猪头肉，进了街门。她进屋就喊，声音比碗里的肉更热一点。“小崔！好小子！我给你送点肉来！什么都买不到，那个老东西不知道由哪儿弄来个猪头！”话虽是对小崔说的，她可是并没看见他；她的话是不能存在心中的，假若遇不到对象，她会像上了弦的留声机似的，不管有人听没有，独自说出来。

“四大妈！又教你费心！”小崔搭了话。

“哟！你在这儿哪？快接过去！”

小崔笑着把碗接过去，对四大妈他是用不着客气推让的。

“好小子！把碗还给我！我不进屋里去啦！哟！”她又看见了孙七。“七爷！你吃了没有？来吧，跟你四大爷喝一盅去！什么闹日本鬼子不闹的，反正咱们得过咱们的节！”

这时候，钱家的老少两位妇人放声的哭起来。孙七爷听到了一耳朵，赶紧说：“四大妈，听！”

四大妈的眼神儿差点事，可是耳朵并不沉。“怎么啦？呕！小崔，你把碗送过来吧，我赶紧到钱家看看去！”

孙七跟着她，“我也去！”

马老太太见小崔已得到一碗肉，把饺子收回来一半，而教长顺只送过一盘子去：“快去快来！别再出门啦，钱家不定又出了什么事！”

祁家过了个顶暗淡的秋节。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病倒，没有起床。天佑吃了点老人生日剩下的菜，便到铺子去；因为铺伙们今天都歇工，他不能不去照应着点；他一向是在三节看着铺子，而教别人去休息；因此，他给大家的工钱尽管比别家的小，可是大家还都乐意帮助他；他用人情补足了他们物质上的损失。他走后，瑞宣和韵梅轻轻的拌了几句嘴。韵梅吃过了不很高兴的午饭，就忙着准备晚间供月的东西。她并不一定十分迷信月亮爷，不过是想万一它有一点点灵应呢，在这慌乱的年月，她就不应当不应酬得周到一些。再说呢，年年拜月，今年也似乎不可缺少，特别是在婆婆正卧病在床的时候。她须教婆婆承认她的能力与周到，好教婆婆放心养病，不必再操一点心。

瑞宣满腔的忧郁，看她还弄那些近乎儿戏的东西，怒气便找到了个出口：“真！你还弄那些个玩艺？”

假若她和缓的说明了她的用意，瑞宣自然会因了解而改了口气。可是，她的心中也并不高兴，所以只觉得丈夫有意向她发气，而忽略了说明真相的责任。“哟！”她的声音不大，可是很清脆。“你看我一天到晚老闹着玩，不作一点正经事，是不是？”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比言语还加倍的厉害。

瑞宣不愿意继续的吵，因为他晓得越吵声音就必定越大，教病着的老人们听见不大好意思。他忍住了气，可是脸上阴沉的要落下水来。他躲到院中，呆呆的看着树上的红石榴。

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他看见瑞丰夫妇都穿着新衣服往外走。瑞丰手里提着个小蒲包，里面装的大概是月饼。他没问他们上哪里去，他根本看不起送礼探亲家一类的事。

瑞丰夫妇是到冠家去。

冠先生与冠太太对客人的欢迎是极度热烈的。晓荷拉住瑞丰的手，有三分多钟，还不肯放开。他的呼吸气儿里都含着亲热与温暖。大赤包，摇动着新烫的魔鬼式的头发，把瑞丰太太搂在怀中。祁氏夫妇来的时机最好。自从钱默吟先生被捕，全胡同的人都用白眼珠瞟冠家的人。虽然在口中，大赤包一劲儿的说“不在乎”，可是心中究竟不大够味儿。大家的批评并不能左右她的行动，也不至于阻碍她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些没有势力的人。不过，像小崔，孙七，刘棚匠，李四爷，那些“下等人”也敢用白眼瞟她，她的确有些吃不消。今天，看瑞丰夫妇来到，她觉得胡同中的“舆论”一定是改变了，因为祁家是这里的最老的住户，也就是“言论界”的代表人。瑞丰拿来的一点礼物很轻微，可是大赤包极郑重的把它接过来——它是一点象征，象征着全胡同还是要敬重她，像敬重西太后一样。无论个性怎样强的人，当他作错事的时候，心中也至少有点不得劲，而希望别人说他并没作错。瑞丰来访，是给晓荷与大赤包来作证人——即使他们的行为不正，也还有人来巴结！

瑞丰夫妇在冠家觉得特别舒服，像久旱中的花木忽然得到好雨。他们听的，看的，和感觉到的，都恰好是他们所愿意听的，看的，与感觉到的。大赤包亲手给他们煮了来自英国府的咖啡，切开由东城一家大饭店新发明的月饼。吸着咖啡，瑞丰慢慢的有了些醉意：冠先生的最无聊的话，也不是怎么正好碰到他的心眼上，像小儿的胖手指碰到痒痒肉上那么又痒痒又好受。冠先生的姿态与气度，使他钦佩羡慕，而愿意多来几次，以便多多的学习。他的小干脸上红起来，眼睛在不偷着瞟尤桐芳与招弟姑娘的时候，便那么闭一闭，像一股热酒走到腹部时候那样的微晕。

瑞丰太太的一向懒洋洋的胖身子与胖脸，居然挺脱起来。她忽然有了脖子，身量高出来一寸。说着笑着，她连乳名——毛桃儿——也告诉了大赤包。

“打几圈儿吧？”大赤包提议。

瑞丰没带着多少钱，但是绝对不能推辞。第一，他以为今天是中秋节，理应打牌。第二，在冠家而拒绝打牌，等于有意破坏秩序。第三，自己的腰包虽然不很充实，可是他相信自己的技巧不坏，不至于垮台。瑞丰太太马上答应了：“我们俩一家吧！我先打！”说着，她摸了摸手指上的金戒指，暗示给丈夫：“有金戒指呢！宁输掉了它，不能丢人！”瑞丰暗中佩服太太的见识与果敢，可是教她先打未免有点不痛快。他晓得她的技巧不怎样高明，而脾气又髈——越输越不肯下来。假若他立在她后边，给她指点指点呢，她会一定把输钱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不但劳而无功，而且罪在不赦。他的小干脸上有点发僵。

这时候，大赤包问晓荷：“你打呀？”

“让客人！”晓荷庄重而又和悦的说：“瑞丰你也下场好了！”

“不！我和她一家儿！”瑞丰自以为精明老练，不肯因技痒而失去控制力。

“那么，太太，桐芳或高第招弟，你们四位太太小姐们玩会儿好啦！我们男的伺候着茶水！”晓荷对妇女的尊重，几乎像个英国绅士似的。

瑞丰不能不钦佩冠先生了，于是爽性决定不立在太太背后看歪脖子胡。

大赤包一声令下，男女仆人飞快的跑进来，一眨眼把牌桌摆好，颇像机械化部队的动作那么迅速准确。

桐芳把权利让给了招弟，表示谦退，事实上她是怕和大赤包因一张牌也许又吵闹起来。

妇人们入了座。晓荷陪着瑞丰闲谈，对牌桌连睬也不睬。

“打牌，吃酒，”他告诉客人，“都不便相强。强迫谁打牌，正和揪着人家耳朵灌酒一样的不合理。我永远不抢酒喝，不争着打牌；也不勉强别人陪我。在交际场中，我觉得我这个态度最妥当！”

瑞丰连连的点头。他自己就最爱犯争着打牌和闹酒的毛病。他觉得冠先生应当作他的老师！同时，他偷眼看大赤包。她活像一只雌狮。她的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左眼扫射着牌手们的神气与打出的牌张；然后，她的两眼一齐看一看桌面，很快的又一齐看到远处坐着的客人，而递过去一点微笑。她的微笑里含着威严与狡猾，像雌狮对一只小兔那么威而不厉的逗弄着玩。她的抓牌与打牌几乎不是胳臂与手指的运动，而像牌由她的手中蹦出或被她的有磁性的肉吸了来似的。她的肘，腕，甚至于乳房，好像都会抓牌与出张。出张的时节，她的牌撂得很响，给别人的神经上一点威胁，可是，那张牌到哪里去了？没人能知道，又给大家一点惶惑。假若有人不知进退的问一声：“打的什么？”她的回答又是那么一点含着威严，与狡猾的微笑，使发问的人没法不红了脸。她自己胡了牌，随着牌张的倒下，她报出胡数来，紧跟着就洗牌；没人敢质问她，或怀疑她，她的全身像都发着电波，给大家的神经都通了电，她说什么就必定是什么。可是，别人胡了牌而少算了翻数，她也必定据实的指出错误：“跟我打牌，吃不了亏！输赢有什么关系，牌品要紧！”这，又使大家没法不承认即使把钱输给她，也输得痛快。

瑞丰再看他的太太，她已经变成在狮子旁边的一只肥美而可怜的羊羔。她的眼忙着看手中的牌，又忙着追寻大赤包打出就不见了的张子，还要抽出空儿看看冠家的人们是否在暗笑她。她的左手在桌上，紧紧的按着两张牌，像唯恐他们会偷偷的跑出去；右手，忙着抓牌，又忙着调整牌，以致往往不到时候就伸出手去，碰到别人的手；急往回缩，袖子又撩倒了自己的那堵小竹墙。她的脸上的肌肉缩紧，上门牙咬着下嘴唇，为是使精力集中，免生错误，可是那三家的牌打得太熟太快，不知怎的她就落了空。“哟！”她不晓得什么时候，谁打出的二索；她恰好胡二索调单——缺一门，二将，孤幺，三翻！她只“哟”了一声，不便再说什么，多说更泄自己的气。三家的二索马上都封锁住了，她只好换了张儿。她打出了二索，大赤包胡坎二索！大赤包什么也没说，而心中发生的电码告诉明白了瑞丰太太：“我早就等着你的二索呢！”

瑞丰还勉强着和晓荷乱扯，可是心中极不放心太太手上的金戒指。

牌打到西风圈，大赤包连坐三把庄。她发了话：“瑞丰，你来替我吧！我幸得都不像话了，再打，准保我还得连庄！你来；别教太太想我们娘儿三个圈弄她一个人！你来呀！”

瑞丰真想上阵。可是，晓荷吸住了他。他刚刚跟晓荷学到一点怎样落落大方，怎好就马上放弃了呢？学着晓荷的媚笑样子，他说：“你连三把庄，怎知道她不连九把庄呢？”说着，他看了看太太，她从鼻子上抹去一个小汗珠，向他笑了。他非常满意自己的词令，而且心中感谢冠先生的熏陶。他觉得从前和三姑姑六姨姨的抢两粒花生米，说两句俏皮话，或夸赞自己怎样扣住一张牌，都近乎无聊，甚至于是下贱。冠先生的态度与行动才真是足以登大雅之堂的！

“你不来呀？”大赤包的十个小电棒儿又洗好了牌。“那天在曹宅，我连坐了十四把庄，你爱信不信！”她知道她的威吓是会使瑞丰太太更要手足失措的。

她的牌起得非常的整齐，连庄是绝对可靠的了。可是，正在计划着怎样多添一翻的时节，西院的两位妇人哭嚎起来。哭声像小钢针似的刺入她的耳中。她想若无其事的继续赌博，但是那些小钢针好像是穿甲弹，一直钻到她的脑中，而后爆炸开。她努力控制自己的肌肉与神经，不许它们泄露她的内心怎样遭受着轰炸。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汗。她的夹肢窝忽然的湿了一点，而最讨厌的是脑门与鼻尖上全都潮润起来。她的眼由东扫西射改为紧紧的盯着她的牌。只有这样，她才能把心拴住，可是她也知道这样必定失去谈笑自如的劲儿，而使人看出她的心病。她不后悔自己作过的事，而只恨自己为什么这样脆弱，连两声啼哭都受不住！

啼声由嚎啕改为似断似续的悲啼，牌的响声也一齐由清脆的拍拍改为在桌布上的轻滑。牌的出入迟缓了好多，高第和招弟的手都开始微颤。大赤包打错了一张牌，竟被瑞丰太太胡了把满贯。

晓荷的脸由微笑而扩展到满脸都是僵化了的笑纹，见瑞丰太太胡了满贯，他想拍手喝彩，可是，手还没拍到一处，他发现了手心上出满了凉汗。手没有拍成，他把手心上的汗偷偷的抹在裤子上。这点动作使他几乎要发怒。他起码也有三十年没干过这么没出息的事了——把汗擦在裤子上！这点失仪的耻辱的分量几乎要超过卖人害命的罪过的，因为他一生的最大的努力与最高的成就，就是在手脚的动作美妙而得体上。他永远没用过他的心，像用他的手势与眼神那么仔细过。他的心像一罐罐头牛奶，即使打开，也只是由一个小孔，慢慢的流出一小条牛奶来。在这小罐里永远没有像风暴或泉涌的情感。他宁可费两个钟头去修脚，而不肯闭上眼看一会儿他的心。可是，西院的哭声确是使他把汗擦在裤子上的原因。他害了怕。他一定是动了心。动了心就不易控制手脚，而失去手足的美好姿态便等于失去了他的整个的人！他赶紧坐好，把嘴唇偷偷的舔活润了，想对瑞丰解释：“那个……”他找不到与无聊扯淡相等的话，而只有那种话才能打开僵局。他有点发窘。他不晓得什么叫良心的谴责，而只感到心中有点憋闷。

“爸爸！”高第叫了一声。

“啊？”晓荷轻妙的问了声。他觉得高第这一声呼叫极有价值，否则他又非僵在那儿不可。

“替我打两把呀？”

“好的！好的！”他没等女儿说出理由来便答应了，而且把“的”说得很重，像刚刚学了两句国语的江南人那样要字字清楚，而把重音放错了地方。因为有了这样的“的”，他爽性学江南口音，补上：“吾来哉！吾来哉！”而后，脚轻轻的跳了个小箭步，奔了牌桌去。这样，他觉得就是西院的全家都死了，也可以与他丝毫无关了。

他刚坐下，西院的哭声，像歇息了一会儿的大雨似的，比以前更加猛烈了。

大赤包把一张幺饼猛的拍在桌上，眼看着西边，带着怒气说：“太不像话了，这两个臭娘们！大节下的嚎什么丧呢！”

“没关系！”晓荷用两个手指夹着一张牌，眼瞟着太太，说：“她们哭她们的，我们玩我们的！”

“还差多少呀？”瑞丰搭讪着走过来。“先歇一会儿怎样？”

他太太的眼射出两道“死光”来：“我的牌刚刚转好一点！你要回家，走好了，没人拦着你！”

“当然打下去！起码十六圈，这是规矩！”冠先生点上支香烟，很俏式的由鼻中冒出两条小龙来。

瑞丰赶紧走回原位，觉得太太有点不懂事，可是不便再说什么；他晓得夫妻间的和睦是仗着丈夫能含着笑承认太太的不懂事而维持着的。

“我要是有势力的话，碰！”大赤包碰了一对九万，接着说：“我就把这样的娘们一个个都杀了才解气！跟她们作邻居真算倒了霉，连几圈小麻将她们都不许你消消停停的玩！”

屋门开着呢，大赤包的一对幺饼型的眼睛看见桐芳和高第往外走。“嗨！你们俩上哪儿？”她问。

桐芳的脚步表示出快快溜出去的意思，可是高第并不怕她的妈妈，而想故意的挑战：“我们到西院看看去！”

“胡说！”大赤包半立起来，命令晓荷：“快拦住她们！”

晓荷顾不得向瑞丰太太道歉，手里握着一张红中就跑了出去。到院中，他一把没有抓住桐芳（因为红中在手里，他使不上力），她们俩跑了出去。

牌没法打下去了。冠先生与冠太太都想纳住气，不在客人面前发作。在他俩的心中，这点修养与控制是必须表现给客人们看的，以便维持自己的身分。能够敷衍面子，他们以为，就是修养。但是，今天的事似乎特别另样。不知怎的，西院的哭声仿佛抓住了大赤包的心，使她没法不暴躁。那一丝丝的悲音像蜘蛛用丝缠裹一个小虫似的，缠住她的心灵。她想用玩耍，用瞎扯，去解脱自己，但是毫无功效。哭声向她要求缴械投降。不能！不能投降！她须把怒火发出来，以便把裹住她的心灵的蛛丝烧断。她想去到院中，跳着脚辱骂西院的妇女们一大顿。可是，不知到底为了什么，她鼓不起勇气；西院的哭声像小唧筒似的浇灭了她的勇敢。她的怒气拐了弯，找到了晓荷：“你就那么饭桶，连她们俩都拦不住？这算怎回事呢？她们俩上西院干什么去？你也去看看哪！普天下，找不到另一个像你这样松头日脑的人！你娶小老婆，你生女儿，可是你管不住她们！这像什么话呢？”

晓荷手中掂着那张红中，微笑着说：“小老婆是我娶的，不错！女儿可是咱们俩养的，我不能负全责。”

“别跟我胡扯！你不敢去呀，我去！我去把她们俩扯回来！”大赤包没有交待一声牌是暂停，还是散局，立起来就往院中走。

瑞丰太太的胖脸由红而紫，像个熟过了劲儿的大海茄。这把牌，她又起得不错，可是大赤包离开牌桌，而且并没交待一声。她感到冤屈与耻辱。西院的哭声，她好像完全没有听到。她是“一个心眼”的人。

瑞丰忙过去安慰她：“钱家大概死了人！不是老头子教日本人给枪毙了，就是大少爷病重。咱们家去吧！在咱们院子里不至于听得这么清楚！走哇？”

瑞丰太太一把拾起自己的小皮包，一把将那手很不错的牌推倒，怒冲冲的往外走。

“别走哇！”晓荷闪开了路，而口中挽留她。

她一声没出。瑞丰搭讪着也往外走，口中啊啊着些个没有任何意思的字。

“再来玩！”晓荷不知送他们出去好，还是只送到院中好。他有点怕出大门。

大赤包要往西院去的勇气，到院中便消去了一大半。看瑞丰夫妇由屋里出来，她想一手拉住一个，都把他们拉回屋中。可是，她又没作到。她只能说出：“不要走！这太对不起了！改天来玩呀！”她自己也觉出她的声音里并没带着一点水分，而像枯朽了的树枝被风刮动的不得已而发出些干涩的响声来。

瑞丰又啊啊了几声，像个惊惶失措的小家兔儿似的，蹦打蹦打的，紧紧的跟随在太太的后面。

祁家夫妇刚走出去，大赤包对准了晓荷放去一个鱼雷。“你怎么了？怎么连客也不知道送送呢？你怕出大门，是不是？西院的娘们是母老虎，能一口吞了你？”

晓荷决定不反攻，他的心里像打牌到天亮的时候那么一阵阵儿的发迷糊。他的脸上还笑着，唯一的原因是没有可以代替笑的东西。楞了半天，他低声的对自己说：“这也许就是个小报应呢！”

“什吗？”大赤包听见了，马上把双手叉在腰间，像一座“怒”的刻像似的。“放你娘的驴屁！”

“什么屁不好放，单放驴屁？”晓荷觉得质问的非常的得体，心中轻松了些。

十七

孙七，李四妈，瑞宣，李四爷，前后脚的来到钱家。事情很简单！钱孟石病故，他的母亲与太太在哭。

李四妈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在劝慰两位妇人。可是，她自己已哭成了个泪人。“这可怎么好噢！怎么好噢！”她双手拍着大腿说。

孙七，泪在眼圈里，跺开了脚！“这是什么世界！抓去老的，逼死小的！我……”他想破口大骂，而没敢骂出来。

瑞宣，在李四爷身后，决定要和四爷学，把一就看成一，二看成二；哀痛，愤怒，发急，都办不了事。尽管钱老人是他的朋友，孟石是他的老同学，他决定不撒开他的感情去恸哭，而要极冷静的替钱太太办点事。可是，一眼看到死尸与哭着的两个妇人，他的心中马上忘了棺材，装殓，埋葬，那些实际的事，而由孟石的身上看到一部分亡国史。钱老人和孟石的学问，涵养，气节，与生命，就这么胡里胡涂的全结束了。还有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恐怕也将要这么结束！人将要像长熟了的稻麦那样被镰刀割倒，连他自己也必定受那一刀之苦。他并没为忧虑自己的死亡而难过，他是想死的原因与关系。孟石为什么应当死？他自己为什么该当死？在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长辈与晚辈应当受着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想到这里，他的泪，经过多少次的阻止，终于大串的落下来。

孟石，还穿着平时的一身旧夹裤褂，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和睡熟了的样子没有多大区别。他的脸瘦得剩了一条。在这瘦脸上，没有苦痛，没有表情，甚至没有了病容，就那么不言不语的，闭着眼安睡。瑞宣要过去拉起他的瘦，长，苍白的手，喊叫着问他：“你就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吗？你不晓得仲石的壮烈吗？为什么脸上不挂起笑纹？你不知道父亲在狱中吗？为什么不怒目？”可是，他并没有走过去拉死鬼的手。他知道在死前不抵抗的，只能老老实实的闭上眼，而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这样闭上了眼，连脸上也不带出一点怒气。他哭出了声。多日来的羞愧，忧郁，顾虑，因循，不得已，一股脑儿都哭了出来。他不是专为哭一位亡友，而是多一半哭北平的灭亡与耻辱！

四大妈拉住两个妇人的手，陪着她们哭。钱太太与媳妇已经都哭傻了，张着嘴，合着眼，泪与鼻涕流湿了胸前，她们的哭声里并没有一个字，只是由心里往外倾倒眼泪，由喉中激出悲声。哭一会儿，她们噎住，要闭过气去。四大妈急忙给她们捶背，泪和言语一齐放出来：“不能都急死哟！钱太太！钱少奶奶！别哭喽！”她们缓过气来，哼唧着，抽搭着，生命好像只剩了一根线那么细，而这一根线还要涌出无穷的泪来。气顺开，她们重新大哭起来。冤屈，愤恨，与自己的无能，使她们愿意马上哭死。

李四爷含着泪在一旁等着。他的年纪与领杠埋人的经验，教他能忍心的等待。等到她们死去活来的有好几次了，他抹了一把鼻涕，高声的说：“死人是哭不活的哟！都住声！我们得办事！不能教死人臭在家里！”

孙七不忍再看，躲到院中去。院中的红黄鸡冠花开得正旺，他恨不能过去拔起两棵，好解解心中的憋闷：“人都死啦，你们还开得这么有来有去的！他妈的！”

瑞宣把泪收住，低声的叫：“钱伯母！钱伯母！”他想说两句有止恸收泪的作用的话，可是说不出来；一个亡了国的人去安慰另一个亡了国的人，等于屠场中的两头牛相对哀鸣。

钱太太哭得已经没有了声音，没有了泪，也差不多没有了气。她直着眼，楞起来。她的手和脚已然冰冷，失去了知觉。她已经忘了为什么哭，和哭谁，除了心中还跳，她的全身都已不会活动。她楞着，眼对着死去的儿子楞着，可是并没看见什么；死亡似乎已离她自己不远，只要她一闭目，一垂头，她便可以很快的离开这苦痛的人世。

钱少奶奶还连连的抽搭。四大妈拉着她的手，挤咕着两只哭红了的眼，劝说：“好孩子！好孩子！要想开点呀！你要哭坏了，谁还管你的婆婆呢？”

少奶奶横着心，忍住了悲恸。楞了一会儿，她忽然的跪下了，给大家磕了报丧的头。大家都楞住了；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四大妈的泪又重新落下来：“起来吧！苦命的孩子！”可是，少奶奶起不来了。这点控制最大的悲哀的努力，使她筋疲力尽。手脚激颤着，她瘫在了地上。

这时候，钱太太吐出一口白沫子来，哼哼了两声。

“想开一点呀，钱太太！”李四爷劝慰：“有我们这群人呢，什么事都好办！”

“钱伯母！我也在这儿呢！”瑞宣对她低声的说。

孙七轻轻的进来：“钱太太！咱们的胡同里有害人的，也有帮助人的，我姓孙的是来帮忙的，有什么事！请你说就是了！”

钱太太如梦方醒的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

桐芳和高第已在门洞里立了好半天。听院内的哭声止住了，她们才试着步往院里走。

孙七看见了她们，赶紧迎上来，要细看看她们是谁。及至看清楚了，他头上与脖子上的青筋立刻凸起来。他久想发作一番，现在他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小姐太太们，这儿没唱戏，也不耍猴子，没有什么好看的！请出！”

桐芳把外场劲儿拿出来：“七爷，你也在这儿帮忙哪？有什么我可以作的事没有？”

孙七听小崔说过，桐芳的为人不错。他是错怪了人，于是弄得很僵。

桐芳和高第搭讪着往屋里走。瑞宣认识她们，可是向来没和她们说过话。李四妈的眼神既不好，又忙着劝慰钱家婆媳，根本不晓得屋里又添了两个人。钱家婆媳不大认识她们；就是相识，也没心思打招呼。她们俩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中极不得劲儿。李四爷常给冠家作事，当然认识她们，他可是故意的不打招呼。

桐芳无可奈何的过去拉了李四爷一下，把他叫到院中来。高第也跟了出来。

“四爷！”桐芳低声而亲热的叫。“我知道咱们的胡同里都怎么恨我们一家子人！可是我和高第并没过错。我们俩没出过坏主意，陷害别人！我和高第想把这点意思告诉给钱老太太，可是看她哭得死去活来的，实在没法子张嘴。得啦，我求求你吧，你老人家得便替我们说一声吧！”

四爷不敢相信她的话，也不敢不信。最初，他以为她俩是冠家派来的“侦探”。听桐芳说得那么恳切，他又觉得不应当过度的怀疑她们。他不好说什么，只不着边际的点了点头。

“四爷！”高第的短鼻子上纵起许多带着感情的碎纹。“钱太太是不是很穷呢？”

李四爷对高第比对桐芳更轻视一些，因为高第是大赤包的女儿。他又倔又硬的回答出一句：“穷算什么呢？钱家这一下子断了根，绝了后！”

“仲石是真死啦？钱老先生也……”高第说不下去了。她一心只盼仲石的死是个谣言，而钱先生也会不久被释放出来，好能实现她自己的那个神秘的小梦。可是，看到钱家妇女的悲伤，和孟石的死，她知道自己的梦将永远是个梦了。她觉得她应当和钱家婆媳一同大哭一场，因为她也变成了寡妇——一个梦中的寡妇。

李四爷有点不耐烦，很不客气的说：“你们二位要是没别的事，就请便吧！我还得——”

桐芳把话抢过来：“四爷，我和高第有一点小意思！”她把手中握了半天的一个小纸包——纸已被手心上的汗沤得皱起了纹——递过来：“你不必告诉钱家的婆媳，也不必告诉别人，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给死鬼买点纸烧也好，给……也好，都随你的便！这并不是谁教给我们这么作的，我们只表一表我们自己的心意；为这个，回头大概我们还得和家中打一架呢！”

李四爷的心中暖和了一点，把小纸包接了过来。他晓得钱家过的是苦日子，而丧事有它的必须花钱的地方。当着她俩，他把小包儿打开，以便心明眼亮；里面是桐芳的一个小金戒指和高第的二十五块钞票。

“我先替你们收着吧！”老人说。“用不着，我原物交还；用得着，我有笔清帐！我不告诉她们，好在她们一家子都不懂得算帐！”

桐芳和高第的脸上都光润了一点，觉得她们是作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

她们走后，李老人把瑞宣叫到院中商议：“事情应该快办哪，钱少爷的身上还没换一换衣服呢！要老这么耽搁着，什么时候能抬出去呢？入土为安；又赶上这年月，更得快快的办啦！”

瑞宣连连点头。“四爷，要依着我，连寿衣都不必去买，有什么穿什么；这年月不能再讲体面。棺材呢，买口结实点的，弄十六个人赶快抬出去，你老人家看是不是？”

李老人抓了抓脖子上的大肉包。“我也这么想。恐怕还得请几位——至少是五众儿——和尚，超渡超渡吧？别的都可以省，这俩钱儿非花不可！”

孙七凑了过来：“四大爷！难道不报丧吗？钱家有本家没有，我不晓得；老太太和少奶奶的娘家反正非赶紧去告诉一声不可呀！别的我尽不了力，这点跑腿的事，我办得了！我一个人不行，还有小崔呢！”

“四爷爷！”瑞宣亲热的叫着：“现在我们去和钱太太商议，管保是毫无结果，她已经哭昏了。”

李老人猜到瑞宣的心意：“咱们可作不了主，祁大爷！事情我都能办，棺材铺，杠房，我都熟，都能替钱太太省钱。可是，没有她的话，我可不敢去办。”

“对！”瑞宣没说别的，赶快跑回屋中，把四大妈叫出来：“老太太，你先去问她们有什么至亲，请了来，好商议商议怎办事呀！”

李四妈的大近视眼已哭成了一对小的红桃，净顾了难受，什么主意也没有，而且耳朵似乎也发聋，听不清任何人的话。

瑞宣急忙又改了主意：“四爷爷！孙师傅！你们先家去歇一会儿，教四祖母在这里照应着她们婆媳。”

“可怜的少奶奶！一朵花儿似的就守了寡！”四大妈的双手又拍起大腿来。

没人注意她的话。瑞宣接着说：“我家去把小顺儿的妈找来，叫她一边劝一边问钱太太。等问明白了，我通知你们两位，好不好？”

孙七忙接过话来：“四大爷，你先回家吃饭，我在这儿守着点门！祁大爷，你也请吧！”说完，他像个放哨的兵似的，很勇敢的到门洞里去站岗。

李四爷同瑞宣走出来。

瑞宣忘了亡国的耻辱与钱家的冤屈，箭头儿似的跑回家中。他的眼还红着，而心中痛快了许多。现在，他似乎只求自己能和李四爷与孙七一样的帮钱家的忙；心中的委屈仿佛已经都被泪冲洗干净，像一阵大雨把胡同里的树叶与渣滓洗净了那样。找到了韵梅，他把刚才吵嘴的事已经忘净，很简单而扼要的把事情告诉明白了她。她还没忘了心中的委屈，可是一听到钱家的事，她马上挺了挺腰，忙而不慌的擦了把手，奔了钱家去。

祁老人把瑞宣叫了去。瑞宣明知道说及死亡必定招老人心中不快，可是他没法作善意的欺哄，因为钱家的哭声是随时可以送到老人的耳中的。

听到孙子的报告，老人好大半天没说上话来。患难打不倒他的乐观，死亡可使他不能再固执己见。说真的，城池的失守并没使他怎样过度的惶惑不安；他有他自己的老主意；主意拿定，他觉得就是老天爷也没法难倒他。及至“小三儿”不辞而别，钱默吟被捕，生日没有过成，坟墓有被发掘的危险，最后，钱少爷在中秋节日死去，一件一件像毒箭似的射到他心中，他只好闭口无言了！假若他爽直的说出他已经不应当再乐观，他就只好马上断了气。他还希望再活几年！可是，钱少爷年轻轻的就会已经死了！哼，谁知道老天要怎样收拾人呢！他的惯于切合实际的心本想拿出许多计划：钱家的丧事应当怎样办，钱家婆媳应当取什么态度，和祁家应该怎样帮钱家的忙……可是，他一句没说出来。他已不大相信自己的智慧与经验了！

瑞丰在窗外偷偷的听话儿呢。他们夫妇的“游历”冠家，据胖太太看，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她的判断完全根据着牌没有打好这一点上。她相信，假若继续打下去，她必定能够大捷，而赢了钱买点能给自己再增加些脂肪的吃食，在她想，是最足以使她的心灵得到慰藉的事。可是，牌局无结果而散！她有点看不起大赤包！

瑞丰可并不这么看。学着冠先生的和悦而潇洒的神气与语声，他说：“在今天的情形之下，我们很难怪她。我们必须客观的，客观的，去判断一件事！说真的，她的咖啡，点心，和招待的殷勤，到底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在咱们这条胡同里！”他很满意自己的词令，只可惜嗓音还少着一点汁水，不十分像冠先生——冠先生的声音里老像有个刚咬破的蜜桃。

胖太太，出乎瑞丰意料之外，居然没有反驳，大概是因为除了牌局的未能圆满结束，她实在无法否认冠家的一切确是合乎她的理想的。看到太太同意，瑞丰马上建议：“我们应当多跟他们来往！别人不了解他们，我们必须独具只眼！我想我和冠晓荷一定可以成为莫逆之交的！”说完，他的眼珠很快的转了好几个圈；他满意运用了“独具只眼”与“莫逆之交”，像诗人用恰当了两个典故似的那么得意。

他去偷听瑞宣对老祖父说些什么，以便报告给冠家。他须得到晓荷与大赤包的欢心，他的前途才能有希望。退一步讲，冠家即使不能给他实利，那么常能弄到一杯咖啡，两块洋点心，和白瞧瞧桐芳与招弟，也不算冤枉！

瑞宣走出来，弟兄两个打了个照面。瑞丰见大哥的眼圈红着，猜到他必是极同情钱太太。他把大哥叫到枣树下面。枣树本来就不甚体面，偏又爱早早的落叶，像个没有模样而头发又稀少的人似的那么难看。幸而枝子的最高处还挂着几个未被小顺儿的砖头照顾到的红透了的枣子，算是稍微遮了一点丑。瑞丰和小顺儿一样，看到枣子总想马上放到口中。现在，他可是没顾得去打那几个红枣，因为有心腹话要对哥哥说。

“大哥！”他的声音很低，神气恳切而诡秘：“钱家的孟石也死啦！”“也”字说得特别的用力，倒好像孟石的死是为凑热闹似的。

“啊！”瑞宣的声音也很低，可是不十分好听。“他也是你的同学！”他的“也”字几乎与二弟的那个同样的有力。

瑞丰仰脸看了看树上的红枣，然后很勉强的笑了笑。“尽管是同学！我对大哥你不说泛泛的话，因为你闯出祸来，也跑不了我！我看哪，咱们都少到钱家去！钱老人的生死不明，你怎知道没有日本侦探在暗中监视着钱家的人呢？再说，冠家的人都怪好的，咱们似乎也不必因为帮忙一家邻居，而得罪另一家邻居，是不是？”

瑞宣舔了舔嘴唇，没说什么。

“钱家，”瑞丰决定要把大哥说服，“现在是家破人亡，我们无论怎样帮忙，也不会得到丝毫的报酬。冠家呢——”说到这里，他忽然改了话：“大哥，你没看报吗？”

瑞宣摇了摇头。真的，自从敌人进了北平，报纸都被奸污了以后，他就停止了看报。在平日，看报纸是他的消遣之一。报纸不但告诉他许多事，而且还可以掩护他，教他把脸遮盖起来，在他心中不很高兴的时候。停止看报，对于他，是个相当大的折磨，几乎等于戒烟或戒酒那么难过。可是，他决定不破戒。他不愿教那些带着血的谎话欺哄他，不教那些为自己开脱罪名的汉奸理论染脏了他的眼睛。

“我天天看一眼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瑞丰说。“尽管日本人说话不尽可靠，可是我们的仗打得不好是真的！山西，山东，河北，都打得不好，南京还保得住吗？所以，我就想：人家冠先生的办法并不算错！本来吗，比如说南京真要也丢了，全国还不都得属东洋管；就是说南京守得住，也不老容易的打回来呀！咱们北平还不是得教日本人管着？胳臂拧不过大腿去，咱们一家子还能造反，打败日本人吗？大哥，你想开着点，少帮钱家的忙，多跟冠家递个和气，不必紧自往死牛犄角里钻！”

“你说完了？”瑞宣很冷静的问。

老二点了点头。他的小干脸上要把智慧，忠诚，机警，严肃，全一下子拿出来，教老大承认他的才气的优越与心地的良善。可是，他只表现了一点掩饰不住的急切与不安。眉头皱着一点，他用手背抹了抹嘴角上的一堆小白沫儿。

“老二！”瑞宣想说的话像刚倒满了杯的啤酒，都要往外流了。可是，看了老二一眼，他决定节省下气力。他很冷淡的笑了笑，像冰上炸开一点纹儿似的。“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老二的小干脸僵巴起来。“大哥！我很愿意把话说明白了，你知道，她——”他向自己的屋中很恭敬的指了指，倒像屋中坐着的是位女神。“她常劝我分家，我总念其手足的情义，不忍说出口来！你要是不顾一切的乱来，把老三放走，又帮钱家的忙，我可是真不甘心受连累！”他的语声提高了许多。

天佑太太在南屋里发问：“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老大极快的回答：“说闲话呢，妈！”

老二打算多给哥哥一点压力：“你要是不能决定，我跟妈商议去！”

“妈和祖父都病着呢！”瑞宣的声音还是很低。“等他们病好了再说不行吗？”

“你跟她说说去吧！”老二又指了指自己的屋子。“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瑞宣，一个受过新教育的人，晓得什么叫小家庭制度。他没有一点反对老二要分出去的意思。不过，祖父，父亲，和母亲，都绝对不喜欢分家，他必得替老人们设想，而敷衍老二。老二在家里，与分出去，对瑞宣在家务上的，经济上的，伦理上的，负担并没什么差别。可是，老二若是分出去，三位老人就必定一齐把最严重的谴责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宁可多忍受老二夫妇一些冤枉气，而不肯叫老人们心中都不舒服。他受过新教育，可是须替旧伦理尽义务。他没有一时一刻忘了他的理想，可是整天，整月，整年的，他须为人情与一家大小的饱暖去工作操劳。每逢想到这种矛盾，他的心中就失去平静，而呆呆的发楞。现在，他又楞起来。

“怎样？”老二紧催了一板。

“啊？”瑞宣眨巴了几下眼，才想起刚才的话来。想起老二的话来，正像一位在思索着宇宙之谜的哲学家忽然想起缸里没有了米那样，他忽然的发了气。他的脸突然的红了，紧跟着又白起来。“你到底要干吗？”他忘了祖父与母亲的病，忘了一切，声音很低，可是很宽，像憋着大雨的沉雷。“分家吗？你马上滚！”

南屋的老太太忘了病痛，急忙坐起来，隔着窗户玻璃往外看：“怎么啦？怎么啦？”

老大上了当。老二凑近窗前：“妈！这你可听见了？大哥叫我滚蛋！”

幸而，母亲的心是平均的拴在儿女身上的。她不愿意审判他们，因为审判必须决定屈直胜负。她只用她的地位与慈爱的威权压服他们：“大节下的呀！不准吵嘴！”

老二再向窗前凑了凑，好像是他受了很大的委屈，而要求母亲格外爱护他。

老大又楞起来。他很后悔自己的卤莽，失去控制，而惹得带病的妈妈又来操心！

瑞丰太太肉滚子似的扭了出来。“丰！你进来！有人叫咱们滚，咱们还不忙着收拾收拾就走吗？等着叫人家踢出去，不是白饶一面儿吗？”

瑞丰放弃了妈妈，小箭头似的奔了太太去。

“瑞宣——”祁老人在屋里扯着长声儿叫：“瑞宣——”并没等瑞宣答应，他发开了纯为舒散肝气的议论：“不能这样子呀！小三儿还没有消息，怎能再把二的赶出去呢！今天是八月节，家家讲究团圆，怎么单单咱们说分家呢？要分，等我死了再说；我还能活几天？你们就等不得呀！”

瑞宣没搭理祖父，也没安慰妈妈，低着头往院外走。在大门外，他碰上了韵梅。她红着眼圈报告：

“快去吧！钱太太不哭啦！孙七爷已经去给她和少奶奶的娘家送信，你赶紧约上李四爷，去商议怎么办事吧！”

瑞宣的怒气还没消，可是决定尽全力去帮钱家的忙。他觉得只有尽力帮助别人，或者可以减轻他的忧虑，与不能像老三那样去赴国难的罪过。

他在钱家守了一整夜的死人。

十八

除了娘家人来到，钱家婆媳又狠狠的哭了一场之外，她们没有再哭出声来。钱太太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多么深，以致鼻子和颧骨都显着特别的坚硬，有棱有角。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她已经把泪都倾尽，就是她下了决心不再哭。恐怕是后者，因为在她的陷进很深的眼珠里，有那么一点光。这点光像最温柔的女猫怕淘气的小孩动她的未睁开眼的小猫那么厉害，像带着鸡雏的母鸡感觉到天上来了老鹰那么勇敢，像一个被捉住的麻雀要用它的小嘴咬断了笼子棍儿那么坚决。她不再哭，也不多说话，而只把眼中这点光一会儿放射出来，一会儿又收起去；存储了一会儿再放射出来。

大家很不放心这点光。

李四爷开始喜欢钱太太，因为她是那么简单痛快，只要他一出主意，她马上点头，不给他半点麻烦和淤磨。从一方面看，她对于一切东西的价钱和到什么地方去买，似乎全不知道，所以他一张口建议，她就点头。从另一方面看，她的心中又像颇有些打算，并不胡里胡涂的就点头。比如说：四爷说，棺材只求结实，不管式样好看不好看；她点点头。四爷说，灵柩在家里只停五天，出殡只要十六个杠儿和一班儿清音吹鼓手；她又点点头。可是，当他提到请和尚放焰口的时候，她摇了头，因为钱先生和少爷们都不信佛，家里从来没给任何神佛烧过香。这，教李四爷觉得很奇怪。他很想问明白，钱家是不是“二毛子”，信洋教。可是他没敢问，因为他想不起钱家的人在什么时候上过教堂，而且这一家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丝毫不带洋气儿。李四爷不能明白她，而且心中有点不舒服——在他想，无论怎样不信佛的人，死后念念经总是有益无损的事。钱太太可是很坚决，她连着摇了两次头。

李四爷也看出来：她的反对念经，一定不是为省那几个钱，因为当他建议买棺材与别的事的时候，虽然他立意要给她节省，可是并没有明说出来；她只点头，而并没问：“那得要多少钱哪？”她既像十分明白李四爷必定会给省钱，又像随便花多少也不在乎的样子。李四爷一方面喜欢她的简单痛快，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她到底有多少钱呢？

为慎重起见，李四爷避着钱太太，去探听少奶奶的口气。她没有任何意见，婆婆说怎办，就怎办。四爷又特别提出请和尚念经的事，她说：“公公和孟石都爱作诗，什么神佛也不信。”四爷不知道诗是什么，更想不透为什么作诗就不信佛爷。他只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虽然在心中已经算计好，他会给她们请来五位顶规矩而又便宜的和尚。他问到钱太太到底有多少钱，少奶奶毫不迟疑的回答：“一个钱没有！”

李四爷抓了头。不错，他自己准备好完全尽义务，把杠领出城去。但是，杠钱，棺材钱，和其他的开销，尽管他可以设法节省，可也要马上就筹出款子来呀！他把瑞宣拉到一边，咬了咬耳朵。

瑞宣按着四爷的计划，先糙糙的在心中造了个预算表，然后才说：“我晓得咱们胡同里的人多数的都肯帮忙。但是钱太太绝不喜欢咱们出去替她化缘募捐。咱们自己呢，至多也不过能掏出十块八块的，那和总数还差得多呢！咱们是不是应当去问问她们的娘家人呢？”

“应当问问！”老人点了头。“这年月，买什么都要付现钱！要不是闹日本鬼子，我准担保能赊出一口棺材来；现在，连一斤米全赊不出来，更休提寿材了！”

钱太太的弟弟，和少奶奶的父亲，都在这里。钱太太的弟弟陈野求，是个相当有学问，而心地极好的中年瘦子。脸上瘦，所以就显得眼睛特别的大。当他的眼珠定住的时候，他好像是很深沉，个性很强似的。可是他不常定住眼珠；反之，他的眼珠总爱“多此一举”的乱转，倒好像他是很浮躁，很好事。有这么一对眼，再加上两片薄得像刀刃似的，极好开合（找不到说话的对象，他自己会叨唠得很热闹）的嘴唇，他就老那么飘轻飘轻的，好像一片飞在空中的鸡毛那样被人视为无足重轻。事实上，他既不深沉，也不浮躁。他的好转眼珠只是一种习惯，他的好说话是为特意讨别人的好。他是个好人。假若不是因为他有一位躺在坟地的，和一位躺在床上的，太太，这两位太太给他生的八个孩子，他必定不会老被人看成空中飞动的一片鸡毛。只要他用一点力，他就能成为一位学者。可是，八张像蝗虫的小嘴，和十六对像铁犁的脚，就把他的学者资格永远褫夺了。无论他怎样卖力气，八个孩子的鞋袜永远教他爱莫能助！

他和钱默吟是至近的亲戚，也是最好的朋友。姐丈与舅爷所学的不同，但是谈到学问，彼此都有互相尊敬的必要。至于谈到人生的享受，野求就非常的羡慕默吟了；默吟有诗有画有花木与茵陈酒，而野求只有吵起来像一群饥狼似的孩子。他非常的喜欢来看姐姐与姐丈，因为即使正赶上姐丈也断了粮，到底他们还可以上下古今的闲扯——他管这个闲扯叫作“磨一磨心上的锈”。可是，他不能常来，八个孩子与一位常常生病的太太，把他拴在了柴米油盐上。

当孙七把口信捎到的时候，他正吃着晚饭——或者应当说正和孩子们抢着饭吃。孙七把话说完，野求把口中没咽净的东西都吐在地上。没顾得找帽子，他只向屋里嚷了一声，就跑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落泪。

就是他，陪着瑞宣熬了第一夜。瑞宣相当的喜欢这个人。最足以使他们俩的心碰到一处的是他们对国事的忧虑，尽管忧虑，可是没法子去为国尽忠。他告诉瑞宣：“从历史的久远上看，作一个中国人并没什么可耻的地方。但是，从只顾私而不顾公，只讲斗心路而不敢真刀真枪的去干这一点看，我实在不佩服中国人。北平亡了这么多日子了，我就没看见一个敢和敌人拼一拼的！中国的人惜命忍辱实在值得诅咒！话虽这样说，可是你我……”他很快的停住，矫正自己：“不，我不该这么说！”

“没关系！”瑞宣惨笑了一下：“你我大概差不多！”

“真的？我还是只说我自己吧！八个孩子，一个老闹病的老婆！我就像被粘在苍蝇纸上的一个苍蝇，想飞，可是身子不能动！”唯恐瑞宣张嘴，他抢着往下说：“是的，我知道连小燕还不忍放弃了一窝黄嘴的小雏儿，而自己到南海上去飞翔。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岳武穆，文天祥，也都有家庭！咱们，呕，请原谅！我，不是咱们！我简直是个妇人，不是男子汉！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

瑞宣长叹了一声：“我也是个妇人！”

连最爱说话的陈野求也半天无话可说了。

现在，瑞宣和李四爷来向野求要主意。野求的眼珠定住了。他的轻易不见一点血色的瘦脸上慢慢的发暗——他的脸红不起来，因为贫血。张了几次嘴，他才说出话来：“我没钱！我的姐姐大概和我一样！”

怕野求难堪，瑞宣嘟囔着：“咱们都穷到一块儿啦！”

他们去找少奶奶的父亲——金三爷。他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李四爷那么高，可是比李四爷宽的多。宽肩膀，粗脖子，他的头几乎是四方的。头上脸上全是红光儿，脸上没有胡须，头上只剩了几十根灰白的头发。最红的地方是他的宽鼻头，放开量，他能一顿喝斤半高粱酒。在少年，他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经过五十八个春秋，他的功夫虽然已经撂下了，可是身体还像一头黄牛那么结实。

金三爷的办公处是在小茶馆里。泡上一壶自己带来的香片，吸两袋关东叶子烟，他的眼睛看着出来进去的人，耳中听着四下里的话语，心中盘算着自己的钱。看到一个合适的人，或听到一句有灵感的话，他便一个木楔子似的挤到生意中去。他说媒，拉纤，放帐！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方块字，而有排列得非常整齐的一片数目字。他非常的爱钱，钱就是他的“四书”或“四叔”——他分不清“书”与“叔”有多少不同之处。可是，他也能很大方。在应当买脸面的时候，他会狠心的拿出钱来，好不至于教他的红鼻子减少了光彩。假若有人给他一瓶好酒，他的鼻子就更红起来，也就更想多发点光。

他和默吟先生作过同院的街坊。默吟先生没有借过他的钱，而时常送给他点茵陈酒，因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默吟先生一肚子诗词，三爷一肚子帐目，可是在不提诗词与帐目，而都把脸喝红了的时候，二人发现了他们都是“人”。

因为友好，他们一来二去的成了儿女亲家。在女儿出阁以后，金三爷确是有点后悔，因为钱家的人永远不会算帐，而且也无帐可算。但是，细看一看呢，第一，女儿不受公婆的气；第二，小公母俩也还和睦；第三，钱家虽穷，而穷得硬气，不但没向他开口借过钱，而且仿佛根本不晓得钱是什么东西；第四，亲家公的茵陈酒还是那么香咧，而且可以白喝。于是，他把后悔收起来，而时时暗地里递给女儿几个钱，本利一概牺牲。

这次来到钱家，他准知道买棺材什么的将是他的责任。可是，他不便自告奋勇。他须把钱花到亮飕的地方。他没问亲家母的经济情形如何，她也没露一点求助的口气。他忍心的等着；他的钱像舞台上的名角似的，非敲敲锣鼓是不会出来的。

李四爷和瑞宣来敲锣鼓，他大仁大义的答应下：“二百块以内，我兜着！二百出了头，我不管那个零儿！这年月，谁手里也不方便！”说完，他和李四爷又讨论了几句；对四爷的办法，他都点了头；他从几句话中看出来四爷是内行，绝对不会把他的“献金”随便被别人赚了去。对瑞宣，他没大招呼，他觉得瑞宣太文雅，不会是能办事的人。

李四爷去奔走。瑞宣，因为丧事的“基金”已有了着落，便陪着野求先生谈天。好像是有一种暗中的谅解似的，他们都不敢提默吟先生。在他们的心里，都知道这是件最值得谈的事，因为孟石仲石都已死去，而钱老先生是生死不明；他们希望老人还活着，还能恢复自由，好使这一家人有个办法。但是，他们都张不开口来谈，因为他们对营救钱先生丝毫不能尽力，空谈一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们口中虽然没有闲着，可是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们的眼神互相的告诉：“咱们俩是最没有用的蠢材！”

谈来谈去，谈到钱家婆媳的生活问题。瑞宣忽然灵机一动：“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收藏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字画，或是善本的书？假若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负责给卖一卖，不是就能进一笔钱吗？”

“我不知道！”野求的眼珠转得特别的快，好像愿意马上能发现一两件宝物，足以使姐姐免受饥寒似的。“就是有，现在谁肯出钱买字画书籍呢？咱们的想法都只适用于太平年日，而今天……”他的薄嘴唇紧紧的闭上，贫血的脑中空了一块，像个搁久了的鸡蛋似的。

“问问钱太太怎样？”瑞宣是急于想给她弄一点钱。

“那，”野求又转了几下眼珠。“你不晓得我姐姐的脾气！她崇拜我的姐丈！”很小心的，他避免叫出姐丈的名字来。“我晓得姐丈是个连一个苍蝇也不肯得罪的人，他一定没强迫过姐姐服从他。可是他一句话，一点小小的癖好，都被姐姐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不能更改的事。她宁可挨一天的饿，也不肯缺了他的酒；他要买书，她马上会摘下头上的银钗。你看，假若他真收藏着几件好东西，她一定不敢去动一动，更不用说拿去卖钱了！”

“那么，出了殡以后怎么办呢？”

野求好大半天没回答上来，尽管他是那么喜欢说话的人。楞够了，他才迟迟顿顿的说：“为她们有个照应，我可以搬来住。她们需要亲人的照应，你看出来没有我姐姐的眼神？”

瑞宣点了点头。

“她眼中的那点光儿不对！谁知道她要干什么呢？丈夫被捕，两个儿子一齐死了，恐怕她已打定了什么主意。她是最老实的人，但是被捆好的一只鸡也要挣扎挣扎吧？我很不放心！我应当来照应着她！话可是又说回来，我还自顾不暇，怎能再多养两口人呢？光是来照应着她们，而看着她们挨饿，那算什么办法呢？假若这是在战前，我无论怎样，可以找一点兼差，供给她们点粗茶淡饭。现在，教我上哪儿找兼差去呢？亡了国，也就亡了亲戚朋友之间的善意善心！征服者是狼，被征服的是一群各自逃命的羊！再说，她们清静惯了，我要带来八个孩子，一天就把这满院的花草踏平，半天就把她们的耳朵震聋，大概她们也受不了！简单的说吧，我没办法！我的心快碎了，可是想不出办法！”

棺材到了，一口极笨重结实，而极不好看的棺材！没上过漆，木材的一切缺陷全显露在外面，显出凶恶狠毒的样子。

孟石只穿了一身旧衣服，被大家装进那个没有一点感情的大白匣子去。

金三爷用大拳头捶了棺材两下子，满脸的红光忽然全晦暗起来，高声的叫着：“孟石！孟石！你就这么忍心的走啦？”

钱太太还是没有哭。在棺材要盖上的时候，她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小卷，没有裱过，颜色已灰黄了的纸来，放在儿子的手旁。

瑞宣向野求递了个眼神。他们俩都猜出来那必是一两张字画。可是他们都不敢去问一声，那个蠢笨的大白匣子使他们的喉中发涩，说不出话来。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

少奶奶大哭起来。金三爷的泪是轻易不落下来的，可是女儿的哭声使他的眼失去了控制泪珠的能力。这，招起他的暴躁；他过去拉着女儿的手，厉声的喝喊：“不哭！不哭！”女儿继续的悲号，他停止了呼喝，泪也落了下来。

出殡的那天是全胡同最悲惨的一天。十六个没有穿袈衣的穷汉，在李四爷的响尺的指挥下，极慢极小心的将那口白辣辣的棺材在大槐树下上了杠。没有丧种，少奶奶披散着头发，穿着件极长的粗布孝袍在棺材前面领魂。她像一个女鬼。金三爷悲痛的，暴躁的，无可如何的，搀着她；红鼻子上挂着一串眼泪。在起杠的时节，他跺了跺两只大脚。一班儿清音，开始奏起简单的音乐。李四爷清脆的嗓子喊起“例行公事”的“加钱”，只喊出半句来。他的响尺不能击错一点，因为它是杠夫的耳目，可是敲得不响亮；他绝对不应当动心，但是动了心。一辆极破的轿车，套着一匹连在棺材后面都显出缓慢的瘦骡子，拉着钱太太。她的眼，干的，放着一点奇异的光，紧钉住棺材的后面；车动，她的头也微动一下。

祁老人，还病病歪歪的，扶着小顺儿，在门内往外看。他不敢出来。小妞子也要出来看，被她的妈扯了回去。瑞宣太太的心眼最软。把小妞子扯到院中，她听见婆婆在南屋里问她：“钱家今天出殡啊？”她只答应了一声“是！”然后极快的走到厨房，一边切着菜，一边落泪。

瑞宣，小崔，孙七，都去送殡。除了冠家，所有的邻居都立在门外含泪看着。看到钱少奶奶，马老寡妇几乎哭出声来，被长顺搀了回去：“外婆！别哭啊！”劝着外婆，他的鼻子也酸起来。小文太太扒着街门，只看了一眼，便转身进去了。四大妈的责任是给钱家看家。她一直追着棺材，哭到胡同口，才被四大爷叱喝回来。

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

十九

冠宅的稠云再也不能控制住雷雨了。几天了，大赤包的脸上老挂着一层发灰光的油。她久想和桐芳高第开火。可是，西院里还停着棺材；她的嗓子像锈住了的枪筒，发不出火来。她老觉得有一股阴气，慢慢的从西墙透过来；有一天晚上，在月光下，她仿佛看见西墙上有个人影。她没敢声张，可是她的头发都偷偷的竖立起来。

西院的棺材被抬了走。她的心中去了一块病。脸上的一层灰色的油慢慢变成暗红的，她像西太后似的坐在客室的最大的一张椅子上。像火药库忽然爆炸了似的，她喊了声：“高第！来！”

高第，虽然见惯了阵式，心中不由的颤了一下。把短鼻子上拧起一朵不怕风雨的小花，她慢慢的走过来。到了屋中，她没有抬头，问了声：“干吗？”她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有铁筋洋灰似的。

大赤包脸上的雀斑一粒粒的都发着光，像无数的小黑枪弹似的。“我问问你！那天，你跟那个臭娘们上西院干什么去了？说！”

桐芳，一来是激于义愤，二来是不甘心领受“臭娘们”的封号，三来是不愿教高第孤立无援，一步便窜到院中，提着最高的嗓音质问：“把话说明白点儿，谁是臭娘们呀？”

“心里没病不怕冷年糕！”大赤包把声音提得更高一点，企图着压倒桐芳的声势。“来吧！你敢进来，算你有胆子！”

桐芳的个子小，力气弱，讲动武，不是大赤包的对手。但是，她的勇气催动着她，像小鹞子并不怕老鹰那样，扑进了北屋。

大赤包，桐芳，高第的三张嘴一齐活动，谁也听不清谁的话，而都尽力的发出声音，像林中的群鸟只管自己啼唤，不顾得听取别人的意见那样。她们渐渐的失去了争吵的中心，改为随心所欲的诟骂，于是她们就只须把毒狠而污秽的字随便的编串到一块，而无须顾及文法和修辞。这样，她们心中和口中都感到爽快，而越骂越高兴。她们的心中开了闸，把平日积聚下的污垢一下子倾泻出来。她们平日在人群广众之间所带着的面具被扯得粉碎，露出来她们的真正的脸皮，她们得到了“返归自然”的解放与欣喜！

晓荷先生藏在桐芳的屋里，轻轻的哼唧着《空城计》的一段“二六”，右手的食指中指与无名指都富有弹性的在膝盖上点着板眼。现在，他知道，还不到过去劝架的时候；雨要是没下够，就是打雷也不会晴天的。他晓得：等到她们的嘴角上已都起了白沫儿，脸上已由红而白，舌头都短了一些的时候，他再过去，那才能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费力的便振作起家长的威风。

瑞丰，奉了太太之命，来劝架。劝架这件工作的本身，在他看，是得到朋友的信任与增高自己的身分的捷径。当你给朋友们劝架的时候，就是那占理的一面，也至少在言语或态度上有他的过错——你抓住了他的缺陷。在他心平气和了之后，他会怪不好意思和你再提起那件事，而即使不感激你，也要有点敬畏你。至于没有理的一面，因为你去调解而能逃脱了无理取闹所应得的惩罚，自然就非感激你不可了。等到事情过去，你对别的朋友用不着详述闹事理的首尾，而只简直的——必须微微的含笑——说一声：“他们那件事是我给了的！”你的身分，特别是在这人事关系比法律更重要的社会里，便无疑的因此而增高了好多。

瑞丰觉得他必须过去劝架，以便一举两得：既能获得冠家的信任，又能增高自己的身分。退一步讲，即使他失败了，冠家的人大概也不会因为他的无能而忽视了他的热心的。是的，他必须去，他须像个木楔似的硬楔进冠家去，教他们没法不承认他是他们的好朋友。况且，太太的命令是不能不遵从的呢。

他把头发梳光，换上一双新鞋，选择了一件半新不旧的绸夹袍，很用心的把袖口卷起，好露出里面的雪白的衬衣来。他没肯穿十成新的长袍，一来是多少有点不适宜去劝架，二来是穿新衣总有些不自然——他是到冠家去，人家冠先生的文雅风流就多半仗着一切都自自然然。

到了战场，他先不便说什么，而只把小干脸板得紧紧的，皱上眉头，倒好像冠家的争吵是最严重的事，使他心中感到最大的苦痛。

三个女的看到他，已经疲乏了的舌头又重新活跃起来，像三大桶热水似的，把话都泼在他的头上。他咽了一口气。然后，他的眼向大赤包放出最诚恳的关切，头向高第连连的点着，右耳向桐芳竖着，鼻子和口中时时的哼着，唧着，叹息着。他没听清一句话，可是他的耳目口鼻全都浸入她们的声音中，像只有他能了解她们似的。

她们的舌头又都周转不灵了，他乘机会出了声：“得了！都看我吧！冠太太！”

“真气死人哪！”大赤包因为力气已衰，只好用咬牙增高感情。

“冠小姐！歇歇去！二太太！瞧我啦！”

高第和桐芳连再瞪仇敌一眼的力气也没有了，搭讪着作了光荣的退却。

大赤包喝了口茶，打算重新再向瑞丰述说心中的委屈。瑞丰也重新皱上眉，准备以算一道最难的数学题的姿态去听取她的报告。

这时候，晓荷穿着一身浅灰色湖绸的夹袄夹裤，夹袄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细毛线打的菊花纹的小背心，脸上储蓄着不少的笑意，走进来。

“瑞丰！今天怎么这样闲在？”他好像一点不晓得她们刚吵完架似的。没等客人还出话来，他对太太说：“给瑞丰弄点什么吃呢？”

虽然还想对瑞丰诉委屈，可是在闹过那么一大场之后，大赤包又觉得把心思与话语转变个方向也未为不可。她是相当爽直的人。“对啦！瑞丰，我今天非请请你不可！你想吃什么？”

没有太太的命令，瑞丰不敢接受冠家的招待。转了一下他的小眼珠，他扯了个谎：“不，冠太太！家里还等着我吃饭呢！今天，有人送来了一只烤鸭子！我决不能跟你闹客气！改天，改天，我和内人一同来！”

“一言为定！明天好不好？”大赤包的脸，现在，已恢复了旧观，在热诚恳切之中带着不少的威严。见瑞丰有立起来告辞的倾向，她又补上：“喝杯热茶再走，还不到吃饭的时候！”她喊仆人泡茶。

瑞丰，急于回去向太太报功，可是又不愿放弃多和冠氏夫妇谈一谈的机会，决定再多坐一会儿。

晓荷很满意自己的从容不迫，调度有方；他觉得自己确有些诸葛武侯的气度与智慧。他也满意大赤包今天的态度，假若她还是不依不饶的继续往下吵闹，即使他是武侯，大概也要手足失措。因此，他要在客人面前表示出他对她们的冲突并不是不关心，好教太太得到点安慰，而且也可以避免在客人走后再挨她的张手雷的危险。

未曾开言，他先有滋有味的轻叹了一声，以便惹起客人与太太的注意。叹罢了气，他又那么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说：“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一点也不错！我看哪，”他瞟了太太一眼，看她的神色如何，以便决定是否说下去。见大赤包的脸上的肌肉都松懈着，有些个雀斑已被肉褶儿和皱纹掩藏住，他知道她不会马上又变脸，于是决定往下说：“我看哪，太太！咱们应当给高第找婆家了！近来她的脾气太坏了，闹得简直有点不像话！”

瑞丰不敢轻易发表意见，只把一切所能集合起来的表情都摆在脸上，又是皱眉，又是眨眼，还舔一舔嘴唇，表现出他的关切与注意。

大赤包没有生气，而只把嘴角往下撇，撇到成了一道很细很长的曲线，才又张开：“你横是不敢说桐芳闹得不像话！”

瑞丰停止了皱眉，挤眼。他的小干脸上立刻变成了“没字碑”。他不敢因为“作戏”而显出偏袒，招任何一方面的不快。

晓荷从太太的脸色和语声去判断，知道她不会马上作“总攻击”，搭讪着说：“真的，我真不放心高第！”

“瑞丰！”大赤包马上来了主意：“你帮帮忙，有合适的人给她介绍一个！”

瑞丰受宠若惊的，脸上像打了个闪似的，忽然的一亮：“我一定帮忙！一定！”说完，他开始去检查他的脑子，颇想能马上找到一两位合适的女婿，送交大赤包审核备案。同时，他心里说：“嘿！假若我能作大媒！给冠家！给冠家！”也许是因为太慌促吧，他竟自没能马上想起配作冠家女婿的“举子”来。他改了话，以免老楞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怎么？府上也……”晓荷也皱了皱眉，知道这是轮到他该表示同情与关切的时候了。

“提起来话长得很！”瑞丰的小干脸上居然有点湿润的意思，像脸的全部都会落泪似的。

“闲谈！闲谈！我反正不会拉老婆舌头！”晓荷急于要听听祁家的争斗经过。

凭良心说，瑞丰实在没有什么委屈可诉。可是，他必须说出点委屈来，以便表示自己是怎样的大仁大义；假若没有真的，他也须“创作”出一些实事。一个贤人若是甘心受苦难而一声不出，一个凡人就必须说出自己的苦难，以便自居为贤人。吸着刚泡来的香茶，他像个受气的媳妇回到娘家来似的，诉说着祁家四代的罪状。最后，他提到已经不能再住在家里，因为大哥瑞宣与大嫂都压迫着他教他分家。这，分明是个十成十的谎言，可是为得别人的同情，谎言是必须用的工具。

晓荷很同情瑞丰，而不便给他出什么主意，因为一出主意便有非实际去帮忙不可的危险。最使他满意的倒是听到祁家人的不大和睦，他的心就更宽绰了一些，而把自己家事的纠纷看成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大赤包也很同情瑞丰，而且马上出了主意。她的主意向来是出来的很快，因为她有这个主意不好就马上另出一个，而丝毫不感到矛盾的把握！

“瑞丰，你马上搬到我这里来好啦！我的小南屋闲着没用，只要你不嫌窄憋，搬来就是了！我一定收你的房钱，不教你白住，你不用心里过意不去！好啦，就这样办啦！”

这，反倒吓了瑞丰一跳。他没想到事情能会这么快就有办法！有了办法，他反倒没了主意。他不敢谢绝冠太太的厚意，也不敢马上答应下来。他的永远最切实际的心立刻看到，假若他搬了来，只就打牌那一件事，且不说别的，他就“奉陪”不起。他的小干脸忽然缩小了一圈。他开始有点后悔，不该为闲扯而把自己弄得进退两难。

冠先生看出客人的为难，赶紧对太太说：“别劝着人家分家呀！”

大赤包的主意，除了她自己愿意马上改变，永远是不易撤销的：“你知道什么！我不能看着瑞丰——这么好的人——在家里小菜碟似的受欺负！”她转向瑞丰：“你什么时候愿意来，那间小屋总是你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瑞丰觉得点头是他必尽的义务。他点了头。口中也想说两句知恩感德的话，可是没能说出来。

晓荷看出瑞丰的为难，赶紧把话岔开。“瑞丰，这两天令兄颇帮钱家的忙。钱家到底怎么办的丧事，令兄也许对你讲过了吧？”

瑞丰想了一会儿才说：“他没对我讲什么！他——唉！他跟我说不到一块儿！我们只有手足之名，而无手足之情！”他的颇像初中学生的讲演稿子的词令，使他很满意自己的口才。

“噢！那就算了吧！”晓荷的神情与语调与其说是不愿为难朋友，还不如说是激将法。

瑞丰，因为急于讨好，不便把谈话结束在这里：“晓翁，要打听什么？我可以去问瑞宣！即使他不告诉我，不是还可以从别的方面……”

“没多大了不起的事！”晓荷淡淡的一笑。“我是要打听打听，钱家有什么字画出卖没有？我想，钱家父子既都能写能画，必然有点收藏。万一因为办丧事需钱而想出手，我倒愿帮这个忙！”他的笑意比刚才加重了好多，因为他的话是那么巧妙，居然把“乘人之危”变成“帮这个忙”，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聪明了，而不能不高兴一下。

“你要字画干什么？这年月花钱买破纸？你简直是个半疯子！”大赤包觉得一件漂亮的衣服可以由家里美到街上去，而字画只能挂在墙上；同样的花钱，为什么不找漂亮的，能在大街上出风头的东西去买呢？

“这，太太，你可不晓得！”晓荷笑得很甜美的说。“我自有妙用！自有妙用！噢，”他转向瑞丰：“你给我打听一下！先谢谢！”他把脊背挺直，而把脑袋低下，拱好的拳头放在头上，停了有五六秒钟。

瑞丰也忙着拱手，但是没有冠先生那样的庄严漂亮。他心中有点发乱。他的比鸡鸭的大不了多少的脑子搁不下许多事——比打哈哈凑趣，或抢两个糖豌豆重大一点的事。他决定告辞回家，去向太太要主意。

回到家中，他不敢开门见山的和太太讨论，而只皱着眉在屋中来回的走——想不出主意，而觉得自己很重要。直到太太下了命令，他才无可如何的据实报告。

太太，听到可以搬到冠家去，像饿狗看见了一块骨头：“那好极了！丰！你这回可露了本事！”

太太的褒奖使他没法不笑着接领，但是：“咱们月间的收入是……”他不能说下去，以免把自己的重要剥夺净尽。

“挣钱少，因为你俩眼儿黑糊糊，不认识人哪！”瑞丰太太直挺脖子，想教喉中清亮一些，可是没有效果；她的话都像带着肉馅儿似的。“现在咱们好容易勾上了冠家，还不一扑纳心的跟他们打成一气？我没看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人！”

瑞丰等了一会儿，等她的气消了一点，才张嘴：“咱们搬过去，连伙食钱都没有！”

“不会在那院住，在这院吃吗？难道瑞宣还不准咱们吃三顿饭？”

瑞丰想了想，觉得这的确是个办法！

“去，跟他们说去！你不去，我去！”

“我去！我去！我想大哥总不在乎那点饭食！而且，我会告诉明白他，多咱我有了好事，就马上自己开伙；这不过是暂时之计！”

钱家的坟地是在东直门外。杠到了鼓楼，金三爷替钱太太打了主意，请朋友们不必再远送。瑞宣知道自己不惯于走远路，不过也还想送到城门。可是野求先生很愿接受这善意的劝阻，他的贫血的瘦脸上已经有点发青，假若一直送下去，他知道他会要闹点毛病的。他至少须拉个伴儿，因为按照北平人的规矩，丧家的至亲必须送到坟地的；他不好意思独自“向后转”。他和瑞宣咬了个耳朵。看了看野求的脸色，瑞宣决定陪着他“留步”。

小崔和孙七决定送出城去。

野求怪难堪的，到破轿车的旁边，向姐姐告辞。钱太太两眼钉住棺材的后面，好像听明白了，又像没大听明白他的话，只那么偶然似的点了一下头。他跟着车走了几步。“姐姐！别太伤心啦！明天不来，我后天必来看你！姐姐！”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腿一软，车走过去。他呆呆的立在马路边上。

瑞宣也想向钱太太打个招呼，但是看她那个神气，他没有说出话来。两个人呆立在马路边上，看着棺材向前移动。天很晴，马路很长，他们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到那像微微有些尘雾的东直门。秋晴并没有教他们两个觉到爽朗。反之，他们觉得天很低，把他们俩压在那里不能动。他们所看到的阳光，只有在那口白而丑恶的，很痛苦的一步一步往前移动的，棺材上的那一点。那几乎不是阳光，而是一点无情的，恶作剧的，像什么苍蝇一类的东西，在死亡上面颤动。慢慢的，那口棺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马路两边的电杆渐渐的往一处收拢，像要钳住它，而最远处的城门楼，静静的，冷酷的，又在往前吸引它，要把它吸到那个穿出去就永退不回来的城门洞里去。

楞了好久，两个人才不约而同的往归路走，谁也没说什么。

瑞宣的路，最好是坐电车到太平仓；其次，是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可是，他的心仿佛完全忘了选择路线这件事。他低着头，一直往西走，好像要往德胜门去。陈野求跟着他。走到了鼓楼西，瑞宣抬头向左右看了看。极小的一点笑意显现在他的嘴唇上：“哟！我走到哪儿来啦？”

“我也不应该往这边走！我应当进后门！”野求的眼垂视着地上，像有点怪不好意思似的。

瑞宣心里想：这个人的客气未免有点过火！他打了个转身。陈先生还跟着。到烟袋斜街的口上，他向陈先生告别。陈先生还跟着。瑞宣有些不大得劲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最初，他以为陈先生好说话，所以舍不得分离。可是，陈先生并没说什么。他偷眼看看，陈先生的脸色还是惨绿的，分明已经十分疲乏。他纳闷：为什么已经这样的疲倦了，还陪着朋友走冤枉路呢？

眼看已到斜街的西口，瑞宣实在忍不住了。“陈先生！别陪我啦吧？你不是应该进后门？”

野求先生的头低得不能再低，用袖子擦了擦嘴。楞了半天。他的最灵巧的薄嘴唇开始颤动。最后，他的汗和话一齐出来：“祁先生！”他还低着头，眼珠刚往上一翻便赶紧落下去。“祁先生！唉——”他长叹了一口气。“你，你，有一块钱没有？我得带回五斤杂合面去！八个孩子！唉——”

瑞宣很快的摸出五块一张的票子来，塞在野求的手里。他没说什么，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话。

野求又叹了口气。他想说很多的话，解释明白他的困难，和困难所造成的无耻。

瑞宣没容野求解释，而只说了声：“咱们都差不多！”是的，在他心里，他的确看清楚：恐怕有那么一天，他会和野求一样的无耻与难堪，假若日本兵老占据住北平！他丝毫没有轻视野求先生的意思，而只求早早的结束了这小小的一幕悲喜剧。没再说什么，他奔了什刹海去。

什刹海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除了远远的，随着微风传来的，电车的铃声，他听不到任何的响声。“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漂着或立着。水边上柳树的叶子已很稀少，而且多半变成黄的。在水心里，立着一只像雕刻的，一动也不动的白鹭。“海”的秋意，好像在白鹭身上找到了集中点，它是那么静，那么白，那么幽独凄惨。瑞宣好像被它吸引住了，呆呆的立在一株秋柳的下面。他想由七七抗战起一直想到钱孟石的死亡，把还活在心中的一段亡国史重新温习一遍，以便决定此后的行动。可是，他的心思不能集中。在他刚要想起一件事，或拿定一个主意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好像有一个小人儿，掩着口在笑他：你想那个干吗？反正你永远不敢去抵抗敌人，永远不敢决定什么！他有许多事实上的困难，足以使他为自己辩护。但是心中那个小人儿不给他辩护的机会。那个小人儿似乎已给他判了案：“不敢用血肉相拼的，只能臭死在地上！”

极快的，他从地上拔起腿来，沿着“海”岸疾走。

到了家中，他想喝口茶，休息一会儿，便到钱家去看看。他觉得钱家的丧事仿佛给了他一点寄托，帮人家的忙倒能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忧愁。

他的一杯茶还没吃完，瑞丰便找他来谈判。

瑞宣听完二弟的话，本要动气。可是，他心中忽而一亮，从二弟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谅自慰的理由——还有比我更没出息的人呢！这个理由可并没能教他心里快活；反之，他更觉得难过了。他想：有他这样的明白而过于老实的人，已足以教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攻入北平；那么，再加上老二与冠晓荷这类的人，北平就恐怕要永难翻身了。由北平而想到全国，假若到处的知识分子都像他自己这样不敢握起拳头来，假若到处有老二与冠晓荷这样的蛆虫，中国又将怎样呢？想到了这个，他觉得无须和老二动气了。等老二说完，他声音极低的，像怕得罪了老二似的，说：“分家的事，请你对父亲说吧，我不能作主！至于搬出去，还在这里吃饭，只要我有一碗，总会分给你一半的，不成问题！还有别的话吗？”

瑞丰反倒楞住了。他原是准备好和老大“白刃相接”的；老大的态度和语声使他没法不放下刺刀，而不知如何是好了。楞了一会儿，他的小干脸上发了亮，他想明白啦：他的决定必是无懈可击的完全合理，否则凭老大的精明，决不会这么容易点头吧！有了这点了解，他觉得老大实在有可爱的地方；于是，他决定乘热打铁，把话都说净。怪亲热的，他叫了声：“大哥！”

瑞宣心中猛跳了一下，暗自说：我是“他”的大哥！

“大哥！”老二又叫了声，仿佛决心要亲热到家似的。“你知道不知道，钱家可有什么好的字画？”他的声音相当的高，表示出内心的得意。

“干吗？”

“我是说，要是有的话，我愿意给找个买主；钱家两位寡妇……”

“钱老先生还没死！”

“管他呢！我是说，她们俩得点钱，不是也不错？”

“钱太太已经把字画放在孟石的棺材里了！”

“真的？”老二吓了一大跳。“那个老娘们，太，太……”他没好意思往下说，因为老大的眼钉着他呢。停了一会儿，他才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的说：“大哥，你再去看看！万一能找到一些，我们总都愿帮她们的忙！”说完，他搭讪着走出去，心中预备好一句“我们大成功！”去说给太太听，好教她的脸上挂出些胖的笑纹！

老二走出去，瑞宣想狂笑一阵。可是，他马上后了悔。不该，他不该，对老二取那个放任的态度！他是哥哥，应当以作兄长的诚心，说明老二的错误，不应该看着弟弟往陷阱里走！他想跑出去，把老二叫回来。只是想了想，他并没有动。把微微发热的手心按在脑门上，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和他还不一样的是亡国奴！”

二十

瑞宣和四大妈都感到极度的不安：天已快黑了，送殡的人们还没有回来！四大妈早已把屋中收拾好，只等他们回来，她好家去休息。他们既还没有回来，她是闲不住的人，只好拿着把破扫帚，东扫一下子，西扫一下子的消磨时光。瑞宣已把“歇会儿吧，四奶奶！”说了不知多少次，她可是照旧的走出来走进去，口中不住的抱怨那个老东西，倒好像一切错误都是四大爷的。

天上有一块桃花色的明霞，把墙根上的几朵红鸡冠照得像发光的血块。一会儿，霞上渐渐有了灰暗的地方；鸡冠花的红色变成深紫的。又隔了一会儿，霞散开，一块红的，一块灰的，散成许多小块，给天上摆起几穗葡萄和一些苹果。葡萄忽然明起来，变成非蓝非灰，极薄极明，那么一种妖艳使人感到一点恐怖的颜色；红的苹果变成略带紫色的小火团。紧跟着，像花忽然谢了似的，霞光变成一片灰黑的浓雾；天忽然的暗起来，像掉下好几丈来似的。瑞宣看看天，看看鸡冠花；天忽然一黑，他觉得好像有块铅铁落在他的心上。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在与沉稳。他开始对自己嘟囔：“莫非城门又关了？还是……”天上已有了星，很小很远，在那还未尽失去蓝色的天上极轻微的眨着眼。“四奶奶！”他轻轻的叫。“回去休息休息吧！累了一天！该歇着啦！”

“那个老东西！埋完了，还不说早早的回来！坟地上难道还有什么好玩的？老不要脸！”她不肯走。虽然住在对门，她满可以听到她们归来的声音而赶快再跑过来，可是她不肯那么办。她必须等着钱太太回来，交待清楚了，才能离开。万一日后钱太太说短少了一件东西，她可吃不消！

天完全黑了。瑞宣进屋点上了灯。院里的虫声吱吱的响成一片。虫声是那么急，那么惨，使他心中由烦闷变成焦躁。案头上放着几本破书，他随手拿起一本来；放翁的《剑南集》。就着灯，他想读一两首，镇定镇定自己的焦急不安。一掀，他看见一张纸条，上面有些很潦草的字——孟石的笔迹，他认得。在还没看清任何一个字之前，他似乎已然决定：他愿意偷走这张纸条，作个纪念。马上他又改了主意：不能偷，他须向钱太太说明，把它要了走。继而又一想：死亡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纪念？笑话！他开始看那些字：

“初秋：万里传烽火，惊心独倚楼；云峰余夏意，血海洗秋收！”下面还有两三个字，写得既不清楚，又被秃笔随便的涂抹了几下，没法认出来。一首未写完的五律。

瑞宣随手拉了一只小凳，坐在了灯前，像第一次并没看明白似的，又读了一遍。平日，他不大喜欢中国诗词。虽然不便对别人说，可是他心中觉得他阅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像鸦片烟，使人消沉懒散，不像多数的西洋诗那样像火似的燃烧着人的心。这个意见，他谦退的不便对别人说；他怕自己的意见只是浅薄的成见。对钱家父子，他更特别的留着神不谈文艺理论，以免因意见或成见的不同而引起友谊的损伤，今日，他看到孟石的这首未完成的五律，他的对诗词的意见还丝毫没有改变。可是，他舍不得放下它。他翻过来掉过去的看，想看清那抹去了的两三个字；如果能看清，他想把它续成。他并没觉到孟石的诗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也轻易不弄那纤巧的小玩艺儿。可是，他想把这首诗续成。

想了好半天，他没能想起一个字来。他把纸条放在原处，把书关好。“国亡了，诗可以不亡！”他自言自语的说：“不，诗也得亡！连语言文字都可以亡的！”他连连的点头。“应当为孟石复仇，诗算什么东西呢！”他想起陈野求，全胡同的人，和他自己，叹了一口气：“都只鬼混，没人，没人，敢拿起刀来！”

四大妈的声音吓了他一跳：“大爷，听！他们回来啦！”说完，她瞎摸合眼的就往外跑，几乎被门坎绊了一跤。

“慢着！四奶奶！”瑞宣奔过她去。

“没事！摔不死！哼，死了倒也干脆！”她一边唠叨，一边往外走。

破轿车的声音停在了门口。金三爷带着怒喊叫：“院里还有活人没有？拿个亮儿来！”

瑞宣已走到院中，又跑回屋中去端灯。

灯光一晃，瑞宣看见一群黄土人在闪动，还有一辆黄土盖严了的不动的车，与一匹连尾巴都不摇一摇的，黄色的又像驴又像骡子的牲口。

金三爷还在喊：“死鬼们！往下抬她！”

四大爷，孙七，小崔，脸上头发上全是黄土，只有眼睛是一对黑洞儿，像泥鬼似的，全没出声，可全都过来抬人。

瑞宣把灯往前伸了伸，看清抬下来的是钱少奶奶。他欠着脚，从车窗往里看，车里是空的，并没有钱太太。

四大妈揉了揉近视眼，依然看不清楚：“怎么啦？怎么啦？”她的手已颤起来。

金三爷又发了命令：“闪开路！”

四大妈赶紧躲开，几乎碰在小崔的身上。

“拿灯来领路！别在那儿楞着！”金三爷对灯光儿喊。

瑞宣急忙转身，一手掩护着灯罩，慢慢的往门里走。

到了屋中，金三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虽然身体那么硬棒，他可已然筋疲力尽。

李四爷的腰已弯得不能再弯，两只大脚似乎已经找不着了地，可是他还是照常的镇静，婆婆妈妈的处理事：“你赶紧去泡白糖姜水！这里没有火，家里弄去！快！”他告诉四大妈。

四大妈连声答应：“这里有火，我知道你们回来要喝水！到底怎回事呀？”

“快去作事！没工夫说闲话！”四大爷转向孙七与小崔：“你们俩回家去洗脸，待一会儿到我家里去吃东西，车把式呢？”

车夫已跟了进来，在屋门外立着呢。

四大爷掏出钱来：“得啦，把式，今天多受屈啦！改天我请喝酒！”他并没在原价外多给一个钱。

车夫，一个驴脸的中年人，连钱看也没有看就塞在身里。“四大爷，咱们爷儿们过的多！那么，我走啦？”

“咱们明天见啦！把式！”四大爷没往外送他，赶紧招呼金三爷：“三爷，谁去给陈家送信呢？”

“我管不着！”三爷还在地上坐着，红鼻子被黄土盖着，像一截刚挖出来的胡萝卜。“姓陈的那小子简直不是玩艺儿！这样的至亲，他会偷油儿不送到地土上，我反正不能找他去，我的脚掌儿都磨破了！”

“怎么啦，四爷爷？”瑞宣问。

李四爷的嗓子里堵了一下。“钱太太碰死在棺材上了！”

“什，”瑞宣把“什”下面的“么”咽了回去。他非常的后悔，没能送殡送到地土；多一个人，说不定也许能手急眼快的救了钱太太。况且，他与野求是注意到她的眼中那点“光”的。

这时候，四大妈已把白糖水给少奶奶灌下去，少奶奶哼哼出来。

听见女儿出声，金三爷不再顾脚疼，立了起来。“苦命的丫头！这才叫要咱们的好看呢！”一边说着，他一边走进里间，去看女儿。看见女儿，他的暴躁减少了许多，马上打了主意：“姑娘，用不着伤心，都有爸爸呢！爸爸缺不了你的吃穿！愿意跟我走，咱们马上回家，好不好？”

瑞宣知道不能放了金三爷，低声的问李四爷：“尸首呢？”

“要不是我，简直没办法！庙里能停灵，可不收没有棺材的死尸！我先到东直门关厢赊了个火匣子，然后到莲花庵连说带央告，差不多都给人家磕头了，人家才答应下暂停两天！换棺材不换，和怎样抬埋，马上都得打主意！嘿！我一辈子净帮人家的忙，就没遇见过这么挠头的事！”一向沉稳老练的李四爷现在显出不安与急躁。“四妈！你倒是先给我弄碗水喝呀！我的嗓子眼里都冒了火！”

“我去！我去！”四大妈听丈夫的语声语气都不对，不敢再骂“老东西”。

“咱们可不能放走金三爷！”瑞宣说。

金三爷正从里间往外走。“干吗不放我走？我该谁欠谁的是怎着？我已经发送了一个姑爷，还得再给亲家母打幡儿吗？你们找陈什么球那小子去呀！死的是他的亲姐姐！”

瑞宣纳住了气，惨笑着说：“金三伯伯，陈先生刚刚借了我五块钱去，你想想，他能发送得起一个人吗？”

“我要有五块钱，就不借给那小子！”金三爷坐在一条凳子上，一手揉脚，一手擦脸上的黄土。

“嗯——”瑞宣的态度还是很诚恳，好教三爷不再暴躁。“他倒是真穷！这年月，日本人占着咱们的城，作事的人都拿不到薪水，他又有八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得啦，伯伯你作善作到底！干脆的说，没有你就没有办法！”

四大妈提来一大壶开水，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四大爷蹲在地上，金三爷坐在板凳上，一齐吸那滚热的水。水的热气好像化开了三爷心里的冰。把水碗放在凳子上，他低下头去落了泪。一会儿，他开始抽搭，老泪把脸上的黄土冲了两道沟儿。然后，用力的捏了捏红鼻子，又唾了一大口白沫子，他抬起头来。“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就凭咱们九城八条大街，东单西四鼓楼前，有这么多人，就会干不过小日本，就会教他们治得这么苦！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接二连三的会死光！好啦，祁大爷，你找姓陈的去！钱，我拿；可是得教他知道！明人不能把钱花在暗地里！”

瑞宣，虽然也相当的疲乏，决定去到后门里，找陈先生。四大爷主张教小崔去，瑞宣不肯，一来因为小崔已奔跑了一整天，二来他愿自己先见到陈先生，好教给一套话应付金三爷。

月亮还没上来，门洞里很黑。约摸着是在离门坎不远的地方，瑞宣踩到一条圆的像木棍而不那么硬的东西上。他本能的收住了脚，以为那是一条大蛇。还没等到他反想出北方没有像手臂粗的蛇来，地上已出了声音：“打吧！没的说！我没的说！”

瑞宣认出来语声：“钱伯伯！钱伯伯！”

地上又不出声了。他弯下腰去，眼睛极用力往地上找，才看清：钱默吟是脸朝下，身在门内，脚在门坎上爬伏着呢。他摸到一条臂，还软和，可是湿碌碌的很凉。他头向里喊：“金伯伯！李爷爷！快来！”他的声音的难听，马上惊动了屋里的两位老人。他们很快的跑出来。金三爷嘟囔着：“又怎么啦？又怎么啦？狼嚎鬼叫的？”

“快来！抬人！钱伯伯！”瑞宣发急的说。

“谁？亲家？”金三爷撞到瑞宣的身上。“亲家？你回来的好！是时候！”虽然这么叨唠，他可是很快的辨清方位，两手抄起钱先生的腿来。

“四妈！”李四爷摸着黑抄起钱先生的脖子。“快，拿灯！”

四大妈的手又哆嗦起来，很忙而实际很慢的把灯拿出来，放在了窗台上。“谁？怎么啦？简直是闹鬼哟！”

到屋里，他们把他放在了地上。瑞宣转身把灯由窗台上拿进来，放在桌上。地上躺着的确是钱先生，可已经不是他们心中所记得的那位诗人了。

钱先生的胖脸上已没有了肉，而只剩了一些松的，无倚无靠的黑皮。长的头发，都粘合到一块儿，像用胶贴在头上的，上面带着泥块与草棍儿。在太阳穴一带，皮已被烫焦，斑斑块块的，像拔过些“火罐子”似的。他闭着眼，而张着口，口中已没有了牙。身上还是那一身单裤褂，已经因颜色太多而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方牢牢的粘在身上，有的地方很硬，像血或什么粘东西凝结在上面似的。赤着脚，满脚是污泥，肿得像两只刚出泥塘的小猪。

他们呆呆的看着他。惊异，怜悯，与愤怒拧绞着他们的心，他们甚至于忘了他是躺在冰凉的地上。李四妈，因为还没大看清楚，倒有了动作；她又泡来一杯白糖水。

看见她手中的杯子，瑞宣也开始动作。他十分小心，恭敬的，把老人的脖子抄起来，教四大妈来灌糖水。四大妈离近了钱先生，看清了他的脸，“啊”了一声，杯子出了手！李四爷想斥责她，但是没敢出声。金三爷凑近了一点，低声而温和的叫：“亲家！亲家！默吟！醒醒！”这温柔恳切的声音，出自他这个野调无腔的人的口中，有一种分外的悲惨，使瑞宣的眼中不由的湿了。

钱先生的嘴动了动，哼出两声来。李四爷忽然的想起动作，他把里间屋里一把破藤子躺椅拉了出来。瑞宣慢慢的往起搬钱先生的身子，金三爷也帮了把手，想把钱先生搀到躺椅上去。钱先生由仰卧改成坐的姿势。他刚一坐起来，金三爷“啊”了一声，其中所含的惊异与恐惧不减于刚才李四妈的那个。钱先生背上的那一部分小褂只剩了两个肩，肩下面只剩了几条，都牢固的镶嵌在血的条痕里。那些血道子，有的是定好了黑的或黄的细长疤痕；有的还鲜红的张着，流着一股黄水；有的并没有破裂，而只是蓝青的肿浮的条子；有的是在黑疤下面扯着一条白的脓。一道布条，一道黑，一道红，一道青，一道白，他的背是一面多日织成的血网！

“亲家！亲家！”金三爷真的动了心。说真的，孟石的死并没使他动心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因为他把女儿给了孟石，实在是因为他喜爱默吟。“亲家！这是怎回事哟！日本鬼子把你打成这样？我日他们十八辈儿的祖宗！”

“先别吵！”瑞宣还扶着钱诗人。“四大爷，快去请大夫！”

“我有白药！”四大爷转身就要走，到家中去取药。

“白药不行！去请西医，外科西医！”瑞宣说得非常的坚决。

李四爷，虽然极信服白药，可是没敢再辩驳。扯着两条已经连立都快立不稳的腿，走出去。

钱先生睁了睁眼，哼了一声，就又闭上了。

李四妈为赎自己摔了杯子的罪过，又沏来一杯糖水。这回，她没敢亲自去灌，而交给了金三爷。

小崔回来了，在窗外叫：“四奶奶还不吃饭去吗？天可真不早啦！”

“你去和孙七吃，别等我！”

“四爷呢？”

“请大夫去了！”

“怎么不叫我去呢？”说着，他进了屋中。一眼看到地上的情景，他差点跳起来：“什么？钱先生！”

瑞宣扶着钱先生，对小崔说：“崔爷，再跑一趟后门吧，请陈先生马上来！”

“好孩子！”李四妈的急火横在胸里，直打嗝儿。“你去嚼两口馒头，赶紧跑一趟！”

“这——”小崔想问明白钱先生的事。

“快去吧，好孩子！”四妈央告着。

小崔带着点舍不得走的样子走出去。

糖水灌下去，钱先生的腹内响了一阵。没有睁眼，他的没了牙的嘴轻轻的动。瑞宣辨出几个字，而不能把它们联成一气，找出意思来。又待了一会儿，钱先生正式的说出话来：“好吧！再打吧！我没的说！没的说！”说着，他的手——与他的脚一样的污黑——紧紧抓在地上，把手指甲抠在方砖的缝子里，像是为增强抵抗苦痛的力量。他的语声还和平日一样的低碎，可是比平日多着一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劲儿。忽然的，他睁开了眼——一对像庙中佛像的眼，很大很亮，而没看见什么。

“亲家！我，金三！”金三爷蹲在了地上，脸对着亲家公。

“钱伯伯！我，瑞宣！”

钱先生把眼闭了一闭，也许是被灯光晃的，也许是出于平日的习惯。把眼再睁开，还是向前看着，好像是在想一件不易想起的事。

里屋里，李四妈一半劝告，一半责斥的，对钱少奶奶说：“不要起来！好孩子，多躺一会儿！不听话，我可就不管你啦！”

钱先生似乎忘了想事，而把眼闭成一道缝，头偏起一点，像偷听话儿似的。听到里间屋的声音，他的脸上有一点点怒意。“啊！”他巴唧了两下唇：“又该三号受刑了！挺着点，别嚎！咬上你的唇，咬烂了！”

钱少奶奶到底走了出来，叫了声：“爸爸！”

瑞宣以为她的语声与孝衣一定会引起钱先生的注意。可是，钱先生依然没有理会什么。

扶着那把破藤椅，少奶奶有泪无声的哭起来。

钱先生的两手开始用力往地上拄。像要往起立的样子。瑞宣想就劲儿把他搀到椅子上去。可是，钱先生的力气，像狂人似的，忽然大起来。一使劲，他已经蹲起来。他的眼很深很亮，转了几下：“想起来了！他姓冠！哈哈！我去教他看看，我还没死！”他再一使力，立了起来。身子摇了两下，他立稳。他看到了瑞宣，但是不认识。他的凹进去的腮动了动，身子向后躲闪：“谁？又拉我去上电刑吗？”他的双手很快的捂在太阳穴上。

“钱伯伯！是我！祁瑞宣！这是你家里！”

钱先生的眼像困在笼中的饥虎似的，无可如何的看着瑞宣，依然辨不清他是谁。

金三爷忽然心生一计：“亲家！孟石和亲家母都死啦！”他以为钱先生是血迷了心，也许因为听见最悲惨的事大哭一场，就会清醒过来的。

钱先生没有听懂金三爷的话。右手的手指轻按着脑门，他仿佛又在思索。想了半天，他开始往前迈步——他肿得很厚的脚已不能抬得很高；及至抬起来，他不知道往哪里放它好。这样的走了两步，他仿佛高兴了一点。“忘不了！是呀，怎能忘了呢！我找姓冠的去！”他一边说，一边吃力的往前走，像带着脚镣似的那么缓慢。

因为想不起更好的主意，瑞宣只好相信金三爷的办法。他想，假若钱先生真是血迷了心，而心中只记着到冠家去这一件事，那就不便拦阻。他知道，钱先生若和冠晓荷见了面，一定不能不起些冲突；说不定钱先生也许一头碰过去，与冠晓荷同归于尽！他既不便阻拦，又怕出了凶事；所以很快的他决定了，跟着钱先生去。主意拿定，他过去搀住钱诗人。

“躲开！”钱先生不许搀扶。“躲开！拉我干什么？我自己会走！到行刑场也是一样的走！”

瑞宣只好跟在后面。金三爷看了女儿一眼，迟疑了一下，也跟上来。李四大妈把少奶奶搀了回去。

不知要倒下多少次，钱先生才来到三号的门外。金三爷与瑞宣紧紧的跟着，唯恐他倒下来。

三号的门开着呢。院中的电灯虽不很亮，可是把走道照得相当的清楚。钱先生努力试了几次，还是上不了台阶；他的脚腕已肿得不灵活。瑞宣本想搀他回家去，但是又一想，他觉得钱先生应当进去，给晓荷一点惩戒。金三爷大概也这么想，所以他扶住了亲家，一直扶进大门。

冠氏夫妇正陪着两位客人玩扑克牌。客人是一男一女，看起来很像夫妇，而事实上并非夫妇。男的是个大个子，看样子很像个在军阀时代作过师长或旅长的军人。女的有三十来岁，看样子像个从良的妓女。他们俩的样子正好说明了他们的履历——男的是个小军阀，女的是暂时与他同居的妓女，他一向住在天津，新近才来到北平，据说颇有所活动，说不定也许能作警察局的特高科科长呢。因此，冠氏夫妇请他来吃饭，而且诚恳的请求他带来他的女朋友。饭后，他们玩起牌来。他的牌品极坏。遇到“爱司”，“王”，“后”，他便用他的并不很灵巧的大手，给作上记号。发牌的时候，他随便的翻看别家的牌，而且扯着脸说：“喝，你有一对红桃儿爱司！”把牌发好，他还要翻开余牌的第一张看个清楚。他的心和手都很笨，并不会暗中闹鬼儿耍手彩；他的不守牌规只是一种变相的敲钱。等到赢了几把以后，他会腆着脸说：“这些办法都是跟张宗昌督办学来的！”冠氏夫妇是一对老牌油子，当然不肯吃这个亏。可是，今天他们俩决定认命输钱，因为对于一个明天也许就走马上任的特务主任是理当纳贡称臣的。晓荷的确有涵养，越输，他的态度越自然，谈笑越活泼。还不时的向那位女“朋友”飞个媚眼。大赤包的气派虽大，可是到底还有时候沉不住气，而把一脸的雀斑都气得一明一暗的。晓荷不时的用脚尖偷偷碰她的腿，使她注意不要得罪了客人。

晓荷的脸正对着屋门。他是第一个看见钱先生的。看见了，他的脸登时没有了血色。把牌放下，他要往起立。

“怎么啦？”大赤包问。没等他回答，她也看见了进来的人。“干什么？”她像叱喝一个叫花子似的问钱先生。她确是以为进来的是个要饭的。及至看清那是钱先生，她也把牌放在了桌上。

“出牌呀！该你啦，老冠！”军人的眼角撩到了进来的人，可是心思还完全注意在赌牌上。

钱先生看着冠晓荷，嘴唇开始轻轻的动，好像是小学生在到老师跟前背书以前先自己暗背一过儿那样。

金三爷紧跟着亲家，立在他的身旁。

瑞宣本想不进屋中去，可是楞了一会儿之后，觉得自己太缺乏勇气。笑了一下，他也轻轻的走进去。

晓荷看见瑞宣，想把手拱起来，搭讪着说句话。但是他的手抬不起来。肯向敌人屈膝的，磕膝盖必定没有什么骨头，他僵在那里。

“这是他妈的怎回事呢？”军人见大家楞起来，发了脾气。

瑞宣极想镇定，而心中还有点着急。他盼着钱先生快快的把心中绕住了的主意拿出来，快快的结束了这一场难堪。

钱先生往前凑了一步。自从来到家中，谁也没认清，他现在可认清了冠晓荷。认清了，他的话像背得烂熟的一首诗似的，由心中涌了出来。

“冠先生！”他的声音几乎恢复了平日的低柔，他的神气也颇似往常的诚恳温厚。“你不用害怕，我是诗人，不会动武！我来，是为看看你，也叫你看看我！我还没死！日本人很会打人，但是他们打破了我的身体，打断了我的骨头，可打不改我的心！我的心永远是中国人的心！你呢，我请问你，你的心是哪一国的呢？请你回答我！”说到这里，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身子晃了两晃。

瑞宣赶紧过去，扶住了老人。

晓荷没有任何动作，只不住的舐嘴唇。钱先生的样子与言语丝毫没能打动他的心，他只是怕钱先生扑过来抓住他。

军人说了话：“冠太太，这是怎回事？”

大赤包听明白钱先生并不是来动武，而且旁边又有刚敲过她的钱的候补特务处处长助威，她决定拿出点厉害来。“这是成心捣蛋，你们全滚出去！”

金三爷的方头红鼻子一齐发了光，一步，他迈到牌桌前。“谁滚出去？”

晓荷想跑开。金三爷隔着桌子，一探身，老鹰掐膆的揪住他的脖领，手往前一带，又往后一放，连晓荷带椅子一齐翻倒。

“打人吗？”大赤包立起来，眼睛向军人求救。

军人——一个只会为虎作伥的军人——急忙立起来，躲在了一边。妓女像个老鼠似的，藏在他的身后。

“好男不跟女斗！”金三爷要过去抓那个像翻了身的乌龟似的冠晓荷。可是，大赤包以气派的关系，躲晚了一点，金三爷不耐烦，把手一撩，正撩在她的脸上。以他的扔过石锁的手，只这么一撩，已撩活动了她的两个牙，血马上从口中流出来。她抱着腮喊起来：“救命啊！救命！”

“出声，我捶死你！”

她捂着脸，不敢再出声，躲在一旁。她很想跑出去，喊巡警。可是，她知道现在的巡警并不认真的管事。这时节，连她都仿佛感觉到亡了国也有别扭的地方！

军人和女友想跑出去。金三爷怕他们出去调兵，喝了声：“别动！”军人很知道服从命令，以立正的姿态站在了屋角。

瑞宣虽不想去劝架，可是怕钱先生再昏过去，所以两手紧握着老人的胳臂，而对金三爷说：“算了吧！走吧！”

金三爷很利落，又很安稳的，绕过桌子去：“我得管教管教他！放心，我会打人！教他疼，可不会伤了筋骨！”

晓荷这时候手脚乱动的算是把自己由椅子上翻转过来。看逃无可逃，他只好往桌子下面钻。金三爷一把握住他的左脚腕，像拉死狗似的把他拉出来。

晓荷知道北平的武士道的规矩，他“叫”了：“爸爸！别打！”

金三爷没了办法。“叫”了，就不能再打。捏了捏红鼻子头，他无可如何的说：“便宜你小子这次！哼！”说完，他挺了挺腰板，蹲下去，把钱先生背了起来；向瑞宣一点头：“走！”走出屋门，他立住了，向屋中说：“我叫金三，住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茶恭候！”

招弟害怕，把美丽的小脸用被子蒙起，蜷着身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桐芳与高第在院中看热闹呢。

借着院中的灯光，钱先生看见了她们。他认清了高第：“你是个好孩子！”

金三爷问了声：“什么”，没得到回答，于是放开两只踢梅花桩的大脚，把亲家背回家去。

见“敌人”走净，冠家夫妇一齐量好了声音，使声音不至传到西院去，开始咒骂。大赤包漱了漱口，宣布她非报仇不可，而且想出许多足以使金三爷碎尸万断的计策来。晓荷对客人详细的说明，他为什么不抵抗，不是胆小，而是好鞋不踩臭狗屎！那位军人也慷慨激壮的述说：他是没动手，若是动了手的话，十个金三也不是他的对手。女的没说什么，只含笑向他们点头。

二十一

李四爷对西半城的中医，闭眼一想，大概就可以想起半数以上来。他们的住址，和他们的本领，他都知道。对于西医，他只知道几位的姓名与住址，而一点也不晓得他们都会治什么病。碰了两三家，他才在武定侯胡同找到了一位他所需要的外科大夫。这是一位本事不大，而很爱说话的大夫，脸上很瘦，身子细长，动作很慢，像有一口大烟瘾似的。问了李四爷几句话，他开始很慢很慢的，把刀剪和一些小瓶往提箱里安放。对每件东西，他都迟疑不决的看了再看，放进箱内去又拿出来，而后再放进去。李四爷急得出了汗，用手式和简短的话屡屡暗示出催促的意思。大夫仍然不慌不忙，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慢慢的说：“不忙！那点病，我手到擒来，保管治好！我不完全是西医，我也会中国的接骨拿筋。中西贯通，我决误不了事！”这几句“自我介绍”，教李四爷的心舒服了一点。老人相信白药与中国的接骨术。

像是向来没出诊过似的，大夫好容易才把药箱装好。他又开始换衣服。李四爷以为半夜三更的，实在没有打扮起来的必要，可是不敢明说出来。及至大夫换好了装，老人觉得他的忍耐并没有白费。他本来以为大夫必定换上一身洋服，或是洋医生爱穿的一件白袍子。可是，这位先生是换上了很讲究的软绸子夹袍，和缎子鞋。把袖口轻轻的，慢慢的，卷起来，大夫的神气很像准备出场的说相声的。李四爷宁愿意医生像说相声的，也不喜欢穿洋服的假洋人。

看大夫卷好袖口，李四爷把那个小药箱提起来。大夫可是还没有跟着走的意思。他点着了一支香烟，用力往里吸，而后把不能不往外吐的一点烟，吝啬的由鼻孔里往外放；他不是吐烟，而像是给烟细细的过滤呢。这样吸了两口烟，他问：

“我们先讲好了诊费吧？先小人后君子！”

李四爷混了一辈子，他的办法永远是交情第一，金钱在其次。在他所认识的几位医生里，还没有一位肯和他先讲诊费的。只要他去请，他们似乎凭他的年纪与客气，就得任劳任怨，格外的克己。听了这位像说相声的医生这句话，老人觉得有点像受了污辱。同时，为时间的关系，他又不肯把药箱放下，而另去请别人。他只好问：“你要多少钱呢？”这句话说得很不好听，仿佛是意在言外的说：“你不讲交情，我也犯不上再客气！”

医生又深深的吸了口烟，才说：“出诊二十元，药费另算。”

“药费也说定了好不好？归了包堆，今天这一趟你一共要多少钱？”李四爷晓得八元的出诊费已经是很高的，他不能既出二十元的诊金，再被医生敲一笔药费。没等大夫张口，他把药箱放下了。“干脆这么说吧，一共拢总，二十五元，去就去，不去拉倒！”二十五元是相当大的数目，他去年买的那件小皮袄连皮筒带面子，才一共用了十九块钱。现在，他不便因为嘎噔价钱而再多耽误工夫，治病要紧。好在，他心中盘算，高第的那点钱和桐芳的小金戒指还在他手里，这笔医药费总不至于落空。

“少点！少点！”医生的瘦脸上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像石头那么坚硬，无情，与固定。“药贵呀！上海的仗老打不完，药来不了！”

四爷的疲乏与着急使他控制不住了自己的脾气：“好吧，不去就算啦！”他要往外走。

“等一等！”大夫的脸上有了点活动气儿。“我走这一趟吧，赔钱的买卖！一共二十五元。外加车费五元！”

四爷叹了口无可如何的气，又把药箱提起来。

夜间，没有什么人敢出来，胡同里找不到一部洋车。到胡同口上，四爷喊了声：“车！”

大夫，虽然像有口大烟瘾，走路倒相当的快。“不用喊车，这几步路我还能对付！这年月，真叫无法！我要车钱，而不坐车，好多收几个钱！”

李四爷只勉强的哼了两声。他觉得这个像说相声的医生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手！他心中很后悔自己没坚持教钱先生服点白药，或是请位中医，而来找这么个不三不四的假洋大夫。他甚至于决定：假若这位大夫光会敲钱，而不认真去调治病人，他会毫不留情的给他几个有力的嘴巴的。

可是，大夫慢慢的和气起来：“我告诉你，假若他们老占据着这座城，慢慢的那些短腿的医生会成群的往咱们这里灌，我就非饿死不可！他们有一切的方便，咱们什么也没有啊！”

李老者虽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心中却有个极宽广的世界。他不但关切着人世间的福利，也时时的往那死后所应去的地方望一眼。他的世界不只是他所认识的北平城，而是也包括着天上与地下。他总以为战争，灾患，不过都是一时的事；那永远不改的事却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该行好作善，好使自己纵然受尽人间的苦处，可是死后会不至于受罪。因此，他不大怕那些外来的危患。反之，世上的苦难越大，他反倒越活跃，越肯去帮别人的忙。他是要以在苦难中所尽的心力，去换取死后与来生的幸福。他自己并说不上来他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他既不信佛，不信玉皇大帝，不信孔圣人，他也又信佛，信玉皇与孔圣人。他的信仰中有许多迷信，而迷信并没能使他只凭烧高香拜神像去取得好的报酬。他是用义举善行去表现他的心，而他的心是——他自己并不能说得这么清楚——在人与神之间发生作用的一个机关。自从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不错，他的确感到了闷气与不安。可是他的眼仿佛会从目前的危难跃过去，而看着那更远的更大的更有意义的地点。他以为日本鬼子的猖狂只是暂时的，他不能只管暂时的患难而忽略了那久远的事体。现在，听到了大夫的话，李老人想起钱先生的家败人亡。在平日，他看大夫与钱先生都比他高着许多，假若他们是有彩羽的鹦鹉，他自己不过是屋檐下的麻雀。他没想到日本人的侵袭会教那些鹦鹉马上变成丢弃在垃圾堆上的腐鼠。他不再讨厌在他旁边走着的瘦医生了。他觉得连他自己也许不定在哪一天就被日本人砍去头颅！

月亮上来了。星渐渐的稀少，天上空阔起来。和微风匀到一起的光，像冰凉的刀刃儿似的，把宽静的大街切成两半，一半儿黑，一半儿亮。那黑的一半，使人感到阴森，亮的一半使人感到凄凉。李四爷，很想继续听着大夫的话，可是身上觉得分外的疲倦。他打了个很长的哈欠，凉风儿与凉的月光好像一齐进入他的口中；凉的，疲倦的，泪，顺着鼻子往下滚。揉了揉鼻子，他稍微精神了一点。他看见了护国寺街口立着的两个敌兵。他轻颤了一下，全身都起了极细碎的小白鸡皮疙疸。

大夫停止了说话，眼看着那一对只有钢盔与刺刀发着点光的敌兵，他的身子紧贴着李四爷，像求老人保护他似的，快也不是，慢也不是的往前走。李四爷也失去了态度的自然，脚落在有月光的地上倒仿佛是落在空中；他的脚，在平日，是最稳当的，现在他觉得飘摇不定。他极不放心手中的药箱，万一敌兵要起疑呢？他恨那只可以被误认为子弹箱的东西，也恨那两个兵！

敌兵并没干涉他们。可是他们俩的脊骨上感到寒凉。有敌兵站着的地方，不管他们在发威还是含笑，总是地狱！他们俩的脚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走，可是像小贼似的不敢把脚放平。极警觉，极狼狈的，他们走到了小羊圈的口儿上。像老鼠找到了洞口似的，他们感到了安全，钻了进去。

钱先生已被大家给安放在床上。他不能仰卧，而金三爷又不忍看他脸朝下爬着。研究了半天，瑞宣决定教老人横卧着，他自己用双手撑着老人的脖子与大腿根。怕碰了老人的伤口，他把自己的夹袍轻轻的搭上。老人似乎是昏昏的睡过去，但是每隔二三分钟，他的嘴与腮就猛的抽动一下，腿用力的往下一登；有时候，随着口与腿的抽动，他轻喊一声——像突然被马蜂或蝎子螫了似的。扶着，看着，老人，瑞宣的夹肢窝里流出了凉汗。他心中的那个几乎近于抽象的“亡国惨”，变成了最具体的，最鲜明的事实。一个有学识有道德的诗人，在亡国之际，便变成了横遭刑戮的野狗！他想流泪，可是愤恨横在他的心中，使他的泪变成一些小的火苗，烧着他的眼与喉。他不住的干嗽。

李四妈把钱少奶奶搀到西屋去，教她睡下。四大妈还不觉得饿，而只想喝水。喝了两三大碗开水，她坐在床边，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和自己嘀咕：“好好的一家子人哟！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呢？”她的大近视眼被汗淹得更迷糊了，整个的世界似乎都变成一些模糊不清的黑影。

金三爷在门口儿买了几个又干又硬的硬面饽饽，啃两口饽饽，喝一点开水。他时时的凑过来，看亲家一眼。看亲家似睡似死的躺着，他的硬面饽饽便塞在食管中，噎得直打嗝儿。躲开，灌一口开水，他的气又顺过来。他想回家去休息，可是又不忍得走。他既然惹了冠晓荷，他就须挺起腰板等着下回分解。他不能缩头缩脑的躲开。无论怎么说，刚才在冠家的那一幕总是光荣的；那么，他就不能跳出是非场去，教人家笑他有始无终！把饽饽吃到一个段落，他点上了长烟袋，挺着腰板吸着烟。他觉得自己很像秉烛待旦的关老爷！

医生来到，金三爷急扯白脸的教李四爷回家：“四爷！你一定得回家歇歇去！这里全有我呢！走！你要不走，我是狗日的！”

四爷见金三爷起了关门子誓，不便再说什么，低声的把诊费多少告诉了瑞宣，把那个戒指与那点钱也递过去。“好啦，我回家吃点东西去，哪时有事只管喊我一声。金三爷，祁大少爷，你们多辛苦吧！”他走了出去。

医生轻轻跺了跺鞋上的尘土，用手帕擦了擦脸，又卷了卷袖口，才坐在了金三爷的对面。他的眼神向金三爷要茶水，脸上表示出他须先说些闲话儿，而不忙着去诊治病人。假若他的行头像说相声的，他的习惯是地道北平人的——在任何时间都要摆出闲暇自在的样子来，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说道些闲话儿。

金三爷，特别是在战胜了冠晓荷以后，不想扯什么闲盘儿，而愿直截了当的作些事。

“病人在那屋里呢！”他用大烟袋指了指。

“呕！”大夫的不高兴与惊异掺混在一块儿，这么出了声儿，怕金三爷领略不出来其中的滋味，他又“呕”了一声，比第一声更沉重一些。

“病人在那屋里呢！快着点，我告诉你！”金三爷立了起来，红鼻子向大夫发着威。

大夫觉得红鼻子与敌兵的刺刀有相等的可怕，没敢再说什么，像条小鱼似的溜开。看见了瑞宣，他仿佛立刻感到“这是个好打交待的人”。他又挽了挽袖口，眼睛躲着病人，而去挑逗瑞宣。

瑞宣心中也急，但是老实的狗见了贼也不会高声的叫，他还是婆婆妈妈的说：“医生，请来看看吧！病得很重！”

“病重，并不见得难治。只要断症断得准，下药下得对！断症最难！”大夫的眼始终没看病人，而很有力量的看着瑞宣，“你就说，那么大名气的尼古拉，出诊费二百元，汽车接送，对断症都并没有把握！我自己不敢说高明，对断症还相当的，相当的，准确！”

“这位老先生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先生！”瑞宣想提出日本人来，激起大夫一点义愤，好快快的给调治。

可是，瑞宣只恰好把大夫的话引到另一条路上来：“是的！假若日本医生随着胜利都到咱们这儿来挂牌，我就非挨饿不可！我到过日本，他们的医药都相当的发达！这太可虑了！”

金三爷在外屋里发了言：“你磨什么豆腐呢？不快快的治病！”

瑞宣觉得很难以为情，只好满脸赔笑的说：“他是真着急！大夫，请过来看看吧！”

大夫向外面瞪了一眼，无可如何的把钱先生身上盖着的夹袍拉开，像看一件丝毫无意购买的东西似的，随便的看了看。

“怎样？”瑞宣急切的问。

“没什么！先上点白药吧！”大夫转身去找药箱。

“什么？”瑞宣惊讶的问，“白药？”

大夫找到了药箱，打开，拿出一小瓶白药来。“我要是给它个外国名字，告诉你它是拜耳的特效药，你心里大概就舒服了！我可是不欺人！该用西药，我用西药；该用中药，就用中药；我是要沟通中西医术，自成一家！”

“不用听听心脏吗？”瑞宣看不能打倒白药，只好希望大夫施展些高于白药的本事。

“用不着！咱们有消炎的好药，吃几片就行了！”大夫又在小箱里找，找出几片白的“布朗陶西耳”来。

瑞宣晓得那些小白片的用处与用法。他很后悔，早知道大夫的办法是这么简单，他自己就会治这个病，何必白花三十元钱呢！他又发了问，还希望大夫到底是大夫，必定有些他所不知道的招数：“老人有点神经错乱，是不是——”

“没关系！身上疼，就必影响到神经；吃了我的药，身上不疼了，心里也自然会平静起来。要是你真不放心的话，给他买点七厘散，或三黄宝蜡，都极有效。我不骗人，能用有效的中国药，就不必多教洋药房赚去咱们的钱！”

瑞宣没了办法。他很想自己去另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可是看了看窗外的月影，他只好承认了白药与布朗陶西耳。“是不是先给伤口消一消毒呢？”

大夫笑了一下。“你仿佛倒比我还内行！上白药用不着消毒！中国药，中国办法；西洋药，西洋办法。我知道怎样选择我的药，也知道各有各的用法！好啦！”他把药箱盖上，仿佛一切已经办妥，只等拿钱了。

瑞宣决定不能给大夫三十块钱。钱还是小事，他不能任着大夫的意这样戏弄钱诗人。说真的，假若他的祖父或父亲有了病，他必定会尽他该尽的责任；可是，尽责任总多少含有一点勉强。对钱诗人，他是自动的，真诚的，愿尽到朋友所能尽的心力。钱先生是他所最佩服的人；同时，钱先生又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对钱先生个人，和对日本人的愤恨，他以为他都应该负起使老人马上能恢复健康的责任——没有一点勉强！

他的眼睁得很大，而黑眼珠凝成很小的两个深黑的点子，很不客气的问大夫说：“完啦？”

“完啦！”大夫板着瘦脸说。“小病，小病！上上药，服了药，准保见好！我明天不来，后天来；大概我一共来看四五次就可以毫无问题了！”

“你用不着再来！”瑞宣真动了气。“有你这样的大夫，不亡国才怪！”

“扯那个干什么呢？”大夫的瘦脸板得很紧，可是并没有带着怒。“该怎么治，我怎么治，不能乱来！亡国？等着看吧，日本大夫们一来到，我就非挨饿不可！说老实话，我今天能多赚一个铜板，是一个铜板！”

瑞宣的脸已气白，但是不愿再多和大夫费话，掏出五块钱来，放在了药箱上：“好，你请吧！”

大夫见了钱，瘦脸上忽然一亮。及至看明白只是五块钱，他的脸忽然黑起来，像疾闪后的黑云似的。“这是怎回事？”

金三爷在外间屋坐着打盹，大夫的声音把他惊醒。巴唧了两下嘴，他立起来。“怎么啦？”

“凭这一小瓶，和这几小片，他要三十块钱！”瑞宣向来没作过这样的事。这点事若放在平日，他一定会咽口气，认吃亏，决不能这样的因不吃亏而显出自己的小气，褊狭。

金三爷往前凑了凑，红鼻子有声有色的出着热气。一把，他将药箱拿起来。

大夫慌了。他以为金三爷要把药箱摔碎呢。“那可摔不得！”

金三爷处置这点事是很有把握的。一手提着药箱，一手捏住大夫的脖子：“走！”这样，他一直把大夫送到门外。把小箱放在门坎外，他说了声：“快点走！这次我便宜了你！”

大夫，拿着五块钱，提起药箱，向着大槐树长叹了口气。

瑞宣，虽然不信任那个大夫，可是知道布朗陶西耳与白药的功效。很容易的，他掰开钱先生的嘴（因为已经没有了门牙），灌下去一片药。很细心的，他把老人的背轻轻的用清水擦洗了一遍，而后把白药敷上。钱先生始终一动也没动，仿佛是昏迷过去了。

这时候，小崔领着陈野求走进来。野求，脸上挂着许多细碎的汗珠，进了屋门，晃了好几晃，像要晕倒的样子。小崔扶住了他。他吐出了两口清水，脸上出了更多的汗，才缓过一口气。手扶着脑门，又立了半天，他才很勉强的说出话来。“金三爷！我先看看姐丈去！”他的脸色是那么绿，语气是那么低卑，两眼是那么可怜的乱转，连金三爷也不便说什么了。金三爷给了小崔个命令：“你回家睡觉去吧！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

小崔已经很疲倦，可是舍不得走开。他恭敬的，低声的问：“钱老先生怎样了？”在平日，全胡同里与他最少发生关系的人恐怕就是钱先生，钱先生连街门都懒得出，就更没有照顾小崔的车子的机会了。可是小崔现在极敬重钱先生，不是因为平日的交情，而是为钱先生的敢和日本人拼命！

“睡着了！”金三爷说：“你走吧！明天见！”

小崔还要说些什么，表示他对钱老人的敬重与关切，可是他的言语不够用，只好把手心的汗都擦在裤子上，低着头走出去。

看到了姐丈，也就想起亲姐姐，野求的泪像开了闸似的整串的往下流。他没有哭出声来。疲乏，忧郁，痛心，和营养不良，使他瘫倒在床前。

金三爷虽然很看不起野求，可是见他瘫倒，心中不由的软起来。“起来！起来！哭办不了事！城外头还放着一口子呢！”他的话还很硬，可是并没有为难野求的意思。

野求有点怕金三爷，马上楞楞磕磕的立起来。泪还在流，可是脸上没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像雷闪已停，虽然还落着雨，而天上恢复了安静的样子。

“来吧！”金三爷往外屋里叫野求和瑞宣。“你们都来！商量商量，我好睡会儿觉！”

自从日本兵进了北平城，除了生意冷淡了些，金三爷并没觉得有什么该关心的地方。他的北平，只是一个很大的瓦片厂。当他立在高处的时候，他似乎看不见西山和北山，也看不见那黄瓦与绿瓦的宫殿，而只看见那灰色的，一垄一垄的，屋顶上的瓦。那便是他的田，他的货物。有他在中间，卖房子的与买房子的便会把房契换了手，而他得到成三破二的报酬。日本人进了城，并没用轰炸南苑与西苑的飞机把北平城内的“瓦片”也都炸平；那么，有房子就必有买有卖，也就有了金三爷的“庄稼”。所以，他始终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据与他并没多大的关系。

及至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赶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原由，而只觉得北平并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而是与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的心上与眼前——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在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的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宽大了一些。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仿佛须去作一点异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心里才过得去。

陈野求的可怜的样子，和瑞宣的热诚的服侍钱老人，都使他动了一点心。他本来看不起他们；现在，他想和他们商议商议钱家的事，像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块儿商议。

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是也还值得钦佩的。在危患中，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与救人。说不定，金三爷的一伸拳头，就许把冠晓荷吓了回去，而改邪归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也许北平就不会这么像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吧？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不管金三爷有没有知识，有没有爱国的心，反正那对拳头使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他有知识，认识英文，而且很爱国，可是在城亡了的时候，他像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他的自惭使他钦佩了金三爷。

“都坐下！”金三爷下了命令。他已经十分疲乏，白眼珠上横着几条细的血道儿，可是他还强打精神要把事情全盘的讨论一过儿——他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有主意，有办法，因为他战胜了冠晓荷。又点上了烟，巴唧了两口，话和烟一齐放出来：“第一件，”他把左手的拇指屈起来，“明天怎么埋亲家太太。”

野求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眼珠儿定住，泪道儿在鼻子两旁挂着，他对金三爷的红鼻子发楞。听到三爷的话，他低下头去；即使三爷没有看他，他也觉到有一对眼睛钉在了他的头上。

瑞宣也没话可说。

他们仿佛是用沉默哀恳着金三爷再发发善心。

金三爷咧了咧嘴，无可如何的一笑。“我看哪，事情还求李四爷给办，钱，”他的眼真的钉在野求的头上。

野求的头低得更深了些，下巴几乎碰到锁子骨上面。

“钱，唉！还得我出吧？”

野求大口的咽着吐沫，有点响声。

“谁教三爷你……”瑞宣停顿住，觉得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普通的彼此敷衍的话是不应当多说的。

“第二件，埋了亲家太太以后，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家去，可是那么一来，谁照应着亲家呢？要是叫她在这儿伺候着公公，谁养活着他们呢？”

野求抬了抬头，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不敢把心意说出来；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担负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况且姐丈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呢！

瑞宣心中很乱，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时，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呢？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谁知道冠晓荷要怎样报复呢？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在屠户刀下的猪羊还能提出自己的办法吗？

他干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话是最幼稚，最没力量，可是不能不说。即使是个半死的人，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这儿伺候着钱伯伯。我，和我的内人，会帮她的忙。至于他们公媳二人的生活费用，只好由咱们大家凑一凑了。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而只是得过且过，混过今天再说明天。谁敢说，明天咱们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

野求长叹了一口气。

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的擦了几下子。他要发怒，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会受欺侮的。

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像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狼咬住，那么尖锐，苦痛，与绝望。野求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宣像被针刺了似的猛的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的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像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钱老人由横躺改为脸朝下的趴伏，两臂左右的伸开，双手用力的抓着床单子，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他似乎还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点被床单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瑞宣细听才听明白：“打！打！我没的说！没有！打吧！”

野求的身上颤抖起来。

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声的说：“好吧，祁大爷，先把亲家治好了，再说别的吧！”

二十二

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无论天气怎样的寒，还是怎样的热，无论家中有什么急事，还是身体不大舒服，瑞宣总不肯告假。假若不得已的请一两点钟假，他也必定补课，他不肯教学生在功课上吃一点亏。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瑞宣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才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把一个石子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掷在一汪儿臭水里。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的坚硬与力量。打铃，他马上拿起书上讲堂；打铃，他才肯离开教室。他没有迟到早退的，装腔作势的恶习。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永远不旷课。上堂教课并不给他什么欣悦，他只是要对得住学生，使自己心中好受。

学校开了课。可是他并不高兴去。他怕见到第二代的亡国奴。他有许多理由与事实，去原谅自己在北平低着头受辱。他可是不能原谅自己，假若他腆着脸到讲台上立定，仿佛是明告诉学生们他已承认了自己无耻，也教青年们以他为榜样！

但是，他不能不去。为了收入，为了使老人们心安，为了对学校的责任，他不能藏在家里。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受刑——教那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眼，像铁钉似的，钉在他的脸上与心中。

校门，虽然是开学的日子，却没有国旗。在路上，他已经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他不敢和他们打招呼。靠着墙根，他低着头疾走，到了校门外，学生们更多了。他不知道怎样的走进了那个没有国旗的校门。

教员休息室是三间南房，一向潮湿；经过一夏天未曾打开门窗，潮气像雾似的凝结在空中，使人不敢呼吸。屋里只坐着三位教师。见瑞宣进来，他们全没立起来。在往常，开学的日子正像家庭中的节日，大家可以会见一个暑天未见面的故人，和新聘来的生朋友，而后不是去聚餐，便是由校长请客，快活的过这一天。这一天，是大家以笑脸相迎，而后脸上带着酒意，热烈的握手，说“明天见”的日子。今天，屋里像坟墓那样潮湿，静寂。三位都是瑞宣的老友。有两位是楞磕磕的吸着烟，一位是注视着桌子上纵起的一片漆皮。他们都没向瑞宣打招呼，而只微微的一点头，像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在监狱中不期而遇的那样。瑞宣向来是得拘谨就拘谨的人，现在就更不便破坏了屋中沉寂的空气。他觉得只有冷静，在今天，才似乎得体。在今天，只有冷静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闷。在静寂中，大家可以渐渐的听到彼此心中的泪在往外涌。

坐下，他翻弄翻弄一本上学期用过的点名簿。簿子的纸非常的潮湿，好几页联到一处，很不易揭开。揭开，纸上出了一点点声音。这一点声音，在屋中凝结住的潮气中发出，使他的身上忽然微痒，像要出汗的样子。他赶紧把簿子合上。虽然这么快的把簿子合上，他可是已经看到一列学生的名字——上学期还是各别的有名有姓的青年，现在已一律的，没有例外的，变成了亡国奴。他几乎坐不住了。

听一听院里，他希望听到学生们的欢笑与喊叫。在往日，学生们在上课前后的乱闹乱吵老给他一种刺激，使他觉到：青春的生命力量虽然已从他自己身上渐渐消逝，可是还在他的周围；使他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蹦蹦跳跳，吵吵闹闹。现在，院里没有任何声音！学生们——不，不是学生们，而是亡国奴们——也和他一样因羞愧而静寂！这比成群的飞机来轰炸还更残酷！

他喜欢听学生的欢笑，因为没有欢笑的青春便是夭折。今天，他可是不能希望他们和往日一样的活泼；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左右的人，不能没心没肺！同时，他们确是不喊不叫了，难道他们从此永远如此吗？假若他们明天就又喊又闹了，难道他们就该为亡国而只沉默一天吗？他想不清楚，而只觉得房里的潮气像麻醉药似的糊在他的鼻子上，使他堵得慌！

咽了几口气，他渴盼校长会忽然的进来，像一股阳光似的进来，把屋中的潮气与大家心中的闷气都赶了走。

校长没有来。教务主任轻轻的把门拉开。他是学校中的老人，已经作了十年的教务主任。扁脸，矮身量，爱说话而说不上什么来，看着就是个没有才干，而颇勤恳负责的人。进了屋门，他的扁脸转了一圈；他的看人的方法是脸随着眼睛转动，倒好像是用一面镜子照大家呢。看清了屋中的四位同事，他紧赶几步，扑过瑞宣来，很亲热的握手；而后，他又赶过那三位去，也一一的握手。在往常，他的话必定在握手以前已经说出来好几句。今天，他的手握得时间比较的长，而没有话可说。都握完手，大家站了一圈儿，心中都感到应当出点声音，打破屋中的被潮湿浸透了的沉寂。

“校长呢？”瑞宣问。

“嗯——”教务主任的话来得很不顺畅：“校长不大舒服，不大舒服。今天，他不来了；嘱咐我告诉诸位，今天不举行开学式；一打铃，诸位老师上班就是了；和学生们谈一谈就行了，明天再上课——啊，再上课。”

大家又楞住了。他们都在猜想：校长也许是真病了，也许不是。和学生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教务主任很愿再说些什么，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可是他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摸了摸扁脸，他口中出着点没有字的声音，搭讪着走出去。

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里。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像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胡里胡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像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像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到家里，谁也没理，他连鞋也没脱，便倒在床上。他的脑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像可以看得见的白的乱丝在很快的转。他用力的闭着眼。脑中的乱丝好似转疲了，渐渐的减降速度。单独的，不相关联的，忽现忽没的观念，像小星星似的，开始由那团乱丝中往起跳。他没有能力使它们集合到一处，他觉得烦躁。

他忽然坐起来。仿佛像万花筒受了震动似的，他的脑中忽然结成一朵小花——“这就是爱国吧？”他问自己。问完，他自己低声的笑起来。他脑中的花朵又变了：“爱国是一股热情所激发出来的崇高的行动！光是想一想，说一说，有什么用处呢？”

一声没出，他又跑到钱家去。服侍钱先生，现在，变成他的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

另外请来一位西医，详细的给钱先生检查过，钱先生的病是：“身上的伤没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也许一时不能恢复原状；他也许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许还能有记忆；他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金三爷，李四爷，陈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去埋葬钱太太。看家的还是四大妈。瑞宣来到，她叫他招呼着钱先生，她照应着少奶奶。

各线的战事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也开始见到日本的军用票。用不着看报，每逢看见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道我们又打了个败仗。上海的战事，不错，还足以教他兴奋。可是，谁也能看出来，上海的战事并没有多少希望，假若其余的各线都吃败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他知道北方的军队组织与武器是无法和日本兵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险补救兵力与武器的缺陷。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像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每逢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像被利刃刺进一次。他所知道的一点地理是历史的附属。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甚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觉得历史仿佛是个最会说谎的骗子，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国家中的一切。假若还有不骗人的事情，那便是在上海作战的，曾经调整过的新军。上海无险可守，可是倒能打得那么出色。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可是，上海的国军能支持多久？到底有多少师人？多少架飞机？他无从知道。他知道上海在海上，而海是日本人的。他怀疑日本以海陆空的联合攻击，我们只以陆军迎战，是否能致胜？同时，他觉得应当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斗争；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难道他自己应该袖手旁观么？可是他走不动，“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而北平已经失去它的历史，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

他的胖脸瘦了一圈，眼睛显着特别的大。终日，他老像想着点什么不该随便忘记了的事，可是一经想起，他又愿意把它忘掉。亡了国的人既没有地方安置身体，也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他几乎讨厌了他的家。他往往想象：假若他是单身一人，那该多么好呢？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的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的穿在同一的命运上。他不愿再到学校去。那已经不是学校，而是青年的集中营，日本人会不久就来到，把吗啡与毒药放进学生们的纯洁的脑中，教他们变成了第二等的“满洲人”。

他只愿看着钱先生。老人的痛苦像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种警告与呼声并不能使他像老三似的马上逃出北平，可是消极的，他能因此而更咬紧一点牙，在无可如何之中不至于丧失了节操。这就有一点意义。至少，也比蹲在家里，听着孩子哭与老人们乱叨唠强上一点。

同时，他深想明白明白钱老人为什么能逃出虎口，由监狱跑回家中。老人已经落在虎口中，居然会又逃出来，这简直不可置信！莫非日本人觉得战事没有把握，所以不愿多杀人？还是日本的军人与政客之间有什么斗争与冲突，而使钱先生找到可以钻出来的隙缝？或者是日本人虽然正打着胜仗，可是事实上却有很大的牺牲，以致军人和政客都各处乱动，今天来了明天走，没有一定的办法，没有一定的主意，“二郎”拿来的人，“三郎”可以放了走？他想不清楚。他希望钱老人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现在，老人可还不会讲话。他愿意殷勤的看护，使老人早日恢复健康，早些对他说了一切。这是亡国的过程中的一个小谜。猜破了这个谜，他才能够明白一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中间的一点关系，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事件——假若记载下来，也颇可以给历史留下点儿“扬州十日”里的创痕与仇恨！

服了止痛安神的药，钱先生睡得很好。伤口和神经还时常教他猛的扭动一下，或哀叫一声，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

看着这像是沉睡，又像是昏迷的老人，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的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这样的祷告，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想到这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

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想到他的头都有点疼了，他轻手蹑脚的走出去，看看院里的秋花，因为钱先生不喜用盆，而把花草多数都种在地上，所以虽然已经有许多天没有浇灌，可是墙阴下的鸡冠与葵花什么的还照常开着花。看着一朵金黄的，带着几条红道道的鸡冠，他点点头，对自己说：“对了！你温柔，美丽，像一朵花。你的美丽是由你自己吸取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光亮起来；他认清了自己的长处，不再以自己为废物；同时，他也认清，自己的短处，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他的心中有了力量。

正在这时候，祁老人拉着小顺儿慢慢的走进来。时间是治疗痛苦的药。老人的病，与其说是身体上的，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他心里不痛快。慢慢的，他觉得终日躺在床上适足以增加病痛，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有些病是起于忧郁，而止于自己解脱的。时间会巧妙的使自杀的决心改为“好死不如癞活”。他从床上起来；一起来，便不再只愁自己，而渐渐的想起别人。他首先想到他的好友，钱先生。孟石出殡的时候，他在大门内看了一眼；而后又躺着哼哼了整一天。每一口棺材，在老人眼中，都仿佛应当属于自己。他并没为孟石多想什么，因为他只顾了想象自己的一把骨头若装在棺材里该是什么滋味。他很怕死。快入墓的人大概最注意永生。他连着问小顺儿的妈好几次：“你看我怎样啊？”

她的大眼睛里为钱家含着泪，而声音里为祖父拿出轻松与快活来：“爷爷，你一点病也没有！老人哪，一换节气都得有点腰酸腿疼的，躺两天就会好了的！凭你的精神，老爷子，顶少顶少也还得活二十年呢！”

孙媳妇的话像万应锭似的，什么病都不治，而什么病都治，把老人的心打开。她顺水推舟的建议：

“爷爷，大概是饿了吧？我去下点挂面好不好？”

老人不好意思马上由死亡而跳到挂面上来，想了一会儿，把议案修正了一下：“冲一小碗藕粉吧！嘴里老白唧唧的没有味儿！”

及至老人听到钱先生的回来，他可是一心一意的想去看看，而完全忘了自己的病痛。钱先生是他的好友，他应当尽可能的去安慰与照应，他不能再只顾自己。

他叫瑞丰搀着他去。瑞丰不敢去，第一，他怕到钱家去；第二，更怕被冠家的人看见他到钱家去；第三，特别怕在钱家遇见瑞宣——他似乎已痛深恶绝了大哥，因为大哥竟敢公然与冠家为敌，帮着钱默吟和金三爷到冠家叫闹，打架。听祖父叫他，他急忙躺在了床上，用被子蒙上头，而由胖太太从胖喉咙中挤出点声音来：“他不大舒服，刚吃了阿司匹灵！”

“呕！还是吃一丸子羚翘解毒呀！秋瘟！”

这样，老人才改派了小顺儿作侍从。

小顺儿很得意。看见了爸爸，他的小尖嗓子像开了一朵有声的花似的：“爸爸！太爷爷来啦！”

怕惊动了钱老人与少奶奶，瑞宣忙向小顺儿摆手。小顺儿可是不肯住声：“钱爷爷在哪儿哪？他叫日本鬼子给打流了血，是吗？臭日本鬼子！”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觉得重孙子聪明绝顶，值得骄傲。“这小子！什么都知道！”

瑞宣一手搀着祖父，一手拉着儿子，慢慢往屋中走。进了屋门，连小顺儿似乎都感到点不安，他不敢再出声了。进到屋里，祁老人一眼看到了好友——钱先生正脸朝外躺着呢。那个脸，没有一点血色，可是并不很白，因为在狱中积下的泥垢好像永远也不能再洗掉。没有肉，没有活软气儿，没有睡觉时的安恬的样子，腮深深的陷入，唇张着一点，嘴是个小黑洞，眼闭着，可是没有闭严，眼皮下时时露出一点轻轻动的白膜，黑紫黑紫的炙痕在太阳穴与脑门上印着，那个脸已经不像个脸，而像个被一层干皮包着的头颅骨。他的呼吸很不平匀。堵住了气，他的嘴就张得更大一些，眼皮似要睁开那么连连的眨巴。小顺儿用小手捂上了眼。祁老人呆呆的看着好友的脸，眼中觉得发干，发辣，而后又发湿。他极愿意发表一点意见，但是说不上话来，他的口与舌都有些麻木。他的意见，假若说出来，大概是：“瑞宣，你父亲和钱先生的年纪仿上仿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看到你父亲也变成这样！”由这几句要说而说不出的话，他慢慢的想起日本人。一个饱经患难的老人，像他，很会冷静的，眼不见心不烦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好使自己的衰老了的心多得到一些安静。从“九一八”起，他听到多少多少关于日本人怎样野蛮残暴的话，他都不愿信以为真。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早就知道那些话并不会虚假，可是他不愿相信，因为相信了以后，他就会看出危险，而把自己能平平安安活到八十岁的一点分内的希望赶快扔弃了。现在，看到了好友的脸，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想到他自己。日本人的刺刀是并不躲开有年纪的人的。他可以故意的拒绝相信别人的话，但是没法不相信钱先生的脸。那张脸便是残暴的活广告。

楞了不知有多久，他才迷迷糊糊的往前凑了一步。他想看看钱先生的身上。

“爷爷！”瑞宣低声的叫。“别惊动他吧！”他晓得教老人看了钱先生的脊背，是会使老人几天吃不下饭去的。

“太爷爷！”小顺儿扯了扯老人的袍襟：“咱们走吧！”

老人努力的想把日本人放在脑后，而就眼前的事，说几句话。他想告诉瑞宣应当给钱先生买什么药，请哪位医生，和到什么地方去找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他更希望钱先生此时会睁开眼，和他说一两句话。他相信，只要他能告诉钱先生一两句话，钱先生的心就会宽起来；心一宽，病就能好得快。可是，他还是说不上话来。他的年纪，经验，智慧，好像已经都没有了用处。日本人打伤了他的好友，也打碎了他自己的心。他的胡子嘴动了好几动，只说出：“走吧，小顺儿！”

瑞宣又搀住了祖父，他觉得老人的胳臂像铁一样重。好容易走到院中，老人立住，对那些花木点了点头，自言自语的说：“这些花草也得死！唉！”

二十三

钱先生慢慢的好起来。日夜里虽然还是睡的时间比醒的时间多，可是他已经能知道饥渴，而且吃的相当的多了。瑞宣偷偷的把皮袍子送到典当铺去，给病人买了几只母鸡，专为熬汤喝。他不晓得到冬天能否把皮袍赎出来，但是为了钱先生的恢复康健，就是冬天没有皮袍穿，他也甘心乐意。

钱少奶奶，脸上虽还是青白的，可是坚决的拒绝了李四大妈的照应，而挣扎着起来服侍公公。

金三爷，反正天天要出来坐茶馆，所以一早一晚的必来看看女儿与亲家。钱先生虽然会吃会喝了，可是还不大认识人。所以，金三爷每次来到，不管亲家是睡着还是醒着，总先到病榻前点一点他的四方脑袋，而并不希望和亲家谈谈心，说几句话儿。点完头，他拧上一袋叶子烟，巴唧几口，好像是表示：“得啦，亲家，你的事，我都给办了！只要你活着，我的心就算没有白费！”然后，他的红脸上会发出一点快活的光儿来，觉得自己一辈子有了件值得在心中存记着的事——发送了女婿，亲家母，还救活了亲家！

对女儿，他也没有多少话可讲。他以为守寡就是守寡，正像卖房的就是卖房一样的实际，用不着格外的痛心与啼哭。约摸着她手中没了钱，他才把两三块钱放在亲家的床上，高声的仿佛对全世界广播似的告诉姑娘：“钱放在床上啦！”

当他进来或出去的时候，他必在大门外稍立一会儿，表示他不怕遇见冠家的人。假若遇不见他们，他也要高声的咳嗽一两声，示一示威。不久，全胡同里的小儿都学会了他的假嗽，而常常的在冠先生的身后演习。

冠先生并不因此而不敢出门。他自有打算，沉得住气。“小兔崽子们！”他暗中咒骂：“等着你们冠爷爷的，我一旦得了手，要不像抹臭虫似的把你们都抹死才怪！”他的奔走，在这些日子，比以前更加活跃了许多。最近，因为勤于奔走的缘故，他已摸清了一点政局的来龙去脉。由一位比他高明着许多倍的小政客口中，他听到：在最初，日本军阀愿意把华北的一切权利都拿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他们保留着那个已经破碎不全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为维持北平一城的治安，他们从棺材里扒出来几个老汉奸组织起维持会。其实维持会只是个不甚体面的古董铺，并没有任何实权。那真正替敌人打扫街道与维持秩序的，却是市政府。在市政府中，天津帮占了最大的势力。现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敌军都有迅速的进展：敌军既不能用刺刀随在每个中国人的背后，就势必由日本政客与中国汉奸合组起来个代替“政务委员会”的什么东西，好挂起五色旗来统治整个的华北，好教汉奸们替“皇军”使用军用票，搜刮物资，和发号施令。这个机构很难产出，因为日本军人根本讨厌政治，根本不愿意教类似政治的东西拘束住他们的肆意烧杀。他们在找到完全听他们的话的，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汉奸以前，决不肯轻易摆出个政府来。在天津，在敌人占据了各学校之后，他们本无意烧掉各图书馆的书籍，不是爱惜它们，而是以为书籍也多少可以换取几个钱的。可是，及至他们的驻津领事劝告他们，把书籍都运回国去。他们马上给图书馆们举行了火葬。他们讨厌外交官的多口。他们愿像以总督统管朝鲜那样，来统治华北和一切攻陷的地方，把文官的势力削减到零度。可是，军队的活动，不能只仗着几个命令；军队需要粮草，服装，运输工具，和怎样以最少的士兵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使讨厌文官与政治的军阀没法不想到组织政府，没法不借重于政客与汉奸。军阀的烦恼永远是“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在日军进入北平的时候，最先出现于北平人眼前的新组织是新民会，一个从炮火烟雾中钻出来的宣传机关。冠晓荷听见说有这么个机关，而没有十分注意它，他不大看得起宣传工作。他心目中的“差事”是税局，盐务；他心中的头衔是县长，科长，处长……他觉得一个“会”，既无税局与盐务署的收入，又无县长、处长的头衔，一定就没有什油水与前途。现在，他才明白过来：这个“会”是大有前途的，因为他是紧跟着军队的，替军队宣扬“德威”的亲近的侍从。有它，日本军队才能在屠杀之后把血迹埋掩起来；有它，日本军队才能欺哄自己：他们对被征服的民众的确有了“和平的”办法。它不跟军阀争什么，而是老老实实的在军人身后唱着“太平歌词”。军人以炮火打瘫了一座城，新民会赶紧过来轻轻的给上一点止痛的药。

那位小政客告诉冠晓荷：“要谋大官，你非直接向日本军官手里去找不可。维持会不会有很长的寿命。到市政府找事呢，你须走天津帮的路线。新民会比较容易进去，因为它是天字第一号的顺民，不和日本军人要什么——除了一碗饭与几个钱——而紧跟着日本兵的枪口去招抚更多的顺民，所以日本军人愿意多收容些这样的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会办报，会演戏，会唱歌，会画图，或者甚至于会说相声，都可以作为进身的资格。此外，还有个万不可忽视的力量——请注意地方上的‘老头子’！老头子们是由社会秩序的不良与法律保障的不足中造成他们的势力。他们不懂政治，而只求实际的为自己与党徒们谋安全。他们也许知道仇视敌人，但是敌人若能给他们一点面子，他们就会因自己的安全而和敌人不即不离的合作。他们未必出来作官，可是愿意作敌人用人选士的顾问。这是个最稳固最长久的力量！”

这一点分析与报告，使冠晓荷闻所未闻。虽然在官场与社会中混了二三十年，他可是始终没留过心去观察和分析他的环境。他是个很体面的苍蝇，哪里有粪，他便与其他的蝇子挤在一处去凑热闹；在找不到粪的时候，他会用腿儿玩弄自己的翅膀，或用头轻轻的撞窗户纸玩，好像表示自己是普天下第一号的苍蝇。他永远不用他的心，而只凭喝酒打牌等等的技巧去凑热闹。从凑热闹中，他以为他就会把油水捞到自己的碗中来。

听到人家这一片话，他闭上了眼，觉得他自己很有思想，很深刻，倒好像那都是他自己思索出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把这一套话到处说给别人听，而且声明马上要到天津去，去看看老朋友们。把这一套说完，他又谦虚的承认自己以前的浮浅：“以前，我说过：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和……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那太浮浅了！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现在，我总算抓到了问题的根儿，总算有了进步！有了进步！”

他并不敢到天津去。不错，他曾经在各处做过事；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却藏着点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怕动，懒得动。他觉得到天津去——虽然仅坐三小时的火车——就是“出外”，而出外是既冒险而又不舒服的事。再说，在天津，他并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么，白花一些钱，而要是还找不到差事，岂不很不上算？

对日本的重要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很费力的记住了十来个什么香月，大角，板垣，与这个郎，那个田，而且把报纸上记载的他们的行动随时在他的口中“再版”，可是他自己晓得他们与他和老虎与他距离得一样的远。

至于“老头子”们，他更无法接近，也不大高兴接近。他的不动产虽不多，银行的存款也并没有超过一万去，可是他总以为自己是个绅士。他怕共产党，也怕老头子们。他觉得老头子就是窦尔墩，而窦尔墩的劫富安贫是不利于他的。

他想应当往新民会走。他并没细打听新民会到底都作些什么，而只觉得自己有作头等顺民的资格与把握。至不济，他还会唱几句二簧，一两折奉天大鼓（和桐芳学的），和几句相声！况且，他还作过县长与局长呢！他开始向这条路子进行。奔走了几天，毫无眉目，可是他不单不灰心，反倒以为“心到神知”，必能有成功的那一天。无事乱飞是苍蝇的工作，而乱飞是早晚会碰到一只死老鼠或一堆牛粪的。冠先生是个很体面的苍蝇。

不知别人怎样，瑞丰反正是被他给“唬”住了。那一套分析，当冠先生从容不迫的说给瑞丰听的时候，使瑞丰的小干脸上灰暗起来。他——瑞丰——没想到冠先生能这么有眼光，有思想！他深怕自己的才力太小，不够巴结冠先生的了！

冠先生可是没对瑞丰提起新民会来，因为他自己既正在奔走中，不便教瑞丰知道了也去进行，和他竞争；什么地方该放胆宣传，什么地方该保守秘密，冠先生的心中是大有分寸的。

二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

受过只管收学费与发文凭的教育的瑞丰，天然的羡慕晓荷。他自己没作过官，没接近过军阀，可是他的文凭既是换取生活费用的执照，他就没法不羡慕冠先生的衣食住行的舒服与款式。他以为冠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他自己还是口黄未退的“雏儿”。

瑞丰决定赶快搬到三号的那间小屋子去住。那间小屋小到仅足以放下一张床的，只有个小门，没有窗户。当瑞丰去看一眼的时候，他没看见什么——因为极黑暗——而只闻到一些有猫屎味的潮气。他愿意住这间小屋，他的口气表示出来：只要能和冠家住在一处，哪怕是教他立着睡觉也无所不可！

这时候，西长安街新民报社楼上升起使全城的人都能一抬头便看见的大白气球，球下面扯着大旗，旗上的大字是“庆祝保定陷落”！保定，在北平人的心里几乎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它的重要仿佛还赶不上通州，更不用说天津或石家庄了。他们只知道保定出酱菜与带响的大铁球。近些年来，揉铁球的人越来越少了，保定与北平人的关系也就越发模糊不清了。现在，“保定陷落”在白气球底下刺着大家的眼，大家忽然的想起它来，像想起一个失踪很久的好友或亲戚似的。大家全低下头去。不管保定是什么样的城，它是中国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别的城，便减少克复北平的一分希望。他们觉得应该为保定带孝，可是他们看到的是“气球”与“庆祝”！亡国是最痛心，最可耻，可是他们得去庆祝！自己庆祝亡国！

日本的“中国通”并不通。他们不晓得怎么给北平人留面子。假若他们一声不出的，若无其事的，接受胜利，北平人是会假装不知道而减少对征服者的反感的。但是，日本人的“小”心眼里，既藏不住狠毒，也藏不住得意。像猫似的，他们捉住老鼠不去马上吃掉，而要戏耍好大半天；用爪牙戏弄被征服者是他们的唯一的“从容”。他们用气球扯起保定陷落的大旗来！

新民会抓到表功的机会。即使日本人要冷静，新民会的头等顺民也不肯不去铺张。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晓得哪是中国，哪是日本。只要有人给饭吃，他们可以作任何人的奴才。他们像苍蝇与臭虫那样没有国籍。

他们决定为自庆亡国举行大游行。什么团体都不易推动与召集，他们看准了学生——决定利用全城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来使游行成功。

瑞丰喜欢热闹。在平日，亲友家的喜事，他自然非去凑热闹不可了；就是丧事，他也还是“争先恐后”的去吃，去看，去消遣。他不便设身处地的去想丧主的悲苦；那么一来，他就会“自讨无趣”。他是去看穿着白孝，哭红了眼圈儿的妇女们；他觉得她们这样更好看。他注意到酒饭的好坏，和僧人们的嗓子是否清脆，念经比唱小曲更好听；以便回到家中批评给大家听。丧事是人家的，享受是他自己的，他把二者极客观的从当中画上一条清楚的界线。对于庆祝亡国，真的，连他也感到点不大好意思。可是及至他看到街上铺户的五色旗，电车上的松枝与彩绸，和人力车上的小纸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给吸住，而觉得国家的丧事也不过是家庭丧事的扩大，只要客观一点，也还是可以悦心与热闹耳目的。他很兴奋。无论如何，他须看看这个热闹。

同时，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蓝名旭字紫阳的，赏给了他一个笑脸和两句好话——“老祁，大游行你可得多帮忙啊！”他就更非特别卖点力气不可了。他佩服蓝紫阳的程度是不减于他佩服冠晓荷的。

紫阳先生是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中的势力几乎比校长的还大。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欢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都和他的身量与模样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身量很矮，脸很瘦，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右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像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他的诗文也永远写得很短，像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乱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高深，像他的眉眼。他的诗文，在寄出去以后，总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还，他只好降格相从的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在壁报上发表了以后，他恳切的嘱咐学生们，要拿它们当作模范文读。同时，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与右眼便分向左右拼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离了本位，才放松了一会儿。他以为作家的成名都仗着巴结出版家与彼此互相标榜。他认为作家们偶尔的被约去讲演或报纸上宣布了到哪里旅行或参观，都是有意的给自己作宣传与登广告。他并不去读他们的著作，而只觉得有了他们的著作才削夺了他自己发表作品的机会。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像花一样的清香。

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女人，他只能想到性欲。他的脸与诗文一样的不招女人喜爱，所以他因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见别人和女性一块走，他马上想起一些最脏最丑的情景，去写几句他自己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或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是专为骂人的，而自以为他最富正义感。

他的口很臭，因为身子虚，肝火旺，而又不大喜欢刷牙。他的话更臭，无论在他所谓的文章里还是在嘴中，永远不惜血口喷人。因此，学校里的同事们都不愿招惹他，而他就变本加厉的猖狂，渐渐的成了学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个嘴巴把他打出校门，他一定连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饭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与吸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他的同事们——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们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

蓝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圣哲与伟人，因而也就不去模仿他们的高风亮节。当他想起一位圣哲的时候，他总先想到圣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赶到想好了圣哲的大便也必然的发臭，他就像发现了一个什么真理似的去告诉给学生们，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对同事们，除非在嘴巴的威胁之下，他永远特立独行，说顶讨厌的话，作顶讨厌的事。他自居为“异人”。对瑞丰，他可是一向相当的客气。瑞丰是庶务。每逢他受蓝先生的委托买些私人用的东西，像毛巾与稿纸什么的，他总买来顶好的东西而不说价钱。蓝先生每次都要问价钱，而后还发一大套议论——贪污是绝对要不得！尽管是公家的一根草，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拿！瑞丰笑着听取“训话”。听完了，他只说一声：“改天再说，忙什么？”于是，“改天再说”渐渐的变为“不再提起”，而蓝先生觉得瑞丰是有些道理的人，比圣哲和伟人还更可喜一点！

日本人进了城，蓝先生把“紫阳”改为“东阳”，开始向敌人或汉奸办的报纸投稿。这些报纸正缺乏稿子，而蓝先生的诗文，虽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击那些逃出北平，到前线或后方找工作的作家们，所以“东阳”这个笔名几乎天天像两颗小黑痣似的在报屁股上发现。他恨那些作家，现在他可以肆意的诟骂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都离开了北平。他是专会打死老虎的。看见自己的稿子被登出，他都细心的剪裁下来，用学校的信笺裱起，一张张的挂在墙上。他轻易不发笑，可是在看着这些裱好了的小纸块的时候，他笑得出了声。他感激日本人给了他“成名”的机会，而最使他动心的是接到了八角钱的稿费。看着那八角钱，他想象到八元，八十元，八百元！他不想再扯碎自己的脸，而用右手压着向上吊着的眼，左手搬着鼻子，往一块儿拢合，同时低呼着自己的新笔名：“东阳！东阳！以前你老受着压迫，现在你可以自己创天下了！你也可以结合一群人，领导一群人，把最高的稿费拿到自己手中了！鼻子不要再歪呀！你，鼻子，要不偏不倚的指向光明的前途哟！”

他入了新民会。

这两天，他正忙着筹备庆祝大会，并赶制宣传的文字。在他的文字里，他并不提中日的战争与国家大事，而只三言五语的讽刺他所嫉恨的作家们：“作家们，保定陷落了，你们在哪里呢？你们又在上海滩上去喝咖啡与跳舞吧？”这样的短文不十分难写，忙了一个早半天，他就能写成四五十段；冠以总题：“匕首文。”对庆祝大会的筹备，可并不这么容易。他只能把希望放在他的同事与学生们身上。他通知了全体教职员与全体学生，并且说了许多恫吓的话，可是还不十分放心。照常例，学生结队离校总是由体育教师领队。他不敢紧紧的逼迫体育教员，因为他怕把他逼急而抡起拳头来。别位教师，虽然拳头没有那么厉害，可是言语都说的不十分肯定。于是，他抓到了瑞丰。

“老祁！”他费了许多力气才把眉眼调动得有点笑意。“他们要都不去的话，咱们俩去！我作正领队——不，总司令，你作副司令！”

瑞丰的小干脸上发了光。他既爱看热闹，又喜欢这个副司令的头衔。“我一定帮忙！不过，学生们要是不听话呢？”

“那简单的很！”东阳的鼻眼又向相反的方向扯开。“谁不去，开除谁！简单的很！”

回到家中，瑞丰首先向胖太太表功：

“蓝东阳入了新民会。他找我帮忙，领着学生去游行。他总司令，我副司令！我看，只要巴结好了他，我不愁没有点好事作！”说完，他还觉得不甚满意，因为只陈述了事实，而没拿出足以光耀自己的理由来。他想了一会儿，又找补上：“他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单单的找咱们？”他等着胖太太回答。

她没搭理他。他只好自动的说出：“这都是因为咱们平日会作事！你看，每逢他托我买东西，我总给他买顶好的，而不说价钱。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什么的，难道他自己不会去买，而必定托我去？这里就有文章！可是，咱们也会作文章！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咱们还能没地方去‘拿’？‘拿’来，送给他，这就叫不费之惠！我要连这个小过门都不会，还当什么庶务？”

胖太太微微的点一点头，没有特别的夸赞他。他心中不甚满意，所以找了大嫂去再说一遍，以期得到预期的称赞。

“大嫂，你等着看这个热闹吧！”

“哟！这年月还有什么热闹呀？”大嫂的一向很水灵的眼近来有点发昏，白眼珠上老有些黄暗的朦子——老太爷的不舒服，婆婆的病，丈夫的忧郁，老三的出走，家计的困难，都给她增多了关切与工作。她仍然不大清楚日本人为什么要和我们打仗，和为什么占据了北平，可是她由困难与劳累中仿佛咂摸到了这些不幸与苦痛都是日本人带给她的。她觉得受更大更多的苦难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了，她想不到还会有什么热闹可看；就是有，她也没心去看！

“顶热闹的大游行！学校里由我领队！不是吹，大嫂，我老二总算有一套！你多咱看见过庶务作领队的？”

“真的！”大嫂不晓得怎样回答好，只用这个有一百多种解释的字表示她的和蔼。

老二把嫂嫂的“真的”解释成：庶务领队真乃“出类拔萃”。于是，有枝添叶的把事情的经过与将来的希望都又说了一遍。

“你哥哥也得去吧？”韵梅从老二的叙述中听出点不大是味儿的地方来。她知道那个出好酱菜的城也是中国的，而中国人似乎不该去庆祝它的陷落。假若她没想错，她以为，瑞宣就又必很为难，因为难而也许又生她的气。她很怕丈夫生气。在结婚以前，她就由娘家人的神色与低声的嘀咕中领会到她的未婚夫不大喜欢她。虽然心中反对自由结婚，她可是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世界上确乎可以“自由”一下，而未婚夫的不喜欢她，或者正因为不“自由”！她认定了自己是毫无罪过的苦命人。假若瑞宣坚持不要她，她愿意把这条苦命结束了。幸而瑞宣没坚持己见，而把她娶过来。她并不感激他，因为既是明媒正娶，她自有她的身分与地位。可是，她心中始终有点不大安逸，总觉得丈夫与她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虽然不十分碍事，可是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她须教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教亲友承认她是很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她——即使在结婚和生儿养女以后——也不能学那些“自由”的娘们那种和男人眉来眼去的丑相。她不能把太太变为妖精，像二弟妇那样。她只能消极的不招丈夫生气，使夫妇相安无事。在思想上，言论上，和一部分行动上，瑞宣简直是她的一个永不可解的谜。她不愿费她的脑子去猜破这个谜，而只求尽到自己的责任，慢慢的教“谜”自动的说出谜底来。是的，她有时候也忍无可忍的和他吵几句嘴，不过，在事后一想，越吵嘴便相隔越远；吵嘴会使谜更难猜一些。她看清楚：不急，不气，才会使日子过得平安。

最近，丈夫更像个谜了。可是她看得很明白，这个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了。现在这个谜是日本人给她出的。日本人使她的丈夫整天的没个笑容，脸上湿碌碌的罩着一层忧郁的云。她可怜丈夫，而无从安慰他。她既不知道日本人都怀着什么鬼胎，又不清楚日本人的鬼胎在什么地方影响着她的丈夫。她不敢问他，可又替他憋闷的慌。她只能摆出笑脸操作一切，而不愿多说多道惹他生气。只要他不对她发脾气，她就可以安一点心，把罪恶都归在日本人身上。因此，她也盼望中日的战争早早结束了，所有在北平的日本人全滚出去，好使瑞宣仍旧作她一个人的谜，而是全家的当家人，有说有笑有生趣。

瑞宣从钱家刚回来。关于学生游行的事，他已经听到，而且打定主意不去参加。他的校长，在开学的那天没有到校，现在还请着假。瑞宣猜想：假若大游行成为事实，校长大概十之八九会辞职的。他颇想到校长家中去谈一谈，假若校长真要辞职，他自己也该赶早另找事作；他知道校长是能负责必负责，而不能因负责累及自己的气节的人。他愿和这样的人谈一谈。

他刚走到枣树那溜儿，老二便由东屋的门外迎接上来。

“大哥，你们学校里筹备得怎样了？我们那里由我领队！”

“好！”瑞宣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这个“好”字是块更无表情的硬石子。

韵梅在厨房的门口，听到那块石子的声响。她心中跳了一下。假若她怕丈夫对她生气的话，她就更怕他和别人发脾气。她晓得丈夫在平日很会纳着气敷衍大家，使家中的暗潮不至于变为狂风大浪。现在，她不敢保险丈夫还能忍气，因为北平全城都在风浪之中，难道一只小木船还能不摇动吗？

她说了话。她宁愿话不投机，招丈夫对她发怒，也不愿看着他们兄弟之间起了口舌。“刚由钱家回来吧？钱先生怎样了？是不是能吃点什么啦？跌打损伤可非吃不可呀！”

“嗯——好点啦！”瑞宣仍旧板着脸，可是他的回答教韵梅明白，并且放心，他理解了她的用意。

他走进自己的屋中。她相当的满意自己。老二没有声音的笑了笑，笑老大的不识时务。

这时候，冠先生穿着半旧的绸袍走出门来。由他的半旧的衣服可以看出来，他要拜访的一定不是什么高贵的人。他奔了六号去。

二十四

在冠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赤包与尤桐芳联合起来反抗冠晓荷。六号住的文若霞，小文的太太，是促成冠家两位太太合作的“祸首”。

小文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在幼年时期，他的每一秒钟都是用许多金子换来的。在他的无数的玩具中，一两一个的小金锭与整块翡翠琢成的小壶都并不算怎样的稀奇。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帝的。他有多少对美丽的家鸽，每天按着固定的时间，像一片流动的霞似的在青天上飞舞。他有多少对能用自己的长尾包到自己的头的金鱼，在年深苔厚的缸中舞动。他有多少罐儿入谱的蟋蟀，每逢竞斗一次，就须过手多少块白花花的洋钱。他有在冬天还会振翅鸣叫的，和翡翠一般绿的蝈蝈，用雕刻得极玲珑细致的小葫芦装着，揣在他的怀里；葫芦的盖子上镶着宝石。……他吃，喝，玩，笑，像一位太子那么舒适，而无须乎受太子所必须受的拘束。在吃，喝，玩，笑之外，他也常常生病；在金子里生活着有时候是不大健康的。不过，一生病，他便可以得到更多的怜爱，糟蹋更多的钱，而把病痛变成一种也颇有意思的消遣；贵人的卧病往往是比穷人的健壮更可羡慕的。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在八岁的时候，他已会唱好几出整本的老生戏，而且腔调韵味极像谭叫天的。在十岁上，他已经会弹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别的好。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文侯爷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假若他不生在民国元年，说不定他会成为穿宫过府的最漂亮的人物，而且因能拉会唱和斗鸡走狗得到最有油水的差事。不幸，他生在民国建国的第一天。他的思想——假若他也有思想——趣味，生活习惯与本领，完全属于前朝，而只把两只脚立在民国的土地上。民国的国民不再作奴隶，于是北平那些用楠木为柱，琉璃作瓦的王府，不到几年就因老米与银锭的断绝而出卖，有的改为军阀的私宅，有的改为学校，有的甚至拆毁了而把砖瓦零卖出去，换些米面。贵族的衰落多半是像雨后的鲜蘑的，今天还是庞大的东西，明天就变成一些粉末，随风而逝！

文侯爷的亭台阁榭与金鱼白鸽，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也随着那些王公的府邸变成了换米面的东西。他并没感到怎样的难过，而只觉得生活上有些不方便。那些值钱的东西本来不是他自己买来的，所以他并不恋恋不舍的，含着泪的，把它们卖出去。他不知道那些物件该值多少钱，也不晓得米面卖多少钱一斤；他只感到那些东西能换来米面便很好玩。经过多少次好玩，他发现了自己身边只剩下了一把胡琴。

他的太太，文若霞，是家中早就给他定下的。她的家庭没有他的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阔绰，可是也忽然的衰落，和他落在同一的情形上。他与她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在十八岁上他们俩有了个须由他们自己从一棵葱买到一张桌子的小家庭。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他们只知道他们小两口都像花一样的美，只要有个屋顶替他们遮住雨露，他们便会像一对春天的小鸟那么快活。在他们心中，他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国事，与世界上一共有几大洲。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今天有了饭便把握住了今天的生活；吃完饭，他们会低声的歌唱。他们的歌唱慢慢的也能供给他们一些米面，于是他们就无忧无虑的，天造地设的，用歌唱去维持生活。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的变动，而像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

小文——现在，连他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应当被称为侯爷——在结婚之后，身体反倒好了一点，虽然还很瘦，可是并不再三天两头儿的闹病了。矮个子，小四方脸，两道很长很细的眉，一对很知道好歹的眼睛，他有个令人喜爱的清秀模样与神气。在他到票房和走堂会去的时候，他总穿起相当漂亮的衣裳，可是一点也不显着匪气。平时，他的衣服很不讲究，不但使人看不出他是侯爷，而且也看不出他是票友。无论他是打扮着，还是随便的穿着旧衣裳，他的风度是一致的：他没有骄气，也不自卑，而老是那么从容不迫的，自自然然的，眼睛平视，走着他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对任何人，他都很客气；同时，他可是决不轻于去巴结人。在街坊四邻遇到困难，而求他帮忙的时候，他决不摇头，而是手底下有什么便拿出什么来。因此，邻居们即使看不起他的职业，可还都相当的尊敬他的为人。

在样子上，文若霞比她的丈夫更瘦弱一点。可是，在精力上，她实在比他强着好多。她是本胡同中的林黛玉。长脸蛋，长脖儿，身量不高，而且微有一点水蛇腰，看起来，她的确有些像林黛玉。她的皮肤很细很白，眉眼也很清秀。她走道儿很慢，而且老低着头，像怕踩死一个虫儿似的。当她这么羞怯怯的低头缓步的时候，没人能相信她能登台唱戏。可是，在她登台的时候，她的眉画得很长很黑，她的眼底下染上蓝晕，在台口一扬脸便博个满堂好儿；她的眉眼本来清秀，到了台上便又添上英竦。她的长脸蛋揉上胭脂，淡淡的，极匀润的，从腮上直到眼角，像两片有光的浅粉的桃瓣。她“有”脖子。她的水蛇腰恰好能使她能伸能缩，能软能硬。她走得极稳，用轻移缓进控制着锣鼓。在必要时，她也会疾走；不是走，而是在台上飞。她能唱青衣，但是拿手的是花旦；她的嗓不很大，可是甜蜜，带着膛音儿。

论唱，论做，论扮相，她都有下海的资格。可是，她宁愿意作拿黑杵的票友，而不敢去搭班儿。

她唱，小文给她拉琴。他的胡琴没有一个花招儿，而托腔托得极严。假若内行们对若霞的唱作还有所指摘，他们可是一致的佩服他的胡琴。有他，她的不很大的嗓子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预期的彩声。在维持生活上，小文的收入比她的多，因为他既无须乎像她那么置备行头和头面，而且经常的有人来找他给托戏。

在他们小夫妇初迁来的时候，胡同里的青年们的头上都多加了些生发油——买不起油的也多抿上一点水。他们有事无事的都多在胡同里走两趟，希望看到“她”。她并不常出来。就是出来，她也老那么低着头，使他们无法接近。住过几个月，他们大家开始明白这小夫妇的为人，也就停止了给头发上加油。大家还感到她的秀美，可是不再怀着什么恶意了。

为她而出来次数最多的是冠晓荷。他不只在胡同里遇见过她，而且看过她的戏。假若她是住在别处，倒也罢了；既是近邻，他觉得要对她冷淡，便差不多是疏忽了自己该尽的义务。再说，论年纪，模样，技艺，她又远胜尤桐芳；他要是漠不关心她，岂不是有眼而不识货么。他知道附近的年轻人都在头发上加了油，可是他也知道只要他一往前迈步，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他的服装，气度，身分，和对妇女的经验，都应当作他们的老师。从另一方面看呢，小文夫妇虽然没有挨饿的危险，可是说不上富裕来；那么，他要是常能送过去一两双丝袜子什么的，他想他必能讨过一些便宜来的；有这么“经济”的事儿，他要是不向前进攻，也有些不大对得住自己。他决定往前伸腿。

在胡同中与大街上，他遇上若霞几次。他靠近她走，他娇声的咳嗽，他飞过去几个媚眼，都没有效果。他改了主意。拿着点简单的礼物，他直接的去拜访新街坊了。

小文夫妇住的是两间东房，外间是客厅，内间是卧室；卧室的门上挂着张很干净的白布帘子。客厅里除了一张茶几，两三个小凳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墙上的银花纸已有好几张脱落下来的。墙角上放着两三根藤子棍。这末一项东西说明了屋中为什么这样简单——便于练武把子。

小文陪着冠先生在客厅内闲扯。冠先生懂得“一点”二簧戏，将将够在交际场中用的那么一点。他决定和小文谈戏。敢在专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一知半解的人不是皇帝，便是比皇帝也许更胡涂的傻蛋。冠先生不傻。他是没皮没脸。

“你看，是高庆奎好，还是马连良好呢？”冠先生问。

小文极自然的反问：

“你看呢？”小文的态度是那么自然，使冠晓荷绝不会怀疑他是有意的不回答问题，或是故意的要考验考验客人的知识。不，没人会怀疑他。他是那么自然，天真。他是贵族。在幼年时，他有意无意的学会这种既不忙着发表意见，而还能以极天真自然的态度使人不至于因他的滑头而起反感。

冠晓荷不知道怎样回答好了。对那两位名伶，他并不知道长在哪里，短在何处。“嗯——”他微一皱眉，“恐怕还是高庆奎好一点！”唯恐说错，赶紧又补上：“一点——点！”

小文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他干脆的把这一页揭过去，而另提出问题。假若他摇头，也许使冠先生心中不悦；假若点头，自己又不大甘心。所以，他硬把问题摆在当地，而去另谈别的。幼年时，他的侯府便是一个小的社会；在那里，他见过那每一条皱纹都是用博得“天颜有喜”的狡猾与聪明铸成的大人物——男的和女的。见识多了，他自然的学会几招。脸上一点没露出来，他的心中可实在没看起冠先生。

又谈了一会儿，小文见客人的眼不住的看那个白布门帘，他叫了声：“若霞！冠先生来啦！”倒好像冠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似的。

冠先生的眼盯在了布帘上，心中不由的突突乱跳。

很慢很慢的，若霞把帘子掀起，而后像在戏台上似的，一闪身出了场。她穿着件蓝布半大的褂子，一双白缎子鞋；脸上只淡淡的拍了一点粉。从帘内一闪出来，她的脸就正对着客人，她的眼极大方的天真的看着他。她的随便的装束教她好像比在舞台上矮小了好多，她的脸上不似在舞台上那么艳丽，可是肉皮的细润与眉眼的自然教她更年轻一些，更可爱一些。可是，她的声音好像是为她示威。一种很结实，很清楚，教无论什么人都能听明白这是一个大方的，见过世面的，好听而不好招惹的声音。这个声音给她的小长脸上忽然的增加了十岁。

“冠先生，请坐！”

冠先生还没有站好，便又坐下了。他的心里很乱。她真好看，可是他不敢多看。她的语音儿好听，可是他不愿多听——那语声不但不像在舞台上那么迷人，反而带着点令人清醒的冷气儿。

冠晓荷，在进到这小夫妇的屋里以前，以为他必受他们俩的欢迎，因为他十分相信自己的地位身分是比他们俩高得很多的。因此，他所预备下的话，差不多都属于“下行”的：他会照应他们，他们理应感激与感谢他。他万没想到他们俩的气度会是这么自自然然的不卑不亢！他有点发慌！预备好的话已经拿不出来，而临时找话说总容易显出傻气。

他扯什么，他们夫妇俩就随着扯什么。但是，无论扯什么，他们俩的言语与神气都老有个一定的限度。他们自己不越这个限度，也不容冠晓荷越过去。他最长于装疯卖傻的“急进”。想当初，他第一次约尤桐芳吃饭的时候，便假装疯魔的吻了她的嘴。今天，他施展不开这套本事。

来看小文夫妇的人相当的多。有的是来约帮忙，有的是来给若霞说戏，或来跟她学戏，有的是来和小文学琴，有的……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都像是毫无用处的人，可是社会要打算成个社会，又非有他们不可。他们有一种没有用处的用处。他们似乎都晓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只在进来的时候微向冠先生一点头，表示出他们自己的尊傲。到临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声“再见”或“您坐着”，而并没有更亲密的表示。冠先生一直坐了四个钟头。他们说戏，练武把，或是学琴，绝对不因他在那里而感到不方便。他们既像极坦然，又像没把冠先生放在眼里。他们说唱便唱，说比画刀枪架儿便抄起墙角立着的藤子棍儿。他们在学本事或吊嗓子之外，也有说有笑。他们所说的事情与人物，十之八九是冠先生不知道的。他们另有个社会。他们口中也带着脏字，可是这些字用得都恰当，因恰当而健康。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像冠先生所想象的那么卑贱，随便，与乱七八糟！

他觉得大家对他太冷淡。他几次想告辞而又不忍得走。又坐了会儿，他想明白：大家并没冷淡他，而是他自视太高，以为大家应当分外的向他献殷勤；那么，大家一不“分外”的表示亲热，自然就显着冷淡了。他看明白这一点，也就决定不仅呆呆的坐在那里，而要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他向小文说，他也会哼哼两句二簧。他的意思是教小文给他拉琴。小文又没点头，也没摇头，而把冠先生的请求撂在了一旁。冠先生虽然没皮没脸，也不能不觉得发僵。他又想告辞。

正在这时候，因为屋里人太多了，小文把白布帘折卷起来。冠晓荷的眼花了一下。

里间的顶棚与墙壁是新糊的四白落地，像洞房似的那么干净温暖。床是钢丝的。不多的几件木器都是红木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名伶监制的泥花脸，一张谭叫天的戏装照片，和一张相当值钱的山水画。在小文夫妇到须睡木板与草垫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因没有钢丝床而啼哭。可是，一旦手中有了钱，他们认识什么是舒服的，文雅的；他们自幼就认识钢丝床，红木桌椅，与名贵的字画。

冠晓荷看楞了。这间卧室比他自己的既更阔气，又文雅。最初，他立在屋门口往里看。过了一会儿，假装为细看那张山水画，而在屋中巡阅了一遭。巡阅完，他坐在了床沿上，细看枕头上的绣花。他又坐了一个钟头。在这最后的六十分钟里，他有了新的发现。他以为文若霞必定兼营副业，否则怎能置备得起这样的桌椅摆设呢？他决定要在这张床上躺那么几次！

第二天，他很早的就来报到。小文夫妇没有热烈的欢迎他，也没有故意的冷淡他，还是那么不即不离的，和昨天差不多。到快吃饭的时候，他约他们去吃个小馆，他们恰巧因有堂会不能相陪。

第三天，冠先生来的更早。小文夫妇还是那样不卑不亢的对待他。他不能否认事情并没什么发展，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不能放松一步。在这里，即使大家都没话可说，相对着发楞，他也感到舒服。

在这三五天之内，大赤包已经与尤桐芳联了盟。大赤包的娘家很有钱。在当初，假若不是她家中的银钱时常在冠晓荷的心中一闪一闪的发光，他绝不会跟她结婚；在结婚之前，她的脸上就有那么多的雀斑。结婚之后，大赤包很爱冠晓荷——他的确是个可爱的风流少年。同时，她也很害怕，她感觉到他并没把风流不折不扣的都拿了出来给她——假若他是给另一个妇人保存着可怎么好呢！因此，她的耳目给冠晓荷撒下了天罗地网。在他老老实实的随在她身后的时候，她知道怎样怜爱他，打扮他，服侍他，好像一个老姐姐心疼小弟弟那样。赶到她看出来，或是猜想到，他有冲出天罗地网的企图，她会毫不留情的管教他，像继母打儿子那么下狠手。

可惜，她始终没给冠家生个男娃娃。无论她怎样厉害，她没法子很响亮的告诉世界上：没有儿子是应当的呀！所有的妇科医院，她都去访问过；所有的司管生娃娃的神仙，她都去烧过香；可是她拦不住冠晓荷要娶小——他的宗旨非常的光明正大，为生儿子接续香烟！她翻滚的闹，整桶的流泪，一会儿声言自杀，一会儿又过来哀求……把方法用尽，她并没能拦住他娶了尤桐芳。

在作这件事上，冠晓荷表现了相当的胆气与聪明。三天的工夫，他把一切都办好；给朋友们摆上了酒席，他告诉他们他是为要儿子而娶姨太太。他在南城租了一间小北屋，作为第二洞房。

大赤包在洞房中人还未睡熟，便带领着人马来偷营劫寨。洞房里没有多少东西，但所有的那一点，都被打得粉碎。她给尤桐芳个下马威。然后，她雇了辆汽车，把桐芳与晓荷押解回家。她没法否认桐芳的存在，但是她须教桐芳在她的眼皮底下作小老婆。假若可能，她会把小老婆折磨死！

幸而桐芳建稳了阵地，对大赤包的每一进攻都予以有力的还击。这样，大赤包与尤桐芳虽然有机会就吵，可是暗中彼此伸了大指，而桐芳的生命与生活都相当的有了保障。

冠晓荷天天往文家跑，使大赤包与尤桐芳两位仇敌变成了盟友。大赤包决定不容丈夫再弄一个野娘们来。桐芳呢，既没能给晓荷生儿子，而年岁又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假若晓荷真的再来一份儿外家，她的前途便十分暗淡了。她们俩联了盟。桐芳决定不出一声，而请大赤包作全权代表。

大赤包一张口就说到了家：

“晓荷！请你不要再到六号去！你要非去不可呢，我和桐芳已商量好，会打折你的腿。把你打残废了，我们俩情愿养活着你，伺候着你！”

晓荷想辩驳几句，说他到文家去不过是为学几句戏，并无他意。

大赤包不准他开口。

“现在，你的腿还好好的，愿意去，只管去！不过，去过以后，你的腿……我说到哪里，作到哪里！”她的语声相当的低细，可是脸煞白煞白的，十足的表明出可以马上去杀人的决心与胆气。

晓荷本想斗一斗她，可是几次要抬腿出去，都想到太太的满脸煞气，而把腿收回来。

桐芳拜访了若霞一次。她想：她自己的，与文若霞的，身分，可以说是不分上下。那么，她就可以利用这个职业相同的关系——一个唱鼓书的与一个女票友——说几句坦白而发生作用的话。

桐芳相当痛苦的把话都说了。若霞没有什么表示，而只淡淡的说了句：“他来，我没法撵出他去；他不来，我永远不会下帖请他去。”说完，她很可爱的笑了一小声。

桐芳不甚满意若霞的回答。她原想，若霞会痛痛快快的一口答应下不准冠晓荷再进来的。若霞既没这样的坚决的表示，桐芳反倒以为若霞真和晓荷有点感情了。她没敢登时对若霞发作，可是回到家中，她决定与大赤包轮流在大门洞内站岗，监视晓荷的出入。

晓荷没法逃出监视哨的眼睛。他只好留神打听若霞在何时何地清唱或彩唱，好去捧场，并且希望能到后台去看她，约她吃回饭什么的。他看到了她的戏，可是她并没从戏台上向他递个眼神。他到后台约她，也不知道怎么一转动，她已不见了！

不久，这点只为“心到神知”的秘密工作，又被大赤包们看破。于是，冠先生刚刚的在戏院中坐下，两位太太也紧跟着坐下；冠先生刚刚拼着命喊了一声好，欢迎若霞出场，不知道他的两只耳朵怎么就一齐被揪住，也说不清是谁把他脚不擦地的拖出戏院外。胡里胡涂的走了好几十步，他才看清，他是作了两位太太的俘虏。

从这以后，晓荷虽然还不死心，可是表面上服从了太太的话，连向六号看一看都不敢了。

在日本兵入了城以后，他很“关切”小文夫妇。不错，小文夫妇屋中摆着的是红木桌椅，可是戏园与清唱的地方都关起门来，而又绝对不会有堂会，他们大概就得马上挨饿！他很想给他们送过一点米或几块钱去。可是，偷偷的去吧，必惹起口舌；向太太说明吧，她一定不会相信他还能有什么“好”意。他越关切文家，就越可怜自己在家庭中竟自这样失去信用与尊严！

现在，他注意到了新民会，也打听明白庆祝保定陷落的大游行是由新民会主持，和新民会已去发动各行各会参加游行。所谓各会者，就是民众团体的，到金顶妙峰山或南顶娘娘庙等香火大会去朝香献技的开路，狮子，五虎棍，耍花坛，杠箱官儿，秧歌等等单位。近些年来，因民生的凋敝，迷信的破除，与娱乐习尚的改变，这些“会”好像已要在北京城内绝迹了。在抗战前的四五年中，这些几乎被忘掉的民间技艺才又被军队发现而重新习练起来——它们表演的地方可不必再是香火大会，表演的目的也往往由敬神而改为竞技。许多老人们看见这些档子玩艺儿，就想起太平年月的光景而不住的感叹。许多浮浅的青年以为这又是一个复古的现象，开始诅咒它们。

新民会想起它们来，一来因为这种会都是各行业组织起来的；那么，有了它们就差不多是有了民意；二来因为这不是田径赛或搏击那些西洋玩艺，而是地道的中国东西，必能取悦于想以中国办法灭亡中国的日本人。

冠晓荷这次的到六号去是取得了太太的同意的。他是去找棚匠刘师傅。耍太狮少狮是棚匠们的业余的技艺。当几档子“会”在一路走的时候，遇见桥梁，太狮少狮便须表演“吸水”等极危险，最见功夫的玩艺。只有登梯爬高惯了的棚匠，才能练狮子。刘师傅是耍狮子的名手。

冠晓荷不是替别人来约刘师傅去献技，而是打算由他自己“送给”新民会一两档儿玩艺。不管新民会发动得怎样，只要他能送上一两组人去，就必能引起会中对他的注意。他已和一位新闻记者接洽好，替他作点宣传。

刚到六号的门外，他的心已有点发跳。进到院中，他愿像一枝火箭似的射入东屋去。可是，他用力刹住心里的闸，而把脚走向北小屋去。

“刘师傅在家？”他轻轻的问了声。

刘师傅的身量并不高，可是因为浑身到处都有力气，所以显着个子很大似的。他已快四十岁，脸上可还没有什么皱纹。脸色相当的黑，所以白眼珠与一口很整齐的牙就显着特别的白。有一口白而发光的牙的人，像刘师傅，最容易显出精神，健壮来。圆脸，没有什么肉，处处都有棱有角的发着光。

听见屋外有人叫，他像一条豹子那么矫健轻快的迎出来。他已预备好了一点笑容，脸上的棱角和光亮都因此而软化了一些。及至看清楚，门外站着的是冠晓荷，他的那点笑容突然收回去，脸上立刻显着很黑很硬了。

“呕，冠先生！”他在阶下挡住客人，表示出有话当面讲来，不必到屋中去。他的屋子确是很窄憋，不好招待贵客，但是假若客人不是冠晓荷，他也决不会逃避让座献茶的义务的。

冠先生没有接受刘师傅的暗示，大模大样的想往屋里走。对比他地位高的人，他把人家的屁也看成暗示；对比他低下的人，暗示便等于屁。

“有事吗？冠先生！”刘师傅还用身子挡着客人。“要是——我们茶馆坐坐去好不好？屋里太不像样儿！”他觉得冠先生不会还听不出他的意思来，而闪开了一点身子——老挡着客人像什么话呢。

冠先生似乎根本没听见刘师傅的话。“无聊”，假若详细一点来解释，便是既不怕白费了自己的精神，又不怕讨别人的厌。冠先生一生的特长便是无聊。见刘师傅闪开了点，他伸手去拉门。刘师傅的脸沉下来了。“我说，冠先生，屋里不大方便，有什么话咱们在这里说！”

见刘师傅的神气不对了，冠先生才想起来：他今天是来约请人家帮忙的，似乎不该太不客气了。他笑了一下，表示并不恼刘师傅的没有礼貌。然后，很甜蜜的叫了声“刘师傅”，音调颇像戏台上小旦的。“我求你帮点忙！”

“说吧，冠先生！”

“不！”晓荷作了个媚眼。“不！你得先答应我！”

“你不告诉我明白了，我不能点头！”刘师傅说得很坚决。

“不过，一说起来，话就很长，咱们又没个地方——”晓荷看了四围一眼，觉得此地实在不是讲话的所在。

“没关系！我们粗卤人办事，三言两语，脆快了当，并不挑地方！”刘师傅的白牙一闪一闪的说，脸上很难看。

“刘师傅，你知道，”冠先生又向四外看了一眼，把声音放得很低，“保定……不是要大游行吗？”

“呕！”刘师傅忽然笑了，笑得很不好看。“你是来约我耍狮子去？”

“小点声！”冠先生开始有点急切。“你怎么猜着的？”

“他们已经来约过我啦！”

“谁？”

“什么民会呀！”

“呕！”

“我告诉了他们，我不能给日本人耍！我的老家在保定，祖坟在保定！我不能庆祝保定陷落！”

冠晓荷楞了一小会儿，忽然的一媚笑：“刘师傅，你不帮忙他们，可否给我个脸呢？咱们是老朋友了！”说罢，他皱上点眉看着刘师傅，以便增补上一些感动力。

“就是我爸爸来叫我，我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耍狮子！”说完，刘师傅拉开屋门，很高傲，威严的走进去。

冠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恨不能追进屋去，把刘棚匠饱打一顿！可是，他不敢发作；论力气，刘师傅能打他这样的四五个人；论道理，尽管他恨刘师傅，可是他不能派给合适的罪名。他呆呆的立在那里，非常的僵得慌！

小文从外面走来，非常的安详，自然。

冠先生急中生智，忙向刘师傅的屋门推了两下子，“不送！不送！”他的声音带出那么多的诚恳与着急，刘师傅似乎非服从不可了。

小文看见了冠先生的动作，仿佛也听见了刘师傅在屋里说：“那么，就真不送了！”他的小四方脸上泛起一层笑意，准备和冠先生搭话。

“文先生！干吗去啦？”冠先生亲热的打招呼。小文大大方方的一笑，把左手抬了起来，教冠先生看：“刚由当铺回来！”

冠先生看清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当票儿。他想顺着这张当票子说出他对文宅的关切与愿意帮忙。可是，小文的神气既不以当当为耻，也似乎没感到生活有什么可怕的压迫。他把当票子给冠先生看，似乎完全出于天真好玩，而一点也没有向他求怜的意思。看着小文，冠先生一时不能决定怎样张嘴好。他微一楞住，小文可就不知怎的笑了笑，点了头，躲开了。他第二次独自立在了院中。

他的气更大了！他本想搭讪着和小文一同走进东屋，看看若霞——能多亲近她一次，就是回家多挨几句骂也值得！小文这样的溜开，教他不好意思迈大步赶上前去——人的行动和在舞台上的差不多，丢了一板，便全盘错乱了。

他低着头往外走。

看！谁在大槐树下立着呢？祁瑞丰！

冠先生的眼刚刚看清瑞丰的小干脸，他的心就像的响了一声似的那么痛快，高兴。在这张小干脸上，他看到了一点他自己；像小儿看见亲娘似的，他扑了过来。

瑞丰看着小妞子玩耍呢——他自己还没有儿女，所以对侄男侄女倒确乎很爱护。在小顺儿与妞子之间，他又特别的喜爱妞子；一个男孩子不知怎的就容易惹起什么“后代香烟”之感，而难免有点嫉妒；女孩子似乎就没有这点作用。为将要有领队游行的荣耀，他今天特别的高兴，所以把妞子带到门外来玩耍；假若遇到卖糖果的，他已决定要给妞子五分钱，教她自己挑选几块糖。

没有等冠先生问，他把蓝东阳与游行等等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他非常的得意，说话的时候直往起欠脚，好像表示自己的身量和身分都高起一块似的。

冠先生有点嫉妒。一个像针尖那么小的心眼，要是连嫉妒也不会了，便也就不会跳动了。可是，他不便表示出他的妒意。他勉强的笑，笑得很用力，而没有多少笑意。他拉住了瑞丰的手：

“我能不能见见这位蓝东阳先生呢？呕，干脆我请他来吃晚饭好不好？你夫妇作陪！”

瑞丰的心开开一朵很大的花。请吃饭便是他的真，善，美！可是，他不敢替东阳先生答应什么。论实际的情形，他不能替东阳作主；论作戏，他也须思索一下，好显出自己的重要。

“一定这么办了！”冠先生不许瑞丰再迟疑。“你劳驾跑一趟吧，我马上就去备一份儿帖子！好在，就是他今天不能来，你和他商定一个时间好啦！”

瑞丰受了感动。他也想由心的最深处掏出一点什么来，还敬给冠先生。想了一会儿，他心里冒出来一串“呕！呕！呕！”他想起来了：

“冠先生！东阳先生还没结过婚！你不是嘱托过我，给大小姐留点心？”

“是呀！那就更好啦！他是学——”

“文学的！手底下很硬！啊——硬得很！”

“好极了！高第看过好多本小说！我想，她既喜爱文学，就必也喜爱文学家！这件事么——好得很！”

大槐树下两张最快活的脸，在一块儿笑了好几分钟，而后依依不舍的分开——一个进了三号，一个进到五号。

二十五

北平，那刚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而在灭亡的时候反倒显着更漂亮的北平，那因为事事都有些特色，而什么事也显不出奇特的北平，又看见一桩奇事。

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得什么叫严肃。

北平人，不论是看着王公大人的，行列有两三里长的，执事乐器有几百件的，大殡，还是看着一把纸钱，四个杠夫的简单的出丧，他们只会看热闹，而不会哀悼。

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

今天，北平可是——也许是第一次吧——看见了严肃的，悲哀的，含泪的，大游行。

新民会的势力还小，办事的人也还不多，他们没能发动北平的各界都来参加。参加游行的几乎都是学生。

学生，不管他们学了什么，不管他们怎样会服从，不管他们怎么幼稚，年轻，他们知道个前人所不知道的“国家”。低着头，含着泪，把小的纸旗倒提着，他们排着队，像送父母的丧似的，由各处向天安门进行。假若日本人也有点幽默感，他们必会咂摸出一点讽刺的味道，而申斥新民会——为什么单教学生们来作无声的庆祝呢？

瑞宣接到学校的通知，细细的看过，细细的撕碎，他准备辞职。

瑞丰没等大哥起来，便已梳洗完毕，走出家门。一方面，他愿早早的到学校里，好多帮蓝东阳的忙；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有点故意躲避着大哥的意思。

他极大胆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装！自从日本人一进城，中山装便与三民主义被大家藏起去，正像革命军在武汉胜利的时候，北平人——包括一些旗人在内——便迎时当令的把发辫卷藏在帽子里那样。瑞丰是最识时务的人。他不但把他的那套藏青哔叽的中山装脱下来，而且藏在箱子的最深处。可是，今天他须领队。他怎想怎不合适，假若穿着大衫去的话。他冒着汗从箱子底上把那套中山装找出来，大胆的穿上。他想：领队的必须穿短装，恐怕连日本人也能看清他之穿中山装是只为了“装”，而绝对与革命无关。假若日本人能这样原谅了中山装，他便是中山装的功臣，而又有一片牛好向朋友们吹了。

穿着中山装，他走到了葫芦肚的那片空地。他开始喊嗓子：立——正，齐步——走……他不知道今天是否由他喊口令，可是有备无患，他须喊一喊试试。他的嗓音很尖很干，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甚好听。可是他并不灰心，还用力的喊叫；只要努力，没有不成的事，他对自己说。

到了学校，东阳先生还没起来。

学生也还没有一个。

瑞丰，在这所几乎是空的学校里，感到有点不大得劲儿。他爱热闹，可是这里极安静；他要表演表演他的口令，露一露中山装，可是等了半天，还不见一个人。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举动——答应领队，和穿中山装——是否聪明？直到此刻，他才想到，这是为日本人办事，而日本人，据说，是不大好伺候的。哼，带着学生去见日本人！学生若是一群小猴，日本人至少也是老虎呀！这样一想，他开始害了怕；他打算乘蓝东阳还没有起来，就赶紧回家，脱了中山装，还藏在箱子底儿上。不知怎的，他今天忽然这样怕起日本人来；好像是直觉的，他感到日本人是最可怕的，最不讲情理的，又像人，又像走兽的东西。他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自从日本人一进城，他便承认了日本是征服者。他觉得只要一这样的承认，他便可以和日本人和和气气的住在一处——凭他的聪明，他或者还能占日本人一点小便宜呢！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来。假若不幸（他闭上眼乱想），在学生都到了天安门的时候，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像一滴冰水落在脊背上那样，他颤抖了一下。他，为了吃喝玩乐，真愿投降给日本人；可是，连他也忽然的怕起来。

学生，慢慢的，三三两两的来到。瑞丰开始放弃了胡思乱想；只要有人在他眼前转动，他便能因不寂寞而感到安全。

在平日，他不大和学生们亲近。他是职员，他知道学生对职员不像对教员那么恭敬，所以他以为和学生们隔离得远一些也许更能维持自己的尊严。今天，他可是决定和学生们打招呼。

学生们对他都很冷淡。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平日与他们少联络的关系；及至学生差不多都来齐，而每个人脸上都是那么忧郁，不快活，他才又感到点不安。他还是没想到学生是为庆祝保定陷落而羞愧，沉默；他又想起那个“万一学生都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大家不笑不闹，他便觉得要有什么祸事发生。

他找了蓝先生去。蓝先生刚醒，而还没有起床的决心；闭着眼，享受着第一支香烟。看到了烟，瑞丰才敢问：“醒啦？蓝先生！”

蓝先生最讨厌人家扰他的早睡和早上吸第一支烟时的小盹儿。他没出声，虽然听清楚了瑞丰的话。

瑞丰又试着说了声：“学生们都到得差不多了。”

蓝东阳发了怒：“到齐了就走吧，紧着吵我干吗呢？”

“校长没来，先生只来了一位，怎能走呢？”

“不走就不走！”蓝先生狠命的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摔在地上，把脑袋又钻到被子里面去。

瑞丰楞在了那里，倒好像发楞有什么作用似的。虽然他无聊，无知，他却没有完全丢掉北平人的爱面子。虽然巴结蓝先生是关系着他的前途，他可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没礼貌。他愿意作真奴隶，而被呼为先生；虚伪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饰！他想放手不管游行这回事了，他的脸面不能就这么随便的丢掉！可是，他又不愿就这么干巴巴的和蓝先生断绝了关系；一个北平人是不妨为维持脸面而丢一点脸面的。他想，他应当平心静气的等蓝先生完全醒清楚了再说。假如蓝先生在完全清醒了之后，而改变了态度，事情就该从新另想一番了。

正在瑞丰这么迟疑不决的当儿，蓝先生的头又从那张永远没有拆洗过的被子里钻了出来。为赶走困倦，他那一向会扯动的鼻眼像都长了腿儿似的，在满脸上乱跑，看着很可笑，又很可怕。鼻眼扯动了一大阵，他忽然的下了床。他用不着穿袜子什么的，因为都穿着呢；他的睡衣也就是“醒衣”。他的服装，白天与夜间的不同只在大衫与被子上；白天不盖被，夜间不穿大衫，其余的都昼夜不分。

下了床，他披上了长袍，又点上一支烟。香烟点好，他感觉得生活恰好与昨晚就寝时联结到一块——吸着烟就寝，吸着烟起床，中间并无空隙，所以用不着刷牙漱口洗脸等等麻烦。

没有和瑞丰作任何的商议，蓝先生发了话：“集合！”

“这么早就出发吗？”瑞丰问。

“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有诗感的那一秒钟便是永生，没有诗的世纪等于零！”东阳得意的背诵着由杂志上拾来的话。

“点名不点？”

“当然点名！我好惩办那偷懒不来的！”

“要打校旗？”

“当然！”

“谁喊口令？”

“当然是你了！你想起什么，作就是了！不必一一的问！”东阳的脾气，在吃早点以前，是特别坏的。

“不等一等校长？”

“等他干吗？”东阳右眼的黑眼珠猛的向上一吊，吓了瑞丰一跳。“他来，这件事也得由我主持！我，在，新，民，会，里！”这末几个字是一个一个由他口中像小豆子似的蹦出来的，每蹦出一个字，他的右手大指便在自己的胸上戳一下。他时常作出这个样子，而且喜欢这个样子，他管这叫作“斗争的姿态”。

瑞丰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心中很不安。不错，他的确是喜欢热闹，爱多事，可是他不愿独当一面的去负责任，他的胆子并不大。立在那里，他希望蓝先生同他一道到操场去集合学生。他不敢独自去。可是，蓝先生仿佛把事情一总全交给了瑞丰；对着唇间的烟屁股，他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的呼了一口，他把自己摔倒在床上，闭上了眼。

瑞丰虽然不大敢独自去集合学生，可也不敢紧自麻烦蓝先生。看蓝先生闭上了眼，他觉得只好乖乖的走出去，不便再说什么。事实上，蓝东阳的成功，就是因为有像瑞丰这样的人甘心给他垫腰。蓝先生并没有什么才气——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办事的。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他会发脾气，而瑞丰这样的人偏偏会把这样的发脾气解释成有本事的人都脾气不好。在他的几年社会经验中，蓝先生没有学会了别的，而只学到：对地位高的人要拼命谄媚——无论怎样不喜欢捧的人也到底是喜欢捧！对地位相同和地位低的人要尽量的发脾气，无理取闹的发脾气。地位相同的人，假若因不惹闲气而躲避着他，他便在精神上取得了上风。对比他地位低的人，就更用不着说，他的脾气会使他的地位特别的凸出，倒好像他天生的应当是太子或皇帝似的。

瑞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几次，他想拿着点名册子到操场去；几次，他又把它们放下。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领队出去会是这么困难。现在，他忽然的感觉到好多好多足以使他脊骨上发凉的事——假若他拿着校旗到操场去而被学生打骂一顿呢！假若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的小干脑袋上出了汗。

他又找了蓝先生去。话是很难编造得精巧周到的，特别是在头上出着汗的时候。可是他不能不把话说出来了，即使话中有揭露自己的软弱的地方。

蓝先生听到瑞丰不肯独自到操场去的话，又发了一阵脾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所以想用脾气强迫着瑞丰独自把事办了。等瑞丰真的把学生领走，他想，他再偷偷的随在队伍后边，有事呢就溜开，没事呢就跟着。到了天安门，也还是这样，天下太平呢，他便带出大会干事的绸条，去规规矩矩的向台上的日本人鞠躬；见风头不顺呢，他便轻手蹑脚的躲开。假若诗歌是狡猾卑鄙的结晶，蓝东阳便真可以算作一个大诗人了。

瑞丰很坚决，无论如何也不独自去集合，领队。他的胆子小，不敢和蓝先生发脾气。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不惜拿出近乎发气的样子来。

结果，在打了集合的铃以后，蓝先生拿着点名册，瑞丰拿着校旗，又找上已经来到的那一位先生，一同到操场去。两位工友抱着各色的小纸旗，跟在后面。

瑞丰的中山装好像有好几十斤重似的，他觉得非常的压得慌。一进操场，他预料学生们必定哈哈的笑他；即使不笑出声来，他们也必会偷偷的唧唧咕咕。

出他意料之外，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的各处立着，几乎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像都害着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像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

见瑞丰们进来，学生开始往一处集拢，排成了两行。大家还都低着头，一声不出。

蓝先生，本来嘴唇有点发颤，见学生这样老实，马上放宽了点心，也就马上想拿出点威风来。这位诗人的眼是一向只看表面，而根本连想也没想到过人的躯壳里还有一颗心的。今天，看到学生都一声不出，他以为是大家全怕他呢。腋下夹着那几本点名册子，向左歪着脸，好教向上吊着的那只眼能对准了大家，他发着威说：“用不着点名，谁没来我都知道！一定开除！日本友军在城里，你们要是不和友军合作，就是自讨无趣！友军能够对你们很客气，也能够十分的严厉！你们要看清楚！为不参加游行而被开除的，我必报告给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就必再通知北平所有的学校，永远不收容他。这还不算，日本方面还要把他看成乱党，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抓到监牢里去！听明白没有？”蓝先生的眼角糊着一滩黄的膏子，所以不住的眨眼；此刻，他一面等着学生回答，一面把黄糊子用手指挖下来，抹在袍襟上。

学生还没出声。沉默有时候就是抵抗。

蓝先生一点没感到难堪，回头嘱咐两位工友把各色的小旗分给每个学生一面。无语的，不得已的，大家把小旗接过去。旗子散完，蓝先生告诉瑞丰：“出发！”

瑞丰跑了两步，把校旗拿过来，打开。那是一面长方的，比天上的蓝色稍深一点的蓝绸旗。没有镶边，没有缀穗，这是面素净而大方的旗子；正当中有一行用白缎子剪刻的字。

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的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像是表示：教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污辱吧！这点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个十五岁而发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得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涨得通红，很困难的呼吸着，双手用力的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那杆蓝旗，他会拼命！

瑞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遇到拒绝。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像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瑞丰的小眼珠由排头溜到排尾，看出来在那些死板板的脸孔下都藏着一股怒气；假若有人不识时务的去戳弄，那股怒气会像炸弹似的炸开，把他与蓝东阳都炸得粉碎。他木在那里。那面校旗像有毒似的，他不愿意拿着，而别人也不愿意接过去。

蓝先生偏着点脸，也看清自己在此刻万不可以发威。他告诉一位工友：“你去打旗！两块钱的酒钱！”

这是个已快五十岁的工友。在这里，他已一气服务过十五年。在职务上，他不过是工友。在维持学校的风纪上，他的功劳实在不亚于一位尽心的训导员。以他服务多年的资格，他对教员与学生往往敢说出使他们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时候足以调解了两三个人的纠纷，有时候甚至于把一场风潮从暗中扑灭。大家都敬爱他，他也爱这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都年年有变动，只有他老在这里。

今天，论年纪，资格，都不该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么远的路。老姚心里对庆祝保定陷落也和学生们一样的难过。听蓝先生派他，他楞了一会儿。他不愿意去。可是，他看出来，教员已经和学生为校旗而僵持着，假若他也拒绝打旗，就也许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儿来。叹了口气，他过去把旗子接到手中，低着头立在队伍的前面。

现在该瑞丰喊口令了。他向后退着跑了几步，自己觉得这几步跑得很有个样子。跑到适当的距离，他立住，双脚并齐，从丹田上使力，喊出个很尖很刺耳的“立”字来。他的头扬起来，脖筋都涨起多高，支持着“立”字的拉长；而后，脚踵离开了地，眼睛很快的闭上，想喊出个很脆很有力的“正”字来。力量确是用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会像哑巴爆竹，没有响。他的小干脸和脖子都红起来。他知道学生们一定会笑出声儿来。他等着他们发笑，没有旁的办法。奇怪，他们不但没有笑声，连笑意也没有。他干嗽了两下，想敷衍了事的喊个向右转和齐步走，好教自己下台。可是他的嗓音仿佛完全丢失了。他张了张嘴，而没有声音出来。

老姚对立正，齐步走，这一套是颇熟习的。看见瑞丰张嘴，他就向右转，打起旗来，慢慢的走。

学生们跟着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场，走出校门，走出巷口。他们的头越来越低，手中的小纸旗紧紧的贴着裤子。他们不敢出一声，也不敢正眼的看街上的人。他们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奴！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这最大的耻辱使甚至于还不过十岁的小孩也晓得了沉默，他们的口都被耻辱给封严。汽车上，电车上，人力车上，人家与铺户的门前，都悬着旗，结着彩，可是北平像死了似的那么静寂。一队队的低头不语的小学生走过，这默默的队伍使整条条的街都登时闭住了气。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两条狗打架，也会招来多少人围着看；或者还有人喊几声好。今天，行人都低着头。铺户里外没有看热闹的。学生的队伍前面没有喇叭与铜鼓，领队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吹着哨子，使大家的脚步齐一。大家只是那么默默的，丧胆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他们都晓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头一次公开的与敌人见面，公开的承认敌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同学生的意见，也有时候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们的父兄！

瑞丰本是为凑热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觉到了疲乏；这不是游行，而是送殡呢！不，比送殡还更无聊，难堪！虽然他的脑子相当的迟钝，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学生，他也没法否认事情大概有点不对！队伍刚一走入大街的时候，他还跳前跳后，像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领队的能力与热心。为挽救适才在操场中没有把口号喊好的丢脸，他一边跳前跳后，还一边点动着小干脑袋，喊起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脚步放齐，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费了力。大家的脚抬不起来。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队伍的中溜儿老老实实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头去。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了。他爱热闹，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作严肃。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学生使他第一次低下头去，感觉到他应该一声不出。他很后悔参加这次的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蓝东阳，已然不见了。他的心中有点发慌。虽然阳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处都悬旗结彩，可是他忽然觉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门安排着什么险恶的埋伏，他只觉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与北平的人，今天都有点可怕。他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现在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不合适——亡了国的不合适！

迷迷糊糊的走到东四牌楼，他很想偷偷的离开队伍。可是他又不敢这样办，怕蓝先生责骂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两个腿肚子好像要转筋似的那么不好受。

这时节，瑞宣正在屋里对着日历发楞，今天是双十节！

他拒绝了参加游行。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就须联想到辞职。在学校里，他是个在尽心教功课而外别无野心的人。虽然在更换教务主任与校长的时节，他常常被大家看成为最有希望的候补人，可是这纯粹出于他的资望与人品的感召，而与他自己丝毫不相干；他绝对不肯运动任何人帮忙他作主任或校长。他的尽心教课是目的，不是为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在教课而外，对于学生团体的活动，只要是学校认为正当的，只要他接到正式的约请，他就必定参加。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他知道在团体的活动中，他自己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偷懒——他会很冷静的热心。在他的心里他反对学生们的时常出去游行。可是，每逢游行，他必定参加，不管他对游行的目的赞同与否。他以为自己既是教师，就该负看管学生的责任，特别是在学生结队离开学校的时候。诚然，他的热心绝不会使他侵犯了校长或任何教员职员的职权，或分外多管些闲事，可是跟着队伍走动的本身，就叫他心中安适——他应当在学生的左右。假若学生们遇到什么不幸与危险，他自己必会尽力保护他们。随着学生平安无事的回来，看着学生都进了校门，他才把心放下。然后，不进校门，便急快的回家——他并不为参加游行而多用学校一盆水，洗去脸上的灰土。

今天，他没去参加游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睁白眼的看着男女学生在国庆日向日本旗与日本人鞠躬！可是，从另一方面想，他这是不尽责。他应当辞职。他生平最看不起那些拿着薪金而不负责办事的人。不过，辞职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并无补于眼前的危难——假若，他想，日本人把学生集合在天安门而施行大屠杀呢？在理智上，他找到许多日本人不至于那么毒狠的理由，而且也想到：即使有他跟随着学生，日本人若是要屠杀，他有什么能力去阻止呢？日本人若用机关枪扫射，他也必死无疑；而他是一家人的家长！

思前想后，他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头上出了汗。最后，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在今天屠杀，焉知道我们的学生中没有向日本人扔一两个炸弹的呢？那么多的学生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两个炸弹也不过像往大海中扔一块小砖儿；可是，历史是有节奏的，到时候就必须有很响的一声鼓或一声锣。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想到这里，他的理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须到天安门去看看。

披上长袍，他一边扣着钮扣，一边往外疾走，连小顺儿的“爸，你上哪儿？”也没顾得回答！

刚出了大门，他便碰到了小崔——刚刚把车由街上拉回来。瑞宣本不想和小崔打招呼，可是一眼看到了车子，他楞了一下。他要坐小崔的车，不仅是为路相当的远，也是因心中急躁，不耐烦一步一步的走去。

小崔，在拉着车子的时节，永远不肯对邻居们先打招呼，怕是被人误会他是揽生意。他的车子新，腿快，所以要价儿也高一些。他怕因自己的车价儿高而使邻居们为难。现在，看祁瑞宣向他一打楞，他先说了话；他是把瑞宣算在坐得起他的车子的阶级中的。

“祁先生坐车吗？要坐的话，我就拉一趟！”没等瑞宣答话，他絮絮叨叨的说下去，好像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样子：“街上光一队一队的过学生，碰不着一个坐车子的！学生，干什么都是学生，真也有脸！去年，给委员长打旗子游街的是他们；今天，给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们！什么学生，简直是诚心找骂！你说是不是？”

瑞宣的脸成了大红布；假若可能，连头发根也都发了红！他知道小崔骂的是学生，而并非骂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小崔是不会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后再下判断的。虽然这样，他可是没法子止住脸红，小崔骂的是学生，而他——祁瑞宣——便是学生的老师呀！他自己现在也是要上天安门去呀！再说，小崔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见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见解，不管对与不对，是会很快的变成类似信仰的东西的！他不知道是谁——日本人还是中国的汉奸——出的这样的绝户主意，教学生们在国庆日到天安门去向敌人磕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小崔们的偶像。读书人是有腿儿的礼义廉耻，是圣人的门徒。读书人领头儿喊抵制日货，拥护国民政府，还有许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权，自由独立……今天，读书人却领着头儿去喊大日本万岁！

瑞宣极快的想起这些，又极快的止住思索：他须决定是否还到天安门去。假若还去的话，他会坐在车上和小崔谈，教小崔知道些学生们的困难与痛苦。可是，他决定了不去。他的话不会说服了小崔，不是因为小崔的脑袋是木头的，而是因为小崔的带着感情的判断恐怕是无可驳倒的，除非今天在会场上有一两个学生扔出炸弹去；可是，到底有这样的学生没有呢？

冠先生，穿着蓝缎子硬夹袍，满面春风的从三号扭了出来。他的眼珠微一移动，就把小崔像米中的一粒细砂似的筛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颜悦色都向瑞宣摆正。

小崔把车放在门口，提起车垫子来。他很纳闷为什么祁瑞宣这样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晓荷在一处立着，所以很不高兴的走进家门去。

“瑞宣！”冠先生的声音非常的温柔亲热。“是不是要到天安门去？这个热闹倒还值得一看！要去，我们一道走？”

瑞宣愿意和小崔谈一整天，而不高兴和冠晓荷过一句话。小崔恨学生们，冠先生却爱看学生们的热闹。“这……”瑞宣不晓得自己口中说了几个什么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来，在院中低着头走。

冠先生并不是去看热闹，而是想教日本人看看他。对怎样加入新民会去，他还没找到什么门路。本来想约刘师傅去给弄两档儿“玩艺”，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谁知道刘师傅会那么不知趣，毫不客气的拒绝了。玩艺儿既献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须教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错，在逮捕钱默吟的时候，日本宪兵已看见了他。但是，宪兵不过是宪兵，宪兵大概不会放给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门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见才有作官的希望。

瑞丰和他的队伍差不多是最早来到天安门的。他预料着，会场四围必定像开庙会一样的热闹，一群群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一群群的红男绿女，必定沿着四面的红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呼喊，拥挤，来回的乱动；在稍远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变戏法的，敲打着简单而有吸引力的锣鼓。他也希望由东面西面和南面，一会儿传来一线军乐的声音，而后，喇叭与铜鼓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能探一探头便看见一张在空中飘动着的旗子。北平学校的校旗是一校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谁也不和谁相同的。在旗子后边，他喜欢看那耀武扬威的体操教员与那满身是绳子棒子的童子军。他特别欢喜那嘀嗒嘀嗒的军乐，音调虽然简单，可是足以使他心跳；当他的心这样跳动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颇了解铁血主义似的。在他高兴而想哼唧的时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着军号的简单的嗒嘀嗒。

可是，眼前的实在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简直完全不同。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黑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高大的天安门面对着高大的正阳门，两个城楼离得那么近，同时又像离得极远。在两门之间的行人只能觉得自己像个蚂蚁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队伍，立在两门之间的石路上，好像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楼，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为开会，在玉石的桥前已搭好一座简单的讲台。席棚木板的讲台，虽然插满了大小的旗子，可是显着非常的寒伧；假若那城楼，石桥，是不朽的东西，这席棚好像马上就可以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台上还没有人。瑞丰看看空台，看看城楼，赶紧又低下头去。他觉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楼上的一个个的黑的眼睛好像极慢极慢的眨动呢！谁敢保，那些黑眼睛里没有机关枪呢！他极盼多来些人，好撑满了广场，给他仗一些胆气！慢慢的，从东，西，南三面都来了些学生。没有军鼓军号，没有任何声响，一队队的就那么默默的，无可如何的，走来，立住。车马已经停止由这里经过。四外可是没有赶档子的小贩，也没有看热闹的男女。瑞丰参加过几次大的追悼会，哪一次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安静——今天可是庆祝会呀！

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他们今天没有一点威风。他们，在往日，保护过学生，也殴打过学生，今天，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门，学生，日本人，亡国，警察，宪兵，这些联不到一气的，像梦似的联到了一气！懒懒的，羞愧的，他们站在学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

蓝东阳把干事的绸条还在衣袋里藏着，不敢挂出来。他立在离学生差不多有半里远的地方，不敢挤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点脚来，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来到，好挂出绸条，抖一抖威风。台上还没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四外寻，希望看见个熟人；找不到，天安门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针一样的难。像刚停落下来的鸟儿似的，他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门的肃静和学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鸡脑子大不了多少的诗心，只会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话去幸灾乐祸的讥诮某人得了盲肠炎，或嫉妒的攻击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费。他不能欣赏天安门的庄严，也不能了解学生们的愤愧与沉默。他只觉得这么多人而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一定埋藏着什么祸患，使他心中发颤。

学生们差不多已都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他们饥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声，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小儿女们也懂得不应当出声，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叫他们来开会。他们没法不来，他们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天安门，那门洞与门楼是多么高大呀，高大得使他们有点害怕！一对对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席棚，席棚上挂着日本旗，还有一面大的，他们不认识的五色旗。他们莫名其妙，这五道儿的旗子是干什么的，莫非这就是亡国旗么？谁知道！他们不敢问老师们，因为老师们今天都低着头，眼中像含着泪似的。他们也只好低下头去，用小手轻轻的撕那写着中日亲善等等字样的纸旗。

学生差不多已到齐，但是天安门前依旧显着空虚冷落。人多而不热闹比无人的静寂更难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开会是带有戏剧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阴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阳在内——像由地里刚钻出来的，跳跳钻钻的在四处跑。

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点戏剧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只像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种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像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棒子；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像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子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像傀儡而外，什么也不像。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出绸条，会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出，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声机发言。由机器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坚厚的红墙，碰到那高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像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只像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头，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管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汉奸。

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冲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拼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直好像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教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像小猫打胡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蚊鸣，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像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的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像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像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啊，每人分得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

“请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的问。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二十六

瑞宣在院中走来走去，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以为无论如何今天天安门前必要出点岔子。这是日本人公开的与北平市民见面的第一次。日本人当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北平人呢？瑞宣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去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这么大的北平，难道还没有一两个敢拼命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瑞宣，和一般的北平人一样，是不喜欢流血的。可是，他以为今天天安门前必不可免的要流血，不管他喜欢与否。他甚至想到，假若今天北平还不溅出点血去，北平人就似乎根本缺乏着一点什么基本的东西，而可以嬉皮笑脸的接受最大的耻辱了。他几乎盼望流血了！

同时，他又怕天安门前有什么不幸。今天赴会的都是被强迫了去的学生。以往的军事的政治的失败，其咎不在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况且国内读书的人是那么少，大家应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而不应当先去牺牲学生，尽管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想起许多相熟的年轻可爱的面孔，有的跟他感情特别好，有的对他很冷淡，但是客观的看来他们都可爱，因为他们都天真，年轻。假若这些面孔，这些民族的花朵，今天在天安门前，遭受到枪弹的射击，或刺刀的戳伤……他不敢再往下想。他们是他的学生，也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

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学生，只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他们有血气，有知识。假若他们也都像他的祖父那样萎缩，或者像他自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岂不就是表示着民族的血已经涸竭衰老了么？况且，小崔的话也不完全错误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帝制，反抗旧礼教的束缚，反抗……都是学生；学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光荣的纪录——这纪录有好些个地方是用血写下来的！那么，难道今天，北平的学生，就忘了自己的光荣，而都乖乖的拿起“中日亲善”的小纸旗，一声不出吗？

他想不清楚。他只觉得烦躁不安。他甚至于关心到瑞丰的安全。他看不起二弟，但他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他切盼瑞丰快快回来，告诉他开会的经过。

瑞丰一直到快三点钟了才回来。他已相当疲乏，可是脸上带着点酒意，在疲乏中显着兴奋。从一清早到开完会，他心中都觉得很别扭。他想看热闹，可是什么热闹也没看见。开完了会，他的肚子里已饿得咕噜咕噜的乱响。他想找机会溜开，不管把学生带回学校去。看蓝东阳那么滑头，他觉得自己是上了当，所以他不愿再负领队的责任。可是，在他还没能偷偷的溜开以前，学生们已自动的散开；他们不愿排着队回校，在大街上再丢一次脸。年纪很小的，不大认识路的，学生，很自然的跟在工友老姚后面；他们知道随着他走是最可靠的。别的学校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一会儿，学生向四外很快的散净，只剩下一地的破纸旗与被弃掷的昭和糖。瑞丰看学生散去，心中松了一口气。顺手拾起块昭和糖，剥去了纸皮儿，放在口中，他开始慢慢的，不大起劲的，往西走。

他本想穿过中山公园——已改称中央公园——走，可以省一点路。看了看，公园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入，他改了主意。他怕静寂的地方。顺着马路往西走，他想他应当到西单牌楼，找个小馆，吃点东西。他没想到蓝东阳会这么滑头，不通情理，教他操心领队，而还得自己掏腰包吃午饭。“什么玩艺儿！”他一边嚼着糖，一边低声的骂：“这算那道朋友呢！”他越想越气，而那最可气的地方是：“哪怕到大酒缸请我喝二两白干，吃一碟咸水豆儿呢，也总算懂点人情啊！”正这么骂着，身后忽然笑了一声，笑得非常的好听。他急一回头。冠先生离他只有一步远，笑的声音断了，笑的意思还在脸上荡漾着。

“你好大胆子！”冠先生指着瑞丰的脸说。

“我怎么啦？”瑞丰莫名其妙的问。

“敢穿中山装！”冠先生脸上显出淘气的样子，显然的他是很高兴。没等瑞丰说话，他接续着：“瑞丰，我佩服你的胆量！你行！”

听到这夸赞，瑞丰把所有的烦恼与不满都一下子扫除净尽，而马上天真的笑起来。（容易满足的人有时候比贪而无厌的人更容易走到斜路上去！）

二人齐着肩往西走。瑞丰笑了好几气才说出话来：“真的，这不能不算冒险！头一个敢在日本人眼前穿中山装的，我，祁瑞丰！”然后，他放低了声音：“万一咱们的人要是能打回来，凭我这一招——敢穿中山装——我大概也得有点好处？”

冠先生不愿讨论“万一”的事，他改了话路：“今天的会开得不坏呢！”

瑞丰不知道会开得好与不好，而只知道它不很热闹，怪别扭。现在，听了冠先生的话，他开始觉得会的确开得不错。他所受过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而没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于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或半斤肉。

“不在乎那几块糖！”冠先生给瑞丰解释。“难道没有昭和糖，我们就不来开会吗？我是说，今天的大会平平安安的开过去，日本人没开枪，咱们的学生也没扔炸弹——阿弥陀佛！——得啦，这总算买金的遇见了卖金的！今天大家见了面，以后就好说话了。说实话，刚开会的时候，我简直的不敢过去！那是玩的吗，一个爆竹就能勾出机关枪来！得，现在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今天起，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再藏藏躲躲的了；反正连学生今天都在天安门前，青天大日头底下，向日本人鞠了躬，吃了昭和糖！你说是不是？”

“就是！就是！”瑞丰的小干脑袋很轻脆的点动。冠先生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他不应当只为蓝东阳耍滑头而恨蓝东阳，他还是应当感谢蓝东阳——到底是蓝东阳教他领队来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按照冠先生的说法去推断，他今天的举动简直是有历史的意义，他差不多可以算个开国的功臣。他很高兴。高兴往往使人慷慨，他建议请冠先生吃顿小馆。

“瑞丰！”冠先生好像生了气似的。“你请我？笑话了！论年纪，辈数……凭哪一样你应当请我？”

假若虚伪极了就有点像真诚，冠先生的要请瑞丰吃饭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形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

瑞丰不敢再说什么。若要再争一争，便破坏了彼此的真诚与热烈。

“吃什么？瑞丰！”这又完全是出于客气。只要冠先生决定了请客，他就也决定了吃什么与吃哪个饭馆。对于吃，他的经验与知识足以使他自信，而且使别人绝不吃亏的。

“吃安儿胡同的烤肉怎样？”他没等瑞丰建议出来，就这样问。

瑞丰听到安儿胡同与烤肉，口中马上有一大团馋涎往喉中流去，噎得他没能说出话来，而只极恳切的点头。他的肚中响得更厉害了。

不知不觉的，他们俩脚底下都加了劲。烤肉是最实际的东西，他们暂时忘了其他的一切。

可是，战争到底也鞭挞到了他们俩，不管他们俩是怎样的乐观，无耻，无聊。那名气很大的烤肉的小铺子没有开张，因为市上没有牛羊肉。城内的牛羊已被宰光，远处的因战争的阻隔，来不到城中。看着那关着门的小铺，他们俩几乎要落泪。

很抱歉的，冠先生把瑞丰领到西长安街的一家四川馆，找了个小单间。瑞丰没有多大的吃辣子的本事，而又不便先声明，心中颇不自在。冠先生没看菜牌子，而只跟跑堂的嘀咕了两句。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抿了一口色香俱美的竹叶青，瑞丰叫了声：“好！”

冠先生似笑不笑的笑了一下：“先别叫好！等着尝尝我要的菜吧！”

“不辣吧？”瑞丰对自己口腹的忠诚胜过了客气。

“真正的川菜并不辣！请你放心！”冠先生的眼中发出了点知识渊博的光。用嘴唇裹了一点点酒，他咂着滋味说：“酒烫得还好！”

跑堂的好像跟冠先生很熟，除了端菜伺候而外，还跟冠先生说闲话。冠先生为表示这是随便吃点便饭，不必讲究什么排场，也就和跑堂的一问一答的，透出点亲热劲儿。跑堂的端上来一个炒菜，冠先生顺口随便的问：“生意怎样？”

“不好呢！”跑堂的——一位三十多岁，每说一句话，必笑一下的，小矮个儿——皱了皱眉，又赶快的笑了一下。“简直的不好作生意！不预备调货吧，怕有吃主儿来；预备吧，碰巧了，就一天没有一个吃主儿！”他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惨。

“干这杯！”冠先生先让瑞丰的酒，而后才又安慰跑堂的：“生意就快好起来了！”

“是吗？”这回，跑堂的一连笑了两下。可是，刚笑完，他就又觉出来笑得太幼稚了一些。“保定也丢了，生意还能……”

“我哪回吃饭没给钱？你怎么这样不信我的话呢？”冠先生假装儿皱上眉，和跑堂的逗着玩。“我告诉你，越丢多了地方，才越好作生意！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怕一个地方一个天子，到处是天子，乱打一锅粥，那才没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

跑堂的不敢得罪照顾主儿，可也不便十分得罪自己的良心，他没置可否的笑了下，赶紧出去端菜。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瑞丰，在吃过几杯竹叶青之后，把一切烦恼都忘掉，而觉得世界像刚吐蕊的花那样美好。在今天早半天，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天安门前，假若有人对他说两句真话，他或者能明白过来一点，而多少的要收起去一些无聊。不幸，他又遇见了冠晓荷，与冠晓荷的竹叶青和精美的四川菜。只要他的口腹得到满足，他就能把灵魂当五分钱卖出去。他忘了蓝东阳的可恶，天安门前的可怕，和他几乎要想起来的日本人的狠毒，而只觉得那浅黄的竹叶青酒在浑身荡漾，像春暖花开时候的溪水似的。白斩鸡的油挂在他的薄嘴唇上，使他感到上下唇都厚起来，有了力量。他觉得生命真正可爱，而所以可爱者就是因为肉美酒香。只要有人给他酒肉，他以为，他就应当诚心的感激。现在，这顿饭是冠先生给他的，他就该完全同意饭主子所说的。他的小干脸上红润起来，小干脑袋里被酒力催的嗡嗡的轻响，小眼睛里含着颗小泪珠——他感激冠先生！

冠先生虽然从敌人一进城就努力运动，而至今还没能弄到一官半职的，他可是依然乐观。他总以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是最容易活动的时候，因为其中有个肯降与不肯降的问题——他是决定肯投降的。对瑞丰，他先夸奖天安门大会开得很好，而后称赞新民会的成绩——谁还没有成绩，只有新民会居然在天安门前露了脸，教学生们和日本人打了对面！然后，他又提起蓝东阳来：“你给我约了他没有啊？还没有？为什么呢？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无论如何，你给我把他请到！什么？明天晚饭，再好没有啦！告诉你，瑞丰，你要乐观，要努力，要交结的广，有这三样，一个人就可以生生不已，老有饱饭吃！”

瑞丰听一句，点一下头。越听越痛快，也就越吃的多。说真的，自从敌人攻陷北平，他还没吃过这么舒服的一顿饭。他感激冠先生，他相信冠先生所说的话句句是有价值的。因为相信冠先生的话，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就看出来光明。只要他乐观，努力去活动，他一定会走一步好运的！

吃过饭，冠先生在西单牌楼底下和瑞丰分了手，他还要“看两个朋友。咱们家里见！别忘了请蓝东阳去哟！再见！”

瑞丰疲倦而又兴奋的回到家中。

瑞宣见弟弟安全的回来，心中安定了些。可是，紧跟着，他就难过起来，心里说：“那么多的学生和教师，就楞会没有一个敢干一下子的！”他并不轻看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他自己不是连天安门都没敢去么？他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他说不清，心中憋闷的慌。他不喜欢和老二谈话，可是又不能不和他谈几句，好散散心中的烦闷。

瑞丰身上的那点酒精使他觉得自己很充实，很伟大。最初，他迷迷糊糊的，想不出自己为何充实与伟大。及至到了家中，他忽然明白过来，他的确是充实，并且伟大，因为他参加了天安门的大会。他相信自己必定很有胆气，否则哪敢和日本人面对面的立着呢。想到此处，他就越发相信了冠晓荷的话——大家在天安门前见了面，从此就中日一家，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畅快的吃涮羊肉了。是的，他觉到自己的充实与伟大，只要努力活动一下，吃涮羊肉是毫无问题的。更使他高兴的，是瑞宣大哥今天看他回来并没那么冷淡的一点头，而含着笑过来问了声：“老二，回来啦？”这一问，使瑞丰感到骄傲，他就更充实伟大了一些。同时，他也觉得更疲乏了一些；疲乏足以表示出自己的重要。

小顺儿的妈看丈夫在院中绕来绕去，心中非常的不安。她不敢解劝他，而一语不发又很难过。她只能用她的两只水灵的大眼睛偷偷的撩着他，以便抓住机会教小顺儿或小妞子跑过去，拉住他的手，或说几句话。她晓得丈夫是向来不迁怒到儿女身上去的。现在，看到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她也赶快走过来，听听老二带回来的新闻。

祁老太爷每逢听到一个坏消息，就更思念“小三儿”。他不知道别的，而准知道小三儿的性情非常倔强，不打了胜仗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我们多打一个败仗，小三儿也自然的就离家更远了些！老人不愿为国家担忧，因为他以为宰相大臣才是管国事的，而他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民。但是，对于孙子，他觉得他的确有关切的权利；没人能说祖父惦念孙子是不对的！他听到了保定的陷落，就不由的嘟嘟囔囔的念叨小三儿，见老二回来，老人也走了出来，听听消息——即使没有消息可听，看孙子一眼也是好的。

只要祁老人一念叨小三儿，天佑太太自然而然的就觉得病重了一些。祖父可以用思念孙子当作一种消遣，母亲的想儿子可是永远动真心的。今天，在惦念三儿子以外，她还注意到二儿子的很早出去，和大儿子的在院中溜来溜去。她心中十分的不安。听见老二回来，她也喘嘘嘘的走出来。

大家围住了瑞丰。他非常的得意。他觉得大家在聪明上，胆量上，见解上，都远不及他，所以他应当给大家说些乐观的话，使他们得到点安慰。

“我告诉你，大哥！”老二的牙缝里还塞着两小条儿肉，说话时口中满有油水：“真想不到学生们今天会这么乖！太乖了，连一个出声的也没有！会开得甭提多么顺当啦！鸦雀无声！你看，日本官儿们都很体面，说话也很文雅。学生们知趣，日本官儿们也知趣，一个针尖大的岔子也没出，没想到，真没想到！这就行喽，丑媳妇见了公婆的面，以后就好说了。有今天这一场，咱们大家就都可以把长脸往下一拉，什么亡国不亡国的！大哥你——”他的眼向四下里找瑞宣，瑞宣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轻轻地走开了。他不由的“嗯？”了一声。小妞子看明白了二叔的意思，嗗突的小嘴说：“爸，出出啦。”短胖的食指指着西边。

瑞宣偷偷的溜了出去。他不能再往下听。再听下去，他知道，他的一口毒恶的唾沫一定会啐在瑞丰的脸的正中间！

他晓得，学生教员们若是在天安门前，有什么激烈的举动，是等于无谓的牺牲。我们打死一两个日本要人，并不能克复北平；日本人打死我们许多青年，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利。他晓得这个。可是，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有那么一点壮烈的表现，不管上算与吃亏。壮烈不是算盘上能打出来的。再退一步！即使大家不肯作无益的牺牲，那么严肃的沉默也还足以表示出大家的不甘于嬉皮笑脸的投降。由瑞丰的话里，他听出来，大家确是采取了默默的抵抗。可是，这沉默竟自被瑞丰解释作“很乖！”瑞丰的无耻也许是他个人的，但是他的解释不见得只限于他自己，许多许多人恐怕都要那么想，因为学生一向是为正义，为爱国而流血的先行。这一回，大家必定说，学生泄了气！这一次是这样无声无色的过去了，下一次呢？还沉默吗？万一要改为嬉皮笑脸呢？瑞宣在门外槐树下慢慢的走，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小崔由街上回来，没有拉着车，头上有个紫里蒿青的大包。

瑞宣没意思招呼小崔，不是小看一个拉车的，而是他心中烦闷，不想多说话，可是，小崔像憋着一肚子话，好容易找到可以谈一谈的人似的，一直扑了过来。小崔的开场白便有戏剧性：

“你就说，事情有多么邪行！”

“怎么啦？”瑞宣没法不表示点惊疑。只有最狠心的人才会极冷淡的使有戏剧性的话失去效果。

“怎么啦？邪！”小崔显然的是非常的兴奋。“刚才我拉了个买卖。”他的眼向四外一扫，然后把声音放低。“一个日本兵！”

“日本兵！”瑞宣不由的重了一句，而后他慢慢的往“葫芦腰”那边走。小崔的故事既关联着日本兵，他觉得不该立在胡同里卖嚷嚷。

小崔跟着，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一个二十上下岁的日本兵。记住了，我说的是一个日本兵，因为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不像日本兵的地方。我告诉你，祁大爷，我恨日本人，不愿意拉日本人，不管给我多少钱！今天早半天不是庆祝保定的——”

“——陷落！”瑞宣给补上。

“是呀！我心里甭提多么难受啦，所以快过午我才拉出车去。谁想到，刚拉了一号小买卖之后，就遇上了这个日本兵！”说着，他们俩已来到空旷的葫芦肚儿里。在这里，小崔知道，不管是立着还是走着谈，都不会被别人听见。往前走，不远便是护国寺的夹道，也是没有多少行人的。他没立住，而用极慢极缓的步子似走似不走的往前挪蹭。“遇上他的地方，没有别的车子，你看多么别扭！他要坐车，我没法不拉，他是日本兵啊！拉吧，有什么法子呢？拉到了雍和宫附近，我以为这小子大概要逛庙。我没猜对。他向旁边的一条很背静的胡同指了指，我就进了胡同，心里直发毛咕，胡同里直仿佛连条狗也没有。走两步，我回回头；走两步，我回回头！好家伙，高丽棒子不是干过吗——在背静地方把拉车的一刀扎死，把车拉走！我不能不留这点神！高丽棒子，我晓得，都是日本人教出来的。我的车上，现在可坐着个真正日本人！不留神？好，噗哧一下儿，我不就一命归西了吗！忽然的，他出了声。胡同两面没有一个门。我一楞，他由车上跳下去。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等他已经走出好几步去了，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没给我钱；进这条背静胡同大概就为是不给钱。我楞了一会儿，打不定主意。这可只是一会儿，听明白了！把车轻轻的放下，我一个箭步蹿出去，那小子就玩了个嘴吃屎。我早看明白了，单打单，他不是我的对手；我的胳臂比他的粗！不给钱，我打出他的日本屎来！他爬起来，也打我。用日本话骂我——我懂得一个‘巴嘎亚路’。我不出声，只管打；越打我越打得好！什么话呢，今个早上，成千上万的学生满街去打降旗；我小崔可是在这儿，赤手空拳，收拾个日本兵！我心里能够不痛快吗？打着打着，出了奇事。他说了中国话，东北人！我的气更大了，可是我懒得再打了。我说不上来那时候我心里是怎么股子味儿，仿佛是恶心要吐，又仿佛是——我说不上来！他告了饶，我把他当个屁似的放了！祁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他怎会变成了日本人呢？”

他们已走到护国寺的残破的界墙外，瑞宣决定往北走，北边清静。他半天没有回答出话来。直等到小崔催了一声：“啊？”他才说：

“记得‘九一八’？”

小崔点了点头。

“老一辈的东北人永远是中国人。在‘九一八’的时候才十几岁的，像你打的那个兵，学的是日本话，念的是日本书，听的是日本宣传，他怎能不变呢？没有人愿意作奴隶，可是，谁也架不住一天一天的，成年论月的，老听别人告诉你：你不是中国人！”

“真的吗？”小崔吃惊的问。“比方说，天天有人告诉我，我不是中国人，我也会相信吗？”

“你不会！倒退几年，你就会！”

“祁先生！那么现在咱们的小学生，要是北平老属日本人管着的话，过个三年五载的，也会变了吗？”

瑞宣还没想到这一层。听小崔这么一问，他浑身的汗毛眼都忽然的一刺，脑中猛的“轰”了一下，头上见了细汗！他扶住了墙，腿发软！

“怎么啦？”小崔急切的问。

“没什么！我心里不好受！”

二十七

瑞宣不再到学校去。他可是并没正式的辞职，也没请假。他从来是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永远没干过这种拖泥带水的事。现在，他好像以为辞职与请假这些事都太小，用不着注意了；作亡国奴才真正是大事，连作梦他都梦见我们打胜仗，或是又丢失了一座城。

他必须去挣钱。父亲的收入是仗着年底分红；一位掌柜的，按照老规矩，月间并没有好多的报酬；父亲的铺子是遵守老规矩的。可是，从“七七”起，除了杂粮店与煤炭厂，恐怕没有几家铺店还照常有交易，而父亲的布匹生意是最清淡的一个——谁在兵荒马乱之际还顾得作新衣服呢。这样，到年终，父亲恐怕没有什么红利好拿。

老二瑞丰呢，瑞宣看得很清楚，只要得到个收入较多的事情，就必定分居另过。老二，和二奶奶，不是肯帮助人的人。

积蓄吗，祖父和母亲手里也许有几十或几百块现洋。但是这点钱，除非老人们肯自动的往外拿，是理应没人过问的——老人的钱，正和老人的病相反，是不大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瑞宣自己只在邮局有个小折子，至多过不去百块钱。

这样，他是绝对闲不起的。他应当马上去找事情。要不然，他便须拿着维持费，照常的教书；等教育局有了办法，再拿薪水。无论怎样吧，反正他不应当闲起来。他为什么不肯像老三那样跺脚一走？还不是因为他须奉养着祖父与父母和看管着全家？那么，既不肯忍心的抛弃下一家老少，他就该设法去挣钱。他不该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他晓得这些道理。可是，他没法子打起精神去算计煤米柴炭，当华北的名城一个接着一个陷落的时候。他不敢再看他的那些学生，那些在天安门庆祝过保定陷落的学生。假若整个的华北，他想，都沦陷了，而一时收复不来；这群学生岂不都变成像被小崔打了的小兵？他知道，除了教书，他很不易找到合适的事作。但是，他不能为挣几个钱，而闭上眼不看学生们渐渐的变成奴隶！什么都可以忍，看青年变成奴隶可不能忍！

瑞丰屋里的广播收音机只能收本市的与冀东的播音，而瑞宣一心一意的要听南京的消息。他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记录。他向来是中庸的，适可而止的；可是，现在为听南京的播音，他仿佛有点疯狂了似的。不管有什么急事，他也不肯放弃了听广播。气候或人事阻碍他去听，他会大声的咒骂——他从前几乎没破口骂过人。南京的声音叫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

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宣，他大概须迟疑一会儿才回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无感情的在公民教科书上印好的那个定义。现在，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像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像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儿似的。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听到她的声音，瑞宣的眼中就不由的湿润起来。他没想到过能这样的捉摸到了他的国家，也没想到过他有这么热烈的爱它。平日，他不否认自己是爱国的。可是爱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

他本来已经拒绝看新民会控制着的报纸，近来他又改变了这个态度。他要拿日本人所发的消息和南京所广播的比较一下。在广播中，他听到了北平报纸上所不载的消息。因此，他就完全否定了北平所有的报纸上的消息的真实性。即使南京也承认了的军事挫败，只要报纸上再登出来，他便由信而改为半信半疑。他知道不应当如此主观的比较来源不同的报道，可是只有这么作，他才觉得安心，好受一点。爱国心是很难得不有所偏袒的。

最使他兴奋的是像胡阿毛与八百壮士一类的消息。有了这种壮烈牺牲的英雄们，他以为，即使军事上时时挫败，也没什么关系了。有这样的英雄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每听到这样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便兴奋得不能安睡。在半夜里，他会点上灯，把它们记下来。记完了，他觉得他所知道的材料太少，不足以充分的表现那些英雄的忠心烈胆；于是，就把纸轻轻的撕毁，而上床去睡——这才能睡得很好。

对外交消息，在平日他非常的注意，现在他却很冷淡。由过去的百年历史中，他——正如同别的晓得一点历史的中国人——晓得列强是不会帮助弱国的。他觉得国联的展缓讨论中日问题，与九国公约的要讨论中日问题，都远不如胡阿毛的举动的重要。胡阿毛是中国人。多数的中国人能像胡阿毛那样和日本人干，中国便成了有人的国家，而不再是任人割取的一块老实的肥肉。胡阿毛敢跟日本人干，也就敢跟世界上的一切“日本人”干。中国人是喜欢和平的，但是在今天必须有胡阿毛那样敢用生命换取和平的，才能得到世人的钦仰，从而真的得到和平。

这样，他忙着听广播，忙着看报，忙着比较消息，忙着判断消息的可靠与否，有时候狂喜，有时候忧郁，他失去平日的稳重与平衡，好像有点神经病似的了。

他可是没有忘了天天去看钱默吟先生。钱先生渐渐的好起来。最使瑞宣痛快的是钱老人并没完全失去记忆与思想能力，而变为残废。老人慢慢的会有系统的说几句话了。这使瑞宣非常的高兴。他晓得日本人的残暴。钱老人的神志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同时，他切盼能听到钱先生述说被捕受刑的经过，而详细的记载下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信实的，亡城史料。

可是，钱老人的嘴很严。他使瑞宣看出来，他是绝对不会把被捕以后的事说给第二个人的。他越清醒，便越小心；每每在他睡醒以后，他要问问：“我没说梦话吧？”他确是常说梦话的，可是因为牙齿的脱落，与声音的若断若续，即使他有条理的说话，也不会被人听懂。在清醒的时候，他闭口不谈被捕的事。瑞宣用尽了方法，往外诱老人的话，可是没有结果。每逢老人一听到快要接触到被捕与受刑的话，他的脸马上发白，眼中也发出一种光，像老鼠被猫儿堵住了的时候那种惧怕的，无可如何的光。这时候，他的样子，神气都变得像另一个人了。以前，他是胖胖的，快乐的，天真的，大方的；现在，他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缺了许多牙齿，而神气又是那么惊慌不安。一看到这种神气，瑞宣就十分惭愧。可是，惭愧并没能完全胜过他的好奇。本来吗，事情的本身是太奇——被日本宪兵捕去，而还能活着出来，太奇怪了！况且，钱老人为什么这样的不肯说狱中那一段事实呢？

慢慢的，他测悟出来：日本人，当放了老人的时候，一定强迫他起下誓，不准把狱中的情形告诉给第二个人。假若这猜得不错，以老人的诚实，必定不肯拿起誓当作白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老人的通达是不亚于他的诚实的，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被迫起下的誓言呢？不，事情恐怕不能就这么简单吧？

再一想，瑞宣不由的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作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毒刑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的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净了！

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儿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的向远处看，好像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楞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楞着。瑞宣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楞——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

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宣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宣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他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楞起来。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像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宣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教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

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宣为难，可是瑞宣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儿。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在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

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晓荷。金三爷或瑞宣偶然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

瑞宣猜不透老先生的心理。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呢？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宣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宣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作些什么呢？一个谜！

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

可是，每逢他来到，钱老人便特别的高兴。这使瑞宣几乎要有点嫉妒了。瑞宣晓得往日金三爷在钱老人的眼中，只是个还不坏的亲友，而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物。虽然诗人的心中也许尽可能的消灭等级，把只要可以交往的人都看作朋友，一律平等，可是瑞宣晓得老人到底不能不略分一分友人的高低——他的确晓得往日金三爷并不这样受钱老人的欢迎。

瑞宣，当金三爷也来看病人的时候，很注意的听两位老人都说些什么，以便猜出钱老人特别喜欢金三爷的理由。他只有纳闷。金三爷的谈话和平日一样的简单，粗鲁，而且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绝对没有启发心智或引人作深想的地方。

在庆祝保定陷落的第二天，瑞宣在钱家遇到了金三爷。这是个要变天气的日子，天上有些不会落雨，而只会遮住阳光的灰云，西风一阵阵的刮得很凉。树叶子纷纷的往下落。瑞宣穿上了件旧薄棉袍。金三爷却还只穿着又长又大的一件粗白布小褂，上面罩着件铜钮扣的青布大坎肩——已是三十年的东西了，青色已变成了暗黄，胸前全裂了口。在坎肩外边，他系了一条蓝布搭包。

钱诗人带着满身的伤，更容易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的浑身都酸疼。一见金三爷进来，他便说：

“天气要变呀，风多么凉啊！”

“凉吗？我还出汗呢！”真的，金三爷的脑门上挂着不少很大的汗珠。从怀里摸出块像小包袱似的手绢，仿佛是擦别人的头似的，把自己的秃脑袋用力的擦了一番。随擦，他随向瑞宣打了个招呼。对瑞宣，他的态度已改变了好多，可是到底不能像对李四爷那么亲热。坐下，好大一会儿，他才问亲家：“好点吧？”

钱老人，似乎是故意求怜的，把身子蜷起来。声音也很可怜的，他说：“好了点！今天可又疼得厉害！要变天！”说罢，老人眨巴着眼等待安慰。

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声如洪钟似的：“也许要变天！一边养，一边也得忍！忍着疼，慢慢的就不疼了！”

在瑞宣看，金三爷的话简直说不说都没大关系。可是钱老人仿佛听到了最有意义的劝慰似的，连连的点头。瑞宣知道，当初金三爷是崇拜钱诗人，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现在，他看出来，钱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为什么呢？他猜不出。

金三爷坐了有十分钟。钱老人说什么，他便顺口答音的回答一声“是”，或“不是”，或一句很简单而没有什么意思的短话。钱老人不说什么，他便也一声不响，呆呆的坐着。

楞了好一大会儿，金三爷忽然立起来。“看看姑娘去。”他走了出去。在西屋，和钱少奶奶说了大概有两三句话，他找了个小板凳，在院中坐好，极深沉严肃的抽了一袋老关东叶子烟。当当的把烟袋锅在阶石上磕净，立起来，没进屋，只在窗外说了声：“走啦！再来！”

金三爷走后好半天，钱老人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瑞宣明白了。原来老人羡慕金三爷的身体。为什么？老人要报仇！想到这儿，他不错眼珠的看着钱先生，看了足有两三分钟。是的，他看明白了：老人不但在模样上变了，他的整个的人也都变了。谁能想到不肯损伤一个蚂蚁的诗人，会羡慕起来，甚至是崇拜起来，武力与身体呢？看着老人陷下去的腮，与还有时候带出痴呆的眼神，瑞宣不敢保证老先生能够完全康复，去执行报仇的计划。可是，只要老人有这么个报仇的心思，也就够可敬的了。他觉得老人与中国一样的可敬。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不能再因考虑军备的不足，而不去抗战。老人，在受了侮辱与毒刑之后，也不再因考虑身体精力如何，而不想去报复。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瑞宣说不上来。他可是看出来，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现在居然不考虑一切，而只盼身体健壮，好去报仇，他没法不敬重老人的胆气。老人似乎不考虑什么来得及与来不及，而想一下子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难道在国快亡了的时候，有血性的人不都应当如此么？

因为钦佩钱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脑子一天到晚像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作会思想的废物！

乘着钱先生闭上了眼，瑞宣轻轻的走出来。在院中，他看见钱少奶奶在洗衣服。她已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在孟石死去的时候，因为她的衣裳肥大，大家都没看出她有“身子”。在最近，她的“怀”开始显露出来。金三爷在前些天，把这件喜信告诉了亲家。钱先生自从回到家来，没有笑过一次，只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笑了笑，而且说了句金三爷没听明白的话：“生个会打仗的孩子吧！”瑞宣也听见了这句话，在当时也没悟出什么道理来。今天，看见钱少奶奶，他又想起来那句话，而且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钱少奶奶没有什么模样，可是眉眼都还端正，不难看。她没有剪发，不十分黑而很多的头发梳了两根松的辫子，系着白头绳。她不高，可是很结实，腰背直直的好像担得起一切的委屈似的。她不大爱说话，就是在非说不可的时候，她也往往用一点表情或一个手势代替了话。假若有人不晓得这个，而紧跟她说，并且要求她回答，她便红了脸而更说不出来。

瑞宣不敢跟她多说话，而只指了指北屋，说了声：“又睡着了。”

她点了点头。

瑞宣每逢看见她，也就立刻看到孟石——他的好朋友。有好几次，他几乎问出来：“孟石呢？”为避免这个错误，他总是看着她的白辫梢，而且不敢和她多说话——免得自己说错了话，也免得教她为难。今天，他仍然不敢多说，可是多看了她两眼。他觉得她不仅是个年轻的可怜的寡妇，而也是负着极大的责任的一位母亲。她，他盼望，真的会给钱家和中国生个会报仇的娃娃！

一边这么乱想，一边走，不知不觉的他走进了家门。小顺儿的妈正责打小顺儿呢。她很爱孩子，也很肯管教孩子。她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但从治家与教养小孩子来说，她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作贤妻良母，又不幸作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齐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了。她不准小孩子有坏习惯，从来不溺爱他们。她晓得责罚有时候是必要的。

瑞宣不大爱管教小孩。他好像是儿女的朋友，而不是父亲。他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他们玩耍和瞎扯。等到他不高兴的时候，孩子们也自然的会看出不对，而离他远远的。当韵梅管孩子的时候，他可是绝对守中立，不护着孩子，也不给她助威。他以为夫妻若因管教儿女而打起架来，就不但管不了儿女，而且把整个的家庭秩序完全破坏了。这最不上算。

假若小顺儿的妈从丈夫那里得到管教儿女的“特权”，她可还另有困难，当她使用职权的时候。婆母是个明白人：当她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的公平与坚决差不多是与韵梅相同的。可是现在她老了。她仍然愿意教孙辈所受的管束与昔年自己的儿子所受的一样多，一样好；但是，也不知怎的，她总以为儿媳妇的管法似乎太严厉，不合乎适可而止的中道。她本想不出声，可是声音仿佛没经她的同意便自己出去了。

即使幸而通过了祖母这一关，小顺儿们还会向太爷爷请救，而教妈妈的巴掌或笤帚疙疸落了空。在祁老人眼中，重孙儿孙女差不多就是小天使，永远不会有任何过错；即使有过错，他也要说：“孩子哪有不淘气的呢？”

祁老人与天佑太太而外，还有个瑞丰呢。他也许不甚高兴管闲事，但是赶上他高兴的时候，他会掩护着小顺儿与妞子，使他们不但挨不上打，而且教给他们怎样说谎扯皮的去逃避责罚。

现在，瑞宣刚走进街门，便听到了小顺儿的尖锐的，多半是为求救的，哭声。他知道韵梅最讨厌这种哭声，因为这不是哭，而是呼唤祖母与太爷爷出来干涉。果然，他刚走到枣树旁，南屋里的病人已坐起来，从窗上的玻璃往外看。看到了瑞宣，老太太把他叫住：“老大！别教小顺儿的妈老打孩子呀！这些日子啦，孩子们吃也吃不着，喝也喝不着，还一个劲儿的打，受得了吗！”

瑞宣心里说：“妈妈的话跟今天小顺儿的犯错儿挨打，差不多没关系！”可是，他连连的点头，往“战场”走去。他不喜欢跟病着的母亲辩论什么。

“战场”上，韵梅还瞪着大眼睛责备小顺儿，可是小顺儿已极安全的把脸藏在太爷爷的手掌里。他仍旧哭得很厉害，表示向妈妈挑战。

祁老人一面给重孙子擦泪，一面低声嘟囔着。他只能低声的，因为第一，祖公对孙媳妇不大好意思高声的斥责；第二，他准知道孙媳妇是讲理的人，决不会错打了孩子。“好乖孩子！”他嘟囔着：“不哭啦！多么好的孩子，还打哪？真！”

瑞宣听出来：假若祖母是因为这一程子的饮食差一点，所以即使孩子犯了过也不该打；太爷爷便表示“多么好的孩子”，而根本不应当责打，不管“好”孩子淘多大的气！

小妞子见哥哥挨打，唯恐连累了自己，藏在了自以为很严密，而事实上等于不藏的，石榴盆后面，两个小眼卜哒卜哒的从盆沿上往外偷看。

瑞宣从祖父一直看到自己的小女儿，没说出什么来便走进屋里去。到屋里，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可是，这是不是晚了一些呢？日本人，在占据着北平的时候，会允许中国人自由的教育小孩子，把他们都教育成敢打仗的战士吗？钱诗人的醒悟恐怕已经太迟了？”正这么自言自语的叨唠，小妞子忽然从外面跑进来，院中也没了声音。瑞宣晓得院中已然风平浪静，所以小妞子才开始活动。

小妞儿眼中带出点得意与狡猾混合起来的神气，对爸爸说：

“哥，挨打！妞妞，藏！藏花盆后头！”说完，她露出一些顶可爱的小白牙，笑了。

瑞宣没法子对妞子说：“你狡猾，坏，和原始的人一样的狡猾，一样的坏！你怕危险，不义气！”他不能说，他知道妞子是在祖母和太爷爷的教养下由没有牙长到了满嘴都是顶可爱的小牙的年纪；她的油滑不是天生的，而是好几代的聪明教给她的！这好几代的聪明宁可失去他们的北平，也不教他们的小儿女受一巴掌的苦痛！

二十八

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冠先生交朋友似乎有个一定的方法。他永远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这也许是因为有所求而交友的缘故。等到新劲儿一过去，热劲儿就也渐渐的消散，像晾凉了的馒头似的。

现在，蓝东阳是冠先生的宝贝。

即使我们知道冠先生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的原因，我们也无法不钦佩他的技巧。这技巧几乎不是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差不多全部都是天才的产物。冠先生的最见天才的地方就是“无聊”。只有把握到一切都无聊——无聊的啼笑，无聊的一问一答，无聊的露出牙来，无聊的眨巴眼睛，无聊的说地球是圆的，或烧饼是热的好吃……才能一见如故的，把一个初次见面的友人看成自己的亲手足一般，或者比亲手足还更亲热。也只有那在什么有用的事都可以不作，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都必须作的文化里，像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相反的，蓝东阳是没有文化的，尽管他在北平住过了十几年。蓝先生的野心很大。因为野心大，所以他几乎忘了北平是文化区；虽然他大言不惭的自居为文化的工程师，可是从生活上与学识上，他都没注意到过文化的内容与问题。他所最关心的是怎样得到权利，妇女，金钱，与一个虚假的文艺者的称呼。

因此，以冠晓荷的浮浅无聊，会居然把蓝东阳“唬”得一楞一楞的。凡是晓荷所提到的烟，酒，饭，茶的作法，吃法，他几乎都不知道。及至冠家的酒饭摆上来，他就更佩服了冠先生——冠先生并不瞎吹，而是真会享受。在他初到北平的时期，他以为到东安市场吃天津包子或褡裢火烧，喝小米粥，便是享受。住过几年之后，他才知道西车站的西餐与东兴楼的中菜才是说得出口的吃食。今天，他才又知道铺子中所卖的菜饭，无论怎么精细，也说不上是生活的艺术；冠先生这里是在每一碟咸菜里都下着一番心，在一杯茶和一盅酒的色，香，味，与杯盏上都有很大的考究；这是吃喝，也是历史与艺术。是的，冠先生并没有七盘八碗的预备整桌的酒席；可是他自己家里作的几样菜是北平所有的饭馆里都吃不到的。除了对日本人，蓝东阳是向来不轻于佩服人的。现在，他佩服了冠先生。

在酒饭之外，他还觉出有一股和暖的风，从冠先生的眼睛，鼻子，嘴，眉，和喉中刮出来。这是那种在桃花开了的时候的风，拂面不寒，并且使人心中感到一点桃色的什么而发痒，痒得怪舒服。冠先生的亲热周到使东阳不由的要落泪。他一向以为自己是受压迫的，因为他的文稿时常因文字不通而被退回来；今天，冠先生从他一进门便呼他为诗人，而且在吃过两杯酒以后，要求他朗读一两首他自己的诗。他的诗都很短，朗诵起来并不费工夫。他读完，冠先生张着嘴鼓掌。掌拍完，他的嘴还没并上；好容易并上了，他极严肃的说：“好！好！的确的好！”蓝诗人笑得把一向往上吊着的那个眼珠完全吊到太阳穴里去了，半天也没落下来。

捧人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冠先生有十足的勇气——他会完全不要脸。

“高第！”冠先生亲热的叫大女儿。“你不是喜欢新文艺吗？跟东阳学学吧！”紧跟着对东阳说：“东阳，你收个女弟子吧！”

东阳没答出话来。他昼夜的想女人，见了女人他可是不大说得出正经话来。

高第低下头去，她不喜欢这个又瘦又脏又难看的诗人。

冠先生本盼望女儿对客人献点殷勤，及至看高第不哼一声，他赶紧提起小磁酒壶来，让客：“东阳，咱们就是这一斤酒，你要多喝也没有！先干了杯！呕！呕！对！好，干脆，这一壶归你，你自己斟！咱们喝良心酒！我和瑞丰另烫一壶！”

瑞丰和胖太太虽然感到一点威胁——东阳本是他们的，现在颇有已被冠先生夺了去的样子——可是还很高兴。一来是大赤包看丈夫用全力对付东阳，她便设法不教瑞丰夫妇感到冷淡；二来是他们夫妇都喜欢热闹，只要有好酒好饭的闹哄着，他们俩就决定不想任何足以破坏眼前快乐的事情。以瑞丰说，只要教他吃顿好的，好像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胖太太还另有一件不好意思而高兴的事：东阳不住的看她。她以为这是她战败了冠家的两位姑娘，而值得骄傲。事实上呢，东阳是每看到女人便想到实际的问题；论起实际，他当然看胖乎乎的太太比小姐们更可爱。

招弟专会戏弄“癞虾蟆”。顶俏美的笑了一下，她问东阳：“你告诉告诉我，怎样作个文学家，好不好？”并没等他回答，她便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不是不刷牙不洗脸，就可以作出好文章呢？”

东阳的脸红了。

高第和尤桐芳都咯咯的笑起来。

冠先生很自然的，拿起酒杯，向东阳一点头：“来，罚招弟一杯，咱们也陪一杯，谁教她是个女孩子呢！”

吃过饭，大家都要求桐芳唱一支曲子。桐芳最讨厌有新朋友在座的时候“显露原形”。她说这两天有点伤风，嗓子不方便。瑞丰——久已对她暗里倾心——帮她说了几句话，解了围。桐芳，为赎这点罪过，提议打牌。瑞丰领教过了冠家牌法的厉害，不敢应声。胖太太比丈夫的胆气大一点，可是也没表示出怎么热烈来。蓝东阳本是个“钱狠子”，可是现在有了八成儿醉意，又看这里有那么多位女性，他竟自大胆的说：“我来！说好，十六圈！不多不少，十扭圈！”他的舌头已有点不大利落了。

大赤包，桐芳，招弟，东阳，四位下了场。招弟为怕瑞丰夫妇太僵得慌，要求胖太太先替她一圈或两圈。

冠先生稍有点酒意，拿了两个细皮带金星的鸭儿梨，向瑞丰点了点头。瑞丰接过一个梨，随主人来到院中。两个人在灯影中慢慢的来回溜。冠先生的确是有点酒意了。他忽然噗哧的笑了一声。而后，亲热的叫：“瑞丰！瑞丰！”瑞丰嘴馋，像个饿猴子似的紧着啃梨，嘴唇轻响的嚼，不等嚼碎就吞下去。满口是梨，他只好由鼻子中答应了声：“嗯！”

“你批评批评！”冠先生口中谦虚，而心中骄傲的说：“你给我批评一下，不准客气！你看我招待朋友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瑞丰是容易受感动的，一见冠先生这样的“不耻下问”，不由的心中颤动了好几下。赶快把一些梨渣滓啐出去，他说：“我决不说假话！你的——无懈可击！”

“是吗？你再批评批评！你看，就是用这点儿——”他想不起个恰当的字，“这点儿，啊——亲热劲儿，大概和日本人来往，也将就了吧？你看怎么样？批评一下！”

“一定行！一定！”瑞丰没有伺候过日本人，但是他以为只要好酒好菜的供养着他们，恐怕他们也不会把谁活活的吃了。

冠先生笑了一下，可是紧跟着又叹了口气。酒意使他有点感伤，心里说：“有这样本事，竟自怀才不遇！”

瑞丰听见了这声叹气，而不便说什么。他不喜欢忧郁和感伤！快活，哪怕是最无聊无耻的快活，对于他都胜于最崇高的哀怨。他急忙往屋里走。晓荷，还拿着半个梨独自站在院里。

文章不通的人，据说，多数会打牌。东阳的牌打得不错。一上手，他连胡了两把。这两把都是瑞丰太太放的冲。假若她知趣，便应该马上停手，教招弟来。可是，她永远不知趣，今天也不便改变作风。瑞丰倒还有这点敏感，可是不敢阻拦太太的高兴；他晓得，他若开口教她下来，他就至少须牺牲这一夜的睡眠，好通宵的恭听太太的训话。大赤包给了胖子一点暗示，她说日本人打牌是谁放冲谁给钱。胖太太还是不肯下来。打到一圈，大赤包笑着叫招弟：“看你这孩子，你的牌，可教祁太太受累！快来！好教祁二嫂休息休息！”胖太太这才无可如何的办了交待，红着脸张罗着告辞。瑞丰怕不好看，直搭讪着说：“再看两把！天还早！”

第二圈，东阳听了两次胡，可都没胡出来，因为他看时机还早而改了叫儿，以便多胡一番。他太贪。这两把都没胡，他失去了自信，而越打越慌，越背。他是打赢不打输的人，他没有牌品。在平日写他那自认为是批评文字的时候，他总是攻击别人的短处，而这些短处正是他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一个写家被约去讲演，或发表了一点政见，都被他看成是出风头，为自己宣传；事实上，那只是因为没人来请他去讲演，和没有人请他发表什么意见。他的嫉妒变成了讽刺，他的狭窄使他看起来好像挺勇敢，敢去战斗似的。他打牌也是这样，当牌气不大顺的时候。他摔牌，他骂骰子，他怨别人打的慢，他嫌灯光不对，他挑剔茶凉。他自己毫无错处，他不和牌完全因为别人的瞎打乱闹。

瑞丰看事不祥，轻轻的拉了胖太太一把，二人没敢告辞，以免扰动牌局，偷偷的走出去。冠先生轻快的赶上来，把他们送到街门口。

第二天，瑞丰想一到学校便半开玩笑的向东阳提起高第姑娘来。假若东阳真有意呢，他就不妨真的作一次媒，而一箭双雕的把蓝与冠都捉到手里。

见到东阳，瑞丰不那么乐观了。东阳的脸色灰绿，一扯一扯的像要裂开。他先说了话：“昨天冠家的那点酒，菜，茶，饭，一共用多少钱？”

瑞丰知道这一问或者没怀着好意，但是他仍然把他当作好话似的回答：“呕，总得花二十多块钱吧，尽管家中作的比外叫的菜便宜；那点酒不会很贱了，起码也得四五毛一斤！”

“他们赢了我八十！够吃那么四回的！”东阳的怒气像夏天的云似的涌上来，“他们分给你多少？”

“分给我？”瑞丰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

“当然喽！要不然，我跟他们丝毫的关系都没有，你干吗给两下里介绍呢？”

瑞丰，尽管是浅薄无聊的瑞丰，也受不了这样的无情的，脏污的，攻击。他的小干脑袋上的青筋全跳了起来。他明知道东阳不是好惹的，不该得罪的，可是他不能太软了，为了脸面，他不能太软了！他拿出北平人的先礼后拳的办法来：

“你这是开玩笑呢，还是——”

“我不会开玩笑！我输了钱！”

“打牌还能没有输赢？怕输就别上牌桌呀！”

论口齿，东阳是斗不过瑞丰的。可是东阳并不怕瑞丰的嘴。专凭瑞丰平日的处世为人的态度来说，就有许多地方招人家看不起的；所以，无论他怎样能说会道，东阳是不会怕他的。

“你听着！”东阳把臭黄牙露出来好几个，像狗打架时那样。“我现在是教务主任，不久就是校长，你的地位是在我手心里攥着的！我一撒手，你就掉在地上！我告诉你，除非你赔偿上八十块钱，我一定免你的职！”

瑞丰笑了。他虽浮浅无聊，但究竟是北平人，懂得什么是“里儿”，哪叫“面儿”。北平的娘儿们，也不会像东阳这么一面理。“蓝先生，你快活了手指头，红中白板的摸了大半夜，可是教我拿钱；哈，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要是有的话，我早去了，还轮不到尊家你呢！”

东阳不敢动武，他怕流血。当他捉到一个臭虫——他的床上臭虫很多——的时候，他都闭上眼睛去抹杀它，不敢明目张胆的作。今天，因为太看不起瑞丰了，他居然说出：“你不赔偿的话，可留神我会揍你！”

瑞丰没想到东阳会这样的认真。他后悔了，后悔自己爱多事。可是，自己的多事并不是没有目的；他是为讨东阳的喜欢，以便事情有些发展，好多挣几个钱。这，在他想，不能算是错误。他原谅了自己，那点悔意像蜻蜓点水似的，轻轻的一挨便飞走了。

他没有钱。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他晓得学校的“金库”里也不过统共有十几块钱。想到学校与自己的窘迫，他便也想到东阳的有钱。东阳的钱，瑞丰可以猜想得到，一部分是由新民会得来的，一部分也必是由爱钱如命才积省下来的。既然是爱钱如命，省吃俭用的省下来的，谁肯轻易一输，就输八十呢？这么一想，瑞丰明白了，东阳的何以那么着急，而且想原谅了他的无礼。他又笑了一下，说：“好吧，我的错儿，不该带你到冠家去！我可是一番好意，想给你介绍那位高第小姐；谁想你会输那么多的钱呢！”

“不用费话！给我钱！”东阳的散文比他的诗通顺而简明的多了。

瑞丰想起来关于东阳的笑话。据说：东阳给女朋友买过的小梳子小手帕之类的礼物，在和她闹翻了的时候，就详细的开一张单子向她索要！瑞丰开始相信这笑话的真实，同时也就很为了难——他赔还不起那么多钱，也没有赔还的责任，可是蓝东阳又是那么蛮不讲理！

“告诉你！”东阳满脸的肌肉就像服了毒的壁虎似乎全部抽动着。“告诉你！不给钱，我会报告上去，你的弟弟逃出北平——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加入了游击队！你和他通气！”

瑞丰的脸白了。他后悔，悔不该那么无聊，把家事都说与东阳听，为是表示亲密！不过，后悔是没用的，他须想应付困难的办法。

他想不出办法。由无聊中闹出来的事往往是无法解决的。

他着急！真要是那么报告上去，得抄家！

他是最怕事的人。因为怕事，所以老实；因为老实，所以他自居为孝子贤孙。可是，孝子贤孙现在惹下了灭门之祸！

他告诉过东阳，老三逃出去了。那纯粹因为表示亲密；假若还有别的原因的话，也不过是因为除了家长里短，他并没有什么可对友人说的。他万也没想到东阳会硬说老三参加了游击队！他没法辩驳，他觉得忽然的和日本宪兵，与宪兵的电椅皮鞭碰了面！他一向以为日本人是不会和他发生什么太恶劣的关系的，只要他老老实实的不反日，不惹事。今天，料想不到的，日本人，那最可怕的，带着鞭板锁棍的，日本人，却突然的立在他面前。

他哄的一下出了汗。

他非常的着急，甚至于忘了先搪塞一下，往后再去慢慢的想办法。急与气是喜欢相追随的弟兄，他瞪了眼。

东阳本来很怕打架，可是丝毫不怕瑞丰的瞪眼，瑞丰平日给他的印象太坏了，使他不去考虑瑞丰在真急了的时节也敢打人。“怎样？给钱，还是等我去给你报告？”

一个人慌了的时候，最容易只沿着一条路儿去思索。瑞丰慌了。他不想别的，而只往坏处与可怕的地方想。听到东阳最后的恐吓，他又想出来：即使真赔了八十元钱，事情也不会完结；东阳哪时一高兴，仍旧可以给他报告呀！

“怎样？”东阳又催了一板，而且往前凑，逼近了瑞丰。

瑞丰像一条癞狗被堵在死角落里，没法子不露出抵抗的牙与爪来了。他一拳打出去，倒仿佛那个拳已不属他管束了似的。他不晓得这一拳应当打在哪里，和果然打在哪里，他只知道打着了一些什么；紧跟着，东阳便倒在了地上。他没料到东阳会这么不禁碰。他急忙往地上看，东阳已闭上了眼，不动。轻易不打架的人总以为一打就会出人命的；瑞丰浑身上下都忽然冷了一下，口中不由的说出来：“糟啦！打死人了！”说完，不敢再看，也不顾得去试试东阳还有呼吸气儿与否，他拿起腿便往外跑，像七八岁的小儿惹了祸，急急逃开那样。

他生平没有走过这么快。像有一群恶鬼赶着，而又不愿教行人晓得他身后有鬼，他贼眉鼠眼的疾走。他往家中走。越是怕给家中惹祸的，当惹了祸的时候越会往家中跑。

到了家门口，他已喘不过气来。扶住门垛子，他低头闭上了眼，大汗珠拍哒拍哒的往地上落。这么忍了极小的一会儿，他用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开始往院里走。他一直奔了大哥屋中去。

瑞宣正在床上躺着。瑞丰在最近五年中没有这么亲热的叫过大哥：“大哥！”他的泪随着声音一齐跑出来。

这一声“大哥”，打动了瑞宣的心灵。他急忙坐起来问：“怎么啦？老二！”

老二从牙缝里挤出来：“我打死了人！”

瑞宣立起来，心里发慌。但是，他的修养马上来帮他的忙，教他稳定下来。他低声的，关心而不慌张的问：“怎么回事呢？坐下说！”说罢，他给老二倒了杯不很热的开水。

老二把水一口喝下去。老大的不慌不忙，与水的甜润，使他的神经安帖了点。他坐下，极快，极简单的，把与东阳争吵的经过说了一遍。他没说东阳的为人是好或不好，也没敢给自己的举动加上夸大的形容；他真的害了怕，忘记了无聊与瞎扯。说完，他的手颤动着掏出香烟来，点上一支。

瑞宣声音低而恳切的问：“他也许是昏过去了吧？一个活人能那么容易死掉？”

老二深深的吸了口烟。“我不敢说！”

“这容易，打电话问一声就行了！”

“怎么？”老二现在仿佛把思索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大哥，自己不再用一点心思。

“打电话找他，”瑞宣和善的说明：“他要是真死了或是没死，接电话的人必定能告诉你。”

“他要是没死呢？我还得跟他说话？”

“他若没死，接电话的人必说：请等一等。你就把电话挂上好啦。”

“对！”老二居然笑了一下，好像只要听从哥哥的话，天大的祸事都可以化为无有了似的。

“我去，还是你去？”老大问。

“一道去好不好？”老二这会儿不愿离开哥哥。在许多原因之中，有一个是他暂时还不愿教太太知道这回事。他现在才看清楚：对哥哥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对太太就不能不有时候闭上嘴。

附近只有一家有电话的人家。那是在葫芦肚里，门前有排得很整齐的四棵大柳树，院内有许多树木的牛宅。葫芦肚是相当空旷的。四围虽然有六七家人家，可没有一家的建筑与气势能稍稍减去门外的荒凉的。牛宅是唯一的体面宅院，但是它也无补于事，因为它既是在西北角上，而且又深深的被树木掩藏住——不知道的人很不易想到那片树木里还有人家。这所房与其说是宅院，还不如说是别墅或花园——虽然里边并没有精心培养着的奇花异草。

牛先生是著名的大学教授，学问好，而且心怀恬淡。虽然在这里已住了十二三年，可是他几乎跟邻居们全无来往。这也许是他的安分守己，无求于人的表示，也许是别人看他学识太深而不愿来“献丑”。瑞宣本来有机会和他交往，可是他——瑞宣——因不愿“献丑”而没去递过名片。瑞宣永远愿意从书本上钦佩著者的学问，而不肯去拜见著者——他觉得那有点近乎巴结人。

瑞丰常常上牛宅来借电话，瑞宣今天是从牛宅迁来以后第一次来到四株柳树底的大门里。

老二借电话，而请哥哥说话。电话叫通，蓝先生刚刚的出去。

“不过，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吧？”从牛宅出来，老二对大哥说。

“慢慢的看吧！”瑞宣不很带劲儿的回答。

“那不行吧？我看无论怎着，我得赶紧另找事，不能再到学校去；蓝小子看不见我，也许就忘了这件事！”

“也许！”瑞宣看明白老二是胆小，不敢再到学校去，可是不好意思明说出来。真的，他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其中的最现成的恐怕就是：“这就是你前两天所崇拜的人物，原来不过如此！”或者：“凭你，蓝东阳，冠晓荷，就会教日本人平平安安的统治北平？你们自己会为争一个糖豆而打得狗血喷头！”可是，他闭紧了嘴不说，他不愿在老二正很难过的时候去教训或讥讽，使老二更难堪。

“找什么事情呢？”老二嘟囔着。“不管怎样，这两天反正我得请假！”

瑞宣没再说什么。假若他要说，他一定是说：“你不到学校去，我可就得去了呢！”是的，他不能和老二都在家里蹲着，而使老人们看着心焦。他自从未参加那次游行，就没请假，没辞职，而好几天没到学校去。现在，他必须去了，因为老二也失去了位置。他很难过；他生平没作过这样忽然旷课，又忽然复职的事！学校里几时才能发薪，不晓得。管它发薪与否，占住这个位置至少会使老人们稍微安点心。他准知道：今天老二必不敢对家中任何人说道自己的丢脸与失业；但是，过了两三天，他必会打开嘴，向大家乞求同情。假若瑞宣自己也还不到学校去，老人们必会因可怜老二而责备老大。他真的不喜欢再到学校去，可是非去不可，他叹了口气。

“怎么啦？”老二问。

“没什么！”老大低着头说。

弟兄俩走到七号门口，不约而同的停了一步。老二的脸上没了血色。

有三四个人正由三号门外向五号走，其中有两个是穿制服的！

瑞丰想回头就跑，被老大拦住：“两个穿制服的是巡警。那不是白巡长？多一半是调查户口。”

老二慌得很：“我得躲躲！穿便衣的也许是特务！”没等瑞宣再说话，他急忙转身顺着西边的墙角疾走。

瑞宣独自向家中走。到了门口，巡警正在拍门。他笑着问：“干什么？白巡长！”

“调查户口，没别的事。”白巡长把话说得特别的温柔，为是免得使住户受惊。

瑞宣看了看那两位穿便衣的，样子确乎有点像侦探。他想，他们俩即使不为老三的事而来，至少也是被派来监视白巡长的。瑞宣对这种人有极大的反感。他们永远作别人的爪牙，而且永远威风凛凛的表示作爪牙的得意；他们宁可失掉自己的国籍，也不肯失掉威风。

白巡长向“便衣”们说明：“这是住在这里最久的一家！”说着，他打开了簿子，问瑞宣：“除了老三病故，人口没有变动吧？”

瑞宣十分感激白巡长，而不敢露出感激的样子来，低声的回答了一声：“没有变动。”

“没有亲戚朋友住在这里？”白巡长打着官腔问。

“也没有！”瑞宣回答。

“怎么？”白巡长问便衣，“还进去吗？”

这时候，祁老人出来了，向白巡长打招呼。

瑞宣很怕祖父把老三的事说漏了兜。幸而，两个便衣看见老人的白须白发，仿佛放了点心。他们俩没说什么，而只那么进退两可的一犹豫。白巡长就利用这个节骨眼儿，笑着往六号领他们。

瑞宣同祖父刚要转身回去，两个便衣之中的一个又转回来，很傲慢的说：“听着，以后就照这本簿子发良民证！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许是在夜里十二点，来抽查；人口不符，可得受罚，受顶大的罚！记住！”

瑞宣把一团火压在心里，没出一声。

老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他极和蔼的领受“便衣”的训示，满脸堆笑的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

便衣没再说什么，昂然的走开。老人望着他的后影，还微笑着，好像便衣的余威未尽，而老人的谦卑是无限的。瑞宣没法子责备祖父。祖父的过度的谦卑是从生活经验中得来，而不是自己创制的。从同一的观点去看，连老二也不该受责备。从祖父的谦卑里是可以预料到老二的无聊的。苹果是香美的果子，可是烂了的时候还不如一条鲜王瓜那么硬气有用。中国确是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已有点发霉发烂了；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良善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

“谁知道，”瑞宣心里说：“这也许就是以柔克刚的那点柔劲。有这个柔劲儿，连亡国的时候都软软糊糊的，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全完了，像北平亡了的那样！有这股子柔劲儿，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死而复苏啊！谁知道！”他不敢下什么判断，而只过去搀扶祖父——那以“和气生财”为至理的老人。

祁老人把门关好，还插上了小横闩，才同长孙往院里走；插上了闩，他就感到了安全，不管北平城是被谁占据着。

“白巡长说什么来着？”老人低声的问，仿佛很怕被便衣听了去。“他不是问小三儿来着？”

“老三就算是死啦！”瑞宣也低声的说。他的声音低，是因为心中难过。

“小三儿算死啦？从此永远不回来啦？”老人因惊异而有点发怒。“谁说的？怎么个理儿？”

天佑太太听见了一点，立刻在屋中发问：“谁死啦？老大！”

瑞宣知道说出来就得招出许多眼泪，可是又不能不说——家中大小必须一致的说老三已死，连小顺儿与妞子都必须会扯这个谎。是的，在死城里，他必须说那真活着的人死去了。他告诉了妈妈。

妈妈不出声的哭起来。她最怕的一件事——怕永不能再见到小儿子——已经实现了一半儿！瑞宣说了许多他自己也并不十分相信的话，去安慰妈妈。妈妈虽然暂时停止住哭，可是一点也不信老大的言语。

祁老人的难过是和儿媳妇的不相上下，可是因为安慰她，自己反倒闸住了眼泪。

瑞宣的困难反倒来自孩子们。小顺儿与妞子刨根问底的提出好多问题：三叔哪一天死的？三叔死在了哪里？三叔怎么死的？死了还会再活吗？他回答不出来，而且没有心思去编造一套——他已够苦痛的了，没心陪着孩子们说笑。他把孩子们交给了韵梅。她的想象力不很大，可是很会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每一位好的妈妈必须有的本事。

良民证！瑞宣死死的记住了这三个字！谁是良民？怎样才算良民？给谁作良民？他不住的这么问自己。回答是很容易找到的：不反抗日本人的就是日本人的良民！但是，他不愿这么简单的承认了自己是亡国奴。他盼望能有一条路，教他们躲开这最大的耻辱。没有第二条路，除了南京胜利。想到这里，他几乎要跪下，祈祷上帝，他可是并不信上帝。瑞宣是最理智，最不迷信的人。

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一旦伸手接过来，就是南京政府打了胜仗，把所有在中国的倭奴都赶回三岛去，这个烙印还是烙印，还是可耻！一个真正的国民就永远不伸手接那个屈膝的证件！永远不该指望别人来替自己洗刷耻辱！可是，他须代表全家去接那作奴隶的证书；四世同堂，四世都一齐作奴隶！

轻蔑么？对良民证冷笑么？那一点用处也没有！作亡国奴没有什么好商议的，作就伸手接良民证，不作就把良民证摔在日本人的脸上！冷笑，不抵抗而否认投降，都是无聊，懦弱！

正在这个时候，老二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恐怕被别人看见似的。他向老大一点头，匆匆的走进哥哥的屋中。瑞宣跟了进去。

“刚才是调查户口，”瑞宣告诉弟弟。

老二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然后，用那封信——已经拆开——拍着手背，非常急躁的说：“要命就干脆拿了去，不要这么钝刀慢剐呀！”

“怎么啦？”老大问。

“我活了小三十岁了，就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老二的小干脸上一红一白的，咬着牙说。

“谁？”老大眨巴着眼问。

“还能有谁！”老二拍拍的用信封抽着手背。“我刚要进门，正碰上邮差。接过信来，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老三的字！怎这么胡涂呢！你跑就跑你的得了，为什么偏偏要我老二陪绑呢！”他把信扔给了大哥。

瑞宣一眼便看明白，一点不错，信封上是老三的笔迹。字写得很潦草，可是每一个都那么硬棒，好像一些跑动着的足球队员似的。看清楚了字迹，瑞宣的眼中立刻湿了。他想念老三，老三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好友。

信是写给老二的，很简单：

“丰哥：出来好，热闹，兴奋！既无儿女，连二嫂也无须留在家里，外面也有事给她作，外面需要一切年轻的人！母亲好吗？大哥”到此为止，信忽然的断了。大哥怎样？莫非因为心中忽然一难过而不往下写了么？谁知道！没有下款，没有日月，信就这么有头无尾的完了。

瑞宣认识他的三弟，由这样的一段信里，他会看见老三的思路：老三不知因为什么而极兴奋。他是那样的兴奋，所以甚至忘了老二的没出息，而仍盼他逃出北平——外面需要一切年轻的人。他有许多话要说，可是顾虑到信件的检查，而忽然的问母亲好吗？母亲之外，大哥是他所最爱的人，所以紧跟着写上“大哥”。可是，跟大哥要说的话也许须写十张二十张纸；作不到，爽性就一字也不说了。

看着信，瑞宣也看见了老三，活泼，正直，英勇的老三！他舍不得把眼从信上移开。他的眼中有一些泪，一些欣悦，一些悲伤，一些希望，和许多许多的兴奋。他想哭，也想狂笑。他看见了老二，也看见老三。他悲观，又乐观。他不知如何是好。

瑞丰一点也不能明白老大，正如同他一点也不能明白老三。他的心理很简单——怕老三连累了他。“告诉妈不告诉？哼！他还惦记着妈！信要被日本人检查出来，连妈也得死！”他没好气的嘟囔。

瑞宣的复杂的，多半是兴奋的，心情，忽然被老二这几句像冰一样冷的话驱逐开，驱逐得一干二净。他一时说不上话来，而顺手把那封信掖到衣袋里去。

“还留着？不赶紧烧了？那是祸根！”老二急扯白脸的说。

老大笑了笑。“等我再看两遍，一定烧！”他不愿和老二辩论什么。“老二！真的，你和二妹一同逃出去也不错；学校的事你不是要辞吗？”

“大哥！”老二的脸沉下来。“教我离开北平？”他把“北平”两个字说得那么脆，那么响，倒好像北平就是他的生命似的，绝对不能离开，一步不能离开！

“不过是这么一说，你的事当然由你作主！”瑞宣耐着性儿说。“蓝东阳，啊，我怕蓝东阳陷害你！”

“我已经想好了办法。”老二很自信的说。“先不告诉你，大哥。我现在只愁没法给老三去信，嘱咐他千万别再给家里来信！可是他没写来通讯处；老三老那么慌慌张张的！”说罢，他走了出去。

二十九

天越来越冷了。在往年，祁家总是在阴历五六月里叫来一两大车煤末子，再卸两小车子黄土，而后从街上喊两位“煤黑子”来摇煤球，摇够了一冬天用的。今年，从“七七”起，城门就时开时闭，没法子雇车去拉煤末子。而且，在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之下，大家好像已不顾得注意这件事，虽然由北平的冬寒来说这确是件很重要的事。连小顺儿的妈和天佑太太都忘记了这件事。只有祁老人在天未明就已不能再睡的时候，还盘算到这个问题，可是当长孙媳妇告诉他种种的困难以后，他也只好抱怨大家都不关心家事，没能在“七七”以前就把煤拉到，而想不出高明的办法来。

煤一天天的涨价。北风紧吹，煤紧加价。唐山的煤大部分已被日本人截了去，不再往北平来，而西山的煤矿已因日本人与我们的游击队的混战而停了工。北平的煤断了来源！

祁家只有祁老人和天佑的屋里还保留着炕，其余的各屋里都早已随着“改良”与“进步”而拆去，换上了木床或铁床。祁老人喜欢炕，正如同他喜欢狗皮袜头，一方面可以表示出一点自己不喜新厌故的人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东西确实有它们的好处，不应当一笔抹杀。在北平的三九天，尽管祁老人住的是向阳的北房，而且墙很厚，窗子糊得很严，到了后半夜，老人还是感到一根针一根针似的小细寒风，向脑门子，向肩头，继续不断的刺来。尽管老人把身子蜷成一团，像只大猫，并且盖上厚被与皮袍，他还是觉不到温暖。只有炕洞里升起一小炉火，他才能舒舒服服的躺一夜。

天佑太太并不喜欢睡热炕，她之所以保留着它是她准知道孙子们一到三四岁就必被派到祖母屋里来睡，而有一铺炕是非常方便的。炕的面积大，孩子们不容易滚了下去；半夜里也容易照管，不至于受了热或着了凉。可是，她的南屋是全院中最潮湿的，最冷的；到三九天，夜里能把有水的瓶子冻炸。因此，她虽不喜欢热炕，可也得偶尔的烧它一回，赶赶湿寒。

没有煤！祁老人感到一种恐怖！日本人无须给他任何损害与干涉，只须使他在凉炕上过一冬天，便是极难熬的苦刑！天佑太太虽然没有这么惶恐，可也知道冬天没有火的罪过是多么大！

瑞宣不敢正眼看这件事。假若他有钱，他可以马上出高价，乘着城里存煤未卖净的时候，囤起一冬或一年的煤球与煤块。但是，他与老二都几个月没拿薪水了，而父亲的收入是很有限的。

小顺儿的妈以家主妇的资格已向丈夫提起好几次：“冬天要是没有火，怎么活着呢？那，北平的人得冻死一半！”

瑞宣几次都没正式的答复她，有时候他惨笑一下，有时候假装耳聋。有一次，小顺儿代替爸爸发了言：“妈，没煤，顺儿去拣煤核儿！”又待了一会儿，他不知怎么想起来：“妈！也会没米，没白面吧？”

“别胡说啦！”小顺儿的妈半恼的说：“你愿意饿死！混小子！”

瑞宣楞了半天，心里说：“怎见得不会不绝粮呢！”他一向没想到过这样的问题。经小顺儿这么一说，他的眼忽然看出老远老远去。今天缺煤，怎见得明天就不缺粮呢？以前，他以为亡城之苦是干脆的受一刀或一枪；今天，他才悟过来，那可能的不是脆快的一刀，而是慢慢的，不见血的，冻死与饿死！想到此处，他否认了自己不逃走的一切理由。冻，饿，大家都得死，谁也救不了谁；难道因为他在家里，全家就可以没煤也不冷，没米也不饿吗？他算错了帐！

掏出老三的那封信，他读了再读的读了不知多少遍。他渴望能和老三谈一谈。只有老三能明白他，能替他决定个主意。

他真的憋闷极了，晚间竟自和韵梅谈起这回事。平日，对家务事，他向来不但不专制，而且多少多少糖豆酸枣儿的事都完全由太太决定，他连问也不问。现在，他不能再闭着口，他的脑中已涨得要裂。

韵梅不肯把她的水灵的眼睛看到山后边去，也不愿丈夫那么办。“孩子的话，干吗记在心上呢？我看，慢慢的就会有了煤！反正着急也没用！挨饿？我不信一个活人就那么容易饿死！你也走？老二反正不肯养活这一家人！我倒肯，可又没挣钱的本事！算了吧，别胡思乱想啦，过一天是一天，何必绕着弯去发愁呢！”

她的话没有任何理想与想象，可是每一句都那么有分量，使瑞宣无从反驳。是的，他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全家都带出北平去。那么，一家老幼在北平，他自己就也必定不能走。这和二加二是四一样的明显。

他只能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

太原失陷！广播电台上又升起大气球，“庆祝太原陷落！”

学生们又须大游行。

他已经从老二不敢再到学校里去的以后就照常去上课。他不肯教老人们看着他们哥儿俩都在家中闲着。

庆祝太原陷落的大游行，他是不是去参加呢？既是学校中的教师，他理应去照料着学生。另一方面，从一种好奇心的催促，他也愿意去参加——他要看看学生与市民是不是还像庆祝保定陷落时那么严肃沉默。会继续的严肃，就会不忘了复仇。

可是，他又不敢去，假若学生们已经因无可奈何而变成麻木呢？他晓得人的面皮只有那么厚，一揭开就完了！他记得学校里有一次闹风潮，有一全班的学生都退了学。可是，校长和教员们都坚不让步，而学生们的家长又逼着孩子们回校。他们只好含羞带愧的回来。当瑞宣在风潮后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这一班的学生全低着头，连大气都不出一声，一直呆坐了一堂；他们失败了，他们羞愧！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孩子！可是，第二天再上课，他们已经又恢复了常态，有说有笑的若无其事了。他们不过是孩子！他们的面皮只有那么厚，一揭开就完了！一次游行，两次游行，三次五次游行，既不敢反抗，又不便老拧着眉毛，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学生如是，市民们就必更容易撕去脸皮，苟安一时。

他不知怎样才好，他恨自己没出息，没有抛妻弃子，去奔赴国难的狠心与决心！

这几天，老二的眉毛要拧下水珠来。胖太太已经有三四天没跟他说话。他不去办公的头两天，她还相信他的乱吹，以为他已另有高就。及至他们俩从冠宅回来，她就不再开口说话，而把怒目与撇嘴当作见面礼。他俩到冠宅去的目的是为把蓝东阳的不近人情报告明白，而求冠先生与冠太太想主意，给瑞丰找事。找到了事，他们旧事重提的说：“我们就搬过来住，省得被老三连累上！”瑞丰以为冠氏夫妇必肯帮他的忙，因为他与东阳的吵架根本是因为冠家赢了钱。

冠先生相当的客气，可是没确定的说什么。他把这一幕戏让给了大赤包。

大赤包今天穿了一件紫色绸棉袍，唇上抹着有四两血似的口红，头发是刚刚烫的，很像一条绵羊的尾巴。她的气派之大差不多是空前的，脸上的每一个雀斑似乎都表现着傲慢与得意。

那次，金三爷在冠家发威的那次，不是有一位带着个妓女的退职军官在座吗？他已运动成功，不久就可以发表——警察局特高科的科长。他叫李空山。他有过许多太太，多半是妓女出身。现在，既然又有了官职，他决定把她们都遣散了，而正经娶个好人家的小姐，而且是读过书的小姐。他看中了招弟。可是大赤包不肯把那么美的招弟贱卖了。她愿放手高第。李空山点了头。虽然高第不很美，可的确是位小姐，作过女学生的小姐。再说，遇必要时，他还可以再弄两个妓女来，而以高第为正宫娘娘，她们作妃子，大概也不至于有多少问题。大赤包的女儿不能白给了人。李空山答应给大赤包运动妓女检查所的所长。这是从国都南迁以后，北平的妓馆日见冷落，而成为似有若无的一个小机关。现在，为慰劳日本军队，同时还得防范花柳病的传播，这个小机关又要复兴起来。李空山看大赤包有作所长的本领。同时，这个机关必定增加经费，而且一加紧检查就又必能来不少的“外钱”。别人还不大知道，李空山已确实的打听明白，这将成为一个小肥缺。假若他能把这小肥缺弄到将来的丈母娘手里，他将来便可以随时给高第一点气受，而把丈母娘的钱挤了过来——大赤包一给他钱，他便对高第和气两天。他把这些都盘算好以后，才认真的给大赤包去运动。据最近的消息：他很有把握把事情弄成功。

起床，睡倒，走路，上茅房，大赤包的嘴里都轻轻的叫自己：“所长！所长！”这两个字像块糖似的贴在了她的舌头上，每一咂就满口是水儿！她高兴，骄傲，恨不能一个箭步跳上房顶去，高声喊出：“我是所长！”她对丈夫只哼儿哈儿的带理不理，对大女儿反倒拿出好脸，以便诱她答应婚事，别犯牛脾气。对桐芳，她也居然停止挑战，她的理由是：“大人不和小人争！”她是所长，也就是大人！

她也想到她将来的实权，而自己叨唠：“动不动我就检查！动不动我就检查！怕疼，怕麻烦，给老太太拿钱来！拿钱来！拿钱来！”她一边说，一边点头，把头上的发夹子都震落下两三个来。她毫不客气的告诉了瑞丰：

“我们快有喜事了，那间小屋得留着自己用！谁教你早不搬来呢？至于蓝东阳呀，我看他还不错吗！怎么？你是为了我们才和他闹翻了的？真对不起！可是，我们也没有赔偿你的损失的责任！我们有吗？”她老气横秋的问冠晓荷。

晓荷眯了眯眼，轻轻一点头，又一摇头；没说什么。

瑞丰和胖太太急忙立起来，像两条挨了打的狗似的跑回家去。

更使他们夫妇难过的是蓝东阳还到冠家来，并且照旧受欢迎，因为他到底是作着新民会的干事，冠家不便得罪他。大赤包福至心灵的退还了东阳四十元钱：“我们玩牌向来是打对折给钱的；那天一忙，就实价实收了你的；真对不起！”东阳也大方一下，给高第姐妹买了半斤花生米。大赤包对这点礼物也发了一套议论：

“东阳！你作的对！这个年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得知道钱是好的，应当节省，好积攒下结婚费！礼轻人物重，不怕你给她们半个花生米，总是你的人心！你要是花一大堆钱，给她们买好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我倒未必看得起你啦！”

东阳听完这一套，笑得把黄牙板全露出来，几乎岔了气。他自居为高第姐妹俩的爱人，因为她们俩都吃了他的几粒花生米。

这些，是桐芳在门外遇见胖太太，嘁嘁喳喳的报告出来的。胖太太气得发昏，浑身的肥肉都打战！

老二的耳朵，这几天了，老抿着。对谁，他都非常的客气。这一程子的饭食本来很苦，有时候因城门关闭，连大白菜都吃不到，而只用香油炒一点麻豆腐；老二这两天再也不怨大嫂不会过日子。饭食太苦，而端起碗来，不管有菜没有，便扒搂干净，嘴中嚼得很响，像鸭子吃东西那样。他不但不怨饭食太苦，而且反倒夸奖大嫂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能教大家吃上饭，好不容易！这么一来，瑞宣和韵梅就更为了难，因老二的客气原是为向兄嫂要点零钱，好买烟卷儿什么的。老大只好因此而多跑一两趟当铺！

胖太太一声没出，偷偷的提了个小包就回娘家了。这使老二终日像失了群的鸡，东瞧瞧，西看看的在满院子打转，不知如何是好。他本不想把失业这事实报告给老人们，现在他不能再闭着嘴，因为他需要老人们的怜爱——和太太吵了架之后，人们往往想起来父母。他可并没实话实说。他另编了一个故事。他晓得祁家的文化与好莱坞的恰恰相反：好莱坞的以打了人为英雄，祁家以挨了打为贤孝。所以，他不敢说他打了蓝东阳，而说蓝东阳打了他，并且要继续的打他。祖父与妈妈都十分同情他。祖父说：

“好！他打咱们，是他没理，我们绝不可以还手！”

妈妈也说：“他还要打，我们就躲开他！”

“是呀！”老二很爱听妈妈的话：“所以我不上学校去啦！我赶紧另找点事作，不便再受他的欺侮，也不便还手打他！是不是？”

他也没敢提出老三来，怕一提起来就涉及分家的问题。他正赋闲，必须吃家中的饭，似乎不便提到分家。即使在这两天内，宪兵真为老三的事来捉他，他也只好认命；反正他不愿意先出去挨饿。

瑞宣本来有点怕到学校去，现在又很愿意去了，为是躲开老二。老二的胆小如鼠并不是使老大看不起他的原因。老大知道，从一个意义来讲，凡是在北平作顺民的都是胆小的，老二并不是特例。老二的暂时失业也没使老大怎样的难过；大家庭本来就是今天我吃你，明天你吃我的一种算不清帐目的组织，他不嫌老二白吃几天饭。可是，他讨厌老二的毫不悔悟，而仍旧是那么无聊。老大以为经过这点挫折，老二应该明白过来：东阳那样的人是真正汉奸坯子，早就不该和他亲近；在吃亏以后，就该立志永远不再和这类的人来往。老二应该稍微关心点国事，即使没有舍身救国的决心，也该有一点国荣民荣，国辱民辱的感觉，知道一点羞耻。老二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悟。因祖父，父母，兄嫂，都没好意思责备他，他倒觉得颇安逸，仿佛失业是一种什么新的消遣，他享受大家的怜悯。假若连胖太太也没申斥他，他或者还许留下胡子，和祖父一样的退休养老呢！瑞宣最不喜欢在新年的时候，看到有些孩子戴起瓜皮帽头儿，穿上小马褂。他管他们叫作“无花果秧儿”。瑞丰就是，他以为，这种秧苗的长大起来最好的代表——生出来就老声老气的，永远不开花。

为躲避老二，在庆祝太原陷落的这一天，他还上了学。他没决定去参加游行，也没决定不去；他只是要到学校里看看。到了学校，他自然而然的希望学生们来问他战事的消息，与中日战争的前途。他也希望大家都愁眉苦眼的觉到游行的耻辱。

可是，没人来问他什么。他很失望。过了一会儿，他明白过来：人类是好争胜的动物，没人喜欢谈论自己的败阵；青年们恐怕特别是如此。有好几个他平日最喜欢的少年，一见面都想过来跟他说话，可是又都那么像心中有点鬼病似的，撩了他一眼，便一低头的躲开。他们这点行动表示了青年人在无可如何之中还要争强的心理。他走到操场去。那里正有几个学生踢着一个破皮球。看见他，他们都忽然的楞住好像是觉到自己作了不应作的事情而惭愧。可是，紧跟着，他们就又踢起球来，只从眼角撩着他。他赶紧走开。

他没再回教员休息室，而一直走出校门，心中非常的难受。他晓得学生们并未忘了羞耻，可是假若这样接二连三的被强迫着去在最公开的地方受污辱，他们一定会把面皮涂上漆的。想到这里，他心中觉得一刺一刺的疼。

在大街上，他遇到十几部大卡车，满满的拉着叫花子——都穿着由喜轿铺赁来的彩衣。每一部车上，还有一份出丧的鼓手。汽车缓缓的驶行，锣鼓无精打彩的敲打着，车上的叫花子都缩着脖子把手中的纸旗插在衣领上，以便揣起手来——天相当的冷。他们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就那么缩着脖，揣着手，在车上立着或坐着。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仿佛是因习惯了无可如何，因习惯了冷淡与侮辱，而完全心不在焉的活着，满不在乎的立在汽车上，或断头台上。

当汽车走过他的眼前，一个像蓝东阳那样的人，把手中提着的扩音喇叭放在嘴上，喊起来：“孙子们，随着我喊！中日亲善！庆祝太原陷落！”花子们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声音不高不低的，懒洋洋的，随着喊，连头也不抬起来。他们好像已经亡过多少次国了，绝对不再为亡国浪费什么感情。他们毫不动情几乎使他们有一些尊严，像城隍庙中塑的泥鬼那样的尊严。这点尊严甚至于冷淡了战争与兴亡。瑞宣浑身都颤起来。远处来了一队小学生。他闭上了眼。他不忍把叫花子与小学生连到一处去思索！假若那些活泼的，纯洁的，天真的，学生也像了叫花子……他不敢往下想！可是，学生的队伍就离叫花子的卡车不很远啊！

迷迷糊糊的他不晓得怎么走回了小羊圈。在胡同口上，他碰见了棚匠刘师傅。是刘师傅先招呼的他，他吓了一跳。定了一定神，他才看明白是刘师傅，也看明白了胡同。

二人进了那永远没有多少行人的小胡同口，刘师傅才说话：

“祁先生，你看怎样呀？我们要完吧？保定，太原，都丢啦！太原也这么快？不是有——”他说不上“天险”来。

“谁知道！”瑞宣微笑着说，眼中发了湿。

“南京怎样？”

瑞宣不能，不肯，也不敢再说“谁知道！”“盼着南京一定能打胜仗！”

“哼！”刘师傅把声音放低，而极恳切的说：“你也许笑我，我昨天夜里向东南烧了一股高香！祷告上海打胜仗！”

“非胜不可！”

“可是，你看，上海还没分胜负，怎么人们就好像断定了一定亡国呢？”

“谁？”

“谁？你看，上次保定丢了，就有人约我去耍狮子，我没去；别人也没去。昨天，又有人来约了，我还是不去，别人可据说是答应下了。约我的人说：别人去，你不去，你可提防着点！我说，杀剐我都等着！我就想，人们怎那么稀松没骨头呢？”

瑞宣没再说什么。

“今天的游行，起码也有几档子‘会’！”刘师傅把“会”字说的很重。“哼！走会是为朝山敬神的，今天会给日本人去当玩艺儿看！真没骨头！”

“刘师傅！”瑞宣已走到家门外的槐树下面，站住了说：“像你这样的全身武艺，为什么不走呢？”

刘师傅怪不是味儿的笑了。“我早就想走！可是，老婆交给谁呢？再说，往哪儿走？腰中一个大钱没有，怎么走？真要是南京偷偷的派人来招兵，有路费，知道一定到哪里去，我必定会跟着走！我只会搭棚这点手艺，我的拳脚不过是二把刀，可是我愿意去和日本小鬼子碰一碰！”

他们正谈到这里，瑞丰从院中跑出来，小顺儿在后面追着喊：“我也去！二叔！我也去！”

看见哥哥与刘师傅，瑞丰收住了脚。小顺儿赶上，揪住二叔的衣裳：“带我去！不带我去，不行！”

“干吗呀？小顺儿！放开二叔的衣裳！”瑞宣沉着点脸，而并没生气的说。

“二叔，去听戏，不带着我！”小顺儿还不肯撒手二叔的衣裳，撅着嘴说。

瑞丰笑了。“哪儿呀！听说中央公园唱戏，净是名角名票，我去问问小文。他们要也参加的话，我同他们一道去；我还没有看过小文太太彩唱呢。”

刘师傅看了他们哥儿俩一眼，没说什么。

瑞宣很难过。他可是不便当着别人申斥弟弟，而且也准知道，假若他指摘老二，老二必会说：“我不去看，人家也还是唱戏！我不去看戏，北平也不会就退还给中国人！”他木在了槐树下面。

从树上落下一个半干了的，像个黑虫儿似的，槐豆角来。小顺儿急忙去拾它。他这一动，才把僵局打开，刘师傅说了声“回头见！”便走开。瑞宣拉住了小顺儿。瑞丰跟着刘师傅进了六号。

小顺儿拿着豆角还不肯放弃了看戏，瑞宣耐着烦说：“二叔去打听唱戏不唱！不是六号现在就唱戏！”

很勉强的，小顺儿随着爸爸进了街门。到院内，他把爸爸拉到了祖母屋中去。

南屋里很凉，老太太今天精神不错，正围着被子在炕上给小顺儿补袜子呢。做几针，她就得把小破袜子放下，手伸到被子里去取暖。

瑞宣的脸上本来就怪难过的样子，一看到母亲屋里还没升火，就更难看了。

老太太看出儿子的脸色与神气的不对。母亲的心是儿女们感情的温度表。“又怎么了？老大！”

瑞宣虽是个感情相当丰富的人，可是很不喜欢中国人的动不动就流泪。自从北平陷落，他特别的注意控制自己，虽然有多少多少次他都想痛哭。他不大爱看旧剧。许多原因中之一是：旧剧中往往在悲的时候忽然瞎闹打趣，和悲的本身因哭得太凶太容易而使人很难过的要发笑。可是，他看过一回《宁武关》；他受了极大的感动。他觉得一个壮烈英武的战士，在殉国之前去别母，是人世间悲惨的极度，只有最大的责任心才能胜过母子永别的苦痛，才不至于马上碎了心断了肠！假若《宁武关》不是别母而是别父，瑞宣想，它便不能成为最悲的悲剧。这出戏使他当时落了泪，而且在每一想起来的时候心中还很难过——一想到这出戏，他不由的便想起自己的母亲！

现在，听母亲叫他，他忽然的又想起那出戏。他的泪要落出来。他晓得自己不是周遇吉，但是，现在失陷的是太原——情形的危急很像明末！

他忍住了泪，可也没能说出什么来。

“老大！”母亲从炕席下摸出三五个栗子来，给了小顺儿，叫他出去玩。“老二到底是怎回事？”

瑞宣依实的报告给母亲，而后说：“他根本不该和那样的人来往，更不应该把家中的秘密告诉那样的人！蓝东阳是个无聊的人，老二也是个无聊的人；可是蓝东阳无聊而有野心，老二无聊而没心没肺；所以老二吃了亏。假若老二不是那么无聊，不是那么无心少肺，蓝东阳就根本不敢欺侮他。假若老二不是那么无聊，他满可以不必怕东阳而不敢再上学去。他好事，又胆小，所以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失了业！”

“可是，老二藏在家里就准保平安没事吗？万一姓蓝的还没有忘了这回事，不是还可以去报告吗？”

“那——”瑞宣楞住了。他太注意老二的无聊了，而始终以为老二的不敢到学校去是白天见鬼。他忽略了蓝东阳是可以认真的去卖友求荣的。“那——老二是不会逃走的，我问过他！”

“那个姓蓝的要真的去报告，你和老二恐怕都得教日本人抓去吧？钱先生受了那么大的苦处，不是因为有人给他报告了吗？”

瑞宣心中打开了鼓。他看到了危险。可是，为使老母安心，他笑着说：“我看不要紧！”他可是说不出“不要紧”的道理来。

离开了母亲，瑞宣开始发起愁来。他是那种善于检查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人，他纳闷为什么他只看到老二的无聊而忘了事情可能的变成很严重——老二和他要真被捕了去，这一家人可怎么办呢？在危乱中，他看明白，无聊是可以丧命的！

隔着院墙，他喊老二。老二不大高兴的走回来。在平日，要不是祖父，父母与太太管束的严，老二是可以一天到晚长在文家的；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愿意在那里凑热闹，并且觉得能够多看小文太太几眼也颇舒服。碍于大家的眼目，他不敢常去；不过，偶尔去到那里，他必坐很大的工夫——和别的无聊的人一样，他的屁股沉，永远讨厌，不自觉。

“干什么？”老二很不高兴的问。

老大没管弟弟的神色如何，开始说出心中的忧虑：“老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没想到我刚刚想起来的这点事！你看，我刚刚想起来，假若蓝东阳真要去报告，宪兵真要把你，或我，或咱们俩，捕了去，咱们怎办呢？”

老二的脸转了颜色。当初，他的确很怕东阳去告密；及至在家中忍了这么三五天，而并没有动静，他又放了心，觉得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家中避着便不会有危险。家便是他的堡垒，父母兄弟便是他的护卫。他的家便是老鼠的洞，有危险便藏起去，危险过去再跑出来；他只会逃避，而不会争斗与抵抗。现在，他害了怕——随便就被逗笑了的人也最容易害怕，一个糖豆可以使他欢喜，一个死鼠也可以吓他一跳。

“那怎么办呢？”他舐了舐嘴唇才这样问。

“老二！”瑞宣极恳切的说：“战事很不利，在北平恐怕一时绝不会有出路！像蓝东阳那样的人，将来我们打胜的时候，必会治他的罪——他是汉奸！不幸我们失败了，我们能殉国自然顶好，不能呢，也不许自动的，像蓝东阳与冠晓荷那样的，去给敌人作事。作一个国民至少应该明白这一点道理！你以前的错误，咱们无须提起。今天，我希望你能挺起腰板，放弃了北平的一切享受与无聊，而赶快逃出去，给国家作些事。即使你没有多大本领，作不出有益于大家的事，至少你可以作个自由的中国人，不是奴隶或汉奸！不要以为我要赶走你！我是要把弟弟们放出去，而独自奉养着祖父与父母。这个责任与困苦并不小，有朝一日被屠杀或被饿死，我陪侍着老人们一块儿死；我有两个弟弟在外面抗日，死我也可以瞑目了！你应当走！况且，蓝东阳真要去报告老三的事，你我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你应该快走！”

老大的真诚，恳切，与急迫，使瑞丰受了感动。感情不深厚的人更容易受感动；假若老二对亡国的大事不甚关心，他在听文明戏的时候可真爱落泪。现在，他也被感动得要落下泪来，用力压制着泪，他嗓音发颤的说：

“好！我赶紧找二奶奶去，跟她商议一下！”

瑞宣明知道老二与胖太太商议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她比丈夫更浮浅更胡涂。可是他没有拦阻老二，也没嘱咐老二不要听太太的话；他永远不肯赶尽杀绝的逼迫任何人。

老二匆匆的走出去。

瑞宣虽然很怀疑他的一片话到底有多少用处，可是看老二这样匆匆的出去，心中不由的痛快了一点。

三十

人肉不是为鞭子预备着的。谁都不高兴挨打。不过，刚强的人明知苦痛而不怕打，所以能在皮鞭下为正义咬上牙。与这种人恰恰相反的是：还没有看见鞭子已想到自己的屁股的人，他们望到拿着鞭子的人就老远的跪下求饶。蓝东阳便是这样的人。

当他和瑞丰吵嘴的时候，他万也没想到瑞丰会真动手打他。他最怕打架。因为怕打架，所以他的“批评”才永远是偷偷摸摸的咒骂他所嫉妒的人，而不敢堂堂正正的骂阵。因为怕打架，他才以为政府的抗日是不智慧，而他自己是最聪明——老远的就向日本人下跪了！

因为他的身体虚弱，所以瑞丰的一拳把他打闭住了气。不大一会儿，他就苏醒过来。喝了口水，他便跑了出去，唯恐瑞丰再打他。

在北平住得相当的久，他晓得北平人不打架。可是，瑞丰居然敢动手！“嗯！这家伙必定有什么来历！”他坐在一家小茶馆里这么推断。他想回学校，去给那有来历敢打他的人道歉。不，不能道歉！一道歉，他就失去了往日在学校的威风，而被大家看穿他的蛮不讲理原来因为欠打。他想明白：一个人必须教日本人知道自己怕打，而绝对不能教中国人知道。他必须极怕日本人，而对中国人发威。

可是，瑞丰不敢再来了！这使他肆意的在校内给瑞丰播放丑事。他说瑞丰骗了他的钱，挨了他的打，没脸再来作事。大家只好相信他的话，因为瑞丰既不敢露面，即使东阳是瞎吹也死无对证。他的脸，这两天，扯动的特别的厉害。他得意。除了写成好几十段，每段一二十字或三四十字，他自称为散文诗的东西，他还想写一部小说，给日本人看。内容还没想好，但是已想出个很漂亮的书名——五色旗的复活。他觉得精力充沛，见到街上的野狗他都扯一扯脸，示威；见到小猫，他甚至于还加上一声“噗！”

瑞丰既然是畏罪而逃，东阳倒要认真的收拾收拾他了。东阳想去告密。但是，他打听出来，告密并得不到赏金。不上算！反之，倒还是向瑞丰敲俩钱也许更妥当。可是，万一瑞丰着了急而又动打呢？也不妥！

他想去和冠晓荷商议商议。对冠晓荷，他没法不佩服；冠晓荷知道的事太多了。有朝一日，他想，他必定和日本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他也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冠晓荷一样多的知识，好在吃喝玩乐之中取得日本人的欢心。即使作不到这一步，他也还应该为写文章而和冠先生多有来往；假若他也像冠先生那样对吃酒吸烟都能说出那么一大套经验与道理，他不就可以一点不感困难而像水一般的流出文章来么。

另一方面，冠家的女人也是一种引诱的力量，他盼望能因常去闲谈而得到某种的收获。

他又到了冠家。大赤包的退还他四十元钱，使他惊异，兴奋，感激。他没法不表示一点谢意，所以出去给招弟们买来半斤花生米。

他不敢再打牌。甘心作奴隶的人是不会豪放的；敢一掷千金的人必不肯由敌人手下乞求一块昭和糖吃。他想和晓荷商议商议，怎样给祁家报告。可是，坐了好久，他始终没敢提出那回事。他怕冠家抢了他的秘密去！他佩服冠晓荷，也就更嫉妒冠晓荷。他的妒心使他不能和任何人合作。也正因为这个，他的心中才没有亲疏之分：他没有中国朋友，也不认日本人作敌人。

他把秘密原封的带了回来，而想等个最好的机会再卖出去。

庆祝太原陷落的游行与大会使他非常的满意，因为参加的人数既比上次保定陷落的庆祝会多了许多，而且节目也比上次热闹。但是，美中不足，日本人不很满意那天在中央公园表演的旧剧。戏目没有排得好。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商议戏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戏剧知识够分得清《连环计》与《连环套》是不是一出戏的。他们这一群都是在北平住过几年，知道京戏好而不会听，知道北平有酸豆汁与烤羊肉而不敢去吃喝的，而自居为“北平通”的人。他们用压力把名角名票都传了来，而不晓得“点”什么戏。最使他们失败的是点少了“粉戏”。日本上司希望看淫荡的东西，而他们没能照样的供给。好多的粉戏已经禁演了二三十年，他们连戏名都说不上来，也不晓得哪个角色会演。

蓝东阳想，假若他们之中有一个冠晓荷，他们必不至于这样受窘。他们晓得怎么去迎合，而不晓得用什么去迎合；晓荷知道。

他又去看冠先生。他没有意思把冠先生拉进新民会去，他怕冠先生会把他压下去。他只想多和冠先生谈谈，从谈话中不知不觉的他可以增加知识。

冠家门口围着一圈儿小孩子，两个老花子正往门垛上贴大红的喜报，一边儿贴一边儿高声的喊：“贵府老爷高升喽！报喜来喽！”

大赤包的所长发表了。为讨太太的喜欢，冠晓荷偷偷的写了两张喜报，教李四爷给找来两名花子，到门前来报喜。当他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有人来在门前贴喜报，唱喜歌。入了民国，这规矩渐渐的在北平死去。冠晓荷今天决定使它复活！叫花子讨了三次赏，冠晓荷赏了三次，每次都赏的很少，以便使叫花子再讨，而多在门前吵嚷一会儿。当蓝东阳来到的时候，叫花子已讨到第四次赏，而冠先生手中虽已攥好了二毛钱，可是还不肯出来，为是教他们再多喊两声。他希望全胡同的人都来围在他的门外。可是，他看明白，门外只有一群小孩子，最大的不过是程长顺。

他的报子写得好。大赤包被委为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冠先生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大门外。可是，他不晓得转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

东阳歪着脸看了半天，想不出织女是干什么的。他毫不客气的问程长顺：“织女是干什么的？”

长顺儿是由外婆养大的，所以向来很老实。可是，看这个眉眼乱扯的人说话这样不客气，他想自己也不该老实的过火了。囔着鼻子，他回答：“牛郎的老婆！”

东阳恍然大悟：“呕！管女戏子的！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一出戏吗？”这样猜悟出来，他就更后悔不早来请教关于唱戏的事；同时，他打定了主意：假若冠先生肯入新民会的话，他应当代为活动。冠宅门外刚贴好的红报子使他这样改变以前的主张。刚才，他还想只从冠先生的谈话中得到一些知识，而不把他拉进“会”里去；现在，他看明白，他应当诚意的和冠家合作，因为冠家并不只是有两个钱而毫无势力的——看那张红报子，连太太都作所长！他警告自己这回不要再太嫉妒了，没看见官与官永远应当拜盟兄弟与联姻吗？

冠先生两臂像赶鸡似的抡动着，口中叱呼着：“走！走！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而后，把已握热的二毛钱扔在地上：“绝不再添！听见了吧？”说完，把眼睛看到别处去，教花子们晓得这是最后的一次添钱。

花子们拾起二毛钱，嘟嘟囔囔的走开。

冠晓荷一眼看到了蓝东阳，马上将手拱起来。

蓝东阳没见过世面，不大懂得礼节。他的处世的诀窍一向是得力于“无礼”——北平人的礼太多，一见到个毫不讲礼的便害了怕，而诸事退让。

冠先生决定不让东阳忘了礼。他拱起手来，先说出：“不敢当！不敢当！”

东阳还没想起“恭喜！恭喜！”而只把手也拱起来。冠先生已经满意，连声的说：“请！请！请！”

二人刚走到院里，就听见使东阳和窗纸一齐颤动的一声响。晓荷忙说：“太太咳嗽呢！太太作了所长，咳嗽自然得猛一些！”

大赤包坐在堂屋的正当中，声震屋瓦的咳嗽，谈笑，连呼吸的声音也好像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见东阳进来，她并没有起立，而只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而后把擦着有半斤白粉的手向椅子那边一摆，请客人坐下。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见东阳坐下，她把嗓子不知怎么调动的，像有点懒得出声，又像非常有权威，似乎有点痰，而声音又那么沉重有劲的叫：“来呀！倒茶！”

东阳，可怜的，只会作几句似通不通的文句的蓝东阳，向来没见过有这样气派的妇人，几乎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已不止是前两天的她，而是她与所长之“和”了！他不知说什么好，所以没说出话来。他心中有点后悔——自己入了新民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抖一抖威风呢？从一个意义来说，作官不是也为抖威风么？

晓荷又救了东阳。他向大赤包说：

“报告太太！”

大赤包似怒非怒，似笑非笑的插嘴：

“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

晓荷笑着，身子一扭咕，甜蜜的叫：“报告所长！东阳来给你道喜！”

东阳扯动着脸，立起来，依然没找到话，而只向她咧了咧嘴，露出来两三个大的黄牙。

“不敢当哟！”大赤包依然不往起立，像西太后坐在宝座上接受朝贺似的那么毫不客气。

正在这个时候，院中出了声，一个尖锐而无聊的声：“道喜来喽！道喜来喽！”

“瑞丰！”晓荷稍有点惊异的，低声的说。

“也请！”大赤包虽然看不起瑞丰，可是不能拒绝他的贺喜；拒绝贺喜是不吉利的。

晓荷迎到屋门：“劳动！劳动！不敢当！”

瑞丰穿着最好的袍子与马褂，很像来吃喜酒的样子。快到堂屋的台阶，他收住了脚步，让太太先进去——这是他由电影上学来的洋规矩。胖太太也穿着她的最好的衣服，满脸的傲气教胖脸显得更胖。她高扬着脸，扭着胖屁股，一步一喘气的慢慢的上台阶。她手中提着个由稻香村买来的，好看而不一定好吃的，礼物篮子。

大赤包本还是不想立起来，及至看见那个花红柳绿的礼物篮子，她不好意思不站起一下了。

在礼节上，瑞丰是比东阳胜强十倍的。他最喜欢给人家行礼，因为他是北平人。他亲热的致贺，深深的鞠躬，而后由胖太太手里取过礼物篮子，放在桌子上。那篮子是又便宜，又俗气，可是摆在桌子上多少给屋中添了一些喜气。道完了喜，他亲热的招呼东阳：

“东阳兄，你也在这儿？这几天我忙得很，所以没到学校去！你怎样？还好吧？”

东阳不会这一套外场劲儿，只扯动着脸，把眼珠吊上去，又放下来，没说什么。他心里说：“早晚我把你小子圈在牢里去，你不用跟我逗嘴逗牙的！”

这时候，胖太太已经坐在大赤包的身旁，而且已经告诉了大赤包：瑞丰得了教育局的庶务科科长。她实在不为来道喜，而是为来雪耻——她的丈夫作了科长！

“什么？”冠家夫妇不约而同的一齐喊。大赤包有点不高兴丈夫的声音与她自己的没分个先后，她说：“你让我先说好不好？”

晓荷急忙往后退了两小步，笑着回答：“当然！所长！对不起得很！”

“什么？”大赤包立起来，把戴着两个金箍子的大手伸出去：“你倒来给我道喜？祁科长！真有你的！你一声不出，真沉得住气！”说着，她用力和瑞丰握手，把他的手指握得生疼。“张顺！”她放开手，喊男仆：“拿英国府来的白兰地！”然后对大家说：“我们喝一杯酒，给祁科长，和科长太太，道喜！”

“不！”瑞丰在这种无聊的场合中，往往能露出点天才来：“不！我们先给所长，和所长老爷，道喜！”

“大家同喜！”晓荷很柔媚的说。

东阳立在那里，脸慢慢的变绿，他妒，他恨！他后悔没早几天下手，把瑞丰送到监牢里去！现在，他只好和瑞丰言归于好，瑞丰已是科长！他恨瑞丰，而不便惹恼科长！

酒拿到，大家碰了杯。

瑞丰嘬不住粪，开始说他得到科长职位的经过：“我必得感谢我的太太！她的二舅是刚刚发表了的教育局局长的盟兄。局长没有她的二舅简直不敢就职，因为二舅既作过教育局局长，又是东洋留学生——说东洋话和日本人完全一个味儿！可是，二舅不愿再作事，他老人家既有点积蓄，身体又不大好，犯不上再出来操心受累。局长苦苦的哀求，都快哭了，二舅才说：好吧，我给你找个帮手吧。二舅一想就想到了我！凑巧，我的太太正在娘家住着，就对二舅说：二舅，瑞丰大概不会接受比副局长小的地位！二舅直央告她：先屈尊屈尊外甥女婿吧！副局长已有了人，而且是日本人指派的，怎好马上就改动呢？她一看二舅病病歪歪的，才不好意思再说别的，而给我答应下来科长——可必得是庶务科科长！”

“副局长不久还会落到你的手中的！预祝高升！”晓荷又举起酒杯来。

东阳要告辞。屋中的空气已使他坐不住了。大赤包可是不许他走。“走？你太难了！今天难道还不热闹热闹吗？怎么，一定要走？好，我不死留你。你可得等我把话说完了！”她立起来，一只手扶在心口上，一只手扶着桌角，颇像演戏似的说：“东阳，你在新民会；瑞丰，你入了教育局；我呢，得了小小的一个所长；晓荷，不久也会得到个地位，比咱们的都要高的地位；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我们这一下手就算不错！我们得团结，互相帮忙，互相照应，好顺顺当当的打开我们的天下，教咱们的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事作，有权柄，有钱财！日本人当然拿第一份儿，我们，连我们的姑姑老姨，都须拿到第二份儿！我们要齐心努力的造成一个势力，教一切的人，甚至于连日本人，都得听我们的话，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

瑞丰歪着脑袋，像细听一点什么声响的鸡似的，用心的听着。当大赤包说到得意之处，他的嘴唇也跟着动。

晓荷规规矩矩的立着，听一句点一下头，眼睛里不知怎么弄的，湿漉漉的仿佛有点泪。东阳的眼珠屡屡的吊上去，又落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我要利用你们，而不被你们利用；你不用花言巧语的引诱我，我不再上当！

胖太太撇着嘴微笑，心里说：我虽没当上科长，可是我丈夫的科长是我给弄到手的；我跟你一样有本领，从此我一点也不再怕你！

大赤包的底气本来很足，可是或者因为兴奋过度的关系，说完这些话时，微微有点发喘。她用按在心口上的那只手揉了揉胸。

她说完，晓荷领头儿鼓掌。而后，他极柔媚甜蜜的请祁太太说话。

胖太太的胖脸红了些，双手抓着椅子，不肯立起来。她心中很得意，可是说不出话来。

晓荷的双手极快极轻的拍着：“请啊！科长太太！请啊！”

瑞丰知道除了在半夜里骂他，太太的口才是不怎么样的。可是他不敢替太太说话，万一太太今天福至心灵的有了口才呢！他的眼盯住了太太的脸，细细的察颜观色，不敢冒昧的张口。以前，他只像怕太太那么怕她；现在，他怕她像怕一位全能的神似的！

胖太太立了起来。晓荷的掌拍得更响了。她，可是，并没准备说话。笑了一下，她对瑞丰说：“咱们家去吧！不是还有许多事哪吗？”

大赤包马上声明：“对！咱们改天好好的开个庆祝会，今天大家都忙！”

祁科长夫妇往外走，冠所长夫妇往外送；快到了大门口，大赤包想起来：“我说，祁科长！你们要是愿意搬过来住，我们全家欢迎噢！”

胖太太找到了话说：“我们哪，马上就搬到二舅那里去。那里离教育局近，房子又款式，还有……”她本想说：“还有这里的祖父与父母都怯头怯脑的，不够作科长的长辈的资格。”可是看了瑞丰一眼，她没好意思说出来；丈夫既然已作了科长，她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

东阳反倒不告辞了，因为怕同瑞丰夫妇一道出来，而必须进祁宅去道道喜。他看不起瑞丰。

大赤包由外面回来便问晓荷：“到祁家去趟吧！去，找点礼物！”她知道家中有不少像瑞丰拿来的那种礼物篮子，找出两个来，掸掸尘土就可以用——这种篮子是永远川流不息的由这一家走到那一家的。“找两个！东阳你也得去！”

东阳不甘心向瑞丰递降表，可是“科长”究竟是有分量的。比如说：他很愿意乘这个时机把校长赶跑，而由他自己去担任。为实现这计划，在教育局有个熟人是方便的。为这个，他应当给瑞丰送礼！他并且知道，只要送给北平人一点轻微的礼物，他就差不多会给你作天那么大的事的。他点头，愿和冠家夫妇一同去到祁家贺喜。

晓荷找出两份儿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

祁老人和天佑太太听说瑞丰得了科长，喜欢得什么似的！说真的，祁老人几乎永远没盼望过子孙们去作官；他晓得树大招风，官大招祸，而不愿意子孙们发展得太快了——他自己本是贫苦出身哪！天佑作掌柜，瑞宣当教师，在他看，已经是增光耀祖的事，而且也是不招灾不惹祸的事。他知道，家道暴发，远不如慢慢的平稳的发展；暴发是要伤元气的！作官虽然不必就是暴发，可是“官”，在老人心里，总好像有些什么可怕的地方！

天佑太太的心差不多和老公公一样。她永远没盼望过儿子们须大红大紫，而只盼他们结结实实的，规规矩矩的，作些不甚大而被人看得起的事。

瑞丰作了科长。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一来是，他们觉得家中有个官，在这乱闹东洋鬼子的时际，是可以仗胆子的。二来是，祁家已有好几代都没有产生一个官了。现在瑞丰的作官既已成为事实，老人们假若一点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一个吃素的人到底不能不觉到点骄傲，当他用鸡鱼款待友人的时候。况且几代没官，而现在忽然有了官，祁老人就不能不想到房子——他独力置买的房子——的确是有很好的风水。假若老人只从房子上着想，已经有些得意，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即使她不是个浅薄好虚荣的人，她也应当欢喜。

可是，及至听说二爷决定搬出去，老人们的眼中都发了一下黑。祁老人觉得房子的风水只便宜了瑞丰，而并没荣耀到自己！再一想，作了官，得了志，就马上离开老窝，简直是不孝！风水好的房子大概不应当出逆子吧？老太爷决定在炕上躺着不起来，教瑞丰认识认识“祖父的冷淡”！天佑太太很为难：她不高兴二儿子竟自这么狠心，得了官就跺脚一走。可是，她又不便拦阻他；她晓得现在的儿子是不大容易老拴在家里的，这年月时行“娶了媳妇不要妈”！同时，她也很不放心，老二要是言听计从的服从那个胖老婆，他是会被她毁了的。她想，她起码应该警告二儿子几句。可是，她又懒得开口——儿子长大成人，妈妈的嘴便失去权威！她深深的明了老二是宁肯上了老婆的当，也不肯听从妈妈的。最后，她决定什么也不说，而在屋中躺着，装作身体又不大舒服。

小顺儿的妈决定沉住了气，不去嫉妒老二作官。她的心眼儿向来是很大方的。她欢欢喜喜的给老人们和老二夫妇道了喜。听到老二要搬了走，她也并没生气，因为她知道假若还在一处同居，官儿老二和官儿二太太会教她吃不消的。他们俩走了倒好。他们俩走后，她倒可以安心的伺候着老人们。在她看，伺候老人们是她的天职。那么，多给老人们尽点心，而少生点兄弟妯娌间的闲气，算起来还倒真不错呢！

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瑞宣没顾了想别的，而只感到松了一口气——管老二干什么去呢，只要他能自食其力的活着，能不再常常来讨厌，老大便谢天谢地！

待了一会儿，他可是赶快的变了卦。不，他不能就这么不言不语的教老二夫妇搬出去。他是哥哥，理应教训弟弟。还有，他与老二都是祁家的人，也都是中国的国民，祁瑞宣不能有个给日本人作事的弟弟！瑞丰不止是找个地位，苟安一时，而是去作小官儿，去作汉奸！瑞宣的身上忽然一热，有点发痒；祁家出了汉奸！老三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老二可在家里作日本人的官，这笔帐怎么算呢？认真的说，瑞宣的心里有许多界划不甚清，黑白不甚明的线儿。他的理想往往被事实战败，他的坚强往往被人生的小苦恼给软化，因此，他往往不固执己见，而无可无不可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在家庭与社会中且战且走的活着。对于忠奸之分，和与此类似的大事上，他可是绝对不许他心中有什么界划不清楚的线条儿。忠便是忠，奸便是奸。这可不能像吃了一毛钱的亏，或少给了人家一个铜板那样可以马虎过去。

他在院中等着老二。石榴树与夹竹桃什么的都已收到东屋去，院中显着空旷了一些。南墙根的玉簪，秋海棠，都已枯萎；一些黄的大叶子，都残破无力的垂挂着，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可能。在往年，祁老人必定早已用炉灰和煤渣儿把它们盖好，上面还要扣上空花盆子。今年，老人虽然还常常安慰大家，说“事情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个话，他已不大关心他的玉簪花便是很好的证明。两株枣树上连一个叶子也没有了，枝头上蹲着一对缩着脖子的麻雀。天上没有云，可是太阳因为不暖而显着惨淡。屋脊上有两三棵干了的草在微风里摆动。瑞宣无聊的，悲伤的，在院中走溜儿。

一看见瑞丰夫妇由外面进来，他便把瑞丰叫到自己的屋中去。他对人最喜欢用暗示，今天他可决不用它，他晓得老二是不大听得懂暗示的人，而事情的严重似乎也不允许他多绕弯子。他开门见山的问：“老二，你决定就职？”

老二拉了拉马褂的领子，沉住了气，回答：“当然！科长不是随便在街上就可以拣来的！”

“你晓得不晓得，这是作汉奸呢？”瑞宣的眼盯住了老二的。

“汉——”老二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张着嘴，有半分多钟没说出话来。慢慢的，他并上了口；很快的，他去搜索脑中，看有没有足以驳倒老大的话。一想，他便想到：“科长——汉奸！两个绝对联不到一处的名词！”想到，他便说出来了。

“那是在太平年月！”瑞宣给弟弟指出来。“现在，无论作什么，我们都得想一想，因为北平此刻是教日本人占据着！”

老二要说：“无论怎样，科长是不能随便放手的！”可是没敢说出来，他先反攻一下：“要那么说呀，大哥，父亲开铺子卖日本货，你去教书，不也是汉奸吗？”

瑞宣很愿意不再说什么，而教老二干老二的去。可是，他觉得不应当负气。笑了笑，他说：“那大概不一样吧？据我看，因家庭之累或别的原因，逃不出北平，可是也不蓄意给日本人作事的，不能算作汉奸。像北平这么多的人口，是没法子一下儿都逃空的。逃不了，便须挣钱吃饭，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过，为挣钱吃饭而有计划的，甘心的，给日本人磕头，像蓝东阳和冠晓荷，和你，便不大容易说自己不是汉奸了。你本来可以逃出去，也应当逃出去。可是你不肯。不肯逃，而仍旧老老实实作你的事，你既只有当走不走的罪过，而不能算是汉奸。现在，你很高兴能在日本人派来的局长手下作事，作行政上的事，你就已经是投降给日本人；今天你甘心作科长，明日也大概不会拒绝作局长；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忠奸，倒不一定在乎官职的大小。老二！听我的话，带着弟妹逃走，作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我没办法，我不忍把祖父，父母都干撂在这里不管，而自己远走高飞；可是我也决不从日本人手里讨饭吃。可以教书，我便继续教书；书不可以教了，我设法去找别的事；实在没办法，教我去卖落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作事！我觉得，今天日本人要是派我作个校长，我都应当管自己叫作汉奸，更不用说我自己去运动那个地位了！”

说完这一段话，瑞宣像吐出插在喉中的一根鱼刺那么痛快。他不但劝告了老二，也为自己找到了无可如何的，似妥协非妥协的地步。这段话相当的难说，因为他所要分划开的是那么微妙不易捉摸。可是他竟自把它说出来；他觉得高兴——不是高兴他的言语的技巧，而是满意他的话必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真不肯投降给敌人，而又真不易逃走，这两重“真”给了他两道光，照明白了他的心路，使他的话不至于含混或模糊。

瑞丰楞住了，他万也没想到大哥会罗嗦出那么一大套。在他想：自己正在找事的时候找到了事，而且是足以使蓝东阳都得害点怕的事，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更可喜的没有？没有！那么，他理应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好运与前途；怎么会说着说着说出汉奸来呢？他心中相当的乱，猜不准到底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决定不再问。他只能猜到：瑞宣的学问比他好，反倒没作上官，一定有点嫉妒。妒就妒吧，谁教老二的运气好呢！他立起来，正了正马褂，像要笑，又像要说话，而既没笑，也没说话的搭讪着，可又不是不骄傲的，走了出去。既不十分明白哥哥的话，又找不到什么足以减少哥哥的妒意的办法，他只好走出去，就手儿也表示出哥哥有哥哥的心思，弟弟有弟弟的办法，谁也别干涉谁！

他刚要进自己的屋子，冠先生，大赤包，蓝东阳一齐来到。两束礼物是由一个男仆拿着，必恭必敬的随在后边。

大赤包的声势浩大，第一声笑便把枣树上的麻雀吓跑。第二声，把小顺儿和妞子吓得躲到厨房去：“妈！妈！”小顺儿把眼睛睁得顶大，急切的这样叫：“那，那院的大红娘们来了！”是的，大赤包的袍子是枣红色的。第三声，把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赶到炕上去睡倒，而且都发出不见客的哼哼。

祁老人，天佑太太，瑞宣夫妇都没有出来招待客人。小顺儿的妈本想过来张罗茶水，可是瑞宣在玻璃窗上瞪了一眼，她便又轻轻的走回厨房去。

三十一

一次游行，又一次游行，学生们，叫花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他们俩不再责骂学生，学生也不再深深的低着头。大家都无可如何的，马马虎虎的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虽然如此，可是还没法不活下去。

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各战场我们胜利。北平已是下过了雨的云，没有作用的飘浮着；它只能希望别处的云会下好雨。在各战场中，大家特别注意上海；上海是他们的一大半希望。他们时时刻刻打听上海的消息，即使一个假消息也是好的。只有上海的胜利能医救他们的亡国病。他们甚至于到庙中烧香，到教堂去祷告，祈求胜利。他们喜爱街上的卖报的小儿们，因为他们的尖锐的声音总是喊着好消息——恰恰和报纸上说的相反。他们宁可相信报童的“预言”，而不相信日本人办的报纸。

可是我们在上海失利！

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

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

孙七正在一家小杂货铺里给店伙剃头。门外有卖“号外”的。按照过去的两三个月的经验说，“号外”就是“讣文”！报童喊号外，一向是用不愉快的低声；他们不高兴给敌人喊胜利。一个鼻子冻红了的小儿向铺内探探头，纯粹为作生意，而不为给敌人作宣传，轻轻的问：“看号外？掌柜的！”

“什么事？”孙七问，剃刀不动地方的刮着。

报童揉了揉鼻子：“上海——”

“上海怎样？”

“——撤退！”

孙七的剃刀撒了手。刀子从店伙的肩头滚到腿上，才落了地。幸亏店伙穿着棉袄棉裤，没有受伤。

“这是闹着玩的吗？七爷！”店伙责备孙七。

“上海完了！”孙七慢慢的将刀子拾起，楞着出神。

“噢！”店伙不再生气，他晓得“上海完了”是什么意思。

报童也楞住了。

孙七递过去一个铜板。报童叹了口气，留下一张小小的号外，走开。

剃头的和被剃头的争着看：“上海皇军总胜利！”店伙把纸抢过去，团成一团，扔在地上，用脚去搓。孙七继续刮脸，近视眼挤咕挤咕的更不得力了！

小崔红着倭瓜脸，程长顺囔着鼻子，二人辩论得很激烈。长顺说：尽管我们在上海打败，南京可必能守住！只要南京能守半年，敌兵来一阵败一阵，日本就算败了！想想看，日本是那么小的国，有多少人好来送死呢！

小崔十分满意南京能守住，但是上海的败退给他的打击太大，他已不敢再乐观了。他是整天际在街面上的人，他晓得打架和打仗都必有胜有败，“只要敢打，就是输了也不算丢人。”根据这点道理，他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他顶盼望继续作战，而且能在败中取胜；可是，盼望是盼望，事实是事实。“一二八”那次，不是上海一败就讲和了吗？他对长顺说出他的疑虑。

长顺把小学教科书找出来，指给小崔看：“看看这张南京图吧！你看看！这是雨花台，这是大江！哼，我们要是守好了，连个鸟儿也飞不进去！”

“南口，娘子关，倒都是险要呢，怎么……”

长顺不等小崔说完，抢过来：“南京是南京！娘子关是娘子关！”他的脸红起来，急得眼中含着点泪。他本来是低着声，怕教外婆听见，可是越说声音越大。他轻易不和人家争吵，所以一争吵便非常的认真；一认真，他就忘记了外婆。

“长顺！”外婆的声音。

他晓得外婆的下一句的是什么，所以没等她说出来便回到屋中去，等有机会再和小崔争辩。

六号的刘师傅差点儿和丁约翰打起来。在平日，他们俩只点点头，不大过话；丁约翰以为自己是属于英国府与耶稣的，所以看不起老刘；刘师傅晓得丁约翰是属于英国府与耶稣的，所以更看不起他。今天，丁约翰刚由英国府回来，带回一点黄油，打算给冠家送了去——他已看见冠家门外的红报子。在院中，他遇到刘师傅。虽然已有五六天没见面，他可是没准备和老刘过话。他只冷淡的——也必定是傲慢的——点了一下头。

刘师傅决定不理会假洋人的傲慢，而想打听打听消息；他以为英国府的消息必然很多而可靠。他递了个和气，笑脸相迎的问：

“刚回来？怎么样啊？”

“什么怎样？”丁约翰的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颇像个机械化的人似的。

“上海！”刘师傅挪动了一下，挡住了丁约翰的去路；他的确为上海的事着急。

“噢，上海呀！”约翰偷偷的一笑。“完啦！”说罢他似乎觉得已尽到责任，而想走开。

老刘可是又发了问：“南京怎样呢？”

丁约翰皱了皱眉，不高兴起来。“南京？我管南京的事干吗？”他说的确是实话，他是属于英国府的，管南京干吗。

老刘发了火。冲口而出的，他问：“难道南京不是咱们的国都？难道你不是中国人？”

丁约翰的脸沉了下来。他知道老刘的质问是等于叫他洋奴。他不怕被呼为洋奴，刘师傅——一个臭棚匠——可是没有叫他的资格！“噢！我不是中国人，你是，又怎么样？我并没有看见尊家打倒一个日本人呀！”

老刘的脸马上红过了耳朵。丁约翰戳住了他的伤口。他有点武艺，有许多的爱国心与傲气，可是并没有去打日本人！假若丁约翰是英国府的奴才，他——刘棚匠——便是日本人的奴才，因为北平是被日本人占据住。他和约翰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不出话来了！

丁约翰往旁边挪了一步，想走开。

老刘也挪了一步，还挡着路。他想教约翰明白，他们两个根本不同，可是一时找不到话，所以只好暂不放走约翰。

约翰见老刘答不出话来，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于是，虽然明知老刘有武艺而仍愿意多说两句带棱刺的话：“挡着我干什么？有本事去挡日本人的坦克车呀！”

刘师傅本不愿打架，他知道自己的手脚厉害，很容易打伤了人。现在，羞恼成怒，他瞪了眼。

丁约翰不上当，急忙走开。他知道在言语上占了上风，而又躲开老刘的拳脚，才是完全胜利。

刘师傅气得什么似的，可是没追上前去；丁约翰既不敢打架，何必紧紧的逼迫呢。

小文揣着手，一动也不动的立在屋檐下。他嘴中叼着根香烟；烟灰结成个长穗，一点点的往胸前落。他正给太太计划一个新腔。他没注意丁刘二人为什么吵嘴，正如同他没注意上海战事的谁胜谁败。他专心一志的要给若霞创造个新腔儿。这新腔将使北平的戏园茶社与票房都起一些波动，给若霞招致更多的荣誉，也给他自己的脸上添增几次微笑。他的心中没有中国，也没有日本。他只知道宇宙中须有美妙的琴音与婉转的歌调。

若霞有点伤风，没敢起床。

小文，在丁刘二人都走开之后，忽然灵机一动，他急忙走进屋去，拿起胡琴来。

若霞虽然不大舒服，可是还极关心那个新腔。“怎样？有了吗？”她问。

“先别打岔！快成了！”

丁约翰拿着黄油。到冠宅去道喜。

大赤包计算了一番，自己已是“所长”，是不是和一个摆台的平起平坐呢？及至看到黄油，她毫不迟疑的和约翰握了手。她崇拜黄油。她不会外国语，不大知道外国事，可是她常用黄油作形容词——“那个姑娘的脸像黄油那么润！”这样的形容使她觉得自己颇知道外国事，而且仿佛是说着外国话！

约翰，在英国府住惯了，晓得怎样称呼人。他一口一个“所长”，把大赤包叫得心中直发痒。

晓荷见太太照旧喜欢约翰，便也拿出接待外宾的客气与礼貌，倒好像约翰是国际联盟派来的。见过礼以后，他开始以探听的口气问：

“英国府那方面对上海战事怎样看呢？”

“中国是不会胜的！”约翰极沉稳的，客观的，像英国的贵族那么冷静高傲的回答。

“噢，不会胜？”晓荷眯着眼问，为是把心中的快乐掩藏起一些去。

丁约翰点了点头。

晓荷送给太太一个媚眼，表示：“咱们放胆干吧，日本人不会一时半会儿离开北平！”

“哼！他买了我，可卖了女儿！什么玩艺儿！”桐芳低声而激烈的说。

“我不能嫁那个人！不能！”高第哭丧着脸说。那个人就是李空山。大赤包的所长拿到手，李空山索要高第。

“可是，光发愁没用呀！得想主意！”桐芳自己也并没想起主意，而只因为这样一说才觉到“想”是比“说”重要着许多的。

“我没主意！”高第坦白的说。“前些天，我以为上海一打胜，像李空山那样的玩艺儿就都得滚回天津去，所以我不慌不忙。现在，听说上海丢了，南京也守不住……”她用不着费力气往下说了，桐芳会猜得出下面的话。

桐芳是冠家里最正面的注意国事的人。她注意国事，因为她自居为东北人。虽然她不知道家乡到底是东北的哪里，可是她总想回到说她的言语的人们里去。她还清楚的记得沈阳的“小河沿”，至少她希望能再看看“小河沿”的光景。因此，她注意国事；她知道，只有中国强胜了，才能收复东北，而她自己也才能回到老家去。

可是，当她知道一时还没有回老家的可能，而感到绝望的时候，她反倒有时候无可如何的笑自己：“一国的大事难道就是为你这个小娘们预备着的吗？”

现在，听到高第的话，她惊异的悟出来：“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是的，高第的婚事就和国家有关！”悟出这点道理来，她害了怕。假若南京不能取胜，而北平长久的被日本人占着，高第就非被那个拿妇女当玩艺儿的李空山抓去不可！高第是她的好朋友。假若她自己已是家庭里的一个只管陪男人睡觉的玩具，社会中的一个会吃会喝的废物，她不愿意任何别的女人和她一样，更不用说她的好朋友了。

“高第！你得走！”桐芳放开胆子说。

“走？”高第楞住了。假若有像钱仲石那样的一个青年在她身旁，她是不怕出走的。为了爱情，哪一个年轻的姑娘都希望自己能飞起去一次。可是，她身旁既没有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又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她怎么走呢？平日，和妈妈或妹妹吵嘴的时节，她总觉得自己十分勇敢。现在，她觉得自己连一点儿胆子也没有。从她所知道一点史事中去找可资模仿的事实，她只能找到花木兰。可是木兰从军的一切详细办法与经验，她都无从找到。中国历史上可以给妇女行动作参考的记载是那么贫乏，她觉到自己是自古以来最寂寞的一个人！

“我可以跟你走！”桐芳看出来，高第没有独自逃走的胆量。

“你，你为什么要走呢？”高第假若觉得自己还是个“无家之鬼”，她可是把桐芳看成为关在笼中的鸟——有食有水有固定的地方睡觉，一切都定好，不能再动。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呢？”桐芳笑了笑。她本想告诉高第：光是你妈妈，我已经受不了，况且你妈妈又作了所长呢！可是，话都到嘴边上了，她把它截住。她的人情世故使她留了点心——大赤包无论怎么不好，恐怕高第也不高兴听别人攻击自己的妈妈吧。

高第没再说什么，她心中很乱。她决定不了自己该走不该，更不能替桐芳决定什么。她觉得她须赶紧打好了主意，可是越急就越打不定主意。她长叹了一口气。

天佑在胡同口上遇见了李四爷。两个人说话答礼儿的怪亲热，不知不觉的就一齐来到五号。

祁老人这两天极不高兴，连白胡子都不大爱梳弄了。对二孙与三孙的离开家里，他有许多理由责备他们，也有许多理由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他既不责备，也不原谅，他们。他只觉得心中堵得慌。他所引以自傲的四世同堂的生活眼看就快破碎了；孙子已走了两个！他所盼望的三个月准保平安无事，并没有实现；上海也丢了！虽他不大明白国事，他可是也看得出：上海丢了，北平就更没有了恢复自由的希望，而北平在日本人手里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三孙子走后，二孙子不是也走了么？看见瑞丰瑞全住过的空屋子，他具体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与离乱！

见儿子回来，还跟着李四爷，老人的小眼睛里又有了笑光。

天佑的思想使他比父亲要心宽一些。三儿的逃走与二儿的搬出去，都没给他什么苦痛。他愿意一家大小都和和气气的住在一处，但是他也知道近些年来年轻人是长了许多价钱，而老年人不再像从前那么贵重了。他看明白：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因此，他并没怎样替瑞全担忧，也不愿多管瑞丰的事。

可是，近两个月来，他的头发忽然的白了许多根！假若对父子家庭之间，他比父亲心宽，对国事他可比父亲更关心更发愁。祁老人的年月大一半属于清朝的皇帝，而天佑在壮年就遇见了革命。从忧国，他一直的忧虑到他的生意；国和他的小小的生意是像皮与肉那样的不可分开。他不反对发财。他可更注重“规矩”。他的财须是规规矩矩发的。他永远没想到过“趁火打劫”，和“浑水摸鱼”。他从来没想象过，他可以在天下大乱的时际去走几步小道儿，走到金山里去。因此，他准知道，只要国家一乱，他的生意就必然的萧条，而他的按部就班的老实的计划与期望便全都完事！他的头发没法不白起来。

三位老者之中，李四爷当然的是最健壮的，可是他的背比两三月前也更弯曲了一些。他不愁吃穿，不大忧虑国事，但是日本人直接的间接的所给他的苦痛，已足够教他感到背上好像压着一块石头。无论是领杠还是搬家，他常常在城门上遭受检查，对着敌兵的刺刀，他须费多少话，赔多少礼，才能把事办妥；可是，在埋藏了死人，或把东西搬运到城外之后，城门关上了。他须在城外蹲小店儿。七十岁的人了，劳累了一天之后，他需要回家去休息，吃口热饭，喝口热茶，和用热水烫烫脚。可是，他被关在城外。他须在小店儿里与叫花子们挤在一处过夜。有时候，城门一连三五天不开；他须把一件衣服什么的押在摊子上或小铺里，才能使自己不挨饿。他的时间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空空耗费了！他恨日本人！日本人随便把城关上，和他开玩笑！日本人白白的抢去了他的时间与自由。

祁老人眼中的笑光并没能保留好久。他本想和李四爷与天佑痛痛快快的谈上一两小时，把心中的积郁全一下子吐尽。可是，他找不到话。他的每次都灵验的预言：“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显然的在这一次已不灵验了。假若他这次又说对了，他便很容易把过去的多少灾难与困苦像说鼓儿词似的一段接着一段的述说。不幸，他这次没能猜对。他须再猜一回。对国事，他猜不到。他觉得自己是落在什么迷魂阵里，看不清东西南北。他失去了自信。

天佑呢，见老人不开口，他自己便也不好意思发牢骚。假若他说出心中的忧虑，他就必然的惹起父亲的注意——注意到他新生的许多根白发。那会使父子都很难过的！

李四爷要说的话比祁家父子的都更多。一天到晚在街面上，他听的多，见的广，自然也就有了丰富的话料。可是，他打不起精神来作报告——近来所见所闻的都是使人心中堵得慌的事，说出来只是添愁！

三位老人虽然没有完全楞起来，可是话语都来得极不顺溜。他们勉强的笑，故意的咳嗽，也都无济于事。小顺儿的妈进来倒茶，觉出屋中的沉闷来。为招老人们的喜欢，她建议留四爷爷吃羊肉热汤儿面。建议被接受了，可是宾主的心情都并没因此而好转。

天佑太太扶着小顺儿，过来和四大爷打招呼。她这几天因为天冷，又犯了气喘，可是还扎挣着过来，为是听一听消息。她从来没有像近来这样关心国事过。她第一不放心“小三儿”，第二怕自己死在日本人管着的北平——也许棺材出不了城，也许埋了又被贼盗把她掘出来。为这两件时刻惦记着，忧虑着的事，她切盼我们能打胜。只有我们打胜，“小三儿”——她的“老”儿子——才能回来，她自己也可以放心的死去了。

为是表示亲热，她对四爷说出她的顾虑。她的话使三位老者的心立刻都缩紧。他们的岁数都比她大呀！乐观了一辈子的祁老人说了丧气话：

“四爷！受一辈子苦倒不算什么，老了老了的教日本人收拾死，才，才，才……”他说不下去了。

李四大妈差不多成了钱家的人了。钱少奶奶，和钱家的别人一样，是刚强而不愿多受帮助的。可是，在和李四妈处熟了以后，她不再那么固执了。公公病着，父亲近来也不常来，她需要一个朋友。尽管她不大喜欢说话，她心中可是有许多要说的——这些要说的话，在一个好友面前，就仿佛可以不说而心中也能感到痛快的。李四妈虽然代替不了她的丈夫，可是确乎能代替她的婆婆，而且比婆婆好，因为李四妈是朋友，而婆婆，无论怎样，总是婆婆。她思念丈夫；因为思念他，她才特别注意她腹中的小孩。她永远不会再看见丈夫，可是她知道她将会由自己身中产出一条新的生命，有了这新生命，她的丈夫便会一部分的还活在世上。在这一方面，她也需要一个年岁大的妇人告诉她一些经验。这是她头一胎，也是最后的一胎。她必须使他顺利的产下来，而后由她自己把他养大。假若他能是个男的——她切盼他是个男的——他便是第二个孟石。她将照着孟石的样子把他教养大，使他成为有孟石的一切好处，而没有一点孟石的坏处的人！这样一想，她便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可是，越想得远，心中就越渺茫而也就越害怕。她不是怀着一个小孩，而是怀着一个“永生”的期望与责任！李四妈能告诉她许多使她不至于心慌得过度的话。李四妈的话使她明白：生产就是生产，而不是什么见神见鬼的事。李四妈的爽直与诚恳减少了钱少奶奶的惶惑不安。

钱老人已经能坐起一会儿来了。坐起来，他觉得比躺着更寂寞。躺着的时候，他可以闭上眼乱想；坐起来，他需要个和他说几句话的人。听到西屋里四大妈对少奶奶咯啦咯啦的乱说，他就设法把她调过来。他与四大妈的谈话几乎永远结束在将来的娃娃身上，而这样的结束并不老是愉快的。四大妈不知道为什么钱先生有时候是那么喜欢，甚至于给还有四五个月才能降生的娃娃起了名字。“四大妈，你说是钱勇好，还是钱仇好？仇字似乎更厉害一些！”她回答不出什么来。平日，她就有点怕钱先生，因为钱先生的言语是那么难懂；现在，他问她哪个字好，她就更茫然的答不出了。不过，只要他欢喜，四大妈就受点憋闷也无所不可。可是，老人有时候一听到将来的娃娃，便忽然动了怒。这简直教四大妈手足无措了。他为什么发怒呢？她去问钱少奶奶，才晓得老人不愿意生个小亡国奴。虽然近来她已稍微懂了点“亡国奴”的意思，可是到底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招钱先生那么生气。她以为“亡国奴”至多也不过像“他妈的”那样不受听而已。她弄不明白，只好挤咕着老近视眼发楞，或傻笑。

虽然如此，钱先生可是还很喜欢四大妈。假若她有半日没来，他便不知要问多少次。等她来到，他还要很诚恳的，甚至于近乎罗嗦的，向她道歉；使她更莫名其妙。他以为也许言语之间得罪了她，而她以为即使有一星半点的顶撞也犯不着这么客气。

瑞宣把上海的坏消息告诉了钱先生。他走后，四大妈来到。老人整天的一语未发，也不张罗吃东西。四大妈急得直打转儿，几次想去和他谈会儿话，可是又不敢进去。她时时的到窗外听一听屋里的动静，只有一次她听到屋里说：“一定是小亡国奴了！”

瑞宣把消息告诉了钱先生以后，独自在“酒缸”上喝了六两白干。摇摇晃晃的走回家来，他倒头便睡。再一睁眼，已是掌灯的时分；喝了两杯茶，他继续睡下去。他愿意一睡不再醒，永远不再听到坏消息！他永远没这样“荒唐”过；今天，他没了别的办法！

三十二

南京陷落！

天很冷。一些灰白的云遮住了阳光。水倾倒在地上，马上便冻成了冰。麻雀藏在房檐下。

瑞宣的头上可是出着热汗。上学去，走在半路，他得到这一部历史上找不到几次的消息。他转回家来。不顾得想什么，他只愿痛哭一场。昏昏糊糊的，他跑回来。到了屋中，他已满头大汗。没顾得擦汗，他一头扎到床上，耳中直轰轰的响。

韵梅觉出点不对来，由厨房跑过来问：“怎么啦？没去上课呀？”

瑞宣的泪忽然落下来。

“怎么啦？”她莫名其妙，惊异而恳切的问。

他说不上话来。像为父母兄弟的死亡而啼哭那样，他毫不羞愧的哭着，渐渐的哭出声来。

韵梅不敢再问，又不好不问，急得直搓手。

用很大的力量，他停住了悲声。他不愿教祖父与母亲听见。还流着泪，他啐了一口唾沫，告诉她：“你去吧！没事！南京丢了！”

“南京丢了？”韵梅虽然没有像他那么多的知识与爱国心，可是也晓得南京是国都。“那，咱们不是完啦吗？”

他没再出声。她无可如何的走出去。

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的升起来，使全北平的人不敢仰视。“庆祝南京陷落！”北平人已失去他们自己的城，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国都！

瑞丰同胖太太来看瑞宣。他们俩可是先到了冠宅去。冠先生与大赤包热烈的欢迎他们。

大赤包已就了职，这几天正计划着：第一，怎样联络地痞流氓们，因为妓女们是和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冠晓荷建议去找金三爷。自从他被金三爷推翻在地上，叫了两声爸爸以后，他的心中就老打不定主意——是报仇呢？还是和金三爷成为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呢？对于报仇，他不甚起劲；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可怕！圣人懂得仁爱，英雄知道报仇；晓荷不崇拜英雄，不敢报仇；他顶不喜欢读《水浒传》——一群杀人放火的恶霸，没意思！他想应当和金三爷摆个酒，嘻嘻哈哈的吃喝一顿，忘了前嫌。他总以为金三爷的样子，行动，和本领，都有点像江湖奇侠——至少他也得是帮会里的老头子！这样，他甚至于想到拜金三爷为师。师在五伦之中，那么那次的喊爸爸也就无所不可了。现在，为帮助大赤包联络地痞流氓，就更有拜老头子的必要，而金三爷的影子便时时出现在他的心眼中。再说，他若与金三爷发生了密切关系，也就顺手儿结束了钱冠两家的仇怨——他以为钱先生既已被日本人“管教”过，想必见台阶就下，一定不会拒绝与他言归于好的。大赤包赞同这个建议。她气派十分大的闭了闭眼，才说：“应该这么办！即使他不在帮里，凭他那两下子武艺，给咱们作个打手也是好的！你去办吧！”晓荷很得意的笑了笑。

第二，怎么笼络住李空山和蓝东阳。东阳近来几乎有工夫就来，虽然没有公然求婚，可是每次都带来半斤花生米或两个冻柿子什么的给小姐；大赤包看得出这是蓝诗人的“爱的投资”。她让他们都看明白招弟是动不得的——她心里说：招弟起码得嫁个日本司令官！可是，她又知道高第不很听话，不肯随着母亲的心意去一箭双雕的笼络住两个人。论理，高第是李空山的。可是，她愿教空山在做驸马以前多给她效点劳；一旦作了驸马爷，老丈母娘就会失去不少的权威的。同时，在教空山等候之际，她也愿高第多少的对东阳表示点亲热，好教他给晓荷在新民会中找个地位。高第可是对这两个男人都很冷淡。大赤包不能教二女儿出马，于是想到了尤桐芳。她向晓荷说明：“反正桐芳爱飞眼，教她多瞟李空山两下，他不是就不紧迫着要高第了吗？你知道，高第也得招呼着蓝东阳啊！”

“那怪不好意思的吧？”晓荷满脸赔笑的说。

大赤包沉了脸：“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要是去偷人，你才戴绿帽子！桐芳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李空山要是真喜欢她，教她走好啦！我还留着我的女儿，给更体面的人呢！”

晓荷不敢违抗太太的命令，又实在觉得照令而行有点难为情。无论多么不要脸的男人也不能完全铲除了嫉妒，桐芳是他的呀！无可如何的，他只答应去和桐芳商议，而不能替桐芳决定什么。这很教大赤包心中不快，她高声的说出来：“我是所长！一家子人都吃着我，喝着我，就得听我的吩咐！不服气，你们也长本事挣钱去呀！”

第三，她须展开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认真检查，一个是认真爱护。前者是加紧的，狠毒的，检查妓女；谁吃不消可以设法通融免检——只要肯花钱。后者是使妓女们来认大赤包作干娘；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这两项工作的展开，都不便张贴布告，俾众周知，而需要一个得力的职员去暗中活动，把两方面的关系弄好。冠晓荷很愿意担任这个事务，可是大赤包怕他多和妓女们接触，免不了发生不三不四的事，所以另找了别人——就是那曾被李四爷请来给钱先生看病的那位医生。他叫高亦陀。大赤包颇喜欢这个人，更喜欢他的二千元见面礼。

第四，是怎样对付暗娼。战争与灾难都产生暗娼。大赤包晓得这个事实。她想作一大笔生意——表面上严禁暗娼，事实上是教暗门子来“递包袱”。暗娼们为了生活，为了保留最后的一点廉耻，为了不吃官司，是没法不出钱的；只凭这一笔收入，大赤包就可以发相当大的财。

为实现这些工作计划，大赤包累得常常用拳头轻轻的捶胸口几下。她的装三磅水的大暖水瓶老装着鸡汤，随时的呷两口，免得因勤劳公事而身体受了伤。她拼命的工作，心中唯恐怕战争忽然停止，而中央的官吏再回到北平；她能搂一个是一个，只要有了钱，就是北平恢复了旧观也没大关系了。

南京陷落！大赤包不必再拼命，再揪着心了。她从此可以从从容容的，稳稳当当的，作她的所长了。她将以“所长”为梯子，而一步一步的走到最高处去。她将成为北平的第一个女人——有自己的汽车，出入在东交民巷与北京饭店之间，戴着镶有最大的钻石的戒指，穿着足以改变全东亚妇女服装式样的衣帽裙鞋！

她热烈的欢迎瑞丰夫妇。她的欢迎词是：

“咱们这可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放心的作事啦！南京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得回来的，咱们痛痛快快的在北平多快活两天儿吧！告诉你们年轻的人们吧，人生一世，就是吃喝玩乐；别等到老掉了牙再想吃，老毛了腰再想穿；那就太晚喽！”然后，她对胖太太：“祁二太太，你我得打成一气，我要是北平妇女界中的第一号，你就必得是第二号。比如说：我今天烫猫头鹰头，你马上也就照样的去烫，有咱们两个人在北海或中央公园溜一个小圈儿，明天全北平的女人就都得争着改烫猫头鹰头！赶到她们刚烫好不是，哼，咱们俩又改了样！咱们俩教她们紧着学都跟不上，教她们手忙脚乱，教她们没法子不来磕头认老师！”她说到这里，瑞丰打了岔：

“冠所长！原谅我插嘴！我这两天正给她琢磨个好名字，好去印名片。你看，我是科长，她自然少不了交际，有印名片的必要！请给想一想，是祁美艳好，还是祁菊子好？她原来叫玉珍，太俗气点！”

大赤包没加思索，马上决定了：“菊子好！像日本名字！凡是带日本味儿的都要时兴起来！”

晓荷像考古学家似的说：“菊子夫人不是很有名的电影片儿吗？”

“谁说不是！”瑞丰表示钦佩的说：“这个典故就出自那个影片呀！”

大家全笑了笑，觉得都很有学问。

“祁科长！”大赤包叫。“你去和令兄说说，能不能把金三爷请过来？”她扼要的把事情说明白，最后补上：“天下是我们的了，我们反倒更得多交朋友了！你说是不是？”

瑞丰高兴作这种事，赶快答应下来。“我跟瑞宣也还有别的事商量。”说完，他立起来。“菊子，你不过那院去？”

胖菊子摇了摇头。假若可能，她一辈子也不愿再进五号的门。

瑞丰独自回到家中，应酬公事似的向祖父和母亲问了安，就赶快和瑞宣谈话：

“那什么，你们学校的校长辞职——这消息别人可还不知道，请先守秘密！——我想大哥你应当活动一下。有我在局里，运动费可以少花一点。你看，南京已经丢了，咱们反正是亡了国，何必再固执呢？再说，教育经费日内就有办法，你能多抓几个，也好教老人们少受点委屈！怎么样？要活动就得赶快！这年月，找事不容易！”一边说，他一边用食指轻轻的弹他新买的假象牙的香烟烟嘴。说完，把烟嘴叼在口中，像高射炮寻找飞机似的左右转动。叼着这根假象牙的东西，他觉得气派大了许多，几乎比科长所应有的气派还大了些！

瑞宣的眼圈还红着，脸上似乎是浮肿起来一些，又黄又松。听弟弟把话说完，他半天没言语。他懒得张口。他晓得老二并没有犯卖国的罪过，可是老二的心理与态度的确和卖国贼的同一个味道。他无力去诛惩卖国贼，可也不愿有与卖国贼一道味儿的弟弟。说真的，老二只吃了浮浅，无聊，与俗气的亏，而并非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候，浮浅，无聊，与俗气，就可以使人变成汉奸。在汉奸里，老二也不过是个小三花脸儿，还离大白脸的奸雄很远很远。老二可恨，也可怜！

“怎样？你肯出多少钱？”老二问。

“我不愿作校长，老二！”瑞宣一点没动感情的说。

“你不要老这个样子呀，大哥！”瑞丰板起脸来。“别人想多花钱运动都弄不到手，你怎么把肉包子往外推呢？你开口就是国家，闭口就是国家，可是不看看国家成了什么样子！连南京都丢了，光你一个人有骨头又怎么样呢？”老二的确有点着急。他是真心要给老大运动成功，以便兄弟们可以在教育界造成个小小的势力，彼此都有些照应。

老大又不出声了。他以为和老二辩论是浪费唇舌。他劝过老二多少次，老二总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他不愿再白费力气。

老二本来相当的怕大哥。现在，既已作了科长，他觉得不应当还那么胆小。他是科长，应当向哥哥训话：

“大哥，我真替你着急！你要是把机会错过，以后吃不上饭可别怨我！以我现在的地位，交际当然很广，挣得多，花得也多，你别以为我可以帮助你过日子！”

瑞宣还不想和老二多费什么唇舌，他宁可独力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也不愿再和老二多罗嗦。“对啦！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好啦！”他说。他的声音很低，可是语气非常的坚决。

老二以为老大一定是疯了。不然的话，他怎敢得罪科长弟弟呢！

“好吧，咱们各奔前程吧！”老二要往外走，又停住了脚。“大哥，求你一件事。别人转托的，我不能不把话带到！”他简单的说出冠家想请金三爷吃酒，求瑞宣给从中拉拢一下。他的话说得很简单，好像不屑于和哥哥多谈似的。最后，他又板着脸教训：“冠家连太太都能作官，大哥你顶好对他们客气一点！这年月，多得罪人不会有好处！”

瑞宣刚要动气，就又控制住自己。仍旧相当柔和的，他说：“我没工夫管那种闲事，对不起！”

老二猛的一推门就走出去。他也下了决心不再和疯子哥哥打交道。在院中，他提高了声音叨唠，为是教老人们听见：“简直岂有此理！太难了！太难了！有好事不肯往前巴结，倒好像作校长是丢人的事！”

“怎么啦？老二！”祁老人在屋中问。

“什么事呀？”天佑太太也在屋中问。

韵梅在厨房里，从门上的一块小玻璃往外看；不把情形看准，她不便出来。

老二没进祖父屋中去，而站在院中卖嚷嚷：“没事，你老人家放心吧！我想给大哥找个好差事，他不干！以后呢，我的开销大，不能多孝顺你老人家；大哥又不肯去多抓点钱；这可怎么好？我反正尽到了手足的情义，以后家中怎样，我可就不负责喽！”

“老二！”妈妈叫：“你进来一会儿！我问你几句话！”

“还有事哪，妈！过两天我再来吧！”瑞丰匆匆的走出去。他无意使母亲与祖父难堪，但是他急于回到冠家去，冠家的一切都使他觉着舒服合适。

天佑太太的脸轻易不会发红，现在两个颧骨上都红起一小块来。她的眼也发了亮。她动了气。这就是她生的，养大的，儿子！作了官连妈妈也不愿意搭理啦！她的病身子禁不起生气，所以近二三年来她颇学会了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事，省得教自己的病体加重。今天这口气可是不好咽，她的手哆嗦起来，嘴中不由的骂出：“好个小兔崽子！好吗！连你的亲娘都不认了！就凭你作了个小科长！”

她这么一出声，瑞宣夫妇急忙跑了过来。他们俩晓得妈妈一动气必害大病。瑞宣顶怕一家人没事儿拌嘴闹口舌。他觉得那是大家庭制度的最讨厌的地方。但是，母亲生了气，他又非过来安慰不可。多少世纪传下来的规矩，差不多变成了人的本能；不论他怎样不高兴，他也得摆出笑脸给生了气的妈妈看。好在，他只须走过来就够了，他晓得韵梅在这种场合下比他更聪明，更会说话。

韵梅确是有本事。她不问婆婆为什么生气，而抄着根儿说：“老太太，又忘了自己的身子吧！怎么又动气呢？”这两句话立刻使老太太怜爱了自己，而觉得有哼哼两声的必要。一哼哼，怒气就消减了一大半，而责骂也改成了叨唠：“真没想到啊，他会对我这个样！对儿女，我没有偏过心，都一样的对待！我并没少爱了一点老二呀，他今天会……”老太太落了泪，心中可是舒展多了。

老太爷还没弄清楚都是怎么一回事，也凑过来问：“都是怎么一回子事呀？乱七八糟的！”

瑞宣搀祖父坐下。韵梅给婆婆拧了把热毛巾，擦擦脸；又给两位老人都倒上热茶，而后把孩子拉到厨房去，好教丈夫和老人们安安静静的说话儿。

瑞宣觉得有向老人们把事说清楚的必要。南京陷落了，国已亡了一大半。从一个为子孙的说，他不忍把老人们留给敌人，而自己逃出去。可是，对得住父母与祖父就是对不住国家。为赎自己对不住国家的罪过，他至少须消极的不和日本人合作。他不愿说什么气节不气节，而只知这在自己与日本人中间必须画上一条极显明的线。这样，他须得到老人们的协助；假若老人们一定要吃得好喝得好，不受一点委屈，他便没法不像老二似的那么投降给敌人。他决定不投降给敌人，虽然他又深知老人们要生活得舒服一点是当然的；他们在世界上的年限已快完了，他们理当要求享受一点。他必须向老人们道歉，同时也向他们说清楚：假若他们一定讨要享受，他会狠心逃出北平的。

很困难的，他把心意说清楚。他的话要柔和，而主意又拿定不变；他不愿招老人们难过，而又不可避免的使他们难过；一直到说完，他才觉得好像割去一块病似的，痛快了一些。

母亲表示得很好：“有福大家享，有苦大家受；老大你放心，我不会教你为难！”

祁老人害了怕。从孙子的一大片话中，他听出来：日本人是一时半会儿绝不能离开北平的了！日本人，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虽然没直接的伤害了他，可是已经弄走了他两个孙子。日本人若长久占据住北平，焉知道这一家人就不再分散呢？老人宁可马上死去，也不愿看家中四分五裂的离散。没有儿孙们在他眼前，活着或者和死了一样的寂寞。他不能教瑞宣再走开！虽然他心中以为长孙的拒绝作校长有点太过火，可是他不敢明说出来；他晓得他须安慰瑞宣：

“老大，这一家子都仗着你呀！你看怎办好，就怎办！好吧歹吧，咱们得在一块儿忍着，忍过去这步坏运！反正我活不了好久啦，你还能不等着抓把土埋了我吗！”老人说到末一句，声音已然有点发颤了。

瑞宣不能再说什么。他觉得他的态度已经表示得够明显，再多说恐怕就不怎么合适了。听祖父说得那样的可怜，他勉强的笑了：“对了，爷爷！咱们就在一块儿苦混吧！”

话是容易说的；在他心里，他可是晓得这句诺言是有多大分量！他答应了把四世同堂的一个家全扛在自己的双肩上！同时，他还须远远的躲开占据着北平的日本人！

他有点后悔。他知道自己的挣钱的本领并不大。他的爱惜羽毛不许他见钱就抓。那么，他怎能独力支持一家人的生活呢？再说，日本人既是北平的主人，他们会给他自由吗？

可是，无论怎样，他也感到一点骄傲——他表明了态度，一个绝对不作走狗的态度！走着瞧吧，谁知道究竟怎样呢！

这时候，蓝东阳来到冠家。他是为筹备庆祝南京陷落大会来到西城，顺便来向冠家的女性们致敬——这回，他买来五根灌馅儿糖。在路上，他已决定好绝口不谈庆祝会的事。每逢他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事，他就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深刻；尽管那件事并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

假若他不愿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他可是愿意别人把所知道的都告诉给他。他听说，华北的政府就要成立——成立在北平。华北的日本军人，见南京已经陷落，不能再延迟不决；他们必须先拿出个华北政府来，好和南京对抗——不管南京是谁出头负责。听到这个消息，他把心放下去，而把耳朵竖起来。放下心去，因为华北有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他自己的好运气便会延长下去。竖起耳朵来，他愿多听到一些消息，好多找些门路，教自己的地位再往上升。他的野心和他的文字相仿，不管通与不通，而硬往下做！他已经决定了：他须办一份报纸，或一个文艺刊物。他须作校长。他须在新民会中由干事升为主任干事。他须在将要成立的政府里得到个位置。事情越多，才越能成为要人；在没有想起别的事情以前，他决定要把以上的几个职位一齐拿到手。他觉得他应当，可以，必须，把它们拿到手，因为他自居为怀才未遇的才子；现在时机来到了，他不能随便把它放过去。他是应运而生的莎士比亚，不过要比莎士比亚的官运财运和桃花运都更好一些。

进到屋中，把五根糖扔在桌儿上，他向大家咧了咧嘴，而后把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摔在椅子上。除了对日本人，他不肯讲礼貌。

瑞丰正如怨如慕的批评他的大哥。他生平连想都没大想到过，他可以作教育局的科长。他把科长看成有天那么大。把他和科长联在一块，他没法不得意忘形。他没有冠先生的聪明，也没有蓝东阳的沉默。“真！作校长仿佛是丢人的事！你就说，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人！看他文文雅雅的，他的书都白念了！”

冠晓荷本想自荐。他从前作过小官；既作过小官，他以为，就必可以作中学校校长。可是，他不愿意马上张口，露出饥不择食的样子。这一下，他输了棋。蓝东阳开了口：

“什么？校长有缺吗？花多少钱运动？”他轻易不说话，一说可就说到根儿上；他张口就问了价钱。

晓荷像吃多了白薯那样，冒了一口酸水，把酸水咽下去，他仍然笑着，不露一点着急的样子。他看了看大赤包，她没有什么表示。她看不起校长，不晓得校长也可以抓钱，所以没怪晓荷。晓荷心中安定了一些。他很怕太太当着客人的面儿骂他无能。

瑞丰万没想到东阳来得那么厉害，一时答不出话来了。

东阳的右眼珠一劲儿往上吊，喉中直咯咯的响，嘴唇儿颤动着，凑过瑞丰来。像猫儿看准了一个虫子，要往前扑那么紧张，他的脸色发了绿，上面的青筋全跳了起来。他的嘴像要咬人似的，对瑞丰说：“你办去好啦，我出两千五百块钱！你从中吃多少，我不管，事情成了，我另给你三百元！今天我先交二千五，一个星期内我要接到委任令！”

“教育局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呀！”瑞丰简直忘了他是科长。他还没学会打官话。

“是呀！反正你是科长呀！别的科长能荐人，你怎么不能？你为什么作科长，假若你连一句话都不能给我说！”东阳的话和他的文章一样，永远不管逻辑，而只管有力量。“不管怎样，你得给我运动成功，不然的话，我还是去给你报告！”

“报告什么！”可怜的瑞丰，差不多完全教东阳给弄胡涂了。

“还不是你弟弟在外边抗日？好吗，你在这里作科长，你弟弟在外边打游击战，两边儿都教你们占着，敢情好！”东阳越说越气壮，绿脸上慢慢的透出点红来。

“这，这，这，”瑞丰找不出话来，小干脸气得焦黄。

大赤包有点看不上东阳了，可是不好出头说话；她是所长，不能轻易发言。

晓荷悟出一点道理来：怪不得他奔走这么多日子，始终得不到个位置呢；时代变了，他的方法已然太老，太落伍了！他自己的办法老是摆酒，送礼，恭维，和摆出不卑不亢的架子来。看人家蓝东阳！人家托情运动事直好像是打架，没有丝毫的客气！可是，人家既是教务主任，又是新民会的干事，现在又瞪眼“买”校长了！他佩服了东阳！他觉得自己若不改变作风，天下恐怕就要全属于东阳，而没有他的份儿了！

胖菊子——一向比瑞丰厉害，近来又因给丈夫运动上官职而更自信——决定教东阳见识见识她的本事。还没说话，她先推了东阳一把，把他几乎推倒。紧跟着，她说：

“你这小子可别这么说话，这不是对一位科长说话的规矩！你去报告！去！去！马上去！咱们斗一斗谁高谁低吧！你敢去报告，我就不敢？我认识人，要不然我的丈夫也不会作上科长！你去报告好了，你说我们老三抗日，我也会说你是共产党呀！你是什么揍的？我问问你！”胖太太从来也没高声的一气说这么多话，累得鼻子上出了油，胸口也一涨一落的直动。她的脸上通红，可是心中相当的镇定，她没想到既能一气骂得这么长，而且这么好。她很得意。她平日最佩服大赤包，今天她能在大赤包面前显露了本事，她没法不觉得骄傲。

她这一推和一顿骂把东阳弄软了。他脸上的怒气和凶横都忽然的消逝。好像是骂舒服了似的，他笑了。

晓荷没等东阳说出话来便开了口：

“我还没作过校长，倒颇想试一试，祁科长你看如何？呕，东阳，我决不抢你的事，先别害怕！我是把话说出来，给大家作个参考，请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最好。”

这几句话说得是那么柔和，周到，屋中的空气马上不那么紧张了。蓝东阳又把自己摔在椅子上，用黄牙咬着手指甲。瑞丰觉得假若冠先生出头和东阳竞争，他天然的应当帮助冠先生。胖菊子不再出声，因为刚才说的那一段是那么好，她正一句一句的追想，以便背熟了好常常对朋友们背诵。

大赤包说了话。先发言的勇敢，后发言的却占了便宜。她的话，因为是最后说的，显着比大家的都更聪明合理：

“我看哪，怎么运动校长倒须搁在第二，你们三个——东阳，瑞丰，晓荷——第一应当先拜为盟兄弟。你们若是成为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而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的弟兄，你们便会和和气气的，真真诚诚的，彼此帮忙。慢慢的，你们便会成为新朝廷中的一个势力。你们说对不对？”

瑞丰，论辈数，须叫晓荷作叔叔，不好意思自己提高一辈。

东阳本来预备作冠家的女婿，也不好意思和将来的岳父先拜盟兄弟。

晓荷见二人不语，笑了笑说：“所长所见极是！肩膀齐为弟兄，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你们就不好意思！所长，就劳你大驾，给我预备香烛纸马吧！”

三十三

瑞宣以为华北政府既费了那么多的日子才产生出来，它必定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人物，好显出确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哪知道，其中的人物又是那一群他所熟知的，也是他所痛恨的，军阀与官僚。由这一点上看，他已看清日本人是绝对没有丝毫诚心去履行那些好听的口号与标语的。只有卑鄙无能的人才能合他们的脾味，因为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只配教贪官污吏统辖着的愚夫愚妇——或者猪狗！

看着报纸上的政府人员名单，他胸中直堵得慌。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甘心作走狗的人！这错处在哪里呢？是的，历史，文化，时代，教育，环境，政治，社会，民族性，个人的野心……都可以给一些解释，但是什么解释也解释不开这个媚外求荣的羞耻！他们实际上不能，而在名义上确是，代表着华北的人民；他们几个人的行动教全华北的人民都失去了“人”的光彩！

他恨这群人，他诅咒着他们的姓名与生存！

可是，紧跟着他就也想起瑞丰，东阳，与冠晓荷。这三个小鬼儿的地位比伪政府中的人低多了，可是他们的心理与志愿却和大汉奸们是一模一样的。谁敢说，瑞丰不会作到教育督办？谁敢说，冠晓荷不会作财政总长呢？这么一想，他想明白了：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圣贤是正，汉奸是负。浮浅，愚蠢，无聊，像瑞丰与晓荷，才正是日本人所喜欢要的，因为他们是“负”数。日本人喜欢他们，正如同日本人喜欢中国的鸦片烟鬼。

想到这里，他也就想出对待“负数”的办法来。杀！他们既是负数，就绝对没有廉耻。他们绝不会受任何道德的，正义的，感动；他们只怕死。杀戮是对待他们的最简截的办法，正如同要消灭蝗灾只有去赶尽杀绝了蝗虫。谁去杀他们呢？华北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受了他们的连累，都随着他们丧失了人格。杀他们与杀日本人是每一个良善国民的无可推诿的责任！

可是，他就管不了自己的弟弟！不要说去杀，他连打老二一顿都不肯！假若老二帮助日本人，他却成全了老二！他和老二有一样的罪过：老二卖国，老大不干涉卖国的人！他不干涉老二，全华北的人民也都不干涉伪政府的汉奸，华北便像一个一动也不动的死海，只会蒸发臭气！想到这里，他无可如何的笑了。一切是负数——伪政府，瑞丰，晓荷，那些不敢诛奸的老实人，和他自己！他只能“笑”自己，因为自己的存在已是负数的！

庆祝南京陷落的大会与游行，比前几次的庆祝都更热闹。瑞宣的脸一青一红的在屋中听着街上的叫花子与鼓手们的喧呼与锣鼓。他难过。可是他已不再希望在天安门或在任何地方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一切都是负数！他既看到自己的无用与无能，也就不便再责备别人。他的唯一的可以原谅自己的地方是家庭之累，那么，连汉奸当然也都有些“累”而都可以原谅了！最会原谅自己的是最没出息的！

可是，不久他便放弃了这种轻蔑自己与一切人的态度，他听到蒋委员长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不！他不能自居为负数而自暴自弃。别人，因为中央继续抗战，必会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一高兴，他的想象加倍的活动，他甚至于想到老三会偷偷的回来，作那惩处汉奸或别的重要工作！那将是多么兴奋，多么像传奇的事呀，假若他能再看见老三！

瑞宣，既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求神或上帝来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并不晓得中国与日本的武力相差有多少，也几乎不想去知道。爱国心现在成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国必有希望，只要我们肯去抵抗侵略。

他去看钱先生，他愿一股脑儿的把心中所有话都说净。南京的陷落好像舞台上落下幕来，一场争斗告一段落。战争可是并没停止，正像幕落下来还要再拉起去。那继续抗战的政府，与为国效忠的军民，将要受多少苦难，都将要作些什么，他无从猜到。他可是愿在这将要再开幕的时候把他自己交待清楚：他的未来的苦难也不比别人的少和小，虽然他不能扛着枪到前线去杀敌，或到后方作义民。他决定了：在沦陷的城内，他一定不能因作孝子而向敌人屈膝；他宁可丢了脑袋，也不放弃了膝磕。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像掉在海里而拒绝喝水那么不容易。可是，他很坚决，无论受多大的苦处，他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老三既不在家，他只好去把这个决定说给钱先生；只有对一位看得起他的，相信他的朋友，交待清楚，他才能开始照计而行去作事，去挣钱；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去作事挣钱是与投降一样可耻的。

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虽然嘴还瘪瘪着，腮上的坑儿可是小得多了。多日未刮脸，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使他更像了诗人。他很不放心他的腿。两腿腕时常肿起来，酸痛。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腿腕也没发肿，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他很怕两腿是受了内伤，永远不能行走！他没告诉儿媳妇，怕她拦阻。轻轻的坐起来，他把腿放下去；一低头，他才发现地上没有鞋。是不是应当喊少奶奶来给找鞋呢？正在犹豫不定之间，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塌拉塌拉的响。

“来啦？四大妈？”他极和气的问。

“来喽！”四大妈在院中答应。“甭提啦，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

“都七十多了，还闹什么气哟！”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故意找话说。

“你看哪，”她还在窗外，不肯进来，大概为是教少奶奶也听得见：“他刚由外边回来，就撅着大嘴，说什么南京丢了，气横横的不张罗吃，也不张罗喝！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跟我发什么脾气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钱先生只听到“南京丢了”，就没再往下听。光着袜底，他的脚碰着了地。他急于要立起来，好像听到南京陷落，他必须立起来似的。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他的脚腕就像一根折了的秫秸棍似的那么一软，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昏了过去。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他才缓过气来。他的腿腕由没有感觉而发麻，而发酸，而钻心的疼。他咬上了嘴唇，不哼哼出来。疼得他头上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还是咬住了残余的几个牙，不肯叫出来。他挣扎着坐起来，抱住他的脚。他疼，可是他更注意他的脚是日久没用而发了麻，还是被日本人打伤不会再走路。他急于要知道这点区别，因为他必须有两条会活动的腿，才能去和日本人拼命。扶着床沿，一狠心，他又立起来了，像有百万个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腕。他的汗出得更多了。可是他立住了。他挣扎着，想多立一会儿，眼前一黑，他趴在了床上。这样卧了许久许久，他才慢慢爬上床去，躺好。他的脚还疼，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他一定还能走路，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他闭上了眼。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只有两件，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

慢慢的，他的脚似乎又失去知觉，不疼也不麻了。他觉得好像没有了脚。他赶紧蜷起腿来，用手去摸；他的确还有脚，一双完整的脚。他自己笑了一下。只要有脚能走路，他便还可以作许多的事。那与南京陷落，与孟石仲石和他的老伴儿的死亡都有关系的事。

他开始从头儿想。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但是好像成了习惯似的，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再想一遍，心里才能觉得痛快，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

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一闭眼，白巡长，冠晓荷，宪兵，太太，孟石，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他连墙根的那一朵大秋葵也还记得。跟着宪兵，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应当晓得那是什么胡同，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有个小门。他被带进去。一个不小的院子，一排北房有十多间，像兵营，一排南房有七八间，像是马棚改造的。院中是三合土砸的地，很平，像个小操场。刚一进门，他就听到有人在南屋里惨叫。他本走得满头大汗，一听见那惨叫，马上全身都觉得一凉。他本能的立住了，像快走近屠场的牛羊似的那样本能的感到危险。宪兵推了他一把，他再往前走。他横了心，抬起头来。“至多不过是一死！”他口中念道着。

到尽东头的一间北屋里，有个日本宪兵搜检他的身上。他只穿着那么一身裤褂，一件大衫，和一只鞋，没有别的东西。检查完，他又被带到由东数第二间北屋去。在这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等登记在卡片上。当他回答没有职业的时候，那个人把笔咬在口中，细细的端详了他一会儿。这是个瘦硬的脸色青白的人。他觉得这个瘦人也许不会很凶，所以大大方方的教他端详。那个人把笔从口中拿下来，眼还紧盯着他，又问：“犯什么罪？”

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像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他很天真的笑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像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青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一声：“犯什么罪？”

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很安详的，傲慢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知道！”

又是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歪身。他想高声的叱责那个人，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和凭什么打人。可是他想起来，面前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因此，他什么也不愿说；对一个禽兽，何必多费话呢。他至少应当说：“你们捕了我来，我还不晓得为了什么。我应当问你们，我犯了什么罪！”可是，连这个他也懒得说了。看了看襟上的血，他闭了闭眼，心里说：“打吧！你打得碎我的脸，而打不碎我的心！”

瘦硬的日本人咽了一口气，改了口：“你犯罪不犯？”随着这句话，他的手又调动好了距离；假若他得到的是一声“不”，或是一摇头。他会再打出个最有力的嘴巴。

他看明白了对方的恶意，可是他反倒横了心。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把脚分开一些，好站得更稳。他决定不再开口，而准备挨打。他看清：对方的本事只是打人，而自己自幼儿便以打人为不合理的事，那么，他除了准备挨打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再说，他一辈子作梦也没梦到，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今天，受到这样的对待，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他咬上了牙，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

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他一声不响，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作精神的抵抗。打人的微微的笑着，似乎是笑他的愚蠢。慢慢的，他的脖子没有力气；慢慢的，他的腿软起来；他动了。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打人的笑出了声——打人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他欣赏自己的能打，会打，肯打，与胜利。被打的低下头去，打人的变了招数，忽然给囚犯右肋上一拳，被打的倒在了地上。打人的停止了笑，定睛看地上的那五十多岁一堆没有了力气的肉。

在灯光之中，他记得，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因为脸肿得很高，他已不易睁开眼。同时，他也顾不得睁眼看什么。汽车动了，他的身子随着动，心中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可是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东西中动摇——他觉得那不是车，而是一条在风浪中的船。慢慢的，凉风把他完全吹醒。从眼皮的隙缝中，他看到车外的灯光，一串串的往后跑。他感到眩晕，闭上了眼。他不愿思索什么。他的妻儿，诗画，花草，与茵陈酒，都已像从来就不是他的。在平日，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不只是美丽的现象，而是宇宙中一点什么气息与律动。他要把一切阻障都去掉，而把自己化在那气息与律动之间，使自己变为无言的音乐。真的，他从来没能把这个感觉写出来。文字不够他用的。一找到文字，他便登时限制住了自己的心灵；文字不能随着他的心飞腾，荡漾在宇宙的无形的大乐里，而只能落在纸上。可是，当他一这么思索的时候，尽管写不出诗来，他却也能得到一些快乐。这个快乐不寄存在任何物质的，可捉摸的事物上，而是一片空灵，像绿波那么活动可爱，而多着一点自由与美丽。绿波只会流入大海，他的心却要飞入每一个星星里去。在这种时候，他完全忘了他的肉体；假若无意中摸到衣服或身体，他会忽然的颤抖一下，像受了惊似的。

现在，他闭上了眼，不愿思索一切。真的，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概拉去枪毙！”可是，刚想到这个，他便把眼闭得更紧一点，问自己：“怕吗？怕吗？”紧跟着，他便阻止住乱想，而愿和作诗的时候似的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死算什么呢！”他口中咀嚼着这一句。待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一句：“死就是化了！化了！”他心中微微的感到一点愉快。他的脸上身上还都疼痛，可是心中的一点愉快教他轻视疼痛，教他忘了自己。又待了一会儿，在一阵迷糊之后，他忽然想起来：现在教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他不能只求“化了”，而是须去抵抗，争斗。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须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从前的是可期而不可得的，现在是求仁得仁，马上可以得到的；从前的是天上的，现在的是人间的。是的，他须把血肉掷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一股热气充满了他的胸膛，他笑出了声。

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像学校的样子。他走得很慢，因为脚腕上砸着镣。他不晓得为什么敌人是那么不放心他，一定给他带镣，除非是故意的给他多增加点痛苦。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作战争呢？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牙没有刷，面没有洗，浑身上下没有地方不难过。约摸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饭团，一碗开水。他把水喝下去，没有动那团饭。他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像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像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

“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像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说了这句话，他似乎忘了他的手；手动了动，他疼得把眼鼻都拧在一处，头向左右乱摆：“哎哟！哎哟！”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女的把脸全部的藏在男子的怀里。男青年咽下一大口唾沫去。

屋外似乎有走动，很重的皮鞋声在走廊中响。中年人忽然的坐起来，眼中发出怒的光，“我……”他想高声的喊。

他的手极快的捂住中年人的嘴。中年人的嘴还在动，热气喷着他的手心。“我喊，把走兽们喊来！”中年人挣扎着说。

他把中年人按倒。屋中没了声音，走廊中皮鞋还在响。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听明白了他们的“犯罪”经过，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就是想援救他们。可是，看了看脚上的镣，他哑笑了一下，不再说话。呆呆的看着那一对青年，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从模样上说，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像孟石和仲石，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他越看，那个青年就越像自己的儿子。他很想安慰他的儿子几句。待了一会儿，他又觉得那一点也不像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摔成一团肉酱。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这个青年呢？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他马上开了口：

“你挺起胸来！不要怕！我们都得死，但须死得硬梆！你听见了吗？”

他的声音很低，好像是对自己说呢。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像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他想立起来，握住青年的手。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木，立不起来。他想安慰青年几句，他的舌头好像也麻木了。他瞪着黑暗。他忽然的想到：“不能死！不能死！我须活着，离开这里，他们怎样杀我们，我要怎样杀他们！我要为仇杀而活着！”

快到天亮，铁栏上像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他盼望天快明，倒好像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看不见。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

他正这么思索，门开了，像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她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楞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楞着。楞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并没有睁一睁眼；他是个老实人，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在没了知觉的时候还吞咽着冤屈痛苦，不肯发泄出来；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医生好像很得意的眨巴了两下眼睛，而后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

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像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

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

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

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三十四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屋中原来就什么也没有，现在显着特别的空虚，仿佛丢失了些什么东西。他闭上了眼。他舒服了一些。在他的心中，地上还是躺着那个中年人，墙角还坐着那一对青年男女。有了他们，他觉得有了些倚靠。他细细的想他们的声音，相貌，与遭遇。由这个，他想到那个男青年的将来——他将干什么去呢？是不是要去从军？还是……

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像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是的，敌人是传染病，仲石和一切的青年们都应当变成消毒剂！想到这里，他睁开了眼。屋子不那么空虚了，它还是那么小，那么牢固；它已不是一间小小的囚房，而是抵抗敌人，消灭敌人的发源地。敌人无缘无故的杀死那个中年人与美貌的姑娘，真的；可是只有那样的任意屠杀才会制造仇恨和激起报复。敌人作得很对！假若不是那样，凭他这个只会泡点茵陈酒，玩玩花草的书呆子，怎会和国家的兴亡发生了关系呢？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不错，他的脚上是带着镣，他的牙已有好几个活动了，他的身体是被关在这间制造死亡的小屋里；可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过。身子被囚在小屋里，他的精神可是飞到历史中去，飞到中国一切作战的地方去。他手无寸铁，但是还有一口气。他已说服了一个青年，他将在这里等候着更多的人，用他的一口气坚强他们，鼓励他们，直到那口气被敌人打断。假若他还能活着走出去，他希望他的骨头将和敌人的碎在一处，像仲石那样！

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他须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他像已落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木头那样把希望全寄托给它。他不能，绝对不能，再想死。他以前并没有真的活着过；什么花呀草呀，那才真是像一把沙子，随手儿落出去。现在他才有了生命，这生命是真的，会流血，会疼痛，会把重如泰山的责任肩负起来。

有五六天，他都没有受到审判。最初，他很着急；慢慢的，他看明白：审问与否，权在敌人，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压下去他的怒气。从门缝送进一束稻草来，他把它垫在地上，没事儿就抽出一两根来，缠弄着玩。在草心里，他发现了一条小虫，他小心把虫放在地上，好像得到一个新朋友。虫老老实实的卧在那里，只把身儿蜷起一点。他看着它，想不出任何足以使虫更活泼，高兴，一点的办法。像道歉似的，他向虫低语：“你以为稻草里很安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从前也觉得很安全，可是我的一切不过是根稻草！别生气吧，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一边儿大；不过，咱们若能保护自己，咱们的生命才更大一些！对不起，我惊动了你！可是，谁叫你信任稻草呢？”

就是在捉住那个小虫的当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像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它们都是化装过的。三个绿脸都不动，六只眼一齐凝视着他，像三只猫一齐看着个老鼠那样。忽然的，三个头一齐向前一探，一齐露出白牙来。

他看着他们，没动一动。他是中国的诗人，向来不信“怪力乱神”，更看不起玩小把戏。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真诚！

把戏都表演过，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

“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那里？”

“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

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像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像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像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他们与他毫无仇恨，他们找不出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愿意看他受刑，喜欢听他喊叫；他们的职业，宗教，与崇高的享受，就是毒打无辜的人。

皮鞭像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像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弩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像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他忍着渴，忍着痛，双肩靠在墙角上，好使他的背不至于紧靠住墙。他一阵阵的发昏。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像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他已不再去想什么，只在要昏过的时候呼着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辨昼夜，忘了愤怒与怨恨，他只时时的呼叫自己，好像是提醒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当他的生命像一股气儿往黑暗中飞腾的时候，就能远远的听见自己的呼唤而又退回来。他于是咬上牙，闭紧了眼，把那股气儿关在身中。生命的荡漾减少了他身上的苦痛；在半死的时候，他得到安静与解脱。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日本人的折磨人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第二次传讯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美的下午。审官只有一个，穿着便衣。他坐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墙是淡绿色的；窗子都开着，阳光射进来，射在窗台上的一盆丹红的四季绣球上。他坐在一个小桌旁边，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毯，放着一个很古雅的小瓶，瓶中插着一枝秋花。瓶旁边，有两个小酒杯，与一瓶淡黄的酒。他手里拿着一卷中国古诗。

当钱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还看着那卷诗，仿佛他的心已随着诗飞到很远的地方，而忘了眼前的一切。及至老人已走近，他才一惊似的放下书，赶紧立起来。他连连的道歉，请“客人”坐下。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而且时时的转文。

老人坐下。那个人口中连连的吸气，往杯中倒酒，倒好了，他先举起杯：“请！”老人一扬脖，把酒喝下去。那个人也饮干，又吸着气倒酒。干了第二杯，他笑着说：

“都是一点误会，误会！请你不必介意！”

“什么误会？”老人在两杯酒入肚之后，满身都发了热。他本想一言不发，可是酒力催着他开开口。

日本人没正式的答复他，而只狡猾的一笑；又斟上酒。看老人把酒又喝下去，他才说话：

“你会作诗？”

老人微一闭眼，作为回答。

“新诗？还是旧诗？”

“新诗还没学会！”

“好的很！我们日本人都喜欢旧诗！”

老人想了想，才说：“中国人教会了你们作旧诗，新诗你们还没学了去！”

日本人笑了，笑出了声。他举起杯来：“我们干一杯，表示日本与中国的同文化，共荣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我们差不多是同胞弟兄！”

老人没有举杯。“兄弟？假若你们来杀戮我们，你我便是仇敌！兄弟？笑话！”

“误会！误会！”那个人还笑着，笑得不甚自然。“他们乱来，连我都不尽满意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日本人转了转眼珠。“我是你的朋友！我愿意和你作最好的朋友，只要你肯接受我的善意的劝告！你看，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是不免乱来，可是他们也并不完全闭着眼瞎撞，他们不喜欢你们的青年人，那会作新诗和爱读新诗的青年人；这些人简直不很像中国人，他们受了英美人的欺骗，而反对日本。这极不聪明！日本的武力是天下无敌的，你们敢碰碰它，便是自取灭亡。因此，我虽拦不住他们动武，也劝不住你们的青年人反抗，可是我还立志多交中国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只要你我能推诚相见，我们便能慢慢的展开我们的势力与影响，把日华的关系弄好，成为真正相谅相助，共存共亡的益友！你愿意作什么？你说一声，没有办不到的！我有力量释放了你，叫你达到学优而仕的愿望！”

多大半天，老人没有出声。

“怎样？”日本人催问。“呕，我不应当催促你！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礼的！你慢慢去想一想吧？”

“我不用想！愿意释放我，请快一点！”

“放了你之后呢？”

“我不答应任何条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你就不为我想一想？我凭白无故的放了你，怎么交待呢？”

“那随你！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更爱我的气节！”

“什么气节？我们并不想灭了中国！”

“那么，打仗为了什么呢？”

“那是误会！”

“误会？就误会到底吧！除非历史都是说谎，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晓得什么是误会！”

“好吧！”日本人用手慢慢的摸了摸脸。他的右眼合成了一道细缝，而左眼睁着。“饿死事小，你说的，好，我饿一饿你再看吧！三天内，你将得不到任何吃食！”

老人立了起来，头有点眩晕；扶住桌子，他定了神。

日本人伸出手来，“我们握握手不好吗？”

老人没任何表示，慢慢的往外走。已经走出屋门，他又被叫住：“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我愿意作你的朋友！”

回到小屋中，他不愿再多想什么，只坚决的等着饥饿。是的，日本人的确会折磨人，打伤外面，还要惩罚内里。他反倒笑了。

当晚，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像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始终不晓得到底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偏偏劝他投降，他气闷。可是，饿了三天之后，他的脑子更清楚了；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把这个看清，他觉得事情非常的简单了，根本用不着气闷。他给自己设了个比喻：假若你遇见一只虎，你用不着和它讲情理，而须决定你自己敢和它去争斗不敢！不用思索虎为什么咬你，或不咬你，你应当设法还手打它！

他想念他的小儿子，仲石。他更想不清楚为什么日本人始终不提起仲石来。莫非仲石并没有作了那件光荣的事？莫非冠晓荷所报告的是另一罪行？假若他真是为仲石的事而被捕，他会毫不迟疑的承认，而安心等着死刑。是的，他的确愿意保留着生命，去作些更有意义的事；可是，为了补充仲石的壮烈，他是不怕马上就死去的。日本人，可是，不提起仲石，而劝他投降。什么意思呢？莫非在日本人眼中，他根本就像个只会投降的人？这么一想，他发了怒。真的，他活了五十多岁，并没作出什么有益于国家与社会的事。可是，消极的，他也没作过任何对不起国家与社会的事。为什么日本人看他像汉奸呢？呕！呕！他想出来了：那山水画中的宽衣博带的人物，只会听琴看花的人物，不也就是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人么？日本人当然喜欢他们。他们至多也不过会退隐到山林中去，“不食周粟”；他们决不会和日本人拼命！“好！好！好！”他对自己说：“不管仲石作过还是没作过那件事，我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像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钢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像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审问他的人几乎每次一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刑，问不同的话。他已不再操心去猜测到底他犯了什么罪。他看出来：假若他肯招认，他便是犯过一切的罪，随便承认一件，都可以教他身首分离。反之他若是决心挺下去，他便没犯任何罪，只是因不肯诬赖自己而受刑罢了。他也看明白：日本人也不一定准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可是既然把他捉来，就不便再随便放出去；随便打着他玩也是好的。猫不只捕鼠，有时候捉到一只美丽无辜的小鸟，也要玩弄好大半天！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像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

到最后，他的力气已不能再支持他。他没有了苦痛，也没有了记忆；有好几天，他死去活来的昏迷不醒。

在一天太阳已平西的时候，他苏醒过来。睁开眼，他看见一个很体面的人，站在屋中定睛看着他。他又闭上了眼。恍恍惚惚的，那个人似乎问了他一些什么，他怎么答对的，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可是记得那个人极温和亲热的拉了拉他的手，他忽然清醒过来；那只手的热气好像走到了他的心中。他听见那个人说：“他们错拿了我，一会儿我就会出去。我能救你。我在帮，我就说你也在帮，好不好？”以后的事，他又记不清了，恍惚中他好像在一本册子上按了斗箕，答应永远不向别人讲他所受过的一切折磨与苦刑。在灯光中，他被推在一座大门外。他似醒似睡的躺在墙根。

秋风儿很凉，时时吹醒了他。他的附近很黑，没有什么行人，远处有些灯光与犬吠。他忘了以前的一切，也不晓得他以后要干什么。他的残余的一点力气，只够使他往前爬几步的。他拼命往前爬、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管往哪里去。手一软，他又伏在地上。他还没有死，只是手足都没有力气再动一动。像将要入睡似的，他恍忽的看见一个人——冠晓荷。

像将溺死的人，能在顷刻中看见一生的事，他极快的想起来一切。冠晓荷是这一切的头儿。一股不知道哪里得的力气，使他又扬起头来。他看清：他的身后，也就是他住过那么多日子的地方，是北京大学。他决定往西爬，冠晓荷在西边。他没想起家，而只想起在西边他能找到冠晓荷！冠晓荷把他送到狱中，冠晓荷也会领他回去。他须第一个先教冠晓荷看看他，他还没死！

他爬，他滚，他身上流着血汗，汗把伤痕腌得极痛，可是他不停止前进；他的眼前老有个冠晓荷。冠晓荷笑着往前引领他。

他回到小羊圈，已经剩了最后的一口气。他爬进自己的街门。他不晓得怎样进了自己的屋子，也不认识自己的屋子。醒过来，他马上又想起冠晓荷。伤害一个好人的，会得到永生的罪恶。他须马上去宣布冠晓荷的罪恶……

慢慢的，他认识了人，能想起一点过去的事。他几乎要感激冠晓荷。假若不是冠晓荷，他或者就像一条受了伤的野狗似的死在路上。当他又会笑了以后，他常常为这件事发笑——一个害人的会这么万想不到的救了他所要害的人！

对瑞宣，金三爷，和四大妈的照应与服侍，他很感激。可是，他的思想却没以感激他们为出发点，而想怎样酬答他们。只有一桩事，盘旋在他的脑海中——他要想全了自从被捕以至由狱中爬出来的整部经过。他天天想一遍。病越好一些，他就越多想起一点。不错，其中有许多许多小块的空白，可是，渐渐的他已把事情的经过想出个大致。渐渐的，他已能够一想起其中的任何一事件，就马上左右逢源的找到与它有关的情节来，好像幼时背诵《大学》《中庸》那样，不论先生抽提哪一句，他都能立刻接答下去。这个背熟了的故事，使他不因为身体的渐次痊好，和亲友们的善意深情，而忘了他所永不应忘了的事——报仇。

瑞宣屡屡的问他，他总不肯说出来，不是为他对敌人起过誓，而是为把它存在自己的心中，像保存一件奇珍似的，不愿教第二个人看见。把它严严的存在自己心中，他才能严密的去执行自己的复仇的计划；书生都喜欢纸上谈兵，只说而不去实行；他是书生，他知道怎样去矫正自己。

在他入狱的经过中，他引为憾事的只有他不记得救了他的人是谁。他略略的记得一点那个人的模样；姓名，职业，哪里的人，他已都不记得；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询问过。他并不想报恩；报仇比报恩更重要。虽然如此，他还是愿意知道那是谁；至少他觉得应当多交一个朋友，说不定那个人还会帮助他去报仇的。

对他的妻与儿，他也常常的想起，可是并不单独的想念他们。他把他们和他入狱的经过放在一处去想，好增加心中的仇恨。他不该入狱，他们不该死。可是，他入了狱，他们死掉。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日本人要捉他，要杀他们。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他应当辨明恩怨。假若他只把毒刑与杀害看成“命该如此”，他就没法再像个人似的活着，和像个人似的去死！

想罢了入狱后的一切，他开始想将来。

对于将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除了安置儿媳妇的问题。她，其实，也好安置。不过，她已有了孕；他可以忘了一切，而不轻易的忘了自己的还未出世的孙子或孙女。他可以牺牲了自己，而不能不管他的后代。他必须去报仇，可是也必须爱护他孙子。仇的另一端是爱，它们的两端是可以折回来碰到一处，成为一个圈圈的。

“少奶奶！”他轻轻的叫。

她走进来。他看见了她半天才说：“你能走路不能啊？我要教你请你的父亲去。”

她马上答应了。她的健康已完全恢复，脸上已有了点红色。她心中的伤痕并没有平复，可是为了腹中的小儿和四大妈的诚恳的劝慰，她已决定不再随便的啼哭或暗自发愁，免得伤了胎气。

她走后，他坐起来，闭目等候着金三爷。他切盼金三爷快快的来到，可是又后悔没有嘱咐儿媳不要走得太慌，而自己嘟囔着：“她会晓得留心的！她会！可怜的孩子！”嘟囔了几次，他又想笑自己：这么婆婆妈妈的怎像个要去杀敌报仇的人呢！

少奶奶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回来。金三爷的发光的红脑门上冒着汗，不是走出来的，而是因为随着女儿一步一步的蹭，急出来的。到了屋中，他叹了口气：“要随着她走一天的道儿，我得急死！”

少奶奶向来不大爱说话，可是在父亲跟前，就不免撒点娇：“我还直快走呢！”

“好！好！你去歇会儿吧！”钱老人的眼中发出点和善的光来。在平日，他说不上来是喜爱她，还是不喜爱她。他仿佛只有个儿媳，而公公与儿媳之间似乎老隔着一层帐幕。现在，他觉得她是个最可怜最可敬的人。一切将都要灭亡，只有她必须活着，好再增多一条生命，一条使死者得以不死的生命。

“三爷！劳你驾，把桌子底下的酒瓶拿过来！”他微笑着说。

“刚刚好一点，又想喝酒！”金三爷对他的至亲好友是不闹客气的。可是，他把酒瓶找到，并且找来两个茶杯。倒了半杯酒，他看了亲家一眼，“够了吧？”

钱先生颇有点着急的样子：“给我！我来倒！”

金三爷吸了口气，把酒倒满了杯，递给亲家。

“你呢？”钱老人拿着酒杯问。

“我也得喝？”

钱老人点了点头：“也得是一杯！”

金三爷只好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喝！”钱先生把杯举起来。

“慢点哟！”金三爷不放心的说。

“没关系！”钱先生分两气把酒喝干。

亮了亮杯底，他等候着亲家喝。一见亲家也喝完，他叫了声：“三爷！”而后把杯子用力的摔在墙上，摔得粉碎。

“怎么回事？”金三爷莫名其妙的问。

“从此不再饮酒！”钱先生闭了闭眼。

“那好哇！”金三爷眨巴着眼，拉了张小凳，坐在床前。

钱先生看亲家坐好，他猛的由床沿上出溜下来，跪在了地上；还没等亲家想出主意，他已磕了一个头。

金三爷忙把亲家拉了起来。“这是怎回事？这是怎回事？”一面说，他一面把亲家扶到床沿上坐好。

“三爷，你坐下！”看金三爷坐好，钱先生继续着说：“三爷，我求你点事！虽然我给你磕了头，你可是能管再管，不要勉强！”

“说吧，亲家，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金三爷掏出烟袋来，慢慢的拧烟。

“这点事可不算小！”

“先别吓唬我！”金三爷笑了一下。

“少奶奶已有了孕。我，一个作公公的，没法照应她。我打算——”

“教她回娘家，是不是？你说一声就是了，这点事也值得磕头？她是我的女儿呀！”金三爷觉得自己既聪明又慷慨。

“不，还有更麻烦的地方！她无论生儿生女，你得替钱家养活着！我把儿媳和后代全交给了你！儿媳还年轻，她若不愿守节，任凭她改嫁，不必跟我商议。她若是改了嫁，小孩可得留给你，你要像教养亲孙子似的教养他。别的我不管，我只求你必得常常告诉他，他的祖母，父亲，叔父，都是怎样死的！三爷，这个麻烦可不小，你想一想再回答我！你答应，我们钱家历代祖宗有灵，都要感激你；你不答应，我决不恼你！你想想看！”

金三爷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吧唧着烟袋，他楞起来。他会算计，而不会思想。女儿回家，外孙归他养活，都作得到；家中多添两口人还不至于教他吃累。不过，亲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不出！为不愿多发楞，他反问了句：“你自己怎么办呢？”

酒劲上来了，钱先生的脸上发了点红。他有点急躁。“不用管我，我有我的办法！你若肯把女儿带走，我把这些破桌子烂板凳，托李四爷给卖一卖。然后，我也许离开北平，也许租一间小屋，自己瞎混。反正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

“那，我不放心！”金三爷脸上的红光渐渐的消失，他的确不放心亲家。在社会上，他并没有地位。比他穷的人，知道他既是钱狠子，手脚又厉害，都只向他点头哈腰的敬而远之。比他富的人，只在用着他的时候才招呼他；把事办完，他拿了佣钱，人家就不再理他。他只有钱先生这么个好友，能在生意关系之外，还和他喝酒谈心。他不能教亲家离开北平，也不能允许他租一间小屋子去独自瞎混。“那不行！连你，带我的女儿，都归了我去！我养活得起你们！你五十多了，我快奔六十！让咱们天天一块儿喝两杯吧！”

“三爷！”钱先生只这么叫了一声，没有说出别的来。他不能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又觉得这是违反了“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道理。他也知道金三爷的话出于一片至诚，自己不该狠心的不说出实话来。沉默了好久，他才又开了口：“三爷，年月不对了，我们应当各奔前程！干脆一点，你答应我的话不答应？”

“我答应！你也得答应我，搬到我那里去！”

很难过的，钱先生扯谎：“这么办，你先让我试一试，看我能独自混下去不能！不行，我一定找你去！”

金三爷楞了许久才勉强的点了头。

“三爷，事情越快办越好！少奶奶愿意带什么东西走，随她挑选！你告诉她去，我没脸对她讲！三爷，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只要不死，永远，永远忘不了你的恩！”

金三爷要落泪，所以急忙立起来，把烟袋锅用力磕了两下子。而后，长叹了一口气，到女儿屋中去。

钱先生还坐在床沿上，心中说不出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难过。妻，孟石，仲石，都已永不能再见；现在，他又诀别了老友与儿媳——还有那个未生下来的孙子！他至少应当等着看一看孙子的小脸；他相信那个小脸必定很像孟石。同时，他又觉得只有这么狠心才对，假若他看见了孙子，也许就只顾作祖父而忘了别的一切。“还是这样好！我的命是白拣来的，不能只消磨在抱孙子上！我应当庆祝自己有这样的狠心——敌人比我更狠得多呀！”看了看酒瓶，他想再喝一杯。可是，他没有去动它。只有酒能使他高兴起来，但是他必须对得起地上破碎的杯子！他咽了一大口唾沫。

正这样呆坐，野求轻手蹑脚的走进来。老人笑了。按着他的决心说，多看见一个亲戚或朋友与否，已经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到底愿意多看见一个人；野求来的正是时候。

“怎么？都能坐起来了？”野求心中也很高兴。

钱先生笑着点了点头。“不久我就可以走路了！”

“太好了！太好了！”野求揉着手说。

野求的脸上比往常好看多了，虽然还没有多少肉，可是颜色不发绿了。他穿着件新青布棉袍，脚上的棉鞋也是新的。一边和姐丈闲谈，他一边掏胸前尽里边的口袋。掏了好大半天，他掏出来十五张一块钱的钞票来。笑着，他轻轻的把钱票放在床上。

“干吗？”钱先生问。

野求笑了好几气，才说出来：“你自己买点什么吃！”说完，他的小薄嘴唇闭得紧紧的，好像很怕姐丈不肯接受。

“你哪儿有富余钱给我呢？”

“我，我，找到个相当好的事！”

“在哪儿？”

野求的眼珠停止了转动，楞了一会儿。“新政府不是成立了吗？”

“哪个新政府？”

野求叹了口气。“姐丈！你知道我，我不是没有骨头的人！可是，八个孩子，一个病包儿似的老婆，教我怎办呢？难道我真该瞪着眼看他们饿死吗？”

“所以你在日本人组织的政府里找了差事！”钱先生不错眼珠的看着野求的脸。

野求的脸直抽动。“我没去找任何人！我晓得廉耻！他们来找我，请我去帮忙。我的良心能够原谅我！”

钱先生慢慢的把十五张票子拿起来，而极快的一把扔在野求的脸上：“你出去！永远永远不要再来，我没有你这么个亲戚！走！”他的手颤抖着指着屋门。

野求的脸又绿了。他的确是一片热诚的来给姐丈送钱，为是博得姐丈的欢心，谁知道结果会是碰了一鼻子灰。他不能和姐丈辩驳，姐丈责备的都对。他只能求姐丈原谅他的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姐丈既不肯原谅，他就没有一点办法。他也不好意思就这么走出去，姐丈有病，也许肝火旺一点，他应当忍着气，把这一场和平的结束过去，省得将来彼此不好见面。姐丈既是至亲，又是他所最佩服的好友，他不能就这么走出去，绝了交。他不住的舔他的薄嘴唇。坐着不妥，立起来也不合适，他不知怎样才好。

“还不走？”钱先生的怒气还一点也没减，催着野求走。

野求含着泪，慢慢的立起来。“默吟！咱们就……”羞愧与难过截回去了他的话。他低着头，开始往外走。

“等等！”钱先生叫住了他。

他像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赶紧立住，仍旧低着头。

“去，开开那只箱子！那里有两张小画，一张石谿的，一张石谷的，那是我的镇宅的宝物。我买得很便宜，才一共花了三百多块钱。光是石谿的那张，卖好了就可以卖四五百。你拿去，卖几个钱，去作个小买卖也好；哪怕是去卖花生瓜子呢，也比投降强！”把这些话说完，钱先生的怒气已去了一大半。他爱野求的学识，也知道他的困苦，他要成全他，成全一个好友是比责骂更有意义的。“去吧！”他的声音像平日那么柔和了。“你拿去，那只是我的一点小玩艺儿，我没心程再玩了！”

野求顾不得去想应当去拿画与否，就急忙去开箱子。他只希望这样的服从好讨姐丈的欢喜。箱子里没有多少东西，所有的一些东西也不过是些破书烂本子。他愿意一下子就把那两张画找到，可是又不敢慌忙的乱翻；他尊重图书，特别尊重姐丈的图书；书越破烂，他越小心。找了好久，他看不到所要找的东西。

“没有吗？”钱先生问。

“找不到！”

“把那些破东西都拿出来，放在这里！”他拍了拍床。“我找！”

野求轻轻的，像挪动一些珍宝似的，一件件的往床上放那些破书。钱先生一本本的翻弄。他们找不到那两张画。

“少奶奶！”钱先生高声的喊，“你过来！”

他喊的声音是那么大，连金三爷也随着少奶奶跑了过来。

看到野求的不安的神气，亲家的急躁，与床上的破纸烂书，金三爷说了声：“这又是那一出？”

少奶奶想招呼野求，可是公公先说了话：

“那两张画儿呢？”

“哪两张？”

“在箱子里的那两张，值钱的画！”

“我不知道！”少奶奶莫名其妙的回答。

“你想想看，有谁开过那个箱子没有！”

少奶奶想起来了。

金三爷也想起来了。

少奶奶也想起丈夫与婆婆来，心中一阵发酸，可是没敢哭出来。

“是不是一个纸卷哟？”金三爷说。

“是！是！没有裱过的画！”

“放在孟石的棺材里了！”

“谁？”

“亲家母！”

钱先生楞了好半天，叹了口气。

第二部　偷生

三十五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的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意，只有北平的人还冻结在冰里。

苦了小顺儿和妞子。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磕泥饽饽的好时候。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泥饼儿，都放在小凳上，而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摆在泥人儿的前面，就可以唱了呀：“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耶，老头儿喝酒，不让人儿耶！”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可是，妈妈不给钱买模子，而当挖到了香草以后，唱着“香香蒿子，辣辣罐儿耶”的时候，父亲也总是不高兴的说：“别嚷！别嚷！”

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爸爸就更奇怪，老那么横虎子似的，说话就瞪眼。太爷爷本是他们的“救主”，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的“开不够”与各种花仔儿。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爷爷不常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小顺儿告诉妹妹：“爷爷准是爱说瞎话！”

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不过，她老是闹病，哼哼唧唧的不高兴。她常常念叨三叔，盼望他早早回来，可是当小顺儿自告奋勇，要去找三叔的时候，她又不准。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他去，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他有把握！妞子也很想念三叔，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因为这个，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嘴。小顺儿说：“妞妞，你不能去！你不认识路！”妞子否认她不识路：“我连四牌楼，都认识！”

一家子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可是，他也不知怎么老不回来。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大模大样的给太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买来。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妈妈还直要打他们；臭二叔！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大概是，他们猜想，肉太多了，走不动的缘故。

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看人家多么会过年！当妈妈不留神的时候，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在门口看热闹。哎呀，冠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小妞子都看呆了，嘴张着，半天也闭不上！她们不但穿得花哨，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大声的说着笑着，一点也不像妈妈那么愁眉苦眼的。她们到冠家来，手中都必拿着点礼物。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连连的吸气。小妞子“一，二，三”的数着；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十二”，一会儿她就数到了“十二个瓶子！十二包点心！十二个盒子！”她不由的发表了意见：“他们过年，有多少好吃的呀！”

他们还看见一次，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他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而跑过去叫她，她可是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因此，他们既羡慕冠家，也恨冠家——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敢情胖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妈妈低声的嘱咐他们，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难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但是，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小顺儿告诉妹妹：“咱们得听妈妈的话哟！”说完他像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仿佛增长了学问似的。

是的，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你看，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乐意听冠家的事，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钱家，他由大人的口中听到，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钱少奶奶回了娘家，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不见了。他上哪儿去了呢？没有人知道。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有一回，太爷爷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小顺儿忙着躲开，大人们的泪是不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么？

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的事，是听说钱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预备再租给日本人。日本人还没有搬了来，房屋可是正在修理——把窗子改矮，地上换木板好摆日本的“榻榻密”。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又怕碰上日本人。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教妹妹当泥瓦匠，建造小房子。他自己作监工的。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他总要挑剔：“还太高！还太高！”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也就有半寸高吧。“你看看，妹，日本人是矮子，只有这么高呀！”

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么矮，而且似乎还很可怕；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愁得什么似的。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不便多问；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毁掉，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个小球，扔在门外。

最使他们俩和全家伤心的是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

常二爷的生活是最有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保持得那么久，倒好像他是大自然的一个钟摆，老那么有规律的摆动，永远不倦怠与停顿。因此，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觉得老迈；他的年纪仿佛专为给别人看的，像一座大钟那样给人们报告时间。因此，虽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一升火就像砖窑似的屋子，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可是他，自青年到老年，老那么活泼结实，直像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虽然带着泥土，而鲜伶伶的可爱。

每到元旦，他在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后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他的那点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才作一顿元宝汤的。吃过了素馅饺子，他必须熬一通夜。他不赌钱，也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他必须熬夜，为是教灶上老有火亮，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这是他的宗教。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他买不起鞭炮，与成斤的大红烛，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后半夜，他发困的时候，他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经凉风儿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进来，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把它们嚼得嘣嘣的响。他并不一定爱吃那些豆子，可是真满意自己的牙齿。

天一亮，他勒一勒腰带，顺着小道儿去“逛”大钟寺。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大糖葫芦，沙雁，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而他感到安全。

看见了庙门，他便折回来，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到十点钟左右，他回到家，吃点东西，便睡一个大觉。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财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他便进城去拜年，祁家必是头一家。

今年，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也没到城里来拜年。他的世界变了，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夜里，远处老有枪声，有时候还打炮。他不知道是谁打谁，而心里老放不下去。像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有的时候，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拼命的叫，叫得使人心里发颤。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夜里又过兵来着！什么兵？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没人知道。

假若夜里睡不消停，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谣言很多。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便带来一片谣言。有的说北苑来了多少敌兵，有的说西苑正修飞机场，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伕子，有的说沿着他门前的大道要修公路。抓伕？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去。修公路？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不要多，只占去他二亩，他就受不了！他决定不能离开家门一步，他须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儿子与田地！

还有人说：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这，常二爷想，不能是谣言；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么？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敢和日本鬼子拼命。同时，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敌人给屠了。想想看吧，德胜门关厢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么？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呀！屠村子是可能的！

他不但听见，也亲眼看见了：顺着大道，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他们都扶老携幼的，挑着或背着行李。他打听明白：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家中有房子有地。他们把地像白给似的卖出去，放弃了房子，搬到城里去住。他们怕屠杀。这些人也告诉他：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而是要粮食，连稻草与麦秆儿全要。你种多少地，收多少粮，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你收粮，他拿走！你不种，他照样的要！你不交，他治死你！

常二爷的心跳到口中来。背着手在他的田边上绕，他须细细的想一想。他有智慧，可是脑子很慢。是不是他也搬进城去住呢？他向西山摇了摇头。山，他，他的地，都永远不能动！不能动！真的，他的几亩地并没给过他任何物质上的享受。他一年到头只至多吃上两三次猪肉，他的唯一的一件礼服是那件洗过不知多少次的蓝布大褂。可是，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地。离开他的地，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现在好，他也不一定快活。有地，才有他会作的事；有地，他才有了根。

不！不！什么都也许会遇见，只有日本人来抢庄稼是谣言，地道的谣言！他不能先信谣言，吓唬自己。看着土城，他点了点头。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时代的遗迹，而只晓得他自幼儿就天天看见它，到如今它也还未被狂风吹散。他也该像这土城，永远立在这里。由土城收回眼神，他看到脚前的地，麦苗儿，短短的，黑绿的麦苗儿，一垄一垄的一直通到邻家的地，而后又连到很远很远的地，又……他又看见到西山。谣言！谣言！这是他的地，那是王家的，那是丁家的，那是……西山；这才是实在的！别的都是谣言！

不过，万一敌人真要抢粮来，怎办呢？即使不来抢，而用兵马给践踏坏了，怎办呢？他想不出办法！他的背上有点痒，像是要出汗！他只能昼夜的看守着他的地。有人真来抢劫，他会拼命！这么决定了，他又高兴一点，开始顺着大道去拣马粪。拣着一堆马粪，他就回头看一看他的地，而后告诉自己：都是谣言，地是丢不了的！金子银子都容易丢了，只有这黑黄的地土永远丢不了！

快到清明了，他更忙了一些。一忙，他心里反倒踏实了好多。夜里虽还时时听到枪声，可是敌人并没派人来要粮。麦苗已经不再趴在地上，都随着春风立起来，油绿油绿的。一行行的绿麦，镶着一条条的黄土，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呢？再看，自己的这一块地，收拾得多么整齐，麦垄有多么直溜！这块地的本质原不很好，可是他的精神与劳力却一点不因土壤而懈怠。老天爷不下雨，或下雨太多，他都无法挽救旱涝；可是只要天时不太坏，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不省下一滴汗。看看他的地，他觉得应当骄傲，高兴！他的地不仅出粮食，也表现着他的人格。他和地是一回事。有这块地，连日月星辰也都属于他了！

对祁家那块坟地，他一点也不比自己的那块少卖力气。“快清明了！”他心中说：“应当给他们拍一拍坟头！谁管他们来不来烧纸呢！”他给坟头添了土，拍得整整齐齐的。一边拍，一边他想念祁家的人，今年初二，他没能去拜年，心中老觉得不安。他盼望他们能在清明的时节来上坟。假若他们能来，那就说明了城里的人已不怕出城，而日本人抢粮的话十之八九是谣言了。

离他有二里地的马家大少爷闹嗓子，已经有一天多不能吃东西。马家有几亩地，可是不够吃的，多亏大少爷在城里法院作法警，月间能交家三头五块的。大少爷的病既这么严重，全家都慌了，所以来向常二爷要主意。常二爷正在地里忙着，可是救命的事是义不容辞的。他不是医生，但是凭他的生活经验与人格，邻居们相信他或者比相信医生的程度还更高一些。他记得不少的草药偏方，从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既省钱又省事。在他看，只有城里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唯一的原因是城里的人有钱。对马家少爷的病，他背诵了许多偏方，都觉得不适用。闹嗓子是重病。最后，他想起来六神丸。他说：

“这可不是草药，得上城里买去，很贵！”

贵也没办法呀，救命要紧！马家的人从常二爷的口中听到药名，仿佛觉得病人的命已经可以保住。他们丝毫不去怀疑六神丸。只要出自常二爷之口，就是七神丸也一样能治病的。问题只在哪儿去筹几块钱，和托谁去买。

七拼八凑的，弄到了十块钱。谁去买呢？当然是常二爷。大家的逻辑是：常二爷既知道药名，就也必知道到哪里去买；而且，常二爷若不去买，别人即使能买到，恐怕也会失去效验的！

“得到前门去买呀！”常二爷不大愿意离开家，可又不便推辞，只好提出前门教大家考虑一下。前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动不动就会碰伤了人。还有，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不是都花在前门外么？那里有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的女人，据说这种女人“吃”土财主十顷地像吃一个烧饼那么容易！况且，前门离西直门还有十多里路呢。

不过，唯其因为前门这样的可怕，才更非常二爷出马不行。嘴上没有胡须的人哪能随便就上前门呢！

常二爷被自己的话绕在里边了！他非去不可！众望所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揣上那十块钱，他勒了勒腰带，准备进城。已经走了几步，有人告诉他，一进西直门就坐电车，一会儿就到前门。他点了点头，而心中很乱；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多少手续与规矩。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坐车已经是个麻烦，何况又是坐电车呢！不，他告诉自己，不坐车，走路是最妥当的办法！

刚一进西直门，他就被日本兵拦住了。他有点怕，但是决定沉住了气。心里说：“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怕什么呢？”

日本人打手式教他解开怀。他很快的就看明白了，心中几乎要高兴自己的沉着与聪明。在解钮扣之前，他先把怀中掖着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握在手中。心里说：“除了这个，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话，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

日本人劈手把钱抢过去，回手就是左右开弓两个嘴巴。常二爷的眼前飞起好几团金星。

“大大的坏，你！”日本兵指着老人的鼻子说。说罢，他用手捏着老人的鼻子，往城墙上拉；老人的头碰在了墙上，日本兵说：“看！”

老人看见了，墙上有一张告示。可是，他不认那么多的字。对着告示，他咽了几口气。怒火烧着他的心，慢慢的他握好了拳。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他不能这么白白的挨打受辱，他可以不要命，而不能随便丢弃了“理”！

可是，他也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慢慢的，他把握好的拳头又放开了。他的邻居等着吃药呢！他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忘了马少爷的命！慢慢的，他转过身来，像对付一条恶狗似的，他忍着气央求：“那几块钱是买药的，还给我吧！那要是我自己的钱，就不要了，你们当兵的也不容易呀！”

日本兵不懂他的话，而只向旁边的一个中国警察一努嘴。警察过来拉住老人的臂，往瓮圈里拖。老人低声的问：“怎么回事？”

警察用很低的声音，在老人耳边说：“不准用咱们的钱啦，一律用他们的！带着咱们的钱，有罪！好在你带的少，还不至于有多大的罪过。得啦，”他指着瓮圈内的路旁，“老人家委屈一会儿吧！”

“干什么？”老人问。

“跪一会儿！”

“跪？”老人从警察手中夺出胳臂来。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这么大的年纪啦，招他捶巴一顿，受不了！没人笑话你，这是常事！多咱咱们的军队打回来，把这群狗养的都杀绝！”

“我不能跪！”老人挺起胸来。

“我可是好意呀，老大爷！论年纪，你和我父亲差不多！这总算说到家了吧？我怕你再挨打！”

老人没了主意，日本兵有枪，他自己赤手空拳。即使他肯拼命，马家的病人怎么办呢？极慢极慢的，眼中冒着火，他跪了下去。他从手到脚都哆嗦着。除了老亲和老天爷，他没向任何人屈过膝。今天，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儿中。他不敢抬头，而把牙咬得山响，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流。

虽然没抬头，他可是觉得出，行人都没有看他；他的耻辱，也是他们的；他是他们中间的老人。跪了大概有一分钟吧，过来一家送殡的，闹丧鼓子乒乒乓乓的打得很响。音乐忽然停止。一群人都立在他身旁，等着检查。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那些穿孝衣的都用眼盯着日本人，沉默而着急，仿佛很怕棺材出不了城。他叹了口气，对自己说：“连死人也逃不过这一关！”

日本兵极细心的检查过了一切的人，把手一扬，锣鼓又响了。一把纸钱，好似撒的人的手有点哆嗦，没有揉好，都三三两两的还没分开，就落在老人的头上。日本兵笑了。那位警察乘着机会走过来，假意作威的喊：“你还不滚！留神，下次犯了可不能这么轻轻的饶了你！”

老人立起来，看了看巡警，看了看日本兵，看了看自己的磕膝。他好像不认识了一切，呆呆的楞在那里。他什么也不想，只想过去拧下敌兵的头来。一辈子，他老承认自己的命运不好，所以永远连抱怨老天爷不下雨都觉得不大对。今天他所遇到的可并不是老天爷，而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小兵。他不服气！人都是人，谁也不应当教谁矮下一截，在地上跪着！

“还不走哪？”警察很关心的说。

老人用手掌使劲的擦了擦嘴上的花白短胡，咽了口气，慢慢的往城里走。

他去找瑞宣。进了门，他没敢跺脚和拍打身上的尘土，他已经不是人，他须去掉一切人的声势。走到枣树那溜儿，带着哭音，他叫了声：“祁大哥！”

祁家的人全一惊，几个声音一齐发出来：“常二爷！”

他立在院子里。“是我哟！我不是人！”

小顺儿是头一个跑到老人的跟前，一边叫，一边扯老人的手。

“别叫了！我不是太爷，是孙子！”

“怎么啦？”祁老人越要快而越慢的走出来。“老二，你进来呀！”

瑞宣夫妇也忙着跑过来。小妞儿慌手忙脚的往前钻，几乎跌了一跤。

“老二！”祁老人见着老友，心中痛快得仿佛像风雪之后见着阳光似的。“你大年初二没有来！不是挑你的眼，是真想你呀！”

“我来？今天我来了！在城门上挨了打，罚了跪！凭我这个年纪，罚跪呀！”他看着大家，用力往回收敛他的泪。可是，面前的几个脸都是那么熟习和祥，他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怎么啦？常二爷爷！”瑞宣问。

“先进屋来吧！”祁老人虽然不知是怎回事，可是见常二爷落了泪，心中有些起急。“小顺儿的妈，打水，泡茶去！”

进到屋中，常二爷把城门上的一幕学说给大家听。“这都是怎回事呢？大哥，我不想活着了，快七十了，越活越矮，我受不了！”

“是呀！咱们的钱也不准用了！”祁老人叹着气说。

“城外头还照常用啊！能怪我吗？”常二爷提出他的理由来。

“罚跪还是小事，二爷爷！不准用咱们的钱才厉害！钱就是咱们的血脉，把血脉吸干，咱们还怎么活着呢？”瑞宣明知道这几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已经憋了好久，没法不说出来。

常二爷没听懂瑞宣的话，可是他另悟出点意思来：“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

瑞宣不愿再和老人讲大事，而决定先讨他个欢心。“得啦，还没给你老人家拜年，给你拜个晚年吧！”说完，他就跪在了地上。

这，不但教常二爷笑了笑，连祁老人也觉得孙子明礼可爱。祁老人心中一好受，马上想出了主意：

“瑞宣，你给买一趟药去！小顺儿的妈，你给二爷爷作饭！”

常老人不肯教瑞宣跑一趟前门。瑞宣一定要去：“我不必跑那么远，新街口有一家铺子就带卖！我一会儿就回来！”

“真的呀？别买了假药！”常二爷受人之托，唯恐买了假药。

“假不了！”瑞宣跑了出去。

饭作好，常二爷不肯吃。他的怒气还未消。大家好说歹说的，连天佑太太也过来劝慰，他才勉强的吃了一碗饭。饭后说闲话，他把乡下的种种谣言说给大家听，并且下了注解：“今天我不敢不信这些话了，日本人是什么屎都拉得出来的！”

瑞宣买来药，又劝慰了老人一阵。老人拿着药告辞：“大哥，没有事我可就不再进城了！反正咱们心里彼此想念着就是了！”

小顺儿与妞子把常二爷的事听明白了差不多一半。常二爷走后，他开始装作日本人，教妹妹装常二爷，在台阶下罚跪。妈妈过来给他屁股上两巴掌，“你什么不好学，单学日本人！”小顺儿抹着泪，到祖母屋中去诉苦。

三十六

杏花开了。台儿庄大捷。

程长顺的生意完全没了希望。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冠家首先遵命，昼夜的开着机器，翼东的播音节目比北平的迟一个多钟头，所以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冠家还锣鼓喧天的响着。六号院里，小文安了一架，专为听广播京戏。这两架机器的响声，前后夹攻着祁家，吵得瑞宣时常的咒骂。瑞宣决定不买，幸而白巡长好说话，没有强迫他。

“祁先生你这么办，”白巡长献计：“等着，等到我交不上差的时候，你再买。买来呢，你怕吵得慌，就老不开开好了！这是日本人作一笔大生意，要讲听消息，谁信……”

李四爷也买了一架，不为听什么，而只为不惹事。他没心听戏，也不会鼓逗那个洋玩艺。他的儿子，胖牛儿，可是时常把它开开，也不为听什么，而是觉得花钱买来的，不应当白白的放着不用。

七号杂院里，没有人愿意独力买一架，而大家合伙买又办不到，因为谁出了钱都是物主，就不便听别人的支配，而这个小东西又不是随便可以乱动的。后来，说相声的黑毛儿方六有一天被约去广播，得了一点报酬，买来一架，为是向他太太示威。他的理由是：“省得你老看不起我，贫嘴恶舌的说相声！瞧吧，我方六也到广播电台去露了脸！我在那儿一出声，九城八条大街，连天津三不管，都听得见！不信，你自己听听好喽！”

四号里，孙七和小崔当然没钱买，也不高兴买。“累了一天，晚上得睡觉，谁有工夫听那个！”小崔这么说。孙七完全同意小崔的话，可是为显出自己比小崔更有见识，就提出另一理由来：“还不光为了睡觉！谁广播？日本人！这就甭说别的了，我反正不花钱听小鬼子造谣言！”

他们俩不肯负责，马寡妇可就慌了。明明的白巡长来通知，每家院子都得安一架，怎好硬不听从呢？万一日本人查下来，那还了得！同时她又不肯痛痛快快的独自出钱。她出得起这点钱，但是最怕人家知道她手里有积蓄。她决定先和小崔太太谈一谈。就是小崔太太和小崔一样的不肯出钱，她也得教她知道知道她自己手中并不宽绰。

“我说崔少奶奶，”老太太的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心中有许多妙计似的。“别院里都有了响动，咱们也不能老耗着呀！我想，咱们好歹的也得弄一架那会响的东西，别教日本人挑出咱们的错儿来呀！”

小崔太太没从正面回答，而扯了扯到处露着棉花的破袄，低着头说：“天快热起来，棉衣可是脱不下来，真愁死人！”

是的，夹衣比收音机重要多了。马老太太再多说岂不就有点不知趣了么？她叹了口气，回到屋中和长顺商议。

长顺呜囔着鼻子，没有好气。“这一下把我的买卖揍到了底！家家有收音机，有钱的没钱的一样可以听大戏，谁还听我的话匣子？谁？咱们的买卖吹啦，还得自己买一架收音机？真！日本人来调查，我跟他们讲讲理！”

“他们也得讲理呀！他们讲理不就都好办了吗？长顺，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可别给我招灾惹祸呀！”

长顺很坚决，一定不去买。为应付外婆，他时常开开他的留声机。“日本人真要是来查的话，咱们这儿也有响动就完了！”同时，他不高兴老闷在家里，听那几张已经听过千百次的留声机片。他得另找个营生。这又使外婆昼夜的思索，也想不出办法来。教外孙去卖花生瓜子什么的，未免有失身分；作较大的生意吧，又没那么多的本钱；卖力气，长顺是娇生惯养的惯了，吃不了苦；耍手艺，他又没有任何专长。她为了大难。为这个，她半夜里有时候睡不着觉。听着外孙的呼声，她偷偷的咒骂日本人。她本来认为她和外孙是连个苍蝇也不得罪的人，日本人就绝对不会来欺侮他们。不错，日本人没有杀到他们头上来；可是，长顺没了事作，还不是日本人捣的鬼？她渐渐的明白了孙七和小崔为什么那样恨日本人。虽然她还不敢明目张胆的，一答一和的，对他们发表她的意见，可是，赶到他们俩在院中谈论日本人的时候，她在屋中就注意的听着；若是长顺不在屋里，她还大胆的点一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话语。

长顺不能一天到晚老听留声机。他开始去串门子。他知道不应当到冠家去。外婆所给他的一点教育，使他根本看不起冠家的人。他很想到文家去，学几句二簧，可是他知道外婆是不希望他成为“戏子”，而且也必定反对他和小文夫妇常常来往的。外婆不反对他和李四爷去谈天，但是他自己又不大高兴去，因为李四爷尽管是年高有德的人，可是不大有学问。他自己虽然也不过只能连嚼带糊的念戏本儿，可是觉得有成为学者的根底——能念唱本儿，慢慢的不就能念大书了么？一来二去的，他去看丁约翰，当约翰休假的时候，他想讨换几个英国字，好能读留声机片上的洋字。他以为一切洋字都是英文，而丁约翰是必定精通英文的。可是，使他失望的是约翰并不认识那些字！不过，丁约翰有一套理论：“英文也和中文一样，有白话，有文言，写的和说的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我在英国府作事，有一口儿英国话就够了；念英国字，那得有幼工，我小时候可惜没下过功夫！英国话，我差不多！你就说黄油吧，叫八特儿；茶，叫踢；水，是窝特儿！我全能听能说！”

长顺听了这一套，虽然不完全满意，可是究竟不能不钦佩丁约翰。他记住了八特儿，并且在家里把脂油叫作“白八特儿”，气得外婆什么似的。

丁约翰既没能满足他，又不常回来，所以程长顺找到了瑞宣。对瑞宣，他早就想亲近。可是，看瑞宣的文文雅雅的样子，他有点自惭形秽，不敢往前巴结。有一天，看瑞宣拉着妞子在门口看大槐树上的两只喜鹊，他搭讪着走过来打招呼。不错，瑞宣的确有点使人敬而远之的神气，可是也并不傲气凌人。因此，他搭讪着跟了进去。在瑞宣的屋中，他请教了留声机片上的那几个英国字。瑞宣都晓得，并且详细的给他解释了一番。他更佩服了瑞宣，心中说：人家是下过幼工的！

长顺的求知心很盛，而又不敢多来打扰瑞宣，所以每一来到的时候，他的语声就呜囔的特别的厉害，手脚都没地方放。及至和瑞宣说过了一会儿话，听到了他所没听过的话，他高了兴，开始极恭敬诚恳的问瑞宣许多问题。他相当的聪明，又喜欢求知。瑞宣看出来他的局促不安与求知的恳切，所以告诉他可以随便来，不必客气。这样，他才敢放胆的到祁家来。

瑞宣愿意有个人时常来谈一谈。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时节，他的心中变成一片黑暗。那时候，他至多也不过能说：反正中日的事情永远完不了；败了，再打就是了！及至他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他不再悲观了。他常常跟自己说：“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没有穿上皮袍，因为皮袍为钱先生的病送到当铺里去，而没能赎出来。他并没感觉到怎样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设法赎皮袍的时候，他就笑一笑：“心里热，身上就不冷！”赶到过年的时候，家中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着急，仿佛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韵梅的心中可不会这么平静，为讨老人们的喜欢，为应付儿女们的质问，她必须好歹的点缀点缀；若光是她自己，不过年本是无所不可的。她不敢催他，于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无可忍了，她才问了声：“怎么过年呀？”瑞宣又笑了笑。他已经不愿再为像过年这路的事体多费什么心思，正像他不关心冬天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愤慨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与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子，他已经看到了大山。

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议去把她那件出门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当铺中去。韵梅生了气：“你怎么学得专会跑当铺呢？过日子讲究添置东西，咱们怎么专把东西往外送呢？”说真的，那虽然是她唯一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可是她并不为心疼它而生气。她所争的是家庭过日子的道理。

瑞宣没有因为这不客气的质问而发脾气。他已决定不为这样的小事动他的感情。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魂。

结果，韵梅的皮袍入了当铺。

转过年开学，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见了。他们都逃出北平去。瑞宣不能不惭愧自己的无法逃走，同时也改变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见。他的同事，还另外有许多人，并不是糟蛋，他们敢冒险逃出去。他们逃出去，绝不为去享受，而是为不甘心作奴隶。北平也有“人”！

由瑞丰口中，他听到各学校将要有日本人来作秘书，监视全校的一切活动。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事，而决定看看日本秘书将怎么样给学生的心灵上刑。假若可能，他将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教他们不忘了中国。这个作不到，他再辞职，去找别的事作。为了家中的老小，他须躲避最大的危险。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须作到他所能作的，好使自己不完全用惭愧宽恕自己。

钱先生忽然不见了，瑞宣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的就想到，钱先生一定不会隐藏起来，而是要去作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假若真要隐藏起去，他相信钱先生会告诉他的；钱先生是个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说的话，他的心中必定打算好了一个不便连累朋友的计划。想到这里，他不由的吐出一口气来，心里说：“战争会创造人！坏的也许更坏，而好的也会更好！”他想象不出来，钱诗人将要去作些什么，和怎么去作，他可是绝对相信老人会不再爱惜生命，不再吟诗作画。钱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一处。他偷偷的喝了一盅酒，预祝老诗人的成功。

同事们与别人的逃走，钱老人的失踪，假若使他兴奋，禁止使用法币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没有银行存款，用不着到银行去调换伪币，可是他觉得好像有一条绳子紧紧的勒在他与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币去套换外汇，同时只用些纸来欺骗大家。华北将只耍弄一些纸片，而没有一点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人吸干！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它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他可是从感情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人拒绝使用伪钞。这，他以为，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

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它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日本人拿去烧掉，它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瑞宣以为它们也应当关门，可是它们还照常的开着。瑞宣喜欢逛书铺和书摊。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它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出文化的荣茂。现在，他看见的只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日本人已经不许中国人发表思想。

是的，北平已没了钱财，没了教育，没了思想！但是，瑞宣的心中反倒比前几个月痛快的多了。他并不是因看惯了日本人和他们的横行霸道而变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日本人的一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像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又像九一八与一二八那样胡里胡涂的结束了。有了这个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气。他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拢总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同时，他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不错，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是的，日本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堵闭了北平人的耳朵，不许听到中央的广播，而用评戏，相声与像哭号似的日本人歌曲，麻醉北平人的听觉。可是，瑞宣还设法去听中央的广播，或看广播的纪录。他有一两位英国朋友，他们家里的收音机还没被日本人拿了去。听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时时刻刻的分享着在战争中一切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就是不幸他马上死亡，他的灵魂也会飞奔了中央去的。他觉得自己绝不是犯了神经病，由喜爱和平改为崇拜战争，绝不是。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他也相信人类的最大的仇敌是大自然，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类永远存在。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看清了这个大题目，他便没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人们割断了绳子，某某汉奸接到了装着一颗枪弹的信封，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日的传单……这些事都教他兴奋。他知道抗战的艰苦，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倒敌人，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因为这些小事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事情虽小，而与那最大的紧紧的相连，正像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

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北平的广播电台与报纸一齐宣传日本的胜利。日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把这一战役比作但能堡的歼灭战。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告诉人们不要相信敌人的假消息。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

真的，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虽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他极想和谁谈一谈。长顺儿来得正好。长顺年轻，虽然自幼儿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可是年轻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灭净尽的热气。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不要多说话！不要管闲事！不要……——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头儿。外婆的话使他的心缩紧，好像要缩成一个小圆弹子，攥在手心里才好。瑞宣的话不然，它们使他兴奋，心中发热，眼睛放亮。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

长顺听了瑞宣的话，也想对别人说；知识和感情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外婆已经问过他，干吗常到祁家去。他偷偷的转了转眼珠，扯了个谎：“祁大爷教给我念洋文呢！”外婆以为外国人都说同样的洋文，正如同北平人都说北平话那样。那么，北平城既被日本人占据住，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因此，她就不拦阻外孙到祁家去。

可是，不久他就露了破绽。他对孙七与小崔显露了他的知识。论知识的水准，他们三个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孙七与小崔每逢说不过长顺的时候，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倒长顺。长顺心中虽然不平，可是没有反抗的好办法。外婆不是常常说，不准和年岁大的人拌嘴吗？现在，他可是说得头头是道，叫孙七与小崔的岁数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况且，小崔不过比他大着几岁，长顺简直觉得他几乎应当管小崔叫老弟了。

不错，马老太太近来已经有些同情孙七与小崔的反日的言论；可是，听到自己的外孙滔滔不绝的发表意见，她马上害怕起来。她看出来：长顺是在祁家学“坏”了！

她想应当快快的给长顺找个营生，老这么教他到处去摇晃着，一定没有好处。有了正当的营生，她该给外孙娶一房媳妇，拢住他的心。她自己只有这么个外孙，而程家又只有这么一条根，她绝对不能大撒手儿任着长顺的意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她最大的责任，无可脱卸！日本人尽管会横行霸道，可是不能拦住外孙子结婚，和生儿养女。假如她自己这辈子须受日本人的气，长顺的儿女也许就能享福过太平日子了。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后代，他们也必不能忘了她老婆子的，而她死后也就有了焚香烧纸的人！

老太太把事情都这么想清楚，心中非常的高兴。她觉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点什么最可靠的东西，不管年月如何难过，不管日本人怎样厉害，都不能胜过她。她能克服一切困难。她手里仿佛拿到了万年不易的一点什么，从汉朝——她的最远的朝代是汉朝——到如今，再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她的眼睛亮起来，颧骨上居然红润了一小块。

在瑞宣这方面，他并没料到长顺会把他的话吸收得那么快，而且使长顺的内心里发生了变动。在学校里，他轻易不和学生们谈闲话，即使偶一为之，他也并没感到他的话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学校里的教师多，学生们听的话也多，所以学生们的耳朵似乎已变硬，不轻易动他们的感情。长顺没入过中学，除了简单数目的加减，与眼前的几个字，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的感情极容易激动，就像一个粗人受人家几句煽惑便马上敢去动武打架那样。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而后说出一句话来：

“祁先生！我从军去好不好？”

瑞宣半天没能回出话来。他没料到自己的闲话会在这个青年的心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效果。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泉源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工夫培养得出的。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像是情感的障碍。他正这样思索，长顺又说了话：

“我想明白了：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机，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作，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国要是亡了，几张留声机片还能救了我的命吗？我很舍不得外婆，可是事情摆在这儿，我能老为外婆活着吗？人家那些打仗的，谁又没有家，没有老人呢？人家要肯为国家卖命，我就也应当去打仗！是不是？祁先生！”

瑞宣还是回不出话来。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与文化而去战斗。可是，在感情上，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老先去想每个人的困难。他想：长顺若是抛下他的老外婆，而去从军，外婆将怎么办呢？同时，他又不能拦阻长顺，正如同他不能拦阻老三逃出北平那样。

“祁先生，你看我去当步兵好，还是炮兵好？”长顺呜呜囔囔的又发了问。“我愿意作炮兵！你看，对准了敌人的大队，忽隆一炮，一死一大片，有多么好呢！”他说得是那么天真，那么热诚，连他的呜囔的声音似乎都很悦耳。

瑞宣不能再楞着。笑了一笑，他说：“再等一等，等咱们都详细的想过了再谈吧！”他的话是那么没有力量，没有决断，没有意义，他的口中好像有许多锯末子似的。

长顺走了以后，瑞宣开始低声的责备自己：“你呀，瑞宣，永远成不了事！你的心不狠，永远不肯教别人受委屈吃亏，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敌人却比毒蛇猛兽还狠毒着多少倍！为一个老太婆的可怜，你就不肯教一个有志的青年去从军！”

责备完了自己，他想起来：这是没有用处的，长顺必定不久就会再来问他的。他怎么回答呢？

三十七

大赤包变成全城的妓女的总干娘。高亦陀是她的最得力的“太监”。高先生原是卖草药出身，也不知怎的到过日本一趟，由东洋回来，他便挂牌行医了。他很谨慎的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嗙；他的话比他的医道高明着许多。嘴以外，他仗着“行头”鲜明，他永远在出门的时候穿起过分漂亮的衣服鞋袜，为是十足的卖弄“卖像儿”；在江湖上，“卖像儿”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便更复杂得有点莫名其妙，于是生活的道路上，就像下过大雨以后出来许多小径那样，随便哪个小径都通到吃饭的处所。在我们老的文化里，我们有很多医治病痛的经验，这些经验的保留者与实行者便可以算作医生。赶到科学的医术由西方传来，我们又知道了以阿司匹灵代替万应锭，以兜安氏药膏代替冻疮膏子药；中国人是喜欢保留古方而又不肯轻易拒绝新玩艺儿的。因此，在这种时候要行医，顶好是说中西兼用，旧药新方，正如同中菜西吃，外加叫条子与高声猜拳那样。高亦陀先生便是这种可新可旧，不新不旧，在文化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找饭吃的代表。

他的生意可惜并不甚好。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与学问，因为那样一来，他便会完全失去自信，而必不可免的摘下“学贯中西”的牌匾。他只能怨自己的运气不大好，同时又因嫉妒而轻视别的医生；他会批评西医不明白中国医道，中医又不懂科学，而一概是杀人的庸医。

大赤包约他帮忙，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假若他的术贯中西的医道使他感到抓住了时代的需要，去作妓女检查所的秘书就更是天造地设的机遇。他会说几句眼前的日本语，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他的服装打扮足以“唬”得住妓女，他有一张善于词令的嘴。从各方面看，他都觉得胜任愉快，而可以大展经纶。他本来有一口儿大烟瘾，可是因为收入不怎么丰，所以不便天天有规律的吸食。现在，他看出来他的正规收入虽然还不算很多，可是为大赤包设法从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时候，他会，也应当，从中得些好处的。于是，他也就马上决定天天吸两口儿烟，一来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的瘾士，二来是常和妓女们来往，会抽口儿烟自然是极得体的。

对大赤包，在表面上，他无微不至的去逢迎。他几乎“长”在了冠家。大家打牌，他非到手儿不够的时候，决不参加。他的牌打得很好，可是他知道“喝酒喝厚了，赌钱赌薄了”的格言，不便于天天下场。不下场的时候，他总是立在大赤包身后，偶尔的出个主意，备她参考。他给她倒茶，点烟，拿点心，并且有时候还轻轻的把松散了的头发替她整理一下。他的相貌，风度，姿态，动作，都像陪阔少爷冶游，帮吃帮喝的“篾片儿”。大赤包完全信任他，因为他把她伺候得极舒服。每当大赤包上车或下车，他总过去搀扶。每当她要“创造”一种头式，或衣样，他总从旁供献一点意见。她的丈夫从来对她没有这样殷勤过。他是西太后的李莲英。

可是，在他的心里，他另有打算。他须稳住了大赤包，得到她的完全的信任，以便先弄几个钱。等到手里充实了以后，他应当去直接的运动日本人，把大赤包顶下去，或者更好一点把卫生局拿到手里。他若真的作了卫生局局长，哼，大赤包便须立在他的身后，伺候着他打牌了。

对冠晓荷，他只看成为所长的丈夫，没放在眼里。他非常的实际，冠晓荷既还赋闲，他就不必分外的客气。对常到冠家来的人，像李空山，蓝东阳，瑞丰夫妇，他都尽量的巴结，把主任，科长叫得山响，而且愿意教大家知道他是有意的巴结他们。他以为只有被大家看出他可怜，大家才肯提拔他；到他和他们的地位或金钱可以肩膀齐为兄弟的时候，他再拿出他的气派与高傲来。他的气派与高傲都在心中储存着呢！把主任与科长响亮的叫过之后，他会冰凉的叫一声冠“先生”，教晓荷脸上起一层小白疙疸。

冠晓荷和东阳，瑞丰拜了盟兄弟。虽然他少报了五岁，依然是“大哥”。他羡慕东阳与瑞丰的官运，同时也羡慕他们的年轻有为。当初一结拜的时候，他颇高兴能作他们的老大哥。及至转过年来，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职，他开始感觉到一点威胁。虽然他的白发还是有一根便拔一根，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要不然，凭他的本事，经验，风度，怎么会干不过了那个又臭又丑的蓝东阳，和傻蛋祁瑞丰呢？他心中暗暗的着急。高亦陀给他的刺激更大，那声冰凉的“先生”简直是无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他想回敬出来一两句俏皮的，教高亦陀也颤抖一下的话，可是又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把太太也得罪了；高亦陀是太太的红人啊。他只好忍着，心中虽然像开水一样翻滚，脸上可不露一点痕迹。他要证明自己是有涵养的人。他须对太太特别的亲热，好在她高兴的时候，给高亦陀说几句坏话，使太太疏远他。反正她是他的太太，尽管高亦陀一天到晚长在这里，也无碍于他和太太在枕畔说话儿呀。为了这个，他已经不大到桐芳屋里去睡。

大赤包无论怎样像男人，到底是女子，女子需要男人的爱，连西太后恐怕也非例外。她不但看出高亦陀的办事的本领，也感到他的殷勤。凭她的岁数与志愿，她已经不再想作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的春梦。可是，她平日的好打扮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她的心爱的红色大概是为补救心中的灰暗。她从许多年前，就知道丈夫并不真心爱她。现在呢，她又常和妓女们来往，她满意自己的权威，可是也羡慕她们的放浪不拘。她没有工夫去替她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她们的苦痛；她只理会自己的存在，永远不替别人想什么。她只觉得她们给她带来一股像春风的什么，使她渴想从心中放出一朵鲜美的花来。她并没看得起高亦陀，可是高亦陀的殷勤到底是殷勤。想想看，这二三十年来，谁给过她一点殷勤呢？她没有过青春。不管她怎样会修饰打扮，人们仿佛总以为她像一条大狗熊，尽管是一条漂亮的大狗熊。她知道客人们的眼睛不是看高第与招弟，便是看桐芳，谁也不看她。他们若是看她，她就得给他们预备茶水或饭食，在他们眼中，她只是主妇，而且是个不大像女人的主妇！

在初一作所长的时节，她的确觉得高兴，而想拿出最大的度量，宽容一切的人，连桐芳也在内。赶到所长的滋味已失去新鲜，她开始想用一点什么来充实自己，使自己还能像初上任时那么得意。第一个她就想到了桐芳。不错，以一个妇女而能作到所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女中的豪杰。但是，还没得到一切。她的丈夫并不完全是她的。她应当把这件事也马上解决了。平日，她的丈夫往往偏向着桐芳；今天她已是所长，她必须用所长的威力压迫丈夫，把那个眼中钉拔了去。

赶到晓荷因为抵制高亦陀而特别和她表示亲密，她并没想出他的本意来；她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批评的。她以为他是看明白了她的心意，而要既承认君臣之义，又恢复夫妻之爱；她开始向桐芳总攻。

这次的对桐芳攻击，与从前的那些次大不相同。从前，她的武器只是叫骂吵闹。这样的武器，桐芳也有一份儿，而且比她的或者更锐利一点。现在，她是所长，她能指挥窑子里的鱼兵虾将作战。有权的才会狠毒，而狠毒也就是威风。她本来想把桐芳赶出门去就算了，可是越来越狠，她决定把桐芳赶到窑子里去。一旦桐芳到了那里，大赤包会指派鱼兵虾将监视着她，教她永远困在那里。把仇敌随便的打倒，还不如把仇敌按着计划困在自己指定的地方那么痛快；她看准了窑子是桐芳的最好的牢狱。

大赤包不常到办公处去，因为有一次她刚到妓女检查所的门口，就有两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大声的叫她老鸨子。她追过去要打他们，他们跑得很快，而且一边跑一边又补上好几声老鸨子。她很想把门外的牌子换一换，把“妓女”改成更文雅的字眼儿。可是，机关的名称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她只好以不常去保持自己的尊严。有什么公文，都由高亦陀拿到家来请她过目；至于经常的事务，她可以放心的由职员们代办，因为职员们都清一色的换上了她的娘家的人；他们既是她的亲戚，向来知道她的厉害，现在又作了她的属员，就更不敢不好好的效力。

决定了在家里办公，她命令桐芳搬到瑞丰曾经要住的小屋里去，而把桐芳的屋子改为第三号客厅。北屋的客厅是第一号，高第的卧室是第二号。凡是贵客，与头等妓女，都在第一号客厅由她自己接见。这么一来，冠家便每天都贵客盈门，因为贵客们顺便的就打了茶围。第二号客厅是给中等的亲友，与二等妓女预备着的，由高第代为招待。穷的亲友与三等妓女都到第三号客厅去，桐芳代为张罗茶水什么的。

一号和二号客厅里，永远摆着牌桌。麻雀，扑克，押宝，牌九，都随客人的便；玩的时间与赌的大小，也全无限制。无论玩什么，一律抽头儿。头儿抽得很大，因为高贵的香烟一开就是十来筒，在屋中的每一角落，客人都可以伸手就拿到香烟；开水是昼夜不断，高等的香片与龙井随客人招呼，马上就沏好。“便饭”每天要开四五桌，客人虽多，可是酒饭依然保持着冠家的水准。热毛巾每隔三五分钟由漂亮的小老妈递送一次；毛巾都消过毒——这是高亦陀的建议。

只有特号的客人才能到大赤包的卧室里去。这里有由英国府来的红茶，白兰地酒，和大炮台烟。这里还有一份儿很精美的鸦片烟烟具。

大赤包近来更发了福，连脸上的雀斑都一个个发亮，好像抹上了英国府来的黄油似的。她手指上的戒指都被肉包起来，因而手指好像刚灌好的腊肠。随着肌肉的发福，她的气派也更扩大。每天她必细细的搽粉抹口红，而后穿上她心爱的红色马甲或长袍，坐在堂屋里办公和见客。她的眼和耳控制着全个院子，她的咳嗽与哈欠都是一种信号——二号与三号客厅的客人们若吵闹得太凶了，她便像放炮似的咳嗽一两声，教他们肃静下来；她若感到疲倦便放一声像空袭警报器似的哈欠，教客人们鞠躬告退。

在堂屋坐腻了，她才到各屋里像战舰的舰长似的检阅一番，而二三等的客人才得到机会向她报告他们的来意。她点头，就是“行”；她皱眉，便是“也许行”；她没任何的表示，便是“不行”。假若有不知趣的客人，死乞白赖的请求什么，她便责骂尤桐芳。

午饭后，她要睡一会儿午觉。只要她的卧室的帘子一放下来，全院的人都立刻闭上了气，用脚尖儿走路。假若有特号的客人，她可以牺牲了午睡，而精神也不见得疲倦。她是天生的政客。

遇到好的天气，她不是带着招弟，便是瑞丰太太，偶尔的也带一两个她最宠爱的“姑娘”，到中山公园或北海去散散步，顺便展览她的头式和衣裳的新样子——有许多“新贵”的家眷都特意的等候着她，好模仿她的头发与衣服的式样。在这一方面，她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她的灵感的来源最显著的有两个，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公园里的图画展览会。妓女是非打扮得漂亮不可的。可是，从历史上看，在民国以前，名妓多来自上海与苏州，她们给北平带来服装打扮的新式样，使北平的妇女们因羡慕而偷偷的模仿。民国以后，妓女的地位提高了一些，而女子教育也渐渐的发达，于是女子首先在梳什么头，作什么样的衣服上有了一点自由，她们也就在这个上面表现出创造力来。这样，妓女身上的俗艳就被妇女们的雅致给压倒。在这一方面，妓女们失去了领导的地位。大赤包有眼睛，从她的“干女儿”的脸上，头上，身上，脚上，她看到了前几年的风格与式样，而加上一番揣摩。出人意料的，她恢复了前几年曾经时行的头式，而配以最新式样的服装。她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假若不幸而无论如何也不调谐，她会用她的气派压迫人们的眼睛，承认她的敢于故作惊人之笔，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在她这样打扮了的时节，她多半是带着招弟去游逛。招弟是彻底的摩登姑娘，不肯模仿妈妈的出奇制胜。于是，一老一少，一常一奇，就更显出妈妈的奇特，而女儿反倒平平常常了。当她不是这样怪里怪气的时候，她就宁教瑞丰太太陪着她，也不要招弟，因为女儿的年轻貌美天然的给她不少威胁。

每逢公园里有画展，她必定进去看一眼。她不喜欢山水花卉与翎毛，而专看古装的美人。遇到她喜爱的美人，她必定购一张。她愿意教“冠所长”三个字长期的显现在大家眼前，所以定画的时节，她必嘱咐把这三个字写在特别长的红纸条上，而且字也要特别的大。画儿定好，等到“取件”的时节，她不和画家商议，而自己给打个八折。她觉得若不这样办，就显不出所长的威风，好像妓女检查所所长也是画家们的上司似的。画儿取到家中之后，她到夜静没人的时候，才命令晓荷给她展开，她详细的观赏。古装美人衣服上的边缘如何配色，头发怎样梳，额上或眉间怎样点“花子”，和拿着什么样的扇子，她都要细心的观摩。看过两三次，她发明了宽袖宽边的衣服，或像唐代的长髻垂发，或眉间也点起“花子”，或拿一把绢制的团扇。她的每一件发明，都马上成为风气。

假若招弟专由电影上取得装饰的模范，大赤包便是温故知新，从古旧的本位的文化中去发掘，而后重新改造。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美，可是她的文化太远太深了，使她没法不利用文化中的色彩与形式。假若文化是一条溪流，她便是溪水的泡沫，而泡沫在遇上相当合适的所在，也会显出它的好看。她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正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的一样。但是，鱼若是会浮水，她便也会戏弄文化。

在她的心里，她只知道出风头，与活得舒服。事实上，她却表现着一部分在日本辖制下的北平人的精神状态。这一部分人是投降给日本人的。在投降之后，他们不好意思愧悔，而心中又总有点不安，所以他们只好鬼混，混到哪里是哪里，混到几时是几时。这样，物质的享受与肉欲的放纵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唯一的出路。假若“气节”令他们害怕，他们会以享受与纵欲自取灭亡，作个风流鬼。他们吸鸦片，喝药酒，捧戏子，玩女人；他们也讲究服装打扮。在这种心理下，大赤包就成了他们的女人的模范。大赤包的成功是她误投误撞的碰到了汉奸们的心理状态。在她，她始终连什么亡国不亡国都根本没有思索过。她只觉得自己有天才，有时运，有本领，该享受，该作大家的表率。她使大家有了事作，有了出风头的机会与启示。她看不起那模仿她的女人们，因为她们缺乏着创造的才智。况且，她们只能模仿她的头发，衣装，与团扇，而模仿不了她作所长。她是女英雄，能抓住时机自己升官发财，而不手背朝下去向男人要钱买口红与钻石。站在公园或屋里，她觉得她的每一个脚指头都嘎噔嘎噔的直响！

在她的客厅里，她什么都喜欢谈，只是不谈国事。南京的陷落与武汉的成为首都，已使她相信她可以高枕无忧的作她的事情了。她并不替日本人思索什么，她觉得日本人的占据北平实在是为她打开一个天下。她以为若没有她，日本驻北平的军队便无从得到花姑娘，便无法防止花柳病的传播，而连冠家带她娘家的人便不会得到一切享受。她觉得她比日本人还更重要。她与日本人的关系，她以为，不是主与仆的，而是英雄遇见了好汉，相得益彰。因此，北平全城只要有集会她必参加，而且在需要锦标与奖品的时候，她必送去一份。这样，她感到她是与日本人平行的，并不分什么高低。

赶到她宴请日本人的时候，她也无所不尽其极的把好的东西拿出来，使日本人不住的吸气。她要用北平文化中的精华，教日本人承认她的伟大。她不是汉奸，不是亡国奴，而是日本人在吃喝穿戴等等上的导师。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都是她的宝贝儿，她须给他们好的吃喝，好的娱乐。她是北平的皇后，而他们不过是些乡下孩子。

假如大赤包像吃了顺气丸似的那么痛快，冠晓荷的胸中可时时觉得憋闷。他以为日本人进了北平，他必定要走一步好运。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高不成，低不就，他落了空。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不晓得自己是时代的渣滓，而以为自己是最会随机应变抓住时机的人。照着镜子，他问自己：“你有什么缺点呢？怎么会落在人家后头了呢？”他不明白，他觉得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作呢？

对于大赤包的得到职位，他起初是从心里真的感觉快活。他以为连女人还可以作官，他自己就更不成问题了。可是，官职老落不到他的头上来，而太太的气焰一天高似一天，他有点受不住了。他又不能不承认事实，太太作官是千真万确的，而凡是官就必有官的气派，太太也非例外。他只好忍气吞声的忍耐着。他知道，太太已经是不好随便得罪的，况且是有官职的太太呢。他不便自讨无趣的和她表示什么。反之，他倒应该特别的讨太太的喜欢，表示对她的忠诚与合作。因此，他心里明明喜爱桐芳，可也没法不冷淡她。假若他还照以前那样宠爱桐芳，他知道必定会惹起大赤包的反感，而自己也许碰一鼻子灰。他狠心的牺牲了桐芳，希望在他得到官职以后，再恢复旧日的生活秩序。他听到太太有把桐芳送到窑子去的毒计，也不敢公开的反对；他绝对不能得罪太太，太太是代表着一种好运与势力。鸡蛋是不便和石头相碰的；他很自傲，但是时运强迫他自认为鸡蛋。

他可是仍然不灰心。他还见机会就往前钻；时运可以对不起他，他可不能对不起自己。在钻营而外，他对于一些小的事情也都留着心，表现出自己的才智。租下钱家的房子是他的主意。这主意深得太太的嘉奖。把房子租下来，转租给日本人，的确是个妙计。自从他出卖了钱先生，他知道，全胡同的人都对他有些不敬。他不愿意承认作错了事，而以为大家对他的不敬纯粹出于他的势力不足以威镇一方的。当大赤包得了所长的时候，他以为大家一定要巴结他了。可是他们依旧很冷淡，连个来道喜的也没有。现在，他将要作二房东，日本人，连日本人，都要由他手里租房住！二房东虽然不是什么官衔，可是房客是日本人，这个威风可就不小。他已经板着面孔训示了白巡长：

“我说，白巡长，”他的眼皮眨巴的很灵动，“你晓得一号的房归了我，不久就有日本人来住。咱们的胡同里可是脏得很，你晓得日本人是爱干净的。你得想想办法呀！”

白巡长心中十分讨厌冠晓荷，可是脸上不便露出来，微笑着说：“冠先生，胡同里的穷朋友多，拿不出清洁费呀！”

“那是你的事，我没法管！”冠先生的脸板得有棱有角的说。“你设法办呢，讨日本人的喜欢！你不管呢，日本人会直接的报告上去，我想对你并没有好处！我看，你还是劝大家拿点钱，雇人多打扫打扫好！大家出钱，你作了事，还不好？”

他没等白巡长再回出话来，就走了进去，心中颇为得意。有日本人租他的房，他便拿住了白巡长，也就是拿住了全胡同的人。

当大赤包赠送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的时候，冠晓荷总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上，绣上，或写上。大赤包不许：“你不要这样子呀！”她一点不客气的说。“写上你算怎回事呢？难道还得注明了你是我的丈夫？”

晓荷心里很不好受，可是他还尽心的给她想该题什么字样。他的学问有限的很；唯其如此，他才更能显出绞尽脑汁的样子，替她思索。他先声明：“我是一片忠心，凡事决不能马马虎虎！”然后，他皱上眉，点上香烟，研好了墨，放好了纸，把《写信不求人》，《春联大全》之类的小册子堆在面前，作为参考书，还嘱咐招弟们不要吵闹，他才开始思索。他假嗽，他喝茶，他闭眼，他背着手在屋中来回的走。这样闹哄了许久，他才写下几个字来。写好，他放开轻快的步子，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圣旨似的，去给大赤包看。她气派很大的眯着眼看一看，也许看见了字，也许根本没看见，就微微一点头：“行啦！”事实上，她多半是没有看见写的是什么。在她想，只要杯或盾是银的，旗子是缎子的，弄什么字就都无所不可。为表示自己有学问，晓荷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评：“这还不十分好，我再想想看！”

遇到蓝东阳在座，晓荷必和他斟酌一番。蓝东阳只会作诗与小品文，对编对联与题字等等根本不懂。可是他不便明说出来，而必定用黄牙啃半天他的黑黄的指甲，装着用脑子的样子。结果，还是晓荷胜利，因为东阳的指甲已啃到无可再啃的时节总是说：“我非在夜间极安静的时候不能用脑子！算了吧，将就着用吧！”这样战胜了东阳，晓荷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有学问，也就更增加了点怀才不遇之感——一种可以自傲的伤心。

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特别爱表现他的才。晓荷，为表现自己的才气，给大赤包造了一本名册。名册的“甲”部都是日本人，“乙”部是伪组织的高官，“丙”部是没有什么实权而声望很高，被日本人聘作咨议之类的“元老”，“丁”部是地方上有头脸的人。他管这个名册叫作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每一个名下，他详细的注好：年龄，住址，生日，与嗜好。只要登在名册上，他便认为那是他的友人，设法去送礼。送礼，在他看，是征服一切人之特效法宝。为送礼，他和瑞丰打过赌；瑞丰输了。瑞丰以为晓荷的办法是大致不错的，不过，他怀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晓荷的礼物。他从给日本人作特务的朋友听到：在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官们已得到训令——他们应当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他们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鸦片烟味的地方，免得受鸦片的香味的诱惑；他们不得接受中国人的礼物。瑞丰报告完这点含有警告性的消息，晓荷闭了闭眼，而后噗哧一笑。“瑞丰！你还太幼稚！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吸鸦片！命令是命令，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美！至于送礼，咱们马上打个赌！”他打开了他的四部全书。“你随便指定一个日本人，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中国的或日本的节日，我马上送过一份礼去，看他收不收，他收下，你输一桌酒菜，怎样？”

瑞丰点了头。他知道自己要输，可是不便露出怕输一桌酒席的意思。

晓荷把礼物派人送出去，那个人空着手回来，礼物收下了。

“怎样？”晓荷极得意的问瑞丰。

“我输了！”瑞丰心疼那桌酒席，但是身为科长，不便说了不算。

“为这种事跟我打赌！你老得输！”晓荷微笑着说。也不仅为赢了一桌酒席得意，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礼物。“告诉你，只要你肯送礼，你几乎永远不会碰到摇头的人！只要他不摇头，他——无论他是怎样高傲的人——便和你我站得肩膀一边齐了！告诉你，我一辈子专爱惩治那些挑着眉毛，自居清高的人。怎么惩治，给他送礼。礼物会堵住一切人的嘴，会软化一切人的心，日本人也是人；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礼；接了我的礼，他便什么威风也没有了！你信不信？”

瑞丰只有点头，说不上什么来。自从作了科长，他颇有些看不起冠大哥。可是冠大哥的这一片话实在教他钦佩，他没法不恢复以前对冠先生的尊敬。冠先生虽然现在降了一等，变成了冠大哥，到底是真有“学问”！他想，假若他自己也去实行冠大哥的理论，大概会有那么一天，他会把礼物送给日本天皇，而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叫他一声老弟的。

因为研究送礼，晓荷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他不单看见了日本军人的身上带着神符与佛像，他还听说：日本人不仅迷信神佛，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日本人也忌讳西洋人的礼拜五，十三，和一枝火柴点三支香烟。他们好战，所以要多方面的去求保佑。他们甚至于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英国的威尔斯预言过中日的战争，并且说日本人到了湖沼地带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日本人的“三月亡华论”已经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和台儿庄的大捷而成了梦想。他们想起来威尔斯的预言，而深怕被传染病把他们拖进坟墓里去。因此，他们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猩红热。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怕死，可是知道了自己准死无疑，他们又没法不怕死。他们怕预言，甚至也怕说“死”。根据着这个道理，晓荷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三样。他避免“四”，因为“四”和死的声音相近。这点发现使他名闻九城，各报纸不单有了记载，而且都有短评称赞他的才智。

这些小小的成功，可是并没能完全减去他心中的苦痛。他已是北平的名人，东方画艺研究会，大东亚文艺作家协会（这是蓝东阳一手创立起来的），三清会（这是道门的一个新组织，有许多日本人参加），还有其他的好些个团体，都约他入会，而且被选为理事或干事。他几乎得天天去开会，在会中还要说几句话，或唱两段二簧，当有游艺节目的时候。可是，他作不上官！他的名片上印满了理事、干事等等头衔，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他不能对新朋友不拿出名片来，而那些不支薪的头衔只招人家对他翻白眼！当他到三清会或善心社去看扶乩或拜神的时候，他老暗暗的把心事向鬼神们申诉一番：“对神仙，我决不敢扯假话！论吃喝穿戴，有太太作所长，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凭我的经验与才学，没点事作，实在不大像话呀！我不为金钱，还能不为身分地位吗？我自己还是小事，你们作神佛的总得讲公道呀；我得不到一官半职的，不也是你们的羞耻吗？”闭着眼，他虔诚的这样一半央求，一半讥讽，心中略为舒服一点。可是申诉完了，依然没有用处，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得罪了神佛也许要出点祸事呢！他只好轻轻的叹气。叹完了气，他还得有说有笑的和友人们周旋。他的胸口有时候一窝一窝的发痛！胸口一痛，他没法不低声的骂了：

“白亡了会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作不上，邪！”

三十八

一晃儿已是五月节。祁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棵出了两三个小蓇葖。南墙根的秋海棠与玉簪花连叶儿也没出，代替它们的是一些兔儿草。祁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它们——而只去看结果，他觉得花木的萎败是家道衰落的恶兆；他非常的不高兴。他时常梦见“小三儿”，可是“小三儿”连封信也不来；难道“小三儿”已经遇到什么不幸了吗？他问小顺儿的妈，她回答不出正确的消息，而只以梦解梦。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我也梦见了老三，他甭提多么喜欢啦！我想啊，他一定在外边混得很好！他就根儿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呀！爷爷，你不要老挂念着他，他的本事，聪明，比谁都大！”其实，她并没有作过那样的梦。一天忙到晚，她实在没有工夫作梦。可是，她的“创造的”梦居然使老人露出一点点笑容。他到底相信梦与否，还是个问题。但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好相信那虚渺的谎言，好减少一点实际上的苦痛。

除了善意的欺骗老人之外，小顺儿的妈还得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她知道，过节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鸦雀无声的不点缀一下，他们就会更难过。

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从天亮，门外就有喊：“黑白桑葚来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喊声还不断。喊的声音似乎不专是为作生意，而有一种淘气与凑热闹的意味，因为卖樱桃桑葚的不都是职业的果贩，而是有许多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的，也许是卖开水的，到了节，他们临时改了行——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桃，供佛，他们就有一笔生意好作。

今年，小顺儿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北城的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作。隔着一道城墙，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市，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本人怕游击队乘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至于樱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可是从西山到北山还都有没一定阵地的战事，没人敢运果子进城。“唉！”小顺儿的妈对灶王爷叹了口气：“今年委屈你喽！没有卖樱桃的呀！”这样向灶王爷道了歉，她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粽子也买不到。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为馅子里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一来是北平人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它的价钱贵，送礼便显着体面——贵总是好的，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统的粽子是（一）北平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子，而只用顶精美的糯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着非常的官样。（二）还是这样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卖蜂糕的带卖，而且用冰镇过。（三）也是沿街叫卖的，可是个子稍大，里面有红枣。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另有一些乡下人，用黄米包成粽子，也许放红枣，也许不放，个儿都包得很大。这，专卖给下力的人吃，可以与黑面饼子与油条归并在一类去，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顺儿的妈心中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里面有红枣子的。她留心的听着门外的“小枣儿大粽子啵！”的呼声。可是，她始终没有听到。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她本来不应当拿这当作一件奇事，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有时候忽然一关城，连一棵青菜都买不到。可是，今天她没法不感觉着别扭，今天是节日呀。在她心里，过节不过节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她知道，反正要过节，她自己就须受劳累；她须去买办东西，然后抱着火炉给大家烹调；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饭饱，她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仿佛是专为给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假若家中没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无须乎过节，而活着仿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她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她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的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

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她想买两束蒲子，艾子，插在门前，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像过节的样子。她喜爱那些神符。每年，她总是买一张大的，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而外，她要买几张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五毒儿”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她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纸玩艺儿有什么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爱它们的色彩与花纹。她觉得它们比春联更美观可爱。

可是，她也没买到。不错，她看见了一两份儿卖神符的，可是价钱极贵，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而颜料也天天的涨价。她舍不得多花钱。至于卖蒲子艾子的，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也没有卖的。

小顺儿的小嘴给妈妈不少的难堪：“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啦！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判儿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质问，句句像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声的笑。她只好惭愧的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戴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戴的。

“你臭小子，戴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的说。

“给小妹戴呀！”小顺儿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

妞子也不肯落后，“妈！妞妞戴！”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出点工夫，给妞子作一串儿“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她就把线笸箩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儿“葫芦”有什么意思呢？假若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而只在头上或身上戴一串儿五彩的小玩艺，那简直是欺骗孩子们！她在暗地里落了泪。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薹。小顺儿虽不懂得分两，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哇？”他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儿，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儿；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像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他须开着铺子，似乎专为上税与定阅官办的报纸——他必须看两份他所不愿意看的报纸。他和股东们商议，他们不给他一点好主意，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话。他只好裁人。这又给他极大的痛苦。他的铺伙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理应共患难的时候，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辞退人家呢？五月节，他又裁去两个人。两个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他们了解他的困难，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家里有地，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难过。他觉得他已是个毫无本领，和作事不公平的人。他们越原谅他，他心中便越难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据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配给新货。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他们也许只给你三匹布，而配上两打雨伞。你就须给买主儿一块布，一把或两把雨伞，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

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在表面上，他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一声不哼不响。他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不能当着店伙与徒弟们胡说乱骂。可是，没有人在他面前，他的胡子嘴儿就不住的动：“这算么买卖规矩呢？布铺吗，卖雨伞！我是这儿的掌柜呢，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叨唠完了一阵，他没法儿不补上个“他妈的！”他不会骂人撒村，只有这三个字是他的野话，而也只有这三个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这些委屈为难，他不便对铺子的人说，并且决定也不教家里的人知道。对老父亲，他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而且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太平了，为是教老人心宽一点。就是对瑞宣，他也不愿多说什么，他知道三个儿子走了两个，不能再向对家庭最负责的长子拉不断扯不断的发牢骚。父子见面，几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嗗着父亲，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便赶紧躲开。两个人都有多少多少被泪浸渍了许久的话，可是不便连话带泪一齐倾倒出来。一个是五十多的掌柜，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师，都不便随便的把泪落下来。而且，他们都知道，一畅谈起来，他们就必定说到国亡家必破的上头来，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所以，父子见面，都只那么笑一笑，笑得虚伪，难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愿回家了。铺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没有多少生意，还不致抽不出点回家看看的工夫来。他故意的不回家，一来是为避免与老亲，儿孙，相遇的痛苦，二来也表示出一点自己的倔强——铺子既关不了门，我就陪它到底；尽管没有生意，我可是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一家人中，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宣。有祁老人在上面压着，又有儿子们在下面比着，天佑在权威上年纪上都须让老父亲一步，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又比不上儿子们，所以他在家中既须作个孝子，又须作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因此，大家都只看见他的老实，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宣明白：父亲是上足以承继祖父的勤俭家风，下足以使儿子受高等教育的继往开来的人。他尊敬父亲，也时常的想给父亲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比老二与老三都更亲密；他对父亲的认识，比弟弟们要多着几年的时光。特别在近几个月中，他看出父亲的忧郁和把委屈放在肚子里的刚强，也就更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怎么去安慰呢？父子之间既不许说假话，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谈真话，还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话，在亡国的时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讲国家大事吧，只说家中的事情已经就够他不好开口的了。他明知道父亲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么话可以教老人不想念老儿子呢？他明知道父亲不满意老二，他又有什么话使老人改为喜欢老二呢？这些，都还是以不谈为妙。不过，连这些也不谈，父子还谈什么呢？他觉得父子之间似乎隔上了一段纱幕，彼此还都看得见，可是谁也摸不着谁了。侵略者的罪恶不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没有散开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大家马马虎虎的吃过午饭，瑞丰不知在哪里吃得酒足饭饱的来看祖父。不，他不像是来看祖父。进门，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壶好茶喝喝！酒喝多了点！有没有好叶子呀，没有就买去！”他是像来表现自己的得意与无聊。

小顺儿的妈话都到嘴边上了，又控制住自己。她想说：“连祖父都喝不着好茶叶，你要是懂人事，怎么不买来点儿呢？”可是，想了一想，她又告诉自己：“何必呢，大节下的！再说，他无情，难道我就非无义不可吗？”这么想开，她把水壶坐在火炉上。

瑞宣躲在屋里，假装睡午觉。可是，老二决定要讨厌到底。“大哥呢？大哥！”他一边叫，一边拉开屋门。“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见哥哥在床上躺着，可是决定不肯退出来。瑞宣只好坐了起来。

“大哥，你们学校里的日本教官怎样？”他坐在个小凳上，酒气喷人的打了两个长而有力的嗝儿。

瑞宣看了弟弟一眼，没说什么。

瑞丰说下去：“大哥，你要晓得，教官，不管是教什么，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长。人家挣的比校长还多，权力也自然比校长大。校长若是跟日本要人有来往呢，教官就客气点；不然的话，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来，我颇交了几个日本朋友。我是这么想，万一我的科长丢了，我还能——凭作过科长这点资格——来个校长作作，要作校长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气，我得有日本朋友。这叫作有备无患，大哥你说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夸赞他。

瑞宣还一声没出。

“噢，大哥，”老二的脑子被酒精催动的不住的乱转，“听说下学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拨出一大半的时间给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儿打个主意呀！其实，你教什么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说得来！我看哪，大哥，你别老一把死拿，老板着脸作事；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动着点，该应酬的应酬，该送礼的别怕花钱！日本人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坏，只要你肯送礼，他们也怪和气的呢！”

瑞宣依旧没出声。

老二，心中有那点酒劲儿，没觉出哥哥的冷淡。把话说完，他觉得很够个作弟弟的样子，把好话都不取报酬的说给了大哥。他立了起来，推开门，叫：“大嫂！茶怎样了？劳驾给端到爷爷屋来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学校中的教官——山木——来。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矮子，长方脸，花白头发，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山木教官是个动物学家，他的著作——华北的禽鸟——是相当有名的。他不像瑞丰所说的那种教官那样，除了教日语，他老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学生有时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门上，他一拉门便打在头上，他也不给学生们报告。这，引起瑞宣对他的注意，因为瑞宣听说别的学校里也有过同样的事情，而教官报告上去以后，宪兵便马上来捉捕学生，下在监牢里。瑞宣以为山木教官一定是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变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的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的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请诸位先生也去听一听。他的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的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身子一动也不动的，用中国话说：

“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我告诉你们，为是教你们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你们死了的！我很爱我的儿子，可是我不敢落泪，一个日本人是不应当为英雄的殉职落泪的！”他的声音始终是那么低而有力，每个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疯狂。他的眼始终是干的，没有一点泪意。他的唇是干的，缩紧的，像两片能开能闭的刀片儿。他的话，除了几个不大妥当的“的”字，差不多是极完美简劲的中国话——他的感情好像被一种什么最大的压力压紧，所以能把疯狂变为理智，而有系统的，有力量的，能用别国的言语说出来。说完，他定目看着下面，好像是极轻视那些人，极厌恶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们极深，极规矩的，鞠了躬。而后慢慢的走下台来。仰起脸，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轻轻的，相当快的，走出去。

瑞宣很想独自去找山木，跟他谈一谈。他要告诉山木：“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也想对山木说明白：“我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胡涂！你们的胡涂使你们疯狂，你们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作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教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他还要告诉山木：“你以为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其实，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还不能证明是否战胜！你们的三月亡华论已经落了空，现在，你们想用汉奸帮助你们慢慢的灭亡中国；你们的方法变动了一点，而始终没有觉悟你们的愚蠢与错误。汉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会害了我们，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你们须及早的觉悟，把疯狂就叫作疯狂，把错误就叫作错误，不要再把疯狂与错误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场转了好几个圈子，把想好了的话都又咽回去。他觉得假若一个学者还疯狂到那个程度，别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

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他看清楚，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把“主人”打倒，他才会省悟，才会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

想到这里，他慢慢的走出校门。一路上，他还没停止住思索。他想：说服山木或者还是小事，更要紧的倒是怎样防止学生们不上日本教官的，与伪报纸的宣传的当。怎样才不教学生们上当呢？在讲堂上，他没法公开的对学生谈什么，他怀疑学生和教师里边会没有日本的侦探。况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开河的忽然的说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来提醒学生们。同时，假若他还是按照平常一样，除了教课，什么闲话也不说，他岂不是只为那点薪水而来上课，在拿钱之外，什么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没有了吗？他不能那么办，那太没有人味儿了！

今天，听到瑞丰的一片话，他都没往心里放。可是，他却听进去了：暑假后要裁减英文钟点。虽然老二别的话都无聊讨厌，这点消息可不能看成耳旁风。假若他的钟点真的被减去一半或多一半，他怎么活着呢？他立起来。他觉得应当马上出去走一走，不能再老这么因循着。他须另找事作。为家计，他不能一星期只教几个钟点的英文。为学生，他既没法子给他们什么有益的指导，他就该离开他们——这不勇敢，可是至少能心安一点。去到处奔走事情是他最怕的事。但是，今天，他决定要出去跑跑。

他走在院中，小顺儿和妞子正拉着瑞丰从祁老人屋里出来。

“爸！”小顺儿极高兴的叫。“我们看会去！”

“什么会？”瑞宣问。

“北平所有的会，高跷，狮子，大鼓，开路，五虎棍，多啦！多啦！今儿个都出来！”瑞丰替小顺儿回答。“本来新民会想照着二十年前那样办，教城隍爷出巡，各样的会随着沿路的耍。可是，咱们的城隍爷的神像太破旧了，没法儿往外抬，所以只在北海过会。这值得一看，多年没见的玩艺儿，今天都要露一露。日本人有个好处，他们喜欢咱们的旧玩艺儿！”

“爸，你也去！”小顺儿央求爸爸。

“我没工夫！”瑞宣极冷酷的说——当然不是对小顺儿。

他往外走，瑞丰和孩子们也跟出来。一出大门，他看见大赤包，高第，招弟，和胖菊子，都在槐荫下立着，似乎是等着瑞丰呢。她们都打扮得非常的妖艳，倒好像她们也是一种到北海去表演的什么“会”似的。瑞宣低下头，匆匆的走过去。他忽然觉得心里闹得慌，胃中一酸，吐了一口清水。山木与别的日本人的疯狂，他刚才想过，是必须教中国人给打明白的。可是，大赤包与瑞丰却另有一种疯狂，他们把屈膝与受辱看成享受。日本人教北平人吃不上粽子，而只给他们一些热闹看，他们也就扮得花花绿绿的去看！假若日本人到处遇到大赤包与瑞丰，他们便会永久疯狂下去！他真想走回去，扯瑞丰两个大嘴巴子。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么白软的一对手，他无可如何的笑了笑。他不会打人。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的软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像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他觉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么白软，也不能去打瑞丰了；他和瑞丰原来差不多，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作。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朋友们求他作事，他永远尽力而为；他可是绝不拿帮助友人作本钱，而想从中生点利。作了几年的事，他觉得这种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这教他非常的难过。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

同时，他真舍不得那群学生。教书，有它的苦恼，但也有它的乐趣。及至教惯了书，即使不提什么教育神圣的话，一个人也不愿忽然离开那些可爱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过的花草！再说，虽然他自己不敢对学生们谈论国事，可是至少他还是个正直的，明白的人。有他和学生在一处，至少他可以用一两句话纠正学生的错误，教他们要忍辱而不忘了复仇。脱离学校便是放弃这一点点责任！他难过！

况且，他所要恳求的是外国朋友呢。平日，他最讨厌“洋狗”——那种歪戴帽，手插在裤袋里，口中安着金牙，从牙缝中蹦出外国字的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和领外国人逛颐和园的翻译。因此，他自己虽然教英文，而永远不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夹上英国字。他也永不穿西装。他不是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他晓得西洋文明与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钦佩。他可是极讨厌那只戴上一条领带便自居洋狗的浅薄与无聊。他以为“狗仗人势”是最卑贱的。据他看，“洋狗”比瑞丰还更讨厌，因为瑞丰的无聊是纯粹中国式的，而洋狗则是双料的——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连瑞丰还会欣赏好的竹叶青酒，而洋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叶青里，才咂一咂嘴说：有点像洋酒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洋狗是最可怕的人，他们平常就以为中国姓不如外国姓热闹悦耳，到投降的时候就必比外国人还厉害的来破坏自己的文化与文物。在邻居中，他最讨厌丁约翰。

可是，今天，他须往丁约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洋”事！

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作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他又不能教一家老小饿死，而什么也不去作。那么，去找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事作，实在没什么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觉得不是味儿。假若他有几亩田，或有一份手艺，他就不必为难的去奉养着老亲。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须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法是挣薪水。他几乎要恨自己为什么单单的生在北平了！

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狮少狮。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像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棚匠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的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有史以来就没作过一件好事。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作错过任何一件事。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

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的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作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教中国人停在一汪儿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三十年前的木版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条线，看看纸张，你们哪样比得上三十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

同年画儿一样，他存着许多三十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作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的这样说。

当他初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死者——虽然没结婚，我可是还辞了职。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的嘟囔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东方人都不成功！”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来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教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作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像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么？”他笑着对太监说。

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像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儿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两三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

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

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宣个人，可是瑞宣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像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瑞宣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

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糟糕！只顾了说话儿，忘了中国规矩！”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

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的停了战。他没法儿驳倒瑞宣，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别的事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瑞宣说明了来意。

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告诉瑞宣：“你上这里来吧，我找不到个好助手；你来，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满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总靠得住。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老为新中国人辩护，我说的这一点，连你也没法反对吧？”

“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瑞宣笑着说。

“哦？”老人急忙吞了一口茶。“你又来了！北平可已经丢了，你们还变？变什么？”

“丢了再夺回来！”

“算了！算了！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坚定！好啦，今天不再谈，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开辩论会。下星期一，你来办公，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宣写完，老人收在衣袋里。“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节呀！”

三十九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胡胡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胡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他在西单牌楼一家饽饽铺买了二十块五毒饼。

这是一家老铺子，门外还悬着“满汉饽饽”，“进贡细点”等等的金字红牌子。铺子里面，极干净，极雅致的，只有几口大朱红木箱，装着各色点心。墙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已经黄暗了的大幅壁画，画的是《三国》与《红楼梦》中的故事。瑞宣爱这种铺子，屋中充满了温柔的糖与蛋糕，还有微微的一点奶油的气味，使人闻着心里舒服安静。屋中的光线相当的暗，可是刚一走近柜台，就有头永远剃的顶光，脸永远洗得极亮的店伙，安静的，含笑的，迎了上来，用极温和的低声问：“您买什么？”

这里没有油饰得花花绿绿的玻璃柜，没有颜色刺目的罐头与纸盒，没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作生意的店伙，没有五光十色的“大减价”与“二周年纪念”的纸条子。这里有的是字号，规矩，雅洁，与货真价实。这是真正北平的铺店，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可是，这种铺子已慢慢的灭绝，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出售；否则自取灭亡。随着它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店伙。

瑞宣问了好几种点心，店伙都抱歉的回答“没有”。店伙的理由是，材料买不到，而且预备了也没有人买。应时的点心只有五毒饼，因为它卖不出去还可以揉碎了作“缸炉”——一种最易消化的，给产妇吃的点心。瑞宣明知五毒饼并不好吃，可只好买了二十块，他知道明年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都要随着北平的灭亡而消灭的！

出了店门，他跟自己说：“明年端阳也许必须吃日本点心了！连我不也作了洋事吗？礼貌，规矩，诚实，文雅，都须灭亡，假若我们不敢拼命去保卫它们的话！”

快到家了，他遇见了棚匠刘师傅。刘师傅的脸忽然的红起来。瑞宣倒觉得怪难为情的，说什么也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刘师傅本已低下头去，可又赶紧抬起来，决定把话说明白，他是心中藏不住话的人。“祁先生，我到北海去了，可是没有给他们耍玩艺，我本来连去也不肯去，可是会头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我要不去，就得惹点是非！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好应了个卯，可没耍玩艺儿！我……”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也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他也知道，这次他到了场而没有表演，大概下一次他就非下场不可了，他怎么办呢？他晓得“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道理，可是他豪横了一生，难道，就真把以前的光荣一笔抹去，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不低头吧旧本人也许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只有一点武艺，而日本人有机关枪！

瑞宣想象得到刘师傅心中的难过与忧虑，可是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说。他曾经问过刘师傅，凭他的武艺，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刘师傅那时候既没能走开，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他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可是，这又太不像安慰邻居——而且是位好邻居——的话。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他虽没被日本人捉去拷打，可是他已感到自己的心是上了刑。

这会儿，程长顺由门里跑出来，他楞头磕脑的，不管好歹的，开口就是一句：“刘师傅！听说你也耍狮子去啦？”

刘师傅没还出话来，憋得眼睛里冒了火。他不能计较一个小孩子，可是又没法不动怒，他瞪着长顺，像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

长顺害了怕，他晓得自己说错了话。他没再说什么，慢慢的退回门里去。

“真他妈的！”刘师傅无聊的骂了这么一句，而后补上：“再见！”扭头就走开。

瑞宣独自楞了一会儿，也慢慢的走进家门。他不知道怎样判断刘师傅与程长顺才好。论心地，他们都是有点血性的人。论处境，他们与他都差不多一样。他没法夸赞他们，也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他们与他好像是专为在北平等着受灵魂的凌迟而生下来的。北平是他们生身之地，也是他们的坟地——也许教日本人把他们活埋了！

不过，他的五毒饼可成了功。祁老人不想吃，可是脸上有了笑容。在他的七十多年的记忆里，每一件事和每一季节都有一组卡片，记载着一套东西与办法。在他的端阳节那组卡片中，五毒饼正和中秋的月饼与年节的年糕一样，是用红字写着的。他不一定想吃它们，但是愿意看到它们，好与脑中的卡片对证一下，而后觉得世界还没有变动，可以放了心。今年端阳，他没看见樱桃，桑葚，粽子，与神符。他没说什么，而心中的卡片却七上八下的出现，使他不安。现在，至少他看见一样东西，而且是用红字写着的一样东西，他觉得端阳节有了着落，连日本人也没能消灭了它。他赶紧拿了两块分给了小顺儿与妞子。

小顺儿和妞子都用双手捧着那块点心，小妞子乐得直吸气。小顺儿已经咬了一口，才问：“这是五毒饼呀！有毒啊？”

老人叹着气笑了笑：“上边的蝎子，蜈蚣，都是模子磕出来的，没有毒！”

瑞宣在一旁看着，起初是可怜孩子们——自从北平陷落，孩子们什么也吃不到。待了一会儿，他忽然悟出一点道理来：“怪不得有人作汉奸呢，好吃好喝到底是人生的基本享受呀！有好吃的，小孩子便笑得和小天使一般可爱了！”他看着小顺儿，点了点头。

“爸！”小顺儿从点心中挪动着舌头：“你干吗直点头呀？”

小妞子怕大人说她专顾了吃，也莫名其妙的问了声：“点头？”

瑞宣惨笑了一下，不愿回答什么。假若他要回答，他必定是说：“可是，我不能为孩子们的笑容而出卖了灵魂！”

他不像老二那么心中存不住事。他不想马上告诉家中，他已找到了新的位置。假若在太平年月，他一定很高兴得到那个位置，因为既可以多挣一点钱，又可以天天有说英语的机会，还可以看到外国书籍杂志，和听外国语的广播。现在，他还看见了这些便利，可是高兴不起来。他总觉得放弃了那群学生是件不勇敢不义气，和逃避责任的事。假若一告诉家中，他猜得到，大家必定非常的欢喜，而大家的欢喜就会更增多他的惭愧与苦痛。

但是，看到几块点心会招出老的小的那么多的笑容，他压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他必须告诉他们，使大家更高兴一点。

他把事情说了出来。果然，老人与韵梅的喜悦正如同他猜想到的那么多。三言五语之间，消息便传到了南屋。妈妈兴奋得立刻走过来，一答一和的跟老公公提起她怎样在老大初作事挣钱的那一天，她一夜没能闭眼，和怎样在老二要去作事的时候，她连夜给他赶作一双黑绒的布底鞋，可是鞋已作好，老二竟自去买了双皮鞋，使她难受了两三天。

儿媳妇的话给了老公公一些灵感，祁老人的话语也开了闸。他提起天佑壮年时候的事，使大家好像听着老年的故事，而忘了天佑是还活着的人。他所讲的连天佑太太还有不知道的，这使老人非常的得意，不管故事的本身有趣与否，它的年代已足使儿媳妇的陈谷子烂芝麻减色不少。

韵梅比别人都更欢喜。几个月来，为了一家大小的吃穿，她已受了不知多少苦处。现在可好了，丈夫有了洋事。她一眼看到还没有到手的洋钱，而洋钱是可以使她不必再揪心缸里的米与孩子脚上的鞋袜的。她不必再骂日本人。日本人即使还继续占据着北平，也与她无关了！听着老人与婆婆“讲古”，她本来也有些生儿养女的经验，也值得一说，可是她没敢开口，因为假若两位老亲讲的是古树，她的那点经验也不过是一点刚长出的绿苗儿。她想，丈夫既有了可靠的收入，一家人就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等再过二三十年，她便也可以安坐在炕上，对儿女们讲古了。

瑞宣听着看着，心中难过，而不敢躲开。看着，听着是他的责任！看别人发笑，他还得陪着笑一下，或点点头。他想起山木教官。假若山木死了爱子也不能落泪，他自己就必须在城已亡的时候还陪着老人们发笑。全民族的好战狂使山木像铁石那样无情，全民族的传统的孝悌之道使他自己过分的多情——甚至于可以不管国家的危亡！他没法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义斩断，可是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或者还有许多人，耽误了报国的大事！他难过，可是没有矫正自己的办法；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

好容易二位老人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瑞宣以为可以躲到自己屋里休息一会了。可是祁老人要上街去看看，为是给儿子天佑送个信，教儿子也喜欢喜欢。小顺儿与妞子也都要去，而韵梅一劲儿说老人招呼不了两个淘气精。瑞宣只好陪了去。他问小顺儿：

“你们不是刚刚上过北海吗？”意思是教孩子们不必跟去了。

“还说呢！”韵梅答了话：“刚才都哭了一大阵啦！二爷愿意带着他们，胖婶儿嫌麻烦，不准他们去，你看两个小人儿这个哭哇！”

瑞宣又没了话，带孩子们出去也是一种责任！

幸而，老少刚一出门，遇上了小崔。瑞宣实在不愿再走一趟，于是把老人和孩子交给了小崔：“崔爷，你拉爷爷去好不好？上铺子。越慢走越好！小顺儿，妞子，你们好好的坐着，不准乱闹！崔爷，要没有别的买卖，就再拉他们回来。”

小崔点了头。瑞宣把爷爷搀上车；小崔把孩子们抱了上去，而后说说笑笑的拉了走。

瑞宣松了一口气。

老太太在枣树下面，看树上刚刚结成的像嫩豌豆的小绿枣儿呢。瑞宣由门外回来，看到母亲在树下，他觉得很新奇。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他好像是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又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岁时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像不认识她了。他楞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从小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她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儿里，眼珠有点瘪而痴呆，可是依然露出仁慈与温柔——她的眼睛改了样儿，而神韵还没有变，她还是母亲。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她的手，叫一声妈，把她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她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一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像小顺儿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

“瑞宣！”妈妈轻轻的叫，“你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儿！”她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好像有一点央求他的意思。

他极亲热的答应了一声。他不能拒绝妈妈的央求。他知道老二老三都不在家，妈妈一定觉得十分寂寞。他很惭愧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一点，而多给母亲一点温暖与安慰。他随着妈妈进了南屋。

“老大！”妈妈坐在炕沿上，带着点不十分自然的笑容说：“你找到了事，可是我看你并不怎么高兴，是不是？”

“嗯——”老大为了难，不知怎样回答好。

“说实话，跟我还不说实话吗？”

“对啦，妈！我是不很高兴！”

“为什么？”老太太又笑了笑，仿佛是表示，无论儿子怎样回答，她是不会生气的。

老大晓得不必说假话了。“妈，我为了家就为不了国，为了国就为不了家！几个月来，我为了这个就老不高兴，现在还是不高兴，将来我想我也不会高兴。我觉得国家遇到这么大的事，而我没有去参加，真是个——是个——”他想不出恰当的字来，而半羞半无聊的笑了一下。

老太太楞了半天，而后点了点头：“我明白！我和祖父连累了你！”

“我自己还有老婆儿女！他们也得仗着我活着！”

“是不是有人常嘲笑你？说你胆小无能？”

“没有！我的良心时时刻刻的嘲笑我！”

“嗯！我，我恨我还不死，老教你吃累！”

“妈！”

“我看出来了，日本鬼子是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北平的。有他们在这儿，你永远不会高兴！我天天扒着玻璃嗗着你，你是我的大儿子，你不高兴，我心里也不会好受！”

瑞宣半天没说出话来。在屋中走了两步，他无聊的笑了一下：“妈，你放心吧！我慢慢的就高兴了！”

“你？”妈妈也笑了一下。“我明白你！”

瑞宣的心疼了一下，什么也说不来了。

妈妈也不再出声。

最后，瑞宣搭讪着说了声：“妈，你躺会儿吧！我去写封信！”他极困难的走了出来。

回到自己屋中，他不愿再想妈妈的话，因为想到什么时候也总是那句话，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会敷衍环境，而不会创造新的局面，他觉得他的生命是白白的糟塌了。

他的确想写信，给学校写信辞职。到了自己屋中，他急忙的就拿起笔来。他愿意换一换心思，好把母亲的话忘了。可是，拿着笔，他写不下去。他想应当到学校去，和学生们再见一面。他应当嘱告学生们：能走的，走，离开北平！不能走的，要好好的读书，储蓄知识；中国是亡不了的，你们必须储蓄知识，将来好为国家尽力。你们不要故意的招惹日本人，也不要甘心作他们的走狗；你们须忍耐，坚强的沉毅的忍耐，心中永别忘了复仇雪耻！

他把这一段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多少遍。他觉得只有这么交待一下，他才可以赎回一点放弃了学生的罪过。可是，他怎样去说呢？假若他敢在讲堂上公开的说，他马上必被捕。他晓得各学校里都有人被捕过。明哲保身在这危乱的时代并不见得就是智慧，可是一旦他被捉去，祖父和母亲就一定会愁死。他放下笔，在屋中来回的走。是的，现在日本人还没捉了他去，没给他上刑，可是他的口，手，甚至于心灵，已经全上了锁镣！走了半天，他又坐下，拿起笔来，写了封极简单的信给校长。写完，封好，贴上邮票，他小跑着把它投在街上的邮筒里。他怕稍迟疑一下，便因后悔没有向学生们当面告别，而不愿发出那封信去。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小崔把老少三口儿拉了回来。天气相当的热，又加上兴奋，小顺儿和妞子的小脸上全都红着，红得发着光。祁老人脸上虽然没发红，可是小眼睛里窝藏着不少的快活。他告诉韵梅：“街上看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了，大概日本人也不会再闹到哪里去吧？”希望在哪里，错误便也在哪里。老人只盼着太平，所以看了街上的光景就认为平安无事了。

小崔把瑞宣叫到大槐树底下，低声的说：“祁先生，你猜我遇见谁了？”

“谁？”

“钱先生！”

“钱——”瑞宣一把抓住小崔的胳臂，把他扯到了门内；关上门，他又重了一声：“钱先生？”

小崔点了点头。“我在布铺的对面小茶馆里等着老人家。刚泡上茶，我一眼看到了他！他的一条腿走路有点不方便，走得很慢。进了茶馆，屋里暗，外面亮，他定了定神，好像看不清哪里有茶桌的样子。”

“他穿着什么？”瑞宣把声音放得很低的问；他的心可是跳得很快。

“一身很脏的白布裤褂！光着脚，似乎是穿着，又像是拖着，一双又脏又破的布鞋！”

“噢！”瑞宣一想就想到，钱诗人已经不再穿大褂了；一个北平人敢放弃了大褂，才敢去干真事！“他胖了还是瘦了？”

“很瘦！那可也许是头发欺的。他的头发好像有好几个月没理过了！头发一长，脸不是就显着小了吗？”

“有了白的没有？”

小崔想了想：“有！有！他的眼可是很亮。平日他一说话，眼里不是老那么泪汪汪的，笑不唧儿的吗？现在，他还是那么笑不唧儿的，可是不泪汪汪的了。他的眼很亮，很干，他一看我，我就觉得不大得劲儿！”

“没问他在哪儿住？”

“问了，他笑了笑，不说！我问他好多事，在哪儿住呀？干什么呀？金三爷好呀？他都不答腔！他跟我坐在了一块，要了一碗白开水。喝了口水，他的嘴就开了闸。他的声音很低，其实那会儿茶馆里并没有几个人。”

“他告诉了你什么？”

“有好多话，因为他的声音低，又没有了门牙，我简直没有听明白。我可听明白了一件，他教我走！”

“上哪儿？”

“当兵去！”

“你怎么说？”

“我？”小崔的脸红了。“你看，祁先生，我刚刚找到了个事，怎能走呢？”

“什么事？”

“你们二爷教我给他拉包月去！既是熟人儿，又可以少受点累，我不愿意走！”

“你可是还恨日本人？”

“当然喽！我告诉了钱先生，我刚刚有了事，不能走，等把事情搁下了再说？”

“他怎么说？”

“他说？等你把命丢了，可就晚了！”

“他生了气？”

“没有！他教我再想一想！”像唯恐瑞宣再往下钉他似的，他赶紧的接着说：“他还给了我一张神符！”他从衣袋中掏出来一张黄纸红字的五雷神符。“我不知道给我这个干吗？五月节贴神符，不是到晌午就揭下来吗？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瑞宣把神符接过来，打开，看了看正面，而后又翻过来，看看背面，除了红色印的五雷诀与张天师的印，他看不到别的。“崔爷，把它给我吧？”

“拿着吧，祁先生！我走啦！车钱已经给了。”说完，他开开门，走出去，好像有点怕瑞宣再问他什么的样子。

掌灯后，他拿起那张神符细细的看，在背面，他看见了一些字。那些字也是红的，写在神符透过来的红色上；不留神看，那只是一些红的点子与道子，比透过来的红色重一些。就近了灯光，他细细的看，他发现了一首新诗：

“用滴着血的喉舌，

我向你们恳求：

离开那没有国旗的家门吧，

别再恋恋不舍！

国家在呼唤你们，

像慈母呼唤她的儿女！

去吧，脱去你们的长衫，

长衫会使你们跌倒——

跌入了坟墓！

在今天，你们的礼服应当是军装，

你们的国土不是已经变成战场？

离开这已经死去的北平，

你们才会凯旋；

留在这里是陪伴着棺木！

抵抗与流血是你们的，

最光荣的徽章，

为了生存，你们须把它挂在胸上！

要不然，你们一样的会死亡，

死亡在耻辱与饥寒上！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看完，瑞宣的手心上出了汗。真的，这不是一首好的诗，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个极锋利的针，刺着他的心！他就是不肯脱去长衫，而甘心陪伴着棺木的，无耻的，人！

那不是一首好诗，可是他没法把它放下。不大一会儿，他已把它念熟。念熟又怎样呢？他的脸上发了热。

“小顺儿，叫爸爸吃饭！”韵梅的声音。

“爸！吃饭！”小顺儿尖锐的叫。

瑞宣浑身颤了一下，把神符塞在衣袋里。

四十

瑞宣一夜没有睡好。天相当的热，一点风没有，像憋着暴雨似的。躺在床上，他闭不上眼。在黑暗中，他还看见钱老人的新诗，像一群小的金星在空中跳动。他决定第二天到小崔所说的茶馆去，去等候钱诗人，那放弃了大褂与旧诗的钱诗人。他一向钦佩钱先生，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

他知道钱先生必定会再被捕，再受刑。但是他也想象得到钱先生必会是很快乐——甘心被捕，甘心受刑，只要有一口气，就和敌人争斗！这是个使人心中快活的决定，钱先生找到了这个决定，眼前只有一条道儿，不必瞻前顾后的，徘徊歧路；钱先生有了“信心”，也就必定快活！

他自己呢？没有决定，没有信心，没有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远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也永远没有快乐！他的“心”受着苦刑！他切盼看到钱先生，畅谈一回。

自从钱先生离开小羊圈，瑞宣就以为他必定离开了北平。他没想到钱先生会还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作反抗的工作。是的，他想得到钱先生的腿不甚便利，不能远行。可是，假若老先生没有把血流在北平的决心，就是腿掉了一条也还会逃出去的。老人是故意要在北平活动，和流尽他的血。这样想清楚，他就更愿意看到老人。见到老人，他以为，他应当先给他磕三个头！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蓝东阳，瑞丰，与冠晓荷，没有钱先生的那样的学识与修养，而只知道中国饭好吃，所以他们只看见了饭，而忘了别的一切。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了以后，就可以看见下面的是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真金。钱诗人是金子，蓝东阳们是土。

想到这里，瑞宣的心中清楚了一点，也轻松了一点。他看到了真正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因为他看见一块金子。不，不，他决定不想复古。他只是从钱老人身上看到了不必再怀疑中国文化的证据。有了这个证据，中国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进一步去改善——一棵松树修直了才能成为栋梁，一株臭椿，修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像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反之，若把瑞丰改变一下，他至多也不过改穿上洋服，像条洋狗而已。有根基的可以改造，一片荒沙改来改去还是一片荒沙！

他愿把这一点道理说给钱先生听。他切盼明天可以见到钱先生。

可是，当他次日刚刚要出去的时候，他被堵在了院中。

丁约翰提着两瓶啤酒，必恭必敬的挡住了瑞宣的去路。约翰的虔敬与谦卑大概足以感动了上帝。“祁先生，”他鞠了个短，硬，而十分恭敬的躬，“我特意的请了半天的假，来给先生道喜！”

瑞宣从心里讨厌约翰，他以为约翰是百年来国耻史的活证据——被外国人打怕，而以媚外为荣！他楞在了那里，不晓得怎样应付约翰才好。他不愿把客人让进屋里去，他的屋子与茶水是招待李四爷，小崔，与孙七爷的；而不愿教一位活的国耻玷污了他的椅凳与茶杯。

丁约翰低着头，上眼皮挑起，偷偷的看瑞宣。他看出瑞宣的冷淡，而一点没觉得奇怪，他以为瑞宣既能和富善先生平起平坐，那就差不多等于和上帝呼兄唤弟；他是不敢和上帝的朋友闹气的。“祁先生，您要是忙，我就不进屋里去了！我给您拿来两瓶啤酒，小意思，小意思！”

“不！”瑞宣好容易才找到了声音。“不！我向来不收礼物！”

丁约翰吞着声说：“祁先生！以后诸事还都得求您照应呢！我理当孝敬您一点小——小意思！”

“我告诉你吧，”瑞宣的轻易不红的脸红起来，“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

丁约翰没明白瑞宣的意思，他没法儿明白。他只能想到瑞宣是个最古怪的人，有了洋事而要哭！“您看！您看！”他找不到话说了。

“谢谢你！你拿走吧！”瑞宣心中很难受，他对人没有这样不客气过。

约翰无可如何的打了转身。瑞宣也往外走。

“不送！那不敢当！不敢当！”约翰横拦着瑞宣。瑞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送你，我是要出门。”瑞宣只好停住了脚，立在院里。

立了有两分钟，瑞宣又往外走。迎头碰到了刘师傅。刘师傅的脸板得很紧，眉皱着一点。“祁先生，你要出去？我有两句要紧的话跟你讲！”他的口气表示出来，不论瑞宣有什么要紧的事，也得先听他说话。

瑞宣把他让进屋里来。

刚坐下，刘师傅就开了口，他的话好像是早已挤在嘴边上的。“祁先生，我有件为难的事！昨天我不是上北海去了吗？虽然我没给他们耍玩艺，我心里可是很不好过！你知道，我们外场人都最讲脸面；昨天我姓刘的可丢了人！程长顺——我知道他是小孩子，说话不懂得轻重——昨天那一问，我恨不能当时找个地缝钻了进去！昨天我连晚饭都没吃好，难过！晚饭后，我出去散散闷气，我碰见了钱先生！”

“在哪儿？”瑞宣的眼亮起来。

“就在那边的空场里！”刘师傅说得很快，仿佛很不满意瑞宣的打岔。“他好像刚从牛宅出来。”

“从牛宅？”

刘师傅没管瑞宣的发问，一直说了下去：“一看见我他就问我干什么呢。没等我回答，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走呢？又没等我开口，他说：北平已经是块绝地，城里边只有鬼，出了城才有人！我不十分明白他的话，可是大概的猜出一点意思来。我告诉了他我自己的难处，我家里有个老婆。他笑了笑，教我看看他，他说：我不单有老婆，还有儿子呢！现在，老婆和儿子哪儿去了呢？怕死的必死，不怕死的也许能活，他说。末了，他告诉我，你去看看祁先生，看他能帮助你不能。说完，他就往西廊下走了去。走出两步，他回过头来说：问祁家的人好！祁先生，我溜溜的想了一夜，想起这么主意：我决定走！可是家里必定得一月有六块钱！按现在的米面行市说，她有六块钱就足够给房钱和吃窝窝头的。以后东西也许都涨价钱，谁知道！祁先生，你要是能够每月接济她六块钱，我马上就走！还有，等到东西都贵了的时候，你可以教她过来帮祁太太的忙，只给她两顿饭吃就行了！这可都是我想出来的，你愿意不愿意，可千万别客气！”刘师傅喘了口气。“我愿意走，在这里，我早晚得憋闷死！出城进城，我老得给日本兵鞠躬，没事儿还要找我去耍狮子，我受不了！”

瑞宣想了一会儿，笑了笑：“刘师傅，我愿意那么办！我刚刚找到了个事情，一月六块钱也许还不至于太教我为难！不过，将来怎样，我可不能说准了！”

刘师傅立起来，吐了一大口气。“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只要现在我准知道你肯帮忙，我走着就放心了！祁先生，我不会说什么，你是我的恩人！”他作了个扯天扯地的大揖。

“就这么办啦！只要薪水下来，我就教小顺儿的妈把钱送过去！”

“我们再见了！祁先生！万一我死在外边，你可还得照应着她呀！”

“我尽我的力！我的问题要像你的这么简单，我就跟你一块儿走！”

刘师傅没顾得再说什么，匆匆的走出去，硬脸上发着点光。

瑞宣的心跳得很快。镇定了一下，他不由的笑了笑。自从七七抗战起，他觉得只作了这么一件对得起人的事。他愿意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给钱先生。他又往外走。刚走到街门，迎面来了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和丁约翰。他知道丁约翰必定把啤酒供献给了冠家，而且向冠家报告了他的事情。胖菊子打了个极大的哈欠，嘴张得像一个红的勺。蓝东阳的眼角上堆着两堆眼屎，嘴唇上裂开不少被烟卷烧焦的皮。他看出来，他们大概又“打”了个通夜。

大赤包首先开了口，她的脸上有不少皱纹，而临时抹了几把香粉，一开口，白粉直往下落。她把剩余的力气都拿了出来，声音雄壮的说：

“你可真行！祁大爷！你的嘴比蛤蜊还关得紧！找到那么好的事，一声儿都不出，你沉得住气！佩服你！说吧，是你请客，还是我们请你？”

晓荷在一旁连连的点头，似乎是欣赏太太的词令，又似乎向瑞宣表示钦佩。等太太把话说完，他恭敬而灵巧的向前赶了一步，拱起手来，笑了好几下，才说：

“道喜！道喜！哼，别看咱们的胡同小啊，背乡出好酒！内人作了日本官，你先生作了英国官，咱们的小胡同简直是国际联盟！”

瑞宣恨不能一拳一个都把他们打倒，好好的踢他们几脚。可是，他不会那么撒野。他的礼貌永远捆着他的手脚。他说不上什么来，只决定了不往家中让他们。

可是，胖菊子往前挪了两步。“大嫂呢？我去看看她，给她道喜！”说完，她挤了过来。

瑞宣没法不准自家人进来，虽然她的忽然想起大嫂使他真想狠狠的捶她几捶。

她挤进来，其余的人也就鱼贯而入。丁约翰也又跟进来，仿佛是老没把瑞宣看够似的。

蓝东阳始终没开口。他恨瑞丰，现在也恨瑞宣。谁有事情作，他恨谁。可是，恨尽管恨，他可是在发泄恨怨之前要忍气讨好。他跟着大家走进来，像给一个不大有交情的人送殡似的。

祁老太爷和天佑太太忽然的涨了价钱。大赤包与冠晓荷直像闹洞房似的，走进老人们的屋子，一口一个老爷子与老太太。小顺儿与妞子也成了小宝贝。蓝东阳在冠家夫妇身后，一劲儿打哈欠，招得大赤包直瞪他。丁约翰照常的十分规矩，而脸上有一种无可形容的喜悦，几乎使他显出天真与纯洁。胖菊子特意的跑到厨房去慰问韵梅，一声声的大嫂都稍微有点音乐化了——她的嗓音向来是怪难听的。

祁老人讨厌冠家人的程度是不减于瑞宣的。可是，今天冠氏夫妇来道喜，他却真的觉到欢喜。他最发愁的是家人四散，把他亲手建筑起来的四世同堂的堡垒拆毁，今天，瑞宣有了妥当的事作，虽然老二与小三儿搬了出去，可是到底四世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只要瑞宣老不离家，四世同堂便没有拆毁之虞。为了这个，他没法不表示出心中的高兴。

天佑太太明白大儿子的心理，所以倒不愿表示出使瑞宣不高兴的喜悦来。她只轻描淡写的和客人们敷衍了几句，便又躺在炕上。

韵梅很为难。她晓得丈夫讨厌冠家的人与胖婶子，她可是又不便板起脸来得罪人。得罪人，在这年月，是会招来祸患的。即使不提祸患，她也不愿欺骗大家，说这是不值得庆贺的。她是主妇，她晓得丈夫有固定的收入是如何重要。她真想和胖婶子掰开揉碎的谈一谈家长里短，说说猪肉怎样不好买，和青菜怎样天天涨价儿。尽管胖婶子不是好妯娌，可是能说一说油盐酱醋的问题，也许就有点作妯娌的样儿了。可是，她不敢说，怕丈夫说她肤浅，爱说闲话。她只好把她最好听的北平话收在喉中，而用她的大眼睛观察大家的神色，好教自己的笑容与眼神都不出毛病。

瑞宣的脸越来越白了。他不肯和这一伙人多敷衍，而又没有把他们赶出门去的决心与勇气。他差不多要恨自己的软弱无能了。

大赤包把院中的人都慰问完了，又出了主意：“祁大爷！你要是不便好事请客，我倒有个主意。这年月，我们都不该多铺张，真的！但是，有喜事不热闹一下，又太委屈。好不好咱们来它两桌牌？大家热闹一天？这不是我的新发明，不过现在更应该提倡就是啦。两桌牌抽的头儿，管保够大家吃饭喝酒的。你不必出钱，我们也免得送礼，可是还能有吃有喝的玩一天，不是怪好的办法吗？”

“是呀！”晓荷赶紧把太太的理论送到实际上来：“我们夫妇，东阳，瑞丰夫妇，已经是五位了，再凑上三位就行了。好啦，瑞宣，你想约谁？”

“老太爷不准打牌，这是我们的家教！”瑞宣极冷静的说。

大赤包的脸上，好像落下一张幕来，忽然发了暗。她的美意是向来不准别人拒绝的。

晓荷急忙的开了口：“这里不方便，在我们那儿！瑞宣，你要是在我们那里玩一天，实在是我们冠家的光荣！”

瑞宣还没回出话来，瑞丰小跑着跑进来。瑞丰的嘴张着，脑门上有点汗，小干脸上通红。跑进来，他没顾得招呼别人，一直奔了大哥去。“大哥！”这一声“大哥”叫得是那么动人，大家立刻都沉静下来，胖菊子几乎落了泪。

“大哥！”老二又叫了声，仿佛别的话都被感情给堵塞住了似的。喘了两口气，他才相当顺利的说出话来：“幸而我今天到铺子看看父亲，要不然我还闷在罐儿里呢？好家伙，英国大使馆！你真行，大哥！”显然的，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感情太丰富了，他的心里因热烈而混乱，把话都忘了。

瑞宣楞起来。楞了一会儿，他忽然的笑了。对这群人，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除了冷笑。他本想抓住老二，给老二两句极难听的话，自然，他希望，别人也就“知难而退”了。可是，他把话收住了——他知道甘心作奴隶的人是不会因为一两句不悦耳的话而释放了他的，何苦多白费唇舌呢。

韵梅看出丈夫的为难与难堪。她试着步儿说：“你不是还得到东城去吗？”

大赤包首先领略到这个暗示，似恼非恼的说：“得啦，咱们别耽误了祁先生的正事，走吧！”

“走？”瑞丰像受了一惊似的，“大哥，你真的就不去弄点酒来，大家喝两口儿？”

瑞宣又没出声。他觉得不出声不单效果大，而且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

“老二，”祁大嫂笑着扯谎：“他真有事！改天我给你烙馅儿饼吃！”

大赤包没等瑞丰再开口，就往外走。大家都怪不得劲的跟随着她。瑞宣像陪着犯人到行刑场去似的往外送。

小崔头一天给瑞丰拉包月。他可是没把车停在祁家门外，他怕遇到冠家的人。把车停在西边的那株大槐树下面，他脸朝北坐着。大家由祁家出来，他装作没看见。等他们都进了冠家，他箭头似的奔过瑞宣来。

“祁先生！这倒巧！”他很高兴的说：“我刚刚拉上包月，听说你也找到好事啦！道个喜吧！”他作了个揖。

瑞宣惨笑了一下。他想告诉小崔几句真话。小崔，在他看，是比冠家那一群强的多，顺眼的多了。“崔爷，别喜欢吧！你知道，咱们还是在日本人的手心儿里哪！”

小崔想了想，又说：“可是，祁先生，要不是因为闹小日本儿，咱们不是还许得不到好事哪吗？”

“崔爷！你可别怪我说直话！你的想法差不多跟他们一样了！”瑞宣指了指冠家。

“我，我，”小崔噎了一口气，“我跟他们一样？”

“你慢慢的想一想吧！”瑞宣又惨笑了一下，走进门去。

小崔又坐在车上，仰着头向绿槐叶发楞。

冠家的客厅中今天没有客人，连高亦陀与李空山都没有来。节前，三个招待室都挤满了人，晓荷立了一本收礼与送礼的帐本，到现在还没完全登记完毕。今天，已经过了节，客人们仿佛愿意教“所长”休息一天。

大赤包一进门便坐在她的宝座上，吐了一口长气。“瑞丰！他简直不像是你的同胞弟兄！怎那么别扭呢？我没看见过这样的人！”

“倒也别说，”晓荷一闭眼，从心中挖出一小块智慧来。“一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说真的，”瑞丰感叹着说：“我们老大太那个！我很担心哪。他的这个好事又混不了好久！他空有那么好的学问，英文说的和英国人一个味儿，可是社会上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好！凭他，闹着玩似的就能拿个教育局局长，他可是老板着脸，见着日本人他就不肯鞠躬！没办法！没办法！”

大家都叹了口气。蓝东阳已咧着嘴昏昏的睡去。

丁约翰轻嗽了一下。大家知道这不仅是轻嗽，于是把眼睛都转向他来。他微带歉意的笑了笑，而后说：“不过，祁先生的办法也有来历！英国人都是那么死板板！他是英国派儿，所以才能进了英国府！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晓荷转了好几下眼珠，又点了点头：“这话对！这话对！唱花脸的要暴，唱花旦的要媚，手法各有不同！”

“嗯！”大赤包把舌头咂了一下，咂摸出点味道：“要这么说，我们可就别怪他了！他有他的路子！”

“这，我倒没想到！”瑞丰坦白的说。“随他去吧！我反正管不了他！”

“他也管不了你！”胖菊子又打了个哈欠。

“说的好！好！”晓荷用手指尖“鼓掌”。“你们祁家弟兄是各有千秋！”

四十一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儿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儿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儿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绵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

红李，玉李，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儿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

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

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叶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哈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老头儿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向隅的。

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赶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来，尝一尝“鲜”吗？

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作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的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作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出。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儿，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儿，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的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宜园去住几天啊。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作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就是在祁家，虽然没有天棚与冰箱，没有冰碗儿与八宝荷叶粥，大家可也能感到夏天的可爱。祁老人每天早晨一推开屋门，便可以看见他的蓝的，白的，红的，与抓破脸的牵牛花，带着露水，向上仰着有蕊的喇叭口儿，好像要唱一首荣耀创造者的歌似的。他的倭瓜花上也许落着个红的蜻蜓。他没有上公园与北海的习惯，但是睡过午觉，他可以慢慢的走到护国寺。那里的天王殿上，在没有庙会的日子，有评讲《施公案》或《三侠五义》的；老人可以泡一壶茶，听几回书。那里的殿宇很高很深，老有溜溜的小风，可以教老人避暑。等到太阳偏西了，他慢慢的走回来，给小顺儿和妞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两三个香瓜。小顺儿和妞子总是在大槐树下，一面拣槐花，一面等候太爷爷和太爷爷手里的吃食。老人进了门，西墙下已有了荫凉，便搬个小凳坐在枣树下，吸着小顺儿的妈给作好的绿豆汤。晚饭就在西墙儿的荫凉里吃。菜也许只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儿腌王瓜，可是老人永远不挑剔。他是苦里出身，觉得豆腐与王瓜是正合他的身分的。饭后，老人休息一会儿，就拿起瓦罐和喷壶，去浇他的花草。作完这项工作，天还没有黑，他便坐在屋檐下和小顺子们看飞得很低的蝙蝠，或讲一两个并没有什么趣味，而且是讲过不知多少遍数的故事。这样，便结束了老人的一天。

天佑太太在夏天，气喘得总好一些，能够磨磨蹭蹭的作些不大费力的事。当吃饺子的时候，她端坐在炕头上，帮着包；她包的很细致严密，饺子的边缘上必定捏上花儿。她也帮着晒菠菜，茄子皮，晒干藏起去，备作年下作饺子馅儿用。吃倭瓜与西瓜的时候，她必把瓜子儿晒在窗台上，等到雨天买不到糖儿豆儿的，好给孩子们炒一些，占住他们的嘴。这些小的操作使她暂时忘了死亡的威胁。有时候亲友来到，看到她正在作事，就必定过分的称赞她几句，而她也就懒懒的回答：“唉，我又活啦！可是，谁知道冬天怎样呢！”

就是小顺儿的妈，虽然在炎热的三伏天，也还得给大家作饭，洗衣服，可也能抽出一点点工夫，享受一点只有夏天才能得到的闲情逸致。她可以在门口买两朵晚香玉，插在头上，给她自己放着香味；或找一点指甲草，用白矾捣烂，拉着妞子的小手，给她染红指甲。

瑞宣没有嗜好，不喜欢热闹，一个暑假他可充分的享受“清”福，他可以借一本书，消消停停的在北平图书馆消磨多半天，而后到北海打个穿堂，出北海后门，顺便到什刹海看一眼。他不肯坐下喝茶，而只在极渴的时候，享受一碗冰镇的酸梅汤。有时候，他高了兴，也许到西直门外的河边上，赁一领席，在柳荫下读读雪莱或莎士比亚。设若他是带着小顺子，小顺子就必捞回几条金丝荷叶与灯笼水草，回到家中好要求太爷爷给他买两条小金鱼儿。

小顺子与妞子的福气，在夏天，几乎比任何人的都大。第一，他们可以光着脚不穿袜，而身上只穿一件工人裤就够了。第二，实在没有别的好耍了，他们还有门外的两株大槐树。拣来槐花，他们可以要求祖母给编两个小花篮。把槐虫玩腻了，还可以在树根和墙角搜索槐虫变的“金刚”；金刚的头会转，一问它哪是东，或哪是西，它就不声不响的转一转头！第三，夏天的饭食也许因天热而简单一些，可是厨房里的王瓜是可以在不得已的时候偷取一根的呀。况且，瓜果梨桃是不断的有人给买来，小顺儿声明过不止一次：“一天吃三百个桃子，不吃饭，我也干！”就是下了大雨，不是门外还有吆喝：“牛筋来豌豆，豆儿来干又香”的吗？那是多么兴奋的事呀，小顺儿头上盖着破油布，光着脚，踩着水，到门口去买用花椒大料煮的豌豆。卖豌豆的小儿，戴着斗笠，裤角卷到腿根儿上，捧着笸箩。豌豆是用小酒盅儿量的，一个钱一小酒盅儿。买回来，坐在床上，和妞子分食；妞子的那份儿一定没有他的那么香美，因为妞子没去冒险到门外去买呀！等到雨晴了，看，成群的蜻蜓在院中飞，天上还有七色的虹啊！

可是，可是，今年这一夏天只有暑热，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祁老人失去他的花草，失去他的平静，失去到天王殿听书的兴致。小顺儿的妈劝他多少次喝会儿茶解解闷去，他的回答老是“这年月，还有心听闲书去？”

天佑太太虽然身体好了一点，可是无事可作。晒菠菜吗？连每天吃的菠菜还买不到呢，还买大批的晒起来？城门三天一关，两天一闭，青菜不能天天入城。赶到一防疫，在城门上，连茄子倭瓜都被洒上石灰水，一会儿就烂完。于是，关一次城，防一回疫，菜蔬涨一次价钱，弄得青菜比肉还贵！她觉得过这样的日子大可不必再往远处想了，过年的时候要吃干菜馅的饺子？到过年的时候再说吧！谁知道到了新年物价涨到哪里去，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她懒得起床了。

小顺儿连门外也不敢独自去耍了。那里还有那两株老槐，“金刚”也还在墙角等着他，可是他不敢再出去。一号搬来了两家日本人，一共有两个男人，两个青年妇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自从他们一搬来，首先感到压迫的是白巡长。冠晓荷俨然自居为太上巡长，他命令白巡长打扫胡同，通知邻居们不要教小孩子们在槐树下拉屎撒尿，告诉他槐树上须安一盏路灯，嘱咐他转告倒水的“三哥”，无论天怎么旱，井里怎么没水，也得供给够了一号用的——“告诉你，巡长，日本人是要天天洗澡的，用的水多！别家的水可以不倒，可不能缺了一号的！”

胡同中别的人，虽然没有受这样多的直接压迫，可是精神上也都感到很大的威胁。北平人，因为北平作过几百年的国都，是不会排外的。小羊圈的人决不会歧视一家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可是，对这两家日本人，他们感到心中不安；他们知道这两家人是先灭了北平而后搬来的。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邻居也就是他们的征服者！他们多少听说过日本人怎样灭了朝鲜，怎样夺去台湾，和怎样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人。现在，那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的人到了他们的面前！况且，小羊圈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胡同；这里都来了日本人，北平大概的确是要全属于日本人的了！他们直觉的感到，这两家子不仅是邻居，而也必是侦探！看一眼一号，他们仿佛是看见了一颗大的延时性的爆炸弹！

一号的两个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小商人。他们每天一清早必定带着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小的裤衩儿——在槐树下练早操。早操的号令是广播出来的，大概全城的日本人都要在这时候操练身体。

七点钟左右，那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像箭头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们的腿中拼命往电车上挤。他们不像是上车，而像两个木橛硬往车里钉。无论车上与车下有多少人，他们必须挤上去。他俩下学以后，便占据住了小羊圈的“葫芦胸”：他们赛跑，他们爬树，他们在地上滚，他们相打——打得有时候头破血出。他们想怎么玩耍便怎么玩耍，好像他们生下来就是这一块槐荫的主人。他们愿意爬哪一家的墙，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们便马上去作，一点也不迟疑。他们家中的妇人永远向他们微笑，仿佛他们两个是一对小的上帝。就是在他们俩打得头破血出的时候，她们也只极客气的出来给他们抚摸伤痛，而不敢斥责他们。他们俩是日本的男孩子，而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

那两个男人每天都在早晨八点钟左右出去，下午五点多钟回来。他们老是一同出入，一边走一边低声的说话。哪怕是遇见一条狗，他们也必定马上停止说话，而用眼角撩那么一下。他们都想挺着胸，目空一切的，走着德国式的齐整而响亮的步子；可是一遇到人，他们便本能的低下头去，有点自惭形秽似的。他们不招呼邻居，邻居也不招呼他们，他们仿佛感到孤寂，又仿佛享受着一种什么他们特有的乐趣。全胡同中，只有冠晓荷和他们来往。晓荷三天两头的要拿着几个香瓜，或一束鲜花，或二斤黄花鱼，去到一号“拜访”。他们可是没有给他送过礼。晓荷唯一的报酬是当由他们的门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必全家都送出他来，给他鞠极深的躬。他的躬鞠得比他们的更深。他的鞠躬差不多是一种享受。鞠躬已毕，他要极慢的往家中走，为是教邻居们看看他是刚由一号出来的，尽管是由一号出来，他还能沉得住气！即使不到一号去送礼，他也要约摸着在他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在槐树下徘徊，好等着给他们鞠躬。假若在槐树下遇上那两个没人喜爱的孩子，他也必定向他们表示敬意，和他们玩耍。两个孩子不客气的，有时候由老远跑来，用足了力量，向他的腹部撞去，撞得他不住的咧嘴；有时候他们故意用很脏的手抓弄他的雪白的衣裤，他也都不着急，而仍旧笑着拍拍他们的头。若有邻居们走过来，他必定搭讪着说：“两个娃娃太有趣了！太有趣！”

邻居们完全不能同意冠先生的“太有趣”。他们讨厌那两个孩子，至少也和讨厌冠先生的程度一个样。那两个孩子不仅用头猛撞冠先生，也同样的撞别人。他们最得意的是撞四大妈，和小孩子们。他们把四大妈撞倒已不止一次，而且把胡同中所有的孩子都作过他们的头力试验器。他们把小顺儿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儿，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会喊妈！

小顺儿的妈跑了出去。她的眼，一看到小顺儿变成了马，登时冒了火。在平日，她不是护犊子的妇人；当小顺儿与别家孩子开火的时候，她多半是把顺儿扯回家来，绝不把错过安在别人家孩子的头上。今天，她可不能再那样办。小顺儿是被日本孩子骑着呢。假若没有日本人的攻陷北平，她也许还不这么生气，而会大大方方的说：孩子总是孩子，日本孩子当然也会淘气的。现在，她却想到了另一条路儿上去，她以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侮人。她不甘心老老实实的把小孩儿扯回来。她跑了过去，伸手把“骑士”的脖领抓住，一抡，抡出去；骑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她把小顺儿抓起来。拉着小顺儿的手，她等着，看两个小仇敌敢再反攻不敢。两个日本孩子看了看她，一声没出的开始往家中走。她以为他们必是去告诉大人，出来讲理。她等着他们。他们并没出来。她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你个脓包！”小顺儿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哭！你就会哭！”她气哼哼的把他扯进家来。

祁老人不甚满意韵梅这样树敌，她更挂了火。对老人们，她永远不肯顶撞；今天，她好像有一股无可控制的怒气，使她忘了平日的规矩。是的，她的声音并不高，可是谁也能听得出她的顽强与盛怒：“我不管！他们要不是日本孩子，我还许笑一笑就拉倒了呢！他们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斗斗他们！”

老人见孙媳妇真动了气，没敢再说什么，而把小顺儿拉到自己屋中，告诉他：“在院里玩还不行吗？干吗出去惹事呢？他们厉害呀，你别吃眼前亏呀，我的乖乖！”

晚间，瑞宣刚一进门，祁老人便轻声的告诉他：“小顺儿的妈惹了祸喽！”瑞宣吓了一跳。他晓得韵梅不是随便惹祸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来，才不好办。“怎么啦？”他急切的问。

老人把槐树下的一场战争详细的说了一遍。

瑞宣笑了笑：“放心吧，爷爷，没事，没事！教小顺儿练练打架也好！”

祁老人不大明白孙子的心意，也不十分高兴孙子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在他看，他应当领着重孙子到一号去道歉。当八国联军攻入北平的时候，他正是个青年人，他看惯了连王公大臣，甚至于西太后与皇帝，都是不敢招惹外国人的。现在，日本人又攻入了北平，他以为今天的情形理当和四十年前一个样！可是，他没再说什么，他不便因自己的小心而和孙子拌几句嘴。

韵梅也报告了一遍，她的话与神气都比祖父的更有声有色。她的怒气还没完全消散，她的眼很亮，颧骨上红着两小块。瑞宣听罢，也笑一笑。他不愿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

可是，他不能不觉到一点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她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她。由她这个小小的表现，他看出来：无论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他觉得韵梅的举动，在本质上说，几乎可与钱先生，钱仲石，刘师傅的反抗归到一类去了。不错，他看见了冠晓荷与瑞丰，可是也看见了钱先生与瑞全。在黑暗中，才更切迫的需要光明。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点起自己心上的灯！

一个夏天，他的心老浸渍在愁苦中，大的小的事都使他难堪与不安。他几乎忘了怎样发笑。使馆中的暑假没有学校中的那么长，他失去了往年夏天到图书馆去读书的机会，虽然他也晓得，即使能有那个机会，他是否能安心的读书，还是个问题。当他早晨和下午出入家门的时候，十回倒有八回，他要碰到那两个日本男人。不错，自从南京陷落，北平就增加了许多日本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遇见他们；可是，在自己的胡同里遇见他们，仿佛就另有一种难堪。遇上他们，他不知怎样才好。他不屑于向他们点头或鞠躬，可是也不便怒目相视。他只好在要出门或要进胡同口的时候，先四下里观观风。假若他们在前面，他便放慢了脚步；他们在后面，他便快走几步。这虽是小事，可是他觉到别扭；还不是别扭，而是失去了出入的自由。他还知道，日子一多，他的故意躲避他们，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日本人，不管是干什么的，都也必是侦探！

在星期天，他就特别难过。小顺儿和妞子一个劲儿吵嚷：“爸！玩玩去！多少日子没上公园看猴子去啦！上万牲园也好哇，坐电车，出城，看大象！”他没法拒绝小儿女们的要求，可是也知道：公园，北海，天坛，万牲园，在星期日，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女的，那些永远含笑的小磁娃娃，都打扮得顶漂亮，抱着或背着小孩，提着酒瓶与食盒；日本男人，那些永远用眼角撩人的家伙，也打扮起来，或故意不打扮起来，空着手，带着他们永远作奴隶的女人，和跳跳钻钻的男孩子，成群打伙的去到各处公园，占据着风景或花木最好的地方，表现他们的侵略力量。他们都带着酒，酒使小人物觉得伟大。酒后，他们到处发疯，东倒西晃的把酒瓶掷在马路当中或花池里。

同时，那些无聊的男女，像大赤包与瑞丰，也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在公园里挤来挤去。他们穿得讲究，笑得无聊，会吃会喝，还会在日本男女占据住的地方去表演九十度的鞠躬。他们仿佛很高兴表示出他们的文化，亡国的文化，好教日本人放胆侵略。最触目伤心的是那些在亡城以前就是公子哥儿，在亡城以后，还无动于衷的青年，还携带着爱人，划着船，或搂着腰，口中唱着情歌。他们的钱教他们只知道购买快乐，而忘了还有个快亡了的国。

瑞宣不忍看见这些现象。他只好闷在家里，一语不发的熬过去星期日。他觉得很对不起小顺儿与妞子，但是没有好的办法。

好容易熬过星期日，星期一去办公又是一个难关。他无法躲避富善先生。富善先生在暑假里也不肯离开北平。他以为北平本身就是消暑的最好的地方。青岛，莫干山，北戴河？“噗！”他先喷一口气。“那些地方根本不像中国！假若我愿意看洋房子和洋事，我不会回英国吗？”他不走。他觉得中海北海的莲花，中央公园的芍药，和他自己的小园中的丁香，石榴，夹竹桃，和杂花，就够他享受的了。“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他说：“紫禁城和三海是花心，其余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萼，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它本身就是一朵花，况且它到处还有树与花草呢！”

他不肯去消暑，所以即使没有公事可办，他也要到使馆来看一看。他一来，就总给瑞宣的“心病”上再戳几个小伤口儿。

“噢喉！安庆也丢了！”富善先生劈面就这么告诉瑞宣。

富善先生，真的，并没有意思教瑞宣难堪。他是真关心中国，而不由的就把当日的新闻提供出来。他绝不是幸灾乐祸，愿意听和愿意说中国失败的消息。可是，在瑞宣呢，即使他十分了解富善先生，他也觉得富善先生的话里是有个很硬的刺儿。况且，“噢喉！马当要塞也完了！”“噢喉，九江巷战了！”“噢喉！六安又丢了！”接二连三的，隔不了几天就有一个坏消息，真使瑞宣没法抬起头来。他得低着头，承认那是事实，不敢再大大方方的正眼看富善先生。

他有许多话去解释中日的战争绝不是短期间能结束的，那么，只要打下去，中国就会有极大的希望。每一次听到富善先生的报告，他就想拿出他的在心中转过几百几千回的话，说给富善先生。可是，他又准知老先生好辩论，而且在辩论的时候，老先生是会把同情中国的心暂时收藏起去，而毒狠的批评中国的一切的。老先生是有为辩论而辩论的毛病的。老先生会把他的——瑞宣的——理论与看法叫作“近乎迷信的成见”！

因此，他严闭起口来，拦住他心中的话往外泛溢。这使他憋得慌，可是到底还比和富善先生针锋相对的舌战强一些。他知道，一个英国人，即使是一个喜爱东方的英国人，像富善先生，必定是重实际的。像火一样的革命理论，与革命行为，可以出自俄国，法国，与爱尔兰，而绝不会产生在英国。英国人永远不作梦想。这样，瑞宣心中的话，若是说出来，只能得到富善先生的冷笑与摇头，因为他的话是一个老大的国家想用反抗的精神，一下子返老还童，也就必定被富善先生视为梦想。他不愿多费唇舌，而落个说梦话。

这样把话藏起来，他就更觉得它们的珍贵。他以为《正气歌》与岳武穆的《满江红》大概就是这么作出来的——把压在心里的愤怒与不便对别人说的信仰压成了每一颗都有个花的许多块钻石。可是，他也知道，在它们成为钻石之前，他是要感到孤寂与苦闷的。

和平的谣言很多。北平的报纸一致的鼓吹和平，各国的外交界的人们也几乎都相信只要日本人攻到武汉，国民政府是不会再迁都的。连富善先生也以为和平就在不远。他不喜欢日本人，可是他以为他所喜爱的中国人能少流点血，也不错。他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瑞宣好几次，瑞宣都没有出声。在瑞宣看，这次若是和了，不久日本就会发动第二次的侵略；而日本的再侵略不但要杀更多的中国人，而且必定把英美人也赶出中国去。瑞宣心里说：“到那时候，连富善先生也得收拾行李了！”

虽然这么想，他心中可是极不安。万一要真和了呢？这时候讲和便是华北的死亡。就是不提国事，他自己怎么办呢？难道他就真的在日本人鼻子底下苟且偷生一辈子吗？因此，他喜欢听，哪怕是极小的呢，抵抗与苦战的事。就是小如韵梅与两个日本孩子打架的事，他也喜欢听。这不是疯狂，他以为，而是一种不愿作奴隶的人应有的正当态度。没有流血与抵抗是不会见出正义与真理的。因此，他也就想到，他应当告诉程长顺逃走，应当再劝小崔别以为拉上了包车便万事亨通。他也想告诉丁约翰不要拿“英国府”当作铁杆庄稼；假若英国不帮中国的忙，有朝一日连“英国府”也会被日本炸平的。

“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他的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而也是全中国的希望与要求。他不再感觉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的律动上跳动着的。他知道富善先生也必定听到这广播，可是还故意的告诉给他。富善先生，出乎瑞宣意料之外，并没和他辩论什么，而只严肃的和他握了握手。他不明白富善先生的心中正在想什么，而只好把他预备好了的一片话存在心中。他是要说：“日本人说三个月可以灭了中国，而我们已打了一年。我们还继续的抵抗，而继续抵抗便增多了我们胜利的希望。打仗是两方面的事，只要被打的敢还手，战局便必定会有变化。变化便带来希望，而希望产生信心！”

这段话虽然没说出来，可是他暗自揣想，或者富善先生也和那位窦神父一样，尽管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可是挖出根儿来看，他们到底是西洋人，而西洋人中，一百个倒有九十九个是崇拜——也许崇拜的程度有多有少——武力的。他甚至于想再去看看窦神父，看看窦神父是不是也因中国抗战了一年，而且要继续抵抗，便也严肃的和他握手呢？他没找窦神父去，也不知道究竟富善先生是什么心意。他只觉得心里有点痛快，甚至可以说是骄傲。他敢抬着头，正眼儿看富善先生了。由他自己的这点骄傲，他仿佛也看出富善先生的为中国人而骄傲。是的，中国的独力抵抗并不是奇迹，而是用真的血肉去和枪炮对拼的。中国人爱和平，而且敢为和平而流血，难道这不是件该骄傲的事么？他不再怕富善先生的“噢喉”了。

他请了半天的假，日本人也纪念“七七”。他不忍看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到天安门前向侵略者的阵亡将士鞠躬致敬。他必须躲在家里。他恨不能把委员长的广播马上印刷出来，分散给每一个北平人。可是，他既没有印刷的方便，又不敢冒那么大的险。他叹了口气，对自己说：“国是不会亡的了，可是瑞宣你自己尽了什么力气呢？”

四十二

星期天也是瑞宣的难关。他不肯出去游玩，因为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游玩的地方，都无可避免的遇上许多日本人。日本人的在虚伪的礼貌下藏着的战胜者的傲慢与得意，使他感到难堪。整个的北平好像已变成他们的胜利品。

他只好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还不得心静。瑞丰和胖菊子在星期天必然的来讨厌一番。他们夫妇老是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不大一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去，表示出在万忙之中，他们还没忘了来看哥哥。在匆忙之中，瑞丰——老叼着那枝假象牙的烟嘴儿——要屈指计算着，报告给大哥：

“今儿个又有四个饭局！都不能不去！不能不去！我告诉你，大哥，我爱吃口儿好的，喝两杯儿好的，可是应酬太多，敢情就吃不动了！近来，我常常闹肚子！酒量，我可长多了！不信，多咱有工夫，咱们哥儿俩喝一回，你考验考验我！拳也大有进步！上星期天晚饭，在会贤堂，我连赢了张局长七个，七个劈面！”用食指轻轻弹了弹假象牙的烟嘴儿，他继续着说：“朋友太多了！专凭能多认识这么多朋友，我这个科长就算没有白当。我看得很明白，一个人在社会上，就得到处拉关系，关系越多，吃饭的道儿才越宽，饭碗才不至于起恐慌。我——”他放低了点声：“近来，连特务人员，不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应酬，都常来常往。我身在教育局，而往各处，像金银藤和牵牛花似的，分散我的蔓儿！这样，我相信，我才能到处吃得开！你说是不是，大哥？”

瑞宣回不出话来，口中直冒酸水。

同时，胖菊子拉着大嫂的手，教大嫂摸她的既没领子又没袖子的褂子：“大嫂，你摸摸，这有多么薄，多么软！才两块七毛钱一尺！”教大嫂摸完了褂子，她又展览她的手提包，小绸子伞，丝袜子，和露着脚指头的白漆皮鞋，并且一一的报出价钱来。

两个人把该报告的说到一段落，便彼此招呼一声：“该走了吧？王宅不是还等着咱们打牌哪吗？”而后，就亲密的并肩的匆匆走出去。

他俩走后，瑞宣必定头疼半点钟。他的头疼有时候延长到一点钟，或更长一些，假若冠晓荷也随着瑞丰夫妇来访问他。晓荷的讨厌几乎到了教瑞宣都要表示钦佩的程度，于是也就教瑞宣没法不头疼。假若瑞丰夫妇只作“自我宣传”，晓荷就永不提他自己，也不帮助瑞丰夫妇乱吹，而是口口声声的赞扬英国府，与在英国府作事的人。他管自己的来看瑞宣叫作“英日同盟”！

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

为躲避他们，他偶尔的出去一整天。到处找钱先生。可是，始终没有遇见过钱先生一次。看到一个小茶馆，他便进去看一看，甚至于按照小崔的形容探问一声。“不错，看见过那么个人，可是不时常来。”几乎是唯一的回答。走得筋疲力尽，他只好垂头丧气的走回家来。假若他能见到钱先生，他想，他必能把一夏天所有的恶气都一下子吐净。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可是，钱先生像沉在大海里的一块石头。

比较使他高兴，而并不完全没有难堪的，是程长顺的来访。程长顺还是那么热烈的求知与爱国，每次来几乎都要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

瑞宣喜欢这样的青年。他觉得即使长顺并不真心想离开北平，就凭这样一问也够好听的了。可是，及至想到长顺的外婆，他又感到了为难，而把喜悦变成难堪。

有一天，长顺来到，恰好瑞宣正因为晓荷刚来访看过而患头疼。他没能完全控制住自己，而告诉了长顺：“是有志气的都该走！”

长顺的眼亮了起来：“我该走？”

瑞宣点了头。

“好！我走！”

瑞宣没法再收回自己的话。他觉到一点痛快，也感到不少的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他的头更疼了。长顺很快的就跑出去，好像大有立刻回家收拾收拾就出走的样子。瑞宣的心中更不好过了。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

连着两三天的工夫，他天天教韵梅到四号去看一眼，看长顺是否已经走了。

长顺并没有走。他心中很纳闷。三天过了，他在槐荫下遇见了长顺。长顺仿佛是怪羞愧的只向他点了点头就躲开了。他更纳闷了。是不是长顺被外婆给说服了呢？还是年轻胆子小，又后悔了呢？无论怎样，他都不愿责备长顺。可是他也不能因长顺的屈服或后悔而高兴。

第五天晚上，天有点要落雨的样子。云虽不厚，可是风很凉，所以大家都很早的进了屋子；否则吃过晚饭，大家必定坐在院中乘凉的。长顺，仍然满脸羞愧的，走进来。

瑞宣有心眼，不敢开门见山的问长顺什么，怕长顺难堪。长顺可是仿佛来说心腹话，没等瑞宣发问，就“招”了出来：

“祁先生！”他的脸红起来，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子，语声更呜囔得厉害了。“我走不了！”

瑞宣不敢笑，也不敢出声，而只同情的严肃的点了点头。

“外婆有一点钱，”长顺低声的，呜囔着鼻子说：“都是法币。她老人家不肯放帐吃利，也不肯放在邮政局去。她自己拿着。只有钱在她自己手里，她才放心！”

“老人们都是那样。”瑞宣说。

长顺看瑞宣明白老人们的心理，话来得更顺利了一些：“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有多少钱，她永远没告诉过我。”

“对！老人家们的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藏在哪里，和有多少。”

“这可就坏了事！”长顺用袖口抹了一下鼻子。“前几个月，日本人不是贴告示，教咱们把法币都换成新票子吗？我看见告示，就告诉了外婆。外婆好像没有听见。”

“老人们当然不信任鬼子票儿！”

“对！我也那么想，所以就没再催她换。我还想，大概外婆手里有钱也不会很多，换不换的也许没多大关系。后来，换钱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我才又催问了一声。外婆告诉我：昨天她在门外买了一个乡下人的五斤小米，那个人低声的说，他要法币。外婆的法币就更不肯出手啦。前两天，白巡长来巡逻，站在门口，和外婆瞎扯，外婆才知道换票子的日期已经过了，再花法币就圈禁一年。外婆哭了一夜。她一共有一千元啊，都是一元的单张，新的，交通银行的！她有一千！可是她一元也没有了！丢了钱，她敢骂日本鬼子了，她口口声声要去和小鬼子拼命！外婆这么一来，我可就走不了啦。那点钱是外婆的全份儿财产，也是她的棺材本儿。丢了那点钱，我们娘儿俩的三顿饭马上成问题！你看怎么办呢？我不能再说走，我要一走，外婆非上吊不可！我得设法养活外婆，她把我拉扯这么大，这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祁先生？”长顺的眼角有两颗很亮的泪珠，鼻子上出着汗，搓着手等瑞宣回答。

瑞宣立了起来，在屋中慢慢的走。在长顺的一片话里，他看见了自己。家和孝道把他，和长顺，拴在了小羊圈。国家在呼唤他们，可是他们只能装聋。他准知道，年轻人不走，并救不活老人，或者还得与老人们同归于尽。可是，他没有跺脚一走的狠心，也不能劝长顺狠心的出走，而教他的外婆上吊。他长叹了一声，而后对长顺说：

“把那一千元交给熟识的山东人或山西人，他们带走，带到没有沦陷的地方，一元还是一元。当然，他们不能一元当一元的换给你，可是吃点亏，总比都白扔了好。”

“对！对！”长顺已不再低着头，而把眼盯住瑞宣的脸，好像瑞宣的每一句话都是福音似的。“我认识天福斋的杨掌柜，他是山东人！行！他一定能帮这点忙！祁先生，我去干什么好呢？”

瑞宣想不起什么是长顺的合适的营业。“想一想再说吧，长顺！”

“对！你替我想一想，我自己也想着！”长顺把鼻子上的汗都擦去，立了起来。立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放低：“祁先生，你不耻笑我不敢走吧？”

瑞宣惨笑了一下。“咱们都是一路货！”

“什么？”长顺不明白瑞宣的意思。

“没关系！”瑞宣不愿去解释。“咱们明天见！劝外婆别着急！”

长顺走后，外边落起小雨来。听着雨声，瑞宣一夜没有睡熟。

长顺的事还没能在瑞宣心里消逝，陈野求忽然的来看他。

野求的身上穿得相当的整齐，可是脸色比瑞宣所记得的更绿了。到屋里坐下，他就定上了眼珠，薄嘴唇并得紧紧的。几次他要说话，几次都把嘴唇刚张开就又闭紧。瑞宣注意到，当野求伸手拿茶碗的时候，他的手是微颤着的。

“近来还好吧？”瑞宣想慢慢的往外引野求的话。

野求的眼开始转动，微笑了一下：“这年月，不死就算平安！”说完，他又不出声了。他仿佛是很愿用他的聪明，说几句漂亮的话，可是心中的惭愧与不安又不允许他随便的说。他只好楞起来。楞了半天，他好像费了很大的力量似的，把使他心中羞愧与不安的话提出来：

“瑞宣兄！你近来看见默吟没有？”按道理说，他比瑞宣长一辈，可是他向来谦逊，所以客气的叫“瑞宣兄”。

“有好几位朋友看见了他，我自己可没有遇见过；我到处去找他，找不到！”

舐了舐嘴唇，野求准备往外倾泻他的话：“是的！是的！我也是那样！有两位画画儿的朋友都对我说，他们看见了他。”

“在哪儿？”

“在图画展览会。他们展览作品，默吟去参观。瑞宣兄，你晓得我的姐丈自己也会画？”

瑞宣点了点头。

“可是，他并不是去看画！他们告诉我，默吟慢条斯理的在展览室绕了一圈，而后很客气的把他们叫出来。他问他们：你们画这些翎毛，花卉，和烟云山水，为了什么呢？你们画这些，是为消遣吗？当你们的真的山水都满涂了血的时候，连你们的禽鸟和花草都被炮火打碎了的时候，你们还有心消遣？你们是为画给日本人看吗？噢！日本人打碎了你们的青山，打红了你们的河水，你们还有脸来画春花秋月，好教日本人看着舒服，教他们觉得即使把你们的城市田园都轰平，你们也还会用各种颜色粉饰太平！收起你们那些污辱艺术，轻蔑自己的东西吧！要画，你们应当画战场上的血，和反抗侵略的英雄！说完，他深深的给他们鞠了一躬，嘱咐他们想一想他的话，而后头也没回的走去。我的朋友不认识他，可是他们跟我一形容，我知道那必是默吟！”

“你的两位朋友对他有什么批评呢？陈先生！”瑞宣很郑重的问。

“他们说他是半疯子！”

“半疯子？难道他的话就没有一点道理？”

“他们！”野求赶紧笑了一下，好像代朋友们道歉似的。“他们当然没说他的话是疯话，不过，他们只会画一笔画，开个画展好卖几个钱，换点米面吃，这不能算太大的过错。同时，他们以为他要是老这么到处乱说，迟早必教日本人捉去杀了！所以，所以……”

“你想找到他，劝告他一下？”

“我劝告他？”野求的眼珠又不动了，像死鱼似的。他咬上了嘴唇，又楞起来。好大一会儿之后，他叹了口极长的气，绿脸上隐隐的有些细汗珠。“瑞宣兄！你还不知道，他和我绝了交吧？”

“绝交？”

野求慢慢的点了好几下头。“我的心就是一间行刑的密室，那里有一切的刑具，与施刑的方法。”他说出了他与默吟先生绝交的经过。“那可都是我的过错！我没脸再见他，因为我没能遵照他的话而脱去用日本钱买的衣服，不给儿女们用日本钱买米面吃。同时，我又知道给日本人作一天的事，作一件事，我的姓名就永远和汉奸们列在一处！我没脸去见他，可是又昼夜的想见他，他是我的至亲，又是良师益友！见了他，哪怕他抽我几个嘴巴呢，我也乐意接受！他的掌会打下去一点我的心病，内疚！我找不到他！我关心他的安全与健康，我愿意跪着请求他接受我的一点钱，一件衣服！可是，我也知道，他决不会接受我这两只脏手所献给的东西，任何东西！那么，见了面又怎样呢？还不是更增加我的苦痛？”他极快的喝了一口茶，紧跟着说：“只有痛苦！只有痛苦！痛苦好像就是我的心！孩子们不挨饿了，也穿上了衣裳。他们跳，他们唱，他们的小脸上长了肉。但是，他们的跳与唱是毒针，刺着我的心！我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除了设法使我自己麻木，麻木，不断的麻木，我才能因避免痛苦而更痛苦，等到心中全是痛苦而忘记了痛苦！”

“陈先生！你吸上了烟？”瑞宣的鼻子上也出了汗。

野求把脸用双手遮住，半天没动弹。

“野求先生！”瑞宣极诚恳的说：“不能这么毁坏自己呀！”

野求慢慢的把手放下去，仍旧低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姐丈告诉过我：去卖花生瓜子，也比给日本人作事强。可是，咱们这穿惯了大褂的人，是宁可把国耻教大褂遮住，也不肯脱了大褂作小买卖去的！因此，我须麻醉自己。吸烟得多花钱，我就去兼事；事情越多，我的精神就越不够，也就更多吸几口烟。我现在是一天忙到晚，好像专为给自己找大烟钱。只有吸完一顿烟，我才能迷迷糊糊的忘了痛苦。忘了自己，忘了国耻，忘了一切！瑞宣兄，我完了！完了！”他慢慢的立起来。“走啦！万一见到默吟，告诉他我痛苦，我吸烟，我完了！”他往外走。

瑞宣傻子似的跟着他往外走。他有许多话要说，而一句也说不出来。

二人极慢的，无语的，往外走。快走到街门，野求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瑞宣兄！差点忘了，我还欠你五块钱呢！”他的右手向大褂里伸。

“野求先生！咱们还过不着那五块钱吗？”瑞宣惨笑了一下。

野求把手退回来：“咱们——好，我就依实啦！谢谢吧！”

到了门口，野求向一号打了一眼：“现在有人住没有？”

“有！日本人！”

“噢！”野求咽了一大口气，而后向瑞宣一点头，端着肩走去。

瑞宣呆呆的看着他的后影，直到野求拐了弯。回到屋中，他老觉得野求还没走，即使闭上眼，他也还看见野求的瘦脸；野求的形象好像贴在了他的心上！慢慢的，每一看到那张绿脸，他也就看到自己。除了自己还没抽上大烟，他觉得自己并不比野求好到哪里去——凡是留在北平的，都是自取灭亡！

他坐下，无聊的拿起笔来，在纸上乱写。写完，他才看清“我们都是自取灭亡！”盯着这几个字，他想把纸条放在信封里，给野求寄了去。可是，刚想到这里，他也想起默吟先生；随手儿他把纸条儿揉成一个小团，扔在地上。默吟先生就不是自取灭亡的人。是的，钱诗人早晚是会再被捕，被杀掉。可是，在这死的时代，只有钱先生那样的死才有作用。有良心而无胆气的，像他和野求，不过只会自杀而已！

四十三

广州陷落。我军自武汉后撤。

北平的日本人又疯了。胜利！胜利！胜利以后便是和平，而和平便是中国投降，割让华北！北平的报纸上登出和平的条件：日本并不要广州与武汉，而只要华北。

汉奸们也都高了兴，华北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也就永远是他们的了！

可是，武汉的撤退，只是撤退；中国没有投降！

狂醉的日本人清醒过来以后，并没找到和平。他们都感到头疼。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也愿极快的结束战争，好及早的享受两天由胜利得来的幸福。可是，他们只发动了战争，而中国却发动了不许他们享受胜利！他们失去了主动。他们只好加紧的利用汉奸，控制华北，用华北的资源，粮草，继续作战。

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在破箱子底上，他找出来一张不知谁藏的，和什么时候藏的，大清一统地图来。把这张老古董贴在墙上，他看到了重庆。在地图上，正如在他心里，重庆离他好像并不很远。在从前，重庆不过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名词，跟他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他觉得只要重庆说“打”，北平就会颤动；只要重庆不断的发出抗战的呼声，华北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就终必像水牌上浮记着的帐目似的，有朝一日必被抹去，抹得一干二净。看着地图，他的牙咬得很紧。他必须在北平立稳，他的一思一念都须是重庆的回响！他须在北平替重庆抬着头走路，替全中国人表示出：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民族！

在瑞宣这样沉思的时候，冠家为庆祝武汉的撤退，夜以继日的欢呼笑闹。第一件使他们高兴的是蓝东阳又升了官。

华北，在日本人看，是一把拿定了。所以，他们应一方面加紧的肃清反动分子，一方面把新民会的组织扩大，以便安抚民众。日本人是左手持剑，右手拿着昭和糖，威胁与利诱，双管齐下的。

新民会改组。它将是宣传部，社会部，党部，与青年团合起来的一个总机关。它将设立几处，每处有一个处长。它要作宣传工作，要把工商界的各行都组织起来，要设立少年团与幼年团，要以作顺民为宗旨发动仿佛像一个政党似的工作。

在这改组的时节，原来在会的职员都被日本人传去，当面试验，以便选拔出几个处长和其他的重要职员。蓝东阳的相貌首先引起试官的注意，他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倒像鬼。日本人觉得他的相貌是一种资格与保证——这样的人，是地道的汉奸胎子，永远忠于他的主人，而且最会欺压良善。

东阳的脸已足引起注意，恰好他的举止与态度又是那么卑贱得出众，他得了宣传处处长。当试官传见他的时候，他的脸绿得和泡乏了的茶叶似的，他的往上吊着的眼珠吊上去，一直没有回来，他的手与嘴唇都颤动着，他的喉中堵住一点痰。他还没看见试官，便已鞠了三次最深的躬，因为角度太大，他几乎失去身体的平衡，而栽了下去。当他走近了试官身前的时候，他感激得落了泪。试官受了感动，东阳得到了处长。

头一处给他预备酒席庆贺升官的当然是冠家。他接到了请帖，可是故意的迟到了一个半钟头。及来到冠家，他的架子是那么大，连晓荷的善于词令都没能使他露一露黄牙。进门来，他便半坐半卧的倒在沙发上，一语不发。他的绿脸上好像搽上了一层油，绿得发光。人家张罗他的茶水，点心，他就那么懒而骄傲的坐着，把头窝在沙发的角儿上，连理也不理。人家让他就位吃酒，他懒得往起立。让了三四次，他才不得已的，像一条毛虫似的，把自己拧咕到首座。屁股刚碰到椅子，他把双肘都放在桌子上，好像要先打个盹儿的样子。他的心里差不多完全是空的，而只有“处长，处长”随着心的跳动，轻轻的响。他不肯喝酒，不肯吃菜，表示出处长是见过世面的，不贪口腹。赶到酒菜的香味把他的馋涎招出来，他才猛孤丁的夹一大箸子菜，放在口里，旁若无人的大嚼大咽。

大赤包与冠晓荷交换了眼神，他们俩决定不住口的叫处长，像叫一个失了魂的孩子似的。他们认为作了处长，理当摆出架子；假若东阳不肯摆架子，他们还倒要失望呢。他们把处长从最低音叫到最高音，有时候二人同时叫，而一高一低，像二部合唱似的。

任凭他们夫妇怎样的叫，东阳始终不哼一声。他是处长，他必须沉得住气；大人物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

甜菜上来，东阳忽然的立起来，往外走，只说了声：“还有事！”

他走后，晓荷赞不绝口的夸奖他的相貌：“我由一认识他，就看出来蓝处长的相貌不凡。你们注意没有？他的脸虽然有点发绿，可是你们细看，就能看出下面却有一层极润的紫色儿，那叫朱砂脸，必定掌权！”

大赤包更实际一些：“管他是什么脸呢，处长才是十成十的真货，我看哪，哼！”她看了高第一眼。等到只剩了她与晓荷在屋里的时候，她告诉他：“我想还是把高第给东阳吧。处长总比科长大多了！”

“是的！是的！所长所见甚是！你跟高第说去！这孩子，总是别别扭扭的，不听话！”

“我有主意！你甭管！”

其实，大赤包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她心里也知道高第确是有点不听话。

高第的不听话已不止一天。她始终不肯听从着妈妈去“拴”住李空山。李空山每次来到，除了和大赤包算帐，（大赤包由包庇暗娼来的钱，是要和李空山三七分帐的，）便一直到高第屋里去，不管高第穿着长衣没穿，还是正在床上睡觉。他俨然以高第的丈夫自居。进到屋中，他便一歪身倒在床上。高兴呢，他便闲扯几句；不高兴，他便一语不发，而直着两眼盯着她。他逛惯了窑子，娶惯了妓女；他以为一切妇女都和窑姐儿差不多。

高第不能忍受这个。她向妈妈抗议。大赤包理直气壮的教训女儿：“你简直的是胡涂！你想想看，是不是由他的帮忙，我才得到了所长？自然喽，我有作所长的本事与资格；可是，咱们也不能忘恩负义，硬说不欠他一点儿情！由你自己说，你既长得并不像天仙似的，他又作着科长，我看不出这件婚事有什么不配合的地方。你要睁开眼看看事情，别闭着眼作梦！再说，他和我三七分帐，我受了累，他白拿钱，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要是明理，就该牢笼住他；你要是嫁给他，难道他还好意思跟老丈母娘三七分帐吗？你要知道，我一个人挣钱，可是给你们大家花；我的钱并没都穿在我自己的肋条骨上！”

抗议没有用，高第自然的更和桐芳亲近了。可是，这适足以引起妈妈对桐芳增多恶感，而想马上把桐芳赶到妓院里去。为帮忙桐芳，高第不敢多和桐芳在一块。她只好在李空山躺到她的床上的时候，气哼哼的拿起小伞与小皮包走出去，一走就是一天。她会到北海的山石上，或公园的古柏下，呆呆的坐着；到太寂寞了的时节，她会到晓荷常常去的通善社或崇善社去和那些有钱的，有闲的，想用最小的投资而获得永生的善男善女们鬼混半天。

高第这样躲开，大赤包只好派招弟去敷衍李空山。她不肯轻易放手招弟，可是事实逼迫着她非这样作不可。她绝对不敢得罪李空山。惹恼了李空山，便是砸了她的饭锅。

招弟，自从妈妈作了所长，天天和妓女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已经失去了她的天真与少女之美。她的本质本来不坏。在从前，她的最浪漫的梦也不过和小女学生们的一样——小说与电影是她的梦的资料。她喜欢打扮，愿意有男朋友，可是这都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哀而不伤的，青春的游戏。她还没想到过男女的问题和男女间彼此的关系与需要。她只觉得按照小说与电影里的办法去调动自己颇好玩——只是好玩，没有别的。现在，她天天看见妓女。她忽然的长成了人。她从妓女们身上看到了肉体，那无须去想象，而一眼便看清楚的肉体。她不再作浪漫的梦，而要去试一试那大胆的一下子跳进泥塘的行动——像肥猪那样似的享受泥塘的污浊。

真的，她的服装与头发脸面的修饰都还是摩登的，没有受娼妓们的影响。可是，在面部的表情上，与言语上，她却有了很大的变动。她会老气横秋的，学着妓女们的口调，说出足以一下子就跳入泥淖的脏字，而嬉皮笑脸的满意自己的大胆，咂摸着脏字里所藏蕴着的意味。她所受的那一点学校教育不够教她分辨是非善恶的，她只有一点直觉，而不会思想。这一点少女的直觉，一般的说，是以娇羞与小心为保险箱的。及至保险箱打开了，不再锁上，她便只顾了去探索一种什么更直接的，更痛快的，更原始的，愉快，而把害羞与小心一齐扔出去，像摔出一个臭鸡蛋那么痛快。她不再运用那点直觉，而故意的睁着眼往泥里走。她的青春好像忽然被一阵狂风刮走，风过去，剩下一个可以与妓女为伍的小妇人。

她接受了妈妈的命令，去敷衍李空山。

李空山看女人是一眼便看到她们的最私秘的地方去的。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日本人。见招弟来招待他，他马上拉住她的手，紧跟着就吻了她，摸她的身上。这一套，他本来久想施之于高第的，可是高第“不听话”。现在，他对比高第更美更年轻的招弟用上了这一套，他马上兴奋起来，急忙到绸缎庄给她买了三身衣料。

大赤包看到衣料，心里颤了一下。招弟是她的宝贝，不能随便就被李空山挖了去。可是，绸缎到底是绸缎，绸缎会替李空山说好话。她不能教招弟谢绝。同时，她相信招弟是聪明绝顶的，一定不会轻易的吃了亏。所以，她不便表示什么。

招弟并不喜欢空山。她也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婚姻问题。她只是要冒险，尝一尝那种最有刺激性的滋味，别人没敢，李空山敢，对她动手，那么也就无所不可。她看见不止一次，晓荷偷偷的吻那些妓女。现在，她自己大胆一点，大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与恶果。

武汉陷落，日本人要加紧的肃清北平的反动分子，实行清查户口，大批的捉人。李空山忙起来。他不大有工夫再来到高第的床上躺一躺。他并不忠心于日本主子，而是为他自己弄钱。他随便的捕人，捕得极多，而后再依次的商议价钱，肯拿钱的便可以被释放；没钱的，不管有罪无罪，便丧掉生命。在杀戮无辜的人的时候，他的胆子几乎与动手摸女人是一边儿大的。

大赤包见李空山好几天没来，很不放心。是不是女儿们得罪了他呢？她派招弟去找他：“告诉你，招弟，乖乖！去看看他！你就说：武汉完了事，大家都在这里吃酒；没有他，大家都怪不高兴的！请他千万抓工夫来一趟，大家热闹一天！穿上他送给你的衣裳！听见没有？”

把招弟打发走，她把高第叫过来。她皱上点眉头，像是很疲乏了的，低声的说：“高第，妈妈跟你说两句话。我看出来，你不大喜欢李空山，我也不再勉强你！”她看着女儿，看了好大一会儿，仿佛是观察女儿领会了妈妈的大仁大义没有。“现在蓝东阳作了处长，我想总该合了你的意吧？他不大好干净，可是那都因为他没有结婚，他若是有个太太招呼着他，他必定不能再那么邋遢了。说真的，他要是好好的打扮打扮，还不能不算怪漂亮的呢！况且，他又年轻，又有本事；现在已经是处长，焉知道不作到督办什么的呢！好孩子，你听妈妈的话！妈妈还能安心害了你吗？你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别老教妈妈悬着心哪！妈妈一个人打里打外，还不够我操心的？好孩子，你跟他交交朋友！你的婚事要是成了功，不是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受用吗？”说完这一套，她轻轻的用拳头捶着胸口。

高第没有表示什么。她讨厌东阳不亚于讨厌李空山。就是必不得已而接受东阳，她也得先和桐芳商议商议；遇到大事，她自己老拿不定主意。

乘着大赤包没在家，高第和桐芳在西直门外的河边上，一边慢慢的走，一边谈心。河仅仅离城门有一里来地，可是河岸上极清静，连个走路的人也没有。岸上的老柳树已把叶子落净，在秋阳中微摆着长长的柳枝。河南边的莲塘只剩了些干枯到能发出轻响的荷叶，塘中心静静的立着一只白鹭。鱼塘里水还不少，河身可是已经很浅，只有一股清水慢慢的在河心流动，冲动着一穗穗的长而深绿的水藻。河坡还是湿润的，这里那里偶尔有个半露在泥外的田螺，也没有小孩们来挖它们。秋给北平的城郊带来萧瑟，使它变成触目都是秋色，一点也不像一个大都市的外围了。

走了一会儿。她们俩选了一棵最大的老柳，坐在它的露在地面上的根儿上。回头，她们可以看到高亮桥，桥上老不断的有车马来往，因此，她们不敢多回头；她们愿意暂时忘了她们是被圈在大笼子——北平——的人，而在这里自由的吸点带着地土与溪流的香味的空气。

“我又不想走了！”桐芳皱着眉，吸着一根香烟；说完这一句，她看着慢慢消散的烟。

“你不想走啦？”高第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问。“那好极啦！你要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

桐芳眯着眼看由鼻孔出来的烟，脸上微微有点笑意，仿佛是享受着高第的对她的信任。

“可是，”高第的短鼻子上纵起一些小褶子，“妈妈真赶出你去呢？教你到……”

桐芳把半截烟摔在地上，用鞋跟儿碾碎，撇了撇小嘴：“我等着她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不怕她！你看，我早就想逃走，可是你不肯陪着我。我一想，斗大的字我才认识不到一石，我干什么去呢？不错，我会唱点玩艺儿；可是，逃出去再唱玩艺儿，我算怎么一回事呢？你要是同我一道走，那就不同了；你起码能写点算点，大小能找个事作；你作事，我愿意刷家伙洗碗的作你的老妈子；我敢保，咱们俩必定过得很不错！可是，你不肯走；我一个人出去没办法！”

“我舍不得北平，也舍不得家！”高第很老实的说了实话。

桐芳笑了笑。“北平教日本人占着，家里教你嫁给刽子手，你还都舍不得！你忘了，忘了摔死一车日本兵的仲石，忘了说你是个好姑娘的钱先生！”

高第把双手搂在磕膝上，楞起来。楞了半天，她低声的说：“你不是也不想走啦？”

桐芳一扬头，把一缕头发摔到后边去：“不用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什么办法？”

“不能告诉你！”

“那，我也有我的办法！反正我不能嫁给李空山，也不能嫁给蓝东阳！我愿意要谁，才嫁给谁！”高第把脸扬起来，表示出她的坚决。是的，她确是说了实话。假使她不明白任何其他的事，她可是知道婚姻自由。自由结婚成了她的一种信仰。她并说不出为什么婚姻应当自由，她只是看见了别人那么作，所以她也须那么作。她在生命上，没有任何足以自傲的地方，而时代强迫着她作个摩登小姐。怎样才算摩登？自由结婚！只要她结了婚，她好像就把生命在世界上拴牢，这，她与老年间的妇女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她必须要和老妇女们有个差别。怎样显出差别？她要结婚，可是上面必须加上“自由”！结婚后怎样？她没有过问。凭她的学识与本事，结婚后她也许挨饿，也许生了娃娃而弄得稀屎糊在娃娃的脑门上。这些，她都没有想过。她只需要一段浪漫的生活，由恋爱而结婚。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她便成了摩登小姐，而后堕入地狱里去也没关系！她是新时代的人，她须有新时代的迷信，而且管迷信叫作信仰。她没有立足于新时代的条件，而坐享其成的要吃新时代的果实。历史给了她自由的机会，可是她的迷信教历史落了空。

桐芳半天没有出声。

高第又重了一句：“我愿意要谁才嫁给谁！”

“可是，你斗得过家里的人吗？你吃着家里，喝着家里，你就得听他们的话！”桐芳的声音很低，而说得很恳切。“你知道，高第，我以后帮不了你的忙了，我有我的事！我要是你，我就跺脚一走！在我们东北，多少女人都帮着男人打日本鬼子。你为什么不去那么办？你走，你才能自由！你信不信？”

“你到底要干什么呢？怎么不帮忙我了呢？”

桐芳轻轻的摇了摇头，闭紧了嘴。

待了半天，桐芳摘下一个小戒指来，递到高第的手里，而后用双手握住高第的手：“高第！从今以后，在家里咱们彼此不必再说话。他们都知道咱俩是好朋友，咱们老在一块儿招他们的疑心。以后，我不再理你，他们也许因为咱俩不相好了，能多留我几天。这个戒指你留着作个纪念吧！”

高第害了怕。“你，你是不是想自杀呢？”

桐芳惨笑了一下：“我才不自杀！”

“那你到底……”

“日后你就明白了，先不告诉你！”桐芳立起来，伸了伸腰；就手儿揪住一根柳条。高第也立了起来：“那么，我还是没有办法呀！”

“话已经说过了，你有胆子就有出头之日；什么都舍不得，就什么也作不成！”

回到家中，太阳已经快落下去。

招弟还没有回来。

大赤包很想不动声色，可是没能成功。她本来极相信自己与招弟的聪明，总以为什么人都会吃亏，而她与她的女儿是绝对不会的。可是，天已经快黑了，而女儿还没有回来，又是个无能否认的事实。再说，她并不是不晓得李空山的厉害。她咬上了牙。这时候，她几乎真像个“母亲”了，几乎要责备自己不该把女儿送到虎口里去。可是，责备自己便是失去自信，而她向来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女光棍；光棍是绝对不能下“罪己诏”的！不，她自己没有过错，招弟也没有过错；只是李空山那小子可恶！她须设法惩治李空山！

她开始在院中慢慢的走遛儿，一边儿走一边儿思索对付李空山的方法。她一时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因为她明知道空山不是好惹的。假若，她想，方法想得不好，而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才丢透了脸！这样一想，她马上发了怒。她干嗽了一两声，一股热气由腹部往上冲，一直冲到胸口，使她的胸口发辣。这股热气虽然一劲儿向上冲，可是她的皮肤上反倒觉得有点冷，她轻颤起来。一层小鸡皮疙疸盖住了她满脸的雀斑。她不能再想什么了。只有一个观念像虫儿似的钻动她的心——她丢了人！

作了一辈子女光棍，现在她丢了人！她不能忍受！算了，什么也无须想了，她去和李空山拼命吧！她握紧了拳，抹着蔻丹的指甲把手心都抠得有点疼。是的，什么也不用再说，拼命去是唯一的好办法。晓荷死了有什么关系呢？高第，她永远没喜爱过高第；假若高第随便的吃了大亏，也没多大关系呀。桐芳，哼，桐芳理应下窑子；桐芳越丢人才越好！一家人中，她只爱招弟。招弟是她的心上的肉，眼前的一朵鲜花。而且，这朵鲜花绝不是为李空山预备着的！假若招弟而是和一位高贵的人发生了什么关系，也就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地方；不幸，单单是李空山抢去招弟，她没法咽下这口气！李空山不过是个科长啊！

她喊人给她拿一件马甲来。披上了马甲，她想马上出去找李空山，和他讲理，和他厮打，和他拼命！但是，她的脚却没往院外走。她晓得李空山是不拿妇女当作妇女对待的人；她若打他，他必还手，而且他会喝令许多巡警来帮助他。她去“声讨”，就必吃更大的亏，丢更多的脸。她是女光棍，而他恰好是无赖子。

晓荷早已看出太太的不安，可是始终没敢哼一声。他知道太太是善于迁怒的人，他一开口，也许就把一堆狗屎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再说，他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大赤包，李空山都作了官，而他自己还没有事作，他乐得的看看两个官儿像两条凶狗似的恶战一场。他几乎没有关切女儿的现在与将来。在他看，女儿若真落在李空山手里呢，也好。反之，经过大赤包的一番争斗而把招弟救了出来呢，也好。他非常的冷静。丢失了女儿和丢失了国家，他都能冷静的去承认事实，而不便动什么感情。

天上已布满了秋星，天河很低很亮。大赤包依然没能决定是否出去找空山和招弟。这激起她的怒气。她向来是急性子，要干什么便马上去干。现在，她的心与脚不能一致，她没法不发气。她找到晓荷作发气的目标。进到屋中，她像一大堆放过血的，没有力量的，牛肉似的，把自己扔在沙发上。她的眼盯住晓荷。

晓荷知道风暴快来到，赶紧板起脸来，皱起点眉头，装出他也很关切招弟的样子。他的心里可是正在想：有朝一日，我须登台彩唱一回，比如说唱一出《九更天》或《王佐断臂》；我很会作戏！

他刚刚想好自己挂上髯口，穿上行头，应该是多么漂亮，大赤包的雷已经响了。

“我说你就会装傻充楞呀！招弟不是我由娘家带来的，她是你们冠家的姑娘，你难道就不着一点急？”

“我很着急！”晓荷哭丧着脸说。“不过，招弟不是常常独自出去，回来的很晚吗？”

“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她是去看……”她不敢往下说了，而啐了一大口唾沫。

“我并没教她去！”晓荷反攻了一句。即使招弟真丢了人，在他想，也都是大赤包的过错，而过错有了归处，那丢人的事仿佛就可以变成无关紧要了。

大赤包顺手抄起一个茶杯，极快的出了手。哗啦！连杯子带窗户上的一块玻璃全碎了。她没预计到茶杯会碰到玻璃上，可是及至玻璃被击碎，她反倒有点高兴，因为玻璃的声音是那么大，颇足以助她的声势。随着这响声，她放开了嗓子：“你是什么东西！我一天到晚打内打外的操心，你坐在家里横草不动，竖草不拿！你长着心肺没有？”

高亦陀在屋中抽了几口烟，忍了一个盹儿。玻璃的声音把他惊醒。醒了，他可是不会马上立起来。烟毒使他变成懒骨头。他懒懒的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然后对着小磁壶的嘴咂了两口茶，这才慢慢的坐起来。坐了一小会儿，他才轻挑软帘扭了出来。

三言两语，把事情听明白，他自告奋勇找招弟小姐去。

晓荷也愿意去，他是想去看看光景，假若招弟真的落在罗网里，他应当马上教李空山拜见老泰山，而且就手儿便提出条件，教李空山给他个拿干薪不作事的官儿作。他以为自己若能借此机会得到一官半职，招弟的荒唐便实在可以变为增光耀祖的事了，反之，他若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觉得就有点对不起自己，而且似乎还有点对不起日本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他不是理当去效力么？

可是，大赤包不准他去。她还要把他留在家里，好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再说，高亦陀，在她看，是她的心腹，必定比晓荷更能把事情处理得妥当一些。她的脾气与成见使她忘了详加考虑，而只觉得能挟制丈夫才见本领。

高亦陀对晓荷软不唧的笑了笑，像说相声的下场时那么轻快的走出去。

大赤包骂了晓荷一百分钟！

亦陀曾经背着大赤包给李空山“约”过好几次女人，他晓得李空山会见女人的地方。

那是在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公寓里。以前，这是一家专招待学生的，非常规矩的，公寓。公寓的主人是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妇，男的管帐，女的操厨，另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给收拾屋子，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给沏茶灌水和跑跑腿儿。这里，没有熟人的介绍，绝对租不到房间；而用功的学生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铺位为荣的。老夫妇对待住客们几乎像自己的儿女，他们不只到月头收学生们的食宿费，而也关心着大家的健康与品行。学生们一致的称呼他们老先生和老太太。学生们有了困难，交不上房租，只要说明了理由，老先生会叹着气给他们垫钱，而且借给他们一些零花。因此，学生们在毕业之后，找到了事作，还和老夫妇是朋友，逢节过年往往送来一些礼物，酬谢他们从前的厚道。这是北平的一家公寓，住过这里的学生们，无论来自山南海北，都因为这个公寓而更多爱北平一点。他们从这里，正如同在瑞蚨祥绸缎庄买东西，和在小饭馆里吃饭，学到了一点人情与规矩。北平的本身仿佛就是个大的学校，它的训育主任便是每个北平人所有的人情与礼貌。

“七七”抗战以后，永远客满的这一家公寓竟自空起来。大学都没有开学，中学生很少住公寓的。老夫妇没了办法。他们不肯把公寓改成旅馆，因为开旅馆是“江湖”上的生意，而他们俩不过是老老实实的北平人。他们也关不了门，日本人不许任何生意报歇业。就正在这个当儿，李空山来到北平谋事。他第一喜爱这所公寓的地点——西单牌楼的交通方便，又是热闹的地方。第二，他喜欢这所公寓既干净，又便宜。他决定要三间房。为了生计，老夫妇点了头。

刚一搬进来，李空山便带着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他们打了一夜的牌。老夫妇过来劝阻，李空山瞪了眼。老夫妇说怕巡警来抄赌，李空山命令带来的女人把大门开开，教老夫妇看看巡警敢进来不敢。半恼半笑的，李空山告诉老夫妇：“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另一朝代了？日本人喜欢咱们吸烟打牌！”说完，他命令“老先生”去找烟灯。老先生拒绝了，李空山把椅子砸碎了两张。他是“老”军人，懂得怎样欺侮老百姓。

第二天，他又换了个女人。老夫妇由央告而挂了怒，无论如何，请他搬出去。李空山一语不发，坚决的不搬。老先生准备拼命：“老命不要了，我不能教你在这儿撒野！”李空山还是不动，仿佛在这里生了根。

最后，连那个女人也看不过去了，她说了话：“李大爷，你有的是钱，哪里找不到房住，何苦跟这个老头子为难呢？”

李空山卖了个面子，对女人说：“你说的对，小宝贝！”然后，他提出了条件，教老夫妇赔偿五十元的搬家费。老夫妇承认了条件，给了钱，在李空山走后，给他烧了一股高香。

李空山把五十元全塞给了那个女人：“得啦，白住了两天房，白玩了女人，这个买卖作得不错！”他笑了半天，觉得自己非常的漂亮，幽默。

在李空山作了特高科的科长以后，他的第一件“德政”便是强占那所公寓的三间房。他自己没有去，而派了四名腰里带着枪的“干员”去告诉公寓的主人：“李科长——就是曾经被你撵出去的那位先生，要他原来住过的那三间房！”他再三再四的嘱咐“干员”们，务必把这句话照原样说清楚，因为他觉得这句话里含有报复的意思。他只会记着小仇小怨，对小仇小怨，他永远想着报复。为了报复小仇小怨，他不惜认敌作父。借着敌人的威风，去欺侮一对无辜的老夫妇，是使他高兴与得意的事。

公寓的老夫妇看到四只手枪，只好含着泪点了头。他们是北平人，遇到凌辱与委屈，他们会责备自己“得罪了人”，或是叹息自己的运气不佳。他们既忍受日本人的欺压，也怕日本人的爪牙的手枪。

李空山并不住在这里，而只在高兴玩玩女人，或玩玩牌的时候，才想起这个“别墅”来。每来一次，他必定命令老夫妇给三间屋里添置一点东西与器具；在发令之前，他老教他们看看手枪。因此，这三间屋子收拾得越来越体面，在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告诉“老先生”：“你看，我住你的房间好不好？器具越来越多，这不是‘进步’么？”赶到“老先生”问他添置东西的费用的时候，他也许瞪眼，也许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是给日本人作事的，要钱，跟日本人去要！我想，你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吧？”“老先生”不敢再问，而悟出来一点道理，偷偷的告诉了太太：“认命吧，谁教咱们打不出日本人去呢？”

高亦陀的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了怎样利用机会打倒大赤包，然后取而代之。因此，他对李空山特别的讨好。他晓得李空山好色，所以他心中把李空山与女人拴了一个结。大赤包派他去“制造”暗娼，他便一方面去工作，一方面向李空山献媚：“李科长，又有个新计划，不知尊意如何？每逢有新下海的暗门子，我先把她带到这里来，由科长给施行洗礼，怎样？”

李空山不明白什么叫“洗礼”，可是高亦陀轻轻挽了挽袖口，又挤了挤眼睛，李空山便恍然大悟了，他笑得闭不上了嘴。好容易停住笑，他问：

“你给我尽心，拿什么报答你呢？是不是我得供给你点烟土？”

高亦陀轻快的躲开，一劲儿摆手：“什么报酬不报酬呢？凭你的地位，别人巴结也巴结不上啊，我顺手儿能办的事，敢提报酬？科长你要这么客气，我可就不敢再来了！”

这一套恭维使李空山几乎忘了自己的姓氏，拍着高亦陀的肩头直喊“老弟！”于是，高亦陀开始往“别墅”运送女人。

高亦陀算计得很正确：假若招弟真的落了圈套，她必定是在公寓里。

他猜对了。在他来到公寓以前，李空山已经和招弟在那里玩耍了三个钟头。

招弟，穿着空山给她的夹袍和最高的高跟鞋，好像身量忽然的长高了许多。挺着她的小白脖子，挺着她那还没有长得十分成熟的胸口，她仿佛要把自己在几点钟里变成个熟透了的小妇人。她的黑眼珠放着些浮动的光儿，东瞭一下西瞭一下的好似要表示出自己的大胆，而又有点不安。她的唇抹得特别的红，特别的大，见棱见角的，像是要用它帮助自己的勇敢。她的头发烫成长长的卷儿，一部分垂在项上，每一摆动，那些长卷儿便微微刺弄她的小脖子，有点发痒。额上的那些发鬈梳得很高，她时时翻眼珠向上看，希望能看到它们；发高，鞋跟高，又加上挺着项与胸，她觉得自己是长成了人，应当有胆子作成人们所敢作的事。

她忘了自己是多么娇小秀气。她忘了以前所有的一点生活的理想。她忘了从前的男朋友们。她忘了国耻。假若在北平沦陷之后，她能常常和祁瑞全在一处，凭她的聪明与热气，她一定会因反抗父母而表示出一点爱国的真心来。可是，瑞全走了。她只看到了妓女与父母所作的卑贱无聊的事。她的心被享受与淫荡包围住。慢慢的，她忘了一切，而只觉得把握住眼前的快乐是最实际最直截了当的。冲动代替了理想，她愿意一下子把自己变成比她妈妈更漂亮，更摩登，也更会享受的女人。假若能作到这个，她想，她便是个最勇敢的女郎，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会砸住她，更不用提什么亡国不亡国了。

她并不喜爱李空山，也不想嫁给他。她只觉得空山怪好玩。她忘了以前的一切，对将来也没作任何打算。她的家教是荒淫，所以她也只能想到今天有酒今天醉。在她心的深处，还有一点点光亮，那光亮给她照出，像电影场打“玻片”似的，一些警戒的字句。可是，整个的北平都在乌七八糟中，她所知道的“能人”们，都闭着眼瞎混——他们与她们都只顾了嘴与其他的肉体上的享受，她何必独自往相反的方向走呢。她看见了那些警戒的语言，而只一撇嘴。她甚至于告诉自己：在日本人手下找生活，只有鬼混。这样劝告了自己，她觉得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而在日本人手下活着也颇有点好处与方便。

没有反抗精神的自然会堕落。

见了李空山，李空山没等她说什么便“打道”公寓。她知道自己是往井里落呢，她的高跟鞋的后跟好像踩着一片薄冰。她有点害怕。可是，她不便示弱而逃走。她反倒把胸口挺得更高了一些。她的眼已看不清楚一切，而只那么东一转西一转的动。她的嗓子里发干，时时的轻嗽一下。嗽完了，她感到无聊，于是就不着边际的笑一笑。她的心跳动得很快，随着心的跳动，她感到自己的身体直往上升，仿佛是要飘到空中去。她怕，可也更兴奋。她的跳动得很快的心像要裂成两半儿。她一会儿想往前闯去，一会儿想往后撤退，可是始终没有任何动作。她不能动了，像一个青蛙被蛇吸住那样。

到了公寓，她清醒了一点。她想一溜烟似的跑出去。可是，她也有点疲乏，所以一步也没动。再看看李空山，她觉得他非常的粗俗讨厌。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两个便衣已经在院中放了哨。她假装镇定的用小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脸，顺口哼一句半句有声电影的名曲。她以为这样拿出摩登姑娘的大方自然，也许足以阻住李空山的袭击。她又极珍贵自己了。

可是，她终于得到她所要的。事后，她非常的后悔，她落了泪。李空山向来不管女人落泪不落泪。女人，落在他手里，便应当像一团棉花，他要把它揉成什么样，便揉成什么样。他没有温柔，而且很自负自己的粗暴无情，他的得意的经验之语是：“对女人别留情！砸折了她的腿，她才越发爱你！”

高亦陀来到。

四十四

见高亦陀来到，招弟开始往脸上拍粉，重新抹口红，作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在家中，她看惯了父母每逢丢了脸就故意装出这种模样。这样一作戏，她心中反倒平定下来。她觉得既然已经冒了险，以后的事就随它的便吧，用不着发愁，也用不着考虑什么。她自自然然的对亦陀打了招呼，仿佛是告诉他：“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一切都不在乎！”

高亦陀的眼睛恰好足够判断这种事情的，一眼他便看明白事情的底蕴。他开始夸赞招弟的美貌与勇敢。他一字不提事情的正面，而只诚恳的扯闲话儿，在闲话之中，他可是教招弟知道：他是她的朋友，他会尽力帮她忙，假若她需要帮忙的话。他很爱说话，但是他留着神，不让他的话说走了板眼。

听亦陀闲扯了半天，招弟更高兴起来，也开始有说有笑，仿佛她从此就永远和空山住在一处也无所不可了。真的，她还没想出来她的第二步应当往哪里走，可是表示出她的第一步并没有走错。不管李空山是什么东西，反正今天她已被他占有，那么她要是马上就想和他断绝关系，岂不反倒有点太怕事与太无情么？好吧，歹吧，她须不动声色的应付一切。假若事情真不大顺利，她也还有最后的一招，她须像她妈妈似的作个女光棍。她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自己，她的脸，眼，鼻子，嘴，是那么美好，她觉得就凭这点美丽，她是绝对不会遇到什么灾难和不幸的。

看和招弟闲谈的时间已经够了，亦陀使了个眼神，把李空山领到另一间屋里去。一进门，他便扯天扯地的作了三个大揖，给空山道喜。

空山并没觉得有什么可喜，因为女人都是女人，都差不多；他在招弟身上并没找到什么特殊的地方来。他只说了声：“麻烦得很！”

“麻烦？怎么？”高亦陀很诚恳的问。

“她不是混事的，多少有点麻烦！”空山把自己扔在一个大椅子上，显着疲乏厌倦，而需要一点安慰似的。

“科长！”高亦陀的瘦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气：“你不是很想娶个摩登太太吗？那是对的！就凭科长你的地位身分，掌着生杀之权，是该有一位正式的太太的！招弟姑娘呢，又是那么漂亮年轻，多少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都弄不到手，而今居然肥猪拱门落在你手里，还不该请朋友们痛痛快快的吃回喜酒？”

亦陀这一番话招出空山不少的笑容来，可是他还一劲儿的说：“麻烦！麻烦！”他几乎已经不知道“麻烦”是指着什么说的，而只是说顺了嘴儿，没法改动字眼。同时，老重复这两个字也显着自己很坚决，像个军人的样子，虽然他不晓得为什么要坚决。

亦陀见科长有了笑容，赶紧凑过去，把嘴放在空山的耳朵上，问：“是真正的处女吧？”

空山的大身子像巨蛇似的扭了扭，用肘打了亦陀的肋部一下：“你！你！”而后，抿着嘴笑了一下，又说了声：“你！”

“就凭这一招，科长，还值不得请客吗？”高亦陀又挽了挽袖口，脸上笑得直往下落烟灰。

“麻烦！”李空山的脑子里仍然没出现新的字样。

“不麻烦！”亦陀忽然郑重起来。“一点都不麻烦！你通知冠家，不论大赤包怎么霸道，她也不敢惹你！”

“当然！”空山懒不唧的，又相当得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由你们两家出帖请客，一切都交给晓荷去办，咱们坐享其成。好在晓荷专爱办这种事，也会办这种事。咱们先向冠家要赔嫁。我告诉你，科长，大赤包由你的提拔，已经赚了不少的钞票，也该教她吐出一点儿来了！把嫁妆交涉好，然后到了吉期，我去管帐。结帐的时候，我把什么喜联喜幛的全交给冠家，把现金全给你拿来。大赤包敢说平分的话，咱们亮手枪教她看看就是了。我想，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且科长你也应当这么作一次了。请原谅我的直言无隐，要是别人当了这么多日子的科长，早就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秋风啦。科长你太老实，老有点不好意思。你可就吃了亏。这回呢，你是千真万确的娶太太，难道还不给大家一个机会，教大家孝敬你老一点现款吗？”

听完这一片良言，李空山心里痒了一阵，可是依然只说出：“麻烦！麻烦！”

“一点不麻烦！”亦陀的话越来越有力，可是声音也越低。声音低而有力，才足以表示亲密，而且有点魔力。“你把事情都交给我，先派我作大媒好了。这里只有个大赤包不好斗，不过，咱们说句闲话，她能办的，我，不才，也能办。她要是敢闹刺儿，你把她的所长干掉就是了。咱们只是闲扯，比方说，科长你要是愿意抬举我，我一定不会跟你三七成分帐，我是能孝敬你多少，就拿出多少，我决不能像大赤包那么忘恩负义！这可都是闲篇儿，科长你可别以为我要顶大赤包；她是我的上司，我对她也不能忘恩负义！话往回说，你把事情全交给我好了，我一定会办得使你满意！”

“麻烦！”李空山很喜欢亦陀的话，可是为表示自己有思想，所以不便立刻完全同意别人的策略——愚人之所以为愚人，就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很有思想。

“还有什么麻烦呀？我一个人的爷爷！”高亦陀半急半笑的说。

“有了家，”李空山很严肃的提出理由来，“就不自由了！”

高亦陀低声的笑了一阵。“我的科长，家就能拴住咱们了吗？别的我不知道，我到过日本。”

空山插了话：“到过日本，你？”

“去过几天！”亦陀谦恭而又自傲的说：“我知道日本人的办法。日本男人把野娘们带到家来过夜，他的太太得给铺床叠被的伺候着。这个办法对！她，”亦陀的鼻子向旁边的屋子一指，“她是摩登小姐，也许爱吃醋；可是，你只须教训她两回，她就得乖乖的听话。砸她，拧她，咬她，都是好的教训。教训完了，给她买件衣料什么的，她就破涕为笑了！这样，她既不妨碍你的自由，你又可以在大宴会或招待日本人的时候，有个漂亮太太一同出席，够多么好！没有麻烦！没有一点麻烦！况且，说句丑话，在真把她玩腻了的时候，你满可以把她送给日本朋友啊！告诉你，科长，有日本人占住北平，咱们实在有一切的便利！”

空山笑了。他同意亦陀的最后一项办法——把招弟送给日本人，假如她太不听话。

“就这么办啦，科长！”亦陀跳动着轻碎的小步往外走。隔着窗子，他告诉招弟：“二小姐，我到府上送个话儿，就说今天你不回去了！”没等招弟开口，他已经走出去。

他雇车回到冠家。一路上，他一直是微笑着。他回忆刚才在公寓里的经过，像想一出《蒋干盗书》那类的戏似的那么有趣。最得意的地方是李空山已经注意到他到过日本，和他对日本人怎样对待女子的知识。他感到他的知识已发生了作用，毫无疑义的，他将凭借着那点知识而腾达起来——他将直接的去伺候日本人，而把大赤包连李空山——连李空山——全一脚踢开！他觉得北平已不是“原根”的花木，而是已接上了日本的种儿。在这变种的时候，他自己是比任何人都更有把握的得风气之先，先变得最像日本人，也就得到最多的金钱与势力。以前，他在天桥儿卖过草药；将来，他必须在日本人面前去卖草药，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草药贩子。他的草药将是他的唇舌，机智，与拉拢的手段。他将是今日的苏秦张仪，在浑水里摸到最大的一条鱼。

一直到进了冠家的大门，他才停止了微笑，换上了一脸的严肃。院中很静。桐芳与高第已经都关门就寝，只有北屋还有灯光。

大赤包还在客厅中坐着呢，脸上的粉已褪落，露出黄暗的皱纹与大颗的黑雀斑，鼻子上冒出一些有光的油。晓荷在屋中来回的走，他的骂已挨够，脸上露出点风暴过去将要有晴天的微笑。他的眼时常瞭着大赤包，以便随时收起微笑，而拿出一点忧郁来。在平日，他很怕大赤包。今天，看她真动了气，他反倒有点高兴；不管她怎样的骂他，反正她是遇到了李空山那样的一个敌手，这很值得高兴。他并没为招弟思索什么，而只想招弟若真和李空山结婚，他将得到个机会施展自己的本事。他将要极精细的，耐心的，去给她选择嫁妆，既要省钱，又要漂亮。他将要去定多少桌喜酒，怎样把菜码略微一调动便可以省一元钱，而教一般的客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把这些都想过，他想到自己：在吉期那天，他将穿什么衣服，好把自己扮成既像老太爷，又能显出“老来俏”。他将怎样露出既有点疲倦，而仍对客人们极其周到。他将喝五成酒，好教脸上红扑扑的，而不至于说话颠三倒四。他将在大家的面前，表演一回尽美尽善的老泰山！

假若日本人的疯狂是昂首挺胸的，冠晓荷和类似他的北平人的疯狂是沉溺在烟酒马褂与千层底缎鞋之间的。日本人的疯狂是老要试试自己的力气，冠晓荷的是老要表现自己的无聊。这两种疯狂——凡是只知道自己，只关切自己，而不睁眼看看世界的，都可以叫作疯狂——遇到一处，就正好一个可以拼命的打人，一个死不要脸的低着头看自己的缎子鞋。按说，晓荷对招弟应当多少关点心，她是他的亲女儿。在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父亲是不能把女儿当作一根草棍儿似的随便扔出去的。可是，晓荷的疯狂使他心中很平静。对女儿，正像对他生身之地北平一样，被别人糟塌了，他一点也不动心。他的确是北平的文化里的一个虫儿，可是他并没有钻到文化的深处去，他的文化只有一张纸那么薄。他只能注意酒食男女，只能分别香片与龙井的吃法，而把是非善恶全付之一笑，一种软性疯狂的微笑。

见高亦陀进来，晓荷作出极镇定而又极恳切的样子，问了声“怎样？”

亦陀没理会晓荷，而看了看大赤包。她抬了抬眼皮。亦陀晓得女光棍是真着了急，而故意的要“拿捏”她一下；亦陀也是个软性的疯子。他故意作出疲乏的样子，有声无力的说：“我得先抽一口！”他一直走进内间去。

大赤包追了进去。晓荷仍旧在客厅里慢慢的走。他不屑于紧追亦陀，他有他的身分！

等亦陀吸了一大口烟之后，大赤包才问：“怎样？找到他们，啊，她，没有？”

一边慢慢的挑烟，亦陀一边轻声缓调的说：“找到了。二小姐说，今天不回来了。”

大赤包觉得有多少只手在打她的嘴巴！不错，女儿迟早是要出嫁的，但是她的女儿就须按照她的心意去嫁人。招弟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李空山抢去，她吃不消。她想不起一点自己的教养女儿的错误，而招弟竟敢这么大胆妄为，她不能不伤心。不过，招弟只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还有可原谅。李空山是祸首，没有任何可原谅的地方；假若没有李空山的诱惑，招弟一定不会那样大胆。她把过错全归到李空山的身上，而咬上了牙。哼，李空山是故意向她挑战，假若她低了头，她就不用再在北平叫字号充光棍了。这一点，比招弟的失足还更要紧。她知道，即使现在把招弟抢救回来，招弟也不能再恢复“完整”。可是，她必须去抢救，不是为招弟的名誉与前途，而是为斗一斗李空山。她和李空山，从现在起，已是势不两立！

“晓荷！”雷似的她吼了一声。“叫车去！”

雷声把亦陀震了起来。“干吗？”

一手插腰，一手指着烟灯，大赤包咬着牙说：“我斗一斗姓李的那小子！我找他去！”

亦陀立了起来。“所长！是二小姐倾心愿意呀！”

“你胡说！我养的孩子，我明白！”大赤包的脸上挂上了一层白霜；手还指着烟灯，直颤。“晓荷！叫车去！”

晓荷向屋门里探了探头。

大赤包把指向烟灯的手收回来，面对着晓荷，“你个松头日脑的东西！女儿，女儿，都叫人家给霸占了，你还王八大缩头呢！你是人不是？是人不是？说！”

“不用管我是什么东西吧，”晓荷很镇定的说：“咱们应当先讨论讨论怎样解决这件事，光发脾气有什么用呢？”在他的心里，他是相当满意招弟的举动的，所以他愿意从速把事情解决了。他以为能有李空山那么个女婿，他就必能以老泰山的资格得到一点事作。他和东阳，瑞丰，拜过盟兄弟，可是并没得到任何好处。盟兄弟的关系远不如岳父与女婿的那么亲密，他只须一张嘴，李空山就不能不给他尽心。至于招弟的丢人，只须把喜事办得体面一些，就能遮掩过去，正如同北平陷落而挂起五色旗那样使人并不觉得太难堪。势力与排场，是最会遮羞的。

大赤包楞了一楞。

高亦陀赶紧插嘴，唯恐教晓荷独自得到劝慰住了她的功劳。“所长！不必这么动气，自己的身体要紧，真要气出点病来，那还了得！”说着，他给所长搬过一张椅子来，扶她坐下。

大赤包哼哼了两声，觉得自己确是不应动真气；气病了自己实在是一切人的损失。

亦陀接着说：“我有小小的一点意见，说出来备所长的参考。第一，这年月是讲自由的年月，招弟小姐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过错。第二，凭所长你的名誉身分，即使招弟小姐有点不检点，谁也不敢信口胡说，你只管放心。第三，李空山虽然在这件事上对不起所长，可是他到底是特高科的科长，掌着生杀之权。那么，这件婚事实在是门当户对，而双方的势力与地位，都足以教大家并上嘴的。第四，我大胆说句蠢话，咱们的北平已经不是往日的北平了，咱们就根本无须再顾虑往日的规矩与道理。打个比方说，北平在咱们自己手里的时候，我就不敢公开的抽两口儿烟。今天，我可就放胆的去吸，不但不怕巡警宪兵，而且还得到日本人的喜欢。以小比大，招弟小姐的这点困难，也并没有什么难解决的地方，或者反倒因为有这么一点困难，以后才更能出风头呢。所长请想我的话对不对？”

大赤包沉着脸，眼睛看着鞋上的绣花，没哼一声。她知道高亦陀的话都对，但是不能把心中的恶气全消净。她有些怕李空山，因为怕他，所以心里才难过。假若她真去找他吵架，她未必干得过他。反之，就这么把女儿给了他，焉知他日后不更嚣张，更霸道了呢。她没法办。

晓荷，在亦陀发表意见的时候，始终立在屋门口听着，现在他说了话：“我看哪，所长，把招弟给他就算了！”

“你少说话！”大赤包怕李空山，对晓荷可是完全能控制得住。

“所长！”亦陀用凉茶漱了漱口，啐在痰盂里，而后这么叫，“所长，毛遂自荐，我当大媒好了！事情是越快办越好，睡长梦多！”

大赤包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用手轻轻的揉着胸口，她的心中憋得慌。

亦陀很快的又呼噜了一口烟，向所长告辞：“咱们明天再详谈！就是别生气，所长！”

第二天，大赤包起来的很迟。自从天一亮，她就醒了，思前想后的再也闭不上眼。她可是不愿意起床，一劲儿盼望招弟在她起床之前回来，她好作为不知道招弟什么时候回来的样子而减少一点难堪。可是，一直等到快晌午了，招弟还没回来。大赤包又发了怒。她可是没敢发作。昨天，她已经把晓荷骂了个狗血喷头，今天若再拿他出气，似乎就太单调了一些。今天，她理当从高第与桐芳之中选择出一个作为“骂挡子”。但是，她不能骂高第。她一向偏疼招弟，而把高第当作个赔钱货，现在，给她丢人的反倒是她的心上的肉，而不是高第。她不能再激怒了高第，使高第也去胡闹八光。她只好骂桐芳。但是，桐芳也骂不得。她想象得到：假若她敢挑战，桐芳必定会立在门外的大槐树下去向全胡同广播招弟的丑事。她的怒气只能憋在心里。她巴结上了李空山，得到了所长的职位与她所希冀的金钱与势力，可是今天她受了苦刑，有气不敢发泄，有话不敢骂出来！她并没有一点悔意，也决不想责备自己，可是她感到心中像有块掏不出来的什么病。快晌午了，她不能再不起来。假若她还躺在床上，她想那就必定首先引起桐芳的注意，而桐芳会极高兴的咒诅她就这么一声不响气死在床上的。她必须起来，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无耻争取脸面。

起来，她没顾得梳洗，就先到桐芳的小屋里去看一眼。桐芳没在屋里。

高第，脸上还没搽粉，从屋里出来，叫了一声“妈！”

大赤包看了女儿一眼。高第，因为脸上没有粉，唇上没有口红，比往日更难看了些。她马上就想到：招弟倒真好看呢，可是白白的丢掉了。想到这里，她以为高第是故意的讽刺她呢！她可是还不敢发脾气。她问了声：“她呢？”

“谁？桐芳啊？她和爸爸一清早就出去了，也许是看招弟去了吧？我听见爸爸说：去看新亲！”

大赤包的头低下去，两手紧紧的握成拳头，半天没说出话来。

高第往前凑了两步，有点害怕，又很勇敢的说：“妈！先前你教我敷衍李空山，你看他是好人吗？”

大赤包抬起头来，很冷静的问：“又怎样呢？”

高第怕妈妈发怒，赶紧假笑了一下。“妈！自从日本人一进北平，我看你和爸爸的心意和办法就都不对！你看，全胡同的人有谁看得起咱们？谁不说咱们吃日本饭？据我瞧，李空山并不厉害，他是狗仗人势，借着日本人的势力才敢欺侮咱们。咱们吃了亏，也是因为咱们想从日本人手里得点好处。跟老虎讨交情的，早晚是喂了老虎！”

大赤包冷笑起来。声音并不高，而十分有劲儿的说：“呕！你想教训我，是不是？你先等一等！我的心对得起老天爷！我的操心受累全是为了你们这一群没有用的吃货！教训我？真透着奇怪！没有我，你们连狗屎也吃不上！”

高第的短鼻子上出了汗，两只手交插在一块来回的绞。“妈，你看祁瑞宣，他也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可是一点也不……”她舐了舐厚嘴唇，没敢把坏字眼说出来，怕妈妈更生气。“看人家李四爷，孙七，小崔，不是都还没饿死吗？咱们何必单那么着急，非巴结……不可呢？”

大赤包又笑了一声：“得啦，你别招我生气，行不行？行不行！你懂得什么？”

正在这个时节，晓荷，满脸的笑容，用小碎步儿跑进来。像蜂儿嗅准了一朵花似的，他一直奔了大赤包去。离她有两步远，他立住，先把笑意和殷勤放射到她的眼里，而后甜美的说：“所长！二姑娘回来了！”

晓荷刚说完，招弟就轻巧的，脸上似乎不知怎样表情才好，而又没有一点显然的惭愧或惧怕的神气，走进来。她的顶美的眼睛由高第看到妈妈，而后看了看房脊。她的眼很亮，可是并不完全镇定，浮动着一些随时可以变动的光儿。先轻快的咽了一点唾沫，她才勇敢的，微笑着，叫了一声“妈！”

大赤包没出声。

桐芳也走进来，只看了高第一眼，便到自己的小屋里去。

“姐！”招弟假装很活泼的过去拉住高第的手，而后咯咯的笑起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笑的什么。

晓荷看看女儿，看看太太，脸上满布着慈祥与愉快，嘴中低声念道：“一切不成问题！都有办法！都有办法！”

“那个畜生呢？”大赤包问晓荷。

“畜生？”晓荷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一切都不成问题！所长，先洗洗脸去吧！”

招弟放开姐姐的手，仰着脸，三步并成两步的，跑进自己屋中去。

大赤包还没走到屋门口，高亦陀就也来到。有事没事的，他总是在十二点与下午六点左右，假若不能再早一点的话，来看朋友，好吃人家的饭。赶了两步，他搀着大赤包上台阶，倒好像她是七八十岁的人似的。

大赤包刚刚漱口，祁瑞丰也来到。刚一进屋门，他便向大家道喜。道完喜，他发表了他的说与不说都没关系的意见：

“这太好了！太好了！事情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冠家李家的联姻，简直是划时代的一个，一个，”他想不出来到底应当说一个什么才对，而把话转到更实际一些的问题上去：“冠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吃喜酒呢？这回你可非露一手儿不行呀！酒是酒，菜是菜，一点也不能含糊。我去邀大家，单说鲜花花篮，起码得弄四十对来！还有，咱们得教李科长约些个日本人来助威，因为这是划时代的一个，一个……”他还是想不出一个什么来，而觉得自己很文雅，会找字眼，虽然没有找到。

晓荷得到了灵感，板着脸，眼睛一眨一眨的，像是在想一句诗似的。“是的！是的！一定要请日本朋友们，这是表示中日亲善的好机会！我看哪，”他的眼忽然一亮，像猫子忽然看到老鼠那样，“干脆请日本人给证婚，岂不更漂亮？”

瑞丰连连的点头：“难得大哥你想的出，那简直是空前之举！”

晓荷笑了：“的确是空前！我冠某办事，当然得有两手惊人的！”

“嫁妆呢？”瑞丰靠近了晓荷，极亲密的说：“是不是教菊子来住在这儿，好多帮点忙？”

“到时候，我一定去请她来，咱们这样的交情，我决不闹客气！先谢谢你呀！”晓荷说完，轻巧的一转身，正看见蓝东阳进来。他赶紧迎过去：“怎么！消息会传得这么快呢？”

东阳自从升了官，架子一天比一天大。他的架子，不过，可不是趾高气扬的那一种，而是把骨骼放松，仿佛随时都可以被风吹散。他懒得走，懒得动，屁股老像在找凳子；及至坐下，他就像瘫在了那里，不愿再起来。偶尔的要走几步路，他的身子就很像刚学迈步的小儿，东倒一下，西倒一下的乱摆。他的脸上可不这么松懈，眼睛老是左右开弓的扯动，牙老咬着，表示自己虽然升了官，而仍然有无限的恨意——恨自己没有一步跳到最高处去，恨天下有那么多的官儿，而不能由他全兼任过来。越恨，他就越觉得自己重要，所以他的嘴能不漱就不漱，能不张开就不张开，表示出不屑于与凡人交谈，而口中的臭气仿佛也很珍贵，不轻于吐出一口来。

他没回答晓荷的质问，而一直扑奔了沙发去，把自己扔在上面。对瑞丰，他根本没理会。他恨瑞丰，因为瑞丰没有给他运动上中学校长。

在沙发上，扯动了半天他的眼睛，他忽然开了口：“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晓荷笑着问。晓荷是一向注意彼此间的礼貌的，可是他并不因此而讨厌东阳的没规矩。凡是能作官的，在他看，就都可钦佩；所以，即使东阳是条驴，他也得笑脸相迎。

“招弟！”东阳从黄牙板中挤出这两个字。

“那还能是假的吗，我的老弟台！”晓荷哈哈的笑起来。

东阳不再出声，用力的啃手指甲。他恨李空山能得到美丽的招弟，而他自己落了空。他想起一共给招弟买过多少回花生米，哼，那些爱的投资会居然打了“水飘儿”！他的大指的指甲上出了血，他的脸紧缩得像个小干核桃。恨，给了他灵感，他脑中很快的构成了一首诗：

“死去吧，你！

白吃了我的花生米，

狗养的！”

诗作成，他默念了两三遍，以便记牢，好写下来寄到报社去。

有了诗，也就是多少有了点稿费，他心中痛快了一点。他忽然的立起来，一声没出的走出去。

“吃了饭再走啊！”晓荷追着喊。

东阳连头也没回。

“这家伙是怎回事？”瑞丰有点怕东阳，直等东阳走出去才开口。

“他？”晓荷微笑着，好像是了解一切人的性格似的说：“要人都得有点怪脾气！”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不大的工夫，冠家的丑事就传遍了全胡同。对这事，祁老人首先向韵梅发表了意见：“小顺儿的妈，你看怎样，应了我的话没有？小三儿，原先，时常跟她套交情，要不是我横拦着，哼，把她弄到家来，那比二媳妇还要更糟！什么话呢，不听老人言，祸事在眼前，一点也不错！”老人非常自傲这点先见之明，说完了，一劲儿的梳弄胡子，好像是表示胡子便代表智慧与远见。

小顺儿的妈却另有见解：“其实，老爷子你倒不必操那个心。不管老三当初怎么往前伸腿，他也不会把她弄到手。她们一家子都是势利眼！”

老人听出韵梅的话中有些真理，可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不便完全同意，于是只轻描淡写的叹了口气。

小顺儿的妈把自己的意见又向丈夫提出，瑞宣只微微的一皱眉，不愿意说什么。假若他愿开口的话，他必告诉她：“这并不只是冠家的羞耻，而是我们大家出了丑，因为冠家的人是活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假若你要只承认冠家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你便也承认了日本人的侵略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臭肉才会招来苍蝇！反之，你若能看清冠家的存在是我们的一个污点，你才会晓得我们要反抗日本，也要扫除我们内部的污浊。公民们有合理的生活，才会有健康的文化，才会打退侵略者。”他可是没有开口，一来因为怕太太不了解，二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恐怕也不尽合理，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抗战的工作，而只苟延残喘的在日本旗子下活着呢？

胡同中最热心给冠家作宣传的是小崔，孙七，与长顺。小崔和大赤包有点私仇，所以他不肯轻易放掉这个以宣传为报复的机会。他不像瑞宣那样会思索，而只从事情的表面上取得他的意见：“好吧，你往家里招窑姐儿，你教人家作暗门子，你的女儿也就会偷人！老天爷有眼睛！”

孙七虽然同意小崔的意见，可是他另有注重之点：“告诉你，小崔，这是活报应！你苟着日本人，得了官儿，弄了钱，哼，你的女儿走桃花运！你看着，小崔，凡是给日本人作事，狐假虎威的人，早晚都得遭报！”

长顺对男女的关系还弄不十分清楚，因此他才更注意这件事。他很想把故事中的细节目都打听明白，以便作为反对冠家的资料，一方面也增长些知识。他刨根问底的向小崔与孙七探问，他们都不能满足他。他甚至于问李四大妈，李四大妈似乎还不知道这件事，而郑重的嘱咐他：“年轻轻的，可别给人家造谣言哪！那么俊秀的姑娘，能作出那么不体面的事？不会！就是真有这么回事，咱们的嘴上也得留点德哟！”

李四大妈嘱咐完了，还不放心，偷偷的把事情告诉了长顺的外婆。两位老太婆对于冠家几乎没有任何的批判，而只觉得长顺这个小人儿太“精”了。外婆给了长顺警告。长顺儿表面上不敢反抗外婆，而暗中更加紧的去探问，并且有枝添叶的作宣传。

李四爷听到了这件事，而不肯发表任何意见。他的一对老眼睛看过的事情，好的歹的，善的恶的，太多了；他不便为一件特殊的事显出大惊小怪。在他的经验中，他看见过许多次人世上的动乱，在这些动乱里，好人坏人都一样的被一个无形的大剪子剪掉，或碰巧躲开剪刀，而留下一条命。因此，他知道性命的脆弱，与善恶的不十分分明。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求凭着自己的劳力去挣钱吃饭，使心中平安。同时，在可能的范围中，他要作些与别人有益的事，以便死后心中还是平安的。他不为好人遭了恶报而灰心，也不为歹人得了好处而改节。他的老眼睛老盯着一点很远很远的光，那点光会教他死后心里平安。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仿佛已经活了几千年或几万年，而还要再活几千年或几万年。他永远吃苦，有时候也作奴隶。忍耐是他最高的智慧，和平是他最有用的武器。他很少批评什么，选择什么，而又无时不在默默的批评，默默的选择。他可以丧掉生命，而永远不放手那点远处的光。他知道他会永生，绝不为一点什么波动而大惊小怪。

有人问李四爷：“冠家是怎回事？”他只笑一笑，不说什么。他好像知道冠家，汉奸们，和日本人，都会灭亡，而他自己永远活着。

只有丁约翰不喜欢听大家的意见。说真的，他并不以为招弟的举动完全合理，可是为表示他是属于英国府的，他不能随便的人云亦云的乱说。他仍旧到冠家去，而且送去点礼物。他觉得只有上帝才能裁判他，别人是不应干涉他，批评他的。

“舆论”开始由孙七给带到附近的各铺户去，由小崔带到各条街上去。每逢大赤包或招弟出来，人们的眼睛都射出一点好像看见一对外国男女在街上接吻那样的既稀奇又怪不好过的光来。在她们的背后，有许多手指轻轻的戳点。

大赤包和招弟感觉到了那些眼光与手指，而更加多了出来的次数。大赤包打扮得更红艳，把头扬得高高的，向“舆论”挑战。招弟也打扮得更漂亮，小脸儿上增加了光彩与勇敢，有说有笑的随着妈妈游行。

晓荷呢，天天总要上街。出去的时候，他走得相当的快，仿佛要去办一件要事。回来，他手中总拿着一点东西，走得很慢；遇到熟人，他先轻叹一声，像是很疲倦的样子，而后报告给人们：“唉！为父母的对儿女，可真不容易！只好‘尽心焉而已’吧！”

四十五

陈野求找不到姐丈钱默吟，所以他就特别的注意钱先生的孙子——钱少奶奶真的生了个男娃娃。自从钱少奶奶将要生产，野求就给买了催生的东西，亲自送到金家去。他晓得金三爷看不起他，所以要转一转面子。在他的姐姐与外甥死去的时候，他的生活正极其困苦，拿不出一个钱来。现在，他的生活已大见改善，他决定教金三爷看看，他并不是不通人情的人。再说，钱少奶奶住在娘家，若没有钱家这面的亲戚来看看她，她必定感到难过，所以他愿以舅公的资格给她点安慰与温暖。小孩的三天十二天与满月，他都抓着工夫跑来，带着礼物与他的热情。他永远不能忘记钱姐丈，无论姐丈怎样的骂过他，甚至和他绝交。可是，他随时随地的留神，也找不着姐丈，他只好把他的心在这个小遗腹子身上表现出来。他知道姐丈若是看见孙子，应当怎样的快乐；钱家已经差不多是同归于尽，而现在又有了接续香烟的男娃娃。那么，钱姐丈既然没看到孙子，他——野求——就该代表姐丈来表示快乐。

还有，自从他给伪政府作事，他已经没有了朋友。在从前，他的朋友多数是学术界的人。现在，那些人有的已经逃出北平，有的虽然仍在北平，可是隐姓埋名的闭户读书，不肯附逆。有的和他一样，为了家庭的累赘，无法不出来挣钱吃饭。对于那不肯附逆的，他没脸再去访见，就是在街上偶然的遇到，他也低下头去，不敢打招呼。对那与他一样软弱的老友，大家也断绝了往来，因为见了面彼此难堪。自然，他有了新的同事。可是同事未必能成为朋友。再说，新的同事们里面，最好的也不过是像他自己的这路人——虽然心中晓得是非善恶，而以小不忍乱了大谋，自动的涂上了三花脸。其余的那些人，有的是浑水摸鱼，乘机会弄个资格；他们没有品行，没有学识，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永远没有希望得到什么优越的地位；现在，他们专凭钻营与无耻，从日本人或大汉奸的手里得到了意外的腾达。有的是已经作了一二十年的小官儿，现在拼命的挣扎，以期保持住原来的地位，假若不能高升一步的话；除了作小官儿，他们什么也不会，“官”便是他们的生命，从谁手中得官，他们便无暇考虑，也不便考虑。这些人们一天到晚谈的是“路线”，关系，与酬应。野求看不起他们，没法子和他们成为朋友。他非常的寂寞。同时，他又想到乌鸦都是黑的，他既与乌鸦同群，还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们呢？他又非常的惭愧。

好吧，即使老友都断绝了关系，新朋友又交不来，他到底还有个既是亲又是友的钱默吟啊。可是，默吟和他绝了交！北平城是多么大，有多少人啊，他却只剩下了个病包儿似的太太，与八个孩子，而没有一个朋友！寂寞也是一种监狱！

他常常想起小羊圈一号来。院子里有那么多的花，屋中是那么安静宽阔，没有什么精心的布置，而显出雅洁。那里的人是默吟与孟石，他们有的是茶，酒，书，画，虽然也许没有隔宿的粮米。在那里谈半天话是多么快活的事，差不多等于给心灵洗了个热水浴，使灵魂多出一点痛快的汗珠呀。可是，北平亡了，小羊圈一号已住上了日本人。日本人享受着那满院的花草，而消灭了孟石，仲石，与他的胞姐。凭这一点，他也不该去从日本人手中讨饭吃吧？

他吃上了鸦片，用麻醉剂抵消寂寞与羞惭。

为了吃烟，他须有更多的收入。好吧，兼事，兼事！他有真本事，那些只会浑水摸鱼的人，摸到了鱼而不晓得怎样作一件像样的公文，他们需要一半个像野求这样的人。他们找他来，他愿意多帮忙。在这种时节，他居然有一点得意，而对自己说：“什么安贫乐道啊，我也得过且过的瞎混吧！”为了一小会儿的高兴，人会忘了他的灵魂。

可是，不久他便低下头去，高兴变成了愧悔。在星期天，他既无事可作，又无朋友可访，他便想起他的正气与灵魂。假若孩子们吵得厉害，他便扔给他们一把零钱，大声的嚷着：“都滚！滚！死在外边也好！”孩子出去以后，他便躺在床上，向烟灯发楞。不久，他便后悔了那样对待孩子们，自己嘀咕着：“还不是为了他们，我才……唉！失了节是八面不讨好的！”于是，他就那么躺一整天。他吸烟，他打盹儿，他作梦，他对自己叨唠，他发楞。但是，无论怎着，他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的床，他的卧室，他的办公室，他的北平，都是他的地狱！

钱少奶奶生了娃娃，野求开始觉得心里镇定了一些。他自己已经有八个孩子，他并不怎么稀罕娃娃。但是，钱家这个娃娃仿佛与众不同——他是默吟的孙子。假若“默吟”两个字永远用红笔写在他的心上，这个娃娃也应如此。假若他丢掉了默吟，他却得到了一个小朋友——默吟的孙子。假若默吟是诗人，画家，与义士，这个小娃娃便一定不凡，值得敬爱，就像人们尊敬孔圣人的后裔似的。钱少奶奶本不过是个平庸的女人，可是自从生了这个娃娃，野求每一见到她，便想起圣母像来。

附带使他高兴的，是金三爷给外孙办了三天与满月，办得很像样子。在野求看，金三爷这样肯为外孙子花钱，一定也是心中在思念钱默吟。那么，金三爷既也是默吟的崇拜者，野求就必须和他成为朋友。友情的结合往往是基于一件偶然的事情与遭遇的。况且，在他到金家去过一二次之后，他发现了金三爷并没有看不起他的表示。这也许是因为金三爷健忘，已经不记得孟石死去时的事了，或者也许是因为野求现在身上已穿得整整齐齐，而且带来礼物？不管怎样吧，野求的心中安稳了。他决定与金三爷成为朋友。

金三爷是爱面子的。不错，他很喜欢这个外孙子。但是，假若这个外孙的祖父不是钱默吟，他或者不会花许多钱给外孙办三天与满月的。有这一点曲折在里面，他就渴望在办事的时候，钱亲家公能够自天而降，看看他是怎样的义气与慷慨。他可以拉住亲家公的手说：“你看，你把媳妇和孙子托给了我，我可没委屈了他们！你我是真朋友，你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孙子！”可是，钱亲家公没能自天而降的忽然来到。他的话没有说出的机会。于是，求其次者，他想能有一个知道默吟所遭受的苦难的人，来看一看，也好替他证明他是怎样的没有忘记了朋友的嘱托。野求来得正好，野求知道钱家的一切。金三爷，于是，忘了野求从前的没出息，而把腹中藏着的话说给了野求。野求本来能说会道，乘机会夸赞了金三爷几句，金三爷的红脸上发了光。乘着点酒意，他坦白的告诉了野求：“我从前看不起你，现在我看你并不坏！”这样，他们成了朋友。

假若金三爷能这样容易的原谅了野求，那就很不难想到，他也会很容易原谅了日本人的。他，除了对于房产的买与卖，没有什么富裕的知识。对于处世作人，他不大知道其中的绝对的是与非，而只凭感情去瞎碰。谁是他的朋友，谁就“是”；谁不是他的朋友，谁就“非”。一旦他为朋友动了感情，他敢去和任何人交战。他帮助钱亲家去打大赤包与冠晓荷，便是个好例子。同样的，钱亲家是被日本人毒打过，所以他也恨日本人，假若钱默吟能老和他在一块儿，他大概就会永远恨日本人，说不定他也许会杀一两个日本人，而成为一个义士。不幸，钱先生离开了他。他的心又跳得平稳了。不错，他还时常的想念钱亲家，但是不便因想念亲家而也必须想起冠晓荷与日本人。他没有那个义务。到时候，他经女儿的提醒，他给亲家母与女婿烧化纸钱，或因往东城外去而顺脚儿看看女婿的坟。这些，他觉得已经够对得起钱家的了，不能再画蛇添足的作些什么特别的事。况且，近来他的生意很好啊。

假若一个最美的女郎往往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一个最有名的城也每每受到最大的污辱。自从日本人攻陷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往下落了许多。明眼的人已经看出：日本本土假若是天字第一号，朝鲜便是第二号，满洲第三，蒙古第四，南京第五——可怜的北平，落到了第六！尽管汉奸们拼命的抓住北平，想教北平至少和南京有同样的分量，可是南京却好歹的有个“政府”，而北平则始终是华北日军司令的附属物。北平的“政府”非但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就是它权限应达到的地方，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也都跟它貌合心离，因为济南，太原，开封，都各有一个日军司令。每一个司令是一个军阀。华北恢复了北伐以前的情形，所不同者，昔日是张宗昌们割据称王，现在代以日本军人。华北没有“政治”，只有军事占领。北平的“政府”是个小玩艺儿。因此，日本人在别处打了胜仗，北平本身与北平的四围，便更遭殃。日本在前线的军队既又建了功，北平的驻遣军司令必然的也要在“后方”发发威。反之，日本人若在别处打了败仗，北平与它的四围也还要遭殃，因为驻遣军司令要向已拴住了的狗再砍几刀，好遮遮前线失利的丑。总之，日本军阀若不教他自己的兵多死几个，若不教已投降的顺民时时尝到枪弹，他便活不下去。杀人是他的“天职”。

因此，北平的房不够用的了。一方面，日本人像蜂儿搬家似的，一群群的向北平来“采蜜”。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在北平四围的屠杀，教乡民们无法不放弃了家与田园，到北平城里来避难。到了北平城里是否就能活命，他们不知道。可是，他们准知道他们的家乡有多少多少小村小镇是被敌人烧平屠光了的。

这，可就忙了金三爷。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没有起色，而只兴旺了金三爷这一行，与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

在从前的北平，“住”是不成问题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别是在北伐成功，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北平几乎房多于人了。多少多少机关都搬到南京去，随着机关走的不止是官吏与工友，而且有他们的家眷。像度量衡局，印铸局等等的机关，在官吏而外，还要带走许多的技师与工人。同时，像前三门外的各省会馆向来是住满了人——上“京”候差，或找事的闲人。政府南迁，北平成了文化区，这些闲人若仍在会馆里傻等着，便是没有常识。他们都上了南京，去等候着差事与面包。同时，那些昔日的军阀，官僚，政客们，能往南去的，当然去到上海或苏州，以便接近南京，便于活动；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们看，只有个市政府与许多男女学生的北平等于空城。这样，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带花园的深宅大院，而在大杂院里，三四十个铜板就是一间屋子的租金，连三等巡警与洋车夫们都不愁没有地方去住。

现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个人都须注意的问题。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请另找房吧！那所房也许是全部的租给了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要来租赁而房主决定把它出卖。假若与日本人无关，那就必定是房主的亲戚或朋友由乡下逃来，非找个住处不可。这样一来，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并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间房，哪怕是一两间呢，亲戚朋友仿佛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没有出租的意思。亲友而外，还有金三爷这批人呢。他们的眼仿佛会隔着院墙看清楚院子里有无空闲的屋子。一经他们看到空着的屋子，他们的本事几乎和新闻记者差不多，无论你把大门关得怎样严紧，他们也会闯进来的。同时，有些积蓄的人，既不信任伪币，又无处去投资，于是就赶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买房！房，房，房！到处人们都谈房，找房，买房，或卖房。房成了问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财产，成了日本人给北平带来的不幸！

显然的，日本人的小脑子里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只知道他们是战胜者，理当像一群开了屏的孔雀似的昂步走进北平来。假若他们晓得北平人是怎样看不起东洋孔雀，而躲开北平，北平人就会假装作为不知道似的，而忘掉了日本的侵略。可是，日本人只晓得胜利，而且要将胜利像徽章似的挂在胸前。他们成群的来到北平，而后分开，散住在各胡同里。只要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两家日本人，中日的仇恨，在这条胡同里便要多延长几十年。北平人准知道这些分散在各胡同里的日本人是侦探，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商人还是教师。北平人的恨恶日本人像猫与狗的那样的相仇，不出于一时一事的抵触与冲突，而几乎是本能的不能相容。即使那些日本邻居并不作侦探，而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人，北平人也还是讨厌他们。一个日本人无论是在哪个场合，都会使五百个北平人头疼。北平人所有的一切客气，规矩，从容，大方，风雅，一见到日本人便立刻一干二净。北平人不喜欢笨狗与哈巴狗串秧儿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他们看日本人就像这种板凳狗。他们也感到每个日本人都像个“孤哀子”。板凳狗与孤哀子的联结，实在使北平人不能消化！北平人向来不排外，但是他们没法接纳板凳狗与孤哀子。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讨厌而不自觉。他们以为自己是“最”字的民族，这就是说：他们的来历最大，聪明最高，模样最美，生活最合理……他们的一切都有个“最”字，所以他们最应霸占北平，中国，亚洲，与全世界！假若他们屠杀北平人，北平人也许感到一点痛快。不，他们没有洗城，而要来与北平人作邻居；这使北平人头疼，恶心，烦闷，以至于盼望有朝一日把孤哀子都赶尽杀绝。

日本人不拦阻城外的人往城内迁移，或者是因为他们想借此可以增多城内繁荣的气象。日本人的作风永远是一面敲诈，一面要法律；一面烧杀，一面要繁荣。可是，虚伪永远使他们自己显露了原形。他们要繁荣北平，而北平人却因城外人的迁入得到一些各处被烧杀的真消息。每一个逃难的永远是独立的一张小新闻纸，给人们带来最正确的报导。大家在忙着租房，找房，匀房，卖房之际，附带着也听到了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而也就更恨日本人。

金三爷的心里可没理会这些拐弯抹角儿。他是一个心孔的人，看到了生意，他就作生意，顾不得想别的。及至生意越来越多，他不但忘了什么国家大事，而且甚至于忘了他自己。他仿佛忽然落在了生意网里，左顾右盼全是生意。他的红脸亮得好像安上了电灯。他算计，他跑路，他交涉，他假装着急，而狠心的不放价码。他的心像上紧了的钟弦，非走足了一天不能松散。有时候，摸一摸，他的荷包中已没了叶子烟，也顾不得去买。有时候，太阳已偏到西边去，他还没吃午饭。他忘了自己。生意是生意，少吃一顿饭算什么呢，他的身体壮，能够受得住。到晚间，回到家中，他才觉出点疲乏，赶紧划搂三大碗饭，而后含笑的吸一袋烟，烟袋还没离嘴，他已打上了盹；倒在床上，登时鼾声像拉风箱似的，震动得屋檐中的家雀都患了失眠。

偶然有半天闲暇，他才想起日本人来，而日本人的模样，在他心中，已经改变了许多。他的脑子里只有几个黑点，把两点或三点接成一条线，便是他的思想。这样简单的画了两三次线条，他告诉自己：“日本人总算还不错，他们给我不少的生意！日本人自己不是也得租房买房么？他们也找过我呀！朋友！大家都是朋友，你占住北平，我还作生意，各不相扰，就不坏！”

拧上一锅子烟，他又细想了一遍，刚才的话一点破绽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将来：“照这么下去，我也可以买房了。已经快六十了，买下它那么两三所小房，吃房租，房租越来越高呀！那就很够咱一天吃两顿白面的了。白面有了办法，谁还干这种营生？也该拉着外孙子，溜溜街呀，坐坐茶馆吧！”

一个人有了老年的办法才算真有了办法。金三爷看准了自己的面前有了两三所可以出白面的房子，他的老年有了办法！他没法不钦佩自己。

且不要说将来吧，现在他的身分已经抬高了许多呀。以前，他给人家介绍房子，他看得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拿他当作一根火柴似的，用完了便丢在地上。他们看他不过比伸手白要钱的乞丐略高一点。现在可不同了，因为房屋的难找，他已变成相当重要的人。他扭头一走，人们便得赶紧拉回他来，向他说一大片好话。他得到“佣钱”，而且也得到了尊严。这又得归功于日本人。日本人若是不占据着北平，哪会有这种事呢？好啦，他决定不再恨日本人，大丈夫应当恩怨分明。

小孩儿长得很好，不十分胖而处处都结实。金三爷说小孩子的鼻眼像妈妈，而妈妈一定以为不但鼻眼，连头发与耳朵都像孟石。自从一生下来到如今，（小孩已经半岁了）这个争执还没能解决。

另一不能解决的事是小孩的名字。钱少奶奶坚决的主张，等着祖父来给起名字，而金三爷以为马上应当有个乳名，等钱先生来再起学名。乳名应当叫什么呢？父女的意见又不能一致。金三爷一高兴便叫“小狗子”或“小牛儿”，钱少奶奶不喜欢这些动物。她自己逗弄孩子的时候，一会儿叫“大胖胖”，一会儿叫“臭东西”，又遭受金三爷的反对：“他并不胖，也不臭！”意见既不一致，定名就非常的困难，久而久之，金三爷就直截了当的喊“孙子”，而钱少奶奶叫“儿子”。于是，小孩子一听到“孙子”，或“儿子”，便都张着小嘴傻笑。这可就为难了别人，别人不便也喊这个小人儿孙子或儿子。

为了这点不算很大，而相当困难的问题，金家父女都切盼钱先生能够赶快回来，好给小孩一个固定不移的名字。可是，钱先生始终不来。

野求非常喜欢这个无名的孩子——既是默吟的孙子，又是他与金三爷成为朋友的媒介。只要有工夫，他总要来看一眼。他准知道娃娃还不会吃东西，拿玩具，但是他不肯空着手来。每来一次，他必须带来一些水果或花红柳绿的小车儿小鼓儿什么的。

“野求！”金三爷看不过去了：“他不会吃，不会耍，干吗糟塌钱呢？下次别这么着了！”

“小意思！小意思！”野求仿佛道歉似的说：“钱家只有这么一条根！”在他心里，他是在想：“我丢失了他的祖父（我的最好的朋友！），不能再丢失了这个小朋友。小朋友长大，他会，我希望，亲热的叫舅爷爷，而不叫我别的难听的名字！”

这一天，天已经黑了好久，野求拿着一大包点心到蒋养房来。从很远，他就伸着细脖子往金家院子看，看还有灯光没有；他知道金三爷和钱少奶奶都睡得相当的早。他希望他们还没有睡，好把那包点心交出去。他不愿带回家去给自己的孩子吃，因为他看不起自己的孩子——爸爸没出息，还有什么好儿女呢！再说，若不是八个孩子死扯着他，他想他一定不会这样的没出息。没有家庭之累，他一定会逃出北平，作些有人味的事。虽然孩子们并没有罪过，他可是因为自己的难过与惭愧，不能不轻看他们。反之，他看默吟的孙子不仅是个孩子，而是一个什么的象征。这孩子的祖父是默吟，他的祖母，父亲，叔父已都殉了国，他是英雄们的后裔，他代表着将来的光明——祖辈与父辈的牺牲，能教子孙昂头立在地球上，作个有幸福有自由的国民！他自己是完了，他的儿女也许因为他自己的没出息而也不成材料；只有这里，金三爷的屋子里，有一颗民族的明珠！

再走近几步，他的心凉了，金家已没有了灯光！他立住，跟自己说：“来迟了，吃鸦片的人没有时间观念，该死！”

他又往前走了两步，他不肯轻易打回头。他可又没有去敲门的决心，为看看孩子而惊动金家的人，他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

离金家的街门只有五六步了，他看见一个人原在门垛子旁边立着，忽然的走开，向和他相反的方向走，走得很慢。

野求并没看清那是谁，但是像猫“感到”附近有老鼠似的，他浑身的感觉都帮助他，促迫他，相信那一定是钱默吟。他赶上前去。前面的黑影也走得快了，可是一拐一拐的，不能由走改为跑。野求开始跑。只跑了几步，他赶上了前面的人。他的泪与声音一齐放出来：“默吟！”

钱先生低下头去，腿虽不方便，而仍用力加快的走。野求像喝醉了似的，不管别人怎样，而只顾自己要落泪，要说话，要行动。一下子，他把那包点心扔在地上，顺手就扯住了姐丈。满脸是泪的，他抽搭着叫：“默吟！默吟！什么地方都找到，现在我才看见了你！”

钱先生收住脚步，慢慢的走；快走给他苦痛。他依旧低着头，一声不出。

野求又加上了一只手，扯住姐丈的胳臂。“默吟，你就这么狠心吗？我知道，我承认，我是软弱无能的混蛋！我只求你跟我说一句话，是，哪怕只是一句话呢！对！默吟，跟我说一句！不要这样低着头，你瞪我一眼也是好的呀！”

钱先生依然低着头，一语不发。

这时候，他们走近一盏街灯。野求低下身去，一面央求，一面希望看到姐丈的脸。他看见了：姐丈的脸很黑很瘦，胡子乱七八糟的遮住嘴，鼻子的两旁也有两行泪道子。

“默吟！你再不说话，我可就跪在当街了！”野求苦苦的央告。

钱先生叹了一口气。

“姐丈！你是不是也来看那个娃娃的？”

默吟走得更慢了，低着头，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嗯！”

听到姐丈这一声嗯，野求像个小儿似的，带着泪笑了。“姐丈！那是个好孩子，长得又俊又结实！”

“我还没看见过他！”默吟低声的说。“我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天天，我约摸着金三爷就寝了，才敢在门外站一会儿。听到娃娃的哭声，我就满意了。等他哭完，睡去，我抬头看看房上的星；我祷告那些星保佑着我的孙子！在危难中，人容易迷信！”

野求像受了催眠似的，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他不知道再说什么好。默吟也不再出声。

默默的，他们已快走到蒋养房的西口。野求还紧紧的拉着姐丈的臂。默吟忽然站住了，夺出胳臂来。两个人打了对脸。野求看见了默吟的眼，两只和秋星一样亮的眼。他颤抖了一下。在他的记忆里，姐丈的眼永远是慈祥与温暖的泉源。现在，姐丈的眼发着钢铁的光，极亮，极冷，怪可怕。默吟只看了舅爷那么一眼，然后把头转开：“你该往东去吧？”

“我——”野求舐了舐嘴唇。“你住在哪儿呢？”

“有块不碍事的地我就可以睡觉！”

“咱们就这么分了手吗？”

“嗯——等国土都收复了，咱们天天可以在一块儿！”

“姐丈！你原谅了我？”

默吟微微摇了摇头：“不能！你和日本人，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

野求的贫血的脸忽然发了热：“你诅咒我好了！只要你肯当面诅咒我，就是我的幸福！”

默吟没回答什么，而慢慢的往前迈步。

野求又扯住了姐丈。“默吟！我还有多少多少话要跟你谈呢！”

“我现在不喜欢闲谈！”

野求的眼珠定住。他的心中像煮沸的一锅水那么乱。随便的他提出个意见：“为什么咱们不去看看那个娃娃呢？也好教金三爷喜欢喜欢哪！”

“他，他和你一样的使我失望！我不愿意看到他。教他干他的吧，教他给我看着那个娃娃吧！假若我有办法，我连看娃娃的责任都不托给他！我极愿意看看我的孙子，但是我应当先给孙子打扫干净了一块土地，好教他自由的活着！祖父死了，孙子或者才能活！反之，祖父与孙子都是亡国奴，那，那，”默吟先生笑了一下。他笑得很美。“回家去吧，咱们有缘就再见吧！”

野求木在了那里。不错眼珠的，他看着姐丈往前走。那个一拐一拐的黑影确是他的姐丈，又不大像他的姐丈；那是一个永远不说一句粗话的诗人，又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黑影儿出了胡同口，野求想追上去，可是他的腿酸得要命。低下头，他长叹了一声。

野求没有得到姐丈的原谅，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佩服默吟。因为佩服默吟，他才觉得默吟有裁判他的权威。得不到姐丈的原谅，在他看，就等于脸上刺了字——他是汉奸！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瘦脸，只摸到一点湿冷的泪。

他开始打回头，往东走。又走到金家门口，他不期然而然的停住了脚步。小孩子哭呢。他想象着姐丈大概就是这样的立在门外，听着小孩儿啼哭。他赶紧又走开，那是多么惨哪！祖父不敢进去看自己的孙子，而只立在门外听一听哭声！他的眼中又湿了。

走了几步，他改了念头。他到底看见了姐丈。不管姐丈原谅他与否，到底这是件可喜的事。这回姐丈虽没有宽恕他，可是已经跟他说了话；那么，假若再遇上姐丈，他想，他也许就可以得到谅解了，姐丈原本是最慈善和蔼的人哪！想到这里，他马上决定去看看瑞宣。他必须把看到了默吟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瑞宣，好教瑞宣也喜欢喜欢。他的腿不酸了，他加快了脚步。

瑞宣已经躺下了，可是还没入睡。听见敲门的声音，他吓了一跳。这几天，因为武汉的陷落，日本人到处捉人。前线的胜利使住在北方的敌人想紧紧抓住华北，永远不放手。华北，虽然到处有汉奸，可是汉奸并没能替他们的主子得到民心。连北平城里还有像钱先生那样的人；城外呢，离城三四十里就还有用简单的武器，与最大的决心的，与敌人死拼的武装战士。日本人必须肃清这些不肯屈膝的人们，而美其名叫作“强化治安”。即使他们拿不到真正的“匪徒”，他们也要捉一些无辜的人，去尽受刑与被杀的义务。他们捕人的时间已改在夜里。像猫头鹰捕麻雀那样，东洋的英雄们是喜欢偷偷摸摸的干事的。瑞宣吓了一跳。他晓得自己有罪——给英国人作事便是罪过。急忙穿上衣服，他轻轻的走出来。他算计好，即使真是敌人来捕他，他也不便藏躲。去给英国人作事并不足以使他有恃无恐，他也不愿那么狗仗人势的有恃无恐。该他入狱，他不便躲避。对祖父，与一家子人，他已尽到了委屈求全的忍耐与心计，等到该他受刑了，他不便皱上眉。他早已盘算好，他既不能正面的赴汤蹈火的去救国，至少他也不该太怕敌人的刀斧与皮鞭。

院里很黑。走到影壁那溜儿，他问了声：“谁？”

“我！野求！”

瑞宣开开了门。三号的门灯立刻把光儿射进来。三号院里还有笑声。是的，他心里很快的想到：三号的人们的无耻大概是这时代最好的护照吧？还没等他想清楚，野求已迈进门坎来。

“哟！你已经睡了吧？真！吸烟的人没有时间观念！对不起，我惊动了你！”野求擦了擦脸上的凉汗。

“没关系！”瑞宣淡淡的一笑，随手又系上个钮扣。“进来吧！”

野求犹豫了一下。“太晚了吧？”可是，他已开始往院里走。他喜欢和朋友闲谈，一得到闲谈的机会，他便把别的都忘了。

瑞宣开开堂屋的锁。

野求开门见山的说出来：“我看见了默吟！”

瑞宣的心里忽然一亮，亮光射出来，从眼睛里慢慢的分散在脸上。“看见他了？”他笑着问。

野求一气把遇到姐丈的经过说完。他只是述说，没有加上一点自己的意见。他仿佛是故意的这样办，好教瑞宣自己去判断；他以为瑞宣的聪明足够看清楚：野求虽然没出息，得不到姐丈的原谅，可是他还真心真意的佩服默吟，关切默吟，而且半夜里把消息带给瑞宣。

瑞宣并没表示什么。这时候，他顾不得替野求想什么，而只一心一意的想看到钱先生。

“明天，”他马上打定了主意，“明天晚上八点半钟，咱们在金家门口见！”

“明天？”野求转了转眼珠：“恐怕他未必……”

以瑞宣的聪明，当然也会想到钱先生既不喜欢见金三爷与野求，明天——或者永远——他多半不会再到那里去。可是，他是那么急切的愿意看看诗人，他似乎改了常态：“不管！不管！反正我必去！”

第二天，他与野求在金家门外等了一晚上，钱先生没有来。

“瑞宣！”野求哭丧着脸说：“我就是不幸的化身！我又把默吟来听孙子的哭声这点权利给剥夺了！人别走错一步！一步错，步步错！”

瑞宣没说什么，只看了看天上的星。

四十六

瑞宣想错了，日本人捕人并不敲门，而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由墙外跳进来。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而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在瑞宣去看而没有看到钱先生的第三天，他们来捕瑞宣。他们捕人的方法已和捕钱先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瑞宣没有任何罪过，可是日本人要捉他。捉他，本是最容易的事。他们只须派一名宪兵或巡警来就够了。可是，他们必须小题大作，好表示出他们的聪明与认真。约摸是在早上四点钟左右吧，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小羊圈的口外，车上有十来个人，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衣。卡车后面还有一辆小汽车，里面坐着两位官长。为捕一个软弱的书生，他们须用十几个人，与许多汽油。只有这样，日本人才感到得意与严肃。日本人没有幽默感。

车停住，那两位军官先下来视察地形，而后在胡同口上放了哨。他们拿出地图，仔细的阅看。他们互相耳语，然后与卡车上轻轻跳下来的人们耳语。他们倒仿佛是要攻取一座堡垒或军火库，而不是捉拿一个不会抵抗的老实人。这样，商议了半天，嘀咕了半天，一位军官才回到小汽车上，把手交插在胸前，坐下，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另一位军官率领着六七个人像猫似的轻快的往胡同里走。没有一点声音，他们都穿着胶皮鞋。看到了两株大槐，军官把手一扬两个人分头爬上树去，在树叉上蹲好，把枪口对准了五号。军官再一扬手，其余的人——多数是中国人——爬墙的爬墙，上房的上房。军官自己藏在大槐树与三号的影壁之间。

天还没有十分亮，星星可已稀疏。全胡同里没有一点声音，人们还都睡得正香甜。一点晓风吹动着老槐的枝子。远处传来一两声鸡鸣。一个半大的猫顺着四号的墙根往二号跑，槐树上与槐树下的枪马上都转移了方向。看清楚了是个猫，东洋的武士才又聚精会神的看着五号的门，神气更加严肃。

瑞宣听到房上有响动。他直觉的想到了那该是怎回事。他根本没往闹贼上想，因为祁家在这里住过了几十年，几乎没有闹过贼。人缘好，在这条胡同里，是可以避贼的。一声没出，他穿上了衣服。而后，极快的他推醒了韵梅：“房上有人！别大惊小怪！假若我教他们拿去，别着急，去找富善先生！”

韵梅似乎听明白，又似乎没有听明白，可是身上已发了颤。“拿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她的手紧紧的扯住他的裤子。

“放开！”瑞宣低声的急切的说：“你有胆子！我知道你不会害怕！千万别教祖父知道了！你就说，我陪着富善先生下乡了，过几天就回来！”他一转身，极快的下了地。

“你要不回来呢？”韵梅低声的问。

“谁知道！”

屋门上轻轻的敲了两下。瑞宣假装没听见。韵梅哆嗦得牙直响。

门上又响了一声。瑞宣问：“谁？”

“你是祁瑞宣？”门外轻轻的问。

“是！”瑞宣的手颤着，提上了鞋；而后，扯开屋门的闩。

几条黑影围住了他，几个枪口都贴在他身上。一个手电筒忽然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闭了一会儿眼。枪口戳了戳他的肋骨，紧跟着一声：“别出声，走！”

瑞宣横了心，一声没出，慢慢往外走。

祁老人一到天亮便已睡不着。他听见了一些响动。瑞宣刚走在老人的门外，老人先嗽了一声，而后懒懒的问：“什么呀！谁呀？有人闹肚子啊？”

瑞宣的脚微微的一停，就接着往前走。他不敢出声。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有钱先生的受刑在前，他不便希望自己能幸而免。他也不便先害怕，害怕毫无用处。他只有点后悔，悔不该为了祖父，父母，妻子，而不肯离开北平。可是，后悔并没使他怨恨老人们：听到祖父的声音，他非常的难过。他也许永远看不见祖父了！他的腿有点发软，可是依旧鼓着勇气往外走。他晓得，假若他和祖父过一句话，他便再也迈不开步。到了枣树旁边，他往南屋看了一眼，心中叫了一声“妈！”

天亮了一些。一出街门，瑞宣看到两株槐树上都跳下一个人来。他的脸上没有了血色，可是他笑了。他很想告诉他们：“捕我，还要费这么大的事呀？”他可是没有出声。往左右看了看，他觉得胡同比往日宽阔了许多。他痛快了一点。四号的门响了一声。几条枪像被电气指挥着似的，一齐口儿朝了北。什么也没有，他开始往前走。到了三号门口，影壁后钻出来那位军官。两个人回去了，走进五号，把门关好。听见关门的微响，瑞宣的心中更痛快了些——家关在后面，他可以放胆往前迎接自己的命运了！

韵梅顾不得想这是什么时间，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也顾不得梳头洗脸，她便慌忙的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她不常出门，不晓得怎样走才能找到富善先生。但是，她不因此而迟疑。她很慌，可也很坚决，不管怎样困难，她须救出她的丈夫来。为营救丈夫，她不惜牺牲了自己。在平日，她很老实；今天，她可下了决心不再怕任何人与任何困难。几次，泪已到了眼中，她都用力的睁她的大眼睛，把泪截了回去。她知道落泪是毫无用处的。在极快的一会儿工夫，她甚至于想到瑞宣也许被杀。不过，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也须尽她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她的胆子不大，但是真面对面的遇见了鬼，她也只好闯上前去。

轻轻的关好了屋门，她极快的往外走。看到了街门，她也看到那一高一矮的两个人。两个都是中国人，拿着日本人给的枪。两支枪阻住她的去路：“干什么？不准出去！”

韵梅的腿软了，手扶住了影壁。她的大眼睛可是冒了火：“躲开！我要出去！”

“谁也不准出去！”那个身量高的人说：“告诉你，去给我们烧点水，泡点茶；有吃的东西拿出点来！快回去！”

韵梅浑身都颤抖起来。她真想拼命，但是她一个人打不过两个枪手。况且，活了这么大，她永远没想到过和人打架斗殴。她没了办法。但是，她也不甘心就这么退回来。她明知无用而不能不说的问他们：

“你们凭什么抓去我的丈夫呢？他是顶老实的人！”

这回，那个矮一点的人开了口：“别费话！日本人要拿他，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快去烧开水！”

“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韵梅瞪着眼问。

矮一点的人发了气：“告诉你，我们对你可是很客气，别不知好歹！回去！”他的枪离韵梅更近了一些。

她往后退了退。她的嘴干不过手枪。退了两步，她忽然的转过身来，小跑着奔了南屋去。她本想不惊动婆母，可是没了别的办法；她既出不去街门，就必须和婆母要个主意了。

把婆母叫醒，她马上后了悔。事情是很简单，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好了。婆母是个病身子，她不应当大惊小怪的吓唬她。同时，事情是这么紧急，她又不该磨磨蹭蹭的绕弯子。进到婆母的屋中，她呆呆的楞起来。

天已经大亮了，南屋里可是还相当的黑。天佑太太看不清楚韵梅的脸，而直觉的感到事情有点不大对：“怎么啦？小顺儿的妈！”

韵梅的憋了好久的眼泪流了下来。她可是还控制着自己，没哭出声来。

“怎么啦？怎么啦？”天佑太太连问了两声。

“瑞宣，”韵梅顾不得再思索了。“瑞宣教他们抓去了！”

像有几滴冰水落在天佑太太的背上，她颤了两下。可是，她控制住自己。她是婆母，不能给儿媳一个坏榜样。再说，五十年的生活都在战争与困苦中渡过，她知道怎样用理智与心计控住感情。她用力扶住一张桌子，问了声：“怎么抓去的？”

极快的，韵梅把事情述说了一遍。快，可是很清楚，详细。

天佑太太一眼看到生命的尽头。没了瑞宣，全家都得死！她可是把这个压在了心里，没有说出来。少说两句悲观的话，便能给儿媳一点安慰。她楞住，她须想主意。不管主意好不好，总比哭泣与说废话强。“小顺儿的妈，想法子推开一块墙，告诉六号的人，教他们给使馆送信去！”老太太这个办法不是她的创作，而是跟祁老人学来的。从前，遇到兵变与大的战事，老人便杵开一块墙，以便两个院子的人互通消息，和讨论办法。这个办法不一定能避免灾患，可是在心理上有很大的作用，它能使两个院子的人都感到人多势众，减少了恐慌。

韵梅没加思索，便跑出去。到厨房去找开墙的家伙。她没想她有杵开界墙的能力，和杵开以后有什么用处。她只觉得这是个办法，并且觉得她必定有足够的力气把墙推开；为救丈夫，她自信能开一座山。

正在这个时候，祁老人起来了，拿着扫帚去打扫街门口。这是他每天必作的运动。高兴呢，他便扫干净自己的与六号的门外，一直扫到槐树根儿那溜儿，而后跺一跺脚，直一直腰，再扫院中。不高兴呢，他便只扫一扫大门的台阶，而后扫院内。不管高兴与否，他永远不扫三号的门外，他看不起冠家的人。这点运动使他足以给自己保险——老年人多动一动，身上就不会长疙疸与痈疽。此外，在他扫完了院子的时候，他还要拿着扫帚看一看儿孙，暗示给他们这就叫作勤俭成家！

天佑太太与韵梅都没看见老人出去。

老人一拐过影壁就看到了那两个人，马上他说了话。这是他自己的院子，他有权利干涉闯进来的人。“怎么回事？你们二位？”他的话说得相当的有力，表示出他的权威；同时，又相当的柔和，以免得罪了人——即使那两个是土匪，他也不愿得罪他们。等到他看见了他们的枪，老人决定不发慌，也不便表示强硬。七十多年的乱世经验使他稳重，像橡皮似的，软中带硬。“怎吗？二位是短了钱花吗？我这儿是穷人家哟！”

“回去！告诉里边的人，谁也不准出来！”高个子说。

“怎么？”老人还不肯动气，可是眼睛眯起来。“这是我的家！”

“罗嗦！不看你上了岁数，我给你几枪把子！”那个矮子说，显然的他比高个子的脾气更坏一些。

没等老人说话，高个子插嘴：“回去吧，别惹不自在！那个叫瑞宣的是你的儿子还是孙子？”

“长孙！”老人有点得意的说。

“他已经教日本人抓了走！我们俩奉命令在这儿把守，不准你们出去！听明白了没有？”

扫帚松了手。老人的血忽然被怒气与恐惧咂净，脸上灰了。“为什么拿他呢？他没有罪！”

“别费话，回去！”矮子的枪逼近了老人。

老人不想抢矮子的枪，但是往前迈了一步。他是贫苦出身，年纪大了还有把子力气；因此，他虽不想打架，可是身上的力气被怒火催动着，他向前冲着枪口迈了步。“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样呢？开枪！我决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孙子，凭什么？”在老人的心里，他的确要央求那两个人，可是他的怒气已经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挥。他的话随便的，无伦次的，跑出来。话这样说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来：“拿去我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唬我，我见过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你枪毙了我！来！”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你嚷！我真开枪！”矮子咬着牙说。

“开！开！冲着这儿来！”祁老人用颤抖的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他的小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子，挺直了腰，腮上的白胡子一劲儿的颤动。

天佑太太首先来到。韵梅，还没能杵开一块砖，也跑了过来。两个妇人一边一个扯住老人的双臂，往院子里边扯。老人跳起脚来，高声的咒骂。他忘了礼貌，忘了和平，因为礼貌与和平并没给他平安与幸福。

两个妇人连扯带央告的把老人拉回屋中，老人闭上了口，只剩了哆嗦。

“老爷子！”天佑太太低声的叫，“先别动这么大的气！得想主意往出救瑞宣啊！”

老人咽了几口气，用小眼睛看了看儿媳与孙媳。他的眼很干很亮。脸上由灰白变成了微红。看完两个妇人，他闭上了眼。是的，他已经表现了他的勇敢，现在他须想好主意。他知道她们婆媳是不会有什么高明办法的，他向来以为妇女都是没有心路的。很快的，他想出来办法：“找天佑去！”

纯粹出于习惯，韵梅微笑了一下：“咱们不是出不去街门吗？爷爷！”

老人的心疼了一下，低下头去。他自己一向守规矩，不招惹是非；他的儿孙也都老实，不敢为非作歹。可是，一家子人都被手枪给囚禁在院子里。他以为无论日本鬼子怎样厉害，也一定不会找寻到他的头上来。可是，三孙子逃开，长孙被捕，还有两支手枪堵住了大门。这是什么世界呢？他的理想，他的一生的努力要强，全完了！他已是个被圈在自己家里的囚犯！他极快的检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找不到一点应当责备自己的事情。虽然如此，他现在可是必须责备自己，自己一定是有许多错误，要不然怎么会弄得家破人亡呢？在许多错误之中，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他错看了日本人。他以为只要自己近情近理的，不招灾惹祸的，过日子，日本人就必定会允许他享受一团和气的四世同堂的幸福。他错了。日本人是和任何中国人都势不两立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他觉得他是白活了七十多岁。他不敢再信任自己，他的老命完全被日本人攥在手心里，像被顽皮的孩子握住的一条槐树虫！

他没敢摸他的胡子。胡子已不再代表着经验与智慧，而只是老朽的标记。哼哼了一两声，他躺在了炕上。“你们去吧，我没主意！”

婆媳楞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出来。

“我还挖墙去！”韵梅两只大眼离离光光的，不知道看什么好，还是不看什么好。她心里燃着一把火，可是还要把火压住，好教老人们少着一点急。

“你等等！”天佑太太心中的火并不比儿媳的那一把少着火苗。可是她也必须镇定，好教儿媳不太发慌。她已忘了她的病；长子若有个不幸，她就必得死，死比病更厉害。“我去央告央告那两个人，教我出去送个信！”

“不用！他们不听央告！”韵梅搓着手说。

“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就不帮咱们一点儿忙？”

韵梅没回答什么，只摇了摇头。

太阳出来了。天上有点薄云，而遮不住太阳的光。阳光射入薄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给天上点缀了一些锦霞。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看到那片片的明霞，她们觉得似乎像是作梦。

韵梅无可如何的，又回到厨房的北边，拿起铁通条。她不敢用力，怕出了响声被那两个枪手听见。不用力，她又没法活动开一块砖。她出了汗。她一边挖墙，一边轻轻的叫：“文先生！文先生！”这里离小文的屋子最近，她希望小文能听见她的低叫。没有用。她的声音太低。她不再叫，而手上加了劲。半天，她才只活动开一块砖。叹了口气，她楞起来。小妞子叫她呢。她急忙跑到屋中。她必须嘱咐小妞子不要到大门那溜儿去。

小妞子还不大懂事，可是从妈妈的脸色与神气上看出来事情有点不大对。她没敢掰开揉碎的细问，而只用小眼嗗着妈妈。等妈妈给她穿好衣服，她紧跟在妈妈后边，不敢离开。她是祁家的孩子，她晓得害怕。

妈妈到厨房去升火，妞子帮着给拿火柴，找劈柴。她要表现出她很乖，不招妈妈生气。这样，她可以减少一点恐惧。

天佑太太独自在院中立着。她的眼直勾勾的对着已落了叶的几盆石榴树，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她的心跳得很快。她极想躺一躺去，可是用力的控制住自己。不，她不能再管自己的病；她必须立刻想出搭救长子的办法来。忽然的，她的眼一亮。眼一亮，她差点要晕倒。她急忙蹲了下去。她想起来一个好主意。想主意是劳心的事，她感到眩晕。蹲了一小会儿，她的兴奋劲儿慢慢退了下去。她极留神的往起立。立起来，她开足了速度往南屋走。在她的陪嫁的箱子里，她有五六十块现洋，都是“人头”的。她轻轻的开开箱子，找到箱底上的一只旧白布袜子。她用双手提起那只旧袜子，好不至于哗啷哗啷的响。手伸到袜子里去，摸到那硬的凉的银块子。她的心又跳快了。这是她的“私钱”。每逢病重，她就必想到这几十块现洋；它们足以使她在想到死亡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因为它们可以给她换来一口棺材，而少教儿子们着一点急。今天，她下决心改变了它们的用途；不管自己死去有无买棺材的现钱，她必须先去救长子瑞宣。瑞宣若是死在狱里，全家就必同归于尽，她不能太自私的还不肯动用“棺材本儿”！轻轻的，她一块一块的往外拿钱。每一块都是晶亮的，上面有个胖胖的袁世凯。她永远没判断过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银圆上是那么富泰威武，无论大家怎样说袁世凯不好，她总觉得他必是财神下界。现在她可是没有闲心再想这些，而只觉得有这点钱便可以买回瑞宣的命来。

她只拿出二十块来。她看不起那两个狗仗人势给日本人作事的枪手。二十块，每人十块，就够收买他们的了。把其余的钱又收好，她用手帕包好这二十块，放在衣袋里。而后，她轻轻的走出了屋门。走到枣树下面，她立住了。不对！那两个人既肯帮助日本人为非作歹，就必定不是好人。她若给了他们钱，而反倒招出他们的歹意来呢？他们有枪！他们既肯无故的捉人，怎么知道不肯再见财起意，作明火呢？世界的确变了样儿，连行贿都须特别的留神了！

立了许久，她打不定主意。她贫血，向来不大出汗，现在她的手心上湿了。为救儿子，她须冒险；可是白白冒了险，而再招出更多的麻烦，就不上算。她着急，但是她不肯因着急而像掉了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正在这么左右为难，她听到很响的一声铃——老二瑞丰来了！瑞丰有了包车，他每次来，即使大门开着，也要响一两声车铃。铃声替他广播着身分与声势。天佑太太很快的向前走了两步。只是两步，她没再往前走。她必须教二儿子施展他的本领，而别因她的热心反倒坏了事。她是祁家的妇人，她知道妇人的规矩——男人能办的就交给男人，妇女不要不知分寸的跟着夹缠。

韵梅也听到了铃声，急忙跑过来。看见婆母，她收住了脚步。她的大眼睛亮起来，可是把声音放低，向婆母耳语：“老二！”

老太太点了点头，嘴角上露出一点点笑意。

两个妇人都不敢说什么，而心中都温暖了一点。不管老二平日对待她们怎样的不合理，假若今天他能帮助营救瑞宣，她们就必会原谅他。两个妇人的眼都亮起来，她们以为老二必会没有问题的帮忙，因为瑞宣是他的亲哥哥呀。

韵梅轻轻的往前走，婆母扯住了她。她给呼气儿加上一丁点声音：“我探头看看，不过去！”说完，她在影壁的边上探出头去，用一只眼往外看。

那两个人都面朝了外。矮子开开门。

瑞丰的小干脸向着阳光，额上与鼻子上都非常的亮。他的眼也很亮，两腮上摆出点笑纹，像刚吃了一顿最满意的早饭似的那么得意。帽子在右手里拿着，他穿着一身刚刚作好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胸前戴着教育局的证章，刚要迈门坎，他先用左手摸了摸它。一摸证章，他的胸忽然挺得更直一些。他得意，他是教育局的科长。今天他特别得意，因为他是以教育局的科长的资格，去见日本天皇派来的两位特使。

武汉陷落以后，华北的地位更重要了。日本人可以放弃武汉，甚至于放弃了南京，而决不撒手华北。可是，华北的“政府”，像我们从前说过的，并没有多少实权，而且在表面上还不如南京那么体面与重要。因此，日本天皇派来两位特使，给北平的汉奸们打打气，同时也看华北是否像军人与政客所报告的那样太平。今天，这两位特使在怀仁堂接见各机关科长以上的官吏，向大家宣布天皇的德意。

接见的时间是在早九点。瑞丰后半夜就没能睡好，五点多钟便起了床。他加细的梳头洗脸，而后穿上修改过五次，一点缺陷也没有的新中山装。临出门的时候，他推醒了胖菊子：“你再看一眼，是不是完全合适？我看袖子还是长了一点，长着一分！”菊子没有理他，掉头又睡着了。他对自己笑了笑：“哼！我是在友军入城后，第一个敢穿出中山装去的！有点胆子！今天，居然能穿中山装去见天皇的特使了！瑞丰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

天还早，离见特使的时候还早着两个多钟头。他要到家中显露显露自己的中山装，同时也教一家老少知道他是去见特使——这就等于皇上召见啊，诸位！

临上车，他教小崔把车再重新擦抹一遍。上了车以后，他把背靠在车箱上，而挺着脖子，口中含着那只假象牙的烟嘴儿。晓风凉凉的拂着脸，刚出来的太阳照亮他的新衣与徽章。他左顾右盼的，感到得意。他几次要笑出声来，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许笑意轻轻的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看见一个熟人，他的脖子探出多长，去勾引人家的注意。而后，嘴撅起一点，整个的脸上都拧起笑纹，像被敲裂了的一个核桃。同时，双手抱拳，放在左脸之旁，左肩之上。车走出好远，他还那样抱拳，表示出身分高而有礼貌。手刚放下，他的脚赶快去按车铃，不管有无必要。他得意，仿佛偌大的北平都属于他似的。

家门开了，他看见了那个矮子。他楞了一楞。笑意与亮光马上由他的脸上消逝，他嗅到了危险。他的胆子很小。

“进来！”矮子命令着。

瑞丰没敢动。

高个子凑过来。瑞丰，因为近来交结了不少特务，认识高个子。像小儿看到个熟面孔，便把恐惧都忘掉那样，他又有了笑容：“哟，老孟呀！”老孟只点了点头。

矮子一把将瑞丰扯进来。瑞丰的脸依然对着老孟：“怎么回事？老孟！”

“抓人！”老孟板着脸说。

“抓谁？”瑞丰的脸白了一些。

“大概是你的哥哥吧！”

瑞丰动了心。哥哥总是哥哥。可是，再一想，哥哥到底不是自己。他往外退了一步，舐了舐嘴唇，勉强的笑着说：“呕！我们哥儿俩分居另过，谁也不管谁的事！我是来看看老祖父！”

“进去！”矮子向院子里指。

瑞丰转了转眼珠。“我想，我不进去了吧！”

矮子抓住瑞丰的腕子：“进来的都不准再出去，有命令！”是的，老孟与矮子的责任便是把守着大门，进来一个捉一个。

“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老孟！”瑞丰故意的躲着矮子。“我是教育局的科长！”他用下颏指了指胸前的证章，因为一手拿着帽子，一手被矮子攥住，都匀不出来。

“不管是谁！我们只知道命令！”矮子的手加了劲，瑞丰的腕子有点疼。

“我是个例外！”瑞丰强硬了一些。“我去见天皇派来的特使！你要不放我，请你们去给我请假！”紧跟着，他又软了些：“老孟，何苦呢，咱们都是朋友！”

老孟干嗽了两小声：“祁科长，这可教我们俩为难！你有公事，我们这里也是公事！我们奉命令，进来一个抓一个，现在抓人都用这个办法。我们放了你，就砸了我们的饭锅！”

瑞丰把帽子扣在头上，伸手往口袋里摸。惭愧，他只摸到两块钱。他的钱都须交给胖菊子，然后再向她索要每天的零花儿。手摸索着那两张票子，他不敢往外拿。他假笑着说：“老孟！我非到怀仁堂去不可！这么办，我改天请你们二位吃酒！咱们都是一家人！”转脸向矮子：“这位老哥贵姓？”

“郭！没关系！”

韵梅一劲儿的哆嗦，天佑太太早凑过来，拉住儿媳的手，她也听到了门内的那些使儿媳哆嗦的对话。忽然的，她放开儿媳的手，转过了影壁去。

“妈！”瑞丰只叫出来半声，唯恐因为证实了他与瑞宣是同胞兄弟而走不脱。

老太太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那两个人，而后咽了一口唾沫。慢慢的，她掏出包着二十块现洋的手帕来。轻轻的，她打开手帕，露出白花花的现洋。六只眼都像看变戏法似的瞪住了那雪白发亮的，久已没看见过的银块子。矮子老郭的下巴垂了下来；他厉害，所以见了钱也特别的贪婪。

“拿去吧，放了他！”老太太一手拿着十块钱，放在他们的脚旁。她不屑于把钱交在他们手里。

矮子放开瑞丰，极快的拾起钱来。老孟吸了口气，向老太太笑了一下，也去拣钱。矮子挑选了一块，对它吹了口气，然后放在耳边听了听。他也笑了一下：“多年不见了，好东西！”

瑞丰张了张嘴，极快的跑了出去。

老太太拿着空手帕，往回走。拐过了影壁，她和儿媳打了对脸。韵梅的眼中含着泪，泪可是没能掩盖住怒火。到祁家这么多年了，她没和婆母闹过气。今天，她不能再忍。她的伶俐的嘴已不会说话，而只怒视着老太太。

老太太扶住了墙，低声的说：“老二不是东西，可也是我的儿子！”

韵梅一下子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低声的哭起来。

瑞丰跑出来，想赶紧上车逃走。越想越怕，他开始哆嗦开了。小崔的车，和往日一样，还是放在西边的那棵槐树下。瑞丰走到三号门外，停住了脚。他极愿找个熟人说出他的受惊与冒险。他把大哥瑞宣完全忘掉，而只觉得自己受的惊险值得陈述，甚至于值得写一部小说！他觉得只要进了冠家，说上三句哈哈，两句笑话的，他便必定得到安慰与镇定。不管瑞宣是不是下了地狱，他反正必须上天堂——冠家就是他的天堂。

在平日，冠家的人起不了这么早。今天，大赤包也到怀仁堂去，所以大家都起了床。大赤包的心里充满高兴与得意。可是心中越喜欢，脸上就越不便表示出来。她花了一个钟头的工夫去描眉搽粉抹口红，而仍不满意；一边修饰，她一边抱怨香粉不好，口红不地道。头部的装修告一段落，选择衣服又是个恼人的问题。什么话呢，今天她是去见特使，她必须打扮得极精彩，连一个钮扣也不能稍微马虎一点。箱子全打开了，衣服堆满了床与沙发。她穿了又脱，换了又换，而始终不能满意。“要是特使下个命令，教我穿什么衣服，倒省了事！”她一边照镜子，一边这么唠叨。

“你站定，我从远处看一看！”晓荷走到屋子的尽头，左偏一偏头，右定一定眼，仔细的端详。“我看就行了！你走两步看！”

“走你妈的屎！”大赤包半恼半笑的说。

“唉！唉！出口伤人，不对！”晓荷笑着说：“今天咱可不敢招惹你，好家伙，特使都召见你呀！好的很！好的很！”晓荷从心里喜欢。“说真的，这简直是空前，空前之举！要是也有我的份儿呀，哼，我早就哆嗦上了！所长你行，真沉得住气！别再换了，连我的眼都有点看花了！”

这时候，瑞丰走进来。他的脸还很白，可是一听到冠家人们的声音，他已经安静了一些。

“看新中山装哟！”晓荷一看见瑞丰，马上这么喊起来。“还是男人容易打扮！看，只是这么一套中山装，就教瑞丰年轻了十岁！”在他心里，他实在有点隐痛：太太和瑞丰都去见特使，他自己可是没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对于太太的修饰打扮与瑞丰的穿新衣裳还是感到兴趣。他，和瑞丰一样，永远不看事情本身的好坏，而只看事情的热闹不热闹。只要热闹，他便高兴。

“了不得啦！”瑞丰故作惊人之笔的说，说完，他一下子坐在了沙发上。他需要安慰。因此，他忘了他的祖父，母亲，与大嫂也正需要安慰。

“怎么啦？”大赤包端详着他的中山装问。

“了不得啦！我就知道早晚必有这么一场吗！瑞宣，瑞宣，”他故意的要求效果。

“瑞宣怎样？”晓荷恳切的问。

“掉下去了！”

“什么？”

“掉——被抓去了！”

“真的？”晓荷倒吸了一口气。

“怎么抓去的？”大赤包问。

“糟透了！”瑞丰不愿正面的回答问题，而只顾表现自己：“连我也差点儿教他们抓了走！好家伙，要不是我这身中山装，这块徽章，和我告诉他们我是去见特使，我准得也掉下去！真！我跟老大说过不止一次，他老不信，看，糟了没有？我告诉他，别跟日本人犯别扭，他偏要牛脖子；这可好，他抓去了，门口还有两个新门神爷！”瑞丰说出这些，心中痛快多了，脸上慢慢的有了血色。

“这话对，对！”晓荷点头咂嘴的说。“不用说，瑞宣必是以为仗着英国府的势力，不会出岔子。他可是不知道，北平是日本人的，老英老美都差点劲儿！”这样批评了瑞宣，他向大赤包点了点头，暗示出只有她的作法才是最聪明的。

大赤包没再说什么。她不同情瑞宣，也有点看不起瑞丰。她看瑞丰这么大惊小怪的，有点缺乏男儿气。她把这件事推在了一旁，问瑞丰：“你是坐你的车走啊？那你就该活动着了！”

瑞丰立起来。“对，我先走啦。所长是雇汽车去？”

大赤包点了点头：“包一上午汽车！”

瑞丰走了出去。坐上车，他觉得有点不是劲儿。大赤包刚才对他很冷淡啊。她没安慰他一句，而只催他走；冷淡！呕，对了！他刚由家中逃出来，就到三号去，大赤包一定是因为怕受连累而以为他太荒唐。对，准是这么回事！瑞宣太胡闹了，哼！你教人家抓去不要紧，连累得我老二也丢了人缘！这么一盘算，他有点恨瑞宣了。

小崔忽然说了话，吓了瑞丰一跳。小崔问：“先生，刚才你怎么到了家，可不进去？”

瑞丰不想把事情告诉小崔。老孟老郭必定不愿意他走漏消息。可是，他存不住话。像一般的爱说话的人一样，他先嘱咐小崔：“你可别对别人再说呀！听见没有？瑞宣掉下去了！”

“什么？”小崔收住了脚步，由跑改为大步的走。

“千万别再告诉别人！瑞宣教他们抓下去了！”

“那么，咱们是上南海，还是……不是得想法赶紧救他吗？”

“救他？连我还差点吃了罣误官司！”瑞丰理直气壮的说。

小崔的脸本来就发红，变成了深紫的。又走了几步，他放下了车。极不客气的，他说：“下来！”

瑞丰当然不肯下车。“怎回事？”

“下来！”小崔非常的强硬。“我不伺候你这样的人！那是你的亲哥哥，喝，好，你就大撒巴掌不管？你还是人不是？”

瑞丰也挂了火。不管他怎样懦弱，他也不能听车夫的教训。可是，他把火压下去。今天他必须坐着包车到南海去。好吗，多少多少人都有汽车，他若坐着雇来的车去，就太丢人了！他宁可吃小崔几句闲话，也不能教自己在南海外边去丢人！包车也是一种徽章！他假装笑了：“算了，小崔！等我见完了特使，再给瑞宣想办法，一定！”

小崔犹豫了一会儿。他很想马上回去，给祁家跑跑腿。他佩服瑞宣，他应当去帮忙。可是，他也想到：他自己未必有多大的能力，倒不如督催着瑞丰去到处奔走。况且瑞宣到底是瑞丰的亲哥哥，难道瑞丰就真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再说呢，等到瑞丰真不肯管这件事的时候，他会把他拉到个僻静的地方，饱打一顿。什么科长不科长的，揍！这样想清楚，他又慢慢的抄起车把来。他本想再钉问一句，可是既有“揍”打底儿，他不便再费话了。

一路上，瑞丰没再出一声。小崔给了他个难题作。他决定不管瑞宣的事，可是小崔这小子要是死不放松，就有点麻烦。他不敢辞掉小崔，他知小崔敢动拳头。他想不出办法，而只更恨瑞宣。有瑞宣这样的一个人，他以为，就足以使天下都不能安生！

快到南海了，他把心事都忘掉。看哪，军警早已在路两旁站好，里外三层。左右两行站在马路边上，枪上都上了刺刀，面朝着马路中间。两行站在人行道上，面也朝着马路。在这中间又有两行，端着枪，面朝着铺户。铺户都挂出五色旗与日本旗，而都上着板子。路中间除了赴会的汽车，马车，与包月的人力车，没有别的车，也没有行人；连电车也停了。瑞丰看看路中心，再看看左右的六行军警，心中有些发颤。同时，他又感到一点骄傲，交通已经断绝，而他居然还能在马路中间走，身分！幸而他处置的得当，没教小崔在半途中跑了；好家伙，要是坐着破车来，军警准得挡住他的去路。他想蹬一下车铃，可是急忙收住了脚。大街是那么宽，那么静，假若忽然车铃一响，也许招出一排枪来！他的背离了车箱，直挺挺的坐着，心揪成了一小团。连小崔也有点发慌了，他跑得飞快，而时时回头看看瑞丰，瑞丰心中骂：“该死！别看我！招人家疑心，不开枪才怪！”

府右街口一个顶高身量的巡警伸出一只手。小崔拐了弯。人力车都须停在南海的西墙外。这里有二三十名军警，手里提着手枪，维持秩序。

下了车，瑞丰遇见两个面熟的人，心中安静了一点。他只向熟人点了点头，凑过去和他们一块走，而不敢说话。这整个的阵式已把他的嘴封严。那两个人低声的交谈，他感到威胁，而又不便拦阻他们。及至听到一个人说：“下午还有戏，全城的名角都得到！”他的话冲破了恐惧，他喜欢热闹，爱听戏。“还有戏？咱们也可以听？”

“那可就不得而知了，科长阶级有资格听戏没有，还……”那个人想必也是什么科长，所以惨笑了一下。

瑞丰赶紧运用他的脑子，他必须设法听上戏，不管资格够不够。

在南海的大门前，他们被军警包围着，登记，检查证章证件，并搜检身上。瑞丰并没感到侮辱，他觉得这是必须有的手续，而且只有科长以上的人才能“享受”这点“优遇”。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调货！

进了大门，一拐弯，他的眼前空旷了。但是他没心思看那湖山宫宇之美，而只盼望赶快走到怀仁堂，那里也许有很好的茶点——先啃它一顿儿再说！他笑了。

一眼，他看见了大赤包，在他前面大约有三箭远。他要向前赶。两旁的军警是那么多，他不敢快走。再说，他也有点忌妒，大赤包是坐了汽车来的，所以迟起身而反赶到他前面。到底汽车是汽车！有朝一日，他须由包车阶级升为汽车阶级！大丈夫必须有志气！

正在这么思索，大门门楼上的军乐响了。他的心跳起来，特使到了！军警喝住他，教他立在路旁，他极规矩的服从了命令。立了半天，军乐停了，四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怕静寂，手心上出了汗。

忽然的，两声枪响，很近，仿佛就在大门外。跟着，又响了几枪。他慌了，不知不觉的要跑。两把刺刀夹住了他，“别动！”

外面还不住的放枪，他的心跳到嗓子里来。

他没看见怀仁堂，而被军警把他，和许多别的人，大赤包也在内，都圈在大门以内的一排南房里。大家都穿着最好的衣服，佩着徽章，可是忽然被囚在又冷又湿的屋子里，没有茶水，没有足够用的椅凳，而只有军警与枪刺。他们不晓得门外发生了什么事，而只能猜测或者有人向特使行刺。

瑞丰没替特使担忧，而只觉得扫兴；不单看不上了戏，连茶点也没了希望呀！人不为面包而生，瑞丰也不是为面包而活着的，假若面包上没有一点黄油的话。还算好，他是第一批被驱逐进来的，所以得到了一个椅子。后进来的有许多人只好站着。他稳稳的坐定，纹丝不动，生怕丢失了他的椅子。

大赤包毕竟有些气派。她硬把一个人扒拉开，占据了他的座位。坐在那里，她还是大声的谈话，甚至于质问军警们：“这是什么事呢？我是来开会，不是来受罪！”

瑞丰的肚子报告着时间，一定是已经过午了，他的肚子里饿得唧哩咕噜的乱响。他害怕起来，假若军警老这么围着，不准出去吃东西，那可要命！他最怕饿！一饿，他就很容易想起“牺牲”，“就义”，与“死亡”等等字眼。

约摸着是下午两点了，才来了十几个日本宪兵。每个宪兵的脸上都像刚死了父亲那么难看。他们指挥军警细细搜检屋里的人，不论男女都须连内衣也脱下来。瑞丰对此一举有些反感，他以为闹事的既在大门外，何苦这么麻烦门内的人呢。可是，及至看到大赤包也打了赤背，露出两个黑而大的乳房，他心平气和了一些。

搜检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任何发现，他们才看见一个宪兵官长扬了扬手。他们由军警押着向中海走。走出中海的后门，他们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瑞丰没有招呼别人，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到西四牌楼，吃了几个烧饼，喝了一大碗馄饨。肚子撑圆，他把刚才那一幕丑剧完全忘掉，只当那是一个不甚得体的梦。走到教育局，他才听到：两位特使全死在南海大门外。城门又关上，到现在还没开。街上已不知捕去多少人。听到这点情报，他对着胸前的徽章发开了楞：险哪！幸亏他是科长，有中山装与徽章。好家伙，就是当嫌疑犯拿去也不得了呀！他想，他应当去喝两杯酒，庆祝自己的好运。科长给他的性命保了险！

下了班，他在局子门外找小崔。没找到。他发了气：“他妈的！天生来的不是玩艺儿，得偷懒就偷懒！”他步行回了家。一进门就问：“小崔没回来呀？”没有，谁也没看到小崔。瑞丰心中打开了鼓：“莫非这小子真辞活儿不干了？嘿，真他妈的邪门！我还没为瑞宣着急，你着哪门子急呢？他又不是你的哥哥！”他冒了火，准备明天早上小崔若来到，他必厉厉害害的骂小崔一顿。

第二天，小崔还是没露面。城内还到处捉人。“唉？”瑞丰对自己说：“莫非这小子教人家抓去啦？也别说，那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看着就像奸细！”

为给特使报仇，城内已捉去两千多人，小崔也在内。各色各样的人被捕，不管有无嫌疑，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受了各色各样的毒刑。

真正的凶手可是没有拿着。

日本宪兵司令不能再等，他必须先枪毙两个，好证明自己的精明强干。好吗，捉不着行刺特使的人，不单交不了差事，对不起天皇，也被全世界的人耻笑啊！他从两千多皮开肉绽的人里选择出两个来：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姓冯的汽车夫，一个是小崔。

第三天早八点，姓冯的汽车夫与小崔，被绑出来，游街示众。他们俩都赤着背，只穿着一条裤子，头后插着大白招子。他们俩是要被砍头，而后将人头号令在前门外五牌楼上。冯汽车夫由狱里一出来，便已搭拉了脑袋，由两个巡警搀着他。他已失了魂。小崔挺着胸自己走。他的眼比脸还红。他没骂街，也不怕死，而心中非常的后悔，后悔他没听钱先生与祁瑞宣的劝告。他的年岁，身体，和心地，都够与日本兵在战场上拼个死活的，他有资格去殉国。可是，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拉出去砍头。走几步，他仰头看看天，再低头看看地。天，多么美的北平的青天啊。地，每一寸都是他跑熟了的黑土地。他舍不得这块天地，而这块天地，就是他的坟墓。

两面铜鼓，四只军号，在前面吹打。前后多少排军警，都扛着上了刺刀的枪，中间走着冯汽车夫与小崔。最后面，两个日本军官骑着大马，得意的监视着杀戮与暴行。

瑞丰在西单商场那溜儿，听见了鼓号的声音，那死亡的音乐。他飞跑赶上去，他喜欢看热闹，军鼓军号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杀人也是“热闹”，他必须去看，而且要看个详细。

“哟！”他不由的出了声。他看见了小崔。他的脸马上成了一张白纸，急忙退回来。他没为小崔思想什么，而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小崔是他的车夫呀，他是不是也有点危险呢？

他极快的想到，他必须找个可靠的人商议一下。万一日本人来盘查他，他应当怎样回话呢？他小跑着往北疾走，想找瑞宣大哥去谈一谈。大哥必定有好主意。走了有十几丈远，他才想起来，瑞宣不是也被捕了么？他收住了脚，立定。恐惧变成了愤怒，他嘟囔着：“真倒霉！光是咱自己有心路也不行呀，看这群亲友，全是不知死的鬼！早晚我是得吃了他们的亏！”

四世同堂　下
老舍——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第二部 偷生
第三部 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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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偷生

四十七

程长顺微微有点肚子疼，想出去方便方便。刚把街门开开一道缝，他就看见了五号门前的一群黑影。他赶紧用手托着门，把它关严。然后，他扒着破门板的一个不小的洞，用一只眼往外看着。他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忘了肚子疼。捕人并没费多少工夫，可是长顺等得发急。好容易，他又看见了那些黑影，其中有一个是瑞宣——看不清面貌，他可是认识瑞宣的身量与体态。他猜到了那是怎回事。他的一只眼，因为用力往外看，已有点发酸。他的手颤起来。一直等到那些黑影全走净，他还立在那里。他的呼吸很紧促，心中很乱。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救祁瑞宣。怎么去救呢？他想不出。他记得钱家的事。假若不从速搭救出瑞宣来，他以为，祁家就必定也像钱家那样的毁灭！他着急，有两颗急出来的泪在眼中盘旋。他想去告诉孙七，但是他知道孙七只会吹大话，未必有用。把手放在头上，他继续思索。把全胡同的人都想到了，他心中忽然一亮，想起李四爷来。他立刻去开门。可是急忙的收回手来。他须小合，他知道日本人的诡计多端。他转了身，进到院中。把一条破板凳放在西墙边，他上了墙头。双手一叫劲，他的身子落在二号的地上。他没想到自己会能这么灵巧轻快。脚落了地，他仿佛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

“四爷爷！四爷爷！”他立在窗前，声音低切的叫。口中的热气吹到窗纸上，纸微微的作响。

李四爷早已醒了，可是还闭着眼多享受一会儿被窝中的温暖。“谁呀？”老人睁开眼问。

“我！长顺！”长顺呜囔着鼻子低声的说。“快起来！祁先生教他们抓去了！”

“什么？”李老人极快的坐起来，用手摸衣服。掩着怀，他就走出来：“怎回事？怎回事？”

长顺搓着手心上的凉汗，越着急嘴越不灵便的，把事情说了一遍。

听完，老人的眼眯成了一道缝，看着墙外的槐树枝。他心中极难过。他看明白：在胡同中的老邻居里，钱家和祁家是最好的人，可是好人都保不住了命。他自信自己也是好人，照着好人都要受难的例子推测，他的老命恐怕也难保住。他看着那些被晓风吹动着的树枝，说不出来话。

“四爷爷！怎么办哪？”长顺扯了扯四爷的衣服。

“呕！”老人颤了一下。“有办法！有！赶紧给英国使馆去送信！”

“我愿意去！”长顺眼亮起来。

“你知道找谁吗？”老人低下头，亲热的问。

“我——”长顺想了一会儿，“我会找丁约翰！”

“对！好小子，你有出息！你去好，我脱不开身，我得偷偷的去告诉街坊们，别到祁家去！”

“怎么？”

“他们拿人，老留两个人在大门里等着，好进去一个捉一个！他们还以为咱们不知道，其实，其实，”老人轻蔑的一笑，“他们那么作过一次，咱们还能不晓得？”

“那么，我就走吧？”

“走！由墙上翻过去！还早，这么早出门，会招那两个埋伏起疑！等太阳出来再开门！你认识路？”

长顺点了点头，看了看界墙。

“来，我托你一把儿！”老人有力气。双手一托，长顺够到了墙头。

“慢着！留神扭了腿！”

长顺没出声，跳了下去。

太阳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那么慢。长顺穿好了大褂，在院中向东看着天。外婆还没有起来。他唯恐她起来盘问他。假若对她说了实话，她一定会拦阻他——“小孩子！多管什么事！”

天红起来，长顺的心跳得更快了。红光透过薄云，变成明霞，他跑到街门前。立定，用一只眼往外看。胡同里没有一点动静，只有槐树枝上添了一点亮的光儿。他的鼻子好像已不够用，他张开了嘴，紧促的，有声的，呼吸气。他不敢开门。他想象着，门一响就会招来枪弹！他须勇敢，也必须小合。他年轻，而必须老成。作一年的奴隶，会使人增长十岁。

太阳出来了！他极慢极慢的开开门，只开了够他挤出去的一个缝子。像鱼往水里钻似的，他溜出去。怕被五号的埋伏看见，他擦着墙往东走。走到“葫芦肚”里，阳光已把护国寺大殿上的残破的琉璃瓦照亮，一闪一闪的发着光，他脚上加了劲。在护国寺街西口，他上了电车。电车只开到西单牌楼，西长安街今天断绝交通。下了车，他买了两块滚热的切糕，一边走一边往口中塞。铺户的伙计们都正悬挂五色旗。他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也不去打听。挂旗的日子太多了，他已不感兴趣；反正挂旗是日本人的主意，管它干什么呢。进不了西长安街，他取道顺城街往东走。

没有留声机在背上压着，他走得很快。他的走路的样子可不大好看，大脑袋往前探着，两只手，因失去了那个大喇叭筒与留声机片，简直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脚步一快，他的手更乱了，有时候抡得很高，有时候忘了抡动，使他自己走着走着都莫名其妙了。

一看见东交民巷，他的脚步放慢，手也有了一定的律动。他有点害怕。他是由外婆养大的，外婆最怕外国人，也常常用躲避着洋人教训外孙。因此，假若长顺得到一支枪，他并不怕去和任何外国人交战，可是，在初一和敌人见面，他必先楞一楞，而后才敢杀上前去。外婆平日的教训使他必然的楞那么一楞。

他跺了跺脚上的土，用手擦了擦鼻子上的汗，而后慢慢的往东交民巷里边走，他下了决心，必须闯进使馆去，可是无意中的先跺了脚，擦去汗。看见了英国使馆，当然也看见了门外站得像一根棍儿那么直的卫兵。他不由的站住了。几十年来人们惧外的心理使他不敢直入公堂的走过去。

不，他不能老立在那里。在多少年的恐惧中，他到底有一颗青年的心，一颗日本人所不认识的心。他的血涌上了脸，面对着卫兵走了过去。没等卫兵开口，他用高嗓音，为是免去呜呜囔囔，说：“我找丁约翰！”

卫兵没说什么，只用手往里面一指。他奔了门房去。门房里的一位当差的很客气，教他等一等。他的涌到脸上的血退了下去。他没觉得自己怎么勇敢，也不再害怕，心中十分的平静。他开始看院中的花木——一个中国人仿佛心中刚一平静就能注意花木庭园之美。

丁约翰走出来。穿着浆洗得有棱有角的白衫，他低着头，鞋底不出一点声音的，快而极稳的走来，他的动作既表示出英国府的尊严，又露出他能在这里作事的骄傲。见了长顺，他的头稍微扬起些来，声音很低的说：“哟，你！”

“是我！”长顺笑了一下。

“我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有！祁先生教日本人抓去了！”

丁约翰楞住了。他绝对没想到日本人敢逮捕英国府的人！他并不是不怕日本人。不过，拿英国人与日本人比较一下，他就没法不把英国加上个“大”字，日本加上个“小”字。这大小之间，就大有分寸了。他承认日本人的厉害，而永远没想象到过他们的厉害足以使英国府的人也下狱。他皱上了眉，发了怒——不是为中国人发怒，而是替英国府抱不平。

“这不行！我告诉你，这不行！你等等，我告诉富善先生去！非教他们马上放了祁先生不可！”仿佛怕长顺跑了似的，他又补了句：“你等着！”

不大一会儿，丁约翰又走回来。这回，他走得更快，可也更没有声音。他的眼中发了光，稳重而又兴奋的向长顺勾了一勾手指。他替长顺高兴，因为富善先生要亲自问长顺的话。

长顺傻子似的随着约翰进到一间不很大的办公室，富善先生正在屋中来回的走，脖子一伸一伸的像噎住了似的。富善先生的心中显然的是很不安定。见长顺进来，他立住，拱了拱手。他不大喜欢握手，而以为拱手更恭敬，也更卫生一些。对长顺，他本来没有拱手的必要；长顺不过是个孩子。可是，他喜欢纯粹的中国人。假若穿西装的中国人永远得不到他的尊敬，那么穿大褂的，不论年纪大小，总被他重视。

“你来送信，祁先生被捕了？”他用中国话问，他的灰蓝色的眼珠更蓝了一些，他是真心的关切瑞宣。“怎么拿去的？”

长顺结结巴巴的把事情述说了一遍。他永远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他不知道怎样说才最合适，所以说得特别的不顺利。

富善先生极注意的听着。听完，他伸了伸脖子，脸上红起好几块来。“嗯！嗯！嗯！”他连连的点头。“你是他的邻居，唉？”看长顺点了头，他又“嗯”了一声。“好！你是好孩子！我有办法！”他挺了挺胸。“赶紧回去，设法告诉祁老先生，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我亲自去把他保出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对自己说：“这不是捕瑞宣，而是打老英国的嘴巴！杀鸡给猴子看，哼！”

长顺立在那里，要再说话，没的可说，要告辞又不好意思。他的心里可是很痛快，他今天是作了一件“非常”的事情，足以把孙七的嘴堵住不再吹牛的事情！

“约翰！”富善先生叫。“领他出去，给他点车钱！”而后对长顺：“好孩子。回去吧！别对别人说咱们的事！”

丁约翰与长顺都极得意的走出来。长顺拦阻丁约翰给他车钱：“给祁先生办点事，还能……”他找不着适当的言语表现他的热心，而只傻笑了一下。

丁约翰塞到长顺的衣袋里一块钱。他奉命这样作，就非作不可。

出了东交民巷，长顺真的雇了车。他必须坐车，因为那一元钱是富善先生给他雇车用的。坐在车上，他心中开了锅。他要去对外婆，孙七，李四爷，和一切的人讲说他怎样闯进英国府。紧跟着，他就警告自己：“一声都不要出，把嘴闭严像个蛤蜊！”同时，他又须设计怎样去报告给祁老人，教老人放心。一会儿，他又想象着祁瑞宣怎样被救出来，和怎样感激他。想着想着，凉风儿吹低了他的头。一大早上的恐惧，兴奋，与疲乏，使他闭上了眼。

忽然的他醒了，车已经停住。他打了个极大的哈欠，像要把一条大街都吞吃了似的。

回到家中，他编制了一大套谎言敷衍外婆，而后低着头思索怎样通知祁老人的妙计。

这时候，全胡同的人们已都由李四爷那里得到了祁家的不幸消息。李四爷并没敢挨家去通知，而只在大家都围着一个青菜挑子买菜的时候，低声的告诉了大家。得到了消息，大家都把街门打开，表示镇定。他们的心可是跳得都很快。只是这么一条小胡同里，他们已看到钱家与祁家两家的不幸。他们都想尽点力，帮忙祁家，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与能力。他们只能偷偷的用眼角瞭着五号的门。他们还照常的升火作饭，沏茶灌水，可是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与不平。

到了晌午，大家的心跳得更快了，这可是另一种的跳法。他们几乎忘了瑞宣的事，因为听到了两个特使被刺身亡的消息。孙七连活都顾不得作了，他须回家喝两口酒。多少日子了，他没听到一件痛快的事；今天，他的心张开了：“好！解恨！谁说咱们北平没有英雄好汉呢！”他一边往家走，一边跟自己说。他忘了自己的近视眼，而把头碰在了电线杆子上。摸着头上的大包，他还是满心欢喜：“是这样！要杀就拣大个的杀！是！”

小文夫妇是被传到南海唱戏的，听到这个消息，小文发表了他的艺术家的意见：“改朝换代都得死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作主人的，作奴隶的，都得死！好戏里面必须有法场，行刺，砍头，才热闹，才叫好！”说完，他拿起胡琴来，拉了一个过门。虽然他要无动于衷，可是琴音里也不怎么显着轻快激壮。

文若霞没说什么，只低头哼唧了几句《审头刺汤》。

李四爷不想说什么，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外，面对着五号的门。秋阳晒在他的头上，他觉得舒服。他心中的天平恰好两边一样高了——你们拿去我们的瑞宣，我们结果了你们的特使。一号的小孩子本是去向特使行参见礼的，像两个落在水里的老鼠似的跑回家来。他俩没敢在门外胡闹，而是一直的跑进家门，把门关严。李四爷的眼角上露出一点笑纹来。老人一向不喜欢杀生，现在他几乎要改变了心思——“杀”是有用处的，只要杀得对！

冠晓荷憋着一肚子话，想找个人说一说。他的眉头皱着点，仿佛颇有所忧虑。他并没忧虑大赤包的安全，而是发愁恐怕日本人要屠城。他觉得特使被刺，理当屠城。自然，屠城也许没有他的事，因为冠家是日本人的朋友。不过，日本人真要杀红了眼，杀疯了心，谁准知道他们不迷迷糊糊的也给他一刀呢？过度害怕的也就是首先屈膝的，可是屈膝之后还时常打哆嗦。

一眼看见了李四爷，他赶了过来：“这么闹不好哇！”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你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他以为这件事完全是一种胡闹。

李四爷立起来，拿起小板凳。他最不喜欢得罪人，可是今天他的胸中不知哪儿来的一口壮气，他决定得罪冠晓荷。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像报丧似的奔了祁家去。到门外，他没有敲门，而说了一个什么暗号。门开了，他和里面的人像蚂蚁相遇那么碰一碰须儿，里面的两个人便慌忙走出来。三个人一齐走开。

李四爷看出来：特使被刺，大概特务不够用的了，所以祁家的埋伏也被调了走。他慢慢的走进家去。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出来，看晓荷已不在外面，赶紧的在四号门外叫了声长顺。

长顺一早半天并没闲着，到现在还在思索怎么和祁老人见面。听见李四爷的声音，他急忙跑出来。李四爷只一点手，他便跟在老人的身后，一同到祁家去。

韵梅已放弃了挖墙的工作，因为祁老人不许她继续下去。老人的怒气还没消逝，声音相当大的对她说：“干吗呀？不要再挖，谁也帮不了咱们的忙，咱们也别连累别人！这些老法子，全没了用！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用破缸顶街门！哼，人家会由房上跳进来！完了，完了！我白活了七十多岁！我的法子全用不上了！”是的，他的最宝贵的经验都一个钱也不值了。他失去了自信。他像一匹被人弃舍了的老马，任凭苍蝇蚊子们欺侮，而毫无办法。

小顺儿和妞子在南屋里偷偷的玩耍，不敢到院子里来。偷偷的玩耍是儿童的很大的悲哀。韵梅给他们煮了点干豌豆，使他们好占住嘴，不出声。

小顺儿头一个看见李四爷进来。他极兴奋的叫了声“妈！”院子里已经安静了一早半天，这一声呼叫使大家都颤了一下。

韵梅红着眼圈跑过来。“小要命鬼！你叫唤什么？”刚说完，她也看见了李四爷，顾不得说什么，她哭起来。

她不是轻于爱落泪的妇人，可是这半天的灾难使她没法不哭了。丈夫的生死不明，而一家人在自己的院子里作了囚犯。假若她有出去的自由，她会跑掉了鞋底子去为丈夫奔走，她有那么点决心与勇气。可是，她出不去。再说，既在家中出不去，她就该给老的小的弄饭吃，不管她心中怎么痛苦，也不管他们吃不吃。可是，她不能到街上或门外去买东西。她和整个的世界断绝了关系，也和作妻的，作母的，作媳妇的责任脱了节。虽然没上锁镣，她却变成囚犯。她着急，生气，发怒，没办法。她没听说过，一人被捕，而全家也坐“狱”的办法。只有日本人会出这种绝户主意。现在，她才真明白了日本人，也才真恨他们。

“四爷！”祁老人惊异的叫。“你怎么进来的？”

李四爷勉强的一笑：“他们走啦！”

“走啦？”天佑太太拉着小顺儿与妞子赶了过来。

“日本的特使教咱们给杀啦，他们没工夫再守在这里！”

韵梅止住了啼哭。

“特使？死啦？”祁老人觉得一切好像都是梦。没等李四爷说话，他打定了主意。“小顺儿的妈，拿一股高香来，我给日本人烧香！”

“你老人家算了吧！”李四爷又笑了一下。“烧香？放枪才有用呢！”

“哼！”祁老人的小眼睛里发出仇恨的光来。“我要是有枪，我就早已打死门口的那两个畜生了！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来欺侮咱们，混账！”

“算了吧，听听长顺儿说什么。”李四爷把立在他身后的长顺拉到前边来。

长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马上挺了挺胸，把一早上的英勇事迹，像说一段惊险的故事似的，说给大家听。当他初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是来看看热闹，所以没大注意他。现在，他成了英雄，连他的呜囔呜囔的声音仿佛都是音乐。等他说完，祁老人叹了口气：

“长顺，难为你！好孩子！好孩子！我当是老街旧邻们都揣着手在一旁看祁家的哈哈笑呢，原来……”他不能再说下去。感激邻居的真情使他忘了对日本人的愤怒，他的心软起来，怒火降下去，他的肩不再挺着，而松了下去。摸索着，他慢慢的坐在了台阶上，双手捧住了头。

“爷爷！怎么啦？”韵梅急切的问。

老人没抬头，低声的说：“我的孙子也许死不了啦！天老爷，睁开眼照应着瑞宣吧！”事情刚刚有点希望，他马上又还了原，仍旧是个老实的，和平的，忍受患难与压迫的老人。

天佑太太挣扎了一上午，已经感到疲乏，极想去躺一会儿。可是，她不肯离开李四爷与长顺。她不便宣布二儿瑞丰的丑恶，但是她看出来朋友们确是比瑞丰还更亲近，更可靠。这使她高兴，而又难过。把感情都压抑住，她勉强的笑着说：“四大爷！长顺！你们可受了累！”

韵梅也想道出心中的感激，可是说不出话来。她的心完全在瑞宣身上。她不敢怀疑富善先生的力量，可又不放心丈夫是不是可能的在富善先生去到以前，就已受了刑！她的心中时时的把钱先生与瑞宣合并到一块儿，看见个满身是血的瑞宣。

李四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中十分难过。眼前的男女老少都是心地最干净的人，可是一个个的都无缘无故的受到魔难。他几乎没有法子安慰他们。很勉强的，他张开了口：

“我看瑞宣也许受不了多少委屈，都别着急！”他轻嗽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多么平凡，没有力量。“别着急！也别乱吵嚷！英国府一定有好法子！长顺，咱们走吧！祁大哥，有事只管找我去！”他慢慢的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对韵梅说：“别着急！先给孩子们作点什么吃吧！”

长顺也想交待一两句，而没能想出话来。无聊的，他摸了摸小顺儿的头。小顺儿笑了：“妹妹，我，都乖，听话！不上门口去！”

他们往外走。两个妇人像被吸引着似的，往外送。

李四爷伸出胳臂来。“就别送了吧！”

她们楞楞磕磕的站住。

祁老人还捧着头坐在那里，没动一动。

这时候，瑞宣已在狱里过了几个钟头。这里，也就是钱默吟先生来过的地方。这地方的一切设备可是已和默吟先生所知道的大不相同了。当默吟到这里的时节，它的一切还都因陋就简的，把学校变为临时的监狱。现在，它已是一座“完美的”监狱，处处看得出日本人的“苦心经营”。任何一个小地方，日本人都花了心血，改造又改造，使任何人一看都得称赞它为残暴的结晶品。在这里，日本人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杀人艺术的造诣。是的，杀人是他们的一种艺术，正像他们吃茶与插瓶花那么有讲究。来到这里的不只是犯人，而也是日本人折来的花草；他们必须在断了呼吸以前，经验到最耐心的，最细腻的艺术方法，把血一滴一滴的，缓慢的，巧妙的，最痛苦的，流尽。他们的痛苦正是日本人的欣悦。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不仅要凶狠残暴，而是吃进去毒狠的滋味，教残暴变成像爱花爱鸟那样的一种趣味。这所监狱正是这种趣味与艺术的试验所。

瑞宣的心里相当的平静。在平日，他爱思索；即使是无关宏旨的一点小事，他也要思前想后的考虑，以便得到个最妥善的办法。从“七七”抗战以来，他的脑子就没有闲着过。今天，他被捕了，反倒觉得事情有了个结束，不必再想什么了。脸上很白，而嘴边上挂着点微笑，他走下车来，进了北京大学——他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是“北大”。

钱先生曾经住过的牢房，现在已完全变了样子。楼下的一列房，已把前脸儿拆去，而安上很密很粗的铁条，极像动物园的兽笼子。牢房改得很小，窄窄的分为若干间，每间里只够容纳一对野猪或狐狸的。可是，瑞宣看清，每一间里都有十个到十二个犯人。他们只能胸靠着背，嘴顶着脑勺儿立着，谁也不能动一动。屋里除了人，没有任何东西，大概犯人大小便也只能立着，就地执行。瑞宣一眼扫过去，这样的兽笼至少有十几间。他哆嗦了一下。笼外，只站着两个日兵，六只眼——兵的四只，枪的两只——可以毫不费力的控制一切。瑞宣低下头去。他不晓得自己是否也将被放进那集体的“站笼”去。假若进去，他猜测着，只须站两天他就会断了气的。

可是，他被领到最靠西的一间牢房里去，屋子也很小，可是空着的。他心里说：“这也许是优待室呢！”小铁门开了锁。他大弯腰才挤了进去。三合土的地上，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一片片的，比土色深的，发着腥气的，血迹。他赶紧转过身来，面对着铁栅，他看见了阳光，也看见了一个兵。那个兵的枪刺使阳光减少了热力。抬头，他看见天花板上悬着一根铁条。铁条上缠着一团铁丝，铁丝中缠着一只手，已经腐烂了的手。他收回来眼光，无意中的看到东墙，墙上舒舒展展的钉着一张完整的人皮。他想马上走出去，可是立刻看到了铁栅。既无法出去，他爽性看个周到，他的眼不敢迟疑的转到西墙上去。墙上，正好和他的头一边儿高，有一张裱好的横幅，上边贴着七个女人的阴户。每一个下面都用红笔记着号码，旁边还有一朵画得很细致的小图案花。

瑞宣不敢再看。低下头，他把嘴闭紧。待了一会儿，他的牙咬出响声来。他不顾得去想自己的危险，一股怒火燃烧着他的心。他的鼻翅撑起来，带着响的出气。

他决定不再想家里的事。他看出来，他的命运已被日本人决定。那悬着的手，钉着的人皮，是特意教他看的，而他的手与皮大概也会作展览品。好吧，命运既被决定，他就笑着迎上前去吧。他冷笑了一声。祖父，父母，妻子……都离他很远了，他似乎已想不清楚他们的面貌。就是这样才好，死要死得痛快，没有泪，没有萦绕，没有顾虑。

他呆呆的立在那里，不知有多久；一点斜着来的阳光碰在他的头上，他才如梦方醒的动了一动。他的腿已发僵，可是仍不肯坐下，倒仿佛立着更能多表示一点坚强的气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便衣的日本人，像一头老鼠似的，在铁栅外看了他一眼，而后笑着走开。他的笑容留在瑞宣的心里，使瑞宣恶心了一阵。又过了一会儿，小老鼠又回来，向瑞宣恶意的鞠了一躬。小老鼠张开嘴，用相当好的中国话说：“你的不肯坐下，客气，我请一位朋友来陪你！”说完，他回头一招手。两个兵抬过一个半死的人来，放在铁栅外，而后搬弄那个人，使他立起来。那个人——一个脸上全肿着，看不清有多大岁数的人——已不会立住。两个兵用一条绳把他捆在铁栅上。“好了！祁先生，这个人的不听话，我们请他老站着。”小老鼠笑着说，说完他指了指那个半死的人的脚。瑞宣这才看清，那个人的两脚十指是钉在木板上的。那个人东晃一下，西晃一下，而不能倒下去，因为有绳子拢着他的胸。他的脚指已经发黑。过了好大半天，那个人哎哟了一声。一个兵极快的跑过来，用枪把子像舂米似的砸他的脚。已经腐烂的脚指被砸断了一个。那个人像饥狼似的长嚎了一声，垂下头去，不再出声。“你的喊！打！”那个兵眼看着瑞宣，骂那个人。然后，他珍惜的拾起那个断了的脚指，细细的玩赏。看了半天，他用臂拢着枪，从袋中掏出张纸来，把脚指包好，记上号码。而后，他向瑞宣笑了笑，回到岗位去。

过了有半个钟头吧，小老鼠又来到。看了看断指的人，看了看瑞宣。断指的人已停止了呼吸。小老鼠惋惜的说：“这个人不结实的，穿木鞋不到三天就死的！中国人体育不讲究的！”一边说，他一边摇头，好像很替中国人的健康担忧似的。叹了口气，他又对瑞宣说：“英国使馆，没有木鞋的？”

瑞宣没出声，而明白了他的罪状。

小老鼠板起脸来：“你，看起英国的，看不起大日本的！要悔改的！”说完，他狠狠的踢了死人两脚。话从牙缝中溅出来：“中国人，一样的！都不好的！”他的两只发光的鼠眼瞪着瑞宣。瑞宣没瞪眼，而只淡淡的看着小老鼠。老鼠发了怒：“你的厉害，你的也会穿木鞋的！”说罢，他扯着极大的步子走开，好像一步就要跨过半个地球似的。

瑞宣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脚。等着脚指上挨钉。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也许钉了钉以后，只能活两天。那两天当然很痛苦，可是过去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了——无感觉的永生！他盼望事情就会如此的简单，迅速。他承认他有罪，应当这样惨死，因为他因循，苟安，没能去参加抗战。

两个囚犯，默默的把死人抬了走。他两个眼中都含着泪，可是一声也没出。声音是“自由”的语言，没有自由的只能默默的死去。

院中忽然增多了岗位。出来进去的日本人像蚂蚁搬家那么紧张忙碌。瑞宣不晓得南海外的刺杀，而只觉得那些乱跑的矮子们非常的可笑。生为一个人，他以为，已经是很可怜，生为一个日本人，把可怜的生命全花费在乱咬乱闹上，就不但可怜，而且可笑了！

一队一队的囚犯，由外面像羊似的被赶进来，往后边走。瑞宣不晓得外边发生了什么事，而只盼望北平城里或城外发生了什么暴动。暴动，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像他这样默默的等着剥皮剁指，只是日本人手中玩弄着的一条小虫，耻辱是他永远的谥号！

四十八

瑞宣赶得机会好。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除了小老鼠还来看他一眼，戏弄他几句，没有别人来打扰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与一碗白水。对着人皮，他没法往下咽东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饭”改了：一碗高粱米饭代替了黑馒头。看着高粱米饭，他想到了东北。关内的人并不吃高粱饭。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所以也用它来“优待”关内的犯人。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瑞宣想，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也许是日本人在东北作惯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适用于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么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么事情上要一成不变，在哪里又随地变动；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

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日本人为什么要捕他呢？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又不上刑呢？难道他们只是为教他来观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阴险，最诡秘，不愿教人家知道他们的暴行的吗？那么，为什么教他来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么？他们也许决不肯放了他，那么，又干吗“优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断定，日本人是聪明，还是愚痴；是事事有办法，还是随意的乱搞。

最后，他想了出来：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的多么精细，他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算。为补救失算，他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瑞宣以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虱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

这样看清楚，他尝了一两口高粱米饭。他不再忧虑。不管他自己是生还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败。小事聪明，大事胡涂，是日本人必然失败的原因。

假若瑞宣正在这么思索大的问题，富善先生可是正想一些最实际的，小小的而有实效的办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愤怒。把瑞宣约到使馆来作事，他的确以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祁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这，伤了老人的自尊心。他准知道瑞宣是最规矩正派的人，不会招灾惹祸。那么，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国人挑战。的确，富善先生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到底隐藏着一些并未中国化了的东西。他同情中国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国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杀戮横行，他只能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他不是个哲人，他没有特别超越的胆识，去斥责日本人。这样，他一方面，深盼英国政府替中国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只要日本不攻击英国，便无须多管闲事。他深信英国是海上之王，日本人决不敢来以卵投石。对自己的国力与国威的信仰，使他既有点同情中国，又必不可免的感到自己的优越。他决不幸灾乐祸，可也不便见义勇为，为别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经要和英国碰一碰了。他动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决定救出瑞宣来，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这个决定。

他开始想办法。他是英国人，一想他便想到办公事向日本人交涉。可是，他也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他晓得在公事递达之前，瑞宣也许已经受了毒刑，而在公事递达之后，日本人也许先结果了瑞宣的性命，再回复一件“查无此人”的，客气的公文。况且，一动公文，就是英日两国间的直接抵触，他必须请示大使。那麻烦，而且也许惹起上司的不悦。为迅速，为省事，他应用了东方的办法。

他找到了一位“大哥”，给了钱（他自己的钱），托“大哥”去买出瑞宣来。“大哥”是爱面子而不关心是非的。他必须卖给英国人一个面子，而且给日本人找到一笔现款。

钱递进去，瑞宣看见了高粱米饭。

第三天，也就是小崔被砍头的那一天，约摸在晚八点左右，小老鼠把前天由瑞宣身上搜去的东西都拿回来，笑得像个开了花的馒头似的，低声的说：“日本人大大的好的！客气的！亲善的！公道的！你可以开路的！”把东西递给瑞宣，他的脸板起来：“你起誓的！这里的事，一点，一点，不准说出去的！说出去，你会再拿回来的，穿木鞋的！”

瑞宣看着小老鼠出神。日本人简直是个谜。即使他是全能的上帝，也没法子判断小老鼠到底是什么玩艺儿！他起了誓。他这才明白为什么钱先生始终不肯对他说狱中的情形。

剩了一个皮夹，小老鼠不忍释手。瑞宣记得，里面有三张一元的钞票，几张名片，和两张当票。瑞宣没伸手索要，也无意赠给小老鼠。小老鼠，最后，绷不住劲儿了，笑着问：“心交心交？”瑞宣点了点头。他得到小老鼠的夸赞：“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请！”瑞宣慢慢的走出来。小老鼠把他领到后门。

瑞宣不晓得是不是富善先生营救他出来的，可是很愿马上去看他；即使富善先生没有出力，他也愿意先教老先生知道他已经出来，好放心。心里这样想，他可是一劲儿往西走。“家”吸引着他的脚步。他雇了一辆车。在狱里，虽然挨了三天的饿，他并没感到疲乏；怒气支撑着他的精神与体力。现在，出了狱门，他的怒气降落下去，腿马上软起来。坐在车上，他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他用力的抓住车垫子，镇定自己。昏迷了一下，出了满身的凉汗，他清醒过来。待了半天，他才去擦擦脸上的汗。三天没盥洗，脸上有一层浮泥。

闭着眼，凉风撩着他的耳与腮，他舒服了一点。睁开眼，最先进入他的眼中的是那些灯光，明亮的，美丽的，灯光。他不由的笑了一下。他又得到自由，又看到了人世的灯光。马上，他可是也想起那些站在囚牢里的同胞。那些人也许和他一样，没有犯任何的罪，而被圈在那里，站着；站一天，两天，三天，多么强壮的人也会站死，不用上别的刑。

“亡国就是最大的罪！”他想起这么一句，反复的念叨着。他忘了灯光，忘了眼前的一切。那些灯，那些人，那些铺户，都是假的，都是幻影。只要狱里还站着那么多人，一切就都不存在！北平，带着它的湖山宫殿，也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恶！

车夫，一位四十多岁，腿脚已不甚轻快的人，为掩饰自己的迟慢，说了话：“我说先生，你知道今儿个砍头的拉车的姓什么吗？”

瑞宣不知道。

“姓崔呀！西城的人！”

瑞宣马上想到了小崔。可是，很快的他便放弃了这个想头。他知道小崔是给瑞丰拉包车，一定不会忽然的，无缘无故的被砍头。再一想，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为怪；他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抓进去了么？“他为什么……”

“还不知道吗，先生？”车夫看着左右无人，放低了声音说：“不是什么特使教咱们给杀了吗？姓崔的，还有一两千人都抓了进去；姓崔的掉了头！是他行的刺不是，谁可也说不上来。反正咱们的脑袋不值钱，随便砍吧！我日他奶奶的！”

瑞宣明白了为什么这两天，狱中赶进来那么多人，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被审讯和上刑。他赶上个好机会，白拣来一条命。假若他可以“幸而免”，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误投罗网呢？国土被人家拿去，人的性命也就交给人家掌管，谁活谁死都由人家安排。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而偷生恰好是惨死的原因。他又闭上了眼，忘了自己与小崔，而想象着在自由中国的阵地里，多少多少自由的人，自由的选择好死的地方与死的目的。那些面向着枪弹走的才是真的人，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的决心与胆量中的。他们活，活得自由；死，死得光荣。他与小崔，哼，不算数儿！

车子忽然停在家门口，他楞磕磕的睁开眼。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摸了摸衣袋，他向车夫说：“等一等，给你拿钱。”

“是了，先生，不忙！”车夫很客气的说。

他拍门，很冷静的拍门。由死亡里逃出，把手按在自己的家门上，应当是动心的事。可是他很冷静。他看见了亡国的真景象，领悟到亡国奴的生与死相距有多么近。他的心硬了，不预备在逃出死亡而继续去偷生摇动他的感情。再说，家的本身就是囚狱，假若大家只顾了油盐酱醋，而忘了灵魂上的生活。

他听到韵梅的脚步声。她立住了，低声的问“谁？”他只淡淡的答了声“我！”她跑上来，极快的开了门。夫妻打了对脸。假若她是个西欧的女人，她必会急忙上去，紧紧的抱住丈夫。她是中国人，虽然她的心要跳出来，跳到丈夫的身里去，她可是收住脚步，倒好像夫妻之间有一条什么无形的墙壁阻隔着似的。她的大眼睛亮起来，不知怎样才好的问了声：“你回来啦？”

“给车钱！”瑞宣低声的说。说完，他走进院中去。他没感到夫妻相见的兴奋与欣喜，而只觉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与偷偷的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他必会骄傲的迈进门坎，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与关切。可是，他还是他，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身上并没一点血痕——倒好像连日本人都不屑于打他似的。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血痕是光荣的徽章。他没有这个徽章，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像一条饿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

天佑太太在屋门口立着呢。她的声音有点颤：“老大！”

瑞宣的头不敢抬起来，轻轻的叫了声：“妈！”

小顺儿与妞子这两天都睡得迟了些，为是等着爸爸回来，他们俩笑着，飞快的跑过来：“爸！你回来啦？”一边一个，他们拉住了爸的手。

两只温暖的小手，把瑞宣的心扯软。天真纯挚的爱把他的耻辱驱去了许多。

“老大！瑞宣！”祁老人也还没睡，等着孙子回来，在屋中叫。紧跟着，他开开屋门：“老大，是你呀？”

瑞宣拉着孩子走过来：“是我，爷爷！”

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阶，心急而身体慢的跪下去：“历代的祖宗有德呀！老祖宗们，我这儿磕头了！”他向西磕了三个头。

撒开小顺儿与妞子，瑞宣赶紧去搀老祖父。老人浑身仿佛都软了，半天才立起来。老少四辈儿都进了老人的屋中。

天佑太太乘这个时节，在院中嘱告儿媳：“他回来了，真是祖上的阴功，就别跟他讲究老二了！是不是？”

韵梅眨了两下眼，“我不说！”

在屋中，老人的眼盯住了长孙，好像多年没见了似的。瑞宣的脸瘦了一圈儿。三天没刮脸，短的，东一束西一根的胡子，给他添了些病容。

天佑太太与韵梅也走进来，她们都有一肚子话，而找不到话头儿，所以都极关心的又极愚傻的，看着瑞宣。

“小顺儿的妈！”老人的眼还看着孙子，而向孙媳说：“你倒是先给他打点水，泡点茶呀！”

韵梅早就想作点什么，可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泡茶和打水。她笑了一下：“我简直的迷了头啦，爷爷！”说完，她很快的跑出去。

“给他作点什么吃呀！”老人向儿媳说。他愿也把儿媳支出去，好独自占有孙子，说出自己的勇敢与伤心来。

天佑太太也下了厨房。

老人的话太多了，所以随便的就提出一句来——话太多了的时候，是在哪里都可以起头的。

“我怕他们吗？”老人的小眼眯成了一道缝，把三天前的斗争场面从新摆在眼前：“我？哼！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他们没——敢——打！哈哈！”老人冷笑了一声。

小顺儿拉了爸一把，爷儿俩都坐在炕沿上。小妞子立在爸的腿中间。他们都静静的听着老人指手划脚的说。瑞宣摸不清祖父说的是什么，而只觉得祖父已经变了样子。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忍气，吃亏，而没有勇敢，大胆，与冒险。现在，老人说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了！压迫与暴行大概会使一只绵羊也要向前碰头吧？

天佑太太先提着茶壶回来。在公公面前，她不敢坐下。可是，尽管必须立着，她也甘心。她必须多看长子几眼，还有一肚子话要对儿子说。

两口热茶喝下去，瑞宣的精神振作了一些。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心的想去躺下，睡一觉。可是，他必须听祖父说完，这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很多，听祖父说话儿，被日本人捕去，忍受小老鼠的戏弄……都是他的责任。他是尽责任的亡国奴。

好容易等老人把话说完，他知道妈妈必还有一大片话要说。可怜的妈妈！她的脸色黄得像一张旧纸，没有一点光彩；她的眼陷进好深，眼皮是青的；她早就该去休息，可是还挣扎着不肯走开。

韵梅端来一盆水。瑞宣不顾得洗脸，只草草的擦了一把；坐狱使人记住大事，而把洗脸刷牙可以忽略过去。

“你吃点什么呢？”韵梅一边给老人与婆母倒茶，一边问丈夫。她不敢只单纯的招呼丈夫，而忽略了老人们。她是妻，也是媳妇；媳妇的责任似乎比妻更重要。

“随便！”瑞宣的肚中确是空虚，可是并不怎么热心张罗吃东西，他更需要安睡。

“揪点面片儿吧，薄薄的！”天佑太太出了主意。等儿媳走出去，她才问瑞宣：“你没受委屈啊？”

“还好！”瑞宣勉强的笑了一下。

老太太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是她晓得怎么控制自己。她的话像满满的一杯水，虽然很满，可是不会撒出来。她看出儿子的疲倦，需要休息。她最不放心的是儿子有没有受委屈。儿子既说了“还好”，她不再多盘问。“小顺儿，咱们睡觉去！”

小顺儿舍不得离开。

“小顺儿，乖！”瑞宣懒懒的说。

“爸！明天你不再走了吧？”小顺儿似乎很不放心爸爸的安全。

“嗯！”瑞宣说不出什么来。他知道，只要日本人高兴，明天他还会下狱的。

等妈妈和小顺儿走出去，瑞宣也立起来。“爷爷，你该休息了吧？”

老人似乎有点不满意孙子：“你还没告诉我，你都受了什么委屈呢！”老人非常的兴奋，毫无倦意。他要听听孙子下狱的情形，好与自己的勇敢的行动合到一处成为一段有头有尾的历史。

瑞宣没精神，也不敢，述说狱中的情形。他知道中国人不会保守秘密，而日本人又耳目灵通；假若他随便乱说，他就必会因此而再下狱。于是，他只说了句“里边还好！”就拉着妞子走出来。

到了自己屋中，他一下子把自己扔在床上。他觉得自己的床比什么都更可爱，它软软的托着他的全身，使身上一切的地方都有了着落，而身上有了靠头，心里也就得到了安稳与舒适。惩治人的最简单，也最厉害的方法，便是夺去他的床！这样想着，他的眼已闭上，像被风吹动着的烛光似的，半灭未灭的，他带着未思索完的一点意思沉入梦乡。

韵梅端着碗进来，不知怎么办好了。叫醒他呢，怕他不高兴；不叫他呢，又怕面片儿凉了。

小妞子眨巴着小眼，出了主意：“妞妞吃点？”

在平日，妞子的建议必遭拒绝；韵梅不许孩子在睡觉以前吃东西。今天，韵梅觉得一切都可以将就一点，不必一定都守规矩。她没法表示出她心中的欢喜，好吧，就用给小女儿一点面片吃来表示吧。她扒在小妞子的耳边说：“给你一小碗吃，吃完乖乖的睡觉！爸回来好不好？”

“好！”妞子也低声的说。

韵梅坐在椅子上看一眼妞子，看一眼丈夫。她决定不睡觉，等丈夫醒了再去另作一碗面片。即使他睡一夜，她也可以等一夜。丈夫回来了，她的后半生就都有了依靠，牺牲一夜的睡眠算得了什么呢。她轻轻的起来，轻轻的给丈夫盖上了一床被子。

快到天亮，瑞宣才醒过来。睁开眼，他忘了是在哪里，很快的，不安的，他坐起来。小妞子的小床前放着油灯，只有一点点光儿。韵梅在小床前一把椅子上打盹呢。

瑞宣的头还有点疼，心中寡寡劳劳的像是饿，又不想吃，他想继续睡觉。可是韵梅的彻夜不睡感动了他。他低声的叫：“小顺儿的妈！梅！你怎么不睡呢？”

韵梅揉了揉眼，把灯头捻大了点。“我等着给你作面呢！什么时候了？”

邻家的鸡声回答了她的问题。

“哟！”她立起来，伸了伸腰，“快天亮了！你饿不饿？”

瑞宣摇了摇头。看着韵梅，他忽然的想说出心中的话，告诉她狱中的情形，和日本人的残暴。他觉得她是他的唯一的真朋友，应当分担他的患难，知道他一切的事情。可是，继而一想，他有什么值得告诉她的呢？他的软弱与耻辱是连对妻子也拿不出来的呀！

“你躺下睡吧，别受了凉！”他只拿出这么两句敷衍的话来。是的，他只能敷衍。他没有生命的真火与热血，他只能敷衍生命，把生命的价值贬降到马马虎虎的活着，只要活着便是尽了责任。

他又躺下去，可是不能再安睡。他想，即使不都说，似乎也应告诉韵梅几句，好表示对她的亲热与感激。可是，韵梅吹灭了灯，躺下便睡着了。她好像简单得和小妞子一样，只要他平安的回来，她便放宽了心；他说什么与不说什么都没关系。她不要求感激，也不多心冷淡，她的爱丈夫的诚心像一颗灯光，只管放亮，而不索要报酬与夸赞。

早晨起来，他的身上发僵，好像受了寒似的。他可是决定去办公，去看富善先生，他不肯轻易请假。

见到富善先生，他找不到适当的话表示感激。富善先生，到底是英国人，只问了一句“受委屈没有”，就不再说别的了。他不愿意教瑞宣多说感激的话。英国人沉得住气。他也没说怎样把瑞宣救出来的。至于用他个人的钱去行贿，他更一字不提，而且决定永远不提。

“瑞宣！”老人伸了伸脖子，恳切的说：“你应当休息两天，气色不好！”

瑞宣不肯休息。

“随你！下了班，我请你吃酒！”老先生笑了笑，离开瑞宣。

这点经过，使瑞宣满意。他没告诉老人什么，老人也没告诉他什么，而彼此心中都明白：人既然平安的出来，就无须再去罗嗦了。瑞宣看得出老先生是真心的欢喜，老人也看得出瑞宣是诚心的感激，再多说什么便是废话。这是英国人的办法，也是中国人的交友之道。

到了晌午，两个人都喝过了一杯酒之后，老人才说出心中的顾虑来：

“瑞宣！从你的这点事，我看出一点，一点——噢，也许是过虑，我也希望这是过虑！我看哪，有朝一日，日本人会突击英国的！”

“能吗？”瑞宣不敢下断语。他现在已经知道日本人是无可捉摸的。替日本人揣测什么，等于预言老鼠在夜里将作些什么。

“能吗？怎么不能！我打听明白了，你的被捕纯粹因为你在使馆里作事！”

“可是英国有强大的海军？”

“谁知道！希望我这是过虑！”老人呆呆的看着酒杯，不再说什么。

喝完了酒，老人告诉瑞宣：“你回家吧，我替你请半天假。下午四五点钟，我来看你，给老人们压惊！要是不麻烦的话，你给我预备点饺子好不好？”

瑞宣点了头。

冠晓荷特别注意祁家的事。瑞宣平日对他那样冷淡，使他没法不幸灾乐祸。同时，他以为小崔既被砍头，大概瑞宣也许会死。他知道，瑞宣若死去，祁家就非垮台不可。祁家若垮了台，便减少了他一些精神上的威胁——全胡同中，只有祁家体面，可是祁家不肯和他表示亲善。再说，祁家垮了，他就应当买过五号的房来，再租给日本人。他的左右要是都与日本人为邻，他就感到安全，倒好像是住在日本国似的了。

可是，瑞宣出来了。晓荷赶紧矫正自己。要是被日本人捉去而不敢杀，他想，瑞宣的来历一定大得很！不，他还得去巴结瑞宣。他不能因为精神上的一点压迫而得罪大有来历的人。

他时时的到门外来立着，看看祁家的动静。在五点钟左右，他看到了富善先生在五号门外叩门，他的舌头伸出来，半天收不回去。像暑天求偶的狗似的，他吐着舌头飞跑进去：“所长！所长！英国人来了！”

“什么？”大赤包惊异的问。

“英国人！上五号去了！”

“真的？”大赤包一边问，一边开始想具体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应当过去压惊呢？”

“当然去！马上就去，咱们也和那个老英国人套套交情！”晓荷急忙就要换衣服。

“请原谅我多嘴，所长！”高亦陀又来等晚饭，恭恭敬敬的对大赤包说。“那合适吗？这年月似乎应当抱住一头儿，不便脚踩两只船吧？到祁家去，倘若被暗探看见，报告上去，总……所长你说是不是？”

晓荷不加思索的点了头。“亦陀你想的对！你真有思想！”

大赤包想了想：“你的话也有理。不过，作大事的人都得八面玲珑。方面越多，关系越多，才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吃得开！我近来总算能接近些个大人物了，你看，他们说中央政府不好吗？不！他们说南京政府不好吗？不！他们说英美或德意不好吗？不！要不怎么成为大人物呢，人家对谁都留着活口儿，对谁都不即不离的。因此，无论谁上台，都有他们的饭吃，他们永远是大人物！亦陀，你还有点所见者小！”

“就是！就是！”晓荷赶快的说：“我也这么想！闹义和拳的时候，你顶好去练拳；等到有了巡警，你就该去当巡警。这就叫作义和拳当巡警，随机应变！好啦，咱们还是过去看看吧？”

大赤包点了点头。

富善先生和祁老人很谈得来。祁老人的一切，在富善先生眼中，都带着地道的中国味儿，足以和他心中的中国人严密的合到一块儿。祁老人的必定让客人坐上座，祁老人的一会儿一让茶，祁老人的谦恭与繁琐，都使富善先生满意。

天佑太太与韵梅也给了富善先生以很好的印象。她们虽没有裹小脚，可是也没烫头发与抹口红。她们对客人非常的有礼貌，而繁琐的礼貌老使富善先生心中高兴。

小顺儿与妞子看见富善先生，既觉得新奇，又有点害怕，既要上前摸摸老头儿的洋衣服，而又有点忸怩。这也使富善先生欢喜，而一定要抱一抱小妞子——“来吧，看看我的高鼻子和蓝眼睛！”

由表面上的礼貌与举止，和大家的言谈，富善先生似乎一眼看到了一部历史，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富善先生想不出。他极喜欢祁老人，可是他拦不住天佑太太与瑞宣的改变，更拦不住小顺子与妞子的继续改变。他愿意看见个一成不变的，特异而有趣的中国文化，可是中国像被狂风吹着的一只船似的，顺流而下。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

这样的一家人，是否有光明的前途呢？富善先生想不清楚了。更迫切的，这样的一家人是否受得住日本人的暴力的扫荡，而屹然不动呢？他看着小妞子与小顺儿，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他自居为中国通，可是不敢再随便的下断语了！他看见这一家子，像一只船似的，已裹在飓风里。他替他们着急，而又不便太着急；谁知道他们到底是一只船还是一座山呢？为山着急是多么傻气呢！

大赤包与晓荷穿着顶漂亮的衣服走进来。为是给英国人一个好印象，大赤包穿了一件薄呢子的洋衣，露着半截胖胳臂，没有领子。她的唇抹得极大极红，头发卷成大小二三十个鸡蛋卷，像个漂亮的妖精。

他们一进来，瑞宣就楞住了。可是，极快的他打定了主意。他是下过监牢，看过死亡与地狱的人了，不必再为这种妖精与人怪动气动怒。假若他并没在死亡之前给日本人屈膝，那就何必一定不招呼两个日本人的走狗呢？他决定不生气，不拒绝他们。他想，他应当不费心思的逗弄着他们玩，把他们当作小猫小狗似的随意耍弄。

富善先生吓了一跳。他正在想，中国人都在变化，可是万没想到中国人会变成妖精。他有点手足失措。

瑞宣给他们介绍：“富善先生。冠先生，冠太太，日本人的至友和亲信！”

大赤包听出瑞宣的讽刺，而处之泰然。她尖声的咯咯的笑了。“哪里哟！日本人还大得过去英国人？老先生，不要听瑞宣乱说！”

晓荷根本没听出来讽刺，而只一心一意的要和富善先生握手。他以为握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最进步的礼节，而与一位西洋人握手差不多便等于留了十秒钟或半分钟的洋。

可是，富善先生不高兴握手，而把手拱起来。晓荷赶紧也拱手：“老先生，了不得的，会拱手的！”他拿出对日本人讲话的腔调来，他以为把中国话说得半通不通的就差不多是说洋话了。

他们夫妇把给祁瑞宣压惊这回事，完全忘掉，而把眼，话，注意，都放在富善先生身上。大赤包的话像暴雨似的往富善先生身上浇。富善先生每回答一句就立刻得到晓荷的称赞——“看！老先生还会说‘岂敢’！”“看，老先生还知道炸酱面！好的很！”

富善先生开始后悔自己的东方化。假若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那就好办了，他会板起面孔给妖精一个冷肩膀吃。可是，他是中国化的英国人，学会了过度的客气与努力的敷衍。他不愿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大赤包和冠晓荷可就得了意，像淘气无知的孩子似的，得到个好脸色便加倍的讨厌了。

最后，晓荷又拱起手来：“老先生，英国府方面还用人不用！我倒愿意，是，愿意……你晓得？哈哈！拜托，拜托！”

以一个英国人说，富善先生不应当扯谎，以一个中国人说，他又不该当面使人难堪。他为了难。他决定牺牲了饺子，而赶快逃走。他立起来，结结巴巴的说：“瑞宣，我刚刚想，啊，想起来，我还有点，有点事！改天，改天再来，一定，再来……”

还没等瑞宣说出话来，冠家夫妇急忙上前挡住老先生。大赤包十二分诚恳的说：“老先生，我们不能放你走，不管你有什么事！我们已经预备了一点酒菜，你一定要赏我们个面子！”

“是的，老先生，你要是不赏脸，我的太太必定哭一大场！”晓荷在一旁帮腔。

富善先生没了办法——一个英国人没办法是“真的”没有了办法。

“冠先生，”瑞宣没着急，也没生气，很和平而坚决的说：“富善先生不会去！我们就要吃饭，也不留你们二位！”

富善先生咽了一口气。

“好啦！好啦！”大赤包感叹着说。“咱们巴结不上，就别再在这儿讨厌啦！这么办，老先生，我不勉强你上我们那儿去，我给你送过来酒和菜好啦！一面生，两面熟，以后咱们就可以成为朋友了，是不是？”

“我的事，请你老人家还多分心！”晓荷高高的拱手。

“好啦！瑞宣！再见！我喜欢你这么干脆嘹亮，西洋派儿！”大赤包说完，一转眼珠，作为向大家告辞。晓荷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回身拱手。

瑞宣只在屋门内向他们微微一点头。

等他们走出去，富善先生伸了好几下脖子才说出话来：“这，这也是中国人？”

“不幸得很！”瑞宣笑了笑。“我们应当杀日本人，也该消灭这种中国人！日本人是狼，这些人是狐狸！”

四十九

忽然的山崩地裂，把小崔太太活埋在黑暗中。小崔没给过她任何的享受，但是他使她没至于饿死，而且的确相当的爱她。不管小崔怎样好，怎样歹吧，他是她的丈夫，教她即使在挨着饿的时候也还有盼望，有依靠。可是，小崔被砍了头。即使说小崔不是有出息的人吧，他可也没犯过任何的罪，他不偷不摸，不劫不抢。只有在发酒疯的时候，他才敢骂人打老婆，而撒酒疯并没有杀头的罪过。况且，就是在喝醉胡闹的时节，他还是爱听几句好话，只要有人给他几句好听的，他便乖乖的去睡觉啊。

她连怎么哭都不会了。她傻了。她忽然的走到绝境，而一点不知道为了什么。冤屈，愤怒，伤心，使她背过气去。马老太太，长顺，孙七和李四妈把她救活。醒过来，她只会直着眼长嚎，嚎了一阵，她的嗓子就哑了。

她楞着。楞了好久，她忽然的立起来，往外跑。她的时常被饥饿困迫的瘦身子忽然来了一股邪力气，几乎把李四妈撞倒。

“孙七，拦住她！”四大妈喊。

孙七和长顺费尽了力量，把她扯了回来。她的散开的头发一部分被泪粘在脸上，破鞋只剩了一只，咬着牙，哑着嗓子，她说：“放开我！放开！我找日本人去，一头跟他们碰死！”

孙七的近视眼早已哭红，这时候已不再流泪，而只和长顺用力揪着她的两臂。孙七动了真情。平日，他爱和小崔拌嘴瞎吵，可是在心里他的确喜爱小崔，小崔是他的朋友。

长顺的鼻子一劲儿抽纵，大的泪珠一串串的往下流。他不十分敬重小崔，但是小崔的屈死与小崔太太的可怜，使他再也阻截不住自己的泪。

李四大妈，已经哭了好几场，又重新哭起来。小崔不止是她的邻居，而也好像是她自己的儿子。在平日，小崔对她并没有孝敬过一个桃子，两个枣儿，而她永远帮助他，就是有时候她骂他，也是出于真心的爱他。她的扩大的母性之爱，对她所爱的人不索要任何酬报。她只有一个心眼，在那个心眼里她愿意看年轻的人都蹦蹦跳跳的真像个年轻的人。她万想不到一个像欢龙似的孩子会忽然死去，而把年轻轻的女人剩下作寡妇。她不晓得，也就不关心，国事；她只知道人，特别是年轻的人，应当平平安安的活着。死的本身就该诅咒，何况死的是小崔，而小崔又是被砍了头的呀！她重新哭起来。

马老太太自己就是年轻守了寡的。看到小崔太太，她想当年的自己。真的，她不像李四妈那么热烈，平日对小崔夫妇不过当作偶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邻居，说不上友谊与亲爱。可是，寡妇与寡妇，即使是偶然的相遇，也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同情。她不肯大声的哭，而老泪不住的往外流。

不过，比较的，马老太太到底比别人都更清醒，冷静一些。她的嘴还能说话：“想法子办事呀，光哭有什么用呢！人已经死啦！”她说出实话——人已经死啦！人死是哭不活的，她知道。她的丈夫就是年轻轻的离开了她的。她知道一个寡妇应当怎样用狠心代替爱心。她若不狠心的接受命运，她早已就入了墓。

她的劝告没有任何的效果。小崔太太仿佛是发了疯，两眼直勾勾的向前看着，好像看着没有头的小崔。她依旧挣扎，要夺出臂来：“他死得屈！屈！屈！放开我！”她哑着嗓子喊，嘴唇咬出血来。

“别放开她，长顺！”马老太太着急的说。“不能再惹乱子！连祁大爷，那么老实的人，不是也教他们抓了去吗！”

这一提醒，使大家——除了小崔太太——都冷静了些。李四妈止住了哭声。孙七也不敢再高声的叫骂。长顺虽然因闯入英国府而觉得自己有点英雄气概，可是也知道他没法子去救活小崔，而且看出大家的人头都不保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去。

大家都不哭不喊的，呆呆的看着小崔太太，谁也想不出办法来。小崔太太还是挣扎一会儿，歇一会儿，而后再挣扎。她越挣扎，大家的心越乱。日本人虽只杀了小崔，而把无形的刀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上。最后，小崔太太已经筋疲力尽，一翻白眼，又闭过气去。大家又忙成了一团。

李四爷走进来。

“哎哟！”四大妈用手拍着腿，说：“你个老东西哟，上哪儿去喽，不早点来！她都死过两回去喽！”

孙七，马老太太，和长顺，马上觉得有了主心骨——李四爷来到，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小崔太太又睁开了眼。她已没有立起来的力量。坐在地上，看到李四爷，她双手捧着脸哭起来。

“你看着她！”李四爷命令着四大妈。老人的眼里没有一点泪，他好像下了决心不替别人难过而只给他们办事。他的善心不允许他哭，而哭只是没有办法的表示。“马老太太，孙七，长顺，都上这儿来！”他把他们领到了马老太太的屋中。

“都坐下！”四爷看大家都坐下，自己才落座。“大家先别乱吵吵，得想主意办事！头一件，好歹的，咱们得给她弄一件孝衣。第二件，怎么去收尸，怎么抬埋——这都得用钱！钱由哪儿来呢？”

孙七揉了揉眼。马老太太和长顺彼此对看着，不出一声。李四爷，补充上：“收尸，抬埋，我一个人就能办，可是得有钱！我自己没钱，也没地方去弄钱！”

孙七没钱，马老太太没钱，长顺没钱。大家只好呆呆的发楞。

“我不想活下去了！”孙七哭丧着脸说，“日本人平白无故的杀了人，咱们只会在这儿商量怎么去收尸！真体面！收尸又没有钱，咱们这群人才算有出息！真他妈的！活着，活着干吗呢？”

“你不能那么说！”长顺抗辩。

“长顺！”马老太太阻止住外孙的发言。

李四爷不愿和孙七辩论什么。他的不久就会停止跳动的心里没有伤感与不必要的闲话，他只求就事论事，把事情办妥。他问大家：“给她募化怎样呢？”

“哼！全胡同里就属冠家阔，我可是不能去手背朝下跟他们化缘，就是我的亲爹死了，没有棺材，我也不能求冠家去！什么话呢，我不能上窑子里化缘去！”

“我上冠家去！”长顺自告奋勇。

马老太太不愿教长顺到冠家去，可是又不便拦阻，她知道小崔的尸首不应当老扔在地上，说不定会被野狗咬烂。

“不要想有钱的人就肯出钱！”李四爷冷静的说。“这么办好不好？孙七，你到街上的铺户里伸伸手，不勉强，能得几个是几个。我和长顺在咱们的胡同里走一圈儿。然后，长顺去找一趟祁瑞丰，小崔不是给他拉包月吗？他大概不至于不肯出几个钱。我呢，去找找祁天佑，看能不能要块粗白布来，好给小崔太太做件孝袍子。马老太太，我要来布，你分心给缝一缝。”

“那好办，我的眼睛还看得见！”马老太太很愿意帮这点忙。

孙七不大高兴去化缘。他真愿帮忙，假若他自己有钱，他会毫不吝啬的都拿出来；去化缘，他有点头疼。但是，他没敢拒绝；揉着眼，他走出去。

“咱们也走吧，”李四爷向长顺说。“马老太太，帮着四妈看着她，”他向小崔屋里指了指，“别教她跑出去！”

出了门，四爷告诉长顺：“你从三号起，一号用不着去。我从胡同那一头儿起，两头儿一包，快当点儿！不准动气，人家给多少是多少，不要争竞。人家不给，也别抱怨。”说完，一老一少分了手。

长顺还没叫门，高亦陀就从院里出来了。好像偶然相遇似的，亦陀说：“哟！你来干什么？”

长顺装出成年人的样子，沉着气，很客气的说：“小崔不是死了吗，家中很窘，我来跟老邻居们告个帮！”他的呜囔的声音虽然不能完全去掉，可是言语的恰当与态度的和蔼使他自己感到满意。他觉得自从到过英国府，他忽然的长了好几岁。他已不是孩子了，他以为自己满有结婚的资格；假若真结了婚，他至少会和丁约翰一样体面的。

高亦陀郑重其事的听着，脸上逐渐增多严肃与同情。听完，他居然用手帕擦擦眼，拭去一两点想象的泪。然后，他慢慢的从衣袋里摸出十块钱来。拿着钱，他低声的，恳切的说：“冠家不喜欢小崔，你不用去碰钉子。我这儿有点特别费，你拿去好啦。这笔特别费是专为救济贫苦人用的，一次十块，可以领五六次。这，你可别对旁人说，因为款子不多，一说出去，大家都来要，我可就不好办了。我准知道小崔太太苦得很，所以愿意给她一份儿。你不用告诉她这笔钱是怎样来的，以后你就替她来领好啦；这笔款都是慈善家捐给的，人家不愿露出姓名来。你拿去吧！”他把钱票递给了长顺。

长顺的脸红起来。他兴奋。头一个他便碰到了财神爷！

“噢，还有点小手续！”亦陀仿佛忽然的想起来。“人家托我办事，我总得有个交待！”他掏出一个小本，和一支钢笔来。“你来签个字吧！一点手续，没多大关系！”

长顺看了看小本，上面只有些姓名，钱数，和签字。他看不出什么不对的地方来。为急于再到别家去，他用钢笔签上字。字写得不很端正，他想改一改。

“行啦！根本没多大关系！小手续！”亦陀微笑着把小本子与笔收回去。“好啦，替我告诉小崔太太，别太伤心！朋友们都愿帮她的忙！”说完，他向胡同外走了去。

长顺很高兴的向五号走。在门外立了会儿，他改了主意。他手中既已有了十块钱，而祁家又遭了事，他不想去跟他们要钱。他进了六号。他知道刘师傅和丁约翰都不在家，所以一直去看小文；他不愿多和太太们罗嗦。小文正在练习横笛，大概是准备给若霞托昆腔。见长顺进来，他放下笛子，把笛胆像条小蛇似的塞进去。“来，我拉，你唱段黑头吧？”他笑着问。

“今天没工夫！”长顺对唱戏是有瘾的，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已自居为成人了。他很简单的说明来意。

小文向里间问：“若霞！咱们还有多少钱？”他是永远不晓得家中有多少钱和有没有钱的。

“还有三块多钱。”

“都拿来。”

若霞把三块四毛钱托在手掌上，由屋里走出来口“小崔是真……”她问长顺。

“不要问那个！”小文皱上点眉。“人都得死！谁准知道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掉下去呢！”他慢慢的把钱取下来，放在长顺的手中。“对不起，只有这么一点点！”

长顺受了感动。“你不是一共就有……我要是都拿走，你们……”

“那还不是常有的事！”小文笑了一下。“好在我的头还连着脖子，没钱就想法子弄去呀！小崔……”他的喉中噎了一下，不往下说了。

“小崔太太怎么办呢？”若霞很关切的问。

长顺回答不出来。把钱慢慢的收在衣袋里，他看了若霞一眼，心里说：“小文要是被日本人杀了，你怎么办呢？”心中这样嘀咕着，他开始往外走。他并无意诅咒小文夫妇，而是觉得死亡太容易了，谁敢说小文一定不挨刀呢。

小文没往外相送。

长顺快走到大门，又听到了小文的笛音。那不是笛声，而是一种什么最辛酸的悲啼。他加快了脚步，那笛声要引出他的泪来。

他到了七号的门外，正遇上李四爷由里边出来。他问了声：“怎么样，四爷爷？”

“牛宅给了十块，这儿——”李四爷指了指七号，而后数手中的钱，“这儿大家都怪热心的，可是手里都不富裕，一毛，四毛……统共才凑了两块一毛钱。我一共弄了十二块一，你呢？”

“比四爷爷多一点，十三块四！”

“好！把钱给我，你找祁瑞丰去吧？”

“这还不够？”

“要单是买一口狗碰头，雇四个人抬抬，这点就够了。可是这是收尸的事呀，不递给地面上三头两块的，谁准咱们挪动尸首呀？再说，小崔没有坟地，不也得……”

长顺一边听一边点头。虽然他觉得忽然的长了几岁，可是他到底是个孩子，他的知识和经验，比起李四爷来，还差得很远很远。他看出来，岁数是岁数，光“觉得”怎样是不中用的。“好啦，四爷爷，我找祁二爷去！”他以为自己最拿手的还是跑跑路，用脑子的事只好让给李四爷了。

教育局的客厅里坐满了人。长顺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坐下。看看那些出来进去的人，再看看自己鞋上的灰土，与身上的破大褂，他怪不得劲儿。这几天来他所表现的勇敢，心路，热诚，与他所得到的岁数，经验，与自尊，好像一下子都离开了他，而只不折不扣的剩下个破鞋烂褂子的，平凡的，程长顺。他不敢挺直了脖子，而半低着头，用眼偷偷的瞭着那些人。那些人不是科长科员便是校长教员，哪一个都比他文雅，都有些派头。只有他怯头怯脑的像个乡下佬儿。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他的感情也正好像十八九岁的孩子那样容易受刺激，而变化万端。他，现在，摸不清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了。他有聪明，有热情，有青春，假若他能按部就班的读些书，他也会变成个体面的，甚至或者是很有学问的人。可是，他没好好的读过书。假若他没有外婆的牵累，而逃出北平，他也许成为个英勇的抗战青年，无名或有名的英雄。可是，他没能逃出去。一切的“可能”都在他的心力上，身体上，他可是呆呆的坐在教育局的客厅里，像个傻瓜。他觉到羞惭，又觉得自己应当骄傲；他看不起绸缎的衣服，与文雅的态度，可又有点自惭形秽。他只盼瑞丰快快出来，而瑞丰使他等了半个多钟头。

屋里的人多数走开了，瑞丰才叼着假象牙的烟嘴儿，高扬着脸走进来。他先向别人点头打招呼，而后才轻描淡写的，顺手儿的，看见了长顺。

长顺心中非常的不快，可是身不由己的立了起来。

“坐下吧！”瑞丰从假象牙烟嘴的旁边放出这三个字来。

长顺傻子似的又坐下。

“有事吗？”瑞丰板着面孔问。“呕，先告诉你，不要没事儿往这里跑，这是衙门！”

长顺想给瑞丰一个极有力的嘴巴。可是，他受人之托，不能因愤怒而忘了责任。他的脸红起来，低声忍气的呜囔：“小崔不是……”

“哪个小崔？我跟小崔有什么关系？小孩子，怎么乱拉关系呢？把砍了头的死鬼，安在我身上，好看，体面？简直是胡来吗！真！快走吧！我不知道什么小崔小孙，也不管他们的事！请吧，我忙得很！”说罢，他把烟嘴儿取下来，弹了两下，扬着脸走出去。

长顺气得发抖，脸变成个紫茄子。平日，他和别的邻居一样，虽然有点看不起瑞丰，可是看他究竟是祁家的人，所以不好意思严格的批评，就仿佛十条王瓜中有一条苦的也就可以马虎过去了。他万没想到瑞丰今天会这样无情无义。是的，瑞丰是无情无义！若仅是教长顺儿丢脸下不来台，长顺倒也不十分计较；人家是科长，长顺自己不过是背着留声机，沿街卖唱的呀。长顺恼的是瑞丰不该拒绝帮小崔的忙，小崔是长顺的，也是瑞丰的，邻居，而且给瑞丰拉过车，而且是被砍了头，而且……长顺越想越气。慢慢的他从客厅走出来。走到大门外，他不肯再走，想在门外等着瑞丰。等瑞丰出来，他要当着大家的面，扭住瑞丰的脖领，辱骂他一场。他想好了几句话：“祁科长，怨不得你作汉奸呢！你敢情只管日本人叫爸爸，而忘了亲戚朋友！你是他妈的什么玩艺儿！”说过这几句，长顺想象着，紧跟着就是几个又脆又响的大嘴巴，把瑞丰的假象牙的烟嘴打飞。他也想象到怎样顺手儿教训教训那些人模狗样的科长科员们：“别看我的衣裳破，一肚子窝窝头，我不给日本人磕头请安！他妈的，你们一个个的皮鞋呢帽啷当的，孙子，你们是孙子！听明白没有？你们是孙子，孙子！”

这样想好，他的头抬起来，眼中发出亮光。他不自惭形秽了。他才是真正有骨头，有血性的人。那些科长科员们还不配给他掸掸破鞋上的灰土的呢！

可是，没有多大一会儿，他的心气又平静了。他到底是外婆养大的，知道怎样忍气。他须赶紧跑回家去，好教外婆放心。惨笑了一下，他嘟嘟囔囔的往回走。他气愤，又不得不忍气；他自傲，又不能不咽下去耻辱；他既是孩子，又是大人；既是英雄，又是亡国奴。

回到家中，他一直奔了小崔屋中去。孙七和四大妈都在那里。小崔太太在炕上躺着呢。听长顺进来，她猛孤丁的坐起来，直着眼看他。她似乎认识他，又似乎拿他作一切人的代表似的：“他死得冤！死得冤！死得冤！”四大妈像对付一个小娃娃似的，把她放倒：“乖啊！先好好的睡会儿啊！乖！”她又躺下去，像死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

长顺的鼻子又不通了，用手揉了揉。

孙七的眼还红肿着，没话找话的问：“怎样？瑞丰拿了多少？”

长顺的怒火重新燃起。“那小子一个铜板没拿！甭忙。放着他的，搁着我的，多咱走单了，我会给他个厉害！我要不用沙子迷瞎他的眼，才怪！”

“该打的不止他一个人哟！”孙七慨叹着说：“我走了十几家铺子，才弄来五块钱！不信，要是日本人教他们上捐，要十个他们绝不敢拿九个半！为小崔啊，他们的钱仿佛都穿在肋条骨上了！真他妈的！”

“就别骂街了吧，你们俩！”马老太太轻轻的走进来。“人家给呢是人情，不给是本分！”

孙七和长顺都不同意马老太太的话，可是都不愿意和她辩论。

李四爷夹着块粗白布走进来。“马老太太，给缝缝吧！人家祁天佑掌柜的真够朋友，看见没有，这么一大块白布，还另外给了两块钱！人家想的开：三个儿子，一个走出去，毫无音信，一个无缘无故的下了狱；钱算什么呢！”

“真奇怪，瑞丰那小子怎么不跟他爸爸和哥哥学一学！”孙七说，然后把瑞丰不肯帮忙的情形，替长顺学说了一遍。

马老太太抱着白布走出去，她不喜欢听孙七与长顺的乱批评人。在她想，瑞丰和祁掌柜是一家人，祁掌柜既给了布和钱，瑞丰虽然什么都没给，也就可以说得过去了；十个脚趾头哪能一边儿长呢。她的这种地道中国式的“辩证法”使她永远能格外的原谅人，也能使她自己受了委屈还不动怒。她开始细心的给小崔太太剪裁孝袍子。

李四爷也没给瑞丰下什么断语，而开始忧虑收尸的麻烦。小崔太太是哭主，当然得去认尸。看她的半死半活的样子，他想起钱默吟太太来。假若小崔太太看到没有脑袋的丈夫，而万一也寻了短见，可怎么办呢？还有，小崔的人头是在五牌楼上号令着的，怎么往下取呢？谁知道日本人要号令三天，还是永远挂在那里，一直到把皮肉烂净了呢？若是不管人头而只把腔子收在棺材里，又像什么话呢？在老人的一生里，投河觅井的，上吊抹脖子的，他都看见过，也都抬埋过。他不怕死亡的丑陋，而总设法把丑恶装入了棺材，埋在黄土里，好使地面上显着干净好看。他没遇见过这么难办的事，小崔是按照着日本人的办法被砍头的，谁知道日本人的办法是怎一回事呢？他不单为了难，而且觉得失去了自信——连替人世收拾流净了血的尸身也不大好办了，日本人真他妈的混账！

孙七只会发脾气，而不会想主意。他告诉四爷：“不用问我，我的脑袋里边直嗡嗡的响！”

长顺很愿告奋勇，同四爷爷一道去收尸。可是他又真有点害怕，万一小崔冤魂不敢找日本人去，而跟了他来呢？那还了得！他的心中积存着不少外婆给他说的鬼故事。

四大妈的心中很简单：“你这个老东西，你坐在这儿发愁，就办得了事啦？你走啊，看看尸首，定了棺材，不就行了吗？”

李四爷无可如何的立起来。他的老伴儿的话里没有一点学问与聪明，可是颇有点智慧——是呀，坐着发愁有什么用呢。人世间的事都是“作”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

“四大爷！”孙七也立起来。“我跟你去！我抱着小崔的尸身哭一场去！”

“等你们回来，我再陪着小崔太太去收殓！有我，你们放心，她出不了岔子！”四大妈挤咕着大近视眼说。

前门外五牌楼的正中悬着两个人头，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孙七的眼睛虽然有点近视，可是一出前门他就留着心，要看看朋友的人头。到了大桥桥头，他扯了李四爷一把：“四大爷，那两个黑球就是吧？”

李四爷没言语。

孙七加快了脚步，跑到牌楼底下，用力眯着眼，他看清了，朝北的那个是小崔。小崔的扁倭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闭着双目，张着点嘴，两腮深陷，像是作着梦似的，在半空中悬着；脖子下，只有缩紧了的一些黑皮。再往下看，孙七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朱红的牌楼柱子。他抱住了牌楼最外边的那根柱子，已经立不住了。

李四爷赶了过来，“走！孙七！”

孙七已不能动。他的脸上煞白，一对大的泪珠堵在眼角上，眼珠定住。

“走！”李四爷一把抓住孙七的肩膀。

孙七像醉鬼似的，两脚拌着蒜，跟着李四爷走。李四爷抓着他的一条胳臂。走了一会儿，孙七打了个长嗝儿，眼角上的一对泪珠落下来。“四大爷，你一个人去吧！我走不动了！”他坐在了一家铺户的门外。

李四爷只楞了一小会儿，没说什么，就独自向南走去。

走到天桥，四爷和茶馆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小崔的尸身已被拉到西边去。他到西边去找，在先农坛的“墙”外，一个破砖堆上，找到了小崔的没有头的身腔。小崔赤着背，光着脚，两三个脚趾已被野狗咬了去。四爷的泪流了下来。

离小崔有两三丈远，立着个巡警。四爷勉强的收住泪，走了过去。

“我打听打听，”老人很客气的对巡警说，“这个尸首能收殓不能？”

巡警也很客气。“来收尸？可以！再不收，就怕教野狗吃了！那一位汽车夫的，已经抬走了！”

“不用到派出所里说一声？”

“当然得去！”

“人头呢？”

“那，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尸身由天桥拖到这儿来，上边并没命令教我们看着。我们的巡官可是派我们在这儿站岗，怕尸首教野狗叼了走。咱们都是中国人哪！好吗，人教他们给砍了，再不留个尸身，成什么话呢？说到人头，就另是一回事了。头在五牌楼上挂着，谁敢去动呢？日本人的心意大概是只要咱们的头，而不要身子。我看哪，老大爷，你先收了尸身吧；人头……真他妈的，这是什么世界！”

老人谢了谢警察，又走回砖堆那里去。看一眼小崔，看一眼先农坛，他茫然不知怎样才好了。他记得在他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除了红墙绿柏，没有什么人烟。赶到民国成立，有了国会，这里成了最繁华的地带。城南游艺园就在坛园里，新世界正对着游艺园，每天都像过新年似的，锣鼓，车马，昼夜不绝。这里有最华丽的饭馆与绸缎庄，有最妖艳的妇女，有五彩的电灯。后来，新世界与游艺园全都关了门，那些议员与妓女们也都离开北平，这最繁闹的地带忽然的连车马都没有了。坛园的大墙拆去，砖瓦与土地卖给了民间。天桥的旧货摊子开始扩展到这里来，用喧哗叫闹与乱七八糟代替了昔日的华丽庄严。小崔占据的那堆破砖，便是拆毁了的坛园的大墙所遗弃下的。变动，老人的一生中看见了多少变动啊！可是，什么变动有这个再大呢——小崔躺在这里，没有头！坛里的青松依然是那么绿，而小崔的血染红了两块破砖。这不是个恶梦么？变动，谁能拦得住变动呢？可是，变动依然是存在；尊严的坛园可以变为稀脏乌乱的小市；而市场，不管怎么污浊纷乱，总是生命的集合所在呀！今天，小崔却躺在这里，没了命。北平不单是变了，而也要不复存在，因为日本人已经把小崔的和许多别人的脑袋杀掉。

越看，老人的心里越乱。这是小崔吗？假若他不准知道小崔被杀了头，他一定不认识这个尸身。看到尸身，他不由的还以为小崔是有头的，小崔的头由老人心中跳到那丑恶黑紫的脖腔上去。及至仔细一看，那里确是没有头，老人又忽然的不认识了小崔。小崔的头忽有忽无，忽然有眉有眼，忽然是一圈白光，忽然有说有笑，忽然什么也没有。

那位岗警慢慢的凑过来。“老大爷，你……”

老人吓了一跳似的揉了揉眼。小崔的尸首更显明了一些，一点不错这是小崔，掉了头的小崔。老人叹了口气，低声的叫：“小崔！我先埋了你的身子吧！”说完，他到派出所去见巡长，办了收尸的手续。而后在附近的一家寿材铺定了一口比狗碰头稍好一点的柳木棺材，托咐铺中的人给马上去找杠夫与五个和尚，并且在坛西的乱死岗子给打一个坑。把这些都很快的办妥，他在天桥上了电车。电车开了以后，老人被摇动的有点发晕，他闭上眼养神。偶一睁眼，他看见车中人都没有头；坐着的立着的都是一些腔子，像躺在破砖堆上的小崔。他急忙的眨一眨眼，大家都又有了头。他嘟囔着：“有日本人在这里，谁的脑袋也保不住！”

到了家，他和马老太太与孙七商议，决定了：孙七还得同他回到天桥，去装殓和抬埋小崔。孙七不愿再去，可是老人以为两个人一同去，才能心明眼亮，一切都有个对证。孙七无可如何的答应了。他们也决定了，不教小崔太太去，因为连孙七都见了人头就瘫软在街上，小崔太太若见到丈夫的尸身，恐怕会一下子哭死的。至于人头的问题，只好暂时不谈。他们既不能等待人头摘下来再入殓，也不敢去责问日本人为什么使小崔身首分家，而且不准在死后合到一处。

把这些都很快的商量好，他们想到给小崔找两件装殓的衣服，小崔不能既没有头，又光着脊背入棺材。马老太太拿出长顺的一件白小褂，孙七找了一双袜子和一条蓝布裤子。拿着这点东西，李四爷和孙七又打回头，坐电车到天桥去。

到了天桥，太阳已经平西了。李四爷一下电车便告诉孙七，“时候可不早了，咱们得麻利着点！”可是，孙七的腿又软了。李老人发了急：“你是怎回子事？”

“我？”孙七挤咕着近视眼。“我并不怕看死尸！我有点胆子！可是，小崔，小崔是咱们的朋友哇，我动心！”

“谁又不动心呢？光动心，腿软，可办不了事呀！”李老人一边走一边说。“硬正点，我知道你是有骨头的人！”

经老人这么一鼓励，孙七加快了脚步，赶了上来。

老人在一个小铺里，买了点纸钱，烧纸，和香烛。

到了先农坛外，棺材，杠夫，和尚，已都来到。棺材铺的掌柜和李四爷有交情，也跟了来。

老人教孙七点上香烛，焚化烧纸，他自己给小崔穿上衣裤。孙七找了些破砖头挤住了香烛，而后把烧纸燃着。他始终没敢抬头看小崔。小崔入了棺材，他想把纸钱撒在空中，可是他的手已抬不起来。蹲在地上，他哭得放了声。李老人指挥着钉好棺材盖，和尚们响起法器，棺材被抬起来，和尚们在前面潦草的，敷衍了事的，击打着法器，小跑着往前走。棺材很轻，四个杠夫迈齐了脚步，也走得很快。李老人把孙七拉起来，赶上去。

“坑打好啦？”李四爷含着泪问那位掌柜的。

“打好了！杠夫们认识地方！”

“那么，掌柜的请回吧！咱们铺子里见，归了包堆该给你多少钱，回头咱们清帐！”

“就是了，四大爷！我沏好了茶等着你！”掌柜的转身回去。

太阳已快落山。带着微红的金光，射在那简单的，没有油漆的，像个大匣子似的，白棺材上。棺材走得很快，前边是那五个面黄肌瘦的和尚，后边是李四爷与孙七。没有执事，没有孝子，没有一个穿孝衣的，而只有那么一口白木匣子装着没有头的小崔，对着只有一些阳光的，荒冷的，野地走去。几个归鸦，背上带着点阳光，倦怠的，缓缓的，向东飞。看见了棺材，它们懒懒的悲叫了几声。

法器停住，和尚们不再往前送。李四爷向他们道了辛苦。棺材走得更快了。

一边荒地，到处是破砖烂瓦与枯草，在瓦砾之间，有许多许多小的坟头。在四五个小坟头之中，有个浅浅的土坑，在等待着小崔。很快的，棺材入了坑。李四爷抓了把黄土，撒在棺材上：“小崔，好好的睡吧！”

太阳落下去。一片静寂。只有孙七还大声的哭。

五十

天气骤寒。

瑞宣，在出狱的第四天，遇见了钱默吟先生。他看出来，钱先生是有意的在他每日下电车的地方等着他呢。他猜的不错，因为钱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有资格和我谈一谈了，瑞宣！”

瑞宣惨笑了一下。他晓得老先生所谓的“资格”，必定是指入过狱而言。

钱先生的脸很黑很瘦，可是也很硬。从这个脸上，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胖忽忽的，温和敦厚的，书生气。他完全变了，变成个瘪太阳，嘬腮梆，而棱角分明的脸。一些杂乱无章的胡子遮住了嘴。一对眼极亮，亮得有力；它们已不像从前那样淡淡的看人，而是像有些光亮的尖针，要钉住所看的东西。这已经不像个诗人的脸，而颇像练过武功的人的面孔，瘦而硬棒。

老先生的上身穿着件短蓝布袄，下身可只是件很旧很薄的夹裤。脚上穿着一对旧布鞋，袜子是一样一只，一只的确是黑的，另一只似乎是蓝的，又似乎是紫的，没有一定的颜色。

瑞宣失去了平素的镇定，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了。钱先生是他的老邻居与良师益友，又是爱国的志士。他一眼便看到好几个不同的钱先生：邻居，诗人，朋友，囚犯，和敢反抗敌人的英雄。从这许多方面，他都可以开口慰问，道出他心中的关切，想念，钦佩，与欣喜。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钱先生的眼把他瞪呆了，就好像一条蛇会把青蛙吸住，不敢再动一动，那样。

钱先生的胡子下面发出一点笑意，笑得大方，美好，而且真诚。在这点笑意里，没有一点虚伪或骄傲，而很像一个健康的婴儿在梦中发笑那么天真。这点笑充分的表示出他的无忧无虑，和他的健康与勇敢。它像老树开花那么美丽，充实。瑞宣也笑了笑，可是他自己也觉出笑得很勉强，无力，而且带着怯懦与羞愧。

“走吧，谈谈去！”钱先生低声的说。

瑞宣从好久好久就渴盼和老人谈一谈。在他的世界里，他只有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瑞全，富善先生，和钱诗人。三个人之中，瑞全有时候很幼稚，富善先生有时候太强词夺理，只有钱先生的态度与言语使人永远感到舒服。

他们进了个小茶馆。钱先生要了碗白开水。

“喝碗茶吧？”瑞宣很恭敬的问，抢先付了茶资。

“士大夫的习气须一律除去，我久已不喝茶了！”钱先生吸了一小口滚烫的开水。“把那些习气剥净，咱们才能还原儿，成为老百姓。你看，爬在战壕里打仗的全是不吃茶的百姓，而不是穿大衫，喝香片的士大夫。咱们是经过琢磨的玉，百姓们是璞。一个小玉戒指只是个装饰，而一块带着石根子的璞，会把人的头打碎！”

瑞宣看了看自己的长袍。

“老三没信？”老人很关切的问。

“没有。”

“刘师傅呢？”

“也没信。”

“好！逃出去的有两条路，不是死就是活。不肯逃出去的只有一条路——死！我劝过小崔，我也看见了他的头！”老人的声音始终是很低，而用眼光帮助他的声音，在凡是该加重语气的地方，他的眼就更亮一些。

瑞宣用手鼓逗着盖碗的盖儿。

“你没受委屈？在——”老人的眼极快的往四外一扫。

瑞宣已明白了问题，“没有！我的肉大概值不得一打！”

“打了也好，没打也好！反正进去过的人必然的会记住，永远记住，谁是仇人，和仇人的真面目！所以我刚才说：你有了和我谈一谈的资格。我时时刻刻想念你，可是我故意的躲着你，我怕你劝慰我，教我放弃了我的小小的工作。你入过狱了，见过了死亡，即使你不能帮助我，可也不会劝阻我了！劝阻使我发怒。我不敢见你，正如同我不敢去见金三爷和儿媳妇！”

“我和野求找过你，在金……”

老人把话抢过去：“别提野求！他有脑子，而没有一根骨头！他已经给自己挖了坟坑！是的，我知道他的困难，可是不能原谅他！给日本人作过一天事的，都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被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

这钢铁一般硬的几句话使瑞宣微颤了一下。他赶快的发问：

“钱伯伯，你怎么活着呢？”

老人微笑了一下。“我？很简单！我按照着我自己的方法活着，而一点也不再管士大夫那一套生活的方式，所以很简单！得到什么，我就吃什么；得到什么，我就穿什么；走到哪里，我便睡在哪里。整个的北平城全是我的家！简单，使人快乐。我现在才明白了佛为什么要出家，耶稣为什么打赤脚。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现在，我摆脱开那些累赘，我感到了畅快与自由。剥去了衣裳，我才能多看见点自己！”

“你都干些什么呢？”瑞宣问。

老人喝了一大口水。“那，说起来可很长。”他又向前后左右扫了一眼。这正是吃晚饭的时节，小茶馆里已经很清静，只在隔着三张桌子的地方还有两个洋车夫高声的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最初，”老人把声音更放低一些，“我想借着已有的组织，从新组织起来，作成个抗敌的团体。战斗，你知道，不是一个人能搞成功的。我不是关公，不想唱《单刀会》；况且，关公若生在今天，也准保不敢单刀赴会。你知道，我是被一个在帮的人救出狱来的？好，我一想，就想到了他们。他们有组织，有历史，而且讲义气。我开始调查，访问。结果，我发现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黑门和白门。白门是白莲教的支流，黑门的祖师是黑虎玄坛。我见着了他们的重要人物，说明了来意。他们，他们，”老人扯了扯脖领，好像呼吸不甚舒畅似的。

“他们怎样？”

“他们跟我讲‘道’！”

“道？”

“道！”

“什么道呢？”

“就是吗，什么道呢？白莲教和黑虎玄坛都是道！你信了他们的道，你就得到他们的承认，你入了门。入了门的就‘享受’义气。这就是说，你在道之外，还得到一种便利与保障。所谓便利，就是别人买不到粮食，你能买得到，和诸如此类的事。所谓保障，就是在有危难的时节，有人替你设法使你安全。我问他们抗日不呢？他们摇头！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人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日本人也很精明，看清楚了这个，所以暂时不单不拿他们开刀，而且给他们种种便利，这样，他们的道与义气恰好成了抗日的阻碍！我问他们是否可以联合起来，黑门与白门联合起来，即使暂时不公开的抗日，也还可以集中了力量作些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联合，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道。道不同便是仇敌。不过，这黑白两门虽然互相敌视，可是也自然的互相尊敬，因为人总是一方面忌恨敌手，一方面又敬畏敌手的。反之他们对于没有门户的人，根本就不当作人待。当我初一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以我的样子和谈吐，他们以为我也必定是门内的人。及至他们发现了，我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他们极不客气的把我赶了出来。我可是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活动，我还找他们去，我去跟他们谈道，我告诉他们，我晓得一些孔孟庄老和佛与耶稣的道，我喜欢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拒绝了我。他们的道才是道，世界上并没有孔孟庄老与佛耶，仿佛是。他们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警告我，假若我再去罗嗦，他们会结果我的性命！他们的道遮住了他们眼，不单不愿看见真理，而且也拒绝了接受知识。对于我个人，他们没有丝毫的敬意。我的年纪，我的学识，与我的爱国的热诚，都没有一点的用处，我不算人，因为我不信他们的道！”

老人不再说话，瑞宣也楞住。沉默了半天，老人又笑了一下。“不过，你放心，我可是并不因此而灰心。凡是有志救国的都不会灰心，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生死得失，这个借用固有的组织的计划既行不通，我就想结合一些朋友，来个新的组织。但是，我一共有几个朋友呢？很少。我从前的半隐士的生活使我隔绝了社会，我的朋友是酒，诗，图画，与花草。再说，空组织起来，而没有金钱与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我很伤心的放弃了这个计划。我不再想组织什么，而赤手空拳的独自去干。这几乎近于愚蠢，现代的事情没有孤家寡人可以成功的。可是，以我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我只好独自去干。我知道这样干永远不会成功，我可也知道干总比不干强。我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尽管我的事业失败，我自己可不会失败：我决定为救国而死！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好啦，我开始作泥鳅。在鱼市上，每一大盆鳝鱼里不是总有一条泥鳅吗？它好动，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都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北平城是个大盆，北平人是鳝鱼，我是泥鳅。”老人的眼瞪着瑞宣，用手背擦了擦嘴角上的白沫子。而后接着说：

“当我手里还有足够买两个饼子，一碗开水的钱的时候，我就不管明天，而先去作今天一天的事。我走到哪儿，哪儿便是我的办公室。走到图画展览会，我便把话说给画家们听。他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但是我的话到底教他们发一下楞。发楞就好，他们再拿起彩笔的时候，也许就要想一想我的话，而感到羞愧。遇到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讲爱情，我便极讨厌的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当了亡国奴，恋爱也照样是神圣的呢？我不怕讨厌，我是泥鳅！有时候，我也挨打；可是，我一说：‘打吧！替日本人多打死一个人吧！’他们永远就收回手去。在小茶馆里，我不只去喝水，而也抓住谁就劝谁，我劝过小崔，劝过刘师傅，劝过多少多少年轻力壮的人。这，很有效。刘师傅不是逃出去了么？虽然不能在北平城里组织什么，我可是能教有血性的人逃出去，加入我们全国的抗日的大组织里去！大概的说：苦人比有钱的人，下等人比穿长衫的人，更能多受感动，因为他们简单真纯。穿长衫的人都自己以为有知识，不肯听别人的指导。他们的顾虑又很多，假若他们的脚上有个鸡眼，他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逃出北平！

“当我实在找不到买饼子的钱了，我才去作生意。我存了几张纸，和一些画具。没了钱，我便画一两张颜色最鲜明的画去骗几个钱。有时候，懒得作画，我就用一件衣服押几个钱，然后买一些薄荷糖之类的东西，到学校门口去卖。一边卖糖，我一边给学生们讲历史上忠义的故事，并且劝学生们到后方去上学。年轻的学生们当然不容易自己作主逃出去，但是他们至少会爱听我的故事，而且受感动。我的嘴是我的机关枪，话是子弹。”

老人一口把水喝净，叫茶房给他再倒满了杯。“我还不只劝人们逃走，也劝大家去杀敌。见着拉车的，我会说：把车一歪，就摔他个半死；遇上喝醉了的日本人，把他摔下来，掐死他！遇见学生，我，我也狠心的教导：作手工的刀子照准了咽喉刺去，也能把日本教员弄死。你知道，以前我是个不肯伤害一个蚂蚁的人；今天，我却主张杀人，鼓励杀人了。杀戮并不是我的嗜好与理想，不过是一种手段。只有杀，杀败了敌人，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和日本人讲理，等于对一条狗讲唐诗；只有把刀子刺进他们的心窝，他们或者才明白别人并不都是狗与奴才。我也知道，杀一个日本人，须至少有三五个人去抵偿。但是，我不能只算计人命的多少，而使鳝鱼们都腐烂在盆子里。越多杀，仇恨才越分明；会恨，会报仇的人才不作亡国奴。北平没有抵抗的丢失了，我们须用血把它夺回来。恐怖必须造成。这恐怖可不是只等着日本人屠杀我们，而是我们也杀他们。我们有一个敢举起刀来的，日本人就得眨一眨眼，而且也教咱们的老实北平人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多咱恐怖由我们造成，多咱我们就看见了光明；刀枪的亮光是解放与自由闪电。前几天，我们刺杀了两个特使，你等着看吧，日本人将必定有更厉害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同时，日本人也必定在表面上作出更多中日亲善的把戏；日本人永远是一边杀人，一边给死鬼唪经的。只有杀，只有多杀，你杀我，我杀你，彼此在血水里乱滚，我们的鳝鱼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亲善是假的，才能不再上他们的当。为那两个特使，小崔和那个汽车夫白白的丧了命，几千人无缘无故的入了狱，受了毒刑。这就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从一个意义来讲，小崔并没白死，他的头到今天还给日本人的‘亲善’与‘和平’作反宣传呢！我们今天唯一的标语应当是七杀碑，杀！杀！杀！……”

老人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他的眼光不那么厉害了。很温柔的，几乎是像从前那么温柔的，他说：“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决不后悔。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去消灭敌人，以便争取那比妇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义。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香花，又有极坚硬的石头。你看怎样？瑞宣！”

瑞宣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看钱伯伯就像一座山。在从前，这座山只表现了它的幽美，而今天它却拿出它的宝藏来。他若泛泛的去夸赞两句，便似乎是污辱了这座山。他说不出什么来。

过了半天，他才问了声：“你的行动，钱伯伯，难道不招特务们的注意吗？”

“当然！他们当然注意我！”老人很骄傲的一笑。“不过，我有我的办法。我常常的和他们在一道！你知道，他们也是中国人。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同时，他们知道我身上并没有武器，不会给他们闯祸。他们大概拿我当个半疯子，我也就假装疯魔的和他们乱扯。我告诉他们，我入过狱，挺过刑，好教他们知道我并不怕监狱与苦刑。他们也知道我的确没有钱，在我身上他们挤不出油水来。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吓唬他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他们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也不真心信服日本人，他们渺渺茫茫的觉得日本人将来必失败——他们说不上理由来，大概只因为日本人太讨厌，所以连他们也盼望日本人失败。（这是日本人最大的悲哀！）既然盼望日本人失败，他们当然不肯真刀真枪的和中央派来的人蛮干，他们必须给自己留个退步。告诉你，瑞宣，死也并不容易，假若你一旦忘记了死的可怕。我不怕死，所以我在死亡的门前找到了许多的小活路儿。我一时没有危险。不过，谁知道呢，将来我也许会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与时间，忽然的死掉。管它呢，反正今天我还活着，今天我就放胆的工作！”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点起一些菜油灯。

“钱伯伯，”瑞宣低声的叫。“家去，吃点什么，好不好？”

老人毫不迟疑的拒绝了：“不去！见着你的祖父和小顺子，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来，那使我不好过。我今天正像人由爬行而改为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我一松气，就会爬下去，又成为四条腿的动物！人是脆弱的，须用全力支持自己！”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一点东西？”

“也不！理由同上！”老人慢慢的往起立。刚立稳，他又坐下了。“还有两句话。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牛教授？”

“不认识。干吗？”

“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桐芳喽？”

瑞宣点点头。

“她是有心胸的，你应该照应她一点！我也教给了她那个字——杀！”

“杀谁？”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

“我怎么照应她呢？”瑞宣相当难堪的问。

“给她打气，鼓励她！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的往起立。

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说出来。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道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钱伯伯教他狠心的离开家庭，他敢不敢呢？他把那句话咽了下去，也慢慢的立起来。

两个人出了茶馆，瑞宣舍不得和钱老人分手，他随着老人走。走了几步，老人立住，说：“瑞宣，送君千里终须别，你回家吧！”

瑞宣握住了老人的手。“伯父，我们是不是能常见面呢？你知道……”

“不便常见！我知道你想念我，我又何尝不想念你们！不过，我们多见一面，便多耗费一些工夫；耗费在闲谈上！这不上算。再说呢，中国人不懂得守秘密，话说多了，有损无益。我相信你是会守秘密的人，所以今天我毫无保留的把心中的话都倾倒出来。可是，就是你我也以少谈心为是。甘心作奴隶的应当张开口，时时的喊主人。不甘心作奴隶的应当闭上嘴，只在最有用的时候张开——喷出仇恨与怒火。看机会吧，当我认为可以找你来的时候，我必找你来。你不要找我！你看，你和野求已经把我窃听孙子的啼哭的一点享受也剥夺了！再见吧！问老人们好！”

瑞宣无可如何的松开手。手中像有一股热气流出去，他茫然的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的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

他一向渴盼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有说了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钱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有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为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的长进。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韵梅重新给他热菜热饭。她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搂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慰，他干了什么足以教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呢？没有，他没作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

他想不清楚，他感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

随着第二天的朝阳，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作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

看清楚这一点，瑞宣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拼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抗，是逃避，是可耻的事。因为可耻，所以他总是一天到晚的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别人，也不敢对镜子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管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像钱先生那样的坚定，快乐。他的不肯向敌人屈膝不只是逃避，而是一种操守。坚持着这操守，他便得到一点儿钱先生的刚毅之气。为操守而受苦，受刑，以至于被杀，都顶好任凭于它。他须为操守与苦难而打起精神活着，不应当再像个避宿的蜗牛似的，老把头藏起去。是的，他须活着；为自己，为家庭，为操守，他须活着，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有说有笑的，活着。他应当放宽了心。不是像老二瑞丰那样的没皮没脸的宽心，而是用信仰与坚决充实了自己，使自己像一座不可摇动的小山。他不应当再躲避，而反倒应该去看，去接触，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头。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坚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的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须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坚强与无忧无虑。

早饭依然是昨晚剩下的饭熬的粥，和烤窝窝头与老腌萝卜。可是，他吃得很香，很多。他不再因窝窝头而替老人们与孩子们难过，而以为男女老幼都理应受苦；只有受苦才能使大家更恨敌人，更爱国家。这是惩罚，也是鞭策。

吃过饭，他忙着去上班。一出门，他遇上了一号的两个日本人。他没低下头去，而昂首看着他们。他们，今天在他的眼中，已经不是胜利者，而是炮灰。他知道他们早晚会被征调了去，死在中国的。

他挤上电车去。平日，挤电车是一种苦刑；今天他却以为这是一种锻炼。想起狱中那群永远站立的囚犯，和钱先生的瘸着腿奔走，他觉得他再不应为挤车而苦恼；为小事苦恼，会使人过度的悲观。

这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他就可以离开公事房。他决定去看看下午三时在太庙大殿里举行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的大会。他要看，他不再躲避。

太庙自从辟为公园，始终没有像中山公园那么热闹过。它只有原来的古柏大殿，而缺乏着别的花木亭榭。北平人多数是喜欢热闹的，而这里太幽静。现在，已是冬天，这里的游人就更少了。瑞宣来到，大门外虽然已经挂起五色旗与日本旗，并且贴上了许多标语，可是里外都清锅冷灶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他慢慢的往园内走，把帽子拉到眉边，省得教熟人认出他来。

他看见了老柏上的有名的灰鹤。两只，都在树顶上立着呢。他立定，呆呆的看着它们。从前，他记得，他曾带着小顺儿，特意来看它们，可是没有看到。今天，无意中的看到，他仿佛是被它们吸住了，不能再动。据说，这里的灰鹤是皇帝饲养着的，在这里已有许多年代。瑞宣不晓得一只鹤能活多少年，是否这两只曾经见过皇帝。他只觉得它们，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还在这里活着，有些不大对。它们的羽毛是那么光洁，姿态是那么俊逸，再配上那红的墙，绿的柏，与金瓦的宫殿，真是仙境中的仙鸟。可是，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日本人会用笼子把它们装起，运到岛国当作战利品去展览呢！

不过，鸟儿到底是无知的。人呢？他自己为什么只呆呆的看着一对灰鹤，而不去赶走那些杀人的魔鬼呢？他不想去看文艺界的大会了。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他想低着头走回家去。

可是，极快的，他矫正了自己。不，他不该又这样容易伤感，而把头又低下去。伤感不是真正的，健康的，感情。由伤感而落的泪是露水，没有甘霖的功用。他走向会场去。他要听听日本人说什么，要看看给日本人作装饰的文艺家的面目。他不是来看灰鹤。

会场里坐着立着已有不少的人，可是还没有开会。他在签到簿上画了个假名字。守着签到簿的，和殿里的各处，他看清，都有特务。自从被捕后，他已会由服装神气上认出他们来。他心中暗笑了一下。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可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他想起钱先生的话来。以特务支持政权，等于把房子建筑在沙滩上。日本人很会建筑房子，可惜没看地基是不是沙子。

他在后边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慢慢的，他认出好几个人来：那个戴瓜皮小帽，头像一块宝塔糖的，是东安市场专偷印淫书的艺光斋的老板；那个一脸浮油，像火车一样吐气的胖子，是琉璃厂卖墨盒子的周四宝；那个圆眼胖脸的年轻人是后门外德文斋纸店跑外的小山东儿；那个满脸烟灰，腮上有一撮毛的是说相声的黑毛儿方六。除了黑毛儿方六（住在小羊圈七号）一定认识他，那三位可是也许认识他，也许不认识，因为他平日爱逛书铺与琉璃厂，而且常在德文斋买东西，所以慢慢的知道了他们，而他们不见得注意过他。此外，他还看到一位六十多岁而满脸搽着香粉的老妖精；想了半天，他才想起来，那是常常写戏评的票友刘禹清；他在戏剧杂志上看见过他的像片。在老妖精的四围，立着的，坐着的，有好几个脸上满是笑容的人，看着都眼熟，他可是想不起他们都是谁。由他们的神气与衣服，他猜想他们不是给小报报屁股写文章的，便是小报的记者。由这个大致不错的猜测，他想到小报上新出现的一些笔名——二傻子，大白薯，清风道士，反迅斋主，热伤风……把这些笔名放在面前那些发笑的人们身上，他觉得非常的合适，合适得使他要作呕。

大赤包，招弟，冠晓荷，走了进来。大赤包穿着一件紫大缎的长袍，上面罩着件大红绣花的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的呢洋帽，帽沿很窄，上面斜插二尺多长的一根野鸡毛。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这样亮完了相儿，她的两手松开，肩膀儿一拱，斗篷离了身，轻而快的落在晓荷的手中。而后，她扶着招弟，极稳的往前面走，身上纹丝不动，只有野鸡毛微颤。全殿里的人都停止了说笑，眼睛全被微颤的野鸡毛吸住。走到最前排，她随便的用手一推，像驱逐一个虫子似的把中间坐着的人推开，她自己坐在那里——正对着讲台桌上的那瓶鲜花。招弟坐在妈妈旁边。

晓荷把太太的斗篷搭在左臂上，一边往前走，一边向所有的人点头打招呼。他的眼眯着，嘴半张着，嘴唇微动，而并没说什么；他不费力的使大家猜想他必是和他们说话呢。这样走了几步，觉得已经对大家招呼够了，他闭上了嘴，用小碎步似跳非跳的赶上太太，像个小哈巴狗似的同太太坐在一处。

瑞宣看到冠家夫妇的这一场，实在坐不住了；他又想回家。可是，这时候，门外响了铃。冠晓荷半立着，双手伸在头上鼓掌。别人也跟着鼓掌。瑞宣只好再坐稳。

在掌声中，第一个走进来的是蓝东阳。今天，他穿着西服。没人看得见他的领带，因为他的头与背都维持着鞠躬的姿式。他横着走，双手紧紧的贴在身旁，头与背越来越低，像在地上找东西似的。他的后面是，瑞宣认得，曾经一度以宣传反战得名的日本作家井田。十年前，瑞宣曾听过井田的讲演。井田是个小个子，而肚子很大，看起来很像会走的一个泡菜坛子。他的肚子，今天，特别往外凸出；高扬着脸。他的头发已有许多白的。东阳横着走，为是一方面尽引路之责，一方面又表示出不敢抢先的谦逊。他的头老在井田先生的肚子旁边，招得井田有点不高兴，所以走了几步以后，井田把肚子旁边的头推开，昂然走上了讲台。他没等别人上台，便坐在正中间。他的眼没有往台下看，而高傲的看着彩画的天花板。第二，第三，第四，也都是日本人。他们的身量都不高，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宝塔似的。日本人后面是两个高丽人，高丽人后面是两个东北青年。蓝东阳被井田那么一推，爽性不动了，就那么屁股顶着墙，静候代表们全走过去。都走完了，他依然保持着鞠躬的姿态，往台上走。走到台上，他直了直腰，重新向井田鞠躬。然后，他转身，和台下的人打了对脸。他的眼珠猛的往上一吊，脸上的肌肉用力的一扯，五官全挪了地方，好像要把台下的人都吃了似的。这样示威过了，他挺着身子坐下。可是，屁股刚一挨椅子，他又立起来，又向井田鞠躬。井田还欣赏着天花板。这时候，冠晓荷也立起来，向殿门一招手。一个漂亮整齐的男仆提进来一对鲜花篮。晓荷把花篮接过来，恭敬的交给太太与女儿一人一只。大赤包与招弟都立起来，先转脸向后看了看，为是教大家好看清了她们，而后慢慢的走上台去。大赤包的花篮献给东阳，招弟的献给井田。井田把眼从天花板上收回，看着招弟；坐着，他和招弟握了握手。然后，母女立在一处，又教台下看她们一下。台下的掌声如雷。她们下来，晓荷慢慢的走上了台，向每个人都深深的鞠了躬，口中轻轻的介绍自己：“冠晓荷！冠晓荷！”台下也给他鼓了掌。

蓝东阳宣布开会：

“井田先生！”一鞠躬。“菊池先生！”一鞠躬。他把台上的人都叫到，给每个人都鞠了躬，这才向台下一扯他的绿脸，很傲慢的叫了声：“诸位文艺作家！”没有鞠躬。叫完这一声，他楞起来，仿佛因为得意而忘了他的开会词。他的眼珠一劲儿往上吊。台下的人以为他是表演什么功夫呢，一齐鼓掌。他的手颤着往衣袋里摸，半天，才摸出一张小纸条来。他半身向左转，脸斜对着井田，开始宣读：“我们今天开会，因为必须开会！”他把“必须”念得很响，而且把一只手向上用力的一伸。台下又鼓了掌。他张着嘴等候掌声慢慢的停止，而后再念：

“我们是文艺家，天然的和大日本的文豪们是一家！”台下的掌声，这次，响了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东阳的嘴不住的动，念叨着：“好诗！好诗！”掌声停了，他把纸条收起去。“我的话完了，因为诗是语言的结晶，无须多说。现在，请大文豪井田先生训话！井田先生！”又是极深的一躬。

井田挺着身，立在桌子的旁边，肚子支出老远。看一眼天花板，看一眼招弟，他不耐烦的一摆手，阻住了台下的鼓掌，而后用中国话说：

“日本的是先进国，它的科学，文艺，都是大东亚的领导，模范。我的是反战的，大日本的人民都是反战的，爱和平的。日本和高丽的，满洲国的，中国的，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你们，都应当随着大日本的领导，以大日本的为模范，共同建设起大东亚的和平的新秩序的！今天的，就是这一企图的开始，大家的努力的！”他又看了招弟一眼，转身坐下了。

东阳鞠躬请菊池致词。瑞宣在大家正鼓掌中间，溜了出来。

出来，他几乎不认识了东西南北。找了棵古柏，他倚着树身坐下去。他连想象也没想象到过，世界上会能有这样的无耻，欺骗，无聊，与戏弄。最使他难过的倒还不是蓝东阳与大赤包，而是井田。他不单听过井田从前的讲演，而且读过井田的文章。井田，在十几年前，的确是值得钦敬的一位作家。他万没想到，井田居然也会作了日本军阀的走狗，来戏弄中国人，戏弄文艺，并且戏弄真理。由井田身上，他看到日本的整部的文化；那文化只是毒药丸子上面的一层糖衣。他们的艺术，科学，与衣冠文物，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的本质是毒药。他从前信任过井田，佩服过井田，也就无可避免的认为日本自有它的特殊的文化。今天，看清井田不过是个低贱的小魔术家，他也便看见日本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

想到这里，他没法不恨自己，假若他有胆子，一个手榴弹便可以在大殿里消灭了台上那一群无耻的东西，而消灭那群东西还不只是为报仇雪恨，也是为扫除真理的戏弄者。日本军阀只杀了中国人，井田却勒死了真理与正义。这是全人类的损失。井田口中的反战，和平，文艺，与科学，不止是欺骗黑毛儿方六与周四宝，而也是要教全世界承认黑是白，鹿是马。井田若成了功——也就是全体日本人成了功——世界上就须管地狱叫作天堂，把魔鬼叫作上帝，而井田是天使！

他恨自己。是的，他并没给井田与东阳鼓掌。可是，他也没伸出手去，打那些无耻的骗子。他不但不敢为同胞们报仇，他也不敢为真理与正义挺一挺身。他没有血性，也没有灵魂！

殿外放了一挂极长的爆竹。他无可如何的立起来，往园外走。两只灰鹤被爆竹惊起，向天上飞去。瑞宣又低下头去。

五十一

在日本人想：用武力劫夺了土地，而后用汉奸们施行文治，便可以稳稳的拿住土地与人民了。他们以为汉奸们的确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汉奸一登台，人民必定乐意服从，而大事定矣。同时，他们也以为中国的多少次革命都是几个野心的政客们耍的把戏，而人民一点也没受到影响。因此，利用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汉奸们，他们计算好，必定得到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而上下打成一片。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还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人。

以北平而言，他们万没想到他们所逮捕的成千论万的人，不管是在党的，还是与政党毫无关系的，几乎一致的恨恶日本人，一致的承认孙中山先生是国父。他们不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只以自己的狂傲推测中国人必定和五十年前一模一样，而忽略了五十年的真正的历史。狂傲使他们变成色盲。

赶到两个特使死在了北平，日本人开始有了点“觉悟”。他们看出来，汉奸们的号召力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应当改弦更张，去掉几个老汉奸，而起用几个新汉奸。新汉奸最好是在党的，以便使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人们心平气和，乐意与日本人合作。假若找不到在党的，他们就须去找一两位亲日的学者或教授，替他们收服民心。同时，他们也须使新民会加紧的工作，把思想统制起来，用中日满一体与大东亚共荣，代替国民革命。同时，他们也必不能放弃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杀戮。他们必须恩威兼用，以杀戮配备“王道”。同时，战争已拖了一年多，而一点看不出速战速决的希望，所以他们必须尽力的搜括，把华北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去，以便以战养战。这与“王道”有根本的冲突，可是日本人的心里只会把事情分开，分成甲乙丙丁若干项目，每一项都须费尽心机去计划，去实行，而不会高视远瞩的通盘计算一下。他们是一出戏的演员，每个演员都极卖力气的表演，而忘了整部戏剧的主题与效果。他们有很好的小动作，可是他们的戏失败了。

已是深冬。祁老人与天佑太太又受上了罪。今年的煤炭比去冬还更缺乏。去年，各煤厂还有点存货。今年，存货既已卖完，而各矿的新煤被日本人运走，只给北平留下十分之一二。祁老人夜间睡不暖，早晨也懒得起来。日本人破坏了他的鸡鸣即起的家风。他不便老早的起来，教瑞宣夫妇为难。在往年，只要他一在屋中咳嗽，韵梅便赶快起床去升火，而他每日的第一件事便是看到一个火苗儿很旺的小白炉子放在床前。火光使老人的心里得到安慰与喜悦。现在，他明知道家中没有多少煤，他必须蜷卧在炕上，给家中省下一炉儿火。

天佑太太一向体贴儿媳，也自然的不敢喊冷。可是，她止不住咳嗽，而且也晓得她的咳嗽会教儿子儿媳心中难过。她只好用被子堵住口，减轻了咳嗽的声音。

瑞宣自从看过文艺界协会开会以后，心中就没得过片刻的安静。他本想要学钱先生的坚定与快活，可是他既没作出钱先生所作的事，他怎么能坚定与快乐呢。行动是信仰的肢体。没有肢体，信仰只是个游魂！同时，他又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放弃行动，而仍自居清高。那是犬儒。

假若他甘心作犬儒，他不但可以对战争与国家大事都嗤之以鼻，他还可以把祖父，妈妈的屋中有火没有也假装看不见。可是，他不能不关心国事，也不能任凭老人们挨冷受冻而不动心。他没法不惶惑，苦闷，甚至于有时候想自杀。

刮了一夜的狂风。那几乎不是风，而是要一下子便把地面的一切扫净了的灾患。天在日落的时候已变成很厚很低很黄，一阵阵深黄色的“沙云”在上面流动，发出使人颤抖的冷气。日落了，昏黄的天空变成黑的，很黑，黑得可怕。高处的路灯像矮了好些，灯光在颤抖。上面的沙云由流动变为飞驰，天空发出了响声，像一群疾行的鬼打着胡哨。树枝儿开始摆动。远处的车声与叫卖声忽然的来到，又忽然的走开。星露出一两个来，又忽然的藏起去。一切静寂。忽然的，门，窗，树木，一齐响起来，风由上面，由侧面，由下面，带着将被杀的猪的狂叫，带着黄沙黑土与鸡毛破纸，扫袭着空中与地上。灯灭了，窗户打开，墙在颤，一切都混乱，动摇，天要落下来，地要翻上去。人的心都缩紧，盆水立刻浮了一层冰。北平仿佛失去了坚厚的城墙，而与荒沙大漠打成了一片。世界上只有飞沙与寒气的狂舞，人失去控制自然的力量，连猛犬也不敢叫一声。

一阵刮过去，一切都安静下来。灯明了，树枝由疯狂的鞠躬改为缓和的摆动。天上露出几颗白亮的星来。可是，人们刚要喘一口气，天地又被风连接起，像一座没有水的，没有边沿的，风海。

电车很早的停开，洋车夫饿着肚子空着手收了车，铺户上了板子，路上没了行人。北平像风海里的一个黑暗无声的孤岛。

祁老人早早的便躺下了。他已不像是躺在屋里，而像飘在空中。每一阵狂风都使他感到渺茫，忘了方向，忘了自己是在哪里，而只觉得有千万个细小的针尖刺着他的全身。他辨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是作梦，还是真实。他刚要想起一件事来，一阵风便把他的心思刮走；风小了一下，他又找到自己，好像由天边上刚落下来那样。风把他的身与心都吹出去好远，好远，而他始终又老躺在冰凉的炕上，身子蜷成了一团。

好容易，风杀住了脚步。老人听见了一声鸡叫。鸡声像由天上落下来的一个信号，他知道风已住了，天快明。伸手摸一摸脑门，他好似触到一块冰。他大胆的伸了伸酸疼的两条老腿，赶快又蜷回来；被窝下面是个小的冰窖。屋中更冷了，清冷，他好像睡在河边上或沙漠中的一个薄薄的帐棚里，他与冰霜之间只隔了一层布。慢慢的，窗纸发了青。他忍了一个小盹。再睁开眼，窗纸已白；窗棱的角上一堆堆的细黄沙，使白纸上映出黑的小三角儿来。他老泪横流的打了几个酸懒的哈欠。他不愿再忍下去，而狠心的坐起来。坐了一会儿，他的腿还是僵硬得难过，他开始穿衣服，想到院中活动活动，把血脉活动开。往常，他总是按照老年间的办法，披上破皮袍，不系钮扣，而只用搭包松松的一拢；等扫完了院子，洗过脸，才系好钮扣，等着喝茶吃早点。今天，他可是一下子便把衣服都穿好，不敢再松拢着。

一开屋门，老人觉得仿佛是落在冰洞里了。一点很尖很小很有力的小风像刀刃似的削着他的脸，使他的鼻子流出清水来。他的嘴前老有些很白的白气。往院中一撒眼，他觉得院子仿佛宽大了一些。地上极干净，连一个树叶也没有。地是灰白的，有的地方裂开几条小缝。空中什么也没有，只是那么清凉的一片，像透明的一大片冰。天很高，没有一点云，蓝色很浅，像洗过多少次的蓝布，已经露出白色来。天，地，连空中，都发白，好似雪光，而哪里也没有雪。这雪光有力的联结到一处，发射着冷气，使人的全身都浸在寒冷里，仿佛没有穿着衣服似的。屋子，树木，院墙，都静静的立着，都缩紧了一些，形成一个凝冻了的世界。老人不敢咳嗽；一点声响似乎就能震落下一些冰来。

待了一会儿，天上，那凝冻了的天上，有了红光。老人想去找扫帚，可是懒得由袖口里伸出手来；再看一看地上，已经被狂风扫得非常的干净，无须他去费力。揣着手，他往外走。开开街门，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动静。老槐落下许多可以当柴用的枯枝。老人忘了冷，伸出手来，去拾那些树枝。抱着一堆干枝，他往家中走。上了台阶，他楞住了，在门神脸底下的两个铜门环没有了。“嗯？”老人出了声。

这是他自己置买的房，他晓得院中每一件东西的变化与历史。当初，他记得，门环是一对铁的，鼓膨膨的像一对小乳房，上面生了锈。后来，为庆祝瑞宣的婚事，才换了一副黄铜的——门上有一对发光的门环就好像妇女戴上了一件新首饰。他喜爱这对门环，永远不许它们生锈。每逢他由外边回来，看到门上的黄亮光儿，他便感到痛快。

今天，门上发光的东西好像被狂风刮走，忽然的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圆圆的印子，与钉子眼儿。门环不会被风刮走，他晓得；可是他低头在阶上找，希望能找到它们。台阶上连一颗沙也没有。把柴棍儿放在门坎里，他到阶下去找，还是找不到。他跑到六号的门外去看，那里的门环也失了踪。他忘了冷。很快的他在胡同里兜了一圈，所有的门环都不见了。“这闹的什么鬼呢？”老人用冻红了的手，摸了摸胡须，摸到了一两个小冰珠。他很快的走回来，叫瑞宣。这是星期天，瑞宣因为天既冷，又不去办公，所以还没起床。老人本不想惊动孙子，可是控制不住自己。全胡同里的门环在一夜的工夫一齐丢掉，毕竟是空前的奇事。

瑞宣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祖父的话。他似乎没把话都听明白，楞眼巴睁的走出来，又楞眼巴睁的随着老人往院外走。看到了门环的遗迹，他才弄清楚老人说的是什么。他笑了，抬头看了看天。天上的红光已散，白亮亮的天很高很冷。

“怎回事呢？”老人问。

“夜里风大，就是把街门搬了走，咱们也不会知道！进来吧，爷爷！这儿冷！”瑞宣替祖父把门内的一堆柴棍儿抱了进来。

“谁干的呢？好大胆子！一对门环能值几个钱呢？”老人一边往院中走，一边叨唠。

“铜铁都顶值钱，现在不是打仗哪吗？”瑞宣搭讪着把柴火送到厨房去。

老人和韵梅开始讨论这件事。瑞宣藏到自己的屋中去。屋中的暖而不大好闻的气儿使他想再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不能再放心的睡觉，那对丢失了的门环教他觉到寒冷，比今天的天气还冷。不便对祖父明说，他可是已从富善先生那里得到可靠的情报，日本军部已委派许多日本的经济学家研究战时的经济——往真切里说，便是研究怎样抢劫华北的资源。日本攻陷了华北许多城市与地方，而并没有赚着钱；现代的战争是谁肯多往外扔掷金钱，谁才能打胜的。不错，日本人可以在攻陷的地带多卖日本货。可是，战事影响到国内的生产，而运到中国来的货物又恰好只能换回去他们自己发行的，一个铜板不值的伪钞。况且，战争还没有结束的希望，越打就越赔钱。所以他们必须马上抢劫。他们须抢粮，抢煤，抢铜铁，以及一切可以伸手就拿到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不见得就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因为华北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也没有够用的技术人员与工人。他们打胜了仗，而赔了本儿。因此，军人们想起来经济学家们，教他们给想点石成金的方法。

乘着一夜的狂风，偷去铜的和铁的门环，瑞宣想，恐怕就是日本经济学家的抢劫计划的第一炮。这个想法若搁在平日，瑞宣必定以为自己是浅薄无聊。今天，他可是郑重其事的在那儿思索，而丝毫不觉得这个结论有什么可笑。他知道，日本的确有不少的经济学家，但是，战争是消灭学术的，炮火的放射是把金钱打入大海里的愚蠢的把戏。谁也不能把钱扔在海里，而同时还保存着它。日本人口口声声的说，日本是“没有”的国家，而中国是“有”的国家。这是最大的错误。不错，中国的确是很大很大；可是它的人也特别多呀。它以农立国，而没有够用的粮食。中国“没有”，日本“有”。不过，日本把它的“有”都玩了炮火，它便变成了“没有”。于是，它只好抢劫“没有”的中国。抢什么呢？门环——门环也是好的，至少它们教日本的经济学者交一交差。再说，学者们既在军阀手下讨饭吃，他们便也须在学术之外，去学一学那夸大喜功的军人们——军人们，那本来渺小而愿装出伟大的样子的军人们，每逢作一件事，无论是多么小的事，都要有点戏剧性，好把屁大的事情弄得有声有色。学者们也学会这招数，所以在一夜狂风里，使北平的人们都失去了门环，而使祁老人惊讶称奇。

这可并不只是可笑的事，瑞宣告诉自己。日本人既因玩弄炮火与战争，把自己由“有”而变为“没有”，他们必会用极精密的计划与方法，无微不至的去抢劫。他们的心狠，会刮去华北的一层地皮，会把成千论万的人活活饿死。再加上汉奸们的甘心为虎作伥，日本人要五百万石粮，汉奸们也许要搜括出一千万石，好博得日本人的欢心。这样，华北的人民会在不久就死去一大半！假若这成为事实，他自己怎么办呢？他不肯离开家，就是为养活着一家大小。可是，等到日本人的抢劫计划施展开，他有什么方法教他们都不至于饿死呢？

是的，人到了挨饿的时候就会拼命的。日本人去抢粮食，也许会引起人民的坚决的抵抗。那样，沦陷了的地方便可以因保存粮食而武装起来。这是好事。可是，北平并不产粮，北平人又宁可挨饿也不去拼命。北平只会陪着别人死，而决不挣扎。瑞宣自己便是这样的人！

这时候，孩子们都醒了，大声的催促妈妈给熬粥。天佑太太与祁老人和孩子们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话儿。瑞宣听着老少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些毒刺似的刺着他的心。他们现在还都无可如何的活着，不久他们会无可如何的都死去——没有挣扎，没有争斗，甚至于没有怒骂，就那么悄悄的饿死！

太阳的光并不强，可是在一夜狂风之后，看着点阳光，大家仿佛都感到暖和。到八九点钟，天上又微微的发黄，树枝又间断的摆动。

“风还没完！”祁老人叹了口气。

老人刚说完，外面砰，砰，响了两声枪。很响，很近，大家都一楞。

“又怎么啦？”老人只轻描淡写的问了这么一句，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情。“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他的处世的哲学，只要枪声不在他的院中，他便犯不上动心。

“听着像是后大院里！”韵梅的大眼睁得特别的大，而嘴角上有一点笑——一点含有歉意的笑，她永远怕别人嫌她多嘴，或说错了话。她的“后大院”是指着胡同的胡芦肚儿说的。

瑞宣往外跑。搁在平日，他也会像祖父那样沉着，不管闲事。今天，在他正忧虑大家的死亡的时节，他似乎忘了谨慎，而想出去看看。

“爸！我也去！”小顺儿的脚冻了一块，一瘸一点的追赶爸爸。

“你干吗去？回来！”韵梅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小顺儿抓住。

瑞宣跑到大门外，三号的门口没有人，一号的门口站着那个日本老婆婆。她向瑞宣鞠躬，瑞宣本来没有招呼过一号里的任何人，可是今天在匆忙之间，他还了一礼。程长顺在四号门外，想动而不敢动的听着外婆的喊叫：“回来，你个王大胆！顶着枪子，上哪儿去！”见着瑞宣，长顺急切的问：“怎么啦？”

“不知道！”瑞宣往北走。

小文揣着手，嘴唇上搭拉着半根烟卷，若无其事的在六号门口立着。“好像响了两枪？或者也许是爆竹！”他对瑞宣说，并没拿下烟卷来。

瑞宣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还往北走。他既羡慕，又厌恶，小文的不动声色。

七号门外站了许多人，有的说话，有的往北看。

白巡长脸煞白的，由北边跑来：“都快进去！待一会儿准挨家儿检查！不要慌，也别大意！快进去！”说完，他打了转身。

“怎么回事？”大家几乎是一致的问。

白巡长回过头来：“我倒霉，牛宅出了事！”

“什么事？”大家问。

白巡长没再回答，很快的跑去。

瑞宣慢慢的往回走，口中无声的嚼着：“牛宅！牛宅！”他猜想不到牛宅出了什么事，可是想起钱先生前两天的话来。钱先生不是问过他，认识不认识牛教授吗？干什么这样问呢？瑞宣想不明白。莫非牛教授要作汉奸？不能！不能！瑞宣虽然与牛教授没有过来往，可是他很佩服教授的学问与为人。假若瑞宣也有点野心的话，便是作牛教授第二——有被国内外学者所推崇的学识，有那么一座院子大，花草多的住宅，有简单而舒适的生活，有许多图书。这样的一位学者，是不会作汉奸的。

回到家中，大家都等着他报告消息，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过了不到一刻钟，小羊圈已被军警包围住。两株老槐树下面，立着七八个宪兵，不准任何人出入。

祁老人把孩子们关在自己屋里，连院中都不许他们去。无聊的，他对孩子们低声的说：

“当初啊，我喜欢咱们这所房子的地点。它僻静。可是，谁知道呢，现而今连这里也不知怎么都变了样儿。今天拿人，明儿个放枪，都是怎么回事呢？”

小妞子回答不出，只用冻红了的胖手指钻着鼻孔。小顺儿，正和这一代的小儿女们一样，脱口而出的回答了出来：

“都是日本小鬼儿闹的！”

祁老人知道小顺儿的话无可反驳，可是他不便鼓励小孩子们这样仇恨日本人：“别胡说！”他低声的说。说完，他的深藏着的小眼藏得更深了一点，好像有点对不起重孙子似的。

正在这个时节，走进来一群人，有巡警，有宪兵，有便衣，还有武装的，小顺儿深恨的，日本人。地是冻硬了的，他们的脚又用力的跺，所以呱哒呱哒的分外的响。小人物喜欢自己的响动大。两个立在院中观风，其余的人散开，到各屋去检查。

他们是刚刚由冠家来的，冠家给了他们香烟，热茶，点心，和白兰地酒，所以他们并没搜检，就被冠晓荷鞠着躬送了出来。祁家没有任何东西供献给他们，他们决定细细的检查。

韵梅在厨房里没动。她的手有点颤，可是还相当的镇定。她决定一声不出，而只用她的大眼睛看着他们。她站在菜案子前面，假若他们敢动她一动，她伸手便可以抓到菜刀。

天佑太太在刚能记事的时候，就遇上八国联军攻陷了北平。在她的差不多像一张白纸的脑子上，侵略与暴力便给她划上了最深的痕记。她知道怎样镇定。一百年的国耻使她知道怎样忍辱，而忍辱会产生报复与雪耻。日本的侵华，发动得晚了一些。她呆呆的坐在炕沿上，看看进来的人。她没有打出去他们的力量，可也不屑于招呼他们。

小妞子一见有人进来，便藏在了太爷爷的身后边。小顺儿看着进来的人，慢慢的把一个手指含在口中。祁老人和蔼了一世，今天可是把已经来到唇边上的客气话截在了口中，他不能再客气。他好像一座古老的，高大的，城楼似的，立在那里；他阻挡不住攻城的人，但是也不怕挨受攻击的炮火。

可是，瑞宣特别的招他们的注意。他的年纪，样子，风度，在日本人眼中，都仿佛必然的是嫌疑犯。他们把他屋中所有的抽屉，箱子，盒子，都打开，极细心的查看里边的东西。他们没找到什么，于是就再翻弄一过儿，甚至于把箱子底朝上，倒出里面的东西。瑞宣立在墙角，静静的看着他们。最后，那个日本人看见了墙上那张大清一统地图。他向瑞宣点了点头：“大清的，大大的好！”瑞宣仍旧立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日本人顺手拿起连韵梅自己也不大记得的一支镀金的，錾花的，短簪，放在袋中，然后又看了大清地图一眼，依依不舍的走出去。

他们走后，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谁都有一肚子气，可是谁也没说什么。连小顺儿也知道，这是受了侮辱，但是谁都没法子去雪耻，所以只好把怨气存在肚子里。

一直到下午四点钟，黄风又怒吼起来的时候，小羊圈的人们才得到出入的自由，而牛宅的事也开始在大家口中谈论着。

除了牛教授受了伤，已被抬到医院去这点事实外，大家谁也不准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牛教授向来与邻居们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平日大家对他家中的事就多半出于猜测与想象；今天，猜测与想象便更加活动。大家因为不确知那是什么事，才更要说出一点道理来。据孙七说：日本人要拉牛教授作汉奸，牛教授不肯，所以他们打了他两枪——一枪落了空，一枪打在教授的左肩上，不致有性命的危险。孙七相当的敬重牛教授，因为他曾给教授剃过一次头。牛教授除了教课去，很少出门。他洗澡，剃头，都在家里。有一天，因为下雨，他的仆人因懒得到街上去叫理发匠，所以找了孙七去。孙七的手艺虽不高，可是牛教授只剃光头，所以孙七满可以交差。牛教授是不肯和社会接触，而又并不讲究吃喝与别的享受的人。只要他坐在家中，就是有人来把他的头发都拔了去，似乎也无所不可。在孙七看呢，教授大概就等于高官，所以牛教授才不肯和邻居们来往。可是，他竟自给教授剃过头，而且还和教授谈了几句话。这是一种光荣。当铺户中的爱体面的青年伙计埋怨他的手艺不高明的时候，他会沉住了气回答：“我不敢说自己的手艺好，可是牛教授的头也由我剃！”因此，他敬重牛教授。

程长顺的看法和孙七的大不相同。他说：牛教授要作汉奸，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尽管没有打死，可是牛教授大概也不敢再惹祸了。长顺儿的话不知有何根据，但是在他的心理上，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小羊圈所有的院子，他都进去过，大家都听过他的留声机。只有牛宅从来没照顾过他。他以为牛教授不单不像个邻居，也不大像人。人，据长顺想，必定要和和气气，有说有笑。牛教授不和大家来往，倒好像是庙殿中的一个泥菩萨，永远不出来玩一玩。他想，这样的人可能的作汉奸。

这两种不同的猜想都到了瑞宣的耳中。他没法判断哪个更近于事实。他只觉得很难过。假若孙七猜的对，他便看到自己的危险。真的，他的学识与名望都远不及牛教授。可是，日本人也曾捉过他呀。谁敢保险日本人不也强迫他去下水呢？是的，假若他们用手枪来威胁他，他会为了气节，挺起胸来吃一枪弹。不过，他闭上眼，一家老小怎么办呢？

反过来说，假若程长顺猜对了，那就更难堪。以牛教授的学问名望而甘心附逆，这个民族可就真该灭亡了！

风还相当的大，很冷。瑞宣可是在屋中坐不住。揣着手，低着头，皱着眉，他在院中来回的走。细黄沙渐渐的积在他的头发与眉毛上，他懒得去擦。冻红了的鼻子上垂着一滴清水，他任凭它自己落下来，懒得去抹一抹。从失去的门环，他想象到明日生活的困苦，他看见一条绳索套在他的，与一家老幼的，脖子上，越勒越紧。从牛教授的被刺，他想到日本人会一个一个的强奸清白的人；或本来是清白的人，一来二去便失去坚强与廉耻，而自动的去作妓女。

可是，这一切只是空想。除非他马上逃出北平去，他就没法解决问题。但是，他怎么逃呢？随着一阵狂风，他狂吼了一声。没办法！

五十二

牛教授还没有出医院，市政府已发表了他的教育局长。瑞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倒安定了一些。他以为凭牛教授的资格与学识，还不至于为了个局长的地位就肯附逆；牛教授的被刺，他想，必是日本人干的。教育局长的地位虽不甚高，可是实际上却掌管着几十所小学，和二十来所中学，日本人必须在小学生与中学生身上严格施行奴化教育，那么，教育局长的责任就并不很小，所以他们要拉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负起这个重任。

这样想清楚，他急切的等着牛教授出院的消息。假若，他想，牛教授出了院而不肯就职，日本人便白费了心机，而牛教授的清白也就可以大昭于世。反之，牛教授若是肯就职，那就即使是出于不得已，也会被世人笑骂。为了牛教授自己，为了民族的气节，瑞宣日夜的祷告牛教授不要轻于迈错了脚步！

可是，牛教授还没有出院，报纸上已发表了他的谈话：“为了中日的亲善与东亚的和平，他愿意担起北平的教育责任；病好了他一定就职。”在这条新闻旁边，还有一幅像片——他坐在病床上，与来慰看他的日本人握手；他的脸上含着笑。

瑞宣呆呆的看着报纸上的那幅照像。牛教授的脸是圆圆的，不胖不瘦；眉眼都没有什么特点，所以圆脸上是那么平平的，光润的，连那点笑容都没有什么一定的表情。是的，这一点不错，确是牛教授。牛教授的脸颇足以代表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也永远是那么平平的，与世无争，也与世无忤。

“你怎会也作汉奸呢？”瑞宣半疯子似的问那张像片。无论怎么想，他也想不透牛教授附逆的原因。在平日，尽管四邻们因为牛教授的不随和，而给他造一点小小的谣言，可是瑞宣从来没有听到过牛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在今天，凭牛教授的相貌与为人，又绝对不像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怎么会肯附逆呢？

事情决不很简单，瑞宣想。同时，他切盼那张照像，正和牛教授被刺一样，都是日本人耍的小把戏，而牛教授一定会在病好了之后，设法逃出北平的。

一方面这样盼望，一方面他到处打听到底牛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平日，他本是最不喜欢东打听西问问的人；现在，他改变了态度。这倒并不是因他和牛教授有什么交情，而是因为他看清楚牛教授的附逆必有很大的影响。牛教授的行动将会使日本人在国际上去宣传，因为他有国际上的名望。他也会教那些以作汉奸为业的有诗为证的说：“看怎样，什么清高不清高的，老牛也下海了啊！清高？屁！”他更会教那些青年们把冒险的精神藏起，而“老成”起来：“连牛教授都肯这样，何况我们呢？”牛教授的行动将不止毁坏了他自己的令名，而且会教别人坏了心术。瑞宣是为这个着急。

果然，他看见了冠晓荷夫妇和招弟，拿着果品与极贵的鲜花（这是冬天），去慰问牛教授。

“我们去看看牛教授！”晓荷摸着大衣上的水獭领子，向瑞宣说：“不错呀，咱们的胡同简直是宝地，又出了个局长！我说，瑞宣，老二在局里作科长，你似乎也该去和局长打个招呼吧？”

瑞宣一声没出，心中像挨了一刺刀那么疼了一阵。

慢慢的，他打听明白了：牛教授的确是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可惜没有打死。牛教授，据说，并没有意思作汉奸，可是，当日本人强迫他下水之际，他也没坚决的拒绝。他是个科学家。他向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别人的冷暖饥饱，也不愿和社会接触。他的脑子永远思索着科学上的问题。极冷静的去观察与判断，他不许世间庸俗的事情扰乱了他的心。他只有理智，没有感情。他不吸烟，不吃酒，不听戏，不看电影，而只在脑子疲乏了的时候种些菜，或灌灌花草。种菜浇花只是一种运动，他并不欣赏花草的美丽与芬芳。他有妻，与两个男孩；他可是从来不会为妻儿的福利想过什么。妻就是妻，妻须天天给他三餐与一些开水。妻拿过饭来，他就吃；他不挑剔饭食的好坏，也不感谢妻的操心与劳力。对于孩子们，他仿佛只承认那是结婚的结果，就好像大狗应下小狗，老猫该下小猫那样；他犯不上教训他们，也不便抚爱他们。孩子，对于他，只是生物与生理上的一种事实。对科学，他的确有很大的成就；以一个人说，他只是那么一张平平的脸，与那么一条不很高的身子。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他有脑子与身体，而没有人格。

北平失陷了，他没有动心。南京陷落了，他还照常工作。他天天必匀出几分钟的工夫看看新闻纸，但是他只承认报纸上的新闻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与他丝毫没有关系。当朋友们和他谈论国事的时候，他只仰着那平平的脸听着，好像听着讲古代历史似的。他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假若他也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这一点要求若是能满足，他就可以把头埋在书籍与仪器中，即使谁把谁灭尽杀绝，他也不去过问。

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你不单要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澡盆与沙发，而且应当根本不要求洗澡与安坐。一个学者与一个书记，一位小姐与一个女仆，都须这样。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

可是，牛教授只看见了自己，与他的图书仪器，他没看见历史，也不想看。他好像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他以为只要自己有那点学问，别人就决不会来麻烦他。同时，用他的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以为日本人之所以攻打中国，必定因为中国人有该挨打的因由；而他自己却不会挨打，因为他不是平常的中国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侮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的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驾”，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作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作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作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作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作官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丢失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

许多的朋友都对他劝告，他不驳辩，甚至于一语不发。他感到厌烦。钱默吟以老邻居的资格来看过他，他心中更加腻烦。他觉得只有赶快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造成既成事实，或许能心静一些。

手枪放在他面前，紧跟着枪弹打在他的肩上，他害了怕，因害怕而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挨枪，和闯进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要打他。他的逻辑与科学方法都没了用处，而同时他又不晓得什么是感情，与由感情出发的举动。日本人答应了保护他，在医院病房的门口和他的住宅的外面都派了宪兵站岗。他开始感到自己与家宅的安全。他答应了作教育局长。

瑞宣由各方面打听，得到上面所说的一些消息。他不肯相信那些话，而以为那只是大家的猜测。他不能相信一个学者会这样的胡涂。可是，牛教授决定就职的消息天天登在报纸上，使他又无法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他恨不能闯进医院去，把牛教授用绳子勒死。对那些老汉奸们，他可以用轻蔑与冷笑把他们放逐到地狱里去，他可是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牛教授。牛教授的附逆关系着整个北平教育界的风气与节操。可是，他不能去勒死牛教授。他的困难与顾忌不许他作任何壮烈的事。因此，他一方面恨牛教授，一方面也恨自己。

老二瑞丰回来了。自从瑞宣被捕，老二始终没有来过。今天，他忽然的回来，因为他的地位已不稳，必须来求哥哥帮忙。他的小干脸上不像往常那么发亮，也没有那点无聊的笑容。进了门，他绕着圈儿，大声的叫爷爷，妈，哥哥，大嫂，好像很懂得规矩似的。叫完了大家，他轻轻的拍了拍小顺儿与妞子的乌黑的头发，而后把大哥拉到一边去，低声的恳切的说：

“大哥！得帮帮我的忙！要换局长，我的事儿恐怕要吹！你认识……”

瑞宣把话抢过来：“我不认识牛教授！”

老二的眉头儿拧上了一点：“间接的总……”

“我不能兜着圈子去向汉奸托情！”瑞宣没有放高了声音，可是每个字都带着一小团怒火。

老二把假象牙的烟嘴掏出来，没往上安烟卷，而只轻轻的用它敲打着手背。“大哥！那回事，我的确有点不对！可是，我有我的困难！你不会记恨我吧？”

“哪回事？”瑞宣问。

“那回，那回，”老二舐了舐嘴唇，“你遭了事的那回。”

“我没记恨你，过去的事还有什么说头呢？”

“噢！”老二没有想到哥哥会这么宽宏大量，小小的吃了一惊。同时，他的小干脸上被一股笑意给弄活软了一点。他以为老大既不记仇，那么再多说上几句好话，老大必会消了怒，而帮他的忙的。“大哥，无论如何，你也得帮我这点忙！这个年月，弄个位置不是容易的事！我告诉你，大哥，这两天我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

“老二，”瑞宣耐着性儿，很温柔的说：“听我说！假若你真把事情搁下，未必不是件好事。你只有个老婆，并无儿女，为什么不跑出去，给咱们真正的政府作点事呢？”

老二干笑了一下。“我，跑出去？”

“你怎么不可以呢？看老三！”瑞宣把脸板起来。

“老三？谁知道老三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好，这儿有舒舒服服的事不作，偏到外边瞎碰去，我不那么傻！”

瑞宣闭上了口。

老二由央求改为恐吓：“大哥，我说真话，万一不幸我丢了差事，你可得养活着我！谁教你是大哥呢？”

瑞宣微笑了一下，不打算再说什么。

老二又去和妈妈与大嫂嘀咕了一大阵，他照样的告诉她们：“大哥不是不认识人，而是故意看我的哈哈笑！好，他不管我的事，我要是掉下来，就死吃他一口！反正弟弟吃哥哥，到哪里也讲得出去！”说完，他理直气壮的，叼着假象牙烟嘴，走了出去。

两位妇人向瑞宣施了压力。瑞宣把事情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遍，她们把话听明白，都觉得瑞宣应当恨牛教授，和不该去为老二托情。可是，她们到底还不能放心：“万一老二真回来死吃一口呢？”

“那，”瑞宣无可如何的一笑，“那就等着看吧，到时候再说！”

他知道，老二若真来死吃他一口，倒还真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不便因为也许来也许不来的困难而先泄了气。他既没法子去勒死牛教授，至少他也得撑起气，不去向汉奸求情。即使不幸而老二果然失了业，他还有个消极的办法——把自己的饭分给弟弟一半，而他自己多勒一勒腰带。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至少能教他自己不输气。他觉得，在一个亡城中，他至少须作到不输气，假使他作不出争气的事情来。

没到一个星期，瑞丰果然回来了。牛教授还在医院里，由新的副局长接收了教育局。瑞丰昼夜的忙了四五天。办清了交待，并且被免了职。

牛教授平日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学者，此外他并不认识多少人。学者们既不肯来帮他的忙，而他认识的人又少，所以他只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作副局长，替他操持一切；局里其余的人，他本想都不动。瑞丰，即使不能照旧作科长，也总可以降为科员，不致失业。但是，平日他的人缘太坏了，所以全局里的人都乘着换局长之际，一致的攻击他。新副局长，于是，就拉了自己的一个人来，而开掉了瑞丰。

瑞丰忽然作了科长，忘了天多高，地多厚。官架子也正像谈吐与风度似的，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瑞丰没有作过官，而想在一旦之间就十足的摆出官架子来，所以他的架子都不够板眼。对于上司，他过分的巴结，而巴结得不是地方。这，使别人看不起他，也使被恭维的五脊子六兽的难过。可是，当他喝了两杯猫尿之后，他忘了上下高低，他敢和上司们挑战划拳，而毫不客气的把他们战败。对于比他地位低的，他的脸永远是一块硬的砖，他的眼是一对小枪弹，他的眉毛老像要拧出水来。可是，当他们跟他硬顶的时候，他又忽然的软起来，甚至于给一个工友道歉。在无事可干的时候，他会在公事房里叼着假象牙的烟嘴，用手指敲着板，哼唧着京戏；或是自己对自己发笑，仿佛是告诉大家：“你看，我作了科长，真没想到！”

对于买办东西，他永远亲自出马，不给科里任何人以赚俩回扣的机会。大家都恨他。可是，他自己也并不敢公然的拿回扣，而只去敲掌柜们一顿酒饭，或一两张戏票。这样，他时常的被铺户中请去吃酒看戏，而且在事后要对同事们大肆宣传：“昨天的戏好得很！和刘掌柜一块去的，那家伙胖胖的怪有个意思！”或是：“敢情山西馆子作菜也不坏呢！樊老西儿约我，我这是头一回吃山西菜！”他非常得意自己的能白吃白喝，一点也没注意同事们怎样的瞪他。

是的，他老白吃白喝。他永远不请客。他的钱须全数交给胖菊子，而胖菊子每当他暗示须请请客的时候总是说：“你和局长的关系，保你稳作一辈子科长，请客干什么？”老二于是就不敢再多说什么，而只好向同事们发空头支票。他对每一个同事都说过：“过两天我也请客！”可是，永远没兑过现。“祁科长请客，永没指望！”是同事们给他制造的一句歇后语。

对女同事们，瑞丰特别的要献殷勤。他以为自己的小干脸与刷了大量油的分头，和齐整得使人怪难过的衣服鞋帽必定有很大的诱惑力，只要他稍微表示一点亲密，任何女人都得拿他当个爱人。他时常送给她们一点他由铺户中白拿来的小物件，而且表示他要请她们看电影或去吃饭。他甚至于大胆的和她们定好了时间地点。到时候，她们去了，可找不着他的影儿。第二天见面，他会再三再四的道歉，说他母亲忽然的病了，或是局长派他去办一件要紧的公事，所以失了约。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母亲与局长必会在他有约会的时候生病和有要事，也就不再搭理他，而他扯着脸对男同事们说：“家里有太太，顶好别多看花瓶儿们！弄出事来就够麻烦的！”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老成了。

一来二去，全局的人都摸到了他的作风，大家就一致的不客气，说话就跟他瞪眼。尽管他没心没肺，可是钉子碰得太多了，不论怎样也会落一两个疤的。他开始思索对付的方法。他结识了不少的歪毛淘气儿。这些家伙之中有的真是特务，有的自居为特务。有了这班朋友，瑞丰在钉子碰得太疼的时候，便风言风语的示威：“别惹急了我哟！我会教你们三不知的去见阎王爷！”

论真的，他并没赚到钱，而且对于公事办得都相当的妥当。可是，他的浮浅，无聊，与摆错了的官架子，结束了他的官运。

胖菊子留在娘家，而把瑞丰赶了出来。她的最后的训令是：“你找到了官儿再回来；找不到，别再见我！我是科长太太，不是光杆儿祁瑞丰的老婆！”钱，东西，她全都留下，瑞丰空着手，只拿着那个假象牙烟嘴回到家来。

瑞宣见弟弟回来，决定不说什么。无论如何，弟弟总是弟弟，他不便拦头一杠子把弟弟打个闷弓。他理当劝告弟弟，但是劝告也不争这一半天，日子还长着呢。

祁老人相当的喜欢。要搁在往年，他必会因算计过日子的困难而不大高兴二孙子的失业回来。现在，他老了；所以只计算自己还能活上几年，而忘了油盐酱醋的价钱。在他死去之前，他愿意儿孙们都在他的眼前。

天佑太太也没说什么，她的沉默是和瑞宣的差不多同一性质。

韵梅天然的不会多嘴多舌。她知道增加一口闲人，在这年月，是什么意思。可是，她须把委屈为难藏在自己心里，而不教别人难堪。

小顺儿和妞子特别的欢迎二叔，出来进去的拉着他的手。他们不懂得别的，只知道二叔回来，多有一个人和他们玩耍。

见全家对他这番光景，瑞丰的心安下去。第二天，老早他就起来，拿了把扫帚，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扫院子。他永远没作过这种事；今天，为博得家人的称赞，他咬上了牙。他并没能把院子扫得很干净，可是祁老人看见孙子的努力，也就没肯多加批评。

扫完了院子，他轻快的，含笑的，给妈妈打了洗脸水去，而且张罗着给小顺儿穿衣服。

吃过早饭，他到哥哥屋里去拿笔墨纸砚，声明他“要练练字。你看，大哥，我作了一任科长，什么都办得不错，就是字写得难看点！得练练！练好了，给铺户写写招牌，也能吃饭！”然后，他警告孩子们：“我写字的时候，可要躲开，不许来胡闹！”

祁老人是自幼失学，所以特别尊敬文字，也帮着嘱咐孩子们：“对了，你二叔写字，不准去裹乱！”

这样“戒严”之后，他坐在自己屋里，开始聚精会神的研墨。研了几下子，他想起一件事来：“大嫂！大嫂！上街的时候，别忘了带包烟回来哟！不要太好的，也不要太坏的，中中儿的就行。”

“什么牌子是中中儿的呀？”大嫂不吸烟，不懂得烟的好坏。

“算了，待一会儿，我自己去买。”他继续的研墨，已经不像方才那么起劲了。听到大嫂的脚步声，他又想起一桩事来：“大嫂，你上街吧？带点酒来哟！作了一任科长没落下别的，只落下点酒瘾！好在喝不多，而且有几个花生米就行！”

大嫂的话——白吃饭，还得预备烟酒哇？——已到唇边，又咽了下去。她不单给他打来四两酒，还买来一包她以为是“中中儿”的香烟。

一直到大嫂买东西回来，老二一共写了不到十个字。他安不下心去，坐不住。他的心里像有一窝小老鼠，这个出来，那个进去，没有一会儿的安静。最后，他放下了笔，决定不再受罪。他没有忍耐力，而且觉得死心塌地的用死工夫是愚蠢。人生，他以为，就是瞎混，而瞎混必须得出去活动，不能老闷在屋子里写字。只要出去乱碰，他想，就是瞎猫也会碰着死老鼠。他用双手托住后脑勺儿，细细的想：假若他去托一托老张呢，他也许能打入那么一个机关？若是和老李说一说呢，他或者就能得到这么个地位……他想起好多好多人来，而哪一个人仿佛都必定能给他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必定是个有人缘，怪可爱的人，所以朋友们必不至于因为他失业而冷淡了他。他恨不能马上去找他们，坐在屋里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可是，他手里没有钱呀！托朋友给找事，他以为，必须得投一点资：先给人家送点礼物啊，或是请吃吃饭啊，而后才好开口。友人呢，接收了礼物，或吃了酒饭，也就必然的肯卖力气；礼物与酒食是比资格履历更重要的。

今天，他刚刚回来，似乎不好意思马上跟大哥要“资本”。是的，今天他不能出去。等一等，等两天，他再把理论和大哥详细的说出，而后求大哥给他一笔钱。他以为大哥必定有钱，要不怎么他赤手空拳的回来，大哥会一声不哼，而大嫂也说一不二的供给他烟酒呢？

他很想念胖菊子。但是，他必须撑着点劲儿，不便马上去看她，教她看不起。只要大哥肯给他一笔钱，为请客之用，他就会很快的找到事作，而后夫妇就会言归于好。胖菊子对他的冷酷无情，本来教他感到一点伤心。可是，经过几番思索之后，他开始觉得她的冷酷正是对他的很好的鼓励。为和她争一口气，他须不惜力的去奔走活动。

把这些都想停妥了之后，他放弃了写字，把笔墨什么的都送了回去。他看见了光明，很满意自己的通晓人情世故。

吃午饭的时候，他把四两酒喝干净。酒后，他红着脸，晕晕忽忽的，把他在科长任中的得意的事一一说给大嫂听，好像讲解着一篇最美丽的诗似的。

晚间，瑞宣回来之后，老二再也忍不住，把要钱的话马上说了出来。瑞宣的回答很简单：

“我手里并不宽绰。你一定用钱呢，我可以设法去借，可是我须知道你要谋什么事！你要是还找那不三不四的事，我不能给你弄钱去！”

瑞丰不明白哥哥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事是什么事，而横打鼻梁的说：“大哥你放心，我起码也得弄个科员！什么话呢，作过了一任科长，我不能随便找个小事，丢了咱们的脸面！”

“我说的不三不四的事正是科长科员之类的事。在日本人或汉奸手底下作小官还不如摆个香烟摊子好！”

瑞丰简直一点也不能明白大哥的意思。他心中暗暗的着急，莫非大哥已经有了神经病，分不出好歹来了么？他可也不愿急扯白脸的和大哥辩论，而伤了弟兄的和睦。他只提出一点，恳求大哥再详加考虑：

“大哥，你看我要是光棍儿一个人，摆香烟摊子也无所不可。我可是还有个老婆呢！她不准我摆香烟摊子！除非我弄到个相当体面的差事，她不再见我！”说到这里，老二居然动了感情，眼里湿了一些，很有落下一两颗泪珠的可能。

瑞宣没再说什么。他是地道的中国读书人，永远不肯赶尽杀绝的逼迫人，即使他知道逼迫有时候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无损的。

老二看大哥不再说话，跑去和祖父谈心，为是教老人向老大用一点压力。祁老人明白瑞宣的心意，可是为了四世同堂的发展与繁荣，他又不能不同情二孙子。真要是为了孙子不肯给日本人作事，而把孙媳妇丢了，那才丢人丢得更厉害。是的，他的确不大喜欢胖菊子。可是，她既是祁家的人，死了也得是祁家的鬼，不能半途拆了伙。老人答应了给老二帮忙。

老二一得意，又去找妈妈说这件事。妈妈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告诉他：“老二，你要替你哥哥想一想，别太为难了他！多咱你要是能明白了他，你就也能跟他一样的有出息了！作妈妈的对儿女都一样的疼爱，也盼望着你们都一样的有出息！你哥哥，无论作什么事，都四面八方的想到了；你呢，你只顾自己！我这样的说你，你别以为我是怪你丢了事，来家白吃饭。说真的，你有事的时候，一家老小谁也没沾过你一个铜板儿的好处！我是说，你现在要找事，就应当听你哥哥的话，别教他又皱上眉头；这一家子都仗着他，你知道！”

老二不大同意妈妈的话，可是也没敢再说什么。他搭讪着走出来，对自己说：“妈妈偏向着老大，我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他忘了练字，而偷偷的和大嫂借了一点零钱，要出去看亲戚朋友。“自从一作科长，忙得连亲友都没工夫去看。乘这两天闲着，看他们一眼去！”他含着笑说。

一出门，他极自然的奔了三号去。一进三号的门，他的心就像春暖河开时的鱼似的，轻快的浮了起来。

冠家的人都在家，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挂着一层冰。晓荷极平淡的招呼了他一声，大赤包和招弟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以为冠家又在吵架拌嘴，所以搭讪着坐下了。坐了两三分钟，没有人开腔。他们并没有吵架拌嘴，而是不肯搭理他。他的脸发了烧，手心上出了凉汗。他忽然的立起来，一声没出，极快的走出去。他动了真怒。北平的陷落，小崔的被杀，大哥的被捕，他都没动过心。今天，他感到最大的耻辱，比失去北平，屠杀百姓，都更难堪，因为这是伤了他自己的尊严。他自己比中华民国还更重要。出了三号的门，看看四下没人，他咬着牙向街门说：“你们等着，二太爷非再弄上个科长教你们看看不可！再作上科长，我会照样回敬你们一杯冰激凌！”他下了决心，非再作科长不可。他挺起胸来，用力的跺着脚踵，怒气冲冲的走去。

他气昏了头，不知往哪里去好，于是就信马由缰的乱碰。走了一二里地，他的气几乎完全消了，马上想到附近的一家亲戚，就奔了那里去。到门口，他轻轻的用手帕掸去鞋上的灰土，定了定神，才慢条斯礼的往里走。他不能教人家由鞋上的灰土而看出他没有坐着车来。见着三姑姑六姨，他首先声明：“忙啊，忙得不得了，所以老没能看你们来！今天，请了一天的假，特意来请安！”这样，他把人们骗住，免得再受一次羞辱。大家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就让烟让茶的招待他，并且留他吃饭。他也没太客气，有说有笑的，把饭吃了。

这样，他转了三四家。到处他都先声明他是请了假来看他们，也就到处都得到茶水与尊重。他的嘴十分的活跃，到处他总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笑，以至把小干嘴唇都用得有些麻木。在从前，他的话多数是以家长里短为中心；现在，他却总谈作官与作事的经验与琐事，使大家感到惊异，而佩服他见过世面。只有大家提到中日的问题，他才减少了一点热烈，话来得不十分痛快。在他的那个小心眼里，他实在不愿意日本人离开北平，因为只有北平在日本人手里，他才有再作科长的希望。但是，这点心意又不便明说出来，他知道大家都恨日本人。在这种时节，他总是含糊其词的敷衍两句，而后三转两转不知怎么的又把话引到别处去，而大家也就又随着他转移了方向。他很满意自己这点小本事，而归功于“到底是作了几天官儿，学会了怎样调动言语！”

天已经很黑了，他才回到家来。他感觉得有点疲乏与空虚。打了几个无聊的哈欠以后，他找了大嫂去，向她详细的报告亲友们的状况。为了一家人的吃喝洗作，她很难得匀出点工夫去寻亲问友，所以对老二的报告她感到兴趣。祁老人上了年纪，心中不会想什么新的事情，而总是关切着老亲旧友；只要亲友们还都平安，他的世界便依然是率由旧章，并没有发生激剧的变动。因此，他也来听取瑞丰的报告，使瑞丰忘了疲乏与空虚，而感到自己的重要。

把亲戚都访看得差不多了，大家已然晓得他是失了业而到处花言巧语的骗饭吃，于是就不再客气的招待他。假若大家依旧的招待他，他满可以就这么天天和大嫂要一点零钱，去游访九城。他觉得这倒也怪无拘无束的悠闲自在。可是大家不再尊重他，不再热茶热饭的招待他，他才又想起找事情来。是的，他须马上去找事，好从速的“收复”胖菊子，好替——替谁呢？——作点事情。管他呢，反正给谁作事都是一样，只要自己肯去作事便是有心胸。他觉得自己很伟大。

“大嫂！”他很响亮的叫。“大嫂！从明天起，我不再去散逛了，我得去找事！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钱呢？找事，不同串门子看亲戚；我得多带着几个钱，好应酬应酬哇！”

大嫂为了难。她知道钱是好的，也知道老二是个会拿别人的钱不当作钱的人。假若她随便给他，她就有点对不起丈夫与老人们。看吧，连爷爷还不肯吃一口喝一口好的，而老二天天要烟要酒。这已经有点不大对，何况在烟酒而外，再要交际费呢。再说，她手里实在并不宽裕呀。可是，不给他吧，他一闹气，又会招得全家不安。虽然祁家的人对她都很好，可是他们到底都是亲骨肉，而她是外来的。那么，大家都平平静静的也倒没有什么，赶到闹起气来，他们恐怕就会拿她当作祸首了。

她当然不能把这点难处说出来。她只假装的发笑，好拖延一点时间，想个好主意。她的主意来得相当的快——一个中国大家庭的主妇，尽管不大识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老二，我偷偷的给你当一票当去吧？”去当东西，显然的表示出她手里没钱。从祁老人的治家的规条来看呢，出入典当铺是不体面的事；老二假若也还有人心的话，他必会拦阻大嫂进当铺。假若老二没心没肺的赞同此意呢，她也会只去此一遭，下不为例。

老二向来不替别人想什么，他马上点了头：“也好！”

大嫂的怒气像山洪似的忽然冲下来。但是，她的控制自己的力量比山洪还更厉害。把怒气压回去，她反倒笑了一笑。“不过，现在什么东西也当不出多少钱来！大家伙儿都去当，没多少人往外赎啊！”

“大嫂你多拿点东西！你看，没有应酬，我很难找到事！得，大嫂，我给你行个洋礼吧！”老二没皮没脸的把右手放在眉旁，给大嫂敬礼。

凑了一点东西，她才当回两块二毛钱来。老二心里不甚满意，可是没表示出来。他接过钱去，又磨着大嫂给添了八毛，凑足三块。

拿起钱，他就出去了。他找到了那群歪毛儿淘气儿，鬼混了一整天。晚间回来，他向大嫂报告事情大有希望，为是好再骗她的钱。他留着心，没对大嫂说他都和谁鬼混了一天，因为他知道大嫂的嘴虽然很严密，向来不爱拉舌头扯簸箕，可是假若她晓得他去交结歪毛淘气儿，她也会告诉大哥，而大哥会又教训他的。

就是这样，他天天出去，天天说事情有希望。而大嫂须天天给他买酒买烟，和预备交际费。她的手越来越紧，老二也就越来越会将就，三毛五毛，甚至几个铜板，他也接着。在十分困难的时候，他不惜偷盗家中一件小东西，拿出去变卖。有时候，大嫂太忙，他便献殷勤，张罗着上街去买东西。他买来的油盐酱醋等等，不是短着分量，便是忽然的又涨了价钱。

在外边呢，他虽然因为口袋里寒伧，没能和那些歪毛淘气儿成为莫逆之交，可是他也有他的一些本领，教他们无法不和他交往。第一，他会没皮没脸的死腻，对他们的讥诮与难听的话，他都作为没听见。第二，他的教育程度比他们的高，字也认识得多，对他们也不无用处。这样，不管他们待他怎样。他可是认定了他是他们的真朋友和“参谋”。于是，他们听戏——自然是永远不打票——他必定跟着。他们敲诈来了酒肉，他便跟着吃。他甚至于随着那真作特务的去捕人。这些，都使他感到兴奋与满意。他是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看见了新的东西，学来了新的办法。他们永远不讲理，而只讲力；他们永远不考虑别人怎样，而只管自己合适不合适；他们永远不说瑞宣口中的话，而只说那夸大得使自己都吓一跳的言语。瑞丰喜欢这些办法。跟他们混了些日子，他也把帽子歪戴起来，并且把一条大毛巾塞在屁股上，假装藏着手枪。他的五官似乎都离了原位：嘴角老想越过耳朵去；鼻孔要朝天，像一双高射炮炮口；眼珠儿一刻不停的在转动，好像要飞出来，看看自己的后脑勺儿。在说话与举动上，他也学会了张嘴就横着来，说话就瞪眼，可是等到对方比他更强硬，他会忽然变成羊羔一般的温柔。在起初，他只在随着他们的时候，才敢狐假虎威的这样作。慢慢的，他独自也敢对人示威，而北平人又恰好是最爱和平，宁看拉屎，不看打架的，所以他的蛮横居然成功了几次。这越发使他得意，增加了自信。他以为不久他就会成为跺跺脚便山摇地动的大瓢把子的。

不过，每逢看见了家门，他便赶紧把帽子拉正，把五官都复原。他的家教比他那点拿文凭混毕业的学校教育更有效一点，更保持得长远一点。他还不敢向家里的人瞪眼撇嘴。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

有一天，可是，他喝多了酒，忘了这座堡垒。两眼离离光光的，身子东倒西歪的，嘴中唱唱咧咧的，他闯入了家门。一进门，他就骂了几声，因为门垛子碰了他的帽子。他的帽子不仅是歪戴着，而是在头上乱转呢。拐过了影壁，他又像哭又像笑的喊大嫂：

“大嫂！哈哈！给我沏茶哟！”

大嫂没应声。

他扶着墙骂开了：“怎么，没人理我？行！我×你妈！”

“什么？”大嫂的声音都变了。她什么苦都能吃，只是不能受人家的侮辱。

天佑正在家里，他头一个跑了出来。“你说什么？”他问了一句。这个黑胡子老头儿不会打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去打。

祁老人和瑞宣也出来看。

老二又骂了一句。

瑞宣的脸白了，但是当着祖父与父亲，他不便先表示什么。

祁老人过去细看了看孙子。老人是最讲规矩的，看明白瑞丰的样子，他的白胡子抖起来。老人是最爱和平的，可是他自幼是寒苦出身，到必要时，他并不怕打架。他现在已经老了，可还有一把子力气。他一把抓住了瑞丰的肩头，瑞丰的一只脚已离了地。

“你怎样？”瑞丰撇着嘴问祖父。

老人一声没出，左右开弓的给瑞丰两个嘴巴。瑞丰的嘴里出了血。

天佑和瑞宣都跑过来，拉住了老人。

“骂人，撒野，就凭你！”老人的手颤着，而话说得很有力。是的，假若瑞丰单单是吃醉了，老人大概是不会动气的。瑞丰骂了人，而且骂的是大嫂，老人不能再宽容。不错，老人的确喜欢瑞丰在家里，尽管他是白吃饭不干活。可是，这么些日子了，老人的眼睛也并不完全视而不见的睁着，他看出来瑞丰的行动是怎样的越来越下贱。他爱孙子，他可是也必须管教孙子。对于一个没出息的后辈，他也知道恨恶。

“拿棍子来！”老人的小眼睛盯着瑞丰，而向天佑下命令：“你给我打他！打死了，有我抵偿！”

天佑很沉静，用沉静压制着为难。他并不心疼儿子，可是非常的怕家中吵闹。同时，他又怕气坏了老父亲。他只紧紧的扶着父亲，说不出话来。

“瑞宣！拿棍子去！”老人把命令移交给长孙。

瑞宣真厌恶老二，可是对于责打弟弟并不十分热心。他和父亲一样的不会打人。

“算了吧！”瑞宣低声的说：“何必跟他动真气呢，爷爷！把自己气坏了，还了得！”

“不行！我不能饶了他！他敢骂嫂子，瞪祖父，好吗！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拼命！”老人现在浑身都哆嗦着。

韵梅轻轻的走到南屋去，对婆婆说：“你老人家去劝劝吧！”虽然挨老二的骂的是她，她可是更关心祖父。祖父，今天在她眼中，并不只是个老人，而是维持这一家子规矩与秩序的权威。祖父向来不大爱发脾气，可是一发起脾气来就会教全家的人，与一切邪魔外道，都感到警戒与恐惧。

天佑太太正搂着两个孩子，怕他们吓着。听到儿媳的话，她把孩子交过去，轻轻的走出来。走到瑞丰的跟前，她极坚决的说：“给爷爷跪下！跪下！”

瑞丰挨了两个嘴巴，酒已醒了一大半，好像无可奈何，又像莫名其妙的，倚着墙呆呆的立着，倒仿佛是看什么热闹呢。听到母亲的话，他翻了翻眼珠，身子晃了两晃，而后跪在了地上。

“爷爷，这儿冷，进屋里去吧！”天佑太太的手颤着，而脸上赔着笑说。

老人又数唠了一大阵，才勉强的回到屋中去。

瑞丰还在那里跪着。大家都不再给他讲情，都以为他是罪有应得。

在南屋里，婆媳相对无言。天佑太太觉得自己养出这样的儿子，实在没脸再说什么。韵梅晓得发牢骚和劝慰婆母是同样的使婆母难过，所以闭上了嘴。两个孩子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只知道出了乱子，全眨巴着小眼不敢出声，每逢眼光遇到了大人的，他们搭讪着无声的笑一下。

北屋里，爷儿三个谈得很好。祁老人责打过了孙子，心中觉得痛快，所以对儿子与长孙特别的亲热。天佑呢，为博得老父亲的欢心，只拣老人爱听的话说。瑞宣看两位老人都已有说有笑，也把笑容挂在自己的脸上。说了一会儿话，他向两位老人指出来：“假若日本人老在这里，好人会变坏，坏人会变得更坏！”这个话使老人们沉思了一会儿，而后都叹了口气。乘着这个机会，他给瑞丰说情：“爷爷，饶了老二吧！天冷，把他冻坏了也麻烦！”

老人无可如何的点了头。

五十三

尤桐芳的计划完全失败。她打算在招弟结婚的时候动手，好把冠家的人与道贺来的汉奸，和被邀来的日本人，一网打尽。茫茫人海，她没有一个知己的人；她只挂念着东北，她的故乡，可是东北已丢给了日本，而千千万万的东北人都在暴政与毒刑下过着日子。为了这个，她应当报仇。或者，假若高第肯逃出北平呢，她必会跟了走。可是，高第没有胆子。桐芳不肯独自逃走，她识字不多，没有作事的资格与知识。她的唯一的出路好像只有跑出冠家，另嫁个人。嫁人，她已看穿：凭她的年纪，出身，与逐渐衰老的姿貌，她已不是那纯洁的青年人所愿意追逐的女郎。要嫁人，还不如在冠家呢。冠晓荷虽然没什么好处，可是还没虐待过她。不过，冠家已不能久住，因为大赤包口口声声要把她送进窑子去。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死结束了一切。她可是不能白白的死，她须教大赤包与成群的小汉奸，最好再加上几个日本人，与她同归于尽。在结束她自己的时候，她也结束了压迫她的人。

她时常碰到钱先生。每逢遇见他一次，她便更坚决了一些，而且慢慢的改变了她的看法。钱先生的话教她的心中宽阔了许多，不再只想为结束自己而附带的结束别人。钱先生告诉她：这不是为结束自己，而是每一个有心胸有灵魂的中国人应当去作的事。锄奸惩暴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无可奈何的“同归于尽”。钱先生使她的眼睁开，看到了她——尽管是个唱鼓书的，作姨太太的，和候补妓女——与国家的关系。她不只是个小妇人，而也是个国民，她必定能够作出点有关于国家的事。

桐芳有聪明。很快的，她把钱先生的话，咂摸出味道来。她不再和高第谈心了，怕是走了嘴，泄露了机关。她也不再和大赤包冲突，她快乐的忍受大赤包的逼迫与辱骂。她须拖延时间，等着下手的好机会。她知道了自己的重要，尊敬了自己，不能逞气一时而坏了大事。她决定在招弟结婚的时候动手。

可是，李空山被免了职。刺杀日本特使与向牛教授开枪的凶犯，都漏了网。日本人为减轻自己的过错，一方面乱杀了小崔与其他的好多嫌疑犯，一方面免了李空山的职。他是特高科的科长，凶手的能以逃走是他的失职。他不单被免职，他的财产也被没收了去。日本人鼓励他贪污，在他作科长的时候；日本人拿去他的财产，当他被免职的时候。这样，日本人赚了钱，而且惩办了贪污。

听到这消息，冠晓荷皱上了眉。不论他怎么无聊，他到底是中国人，不好拿儿女的婚姻随便开玩笑。他不想毁掉了婚约，同时又不愿女儿嫁个无职无钱的穷光蛋。

大赤包比晓荷厉害的多，她马上决定了悔婚。以前，她因为怕李空山的势力，所以才没敢和他大吵大闹。现在，他既然丢掉了势力与手枪，她不便再和他敷衍。她根本不赞成招弟只嫁个小小的科长，现在，她以为招弟得到了解放的机会，而且不应放过这个机会去。

招弟同意妈妈的主张。她与李空山的关系，原来就不怎么稳定。她是要玩一玩，冒一冒险。把这个目的达到，她并不怎样十分热心的和李空山结婚。不过，李空山若是一定要她呢，她就作几天科长太太也未为不可。尽管她不喜欢李空山的本人，可是科长太太与金钱，势力，到底还是未便拒绝的。她的年纪还轻，她的身体与面貌比从前更健全更美丽，她的前途还不可限量，不管和李空山结婚与否，她总会认定了自己的路子，走进那美妙的浪漫的园地的。现在，李空山既已不再作科长，她可就不必多此一举的嫁给他；她本只要嫁给一个“科长”的。李空山加上科长，等于科长；李空山减去科长，便什么也不是了。她不能嫁给一个“零”。

在从前，她的心思与对一切的看法往往和妈妈的不大相同。近来，她越来越觉得妈妈的所作所为都很聪明妥当。妈妈的办法都切于实际。在她破身以前，她总渺茫的觉得自己很尊贵，所以她的眼往往看到带有理想的地方去。她仿佛是作着一个春梦，梦境虽然空虚渺茫，可是也有极可喜爱的美丽与诗意，现在，她已经变成个妇人，她不再作梦。她看到金钱，肉欲，享受的美丽——这美丽是真的，可以摸到的；假若摸不到，便应当设法把它牵过来，像牵过一条狗那样。妈妈呢，从老早就是个妇人，从老早就天天设计把狗牵在身边。她认识了妈妈，佩服了妈妈。她也告诉了妈妈：

“李空山现在真成了空山，我才不会跟他去呢！”

“乖！乖宝贝！你懂事，要不怎么妈妈偏疼你呢！”大赤包极高兴的说。

大赤包和招弟既都想放弃了李空山，晓荷自然不便再持异议，而且觉得自己过于讲信义，缺乏时代精神了。

李空山可也不是好惹的。虽然丢了官，丢了财产，他可是照旧穿的很讲究，气派还很大。他赤手空拳的打下“天下”，所以在作着官的时候，他便是肆意横行的小皇帝；丢了“天下”呢，他至多不过仍旧赤手空拳，并没有损失了自己的什么，所以准备卷土重来。他永远不灰心，不悔过。他的勇敢与大胆是受了历史的鼓励。他是赤手空拳的抓住了时代。人民——那驯顺如羔羊，没有参政权，没有舌头，不会反抗的人民——在他的脚前跪倒，像垫道的黄土似的，允许他把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历代，在政府失去统制的力量，而人民又不会团结起来的时候，都有许多李空山出来兴妖作怪。只要他们肯肆意横行，他们便能赤手空拳打出一份儿天下。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的鞭挞者。他们知道人民老实，所以他们连睡觉都瞪着眼。他们晓得人民不会团结，所以他们七出七入的敢杀个痛快。中国的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也培养出消灭这文化的魔鬼。

李空山在军阀的时代已尝过了“英雄”的酒食，在日本人来到的时候，他又看见了“时代”，而一手抓住不放。他和日本人恰好是英雄所见略同：日本人要来杀老实的外国人，李空山要杀老实的同胞。

现在，他丢了官与钱财，但是还没丢失了自信与希望。他很胡涂，愚蠢，但是在胡涂愚蠢之中，他却看见了聪明人所没看到的。正因为他胡涂，他才有胡涂的眼光，正因为他愚蠢，所以他才有愚蠢的办法。人民若没法子保护庄稼，蝗虫还会客气么？李空山认准了这是他的时代。只要他不失去自信，他总会诸事遂心的。丢了官有什么关系呢，再弄一份儿就是了。在他的胡涂的脑子里，老存着一个最有用处的字——混。只要打起精神鬼混，他便不会失败，小小的一些挫折是没大关系的。

戴着貂皮帽子，穿着有水獭领子的大衣，他到冠家来看“亲戚”。他带着一个随从，随从手里拿着七八包礼物——盒子与纸包上印着的字号都是北平最大的商店的。

晓荷看看空山的衣帽，看看礼物上的字号，再看看那个随从，（身上有枪！）他不知怎办好了。怪不得到如今他还没弄上一官半职呢；他的文化太高！日本人是来消灭文化的，李空山是帮凶。晓荷的胆子小，爱文雅，怕打架。从空山一进门，他便感到“大事不好了”，而想能让步就让步。他没敢叫“姑爷”，可也不敢不显出亲热来，他怕那支手枪。

脱去大衣，李空山一下子把自己扔在沙发上，好像是疲乏的不得了的样子。随从打过热手巾把来，李空山用它紧捂着脸，好大半天才拿下来；顺手在毛巾上净了一下鼻子。擦了这把脸，他活泼了一些，半笑的说：

“把个官儿也丢咧，×！也好，该结婚吧！老丈人，定个日子吧！”

晓荷回不出话来，只咧了一下嘴。

“跟谁结婚？”大赤包极沉着的问。

晓荷的心差点儿从口中跳了出来！

“跟谁？”空山的脊背挺了起来，身子好像忽然长出来一尺多。“跟招弟呀！还有错儿吗？”

“是有点错儿！”大赤包的脸带出点挑战的笑来。“告诉你，空山，拣干脆的说，你引诱了招弟，我还没惩治你呢！结婚，休想！两个山字落在一块儿，你请出！”

晓荷的脸白了，搭讪着往屋门那溜儿凑，准备着到必要时好往外跑。

可是，空山并没发怒；流氓也有流氓的涵养。他向随从一挤眼。随从凑过去，立在李空山的身旁。

大赤包冷笑了一下：“空山，别的我都怕，就是不怕手枪！手枪办不了事！你已经不是特高科的科长了，横是不敢再拿人！”

“不过，弄十几个盒子来还不费事，死马也比狗大点！”空山慢慢的说。

“论打手，我也会调十几二十个来；打起来，不定谁头朝下呢！你要是想和平了结呢，自然我也没有打架的瘾。”

“是，和平了结好！”晓荷给太太的话加上个尾巴。

大赤包瞪了晓荷一眼，而后把眼中的余威送给空山：“我虽是个老娘们，办事可喜欢麻利，脆！婚事不许再提，礼物你拿走，我再送你二百块钱，从此咱们一刀两断，谁也别麻烦谁。你愿意上这儿来呢，咱们是朋友，热茶香烟少不了你的。你不愿意再来呢，我也不下帖子请你去。怎样？说干脆的！”

“二百块？一个老婆就值那么点钱？”李空山笑了一下，又缩了缩脖子。他现在需要钱。在他的算盘上，他这样的算计：白玩了一位小姐，而还拿点钱，这是不错的买卖。即使他没把招弟弄到手，可是在他的一部玩弄女人的历史里，到底是因此而增多了光荣的一页呀。况且，结婚是麻烦的事，谁有工夫伺候着太太呢。再说，他在社会上向来是横行无阻，只要他的手向口袋里一伸，人们便跪下，哪怕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木橛子呢。今天，他碰上了不怕他的人。他必须避免硬碰，而只想不卑不亢的多捞几个钱。他不懂什么是屈辱，他只知道“混”。

“再添一百，”大赤包拍出三百块钱来。“行呢，拿走！不行，拉倒！”

李空山哈哈的笑起来，“你真有两下子，老丈母娘！”这样占了大赤包一个便宜，他觉得应当赶紧下台；等到再作了官的时候，再和冠家重新算帐。披上大衣，他把桌上的钱抓起来，随便的塞在口袋里。随从拿起来那些礼物。主仆二人吊儿啷当的走了出去。

“所长！”晓荷亲热的叫。“你真行，佩服！佩服！”

“哼！要交给你办，你还不白白的把女儿给了他？他一高兴，要不把女儿卖了才怪！”

晓荷听了，轻颤了一下；真的，女儿若真被人家给卖了，他还怎么见人呢！

招弟，只穿着件细毛线的红背心，外披一件大衣，跑了过来。进了屋门，嘴唇连串的响着：“不噜……！”而后跳了两三步，“喝，好冷！”

“你这孩子，等冻着呢！”大赤包假装生气的说。“快伸上袖子！”

招弟把大衣穿好，手插在口袋中，挨近了妈妈，问：“他走啦？”

“不走，还死在这儿？”

“那件事他不提啦？”

“他敢再提，教他吃不了兜着走！”

“得！这才真好玩呢！”招弟撒着娇说。

“好玩？告诉你，我的小姐！”大赤包故意沉着脸说：“你也该找点正经事作，别老招猫递狗儿的给我添麻烦！”

“是的！是的！”晓荷板着脸，作出老父亲教训儿女的样子。“你也老大不小的啦，应当，应当，”他想不起女儿应当去作些什么。

“妈！”招弟的脸上也严肃起来。“现在我有两件事可以作。一件是暂时的，一件是长久的。暂时的是去练习滑冰。”

“那——”晓荷怕溜冰有危险。

“别插嘴，听她说！”大赤包把他的话截回去。

“听说在过新年的时候，要举行滑冰大会，在北海。妈，我告诉你，你可别再告诉别人哪！我，勾玛丽，还有朱樱，我们三个打算表演个中日满合作，看吧，准得叫好！”

“这想得好！”大赤包笑了一下。她以为这不单使女儿有点“正经”事作，而且还可以大出风头，使招弟成为报纸上的资料与杂志上的封面女郎。能这样，招弟是不愁不惹起阔人与日本人的注意的。“我一定送个顶大顶大的银杯去。我的银杯，再由你得回来，自家便宜了自家，这才俏皮！”

“这想得更好！”晓荷夸赞了一声。

“那个长久的，是这样，等溜冰大会过去，我打算正正经经的学几出戏。”招弟郑重的陈说：“妈，你看，人家小姐们都会唱，我有嗓子，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好好的学学呢？学会了几出，拍，一登台，多抖啊！要是唱红了，我也上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和东京！对不对？”

“我赞成这个计划！”晓荷抢着说。“我看出来，现在干什么也不能大红大紫，除了作官和唱戏！你看，坤角儿有几个不一出来就红的，只要行头好，有人捧，三下两下子就挂头牌。讲捧角，咱们内行！只要你肯下功夫，我保险你成功！”

“是呀！”招弟兴高采烈的说：“就是说！我真要成了功，爸爸你拴个班子，不比老这么闲着强？”

“的确！的确！”晓荷连连的点头。

“跟谁去学呢？”大赤包问。

“小文夫妇不是很现成吗？”招弟很有韬略似的说：“小文的胡琴是人所共知，小文太太又是名票，我去学又方便！妈，你听着！”招弟脸朝了墙，扬着点头，轻咳了一下，开始唱倒板：“儿夫一去不回还。”她的嗓子有点闷，可是很有中气。

“还真不坏！真不坏！应当学程砚秋，准成！”晓荷热烈的夸赞。

“妈，怎样？”招弟仿佛以为爸爸的意见完全不算数儿，所以转过脸来问妈妈。

“还好！”大赤包自己不会唱，也不懂别人唱的好坏，可是她的气派表示出自己非常的懂行。“晓荷，我先嘱咐好了你，招弟要是学戏去，你可不准往文家乱跑！”

晓荷本想借机会，陪着女儿去多看看小文太太，所以极力的促成这件事。哪知道，大赤包，比他更精细。“我决不去裹乱，我专等着给我们二小姐成班子！是不是，招弟？”他扯着脸把心中的难过遮掩过去。

桐芳大失所望，颇想用毒药把大赤包毒死，而后她自己也自尽。可是，钱先生的话还时常在她心中打转，她不肯把自己的命就那么轻轻的送掉。她须忍耐，再等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节，她须向大赤包屈膝，好躲开被送进窑子去的危险。她不便直接的向大赤包递降表，而决定亲近招弟。她知道招弟现在有左右大赤包的能力。她陪着招弟去练习滑冰，在一些小小的过节上都把招弟伺候得舒舒服服。慢慢的，这个策略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招弟并没有为她对妈妈求情，可是在妈妈要发脾气的时候，总设法教怒气不一直的冲到桐芳的头上去。这样，桐芳把自己安顿下，静待时机。

高亦陀见李空山败下阵去，赶紧打了个跟斗，拼命的巴结大赤包。倒好像与李空山是世仇似的，只要一说起话来，他便狠毒的咒诅李空山。

连晓荷都看出点来，亦陀是两面汉奸，见风使舵。可是大赤包依然信任他，喜爱他。她的心术不正，手段毒辣，对谁都肯下毒手。但是，她到底是个人，是个妇人。在她的有毒汁的心里，多少还有点“人”的感情，所以她也要表示一点慈爱与母性。她爱招弟和亦陀，她闭上眼爱他们，因为一睁眼她就也想阴狠的收拾他们了。因此，无论亦陀是怎样的虚情假意，她总不肯放弃了他；无论别人怎样说亦陀的坏话，她还是照旧的信任他。她这点拗劲儿恐怕也就是多少男女英雄失败了的原因。她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可是会被一条哈巴狗或一只小花猫把她领到地狱里去。

亦陀不单只是消极的咒骂李空山，也积极的给大赤包出主意。他很委婉的指出来：李空山和祁瑞丰都丢了官，这虽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多少也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意味在内。日本人小气，不容易伺候。所以，他以为大赤包应当赶快的，加紧的，弄钱，以防万一。大赤包觉得这确是忠告，马上决定增加妓女们给她献金的数目。高亦陀还看出来：现在北平已经成了死地，作生意没有货物，也赚不到钱，而且要纳很多的税。要在这块死地上抠几个钱，只有买房子，因为日本人来要住房，四郊的难民来也要住房。房租的收入要比将本图利的作生意有更大的来头。大赤包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而且决定马上买过一号的房来——假若房主不肯出脱，她便用日本人的名义强买。

把这些纯粹为了大赤包的利益的计划都供献出，亦陀才又提出有关他自己的一个建议。他打算开一家体面的旅馆，由大赤包出资本，他去经营。旅馆要设备得完美，专接贵客。在这个旅馆里，住客可以打牌聚赌，可以找女人——大赤包既是统制着明娼和暗娼，而高亦陀又是大赤包与娼妓们的中间人，他们俩必会很科学的给客人们找到最合适的“伴侣”。在这里，住客还可以吸烟。烟，赌，娼，三样俱备，而房间又雅致舒服，高亦陀以为必定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负经营之责，只要个经理的名义与一份儿薪水，并不和大赤包按成数分帐。他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允许他给住客们治花柳病和卖他的草药——这项收入，大赤包也不得“抽税”。

听到这个计划，大赤包感到更大的兴趣，因为这比其他的事业更显得有声有色。她喜欢热闹。冠晓荷的口中直冒馋水，他心里说：假若他能作这样的旅馆的经理，就是死在那里，也自甘情愿。但是，他并没敢和亦陀竞争经理的职位，因为一来这计划不是他出的，当然不好把亦陀一脚踢开；二来，作经理究竟不是作官，他是官场中人，不便轻于降低了身分。他只建议旅馆里还须添个舞厅，以便教高贵的女子也可以进来。

在生意经里，“隔行利”是贪不得的。亦陀对开旅舍毫无经验，他并没有必能成功的把握与自信。他只是为利用这个旅馆来宣传他的医道与草药。假若旅馆的营业失败，那不过只丢了大赤包的钱。而他的专治花柳与草药仍然会声名广播的。

大赤包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向来不肯把金钱打了“水漂儿”玩。但是，现在她手里有钱，她觉得只要有钱便万事亨通，干什么都能成功。钱使她增多了野心，钱的力气直从她的心里往外顶，像蒸气顶着壶盖似的。她必须大锣大鼓的干一下。哼，烟，赌，娼，舞，集中到一处，不就是个“新世界”么？国家已经改朝换代，她是开国的功臣，理应给人们一点新的东西看看，而且这新东西也正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喜欢要的。她觉得自己是应运而生的女豪杰，不单会赚钱，也会创造新的风气，新的世界。她决定开办这个旅馆。

对于筹办旅馆的一切，冠晓荷都帮不上忙，可是也不甘心袖手旁观。没事儿他便找张纸乱画，有时候是画房间里应当怎样摆设桌椅床铺，有时候是拟定旅舍的名字。“你们会跑腿，要用脑子可是还得找我来，”他微笑着对大家说。“从字号到每间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得要‘雅’，万不能大红大绿的俗不可耐！名字，我已想了不少，你们挑选吧，哪一个都不俗。看，绿芳园，琴馆，迷香雅室，天外楼……都好，都雅！”这些字号，其实，都是他去过的妓院的招牌。正和开妓院的人一样，他要雅，尽管雅的后面是男盗女娼。“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泉源，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晓荷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在摸不到艺术的泉源的时候会拿起一小罐儿臭漆。

在设计这些雅事而外，他还给招弟们想出化装滑冰用的服装。他告诉她们到那天必须和演话剧似的给脸上抹上油，眼圈涂蓝，脸蛋擦得特别的红。“你们在湖心，人们立在岸上看，非把眉眼画重了不可！”她们同意这个建议，而把他叫作老狐狸精，他非常的高兴。他又给她们琢磨出衣服来：招弟代表中国，应当穿鹅黄的绸衫，上边绣绿梅；勾玛丽代表满洲，穿满清时贵妇人的氅衣，前后的补子都绣东北的地图；朱樱代表日本，穿绣樱花的日本衫子。三位小姐都不戴帽，而用发辫，大拉翅，与东洋蓬头，分别中日满。三位小姐，因为自己没有脑子，就照计而行。

一晃儿过了新年，正月初五下午一点，在北海举行化装滑冰比赛。

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北平人正在享受着屈辱。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他们似乎甘心吞吃日本人给他们预备下的包着糖衣的毒丸子。

有不少青年男女分外的兴高采烈。他们已经习惯了给日本人排队游行，看熟了日本教师的面孔，学会了几句东洋话，看惯了日本人办的报纸。他们年岁虽轻，而学会了得过且过，他们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不便为这个而不去快乐的参加滑冰。

到十二点，北海已装满了人。新春的太阳还不十分暖，可是一片晴光增加了大家心中的与身上的热力。“海”上的坚冰微微有些细碎的麻坑，把积下的黄土都弄湿，发出些亮的光来。背阴的地方还有些积雪，也被暖气给弄出许多小坑，像些酒窝儿似的。除了松柏，树上没有一个叶子，而树枝却像柔软了许多，轻轻的在湖边上，山石旁，摆动着。天很高很亮，浅蓝的一片，处处像落着小小的金星。这亮光使白玉石的桥栏更洁白了一些，黄的绿的琉璃瓦与建筑物上的各种颜色都更深，更分明，像刚刚画好的彩画。小白塔上的金顶发着照眼的金光，把海中全部的美丽仿佛要都带到天上去。

这全部的美丽却都被日本人的血手握着，它是美妙绝伦的俘获品，和军械，旗帜，与带血痕的军衣一样的摆列在这里，记念着暴力的胜利。湖边，塔盘上，树旁，道路中，走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他们已失去自己的历史，可还在这美景中享受着耻辱的热闹。

参加比赛的人很多，十分之九是青年男女。他们是民族之花，现在变成了东洋人的玩具。只有几个岁数大的，他们都是曾经在皇帝眼前溜过冰的人，现在要在日本人面前露一露身手，日本人是他们今天的主子。

五龙亭的两个亭子作为化装室，一个亭子作为司令台。也不知怎么一来，大赤包，便变成女化装室的总指挥。她怒叱着这个，教训着那个，又鼓励着招弟，勾玛丽，与朱樱。亭子里本来就很乱，有的女郎因看别人的化装比自己出色，哭哭啼啼的要临时撤退，有的女郎因忘带了东西，高声的责骂着跟来的人，有的女郎因穿少了衣服，冻得一劲儿打喷嚏，有的女郎自信必得锦标，高声的唱歌……再加上大赤包的发威怒吼，亭子里就好像关着一群饿坏了的母豹子。冠晓荷知道这里不许男人进来，就立在外边，时时的开开门缝往里看一眼，招得里边狼嚎鬼叫的咒骂，而他觉得怪有趣，怪舒服。

日本人不管这些杂乱无章。当他们要整齐严肃的时候，他们会用鞭子与刺刀把人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当他们要放松一步，教大家“享受”的时候，他们会冷笑着像看一群小羊撒欢似的，不加以干涉。他们是猫，中国人是鼠，他们会在擒住鼠儿之后，还放开口，教它再跑两步看看。

集合了。男左女右排成行列，先在冰上游行。女队中，因为大赤包的调动，招弟这一组作了领队。后边的小姐们都撅着嘴乱骂。男队里，老一辈的看不起年轻的学生，而学生也看不起那些老头子，于是彼此故意的乱撞，跌倒了好几个。人到底还是未脱尽兽性，连这些以忍辱为和平的人也会你挤我，我碰你的比一比高低强弱，好教日本人看他们的笑话。他们给日本人证明了，凡是不敢杀敌的，必会自相践踏。

冰上游行以后，分组表演。除了那几个曾经在御前表演过的老人有些真的工夫，耍了些花样，其余的人都只会溜来溜去，没有什么出色的技艺。招弟这一组，三位小姐手拉着手，晃晃悠悠的好几次几乎跌下去，所以只溜了两三分钟，便退了出来。

可是，招弟这一组得了头奖，三位小姐领了大赤包所赠的大银杯。那些老手没有一个得奖的。评判员们遵奉着日本人的意旨，只选取化装的“正合孤意”，所以第一名是“中日满合作”，第二名是“和平之神”——一个穿白衣的女郎，高举着一面太阳旗，第三名是“伟大的皇军”。至于溜冰的技术如何，评判员知道日本人不高兴中国人会运动，身体强壮，所以根本不去理会。

领了银杯，冠晓荷，大赤包，与三位小姐，高高兴兴的照了像，而后由招弟抱着银杯在北海走了一圈。晓荷给她们提着冰鞋。

在漪澜堂附近，他们看见了祁瑞丰，他们把头扭过去，作为没看见。

又走了几步，他们遇见了蓝东阳和胖菊子。东阳的胸前挂着评判的红缎条，和菊子手拉着手。

冠晓荷和大赤包交换了眼神，马上迎上前去。晓荷提着冰鞋，高高的拱手。“这还有什么说的，喝你们的喜酒吧！”

东阳扯了扯脸上的肌肉，露了露黄门牙。胖菊子很安详的笑了笑。他们俩是应运而生的乱世男女，所以不会红脸与害羞。日本人所倡导的是孔孟的仁义道德，而真心去鼓励的是污浊与无耻。他们俩的行动是“奉天承运”。

“你们可真够朋友，”大赤包故意板着脸开玩笑，“连我告诉都不告诉一声！该罚！说吧，罚你们慰劳这三位得奖的小姐，每人一杯红茶，两块点心，行不行？”可是，没等他们俩出声，她就改了嘴，她知道东阳吝啬。“算了吧，那是说着玩呢，我来请你们吧！就在这里吧，三位小姐都累了，别再跑路。”

他们都进了漪澜堂。

五十四

瑞丰在“大酒缸”上喝了二两空心酒，红着眼珠子走回家来。唠里唠叨的，他把胖菊子变了心的事，告诉了大家每人一遍，并且声明：他不能当王八，必定要拿切菜刀去找蓝东阳拼个你死我活。他向大嫂索要香烟，好茶，和晚饭；他是受了委屈的人，所以，他以为，大嫂应当同情他，优待他。大嫂呢反倒放了心，因为老二还顾得要烟要茶，大概一时不至于和蓝东阳拼命去。

天佑太太也没把儿子的声明放在心里，可是她很不好过，因为儿媳妇若在外边胡闹，不止丢瑞丰一个人的脸，祁家的全家也都要陪着丢人。她看得很清楚，假若老二没作过那一任科长，没搬出家去，这种事或许不至于发生。但是，她不愿意责备，教诲，老二，在老二正在背运的时候。同时，她也不愿意安慰他，她晓得他是咎由自取。

瑞宣回来，马上听到这个坏消息。和妈妈的心理一样，他也不便表示什么。他只知道老二并没有敢去找蓝东阳的胆子，所以一声不出也不至于出什么毛病。

祁老人可是真动了心。在他的心里，孙子是爱的对象。对儿子，他知道严厉的管教胜于溺爱。但是，一想到孙子，他就觉得儿子应负管教他们的责任，而祖父只是爱护孙子的人。不错，前些日子他曾责打过瑞丰；可是，事后他很后悔。虽然他不能向瑞丰道歉，他心里可总有些不安。他觉得自己侵犯了天佑的权利，对孙子也过于严厉。他也想到，瑞全一去不回头，是生是死全不知道；那么，瑞丰虽然不大有出息，可究竟是留在家里；难道他既丢失小三儿，还再把老二赶了出去么？这么想罢，他就时常的用小眼睛偷偷的看瑞丰。他看出瑞丰怪可怜。他不再追究瑞丰为什么赋闲，而只咂摸：“这么大的小伙子，一天到晚游游磨磨的没点事作，也难怪他去喝两盅儿酒！”

现在，听到胖菊子的事，他更同情瑞丰了。万一胖菊子要真的不再回来，他想，瑞丰既丢了差，又丢了老婆，可怎么好呢？再说：祁家是清白人家，真要有个胡里胡涂就跟别人跑了的媳妇，这一家老小还怎么再见人呢？老人没去想瑞丰为什么丢失了老婆，更想不到这是乘着日本人来到而要浑水摸鱼的人所必得到的结果，而只觉这全是胖菊子的过错——她嫌贫爱富，不要脸；她背着丈夫偷人；她要破坏祁家的好名誉，她要拆散四世同堂！

“不行！”老人用力的擦了两把胡子：“不行！她是咱们明媒正娶的媳妇，活着是祁家的人，死了是祁家的鬼！她在外边瞎胡闹，不行！你去，找她去！你告诉她，别人也许好说话儿，爷爷可不吃这一套！告诉她，爷爷叫她马上回来！她敢说个不字，我会敲断了她的腿！你去！都有爷爷呢，不要害怕！”老人越说越挂气。对外来的侵犯，假若他只会用破缸顶上大门，对家里的变乱，他可是深信自己有控制的能力与把握。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他可是必须坚决的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瑞丰一夜没睡好。他向来不会失眠，任凭世界快毁灭，国家快灭亡，只要他自己的肚子有食，他便睡得很香甜。今天，他可是真动了心。他本想忘掉忧愁，先休息一夜，明天好去找胖菊子办交涉，可是，北海中的那一幕，比第一轮的电影片还更清晰，时时刻刻的映献在他的眼前。菊子和东阳拉着手，在漪澜堂外面走！这不是电影，而是他的老婆与仇人。他不能再忍，忍了这口气，他就不是人了！他的心像要爆炸，心口一阵阵的刺着疼，他觉得他是要吐血。他不住的翻身，轻轻的哼哼，而且用手抚摸胸口。明天，明天，他必须作点什么，刀山油锅都不在乎，今天他可得先好好的睡一大觉；养足了精神，明天好去冲锋陷阵！可是，他睡不着。一个最软柔的人也会嫉妒。他没有后悔自己的行动，不去盘算明天他该悔过自新，作个使人敬重的人。他只觉得自己受了忍无可忍的侮辱，必须去报复。妒火使他全身的血液中了毒，他想起捉奸要成双，一刀切下两颗人头的可怕的景象。嗑喳一刀，他便成了英雄，名满九城！

这鲜血淋漓的景象，可是吓了他一身冷汗。不，不，他下不去手。他是北平人，怕血。不，他先不能一上手就强硬，他须用眼泪与甜言蜜语感动菊子，教她悔过。他是宽宏大量的人，只要她放弃了东阳，以往的一切都能原谅。是的，他必须如此，不能像日本人似的不宣而战。

假若她不接受这种谅解呢，那可就没了法子，狗急了也会跳墙的！到必要时，他一定会拿起切菜刀的。他是个堂堂的男儿汉，不能甘心当乌龟！是的，他须坚强，可也要忍耐，万不可太鲁莽了。

这样胡思乱想的到了鸡鸣，他才昏昏的睡去，一直睡到八点多钟。一睁眼，他马上就又想起胖菊子来。不过，他可不再想什么一刀切下两个人头来了。他觉得那只是出于一时的气愤，而气愤应当随着几句夸大的话或激烈的想头而消逝。至于办起真事儿来，气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和平，好说好散，才能解决问题。据说，时间是最好的医师，能慢慢治好了一切苦痛。对于瑞丰，这是有特效的，只需睡几个钟头，他便把苦痛忘了一大半。他决定采取和平手段，而且要拉着大哥一同去看菊子，因为他独自一个人去也许被菊子骂个狗血喷头。平日，他就怕太太；今天，菊子既有了外遇，也许就更厉害一点。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非求大哥帮帮忙不可。

可是，瑞宣已经出去了。瑞丰，求其次者，只好央求大嫂给他去助威。大嫂不肯去。大嫂是新时代的旧派女人，向来就看不上弟妇，现在更看不起她。瑞丰转开了磨。他既不能强迫大嫂非同他去不可，又明知自己不是胖菊子的对手，于是只好没话找话说的，和大嫂讨论办法。他是这样的人——与他无关的事，不论怎么重要，他也丝毫不关心；与他有关的事，他便拉不断扯不断的向别人讨论，仿佛别人都应当把他的事，哪怕是像一个芝麻粒那么大呢，当作第一版的新闻那样重视。他向大嫂述说菊子的脾气，和东阳的性格，倒好像大嫂一点也不知道似的。在述说的时候，他只提菊子的好处，而且把它们夸大了许多倍，仿佛她是世间最完美的妇人，好博得大嫂的同情。是的，胖菊子的好处简直说不尽，所以他必须把她找回来；没有她，他是活不下去的。他流了泪。大嫂的心虽软，可是今天咬了咬牙，她不能随着老二去向一个野娘们说好话，递降表。

蘑菇了好久，见大嫂坚硬得像块石头，老二叹了口气，回到屋中去收拾打扮。他细细的分好了头发，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边打扮一边揣摸：凭我的相貌与服装，必会战胜了蓝东阳的。

他找到了胖菊子。他假装不知道她与东阳的关系，而只说来看一看她；假若她愿意呢，请她回家一会儿，因为爷爷，妈妈，大嫂，都很想念她。他是想把她诓回家去，好人多势众的向她开火；说不定，爷爷会把大门关好，不再放她出来的。

菊子可是更直截了当，她拿出一份文件来，教他签字——离婚。

她近来更胖了。越胖，她越自信。摸到自己的肉，她仿佛就摸到自己的灵魂——那么多，那么肥！肉越多，她也越懒。她必须有个阔丈夫，好使她一动也不动的吃好的，穿好的，困了就睡，睁眼就打牌；连逛公园也能坐汽车来去，而只在公园里面稍稍遛一遛她的胖腿。她几乎可以不要个丈夫，她懒，她爱睡觉。假若她也要个丈夫的话，那就必须是个科长，处长或部长。她不是要嫁给他，而是要嫁给他的地位。最好她是嫁给一根木头。假若那根木头能给她好吃好穿与汽车。不幸，天下还没有这么一根木头。所以，她只好求其次者，要瑞丰，或蓝东阳。瑞丰呢，已经丢了科长，而东阳是现任的处长，她自然的选择了东阳。论相貌，论为人，东阳还不如瑞丰，可是东阳有官职，有钱。在过去，她曾为瑞丰而骂过东阳；现在，东阳找了她来，她决定放弃了瑞丰。她一点也不喜欢东阳，但是他的金钱与地位替他说了好话。他便是那根木头。她知道他很吝啬，肮脏，可是她晓得自己会有本事把他的钱吸收过来；至于肮脏与否，她并不多加考虑；她要的是一根木头，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瑞丰的小干脸白得像了一张纸。离婚？好吗，这可真到了拿切菜刀的时候了！他晓得自己不敢动刀。就凭菊子身上有那么多肉，他也不敢动刀；她的脖子有多么粗哇，切都不容易切断！

只有最软弱的人，才肯丢了老婆而一声不哼。瑞丰以为自己一定不是最软弱的人。丢了什么也不要紧，只是不能丢了老婆。这关系着他的脸面！

动武，不敢。忍气，不肯。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胖菊子又说了话：“快一点吧！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何必多饶一面呢？离婚是为有个交待，大家脸上都好看。你要不愿意呢，我还是跟了他去，你不是更……”

“难道，难道，”瑞丰的嘴唇颤动着，“难道你就不念其夫妇的恩情……”

“我要怎么着，就决不听别人的劝告！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不是我说往东，你不敢说往西吗？”

“这件事可不能！”

“不能又怎么样呢？”

瑞丰答不出话来。想了半天，他想起来：“即使我答应了，家里还有别人哪！”

“当初咱们结婚，你并没跟他们商议呀！他们管不着咱们的事！”

“你容我两天，教我细想想，怎样？”

“你永远不答应也没关系，反正东阳有势力，你不敢惹他！惹恼了他，他会教日本人惩治你！”

瑞丰的怒气冲上来，可是不敢发作。他的确不敢惹东阳，更不敢惹日本人。日本人给了他作科长的机会，现在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他不敢细想此中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么一来，他就得恨恶日本人，而恨恶日本人是自取灭亡的事。一个不敢抗敌的人，只好白白的丢了老婆。他含着泪走出来。

“你不签字呀？”胖菊子追着问。

“永远不！”瑞丰大着胆子回答。

“好！我跟他明天就结婚，看你怎样！”

瑞丰箭头似的跑回家来。进了门，他一头撞进祖父屋中去，喘着气说：“完啦！完啦！”然后用双手捧住小干脸，坐在炕沿上。

“怎么啦？老二！”祁老人问。

“完啦！她要离婚！”

“什么？”

“离婚！”

“离——”离婚这一名词虽然已风行了好多年，可是在祁老人口中还很生硬，说不惯。“她提出来的？新新！自古以来，有休妻，没有休丈夫的！这简直是胡闹！”老人，在日本人打进城来，也没感觉到这么惊异与难堪。“你对她说了什么呢？”

“我？”瑞丰把脸上的手拿下来。“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好的歹的都说了，她不听！”

“你就不会把她扯回来，让我教训教训她吗？你也是胡涂鬼！”老人越说，气越大，声音也越高。“当初，我就不喜欢你们的婚姻，既没看看八字儿，批一批婚，又没请老人们相看相看；这可好，闹出毛病来没有？不听老人言，祸患在眼前！这简直把祁家的脸丢透了！”

老人这一顿吵嚷，把天佑太太与韵梅都招了来。两个妇人没开口问，心中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天佑太太心中极难过：说话吧，没的可说；不说吧，又解决不了问题。责备老二吧，不忍；安慰他吧，又不甘心。教儿子去打架吧，不好；教他忍气吞声，答应离婚，又不大合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心中愁成了一个疙疸。同时，在老公公面前，她还不敢愁眉苦眼的；她得设法用笑脸掩盖起心中的难过。

韵梅呢，心中另有一番难过。她怕离婚这两个字。祁老人也不喜欢听这两个字，可是在他心里，这两个字之所以可怕到底是渺茫的，抽象的，正如同他常常慨叹“人心不古”那么不着边际。他的怕“离婚”，正像他怕火车一样，虽然他永没有被火车碰倒的危险。韵梅的怕“离婚”，却更具体一些。自从她被娶到祁家来，她就忧虑着也许有那么一天，瑞宣会跑出去，不再回来，而一来二去，她的命运便结束在“离婚”上。她并不十分同情老二，而且讨厌胖菊子。若单单的就事论事说，她会很爽快的告诉大家：“好说好散，教胖菊子干她的去吧！”可是，她不敢这么说。假若她赞成老二离婚，那么，万一瑞宣也来这么一手呢？她想了半天，最好是一言不发。

两位妇人既都不开口，祁老人自然乐得的顺口开河的乱叨唠。老人的叨唠就等于年轻人歌唱，都是快意的事体。一会儿，他主张“教她滚！”一会儿，他又非把她找回来，好好圈她两个月不可！他是独力成家的人，见事向来不迷头。现在，他可是老了，所遇到的事是他一辈子没有处理过的，所以他没了一定的主意。说来说去呢，他还是不肯轻易答应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

瑞丰的心中也很乱，打不定主意。他只用小眼向大家乞怜，他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的好人，所以大家理应同情他，怜爱他。他一会儿要落泪，一会儿又要笑出来，像个小三花脸。

晚间，瑞宣回来，一进门便被全家给包围住。他，身子虽在家里，心可是在重庆。在使馆里，他得到许多外面不晓得的情报。他知道战事正在哪里打得正激烈，知道敌机又在哪里肆虐，知道敌军在海南岛登陆，和兰州的空战我们击落了九架敌机，知道英国借给我们五百万镑，知道……知道的越多，他的心里就越七上八下的不安。得到一个好消息，他就自己发笑，同时厌恶那些以为中国已经亡了，而死心塌地想在北平鬼混的人们。得到个坏消息，他便由厌恶别人而改为厌恶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去为国效力呢。在他的心中，中国不仅没有亡，而且还正拼命的挣扎奋斗；中国不单是活着，而且是表现着活的力量与决心。这样下去，中国必不会死亡，而世界各国也决不会永远袖手旁观。像诗人会梦见柳暗花明又一村似的，因为他关心国家，也就看见了国家的光明。因此，对于家中那些小小的鸡毛蒜皮的事，他都不大注意。他的耳朵并没有聋，可是近来往往听不见家人说的话。他好像正思索着一道算术上的难题那样的心不在焉。即使他想到家中的事，那些事也不会单独的解决了，而须等国事有了办法，才能有合理的处置。比如说：小顺儿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可是他能教孩子去受奴化的教育吗？不入学吧，他自己又没工夫教孩子读书识字。这便是个无可解决的问题，除非北平能很快的光复了。在思索这些小问题的时候，他才更感到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何等的息息相关。人是鱼，国家是水；离开水，只有死亡。

对瑞丰的事，他实在没有精神去管。在厌烦之中，他想好一句很俏皮的话：“我不能替你去恋爱，也管不着你离婚！”可是，他不肯说出来。他是个没出息的国民，可得充作“全能”的大哥。他是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须负起一些无可奈何的责任，即使那些责任等于无聊。他细心的听大家说，而后很和悦的发表了意见，虽然他准知道他的意见若被采纳了，以后他便是“祸首”，谁都可以责备他。

“我看哪，老二，好不好冷静一会儿，再慢慢的看有什么发展呢？她也许是一时的冲动，而东阳也不见得真要她。暂时冷静一点，说不定事情还有转圜。”

“不！大哥！”老二把大哥叫得极亲热。“你不懂得她，她要干什么就一定往牛犄角里钻，决不回头！”

“要是那样呢？”瑞宣还婆婆妈妈的说，“就不如干脆一刀两断，省得将来再出麻烦。你今天允许她离异，是你的大仁大义；等将来她再和东阳散了伙呢，你也就可以不必再管了！在混乱里发生的事，结果必还是混乱，你看是不是？”

“我不能这么便宜了蓝东阳！”

“那么，你要怎办呢？”

“我没主意！”

“老大！”祁老人发了话：“你说的对，一刀两断，干她的去！省得日后捣麻烦！”老人本来不赞成离婚，可是怕将来再捣乱，所以改变了心意。“可有一件，咱们不能听她怎么说就怎么办，咱们得给她休书；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老人的小眼睛里射出来智慧，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外交家似的。

“休她也罢，离婚也罢，总得老二拿主意！”瑞宣不敢太冒失，他知道老二丢了太太，会逼着哥哥替他再娶一房的。

“休书，她未必肯接受。离婚呢，必须登报，我受不了！好吗，我正在找事情作，人家要知道我是活王八，谁还肯帮我的忙？”老二颇费了些脑子，想出这些顾虑来。他的时代，他的教育，都使他在正经事上，不会思索，而在无聊的问题上，颇肯费一番心思。他的时代，一会儿尊孔，一会儿打倒孔圣人；一会儿提倡自由结婚，一会儿又耻笑离婚；一会儿提倡白话文，一会又说白话诗不算诗；所以，他既没有学识，也就没有一定的意见，而只好东一杓子捞住孔孟，西一杓子又捞到恋爱自由，而最后这一杓子捞到了王八。他是个可怜的陀螺，被哪条时代的鞭子一抽，他都要转几转；等到转完了，他不过是一块小木头。

“那么，咱们再慢慢想十全十美的办法吧！”瑞宣把讨论暂时作个结束。

老二又和祖父去细细的究讨，一直谈到半夜，还是没有结果。

第二天，瑞丰又去找胖菊子。她不见。瑞丰跑到城外去，顺着护城河慢慢的遛。他想自杀。走几步，他立住，呆呆的看着一块坟地上的几株松树。四下无人，这是上吊的好地方。看着看着，他害了怕。松树是那么黑绿黑绿的，四下里是那么静寂，他觉得孤单单的吊死在这里，实在太没趣味。树上一只老鸦呱的叫了一声，他吓了一跳，匆匆的走开，头发根上冒了汗，怪痒痒的。

河上的冰差不多已快化开，在冰窟窿的四围已陷下许多，冒出清凉的水来。他在河坡上找了块干松有干草的地方，垫上手绢儿，坐下。他觉得往冰窟窿里一钻，也不失为好办法。可是，头上的太阳是那么晴暖，河坡上的草地是那么松软，小草在干草的下面已发出极嫩极绿的小针儿来，而且发着一点香气。他舍不得这个冬尽春来的世界。他也想起游艺场，饭馆，公园，和七姥姥八姨儿，心中就越发难过。泪成串的流下来，落在他的胸襟上。他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也没有和蓝东阳决一死战的骨头，他怕死。想来想去，他得到了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好死不如癞活着。他的生命只有一条，不像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他的生命极可宝贵。他是祖父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大哥的弟弟，他不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流泪哭嚎。是的，尽管他已不是胖菊子的丈夫，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和……他死不得！况且，他已经很勇敢的想到自杀，很冒险的来到坟墓与河坡上，这也就够了，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

泪流干了，他还坐在那里，怕万一遇见人，看见他的红眼圈。约摸着大概眼睛已复原了，他才立起来，还顺着河边走。在离他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平平正正的放着一顶帽子，他心中一动。既没有自杀，而又拾一顶帽子，莫非否极泰来，要转好运么？他凑近了几步，细看看，那还是一顶八成新的帽子，的确值得拾起来。往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一个人。他极快的跑过去，把帽子抓到手中。下边，是一颗人头！被日本人活埋了的。他的心跳到口中来，赶紧松了手。帽子没正扣在人头上。他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帽子只罩住人头的一半。像有鬼追着似的，他一气跑到城门。

擦了擦汗，他的心定下来。他没敢想日本人如何狠毒的问题，而只觉得能在这年月还活着，就算不错。他决不再想自杀。好吗，没被日本人活埋了，而自己自动的钻了冰窟窿，成什么话呢！他心中还看得见那个人头，黑黑的头发，一张怪秀气的脸，大概不过三十岁，因为嘴上无须。那张脸与那顶帽子，都像是读书人的。岁数，受过教育，体面，都和他自己差不多呀，他轻颤了一下。算了，算了，他不能再惹蓝东阳；惹翻了东阳，他也会被日本人活埋在城外的。

受了点寒，又受了点惊，到了家他就发起烧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在他害病的时候，菊子已经和东阳结了婚。

五十五

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像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的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的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作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像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的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教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教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儿。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埋伏下侦探，代他侦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时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去开小组会议。今天他调去王与张，明天他调去丁与孙，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

“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捧他。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时机，所以他心虚胆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词。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得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作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心孔。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作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磁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癞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物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签呈，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

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不论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为真，并且望风捕影的把它们扩大，交给日本人。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他自己也贪功买好，而日本人又宁可屈杀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过一个谣言去。这样，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罗嗦，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才力，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喜爱东阳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情报。他的情报，即使在他们细心的研究了以后，证明了毫无根据，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它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像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

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

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

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

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脸与黄牙，使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他三天两头的闹失恋。一失恋，他便作诗。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钱是特效药。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像自杀一类的，念头。久而久之，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也不无乐趣。

因为常常召集伶人们，给日本人唱戏，他也曾顺手儿的追逐过坤伶。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缘；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钱。不错，他会利用他的势力与地位压迫她们，可是她们也并不好欺负，她们所认识的人，有许多比他更有势力，地位也更高；还有认识日本人的呢。他只好暗中诅咒她们，而无可如何。及至想到，虽然在爱情上失败，可是保住了金钱，他的心也就平静起来。

闹来闹去，他听到瑞丰丢了官，也就想起胖菊子来。当初，他就很喜欢菊子，因为她胖，她像个肥猪似的可爱。他的斜眼分辨不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的贪得的心里，只计算斤量；菊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视。

同时，他恨瑞丰。瑞丰打过他一拳。瑞丰没能替他运动上中学的校长。而且，瑞丰居然能作上科长。作科长与否虽然与他不相干，可是他心中总觉得不舒泰。现在，瑞丰丢了官。好，东阳决定抢过他的老婆来。这是报复。报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证明。菊子本身就可爱，再加上报仇的兴奋与快意，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是天作之合，不可错过。

他找了菊子去。坐下，他一声不出，只扯动他的鼻子眼睛，好像是教她看看他像个处长不像。坐了一会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车，他把头伸出来，表示他是坐在汽车里面的。

第二天，他又去了，只告诉她：我是处长，我有房子，我有汽车，大概是教她揣摩揣摩他的价值。

第三天，他告诉她：我还没有太太。

第四天，他没有去，好容些工夫教她咂摸他的“诗”的语言，与戏剧的行动中的滋味。

第五天，一进门他就问：“你想出处长太太的滋味来了吧？”说完，他便拉住她的胖手，好像抓住一大块红烧蹄膀似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报了仇！从她的胖脸上，他看见瑞丰的失败与自己的胜利；他的脸上微微红了一点。

她始终没有说什么，而只把处长太太与汽车印在了心上。她晓得东阳比瑞丰更厉害，她可是毫无惧意。凭她的一身肉，说翻了的时候，一条胖腿便把他压个半死！她怎样不怕瑞丰，便还可以怎样不怕东阳，他们俩都没有大丈夫的力量与气概。

她也预料到这个婚姻也许长远不了。不过，谁管那些个呢。她现在是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假若再散了伙，她还许再高升一级呢。一个妇人，在这个年月，须抓住地位。只要能往高处爬，你就会永远掉不下来。看人家大赤包，那么大的岁数，一脸的雀斑，人家可也挺红呀。她曾经看见过一位极俊美的青年娶了一个五十多岁，面皮都皱皱了的，暗娼。这个老婆婆的绰号是“佛动心”。凭她的绰号，虽然已经满脸皱纹，还一样的嫁给最漂亮的人。以此为例，胖菊子决定要给自己造个像“佛动心”的名誉。有了名，和东阳散了伙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她和东阳结了婚。

在结婚的以前，他们俩曾拉着手逛过几次公园，也狠狠的吵过几回架。吵架的原因是：菊子主张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而东阳以为简简单单的约上三四位日本人，吃些茶点，请日本人在婚书上的介绍人，证婚人项下签字盖章就行了。菊子爱热闹，东阳爱钱。菊子翻了脸，给东阳一个下马威。东阳也不便示弱，毫不退让。吵着吵着，他们想起来祁瑞丰。菊子以为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续办清，因为离婚是件出风头的事。东阳等不及，而且根本没把瑞丰放在眼里。他以为只要有日本人给他证婚，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用不着再多顾虑别的。及至瑞丰拒绝了菊子的请求，东阳提议请瑞丰作介绍人，以便表示出赶尽杀绝。菊子不同意。在她心里，她只求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而并不希望把祁家的人得罪净了。谁知道呢，她想，瑞丰万一再走一步好运，而作了比处长更大的官呢？东阳可以得意忘形，赶尽杀绝。她可必须留个后手儿。好吧，她答应下马上结婚，而拒绝了请瑞丰作介绍人。对于举行结婚典礼，她可是仍然坚持己见。东阳下了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小时，教她答复，如若她必定要浪费金钱，婚事着勿庸议！

她没有答复。到了第二十五小时，东阳来找她：他声明：他收回“着无庸议”的成命，她也要让步一点，好赶快结了婚。婚姻——他琢磨出一句诗来——根本就是妥协。

她点了头。她知道她会在婚后怎样的收拾他。她已经收拾过瑞丰，她自信也必能教东阳脑袋朝下，作她的奴隶。

她们在一家小日本饮食店里，定了六份儿茶点，庆祝他们的百年和好。四个日本人在他们的证书上盖了仿宋体的图章。

事情虽然办得很简单，东阳可是并没忘了扩大宣传。他自己拟好了新闻稿，交到各报馆去，并且嘱告登在显明的地位。

在日本人来到以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北平的。假若发生了，那必是一件奇闻，使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它当作谈话的资料。今天，大家看到了新闻，并没感到怎么奇怪，大家仿佛已经看明白：有日本人在这里，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他们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观念批判什么。

关心这件事的只有瑞丰，冠家，和在东阳手下讨饭吃的人。

瑞丰的病更重了。无论他怎样没心没肺，他也受不住这么大的耻辱与打击。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他须挺起脊骨去报仇雪耻。可是，日本人给东阳证了婚，他只好低下头去，连咒骂都不敢放高了声音。他不敢恨日本人，虽然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只想鬼混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得意，他扬着脸鬼混。失意，他低着头鬼混。现在，他决定低下头去，而且需要一点病痛遮一遮脸。

冠家的人钦佩菊子的大胆与果断。同时也有点伤心——菊子，不是招弟，请了日本人给证婚。而且，东阳并没约请他们去参加结婚典礼，他们也感到有失尊严。但是，他们的伤心只是轻微的一会儿，他们不便因伤心而耽误了“正事”。大赤包与冠晓荷极快的预备了很多的礼物，坐了汽车去到南长街蓝宅贺喜。

已经十点多钟，新夫妇还没有起来。大赤包与侍从丈夫闯进了新房。没有廉耻的人永远不怕讨厌，而且只有讨厌才能作出最无耻的事。

“胖妹子！”大赤包学着天津腔，高声的叫：“胖妹子！可真有你的！还不给我爬起来！”

“哈哈！哈哈！好！好得很！”晓荷眉开眼笑的赞叹。

东阳把头藏起去。菊子露出点脸来，楞眼巴睁的想笑一笑，而找不到笑的地点。“我起！你们外屋坐！”

“怕我干什么？我也是女人！”大赤包不肯出去。

“我虽然是男人，可是东阳和我一样啊！”晓荷又哈哈了一阵。哈哈完了，他可是走了出去。他是有“文化”的中国人。

东阳还不肯起床。菊子慢慢的穿上衣服，下了地。大赤包张罗着给菊子梳头打扮：“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等到东阳起来，客厅里已挤满了人——他的属员都来送礼道喜。东阳不屑于招待他们，晓荷自动的作了招待员。

菊子没和东阳商议，便把大家都请到饭馆去，要了两桌酒席。东阳拒绝参加，而且暗示出他不负给钱的责任。菊子招待完了客人，摘下个金戒指押给饭馆，而后找到新民会去。在那里，她找到了东阳，当着众人高声的说：“给我钱，要不然我会在这里闹一整天，连日本人闹得都办不下公去！”

东阳没了办法，乖乖的给了钱。

没到一个星期，菊子把东阳领款用的图章偷了过来。东阳所有的稿费和薪金，都由她去代领。领到钱，她便马上买了金银首饰，存在娘家去。她不像大赤包那样能搂钱，能挥霍；她是个胖大的扑满，只吞钱，而不往外拿。她算计好：有朝一日，她会和东阳吵散，所以她必须赶快搂下老本儿，使自己经济独立。况且，手中有了积蓄，也还可以作为钓别的男人的饵，假若她真和东阳散了伙。有钱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难看，年纪多大，总会找到丈夫的，她知道。

东阳感觉出来，自己是头朝了下。可是，他并不想放弃她。他好容易抓到一个女人，舍不得马上丢开。再说，假若他撵走菊子，而去另弄个女人，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钱么？还有菊子风言风语的已经暗示给他：要散伙，她必要一大笔钱；嫁给他的时候，她并没索要什么；散伙的时候，她可是不能随便的，空着手儿走出去。他无可如何的认了命。对别人，他一向毒狠，不讲情理。现在，他碰到个吃生米的，在无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觉得怪有点意思。他有了金钱，地位，名望，权势，而作了一个胖妇人的奴隶。把得意变成愁苦，他觉出一些诗意来。亡了国，他反倒得意起来；结了婚，他反倒作了犬马。他是被压迫者，他必须道出他的委屈——他的诗更多了。他反倒感到生活丰富了许多，而且有诗为证。不，他不能和菊子散伙。散了伙，他必感到空虚，寂寞，无聊，或者还落个江郎才尽，连诗也写不出了。

同时，每一想起胖菊子的身体，他就不免有点迷惘。不错，丢了金钱是痛心的；可是女人又有她特具的价值与用处；没有女人也许比没有金钱更不好受。“好吧，”他想清楚之后，告诉自己：“只拿她当作妓女好啦！嫖妓女不也要花钱么？”

慢慢的，他又给自己找出生财之道。他去敲诈老实人们，教他们递包袱。这种金钱的收入，既不要收据，也不用签字盖章，菊子无从知道。而且，为怕菊子翻他的衣袋，他得到这样的钱财便马上用个假名存在银行里去，决不往衣袋里放。

这样，他既有了自己的钱，又不得罪菊子，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

五十六

正是芍药盛开的时节，汪精卫到了上海。瑞宣得到这个消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对牛教授的附逆，他已经难受过好多天。可是，牛教授只是个教授而已。谁能想得到汪精卫也肯卖国求荣呢？他不会，也不肯，再思索。万也想不到的事居然会实现了，他的脑中变成了一块空白。昏昏忽忽的，他只把牙咬得很响。

“你看怎样？”富善先生扯动了好几下脖子，才问出来。老先生同情中国人，可是及至听到汪逆的举止与言论，他也没法子不轻看中国人了。

“谁知道！”瑞宣躲开老先生的眼睛。他没脸再和老人说话。对中国的屡吃败仗，军备的落后，与人民的缺欠组织等等，他已经和富善先生辩论过不止一次。在辩论之中，他并不否认中国人的缺陷，可是他也很骄傲的指出来：只要中国人肯抱定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精神抵抗暴敌，中国就不会灭亡。现在，他没话再讲，这不是吃败仗，与武器欠精良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人，而且是有过革命的光荣与历史的要人，泄了气，承认了自己的软弱，而情愿向敌人屈膝。这不是问题，而是甘心失节。问题有方法解决，失节是无须解决什么，而自己愿作犬马。

“不过，也还要看重庆的态度。”老人看出瑞宣的难堪，而自己打了转身。

瑞宣只嘻嘻了两声，泪开始在眼眶儿里转。

他知道，只要士气壮，民气盛，国家是绝不会被一两个汉奸卖净了的。虽然如此，他可是还极难过。他想不通一个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若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这样，革命只污辱了历史，而志士们的热血不过只培养出几个汉奸而已。

在日本人的广播里，汪精卫是最有眼光，最现实的大政治家。瑞宣不能承认汪逆有眼光，一个想和老虎合作的人根本是胡涂鬼。他也不能承认汪逆最现实，除非现实只指伸手抓地位与金钱而言。他不能明白以汪逆的名望与地位，会和冠晓荷李空山蓝东阳们一样的去想在敌人手下取得金钱与权势。汪逆已经不是人，而且把多少爱国的男女的脸丢净。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汪逆，在瑞宣心里，比敌人还更可恨。

在恨恶汪逆之中，瑞宣也不由的恨恶他自己。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作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么？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要教国际上看穿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谁还肯来援助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得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得到敌机狂炸重庆，鄂北大捷，德意正式缔结同盟，和国联通过援华等等的消息。可是，跟往日不同，那些消息都没给他高度的兴奋；他的眼似乎盯住了汪精卫。汪精卫到了日本，汪精卫回到上海……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他知道，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通缉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他觉得痛快。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楚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他又敢和富善先生谈话，辩论了。

牡丹，芍药都开过了，他仿佛都没有看见。他忽然的看见了石榴花。

在石榴花开放以前，他终日老那么昏昏糊糊的。他没有病，而没有食欲。饭摆在面前，他就扒搂一碗，假若不摆在面前，他也不会催促，索要。有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而还到处去找它。

对家里的一切，他除了到时候把钱交给韵梅，什么也不过问。他好像是在表示，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

瑞丰的病已经被时间给医治好。他以为大哥的迷迷糊糊是因为他的事。大哥是爱体面的人，当然吃不消菊子的没离婚就改嫁。因此，他除了磨烦大嫂，给他买烟打酒之外，他还对大哥特别的客气，时常用：“我自己还不把它放在心里，大哥你就更无须磨不开脸啦！”一类的话安慰老大。

听到这些安慰的话，瑞宣只苦笑一下，心里说：“菊子也是汪精卫！”

除了在菊子也是汪精卫的意义之外，瑞宣并没有感到什么耻辱。他是新的中国人，他一向不过度的重视男女间的结合与分散。何况，他也看得很明白：旧的伦理的观念并阻挡不住暴敌的侵袭，而一旦敌人已经进来，无论你怎样的挣扎，也会有丢了老婆的危险。侵略的可怕就在于它不单伤害了你的身体财产，也打碎了你的灵魂。因此，他没把菊子的改嫁看成怎么稀奇，也没觉得这是祁家特有的耻辱，而以为这是一种对北平人普遍的惩罚，与势有必至的变动。

老人们当然动了心。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许多日子没敢到门口去，连小顺儿和妞子偶尔说走了嘴，提到胖婶，老人的白胡子下面都偷偷的发红。老人找不到话安慰二孙子，也找不到话安慰自己。凭他一生的为人处世，他以为绝不会受这样的恶报。他极愿意再多活几年，现在他可是时常闭上小眼睛装死。只有死去，他才可以忘了这家门的羞耻。

瑞宣一向细心，善于察颜观色。假若不是汪精卫横在他心里，他必会掰开揉碎的安慰老人们。他可是始终没有开口，不是故意的冷淡，而是实在没有心程顾及这点小事。在老人们看呢，他们以为瑞宣必定也动了心，所以用沉默遮掩住难堪。于是，几只老眼老盯着他，深怕他因为这件事而积郁成病。结果，大家都不开口，而心中都觉得难过。有时候，一整天大家相对无言，教那耻辱与难堪荡漾在空中。

日本人，在这时候，开始在天津和英国人捣乱。富善先生的脖子扯动得更厉害了。他开始看出来，日本人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要把西洋人在东方的势力一扫而光。他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但是他没法不关切英国。他知道英国在远东的权势有许多也是用侵略的手段得来的，但是他也不甘心就把那果实拱手让给日本人。在他的心里，他一方面同情中国，一方面又愿意英日仍然能缔结同盟。现在，日本人已毫不客气的开始挑衅，英日同盟恐怕已经没了希望。怎办呢？英国就低下头去，甘受欺侮吗？还是帮着一个贫弱的中国，共同抗日呢？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

他极愿和瑞宣谈一谈。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开口。英国是海上的霸王，他不能表示出惧怕日本的意思来。他也不愿对瑞宣表示出，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因为虽然他喜爱中国人，可是也不便因为个人的喜恶而随便乱说。他并无心作伪，但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以为只有个贫弱而相当太平的中国，才能给他以潇洒恬静的生活。他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谁知道一个富强了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同时，他也不喜欢日本人用武力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不单他自己会失去最可爱的北平，恐怕所有的在中国的英国人与英国势力都要同归于尽。这些话，存在他心中，他感到矛盾与难过；说出来，就更不合体统。战争与暴力使个人的喜恶与国家的利益互相冲突，使个人的心中也变成了个小战场。他相当的诚实，而缺乏大智大勇的人的超越与勇敢。他不敢公然道出他完全同情中国，又不敢公然的说出对日本的恐惧。他只觉得已失去了个人的宁静，而被卷在无可抵御的混乱中。他只能用灰蓝色的眼珠偷偷的看瑞宣，而张不开口。

看出富善先生的不安，瑞宣不由的有点高兴。他绝不是幸灾乐祸，绝不是对富善先生个人有什么蒂芥。他纯粹是为了战争与国家的前途。在以前，他总以为日本人既诡诈，又聪明，必会适可而止的结束了战争。现在，他看出来日本人只有诡诈，而并不聪明。他们还没有征服中国，就又想和英美结仇作对了。这是有利于中国的。英美，特别是英国，即使要袖手旁观，也没法子不露一露颜色，当日本人把脏水泼在它们的头上的时候。有力气的蠢人是会把自己毁灭了的。

他可是只把高兴藏在心里，不便对富善先生说道什么。这样，慢慢的，两个好友之中，好像遮起一张障幕。谁都想说出对友人的同情来，而谁都又觉得很难调动自己的舌头。

瑞宣刚刚这样高兴一点，汪精卫来到了北平。他又皱紧了眉头。他知道汪精卫并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可是他没法因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去掉脸上的羞愧。汪精卫居然敢上北平来，来和北平的汉奸们称兄唤弟，人的不害羞还有个限度没有呢？汪逆是中国人，有一个这样的无限度不害羞的中国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永远的耻辱。

街上挂起五色旗来。瑞宣晓得，悬挂五色旗是北平的日本人与汉奸对汪逆不合作的表示；可是，汪逆并没有因吃了北方汉奸的钉子而碰死啊。不单没有碰死，他还召集了中学与大学的学生们训话。瑞宣想象不到，一个甘心卖国的人还能有什么话说。他也为那群去听讲的青年人难过，他觉得他们是去接受奸污。

连大赤包与蓝东阳都没去见汪精卫。大赤包撇着大红嘴唇在门外高声的说：“哼，他！重庆吃不开了，想来抢我们的饭，什么东西！”蓝东阳是新民会的重要人物，而新民会便是代替“党”的。他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党放下，而任着汪精卫把伪国民党搬运到北平来。

这样，汪逆便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他的以伪中央，伪党，来统辖南京与华北的野心，已经碰回去一半。瑞宣以为汪逆回到南京，又应当碰死在中山陵前，或偷偷的跑到欧美去。可是，他并不去死，也不肯逃走。他安坐在了南京。无耻的人大概是不会动感情的，哪怕只是个马桶呢，自己坐上去总是差足自慰的。

汪逆没得到“统一”，而反促成了分裂。北平的汉奸们，在汪逆回到南方去以后，便拿出全副精神，支持与维持华北的特殊的政权。汪逆的威胁越大，他们便越努力巴结，讨好，华北的日本军阀，而华北的日本军阀又恰好乐意割据一方，唯我独尊。于是，徐州成了南北分界的界限，华北的伪钞过不去徐州，南京的伪币也带不过来。

“这到底是怎回事呢？”连不大关心国事的祁老人都有点难过了。“中央？中央不是在重庆吗？怎么又由汪精卫带到南京去？既然到了南京，咱们这儿怎么又不算中央？”

瑞宣只好苦笑，没法回答祖父的质问。

物价可是又涨了许多。无耻的汪逆只给人们带来不幸。徐州既成了“国”界，南边的物资就都由日本人从海里运走，北方的都由铁路运到关外。这样各不相碍的搬运，南方北方都成了空的，而且以前南北相通的货物都不再互相往来。南方的茶，磁，纸，丝，与大米，全都不再向北方流。华北成了死地。南方的出产被日本人搬空。

这是个风云万变的夏天，北平的报纸上的论调几乎是一天一变。当汪逆初到上海的时候，报纸上一律欢迎他，而且以为只要汪逆肯负起责任，战争不久就可以结束。及至汪逆到了北平，报纸对他又都非常的冷淡，并且透露出小小的讽刺。同时，报纸上一致的反英美，倒仿佛中国的一切祸患都是英美人给带来的，而与日本人无关。日本人是要帮助中国复兴，所以必须打出英美人去。不久，报纸上似乎又忘记了英美，而忽然的用最大的字揭出“反苏”的口号来；日本军队开始袭击苏联边境的守军。

可是，无敌的皇军，在诺蒙坎吃了败仗。这消息，北平人无从知道。他们只看到反共反苏的论调，天天在报纸上用大字登出来。

紧跟着，德国三路进攻波兰，可是苏日反倒成立了诺蒙坎停战协定。紧跟着，德苏发表了联合宣言，互不侵犯。北平的报纸停止了反苏的论调。

这一串的惊人的消息，与忽来忽止的言论，使北平人莫名其妙，不知道世界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可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看出来，假若他们自己莫名其妙，日本人可也够愚蠢的；假若他们自己迷惘惶惑，日本人可也举棋不定，手足无措。同时，他们也看清，不管日本人喊打倒谁，反对谁，反正真正倒霉的还是中国人。

果然，在反英美无效，反苏碰壁之后，日本人开始大举进攻湘北。这已经到了秋天。北平的报纸随着西风落叶沉静下来。他们不能报导日本人怎样在诺蒙坎吃败仗，也不便说那反共最力的德国怎么会和苏联成立了和平协定，更不肯说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进攻长沙。他们没的可说，而只报导一些欧战的消息，在消息之外还作一些小文，说明德国的攻取华沙正用的日本人攻打台儿庄的战术，替日本人遮一遮羞。

瑞宣得到的消息，比别人都更多一些。他兴奋，他愤怒，他乐观，他又失望，他不知怎样才好。一会儿，他觉得英美必定对日本有坚决的表示；可是，英美人只说了一些空话。他失望。在失望之中，他再细细玩味那些空话——它们到底是同情中国与公理的，他又高了兴。而且，英国还借给中国款项啊。一会儿，他极度的兴奋，因为苏日已经开了火。他切盼苏联继续打下去，解决了关东军。可是，苏日停了战。他又低下头去。一会儿，听到欧战的消息，他极快的把二加到二上，以为世界必从此分为两大阵营，而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可是，再一想，以人类的进化之速，以人类的多少世纪的智慧与痛苦的经验，为什么不用心智与同情去协商一切，而必非互相残杀不可呢？他悲观起来。聪明反被聪明误，难道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么？

他想不清楚，不敢判断什么。他只感到自己像浑水中的一条鱼，四面八方全是泥沙。他没法不和富善先生谈一谈心了。可是，富善先生也不是什么哲人，也说不上来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惶惑迷惘，老人近来的脾气也不甚好，张口就要吵架。这样，瑞宣只好把话存储在自己心里，不便因找痛快而反和老友拌嘴。那些话又是那样的复杂混乱，存在心中，仿佛像一团小虫，乱爬乱挤，使他一刻也不能安静。夏天过去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那是夏天。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世界的，苦难，仿佛一总都放在他的背上，他已经顾不得再管天气的阴晴与凉暖了。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感觉，除了脑与心还在活动，四肢百体仿佛全都麻木了。

入了十月，他开始清醒了几天。街上已又搭好彩牌坊，等着往上贴字。他想象得到，那些字必是：庆祝长沙陷落。他不再想世界问题了，长沙陷落是切身之痛。而且，日本人一旦打粤汉路，就会直接运兵到南洋去，而中国整个的被困住。每逢走到彩牌楼附近，他便闭上眼不敢看。他的心揪成了一团。他告诉自己：不要再管世界吧，自己连国难都不能奔赴，解救，还说什么呢？

可是，过了两天，彩牌坊被悄悄的拆掉了。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只在过了好几天才在极不重要的地方，用很小的字印出来：皇军已在长沙完成使命，依预定计划撤出。同时，在另一角落，他看到个小小的消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此外遇有庆祝会及纪念日，学生无须参加游行……

半年来的苦闷全都被这几行小字给赶了走，瑞宣仿佛忽然由恶梦中醒过来。他看见了北平的晴天，黄叶，菊花，与一切色彩和光亮。他的心里不再存着一团小虫。他好像能一低眼就看见自己的心，那里是一片清凉光洁的秋水。只有一句像带着花纹的，晶亮的，小石卵似的话，在那片澄清的秋水中：“我们打胜了！”

把这句话念过不知多少回，他去请了两小时的假。出了办公室，他觉得一切都更明亮了。来到街上，看到人马车辆，他觉得都可爱——中国人不都是亡国奴，也有能打胜仗的。他急忙的去买了一瓶酒，一些花生米和香肠，跑回了家中。日本人老教北平人庆祝各地方的失陷，今天他要庆祝中国人的胜利。

他失去了常态，忘了谨慎，一进街门便喊起来：“我们打胜了！”拐过影壁，他碰到了小顺儿和妞子，急忙把花生米塞在他们的小手中，他们反倒吓楞了一会儿。他们曾经由爸爸手中得到过吃食，而没有看见过这么快活的爸爸。

“喝酒！喝酒！爷爷，老二，都来喝酒啊！”他一边往院里走，一边喊叫。

全家的人都围上了他，问他为什么要喝酒。他楞了一会儿，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似乎又说不出话来了。泪开始在他的眼眶中转，他把二年多的一切都想了起来。他没法子再狂喜，而反觉得应当痛哭一场。把酒瓶交与老二，他忸怩的说了声：“我们在长沙打了大胜仗！”

“长沙？”老祖父想了想，知道长沙确是属于湖南。“离咱们这儿远得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是的，远水解不了近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瑞宣不再想喝酒了；热情而没有行动配备着，不过是冒冒热气而已。

不过，酒已经买来，又不便放弃。况且，能和家里的人吃一杯，使大家的脸上都发起红来，也不算完全没有意义。他勉强的含着笑，和大家坐在一处。

祁老人向来不大能吃酒。今天，看长孙面上有了笑容，他不便固执的拒绝。喝了两口之后，他想起来小三儿，钱先生，孟石，仲石，常二爷，小崔。他老了，怕死。越怕死，他便越爱想已经过去了的人，和消息不明的人——消息不明也就是生死不明。他很想控制自己不多发牢骚，免得招儿孙们讨厌他。但是，酒劲儿催着他说话；而老人的话多数是泪的结晶。

瑞宣已不想狂饮，而只陪一陪祖父。祖父的牢骚并没招起他的厌烦，因为祖父说的是真话；日本人在这二年多已经把多少多少北平人弄得家破人亡。

老二见了酒，忘了性命。他既要在祖父与哥哥面前逞能，又要乘机会发泄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他一口一杯，而后把花生米嚼得很响。“酒很不坏，大哥！”他的小瘦干脸上发了光，倒好像他不是夸赞哥哥会买酒，而是表明自己的舌头高明。不久，他的白眼珠横上了几条鲜红的血丝，他开始念叨菊子，而且声明他须赶快再娶一房。“好家伙，老打光棍儿可受不了！”他毫不害羞的说。

祁老人赞同老二的意见。小三儿既然消息不明，老大又只有一儿一女，老二理应续娶，好多生几个胖娃娃，扩大了四世同堂的声势。老人深恨胖菊子的给祁家丢人，同时，在无可如何之中去找安慰，他觉得菊子走了也好——她也许因为品行不端而永远不会生孩子的。老人只要想到四世同堂，便忘了考虑别的。他忘了老二的没出息，忘了日本人占据着北平，忘了家中经济的困难，而好像墙阴里的一根小草似的，不管环境如何，也要努力吐个穗儿，结几个子粒。在这种时候，他看老二不是个没出息的人，而是个劳苦功高的，会生娃娃的好小子。在这一意义之下，瑞丰在老人眼中差不多是神圣的。

“唉！唉！”老人点头咂嘴的说；“应该的！应该的！可是，这一次，你可别自己去瞎碰了！听我的，我有眼睛，我去给你找！找个会操持家务的，会生儿养女的，好姑娘；像你大嫂那么好的好姑娘！”

瑞宣不由的为那个好姑娘痛心，可是没开口说什么。

老二不十分同意祖父的意见，可是又明知道自己现在赤手空拳，没有恋爱的资本，只好点头答应。他现实，知道白得个女人总比打光棍儿强。再说，即使他不喜爱那个女人，至少他还会爱她所生的胖娃娃，假若她肯生娃娃的话。还有，即使她不大可爱，等到他自己又有了差事，发了财的时节，再弄个小太太也还不算难事。他答应了服从祖父，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他是把古今中外所有的道理与方便都能一手抓住，而随机应变对付一切的天才。

喝完了酒，瑞宣反倒觉得非常的空虚，无聊。在灯下，他也要学一学祖父与老二的方法，抓住现实，而忘了远处的理想与苦痛。他勉强的和两个孩子说笑，告诉他们长沙打了胜仗。

小孩们很愿意听日本人吃了败仗。兴奋打开了小顺儿的想象：

“爸！你，二叔，小顺儿，都去打日本人好不好？我不怕，我会打仗！”

瑞宣又楞起来。

五十七

瑞宣的欢喜几乎是刚刚来到便又消失了。为抵抗汪精卫，北平的汉奸们死不要脸的向日本军阀献媚，好巩固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呢，因为在长沙吃了败仗，也特别愿意牢牢的占据住华北。北平人又遭了殃。“强化治安”，“反共剿匪”，等等口号都被提了出来。西山的炮声又时常的把城内震得连玻璃窗都哗啦哗啦的响。城内，每条胡同都设了正副里长，协助着军警维持治安。全北平的人都须重新去领居住证。在城门，市场，大街上，和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遭到检查，忘带居住证的便被送到狱里去。中学，大学，一律施行大检举，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许多教员与学生被捕。被捕去的青年，有被指为共产党的，有被指为国民党的，都随便的杀掉，或判长期的拘禁。有些青年，竟自被指为汪精卫派来的，也受到苦刑或杀戮。同时，新民会成了政治训练班，给那些功课坏，心里胡涂，而想升官发财的青年辟开一条捷径。他们去受训，而后被派在各机关去作事。假若他们得到日本人的喜爱，他们可以被派到伪满，朝鲜，或日本去留学。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学生课外的读物只是淫荡的小说与剧本。

新民会成立了剧团，专上演日本人选好的剧本。电影院不准再演西洋片子，日本的和国产的《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影片都天天“献映”。

旧剧特别的发达，日本人和大汉奸们都愿玩弄女伶，所以隔不了三天就捧出个新的角色来。市民与学生们因为无聊，也争着去看戏，有的希望看到些忠义的故事，涤除自己一点郁闷，有的却为去看淫戏与海派戏的机关布景。淫戏，像《杀子报》，《纺棉花》，《打樱桃》等等都开了禁。机关布景也成为号召观众的法宝。战争毁灭了艺术。

从思想，从行动，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从暴刑与杀戮，日本没打下长沙，而把北平人收拾得像避猫鼠。北平像死一般的安静，在这死尸的上面却插了一些五光十色的纸花，看起来也颇鲜艳。

瑞宣不去看戏，也停止了看电影，但是他还看得见报纸上戏剧与电影的广告。那些广告使他难过。他没法拦阻人们去娱乐，但是他也想象得到那去娱乐的人们得到的是什么。精神上受到麻醉的，他知道，是会对着死亡还吃吃的笑的。

他是喜欢逛书摊的。现在，连书摊他也不敢去看了。老书对他毫无用处。不单没有用处，他以为自己许多的观念与行动还全都多少受了老书的恶影响，使他遇到事不敢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而老那么因循徘徊，像老书那样的字不十分黑，纸不完全白。可是，对于新书，他又不敢翻动。新书不是色情的小说剧本，便是日本人的宣传品。他不能甘心接受那些毒物。他极盼能得到一些英文书，可是读英文便是罪状；他已经因为认识英文而下过狱。对于他，精神的食粮已经断绝。他可以下决心不接受日本人的宣传品，却没法子使自己不因缺乏精神食粮而仍感到充实。他是喜爱读书的人。读书，对于他，并不简单的只是消遣，而是一种心灵的运动与培养。他永远不抱着书是书，他是他的态度去接近书籍，而是想把书籍变成一种汁液，吸收到他身上去，荣养自己。他不求显达，不求富贵，书并不是他的干禄的工具。他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他才会更明白，更开扩，更多一些精神上的生活。他极怕因为没有书读，而使自己“贫血”。他看见过许多三十多岁，精明有为的人，因为放弃了书本，而慢慢的变得庸俗不堪。然后，他们的年龄加增，而只长多了肉，肚皮支起多高，脖子后边起了肉枕。他们也许万事亨通的作了官，发了财，但是变成了行尸走肉。瑞宣自己也正在三十多岁。这是生命过程中最紧要的关头。假若他和书籍绝了缘，即使他不会走入官场，或去作买办，他或者也免不了变成个抱孩子，骂老婆，喝两盅酒就琐碎唠叨的人。他怕他会变成老二。

可是，日本人所需要的中国人正是行尸走肉。

瑞宣已经听到许多消息——日本人在强化治安，控制思想，“专卖”图书，派任里长等设施的后面，还有个更毒狠的阴谋：他们要把北方人从各方面管治得伏伏帖帖，而后从口中夺去食粮，身上剥去衣服，以饥寒活活挣死大家。北平在不久就要计口授粮，就要按月献铜献铁，以至于献泡过的茶叶。

瑞宣打了哆嗦。精神食粮已经断绝，肉体的食粮，哼，也会照样的断绝。以后的生活，将是只顾一日三餐，对付着活下去。他将变成行尸走肉，而且是面黄肌瘦的行尸走肉！

他所盼望的假若常常的落空，他所忧虑的可是十之八九能成为事实。小羊圈自成为一里，已派出正副里长。

小羊圈的人们还不知道里长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以为里长必是全胡同的领袖，协同着巡警办些有关公益的事。所以，众望所归，他们都以李四爷为最合适的人。他们都向白巡长推荐他。

李四爷自己可并不热心担任里长的职务。由他的二年多的所见所闻，他已深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他不愿给日本人办事。

可是，还没等李四爷表示出谦让，冠晓荷已经告诉了白巡长，里长必须由他充任。他已等了二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他不能再把作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况且，事在人为，谁准知道作里长就没有任何油水呢？

这本是一桩小事，只须他和白巡长说一声就够了。可是，冠晓荷又去托了一号的日本人，替他关照一下。惯于行贿托情，不多说几句好话，他心里不会舒服。

白巡长讨厌冠晓荷，但是没法子不买这点帐。他只好请李四爷受点屈，作副里长。李老人根本无意和冠晓荷竞争，所以连副里长也不愿就。可是白巡长与邻居们的“劝进”，使他无可如何。白巡长说得好：“四大爷，你非帮这个忙不可！谁都知道姓冠的是吃里爬外的混球儿，要是再没你这个公正人在旁边看一眼，他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得啦，看在我，和一群老邻居的面上，你老人家多受点累吧！”

好人禁不住几句好话，老人的脸皮薄，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好吧，干干瞧吧！冠晓荷要是胡来，我再不干就是了。”

“有你我夹着他，他也不敢太离格儿了！”白巡长明知冠晓荷不好惹，而不得不这么说。

老人答应了以后，可并不热心去看冠晓荷。在平日，老人为了职业的关系，不能不听晓荷的支使。现在，他以为正副里长根本没有多大分别，他不能先找晓荷去递手本。

冠晓荷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来。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印好了名片，他切盼副里长来朝见他，以便发号施令。李老人可是始终没露面。他赶快的去作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公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了门外。他以为李四爷一看见这面牌子必会赶紧来叩门拜见的。李老人还是没有来。他找了白巡长去。

白巡长准知道，只要冠晓荷作了里长，就会凭空给他多添许多麻烦。可是，他还须摆出笑容来欢迎新里长；新里长的背后有日本人啊。

“我来告诉你，李四那个老头子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来见我呢？我是‘正’里长，难道我还得先去拜访他不成吗？那成何体统呢！”

白巡长沉着了气，话软而气儿硬的说：“真的，他怎么不去见里长呢？不过，既是老邻居，他又有了年纪，你去看看他大概也不算什么丢脸的事。”

“我先去看他？”晓荷惊异的问。“那成什么话呢？告诉你，就是正里长，只能坐在家里出主意，办公；跑腿走路是副里长的事。我去找他，新新！”

“好在现在也还无事可办。”白巡长又冷冷的给了他一句。

晓荷无可奈何的走了出来。他向来看不起白巡长，可是今天白巡长的话相当的硬，所以他不便发威。只要白巡长敢说硬话，他以为，背后就必有靠山。他永远不干硬碰硬的事。

白巡长可是没有说对，里长并非无公可办。冠晓荷刚刚走，巡长便接到电话，教里长马上切实办理，每家每月须献二斤铁。听完电话，白巡长半天都没说上话来。别的他不知道，他可是准知道铜铁是为造枪炮用的。日本人拿去北平人的铁，还不是去造成枪炮再多杀中国人？假若他还算个中国人，他就不能去执行这个命令。

可是，他是亡了国的中国人。挣人钱财，与人消灾。他不敢违抗命令，他挣的是日本人的钱。

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他的脊背似的，他一步懒似一步的，走来找李四爷。

“噢！敢情里长是干这些招骂的事情啊？”老人说：“我不能干！”

“那可怎办呢？四大爷！”白巡长的脑门上出了汗。“你老人家要是不出头，邻居们准保不往外交铁，咱们交不上铁，我得丢了差事，邻居们都得下狱，这是玩的吗？”

“教冠晓荷去呀！”老人绝没有为难白巡长的意思，可是事出无奈的给了朋友一个难题。

“无论怎样，无论怎样，”白巡长的能说惯道的嘴已有点不利落了，“你老人家也得帮这个忙！我明知道这是混账事，可是，可是……”

看白巡长真着了急，老人又不好意思了，连连的说：“要命！要命！”然后，他叹了口气：“走！找冠晓荷去！”

到了冠家，李老人决定不便分外的客气。一见冠晓荷要摆架子，他就交待明白：“冠先生，今天我可是为大家的事来找你，咱们谁也别摆架子！平日，你出钱，我伺候你，没别的话可说。今天，咱们都是替大家办事，你不高贵，我也不低搭。是这样呢，我愿意帮忙；不这样，我也有个小脾气，不管这些闲事！”

交待完了，老人坐在了沙发上；沙发很软，他又不肯靠住后背，所以晃晃悠悠的反觉得不舒服。

白巡长怕把事弄僵，赶快的说：“当然！当然！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大家一定和和气气的办好了这件事。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谁还能小瞧谁？冠先生根本也不是那种人！”

晓荷见李四爷来势不善，又听见巡长的卖面子的话，连连的眨巴眼皮。然后，他不卑不亢的说：“白巡长，李四爷，我并没意思作这个破里长。不过呢，胡同里住着日本朋友，我怕别人办事为难，所以我才肯出头露面。再说呢，我这儿茶水方便，桌儿凳儿的也还看得过去，将来哪怕是日本官长来看看咱们这一里，咱们的办公处总不算太寒伧。我纯粹是为了全胡同的邻居，丝毫没有别的意思！李四爷你的顾虑很对，很对！在社会上作事，理应打开鼻子说亮话。我自己也还要交待几句呢：我呢，不怕二位多心，识几个字，有点脑子，愿意给大家拿个主意什么的。至于跑跑腿呀，上趟街呀，恐怕还得多劳李四爷的驾。咱们各抱一角，用其所长，准保万事亨通！二位想是也不是？”

白巡长不等老人开口，把话接了过去：“好的很！总而言之，能者多劳，你两位多操神受累就是了！冠先生，我刚接到上边的命令，请两位赶紧办，每家每月要献二斤铁。”

“铁？”晓荷好像没听清楚。

“铁！”白巡长只重说了这一个字。

“干什么呢？”晓荷眨巴着眼问。

“造枪炮用！”李四爷简截的回答。

晓荷知道自己露了丑，赶紧加快的眨眼。他的确没有想起铁是造枪炮用的，因为他永远不关心那些问题。听到李老人的和铁一样硬的回答，他本想说：造枪炮就造吧，反正打不死我就没关系。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出口，他只好给日本人减轻点罪过，以答知己：

“也不一定造枪炮，不一定！作铲子，锅，水壶，不也得用铁么？”

白巡长很怕李老人又顶上来，赶快的说：“管它造什么呢，反正咱们得交差！”

“就是！就是！”晓荷连连点头，觉得白巡长深识大体。“那么，四爷你就跑一趟吧，告诉大家先交二斤，下月再交二斤。”

李四爷瞪了晓荷一眼，气得没说出话来。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白巡长笑得怪不好看的说：“第一，咱们不能冒而咕咚去跟大家要铁。你们二位大概得挨家去说一声，教大家伙儿都有个准备，也顺手儿教他们知道咱们办事是出于不得已，并非瞪着眼帮助日本人。”

“这话对！对的很！咱们大家是好邻居，日本人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晓荷嚼言咂字的说。

李四爷晃摇了一下。

“四爷，把脊梁靠住，舒服一点！”晓荷很体贴的说。

“第二，铁的成色不一样，咱们要不要个一定的标准呢？”白巡长问。

“当然要个标准！马口铁恐怕就……”

“造不了枪炮！”李四爷给晓荷补足了那句话。

“是，马口铁不算！”白巡长心中万分难过，而不得不说下去。他当惯了差，他知道怎样压制自己的感情。他须把歹事当作好事作，还要作得周到细腻，好维持住自己的饭碗。“生铁熟铁分不分呢？”

晓荷半闭上了眼，用心的思索。他觉得自己很有脑子，虽然他的脑子只是一块软白的豆腐。他不分是非，不辨黑白，而只人模狗样的作出一些姿态来。想了半天，他想出句巧妙的话来：“你看分不分呢？白巡长！”

“不分了吧？四大爷！”白巡长问李老人。

老人只“哼”了一声。

“我看也不必分得太清楚了！”晓荷随着别人想出来主意。“事情总是笼统一点好！还有什么呢？”

“还有！若是有的人交不出铁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折合现钱呢？”

素来最慈祥和蔼的李老人忽然变成又倔又硬：“这件事我办不了！要铁已经不像话，还折钱？金钱一过手，无弊也是有弊。我活了七十岁了，不能教老街旧邻在背后用手指头戳打我！折钱？谁给定价儿？要多了，大家纷纷议论；要少了，我赔垫不起！干脆，你们二位商议，我不陪了！”老人说完就立了起来。

白巡长不能放走李四爷，一劲儿的央告：“四大爷！四大爷！没有你，简直什么也办不通！你说一句，大家必点头，别人说破了嘴也没有用！”

晓荷也帮着拦阻李老人。听到了钱，他那块像豆腐的脑子马上转动起来。这是个不可放过的机会。是的，定价要高，一转手，就是一笔收入。他不能放走李四爷，教李四爷去收钱，而后由他自己去交差；骂归老人，钱入他自己的口袋。他急忙拦住李四爷。看老人又落了座，他聚精会神的说：

“大概谁家也不见得就有二斤铁，折钱，我看是必要的，必要的！这么办，我自己先献二斤铁，再献二斤铁的钱，给大家作个榜样，还不好吗？”

“算多少钱一斤呢？”白巡长问。

“就算两块钱一斤吧。”

“可是，大家要都按两块钱一斤折献现钱，咱们到哪儿去买那么多的铁呢？况且，咱们一收钱，它准保涨价，说不定马上就涨到三块，谁负责赔垫上亏空呢？”白巡长说完，直不住的搓手。

“那就干脆要三元一斤！”晓荷心中热了一下。

“三块一斤？”李四爷没有好气儿的说：“就是两块一斤，有多少人交得起呢？想想看，就按两块钱一斤说，凭空每家每月就得拿出四块钱来，且先不用说三块一斤了。一个拉车的一月能拉多少钱呢？白巡长，你知道，一个巡警一月挣几张票子呢？一要就是四块，六块，不是要大家的命吗？”

白巡长皱上了眉。他知道，他已经是巡长，每月才拿四十块伪钞，献四元便去了十分之一！

冠晓荷可没感到问题的严重，所以觉得李四爷是故意捣乱。“照你这么说，又该怎办呢？”他冷冷的问。

“怎么办？”李四爷冷笑了一下。“大家全联合起来，告诉日本人，铁没有，钱没有，要命有命！”

冠晓荷吓得跳了起来。“四爷！四爷！”他央告着：“别在我这儿说这些话，成不成？你是不是想造反？”

白巡长也有点发慌。“四大爷！你的话说得不错，可是那作不到啊！你老人家比我的年纪大，总该知道咱们北平人永远不会造反！还是心平气和的想办法吧！”

李四爷的确晓得北平人不会造反，可是也真不甘心去向大家要铁。他慢慢的立起来：“我没办法，我看我还是少管闲事的好！”

白巡长还是不肯放老人走，可是老人极坚决：“甭拦我了，巡长！我愿意干的事，用不着人家说劝；我不愿干的事，说劝也没有用！”老人慢慢的走出去。

晓荷没有再拦阻李四爷，因为第一他不愿有个嚷造反的人坐在他的屋中，第二他以为老头子不爱管事，也许他更能得手一些，顺便的弄两个零钱花花。

白巡长可是真着了急。急，可是并没使他心乱。他也赶紧告辞，不愿多和晓荷谈论。他准备着晚半天再去找李四爷；非到李四爷点了头，他决不教冠晓荷出头露面。

新民会在遍街上贴标语：“有钱出钱，没钱出铁！”这很巧妙：他们不提献铁，而说献金；没有钱，才以铁代。这样，他们便无须解释要铁去干什么了。

同时，钱默吟先生的小传单也在晚间进到大家的街门里：“反抗献铁！敌人用我们的铁，造更多的枪炮，好再多杀我们自己的人！”

白巡长看到了这两种宣传。他本想在晚间再找李四爷去，可是决定了明天再说。他须等等看，看那反抗献钱的宣传有什么效果。为他自己的饭碗打算，他切盼这宣传得不到任何反应，好平平安安的交了差。但是，他的心中到底还有一点热气，所以他也盼望那宣传发生些效果，教北平因反抗献铁而大乱起来。是的，地方一乱，他首先要受到影响，说不定马上就砸了饭锅；可是，谁管得了那么多呢；北平人若真敢变乱起来，也许大家都能抬一抬头。

他又等了一整天，没有，没有人敢反抗。他只把上边的电话等了来：“催里长们快办哪！上边要的紧！”听完，他叹息着对自己说：北平人就是北平人！

他强打精神，又去找冠里长。

大赤包在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她一眼便看见了门口的楠木色的牌子，顺手儿摘下来，摔在地上。

“晓荷！”她进到屋中，顾不得摘去带有野鸡毛的帽子，就大声的喊：“晓荷！”

晓荷正在南屋里，听到喊叫，心里马上跳得很快，不知道所长又发了什么脾气。整了一下衣襟，把笑容合适的摆在脸上，他轻快的跑过来。“喝，回来啦？家里都好？”

“我问你，门口的牌子是怎回事？”

“那，”晓荷噗哧的一笑，“我当了里长啊！”

“嗯！你就那么下贱，连个里长都稀罕的了不得？去，到门口把牌子拣来，劈了烧火！好吗，我是所长，你倒弄个里长来丢我的人，你昏了心啦吧？没事儿，弄一群臭巡警，和不三不四的人到这儿来乱吵嚷，我受得了受不了？你作事就不想一想啊？你的脑子难道是一团儿棉花？五十岁的人啦，白活！”大赤包把帽子摘下来，看着野鸡毛轻轻的颤动。

“报告所长，”晓荷沉住了气，不卑不亢的说：“里长实在不怎么体面，我也晓得。不过，其中也许有点来头，所以我……”

“什么来头？”大赤包的语调降低了一些。

“譬如说，大家要献铁，而家中没有现成的铁，将如之何呢？”晓荷故意的等了一会儿，看太太怎样回答。大赤包没有回答，他讲了下去：“那就只好折合现钱吧。那么，实价比如说是两块钱一斤，我硬作价三块。好，让我数数看，咱们这一里至少有二十多户，每月每户多拿两块，一月就是五十来块，一个小学教员，一星期要上三十个钟头的课，也不过才挣五十块呀！再说，今天要献铁，明天焉知不献铜，锡，铅呢？有一献，我来它五十块，有五献，我就弄二百五十块。一个中学教员不是每月才挣一百二十块吗？想想看！况且，”

“别说啦！别说啦！”大赤包截住了丈夫的话，她的脸上可有了笑容。“你简直是块活宝！”

晓荷非常的得意，因为被太太称为活宝是好不容易的。他可是没有把得意形诸于色。他要沉着稳健，表示出活宝是和圣贤豪杰一样有涵养的。他慢慢的走了出去。

“干吗去？”

“我，把那块牌子再挂上！”

晓荷刚刚把牌子挂好，白巡长来到。

有大赤包在屋里，白巡长有点坐立不安了。当了多年的警察，他自信能对付一切的人——可只算男人，他老有些怕女人，特别是泼辣的女人。他是北平人，他知道尊敬妇女。因此，他会把一个男醉鬼连说带吓唬的放在床上去睡觉，也会把一个疯汉不费什么事的送回家去，可是，遇上一个张口就骂，伸手就打的女人，他就感到了困难；他既不好意思耍硬的，又不好意思耍嘴皮子，他只好甘拜下风。

他晓得大赤包不好惹，而大赤包又是个妇人。一看见她，他就有点手足无措。三言两语的，他把来意说明。果然，大赤包马上把话接了过去：

“这点事没什么难办呀！跟大家去要，有敢不交的带了走，下监！干脆嘹亮！”

白巡长十分不喜欢听这种话，可是没敢反驳；好男不跟女斗，他的威风不便对个妇人拿出来。他提起李四爷。大赤包又发了话：

“叫他来！跑腿是他的事！他敢不来，我会把他们老两口子都交给日本人！白巡长，我告诉你，办事不能太心慈面善了。反正咱们办的事，后面都有日本人兜着，还怕什么呢！”大赤包稍稍停顿了一下，而后气派极大的叫：“来呀！”

男仆恭敬的走进来。

“去叫李四爷！告诉他，今天他不来，明天我请他下狱！听明白没有？去！”

李四爷一辈子没有低过头，今天却低着头走进了冠家。钱先生，祁瑞宣，他知道，都入过狱。小崔被砍了头。他晓得日本人厉害，也晓得大赤包确是善于狐假虎威，欺压良善。他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几十年，他知道好汉不要吃眼前亏。他的刚强，正直，急公好义，到今天，已经都没了用。他须低头去见一个臭妇人，好留着老命死在家里，而不在狱里挺了尸。他愤怒，但是无可如何。

一转念头，他又把头稍稍抬高了一点。有他，他想，也许多少能帮助大家一些，不致完全抿耳受死的听大赤包摆布。

没费话，他答应了去敛铁。可是，他坚决的不同意折合现钱的办法。“大家拿不出铁来，他们自己去买；买贵买贱，都与咱们不相干。这样，钱不由咱们过手，就落不了闲话！”

“要是那样，我就辞职不干了！大家自己去买，何年何月才买得来呢？耽误了期限，我吃不消！”晓荷半恼的说。

白巡长为了难。

李四爷坚决不让步。

大赤包倒拐了弯儿：“好，李四爷你去办吧。办不好，咱们再另想主意。”在一转眼珠之间，她已想好了主意：赶快去大量的收买废铁烂铜，而后提高了价钱，等大家来买。

可是，她得到消息较迟。高亦陀，蓝东阳们早已下了手，收买了碎铜烂铁。

李四爷相当得意的由冠家走出来，他觉得他是战胜了大赤包与冠晓荷。他通知了全胡同的人，明天他来收铁。大家一见李老人出头，心中都感到舒服。虽然献铁不是什么好事，可是有李老人出来办理，大家仿佛就忘了它本身的不合理。钱先生的小传单所发生的效果只是教大家微微难过了一会儿而已。北平人是不会造反的。

祁老人和韵梅把家中所有的破铁器都翻拾出来。每一件都没有用处，可是每一件都好像又有点用处；即使有一两件真的毫无用处，他们也从感情上找到不应随便弃舍了的原因。他们选择，比较，而决定不了什么。因为没有决议，他们就谈起来用铁去造枪炮的狠毒与可恶。可是，谈过之后，他们并没有因愤恨而想反抗。相对叹了口气，他们选定了一个破铁锅作为牺牲品。他们不单可惜这件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器皿，而且可怜它，它是将要被改造为炮弹的。至于它变成了炮弹，把谁的脑袋打掉，他们就没敢再深思多虑，而只由祁老人说了句：“连铁锅都别生在咱们这个年月呀！”作为结论。

全胡同里的每一家都因了此事发生一点小小的波动。北平人仿佛又有了生气。这点生气并没表现在愤怒与反抗上，而只表现了大家的无可奈何。大致的说，大家一上手总是因自家献铁，好教敌人多造些枪炮，来屠杀自家的人，而表示愤怒。过了一会儿，他们便忘了愤怒，而顾虑不交铁的危险。于是，他们，也像祁老人似的，从家中每个角落，去搜拣那可以使他们免受惩罚的宝物。在搜索的时节，他们得到一些想不到的小小的幽默与惨笑，就好像在立冬以后，偶然在苇子梗里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小虫子似的。有的人明明记得在某个角落还有件铁东西，及至因找不到而刚要发怒，才想起恰恰被自己已经换了梨膏糖吃。有的人找到了一把破菜刀，和现在手下用的那把一比，才知道那把弃刀的钢口更好一些，而把它又官复原职。这些小故典使他们忘了愤怒，而啼笑皆非的去设法找铁；他们开始承认了这是必须作的事，正如同日本人命令他们领居住证，或见了日本军人须深深鞠躬，一样的理当遵照办理。

在七号的杂院里，几乎没有一家能一下子就凑出二斤铁来的。在他们的屋子里，几乎找不到一件暂时保留的东西——有用的都用着呢，没用的早已卖掉。收买碎铜烂铁的贩子，每天要在他们门外特别多吆喝几声。他们连炕洞搜索过了，也凑不上二斤铁。他们必须去买。他们晓得李四爷的公正无私，不肯经手收钱。可是，及至一打听，铁价已在两天之内每斤多涨了一块钱，他们的心都发了凉。

同时，他们由正里长那里听到，正里长本意教大家可以按照两块五一斤献钱，而副里长李四爷不同意。李四爷害了他们。一会儿的工夫，李四爷由众望所归变成了众怒所归的人。他们不去考虑冠晓荷是否有意挑拨是非，也不再想李老人过去对他们的好处，而只觉得用三块钱去换一斤铁——也许还买不到——纯粹是李四爷一个人造的孽！他们对日本人的一点愤怒，改了河道，全向李四爷冲荡过来。有人公然的在槐树下面咒骂老人了。

听到了闲言闲语与咒骂，老人没敢出来声辩。他知道自己的确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他闹不过日本人，也就闹不过冠晓荷与大赤包，而且连平日的好友也向他翻了脸。坐在屋中，他只盼望出来一两位替他争理说话的人，一来是别人的话比自己的话更有力，二来是有人出来替他争气，总算他过去的急公好义都没白费，到底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点根儿。

他算计着，孙七必定站在他这边。不错，孙七确是死恨日本人与冠家。可是孙七胆子不大，不敢惹七号的人。他盼望程长顺会给他争气，而长顺近来忙于办自己的事，没工夫多管别人的闲篇儿。小文为人也不错，但是他依旧揣着手不多说多道。

盼来盼去，他把祁老人盼了来。祁老人拿着破铁锅，进门就说：“四爷，省得你跑一趟，我自己送来了。”

李四爷见到祁老人，像见了亲弟兄，把前前后后，始末根由，一口气都说了出来。

听完李四爷的话，祁老人沉默了半天才说：“四爷，年月改了，人心也改了！别伤心吧，你我的四只老眼睛看着他们的，看谁走的长远！”

李四爷感慨着连连的点头。

“大风大浪我们都经过，什么苦处我们都受过，我们还怕这点闲言闲语？”祁老人一方面安慰着老朋友，一方面也表示出他们二老的经验与身分。然后，两个老人把多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由记忆中翻拾出来，整整的谈了一个半钟头。

四大妈由两位老人在谈话中才听到献铁，与由献铁而来的一些纠纷。她是直筒子脾气。假如平日对邻居的求援，她是有求必应，现在听到他们对“老东西”的攻击，她也马上想去声讨。她立刻要到七号去责骂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她什么也不怕，只怕把“理”委屈在心里。

两位老人说好说歹的拦住了她。她只在给他们弄茶水的当儿，在院中高声骂了几句，像军队往远处放炮示威那样；烧好了水，她便进到屋中，参加他们的谈话。

这时候，七号的，还有别的院子的人，都到冠家去献金，一来是为给李四爷一点难堪，二来是冠家只按两块五一斤收价。

冠晓荷并没有赔钱，虽然外边的铁价已很快的由三块涨到三块四。大赤包按着高亦陀的脖子，强买——仍按两块钱一斤算——过来他所囤积的一部分铁来。

“得！赚得不多，可总算开了个小小利市！”冠晓荷相当得意的说。

五十八

招弟才只学会了两出戏，一出《汾河湾》，一出《鸿鸾禧》。她相当的聪明，但是心像一条小死鱼似的，有一阵风儿便顺流而下，跑出好远。她不肯死下功夫学习一样事。

她的总目的是享受。享受恰好是没有边际的：吃是享受，喝也是享受；恋爱是享受，唱几句戏，得点虚荣，也是享受。她要全享受一下。别人去溜冰，她没有去，她便觉得委屈了自己，而落几个小眼泪。可是，她又不能参加一切的热闹，她第一没有分身术，第二还没征服了时间，能教时间老等着她。于是，她只能尽可能的把自己分配在时间里，像钟表上的秒针似的一天到晚不闲着。

这样，她可又招来许多小小的烦恼。她去溜冰，便耽误了学戏。而且，若是在冰场上受了一点寒，嗓子就立刻发哑，无论胡琴怎么低，她也够不上调，急得遍体生津。同样的，假若三个男朋友一个约她看电影，一个约她看戏，一个约她逛公园吃饭，她就不能同时分身到三处去，而一定感到困难。若是辞谢两个吧，便得罪了两个朋友。若是只看半场电影，然后再看一出戏，最后去吃饭吧，便又须费许多唇舌，扯许多的谎，而且还许把三个朋友都得罪了。况且，这么匆匆的跑来跑去也太劳苦。爱的享受往往是要完全占有，而不是东扑一下，西扑一下呀。它有时候是要在僻静的地方，闭着眼欣赏，而不是锣鼓喧天的事呀。她有时候几乎想到断绝了看电影，听戏，逛公园，吃饭馆，而只专爱一个男友，把恋爱真作成个样子，不要那么摆成一座爱的八阵图。可是，她又舍不得那些热闹。那些热闹到底给她一些刺激。假若她被圈在西山碧云寺，没有电影，戏剧，锣鼓，叫嚣，尽管身边有个极可爱的爱人，恐怕她也会发疯的，她想。过多的享受会使享受变成刺激，而刺激是越来越粗暴的。以听戏说，她慢慢的能欣赏了小生，因为小生的尖嗓比青衣的更直硬一些，更刺耳一些。她也爱听了武戏，而且不是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那一种，她喜欢了《红门寺》，《铁公鸡》，《青石洞》一类的，毫无情节，而专表现武工的戏。锣鼓越响，她才感到一点愉快；遇到《彩楼配》与《祭塔》什么的唱工戏，她会打起瞌睡来。连电影也是如此，她爱看那些无情无理的，乱打乱闹的片子。只有乱打乱闹，才能给她一点印象，她需要强烈的刺激。

对于男朋友们，她也往往感到厌烦。他们总不约而同的耍那套不疼不痒的小把戏。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李空山。因为厌烦他们，她时时的想念李空山。李空山不会温柔体贴，可是给了她一些刺激。她可也不敢由他们之中，选择出一个，制造成个李空山。她须享受，可也得留神；一有了娃娃便万事皆休。再说，专爱一个男人，别的男人就一定不再送给她礼物，这也是损失。她只好昏昏糊糊的鬼混，她得到了一切，又似乎没得到一切，连她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怎回事。在迷迷糊糊之中，有时候很偶然的她看出来，她是理应如此，因为她是负着什么一种使命，一种从日本人占据了北平后所得来的使命。她自己愿意这样，朋友们愿意她这样，她的父母也愿意她这样；这不是使命还是什么呢？

在她的一些男友之中，较比的倒是新交的几个伶人还使她满意。他们的身体强，行动轻佻，言语粗俗。和他们在一处，她几乎可以忘了她是个女人，而谁也不脸红的把村话说出来。她觉得这颇健康。

男人捧女伶，女人捧男伶，已经成为风气，本来不足为奇。不过，她的朋友们往往指摘她不该结交男伶。这又给她不少的苦痛。凡是别人可以作的，她也都可以作，她是负有“使命”的人，不能甘居人后的落伍。她为什么不可以与男伶为友呢？同时，她又不敢公然的和朋友们开火，绝对不接受他们的批评。她是有“使命”的人，她须到处受人欢迎，好把自己老摆在社会的最前面。她不能随便得罪人，以至招出个倒彩来。

她忙碌，迷糊，劳累；又须算计，又不便多算计；既须大胆，又该留神；感到茫然，又似乎不完全茫然；有了刺激，又仍然空虚。她不知道怎样才好，又觉得怎样都好。她瘦了。在不搽粉的时候，她的脸上显着黄暗，眼睛四围有个黑圈儿。她有时候想休息休息，而又不能休息，事情逼着她去活动。她不知道自己有病没有，而只感到有时候是在雾里飘动。等到搽胭脂抹粉的打扮完了，她又有了自信，她还是很强壮，很漂亮，一点都不必顾虑什么健康不健康。她学会了吸香烟，也敢喝两杯强烈的酒。她已找不到了自己的青春，可也并不老苍。她正好是个有精力，有使命，有人缘，有福气的小妇人。

在这么奔忙，劳碌，迷惘，得意，痛苦，快乐之中，她只无意中的作了一件好事，她救了桐芳。

为避免，或延缓，堕入烟花的危险，桐芳用尽心计抓住了二小姐，她并不十分的恨恶招弟，也不想因鼓励招弟去胡搞而毁灭了招弟。她是被人毁害过了的女人，她不忍看任何的青春女子变成她自己的样子。她只深恨大赤包与日本人。她不能坐候大赤包把她驱逐到妓院去，一入妓院，她便无法再报仇。所以，她抓住了招弟作为自己的掩蔽。在掩蔽的后面，她只能用力推着它，还给它时时的添加一点土，或几根木头，加强它的抵御力。她不能冷水浇头的劝告招弟，引起招弟的不快；招弟一讨厌了她，她便失去了掩蔽，而大赤包的枪弹随时可以打到她。

招弟年轻，喜欢人家服从她，谄媚她。在最初，她似乎也看出来，桐芳的亲善是一种政略。可是，过了几天，以桐芳的能说会道，多知多懂，善于察颜观色，她感到了舒服，也就相信桐芳是真心和她交好了。又过了些日子。她不知不觉的信任了桐芳，而对妈妈渐次冷淡起来。不错，她知道妈妈真的爱她；但是，她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娃子，她愿意自己也可以拿一个半个主意，不能诸事都由妈妈替她决定。她不愿永远作妈妈的附属物。拿件小事情来说：她与妈妈一同出去的时候，就是遇上她自己的青年朋友，他们也必先招呼妈妈，而后才招呼她。她在妈妈旁边，仿佛只是妈妈的成绩展览品；她的美丽恰好是妈妈的功劳，她自己好像没有独自应得的光荣。反之，她若跟桐芳在一起呢，她便是主，而桐芳是宾，她是太阳，而桐芳是月亮了。她觉得舒服。她的话，对桐芳，可以成为命令。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向桐芳商议，而这种商谈只显出亲密，与接受命令大不相同。和桐芳在一起，她的光荣确乎完全是她自己的了。而且，桐芳的年纪比妈妈小得多，相貌也还看得过去，所以跟桐芳一块儿出来进去，她就感到她是初月，而桐芳是月钩旁的一颗小星，更足以使画面美丽。跟妈妈在一道呢，人们看一眼老气横秋的妈妈，再看一眼美似春花的她，就难免不发笑，像看一张滑稽影片似的。这每每教她面红过耳。

大赤包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她一眼便看明白桐芳的用意。可是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心里可未必不容纳几个沙子。她认准了招弟是异宝奇珍，将来一定可以变成杨贵妃或西太后。一方面她须控制住这个宝贝，一方面也得讨小姐的喜欢。假若母女之间为桐芳而发生了冲突，女儿一气而嫁个不三不四的，长相漂亮而家里没有一斗白米的兔蛋，岂不是自己打碎了自己的玛瑙盘子翡翠碗么？不，她不能不网开一面，教小姐在小处得到舒服，而后在大事上好不得不依从妈妈。再说，女儿花是开不久的，招弟必须在全盛时代出了嫁。女儿出嫁后，她再收拾桐芳。不管，不管怎样，不管到什么时候，她必须收拾了桐芳；就是到了七老八十，眼看要入墓了，她也得先收拾了桐芳，而后才能死得瞑目。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却只苦了高第。她得不到妈妈的疼爱，看不上妹妹的行为，又失去了桐芳的友情。不错，她了解桐芳的故意冷淡她，但是理智并不能够完全战胜了感情。她是个女孩子，她需要恋爱或怜爱。她现在是住在冰窖里，到处都是凉的，她受不了。她有时候恨自己，为什么不放开胆子，闯出北平。有时候，她也想到用结婚结束了这冰窖里的生活。但是，嫁给谁呢？想到结婚，她便也想到危险，因为结婚并不永远像吃鱼肝油精那么有益无损。她在家，便感到冷气袭人；出去，又感到茫茫不知所归。浪漫吧，怕危险；老实吧，又无聊。她不知怎样才好。她时常发脾气，甚至于对桐芳发怒。但是，脾气越坏，大家就越不喜欢她，只落个自讨无趣。不发脾气吧，人们也并不就体贴她。她变成个有父母姐妹的孤女。有时候，她还到什么慈善团体去，听听说经，随缘礼拜。可是这也并没使她得到宁静与解脱。反之，在钟磬香烛的空气里冷静一会儿之后，她就更盼望得到点刺激，很像吃了冷酒之后想喝热茶那样。无可如何，她只能偷偷的落几个泪。

天冷起来。买不到煤。每天，街上总有许多冻死的人。日本人把煤都运了走，可是还要表示出他们的善心来。他们发动了冬季义赈游艺大会，以全部收入办理粥厂，好教该冻死的人在一息尚存的时节感激日本人。在这意义之外，他们也就手儿又教北平人多消遣一次；消遣便是麻醉。该冻死的总要冻死，他们可是愿意看那些还不至于被冻死的听到锣鼓，看到热闹，好把心灵冻上。对于这次义赈游艺，他们特别鼓励青年们加入，能唱的要出来唱，能耍的要出来耍；青年男女若注意到唱与耍，便自然的忘了什么民族与国家。

蓝东阳与胖菊子亲自来请招弟小姐参加游艺。冠家的人们马上感到兴奋，心都跳得很快。冠晓荷心跳着而故作镇定的说：

“小姐，小姐！时机到了，这回非唱它一两出不可！”

招弟立刻觉得嗓子有点发干，撒着娇儿说：“那不行啊！又有好几天没吊嗓子啦，词儿也不熟。上台？我不能丢那个人去！我还是溜冰吧！”

“丢人？什么话！咱们冠家永远不作丢人的事，我的小姐！谁的嗓子也不是铁的，都有个方便不方便。只要你肯上台，就是放个屁给他们听听，也得红！反正戏票是先派出去的，咱们唱好了，是他们的造化；唱不好，活该！”晓荷兴奋得几乎忘了文雅，目光四射的道出他的“不负责主义”的真理。

“是要唱一回！”大赤包气派极大的说：“学了这么多的日子，花了那么多的钱，不露一露算怎么回事呢？”然后转向东阳：“东阳，事情我们答应下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招弟必须唱压轴！不管有什么角色，都得让一步儿！我的女儿不能给别人垫戏！”

东阳对于办义务戏已经有了点经验。他知道招弟没有唱压轴的资格，但是也知道日本人喜欢约出新人物来。扯了扯绿脸，他答应了条件。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困难，他可是晓得在办不通的时候可以用势力——日本人的势力——去强迫参加的人。于是他也顺手儿露一露自己的威风：

“我教谁唱开场，谁就得唱开场；教谁压台谁就压台；不论什么资格，本事！不服？跟日本人说去呀！敢去才怪！”

“行头怎办呢？我反正不能随便从‘箱’里提溜出一件就披在身上！要玩，就得玩出个样儿来！”招弟一边说，一边用手心轻轻的拍着脸蛋。

高亦陀从外面进来，正听到招弟的话，很自然的把话接过去：“找行头，小姐？交给我好啦！要什么样的，全听小姐一声吩咐，保管满意！”他今天打扮得特别干净整齐，十分像个“跟包”的。

打量了亦陀一眼，招弟笑了笑。“好啦，我派你作跟包的！”

“得令！”亦陀十分得意的答应了这个美差。

晓荷瞪了亦陀一眼。他自己本想给女儿跟包，好随着她在后台挤出挤进，能多看看女角儿们。在她上台的时节，他还可以弄个小茶壶伺候女儿饮场，以便教台下的人都能看到他。谁知道，这么好的差事又被亦陀抢了去！

“我看哪，”晓荷想减少一些亦陀报效的机会，“咱们楞自己作一身新的，不要去借。好财买脸的事，要作就作到了家！”

招弟拍开了手。她平日总以为爸爸不过是妈妈配角儿，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可也不会得个满堂好儿。今天，爸爸可是像忽然有了脑子，说出她自己要说的话来。“爸爸！真的，自己作一身行头，够多么好玩呀！”是的，那够多么好玩呀！她一点也没想到一身行头要用多少钱。

大赤包也愿意女儿把风头出得十足，不过她知道一身行头要花许多钱，而且除了在台上穿，别无用处。眨一眨眼，她有了主意：“招弟，你老夸嘴，说你的朋友多，现在到用着他们的时候了，看看他们有没有替你办点事儿的本事！”

招弟又得到了灵感：“对！对！我告诉他们去，我要唱戏，作行头，看他们肯掏掏腰包不肯。他们要是不肯呀，从此我连用眼角都不再看他们一眼。我又不是他妈的野丫头，贱骨头，随便白陪着他们玩！”把村话说出来，她觉得怪痛快，而且仿佛有点正义感似的。

“小姐！小姐！”晓荷连连的叫：“你的字眼儿可不大文雅！”

“还有头面呢！”亦陀失去代借行头的机会，赶快想出补救的办法来。“要是一身新行头，配上旧头面，那才难看得要命。我去借，要点翠的，十成新的，准保配得上新行头！”

把行头与头面的问题都讨论得差不多了，大赤包主张马上叫来小文给招弟过一过戏。“光有好行头，好头面，而一声唱不出来，也不行吧？小姐，你马上就得用功哟！”她派人去叫小文。

小文有小文的身分。你到他家去，他总很客气的招待；你叫他带着胡琴找你来，他伺候不着。

大赤包看叫不来小文，立刻变了脸。东阳的脸也扯得十分生动，很想用他的片子把小文“传”来。倒是招弟拦住了他们：“别胡闹！人家小文是北平数一数二的琴师！你们杀了他，他也不会来！只要有他，我就砸不了；没他呀，我准玩完！算了吧，咱们先打几圈吧！”

东阳还有事，大赤包还有事，胖菊子也还有事。可是中国人的事一遇见麻将也不怎么就变成了没事，大家很快的入了座。

亦陀在大赤包背后看了两把歪脖子胡，轻轻的溜出去。他去找程长顺。

生活的困苦会强迫着人早熟。长顺儿长了一点身量，也增长了更多的老气，看着很像个成人了。自从小崔死后，他就跟丁约翰合作，作了个小生意。这个小生意很奇特而肮脏。丁约翰是发现者。在英国府，他常看到街上一大车一大车的往日本使馆和兵营拉旧布的军服。军服分明是棉的，因为上下身都那么厚墩墩的。可是，分量很轻，每一车都堆得很高，而拉车的人或马似乎并不很吃力。这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找了个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打听打听。那个工友是他的朋友——在使馆区作工友的都自成一帮——可是不肯痛痛快快的告诉他那到底是怎回事。丁约翰，身为英国府的摆台的，当然有些看不起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朋友，本想扬着脸走开，不再探问。可是，福至心灵，他约那个朋友去喝两杯酒。以一个世袭基督教徒而言，他向来反对吃酒；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只好对上帝告个便。

酒果然有灵验，三杯下去，那个朋友口吐了真言。那是这样一回事：日本在华北招收了许多伪军，到了冬天当然要给他们每人一身棉军衣。可是，华北的棉花已都被日本人运回国去，不能为伪军再运回来。于是日本的策士们埋头研究了许多日子，发明了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无须用机器造，也无须在上海或天津定做，而只需要一些破布与烂纸就能作成。这就是丁约翰所看到的一车一车的军衣。这种军衣一碰就破，一湿就瘫；就是在最完好的时候，穿上也不挡寒。虽然如此，伪军可是到底得着了军衣——日本人管它叫作军衣，它便是军衣。

这批军衣的承做者是个日本人。日本人使馆的工友们贿赂了这日本人，取得了特权去委托他们自己的亲友制作。那位朋友也便是得到特权的一个。

丁约翰向来看不起日本人，不为别的，而只为他自己是在英国府作事——他以为英国府的一个仆人也比日本使馆的参赞或秘书还要高贵的多。对于这件以烂纸破布作军服的事，从他的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也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这是欺骗。无论从哪方面看吧，他都应该对这件事不发生兴趣，而只付之一笑。但是，他到底是个人；人若见了钱而还不忘了英国府与上帝，还成为人么？他决定作个人，即便是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况且他觉得这样赚几个钱，并不能算犯罪，因为他赚的是日本人的钱。至于由他手里制造出那种军服的代用品，是否对得起那些兵士们，他以为无须考虑，因为伪军都是中国人，而他是向来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的。

整花了十天的工夫，他和那个朋友变成了莫逆。凡是该往冠家送的黄油，罐头，与白兰地，都送到那个朋友的家中去。这样，他分到了一小股特权，承办一千套军衣。得到这点特权之后，他十分虔敬的作了礼拜，领了圣餐，并且献了五角钱，（平日作礼拜，他只献一角，）感谢上帝。然后，他决定找长顺合作，因为在全胡同之中只有长顺最诚实，而且和他有来往。

约翰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先预支一点钱，作为资本。然后，他教长顺去收买破布，破衣服，和烂纸。破衣服若是棉的，便将棉花抽出来，整理好再卖出去。卖旧棉花的利钱，他和长顺三七分帐；他七成，长顺三成。这不大公平，但是他以为长顺既是个孩子，当然不能和一个成人，况且是世袭基督徒，平分秋色。把破布破衣服买来，须由长顺洗刷干净，而后拼到一块——“你的外婆总会作这个的，找小崔寡妇帮帮忙也行；总之，这是你的事，你怎办怎好。”拼好了破布，把烂纸絮在里面——“纸不要弄平了，那既费料子，又显着单薄，顶好就那么团团着放进去，好显出很厚实；分量也轻，省脚力。”絮好，粗枝大叶的一缝，再横竖都“行”上几道，省得用手一提，纸就都往下面坠，变成了破纸口袋。

“这些，”约翰恳切的嘱咐：“都由你作。你跑路，用水，用针线，干活儿，我都不管；每套作成，我给你一块钱。一千套就是一千块呀！你可是得有帐。我交给你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只算买材料哟，车钱，水钱什么的，都不算哟！——你每天要报帐；我不在家，你报给我太太听。帐目清楚，军衣作得好，我才能每套给你一块钱；哪样有毛病，我都扣你的钱，听明白了没有？我是基督徒，作事最清楚公道，亲是亲，财是财，要分得明明白白！你懂？”这末两个字是用英文说的，以便增加言语的威力。

没详细考虑，程长顺一下子都答应了。他顾不得计算除了车钱，水钱，灯油钱，针线钱，一块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顾不得盘算，去收买，去整理，去洗刷，去拼凑，去缝起，去记帐，要出多少劳力，费多少时间。他只看见了远远的那一千元。他只觉得这可以解决了他与外婆的生活问题。自从留声机没人再听，外婆的法币丢掉之后，他不单失了业，而且受到饥寒的威胁。他久想作个小生意，可是一来没有资本，二来对什么都外行，他不肯冒险去借钱作生意，万一舍了本儿，他怎么办呢？他是外婆养大的，知道谨慎小心。可是，闲着又没法儿得到吃食，他着急。半夜里听到外婆的长吁短叹，他往往蒙上头偷偷的落泪。他对不起外婆，外婆白养起他来，外婆只养大了一个废物！

他想不到去计算，或探听，丁约翰空手抓饼，不跑一步路，不动一个手指，干赚多少钱。他只觉得应该感激约翰。约翰有个上帝，所以约翰应当发财。长顺也得到了个上帝，便是丁约翰！他须一秉忠心的去作，一个铜板的诡病不能有，一点也不偷懒，好对得起外婆与新来的上帝！

长顺忙了起来。一黑早他便起来，到早市上去收买破布烂纸，把它们背了回来。那些破烂的本身虽然没有很大的分量，可是上面的泥污增加了它们的斤两，他咬着牙背负它们，非至万不得已，决不雇车，他的汗湿透了他的衣裤。他可是毫无怨言，这是求生之道，这也是孝敬外婆的最好的表示。

把东西死扯活掖的弄到家中，他须在地上蹲好大半天才能直起腰来。他本当到床上躺一会儿，可是他不肯，他不能教外婆看出他已筋疲力尽，而招她伤心。

这些破东西，每一片段都有它特立独行的味道；合在一起，那味道便无可形容，而永远使人恶心要吐。因此，长顺不许外婆动手，而由他自己作第一遍的整理。他晓得外婆爱干净。

第一，他须用根棍子敲打它们一遍，把浮土打起来。第二，他再逐一的捡起来，抖一抖，抖去沙土，也顺手儿看看，哪一块上的污垢是非过水不能去掉的。第三，他须把应洗刷的浸在头号的大瓦盆里。第四，把脏布都浸透，他再另用一大盆清水，刷洗它们。而后，第五，他把大块的小块的，长的短的，年龄可是都差不多的，搭在绳索上，把它们晒干。

这打土与抖土的工作，使四号的小院子马上变成一座沙阵，对面不见人，像有几匹野马同时在土窝里打滚似的。灰土遮住了一切，连屋脊上门楼上都沙雾迷茫，把檐下的麻雀都害得不住的咳嗽而搬了家。这沙阵不单浓厚，而且腥臭，连隔壁的李四大妈的鼻子都怀疑了自己，一劲儿往四处探索，而断定不了到底那是什么味道。打完一阵，细的灰沙极其逍遥自在的在空中摇荡，而后找好了地方，落在人的头发上，眉毛上，脖领里，饭碗上，衣缝中，使大家证明自己的确是“尘世间”的人物。等灰土全慢慢的落下去，长顺用棍子抽打抽打自己的身上，马上院中就又起了一座规模较小，而照样恼人的，灰阵。他的牙上都满是细——可是并非不臭——的沙子。

马老太太，因为喜欢干净，实在受不住外孙这样天天设摆迷魂阵。她把门窗都堵得严严的，可是臭灰依然落在她的头上，眉上，衣服上，与一切家具上。可是，她不能拦阻外孙，更不肯责备他。他的确是要强，为养活她才起早睡晚的作这个脏臭的营生。她只好用手帕把头包起来，随手的擦抹桌凳。听着外孙抖完了那些脏布，她赶快扯下来头上的手帕，免得教外孙看见而多心。

小崔太太当然也躲不开这个灾难，她可是也一声不出。她这些日子的生活费是长顺给她弄来的。她只能感激他，不能因为一些臭灰沙而说闲话。金钱而外，她需要安慰与爱护，而马老太太与长顺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她，帮助她。她睁开眼，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她虽有个亲哥哥，可是他不大要强。他什么事都作，只是不作好事。假若他知道了她每月能由高亦陀那里领十块钱，他必会来挤去三四块；他只认识钱，不管什么叫同胞手足。近来，她听说，他已经给日本人作了事。她恨日本人，日本人无缘无故的砍去了她丈夫的头。因此，她更不愿意和给日本人作事的哥哥有什么来往。兄妹既断绝了往来，她的世界上只剩了她自己，假若没有马老太太与长顺，她实在不晓得自己怎么活下去。不，她决定不能嫌憎那些臭灰。反之，她须帮助长顺去工作。长顺给她工钱呢，她接着；不给呢，也没多大关系。

在小崔被李四爷抬埋了以后，她病了一大场。她不吃不喝，而只一天到晚的昏睡，有时候发高烧。在发烧的时节，她喊叫小崔，或破口骂日本人。烧过去了一阵，她老实了，鼻翅扇动着，昏昏的睡去。马老太太，在小崔活着的时候，并不和小崔太太怎样亲近，一来是因为小崔好骂人，她听不惯；二来是小崔夫妇总算是一家人，而她自己不过是个老寡妇，也不便多管闲事。及至小崔太太也忽然的变成寡妇，马老太太很自然的把同情心不折不扣的都拿出来。她时时的过来，给小崔太太倒碗开水，或端过一点粥来，在小崔太太乱嚷乱叫的时节，老太太必定过来拉着病人的手。赶到她闹得太凶了，老太太才把李四妈请过来商议办法。等她昏昏的睡去，老太太还不时的到窗外，听一听动静。此外，老太太还和李四妈把两个人所有的医药知识凑在一处，斟酌点草药或偏方，给小崔太太吃。

时间，偏方，与情义，慢慢的把小崔太太治好。她还忘不了小崔，但是时间把小崔与她界划得十分清楚了，小崔已死，她还活着——而且还须活下去。

在她刚刚能走路的时候，她力逼着李四大爷带她去看看小崔的坟。穿上孝袍，拿着二角钱的烧纸，她滴着泪，像一头刚会走路的羊羔似的跟在四大爷的后边，泪由家中一直滴到先农坛的西边。在坟上，她哭得死去活来。

泪洒净了，她开始注意到吃饭喝水和其他的日常琐事。她的身体本来不坏，所以恢复得相当的快。由李四妈陪伴着，她穿着孝衣，在各家门口给帮过她忙与钱的邻居都道了谢。这使她又来到世界上，承认了自己是要继续活下去的。

李四爷和孙七，长顺，给募的那点钱，并没用完，老人对着孙七与长顺，把余款交给了她。长顺儿又每月由高亦陀那里给她领十元的“救济费”。她一时不至于挨饿受冻。

慢慢的，她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再像小崔活着的时候那么乱七八糟了。她开始明白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喜清洁——马老太太是寡妇，喜清洁会使寡妇有点事作。把屋子收拾干净，她得到一点快乐，虽然死了丈夫，可是屋中倒有了秩序。不过，在这有秩序的屋子中坐定，她又感到空虚。不错，那点儿破桌子烂板凳确是被她擦洗得有了光泽，甚至于像有了生命；可是它们不会像小崔那样欢蹦乱跳，那样有火力。对着静静的破桌椅，她想起小崔的一切。小崔的爱，小崔的汗味，小崔的乱说，小崔的胡闹，都是好的；无论如何，小崔也比这些死的东西好。屋中越有秩序，屋子好像就越空阔，屋中的四角仿佛都加宽了许多，哪里都可以容她立一会儿，或坐一会儿，可是不论是立着还是坐着，她都觉得冷静寂寞，而没法子不想念小崔。小崔，在活着的时候，也许进门就跟她吵闹一阵，甚至于打她一顿。但是，那会使她心跳，使她忍受或反抗，那是生命。现在，她的心无须再跳了，可是她丧失了生命；小崔完全死了，她死了一半。

她的身上也比从前整齐了好多。她有工夫检点自己，和照顾自己了。以前，她仿佛不知道有自己，而只知道小崔。她须作好了饭——假若有米的话——等着小崔，省得小崔进门就像饥狼似的喊饿。假若作好了饭，而他还没有回来，她得设法保持饭菜的热气，不能给他冷饭吃。他的衣服，当天换上，当天就被汗沤透，非马上洗涤不可，而他的衣服又是那么少，遇上阴天或落雨就须设法把它们烘干。他的鞋袜是那么容易穿坏，仿佛脚上有几个钢齿似的。一眨眼就会钻几个洞。她须马不停蹄的给他缝补，给他制作。她的工夫完全用在他的身上，顾不得照顾她自己。现在，她开始看她自己了，不再教褂子露着肉，或袜子带着窟窿。身上的整洁恢复了她的青春，她不再是个受气包儿与小泥鬼，而是个相当体面的小妇人了。可是，青春只回来一部分，她的心里并没感到温暖。她的脸上只是那么黄黄的很干净，而没有青春的血色。她不肯愁眉皱眼的，一天到晚的长吁短叹，可是有时候发呆，楞着看她自己的褂子或布鞋。她仿佛不认识了自己。这相当体面，洁净的她，倒好像是另一个人。她还是小崔太太，又不是小崔太太。她不知到底自己是谁。楞着，楞着，她会不知不觉的自言自语起来。及至意识到自己是在说话，她忽然的红了脸，闭紧了嘴，而想赶快找点事作。但是，干什么呢？她想不出。小崔若活着，她老有事作；现在，没有了小崔，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发动机。她还年轻，可是又仿佛已被黄土埋上了一半。

无论怎样无聊，她也不肯到街门口去站立一会儿。非至万不得已，她也不到街上去；买块豆腐，或打一两香油什么的，她会恳托长顺给捎来。她是寡妇，不能随便的出头露面，给小崔丢人。就是偶然的上一趟街，她也总是低着头，直来直去，不敢贪热闹。凭她的年龄，她应当蹦蹦跳跳的，但是，她必须低着头；她已不是她自己，而是小崔的寡妇。她的低头疾走是对死去的丈夫负责，不是心中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一个寡妇的责任是自己要活着，还要老背着一块棺材板。这，她才明白了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谨慎，沉稳。对她，小崔的死亡，差不多是一种新的教育与训练。她必须非常的警觉，把自己真变成个寡妇。以前，她几乎没有考虑过，她有什么人格，和应当避讳什么。她就是她，她是小崔的老婆。小崔拉她出来，在门外打一顿，就打一顿；她能还手，就还给他几拳，或咬住他的一块肉；这都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小崔给她招来耻辱，也替她撑持耻辱。她的褂子露着一块肉，就露着一块肉，没关系；小崔会，仿佛是，遮住那块肉，不许别人多看她一眼。如今，她可须知道耻辱，须遮起她的身体。她是寡妇，也就必须觉到自己是个寡妇。寡妇的世界只是一间小小的黑暗的牢房，她须自动的把自己锁在那里面。

因此，她不单不敢抱怨长顺儿摆起灰沙阵，而且觉得从此可以不再寂寞。她愿意帮马老太太的忙。长顺儿自然不肯教她白帮忙，他愿出二角钱，作为缝好一身“军衣”的报酬；针线由他供给，小崔太太没有谢绝这点报酬，也没有嫌少；她一扑纳心的去操作。这样，她可以不出门，而有点收入与工作，恰好足以表示出她是安分守己的，不偷懒的寡妇。

孙七，也是爱洁净的人，没法忍受这样的乌烟瘴气。他发了脾气。“我说长顺儿，这是怎回事？你老大不少的了，怎么才学会了撒土攘烟儿呀？这成什么话呢，你看看，”他由耳中掏出一小块泥饼来，“你看看，连耳朵里都可以种麦子啦！还腥臭啊！灰土散了之后，可倒好，你又开了小染房，花红柳绿的挂这么一院子破布条！我顶讨厌这湿渌渌的东西碰我的脑袋！”

长顺确是老练多了。搁在往日，他一定要和孙七辩论个水落石出；他一来看不起孙七，二来是年轻气壮，不惜为辩论而辩论的作一番舌战。今天，他可是闭住了嘴，决定一声不响。第一，他须保守秘密，不能山嚷鬼叫的宣布自己的“特权”；好家伙，要教别人都知道了，自己的一千元不就动摇了么？第二，他以为自己已是兴家创业的人，差不多可以与祁老人和李四爷立在一块儿了，怎好因并不住嘴而耽误了工夫呢？孙七说闲话，由他说去吧；挣钱是最要紧的事。是的，他近来连打日本人的事都不大关心了，何况是孙七这点闲话呢。他沉住了气，连看孙七一眼也没看。反正，他知道，自己卖力气挣钱，养活外婆，总不是丢脸的事；干吗辩论呢？可是，他越不出声，孙七就越没结没完。孙七喜欢拌嘴；假若长顺能和他粗着脖子红着筋的乱吵一阵，他或者可以把这场破布官司忘掉，而从争辩中得到点愉快。长顺的一语不发，对于他，是最惨酷的报复。

幸而，马老太太与小崔太太，一老一少两位寡妇，出来给他道歉，他才鸣金收兵。

这样对付了孙七，长顺暗中非常得意。他有了自信心。他不单已经不是个只会背着留声机在小胡同里乱转，时常被人取笑的孩子，而且变成个有办法，有心路，有志气的青年。什么孙七孙八的，他才不惹闲气。有一千元到手，他将是个……是个什么呢？他想不出。可是，他总会变成比今天更好的人是不会错的。

高亦陀找了他来。他完了。他对付不了高亦陀。他不单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傻蛋！他失去了自信。

五十九

天佑老头儿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但是，现在他好像变成毫无作用，只会白吃三顿饭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时节，他却买不到棉花，买不到布匹。买不进来，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十个照顾主儿进来，倒有七八个空手出去的。当初，他是在北平学的徒；现在，他是在北平领着徒。他所学的，和所教给别人的，首要的是规矩客气，而规矩客气的目的是在使照顾主儿本想买一个，而买了两个或三个；本想买白的，而也将就了灰的。顾客若是空着手出去，便是铺子的失败。现在，天佑天天看见空手出去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即使人家想多买，他也拿不出来。即使店伙的规矩客气，可以使买主儿活了心，将就了颜色与花样，他也没有足以代替的东西；白布或者可以代替灰布，但是白布不能代替青缎。他的规矩客气已失去了作用。

铺中只有那么一些货，越卖越少，越少越显着寒伧。在往日，他的货架子上，一格一格的都摆着折得整整齐齐的各色的布，蓝的是蓝的，白的是白的，都那么厚厚的，崭新的，安静的，温暖的，摆列着；有的发着点蓝靛的温和的味道，有的发着些悦目的光泽。天佑坐在靠近铺门的，覆着厚蓝布棉垫子的大凳上，看着格子中的货，闻着那点蓝靛的味道，不由的便觉到舒服，愉快。那是货物，也便是资本；那能生利，但也包括着信用，经营，规矩等等。即使在狂风暴雨的日子，一天不一定有一个买主，也没有多大关系。货物不会被狂风吹走，暴雨冲去；只要有货，迟早必遇见识货的人，用不着忧虑。在他的大凳子的尽头，总有两大席篓子棉花，雪白，柔软，暖和，使他心里发亮。

一斜眼，他可以看到内柜的一半。虽然他的主要的生意是布匹，他可是也有个看得过眼的内柜，陈列着绫罗绸缎。这些细货有的是用棉纸包着斜立在玻璃橱里，有的是折好平放在矮玻璃柜子里的。这里，不像外柜那样朴素，而另有一种情调，每一种货都有它的光泽与尊严，使他想象到苏杭的温柔华丽，想象到人生的最快乐的时刻——假若他的老父亲庆八十大寿，不是要做一件紫的或深蓝或古铜色的，大缎子夹袍么？哪一对新婚夫妇不要穿上件丝织品的衣服呢？一看到内柜，他不单想到丰衣足食，而且也想到升平盛世，连乡下聘姑娘的也要用几匹绸缎。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老在铺子里，从来也没讨厌过他的生活与那些货物。他没有野心，不会胡思乱想，他像一条小鱼，只要有清水与绿藻便高兴的游泳，不管那是一座小湖，还是一口磁缸子。

现在，两篓棉花早已不见了，只剩下空篓子在后院里扔着。外柜的格子，空了一大半。最初，天佑还叫伙计们把货匀一匀，尽管都摆不满，可也没有完全空着的。渐渐的，匀也匀不及了；空着的只好空着。在自己的铺子里，天佑几乎不敢抬头，那些空格子像些四方的，没有眼珠的眼睛，昼夜的瞪着他，嘲弄他。没法子，他只好把空格用花纸糊起来。但是，这分明是自欺；难道糊起来便算有货了么？

格子多一半糊起来，柜台里只坐着一个老伙计——其余的人都辞退了。老伙计没事可作，只好打盹儿。这不是生意，而是给作生意的丢人呢！内柜比较的好看一些，但是看着更伤心。绸缎，和妇女的头发一样，天天要有新的花样。搁过三个月，就没有再卖出的希望；半年就成了古董——最不值钱的古董。绸缎比布匹剩的多，也就是多剩了赔钱货。内柜也只剩下一个伙计，他更没事可作。无可如何，他只好勤擦橱子与柜子上的玻璃。玻璃越明，旧绸缎越显出暗淡，白的发了黄，黄的发了白。天佑是不爱多说话的人，看着那些要同归于尽的，用银子买来的细货，他更不肯张嘴了。他的口水都变成了苦的，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他的体面，忠实，才能，经验，尊严，都忽然的一笔勾消。他变成了一筹莫展，和那些旧货一样的废物。

没有野心的人往往心路不宽。天佑便是这样。表面上，他还维持着镇定，心里可像有一群野蜂用毒刺蜇着他。

他偷偷的去看邻近的几家铺户。点心铺，因为缺乏面粉，也清锅子冷灶。茶叶铺因为交通不便，运不来货，也没有什么生意好作。猪肉铺里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看见这种景况，他稍为松一点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别的没本领，没办法。这点安慰可仅是一会儿的。在他坐定细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缩紧，比以前更厉害，他想，这样下去，各种营业会一齐停顿，岂不是将要一齐冻死饿死么？那样，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万确，全得死！

想到国家，他也就想起来三儿子瑞全。老三走得对，对，对！他告诉自己。不用说老父亲，就是他自己也毫无办法，毫无用处了。哼，连长子瑞宣——那么有聪明，有人格的瑞宣——也没多大的办法与用处！北平完了，在北平的人当然也跟着完蛋。只有老三，只有老三，逃出去北平，也就有了希望。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瑞全还没投降。这样一想，天佑才又挺一挺腰板，从口中吐出一股很长的白气来。

不过，这也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并解救不了他目前的困难。不久，他连这点安慰也失去，因为他忙起来，没有工夫再想念儿子。他接到了清查货物的通知。他早已听说要这样办，现在它变成了事实。每家铺户都须把存货查清，极详细的填上表格。天佑明白了，这是“奉旨抄家”。等大家把表格都办好，日本人就清清楚楚的晓得北平还一共有多少物资，值多少钱。北平将不再是有湖山宫殿之美的，有悠久历史的，有花木鱼鸟的，一座名城，而是有了一定价钱的一大块产业。这个产业的主人是日本人。

铺中的人手少，天佑须自己动手清点货物，填写表格。不错，货物是不多了，但是一清点起来，便并不十分简单。他知道日本人都心细如发，他若粗枝大叶的报告上去，必定会招出麻烦来。他须把每一块布头儿都重新用尺量好，一寸一分不差的记下来，而后一分一厘不差的算好它们的价钱。

这样的连夜查点清楚，计算清楚，他还不敢正式的往表上填写。他不晓得应当把货价定高，还是定低。他知道那些存货的一多半已经没有卖出去的希望，那么若是定价高了，货卖不出去，而日本人按他的定价抽税，怎样办呢？反之，他若把货价定低，卖出去一定赔钱，那不单他自己吃了亏，而且会招同业的指摘。他皱上了眉头。他只好到别家布商去讨教。他一向有自己的作风与办法，现在他须去向别人讨教。他还是掌柜的，可是失去了自主权。

同业们也都没有主意。日本人只发命令，不给谁详细的解说。命令是命令，以后的办法如何，日本人不预先告诉任何人。日本人征服了北平，北平的商人理当受尽折磨。

天佑想了个折衷的办法，把能卖的货定了高价，把没希望卖出的打了折扣，他觉得自己相当的聪明。把表格递上去以后，他一天到晚的猜测，到底第二步办法是什么。他猜不出，又不肯因猜不出而置之不理；他是放不下事的人。他烦闷，着急，而且感觉到这是一种污辱——他的生意，却须听别人的指挥。他的已添了几根白色的胡子常常的竖立起来。

等来等去，他把按照表格来查货的人等了来——有便衣的，也有武装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这声势，不像是查货，而倒像捉捕江洋大盗。日本人喜欢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么大。天佑的体质相当的好，轻易不闹什么头疼脑热。今天，他的头疼起来。查货的人拿着表格，他拿着尺，每一块布都须重新量过，看是否与表格上填写的相合。老人几乎忘了规矩与客气，很想用木尺敲他们的嘴巴，把他们的牙敲掉几个。这不是办事，而是对口供；他一辈子公正，现在被他们看作了诡弊多端的惯贼。

这一关过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弊病。但是，他缺少了一段布。那是昨天卖出去的。他们不答应。老人的脸已气紫，可是还耐着性儿对付他们。他把流水帐拿出来，请他们过目，甚至于把那点钱也拿出来：“这不是？原封没动，五块一角钱！”不行，不行！他们不能承认这笔帐！

这一案还没了结，他们又发现了“弊病”。为什么有一些货物定价特别低呢？他们调出旧帐来：“是呀，你定的价钱，比收货时候的价钱还低呀！怎回事？”

天佑的胡子嘴颤动起来。嗓子里噎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这是些旧货，不大能卖出去，所以……”不行，不行！这分明是有意捣乱，作生意还有愿意赔钱的么？

“可以不可以改一改呢？”老人强挤出一点笑来。

“改？那还算官事？”

“那怎么办呢？”老人的头疼得像要裂开。

“你看怎么办呢？”

老人像一条野狗，被人们堵在墙角上，乱棍齐下。

大伙计过来，向大家敬烟献茶，而后偷偷的扯了扯老人的袖子：“递钱！”

老人含着泪，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自动的认罚，递过五十块钱去。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收钱，直到又添了十块，才停止了客气。

他们走后，天佑坐在椅子上，只剩了哆嗦。在军阀内战的时代，他经过许多不近情理的事。但是，那时候总是由商会出头，按户摊派，他既可以根据商会的通知报帐，又不直接的受军人的辱骂。今天，他既被他们叫作奸商，而且拿出没法报帐的钱。他一方面受了污辱与敲诈，还没脸对任何人说。没有生意，铺子本就赔钱，怎好再白白的丢六十块呢？

呆呆的坐了好久，他想回家去看看。心中的委屈不好对别人说，还不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妻，儿子，说么？他离开了铺子。可是，只走了几步，他又打了转身。算了吧，自己的委屈最好是存在自己心中，何必去教家里的人也跟着难过呢。回到铺中，他把没有上过几回身的，皮板并不十分整齐的，狐皮袍找了出来。是的，这件袍子还没穿过多少次，一来因为他是作生意的，不能穿得太阔气了，二来因为上边还有老父亲，他不便自居年高，随便穿上狐皮——虽然这是件皮板并不十分整齐值钱的狐皮袍。拿出来，他交给了大伙计：“你去给我卖了吧！皮子并不怎么出色，可还没上过几次身儿；面子是真正的大缎子。”

“眼看就很冷了，怎么倒卖皮的呢？”大伙计问。

“我不爱穿它！放着也是放着，何不换几个钱用？乘着正要冷，也许能多卖几个钱。”

“卖多少呢？”

“瞧着办，瞧着办！五六十块就行！一买一卖，出入很大；要卖东西就别想买的时候值多少钱，是不是？”天佑始终不告诉大伙计，他为什么要卖皮袍。

大伙计跑了半天，四十五块是他得到的最高价钱。

“就四十五吧，卖！”天佑非常的坚决。

四十五块而外，又东拼西凑的弄来十五块，他把六十元还给柜上。他可以不穿皮袍，而不能教柜上白赔六十块。他应当，他想，受这个惩罚；谁教自己没有时运，生在这个倒霉的时代呢。时运虽然不好，他可是必须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毫不负责的给铺子乱赔钱。

又过了几天，他得到了日本人给他定的物价表。老人细心的，一款一款的慢慢的看。看完了，他一声没出，戴上帽头，走了出去，他出了平则门。城里仿佛已经没法呼吸，他必须找个空旷的地方去呼吸，去思索。日本人所定的物价都不到成本的三分之二，而且绝对不许更改；有擅自更改的，以抬高物价，扰乱治安论，枪毙！

护城河里新放的水，预备着西北风到了，冻成坚冰，好打冰储藏起来。水流得相当的快，可是在靠岸的地方已有一些冰凌。岸上与别处的树木已脱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去。淡淡的西山，已不像夏天雨后那么深蓝，也不像春秋佳日那么爽朗，而是有点发白，好像怕冷似的。阳光很好，可是没有多少热力，连树影人影都那么淡淡的，枯小的，像是被月光照射出来的。老人看一眼远山，看一眼河水，深深的叹了口气。

买卖怎么作下去呢？货物来不了。报歇业，不准。税高。好，现在，又定了官价——不卖吧，人家来买呀；卖吧，卖多少赔多少。这是什么生意呢？

日本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的，东西都有了一定的价钱，老百姓便可以不受剥削；可是作买卖的难道不是老百姓么？作买卖的要都赔得一塌胡涂，谁还添货呢？大家都不添货，北平不就成了空城了么？什么意思呢？老人想不清楚。

呆呆的立在河岸上，天佑忘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了。他思索，思索，脑子里像有个乱转的陀螺。越想，心中越乱，他恨不能一头扎在水里去，结束了自己的与一切的苦恼。

一阵微风，把他吹醒。眼前的流水，枯柳，衰草，好像忽然更真切了一些。他无意的摸了摸自己的腮，腮很凉，可是手心上却出着汗，脑中的陀螺停止了乱转。他想出来了！很简单，很简单，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没有！那只是教老百姓看看，日本人在这里，物价不会抬高。日本人有办法，有德政。至于商人们怎么活着，谁管呢！商人是中国人，饿死活该！商人们不再添货，也活该！百姓们买不到布，买不到棉花，买不到一切，活该！反正物价没有涨！日本人的德政便是杀人不见血。

想清楚了这一点，他又看了一眼河水，急快的打了转身。他须去向股东们说明他刚才所想到的，不能胡胡涂涂的就也用“活该”把生意垮完，他须交待明白了。他的厚墩墩的脚踵打得地皮出了响声，像奔命似的他进了城。他是心中放不住事的人，他必须马上把事情搞清楚了，不能这么半死不活的闭着眼混下去。

所有的股东都见到了，谁也没有主意。谁都愿意马上停止营业，可是谁也知道日本人不准报歇业。大家都只知道买卖已毫无希望，而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他们只能对天佑说：“再说吧！你多为点难吧！谁教咱们赶上这个……”大家对他依旧的很信任，很恭敬，可是任何办法也没有。他们只能教他去看守那个空的蛤壳，他也只好点了头。

无可如何的回到铺中，他只呆呆的坐着。又来了命令：每种布匹每次只许卖一丈，多卖一寸也得受罚。这不是命令，而是开玩笑。一丈布不够作一身男裤褂，也不够作一件男大衫的。日本人的身量矮，十尺布或者将就够作一件衣服的；中国人可并不都是矮子。天佑反倒笑了，矮子出的主意，高个子必须服从，没有别的话好讲。“这倒省事了！”他很难过，而假装作不在乎的说：“价钱有一定，长短有一定，咱们满可以把算盘收起去了！”说完，他的老泪可是直在眼圈里转。这算哪道生意呢！经验，才力，规矩，计划，都丝毫没了用处。这不是生意，而是给日本人做装饰——没有生意的生意，却还天天挑出幌子去，天天开着门！

他一向是最安稳的人，现在他可是不愿再老这么呆呆的坐着。他已没了用处，若还像回事儿似的坐在那里，充掌柜的，他便是无聊，不知好歹。他想躲开铺子，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天，他一清早就出去了。没有目的，他信马由缰的慢慢的走。经过一个小摊子，也立住看一会儿，不管值得看还是不值得看，他也要看，为是消磨几分钟的工夫。看见个熟人，他赶上去和人家谈几句话。他想说话，他闷得慌。这样走了一两个钟头，他打了转身。不行，这不像话。他不习惯这样的吊儿啷当。他必须回去。不管铺子变成什么样子，有生意没有，他到底是个守规矩的生意人，不能这样半疯子似的乱走。在铺子里呆坐着难过，这样的乱走也不受用；况且，无论怎样，到底是在铺子里较比的更像个生意人。

回到铺中，他看见柜台上堆着些胶皮鞋，和一些残旧的日本造的玩具。

“这是谁的？”天佑问。

“刚刚送来的。”大伙计惨笑了一下。“买一丈绸缎的，也要买一双胶皮鞋；买一丈布的也要买一个小玩艺儿；这是命令！”

看着那一堆单薄的，没后程的日本东西，天佑楞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胶皮鞋还可以说有点用处，这些玩艺儿算干什么的呢？况且还是这么残破，这不是硬敲买主儿的钱吗？”

大伙计看了外边一眼，才低声的说：“日本的工厂大概只顾造枪炮，连玩艺儿都不造新的了，准的！”

“也许！”天佑不愿意多讨论日本的工业问题，而只觉得这些旧玩具给他带来更大的污辱，与更多的嘲弄。他几乎要发脾气：“把它们放在后柜去，快！多年的老字号了，带卖玩艺儿，还是破的！赶明儿还得带卖仁丹呢！哼！”

看着伙计把东西收到后柜去，他泡了一壶茶，一杯一杯又一杯的慢慢喝。这不像是吃茶，而倒像拿茶解气呢。看着杯里的茶，他想起昨天看见的河水。他觉得河水可爱，不单可爱，而且仿佛能解决一切问题。他是心路不甚宽的人，不能把无可奈何的事就看作无可奈何，而付之一笑。他把无可奈何的事看成了对自己的考验，若是他承认了无可奈何，便是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没用。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他应当赶快结束了自己——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漂，漂，漂，漂到大河大海里去，倒也不错。心路窄的人往往把死看作康庄大道，天佑便是这样。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的多。

刚刚过午，一部大卡车停在了铺子外边。

“他们又来了！”大伙计说。

“谁？”天佑问。

“送货的！”

“这回恐怕是仁丹了！”天佑想笑一笑，可是笑不出来。

车上跳下来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如狼似虎的，他们闯进铺子来。虽然只是四个人，可是他们的声势倒好像是个机关枪连。

“货呢，刚才送来的货呢？”一个中国人非常着急的问。

大伙计急忙到后柜去拿。拿来，那个中国人劈手夺过去，像公鸡掘土似的，极快而有力的数：“一双，两双……”数完了，他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一些，含笑对那个日本人说：“多了十双！我说毛病在这里，一定是在这里！”

日本人打量了天佑掌柜一番，高傲而冷酷的问：“你的掌柜？”

天佑点了点头。

“哈！你的收货？”

大伙计要说话，因为货是他收下的。天佑可是往前凑了一步，又向日本人点了点头。他是掌柜，他须负责，尽管是伙计办错了事。

“你的大大的坏蛋！”

天佑咽了一大口唾沫，把怒气，像吃丸药似的，冲了下去。依旧很规矩的，和缓的，他问：

“多收了十双，是不是？照数退回好了！”

“退回？你的大大的奸商！”冷不防，日本人一个嘴巴打上去。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大伙计的脸白了，极勉强的笑着说：“诸位老爷给我二十双，我收二十双，怎么，怎么……”他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我们给你二十双？”一个中国人问。他的威风仅次于那个日本人的。“谁不知道，每一家发十双！你乘着忙乱之中，多拿了十双，还怨我们，你真有胆子！”

事实上，的确是他们多给了十双。大伙计一点不晓得他多收了货。为这十双鞋，他们又跑了半座城。他们必须查出这十双鞋来，否则没法交差。查到了，他们不能承认自己的疏忽，而必把过错派在别人身上。

转了转眼珠，大伙计想好了主意：“我们多收了货，受罚好啦！”

这回，他们可是不受贿赂。他们必须把掌柜带走。日本人为强迫实行“平价”，和强迫接收他们派给的货物，要示一示威。他们把天佑掌柜拖出去。从车里，他们找出预备好了的一件白布坎肩，前后都写着极大的红字——奸商。他们把坎肩扔给天佑，教他自己穿上。这时候，铺子外边已围满了人。浑身都颤抖着，天佑把坎肩穿上。他好像已经半死，看看面前的人，他似乎认识几个，又似乎不认识。他似乎已忘了羞耻，气愤，而只那么颤抖着任人摆布。

日本人上了车。三个中国人随着天佑慢慢的走，车在后面跟着。上了马路，三个人教给他：“你自己说：我是奸商！我是奸商！我多收了货物！我不按定价卖东西！我是奸商！说！”

天佑一声没哼。

三把手枪顶住他的背。“说！”

“我是奸商！”天佑低声的说。平日，他的语声就不高，他不会粗着脖子红着筋的喊叫。

“大点声！”

“我是奸商！”天佑提高了点声音。

“再大一点！”

“我是奸商！”天佑喊起来。

行人都立住了，没有什么要事的便跟在后面与两旁。北平人是爱看热闹的。只要眼睛有东西可看，他们便看，跟着看，一点不觉得厌烦。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

天佑的眼被泪迷住。路是熟的，但是他好像完全不认识了。他只觉得路很宽，人很多，可是都像初次看见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作什么。他机械的一句一句的喊，只是喊，而不知道喊的什么。慢慢的，他头上的汗与眼中的泪联结在一处，他看不清了路，人，与一切东西。他的头低下去，而仍不住的喊。他用不着思索，那几句话像自己能由口中跳出来。猛一抬头，他又看见了马路，车辆，行人，他也更不认识了它们，好像大梦初醒，忽然看见日光与东西似的。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切都那么热闹而冷淡，美丽而惨酷，都静静的看着他。他离着他们很近，而又像很远。他又低下头去。

走了两条街，他的嗓子已喊哑。他感到疲乏，眩晕，可是他的腿还拖着他走。他不知道已走在哪里，和往哪里走。低着头，他还喊叫那几句话。可是，嗓音已哑，倒仿佛是和自己叨唠呢。一抬头，他看见一座牌楼，有四根极红的柱子。那四根红柱子忽然变成极粗极大，晃晃悠悠的向他走来。四条扯天柱地的红腿向他走来，眼前都是红的，天地是红的，他的脑子也是红的。他闭上了眼。

过了多久，他不知道。睁开眼，他才晓得自己是躺在了东单牌楼的附近。卡车不见了，三个枪手也不见了，四围只围着一圈小孩子。他坐起来，楞着。楞了半天，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胸。坎肩已不见了，胸前全是白沫子与血，还湿着呢。他慢慢的立起来，又跌倒，他的腿已像两根木头。挣扎着，他再往起立；立定，他看见了牌楼的上边只有一抹阳光。他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疼，他的喉中干得要裂开。

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六十

天佑的尸身并没漂向大河大海里去，而是被冰，水藻，与树根，给缠冻在河边儿上。

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人发现了尸首，到午后消息才传至祁家。祁老人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四世同堂中的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他想象得到自己的死，和儿媳妇的死——她老是那么病病歪歪的。他甚至于想象得到三孙子的死。他万想象不到天佑会死，而且死得这么惨！老天是无知，无情，无一点心肝的，会夺去这最要紧，最老成的人：“我有什么用呢？老天爷，为什么不教我替了天佑呢？”老人跳着脚儿质问老天爷。然后，他诅咒日本人。他忘了规矩，忘了恐惧，而破口大骂起来。一边骂，一边哭，直哭得不能再出声儿。

天佑太太的泪一串串的往下流，全身颤抖着，可是始终没放声。一会儿，她的眼珠往上翻，闭过气去。

韵梅流着泪，一面劝解祖父，一面喊叫婆婆。两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扯着她的衣襟，不肯放手。

瑞丰，平日对父亲没有尽过丝毫的孝心，也张着大嘴哭得哇哇的。

慢慢的，天佑太太醒了过来。她这才放声的啼哭。韵梅也陪着婆母哭。

哭闹过了一大阵，院中忽然的没有了声音。泪还在落，鼻涕还在流，可是没了响声，像风雪过去，只落着小雨。悲愤，伤心，都吐了出去，大家的心里全变成了空的，不知道思索，想不起行动。他们似乎还活着，又像已经半死，都那么低头落泪，楞着。

楞了不知有多久，韵梅首先出了声：“老二，找你哥哥去呀！”

这一点语声，像一个霹雷震动了浓厚的黑云，大雨马上降下来，大家又重新哭叫起来。韵梅劝告这个，安慰那个，完全没有用处，大家只顾倾泄悲伤，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

天佑太太坐在炕沿上，已不能动，手脚像冰一样凉。祁老人的脸像忽然缩小了一圈。手按着膝盖，他已不会哭，而只颤抖着长嚎。瑞丰的哭声比别人的都壮烈，他不知道哭的是什么，而只觉得大声的哭喊使心中舒服。

韵梅抹着泪，扯住老二的肩摇了几下子：“去找你大哥！”她的声音是那么尖锐，她的神情是那么急切，使瑞丰没法不收住悲音。连祁老人也感到一点什么震动，而忽然的清醒过来。老人也喊了声：“找你哥哥去！”

这时候，小文和棚匠刘师傅的太太都跑进来。自从刘师傅走后，瑞宣到领薪的日子，必教韵梅给刘太太送过六元钱去。刘太太是个矮身量，非常结实的乡下人，很能吃苦。在祁家供给她的钱以外，她还到铺户去揽一些衣服，缝缝洗洗的，赚几文零用。她也时常的到祁家来，把韵梅手中的活计硬抢了去，抽着工夫把它们作好。她是乡下人，作的活计虽粗，可是非常的结实；给小顺儿们作的布鞋，帮子硬，底儿厚，一双真可以当两双穿。她不大爱说话，但是一开口也满有趣味与见解，所以和天佑太太与韵梅成了好朋友。对祁家的男人们，她可是不大招呼；她是乡下人，却有个心眼儿。

小文轻易不到祁家来。他知道祁家的人多数是老八板儿，或者不大喜欢他的职业与行动，不便多过来讨厌。他并不轻看自己，可也尊重别人，所以他须不即不离的保持住自己的身分。今天，他听祁家哭得太凶了，不能不过来看看。

迎着头，瑞丰给两位邻居磕了一个头。他们马上明白了祁家是落了白事。小文和刘太太都不敢问死的是谁，而只往四处打眼。瑞丰说了声：“老爷子……”小文和刘太太的泪立刻在眼中转。他们都没和天佑有过什么来往，可是都知道天佑是最规矩老实的人，所以觉得可惜。

刘太太立刻跑去伺候天佑太太，和照应孩子。

小文马上问：“有用我的地方没有？”

祁老人一向不大看得起小文，现在他可是拉住了小文的手。“文爷，他死得惨！惨！”老人的眼本来就小，现在又红肿起来，差不多把眼珠完全掩藏起来。

韵梅又说了话：“文爷，给瑞宣打个电话去吧！”

小文愿意作这点事。

祁老人拉着小文，立了起来：“文爷，打电话去！教他到平则门外去，河边！河边！”说完，他放开了小文的手，对瑞丰说：“走！出城！”

“爷爷，你不能去！”

老人怒吼起来：“我怎么不能去？他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不能去？教我一下子也摔到河里去，跟他死在一块儿，我也甘心！走，瑞丰！”

小文一向不慌不忙，现在他小跑着跑出去。他先去看李四爷在家没有。在家。“四大爷，快到祁家去！天佑掌柜过去了！”

“谁？”李四爷不肯信任他的耳朵。

“天佑掌柜！快去！”小文跑出去，到街上去借电话。

四大妈刚一听明白，便跑向祁家来。一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放声哭嚎起来。

李四爷拉住了祁老人的手，两位老人哆嗦成了一团。李老人办惯了丧事，轻易不动感情；今天，他真动了心。祁老人是他多年的好友，天佑又是那么规矩老实，不招灾不惹祸的人；当他初认识祁老人的时候，天佑还是个小孩子呢。

大家又乱哭了一场之后，心中开始稍觉得安定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李四爷是有办法的人。李四爷擦了擦眼，对瑞丰说：“老二，出城吧！”

“我也去！”祁老人说。

“有我去，你还不放心吗？大哥！”李四爷知道祁老人跟去，只是多添麻烦，所以拦阻他。

“我非去不可！”祁老人非常的坚决。为表示他能走路，无须别人招呼他，他想极快的走出去，教大家看一看。可是，刚一下屋外的台阶，他就几乎摔倒。挣扎着立稳，他再也迈不开步，只剩了哆嗦。

天佑太太也要去。天佑是她的丈夫，她知道他的一切，所以也必须看看丈夫是怎样死的。

李四爷把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拦住：“我起誓，准教你们看看他的尸！现在，你们不要去！等我都打点好了，我来接你们，还不行吗？”

祁老人用力瞪着小眼，没用，他还是迈不开步。

“妈！”韵梅央告婆婆。“你就甭去了吧！你不去，也教爷爷好受点儿！”

天佑太太落着泪，点了头。祁老人被四大妈搀进屋里去。

李四爷和瑞丰走出去。他们刚出门，小文和孙七一块儿走了来。小文打通了电话，孙七是和小文在路上遇见的。平日，孙七虽然和小文并没什么恶感，可是也没有什么交情。专以头发来说，小文永远到最好的理发馆去理发刮脸，小文太太遇有堂会必到上海人开的美容室去烫发。这都给孙七一点刺激，而不大高兴多招呼文家夫妇。今天，他和小文仿佛忽然变成了好朋友，因为小文既肯帮祁家的忙，那就可以证明小文的心眼并不错。患难，使人的心容易碰到一处。

小文不会说什么，只一支跟着一支的吸烟。孙七的话来得很容易，而且很激烈，使祁老人感到一些安慰。老人已躺在炕上，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是他还听着孙七的乱说，时时的叹一口气。假若没有孙七在一旁拉不断扯不断的说，他知道他会再哭起来的。

职业的与生活的经验，使李四爷在心中极难过的时节，还会计划一切。到了街口，他便在一个小茶馆里叫了两个人，先去捞尸。然后，他到护国寺街一家寿衣铺，赊了两件必要的寿衣。他的计划是：把尸身打捞上来，先脱去被水泡过一夜的衣服，换上寿衣——假若这两件不好，不够，以后再由祁家添换。换上衣服，他想，便把尸首暂停在城外的三仙观里，等祁家的人来办理入殓开吊。日本人不许死尸入城，而且抬来抬去也太麻烦，不如就在庙里办事，而后抬埋。

这些计划，他一想到，便问瑞丰以为如何。瑞丰没有意见。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而只觉得自己无忧无虑的作孝子，到处受别人的怜惜，颇舒服，而且不无自傲之感。

出了城，看见了尸身——已由那两位雇来的人捞了上来，放在河岸上——瑞丰可是真动了心。一下子，趴伏在地，搂着尸首，他大哭起来。这回，他的泪是真的，是由心的深处冒出来的。天佑的脸与身上都被泡肿，可是并不十分难看，还是那么安静温柔。他的手中握着一把河泥，脸上可相当的干净，只在胡子上有两根草棍儿。

李四爷也落了泪。这是他看着长大了的祁天佑——自幼儿就腼腆，一辈子没有作过错事，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的祁天佑！老人没法不伤心，这不只是天佑的命该如此，而是世界已变了样子——老实人，好人，须死在河里！

瑞宣赶到。一接到电话，他的脸马上没有了血色。嘴唇颤着，他只告诉了富善先生一句话：“家里出了丧事！”便飞跑出来。他几乎不知道怎样来到的平则门外。他没有哭，而眼睛已看不清面前的一切。假若祖父忽然的死去，他一定会很伤心的哭起来。但是，那只是伤心，而不能教他迷乱，因为祖父的寿数已到，死亡是必不可免的，他想不到父亲会忽然的死去。况且，他是父亲的长子：他的相貌，性格，态度，说话的样子，都像父亲，因为在他的幼时，只有父亲是他的模范，而父亲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珍宝接受他全份的爱心。他第一次上大街，是由父亲抱去的。他初学走路，是由父亲拉着他的小手的。他上小学，中学，大学，是父亲的主张。他结了婚，作了事，有了自己的儿女，在多少事情上他都可以自主，不必再和父亲商议，可是他处理事情的动机与方法，还暗中与父亲不谋而合。他不一定对父亲谈论什么，可是父子之间有一种不必说而互相了解的亲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便够了，用不着多费话。父亲看他，与他看父亲，都好像能由现在，看到二三十年前；在二三十年前，只要他把小手递给父亲，父亲就知道他要出去玩玩。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与学问，与父亲的完全不同，可是除了这点外来的知识与工作而外，他觉得他是父亲的化身。他不完全是自己，父亲也不完全是父亲，只有把父子凑到一处，他仿佛才能感到安全，美满。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只求父亲活到祖父的年纪，而他也像父亲对祖父那样，虽然已留下胡子，可是还体贴父亲，教父亲享几年晚福。这不是虚假的孝顺，而是，他以为，最自然，最应该的事。

父亲会忽然的投了水！他自己好像也死去了一大半！

他甚至于没顾得想父亲死了的原因，而去诅咒日本人。他的眼中只有个活着的父亲，与一个死了的父亲；父亲，各种样子的父亲——有胡子的，没胡子的，笑的，哭的——出现在他眼前，一会儿又消灭。他顾不得再想别的。

看见了父亲，他没有放声的哭出来。他一向不会大哭大喊。放声的哭喊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他是好想办法的人，不惯于哭闹。他跪在了父亲的头前，隔着泪看着父亲。他的胸口发痒，喉中发甜，他啐出一口鲜红的血来。腿一软，他坐了在地上。天地都在旋转。他不晓得了一切，只是口中还低声的叫：“爸爸！爸爸！”

好久，好久，他才又看见了眼前的一切，也发觉了李四爷用手在后面戗着他呢。

“别这么伤心哟！”四爷喊着说：“死了的不能再活，活着的还得活下去呀！”

瑞宣抹着泪立起来，用脚把那口鲜红的血擦去。他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脸上白得可怕。可是，他还要办事。无论他怎么伤心，他到底是主持家务的人，他须把没有吐净的心血花费在操持一切上。

他同意李四爷的办法，把尸身停在三仙观里。

李四爷借来一块板子，瑞宣瑞丰和那两个帮忙的人，把天佑抬起来，往庙里走。太阳已偏西，不十分暖和的光射在天佑的脸上。瑞宣看着父亲的脸，泪又滴下来，滴在了父亲的脚上。他浑身酸软无力，可是还牢牢的抬着木板，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动。他觉得他也许会一跤跌下去，不能再起来，可是他挣扎着往前走，他必须把父亲抬到庙中去安息。

三仙观很小，院中的两株老柏把枝子伸到墙外，仿佛为是好多得一点日光与空气。进了门，天佑的脸上没有了阳光，而遮上了一层儿淡淡的绿影。“爸爸！”瑞宣低声的叫。“在这里睡吧！”

停灵的地方是在后院。院子更小，可是没有任何树木，天佑的脸上又亮起来。把灵安置好，瑞宣呆呆的看着父亲。父亲确是睡得很好，一动不动的，好像极舒服，自在，没有丝毫的忧虑。生活是梦，死倒更真实，更肯定，更自由！

“哥哥！”瑞丰的眼，鼻，连耳朵，都是红的。“怎么办事呀？”

“啊？”瑞宣像由梦中惊醒了似的。

“我说，咱们怎么办事？”老二的伤心似乎已消逝了十之八九，又想起凑热闹来。丧事，尽管是丧事，据他看，也是凑热闹的好机会。穿孝，唪经，焚纸，奠酒，磕头，摆饭，入殓，开吊，出殡……有多么热闹呀！他知道自己没有钱，可是大哥总该会设法弄钱去呀。人必须尽孝，父亲只会死一回，即使大哥为难，也得把事情办得热热闹闹的呀。只要大哥肯尽孝，他——老二——也就必定用尽心计，筹划一切，使这场事办得极风光，极体面，极火炽。比如说：接三那天还不糊些顶体面的纸人纸马，还不请十三位和尚念一夜经么？伴宿就更得漂亮一些，酒席至少是八大碗一个火锅，庙外要一份最齐全的鼓手；白天若还是和尚唪经，夜间理应换上喇嘛或道士。而后，出殡的时候，至少有七八十个穿孝的亲友，像一大片白鹅似的在棺材前面慢慢的走；棺材后面还有一二十辆轿车，白的，黑的，蓝的，里面坐着送殡的女客。还有执事，清音，闹丧鼓，纸人纸车金山银山呢！只有这样，他想，才足以对得起死去的父亲，而亲友们也必钦佩祁家——虽然人是投河死了的，事情可办得没有一点缺陷啊！

“四爷爷！”瑞宣没有搭理老二，而对李老人说：“咱们一块儿回去吧？怎么办事，我得跟祖父，母亲商议一下，有你老人家在一旁，或者……”

李老人一眼便看进瑞宣的心里去：“我晓得！听老人们怎么说，再合计合计咱们的钱力，事情不能办得太寒伧，也不能太扎花；这个年月！”然后他告诉瑞丰：“老二，你在这里看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同时，他把那两个帮忙的人也打发回去。

看见了家门，瑞宣简直迈不开步了。费了极大的力量，他才上了台阶。只是那么两三步，他可是已经筋疲力尽。他的眼前飞舞着几个小的金星，心跳得很快。他扶住了门框，不能再动。门框上，刚刚由小文贴上了白纸，浆糊还湿着呢。他不会，也不敢，进这贴了白纸的家门。见了祖父与母亲，他说什么呢？怎么安慰他们呢？

李四爷把他搀了进去。

家中的人一看瑞宣回来了，都又重新哭起来。他自己不愿再哭，可是泪已不受控制，一串串的往下流。

李四爷看他们已经哭得差不多了，拦住了大家：“不哭喽！得商量商量怎么办事哟！”

听到这劝告，大家仿佛头一次想到死人是要埋起来的；然后都抹着泪坐在了一处。

祁老人还顾不得想实际的问题，拉着四爷的手说：“天佑没给我送终，我倒要发送他啦；这由何处说起哟！”

“那有什么法子呢？大哥！”李四爷感叹着说，然后，他一语点到了题：“先看看咱们有多少钱吧！”

“我去支一个月的薪水！”瑞宣没有说别的，表示他除此而外，别无办法。

天佑太太还有二十多块现洋，祁老人也存着几十块现洋，与一些大铜板。这都是他们的棺材本儿，可是都愿意拿出来，给天佑用。“四爷，给他买口好材，别的都是假的！谁知道，我死的时候是棺材装呢，还是用席头儿卷呢！”老人颤声的说。真的，老人的小眼睛已看不见明天。他的唯一的恐惧是死。不过，到时候非死不可呢，他愿意有一口好的棺材，和一群儿孙给他带孝；这是他的最后的光荣！可是，儿子竟自死在他的前面，夺去了他的棺材，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最后的光荣才是真的光荣，可是他已不敢希望那个。他的生活秩序完全被弄乱了，他不敢再希望什么，不敢再自信。他已不是什么老寿星，可能的他将变成老乞丐，死后连棺材都找不到！

“好！我去给看口材，准保结实，体面！”李四爷把祁老人的提案很快的作了结束。“停几天呢？天佑太太！”

天佑太太很愿意丈夫的丧事办得像个样子。她知道的清楚：丈夫一辈子没有浪费过一个钱，永远省吃俭用的把钱交到家中。他应当得到个体面的发送，大家应当给他个最后的酬谢。可是，她也知道自己不定哪时就和丈夫并了骨，不为别人，她也得替瑞宣设想；假若再出一档子白事，瑞宣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她马上决定了：

“爷爷，搁五天怎样？在庙里，多搁一天，多花一天的钱！”

五天太少了。可是祁老人忍痛的点了头。他这时候已看清了瑞宣的脸——灰渌渌的像一张风吹雨打过的纸。

“总得念一夜经吧？爷爷！”天佑太太低着头问。

大家也无异议。

瑞宣只迷迷糊糊的听着，不说什么。对这些什么念经，开吊的，在平日，他都不感觉兴趣，而且甚至以为都没用处，也就没有非此不可的必要。今天，他不便说什么。文化是文化，文化里含有许多许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不必由他去维持，也不必由他破坏。再说，在这样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像一块千层糕。若专凭理智办事，他须削去几层，才能把事情办得合理；但是，若用智慧的眼来看呢，他实在不必因固执而伤了老人们的心。他是现代的人，但必须体贴过去的历史。只要祖父与妈妈不像瑞丰那样贪热闹，他便不必教他们难堪。他好像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

李四爷作了总结束：“好啦，祁大哥，我心里有了准数啦！棺材，我明天去看。瑞宣，你明天一早儿到坟地去打坑。孙七，你匀得出工夫来吗？好，你陪着瑞宣去。刘太太，你去扯布，扯回来，帮着祁大奶奶赶缝孝衣。念经，就用七众儿吧，我去请。鼓手，执事，也不必太讲究了，有个响动就行，是不是？都请谁呢？”

韵梅由箱子里找出行人情的礼金簿来。祁老人并没看簿子，就决定了：“光请至亲至友，大概有二十多家子。”老人平日在睡不着的时候，常常掐指计算：假若在他死的时候，家道还好，而大办丧事呢，就应当请五十多家亲友，至少要摆十四五桌饭；若是简单的办呢，便可减少一半。

“那么，就预备二十多家的饭吧。”李四爷很快的想好了主意：“干脆就吃炒菜面，又省钱，又热乎；这年月，亲友不会耻笑咱们！大哥，你带着她们到庙里看看吧。到庙里，告诉老二，教他明天去报丧请人。好在只有二十多家，一天足以跑到了。大哥！到那里，可不准太伤心了，身体要紧！四妈，你同天佑太太去；到那儿，哭一场就回来！回头我去和老二守灵。”

李老人下完这些命令，刘太太赶快去扯布。祁老人带着李四妈，儿媳与小顺子，雇了车，到庙中去。

刘太太拿了钱，已快走出街门，李四爷向她喊：“一个铺子只能扯一丈哟，多跑几家！”

韵梅也想到庙中去哭一场，可是看瑞宣的样子，她决定留在家里。

孙七的事情是在明天，他告辞回家去喝酒，他的心里堵得慌。

小文没得到任何命令，还继续的一支紧接着一支的吸烟。李老人看了小文一眼，向他点点手：“文爷，你去弄几两白干吧，我心里难过！”

瑞宣走到自己的屋中去，躺在了床上。韵梅轻轻的进来，给他盖上了一床被子。他把头蒙上，反倒哭出了声儿。

泪洒净，他心中清楚了许多，也就想起日本人来。想到日本人，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自己不肯离开北平，几乎纯粹是为家中老幼的安全与生活。可是，有什么用呢？自己下过狱，老二变成了最没出息的人；现在，连最老成，最谨慎的父亲，也投了河！在敌人手底下，而想保护一家人，哼，梦想！

他不哭了。他恨日本人与他自己。

六十一

似睡非睡的，瑞宣躺了一夜。迷迷糊糊的，他听到祖父与母亲回来。迷迷糊糊的，他听到韵梅与刘太太低声的说话，（她们缝孝衣呢。）他不知道时间，也摸不清大家都在作什么。他甚至于忘了家中落了白事。他的心仿佛是放在了梦与真实的交界处。

约摸有五点来钟吧，他像受了一惊似的，完全醒过来。他忽然的看见了父亲，不是那温和的老人，而是躺在河边上的死尸。他急忙的坐起来。随便的用冷水擦了一把脸，漱了漱口，他走出去找孙七。

极冷的小风吹着他的脸，并且轻轻的吹进他的衣服，使他的没有什么东西的胃，与吐过血的心，一齐感到寒冷，浑身都颤起来。扶着街门，他定了定神。不管，不管，不管他怎样不舒服，他必须给父亲去打坑。这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拉开了街门。天还不很亮，星星可是已都看不真了，这是夜与昼的交替时间，既不像夜，也不像昼，一切都渺茫不定。

他去叫孙七。

程长顺天天起来得很早，好去收买破布烂纸。听出来瑞宣的语声，他去轻轻的把孙七唤醒，而没敢出来和瑞宣打招呼。他忙，他有他的心事，他没工夫去帮祁家的忙，所以他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来见瑞宣。

孙七，昨天晚上喝了一肚子闷酒，一直到上床还嘱咐自己：明天早早的起！可是，酒与梦联结到一处，使他的呼声只惊醒了别人，而没招呼他自己。听到长顺的声音，他极快的坐起来，穿上衣服，而后匆忙的走出来。口中还有酒味，他迷迷糊糊的跟着瑞宣走，想不出一句话来。一边走，他一边又打堵得慌，又有点痛快的长嗝儿。打了几个这样的嗝儿以后，他开始觉得舒服了一点。他立刻想说话。“咱们出德胜门，还是出西直门呢？”

“都差不多。”瑞宣心中还发噤，实在不想说话。

“出德胜门吧！”孙七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只为显出自己会判断，会选择，这样决定。看瑞宣没说什么，他到前面去领路，为是显出热心与勇敢。

到了德胜门门脸儿，晨光才照亮了城楼。这里，是北平的最不体面的地方：没有光亮的柏油路，没有金匾，大玻璃窗的铺户，没有汽车。它的马路上的石子都七上八下的露着尖儿，一疙疸一块的好像长了冻疮。石子尖角上往往顶着一点冰，或一点白霜。这些寒冷的棱角，教人觉得连马路仿佛都削瘦了好些。它的车辆，只有笨重的，破旧的，由乡下人赶着的大敞车，走得不快，而西啷哗啷的乱响。就是这里的洋车也没有什么漂亮的，它们都是些破旧的，一阵风似乎能吹散的，只为拉东西，而不大拉人的老古董。在大车与洋车之间，走着身子瘦而鸣声还有相当声势的驴，与仿佛久已讨厌了生命，而还不能不勉强，于是也就只好极慢极慢的，走着路的骆驼。这些风光，凑在一处，便把那伟大的城楼也连累得失去了尊严壮丽，而显得衰老，荒凉，甚至于有点悲苦。在这里，人们不会想起这是能培养得出梅兰芳博士，发动了五四运动，产生能在冬天还啯啯的鸣叫的翠绿的蝈蝈的地方，而是一眼就看到了那荒凉的，贫窘的，铺满黄土的乡间。这是城市与乡间紧紧相连的地区；假若北平是一匹骏马，这却是它的一条又长又寒伧的尾巴。

虽然如此，阳光一射到城楼上，一切的东西仿佛都有了精神。驴扬起脖子鸣唤，骆驼脖子上的白霜发出了光，连那路上的带着冰的石子都亮了些。一切还都破旧衰老，可是一切都被阳光照得有了力量，有了显明的轮廓，色彩，作用，与生命。北平像无论怎么衰老多病，可也不会死去似的。

孙七把瑞宣领到一个豆浆摊子前面。瑞宣的口中发苦，实在不想吃什么，可是也没拒绝那碗滚热的豆浆。抱着碗，他手上感到暖和；热气升上来，碰到他的脸上，也很舒服。特别是他哭肿了的，干巴巴的眼睛，一碰到热气，好像点了眼药那么好受。嘘了半天，他不由的把唇送到了碗边上，一口口的吸着那洁白的，滚热的，浆汁。热气一直走到他的全身。这不是豆浆，而是新的血液，使他浑身暖和，不再发噤。喝完了一碗，他又把碗递过去。

孙七只喝了一碗浆，可是吃了无数的油条。仿佛是为主持公道似的，他一定教卖浆的给瑞宣的第二碗里打上两个鸡蛋。

吃完，他们走出了城门。孙七的肚子有了食，忘了悲哀与寒冷。他愿一气走到坟地去——在城里住的人很不易得到在郊外走一走的机会，况且今天的天气是这么好，而他的肚子里又有了那么多的油条。可是，今天他是瑞宣的保护者，他既知道瑞宣是读书人，不惯走路，又晓得他吐过血，更不可过度的劳动，所以不能信着自己的意儿就这么走下去。

“咱们雇辆轿车吧？”他问。

瑞宣摇了摇头。他知道坐轿车的罪孽有多么大。他还记得幼时和母亲坐轿车上坟烧纸，怎样把他的头碰出多少棱角与疙疸来。

“雇洋车呢？”

“都是土路，拉不动！”

“骑驴怎样？”即使孙七的近视眼没看见街口上的小驴，他可也听见了它们的铃声。

瑞宣摇了摇头。都市的人怕牲口，连个毛驴都怕降服不住。

“走着好！又暖和，又自由！”孙七这才说出了真意。“可是，你能走那么远吗？累着了可不是玩的！”

“慢慢的走，行！”虽然这么说，瑞宣可并没故意的慢走。事实上，他心中非常的着急，恨不能一步就迈到了坟地上。

出了关厢，他们走上了大土道。太阳已经上来。这里的太阳不像在城里那样要拐过多少房檐，转过多少墙角，才能照在一切的东西上，而是刚一出来就由最近照到最远的地方。低头，他们在黄土上看到自己的淡淡的影子；抬头，他们看到无边无际的黄地，都被日光照亮。那点晓风已经停止，太阳很红很低，像要把冬天很快的变为春天。空气还是很凉，可是干燥，清净，使人觉得痛快。瑞宣不由的抬起头来。这空旷，清凉，明亮，好像把他的心打开，使他无法不兴奋。

路上差不多没有行人，只偶尔的遇到一辆大车，和一两个拾粪的小孩或老翁。往哪边看，哪边是黄的田地，没有一棵绿草，没有一株小树，只是那么平平的，黄黄的，像个旱海。远处有几株没有叶子的树，树后必有个小村，也许只有三五户人家；炊烟直直的，圆圆的，在树旁慢慢的往上升。鸡鸣和犬吠来自村间，隐隐的，又似乎很清楚的，送到行人的耳中。离大道近的小村里还发出叱呼牛马或孩子的尖锐的人声，多半是妇女的，尖锐得好像要把青天划开一条缝子。在那里，还有穿着红袄的姑娘或妇人在篱笆外推磨。哪里都没有一点水，到处都是干的，远处来的大车，从老远就踢起一股黄烟。地上是干的，天上没有一点云，空气中没有一点水分，连那远近的小村都仿佛没有一点湿的或暖的气儿，黄的土墙，或黄的篱笆，与灰的树干，都是干的，像用彩粉笔刚刚画上的。

看着看着，瑞宣的眼有点发花了。那些单调的色彩，在极亮的日光下，像硬刺入他的眼中，使他觉得难过。他低下头去。可是脚底下的硬而仍能飞腾的黄土也照样的刺目，而且道路两旁的翻过土的田地，一垄一垄的，一疙疸一块的，又使他发晕。那不是一垄一垄的田地，而是什么一种荒寒的，单调的，土浪。他不像刚才那么痛快了。他半闭着眼，不看远处，也不看脚下，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他是走入了单调的华北荒野，虽然离北平几步，却仿佛已到了荒沙大漠。

越走，脚下越沉。那些软的黄土，像要抓住他的鞋底，非用很大的力气，不能拔出来。他出了汗。

孙七也出了汗。他本想和瑞宣有一搭无一搭的乱说，好使瑞宣心中不专想着丧事。可是，他不敢多说，他须保存着口中的津液。什么地方都是干的，而且远近都没有小茶馆。他后悔没有强迫瑞宣雇车或骑驴。

默默无语的，他们往前走。带着马尿味儿的细黄土落在他们的鞋上，钻入袜子中，塞满了他们的衣褶，鼻孔，与耳朵眼儿，甚至于走进他们的喉中。天更蓝了，阳光更明暖了，可是他们觉得是被放进一个极大又极小的，极亮又极迷糊的，土窝窝里。

好容易，他们看见了土城——那在鞑子统辖中国时代的，现在已被人遗忘了的，只剩下几处小土山的，北平。看见了土城，瑞宣加快了脚步。在土城的那边，他会看见那最可爱的老人——常二爷。他将含着泪告诉常二爷，他的父亲怎样死去，死得有多么惨。对别人，他不高兴随便的诉委屈，但是常二爷既不是泛泛的朋友，又不是没有心肝的人。常二爷是，据他看，与他的父亲可以放在同一类中的好人。他应当，必须，告诉常二爷一切，还没有转过土城，他的心中已看见了常二爷的住处：门前有一个小小的，长长的，亮亮的，场院；左边有两棵柳树，树下有一盘石磨；短短的篱笆只有一人来高，所以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屋顶上晒着的金黄色的玉米和几串红艳辣椒。他也想象到常二爷屋中的样子，不单是样子，而且闻到那无所不在的柴烟味道，不十分好闻，可是令人感到温暖。在那屋中，最温暖的当然是常二爷的语声与笑声。

“快到了！一转过土城就是！”他告诉孙七。

转过了土城，他揉了揉眼。嗯？只有那两棵柳树还在，其余的全不见了！他不能信任了他的眼睛，忘了疲乏，他开始往前跑。离柳树还有几丈远，他立定，看明白了：那里只有一堆灰烬，连磨盘也不见了。

他楞着，像钉在了那里。

“怎么啦？怎么啦？”孙七莫名其妙的问。

瑞宣回答不出来。又楞了好久，他回头看了看坟地，然后慢慢的走过去。自从日本人占据了北平，他就没上过坟。虽然如此，他可是很放心，他知道常二爷会永远把坟头拍得圆圆的，不会因没人来烧纸而偷懒。今天，那几个坟头既不像往日那么高，也不那么整齐。衰草在坟头上爬爬着，土落下来许多。他呆呆的看着那几个不体面的，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可能的会渐渐被风雨消灭了的，土堆堆儿。看了半天，他坐在了那干松的土地上。

“怎么回事？”孙七也坐了下去。

瑞宣手里不知不觉的揉着一点黄土，简单的告诉明白了孙七。

“糟啦！”孙七着了急。“没有常二爷给打坑，咱们找谁去呢？”

沉默了好大半天，瑞宣立了起来，再看常家的两棵柳树。离柳树还有好几箭远的地方，他看见马家的房子，也很小，但是树木较多，而且有一棵是松树。他记得常二爷那次进城，在城门口罚跪，就是为给马家大少爷去买六神丸。“试试马家吧！”他向松树旁边，指了指。

走到柳树旁边，孙七拾了一条柳棍儿，“乡下的狗可厉害！拿着点东西吧！”

说着，他们已听见犬吠——乡间地广人稀，狗们是看见远处一个影子都要叫半天的。瑞宣仿佛没理会，仍然慢慢的往前走。两条皮毛模样都不体面，而自以为很勇敢，伟大的，黄不黄，灰不灰的狗迎上前来。瑞宣还不慌不忙的走，对着狗走。狗们让过去瑞宣，直扑了孙七来，因为他手中有柳棍。

孙七施展出他的武艺，把棍子耍得十分伶俐，可是不单没打退了狗，而且把自己的膝磕碰得生疼。他喊叫起来：“啾！打！看狗啊！有人没有？看狗！”

由马家跑出一群小娃娃来，有男有女，都一样的肮脏，小衣服上的污垢被日光照得发亮，倒好像穿着铁甲似的。

小孩子嚷了一阵，把一位年轻的妇人嚷出来——大概是马大少爷的太太。她的一声尖锐而细长的呼叱，把狗们的狂吠阻止住。狗们躲开了一些，伏在地上，看着孙七的腿腕，低声的呜——呜——呜的示威。

瑞宣跟少妇说了几句话，她已把事听明白。她晓得祁家，因为常常听常二爷说起。她一定请客人到屋里坐，她有办法，打坑不成问题。她在前面引路，瑞宣，孙七，孩子，和两条狗，全在后面跟着。屋里很黑，很脏，很乱，很臭，但是少妇的诚恳与客气，把这些缺点全都补救过来。她道歉，她东一把西一把的扫除障碍物，给客人们找座位。然后，她命令身量高的男娃娃去烧柴煮水，教最大的女孩子去洗几块白薯，给客人充饥：“唉，来到我们这里，就受了罪啦！没得吃，没得喝！”她的北平话说得地道而嘹亮，比城里人的言语更纯朴悦耳。然后，她命令小一点的，不会操作，而会跑路的孩子们，分头去找家中的男人——他们有的出去拾粪，有的是在邻家闲说话儿。最后，她把两条狗踢出屋门外，使孙七心中太平了一点。

男孩子很快的把柴燃起，屋中立刻装满了烟。孙七不住的打喷嚏。烟还未退，茶已煮热。两个大黄沙碗，盛着满满的淡黄的汤——茶是嫩枣树叶作的。而后女孩子用衣襟兜着好几大块，刚刚洗净的红皮子的白薯，不敢直接的递给客人，而在屋中打转。

瑞宣没有闲心去想什么，可是他的泪不由的来到眼中。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这整个的屋子里的东西，大概一共不值几十块钱。这些孩子与大人大概随时可以饿死冻死，或被日本人杀死。可是，他们还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别人的忙，还不垂头丧气。他们什么也没有，连件干净的衣服，与茶叶末子，都没有，可是他们又仿佛有了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与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好像不是活着呢，而是为什么一种他们所不了解的责任与使命挣扎着呢。剥去他们的那些破烂污浊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

五十多岁的马老人先回来了，紧跟着又回来两个年轻的男人。马老人一口答应下来，他和儿子们马上去打坑。

瑞宣把一碗黄汤喝净。而后拿了一块生的白薯，他并不想吃，而是为使少妇与孩子们安心。

老人和青年们找到一切开坑的工具，瑞宣，孙七跟着他们又到了坟地上。后边，男孩子提着大的沙壶，拿着两个沙碗，小姑娘还兜着白薯，也都跟上来。

瑞宣，刚把开坑的地点指定了，就问马老人：“常二爷呢？”马老人楞了会儿，指了指西边。那里有一个新的坟头儿。

“死——”瑞宣只说出这么一个字，他的胸口又有些发痒发辣。

马老人叹了口气。拄着铁锹的把子，眼看着常二爷的坟头，楞了半天。

“怎么死的？”瑞宣揉着胸口问。

老人一边铲着土，一边回答：

“好人哪！好人哪！好人可死得惨！那回，他替我的大小子去买药，不是——”

“我晓得！”瑞宣愿教老人说得简单一些。

“对呀，你晓得。回家以后，他躺了三天三夜，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他的这里，”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心窝，“这里受了伤！我们就劝哪，劝哪，可是解不开他心里的那个扣儿，他老问我一句话：我有什么错儿？日本人会罚我跪？慢慢的，他起来了，可还不大吃东西。我们都劝他找点药吃，他说他没有病，一点病没有。你知道，他的脾气多么硬。慢慢的，他又躺下了，便血，便血！我们可是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们。一来二去，他——多么硬朗的人——成了骨头架子。到他快断气的时候，他把我们都叫了去，当着大家，他问他的儿子，大牛儿，你有骨头没有？有骨头没有？给我报仇！报仇！一直到他死，他的嘴老说，有时候有声儿，有时候没声儿，那两个字——报仇！”老人直了直腰，又看了常二爷的坟头一眼。“大牛儿比他的爸爸脾气更硬，记住报仇两个字。他一天到晚在坟前嘀咕。我们都害了怕。什么话呢，他要是真去杀一个日本人，哼，这五里以内的人家全得教日本人烧光。我们掰开揉碎的劝他，差不多要给他跪下了，他不听；他说他是有骨头的人。等到收庄稼的时候，日本人派来了人看着我们，连收了多少斤麦秆儿都记下来。然后，他们赶来了大车，把麦子，连麦秆儿，都拉了走。他们告诉我们：拉走以后，再发还我们，不必着急。我们怎能不着急呢？谁信他们的话呢？大牛儿不慌不忙的老问那些人：日本人来不来呢！日本人来不来呢？我们知道，他是等着日本人来到，好动手。人哪，祁大爷，是奇怪的东西！我们明知道，粮食教他们拉走，早晚是饿死，可是我们还怕大牛儿惹祸，倒仿佛大牛儿一老实，我们就可以活了命！”老人惨笑了一下，喝了一大碗枣叶的茶。用手背擦了擦嘴，他接着说：

“大牛儿把老婆孩子送到她娘家去，然后打了点酒，把那些抢粮的人请到家中去。我们猜得出：他是不想等日本人了，先收拾几个帮日本人忙的人，解解气。他们一直喝到太阳落了山。在刚交头更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火光。火，很快的烧起来，很快的灭下去；烧得一干二净，光剩下那两棵柳树。气味很臭，我们知道那几个人必是烧在了里面。大牛儿是死在了里面呢，还是逃了出去，不知道！我们的心就揪成了一团儿，怕日本人来屠村子。可是，他们到今天，也没有来。我猜呀，大概死的那几个都是中国人，所以日本人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多么好的一家人哪，就这么完了，完了，像个梦似的完了！”

老人说完，直起腰来，看了看两棵柳树，看了看两边的坟头儿。瑞宣的眼睛随着老人的向左右看，可是好像没看到什么；一切，一切都要变成空的，都要死去，整个的大地将要变成一张纸，连棵草都没有！一切是空的，他自己也是空的，没有作用，没有办法，只等寂寂的死去，和一切同归于尽！

快到晌午，坑已打好，瑞宣给马老人一点钱，老人一定不肯收，直到孙七起了誓：“你要不收，我是条小狗子！”老人才收了一半。瑞宣把其余的一半，塞在提茶壶的男孩儿手中。

瑞宣没再回到马家，虽然老人极诚恳的劝让。他到常二爷的坟前，含泪磕了三个头，口中嘟囔着：“二爷爷，等着吧，我爸爸就快来和你作伴儿了！”

孙七灵机一动，主张改走西边的大道，因为他们好顺脚到三仙观看看。马老人送出他们老远，才转身回家。

三仙观里已经有几位祁家的至亲陪着瑞丰，等候祁家的人到齐好入殓。瑞丰已穿上孝衣，红着眼圈跟大家闲扯，他口口声声抱怨父亲死得冤枉，委屈——不是为父亲死在日本人手里，而是为丧事办得简陋，不大体面。他言来语去的，也表示出他并不负责，因为瑞宣既主持家务，又是洋鬼子脾气，不懂得争体面，而只懂把钱穿在肋条骨上。看见大哥和孙七进来，他嚷嚷得更厉害了些，生怕大哥听不懂他的意思。看瑞宣不理会他，他便特意又痛哭了一场，而后张罗着给亲友们买好烟好茶好酒，好像他跟钱有仇似的。

四点半钟，天佑入了殓。

六十二

程长顺忙得很，不单手脚忙，心里也忙。所以，他没能到祁家来帮忙。这使他很难过，可是无可如何。

高亦陀把长顺约到茶馆里去谈一谈。亦陀很客气，坐下就先付了茶钱。然后，真照着朋友在一块儿吃茶谈天的样子，他扯了些闲篇儿。他问马老太太近来可硬朗？他们的生活怎样，还过得去？他也问到孙七，和丁约翰。程长顺虽然颇以成人自居，可是到底年轻，心眼简单，所以一五一十的回答，并没觉出亦陀只是没话找话的闲扯。

说来说去，亦陀提到了小崔太太。长顺回答得更加详细，而且有点兴奋，因为小崔太太的命实在是他与他的外婆给救下来的，他没法不觉得骄傲。他并且代她感谢亦陀：

“每月那十块钱，实在太有用了，救了她的命！”

亦陀仿佛完全因为长顺提醒，才想起那点钱来：“呕，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呢！既说到这儿，我倒要跟你谈一谈！”他轻轻的挽起袍袖，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口来。然后，他慢慢的把手伸进怀里，半天才掏出那个小本子来——长顺认识那个小本子。掏出来，他吸着气儿，一页一页的翻。翻到了一个地方，他细细的看，而后眼往上看，捏着手指算了一会儿。算完，他噗哧的一笑：“正好！正好！五百块了！”

“什么？”程长顺的眼睁得很大。“五百？”

“那还有错？咱们这是公道玩艺儿！你有帐没有？”亦陀还微笑着，可是眼神不那么柔和了。

长顺摇了摇大脑袋。

“你该记着点帐！无论作什么事，请你记住，总要细心，不可马马虎虎！”

“我知道，那不是‘给’她的钱吗？何必记帐呢？”长顺的鼻音加重了一些。

“给——她的？”亦陀非常的惊异，眨巴了好大半天的眼。“这个年月，你想想，谁肯白给谁一个钱呢？”

“你不是说，”长顺嗅出怪味道。

“我说？我说她借的钱，你担的保；这里有你的签字！连本带利，五百块！”

“我，我，我，”长顺说不上话来了。

“可不是你！不是你，难道还是我？”亦陀的眼整个的盯在长顺的脸上，长顺连一动也不敢动了。

眼往下看着，长顺呜囔出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来，来！别跟我装傻充楞，我的小兄弟！”亦陀充分的施展出他的言语的天才来：“当初，你看她可怜；谁能不可怜她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不能怪你！你有个好心肠！所以，你来跟我借钱。”

“我没有！”

“唉，唉，年轻轻的，可不能不讲信义！”亦陀差不多是苦口婆心的讲道了。“处世为人，信义为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我没跟你借钱！你给我的！”长顺的鼻子上出了汗。

亦陀的眼眯成一道缝儿，脖子伸出多长，口中的热气吹到长顺的脑门上：“那么，是谁，是谁，我问你，是谁签的字呢？”

“我！我不知道……”

“签字有自己不知道的？胡说！乱说！我要不看在你心眼还不错的话，马上给你两个嘴巴子！不要胡说，咱们得商议个办法。这笔帐谁负责还？怎么还？”

“我没办法，要命有命！”长顺的泪已在眼圈中转。

“不准耍无赖！要命有命，像什么话呢？要往真理说，要你这条命，还真一点不费事！告诉你吧，这笔钱是冠所长的。她托我给放放帐，吃点利。你想想，即使我是好说话的人——我本是好说话的人——我可也不能给冠所长丢了钱，放了秃尾巴鹰啊！我惹不起她，不用说，你更惹不起她。好，她跺一跺脚就震动了大半个北京城，咱们，就凭咱们，敢在老虎嘴里掏肉吃？她有势力，有本领，有胆量，有日本人帮助她，咱们，在她的眼里，还算得了什么呢？不用说你，就是我要交不上这五百元去，哼，她准会给我三年徒刑，一天也不会少！你想想看！”

长顺的眼中要冒出火来。“教她给我三年监禁好了。我没钱！小崔太太也没钱！”

“话不是这样讲！”亦陀简直是享受这种谈话呢，他的话一擒一纵，有钩有刺，伸缩自如。“你下了狱，马老太太，你的外婆，怎么办呢？她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他居然揉了一下眼，好像很动心似的。“想法子慢慢的还债吧，你说个办法，我去向冠所长求情。就比如说一月还五十，十个月不就还清了吗？”

“我还不起！”

“这可就难办了！”亦陀把袖口又放下来，揣着手，拧着眉，替长顺想办法。想了好大半天，他的灵机一动：“你还不起，教小崔太太想办法呀！钱是她用了的，不是吗？”

“她有什么办法呢？”长顺抹着鼻子上的汗说。

亦陀把声音放低，亲切诚恳的问：“她是你的亲戚？”

长顺摇了摇头。

“你欠她什么情？”

长顺又摇了摇头。

“完啦！既不沾亲，又不欠情，你何苦替她背着黑锅呢？”

长顺没有说什么。

“女人呀，”亦陀仿佛想起个哲学上的问题似的，有腔有调的说：“女人呀，比咱们男人更有办法，我们男人干什么都得要资本，女人方便，她们可以赤手空拳就能谋生挣钱。女人们，呕，我羡慕她们！她们的脸，手，身体，都是天然的资本。只要她们肯放松自己一步，她们马上就有金钱，吃穿，和享受！就拿小崔太太说吧，她年轻，长得满过得去，她为什么不设法找些快乐与金钱呢？我简直不能明白！”

“你什么意思？”长顺有点不耐烦了。

“没有别的意思，除了我要提醒她，帮助她，把这笔债还上！”

“怎么还？”

“小兄弟，别怪我说，你的脑子实在不大灵活；读书太少的关系！是的，读书太少！”

“你说干脆的好不好？”长顺含着怒央告。

“好，我们说干脆的！”亦陀用茶漱了漱口，喷在了地上。“她或你，要是有法子马上还钱，再好没有。要是不能的话，你去告诉她，我可以帮她的忙。我可以再借给她五十元钱，教她作两件花哨的衣服，烫烫头发。然后，我会给她找朋友，陪着她玩耍。我跟她对半分帐。这笔钱可并不归我，我是替冠所长收帐，巡警不会来麻烦她，我去给她打点好。只要她好好的干，她的生意必定错不了。那么以后我就专去和她分帐，这五百元就不再提了！”

“你是教她卖……”长顺儿的喉中噎了一下，不能说下去。

“这时兴的很！一点儿也不丢人！你看，”亦陀指着那个小本子，“这里有多少登记过的吧！还有女学生呢！好啦，你回去告诉她，再给我个回话儿。是这么办呢，咱们大家都是朋友；不是呢，你们俩马上拿出五百元来。你要犯牛脖子不服气呢——不，我想你不能，你知道冠所长有多么厉害！好啦，小兄弟，等你的回话儿！麻烦你呀，对不起！你是不是要吃点什么再回去呢？”亦陀立起来。

长顺莫名其妙的也立起来。

亦陀到茶馆门口拍了拍长顺的肩头，“等你的回话儿！慢走！慢走！”说完，他好像怪舍不得离开似的，向南走去。

长顺儿的大头里像有一对大牛蜂似的嗡嗡的乱响。在茶馆外楞了好久，他才迈开步儿，两只脚像有一百多斤沉。走了几步，他又立住。不，他不能回家，他没脸见外婆和小崔太太。又楞了半天，他想起孙七来。他并不佩服孙七，但孙七到底比他岁数大，而且是同院的老邻居，说不定他会有个好主意。

在街上找了半天，他把孙七找到。两个人进了茶馆，长顺会了茶资。

“喝！了不得，你连这一套全学会了！”孙七笑着说。

长顺顾不得闲扯。他低声的，着急的，开门见山的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孙七。

“哼！我还没想到冠家会这么坏，妈的狗日的！怪不的到处都是暗门子呢，敢情有人包办！妹妹的！告诉你，日本人要老在咱们这儿住下去，谁家的寡妇，姑娘，都不敢说不当暗门子！”

“先别骂街，想主意哟！”长顺央告着。

“我要有主意才怪！”孙七很着急，很气愤，但是没有主意。

“没主意也得想！想！想！快着！”

孙七闭上了近视眼，认真的去思索。想了不知有多久。他忽然的睁开了眼：“长顺！长顺！你娶了她，不就行了吗？”

“我？”长顺的脸忽然的红了。“我娶了她？”

“一点不错！娶了她！她成了你的老婆，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五百块钱呢？”

“那！”孙七又闭上了眼。半天，他才又说话：“你的生意怎样？”

长顺的确是气胡涂了，竟自忘了自己的生意。经孙七这一提示，他想起那一千元钱来。不过，那一千元，除去一切开销，也许只剩五六百元，或更少一点。假若都拿去还债，他指仗着什么过日子呢？况且，冠家分明是敲诈；他怎能把那千辛万苦挣来的钱白送给冠家呢？思索了半天，他对孙七说：“你去和我外婆商议商议，好不好？”他没脸见外婆，更没法开口对外婆讲婚姻的事。

“连婚事也说了？”孙七问。

长顺不知怎么回答好。他不反对娶了小崔太太。即使他还不十分明白婚姻的意义与责任，可是为了搭救小崔太太，他仿佛应当去冒险。他傻子似的点了头。

孙七觉出来自己的重要。他今天不单没被长顺儿驳倒，而且为长顺作了媒。这是不可多得的事。

孙七回了家。

长顺儿可不敢回去。他须找个清静地方，去凉一凉自己的大脑袋。慢慢的他走向北城根去。坐在城根下，他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生气。但是，生气是没有用的，他得想好主意，那足以一下子把大赤包和高亦陀打到地狱里去的主意。好容易，他把气沉下去。又待了好大半天，他想起来了：去告，去告他们！

到哪里去告状呢？他不知道。

怎么写状纸呢？他不会。

告状有用没有呢？他不晓得。

假若告了状，日本人不单不惩罚大赤包与高亦陀，而反治他的罪呢？他的脑门上又出了汗。

不过，不能管那么多，不能！当他小的时候，对得罪了他的孩子们，即使他不敢去打架，他也要在墙上用炭或石灰写上，某某是个大王八，好出一口恶气，并不管大王八对他的敌人有什么实际的损害与挫折。今天，他还须那么办，不管结果如何，他必须去告状；不然，他没法出这口恶气。

胡里胡涂的，他立起来，向南走。在新街口，他找到一位测字的先生。花了五毛钱，他求那位先生给他写了状子。那位先生晓得状纸内容的厉害，也许不利于告状人。但是，为了五毛钱的收入，他并没有警告长顺。状纸写完，先生问：“递到什么地方去呢？”

“你说呢？”长顺和测字先生要主意。

“市政府吧？”先生建议。

“就好！”长顺没特别的用心去考虑。

拿起状纸，他用最快的脚步，直奔市政府去。他拼了命。是福是祸，都不管了。他当初没听瑞宣的话，去加入抗日的军队，满以为就可以老老实实的奉养着外婆。谁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大赤包会要教他破产，或小崔太太作暗娼。好吧，干干看吧！反正他只有一条命，拼吧！他想起来钱家的，祁家的，崔家的，不幸与祸患，我不再想当个安分守己的小老人了，他须把青春的热血找回来，不能傻蛋似的等着钢刀放在脖子上。他必须马上把状纸递上去，一犹疑就会失去勇气。

把状子递好，他往回走。走得很慢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智慧，有点后悔。但是，后悔已太迟了，他须挺起胸膛，等着结果，即使是最坏的结果。

孙七把事情办得很快。在长顺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教老少两个寡妇都为上了难。马老太太对小崔太太并没有什么挑剔，但是，给外孙娶个小寡妇未免太不合理。再说，即使她肯将就了这门亲事，事情也并不就这么简单的可以结束，而还得设法还债呀。她没了主意。

小崔太太呢，听明白孙七的话，就只剩了落泪。还没工夫去细想，她该再嫁不该，和假若愿再嫁应该嫁给谁。她只觉得自己的命太苦，太苦，作了寡妇还不够，还须去作娼！落着泪，她立了起来。她要到冠家去拼命。她是小崔的老婆，到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她会撒野，会拼命！“好，我欠他们五百元哪，我还给他们这条命还不行吗？我什么也没有，除了这条命！”她的眉毛立起来，说着就往外跑。她忘了她是寡妇，而要痛痛快快的在冠家门外骂一场，然后在门上碰死。她愿意死，而不能作暗娼。

孙七吓慌了，一面拦着她，一面叫马老太太。“马老太太，过来呀！我是好心好意，我要有一点坏心，教我不得好死！快来！”

马老太太过来了，可是无话可说。两个寡妇对楞起来。楞着楞着，她们都落了泪，她们的委屈都没法说，因为那些委屈都不是由她们自己的行为招来的，而是由一种莫名其妙的，无可抵御的什么，硬压在她们的背上的。她们已不是两条可以自由活着的性命，而是被狂风卷起的两片落叶；风把她们刮到什么地方去，她们就得到什么地方去，不管那是一汪臭水，还是一个粪坑。

在这种心情下，马老太太忘了什么叫谨慎小心。她拉住了小崔太太的手。她只觉得大家能在一块儿活着，关系更亲密一点，仿佛就是一种抵御“外侮”的力量。

正在这时候，长顺儿走进来。看了她们一眼，他走到自己屋中去。他不敢表示什么，也顾不得表示什么。他非常的怕那个状子会惹下极大的祸来！

六十三

把父亲安葬了以后，瑞宣病了好几十天。

天佑这一死，祁家可不像样子了。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不住在家里，可是大家总仿佛觉得他老和他们在一处呢。家里每逢得到一点好的茶叶，或作了一点迎时当令的食品，大家不是马上给他送去，便是留出一点，等他回来享用。他也是这样，哪怕他买到一些樱桃或几块点心，他也必抓工夫跑回家一会儿，把那点东西献给老父亲，而后由老父亲再分给大家。

特别是因为他不在家里住，所以大家才分外关心他。虽然他离他们不过三四里地，可是这点距离使大家心中仿佛有了一小块空隙，时时想念他，说叨他。这样，每逢他回来，他与大家就特别显出亲热，每每使大家转怒为喜，改沉默为欢笑，假若大家正在犯一点小别扭或吵了几句嘴的话。

他没有派头，不会吹胡子瞪眼睛。进了家门，他一点也不使大家感到“父亲”回来了。他只是那么不声不响的，像一股温暖的微风，使大家感到点柔软的兴奋。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对这一家的功绩与重要，而且知道除了祁老人就得算他的地位与辈数最高，因为知道这些，大家对他才特别的敬爱。他们晓得，一旦祁老人去世，这一家的代表便当然是他了，而他是这么容易伺候，永远不闹脾气，岂不是大家的福气么？没有人盼望祁老人快死，但是不幸老人一旦去世，而由天佑补充上去，祁家或者就更和睦光明了。他是祁家的和风与阳光，他会给祁家的后辈照亮了好几代。祁老人只得到了四世同堂的荣誉，天佑，说不定，还许有五世同堂的造化呢！

这样的一个人却死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

在祁老人，天佑太太，瑞丰，与韵梅心里，都多少有点迷信。假若不是天佑，而是别人，投了河，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安，怕屈死鬼来为厉作祟。但是，投河的是天佑。大家一追想他的温柔老实，就只能想起他的慈祥的面容，而想象不到他可能的变为厉鬼。大家只感到家中少了一个人，一个最可爱的人，而想不到别的。

因此，在丧事办完之后，祁家每天都安静得可怕。瑞宣病倒，祁老人也时常卧在炕上，不说什么，而胡子嘴轻轻的动。天佑太太瘦得已不像样子，穿着件又肥又大的孝袍，一声不出，而出来进去的帮助儿媳操作。她早就该躺下去休养，她可是不肯。她知道自己已活不很久，可是她必须教瑞宣看看，她还能作事，一时不会死去，好教他放心。她知道，假若家里马上再落了白事，瑞宣就毫无办法了。她有病，她有一肚子的委屈，但是她既不落泪，也不肯躺下。她须代丈夫支持这个家，使它不会马上垮台。

瑞丰一天到晚还照旧和一群无赖子去鬼混。没人敢劝告他。“死”的空气封住了大家的嘴，谁都不想出声，更不要说拌几句嘴了。

苦了韵梅，她须设法博得大家的欢心，同时还不要显出过度的活跃，省得惹人家说她没心没肺。她最关切丈夫的病，但是还要使爷爷与婆母不感到冷淡。她看不上瑞丰的行动，可是不敢开口说他；大家还都穿着热孝，不能由她挑着头儿吵架拌嘴。

丧事办得很简单。可是，几乎多花去一倍钱。婚丧事的预算永远是靠不住的。零钱好像没有限制，而瑞丰的给大家买好烟，好酒，好茶，给大家雇车，添菜，教这无限制的零用变成随意的挥霍。瑞宣负了债。祁家一向没有多少积蓄，可是向来不负债。祁老人永远不准大家赊一斤炭，或欠人家一块钱。瑞宣不敢告诉祖父，到底一共花了多少钱。天佑太太知道，可也不敢在长子病着的时候多说多问。韵梅知道一切，而且觉得责无旁贷的须由她马上紧缩，虽然多从油盐酱醋里节省一文半文的，并无济于事，可是那到底表现了她的责任心。但是，手一紧，就容易招大家不满，特别是瑞丰，他的烟酒零用是不能减少的，减少了他会吵闹，使老人们焦心。她的大眼睛已不那么水灵了，而是离离光光的，像走迷了路那样。

韵梅和婆母商议，好不好她老人家搬到老三的屋里来，而把南屋租出去，月间好收入两个租钱。房子现在不好找，即使南屋又暗又冷，也会马上租出去，而且租价不会很低。

天佑太太愿意这么办。瑞宣也不反对。这可伤了祁老人的心。在当初，他置买这所房子的时候，因为人口少，本来是有邻居的。但是，那时候他的眼是看着将来，他准知道一旦人口添加了，他便会把邻居撵了走，而由自己的儿孙完全占满了全院的房屋。那时候，他是一棵正往高大里生长的树，他算得到，不久他的枝叶就会铺展开。现在，儿子死了，马上又要往外租房，他看明白这是自己的枝叶凋落。怎么不死了呢？他问自己。为什么不乘着全须全尾的时候死去，而必等着自己的屋子招租别人呢？

虽然这么难过，他可是没有坚决的反对。在这荒乱的年月，个人的意见有什么用处呢？他含着泪去告诉了李四爷：“有合适的人家，你分心给招呼一下，那两间南屋……”

李老人答应给帮忙，并且嘱咐老友千万不要声张，因为消息一传出去，马上会有日本人搬来，北平已增多了二十万日本人，他们见缝子就钻，说不定不久会把北平人挤走一大半的！是的，日本人已开始在平则门外八里庄建设新北平，好教北平人去住，而把城里的房子匀给日本人。日本人似乎拿定了北平，永远不再放手。

当天，李四爷就给了回话，有一家刚由城外迁来的人，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愿意来往。

祁老人要先看一看租客。他小心，不肯把屋子随便租给不三不四的人。李四爷很快的把他们带了来。这一家姓孟。从西苑到西山，他们有不少的田地。日本人在西苑修飞机场，占去他们许多亩地，而在靠近西山的那些田产，既找不到人去耕种，又要照常纳税完粮，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了土地，而到城里躲一躲。孟先生人很老成，也相当的精明，举止动作很有点像常二爷。孟太太是掉了一个门牙的，相当结实的中年妇人，看样子也不会不老实。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怪足壮。

祁老人一见孟先生有点像常二爷，马上点了头，并且拉不断扯不断的对客人讲说常二爷的一切。孟先生虽然不晓得常二爷是谁，可也顺口答音的述说自己的委屈。患难使人心容易碰在一处，发出同情来，祁老人很快的和孟先生成为朋友。虽然如此，他可是没忘了嘱告孟先生，他是爱体面爱清洁的人。孟先生听出来老人的弦外之音，立刻保证他必不许孩子们糟蹋院子，而且他们全家都老实勤俭，连一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也没有。

第二天，孟家搬进来。祁老人虽然相当满意他的房客，可是不由的就更思念去世了的儿子。在院中看着孟家出来进去的搬东西，老人低声的说，“天佑！天佑！你回来可别走错了屋子呀！你的南屋租出去了！”

马老太太穿着干净的衣服，很腼腆的来看祁老人。她不是喜欢串门子的人，老人猜到她必定有要事相商。天佑太太也赶紧过来陪着说话。虽然都是近邻，可是一来彼此不大常来往，二来因日本人闹的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偶尔相见，话就特别的多。大家谈了好大半天，把心中的委屈都多少倾倒出一些，马老太太才说到正题。她来征求祁老人的意见，假若长顺真和小崔太太结婚，招大家耻笑不招？祁老人是全胡同里最年高有德的人，假若他对这件事没有什么指摘，马老太太便敢放胆去办了。

祁老人遇见了难题。他几乎无从开口了。假若他表示反对，那就是破坏人家的婚姻——俗语说得好，硬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呀！反之，他若表示同意吧，谁知道这门婚事是吉是凶呢？第一，小崔太太是个寡妇，这就不很吉祥。第二，她比长顺的岁数大，也似乎不尽妥当。第三，即使他们决定结婚，也并不能解决了一切呀；大赤包的那笔钱怎办呢？

他的小眼睛几乎闭严了，也决定不了什么。说话就要负责，他不能乱说。想来想去，他只想起来：“这年月，这年月，什么都没法办！”

天佑太太也想不出主意来，她把瑞宣叫了过来。瑞宣的病好了一点，可是脸色还很不好看。把事情听明白了，他马上想到：“一个炸弹，把大赤包，高亦陀那群狗男女全炸得粉碎！”但是，他截住了这句最痛快，最简截，最有实效的话。假若他自己不敢去扔炸弹，他就不能希望马老太太或长顺去那么办。他知道只有炸弹可以解决一切，可也知道即使炸弹就在手边，他，马老太太，长顺，都不敢去扔！他自己下过狱，他的父亲被日本人给逼得投了河，他可表示了什么？他只吐了血，给父亲打了坑，和借了钱给父亲办了丧事，而没敢去动仇人的一根汗毛！他只知道照着传统的办法，尽了作儿子的责任，而不敢正眼看那祸患的根源。他的教育，历史，文化，只教他去敷衍，去低头，去毫无用处的牺牲自己，而把报仇雪恨当作太冒险，过分激烈的事。

沉默了好久，他极勉强的把难堪与羞愧像压抑一口要喷出的热血似的压下去，而后用他惯用的柔和的语调说：

“据我看，马老太太，这件婚事倒许没有人耻笑。你，长顺，小崔太太，都是正经人，不会招出闲言闲语来。难处全在他们俩结了婚，就给冠家很大很大的刺激。说不定他们会用尽心机来捣乱！”

“对！对！冠家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祁老人叹着气说。

“可是，要不这么办吧，小崔太太马上就要变成，变成……”马老太太的嘴和她的衣服一样干净，不肯说一个不好听的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她失去平日的安静与沉稳。

屋里没有了声音，好像死亡的影子轻轻的走进来。

刚交过五点。天短，已经有点像黄昏时候了。

马老太太正要告辞，瑞丰满头大汗，像被鬼追着似的跑进来。顾不得招呼任何人，他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张着嘴急急的喘气。

“怎么啦？”大家不约而同的问。他只摆了摆手，说不上话来。大家这才看明白：他的小干脸上碰青了好几块，袍子的后襟扯了一尺多长的大口子。

今天是义赈游艺会的第一天，西单牌楼的一家剧场演义务戏。戏码相当的硬，倒第三是文若霞的《奇双会》，压轴是招弟的《红鸾禧》，大轴是名角会串《大溪皇庄》。只有《红鸾禧》软一点，可是招弟既长得美，又是第一次登台，而且戏不很长，大家也就不十分苛求。

冠家忙得天翻地覆。行头是招弟的男朋友们“孝敬”给她的，她试了五次，改了五次，叫来一位裁缝在家中专伺候着她。亦陀忙着借头面，忙着找来梳头与化妆的专家。大赤包忙着给女儿“征集”鲜花篮，她必须要八对花篮在女儿将要出台帘的时候，一齐献上去。晓荷更忙，忙着给女儿找北平城内最好的打鼓佬，大锣与小锣；又忙着叫来新闻记者给招弟照化妆的与便衣的像片，以便事前和当日登露在报纸上与杂志上。此外，他还得写诗与散文，好交给蓝东阳分派到各报纸去，出招弟女士特刊。他自己觉得很有些天才，可是喝了多少杯浓茶与咖啡，还是一字写不出。他只好请了一桌客，把他认为有文艺天才的人们约来，代他写文章。他们的确有文才，当席就写出了有“娇小玲珑”，“小鸟依人”和“歌喉清啭”，“一串骊珠”，“作工不瘟不火”这样句子的文字。蓝东阳是义赈游艺会的总干事，所以忙得很，只能抽空儿跑来，向大家咧一咧嘴。胖菊子倒常在这里，可是胖得懒的动一动，只在大家忙得稍好一点的时节，提议打几圈牌。桐芳紧跟着招弟，老给小姐拿着大衣，生怕她受了凉，丢了嗓音。桐芳还抓着了空儿出去，和钱先生碰头，商议。

戏票在前三天已经卖光。池子第四五排全留给日本人。一二三排与小池子全被招弟的与若霞的朋友们定去。黑票的价钱已比原价高了三倍至五倍。若霞的朋友们看她在招弟前面出台，心中不平，打算在招弟一出来便都退席，给她个难堪。招弟的那一群油头滑面的小鬼听到这消息，也准备拼命给若霞喊倒好儿，作为抵抗。幸而晓荷得到了风声，赶快约了双方的头脑，由若霞与招弟亲自出来招待，还请了一位日本无赖出席镇压，才算把事情说妥，大家握了手，停止战争。

瑞丰无论怎样也要看上这个热闹。他有当特务的朋友，而特务必在开戏以前布满了剧场，因为有许多日本要人来看戏。他在午前十点便到戏园外去等，他的嘴张着，心跳的很快，两眼东张西望，见到一个朋友便三步改作两步的迎上去：“老姚！带我进去哟！”待一会儿，又迎上另一个人：“老陈，别忘了我哟！”这样对十来个人打过招呼，他还不放心，还东瞧瞧西看看预备再多托咐几位。离开锣还早，他可是不肯离开那里，倒仿佛怕戏园会忽然搬开似的。慢慢的，他看到检票的与军警，和戏箱来到，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嘴张得更大了些。他又去托咐朋友，朋友们没好气的说：“放心，落不下你！早得很呢，你忙什么？”他张着嘴，嘻嘻两声，觉得自己有进去的把握，又怕朋友是敷衍他。他几乎想要求他们马上带他进去，就是看一两个钟头光板凳也无所不可；进去了才是进去了。在门外到底不保险！可是，他没好意思开口，怕逼急了他们反为不美。他买了块烤白薯，面对戏园嚼着，看一眼白薯，看一眼戏园，恨不能一口也把戏园吞了下去。

按规矩说，他还在孝期里，不应当来看戏。但是，为了看戏，他连命也肯牺牲了，何况那点老规矩呢。

到了十一点多钟，他差不多要急疯了。拉住一位朋友，央告着非马上进去不可。他已说不上整句的话来，而只由嘴中蹦出一两个字。他的额上的青筋都鼓起来，鼻子上出着汗，手心发凉。朋友告诉他：“可没有座儿！”他啊啊了两声，表示愿意立着。

他进去了，坐在了顶好的座位上，看着空的台，空的园子，心中非常的舒服。他并上了嘴，口中有一股甜水，老催促着他微笑。他笑了。

好容易，好容易，台上才打通，他随着第一声的鼓，又张开了嘴，而且把脖子伸出去，聚精会神的看台上怎么打鼓，怎么敲锣。他的身子随着锣鼓点子动，心中浪荡着一点甜美的，有节奏的，愉快。

又待了半天，《天官赐福》上了场。他的脖子更伸得长了些。正看得入神，他被人家叫起来，“票”到了。他眼睛还看着戏台，改换了座位。待了一会儿，“票”又到了，他又换了座位。他丝毫没觉到难堪，因为全副的注意都在台上，仿佛已经沉醉。改换了不知多少座位，到了《奇双会》快上场，他稍微觉出来，他是站着呢。他不怕站着，他已忘了吃力的是他自己的腿。他的嘴张得更大了些，往往被烟呛得咳嗽一下，他才用口液润色它一下。

日本人到了，他欠着脚往台上看，顾不得看看日本人中有哪几个要人。在换锣鼓的当儿，他似乎看见了钱先生由他身旁走过去。他顾不得打招呼。小文出来，坐下，试笛音。他更高了兴。他喜欢小文，佩服小文，小文天天在戏园里，多么美！他也看见了蓝东阳在台上转了一下。他应当恨蓝东阳。可是，他并没动心；看戏要紧。胖菊子和一位漂亮的小姐捧着花篮，放在了台口。他心中微微一动，只咽了一口唾沫，便把她打发开了。晓荷在台帘缝中，往外探了探头，他羡慕晓荷！

虽然捧场的不少，若霞可是有真本事，并不专靠着捧场的人给她喝彩。反之，一个碰头好儿过后，戏园里反倒非常的静了。她的秀丽，端庄，沉稳，与适当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没法不沉下气去。她的眼仿佛看到了台下的每一个人，教大家心中舒服，又使大家敬爱她。即使是特来捧场的也不敢随便叫好了，因为那与其说是讨好，还不如说是不敬。她是那么瘦弱苗条，她又是那么活动焕发，倒仿佛她身上有一种什么魔力，使大家看见她的青春与美丽，同时也都感到自己心中有了青春的热力与愉快。她控制住了整个的戏园，虽然她好像并没分外的用力，特别的卖弄。

小文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探着点身子，横着笛，他的眼盯住了若霞，把每一音都吹得圆，送到家。他不仅是伴奏，而是用着全份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化在音乐之中，每一个声音都像带着感情，电力，与光浪，好把若霞的身子与喉音都提起来，使她不费力而能够飘飘欲仙。

在那两排日本人中，有一个日本军官喝多了酒，已经昏昏的睡去。在他的偶尔睁开的眼中，他似乎看到面前有个美女子来回的闪动。他又闭上了眼，可是也把那个美女子关闭在眼中。一个日本军人见了女的，当然想不起别的，而只能想到女人的“用处”。他又睁开了眼，并且用力揉了揉它们。他看明白了若霞。他的醉眼随着她走，而老遇不上她的眼。他生了气。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中国人的征服者，他理当可以蹂躏任何一个中国女子。而且，他应当随时随地发泄他的兽欲，尽管是在戏园里。他想马上由台上把个女的拖下来，扯下衣裤，表演表演日本军人特有的本事，为日本军人增加一点光荣。可是，若霞老不看他。他半立起来，向她“嘻”了一声。她还没理会。很快的，他掏出枪来。枪响了，若霞晃了两晃，要用手遮一遮胸口，手还没到胸前，她倒在了台上。

楼上楼下马上哭喊，奔跑，跌倒，乱滚，像一股人潮，一齐往外跑。瑞丰的嘴还没并好，就被碰倒。他滚，他爬，他的头上手上身上都是鞋与靴；他立起来，再跌倒，再滚，再喊，再乱抡拳头。他的眼一会儿被衣服遮住，一会儿挡上一条腿，一会儿又看到一根柱子。他迷失了方向，分不清哪是自己的腿，哪是别人的腿。乱滚，乱爬，乱碰，乱打，他随着人潮滚了出来。

日本军人都立起来，都掏出来枪，枪口对着楼上楼下的每一角落。

桐芳由后台钻出来。她本预备在招弟上场的时候，扔出她的手榴弹。现在，计划被破坏了，她忘了一切，而只顾去保护若霞。钻出来，一个枪弹从她的耳旁打过去。她趴下，用手用膝往前走，走到若霞的身旁。

小文扔下了笛子，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来。像有什么魔鬼附了他的体，他一跃，跃到台下，连人带椅子都砸在行凶的醉鬼头上，醉鬼还没清醒过来的脑浆溅出来，溅到小文的大襟上。

小文不能再动，几只手枪杵在他的身上。他笑了笑。他回头看了看若霞：“霞！死吧，没关系！”他自动的把手放在背后，任凭他们捆绑。

后台的特务特别的多。上了装的，正在上装的，还没有上装的，票友与伶人；龙套，跟包的，文场，一个没能跑脱。招弟已上了装，一手拉着亦陀，一手拉着晓荷，颤成一团。

楼上的人还没跑净。只有一个老人，坐定了不动，他的没有牙的胡子嘴动了动，像是咬牙床，又像是要笑。他的眼发着光，仿佛得到了一些诗的灵感。他知道桐芳还在台上，小文还在台下，但是他顾不了许多。他的眼中只有那一群日本人，他们应当死。他扔下他的手榴弹去。

第二天，瘸着点腿的诗人买了一份小报，在西安市场的一家小茶馆里，细细的看本市新闻：

“女伶之死：本市名票与名琴手文若霞夫妇，勾通奸党，暗藏武器，于义赈游艺会中，拟行刺皇军武官。当场，文氏夫妇均被击毙。文若霞之女友一名，亦受误伤身死。”老人眼盯着报纸，而看见的却是活生生的小文，若霞，与尤桐芳。对小文夫妇，老人并不怎么认识，也就不敢批评他们。但是，他觉得他们很可爱，因为他们是死了；他们和他的妻与子一样的死了，也就一样的可爱。他特别的爱小文，小文并不只是个有天才的琴手，也是个烈士——敢用椅子砸出仇人的脑浆！对桐芳，他不单爱惜，而且觉得对不起她！她！多么聪明，勇敢的一个小妇人——必是死在了他的手中，炸弹的一个小碎片就会杀死她。假若她还活着，她必能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作出更大的事来。她的姓名也许可以流传千古。现在，她只落了个“误伤身死”！想到这里，老人几乎出了声音：“桐芳！我的心，永远记着你，就是你的碑记！”他的眼往下面看，又看到了新闻：“皇军武官无一受伤者。”老人把这句又看了一遍，微微的一笑。哼，无一受伤者，真的！他再往下看：“行刺之时，观众秩序尚佳，只有二三老弱略受损伤。”老人点了点头，赞许记者的“创造”天才。“所有后台人员均解往司令部审询，无嫌疑者日内可被释放云。”老人楞了一会儿，哼，他知道，十个八个，也许一二十个，将永远出不来狱门！他心中极难过，但是他不能不告诉自己：“就是这样吧！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老人喝了口白开水，离开茶馆，慢慢的往东城走，打算到坟地上，去告诉亡妻与亡子一声：“安睡吧，我已给你们报了一点点仇！”

六十四

小羊圈里乱了营，每个人的眼都发了光，每个人的心都开了花，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嘴，耳，心，都在动。他们想狂呼，想乱跳，想喝酒，想开一个庆祝会。黑毛儿方六成了最重要的人物，大家围着他，扯他的衣襟与袖子要求他述说，述说戏园中的《奇双会》，枪声，死亡，椅子，脑浆，炸弹，混乱，伤亡……听明白了的，要求他再说，没听见的，舍不得离开他，仿佛只看一看他也很过瘾；他是英雄，天使——给大家带来了福音。

方六，在这以前，已经成了“要人”。论本事，他不过是第二三流的说相声的，除了大茶馆与书场的相声艺员被天津上海约去，他临时给搭一搭桌，他总是在天桥，东安市场，隆福寺或护国寺去撂地摊。他很少有参加堂会的机会。

可是，北平的沦陷教他转了运气。他的一个朋友，在新民会里得了个地位。由这个朋友，他得到去广播的机会。由这个朋友，他知道应当怎样用功——“你赶快背熟了四书！”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相信四书，因为那是老东西。只要你每段相声里都有四书句子，日本人就必永远雇用你广播！你要时常广播，你就会也到大茶楼和大书场去作生意，你就成了头路角儿！”

方六开始背四书。他明知道引用四书句子并不能受听众的欢迎，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和由大学生中学生变成的公务员，甚至于教员，都没念过四书。在他所会的段子里原有用四书取笑的地方，像：“君不君，程咬金；臣不臣，大火轮；父不父，冥衣铺；子不子，大茄子”；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是说七十二贤人里有三十个结了婚的，四十二个没有结婚的，等等。每逢他应用这些“典故”，台下——除了几个老人——都楞着，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之处。但是，他相信了朋友的话。他知道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只要日本人肯因他会运用四书而长期的雇用他去广播，他便有了饭碗。他把四书背得飞熟。当他讲解的时候，有的相当的可笑，有的毫无趣味。可是，他不管听众，他的眼只看着日本人。在每次广播的时候，他必递上去讲题：“子曰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或“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日本人很满意，他拿稳饭碗。同时，他不再去撂地摊，而大馆子争着来约他——不为他的本事，而为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同时，福至心灵的他也热心的参加文艺协会，和其他一切有关文化的集会。他变成了文化人。

在义赈游艺会里，他是招待员。他都看见了，而且没有受伤。他的嘴会说，也爱说。他不便给日本人隐瞒着什么。虽然他吃着日本人的饭，他可是并没有把灵魂也卖给日本人。特别是，死的是小文夫妇，使他动了心。他虽和他们小夫妇不同行，也没有什么来往，可是到底他们与他都是卖艺的，兔死狐悲，他不能不难受。

大家对小文夫妇一致的表示惋惜，他们甚至于到六号院中，扒着东屋的窗子往里看一看，觉得屋里的桌椅摆设都很神圣。可是，最教他们兴奋的倒是招弟穿着戏行头就被军警带走，而冠晓荷与高亦陀也被拿去。

他们还看见了大赤包呀。她的插野鸡毛的帽子在头上歪歪着，鸡毛只剩下了半根。她的狐皮皮袍上面湿了半边襟，像是浇过了一壶茶。她光着袜底，左手提着“一”只高跟鞋。她脸上的粉已完全落下去，露着一堆堆的雀斑。她的气派还很大，于是也就更可笑。她没有高亦陀搀着，也没有招弟跟着，也没有晓荷在后面给拿着风衣与皮包。只是她一个人，光着袜底儿，像刚被魔王给赶出来的女怪似的，一瘸一拐的走进了三号。

程长顺顾不得操作了。他也挤在人群里，听方六有声有色的述说。听完了，他马上报告了外婆。孙七的近视眼仿佛不单不近视，而且能够透视了；听完了方六的话，他似乎已能远远的看到晓荷和亦陀在狱中正被日本人灌煤油，压棍子，打掉了牙齿。他高兴，他非请长顺喝酒不可。长顺还没学会喝酒，孙七可是非常的坚决：“我是喝你的喜酒！你敢说不喝！”他去告诉马老太太，“老太太，你说，教长顺儿喝一杯酒，喜酒！”

“什么喜酒啊？”老太太莫名其妙的问。

孙七哈哈的笑起来。“老太太，他们——”他往三号那边指了指，“都教宪兵锁了走，咱们还不赶快办咱们的事？”

马老太太听明白了孙七的话，可是还有点不放心。“他们有势力，万一圈两天就放出来呢？”

“那，他们也不敢马上再欺侮咱们！”

马老太太不再说什么。她心中盘算：外孙理当娶亲，早晚必须办这件事，何不现在就办呢？小崔太太虽是个寡妇，可是她能洗能作能吃苦，而且脾气模样都说得下去。再说，小崔太太已经知道了这回事，而且并没表示坚决的反对，若是从此又一字不提了，岂不教她很难堪，大家还怎么在一个院子里住下去呢？没别的办法，事情只好怎么来怎么走吧。她向孙七点了点头。

第二天下午，小文的一个胯骨上的远亲，把文家的东西都搬了走。这引起大家的不平。第一，他们想问问，小文夫妇的尸首可曾埋葬了没有？第二，根据了谁的和什么遗言，就来搬东西？这些心中的话渐渐的由大家的口中说出来，然后慢慢的表现在行动上。李四爷，方六，孙七，都不约而同的出来，把那个远亲拦住。他没了办法，只好答应去买棺材。

但是，小文夫妇的尸首已经找不到了。日本人已把他们扔到城外，喂了野狗。日本人的报复是对死人也毫不留情的。李四爷没的话可说，只好愤愤的看着文家的东西被搬运了走。

瑞丰见黑毛儿方六出了风头，也不甘寂寞，要把自己的所闻所见也去报告大家。可是，祁老人拦住了他：“你少出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万一教侦探看见，说你是囚犯呢？你好好的在家里坐着！”瑞丰无可如何，只好蹲在家里，把在戏园中的见闻都说与大嫂与孩子们听，觉得自己是个敢冒险，见过大阵式的英雄好汉。

大赤包对桐芳的死，觉得满意。桐芳的尸身已同小文夫妇的一齐被抛弃在城外。大赤包以为这是桐芳的最合适的归宿。她决定不许任何人给桐芳办丧事，一来为是解恨，二来是避免嫌疑——好家伙，要教日本人知道了桐芳是冠家的人，那还了得！她嘱咐了高第与男女仆人，绝对不许到外边去说死在文若霞身旁的是桐芳，而只准说桐芳拐去了金银首饰，偷跑了出去。她并且到白巡长那里报了案。

这样把桐芳结束了，她开始到处去奔走，好把招弟，亦陀，晓荷赶快营救出来。

她找了蓝东阳去。东阳，因为办事不力，已受了申斥，记了一大过。由记过与受申斥，他想象到撤职丢差。他怕，他恐慌，他忧虑，他恨不能咬掉谁一块肉！他的眼珠经常的往上翻，大有永远不再落下来的趋势。他必须设法破获凶手，以便将功赎罪，仍然作红人。看大赤包来到，他马上想起，好，就拿冠家开刀吧！桐芳有诡病，无疑的；他须也把招弟，亦陀，晓荷咬住，硬说冠家吃里爬外，要刺杀皇军的武官。

大赤包的确动了心，招弟是她的掌上明珠，高亦陀是她的“一种”爱人。她必须马上把他们救了出来。她并没十分关切晓荷，因为晓荷到如今还没弄上一官半职，差不多是个废物。真要是不幸而晓荷死在狱中，她也不会十分伤心。说不定，她还许，在他死后，改嫁给亦陀呢！她的心路宽，眼光远，一眼便看出老远老远去。不过，现在她既奔走营救招弟与亦陀，也就不好意思不顺手把晓荷牵出来罢了。

虽然心中很不好受，见了东阳，她可是还大摇大摆的。她不是轻易皱上眉头的人。

“东阳！”她大模大样的，好像心中连豆儿大的事也没有的，喊叫：“东阳！有什么消息没有？”

东阳的脸上一劲儿抽动，身子也不住的扭，很像吃过烟油子的壁虎。他决定不回答什么。他的眼看着自己的心，他的心变成一剂毒药。

见东阳不出一声，大赤包和胖菊子闲扯了几句。胖菊子的身体面积大，容易被碰着，所以受了不少的伤，虽然都不怎样重，可是她已和东阳发了好几次脾气——以一个处长太太而随便被人家给碰伤，她的精神上的损失比肉体上要大着许多。自从作了处长太太以来，有意的无意的，她模仿大赤包颇有成绩。她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到处要摆出架子。她讨厌东阳的肮脏，吝啬，与无尽无休的性欲要求。但是，她又不肯轻易放弃了“处长太太”。因此，她只能对东阳和别人时常发威，闹脾气，以便发泄心中的怨气。

她喜欢和大赤包闲扯。她本是大赤包的“门徒”，现在她可是和大赤包能平起平坐了，所以感到自傲。同时，在经验上，年纪上，排场上，她到底须让大赤包一步，所以不能不向大赤包讨教。虽然有时候，她深盼大赤包死掉，好使她独霸北平，但是一见了大赤包的面，她仿佛又不忍去诅咒老朋友，而觉得她们两个拼在一处，也许势力要更大一些。

大赤包今天可不预备多和菊子闲谈，她还须去奔走。胖菊子愿意随她一同出去。她不高兴蹲在家里，接受或发作脾气——东阳这两天老一脑门子官司，她要是不发气，他就必横着来。大赤包也愿意有菊子陪着她去奔走，因为两个面子凑在一处，效力当然大了一倍。菊子开始忙着往身上擦抹驰名药膏和万金油，预备陪着大赤包出征。

东阳拦住了菊子。没有解释，他干脆不准她出去。菊子胖脸红得像个海螃蟹。“为什么？为什么？”她含着怒问。

东阳不哼一声，只一劲儿啃手指甲。被菊子问急了，他才说了句：“我不准你出去！”

大赤包看出来，东阳是不准菊子陪她出去。她很不高兴，可是仍然保持着外场劲儿，勉强的笑着说：“算了吧！我一个人也会走！”

菊子转过脸来，一定要跟着客人走。东阳，不懂什么叫作礼貌，哪叫规矩，把实话说了出来：“我不准你同她出去！”

大赤包的脸红了，雀斑变成了一些小葡萄，灰中带紫。“怎么着，东阳？看我有点不顺序的事，马上就要躲着我吗？告诉你，老太太还不会教这点事给难住！哼，我瞎了眼，拿你当作了朋友！你要知道，招弟出头露面的登台，原是为捧你！别忘恩负义！你掰开手指头算算，吃过我多少顿饭，喝过我多少酒，咖啡？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把那些东西喂了狗，它见着我都得摇摇尾巴！”大赤包本来觉得自己很伟大，可是一骂起人来，也不是怎的她找不到了伟大的言语，而只把饭食与咖啡想起来。这使她自己也感到点有失体统，而又不能不顺着语气儿骂下去。

东阳自信有丰富的想象力，一定能想起些光伟的言语来反攻。可是，他也只想起：“我还给你们买过东西呢！”

“你买过！不错！一包花生豆，两个凉柿子！告诉你，你小子别太目中无人，老太太知道是什么东西！”说完，大赤包抓起提包，冷笑了两声，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

胖菊子反倒不知道怎么办好啦。以交情说，她实在不高兴东阳那么对待大赤包。她觉得大赤包总多少比东阳更像个人，更可爱一点。可是，大赤包的责骂，也多少把她包括在里面，她到底是东阳的太太，为什么不教东阳大方一点，而老白吃白喝冠家呢？大赤包虽骂的是东阳，可是也把她——胖菊子——连累在里面。她是个妇人，她看一杯咖啡的价值，在彼此争吵的时候，比什么友谊友情更重要。为了这个，她不愿和东阳开火。可是，不和他开火，又减了自己的威风。她只好板着胖脸发楞。

东阳的心里善于藏话，他不愿告诉个中的真意。可是，为了避免太太的发威，他决定吐露一点消息。“告诉你！我要斗一斗她。打倒了她，我有好处！”然后，他用诗的语言说出点他的心意。

菊子起初不十分赞同他的计划。不错，大赤包有时候确是盛气凌人，使人难堪。但是，她们到底是朋友，怎好翻脸为仇作对呢？她想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想到最后，她同意了东阳的意见。好吧，把大赤包打下去，而使自己成为北平天字第一号的女霸，也不见得不是件好事。在这混乱的年月与局面中，她想，只有狠心才是成功的诀窍。假若当初她不狠心甩了瑞丰，她能变成处长太太吗？不能！好啦，她与大赤包既同是“新时代”的有头有脸的人，她何必一定非捧着大赤包，而使自己坐第二把交椅呢？她笑了，她接受了东阳的意见，并且愿意帮助他。

东阳的绿脸上也有了一点点笑意。夫妇靠近了嘀咕了半天。他们必须去报告桐芳是冠家的人，教日本人怀疑冠家。然后他们再从多少方面设法栽赃，造证据，把大赤包置之死地。即使她死不了，他们也必弄掉了她的所长，使她不再扬眉吐气。

“是的！只要把她咬住，这案子就有了交待。我的地位可也就稳当了。你呢，你该去运动，把那个所长地位拿过来！”

胖菊子的眼亮了起来。她没想到东阳会有这么多心路，竟自想起教她去作所长！从她一认识东阳，一直到嫁给他，她没有真的喜爱过他一回。今天，她感到他的确是个可爱的人，他不但给了她处长太太，还会教她作上所长！除了声势地位，她还看见了整堆的钞票像被狂风吹着走动的黄沙似的，朝着她飞了来。只要作一二年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她的后半世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一旦有了那个把握，她将是最自由的女人，蓝东阳没法再干涉她的行动，她可以放胆的任意而为，不再受丝毫的拘束！她吻了东阳的绿脸。她今天真喜爱了他。等事情成功之后，她再把他踩在脚底下，像踩一个虫子似的收拾他。

她马上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出去活动，她不能再偷懒，而必须挺起一身的胖肉，去找那个肥差事。等差事到手，她再加倍的偷懒，连洗脸都可以找女仆替她动手，那才是福气。

瑞宣听到了戏园中的“暴动”，和小文夫妇与桐芳的死亡。他觉得对不起桐芳。钱先生曾经嘱咐过他，照应着她。他可是丝毫没有尽力。除了这点惭愧，他对这件事并没感到什么兴奋。不错，他知道小文夫妇死得冤枉；但是，他自己的父亲难道死得不冤枉么？假若他不能去为父报仇，他就用不着再替别人的冤枉表示愤慨。从一种意义来说，他以为小文夫妇都可以算作艺术家，都死得可惜。但是，假若艺术家只是听天由命的苟安于乱世，不会反抗，不会自卫，那么惨死便是他们必然的归宿。

有这些念头在他心中，他几乎打不起精神去注意那件值得兴奋的事。假若小文夫妇与桐芳的惨死只在他心中飘过，对于冠家那些狗男女的遭遇，他就根本没有理会。一天到晚，自从办过了丧事之后，他总是那么安安静静的，不言不语的，作着他的事。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是抱定逆来顺受的道理，不声不响的度着苦难的日子。在他心里，他却没有一刻的宁静。他忘不了父亲的惨死，于是也就把自己看成最没出息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完全没有作用。除非他能替父亲报了仇。这个，他知道，可绝不是专为尽孝。他是新时代的中国人，绝不甘心把自己只看成父母的一部分，而去为父母丧掉了自己的生命。他知道父子的关系是生命的延续关系，最合理的孝道恐怕是继承父辈的成就，把它发扬光大，好教下一辈得到更好的精神的与物质的遗产。生命是延续，是进步，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明天的人类福利。新的生命不能拦阻，也不能代替老的生命的死亡。假若他的父亲是老死的，或病死的，他一定一方面很悲痛，一方面也要打起精神，勇敢的面向明天的责任走下去。但是，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了的。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便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

可是，有一件事使他稍微的高了兴。当邻居们都正注意冠家与文家的事的时候，一号的两个日本男人都被征调了走。瑞宣觉得这比晓荷与招弟的被捕更有意义。冠家父女的下狱，在他看，不过是动乱时代的一种必然发生的丑剧。而一号的男人被调去当炮灰却说明了侵略者也须大量的，不断的，投资——把百姓的血泼在战场上。随着士兵的伤亡，便来了家庭的毁灭，生产的人力缺乏，与抚恤经费的增加。侵略只便宜了将官与资本家，而民众须去卖命。

在平日，他本讨厌那两个男人。今天，他反倒有点可怜他们了。他们把家眷与财产都带到中国来，而他自己却要死在异域，教女人们抱一小罐儿骨灰回去。可是，这点惋惜并没压倒他的高兴。不，不，不，他不能还按照着平时的，爱好和平的想法去惋惜他们；不能！他们，不管他们是受了有毒的教育与宣传，还是受了军阀与资本家的欺骗，既然肯扛起枪去作战，他们便会杀戮中国人，也就是中国人的仇敌。枪弹，不管是怎样打出去的，总不会有善心！是的，他们必须死在战场上；他们不死，便会多杀中国人。是的，他必须狠心的诅咒他们，教他们死，教他们的家破人亡，教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子侄朋友亲戚全变成了骨灰。他们是臭虫，老鼠，与毒蛇，必须死灭，而后中国与世界才得到太平与安全！

他看见了那两个像磁娃娃的女人，带着那两个淘气的孩子，去送那两个出征的人。她们的眼是干的，她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们的全身上都表示出服从与由服从中产生的骄傲。是的，这些女人也该死。她们服从，为是由服从而得到光荣。她们不言不语的向那毒恶的战神深深的鞠躬，鼓励她们的男人去横杀乱砍。瑞宣知道，这也许是错怪了那两个女人：她们不过是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制成的磁娃娃，不能不服从，不忍受。她们自幼吃了教育的哑药，不会出声，而只会微笑。虽然如此，瑞宣还是不肯原谅她们。正因为她们吃了那种哑药，所以她们才正好与日本的全盘机构相配备。她们的沉默与服从恰好完成了她们男人的狂吼与乱杀。从这个事实——这的确是事实——来看，她们是她们男人的帮凶。假若他不能原谅日本男人，他也不便轻易的饶恕她们。即使这都不对，他也不能改变念头，因为孟石，仲石，钱太太，小崔，小文夫妇，桐芳，和他的父亲都千真万确的死在日本人手里。绕着弯子过分的去原谅仇敌便是无耻！

立在槐树下，他注视着那出征人，磁娃娃，与两个淘气鬼。他的心中不由的想起些残破不全的，中国的外国的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兄弟？……”可是，他挺着脖子，看着他们与她们，把那些人道的，崇高的句子，硬放在了一边，换上些“仇恨，死亡，杀戮，报复”等字样。“这是战争，不敢杀人的便被杀！”他对自己说。

一号的老婆婆是最后出来的。她深深的向两个年轻的鞠躬，一直等到他们拐过弯去才直起身来。她抬起头，看见了瑞宣。她又鞠了一躬。直起身，她向瑞宣这边走过来，走得很快。她的走路的样子改了，不像个日本妇人了。她挺着身，扬着脸，不再像平日那么团团着了。她好像一个刚醒来的螃蟹，把脚都伸展出来，不是那么圆圆的一团了。她的脸上有了笑容，好像那两个年轻人走后，她得到了自由，可以随便笑了似的。

“早安！”她用英语说。“我可以跟你说两句话吗？”她的英语很流利正确，不像是由一个日本人口中说出来。

瑞宣楞住了。

“我久想和你谈一谈，老没有机会。今天，”她向胡同的出口指了指，“他们和她们都走了，所以……”她的口气与动作都像个西洋人，特别是她的指法，不用食指，而用大指。

瑞宣一想便想到：日本人都是侦探，老妇人知道他会英文，便是很好的证据。因此，他想敷衍一下，躲开她。

老妇人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意，又很大方的一笑。“不必怀疑我！我不是平常的日本人。我生在坎拿大，长在美国，后来随着我的父亲在伦敦为商。我看见过世界，知道日本人的错误。那俩年轻的是我的侄子，他们的生意，资本，都是我的。我可是他们的奴隶。我既没有儿子，又不会经营——我的青春是在弹琴，跳舞，看戏，滑冰，骑马，游泳……度过去的——我只好用我的钱买来深鞠躬，跪着给他们献茶端饭！”

瑞宣还是不敢说话。他知道日本人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侦探消息。

老婆婆凑近了他，把声音放低了些：“我早就想和你谈谈。这一条胡同里的人，算你最有品格，最有思想，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会小心，不愿意和我谈心。但是，我把心中的话，能对一个明白人说出来，也就够了。我是日本人，可是当我用日本语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能说我的心腹话。我的话，一千个日本人里大概只有一个能听得懂。”她的话说得非常的快，好像已经背诵熟了似的。

“你们的事，”她指了三号，五号，六号，四号，眼随着手指转了个半圆。“我都知道。我们日本人在北平所作的一切，当然你也知道。我只须告诉你一句老实话：日本人必败！没有另一个日本人敢说这句话。我——从一个意义来说——并不是日本人。我不能因为我的国籍，而忘了人类与世界。自然，我凭良心说，我也不能希望日本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而被别人杀尽。杀戮与横暴是日本人的罪恶，我不愿别人以杀戮惩罚杀戮。对于你，我只愿说出：日本必败。对于日本人，我只愿他们因失败而悔悟，把他们的聪明与努力都换个方向，用到造福于人类的事情上去。我不是对你说预言，我的判断是由我对世界的认识与日本的认识提取出来的。我看你一天到晚老不愉快，我愿意使你乐观一点。不要忧虑，不要悲观；你的敌人早晚必失败！不要说别的，我的一家人已经失败了：已经死了两个，现在又添上两个——他们出征，他们毁灭！我知道你不肯轻易相信我，那没关系。不过，你也请想想，假若你肯去给我报告，我一样的得丢了脑袋，像那个拉车的似的！”她指了指四号。“不要以为我有神经病，也不要以为我是特意讨你的欢心，找好听的话对你说。不，我是日本人，永远是日本人，我并不希望谁格外的原谅我。我只愿极客观的把我的判断说出来，去了我的一块心病！真话不说出来，的确像一块心病！好吧，你要不怀疑我呢，让我们作作朋友，超出中日的关系的朋友。你不高兴这么作呢，也没关系；今天你能给我机会，教我说出心中的话来，我已经应当感谢你！”说完，她并没等着瑞宣回答什么，便慢慢的走开。把手揣在袖里，背弯了下去，她又恢复了原态——一个老准备着鞠躬的日本老妇人。

瑞宣呆呆的楞了半天，不知怎样才好。他不肯信老婆婆的话，又似乎没法不信她的话。不论怎样吧，他可是止不住的笑了一下。他有好些天没笑过一回了。

六十五

快到阴历年，长顺和小崔太太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孙七拉上了刘棚匠太太同作大媒，为是教小崔太太到刘太太那里去上轿。一乘半旧的喜轿，四五个鼓手；喜轿绕道护国寺，再由小羊圈的正口进来。洞房是马老太太的房子，她自己搬到小崔太太屋里去。按照老年的规矩，娶再醮的妇人应当在半夜里，因为寡妇再嫁是不体面的，见不到青天白日的。娶到家门，须放一挂火炮，在门坎里还要放个火盆，教她迈过去；火炮若是能把她前夫的阴魂吓走，火盆便正好能补充一下，烧去一切的厉气。

按着马老太太的心意，这些规矩都须遵守，一方面是为避邪，一方面也表示出改嫁的寡妇是不值钱的——她自己可是堂堂正正，没有改嫁过。

不过，现在的夜里老在半戒严的状态中，夜间实在不好办事。火炮呢，久已不准燃放——日本人心虚，怕听那远听颇似机关枪的响声。火炮既不能放，火盆自然也就免了吧。这是孙七的主意：“马老太太，就不用摆火盆了吧！何必叫小崔太太更难过呢！”

连这样，小崔太太还哭了个泪人似的。她想起来小崔，想起来自己一切的委屈。她已失去了自主，而任凭一个比孙七，长顺，马老太太都更厉害的什么东西，随便的摆布她，把她抬来抬去，教她换了姓，换了丈夫，换了一切。她只有哭，别无办法。

长顺儿的大脑袋里嗡嗡的直响。他不晓得应当哭好，还是笑好。穿着新蓝布袍罩，和由祁家借来的一件缎子马褂，他坐着不安，立着发僵，来回的乱走又无聊。在他的心里，他却一会儿一算计：一千套军衣已经完全交了活，除了本钱和丁约翰的七折八扣，只落下四百多块钱。这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可是又添了一口吃饭的人。结了婚，他便是成人了。他必须养活着外婆与老婆，没有别的话好说。四百多块钱，能花多少日子呢？尽管婚礼很简单，可是鼓手，花轿不要钱吗？自己的新大衫是白拣来的吗？街坊四邻来道贺，难道不预备点水酒和饭食吗？这都要花钱。结过婚，他应当干什么去呢？想不出。不错，他为承作那些骗人的军衣，已学会了收买破烂。可是，难道他就老去弄那些肮脏东西，过一辈子吗？为钱家，祁家，崔家，他都曾表示过气愤，都自动的帮过忙。他还记得祁瑞宣对他的期望与劝告，而且他曾经有过扛枪上阵去杀日本人的决心。可是，今天他却胡胡涂涂的结了婚，把自己永远拴在了家中。他皱上了眉。

但是贺喜的人——李四老人，四妈，祁瑞丰，孙七，刘太太，还有七号的一两家人——都向他道喜。他又不能不把眉头放开。他有点害羞，又不能不大模大样的假充不在乎。人们的吉利话儿像是出于诚心，又似乎像讽刺与嘲弄，使他不敢不接受，而接受了又不大好过。他不知怎样才好，而只能硬着头皮去敷衍。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的鼻音呜囔的特别的难听，连自己听着都不够味儿。

贺客之中，最活跃的，也最讨厌的，是祁瑞丰。长顺永远忘不了在教育局的那一幕。况且，今天他是和小崔太太结婚，他万想不到瑞丰还有脸来道喜。瑞丰可是满不在乎，他准知道只要打着贺客的招牌，他就不会被人家撵出来，所以他要来吃一顿喝一顿。而且，既无被驱逐出来的危险，他就必须像一个贺客的样子，他得对大家开玩笑，尽情的嘲弄新郎，板着面孔跟主人索要香烟，茶水，而且准备恶作剧的闹洞房。本来，他还穿着孝，家里的人都不许他来道贺。他答应了母亲，只把礼金在门外交给长顺或马老太太就赶快回家，可是，他把孝衣脱下来，偷偷的溜出去，满面春风的进了马家的门。他自居为交际家，觉得自己若不到场，不单自己丢了吃喝的机会，也必教马家的喜事减色。一进门，他便张罗着和长顺开玩笑，而他的嘴又没有分寸，时时弄得长顺面红过耳。长顺很想翻脸辱骂他一顿，可是他知道今天他不该吵架拌嘴，所以只好远远的躲开他。长顺的退让，恰好教瑞丰以为自己确有口才，于是赶上前去施展嘲弄与开玩笑。贺客们都晓得长顺老实，也都晓得瑞丰讨厌，大家都怕他把长顺逼急了，弄得不好看。同时，大家看在祁老人与瑞宣的面上，又不肯去劝告瑞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躲着他，并且对他说的笑话都故意的不笑。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知难而退了，谁知道他却觉得他们的不言不笑是有点怕他，于是他的话就更多了。最后，李四爷看不过了，把他扯到一边：“老二，我说句真话，你可不要怪我呀！开玩笑要有个分寸。长顺儿脸皮子薄，别惹急了他！”

瑞丰没敢和四爷驳辩，而心中很不高兴。他可是也不想马上告辞回家，他舍不得那顿酒饭。在摆饭之前，他一支跟着一支的吸香烟。他不乱说了，看到香烟快吸完了，便板起脸来告诉长顺：再去买两包烟！赶到摆饭的时候，他大模大样的坐了首座，他以为客人中只有他作过科长，理应坐首座。他拿出喝酒的本领，一扬脖一个，喝干了自己的杯；别人稍一谦让，他便把人家的杯子拿过来：“好，我替你喝！”喝了几杯之后，他的嘴没法再并上。他又开始嘲弄长顺，并且说到小崔太太是寡妇。不单这样耍嘴皮子，他还要立起来讲演一番。他看不起那些贺客，所以他要尽兴的发泄自己的无聊与讨厌。

孙七早就不高兴了。他是大媒，理当坐首座。多亏李四爷镇压着他，他才忍着气没有发作。等到他也喝了几杯之后，他不再看李四爷的眼神，而把酒壶抄了起来。

“祁科长！”他故意的这么叫：“咱们对喝六杯！”

李四爷伸出手来要抢酒壶。孙七不再听话。“四大爷，你别管！我跟祁科长比比酒量！”

瑞丰的脸上发了光。他以为孙七很看得起他。“牛饮没意思，咱们划拳吧！一拳一个，六个！告诉你，我不教你喝六个，也得喝五个，信不信！来，伸手！”

“我不划拳！你是英雄，我是好汉，对喝六杯！”孙七说着，已斟满了三杯。

瑞丰知道，六杯一气灌下去，他准得到桌子底下去。“那，我不来，没意思！喜酒，要喝得热闹一点！你要不划拳，咱们来包袱剪子布的？”

孙七没出声，端起杯来，连灌了三杯，然后，又斟满：“喝！喝完这三个，还有三个！”

“那，我才不喝呢！”瑞丰嘿嘿的笑着，觉得自己非常的精明，有趣。

“喝吧，祁科长！”孙七的头上的青筋已跳起来，可是故作镇定的说。“这是喜酒，你不是把太太丢了吗？多喝两杯喜酒，你好再娶上一个！”

李四爷赶快拦住了孙七：“你坐下！不准再乱说！”然后对瑞丰：“老二，吃菜！不用理他，他喝醉了！”

大家都以为瑞丰必定一摔袖子走出去，而且希望他走出去。虽然他一走总算美中不足，可是大家必会在他走后一团和气的吃几杯酒。

可是，他坐着不动，他必须讨厌到底，必须把酒饭吃完，不能因为一两句极难听的话而牺牲了酒饭。

正在这个难堪的时节，高亦陀走了进来。长顺的嘴唇开始颤动。

大赤包有点本事。奔走了一两天，该送礼的送礼，该托情的托情，该说十分客气话的，说十分，该说五分好话的，说五分，她把晓荷，亦陀，招弟，全救了出来。他们都没受什么委屈，只是挨了几天的饿。他们的嘴不惯于吃窝窝头与白水。最初，他们不肯吃。后来，没法不吃了，可是吃了还不饱。招弟在这几天里，始终穿着行头，没有别的衣服替换。她几天没有洗脸，洗脚，她的身上发痒，以为是长了虱子。她对每个人都送个媚眼，希望能给她一点水，可是始终无效。她着急，急得不住的哭泣。最使她难过的是那么一身漂亮的行头，不单没摸着在台上露一露，反穿到狱中来。她已不是摩登的姑娘，而是玉堂春与窦娥，被圈在狱中。她切盼她的男友们会来探视她，营救她。可是，他们一个也没有来。由失望而幻想，她盼着什么剑侠或什么圣母会在半夜中把她背了走。她想起许多电影片子上的故事，而希望那些故事能成为事实，使她逃出监狱。

晓荷真害了怕。自从一出戏园的后台，他已经不会说话。他平日最不关心的人，像钱先生与小崔，忽然的出现在眼前。他是不是也要丢了脑袋呢？他开始认真的祷告玉皇大帝，吕祖，关夫子，与王母娘娘。他觉得这些位神仙必能保佑他，不至于教他受一刀之苦。坐在潮湿的小牢房里，他检讨自己的过去。他找不出自己的错误来。他低声的告诉玉皇大帝：“该送礼的，我没落过后；该应酬的，我永远用最好的烟酒茶饭；我没错待过人哪！对太太，对姨太太，我是好的丈夫；对女儿，我是好的父亲；对朋友，我最讲义气；末了，对日本人，我五体投地的崇拜，巴结；老天爷，怎么还这样对待我呢？”他诚恳的祷告，觉得十分冤枉。越祷告，他可是越心慌，因为他弄不清哪位神仙势力最大，最有灵应。万一祷告错了，那才糟糕！

他怕死，怕受刑。他夜里只能打盹，而不能安睡。无论哪里有一点响动，他都吓一跳，以为是有人要绑出他去斩首。他死不得，他告诉自己，因为还没有在日本人手下得到个官职，死了未免太冤枉。

受罪最大的是高亦陀，他有烟瘾，而找不到烟吃。被捕后两三个钟头，他已支持不住了，鼻涕流下多长，连打哈欠都打不上来。他什么也顾不得想，而只搭拉着脑袋等死。

大赤包去接他们。招弟见了妈，哭出了声音。冠晓荷也落了泪。他故意的哼哼着，为是增加自己的身分：“所长！这简直是死里逃生啊！”他心中赶快的撰制一篇受难记，好逢人便讲，表示自己下过狱，不失为英雄好汉。高亦陀是被两个人抬出来的，他已瘾得像一团泥。

回到家中，招弟第一件事是洗个澡。洗完了澡，她一气吃了五六块点心。吃完，她摸着胸口，告诉高第：“得了，这回可把我管教得够瞧的！从此我不再唱戏，也不溜冰！好家伙，再招出一场是非来，我非死在狱里不可！”她要开始和高第学一学怎么织毛线帽子：“你教给我，姐！从此我再也不淘气了！”他把“姐”叫得挺亲热，好像真有点要改过自新似的。可是，没有过了一刻钟，她又坐不住了。“妈！咱们打八圈吧！我仿佛有一辈子没打过牌了！”

晓荷需要睡觉。“二小姐，你等我睡一觉，我准陪你打八圈。死里逃生，咱们得庆贺一下。所长，待会儿咱们弄几斤精致的羊肉，涮涮吧？”

大赤包没回答他们，气派极大的坐在沙发上，吸着一支香烟。把香烟吸完，她才开口：“哼！你们倒仿佛都受了委屈！要不是我，你们也会出得来，那才怪呢！我的腿，为你们，都跑细了，你们好像连个谢字都不会说！”

“真的！”晓荷赶快把话接下去。“要不是所长，我们至少也还得圈半个月！甭打我，只要再圈半个月，我准死无疑！下狱，不是好玩的！”

“哼，你才知道！”大赤包要把这几天的奔走托情说好话的劳苦与委屈都一总由晓荷身上取得赔偿。“平日，你招猫逗狗，偏向着小老婆子，到下了狱你才想起老太太来。你算哪道玩艺儿！”

“哟！”招弟忽然想起来：“桐芳呢？”

晓荷也要问，可是张开口又赶紧并上了。

“她呀？”大赤包冷笑了一下：“对不起，死啦！”

“什么？”晓荷不困了。他动了心。

“死啦？”招弟也动了心。

“她，文若霞，小文，都炸死啦！我告诉你，招弟，晓荷，桐芳这一死，咱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更整齐一点。你们可是得听我的，我一心秉正，起早睡晚，劳心淘神，都是为了你们。你们有我，听从我，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你们不听我的，好，随你们的便，你们有朝一日再死在狱里可别怨我！”

晓荷没听见这一套话。坐在椅子上，他捧着脸低声的哭起来。

招弟也落了泪。

他们这一哭，更招起大赤包的火儿来：“住声！我看谁敢再哭那个臭娘们！哭？她早就该死！我还告诉你们，谁也不准到外面去说，她是咱们家里的人！万幸，报纸上没提她的姓名；咱们自己可就别往头上揽狗屎！我已经报了案，说她拐走了金银首饰，偷跑了出去。你们听见没有？大家都得说一样的话，别你说东，他说西，打自己的嘴巴！”

晓荷慢慢的把手从脸上放下来，咽了许多眼泪，对大赤包说：“这不行！”他的声音发颤，可是很坚决。

“不行？什么不行？”大赤包挺起身来问。

“她好歹是咱们家的人。无论怎说，我也得给她个好发送。她跟了我这么多年！”晓荷决定宣战。桐芳是他的姨太太，他不能随便的丢弃了她，像丢一个死猫或死狗那样。在这一家里，没有第二个人能替桐芳，他不能在她丧了命的时候反倒赖她拐款潜逃。死了不能再活，真的；但是他必须至少给她买口好棺材，相当体面的把她埋葬了。她与高第招弟都不同，假若她们姐妹不幸而死去一个，他，或者不至于像这么伤心；她们是女儿，即使不死，早晚也要出嫁；桐芳是姨太太，永远是他的，她死不得。再说，虽然他的白发是有一根，拔一根，可是他到底慢慢的老起来；他也许不会再有机会另娶一房姨太太。那么，桐芳一死，他便永远要过着凄凉的日子——没有了知心的人，而且要老受大赤包的气！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他必须好好的发送发送她。他没有别的可以答报她，他只知道买好棺材，念上一两台经，给她穿上几件好衣服，是唯一的安慰他自己与亡魂的办法。假若连这点也作不到，他便没脸再活下去。

大赤包站起来，眼里打着闪，口中响了雷：“你要怎着呢？说！成心捣蛋哪？好！咱们捣捣看！”

冠晓荷决定迎战。他也立起来，也大声的喊：“我告诉你，这样对待桐芳不行！不行！打，骂，拼命，我今儿个都奉陪！你说吧！”

大赤包的手开始颤动。晓荷这分明是叛逆！她不能忍受！这次要容让了他，他会大胆再弄个野娘们来：“你敢跟我瞪眼哪，可以的！我混了心，瞎了眼，把你也救出来！死在狱里有多么干脆呢！”

“好，咒我，咒吧！”晓荷咬上了牙。“你咒不死我，我就给桐芳办丧事！谁也拦不住我！”

“我就拦得住你！”大赤包拍着胸口说。

“妈！”招弟看不过去了。“妈，桐芳已经死了，何必还忌恨她呢？”

“噢！你也向着她？你个吃里爬外的小妖精！在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是穿着行头教人家拿进去的，还在这儿充千金小姐呀？好体面！我知道，你们吃着我，喝着我，惹出祸来，得我救你们，可齐了心来气我！对，把我气死，气死，你们好胡反：那个老不要脸的好娶姨太太，你，小姐，好去乱搭姘头！你们好，我不是东西！”大赤包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打得不很疼，可是相当的响。

“好吧，不许我开口呀，我出去逛逛横是可以吧？”招弟忘了改过自新，想出去疯跑一天。说着，她便往外走。

“你回来！”大赤包跺着脚。

“再见，爸！”招弟跑了出去。

见没有拦住招弟，大赤包的气更大了，转身对晓荷说：“你怎样？”

“我？我去找尸首！”

“你也配！她的尸首早就教野狗嚼完了！你去，去！只要你敢出去，我要再教你进这个门，我是兔子养的！”

这时节，亦陀在里间已一气吸了六七个烟泡儿。他本想忍一个盹儿，可是听外面吵得太凶了，只好勉强的走出来。一掀帘，他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因为晓荷夫妇隔着一张桌子对立着，眼睛都瞪圆，像两只决斗的公鸡似的，彼此对看着。亦陀把头伸在他们的中间，“老夫老妻的，有话慢慢的说！都坐下！怎么回事？”

大赤包坐下，泪忽然的流下来。她觉得委屈。好容易盼来盼去把桐芳盼死了，她以为从此就可以和晓荷相安无事，过太平日子了。哪知道晓荷竟自跟她瞪了眼，敢公然的背叛她，她没法不伤心。

晓荷还立着。他决定打战到底。他的眼中冒着火，使他自己都有点害怕，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怒气。

大赤包把事情对亦陀说明白。亦陀先把晓荷扶在一张椅子上坐好，而后笑着说：“所长的顾虑是对的！这件事绝对不可声张。咱们都掉下去，受了审问，幸而咱们没有破绽，又加上所长的奔走运动，所以能够平安的出来。别以为这是件小事！要是赶上‘点儿低’，咱们还许把脑袋耍掉了呢！桐芳与咱们不同，她为什么死在那里？没有人晓得！好家伙，万一日本人一定追究，而知道了她和咱们是一伙，咱们吃得消吃不消？算了吧，冠先生！死了的不能再活，咱们活着的可别再找死；我永远说实话！”

冠家夫妇全不出声了。沉默了半天，晓荷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干什么去？”亦陀问。

“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晓荷的怒气并没妨碍他找到帽子，怕脑袋受了风。

大赤包深深的叹了口气。亦陀想追出去，被她拦住。“不用管他，他没有多大胆子。他只是为故意的气我！”

亦陀喝了碗热茶，吃了几块点心，把心中的话说出来：“所长！也许是我的迷信，我觉得事情不大对！”

“怎么？”大赤包还有气，可是不便对亦陀发作，所以口气相当的柔和。

“凭咱们的地位，名誉，也下了两天狱，我看有点不大对！不大对！”他揣上手，眼往远处看着。

“怎么？”大赤包又问了声。

“伴君如伴虎啊！人家一翻脸，功臣也保不住脑袋！”

“嗯！有你这么一想！”

“我看哪，所长，赶快弄咱们的旅馆，赶快加紧的弄俩钱。有了底子，咱们就什么也不怕了。人家要咱们呢，咱们就照旧作官；人家不要咱们呢，咱们就专心去作生意。所长，看是也不是？”

大赤包点了点头。

“小崔太太打算扯咱们的烂污，那不行，我马上过去，给她点颜色看看！”

“对！”

“办完这件事，我赶紧就认真的去筹备那个旅馆。希望一开春就能开张。开了张，生意绝不会很坏。烟，赌，娼，舞，集聚一堂，还是个创举！创举！生意好，咱们日进斗金，可就什么也不怕了！”

大赤包又点了点头。

“所长，好不好先支给我一点资本呢？假若手里方便的话。现在买什么都得现款，要不然的话，咱们满可以专凭两片子嘴皮就都置备齐全了。”

“要多少呢？”

亦陀假装了的想了想，才说：“总得先拿十万八万的吧？先别多给我，万一有个失闪，我对不起人！亲是亲，财是财！”

“先拿八万吧？”大赤包信任高亦陀，但是也多少留了点神。她不能不给他钱，她不是摸摸屁股，咂咂手指头的人。再说，亦陀是她的功臣。专以制造暗娼一项事业来说，他给她就弄来不止八万。对功臣不放心，显然不是作大事业，发大财的，道理与气派。可是，她也不敢一下子就交给他十万二十万。她须在大方之中还留个心眼。她给了他一张支票。

亦陀把支票带好，奔了四号来。

孙七喝了酒，看明白了进来的是亦陀，他马上冒了火。他本是嘴强身子弱，敢拌嘴不敢打架的人；今天他可是要动手。他带了酒，他是大媒，而亦陀又是像个瘦小鸡子似的烟鬼，所以他不再考虑什么，而只想砸亦陀一顿拳头。

李四爷一把抓住了孙七，“等等，看他说什么！”

亦陀向长顺与马老太太道了喜，而后凑过李四爷这边来，低声的对老人说：

“都放心！一点事没有！我是你们的朋友。她，那个大娘们，”他向三号指了指，“才是你们的仇人。我不再吃她的饭，也犯不上再替她挨骂！这不是？”他掏出那个小本子来，“当着大家，看！”他三把两把将小本子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撕完，他对大家普遍的笑了笑。而后，他拿起一杯酒，一扬脖灌了下去：“长顺，恭贺白头到老！别再恨我，我不过给人家跑跑腿；坏心眼，我连一点也没有！请坐了，诸位！咱们再会！”说完，他扬着绿脸，摔着长袖口，大模大样的走出去。

他一直奔了前门去，在西交民巷兑了支票，然后到车站买了一张二等的天津车票。“在天津先玩几天，然后到南京去卖卖草药也好！在北平恐怕吃不住了！”他对自己说。

六十六

冠晓荷，都市的虫子，轻易不肯出城。从城内看城楼，他感到安全；反之，从城外看它，他便微微有些惧意，生怕那巨大的城门把他关在外边。他的土色是黑的，一看见城外的黄土，他便茫然若失。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

今天，他居然出了平则门。他听说，在城内冻死的饿死的，都被巡警用卡车拉到城外，像倾倒垃圾似的扔在城外。他希望能在城外找到桐芳的尸身。即使不幸她真的被野狗咬烂，他能得到她的一块骨头或一些头发也是好的。这可真的难为他；他须出城，而且须向有死尸的地方走去！

一看见城门，他的身上就出了汗，冷汗。他怕离开热闹的街道，而走入空旷无人的地方。他放慢了脚步，迟疑了一下。不，他不能就这么打了转身。他须坚决！他低声的叫着桐芳：“桐芳！桐芳！保护我呀！我是冒着险来找你呀！”

走进城门洞，他差不多不敢睁开眼。他是惯于在戏园子电影院里与那些穿着绸缎衣服，脸上擦着香粉的人们挤来挤去的。这里，洋车，粪车，土车，骡车，大车，和各色的破破烂烂的人，背着筐的，挑着担子的，提着一挂猪大肠的，都挤在一处，谁都想快走，而谁也走不快。他简直不敢睁开眼看，而且捂上了鼻子。

好像挤了一年半载似的，他才出了城门。出了城，按说他应当痛快一些；他可是更害怕了。他好像是住惯了笼子的鸟儿，一旦看见空旷，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极勉强的，他往前走。走出关厢，看一看护城河，看一看城墙，他像走迷了的一个小儿，不敢再向任何方向迈步。立了好久，他决定不了是前进还是后退。他几乎忘了桐芳，而觉得有一些声音在呼唤他：“回来吧！回到城中来吧！”城中，只有城中，才是他的家，他的一切。他应当像一块果皮或一些鸡肠，腐烂在那大垃圾堆——都市——上。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他禁不得一点风，一点冷；空旷静寂便是他的坟墓。

他应当回去，尽管桐芳是他心爱的人，他也不便为她而使自己在这可怕的地方受罪。再说，他已经冒险出了城，心到神知，桐芳若有灵，一定会明白他，感谢他，原谅他！

他也想到，即使找到桐芳的一块骨头或一些头发，又怎样呢？那不过是小说与戏剧中的一种痴情，对实际上并无任何用处。他精明，不便作蠢事。再说，最要紧的事恐怕还是他须去作官，作了官他会好好的给桐芳念几台经，给她修个很体面的衣冠冢。作了官，他就可以不再受大赤包的气。作了官，而且，他就可以再娶一个或两个姨太太。不，这未免有点对不起桐芳！不过，人是须随着官运而发展自己的。假若真作了官，到时候必须再娶姨太太呢，恐怕桐芳也不会不原谅他的。想清楚了这些，他心中舒服了好多。算了，回家吧！回到家中，他不应再和太太闹气。为人处世，他告诉自己，必须顾到实际，不可太痴情，太玄虚。

他开始往回走。刚一迈步，他的臂被人抓住。他吓了一大跳。一想，他便想到强盗；这是城外，城外是野地方，白天也会有人抢劫。他用眼偷偷的往旁边溜，预备看明白了再决定喊救命呢，还是乖乖的把钱包交出去。交出钱包是不上算的，但是性命比钱包更可宝贵。

他看明白了，身旁是个瘪嘴乱胡子老头儿。老头儿身上的衣服很不体面。晓荷马上勇敢起来。他轻看穷人，讨厌穷人；对穷人，他一点也不客气。他把抓着他的手打下去，像打下一个脏臭的虫子：“要钱吗，开口呀！动手动脚的，算什么规矩？不看你有胡子，扯你两个嘴巴子！”

“你已经打过我！”老头儿往前赶了一步，两个人打了对脸。

晓荷这才看明白，面前是钱默吟先生。“哟！钱先生！”他叫的怪亲热。他忘了他曾出卖过钱诗人。他以为钱先生早已死去。钱先生既没死，而落得一贫如洗，像个叫花子，他看在老邻居的情面上，理应不以一般的乞丐相待；他想给老人一两毛钱，表示自己的慈善厚道。

“你已经打过我！”钱先生光亮的眼睛盯着晓荷的脸。

“我打过你？”晓荷惊异的问。他想老头儿必定是因为穷困而有点神经病。他赶快在口袋里去摸，先摸到一张票子，大概是一元钱，他把它放下了。他犯不上一给老人就给一块。他慈善，但善心须有个限度。他又摸，摸到两个五分的，日本人铸造的，很小的小角子。两个角子不过才是一毛钱，少了一点。不过白给人家钱，总是少一点的好。他把它掏出来：“老先生拿去！下不为例哟！”

钱先生没有去接那点赒济。“你忘了。你没打过我，你可教日本人打过我！你我是仇人！想起来了吧？”

晓荷想了起来。他的脸立刻白了。

“跟我走！”老人极坚决的说。

“上，上哪儿？”晓荷咽了口唾沫。“我很忙，还要赶快进城呢！”

“甭废话，走！”

晓荷的眼惊鸡似的往四处看，预备着逃走，或喊救命。

“走！”老人把右手伸在棉袄里边去。那里鼓鼓囊囊的像有“家伙”。

“你一出声，我就开枪。”

晓荷的唇开始颤动。其实老人身上并没有武器，晓荷可是觉得已看见了枪似的。他想起当初他怎么陷害，怎么带着日本宪兵去捉捕钱先生。他们俩的确是仇人，所以，他想象到仇人必带着枪。他的磕膝软起来，只要再稍一松劲儿，就会跪下去。枪，仇人，城外，凑在一处，他非死不可，他想。

“钱先生！”他颤抖着央告：“饶了我吧！我无知，我没安心害你！大人不见小人过，饶我这回，我下次不敢！你没钱，我供给！我会拿你当我的爸爸似的那么永远孝敬你！”

“跟我走！”钱先生用手杵了他一下子。

晓荷的泪开始在眼眶里转。他后悔，甚至诅咒桐芳；为了她，他却来到了“行刑场”！他的腿已不能动，像插在了地上。钱先生扯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走。晓荷不敢抬头，怕看见远处的山，那可怕的山。他知道，他将永远进不了城，他的鬼魂会被关在城外，只能在高山与田野之间游荡。可怕！他也不敢夺出胳臂逃跑，他晓得枪弹比腿走的快。他只能再央告，可是嘴唇一劲儿颤，说不出话来。

他们走过了祁天佑投河的地方，钱先生指给了晓荷看。“祁天佑死在了这里！”

那里除了冻得很结实的冰，什么也没有。晓荷可是不敢看，他把头扭开。当天佑死的时候，他丝毫没感觉到什么，并且也没到祁家去吊唁。他以为天佑不过是个小商人，死或活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可是动了心；他想他也许在十分钟之内便和天佑作了地下的邻居。

再往前走，他们过了瑞丰发现帽子盖着人头的地方。帽子没有了，人头也不见了，可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扔着人骨头。他们还往前走。晓荷有点不耐烦了。他想问一声：“到底上哪儿去？”可是又不敢开口。他不敢说：“别折磨我啦，杀剐给我个干脆的！”不单不敢开口，他几乎也不敢睁眼看四外了。他觉得，不用杀他，只须在这种地方走一整天，他也会吓死。他知道，这里与城里，不过只隔着一道小河与一堵厚的城墙，但是，他也知道，城墙里才算北平，才有安全，才有东安市场与糖葫芦，涮羊肉！

穿过一个小松林，他们斜奔西南。又走了一里地左右，他们来到一个乱尸岗子。在一群小小的坟头里，有两个新的。那简直不是坟头，而只是很少的一点土，上面盖着一些破瓦烂砖头。

钱先生立住了。

晓荷的嘴开始扯动，鼻子不住的吸气。“钱先生！你真要枪毙我吗？我，我一辈子没作过错事！我不过好应酬，讲究吃穿，我并没有坏心眼！你就不能饶恕我吗？钱先生！钱伯伯！”

“跪下！”钱先生命令他。

没费事，晓荷跪在了坟头前，用手捂着后脑瓢儿，好像他的手可以挡得住枪弹似的。

等他跪了一会儿，钱先生转到他的前面，低声的说：“这个是桐芳的坟，那个是小文夫妇的。我把他们的尸身由河边搬到这里来，埋了他们。你说你没作过错事，请你看看这俩坟！亡了国，你不单不以为耻，反倒兴高采烈。为了你的女儿出风头唱戏，白白的牺牲了小文夫妇。你还说没作过错事！至于桐芳，她有心肝，有胆量，有见识，你却拿她当作玩物，她恨日本人，也恨你们巴结日本人。若不是你们一家子寡廉鲜耻，她或者还不至于去冒险。她恨你们。你们欺侮她，玩弄她，你们看她只是个小猫小狗，或者还不如个小猫小狗。她恨你们，她恨不能喝你们的血，剥你们的皮！你以为你是她最亲近的人，但是事实上，你连一丝一毫也不了解她。你无聊，无耻，你的眼你的心永远在吃喝穿戴与升官发财上。你放纵你的老婆，你的儿女，教她们信意的胡为。你还没有作过错事！”老先生缓了一口气，把声音放高了些：“你给他们磕头！磕！他们未必知道你给他们行礼。即使知道，他们或者还不屑于接受。我教你给他们磕头，为是教你明白一点，你是罪人，卖国贼，无耻的混蛋！”

晓荷胡胡涂涂的磕了几个头。

“你看看我的腿！你教日本人把我打伤的！你敢说，你没作过错事，没有坏心眼？你再看看这个，”老人三下两下解开棉袄，露出一部分脊背来，“抬头，看！这每一块疤，每一条伤，都与你有关系！它们永远在我的背上，每到变天的时候，它们会用疼痛告诉我不要忘了报仇！它们告诉我，仇人是日本人和你！和你！”老人三下两下的把棉袄穿好。“你知道你的罪过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只求饶命！”晓荷又磕了两个头。

“对我个人这点伤害还是小事。我要问你，你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这个事大！”

“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噢，你晓得你是中国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城教日本人霸占了，你会那么高兴呢？为什么钻天觅缝的去巴结日本人，仿佛他们是你的亲爸爸呢？”

“我混蛋！”

“你不止是混蛋！你受过点教育，你有点聪明，你也五十来岁的了！一个无知的小娃子都晓得恨日本人，你偏不知道，故意的不知道。你是个没有骨头的汉奸！我可以原谅混蛋，而不能原谅你这样的汉奸！”

“我从此不敢了！”

“不敢了？我问你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一个人必须爱他的国家，恨他的仇敌没有？你应当明白，你没看见小崔无缘无故的被砍了头？没看见祁天佑跳了河？现在，你没有看见桐芳和小文夫妇都埋在了这里？日本人杀了咱们千千万万的人，也杀了桐芳。即使你不关心别人，还不关心她吗？日本人能杀桐芳，就也能杀你，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

“那么，我怎么办呢？”

“只要你放了我，我改过！”

“怎么改过呢？”

“我也恨日本人！”

“怎么恨日本人？”

晓荷回答不出。

“你说不出！你的心里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不懂什么是爱，哪是恨！告诉你，你要是还有点人心，你就会第一，去拦住你的老婆，别再教她任意胡为。她不听，杀了她！她比你的罪恶更大，杀了她，你可以赎去自己一点罪！你明白？”

晓荷没哼声。

“说话！”

“我怕她！”

钱先生笑了一下。“你没有骨头！”

“只要你放了我，我回家去劝劝她！”

“她要是不听呢？”

“我没办法！”

“你会不会跑出北平去，替国家作点事呢？”

“我不敢离开北平！我的胆子小！”

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论你的心术，罪恶，我应当杀了你！我杀你，和捻一个臭虫一样的容易！你记住这个！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结果你的性命！论你的胆量，骨头，我又不屑于杀你！我不愿教你的血脏了我的手！你我是仇人，这永远解不开，除非你横一下心，像个人样儿似的，去作点对得起国家的事。起来！今天我放了你！明天，后天，我看你还不改过，我还会跟你算帐！你听明白了？”

晓荷老老实实的立了起来。一起来，他就看了城墙一眼，他恨不能一伸胳臂就飞起去，飞到城墙那边。

“滚！”钱先生搡了他一把。

晓荷几乎跌倒，因为磕膝跪得有一点发麻。揉了揉磕膝，他屁滚尿流的往城里跑。钱先生看着晓荷的背影，叹了一口气。低头，他对着两个坟头儿说：“对不起你们，我的心还是太软！桐芳！文先生！若霞！你们安睡吧！有什么好消息，我必来告诉你们！”说完，他蹲下去，又给坟头上添了几块破瓦烂砖。

晓荷看见了城门洞，赶快把衣服上的尘土拍打了去。他复活了，看见了北平城，也找回来自己的体面的姿态。只向洋车夫一眨眼，便把车叫过来，坐上去。进了城，看见了大街，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忘了钱先生的话，连一句也不记得。他心中只盘算两件事：他后悔冒险出城找桐芳的尸身；第二，他起誓，从此不再独自出城。至于对钱先生，他还想不起什么办法，只好走着瞧。有朝一日，钱老头子落在他手里，他一定不能善罢甘休。在西四牌楼，他教车子停住，到干果店里买了两罐儿榅桲，一些焙杏仁儿。他须回家烫一壶竹叶青，清淡的用榅桲汤儿拌一点大白菜心，嚼几个杏仁，赶一赶寒。买完了这点东西，他又到洋货店选了两瓶日本制的化妆品，预备送给所长太太。从此，他不能再和太太闹气。好家伙，要不是跟她犯别扭，哪能有城外那一场？祸由自取，真他妈的！至于杀了太太，或劝告太太，简直是疯话，可笑的很！

含着笑，他回了家。

六十七

晓荷见了家门，好像快渴死的人见着了一口井。想一想城外的光景，再想一想屋中的温暖与安全，他几乎要喊出来：“我回来喽！”这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快压了山的太阳给他的里长办公处的木牌照上一点金红的光，像刚刚又上了一道油。他向木牌点了点头。在城外，他跪在坟前，任凭人家辱骂；在这里，他是家长，里长，他可以发号施令。他高兴，他轻轻的推开了门。

一迈门坎，他看见一堆东西，离他也就只有五尺远。嗯了一声，他看明白：那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大女儿高第！她倒剪着双臂，在墙根上窝着呢。“怎么回事？”他差一点失手，摔了那两罐儿榅桲。“怎么回事？”

高第扭了扭身子，抬起一点头来，弩着双睛，鼻中出了一点声音。她的嘴里堵着东西呢。

“见鬼！这是怎回事？”他一边说一边轻轻的放下手中的两个小罐儿。

高第的眼要弩出来。她又扭了扭身子，用力的点了点头。

晓荷掏出口中的东西。她长吸了一口气，而后干呕了好几下。

“怎回事？”

“快解开我的绳子！”她发着怒说。

晓荷挽了挽袖口，要表示自己的迅速麻利，而反倒更慢的，过去解绳扣。扣系得很紧，他又怕伤了自己的指甲，所以抓挠了半天，并无任何效果。

“拿刀子去！”高第急得要哭。

他身上有一把小刀。把刀掏出来，他慢慢的锯绳子。

“快着点！我的腕子快掉下来了！”

“别忙！别忙！我怕伤了你的肉！”他继续的锯绳子。高第一劲的替他用力，鼻子里哼哼的响。

好容易把绳子割断，晓荷吐了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他的确出了汗。他是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用一点力气就要出汗。

高第用左右手交互的揉着双腕，腕子已被绳子磨破，可是因为麻木，还不觉得疼。揉了半天手腕之后，她猛的往起立。她的腿也麻了，没立好就又坐下去，把头碰到了墙上。“搀着我！”

晓荷赶快搀起她来，慢慢的往院里走。

北屋的门开着呢。晓荷一眼便看到里面：桌凳歪着的歪着，倒着的倒着；磁器摔了满地，花瓶和痰盂在一处躺着；很像刚经过一次地震。他放开高第，一跳，跳到屋里。他的最心爱的沙发上张着大嘴，像被刺刀给划破的。他的腿不能再动，他的嘴张着。这是他一二十年的心血所造成的堡垒，居然会变成了垃圾堆。他的泪整串的流下来。

高第扶着门框，活动她的腿：“我们遭了报！”

“什么？”晓荷问了一声。随着这么一出声，他的腿会活动了。他踩着地上的东西，跳进卧室去。床上，连他的绣花被子，与鸭绒的枕头都不见了。木器，和外间屋一样，都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这是怎回事？”他狂叫起来。

高第一瘸一点的蹭进来。“咱们遭了报！”

“说！说这是怎回事！什么遭报不遭报？我为什么遭报？我没作过伤天害理的事！”

“爸爸！”高第坐在倒在地上的一张小凳子上。“你陷害过钱伯伯；你任着妈妈的性儿教好人家的妇女变成妓女，敲诈妓女们的钱；你放纵招弟，教她随便玩弄男人，也教男人随便玩弄她；你任着妈妈的性儿欺侮桐芳；你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交些个狐朋狗友，一点也不问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我问你这是怎回事，没教你教训我！”晓荷跺着脚嚷。

“你最不该拿日本人当作宝贝，巴结他们，谄媚他们，好像他们并没杀咱们的人，抢咱们的土地！”

“你要把我急死！我问你，这——是——怎——回——事！”

“是，我这就告诉你！日本人干的！”

“什么？”他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日本人干的！”她重说了一遍，比第一遍更清楚。

他没法不再信任自己的耳朵。可是，他心里还疑惑不定。腿似乎立不住了，他蹲在了地上，用手捧着脸。“不能！”他心里说：“不能是日本人干的！从日本人那方面说，他们给他的太太带来官职，地位，金钱，势力。给招弟带来风头荣誉。从他自己这方面说，他对日本人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他租下来的房子，转租给日本人；他对日本小娃娃都要见面就打招呼；他对日本军人，老远的就鞠躬，而且度数是那么深；对于恨恶日本人的中国人，他要去报告；对日本人发起的游行与聚会，他永远热心的去参加；对日本人所发明的中国话，他首先放在自己的唇舌上；对日本官员，识与不识，他都去送礼……”想到这里，他出了声音：“不能！不能是日本人！我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高第，你说真话！”

“我没说一句假话！”

“真有日本人进来把……”

“妈妈吃过午饭就办公去了。”高第的手腕开始疼痛，她可是忍着痛，一心想把父亲劝明白了。“招弟始终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仆人们呢？”

“他们呀，妈妈在家，他们是机器；妈妈一出去，他们便自己放了假！他们怕妈妈，而不喜爱她！”

“你似乎也不爱你的妈妈！”晓荷立起来，坐在了床上。

“她的行为，心术，教我没法爱她！”高第把凳子拉近了他一点。

“好吧，先甭提你爱她不爱吧；说，这是怎回事！”

“也就有两点半钟吧，一共来了十个人。其中有两个日本人。一进门，他们一声不出，就搬东西。”

“搬东西？”

“你看哪！妈妈的箱子哪儿去了？”高第指了指平日放箱子的地方。

晓荷往那里看了一眼，空的。不单箱子，连箱子上装首饰的盒子也不见了。他的手颤起来。

“这屋里的，桐芳，和我与招弟屋里的，箱子匣子，一律搬净！我急了，过去质问他们。他们把我用绳子捆上。我要喊叫，他们堵上了我的嘴。我只能瞪着眼看他们往外搬运，他们必是有一部卡车，在胡同口上停着呢。出来进去搬东西的都是中国人，那两个日本人大概只管挑选，不管搬运。有时候，院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他们两个！我打好了主意，只要他们俩敢过来强行无礼，我就一头碰死墙上！我决定碰死，一方面是要保全我的清白，一方面也是为妈妈赎一点罪——她害了那么多的女人，她的女儿应当死！可是，他们没来找我，或者也许太注意抢东西了。搬得差不多了，他们找到了酒。我开始往外滚。我知道，他们喝了酒必不肯放过我去。我滚到了门坎那里，没有了办法。无论如何使劲，我没法越过门坎去。他们喝完了酒，开始摔东西。我听得见各屋里砰砰的响。摔完了东西，他们出来，把我由门坎里提到墙根去。他们走了，把街门关好。我们遭了报。我们巴结，逢迎，谄媚他们，为了得一点钱。现在，我们赔了老本，连衣服和被子都丢光了！”

晓荷听完，半天没有出声。楞了好大一会儿之后，他低声的问：“高第，你准知道那两个是真日本人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假扮的呢？”

高第压不住了怒气：“是！他们是假扮的！日本人都是你的亲戚朋友，绝不会来伤害你！”

“别生气！别生气！我想，凭我与日本人的关系，他们不至于这么不客气！”

“他们一定对你很客气，要不然怎么来侵占了你的城抢去你的地，盗去你的国家呢？”

“别生气！生气办不了事！我有办法！你先好歹的收拾收拾屋子，我找你妈去。只要她一见日本的要人，咱们必能把东西都找回来！你收拾一下，等仆人们回来，教他们帮助你。”

“他们都不会回来！”

“怎么？”

“日本人走后，他们回来过了。拿了他们自己的东西，也顺手拿了咱们一些东西，又都走啦。”

“都是混蛋！”

“没有人看得起我们的生活，他们并不混蛋！”

“别说了！我找你妈去！”

晓荷还没走出屋门，招弟跑进来。“爸爸！爸爸！”她慌慌张张的，几乎被地上的东西绊倒。

“怎么啦？又是什么事？”

“妈，妈教人家拿了去啦！”招弟说完，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你妈——”晓荷说不上话来了。

“我找她去要点钱，正赶上，她教人家给绑了出来！”

“绑——”晓荷的泪整串的流下来。“咱们完了！完了！我作了什么错事？教我受这样的报应呢？家产完了，你妈妈再有个好歹，剩下咱们三个怎么活着呢？”

父女三个全都闭上了嘴。

楞了半天，招弟立起来，说：“爸爸！去救妈妈呀！妈妈一完，咱们全完，我简直的不敢想：好吗，真要是没漂亮的衣服，头发一个月不烫一次，我怎么活下去呢？”

晓荷的想法和招弟的一样。他知道没有了所长太太，便没了一切。他须赶快去营救她。可是，他胆子小，他怕，怕出去一奔走，把自己也绕在了里面。他是大赤包的丈夫，大赤包要是真犯了罪，日本人也许不会不想到了他。他不住的搓手，想不出任何主意。

“走！”招弟挺着小胸脯，说：“走！我跟你去！”

“上哪儿呢？”晓荷低着头问。

“找日本人去！”

“找哪个日本人去？”晓荷的心中像刀刺着的那么疼。平日，他以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他的朋友；今天，他才看清，他连一个日本人也不认识！

招弟偏倾着头，想了一会。“有啦！咱们先到一号去看看那个老太婆吧！有用没用的，反正她是日本人！”

晓荷的脸上立刻好看了许多。“对的！”他心里说：“反正她是日本人，任何一个日本人也比中国人强！”“可是，”他问招弟：“咱们不带点礼物去吗？空着手，怎好意思去呢？”

高第冷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招弟美丽的眼睛里带着微怒。“平日，你什么都不管！现在，妈妈教人家抓了去，你还看哈哈笑！你愿意妈妈死在狱里，好教咱们也都饿死，是不是？”

高第也立起来。“你们只看见了妈妈，可是没有看见妈妈的罪恶！我决不能盼望她死，她是我的母亲！我可是也决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就说她的行为都对！我们哪，据我想，得先认清了妈妈罪有应得，然后我们大家都改过自新，为咱们自己，和妈妈，赎点罪！妈妈能出来呢，更好；不能呢，咱们也不至于因为她的罪过就一齐饿死！我没有多少本事，可是我愿意去找个小事情，清清白白的挣一碗饭吃。爸爸也不是废物，只要他不一定想去作官，他也会找到个小事作作。凭本事挣饭吃，总比教人家的妇女作暗娼体面的多！我们肯改过，不见得就赎了罪；我们不肯改过，我们就必定死。”

“喂——”招弟撇着嘴说：“我反正不会作事！我只知道要我的妈妈！”

“招弟！”晓荷亲热的叫。“你说的对！就凭咱们，作点小事，混饭吃，那教人耻笑！把咱们的绸缎衣服换成粗布的，把咱们的酒饭换上粗饽饽辣饼子，咱们还见人不见了呢？”他转向大女儿：“高第，你一向就别扭，到如今大祸临头还是这么别扭！好啦，你看家，我和招弟出去，这总行了吧？”

高第还想说话，可是只叹了一口气。

招弟开始抹口红，和往脸上加香粉。整妆完毕，她拉着晓荷走出去。刚到一号门口，晓荷必恭必敬的把脚并齐，预备门一开便深深的鞠躬。招弟叩门。

老太婆来开门。刚一看清楚门外的人，她把门又关上了。

冠家父女楞住了。

“事情严重了！严重！”晓荷告诉招弟。“你看，你妈妈刚刚出了事，立竿见影，人家马上不搭理咱们了！这，这怎么办呢？”

招弟挂了火：“爸爸你回家，我跑一跑去！我有朋友！我必能把妈妈救出来！”说完，她跑出胡同去。

晓荷独自回了家。他的心中极乱。他不会反省，而只管眼前。眼前，又恰好是一片盆儿朝天碗儿朝地的景象。他不肯下手去整理它们，不整理吧，又没地方坐一坐，放一放脚。他急得老想落泪。

更迫要的是天已黑上来，他的腹中已开始咕噜咕噜的响，而没人给他作饭。他到厨房看看，火已经灭了。他叹了一口气。这已不像个家，虽然他的确是在家里！家，可是没有一点火亮，一口开水，更不要提香片茶与酒饭了。

高第正收拾屋子。她的作事的方法显着很笨，可是她的确愿意作，高兴作。在家里，她一向受大家的冷淡，对什么事她都没有发言权，不能插手帮忙。今天，她仿佛变成了主人，不必问谁，不必看谁的眼色，而只凭着自己的心意与判断，愿意怎么作去怎么作。她不是不知道家庭前途的暗淡，可是她也觉得只有暗淡与困苦才能改变一切；假使能慢慢的变好，那就先吃一点苦头也值得。她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大的本事，假若妈妈真的一去不回头，她是否能养活着自己与爸爸，颇成问题。但是，她决定不教那个问题给吓倒。她须努力，挣扎，奋斗；她想，只要自己有用武之地，她一定不会走到绝路。她的短鼻子上出了汗，眼中发着光，一种准知道事情不妙而毫不惧怕的光。听见爸爸回来，她作得更起劲了。她要教爸爸看一看，她是沉得住气，能作事的人。

晓荷看着女儿操作，心中非常的难过，不是为心疼女儿，而是为他的女儿居然亲自动手收拾屋子，实在有失体统。扫地擦桌子，在他想，是仆人的事，与“小姐”理应永远不发生关系。他故意的轻咳，暗示给她：可以休息一会吧？高第没有接受他的暗示。最后，他说了话：

“高第！晚饭怎么办呢？”

高第还继续的工作，只回答了声：“你去买几个烧饼，我把火升上，烧点开水，对付对付吧！”

晓荷不能出去买烧饼，那太丢人！他可是没敢出声。他开始看见了真的困苦。他的眼前是黑暗与最大的耻辱——得自己去买烧饼！他轻轻的走出去，在院子里来回的转。这是他自己的院子，可是他丢失了安全与舒适。走了一会儿，他感到寒冷，肚子也越来越饿。他想出去买烧饼——肚子是不大管脸面与耻辱的。几次，他走到街门，又折了回来。不，他宁可挨一夜的饥饿，也不能丧失自己的体面！好吗，今天他要是肯打破了自己的脸去买烧饼，明天他大概就甘心作个“无耻之徒”了！

他又进到屋中。

“爸爸，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去买烧饼呢？”高第问。

晓荷不肯开腔。他觉得高第绝不会了解他，所以用不着多费话。他似乎是要用沉默充饥。但是，不行，沉默到底不能代替烧饼！他忘了大赤包，忘了一切，只觉得他马上有饿死的危险。他向来没挨过饿。平日，只要胃中稍微有点空儿，他必赶紧把它填满；他以为能多吃而不闹胃病是他的一种天才与福气。现在，晚饭毫无消息！他发了慌！“吃”是中国文化里的，也就是他的，主要的成分与最高的造诣。饿一顿便等于人生与文化的灭亡！他没法不着急。他巴结，谄媚日本人，不是为得到好吃好喝么？哼，现在居然落了个前功尽弃！他悲观，他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临在地狱里。

“高第！”他凄声惨气的叫，“高第！”

“干什么？”高第问。

“啊——”他揉着胸口说：“没事！没事！”他把话收了回去。他不肯说“饿”。那是个可耻的字。

“饿了吧？好，我买烧饼去，就手儿捎一壶开水来省得再升火！”高第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要往外走。

“你——”晓荷要阻拦她。他的女儿去买烧饼，打开水，与他自己去，是一样的丢人！可是，烧饼到底是可以充饥的东西，他又不便过度的和肚子闹别扭。在以吃为最主要的成分的文化里，人是要有“理想”，而同时又须顾及实际的。

高第跑出去。

剩下他自己，他觉得凄凉黯淡。他很想悬梁自尽，假若不是可能在五分钟内就吃上烧饼的话。

高第买回了烧饼来。晓荷含着泪吃了三个。

吃完。他马上想起睡的问题来——没有被子！他不敢向高第要主意，高第不了解他。他又没法不向她要主意，他自己想不出办法。他的文化使他生下来便包在绣花被子里，凡事都由别人给他预备得妥妥当当的，用不着他费心费力。赶到长大成人，他唯一的才智便是怎么去役使别人，利用别人，把别人用血汗作成的东西供他享受。

“爸爸！盖上我的褥子和大衣，先睡吧！我等着招弟！”高第把自己的褥子取过来。

晓荷躺在了床上。他以为一定睡不着。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打开了呼。

第三部　饥荒

六十八

恰巧丁约翰在家。要不然，冠晓荷和高第就得在大槐树下面过夜。

晓荷，盖着一床褥子与高第的大衣，正睡得香甜，日本人又回来了。

“醒醒，爸！他们又来了！”高第低声的叫。

“谁？”晓荷困眼蒙眬的问。

“日本人！”

晓荷一下子跳下床来，赶紧披上大衣。“好！好得很！”他一点也不困了。日本人来到，他见到了光明。他忙着用手指拢了拢头发，抠了抠眼角；然后，似笑非笑，而比笑与非笑都更好看的，迎着日本人走。他以为凭这点体面与客气，只需三言五语便能把日本人说服，而拿回他的一切东西来。他深信只有日本人是天底下最讲情理的，而且是最喜欢他的。

见到他们（三个：一个便衣，两个宪兵），晓荷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指头尖上，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

便衣指了指门。晓荷笑着想了想。没能想明白，他过去看了看门，以为屋门必有什么缺欠，惹起日本人的不满。看不出门上有什么不对，他立在那里不住的眨巴眼；眼皮一动便增多一点笑意，像刚睡醒就发笑的乖娃娃似的。

便衣看他不动，向宪兵们一努嘴。一边一个，两个宪兵夹住他，往外拖。他依然很乖，脚不着地的随着他们往外飘动。到了街门，他们把他扔出去；他的笑脸碰在地上。

高第早已跑了出来，背倚影壁立着呢。

慢慢的爬起来，他看见了女儿：“怎回事？怎么啦？高第！”

“抄家！连一张床也拿不出来了！”高第想哭，可是硬把泪截住。“想办法！想办法！咱们上哪儿去！”

晓荷不再笑，可也没特别的着急：“不会！不会！东洋人对咱们不能那么狠心！”

“日本人是你什么？会不狠心！”高第搓着手问。假若不是几千年的礼教控制着她，她真想打他几个嘴巴！

“等一等，等着瞧！等他们出来，咱们再进去！我没得罪过东洋人，他们不会对我无情无理！”

高第躲开了他，去立在槐树下面。

晓荷必恭必敬的朝家门立着。等了半个多钟头，日本人从里面走出来。便衣拿着手电筒，宪兵借着那点光亮，给街门上贴了封条。

晓荷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可是，像最有经验的演员，能抱着病把戏演到完场，他还向三个人的背影深深的鞠了躬。鞠完躬，他似乎已筋疲力尽，一下子坐在台阶上，手捧着脸哭起来。他的历史，文化，财产，享受，哲学，虚伪，办法，好像忽然都走到尽头。

高第轻轻的走过来：“想办法！哭有什么用？”

“我完啦！完啦！”他说不下去了，因为心中太难受。用力横了一下心，才又找到他的声音：“我去报告，报告！”他猛的立起来。“那三个必不是真正东洋人，冒充！冒充！真东洋人决不会办这样的事！我去报告！”

“你混蛋！”高第向来没有辱骂过父亲，现在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日本人抄了你的家，你怎么还念叨他们呢？难道这个封条能是假的？要是假的，你把它撕下来！”她的喉中噎了一下，说不上话来。用力嗽了几下，她才又说：“上哪儿去？不能在这儿冻一夜！”

晓荷想不出主意。因人成事的人禁不住狂风暴雨。

高第去叫祁家的门。

祁家的大小，因天寒，没有煤，都已睡下。韵梅听见拍门，不由的打了个冷战。瑞宣也听见了，马上要往起爬。“不是又拿人呀？”韵梅拦住了他，而自己披衣下了床。她轻轻的往外走；走到街门，她想从门缝先往外看看。可是，天黑，她看不见任何东西；大着胆，她低声问了声：“谁？”

“我，高第，开开门！”高第的声音也不大，可是十分的急切。

韵梅开了门。高第没等门开利落便挤了进来，猛的抓住韵梅的手：“祁大嫂，我们遭了报！抄了家！”

韵梅与高第一齐哆嗦起来。

瑞宣不放心，披着大衣赶了出来。“怎回事？怎回事？”他本想镇定，可是不由的有点慌张。

“大哥！抄了家！给我们想想办法！”高第的截堵住许久的泪落了下来。

瑞宣又问了几句，把事情大致的搞清楚。他愿意帮忙高第，他晓得她是好人。可是，为帮忙她，也就得帮忙冠晓荷；他迟疑起来。他的善心，不管有多么大，也不高兴援助出卖钱默吟的，无耻的冠晓荷。

韵梅不高兴给冠家作什么，不是出于狠心，而是怕受连累。在这年月，她晓得，小心谨慎是最要紧的事。

高第看出瑞宣夫妇的迟疑，话中加多了央告的成分：“大哥！大嫂！帮我个忙，不用管别人！冬寒时冷的，真教我在槐树底下冻一夜吗？”

瑞宣的心软起来，开始忘了晓荷，而想怎么教高第有个去处。“大小姐，小文的房子不是还空着吗？问问丁约翰去！”

韵梅也忘了小心谨慎。“你自己去一趟，他看得起你，不至于碰了钉子！好吗，真要在树底下蹲一夜，还了得！”

约翰恰巧在家。这整个的院子是由他包租的，他给了瑞宣个面子。“可是，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啊！”

“先对付一夜再说吧！”瑞宣说。

韵梅给高第找来一条破被子。

大家都没理会晓荷，除了丁约翰给了他两句：“日本人跟英国人不同，你老没弄清楚。日本人翻脸不认人，英国人老是一个劲儿。不信，你问问祁先生！”

晓荷没敢还言。可是，也并没感激瑞宣与约翰，因为他只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而不懂得什么叫善心与友情。他以为他们的帮忙是一种投资：虽然他今天丢失了一切，可是必能重整旗鼓（只要东洋人老不离开北平！），再跳动起来，所以他们才肯巴结他。再说，大赤包不久，在他想，必会出狱；只要她一出来，她便能向东洋人索回一切。

坐着约翰给拿来的小板凳，腿上盖着祁家的破被子，晓荷感到寒冷，痛苦，可是心中还没完全失望。每一想到大赤包，他就减少一点悲观，也就不由得说出来：“高第，不用发愁！只要你妈妈一出来，什么都好办！”

“你怎么知道她可以出来？”高第没有好气的问。

“你还能咒她永远不出来？”

“我不能咒她，可是我也知道她都作了什么事！”

“什么事？难道她给我们挣来金钱，势力，酒饭，热闹，都不对吗？”

高第不愿再跟他费话。

第二天，全胡同的人都看见了冠家大门上的封条，也就都感到高兴。大家都明白日本人的狠毒——放任汉奸作恶，而后假充好人把汉奸收拾了；不但拿去他们刮来的地皮，而且没收了他们原有的财产。虽然如此，大家，看见那封条，还是高兴；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

他们没想到，晓荷会搬到六号院子去。不过，这点失望并没发展成仇视与报复；他们都是中国人，谁也不好意思去打落水狗。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向晓荷打招呼——这点冷酷的冷淡，在他们想，也满够冠晓荷受的了！

可是瑞丰是个例外。他看，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会。他必须去跟晓荷聊天扯淡。而且，假若乘冠家正倒霉的时节去献殷勤，说不定可以把高第弄到手。尽管高第不及招弟貌美，可是有个老婆总比打光棍儿强。这是他的机会，万不可失的机会。

“干什么去？老二！”瑞宣吃过早饭，见瑞丰匆匆忙忙的往外走，这样问。

“看看冠先生去。”老二颇高兴的回答。

“干吗？”

“干吗？嘁！大哥你不是还帮忙给他找住处吗？”

瑞宣在昨天夜里，就迟疑不定，是否应当帮这点忙。他最怕因善心而招出误解——像老二的这种误解。这种误解至少会使他得到不明是非，不辨善恶的罪名。听到老二的话，他的脸马上变了颜色。几乎是怒叱着，他告诉老二：“我不准你去！”

“怎么？”老二也不带好气的问。

“不怎么！我不准你去！”瑞宣不愿解释什么，只这样怒气冲冲的喊。

天佑太太明白老大的心意——他的善心是有分寸的，虽然帮了冠家一点忙，而仍不愿与晓荷为友。她说了话：“听你哥哥的话，老二！”

瑞丰非常的不高兴。扬着小干脸说：“好，好，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哼！这儿没有一丁点自由，我知道！”说完，他气哼哼的走进屋里去。

瑞宣真愿意大吵大闹一顿，好出出心中的恶气，可是看了看妈妈，他把话都封锁在心里。匆忙的戴上帽子，他走了出去。

刚一出门，他遇上了冠晓荷！

晓荷向来不这么早起来；今天，因为屋中冷得要命，他只好早早的出来活动活动半僵了的腿。小羊圈的人们多数是起床很早的，他遇见了好几位邻居。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对他们递个和气吗，未免有失身分；虽然他目下的时运不太好，可是冠晓荷到底是冠晓荷，死了的骆驼总比驴大！要是不招呼他们吧，似乎又有点别扭；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公子落难”，理应受到大家的体贴与安慰；大家一定很爱听一听他的遭遇，而他有对他们讲一讲的责任。

可是大家谁也没招呼他。他们只看他一眼，而后把眼移到那张封条上去，而后淡然的走过去，好像他与封条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这使他非常的难堪，而感到一个人必须有房产，有金钱，有势力，有日本人作靠山，有像大赤包那样的太太！没有这些，你便是丧家之犬，大家不单不招呼你，高了兴还许踢你两脚呢！想到这里，他动了气。他很想跑到日本宪兵营去，报告全胡同的人都“反动”，一下子把他们全送进监狱里去！

一眼看到瑞宣，他以为得到了发发牢骚的机会。平日，他总以为瑞宣高傲，冷酷，不和群儿；现在，他看瑞宣是比全胡同的男女老少都更精明，因为瑞宣看出来死骆驼比驴大的意思。

“瑞宣！”晓荷叫得亲切而凄凉：“瑞宣！”他的脸上挂着三分笑意，七分忧惨，很巧妙的表示出既不完全悲观，而又颇可怜来。

瑞宣连点头也没有点，昂然的走开。一边走，一边他恨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把不打落水狗的道理应用到冠晓荷的身上呢？晓荷不止是狗，而是疯狗；疯狗落了水，谁都有责任给它几砖头，把它打下去，打下去！

晓荷倒没怎么难过，他原谅了瑞宣：“这并不是瑞宣敢对我摆架子，而是英国府的关系！”正在这么自言自语的，高第半掩着门叫他：“你进来，爸！”

进到屋中，晓荷看了看四角皆空的屋子，又看了看没有梳妆洗脸的女儿，他干咽了几口。

“爸！你有主意没有？”高第干脆的问。

“啊——”他想了一想：“咱们银行里还有钱！看，”他由怀里掏出支票本子来，“我老把这个宝贝本子揣在怀里！哪时用钱，哪时刷刷的一写，方便！你妈妈的那本，我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日本人抄了咱们的家，还给咱们留下钱？倒想得如意！”

“怎么？怎么？钱也抄了去？”晓荷着了急。“不能！不能！”

“你不记得李空山的事？”

“嗯——”他答不出话来，头上忽然出了汗。

“不要再作梦！”

“我走，到银行看看去！”

“爸，你听着！我手里还有一点点钱。我去托李四爷先给咱们买两张破床，跟一些零碎东西。我呢，赶紧出去找事。找到了事，我养活你！可有一样，不准你再提日本人，再想帮助日本人；是这样，我马上出去找事；不是这样，我走！”

“上哪儿？”

“哪儿不可以去？”

“你看你妈妈出不来了？”

“不知道！”

“你去找什么事？”

“能干的就干！”

“我先上银行去，咱们回头再商量好不好？”

“也好！”

晓荷没雇车，居然也走到了银行。银行拒绝兑他的支票。

他生平第一次，走得这么快，几乎是小跑着，跑回家来。

“怎样？”高第问。

他说不出话来。他仿佛已经死了一大半。他一个钱也没有了——而且是被日本人抢了去！

好久好久，他才张开口：“高第，咱们赶紧去救你妈妈，没有第二句话！她出来，咱们还有办法；不然……”

“她要真出不来呢？”

“托人，运动，没有不成功的！”

“又去托蓝东阳，胖菊子？”

晓荷的眼瞪圆。“不要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高第没再说什么。她找到李四爷，托他给买些破旧的东西。然后，她自己到街上买了一个小瓦盆，一把沙壶，并且打了一壶开水，买了几个烧饼。

吃过了烧饼，喝了口开水，晓荷到处去找他的狐朋狗友。这些朋友，有的根本拒绝见他，有的只对他扯几句淡。

连着十几天，他连大赤包的下落也没打听出来。他可是还不死心。他以为自己虽然不行，招弟可一定有些办法。她在哪儿呢？他开始到处打听招弟的下落。招弟仿佛像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

晓荷没有了办法，只好答应高第：“你找事去好啦！”

又过了几天，大赤包与招弟还是全无消息，他故意想讨高第的喜欢：“要这样下去呀，我想我得走，上重庆！”

“好！我跟你走！”

晓荷吓了一大跳，赶紧改嘴：“可千万别到处这么乱说去呀！好家伙，走不成，先掉了脑袋！我看哪，我还是修道去好！白云观哪，碧云寺哪，我那么一住，天天吃点罗汉斋，烧烧香，念念经，倒满好的！”

高第决定不再跟他多费话。她看明白，他已无可救药了；至死，他也还是这么无聊！她很想一横心，独自逃出北平去。但是她又不忍。没有她，她想，他必会闹到有那么一天，连一条狗都不会向他摇摇尾巴。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会找日本人去；日本人给他一个烧饼，他便肯安心的作汉奸！不，她不能走！她须养着他，看着他，当作一个只会吃饭的废物那么养着他；废物总比汉奸好一点！

六十九

大赤包下狱。

她以为这一定，一定，是个什么误会。

凭她，一位女光棍，而且是给日本人作事的女光棍，绝对不会下狱。误会，除了误会，她想不出任何别的解释。

“误会，那就好办！”她告诉自己。只要一见到日本人，凭她的口才，气派，精明，和过去的劳绩，三言两语她就会把事情撕捋清楚，而后大摇大摆的回家去。“哼！”她的脑子翻了个斤斗，“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还再给她加升一级呢！这不过是月令中的一点小磕绊，算不了什么！”

可是三天，五天，甚至于十天，都过去了，她并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一天两次，只有一个中国人扔给她一块黑饼子，和一点凉水。她问这个人许多问题，他好像是哑巴，一语不发。她没法换一换衣裳，没地方去洗澡，甚至于摸不着一点水洗洗手。不久，她闻见了自己身上的臭味儿。她着了慌。她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个误会！

她切盼有个亲人来看看她。只要，在她想，有个人来，她便会把一切计划说明白，传出去，而后不久她便可以恢复自由。可是，一个人影儿也没来过，仿佛是大家全忘记了她，要不然就是谁也不晓得她被囚在何处。假若是前者，她不由的咬上了牙：啊哈——！大家平日吃着我，喝着我，到我有了困难，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一群狗娘养的！假若是后者——没人知道她囚在哪里——那可就严重了，她出了凉汗！

她盘算，昼夜的盘算：中国人方面应当去运动谁，日本人方面应该走哪个门路，连对哪个人应当说什么话，送什么礼物，都盘算得有条有理。盘算完一阵，她的眼发了亮；是的，只要有个人进来，把她的话带出去，照计而行，准保成功。是的，她虽然在进狱的时候有点狼狈，可是在出狱的时候必要风风光光的，她须大红大紫的打扮起来，回到家要摆宴为自己压惊。

她特别盼望招弟能来。招弟漂亮，有人缘儿，到处一奔走，必能旗开得胜。可是，谁也没来！她的眼前变成一片乌黑。“难道我英雄了一世，就这么完了吗？”她问自己，问墙壁，问幻想中的过往神灵。白问，丝毫没有用处。她的自信开始动摇，她想到了死！

不，不，不，她不会死！她还没被审问过，怎会就定案，就会死？绝对不会！再说，她也没犯死罪呀！难道她包庇暗娼，和敲妓女们的一点钱，就是死罪？笑话！哪个作官的不搂钱呢？不为搂钱，还不作官呢，真！

她想起来：自己的脾气太暴，太急，所以就这么快的想到了死！忍着点，忍着点，她劝慰自己，只要一过堂，见到日本法官，几句话她便能解释清楚一切，而后安然无事的回家。这么一想，她得到暂时的安慰与镇定。她整一整襟，拍拍头发，耐心的等着过堂受审；什么话呢，光棍还能怕吃官司？她抿着嘴笑起来。

一天天的过去了，没有人来传她过堂。她的脸上似乎只剩了雀斑与松皮，而没了肉。她的飞机头，又干，又乱，像拧在一处的乱麻，里边长了又黑又胖的虱子。她的眼睛像两个小火山口儿，四圈儿都是红的。两手老在抓挠，抓完了一阵，看看手，她发现指甲上有一堆儿灰白的鳞片，有时候还有一些血。她的脚踵已冻成像紫里蒿青的两个芥菜疙疸。她不能再忍。抓住狱房的铁栏杆，她拼命的摇晃，像一个发了狂的大母猩猩。她想出去，去看看北海，中山公园，东安市场，和别的地方。她想喝丁约翰由英国府拿来的洋酒，想吃一顿由冠晓荷监造的饭食。至少，她要得到一点热水，烫一烫她的冻疮！

把手摇酸，铁栏杆依然挡着她的去路。她只好狂叫。也没用。慢慢的，她坐下，把下巴顶在胸上，听着自己咬牙。

除了日本人，她怀恨一切她所认识的老幼男女。她以为她的下狱一定和日本人无关，而必是由于她的亲友，因为嫉妒她，给她在日本人面前说了坏话。咬过半天牙以后，她用手托住脑门，怀着怒祷告：“东洋爸爸们，不要听那些坏蛋们的乱造谣言！你们来看看我，问问我，我冤枉，我是你们的忠臣！”

这样祷告过一番，她稍微感到一些安恬。她相信她的忠诚必能像孝子节妇那样感动天地的感动了东洋爸爸们，很快的他们会询问她，释放她。她昏昏的睡去。

并没有十分睡熟，只是那么似睡非睡的昏迷：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带着招弟，在北海溜冰大会上，给日本人鞠躬；一会儿她是在什么日本人召集的大会上，向日本人献花；一会儿她是数着妓女们献给她的钞票。这些好梦使她得到些甜美的昏迷，像吃了一口鸦片烟那样。她觉得自己是在往上飞腾，带着她的臭味，虱子，与冻疮，而气派依然像西太后似的，往起飞，一位肉体升天的女光棍！

忽然的一股冷气使她全身收缩，很快的往下降落，像一块脏臭的泥巴，落在地上。她睁开了眼，四围只有黑暗，污浊，恶味，冷气，包围着她，一个囚犯。她不由的又狂叫起来。怒火燃烧着她的心，她的喉咙，她的全身。她忘记了冷，解开衣上的钮扣，露出那松而长的双乳，教墙壁看：“你看，你看，我是女的，女光棍！为什么把我圈在这里？放我出去！”她要哭，可是哈哈的狂笑起来。三把两把的把衣服脱掉，歪着头，斜着眼，扭着腰，她来回的走。“你看，看！”她命令着墙壁：“看我像妓女不像？妓女，窑子，干女儿，钞票，哈哈！”

由栏杆的隙缝中，扔进来一块黑的饼子和一小铁筒水。她赤着身，抓住铁栏杆，喊：“嗨！就他妈的这么对待我吗？连所长都不叫一声？我是所长，冠所长！”而后，像条疯狗似的，爬在地上，喝了那点水。舔着嘴唇，她拾起那块黑饼，闻了闻，用力摔在墙上。

在她这样一半像人，一半像走兽，又像西太后，又像母夜叉，在狱中忽啼忽笑的时节，有多少多少封无名信，投递到日本人手里控告她。程长顺的那个状子居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同时，颇有几位女的，因想拿大赤包的地位，不惜有枝添叶的攻击她，甚至于把她的罪状在报纸上宣布出来，把她造成的暗娼都作了统计表揭露在报纸上。

冬天过去了。春把北平的冰都慢慢的化开，小溪小湖像刚刚睡醒，一睁眼便看见了一点绿色。小院的墙角有了发青的小草，猫儿在墙头屋脊上叫着春。

大赤包的小屋里可没有绿草与香花。她只看见了火光，红的热辣辣的火光，由她的心中烧到她的口，她的眼，她的解了冻的脚踵。她自己是红的，小屋中也到处是红的。她热，她暴躁，她狂喊。她的声音里带着火苗，烧焦了她的喉舌。她用力喊，可是已没有了声音；嗓子被烧哑。她只能哼吃哼吃的出气，像要断气的母猪。

她把已长满了虱子的衣服，一条条的扯碎。没有可撕拉的了，她开始扯自己的头发，那不知曾经费过多少时间与金钱烫卷的头发。她握着拳头打尤桐芳，可是打在墙上，手上出了血。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叫骂：“臭娘们，撕碎你！”她撕扯，撕扯，已分不清撕扯的是臭娘们，还是她自己。虽然没有了声音，她却依然喊叫。她喊叫汽车夫，怒叱着男女仆人与小崔，高叫着“皇军胜利！”虽然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喊叫的是什么，可是她以为全世界都听见了她。疲乏了，停止喊叫，她却还嘟囔着：打！打！打！她的脑中一会儿出现了一群妓女，一会儿出现了几个亲友；打，打，打，她把那些影子都一一的打倒，堆在一块，像一座人山，她站在山巅上；她是女英雄，女光棍，所长！

慢慢的，她忘了自己。一会儿她变成招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拉着一个漂亮的男子，在公园调情散步；一会儿她变成个妓女，疯狂的享受着爱的游戏。忽然的，她立起来，像公鸡搔土似的，四处搜寻，把身子，头，手脚，碰在门上，墙上。“我的钞票呢？钞票呢？谁把我的钱藏起来？谁？藏在哪儿？”碰得浑身是血，她立定了不动。歪着头，她用心的听着，而后媚笑：“来了！来了！你们传冠所长过堂吧？”

可是，连个人影也没有。她的怒火从新由心中燃起，烧穿了屋顶，一直烧到天空，半空中有红光结成的两个极亮的大字：所长！

看着那两个大的红字，她感到安慰与自傲，慢慢的坐下去。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揉成一个小饼，作为粉扑，她轻轻的，柔媚的，拍她的脸：“打扮起来，打扮起来！”而后，拾起几条布条，系在头发上：“怪年轻呀，所长！”

她已不辨白天与黑夜，不晓得时间。她的梦与现实已没有了界线。她哭，笑，打，骂，毫无冲突的可以同时并举。她是一团怒火，她的世界在火光中旋舞。

最后，她看见了晓荷，招弟，高亦陀，桐芳，小崔，还有无数的日本人，来接她。她穿起大红的呢子春大衣，金的高跟鞋，戴上插着野鸡毛的帽子，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日本人的军乐队奏起欢迎曲。招弟献给她一个鲜花篮。一群“干女儿”都必恭必敬的向她敬礼，每人都递上来一卷钞票。她，像西太后似的，微微含笑，上了汽车：“开北海！”她下了命令！

汽车开了，开入一片黑暗。她永远没再看见北海。

当大赤包在狱里的时候，运动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个地位最力的是她的“门徒”，胖菊子。

蓝东阳有了丰富的诗料。他无所不尽其极的嘲弄，笑骂，攻击大赤包，而每一段这样的嘲骂都分行写下来，寄到报馆去，在文艺栏里登载出来。读着自己的诗，他的脸上的筋肉全体动员，激烈的扯动着，像抽羊痫疯。

胖菊子决定把自己由门徒提升为大师。她开始大胆地创造自己的衣服鞋帽，完全运用自己的天才，不再模仿大赤包。她更胖了，可是偏偏把衣服作得又紧又瘦，于是她的肥肉都好像要由衣服里钻了出来。蓝东阳很喜爱她的新装束，而且作了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首诗：

“从衣裳外面，我看到你的肉；

肉感的一大堆灌肠！”

她不喜爱他，更不喜爱他的诗。可是，她的胖脸上，为他，画出几根笑纹来。她必须敷衍他，好能得到他的协助，而把“所长”弄到她的胖手里。一旦她作了所长，她盘算，她就有了自己的收入，地位，权柄，和——自由！到那时候，她可以拒绝他的臭嘴，绿脸，和一块大排骨似的身体。他若是反抗，她满可以和他翻脸。当初，她跟从了他，是为了他的地位；现在，假若她有了自己的地位，她可以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开他。

穿着她的紧贴身的衣裳，她终日到处去奔走。凡是大赤包的朋友，胖菊子都去访问，表示出：“从今以后，我是你们的领袖了。你们必须帮助我，而打倒大赤包！”

等到晚间回来，她的腰，胳臂，与脖子已被新衣服箍得发木，她的胖脚被小新鞋啃得落了好几块皮。她感到疲乏，痛苦，可是在精神上觉出高兴，有希望。三把五把的将那些“捆仙绳”脱掉，她松了一口气。可是，三把五把的又将它们穿上。不，她不能懈怠，而必须为自己的前途多吃点苦。好吗，万一在这时节，来个贵客，她怎能就衣冠不整的去接待呢？她必须用大赤包的办法打败了大赤包；大赤包不是无论在什么时节都打扮得花狸狐哨的吗？好，她也得这么办！

虽然在服装穿戴上她力求独创，不再模仿大赤包，可是在举止动作上她不知不觉的承袭了大赤包一部分的气派。当她叫人的时候，她也故意老气老声的；走路也挺起脖子；转身要大转大抹。虽然这些作派使她的胖身子不大好受，使她的短粗脖子发酸，可是她不敢偷懒，她必须变成大赤包，而把真的大赤包消灭了！

奔走了几天，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胖菊子着了急。越着急，她的胖喉咙里越爱生痰。见到了要人，她往往被一口痰堵住，说不出话来。她本来没有什么口才，再加上这么一堵，她便变成一条登了陆的鱼，只张嘴，而没有声音。闹过一阵哑戏以后，她慌张得手足失措，把新添的气派一齐忘掉。她开始害怕，怕在她还没有运动成功之际，而大赤包也许被释放出来。她要顶大赤包，不错；可是她总有点怕那个老东西。因为急与怕，她想马上去用毒药谋害了大赤包！

她和东阳商议，怎样去毒死那个老东西。

东阳在这几天，差不多是背生芒刺，坐卧不安。一想到若能把大赤包的地位，收入，拿到自己家中来，他的浑身就都立刻发痒：于是，他就拼命去奔走，去写诗，去组织“讨赤团”。这末一项是他独自发动，独自写文章，攻击大赤包，而假造出一些人名，共同声讨，故名曰“团”。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夫大赤包者，绰号也。何必曰赤？红也！红者共产党也！有血气者，皆曰红者可死，故大赤包必死！”他非常满意这几句文章，因为他知道，在今天，只要一说“红”，日本人就忘了黑白。这比给大赤包造任何别的罪名都狠毒。

可是，一看胖菊子的过度的热烈奔走，他又不大放心。他还没忘记胖菊子是怎么嫁了他的。她要是肯放弃了祁瑞丰，谁敢保她，若有了她自己的地位与收入，不也放弃了他自己呢？他的浑身又痒起来。

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因噎废食，大睁白眼的看着别人把“所长”搬了去。

还有，招弟曾经找过他，托他营救大赤包。他不能不满口答应帮忙，因为这不单是能接触她的好机会，也是最便宜的机会——他知道招弟是费钱的点心，可是招弟既来央求他，他便可以白揩一点油，用不着请她吃饭，看戏，而可以拉住她的手。为这个，他应当停止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以便多得到和招弟会面的机会。可是，要是一懈劲，停止攻击，他又怕所长的地位被别人抢了去。

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一会儿，他想到胖菊子已作了所长，心中一热；一会儿，他想到菊子离弃了他，心中又一冷；一会儿，他想到招弟的俊美，浑身都发痒；一会儿，他想到因取悦招弟，而耽误了大事，浑身又都起了鸡皮疙疸。

可是，这些矛盾与心理上的疟疾，并没使他停止活动。他还作诗写短文攻击大赤包；还接见招弟，并且拉住她的手；还到处去奔走；还鼓励胖菊子去竭力运动。这样，他的矛盾与难过渐渐的变成一种痛苦的享受。他觉得自己能这样一手拉着八匹马，是一种天才。

他赞同菊子的建议，去毒死大赤包。可是，他不知道大赤包被囚在哪里。他把绿脸偎在她的胖脸上，而心中想着招弟，对她说：“快快的去打听大赤包的下落，好毒死她！毒死她！”这样说完，他感到他是掌握着生杀之权。于是，把眼珠吊起，许久不放下来，施展自己的威风。

他们俩把什么都计议到，只是没思虑到大赤包为什么下了狱，和胖菊子若是作了所长，是不是也有下狱的危险。他们只在讨论如何攻击大赤包的时候，谈到她的贪污，而彼此看那么一眼，似乎是说：“大赤包贪污必定下狱，咱们比她高明，一定没有危险！”

七十

招弟，自从家中被抄，就没再回家。她怕家中再出了什么意外，而碰到像什么把她也绑了走的事。她可是一心一意的要救出妈妈。没有妈妈，她看出来，她便丢失了一切。

在她学戏的时候，她曾经捧过一位由票友而下海的女伶——粉妆楼。她找了这位粉妆楼去，三言两语的就住在了那里。

粉妆楼有许多朋友，一天到晚门庭若市。招弟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托他们营救大赤包。

在旧日的亲友中，她也去找过几位，大家对她可是都很冷淡。有的甚至当面告诉她：“我们怕连累，请你不要再来！”

在这些人里，只有蓝东阳没有拒绝她的请求。她知道东阳是至多只给女人买一个凉柿子或几粒花生米的人，所以坐窝就不敢希望他能请她吃顿饭或玩一玩。反之，她是来求他，所以她倒须下点资本贿赂他。她的资本便是她的身体；为营救妈妈，没办法，她只好任凭他拉着她的手，或摸摸她的脸。她须忍耐；等到救出妈妈来，她再给东阳一点颜色看看。

至于东阳怎样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招弟并没有看到。她没有看报的习惯。即使偶尔拿起张报纸来，她也只看戏剧新闻，电影消息，与恋爱小说，而不看到别的事情。

她渴想看到妈妈，可是无论怎么打听，也不晓得妈妈是在哪里圈着。招弟落了泪。她猜到事情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假若妈妈真有个不幸，她想，她自己可怎么办呢？她没有本事，没有存款，没有……不错，她有美丽与青春，不至于没人要她。可是，她的美丽与青春，在这混乱的年月，是为玩一玩的。她不愿老老实实的嫁个人，一天到晚去作饭抱娃娃。即使能嫁个阔人，用不着作饭抱娃娃，她的自由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呀；那不行，她要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尽情享受，而毫无责任，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妈妈能给她。她真的哭了，想起妈妈的一切好处，也想起妈妈若有危险，她自己可怎样活下去！

在粉妆楼的许多男友中，有一个是给日本人作特务的。他，黄醒，是个漂亮的青年。他的长相好，装束好，老带着手枪。他知道自己体面，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老把一点不必需的媚笑放在脸上，以便加多他的体面。他知道自己的装束好，所以一天到晚老在扯扯领子，提提裤子，或正正衣襟。在手枪而外，他还老带着一面小镜子，时时的掏出来照照自己的脸，有时候连牙床儿都照到。

跟招弟谈了一会儿，黄醒明白了她的困难。他愿意帮她的忙，而且极有把握；只要她跟他走一趟，去见一个人，大赤包就能马上出狱！

招弟喜出望外的愿意跟他去。

他把招弟带到东城，离城根不远的孤零零的一所房子里。进去，他把她介绍给一个日本人。转眼之间，黄醒不见了，招弟开始怀疑这是怎回事。日本人详细的问了她的履历，她一边回答，一边把大赤包的事提出来。他把她的履历都记录下来，对大赤包的事没说什么。然后，他领她到一间小屋，很小，只有一床一椅。

“这是你的屋子。记清楚，一〇九号。以后，你就是一〇九号，没人再叫你的姓名。”说完，日本人向外面喊了声：

“一〇四号！”

不大的工夫，进来个与招弟年纪相仿佛的女子。极恭敬的向日本人敬礼，而后她笔直的立定。

“告诉她这里的规矩！”日本人走了出去。

招弟的心要跳出来，想赶快逃跑。一〇四号拦住了她：“别动！这里，进来的就出不去！”

“怎回事？怎回事？”招弟急切的问。

“待下去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放我出去！放我走！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放了你？这里还没放过一个人！”一〇四号毫不动感情的说。

“我必得出去，得去救我的妈妈！”

“在这里待下去，将来立了功就能救你的妈妈！”一〇四号笑了笑，笑得极短，极冷，极硬。

“真的？”招弟不相信一〇四号的话。

“信不信由你！”一〇四号又那么笑了一下，而后开始告诉招弟此处的规矩。

招弟的心凉了半截。她一向没受过任何拘束，根本不懂得规矩两个字怎么讲。可是，这里一切都有规矩，仿佛要把活人变成机器！她哭了半夜。

好容易才睡着了，可是不久她被铃声吵醒，天还不十分亮呢。一〇四号在门外低声的说：“快起，你！迟到一会儿，打个半死！”

招弟颤抖着爬了起来，迷迷糊糊的往外跑。天很冷，冷气猛的打在她的脸上，她似乎才醒利落。马上，泪又迷住她的眼。跑到盥洗处，她只含了口水漱漱嘴，捧了一把水抹抹脸，就赶紧离开，恐怕迟到挨打。手揉着眼，她随着大家——一共有四十多个青年男女——跑进后院的一块空地去集合。

空地的三面是高墙，墙头上密扎铁网；另一面是房子，山墙上有几个方方的洞儿。院子的东墙外，不远，便是城墙；那灰黑的，高大的，城墙，不声不响的看着院内。

地是光光的，冰硬的，灰黄的，城墙是灰黑的，坚硬的，光光的。天是灰碌碌的，阴寒的，光光的。招弟由地看到城墙，再看到天，作梦她也没梦过这么可怕的地方。一切是灰的，冷的，静的，光光的，她不敢再看。即使不看，她还觉得到那冷气，和灰暗，像要把她冻僵，凝结在灰暗里。她想抓住谁的胳臂，好使自己立稳。她浑身都发颤，能听到自己的牙响。

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大家站成一排，面对着有方孔的山墙。由一〇五号到一〇九号立在最后，大概都是新进来的，神情上都显出特别的不自然与不安。

大家站好了一会了，四位教官，三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才全副武装的，极庄严的，由前院走来。队长喊了敬礼。三个日本教官还礼，眼珠由排头看到排尾，全身都往外漾溢杀气，严肃，与得意。

中国教官向日本人们敬过礼，而后大转大抹的，像个木头人似的，转向了队伍，把鞋跟磕得像小爆竹那么响。他开始训话。说了几句关于全体学员的话，他叫新来的几个号数：“向前五步——走！”

招弟看了看左右的同伴，而后随着他们向前走。

中国教官嗽了一声，相当亲热的说：“你们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矩，不必我再重复。现在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来决定你们到底愿意在这里不愿意。有不愿意的，请再向前走五步！”

没有人敢动。后面的老学员们似乎已都停止了呼吸。招弟想往前走，可是她的脚已不会迈动。她向左右看，左右的人也正看她。

“没有？”教官催问了一声。

在招弟左边的一个小姑娘，看样子不过十六七岁，扁扁的脸，红红的腮，身体不高，而颇粗壮，模样不俊，而颇浑厚可爱，猛的向前走去。

“好！”教官笑了笑。“还有没有？”

招弟要迈步，可是被身旁的一个女的拉住。她晃了晃，又立定。

“好，你过来！”教官向扁脸红腮的小姑娘说。她迟疑了一下，而后很勇敢的往前走；口中冒着些白气。

“这边！”教官把她领到房子的山墙下，叫她背倚着墙上的一个小方洞。这时候，太阳上来了，把灰碌碌的天空忽然照红，多半个天全是灰红的，像淤住了血。城墙更黑了，而院中的墙与人都更清楚了点儿。扁脸姑娘的身上都发了红，口中的白气更白了。一个日本教官跳起来，手一扬，喊了声：“好的！”屋里边开了枪，小姑娘，口中还冒着点白气，像块木板似的，往前栽倒。天上更红了，地上流着血。

“归队！”中国教官向招弟们说。

招弟不晓得怎么退回去的。她的眼前已没有了别的东西与颜色，只有一片红光由地上通到天空，红光里有些金星在飞动。

“向左转！跑步！”教官发了命令。

招弟跑不动。可是，有那具死尸躺在那里，她不敢不跑。每逢跑到死尸附近，她就想闭上眼。可是，不知怎么的，她偏偏看见了它，与地上的血。她透不过气来，又不敢站住。她张着口，双手捧着小肚子，肠子仿佛要扯断了似的。忍着疼，她东一脚西一脚的乱晃，仿佛是个醉鬼。不久，她的眼前遮上了一块红幕，与红的天，红的血，联结到一处。她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觉得天地，红的天地，在旋舞转动。

她不晓得什么时候，和怎么，进到屋中。睁开眼，她是在床上躺着呢，已经正午。

她没再落泪。不敢想什么。她惜命，决定不去靠一靠墙上的方洞儿。

青春是铁，环境是火炉。过了一个月，她又“活”了。她不再怕血与死，她的心已变成了石头的。她忘了以前小姐的生活，不再往手指甲上涂上寇丹，而变成了个新的招弟。这个新招弟，她自己盘算，将要比她的妈妈更厉害，更毒辣。以前，她只知道利用花般的容貌，去浪漫，去冒险；现在，她将把花容月貌加上一颗铁石的心，变成比妈妈还伟大许多的女光棍。不错，她的妈妈是还在狱里，可是她不能不感谢日本人给了她个机会，使她有了前途。她想：只要她立点功，她一定能把妈妈救出来。等妈妈恢复了自由，她们俩并肩立在一处，必能教全北平城都发抖！

春天过去了，招弟受完了训。

她希望得一只手枪。没有得到。

她希望得到一些足以使她兴奋的工作。可是她被派到火车站上，查看来往的旅客。她得到一本子照片，须一一的记住在心里，而后在车站上看有没有与像片相符的人。这点事不易作，而且毫无趣味。她须时刻的留着神，而不见得能发现一个“奸细”。她须每天改变她的化装，今天扮作乡下丫头，明天变作中年的妇人；可是老不能擦胭脂抹粉的扮成摩登小姐。她不高兴这个差遣，更不喜欢她的化装。可是，命令是命令，无法反抗。她知道反抗命令的结果是什么，她还没忘了那个扁脸的女郎。她渴望再穿上漂亮的衣服与高跟鞋，像好莱坞影片中的女间谍，来往在华丽的大旅馆与阔人之间。可是，她必须去作乡下丫头！

她渴想去看看父亲，不为别的，只为教他知道她已变成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命令禁止她回家，禁止她与家里的人来往。

她切盼能见到妈妈。她以为自己既作了日本人的特务，就一定有会到妈妈的机会与权益。可是，她依旧打听不到妈妈在何处。

头一天到前门车站去值班，她感到高兴。她又有了自由，又看见春暖花开的北平。及至走到了车站，她又有些害怕。不错，她是特务，有捉拿人的权柄。可是，捉拿人是不是也有危险呢？是的，她的身上有个证章；可是，它并没显露在外面，而是藏在衣裳里边；她露不出自己的威风，而只缩头缩脑的站在那里，像个乡下来的傻丫头。她感到寂寞，无聊，与寒伧。

过了一会儿，她拾起一张报纸。头一眼，她看见了妈妈的像片！大赤包已死在狱中！像片的上下左右都说明着她的贪污，罪状，与如何在狱里发狂！

看完，她的泪整串的落下来。她白受了苦。白当了特务，永远不能再看见妈妈！

隔着泪，她看见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人，可是她只剩了自己。她已没有了那爱她的，供给她一切的，妈妈！

楞了半天之后，第一个来到她心中的念头是——逃走！作了特务既没能救出妈妈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日本人是骗了她的妈妈，骗了她自己；她应当逃走，不再给骗她的人作爪牙！

可是，她知道自己逃不了。看着车站上来往的人，以及脚行，巡警，车站上的职员，她不知道他们之中有多少是特务，哪几个是特务。她可是准知道其中必有特务，而且不止一个。他们之中，也许有专负责监视着她的。她又看见了那个扁脸的女郎，在方洞儿前面一声没出的就栽倒在地，流尽了鲜血！

她抬头看见了城墙的垛口，觉得那些豁口儿正像些巨大的眼睛，只要她一动，就会有一粒枪弹穿入她的胸口！她颤抖了一下。她忘了作特务的兴奋与威风，而只感到多少只枪在她背后！

“好吧。”过了好大半天，她告诉自己：“混下去吧！顶毒辣的混下去吧！能杀谁就杀谁，能陷害谁就陷害谁！杀害谁也是解恨的事！”

她丢失了家，丢失了妈妈，丢失了自由，只剩下了杀，害，恨！她并不想去杀害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枪多，眼目多，手快！

同时，高第天天出去找事，但是找不到。北平已经半死，凡是中国人的生意，都和祁天佑的布铺差不多，开着门而没有买卖；因此，到处裁人，哪儿也不肯多添吃饭的。大一点的生意，即使是饭馆子，已都不能不接受日本人的“股子”，和日本人合作。高第不高兴到这种“合作”的地方去作事，即使她能得到机会。至于官方的机关，那就更不用说，通通被日本人一手拿住，不走日本人的或汉奸的门路，不用打算得到个地位。这样，北平的躯壳虽然仍是高大宽厚的城墙，与那曾经住过多少位皇帝的亭园殿宇，可是它的心肺已完全是日本人；凡想呼吸一点空气的，得到一点血液的，都必须到日本人那里摇尾乞怜。高第不肯这么作。她亲眼看见她的母亲作了些什么，和怎样被抄家。

即使她肯去卖苦力挣饭吃，她的机会也还是不多。在太平年月，一个女人给铺户里的人们洗洗缝缝的，也能吃上三顿饭。现在铺户的人已裁减去一大半，她抢不到活计。在人家里，只有“红”汉奸才用得起仆人，高第既不愿作女仆，更不高兴作奴隶的奴隶。

她后悔以前没能够学得挣饭吃的本事，可是后悔已迟。她的确有些勇气，可是没有任何资格与资本。假若她能逃出北平，她必能找到作事的机会，一边作事，一边学习，慢慢的她必能得到点知识与技巧。可是，她要清白的在北平挣饭吃，她是走入了一条死巷子！

她忙：她须作饭，洗衣服，买东西，和到处去找事。她急：她憋着一口气，非要教爸爸看看不可，不作汉奸也还能活动。但是，她找不到事，而且手中眼看着就没了钱。她慌：她本不会作饭，洗衣服；现在，初学乍练，越要讨好，越容易把饭煮糊，把衣服洗得像狗舐的。她气：晓荷不帮忙，也不给她一点鼓励。他认为高第是没认清大势所趋，而只从枝节问题下手，显然是自讨无趣。虽然没有明说，他的神气却表示出来：“在东洋人脚下，可想不吃日本饭，道地的胡涂蛋！”因此，他想看高第的笑话。无论她怎忙，他依然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到了高第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冷隽的说：“要我调动十桌八桌酒席吗，嗯，我含糊不了！教我刷家伙洗碗哪，对不起，自幼儿没学过！”

许多天，他还没打听到大赤包与招弟的下落，他爽性不再去白跑腿。遇到丁约翰回来，他能跟他穷嚼几个钟头。他详细的问英国府的一切，而后表示出惊异与羡慕。“嗯！嗯！”他眯着眼有滋有味的赞叹：“这玩艺儿，是得托生个外国人！这个天下是洋人的！”

丁约翰，现在，已不大看得起晓荷，本不大愿招呼他。可是，晓荷既对英国府称赞不置，他觉得若冷淡了晓荷便几乎等于不忠于英国府，所以便降格相从的和他一扯就是几个钟头。

除了丁约翰，瑞丰是他的密友。两个人都不走时运，所以自然的同病相怜。一谈起他们的怀才不遇，他们便感到一种辛酸的甜美，与苦痛的伟大。瑞丰总是说他的特务朋友。谈起他们，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有作为，而提出这样的结论：“冠大哥，你等着看，我非来个特务长作作不可！”

“是的！是的！”晓荷把眼眯成两道细缝。“那才是发财的事！是的！”

两个人的口袋里，有时候，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可是他们的没出息的幻想使他们越谈越高兴。他们的肚子没有好的吃食，说到口干舌燥的时候又只好喝口凉茶或冷水，所以说着说着，他们的脸上往往发绿，头上出了盗汗，甚至于一阵恶心，吐出些酸水来。可是，他们还不住口，必须谈下去；在谈话中他们看见了一些虚渺的希望与幸福。

假若是刚吃过饭后，瑞丰必张罗着帮忙，替高第刷洗刷洗家伙，以便得到她的欢心。虽然高第并没有给他点好颜色看，他可是觉得很开心，并且时常暗示给她：“别发愁，大小姐！多咱我有了好事，大家就都跟着好起来！咱们是知己的朋友啊！”

在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时候，他们俩会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相术，彼此相面看气色。“瑞丰！”晓荷用食指或无名指在瑞丰脸上轻轻划动。“别看你的脸发干，颜色可是很正，很正！你的眼运鼻运都好！”然后，瑞丰也拣着好听的夸赞晓荷一番；彼此的心中都宽了好多，都相信自己至少也是什么星宿下界！

已到春天，高第还没找到事。她，因心中发慌，开始觉得这是大赤包为非作恶的报应，不单她自己下了狱，而且她的女儿也得饿死！她的，和晓荷的，冬衣，刚一脱下来，便卖了出去。她不能不和父亲商议一下了：“我尽到我的力量，可是没有用；怎么办呢？”

晓荷的答话倒很现成：“我看哪，只有出嫁是个好办法！嫁个有钱的人，你我就都有了饭吃！”真的，这是他由一部历史提出的一个最妥当的结论：幼年吃父母；壮年，假若能作了官，吃老百姓；老年吃儿女。高第是他的女儿，她应当为养活着他而卖了自己的肉体。

“没有别的办法？”高第又问了一声。

“没有！”

高第偷偷的找了瑞宣去，详详细细的把一切告诉了他，并且向他要主意。

“恐怕你得走吧？此地已经死了，在死地方找不到生活！”瑞宣告诉她。

“怎么走呢？”

“当然有困难！第一是路费，第二是办出境的手续，第三是吃苦冒险。不过，走总比蹲在这里有希望！”

“爸爸呢？”

“也许我太不客气，他值不得一管！这，你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点！”

高第点了点头。

瑞宣，仿佛是，由骨头上刮下二十块钱来，给了她：“这太少点！可是至少能教你出了北平城；走出去再说吧！”

拿着二十块钱和一个很小的包裹，她没敢向父亲告别，也没敢去办离境的手续，便上了前门车站。她打听明白：若是去办离境手续，她必须说明到哪里去，去多少日子；假若到期不回来，日本人会向她家中要人；所以她宁可冒点险，而不愿给别人找麻烦。再说，她根本不知道她自己到哪里去。她大致的想了想，以为自己须先到天津，走一站说一站；就凭那二十块钱，是不会给她个详细的行旅计划的。她很坚决。她总以为她是在妈妈的黑影下面，所以必须离开北平，躲开那个黑影。

上了到前门去的电车，她的心跳得极快。低着头，紧握着那个小包，她觉得多少只眼都盯着她呢！过了几站，人们上来下去，似乎并没有注意她。她这才敢抬了抬眼皮。可是，正看见一个巡警，与两个日本人，上车。她的心又跳起来。她以为他们必定是来捉她的。不久，他们都下了车。她咽了一口唾沫，松了口气。她想起桐芳来。闭着口，在喉中叫：“桐芳！桐芳！早知道，咱们俩要是一块逃出去，多么好！请你保佑我！教我能平安的出去！”

这是北平的一个和暖的春天，高第可没感到温暖。没了家，没了一切，她现在是独自走向不可知的地方去！看见了前门，她的心中更慌了。高大的前门，在她心中，就好像是阴阳分界的标记。下了车，她慢慢的往车站上走，她的腿似乎已完全没有了力气。

开往天津的快车还有二十多分钟才开车。她低着头，立在相当长的一队旅客的后边。她的脊背上时时爬动着一股凉气，手心上出了凉汗。她不敢想别的，只盼身后赶快来人，好把她挤在中间，有点掩饰。

正在这么半清醒，半迷糊的当儿，有人轻轻的拍了拍她的肩。她本能的要跑。可是，她的腿并没有动。她只想起两个字来：“完啦！”

“姐！”招弟声音极低的叫了一声。

高第全身都软了，泪忽然的落下来。好几个月了，她已没听见过这个亲密的字——姐！尽管她平日跟招弟并没有极厚的感情，可是骨肉到底是骨肉。这一声“姐”，把她几个月来的坚决与挣扎仿佛都叫散了！

没敢看招弟，她只任凭招弟拉着她的手，往人少的地方走。她忘了桐芳，忘了一切，像个迷了路的小娃娃似的，紧紧的握着妹妹的手，那小的，热乎乎的手。

出了车站，在一排洋车的后边，姐妹打了对脸。姐姐变了样子，妹妹也变了样子，彼此呆呆的看着。

对看了许久，招弟低声的问：“姐，你上哪儿？”

高第没哼声。

“爸呢？”

高第不知怎么回答好。

“说话呀，姐！”

高第又楞了一会儿，才问出来：“妈呢？”

招弟低下头去。“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完啦！”招弟猛的抬起头来，眼钉着姐姐。

“完啦？”高第低下头去。她的手轻颤起来。

“告诉我，你上哪儿去？”

“上天津！”

“干吗？”

“找到了事！”高第握紧了小包，为是掩饰手颤。

“什么事？”

“你不用管！我得赶快买票去！”

“不告诉我，你走不了！我是管这个的！”

“什吗？”

“我管这个！”

“你？”高第的腿也颤起来。“妈妈怎么死的？现在，你又……难道你一点好歹也不懂？”

“我没办法！”招弟惨笑了一下，而后把语气改硬。“你好好的回家！我要是放了你，我就得受罚！”

“我是你的姐姐！”

“那也是一样！即使我放了你，别人也不会楞着不动手！走，回家！”招弟掏出一点钱来，塞在姐姐的手中，而后扯着姐姐往洋车前面走。“雇洋车，还是坐电车？”

高第回不出话来。她的手脚都不再颤，她的脸红起来，翻来覆去的，她的脑中只折腾着这一句话：“报应！报应！拦阻你走的是你的亲妹妹！”

“姐，好好的回家！”招弟一边走一边说：“你敢再想跑，我可就不再客气！再说，这个车站是天罗地网，没有证据，谁也出不去！”她给高第叫了一部洋车。

高第已往车上迈腿，招弟又拉住她，向她耳语：“你等着，我会给你找事作！”

高第瞪着妹妹，字从牙齿间挤出来：“我？我饿死也不吃你的饭！”她把手中的一点钱扔给了妹妹。

“好，再见！”招弟笑了一下。

七十一

进了前门不远，高第停住了车，抱歉的对车夫说：“对不住，我不坐了！”给了车夫几个钱，她向西走去。她不知向哪里走呢，也不知要向哪里走呢；她只知道须走一走，好散散胸中的怒气。

迷迷糊糊的走了半天，她才知道她是顺着顺城街往西走呢。又走了一会儿，她看见路北的一座小庙，她不由的立住了。庙门，已经年久失修，开着一扇，她走了进去。她不一定要拜佛烧香，而只觉得这是个可以静静的坐一会儿，想一想前前后后的好地方。山门里一个人也没有。三面的佛殿都和庙门一样的寒伧，可是到处都很干净。这，使她心里舒服了一点。正在这么东张西望的时节，由西殿里出来一个人，钱默吟先生。他穿着一件旧棉道袍，短撅撅的只达到膝部。手中，他提着一个大粗布口袋，上面写着很大很黑的“敬惜字纸”。

高第说不上来话，而一直的扑奔过去，又要笑，又要哭，像无意中遇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似的。

老人的脸很黑很瘦，头发已花白。看见高第，他楞住了。眨了眨眼，他想了起来，极温柔的笑了笑。“高第！”紧跟着，他停止了笑，几乎有点不安的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谁告诉你的？”

高第也笑了：“没人告诉我，我误投误撞的走了进来。”

老人仿佛是放了心，低声的说：“别对任何人说，我在这里。这里也不是我的住处。不过有时候来，来……”老人又笑了一下。“告诉我，你干什么呢？”老人一边说，一边往正殿那边走。高第在后边跟着。他们都坐在石阶上。

高第的话开了闸，把过去几个月的遭遇都倾倒出来。老人一声不响的听着。最后，高第又提出“报应”作为结论。

老人听完，楞了一会儿，才说：“没有报应，高第！事在人为，不要信报应！”

“我怎么办呢？”

“等我想一想看！”老人闭上了眼。

高第似乎等不及了，紧跟着问：“招弟要是也教我当特务去，我怎么办？”

“我正想这个问题！你有胆子去没有？”老人睁开眼，注视着她。

“我，有胆子也不能去，我不能给……”

“你只想了一面，没看另一面。假若你有胆子进去，把你的一切都时时的告诉我，不是极有用吗？”

“那么，我得等着她，她教我进去，我就进去？”

“一点不错！可是，”老人的眼还注视着高第的脸，“可是被他们知道了，你马上没了命，所以我问你有胆子没有！”

高第迟疑了一下。“钱伯伯，你不能给我点事作？我愿意跟着您。”

“哼，我一时还不敢用小姐们！你看，日本人喜欢造就女间谍，一来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女人，以为女人们胆子小，容易管束；二来是因为中国人对女的客气，女间谍容易混进内地去。至于他们自己，可不大容易受女子的骗，他们到处都给军官们，兵们，安置好妓女，伺候着他们；咱们的女间谍即使肯牺牲色相，也无从接近他们。因此，我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男人活动不开的时候，才求女人帮帮忙。你到底敢去不敢，假若招弟找了你来？”

“我去！可是她要不找我来呢？”

“等着她！同时，我有用着你的地方，必通知你！”

“可是，我没有收入，怎么活着呢？”

“嗯，慢慢的想办法！先别愁，别急，一个人还不那么容易饿死！”

“我相信你的话，钱伯伯！回到家里，我把招弟的事告诉爸爸不告诉呢？”

“告诉他！一告诉他，他必马上找招弟去，必定到处去吹嘘他的女儿当了特务。这么一来，招弟必吃亏，而无从红起来。她红不起来，咱们就减少了一个祸害星！”

“可是她要是红不起来，也许她就不来找我，教我也去当……”

“人是活的，高第！要见机而作，不能先给自己画好了白线，顺着它走！”老人立了起来。“还有，随时跟瑞宣商议，他没胆子，可有个细心！”

高第也立起来。“钱伯伯，我以后上哪儿找你去呢？”

“这里，我要不在这里，告诉后院的明月和尚，他是咱们的人。见到他，先要说‘敬惜字纸’，要不然他不相信你！”

高第随着老人，慢慢的往庙外走，看着老人手中的口袋，她好奇的问出来：“钱伯伯，口袋里有什么？”

老人立住，看着她，笑了笑，没说什么。快到庙门口，老人教高第先出去：“高第记住了！别对任何人说我的事！好好的回家，等着招弟，或我的消息。别着急，发愁！见机而作！你是个好孩子，我早就知道！走吧！”

高第先独自走出来。她不敢回头再看一看，知道老人不愿和她一同出来必有用意，她不便再东瞧西望的，惹老人不高兴。可是，老人的黑瘦的脸与温和的笑容，还都非常清晰的在她心中。那个形影，像发着光与热力，使她看见春天，全身都温暖起来。那个形影，像个最美丽的菩萨似的，教她感到安全，给了她无限的希望。她想到，即使马上再遇到招弟，马上去当特务，她也会连眼也不眨一下，便去冒险，牺牲；有钱先生的话在她心中，即使她马上掉了脑袋，也是舒服的！

最使她高兴的是钱先生说没有报应。这几个字揭去了她心上的一片黑云。她是她，大赤包是大赤包，她并不须替妈妈负责，承受惩罚。只要她大起胆来，敢去作钱先生教她作的事，她便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一切的人。想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全身都感到轻松，腿上有了力气。她一气走回家来。

冠晓荷和祁瑞丰正在屋中闲扯淡。一看见他们俩，高第马上皱上了眉。刚才，在小庙里，她见到一位活的菩萨；现在她看见一对小鬼。他们俩，这一对活鬼，特别的丑恶，讨厌，因为她刚刚看见了那慈祥的，勇敢的，有智慧的，菩萨。她下了决心，不再对他们客气，敷衍。瞪了他们一眼，像凭空响了一声雷似的，告诉他们：“妈妈死啦！”

晓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吗！”

“妈妈死啦！”高第还瞪他们。

晓荷用手捂上了眼。瑞丰看了看他们父女，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居然动了心，倒仿佛大赤包是万万死不得的。

“大哥！大哥！”瑞丰含着泪劝慰：“别太伤心！别……”他的话噎在了喉中，眼泪流了下来。

晓荷把手放下来。“我并没哭！哭不得！现在哭不得！想想看，自从她下狱，街坊四邻就都对我翻白眼；他们要是知道了冠所长死了，不就更小看我，说不定还许啐我两口吗？我不哭，我伤心我知道，可是不能教街坊们听见，得意！”

“大哥！”瑞丰急忙把落错了的泪擦去，而改为含笑：“大哥，你见得对，高明！”

晓荷长叹了一声，凄婉的问高第：“你怎么知道的呢？”

“招弟告诉我的！”

两个人一齐跳起来，一齐问：“招弟？招弟？”

高第真想扯他们一顿嘴巴子，但是她必须按照钱先生的嘱咐行事，她纳住了气：“她当了特务！”

“真的？”瑞丰狂喜的说：“喝！谢天谢地！二小姐是真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我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高第！”晓荷高声的叫：“我们可以放声的哭了！教街坊们听一听！哼，我死了作所长的太太，可又有了作特务的女儿！他们敢再向我翻白眼，我教招弟马上抓他们下狱！来，我们哭！”说罢，他高声的哭叫起来。

高第气得又颤抖起来，独自坐在外间屋里。瑞丰不好意思也放声哭大赤包，只好落着泪用手轻轻捶晓荷的背，一边捶一边劝慰：“大哥！大哥！少恸吧！按说，二小姐既作了特务，我们应当庆贺一番；这么哭天恸地的，万一冲了喜反倒不美！”

晓荷好容易才止住悲声，大口的啐着粘水，而后告诉高第：“找点黑布，咱们得给她挂孝！”

高第没有动，依然坐在那里生气。晓荷自己在屋中搜寻了一回，找不到任何布条。这使他有点挂气：“混得连块黑布也没有了！他妈的！”

“别忙呀，二小姐一立了功，大捧的钞票不是又塞鼓了你的口袋？”瑞丰眉飞色舞的说。

晓荷走到外间屋来，问高第：“你在哪里看见她的？”

“前门车站！”

“前门车站！”瑞丰也跟出来，点头赞叹。

“她穿着什么？”

“像个乡下丫头。”

“化装！化装！”瑞丰给下了注解。

“瑞丰，”晓荷拉住瑞丰的胳臂：“走，跟我找她去！”

“走！见着二小姐，咱们先要过点钱来，痛痛快快的喝两杯，庆贺她的成功！有这么一说没有？”瑞丰不愿白跑一趟，所以先用话扣住晓荷。

“有这么一说，走！”

到了车站，二人扑了个空。招弟已离开了那里。

“大哥，交给我好啦，我去打听她在哪里。我有特务上的朋友，一定能打听得到！你先回家，咱们家里见！”瑞丰横打鼻梁的说。

“好，就那么办！我再在这儿等一会儿，家里见！”

在车站上又等了一个多钟头，晓荷还是没遇见招弟。他回了家。

一进小羊圈，迎头他碰见了李四爷。他赶紧纵上鼻，湿着眼，报告大赤包“过去了”。而后，他起誓，必须找到她的尸身，给她个全份执事，六十四人杠的发送。“好啦，四爷，听我的招呼，领杠是你的事！这一定能作到，你看，招弟又在日本人手下成了个人物！”

李四爷只随便的哼了两声，便搭讪着走开。

走到大槐树下面，晓荷又遇了孙七，他扬眉吐气的告诉孙七：“来，给我刮刮脸！你的别的手艺不行，刮脸总可以对付了！”

孙七毫不客气的说：“忙，没有工夫！”

“喝，好大的架子！”晓荷撇着嘴说：“赶早儿别跟我这么劲儿味儿的！告诉你，招弟，二小姐，作了特务！”

孙七没再出声，眨巴着近视眼走开。

晓荷多走出几步路，去访问白巡长，告诉他：“里长还得由我担任哟！招弟，我们的二小姐，现在作了官，比你的官职还大那么一点！”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因为高第的关系，大家似乎已忘了晓荷的讨厌与可恶。大家，一方面看在高第的面上，一方面看晓荷缺衣缺食的，都不便死打落水狗。这点成绩，一天的工夫被晓荷破坏无遗。

第二天，冠家门上的封条被扯掉，搬来七八口子日本人。全胡同的人都把头低下去。这么小的一条胡同，倒有两个院子被日本人占据住，大家感到精神上的负担实在太重。因为讨厌日本人，他们也就更恨冠晓荷：假若，他们想，不是冠晓荷出卖了钱先生，假若大赤包没有作出抄家的事情来，日本人怎会想起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呢？

晓荷可是另有一个看法，他对邻居们解释：“咱们必要看清楚，东洋人跟咱们是一家人。那是我的房子，我能不心疼吗？当然心疼！可是，话得从两面说，招弟现在作着他们的事，而他们又住着我的房子，这不是越来越亲热，越有交情吗？一定！”

除了这样声明，他还每见到新搬来的日本男女，都深深的鞠躬，赶上去搭讪着说几句话，并且报告一点房子的历史：“这所房子是我——等我想一想啊——前六年翻修过的，砖瓦木料全骨力硬棒！下多大的雨，绝对，绝对不漏！就是呀，夏天稍微热一点，必须吗，请记住，搭个凉棚！搭上棚，地上再洒点水，我告诉您，就甭提多么舒服啦！”

瑞丰跑了一天，没打听到招弟的下落。他非常的着急。见到晓荷，他保证第二天再去打听，必定能打听出她的下落。晓荷拿出老太爷的劲儿来：“好啦，瑞丰，你就多偏劳吧！你去跑跑，就省得我奔驰了！”在他想：招弟反正是他的女儿，早找到一天呢更好，迟两天呢也没多大关系；她还不会因为延迟两天而另找个爸爸。他沉住了气，感到万分的得意，好像女儿被选作皇后，而自己可以不费任何事的作了宰相。他不愿再去跑腿，而要静候圣旨来到。他得意，越细咂摸，他越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完全顺情合理，所以老天有眼，才使他绝处逢生，生生不已！

瑞丰可是比晓荷还更急切。他有他的盘算：假若他能找到招弟，说不定她也能把他介绍进去，他确信作特务是发财的最好的捷径。即使他进不去，那么，凭他为冠家奔走的功劳，大概也可受之无愧的白吃白喝冠家一些日子；他是冠家的“患难朋友”啊！

招弟很得意。能毫不留情的截阻回姐姐，她相信了自己的本领。她决定要在车站上作出几件出手的事来，以便快快的高升一步，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抹上口红，把浪漫与杀人联系到一处。随着这个决定，她在两个星期里拿了八个青年。在这几个人中，只有一个确有间谍的嫌疑，其余的都是老实规矩的旅客。她不管什么间谍，还是旅客，她只求立功。她知道，日本人并不因为她错拿了人而见怪她，因为他们喜欢多有些青年来尝试他们的毒刑与残暴。

她的眼还是那么美，可是增加了一点光儿，一种浮动的，厉害的，光儿。带着这点光儿去看人，她好像看见谁都要马上爱上他；同时，又好似并没十分看清楚他，即使他马上掉了脑袋，她也毫不关心。这点光儿像是一片蛛网，要捉住一切蜂蝶，而后把它们杀掉！

她的笑已失去从前的天真，而变成忽发忽止的一点“作派”。她忽然的笑了，从唇上，脸上，以及身上，发出一股春风，使人心荡漾；忽然的，她停止了笑，全身像电流忽然停顿，使人们失去灯光，而看到黑暗与恐怖。

她的身体虽然还是那么小，而失去了以前的玲珑。她还时时刻刻的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即使在扮作乡下丫头的时候，也还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脚，一会儿用手掌轻轻拍一拍头发。可是，有时候她似乎忘了自己的娇美，而把腿伸出去老远，或忘了系一两个钮扣，好像要把肉体施舍给全世界似的。

在捉过八个人以后，她已获得日本人的欢心。她觉得自己的确有本领，有胆气，真不愧为大赤包的女儿！

过了几天，她那个受训的地方开庆祝成立三周年纪念会。招弟得到个好机会。在游艺会上，她扮唱了前次未能唱成，而且惹起祸来的《红莺禧》。她的嗓子并不比以前好，可是作派十分的老到。她已不怯场，而且深知道必须捉到这个机会，出一出风头。她把那浮动的眼光由心里加劲的提出来，扫射着台下的日本人。她把已不甚玲珑的肢体调动得极肉感，丑恶。她没按着规矩去作戏，而是尽量施展肉感。台下的日本人都发了狂。

这一场戏，使她压倒了一切的女同事。她希望不久便可以得到好的遣派，能穿上好衣服与高跟鞋。她希望一〇九号不久便变成日本人心中的一个有强烈色彩的数字。

可是她的住处被瑞丰设尽了方法打听到。瑞丰和晓荷像一对探险家似的，兴高采烈的来到东城根。门儿关得严严的，他们俩不敢去叫门，而恭恭敬敬的立候招弟出来。守门的在门内，早已由门缝看清楚他们。他们等了有二十多分钟，没有一个人出来。晓荷决定去叫门。他以为自己既是招弟的父亲，他必能受一番招待，不管招弟现在在这里与否。他还没把手放在门上，门开了一点。守门的，一个中国青年，低声的问：“干什么？”

“找小女招弟！”晓荷装出极文雅的样子说。

“赶紧走！别惹麻烦！”守门的青年说。“我看你岁数不小了，不便去报告；你知道，在这里东张西望都有罪过！”

“行个方便，给我通报一声；冠招弟，她是我的女儿，我来看看她！”

守门的青年急了。“我是好意，告诉你赶紧走开？你要不信，我就进去报告，起码他们圈禁你半年！谁告诉你的，她在这里！”

晓荷赶紧指了指瑞丰：“他！”

“走！走！”青年急切的说。

晓荷和瑞丰不肯走，他们既找对了地方，怎能不见到招弟就轻易的走开呢！？

正在这个时候由里面出来一个日本人。晓荷急忙调动两脚，要给日本人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守门的青年已经把手枪掏出来：“别动！”

瑞丰要跑，青年又喊了声：“别动！”

日本人一点头，青年用枪比着他们俩，教他们进去。晓荷在迈步之前，到底给日本人鞠了一个深躬。瑞丰的小干脸上已吓得没了血色。

到了里边，日本人问了守门的青年几句话，一转眼珠，马上看到一个极大的阴谋。他是征服者，征服者的神经不安使他见神见鬼。他首先追究，他们怎么知道招弟在这里。晓荷把这个完全推到瑞丰的身上。瑞丰很想掩护告诉他招弟的地址的那位特务，可是两个嘴巴打在他的干脸上，他吐了实话。日本人听到瑞丰的话，马上推想到：“中国的特务已经不十分可靠，应当马上大检举，否则日本特务机关将要崩溃！”

瑞丰怕再挨打，不等问便连忙把他平日所认识的特务都说了出来。日本人的心中看见了：里应外合，中国的地下工作者与在日本特务机关作事的中国人，将要有个极大的暴动！

他追问瑞丰为什么交结特务？瑞丰回答：“我愿意当特务！”这是个很好的回答，可是并没有能减少日本人的疑心。

为报复晓荷把狗屎堆在他的身上，教他挨了嘴巴，他告诉日本人：“是他先知道招弟作了特务，所以我才去打听她的下落。”

日本人问晓荷怎么知道招弟作了特务，晓荷决定不等掌嘴，马上把高第攀扯出来。

日本人忙起来，把晓荷与瑞丰囚起之后，马上把瑞丰提到的那些特务，一齐圈入暗室，听候审讯。

七十二

到晚间十点钟了，晓荷还没有回来，高第心中打开了鼓。最初，她感到欢喜，假若晓荷和瑞丰都被日本人扣下，招弟也就得受惩戒。那么，钱先生的妙计岂不是成了功？可是再一想，假若他们真被扣下，日本人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祁家和她自己；她有点发慌。她决定先去警告祁家一下。

韵梅也正在等着瑞丰。

高第把来意说明，韵梅把瑞宣叫了起来。瑞宣听罢高第的话，马上去把祖父与母亲都叫了起来；他知道，假使日本人真来调查，他们必分别的审问祁家的每一个人，大家的话若是说得不一致，就必有危险。

高第把话又说了一遍，祁老人与天佑太太都一声没出。

瑞宣首先提议：“我们就是受刑，也不能说出钱先生来！是不是？”

祁老人点了点头。

“日本人问到老二，我们怎么回答呢？”瑞宣问。

“实话实说！”天佑太太低声而坚决的说。

“对！实话实说！”祁老人的小眼睛盯住了自己的磕膝说。“他的年纪，他的为人，他的履历，跟他愿意去当特务，都照实的说，不必造假！我们说实话，信不信全在日本人！杀剐存留，任凭他们，反正我们说的是真话！”老人把头抬起来，小眼睛看着大家。“实话，还要硬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并不见得准有好处！硬着点！”说完，老人的手可是颤起来。

“我呢？大哥！也实话实说？”高第问瑞宣。

“除了遇见钱先生的那一点，都有什么说什么！他会教招弟跟你对证！”瑞宣告诉她。

“那么，我大概得下狱！”

“怎么？”韵梅问了一声。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平？我不能自圆其说！”

“还是实话实说！”祁老人像发了怒，声音相当的大。“咱们的命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干吗再多饶一面，说假话呢！”

高第沉默了半天，才说：“好吧，我等着他们就是了！”

瑞宣把她送回去。他还要嘱咐她许多话，可是一句也没说出来。

一夜，祁家的人谁也没睡好。不错，几年的苦难把他们都熬炼得坚硬了一些，可是他们到底是北平人，没法子不顾虑，恐慌。

果然不出高第所料，约摸着大概刚刚五点钟吧，小羊圈来了一卡车日本人。胡同口，大槐树下，都设了临时的岗位，倒仿佛胡同里有一连游击队似的。

三个进了六号，五个进了祁家。

祁老人有了双重的准备——几年的折磨与昨晚的会商——决定硬碰硬的对付日本人。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

四个人在四处分头审问瑞宣，韵梅，天佑太太，和祁老人。这样审问后，他们比较了一下他们的纪录，而后把大家集合在一处，从头儿考问。祁老人的眼神告诉了瑞宣们，他自己愿意作代言人。日本人问一句，老人毫不迟疑的回答一句。日本人问到：“你们知道他愿意作特务？”

“知道！”祁老人回答。

“为什么他要去当特务？”

“因为他没出息！”

“怎么？”

“甘心去作伤天害理的事，还不是没出息？”

天佑太太和韵梅听老人这样回答，都攥着一把汗。可是，日本人的态度仿佛倒软和了一点。他们都看着祁老人，半天没再问什么。老人的白发，高身量，与铁硬的言语，好像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使他们不好再开口。

两个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其中的一个匆忙的走出去。不大的工夫，他走回来，带着一号的日本老太婆。瑞宣心里亮了一下，他就疑心她，所以每次她用话探他，他老留着神，不肯向她多说多道。可是，不久，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日本人逐一的指着祁家的人，问老太婆几句话，老太婆必恭必敬的作简单的回答。虽然他们说的是日本话，瑞宣听不懂，可是由老太婆的神气，与他们的反应，他看清楚，她是给祁家的人说好话呢。

问完了老太婆，他们又盘问了瑞宣几句。他回答的和他们已记录下的完全一致。他们无可奈何的往外走。老太婆极恭敬的跟在他们的后面，仅在到了院中，她才抓着机会看了瑞宣一眼，微微的一点头。瑞宣明白她的意思，也只微一点头，而没敢说什么。

日本人走后，祁老人仿佛后怕起来，坐在炕沿上，两手发颤。

韵梅为安慰老人，勉强笑着说：“这大概就没事了吧？”

老人楞了半天才说出来：“让他们再来！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干吗还怕死呢！教他们再来，我等着他们的！”又楞了一会儿，他摇着头说：“一个人没出息呀，能闹得鸡犬不安！我，你，大家，都错了，都不该那么善待老二！”

“虽然这么说呀，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难道因为他没出息，就不要他了吗？”韵梅还勉强笑着说。“不信，他明天出了狱，回来，咱们还不是得给他饭吃！”

老人没再说什么，歪在了炕上。

高第被日本人带走。她回答不出为什么要离开北平，为什么要走而不办出境的手续。

跟着他们走，她的心反倒安静下来。她对自己说：“既逃不出北平去，不下狱也等于下狱；那么，到狱里去仿佛倒更妥当一点。假若日本人强迫我作特务，我，我便点头——给钱先生作点事！他们要杀我呢，也好；反正活着也是受罪！”这么想好，她不单镇定，而且几乎有点快活。

来到狱中，日本人马上教她和招弟对质，她们所说的完全与以前的口供相合。而后，他们把姊妹俩带到前门车站去表演上次相遇的情形，她们几乎连一步都没走错，通通与口供相符。车站相遇这一场算是毫无破绽。

可是，他们不能释放了高第，因为她还没解释清楚她为什么要逃出北平，他们以为那绝对不能出于她的自动，而一定有什么背景——比如：城外有什么秘密的机关，专招收北平的青年。他们，所以，必须关起她来。慢慢的，细细的，把那个背景审问出来。

假若因为一两个人的无聊，也能造成一段杀人流血的历史，这回事便是个好的例证。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举行了整饬风纪运动，要彻底肃清不可靠的中国人。晓荷与瑞丰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无聊无耻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多少个青年的鲜血都因此而流在暗室里！凡是瑞丰所供出的特务，都人不知鬼不觉的丧了命。而后，特务与特务之间又乘此机会互相检举，倾轧，于是有一大批人被囚在暗室里。

招弟，在和姐姐对质后，仍然被禁在暗室。她解释得很好：“我教高第回家，不是私自放了她，而是想也把她介绍进来，作特务。”可是，日本人不接受这个解释。他们以为她应当马上向上方报告，不应私自拿主意，放高第回家。假若高第没有回家，而从别处跑出北平去呢，怎么办？招弟无言答对。

最难以处置的倒是晓荷与瑞丰。日本人调查他们俩的过去经历，他们俩，一点不错，是百分之百的顺民。日本人特由天津调来两位有权威的“支那通”，教他们鉴定这两个活宝。结果是：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晓荷的平均分数是九十八；瑞丰稍差一点，九十二！据两位支那通说：能得到平均分数八十分的就可以作第一等的顺民；晓荷与瑞丰应当是超等！

日本人是崇拜权威的，按照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理应马上重用晓荷与瑞丰。可是，他们到底还有点不放心，只好再细细的调查。他们每天要审问晓荷与瑞丰三次；越审问，他们越觉得他们俩可爱，可也越有点摸不清头脑。

晓荷的鞠躬，说话（模仿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语调与用字），与种种小身段，使日本人惊异：他们占领了北平才这么三四年，会居然产生了这样的中日合璧的人物。他们问他：“大赤包死在狱里，你有没有一点反感？”他的回答是那么自然，天真，使日本人不知怎办才好。他深深鞠了一躬说：“你们给我个官儿作呢，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有了官儿作，我会再娶个顶漂亮的，年轻的，太太！你们要是不给我事情作呢，没办法，我总得想念大赤包！”

“你要作什么官呢？”他们问。

“越大越好，不管什么官！”

他们彼此相视，谁也没办法。他们喜欢汉奸，也卑视汉奸，他们可是不知是喜爱晓荷好，还是卑视他好！他几乎是个超人，弄得日本人没了办法。他们提审瑞丰：“你愿意干什么？”

“我？”瑞丰摸着小干脸，说：“愿意当特务。”

“为什么？”

“好弄钱！”

是的，瑞丰的言谈，风度，的确没有晓荷的那么成熟，得体。可是，他的天真与爽直，也使日本人受了感动。说真的，日本人来侵略中国，哪一个不是为弄钱呢？他们没法再抬起手来掌瑞丰的嘴！他也是一个什么超人！

为试探他，他们答应下教他作特务。他噎了好几口气才说出来：“那好极了！”

回到狱室，他欢喜得似乎发了狂。见着给他送饭的，和从门外走过的，他都眉飞色舞的告诉他们：“看见过这种事儿没有？我进来坐狱，一共只挨过两个嘴巴，猛孤丁的，大变戏法，我当上了特务！我，嘁，嗯，有点福分！等着瞧吧，从这儿一出去，腰里掖着手枪，喝，钞票塞满了口袋哟！”

日本人们只能干咽唾沫，想不出主意，如何处置他。他们不能再给他施刑，那对不起两位支那通的报告。他们不能真用他作特务，因为他的嘴是一座小广播电台。他们囚着他，光多费一些饭食；放了他，又不大妥当。

于是，晓荷与瑞丰便平安无事的在狱里度着他们的无聊的生活。山洪巨浪冲破了石堤，毁灭了村庄，淹死了牛马，拔出了老树，而不能打碎了一点渣滓！

七十三

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导西方的血光炮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铅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作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

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亡了中国。

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须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饥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更重要，都须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因为它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

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吃到新的面粉。

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

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像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像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帐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像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须看到一位守节多年的马外婆；可是，“不得已”能原谅一切，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她也没能忘了小崔，到了他的生日祭日，或他们结婚的日子，她不敢明言，却暗中落泪。她特别怕听“日本人”三个字，每逢听到，她的眼就发直，忽然的楞起来！

程长顺看出来这些，而决定一言不发。他知道他必须卖力气，多挣钱，能使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她就必能满意，渐渐的忘了小崔。同时，他不敢再当着她讲论日本人，甚至于连“东洋”两个字也不提。

由买卖旧纸破瓶子，他慢慢的放胆收买旧衣服破鞋。他看见了别人用极低的价钱能买到一套沙发，或一套讲究的桌椅。他可不敢去买，即使他得到机会。他知道现在的北平，能穿能用的旧东西比沙发和好木器更有用处与出路。

可是，他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从他作了打鼓儿的，这一行人忽然增加了一两倍。大家都看出来：北平是越来越穷了，人们也越会卖东西，和买东西——卖了顶好的，买次好的；卖了次好的，买不甚好的；卖了不甚好的，买坏的……同行的一多，势必发生竞争。他所愿买入的，也是别人愿弄到手的。他不得不多出价钱，多出便少赚。他又想出办法来。他请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她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虽然她们不能整旧如新，可究竟能使破烂的东西稍微改观，也就可以多卖几个钱。这样，外婆与太太也就有了事作。

在破旧的衣裳鞋帽而外，铜铁铅锡都最值钱。日本人除了教北平人按月献铜献铁之外，还到处去收买它们；只要能买到，就不怕没有出路。长顺可是不肯买卖铜铁。他知道他自己不买，别人还是照样的收进来，而后转卖给日本人。但是，他下了决心不动铜铁，为是证明自己还有点良心，不肯替日本人搜集作炮弹——打中国人的炮弹——的原料。

自从他选取了这行营业，他就有心闭上眼瞎混，不关心别的，而只求使一家三口冻不着，饿不着。可是，一天到晚穿大街过小巷，他好像不知不觉的把手指按在了北平的腕脉上。他看出来：破衣服值钱，因为日本人统制了棉纱；一块破铁也有价值，因为日本人搜刮废铁。同时，他也看出：北平的中等人家已多数保持不住“中等”，因为他们已开始卖东西；而穷苦人家已降落到无衣无食。有时候，他接过来一件女短袄或小衣服，还滚热的呢——刚刚由女人或小儿身上脱下来！他还咬着牙问价还价，可是心中真想哭。他不由的多添了钱，忘了他是作生意呢！买成或没买成这样的一件衣服之后，他会挑着担子走出老远，迷迷糊糊的忘记敲打手中的小鼓！他知道北平是“完”了！

从一个老人手中，他买了一根乌木杆，白铜嘴的长烟管。过了好几天没能把它卖出去，他留着自用了。他是要强的，不肯染上任何嗜好。可是，他需要吸口烟。在街上看见伤心的事，他便找个树荫或僻静的地方，放下担子，装上一袋烟，轻轻的吧唧着。看着蓝烟是在面前旋动，他心中安恬了一些。

回来家中，他不是忙着帮助外婆与妻子洗刷修整那些破东西，便是坐在屋外台阶上吸一两袋烟。从眼角偷偷的看一看她们，他心里说：“我心中有许多事，可是不便告诉你们！”

他把自己的破留声机与古老的唱片挑出去不知多少次，始终没卖出去。他可也不再去上弦，唱给自己听，偶尔的，因为买到一点俏货，心中一高兴，他不知不觉的哼出一两句二簧来。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就闭上嘴。他喜欢唱戏，但是嗓子一动，他就不由的想起小文夫妇来！是的，他想一心一意的作生意，忘了国事，忘了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像些鬼似的，老跟随着他！

孙七的爱说爱道，已引不起长顺的高兴答辩。孙七拉不断扯不断的说，长顺只缩着脖子吸叶子烟，一语不发。等到孙七问急了他，他才呜嚷着鼻子说：“谁知道！”

今天，他又用这三个字答了孙七对绝粮的忧虑。孙七几乎要发脾气了：“你简直变成了小老人啦！”

长顺没心思拌嘴，轻轻在阶石上磕了磕烟锅子，走进屋中去。

自从他作了买卖破烂的，长顺就不再找瑞宣去谈天。见到瑞宣，他总搭讪着呜囔两声，便很快的躲开。他，在瑞宣面前，总想起二三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有勇气与热心，虽然没有作出什么惊人的事，可是到底有点人味儿。他没脸再和瑞宣谈话。

瑞宣，自从父亲被逼死，便已想到迟早北平会有人造的饥荒；日本人既施行棉纱与许多别的物品的统制，就一定不会单单忘记了统制粮食。虽然有这点先见之明，他可是毫无准备。一来是他没有富余的钱去存粮，二来是他和多数的文人相似，只会忧虑，而不大会想实际的办法。

由日本人在天津与英国人的捣乱，由欧洲大战的爆发，他也看出来日本人可能的突击英国在东方的军事据点与要塞。假若这将成为事实，日本人就必须拼命的搜刮物资与食粮，准备扩大战争。

他屡次想和富善先生说这件事，可是老人总设法闪躲着他。老人知道瑞宣所知道的一切，明知情形不妙，可是还强要相信日本人不敢向英帝国挑战。他最高兴和人家辩论，现在却缄默无言了。他为中国人着急，也为英国人着急。但是，他又以为英国到底是英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肯承认中国与英国一同立在危险的地位。

见老人不高兴谈话，瑞宣想专心的作事，好截住心中的忧虑。可是，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会儿，他想起欧洲的战事，而推测到慢慢的全世界会分为两大营阵，中国就有了助援与胜利的希望。一会儿，他想象到祖父，母亲，与儿女，将要挨饿的惨状。这样的一忧一喜，使他感到焦躁。

长顺不敢招呼他，他也不敢招呼长顺。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比长顺高明。他们俩似乎都已变为老人，身体还未衰老，而心已不会发出青春之花的香味。

小顺儿已到了上学的年岁。瑞宣决定不教他去入学——他的儿子不能去受奴隶教育。天佑太太与韵梅都反对这个办法，瑞宣可是很坚决，倒好像不教儿子去受奴化教育是他的抗日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久，他开始笑自己：“要用个小娃娃去挡住侵略吗？去洗刷一家人的苟延残喘的耻辱吗？”可是，他依然不肯改变主张。每天一得空，他便亲自教小顺儿识字，认数目。在这以外，他还对孩子详细的讲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明知道，这不大合教育原理，可是，这似乎是他最高兴作的事。在这么讲论的时候，他能暂时忘了眼前的危亡与耻辱，而看见个光华灿烂，到处是周铜汉瓦，唐诗晋字，与梅岭荷塘的中华。同时，他也忘了自己的因循苟安，而想到小顺儿的将来——一个最有希望与光明的将来！

为省灯油，韵梅总在白天抓着工夫作活，晚上很早的就睡，不必点灯。就是点上灯，灯头也捻得很小。为教小顺儿读书，瑞宣狠心的把灯头捻大！不，他不能为省一点油而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屋中的这点灯光，仿佛是亡城中的唯一的光明，是风暴里的灯塔！

冷天，他把小顺儿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袖口里，面对面的给讲古说今。讲着讲着，小顺儿打了盹。他无可如何的把孩子放到床上去。热天，父子会坐在院中用功。这时候，小妞子也往往装模作样的坐下听讲。小顺儿若提出抗议：“妞妞，你听不懂！”瑞宣温和的说：“教她听听，她会懂的！”

在最近两天，正在这么讲说，忽然想起目前的人造饥荒，瑞宣浑身忽然的一冷。他看见了个将要饿死的小儿，样子还像小顺儿，可是瘦得只剩了一层皮！他讲不下去了。“小顺儿，睡觉去吧！”他知道，这点教育救不了小顺儿，而更恨自己的无能与可笑。

因此，他可也就更爱小顺儿。小顺儿是他的希望，小顺儿将要作出他所未能作到的一切，小顺儿万不可饿死！

但是，谁能保证，在无粮的城中，儿女不饿死呢？

七十四

李四爷的生意还是很不错。北平，虽然穷，虽然没有粮，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不错，铺户家家裁人；可是四乡八镇的人民，因为丢失了家产，或被敌人烧毁了村庄，或因躲避刀兵，像赶集似的一群群的往这座死城里走。“北平”这两个字，好像就教他们感到安全。街上，十家铺子倒有九家只剩了一两个老弱残兵，而胡同里，哪一家院子都挤满了人。李四爷给活人搬家，给死人领杠，几乎天天都有事作。

虽然这样不得闲，老人可是并不很高兴。他纳闷人们为什么都往这座死城里来受罪。北平城里并不是出粮的地方啊！有时候，他领着棺材出城，听见了远处传来的炮声。他心中马上想明白：怪不得人们往城里逃，四处还都在打仗啊！不过，过一会儿他又想到：躲开枪炮，逃到城里，可躲不开饥寒哪！想到这里，他几乎要立在城门口大声的去喊叫：“朋友们，不要进这个城门，进去必死！”可是，他不敢去喊，城门上有日本兵。

“哼！”他揣摸着对自己说：“都怕死！城里的人不敢逃出去，怕死！城外的人，往城里走，怕死！连你，李四，你不敢在城门口喊叫，也怕死！”他看不起了大家，也看不起他自己！

更让他伤心的，是看见城外各处都只种着白薯。没有玉米，高粱，谷子；一望无际，都是爬在地上的绿的白薯秧子。他打听明白，凡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铁路公路两旁二十里以内，都只准种白薯。日本人怕游击队，所以不给他们留起青纱帐。白薯秧子只能爬伏在地上；中国人，仿佛是，也得爬伏在地上，永远不能立起来，向敌人开几枪！

这一岗一岗的，毫无变化的，绿秧子，使老人头晕。在往年，每一出城，看见各种的农作物，他便感到高兴。那高高的高粱与玉米，那矮的小米子，那黑绿的毛豆，都发着甜味，给他一些希望——这是给他与大家吃的粮食。特别是在下过大雨以后，在两旁都是青苗的大道中，他不单闻见香甜的青气，而且听到高粱玉米狂喜的往上拔节子，咯吱咯吱的轻响。这使他感到生趣，觉得年轻了几岁。

现在，他只好半闭着眼走。那些白薯秧子没有香味，没有红的缨，没有由白而黄而红的穗子，而只那么一行行的爬伏在地上，使他头晕心焦。有时候，他几乎忘了方向。

而且，看到那些绿而不美的秧蔓，他马上便想到白薯是怎样的不磁实：吃少了，一会儿就饿；吃多了，胃中就冒酸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白薯不能给他饱暖与康健之感。

在这些零七八碎的杂感而外，他还有更痛心的事呢。自从他作了副里长，随着白巡长挨家按户的收取铜铁，他的美誉便降落了许多。谁都知道他是好人，可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甘毫无表示，所以只好拿李老人杀气！

现在就更好了，他须挨着家去通告：“喝过了的茶叶可别扔了，每家得按月献茶叶！”

“干什么用呢？”人家问他。

“我知道才怪！”老人急扯白脸的说。

“呕，”白巡长上来敷衍：“听说，旧茶叶拌在草料里，给日本的马吃；败火！败火！又听说，在茶叶里可以榨出油来。呕，我也说不十分清楚！”

“我们已经喝不起茶，没有茶叶！”有人这样说。

“那，也得想法子去弄点来！”白巡长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变成要哭的样子。

过了几天，他又须去告诉大家：“按月还得献包香烟的锡纸啊！”老人急了，对白巡长没有好气的说：“我不能再去！我没工夫再去跑腿，还得挨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再作这个破里长！”

无论他怎说，白巡长不点头：“老爷子！谁当里长谁挨骂，只有你老人家挨得起骂！捧我这一场，他们骂什么都算在我的身上，还不行吗？”

除了央告，白巡长还出了主意：冠晓荷既已下了狱，李四爷理应升为正里长，而请孙七作副。不久，他约同副里长，从新调查户口，以便发给领粮证。

李老人不高兴当这个差事，可是听到发给大家领粮证，心中稍觉安顿了一点。他对自己说：“好喽，只要发给大家粮食，不管什么粮食，就不至于挨饿喽！”一来二去的，他把这心中的话说了出来，为是使大家安点心。大家听了，果然面上都有了笑容，彼此安慰：“四爷说的不错，只要还发粮，不管是什么粮，就好歹的能够活下去了！”这“好歹的能活下去”倒好像是什么最理想的办法！

及至户口调查过了，大家才知道六十岁以上的，六岁以下的，没有领粮的资格！

这不是任何中国人所能受的！什么，没有老人和小孩子的粮？这简直的是教中国历史整翻个筋斗，头朝下立着！中国人最大的责任是养老抚幼；好，现在日本人要饿死他们的老幼；那么，中年人还活着干什么呢？小羊圈的人一致以为这是混蛋到底的“革命”，要把他们的历史，伦理，道德，责任，一股脑儿推翻。他们要是接受了这个“革命”的办法，便是变成不慈不孝的野人！

可是，怎么办呢？

孙七虽然刚刚作了副里长，可是决定表示不偏向着日本人。他主张抢粮造反！“他妈的，不给老人们粮食，咱们的孝道到哪儿去呢？不给孩子们粮食，教咱们断子绝孙！这是绝户主意，除非没有屁眼儿的人，谁也不会这么狠！他妈的，仓里，大汉奸们家里，有的是粮，抢啊！事到如今，谁还能顾什么体面吗？”

这套话，说得是那么强硬，干脆，而且有道理，使大家的腮上都发了红，眼睛都亮起来。可是，他刚刚说完，连他带他们便似乎已经看见了机关枪。大家都咽了口唾沫，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臂来，喊一声：“抢啊！”他们是中国人，北平的中国人，相信慢慢的饿死，总会，若与因抢粮而被杀头比起来，还落个全尸首！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敢造反！

他们只好退一步想：“好啦，老的小的没有粮食，就大家分匀一下吧；谁也吃不饱，可是谁也不至于马上就饿死；不也是个办法吗？”

这个“分而食之”的办法，大家都看得出，比孙七的主张松软的多，松软得几乎不像话。但是，在小羊圈的人们心中，这却也含有不少的人情与智慧。

在他们这样纷纷议论之际，他们接到了传单：“马上决定吧，同胞们，是甘心饿死，还是起来应战！活路须用我们的热血冲开；死路是缩起脖子，闭上眼，等，等——饿死！”

大家都猜得到，十之八九这是他们的老邻居钱默吟给他们送来的。他们一致的同意钱先生的话，而又兴奋起来。可是，不久，他们的“智慧”又占了上风。那“智慧”正像北平的古老的，无用的，城墙，虽然无用，而能使他们觉出点安全之感。

假若孙七与钱先生都不能戟刺起人们的反抗的勇气，人们可会另外去找发泄怨气的路儿。他们以为李四爷有意欺骗他们。“他告诉了咱们，又有了粮，可是不提并没有老人和小孩子的份儿！再说，他是里长，大概不管他是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他总能得到一份粮！年月是变了，连李四爷也会骗人！”

这些背后的攻击虽然无补于事，可是能这么唧唧咕咕的到底似乎解一点气，倒好像一切毛病都在李四爷的身上，而攻击了他也就足够解恨的了。

祁老人居然直接的找了李四爷去。

祁老人，这全胡同的最老的居民，大家的精神上的代表，福寿双全的象征，现在被列为没有资格领粮的老乞丐，老饿死鬼！他不能忍受！

“我说四爷！”祁老人的小眼睛没敢正视李四爷；他知道一正看他的几十年的老友，他便会泄了气。“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没有我的粮呢？”

“大哥！那能是我的主意吗？”

李老人这一声“大哥”已使祁老人的心软下来一半儿。几十年的老友，难道谁还不知道谁吗！可是，他还不敢正视李四爷，以便硬着心肠继续质问；事情太大了，不能随便的马虎过去。他狠了心，唇发着颤：“四爷，你可是有一份儿！”

四爷是都市中的虫子，轻易不动气；听到祁大哥的毒狠的质问，他可是不由的面红过耳，半天也没回出话来。

祁老人的小眼睛找到了李四爷的脸，赶紧又转开，他也说不出话来了。

“大哥！”四爷很难堪的笑了笑：“各处的里长都有一份儿，也不是我的主意！告诉你，大哥，我的腿脚还利落，还能挣钱，我不要那份儿粮，省得大家伙儿说闲话！”

祁老人的头慢慢的低下去，一颗老泪镶在眼角上。楞了半天，他才低声的说：“四爷，我是真着急，真着急！要不然……！我说，你不能不要那份粮！你不要，可上哪儿找粮食去呢？”

四爷往前凑了一步，拉住祁大哥的手。四只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手接触到一块儿，两个人了解，原谅了彼此，不由的都落下泪来。

落了几点泪之后，两位老人都消了气，而只剩了难过。他们想亲热的谈谈心中的积闷，谈几个钟头。可是，谁也没开口。他们都是寒苦出身，空手打下天下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有饿死的可能！他们已不是成家立业的老英雄，而是没有人喂养的两条老狗。他们一向规规矩矩，也把儿女们调教的规规矩矩，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事；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的与他们儿女的规矩老实，恰好教他们在敌人手底下，都敢怒而不敢言；活活的被饿死，而不敢出一声！

平日，一想到自己的年纪，他们便觉得应当自傲。现在，他们看出来，在一条猛虎面前，年纪越大才越糟糕！四只老眼对视了半天，他们决定不必再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了！以往的光荣只能增加今日的难堪与辛酸！

回到家中，祁老人越想越难过，越不是滋味。想了许久，他决定必须作点什么，不能坐在屋里等死！他回忆起从前所遇见过的危难，和克服危难的经过。是的，他必须去作点什么，因为哪一次闯过难关不是仗着自己的勇敢与勤苦呢？他摸了摸自己的四肢；不错，他是老了；可是，老了也得去作事，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脱了大衫，轻手蹑脚的到厨房去，找他旧日谋生活的工具：筐子，绳子，扁担。他不知道，能否找到它们，因为他已不记得它们是早已被扔出去，或是被韵梅给烧了火。

韵梅轻轻的走进来：“哟！爷爷在这儿干什么呢？”

“啊——”被这么忽然的一问，老人仿佛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呢。假装的笑了笑，才想起来：“我的筐子扁担呢？”

“什么筐子扁担？”韵梅根本不记得这里有过那些东西。

“哼！我什么小生意都作过！庚子那年，我还卖过枣儿呢！我要我作生意用的筐子扁担！”

“干什么呢？爷爷！”韵梅的大眼睛睁得很大，半天也没眨巴一下。

“我作小买卖去！不能走远了，我在近处磨蹭；不能挑沉重的，我弄点糖儿豆儿的；一天赚三毛也好，五毛也好；反正我要卖点力气，不能等着饿死，也不能光分吃你们的粮！”

“爷爷！”韵梅一时想不出话来，只这么叫了一声，声音相当的大而尖锐。

听了这声音喊叫，小顺儿，妞子，和天佑太太全跑了来。

被大家围住，老人把话又说了一遍，说得很客观，故意的不带感情，为是使大家明白：事情是事情，不必张牙舞爪。

听罢，大家都默默相视，小妞子过去拉住老人的手。

天佑太太知道她必须先发言：“我们不能教您老人家去！事情不好办是真的，可是无论怎说，我们得想法子孝顺您！还说您的筐子扁担呢，横是搁也搁烂了！”

小顺儿与妞子一齐响应：“太爷爷，不去！”

韵梅也赶紧说：“等等瑞宣，等他回来，大家伙商议商议。”她回头叫小顺儿：“小顺儿，搀着他老人家！”

这样捧着哄着的，大家把老人送到他的屋中去。

躺在床上，老人把自己从前的奋斗史一五一十的说给孩子们听，而没敢提到现在与将来，因为对现在与将来他已毫无办法。

晚上瑞宣回来，韵梅和婆婆赶紧把老人的事告诉了他。他楞了半天，然后干笑了一下，没法说出任何话来。

祁老人，说也奇怪，并没向长孙再说那件事。祖孙的眼光碰到了一处，就赶紧移开；唇刚要动，就又停住。结果，大家都很早的就睡下，把委屈，难堪，困难，都交给了梦！

七十五

李四爷和邻居们都以为粮证是一发下来，便可以永远适用的。李老人特别希望如此，因为他已经挨了不少冤枉骂，所以切盼把一劳永逸的粮证发给大家，结束了这一桩事，不再多受攻击。

谁知道，粮证是只作一次用的，过期无效。大家立刻想到：天天，或每三两天，他们须等着发给粮证；得到粮证，须马上设法弄到钱，好赶快去取粮——过期无效！假若北平人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便是自自由由的，客客气气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假使作不到，求其次者，便是虽然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仍然客客气气的不多给他们添麻烦——比如粮证可以用一年或二年，凭证能随时取到粮食。哼！日本人却教他们三天两头的等候粮证，而后赶紧弄钱，马上须去领粮！麻烦，麻烦，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像吃下去一个苍蝇，马上想呕吐！

最使他们心寒胆颤的是：假若发了一次粮证以后，而不再发，可怎么好呢？就是再发而相隔十天半月，中间空起一块来，又怎么办呢？难道肚子可以休息几天，而不饿么？这样一揣测，他们看见了死亡线，像足球场上刚画好的白道儿那么清楚，而且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慌了神，看到了死；于是，也就更加劲的咒骂李四爷。他们不敢公开的骂日本人，连白巡长也不敢骂，因为他到底是个官儿。他们也不便骂孙七，他不过是副里长。李四爷既非官儿，又恰好是正里长，便成了天造地设的“骂档子”！

李老人时时的发楞：发气，没有用；忍受，不甘心。他也看到死亡，而且死了还负着一身的辱骂！拿出他的心来，他觉得，他可以对得起天地日月与一切神灵；可是，他须挨骂！

或者只有北平，才会有这样的夏天的早晨：清凉的空气里斜射着亮而喜悦的阳光，到处黑白分的光是光，影是影。空气凉，阳光热，接触到一处，凉的刚刚要暖，热的刚搀上一点凉；在凉暖未调匀净之中，花儿吐出蕊，叶儿上闪着露光。

就连小羊圈这块不很体面的小地方，也有它美好的画面：两株老槐的下半还遮在影子里，叶子是暗绿的；树的梢头已见到阳光，那些浅黄的花朵变为金黄的。嫩绿的槐虫，在细白的一根丝上悬着，丝的上半截发着白亮的光。晓风吹动，丝也左右颤动，像是晨光曲的一根琴弦。阳光先照到李四爷的门上。那矮矮的门楼已不甚整齐，砖瓦的缝隙中长出细长的几根青草；一有了阳光，这破门楼上也有了光明，那发亮的青草居然也有点生意。

几只燕子在树梢上翻来覆去的飞，像黑的电光那么一闪一闪的。蜻蜓们也飞得相当的高：忽然一只血红的，看一眼树头的槐花便钻入蓝的天空；忽然一只背负一块翡翠的，只在李四爷的门楼上的青草一逗便掉头而去。

放在太平年月，这样的天光，必使北平的老人们，在梳洗之后，提着装有“靛颔”或“自自黑”的鸟笼，到城外去，沿着柳岸或苇塘，找个野茶馆喝茶解闷。它会使爱鸽子的人们，放起几十只花鸽，在蓝天上旋舞。它也会使钓者很早的便出了城，找个僻静地方消遣一天。就是不出城远行的，也会租一只小船，在北海去摇桨，或到中山公园的老柏下散步。

今天，北平人可已顾不得扬头看一看天，那飞舞着的小燕与蜻蜓的天；饥饿的黑影遮住了人们的眼。天上已没有了白鸽，老人们已失去他们的心爱的鸟；人们还没有粮，谁还养得起鸟与鸽子。是的，有水的地方，还有垂钓与荡桨的；可是，他们是日本人；空着肚子的中国人已没有了消遣的闲心。北平像半瘫在晴美的夏晨中。

韵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决定自己去领粮。她知道从此以后，她须把过去的生活——虽然也没有怎么特别舒服自在过——只当作甜美的记忆；好的日子过去了，眼前的是苦难与饥荒。她须咬起牙来，不慌不忙的，不大惊小怪的，尽到她的责任。她的腮上特意摆出一点笑来，好教大家看见：“我还笑呢，你们也别着急！”

看着她，瑞宣心中不很舒坦。对她，这么些年了，他一向没有表示过毫无距离的亲热。现在，看到她的坚定，尽责，与勇敢，他真想用几句甜蜜的话安慰她，感激她，鼓励她。可是，他说不出来。最后，他只向她笑了笑，便走去上班。

韵梅给大家打点了早饭，又等大家吃完，刷洗了家伙，才擦擦脸，换上件干净的蓝布衫，把粮证用小手绢裹好，系在手腕上，又拿上口袋，忙而不慌的走出去。走到了影壁前，她又折回来嘱咐孩子们：“小顺儿，妞妞，都不准胡闹哟！听见没有？”

妞妞先答了话：“妈取吃吃，妞妞乖！不闹！”

小顺儿告诉妈妈：“取点白面，不要杂合面！”

“哼，”韵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不是人家给我什么是什么吗？”

天还早，也不过八点来钟，韵梅以为一定不会迟到。而且，取粮的地方正是祁家向来买粮的老义顺；那么，她想，即使稍迟一点，也总有点通融，大家是熟人啊。

快走到老义顺，她的心凉了。黑糊糊的一大排人，已站了有半里多地长。明知无用，她还赶走了几步，站在了最后边。老义顺的大门关得严严的。她不明白这是怎回事。她后悔自己来迟。假若她须等到晌午，孩子和老人们的午饭怎么办呢？她着了急，大眼睛东扫西瞧的，想找个熟人打听一下，这到底是怎回事，和什么时候才发粮。可是，附近没有一个熟人。她明白了，小羊圈的人，对领粮这类的事是向来不肯落后的；说不定，他们在一两个钟头以前已经来到，立在了最前边，好能早些拿到粮。她后悔自己为什么忘了早来一些。她的前面，一位老太婆居然带来了小板凳，另一位中年妇人拿着小伞。是的，她们都有准备。她自己可是什么也没有；她须把腿站酸，把头晒疼，一直的等几个钟头。她似乎还没学会怎么作亡国奴！

在她初到的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的立着，即使彼此交谈，也都是轻轻的嘀咕，不敢高声。人群外，有十来个巡警维持秩序，其中有两三个是拿着皮鞭的。看一看皮鞭，连彼此低声嘀咕的都赶紧闭上嘴；他们爱惯了“和平”，不肯往身上招揽皮鞭；他们知道，有日本人给巡警们撑腰，皮鞭是特别无情的。

及至立久了，太阳越来越强，阴影越来越小，大家开始感到烦躁，前前后后都出了声音。巡警们的脚与眼也开始加紧活动。起初，巡警们的眼神所至，便使一些人安静一会儿，等巡警走开再开始嘈嘈。这样，声音一会儿在这边大起来，却在那边低下去，始终没打成一片，成为一致的反抗。渐渐的，巡警的眼神失去了作用，人群从头至尾成了一列走动着的火车，到处都乱响。

韵梅有点发慌，唯恐出一点什么乱子；她没有出头露面在街上乱挤乱闹的习惯。她想回家。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责任，她又改了念头。不，她不能逃走，她必须弄回粮食去！她警告自己：必须留神，可是不要害怕！

很热的阳光已射在她的头上。最初，她只感到头发发热；过了一会儿，她的头皮痒痒起来，痒得怪难过。她的夹肢窝和头上都出了汗。抬头看看，天空已不是蓝汪汪的了，而是到处颤动着一些白气。风已停止，马路旁的树木的叶子上带着一层灰土，一动也不动。便道上，一过来车马便带起好多灰尘，灰白的，有牲口的粪与尿味的，呛得她的鼻子眼里发痒。无聊的，她把小手绢从腕上解下来，擦擦头上的汗，而后把它紧紧的握在手中。

她看见了白巡长，心中立刻安定了些。白巡长的能干与和善使她相信：有他在这里，一定不会出乱子。她点了点头，他走了过来：“祁太太，为什么不来个男人呢？”

她没回答他的问题。而笑着问他：“为什么还不发粮啊？白巡长！”

“昨天夜里才发下粮来，铺子里赶夜工磨面！再待一会儿，就可以发给大家了。”白巡长虽然是对她说话，可是旁人自然也会听到；于是她与大家都感到了安定。

可是，半点钟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粮的消息。白巡长的有镇定力的话已失去了作用。大家的心中一致的想到：“日本人缺德！故意拿穷人开玩笑！”太阳更热了，晒得每个人的头上都出粘糊糊的，带着点油的汗。越出汗，口中便越渴，心中也越焦躁。天色由白而灰，空中像飞荡着一片灰沙。太阳，在这层灰气上边，极小极白极亮，使人不敢抬眼；低着头，那极热的光像多少烫红了的针尖，刺着大家的头，肩，背，和一切没有遮掩的地方。肚子空虚的开始发晕；口渴的人要狂喊；就是最守规矩的韵梅也感到焦急，要跺一跺脚！这不是领粮，而是来受毒刑！

可是，谁也不敢公然的喊出来：“打倒日本！”口渴的，拼命的咽唾沫；发晕的，扶住旁边的人；腿酸了的，轻轻的踏步。为挡住一点阳光，有的把手绢缠在头上，有的把口袋披在肩上，有的把褂子脱下，双手举着，给自己支起一座小小的棚儿。他们都设法减少一点身体上的痛苦，以便使心中安定；心中安定便不会有喊出“打倒日本”的危险！

前面忽然起了波动，队伍马上变成了扇面形。欠着脚，韵梅往前看：粮店的大门还关着呢。她猜不透这是怎回事，可是不由得增多了希望，以为一定是有了发粮的消息。她忘了脚酸，忘了毒热的阳光，只盼马上得到粮食，拿回家去。

前面有几个男的开始喊叫。韵梅离开行列，用力欠脚，才看明白：粮店的大门旁，新挖了一个不大的洞儿，挡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已开了半边。多少多少只手都向那小洞伸着，晃动。她不想往前拥挤，可是前面那些乱动的手像有些引诱力，使她不由的往前挪了几步，靠近了人群，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粮食，而并不是袖手旁观的在看热闹。

皮鞭响了。嗖——拍！嗖——拍！太阳光忽然凉了，热空气里生了凉风，人的皮肤上起了冷疙疸，人的心在颤抖。韵梅的腿似乎不能动，虽然她想极快的跑开。前面的人都在乱冲，乱躲，乱喊；她像裹在了一阵狂风里，一切都在动荡，而她迈不开脚。“无论如何，我必须拿到粮食！”她忽然听见自己这样说。于是，她的腿上来了新的力气，勇敢的立在那里，好像生了根。

忽然的，她看不见了一切。皮鞭的梢头撩着了她的眼旁。她捂上了眼，忘了一切，只觉得世界已变成黑的。她本能的要蹲下，而没能蹲下；她想走开，而不能动。她还没觉得疼痛，因为她的全身，和她的心，都已麻木；惊恐使神经暂时的死去。

“祁太太！”过了一会儿，她恍惚的听见了这个声音：“快回家！”

她把未受伤的眼睁开了一点，只看见了一部分制服，她可是已经意识到那必是白巡长。还捂着眼，她摇了摇头。不，她不能空手回家，她必须拿到粮食！

“把口袋，钱，粮票，都给我，我替你取，你快回家！”白巡长几乎像抢夺似的，把口袋等物都拿过去。“你能走吗？”

韵梅已觉出脸上的疼痛，可是咬上牙，点了点头。还捂着眼，她迷迷糊糊的往家中走。走到家门口，她的腿反倒软起来，一下子坐在了阶石上。把手拿下来，她看见了自己的血。这时候，热汗杀得她的伤口生疼，像撒上了一些细盐。一咬牙，她立起来，走进院中。

小顺儿与妞子正在南墙根玩耍，见妈妈进来，他们飞跑过来：“妈妈！”可是，紧跟着，他们的嗓音变了：“妈——”而后又喊：“太爷爷！奶奶！快来！”

一家大小把她包围住。她捂着眼，忍着疼，说：“不要紧！不要紧！”

天佑太太教韵梅赶快去洗一洗伤口，她自己到屋中去找创药。两个孩子不肯离开妈妈，跟出来跟进去的随着她。小妞子不住的吸气，把小嘴努出好高的说：“妈流血，妈疼哟！”

洗了洗，韵梅发现只在眼角外打破了一块，幸而没有伤了眼睛。她放了心。上了一点药以后，她简单的告诉大家：“有人乱挤乱闹，巡警们抡开了皮鞭，我受了点误伤！”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为是减少老人们的担心。她知道她还须再去领粮，所以不便使大家每次都关切她。

她的伤口疼起来，可是还要去给大家作午饭。天佑太太拦住她，而自己下了厨房。祁老人力逼着孙媳去躺下休息，而后长叹了一口气。

韵梅眯了个小盹儿，赶紧爬了起来。对着镜子，她看到脸上已有点发肿。楞了一会儿，她反倒觉得痛快了：“以后我就晓得怎么留神，怎么见机而作了！一次生，两次熟！”她告诉自己。

白巡长给送来粮食——小小的一口袋，看样子也就有四五斤。

祁老人把口袋接过来，很想跟白巡长谈一谈。白巡长虽然很忙，可是也不肯放下口袋就走。他对韵梅的受伤很感到不安，必须向她解释一番。韵梅从屋里出来，他赶紧说了话：

“我，祁太太，我没教他们用鞭子抽人，可是我也拦不住他们！他们不是我手下的人，是区署里另派来的。他们拿着皮鞭，也就愿意试试抡它一抡！你不要紧了吧？祁太太！告诉你，我甭提多难过啦！什么话呢，大家都是老街旧邻，为领粮，还要挨打，真！可是我没有办法，他们不属我管，不听我的话。哼，我真不敢想，全北平今天得有多少挨皮鞭的！我是走狗，我拦不住拿皮鞭的走狗们乱打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得啦，祁太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日久天长，有咱们的罪受，瞧着吧！”白巡长把话一气说完，没有给别人留个说话的机会，便走出去。

祁老人送到门口，白巡长已走出老远去，他很想质问白巡长几句，可是白巡长没给他个开口的机会。他觉得白巡长可爱，也可恨；诚实，也狡猾。

小顺儿像一条受了惊的小毛驴似的跑来：“太爷爷，快来看看吧！快呀！”说完，他拉住老人的手，往院里扯。

“慢点哟！慢着！别把我扯倒了哟！”老人一边走一边说。

天佑太太与儿媳被好奇心所使，已把那点粮食倒在了一个大绿瓦盆中。她们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去请老太爷来鉴定。

老人立着，看了会儿，摇了摇头。哈着腰，用手摸了摸，摇了摇头。他蹲下去，连摸带看，又摇了摇头。活了七十多岁，他没看见过这样的粮食。

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棉棉软软的合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老人的手颤起来。把手心上的“面”放在盆中，他立起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一言未发。

小顺儿走过来，问：“太爷，到底是什么呀？”

老人把头摇得很慢，没有回话，好像是不仅表示自己的知识不够，也否定了自己的智慧与价值——人和猪一样了。

韵梅决定试一试这古怪的面粉，看看它到底能作出什么来——饺子？面条？还是馒头？

把面粉加上水，她楞住了。这古怪的东西，遇见了水，有的部分马上稠嘟嘟的粘在手上和盆上，好像有胶似的；另一部分，无论是加冷水或热水，始终拒绝粘合在一处；加水少了，这些东西不动声色；水多了，它们便漂浮起来，像一些游动的小扁虫子。费了许多工夫与方法，最后把它们团成了一大块，放在案板上。

无论如何，她也没法子把它擀成薄片——饼子与面条已绝对作不成。改主意，她开始用手团弄，想作些馒头。可是，无论轻轻的拍，还是用力的揉，那古怪的东西决定不愿意团结到一处。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一碰就碎，碎了就再也团不起来。

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油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现在，她没有了办法。无可奈何的，她去请教婆母。

天佑太太，凭她的年纪与经验，以为必定不会教这点面粉给难倒。可是，她看，摸，团，揉，擀，按，都没用！“活了一辈子，倒还没见过这样不听话的东西！”老太太低声的，失望的，说。

“简直跟日本人一样，怎么不得人心怎么干！”韵梅啼笑皆非的下了一点注解。

婆媳像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把面好歹的弄成一块块的，摊在“支炉”上，干烙！这样既非饼，又非糕，可到底能弄熟了这怪东西。

“好吧，您歇着去，我来弄！”韵梅告诉婆母，而后独自像作土坯似的一块块的摊烙。同时，她用小葱拌了点黄瓜，作为小菜。

祁老人，天佑太太，和两个孩子，围着一张小桌，等着尝一尝那古怪的吃食。小顺儿很兴奋的喊：“妈！快拿来呀！快着呀！”

韵梅把几块“土坯”和“菜”拿了来，小顺儿劈手就掰了一块放在口中，还没尝出滋味来，一半已落入他的食道，像一些干松的泥巴。噎了几下，那些泥巴既不上来，也不下去，把他的小脸憋紫，眼中出了泪。

“快去喝口水！”祖母告诉他。

他飞跑到厨房，喝了口水，那些泥巴才刺着他的食道走下去；他可是还不住的打嗝儿。

祁老人掰了一小块放在口中，细细的嚼弄，臭的！他不怕粮粗，可是受不了臭味。他决定把它咽下去。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后直着脖子向厨房喊：“小顺的妈，作点汤吧！”他知道，没有点汤水往下送，他没法再多吃一口那个怪“土坯”。

“汤就来！”韵梅在厨房里高声的回答，还问了声：“到底怎样啊？”

老人没回答她。

小妞子掰了很小的一块，放在她的小葫芦嘴里。扁了几扁，她很不客气的吐了出来，而后用小眼睛撩着太爷爷，搭讪着说：“妞妞不饿！”

小顺儿随着妈妈，拿了汤来——果然是白水冲虾米皮。他坐下，又掰了一块，笑着说：“看这回你还噎我不！”

韵梅见妞妞不动嘴，问了声：“妞子！你怎么不……来，妈给你一块黄瓜！”

“妞妞不饿！”小妞子低着头说。

“不能不吃呀！以后咱们天天得吃这个！”韵梅笑着说，笑得很勉强。

“妞妞不饿！”妞子的头更低了，两只小手紧紧的抓住自己的磕膝。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妞妞不饿！”妞子的泪流了下来。

祁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妞子一头扎在祖母的怀里，哭起来。天佑太太口中含着一小块饼，她始终没能咽下去！乘这个机会，把它吐出来，而后低声的安慰妞子：“太爷没有跟你生气，妞妞！不哭！不哭！”用手抚摸着妞子的头，她自己的眼眶也湿了。“小顺的妈，给她烙个饼去！”

韵梅轻轻的走开。她知道老太爷是向来不肯轻易发脾气的人，也知道他今天的发怒绝不是要和她为难，而是事情逼得他控制不住了自己。虽然如此，她可是也觉得委屈，摸了摸眼旁的伤口，她落了泪。迷迷糊糊的，她从缸中舀出一点白面来，倒在盆子里，泪落在白面上。

祁老人真没想发脾气，可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自己。拍了桌子之后，他有点后悔，而又不便马上向孙媳道歉。楞磕磕的，他瞪着那黑不溜球的怪饼，两手一劲儿哆嗦。

毒花花的太阳把树叶都晒得低了头。院中没有声音，屋中没有声音，祁家像死亡一样的静寂。

七十六

卖烧饼的停了工；点心铺还开着门，而停了炉；卖粥的，卖烫面饺的，卖馄饨的……都歇了工。没有面粉。

城郊的菜园还在忙着浇菜。哗啦哗啦——辘轳轻脆的，继续不断的响着；清凉的井水一股股的流向菜畦。深绿的是韭菜，浅绿的是小白菜，爬架的是黄瓜，那满身绿刺儿，头上顶着黄花的黄瓜，还有黑紫的海茄，发着香味的香菜与茴香，带着各色纹缕的倭瓜，碧绿的西葫芦，与金红的西红柿……

可是尽管生产，卖给谁去呢？那古怪的面粉，（日本人管它叫作“共和面”。哈！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舐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实在需要这样个美丽名称啊！）既不能包饺子，又不能蒸包子，烙回头，炸三角，作锅贴，谁买青菜作馅子用呢？即使人们想炒一点菜吃，谁肯多花钱买贵重的青菜，就共和面吃呢？那委屈了那些菜蔬！共和面只配和小葱拌黄瓜，或生腌臭韭菜摆在一块儿！因此，什么都贵了，而青菜反倒减了价；种菜的倒了霉！

没有了粮，北平也失去它负有世界美誉的手工业。饿着肚子的人不会再买翡翠的戒指与耳环，镀金包金或真金的玲珑细巧的首饰，大雅优美的地毯，巧妙的儿童玩具，雕花的红木桌椅，彩色像鲜花一般的景泰蓝，灌浆的蟋蟀瓦罐子……北平人没有闲心闲钱买这些东西，而又没有法子把它们运出去，于是那些手巧心灵的工人们，（真的，他们若生在外国，也许被尊称为艺术家！）便随着大家一同挨起饿来。北平失去它最好的工人与生产，而只得到饥荒！

汉奸们，在这个情形之下，可反倒更加得意。他们庆幸自己有远大的眼光，及早的投降给日本人，所以现在他们能得到较好较多的粮食！不过，这还不够，他们须加紧的活动，设法要高升一级：能得到三等粮的，须改为二等粮；能得到一份的，设法得到双份儿。粮成为钻营谋事的标准。他们不单必须吃的好，吃的多，而且希望得到吃不了的粮食，好去卖黑市！

胖菊子没有运动成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因为竞争的人太多，日本人索性裁撤了这个机关，而改由军部直接管理花姑娘的事。胖菊子狠狠的和蓝东阳吵闹了几次，甚至于摔砸了一些不很值钱的杯碗什么的。她以为她的失败纯粹因为东阳没有尽到所有的力量去运动。

蓝东阳，在计口授粮的办法实行以后，也有点后悔，没能给胖菊子运动成功。假若太太能作到所长，岂不多拿一份较好的粮！即使她拿不到好的粮食，不是还可以多弄点钱？有了钱，或者不至于买不到好的粮的。

后悔，使他咬上了牙，决定去得到个肥缺，教胖菊子看看他的本事，也使自己的心灵上得到自慰。他开始调查哪个机关肥，哪个机关瘦，以便找个肥的，死啃一口。越调查，他越发怒。敢情有的机关，特别是军事机关，不单发较多较好的粮，而且还有香烟，茶叶，与别的日用品呢！这使他由悔而恨，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的下手，打入这样的机关里去！

由这种机关再往别处看，他发现了铁路学校的学生是由官方发给伙食的。他的眼忽然发出火来，绿脸上出了汗，用力的把手拍在桌子上：“啊！作这个学校的校长！校长！”吊起一只眼珠，他细细的啃手指甲，把指甲中的黑泥都有滋有味的吃下去。这才使他镇定了一些，他开始计算：“就拿三百个学生算吧，每人扣下一斤粮，一月就是三百斤！三百斤哪，我的天！嗯，嗯，每月再开除几个学生，又多落下几份粮！哎哟，哎哟，我为什么没早想到这个呢？”

停止了啃指甲，他决定去运动这个学校的校长。

不，可不能因作校长，而放弃了处长呀！兼差好啦，兼差，处长兼校长！他咧嘴笑了笑，以为他所想到的就必能作到，因为这个时代是他的！

但是，他有没有作校长的资格呢？他没留过学，也没作过大学教授。想了一会儿，他把这些顾虑推在一旁；这根本不成问题。他是处长啊！处长有作一切的资格！

不过，铁路学校的校长并没有出缺呀！东阳又啃上了指甲。指甲上流了血，他想起来了：给现任的校长栽赃就是了。楞说校长窝藏各处来的“奸细”，岂不一下子就把他打下去？好主意！东阳马上看到多少袋子白面堆在自己的屋中！为这些面粉，他必须去捉几个学生，屈打成招的使他们承认“通敌”，而后把校长也拿下监去！为了面粉，屈杀几个人算什么呢？

他决定先去看看教育局的牛局长，探听一点消息。

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东阳没有作过官，所以不懂作官的方法与规矩。他是完全凭着日本人的力量而作了官的，因此，除了对日本人，他犯不上请客应酬。他向来不懂得什么叫适当的客气与礼貌，于是，见到日本人他就过度的恭顺，不怕出丑，而见到中国人便信意的吊儿啷当。他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特别得到日本人的欢心，而使中国人怕他。这种欺软怕硬，为虎作伥的作风，居然被无聊的人们称为“东洋派”，在汉奸中自成一家。

他与牛局长向来没有过来往。可是，他决定今天去看牛局长。他以为牛局长是凭教授的资格才作了局长，而他自己却以中学教员的出身作到处长；那么，他自己的本事必定比牛局长大，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也比牛局长的深；所以他用不着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约定会面的时间。

牛局长呢，恰好是另一路汉奸。他是个学者，并没上赶着日本人去谋求地位，也不懂什么是应酬，交际。他只求顺着日本人的摆弄而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他的图书仪器。因此，他不大爱和官僚们来往，而且颇以此自傲，觉得自己很“清高”。到他良心上感到痛苦的时候，他会对他的太太说：“我不是汉奸！不是汉奸！”他可是只能说到此处为止，因为他找不到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既作了日本官，怎么不是汉奸？

自从他作了局长，他的门外老有一个巡警给他守门。这使他感到了安全，而忽略了那个巡警也许是监视着他的，他的家也就是变相的牢狱。真的，自从他就任局长以后，他并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胡干，或故意邀功，可是他的收入显然的比从前加多了许多，他也没细考究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可只觉得在日本人手下作事（不是汉奸！）也怪舒服。

蓝东阳来到有四株绿树的门前，没理管门警，而硬往里闯。

“找谁？”巡警拦住了他。

他猛的往上一吊眼珠，觉得这是“国耻”——一个中国巡警敢拦住给日本人作事的官儿！嘴唇几乎没动，他口中干嘣出：“蓝处长会牛局长！”

“请给个片子！”巡警很客气的说。

东阳有名片，而不高兴递给中国人；他的片子是用日文印的。“蓝处长！”他又喊了一声。

巡警见他的绿脸上抽动得那么奇怪，不便再索要名片。“请等一等，我回禀一声去！”

巡警去了有三四分钟，蓝东阳等得不耐烦，一个劲儿吊眼珠。在他等候日本人的时候，他往往要必恭必敬的站立半点钟或三刻钟，可是并没感到过焦躁，因为等候日本人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有滋味，像作祷告似的，越长越见虔诚。现在，为见一个中国小官，也居然等三四分钟，他受不了；这伤了他的自尊心，假若他也有自尊心的话。

巡警回来，和颜悦色的说：“对不起，局长正忙着呢！”

东阳一口臭气喷在巡警的脸上，“什么？我是蓝处长！”

巡警看出来，若不拿出点厉害的来，恐怕不易抵抗那臭气的再来侵袭：“局长不爱见客！有时候连日本人都挡驾！”

“真的？”东阳的嘴半天没有闭上。“连日本人……”他的绿脸上有了笑纹。“好啦，我改天再来！”

“顶好先来个电话，定个时间！”巡警教导蓝处长。

“一定！”蓝东阳慢慢的走开，心中掂算着：“好家伙，真有高人呀，连日本人都不见！这小子的势力大远了去啦！说不定他的局长还是天皇下手谕派出来的呢！”一边走，他一边回头看那四棵柳树。他没有感到绿柳的美好，而只觉得他应该回去多站一会儿，表示出依依不舍的意思。

刚一转过头来，面对面他看见了冠晓荷和祁瑞丰——他的盟兄弟，同事，情敌。

冠祁二位被放了出来，因为日本人既没法定他们的罪，又不愿多费狱中的粮食。

祁瑞丰的小干脸当时没了血色。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打东阳一顿。可是，他没有动手。他是祁老人的孙子，天佑的儿子，瑞宣的弟弟，冠晓荷的朋友，他不敢打架，即使面对面见着抢去他的老婆的人。

蓝东阳明知瑞丰不敢打架，可还有点怕，绿脸更绿了一些。

冠晓荷先开了口：“哎呀，东阳老弟！我想死你啦！”

东阳看着他们俩，见他们的狼狈的样子，想不出一声便走开。

晓荷一句话把东阳扣住：“老弟，你可晓得，招弟当了特务？”东

阳暗自庆幸：“幸而我没得罪她！”紧跟着，他叫了声：“冠大哥！”虽然他手下也有特务，可是他想招弟恐怕是直属于军部的；一个军部的特务是可以随便欺侮一个文官的。

瑞丰见晓荷唬住了东阳，他也搬运出一点狡猾来：“东阳，你猜怎着，我也当了特务！”说着，他把手伸在衣襟里去，仿佛是摸手枪。

东阳真想请他们俩到家中去吃饭，可是，那又根本与他的天性矛盾着，于是改为：“你们有工夫，到我那里谈谈！”

“明天准去！”晓荷兴高采烈的说。“瑞丰，你也……”他不便替瑞丰答应下来，因为怕瑞丰不好意思见到胖菊子。

瑞丰的确有点不好意思去，可是，又一想，假若到了蓝家，能吃上一顿饭什么的呢，也就不便过于固执。“真有事吗？”他问了一句。

“有事！有事！”东阳心中盘算好：假若招弟和瑞丰都是军部的特务，他就不妨利用他们俩给铁路学校的校长栽赃。军部的人既有特殊的势力，又能即使惹出祸来也与他无关。

“总得弄点什么给我们吃哟！”晓荷笑着说：“哪怕有四两酒呢，哥儿们老不见了，还不亲热一回？”

东阳决定不掉在圈套里，没说请他们吃饭，也没说不请他们，而只吊了吊眼珠。

晓荷实在希望能吃到一顿好饭，于是开始夸赞东阳的眼珠：“真的，老弟，你的官运越好，眼珠儿也越吊得高！”

东阳不单没答应请他们吃饭，反而告诉他们：“明天到我那里，你们俩得换换衣服！我那里常来有地位的人！”看他俩破衣拉撒的样子，他怀疑招弟与瑞丰是否真作了特务。

瑞丰的灵机一动：“我这是化装！到哪儿去也是这样打扮！”

东阳赶紧赔笑：“好啦，明天见！”

见东阳走远，晓荷用肘轻撞瑞丰的肋骨：“化装！化装！有你的！妙！”

瑞丰也非常得意自己的随机应变，抿着嘴笑。

二人先回到六号，在院中，他们遇到丁约翰。丁约翰把他们拦住。晓荷惊异的问：“这是我的家，你怎么不让我进去？”

“你的家，我早租了别人！想想看，你几个月没交房租啦？”

“那末，高第呢？”晓荷并不知道她也下了狱。

“她，早给日本人抓走啦！”

“我还有东西呢！”晓荷没注意高第下狱的事，他素常就不大喜欢她。

“你几个月没交房租，那点东西能值几个钱？”

晓荷楞住了。没有个地方住，是严重的事。想了想，他要唬唬丁约翰：“你知道招弟是干什么的，顶好别得罪我！”

约翰不吃这一套。“甭管她是干什么的，反正你得出去，请！”

多么晴美的夏天晚上啊。在往年，这是祁老人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到五点多钟，斜阳使西墙给院里铺上阴影，枣树上半大的绿枣都带着点金光，像一颗颗的宝石。祁老人必灌几壶水，把有阴凉儿的地方喷湿，好使大家有个湿润凉爽的地点吃晚饭。饭后，老人必浇一浇花，好使夜来香之类的花草放出香味，把长鼻子的蜂子招来，在花朵外颤动着翅儿，像一些会动的薄纱。蜻蜓，各种颜色的蜻蜓，在屋檐那溜儿飞旋，冲破了蚊阵。蝙蝠们逐渐的飞出来，黑黑的像些菱角，招得孩子们把鞋扔上去，希望能扣住一个大菱角。乌鸦，背上带着霞光，缓缓的由城外飞回，落在南墙外的大树上。小燕们一排排的落在电线上，静静的休息飞了一天的翅膀。天上发过一阵红之后便慢慢灰暗起来，小小的凉风吹来，吹出一阵强烈的花香。这时候，孩子们说了一天的废话的小嘴，已经不大爱张开，而请求老人给他们说故事。老人的故事还没说完，他们已闭上了眼，去看梦里的各色的小鱼与香瓜。

今天，老人的肚子饿，而不肯说出来。他已停止了给地上喷水，一来是懒得动，二来是舍不得水——天热井浅，而胡同中的两家日本人无尽无休的用水，倒水的山东二哥只尽量的供给他们，而不管别家有没有水吃。至于浇花，就更提不到了；老人久已没有闲心种花；连那几盆多年的石榴都已死去一半；那没死的，因为缺水，只剩了些半黄的叶子，连一朵花也没有开。老人的眼老躲着它们。北平的乌鸦，因为找不到吃食，已经减少；南墙外的大树上只有两三只脱了毛，一声不出的黑鸦，仿佛跟北平一样的委屈饥瘦。

小妞子还是不肯吃共和面作的东西，所以每天吃饭必定吵闹一阵。吵过去，她含着泪一边抽搭，一边倒在祖母怀中似睡非睡的闭上眼。她平日不是爱哭闹的孩子，可是现在动不动便哇的一声哭叫起来，发泄她小心眼中的委屈。这晴美的夏晚，还有晚霞，还有蜻蜓与蝙蝠，而没有了孩子们的笑声，天色越美，院中反倒越显出静寂，静寂得可怕！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赶紧躺在床上去，省得面面相窥，找不到话说。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晴美的，难堪的，傍晚，祁瑞丰回到家来——还带着冠晓荷。

头一个看见他们的是小顺儿，他飞跑过来，高声喊：“二叔！你回来了？”

小妞子正在祖母怀中假睡，听到哥哥的喊叫，赶紧睁开眼，也叫“二叔！”

祁老人在自己屋子的阶前坐着呢。看见老二，他不由的高了兴。可是，几年来的苦难，教训明白他不应当只想着四世同堂，而宽容老二。他低下头去。瑞丰叫了一声“爷爷，”老人也没答应。

天佑太太的母爱，本来使她要问老二在狱中受了委屈没有，可是一见老人对孙子的冷淡，就决定不说什么。

瑞丰本想大家必定热烈的欢迎他，像欢迎一个远征归来的英雄似的。他颤着声叫了爷爷与妈妈，还想马上就鼻一把泪一把的把入狱的情形，像说故事似的，说给大家听。及至看到祖父与母亲的冷淡，他楞住了。

韵梅，明白祖父与婆婆的心意，可是不便不给老二一点温暖。她是这一家的主妇，应当照应一切的人。她给了他一点笑脸：“哟，老二你回来啦？没受委屈啊？”

老二扑奔了大嫂去，想痛痛快快的述说狱中的一切。可是，一回头，见祖父瞪着他呢，他又无可如何的闭上了嘴。楞了一会儿，他低声的问大嫂：“冠先生没有了住处，你能给他想个主意不能？”

冠晓荷扯了扯衣襟，向祁老人与天佑太太行了礼，而后满面春风的，对韵梅说：“哪怕只住这一晚上呢！明天我就有办法，不再打搅！说真的，招弟作了特务，特务的爸爸还能没个地方住吗？”

韵梅还笑着，而语气相当的坚决：“冠先生，那我可不能作主！”

祁老人不想出声。一来，肚子里寡寡落落的，实在打不起精神说话。二来，他知道韵梅有分寸，不至于随便的留下冠晓荷。三来，不得罪人是他的老办法，他希望晓荷赶紧走出去，他也就不便多开口。可是，他忽然的张开口；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立了起来，指着晓荷的脸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而后，他转向瑞丰：“你，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要不把这个人弄走，我老命不要，跟你拼了！”

瑞丰见祖父真生了气，不敢再说什么，扯起晓荷往外就走。他知道，假若他敢违抗老人，老人也许真不再给他饭吃。把晓荷扯到街门外，他只说了声“对不住！”便把门关上了。再跑进院中，他以为就可以平安无事，去吃晚饭了。哪知道，祖父还等着他呢。一照面，老人把孙子截住，把从日本人占领北平以来的瑞丰的所作所为一股脑儿全提出来，一边说一边骂。老人好像已不是瑞丰的祖父，而是个旁观者清的外人；他已不再由祖父的立场去格外原谅孙子，而是客观的责骂，像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

骂了有半点多钟，老人，肚子里本来空虚，开始颤抖起来。天佑太太和韵梅并没有给瑞丰说好话，而只过来劝慰老人，怕老人气出病来。她们好说歹说的把老人劝住，老人坐在阶石上，落下泪来。

瑞丰没有详细的揣摩老人的责骂，而只觉到委屈与不平。他以为自己刚刚出狱，理应得到家人的欢迎与安慰，老人这样的对他未免过分的无情。见老人坐下，他跑进自己屋中，低声的为自己叫屈。

坐了半天，老人渐渐的把气消净，乘着韵梅搀他起来的时候，他低声的告诉她：“给他弄点饭吧！”韵梅惨笑着点了点头。

瑞宣今天又回来的晚了一些。在平日，他总是下了班就回家，为是表明：“我是家长，我到时候就回家，绝不在外面多为自己花一个钱！虽然我没能出去，参加抗战，可是我至少对得起一家老少！”这样他虽不格外的原谅自己，可也就不便太轻看自己。

近来，自从大家都吃共和面，他懒得回家了。有时候，下了班之后，他不去搭电车，而丧胆游魂的在街上走。他怕回到家中，面对面的看着老祖父，病母亲，吃那猪狗都不肯吃的东西；更不愿听到小妞子的哭哭啼啼与韵梅的左右为难的话语。一看到，听到，那情形与哭啼，他便觉得这已不是家庭，而是地狱！老人们的眼中已失去那老年的慈祥，孩子们的眼中已失去那天真的光泽，而都露出恐惧与绝望。这使他看出来，他不单辜负了国家，而也并没能救活了一家子人。他的全盘打算——不去救国，而只求养家——通体弄错了！

看着委委屈屈的老小，他觉得他应当说几句笑话，使大家笑一下。可是，那是欺骗！他只能低着头，把那不能下咽的东西吞下去，虽然明知道那些东西不过仅在肚子里打个穿堂，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假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对他无益，它们就能很快的杀死老人与孩子们；它们是毒药！想到孩子们也会饿死，他的头上出了冷汗。苟安，苟安，苟安的真意是杀死自己的儿女，断子绝孙！

有时候，富善先生特意省下一点面包和点心，用油纸包好，偷偷的放在瑞宣的旧皮包中。老人还另外放一张纸条，用英文写上：“请原谅我，瑞宣，假若这能使孩子们高兴一点，我的功过就相抵了。”

小狼似的，两个孩子把那点东西吞下去。及至吃完他们才想起：“怎么没分给太爷爷和奶奶一点呢？”

小妞子特意的等着爸，希望他能带回点面包什么的来。看到爸没带回东西来，她会说：“爸爸！妞妞乖！妞妞不要面包！”这使瑞宣的心中像刀刺着那么疼。

他已停止了教小顺儿读书，知识救不活快饿死的孩子。忧郁，饥饿，使他的胃中一阵阵的疼，一阵阵的冒酸水，没有精神再谈文化与历史；饥荒会使文化与历史灭亡！

在他丧胆游魂的串街的时候，他发现了许多新的，使他难过的事。他看见了中日合办的饭馆，里面的装备都是中日合璧的：高桌高凳是给中国人预备的，另有一些矮桌是给日本人用的。四壁上挂着日本的彩印版画，桌上摆着日本人所喜爱的奇形异状的盆景。别的饭馆，因为粮米与猪羊的统制，都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天天升火；这个中日合办的地方却老能得到米面调货，而且用低廉的价钱抢别家的生意，所以天天挤满了人。在这里，人们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一大盘子白米饭，和一点日本式的简单的菜。好几次，瑞宣的时常冒酸水的胃，与很久没吃过米饭的嘴，逼迫着他进去吃那么一大盘子“和定食”。可是，他咬上牙，赶紧走开。无论如何，他告诉自己，他不能那么下贱，去吃东洋饭，去帮助完成日本饭馆的生意兴隆，去和日本人挤在一处吃东西！他明知道这种消极的抵制，并无补于事，可是他到底还觉得有这么一口硬气是值得自傲的。

他也看见了不少日本铺子，在王府井大街一带。这，他倒没感到怎么奇怪。连小羊圈里都有了日本住家，这条大街上理应有日本铺子。可是，当他看见中国铺户也把牌匾什么的装修成日本式，他的头不由的就低了下去。他觉得这不是文化的吸收，而是无耻的投降。

同样的，他在东安市场看到小盆景：一株粗而短的松树，斜倚着一块奇形的山石；或一个茶碗大小的盆子，种着一小枝仙人掌或仙人拳；或用人工曲扭成的小树，开着一两朵花。他知道这是为卖给日本人的。日本人的“自然”必经过残忍的炮制，把花木都忍心的削折歪扭，好显出不自然的“美”来。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一套！中国人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可是只没学会怎么强硬与反抗！

回家吧，可怕；在街上溜吧，又触景生情；他简直不知如何才好。他不敢逃出北平，而北平好像已离开了他，使他没有地方去。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他今天慢慢的走回家来。

冠晓荷在祁家门外的阶石上坐着呢。看见瑞宣，他急忙立了起来：“啊，瑞宣！我和老二都平安无事的出来了！你能不能……”他还没有说完，瑞宣已推开门，走进去，而后把门上了闩。

韵梅轻轻的告诉他：“老二回来啦！”

他一声没出，走进屋里去。

七十七

晓荷，吃了瑞宣的钉子，呆呆的立在那里，看着原来是他自己的那所房子。他想起以前的自己，大赤包，桐芳，与女儿们。他不能明白他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左思右想，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过错；假若真的有因果报应一说，他既没有过错，怎会有这么惨的报应呢？堂堂的冠晓荷会没有了住处！长叹了一声，他走出小羊圈。

天已快黑了，他上哪儿去呢？平日，他总以为北平的一切都是给他预备的：洋车是给他代步的，只要他一点头，马上有两条腿来替他奔跑；街灯是给他照亮儿的，好使他的缎子鞋不至于踩着脏东西；铺户是为他开着的，只要他一摸钱袋，那些作生意的便像一群狗似的来伺候他。现在，洋车，铺户，街灯，还都在街上，他可是觉得惨淡，孤寂，难过。没有人招呼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北平的一切已不是为他预备着的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想不出道理来！

他不敢发怒，因为假若一怒而作出些与深鞠躬，慢走路相反的事来，容或就出点乱子。他不后悔以前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只觉得以前的一切是值得记住的，值得自傲的；以前的，特别是在大赤包作了所长以后，是他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会是个错误！

他的肚中响起来。饥饿是最迫切的问题；他忘了别的，而只想怎么能马上吃到点东西。他决定去找蓝东阳。他知道东阳是啬刻鬼，可是他也相信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即使东阳真是鬼，他相信，他也会把鬼说活了心的。

东阳，因为巴结日本人的经验，晓得凡是急于求事的必在约定的时间以前来到；他自己就是那样。他也晓得，求事的人来得越早，被求的人就越要拿架子，故意的不肯出来会见；他自己就受过多少回这样的冷淡与折磨。因此，一见晓荷今天晚上就来到，他马上起了疑心：大概晓荷是急于求助，而急于求助就表明招弟未必真作了特务。于是，他开门见山的问晓荷：

“告诉我，招弟的事是不是真的？”

晓荷像忽然被马蜂螫了一下：“哎呀！你怎可以不信我的话呢？你就不想想，我敢拿东洋人的事随便开玩笑吗？”

东阳楞了一会儿，觉得晓荷并没说假话。“告诉我，我上哪儿去找她？”

“那——”晓荷不敢说出她的地址来，怕再下狱。“那，你知道，特务的地址是不准告诉别人的！”

“我找不到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呢？你也找不到她？”

“我——”晓荷不知怎么回答好。

“好啦，别多耽误我的工夫！你既也找不到她，我只好用祁瑞丰了！”

“瑞丰？他骗你呢，他要是特务，我就是日本天皇了！”

“晓荷，你怎么敢当着我，随便拿天皇开玩笑呢？”东阳立起来，吊着眼珠，向东方鞠了一躬。

“呕，我错了！我道歉！”

“你跟瑞丰全是骗子，滚出去！”

“我还没吃饭哪，东阳！”

“我，这儿又不是饭馆！滚出去！敢来戏弄处长，哈！”

“太太呢？我见见太太！”晓荷真着了急，想向胖菊子求救。

胖菊子恰好由外面走进来，一眼看到晓荷，她的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没能把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弄到手，近来她恨一切的人；晓荷是大赤包的丈夫，特别教她生气。

“处长太太！”晓荷柔媚的叫了声，为是打动女性的慈悯。

胖菊子一声没出，只啐了一口唾沫，便走了进去。

晓荷的脸跟东阳的一样的绿了。头上出着冷汗，他慢慢的走出来。

已经走到大门，他灵机一动，又走回去，对东阳说：“东阳，我不计较你！你的态度对！比如说你是我，我是处长，我还不是也这样对待你？对，你对，理应如此！可是，你记住，招弟真是特务，有朝一日，我见到她，你可也提防着点！”说完，他扭身便往外走。

东阳追出来。他不懂什么叫对人不可赶尽杀绝，不懂什么叫维持人缘，可是他知道军部的特务有多么厉害。他扯住了晓荷：“你回来！我给你一顿饭吃！”他以为一顿饭必能收买住晓荷，因为他向来连一颗米粒也没白给过任何人。

晓荷的脸上又有了笑意。

这时候，瑞丰在屋里没敢出来向大哥招呼，怕大哥也像祖父似的责骂他。第二天早上，他等着大哥出去上班，才敢起床。起来，胡乱的吃了口东西，他又藏在屋里去思索：到底他应当去找东阳不应当。想到菊子，他不好意思去。想到东阳也许给他点事作，他又愿意去。他知道昨天他骗了东阳；那么，假若东阳需要的是特务，他怎么办呢？想了好大半天，他噗哧的一笑：“蒙着锅儿来吧！到时候再说！”这么一想，他决定去见东阳。他觉得瞎猫碰死耗子是最妥当的办法。他细细的刮了脸，里外都换上干净衣裳，又跟大嫂要了点零花，而后气象焕然一新的走出家门。

天气非常的晴爽，虽然温度相当的高，可是时时有一阵凉风儿使人觉得舒服。瑞丰扬着小干脸，走几步便伸开胳臂，使凉风吹吹他的夹肢窝，有点飘飘欲仙的样子。他忘了祖父的责骂，狱中的苦楚，而只一心一意的想和东阳去“合作”，给自己创出一条新生路。

到了蓝宅，他不敢去叫门；万一真遇上胖菊子，他怎么办呢？假若他这一辈子也有一桩教他觉得可耻的事，那便是他丢了老婆而没敢向东阳决斗。

站了半天，他还是决定不了去叫门与否。忽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相当客气的往里边让瑞丰。瑞丰不再迟疑，跟年轻人走了进去。他心中说：“东阳真诚心诚意的等着我呢，有门儿！”

东阳，还另有一个青年，在院里站着呢。瑞丰怕见到胖菊子；可又似乎愿意看见她，不住的向四处打眼。他听见屋里咳嗽了一声，很像菊子的声音。他的心跳起来。

东阳斜着绿脸，为是把眼调正了，瞪着瑞丰。瑞丰莫名其妙的笑了一下。东阳猛的把眼珠吊起去，问：“你说，你是特务，真的？”

瑞丰，说惯了谎话，硬着头皮回答：“那还能是假的？”

东阳问两个青年：“你们听见了？”青年们点了点头，而后一齐走向瑞丰，一边一个把他夹在中间。瑞丰猜不透这是怎回事，心中有点发慌，连声的问：“怎回事？怎回事？”一边问，一边他想起最好的主意，跑！可是，刚要抬脚，他觉得两个硬东西一左一右的顶在他的肋骨上。他不敢再动，脸上没有了血色，嘴张了半天才问出来：“东阳，我怎么了？”

“你，冒充特务！”东阳向两个青年一扬手，“带他走！”

瑞丰急了，狂喊了一声：“菊子？快救救我！”

菊子没有出来。两个青年一齐加劲的把硬东西顶在瑞丰身上，他不敢再出声，跟着他们往外走。

这样，瑞丰又入了狱。

东阳非常的得意。他知道瑞丰是没有胆子，不值得一欺侮的人，可是，能借机会把他下了狱，他的心灵上觉得舒服：一来是，多抓一个人，他可以多立一功；二来是，能把瑞丰结果在狱中，他便是对菊子示了威，而且也可以扫清了自己心中那一点点对瑞丰的顾忌。结果了瑞丰，仿佛他才真能是胖菊子的唯一的丈夫。是的，他必须教瑞丰死在狱中。这是他临时想起来的，可是临时想起的主意，假若十分狠毒，就仿佛比自己盘算好的计划更近乎有灵感；他很想去作一首诗。不，他还顾不得作诗，他得先去布置瑞丰的死！

到吃晚饭的时候，瑞丰还没有回来，大家并没怎么觉得奇怪。天黑了，他还没回来，祁老人开始叨唠：“已经教日本人圈过这么多日子，还不知好歹；乱撞什么去，天黑了还不回来！”

听到老人的叨唠，大家还没十分的搁心，都以为老二刚由狱里出来，必像出笼的鸟儿似的，尽量的散逛；待一会儿必会回来的。

又过了半天，祁老人又叨唠起来。口中叨唠，心中却难过，老人以为自己不该在瑞丰刚由狱里出来，就劈面骂他那么一大顿。假若瑞丰是为被责骂而挂了气，也像小三儿似的跑出北平去，老人觉得未免太对不起祁家的祖先；瑞丰是个不要强的子孙，可是即使如此，老人也不愿负对不起祖先的责任。这样一想，他开始忘了瑞丰一切的劣迹，而只觉他是祁家的人，千万不要再出点什么乱子。

到了快睡觉的时候，连天佑太太也沉不住气了。在往日，瑞丰时常回来的很迟，她并没这样耽过心。今天，她好像有一点什么预感，使她的心七上八下的安不下去。

夜里，屋中还是很热。大家都假装的睡，可是谁也睡不着。一会儿，小妞子像炸了痱子似的哭喊两声；一会儿，祁老人长叹一口气；一会儿天佑太太低声的对小顺儿说两句话。黑的天，热的空气，不安的心情，使全家都感到一点什么可怕的事在暗中埋伏着。没有人喜欢瑞丰，真的；可是大家越知道他无聊无知，才越不放心他。

快到天亮，屋中的热气散尽，也有了点凉风，大家才昏昏的睡去。

韵梅起来的很早。可是，一出屋门，就看见祁老人在院中坐着呢。老人的白发，特别是头顶上那几根，在晓风里微微的颤动，颤动得很凄凉。他脸上的皱纹像比往日深了许多，也特别黑暗，老人的小褂子只系了一个扣子，露着一部分胸口，那里的肉皮也是皱起的，黑暗的，像已没有了血脉。

“你老人家干吗起这么早？”韵梅低声的问。

好大半天老人也没答出话来。低着头，他的下巴像要顶进那瘦硬的胸口里去。好久，他长叹了一声，还低着头，说：“哼！都错了，我都算错了！我说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三个月？好几年了！我算计着，不论如何，咱们不至于挨饿；哼！看看小妞子，看看你婆婆！我算计着，咱们祁家就是受点苦，也不见得能伤了人口；可是，先是你的公公，现在，又轮到老二了！”

“老二不会出岔子，你老人家放心吧！”韵梅勉强的笑着说。

老人还低着头，可是语声提高了一点：“怎么不会出岔子？在这年月，谁敢拍拍胸口，说不出岔子？我不对！不该在老二刚回来，就那么骂他！”

“难道他不该骂？爷爷！”

老人翻眼看了韵梅一下，不再说什么。

凉风把夏晨吹醒。鸟儿用不同的腔调唱起歌来，牵牛花顶着露水展开各色的小喇叭，浑身带着花斑的飞虫由这儿飞到那儿，蜘蛛在屋角织起新的丝网。世界是美好的，似乎只有人们不大知趣；他们为自己的生活，使别人流血；为施展他们的威风，顷刻之间用炮火打碎一座城池。

瑞宣一睁眼，就皱上了眉头。美丽的夏晨，对他，是一种嘲弄。

出了屋门，他看见祖父，赶紧叫了声：“爷爷！”

老人没哼声，还那么低头坐着。

瑞宣慢慢的往外院走。走到影壁前，他看见地上有个不大的纸包。他的心里马上一动。那是东洋纸，他认识。包儿上的细白绳也是东洋的。楞了一会儿，他猛的把纸包拾起来，把绳子揪开。里边，是瑞丰的一件大褂。搂着大褂，他的泪忽然落下来。他讨厌老二，可是他们到底是亲手足！

轻轻的开了街门，他去找白巡长。

找到白巡长，瑞宣极简单的说：“我们老二昨天穿着这件大褂出去的，今儿个早晨有人从墙外把它扔进来，包得好好的。”

看了看瑞宣，看了看大褂，白巡长点了点头，“他们弄死人，总把一件衣裳送回来；老二大概——完啦！”

听白巡长说的和他自己想的正一样，瑞宣想不起再说什么。

白巡长叹了口气。“哼，老二虽然为人不大好，可是也没有死罪！”他打开了户口簿子。“祁先生，这件大褂就是通知书，以后别再给他领粮！”说着，他把“瑞丰”用笔抹上条黑杠儿。

“白巡长！”瑞宣的嘴唇颤动着说：“我把这件大褂留在这儿吧？万不能教我祖父看见！我的父亲……现在又是老二，祖父受不了！请你帮我点忙，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我懂得！一定帮忙！”白巡长把那件大褂又包起来。“祁先生，甭伤心！好人也罢，歹人也罢，不久都得死！”

瑞宣急忙去找李四爷。简单的把事情说明，他嘱托老人：“发粮证的时候，千万别教我祖父知道少了一份粮！还有，过两天，您看机会，告诉我祖父，就说您看见瑞丰了！”

“我得扯谎？”

“那有什么法子呢！只要您说看见老二，祖父必信您的话，放了心；要不然，他老人家得病一场！真要是他老人家现在有个好歹，可教我怎办？我已经穷到这样儿，还办得起丧事？”

“好吧！你的话也对！”李老人点了头。

辞别了李四爷，瑞宣慢慢的往家中走。

走进了家门，他似乎不能再动了。他坐在了门洞里，一半有声的，一半无声的对自己说：“你知道老二的行为不对，为什么不早教训他呢？打他几个嘴巴子，也比教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强呀！你为什么只顾大家表面上的和睦，而任着老二的性儿瞎胡闹呢？好，现在他死了，你去央求白巡长，李四爷，给遮掩着事实；倒好像老二根本是好人，总得活下去；即使他死了，也得设法弄得好像他还活着似的！这是什么办法呢？你讨厌他，而不肯教训他；他死了，你倒还希望他活着！你只会敷衍，掩饰，不会别的！你的父亲教敌人逼死，报仇了吗？没有！现在你的弟弟，不管他好坏，又教日本人杀了，你不单不想报仇，而且还不教别人声张，给日本人遮瞒着罪恶……你也算个人！！！”

这样骂过自己一阵，他无精打采的立了起来。

祁老人还在那儿坐着呢。

祖孙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

七十八

北平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肯放弃了他们的幽默。明快理发馆门前贴出广告：“一毛钱，包办理发，刮脸，洗头！”对面的二祥理发馆立刻也贴出：“一毛钱，除了理发，刮脸，洗头，还敬送掏耳，捶背！”左边的桃园理发馆贴出：“八分钱，把你打扮成泰伦鲍华！”右边的兴隆理发馆赶紧贴出：“七分钱包管一切，而且不要泰伦鲍华的小帐！”

饭已没得吃，人们顾不得什么剃头刮脸。不错，像胖菊子们，还照常烫头发，修指甲，可是她们都到那不减价的美容室去。至于一班人，他们得先设法撑满了肚子，头发与胡须的修整必须放在其次。于是，小理发馆不论怎么竞争减价，怎样幽默，还是没有生意。

孙七在往日，要从早到晚作七八个钟头，才能作完该作的活。现在，他只须作一两个钟头就完结了一天的事。铺户里都大批的裁人，他用不着再忙。而且，因为小理发馆都发狂的减价，有的铺户便干脆辞掉了他，而去照顾那花钱少而花样多的地方。他，孙七，非另想办法不可了！

他是爱脸面的人，虽然手艺不高，可是作惯了铺户的包活，他总以为自己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像什么技术专家似的。因此，他不能到街头和那群十三四岁的，刚出师的小孩子们挤在一处，去伺候洋车夫和小贩们。他也不肯挑起剃头挑子，沿街响着唤头，去兜生意。在平日，他打扮得相当的漂亮：短蓝布衫，浆洗得干净硬正，底襟仅将将过膝，显出规矩而利落。里面的小褂，很白，袖子很长，以便把白袖口挽出来，增加他的漂亮干净。他没拿着过那铮铮响的唤头，而只夹着一个雪白的布包，里面放着他的家伙。这样，每天早晨，夹起白布包，甩着长而白的袖口，去到铺户作活，他感到像一位艺术家去开展览会似的。他体面，规矩，自傲。他一定不肯沿街去兜揽生意，那损伤了他的尊严。

现在，他可是非下街不可了！他的眼本来就有点近视，现在就更迷糊了，因为眼中有些泪。他爱瞎扯。他对什么都不十分了解，所以才敢信意的瞎扯；瞎扯使他由无知变为无所不知。现在，他闭上了他的嘴。他须和程长顺一个样子的去游街，弄得满身尘土，像个泥鬼。他伤心，也就不肯再瞎扯。

每天早晨，他依旧到几家他作过多少年生意的铺户里去。作完这点活，天色还不到正午。下半天他干什么去呢？在家中坐着，棚顶上不会给他掉下钱来！没办法，他去买了个唤头。夹着白布包，打着唤头，他沿街去作零散的活计。听着唤头铮铮的响，他心里一阵阵的发酸。混了二三十年，混来混去会落到这步天地！他的尊严，地位，忽然的都丢掉。在前些日子，他还敢拒绝给冠晓荷刮脸，现在，谁向他点手，谁便是财神爷！

他不敢在家门附近响唤头，他必须远走，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去。他须在生疏的地方去丢脸，而仍在家门左近保持着尊严。转了一天，不管有无生意，他必在离家门还相当远的地点，把唤头掩藏起来，掸去鞋上与身上的灰土，走回家中。

在北平人的记忆里，有些位理发匠（在老年间被叫作剃头的）曾有过不甚光荣的历史。孙七还记得这个，所以他一向特别的要表示出尊严与正经，仿佛是为同行的争一口气。他最怕看见十几岁的小剃头的们，把特制的短小的挑子放在一处，彼此诟骂，开玩笑，或彼此抠抠摸摸的。现在，他既须去游街，就没法子不遇见这样的孩子们。不管他们的手艺多么不好，年岁多么小，他们到底是他的同行，都拜一个祖师。他的眼不得力，不能由远处就看见他们而及早绕道儿躲开。及至身临切近，看见他们的丑态，听到他们的脏话，他不由的就发了怒。尽管发怒，他可是没法干涉他们；他们不是他的徒弟，他没有管束他们的权利。搁在往日，他可以用前辈的资格去说他们几句；现在，他与他们全是下街讨饭吃的，谁也不高，谁也不低。他要申斥他们，只是自讨无趣！有时候，孩子们中间有认识他的，便高声的问他：“孙师傅，你也下街啦？”教他轰的一下，连头发根儿都红了起来。

为避免这种难堪，他开始选择小胡同去走。可是胡同越小，人们越穷，他找不到生意。他用力敲打唤头，一半是为招生意，一半是为掩遮他的咒骂，咒骂他自己，他的同行，与日本人。

天极热，小胡同里的房子靠得紧，又缺少树木，像一座座的烤炉。可是孙七必须在这些烤炉中走来走去。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墙壁，发着火气，灼炙着他的脸，他的身体。串过几条这样的胡同，他便闻到自己身上的臭汗味。他的袜子，像两片湿泥巴，贴在他的脚心上。哪里都是烫的，他找不到个地方去坐一坐。他的肚子里只有些共和面和凉水，身上满是臭汗与灰土，心中蓄满了忧虑，愤恨，与耻辱。这样，走着走着，他便忘了敲打手中的唤头，忘了方向，只机械的往前缓缓的移动脚步。忽然一声犬吠或别的声音，才惊醒了他，赶紧再响动手中的唤头，铮铮的给自己更增加一些烦躁。

饥，暑，疲倦，忧虑，凑在了一处，首先弄坏了他的肠胃，他时常泻肚。走着走着，肚子一阵疼，他就急忙的坐下，用手揉着肚子。他的脸登时变成绿的，全身出着盗汗。他的肚子像要拧成一根绳，眼前飞动着金星。他张着嘴呼吸；一阵疼，身子要分为两截。他的耳中轻响，像有两个花蚊子围着他飞旋。随着这响声，他的心也旋转；越转越快，他渐渐失去知觉。那点响声走远了，他的眼前完全变成黑的；心中忽然舒服了一下，身子像在空中飘着。这么飘荡了许久，那点响声又飞了回来，他又觉出肚中疼痛；原来他已昏过去一会儿。睁开眼，他也许还在地上坐着呢，也许是躺着呢。他楞着，心与身都懒得动一动。肚子还疼，他不能不立起来。哼哼着，他很费力的立起来。他的手，天气虽然是那么热，变成煞白煞白的。他扶着那炙手的墙壁，去找茅房。

有过这么几次昏迷，他认识了死亡。无可如何的，他告诉自己：“死并不太难过！那点响声想必就是魂儿往外走呢！不，不太难过！为什么不就那么死了呢？”

他没钱去看医生，也不肯买点现成的药，只在疼得太厉害的时候，去喝一口酒。酒，辣辣的，走入腹中，暂时麻醉了内部，使他舒服一会儿。可是，经过这刺激，他的肠胃就更衰弱，更容易闹病。

一来二去，孙七已经病得不像样子了。他的近视眼陷进去多深，脸上只剩了一些包着骨头的黑皮。在作活的时候，他的手常常颤动，好像已拿不住剃刀。他还想强打精神，有说有笑，省得主顾们怀疑他因手颤而也许有刮破耳朵的危险。可是，他说笑不上来。他须时时刻刻的警戒着——肚子稍微一疼，便赶紧把刀子收回来，以免万一掉在人家的脸上或身上，不到疼得要命的时候，他不肯停下来；他咬上牙，头上冒着虚汗，心里祷告着，勉强把活作完。这样作完一个活，他已筋疲力尽，赶紧走开，好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或躺下。他顾不得与人们说笑，虽然说笑是维持生意关系的必须有的手段。

他应当休息。可是，休息没人给钱。他必须去串胡同。他走得极慢，几乎不像走路，而是像一条快死的老狗，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好静静的死去。这样，即使有人要叫住他，看他一眼也就不叫了。他已不是个体面干净的理发匠，而是一个游魂！

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自己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可是，只要肚子舒服了一点，他便乐观的欺哄自己：“并没有多大的病，只要能休息休息，吃口儿好东西，我就会好起来的！”但是，好东西在哪儿呢？

快到“七七”纪念日，他又昏倒在街上。

苏醒过来，不知怎的，他却是躺在一辆大卡车上，他觉得奇怪，可是没有精神去问这是怎回事。又闭上眼，他蜷起身子，渺渺茫茫的不出一声。车子动，他的身子便随着动，仿佛他已不是个活人，而是一块木头。

走了好久？他不晓得。他只觉出车子已停止摇动；然后，有人把他从车上拖下来。他还半闭着眼；肚子已经好些，可是他十分疲乏。迷迷糊糊的，他走进一间相当大的屋子。屋里除了横躺竖卧的几个人，没有任何东西。他找了个墙角坐下。他打不起精神去看什么，只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石炭酸水味儿。这个味道使他恶心，他干噎了几下，并没能吐出来，只噎出几点泪，迷住他的近视眼。

隔了好久，他听见有人叫他，语声怪熟。他挤了挤眼，用力的看。那个人又说了话：“我，冠晓荷！”

一听到“冠晓荷”三个字，孙七马上害了怕，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拖到这里，和这里是什么所在，他也没想到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一听到“冠晓荷”，他立刻联想到危险，祸患，因为冠晓荷是，在他看，一切恶事的祸首；只要有冠晓荷，就不会有好事。他极快的想到：他是被冠晓荷给陷害了，正像钱默吟先生，小文夫妇，无缘无故的被姓冠的害了一样。他用力的看，原来冠晓荷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呢。

晓荷的上身穿着一件白小褂，颜色虽然不很白，可是扣子还系得十分整齐。下身，穿着一条旧蓝布裤子，磕膝那溜儿已破了，他时时用手去遮盖。他的脸很黑很瘦，那双俊美的眼，所以，显着特别的大。他还爱笑，可是因为骨棱儿太显明，所以笑得不甚妩媚。他的牙还是很白，可惜唇上与腮上有些稀稀的，相当长的胡子，减少了白牙的漂亮。他的脑门上有许多褶子，褶子中有些小小的白皮，像是被日光晒焦的；他时时用手去抠它们，而后用袖子擦擦脑门。

自从他在蓝宅吃过一顿饭以后，他就赤手空拳的到处蒙吃蒙喝，变成个骗子兼乞丐。他受尽了冷淡，污辱，与饥渴，可是他并不灰心丧气；他的心中时时刻刻的记着招弟。招弟，在他心中，仿佛是圣母，即使不能马上来给他吃，给他喝，也总会暗中保佑他。

孙七看了再看，把晓荷完全看清楚。可是他更胡涂了：晓荷在这儿干什么呢？看样子，晓荷大概也是被人家拖了来的；为什么呢？他想：假若晓荷和他自己同样的被人家拖了来，晓荷就不至于陷害他；不过，晓荷总是晓荷，有晓荷的地方必不会有好事。他没有好气的问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是不是又害人呢？”

晓荷要笑一笑，可是忽然的咬上了牙。他的脸忽然缩扁了许多，眉眼拧在一起。他蜷起腿来，双手抱住肚子。他已不再俊美，而像东岳庙中天王脚下踩着的扁脸小鬼。孙七向来没看见过这样不体面的冠晓荷。过了一会儿，晓荷伸开了腿，脸上的皱纹渐次松展开，吐了一口长气：“噗——肚子疼！”

孙七出了凉汗。肚子疼不算罪恶，他知道。可是，晓荷既也肚子疼，既也被拖到这里，大概非出岔子不可！一急，他骂了出来：“他妈的，我孙七要跟这小子死在一块儿才倒了血霉！”

晓荷揉着肚子，忽略了孙七的咒骂，而如怨如诉的自述：“这不是一天了，时常啊，肚子里一拧，拧得我要叫妈！毛病都在我太贪油腻！天天哪，我总得弄什么四两清酱肉啊，什么半只熏鸡啊，下点酒！好东西敢情跟共和面调和不来，所以……”他又咬上了牙，他的肚子仿佛是在惩戒他的扯谎！

疼过一阵去，他继续着说：“自从我搬开小羊圈以后，好多朋友都给我介绍事作，我可是不高兴去。招弟，你知道她的地位？她既有了好事，我老头子何必再去多受累呢？所以呀，我就天天的约几个朋友，有时候也有日本朋友，坐坐野茶馆呀，钓钓鱼呀，图个清闲自在！日本朋友屡次对我说：冠先生——他们老称呼我先生——你总得出来帮帮我们的忙啊！我微微那么一笑，对他们说呀：‘我老了，教我的女儿效劳吧，我得休息休息！’”

孙七知道晓荷是在扯谎，知道顶好不搭理他，可是他按不住他的怒气：“他妈的，饿成了屌样，你还他妈的念叨日本人，你是什么玩艺呢！”

“说话顶好别带脏字儿，孙七！”

“我要再分有点力气，我掰下你的脑袋来！”

“呕，你也肚子痛？别着急，这是医院。待会儿，日本医生一来，给咱们点药儿，——日本药是好的，好的！——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孙七没入过医院，不晓得医院是否就应当像这个样子。“我才不吃日本药呢！他妈的，用共和面弄坏了我的肚子，又给我点药；打一巴掌揉三揉，缺他妈的德！”

“你要是老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理你啦！”晓荷挂了点气说。

下午三点，正是一天最热的时节。院里毒花花的太阳烧焦了一层地皮。树木都把叶儿卷起去。什么地方都是烫的，没有一点凉风。连正忙着孵窝的麻雀都不敢动了，张着小嘴在树叶下蹲着。屋里相当的阴凉，可是人们仍然感到暑热与口渴。孙七不愿再听晓荷瞎扯乱吹，头倚墙角，昏昏的睡去。

门前来了个又像兵又像护士的日本人。晓荷像见了亲人似的赶紧立起来，把所有能拿出来的笑意都搬运到瘦脸上来。等日本人看明白他的笑脸，他才深深的鞠躬，口中吱吱的吸着气。鞠完了躬，他赶紧把孙七叫醒：“别睡了，医官来了。”

日本人问晓荷：“你的？”

晓荷并齐两脚，挺了挺腰，笑纹在脸上画了个圆圈，恭敬的回答：“肚子疼！”恐怕日本人不明白，他又补充上：“闹肚子，拉稀，肠胃病，消化不良！”

日本人逐一的问屋里的人，大家都回答：肚子不好。

“要消毒的！”日本人说了这么一句，匆匆的走开。

大家都不明白消毒是什么意思。晓荷觉得责任所在，须给大家说明一下：“大概是教咱们洗洗澡，换换衣服。这是必有的手续，日本人最讲究卫生，清洁，我知道！”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日本人又回来，拉开门，说了声：“开路！”

晓荷抢先往外走，并且像翻译官似的告诉大家：“教咱们走！”

连晓荷，孙七一共是七个病人。大家都慢慢走出来。一出屋门，热气像两块烧红的铁，贴在大家的脸上。孙七扶住了门框，感到眩晕。

“快着走呀，孙七！”晓荷催促他，然后向日本人一笑。

走出大门，一部大卡车在门外等着他们呢。司机的已在车上坐好，旁面还坐着个持枪的日本兵。

“上车的！”日本人喊。

“大概呀，这是送咱们到正式的医院去。”晓荷一边往车上爬，一边推测。

车上没有座位，没有棚子。车板上有些血条子，被阳光晒得综起来，发着腥臭。晓荷认识这部车，它是专往城外拖死尸的。大概他的太太，冠所长，就是被这辆车拖出去扔在野外的。可是，他不便过度的疑虑什么，他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没有丝毫的自信与自傲；假若他再怀疑日本人，他就完全没有立脚的地方了。

车上没有地方不是滚烫的，大家没有坐下去的勇气，只好蹲着。车开了，有了一点风，也是热的。太阳似乎已不在天上，而是就在他们的身旁。车很快，像要冲出火海。什么地方都是亮的，连墙影儿都没有多少黑色。墙头，屋瓦，特别是电线上，都发着一些颤动的光。车飞驰，强烈的颜色联成一道飞虹，车上的人都闭上了眼。

忽然一黑，车声像雷似的响，大家全快忙睁开了眼，原来是到了城门洞内。

晓荷怕出城，预感到什么危险。可是，他不便说出来，怕那样对不起日本人。他想起大赤包来；但是，大赤包被杀也不能教他怀恨日本人；不是吗，他想，日本人会给她官儿作，当然也会杀了她，当然！

车上的人都发了慌，一齐问：“到底是怎回事？”

出了城门，毒热的阳光又晒在大家的头上。他们停止了说话，又都闭上眼。

车冲过关厢，尘土被车轮卷起多高，热的灰沙落在他们的脸上。

“孙七！孙七！”晓荷看到一大片白薯地，更发慌了：“这，这是……”

“你放心，日本人决不会害你！”孙七没有好气的说。

“对的！对的！”晓荷点了点头。“我没得罪过日本人！”

车停在一片榆林外。榆叶几乎已都被虫子吃光，秃眉烂眼的非常难看。树枝上，裹着好些虫网，网上挂着一颗颗的黑的虫屎。林外，四面都是白薯地，灰绿的叶子卷卷着，露出灰红的秧蔓，像些爬不动的大虫子。四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音。一阵热风卷过来，只卷起一些干的黄土，吹落几片被虫子咬过的榆叶。两只黑鸦在不远的坟头上落着，飞起来，又落下。

前面的兵由车上跳下来，把刺刀安上。那长窄的刺刀，发出亮光，像一条冰似的，使大家的心都发凉起来。司机的也下了车，手中提着两把军用的铁锹。兵叫大家下车。

晓荷由车上滚下来，没顾得整一整衣服，便扑奔了日本兵去，跪在地上：“老爷！老爷！我是你们的人，我的太太跟女儿都给你们作事！我没犯罪呀，老爷！老爷！”

孙七本是胆小的人，但在自从昏倒在街上几次以后，他已不那么怕死。现在，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死的罪名，也顾不得去想他该怎样处置自己。他好像完全没有经过考虑，扑奔过晓荷去，他的手与脚全踢打在晓荷的身上。“你！你！我知道，遇见你就没好事；你，没有骨头，没有血的走狗！”

这时候，日本兵正要用刺刀扎孙七，可是最后下车的一个，穿着长衫颇体面的人，跳下车来掉头就跑。日本兵赶了他去，刺刀扎入他的背中。

端着枪，日本兵跑回来。孙七还在踢打冠晓荷。刺刀离孙七很近了，他把近视眼眯成两条缝子，而后睁开，睁得很大；紧跟着，他怒吼了一声：“干什么？”说也奇怪，冷不防的听到这一吼，日本兵莫名其妙的立定，仿佛忘了他要干什么了。

楞了一会儿，日本兵不去用刺刀扎孙七，而教大家排好。晓荷还在地上跪着，兵顺手把他揪起来，作为排头。孙七胡胡涂涂的排在第二。

天更亮了。阳光照着这些人，一片光杆的榆树，坟头，白薯地，也照着死亡。坟头上的一对乌鸦又飞起来，哀叫了两声，再落下。日本兵端着枪，领着大家往树后走。

树后有一大溜挖好的坑，土块上有些被晒死的紫红的蚯蚓。

“消毒的！”日本兵一枪把子将冠晓荷打入第一个坑。晓荷尖锐的狂喊了一声：“饶命哟！”

司机把铁锹交给孙七与第三个人，用手比画着，教他们填土。孙七忘了一切，只知道坑中是卖国卖友的冠晓荷。他把身上所有的一点力气都拿出来，往坑中填土。晓荷还在喊：“饶命呀！”

坑中的土越来越厚，晓荷的声音越来越小。土埋到他的胸，他翻眼看看日本兵，要再喊饶命，可是一锹堵住他的嘴，乌鸦飞了过来，在树林上旋转了一下，又飞开。

第二个坑是孙七的，他跳了进去，没出一声。

这叫做消毒。

全城都在消毒。共和面弄坏了北平人的肠胃，而日本人疑心是什么传染病，深怕染到日本居民。几辆大卡车日夜在街上巡行，见到晕倒的，闹肚子的，都拖走去消毒。消灭一个便省一份粮食。

就是这样，我们的天字号的顺民冠晓荷，与我们的好邻居，朋友，理发匠，都被消了毒。

七十九

小羊圈的人们只注意到孙七的失踪，而没想到他会被活埋。饥饿使人们自顾不暇，谁也没张罗着去找一找他。

孙七太太是个四十来岁，永远烟不出火不进的，不惹人注意的妇人。见丈夫老不回来，她落了几点泪，回了娘家。小羊圈的老住户就这么鸦雀无声的又减少了一家。

慢慢的，消毒这一名词与办法传到人们的耳中，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孙七便是这个办法的牺牲者。虽然这么疑虑，大家可不高兴以此为题，谈论什么。他们的肚子也都不很好。假若孙七真是因闹肚子而……他们自己呢？这太惨，太可怕了！不提也罢！

又到了“七七”。日本人把五色旗收起去，而卖给大家青天白日旗。旗上还有新添的一条黄布，上面印好：“反共和平建国。”他们不认识这个黄条，也不信上面的那几个字。低下头，他们不敢再看那骗人的旗子。

在这面旗子而外，他们也看到：黄色的，左角上有红蓝白黑条子的满洲国旗，和中间一条红宽道子，上下有黄白蓝窄道道的蒙古联邦国旗。他们向来没看见过这些旗帜，也就不想去承认它们。他们知道，在这些旗帜下，闹肚子的都可以被活埋！

除了悬挂这些旗子，日本人还大张旗鼓的追悼东洋武士的“忠魂”。在南苑，西苑，中山公园，都有极庄严的追悼会，倒好像历史须从新写过，中国人须负战争的责任似的。

小羊圈的人们不由得都屈指计算（这是最好的“清理帐目”的日子），他们这小小的胡同里，好的歹的，该死的与不该死的，已经有好几家子家破人亡。他们想起那厚重老成的祁天佑，会作诗的钱先生和他的太太，两位少爷；壮实得像一条小豹子似的小崔；美得像并蒂莲的小文夫妇；和忽然像一把火烧掉了的冠家。还有，祁家的老三，棚匠刘师傅，他们逃了出去，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哼，还有祁老二的老婆呢，不是姘了个汉奸吗？什么事都会发生，他们慨叹，只是没有好事！

程长顺不愿出去作生意，他怕看见街上那些骗人的旗帜，与那些穿着礼服的日本男女。可是，他必须出去。他的老婆知道今天是“七七”，也必想起小崔来，他须躲开她，不愿看见她的愁眉苦眼。

瑞宣也请了一天的假。这不是父亲的祭日，可是他想起父亲；这不是老三逃出去的纪念日，可是他想起老三。他本不愿想起老二，可是也不由的想起来。三个弟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像幼年过盂兰节似的，瑞宣想起全北平，全中国的千千万万被杀的，被炸的，被奸的，被淹死的，被活埋的，男男女女。这日子，不像清明节，只到自己的祖茔去祭扫就够了；这不是清明，而是盂兰节。闭上眼，他可以想象到成千论万的灵魂，没有头的，没有手脚的，被炸碎的，都带着鲜血与恨怒冲荡疾走，向活着的人索要报仇雪耻；老的幼的，男的女的，还有在胎里的婴儿，都在空中，旷野，水里火里，仰首向天，呼叫复仇报怨！这日子，会使小小的人心，由日常生活的关切，走到包括着天堂与地狱的想象中去。这日子，使实际与想象联成了一气，使恩与仇特别分明。

他渴想能见到钱默吟先生，畅谈一番。可是，谈，谈，光是闲谈有什么用呢？他不敢再想什么，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日子，他却毫无办法，只在想象中看见一批批的亡魂，而没有复仇的决心与行动。他后悔请了一天的假。

小顺儿和妞子拉住爸的手，往外扯，要到门外去玩玩。瑞宣不高兴出去，他以为今天只应当蹲在屋里，独自追念，默祷，与忏悔。可是，他也没拒绝孩子们的小小的要求。楞楞磕磕的，他随着他们往外走。

天依然很热，可是时时有一些凉风。门外两株老槐的叶子时时微动，一些开败了的槐花轻轻的落下来。孩子们一出街门便看见了两条槐虫，各自吊着一根长丝，在打秋千。小顺儿正要跑过去捉槐虫，由三号院子里出来一群日本男女老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显然的是去参加追悼会。日本小孩子的手中都拿着小太阳旗，蹦蹦跳跳的往前跑。妇女们穿着礼服，屁股一颠一颠的，随着男人们后边。

瑞宣在门坎内立定，忽然觉得心中作恶。

“爸！”小顺儿，急于去捉槐虫，“走啊！爸，你怕日本人吧？”

瑞宣没说什么，脸可是红起来。

“爸！”小妞子也想起话来：“他们都上北海吧？看荷花哟，吃冰激凌哟，坐小船哟，多么好？妞妞也去吧？爸带妞妞去吧？”

“北海，荷花……都不是咱们的！”瑞宣想好这句话。可是，话已到唇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候，老王——卖烧饼油条的——挎着笸箩走了来。他是个大高个儿，可是年纪——七十多了——使他的背弯得很厉害。他的头发只剩了几根，白而软的在脑瓢上趴趴着。他的嗓子，因风雨无阻的吆喝了几十年，已经沙哑，所以手里打着个满是油泥的木梆子。瑞宣自幼儿就买他的东西，因为他的油条是真正小磨香油炸的。老王永远不讨厌，不利用孩子们的哭叫而立定不走，以便多作一号生意。今天，他可是立住了。他轻易看不到瑞宣，很想闲扯几句。他只知道瑞宣的乳名儿——一看孩子们也在这里，他不好意思叫出来。哑着嗓子，他说：“没上班哪，今天？唉！”老人用叹气引起话来：“唉！这是头一天开张！十多天，领不到一点面粉！今儿个是‘七七’，日本人发了善心，我才弄到这点货。没法子！生意没法儿作，我又回不了家。家教鬼子给烧光啦！”他打开盖笸箩的布：“看看！这是烧饼？还不够吃两口的呢！一辈子不作屈心的事；现在，可是，……连面粉都领不到，还说什么呢？”

小顺儿与妞子已忘了槐虫和北海，都把小手放在笸箩边上，四只玻璃珠似的小眼在烧饼与油条上转来转去。

瑞宣随便的敷衍了两句，不是看不起老王，而是他的注意也集中在笸箩上。摸了摸衣袋，还有一点钱，他一下子拿起六个烧饼，六根油条。小顺儿与妞子一齐长吸了一口气。老王用马兰叶穿起油条，交给了妞妞；瑞宣叫小顺儿用衣襟兜起烧饼。“拿去，大家吃，别跑！”

小顺儿没法控制自己的腿，只走了两步便改为飞跑。妞妞不敢跑，而用尖锐的狂叫补足了欢悦：“妈——油条！”

两个孩子跑进去，瑞宣和老王一同叹了口气。老王又敲起梆子，毛着腰走开；剩下瑞宣独自啼笑皆非的立着，向自己叨唠：“用几个烧饼纪念‘七七’吗？哼！”

一号的日本老婆婆走了过来，用英语打招呼：“早安！”

瑞宣向前迎了两步：“早安！我应当早就去谢谢你，可是……”

“我懂，我懂！”她拦住他的话，向自己的街门指了指：“她们到前门车站去接骨灰，骨灰！”咽了一口唾沫，她好像还有许多的话，而说不出来了。

“那……”瑞宣自然而然的想安慰她，可是很快的管束住自己，他不能可惜阵亡了的敌人，虽然老太婆帮过他的忙。

楞了好大一会儿，老太婆才又想起话来：“什么时候咱们才会由一半走兽，一半人，变成完全是人，不再打仗了呢？”

“你我也许已经没有了兽性，”瑞宣惨笑着说：“可是你拦不住你家的男人去杀中国人，我也没因爱和平而挡住你们来杀我们！在我的心中，我真觉得自古以来所有的战争都不值得流一滴血，可是从今天的局势来看，我又觉得把所有的血都流净也比被征服强！”

老太婆叹了口气，慢慢的走回家中去。

瑞宣，仍然立在门前，听见了小顺儿与妞子的歌声。他几乎要落下泪来。小孩们是多么天真，多么容易满足！假若人们运用聪明，多为儿童们想一想，世界上何必有战争呢！

回到院中，他的心怎样也安不下去。又慢慢的走出来，看着一号的门，他才想清楚，他是要看看那两个日本妇人怎样捧回来骨灰。他恨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这分明是要满足自己没出息的一点愿望——我不去动手打仗，敌人也会死亡！

一会儿，他想他必须把心放大一些，不能像苍蝇似的看到同类的死亡而毫不动心。人总是人，日本人也是人，一号的男人的死亡也是该伤心的。一会儿，他又想到，假若被侵略的不去抵抗，不去打死侵略者，岂不就证明弱肉强食的道理是可以畅行无阻，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么？

他想不出一个中心的道理，可以使他抓着它不放，从而减削了他的矛盾与徘徊。他只能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像个热锅上的蚂蚁。

刚到正午，他看见了。他的眼亮起来，心也跳得快了些。紧跟着，他改了主意，要转身走开。可是，他的腿没有动。

两个日本孩子，手中举着小太阳旗，规规矩矩的立在门外，等着老太婆来开门。他们已不像平日那么淘气，而像是有什么一些重大的责任与使命，放在他们的小小的身躯上。他们已不是天真的儿童，而是负着一种什么历史的使命的小老人；他们似乎深深的了解家门的“光荣”，那把自己的肢体烧成灰，装入小瓶里的光荣。

极快的他想到：假若他自己死了，小顺儿和妞子应当怎样呢？他们，哼，必定扯着妈妈的衣襟，出来进去的啼哭，一定！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可是，难道为伤心而啼哭，不是更自然，更近乎人情吗？难道忍心去杀人与自杀不更野蛮吗？

还没能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回答，他听见了一号的门开了，两扇门都开了。他的心，随着那开门的响声，跳得更快了些。他觉得，不论怎样，他也应当同情那位老太婆——她不完全是日本人，她是看过全世界的，而日本，在她心中，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她的心是超过了种族，国籍，与宗教等等的成见的。他想走开，恐怕老太婆看见他；可是，他依然没动。

老太婆走出来。她也换上了礼服——一件黑地儿，肩头与背后有印花的“纹付”。走出来，她马上把手扶在膝部，深深的鞠躬，敬候着骨灰来到。

两个妇人来了，两人捧着一个用洁白的白布包着的小四方盒。她们也都穿着“纹付”。老婆婆的腰屈得更深了些。两个妇人像捧着圣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那么机械的，庄严的，无情的，走进门去。门又关上。瑞宣的眼中还有那黑地的花衣，雪白的白布，与三个傀儡似的妇人，呆呆的立着。他的耳倾听着，希望听见一声啼叫。没有，没有任何响动。日本妇人不会放声的哭。一阵风把槐叶吹落几片，一个干枝子轻响了一声。

他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

他回答不出。更使他难堪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眼已经湿了。他知道他不应当替他的敌人伤心，他的敌人已杀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包括着他的父亲与弟弟。可是，他也知道，为死亡而难过，也不算什么过错；敌人也是人。

他的心中乱成了一窝蜂。生与死，爱与恨，笑与泪，爱国与战争，都像一对对的双生的婴儿，他认不清哪个是哪个，和到底哪个好，哪个坏！他呆呆的坐在门坎上，看着槐叶随风摆动。

第二天见了富善先生，瑞宣很想把这些问题全提出来，跟老先生畅谈一番。可是，一看老人的神色，他闭住了嘴。这一程子了，富善先生简直的不高兴和任何人闲谈。日本人的积极打通粤汉线，赶走了天津的英美人，和在暹逻缅甸安南与印度的暗中活动，都使他看清楚，迟早日本会突击香港与新加坡。他虽自居为东方人，但是在他的心里，他却吃不消大英帝国的将要失败与解体。他并不喜欢侵略与战争，可是作为一个英国的公民来说，他几乎不能不迷信大英帝国应当占领着香港与马来亚。不过，日本若是真进攻香港与南洋，英国是不是守得住那些地方呢？又这么一想，他的脖子就伸得长长的而还觉得透不过气来。

有时候，他想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外患，都是英国给招来的；英国是用战舰政策，打开中国的门户的祸首。这么一想，他不由的说出来：日本应当与中国立在一块儿，把白人都打出去；中日的战争是自相残杀，替白人造成压迫东方人的机会。

可是，这样说完以后，他马上后了悔。不，不，中日不能携手！英国与日本联盟过，今天英日还应恢复旧好，一东一西，遥遥相映的控制着全世界！他爱中国人，他真愿英国与中国成为朋友。可是，由大英帝国的立场来看，他就觉得那可恨的日本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好一些，更够个朋友。

他的心中这样忽此忽彼的乱折腾，所以不愿再和瑞宣闲谈；他已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应当是什么。

把这些大事撇开，假若日本人真的要对英国作战，他个人怎样呢？他有胆气，不怕死，可是假若被日本人捉去，关在集中营里，那可就……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他不愿教人看见他的手发颤！为解除这些忧虑，他想赶快把那本《北平》写完，好使他有个传之久远的纪念品。他看，他掀弄，几十年来收集的图画与照片；可是，一个字也写不出。

瑞宣几乎不敢再正眼看他的老友。老人的长脸尖鼻子，与灰蓝色的眼珠，还都照旧，可是他已失去那点倔强而良善的笑容。战争改变了一切人的样子。

这样，一个良善的中国人，和一个高傲的英国人，就那么相对无言，教战争的鬼影信意的捉弄着他们的感情与思想，使他们沉默，苦痛。战争不管谁好谁歹，谁是谁非，遇见它的都须毁灭。

八十

一晃儿又到了中秋节。月饼很少很贵。水果很多，而且相当的便宜。兔儿爷几乎绝了迹。不管它们多吧少吧，贵吧贱吧，它们在吃共和面的人们心中，已不占重要的地位。他们更注意那凉飕飕的西风。他们知道，肚子空虚，再加上寒冷，他们就由饥寒交迫而走上死亡。

只有汉奸们兴高采烈的去买东西，送礼：小官们送礼给大官，大官们送给日本人。这是巴结上司的好机会。同时，在他们为上司拣选肥大的螃蟹，马牙葡萄，与玫瑰露酒的时候，他们也感到一些骄傲——别人已快饿死，而他们还能照常过节。

瑞宣看见汉奸们的忙于过节送礼，只好惨笑。他空有一些爱国心，而没法阻止汉奸们的纳贡称臣。他只能消极的不去考虑，怎样给祖父贺寿，怎样过过节，好使一家老幼都喜欢一下。这个消极的办法，他觉得，并不怎样妥当，但是至少可以使他表示出他自己还未忘国耻。

韵梅可不那么想。真的，为她自己，她绝对不想过节。可是，在祁家，过中秋节既是包括着给祖父贺寿，她就不敢轻易把它忽略过去。真的，祁家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可是唯其如此，她才更应当设法讨老人家的欢喜；她须用她“一以当十”的热诚与活跃减少老人的伤心。

“咱们怎样过节啊？”她问瑞宣。

瑞宣不知怎样回答她好。

她，因为缺乏营养，因为三天两头的须去站队领面，因为困难与愁苦，已经瘦了很多，黑了很多。因为瘦，所以她的大眼睛显着更大了；有时候，大得可怕。在瑞宣心不在焉的时节，猛然看见她，他仿佛不大认识她了；直到她说了话，或一笑，他才相信那的确还是她。她还时常发笑，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笑的事，而是习惯或自然的为讨别人的喜欢。在这种地方，瑞宣看出她的本质上的良善来。她不只是个平庸的主妇，而是像已活了二三千年，把什么惊险困难都用她的经验与忍耐接受过来，然后微笑着去想应付的方策。因此，瑞宣已不再注意她的外表，而老老实实的拿她当作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妻，主妇，媳妇，母亲。是的，尽管她没有骑着快马，荷着洋枪，像那些东北的女英雄们，在森林或旷野，与敌人血战；也没像乡间的妇女那样因男人去从军，而担任起筑路，耕田，抢救伤兵的工作；可是她也没像胖菊子那样因贪图富贵而逼迫着丈夫去作汉奸，或冠招弟那样用身体去换取美好的吃穿；她老微笑着去操作，不抱怨吃的苦，穿的破，她也是一种战士！

从前瑞宣所认为是她的缺欠的，像举止不大文雅，服装不大摩登，思想不出乎家长里短，现在都变成了她的长处。唯其她不大文雅，她才不怕去站队领粮，以至于挨了皮鞭，仍不退缩。唯其因为她不摩登，所以她才不会为没去看电影，或没钱去烫头发，而便撅嘴不高兴。唯其因为她心中装满了家长里短，她才死心塌地的为一家大小操劳，把操持家务视成无可卸脱的责任。这样，在国难中，她才帮助他保持住一家的清白。这，在他看，也就是抗敌，尽管是消极的。她不只是她，而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节殉难！

真的，她不会自动的成为勇敢的，陷阵杀敌的女豪杰，像一些受过教育，觉醒了的女性那样；可是就事论事，瑞宣没法不承认她在今天的价值。而且，有些男人，因为女子的逼迫才作了汉奸，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你看怎么办呢？”瑞宣想不出一定的办法。

“老太爷的生日，无论怎样也得有点举动！可是，咱们没有粮食。咱们大概不能通知拜寿来的亲友们，自己带来吃食吧？”

“不能！他们可也不见得来，谁不知道家家没有粮食？”

“你就不知道，咱们北平人多么好凑热闹！”

“那也好办，来了人清茶恭候！不要说一袋子，就是一斤白面，教我上哪儿去弄来呢？就是大家不计较吃共和面，咱们也没有那么多呀！”

“真的，清茶恭候？”韵梅清脆的笑了两声，——她想哭，不过把哭变成了笑。

韵梅去和婆母商议：“我们俩都没有主意，你老人家……”

天佑太太把一根镀金的簪子拔下来：“卖了这个，弄两斤白面来吧！”

“不必，妈！有钱不是也没地方去买到面吗？”

握着那根簪子，天佑太太楞起来。

祁老爷的小眼睛与韵梅的大眼睛好像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都要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出点意思来，又都不敢正视对方。最后，老人实在忍不住了：“小顺儿的妈，甭为我的生日为难！我快八十岁了，什么没吃过，没喝过？何必单争这一天！想法子呀，给孩子们弄点什么东西吃！看，小妞子都瘦成了一把骨头啦！”

韵梅回答不出什么来，尽管她是那么会说话的人。她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不定盘算了千次万次，怎么过生日，可是故意的说不要贺生。这不仅是为减少她的为难，也是表示出老人对一切的绝望——连生日都不愿过了！她也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中不定想念天佑，瑞丰，瑞全，多少多少次，而不肯说出来。那么，假若她不设法在生日那天热闹一下，老人也许会痛哭一场的。可是，无论她有多大的本事，她也弄不来白面！粮食是在日本人手里呢！

到了十一的晚间，丁约翰像外交官似的走了进来。他的左手提着一袋子白面，右手拿着一张大的红名片。把面袋放下，他双手把大红名片递给了祁老太爷。名片上只有“富善”两个大黑字。这还是富善先生在三十年前印的呢，红纸已然有点发黄。

“祁老先生，”丁约翰必恭必敬的说：“富善先生派我送来这点面，给您过节的。富善先生原打算自己来请安，可是知道咱们胡同里有东洋人住着，怕给您惹事，他请您原谅！”

丁约翰没有敢到屋中坐一坐，或喝一碗茶，虽然祁老人诚恳的这么让他。富善先生派他来送面，他就必须只作送面的专使，不能多说话，或吃祁家的一杯茶。富善先生，在他心中，即使不是上帝，也会是一位大天使。把“差使”交待清楚，他极规矩的告辞，轻快而稳当的走出去。

看着那袋子的白面，祁老人感动得不大会说话了，而只对面袋子不住的点头。

小顺儿与妞子欢呼起来：“吃炸酱面哪！吃‘白’馒头呀！”

韵梅等老人把面袋看够了，才双手把它抱进厨房去，像抱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么喜欢，小心。

祁老人在感叹了半天之后，出了主意：“小顺的妈，蒸馒头，多多的蒸！亲友们要是来拜寿，别的没有，给他们馒头吃！现在，馒头，白面的，不就是海参鱼翅吗？”

“哟！好容易得到这么一口袋宝贝面，哪能都招待了客人？”韵梅的意思是只给老人蒸几个寿桃，而留着面粉当作药品：这就是说，到家中谁有病的时候，好能用白面作一碗片儿汤什么的。

“你听我的！咱们，咱们的亲友，早晚都得饿死！一袋子面救不了命！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吃个馒头，高兴一会儿呢？”

韵梅眨巴着大眼睛，没再说什么。她心中可是有点害怕：老人是不是改了脾气呢？老人改脾气，按照着“老妈妈论”来说，是要快死的预兆！祁家，在她看，已经丢失了三个男人，祁老人万万死不得！有最老的家长活着，不管家中伤了多少人，就好像还不曾损失元气似的，因为老人是支持家门的体面的大旗。同时，据她想，尽管公公天佑死去，而祁老人还硬硬朗朗的活着，她便可以对别人表示出：“我们还有老人！”而得到一点自慰——我们，别看天下大乱，还会奉养孝顺老人！

她去问婆母与丈夫，是否应当依照老人的吩咐，大量的蒸馒头。回答是：老人怎说，怎办吧！这使她更不安了。大家难道都改了脾气，忘了节俭，忘了明天？

到了生日那天，稀稀拉拉的只来了几个至亲。除了给老人拜寿而外，他们只谈粮食问题。在谈话中，大家顺手儿向老人给别的亲友道歉：谁谁不能来，因为没有一件整大褂，谁谁不能来，因为已经断了炊！

这些恶劣的消息并没使老人难过，颓丧。他好像是决定要硬着心肠高兴一天。他把那些伤心的消息当作理当如此，好表示出自己年近八十，还活着，还有说有笑的活着！尽管日本人占据北平已有好几年，尽管日本人变尽了方法去杀人，尽管他天天吃共和面，可是他还活着，还没被饥荒与困苦打倒——也许永远不会被打倒！

天佑太太，瑞宣，韵梅，以至于亲戚们，看老人这样喜欢，都觉得奇怪。同时，因为老人既很高兴，大家就不便都哭丧着脸；于是，把目前伤心的事都赶紧收起去，而提起老年间太平的景象，以便博得老人的欢心。

及至馒头拿上来，果然不出老人所料，大家都仿佛看见了奇珍异宝。他们只顾往口中送那雪白的，香软的，馒头，而忘了并没有什么炒菜与荤腥。韵梅屡屡的向大家道歉：“除了馒头可没有别的东西呀！”大家仿佛觉得她的道歉是多此一举，而一劲儿夸赞馒头的甜美。

祁老人好似发了狂，一手扶着小顺儿，一手拿着馒头，劝让每一个客人：“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等到客人都走了，老人脸上的笑容完全不见了。教小顺儿给拿来小板凳，他坐在了院中，把下巴顶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爷爷，你累了吧？到屋里躺一会儿去？”韵梅过来打招呼。

老人没出一声，也没动一下。

韵梅的心中打开了鼓：“爷爷，你怎么啦？”

老人又沉默了半天，才抬起头来，看着韵梅。她又问了声：“怎么啦？你老人家！”

老人叹了口气，而后仿佛已筋疲力尽了似的，极慢极慢的说：“你也许看我是发了疯，把馒头往外乱塞！我没有疯，没有！想想吧，要是天佑，瑞丰，瑞全，常二爷，连那个胖二媳妇，都在里面，得吃多少馒头呢？我假装的拿亲戚们当作了天佑，常二爷……！他们吃了，也就好像……！”老人又低下头去。

“爷爷！这是干什么呢！今天您不是挺高兴的吗？干吗自己找不痛快呢？”韵梅假笑着劝慰。

“我高兴？”老人低着头说：“混账才高兴呢！算算吧，四辈子人还剩下了几个？生日？这是祭日！我的生日，天佑们的祭日！一个人活着是为生儿养女，永远不断了香烟。看我！儿子倒死在我前面！我高兴？我怎那么不知好歹！”

又叨唠了一大阵，老人才手指着三号院子那边，咬着牙说：“全是他们闹的！日本人就是人间的祸害星！”

说完了这一句，老人似乎解了一点气，呆呆的楞起来。

楞了好大半天，他低声的叫：“小顺儿！”看重孙子跑过来，他说：“去拿几个馒头来，用手绢儿兜好！”

一家人都猜不到老人是什么意思。小顺儿把馒头拿来，老人发了话：“走！跟我去！”

瑞宣搭讪着走过来，笑着问：“给谁送馒头去？爷爷！”

老人慢慢的立起来，惨笑了一下。“哼！我要恩怨分明！有仇的，我不再忘记；有好处的，我一定记住。一号的那位日本老婆子对咱们有点好处，我给她送几个馒头去！”

“算了吧，爷爷！”瑞宣明知祖父想的很对，可是总觉得给日本人送东西去，有点怪难为情。“他们有白面吃！”

“他们有面吃是他们的事，我送不送给他们是我的事！再说，这是寿桃，不是平常的馒头。”

“好，我陪您去！”瑞宣知道一号的老太婆不大会说中国话。

小顺儿见爸爸要跟老人去，偷偷的躲开。他恨一号的日本孩子，不高兴他们吃到太爷的寿桃。

瑞宣敲了两次门，一号的老太婆，带着两个淘气孩子，才慢慢的开了个门缝。及至看明白是瑞宣，她赶紧把门开开，两个孩子，一点也不像往日那么淘气了，乖乖的立在她旁边。还没等瑞宣说明来意，老太婆就用英语说了话：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告诉你！他们的娘都被军队调了去，充当营妓！我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人；以一个日本人说，我应当一语不发，完全服从命令；以一个人类的人说，我诅咒那教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变成骨灰，妈妈变成妓女的人！”老太太把话说完，手与唇都颤动起来。

两个孩子始终看着老太太的嘴，大概已猜到她说的是什么。到她说完了话，他们更靠近她些，呆呆的立着。

瑞宣想不起说什么好。他应当安慰老太太，可又觉得那些来烧杀中国的人们理当男作骨灰，女作娼妓。

祁老人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慢慢的把手绢里的馒头拿出来，递给那两个孩子。同时，他对瑞宣说：“告诉她，这是寿桃！”

瑞宣照样的告诉了老太太，她点了点头，而后又楞起来。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没有话可说，十只眼都呆呆的看着那大的白的馒头。

瑞宣搀着祖父，轻轻的说了声：“走吧？”

老人没说什么，随着长孙往家中走：“那个老太太说什么来着？”

瑞宣没敢回头。他觉得老太婆和两个孩子必定还在门口看着他呢。一直的进了家门，他才把老婆婆的话告诉了祖父。祁老人想了半天，低声的说：“谁杀人，谁也挨杀；谁祸害女人，谁的女人也挨祸害！那两个孩子跟老婆婆都怪可怜的！”

八十一

一阵冷飕飕的西北风使多少万北平人颤抖。

在往年，这季节，北平城里必有多少处菊花展览；多少大学中学的男女学生到西山或居庸关，十三陵，去旅行；就是小学的儿童也要到万牲园去看看猴子与长鼻子的大象。诗人们要载酒登高，或到郊外去欣赏红叶。秋，在太平年月，给人们带来繁露晨霜与桂香明月；虽然人们都知道将有狂风冰雪，可是并不因此而减少了生趣；反之，大家却希望，并且准备，去享受冬天的围炉闲话，嚼着甜脆的萝卜或冰糖葫芦。

现在，西北风，秋的先锋，业已吹来，而没有人敢到城外去游览；西山北山还时常发出炮声。即使没有炮声，人们也顾不得去看霜林红叶，或去登高赋诗，他们的肚子空，身上冷。他们只知道一夜的狂风便会忽然入冬，冬将是他们的行刑者，把他们冻僵。

人们忘了一切，而只看到死亡的黑影。他们听到德军攻入苏联，而并没十分注意。他们已和世界隔离，只与死亡拴在一处。不敢希望别的，他们只求好歹的度过冬天，能不僵卧在风雪里便是胜利。

在那晨霜未化的大路上，他们看见，老有一部卡车，那把冠晓荷与孙七送到“消毒”的巨坑的卡车，慢慢的游行。这是鬼车！每逢它遇到路旁的僵尸，病死的，饿死的，或半死的，它便随便的停下来，把尸身拖走。看到鬼车，他们不由的便想到自己也有被拖走的可能——你倒在路上，被拖走，去喂野狗！没有医生看护来招呼，没有儿女问你的遗言，没有哀乐与哭声伴送棺材，你就那么像条死猫死狗似的销声灭迹。

韵梅三天两头的看见这部鬼车。

有了第一次领粮的经验，她不敢再迟到。每逢去领粮，她黑早的便起床。有时候起猛了，天上还满是星星。起来，她好歹的梳洗一下，便去给大家勾出一锅黑的，像药汤子似的粥来；而后把碗筷和咸菜都打点好。这些作罢，她到婆母的窗外，轻声的叫了一声：“妈，我走啦！”

领粮的地方并不老在一处。有时候，她须走四五里路；有时候，她甚至须到东城去。假若是在东城，她必须去赶第一班电车；洋车太贵，她坐不起。她没坐惯电车，但是她下了决心去试验。她是负责的人，她不肯因为日本人的戏弄，残暴，而稍微偷一点懒。

她的胆量并不大。她怕狗。在清晨路静人稀的路上走，偶而听到一声犬吠，她便大吃一惊。她必须握紧了口袋，大着胆，手心上出着凉汗，往前冲走。有时候，她看见成群的日本兵。她害怕，可是不便显出慌张来。低下头，心跳得很快，她轻快的往前走。她怕，可是绝不退缩。她好像是用整个的生命去争取那点黑臭的粮食。

使她最胆战心惊的是那部鬼车。不管是阴是晴，是寒是暖，一眼看见它，她马上就打冷战。有时候，车上有三四个，甚至于十来个，死尸，她不由的便闭上了眼。那些死尸，在她心里，不仅是一些冰冷的肢体，而是和她一样的人；他们都必定有家族，亲友，与吃喝穿戴等等的问题。她想，他们必然还惦念着他们的儿女，父母，和家中的事情。是的，有一次她看见一个死尸，右腕上还挂着一个面口袋！和她一样，她的手中也有个口袋！那具死尸可能就是她自己！她一天没有吃饭，只一劲儿喝水。

因为领粮的地方忽远忽近，因为拿着粮证而不一定能领到粮，小羊圈的人们时时咒骂李四爷——他发粮证，所以一切过错似乎都应由他负责。韵梅，和别人一样的受尽折磨，可是始终不肯责难李老人。她的责任心使她坚强，勇敢，任劳任怨。

有一天，她抱着半袋子共和面，往家中走。离家还有二三里地呢，可是她既不肯坐洋车，也不愿坐电车。洋车贵，电车不易挤上去。她走得很慢，因为那点臭面像个死孩子似的，越走越沉重。

猛一抬头，她看见了招弟。招弟（已由狱中出来，被派为监视北平的西洋人的“联络”员）虽然穿着高跟鞋，可是身量还显着很矮。与她同行的是个极高极大的西洋人。她的右手紧紧的抓着那个“伟人”的臂，脸儿仰着，一边走一边笑着和他说话。她的头发一半朝上，像个极大的刷瓶子的刷子，蓬蓬着，颤动着，那一半披散在肩上。她的小脸比从前胖了许多，眉眼从远处看都看得很清楚，因为都按照电影明星拍制影片时候那么化过装。她高声的说笑，脸上的肌肉都大起大落的活动：眉忽然落在嘴角上，红唇忽然卷过鼻尖去。及至笑得喘不过气来，她立住，双手抱住“伟人”的臂，把蓬蓬着的头发都放在他的怀里，肩与背一抽一抽的动弹。这样笑够了，她抽出他的领带，轻轻的搌一搌眼角。而后，她掏出小镜子，粉扑，劈拍劈拍的往脸上拍粉，倒好像北平的全城是她的化装室。

韵梅抱着面袋，楞在了那里。招弟没注意她，也没注意任何人，所以韵梅放胆的看着，直到招弟拍完粉，又和那个“伟人”缓缓的走开。

韵梅不由的啐了一口唾沫。她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但是她看明白了这一点——日本人来到北平，才会有这种怪事与丑态。想到这里，她不由的看了看面袋与自己的旧蓝布大褂。看完，她抬起头来，觉出自己的硬正。别管她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她没有变成和洋人一块出怪象的招弟。她觉得应当自傲！

回到家中，她没敢向大家学说那件事。不要说对大家一五一十的讲，就是一想起那种怪样子，她的脸上就要发热，发红。

假若招弟的丑态教韵梅的脸红，刘棚匠太太可是教她感到妇女并不是白吃饭的废物或玩物。

刘太太一向时常到祁家来，帮助韵梅作些针头线脑什么的。最近，因为粮食缺乏，物价高涨，刘太太决定不再要瑞宣每月供给她的六块钱。她笨嘴拙舌的把这个决定首先告诉了韵梅，韵梅既不能作主，又怀疑刘太太是否因为不好意思要求增加钱数，而故意的以退为进的拒绝再接受供给。

“我有法儿活着！有法儿！”刘太太一劲儿那么说，而不肯说出她到底有什么法儿活着。

过了两天，刘太太不见了。连韵梅带祁家的老幼全很不放心。特别是瑞宣：虽然因为经济的力量不够，不能多照应刘太太，可是他既受到刘师傅之托，就不能不关切她的安全。

又过了几天，刘太太忽然回来了，拿来有一斤来的小米子，送给祁老人。不会说别的，她只笑着告诉老人：“熬点粥喝吧！”

小米子，在战前，是不怎么值钱的东西；现在，它可变成了宝贝！每逢祁老人有点不舒服，总是首先想到：“要是有碗稠糊糊的小米粥喝，够多么好呢！”今天，看见这点礼物，他摸弄着那一粒粒娇黄的米粒，倒好像是摸着一些小的珍珠。他感激得说不上话来。

把刘太太扯到自己屋中，韵梅问她从哪儿和怎么弄来的小米子。刘太太接三跳两的说出她的行动。原来，自从日本人统制食粮，便有许多人，多半是女的，冒险到张家口，石家庄等处去作生意。这生意是把一些布匹或旧衣裳带去，在那些地方卖出去，而后带回一些粮食来。那些地方没有穿的，北平没有吃的，所以冒险者能两头儿赚钱。这是冒险的事，他们或她们必须设法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必须买通铁路上的职工与巡警。有时候，他们须藏在货车里，有时候须趴伏在车顶上。得到一点粮，他们或她们须把它放在袖口或裤裆里，带进北平城。刘太太加入了这一行。她不肯老白受祁家的供给，而且那点供给已经不够她用的了。

粗枝大叶的把这点事说完，刘太太既没表示出自己有胆量，也没露出事体有什么奇怪，而只那么傻乎乎的笑了笑。直到韵梅问她难道不害怕吗，她才简单的说了句：“我是乡下人！”倒好像乡下人能够掉了脑袋也还能走路似的。

过了两天，刘太太又不见了。

从这以后，韵梅每逢要害怕，或觉得生活太苦，便马上想起刘太太来，而咬上了牙。她甚至对自己说：“万一真连一点粮也买不到，我也得跟刘太太到张家口去！不论怎苦，怎么险，反正不能看着一家老小都饿死！”

假若刘太太的勇敢引起韵梅的坚强与自信，李四妈的广泛的爱心又使她增多了对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应有的互相关切。在从前，韵梅除了到街上买点东西，很少出街门，所以虽然知道李四妈是菩萨心肠，可是总嫌老婆子有点疯疯癫癫，不大懂规矩。现在，她常常出门，常常遇到李四妈，她开始了解那个老妇人。因为她常常到街上去，所以她时常需要别人的安慰与援助，而每逢遇到李四妈，她就必能得到她所需要的。这使她受了感动。在从前，她的处世待人的方法多半是本着祁家的传统，凡事都有个分寸，对谁都不即不离。现在，在屡次受李四妈的助援以后，她开始明白分寸与不即不离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李四妈的热诚也并非过火与故意讨好。因此，她也试着步儿去帮助别人，在帮助了别人以后，她感到一种温暖，不是温暖的接受，而是放射；放射温暖使她觉得自己充实坚定。

不错，李四妈时常的撒村骂人，特别是在李四爷备受邻居的攻击的时候。可是，尽管她骂人，她还去帮忙大家；她并不为小小的一点怨恨而收起她的善心；她不仅有一点善心，她伟大！

在全胡同里，受李家帮助最多的是七号杂院那些人，可是攻击李四爷最厉害的也是那些人。他们穷，所以他们的嘴特别厉害。虽然如此，李四妈还时常到七号去。他们说闲话，她马上用最脏的村话反攻。可是，在他们的病榻前，产房里，她像一盏灯似的，给他们一点光明。

七号的黑毛儿方六，自从能熟背四书以后，已成为相声界的明星，每星期至少有两三次广播。

有一天，在广播的节目中，他说了一段故事，俏皮日本人。节目还没表演完，方六就下了狱。

听到广播的人一致同情方六，可是并没有人设法营救他。李四妈并没听见广播，不晓得方六为什么下狱。但，她是第一个来安慰方家的人的，而后力逼“老东西”去设法救出方六来。

李四爷不过是小小的里长，有什么力量能救出方六呢？他去找白巡长，问问有无办法。

“四爷，我佩服您的好心，可是这件事不大好管！”白巡长警告李老人。

“我要是不管，连四妈带七号的人还不把我骂化了？”

“嗯——”白巡长闭了会儿眼，从心中搜寻妙计。“我倒有个主意，就怕您不赞成！”

“说说吧！谁不知道你是诸葛亮！”

“这一程子，大家不是老抱怨你老人家吗？好，咱们也给他们一手瞧瞧！”

李老人惨笑了一下。“我老啦，不想跟他们赌气！我好，我坏，老天爷都知道！”

“对！我也不劝您跟他们赌气！我是说，您出头，对大家伙儿去说：咱们上个联名保状，把方六保出来！看看，到底有几个敢签字的？他们要是不敢签字呀，好啦，他们也就别再说您的坏话；您看是不是？”

“他们要是都签字呢？”

“他们？”白巡长狡猾的一笑。“才怪！我懂得咱们的邻居们！”

李老人不高兴作这种无聊的事。不过，邻居们近来的攻击，又真使他不甘心低着头挨骂。他正这么左右为难，白巡长又给加了点油：“四爷，我并不愿挑拨是非，我是为您抱不平！试验试验他们，看看到底有几个有骨头的！”

李老人无可如何的点了头。

果然不出白巡长所料，七号的人没有敢签字的。他们记得小崔，小文夫妇，不肯为了义气而丧掉了命。

李老人有点高兴，不久就又变成了扫兴。他觉得那些人可恨，也可怜。他很想把保状撕碎，结束了这件无聊的事。可是，一点好奇心催动着他，他继续的去访问邻居们。

丁约翰没说什么便签了字。他不是为帮方六的忙，而大概是为表示英国府的人不怕日本鬼子。

程长顺，看了看保状，呜嚷了两声什么，他也签了字。

李老人到了祁家，来应门的是韵梅。听明白李四爷的来意，她没进去商议，就替瑞宣签了名。她识字不多，可是知道怎么写丈夫的名字。

这教李四爷倒吓了一跳。他知道祁家是好人，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真的，她的确长了胆子。她常常的上街，常常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她不知不觉的变了样子。在从前，厨房是她的本营，院子是她的世界。现在，她好似睁开了眼，她与北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密切的关系。假若营救方六，她盘算，是件错事，李四爷就一定不会出头。李四爷既肯出头，她就也应当帮忙；为什么好事都教李四老夫妇一手包办了呢？

最使她高兴的是瑞宣回来，听到她的报告，并没有责备她轻举妄动。他笑了笑，只说了声：“救人总是好事！”

李四爷并没把保状递上去，一来是签名的太少，二来知道递上去不但不见得有用，而且倒许给签名的人惹出麻烦来。可是，由这回事，他更认清楚了街坊中谁是真人，谁是假人。特别对于韵梅，他觉得她仿佛是他的一个新的收获。

在她上街的时候，韵梅常常遇见一号的日本老婆婆和那两个淘气的日本孩子。她一向不搭理他们。她恨那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欺侮过小顺儿。

现在，她知道了一号的男人阵亡，妇女作了营妓，她开始可怜他们，开始和那老婆婆过话。老婆婆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可是韵梅能由她的眼神中猜出许多要说而没能说出来的意思。有时候，她们俩立在一处，呆呆的一言不发，而感到彼此之间有些了解。老太婆仿佛是要说：“我不是平常的日本人，别拿我的相貌服装判断我！”韵梅呢，想不出什么简单明了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可是那几千年文化培养出的一点一视同仁之感使她可怜老太婆的遭遇。渺茫的，她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她能可怜她的敌人！

一夜飕飕的西北风，地上头一次见了冰。一清早，韵梅须去领粮。看着地上的薄冰，她想找出她的手套来。可是，她并没去找。她不能怕冷，她知道这一冬天，苦难还多着呢，不能先教一点冰吓倒。出了门，冰凉的小风一会儿便把她的鼻尖冻红；她加快了脚步，好给自己增多一点热力。

领粮的人们，有的戴上了多年不见的红呢子破风帽，有的戴上了已成古董的耳帽儿，有的穿着油腻多厚的旧棉袍，有的穿着只有皮板而没有毛的皮坎肩。韵梅看着这些带着潮味的“奇装异服”，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平的街上立着呢。她知道，北平人是最讲体面的；就是衣服破旧，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她想不起什么时候看见过这么多，这么脏，这么臭的衣裳来。

仰起头，看看天，那蓝得像宝石的天，她知道自己的确是在北平。那街道，铺户，与路旁落了叶子的树，也都不错，是她所熟识的。她只是不认识了那些人。假若今年，北平人已成了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明年应当怎样呢？她不敢再往下想。

正在这时候，她敢起誓，她的的确确的看见了老三瑞全！他穿着一件短撅撅的，像种地的人穿的，蓝布旧棉袄，腰中系着一根青布搭包。光着头，头上冒着热汗，他顺着马路边走，走得很快。她张开口，喊：“老三！”可是，没有声音。一眨眼的工夫，老三已走出老远去。

老三！老三！她无声的叫了多少次，她不冷了；反之，她的手心上出了汗。老三回来了；刚才，他离她不过有两丈多远！老三，在户口登记簿上已经“死”了，居然又回到北平！老三，在外边打敌人，不单没被敌人打死，反倒公然的打进北平，在马路边上大踏步走着！韵梅的眼亮起来，腮上红了两小块。她无须再怕任何人，任何事，老三就离她不远，一定会保护她！

领了粮，回到家中，多少次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老人们。可是，她晓得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事，必须先和丈夫商议一下。她的话像一群急于出窝的蜂子，在心中乱挤乱撞。她须咬紧了嘴唇，把唇咬痛，才能使那群蜂儿暂时安静一会儿。院中每逢一有脚步声，她就以为是老三。即使没有声音，她还时时的看见他，在厨房，在院中，在各处，她看见他，穿着蓝短棉袄，头上出着热汗。好容易到了就寝的时候，她才得到开口的机会：

“小顺儿的爸，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了老三！”

瑞宣已经躺下，猛的坐起来：“什么？”

“我看见了老三！我起誓，一定是他！”

“在哪儿？他什么样子？”

韵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抱住膝，他把眼盯在墙上，照着韵梅所说的，他给自己描画出一个老三来，像一张像片似的，挂在墙上。呆呆的看着那张想象的像片，他忘了一切。耳中，他仿佛只听到自己的心跳。

韵梅一脱鞋，响了一声，瑞宣吓了一跳；墙上的形影忽然不见了。他慢慢的躺下。“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呀！”

“我就那么傻？”

“好，千万别说！别说！”

“一定不说！”韵梅也躺下。

夫妇都想说话，可是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都想假装入睡，可是都知道谁也没有困意。这样楞了好久，韵梅忽然说出一句来：“老三在外面都作了什么呢？”

“不知道！”瑞宣假装在语声中加上点困意，好教她不再说话；他要静静的细琢磨老三的一切，从老三的幼年起，像温习历史似的，想到老三的流亡。

可是，她仿佛是问自己呢：“他真打仗来着吗？”

瑞宣的眼睁得很大，可是假装睡着了，没有回答她。他真愿和韵梅谈讲老三，说一整夜也好；但是，他必须把老三的过去全盘想一过儿，以便谈得有条理。老三是祁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他不能随便东一句西一句的乱扯。

韵梅也不再出声，她的想象可是充分的活动着：她想老三必定是爬过山，越过岭，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于走到海边，看见了大海。她一生没出过北平城，对于山她只远远的看见过西山与北山，老那么蓝汪汪的，比天色深一点。她可不晓得山上的东西是不是也全是蓝颜色的。对于海，她只见过三海公园的“海”，不知道真正的大海要比三海大多少。她不由的又问出来：“大海比三海大多少呀？”

“大着不知有多少倍！干什么？”

她笑了一下。“正想，老三看见了海没有！”

“他什么都看见了，一定！”

“那多么好！”韵梅闭上了眼，心中浮起比三海大着多少倍的海，与蓝石头蓝树木的蓝山。海边山上都有个结实的，勇敢的老三。

这样，一个没有出过北平的妇人，在几年的折磨困苦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负责，而且渺茫的看到了山与大海。她的心宽大了许多，她的世界由四面是墙的院子开展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许便是她的国家。

八十二

身上带着秦岭上的黄土，老三瑞全在旧历除夕进了西安古城，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棉学生装。

在这以前，他的黑豆子似的眼已看见了黄河的野浪，扬子江心的风帆，三峡的惊涛，与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

对于他，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北平。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国。中国，现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颤抖。连各处的云与蚊子都不一样！他没法忘了北平，可也高兴看那些不同的地域。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它们好像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也许在三代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它们使他担心它们的落伍，可也高兴它们的坚实与纯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他也爱那些脚登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耕植的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只要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就（哪怕他们自己须挨饿呢！）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他们没有北平人那样文雅，聪明，能说会道，可是他们，他们，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中国是他们的。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

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兵。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

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势，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假若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却知道日本人不讲理。这就够了。他们全用血肉和不讲理的人见个高低。因为山川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着散漫，可是文化的历史与传统的道义把他们拴到一处：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

这样看明白了，瑞全才也骄傲的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是北平人。他几乎有点自愧是北平人了。他有点知识，爱清洁，可是，他看出来，他缺乏着乡民的纯朴，力量，与从地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有许多事，乡民知道，乡民能作，而他不懂，不能作。他的知识，文雅清洁，倒好像是些可有可无的装饰；乡民才是真的抓紧了生命，一天到晚，从春至冬，忙着作那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去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的，他们的血可是或者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他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外表。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鞋子上的灰土，和指甲缝中的黑泥，他不单不难过，而反觉得应当骄傲。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以前，在北平的时候，他与别的青年一样，都喜欢说“民众”。可是，那时节，他的“民众”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愚民。他觉得自己有知识，有善心，应去作愚民的尊师与救主。现在，他才知道，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且配作他的先生。

他开始放弃了大学生的骄傲，而决定与乡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抗敌。而且，要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乡民；同时，也从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

他不大会唱歌，而硬着头皮给百姓们唱抗战的歌曲。他不会演戏，而拉长了脸上台。他不会写文章，可是拧起眉毛给人们写抗战的故事。同样的，他不会骑马放枪，可是下了决心请百姓们教给他。他甚至于强迫自己承认，乡下的红裤子绿袄的姑娘比招弟更好看。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同时，百姓们是那么天真，他们听，看，相信，他那连牛都不高兴接受的歌曲，话剧，与故事。他更高了兴，不是因为自傲，而是因为他已和乡民打成一片。他相信自己若能和乡民老在一块儿，他就能变成像乡民那么纯朴健壮，而乡民也变成像他那么活泼聪明；哼，打败日本简直可以比杀只鸡还容易！

这天真，高兴，自信，使他忘了北平。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

他更瘦了些，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他的脸晒得乌黑，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棒。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他学会和他们摔跤，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他觉得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

热血循环得快，他的想象也来得快，他甚至于盘算到战后的计划。他想，在胜利以后，他应当永远住在乡下，娶个乡下姑娘，生几个像小牛一般结实的娃娃。为教育自己的娃娃，他顺手儿便办一个学校，使村中老幼男女都得到识字的机会。他将办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工厂，一个医院，一个……他不单看见了胜利，也看见了战后的新中国。在那个新中国里，乡村都美化得像花园一样！

可是，不久，因当权者的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瑞全被迫离开他的工作与朋友，而必须到城市里作他所不高兴的工作。打击与失望使他愤怒。可是“不要灰心”！他想起钱伯伯与瑞宣大哥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忍住气，闭上口，把乱说乱唱的时间都让给静静的思索。

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去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别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须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

在城市里过活了许多时候，他得到回北平的机会。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或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

在除夕，他进了西安古城。因穿得太薄，他很冷。绕了几条街，他买不到一件棉袍。铺户已都关上门，过年。他知道西安和北平是同一气味的古城，不管有无战争灾难，人们必须过年。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宝贵的修养。

他去敲寿衣铺的门。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人间总有死亡；寿衣铺不会因过年而拒绝交易。他买了件给死鬼穿的棉袍。他笑了。好，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就也算不怕死的一点表示吧。

从西安，他往东走。遇上什么车，便坐什么车；没有车，他步行。当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他必和日本人坐在一处，跟他们闲谈，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倒好像他是最喜欢日本人的人。假若他拿着机密的文件或抗日的宣传品，他必把它们放在日本人的行李当中，省得受检查；有时候，他托日本人给他带出车站去。这些小小的把戏使他觉得自己很不值钱，因为日本人就专好玩这种小聪明。可是，及至它们得到了应得的效果，他又不由的有点高兴，心中说：“你们会玩的，我也会！”

当他步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为躲避日本人，有时候为故意进入占领区，就绕了许多许多路，得到详细观察各处情形的机会。走了些日子之后，闭上眼他能给自己画出一张地图来。在这地图上，不仅有山河与大小的村镇，也有各处的军队与人民的动态。这是一张用血画的地图：一个小小的村子，也许遭受过十次八次的烧杀；一条静静的小溪，也许被敌人与我们抢渡过多少次。看着这张他心中的地图，他知道了中国人并不老实，并不轻易投降给敌人。在那张图上，他看见一些人影，那些穷，脏，无知而又无所不知，诚实而又精明的人民。真的，是他们，给了他心中的地图一些鲜红的颜色。

越走，离北平越近了，他不由的想起家来。他特别想念母亲与大哥。可是，这并没教他感到难过，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已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那几乎已不可能。他已经看见了广大的国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去。

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

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教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捎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捎马子里放着那“死灵魂”的棉袍，与三五件小衣裳。除了捎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的东西。

高高的，黑黑的，他装傻充楞的上了火车，颇像常走路的买卖人。在车上，他想好王少掌柜的家谱与王家村的地图。一遍，两遍，十几遍，他把家谱与地图都背得飞熟。假若遇上日本人盘问，他好能用详细的形容与述说去满足他们的细心与琐碎——日本人不是最理想的仇敌，他们太琐碎。琐碎使日本人只看见了树，而忘了林，因而也就把精力全浪费在阴险与破坏上，而忘了人世间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像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的进入虎口，而不被它咬住。

车停住。他慢慢的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噜的毛巾，慢慢的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像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的跑几步。北平有毒；可是，北平到底是他的生身之地，那颜色，气味，语声，都使他感到舒服与恰好合适，倒仿佛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母亲的手腕似的。可是，他必须镇定的，慢慢的，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的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

平安无事的，在车站上的木栅前，他交出手中的车票。可是，他还不敢高兴；北平的任何一块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成他的坟墓。

果然，他刚一出木栅，一只手就轻轻的放在他的肩上。他反倒更镇定了，因为这是他所预料到的。

他用握着毛巾的手把肩头上的手打落，而后拿出少掌柜的气派问了声：“干什么？”不屑于看那只手是谁的，他照旧往前走，一边叨唠着：“我有熟旅馆，别乱拉生意！北平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别拿我当作乡下脑壳！”

可是，这点瞎虎事并没发生作用。一个硬棒棒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肋部。后面出了声：“走！别废话！”

三槐堂的王少掌柜急了，转过身来，与背后的人打了对脸。“怎回事？在车站上绑票？不躲开我，我可喊巡警！”

口中这样乱扯，瑞全心里却恨不能咬下那个人几块肉来。那是个中国的青年。瑞全恨这样的人甚于日本人。可是，他须纳住气，向连猪狗不如的人说好话。他叫了“先生”，“先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您高抬贵手！”

“走！”那条狗龇了龇牙，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

王少掌柜见说软说硬都没有用，只好叹气，跟着狗走。

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就是他预期的虎口。里边，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是虎口的三个巨齿。

瑞全忙着给三个虎齿鞠躬，忙着放下行李，忙着用毛巾擦脸。而后，立在日本人的对面，傻乎乎的用小手指掏掏耳朵，还轻轻的揉了揉耳朵眼。

日本人像鉴定一件古玩似的看着瑞全，看了好大半天。瑞全时时的傻笑一下。

日本人开始掀着一大厚本像片簿子。瑞全装傻充楞的也跟着看，看见了好几个他熟识的人。日本人看几片，停一停，抬头端详瑞全一会儿，而后再看像片。看了半天，瑞全看到他自己的像片。他已忘了那是在哪里照的，不过还影影绰绰的记得那大概是三年前的了。像片上的他比现在胖，而且留着分头（现在，他是推着光头），一绺儿松散下的头发搭拉在脑门上。也许是因为这些差异，日本人并没有看出像片与瑞全的关系，而顺手翻了过去。瑞全想象着吐了吐舌头。

日本人推开像片本子，开始审问瑞全。瑞全把已背熟了的家谱与乡土志，有点结巴，而又不十分慌张的，一一的说出来。他说，那两个中国人便记录下来。

问答了一阵，日本人又去翻弄像片，一个中国人从新由头儿审问，不错眼珠的看着记录。这样问完一遍，第二个中国人轻嗽了一下，从记录的末尾倒着问。瑞全回答得都一点不错。

日本人又推开像片本子，忽然的一笑。“我认识廊坊！”这样说完，他紧跟着探进手去，摸瑞全的胸口。

瑞全假装扭咕身子，倒好像有点害羞似的，可是并没妨碍日本人的手贴在他的胸口。他的心跳得正常。

日本人拿开手，开始跟瑞全“研究”廊坊，倒好像他对那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似的。

听了几句，瑞全知道日本人的话多半是临时编制的，所以他不应当完全顺着日本人的话往下爬，也不该完全呛着说。他须调动好，有顺有逆的，给假话刷上真颜色。

“王家村北边那个大坑还有没有？”

“那个大坑？孩子们夏天去洗澡的那个？早教日本军队给填平了！”

“大坑的南边有两条路，你回家走哪一条？”

“哪一条我也不走！我永远抄小道走，可以近上半里多路！”

日本人又问了许多问题，瑞全回答得都相当得体。日本人一努嘴，两个中国人去搜检行李与瑞全的身上。什么也没搜出来。

日本人走出去。两个中国人楞了一会儿，也走出去。

瑞全把钮扣系好，然后把几件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又放回捎马子里。一边收拾，一边暗中咒骂。他讨厌这种鬼鬼祟祟的变戏法的人。这不是堂堂正正的作战，而是儿戏。但是，他必耐着心作这种游戏，必须在游戏中达到他的抗敌的目的。是的，战争本身恐怕就是最愚蠢可笑的游戏。

他没出声的叹了口气。而后，把捎马子拉平，坐在上面，背倚着墙角，假装打瞌睡。

“睡”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一个人走回来。他的睡意更浓了，轻轻的打着呼。没有心病的才会打呼。

“嗨！”那个人出了声：“还不他妈的滚？”

瑞全睁开眼，擦了擦脸，不慌不忙的立起来，扛起行李。他给那个人，一个中国人，深深的鞠了躬；心里说：“小子，再见！我要不收拾你，汉奸，我不姓祁！”

出了屋门，他还慢条厮理的东张西望，仿佛忘了方向，在那里磨蹭。他知道，若是出门就跑，他必会被他们再捉回去；不定有多少只眼睛在暗处看着他呢！

八十三

扛着行李，瑞全慢慢的进了前门。

一看见天安门雄伟的门楼，两旁的朱壁，与前面的玉石栏杆和华表，瑞全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与艺术综合起来的纪念碑。它没声音，没有文字，而使人受感动，感动得要落泪。况且，这历史，这地理，这社会与艺术，是属于天安门，也属于他的。他似乎看见自己的胞衣就在那城楼下埋着呢。这是历史地理等等的综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亲，活了几百年，而且或者永远不会死的母亲。

是的，在外边所看到的荒村，与两岸飞沙的大河，都曾使他感动。可是，那感动似乎多半来自惊异；假若他常常看着它们，它们也许会失去那感动的力量。这里，天安门，他已看见过不知多少次，可是依然感动他。这里的感动力不来自惊异与新奇，而仿佛来自一点属于“灵”的什么。那琉璃瓦的光闪，与玉石的洁白，像一点无声的音乐荡漾到他心里，使他与那伟大的建筑合成一体。

刚才，日本人摸他的胸口，他并没惊惶失措；现在，这静静的建筑物却使他心跳，跳得很快。他与那个日本人，都须死，而且不定哪一时就死。这伟大的城楼，却永远立在那里，上面顶着青天，下面踩着白白的玉石。在那城楼上闪动的光儿里，他好像看见了几百年前那些工匠，一块块的，一根根的，往城楼里安置砖瓦栋梁。他们的技巧与审美心似乎也不死，因为他们创造出不朽的建筑物。为什么人们不多造几个城楼，而偏偏打仗呢？想到这里，他几乎要轻看自己的勇敢与工作了。哼，那些工事算得了什么呢，当你立在天安门前的时候。

还好，还好，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说：日本鬼子并没拆毁了天安门！是日本人不敢毁它呢，还是不屑于毁它呢？他赶紧往四下里看，仿佛要从城门前的广场上找到答案。

他看到天安门前的冷落与空寂。他不忍再看。不，这已不是他自幼看惯了的天安门，而是一座大的碑或塔，下面藏着死人的尸骨。北平已经死去，日本人不屑，是不屑，拆毁了它。它不过是金碧辉煌的胜利品。

真的，天安门前是多么静寂呀。行人车马都带着短短的影子，像不敢出声的往东往西走。地方的空旷与城楼的高大，使蠕动的人马像一些小小的什么虫子。一阵凄凉的小风吹过，似乎把树影儿都吹淡了一些。电线随着小风颤动，发出一些响声。这，使瑞全想起那大的，空的，斑斑点点的，美丽的海螺。它美丽，能发出微响，可是空的，死的，只配作个摆设或玩物。哈，天安门就正像个海螺！

他不敢多想。再想下去，他知道，也许会落泪。他真愿意去看看中山公园与太庙，不是为玩耍，而是为看看那些建筑，花木，是否都还存在。不，他不能去。扛起捎马子游公园或太庙，是会招起疑心的；焉知身后没有人钉他的梢呢。

一想走进公园，他也不由的想起招弟。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他想起，在战前，他与她一同在公园里玩耍的光景。他特别记得：那老柏的稀疏影儿落在她的脸上与白的衣服上，使她的脸和浑身都有光有暗，而光暗都又不十分明显，仿佛要使她带着那些柔软的影与色，渐渐变成个无可捉摸的仙女似的。

不，不要想她！他应当自庆，他没完全落在爱的网里，而使他为了妻室，不敢冒险，失去自由！还是这么扛着捎马子到处乱跑好，这是他该作的事，必须作的事！他已不应再以为自己是个肉作的青年，而须变成炸弹，把自己炸开，炸成千万小片，才是他的最光荣的归宿。他不应再是个有肉欲的青年，而须变成个什么抽象的东西，负起时代托付给他的责任。

忘了天安门，公园，太庙，与招弟！忘了！只是不要忘记他现在是王少掌柜。王少掌柜不应当扛着捎马子呆呆的立在天安门前。他必须走，快走！

到哪里去呢？他不能马上去找他的秘密的机关。万一有人跟随他的呢？那岂不泄露了秘密？好的，他须东西南北的乱晃一阵，像兔儿那样东奔一头，西跳两下，好把猎犬弄胡涂了。

他往西走。走出不远，并没回头，他觉出背后有人跟着他呢！他应当害怕，可是反倒高了兴。紧张，危险，死，才会打破北平的沉寂。他是来入墓，而不是来看天安门！

他不慌不忙的往前走，想起刚才在车站看到的那张自己的像片。哼，那多少是点光荣，光荣！老三瑞全，想想看吧，和祖父，父亲，大哥都不一样！哼，这要教祖父知道了，老人要不把胡子都吓掉了才怪！

轻巧的，他把一只鞋弄掉，而后毛下腰去提鞋。一斜眼，他看明白了跟着他的人，高第！

他要呕吐！他想得到北平的沉寂，冠晓荷们的无耻，可是才想不到高第，冠家的最好的人，会也甘心给日本人作爪牙！还有，假若高第已经如此，那么招弟呢，说不定还许嫁给了日本人呢！几年的修养与锻炼好像忽然离开了他。他的心中乱起来，像要生病时那么忽冷忽热的乱起来。他后悔回到了北平，来看他的女友，也是中国的青年，这么无耻，没骨头。他不由的摸了摸腰间，哼，没有枪；他必须赤手空拳的走进北平；他真想一枪先打死那无耻的东西！

高第从他的身旁走过去，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跟我走！”

他只好跟着她，别无办法。他，真的，并没有害怕，可是不由的想到：万一真死在她的手里，实在太窝囊。

看一看那晴美的天空，与冷落的大街，他觉得北平什么也没变；北平或者永久不会变，永远是那么安静美丽，像神仙似的，不大管人间的悲欢离合。可是，看着高第的后影，那颇好看的，有淡淡的阳光的后影，他又觉得北平一切都变了，变得丑恶，无耻，像任凭人家奸污的妇女。他不知道是应当爱北平，还是应当恨它；应当保存它，还是烧毁了它。北平跟战争绞缠在一处，像花园里躺着一条腐烂了的死狗！

跟着她，他走到了西城根。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念头是：假若她动手，他不应当客气。他须看机会，能打死她就打死她。他是为国家作事的，不能因为她是女的，她是朋友，而退让一点。不，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个国家。这样一想，他的手马上预备好，他的眼紧盯着她的全身。哼，只要她一动，他就须打出拳去，没有客气，没有！

可是，忽然的，他改变了念头。不，他不可以动手。动了手，即使他打胜，也会招来更多的麻烦。他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不容易进来，更不容易出去的。他看了看那坚厚的城墙，不，他万不可卤莽！他须央告她，利用旧日的友谊，与妇女的慈心，设法脱逃。可是，怎么出口呢？他是堂堂的男子汉，肯对一个没出息的女子告饶求情吗？他抓了抓他的黑亮的脑门！

这时候，高第已和他走并了肩。她忽然的说出来：“我入了狱，作了特务；要不然，我没法出狱！不用防备我，我和钱先生通气，明白吧？”

“钱先生？哪个钱先生？”

“钱伯伯！”

“钱伯伯？”瑞全松了口气。忽然的，连那灰色的城墙都好像变成了玻璃，发了光！北平并没有死，连钱先生带高第都是在敌人鼻子底下拼命呢！他真想马上跪在地上，给高第磕个头！

“他晓得你要来！你要是愿意先看他去，他在西边的小庙里呢。你应当看看他去，他知道北平的一切情形！到小庙里说：敬惜字纸！”说到这里，她立住，和瑞全打了对脸。

在瑞全眼中，她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而只有一股正气，与坚定的眼神。这点正义与眼神，并没使她更好看一点，可是的确增多了她的尊严。她的鼻眼还和从前一样，但是她好像浑身上下全变了，变成了一个他所不认识的高第。这个新高第有一种美，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由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这点美恰好是和他心中那点劲儿一样，使他仿佛要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单独的把那点劲儿抓住，和她心心相印。他低下了头去。他错想了她。

“招弟呢？”他低声的问。

“她也——跟我一样！”

“一样？”瑞全抬起头来，硬巴巴的脸上布满了笑纹。他的心中，北平，全世界，都光亮起来。

“只有这一点分别：我跟钱先生合作，她，她给敌人作事！”

瑞全的笑纹全僵在了脸上。

“你要留神，别上了她的当！再见！”高第用力的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开。

瑞全没再说出话来。咬咬牙，他往西走。高第，招弟，与钱伯伯三个形影在他心中出来进去，他不知道应当先想谁好。他几乎要失去他的镇定。这两个女的，一位老人，仿佛把一切都弄乱了，他找不到了世界的秩序。他最喜爱的女人，变成了他应当最仇视的。他最不敢希望到的，却成了事实；钱伯伯和高第居然联合在一处，抗敌。他不敢再想什么了。战争像地震，把上面的翻到下面去，把下面的翻到上边来。不，他决不再事先判断什么。北平简直是最大的一个谜。它冷落，也有阳光；它消沉，而也有钱伯伯与高第的热烈。

猛的，他啐了口唾沫，“呸，什么也别再想！”

他看见了路北的小庙。忘了高第，招弟与北平，他想要飞跑进去，去看他的钱伯伯。

八十四

虽然已是秋天，钱诗人却只穿着一件蓝布的单道袍。他的白发更多了；两腮深陷，四围长着些乱花白胡子，他已不像个都市里的人，而像深山老谷里修道的隐士。静静的他坐在供桌旁的一个蒲圈上，轻轻的敲打着木鱼。

听见了脚步声，老人把木鱼敲得更响一点。用一只眼，他看明白进来的是瑞全。他恨不能立刻过去拉住瑞全的手。可是，他不敢动。他忍心的控制自己。同时，他也要看看瑞全怎样行动，是否有一切应有的谨慎。他知道瑞全勇敢，可是勇敢必须加上谨慎，才能成功。

瑞全进了佛堂，向老人打了一眼，而没认出那就是钱伯伯。他安详的把捎马子放下，而后趴下恭恭敬敬的给佛像磕头。他晓得怎么作戏，不管他怎么急于看到钱伯伯。他必须先拜佛；假若有人还钉他的梢，他会使钉梢的明白，他是乡下人，也就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迷信鬼神的傻蛋。

老人，看到瑞全的安详与作戏，点了点头。他轻轻的立起来，嗽了声；而后，向佛像的后面走。

瑞全虽然仍没认出老人，可是听出老人的嗽声。“钱伯伯”三个字，亲热的，有力的，自然的，冲到他的唇边。可是，他把它们咽了下去。拾起捎马子，他也向佛像后面走。绕过佛像，出了正殿的后门，他来到一个小院。

院中有个小小的砖塔，塔旁有一棵歪着脖的柏树。西边有三间小屋。钱诗人在最南边的一间外面，和一位五十多岁的和尚低声的说了两句话。和尚，看了瑞全一眼，打了个问讯，走入正殿，去敲打木鱼。

钱诗人向瑞全一点手，拐着腿，走进最北边的那间小屋。瑞全紧跟在老人的后面。

一进屋门，“老三”与“钱伯伯”像两个火团似的，同时喷射出来。瑞全一歪肩，把行李摔在地上。四只手马上都握在一处。瑞全又叫了声“钱伯伯”，可就想不起任何别的话来。在他记忆中，钱伯伯是个胖胖的，厚敦敦的，黑头发的，安良温善的，诗人。他也想到，钱伯伯的左右应该是各色的鲜花与陈古的图书。他万想不到钱伯伯会变成这个狼狈的样子，和在这些个破小庙里。楞了一会儿，他认识了钱伯伯，正像他细看一会儿那被轰炸过的城市之后，便依稀的认出街道与方向。老人的眼正像从前那么一闭一闭的。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柔和善。

“我看看你！我看看你！”老人笑着说。他的深陷的双腮不帮忙使他的笑容美好，可是眼角上的笑纹还很好看。“我看看你，老三！”

瑞全怪发僵的教老人看，不知怎样才好，只傻乎乎的微笑。

老人看着老三，连连的微微点头。忽然的，老人低下头去。他想起自己的儿孙。

“怎么啦？钱伯伯！”

老人慢慢的抬起头来，勉强的笑了一下。“没什么，坐下吧！”

瑞全这才看到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非靠墙不能立稳的小桌，和一把椅子。老人坐在床沿上，瑞全把椅子拉过来，凑近老人，坐下。

老人的心里正在用力控制自己，不要再想自己的儿孙，所以说不出话来。

瑞全听到前殿中的木鱼响。

“伯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瑞全打破了沉寂。

老人的唇动了动。他想把入狱受刑的经过，与一家人的死亡，一股脑儿像背书似的背给瑞全听。可是，他以为瑞全刚由外面回来，必定看见过战场；战场上一天或一点钟内，也许有多少流血的与死亡的；他自己的一点苦痛有什么可说的价值呢？他坚定，勇敢，可是他还谦卑。

“教日本人收拾的。”老人低声的说，希望就用这么一句话满足了瑞全。

“什吗？”瑞全猛的立起来，一双黑豆子眼盯住老人的脑门。

瑞全万也没想到钱诗人，钱伯伯，天下最老实的人，会受毒刑。在外面三四年，因为不肯想家，他冷淡了北平。他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谁知道，连钱先生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受刑呢，并且因受刑而反抗呢？

对北平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于是，他已打算好，他虽回到北平，而决不打听家里的事。这太狠心，可是忘了家才能老记着国，也无可厚非。

现在，听到钱伯伯这一句话，他可是马上想起家里的人。假若钱伯伯会受刑，一切人都有受刑的可能，他家中的人也不能是例外。特别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钱先生更多着点下狱受刑的资格。他不由的问出来：

“我家里的人呢？”

钱老人低声的，温和的，说：“坐下！”

瑞全傻乎乎的又坐下。

老人不敢再抬眼皮。难过的，低着头思索：是否应当把实话告诉给瑞全呢？

“钱伯伯！”瑞全催了一下。

钱老人不愿教瑞全刚一回到北平就听到家中的惨事。可是，他若不说，瑞全会不会到别处去打听？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瑞全也许可以在他面前，一点不害羞的哭出来。他是瑞全的老友，老邻居；瑞全小时候怎样穿着开裆裤，他都知道。好，瑞全若是要哭，就应当在他的面前。他的头低得无可再低，极慢极慢的说：“你父亲和老二都完了！别人还都好！”

看过敌人的狂炸都市，看过山河间的战场，看见过杀伤与死亡，瑞全的心仿佛，像操作久了的手掌似的，长了一层厚皮。听到老人的话，他并没有马上受到强烈的刺激。他问了声“什么？”仿佛没有听明白似的。可是，没有等老人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泪像潮水似的流出来，低声的叫着：“爸爸！爸爸！”

老人十分难堪的，把一只手放在瑞全的肩上，轻轻的叫：“老三！老三！”他不敢劝阻瑞全，谁死了父亲能不伤心呢？他又不肯不安慰瑞全，谁能看着朋友伤心而不去劝慰呢？可是用什么话去安慰呢？老人一边叫着“老三”，一边急得出了汗。

哭了半天，瑞全猛的一挺脖子，“告诉我，小羊圈怎样了？”他似乎忘了中国，甚至于忘了北平，而只记得小羊圈，他的生身之地。

老人乐得的说些足以减少瑞全的悲苦的事；简单的，他把冠家的，小文夫妻的，小崔的，和棚匠刘师傅的事，说了一遍。

瑞全听完，楞了起来。他没想到，连小羊圈那么狭小僻静的地方，会出了这么多的事，会死这么多的人。哼，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他出去找敌人，而敌人在北平逼死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邻居。他不应当后悔逃出北平，可是他的青年的热血使他自恨没有能在家保护着父亲。他失去了镇定，他的心由家中跳到那高山大川，又由高山大川跳回小羊圈。他已说不清哪里才是真正的中国，他应当在哪里作战。他只觉得最合理的是马上去杀下一颗敌人的头来，献祭给父亲！

他不敢再正眼看钱伯伯。钱伯伯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敢在敌人的眼下，支持着受伤的身体，作复国报仇的事。

钱诗人见瑞全不出声，也不敢再张口说什么，虽然他急于听瑞全由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和新闻。在这个青年面前，老人觉得自己所作的不过是些毫无计划的，无关宏旨的小事情。反之，瑞全身上的灰土才是曾经在沙场上飞扬过的，瑞全所知道的才是国家大事。

这样，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他们都听着前殿的木鱼声。

还是瑞全先出了声：“钱伯伯，告诉我点您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老人瘪着嘴一笑，他本不想说，可是又觉得不应当拒绝青年朋友的要求。再说，瑞全刚刚哭完，老人的话也许能比无聊的，空洞的，安慰，强一些。“我的事很多，可也很简单。让我这么解释吧；我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受刑出狱之后。那时候，我没有计划，只想报仇。我心中有一口气，是怒，是恨，催动着我放弃了安静的生活，像疯了似的去宣传，去暗杀。那时候，我急，我怒，所以我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凡是与我主张不同的，我便把他们看成仇敌。那时候，我是唱独角戏。

“慢慢的，我走到第二阶段。我的肯作，敢作，招引来朋友。好，我看清楚，我应当有朋友，协力同心的去作。虽然我还没改了这一头儿是我，那一头儿是国家的态度，可是我知道了独自拼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量。好，我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他们来招呼我，我就愿意帮忙。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这样，我开始摸清了道路，有了作不过来的工作；而且，我也不生闲气了。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同时，我没有顾忌，没有对报酬与前途的算计。我属于一切抗敌的人，作一切抗敌的事，一直作到死。假若第一阶段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或报仇主义，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前者，我是要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后者是加入抗敌的工作，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

“现在，我走到第三阶段。刚才你看见了那位和尚？”老人指了指前殿。“他是明月和尚，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纯真，也很奇怪。我呢，当初我一认识他的时候，是一心要报仇，要杀人。他呢，尽管北平城亡了，还不改变他的信仰，他不主张杀生。这样，我以为即使佛生在北平，佛也得发怒，也得去抗敌，假若佛的父母兄弟被敌人都杀害了的话。明月和尚不这样看，他以为这侵略，战争，只是劫数，是全部人间的兽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罪过。说也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见解是这么不同，而居然成了好朋友。他不主张杀人，因为他以为仇杀只足助长人的罪恶，而不能消灭战争。可是，他去化缘，供给我吃。他不主张杀人，而养着手上有血的朋友；可笑！

“不过，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的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

“这样，我又找到了我自己，我又跟战前的我一致了。这就是说，在战争一开始，我忽然受了毒刑，忽然的家破人亡，我变成疯狂。只有杀害破坏，足以使我泄恨。我忘记了我平日的理想与诗歌，而去和野兽们拼命。那时候，我是视死如归，只求快快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现在，说句也许教你笑我的话，我似乎长成熟了。我一边工作，一边也又有了理想。我不只胡里胡涂的去扔掉我的脑袋，而是要稳稳当当的，从容不迫的，心平气和的，去作事，以便达到我的理想。所以，我说，我又找到了自己。以前，我是爱和平的人；现在，还是那样。假若这里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战前，我往往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现在呢，我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

“我不必告诉你，一件一件的，我都作过什么。我倒真高兴能告诉你，我的这点小小的变化。变化是生长的阶段。我并没死，也并不专凭一口怒气去找死，我是像个小孩，或小树，天天在生长。这样，危险困苦也就都不可怕了，因为我的眼是看着远处，正像明月和尚老看着西天那样。我不必再老咬着牙，拧着眉了，而可以既不着急，又不妥协的往前干去；我知道我所干的是任何一个有心思，有理想的人，所应当干的；我能自信了。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皈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

用心的，瑞全一字不落的，把钱伯伯的话都听进去。

他没想到钱伯伯会这样概括的述说。他原来以为老人必定婆婆妈妈的告诉他一些有年月，有地点的事实。听完这一大段话，他呆呆的看着钱伯伯。是的，钱伯伯的身上，正像他的思想，全变了。他好像不认识了，又好像更多认识了一点，钱老人。钱老人没有陈说事实，可是那一大段话，尽管缺乏具体的事情，教瑞全不单感动，而且也看见了他自己；像他自己，在这三四年中，不也变了吗？不也是由一股热气，变为会沉静的思索吗？他马上觉得他的心靠近了老人的心。老人的经验与变化正差不多是瑞全自己的。

他很想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给老人，可是，他鼓不起勇气来说了。事实，假若没有一个以思想作线索的纲领，不过是一些零散的砖头瓦块，说不说都没有关系。

“老三，说说你的事呀！”老人微笑着说。

老三伸了伸腿。“钱伯伯，用不着说了吧？我也正在变！”

“那可好，好！”老人的眼对准了瑞全的。“你看，要是对别人，我决不会说刚才那一套话，怕人家说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你，我不能不那么说，因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有那么对你说，你才真能看见我的心。假如我只说些陈谷子烂芝麻，你也许早发了困！呕，老三，你不以为我是瞎吹，铺张？”

“我怎能呢？钱伯伯！”

“好！好！还是说说吧，说说你的事！我愿意多知道事情，只有多知道事情，心里才能宽绰！”

瑞全没法不开口了。他源源本本的把逃出北平后的所见所闻，都说出来。说着说着，瑞全感到空前未有的痛快，与兴奋。这是和钱伯伯谈心，他无须顾忌什么；在事实之外，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批评。

一直等老三说完，钱诗人才出了声：“好！你看见了中国！中国正跟你，我一样，有多少多少矛盾！我希望我们用不灰心与高尚的理想去解决那些困难与矛盾！”

“我们合作？”

“当然！”

老少的两颗心碰到了一处。

八十五

跟钱伯伯畅谈了以后，瑞全感到空前的愉快。真的，他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变化已经到了哪个阶段，和一共有了多少阶段；可是，由钱诗人的话里，他得到一些灵感——干下去，干下去，只要干下去，他就能更明白自己与世界。假若他自己的，能与世界应有的，理想，联到一处，他才真对得起这一条命。

他不再乱想。他须马上去工作，愉快的，坚定的，去工作。

他须先到东城的一家鞋铺去拿钱，马上买上一辆脚踏车，好开始奔走。

在路上，他遇见一男一女两个小学生，都挎着书包，像是兄妹刚下了学的样子。他不由的多看了他们两眼。他想起了小顺儿和妞妞。

男的大概有十岁，女的七岁左右，正和小顺儿，妞子，差不多。两个小孩儿都长的相当的体面，可是小脸上都很黄很瘦。女孩儿的衣裳很短，手腕脚腕都露在外面，像花要开的时候，外面的绿萼已经包不住了花瓣儿。男孩儿的衣服上有好几块补丁。他们走得很慢。

瑞全不由的也走慢了一点。他想起当年自己上学的光景：一出街门，他永远是飞跑。这两个小孩好像不会跑。连快走也不会！

走着走着，小男孩，看见路上的一块小砖头，用脚踢了一下。

女孩立住了，和男孩打了对脸。她的脸上，那么黄瘦，表现出怒，轻蔑，而又似乎不忍责骂的，复杂的神情。她的小薄嘴唇动了几动，才说出话来：“哥！踢破了鞋，不又教妈妈生气吗？”

小男孩的脸红了一红，假装的笑着。“我就踢了一下，不要紧！”

瑞全咽了口气。钱伯伯，他自己，变了？哼，连这俩小孩子也变了，变成了老人！战争剥夺了孩子们的天真与青春！

又走了几步，小男孩，似乎赎踢砖头的罪过，拾起一根有三尺长的枯枝。教妹妹帮助他，他把枯枝折成三段，放在书包里。兄妹脸上都有了笑容。

瑞全不敢再看，他加快了脚步。从一进北平，他便看见了这古城的冷落寒伧；现在，在这两个小孩的身上与举动上，他看到饥荒的黑影。小儿女已经学会，把一根枯枝当作宝贝。

走出几步，他又立住；颇想给那两个小孩几个钱，教他们买两个烧饼吃。可是，他立住，小孩们也立住了。哥哥拉住妹妹的手，两个小脸挨在一处，互相耳语。瑞全只好走开。小孩们，在这亡城里，知道怎么小心，不单提防日本人，也须防备一切的人。战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猫与狗的关系。恐怖教小儿女们多长出一个心眼，盼望宁可饿死，也别被杀！小顺儿与妞妞，他想也必定是这样！他一直走下去，不敢再回头。

在东四牌楼附近，他找到了鞋铺。

铺子是两间门面，门窗牌匾的油饰都已脱落，连匾上的字号也已不甚清楚。窗上的玻璃裂了一大道璺，用报纸糊着。玻璃窗里放着两三双鞋，落满了尘土。

瑞全怀疑他是否找对了地方。再看看匾上的字号与门牌，他知道并没有找错。想起钱伯伯的道袍与那个小庙，他告诉自己：只有这种地方才适于作暗中进行的事体。他走了进去。

屋中相当的暗，而且有一股子潮湿的，掺夹着臭浆糊与大烟的味道。他嗽了一声，没有人搭理他。他说出暗号：“有双脸鞋吗？掌柜的！”

里面有了响动。他耐心的等着。又过了一会，里面的门吱的响了一声，出来个又高又瘦的人，口中正嚼着一口什么东西。他像个大烟鬼。

瑞全知道，在日本的统治下，吸鸦片是一种好的掩护。他掏出那副风镜来。在风镜的遮挡里藏着他的很小的证章。他取出证章，教瘦子看。而后，他低声的说：“我来拿钱。”

瘦人翻了翻眼：“什么钱？”

瑞全知道事情不妙。“你弟弟拨来的！”

“我，我没有弟弟！”瘦鬼把口中的东西咽净。

“没有……”瑞全的黑眼珠盯住那个又黄又瘦的脸，立刻想用手掐住那细长的脖子。可是，他得控制自己。他是在北平；只要瘦鬼一喊叫，他必会遇到危险。“别开玩笑！老哥！”他勉强的笑着说：“你知道，那点钱多么重要！”

瘦鬼反倒不耐烦了：“走，快走！我没有工夫跟你捣乱！”

瑞全看明白，瘦鬼是安心要炸他的酱。他猛的往前一扑，一手攥住瘦鬼的右腕，一手掐住脖子。他不能教瘦鬼高声喊叫，也不愿伤了瘦鬼的性命。但是，他必须给瘦鬼一点厉害。

瘦鬼，虽然那么大的个子，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从未被瑞全扣紧的嗓子里发出急切而声音不大的央求：“放开我！放开！”

瑞全稍把手扣紧一点：“你一嚷，我就掐死你！”

“我不嚷！我不嚷！放开我！”

瑞全把手挪开。“有什么话快说！”

瘦鬼舐了舐嘴唇，看了瑞全一眼。“好，我实话实说！有那末一笔钱，我接到了。可是，可是，教我给用了！我没生意，我得吸烟，没钱！我知道，你跟我的弟弟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我可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并不是坏人，可是，哼，四年了，四年在日本人脚下活着，连神仙也得变成坏蛋！”

瑞全一挺脖子走了出去。他不愿再听瘦鬼的话。怒气要炸破他的肺，他不能再立在这又臭又暗的屋子里。

可是，刚出门，他又转身走回来。不，他不能轻易这么放了瘦鬼。他的手，现在，是为战斗用的。他不能这么随便的丢了钱，耽误了自己的工作。他想再用肉体的痛苦惩治瘦鬼，万一能挤出一点钱来，岂不比全数都丢了好？他不必心疼那个瘦鬼，瘦鬼早晚是会死去的。

可是，瘦鬼趴在柜台上哭呢！

瑞全迟疑了一下。瘦鬼，既是在哭，一定不是全无心肝的人。不，不，不能太心软！他走过去，把趴在柜台上的头扯了起来。

瘦鬼含着泪呆呆的看着瑞全。

瑞全把想起来的话都忘了。他松了手。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瘦鬼没有生命，却还活着；没出息，却还有点天良。没法办！

“对不起！”瘦鬼声音极低的说：“对不起，我知道你着急，可是钱已教我花光，花光！”

瑞全忽然想起话来，“你是不是想出卖我呢？你知道我的号数，相貌，你……”

“我不会！不会！我的弟弟跟你一样！我不会出卖你，我的心里已经够难过的了！我也是中国人！”

瑞全又走出去。他怒，他憋闷，他毫无办法。飞快的，他走了一大段路，心中稍微舒服了一点。他想起钱伯伯来。呕，钱伯伯受过多少打击？哼，也许比他自己所受的多着十倍百倍！可是，钱伯伯并不灰心，并不抱怨谁，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工作。哈，这点挫折算什么呢？他的眼亮起来，难道没有那点钱，就不继续工作了吗？笑话！

可是，万一那个瘦鬼出卖他呢？是的，瘦鬼答应了他，决不会出卖他；不过，一个大烟鬼的话靠得住吗？为吸烟，一个人是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的！

他是不是应当马上回到鞋铺，结束了瘦鬼呢？那并不难，只需把手掐紧瘦鬼的……

不！那双手须放在比瘦鬼的更有点价值的脖子上。毒手是必须下的，可要看放在哪里。他不能学日本人，把毒手甚至于加到一个婴儿身上。

他去找地下工作者的机关，一来是为报到，二来是看看能否借到一辆自行车。

走着，走着，他看见一辆自行车，斜倚着一株柳树。他愿去偷过它来，真的。有一辆车，他就长了翅膀，可以城里城外到处去奔走。那么，他的工作似乎应当抵消了他的偷窃的罪过！他笑了。

可是，他并没去偷车。好吧，日本人可以偷去整个北平，而他不屑于偷一辆车。这是不是一个道德的优越呢？他又笑了笑。

快走到目的地，他放慢了脚步，把一切思索都赶出心外。他必小心，像鼠儿在白天出来那么小心。他忘去了一切，好使他的每一根汗毛都警觉，留神。

街门开着呢。他不便敲门，而大模大样的闯进去。一个小院，四四方方的包着一块儿阳光，使他感到温暖。他不由的说出来：“小院子怪可爱！”

南墙上放着一个木梯。他向梯子走去。他不敢马上进屋子，而必须在院中磨蹭一会儿，用耳目探听屋中的动静。

北屋的门轻轻的开了。瑞全用眼角撩了一下，门口立着个完全像日本人的中国人。

瑞全心中说：“糟了！”可是，他反倒有点高兴。这是战斗，不像刚才鞋铺中的那一幕那么闷气与无聊。

他转过身来，和那个中日合璧的，在战争的窑里烧出的假东洋料，打了对脸。

“干什么的？”假东洋料板着脸问。

“贵姓呀？你老！”瑞全慢慢的凑过来，满脸赔笑的说：“你是管房子的？我，三顺木厂的，来看看房。”

那个假东洋货的眼钉住瑞全的脸，一声没出。

瑞全更凑近一些，把声音放低：“房东要三万！三万！”他吐了吐舌头。“好家伙，三万！才有几间小房啊！小院倒怪可爱，可是，怎么也不值三万哪！”说完，他搭讪着躲开。“我得上去看看，三万！非仔细看看不可！”他又走到南墙根，把梯子搬起来。这时候，他看清小东屋的玻璃窗子上还有个人脸呢。

他上了屋，细细的敲验砖瓦，检看房椽。把上面看够，他由梯子上爬下来，再细心的看墙壁，阶石，与柱子。一边看，一边嘟囔着：“木料还好，墙里可有碎砖！不值三万！”

把外面都看完，他把梯子放回原处，而后到屋中去看。假东洋货的眼始终不错眼珠的跟着瑞全。

瑞全一共磨蹭了半个钟头。因为登梯爬高的，他的腮上发了红，鼻子上出了汗。用毛巾擦了擦脸，他出来坐在台阶上，有声无声的盘算：“屋进身太小！也别说，要盖新的，大概五万也盖不下来！”盘算了一阵，他高声的说：“辛苦了，你老！”而后依依不舍的，东瞧西望的，向院外走。

看见街门，他恨不能一下子飞出去！他猜得出，这个机关是刚刚被破获，说不定全数的工作者已都被捉了去。被捉去的，他知道，就不会再生还。假若机关里的文件也落在敌人手里，他自己的秘密便已泄漏了一大半！

可是，他不能，万不能，因此而慌张。他轻轻敲了敲门垛子与街门，看看工料如何。而后，坐在门坎上，用毛巾扇了扇脸。这样耽误了一会儿，约摸着院中的人若是在后边监视他，必定已经看清楚他的不慌不忙，而且也相信了他是木厂子的人，他才伸了伸腰，慢慢立起来，走开。这时候，他的心才真要从口里逃出来；轰的一下，他全身都出了汗。

走出老远，他的汗才落下去。他开始觉得痛快。这是他在北平的开场戏，唱得不算不热闹火炽。车站上被检查，小庙里看见钱伯伯，丢了钱，又几乎丢了性命；这都有劲！有劲！

谁说北平沉寂呢？哼，这比在战场上还更紧张！这是赤手空拳到老虎穴里来挑战！有劲！

他高兴起来。这才是工作，真的工作。这才是真的把生命放在火药库里。这里，只有在这里，才真能闻到敌人刺刀上的血味，看到天牢的锁镣与毒刑。“好，干吧！”

看了街上，他觉得北平又和战前一样的可爱了！天还是那么高，阳光还是那么明亮，一切还是那么美。是的，这还是北平，北平永远不会亡，只要有钱伯伯与咱老三！“老三，加油！”

八十六

珍珠港！在东京，上海，北平，还有好多其他的都市，恶魔的血口早已在发音机前预备好；飞机一到珍珠港的附近上空，还没有投弹，血口已经张开，吐出预备好了的：“美国海军全体覆没！”

北平的日本人又发了疯。为节省粮食，日本人久已摸不到酒喝。今天，为庆祝战胜美国，每个日本人都又得到了酒。

这样的喜酒是不能在家里吃的。成群的矮子，拿着酒瓶，狂呼着大日本万岁，在路上东倒西歪的走，跳，狂舞。他们打败了美国，他们将是人类之王。汽车，电车，行人的头，都是他们扔掷酒瓶的目标。

与醉鬼们的狂呼掺杂在一处的是号外，号外的喊声。号外，号外！上面的字有人类之王的头那么大，那么疯狂：美国海军覆没！征服美洲，征服全世界！

学生们，好久不结队游行了，今天须为人类之王出来庆祝胜利。

这消息并没教瑞全惊讶。自他一进北平城，便发现了日本人用全力捉捕，消灭，地下工作者。这是，他猜到，日本人为展开对英美的战争，必须首先肃清“内患”。

从另一方面，他几次看到招弟陪着西洋人在街上摆丑相。他妒，他恨，他想用条绳子把她勒死。可是，他不敢碰她，他必须压着怒气。把气压下去，他揣测得到，招弟的工作后面必含有更大的用意；她的诱惑是一片蛛网，要把西洋的蜂蝶都胶住，而后送到集中营去。

由高第的报告，他知道火车站上一方面加紧搜查来客，而另一方面却放松了北平的妇孺出境。日本人要节省粮食，所以任凭妇孺出走。积粮为是好长期作战。

同时，他因想到日本掀起了世界战争，而觉得自己的工作也许会更紧张，更惊险。比如说，他将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那够多么繁难，危险！哈，假若他真去探听军事消息，他便是参加了世界战争！他高了兴，他的黑眼珠子亮得像两个小灯！

他忽然明白了钱伯伯的理想。虽然老人的与他自己的在战争中的经验不同，变化不同，可是他们的由孤立的个人，变为与四万万同胞息息相通，是相同的。现在，战争变成全世界的，他们俩又同样的变为与世界发生了关系的人。瑞全的想象极快的飞腾到将来。哈，现在，全世界分成两大营阵；明天，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后天，世界上的人，都吃过战争的苦，必会永远恨恶战争，从而建设起个永远和平的世界。哈，他自己，不管有多么一点的本事，不管他的一点血是洒在北平，还是天津，他总算是为人类的崇高的理想而死去的！他知道自己渺小，他一共不过有一百六十磅的骨肉，五尺八寸的身量；可是，那个理想把他，像小孩玩的气球，吹胀起来，使他比他的本身扩大了多少倍。他已不仅是个五尺八寸的肉体，而是可以飞腾的什么精灵；脚立在地上，而头扬到云外。理想使他承认了肉体的能力多么有限，也承认了精神上的能力能移山倒海。他想象到，假若英国的，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和……的人民都能尽到自己所能的为那同一理想去奋斗，每一个人就都是光明里的一粒金星，能使世界永远辉煌灿烂。

在小羊圈里，一号的老太婆把街门关得严严的，不肯教两个孩子出来。

战争的疯狂已使她家的男人变成骨灰，女的变成妓女；现在，她看见整个日本的危亡。但是，她不敢说出她的预言，而只能把街门关起，把疯狂关在门外。

三号的日本男女全数都到大街上去，去跳，去喊，去醉闹。在街上闹够，他们回到小羊圈，东倒西歪的，围着老槐树欢呼跳跃。他们的白眼珠变成红的，脸上忽红忽绿。他们的脚找不到一定的地方，一会儿落在地上，一会儿飞到空中。有时候，像猫狗似的，他们在地上乱滚。啊，这人类之王！

在中国人里，丁约翰差不多已死了半截。他的英国府被封，他的大天使富善先生被捕，他的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他可以相信，天会忽然塌下来，地会忽然陷下去；可是，他不能相信，英国府会被查封；他的世界到了末日！

他亲眼看见富善先生被拖出去，上了囚车！他自己呢，连铺盖，衣服，和罐头筒子，都没能拿出来，就一脚被日本兵踢出了英国府！他连哭都哭不上来了。

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平日他那么轻看日本人。今天，他才明白日本人是能把英国府的威风消尽了的，日本人是能打倒西洋人的上帝的。他想他应当给上帝改一改模样；上帝不应当再是高鼻子，蓝眼珠的，而是黄脸，黑眼珠的，像日本人那样。是的，他和别的吃洋教的人一样，只会比较外国人与外国人的谁强谁弱，而根本想不到中国人应当怎样。

天还没亮，富善先生便被打入囚车。同时，日本随军的文人早已调查好，富善先生收藏着不少中国古玩，于是“小琉璃厂”里的东西也都被抄去。他们也知道，富善先生的生平志愿是写一本《北平》。于是，他们就细心的搜检，把原稿一页一页的看过，而后封好，作为他们自己著书的资料。他们是“文明”的强盗。

见富善先生上了囚车，丁约翰落了泪。日本人占据了北平，和一半中国，杀了千千万万的人，烧了无数的城池与村镇，丁约翰都没有落过一滴泪。他犯不上为中国人落泪，因为他的生计与生活与中国人无关。他常常为自己的黄脸矮鼻子而长叹；哼，假若他白脸高鼻子，上帝岂不更爱他一些么？那时候，他的上帝还的确是白脸高鼻子的。

像被魔鬼追着似的，他跑回小羊圈来。顾不得回家，他先去砸祁家的门。小羊圈，甚至于全北平，没有他的一个知心人，除了瑞宣。这并不是说，瑞宣平日对他有什么好感，而不过是丁约翰想：瑞宣既也吃着英国府的饭，瑞宣就天然的和他是同类。

虽然已是冬天，丁约翰可是跑得满身大汗。他忘了英国府的规矩，而像报丧似的用拳头砸门。

瑞宣还没有起床。韵梅在升火。听见敲门的声音，她忙着跑出来。一开门，她看见了一个像刚由蒸锅里拿出来的大馒头。那是丁约翰的头。

“祁太太，我！”约翰没等让，就往门里迈步。“祁先生呢？有要紧的事！要紧的事！”说着，他已跑到院中。他忘了安详与规矩，而想抓住瑞宣大哭一场。

祁老人已早醒了，可是因为天冷，还在被窝里蜷蜷着老腿，忍着呢。听到院中的人声，他发了话：“谁呀？”

丁约翰在窗外回答：“老太爷，咱们完啦！完啦！全完！”

“怎回事？”老人坐起来，披上棉袍，开开门闩。

丁约翰闯进门去。“英国府！”他呛了一口。“英国府抄封啦！富善先生上了囚车！天翻地覆哟！”

“英国府？富善先生？”祁老人虽然不是吃洋教与洋饭的，可是多少有点迷信外国人。自从他的幼年，中国就受西洋人的欺侮，而他的皇帝与总统们都不许他去反抗。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忍辱受屈。经过了四年的日本侵略，他的确知道了他应当恨日本人，可是对于西洋人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固定的意见。日本人居然敢动英国府？老人简直不敢相信丁约翰的话。况且，瑞宣是在英国府作事，而富善先生曾经在中秋节送给他一袋子白面呀！

“一点不错，英国府，富善先生，全完！”丁约翰揉了揉眼，因为热汗已流进去一点。

这时候，瑞宣披着棉袍，走了进来。

“祁先生！”丁约翰像见着亲人那样，带着哭音儿叫。“祁先生！咱们完啦！”

“英国府！富善先生！”祁老人抢着说。“莫非老天爷真要饿死咱们吗？”

韵梅和婆母都在门外听着。听到英国府完了的消息，天佑太太微颤起来。韵梅忙拉住婆母的手。

瑞宣对这坏消息的反应并没像祖父的那么强烈。他早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的关切几乎完全在富善先生的身上。富善先生，是，无论怎说，他的多年的良师益友。富善先生被捕，下集中营？瑞宣马上想起钱伯伯的下狱，与他自己的被捕。他恨不能马上去找到老人，去安慰他，保护他。可是，他是个废物，一点办法也没有。

祖父又发了问：“咱们怎么办呢？我饿死不算回事，我已经活够了！你的妈，老婆，儿女，难道也都得饿死吗？”

瑞宣的脸热起来。他既没法子帮富善先生的忙，也无法回答祖父的问题。他走到了绝路。

韵梅在门外说了话：“丁先生，你回去歇歇吧！天无绝人之路，哪能……”她明知道天“有”绝人之路，可是不能不那么说。她愿把丁约翰先劝走，好教瑞宣静静的想办法。她晓得瑞宣是越着急越没办法的。

丁约翰，忘了英国府的规矩，不肯马上告辞。要发牢骚，他必须在这里发，因为他以为他与祁家是同病相怜。他坐下了。即使瑞宣不高兴搭理他，他也必须和祁老人畅说一番。他生平看管着自己，像个核桃似的，不肯把瓤儿轻易露出来。今天，他丢失了一切，他必须自己敲开皮壳，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瑞宣走了出来。

头一眼，他看见了妈妈。她是那么小，那么瘦，而且浑身微颤着。他不由的想安慰她几句。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话。他会告诉她，日本的袭击美国是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是日本自取灭亡。可是，这足以使妈妈得到安慰吗？

妈妈，看了看长子，极勉强的笑了笑。她心中有无限的忧虑，可是偏偏要拿出无限的慈祥。不等儿子安慰她，她先说出来：“瑞宣，别着急！别着急！”

瑞宣也勉强的笑了下：“我不着急，妈！”

老太太叹了口气：“对了，咱们总会有办法的！只要你不着急，我就好受一点！”

“妈，你进去吧，院里冷！”

“好，我进去！我进去！”老太太又看了长子一眼，看得很快，可是一下子就要看到，仿佛是，儿子的心里去。她慢慢走回屋中。

韵梅回到厨房去。

瑞宣独自立在院中。他还惦记着富善先生，可是不久他便想起来：父亲，老二，不都是那么白白的死去？在战争里，人和苍蝇一样的谁也管不了谁！

他应当干什么去呢？教书去？不行，他不肯到教育局去登记。说真的，凭他的学识，在这教育水准低落的时候，他满可以去教大学。但是，他不是浑水摸鱼的人，不肯随便去摸到个教授头衔。

写作？写什么呢？报纸上，杂志上，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只要色情的，无聊的，文字。他不能为挣钱而用有毒的文字，帮助日本人去麻醉中国人的心灵；此路不通。

翻译？译什么书呢？好书不能出版，坏书值不得译。

他想不出路子来。他有点本事，有点学识，可是全都没用。战争是杀人的事，而他的本事与学识是属于太平年月的。

“瑞宣！”天佑太太在屋中轻轻的叫。

他走进妈妈的屋中。

“瑞宣！”老太太仿佛要向儿子道歉似的，又这么叫了声。

“干什么？妈！”

“我有多少多少话要对你说了呢！”老太太假笑了笑，把“我怕你不高兴听”藏起去。

“说吧，妈！”

“你看，我知道你一定不肯给日本人作事去；那么，这个年月，还有什么别的路儿呢？”

“对了，妈！我不能给他们作事去！”

“好！咱们死，也死个清白！我只想出一条路儿来，可是……”

“什么路儿？”

“哼，不好意思说！”

瑞宣想了一会。“是不是卖这所房？”

老太太含愧的点了点头。“我想过千遍万遍了，除了卖房，没有别的办法！”

“祖父受得了吗？”

“就是说！所以我说不上口来！我是外姓人，更不应当出这样的主意！可是，我想我应当告诉你，真到了什么法子也没有了的时候，狠心！房产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不能看着你急死！”

“好吧，妈！我心里有这么个底子也好。不过，您先别着急；教我慢慢的想一想，也许想出点好主意来！”

天佑太太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妞妞醒了。刚一睁开小眼，她就说出来：“奶奶，我不吃共和面！”

老太太把心中的话都忘了。她马上要告诉小孙女：“你爸爸没了事作，想吃共和面恐怕也吃不上了！”可是，她没有这么说出来。她是祖母，不能对孙女那么无情。她低下头去，既不敢看孙女，也不敢看儿子。她知道，只要她一看瑞宣，他也许因可怜妞妞而发怒，或是落泪。

瑞宣无可如何的走出来。

天佑太太强打精神的哄妞妞。“妞妞长大了呀，坐花汽车，跟顶漂亮的人结婚！”

“妞妞不坐汽车，不结婚；妞妞要吃白面的馒头！”

天佑太太又没了话说。

八十七

正在小羊圈里的日本男女围绕着大槐树跳跃欢呼的时节，有一条小小的生命来给程长顺接续香烟。他，那小小的新生命，仿佛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似的，一降生就哇哇的哭起来。

程长顺像喝醉了似的，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恍惚的他似乎听到了珍珠港被炸的消息，恍惚的他似乎看见了街上的日本醉鬼。可是，那都只是恍惚的，并没给他什么清楚的印象。他忙着去请收生婆，忙着去买草纸与别的能买到的，必需的，小东西。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觉得他自己，跟日本人一样，也有点发疯。

他极愿意明白珍珠港是什么，和它与战局的关系，可是他更不放心他的老婆。这时候，他觉得他的老婆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重要，生小孩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好像世界战争的价值也抵不过生一个娃娃。

马老寡妇也失去平日的镇静，不是为了珍珠港，而是为了外孙媳妇与重孙的安全。她把几年来在日本人手下所受的苦痛都忘掉，而开始觉出自己的真正价值与重要。是她，把长顺拉扯大了的；是她，给长顺娶了老婆；是她，将要变成曾祖母。她的地位将要和祁老人一边儿高，也有了重孙！

她高兴，又不放心；她要镇定，而又慌张；她不喜多说多道，而言语会冲口而出。她的白发披散开，黄净子脸上红起来一两块。她才不管什么珍珠港不珍珠港，而只注意她将有个重孙；这个娃娃一笑便教中国与全世界都有了喜气与吉利。

小羊圈里的人们听到这吉利的消息，马上都把战争放在一边，而把耳目放在程家的事情上。至少，这将要降生的娃娃已和全世界的兵火厮杀相平衡了；战争自管战争，生娃娃到底还是生娃娃；生娃娃永远，永远，不是坏事！他们都等待着娃娃的哭声，好给马老太太与程长顺道喜。是的，他们必须等着道喜；他们觉得在这时候生娃娃是勇敢的，他们不能不佩服程长顺与小程太太。

李四大妈的慌忙，热烈，又比马老太太的大着好几倍。产房的事她都在行，她不能不去作先锋。生娃娃又是给她增多“小宝贝”的事，她的热心与关切理应不减于产妇自己的，假若不是更多一点。在万忙之中，她似乎听到一声半声的珍珠港。她挤咕着近视眼告诉大家：“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

小程太太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珍珠港，不知道世界在血泪里将变成什么样子。她甚至于顾不得想起小崔，与杀死小崔的日本人。她只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和在疼痛稍停时的一种最实际的希望——生个娃娃。她忘了一切，而只记得人类一切的根源，生孩子！

娃娃生下来了，是个男的。全世界的炮火声并没能压下去他的啼哭。这委屈的，尖锐的，脆弱而伟大的啼声，使小羊圈的人们都感到兴奋，倒好像他们都在黑暗中看见了什么光明与希望。

及至把这一阵欢喜发泄在语言与祝贺中之后，他们才想到，他们并拿不出任何东西去使道喜的举动更具体化一点，像送给产妇一些鸡蛋，黑糖，与小米什么的。孩子是小程太太生的，而鸡蛋，糖，与小米，都在日本人手里拿着呢。

由这个，他们自然而然的想到：生娃娃，在这年月，不是喜事，而是增加吃共和面的小累赘。这小东西或者不会长成健壮的孩子，因为生下来便吃由共和面变成的乳，假若共和面也会变成乳的话。这样，由生，他们马上看到夭折。生与死是离得那么近，人生的两极端可以在一个婴儿身上看到。他们没法再继续的高兴了。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英美一齐向日本宣战。程长顺本想给那个满脸皱纹的娃娃起个名子，可是他安不下心去。看一眼娃娃，他觉得自己有了身分。可是，一想到全世界的战争，他又觉得自己毫无出息——在这么大的战争里，他并没尽丝毫的力气。他只是由没出息的人，变成没出息的父亲。看，那个红红的，没有什么眉毛的，小皱脸！那便是他的儿子，卷着一身的破布——都是他由各处买来的破烂。他的儿子连一块新布都穿不上！他不敢再看那个寒伧的小东西。

小儿的三天，中国对德意与日本宣战。程长顺，用尽他的知识与思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今天才对日本宣战。可是，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他觉得宣战是对的。宣战以后，他想，一切便黑是黑，白是白，不再那么灰渌渌的了。而且，他也想到，今天中国对日宣战，想必是中国有了胜利的把握。哈，他的儿子必是有福气的。想想看，假若再打一年半载，中国就能打胜，他的儿子岂不是就自幼儿成为太平时代的人？儿子，哼，不那么抽抽疤疤的难看了。细看，小孩子也有眉毛啊！是的，这个娃娃的名字应当叫“凯”。他不由的叫了出来：“凯！凯！”娃娃居然睁了睁眼！

可是，凯的三天过得并不火炽。邻居们都想过来道喜，可是谁也拿不出贺礼，也就不便空着手过来。马老太太本想预备点喜酒，招待客人。可是，即使她有现成的钱，她也买不到东西。战争是不轻易饶恕任何人的，小凯的三天只好鸦雀无声的过去吧。

只有李四妈不知由哪里弄来五个鸡蛋，用块脏得出奇的毛巾兜着，亲自送了来。把五个蛋交出去，她把多年积下的脏野的字汇全搬出来，骂她自己，“那个老东西”，与日本人，因为她活了一世，向来没有用过五个鸡蛋给人家贺喜。“五个蛋，丢透了人喽！”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高声的声明。

可是，马老太太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五个鸡蛋，在这年月，上哪儿找去呢！

祁家的老人，早已听到程家的喜信儿，急得不住的叹气。他是这胡同里的老人星，他必须到程家去贺喜，一来表示邻居们的情义，二来好听人家说：“小娃娃沾你老人家的光，也会长命百岁呀！”可是，他不能去，没有礼物呀。

天佑太太，听到老人的叹气，赶紧到处搜寻可以当作礼物的东西。从掸瓶底儿上，她找出一个“道光”的大铜钱来。把大铜钱擦亮，她又找了几根红线，拴巴拴巴，交给了妞妞，教妞妞去对老人说：“把这个给程家送去好不好？”

老人点了头。带着重孙子，重孙女，他到程家去证实自己是老人星。

祁老人带着孩子们走后，瑞宣在街门外立了一会儿。他刚要转身回去，一位和尚轻轻的走过来，道了声“弥陀佛”。瑞宣立定。和尚看左右无人，从肥大的袖口中掏出一张小纸，递给了瑞宣；然后又打了个问讯，转身走去。

瑞宣赶紧走进院内，转过了影壁才敢看手中的纸条。一眼，他看明白纸条上的字是老三瑞全的笔迹。他的心跳得那么快，看了三遍，他才认明白那些字：“下午二时，中山公园后门见面，千万！”

握着纸条，他跑进屋中，一下子躺在了床上。他好像已不能再立住了。躺在床上，第一个来到心中的念头是：“我叫老三逃出去的！”这使他得意，自傲。

他想：老三必定在外面作过了惊天动地的事，所以才被派到北平来作最危险的工作。哈，他教老三逃出去的，老三的成功也间接的应当是他自己的成功！好，无论怎么说吧，有这么一个弟弟就够了，就够给老大老二赎罪的了。

过了一会儿，他不那么高兴了。假若老三问他：“父亲呢？老二呢？”他怎么回答？老三逃出去是为报国，他自己留在家里是为尽孝。可是，他的孝道在哪儿呢？他既没保住父亲的命，也没能给父亲报仇！他出了汗，他没脸去见老三！

不，老三也许不会太苛责他。老三是明白人，而且在外面闯练了这么几年。对的，老三必定会原谅大哥的。瑞宣惨笑了一下。

他想去告诉韵梅：“你说对了，老三确是回来了！”他也想去告诉母亲，祖父，和邻居们：“我们祁家的英雄回来了！”可是，他没有动。他必须替自家的英雄严守秘密。这个，使他难过，又使他高兴——哈，只有他自己知道老三回来，他是英雄的哥哥！

他怀疑自己的破表是不是已经停住。为什么才是十一点钟呢？他开开屋门，看看日影；表并没有停住，影子告诉他，还没到正午。

他不知道怎么吞下去的一点午饭，不知怎么迷迷糊糊的走出街门。走了半天，他才明白过来，时间还太早。虽然明白过来，他可是依然走得很快。他好像已管束不住自己的脚。是的，他是去看他的弟弟，与中国的英雄。

哼，老三必定像一个金盔金甲的天神，那么尊严威武！

天气相当的冷，可是没有风，冷得干松痛快。穷破的北平借着阳光，至少是在瑞宣心里，显出一种穷而骄傲的神色。

远远的，他看见了禁城的红墙，与七十二条脊的黄瓦角楼。他收住脚步，看了看表，才一点钟。他决定先进到公园里去，万一瑞全能早来一些呢。

公园里没有什么游人。御河沿上已没有了茶座，地上有不少发香的松花。他往南走。有几个青年男女在小溜冰场上溜冰。他没敢看他们。不管他们是汉奸的，还是别人的，子弟，反正他们都正和老三相反：不知道去抗敌，而在这里苟安，享受。他不屑于看他们。

他找了松树旁的一条长凳，坐下。阳光射在他的头上，使他微微的发倦。他急忙立起来，他必不可因为困倦而打盹儿，以至误了会见老三的时间。

好容易到了两点钟，他向公园后门走去。还没走到，迎面来了个青年，穿着件扯天扯地的长棉袍。他没想到那能是老三。

老三扑过大哥来。“哈，不期而遇！瑞大哥！”老三的声音很高，似乎是为教全公园的人都能听到。

瑞宣这才看明白了老三。他的眼泪要夺眶而出。

可是瑞全没给大哥留落泪的机会。一手扯着大哥的臂，他大声的说：“来，再溜一趟吧！老哥儿俩老没见了，大嫂倒好？”

瑞宣晓得老三是在作戏，也知道老三必须作戏，可是，他几乎有点要恨老三能这么控制住感情去作戏。

瑞宣愿意细看看老三，由老三的脸看到老三的心。可是，老三扯着他一劲往前走。

瑞宣试着找老三的脸，老三的脸可是故意的向一旁扭着点。这，教瑞宣明白过来：老三是故意把脸躲开，因为弟兄若面对了面，连老三也恐怕要落泪的。他不恨老三了。老三不但有胆子，也知道怎么小心。真的，老三并不像金盔金甲的天神；可是老三的光阴并没白白的扔弃，老三学会了本事。老三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当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看老三那件扯天扯地的棉袍！

“我们坐一坐吧？”瑞宣好容易想起这么句话来。

兄弟坐在了一棵老柏的下面。

瑞宣想把四年来的积郁全一下子倾吐出来。老三是他的亲弟弟，也是最知心的好友。他的委屈，羞愧，都只能向老三坦白的述说；而且，他也知道，只能由老三得到原谅与安慰。

可是，他说不出话来。身旁的老三，他觉得，已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一种象征着什么的力量。那个力量似乎是不属于瑞宣的时代，国家的。那个力量，像光似的，今天发射，而也许在明天，明年，或下一世纪，方能教什么地方得到光明。他没法对这样的一种力，一种光，诉说他自己心中的委屈，正像萤火不敢在阳光下飞动那样。这样，他觉得老三忽然变成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本极想细看看弟弟，现在，他居然低下头去了；离着光源近的感到光的可怕。

老三说了话：“大哥，你怎么办呢？”

“嗯？”瑞宣似乎没听明白。

“我说，你怎么办呢？你失了业，不是吗？”

“啊！对！”瑞宣连连的点头。在他心里，他以为老三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必定首先问到祖父与家人。可是，他没想到老三却张口就问他的失业。呕，他一定不要因此而恼了老三，老三是另一世界的人，因此，他又“啊”了一声。

“大哥！”瑞全放低了声音：“我不能在这里久坐！快告诉我，你教书去好不好？”

“上哪儿去教书？”瑞宣以为老三是教他到北平外边去教书。他愿意去。一旦他离开北平，他想，他自己便离老三的世界更近了一点。

“在这里！”

“在这里？”瑞宣想起来一片话：“这四年里，我受了多少苦，完全为不食周粟！积极的，我没作出任何事来；消极的，我可是保持住了个人的清白！到现在，我去教书，在北平教书，不论我的理由多么充足，心地多么清白，别人也不会原谅我，教我一辈子也洗刷不清自己。赶到胜利的那一天来到，老朋友们由外面回来，我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我，我就变成了一个黑人！”瑞宣的话说得很流畅了。他没想到，一见到老三，他便这样像拌嘴似的，不客气的，辩论。同时，他可是觉得他应当这么不客气，不仅因为老三是他的弟弟，而且也因为老三是另一种人，他须对老三直言无隐。他感到痛快。“教我去教书，也行，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你给我个证明文件，证明我的工作是工作，不是附逆投降！”

老三楞了一会儿才说：“我没有给任何人证明文件的权，大哥！”没等大哥回话，他赶紧往下说：“我得告诉你，大哥：当教员，当我所要的教员，可就是跟我合作，有危险！哪个学校都三天两头的有被捕的学生和教员。因此，我才需要明知冒险而还敢给学生们打气的教员。日本人要用恐怖打碎青年们的爱国心，我们得设法打碎日本人的恐怖。一点不错，大哥，你应当顾到你的清白；可是，假若你到了学校，不久就因为你的言语行动而被捕，不是也没有人知道吗？在战争里，有无名的汉奸（像贪官污吏和奸商），也有无名的英雄。你说你怕不明不白的去当教员，以后没脸见人；可是你也怕人不知鬼不觉的作个无名英雄吗？我看哪，大哥，我明白你，你自己明白你，就够了，用不着多考虑别的。”

瑞宣没敢说什么。

“还有，大哥，太平洋上的战争开始，我也许得多往乡下跑，去探听军事消息。我所担任的宣传工作，顶好由钱伯伯负责。我不能把那个责任交给你，因为太危险；可是你至少可以帮助钱伯伯一点，给他写点文章。假若你到学校里去，跟青年们接近，你自然可以得到写作的资料。你看怎样？大哥！”

瑞宣的脑子里像舞台上开了幕，有了灯光，鲜明的布景，与演员。他自己也是演员之一。他找到了自己在战争的地位。

啊，老三并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老三教他去冒险，去保护学生，去写文章！好吧，既是老三要求他去这么作，他便和老三成为一体；假若老三是个英雄，自己至少也会是半个，或四分之一的英雄！

老三始终没提到家中的问题；老三对啦！要顾家，就顾不了国。是的，他不必再问：“假若我去危险，我被捕，家中怎办呢？”不必问，不必问。那问题或者只教老三为难，使自己显出懦弱。老三是另一种人，只看大处，不管小节目。他，瑞宣，应当跟老三学。况且，自己就是不去冒险，家中不也是要全饿死吗？他心中一亮，脸上浮出笑容：“老三，我都听你的就是了！你说怎办就怎办！”

说完，看着老三。他以为老三必定会兴奋，会夸赞他。可是，老三没有任何表示，而只匆匆的立起来：“好，听我的信儿吧！我不敢在这儿坐久了，我得走！我出前门儿，不用跟着我！再见，大哥！”老三向公园前面走去。

瑞宣仍在那儿坐着，眼看着老三的背影，他心中感到空虚：哼，老三没有任何表示！

过了一会儿，他惨笑了一下，立起来。“老三变了，变得大了！哼，瑞宣，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还需要老三说几句好听的话鼓励你？老三是真杀真砍的人，他没工夫顾到那些婆婆妈妈的小过节呀！”

他又向公园前门儿打了一眼。老三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吧！”他告诉自己：“说不定，我会跟老三一样有用的！”

八十八[1]

蓝东阳勾结了特务。一天就在铁路学校逮捕了十二个学生和一个老师。这十三个人犯的都是“通敌”的罪。他们的下场也一样，全部死刑。

铁路学校的校长被开除了。蓝东阳成了代理校长。

蓝东阳的野心就是克扣学生的口粮。十三条人命，让他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对自己很满意，又很得意。他现在可是处长加校长。他感觉自己真是太了不起了，和那些在南京大肆烧杀奸淫的日本兵们一样了不起。

他花了两个小时准备就职演说。用的是文言文。他知道日本人喜欢用文言写文章的中国人。

但是蓝东阳还没来得及朗读就职演说，胖菊子已经把他委任的会计主任赶走了，她自己却坐上了宝座。十三条人命换来的财政大权，竟然给胖菊子抢走了。蓝东阳咬着手指直到鲜血淋漓。他想命令校工把胖菊子绑起来遣送回家，但是胖菊子已经雇了招弟做靠山。招弟的头衔是女学监。蓝东阳不敢得罪她。

珍珠港事件之前，招弟一直监视西洋人，而且很成功。她不但暗中监视美国人和英国人，而且也把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苏联人也都收进了她的罗网。她的身体可以说是国际化了。

因为已经习惯了和西洋人在一起，她极度蔑视中国人。她认为中国男人性无能。求其次，她也至少要找日本人做男友。她已经早没有了东方女性的矜持和娴静，并且认为自己才是开一代风气之先。

蓝东阳既不敢得罪招弟，也不敢惩罚胖菊子。

瑞全小心翼翼地思考怎么对付这三个家伙。

当他打定了主意，就去找招弟，一切都安排得好像很偶然。

招弟现在有了大把时间。北平那些所有该进集中营的西洋人，都进了集中营。那些还没进监狱的，胳膊上也都带了袖标，显示他们是哪国人。她不需要再花力气搜索他们。

她对学校的事情也不感兴趣，只不过是帮帮胖菊子而已。她只有下午才去学校，看看哪个学生需要惩罚一下，谁需要恐吓两下。然后她就溜出学校，去那些玩乐场所消磨时间。她妈妈大赤包从前至少还有所房子，如今她可是连个招待朋友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她只要有闲，无论到哪儿都大受欢迎。谁也不敢对她冷淡。赌场、大烟馆、窑子、戏院、电影院全都向她敞开大门。因为如果能有一个像她这样的朋友，所有的棘手问题，都不在话下。

这一天，招弟决定刻意打扮一番。如今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成了她最大的快乐与安慰。她知道，她像一朵很快就要凋谢的花，在穿衣化妆上，得要用尽全力。每天早上她都害怕照镜子。如果不涂口红，不描眉毛，她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她的嘴唇和两颊都涂得鲜红，眼眉画得像竹叶。虽然没有风，她还是在头发上围了条白纱巾。她穿着条薄呢红色旗袍，剪裁合身，显出胸部和臂部的弧线。旗袍外面披了一件波斯羊毛短外套，露出她圆滚滚、漂亮的大腿。

纱巾、红旗袍和毛外套都是她用身体换来的。她记不清哪件是哪个白俄给的，哪件又是法国商人的礼物。她只是感觉得意：在北平如此匮乏时期，她还可以打扮得如此美妙。

瑞全在不远处跟着招弟，心里七上八下。那个看起来像猎物的女人，曾经是他年少的情人，他的天使。他盯着她的后背，年轻身体里的血液，像浪潮一样冲击着他的大脑。

他想和猎物为伍吗？简直是废话。他脑子里的潮汐退下去了，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是太平年代里的青年，他必须冷酷无情，像一块冰那样，坚硬冰冷。他挺了挺后背，像是要表明自己的坚定与决心。

在北海公园的前门，他往前挤着，买了门票。“招弟，你还记得我吗？”他微笑地招呼。他有些担心，他的衣着寒酸，招弟也许不愿意和他相认。

但是招弟立刻就认出了他，而且很自然地笑着说：“哦，是你啊，老三！”

在她的笑容里，老三仿佛看到了战前的招弟，就像有时候，他能在镜子里看到十年前的自己。

他又看了看她。不对，她根本不是战前的招弟，但是他还是希望见到战前的那个招弟，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在他梦里爱过的招弟。

他强挤出笑容和她一起走进了公园，他往前迈了几步，和她并肩往里走，招弟很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他的手触摸到她手臂的瞬间，瑞全感到一阵晕眩，轻飘飘的感觉。他立刻提醒自己，小心，要小心。他再靠近她一些，心头的晕眩和轻飘飘的感觉已经不再。他是在和一个妓女挽着手，一个日本间谍、敌人。如果他让自己被她感动了，那么他就是一条丧家犬。

招弟靠着他，问道：“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快活去了？”她问得那么随意，倒好像漫不经心。

他又看了一眼那张脸，在心里吐了一口吐沫，如果他还有丝毫想爱她的心思，那都是卑劣无耻的。他是中华民族的好儿男，走南闯北。他的尊严也应该跟好儿男一样高贵。他是个地下工作者，眼前的是个女特务。他得要机灵些。“谁？我吗？难道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他声音变得很冷。

往前走了几步后，她突然笑着说：“你没有别的女人？”瑞全猜不出她是在跟他开玩笑，还是在笑她自己。“没有，我一直想着你啊。”

“谁信啊！”她又笑了笑，很快又沉默下来。

瑞全想着，不管她有多堕落，毕竟还是人，有些感情还是无法改变的。

公园里人不多，他们走近一棵又高又大的柳树。招弟用肩膀碰了一下瑞全的胳膊。他们绕到树后。一到树后，她便抱住了他。

瑞全低下头看着她的脸，她的眉毛、眼睛，还有她那鲜红的嘴唇。好像他看着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装满了厚厚油漆的调色板。他想把她推开，但是她的胸脯和大腿压着他，柔软，而极具诱惑力。

她吻了他。

他忍不住抱紧她，她不再下贱或者危险，她是他曾经爱过的人。她的脸和身体散发着香味儿。

她慢慢地，柔声说：“老三，我还是爱你的。真的。”

瑞全低下了头，做出被感动的样子。

“又怎么了？你竟然话也不会说了。”她换了个表情，抖了抖肩上的大衣，走开了。

瑞全赶紧跟着她，他不能让她走掉。她已经吻过他，还说爱他，但是他必须记住，她的双手，沾满了多少青年人的血。他不能让她走，他必须要像她一样，铁石心肠，心狠手辣。

走到她身边，他握住她的胳膊。“喝，你的脾气倒是和以前一样吗。一点儿小事不如你的意，就会马上翻脸，生气。”

“当然啦，”她撅着嘴说，“别傻了，我是不会随便亲谁的。”

“除了我的爱，我一无所有，”老三说完，自己都能听出，他这话里的空洞泛泛和毫无诚意。

“啊，你还是跟从前一样——”她突然停下，不再往下说。

“你，你呢？”

招弟还是不说什么，只是更贴近他。走了几步后，她扬起脸，看着他说：“老三，只要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真的，我是爱你的。”

老三不知道怎么回答。

“真的，不管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她又说了一遍。

老三意识到，对招弟来说，肉欲跟爱没有区别。他勾起了她对他的旧情，而她想用情欲表达她的爱欲。她还是从前那个彻头彻尾的招弟，如今更是一个出卖肉体的妓女。老三提醒着自己：“忘了她是招弟，忘了她是妓女，只要记住她是日本人的间谍，特务。”

他们走到了白塔脚下，白塔在淡淡的阳光里显得又高又细。

“我们进洞里去吧。”她毫无羞耻地说。

“里面不冷吗？”瑞全故意装傻。

“那里边儿，冬暖夏凉。”她加快了脚步。

刚一进去，洞里显得很黑，招弟拉起瑞全的手。她的手很暖和，瑞全的呼吸加快。她不是妓女和间谍，她是他的情人。

他们慢慢地下了几级楼梯，来到了一块空地。那里有一张方石桌，四个小石凳。洞顶有一个窟窿，漏出些许阳光。

招弟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瑞全在她身边坐下。

洞里的光线很暗，她脸上和唇上的红色，也不再那么刺眼。瑞全仿佛又看到了从前的那个招弟。

“你在想什么，老三？”招弟问。

“我？什么也没想。”

“你呀，别跟我说假话了，”她笑着看他，“你的一切我了如指掌。”

瑞全快速地朝四下望了望，看是否有人埋伏在哪儿。

“别害怕。只有我一个人，我可以独自对付你。”

“你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你看，我们曾经好过一场。”

瑞全点点头。

“很好，我们现在是同行了，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像那句老话说的——同行是冤家。”

“我们怎会是同行？”

“在我面前你就不用装疯卖傻了。老实交待。你的命，攥在我的手里，如果我要你死，你就得立刻死。”

瑞全笑了，“那你现在怎不叫我死？”

“我有我的计划。”招弟也笑了。

“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干，对吗？”

“没错，你给我情报，我给你我的爱。”

“你给我什么？”

“爱呀，爱情。”

瑞全假情假意地拉起她的手，“给我你的爱——现在就给我。”

“现在？你还没接受我的条件呢。”

“先爱了我，我什么都答应。”他把她往洞里拽。

洞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黑，招弟开始有些疑心，“这儿还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往里走？”

瑞全不说话，突然间，他用双手掐住了她的喉咙，她没了声音。

瑞全把尸体拽到了洞的尽头，擦干额头的汗，又把招弟的证章摘下来，再退下来她的一个戒指，把这些都放进自己的衣兜里。

站在那儿，他低语了一声“招弟”。他好像能听到她的笑声，很多很多年前的笑声。

他快步跑了出去。洞外的阳光虽然并不强烈，还是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待他睁开眼睛，便加快脚步离开了。

当他走出公园，看到街上的行人车马，他感到了害怕。刚才还在黑乎乎的洞里，现在却是阳光、街道、行人和车辆。他的双手，几分钟前还是那么强劲有力，现在却开始发抖。

他看着紫禁城旁边的护城河，很想把手伸进冰窟窿里洗一洗。但是他必须找到胖菊子——另一个，肮脏的臭女人。他的胃里一阵痉挛。但是没办法，这是他的工作，他必须得去做。

他在蓝家附近等着胖菊子。抬起头他能望得到白塔，蓝天下是那么白，又高，又美。

“二嫂，”瑞全一看到胖菊子，没等到她进门，抢先过去，叫住她。

胖菊子没认出他人，却先听出了他的声音。她的脸一下失去了血色，站住了不能动。

“进去！进里边去！”瑞全低声命令道。

胖菊子低着头进去，老三紧跟着她。她一进到房间，就像是累趴下了，把胖身体一下子扔到沙发里。她不后悔，倒是很害怕。她害怕瑞全是来替瑞丰报仇的。除了在跟瑞丰这件事上，她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错误。过去这几年，她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都是些迎合时令的恰当行为。

瑞全掏出了招弟的证章和戒指，伸到她面前，“认识这些吗？”

胖菊子点点头。

“她已经被解决了，她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

胖菊子的胖脸，一下子死灰。她本能地想跑，但是动弹不了。“老三，老三，我跟招弟可不是一路的啊。她的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

瑞全放下证章，戒指，抬起了那只，刚刚杀过人的手。他要给胖菊子一点苦头尝尝。左右开弓，他开始扇那张胖嘴巴。

胖菊子大声嚎叫。瑞全抓起她的头发，那些用人命换来的钱，烫成的鬈发。“如果你再叫，我立刻杀了你！”胖菊子马上闭了嘴，血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她从没挨过打，如今才知道什么叫疼。

“别打了，别打了，”胖菊子双手捂住了脸，“你要什么我全答应。”

听她这话，老三更气愤。她的话和招弟一样，同样的无耻、卑鄙。

“你也怕死？”瑞全问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可以要你的命！”

“饶了我吧，老三。”

“听着，如果你再敢克扣学生一粒米，我就送你去见招弟，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蓝东阳再敢杀一个学生，我拿你是问！”

“他的事儿——我——”

“我有办法对付他，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知道，而不阻止他，我就先把你杀了，明白吗？！”

“明白。”

“学校有一个教文学的职位，你必须告诉蓝东阳，请大哥来干。有大哥在学校，我就知道你跟蓝东阳的一举一动。别白费力气跟蓝东阳一起算计着抓我。如果我活着，你们两个也能活命。如果我进了监狱，你们两个都得死。这个城市，有很多我们的人。他们会替我报仇，明白吗？”

“明白。”

瑞全拿出一个小信封，里边儿是一颗子弹。“把这个给蓝东阳，告诉他，是我给他的。还有这个。”他把招弟的戒指，扔给胖菊子。“把这个也给他，如果你胆敢耍花招，下场会和招弟一样死路一条！”老三说完，拿起招弟的证章，走了出去。

八十九

明月和尚又给瑞宣捎来了一封信。“去，危险。不去，也危险。我只希望你能找到新的活路，因为老路已经到了尽头。战争年代，你必须做出选择。中间派也许比做叛徒还危险。”

瑞宣读着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忍不住笑了，他静静地等着学校发聘书。他决定，如果收到就去教课，即使那里可能变成他的刑场。

在这战乱的四年里，他还是第一次心里有定数，有信心和快乐。他和老三肩并肩一起战斗了，即使这会把全家都卷进去，要亡大家一块儿亡，他绝不后退。

聘书来了。蓝东阳签的字盖的章。这如果是在过去，瑞宣会认为是奇耻大辱。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叫蓝东阳“校长”。但是今天，他兴致高昂。

全家听到这个好消息，都围上来打听新职位。瑞宣也只说，他有了个新工作，又有饭吃了。至于怎么得来的这个差事，以及谁是校长。他都没提。

祁老人听到这个好消息，拧着白眉毛，不停地点头，咂嘴。“哎，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

瑞宣看着祖父，觉得爷爷不再是在阴阳之间徘徊，在生死之间游荡——爷爷又活过来了。他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胖菊子打算耐着性子把瑞宣稳住，让他知道，她还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大哥，然后忘了跟老二的那件事儿。她希望祁家和蓝家能够友善相处，蓝东阳可以继续当他的校长，她则接着掌管学校的财政大权。

她觉得自己的这想法可是如意算盘，又有道理。所以，当瑞全扇她耳光时，她最先想的就是要复仇。她叫蓝东阳立刻去报告日本人，把城门都关上，抓住瑞全，把祁家人满门抄斩。她的胖脸上的疼痛和耻辱，只能用祁家人的血洗干净。

但是蓝东阳一看到子弹和招弟的戒指，就吓得尿了裤子。蓝东阳的成就，依靠两件事情：他的厚颜无耻和北平人的善良不争。如今他看到子弹，也就看到了敢于起来抗争的北平人。他的绿脸上，立刻蒙上一层白霜，两个眼珠向上翻。他看到了危险和死亡，他怕死得要命。

他立刻把大门关上，房门都锁上，窗户插上。门和窗都死死地关严后，他把颤抖的手指头放进嘴里，拼命地咬手指甲。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去向日本人求救。假设日本人派一个班或者一个连，甚至整个步兵团，来保护他的家，那么他也许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那，行得通吗？如果他去要求保护，而日本人只是派一两个便衣来，那，又有什么用？

他想了又想，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请几天病假，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第二，跟瑞全讲和。第三，如果瑞全不答应，他再想办法去日本。反正他不能总待在北平，等着挨枪子儿。

胖菊子看到蓝东阳吓得屁滚尿流，只好搓着自己的胖脸，想一些缓兵之计。她必须到祁家去。如果她给老人和孩子们买一些礼物，他们一定会感激她。也许，在聊天的过程中，她能得到一点儿老三的消息。即使他们很小心，不谈论老三，她至少可以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即使她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去和他们恢复“两家友好邦交”也没什么坏处。恢复关系后，她可以慢慢地，再迫使他们跟她合作。

她买了两三样礼物，拿着去了祁家。她觉得自己真是，既勇敢又聪明。

进了小羊圈，她四下望了望。周围还是老样子，除了墙壁和大门，都更老旧，更破败，看起来像电影里的贫民窟。她觉得自己真是太明智了，老早就从这个贫民窟里逃了出去，不然的话，真是一枝鲜花插到了一堆狗屎上。

阳光很暖和，天佑太太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儿。小妞子因为缺营养，饿得好像玩儿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哥哥玩儿。小顺儿也很瘦，但是还能蹦跳着玩耍。

两个孩子先看见胖菊子。他们不大记得她了。平常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说到那个“胖二婶”，但是他们的小脑瓜对她的模样早已经模糊了。小顺儿说了一声，“哟，”就不再说什么。

天佑太太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眼就认出了胖菊子。她站起来，说，“小顺儿，小妞子，进屋来。”然后她拉起两个孩子的手，进了屋里。老太太知道如何在一个房檐下，维持好四代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她不能够忍受像胖菊子这样的浪荡女人。胖菊子很生气，她以为，老夫人会赏她的脸。

不行，她不能生气。胖菊子想，干外交的，生不起气。她是来“恢复邦交关系”的。她叫着“大嫂”，她知道，大嫂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韵梅正在厨房，没有抬头，已经听出是胖菊子的声音。她立刻变了脸色。她不想得罪任何人，但她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她迟疑着该不该出去，跟这个胖妯娌打招呼呢？

她也知道，俗话里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的就是胖菊子这种人。但她猜不出来，胖菊子来这里干什么。她决定不出声，如果胖菊子是来找麻烦的，她出去不仅见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而且还惹自己一身骚。

祁老人听到叫“大嫂”的声音，还以为是有客人来了，他慢慢地打开屋门。当他看到是胖菊子的时候，立刻往天上望了望，仿佛是在问老天爷，如何对付眼前的这个女人？

“爷爷，我给您送礼来了。”胖菊子决定压住怒气，施展她的“外交才能”。

老人的长胡须的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

胖菊子开始往老人的屋里走。她把礼物抱在胸前，吸引老人。

老人止住了她，大声喝道：“滚！”然后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滚出去！出去！你还有脸来这里给我送礼，如果我收了你的礼，老祖宗都会从坟里爬起来！滚！”

胖菊子没办法，只好转身。她真想着要把礼物扔在地上，羞辱他们，但是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抱紧了礼物。

韵梅很快走了过来，劝祁老人说：“爷爷，您快进去休息吧。”

老人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他太气愤了，又惊异，一句话也说不出。

瑞宣回到家的时候，听到了大家的报告，他自言自语地说：“不错，祁家人毕竟是有骨气的。”

九十

蓝东阳又接着泡病号。当他帮着日本人搞恐怖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恐怖是什么；从来不管青年男女被捕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惊慌失措，浑身颤抖；也不管他们的父母有多么伤心欲绝。他只知道，他因而有了地位，有了钱财。这已经让他心满意足。

但是现在，瑞全给他带来了一颗子弹。他不敢碰那颗子弹。他觉得碰了就会爆炸。子弹发着冷冷的光，好像动来动去的眼珠儿一样，总盯着他，跟着他。

他也没想过救赎，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造过孽，犯过罪。现在他和死亡面对面，他既不承认有罪，也就不想被救赎。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赎罪能给人希望。而他，没有希望。

他很害怕，太害怕了。啃着手指甲，他狂叫着，冲到床上，把头用被子蒙住。屏住呼吸，藏在里面，很久很久，一直到浑身是汗。他不敢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他觉得他一出来就要死了。

只有等胖菊子回了家他才敢掀开被子，坐起来。他把她叫过来，发疯一样地抱着她，野人一样地咬她的胳膊。她是他的胖娘们，在他死前，他必须咬啄她，把她碾碎在脚底，才能值回他讨她的本钱。

咬够了她后，他朝着屋子里四下望着，看看屋子里的东西，数数还有多少钱。然后大喊着：“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顾不上穿鞋，他抓来笔和纸，把所有的家具、衣服、茶壶、饭碗都记下来。甚至把扫帚、鸡毛掸子也记下来。数目越多，他越兴奋，也就越害怕。他如果马上就死了，这些东西给谁呢？不，他不能把东西留给胖菊子。她嫁给他只是为了他的钱和地位，东西不能留给她。

他又抱住她，嘴巴顶住她的腮帮子，说：“你必须跟我一起死，跟我一起！”他必须得有个人陪葬。不然死后，他会日夜害怕。

胖菊子躲他远远的。他咬牙切齿地想：哼，她终究还是祁家的人！说不上还会回祁家，跟瑞全结婚。

他恳求胖菊子不要离开他。又和她商议着怎么逃出北平。

他必须逃出北平。他一旦逃出北平，瑞全就找不到他了。天底下，只有一个瑞全呀。他一旦跑掉了，他又可以重新大红大紫。除了瑞全以外，他没有敌人。

但是他如果想逃走，这些东西怎么带呢？那些桌子椅子，当然没有金子银子贵重，但也都是他的。不管是木头还是瓷器，都是他的心血。但是如果他带得太多了，肯定会被日本人截住。

到了晚上，如果他听到一点儿声响——哪怕是什么人的车胎爆了——他都会一骨碌钻到床底下，双手捂住脸。

整天地提心吊胆让他吃不下饭，他又逼着自己硬往嘴里塞。他必须吃东西，好有劲儿反抗。他吃了很多，又消化不良，他的嘴就特别的臭，奇臭无比。所有的门窗又都死死地关着，一两天后，屋子里臭气熏天，简直像到了狐狸洞。

他的卧床不起，引起了日本人的疑心。派来个日本医生给他看病。医生敲开门，狐狸洞的恶臭，差点没给他熏得背过气。医生很快打开所有的窗户。

如果是从前，日本医生来多少次，蓝东阳就会鞠多少次躬。但是这天他很不愿意。他甚至怕得要死。那些替东洋人效劳的，不也经常被他们毒死吗？

医生给了他助消化的药，但是他不吃。医生只好像对付不听话的孩子那样，把药给他灌了下去。

蓝东阳躺在床上，想着这下死定了。他开始哭。

药在肠胃里起了作用，很快他的肚子咕咕响个不停。他又想这一定是被下了砒霜。他从床上挣扎着起来，又去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然后在屋里就地跑肚拉稀。胃舒服些了，他笑了。喝，日本人并没有给他下毒。好，他现在必须想个招儿，逃出北平。

啊，干吗不，干吗不去日本呢？那儿才是他的祖国。

胖菊子也在为自己张罗。她不觉得甩掉蓝东阳，有什么对不住他。她已经很耐心地用自己的肥肉，款待了他三年多了。她用不着再特别去迎合他。

她想走，而且要把蓝东阳的钱一起卷走。她要马上离开，不能等到他病好了再走。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才是她的机会。

她已经把从蓝东阳那儿拿来的钱换成了金银藏在娘家。但是，如果蓝东阳死了，日本人会不会去她娘家搜查呢？要逃就得快，越快越好。如果现在就逃走，她不但能保住藏在娘家的细软，还可以带走一部分蓝东阳的东西。

比方说，她如果能逃到上海或者南京，手头的金子，加上这么多年来，从大赤包和蓝东阳身上学来的本事，她绝对可以另起炉灶，东山再起。

她不能想太多了，必须赶快离开。趁着蓝东阳半死不活的时候，赶快离开。抓住这个机会，把值钱的东西都移到娘家，然后拿着蓝东阳的印章，把他在银行里的钱也取出来。

胖菊子去了天津，带着最值钱的东西和现金，剩下的东西留在娘家。

当蓝东阳发现了胖菊子已经走了，他并不太伤心。战乱时期，他知道一袋面粉就可以换一个女人。他喜欢胖女人，如果胖女人的肉是用斤两来计算，他可以用两袋面粉，再换个胖女人。

但是当他发现胖菊子带走了他所有的财产，两个眼球同时翻了上去，晕过去半个钟头。虽然屋子里的东西还是他的，银行里也还有些胖菊子不知道的钱。但是这也不能让他消气。

蓝东阳的病越来越重。紧张，寒冷，担惊受怕，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忽冷忽热，他的绿脸一会儿灰白，一会儿又紫不溜秋。发冷的时候，黄牙齿不停地打战。他想找出路，但是冷得没法集中精力。他想来想去的都是死。

突然，他又热得要命，大脑兴奋。满脑子的主意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飞。有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点子，他会大叫，“我不能死。给我钱，我上日本去——”

日本医生又来了。蓝东阳吃了些药，能断断续续地睡一会儿。他睡不安稳，心神不宁，老想着钱和胖菊子。

因为蓝东阳长期生病，铁路学校又来了一个新校长。

这要是在以前，瑞宣会想他是不是应该按惯例辞职。但是现在，他决定不费那个心思，还是照常去上课。如果新校长让他留任，他就会按照瑞全的指示，照旧教学生。如果新校长不想让他待下去，他到时候再想办法。

新校长是个中年人，目光短浅，倒也没什么坏水。校长这个职位是他一直心心念念谋来的，但他不想在学生身上榨油水，或是大开杀戒。也不想上台就换人。瑞宣就留了下来。

对于瑞宣来说，这不止是一个教职，也是一个为国家和学生尽责的机会。上课时，他为学生解释每一个词汇——逐词逐句，分析解释，追根求源，好让学生们明白每个词的用法。他选了很多课外参考书。特别选一些能够激发学生想象力，激励爱国热忱，洗涤民族自卑感的文章。他装作不经意地找一些参考书，好像不过是补充最近所学的东西。他想，如此这般，即使学生里有便衣，也不会轻易找出他的差错。

最困难的是出作文题目，按照他的教育理念，他不喜欢出一些空洞无聊的题目。强迫学生写那些人人都一样的开头——“人生在世”云云，然后咬着笔杆，苦思冥想下一句话。但是，又不能出与时局和时事有关的题目。如果他胆敢在黑板上写下任何跟学生当下生活有关的题目，他会立刻被抓起来。为了避免空洞而又不被捕，他通常会给学生们一些和所学课文相关的题目。这样，学生们有话写，他也能从中得到回馈。

批改作文的时候，他会很激动。很多作文不但表明学生们明白他的苦心，而且还把心里的隐痛，谨慎小心地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改作文就变成了快乐。他在用一种隐秘的语言和青年们交谈。

他特别注意到那些可疑学生的作文。他想知道，日本人苦心孤诣的奴化教育是否对青年们起了作用。

令他最快乐的是，他发现，那一两个从“汉奸”家庭里出来的学生，作文的思想观点正好跟他们的父辈相反。这个发现让他反思从前。他以前太悲观了。他以为北平一旦被日本人占领，就会立刻变成一潭死水。他错了。

他决定让小顺儿去上学。他自己没时间教孩子。他如今明白了学校里的老师，也不像他从前想的那样，软弱无能。

在蓝东阳忽冷忽热，打摆子发作的时候。北平的冬天，那个冻死无数缺衣少食人们的冬天，终于悄然离开了。新春的风，似乎还没打定主意该怎么刮，时而寒风凛冽，把墙头的雪吹得干干净净，时而温暖潮湿，吹来了春天的云彩。北平城中老墙上的积雪开始融化，砖缝里长出苔藓。墙角下生机勃勃，无所畏惧，小草冒出了淡绿色的芽。有时候白塔的金刹顶和故宫上黄色的琉璃瓦，闪出耀眼的光芒。有时，又会突然结冰，让人以为可怕的冬天又来了。

这时候，人们已经脱掉厚厚的破烂冬衣，冷风一起，很容易生病，然后很快就死了。冬春交际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死了。

最后春天终于来了，冰雪全部消融，勇敢的蜜蜂们也开始在空中飞舞。突然，比春风更温暖的消息传了过来，让北平人忘了长冬的寒冷和饥饿：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瑞宣从老三送来的传单里得知了消息。

读完了传单，他心绪振奋，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学校的。

当他走进教室，瑞宣看到，许多许多双眼睛微笑地闪着光。那些眼睛告诉他，学生们也都听到了日本被轰炸的消息。他们眼里的光芒，好像能散发出热量，让教室里显得特别暖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他们，眼睛里闪着同样的光。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然后又开始闪着泪光。

瑞宣开始讲课，他多少次想在讲课的时候加上一句：“日本被炸了。”但是他控制住自己。那句话却像音乐一样，在他的心里旋转。

他也想对学生们说：“我的弟弟，是我的弟弟带过来的消息。”但是他不敢说。

他开始明白宣传的力量。在此之前，因为他的悲观，他一直以为宣传没有用，只不过是一些空洞无聊的话语，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可现在，瞧，这一个消息就能够让他，还有他的学生们，以及整个北平欢快起来。

为什么不做更多的宣传呢？他决定帮助老三做宣传。他知道怎样写，他知道老三能够把他写的印出来，然后钱伯伯会有办法送出去。

他在街上，又见到明月和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愿意为地下工作者写东西。明月和尚告诉他几个可以发送的地点，并建议他经常变换地址，好不被间谍抓到。

离开明月和尚后，瑞宣仿佛真的看到了北平的春光。他简直兴高采烈。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确定任务。他不需要再感到耻辱，或者迟疑不前了。

储久了的萝卜，心已经空了，但是头上还会发出绿叶子。菜窖的白菜，虽然没有太多的水分，但是生发出黄色小叶。即使是一头蒜，也长出了绿芽。所有的东西都会衰老，所有的东西也都会重获新生。

九十一

日本人颁布了防空令，各家各户的窗户都必须要用黑布蒙上。

小羊圈的人们没有一家能买得起黑布。白巡长和李四爷发了愁，他们不敢违抗这个命令，但是也知道人们连衣服都穿不起，哪还能买得起黑布。

白巡长一看见李四爷就叹口气，说：“我刚说呢，乐极生悲。瞧，家家必须用黑布挡窗户。”

“哼，那也就是说，我又要挨骂了。”

“哎，先别说那个，关键是该怎么办。假设大家就是弄不到黑布，咱们该怎么办？”

“报纸可以涂黑——用报纸涂墨。日本人来检查的时候，窗户全是黑的，那不就行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浆糊都找不到。混合粉又不能做浆糊。”

“我想法儿做一桶浆糊，免费发给大家。即使免费给他们浆糊，我也还是要挨骂。”

白巡长马上说：“这次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挨骂。我先去告诉大家必须用黑布，然后你去跟他们说可以用报纸。然后你给他们浆糊。如果他们还是不知好歹，那就太奇怪了。”

李四爷点了点头。

“但，事情可不会那么简单”。

“还能有什么？”李四爷大嚷着。

白巡长笑了。“我们必须去跟大家说，如果拉防空警报，每家必须关灯，熄火，然后待在屋子里。”

“好给炸弹炸死吗？”

白巡长没有回答李四爷的问题，还是继续解释着指令。“每户人家必须有一个人在门外守着，因为空袭警报的时候，谁也不能关门。如果家里没人守门，必须雇人。官价每小时三块钱。”

“这又是为了哪一招？”

“我要是知道，才怪了呢。你可以说，如果门都敞开着，日本人很方便进来抓人，想逮谁就逮谁。”

“你说得对。这不是为了防空警报，倒像是更方便抓人。”

白巡长挨家挨户跟大家说防空警报的事儿。

街坊们对白巡长的通知，抱怨嘟囔着，可转念一想：“这么说，日本是真的被轰炸了。”也就又跟着高兴起来。

李四爷先去找程长顺，跟他要了些旧报纸。

程长顺告诉李四爷，他有些旧报纸和破布。他跟李四爷说报纸随便拿，“四爷爷，多抱些——省的他们一个一个来拿。我是个做小买卖的，让他们知道我白给报纸不要钱，他们就不肯要了。您说对不对？”

“说得对。”李四爷点点头。

“那些破布，如果有谁要，我会原价出售，但是不能白给。”

李四爷拿了一大堆报纸，又做了一桶浆糊，然后发放给街坊们。街坊们都很感激。即使是丁约翰也接受了他所带来的东西。

街坊里，只有韵梅没要李四爷的报纸和浆糊。她已经想到了用旧报纸，而且把窗户都糊上了。她还用墨汁把报纸涂黑了。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第一个警报拉响。小羊圈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觉了。

大人们，有的找不到衣服，有的穿错了鞋。孩子们从梦里惊醒，大声哭嚎着。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们拉着扯着，拽着孩子，跑到院子中间。然后才想起来，白巡长几天前说过的防空指令：警报拉响的时候，要把灯关了，坐在屋子里。

瞧着院子，望望天空，他们明白了，即使他们想出去，也没地方去。日本人又没给他们挖防空洞。他们只能回屋子里去。

瑞宣和韵梅穿上衣服坐起来，悄悄地走到外边。瑞宣先去通知南屋的街坊们，“是防空警报。起不起来，我看没啥区别。”然后他又到祖父窗外听了听。如果老人还在睡觉，他就不惊动他了。

韵梅打开大门，坐在门槛上。她决定坐着直到警报解除。她不想让瑞宣守门，因为第二天他还要去上课。她也不想付三块钱去雇个人帮她看门。

瑞宣出来看她怎样了。她关照他：“去睡觉吧。”

“我先待一会儿，然后你再换我。谁知道这一折腾得几个钟头啊。”

“你去睡吧，我反正也睡不着。”

这时候三号的日本人，悄悄地从屋里出来了，他们快速地从大门跑出去，在墙下阴影里像一伙小偷一样，飞快地朝着大路跑去。

“他们要干什么？”韵梅急促地问道。

“他们一定是去防空洞之类的地方。哼！”瑞宣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又回到院子中。

黑暗里，韵梅从人影和咳嗽声，慢慢辨识出，李四爷的门外站着的是他的胖儿子，马寡妇门外站着程长顺，六号的门口是丁约翰。几个人谁也不敢出声。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祈老人终于出来了，对韵梅说：“这算是那门子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还是进来吧。”

“爷爷，您去睡觉吧。我还得待在这儿瞅着。日本人也许会来检查。”韵梅想说服老人回去睡觉。

韵梅猜对了。城里的宪兵和警察全部出动，已经挨家挨户地检查了。虽然是防空演习，日本人却要弄得和真的一样。即使他们要彻夜行动，也要把北平人完全彻底地训练好，熄火关灯，待在屋子里。好不会耽搁了日本人，让他们顺利到达安全地带。日本人家也不会遭抢劫。

他们来了。韵梅看到四个男人的影子从西边过来。她赶快站起来。两个高个子的，她猜是李四爷和白巡长。矮个子的两个是日本宪兵。

他们从一号和三号过去。朝着韵梅走来。韵梅不说话，往旁边闪开。李四爷和白巡长也没有说话，只是跟着两个日本人走进了庭院。

灯灭了，火也熄了。日本人用手电筒，照着每一个窗户，都是黑的，他们走了出去。

六号没有任何问题。

当他们到了七号大杂院，李四爷和白巡长都捏了一把汗。

还好，四下没灯，没火——七号的人买不起油也没有煤。但是当宪兵的手电筒照到窗户上的时候，白巡长的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至少有三户人家窗户上没有贴黑纸。

李四爷忍不住骂道：“他妈的——我不是给你们浆糊了吗？为什么——？”

白巡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知道，这可能会让他丢了差事。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质问那些人，“为什么没有糊窗户？为什么？李四爷和我，不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你们吗？”他的话对着七号人说的，但大部分是在冲着旁边的日本人，想撇清他跟李四爷的责任。

“真是对不起，”站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可怜巴巴地说，“孩子们把面糊吃了。白巡长你帮忙说几句好话吧。孩子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面粉。”

白巡长什么也没有说。

日本宪兵听不懂中国话，不知道女人说什么。不分青红皂白，他扬手给了李四爷两个耳光。

李四爷惊呆了。虽然他一辈子在街上谋生，见过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喜欢动手，反倒是看到别人打架的时候，不管拿枪带剑，他都要冒险上去把他们拉开。

突然间，愤怒击中了他整个人。他忘了和平不战，忘了谨小慎微，只知道眼前这两个畜生竟然敢打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冷酷的，毫无预兆的，他抬起手，照着日本人的脸就是一巴掌。他觉得解气，又痛快。他一声不吭，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手上。

日本宪兵的靴子死命地踢在老人的腿上。老人倒了下去。

白巡长不敢上前去阻拦，他想救他的老朋友，但是他也怕惹怒了两个发疯的畜生。

周围的人也不敢动一下。

老人抓住了一个宪兵的腿，把他掀倒。两个人在院子里滚做一团。

另一个宪兵跟着两个滚在地上的人，转来转去，他看准了机会，照着老人的太阳穴狠狠地踢下去。老人再也不动了。

两个士兵住了手，命令白巡长把所有的没贴窗户的人家，关进监狱。

两个宪兵和白巡长走了以后，人们才一窝蜂围住了李四爷。老人自从当里长以来，被他们骂过无数次，如今又因为他们，倒在地上。贫困逼得他们无来由的诅咒，但是现在他们全哭了。

把李四爷给抬回家，两个多钟头还没有醒过来。四大妈大声嚎哭不止，空袭警报还没有结束。她才不管什么“解除”还是“不解除”，她生火给老人烧水喝。小羊圈的人全忘了空袭，进进出出地来看李四爷。

到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警报解除了。祁老人一直没睡着，他时不时起来看一下韵梅，再回房间躺下。

韵梅披着一件破皮袄，一直靠着门框，或者坐在门槛上半醒半睡着。她很想去看李四爷，但是不敢走开。不管是真空袭还是假空袭，她都要遵守职责，她不想给家人惹麻烦。

几分钟后，三号的日本人也呱唧呱唧说笑着回来了。韵梅知道差不多是结束了。

警报解除的声音一响起，韵梅就往李四爷家跑。祈老人跟在她后面，李四爷睁开眼看了看他们，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他们不敢说什么话。祁老人看着他多年的老朋友，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很想放声大哭。

“爷爷，我们走吧？”韵梅悄悄地问爷爷。

祁老人点点头，跟着她慢慢走回了家。

后来的三天，李四爷大部分时间一直昏迷不醒。然后他睁开了眼睛，看了看老伴和家人；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四大妈对来访的人没有什么款待的，但是葬礼还是按照规矩筹备着。那些不欠他什么人情的人，知道李四爷一辈子都是个大好人，他们进来，就是连磕三个头。那些欠了他人情的，进来就大哭，给他撒酒祭奠。那些欠他人情的而又骂过他的人，进来诉说他们的耻辱不幸，表达他们的悔意。

祁老人伤心地哭着。他和李四爷是小羊圈的长者。他们年龄相当，经验和性情相近。虽然无亲无故，却情同手足。如今李四爷死了，整个街上，甚至整个世界，再也没有人能够明白祁老人“陈芝麻烂谷子”的那一套了。他们是彼此生命的见证。

李四爷的葬礼很宏大，来的人很多。扛大包的，搬家的，开棺材铺的，吹喇叭的，扛大旗的，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披麻戴孝，送他最后一程直到城外。他们无法替他报仇，只有用风俗、吹打、送殡和友情，为他送葬，直到安息。他们祈望日本人不要把他的尸骨挖出来。就像他们建飞机场，公路那样，挖过无数的坟墓。

九十二

整个夏天，膏药旗在太平洋和南海上飘扬着。很多生长着甘蔗、香蕉树的绿色岛屿，都成了天皇的征服地。但是，在北平，短腿的日本兵已经不大常见了。他们总是在夜里来去匆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耀武扬威地进城了。因为他们的军装和鞋子都已经破烂不堪，皇军已经变成了一群叫花子。

虽然皇军在夜里行军，以便遮掩一身的破乱军装，住在北平的日本人，却不在乎丢人现眼。穿着和服，低头走路的日本女人们，开始在市场上，胡同口抢东西。她们三五成群到了市场，围住卖菜的，或者卖水果的摊子。一个人拿白菜，另一个人抓几条黄瓜，就往自己的篮子里塞。其他人也不会闲着，顺手往袖口里塞茄子、西葫芦。就这么东拿西拿，完事儿后，这些女人又叽叽嘎嘎，像美丽的瓷娃娃一样，嬉笑着分手各自回家了。

日本人配给的粮食，虽说比给中国人的又多又好，但也还是不够。打胜仗的和被打败的都成了穷鬼。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抢吃的。中国警察不管，日本宪兵不问，小贩们也不敢拦她们。

开抢之风的是那些高级奴才——高丽棒子们开始的。他们不但强夺硬拿，还作贱食物。一文钱不付，先吃一两个香瓜，再砸碎几个。相比之下，日本女人还觉得自己的行为真不算太下作——她们并不糟蹋东西，只拿而已。

自从夏天以来，小羊圈的人已经见不到卖水果和蔬菜的小贩了。小贩们害怕三号的日本女人来抢，都躲了起来。

所以对中国女人来说，就没了以前的方便。像是韵梅，就不能再到大门口，买一把小葱或者是菠菜。想买头蒜都得跑老远到大街上去买。而且，小贩们挨了高丽棒子和日本女人抢，就得把损失转嫁到中国人身上，东西全提价了。所以对韵梅来说，她好像又多付了一个抢劫税。

自从李四爷死后，白巡长变得越来越伤感，他可以给自己找理由，但是不管他怎么想，都会觉得对不住李四爷。是他一定要李四爷当里长，也是他，在日本宪兵打老人的时候，没有上前阻止。他又不得不到小羊圈巡逻，又怕碰见四大妈和她儿子。如果碰到他们，他就低头敛眼走开。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威武的巡警了，而像一个在痛苦和耻辱中偷生的可怜虫。

他告诉手下人，别去管那些偷菜的高丽棒子和日本女人。“如果我们报告，或者管她们，那些混账的东西会把小贩们投进监狱。弟兄们，闭上眼睛看不见是最好的办法。整个北平都被他们占领了。哪里还有什么对错呢？”

找谁来做小羊圈的新里长，他想到了祈瑞宣和程长顺，但是他又知道这两个人都太平和温顺了，对付不了街坊们。

李四爷一死，丁约翰就盯上了里长这个空缺。他现在有的是时间，自打从英国府出来，他就没有去找工作。在英国府工作了那么久，他不愿意到西餐馆里当差。即使他愿意降低标准，也不见得能找到工作，因为大部分西餐馆，由于日本人的反英、反美情绪，早就关掉了。

白巡长，不喜欢丁约翰的假洋鬼子腔，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他也就只好点了头。

里长的人选虽然安排好了，白巡长还是日夜不得安宁。他的年龄好像一根鱼刺，卡在他的喉咙里。

尽管每天早晨他用一把旧刮胡刀精心地把两腮刮得泛青，旧制服也仔仔细细打理好，旧皮鞋也擦得干干净净；走路时，努力让自己昂头挺胸，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掩盖不了他衰老的外表。他不想给日本人做走狗，又害怕日本人把他开除。他四下巡逻的时候，总担心会突然间撞到一个日本人，对他说：“滚开，谁要你这个老东西当巡长？”

让他更觉得心烦的是，自从日本女人抢东西后，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一套。他已经跟手下人说，别管日本女人和高丽棒子。他怎么能再跟他们说，去抓中国人呢？而比起抢东西，中国人哪里抢得过日本人？如果他不敢管日本人，他也不应该管中国人。

他搭拉着脑袋，对手下的人说，最好谁也别管。肚子里都没油水，谁不知道挨饿的滋味？如果我们把中国人抓起来了，日本人也不会说咱们好话。监狱已经满了，也没吃的。所以，我再说一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如果两只眼睛都闭上，再也睁不开了。这世界就平和了。”

粮食匮乏，让上层人露出了狐狸尾巴；饥寒交迫，让奴隶忘掉了耻辱。北平饥饿的人们只想着抓点儿什么东西往嘴里填。他们已经顾不得什么体面尊严。抢夺成了家常便饭。

在北平的肉铺子里，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摊，切熟肉和香肠的肉墩子都足有一人多高。因为店主害怕顾客伸手拿肉时，不小心剁到手指。但是现在呢，这些肉墩子即使已经有半棵大树那么高了，也挡不住人们伸出来的手。过去肉铺里卖生肉的，就在肉案子上切，因为再怎么贪婪，也不会有人抓生肉或大油，往嘴里放。可是，现在，竟有人抢生肉吃。

自从日本人掌控了所有的食品店，肉铺已经没有多少生意了。三五天都没有肉卖，自然也就很冷清。偶尔有肉，也是在晚上把肉切好，不管是生的熟的，全都切成小块，用纸或者荷叶包了，藏在橱柜里。买肉的先要把钱递上来，然后再接住一小包肉。

这种先交钱再交货的办法，在北平风行一时。如果你不先掏钱，你就什么也甭想买。

卖烧饼和包子的小贩们，更用铁丝网罩住篮子，再上锁。买东西的人先要把钱递上来，然后小贩再解锁打开篮子，把食品递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跟顾客撇清，货一出手，盖不负责。这是因为经常有人等在摊子旁，货担旁边，趁人不备，食物倒手的工夫，就给劫走了。

韵梅已经被抢过两次了，更不敢让小顺儿帮她买东西。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还是挺让她害怕。

天佑太太迟疑地说：“为什么不带小顺儿一起去呢？四只眼睛肯定比两只眼睛强。”

韵梅觉得带小顺儿一起去，不管有用没用，倒是能给她壮胆子，但是他要去上学。

祈老人叹了口气，“唉，这种时候，上不上学还有什么要紧？”

小顺儿一听要自己去，却很兴奋，立刻说他要带个棍子去。“如果有人抢你的东西，妈，我就用棍子打他。”

“你快安静会儿吧。”韵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只要把眼睛睁大一点儿就行了，如果你看有人跟着，就大喊。”

“叫警察吗？”小顺儿问。

“哼，警察要是管，才怪呢。”

“那我要喊什么？”小顺儿一定要刨根问底，才能好好保护妈妈。

“不管你喊什么，只要喊就行了。”奶奶关照说。

祈老人为了表示他虽然人老体弱，但还是足智多谋的，他找来一些绳子和破布。对韵梅说：“你买好东西后，用绳子系牢，就像那些流动小贩的篮子一样，不是会更牢靠吗？”

“爷爷，您想得真是太周到了。”韵梅说，心里却想：如果他们把篮子也抢走怎么办呢。

瑞宣当然想帮忙，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他会顺路买一些东西，省着韵梅再跑一趟，也就减少了挨抢的机会。

这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往家走，想着韵梅交待他说要买东西，却又不记得究竟是什么。

他走了一会儿，看到一个卖烧饼和油条的小贩。在战前，烧饼小贩多得跟麻雀一样，但是现在很稀罕。篮子上的铁丝网也簇新，看着奇怪。

他想买两个烧饼和油条，好补偿自己忘了韵梅要什么的内疚，也让小妞子高兴一下。她还是一见到混合面就哭着不吃。

他拿着烧饼油条，一边走一边想起富善先生，富善先生不是总给小妞子带饼干和面包吗？他很想见到这个老朋友，虽然他明白即使他知道老先生在哪儿，也不敢去看他。日本人特别恨那些跟西洋人接触的中国人。

正在想着，突然一只手从他身边伸了过来，又脏又瘦了的一只手。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烧饼和油条已经不翼而飞了。他停下来，转过身。

抢烧饼的人是个又瘦又弱的男人，抱着抢来的东西拼命跑，却跑不动。

那人朝着烧饼和油条吐了几口吐沫，这样即便被抓住了，人家也不要了。

瑞宣抓住了他。男人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老母鸡，脸朝着墙一动不动。瑞宣看到这人还知道廉耻，就有些过意不去。

“朋友，拿回去吃吧，我不要了。”瑞宣温和地说，希望瘦子能转过身来。

瘦子反倒把脸往墙上贴得更近。

瑞宣想说：“战争害得我们失魂落魄，不知廉耻。这不是你的一个人的错。”但是他说不出来。他觉得这些话都是空洞的词语。道理和词语都不能让人填饱肚子。他说：“朋友，吃吧。”

瘦子好像被感动了，慢慢地转过身。

瑞宣才看清楚，原来是陈野求，诗人钱先生的舅爷。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叫了一声“野求”。

野求耷拉着脑袋，靠着墙壁站着，面无表情。他的头发看起来好几个月没有剪了，又长又乱，在头顶卷成一团。他的脸瘦如刀削，看着像好几天没有洗脸了。他瞅着手里的油饼，眼睛里没有泪也没有表情。

瑞宣抓住野求的胳膊，野求想挣脱出来，又没有力气。只好踉跄地跟着瑞宣走。他问：“上哪儿去？”

“找个地方坐坐吧。”瑞宣说。

他们来到了一家小饭馆。正要进去，跑堂的就挡住了他们。“对不起，今天没进货，所以也没有生火，今天不开门。”

饭馆清锅冷灶，也没有盘子碗碟的声音，简直是比任何事情都难堪。桌椅都摆得整整齐齐，空气里却游荡着大油味和经年累月烧炒的油腻味。

“可以坐一会儿吗？”瑞宣客气地问，“这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他指了指野求。

“有什么不可以的？反正板凳都是空的，”跑堂的笑着说，“你也看到了，先生，怎么能做生意？没有东西卖，但是还要把门开着，真是讲不通。”

两个人坐下来。野求的瘦脸，看起来又瘦又长。眼珠像死鱼眼睛，他不再坐立不安了，而是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野求叹了口气。“真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就差一口气儿死了。”他说话时，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他说的都是事实，用不着任何表情。

野求静静地说：“我把什么都毁了。”为了养活生病的老婆和孩子，我给日本人干活，抽大烟来麻木自己。我出卖自己的灵魂，好让老婆和孩子不会挨饿。出卖灵魂挽救一家人的性命，倒也划算。”他停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盯着桌子。

瑞宣不敢催促他，只咳嗽了一下。

野求似乎被咳嗽声惊醒，继续说：“我的老婆说来也奇怪，我老婆，有吃的反倒比没有吃的还弱，倒好像我给她吃的东西都有毒。她已经死了。”他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好像在讲故事，一个他听了很多次的故事。“那些死了的人，才是幸运的。我本想等儿女长大，能挣钱了，就可以养我了。但是大儿子一挣钱，一句话不说，离开了北平。不但不感激我，好像还恨我。恨我把灵魂出卖了。其他三个儿子，也跟大儿子一样。我出卖灵魂，把他们养大，看看我得到了什么？一场空和没良心。”他舔了一下薄嘴唇。

“可笑的事情太多了。我刚刚跟你说过，因为抽大烟，日本人才对我很好。等烟瘾上来，懒得不想动了，他们又开除了我。我没有收入，还剩下几个不能挣钱的孩子，等他们一能挣钱，也就离开了我。我不能再照顾他们了。即使能照顾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激我。如果我不管，他们要挨饿，但是我又没办法管。我现在还抽大烟，大烟让我陶醉——这可真是它的最大的好处。还有什么好羞耻的？我是一个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作爸爸的人。今天我抢了你，我也不需要抱歉。我知道你会原谅一个要死的人。”

“你不能这样就死了。”瑞宣想帮他。

“没人应该这样死，但是我必须这样死。也许明天我就躺在路上，被大卡车拖走，扔到了城外。我不希望埋在祖坟里。没脸见我的祖宗。”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

走出饭馆后，野求坐在台阶上，吃起了烧饼。

九十三

金三爷如今可是发财了。有三处房产。虽然他外表、穿着、举止都没有多大改变，他的心可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他跟那些在街头抢人家东西吃的人，可大不相同。如今他是个小财主，有地位了。虽然他每天照常去茶馆，但是数目小的生意，他正眼也不瞧。跟同行在一起，他会背对着人家，好像在说：“小事儿就别来烦我了。三个芝麻俩枣的事儿，哪里用得着劳烦我金三爷跑腿儿。”

碰到倒腾买卖房子的人，他的态度又和从前不一样。他只要是看到对方有意买房子，就会说：“我也有房产。”巴不得再加上一句：“别以为我是一般的中介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哼，我可是有地位的人！”

他并没有忘了日本人让他的亲家钱默吟家破人亡。但是，他也不想忽视这个事实，那就是自从日本人进驻北平，他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也才有了如今的财产。从钱先生的角度看，他应该恨日本人，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呢，他好像又应该感激日本人。这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只能尽量平衡。

慢慢地平衡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平衡本身就是朝向一边倒的开始。

因为他想要永远保护自己的产业，也就禁不住相信日本人的宣传，所谓日本人并不是来和中国人打仗，而是来帮着中国人消灭共产党的。于是金三爷的方脑袋里，在把日本人摧毁共产党和保护他的三处房产，等同了起来。

他总是想着他的亲家钱先生。不管是走在路上，或者坐在茶馆里，他的眼睛总在四处寻摸留意，希望能找到他所敬佩的钱先生。碰到一个人长得有点儿像，他会赶紧跑过去，希望他没看错，而发现并不是钱先生，他就会揉揉眼睛，骂自己真是老眼昏花，不中用了。

他非常喜欢外孙，差不多是溺爱了。如果钱先生正在受煎熬，那么他的孙子可是沐浴着宠爱和娇惯。金三爷自己吃混合面，喝劣质茶，好吃好喝全紧着孩子。如果小孩子稍微有一点儿头疼脑热，他马上请北平最好的医生来看。他一心一意，只为孩子快快乐乐、舒舒服服地成长。

如果钱少奶奶想管教一下孩子，金三爷就会把孩子抱在怀里，理直气壮地说：“你不知道你多有福气，能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还要罚他！如果没有他，你还有什么？”

孩子一学会走路，金三爷就想让他见世面。他把他扛在肩膀上骑马脖儿。金三爷挺着胸脯，大步流星走在街上。带外孙去逛街，赶庙会，去市场。吃的、玩的，不管好不好吃，合不合适孩子玩儿，只要小孩儿一叫“啊，啊”，他马上掏钱给他买。

等到孩子会说话了，金三爷感觉麻烦事儿来了。孩子跟妈妈学会说，“打倒日本鬼子”“替我爸爸报仇”，他会把小胸脯一挺，说“我姓钱”。金三爷不能带着一个整天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外孙子到处走，也不能和女儿吵架。因为街坊听到吵架的话，会去报告日本人。他不害怕被抓起来。他很结实，打两下也没关系。但是假设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收了去，那就糟糕了。

他的方脑壳儿左思右想，决定找个方法，去接近日本人。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和日本人合作，或者当日本人的走狗，他没有那么下三滥，他只是想不即不离，好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他加入了三清会。三清会组织专门召集有才华的人，还有像金三爷之类有点能力，但脑子又不是很清楚的人。日本人很快把他划分为“有用的人”，并跟他成了朋友。

日本人让金三爷相信，他们并没有什么其他目的之后，马上跟他提起了诗人钱先生。金三爷楞住了。日本人从他留下来的蛛丝马迹里得到了结论。日本人立刻保证，不会伤害钱先生。相反，他们跟金三爷一样，敬佩钱先生的学识、人格和勇气。他们只想找到钱先生，不计前嫌，跟他成为朋友。金三爷必须得帮他们。日本人也暗示，如果他不愿意帮忙的话，哼！他的三处房产和他的小外孙就得小心了。

金三爷精明一世，没想到这下子掉进了圈套。他的又红又亮的鼻子变成了紫色。他很愤怒。他不想帮日本人去抓钱先生，即使他们说了不会伤害他。

想了又想，金三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决定去找钱先生，让他帮忙出主意。

但是他上哪儿去找钱先生呢？

他想起了野求。自从上次见到那个瘦小子，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野求也一直是关心着钱先生。

但是他白跑了一趟。野求的街坊说，他们全家都消失了。

金三爷想到了瑞宣。

祈家人的耳朵全都竖了起来。跟他打听钱少奶奶和孩子怎么样。

但是金三爷没时间讲他的女儿和外孙。他立刻打听钱先生的下落。

瑞宣一开始以为金三爷打听钱先生，是担心钱先生。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不对劲儿，就盘问起金三爷。

金三爷很不耐烦，一个劲儿地敲着他的烟袋锅，不想说实话。瑞宣也决定小心为上，什么也不跟他说。最后，金三爷只好垂头丧气失望地走了。

瑞宣觉得不对劲儿，他不知道为什么金三爷想找钱先生，但是他觉到了危险。他想立刻去提醒钱先生，但是又一想，觉得自己有些小题大做。连个风吹草动也没有，他就要跑去让钱先生担惊受怕。金三爷和钱先生不管怎么说还是亲家。

他决定再等一等。等到他把手稿带给明月和尚的时候，再跟他一起商量。

但是金三爷看到瑞宣三缄其口，开始怀疑瑞宣。他怀疑瑞宣知道钱先生在哪里，而不告诉他。他决定跟踪瑞宣。

他发现瑞宣在一个小店里跟明月和尚见面，于是就跟踪明月和尚，就此发现了小寺庙。

金三爷不敢进寺庙。假设钱先生真的在里边儿，他进去劝他投降。钱先生如果不听他的劝告，肯定会离开这里藏到别处。

另外，如果钱先生拒绝听他的，他能那么没心没肺地去报告日本人，把他抓起来吗？

他去看瑞宣的时候，看到了小羊圈一号和三号里的日本人。记起了很多年前，他背着钱先生去找冠晓荷。现在他自己难道也要变成冠晓荷？冠家人全是走狗。他金三爷可是一个炎黄子孙。

但是如果亲家钱先生，真的在庙里，而他不去报告日本人，他这算不算包庇罪，他连人带财产全要赔进去。

他的良心和恶意，挣扎搏斗，互不让步。战争像一个罪犯，逼迫着他的良心，只为一己之安，出卖亲友。

他老是在小庙的附近转悠，又不敢进去。他想看到最敬仰的亲友，但又害怕进去后见到钱先生，会被他责骂。

他这样在小庙外面徘徊不定，就被人钉上梢儿了。他不敢进庙里，跟踪他的人却悄悄地进去了。

钱先生被捕了。

九十四

意大利投降了。日本皇家海军在太平洋上一路撤退。北平的日本人接到命令，每人要结交十个中国朋友。

小羊圈三号的日本人也出来“交朋友”了。他们以前跟左邻右舍的中国街坊们，没有什么交往，而现在，连脸上的表情也都得跟着命令变化。

四大妈第一个拒绝跟他们交朋友。她爱大家，但是不能爱把她的老伴踢死的人。虽然她知道踢死老伴的人不是三号的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终归是日本人，她不想把他们分得那么清。

四大妈嘴里冒出的话一点儿也不像寡妇。她用最恶毒的话语骂他们。日本人找不到她这些话的词典，只好笑着听。还以为四大妈在跟他们说好话呢。他们是来和她交朋友的，她怎么会骂他们呢？

程长顺差点儿和外婆打起来。马老寡妇，一辈子都是老好人，对日本人也是不想得罪，只想接受。她对日本人既怕又恨。但是他们既然上门来，就应该至少给杯茶喝，而不能把人家撵出去。

长顺决定把门从里面锁上，他可不能招待这类的“朋友”。

小羊圈里，每个人都觉得这种杀了人再回头来跟你交朋友的行当，不可思议，又令人憎恶。他们不约而同，同仇敌忾，不理会日本人这一套。

丁约翰是唯一的例外。

过去他在英国府当差的时候，最讨厌日本人。现在因为失业很长时间了，重回英国府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他必须有一个外国主子，才能心安。他已经习惯了做洋奴。

自从当上里长后，他利用职权弄到了一些煤。就此每天有了点收入，他在院子里生了个小火炉，开始卖火。那些没煤，烧不起炉子的街坊们，就到他这来烧茶水，煮饭。他就盯着他的大钟，按点儿收费。

三号的日本人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情无义，对他们不友好。只有丁约翰来回访，才让他们有一点儿高兴。日本人害怕如果连一个中国朋友也交不上会受罚。他们想去一号跟老婆婆讨经验，问问她是怎么和所有的街坊交朋友的。老婆婆如果不告诉他们，就要吓唬吓唬她，再编个什么理由告她一状。好在小羊圈的里长丁约翰竟然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日本人觉得必须牢牢地抓住他，就好像他们侵略别的国家那样，先攻破一个地方，再慢慢蚕食其他。

丁约翰，像所有的亡国奴一样，希望像他一样的人越多越好，好由他统领他们。他对三号的日本人吹嘘说：“我是里长，我可以命令他们，跟你们交朋友。”他从三号出来时，趾高气昂的样子，简直有些像从前，他在英国府时的德性。

他去找白巡长，直接命令他去通知街坊们，必须对日本人表现友好。

白巡长是一个实际的人，但是也要合乎情理。他从不感情用事，也懂得见机行事。但是像这种伤天害理，背叛祖国，反同胞的事情，他做不出。他不同意丁约翰的主意。

“只消说一句话，”他对丁约翰说，“日本人想跟咱们做朋友，那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丁约翰很生气，他是上百年国耻的产儿，呼吸着耻辱的空气长大的。他最高的理想，是洋人能抬起他们高贵的手，别打他。让他一辈子做亡国奴。在他看来，日本永远不会战胜英国。但是中国也永远不会战胜日本。即使日本人不幸被打败，英美难道不会再次卷土重来，成为他的主子吗？中国人自己从没有挺起脊梁骨，跟英美手拉手，兄弟一样并肩战斗。他不想再和白巡长罗嗦。

丁约翰去找瑞宣。瑞宣吃过英国府的饭，他肯定明白。

如果是以前，瑞宣会笑一下，然后嘲讽几句，把丁约翰打发走。但是现在，他决定跟他谈谈国际形势，不管丁约翰明不明白，或者想不想听。瑞宣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说了一大堆话后，他对丁约翰说：“白巡长和街坊们是对的，是你错了。”

丁约翰咀嚼着瑞宣的话，似乎明白了。“噢，我现在搞懂了，你是说美国和英国肯定会胜利，你我又会重回英国府工作了，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瑞宣想朝他的脸上吐口吐沫，但是控制住了自己。“错了，咱们不应该依靠任何人，咱们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丁约翰没再说什么，礼貌地走了。他不明白瑞宣是什么意思。

他又去了三号那家，跟他们说，白巡长不愿意合作，他不想在背后中伤白巡长，但是也要让日本人明白，在交朋友这件事儿上，他可是尽心尽力。如果恰好让日本人恨上白巡长，他也没辙。

日本人很快就恨死白巡长了。他们的仇恨比友爱可是来得快。

他们当然不会为这种小事惊动日本长官。他们给白巡长的中国上司写了一封信，告他玩忽职守。

白巡长的上司，怕丢了自己差事而饿死。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不敢替白巡长说话，于是开除了白巡长。

白巡长的好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他有经历，有主意，也受大家的爱戴，但是他没积蓄，也没前途。他一辈子挣多少花多少。哼，他如果也靠耍滑头，坑蒙拐骗，心狠手辣，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他也许再怎么也不至于被开除吧。

既然好心不得好报，还不如去烧杀抢掠？日本人杀人放火反倒变成了北平的主人。他决定去杀丁约翰。谁还管杀人好不好？战争最伟大的启示，就是教会那些从未杀过人的人，怎么样去杀人。

但是他又一想，既然要杀人，为什么不杀日本人？

他没有跟家里人说，他已经被解雇了。揣了一把菜刀就出了门。

他朝着小羊圈走。哪条街上都有日本人，但是他想也没想，就朝着小羊圈走。他已经习惯了去这里，而且告发他的，多半就是三号的日本人。好吧，就让他们先试一试他菜刀的锋利。

他的长脸煞白，汗珠从脑袋上滚下来。背挺得笔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却又什么也看不见。他已经不是白巡长了，只是一个讨命鬼，像一把五六尺高的剑，阴森寒冷。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不需要善心，也不需要狡猾。他丧失了一切，只想着把菜刀插入仇人的肉里，然后照自己的脖子也来一刀。

当他看到三号门的影壁时，他停了下来。好像突然醒了过来，他这辈子本分守己，现在却要去杀人。他站在那里发楞。

这时，瑞宣走了出来。

白巡长一见到瑞宣，杀人的念头就消失了一大半。他的肩膀耷拉下来，手脚开始发抖。

“怎么了，白巡长？”瑞宣问道。

白巡长的手忍不住，摸了一把腰间的菜刀，像是害怕瑞宣会搜他的身。

瑞宣也觉得不对劲儿。他拽住白巡长的胳膊，说：“到我屋里坐一会儿吧。”

白巡长无所适从地跟着他走，跨过门槛，他似乎已经忘了是来杀人，又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祈先生，我——我不进去了。”他真的不想进去跟瑞宣说话。他觉得杀人，哪怕是杀一个让他丢了差事的日本人，也是件可耻的事儿。

瑞宣看出白巡长不大对劲儿。“如果你不想进来，那我们就站在这儿聊一会儿吧。”他把院门关上。

白巡长后悔想杀人的念头，又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杀人。他只好把心里的念头说出来，让瑞宣出主意。他很快地把一切原封不动，全盘告诉了瑞宣。

瑞宣听完了，半天没说话。白巡长的经历和心理，跟瑞宣自己，甚至许多许多北平人一样。就是他们愤恨日本侵占自己的国土，想起来反抗，但是千百年来和平守法，让他们想做，而又无能为力。

瑞宣知道白巡长在想什么，他想鼓励他不要只想着，杀一个日本人，而是参加抵抗组织，做地下工作。他在想能不能把钱先生和老三的事，告诉白巡长。他必须小心，先只说自己，不提钱先生和老三。

瑞宣迟疑地说着，白巡长静静听着。听了一会儿之后，白巡长说：“祈先生，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出来吧。我不是那种会出卖朋友的走狗。我已经是个走投无路的人。我已经想过先杀个日本人，然后自杀。我不会为了几块钱去出卖我的朋友。如果你要我发誓，我就发誓。

瑞宣放下心来，开始跟他说实话。“白巡长，咱们两个肯定能比钱先生做得更多，如果钱先生能做那么多事情，咱们两个为什么不能？我们难道不应该合作吗？你没有收入，又走投无路，但是我有的，肯定有你一份，这不用说。老三说不上也会替你找些事儿做。如果我们今天一起努力，明天，即使不幸被抓了，不也是英名一世，万古长存吗？”

“告诉我要做什么吧！”白巡长毫不迟疑地问道。

“我跟钱先生还有老三，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上了。我不敢去那个庙里。我怀疑是金三爷。那天，他突然来找我。如果钱先生又被捕了，日本人肯定会把明月和尚禁锢在庙里，作诱饵，抓老三和其他人。所以我不敢去庙里，你敢去吗？”

白巡长苦笑了一下，从衣服里抽出刀，说：“看，已经都准备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用不着菜刀，”瑞宣也笑了，“我想你最合适去庙里。你会观察，一眼就能看清楚，该不该进。另一个好处是，明月和尚不认识你。面部表情不会露出破绽。等你到那儿以后，再决定进不进去。如果你进去——千万记住——不要跟明月和尚说话。你必须装成是一个来求神问卜的人，而且要装得像真的。你要祈祷，说你刚失业，摇完签，去佛笼上拿签帖的时候，一定要从最底下抽。那上面就是咱们要的消息。只要你把那张纸拿到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和老三失去联系了。但是你——千万记住——不要把那张纸直接带给我。我会和你在白塔寺的庙会见面。要找人多的地方——杂耍的，或者是卖旧衣服的摊子边儿上。要在那种地方见面。

白巡长看起来有些雀跃，“这些事，我可以做。”

“我知道，但是除此之外，你得要做点儿小本儿生意，即使是卖花生也好，好让丁约翰不怀疑你。你要经常去看看他，跟他聊聊天，恭维恭维他的基督徒价值观。一句话，你要让他乐呵，才不会因为怀疑，又去给你打报告。”

“好吧，祈先生，我又活过来了。即使我只能活两三天，我也很感激你。”白巡长说着，把刀藏好，开门出去。

“如果你被捕，即使粉身碎骨，你也不能告发别人。”瑞宣低声警告他。

白巡长点了点头，开门出去了。

他把菜刀拿回家，等不及马上去了小庙。

他低头，走近小庙，用眼尾扫着四周。

庙门敞开的，庙堂和庭院都看不到人。他走过去，想着一定要买些香带着。手里拿着香才更像来求神问卜的。

他看到金三爷在小庙不远处。白巡长认出金三爷的红鼻子和方脑袋。他咳嗽了一声。金三爷吓了一跳。白巡长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你好啊，金三爷？”他做得麻利，一点儿不唐突，生硬。只有当了十多年警察的人才会如此自如。

“什么事儿？你是谁？”金三爷疑惑地问。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白巡长假装是一个老熟人，“我姓白，住在小羊圈附近。”

小羊圈三个字，像一把匕首，直刺金三爷的心脏。

白巡长朝西走，金三爷不自觉地跟着。

金三爷的鼻子还是红的，但是已经不那么发亮。从前发亮的脑门，如今暗淡而布满皱纹。眼睛发红，好像很多天没有睡觉。鞋子上满是灰尘，肩膀和裤子上也全是灰，似乎好几天都站在大街上。“找个地方坐坐吧。”白巡长说。

金三爷点了点方脑袋。

“啊？”等他们一坐下来，金三爷就开说了，好像白巡长已经讯问过他一样。他心头堵了太多的话，简直像是要爆炸了。如果有只狗朝他摇摇尾巴，他都非常可能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倒个精光。

“我的亲家，我的亲家。他们把他抓走了。”他突然说。

“钱先生吗？”白巡长想起七年前钱先生被抓起来的情形。“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告诉我的。他们——那些日本人——喝，我可真聪明！为了保护我的房产，为了供我女儿和外孙子吃穿，我跟日本人攀交情。就因为我偷着张望几眼小寺庙，他们就跟进去，悄悄地把我的亲家带走了，然后又跟我说，别担心，他们不会拷打他的。哼，七年前，他们把他的后背，都打烂了！我没脸回家见我的外孙。我把他的爷爷送进了虎口——我哪里还有脸去见孩子？”金三爷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从心里往外倒苦水。

“我们必须想法子，救出钱先生。”白巡长说，指望让金三爷想个办法。

“把他救出来？当然，”金三爷从衣襟里面掏出了一摞钞票，“我已经预备了这些钱，去活动活动，把亲家赎出来。如果这些不够，我可以卖房子。我可以花钱，花很多钱。房子算什么？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要先见到我的亲家，跟他说，我是一个傻子，我不是人。我知道我一旦告诉他，他就会明白，也会原谅我。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明理人。如果他们把他打死了，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真不知道九泉之下怎么跟他相见。我这把老骨头也不能在棺材里得安生了。行行好，帮帮我，帮帮我，可怜可怜我吧。”

“我会帮你的。”

“你怎么帮我？”金三爷想给白巡长钱，但是必须先要知道他的计划，才能掏钱。

“先要找到钱先生的朋友，然后就可以找到办法营救他。”

“到哪里去找？”

“到庙里。”

“好，我去。”金三爷说着站起身。

“等一下，”白巡长也站起来，拉住金三爷，“我先进去。你站远处看着。如果，我也被他们抓了，你就把信传给瑞宣。”

“好的。”金三爷的脸上现出血色。虽然营救钱先生还遥不可及，但他知道至少已经有了计划。他给了白巡长几张钞票，“拿着吧。如果你不要，我就是狗娘养的。你替我的亲戚报仇，不能要你自己花钱吃喝。”

九十五

钱少奶奶坐在屋前的台阶上，两手抱着脑袋，好像已经不记得几个钟头前发生了什么。她结结巴巴地，试着回忆：“他说出去买点什么吃的。”

“然后呢？说啊。”金三爷不耐烦起来。

“出去了，半天也没有回来。”

“你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出去？”

她不想分辩。“我以为他在院子里玩儿，吃东西。过了一会儿我有点担心，就跑出来看，他就不在了。我到街上去找他。找啊，喊啊——”她低了头。

金三爷也坐到台阶上。强忍着气，试着思索。他想了很长时间，把最近两天发生的事儿，跟女儿说了，希望从中能够查到一些线索，找出孩子丢了的原因。

钱少奶奶听完了父亲的叙述，霍地站起身，“孩子给日本人偷走了！”

“日本人？”

“他们抓了我公公，又把我的孩子偷走了。如果孩子跟老爷子在一起，即使是铁石心肠，他们一逼供，他见不得孩子受罪，也都会说了。他们也许会把我的孩子折磨死。你好了——你的三间房子把钱家全送进去了，斩草除根。”

金三爷说不出话了，恼羞成怒，他呆呆地盯着墙壁发愣。

第二天白巡长来了，他告诉金三爷钱先生确实是在监狱里，但是没有受刑。

这消息是他从小庙的签帖上得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不能告诉金三爷。

“噢，没受刑。”金三爷乐了。

“日本人很快就要战败了，他们不敢打人了，他妈的，一帮欺软怕硬的家伙。”

“但是我的外孙丢了。”金三爷乐不出来。

“丢了？”白巡长愣住了。

“丢了。”

“也是日本人干的？”

金三爷回答不出来。他只想扇自己的嘴巴，但是手又沉得抬不起来。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后，问道：“你能帮我去打听打听吗？”

白巡长知道他无处打听，但是又不想拒绝，让金三爷失望。就说：“我试试，我尽力吧。”

白巡长站起身走了，他知道金三爷家麻烦大了，但是又帮不上忙。他有自己的工作。瑞宣和他已经从那些签帖上破译了密码：

第一，钱先生在狱里，没有受刑，日本人想拉拢他。

第二，明月和尚就目前为止，不便轻举妄动。因为老有特务跟踪他。

第三，瑞全重点是在城外活动，所以他不可能常来北平。

第四，瑞宣应该接替钱先生，做地下报纸的编辑，想办法把手稿送出城。需要脑子快，腿脚也快的人。

瑞宣愿意做编辑。白巡长也愿意做送信的。俩人都知道这个工作可能会让他们把脑袋丢了，但是俩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两人把眼睛盯到那张签帖上，彼此相对，笑着，仿佛是说：“如果人一定要死，那么这样的死才是死得其所。”

白巡长每天把手稿送出城，再把消息带回来。每天他都要改变路线，还要改变化妆。他有一个专做乔装打扮的小生意。

他还是经常来小羊圈，但是已经不是来看瑞宣了。他和瑞宣已经商量好了，不在小羊圈附近见面。他是来看丁约翰的，他跟丁约翰聊自己的小买卖，他的困难，以及其他事情。好让丁约翰不会怀疑他。如果丁约翰不怀疑他，小羊圈也就没别人会散布他的谣言了。

钱少奶奶每天都到街上找儿子。她的生命变成了两半，一半已经死了，另一半还活着。死了的一半不吃不喝，也不管家务；只有在城里满街走，到处喊着孩子的时候，她才是活的。她四下寻找。如果看到一个跟儿子大小相像的孩子，她就会快跑过去，常常把那孩子吓一跳。等看到并不是自己的儿子，她便一声不吭，只是轻轻地拍拍孩子的头。

这样找了一天后，好像本能地她又回到家。她对父亲一句话不说，好像他不再是她的父亲了。到了夜晚，她会在院子里跪着，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他爸，保佑你的儿子吧。”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

金三爷拳头攥得骨节嘎嘎响。他雇人找孩子，敲打着铜锣，到胡同里大声吆喝。他也找人写了寻人启事，在城里到处张贴。

日本人跟他说，钱先生在监狱受到优待，让他不用担心。日本人还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和女儿写封信给钱先生，劝他别那么固执。如果钱先生能够和他们合作，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且对金三爷也有好处。

金三爷问起外孙，日本人只是笑笑，并不说什么。所以他知道十有八九，孩子是被日本人偷了去。钱先生如果不和日本人合作，那么日本人就会对孩子下毒手。金三爷只好答应给钱先生写信。如果这个信有什么作用的话，也许孩子至少现在不会受伤害。他找人帮忙写了一封信，给了日本人。

信一发出去，他就后悔。他知道钱先生的为人——有多要强多固执。假设他看了信，更加地下定决心不和日本人合作，那金三爷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他又去找日本人求情，让他去见钱先生。他想如果他见到钱先生，就可以好好地解释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就可以得到原谅。但是日本人不同意。

九十六

德国无条件投降了。

北平的报纸不敢讨论投降的原因，竭力想转移视线，大讲日本皇军会战斗到底，即使是盟军来攻占日本本土，也绝不会投降。这样的讨论“圣战”，真是陈词滥调。

北平的日本人更加努力去和中国人交朋友，现在已经不用上头发号施令了，他们自己就主动去找中国人。有些日本人，甚至和中国人拜了把兄弟，或者是要认北平的老太太做“干娘”。

此时，日本军队为了表现自己的宽容精神，把快要死的，或者半死不活的人，从监狱里放出去。他们也会选一些骨头还没有被打断的青年人，要他们写忏悔书，然后把他们送到内地去寻求和平的假象，去散布和平的谣言：“日本军队热爱和平，如果日本和我们一起联手打英美那可太好了。”

除了日本人，汉奸们也忙得不得了。他们最大的才能就是见风使舵。德国军队的投降使他们知道要有些行动。一些人马上宣布，他们已经和妻子离婚了。这样，他们自己即使逃避不了严惩，太太跟孩子们还是可以保住财产。有些人把孩子悄悄送到内地，脚踩两只船，盼着能减轻一些卖国求荣的罪过。另外一些人把亲戚朋友送到内地，好让人觉得他们是“曲线救国”的地下工作者，而非投降变节。

小羊圈的教育局牛局长，就是门口有四棵大柳树的那家，虽然他从来没承认自己是个汉奸，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如今不能再整天埋在书堆里或者试验仪器里，他就想着偷偷溜出北平。结果刚溜到前门车站，就被日本人给抓回来，送进了监狱。

在这个宽容为大的时刻，那个说相声的，脸上长个黑痦子的方六，却被放了出来。

小羊圈的街坊们对方六的释放，要比对牛局长的被抓，更感兴趣。他们一窝蜂似的把方六围起来，安慰他，虽然当初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联名保他出来。但是，现在他出来了，他们就不能对他冷淡。

方六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方六了。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开口就能说相声。他进过监狱，见过死亡和刑罚。

不久，为了挣口饭吃，他又开始说相声了，但是头总是耷拉着，来回一路都是这样。从前的电台他回不去了，茶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雇他。他只能去天桥一带的游乐场所，或者去东西城的庙会，在空场上说相声，挣几个铜板儿。

不管是在天桥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他总是用最尖刻的语言去表达他的仇恨，他让观众发笑的同时，趁机讽刺时局，激发观众的爱国心。

他相声里的插荤打哏，总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他说相声时，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包围着，密不透风。人们也喜欢他相声里的嬉笑怒骂，不光鼓舞士气，还能宣泄仇恨。

他也去找瑞宣，跟他求教一些报纸上的新名词，还有他听不懂的新闻报道。

瑞宣很乐意给他做义务老师，但不想让他经常来家里，最好是在街上见面，瑞宣可以在去学校或者回来的路上，跟方六讲几句话。如今瑞宣已经接替钱先生，做了地下报纸的编辑，他就要格外小心。如果方六老来，给丁约翰看到，就麻烦了。

瑞宣喜欢方六，他讨厌丁约翰。丁约翰一听说德国投降了，老来找瑞宣。瑞宣怕丁约翰看到自己的手稿，又不敢拒绝他，就总推说自己忙。

丁约翰认为是英国打败了德国。他不太清楚世界时局，但是对于国际形势还有一己之见。

除了英国以外，丁约翰最羡慕德国。德国的自行车和化学染料，也许是他羡慕的主要原因。他常说：“除了英国货以外，那就是德国牌子最好。”这种话就足以表明他实际上是了解世界事务的。说到德国这个词时，他总会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就好像他和德国是老街坊。

他必须和瑞宣搞好关系。为了他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假设有一天英国府又重新开张，那么瑞宣跟他们说，丁约翰跟日本人有过一手儿，他可怎么受得了啊？

他跟瑞宣讲，英国比德国强多少倍。他也会问瑞宣的建议，“假设日本战败了，我们要不要把北平所有日本人都杀了？”

瑞宣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倒是希望能一脚把丁约翰踢出门外。

见瑞宣不回答，丁约翰就觉得自己说对了，马上又加一句：“我是小羊圈的里长，等着瞧吧。如果我不给一号和三号的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那才是奇怪。祈先生，你可以作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英国府的人，等富善先生一回来，我就去给他老人家服务。你说对不对？”

瑞宣知道，如果他说“对”，丁约翰会立刻朝他鞠躬，求瑞宣照应他，好像他回不回英国府当差，瑞宣说了算。如果他说“不好”，丁约翰肯定又会没完没了要他解释原因。他没有时间跟一个走狗废话。

程长顺带给瑞宣一个消息。长顺说最近日本人开始卖东西了。长顺自己当然没有买，因为他不愿意和日本人交往，但是碰到过有人问他，而且看到同行一起的有人买。“祈先生，这么来看，日本人是真要败了。他们连那点儿破东西也要卖了，好赚几个钱回老家。”

瑞宣认为长顺没说错。

“祈先生，你有没有注意自从德国投降后，”长顺用浓重的鼻音说着，“日本人的举止好像变了，他们现在对我们鞠躬，微笑。三号的日本人整天大门紧锁，好像怕有人进去杀他们一样。”

一天，瑞宣意外接到了一封信。虽然信没有签名，他看一眼就认出是老三写的。他好奇老三怎么敢把信寄到家里。老三的信从来都是通过秘密渠道，从来没有经过邮局。他读了几句话以后，就放心了。这封信即使被人检查，也不会带来什么麻烦。

“我在落马湖见到过胖嫂子。她的东西全被没收了，只能出卖肉体为生。她手上长满了冻疮，我不可怜她，也不想骂她。她可能就那么烂死在那里了。”

瑞宣猜到胖嫂子一定是胖菊子，虽然他不知道落马湖在哪里，但他从字里行间，能猜到一定不是个好地方。他去问方六。方六告诉他那是天津主街上，最下等妓女住的地方。

北平的日本人忙着认“干娘”，卖东西的时候，日本的中国人却想尽一切办法回国。日本正在遭受严重的空袭。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汉奸都不愿意待在日本，赔了钱财和性命。看到炸弹，他们想起了家乡。

北平的人如今最害怕去日本开会或做生意，他们都想尽办法避免。命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他们不愿意去炸弹如雨的地方找死。

蓝东阳还是满脑子想着去日本。他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日本医生和护士一刻不停地看着他。日本医生是军方派来的，掌管着他的生杀大权。如果昏迷中，蓝东阳说了一两句对日本人不满的话，医生有权利给他下毒，让他的眼睛扯上去再也下不来。但是蓝东阳即使是昏迷的时候，还是会大喊“天皇万岁”。这不仅让日本医生和护士很感动，也让他们更好地向上汇报，说他是最忠诚天皇的中国人。他们给他全身照X光，光片再送到日本去做科学分析。看看他的五脏六腑是由什么特殊的结构组成的，让他对日本如此忠诚。

蓝东阳还是害怕瑞全的子弹飞进他的心脏。自从他身体恢复以来，就想着去日本。逃出瑞全的恐吓。

因为生病，他那新民会处长的职位已经给了别人。他并没有不高兴，因为日本医生和护士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他去日本，日本会给他更大的高官厚禄。他相信他们的话。

因为牛局长被抓了起来，教育局长职位就空了下来。日本人想让蓝东阳做局长。他是他们忠诚的仆人和走狗。他的记录一向表现很好，他们绝对相信他。

啊，蓝东阳很乐意做教育局局长，但是他要先以调查日本教育的名义，去日本。假设他到了日本，瑞全被抓了，再被砍了头，那他不就可以安全回来，做他的教育局长了？谁知道呢，也许他还能娶个日本太太。那他不就成了日本的驸马爷了吗？

蓝东阳去了日本。

那些准备给他送行的人扑了个空，因为他乔装打扮，在两个侦探的护送下，于夜色中悄悄离开了北平。他害怕去车站，兴师动众可能会引来瑞全，也就可能挨一枪子儿。

那些为他准备了礼物的人来送他，见他已经走了，彼此大叹不如。“蓝东阳这个人可真行啊。日本每天被轰炸，他还敢去。那才真是个好汉。看看咱们，想吃，还怕烫。咱们这样的什么也做不成。”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蓝东阳去了日本，有去无回。连个骨头渣都没有找到。

蓝东阳和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毫无关系。他的狡猾和无耻还是原始的野蛮。他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世界。当他遇到了战争，日本战争狂人掀起的战争，他的狗咬狗的哲学，与战争狂人一拍即合，于是他被推上宝座，外表是人，说人话，里子却是披着人皮的畜生，狡猾而凶狠。

他从来没想过，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他是一只苍蝇，喝一滴血或者尝一个粪球，就能满足自己。这个世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可以吃到一块肉，这个世界就是美丽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存在炸弹、武器、战争的世界，也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有武器、炸弹和战争。

科学已经超过了人类想象，人类发明了原子弹。就像浮躁愚蠢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就像浮躁愚蠢的蓝东阳的野蛮狡猾和凶狠；发明原子弹的人也从没有想过，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原子弹最先被用在战争中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就是在这种人类的耻辱中，蓝东阳遇到了比他更狡猾更凶狠的死亡武器。他没能看到新世纪的开始，只是成功地把他的骨头撒在旧时代，那个人吃人、狗咬狗的时代。

九十七

如果孩子的眼里能够反映战争的恐怖，那么在小妞子的眼睛里，能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饥饿，她已经没有力气跑跳着玩儿了。她的又长又细的脖子好像已经支撑不了她的脑袋，尽管她脸上也没有多少肉。她的衣裤又旧又破又短，但是穿着空空荡荡，因为身上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她好像已经半死不活。

但她拒绝吃混合面的时候，一双小眼睛像是在对全家说，她的小生命也有尊严。她不吃连猪狗都不吃的食物。她拿定了主意，不可动摇，谁也强迫不了她。也确实因为这个，没有人忍心骂她。她眼睛里的愤怒，已经代表所有人对战争的仇恨。

她发完脾气，半睁半闭着小眼睛，悄悄地看着大家，像是要道歉，求他们原谅她。她不会说：“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发脾气。”但是她的眼睛说了。然后她又慢慢地把眼睛闭上，把所有的苦难都埋在她的小心脏里。

虽然眼睛闭着，她知道大人们时常来看她，暗地里叹气。她知道他们怜悯、爱惜她，所以尽量不哭出声。她必须耐心忍受着痛苦。战争教会了她如何耐心地忍受苦难。

她会睡一会儿，等再睁开眼睛时，强装笑脸。眨着小眼睛骗自己，她是一个好乖的小妞子，一醒来就会笑，所以大家都爱她。

如果凑巧大人弄到点儿吃的给她，她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这一点儿食物就可以帮她活下去。她的眼睛亮亮的，好像要唱歌，要赞美生命。

待她吃完，眼睛像是雨后的阳光一样明亮，像是在说：“啊，生活多容易满足啊！只要一点食物，我们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了。”这种时候她会记起奶奶讲过的故事。

但是，很快，眼睛里的笑意就消失了。她没吃饱，还想再要。那块瓜多小啊，烧饼也那么一点儿。为什么她只能吃这么一点儿？她不会问，因为她知道，哥哥小顺儿，连这一点儿瓜也吃不到。

瑞宣不敢看小女儿，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他知道东方的战争狂不久就要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无条件投降了。他应该高兴，但是战胜日本，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小闺女生存又有什么用呢？人死了就再也不能复生。小妞子犯了什么罪，必须得这样死去。

祈老人最近没有力气管任何事情，但还是强撑着让自己看着小妞子。最老的和最小的，总是比较心连心。当韵梅给他弄点儿吃的东西，只要不是混合面，他马上看一眼就会说：“给小妞子去吧，我已经到了快死的年龄了，但是妞子——”然后长长地叹口气。他知道即使小妞子吃了这点东西也远远不济事。他想起了死去的儿子，还有两个失踪的孙子。要是有什么发生在四世同堂的家里最小的身上，那可如何是好。晚上他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祈祷：“老天爷啊，把我收去吧，千万要把小妞子给祈家留下啊。”

韵梅母性的本能早已经看到了危险，但是她不敢挑明，怕让老人担心。相反，总会假装没事儿地说：“没事儿，不要紧，妞子是个小丫头。丫头命硬。”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她心里比谁都难过。妞子是她的孩子，她想象里，妞子是她将来的希望。闭上眼睛，她可以看到妞子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看着她结婚，生儿育女，然后做姥姥，有一个老女人的地位和尊严。

小顺儿当然也重要，从传宗接代的角度看，他是祈家的香火。小顺儿是个男孩，韵梅没法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设身处地替他安排将来。而妞子是个闺女，韵梅能够从自己的经验，设想妞子的将来，母女连心。

小妞子会死，韵梅想也不敢想。如果妞子死了，她自己也就半死了。说一句最没良心的话，祈老人和天佑太太可以死，但是小妞子必须活。老人就像秋天的叶子，到了时间就掉下来了。但是小妞子是花骨朵儿。韵梅想把她抱在怀里，像小时候，两三个月大时那样。她想要给妞子喂奶，捏着她的小手和小脚。

但是妞子总是跟着奶奶。这两个一老一小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奶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处，除了照顾小妞子。韵梅不能从婆婆手里，把妞子抢过来。有时候韵梅简直嫉妒得想从天佑太太手里，抢过来妞子。但是她没有那么做。她知道婆婆没有闺女，妞子是她的孙女儿，也是她的闺女。所以韵梅总是安慰婆婆说：“妞子真的没事儿，她病得不重。”好像妞子不是自己的女儿，而只是婆婆的孙女儿。

家里的小生命在生死之间挣扎的时候，瑞宣接到了老三的消息。好消息一连串，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美国第三舰队已经袭击了东京港。苏联、美国和英国已经缔结了波茨坦协议，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广岛上空爆炸。

天气很热，瑞宣一天到晚汗流浃背的，选择编发文章，接收发送稿件。他依然强作镇定，但是眼睛闪着光，心跳加快。他忘了身体虚弱，感觉好像有无限的精力，一刻也不想停下来。他想放声歌唱，庆祝人类一场最大悲剧的结束。

除了发送胜利的消息外，他也想写一些对于未来世界的希望。他希望通过这场最惨痛的血的教训，人们可以学会，不再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是他没有写，他的地下报纸装不下这么大的题目。

但是课堂上，他把这种希望传播给学生们。他认为人类是武器的奴隶，他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奴隶。但是他也觉得快乐，人类可以温柔，战争之后，可以和平。如果人类能够裁减军备，不再做武器的奴隶，也就还有和平的希望。

但是他一看到小妞子，心又变凉了。小妞子让他看不到明天的希望。他在心里，一个劲儿地祈祷：“胜利就在眼前了，妞子你不能死！一定要再活一年，一个月，哪怕十天。小妞子，你就会看到和平了。”

他的祈祷没有一点儿用处。胜利救不了小妞子。胜利只能结束战争，并不能起死回生，或者让那些伤重的人不死。

当妞子不得不咽下一口混合面时，总是喝一口水或者汤送下去。面里的沙子谷壳之类的积存在肠胃里。她得了急性阑尾炎。

一阵剧烈的疼痛，好像战争的痛苦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她蜷曲成了一个球。她疼得全身冒冷汗，破旧的衣裤里外都湿透了。她尖叫了几声，嘴唇发紫，眼珠往上翻。

全家都围着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像战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做一样。

看着小妞子一动不动，祈老人大叫着：“妞子，妞子，乖乖，醒来，妞子，醒来。”

妞子的两只小瘦腿，像高粱秆一样，直直地伸着。天佑太太和韵梅都跑过去，想把她抱起来，韵梅让婆婆抱起了孩子。天佑太太抱着孙女，轻声叫着：“妞子，妞子。”小妞子有气无力，只剩下游丝一般的气喘着。

“我去叫大夫。”瑞宣像是突然从梦里惊醒，跑了出去。

又来了一阵剧烈绞痛，小妞子在奶奶怀里，痛苦地扭曲着，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天佑太太抱不住她，又把她放回到床上。

小妞子那营养不良的小身体，抵抗不住身体内的病魔。她抽搐了几次，眼睛向上翻着，再也不动了。

天佑太太把手放在她的嘴唇上。已经没气了。妞子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奶奶；没有用她甜蜜的声音，叫一声“妈”。

天佑太太一身冷汗，手还是伸着的，却动不了，也哭不出来。她呆呆地站在小床边，脑子里一片空白。巨大的悲哀，让她忘记了怎么哭。

韵梅看到妞子再不动了，一下子扑到女儿的身上，抱着那还满是泪水和汗水，一动不动的身体。她哭不出来，只是把嘴放在小妞子的胸口上，发疯地叫着：“妞子，我的骨肉，我的小妞子啊。”小顺儿大哭。

祈老人喘着气，颤抖着，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屋子里只有韵梅的叫声和小顺儿的哭声。

祈老人耷拉着脑袋坐了很长时间，突然他站了起来。他慢慢地坚定地走到小床边。他抓住韵梅的肩膀，想把她拉开。

韵梅抱着妞子，更紧了。妞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现在，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和女儿合二为一。

祈老人半怒半乞求地说：“走开，走开。”

韵梅听到了爷爷的声音，大叫着：“爷爷，您要干什么？”

老人又拽了一下，韵梅坐到了地上。老人把妞子抱起来，一边叫着：“妞子，妞子跟太爷爷一起去。”一边朝着门口走。小妞子微微晃动的两只小腿像是回答。

祈老人踉踉跄跄地抱着妞子，走进了院子里。汗从他的头上淌下来。短外套只系了一两个纽扣，露出干瘦的胸脯。他站在台阶下不动。大喘着气仿佛是怕忘了他要去干什么。他把妞子抱得更紧了，不住地低声叫着：“妞子，跟我来，来。”

老人的低声呼唤，把天佑太太引了出来。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木头人一样地跟着老人，好像老人不是在叫妞子，而是在叫她。

街坊们听到韵梅和小顺儿的哭声，都聚集了过来。丁约翰，作为里长，站在众人前面，表情看起来像是，如果有什么需要说的，那他一定会先张嘴。

四大妈如今已经差不多瞎了，热心肠和喜欢助人还是跟从前一样。拄着个拐棍儿，忙着总想帮人。就像那个“老东西”死后，她得独自承担起照顾邻居的责任。

程长顺胳膊上抱着小凯，站在四大妈身后，他现在已经是个中年男人了。小凯是个很好看的小男孩，虽然也不胖。马寡妇没有出来。虽然她非常关心祈家传来的哭声。她站在门外，耐心地等着长顺来告诉她发生的一切。

说相声的方六和许多人一样，沉默地站在院子里。

祈老人坚定迟缓地往前走。为了防止摔倒，他用力往左边迈左脚，再往右边迈右脚，走得很慢。

瑞宣带着大夫闯进了院子。绕过影壁，就看到了院子里的街坊们。穿过人群，他来到了爷爷面前。

大夫走过来，握住妞子的手腕，已经僵硬了。

祈老人突然站住了，抬起头。他看到了大夫。“你要干什么？”他气得大喊。

大夫不理会愤怒的老人，轻声对瑞宣说：“孩子走了。”

瑞宣好像没听到大夫的话，眼里含着泪。他拉住了爷爷的胳膊。大夫走了出去。

“爷爷，您要把妞子带到哪里去？她已经——”。“死”这个字仿佛堵在他喉咙里。

“闪开！”老人的腿几乎动不了，但还是想往前走。“我要让三号的日本鬼子看一看。他们抢走了咱们的粮食。他们的孩子有饭吃，我的孙女儿却被饿死了。我要给他们看看。闪开！”

九十八

祈老人挣扎着走出院子的时候，三号的日本人已经把院门插上了。再堆上东西把门顶上，好像是要准备着应战。

他们已经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他们很害怕。当他们的战争狂主子鸣金起鼓掀起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阻止战争。打胜仗的时候，忘了战争的罪恶，只想到满足和光荣。即使他们不想杀人，但是他们的士兵杀掠了多少中国人？

大门插上，门顶好以后，他们都到屋子里，默默地哭。战争变成了噩梦，光荣和特权突然消失了。他们必须放弃美丽的北平，漂亮的房子，以及这里的生活，像俘虏一样给遣送回自己的国家。而且说不定，那些中国邻居们现在要来报仇，那他们就连命也保不住了。

他们一边默默地哭着，一边注意听外面的声音。如果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那些中国人会不会拿起刀枪棍棒，砸开他们的门，敲碎他们的脑袋？他们想到的，不是挑起战争的罪恶，而是战败的耻辱和害怕。他们最多也不过觉得，战争可真靠不住。

一号的日本老太婆把自家的两扇门打开。一边开门，一边自己笑着，像是在说：“让那些想报仇的人进来吧。我们欺压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你们来报仇，这才公平。”

站在门口，她看着门外的大槐树。日本战败的消息，并没有令她高兴，倒也不觉得羞耻。她从开始就是反战的，一直认为那些盲目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她静静地站在门里，心里一阵悲哀。战争结束了，但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死去的人们算什么呢？

她走出门外，她应该去看看邻居们，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他们。这没有什么可耻的。日本投降是滥用武力不可避免的结果。她不能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同时她应该和中国人友好。应该超越仇恨和复仇，友好相处。

她一走出门，就不自觉地朝着祈老人家走，她一直觉得祈老人象征着一种尊严，但是也觉得她能够理解瑞宣，瑞宣能用英语和她交谈，她也喜爱和尊重他的学识和修养。她到过世界各地，瑞宣除了北平哪里也没去过。然而，他们的知识不相上下。他不仅知道得多，而且懂得天下事，对人类的将来充满希望。

她一走到祈老人家的大门，就看到祈老人抱着妞子转过影壁。瑞宣扶着爷爷。日本老太太站着不动。她瞅一眼就知道，妞子已经死了。她是来向祈家传报好消息的，再和瑞宣聊聊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但是现在却看到一个半死不活的老人，抱着一个死去了的孩子——仿佛一个半死不活的中国，拥抱着成千上万死去的儿女。胜利和战败还有什么区别呢？胜利又有什么好处？胜利这一天应该被诅咒，应该被祭奠。

投降的耻辱并没有让她低沉，但是小妞子的死却让她失去了自信和勇气。她开始往回走。

祈老人的眼睛从妞子的身上移向大门。这个他走过千百次的门，好像突然间不认识了，好像只有从这里出去，才能找到日本人，他看到了日本老太太。

日本老太婆像祈老人一样，热爱和平，而且自己的家庭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好几条年轻的性命。她本来无须感到羞愧，直接上前去见老人。但是战争的侵略，让军国主义者傲慢，有良心的人们耻辱。她毕竟是一个日本人。她觉得应该对小妞子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她往后退了几步，在祈老人面前，她觉得有罪。

祈老人没等停下来，就大声喊：“站住，看！看！”他抬起小妞子又瘦又小的尸体，给日本老太太看。

日本老太太沉默地站着，她想转身跑，但是却好像被老人紧紧地拽住了。

瑞宣还在扶着爷爷，低声叫：“爷爷，爷爷。”他知道小妞子的死和一号的老太婆没有任何关系。他也知道，爷爷一向尊重一号的老太太，但他不敢跟爷爷争辩。老人已经半死不活，神志恍惚了。

老人还是蹒跚地往前走，街坊们沉默地跟着他。

日本老太婆看着老人越来越近，好像要围住她。她有点害怕老人，但是也知道他是一个讲理的人，如果不是妞子的死，他是不会这样的。她必须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他们，好让他们得到一点安慰。

她用英语跟瑞宣说：“告诉你爷爷，日本投降了。”

瑞宣像是没听明白，自言自语地用中文说：“日本投降了？”然后又看了一下日本老太婆。

日本老太婆轻轻地点了点头。

瑞宣突然开始发抖。颤抖着，像是在梦里，他把一只手放在小妞子的身体上。

“她说什么？”祈老人大声问。

握着小妞子冰冷的小手，瑞宣看着她的小脸，他自言自语地说：“胜利了，小妞子，可是你——”

“她说什么？”老人又大喊一声。

瑞宣很快地放下小妞子的手，看着爷爷的脸，再看着邻居。他眼里噙着泪。他想大喊：“我们胜利了！”但却低声地，像是不情愿地对爷爷说：“日本投降了。”说完，眼泪就从脸上流了下来。多年来他身心遭受的苦难，仿佛千斤重担压在心里。

虽然瑞宣的声音很低，但是“日本投降了”几个字却像风一样吹到了所有邻居的耳朵里。

突然他们忘了小妞子的死，忘了同情祈老人和瑞宣，忘了去劝慰韵梅和天佑太太。每个人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他们好像要跑出去，看看胜利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想张嘴大声喊：“中华民国万岁！”连祈老人好像都忘了他要干什么，只是瞧瞧这个，再瞧瞧那个。悲哀，喜悦，和迷惑交织在一起。

日本老太婆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她不再是个热爱和平，有主意的日本老太婆。她是日本人，是武力、侵略和屠杀的象征。所有的眼睛，都带着仇恨的火焰，射向她。她应该怎么办？她不能用言语自卫。这样的日子言语没有任何用处。她知道自己没有罪，但是说不出话。仿佛她必须承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事实上，她的理念已经超出了国家和种族，却因为她的国家和种族，必须受罪。

看着眼前的人们，她突然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们。他们不再是她的街坊邻居，而是仇人，甚至是想杀她的人。她知道这些街坊都很善良，容易相处，但是谁敢保证今天他们不会发疯，向她报仇呢？

韵梅已经停了哭声。她走到爷爷身旁，接过小妞子。胜利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只想多抱一会儿小妞子。

紧紧地抱着妞子的小身体，韵梅慢慢地走进院子。她低下头看着小妞子那灰色、瘦小的脸，低声叫着“妞子”，仿佛妞子只是在睡觉。

祈老人转身，跟着她，说：“小顺儿妈，你听到了吗？日本投降了。小顺儿妈，别哭了。咱们的好日子在前面呢。刚才我是伤心得发疯了。我想抱着妞子去找日本人。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玷污了小妞子。小顺儿妈，给妞子找几件干净衣服吧，给她洗洗脸，不要脸上带着泪进棺材。小顺儿妈，别担心，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滚蛋了，我们又能够安静和平快乐地过日子了，你和老大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孩子。”

韵梅好像没听到老人的祈求。老人试图安慰她。她慢慢地朝前走着，还是低声叫着“妞子”。

天佑太太还站在院子里，看到韵梅，立刻跟着她。她似乎知道韵梅不想让她抱妞子，所以她也就跟在媳妇的身后。

四大妈刚刚和天佑太太站在一起，现在想也没想，就跟着婆媳两人身后。三个女人，慢慢走进屋子。

这时，绕过影壁，说相声的方六正大声地对邻居们嚷嚷着：“街坊们，今天咱们可要报仇了。”他对着所有的邻居说话，眼睛却盯着日本老太太。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方六的话，但是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们都是北平人，能够耐心地忍受灾难，灾难结束，也不会想着要报仇。他们总是跟着历史，从没想过去创造或者改变历史。即使背道而驰，他们依旧追寻永远不变的生活哲学——那就是恶有恶报，用不着他们去对付敌人。瞧瞧日本人有多坏，但是日本不也投降了吗？八年的侵占多么漫长？但是比起北平六七百年的历史，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没人动。

方六开始跟他们说：“咱们受了八年的罪，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担心会掉脑袋。难道今天咱们不应该给他们点儿苦尝尝吗？如果你不敢杀人，至少敢吐他们一口吧？”

老实巴交的程长顺也附和着方六的话，“对，即使咱们不打不杀，难道不应该朝他们脸上吐吐沫？”他用浓重的鼻音喊道：“干吧！”

他们朝着日本老太婆涌过来。老太婆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但是能看出他们的敌对情绪。她想走开，但是没有动。她挺直腰板儿，勇敢地等着他们的攻击。她必须忍受这些耻辱和攻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自己和其他日本人的罪过。

这时候，瑞宣一直坐在地上，好像失去了知觉。他突然站了起来，跨上去一步，站在了日本老太婆和众人之间。他的脸还是面无血色，但是眼睛明亮。他挺起胸脯，人也仿佛又高了一些。他坚决而镇定地说：“你们要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即使方六也不敢回答。中国人尊重有学问的人。瑞宣符合他们的理想，是唯一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你们准备先要揍这个老太婆吗？”瑞宣强调“老太婆”这几个字。

所有的人都看着瑞宣，再看一下日本老太婆。方六第一个摇了摇头。没有人愿意去伤害一个老太婆。

瑞宣转过身对日本老太婆说：“你快走吧。”

老太婆叹了一口气，朝着人群鞠了个躬，转身走了。

老太婆走后，丁约翰来了。

方六一看到丁约翰进来，就觉得自己有了帮手。自从德国战败后，丁约翰就告诉所有的人，如果日本战败，他们都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北平的日本人。

“约翰，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去三号日本人那里，教训他们一下？”

“怎么回事儿？”丁约翰还没有得到消息。

“日本完蛋了，日本投降了！”方六大声回答。

丁约翰把眼睛闭上，像他在教堂里说“阿门”时那样。然后一句话不说转身，就开始跑。

“你去哪儿？”瑞宣问道。

“我——我去英国府。”丁约翰大声叫道。

九十九

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城市里，人们欢呼雀跃，歌唱，高兴地放声大哭。但是，北平却是沉寂的。日本军队还没有解除武装，日本宪兵还在街上巡逻。

被侵略的国家的痛苦和悲哀，不能像擦拭桌子上的灰尘一样，让胜利一把抹掉。但是也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日本的膏药旗降下来了，中国国旗升了起来。尽管没有游行，没有礼炮，没有欢呼，但是国旗给了人们安慰。

北海公园的白塔依旧傲然挺立。湖里的白莲花、红莲花照常开放着，散发着馨香。天坛，太庙，还有故宫，庄严伟岸，闪烁着金色和绿色的光芒。那些陈旧而厚重的琉璃瓦，看起来总像新的一样，熠熠发光。

北平很冷清。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全城却好像没有任何反应。日本人忙着关门闭户，顶门防卫。

最冷清的应该是祈家。瑞宣搀扶着爷爷回到屋子里，老人坐在炕沿儿上，拉起瑞宣的手。老人想起过去八年来的苦难，想大声地骂人。想到死去的儿子、孙子，还有重孙女儿，他想放声大哭。

他慢慢地放开了瑞宣的手，又慢慢地躺下来。瑞宣叫小顺儿进来陪着老人。

小顺儿很乐意接受这个差事。他不敢回到小妞子睡过的屋子，也不想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没有了小妞子，他好像不知道去哪里。跟老人在一起让他有点事情做。他听话地让老人握着他的手。

老人把眼睛闭上了，仿佛是要睡觉，但是小顺儿手心的温暖，仿佛从老人的手里，传到他的心里。他感觉自己不仅活着，而且还拉着重孙子的手——最老的和最小的，都没有被战争消灭。但是他好像躺在云朵上，在云朵里慢慢融化。他紧紧地握着小顺儿的手。小顺儿会安享太平，生儿育女，祈家世代香火不断。他把小顺儿的手握得更紧了。老人的手和孩子的手，合二为一。老人睁开眼睛，好像是要对小顺儿说：“你我是四世同堂里最小的和最老的，咱们都必须活着，如果咱们两个能活着，战争算什么？即使我死了，你也必须要活着，活到我这个年龄。然后在一个屋檐下有你自己的四世同堂。”

小顺儿看老人睁开了眼睛，像是要说话，就问：“太爷爷，您醒了吗？”

老人没有回答，又把眼睛闭上了。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瑞宣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从玻璃窗户往屋子里瞧。看到母亲和妻子正坐在床头，盯着小妞子。他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他走远一点儿，站在了枣树下头。

他的头有些疼，没法儿集中精力。小妞子的死，让他把过去多年的努力挣扎一笔勾销了。

瑞宣站在枣树下，白巡长和金三爷走了过来。

白巡长走了一身汗。他一手擦着脑门上的汗，一手伸到瑞宣面前，“哈哈，祈先生，咱们胜利了！”他想用力握住瑞宣的手，但是看到瑞宣的一脸愁容，又抽回了手，“怎么了，祈先生？”

还没等到瑞宣回答，金三爷就说：“祈先生帮帮我吧。咱们胜利了，为什么不能马上去找钱先生和我的外孙儿？求你帮我找找，他们到底在哪儿？”

瑞宣也想立刻和金三爷去找钱先生，但是他打不起精神，也走不开，不能把两个女人留在家里看着小妞子的尸体。谁知道做母亲的伤心欲绝，会不会昏过去，或者直接背过气儿去。他指了指房间。

白巡长走到房前，金三爷跟着走过去。

白巡长透过玻璃往屋里看。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什么样的悲哀景象没见过，他一看就明白了。得让屋里的两个女人大声哭出来，如果她们坐在那里只是盯着小妞子，什么声音也没有，那就麻烦了，特别是对天佑太太来说。

“祈先生，你得先大哭，”白巡长低声对瑞宣说，“如果你大声哭，她们才会和你一起哭，她们必须大声哭，否则心里的痛苦会把她们憋坏，憋死她们的。”

瑞宣不知道要不要照着白巡长的话做，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男一女。

男的看起来像一个黑瘦的宝塔。又高又瘦，身体强壮。他光着头，头发剪得像士兵。他的脸又瘦又黑，透着严峻。黑豆一样的亮眼睛里，闪着意气风发的光芒。他穿的学生装，小了两三号。上衣不到腰间，裤子露着半截腿。虽然衣不合体，他看起来却朴实自然。他昂着头，严峻的脸上带着笑。右手握着一个女子的手——是高第的手。

高第也很瘦，厚嘴唇反倒显得更好看了。她的短鼻子上有很多笑纹。头发没有烫，嘴上也没擦口红。她看起来已经完全摆脱了大赤包和招弟的那一套影响——素颜不化妆，表现天然的本色。她的脑袋扬得很高，像是在看老三的脸，或者看着蓝蓝的天空。

转过影壁，老三大声地喊了一声“妈！”他的声音那么大，金三爷吓了一跳。瑞全并没有想会叫得这么大声儿，但是不自觉地就大声地叫了出来。“妈”这个字，他已经有很多年没叫过了，仿佛自己蹦了出来。

“老三！”瑞宣也叫了出来。一瞬间，他似乎忘了小妞子的死。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是新中国勇敢和活力的象征。瑞宣走过来，也认出了高第。他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身旁，热泪在眼眶里打转。

白巡长想去跟老三打招呼，但是看到瑞宣握着老三的手不放，便悄悄地走到一边。他知道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并不想让外人插进来。“咱们走吧。”他拉着金三爷走出院子。

老三的声音融化了屋子里的冰。天佑太太一直哭不出来，只是坐在那里恍惚地看着小妞子。当她一听到老三的声音，心怦怦跳着仿佛感受到了孩子在妈妈子宫里的翻滚震动。她的小儿子，老三，在院子里叫她呢。她又活了，憋了太久的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老三回来了，她不用再盯着小妞子了。小妞子已经死了，但儿子还活着。眼泪蒙住了眼睛，她摸索着走出房间。

她一走出房间，老三就放开哥哥的手，冲了过来。

天佑太太大声地哭了起来。老三抓着她冰冷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妈，妈”。

老三越过母亲的肩膀，看到了大嫂。他叫着：“大嫂，我回来了。”

韵梅没有转头看小叔子，只是把身体伏在小妞子的尸体上大哭起来。

“怎么回事儿？”老三看着母亲和大嫂只是哭，有些莫名其妙。他握着母亲的手走进韵梅坐着的屋子，一眼就看到了小床上的妞子。

瑞宣听到母亲和妻子的哭声，反倒放心了。他知道痛哭是消除悲哀的最好办法。他要去把老三回来的消息，告诉爷爷。

“爷爷，爷爷！”瑞宣轻声叫着。

老人看起来像睡着了，咕哝了一声，连眼睛也没睁。

“爷爷，老三回来了。”

“什么？”老人的眼睛还是闭着的。

“老三回来了。”

老人睁开了眼睛。“小三儿，我的小三儿，他在哪儿？”老人坐了起来。“他在哪儿？”老人不等瑞宣回答，又大声地喊起来，“小三儿，小三儿过来，让我瞧瞧你。”然后扶着瑞宣，他开始往屋外走。“回来不先看你爷爷！什么孩子！”

老三看到爷爷，突然站定不动了。爷爷已经不再是他记忆里，那样硬朗结实。已经成了又瘦又弱，弯腰曲背的老头儿。头发和胡子全白了，连眉毛也白了。

老人伸出干巴枯瘦的手，放在孙子的肩膀上，说：“好，好，小三儿，你高了，也壮了。你走了八年了，但是爷爷，一直在等你。好，现在我放心了，就是死了，也安心了，我的小三儿，终于回来了。”

天佑太太哭着走出院子，朝着儿子走来。

老人看着儿媳妇，叹了一口气，然后温和地说：“别哭了，小三儿已经回来了，那不是应该高兴的事儿吗？”

天佑太太点点头，撩起衣襟，擦去眼泪。

老人看着高第，揉了揉昏花的老眼，问：“这不是冠家的大小姐吗？”

高第点了点头。

“你和小三儿一起回来的？”老人不喜欢冠家人，即使他知道高第跟大赤包和招弟她们不一样。

“是。”高第说着，过来握着天佑太太的手。

老人不想难为高第，就没再问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老三叫进了屋子。“小三儿，冠家这个闺女是怎么回事？”

老三毫不迟疑地直接回答说，“她没有地方去，要在这里待几天。”

“噢——”老人慢慢躺下身。“你要——”

老三猜到了爷爷的意思，“差不多——”

老人很长时间没有再说什么——他还是不喜欢冠家，不管高第自己有多好。

“爷爷，您不是想要家里人丁兴旺吗？”老三说着笑了。

老人想了一下，“嗯，你说得对。”

一百

小妞子没有新衣服，只穿了一套洗干净的，又短又旧的衣服。她躺在一个小小的木头匣子里，埋在了城外。

韵梅还是病着，起不来床。幸好有老三和高第在身旁。老三不打算一直待在家里，他要出去做一些更重要的抗战工作。他走南闯北，知道中国最需要什么。他不能待在家里像个老太婆一样，整天只管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他现在不能走。他先要把钱叔叔救出来，确保他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再走。而且现在爷爷、母亲、哥哥和大嫂，也全都需要他。他的笑声和无忧无虑的聊天，能给死一般沉寂的家里带来点儿生气。

老三应付大嫂的办法很简单，而且有效。他并不去安慰她，而是一天到晚总在她耳边嚷嚷，总给她找事做。

“大嫂，你起来了吗？我想吃饺子，已经有八年了，没有吃过你做的饺子了。”要不就是“大嫂，起来给我找件衣裳吧，瞧我穿的都是什么呀，简直紧绷绷的，都没法呼吸了。”他知道大嫂善良，总会上他的圈套，挣扎着也要起来忙碌。只要忙活起来，就会忘了心痛，心里的创伤也就慢慢愈合了。

除了这些，他还有给大嫂鼓劲儿的方法，那就是他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悲惨情景讲给她听。有多少孩子被炸弹炸死，为了逃难，父母不得不把孩子舍弃在河里。因为战争而死去的孩子成千上万，小妞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渐渐地，大嫂能够站起来了，又能做活了。她还是很瘦，眼睛也就显得很大。有时候，做着事呢，突然站住，好像想起什么。为了不让她有胡思乱想的机会，老三叫小顺儿常跟妈妈在一起，跟她聊天。

老三跟大哥有很多话题。

他们两个住在一间屋子里，这样高第可以和韵梅住在一起。

两兄弟聊了三四个晚上，好像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但还是停不下来。他们聊家庭，聊国家，聊世界，好像国家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全在他们的运筹之中。等到所有的话题都说完了，他们又开始聊前边聊过的话题。

全家人都喜欢高第，她不再是那个大小姐，而是勤劳肯干的大姑娘。战争锻炼了她。她侍奉祈老人和天佑太太，给全家人做饭。她的厨艺虽然不是特别精湛，但是这不要紧，不管饭做得好不好吃，她都会去做，而且这次如果做得不好，下次不是还可以做好吗？

韵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必须得起来操持——不能让客人为她干活，就连祈老人都感动了，忘了他对冠家人的偏见。他悄悄地对老三说，“不要让客人来伺候咱们，那怎么行呢？”

老三笑着，不说什么。

抗战胜利后的第七天，诗人钱先生出狱了。老三想给钱叔叔开一个小小的欢迎会。胜利后的北平太冷清了，瑞全不喜欢这样的沉默。

他去找爷爷商量，爷爷同意了，并敦促着：“去买点酒来，钱先生喜欢喝一两盅儿。”

“好，我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酒。”

他也和韵梅、高第商量准备食物。韵梅觉得豆腐干和花生米下酒就可以了。给一大帮人做饭行不通，一是没钱，二是没精力。

“好，大嫂，就那么办了，再沏点儿茶。”

瑞全去找母亲，“妈，钱叔叔要来了，您得起来，招呼招呼他。”

天佑夫人点点头。

瑞全又告诉大哥，他们得一起去接钱先生。瑞宣当然想去，但是他又想到富善先生。他花了一天去找老朋友，才得知富善先生几个月之前被关进山东潍县的一个集中营里。

老三也通知了金三爷，邀请他和钱少奶奶一起来祈家。还邀请了四大妈、程长顺和所有小羊圈的街坊邻居。街坊们就像当初听到胜利的消息那样高兴。

瑞宣和瑞全去接钱先生。

钱先生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他一手扶着老三的胳膊，一手领着孙子，蹒跚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瑞宣在后面跟着。

钱先生这次在狱里过堂，并没有受刑。日本人想让他投降，但是他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们把他的孙子偷来了关进了监狱。他们让祖孙俩每天见一面。钱先生知道他们这是用孩子给他施加压力。如果他低头投降，孩子就会活命；如果他拒绝，他们就在他面前折磨孩子。

但是钱先生并不担心。他不发脾气，不惹火敌人，不给他们折磨孩子把柄；也不说投降，以确保让孩子安全。他只是微笑着顺其自然。如果到了他无法保护孩子的时候，那也没办法。他不会投降。如果战争再多死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个人是他的孙子。

孩子刚进监狱的时候，不停地哭闹。他们最初把他带到钱先生这里，他也是哭着，鼻涕眼泪满脸。他使劲儿拍打爷爷的腿，大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钱先生轻轻地拍拍孩子的头，一遍又一遍地说：“嘘，好孩子，别哭了。”等孩子终于不哭不闹了，他问爷爷：“他们为什么把咱们关在这里？为什么不让咱们回家？”

“没有原因。”

“怎么会没有原因呢？”

“就是没有原因。”

几天以后，孩子看起来已经适应了，不再大哭大闹。每次给带到爷爷面前时，看起来还挺高兴的。他问爷爷很多问题，比如说战争是什么，监狱是什么，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日本人来北平？爷爷耐心地给他一一解答。

孙子要爷爷给他起个名字。他记起来，妈妈经常跟他说，名字要由爷爷来起。

孩子出生前，爷爷已经想好了一个名字给他，钱仇——报仇雪恨。但是现在孩子倚在他膝下，他觉得不应该让孩子一生都带着这么痛楚的名字。老人问孩子：“你觉得‘仇’这个字怎么样？”

小孙子眨着眼睛，像是在认真考虑。他能想到猫啊，狗啊，牛之类的看起来怎么样，报仇是什么？他想不出来，所以一定不好。他说：“我不要。”

爷爷于是道歉，说：“好，等着我再想想，我要想个好名字给你。”

然后有一天，他说：“你喜欢钱善吗？钱善良，或者钱正义。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三字经》里面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字。”孩子同意了。

开始时，日本人让孩子跟爷爷每次只能一起待几分钟，然后渐渐地等爷孙俩关系融洽了，他们加长时间，让他们闲聊，希望孩子能够软化钱先生。然后他们又会突然，把孩子带走，让他又哭又叫地挣扎。

钱少奶奶和小顺儿站在小羊圈的进口处，等着她的公公和儿子。人们简直认不出她了，瘦脱了形，一双眼睛还是亮而有神，好像她的全部力气都放到了眼睛里，好寻找儿子。现在她知道儿子要回来了，眼睛里放出了火光。

钱少奶奶一看到爷孙俩，就狂奔过去。一下子把小善搂在怀里，紧紧地抱着。她跪在地上，把脸贴在儿子的脸上。

走过一号门的时候，钱少奶奶习惯性地停了一下。钱先生却瞅也没瞅，慢慢地走过去了。

祈家大门外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想跑过来，凑近钱先生，但是谁也没动。钱先生，他们的好街坊，老朋友和英雄，穿了一件破旧的蓝布僧袍，只搭到膝盖。头发全白了，蓬头垢面。他的脸颊深陷，看起来干枯苍白。他的外表看不出像是他们的英雄，倒像是遍布战争创伤的人。街坊们忍不住互相打量着彼此，他们自己也是衣衫破烂，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们朝着小羊圈四处望着，看到的是油漆斑驳的大门，裂开了的墙皮，所有这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悲哀，那么令人沮丧。

说相声的方六，点燃了一小挂鞭炮，以传统的形式，欢迎英雄的归来。

每个人都想第一个上前去握住钱先生的手，但是所有的人不约而同把这个机会让给了祈老人。祈老人双手拉着钱先生的手，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就再也说不下去。他想到天佑。小羊圈里所有的人里，只有钱先生，无论是年龄身高还是个性，都跟天佑最像。

钱先生握着老人温暖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

老三想让欢迎晚会尽可能的热闹，一个劲儿地说，“进来吧，来院子里喝酒。”

祈老人转身，站在边上，让钱先生先进去，一边说着：“请，请。”

钱先生确实想喝酒。他曾经发过誓，不到胜利不沾一滴酒。今天他可要畅饮一杯。

他走到门里，一边走一边和高第、天佑太太、刘太太和其他人打招呼。

祈老人等着所有的人都进到院子里，才慢慢地走进去。瑞全早已经在那里了。只有瑞宣，等着搀扶爷爷。老人走了几步，点着头对瑞宣说：“街坊们都来了吗？这可真是喜庆啊。”老人的脸上现出笑容。

“等我们给您庆祝九十大寿的时候，比这还要热闹。”瑞宣说。

小羊圈里，大槐树上的叶子，一阵阵拨动摇曳。

起风了。

注解：

[1]　自本段起至本书末止，因此十三段中文原稿已毁，现根据老舍先生亲自参与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The Yellow Storm（Ida Pruitt译，1951年于纽约出版）一书的最后十三段，由美籍青年翻译家凌珊再翻译为中文。

骆驼祥子
老舍　著
现代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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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现代出版社的“老舍经典珍藏版”系列作品出版了。这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

舒济

2018.5.17

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老舍

第一章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1]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2]。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3]。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4]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5]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6]，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7]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搧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出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错儿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楞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便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作的，可是敢情他也会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

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

注解：

[1]　车口：停车的地方。

[2]　拉晚儿：下午四点以后出车，一直拉到天亮前。

[3]　嚼谷：口粮，生活费。

[4]　从前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交民巷。

[5]　胶皮团：指拉车这行。

[6]　杀进腰：把腰勒细。

[7]　一边儿：同样的。

第二章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伕，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可是，谣言，他不信。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他们像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像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也不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坠的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前门，东车站！”“哪儿？”“东——车——站！”“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清华呀？”的。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像是学生。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都哑吧了？清华！”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1]，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2]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像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

“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凭什么？”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别的先不去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像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山涧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骆驼！祥子的心一动，忽然的他会思想了，好像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把一切都极快的想了起来。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像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这是什么战略——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他不晓得。可是他确知道，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乘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他的心要跳出来！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心中发热，四肢反倒冷起来；热望使他混身发颤！

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离他不远。他喜欢这个声音，像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只会到处乱撞。有了炮声，兵们一定得跑；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但他和它们既同是俘虏，好像必须有些同情。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爬伏着，除了粗大的呼吸，一点动静也没有，似乎天下都很太平。这个，教他壮起点胆子来。他伏在骆驼旁边，像兵丁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炮声是由南边来的，即使不是真心作战，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那么，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真要是上山，他们不能带着骆驼。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他也跟着完事；他们忘记了骆驼，他就可以逃走。把耳朵贴在地上，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儿来，心跳得极快。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

注解：

[1]　招呼吧：干吧，闯吧。

[2]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指到了严重关头，成败都在今天。

第三章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可是他不怕它们，因为来自乡间，他敢挨近牲口们。骆驼们很慢很慢的立起来，他顾不得细调查它们是不是都在一块儿拴着，觉到可以拉着走了，他便迈开了步，不管是拉起来一个，还是全“把儿”。

一迈步，他后悔了。骆驼——在口内负重惯了的——是走不快的。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的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腿一完，全完！而祥子是想逃命呀！

可是，他不肯再放下它们。一切都交给天了，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

因拉惯了车，祥子很有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虽然如此，他现在心中可有点乱。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全放在它们身上了；及至把它们拉起来，他弄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天是那么黑，心中是那么急，即使他会看看星，调一调方向，他也不敢从容的去这么办；星星们——在他眼中——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空中乱动。祥子不敢再看天上。他低着头，心里急而脚步不敢放快的往前走。他想起了这个：既是拉着骆驼，便须顺着大道走，不能再沿着山坡儿。由磨石口——假如这是磨石口——到黄村，是条直路。这既是走骆驼的大路，而且一点不绕远儿。“不绕远儿”在一个洋车夫心里有很大的价值。不过，这条路上没有遮掩！万一再遇上兵呢？即使遇不上大兵，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不像，绝不像个拉骆驼的！倒很像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背后骆驼蹄子噗噗轻响猛然吓了他一跳。他要打算逃命，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可是到底不肯撒手骆驼鼻子上的那条绳子。走吧，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遇见什么说什么；活了呢，赚几条牲口；死了呢，认命！

可是，他把军衣脱下来：一把，将领子扯掉；那对还肯负责任的铜钮也被揪下来，掷在黑暗中，连个响声也没发。然后，他把这件无领无钮的单衣斜搭在身上，把两条袖子在胸前结成个结子，像背包袱那样。这个，他以为可以减少些败兵的嫌疑；裤子也挽高起来一块。他知道这还不十分像拉骆驼的，可是至少也不完全像个逃兵了。加上他脸上的泥，身上的汗，大概也够个“煤黑子”的谱儿[1]了。他的思想很慢，可是想得很周到，而且想起来马上就去执行。夜黑天里，没人看见他；他本来无须乎立刻这样办；可是他等不得。他不知道时间，也许忽然就会天亮。既没顺着山路走，他白天没有可以隐藏起来的机会；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想到了这个，也马上这么办了，他心中痛快了些，好似危险已过，而眼前就是北平了。他必须稳稳当当的快到城里，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没有一点干粮，不能再多耗时间。想到这里，他想骑上骆驼，省些力气可以多挨一会儿饥饿。可是不敢去骑，即使很稳当，也得先教骆驼跪下，他才能上去；时间是值钱的，不能再麻烦。况且，他要是上了那么高，便更不容易看清脚底下，骆驼若是摔倒，他也得陪着。不，就这样走吧。

大概的他觉出是顺着大路走呢；方向，地点，都有些茫然。夜深了，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及至走出来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夜还很黑，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心中更觉得渺茫。用力看看地，地上老像有一岗一岗的，及至放下脚去，却是平坦的。这种小心与受骗教他更不安静，几乎有些烦躁。爽性不去管地上了，眼往平里看，脚擦着地走。四外什么也看不见，就好像全世界的黑暗都在等着他似的，由黑暗中迈步，再走入黑暗中；身后跟着那不声不响的骆驼。

外面的黑暗渐渐习惯了，心中似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不由的闭上了。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忽然心中一动，像想起一些什么，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说不清；可是又睁开了眼。他确是还往前走呢，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四外也并没有什么动静。心跳了一阵，渐渐又平静下来。他嘱咐自己不要再闭上眼，也不要再乱想；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可是心中不想事，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他必须想念着点儿什么，必须醒着。他知道一旦倒下，他可以一气睡三天。想什么呢？他的头有些发晕，身上潮渌渌的难过，头发里发痒，两脚发酸，口中又干又涩。他想不起别的，只想可怜自己。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仿佛刚想起自己，就又把自己忘记了，像将要灭的蜡烛，连自己也不能照明白了似的。再加上四围的黑暗，使他觉得像在一团黑气里浮荡，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还往前迈步，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哪里走，就很像独自在荒海里浮着那样不敢相信自己。他永远没尝受过这种惊疑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闷。平日，他虽不大喜欢交朋友，可是一个人在日光下，有太阳照着他的四肢，有各样东西呈现在目前，他不至于害怕。现在，他还不害怕，只是不能确定一切，使他受不了。设若骆驼们要是像骡马那样不老实，也许倒能教他打起精神去注意它们，而骆驼偏偏是这么驯顺，驯顺得使他不耐烦；在心神最恍惚的时候，他忽然怀疑骆驼是否还在他的背后，教他吓一跳；他似乎很相信这几个大牲口会轻轻的钻入黑暗的岔路中去，而他一点也不晓得，像拉着块冰那样能渐渐的化尽。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

他忽然醒了。不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由睡而醒，而是猛的一吓，像由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都在一睁眼的工夫里。看见的还是黑暗，可是很清楚的听见一声鸡鸣，是那么清楚，好像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中划了一下。他完全清醒过来。骆驼呢？他顾不得想别的。绳子还在他手中，骆驼也还在他旁边。他心中安静了。懒得起来。身上酸懒，他不想起来；可也不敢再睡。他得想，细细的想，好主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车，而喊出“凭什么？”

“凭什么？”但是空喊是一点用处没有的。他去摸摸骆驼，他始终还不知自己拉来几匹。摸清楚了，一共三匹。他不觉得这是太多，还是太少；他把思想集中到这三匹身上，虽然还没想妥一定怎么办，可是他渺茫的想到，他的将来全仗着这三个牲口。

“为什么不去卖了它们，再买上一辆车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可是他没动，好像因为先前没想到这样最自然最省事的办法而觉得应当惭愧似的。喜悦胜过了惭愧，他打定了主意：刚才不是听到鸡鸣么？即使鸡有时候在夜间一两点钟就打鸣，反正离天亮也不甚远了。有鸡鸣就必有村庄，说不定也许是北辛安吧？那里有养骆驼的，他得赶快的走，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把骆驼出了手，他可以一进城就买上一辆车。兵荒马乱的期间，车必定便宜一些；他只顾了想买车，好似卖骆驼是件毫无困难的事。

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假若他想到拿这三匹骆驼能买到一百亩地，或是可以换几颗珍珠，他也不会这样高兴。他极快的立起来，扯起骆驼就走。他不晓得现在骆驼有什么行市，只听说过在老年间，没有火车的时候，一条骆驼要值一个大宝[2]，因为骆驼力气大，而吃得比骡马还省。他不希望得三个大宝，只盼望换个百儿八十的，恰好够买一辆车的。

越走天越亮了；不错，亮处是在前面，他确是朝东走呢。即使他走错了路，方向可是不差；山在西，城在东，他晓得这个。四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虽然还辨不出颜色，可是田亩远树已都在普遍的灰暗中有了形状。星们渐稀，天上罩着一层似云又似雾的灰气，暗淡，可是比以前高起许多去。祥子仿佛敢抬起头来了。他也开始闻见路旁的草味，也听见几声鸟鸣；因为看见了渺茫的物形，他的耳目口鼻好似都恢复了应有的作用。他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虽然是那么破烂狼狈，可是能以相信自己确是还活着呢；好像噩梦初醒时那样觉得生命是何等的可爱。看完了他自己，他回头看了看骆驼——和他一样的难看，也一样的可爱。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只有东一缕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像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顶可怜的是那长而无毛的脖子，那么长，那么秃，弯弯的，愚笨的，伸出老远，像条失意的瘦龙。可是祥子不憎嫌它们，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体面，到底是些活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上天送给他三条足以换一辆洋车的活宝贝；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他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祥子对着那片红光要大喊几声，自从一被大兵拉去，他似乎没看见过太阳，心中老在咒骂，头老低着，忘了还有日月，忘了老天。现在，他自由的走着路，越走越光明，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儿金光，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照暖了他的心。他忘了一切困苦，一切危险，一切疼痛；不管身上是怎样褴褛污浊，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将他除外，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力的宇宙里；他高兴，他想欢呼！

看看身上的破衣，再看看身后的三匹脱毛的骆驼，他笑了笑。就凭四条这么不体面的人与牲口，他想，居然能逃出危险，能又朝着太阳走路，真透着奇怪！不必再想谁是谁非了，一切都是天意，他以为。他放了心，缓缓的走着，自要老天保佑他，什么也不必怕。走到什么地方了？不想问了，虽然田间已有男女来作工。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想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远处有个村子，不小的一个村子，村外的柳树像一排高而绿的护兵，低头看着那些矮矮的房屋，屋上浮着些炊烟。远远的听到村犬的吠声，非常的好听。他一直奔了村子去，不想能遇到什么俏事，仿佛只是表示他什么也不怕，他是好人，当然不怕村里的良民；现在人人都是在光明和平的阳光下。假若可能的话，他想要一点水喝；就是要不到水也没关系；他既没死在山中，多渴一会儿算得了什么呢？

村犬向他叫，他没大注意；妇女和小孩儿们的注视他，使他不大自在了。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他想；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样呆呆的看着他呢？他觉得非常的难堪：兵们不拿他当个人，现在来到村子里，大家又看他像个怪物！他不晓得怎样好了。他的身量，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他从一家的屋脊上看过去，又看见了那光明的太阳，可是太阳似乎不像刚才那样可爱了！

村中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祥子唯恐把骆驼滑倒，很想休息一下。道儿北有个较比阔气的人家，后边是瓦房，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没有木门，没有门楼。祥子心中一动；瓦房——财主；木栅而没门楼——养骆驼的主儿！好吧，他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万一有个好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呢！

“色！色！色！”祥子叫骆驼们跪下；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他只晓得“色，色，”是表示跪下；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骆驼们真跪下了，他自己也大大方方的坐在一株小柳树下。大家看他，他也看大家；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人的怀疑。

坐了一会儿，院中出来个老者，蓝布小褂敞着怀，脸上很亮，一看便知道是乡下的财主。祥子打定了主意：

“老者，水现成吧？喝碗！”

“啊！”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打量了祥子一眼，细细看了看三匹骆驼。“有水！哪儿来的？”

“西边！”祥子不敢说地名，因为不准知道。

“西边有兵呀？”老者的眼盯住祥子的军裤。

“教大兵裹了去，刚逃出来。”

“啊！骆驼出西口没什么险啦吧？”

“兵都入了山，路上很平安。”

“嗯！”老者慢慢点着头。“你等等，我给你拿水去。”

祥子跟了进去。到了院中，他看见了四匹骆驼。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一把儿吧？”

“哼！一把儿？倒退三十年的话，我有过三把儿！年头儿变了，谁还喂得起骆驼！”老头儿立住，呆呆的看着那四匹牲口。待了半天：“前几天本想和街坊搭伙，把它们送到口外去放青[3]。东也闹兵，西也闹兵，谁敢走啊！在家里拉夏吧，看着就焦心，看着就焦心，瞧这些苍蝇！赶明儿天大热起来，再加上蚊子，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真！”老者连连的点头，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成一把儿到口外去放青。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准教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祥子几乎是央求了。

“可是，谁有钱买呢？这年头不是养骆驼的年头了！”

“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把它们出了手，好到城里去谋生！”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心中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明知买到手中并没好处，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养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有过三把儿骆驼的也是如此。况且祥子说可以贱买呢；懂行的人得到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中有没有好处。

“小伙子，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老者说了实话。

“干脆就留下吧，瞧着办得了！”祥子是那么诚恳，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真的，小伙子；倒退三十年，这值三个大宝；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我——你还是到别处吃喝吃喝去吧！”

“给多少是多少！”祥子想不出别的话。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卖不出去，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

“你看，你看，二三十块钱真不好说出口来，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这个年头，没法子！”

祥子心中也凉了些，二三十块？离买车还差得远呢！可是，第一他愿脆快办完，第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儿。“老者，给多少是多少！”

“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

祥子说了实话。

“呕，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老者很同情祥子，而且放了心，这不是偷出来的；虽然和偷也差不远，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兵。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

“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我六十多了；哼，还教我说什么好呢！”

祥子没了主意。对于钱，他向来是不肯放松一个的。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况且，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

“骆驼算你的了，老者！我就再求一件事，给我找件小褂，和一点吃的！”

“那行！”

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两个棒子面饼子，穿着将护到胸际的一件破白小褂，要一步迈到城里去！

注解：

[1]　谱儿：样子。有近似的意思。

[2]　大宝：五十两重的银元宝。

[3]　放青：放牧，让牲口去吃青草。

第四章

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身上忽冷忽热，心中迷迷忽忽，牙床上起了一溜紫泡，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像皮糖似的。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

自从一到城里来，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如今，“骆驼”摆在“祥子”之上，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而自己倒落了个外号，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

刚能挣扎着立起来，他想出去看看。没想到自己的腿能会这样的不吃力，走到小店门口他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头上见了凉汗。又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肚中响了一阵，觉出点饿来。极慢的立起来，找到了个馄饨挑儿。要了碗馄饨，他仍然坐在地上。呷了口汤，觉得恶心，在口中含了半天，勉强的咽下去；不想再喝。可是，待了一会儿，热汤像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肚中有了点食，他顾得看看自己了。身上瘦了许多，那条破裤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他懒得动，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剃剃头，换换衣服，买鞋袜，都要钱。手中的三十五元钱应当一个不动，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儿很远呢！可是，他可怜了自己。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到现在一想，一切都像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像他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像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像连阴天的时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当再太自苦了。他立起来，明知道身上还很软，可是刻不容缓的想去打扮打扮，仿佛只要剃剃头，换件衣服，他就能立刻强壮起来似的。

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近似搪布[1]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两包火柴。

拿着两包火柴，顺着大道他往西直门走。没走出多远，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可是他咬上了牙。他不能坐车，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况且自己是拉车的。这且不提，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除非一交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决不服软！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他想，祥子便算完了；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不管有什么病！

晃晃悠悠的他放开了步。走出海甸不远，他眼前起了金星。扶着棵柳树，他定了半天神，天旋地转的闹慌了会儿，他始终没肯坐下。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擦擦头上的汗，他又迈开了步。已经剃了头，已经换上新衣新鞋，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那么，腿得尽它的责任，走！一气他走到了关厢。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像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放起些细碎的小水泡。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

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像个人了。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好似有点什么心愿，他决定走进城去。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像一架放大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像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他点了点头。

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自然他想奔那里去。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实。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跪上铁索，刘四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个饶命。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李逵武松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他开了个洋车厂子。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2]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他不存破车。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像个老虎。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头剃得很亮，没留胡子。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也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刘家父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口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

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祥子拉过人和厂的车。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把钱凑够了数，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

“刘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

老头子看了车一眼，点了点头：“不离！”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门；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

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人和厂，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这种猜想里虽然怀着点妒羡，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将来刘四爷一死，人和厂就一定归了祥子。这个，教他们只敢胡猜，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其实呢，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厂子里靠常总住着二十来个车夫；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便是蒙头大睡；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老头子心里有数儿。他晓得祥子是把好手，即使不拉他的车，他也还愿意祥子在厂子里。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所以，都留给祥子听。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祥子拿着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天还没黑，刘家父女正在吃晚饭。看见他进来，虎妞把筷子放下了：

“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

“哼！”祥子没说出什么来。

刘四爷的大圆眼在祥子身上绕了绕，什么也没说。

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

“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一块儿吧！”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

祥子没动，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拉包月，主人常换；拉散座，座儿一会儿一改；只有这里老让他住，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现在刚逃出命来，又回到熟人这里来，还让他吃饭，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车呢？”

“车？”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像老嫂子疼爱小叔那样。

祥子没去端碗，先把钱掏了出来：“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把点零钱又放在衣袋里。

刘四爷用眉毛梢儿问了句，“哪儿来的？”

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说了一遍。

“哼，你这个傻小子！”刘四爷听完，摇了摇头。“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十几多块一头；要是冬天驼毛齐全的时候，三匹得卖六十块！”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可是，继而一想，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忽然一笑，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傻子，你说病在了海甸？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

“还是绕西山回来的，怕走大道教人追上，万一村子里的人想过味儿来，还拿我当逃兵呢！”

刘四爷笑了笑，眼珠往心里转了两转。他怕祥子的话有鬼病，万一那三十块钱是抢了来的呢，他不便代人存着赃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没王法的事儿也干过；现在，他自居是改邪归正，不能不小心，而且知道怎样的小心。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可是祥子一点没发毛咕的解释开，老头子放了心。

“怎么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

“听你的！”

“再买辆车？”老头子又露出虎牙，似乎是说：“自己买上车，还白住我的地方？！”

“不够！买就得买新的！”祥子没看刘四爷的牙，只顾得看自己的心。

“借给你？一分利，别人借是二分五！”

祥子摇了摇头。

“跟车铺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呢！”

“我也不打印子，”祥子出着神说：“我慢慢的省，够了数，现钱买现货！”

老头子看着祥子，好像是看着个什么奇怪的字似的，可恶，而没法儿生气。待了会儿，他把钱拿起来：“三十？别打马虎眼！”

“没错！”祥子立起来：“睡觉去。送给你老人家一包洋火！”他放在桌子上一包火柴，又楞了楞：“不用对别人说，骆驼的事！”

注解：

[1]　搪布：粗布，旧时用作面巾。

[2]　耍骨头：调皮捣蛋。

第五章

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祥子宣传，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的由海甸传进城里来。以前，大家虽找不出祥子的毛病，但是以他那股子干倔的劲儿，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别扭。自从“骆驼祥子”传开了以后，祥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儿干，不大和气，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那自信知道得最详确的才点着头说，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说法虽然不同，结论是一样的——祥子发了邪财！对于发邪财的人，不管这家伙是怎样的“不得哥儿们”[1]，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卖力气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人人盼望发点邪财；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所以有些彩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福大命大。因此，祥子的沉默与不合群，一变变成了贵人语迟；他应当这样，而他们理该赶着他去拉拢。“得了，祥子！说说，说说你怎么发的财？”这样的话，祥子天天听到。他一声不响。直到逼急了，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才说，“发财，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是呀，这是真的，他的车哪里去了？大家开始思索。但是替别人忧虑总不如替人家喜欢，大家于是忘记了祥子的车，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过了些日子，大伙儿看祥子仍然拉车，并没改了行当，或买了房子置了地，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而提到骆驼祥子的时候，也不再追问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仿佛他根本就应当叫作这个似的。

祥子自己可并没轻描淡写的随便忘了这件事。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越着急便越想着原来那辆。一天到晚他任劳任怨的去干，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他觉得过去的事像个噩梦，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有时候他看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要强既是没用，何不乐乐眼前呢？他们是对的。他，即使先不跑土窑子，也该喝两盅酒，自在自在。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

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它们。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像是白活。他想不到作官，发财，置买产业；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计算他的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无论是多么好的车，要是赁来的，他拉着总不起劲，好像背着块石头那么不自然。就是赁来的车，他也不偷懒，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永远不去胡碰乱撞；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不是一种快乐。是的，收拾自己的车，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才是真快乐。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在茶馆里，像他那么体面的车夫，在飞跑过一气以后，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糖，为是补气散火。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胸口觉得有点发辣，他真想也这么办；这绝对不是习气，作派，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只是想到了，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有时候他真想责骂自己，为什么这样自苦；可是，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不这么办怎成呢？他狠了心。买上车再说，买上车再说！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

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没有包月，他就拉整天，出车早，回来的晚，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不管时间，不管两腿；有时他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夜。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拉上就跑，他心中舒服一些，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一来二去的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他好像是用这句话求大家的原谅，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在车口儿上，或茶馆里，他看大家瞪他；本想对大家解释一下，及至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又搭上他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赌钱，下棋，或聊天，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无从往外说。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想起乍由山上逃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现在会这样的被人看轻，他更觉得难过了。独自抱着壶茶，假若是赶上在茶馆里，或独自数着刚挣到的铜子，设若是在车口上，他用尽力量把怒气纳下去。他不想打架，虽然不怕打架。大家呢，本不怕打架，可是和祥子动手是该当想想的事儿，他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大家打一个又是不大光明的。勉强压住气，他想不出别的方法，只有忍耐一时，等到买上车就好办了。有了自己的车，每天先不用为车租着急，他自然可以大大方方的，不再因抢生意而得罪人。这样想好，他看大家一眼，仿佛是说：咱们走着瞧吧！

论他个人，他不该这样拼命。逃回城里之后，他并没等病好利落了就把车拉起来，虽然一点不服软，可是他时常觉出疲乏。疲乏，他可不敢休息，他总以为多跑出几身汗来就会减去酸懒的。对于饮食，他不敢缺着嘴，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他看出来自己是瘦了好多，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筋骨还那么硬棒，他放了心。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似乎永没想到身量大，受累多，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你这家伙要是这么干，吐了血可是你自己的事！”

他很明白这是好话，可是因为事不顺心，身体又欠保养，他有点肝火盛。稍微棱棱着点眼：“不这么奔，几儿能买上车呢？”

要是别人这么一棱棱眼睛，虎妞至少得骂半天街；对祥子，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她只撇了撇嘴：

“买车也得悠停着来，当是你是铁作的哪！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看祥子听不进去这个：“好吧，你有你的老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祥子：祥子的拼命，早出晚归，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虽然说租整天的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爱什么时候出车收车都可以，若是人人都像祥子这样死啃，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多么结实的东西也架不住钉着坑儿使！再说呢，祥子只顾死奔，就不大匀得出工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又是一项损失。老头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可是没说什么，拉整天不限定时间，是一般的规矩；帮忙收拾车辆是交情，并不是义务；凭他的人物字号，他不能自讨无趣的对祥子有什么表示。他只能从眼角唇边显出点不满的神气，而把嘴闭得紧紧的。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他一点没有把祥子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不过，女儿既是喜爱这个楞小子，他就不便于多事。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他不能再把她这个朋友赶了走。说真的，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因此他多少有点怕她。老头子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想出点道理来：只要他怕个人，就是他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事实，或者他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好，他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也就不肯赶出祥子去。这自然不是说，他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以至于嫁给祥子。不是。他看出来女儿未必没那个意思，可是祥子并没敢往上巴结。

那么，他留点神就是了，犯不上先招女儿不痛快。

祥子并没注意老头子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盘儿。假若他有愿意离开人和厂的心意，那决不是为赌闲气，而是盼望着拉上包月。他已有点讨厌拉散座儿了，一来是因为抢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今天多，明天少，不能预定到几时才把钱凑足，够上买车的数儿。他愿意心中有个准头，哪怕是剩的少，只要靠准每月能剩下个死数，他才觉得有希望，才能放心。他是愿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

他拉上了包月。哼，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这回是在杨宅。杨先生是上海人，杨太太是天津人，杨二太太是苏州人。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头一天上工，祥子就差点发了昏。一清早，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小学的，有上幼稚园的；学校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特别是坐在车上，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儿。把孩子们都送走，杨先生上衙门。送到衙门，赶紧回来，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吃完，再送走。送学生回来，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杨宅的甜水有人送，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祥子为对付事情，没敢争论，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放下水桶，刚要去端饭碗，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祥子不晓得这个，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于是又没说什么，而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他爱钱如命，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买东西回来，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杨宅的先生，太太，二太太，当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极漂亮，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像个大垃圾堆。祥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所以只顾了去打扫，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儿。院子打扫清爽，二太太叫他顺手儿也给屋中扫一扫。祥子也没驳回，使他惊异的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怎能屋里脏得下不去脚！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他没了办法。卖力气的事儿他都在行，他可是没抱过孩子。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不使劲吧，怕滑溜下去，用力吧，又怕给伤了筋骨，他出了汗。他想把这个宝贝去交给张妈——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祥子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可是他不敢打张妈，因为好汉不和女斗；也不愿还口。他只瞪了她一眼。张妈不再出声了，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正在这个工夫，大太太喊祥子去接学生。他把泥娃娃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回去。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祥子替二太太抱孩子，听见二太太骂他，她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骂的也是他；祥子成了挨骂的藤牌。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连生气似乎也忘了，因为他一向没见过这样的事，忽然遇到头上，他简直有点发晕。

一批批的把孩子们都接回来，院中比市场还要热闹，三个妇女的骂声，一群孩子的哭声，好像大栅栏在散戏时那样乱，而且乱得莫名其妙。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所以急忙的又跑出去，大街上的人喊马叫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

一直转转到十二点，祥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工夫。他不止于觉着身上疲乏，脑子里也老嗡嗡的响；杨家的老少确是已经都睡了，可是他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与太太们的叫骂，像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心中乱转，使他闹得慌。顾不得再想什么，他想睡觉。一进他那间小屋，他心中一凉，又不困了。一间门房，开了两个门，中间隔着一层木板。张妈住一边，他住一边。屋中没有灯，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恰好在一支街灯底下，给屋里一点亮。屋里又潮又臭，地上的土有个铜板厚，靠墙放着份铺板，没有别的东西。他摸了摸床板，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就得把脚蹬在墙上；把脚放平，就得半坐起来。他不会睡元宝式的觉。想了半天，他把铺板往斜里拉好，这样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腿搭拉着点先将就一夜。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什么罪都受过，何必单忍不了这个！别看吃喝不好，活儿太累，也许时常打牌，请客，有饭局；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这样一想，他心中舒服了许多，闻了闻屋中，也不像先前那么臭了，慢慢的入了梦；迷迷忽忽的觉得有臭虫，可也没顾得去拿。

过了两天，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可是在第四天上，来了女客，张妈忙着摆牌桌。他的心好像冻实了的小湖，忽然来了一阵春风。太太们打起牌来，把孩子们就通通交给了仆人；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把，那群小猴自然全归祥子统辖。他讨厌这群猴子，可是偷偷往屋中撩了一眼，大太太管着头儿钱，像是很认真的样子。他心里说：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也许并不胡涂，知道乘这种时候给仆人们多弄三毛五毛的。他对猴子们特别的拿出耐心法儿，看在头儿钱的面上，他得把这群猴崽子当作少爷小姐看待。

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来一辆，大太太撩袍拖带的混身找钱，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资；客人谦让了两句，大太太仿佛要拼命似的喊：

“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

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像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

“怎吗札？”太太说完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不言语了，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

注解：

[1]　不得哥儿们：没人缘。

第六章

初秋的夜晚，星光叶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这么凉爽的天，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他想坐下痛哭一场。以自己的体格，以自己的忍性，以自己的要强，会让人当作猪狗，会维持不住一个事情，他不只怨恨杨家那一伙人，而渺茫的觉到一种无望，恐怕自己一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起色了。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

到了大街上，行人已少，可是街灯很亮，他更觉得空旷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上哪儿？自然是回人和厂。心中又有些难过。作买卖的，卖力气的，不怕没有生意，倒怕有了照顾主儿而没作成买卖，像饭铺理发馆进来客人，看了一眼，又走出去那样。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是，他是低声下气的维持事情，舍着脸为是买上车，而结果还是三天半的事儿，跟那些串惯宅门的老油子一个样，他觉着伤心。他几乎觉得没脸再进人和厂，而给大家当笑话说：“瞧瞧，骆驼祥子敢情也是三天半就吹呀，哼！”

不上人和厂，又上哪里去呢？为免得再为这个事思索，他一直走向西安门大街去。人和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交涉事情，并不准随便来回打穿堂儿，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间的旁边有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电灯，灯下横悬着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车夫们出车收车和随时来往都走这个门。门上的漆深绿，配着上面的金字，都被那支白亮亮的电灯照得发光；出来进去的又都是漂亮的车，黑漆的黄漆的都一样的油汪汪发光，配着雪白的垫套，连车夫们都感到一些骄傲，仿佛都自居为车夫中的贵族。由大门进去，拐过前脸的西间，才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中间有棵老槐。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大概有十一点多了，祥子看见了人和厂那盏极明而怪孤单的灯。柜房和东间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他想轻手蹑脚的进去，别教虎姑娘看见；正因为她平日很看得起他，所以不愿头一个就被她看见他的失败。他刚把车拉到她的窗下，虎妞由车门里出来了：

“哟，祥子？怎——”她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把话咽了回去。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登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相。嘴唇上的确是抹着点胭脂，使虎妞也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像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虎姑娘一向，他晓得，不这样打扮。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与车夫们打交待，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既熟识，又新异，所以心中有点发乱。

心中原本苦恼，又在极强的灯光下遇见这新异的活东西，他没有了主意。自己既不肯动，他倒希望虎姑娘快快进屋去，或是命令他干点什么，简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种什么也不像而非常难过的折磨。

“嗨！”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高的说：“别楞着！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有话跟你说。屋里见。”

平日帮她办惯了事，他只好服从。但是今天她和往日不同，他很想要思索一下；楞在那里去想，又怪僵得慌；他没主意，把车拉了进去。看看南屋，没有灯光，大概是都睡了；或者还有没收车的。把车放好，他折回到她的门前。忽然，他的心跳起来。

“进来呀，有话跟你说！”她探出头来，半笑半恼的说。

他慢慢走了进去。

桌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儿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磁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酱鸡，和些熏肝酱肚之类的吃食。

“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上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喝吧，吃了这个鸡；我已早吃过了，不必让！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和她瞪眼。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不错，而且她对谁都是那么直爽，他不应当得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他觉得虎姑娘不是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他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儿。

虎妞笑起来。他好容易把这口酒调动下去，听到这个笑声，赶紧向东间那边看了看。

“没人，”她把笑声收了，脸上可还留着笑容。“老头子给姑妈作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误呢；姑妈在南苑住。”一边说，一边又给他倒满了盅。

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似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得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像为是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她诉诉委屈，此刻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的多看了她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

屋内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划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个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悦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像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

第二天，祥子起得很早，拉起车就出去了。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这是因为第一次喝酒，他倒没去注意。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他知道这点头疼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心中另有一些事儿，使他憋闷得慌，而且一时没有方法去开脱。昨天夜里的事教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着有点危险。

他不明白虎姑娘是怎么回事。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他一向很敬重她，而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随便爽快，可是大家没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那么，为什么有昨夜那一场呢？

这个既显着胡涂，祥子也怀疑了昨晚的事儿。她知道他没在车厂里，怎能是一心一意的等着他？假若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话……祥子把头低下去。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像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1]？祥子始终不肯随和，一来他自居为要强的人，不能把钱花在娘儿们身上；二来他亲眼得见那些花冤钱的傻子们——有的才十八九岁——在厕所里头顶着墙还撒不出尿来。最后，他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像那么回事儿。可是现在，现在……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是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

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假若早就知道而不愿意管束女儿，那么他们父女是什么东西呢？他和这样人搀合着，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她；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人和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让了两次座儿，都没能拉上。那点别扭劲儿又忽然回来了。不愿再思索，可是心中堵得慌。这回事似乎与其他的事全不同，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不易随便的忘掉。不但身上好像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的讨厌她，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的从他心中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像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碎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二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得拒绝。他没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突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旋，像生了根似的。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也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对她，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

迷迷糊糊的他拉了几个买卖。就是在奔跑的时节，他的心中也没忘了这件事，并非清清楚楚的，有头有尾的想起来，而是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是渺茫，而又亲切。他很想独自去喝酒，喝得人事不知，他也许能痛快一些，不能再受这个折磨！可是他不敢去喝。他不能为这件事毁坏了自己。他又想起买车的事来。但是他不能专心的去想，老有一点什么拦阻着他的心思；还没想到车，这点东西已经偷偷的溜出来，占住他的心，像块黑云遮住了太阳，把光明打断。到了晚间，打算收车，他更难过了。他必须回车厂，可是真怕回去。假如遇上她呢，怎办？他拉着空车在街上绕，两三次已离车厂不远，又转回头来往别处走，很像初次逃学的孩子不敢进家门那样。

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时候去用竿子敲马蜂窝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试试，像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

他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她去。她已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子。他的全身都热起来。刚走到门脸上，灯光下走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似乎认识这个人的面貌态度，可是不敢去招呼。几乎是本能的，他说了声：“车吗？”那个人楞了一楞：“祥子？”

“是呀，”祥子笑了。“曹先生？”

曹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我说祥子，你要是没在宅门里的话，还上我那儿来吧？我现在用着的人太懒，他老不管擦车，虽然跑得也怪麻利[2]的；你来不来？”

“还能不来，先生！”祥子似乎连怎样笑都忘了，用小毛巾不住的擦脸。“先生，我几儿上工呢？”

“那什么，”曹先生想了想，“后天吧。”

“是了，先生！”祥子也想了想：“先生，我送回你去吧？”

“不用；我不是到上海去了一程子[3]吗，回来以后，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现今住在北长街；我晚上出来走走。后天见吧。”曹先生告诉了祥子门牌号数，又找补了一句：“还是用我自己的车。”

祥子痛快得要飞起来，这些日子的苦恼全忽然一齐铲净，像大雨冲过的白石路。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虽然在一块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顶好；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

他拉着车一直奔了人和厂去。虎姑娘屋中的灯还亮着呢。一见这个灯亮，祥子猛的木在那里。

立了好久，他决定进去见她；告诉她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儿交上；要出他的储蓄；从此一刀两断——这自然不便明说，她总会明白的。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

“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子的脸红得像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楞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己，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我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着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甭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小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颏！别让我损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临时想起来：“今儿个就算交车，明儿个我歇一天。”他心中一点也不想歇息一天；不过，这样显着干脆；交了车，以后再也不住人和厂。

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倒锁上。

注解：

[1]　白房子：最下等妓院。

[2]　麻利：快。

[3]　一程子：一些日子。

第七章

祥子上了曹宅。

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羞愧。可是事儿既出于她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她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他所不放心的倒是刘四爷拿着他的那点钱。马上去要，恐怕老头子多心。从此不再去见他们父女，也许虎姑娘一怒，对老头子说几句坏话，而把那点钱“炸了酱”[1]。还继续着托老头子给存钱吧，一到人和厂就得碰上她，又怪难以为情。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

他颇想向曹先生要个主意，可是怎么说呢？对虎姑娘的那一段是对谁也讲不得的。想到这儿，他真后悔了；这件事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不能一刀两断的。这种事是永远洗不清的，像肉上的一块黑瘢。无缘无故的丢了车，无缘无故的又来了这层缠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无论自己怎么要强，全算白饶。想来想去，他看出这么点来：大概到最后，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么？“当王八的吃俩炒肉”！他不能忍受，可是到了时候还许非此不可！只好还往前干吧，干着好的，等着坏的；他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他的身量，力气，心胸，都算不了一回事；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教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

按理说，他应当很痛快，因为曹宅是，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顶可爱的。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除了三节的赏钱也没有很多的零钱，可是曹先生与曹太太都非常的和气，拿谁也当个人对待。祥子愿意多挣钱，拼命的挣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像间屋子的住处，和可以吃得饱的饭食。曹宅处处很干净，连下房也是如此；曹宅的饭食不苦，而且决不给下人臭东西吃。自己有间宽绰的屋子，又可以消消停停的吃三顿饭，再加上主人很客气，祥子，连祥子，也不肯专在钱上站着了。况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自己掏钱吃饭，他决不会吃得这么样好，现在既有现成的菜饭，而且吃了不会由脊梁骨下去，他为什么不往饱里吃呢；饭也是钱买来的，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吃得好，睡得好，自己可以干干净净像个人似的，是不容易找到的事。况且，虽然曹家不打牌，不常请客，没什么零钱，可是作点什么临时的工作也都能得个一毛两毛的。比如太太叫他给小孩儿去买丸药，她必多给他一毛钱，叫他坐车去，虽然明知道他比谁也跑的快。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使他觉到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祥子遇见过的主人也不算少了，十个倒有九个是能晚给一天工钱，就晚给一天，表示出顶好是白用人，而且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曹家的人是个例外，所以他喜欢在这儿。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而他们每见到他作这些事也必说些好听的话，更乘着这种时节，他们找出些破旧的东西，教他去换洋火，虽然那些东西还都可以用，而他也就自己留下。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

在祥子眼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虽然厉害，可是讲面子，叫字号，决不一面儿黑。他心中的体面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还挺讲理。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了，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而且曹太太也规规矩矩的得人心。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像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

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威廉·莫里斯[2]一点儿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为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这有时使他自愧，有时也使他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

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他一向没遇到过像曹先生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人看成圣贤。这也许是他的经验少，也许是世界上连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像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静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咂摸着一点什么滋味。

不幸，那个女的和那点钱教他不能安心；他的心像一个绿叶，被个虫儿用丝给缠起来，预备作茧。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楞，所答非所问。这使他非常的难过。曹宅睡得很早，到晚间九点多钟就可以没事了，他独自坐在屋中或院里，翻来覆去的想，想的是这两件事。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这样必定能够断了虎妞的念头。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祥子不能受这个。再说呢，假若他娶了亲，刘老头子手里那点钱就必定要不回来；虎妞岂肯轻饶了他呢！他不能舍了那点钱，那是用命换来的！

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

中秋节后十多天了，天气慢慢凉上来。他算计着得添两件穿的。又是钱！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买车的希望，简直不敢再希望了！即使老拉包月，这一辈子又算怎回事呢？

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了劲来。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暂时忘记了，听着自己的脚步，和车弓子的轻响，他忘记了一切。解开了钮扣，凉风飕飕的吹着胸，他觉到痛快，好像就这么跑下去，一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跑死也倒干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几乎是微一着地便弹起来；后面的车轮转得已经看不出条来，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连人带车都像被阵急风吹起来了似的。曹先生被凉风一飕，大概是半睡着了，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祥子是跑开了腿，心中渺茫的想到，出一身透汗，今天可以睡痛快觉了，不至于再思虑什么。

已离北长街不远，马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咯喳，车把断了。“怎么了？”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跌出来。祥子没出一声，就地爬起。曹先生也轻快的坐起来。“怎么了？”

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块，可是没有放红灯。

“摔着没有？”祥子问。

“没有；我走回去吧，你拉着车。”曹先生还镇定，在石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

祥子摸着了已断的一截车把：“没折多少，先生还坐上，能拉！”说着，他一把将车从石头中扯出来。“坐上，先生！

曹先生不想再坐，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他只好上去了。

到了北长街口的电灯下面，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块皮。“祥子你站住！”

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

曹先生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你快，快——”

祥子莫名其妙，以为是教他快跑呢，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

放下车，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急忙往院里跑，想去和太太要药。

“别管我，先看你自己吧！”曹先生跑了进去。

祥子看了看自己，开始觉出疼痛，双膝，右肘全破了；脸蛋上，他以为流的是汗，原来是血。不顾得干什么，想什么，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呆呆的看着断了把的车。崭新黑漆的车，把头折了一段，秃碴碴的露着两块白木碴儿，非常的不调和，难看，像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秫秸秆那样。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两块白木碴儿。

“祥子！”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的叫，“祥子！你在哪儿呢？”

他坐着没动，不错眼珠的钉着那破车把，那两块白木碴儿好似插到他的心里。

“你是怎个碴儿呀！一声不出，藏在这儿；你瞧，吓我一跳！先生叫你哪！”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搀合起来，显着既复杂又动人。她是三十二三岁的寡妇，干净，爽快，作事麻利又仔细。在别处，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时常有些神眉鬼道儿的。曹家喜欢用干净瞭亮的人，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过节儿[3]，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先生叫你哪！”她又重了一句。及至祥子立起来，她看明他脸上的血：“可吓死我了，我的妈！这是怎么了？你还不动换哪，得了破伤风还了得！快走！先生那儿有药！”

祥子在前边走，高妈在后边叨唠，一同进了书房。曹太太也在这里，正给先生裹手上药，见祥子进来，她也“哟”了一声。

“太太，他这下子可是摔得够瞧的。”高妈唯恐太太看不出来，忙着往脸盆里倒凉水，更忙着说话：“我就早知道吗，他一跑起来就不顾命，早晚是得出点岔儿。果不其然！还不快洗洗哪？洗完好上点药，真！”

祥子托着右肘，不动。书房里是那么干净雅趣，立着他这么个满脸血的大汉，非常的不像样，大家似乎都觉出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连高妈也没了话。

“先生！”祥子低着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先生另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你留着收拾车吧：车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呢。”

“先洗洗，上点药，再说别的。”曹先生看着自己的手说，太太正给慢慢的往上缠纱布。

“先洗洗！”高妈也又想起话来。“先生并没说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瓦！”

祥子还不动。“不用洗，一会儿就好！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碰了车，没脸再……”他的话不够帮助说完全了他的意思，可是他的感情已经发泄净尽，只差着放声哭了。辞事，让工钱，在祥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可是责任，脸面，在这时候似乎比命还重要，因为摔的不是别人，而是曹先生。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对杨太太，他可以拿出街面上的蛮横劲儿，因为她不拿人待他，他也不便客气；钱是一切，说不着什么脸面，哪叫规矩。曹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得牺牲了钱，好保住脸面。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他差不多想到：从曹家出去，他就永不再拉车；自己的命即使不值钱，可以拼上；人家的命呢？真要摔死一口子，怎办呢？以前他没想到过这个，因为这次是把曹先生摔伤，所以悟过这个理儿来。好吧，工钱可以不要，从此改行，不再干这背着人命的事。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搁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得窝窝囊囊的混过去了，连成个好拉车的也不用再想，空长了那么大的身量！在外面拉散座的时候，他曾毫不客气的“抄”买卖[4]，被大家嘲骂，可是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拉包月而惹了祸，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要被人知道了，祥子摔了人，碰坏了车；哪道拉包车的，什么玩艺！祥子没了出路！他不能等曹先生辞他，只好自己先滚吧！

“祥子，”曹先生的手已裹好，“你洗洗！先不用说什么辞工。不是你的错儿，放石头就应当放个红灯。算了吧，洗洗，上点药。”

“是呀，先生，”高妈又想起话来，“祥子是磨不开；本来吗，把先生摔得这个样！可是，先生既说不是你的错儿，你也甭再别扭啦！瞧他这样，身大力不亏的，还和小孩一样呢，倒是真着急！太太说一句，叫他放心吧！”高妈的话很像留声机片，是转着圆圈说的，把大家都说在里边，而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

“快洗洗吧，我怕！”曹太太只说了这么一句。

祥子的心中很乱，末了听到太太说怕血，似乎找到了一件可以安慰她的事；把脸盆搬出来，在书房门口洗了几把。高妈拿着药瓶在门内等着他。

“胳臂和腿上呢？”高妈给他脸上涂抹了一气。

祥子摇了摇头，“不要紧！”

曹氏夫妇去休息。高妈拿着药瓶，跟出祥子来。到了他屋中，她把药瓶放下，立在屋门口里：“待会儿你自己抹抹吧。我说，为这点事不必那么吃心。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我也是常辞工。一来是，我在外头受累，他不要强，教我生气。二来是，年轻气儿粗，一句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现在我可好多了，老头子一死，我没什么挂念的了，脾气也就好了点。这儿呢——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零钱太少，可是他们对人还不错。咱们卖的是力气，为的是钱；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可是话又得这么说，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三天两头的散工，一年倒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儿，架不住干日子多了，零钱就是少点，可是靠常儿混下去也能剩俩钱。今儿个的事，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个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饭。像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5]去强。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她喘了口气：“得，明儿见；甭犯牛劲，我是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

祥子的右肘很疼，半夜也没睡着。颠算了七开八得，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什么也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省钱买车；挂火当不了吃饭！想到这，来了一点平安的睡意。

注解：

[1]　炸了酱：硬扣下，吞没。

[2]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美术家。

[3]　小过节儿：细节，小规矩。

[4]　“抄”买卖：抢生意。

[5]　满天打油飞：四处游荡，没有固定地方落脚。

第八章

曹先生把车收拾好，并没扣祥子的工钱。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他也没吃。他没再提辞工的事。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高妈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些日子，生活又合了辙，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的嘟囔，像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多少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像是充实一些，真像有一本账似的。

他对高妈有相当的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他不敢赶上她去闲谈，但在院中或门口遇上她，她若有工夫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听她说。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上她，他会傻傻忽忽的一笑，使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她也就觉到点得意，即使没有工夫，也得扯上几句。

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儿咕咚的就随着她的主意走。她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可是多少有点冒险。他很愿意听她说，好多学些招数，心里显着宽绰；在实行上，他还是那个老主意——不轻易撒手钱。

不错，高妈的确有办法：自从她守了寡，她就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一块也是一笔，两块也是一笔，放给作仆人的，当二三等巡警的，和作小买卖的，利钱至少是三分。这些人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而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除了这样，钱就不会教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接过来便会抽干他们的血，但是他们还得接着。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她的丈夫喝醉来找她，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没有，他就在宅门外醉闹；她没办法，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由这种经验，她学来这种方法，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拿它当作合理的，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在宗旨上，她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那么在方法上她就得厉害一点，不能拿钱打水上飘；干什么说什么。这需要眼光，手段，小心，泼辣，好不至都放了鹰[1]。她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因为她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大家都说高妈厉害，她自己也这么承认；她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一想起过去的苦处，连自己的丈夫都那样的无情无理，她就咬上了牙。她可以很和气，也可以很毒辣，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完全出于善意；假若他愿意的话，她可以帮他的忙：

“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2]！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祥子用不着说什么，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及至独自一盘算，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不错，这么着是死的，钱不会下钱；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他不便全随着高妈。

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劝过祥子：“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你怎么不立一个呢？俗言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年轻轻的，不乘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这又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彆住还可以提点儿用，还要怎么方便呢？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祥子知道她是好心，而且知道厨子王六和奶妈子秦妈都有折子，他真想试一试。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把钱交进去，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打上了个小印。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祥子不上这个当。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即使事实不是这样，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

对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作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3]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的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顶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

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又给他出了主意：

“祥子，我知道你不肯放账，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也是个主意！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能这么着，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我是说，对了，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我给你个好主意：起上一只会，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块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你横是[4]多少也有个积蓄，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车到了手，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5]，又不出利，又是体面事，准得对你的心路！你真要请会的话，我来一只，决不含忽！怎样？”

这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真要凑上三四十块，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和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岂不就是八十来的？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况且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省得老这么搁着，不像回事儿。八成新就八成新吧，好歹的拉着，等有了富余再换。

可是，上哪里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会，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起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6]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看祥子没动静，高妈真想俏皮他一顿，可是一想他的直诚劲儿，又不大好意思了：“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

祥子没说什么，等高妈走了，对自己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心中怪高兴的。

已经是初冬天气，晚上胡同里叫卖糖炒栗子，落花生之外，加上了低悲的“夜壶呕”。夜壶挑子上带着瓦的闷葫芦罐儿，祥子买了个大号的。头一号买卖，卖夜壶的找不开钱，祥子心中一活便，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绿汪汪的，也撅着小嘴，“不用找钱了，我来这么一个！”

放下闷葫芦罐，他把小绿夜壶送到里边去：“少爷没睡哪？送你个好玩艺！”

大家都正看着小文——曹家的小男孩——洗澡呢，一见这个玩艺都憋不住的笑了。曹氏夫妇没说什么，大概觉得这个玩艺虽然蠢一些，可是祥子的善意是应当领受的，所以都向他笑着表示谢意。高妈的嘴可不会闲着：

“你看，真是的，祥子！这么大个子了，会出这么高明的主意；多么不顺眼！”

小文很喜欢这个玩艺，登时用手捧澡盆里的水往小壶里灌：“这小茶壶，嘴大！”

大家笑得更加了劲。祥子整着身子——因为一得意就不知怎么好了——走出来。他很高兴，这是向来没有经验过的事，大家的笑脸全朝着他自己，仿佛他是个很重要的人似的。微笑着，又把那几块现洋搬运出来，轻轻的一块一块往闷葫芦罐里放，心里说：这比什么都牢靠！多咱够了数，多咱往墙上一碰；拍喳，现洋比瓦片还得多！

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就是刘四爷那么可靠，究竟有时候显着别扭，钱是丢不了哇，在刘四爷手里，不过总有点不放心。钱这个东西像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这个决定使他痛快，觉得好像自己的腰带又杀紧了一扣，使胸口能挺得更直更硬。

天是越来越冷了，祥子似乎没觉到。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眼前便增多了光明；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地上初见冰凌，连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处处显出干燥，结实，黑土的颜色已微微发些黄，像已把潮气散尽。特别是在一清早，被大车轧起的土棱上镶着几条霜边，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他全身像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像一条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得他透不出气，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打出这个嗝，他继续往前奔走，往前冲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像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全身摇动着抵御。这一身汗！等到放下车，直一直腰，吐出一口长气，抹去嘴角的黄沙，他觉得他是无敌的；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面前扫过去，他点点头。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像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像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胜利是祥子的！及至遇上顺风，他只须拿稳了车把，自己不用跑，风会替他推转了车轮，像个很好的朋友。

自然，他既不瞎，必定也看见了那些老弱的车夫。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像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了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要放风筝；风从后边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合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祥子怎能没看见这些呢。但是他没工夫为他们忧虑思索。他们的罪孽也就是他的，不过他正在年轻力壮，受得起辛苦，不怕冷，不怕风；晚间有个干净的住处，白天有件整齐的衣裳，所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并不能相提并论，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同受苦，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一样；现在他少受着罪，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决不至于还拉着辆破车去挨饿受冻。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障将来的胜利。正如在饭馆或宅门外遇上驶汽车的，他们不肯在一块儿闲谈；驶汽车的觉得有失身分，要是和洋车夫们有什么来往。汽车夫对洋车夫的态度，正有点像祥子的对那些老弱残兵；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在晴明无风的时候，天气虽是干冷，可是路旁增多了颜色：年画，纱灯，红素蜡烛，绢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使人心中显着快活，可又有点不安；因为无论谁对年节都想到快乐几天，可是大小也都有些困难。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看见路旁的年货，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送一份总有他几毛酒钱。节赏固定的是两块钱，不多；可是来了贺年的，他去送一送，每一趟也得弄个两毛三毛的。凑到一块就是个数儿；不怕少，只要零碎的进手；他的闷葫芦罐是不会冤人的！晚间无事的时候，他钉坑儿看着这个只会吃钱而不愿吐出来的瓦朋友，低声的劝告：“多多的吃，多多的吃，伙计！多咱你吃够了，我也就行了！”

年节越来越近了，一晃儿已是腊八。欢喜或忧惧强迫着人去计划，布置；还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可是这些天与往常不同，它们不许任何人随便的度过，必定要作些什么，而且都得朝着年节去作，好像时间忽然有了知觉，有了感情，使人们随着它思索，随着它忙碌。祥子是立在高兴那一面的，街上的热闹，叫卖的声音，节赏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都使他像个小孩子似的欢喜，盼望。他想好，破出块儿八毛的，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礼轻人物重，他必须拿着点东西去，一来为是道歉，他这些日子没能去看老头儿，因为宅里很忙；二来可以就手要出那三十多块钱来。破费一块来钱而能要回那一笔款，是上算的事。这么想好，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是的，只要一索回那笔款来，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

一天晚上，他正要再摇一摇那个聚宝盆，高妈喊了他一声：“祥子！门口有位小姐找你；我正从街上回来，她跟我直打听你。”等祥子出来，她低声找补了句：“她像个大黑塔！怪怕人的！”

祥子的脸忽然红得像包着一团火，他知道事情要坏！

注解：

[1]　放了鹰：全部丢失了。

[2]　新新：新鲜，奇怪。

[3]　鼓逗：反复调弄。

[4]　横是：大概是。

[5]　干上一只黑签儿会：只剩下上黑签会。第一次用钱的人，以后不会再使钱，只有拿钱的义务。

[6]　哗啦：散伙。

第九章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

“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说出这两句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别嚷！”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爆裂出这两个字，音很小，可是极有力。

“哼！我才怕呢！”她恶意的笑了，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声音稍放低了些。“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她的声音又高了起去。

“别嚷！”祥子唯恐怕高妈在门里偷着听话儿。“别嚷！这边来！”他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我就是这么大嗓儿！”嘴里反抗着，她可是跟了过来。

过了马路，来到东便道上，贴着公园的红墙，祥子——还没忘了在乡间的习惯——蹲下了。“你干吗来了？”

“我？哼，事儿可多了！”她左手插在腰间，肚子努出些来。低头看了他一眼，想了会儿，仿佛是发了些善心，可怜他了：“祥子！我找你有事，要紧的事！”

这声低柔的“祥子”把他的怒气打散了好些，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那声“祥子”在他心中还微微的响着，带着温柔亲切，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唤起些无可否认的，欲断难断的，情分。他还是低声的，但是温和了些：“什么事？”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住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楞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白，像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的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才这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

“别紧自蹲着，说话呀！你起来！”她似乎也觉出冷来，愿意活动几步。

他僵不吃的立起来，随着她往北走，还是找不到话说，混身都有些发木，像刚被冻醒了似的。

“你没主意呀？”她瞭了祥子一眼，眼中带出怜爱他的神气。

他没话可说。

“赶到二十七呀，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

“忙，年底下！”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忘了自己的事。

“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她的嗓门又高起去，街上的冷静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使祥子特别的难堪。“你当我怕谁是怎着？你打算怎样？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正没工夫跟你费吐沫玩！说翻了的话，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三天三夜！你上哪儿我也找得着！我还是不论秧子[1]！”

“别嚷行不行？”祥子躲开她一步。

“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呀！你是了味[2]啦，教我一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捋开死××皮看看我是谁！”

“你慢慢说，我听！”祥子本来觉得很冷，被这一顿骂骂得忽然发了热，热气要顶开冻僵巴的皮肤，混身有些发痒痒，头皮上特别的刺闹得慌。

“这不结啦！甭找不自在！”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

“不……”祥子想说“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没有想齐全；对北平的俏皮话儿，他知道不少，只是说不利落；别人说，他懂得，他自己说不上来。

“不什么？”

“说你的！”

“我给你个好主意，”虎姑娘立住了，面对面的对他说：“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不答应。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论，我喜欢你，喜欢就得了吗，管它娘的别的干什么！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比你高着一等的人物都不行。这个事非我自己办不可，我就挑上了你，咱们是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有了，咱们俩谁也跑不了啦！可是，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是不行。老头子越老越胡涂，咱俩一露风声，他会去娶个小媳妇，把我硬撵出来。老头子棒之呢，别看快七十岁了，真要娶个小媳妇，多了不敢说，我敢保还能弄出两三个小孩来，你爱信不信！”

“走着说，”祥子看站岗的巡警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觉得不是劲儿。

“就在这儿说，谁管得了！”她顺着祥子的眼光也看见了那个巡警：“你又没拉着车，怕他干吗？他还能无因白故的把谁的××咬下来？那才透着邪行呢！咱们说咱们的！你看，我这么想：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三个头。等一转过年来，你再去拜个年，讨他个喜欢。我看他一喜欢，就弄点酒什么的，让他喝个痛快。看他喝到七八成了，就热儿打铁，你干脆认他作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教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的时候，我才说出个人来，就说是新近死了的那个乔二——咱们东边杠房的二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义地里，老头子由哪儿究根儿去？老头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的吹风儿，顶好把我给了你，本来是干儿子，再作女婿，反正差不很多；顺水推舟，省得大家出丑。你说我想的好不好？”

祥子没言语。

觉得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虎妞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这时，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御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托着那禁城的城墙。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小风吹过，似一种悲叹，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像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玉蝀。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的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的带着些黑影，静静的似冻在湖上，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儿微光。树木微动，月色更显得微茫；白塔却高耸到云间，傻白傻白的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到了桥头上，两面冰上的冷气使祥子哆嗦了一下，他不愿再走。平日，他拉着车过桥，把精神全放在脚下，唯恐出了错，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现在，他可以自由的看一眼了，可是他心中觉得这个景色有些可怕：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也显着异常的空寂，特别的白净，连灯光都有点凄凉。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明儿个见了！”他忽然转身往回走。

“祥子！就那么办啦，二十七见！”她朝着祥子的宽直的脊背说。说完，她瞭了白塔一眼，叹了口气，向西走去。

祥子连头也没回，像有鬼跟着似的，几出溜便到了团城，走得太慌，几乎碰在了城墙上。一手扶住了墙，他不由的要哭出来。楞了会儿，桥上叫：“祥子！祥子！这儿来！祥子！”虎妞的声音！

他极慢的向桥上挪了两步，虎妞仰着点身儿正往下走，嘴张着点儿：“我说祥子，你这儿来；给你！”他还没挪动几步，她已经到了身前：“给你，你存的三十多块钱；有几毛钱的零儿，我给你补足了一块。给你！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别的都甭说，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给你！好好拿着，丢了可别赖我！”

祥子把钱——一打儿钞票——接过来，楞了会儿，找不到话说。

“得，咱们二十七见！不见不散！”她笑了笑。“便宜是你的，你自己细细的算算得了！”她转身往回走。

他攥着那打儿票子，呆呆的看着她，一直到桥背把她的头遮下去。灰云又把月光掩住；灯更亮了，桥上分外的白，空，冷。他转身，放开步，往回走，疯了似的；走到了街门，心中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桥影，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工夫似的。

到屋中，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数了两三遍，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粘，总数不利落。数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坐在床沿上，呆呆的看着这个瓦器，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有钱便有办法，他很相信这个扑满会替他解决一切，不必再想什么。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都是梦；梦醒了，扑满里却多了三十几块钱，真的！

看够了，他把扑满藏好，打算睡大觉，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明天再说！

躺下，他闭不上眼！那些事就像一窝蜂似的，你出来，我进去，每个肚子尖上都有个刺！

不愿意去想，也实在因为没法儿想，虎妞已把道儿都堵住，他没法脱逃。

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都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既然不想走，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虎妞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不依着她的道儿走，她真会老跟着他闹哄；只要他在北平，她就会找得着！跟她，得说真的，不必打算耍滑。把她招急了，她还会抬出刘四爷来，刘四爷要是买出一两个人——不用往多里说——在哪个僻静的地方也能要祥子的命！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他觉得像掉在个陷阱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决没法儿跑。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她的主意，所以就找不出她的缝子来，他只感到她撒的是绝户网，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既不能一一的细想，他便把这一切作成个整个的，像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到他的头上来。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

想到这儿，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不，这不是她的厉害，而是洋车夫的命当如此，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连小孩子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它两棍子。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呢？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一脚踢开了被子，他坐了起来。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披上大棉袄，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他跑出去。

风更大了些，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月很小，散着寒光。祥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不住的吸溜气儿。街上简直已没了行人，路旁还只有一两辆洋车，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在车旁跺着脚取暖。祥子一气跑到南边的小铺，铺中为保存暖气，已经上了门，由个小窗洞收钱递货。祥子要了四两白干，三个大子儿的落花生。平端着酒碗，不敢跑，而像轿夫似的疾走，回到屋中。急忙钻入被窝里去，上下牙磕打了一阵，不愿再坐起来。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他不很爱闻，就是对那些花生似乎也没心程去动。这一阵寒气仿佛是一盆冷水把他浇醒，他的手懒得伸出来，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

躺了半天，他的眼在被子边上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不，他不能为那点缠绕而毁坏了自己，不能从此破了酒戒。事情的确是不好办，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即使完全无可脱逃，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他得睁着眼，清清楚楚的看着，到底怎样被别人把他推下去。

灭了灯，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他想就这么睡去。还是睡不着，掀开被看看，窗纸被院中的月光映得发青，像天要亮的样子。鼻尖觉到屋中的寒冷，寒气中带着些酒味。他猛的坐起来，摸住酒碗，吞了一大口！

注解：

[1]　不论秧子：不管是谁。

[2]　了味：满意。

第十章

个别的解决，祥子没那么聪明。全盘的清算，他没那个魄力。于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整天际圈着满肚子委屈。正和一切的生命同样，受了损害之后，无可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那斗落了大腿的蟋蟀，还想用那些小腿儿爬。祥子没有一定的主意，只想慢慢的一天天，一件件的挨过去，爬到哪儿算哪儿，根本不想往起跳了。

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心里想的，口中念道的，梦中梦见的，全是二十七。仿佛一过了二十七，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譬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到了那里，碰巧还许改了行，不再拉车。虎妞还能追到他天津去？在他的心里，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无论怎样她也追不了去。想得很好，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这样一来，他就又想到二十七那一天，还是这样想近便省事，只要混过这一关，就许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儿闯过去；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

怎样混过这一关呢？他有两个主意：一个是不理她那回事，干脆不去拜寿。另一个是按照她所嘱咐的去办。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可是结果一样：不去呢，她必不会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会饶了他。他还记得初拉车的时候，摹仿着别人，见小巷就钻，为是抄点近儿，而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街。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仿佛是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是一样的。

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着憋气。想想她的模样，他只能摇头。不管模样吧，想想她的行为；哼！就凭自己这样要强，这样规矩，而娶那么个破货，他不能再见人，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谁准知道她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不错，她会带过几辆车来；能保准吗？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他能干得过虎妞？她只须伸出个小指，就能把他支使的头晕眼花，不认识了东西南北。他晓得她的厉害！要成家，根本不能要她，没有别的可说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没办法！

没方法处置她，他转过来恨自己，很想脆脆的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可是，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

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他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朋友。平日，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悔悟过来，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特别是对那些同行的，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像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卖力气。可是，他始终是一个人；临时想抓朋友是不大容易的！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照这么下去，谁也会欺侮他；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

这点恐惧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冬天，遇上主人有饭局，或听戏，他照例是把电石灯的水筒儿揣在怀里；因为放在车上就会冻上。刚跑了一身的热汗，把那个冰凉的小水筒往胸前一贴，让他立刻哆嗦一下；不定有多大时候，那个水筒才会有点热和劲儿。可是在平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过去；有时候揣上它，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优越，那些拉破车的根本就用不上电石灯。现在，他似乎看出来，一月只挣那么些钱，而把所有的苦处都得受过来，连个小水筒也不许冻上，而必得在胸前抱着，自己的胸脯——多么宽——仿佛还没有个小筒儿值钱。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由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现在他暗暗摇头了。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曹先生同着朋友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胸前揣着那像块冰似的小筒。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顺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有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像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咽饼，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嗝！——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

这，把大家的话又都转到天气上去，以天气为中心各自道出辛苦。祥子始终一语未发，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什么。大家的话，虽然口气，音调，事实，各有不同，但都是咒骂与不平。这些话，碰到他自己心上的委屈，就像一些雨点儿落在干透了的土上，全都吃了进去。他没法，也不会，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的说给大家听；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大家都苦恼，他也不是例外；认识了自己，也想同情大家。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他皱上眉；说到可笑的地方，他也撇撇嘴。这样，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成一气，大家都是苦朋友，虽然他一言不发，也没大关系。从前，他以为大家是贫嘴恶舌，凭他们一天到晚穷说，就发不了财。今天仿佛是头一次觉到，他们并不是穷说，而是替他说呢，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

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门忽然开了，进来一阵冷气。大家几乎都怒目的往外看，看谁这么不得人心，把门推开。大家越着急，门外的人越慢，似乎故意的磨烦[1]。茶馆的伙计半急半笑的喊：“快着点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别把点热气儿都给放了！”

这话还没说完，门外的人进来了，也是个拉车的。看样子已有五十多岁，穿着件短不够短，长不够长，莲蓬篓儿似的棉袄，襟上肘上已都露了棉花。脸似乎有许多日子没洗过，看不出肉色，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红得像要落下来的果子。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下杂乱的髭髭着；眉上，短须上，都挂着些冰珠。一进来，摸住条板凳便坐下了，扎挣着说了句：“沏一壶。”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聚处，像这个老车夫，在平日，是决不会进来的。

大家看着他，都好像感到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谁也不想再开口。在平日，总会有一两个不很懂事的少年，找几句俏皮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今天没有一个出声的。

茶还没有沏来，老车夫的头慢慢的往下低，低着低着，全身都出溜下去。

大家马上都立了起来：“怎啦？怎啦？”说着，都想往前跑。

“别动！”茶馆掌柜的有经验，拦住了大家。他独自过去，把老车夫的脖领解开，就地扶起来，用把椅子戗在背后，用手勒着双肩：“白糖水，快！”说完，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溜儿听了听，自言自语的：“不是痰！”

大家谁也没动，可谁也没再坐下，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眨巴着眼，向门儿这边看。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这就是咱们的榜样！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市！”

糖水刚放在老车夫的嘴边上，他哼哼了两声。还闭着眼，抬起右手——手黑得发亮，像漆过了似的——用手背抹了下儿嘴。

“喝点水！”掌柜的对着他耳朵说。

“啊？”老车夫睁开了眼。看见自己是坐在地上，腿蜷了蜷，想立起来。

“先喝点水，不用忙。”掌柜的说，松开了手。

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哎！哎！”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

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看了大家一眼：“哎，劳诸位的驾！”说得非常的温柔亲切，绝不像是由那个胡子拉碴的口中说出来的。说完，他又想往起立，过去三四个人忙着往起搀他。他脸上有了点笑意，又那么温和的说：“行，行，不碍！我是又冷又饿，一阵儿发晕！不要紧！”他脸上虽然是那么厚的泥，可是那点笑意教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

大家似乎全动了心。那个拿着碗酒的中年人，已经把酒喝净，眼珠子通红，而且此刻带着些泪：“来，来二两！”等酒来到，老车夫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他有一点醉意，可是规规矩矩的把酒放在老车夫面前：“我的请，您喝吧！我也四十望外了，不瞒您说，拉包月就是凑合事，一年是一年的事，腿知道！再过二三年，我也得跟您一样！您横是快六十了吧？”

“还小呢，五十五！”老车夫喝了口酒。“天冷，拉不上座儿。我呀，哎，肚子空；就有几个子儿我都喝了酒，好暖和点呀！走在这儿，我可实在撑不住了，想进来取个暖。屋里太热，我又没食，横是晕过去了。不要紧，不要紧！劳诸位哥儿们的驾！”

这时候，老者的干草似的灰发，脸上的泥，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都像发着点纯洁的光，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虽然破碎，依然尊严。大家看着他，仿佛唯恐他走了。祥子始终没言语，呆呆的立在那里。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吃吧！然后，坐在原位，低下头去，仿佛非常疲倦。

“哎！”老者像是乐，又像是哭，向大家点着头。“到底是哥儿们哪！拉座儿，给他卖多大的力气，临完多要一个子儿都怪难的！”说着，他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吃呀！”大家几乎是一齐的喊出来。

“我叫小马儿去，我的小孙子，在外面看着车呢！”

“我去，您坐下！”那个中年的车夫说，“在这儿丢不了车，您自管放心，对过儿就是巡警阁子。”他开开了点门缝：“小马儿！小马儿！你爷爷叫你哪！把车放在这儿来！”

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始终没往起拿。小马儿刚一进门，他拿起来一个：“小马儿，乖乖，给你！”

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挺瘦，身上可是穿得很圆，鼻子冻得通红，挂着两条白鼻涕，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儿。立在老者的身旁，右手接过包子来，左手又自动的拿起来一个，一个上咬了一口。

“哎！慢慢的！”老者一手扶在孙子的头上，一手拿起个包子，慢慢的往口中送。“爷爷吃两个就够，都是你的！吃完了，咱们收车回家，不拉啦。明儿个要是不这么冷呀，咱们早着点出车。对不对，小马儿？”

小马儿对着包子点了点头，吸溜了一下鼻子：“爷爷吃三个吧，剩下都是我的。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

“不用！”老者得意的向大家一笑：“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坐在车上冷啊。”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把杯中的酒喝干，等着小马儿吃净了包子。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儿子当兵去了，一去不回头；媳妇——”

“别说那个！”小马儿的腮撑得像俩小桃，连吃带说的拦阻爷爷。

“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然后向大家低声的：“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破，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苦混，无法！无法！”

“爷爷，”小马儿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拉了拉老者的袖子，“咱们还得拉一趟，明儿个早上还没钱买煤呢！都是你，刚才二十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你偏不去！明儿早上没有煤，看你怎样办！”

“有法子，爷爷会去赊五斤煤球。”

“还饶点劈柴？”

“对呀！好小子，吃吧；吃完，咱们该蹓跶着了！”说着，老者立起来，绕着圈儿向大家说：“劳诸位哥儿们的驾啦！”伸手去拉小马儿，小马儿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口中。

大家有的坐着没动，有的跟出来。祥子头一个跟出来，他要看看那辆车。

一辆极破的车，扶车板上的漆已经裂了口，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一只唏哩哗啷响的破灯，车棚子的支棍儿用麻绳儿捆着。小马儿在耳朵帽里找出根洋火，在鞋底儿上划着，用两只小黑手捧着，点着了灯。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哎了一声，抄起车把来，“明儿见啦，哥儿们！”

祥子呆呆的立在门外，看着这一老一少和那辆破车。老者一边走还一边说话，语声时高时低；路上的灯光与黑影，时明时暗。祥子听着，看着，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很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直到已看不见了他们，他才又进到屋中。大家又说笑起来，他觉得发乱，会了茶钱，又走了出来，把车拉到电影园门外去等候曹先生。

天真冷。空中浮着些灰沙，风似乎是在上面疾走，星星看不甚真，只有那几个大的，在空中微颤。地上并没有风，可是四下里发着寒气，车辙上已有几条冻裂的长缝子，土色灰白，和冰一样凉，一样坚硬。祥子在电影园外立了一会儿，已经觉出冷来，可是不愿再回到茶馆去。他要静静的独自想一想。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自从他头一天拉车，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现在还是为这个志愿整天的苦奔；有了自己的车，他以为，就有了一切。哼，看看那个老头子！

他不肯要虎妞，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买上车，省下钱，然后一清二白的娶个老婆；哼，看看小马儿！自己有了儿子，未必不就是那样。

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

电影散了，他急忙的把小水筒安好，点着了灯。连小棉袄也脱了，只剩了件小褂，他想飞跑一气，跑忘了一切，摔死也没多大关系！

注解：

[1]　磨烦：拖延时间。

第十一章

一想到那个老者与小马儿，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而想乐一天是一天吧，干吗成天际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像个人儿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这么一想，他连虎妞的那回事儿都不想发愁了。

及至看到那个闷葫芦罐儿，他的心思又转过来。不，不能随便；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不能前功尽弃；至少也不能把罐儿里那点积蓄瞎攘了，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还是得往正路走，一定！可是，虎妞呢？还是没办法，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二十七发愁。

愁到了无可如何，他抱着那个瓦罐儿自言自语的嘀咕：爱怎样怎样，反正这点钱是我的！谁也抢不了去！有这点钱，祥子什么也不怕！招急了我，我会跺脚一跑，有钱，腿就会活动！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也可以听到“扷糖来，扷糖”的声音。祥子本来盼着过年，现在可是一点也不起劲，街上越乱，他的心越紧，那可怕的二十七就在眼前了！他的眼陷下去，连脸上那块疤都有些发暗。拉着车，街上是那么乱，地上是那么滑，他得分外的小心。心事和留神两气夹攻，他觉得精神不够用的了，想着这个便忘了那个，时常忽然一惊，身上痒刺刺的像小孩儿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

祭灶那天下午，溜溜的东风带来一天黑云。天气忽然暖了一些。到快掌灯的时候，风更小了些，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卖糖瓜的都着了急，天暖，再加上雪花，大家一劲儿往糖上撒白土子，还怕都粘在一处。雪花落了不多，变成了小雪粒，刷刷的轻响，落白了地。七点以后，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香光炮影之中夹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显出点惊急的样子，步行的，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可是地上湿滑，又不敢放开步走。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措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听着怪震心的。

大概有九点钟了，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市，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被街灯照得有点闪眼。偶尔过来辆汽车，灯光远射，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像洒着万颗金砂。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教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祥子没工夫看这些美景，一看眼前的“玉路”，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中；那直，白，冷静的大路似乎使他的心眼中一直的看到家门。可是他不能快跑，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跺下去，一会儿又粘上了。霰粒非常的小，可是沉重有分量，既拿脚，又迷眼，他不能飞快的跑。雪粒打在身上也不容易化，他的衣肩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虽然不算什么，可是湿渌渌的使他觉得别扭。这一带没有什么铺户，可是远处的炮声还继续不断，时时的在黑空中射起个双响或五鬼闹判儿。火花散落，空中越发显着黑，黑得几乎可怕。他听着炮声，看见空中的火花与黑暗，他想立刻到家。可是他不敢放开了腿，别扭！

更使他不痛快的是由西城起，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儿跟着他。到了西长安街，街上清静了些，更觉出后面的追随——车辆轧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祥子，和别的车夫一样，最讨厌自行车。汽车可恶，但是它的声响大，老远的便可躲开。自行车是见缝子就钻，而且东摇西摆，看着就眼晕。外带着还是别出错儿，出了错儿总是洋车夫不对，巡警们心中的算盘是无论如何洋车夫总比骑车的好对付，所以先派洋车夫的不是。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每当要跺一跺鞋底儿的时候，他得喊声：“闸住！”到了南海前门，街道是那么宽，那辆脚踏车还紧紧的跟在后面。祥子更上了火，他故意的把车停住了，撢了撢肩上的雪。他立住，那辆自行车从车旁蹭了过去。车上的人还回头看了看。祥子故意的磨烦，等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

曹先生的人道主义使他不肯安那御风的棉车棚子，就是那帆布车棚也非到赶上大雨不准支上，为是教车夫省点力气。这点小雪，他以为没有支起车棚的必要，况且他还贪图着看看夜间的雪景呢。他也注意到这辆自行车，等祥子骂完，他低声的说，“要是他老跟着，到家门口别停住，上黄化门左先生那里去；别慌！”

祥子有点慌。他只知道骑自行车的讨厌，还不晓得其中还有可怕的——既然曹先生都不敢家去，这个家伙一定来历不小！他跑了几十步，便追上了那个人；故意的等着他与曹先生呢。自行车把祥子让过去，祥子看了车上的人一眼。一眼便看明白了，侦缉队上的。他常在茶馆里碰到队里的人，虽然没说过话儿，可是晓得他们的神气与打扮。这个的打扮，他看着眼熟：青大袄，呢帽，帽子戴得很低。

到了南长街口上，祥子乘着拐弯儿的机会，向后溜了一眼，那个人还跟着呢。他几乎忘了地上的雪，脚底下加了劲。直长而白亮的路，只有些冷冷的灯光，背后追着个侦探！祥子没有过这种经验，他冒了汗。到了公园后门，他回了回头，还跟着呢！到了家门口，他不敢站住，又有点舍不得走；曹先生一声也不响，他只好继续往北跑。一气跑到北口，自行车还跟着呢！他进了小胡同，还跟着！出了胡同，还跟着！上黄化门去，本不应当进小胡同，直到他走到胡同的北口才明白过来，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迷头，也就更生气。

跑到景山背后，自行车往北向后门去了。祥子擦了把汗。雪小了些，可是雪粒中又有了几片雪花。祥子似乎喜爱雪花，大大方方的在空中飞舞，不像雪粒那么使人别气。他回头问了声：“上哪儿，先生？”

“还到左宅。有人跟你打听我，你说不认识！”

“是啦！”祥子心中打开了鼓，可是不便细问。

到了左家，曹先生叫祥子把车拉进去，赶紧关上门。曹先生还很镇定，可是神色不大好看。嘱咐完了祥子，他走进去。祥子刚把车拉进门洞来，放好，曹先生又出来了，同着左先生；祥子认识，并且知道左先生是宅上的好朋友。

“祥子，”曹先生的嘴动得很快，“你坐汽车回去。告诉太太我在这儿呢。教她们也来，坐汽车来，另叫一辆，不必教你坐去的这辆等着。明白？好！告诉太太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儿。听明白了？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为是再告诉你一声，怕她一着急，把我的话忘了，你好提醒她一声。”

“我去好不好？”左先生问了声。

“不必！刚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侦探，不过我心里有那回事儿，不能不防备一下。你先叫辆汽车来好不好？”

左先生去打电话叫车。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汽车来到，我这给了钱。教太太快收拾东西；别的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带着小孩子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那几张画！等太太收拾好，教高妈打电话要辆车，上这儿来。这都明白了？等她们走后，你把大门锁好，搬到书房去睡，那里有电话。你会打电？”

“不会往外打，会接。”其实祥子连接电话也不大喜欢，不过不愿教曹先生着急，只好这么答应下。

“那就行！”曹先生接着往下说，说得还是很快：“万一有个动静，你别去开门！我们都走了，剩下你一个，他们决不放手你！见事不好的话，你灭了灯，打后院跳到王家去。王家的人你认得？对！在王家藏会儿再走。我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不用管，跳墙就走，省得把你拿了去！你若丢了东西，将来我赔上。先给你这五块钱拿着。好，我去给太太打电话，回头你再对她说一遍。不必说拿人，刚才那个骑车的也许是侦探，也许不是；你也先别着慌！”

祥子心中很乱，好像有许多要问的话，可是因急于记住曹先生所嘱咐的，不敢再问。

汽车来了，祥子楞头磕脑的坐进去。雪不大不小的落着，车外边的东西看不大真，他直挺着腰板坐着，头几乎顶住车棚。他要思索一番，可是眼睛只顾看车前的红箭头，红得那么鲜灵可爱。驶车的面前的那把小刷子，自动的左右摆着，刷去玻璃上的哈气，也颇有趣。刚似乎把这看腻了，车已到了家门，心中怪不得劲的下了车。

刚要按街门的电铃，像从墙里钻出个人来似的，揪住他的腕子。祥子本能的想往出夺手，可是已经看清那个人，他不动了，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侦探。

“祥子，你不认识我了？”侦探笑着松了手。

祥子咽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你不记得当初你教我们拉到西山去？我就是那个孙排长。想起来了吧？”

“啊，孙排长！”祥子想不起来。他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顾不得看谁是排长，还是连长。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我刚才跟了你半天，起初也有点不敢认你，左看右看，这块疤不能有错！”

“有事吗？”祥子又要去按电铃。

“自然是有事，并且是要紧的事！咱们进去说好不好！”孙排长——现在是侦探——伸手按了铃。

“我有事！”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心里发着狠儿说：“躲他还不行呢，怎能往里请呢！”

“你不用着急，我来是为你好！”侦探露出点狡猾的笑意。赶到高妈把门开开，他一脚迈进去：“劳驾劳驾！”没等祥子和高妈过一句话，扯着他便往里走，指着门房：“你在这儿住？”进了屋，他四下里看了一眼：“小屋还怪干净呢！你的事儿不坏！”

“有事吗？我忙！”祥子不能再听这些闲盘儿。

“没告诉你吗，有要紧的事！”孙侦探还笑着，可是语气非常的严厉。“干脆对你说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就枪毙，他还是跑不了！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再说咱们又都是街面上的人，所以我担着好大的处分来给你送个信！你要是晚跑一步，回来是堵窝儿掏，谁也跑不了。咱们卖力气吃饭，跟他们打哪门子挂误官司？这话对不对？”

“对不起人呀！”祥子还想着曹先生所嘱托的话。

“对不起谁呀？”孙侦探的嘴角上带笑，而眼角棱棱着。“祸是他们自己闯的，你对不起谁呀？他们敢作敢当，咱们跟着受罪，才合不着！不用说别的，把你圈上三个月，你野鸟似的惯了，楞教你坐黑屋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再说，他们下狱，有钱打点，受不了罪；你呀，我的好兄弟，手里没硬的，准拴在尿桶上！这还算小事，碰巧了他们花钱一运动，闹个几年徒刑；官面上交待不下去，要不把你垫了背才怪。咱们不招谁不惹谁的，临完上天桥吃黑枣，冤不冤？你是明白人，明白人不吃眼前亏。对得起人喽，又！告诉你吧，好兄弟，天下就没有对得起咱们苦哥儿们的事！”

祥子害了怕。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他会想象到下狱的滋味。“那么我得走，不管他们？”

“你管他们，谁管你呢？！”

祥子没话答对。楞了会儿，连他的良心也点了头：“好，我走！”

“就这么走吗？”孙侦探冷笑了一下。

祥子又迷了头。

“祥子，我的好伙计！你太傻了！凭我作侦探的，肯把你放了走？”

“那——”祥子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别装傻！”孙侦探的眼盯住祥子的：“大概你也有个积蓄，拿出来买条命！我一个月还没你挣的多，得吃得穿得养家，就仗着点外找儿，跟你说知心话！你想想，我能一撒巴掌把你放了不能？哥儿们的交情是交情，没交情我能来劝你吗？可是事情是事情，我不图点什么，难道教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外场人用不着费话，你说真的吧！”

“得多少？”祥子坐在了床上。

“有多少拿多少，没准价儿！”

“我等着坐狱得了！”

“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孙侦探的手伸入棉袍中，“看这个，祥子！我马上就可以拿你，你要拒捕的话，我开枪！我要马上把你带走，不要说钱呀，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剥下来。你是明白人，自己合计合计得了！”

“有工夫挤我，干吗不挤挤曹先生？”祥子吭吃了半天才说出来。

“那是正犯，拿住呢有点赏，拿不住担‘不是’。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好，天桥见！别磨烦，来干脆的，这么大的人！再说，这点钱也不能我一个人独吞了，伙计们都得沾补点儿，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这么便宜买条命还不干，我可就没了法！你有多少钱？”

祥子立起来，脑筋跳起多高，攥上了拳头。

“动手没你的，我先告诉你，外边还有一大帮人呢！快着，拿钱！我看面子，你别不知好歹！”孙侦探的眼神非常的难看了。

“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带着哭音，说完又坐在床沿上。

“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人就是得胎里富，咱们都是底儿上的。什么也甭再说了！”孙侦探摇了摇头，似有无限的感慨。“得了，自当是我委屈了你，别再磨烦了！”

祥子又想了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

“我看看！”孙侦探笑了，一把将瓦罐接过来，往墙上一碰。

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心要裂开。

“就是这点？”

祥子没出声，只剩了哆嗦。

“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你可也得知道，这些钱儿买一条命，便宜事儿！”

祥子还没出声，哆嗦着要往起裹被褥。

“那也别动！”

“这么冷的……”祥子的眼瞪得发了火。

“我告诉你别动，就别动！滚！”

祥子咽了口气，咬了咬嘴唇，推门走出来。

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走。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

第十二章

祥子想找个地方坐下，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哪怕想完只能哭一场呢，也好知道哭的是什么；事情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脑子已追赶不上。没有地方给他坐，到处是雪。小茶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他知道自己眼眶中转着的泪随时可以落下来。

既没地方坐一坐，只好慢慢的走吧；可是，上哪里去呢？这个银白的世界，没有他坐下的地方，也没有他的去处；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与走投无路的人，知道什么叫作哀叹。

上哪儿去呢？这就成个问题，先不用想到别的了！下小店？不行！凭他这一身衣服，就能半夜里丢失点什么，先不说店里的虱子有多么可怕。上大一点的店？去不起，他手里只有五块钱，而且是他的整部财产。上澡堂子？十二点上门，不能过夜。没地方去。

因为没地方去，才越觉得自己的窘迫。在城里混了这几年了，只落得一身衣服，和五块钱；连被褥都混没了！由这个，他想到了明天，明天怎办呢？拉车，还去拉车，哼，拉车的结果只是找不到个住处，只是剩下点钱被人家抢了去！作小买卖，只有五块钱的本钱，而连挑子扁担都得现买，况且哪个买卖准能挣出嚼谷呢？拉车可以平地弄个三毛四毛的，作小买卖既要本钱，而且没有准能赚出三餐的希望。等把本钱都吃进去，再去拉车，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白赔上五块钱？这五块钱不能轻易放手一角一分，这是最后的指望！当仆人去，不在行：伺候人，不会；洗衣裳作饭，不会！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会，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不知不觉的，他来到了中海。到桥上，左右空旷，一眼望去，全是雪花。他这才似乎知道了雪还没住，摸一摸头上，毛线织的帽子上已经很湿。桥上没人，连岗警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有几盏电灯被雪花打的仿佛不住的眨眼。祥子看看四外的雪，心中茫然。

他在桥上立了许久，世界像是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的，轻快的，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世界埋上。在这种静寂中，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先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只剩下曹太太与高妈，没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是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起腿就往回走，非常的快。

门外有些脚印，路上有两条新印的汽车道儿。难道曹太太已经走了吗？那个姓孙的为什么不拿她们呢？

不敢过去推门，恐怕又被人捉住。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被人逮住就逮住吧。轻轻推了推门，门开着呢。顺着墙根走了两步，看见了自己屋中的灯亮儿，自己的屋子！他要哭出来。弯着腰走过去，到窗外听了听，屋内咳嗽了一声，高妈的声音！他拉开了门。

“谁？哟，你！可吓死我了！”高妈捂着心口，定了定神，坐在了床上。“祥子，怎么回事呀？”

祥子回答不出，只觉得已经有许多年没见着她了似的，心中堵着一团热气。

“这是怎么啦？”高妈也要哭的样子的问：“你还没回来，先生打来电，叫我们上左宅，还说你马上就来。你来了，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吗？我一瞧，你还同着个生人，我就一言没发呀，赶紧进去帮助太太收拾东西。你始终也没进去。黑灯下火的教我和太太瞎抓，少爷已经睡得香香的，生又从热被窝里往外抱。包好了包，又上书房去摘画儿，你是始终不照面儿，你是怎么啦？我问你！糙糙的收拾好了，我出来看你，好，你没影儿啦！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我只好打电叫车吧。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城计’，全走了哇。好，我跟太太横打了鼻梁[1]，我说太太走吧，我看着。祥子回来呢，我马上赶到左宅去；不回来呢，我认了命！这是怎会说的！你是怎回事，说呀！”

祥子没的说。

“说话呀！楞着算得了事吗？到底是怎回事？”

“你走吧！”祥子好容易找到了一句话：“走吧！”

“你看家？”高妈的气消了点。

“见了先生，你就说，侦探逮住了我，可又，可又，没逮住我！”

“这像什么话呀？”高妈气得几乎要笑。

“你听着！”祥子倒挂了气：“告诉先生快跑，侦探说了，准能拿住先生。左宅也不是平安的地方。快跑！你走了，我跳到王家去，睡一夜。我把这块的大门锁上。明天，我去找我的事。对不起曹先生！”

“越说我越胡涂！”高妈叹了口气。得啦，“我走，少爷还许冻着了呢，赶紧看看去！见了先生，我就说祥子说啦，教先生快跑。今个晚上祥子锁上大门，跳到王家去睡；明天他去找事。是这么着不是？”

祥子万分惭愧的点了点头。

高妈走后，祥子锁好大门，回到屋中。破闷葫芦罐还在地上扔着，他拾起块瓦片看了看，照旧扔在地上。床上的铺盖并没有动。奇怪，到底是怎回事呢？难道孙侦探并非真的侦探？不能！曹先生要是没看出点危险来，何至于弃家逃走？不明白！不明白！他不知不觉的坐在了床沿上。刚一坐下，好似惊了似的又立起来。不能在此久停！假若那个姓孙的再回来呢？！心中极快的转了转：对不住曹先生，不过高妈带回信去教他快跑，也总算过得去了。论良心，祥子并没立意欺人，而且自己受着委屈。自己的钱先丢了，没法再管曹先生的。自言自语的，他这样一边儿叨唠，一边儿往起收拾铺盖。

扛起铺盖，灭了灯，他奔了后院。把铺盖放下，手扒住墙头低声的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没人答应，祥子下了决心，先跳过去再说。把铺盖扔过去，落在雪上，没有什么声响。他的心跳了一阵。紧跟着又爬上墙头，跳了过去。在雪地上拾起铺盖，轻轻的去找老程。他知道老程的地方。大家好像都已睡了，全院中一点声儿也没有。祥子忽然感到作贼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他放了点胆子，脚踏实地的走，雪很瓷实，发着一点点响声。找到了老程的屋子，他咳嗽了一声。老程似乎是刚躺下：“谁？”

“我，祥子！你开开门！”祥子说得非常的自然，柔和，好像听见了老程的声音，就像听见个亲人的安慰似的。

老程开了灯，披着件破皮袄，开了门：“怎么啦？祥子！三更半夜的！”

祥子进去，把铺盖放在地上，就势儿坐在上面，又没了话。

老程有三十多岁，脸上与身上的肉都一疙瘩一块的，硬得出棱儿。平日，祥子与他并没有什么交情，不过是见面总点头说话儿。有时候，王太太与曹太太一同出去上街，他俩更有了在一处喝茶与休息的机会。祥子不十分佩服老程，老程跑得很快，可是慌里慌张，而且手老拿不稳车把似的。在为人上，老程虽然怪好的，可是有了这个缺点，祥子总不能完全钦佩他。

今天，祥子觉得老程完全可爱了。坐在那儿，说不出什么来，心中可是感激，亲热。刚才，立在中海的桥上；现在，与个熟人坐在屋里；变动的急剧，使他心中发空；同时也发着些热气。

老程又钻到被窝中去，指着破皮袄说：“祥子抽烟吧，兜儿里有，别野的。”别墅牌的烟自从一出世就被车夫们改为“别野”的。

祥子本不吸烟，这次好似不能拒绝，拿了支烟放在唇间吧唧着。

“怎么啦？”老程问：“辞了工？”

“没有，”祥子依旧坐在铺盖上，“出了乱子！曹先生一家子全跑啦，我也不敢独自看家！”

“什么乱子？”老程又坐起来。

“说不清呢，反正乱子不小，连高妈也走了！”

“四门大开，没人管？”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哼！”老程寻思了半天，“我告诉王先生一声儿去好不好？”说着，就要披衣裳。

“明天再说吧，事情简直说不清！”祥子怕王先生盘问他。

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功课。学校里有个叫阮明的学生，一向跟曹先生不错，时常来找他谈谈。曹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阮明的思想更激烈，所以二人很说得来。不过，年纪与地位使他们有点小冲突：曹先生以教师的立场看，自己应当尽心的教书，而学生应当好好的交待功课，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在成绩上马马虎虎。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他和曹先生来往，一来是为彼此还谈得来，二来是希望因为感情而可以得到够升级的分数，不论自己的考试成绩坏到什么地步。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

到考试的时候，曹先生没有给阮明及格的分数。阮明的成绩，即使曹先生给他及格，也很富余的够上了停学。可是他特别的恨曹先生。他以为曹先生太不懂面子；面子，在中国是与革命有同等价值的。因为急于作些什么，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曹先生没有给他及格的分数，分明是不了解一个有志的青年；那么，平日可就别彼此套近乎呀！既然平日交情不错，而到考试的时候使人难堪，他以为曹先生为人阴险。成绩是无可补救了，停学也无法反抗，他想在曹先生身上泄泄怒气。既然自己失了学，那么就拉个教员来陪绑。这样，既能有些事作，而且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厉害。阮明不是什么好惹的！况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

他把曹先生在讲堂上所讲的，和平日与他闲谈的，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

曹先生也有个耳闻，可是他觉得很好笑。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个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可笑，所以也就不大在意，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些。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障安全。

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他找了左先生去。

左先生有主意：“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来！”左先生认识人；人比法律更有力。“你上这儿来住几天，躲避躲避。总算我们怕了他们。然后再去疏通，也许还得花上俩钱。面子足，钱到手，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

孙侦探知道曹先生常上左宅去，也知道一追紧了的时候他必定到左宅去。他们不敢得罪左先生，而得吓嚇就吓嚇曹先生。多咱把他赶到左宅去，他们才有拿钱的希望，而且很够面子。敲祥子，并不在侦探们的计划内，不过既然看见了祥子，带手儿的活，何必不先拾个十头八块的呢？

对了，祥子是遇到“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把一支烟烧完，祥子还是想不出道理来，他像被厨子提在手中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没有别的主意。他很愿意和老程谈一谈，可是没话可说，他的话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他领略了一切苦处，他的口张不开，像个哑吧。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

先不用想过去的事吧，明天怎样呢？曹宅是不能再回去，上哪里去呢？“我在这儿睡一夜，行吧？”他问了句，好像条野狗找到了个避风的角落，暂且先忍一会儿；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看看妨碍别人与否。

“你就在这儿吧，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地上行吗？上来挤挤也行呀！”

祥子不肯上去挤，地上就很好。

老程睡去，祥子来回的翻腾，始终睡不着。地上的凉气一会儿便把褥子冰得像一张铁，他蜷着腿，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门缝子进来的凉风，像一群小针似的往头上刺。他狠狠的闭着眼，蒙上了头，睡不着。听着老程的呼声，他心中急躁，恨不能立起来打老程一顿才痛快。越来越冷，冻得嗓子中发痒，又怕把老程咳嗽醒了。

睡不着，他真想偷偷的起来，到曹宅再看看。反正事情是吹了，院中又没有人，何不去拿几件东西呢？自己那么不容易省下的几个钱，被人抢去，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为什么不可以去偷些东西呢。为曹宅的事丢了钱，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么？这么一想，他的眼亮起来，登时忘记了冷；走哇！那么不容易得到的钱，丢了，再这么容易得回来，走！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像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怎知道别人不去偷呢？那个姓孙的拿走些东西又有谁知道呢？他又坐了起来。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他又躺下去。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教心上多个黑点儿！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不去，万一丢了东西呢？

想不出主意。他又坐起来，弓着腿坐着，头几乎挨着了膝。头很沉，眼也要闭上，可是不敢睡。夜是那么长，只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

坐了不知多久，主意不知换了多少个。他忽然心中一亮，伸手去推老程：“老程！老程！醒醒！”

“干吗？”老程非常的不愿睁开眼：“撒尿，床底下有夜壶。”

“你醒醒！开开灯！”

“有贼是怎着？”老程迷迷忽忽的坐起来。

“你醒明白了？”

“嗯！”

“老程，你看看！这是我的铺盖，这是我的衣裳，这是曹先生给的五块钱；没有别的了？”

“没了；干吗？”老程打了个哈欠。

“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儿粘赘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

“你看明白了？”

老程笑了：“没错儿！我说，你不冷呀？”

“行！”

注解：

[1]　横打了鼻梁：保证。

第十三章

因有雪光，天仿佛亮得早了些。快到年底，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处处鸡啼，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到后半夜，他忍了几个盹儿，迷迷糊糊的，似睡不睡的，像浮在水上那样忽起忽落，心中不安。越睡越冷，听到了四外的鸡叫，他实在撑不住了。不愿惊动老程，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还不敢起来。忍着，等着，心中非常的焦躁。好容易等到天亮，街上有了大车的轮声与赶车人的呼叱，他坐了起来。坐着也是冷，他立起来，系好了钮扣，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雪并没有多么厚，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了；天似乎已晴，可是灰渌渌的看不甚清，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似的。一眼，他看到昨夜自己留下的大脚印，虽然又被雪埋上，可是一坑坑的还看得很真。

一来为有点事作，二来为消灭痕迹，他一声没出，在屋角摸着把笤帚，去扫雪。雪沉，不甚好扫，一时又找不到大的竹帚，他把腰弯得很低，用力去刮揸；上层的扫去，贴地的还留下一些雪粒，好像已抓住了地皮。直了两回腰，他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把雪都堆在两株小柳树的底下。他身上见了点汗，暖和，也轻松了一些。跺了跺脚，他吐了口长气，很长很白。

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他想往起收拾铺盖。老程醒了，打了个哈欠，口还没并好，就手就说了话：“不早啦吧？”说得音调非常的复杂。说完，擦了擦泪，顺手向皮袄袋里摸出支烟来。吸了两口烟，他完全醒明白了。“祥子，你先别走！等我去打点开水，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这一夜横是够你受的！”

“我去吧？”祥子也递个和气。但是，刚一说出，他便想起昨夜的恐怖，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

“不；我去！我还得请请你呢！”说着，老程极快的穿上衣裳，钮扣通体没扣，只将破衣袄上拢了根搭包，叼着烟卷跑出去：“喝！院子都扫完了？你真成！请请你！”

祥子稍微痛快了些。

待了会儿，老程回来了，端着两大碗甜浆粥，和不知多少马蹄烧饼与小焦油炸鬼。“没沏茶，先喝点粥吧，来，吃吧；不够，再去买；没钱，咱赊得出来；干苦活儿，就是别缺着嘴，来！”

天完全亮了，屋中冷清清的明亮，二人抱着碗喝起来，声响很大而甜美。谁也没说话，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

“怎样？”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该走了！”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

“你说说，我到底还没明白是怎回子事！”老程递给祥子一支烟，祥子摇了摇头。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虽然很费力，可是说得不算不完全。

老程撇了半天嘴，似乎想过点味儿来。“依我看哪，你还是找曹先生去。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那么，你一下车就教侦探给堵住，怪谁呢？不是你不忠心哪，是事儿来得太邪，你没法儿不先顾自己的命！教我看，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去，找曹先生去，把前后的事一五一十都对他实说，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你走吧，把铺盖放在这儿，早早的找他去。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赶紧走你的！”

祥子活了心，还有点觉得对不起曹先生，可是老程说得也很近情理——侦探拿枪堵住自己，怎能还顾得曹家的事呢？

“走吧！”老程又催了句。“我看昨个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迷头。我现在给你出的道儿准保不错，我比你岁数大点，总多经过些事儿。走吧，这不是出了太阳？”

朝阳的一点光，借着雪，已照明了全城。蓝的天，白的雪，天上有光，雪上有光，蓝白之间闪起一片金花，使人痛快得睁不开眼！祥子刚要走，有人敲门。老程出去看，在门洞儿里叫：“祥子！找你的！”

左宅的王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在门洞儿里跺去脚上的雪。老程见祥子出来，让了句：“都里边坐！”三个人一同来到屋中。

“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可真冷！”

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曹先生会走了。楞了半天，他问了句：“曹先生没说我什么？”

“那什么，没有。天还没亮，就都起来了，简直顾不得说话了。火车是，那什么，七点四十分就开！那什么，我怎么过那院去？”王二急于要过去。

“跳过去！”祥子看了老程一眼，仿佛是把王二交给了老程，他拾起自己的铺盖卷来。

“你上哪儿？”老程问。

“人和厂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羞愧，与无可如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

老程接了过来：“你走你的吧。这不是当着王二，你一草一木也没动曹宅的！走吧。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还给你荐呢。你走后，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有煤呀？”

“煤，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祥子扛起来铺盖。

街上的雪已不那么白了，马路上的被车轮轧下去，露出点冰的颜色来。土道上的，被马踏的已经黑一块白一块，怪可惜的。祥子没有想什么，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一气走到了人和车厂。他不敢站住，只要一站住，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进去。他一直的走进去，脸上热得发烫。他编好了一句话，要对虎妞说：“我来了，瞧着办吧！怎办都好，我没了法儿！”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像拔去毛的冻鸡。

“哟！你回来啦！”非常的亲热，她的眼中笑得发了些光。

“赁给我辆车！”祥子低着头看鞋头上未化净的一些雪。

“跟老头子说去，”她低声的说，说完向东间一努嘴。

刘四爷正在屋里喝茶呢，面前放着个大白炉子，火苗有半尺多高。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忘了我啦！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车没有？”

祥子摇了摇头，心中刺着似的疼。“还得给我辆车拉，四爷！”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

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茶非常的烫，火非常的热，他觉得有点发困。把碗放下，刚要出来，刘四爷把他叫住了。

“等等走，你忙什么？告诉你：你来得正好。二十七是我的生日，我还要搭个棚呢，请请客。你帮几天忙好了，先不必去拉车。他们，”刘四爷向院中指了指，“都不可靠，我不愿意教他们吊儿啷当的瞎起哄。你帮帮好了。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先去扫扫雪，晌午我请你吃火锅。”

“是了，四爷！”祥子想开了，既然又回到这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吧；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他认了命！

“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1]进来了，“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

刘四爷笑了。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

“来，祥子！”虎妞往外叫他，“给你钱，先去买扫帚，要竹子的，好扫雪。得赶紧扫，今天搭棚的就来。”走到她的屋里，她一边给祥子数钱，一边低声的说：“精神着点！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像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像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地上的雪扫净，房上的雪渐渐化完，棚匠“喊高儿”上了房，支起棚架子。讲好的是可着院子[2]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棚里有玻璃隔扇，挂面屏，见木头就包红布。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厨房搭在后院。刘四爷，因为庆九，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所以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天短，棚匠只扎好了棚身，上了栏杆和布，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刘四爷为这个和棚匠大发脾气，气得脸上飞红。因为这个，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厨子，千万不要误事。其实这两件绝不会误下，可是老头子不放心。祥子为这个刚跑回来，刘四爷又教他去给借麻将牌，借三四副，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借来牌，又被派走去借留声机，作寿总得有些响声儿。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拉惯了车，空着手儿走比跑还累得慌；末一趟回来，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

“好小子！你成！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教我活几岁也是好的！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事呢！”

虎妞在一旁，向祥子挤了挤眼。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

“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

寿堂正中还短着个大寿字，照例是由朋友们赠送，不必自己预备。现在还没有人送来，刘四爷性急，又要发脾气：“谁家的红白事，我都跑到前面，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撂台，×他妈妈的！”

“明天二十六，才落座儿，忙什么呀？”虎妞喊着劝慰。

“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的看着揪心！我说祥子，水月灯[3]今天就得安好，要是过四点还不来，我剐了他们！”

“祥子，你再去催！”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爸的面前喊祥子作事。祥子一声不出，把话听明白就走。

“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像我就得像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那可也无法。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可把事都作了！”

刘四爷没答碴儿，想了想：“话匣子呢？唱唱！”

不知道由哪里借来的破留声机，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刘四爷倒不在乎，只要有点声响就好。

到下午，一切都齐备了，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儿。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处处花红柳绿，自己点了点头。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冯先生马上过来看了看，叫祥子去买两份红账本，和一张顺红笺。把红笺裁开，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当时要再约两手，和冯先生打几圈麻将。冯先生晓得刘四爷的厉害，没敢接碴儿。

牌没打成，刘四爷挂了点气，找来几个车夫，“开宝，你们有胆子没有？”

大家都愿意来，可是没胆子和刘四爷来，谁不知道他从前开过宝局！

“你们这群玩艺，怎么活着来的！”四爷发了脾气。“我在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兜里没一个小钱也敢干，输了再说；来！”

“来铜子儿的？”一个车夫试着步儿问。

“留着你那铜子吧，刘四不哄孩子玩！”老头子一口吞了一杯茶，摸了摸秃脑袋。“算了，请我来也不来了！我说，你们去告诉大伙儿：明天落座儿，晚半天就有亲友来，四点以前都收车，不能出来进去的拉着车乱挤！明天的车份儿不要了，四点收车。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后天正日子，谁也不准拉车。早八点半，先给你们摆，六大碗，俩七寸，四个便碟，一个锅子；对得起你们！都穿上大褂，谁短撅撅的进来把谁踢出去！吃完，都给我滚，我好招待亲友。亲友们吃三个海碗，六个冷荤，六个炒菜，四大碗，一个锅子。我先交待明白了，别看着眼馋。亲友是亲友；我不要你们什么。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一个子儿不拿，干给我磕三个头，我也接着。就是得规规矩矩，明白了没有？晚上愿意还吃我，六点以后回来，剩多剩少全是你们的；早回来可不行！听明白了没有？”

“明天有拉晚儿的，四爷，”一个中年的车夫问，“怎么四点就收车呢？”

“拉晚的十一点以后再回来！反正就别在棚里有人的时候乱挤！你们拉车，刘四并不和你们同行，明白？”

大家都没的可说了，可是找不到个台阶走出去，立在那里又怪发僵；刘四爷的话使人人心中窝住一点气愤不平。虽然放一天车份是个便宜，可是谁肯白吃一顿，至少还不得出上四十铜子的礼；况且刘四的话是那么难听，仿佛他办寿，他们就得老鼠似的都藏起去。再说，正日子二十七不准大家出车，正赶上年底有买卖的时候，刘四牺牲得起一天的收入，大家陪着“泡”[4]一天可受不住呢！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在那里立着，心中并没有给刘四爷念着吉祥话儿。

虎妞扯了祥子一下，祥子跟她走出来。

大家的怒气仿佛忽然找到了出路，都瞪着祥子的后影。这两天了，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死命的巴结，任劳任怨的当碎催[5]。祥子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帮助刘家作事，为是支走心中的烦恼；晚上没话和大家说，因为本来没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他的委屈，而以为他是巴结上了刘四爷，所以不屑于和他们交谈。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想到目前的事，刘四爷不准他们在喜棚里来往，可是祥子一定可以吃一整天好的；同是拉车的，为什么有三六九等呢？看，刘姑娘又把祥子叫出去！大家的眼跟着祥子，腿也想动，都搭讪着走出来。刘姑娘正和祥子在煤气灯底下说话呢，大家彼此点了点头。

注解：

[1]　拿着时候：估摸着合适的时间。

[2]　可着院子：与院子面积一样大小。

[3]　水月灯：煤气灯。

[4]　泡：故意消磨。

[5]　碎催：打杂儿的。

第十四章

刘家的事办得很热闹。刘四爷很满意有这么多人来给他磕头祝寿。更足以自傲的是许多老朋友也赶着来贺喜。由这些老友，他看出自己这场事不但办得热闹，而且“改良”。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经落伍，而四爷的皮袍马褂都是新作的。以职业说，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来的变迁——已越混越低，有的已很难吃上饱饭。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的喜棚，寿堂，画着长坂坡的挂屏，与三个海碗的席面，他觉得自己确是高出他们一头，他“改了良”。连赌钱，他都预备下麻将牌，比押宝就透着文雅了许多。

可是，在这个热闹的局面中，他也感觉到一点凄凉难过。过惯了独身的生活，他原想在寿日来的人不过是铺户中的掌柜与先生们，和往日交下的外场光棍。没想到会也来了些女客。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而且长得像个男子。假若虎妞是个男子，当然早已成了家，有了小孩，即使自己是个老鳏夫，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是的，自己什么也不缺，只缺个儿子。自己的寿数越大，有儿子的希望便越小，祝寿本是件喜事，可是又似乎应落泪。不管自己怎样改了良，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一切还不是白饶？

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大家给他祝寿，他大模大样的承受，仿佛觉出自己是鳌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下半天，他的气儿塌下点去。看看女客们携来的小孩子们，他又羡慕，又忌妒，又不敢和孩子们亲近，不亲近又觉得自己别扭。他要闹脾气，又不肯登时发作，他知道自己是外场人，不能在亲友面前出丑。他愿意快快把这一天过去，不再受这个罪。

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祥子几乎和人打起来。

八点多就开了饭，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虽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车份儿，可是今天谁也没空着手来吃饭，一角也罢，四十子儿也罢，大小都有份儿礼金。平日，大家是苦汉，刘四是厂主；今天，据大家看，他们是客人，不应当受这种待遇。况且，吃完就得走，还不许拉出车去，大年底下的！

祥子准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滚之列，可是他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吃。一来是早吃完好去干事，二来是显着和气。和大家一齐坐下，大家把对刘四的不满意都挪到他身上来。刚一落座，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这几天了，他自己没开口说过闲话，所以他的脑子也似乎不大管事了。

大家对刘四不敢发作，只好多吃他一口吧；菜是不能添，酒可是不能有限制，喜酒！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拿酒杀气。有的闷喝，有的猜开了拳；刘老头子不能拦着他们猜拳。祥子看大家喝，他不便太不随群，也就跟着喝了两盅。喝着喝着，大家的眼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有的就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祥子听出点意思来，也还没往心中去；从他一进人和厂，他就决定不再充什么英雄好汉，一切都听天由命。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纳住了气。有的又说了：“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咱们凭力气挣钱，人家祥子是内功！”大家全哈哈的笑起来。祥子觉出大家是“咬”他，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何必管这几句闲话呢，他还没出声。邻桌的人看出便宜来，有的伸着脖子叫：“祥子，赶明儿你当了厂主，别忘了哥儿们哪！”祥子还没言语，本桌上的人又说了：“说话呀，骆驼！”

祥子的脸红起来，低声说了句：“我怎能当厂主？！”

“哼，你怎么不能呢，眼看着就咚咚嚓[1]啦！”

祥子没绕搭过来，“咚咚嚓”是什么意思，可是直觉的猜到那是指着他与虎妞的关系而言。他的脸慢慢由红而白，把以前所受过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来，全堵在心上。几天的容忍缄默似乎不能再维持，像憋足了的水，遇见个出口就要激冲出去。正当这个工夫，一个车夫又指着他的脸说：“祥子，我说你呢，你才真是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儿呢。是不是，你自己说，祥子？祥子？”

祥子猛的立了起来，脸上煞白，对着那个人问：“出去说，你敢不敢？”

大家全楞住了。他们确是有心“咬”他，撇些闲盘儿，可是并没预备打架。

忽然一静，像林中的啼鸟忽然看见一只老鹰。祥子独自立在那里，比别人都高着许多，他觉出自己的孤立。但是气在心头，他仿佛也深信就是他们大家都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他钉了一句：“有敢出去的没有？”

大家忽然想过味儿来，几乎是一齐的：“得了，祥子，逗着你玩呢！”

刘四爷看见了：“坐下，祥子！”然后向大家，“别瞧谁老实就欺侮谁，招急了我把你们全踢出去！快吃！”

祥子离了席。大家用眼梢儿撩着刘老头子，都拿起饭来。不大一会儿，又嘁嘁喳喳的说起来，像危险已过的林鸟，又轻轻的啾啾。

祥子在门口蹲了半天，等着他们。假若他们之中有敢再说闲话的，揍！自己什么都没了，给它个不论秧子吧！

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并没再找寻他。虽然没打成，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继而一想，今天这一举，可是得罪了许多人。平日，自己本来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怎能再得罪人呢？他有点后悔。刚吃下去的那点东西在胃中横着，有点发痛。他立起来，管它呢，人家那三天两头打架闹饥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吗？老实规矩就一定有好处吗？这么一想，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骨头，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不但是不错，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吧亏。对了！应当这么办！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

反倒有点后悔，这一架没能打成。好在不忙，从今以后，对谁也不再低头。

刘四爷的眼里不揉沙子。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搁在一处，他的心中已明白了八九成。这几天了，姑娘特别的听话，哼，因为祥子回来了！看她的眼，老跟着他。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的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祥子的确不错，但是提到儿婿两当，还差得多呢；一个臭拉车的！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打过群架，跪过铁索，临完教个乡下脑袋连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没那个便宜事！就是有，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儿的人！

下午三四点钟还来了些拜寿的，老头子已觉得索然无味，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他越觉得没什么意思。

到了掌灯以后，客人陆续的散去，只有十几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还没走，凑起麻将来。看着院内的空棚，被水月灯照得发青，和撤去围裙的桌子，老头子觉得空寂无聊，仿佛看到自己死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样，不过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棺材前没有儿孙们穿孝跪灵，只有些不相干的人们打麻将守夜！他真想把现在未走的客人们赶出去；乘着自己有口活气，应当发发威！可是，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杀气。怒气便拐了弯儿，越看姑娘越不顺眼。祥子在棚里坐着呢，人模狗样的，脸上的疤被灯光照得像块玉石。老头子怎看这一对儿，怎别扭！

虎姑娘一向野调无腔惯了，今天头上脚下都打扮着，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既为讨大家的称赞，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儿。上半天倒觉得这怪有个意思，赶到过午，因有点疲乏，就觉出讨厌，也颇想找谁叫骂一场。到了晚上，她连半点耐性也没有了，眉毛自己叫着劲，老直立着。

七点多钟了，刘四爷有点发困，可是不服老，还不肯去睡。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儿牌，他不肯说精神来不及，而说打牌不痛快，押宝或牌九才合他的脾味。大家不愿中途改变，他只好在一旁坐着。为打起点精神，他还要再喝几盅，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吃饱，而且抱怨厨子赚钱太多了，菜并不丰满。由这一点上说起，他把白天所觉到的满意之处，全盘推翻：棚，家伙座儿[2]，厨子，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么些钱，都捉了他的大头，都冤枉！

管账的冯先生，这时候，已把账杀好：进了二十五条寿幛，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儿寿酒，两对寿烛，和二十来块钱的礼金。号数不少，可是多数的是给四十铜子或一毛大洋。

听到这个报告，刘四爷更火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三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一毛钱的人情？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从此再也不办事，不能赔这份窝囊钱！不用说，大家连亲带友，全想白吃他一口；六十九岁的人了，反倒聪明一世，胡涂一时，教一群猴儿王八蛋给吃了！老头子越想越气，连白天所感到的满意也算成了自己的胡涂；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道着，带着许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骂。

朋友们还没走净，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可是，一看大家都注意手中的牌，似乎并没理会老头子叨唠什么，她不便于开口，省得反把事儿弄明了。由他叨唠去吧，都给他个装聋，也就过去了。

哪知道，老头子说着说着绕到她身上来。她决定不吃这一套！他办寿，她跟着忙乱了好几天，反倒没落出好儿来，她不能容让！六十九，七十九也不行，也得讲理！她马上还了回去：

“你自己要花钱办事，碍着我什么啦？”

老头子遇到了反攻，精神猛然一振。“碍着你什么了？简直的就跟你！你当我的眼睛不管闲事哪？”

“你看见什么啦？我受了一天的累，临完拿我杀气呀，先等等！说吧，你看见了什么？”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嘴非常的灵便。

“你甭看着我办事，你眼儿热！看见？我早就全看见了，哼！”

“我干吗眼儿热呀？！”她摇晃着头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那不是？！”刘四往棚里一指——祥子正弯着腰扫地呢。

“他呀？”虎妞心里哆嗦了一下，没想到老头的眼睛会这么尖。“哼！他怎样？”

“不用揣着明白的，说胡涂的！”老头子立了起来。“要他没我，要我没他，干脆的告诉你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应当管！”

虎妞没想到事情破的这么快，自己的计划才使了不到一半，而老头子已经点破了题！怎办呢？她的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像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她有点疲乏；被这一激，又发着肝火，想不出主意，心中很乱。她不能就这么窝回去，心中乱也得马上有办法。顶不妥当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好，她向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软！好吧，爽性来干脆的吧，好坏都凭这一锤子了！

“今儿个都说清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儿吧，你怎样呢？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打牌的人们似乎听见他们父女吵嘴，可是舍不得分心看别的，为抵抗他们的声音，大家把牌更摔得响了一些，而且嘴里叫唤着红的，碰……

祥子把事儿已听明白，照旧低着头扫地，他心中有了底；说翻了，揍！

“你简直的是气我吗！”老头子的眼已瞪得极圆。“把我气死，你好去倒贴儿？甭打算，我还得活些年呢！”

“甭摆闲盘，你怎办吧？”虎妞心里噗通，嘴里可很硬。

“我怎办？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不能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祥子把笤帚扔了，直起腰来，看准了刘四，问：“说谁呢？”

刘四狂笑起来：“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说你哪，说谁！你给我马上滚！看着你不错，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滚！永远别再教我瞧见你，上他妈的这儿找便宜来啦，啊？”

老头子的声音过大了，招出几个车夫来看热闹。打牌的人们以为刘四爷又和个车夫吵闹，依旧不肯抬头看看。

祥子没有个便利的嘴，想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一句也不到舌头上来。他呆呆的立在那里，直着脖子咽吐沫。

“给我滚！快滚！上这儿来找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老头子有点纯为唬吓祥子而唬吓了，他心中恨祥子并不像恨女儿那么厉害，就是生着气还觉得祥子的确是个老实人。

“好了，我走！”祥子没话可说，只好赶紧离开这里；无论如何，斗嘴他是斗不过他们的。

车夫们本来是看热闹，看见刘四爷骂祥子，大家还记着早晨那一场，觉得很痛快。及至听到老头子往外赶祥子，他们又向着他了——祥子受了那么多的累，过河拆桥，老头子翻脸不认人，他们替祥子不平。有的赶过来问：“怎么了，祥子？”祥子摇了摇头。

“祥子你等等走！”虎妞心中打了个闪似的，看清楚：自己的计划是没多大用处了，急不如快，得赶紧抓住祥子，别鸡也飞蛋也打了！“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你等等，等我说明白了！”她转过头来，冲着老头子：“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俩一齐赶出去？听你一句话！”

虎妞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把最后的一招这么早就拿出来。刘四爷更没想到事情会弄到了这步天地。但是，事已至此，他不能服软，特别是在大家面前。“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个老脸都替你发烧！”他打了自己个嘴巴。“呸！好不要脸！”

打牌的人们把手停住了，觉出点不大是味来，可是胡里胡涂，不知是怎回事，搭不上嘴；有的立起来，有的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牌。

话都说出来，虎妞反倒痛快了：“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我？”刘四爷的脸由红而白，把当年的光棍劲儿全拿了出来“：我放把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

“好！”虎妞的嘴唇哆嗦上了，声音非常的难听，“我卷起铺盖一走，你给我多少钱？”

“钱是我的，我爱给谁才给！”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心中有些难过，但是为斗这口气，他狠了心。

“你的钱？我帮你这些年了；没我，你想想，你的钱要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咱们凭良心吧！”她的眼又找到祥子，“你说吧！”

祥子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没有一句话可说。

注解：

[1]　咚咚嚓：娶亲时的鼓乐声，暗指娶亲。

[2]　家伙座儿：成套的桌椅食具。

第十五章

讲动武，祥子不能打个老人，也不能打个姑娘。他的力量没地方用。耍无赖，只能想想，耍不出。论虎妞这个人，他满可以跺脚一跑。为目前这一场，她既然和父亲闹翻，而且愿意跟他走；骨子里的事没人晓得，表面上她是为祥子而牺牲；当着大家面前，他没法不拿出点英雄气儿来。他没话可说，只能立在那里，等个水落石出；至少他得作到这个，才能像个男子汉。

刘家父女只剩了彼此瞪着，已无话可讲；祥子是闭口无言。车夫们，不管向着谁吧，似乎很难插嘴。打牌的人们不能不说话了，静默得已经很难堪。不过，大家只能浮面皮的敷衍几句，劝双方不必太挂火，慢慢的说，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他们只能说这些，不能解决什么，也不想解决什么。见两方面都不肯让步，那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机会便溜了吧。

没等大家都溜净，虎姑娘抓住了天顺煤厂的冯先生：“冯先生，你们铺子里不是有地方吗？先让祥子住两天。我们的事说办就快，不能长占住你们的地方。祥子你跟冯先生去，明天见，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告诉你，我出回门子，还是非坐花轿不出这个门！冯先生，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明天跟你要人！”

冯先生直吸气，不愿负这个责任。祥子急于离开这里，说了句：“我跑不了！”

虎姑娘瞪了老头子一眼，回到自己屋中，娽[1]着嗓子哭起来，把屋门从里面锁上。

冯先生们把刘四爷也劝进去，老头子把外场劲儿又拿出来，请大家别走，还得喝几盅：“诸位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再也不吵嘴。走她的，只当我没有过这么个丫头。我外场一辈子，脸教她给丢净！倒退二十年，我把她们俩全活劈了！现在，随她去；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铜钱，万难！一个子儿不给！不给！看她怎么活着！教她尝尝，她就晓得了，到底是爸爸好，还是野汉子好！别走，再喝一盅！”

大家敷衍了几句，都急于躲避是非。

祥子上了天顺煤厂。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两间小北房；马上找了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贴在屋中。屋子糊好，她去讲轿子：一乘满天星的轿子，十六个响器，不要金灯，不要执事。一切讲好，她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在年前赶得，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既是好日子，又不用忌门。她自己把这一切都办好，告诉祥子去从头至脚都得买新的：“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祥子手中只有五块钱！

虎妞又瞪了眼：“怎么？我交给你那三十多块呢？”

祥子没法不说实话了，把曹宅的事都告诉了她。她眨巴着眼似信似疑的：“好吧，我没工夫跟你吵嘴，咱们各凭良心吧！给你这十五块吧！你要是到日子不打扮得像个新人，你可提防着！”

初六，虎妞坐上了花轿。没和父亲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花轿稳稳的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一些感触。

祥子穿着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他仿佛忘了自己，而傻傻忽忽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好似也不认识了。他由一个煤铺迁入裱糊得雪白的新房，不知道是怎回事：以前的事正如煤厂里，一堆堆都是黑的；现在茫然的进到新房，白得闪眼，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他觉到一种嘲弄，一种白的，渺茫的，闷气。屋里，摆着虎妞原有的桌椅与床；火炉与菜案却是新的；屋角里插着把五色鸡毛的撢子。他认识那些桌椅，可是对火炉，菜案，与鸡毛撢子，又觉得生疏。新旧的器物合在一处，使他想起过去，又担心将来。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像个旧的，又像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像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脱逃。他摘了那顶缎小帽，呆呆的看着帽上的红结子，直到看得眼花——一转脸，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飞旋着，跳动着，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

婚夕，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了孕。像变戏法的，她解释给他听：“要不这么冤你一下，你怎会死心踏地的点头呢！我在裤腰上塞了个枕头！哈哈，哈哈！”她笑得流出泪来：“你个傻东西！甭提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你是怎个人，我是怎个人？我楞和爸爸吵了，跟着你来，你还不谢天谢地？”

第二天，祥子很早就出去了。多数的铺户已经开了市，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门。门上的春联依然红艳，黄的挂钱却有被风吹碎了的。街上很冷静，洋车可不少，车夫们也好似比往日精神了一些，差不离的都穿着双新鞋，车背后还有贴着块红纸儿的。祥子很羡慕这些车夫，觉得他们倒有点过年的样子，而自己是在个葫芦里憋闷了这好几天；他们都安分守己的混着，而他没有一点营生，在大街上闲晃。他不安于游手好闲，可是打算想明天的事，就得去和虎妞——他的老婆商议；他是在老婆——这么个老婆！——手里讨饭吃。空长了那么高的身量，空有那么大的力气，没用。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像神猫叼住的一个小鼠。他不想跟她去商议，他得走；想好了主意，给她个不辞而别。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她是会拿枕头和他变戏法的女怪！他窝心，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扯碎，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放在清水里洗一回，他觉得混身都粘着些不洁净的，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教他从心里厌烦。他愿永远不再见她的面！

上哪里去呢？他没有目的地。平日拉车，他的腿随着别人的嘴走；今天，他的腿自由了，心中茫然。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门：道是那么直，他的心更不会拐弯。出了城门，还往南，他看见个澡堂子。他决定去洗个澡。

脱得光光的，看着自己的肢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往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心中空空的，头上流下大汗珠来。一直到呼吸已有些急促，他才懒懒的爬上来，混身通红，像个初生下来的婴儿。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围上条大毛巾，他还觉得自己丑陋；虽然汗珠劈嗒啪嗒的往下落，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汗还没完全落下去，他急忙的穿上衣服，跑了出来。他怕大家看他的赤身！出了澡堂，被凉风一飕，他觉出身上的轻松。街上也比刚才热闹的多了。响晴的天空，给人人脸上一些光华。祥子的心还是揪揪着，不知上哪里去好。往南，往东，再往南，他奔了天桥去。新年后，九点多钟，铺户的徒弟们就已吃完早饭，来到此地。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都很早的摆好占好。祥子来到，此处已经围上一圈圈的人，里边打着锣鼓。他没心去看任何玩艺，他已经不会笑。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现在他懒得往前挤，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了他的份儿。他躲开人群，向清静的地方走，又觉得舍不得！不，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不能离开天桥，不能离开北平。走？无路可走！他还是得回去跟她——跟她！——去商议。他不能走，也不能闲着，他得退一步想，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何必单在这一点上叫真儿呢？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那么只好顺着路儿往下走吧。

他站定了，听着那杂乱的人声，锣鼓响；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车马，忽然想起那两间小屋。耳中的声音似乎没有了，眼前的人物似乎不见了，只有那两间白，暖，贴着红喜字的小屋，方方正正的立在面前。虽然只住过一夜，但是非常的熟习亲密，就是那个穿红袄的娘们仿佛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舍弃的。立在天桥，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在那两间小屋里，他有了一切。回去，只有回去才能有办法。明天的一切都在那小屋里。羞愧，怕事，难过，都没用；打算活着，得找有办法的地方去。

他一气走回来，进了屋门，大概也就刚交十一点钟。虎妞已把午饭作好：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别的都已摆好，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发出些极美的香味。她已把红袄脱去，又穿上平日的棉裤棉袄，头上可是戴着一小朵绒作的红花，花上还有个小金纸的元宝。祥子看了她一眼，她不像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虽然不像个新妇，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她做饭，收拾屋子；屋子里那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不管她怎样，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一个家总有它的可爱处。他不知怎样好了。

“上哪儿啦？你！”她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

“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咧咧的甩手一走！”

他没言语。

“会哼一声不会？不会，我教给你！”

他哼了一声，没法子！他知道娶来一位母夜叉，可是这个夜叉会做饭，会收拾屋子，会骂他也会帮助他，教他怎样也不是味儿！他吃开了馒头。饭食的确是比平日的可口，热火；可是吃着不香，嘴里嚼着，心里觉不出平日狼吞虎咽的那种痛快，他吃不出汗来。

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头枕着手心，眼看着棚顶。

“嗨！帮着刷家伙！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她在外间屋里叫。

很懒的他立起来，看了她一眼，走过去帮忙。他平日非常的勤紧，现在他憋着口气来作事。在车厂子的时候，他常帮她的忙，现在越看她越讨厌，他永远没恨人像恨她这么厉害，他说不上是为了什么。有气，可是不肯发作，全圈在心里；既不能和她一刀两断，吵架是没意思的。在小屋里转转着，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

收拾完东西，她四下里扫了一眼，叹了口气。紧跟着笑了笑。“怎样？”

“什么？”祥子蹲在炉旁，烤着手；手并不冷，因为没地方安放，只好烤一烤。这两间小屋的确像个家，可是他不知道往哪里放手放脚好。

“带我出去玩玩？上白云观？不，晚点了；街上蹓蹓去？”她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虽然结婚不成个样子，可是这么无拘无束的也倒好，正好和丈夫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在娘家，她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零钱；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欠，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

祥子不肯去。第一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第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还有，一出去，哪能不遇上熟人，西半城的洋车夫们谁不晓得虎妞和祥子，他不能去招大家在他背后嘀嘀咕咕。

“商量商量好不好？”他还是蹲在那里。

“有什么可商量的？”她凑过来，立在炉子旁边。

他把手拿下去，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火苗。楞了好久，他说出一句来：“我不能这么闲着！”

“受苦的命！”她笑了一声。“一天不拉车，身上就痒痒，是不是？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也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咱们先玩几天再说，事情也不单忙在这几天上，奔什么命？这两天我不打算跟你拌嘴，你可也别成心气我！”

“先商量商量！”祥子决定不让步。既不能跺脚一走，就得想办法作事，先必得站一头儿，不能打秋千似的来回晃悠。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

“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

祥子像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刘老头子，和人和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搭上虎妞；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了！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

祥子立起来，想再出去走走；刚才就不应当回来。

看祥子的神色不对，她又软和了点儿：“好吧，我告诉你。我手里一共有五百来块钱。连轿子，租房——三份儿[2]，糊棚，作衣裳，买东西，带给你，归了包堆[3]花了小一百，还剩四百来块。我告诉你，你不必着急。咱们给它个得乐且乐。你呢，成年际拉车出臭汗，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我呢，那天要是不跟他闹翻了，决走不出来。现在我气都消了，爸爸到底是爸爸。他呢，只有我这么个女儿，你又是他喜爱的人，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这多么现成！他有钱，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一点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强似你去给人家当牲口！过两天，你就先去一趟；他也许不见你。一次不见，再去第二次；面子都给他，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转意了。然后我再去，好歹的给他几句好听的，说不定咱们就能都搬回去。咱们一搬回去，管保挺起胸脯，谁也不敢斜眼看咱们；咱们要是老在这儿忍着，就老是一对黑人儿，你说是不是？”

祥子没有想到过这个。自从虎妞到曹宅找他，他就以为娶过她来，用她的钱买上车，自己去拉。虽然用老婆的钱不大体面，但是他与她的关系既是种有口说不出的关系，也就无可如何了。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把长脸往下一拉呢，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可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前前后后的一想，他似乎明白了点：自己有钱，可以教别人白白的抢去，有冤无处去诉。赶到别人给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

他不肯去找刘四爷。跟虎妞，是肉在肉里的关系；跟刘四，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吃了她的亏，不能再去央告她的爸爸！“我不愿意闲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为是省得费话与吵嘴。

“受累的命吗！”她敲着撩着的说。“不爱闲着，作个买卖去。”

“我不会！赚不着钱！我会拉车，我爱拉车！”祥子头上的筋都跳起来。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我就不许你混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看吧，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

祥子又没了话。

注解：

[1]　娽：读zhā lā，尖声。

[2]　三份儿：租房第一个月付三个月房租。

[3]　归了包堆：总共一起。

第十六章

闲到元宵节，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

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她不许祥子有任何主张，可是老不缺着他的嘴，变法儿给他买些作些新鲜的东西吃。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们，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中——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赶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就是在个这样的杂院里，虎妞觉得很得意。她是唯一的有吃有穿，不用着急，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既觉出自己的优越，并且怕别人沾惹她，她不理那群苦人。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什么刮骨肉，冻白菜，生豆汁，驴马肉，都来这里找照顾主。自从虎妞搬来，什么卖羊头肉的，熏鱼的，硬面饽饽的，卤煮炸豆腐的，也在门前吆喊两声。她端着碗，扬着脸，往屋里端这些零食，小孩子们都把铁条似的手指伸在口里看着她，仿佛她是个什么公主似的。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

祥子第一看不上她的举动，他是穷小子出身，晓得什么叫困苦。他不愿吃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惜那些钱。第二，更使他难堪的，是他琢磨出点意思来：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正好像养肥了牛好往外挤牛奶！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玩艺儿。他看见过：街上的一条瘦老的母狗，当跑腿的时候，也选个肥壮的男狗。想起这个，他不但是厌恶这种生活，而且为自己担心。他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身体是一切。假若这么活下去，他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干骨头架子，还是这么大，而膛儿里全是空的。他哆嗦起来。打算要命，他得马上去拉车，出去跑，跑一天，回来倒头就睡，人事不知；不吃她的好东西，也就不伺候着她玩。他决定这么办，不能再让步；她愿出钱买车呢，好；她不愿意，他会去赁车拉。一声没出，他想好就去赁车了。

十七那天，他开始去拉车，赁的是“整天儿”。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发紧，胯骨轴儿发酸。他晓得自己的病源在哪里，可是为安慰自己，他以为这大概也许因为二十多天没拉车，把腿撂生了；跑过几趟来，把腿蹓开，或者也就没事了。

又拉上个买卖，这回是帮儿车，四辆一同走。抄起车把来，大家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在前头走。高个子笑了笑，依了实，他知道那三辆车都比他自己“棒”。他可是卖了力气，虽然明知跑不过后面的三个小伙子，可是不肯倚老卖老。跑出一里多地，后面夸了他句：“怎么着，要劲儿吗？还真不离！”他喘着答了句：“跟你们哥儿们走车，慢了还行？！”他的确跑得不慢，连祥子也得掏七八成劲儿才跟得上他。他的跑法可不好看：高个子，他塌不下腰去，腰和背似乎是块整的木板，所以他的全身得整个的往前扑着；身子向前，手就显着靠后；不像跑，而像是拉着点东西往前钻。腰死板，他的胯骨便非活动不可；脚几乎是拉拉在地上，加紧的往前扭。扭得真不慢，可是看着就知道他极费力。到拐弯抹角的地方，他整着身子硬拐，大家都替他攥着把汗；他老像是只管身子往前钻，而不管车过得去过不去。

拉到了，他的汗劈嗒啪嗒的从鼻尖上，耳朵唇上，一劲儿往下滴嗒。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咧了咧嘴。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

在一块儿走过一趟车便算朋友，他们四个人把车放在了一处。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那个高个子独自蹓了半天，哽哽的干嗽了一大阵，吐出许多白沫子来，才似乎缓过点儿来，开始跟他们说话儿：

“完了！还有那个心哪；腰，腿，全不给劲喽！无论怎么提腰，腿抬不起来；干着急！”

“刚才那两步就不离，你当是慢哪！”一个二十多岁矮身量的小伙子接过来：“不屈心，我们三个都够棒的，谁没出汗？”

高个子有点得意，可又惭愧似的，叹了口气。

“就说你这个跑法，差不离的还真得教你给撅[1]了，你信不信？”另一个小伙子说。“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

高个子微笑着，摇了摇头：“也还不都在乎岁数，哥儿们！我告诉你一句真的，干咱们这行儿的，别成家，真的！”看大家都把耳朵递过来，他放小了点声儿：“一成家，黑天白日全不闲着，玩完！瞧瞧我的腰，整的，没有一点活软气！还是别跑紧了，一咬牙就咳嗽，心口窝辣蒿蒿的！甭说了，干咱们这行儿的就得它妈的打一辈子光棍儿！连它妈的小家雀儿都一对一对儿的，不许咱们成家！还有一说，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了！全张着嘴等着吃！车份大，粮食贵，买卖苦，有什么法儿呢！不如打一辈子光棍，犯了劲上白房子，长上杨梅大疮，认命！一个人，死了就死了！这玩艺一成家，连大带小，好几口儿，死了也不能闭眼！你说是不是？”他问祥子。

祥子点了点头，没说出话来。

这阵儿，来了个座儿，那个矮子先讲的价钱，可是他让了，叫着高个子：“老大哥，你拉去吧！这玩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呢！”

高个子笑了：“得，我再奔一趟！按说可没有这么办的！得了，回头好多带回几个饼子去！回头见了，哥儿们！”

看着高个子走远了，矮子自言自语的说：“混它妈的下辈子，连个媳妇都摸不着！人家它妈的宅门里，一人搂着四五个娘们！”

“先甭提人家，”另个小伙子把话接过去。“你瞧干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高个子没说错。你就这么说吧，成家为干吗？能摆着当玩艺儿看？不能！好，这就是楼子[2]！成天啃窝窝头，两气夹攻，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爬下！”

听到这儿，祥子把车拉了起来，搭讪着说了句：“往南放放，这儿没买卖。”

“回见！”那两个年轻的一齐说。

祥子仿佛没有听见。一边走一边踢腿，胯骨轴的确还有点发酸！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天已慢慢长起来，他又转晃了两三趟，才刚到五点来钟。他交了车，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喝了两壶茶，他觉出饿来，决定在外面吃饱再回家。吃了十二两肉饼，一碗红豆小米粥，一边打着响嗝一边慢慢往家走。准知道家里有个雷等着他呢，可是他很镇定；他下了决心：不跟她吵，不跟她闹，倒头就睡，明天照旧出来拉车，她爱怎样怎样！

一进屋门，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呢，看了他一眼，脸沉得要滴下水来。祥子打算合合稀泥，把长脸一拉，招呼她一声。可是他不惯作这种事，他低着头走进里屋去。她一声没响，小屋里静得像个深山古洞似的。院中街坊的咳嗽，说话，小孩子哭，都听得极真，又像是极远，正似在山上听到远处的声音。

俩人谁也不肯先说话，闭着嘴先后躺下了，像一对永不出声的大龟似的。睡醒一觉，虎妞说了话，语音带出半恼半笑的意思：“你干什么去了？整走了一天！”

“拉车去了！”他似睡似醒的说，嗓子里仿佛堵着点什么。

“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作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

“我不能闲着！”

“你不会找老头子去？”

“不去！”

“真豪横！”

祥子真挂了火，他不能还不说出心中的话，不能再忍：“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

“嗯——”她鼻中旋转着这个声儿，很长而曲折。在这个声音里，她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来，可是心中也在那儿绕了个弯儿。她知道祥子是个——虽然很老实——硬汉。硬汉的话是向不说着玩的。好容易捉到他，不能随便的放手。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能刚能柔才是本事，她得[3]他一把儿：“我也知道你是要强啊，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你要是不肯找老头子去呢，这么办：我去找。反正我是他的女儿，丢个脸也没什么的。”

“老头要咱们，我也还得去拉车！”祥子愿把话说到了家。

虎妞半天没言语。她没想到祥子会这么聪明。他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可是显然的说出来他不再上她的套儿，他并不是个蠢驴。因此，她才越觉得有点意思，她颇得用点心思才能拢得住这个急了也会尥蹶子[4]的大人，或是大东西。她不能太逼紧了，找这么个大东西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她得松一把，紧一把，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去。“好吧，你爱拉车，我也无法。你得起誓，不能去拉包车，天天得回来；你瞧，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答应我，你天天晚上准早早的回来！”

祥子想起白天高个子的话！睁着眼看着黑暗，看见了一群拉车的，作小买卖的，卖苦力气的，腰背塌不下去，拉拉着腿。他将来也是那个样。可是他不便于再别扭她，只要能拉车去，他已经算得到一次胜利。“我老拉散座！”他答应下来。

虽然她那么说，她可是并不很热心找刘四爷去。父女们在平日自然也常拌嘴，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不能那么三说两说就一天云雾散，因为她已经不算刘家的人。出了嫁的女人跟娘家父母总多少疏远一些。她不敢直入公堂的回去。万一老头子真翻脸不认人呢，她自管会闹，他要是死不放手财产，她一点法儿也没有。就是有人在一旁调解着，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也只能劝她回来，她有了自己的家。

祥子照常去拉车，她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几次三番的要穿好衣服找爸爸去，心想到而手懒得动。她为了难。为自己的舒服快乐，非回去不可；为自己的体面，以不去为是。假若老头子消了气呢，她只要把祥子拉到人和厂去，自然会教他有事作，不必再拉车，而且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她心中一亮。假若老头子硬到底呢？她丢了脸，不，不但丢了脸，而且就得认头作个车夫的老婆了；她，哼！和杂院里那群妇女没有任何分别了。她心中忽然漆黑。她几乎后悔嫁了祥子，不管他多么要强，爸爸不点头，他一辈子是个拉车的。想到这里，她甚至想独自回娘家，跟祥子一刀两断，不能为他而失去自己的一切。继而一想，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她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这点快乐也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只是那么一点说不上来的什么意思，全身像一朵大的红花似的，香暖的在阳光下开开。不，舍不得祥子。任凭他去拉车，他去要饭，也得永远跟着他。看，看院里那些妇女，她们要是能受，她也就能受。散了，她不想到刘家去了。

祥子，自从离开人和厂，不肯再走西安门大街。这两天拉车，他总是出门就奔东城，省得西城到处是人和厂的车，遇见怪不好意思的。这一天，可是，收车以后，他故意的由厂子门口过，不为别的，只想看一眼。虎妞的话还在他心中，仿佛他要试验试验有没有勇气回到厂中来，假若虎妞能跟老头子说好了的话；在回到厂子以前，先试试敢走这条街不敢。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他老远的就溜着厂子那边，唯恐被熟人看见。远远的看见了车门的灯光，他心中不知怎的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来的光景，想起虎妞的诱惑，想起寿日晚间那一场。这些，都非常的清楚，像一些图画浮在眼前。在这些图画之间，还另外有一些，清楚而简短的夹在这几张中间：西山，骆驼，曹宅，侦探……都分明的，可怕的，联成一片。这些图画是那么清楚，他心中反倒觉得有些茫然，几乎像真是看着几张画儿，而忘了自己也在里边。及至想到自己与它们的关系，他的心乱起来，它们忽然上下左右的旋转，零乱而迷糊，他无从想起到底为什么自己应当受这些折磨委屈。这些场面所占的时间似乎是很长，又似乎是很短，他闹不清自己是该多大岁数了。他只觉得自己——比起初到人和厂的时候来——老了许多许多。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这些图画决不会欺骗他。

眼前就是人和厂了，他在街的那边立住，呆呆的看着那盏极明亮的电灯。看着看着，猛然心里一动。那灯下的四个金字——人和车厂——变了样儿！他不识字，他可是记得头一个字是什么样子：像两根棍儿联在一处，既不是个叉子，又没作成个三角，那么个简单而奇怪的字。由声音找字，那大概就是“人”。这个“人”改了样儿，变成了“仁”——比“人”更奇怪的一个字。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再看东西间——他永远不能忘了的两间屋子——都没有灯亮。

立得他自己都不耐烦了，他才低着头往家走。一边走着一边寻思，莫非人和厂倒出去了？他得慢慢的去打听，先不便对老婆说什么。回到家中，虎妞正在屋里嗑瓜子儿解闷呢。

“又这么晚！”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好气儿。“告诉你吧，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你一出去就是一天，我连窝儿不敢动，一院子穷鬼，怕丢了东西。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地方说去，不行，我不是木头人。你想主意得了，这么着不行！”

祥子一声没出。

“你说话呀！成心逗人家的火是怎么着？你有嘴没有？有嘴没有？”她的话越说越快，越脆，像一挂小炮似的连连的响。

祥子还是没有话说。

“这么着得了，”她真急了，可是又有点无可如何他的样子，脸上既非哭，又非笑，那么十分焦躁而无法尽量的发作。“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你在家里吃车份儿行不行？行不行？”

“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祥子说得很慢，可是很自然；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

“那还不是一样？你还是不着家儿！”

“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儿出去，三点钟就回来；要拉晚儿呢，三点才出去，夜里回来。挺好！”

她点了点头。“等我想想吧，要是没有再好的主意，就这么办啦。”

祥子心中很高兴。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虽然是老婆给买的，可是慢慢的攒钱，自己还能再买车。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居然向她笑了笑，一个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仿佛把以前的困苦全一笔勾销，而笑着换了个新的世界，像换一件衣服那么容易，痛快！

注解：

[1]　撅：比输了，挫败了。

[2]　楼子：乱子，毛病。

[3]　瀎泧：读māsa，用手轻微的抚摩，借用作怀柔笼络人。

[4]　尥蹶子：不老实的骡马乱踢后腿的动作。

第十七章

祥子慢慢的把人和厂的事打听明白：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祥子能猜想得出，老头子的岁数到了，没有女儿帮他的忙，他弄不转这个营业，所以干脆把它收了，自己拿着钱去享福。他到哪里去了呢？祥子可是没有打听出来。

对这个消息，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还是不喜欢。由自己的志向与豪横说，刘四爷既决心弃舍了女儿，虎妞的计划算是全盘落了空；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拉车挣饭吃，不依赖着任何人。由刘四爷那点财产说呢，又实在有点可惜；谁知道刘老头子怎么把钱攘出去呢，他和虎妞连一个铜子也没沾润着。

可是，事已至此，他倒没十分为它思索，更说不到动心。他是这么想，反正自己的力气是自己的，自己肯卖力挣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一点没带着感情，简单的告诉了虎妞。

她可动了心。听到这个，她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将来——完了！什么全完了！自己只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了！她永远逃不出这个大杂院去！她想到爸爸会再娶上一个老婆，而决没想到会这么抖手一走。假若老头子真娶上个小老婆，虎妞会去争财产，说不定还许联络好了继母，而自己得点好处……主意有的是，只要老头子老开着车厂子。决没想到老头子会这么坚决，这么毒辣，把财产都变成现钱，偷偷的藏起去！原先跟他闹翻，她以为不过是一种手段，必会不久便言归于好，她晓得人和厂非有她不行；谁能想到老头子会撒手了车厂子呢？！

春已有了消息，树枝上的鳞苞已显着红肥。但在这个大杂院里，春并不先到枝头上，这里没有一棵花木。在这里，春风先把院中那块冰吹得起了些小麻子坑儿，从秽土中吹出一些腥臊的气味，把鸡毛蒜皮与碎纸吹到墙角，打着小小的旋风。杂院里的人们，四时都有苦恼。那老人们现在才敢出来晒晒暖；年轻的姑娘们到现在才把鼻尖上的煤污减去一点，露出点红黄的皮肤来；那些妇女们才敢不甚惭愧的把孩子们赶到院中去玩玩；那些小孩子们才敢扯着张破纸当风筝，随意的在院中跑，而不至把小黑手儿冻得裂开几道口子。但是，粥厂停了锅，放赈的停了米，行善的停止了放钱；把苦人们仿佛都交给了春风与春光！正是春麦刚绿如小草，陈粮缺欠的时候，粮米照例的长了价钱。天又加长，连老人们也不能老早的就躺下，去用梦欺骗着饥肠。春到了人间，在这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长老了的虱子——特别的厉害——有时爬到老人或小儿的棉花疙疸外，领略一点春光！

虎妞看着院中将化的冰，与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闻着那复杂而微有些热气的味道，听着老人们的哀叹与小儿哭叫，心中凉了半截。在冬天，人都躲在屋里，脏东西都冻在冰上；现在，人也出来，东西也显了原形，连碎砖砌的墙都往下落土，似乎预备着到了雨天便塌倒。满院花花绿绿，开着穷恶的花，比冬天要更丑陋着好几倍。哼，单单是在这时候，她觉到她将永远住在此地；她那点钱有花完的时候，而祥子不过是个拉车的！

教祥子看家，她上南苑去找姑妈，打听老头子的消息。姑妈说四爷确是到她家来过一趟，大概是正月十二那天吧，一来是给她道谢，二来为告诉她，他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乘着还有口气儿，去到各处见识见识。再说，他自己也没脸再在城里混，因为自己的女儿给他丢了人。姑妈的报告只是这一点，她的评断就更简单：老头子也许真出了外，也许光这么说说，而在什么僻静地方藏着呢；谁知道！

回到家，她一头扎在炕上，门门的哭起来，一点虚伪狡诈也没有的哭了一大阵，把眼泡都哭肿。

哭完，她抹着泪对祥子说：“好，你豪横！都得随着你了！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给你一百块钱，你买车拉吧！”

在这里，她留了个心眼：原本想买两辆车，一辆让祥子自拉，一辆赁出去。现在她改了主意，只买一辆，教祥子去拉；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己手中拿着。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也在自己身上，她不肯都掏出来；万一祥子——在把钱都买了车之后——变了心呢？这不能不防备！再说呢，刘老头子这样一走，使她感到什么也不可靠，明天的事谁也不能准知道，顶好是得乐且乐，手里得有俩钱，爱吃口什么就吃口，她一向是吃惯了零嘴的。拿祥子挣来的——他是头等的车夫——过日子，再有自己的那点钱垫补着自己零花，且先顾眼前欢吧。钱有花完的那一天，人可是也不会永远活着！嫁个拉车的——虽然是不得已——已经是委屈了自己，不能再天天手背朝下跟他要钱，而自己袋中没一个铜子。这个决定使她又快乐了点，虽然明知将来是不得了，可是目前总不会立刻就头朝了下；仿佛是走到日落的时候，远处已然暗淡，眼前可是还有些亮儿，就趁着亮儿多走几步吧。

祥子没和她争辩，买一辆就好，只要是自己的车，一天好歹也能拉个六七毛钱，可以够嚼谷。不但没有争辩，他还觉得有些高兴。过去所受的辛苦，无非为是买上车。现在能再买上，那还有什么可说呢？自然，一辆车而供给两个人儿吃，是不会剩下钱的；这辆车有拉旧了的时候，而没有再制买新车的预备，危险！可是，买车既是那么不易，现在能买上也就该满意了，何必想到那么远呢！

杂院里的二强子正要卖车。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最丑的妇人，嚵脑门，大腮帮，头上没有什么头发，牙老露在外边，脸上被雀斑占满，看着令人恶心。她也红着眼皮，一边哭着女儿，一边穿上新蓝大衫。二强子的脾气一向就暴，卖了女儿之后，常喝几盅酒；酒后眼泪在眼圈里，就特别的好找毛病。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于是买了副筐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货很齐全。作了两个月的买卖，粗粗的一搂账，不但是赔，而且赔得很多。拉惯了车，他不会对付买卖；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作小买卖得苦对付，他不会。拉车的人晓得怎么赊东西，所以他磨不开脸不许熟人们欠账；欠下，可就不容易再要回来。这样，好照顾主儿拉不上，而与他交易的都贪着赊了不给，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酒醒过来，他非常的后悔，苦痛。再一想，这点钱是用女儿换来的，白白的这样赔出去，而且还喝酒打人，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

他决定放弃了买卖，还去拉车，不能把那点钱全白白的糟践了。他买上了车。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买了新车，身上也穿得很整齐，他觉得他是高等的车夫，他得喝好茶叶，拉体面的座儿。他能在车口上，亮着自己的车，和身上的白裤褂，和大家谈天，老不屑于张罗买卖。他一会儿啪啪的用新蓝布撢子抽抽车，一会儿跺跺自己的新白底双脸鞋，一会儿眼看着鼻尖，立在车旁微笑，等着别人来夸奖他的车，然后就引起话头，说上没完。他能这样白“泡”一两天。及至他拉上了个好座儿，他的腿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个，又使他非常的难过。一难过就想到女儿，只好去喝酒。这么样，他的钱全白垫出去，只剩下那辆车。

在立冬前后吧，他又喝醉。一进屋门，两个儿子——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岁——就想往外躲。这个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两个孩子急了，一个拿起煤铲，一个抄起擀面杖，和爸爸拼了命。三个打在一团，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几下。街坊们过来，好容易把二强子按倒在炕上，两个孩子抱着妈妈哭起来。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穿着卖女儿时候作的蓝大衫。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非打官司不可。经朋友们死劝活劝，娘家的人们才让了步，二强子可也答应下好好的发送她，而且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他把车押出去，押了六十块钱。转过年来，他想出手那辆车，他没有自己把它赎回来的希望。在喝醉的时候，他倒想卖个儿子，但是绝没人要。他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丈夫，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这么个老丈人，别的话自然不必再说。

祥子晓得这辆车的历史，不很喜欢要它，车多了去啦，何必单买这一辆，这辆不吉祥的车，这辆以女儿换来，而因打死老婆才出手的车！虎妞不这么看，她想用八十出头买过来，便宜！车才拉过半年来的，连皮带的颜色还没怎么变，而且地道是西城的名厂德成家造的。买辆七成新的，还不得个五六十块吗？她舍不得这个便宜。她也知道过了年不久，处处钱紧，二强子不会卖上大价儿，而又急等着用钱。她亲自去看了车，亲自和二强子讲了价，过了钱；祥子只好等着拉车，没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钱既不是他自己的。把车买好，他细细看了看，的确骨力硬棒。可是他总觉得有点别扭。最使他不高兴的是黑漆的车身，而配着一身白铜活，在二强子打这辆车的时候，原为黑白相映，显着漂亮；祥子老觉得这有点丧气，像穿孝似的。他很想换一份套子，换上土黄或月白色儿的，或者足以减去一点素净劲儿。可是他没和虎妞商议，省得又招她一顿闲话。

拉出这辆车去，大家都特别注意，有人竟自管它叫作“小寡妇”。祥子心里不痛快。他变着法儿不去想它，可是车是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他老毛毛咕咕的，似乎不知哪时就要出点岔儿。有时候忽然想起二强子，和二强子的遭遇，他仿佛不是拉着辆车，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在这辆车上，他时时看见一些鬼影，仿佛是。

可是，自从拉上这辆车，并没有出什么错儿，虽然他心中嘀嘀咕咕的不安。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脱了棉的，几乎用不着夹衣，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北平没有多少春天。天长得几乎使人不耐烦了，人人觉得困倦。祥子一清早就出去，转转到四五点钟，已经觉得卖够了力气。太阳可是还老高呢。他不愿再跑，可又不肯收车，犹疑不定的打着长而懒的哈欠。

天是这么长，祥子若是觉得疲倦无聊，虎妞在家中就更寂寞。冬天，她可以在炉旁取暖，听着外边的风声，虽然苦闷，可是总还有点“不出去也好”的自慰。现在，火炉搬到檐下，在屋里简直无事可作。院里又是那么脏臭，连棵青草也没有。到街上去，又不放心街坊们，就是去买趟东西也得直去直来，不敢多散逛一会儿。她好像圈在屋里的一个蜜蜂，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跟院里的妇女们，她谈不到一块儿。她们所说的是家长里短，而她是野调无腔的惯了，不爱说，也不爱听，这些个。她们的委屈是由生活上的苦痛而来，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下泪来；她的委屈是一些对生活的不满意，她无泪可落，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她与她们不能彼此了解，所以顶好各干各的，不必过话[1]。

一直到了四月半，她才有了个伴儿。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回来了。小福子的“人”[2]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吗？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小福子就是把铺板卖了，还上房租，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中来的。

二强子在卖了车以后，除了还上押款与利钱，还剩下二十来块。有时候他觉得是中年丧妻，非常的可怜；别人既不怜惜他，他就自己喝盅酒，喝口好东西，自怜自慰。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跟钱有仇似的，拼命的乱花。有时候他又以为更应当努力去拉车，好好的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将来也好有点指望。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俩吃。看他俩狼吞虎咽的吃那些东西，他眼中含着泪，自言自语的说：“没娘的孩子！苦命的孩子！爸爸去苦奔，奔的是孩子！我不屈心，我吃饱吃不饱不算一回事，得先让孩子吃足！吃吧！你们长大成人别忘了我就得了！”在这种时候，他的钱也不少花。慢慢的二十来块钱就全垫出去了。

没了钱，再赶上他喝了酒，犯了脾气，他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无法，只好得自己去想主意弄几个铜子，买点东西吃。他们会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虽然不能挡饥，可是能多嚼一会儿。

小福子回来了，他们见着了亲人，一人抱着她一条腿，没有话可说，只流着泪向她笑。妈妈没有了，姐姐就是妈妈！

二强子对女儿回来，没有什么表示。她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可是，看着两个儿子那样的欢喜，他也不能不承认家中应当有个女的，给大家作作饭，洗洗衣裳。他不便于说什么，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小福子长得不难看。虽然原先很瘦小，可是自从跟了那个军官以后，很长了些肉，个子也高了些。圆脸，眉眼长得很匀调，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可是结结实实的并不难看。上唇很短，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就先张了唇，露出些很白而齐整的牙来。那个军官就是特别爱她这些牙。露出这些牙，她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这点神气使她——正如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像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

虎妞，一向不答理院中的人们，可是把小福子看成了朋友。小福子第一是长得有点模样，第二是还有件花洋布的长袍，第三是虎妞以为她既嫁过了军官，总得算见过了世面，所以肯和她来往。妇女们不容易交朋友，可是要交往就很快；没有几天，她俩已成了密友。虎妞爱吃零食，每逢弄点瓜子儿之类的东西，总把小福子喊过来，一边说笑，一边吃着。在说笑之中，小福子愚傻的露出白牙，告诉好多虎妞所没听过的事。随着军官，她并没享福，可是军官高了兴，也带她吃回饭馆，看看戏，所以她很有些事情说，说出来教虎妞羡慕。她还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事：在她，这是蹂躏；在虎妞，这是些享受。虎妞央告着她说，她不好意思讲，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看过春宫，虎妞就没看见过。诸如此类的事，虎妞听了一遍，还爱听第二遍。她把小福子看成个最可爱，最可羡慕，也值得嫉妒的人。听完那些，再看自己的模样，年岁，与丈夫，她觉得这一辈子太委屈。她没有过青春，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现在呢，祥子又是那么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越不满意祥子，她就越爱小福子，小福子虽然是那么穷，那么可怜，可是在她眼中是个享过福，见过阵式的，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冤。在她看，小福子就足代表女人所应有的享受。

小福子的困苦，虎妞好像没有看见。小福子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她可是得——无论爸爸是怎样的不要强——顾着两个兄弟。她哪儿去弄钱给他俩预备饭呢？

二强子喝醉，有了主意：“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都指着我呀，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

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了哭。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

虎妞不但不安慰小福子，反倒愿意帮她的忙：虎妞愿意拿出点资本，教她打扮齐整，挣来钱再还给她。虎妞愿意借给她地方，因为她自己的屋子太脏，而虎妞的多少有个样子，况且是两间，大家都有个转身的地方。祥子白天既不会回来，虎妞乐得的帮忙朋友，而且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每次小福子用房间，虎妞提出个条件，须给她两毛钱。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为小福子的事，她得把屋子收拾得好好的，既须劳作，也得多花些钱，难道置买笤帚簸箕什么的不得花钱么？两毛钱绝不算多，因为彼此是朋友，所以才能这样见情面。

小福子露出些牙来，泪落在肚子里。

祥子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他又睡不好觉了。虎妞“成全”了小福子，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

注解：

[1]　过话：交谈。

[2]　人：称呼男人，限于非正式男女关系上。

第十八章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孩子们抓早儿提着破筐去拾所能拾到的东西；到了九点，毒花花的太阳已要将他们的瘦脊背晒裂，只好拿回来所拾得的东西，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然后，大一点的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便去连买带拾，凑些冰核去卖。若找不到这点资本，便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顺手儿在车站上偷几块煤，或捉些蜻蜓与知了儿卖与那富贵人家的小儿。那小些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到门外有树的地方，拾槐虫，挖“金钢”[1]什么的去玩。孩子都出去，男人也都出去，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中，谁也不肯出来；不是怕难看，而是因为院中的地已经晒得烫脚。

直到太阳快落，男人与孩子们才陆续的回来，这时候院中有了墙影与一些凉风，而屋里圈着一天的热气，像些火笼；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像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大家都受了一天的热，红着眼珠，没有好脾气；肚子又饿，更个个急叉白脸。一句话不对路，有的便要打孩子，有的便要打老婆；即使打不起来，也骂个痛快。这样闹哄，一直到大家都吃过饭。小孩有的躺在院中便睡去，有的到街上去撒欢[2]。大人们吃饱之后，脾气和平了许多，爱说话的才三五成团，说起一天的辛苦。那吃不上饭的，当已无处去当，卖已无处去卖——即使有东西可当或卖——因为天色已黑上来。男的不管屋中怎样的热，一头扎在炕上，一声不出，也许大声的叫骂。女的含着泪向大家去通融，不定碰多少钉子，才借到一张二十枚的破纸票。攥着这张宝贝票子，她出去弄点杂合面来，勾一锅粥给大家吃。

虎妞与小福子不在这个生活秩序中。虎妞有了孕，这回是真的。祥子清早就出去，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怀孕不宜多运动是传统的错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到了晚上，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

小福子也起得晚，可是她另有理由。她怕院中那些男人们斜着眼看她，所以等他们都走净，才敢出屋门。白天，她不是找虎妞来，便是出去走走，因为她的广告便是她自己。晚上，为躲着院中人的注目，她又出去在街上转，约摸着大家都躺下，她才偷偷的溜进来。

在男人里，祥子与二强子是例外。祥子怕进这个大院，更怕往屋里走。院里众人的穷说，使他心里闹得慌，他愿意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坐着。屋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虎妞像个母老虎。小屋里是那么热，憋气，再添上那个老虎，他一进去就仿佛要出不来气。前些日子，他没法不早回来，为是省得虎妞吵嚷着跟他闹。近来，有小福子作伴儿，她不甚管束他了，他就晚回来一些。

二强子呢，近来几乎不大回家来了。他晓得女儿的营业，没脸进那个街门。但是他没法拦阻她，他知道自己没力量养活着儿女们。他只好不再回来，作为眼不见心不烦。有时候他恨女儿，假若小福子是个男的，管保不用这样出丑；既是个女胎，干吗投到他这里来！有时候他可怜女儿，女儿是卖身养着两个弟弟！恨吧疼吧，他没办法。赶到他喝了酒，而手里没了钱，他不恨了，也不可怜了，他回来跟她要钱。在这种时候，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他是作爸爸的，跟她要钱是名正言顺。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大家不是轻看小福子吗，她的爸爸也没饶了她呀，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儿，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

他吵，小福子连大气也不出。倒是虎妞一半骂一半劝，把他对付走，自然他手里得多少拿去点钱。这种钱只许他再去喝酒，因为他要是清醒着看见它们，他就会去跳河或上吊。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祥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天，打算去拉晚儿——过下午四点再出去；假若挣不上钱的话，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夜间无论怎样也比白天好受一些。

虎妞催着他出去，怕他在家里碍事，万一小福子拉来个客人呢。“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哪？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

他一声没出，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像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拿起芭蕉扇搧搧，没用，风是热的。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像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不，他不能服软。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像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像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像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像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像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像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祥子完了！

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假若拉完一趟而并不怎样呢，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坏；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

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像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来一点凉气似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户中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有了凉风！凉风下来了！”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儿动了！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凉风——即使是一点点——给了人们许多希望。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像猛的得到什么可喜的事，飘洒的摇摆，枝条都像长出一截儿来。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见了墨似的乌云。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工夫的。

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黑云滚似的已遮黑半边天。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搀合起来，夹杂着腥臊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又一阵风。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风带着雨星，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北边远处一个红闪，像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像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先生，避避再走吧！”

“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回事？”坐车的跺着脚喊。

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他咬上了牙，蹚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

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祥子没说什么，他已顾不过命来。

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祥子一气跑回了家。抱着火，烤了一阵，他哆嗦得像风雨中的树叶。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的，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到四点多钟，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绵软无力的放着不甚红的闪。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像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

可是，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那些蜻蜓，杂院里的人们并顾不得欣赏这雨后的晴天。小福子屋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像个喷壶，把东西全淋湿，忙着往出搬运，放在炉旁去烤，或搁在窗台上去晒。在正下雨的时候，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塌倒而把他们活埋了的屋中，把命交给了老天；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虽然大雨过去，一斤粮食也许落一半个铜子，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偿补的。他们花着房钱，可是永远没人修补房子；除非塌得无法再住人，才来一两个泥水匠，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预备着再塌。房钱交不上，全家便被撵出去，而且扣了东西。房子破，房子可以砸死人，没人管。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屋子；破，危险，都活该！

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激病。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买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祥子病了。大杂院里的病人并不止于他一个。

注解：

[1]　金钢：槐虫蛹。

[2]　撒欢：欢奔乱跑。

第十九章

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给他灌下去，他的确睁开眼看了看，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嘴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扎了两针，服了剂药，他清醒过来，一睁眼便问：“还下雨吗？”

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既心疼钱，又恨自己这样的不济，居然会被一场雨给激病，他不肯喝那碗苦汁子。为证明他用不着吃药，他想马上穿起衣裳就下地。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像有块大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

他躺了十天。越躺着越起急，有时候他爬在枕头上，有泪无声的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那么一切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多咱把她的钱垫完，多咱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子；凭虎妞的爱花爱吃，他供给不起，况且她还有了孕呢！越起不来越爱胡思乱想，越想越愁得慌，病也就越不容易好。

刚顾过命来，他就问虎妞：“车呢？”

“放心吧，赁给丁四拉着呢！”

“啊！”他不放心他的车，唯恐被丁四——或任何人——给拉坏。可是自己既不能下地，当然得赁出去，还能闲着吗？他心里计算：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1]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房钱，煤米柴炭，灯油茶水，还先别算添衣服，也就将够两个人用的，还得处处抠搜[2]，不能像虎妞那么满不在乎。现在，每天只进一毛多钱的车租，得干赔上四五毛，还不算吃药。假若病老不好，该怎办呢？是的，不怪二强子喝酒，不怪那些苦朋友们胡作非为，拉车这条路是死路！不管你怎样卖力气，要强，你可就别成家，别生病，别出一点岔儿。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了？不因生病，也不是为成家，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好也不行，歹也不行，这条路上只有死亡，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自己一点也不晓得。想到这里，由忧愁改为颓废，嗐，干它的去，起不来就躺着，反正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也不想了，静静的躺着。不久他又忍不下去了，想马上起来，还得去苦奔；道路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在入棺材以前总是不断的希望着。可是，他立不起来。只好无聊的，乞怜的，要向虎妞说几句话：

“我说那辆车不吉祥，真不吉祥！”

“养你的病吧！老说车，车迷！”

他没再说什么。对了，自己是车迷！自从一拉车，便相信车是一切，敢情……

病刚轻了些，他下了地。对着镜子看了看，他不认得镜中的人了：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屋里非常的热闷，他不敢到院中去，一来是腿软得像没了骨头，二来是怕被人家看见他。不但在这个院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3]棒小伙子。祥子不能就是这个样的病鬼！他不肯出去。在屋里，又憋闷得慌。他恨不能一口吃壮起来，好出去拉车。可是，病是毁人的，它的来去全由着它自己。

歇了有一个月，他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就拉上车。把帽子戴得极低，为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儿跑。“祥子”与“快”是分不开的，他不能大模大样的慢慢蹭，教人家看不起。

身子本来没好利落，又贪着多拉几号，好补上病中的亏空，拉了几天，病又回来了。这回添上了痢疾。他急得抽自己的嘴巴，没用，肚皮似乎已挨着了腰，还泻。好容易痢疾止住了，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不用说想去跑一阵了。他又歇了一个月！他晓得虎妞手中的钱大概快垫完了！

到八月十五，他决定出车；这回要是再病了，他起了誓，他就去跳河！

在他第一次病中，小福子时常过来看看。祥子的嘴一向干不过虎妞，而心中又是那么憋闷，所以有时候就和小福子说几句。这个，招翻了虎妞。祥子不在家，小福子是好朋友；祥子在家，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4]！好不要脸！”她力逼着小福子还上欠着她的钱，“从此以后，不准再进来！”

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而自己的屋里又是那么破烂——炕席堵着后檐墙——她无可如何，只得到“转运公司”[5]去报名。可是，“转运公司”并不需要她这样的货。人家是介绍“女学生”与“大家闺秀”的，门路高，用钱大，不要她这样的平凡人物。她没了办法。想去下窑子，既然没有本钱，不能混自家的买卖，当然得押给班儿里。但是，这样办就完全失去自由，谁照应着两个弟弟呢？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就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想来想去，她只有一条路可走：贱卖。肯进她那间小屋的当然不肯出大价钱，好吧，谁来也好吧，给个钱就行。这样，倒省了衣裳与脂粉；来找她的并不敢希望她打扮得怎么够格局，他们是按钱数取乐的；她年纪很轻，已经是个便宜了。

虎妞的身子已不大方便，连上街买趟东西都怕有些失闪，而祥子一走就是一天，小福子又不肯过来，她寂寞得像个被拴在屋里的狗。越寂寞越恨，她以为小福子的减价出售是故意的气她。她才不能吃这个瘪子[6]：坐在外间屋，敞开门，她等着。有人往小福子屋走，她便扯着嗓子说闲话，教他们难堪，也教小福子吃不住。小福子的客人少了，她高了兴。

小福子晓得这么下去，全院的人慢慢就会都响应虎妞，而把自己撵出去。她只是害怕，不敢生气，落到她这步天地的人晓得把事实放在气和泪的前边。她带着小弟弟过来，给虎妞下了一跪。什么也没说，可是神色也带出来：这一跪要还不行的话，她自己不怕死，谁可也别想活着！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虎妞倒没了主意。怎想怎不是味儿，可是带着那么个大肚子，她不敢去打架。武的既拿不出来，只好给自己个台阶：她是逗着小福子玩呢，谁想弄假成真，小福子的心眼太死。这样解释开，她们又成了好友，她照旧给小福子维持一切。

自从中秋出车，祥子处处加了谨慎，两场病教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多挣钱的雄心并没完全忘掉，可是屡次的打击使他认清楚了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好汉到时候非咬牙不可，但咬上牙也会吐了血！痢疾虽然已好，他的肚子可时时的还疼一阵。有时候腿脚正好蹓开了，想试着步儿加点速度，肚子里绳绞似的一拧，他缓了步，甚至于忽然收住脚，低着头，缩着肚子，强忍一会儿。独自拉着座儿还好办，赶上拉帮儿车的时候，他猛孤仃的收住步，使大家莫名其妙，而他自己非常的难堪。自己才二十多岁，已经这么闹笑话，赶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应当怎样呢？这么一想，他轰的一下冒了汗！

为自己的身体，他很愿再去拉包车。到底是一工儿活有个缓气的时候；跑的时候要快，可是休息的工夫也长，总比拉散座儿轻闲。他可也准知道，虎妞绝对不会放手他，成了家便没了自由，而虎妞又是特别的厉害。他认了背运。

半年来的，由秋而冬，他就那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心中憋憋闷闷的，低着头苦奔。低着头，他不敢再像原先那么楞葱似的，什么也不在乎了。至于挣钱，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除非他的肚子正绞着疼，他总不肯空放走一个买卖，该拉就拉，他始终没染上恶习。什么故意的绷大价，什么中途倒车，什么死等好座儿，他都没学会。这样，他多受了累，可是天天准进钱。他不取巧，所以也就没有危险。

可是，钱进得不少，并不能剩下。左手进来，右手出去，一天一个干净。他连攒钱都想也不敢想了。他知道怎样省着，虎妞可会花呢。虎妞的“月子”[7]是转过年二月初的。自从一入冬，她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简直连炕也懒得下。作菜作饭全托付给了小福子，自然那些剩汤腊水的就得教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这个，就费了许多。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祥子挣多少，她花多少，她的要求随着他的钱涨落。祥子不能说什么。他病着的时候，花了她的钱，那么一还一报，他当然也得给她花。祥子稍微紧一紧手，她马上会生病，“怀孕就是害九个多月的病，你懂得什么？”她说的也是真话。

到过新年的时候，她的主意就更多了。她自己动不了窝，便派小福子一趟八趟的去买东西。她恨自己出不去，又疼爱自己而不肯出去，不出去又憋闷的慌，所以只好多买些东西来看着还舒服些。她口口声声不是为她自己买而是心疼祥子：“你苦奔了一年，还不吃一口哪？自从病后，你就没十分足壮起来；到年底下还不吃，等饿得像个瘪臭虫哪？”祥子不便辩驳，也不会辩驳；及至把东西做好，她一吃便是两三大碗。吃完，又没有运动，她撑得慌，抱着肚子一定说是犯了胎气！

过了年，她无论如何也不准祥子在晚间出去，她不定哪时就生养，她害怕。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的实在岁数来，虽然还不肯明说，可是再也不对他讲，“我只比你大‘一点’了”。她这么闹哄，祥子迷了头。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祥子心里不由的有点喜欢，即使一点也不需要一个小孩，可是那个将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而最玄妙的“爸”字，使铁心的人也得要闭上眼想一想，无论怎么想，这个字总是动心的。祥子，笨手笨脚的，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可自傲的地方；一想到这个奇妙的字，他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仿佛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同时，他想对虎妞尽自己所能的去供给，去伺候，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即使她很讨厌，可是在这件事上她有一百成的功劳。不过，无论她有多么大的功劳，她的闹腾劲儿可也真没法受。她一会儿一个主意，见神见鬼的乱哄，而祥子必须出去挣钱，需要休息，即使钱可以乱花，他总得安安顿顿的睡一夜，好到明天再去苦曳。她不准他晚上出去，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他一点主意也没有，成天际晕晕忽忽的，不知怎样才好。有时候欣喜，有时候着急，有时候烦闷，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圆圈，把个最简单的人闹得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有一回，他竟自把座儿拉过了地方，忘了人家雇到哪里！

灯节左右，虎妞决定教祥子去请收生婆，她已支持不住。收生婆来到，告诉她还不到时候，并且说了些要临盆时的征象。她忍了两天，就又闹腾起来。把收生婆又请了来，还是不到时候。她哭着喊着要去寻死，不能再受这个折磨。祥子一点办法没有，为表明自己尽心，只好依了她的要求，暂不去拉车。

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这是真到了时候，她已经不像人样了。收生婆又来到，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又很大，因为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况且一向没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收生婆没有这份手术，可是会说：就怕是横生逆产呀！

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别个妇人都是一直到临盆那一天还操作活动，而且吃得不足，胎不会很大，所以倒能容易产生。她们的危险是在产后的失调，而虎妞却与她们正相反。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

祥子，小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收生婆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还是她自己出的主意，教祥子到德胜门外去请陈二奶奶——顶着一位虾蟆大仙。陈二奶奶非五块钱不来，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她有五十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虾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

“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纸上画。

画完符，她又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是虎妞前世里欠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晕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

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楞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她似乎很喜欢：“今天大仙高兴，爱说话！”然后她指导着祥子怎样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她一丸药，和神符一同服下去。

陈二奶奶热心的等着看看神符的效验，所以祥子得给她预备点饭。祥子把这个托付给小福子去办。小福子给买来热芝麻酱烧饼和酱肘子；陈二奶奶还嫌没有盅酒吃。

虎妞服下去神符，陈二奶奶与“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直闹了一点多钟，她的眼珠已慢慢往上翻。陈二奶奶还有主意，不慌不忙的教祥子跪一股高香。祥子对陈二奶奶的信心已经剩不多了，但是既花了五块钱，爽性就把她的方法都试验试验吧；既不肯打她一顿，那么就依着她的主意办好了，万一有些灵验呢！

直挺挺的跪在高香前面，他不晓得求的是什么神，可是他心中想要虔诚。看着香火的跳动，他假装在火苗上看见了一些什么形影，心中便祷告着。香越烧越矮，火苗当中露出些黑道来，他把头低下去，手扶在地上，迷迷胡胡的有些发困，他已两三天没得好好的睡了。脖子忽然一软，他唬了一跳，再看，香已烧得剩了不多。他没管到了该立起来的时候没有，拄着地就慢慢立起来，腿已有些发木。

陈二奶奶和“童儿”已经偷偷的溜了。

祥子没顾得恨她，而急忙过去看虎妞，他知道事情到了极不好办的时候。虎妞只剩了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收生婆告诉他，想法子到医院去吧，她的方法已经用尽。

祥子心中仿佛忽然的裂了，张着大嘴哭起来。小福子也落着泪，可是处在帮忙的地位，她到底心里还清楚一点。“祥哥！先别哭！我去上医院问问吧？”

没管祥子听见了没有，她抹着泪跑出去。

她去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扶着桌子，她干嗽了半天才说出来：医生来一趟是十块钱，只是看看，并不管接生。接生是二十块。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祥哥！你看怎办呢？！”

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虎妞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

注解：

[1]　背拉：平均。

[2]　抠搜：节俭。

[3]　头顶头的：第一等的。

[4]　吊棒：调情。

[5]　转运公司：拉皮条的地方。

[6]　吃瘪子：受窘。

[7]　月子：妇女产后休息一个月，俗称“坐月子”。

第二十章

祥子的车卖了！

钱就和流水似的，他的手已拦不住；死人总得抬出去，连开张殃榜也得花钱。

祥子像傻了一般，看着大家忙乱，他只管往外掏钱。他的眼红得可怕，眼角堆着一团黄白的眵目糊；耳朵发聋，楞楞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

跟着虎妞的棺材往城外走，他这才清楚了一些，可是心里还顾不得思索任何事情。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一人手中拿着薄薄的一打儿纸钱，沿路撒给那拦路鬼。

楞楞磕磕的，祥子看着杠夫把棺材埋好，他没有哭。他的胸中像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烧干，想哭也哭不出。呆呆的看着，他几乎不知那是干什么呢。直到“头儿”过来交待，他才想起回家。

屋里已被小福子给收拾好。回来，他一头倒在炕上，已经累得不能再动。眼睛干巴巴的闭不上，他呆呆的看着那有些雨漏痕迹的顶棚。既不能睡去，他坐了起来。看了屋中一眼，他不敢再看。心中不知怎样好。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呆呆的看着烟头上那点蓝烟，忽然泪一串串的流下来，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到城里来了几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不知道什么工夫，小福子进来了，立在外间屋的菜案前，呆呆的看着他。

他猛一抬头，看见了她，泪极快的又流下来。此时，就是他看见只狗，他也会流泪；满心的委屈，遇见个活的东西才想发泄；他想跟她说说，想得到一些同情。可是，话太多，他的嘴反倒张不开了。

“祥哥！”她往前凑了凑，“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他点了点头，顾不及谢谢她；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

“你打算怎办呢？”

“啊？”他好像没听明白，但紧跟着他明白过来，摇了摇头——他顾不得想办法。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她的生活使她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她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女子的心在羞耻上运用着一大半。“我想……”她只说出这么点来。她心中的话很多；脸一红，它们全忽然的跑散，再也想不起来。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他并不想马上就续娶，他顾不得想任何的事。可是她既然愿意，而且是因为生活的压迫不能不马上提出来，他似乎没有法子拒绝。她本人是那么好，而且帮了他这么多的忙，他只能点头，他真想过去抱住她，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把委屈都哭净，而后与她努力同心的再往下苦奔。在她身上，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与所应得的安慰。他的口不大爱说话，见了她，他愿意随便的说；有她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她的一点头，或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

正在这个时候，小福子的二弟弟进来了：“姐姐！爸爸来了！”

她皱了皱眉。她刚推开门，二强子已走到院中。

“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的扑过来：“你卖还卖不够，还得白教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祥子，听到自己的名字，赶了出来，立在小福子的身后。

“我说祥子，”二强子歪歪拧拧的想挺起胸脯，可是连立也立不稳：“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罢，单占她的便宜？什么玩艺！”

祥子不肯欺负个醉鬼，可是心中的积郁使他没法管束住自己的怒气。他赶上一步去。四只红眼睛对了光，好像要在空气中激触，发出火花。祥子一把扯住二强子的肩，就像提拉着个孩子似的，掷出老远。

良心的谴责，借着点酒，变成狂暴：二强子的醉本来多少有些假装。经这一摔，他醒过来一半。他想反攻，可是明知不是祥子的对手。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出去，又十分的不是味儿。他坐在地上，不肯往起立，又不便老这么坐着。心中十分的乱，嘴里只好随便的说了：“我管教儿女，与你什么相干？揍我？你姥姥！你也得配！”

祥子不愿还口，只静静的等着他反攻。

小福子含着泪，不知怎样好。劝父亲是没用的，看着祥子打他也于心不安。她将全身都摸搜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

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翻了太爷，妈的弄刀全宰了你们！”快走到街门了，他喊了声“祥子！搁着这个碴儿[1]，咱们外头见！”

二强子走后，祥子和小福子一同进到屋中。

“我没法子！”她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句，这一句总结了她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娶她，她便有了办法。

祥子，经过这一场，在她的身上看出许多黑影来。他还喜欢她，可是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不敢想小福子要是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千真万确。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他开始收拾东西。

“你要搬走吧？”小福子连嘴唇全白了。

“搬走！”他狠了心，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

看了他一眼，她低着头走出去。她不恨，也不恼，只是绝望。

虎妞的首饰与好一点的衣服，都带到棺材里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裳，几件木器，和些盆碗锅勺什么的。祥子由那些衣服中拣出几件较好的来，放在一边；其余的连衣服带器具全卖。他叫来个“打鼓儿的”[2]，一口价卖了十几块钱。他急于搬走，急于打发了这些东西，所以没心思去多找几个人来慢慢的绷着价儿[3]。“打鼓儿的”把东西收拾了走，屋中只剩下他的一份铺盖和那几件挑出来的衣服，在没有席的炕上放着。屋中全空，他觉得痛快了些，仿佛摆脱开了许多缠绕，而他从此可以远走高飞了似的。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想起那些东西。桌子已被搬走，桌腿儿可还留下一些痕迹——一堆堆的细土，贴着墙根形成几个小四方块。看着这些印迹，他想起东西，想起人，梦似的都不见了。不管东西好坏，不管人好坏，没了它们，心便没有地方安放。他坐在了炕沿上，又掏出支“黄狮子”来。

随着烟卷，他带出一张破毛票儿来。有意无意的他把钱全掏了出来；这两天了，他始终没顾到算一算账。掏出一堆来，洋钱，毛票，铜子票，铜子，什么也有。堆儿不小，数了数，还不到二十块。凑上卖东西的十几块，他的财产全部只是三十多块钱。

把钱放在炕砖上，他瞪着它们，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屋里没有人，没有东西，只剩下他自己与这一堆破旧霉污的钱。这是干什么呢？

长叹了一声，无可如何的把钱揣在怀里，然后他把铺盖和那几件衣服抱起来，去找小福子。

“这几件衣裳，你留着穿吧！把铺盖存在这一会儿，我先去找好车厂子，再来取。”不敢看小福子，他低着头一气说完这些。

她什么也没说，只答应了两声。

祥子找好车厂，回来取铺盖，看见她的眼已哭肿。他不会说什么，可是设尽方法想出这么两句：“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来！一定来！”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祥子只休息了一天，便照旧去拉车。他不像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可也不故意的偷懒，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他的脸臌满起来一些，可是不像原先那么红扑扑的了；脸色发黄，不显着足壮，也并不透出瘦弱。眼睛很明，可没有什么表情，老是那么亮亮的似乎挺有精神，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神气很像风暴后的树，静静的立在阳光里，一点不敢再动。原先他就不喜欢说话，现在更不爱开口了。天已很暖，柳枝上已挂满嫩叶，他有时候向阳放着车，低着头自言自语的嘴微动着，有时候仰面承受着阳光，打个小盹；除了必须开口，他简直的不大和人家过话。

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脚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

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拼命的跑。在拐弯抹角和上下坡儿的时候，他特别的小心。几乎是过度的小心。有人要跟他赛车，不论是怎样的逗弄激发，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不快不慢的跑着。他似乎看透了拉车是怎回事，不再想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光荣与称赞。

在厂子里，他可是交了朋友；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不出声的雁也喜欢群飞。再不交朋友，他的寂寞恐怕就不是他所能忍受的了。他的烟卷盒儿，只要一掏出来，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有时候人家看他的盒里只剩下一支，不好意思伸手，他才简截的说：“再买！”赶上大家赌钱，他不像从前那样躲在一边，也过来看看，并且有时候押上一注，输赢都不在乎的，似乎只为向大家表示他很合群，很明白大家奔忙了几天之后应当快乐一下。他们喝酒，他也陪着；不多喝，可是自己出钱买些酒菜让大家吃。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朋友之中若有了红白事，原先他不懂得行人情，现在他也出上四十铜子的份子，或随个“公议儿”[4]。不但是出了钱，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因为他明白了这些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在这里人们是真哭或真笑，并不是瞎起哄。

那三十多块钱，他可不敢动。弄了块白布，他自己笨手八脚的拿个大针把钱缝在里面，永远放在贴着肉的地方。不想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旁，作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自己身上，总得有个预备。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来。

快到立秋，他又拉上了包月。这回，比以前所混过的宅门里的事都轻闲；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应下这个事来。他现在懂得选择事情了，有合适的包月才干；不然，拉散座也无所不可，不像原先那样火着心往宅门里去了。他晓得了自己的身体是应该保重的，一个车夫而想拼命——像他原先那样——只有丧了命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经验使人知道怎样应当油滑一些，因为命只有一条啊！

这回他上工的地方是在雍和宫附近。主人姓夏，五十多岁，知书明礼；家里有太太和十二个儿女。最近娶了个姨太太，不敢让家中知道，所以特意的挑个僻静地方另组织了个小家庭。在雍和宫附近的这个小家庭，只有夏先生和新娶的姨太太；此外还有一个女仆，一个车夫——就是祥子。

祥子很喜欢这个事。先说院子吧，院中一共才有六间房，夏先生住三间，厨房占一间，其余的两间作为下房。院子很小，靠着南墙根有棵半大的小枣树，树尖上挂着十几个半红的枣儿。祥子扫院子的时候，几乎两三笤帚就由这头扫到那头，非常的省事。没有花草可浇灌，他很想整理一下那棵枣树，可是他晓得枣树是多么任性，歪歪拧拧的不受调理，所以也就不便动手。

别的工作也不多。夏先生早晨到衙门去办公，下午五点才回来，祥子只须一送一接；回到家，夏先生就不再出去，好像避难似的。夏太太倒常出去，可是总在四点左右就回来，好让祥子去接夏先生——接回他来，祥子一天的工作就算交待了。再说，夏太太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东安市场与中山公园什么的，拉到之后，还有很大的休息时间。这点事儿，祥子闹着玩似的就都作了。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太太可手松，三天两头的出去买东西；若是吃的，不好吃便给了仆人；若是用品，等到要再去买新的时候，便先把旧的给了仆人，好跟夏先生交涉要钱。夏先生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鞠躬尽瘁的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全敬献给姨太太；此外，他没有任何生活与享受。他的钱必须借着姨太太的手才会出去，他自己不会花，更说不到给人——据说，他的原配夫人与十二个儿女住在保定，有时候连着四五个月得不到他的一个小钱。

祥子讨厌这位夏先生：成天际弯弯着腰，缩缩着脖，贼似的出入，眼看着脚尖，永远不出声，不花钱，不笑，连坐在车上都像个瘦猴；可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他会说得极不得人心，仿佛谁都是混账，只有他自己是知书明礼的君子人。祥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把“事”看成了“事”，只要月间进钱，管别的干什么呢？！况且太太还很开通，吃的用的都常得到一些；算了吧，直当是拉着个不通人情的猴子吧。

对于那个太太，祥子只把她当作个会给点零钱的女人，并不十分喜爱她。她比小福子美多了，而且香粉香水的沤着，绫罗绸缎的包着，更不是小福子所能比上的。不过，她虽然长得美，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不知为何一看见她便想起虎妞来；她的身上老有些地方像虎妞，不是那些衣服，也不是她的模样，而是一点什么态度或神味，祥子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只觉得她与虎妞是——用他所能想出的字——一道货。她很年轻，至多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可是她的气派很老到，绝不像个新出嫁的女子，正像虎妞那样永远没有过少女的腼腆与温柔。她烫着头，穿着高跟鞋，衣服裁得正好能帮忙她扭得有棱有角的。连祥子也看得出，她虽然打扮得这样入时，可是她没有一般的太太们所有的气度。但是她又不像是由妓女出身。祥子摸不清她是怎回事。他只觉得她有些可怕，像虎妞那样可怕。不过，虎妞没有她这么年轻，没有她这么美好；所以祥子就更怕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他所尝受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他简直不敢正眼看她。

在这儿过了些日子，他越发的怕她了。拉着夏先生出去，祥子没见过他花什么钱；可是，夏先生也有时候去买东西——到大药房去买药。祥子不晓得他买的是什么药；不过，每逢买了药来，他们夫妇就似乎特别的喜欢，连大气不出的夏先生也显着特别的精神。精神了两三天，夏先生又不大出气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些，很像由街上买来的活鱼，乍放在水中欢炽一会儿，不久便又老实了。一看到夏先生坐在车上像个死鬼似的，祥子便知道又到了上药房的时候。他不喜欢夏先生，可是每逢到药房去，他不由的替这个老瘦猴难过。赶到夏先生拿着药包回到家中，祥子便想起虎妞，心中说不清的怎么难受。他不愿意怀恨着死鬼，可是看看自己，看看夏先生，他没法不怨恨她了；无论怎说，他的身体是不像从前那么结实了，虎妞应负着大部分的责任。

他很想辞工不干了。可是，为这点不靠边的事而辞工，又仿佛不像话；吸着“黄狮子”，他自言自语的说，“管别人的闲事干吗？！”

注解：

[1]　搁着这个碴儿：暂不了结，以后再说。

[2]　打鼓儿的：北京收旧货的小贩。

[3]　绷着价儿：等着高价。

[4]　公议儿：共同商定的礼物。

第二十一章

菊花下市的时候，夏太大因为买了四盆花，而被女仆杨妈摔了一盆，就和杨妈吵闹起来。杨妈来自乡间，根本以为花草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既是打了人家的物件，不管怎么不重要，总是自己粗心大意，所以就一声没敢出。及至夏太太闹上没完，村的野的一劲儿叫骂，杨妈的火儿再也按不住，可就还了口。乡下人急了，不会拿着尺寸说话，她抖着底儿把最粗野的骂出来。夏太太跳着脚儿骂了一阵，教杨妈马上卷铺盖滚蛋。

祥子始终没过来劝解，他的嘴不会劝架，更不会劝解两个妇人的架。及至他听到杨妈骂夏太太是暗门子，千人骑万人摸的臭×，他知道杨妈的事必定吹了。同时也看出来，杨妈要是吹了，他自己也得跟着吹；夏太太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杨妈走后，他等着被辞；算计着，大概新女仆来到就是他该卷铺盖的时候了。他可是没为这个发愁，经验使他冷静的上工辞工，犯不着用什么感情。

可是，杨妈走后，夏太太对祥子反倒非常的客气。没了女仆，她得自己去下厨房做饭。她给祥子钱，教他出去买菜。买回来，她嘱咐他把什么该剥了皮，把什么该洗一洗。他剥皮洗菜，她就切肉煮饭，一边作事，一边找着话跟他说。她穿着件粉红的卫生衣，下面衬着条青裤子，脚上趿拉着双白缎子绣花的拖鞋。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她，可是又想看她，她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的流入他的鼻中，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她不可，像香花那样引逗蜂蝶。

祥子晓得妇女的厉害，也晓得妇女的好处；一个虎妞已足使任何人怕女子，又舍不得女子。何况，夏太太又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的呢。祥子不由的看了她两眼，假若她和虎妞一样的可怕，她可是有比虎妞强着许多倍使人爱慕的地方。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作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捡着呢？他看了这个娘们两眼，是的，她只是个娘们！假如她愿意呢，祥子没法拒绝。他不敢相信她就能这么下贱，可是万一呢？她不动，祥子当然不动；她要是先露出点意思，他没主意。她已经露出点意思来了吧？要不然，干吗散了杨妈而不马上去雇人，单教祥子帮忙做饭呢？干吗下厨房还擦那么多香水呢？祥子不敢决定什么，不敢希望什么，可是心里又微微的要决定点什么，要有点什么希望。他好像是作着个不实在的好梦，知道是梦，又愿意继续往下作。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是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一点希冀，鼓起些勇气；一些勇气激起很大的热力；他心中烧起火来。这里没有一点下贱，他与她都不下贱，欲火是平等的！

一点恐惧，唤醒了理智；一点理智浇灭了心火；他几乎想马上逃走。这里只有苦恼，上这条路的必闹出笑话！

忽然希冀，忽然惧怕，他心中像发了疟疾。这比遇上虎妞的时候更加难过；那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像个初次出来的小蜂落在蛛网上；现在，他知道应当怎样的小心，也知道怎样的大胆，他莫明其妙的要往下淌，又清清楚楚的怕掉下去！

他不轻看这位姨太太，这位暗娼，这位美人，她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假若他也有些可以自解的地方，他想，倒是那个老瘦猴似的夏先生可恶，应当得些恶报。有他那样的丈夫，她作什么也没过错。有他那样的主人，他——祥子——作什么也没关系。他胆子大起来。

可是，她并没理会他看了她没有。作得了饭，她独自在厨房里吃；吃完，她喊了声祥子：“你吃吧。吃完可得把家伙刷出来。下半天你接先生去的时候，就手儿买来晚上的菜，省得再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先生在家，我出去找老妈子去。你有熟人没有，给荐一个？老妈子真难找！好吧，先吃去吧，别凉了！”

她说得非常的大方，自然。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忽然——在祥子眼中——仿佛素净了许多。他反倒有些失望，由失望而感到惭愧，自己看明白自己已不是要强的人，不仅是不要强的人，而且是坏人！胡胡涂涂的扒搂了两碗饭，他觉得非常的无聊。洗了家伙，到自己屋中坐下，一气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黄狮子”！

到下午去接夏先生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非常的恨这个老瘦猴。他真想拉得欢欢的，一撒手，把这老家伙摔个半死。他这才明白过来，先前在一个宅门里拉车，老爷的三姨太太和大少爷不甚清楚，经老爷发觉了以后，大少爷怎么几乎把老爷给毒死；他先前以为大少爷太年轻不懂事，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老爷怎么该死。可是，他并不想杀人，他只觉得夏先生讨厌，可恶，而没有法子惩治他。他故意的上下颠动车把，摇这个老猴子几下。老猴子并没说什么，祥子反倒有点不得劲儿。他永远没作过这样的事，偶尔有理由的作出来也不能原谅自己。后悔使他对一切都冷淡了些，干吗故意找不自在呢？无论怎说，自己是个车夫，给人家好好作事就结了，想别的有什么用？

他心中平静了，把这场无结果的事忘掉；偶尔又想起来，他反觉有点可笑。

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祥子死了心，可是心中怎想怎不是味儿。

星期一午饭后，夏太太把试工的老妈子打发了，嫌她太不干净。然后，她叫祥子去买一斤栗子来。

买了斤熟栗子回来，祥子在屋门外叫了声。

“拿进来吧，”她在屋中说。

祥子进去，她正对着镜子擦粉呢，还穿着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可是换了一条淡绿的下衣。由镜子中看到祥子进来，她很快的转过身来，向他一笑。祥子忽然在这个笑容中看见了虎妞，一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他木在了那里。他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没有了，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撑着他的全体。这口气使他进就进，退便退，他已没有主张。

次日晚上，他拉着自己的铺盖，回到厂子去。

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

大家争着告诉他去买什么药，或去找哪个医生。谁也不觉得这可耻，都同情的给他出主意，并且红着点脸而得意的述说自己这种的经验。好几位年轻的曾经用钱买来过这种病，好几位中年的曾经白拾过这个症候，好几位拉过包月的都有一些分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经验，好几位拉过包月的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个，而另有些关于主人们的故事，颇值得述说。祥子这点病使他们都打开了心，和他说些知己的话。他自己忘掉羞耻，可也不以这为荣，就那么心平气和的忍受着这点病，和受了点凉或中了些暑并没有多大分别。到疼痛的时候，他稍微有点后悔；舒服一会儿，又想起那点甜美。无论怎样呢，他不着急；生活的经验教他看轻了生命，着急有什么用呢。

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了根。马马虎虎的，他以为是好了便停止住吃药。赶到阴天或换节气的时候，他的骨节儿犯疼，再临时服些药，或硬挺过去，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命既苦到底儿，身体算什么呢？把这个想开了，连个苍蝇还会在粪坑上取乐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儿[1]。他还是不大爱说话，可是要张口的时候也勉强的耍点俏皮，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心里松懈，身态与神气便吊儿啷当。

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当他独自坐定的时候，想起以前的自己，他还想要强，不甘心就这么溜下去。虽然要强并没有用处，可是毁掉自己也不见得高明。在这种时候，他又想起买车。自己的三十多块钱，为治病已花去十多块，花得冤枉！但是有二十来块打底儿，他到底比别人的完全扎空枪更有希望。这么一想，他很想把未吸完的半盒“黄狮子”扔掉，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由攒钱想到买车，由买车便想到小福子。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她，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

及至见了朋友们，他照旧吸着烟，有机会也喝点酒，把小福子忘得一干二净。和朋友们在一块，他并不挑着头儿去干什么，不过别人要作点什么，他不能不陪着。一天的辛苦与一肚子的委屈，只有和他们说说玩玩，才能暂时忘掉。眼前的舒服驱逐走了高尚的志愿，他愿意快乐一会儿，而后混天地黑的睡个大觉；谁不喜欢这样呢，生活既是那么无聊，痛苦，无望！生活的毒疮只能借着烟酒妇人的毒药麻木一会儿，以毒攻毒，毒气有朝一日必会归了心，谁不知道这个呢，可又谁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这个呢？！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样对人瞪眼。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汗是怎样的宝贵，能少出一滴便少出一滴；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赶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狱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见了光明，太阳好像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他以前连想也没想到过，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而且是件可以使他心中痛快一会儿的事；想起来，多么好笑呢！

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汽车迎头来了，卷起地上所有的灰土，祥子不躲，不论汽车的喇叭怎样的响，不管坐车的怎样着急。汽车也没了法，只好放慢了速度。它慢了，祥子也躲开了，少吃许多尘土。汽车要是由后边来，他也用这一招。他算清楚了，反正汽车不敢伤人，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好教它把尘土都带起来呢？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唯恐它跑得不快与带起来的尘土不多，祥子不是巡警，就不许汽车横行。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对于车座儿，他绝对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讲到胡同口“上”，而教他拉到胡同口“里”，没那个事！座儿瞪眼，祥子的眼瞪得更大。他晓得那些穿洋服的先生们是多么怕脏了衣裳，也知道穿洋服的先生们——多数的——是多么强横而吝啬。好，他早预备好了；说翻了，过去就是一把，抓住他们五六十块钱一身的洋服的袖子，至少给他们印个大黑手印！赠给他们这么个手印儿，还得照样的给钱，他们晓得那只大手有多么大的力气，那一把已将他们的小细胳臂攥得生疼。

他跑得还不慢，可是不能白白的特别加快。座儿一催，他的大脚便蹭了地：“快呀，加多少钱？”没有客气，他卖的是血汗。他不再希望随他们的善心多赏几个了，一分钱一分货，得先讲清楚了再拿出力气来。

对于车，他不再那么爱惜了。买车的心既已冷淡，对别人家的车就漠不关心。车只是辆车，拉着它呢，可以挣出嚼谷与车份便算完结了一切；不拉着它呢，便不用交车份，那么只要手里有够吃一天的钱，就无须往外拉它。人与车的关系不过如此。自然，他还不肯故意的损伤了人家的车，可是也不便分外用心的给保护着。有时候无心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人家吵闹，而极冷静的拉回厂子去，该赔五毛的，他拿出两毛来，完事。厂主不答应呢，那好办，最后的解决总出不去起打；假如厂主愿意打呢，祥子陪着！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

冬天又来到，从沙漠吹来的黄风一夜的工夫能冻死许多人。听着风声，祥子把头往被子里埋，不敢再起来。直到风停止住那狼嗥鬼叫的响声，他才无可如何的起来，打不定主意是出去好呢，还是歇一天。他懒得去拿那冰凉的车把，怕那噎得使人恶心的风。狂风怕日落，直到四点多钟，风才完全静止，昏黄的天上透出些夕照的微红。他强打精神，把车拉出来。揣着手，用胸部顶着车把的头，无精打采的慢慢的晃，嘴中叼着半根烟卷。一会儿，天便黑了，他想快拉上俩买卖，好早些收车。懒得去点灯，直到沿路的巡警催了他四五次，才把它们点上。

在鼓楼前，他在灯下抢着个座儿，往东城拉。连大棉袍也没脱，就那么稀里胡芦的小跑着。他知道这不像样儿，可是，不像样就不像样吧；像样儿谁又多给几个子儿呢？这不是拉车，是混；头上见了汗，他还不肯脱长衣裳，能凑合就凑合。进了小胡同，一条狗大概看穿长衣拉车的不甚顺眼，跟着他咬。他停住了车，倒攥着布掸子，拼命的追着狗打。一直把狗赶没了影，他还又等了会儿，看它敢回来不敢。狗没敢回来，祥子痛快了些：“妈妈的！当我怕你呢！”

“你这算哪道拉车的呀？我问你！”车上的人没有好气儿的问。

祥子的心一动，这个语声听着耳熟。胡同里很黑，车灯虽亮，可是光都在下边，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之内，只露着两个眼。祥子正在猜想。车上的人又说了话：

“你不是祥子吗？”

祥子明白了，车上的是刘四爷！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

“我的女儿呢？”

“死了！”祥子呆呆的在那里立着，不晓得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

“什么？死了？”

“死了！”

“落在他妈的你手里，还有个不死？！”

祥子忽然找到了自己：“你下来！下来！你太老了，禁不住我揍；下来！”

刘四爷的手颤着，按着支车棍儿哆嗦着下来。“埋在了哪儿？我问你！”

“管不着！”祥子拉起车来就走。

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

注解：

[1]　耍个飘儿：耍俏。

第二十二章

祥子忘了是往哪里走呢。他昂着头，双手紧紧握住车把，眼放着光，迈着大步往前走；只顾得走，不管方向与目的地。他心中痛快，身上轻松，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忘了冷，忘了张罗买卖，他只想往前走，仿佛走到什么地方他必能找回原来的自己，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想起胡同中立着的那块黑影，那个老人，似乎什么也不必再说了，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虽然没打这个老家伙一拳，没踹他一脚，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祥子反倒逍遥自在；谁说这不是报应呢！老头子气不死，也得离死差不远！刘老头子有一切，祥子什么也没有；而今，祥子还可以高高兴兴的拉车，而老头子连女儿的坟也找不到！好吧，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与天大的脾气，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饱的穷光蛋！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

“可是，祥子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哪！”他嘱咐着自己。“干吗不好好的干呢？我有志气，有力量，年纪轻！”他替自己答辩：“心中一痛快，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把前些日子的事搁在谁身上，谁能高兴，谁能不往下溜？那全过去了，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比以前的还要好，好的多！”

嘴里咕哝着，脚底下便更加了劲，好像是为自己的话作见证——不是瞎说，我确是有个身子骨儿。虽然闹过病，犯过见不起人的症候，有什么关系呢。心一变，马上身子也强起来，不成问题！出了一身的汗，口中觉得渴，想喝口水，他这才觉出已到了后门。顾不得到茶馆去，他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叫过提着大瓦壶，拿着黄砂碗的卖茶的小孩来，喝了两碗刷锅水似的茶；非常的难喝，可是他告诉自己，以后就得老喝这个，不能再都把钱花在好茶好饭上。这么决定好，爽性再吃点东西——不好往下咽的东西——就作为勤苦耐劳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买了十个煎包儿，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外边又“皮”[1]又牙碜[2]。不管怎样难吃，也都把它们吞下去。吃完，用手背抹了抹嘴。上哪儿去呢？

可以投奔的，可依靠的，人，在他心中，只有两个。打算努力自强，他得去找这两个——小福子与曹先生。曹先生是“圣人”，必能原谅他，帮助他，给他出个好主意。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作事，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他打外，她打内，必能成功，必能成功，这是无可疑的！

谁知道曹先生回来没有呢？不要紧，明天到北长街去打听；那里打听不着，他会上左宅去问，只要找着曹先生，什么便都好办了。好吧，今天先去拉一晚上，明天去找曹先生；找到了他，再去看小福子，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祥子并没混好，可是决定往好里混，咱们一同齐心努力的往前奔吧！

这样计划好，他的眼亮得像个老鹰的眼，发着光向四外扫射，看见个座儿，他飞也似跑过去，还没讲好价钱便脱了大棉袄。跑起来，腿确是不似先前了，可是一股热气支撑着全身，他拼了命！祥子到底是祥子，祥子拼命跑，还是没有别人的份儿。见一辆，他开一辆，好像发了狂。汗痛快的往外流。跑完一趟，他觉得身上轻了许多，腿又有了那种弹力，还想再跑，像名马没有跑足，立定之后还踢腾着蹄儿那样。他一直跑到夜里一点才收车。回到厂中，除了车份，他还落下九毛多钱。

一觉，他睡到了天亮；翻了个身，再睁开眼，太阳已上来老高。疲乏后的安息是最甜美的享受，起来伸了个懒腰，骨节都轻脆的响，胃中像完全空了，极想吃点什么。

吃了点东西，他笑着告诉厂主：“歇一天，有事。”心中计算好：歇一天，把事情都办好，明天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去，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一边走，一边心里祷告着：曹先生可千万回来了，别教我扑个空！头一样儿不顺当，样样儿就都不顺当！祥子改了，难道老天爷还不保佑么？

到了曹宅门外，他的手哆嗦着去按铃。等着人来开门，他的心要跳出来。对这个熟识的门，他并没顾得想过去的一切，只希望门一开，看见个熟识的脸。他等着，他怀疑院里也许没有人，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安静呢，安静得几乎可怕。忽然门里有点响动，他反倒吓了一跳，仿佛夜间守灵，忽然听见棺材响了一声那样。门开了，门的响声里夹着一声最可宝贵，最亲热可爱的“哟！”高妈！

“祥子？可真少见哪！你怎么瘦了？”高妈可是胖了一些。

“先生在家？”祥子顾不得说别的。

“在家呢。你可倒好，就知道有先生，仿佛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连个好儿也不问！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进来吧！你混得倒好哇？”她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哼！不好！”祥子笑了笑。

“那什么，先生，”高妈在书房外面叫，“祥子来了！”

曹先生正在屋里赶着阳光移动水仙呢：“进来！”

“唉，你进去吧，回头咱们再说话儿；我去告诉太太一声；我们全时常念道你！傻人有个傻人缘，你倒别瞧！”高妈叨唠着走进去。

祥子进了书房：“先生，我来了！”想要问句好，没说出来。

“啊，祥子！”曹先生在书房里立着，穿着短衣，脸上怪善净的微笑。“坐下！那——”他想了会儿：“我们早就回来了，听老程说，你在——对，人和厂。高妈还去找了你一趟，没找到。坐下！你怎样？事情好不好？”

祥子的泪要落下来。他不会和别人谈心，因为他的话都是血作的，窝在心的深处。镇静了半天，他想要把那片血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想起来，他得慢慢的把它们排列好，整理好。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是那一串委屈是真切的，清楚的。

曹先生看出他正在思索，轻轻的坐下，等着他说。

祥子低着头楞了好大半天，忽然抬头看看曹先生，仿佛若是找不到个人听他说，就不说也好似的。

“说吧！”曹先生点了点头。

祥子开始说过去的事，从怎么由乡间到城里说起。本来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可是不说这些，心中不能痛快，事情也显着不齐全。他的记忆是血汗与苦痛砌成的，不能随便说着玩，一说起来也不愿掐头去尾。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去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值得说的价值。

进城来，他怎样作苦工，然后怎样改行去拉车。怎样攒钱买上车，怎样丢了……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形。连他自己也觉着奇怪，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而且说得这么畅快。事情，一件挨着一件，全想由心中跳出来。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一句挨着一句，每一句都是实在的，可爱的，可悲的。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往外走，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没有一点迟疑，混乱，他好像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越说越痛快，忘了自己，因为自己已包在那些话中，每句话中都有他，那要强的，委屈的，辛苦的，堕落的，他。说完，他头上见了汗，心中空了，空得舒服，像晕倒过去而出了凉汗那么空虚舒服。

“现在教我给你出主意？”曹先生问。

祥子点了点头；话已说完，他似乎不愿再张口了。

“还得拉车？”

祥子又点了点头。他不会干别的。

“既是还得去拉车，”曹先生慢慢的说，“那就出不去两条路。一条呢是凑钱买上车，一条呢是暂且赁车拉着，是不是？你手中既没有积蓄，借钱买车，得出利息，还不是一样？莫如就先赁车拉着。还是拉包月好，事情整重，吃住又都靠盘儿。我看你就还上我这儿来好啦；我的车卖给了左先生，你要来的话，得赁一辆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祥子立了起来。“先生不记着那回事了？”

“哪回事？”

“那回，先生和太太都跑到左宅去！”

“呕！”曹先生笑起来。“谁记得那个！那回，我有点太慌。和太太到上海住了几个月，其实满可以不必，左先生早给说好了，那个阮明现在也作了官，对我还不错。那，大概你不知道这点儿；算了吧，我一点也没记着它。还说咱们的吧：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福子，她怎么办呢？”

“我没主意！”

“我给你想想看：你要是娶了她，在外面租间房，还是不上算；房租，煤灯炭火都是钱，不够。她跟着你去作工，哪能又那么凑巧，你拉车，她作女仆，不易找到！这倒不好办！”曹先生摇了摇头。“你可别多心，她到底可靠不可靠呢？”

祥子的脸红起来，硬吃了半天才说出来：“她没法子才作那个事，我敢下脑袋，她很好！她……”他心中乱开了：许多不同的感情凝成了一团，又忽然要裂开，都要往外跑；他没了话。

“要是这么着呀，”曹先生迟疑不决的说，“除非我这儿可以将就你们。你一个人占一间房，你们俩也占一间房；住的地方可以不发生问题。不知道她会洗洗作作的不会，假若她能作些事呢，就让她帮助高妈；太太不久就要生小孩，高妈一个人也太忙点。她呢，白吃我的饭，我可就也不给她工钱，你看怎样？”

“那敢情好！”祥子天真的笑了。

“不过，这我可不能完全作主，得跟太太商议商议！”

“没错！太太要不放心，我把她带来，教太太看看！”

“那也好，”曹先生也笑了，没想到祥子还能有这么个心眼。“这么着吧，我先和太太提一声，改天你把她带来；太太点了头，咱们就算成功！”

“那么先生，我走吧？”祥子急于去找小福子，报告这个连希望都没敢希望过的好消息。

祥子出了曹宅，大概有十一点左右吧，正是冬季一天里最可爱的时候。这一天特别的晴美，蓝天上没有一点云，日光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鸡鸣犬吠，和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达到很远，隔着街能听到些响亮清脆的声儿，像从天上落下的鹤唳。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天上飞着白鸽，整个的老城处处动中有静，乱得痛快，静得痛快，一片声音，万种生活，都覆在晴爽的蓝天下面，到处静静的立着树木。

祥子的心要跳出来，一直飞到空中去，与白鸽们一同去盘旋！什么都有了：事情，工钱，小福子，在几句话里美满的解决了一切，想也没想到呀！看这个天，多么晴爽干燥，正像北方人那样爽直痛快。人遇到喜事，连天气也好了，他似乎没见过这样可爱的冬晴。为更实际的表示自己的快乐，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凉，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颤。几口把它吃完，舌头有些麻木，心中舒服。他扯开大步，去找小福子。心中已看见了那个杂院，那间小屋，与他心爱的人；只差着一对翅膀把他一下送到那里。只要见了她，以前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从此另辟一个天地。此刻的急切又超过了去见曹先生的时候，曹先生与他的关系是朋友，主仆，彼此以好换好。她不仅是朋友，她将把她的一生交给他，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前进。曹先生的话能感动他，小福子不用说话就能感动他。他对曹先生说了真实的话，他将要对小福子说些更知心的话，跟谁也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她说。她，现在，就是他的命，没有她便什么也算不了一回事。他不能仅为自己的吃喝努力，他必须把她从那间小屋救拔出来，而后与他一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里，像一对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二强子本来可以自己挣饭吃，那两个弟弟也可以对付着去俩人拉一辆车，或作些别的事了；祥子，没她可不行。他的身体，精神，事情，没有一处不需要她的。她也正需要他这么个男人。

越想他越急切，越高兴；天下的女人多了，没有一个像小福子这么好，这么合适的！他已娶过，偷过；已接触过美的和丑的，年老的和年轻的；但是她们都不能挂在他的心上，她们只是妇女，不是伴侣。不错，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可是正因为这个，她才更可怜，更能帮助他。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况且，他自己呢？心中也有许多黑点呀！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像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处。

无论怎想，这是件最合适的事。想过这些，他开始想些实际的：先和曹先生支一月的工钱，给她买件棉袍，齐理齐理鞋脚，然后再带她去见曹太太。穿上新的，素净的长棉袍，头上脚下都干干净净的，就凭她的模样，年岁，气派，一定能拿得出手去，一定能讨曹太太的喜欢。没错儿！

走到了地方，他满身是汗。见了那个破大门，好像见了多年未曾回来过的老家：破门，破墙，门楼上的几棵干黄的草，都非常可爱。他进了大门，一直奔了小福子的屋子去。顾不得敲门，顾不得叫一声，他一把拉开了门。一拉开门，他本能的退了回来。炕上坐着个中年的妇人，因屋中没有火，她围着条极破的被子。祥子楞在门外，屋里出了声：“怎么啦！报丧哪？怎么不言语一声楞往人家屋里走啊？！你找谁？”

祥子不想说话。他身上的汗全忽然落下去，手扶着那扇破门，他又不敢把希望全都扔弃了：“我找小福子！”

“不知道！赶明儿你找人的时候，先问一声再拉门！什么小福子大福子的！”

坐在大门口，他楞了好大半天，心中空了，忘了他是干什么呢。慢慢的他想起一点来，这一点只有小福子那么大小，小福子在他心中走过来，又走过去，像走马灯上的纸人，老那么来回的走，没有一点作用，他似乎忘了他与她的关系。慢慢的，小福子的形影缩小了些，他的心多了一些活动。这才知道了难过。

在不准知道事情的吉凶的时候，人总先往好里想。祥子猜想着，也许小福子搬了家，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动。自己不好，为什么不常来看看她呢？惭愧令人动作，好补补自己的过错。最好是先去打听吧。他又进了大院，找住个老邻居探问了一下。没得到什么正确的消息。还不敢失望，连饭也不顾得吃，他想去找二强子；找到那两个弟弟也行。这三个男人总在街面上，不至于难找。

见人就问，车口上，茶馆中，杂院里，尽着他的腿的力量走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消息。

晚上，他回到车厂，身上已极疲乏，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一天的失望，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苦人是容易死的，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么？退一步想，即使她没死，二强子又把她卖掉，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这比死更坏！

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注解：

[1]　皮：不焦。

[2]　牙碜：不纯净的面，吃的时候像咬着沙土的感觉。

第二十三章

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老头子已不拉车，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扛着根柳木棍子，前头挂着个大瓦壶，后面悬着个破元宝筐子，筐子里有些烧饼油鬼和一大块砖头。他还认识祥子。

说起话来，祥子才知道小马儿已死了半年多，老人把那辆破车卖掉，天天就弄壶茶和些烧饼果子在车口儿上卖。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可是腰弯了许多，眼睛迎风流泪，老红着眼皮像刚哭完似的。

祥子喝了他一碗茶，把心中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

“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1]？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像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

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一上曹宅，他就得要强，要强有什么用呢？就这么大咧咧的瞎混吧：没饭吃呢，就把车拉出去；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这不但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

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他也还应当去努力，不为自己，还不为她吗？既然找不到她，正像这老人死了孙子，为谁混呢？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诉了老人，他把老人当作了真的朋友。

“谁喝碗热的？”老人先吆喝了声，而后替祥子来想：“大概据我这么猜呀，出不去两条道儿：不是教二强子卖给人家当小啊，就是押在了白房子。哼，多半是下了白房子！怎么说呢？小福子既是，像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买姨太太的要整货。那么，大概有八成，她是下了白房子。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一两天不到街口上来，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准在白房子爬着呢；咱们拉车人的姑娘媳妇要是忽然不见了，总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儿去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不盼着她真在那里，不过，——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一气跑到西直门外。

一出了关厢，马上觉出空旷，树木削瘦的立在路旁，枝上连只鸟也没有。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房屋，都静静的立在灰黄色的天下；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看见那荒寒的西山。铁道北，一片树林，林外几间矮屋，祥子算计着，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看看树林，没有一点动静；再往北看，可以望到万牲园外的一些水地，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几棵残蒲败苇。小屋子外没有一个人，没动静。远近都这么安静，他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他大着胆往屋子那边走，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新挂上的，都黄黄的有些光泽。他听人讲究过，这里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那来照顾她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窑调[2]，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难道冬天此地都不作买卖了么？

他正在这么猜疑，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露出个女人头来。祥子吓了一跳，那个人头，猛一看，非常像虎妞的。他心里说：“来找小福子，要是找到了虎妞，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傻乖乖！”那个人头说了话，语音可不像虎妞的；嗓子哑着，很像他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哑而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的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儿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妇人有四十来岁，蓬着头，还没洗脸。她下边穿着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钮扣。祥子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小棉袄本没扣着，胸前露出一对极长极大的奶来。

祥子坐在了炕沿上，因为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他心中很喜欢遇上了她，常听人说，白房子有个“白面口袋”，这必定是她。“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能一撩就放在肩头上。游客们来照顾她的，都附带的教她表演这个。可是，她的出名还不仅因为这一对异常的大乳房。她是这里的唯一的自由人。她自己甘心上这儿来混。她嫁过五次，男人都不久便像瘪臭虫似的死去，所以她停止了嫁人，而来到这里享受。因为她自由，所以她敢说话。想探听点白房子里面的事，非找她不可；别个妇人绝对不敢泄露任何事。因此，谁都知道“白面口袋”，也不断有人来打听事儿。自然，打听事儿也得给“茶钱”，所以她的生意比别人好，也比别人轻松。祥子晓得这个，他先付了“茶钱”。“白面口袋”明白了祥子的意思，也就不再往前企扈。祥子开门见山的问她看见个小福子没有？她不晓得。祥子把小福子的模样形容了一番，她想起来了：

“有，有这么个人！年纪不大，好露出几个白牙，对，我们都管她叫小嫩肉。”

“她在哪屋里呢？”祥子的眼忽然睁得带着杀气。

“她？早完了！”“白面口袋”向外一指，“吊死在树林里了！”

“怎么？”

“小嫩肉到这儿以后，人缘很好。她可是有点受不了，身子挺单薄。有一天，掌灯的时候，我还记得真真的，因为我同着两三个娘们正在门口坐着呢。唉，就是这么个时候，来了个逛的，一直奔了她屋里去；她不爱同我们坐在门口，刚一来的时候还为这个挨过打，后来她有了名，大伙儿也就让她独自个儿在屋里，好在来逛她的决不去找别人。待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吧，客人走了，一直就奔了那个树林去。我们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没人到屋里去看她。赶到老叉杆[3]跟她去收账的时候，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赤身露体，睡得才香呢。他原来是喝醉了。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剥下来，自己穿上，逃了。她真有心眼。要不是天黑了，要命她也逃不出去。天黑，她又女扮男装，把大伙儿都给蒙了。马上老叉杆派人四处去找，哼，一进树林，她就在那儿挂着呢。摘下来，她已断了气，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脸上也不难看，到死的时候她还讨人喜欢呢！这么几个月了，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多么仁义！……”

祥子没等她说完，就晃晃悠悠的走出来。走到一块坟地，四四方方的种着些松树，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阳光本来很微弱，松林中就更暗淡。他坐在地上，地上有些干草与松花。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他知道，可是他的泪一串一串的往下落。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回到车厂，他懊睡了两天。决不想上曹宅去了，连个信儿也不必送，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睡了两天，他把车拉出去，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冬天过去了，春天的阳光是自然给一切人的衣服，他把棉衣卷巴卷巴全卖了。他要吃口好的，喝口好的，不必存着冬衣，更根本不预备着再看见冬天；今天快活一天吧，明天就死！管什么冬天不冬天呢！不幸，到了冬天，自己还活着，那就再说吧。原先，他一思索，便想到一辈子的事；现在，他只顾眼前。经验告诉了他，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明天承继着今天的委屈。卖了棉衣，他觉得非常的痛快，拿着现钱作什么不好呢，何必留着等那个一阵风便噎死人的冬天呢？

慢慢的，不但是衣服，什么他也想卖，凡是暂时不用的东西都马上出手。他喜欢看自己的东西变成钱，被自己花了；自己花用了，就落不到别人手中，这最保险。把东西卖掉，到用的时候再去买；假若没钱买呢，就干脆不用。脸不洗，牙不刷，原来都没大关系，不但省钱，而且省事。体面给谁看呢？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这是真的！肚子里有好东西，就是死了也有些油水，不至于像个饿死的老鼠。

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的车也不讲究了，什么新车旧车的，只要车份儿小就好。拉上买卖，稍微有点甜头，他就中途倒出去。坐车的不答应，他会瞪眼，打起架来，到警区去住两天才不算一回事！独自拉着车，他走得很慢，他心疼自己的汗。及至走上帮儿车，要是高兴的话，他还肯跑一气，专为把别人落在后边。在这种时候，他也很会掏坏，什么横切别的车，什么故意拐硬弯，什么别扭着后面的车，什么抽冷子搡前面的车一把，他都会。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现在，他故意的耍坏；摔死谁也没大关系，人都该死！

他又恢复了他的静默寡言。一声不出的，他吃，他喝，他掏坏。言语是人类彼此交换意见与传达感情的，他没了意见，没了希望，说话干吗呢？除了讲价儿，他一天到晚老闭着口；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与吸烟预备的。连喝醉了他都不出声，他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几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酒醒过来，钱净了手，身上中了病。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该后悔的全过去了，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现在，怎能占点便宜，他就怎办。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争一两个铜子，都使他觉到满意。他占了便宜，别人就吃了亏，对，这是一种报复！慢慢的再把这个扩大一点，他也学会跟朋友们借钱，借了还是不想还；逼急了他可以撒无赖。初一上来，大家一点也不怀疑他，都知道他是好体面讲信用的人，所以他一张嘴，就把钱借到。他利用着这点人格的残余到处去借，借着如白捡，借到手便顺手儿花去。人家要债，他会作出极可怜的样子去央求宽限；这样还不成，他会去再借二毛钱，而还上一毛五的债，剩下五分先喝了酒再说。一来二去，他连一个铜子也借不出了，他开始去骗钱花。凡是以前他所混过的宅门，他都去拜访，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见面他会编一套谎，骗几个钱；没有钱，他央求赏给点破衣服，衣服到手马上也变了钱，钱马上变了烟酒。他低着头思索，想坏主意，想好一个主意就能进比拉一天车还多的钱；省了力气，而且进钱，他觉得非常的上算。他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妈。远远的等着高妈出来买东西，看见她出来，他几乎是一步便赶过去，极动人的叫她一声高大嫂。

“哟！吓死我了！我当是谁呢？祥子啊！你怎这么样了？”高妈把眼都睁得圆了，像看见一个怪物。

“甭提了！”祥子低下头去。

“你不是跟先生都说好了吗？怎么一去不回头了？我还和老程打听你呢，他说没看见你，你到底上哪儿啦？先生和太太都直不放心！”

“病了一大场，差点死了！你和先生说说，帮我一步，等我好利落了再来上工！”祥子把早已编好的话，简单的，动人的，说出。

“先生没在家，你进来见见太太好不好？”

“甭啦！我这个样儿！你给说说吧！”

高妈给他拿出两块钱来：“太太给你的，嘱咐你快吃点药！”

“是了！谢谢太太！”祥子接过钱来，心里盘算着上哪儿开发了它。高妈刚一转脸，他奔了天桥，足玩了一天。

慢慢的把宅门都串净，他又串了个第二回，这次可就已经不很灵验了。他看出来，这条路子不能靠长，得另想主意，得想比拉车容易挣钱的主意。在先前，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现在，他讨厌拉车。自然他一时不能完全和车断绝关系，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暂时对付三餐，他便不肯去摸车把。他的身子懒，而耳朵很尖，有个消息，他就跑到前面去。什么公民团咧，什么请愿团咧，凡是有人出钱的事，他全干。三毛也好，两毛也好，他乐意去打一天旗子，随着人群乱走。他觉得这无论怎样也比拉车强，挣钱不多，可是不用卖力气呢。打着面小旗，他低着头，嘴里叼着烟卷，似笑非笑的随着大家走，一声也不出。到非喊叫几声不可的时候，他会张开大嘴，而完全没声，他爱惜自己的嗓子。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在这种打旗呐喊的时候，设若遇见点什么危险，他头一个先跑开，而且跑得很快。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注解：

[1]　蹦儿：本领，前途。

[2]　窑调：妓院里流行的小调。

[3]　叉杆：娼主。

第二十四章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像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跨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像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作，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阴下，或荡在嫩荷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缓步徘徊，摇着名贵的纸扇；走乏了，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足以引起闲愁的清茶，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就是那向来冷静的地方，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正如送来蝴蝶。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像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卤煮豆腐，白干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

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像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正是在这个时节，人们才盼着有些足以解闷的新闻，足以念两三遍而不厌烦的新闻，足以读完报而可以亲身去看到的新闻，天是这么长而晴爽啊！

这样的新闻来了！电车刚由厂里开出来，卖报的小儿已扯开尖嗓四下里追着人喊：“枪毙阮明的新闻，九点钟游街的新闻！”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都被小黑手接了去。电车上，铺户中，行人的手里，一张一张的全说的是阮明：阮明的像片，阮明的历史，阮明的访问记，大字小字，插图说明，整页的都是阮明。阮明在电车上，在行人的眼里，在交谈者的口中，老城里似乎已没有了别人，只有阮明；阮明今天游街，今日被枪毙！有价值的新闻，理想的新闻，不但口中说着阮明，待一会儿还可看见他。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的就出去，唯恐腿脚慢，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去见识见识。到八点半钟，街上已满了人，兴奋，希冀，拥挤，喧嚣，等着看这活的新闻。车夫们忘了张罗买卖，铺子里乱了规矩，小贩们懒得吆喝，都期待着囚车与阮明。历史中曾有过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民族，会挨杀，也爱看杀人。枪毙似乎太简单，他们爱听凌迟，砍头，剥皮，活埋，听着像吃了冰激凌似的，痛快得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枪毙之外，还饶着一段游街，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热闹他们的眼睛；即使自己不是监斩官，可也差不多了。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像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得到这个威权，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万刀杀，解解心中的恶气。

响晴的蓝天，东边高高的一轮红日，几阵小东风，路旁的柳条微微摆动。东便道上有一大块阴影，挤满了人：老幼男女，丑俊胖瘦，有的打扮得漂亮近时，有的只穿着小褂，都谈笑着，盼望着，时时向南或向北探探头。一人探头，大家便跟着，心中一齐跳得快了些。这样，越来越往前拥，人群渐渐挤到马路边上，成了一座肉壁，只有高低不齐的人头乱动。巡警成队的出来维持秩序，他们拦阻，他们叱呼，他们有时也抓出个泥鬼似的孩子砸巴两拳，招得大家哈哈的欢笑。等着，耐心的等着，腿已立酸，还不肯空空回去；前头的不肯走，后面新来的便往前拥，起了争执，手脚不动，专凭嘴战，彼此诟骂，大家喊好。孩子不耐烦了，被大人打了耳光；扒手们得了手，失了东西的破口大骂。喧嚣，叫闹，吵成一片，谁也不肯动，人越增多，越不肯动，表示一致的喜欢看那半死的囚徒。

忽然，大家安静了，远远的来了一队武装的警察。“来了！”有人喊了声。紧跟着人声嘈乱起来，整群的人像机器似的一齐向前拥了一寸，又一寸，来了！来了！眼睛全发了光，嘴里都说着些什么，一片人声，整街的汗臭，礼教之邦的人民热烈的爱看杀人呀。

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像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像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像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阮明还是不出声，连头也没抬一抬。有的人真急了，真看不上这样软的囚犯，挤到马路边上呸呸的啐了他几口。阮明还是不动，没有任何的表现。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干，一碟酱肉呢？谁也不肯动，看他到底怎样。车过去了，还得跟着，他现在没什么表现，焉知道他到单牌楼不缓过气来而高唱几句《四郎探母》呢？跟着！有的一直跟到天桥；虽然他始终没作出使人佩服与满意的事，可是人们眼瞧着他吃了枪弹，到底可以算不虚此行。

在这么热闹的时节，祥子独自低着头在德胜门城根慢慢的走。走到积水滩，他四下看了看。没有人，他慢慢的，轻手蹑脚的往湖边上去。走到湖边，找了棵老树，背倚着树干，站了一会儿。听着四外并没有人声，他轻轻的坐下。苇叶微动，或一只小鸟忽然叫了一声，使他急忙立起来，头上见了汗。他听，他看，四下里并没有动静，他又慢慢的坐下。这么好几次，他开始看惯了苇叶的微动，听惯了鸟鸣，决定不再惊慌。呆呆的看着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眼睛亮得像些小珠，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萍，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儿，摆动那黑而大的头。水忽然流得快一些，把小鱼与蝌蚪都冲走，尾巴歪歪着顺流而下，可是随着水也又来了一群，挣扎着想要停住。一个水蝎极快的跑过去。水流渐渐的稳定，小鱼又结成了队，张开小口去啃一个浮着的绿叶，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鱼藏在深处，偶尔一露背儿，忙着转身下去，给水面留下个旋涡与一些碎纹。翠鸟像箭似的由水面上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只剩下浮萍。祥子呆呆看着这些，似乎看见，又似乎没看见，无心中的拾起块小石，投在水里，溅起些水花，击散了许多浮萍，他猛的一惊，吓得又要立起来。

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这点钱的来头已经决定了它的去路。这样的钱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这点钱，与拿着它们的人，都不敢见阳光。人们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静的城根，设法要到更清静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为他卖了阮明。就是独自对着静静的流水，背靠着无人迹的城根，他也不敢抬头，仿佛有个鬼影老追随着他。在天桥倒在血迹中的阮明，在祥子心中活着，在他腰间的一些钞票中活着。他并不后悔，只是怕，怕那个无处无时不紧跟着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他受了津贴。急于宣传革命的机关，不能极谨慎的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贴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绩，不管用什么手段作出的成绩；机关里要的是报告。阮明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他参加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摇旗呐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认识了祥子。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一直坐到太阳平西，湖上的蒲苇与柳树都挂上些金红的光闪，祥子才立起来，顺着城根往西走。骗钱，他已作惯；出卖人命，这是头一遭。何况他听阮明所说的还十分有理呢！城根的空旷，与城墙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尔看见垃圾堆上有几个老鸦，他都想绕着走开，恐怕惊起它们，给他几声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紧了脚步，一条偷吃了东西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门。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处；白房子是这样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他作了小店的照顾主儿。夜间，有两个铜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劳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讨，那么大的个子，没有人肯对他发善心。他不会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庙会上乞钱，因为没受过传授，不晓得怎么把他身上的疮化装成动人的不幸。作贼，他也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

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像作着个梦，又像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老舍

1899—1966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

《二马》（1929）

《猫城记》（1932）

《骆驼祥子》（1936）

《我这一辈子》（1937）

《四世同堂》（1944—1948）

《茶馆》（1957）

《正红旗下》（1962）

茶馆
老舍　著
现代出版社

目录
人物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附录
第一幕 幕前

第二幕 幕前

第三幕 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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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现代出版社的“老舍经典珍藏版”系列作品出版了。这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

人物表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作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　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　六——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　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　警——男，二十多岁。

报　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　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　陈——男，三十岁。逃兵。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　官——男，三十岁。

王大拴——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　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希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　六——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　梅——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　杨——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杨——男，数来宝的。

第一幕

人　物　王利发　刘麻子　庞太监　唐铁嘴　康　六　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吴祥子　李　三　老　人　康顺子　二德子　乡　妇　茶客甲、乙、丙、丁　马五爷　小　妞　茶房一二人

时　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　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趿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

（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瓷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两儿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俩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颏，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蹓蹓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嗻！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蹓跶蹓跶！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慌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嗻，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像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谅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哪？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嗻！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

第二幕

人　物　王淑芬　报　童　康顺子　李　三　常四爷　康大力　王利发　松二爷　老　林　难民数人　宋恩子　老　陈　巡　警　吴祥子　崔久峰　押大令的兵七人　公寓住客二三人　军　官　唐铁嘴　刘麻子　大兵三五人

时　间　与前幕相隔十余年，现在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初夏，上午。

地　点　同前幕。

〔幕启：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盖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的更大。王利发真像个“圣之时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因为修理门面，茶馆停了几天营业，预备明天开张。王淑芬正和李三忙着布置，把桌椅移了又移，摆了又摆，以期尽善尽美。

〔王淑芬梳时行的圆髻，而李三却还带着小辫儿。

〔二三学生由后面来，与他们打招呼，出去。

王淑芬　（看李三的辫子碍事）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李　三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王淑芬　也不能那么说！三爷你看，听说西直门的德泰，北新桥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这些大茶馆全先后脚儿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为什么？不是因为拴子的爸爸懂得改良吗？

李　三　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王淑芬　别顽固啦，三爷！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咱们还能不随着走吗？你看，咱们这么一收拾，不比以前干净，好看？专招待文明人，不更体面？可是，你要还带着小辫儿，看着多么不顺眼哪！

李　三　太太，你觉得不顺眼，我还不顺心呢！

王淑芬　哟，你不顺心？怎么？

李　三　你还不明白？前面茶馆，后面公寓，全仗着掌柜的跟我两个人，无论怎么说，也忙不过来呀！

王淑芬　前面的事归他，后面的事，不是还有我帮助你吗？

李　三　就算有你帮助，打扫二十来间屋子，伺候二十多人的伙食，还要沏茶灌水，买东西送信，问问你自己，受得了受不了！

王淑芬　三爷，你说的对！可是呀，这兵慌马乱的年月，能有个事儿作也就得念佛！咱们都得忍着点！

李　三　我干不了！天天睡四五个钟头的觉，谁也不是铁打的！

王淑芬　唉！三爷，这年月谁也舒服不了！你等着，大拴子暑假就高小毕业，二拴子也快长起来，他们一有用处，咱们可就清闲点啦。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老朋友，老伙计啦！

〔王利发老气横秋地从后面进来。

李　三　老伙计？二十多年了，他们可给我长过工钱？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

王利发　哟！你这是什么话呀？咱们的买卖要是越作越好，我能不给你长工钱吗？得了，明天咱们开张，取个吉利，先别吵嘴，就这么办吧！all right？[1]

李　三　就怎么办啦？不改我的良，我干不下去啦！

〔后面叫　李三！李三！

王利发　崔先生叫，你快去！咱们的事，有工夫再细研究！

李　三　哼！

王淑芬　我说，昨天就关了城门，今儿个还说不定关不关，三爷，这里的事交给掌柜的，你去买点菜吧！别的不说，咸菜总得买下点呀！

〔后面又叫　李三！李三！

李三　对，后边叫，前边催，把我劈成两半儿好不好！（忿忿地往后走）

王利发　拴子的妈，他岁数大了点，你可得……

王淑芬　他抱怨了大半天了！可是抱怨的对！当着他，我不便直说；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咱们得添人！

王利发　添人得给工钱，咱们赚得出来吗？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

〔远处隐隐有炮声。

王利发　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这是怎么说的！

王淑芬　明白人别说胡涂话，开炮是我闹的？

王利发　别再瞎扯，干活儿去！嘿！

王淑芬　早晚不是累死，就得叫炮轰死，我看透了！（慢慢地往后边走）

王利发　（温和了些）拴子的妈，甭害怕，开过多少回炮，一回也没打死咱们，北京城是宝地！

王淑芬　心哪，老跳到嗓子眼里，宝地！我给三爷拿菜钱去。（下）

〔一群男女难民在门外央告。

难　民　掌柜的，行行好，可怜可怜吧！

王利发　走吧，我这儿不打发，还没开张！

难　民　可怜可怜吧！我们都是逃难的！

王利发　别耽误工夫！我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

〔巡警上。

巡　警　走！滚！快着！

〔难民散去。

王利发　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巡　警　紧！紧得厉害！仗打得不紧，怎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

上面交派下来，你出八十斤大饼，十二点交齐！城里的兵带着干粮，才能出去打仗啊！

王利发　您圣明，我这儿现在光包后面的伙食，不再卖饭，也还没开张，别说八十斤大饼，一斤也交不出啊！

巡　警　你有你的理由，我有我的命令，你瞧着办吧！（要走）

王利发　您等等！我这儿千真万确还没开张，这您知道！开张以后，还得多麻烦您呢！得啦，您买包茶叶喝吧！（递钞票）您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

巡　警　（接票子）我给你说说看，行不行可不保准！

〔三五个大兵，军装破烂，都背着枪，闯进门口。

巡　警　老总们，我这儿正查户口呢，这儿还没开张！

大　兵　屌！

巡　警　王掌柜，孝敬老总们点茶钱，请他们到别处喝去吧！

王利发　老总们，实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递钞票给巡警）

巡　警　（转递给兵们）得啦，老总们多原谅，他实在没法招待诸位！

大　兵　屌！谁要钞票？要现大洋！

王利发　老总们，让我哪儿找现洋去呢？

大　兵　屌！揍他个小舅子！

巡　警　快！再添点！

王利发　（掏）老总们，我要是还有一块，请把房子烧了！（递钞票）

大　兵　屌！（接钱下）

巡　警　得，我给你挡住了一场大祸！他们一进来呀，你就全完，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

王利发　我永远忘不了您这点好处！

巡　警　可是为这点功劳，你不得另有份意思吗？

王利发　对！您圣明，我胡涂！可是，您搜我吧，真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啦！（掀起褂子，让他搜）您搜！您搜！

巡　警　我干不过你！明天见，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下）

王利发　您慢走！（看巡警走去，跺脚）他妈的！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

〔唐铁嘴进来，还是那么瘦，那么脏，可是穿着绸子夹袍。

唐铁嘴　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　（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　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　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　yes，[2]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王利发　福气不小！不小！可是，我这儿已经住满了人，什么时候有了空房，我准给你留着！

唐铁嘴　你呀，看不起我，怕我给不了房租！

王利发　没有的事！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呢？这是知心话吧？

唐铁嘴　你的嘴呀比我的还花俏！

王利发　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这十多年了，你白喝过我多少碗茶？你自己算算！你现在混的不错，你想着还我茶钱没有？

唐铁嘴　赶明儿我一总还给你，那一共才有几个钱呢！（搭讪着往外走）

〔街上卖报的喊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买报瞧，瞧长辛店大战的新闻！”

〔报童向内探头。

报　童　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

王利发　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报　童　也许有，您自己找！

王利发　走！不瞧！

报　童　掌柜的，你不瞧也照样打仗！（对唐铁嘴）先生，您照顾照顾？

唐铁嘴　我不像他（指王利发），我最关心国事！（拿了一张报，没给钱即走）

〔报童追唐铁嘴下。

王利发　（自言自语）长辛店！长辛店！离这里不远啦！（喊）三爷，三爷！你倒是抓早儿买点菜去呀，待一会儿准关城门，就什么也买不到啦！嘿！（听后面没人应声，含怒往后跑）

〔常四爷提着一串腌萝卜，两只鸡，走进来。

常四爷　王掌柜！

王利发　谁？哟，四爷！您干什么哪？

常四爷　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今儿个城外头乱乱哄哄，买不到菜；东抓西抓，抓到这么两只鸡，几斤老腌萝卜。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的着，特意给你送来了！

王利发　我谢谢您！我这儿正没有辙呢！

常四爷　（四下里看）好啊！好啊！收拾得好啊！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地改良！

王利发　别夸奖我啦！我尽力而为，可就怕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

常四爷　像我这样的人算是坐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松二爷走进来，穿的很寒酸，可是还提着鸟笼。

松二爷　王掌柜！听说明天开张，我来道喜！（看见常四爷）哎哟！四爷，可想死我喽！

常四爷　二哥！你好哇？

王利发　都坐下吧！

松二爷　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

王利发　（一劲儿说）好！托福！（提起鸡与咸菜）四爷，多少钱？

常四爷　瞧着给，该给多少给多少！

王利发　对！我给你们弄壶茶来！（提物到后面去）

松二爷　四爷，你，你怎么样啊？

常四爷　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爷，您怎么样啊？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常四爷　二哥，您能写能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

松二爷　嗻，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王利发　（端着一壶茶回来。给常四爷钱）不知道您花了多少，我就给这么点吧！

常四爷　（接钱，没看，揣在怀里）没关系！

王利发　二爷，（指鸟笼）还是黄鸟吧？哨的怎样？

松二爷　嗻，还是黄鸟！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有了点精神）你看看，看看！（打开罩子）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

王利发　松二爷，不准说死！有那么一天，您还会走一步好运！

常四爷　二哥，走！找个地方喝两盅儿去！一醉解千愁！王掌柜，我可就不让你啦，没有那么多的钱！

王利发　我也分不开身，就不陪了！

〔常四爷、松二爷正往外走，宋恩子和吴祥子进来。他们俩仍穿灰色大衫，但袖口瘦了，而且罩上青布马褂。

松二爷　（看清楚是他们，不由地上前请安）原来是你们二位爷！

〔王利发似乎受了松二爷的感染，也请安，弄得二人愣住了。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那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吴祥子　哈哈哈哈！松二爷，你们的铁杆庄稼不行了，我们的灰色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哈哈哈！（看见常四爷）这不是常四爷吗？

常四爷　是呀，您的眼力不错！戊戌年我就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牢！

宋恩子　您的记性可也不错！混的还好吧？

常四爷　托福！从牢里出来，不久就赶上庚子年；扶清灭洋，我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现在，每天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预备跟他们打打呢！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您二位怎么样？

吴祥子　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

宋恩子　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常四爷　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松二爷　四爷，咱们走吧！

吴祥子　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松二爷　您说的对！嗻！四爷，走吧！

常四爷　再见吧，二位，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同松二爷下）

宋恩子　这小子！

王利发　（倒茶）常四爷老是那么又倔又硬，别计较他！（让茶）二位喝碗吧，刚沏好的。

宋恩子　后面住着的都是什么人？

王利发　多半是大学生，还有几位熟人。我有登记簿子，随时报告给“巡警阁子”。我拿来，二位看看？

吴祥子　我们不看簿子，看人！

王利发　您甭看，准保都是靠得住的人！

宋恩子　你为什么爱租学生们呢？学生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呀！

王利发　这年月，作官的今天上任，明天撤职，作买卖的今天开市，明天关门，都不可靠！只有学生有钱，能够按月交房租，没钱的就上不了大学啊！您看，是这么一笔账不是？

宋恩子　都叫你咂摸透了！你想的对！现在，连我们也欠饷啊！

吴祥子　是呀，所以非天天拿人不可，好得点津贴！

宋恩子　就仗着有错拿，没错放的，拿住人就有津贴！走吧，到后边看看去！

吴祥子　走！

王利发　二位，二位！您放心，准保没错儿！

宋恩子　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

吴祥子　王掌柜不愿意咱们看，王掌柜必会给咱们想办法！咱们得给王掌柜留个面子！对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

宋恩子　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

吴祥子　那点意思！

宋恩子　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王利发　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吴祥子　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李　三　（提着菜筐由后面出来）喝，二位爷！（请安）今儿个又得关城门吧！（没等回答，往外走）

〔二三学生匆匆地回来。

学　生　三爷，先别出去，街上抓伕呢！（往后面走去）

李　三　（还往外走）抓去也好，在哪儿也是当苦力！

〔刘麻子丢了魂似的跑来，和李三碰了个满怀。

李　三　怎么回事呀？吓掉了魂儿啦！

刘麻子　（喘着）别，别，别出去！我差点叫他们抓了去！

王利发　三爷，等一等吧！

李　三　午饭怎么开呢？

王利发　跟大家说一声，中午咸菜饭，没别的办法！晚上吃那两只鸡！

李　三　好吧！（往回走）

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把桌上的三个茶杯的茶先后喝净）

吴祥子　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哥儿们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不大爱管贩卖人口，拐带妇女什么的臭事。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我们也不再睁一眼闭一眼！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弄进去，准锁在尿桶上！

刘麻子　二位爷，别那么说呀！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您看，以前，我走八旗老爷们、宫里太监们的门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我那点芝麻粒大的生意算得了什么呢？

宋恩子　你呀，非锁在尿桶上，不会说好的！

刘麻子　得啦，今天我孝敬不了二位，改天我必有一份儿人心！

吴祥子　你今天就有买卖，要不然，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

刘麻子　没有！没有！

宋恩子　你嘴里半句实话也没有！不对我们说真话，没有你的好处！王掌柜，我们出去绕绕；下月一号，按阳历算，别忘了！

王利发　我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二位这回事！

吴祥子　一言为定啦！（同宋恩子下）

王利发　刘爷，茶喝够了吧？该出去活动活动！

刘麻子　你忙你的，我在这儿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咱们可把话说开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在这儿作你的生意，这儿现在改了良，文明啦！

〔康顺子提着个小包，带着康大力，往里边探头。

康大力　是这里吗？

康顺子　地方对呀，怎么改了样儿？（进来，细看，看见了刘麻子）大力，进来，是这儿！

康大力　找对啦？妈！

康顺子　没错儿！有他在这儿，不会错！

王利发　您找谁？

康顺子　（不语，直奔过刘麻子去）刘麻子，你还认识我吗？（要打，但是伸不出手去，一劲地颤抖）你，你，你个……（要骂，也感到困难）

刘麻子　你这个娘儿们，无缘无故地跟我捣什么乱呢？

康顺子　（挣扎）无缘无故？你，你看看我是谁？一个男子汉，干什么吃不了饭，偏干伤天害理的事！呸！呸！

王利发　这位大嫂，有话好好说！

康顺子　你是掌柜的？你忘了吗？十几年前，有个娶媳妇的太监？

王利发　您，您就是庞太监的那个……

康顺子　都是他（指刘麻子）作的好事，我今天跟他算算账！（又要打，仍未成功）

刘麻子　（躲）你敢！你敢！我好男不跟女斗！（随说随往后退）我，我找人来帮我说说理！（撒腿往后面跑）

王利发　（对康顺子）大嫂，你坐下，有话慢慢说！庞太监呢？

康顺子　（坐下喘气）死啦。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的。一改民国呀，他还有钱，可没了势力，所以侄子们敢欺负他。他一死，他的侄子们把我们轰出来了，连一床被子都没给我们！

王利发　这，这是……？

康顺子　我的儿子！

王利发　您的……？

康顺子　也是买来的，给太监当儿子。

康大力　妈！你爸爸当初就在这儿卖了你的？

康顺子　对了，乖！就是这儿，一进这儿的门，我就晕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

康大力　我可不记得我爸爸在哪里卖了我的！

康顺子　那时候，你不是才一岁吗？妈妈把你养大了的，你跟妈妈一条心，对不对？乖！

康大力　那个老东西，掐你，拧你，咬你，还用烟签子扎我！他们人多，咱们打不过他们！要不是你，妈，我准叫他们给打死了！

康顺子　对！他们人多，咱们又太老实！你看，看见刘麻子，我想咬他几口，可是，可是，连一个嘴巴也没打上，我伸不出手去！

康大力　妈，等我长大了，我帮助你打！我不知道亲妈妈是谁，你就是我的亲妈妈！

康顺子　好！好！咱们永远在一块儿，我去挣钱，你去念书！（稍愣了一会儿）掌柜的，当初我在这儿叫人买了去，咱们总算有缘，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找点事作？我饿死不要紧，可不能饿死这个无倚无靠的好孩子！

〔王淑芬出来，立在后边听着。

王利发　你会干什么呢？

康顺子　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作家常饭，都会！我是乡下人，我能吃苦，只要不再作太监的老婆，什么苦处都是甜的！

王利发　要多少钱呢？

康顺子　有三顿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够大力上学的，就行！

王利发　好吧，我慢慢给你打听着！你看，十多年前那回事，我到今天还没忘，想起来心里就不痛快！

康顺子　可是，现在我们母子上哪儿去呢？

王利发　回乡下找你的老父亲去！

康顺子　他？他是活是死，我不知道。就是活着，我也不能去找他！他对不起女儿，女儿也不必再叫他爸爸！

王利发　马上就找事，可不大容易！

王淑芬　（过来）她能洗能作，又不多要钱，我留下她了！

王利发　你？

王淑芬　难道我不是内掌柜的？难道我跟李三爷就该累死？

康顺子　掌柜的，试试我！看我不行，您说话，我走！

王淑芬　大嫂，跟我来！

康顺子　当初我是在这儿卖出去的，现在就拿这儿当作娘家吧！大力，来吧！

康大力　掌柜的，你要不打我呀，我会帮助妈妈干活儿！（同王淑芬、康顺子下）

王利发　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

李　三　（掩护着刘麻子出来）快走吧！（回去）

王利发　就走吧，还等着真挨两个脆的吗？

刘麻子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你呀，叫我说什么才好呢！

刘麻子　有什么法子呢！隔行如隔山，你老得开茶馆，我老得干我这一行！到什么时候，我也得干我这一行！

〔老林和老陈满面笑容地走进来。

刘麻子　（二人都比他年轻，他却称呼他们哥哥）林大哥，陈二哥！（看王不满意，赶紧说）王掌柜，这儿现在没有人，我借个光，下不为例！

王利发　她（指后边）可是还在这儿呢！

刘麻子　不要紧了，她不会打人！就是真打，他们二位也会帮助我！

王利发　你呀！哼！（到后边去）

刘麻子　坐下吧，谈谈！

老　林　你说吧！老二！

老　陈　你说吧！哥！

刘麻子　谁说不一样啊！

老　陈　你说吧，你是大哥！

老　林　那个，你看，我们俩是把兄弟！

老　陈　对！把兄弟，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老　林　他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现大洋？

老　陈　林大哥也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一共多少块呢？说个数目！

老　林　那，还不能告诉你咧！

老　陈　事儿能办才说咧！

刘麻子　有现大洋，没有办不了的事！

老　林　老　陈　真的？

刘麻子　说假话是孙子！

老　林　那么，你说吧，老二！

老　陈　还是你说，哥！

老　林　你看，我们是两个人吧？

刘麻子　嗯！

老　陈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吧？

刘麻子　嗯！

老　林　没人耻笑我们的交情吧？

刘麻子　交情嘛，没人耻笑！

老　陈　也没人耻笑三个人的交情吧？

刘麻子　三个人？都是谁？

老　林　还有个娘儿们！

刘麻子　嗯！嗯！嗯！我明白了！可是不好办，我没办过！你看，平常都说小两口儿，哪有小三口儿的呢！

老　林　不好办？

刘麻子　太不好办啦！

老　林　（问老陈）你看呢？

老　陈　还能白拉倒吗？

老　林　不能拉倒！当了十几年兵，连半个媳妇都娶不上！他妈的！

刘麻子　不能拉倒，咱们再想想！你们到底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

〔王利发和崔久峰由后面慢慢走来。刘麻子等停止谈话。

王利发　崔先生，昨天秦二爷派人来请您，您怎么不去呢？您这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作过国会议员，可是住在我这里，天天念经；干吗不出去作点事呢？您这样的好人，应当出去作官！有您这样的清官，我们小民才能过太平日子！

崔久峰　惭愧！惭愧！作过国会议员，那真是造孽呀！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王利发　您看秦二爷，他又办工厂，又忙着开银号！

崔久峰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王利发　您别这么说呀！难道咱们就一点盼望也没有了吗？

崔久峰　难说！很难说！你看，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是谁叫他们打的？

王利发　谁？哪个混蛋？

崔久峰　洋人！

王利发　洋人？我不能明白！

崔久峰　慢慢地你就明白了。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作亡国奴！我干过革命，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王利发　那么，您就不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作亡国奴？

崔久峰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王利发　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

崔久峰　死马当活马治？那是妄想！死马不能再活，活马可早晚得死！好啦，我到弘济寺去，秦二爷再派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只会念经，不会干别的！（下）

〔宋恩子、吴祥子又回来了。

王利发　二位！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恩子、吴祥子不语，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看着刘麻子等。

〔刘麻子不知如何是好，低下头去。

〔老陈、老林也不知如何是好，相视无言。

〔静默了有一分钟。

老　陈　哥，走吧？

老　林　走！

宋恩子　等等！（立起来，挡住路）

老　陈　怎么啦？

吴祥子　（也立起）你说怎么啦？

〔四人呆呆相视一会儿。

宋恩子　乖乖地跟我们走！

老　林　上哪儿？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　陈　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老　林　都是弟兄，何必呢？都是弟兄！

吴祥子　对啦！坐下谈谈吧！你们是要命呢？还是要现大洋？

老　陈　我们那点钱来的不容易！谁发饷，我们给谁打仗，我们打过多少次仗啊！

宋恩子　逃兵的罪过，你们可也不是不知道！

老　林　咱们讲讲吧，谁叫咱们是弟兄呢！

吴祥子　这像句自己的话！谈谈吧！

王利发　（在门口）诸位，大令过来了！

老　陈　老　林　啊！（惊惶失措，要往里边跑）

宋恩子　别动！君子一言：把现大洋分给我们一半，保你们俩没事！咱们是自己人！

老　林　老　陈　就那么办！自己人！

〔“大令”进来：二捧刀——刀缠红布——背枪者前导，手捧令箭的在中，四持黑红棍者在后。军官在最后押队。

吴祥子　（和宋恩子、老林、老陈一齐立正，从帽中取出证章，叫军官看）报告官长，我们正在这儿盘查一个逃兵。

军　官　就是他吗？（指刘麻子）

吴祥子　（指刘麻子）就是他！

军　官　绑！

刘麻子　（喊）老爷！我不是！不是！

军　官　绑！（同下）

（幕）

注解：

[1]　“all right”在这里是“好吗”的意思。

[2]　“yes”即“对”的意思。

第三幕

人　物　王大拴　明师傅　于厚斋　周秀花　邹福远　小宋恩子　王小花　卫福喜　小吴祥子　康顺子　方　六　常四爷　丁　宝　车当当　秦仲义　王利发　庞四奶奶　小心眼　茶客甲、乙　春　梅　沈处长　小刘麻子　老　杨　宪兵四人　取电灯费的　小二德子　小唐铁嘴　谢仁勇

时　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秋，清晨。

地　点　同前幕。

〔幕启：现在，裕泰茶馆的样子可不像前幕那么体面了。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条子更多，字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

〔一清早，还没有下窗板。王利发的儿子王大拴，垂头丧气地独自收拾屋子。

〔王大拴的妻周秀花，领着小女儿王小花，由后面出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话儿。

王小花　妈，晌午给我作热汤面吧！好多天没吃过啦！

周秀花　我知道，乖！可谁知道买得着面买不着呢！就是粮食店里可巧有面，谁知道咱们有钱没有呢！唉！

王小花　就盼着两样都有吧！妈！

周秀花　你倒想得好，可哪能那么容易！去吧，小花，在路上留神吉普车！

王大拴　小花，等等！

王小花　干吗？爸！

王大拴　昨天晚上……

周秀花　我已经嘱咐过她了！她懂事！

王大拴　你大力叔叔的事万不可对别人说呀！说了，咱们全家都得死！明白吧？

王小花　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有人问我大力叔叔回来过没有，我就说：他走了好几年，一点消息也没有！

〔康顺子由后面走来。她的腰有点弯，但还硬朗。她一边走一边叫王小花。

康顺子　小花！小花！还没走哪？

王小花　康婆婆，干吗呀？

康顺子　小花，乖！婆婆再看你一眼！（抚弄王小花的头）多体面哪！吃的不足啊，要不然还得更好看呢！

周秀花　大婶，您是要走吧？

康顺子　是呀！我走，好让你们省点嚼谷呀！大力是我拉扯大的，他叫我走，我怎能不走呢？当初，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小花这么高呢！

王小花　看大力叔叔现在多么壮实，多么大气！

康顺子　是呀，虽然他只在这儿坐了一袋烟的工夫呀，可是叫我年轻了好几岁！我本来什么也没有，一见着他呀，好像忽然间我什么都有啦！我走，跟着他走，受什么累，吃什么苦，也是香甜的！看他那两只大手，那两只大脚，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王小花　婆婆，我也跟您去！

康顺子　小花，你乖乖地去上学，我会回来看你！

王大拴　小花，上学吧，别迟到！

王小花　婆婆，等我下了学您再走！

康顺子　哎！哎！去吧，乖！（王小花下）

王大拴　大婶，我爸爸叫您走吗？

康顺子　他还没打好了主意。我倒怕呀，大力回来的事儿万一叫人家知道了啊，我又忽然这么一走，也许要连累了你们！这年月不是天天抓人吗？我不能作对不起你们的事！

周秀花　大婶，您走您的，谁逃出去谁得活命！

王大拴　对！

康顺子　小花的妈，来吧，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不能专顾自己，叫你们吃亏！老大，你也好好想想！（同周秀花下）

〔丁宝进来。

丁　宝　嗨，掌柜的，我来啦！

王大拴　你是谁？

丁　宝　小丁宝！小刘麻子叫我来的，他说这儿的老掌柜托他请个女招待。

王大拴　姑娘，你看看，这么个破茶馆，能用女招待吗？我们老掌柜呀，穷得乱出主意！

〔王利发慢慢地走出来，他还硬朗，穿的可很不整齐。

王利发　老大，你怎么老在背后褒贬老人呢？谁穷得乱出主意呀？下板子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

〔王大拴去下窗板。

丁　宝　老掌柜，你硬朗啊？

王利发　嗯！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十几了？姑娘！

丁　宝　十七！

王利发　才十七？

丁　宝　是呀！妈妈是寡妇，带着我过日子。胜利以后呀，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一所小房子是逆产，给没收啦！妈妈气死了，我作了女招待！老掌柜，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什么叫逆产，您知道吗？

王利发　姑娘，说话留点神！一句话说错了，什么都可以变成逆产！你看，这后边呀，是秦二爷的仓库，有人一瞪眼，说是逆产，就给没收啦！就是这么一回事！

〔王大拴回来。

丁　宝　老掌柜，您说对了！连我也是逆产，谁的胳臂粗，我就得伺候谁！他妈的，我才十七，就常想还不如死了呢！死了落个整尸首，干这一行，活着身上就烂了！

王大拴　爸，您真想要女招待吗？

王利发　我跟小刘麻子瞎聊来着！我一辈子老爱改良，看着生意这么不好，我着急！

王大拴　您着急，我也着急！可是，您就忘记老裕泰这个老字号了吗？六十多年的老字号，用女招待？

丁　宝　什么老字号啊！越老越不值钱！不信，我现在要是二十八岁，就是叫小小丁宝，小丁宝贝，也没人看我一眼！

〔茶客甲、乙上。

王利发　二位早班儿！带着叶子哪？老大拿开水去！（王大拴下）二位，对不起，茶钱先付！

茶客甲　没听说过！

王利发　我开过几十年茶馆，也没听说过！可是，您圣明：茶叶、煤球儿都一会儿一个价钱，也许您正喝着茶，茶叶又长了价钱！您看，先收茶钱不是省得麻烦吗？

茶客乙　我看哪，不喝更省事！（同茶客甲下）

王大拴　（提来开水）怎么？走啦！

王利发　这你就明白了！

丁　宝　我要是过去说一声：“来了？小子！”他们准给一块现大洋！

王利发　你呀，老大，比石头还顽固！

王大拴　（放下壶）好吧，我出去蹓蹓，这里出不来气！（下）

王利发　你出不来气，我还憋得慌呢！

〔小刘麻子上，穿着洋服，夹着皮包。

小刘麻子　小丁宝，你来啦？

丁　宝　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小刘麻子　王掌柜，看我给你找来的小宝贝怎样？人材、岁数、打扮、经验，样样出色！

王利发　就怕我用不起吧？

小刘麻子　没的事！她不要工钱！是吧，小丁宝？

王利发　不要工钱？

小刘麻子　老头儿，你都甭管，全听我的，我跟小丁宝有我们一套办法！是吧，小丁宝？

丁　宝　要是没你那一套办法，怎会缺德呢！

小刘麻子　缺德？你算说对了！当初，我爸爸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不信，你问王掌柜；是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亲眼得见！

小刘麻子　你看，小丁宝，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就在马路中间，磕喳一刀！是吧，老掌柜？

王利发　听得真真的！

小刘麻子　我不说假话吧？小丁宝！可是，我爸爸到底差点事，一辈子混的并不怎样。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得干的特别出色。（打开皮包，拿出计划书）看，小丁宝，看看我的计划！

丁　宝　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我看哪，我该回家，休息一天，明天来上工。

王利发　丁宝，我还没想好呢！

小刘麻子　王掌柜，我都替你想好啦！不信，你等着看，明天早上，小丁宝在门口儿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就进来二百多茶座儿！小丁宝，你听听我的计划，跟你有关系。

丁　宝　哼！但愿跟我没关系！

小刘麻子　你呀，小丁宝，不够积极！听着……

〔取电灯费的进来。

取电灯费的　掌柜的，电灯费！

王利发　电灯费？欠几个月的啦？

取电灯费的　三个月的！

王利发　再等三个月，凑半年，我也还是没办法！

取电灯费的　那像什么话呢？

小刘麻子　地道真话嘛！这儿属沈处长管。知道沈处长吧？市党部的委员，宪兵司令部的处长！你愿意收他的电费吗？说！

取电灯费的　什么话呢，当然不收！对不起，我走错了门儿！（下）

小刘麻子　看，王掌柜，你不听我的行不行？你那套光绪年的办法太守旧了！

王利发　对！要不怎么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呢！我还得多学！

小刘麻子　就是嘛！

〔小唐铁嘴进来，穿着绸子夹袍，新缎鞋。

小刘麻子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刘麻子！来，叫爷爷看看！（看前看后）你小子行，洋服穿的像那么一回事，由后边看哪，你比洋人还更像洋人！老王掌柜，我夜观天象，紫薇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所以你看我跟小刘麻子，和这位……

小刘麻子　小丁宝，九城闻名！

小唐铁嘴　……和这位小丁宝，才都这么才貌双全，文武带打，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老掌柜，把脸转正了，我看看！好，好，印堂发亮，还有一步好运！来吧，给我碗喝吧！

王利发　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别再叫唐铁嘴，我现在叫唐天师！

小刘麻子　谁封你作了天师？

小唐铁嘴　待两天你就知道了。

王利发　天师，可别忘了，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这可不能世袭！

小唐铁嘴　王掌柜，等我穿上八卦仙衣的时候，你会后悔刚才说了什么！你等着吧！

小刘麻子　小唐，待会儿我请你去喝咖啡，小丁宝作陪，你先听我说点正经事，好不好？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就不想想，天师今天白喝你点茶，将来会给你个县知事作作吗？好吧，小刘你说！

小刘麻子　我这儿刚跟小丁宝说，我有个伟大的计划！

小唐铁嘴　好！洗耳恭听！

小刘麻子　我要组织一个“拖拉撕”。这是个美国字，也许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园儿”。

小唐铁嘴　我懂！就是说，所有的姑娘全由你包办。

小刘麻子　对！你的脑力不坏！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关系！甚至于跟王掌柜也有关系！

王利发　我这儿听着呢！

小刘麻子　我要把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组织起来，成立那么一个大“拖拉撕”。

小唐铁嘴　（闭着眼问）官方上疏通好了没有？

小刘麻子　当然！沈处长作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小唐铁嘴　我呢？

小刘麻子　你要是能琢磨出个好名字来，请你作顾问！

小唐铁嘴　车马费不要法币！

小刘麻子　每月送几块美钞！

小唐铁嘴　往下说！

小刘麻子　业务方面包括：买卖部、转运部、训练部、供应部，四大部。谁买姑娘，还是谁卖姑娘；由上海调运到天津，还是由汉口调运到重庆；训练吉普女郎，还是训练女招待；是供应美国军队，还是各级官员，都由公司统一承办，保证人人满意。你看怎样？

小唐铁嘴　太好！太好！在道理上，这合乎统制一切的原则。在实际上，这首先能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对国家有利！

小刘麻子　好吧，你就给想个好名字吧！想个文雅的，像“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那种诗那么文雅的！

小唐铁嘴　嗯——“拖拉撕”，“拖拉撕”……不雅！拖进来，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

小刘麻子　对，是不大雅！可那是美国字，吃香啊！

小唐铁嘴　还是联合公司响亮、大方！

小刘麻子　有你这么一说！什么联合公司呢？

丁　宝　缺德公司就挺好！

小刘麻子　小丁宝，谈正经事，不许乱说！你好好干，将来你有作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

小唐铁嘴　看这个怎样——花花联合公司？姑娘是什么？鲜花嘛！要姑娘就得多花钱，花呀花呀，所以花花！“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又有典故，出自《武家坡》！好不好？

小刘麻子　小唐，我谢谢你，谢谢你！（热烈握手）我马上找沈处长去研究一下，他一赞成，你的顾问就算当上了！（收拾皮包，要走）

王利发　我说，丁宝的事到底怎么办？

小刘麻子　没告诉你不用管吗？“拖拉撕”统办一切，我先在这里试验试验。

丁　宝　你不是说喝咖啡去吗？

小刘麻子　问小唐去不去？

小唐铁嘴　你们先去吧，我还在这儿等个人。

小刘麻子　咱们走吧，小丁宝！

丁　宝　明天见，老掌柜！再见，天师！（同小刘麻子下）

小唐铁嘴　王掌柜，拿报来看看！

王利发　那，我得慢慢地找去。二年前的还许有几张！

小唐铁嘴　废话！

〔进来三位茶客：明师傅、邹福远，和卫福喜。明师傅独坐，邹福远与卫福喜同坐。王利发都认识，向大家点头。

王利发　哥儿们，对不起啊，茶钱先付！

明师傅　没错儿，老哥哥！

王利发　唉！“茶钱先付”，说着都烫嘴！（忙着沏茶）

邹福远　怎样啊？王掌柜！晚上还添评书不添啊？

王利发　试验过了，不行！光费电，不上座儿！

邹福远　对！您看，前天我在会仙馆，开三侠四义五霸十雄十三杰九老十五小，大破凤凰山，百鸟朝凤，棍打凤腿，您猜上了多少座儿？

王利发　多少？那点书现在除了您，没有人会说！

邹福远　您说的在行！可是，才上了五个人，还有俩听蹭儿的！

卫福喜　师哥，无论怎么说，你比我强！我又闲了一个多月啦！

邹福远　可谁叫你跳了行，改唱戏了呢？

卫福喜　我有嗓子，有扮相嘛！

邹福远　可是上了台，你又不好好地唱！

卫福喜　妈的唱一出戏，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的钱，我干吗卖力气呢？我疯啦？

邹福远　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王利发　唉！（转至明师傅处）明师傅，可老没来啦！

明师傅　出不来喽！包监狱里的伙食呢！

王利发　您！就凭您，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

明师傅　那有什么办法呢，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满汉全席？我连家伙都卖喽！

〔方六拿着几张画儿进来。

明师傅　六爷，这儿！六爷，那两桌家伙怎样啦？我等钱用！

方　六　明师傅，您挑一张画儿吧！

明师傅　啊？我要画儿干吗呢？

方　六　这可画的不错！六大山人、董弱梅画的！

明师傅　画的天好，当不了饭吃啊！

方　六　他把画儿交给我的时候，直掉眼泪！

明师傅　我把家伙交给你的时候，也直掉眼泪！

方　六　谁掉眼泪，谁吃炖肉，我都知道！要不怎么我累心呢！你当是干我们这一行，专凭打打小鼓就行哪？

明师傅　六爷，人总有颗人心哪，你还能坑老朋友吗？

方　六　一共不是才两桌家伙吗？小事儿，别再提啦，再提就好像不大懂交情了！

〔车当当，敲着两块洋钱，进来。

车当当　谁买两块？买两块吧？天师，照顾照顾？（小唐铁嘴不语）

王利发　当当！别处转转吧，我连现洋什么模样都忘了！

车当当　那，你老人家就细细看看吧！白看，不用买票！（往桌上扔钱）

〔庞四奶奶进来，带着春梅。庞四奶奶的手上戴满各种戒指，打扮得像个女妖精。卖杂货的老杨跟进来。

小唐铁嘴　娘娘！

方　六　车当当　娘娘！

庞四奶奶　天师！

小唐铁嘴　伺候娘娘！（让庞四奶奶坐，给她倒茶）

庞四奶奶　（看车当当要出去）当当，你等等！

车当当　嗻！

老　杨　（打开货箱）娘娘，看看吧！

庞四奶奶　唱唱那套词儿，还倒怪有个意思！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美国牙膏，美国消炎片。还有口红、雪花膏，玻璃袜子细毛线。箱子小，货物全，就是不卖原子弹！

庞四奶奶　哈哈哈！（挑了两双袜子）春梅，拿着！当当，你跟老杨算账吧！

车当当　娘娘，别那么办哪！

庞四奶奶　我给你拿的本钱，利滚利，你欠我多少啦？天师，查账！

小唐铁嘴　是！（掏小本）

车当当　天师，你甭操心，我跟老杨算去！

老　杨　娘娘，您行好吧！他能给我钱吗？

庞四奶奶　老杨，他坑不了你，都有我呢！

老　杨　是！（向众）还有哪位照顾照顾？（又要唱）美国针……

庞四奶奶　听够了！走！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我要不走是浑蛋！走，当当！（同车当当下）

方　六　（过来）娘娘，我得到一堂景泰蓝的五供儿，东西老，地道，也便宜，坛上用顶体面，您看看吧？

庞四奶奶　请皇上看看吧！

方　六　是！皇上不是快登基了吗？我先给您道喜！我马上取去，送到坛上！娘娘多给美言几句，我必有份人心！（往外走）

明师傅　六爷，我的事呢？！

方　六　你先给我看着那几张画！（下）

明师傅　你等等！坑我两桌家伙，我还有把切菜刀呢！（追下）

庞四奶奶　王掌柜，康妈妈在这儿哪？请她出来！

小唐铁嘴　我去！（跑到后门）康老太太，您来一下！

王利发　什么事？

小唐铁嘴　朝廷大事！

〔康顺子上。

康顺子　干什么呀？

庞四奶奶　（迎上去）婆母！我是您的四侄媳妇，来接您，快坐下吧！（拉康顺子坐下）

康顺子　四侄媳妇？

庞四奶奶　是呀！您离开庞家的时候，我还没过门哪。

康顺子　我跟庞家一刀两断啦，找我干吗？

庞四奶奶　您的四侄子海顺呀，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又是沈处长的把兄弟，快作皇上啦，您不喜欢吗？

康顺子　快作皇上？

庞四奶奶　啊！龙袍都作好啦，就快在西山登基！

康顺子　你们这不是要造反吗？

小唐铁嘴　老太太，西山一带有八路军。庞四爷在那一带登基，消灭八路，南京能够不愿意吗？

庞四奶奶　四爷呀都好，近来可是有点贪酒好色。他已经弄了好几个小老婆！

小唐铁嘴　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可有书可查呀！

庞四奶奶　你不是娘娘，怎么知道娘娘的委屈！老太太，我是这么想：您要是跟我一条心，我叫您作老太后，咱们俩一齐管着皇上，我这个娘娘不就好作一点了吗？老太太，您跟我去，吃好的喝好的，兜儿里老带着那么几块当当响的洋钱，够多么好啊！

康顺子　我要是不跟你去呢？

庞四奶奶　啊？不去？（要翻脸）

小唐铁嘴　让老太太想想，想想！

康顺子　用不着想，我不会再跟庞家的人打交道！四媳妇，你作你的娘娘，我作我的苦老婆子，谁也别管谁！刚才你要瞪眼睛，你当我怕你吗？我在外边也混了这么多年，磨练出来点了，谁跟我瞪眼，我会伸手打！（立起，往后走）

小唐铁嘴　老太太！老太太！

康顺子　（立住，转身对小唐铁嘴）你呀，小伙子，挺起腰板来，去挣碗干净饭吃，不好吗？（下）

庞四奶奶　（移怒于王利发）王掌柜，过来！你去跟那个老婆子说说！说好了，我送给你一袋子白面！说不好，我砸了你的茶馆！天师，走！

小唐铁嘴　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

王利发　万一我下半天就死了呢？

庞四奶奶　呸！你还不该死吗？（与小唐铁嘴、春梅同下）

王利发　哼！

邹福远　师弟，你看这算哪一出？哈哈哈！

卫福喜　我会二百多出戏，就是不懂这一出！你知道那个娘儿们的出身吗？

邹福远　我还能不知道！东霸天的女儿，在娘家就生过……得，别细说，咱们积点口德吧！

〔王大拴回来。

王利发　看着点，老大。我到后面商量点事！（下）

小二德子　（在外面大吼一声）闪开了！（进来）大拴哥，沏壶顶好的，我有钱！（掏出四块现洋，一块一块地放下）给算算，刚才花了一块，这儿还有四块，五毛打一个，我一共打了几个？

王大拴　十个。

小二德子　（用手指算）对！前天四个，昨天六个，可不是十个！大拴哥，你拿两块吧！没钱，我白喝你的茶；有钱，就给你！你拿吧！（吹一块，放在耳旁听听）这块好，就一块当两块吧，给你！

王大拴　（没接钱）小二德子，什么生意这么好啊？现大洋不容易看到啊！

小二德子　念书去了！

王大拴　把“一”字都念成扁担，你念什么书啊？

小二德子　（拿起桌上的壶来，对着壶嘴喝了一气，低声说）市党部派我去的，法政学院。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太过瘾！比在天桥好的多！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昨天揍了几个来着？

王大拴　六个。

小二德子　对！里边还有两个女学生！一拳一拳地下去，太美，太过瘾！大拴哥，你摸摸，摸摸！（伸臂）铁筋洋灰的！用这个揍男女学生，你想想，美不美？

王大拴　他们就那么老实，乖乖地叫你打？

小二德子　我专找老实的打呀！你当我是傻子哪？

王大拴　小二德子，听我说，打人不对！

小二德子　可也难说！你看教党义的那个教务长，上课先把手枪拍在桌上，我不过抡抡拳头，没动手枪啊！

王大拴　什么教务长啊，流氓！

小二德子　对！流氓！不对，那我也是流氓喽！大拴哥，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大拴哥，你有骨头！不怕我这铁筋洋灰的胳臂！

王大拴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服你还是不服你，不是吗？

小二德子　喝，这么绕脖子的话，你怎么想出来的？大拴哥，你应当去教党义，你有文才！好啦，反正今天我不再打学生！

王大拴　干吗光是今天不打？永远不打才对！

小二德子　不是今天我另有差事吗？

王大拴　什么差事？

小二德子　今天打教员！

王大拴　干吗打教员？打学生就不对，还打教员？

小二德子　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干！他们说，教员要罢课。罢课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就得揍！他们叫我上这儿等着，看见教员就揍！

邹福远　（嗅出危险）师弟，咱们走吧！

卫福喜　走！（同邹福远下）

小二德子　大拴哥，你拿着这块钱吧！

王大拴　打女学生的钱，我不要！

小二德子　（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学生的，行了吧？（看王大拴还是摇头）这么办，你替我看着点，我出去买点好吃的，请请你，活着还不为吃点喝点老三点吗？（收起现洋，下）

〔康顺子提着小包出来，王利发与周秀花跟着。

康顺子　王掌柜，你要是改了主意，不让我走，我还可以不走！

王利发　我……

周秀花　庞四奶奶也未必敢砸茶馆！

王利发　你怎么知道？三皇道是好惹的？

康顺子　我顶不放心的还是大力的事！只要一走漏了消息，大家全完！那比砸茶馆更厉害！

王大拴　大婶，走！我送您去！爸爸，我送送她老人家，可以吧？

王利发　嗯——

周秀花　大婶在这儿受了多少年的苦，帮了咱们多少忙，还不应当送送？

王利发　我并没说不叫他送！送！送！

王大拴　大婶，等等，我拿件衣服去！（下）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

王利发　别再问我什么，我心里乱！一辈子没这么乱过！媳妇，你先陪大婶走，我叫老大追你们！大婶，外边不行啊，就还回来！

周秀花　老太太，这儿永远是您的家！

王利发　可谁知道也许……

康顺子　我也不会忘了你们！老掌柜，你硬硬朗朗的吧！（同周秀花下）

王利发　（送了两步，立住）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呢？

〔谢勇仁和于厚斋进来。

谢勇仁　（看看墙上，先把茶钱放在桌上）老人家，沏一壶来。（坐）

王利发　（先收钱）好吧。

于厚斋　勇仁，这恐怕是咱们末一次坐茶馆了吧？

谢勇仁　以后我倒许常来。我决定改行，去蹬三轮儿！

于厚斋　蹬三轮一定比当小学教员强！

谢勇仁　我偏偏教体育，我饿，学生们饿，还要运动，不是笑话吗？

〔王小花跑进来。

王利发　小花，怎这么早就下了学呢？

王小花　老师们罢课啦！（看见于厚斋、谢勇仁）于老师，谢老师！你们都没上学去，不教我们啦？还教我们吧！见不着老师，同学们都哭啦！我们开了个会，商量好，以后一定都守规矩，不招老师们生气！

于厚斋　小花！老师们也不愿意耽误了你们的功课。可是，吃不上饭，怎么教书呢？我们家里也有孩子，为教别人的孩子，叫自己的孩子挨饿，不是不公道吗？好孩子，别着急，喝完茶，我们开会去，也许能够想出点办法来！

谢勇仁　好好在家温书，别乱跑去，小花！

〔王大拴由后面出来，夹着个小包。

王小花　爸，这是我的两位老师！

王大拴　老师们，快走！他们埋伏下了打手！

王利发　谁？

王大拴　小二德子！他刚出去，就回来！

王利发　二位先生，茶钱退回（递钱），请吧！快！

王大拴　随我来！

〔小二德子上。

小二德子　街上有游行的，他妈的什么也买不着！大拴哥，你上哪儿？这俩是谁？

王大拴　喝茶的！（同于厚斋、谢勇仁往外走）

小二德子　站住！（三人还走）怎么？不听话？先揍了再说！

王利发　小二德子！

小二德子　（拳已出去）尝尝这个！

谢勇仁　（上面一个嘴巴，下面一脚）尝尝这个！

小二德子　哎哟！（倒下）

王小花　该！该！

谢勇仁　起来，再打！

小二德子　（起来，捂着脸）喝！喝！（往后退）喝！

王大拴　快走！（扯二人下）

小二德子　（迁怒）老掌柜，你等着吧，你放走了他们，待会儿我跟你算账！打不了他们，还打不了你这个糟老头子吗？（下）

王小花　爷爷，爷爷！小二德子追老师们去了吧？那可怎么好！

王利发　他不敢！这路人我见多了，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王小花　他要是回来打您呢？

王利发　我？爷爷会说好话呀。

王小花　爸爸干什么去了？

王利发　出去一会儿，你甭管！上后边温书去吧，乖！

王小花　老师们可别吃了亏呀，我真不放心！（下）

〔丁宝跑进来。

丁　宝　老掌柜，老掌柜！告诉你点事！

王利发　说吧，姑娘！

丁　宝　小刘麻子呀，没安着好心，他要霸占这个茶馆！

王利发　怎么霸占？这个破茶馆还值得他们霸占？

丁　宝　待会儿他们就来，我没工夫细说，你打个主意吧！

王利发　姑娘，我谢谢你！

丁　宝　我好心好意来告诉你，你可不能卖了我呀！

王利发　姑娘，我还没老胡涂了！放心吧！

丁　宝　好！待会儿见！（下）

〔周秀花回来。

周秀花　爸，他们走啦。

王利发　好！

周秀花　小花的爸说，叫您放心，他送到了地方就回来。

王利发　回来不回来都随他的便吧！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干吗这么不高兴？

王利发　没事！没事！看小花去吧。她不是想吃热汤面吗？要是还有点面的话，给她作一碗吧，孩子怪可怜的，什么也吃不着！

周秀花　一点白面也没有！我看看去，给她作点杂合面疙疸汤吧！（下）

〔小唐铁嘴回来。

小唐铁嘴　王掌柜，说好了吗？

王利发　晚上，晚上一定给你回话！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说我爸爸白喝了一辈子的茶，我送你几句救命的话，算是替他还账吧。告诉你，三皇道现在比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更厉害，砸你的茶馆比砸个沙锅还容易！你别太大意了！

王利发　我知道！你既买我的好，又好去对娘娘表表功！是吧？

〔小宋恩子和小吴祥子进来，都穿着新洋服。

小唐铁嘴　二位，今天可够忙的？

小宋恩子　忙得厉害！教员们大暴动！

王利发　二位，“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

小唐铁嘴　怎么啦？

小吴祥子　他们还能反到天上去吗？到现在为止，已经抓了一百多，打了七十几个，叫他们反吧！

小宋恩子　太不知好歹！他们老老实实的，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嘛！

小唐铁嘴　就是！二位，有大米、白面，可别忘了我！以后，给大家的坟地看风水，我一定尽义务！好！二位忙吧！（下）

小吴祥子　你刚才问，“罢课”改叫“暴动”啦？王掌柜！

王利发　岁数大了，不懂新事，问问！

小宋恩子　哼！你就跟他们是一路货！

王利发　我？您太高抬我啦！

小吴祥子　我们忙，没工夫跟你费话，说干脆的吧！

王利发　什么干脆的？

小宋恩子　教员们暴动，必有主使的人！

王利发　谁？

小吴祥子　昨天晚上谁上这儿来啦？

王利发　康大力！

小宋恩子　就是他！你把他交出来吧！

王利发　我要是知道他是那路人，还能够随便说出来吗？我跟你们的爸爸打交道多少年，还不懂这点道理？

小吴祥子　甭跟我们拍老腔，说真的吧！

王利发　交人，还是拿钱，对吧？

小宋恩子　你真是我爸爸教出来的！对啦，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别的铺子都随开随倒，你可混了这么多年，必定有点底！

〔小二德子匆匆跑来。

小二德子　快走！街上的人不够用啦！快走！

小吴祥子　你小子管干吗的？

小二德子　我没闲着，看，脸都肿啦！

小宋恩子　掌柜的，我们马上回来，你打主意吧！

王利发　不怕我跑了吗？

小吴祥子　老梆子，你真逗气儿！你跑到阴间去，我们也会把你抓回来！（打了王利发一掌，同小宋恩子、小二德子下）

王利发　（向后叫）小花！小花的妈！

周秀花　（同王小花跑出来）我都听见了！怎么办？

王利发　快走！追上康妈妈！快！

王小花　我拿书包去！（下）

周秀花　拿上两件衣裳，小花！爸，剩您一个人怎么办？

王利发　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

〔王小花挎着书包，夹着点东西跑回来。

周秀花　爸爸！

王小花　爷爷！

王利发　都别难过，走！（从怀中掏出所有的钱和一张旧像片）媳妇，拿着这点钱！小花，拿着这个，老裕泰三十年前的像片，交给你爸爸！走吧！

〔小刘麻子同丁宝回来。

小刘麻子　小花，教员罢课，你住姥姥家去呀？

王小花　对啦！

王利发　（假意地）媳妇，早点回来！

周秀花　爸，我们住两天就回来！（同王小花下）

小刘麻子　王掌柜，好消息！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

王利发　大喜，大喜！

小刘麻子　您也大喜，处长也批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说好！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

王利发　都是怎么一回事？

小刘麻子　从此你算省心了！这儿全属我管啦，你搬出去！我先跟你说好了，省得以后你麻烦我！

王利发　那不能！凑巧，我正想搬家呢。

丁　宝　小刘，老掌柜在这儿多少年啦，你就不照顾他一点吗？

小刘麻子　看吧！我办事永远厚道！王掌柜，我接处长去，叫他看看这个地方。你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小丁宝，你把小心眼找来，迎接处长！带点香水，好好喷一气，这里臭哄哄的！走！（同丁宝下）

王利发　好！真好！太好！哈哈哈！

〔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年过七十，可是腰板还不太弯。

常四爷　什么事这么好哇，老朋友！

王利发　哎哟！常四哥！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一壶顶好的茶来，咱们喝喝！（去沏茶）

〔秦仲义进来。他老的不像样子了，衣服也破旧不堪。

秦仲义　王掌柜在吗？

常四爷　在！您是……

秦仲义　我姓秦。

常四爷　秦二爷！

王利发　谁？秦二爷？（端茶来）正想去告诉您一声，这儿要大改良！坐！坐！

常四爷　我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

秦仲义　可是谁嚼得动呢？

王利发　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怎样啊？秦二爷！（都坐下）

秦仲义　别人都不理我啦，我来跟你说说：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的工厂！

王利发　不是没收了吗？又物归原主啦？这可是喜事！

秦仲义　拆了！

常四爷　王利发　拆了？

秦仲义　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王利发　当初，我开的好好的公寓，您非盖仓库不可。看，仓库查封，货物全叫他们偷光！当初，我劝您别把财产都出手，您非都卖了开工厂不可！

常四爷　还记得吧？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秦仲义　现在我明白了！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掏出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枝钢笔管来）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小东西。这枝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王利发　您自己拿着这枝笔吧，我马上就搬家啦！

常四爷　搬到哪儿去？

王利发　哪儿不一样呢！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 （惨笑）哈哈，哈哈，哈哈！

常四爷　我也不比你强啊！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我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哈哈！

秦仲义　日本人在这儿，说什么合作，把我的工厂就合作过去了。咱们的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了逆产。仓库里（指后边）有多少货呀，全完！还有银号呢，人家硬给加官股，官股进来了，我出来了！哈哈！

王利发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常四爷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多么好的人，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中拿出些纸钱），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秦仲义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王利发　对！四爷，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

常四爷　（立起，喊）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撒起几张纸钱[1]）

秦仲义　王利发　一百二十吊！

秦仲义　（一手拉住一个）我没的说了，再见吧！（下）

王利发　再见！

常四爷　再喝你一碗！（一饮而尽）再见！（下）

王利发　再见！

〔丁宝与小心眼进来。

丁　宝　他们来啦，老大爷！（往屋中喷香水）

王利发　好，他们来，我躲开！（捡起纸钱，往后边走）

小心眼　老大爷，干吗撒纸钱呢？

王利发　谁知道！（下）

〔小刘麻子进来。

小刘麻子　来啦！一边一个站好！

〔丁宝、小心眼分左右在门内立好。

〔门外有汽车停住声，先进来两个宪兵。沈处长进来，穿军便服；高靴，带马刺；手执小鞭。后面跟着二宪兵。

沈处长　（检阅似的，看丁宝、小心眼，看完一个说一声）好（蒿）！

〔丁宝摆上一把椅子，请沈处长坐。

小刘麻子　报告处长，老裕泰开了六十多年，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借着这个老字号，作我们的一个据点，一定成功！我打算照旧卖茶，派（指）小丁宝和小心眼作招待。有我在这儿监视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能够得到大量的情报！

沈处长　好（蒿）！

〔丁宝由宪兵手里接过骆驼牌烟，上前献烟；小心眼接过打火机，点烟。

小刘麻子　后面原来是仓库，货物已由处长都处理了，现在空着。我打算修理一下，中间作小舞厅，两旁布置几间卧室，都带卫生设备。处长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跳跳舞，玩玩牌，喝喝咖啡。天晚了，高兴住下，您就住下。这就算是处长个人的小俱乐部，由我管理，一定要比公馆里更洒脱一点，方便一点，热闹一点！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处长，我可以请示一下吗？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这儿的老掌柜怪可怜的。好不好给他作一身制服，叫他看看门，招呼贵宾们上下汽车？他在这儿几十年了，谁都认识他，简直可以算是老头儿商标！

沈处长　好（蒿）！传！

小刘麻子　是！（往后跑）王掌柜！老掌柜！我爸爸的老朋友，老大爷！（入。过一会儿又跑回来）报告处长，他也不是怎么上了吊，吊死啦！

沈处长　好（蒿）！好（蒿）！

（幕·全剧终）

注解：

[1]　三四十年前，北京富人出殡，要用三十二人、四十八人或六十四人抬棺材，也叫抬杠。另有四位杠夫拿着拨旗，在四角跟随。杠夫换班须注意拨旗，以便进退有序；一班也叫一拨儿。起杠时和路祭时，领杠者须喊“加钱”——本家或姑奶奶赏给杠夫酒钱。加钱数目须夸大地喊出。在喊加钱时，有人撒起纸钱来。

附录

此剧幕与幕之间须留较长时间，以便人物换装，故拟由一人（也算剧中人）唱几句快板，或者休息时间可免过长，同时也可以略略介绍剧情。

第一幕　幕前

（我）大傻杨，打竹板儿，一来来到大茶馆儿。

大茶馆，老裕泰，生意兴隆真不赖。

茶座多，真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

有的说，有的唱，穿章打扮一人一个样；

有提笼，有架鸟，蛐蛐蝈蝈也都养的好；

有的吃，有的唱，没有钱的只好白瞧着。

爱下棋，（您）来两盘儿，赌一卖（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

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

有一样，听我说：莫谈国事您得老记着。

哼！国家事（可）不好了，黄龙旗子一天倒比一天威风小。

文武官，有一宝，见着洋人赶快跑。

外国货，堆成山，外带贩卖鸦片烟。

最苦是，乡村里，没吃没穿逼得卖儿女。

官人阔，百姓穷，朝中出了个谭嗣同，

讲维新，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件事，闹得凶，气得太后咬牙切齿直哼哼。

她要杀，她要砍，讲维新的都是要造反。

这些事，别多说，说着说着就许掉脑壳。

〔幕徐启。大傻杨入茶馆。

打竹板，迈大步，走进茶馆找主顾。

哪位爷，愿意听，《辕门斩子》来了穆桂英。

〔王利发来干涉。

王掌柜，大发财，金银元宝一齐来。

您有钱，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下）

第二幕　幕前

打竹板，我又来，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

现而今，到民国，剪了小辫还是没有辙。

王掌柜，动脑筋，事事改良讲维新。

（低声） 动脑筋，白费力，胳臂拧不过大腿去。

闹军阀，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

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乱打一炮谁都不讲理。

为打仗，要枪炮，一堆一堆给洋人老爷送钞票。

为卖炮，为卖枪，帮助军阀你占黄河他占扬子江。

老百姓，遭了殃，大兵一到粮食牲口一扫光。

王掌柜，会改良，茶馆好像大学堂，

后边住，大学生，说话文明真好听。

就怕呀，兵野蛮，进来几个茶馆就玩完。

先别说，丧气话，给他道喜是个好办法。

他开张，我道喜，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下）

（又上） 老裕泰，大改良，万事亨通一天准比一天强。

〔王利发　今天不打发，明天才开张哪。

明天好，明天妙，金银财宝齐来到。

〔炮响。

您开张，他开炮，明天准唱《蜡庙》。

〔王利发　去你的吧！

〔老杨下。

第三幕　幕前

树木老，叶儿稀，人老毛腰把头低。

甭说我，混不了，王掌柜的也过不好。

（他）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

自从那，日本兵，八年占据老北京。

人人苦，没法提，不死也掉一层皮。

好八路，得人心，一阵一阵杀退日本军。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胜利大家有希望。

（哼）国民党，进北京，横行霸道一点不让日本兵。

王掌柜，委屈多，跟我一样半死半活着。

老茶馆，破又烂，想尽法子也没法办。

天可怜，地可怜，就是官老爷有洋钱。（下）

〔王掌柜吊死后，老杨再上，见小丁宝正在落泪。

小姑娘，别这样，黑到头儿天会亮。

小姑娘，别发愁，西山的泉水向东流。

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

老舍

1899—1966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

《二马》（1929）

《猫城记》（1932）

《骆驼祥子》（1936）

《我这一辈子》（1937）

《四世同堂》（1944—1948）

《茶馆》（1957）

《正红旗下》（1962）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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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现代出版社的“老舍经典珍藏版”系列作品出版了。这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

正红旗，清代八旗之一，即察哈尔右翼正红旗，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东部。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里指满洲八旗，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八旗（正即整字的简写），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

老舍隶属“满洲八旗”的“正红旗”，这篇自传体长篇小说因此得名。

一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作“鬼打墙”。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的越起劲，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1]，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

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我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2]。假若我恰巧在那里，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在那儿监视她呢！

说到这里，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就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像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像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她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她会瞪眼与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像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不过，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她爱玩梭儿胡[3]。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会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

“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大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她的刚柔相济，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分。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声誉刚刚传遍九城的大茶馆之际，也不知怎么就病故了，所以他后来即使看见一只雪白的老鸦也不再动心。

在冬天，他特别受我的欢迎：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我并不大注意葫芦。使我兴奋的是它们里面装着的嫩绿蝈蝈，时时轻脆地鸣叫，仿佛夏天忽然从哪里回到北京。

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以至我母亲不管怎样为难，也得给他预备饭食。他也非常天真。母亲一暗示留他吃饭，他便咳嗽一阵，有腔有调，有板有眼，而后又哈哈地笑几声才说：

“亲家太太，我还真有点饿了呢！千万别麻烦，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一卖木樨肉、一中碗酸辣汤，多加胡椒面和香菜，就行啦！就这么办吧！”

这么一办，我母亲的眼圈儿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不应酬吧，怕女儿受气；应酬吧，钱在哪儿呢？那年月走亲戚，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真不简单！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他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地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我的亲家爹也当然不甘落后。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车马自备、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随时去消遣消遣。他会唱几段联珠快书。他的演技并不很高，可是人缘很好，每逢献技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时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他就不由地想起阎王奶奶来，而忘了词儿。这样丢了脸之后，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他一声也不出，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个过门儿：“登根儿哩登登”。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不过据他的夫人说，这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

他们夫妇谁对谁不对，我自幼到而今一直还没有弄清楚。那么，书归正传，还说我的生日吧。

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为然。姑母是寡妇，母亲与二姐也是妇女；我虽是男的，可还不堪重任。全家竟自没有人主持祭灶大典！姑母发了好几阵脾气。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哼！全家居然没有一个男人！她的怒气不打一处来。我二姐是个忠厚老实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姑母越发脾气，二姐心里越慌，只含着眼泪，不住地叫：“姑姑！姑姑！”

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包括着我的姑母。只有大姐的婆婆认为她既不俊美，也不伶俐，并且时常讥诮：你爸爸不过是三两银子的马甲[4]！

大姐婆婆的气派是那么大，讲究是那么多，对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极其严格。她总以为女仆都理当以身殉职，进门就累死。自从娶了儿媳妇，她干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个小媳妇当作十个女仆使用。大姐的两把头往往好几天不敢拆散，就那么带着那小牌楼似的家伙睡觉。梳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万一婆婆已经起床，大声地咳嗽着，而大姐还没梳好了头，过去请安，便是一行大罪！大姐须在天还没亮就起来，上街给婆婆去买热油条和马蹄儿烧饼。大姐年轻，贪睡。可是，出阁之后，她练会把自己惊醒。醒了，她便轻轻地开开屋门，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还太早，她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着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误事。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由大姐独自包办。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添活儿，加紧训练。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饮食，不轻易动一动。手越不动，眼与嘴就越活跃，她一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下好几道紧急命令。

事情真多！大姐每天都须很好地设计，忙中要有计划，以免发生混乱。出嫁了几个月之后，她的眉心出现了两条细而深的皱纹。这些委屈，她可不敢对丈夫说，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肯对母亲说，怕母亲伤心。当母亲追问的时候，她也还是笑着说：没事！真没事！奶奶放心吧！（我们管母亲叫作奶奶。）

大姐更不敢向姑母诉苦，知道姑母是爆竹脾气，一点就发火。可是，她并不拒绝姑母的小小的援助。大姐的婆婆既要求媳妇打扮得像朵鲜花似的，可又不肯给媳妇一点买胭脂、粉，梳头油等等的零钱，所以姑母一问她要钱不要，大姐就没法不低下头去，表示口袋里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姑母是不轻易发善心的，她之所以情愿帮助大姐者是因为我们满人都尊敬姑奶奶。她自己是老姑奶奶，当然要同情小姑奶奶，以壮自己的声势。况且，大姐的要求又不很大，有几吊钱就解决问题，姑母何必不大仁大义那么一两回呢。这个，大姐婆婆似乎也看了出来，可是不便说什么；娘家人理当贴补出了嫁的女儿，女儿本是赔钱货嘛。在另一方面，姑母之所以敢和大姐婆婆分庭抗礼者，也在这里找到一些说明。

大姐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她梦见了一条神龙或一只猛虎落在母亲怀里，希望添个将来会“出将入相”的小弟弟。快到年节，她还没有新的绫绢花儿、胭脂宫粉，和一些杂拌儿。这末一项，是为给她的丈夫的。大姐夫虽已成了家，并且是不会骑马的骁骑校，可是在不少方面还像个小孩子，跟他的爸爸差不多。是的，他们老爷儿俩到时候就领银子，终年都有老米吃，干嘛注意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呢？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劳（土名叫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大姐夫需要杂拌儿。每年如是：他用各色的洋纸糊成小高脚碟，以备把杂拌儿中的糖豆子、大扁杏仁等等轻巧地放在碟上，好像是为给他自己上供。一边摆弄，一边吃；往往小纸碟还没都糊好，杂拌儿已经不见了；尽管是这样，他也得到一种快感。杂拌儿吃完，他就设计糊灯笼，好在灯节悬挂起来。糊完春灯，他便动手糊风筝。这些小事情，他都极用心地去作；一两天或好几天，他逢人必说他手下的工作，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在不断的商讨中，往往得到启发，他就从新设计，以期出奇制胜，有所创造。若是别人不愿意听，他便都说给我大姐，闹得大姐脑子里尽是春灯与风筝，以至耽误了正事，招得婆婆鸣炮一百零八响！

他们玩耍，花钱，可就苦了我的大姐。在家庭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吵嘴，以资消遣。十之八九，吵到下不来台的时候，就归罪于我的大姐，一致进行讨伐。大姐夫虽然对大姐还不错，可是在混战之中也不敢不骂她。好嘛，什么都可以忍受，可就是不能叫老人们骂他怕老婆。因此，一来二去，大姐增添了一种本事：她能够在炮火连天之际，似乎听到一些声响，又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似乎是她给自己的耳朵安上了避雷针。可怜的大姐！

大姐来到，立刻了解了一切。她马上派二姐去请“姥姥”，也就是收生婆。并且告诉二姐，顺脚儿去通知婆家：她可能回去的晚一些。大姐婆家离我家不远，只有一里多地。二姐飞奔而去。

姑母有了笑容，递给大姐几张老裕成钱铺特为年节给赏与压岁钱用的、上边印着刘海戏金蟾的、崭新的红票子，每张实兑大钱两吊。同时，她把弟妇生娃娃的一切全交给大姐办理，倘若发生任何事故，她概不负责。

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时候，大姐的公公正和儿子在院里放花炮。今年，他们负债超过了往年的最高纪录。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子们把门环子敲碎。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钮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

不管二姐说什么，中间都夹着麻雷子与二踢脚的巨响。于是，大姐的婆婆仿佛听见了：亲家母受了煤气。“是嘛！”她以压倒鞭炮的声音告诉二姐：“你们穷人总是不懂得怎么留神，大概其喜欢中煤毒！”她把“大概”总说成“大概其”，有个“其”字，显着多些文采。说完，她就去换衣裳，要亲自出马，去抢救亲家母的性命，大仁大义。佐领与骁骑校根本没注意二姐说了什么，专心一志地继续放爆竹。即使听明白了二姐的报告，他们也不能一心二用，去考虑爆竹以外的问题。

我生下来，母亲昏了过去。大姐的婆母躲在我姑母屋里，二目圆睁，两腮的毒气肉袋一动一动地述说解救中煤毒的最有效的偏方。姑母老练地点起兰花烟，把老玉烟袋嘴儿斜放在嘴角，眉毛挑起多高，准备挑战。

“偏方治大病！”大姐的婆婆引经据典地说。

“生娃娃用不着偏方！”姑母开始进攻。

“那也看谁生娃娃！”大姐婆婆心中暗喜已到人马列开的时机。

“谁生娃娃也不用解煤气的偏方！”姑母从嘴角撤出乌木长烟袋，用烟锅子指着客人的鼻子。

“老姑奶奶！”大姐婆婆故意称呼对方一句，先礼后兵，以便进行歼灭战。“中了煤气就没法儿生娃娃！”

在这激烈舌战之际，大姐把我揣在怀里，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二姐独自立在外间屋，低声地哭起来。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来，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么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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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更，即初更，晚上七时至九时为初更。

[2] 打个问心：拜一拜。

[3] 梭儿胡，即梭胡，一种纸牌。

[4] 马甲，八旗骁骑营士兵，代称骑兵。

二

姑母高了兴的时候，也格外赏脸地逗我一逗，叫我“小狗尾巴”，因为，正如前面所交代的，我是生在戊戌年（狗年）的尾巴上。连她高了兴，幽默一下，都不得人心！我才不愿意当狗尾巴呢！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即使没有罪名，也是个过错！看，直到今天，每逢路过狗尾巴胡同，我的脸还难免有点发红！

不过，我还要交代些更重要的事情，就不提狗尾巴了吧。可以这么说：我只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在这个日落西山的残景里，尽管大姐婆婆仍然常常吹嗙她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可是谁也明白她是虚张声势，威风只在嘴皮子上了。是呀，连向她讨债的卖烧饼的都敢指着她的鼻子说：“吃了烧饼不还钱，怎么，还有理吗？”至于我们穷旗兵们，虽然好歹地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

以我们家里说，全家的生活都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维持着。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收入才将将使我们不至沦为乞丐。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丈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

妇女们极讲规矩。是呀，看看大姐吧！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的特别精采，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姑母和大姐的婆婆若在这种场合相遇，她们就必须出奇制胜，各显其能，用各种笔法，旁敲侧击，打败对手，传为美谈。办理婚丧大事的主妇也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使这种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耍弄与讽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同时，她还要委托几位负有重望的妇女，帮助她安排宾客们的席次，与入席的先后次序。安排得稍欠妥当，就有闹得天翻地覆的危险。她们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作极细致的分析比较，使她们的席位各得其所，心服口服，吃个痛快。经过这样的研究，而两位客人是半斤八两，不差一厘，可怎么办呢？要不怎么，不但必须记住亲友们的生年月日，而且要记得落草儿的时辰呀！这样分量完全相同的客人，也许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呀！可是二嫂恰好比六嫂早生了一点钟，这就解决了问题。当然，六嫂虽晚生了六十分钟，而丈夫是三品顶戴，比二嫂的丈夫高着两品，这就又须从长研究，另作安排了。是的，我大姐虽然不识一个字，她可是一本活书，记得所有的亲友的生辰八字儿。不管她的婆婆要怎样惑乱人心，我可的确知道我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酉时生的，毫不动摇，因为有大姐给我作证！

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她不能为减少赤字，而不给姑姑老姨儿们去拜寿，不给胯骨上的亲戚吊丧或贺喜。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然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是呀，办婚丧大事的人往往倾家荡产，难道亲友不应当舍命陪君子么？

母亲最怕的是亲友家娶媳妇或聘姑娘而来约请她作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不但寡妇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属虎的或行为有什么不检之处的“全口人”也没有资格。只有堂堂正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妇人才能负此重任。人家来约请，母亲没法儿拒绝。谁肯把荣誉往外推呢？可是，去作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不但必须坐骡车，而且平日既无女仆，就要雇个临时的、富有经验的、干净利落的老妈子。有人搀着上车下车、出来进去，才像个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呀！至于服装首饰呢，用不着说，必须格外出色，才能压得住台。母亲最恨向别人借东西，可是她又绝对没有去置办几十两银子一件的大缎子、绣边儿的氅衣，和真金的扁方、耳环，大小头簪。她只好向姑母开口。姑母有成龙配套的衣裳与首饰，可就是不愿出借！姑母在居孀之后，固然没有作娶亲或送亲太太的资格，就是在我姑父活着的时候，她也很不易得到这种荣誉。是呀，姑父到底是唱戏的不是，既没有弄清楚，谁能够冒冒失失地来邀请姑母出头露面呢？大家既不信任姑母，姑母也就不肯往外借东西，作为报复。

于是，我父亲就须亲自出马，向姑母开口。亲姐弟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大概父亲必是完全肯定了“唱戏的并不下贱”，姑母才把带有樟脑味儿的衣服，和式样早已过了时而分量相当重的首饰拿出来。

这些非应酬不可的应酬，提高了母亲在亲友眼中的地位。大家都夸她会把钱花在刀刃儿上。可也正是这个刀刃儿使母亲关到钱粮发愁，关不下来更发愁。是呀，在我降生的前后，我们的铁杆儿庄稼虽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渐有点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母亲是会过日子的人，她只许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在我们门外画白道道，而绝对不许和卖酥糖的、卖糖葫芦的等等发生鸡爪子关系。姑母白吃我们的水，随便拿我们的炭，而根本不吃烧饼——她的红漆盒子里老储存着“大八件”一级的点心。因此，每逢她看见门垛子上的鸡爪图案，就对门神爷眨眨眼，表明她对这些图案不负责任！我大姐婆家门外，这种图案最为丰富。除了我大姐没有随便赊东西的权利，其余的人是凡能赊者必赊之。大姐夫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

在门外的小贩而外，母亲只和油盐店、粮店，发生赊账的关系。我们不懂吃饭馆，我们与较大的铺户，如绸缎庄、首饰楼、同仁堂老药铺等等都没有什么贸易关系。我们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香烛店与茶庄都讲现钱交易，概不赊欠。

虽然我们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这已足逐渐形成寅吃卯粮的传统。这就是说：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假若出了意外的开销，像获得作娶亲太太之类的荣誉，得了孙子或外孙子，还债的能力当然就减少，而亏空便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关下银子来，母亲也不能有喜无忧。

姑母经常出门：去玩牌、逛护国寺、串亲戚、到招待女宾的曲艺与戏曲票房去听清唱或彩排，非常活跃。她若是去赌钱，母亲便须等到半夜。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她和二姐还得拿着雨伞去接。母亲认为把大姑子伺候舒服了，不论自己吃多大的苦，也比把大姑子招翻了强的多。姑母闹起脾气来是变化万端，神鬼难测的。假若她本是因嫌茶凉而闹起来，闹着闹着就也许成为茶烫坏她的舌头，而且把我们的全家，包括着大黄狗，都牵扯在内，都有意要烫她的嘴，使她没法儿吃东西，饿死！这个蓄意谋杀的案件至少要闹三四天！

与姑母相反，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铰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并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或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是呀，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来越狂妄，看不起皇帝与旗兵，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母亲虽然不知道国事与天下事，可是深刻地了解这种变化。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最后，二姐搭讪着说了话：“奶奶！还钱吧，心里舒服！这个月，头绳、锭儿粉、梳头油，咱们都不用买！咱们娘儿俩多给灶王爷磕几个头，告诉他老人家：以后只给他上一炷香，省点香火！”

母亲叹了口气：“唉！叫灶王爷受委屈，于心不忍哪！”

“咱们也苦着点，灶王爷不是就不会挑眼了吗？”二姐提出具体的意见：“咱们多端点豆汁儿，少吃点硬的；多吃点小葱拌豆腐，少吃点炒菜，不就能省下不少吗？”

“二妞，你是个明白孩子！”母亲在愁苦之中得到一点儿安慰。“好吧，咱们多勒勒裤腰带吧！你去，还是我去？”

“您歇歇吧，我去！”

母亲就把铜钱和钱票一组一组地分清楚，交给二姐，并且嘱咐了又嘱咐：“还给他们，马上就回来！你虽然还梳着辫子，可也不小啦！见着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不准他再拉你的骆驼；告诉他：你是大姑娘啦！”

“，老王掌柜快七十岁了，叫他拉拉也不要紧！”二姐笑着，紧紧握着那些钱，走了出去。所谓拉骆驼者，就是年岁大的人用中指与食指夹一夹孩子的鼻子，表示亲热。

二姐走后，母亲呆呆地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以她的洗作本领和不怕劳苦的习惯，她常常想去向便宜坊老王掌柜那样的老朋友们说说，给她一点活计，得些收入，就不必一定非喝豆汁儿不可了。二姐也这么想，而且她已经学的很不错：下至衲鞋底袜底，上至扎花儿、钉钮襻儿，都拿得起来。二姐还以为拉过她的骆驼的那些人，像王老掌柜与羊肉床子[1]上的金四把[2]叔叔，虽然是汉人与回族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作作，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况且，大姐曾偷偷地告诉过她：金四把叔叔送给了大姐的公公两只大绵羊，就居然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的钱粮。二姐听了，感到十分惊异：金四叔？他是回族人哪！大姐说：是呀！千万别喧嚷出去呀！叫上边知道了，我公公准得丢官罢职！二姐没敢去宣传，大姐的公公于是也就没有丢官罢职。有这个故事在二姐心里，她就越觉得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她并且这么推论：既是送绵羊可以得钱粮，若是赠送骆驼，说不定还能作王爷呢！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乎逻辑。

可是，姑母绝对不许母亲与二姐那么办。她不反对老王掌柜与金四把，她跟他们，比起我们来，有更多的来往：在她招待客人的时候，她叫得起便宜坊的苏式盒子；在过阴天[3]的时候，可以定买金四把的头号大羊肚子或是烧羊脖子。我们没有这种气派与财力。她的大道理是：妇女卖苦力给人家作活、洗衣裳，是最不体面的事！“你们要是那么干，还跟三河县的老妈子有什么分别呢？”母亲明知三河县的老妈子是出于饥寒所迫，才进城来找点事作，并非天生来的就是老妈子，像皇上的女儿必是公主那样。但是，她不敢对大姑子这么说，只笑了笑，就不再提起。

在关饷发愁之际，母亲若是已经知道，东家的姑娘过两天出阁，西家的老姨娶儿媳妇，她就不知须喝多少沙壶热茶。她不饿，只觉得口中发燥。除了对姑母说话，她的脸上整天没个笑容！可怜的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是她四十岁后生的“老”儿子。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是呀，在生我的第二天，虽然她是那么疲倦虚弱，嘴唇还是白的，她可还是不肯不操心。她知道：平常她对别人家的红白事向不缺礼，不管自己怎么发愁为难。现在，她得了“老”儿子，亲友怎能不来贺喜呢？大家来到，拿什么招待呢？父亲还没下班儿，正月的钱粮还没发放。向姑母求援吧，不好意思。跟二姐商议吧，一个小姑娘可有什么主意呢。看一眼身旁的瘦弱的，几乎要了她的命的“老”儿子，她无可如何地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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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羊肉床子，即羊肉铺。

[2] 把，即“爷”，是回民对年纪稍长的人比较亲切且尊敬的称呼，“金四把”即“金四爷”。

[3] 过阴天，阴天下雨出不了门，在家寻事消遣。

三

果然，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搀着大舅妈，声势浩大地来到。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至今还是个疑问。不管怎样吧，大舅妈是非来不可的。按照那年月的规矩，姑奶奶作月子，须由娘家的人来服侍。这证明姑娘的确是赔钱货，不但出阁的时候须由娘家赔送四季衣服、金银首饰，乃至箱柜桌椅，和鸡毛掸子；而且在生儿养女的时节，娘家还须派人来服劳役。

大舅妈的身量小，咳嗽的声音可很洪亮。一到冬天，她就犯喘，咳嗽上没完。咳嗽稍停，她就拿起水烟袋咕噜一阵，预备再咳嗽。她还离我家有半里地，二姐就惊喜地告诉母亲：大舅妈来了！大舅妈来了！母亲明知娘家嫂子除了咳嗽之外，并没有任何长处，可还是微笑了一下。大嫂冒着风寒，头一个来贺喜，实在足以证明娘家人对她的重视，嫁出的女儿并不是泼出去的水。母亲的嘴唇动了动。二姐没听见什么，可是急忙跑出去迎接舅妈。

二哥福海和二姐耐心地搀着老太太，从街门到院里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二姐还一手搀着舅妈，一手给她捶背。因此，二姐没法儿接过二哥手里提的水烟袋、食盒（里面装着红糖与鸡蛋），和蒲包儿（内装破边的桂花“缸炉”与槽子糕）。

好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大舅妈嘟囔了两句。二哥把手中的盒子与蒲包交给了二姐，而后搀着舅妈去拜访我姑母。不管喘得怎么难过，舅妈也忘不了应当先去看谁。可是也留着神，把食品交给我二姐，省得叫我姑母给扣下。姑母并不缺嘴，但是看见盒子与蒲包，总觉得归她收下才合理。

大舅妈的访问纯粹是一种外交礼节，只须叫声老姐姐，而后咳嗽一阵，就可以交代过去了。姑母对大舅妈本可以似有若无地笑那么一下就行了，可是因为有二哥在旁，她不能不表示欢迎。

在亲友中，二哥福海到处受欢迎。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圆圆的白净子脸，双眼皮，大眼睛。他还没开口，别人就预备好听两句俏皮而颇有道理的话。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他的脑门以上总是青青的，像年画上胖娃娃的青头皮那么清鲜，后面梳着不松不紧的大辫子，既稳重又飘洒。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

他请安好看，坐着好看，走道儿好看，骑马好看，随便给孩子们摆个金鸡独立，或骑马蹲裆式就特别好看。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他会骑马射箭，会唱几段（只是几段）单弦牌子曲，会唱几句（只是几句）汪派的《文昭关》，会看点风水，会批八字儿。他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鸟，养骡子与金鱼。可是他既不养鸽子、鸟，也不养骡子与金鱼。他有许多正事要作，如代亲友们去看棺材，或介绍个厨师傅等等，无暇养那些小玩艺儿。大姐夫虽然自居内行，养着鸽子，或架着大鹰，可是每逢遇见福海二哥，他就甘拜下风，颇有意把他的满天飞的元宝都廉价卖出去。福海二哥也精于赌钱，牌九、押宝、抽签子、掷骰子、斗十胡、踢球、“打老打小”，他都会。但是，他不赌。只有在老太太们想玩十胡而凑不上手的时候，他才逢场作戏，陪陪她们。他既不多输，也不多赢。若是赢了几百钱，他便买些糖豆大酸枣什么的分给儿童们。

他这个熟透了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他不会吟诗作赋，也没学过作八股或策论，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艺，如编个岔曲，写副春联，他总是用汉文去思索，一回也没考虑过可否试用满文。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匾额或碑碣，他总是欣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可是，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而儿子居然学过油漆彩画，谁能说他不是半个旗人呢？我大姐的婚事是我大舅给作的媒人。大姐婆婆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按理说她绝对不会要个旗兵的女儿作儿媳妇，不管我大姐长的怎么俊秀，手脚怎么利落。大舅的亮蓝顶子起了作用。大姐的公公不过是四品呀。在大姐结婚的那天，大舅亲自出马作送亲老爷，并且约来另一位亮蓝顶子的，和两位红顶子的，二蓝二红，都戴花翎，组成了出色的送亲队伍。而大姐的婆婆呢，本来可以约请四位红顶子的来迎亲，可是她以为我们绝对没有能力组织个强大的队伍，所以只邀来四位五品官儿，省得把我们都吓坏了。结果，我们取得了绝对压倒的优势，大快人心！受了这个打击，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我母亲叫亲家太太，而姑母也乘胜追击，郑重声明：她的丈夫（可能是汉人！）也作过二品官！

大姐后来嘱咐过我，别对她婆婆说，二哥福海是拜过师的油漆匠。是的，若是当初大姐婆婆知道二哥的底细，大舅作媒能否成功便大有问题了，虽然他的失败也不见得对大姐有什么不利。

二哥有远见，所以才去学手艺。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同时，吃空头钱粮的在在皆是，又使等待补缺的青年失去有缺即补的机会。我姑母，一位寡妇，不是吃着好几份儿钱粮么？

我三舅有五个儿子，都虎头虎脑的，可都没有补上缺。可是，他们住在郊外，山高皇帝远。于是这五虎将就种地的种地，学手艺的学手艺，日子过得很不错。福海二哥大概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决定自己也去学一门手艺。二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大哥已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那么他自己能否也当上旗兵，就颇成问题。以他的聪明能力而当一辈子白丁，甚至连个老婆也娶不上，可怎么好呢？他的确有本领，骑术箭法都很出色。可是，他的本领只足以叫他去作枪手，替崇家的小罗锅，或明家的小瘸子去箭中红心，得到钱粮。是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有本领，而补不上缺，小罗锅与小瘸子肯花钱运动，就能通过枪手而当兵吃饷！二哥在得一双青缎靴子或几两银子的报酬而外，还看明白：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儿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像大姐公公那样的佐领、像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他决定去学手艺！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

大哥不幸一病不起，福海二哥才有机会补上了缺。于是，到该上班的时候他就去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作点油漆活儿，两不耽误。老亲旧友们之中，有的要漆一漆寿材，有的要油饰两间屋子以备娶亲，就都来找他。他会替他们省工省料，而且活儿作得细致。

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二哥还信白莲教！他没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只是为坚守不动烟酒的约束，而入了“理门[1]”。本来，在友人让烟让酒的时候，他拿出鼻烟壶，倒出点茶叶末颜色的闻药来，抹在鼻孔上，也就够了。大家不会强迫一位“在理儿的”破戒。可是，他偏不说自己“在理儿”，而说：我是白莲教！不错，“理门”确与白莲教有些关系，可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理儿”是好事，而白莲教便有些可怕了。母亲便对他说过：“老二，在理儿的不动烟酒，很好！何必老说白莲教呢，叫人怪害怕的！”二哥听了，便爽朗地笑一阵：“老太太！我这个白莲教不会造反！”母亲点点头：“对！那就好！”

大姐夫可有不同的意见。在许多方面，他都敬佩二哥。可是，他觉得二哥的当油漆匠与自居为白莲教徒都不足为法。大姐夫比二哥高着一寸多。二哥若是虽矮而不显着矮，大姐夫就并不太高而显着晃晃悠悠。干什么他都慌慌张张，冒冒失失。长脸，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时候显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总坐不住，像个手脚不识闲的大孩子。一会儿，他要看书，便赶紧拿起一本《五虎平西》——他的书库里只有一套《五虎平西》，一部《三国志演义》，四五册小唱本儿，和他幼年读过的一本《六言杂字》。刚拿起《五虎平西》，他想起应当放鸽子，于是顺手儿把《五虎平西》放在窗台上，放起鸽子来。赶到放完鸽子，他到处找《五虎平西》，急得又嚷嚷又跺脚。及至一看它原来就在窗台上，便不去管它，而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殡的。

他很珍视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这种自由是祖宗所赐，应当传之永远，“子子孙孙永宝用”！因此，他觉得福海二哥去当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自称白莲教是同情叛逆。前些年，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白莲教不是造过反吗？

在我降生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大舅已年过五十，身体也并不比大舅妈强着多少，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而且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小辫儿几乎老在肩上扛着，看起来颇欠英武。自从听说要变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满面红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习以为常，不走这么多路，他的身上就发僵，而且鸟儿也不歌唱。尽管他这么硬朗，心里海阔天空，可是听到铁杆庄稼有点动摇，也颇动心，他的咳嗽的音乐性减少了许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说此地无猫，把鸟笼放好，有点急切地说：“云翁！”

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连原来被称为海二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或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大舅叫云亭，大姐的公公叫正臣，而大姐夫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节，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么？

大舅听出客人的语气急切，因而不便马上动问。他比各人高着一品，须拿出为官多年，经验丰富，从容不迫的神态来。于是，他先去看鸟，而且相当内行地夸赞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两声云翁，他才开始说正经话：“正翁！我也有点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您看，我五十多了，头发掉了多一半，肩膀越来越歪，可叫我干什么去呢？这不是什么变法，是要我的老命！”

“嗻！是！”正翁轻嗽了两下，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是！出那样主意的人该剐！云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儿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总得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吧？我总得炒点腰花，来个木樨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应该！”

“咱们哥儿们没作过一件过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发钱粮，叫我下街去卖……”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眼中含着泪，声音凄楚：“赛梨哪，辣来换！我，我……”他说不下去了。

“正翁，您的身子骨儿比我结实多了。我呀，连卖半空儿多给，都受不了啊！”

“云翁！云翁！您听我说！就是给咱们每人一百亩地，自耕自种，咱们有办法没有？”

“由我这儿说，没有！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趾头锄掉了，才怪！”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与炸鹿尾之类），吃喝得相当满意。吃完，谁也没带着钱，于是都争取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了有半个多钟头。

可是，在我降生的时候，变法之议已经完全作罢，而且杀了几位主张变法的人。云翁与正翁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轩会面。每逢他们听到卖萝卜的“赛梨耶，辣来换”的呼声，或卖半空花生的“半空儿多给”的吆喝，他们都有点怪不好意思；作了这么多年的官儿，还是沉不住气呀！

多甫大姐夫，在变法潮浪来得正猛的时节，佩服了福海二哥，并且不大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屋中温习《六言杂字》。他非常严肃地跟大姐讨论：“福海二哥真有先见之明！我看咱们也得想个法！”

“对付吧！没有过不去的事！”大姐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拿出这句名言来。

“这回呀，就怕对付不过去！”

“你有主意，就说说吧！多甫！”大姐这样称呼他，觉得十分时髦、漂亮。

“多甫？我是大豆腐！”大姐夫惨笑了几声。“现而今，当瓦匠、木匠、厨子、裱糊匠什么的，都有咱们旗人。”

“你打算……”大姐微笑地问，表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去学什么手艺，她都不反对。

“学徒，来不及了！谁收我这么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当鸽贩子去，准行！鸽子是随心草儿，不爱，白给也不要；爱，十两八两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只作那么一两号俏买卖就够咱们俩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着。

大姐夫挑了两天，才狠心挑出一对紫乌头来，去作第一号生意。他并舍不得出手这一对，可是朝廷都快变法了，他还能不坚强点儿么？及至到了鸽子市上，认识他的那些贩子们一口一个多甫大爷，反倒卖给他两对鸽铃、一对凤头点子。到家细看，凤头是用胶水粘合起来的。他没敢再和大姐商议，就偷偷撤销了贩卖鸽子的决定。

变法的潮浪过去了，他把大松辫梳成小紧辫，摹仿着库兵，横眉立目地满街走，倒仿佛那些维新派是他亲手消灭了的。同时，他对福海二哥也不再那么表示钦佩。反之，他觉得二哥是脚踩两只船，有钱粮就当兵，没有钱粮就当油漆匠，实在不能算个地道的旗人，而且难免白莲教匪的嫌疑。

书归正传：大舅妈拜访完了我的姑母，就同二哥来看我们。大舅妈问长问短，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姐儿们都落了点泪。收起眼泪，大舅妈把我好赞美了一顿：多么体面哪！高鼻子，大眼睛，耳朵有多么厚实！

福海二哥笑起来：“老太太，这个小兄弟跟我小时候一样的不体面！刚生下来的娃娃都看不出模样来！你们老太太呀……”他没往下说，而又哈哈了一阵。

母亲没表示意见，只叫了声：“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谁，我至今还没弄清楚）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母亲点了点头。

“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账，决不会叫您为难！”说罢，二哥转向大舅妈：“我到南城有点事，太阳偏西，我来接您。”

大舅妈表示不肯走，要在这儿陪伴着产妇。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凭您这全本连台的咳嗽，谁受得了啊！”

这句话正碰在母亲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倾听大舅妈的咳嗽。

二哥走后，大舅妈不住地叨唠：这个二鬼子！这个二鬼子！

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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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门，又称在理会。清康熙中叶流行于我国北方的民间宗教。入会者禁烟酒，供奉观音像。

四

大姐既关心母亲，又愿参加小弟弟的洗三典礼。况且，一回到娘家，她便是姑奶奶，受到尊重：在大家的眼中，她是个有出息的小媳妇，既没给娘家丢了人，将来生儿养女，也能升为老太太，代替婆婆——反正婆婆有入棺材的那么一天。她渴望回家。是的，哪怕在娘家只呆半天儿呢，她的心中便觉得舒畅，甚至觉得只有现在多受些磨炼，将来才能够成仙得道，也能像姑母那样，坐在炕沿上吸两袋兰花烟。是呀，现在她还不敢吸兰花烟，可是已经学会了嚼槟榔——这大概就离吸兰花烟不太远了吧。

有这些事在她心中，她睡不踏实，起来的特别早。也没顾得看三星在哪里，她就上街去给婆婆买油条与烧饼。在那年月，粥铺是在夜里三点左右就开始炸油条，打烧饼的。据说，连上早朝的王公大臣们也经常用烧饼、油条当作早点。大姐婆婆的父亲，子爵，上朝与否，我不知道。子爵的女儿可的确继承了吃烧饼与油条的传统，并且是很早就起床，梳洗完了就要吃，吃完了发困可以再睡。于是，这个传统似乎专为折磨我的大姐。

西北风不大，可很尖锐，一会儿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红。她不由地说出来：“喝！干冷！”这种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骚，她也不能不痛快地这么说出来。说罢，她加紧了脚步。身上开始发热，可是她反倒打了个冷战，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很舒服，像吞下一小块冰那么舒服。她看了看天空，每颗星都是那么明亮，清凉，轻颤，使她想起孩子们的纯洁、发光的眼睛来。她笑了笑，嘟囔着：只要风别大起来，今天必是个晴美的日子！小弟弟有点来历，洗三遇上这么好的天气！想到这里，她恨不能马上到娘家去，抱一抱小弟弟！

不管她怎样想回娘家，她可也不敢向婆婆去请假。假若她大胆地去请假，她知道，婆婆必定点头，连声地说：克吧！克吧！（“克”者“去”也。）她是子爵的女儿，不能毫无道理地拒绝儿媳回娘家。可是，大姐知道，假若她依实地“克”了，哼，婆婆的毒气口袋就会垂到胸口上来。不，她须等待婆婆的命令。

命令始终没有下来。首先是：别说母亲只生了一个娃娃，就是生了双胞胎，只要大姐婆婆认为她是受了煤气，便必定是受了煤气，没有别的可说！第二是：虽然她的持家哲理是：放胆去赊，无须考虑怎样还债；可是，门口儿讨债的过多，究竟有伤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尊严。她心里不大痛快。于是，她喝完了粳米粥，吃罢烧饼与油条，便计划着先跟老头子闹一场。可是，佐领提前了溜鸟的时间，早已出去。老太太扑了个空，怒气增长了好几度，赶快拨转马头，要生擒骁骑校。可是，骁骑校偷了大姐的两张新红票子，很早就到街上吃了两碟子豆儿多、枣儿甜的盆糕，喝了一碗杏仁茶。老太太找不到男的官校，只好向女将挑战。她不发命令，而端坐在炕沿上叨唠：这，这哪像过日子！都得我操心吗？现成的事，摆在眼皮子前边的事，就看不见吗？没长着眼睛吗？有眼无珠吗？有珠无神吗？不用伺候我，我用不着谁来伺候！佛爷，连佛爷也不伺候吗？眼看就过年，佛桌上的五供擦了吗？

大姐赶紧去筛炉灰，筛得很细，预备去擦五供。端着细炉灰面子，到了佛桌前，婆婆已经由神佛说到人间：啊！箱子、柜子、连三上的铜活就不该动动手吗？我年轻的时候，凡事用不着婆婆开口，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大姐不敢回话。无论多么好听的话，若在此刻说出来，都会变成反抗婆婆，不服调教。可是，要是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干活儿呢，又会变成：对！拿蜡扦儿杀气，心里可咒骂老不死的，老不要脸的！那，那该五雷轰顶！

大姐含着泪，一边擦，一边想主意：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去请教婆母怎么作这，或怎么作那。她把回娘家的念头完全放在了一边。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奶奶，您看看，我擦得还像一回事儿吗？婆婆只哼了一声，没有指示什么，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并没擦过五供。

果然是好天气，刚到九点来钟，就似乎相当暖和了。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连大树上的破老鸹窝看起来都有些画意了。俏皮的喜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喳喳地赞美着北京的冬晴。

大姐婆婆叨唠到一个阶段，来到院中，似乎是要质问太阳与青天，干什么这样晴美。可是，一出来便看见了多甫养的鸽子，于是就谴责起紫乌与黑玉翅来：养着你们干什么？就会吃！你们等着吧，一高兴，我全把你们宰了！

大姐在屋里大气不敢出。她连叹口气的权利也没有！

在我们这一方面，母亲希望大姐能来。前天晚上，她几乎死去。既然老天爷没有收回她去，她就盼望今天一家团圆，连出嫁了的女儿也在身旁。可是，她也猜到大女儿可能来不了。谁叫人家是佐领，而自己的身分低呢！母亲不便于说什么，可是脸上没有多少笑容。

姑母似乎在半夜里就策划好：别人办喜事，自己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会使喜事办的平平无奇，缺少波澜。到九点钟，大姐还没来，她看看太阳，觉得不甩点闲话，一定对不起这么晴朗的阳光。

“我说，”她对着太阳说，“太阳这么高了，大姑奶奶怎么还不露面？一定，一定又是那个大酸枣眼睛的老梆子不许她来！我找她去，跟她讲讲理！她要是不讲理，我把她的酸枣核儿抠出来！”

母亲着了急。叫二姐请二哥去安慰姑母：“你别出声，叫二哥跟她说。”

二哥正跟小六儿往酒里对水。为省钱，他打了很少的酒，所以得设法使这一点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姐拉了拉他的袖子，往外指了指。他拿着酒壶出来，极亲热地走向姑母：“老太太，您闻闻，有酒味没有？”

“酒嘛，怎能没酒味儿，你又憋着什么坏呢？”

“是这么回事，要是酒味儿太大，还可以再对点水！”

“你呀，老二，不怪你妈妈叫你二鬼子！”姑母无可如何地笑了。

“穷事儿穷对付，就求个一团和气！是不是？老太太！”见没把姑母惹翻，急忙接下去：“吃完饭，我准备好，要赢您四吊钱，买一斤好杂拌儿吃吃！敢来不敢？老太太！”

“好小子，我接着你的！”姑母听见要玩牌，把酸枣眼睛完全忘了。

母亲在屋里叹了口气，十分感激内侄福海。

九点多了，二哥所料到要来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陆续来到。二姐不管是谁，见面就先请安，后倒茶，非常紧张。她的脸上红起来，鼻子上出了点汗，不说什么，只在必要的时候笑一下。因此，二哥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力笨”。

姑母催开饭，为是吃完好玩牌。（那时候，我们都吃两顿饭，早饭十点，晚饭四点。）二哥高声答应：“全齐喽！”

所谓“全齐喽”者，就是腌疙疸缨儿炒大蚕豆与肉皮炸辣酱都已炒好，酒也对好了水，千杯不醉。“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二哥的头上冒了汗：“小六儿，照这个吃法，这点面兜不住啊！”小六儿急中生智：“多对点水！”二哥轻轻呸了一声：“呸！面又不是酒，对水不成了浆糊吗？快去！”二哥掏出钱来（这笔款，他并没向我母亲报账）：“快去，到金四把那儿，能烙饼，烙五斤大饼；要是等的功夫太大，就拿些芝麻酱烧饼来，快！”（那时候的羊肉铺多数带卖烧饼、包子，并代客烙大饼。）

小六儿聪明：看出烙饼需要时间，就拿回一炉热烧饼和两屉羊肉白菜馅的包子来。风卷残云，顷刻之间包子与烧饼踪影全无。最后，轮到二哥与小六儿吃饭。可是，吃什么呢？二哥哈哈地笑了一阵，而后指示小六儿：“你呀，小伙子，回家吃去吧！”我至今还弄不清小六儿是谁，可是每一想到我的洗三典礼，便觉得对不起他！至于二哥吃了没吃，我倒没怎么不放心，我深知他是有办法的人。

快到中午，天晴得更加美丽。蓝天上，这儿一条，那儿一块，飘着洁白光润的白云。西北风儿稍一用力，这些轻巧的白云便化为长长的纱带，越来越长，越薄，渐渐又变成一些似断似续的白烟，最后就不见了。小风儿吹来各种卖年货的呼声：卖供花的、松柏枝的、年画的……一声尖锐，一声雄浑，忽远忽近，中间还夹杂着几声花炮响，和剃头师傅的“唤头[1]”声。全北京的人都预备过年，都在这晴光里活动着，买的买，卖的卖，着急的着急，寻死的寻死，也有乘着年前娶亲的，一路吹着唢呐，打着大鼓。只有我静静地躺在炕中间，垫着一些破棉花，不知道想些什么。

据说，冬日里我们的屋里八面透风，炕上冰凉，夜间连杯子里的残茶都会冻上。今天，有我在炕中间从容不迫地不知想些什么，屋中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屋里很暖，阳光射到炕上，照着我的小红脚丫儿。炕底下还升着一个小白铁炉子。里外的暖气合流，使人们觉得身上，特别是手背与耳唇，都有些发痒。从窗上射进的阳光里面浮动着多少极小的、发亮的游尘，像千千万万无法捉住的小行星，在我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时候，在那达官贵人的晴窗下，会晒着由福建运来的水仙。他们屋里的大铜炉或地炕发出的热力，会催开案上的绿梅与红梅。他们的摆着红木炕桌，与各种古玩的小炕上，会有翠绿的蝈蝈，在阳光里展翅轻鸣。他们的廊下挂着的鸣禽，会对着太阳展展双翅，唱起成套的歌儿来。他们的厨子与仆人会拿进来内蒙的黄羊、东北的锦鸡，预备作年菜。阳光射在锦鸡的羽毛上，发出五色的闪光。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我们也爱小动物，可是养不起画眉与靛颏儿，更没有时间养过冬的绿蝈蝈。只有几只麻雀一会儿落在枣树上，一会儿飞到窗台上，向屋中看一看。这几只麻雀也许看出来：我不是等待着梅花与水仙吐蕊，也不是等待着蝈蝈与靛颏儿鸣叫，而是在一小片阳光里，等待着洗三，接受几位穷苦旗人们的祝福。

外间屋的小铁炉上正煎着给我洗三的槐枝艾叶水。浓厚的艾香与老太太们抽的兰花烟味儿混合在一处，香暖而微带辛辣，也似乎颇为吉祥。大家都盼望“姥姥”快来，好祝福我不久就成为一个不受饥寒的伟大人物。

姑母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向炕上瞟了一眼，便与二哥等组织牌局，到她的屋中鏖战。她心中是在祝福我，还是诅咒我，没人知道。

正十二点，晴美的阳光与尖溜溜的小风把白姥姥和她的满腹吉祥话儿，送进我们的屋中。这是老白姥姥，五十多岁的一位矮白胖子。她的腰背笔直，干净利落，使人一见就相信，她一天接下十个八个男女娃娃必定胜任愉快。她相当的和蔼，可自有她的威严——我们这一带的二十来岁的男女青年都不敢跟她开个小玩笑，怕她提起：别忘了谁给你洗的三！她穿得很素静大方，只在俏美的缎子“帽条儿”后面斜插着一朵明艳的红绢石榴花。

前天来接生的是小白姥姥，老白姥姥的儿媳妇。小白姥姥也干净利落，只是经验还少一些。前天晚上出的岔子，据她自己解释，并不能怨她，而应归咎于我母亲的营养不良，身子虚弱。这，她自己可不便来对我母亲说，所以老白姥姥才亲自出马来给洗三。老白姥姥现在已是名人，她从哪家出来，人们便可断定又有一位几品的世袭罔替的官儿或高贵的千金降世。那么，以她的威望而肯来给我洗三，自然是含有道歉之意。这，谁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她就不必再说什么。我母亲呢，本想说两句，可是又一想，若是惹老白姥姥不高兴而少给老儿子说几句吉祥话，也大为不利。于是，母亲也就一声没出。

姑母正抓到一手好牌，传过话来：洗三典礼可以开始，不必等她。

母亲不敢依实照办。过了一会儿，打发二姐去请姑母，而二姐带回来的话是：“我说不必等我，就不必等我！”典礼这才开始。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小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嘹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褡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父亲的高兴是不难想象的。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眼，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活许久。第二个是母亲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到门外去叫：“黑小子、白小子，上炕吃饺子！”那么叫来的白小子。可是这么来历不凡的白小子也没有吃过多少回饺子便“回去”了，原因不明，而确系事实。后来，我每逢不好好地睡觉，母亲就给我讲怎么到门外叫黑小子、白小子的经过，我便赶紧蒙起头来，假装睡去，唯恐叫黑、白二小子看见！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

虽然大姐没有来，小六儿没吃上饭，和姑母既没给我“添盆”，反倒赢了好几吊钱，都是美中不足，可是整个的看来，我的洗三典礼还算过得去，既没有人挑眼，也没有喝醉了吵架的——十分感谢二哥和他的“水酒”！假若一定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入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子。

老王掌柜是胶东人，从八九岁就来京学习收拾猪蹄与填鸭子等技术。到我洗三的时候，他已在北京过了六十年，并且一步一步地由小力笨升为大徒弟，一直升到跑外的掌柜。他从庆祝了自己的三十而立的诞辰起，就想自己去开个小肉铺，独力经营，大展经纶。可是，他仔细观察，后起的小肉铺总是时开时闭，站不住脚。就连他的东家们也把便宜坊的雅座撤销，不再附带卖酒饭与烤鸭。他注意到，老主顾们，特别是旗人，越来买肉越少，而肉案子上切肉的技术不能不有所革新——须把生肉切得片儿大而极薄极薄，像纸那么薄，以便看起来块儿不小而分量很轻，因为买主儿多半是每次只买一二百钱的（北京是以十个大钱当作一吊的，一百钱实在是一个大钱）。

老王掌柜常常用他的胶东化的京腔，激愤而缠绵地说：钱都上哪儿气（去）了？上哪儿气了！

那年月，像王掌柜这样的人，还不敢乱穿衣裳。直到他庆贺华甲之喜的时节，他才买了件缎子面的二茬儿羊皮袍，可是每逢穿出来，上面还罩上浆洗之后像铁板那么硬的土蓝布大衫。他喜爱这种土蓝布。可是，一来二去，这种布几乎找不到了。他得穿那刷刷乱响的竹布。乍一穿起这有声有色的竹布衫，连家犬带野狗都一致汪汪地向他抗议。后来，全北京的老少男女都穿起这种洋布，而且差不多把竹布衫视为便礼服，家犬、野狗才也逐渐习惯下来，不再乱叫了。

老王掌柜在提着钱口袋去要账的时候，留神观看，哼，大街上新开的铺子差不多都有个“洋”字，洋货店，洋烟店等等。就是那小杂货铺也有洋纸洋油出售，连向来带卖化妆品，而且自造鹅胰宫皂的古色古香的香烛店也陈列着洋粉、洋碱，与洋沤子[2]。甚至于串胡同收买破鞋烂纸的妇女们，原来吆喝“换大肥头子儿”，也竟自改为“换洋取灯儿[3]”！

一听见“换洋取灯儿”的呼声，老王掌柜便用力敲击自己的火镰，燃起老关东烟。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绝对不是他的火镰所能挡住的。他是商人，应当见钱眼开，可是他没法去开一座洋猪肉铺，既卖熏鸡酱肉，也卖洋油洋药！他是商人，应当为东家们赚钱。若是他自己开了买卖，便须为自己赚钱。可是，钱都随着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他怎么办呢？

“钱都上哪儿气了？”似乎已有了答案。他放弃了独力经营肉铺，大发财源的雄心，而越来越恨那个“洋”字。尽管他的布衫是用洋针、洋线、洋布作成的，无可抗拒，可是他并不甘心屈服。他公开地说，他恨那些洋玩艺儿！及至他听到老家胶东闹了教案，洋人与二洋人[4]骑住了乡亲们的脖子，他就不只恨洋玩艺儿了。

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地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他们来到，他既要作揖，又要请安，结果是发明了一种半揖半安的，独具风格的敬礼。假若他们来买半斤肉，他却亲热地建议：拿只肥母鸡！看他们有点犹疑，他忙补充上：拿吧！先记上账！

赶到他有个头疼脑热，不要说提笼架鸟的男人们来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他们的朋友。虽然在三节[5]要账的时候，他还是不大好对付，可是遇到谁家娶亲，或谁家办满月，他只要听到消息，便拿着点东西来致贺。“公是公，私是私”，他对大家交代清楚。他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作朋友。于是，他不但随便去串门儿，跟大家谈心，而且有权拉男女小孩的“骆驼”。在谈心的时候，旗兵们告诉了他，上边怎样克扣军饷，吃空头钱粮，营私舞弊，贪污卖缺。他也说出汉人们所受的委屈，和对洋布与洋人的厌恶。彼此了解了，也就更亲热了。

拿着一对猪蹄子，他来庆祝我的洗三。二哥无论怎么让他，他也不肯进来，理由是：“年底下了，柜上忙！”二哥听到“年底下”，不由地说出来：“今年家家钱紧，您……”王掌柜叹了口气：“钱紧也得要账，公是公，私是私！”说罢，他便匆忙地走开。大概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酱肉味儿吧，我们的大黄狗一直乖乖地把他送到便宜坊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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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唤头，剃头匠经常用以代替吆喝的铁制工具。

[2] 沤子，润肤的油脂化妆品。

[3] 取灯儿，即火柴。

[4] 二洋人，又叫二毛子，文中指入了“洋教”而仗势欺人或替洋人办事的一些中国人。

[5] 三节，指除夕、端午节、中秋节三节。

五

是的，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

不错，在那年月，某些有房产的汉人宁可叫房子空着，也不肯租给满人和回民。可是，来京作生意的山东人、山西人，和一般的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过了我的三天，就该过年。姑母很不高兴。她要买许多东西，而母亲在月子里，不能替她去买。幸而父亲在家，她不好意思翻脸，可是眉毛拧得很紧，腮上也时时抽动那么一下。二姐注意到：火山即快爆发。她赶紧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决定：把她调拨给姑母，作采购专员。二姐明知这是最不好当的差事，可是无法推却。

“半斤高醋，到山西铺子去打；别心疼鞋；别到小油盐店去！听见没有？”姑母数了半天，才狠心地把钱交给小力笨兼专员。

醋刚打回来，二姐还没站稳。“还得去打香油，要小磨香油，懂吧？”姑母又颁布了旨意。

是的，姑母不喜欢一下子交出几吊钱来，一次买几样东西。她总觉得一样一样地买，每次出钱不多，便很上算。二姐是有耐心的。姑母怎么支使，她怎么办。她一点不怕麻烦，只是十分可怜她的鞋。赶到非买贵一些的东西不可了，姑母便亲自出马。她不愿把许多钱交给二姐，同时也不愿二姐知道她买那么贵的东西。她乘院里没人的时候，像偷偷溜走的小鱼似的溜出去。到街上，她看见什么都想买，而又都嫌太贵。在人群里，她挤来挤去，看看这，看看那，非常冷静，以免上当。结果，绕了两三个钟头，她什么也没买回来。直到除夕了，非买东西不可了，她才带着二姐一同出征。二姐提着筐子，筐子里放着各种小瓶小罐。这回，姑母不再冷静，在一个摊子上就买好几样东西，而且买的并不便宜。但是，她最忌讳人家说她的东西买贵了。所以二姐向母亲汇报的时候，总是把嘴放在母亲的耳朵上，而且用手把嘴遮得严严的才敢发笑。

我们的新年过得很简单。母亲还不能下地，二姐被调去作专员，一切都须由父亲操持。父亲虽是旗兵，可是已经失去二百年前的叱咤风云的气势。假若给他机会，他也会像正翁那样玩玩靛颏儿，坐坐茶馆，赊两只烧鸡，哼几句二黄或牌子曲。可是，他没有机会戴上顶子与花翎。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旗下分给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换了烧鸭子吃。据说，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已无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

是的，父亲的唯一的无忧无虑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虽然在六七月下大雨的时候，他还不能不着点急——院墙都是碎砖头儿砌成的，一遇大雨便塌倒几处。他没有嗜好，既不抽烟，也不赌钱，只在过节的时候喝一两杯酒，还没有放下酒杯，他便面若重枣。他最爱花草，每到夏季必以极低的价钱买几棵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五色梅。至于洋麻绳菜与草茉莉等等，则年年自生自长，甚至不用浇水，也到时候就开花。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家中只藏着一张画匠画的《王羲之爱鹅》，也并不随时观赏，因为每到除夕才找出来挂在墙上，到了正月十九就摘下来。他只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一刷水缸。有人跟他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没人问他什么，他便老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对人，他颇有礼貌。但在街上走的时候，他总是目不邪视，非到友人们招呼他，他不会赶上前去请安。每当母亲叫他去看看亲友，他便欣然前往。没有多大一会儿，他便打道回府。“哟！怎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母亲问。父亲便笑那么一下，然后用布掸子啪啪地掸去鞋上的尘土。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总爱刨根问底地问母亲：父亲是什么样子？母亲若是高兴，便把父亲的那些特点告诉给我。我总觉得父亲是个很奇怪的旗兵。

父亲把打过我三下的那棵葱扔到房上去，非常高兴。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把《王羲之爱鹅》找出来，挂上，他不但老笑着，而且也先开口对大伙儿说话。他几乎是见人便问：这小子该叫什么呢？

研究了再研究，直到除夕给祖先焚化纸钱的时候，才决定了我的官名叫常顺，小名叫秃子，暂缺“台甫”。

在这之外，父亲并没有去买什么年货，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他可是没有忽略了神佛，不但请了财神与灶王的纸像，而且请了高香、大小红烛，和五碗还没有烙熟的月饼。他也煮了些年饭，用特制的小饭缸盛好，上面摆上几颗红枣，并覆上一块柿饼儿，插上一枝松枝，枝上还悬着几个小金纸元宝，看起来颇有新年气象。他简单地说出心中的喜悦：“咱们吃什么不吃什么的都不要紧，可不能委屈了神佛！神佛赏给了我一个老儿子呀！”

除夕，母亲和我很早地就昏昏睡去，似乎对过年不大感兴趣。二姐帮着姑母作年菜，姑母一边工作，一边叨唠，主要是对我不满。“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过年的时候来捣乱，贼秃子！”每逢她骂到满宫满调的时候，父亲便过来，笑着问问：“姐姐，我帮帮您吧！”

“你？”姑母打量着他，好像向来不曾相识似的。“你不想想就说话！你想想，你会干什么？”

父亲含笑想了想，而后像与佐领或参领告辞那样，倒退着走出来。

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赶到花炮与剁饺子馅的声响汇合起来，就有如万马奔腾，狂潮怒吼。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像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这种声音引起多少低卑的央求，或你死我活的吵闹，夹杂着妇女与孩子们的哭叫。一些既要脸面，又无办法的男人们，为躲避这种声音，便在这诸神下界、祥云缭绕的夜晚，偷偷地去到城根或城外，默默地结束了这一生。

父亲独自包着素馅的饺子。他相当紧张。除夕要包素馅饺子是我家的传统，既为供佛，也省猪肉。供佛的作品必须精巧，要个儿姣小，而且在边缘上捏出花儿来，美观而结实——把饺子煮破了是不吉祥的。他越紧张，饺子越不听话，有的形似小船，有的像小老鼠，有的不管多么用力也还张着嘴。

除了技术不高，这恐怕也与“心不在焉”有点关系。他心中惦念着大女儿。他虽自己也是寅吃卯粮，可是的确知道这个事实，因而不敢不算计每一个钱的用途，免得在三节叫债主子敲碎门环子。而正翁夫妇与多甫呢，却以为赊到如白拣，绝对不考虑怎么还债。若是有人愿意把北海的白塔赊给他们，他们也毫不迟疑地接受。他想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妙策闯过年关，也就极不放心自己的大女儿。

母亲被邻近的一阵敲门巨响惊醒。她并没有睡实在了，心中也七上八下地惦记着大女儿。可是，她打不起精神来和父亲谈论此事，只说了声：你也睡吧！

除夕守岁，彻夜不眠，是多少辈子所必遵守的老规矩。父亲对母亲的建议感到惊异。他嗯了一声，照旧包饺子，并且找了个小钱，擦干净，放在一个饺子里，以便测验谁的运气好——得到这个饺子的，若不误把小钱吞下去，便会终年顺利！他决定要守岁，叫油灯、小铁炉、佛前的香火，都通宵不断。他有了老儿子，有了指望，必须叫灯火都旺旺的，气象峥嵘，吉祥如意！他还去把大绿瓦盆搬进来，以便储存脏水，过了“破五”再往外倒。在又包了一个像老鼠的饺子之后，他拿起皇历，看清楚财神、喜神的方位，以便明天清早出了屋门便面对着他们走。他又高兴起来，以为只要自己省吃俭用，再加上神佛的保佑，就必定会一顺百顺，四季平安！

夜半，街上的花炮更多起来，铺户开始祭神。父亲又笑了。他不大晓得云南是在东边，还是在北边，更不知道英国是紧邻着美国呢，还是离云南不远。只要听到北京有花炮咚咚地响着，他便觉得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二姐撅着嘴进来，手上捧着两块重阳花糕，泪在眼圈儿里。她并不恼帮了姑母这么好几天，连点压岁钱也没得到。可是，接到两块由重阳放到除夕的古老的花糕，她冒了火！她刚要往地上扔，就被父亲拦住。“那不好，二妞！”父亲接过来那两块古色古香的点心，放在桌上。“二妞，别哭，别哭！那不吉祥！”二姐忍住了泪。

父亲掏出几百钱来，交给二姐：“等小李过来，买点糖豆什么的，当作杂拌吧！”他知道小李今夜必定卖到天发亮，许多买不起正规杂拌儿的孩子都在等着他。

不大会儿，小李果然过来了。二姐刚要往外走，姑母开开了屋门：“二妞，刚才，刚才我给你的……喂了狗吧！来，过来！”她塞到二姐手中一张新红钱票，然后的一声关上了门。二姐出去，买了些糖豆大酸枣儿，和两串冰糖葫芦。回来，先问姑母：“姑姑，您不吃一串葫芦吗？白海棠的！”姑母回答了声：“睡觉喽！明年见！”

父亲看出来，若是叫姑母这么结束了今年，大概明年的一开头准会顺利不了。他赶紧走过去，在门外吞吞吐吐地问：“姐姐！不跟我、二妞，玩会儿牌吗？”

“你们存多少钱哪？”姑母问。

“赌铁蚕豆的！”

姑母哈哈地笑起来，笑完了一阵，叱的一声，吹灭了灯！

父亲回来，低声地说：我把她招笑了，大概明天不至于闹翻了天啦！

父女二人一边儿吃着糖豆儿，一边儿闲谈。

“大年初六，得接大姐回来。”二姐说。

“对！”

“给她什么吃呢？公公婆婆挑着样儿吃，大姐可什么也吃不着！”

父亲没出声。他真愿意给大女儿弄些好吃的，可是……

“小弟弟满月，又得……”二姐也不愿往下说了。

父亲本想既节约又快乐地度过除夕，可是无论怎样也快乐不起来了。他不敢怀疑大清朝的一统江山能否亿万斯年。可是，即使大清皇帝能够永远稳坐金銮宝殿，他的儿子能够补上缺，也当上旗兵，又怎么样呢？生儿子是最大的喜事，可是也会变成最发愁的事！

“小弟弟长大了啊，”二姐口中含着个铁蚕豆，想说几句漂亮的话，叫父亲高兴起来。“至小也得来个骁骑校，五品顶戴，跟大姐夫一样！”

“那又怎么样呢？”父亲并没高兴起来。

“要不，就叫他念多多的书，去赶考，中个进士！”

“谁供给得起呢？”父亲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了。

“干脆，叫他去学手艺！跟福海二哥似的！”二姐自己也纳闷，今天晚上为什么想起这么多主意，或者是糖豆与铁蚕豆发生了什么作用。

“咱们旗人，但分能够不学手艺，就不学！”

父女一直谈到早晨三点，始终没给小弟弟想出出路来。二姐把糖葫芦吃罢，一歪，便睡着了。父亲把一副缺了一张“虎头”的骨牌找出来，独自给老儿子算命。

初一，头一个来拜年的自然是福海二哥。他刚刚磕完头，父亲就提出给我办满月的困难。二哥出了个不轻易出的主意：“您拜年去的时候，就手儿辞一辞吧！”

父亲坐在炕沿上，捧着一杯茶，好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二哥出的是好主意。可是，那么办实在对不起老儿子！一个增光耀祖的儿子，怎可以没办过满月呢？

“您看，就是挨家挨户去辞，也总还有拦不住的。咱们旗人喜欢这一套！”二哥笑了笑。“不过，那可就好办了。反正咱们先说了不办满月，那么，非来不可的就没话可说了；咱们清茶恭候，他们也挑不了眼！”

“那也不能清茶恭候！”父亲皱着眉头儿说。

“就是说！好歹地弄点东西吃吃，他们不能挑剔，咱们也总算给小弟弟办了满月！”

父亲连连点头，脸上有了笑容：“对！对！老二，你说的对！”倒仿佛好歹地弄点东西吃吃，就不用花一个钱似的。“二妞，拿套裤！老二，走！我也拜年去！”

“您忙什么呀？”

“早点告诉了亲友，心里踏实！”

二姐找出父亲的那条枣红缎子套裤。套裤比二姐大着两岁，可并不显着太旧，因为只在拜年与贺喜时才穿用。

初六，大姐回来了，我们并没有给她到便宜坊叫个什锦火锅或苏式盒子。母亲的眼睛总跟着大姐，仿佛既看不够她，又对不起她。大姐说出心腹话来：“奶奶，别老看着我，我不争吃什么！只要能够好好地睡睡觉，歇歇我的腿，我就念佛！”说的时候，她的嘴唇有点颤动，可不敢落泪，她不愿为倾泻自己的委屈而在娘家哭哭啼啼，冲散新春的吉祥气儿。到初九，她便回了婆家。走到一阵风刮来的时候，才落了两点泪，好归罪于沙土迷了她的眼睛。

姑母从初六起就到各处去玩牌，并且颇为顺利，赢了好几次。因此，我们的新年在物质上虽然贫乏，可是精神上颇为焕发。在元宵节晚上，她居然主动地带着二姐去看灯，并且到后门西边的城隍庙观赏五官往外冒火的火判儿。她这几天似乎颇重视二姐，大概是因为二姐在除夕没有拒绝两块古老花糕的赏赐。那可能是一种试探，看看二姐到底是否真老实，真听话。假若二姐拒绝了，那便是表示不承认姑母在这个院子里的霸权，一定会受到惩罚。

我们屋里，连汤圆也没买一个。我们必须节约，好在我满月的那天招待拦而拦不住的亲友。

到了那天，果然来了几位贺喜的人。头一位是多甫大姐夫。他的脸瘦了一些，因为从初一到十九，他忙得几乎没法儿形容。他逛遍所有的庙会。在初二，他到财神庙借了元宝，并且确信自己十分虔诚，今年必能发点财。在白云观，他用铜钱打了桥洞里坐着的老道，并且用小棍儿敲了敲放生的老猪的脊背，看它会叫唤不会。在厂甸，他买了风筝与大串的山里红。在大钟寺，他喝了豆汁，还参加了没白没票的抓彩，得回手指甲大小的一块芝麻糖。各庙会中的练把式的、说相声的、唱竹板书的、变戏法儿的……都得到他的赏钱，被艺人们称为财神爷。只在白云观外的跑马场上，他没有一显身手，因为他既没有骏马，即使有骏马他也不会骑。他可是在入城之际，雇了一匹大黑驴，项挂铜铃，跑的相当快，博得游人的喝彩。他非常得意，乃至一失神，黑驴落荒而逃，把他留在沙土窝儿里。在十四、十五、十六，他连着三晚上去看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纱灯、牛角灯、冰灯、麦芽龙灯；并赶到内务府大臣的门外，去欣赏燃放花盒，把洋绉马褂上烧了个窟窿。

他来贺喜，主要地是为向一切人等汇报游玩的心得，传播知识。他跟我母亲、二姐讲说，她们都搭不上茬儿。所以，他只好过来启发我：小弟弟，快快地长大，我带你玩去！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父亲几次要问多甫，怎么闯过了年关，可是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一来二去，倒由多甫自己说出来：把房契押了出去，所以过了个肥年。父亲听了，不住地皱眉。在父亲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因作官而发了点财的人呢，“吃瓦片[1]”是最稳当可靠的。以正翁与多甫的收入来说，若是能够勤俭持家，早就应该有了几处小房，月月取租钱。可是，他们把房契押了出去！多甫看父亲皱眉，不能不稍加解释：您放心，没错儿，押出去房契，可不就是卖房！俸银一下来，就把它拿回来！

“那好！好！”父亲口中这么说，心中可十分怀疑他们能否再看到自己的房契。

多甫见话不投机，而且看出并没有吃一顿酒席的希望，就三晃两晃不见了。

大舅妈又犯喘，福海二哥去上班，只有大舅来坐了一会儿。大家十分恳切地留他吃饭，他坚决不肯。可是，他来贺喜到底发生了点作用。姑母看到这样清锅冷灶，早想发脾气，可是大舅以参领的身分，到她屋中拜访，她又有了笑容。大舅走后，她质问父亲：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三两五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这么冷冷清清的，不大像话呀！父亲只搭讪着嘻嘻了一阵，心里说：好家伙，用你的银子办满月，我的老儿子会叫你给骂化了！

这一年，春天来的较早。在我满月的前几天，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是的，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像凝固了的血块。

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布幌子吹碎，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对面不见人。不能不出门的人们，像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顺着风走的身不自主地向前飞奔；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像刚由地下钻出来；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

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屋瓦被揭开，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齐被刮到什么地方去。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也中间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是黑黑的一圈。

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齐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怕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像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院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窗楞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儿，土极干极细。窗台上这里厚些，那里薄些，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像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儿风。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

要不怎么说，我的福气不小呢！我满月的那一天，不但没有风，而且青天上来了北归较早的大雁。虽然是不多的几只，可是清亮的鸣声使大家都跑到院中，抬着头指指点点，并且念道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都很兴奋。大家也附带着发现，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儿来。二姐马上要脱去大棉袄，被母亲喝止住：“不许脱！春捂秋冻！”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咯噔咯噔响的轿车，在我们的门外停住。紧跟着，一阵比雁声更清亮的笑声，由门外一直进到院中。大家都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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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吃瓦片，指收取房租为生的人。

六

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缎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放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的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虽然他的嗓音很清亮。他的话每每被他的哈哈哈与啊啊啊扰乱；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哈哈哈，好！好！他不肯坐下，也不肯喝一口茶，白胖细润的手从怀中随便摸出一张二两的银票，放在我的身旁。他的大拇指戴着个翡翠扳指，发出柔和温润的光泽。好！好啊！哈哈哈！随着笑声，那一身光彩往外移动。不送，不送，都不送！哈哈哈！笑着，他到了街门口。笑着，他跨上车沿。鞭子轻响，车轮转动，咯噔咯噔……。笑声渐远，车出了胡同，车后留下一些飞尘。

姑母急忙跑回来，立在炕前，呆呆地看着那张银票，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全回来了，她出了声：“定大爷，定大爷！他怎么会来了呢？他由哪儿听说的呢？”

大家都要说点什么，可都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我们的胡同里没来过那样体面的轿车。我们从来没有接过二两银子的“喜敬”——那时候，二两银子可以吃一桌高级的酒席！

父亲很后悔：“你看，我今年怎么会忘了给他去拜年呢？怎么呢？”

“你没拜年去，他听谁说的呢？”姑母还问那个老问题。

“你放心吧，”母亲安慰父亲，“他既来了，就一定没挑了眼！定大爷是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

“他到底听谁说的呢？”姑母又追问一次。

没人能够回答姑母的问题，她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屋中，心中既有点佩服我，又有点妒意。无可如何地点起兰花烟，她不住地骂贼秃子。

我的曾祖母不是跟过一位满族大员，到云南等处去过吗？那位大员不是带回数不清的元宝吗？定大爷就是这位到处拾元宝的大员的后代。

他的官印是定禄。他有好几个号：子丰、裕斋、富臣、少甫，有时候还自称霜清老人，虽然他刚过二十岁。刚满六岁，就有三位名儒教导他，一位教满文，一位讲经史，一位教汉文诗赋。先不提宅院有多么大，光说书房就有带廊子的六大间。书房外有一座精致的小假山，霜清老人高了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山前有牡丹池与芍药池，每到春天便长起香蒿子与兔儿草，颇为茂盛；牡丹与芍药都早被“老人”揪出来，看看离开土还能开花与否。书房东头的粉壁前，种着一片翠竹，西头儿有一株紫荆。竹与紫荆还都活着。好几位满族大员的子弟，和两三位汉族富家子弟，都来此附学。他们有的中了秀才，有的得到差事，只有霜清老人才学出众，能够唱整出的《当锏卖马》，文武双全。他是有才华的。他喜欢写字，高兴便叫书童研一大海碗墨，供他写三尺大的福字与寿字，赏给他的同学们；若不高兴，他就半年也不动一次笔，所以他的字写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两笔，或多了一撇。他也很爱吟诗。灵感一来，他便写出一句，命令同学们补足其余。他没学会满文，也没学好汉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劲，马上就都学会，于是暂且不忙着使劲。他也偶然地记住一二古文中的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类，随时引用，出口成章。兴之所至，他对什么学术、学说都感兴趣，对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都乐意交往。他自居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宽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维新的主张与办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

他不知道他父亲比祖父更阔了一些，还是差了一些。他不知道他们给他留下多少财产。每月的收支，他只听管事的一句话。他不屑于问一切东西的价值，只要他爱，花多少钱也肯买。自幼儿，他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们是贵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与道士都说他有仙根，海阔天空，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别人为生活发愁着急，便以为必是心田狭隘，不善解脱。

他似乎记得，又似乎不大记得，他的祖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和怎么拾来那些元宝。他只觉得生下来便被绸缎裹着，男女仆伺候着，完全因为他的福大量大造化大。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满人，可并不过度地以此自豪，他有时候编出一些刻薄的笑话，讥诮旗人。他渺茫地感到自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种人物，既记得几个满洲字，又会作一两句汉文诗，而且一使劲便可以成圣成佛。他没有能够取得功名，似乎也无意花钱去捐个什么官衔，他愿意无牵无挂，像行云流水那么闲适而又忙碌。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颇有趣的。虽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帮过忙，我们可并不是他的家奴。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的祖父、父亲，总是那么似断似续地有点关系，又没有多大关系。一直到他当了家，这种关系还没有断绝。我们去看他，他也许接见，也许不接见，那全凭他的高兴与否。他若是一时心血来潮呢，也许来看看我们。这次他来贺喜，后来我们才探听到，原来是因为他自己得了个女娃娃，也是腊月生的，比我早一天。他非常高兴，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们夫妇才会生个女娃娃，别人不会有此本领与福气。大概是便宜坊的老王掌柜，在给定宅送账单去，走漏了消息：在祭灶那天，那个时辰，一位文曲星或扫帚星降生在一个穷旗兵家里。

是的，老王掌柜和定宅的管事的颇有交情。每逢定大爷想吃熏鸡或烤鸭，管事的总是照顾王掌柜，而王掌柜总是送去两只或三只，便在账上记下四只或六只。到年节要账的时候，即使按照三只或四只还账，王掌柜与管事的也得些好处。老王掌柜有时候受良心的谴责，认为自己颇欠诚实，可是管事的告诉他：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分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像个样子！受了这点教育之后，老掌柜才不再受良心的谴责，而安心地开花账了。

定大爷看见了我，而且记住了我。是的，当我已经满了七岁，而还没有人想起我该入学读书，就多亏他又心血来潮，忽然来到我家。哈哈了几声，啊啊了几声，他把我扯到一家改良私塾里去，叫我给孔夫子与老师磕头。他替我交了第一次的学费。第二天，他派人送来一管“文章一品”，一块“君子之风”，三本小书，[1]和一丈蓝布——摸不清是作书包用的呢，还是叫我作一身裤褂。

不管姑母和别人怎样重视定大爷的光临，我总觉得金四把叔叔来贺喜更有意义。

在北京，或者还有别处，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以金四叔叔的身体来说，据我看，他应当起码作个武状元。他真有功夫：近距离摔跤，中距离拳打，远距离脚踢，真的，十个八个壮小伙子甭想靠近他的身子。他又多么体面，多么干净，多么利落！他的黄净子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而处处发着光；每逢阴天，我就爱多看看他的脸。他干净，不要说他的衣服，就连他切肉的案子都刷洗得露出木头的花纹来。到我会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总喜欢到他那里买羊肉或烧饼，他那里是那么清爽，以至使我相信假若北京都属他管，就不至于无风三尺土了。他利落，无论干什么都轻巧干脆；是呀，只要遇上他，我必要求他“举高高”。他双手托住我的两腋，叫声“起”，我便一步登天，升到半空中。体验过这种使我狂喜的活动以后，别人即使津贴我几个铁蚕豆，我也不同意“举高高”！

我就不能明白：为什么皇上们那么和回民过不去！是呀，在北京的回民们只能卖卖羊肉，烙烧饼，作小买卖，至多不过是开个小清真饭馆。我问过金四叔：“四叔，您干吗不去当武状元呢？”四叔的极黑极亮的眼珠转了几下，拍拍我的头，才说：“也许，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当上武状元！秃子，你看，我现在不是吃着一份钱粮吗？”

这个回答，我不大明白。跟母亲仔细研究，也久久不能得到结论。母亲说：“是呀，咱们给他请安，他也还个安，不是跟咱一样吗？可为什么……”

我也跟福海二哥研究过，二哥也很佩服金四叔，并且说：“恐怕是因为隔着教吧？可是，清真古教是古教啊，跟儒、释、道一样的好啊！”

那时候，我既不懂儒、释、道都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懂二哥的话意。看样子，二哥反正不反对跟金四叔交朋友。

在我满月的那天，已经快到下午五点钟了，大家已经把关于定大爷的历史与特点说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金四叔来到。大家并没有大吃一惊，像定大爷来到时那样。假若大家觉得定大爷是自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民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的极为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作“佐领”，他却偏说满语。因此，大家对他的吃上一份钱粮，都不怎么觉得奇怪。我们当然不便当面提及此事，可是他倒有时候自动地说出来，觉得很可笑，而且也必爽朗地笑那么一阵。

他送了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就使我们更尊敬他，都觉得：尽管他吃上一份钱粮，他可还是个真正的好回回。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建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儿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拿个碗来，存在这儿！”

四叔的嗓子很好，会唱几句《三娘教子》。虽然不能上胡琴，可是大家都替他可惜：“凭这条嗓子，要是请位名师教一教，准成个大名角儿！”可是，他拜不着名师。于是只好在走在城根儿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喊几句。

今天，为是热闹热闹，大家恳请他消遣一段儿。

“嗐！我就会那么几句！”金四叔笑着说。可是，还没等再让，他已经唱出“小东人”来了。

那时候，我还不会听戏，更不会评论，无法说出金四把到底唱的怎样。可是，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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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一品，指毛笔；君子之风，指墨；三本小书，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儿童启蒙读物。

七

在满洲饽饽里，往往有奶油，我的先人们也许是喜欢吃牛奶、马奶，以及奶油、奶酪的。可是，到后来，在北京住过几代了，这个吃奶的习惯渐渐消失。到了我这一代，我只记得大家以杏仁茶、面茶等作早点，就连喝得起牛奶的，如大舅与大姐的公公也轻易不到牛奶铺里去。只有姑母还偶尔去喝一次，可也不过是为表示她喝得起而已。至于用牛奶喂娃娃，似乎还没听说过。

这可就苦了我。我同皇太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要吃饱了才能乖乖地睡觉。我睡不安，因为吃不饱。母亲没有多少奶，而牛奶与奶粉，在那年月，又不见经传。于是，尽管我有些才华，也不能不表现在爱哭上面。我的肚子一空，就大哭起来，并没有多少眼泪。姑母管这种哭法叫作“干嚎”。她讨厌这种干嚎，并且预言我会给大家招来灾难。

为减少我的干嚎与姑母的闹气，母亲只好去买些杨村糕干，糊住我的小嘴。因此，大姐夫后来时常嘲弄我：吃浆糊长大的孩子，大概中不了武状元！而姑母呢，每在用烟锅子敲我的时节，也嫌我的头部不够坚硬。

姑母并没有超人的智慧，她的预言不过是为讨厌我啼哭而发的。可是，稍稍留心大事的人会看出来，小孩们的饥啼是大风暴的先声。是呀，听听吧，在我干嚎的时候，天南地北有多少孩子，因为饿，因为冷，因为病，因为被卖出去，一齐在悲啼啊！

黄河不断泛滥，像从天而降，海啸山崩滚向下游，洗劫了田园，冲倒了房舍，卷走了牛羊，把千千万万老幼男女飞快地送到大海中去。在没有水患的地方，又连年干旱，农民们成片地倒下去，多少婴儿饿死在胎中。是呀，我的悲啼似乎正和黄河的狂吼，灾民的哀号，互相呼应。

同时，在北京，在天津，在各大都市，作威作福的叱喝声，胁肩谄笑的献媚声，鬻官卖爵的叫卖声，一掷千金的狂赌声，熊掌驼峰的烹调声，淫词浪语的取乐声，与监牢中的锁镣声，公堂上的鞭板夹棍声，都汇合到一处，“天堂”与地狱似乎只隔着一堵墙，狂欢与惨死相距咫尺，想象不到的荒淫和想象不到的苦痛同时并存。这时候，侵略者的炮声还隐隐在耳，瓜分中国的声浪荡漾在空中。这时候，切齿痛恨暴政与国贼的诅咒，与仇视侵略者的呼声，在农村，在乡镇，像狂潮激荡，那最纯洁善良的农民已忍无可忍，想用拳，用石头，用叉耙扫帚，杀出一条活路！

就是在我不住哭嚎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义和拳”（后来改为义和团）这个名称。

老王掌柜的年纪越大，越爱说：得回家去看看喽！可是，最近三年，他把回家的假期都让给了年岁较轻的伙计们。他懒得动。他越想家，也越爱留在北京。北京似乎有一种使他不知如何是好的魔力。他经常说，得把老骨头埋在家乡去。可是，若是有人问他：埋在北京不好吗？他似乎也不坚决反对。

他最爱他的小儿子。在他的口中，十成（他的小儿子的名字）仿佛不是个男孩，而是一种什么标准。提到年月，他总说：在生十成的那一年，或生十成后的第三年……。讲到东西的高度，他也是说：是呀，比十成高点，或比十成矮着一尺……。附带着说，十成本来排三，但是“三成”有歉收之意，故名十成。我们谁也没见过十成，可是认识王掌柜的人，似乎也都认识十成。在大家问他接到家信没有的时候，总是问：十成来信没有？

正是夏天农忙时节，王十成忽然来到北京！王掌柜又惊又喜。喜的是儿子不但来了，而且长得筋是筋、骨是骨，身量比爸爸高出一头，虽然才二十岁。惊的是儿子既没带行李，又满身泥土，小褂上还破了好几块。他急忙带着儿子去买了一身现成的蓝布裤褂，一双青布双脸鞋，然后就手去拜访了两三家满汉家庭，巡回展览儿子。过了两天，不知十成说了些什么，王掌柜停止了巡回展览。可是，街坊四邻已经知道了消息，不断地来质问：怎么不带十成上我们家去？看不起我们呀？这使他受了感动，可也叫他有点为难，只好不作普遍拜访，而又不完全停止巡回。

已是下午，母亲正在西荫凉下洗衣裳；我正在屋中半醒半睡、半饥半饱，躺着咂裹自己的手指头；大黄狗正在枣树下东弹弹、西啃啃地捉狗蝇，王家父子来到。

“这就是十成！”王掌柜简单地介绍。

母亲让他们到屋里坐，他们不肯，只好在院里说话儿。在夏天，我们的院里确比屋里体面：两棵枣树不管结枣与否，反正有些绿叶。顺着墙根的几棵自生自长的草茉莉，今年特别茂盛。因为给我添购糕干，父亲今年只买了一棵五色梅，可是开花颇卖力气。天空飞着些小燕，院内还偶尔来一两只红的或黄的蜻蜓。房上有几丛兔儿草，虽然不利于屋顶，可是葱绿可喜。总起来说，我们院中颇不乏生趣。

虽然天气已相当的热，王掌柜可讲规矩，还穿着通天扯地的灰布大衫。十成的新裤褂呢，裤子太长，褂子太短，可是一致地发出热辣辣的蓝靛味儿。母亲给了王掌柜一个小板凳，他坐下，不错眼珠地看着十成。十成说“有功夫”，无论怎么让，也不肯坐下。

母亲是受过娘家与婆家的排练的，尽管不喜多嘴多舌，可是来了亲友，她总有适当的一套话语，酬应得自然而得体。是呀，放在平日，她会有用之不竭的言词，和王掌柜专讨论天气。今天，也不知怎么，她找不到话说。她看看王掌柜，王掌柜的眼总盯着十成的脸上与身上，似乎这小伙子有什么使他不放心的地方。十成呢，像棵结实的小松树似的，立在那里，生了根，只有两只大手似乎没有地方安置，一会儿抬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他的五官很正，眼珠与脑门都发着光，可是严严地闭着嘴，决定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母亲不知如何是好，连天气专题也忘了。愣了一会儿，十成忽然蹲下去，用手托住双腮，仿佛思索着什么极重大的问题。

正在这时候，福海二哥来了。大黄狗马上活跃起来，蹦蹦跳跳地跑前跑后，直到母亲说了声：“大黄，安顿点！”大黄才回到原位去继续捉狗蝇。

二哥坐下，十成立了起来，闭得紧紧的嘴张开，似笑不笑地叫了声“二哥”。

二哥拿着把黑面、棕竹骨的扇子，扇动了半天才说：“十成我想过了，还是算了吧！”

“算了？”十成看了看父亲，看了看二哥。“算了？”他用力咽了口唾沫。“那是你说！”

母亲不晓得什么时候十成认识了福海，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只好去给他们沏茶。

王掌柜一边思索着一边说，所以说的很慢：“十成，我连洋布大衫都看不上，更甭说洋人、洋教了！可是……”

“爹！”十成在新裤子上擦了擦手心上的汗：“爹！你多年不在乡下，你不知道我们受的是什么！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十成指了指大黄。“我顶恨二毛子，他们忘了本！”

王掌柜和二哥都好一会儿没说出话来。

“也，也有没忘本的呀！”二哥笑着说，笑的很欠自然。

“忘了本的才是大毛子的亲人！”十成的眼对准了二哥的，二哥赶紧假装地去看枣树叶上的一个“花布手巾[1]”。

王掌柜仍然很慢地说：“你已经……可是没……！”

二哥赶快补上：“得啦，小伙子！”

十成的眼又对准了二哥的：“别叫我小伙子，我一点也不小！我练了拳，练了刀，还要练善避刀枪！什么我也不怕！不怕！”

“可是，你没打胜！”二哥冷笑了一下。“不管你怎么理直气壮，官兵总帮助毛子们打你！你已经吃了亏！”

王掌柜接过话去：“对！就是这么一笔账！”

“我就不服这笔账，不认这笔账！败了，败了再打！”十成说完，把嘴闭得特别严，腮上轻动，大概是咬牙呢。

“十成！”王掌柜耐心地说：“十成，听我说！先在这儿住下吧！先看一看，看明白了再走下一步棋，不好吗？我年纪这么大啦，有你在跟前……”

“对！十成！你父亲说的对！”二哥心里佩服十成，而口中不便说造反的话；他是旗兵啊。

十成又蹲下了，一声不再出。

二哥把扇子打开，又并上，并上又打开，发出轻脆的响声。他心里很乱。有意无意地他又问了句：“十成，你们有多少人哪？”

“多了！多了！有骨头的……”他狠狠地看了二哥一眼。“在山东不行啊，我们到直隶来，一直地进北京！”

王掌柜猛地立起来，几乎是喊着：“不许这么说！”

母亲拿来茶。可是十成没说什么，立起来，往外就走。母亲端着茶壶，愣在那里。

“您忙去吧，我来倒茶！”二哥接过茶具，把母亲支开，同时又让王掌柜坐下。刚才，他被十成的正气给压得几乎找不出话说；现在，只剩下了王掌柜，他的话又多起来：“王掌柜，先喝碗！别着急！我会帮助您留下十成！”

“他，他在这儿，行吗？”王掌柜问。

“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杀人凶犯！山东闹义和团，我早就听说了！我也听说，上边决不许老百姓乱动！十成既跑到这儿来，就别叫他再回去。在这儿，有咱们开导他，他老老实实，别人也不会刨根问底！”二哥一气说完，又恢复了平日的诸葛亮气度。

“叫他老老实实？”王掌柜惨笑了一下。“他说的有理，咱们劝不住他！”

二哥又低下头去。的确，十成说的有理！“嗐！老王掌柜，我要光是个油漆匠，不也是旗兵啊，我也……”

王掌柜也叹了口气，慢慢地走出去。

母亲过来问二哥：“老二，都是怎么一回事啊？十成惹了什么祸？”

“没有！没有！”二哥的脸上红了些，他有时候很调皮，可是不爱扯谎。“没事！您放心吧！”

“我看是有点事！你可得多帮帮王掌柜呀！”

“一定！”

这时候，姑母带着“小力笨”从西庙回来。姑母心疼钱，又不好意思白跑一趟，所以只买了一包刷牙用的胡盐。

“怎么样啊？老二！”姑母笑着问。

按照规律，二哥总会回答：“听您的吧，老太太！”可是，今天他打不起精神凑凑十胡什么的。十成的样子、话语还在他的心中，使他不安、惭愧，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太，我还有点事！”他笑着回答。然后又敷衍了几句，用扇子打了大腿一下：“我还真该走啦！”便走了出去。

出了街门，他放慢了脚步。他须好好地思索思索。对世界形势，他和当日的王爷们一样，不大知道。他只知道外国很厉害。可是，不管外国怎么厉害，他却有点不服气。因此，他佩服十成。不过，他也猜得到，朝廷决不许十成得罪外国人，十成若是傻干，必定吃亏。他是旗兵，应当向着朝廷呢？还是向着十成呢？他的心好像几股麻绳绕在一块儿，撕拉不开了。他的身上出了汗，小褂贴在背上，袜子也粘住脚心，十分不好过。

糊里糊涂地，他就来到便宜坊门外。他决定不了，进去还是不进去。

恰好，十成出来了。看见二哥，十成立定，嘴又闭得紧紧的。他的神气似乎是说：你要捉拿我吗？好，动手吧！

二哥笑了笑，低声地说：“别疑心我！走！谈谈去！”

十成的嘴唇动了动，而没说出什么来。

“别疑心我！”二哥又说了一遍。

“走！我敢作敢当！”十成跟着二哥往北走。

他们走得飞快，不大会儿就到了积水滩。这里很清静，苇塘边上只有两三个钓鱼的，都一声不出。两个小儿跑来，又追着一只蜻蜓跑去。二哥找了块石头坐下，擦着头上的汗，十成在一旁蹲下，呆视着微动的苇叶。

二哥要先交代明白自己，好引出十成的真心话来。“十成，我也恨欺侮咱们的洋人！可是，我是旗兵，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作，我不能自主！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我呀，十成，把差事丢了，还能挣饭吃，我是油漆匠！”

“油漆匠？”十成看了二哥一眼。“你问吧！”

“我不问教里的事。”

“什么教？”

“你们不是八卦教？教里的事不是不告诉外人吗？”二哥得意地笑了笑。“你看，我是白莲教。按说，咱们是师兄弟！”

“你是不敢打洋人的白莲教！别乱扯师兄弟！”

二哥以为这样扯关系，可以彼此更亲热一点；哪知道竟自碰了回来。他的脸红起来。“我，我在理儿！”

“在理儿就说在理儿，干吗扯上白莲教？”十成一句不让。

“算了，算了！”二哥沉住了气。“说说，你到底要怎样！”

“我走！在老家，我们全村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我们造了反！我们叫官兵打散了，死了不少人！我得回去，找到朋友们，再干！洋人，官兵，一齐打！我们的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十成立了起来，往远处看，好像一眼就要看到山东去。

“我能帮帮你吗？”二哥越看越爱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没见过像十成这样淳朴，这样干净，这样豪爽的人。

“我马上就走，你去告诉我爹，叫他老人家看明白，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叫他看明白，我不是为非作歹，我是要干点好事儿！你肯吗？”十成的眼直视着二哥的眼。

“行！行！十成，你知道，我的祖先也不怕打仗！可是，现在……算了，不必说了！问你，你有盘缠钱没有？”

“没有！用不着！”

“怎么用不着？谁会白给你一个烧饼？”二哥的俏皮话又来了，可是赶紧控制住。“我是说，行路总得有点钱。”

“看！”十成解开小褂，露出一条已经被汗沤得深一块浅一块的红布腰带来。“有这个，我就饿不着！”说完，他赶紧把小褂又扣好。

“可是，叫二毛子看见，叫官兵看见，不就……”

“是呀！”十成爽朗地笑了一声。“我这不是赶快系好了扣子吗？二哥，你是好人！官兵要都像你，我们就顺利多了！哼，有朝一日，我们会叫皇上也得低头！”

“十成，”二哥掏出所有的几吊钱来，“拿着吧，不准不要！”

“好！”十成接过钱去。“我数数！记上这笔账！等把洋人全赶走，我回家种地，打了粮食还给你！”他一边说，一边数钱。“四吊八！”他把钱塞在怀里。“再见啦！”他往东走去。

二哥赶上去，“你认识路吗？”

十成指了指德胜门的城楼：“那不是城门？出了城再说！”

十成不见了，二哥还在那里立着。这里是比较凉爽的地方，有水，有树，有芦苇，还有座不很高的小土山。二哥可是觉得越来越热。他又坐在石头上。越想，越不对，越怕；头上又出了汗。不管怎样，一个旗兵不该支持造反的人！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精明，作了极大的错事！假若十成被捉住，供出他来，他怎么办？不杀头，也得削除旗籍，发到新疆或云南去！

“也不至于！不至于！”他安慰自己。“出了事，花钱运动运动就能逢凶化吉！”这么一想，他又觉得他不是同情造反，而是理之当然了——什么事都可以营私舞弊，有银子就能买到官，赎出命来。这成何体统呢？他没读过经史，可是听过不少京戏和评书，哪一朝不是因为不成体统而垮了台呢？

再说，十成是要打洋人。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别的他不知道，他可忘不了甲午之战，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啊。他镇定下来。十成有理，他也有理，有理的人心里就舒服。他慢慢地立起来，想找王掌柜去。已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不好！不能去！他答应下王掌柜，帮他留下十成啊！再说，王掌柜的嘴快，会到处去说：儿子跑了，福海知道底细！这不行！

可是，不去安慰王掌柜，叫老头子到处去找儿子，也不对！怎么办呢？

他急忙回了家，用左手写了封信：“父亲大人金安：儿回家种地，怕大人不准回去，故不辞而别也。路上之事，到家再禀。儿十成顿首。”写完，封好，二哥说了声“不好！”赶紧又把信拆开。“十成会写字不会呢？不知道！”

想了好大半天，打不定主意，最后：“算了，就是它！”他又把信粘好，决定在天黑之后，便宜坊上了门，从门缝塞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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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布手巾，又叫“花大姐儿”，即天牛，一种长须、色黑、背部有黑点的鞘翅目昆虫。

八

王掌柜本来不喜欢洋人、洋东西，自从十成不辞而别，他也厌恶洋教与二毛子了。他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又是个买卖地的人，一向对谁都是一团和气，就是遇见永远不会照顾他的和尚，他也恭敬地叫声大师傅。现在，他越不放心十成，就越注意打听四面八方怎么闹教案，也就决定不便对信洋教的客客气气。每逢他路过教堂，他便站住，多看一会儿；越看，心里越别扭。那些教堂既不像佛庙，又不像道观？而且跟两旁的建筑是那么不谐调，叫他觉得它们里边必有洋枪洋炮，和什么洋秘密，洋怪物。赶上礼拜天，他更要多站一会儿，看看都是谁去作礼拜。他认识不少去作礼拜的人，其中有的是很好的好人，也有他平素不大看得起的人。这叫他心里更弄不清楚了：为什么那些好人要信洋教呢？为什么教堂收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呢？他想不明白。更叫他想不通的是：教徒里有不少旗人！他知道旗人有自己的宗教（他可是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教），而且又信佛教、道教，和孔教。据他想，这也就很够了，为什么还得去信洋教呢？越想，他心里越绕得慌！

他决定问问多二爷。多二爷常到便宜坊来买东西，非常守规矩，是王掌柜所敬重的一个人。他的服装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料子与式样，宽衣博带，古色古香。王掌柜因为讨厌那哗哗乱响的竹布，就特别喜爱多二爷的衣服鞋帽，每逢遇上他，二人就以此为题，谈论好大半天。多二爷在旗下衙门里当个小差事，收入不多。这也就是他的衣冠古朴的原因，他作不起新的。他没想到，这会得到王掌柜的夸赞，于是遇到有人说他的衣帽过了时，管他叫“老古董”，他便笑着说：“哼！老王掌柜还夸我的这份儿老行头呢！”因此，他和王掌柜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赊账。每逢王掌柜说：“先拿去吃吧，记上账！”多二爷总是笑着摇摇头：“不，老掌柜！我一辈子不拉亏空！”是，他的确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的衣服虽然陈旧，可是老刷洗得干干净净，容易磨破的地方都事先打好补钉。

他的脸很长，眉很重，不苟言苟笑。可是，遇到他所信任的人，他也爱拉不断扯不断地闲谈，并且怪有风趣。

他和哥哥分居另过。多大爷不大要强，虽然没作过、也不敢作什么很大的伤天害理的事，可是又馋又懒，好贪小便宜。无论去作什么事，他的劈面三刀总是非常漂亮，叫人相信他是最勤恳，没事儿会找事作的人。吃过了几天饱饭之后，他一点也不再勤恳，睡觉的时候连灯都懒得吹灭，并且声明：“没有灯亮儿，我睡不着！”

他入了基督教。全家人都反对他入教，他可是非常坚决。他的理由是：“你看，财神爷，灶王爷，都不保佑我，我干吗不试试洋神仙呢？这年头儿，什么都是洋的好，睁开眼睛看看吧！”

反对他入教最力的是多二爷。多老二也并摸不清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信它有什么好处或什么坏处。他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哥哥，难道你就不要祖先了吗？入了教不准上坟烧纸！”

“那，”多大爷的脸不像弟弟的那么长，而且一急或一笑，总把眉眼口鼻都挤到一块儿去，像个多褶儿的烧卖。此时，他的脸又皱得像个烧卖。“那，我不去上坟，你去，不是两面都不得罪吗？告诉你，老二，是天使给我托了梦！前些日子，我一点辙也没有。可是，我梦见了天使，告诉我：‘城外有生机’。我就出了城，顺着护城河慢慢地走。忽然，我听见了蛙叫，咕呱，咕呱！我一想，莫非那个梦就应验在田鸡身上吗？连钓带捉，我就捉到二十多只田鸡。你猜，我遇见了谁？”他停住口，等弟弟猜测。

多老二把脸拉得长长的，没出声。

多老大接着说：“在法国府……”

多老二反倒在这里插了话：“什么法国府？”

“法国使馆嘛！”

“使馆不就结了，干吗说法国府？”

“老二，你呀发不了财！你不懂洋务！”

“洋务？李鸿章懂洋务，可是大伙儿管他叫汉奸！”

“老二！”多老大的眉眼口鼻全挤到一块儿，半天没有放松。“老二！你敢说李中堂是……！算了，算了，我不跟你扳死杠！还说田鸡那回事儿吧！”

“大哥，说点正经的！”

“我说的正是最正经的！我呀，拿着二十多只肥胖的田鸡，进了城。心里想：看看那个梦灵不灵！正这么想呢，迎头来了法国府的大师傅，春山，也是咱们旗人，镶黄旗的。你应该认识他！他哥哥春海，在天津也当洋厨子。”

“不认识！”

“哼，洋面上的人你都不认识！春山一见那些田鸡，就一把抓住了我，说：‘多老大，把田鸡卖给我吧！’我一看他的神气，知道其中有事，就沉住了气。我说：‘我找这些田鸡，是为配药用的，不卖！’我这么一说，他更要买了。敢情啊，老二，法国人哪，吃田鸡！你看，老二，那个梦灵不灵！我越不卖，他越非买不可，一直到我看他拿出两吊钱来，我才把田鸡让给他！城外有生机，应验了！从那个好日子以后，我隔不了几天，就给他送些田鸡去。可是，到了冬天，田鸡都藏起来，我又没了办法。我还没忘了天使，天使也没忘了我，又给我托了个梦：‘老牛有生机’。这可不大好办！你看，田鸡可以白捉，牛可不能随便拉走啊！有一天，下着小雪，我在街上走来走去，一点辙也没有。走着走着，一看，前面有个洋人。反正我也没事儿作，就加快了脚步，跟着他吧。你知道，洋人腿长，走得快。一边走，我一边念道：‘老牛有生机’。那个洋人忽然回过头来，吓了我一跳。他用咱们的话问我：‘你叫我，不叫我？’唉，他的声音，他的说法，可真别致，另有个味儿！我还没想起怎么回答，他可又说啦：‘我叫牛又生。’你就说，天使有多么灵！牛有生，牛又生，差不多嘛！他敢情是牛又生，牛大牧师，真正的美国人！一听说他是牧师，我赶紧说：‘牛大牧师，我有罪呀！’这是点真学问！你记住，牧师专收有罪的人，正好像买破烂的专收碎铜烂铁。牛牧师高兴极了，亲亲热热地把我拉进教堂去，管我叫迷失了的羊。我想：他是牛，我是羊，可以算差不多。他为我祷告，我也学着祷告。他叫我入查经班，白送给我一本《圣经》，还给了我两吊钱！”

“大哥！你忘了咱们是大清国的人吗？饿死，我不能去巴结洋鬼子！”多老二斩钉截铁地说。

“大清国？哈哈！”多老大冷笑着：“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

“说的好！”多老二真急了。“你要是真敢信洋教，大哥，别怪我不准你再进我的门！”

“你敢！我是你哥哥，亲哥哥！我高兴几时来就几时来！”多老大气哼哼地走出去。

一个比别的民族都高着一等的旗人若是失去自信，像多老大这样，他便对一切都失去信心。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因而他干什么都应当邀得原谅。他入洋教根本不是为信仰什么，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挑战。他仿佛是说：谁都不管我呀，我去信洋教，给你们个苍蝇吃。他也没有把信洋教看成长远之计；多咱洋教不灵了，他会退出来，改信白莲教，假若白莲教能够给他两顿饭吃。思索了两天，他去告诉牛牧师，决定领洗入教，改邪归正。

教堂里还有位中国牧师，很不高兴收多大爷这样的人作教徒。可是，他不便说什么，因为他怕被牛牧师问倒：教会不救有罪的人，可救谁呢？况且，教会是洋人办的，经费是由外国来的，他何必主张什么呢？自从他当上牧师那天起，他就决定毫无保留地把真话都禀明上帝，而把假话告诉牛牧师。不管牛牧师说什么，他总点头，心里可是说：“你犯错误，你入地狱！上帝看得清楚！”

牛牧师在国内就传过道，因为干别的都不行。他听说地球上有个中国，可是与他毫无关联，因而也就不在话下。自从他的舅舅从中国回来，他开始对中国发生了兴趣。他的舅舅在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还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在他的面前，他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牛牧师也非例外。他的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

于是，牛牧师就决定到中国来。作了应有的准备，一来二去，他就来到了北京。舅舅果然说对了：他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鸡蛋是那么便宜，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

对于工作，他不大热心，可又不敢太不热心。他想发财，而传教毕竟与贩卖鸦片有所不同。他没法儿全心全意地去工作。可是，他又准知道，若是一点成绩作不出来，他就会失去刚刚长出来的那一身肉。因此，在工作上，他总是忽冷忽热，有冬有夏。在多老大遇见他的那一天，他的心情恰好是夏天的，想把北京所有的罪人都领到上帝面前来，作出成绩。在这种时候，他羡慕天主教的神甫们。天主教的条件好，势力厚，神甫们可以用钱收买教徒，用势力庇护教徒，甚至修建堡垒，藏有枪炮。神甫们几乎全像些小皇帝。他，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没有那么大的威风。想到这里，他不由地也想起舅舅的话来：“对中国人，别给他一点好颜色！你越厉害，他们越听话！”好，他虽然不是天主教的神甫，可到底是牧师，代表着上帝！于是，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他的一口似是而非的北京话，在讲坛上大喊大叫：地狱，魔鬼，世界末日……震得小教堂的顶棚上往下掉尘土。这样发泄一阵，他觉得痛快了一些，没有发了财，可是发了威，也是一种胜利。

对那些借着教会的力量，混上洋事，家业逐渐兴旺起来的教友，他有些反感。他们一得到好处，就不大热心作礼拜来了。可是，他也不便得罪他们，因为在圣诞节给他送来值钱的礼物的正是他们。有些教友呢，家道不怎么强，而人品很好。他们到时候就来礼拜，而不巴结牧师。牛牧师以为这种人，按照他舅舅对中国人的看法，不大合乎标准，所以在喊地狱的时候，他总看着他们——你们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下地狱！下地狱！他最喜爱的是多老大这类的人。他们合乎标准：穷，没有一点架子，见了他便牧师长，牧师短，叫得震心。跟他们在一道，他觉得自己多少像个小皇帝了。

他的身量本来不算很矮，可是因为近来吃得好，睡得香，全身越发展越圆，也就显着矮了一些。他的黄头发不多，黄眼珠很小；因此，他很高兴：生活在中国，黄颜色多了，对他不利。他的笑法很突出：咔、咔地往外挤，好像嗓子上扎着一根鱼刺。每逢遇到教友们，他必先咔咔几下，像大人见着个小孩，本不想笑，又不好不逗一逗那样。

不论是在讲坛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他没有什么学问，也不需要学问。他觉得只凭自己来自美国，就理当受到尊敬。他是天生的应受尊敬的人，连上帝都得怕他三分。因此，他最讨厌那些正派的教友。当他们告诉他，或在神气上表示出：中国是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古代就把最好的磁器、丝绸，和纸、茶等等送给全人类，他便赶紧提出轮船、火车，把磁器什么的都打碎，而后胜利地咔咔几声。及至他们表示中国也有过岳飞和文天祥等英雄人物，他最初只眨眨眼，因为根本不晓得他们是谁。后来，他打听明白了他们是谁，他便自动地，严肃地，提起他们来：你们的岳飞和文天祥有什么用呢？你们都是罪人，只是上帝能拯救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便红起来，手心里出了汗。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那样激动，只觉得这样脸红脖子粗的才舒服，才对得起真理。

人家多老大就永远不提岳飞和文天祥。人家多老大冬夏长青地用一块破蓝布包着《圣经》，夹在腋下，而且巧妙地叫牛牧师看见。而后，他进一步，退两步地在牧师前面摆动，直到牧师咔咔了两声，他才毕恭毕敬地打开《圣经》，双手捧着，前去请教。这样一来，明知自己没有学问的牛牧师，忽然变成有学问的人了。

“牧师！”多老大恭敬而亲热地叫：“牧师！牛牧师，咱们敢情都是土作的呀？”

“对！对！‘创世记’上说得明明白白：上帝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内，人就成了生灵。”牛牧师指着《圣经》说。

“牧师！牛牧师！那么，土怎么变成了肉呢？”多大爷装傻充愣地问。

“不是上帝将生气吹在鼻子里了吗？”

“对！牧师！对！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又怕想错了！”多大爷把《旧约》的“历代”翻开，交给牧师，而后背诵：“亚当生塞特，塞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玛勒列……”

“行啦！行啦！”牧师高兴地劝阻。“你是真用了功！一个中国人记这些名字，不容易呀！”

“真不容易！第一得记性好，第二还得舌头灵！牧师，我还有个弄不清楚的事儿，可以问吗？”

“当然可以！我是牧师！”

多老大翻开“启示录”。“牧师，我不懂，为什么‘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长满了眼睛’？这是什么活物呢？”

“下面不是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有脸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吗？”

“是呀！是呀！可为什么遍体长满了眼睛呢？”

“那，”牛牧师抓了抓稀疏的黄头发。“那，‘启示录’是最难懂的。在我们国内，光说解释‘启示录’的书就有几大车，不，几十大车！你呀，先念‘四福音书’吧，等到功夫深了再看‘启示录’！”牛牧师虚晃了一刀，可是晃得非常得体。

“对！对！”多老大连连点头。在点头之际，他又福至心灵地想出警句：“牧师，我可识字不多，您得帮助我！”他的确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无论怎么说，他也比牛牧师多认识几个汉字。他佩服了自己：一到谄媚人的时候，他的脑子就会那么快，嘴会那么甜！他觉得自己是一朵刚吐蕊的鲜花，没法儿不越开越大、越香！

“一定！一定！”牛牧师没法子不拿出四吊钱来了。他马上看出来：即使自己发不了大财，可也不必愁吃愁穿了——是呀，将来回国，他可以去作教授！好嘛，连多老大都求他帮助念《圣经》，汉语的《圣经》，他不是个汉学家，还是什么呢？舅舅，曾经是偷牲口的流氓，现在不是被称为中国通么？

接过四吊钱来，多老大拐弯抹角地说出：他不仅是个旗人，而且祖辈作过大官，戴过红顶子。

“呕！有没有王爷呢？”牛牧师极严肃地问。王爷、皇帝，甚至于一个子爵，对牛牧师来说，总有那么不少的吸引力。他切盼教友中有那么一两位王爷或子爵的后裔，以便向国内打报告的时候，可以大书特书：两位小王爷或子爵在我的手里受了洗礼！

“不记得有王爷。我可是的确记得，有两位侯爷！”多老大运用想象，创造了新的家谱。是的，就连他也不肯因伸手接那四吊钱而降低了身分。他若是侯爷的后代呢，那点钱便差不多是洋人向他献礼的了。

“侯爷就够大的了，不是吗？”牛牧师更看重了多老大，而且咔咔地笑着，又给他添了五百钱。

多老大包好《圣经》，揣好四吊多钱，到离教堂至少有十里地的地方，找了个大酒缸。一进去，多老大把天堂完全忘掉了。多么香的酒味呀！假若人真是土作的，多老大希望，和泥的不是水，而是二锅头！坐在一个酒缸的旁边，他几乎要晕过去，屋中的酒味使他全身的血管都在喊叫：拿二锅头来！镇定了一下，他要了一小碟炒麻豆腐，几个腌小螃蟹，半斤白干。

喝到他的血管全舒畅了一些，他笑了出来：遍身都是眼睛，嘻嘻嘻！他飘飘然走出来，在门外精选了一块猪头肉，一对熏鸡蛋，几个白面火烧，自由自在地，连吃带喝地，享受了一顿。用那块破蓝布擦了擦嘴，他向酒缸主人告别。

吃出点甜头来以后，多老大的野心更大了些。首先他想到：要是像旗人关钱粮似的，每月由教会发给他几两银子，够多么好呢！他打听了一下，这在基督教教会不易作到。这使他有点伤心，几乎要责备自己，为什么那样冒失，不打听明白了行市就受洗入了教。

他可是并不灰心。不！既来之则安之，他必须多动脑子，给自己打出一条活路来。是呀，能不能借着牛牧师的力量，到“美国府”去找点差事呢？刚刚想到这里，他自己赶紧打了退堂鼓：不行，规规矩矩地去当差，他受不了！他愿意在闲散之中，得到好吃好喝，像一位告老还乡的宰相似的。是的，在他的身上，历史仿佛也不是怎么走错了路。在他的血液里，似乎已经没有一点什么可以燃烧起来的东西。他的最高的理想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而且恰好掉在他的嘴里。

他知道，教会里有好几家子，借着洋气儿开了大铺子，贩卖洋货，发了不小的财。他去拜访他们，希望凭教友的情谊，得点好处。可是，他们的爱心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深厚，都对他非常冷淡。他们之中，有好几位会说洋话。他本来以为“亚当生塞特……”就是洋话；敢情并不是。他摹仿着牛牧师的官话腔调把“亚当生塞特”说成“牙当生鳃特”，人家还是摇头。他问人家那些活物为什么满身是眼睛，以便引起学术研究的兴趣，人家干脆说“不知道”！人家连一杯茶都没给他喝！多么奇怪！

多老大苦闷。他去问那些纯正的教友，他们说信教是为追求真理，不为发财。可是，真理值多少钱一斤呢？

他只好去联合吃教的苦哥儿们，想造成一种势力。他们各有各的手法与作风，不愿跟他合作。他们之中，有的借着点洋气儿，给亲友们调停官司，或介绍买房子卖地，从中取得好处；也有的买点别人不敢摸的赃货，如小古玩之类，送到外国府去；或者奉洋人之命，去到古庙里偷个小铜佛什么的，得些报酬。他们各有门道，都不传授给别人，特别是多老大。他们都看不上他的背诵“亚当生塞特”和讨论“遍身是眼睛”，并且对他得到几吊钱的赏赐也有那么点忌妒。他是新入教的，不该后来居上，压下他们去。一来二去，他们管他叫作“眼睛多”，并且有机会便在牛牧师的耳旁说他的坏话。牛牧师有“分而治之”的策略在胸，对他并没有表示冷淡，不过赶到再讨论“启示录”的时候，他只能得到一吊钱了，尽管他暗示：他的小褂也像那些活物，遍身都是眼睛！

怎么办呢？

唉，不论怎么说，非得点好处不可！不能白入教！

先从小事儿作起吧。在他入教以前，他便常到老便宜坊赊点东西吃，可是也跟别的旗人一样，一月倒一月，钱粮下来就还上账。现在，他决定只赊不还，看便宜坊怎么办。以前，他每回不过是赊二百钱的生肉，或一百六一包的盒子菜什么的；现在，他敢赊整只的酱鸡了。

王掌柜从多二爷那里得到了底细。他不再怀疑十成所说的了。他想：眼睛多是在北京，假若是在乡下，该怎样横行霸道呢？怪不得十成那么恨他们。

“王掌柜！”多二爷含羞带愧地叫：“王掌柜！他欠下几个月的了？”

“三个多月了，没还一个小钱！”

“王掌柜！我，我慢慢地替他还吧！不管怎么说，他总是我的哥哥！”多二爷含着泪说。

“怎能那么办呢？你们分居另过，你手里又不宽绰！”

“分居另过……他的祖宗也是我的祖宗！”多二爷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你，你甭管！我跟他好好地讲讲理！”

“王掌柜！老大敢作那么不体面的事，是因为有洋人给他撑腰；咱们斗不过洋人！王掌柜，那点债，我还！我还！不管我怎么为难，我还！”

王掌柜考虑了半天，决定暂且不催多老大还账，省得多老大真把洋人搬出来。他也想到：洋人也许不会管这样的小事吧？可是，谁准知道呢？“还是稳当点好！”他这么告诉自己。

这时候，多老大也告诉自己：“行！行！这一手儿不坏，吃得开！看，我既不知道闹出事儿来，牛牧师到底帮不帮我的忙，也还没搬出他来吓唬王掌柜，王掌柜可是已经不言不语地把酱鸡送到我手里，仿佛儿子孝顺爸爸似的，行，行，有点意思儿！”

他要求自己更进一步：“是呀，赶上了风，还不拉起帆来吗？”可是，到底牛牧师支持他不呢？他心里没底。好吧，喝两盅儿壮壮胆子吧。喝了四两，烧卖脸上红扑扑的，他进了便宜坊。这回，他不但要赊一对肘子，而且向王掌柜借四吊钱。

王掌柜冒了火。已经忍了好久，他不能再忍。虽然作了一辈子买卖，他可究竟是个山东人，心直气壮。他对准了多老大的眼睛，看了两分钟。他以为多老大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希望他知难而退。可是，多老大没有动，而且冷笑了两声。这逼得王掌柜出了声：“多大爷！肘子不赊！四吊钱不借！旧账未还，免开尊口！你先还账！”

多老大没法儿不搬出牛牧师来了。要不然，他找不着台阶儿走出去。“好！王掌柜！我可有洋朋友，你咂摸咂摸这个滋味儿吧！你要是懂得好歹的话，顶好把肘子、钱都给我送上门去，我恭候大驾！”他走了出去。

为索债而和穷旗人们吵闹，应当算是王掌柜的工作。他会喊叫、争论，可是不便真动气。是呀，他和人家在除夕闹得天翻地覆，赶到大年初一见面，彼此就都赶上前去，深施一礼，连祝发财，倒好像从来都没红过脸似的。这回，他可动了真气。多老大要用洋人的势力敲诈他，他不能受！他又想起十成，并且觉得有这么个儿子实在值得自豪！

可是，万一多老大真搬来洋人，怎么办呢？他和别人一样，不大知道到底洋人有多大力量，而越摸不着底就越可怕。他赶紧去找多老二。

多老二好大半天没说出话来，恐怕是因为既很生气，又要控制住怒气，以便想出好主意来。“王掌柜，你回去吧。我找他去！”多老二想出主意来，并且决定马上行动。

“你……”

“走吧！我找他去！请在铺子里等我吧！”多老二是老实人，可是一旦动了气，也有个硬劲。

他找到了老大。

“哟！老二！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老大故意耍俏，心里说：你不高兴我入教，睁眼看看吧，我混得比从前强了好多：炒麻豆腐、腌小螃蟹、猪头肉、二锅头，及至于酱鸡，对不起，全先偏过了！看看我，是不是长了点肉？

“大哥！听着！”老二是那么急切、严肃，把老大的笑容都一下子赶跑。“听着！你该便宜坊的钱，我还！我去给便宜坊写个字据，一个小钱不差，慢慢地都还清！你，从此不许再到那儿赊东西去！”

眼睛多心里痒了一下。他没想到王掌柜会这么快就告诉了老二，可见王掌柜是发了慌，害了怕。他不知道牛牧师愿意帮助他不愿意，可是王掌柜既这么发慌，那就非请出牛牧师来不可了！怎么知道牛牧师不愿帮助他呢？假若牛牧师肯出头，哎呀，多老大呀，多老大，前途光明的没法儿说呀！

“老二，谢谢你的好意，我谢谢你！可是，你顶好别管我的事，你不懂洋务啊！”

“老大！”完全出于愤怒，老二跪下了，给哥哥磕了个响头。“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钉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老二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双手不住地发颤，想走出去，可又迈不开步。

老大愣了一会儿，噗哧一笑：“老二！老二！”

“怎样？”老二希望哥哥回心转意。“怎样？”

“怎样？”老大又笑了一下，而后冷不防地：“你滚出去！滚！”

老二极镇定地、狠狠地看了哥哥一眼，慢慢地走了出来。出了门，他已不知道东西南北。他一向是走路不愿踩死个蚂蚁，说话不得罪一条野狗的人。对于兄长，他总是能原谅就原谅，不敢招他生气。可是，谁想到哥哥竟自作出那么没骨头的事来——狗着[1]洋人，欺负自己人！他越想越气，出着声儿叨唠：怎么呢？怎么这种事叫我碰上了呢？怎么呢？堂堂的旗人会，会变成这么下贱呢？难道是二百多年前南征北战的祖宗们造下的孽，叫后代都变成猪狗去赎罪吗？不知道怎样走的，他走回了家。一头扎在炕上，他哭起来。

多老大也为了难。到底该为这件事去找牛牧师不该呢？去吧，万一碰了钉子呢？不去吧，又怎么露出自己的锋芒呢？嗯——去！去！万一碰了钉子，他就退教，叫牛牧师没脸再见上帝！对！就这么办！

“牛牧师！”他叫得亲切、缠绵，使他的嗓子、舌头都那么舒服，以至没法儿不再叫一声：“牛牧师！”

“有事快说，我正忙着呢！”牛牧师一忙就忘了抚摸迷失了的羊羔，而想打它两棍子。

“那，您就先忙着吧，我改天再来！”口中这么说，多老大的脸上和身上可都露出进退两难的样子，叫牧师看出他有些要紧的事儿急待报告。

“说说吧！说说吧！”牧师赏了脸。

大起大落，多老大首先提出他听到的一些有关教会的消息——有好多地方闹了教案。“我呀，可真不放心那些位神甫、牧师！真不放心！”

“到底是教友啊，你有良心！”牛牧师点头夸赞。

“是呀，我不敢说我比别人好，也不敢说比别人坏，我可是多少有点良心！”多老大非常满意自己这句话，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然后，他由全国性的问题，扯到北京：“北京怎么样呢？”

牛牧师当然早已听说，并且非常注意，各地方怎么闹乱子。虽然各处教会都得到胜利，他心里可还不大安静。教会胜利固然可喜，可是把自己的脑袋耍掉了，恐怕也不大上算。他给舅舅写了信，请求指示。舅舅是中国通，比上帝都更了解中国人。在信里，他暗示：虽然母鸡的确肥美，可是丢掉性命也怪别扭。舅舅的回信简而明：

“很奇怪，居然有怕老鼠的猫——我说的是你！乱子闹大了，我们会出兵，你怕什么呢？在一个野蛮国家里，越闹乱子，对我们越有利！问问你的上帝，是这样不是？告诉你句最有用的话：没有乱子，你也该制造一个两个的！你要躲开那儿吗？你算把牧师的气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接到舅舅的信，牛牧师看到了真理。不管怎么说，舅舅发了财是真的。那么，舅舅的意见也必是真理！他坚强起来。一方面，他推测中国人一定不敢造反；另一方面，他向使馆建议，早些调兵，有备无患。

“北京怎样？告诉你，连人带地方，都又脏又臭！咔，咔，咔！”

听了这样随便、亲切，叫他完全能明白的话，多老大从心灵的最深处掏出点最地道的笑意，摆在脸上。牛牧师成为他的知己，肯对他说这么爽直，毫不客气的话。乘热打铁，他点到了题：便宜坊的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

“好，告他去！告他！”牛牧师不能再叫舅舅骂他是怕老鼠的猫！再说，各处的教案多数是天主教制造的，他自己该为基督教争口气。再说，教案差不多都发生在乡间，他要是能叫北京震动那么一下，岂不名扬天下，名利双收！再说，使馆在北京，在使馆的眼皮子下面闹点事，调兵大概就不成问题了。再说……。越想越对，不管怎么说，王掌柜必须是个奸商！

多老大反倒有点发慌。他拿什么凭据去控告王掌柜呢？自己的弟弟会去作证人，可是证明自己理亏！怎么办？他请求牛牧师叫王掌柜摆一桌酒席，公开道歉；要是王掌柜不肯，再去打官司。

牛牧师也一时决定不了怎么作才好，愣了一会儿，想起主意：“咱们祷告吧！”他低下头、闭上了眼。

多老大也赶紧低头闭眼，盘算着：是叫王掌柜在前门外的山东馆子摆酒呢，还是到大茶馆去吃白肉呢？各有所长，很难马上作出决定，他始终没想起对上帝说什么。

牛牧师说了声“阿们”，睁开了眼。

多老大把眼闭得更严了些，心里空空的，可挺虔诚。

“好吧，先叫他道歉吧！”牛牧师也觉得先去吃一顿更实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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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狗着：曲意逢迎，溜须拍马。

九

眼睛多没有学问，所以看不起学问。他也没有骨头，所以也看不起骨头——他重视，极其重视，酱肉。

他记得几个零七八碎的，可信可不信的，小掌故。其中的一个是他最爱说道的，因为它与酱肉颇有关系。

他说呀：便宜坊里切熟肉的木墩子是半棵大树。为什么要这么高呢？在古时候，切肉的墩子本来很矮。后来呀，在旗的哥儿们往往喜爱伸手指指点点，挑肥拣瘦，并且有时候捡起肉丝或肉块儿往嘴里送。这样，手指和飞快的刀碰到一起，就难免流点血什么的，造成严重的纠纷，甚至于去打官司。所以，墩子一来二去就长了身量，高高在上，以免手指和快刀发生关系。

在他讲说这个小掌故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到底应否把肉墩子加高，使手指与快刀隔离。

可是，由他所爱讲的第二件小事情来推测，我们或者也可以找到点那弦外之音。

他说呀：许多许多旗籍哥儿们爱闻鼻烟。客人进了烟铺，把烟壶儿递出去，店伙必先把一小撮鼻烟倒在柜台上，以便客人一边闻着，一边等着往壶里装烟。这叫作规矩。是呀，在北京作买卖都得有规矩，不准野调无腔。在古时候，店中的伙计并不懂先“敬”烟，后装烟这个规矩，叫客人没事可作，等得不大耐烦。于是，旗人就想出了办法：一见柜台上没有个小小的坟头儿，便把手掌找了伙计的脸去。这样，一来二去，就创造了，并且巩固下来，那条“敬”烟的规矩。

假若我们把这二者——肉墩子与“敬”烟，放在一块儿去咂摸，我们颇可以肯定地说，眼睛多对那高不可及的半棵大树是有意见的。我们可以替他说出来，假若便宜坊也懂得先“敬”点酱肉，够多么好呢！

多老大对自己是不是在旗，和是否应当保持旗人的尊严，似乎已不大在意。可是，每逢他想起那个“敬”烟的规矩，便又不能不承认旗人的优越。是呀，这一条，和类似的多少条规矩，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算旗人们的创造。在他信教以后，他甚至这么想过：上帝创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创造了一切规矩。

对！对！还得继续创造！王掌柜不肯赊给他一对肘子，不肯借给他四吊钱，好！哈哈，叫他摆一桌酒席，公开道歉！这只是个开端，新规矩还多着哩！多老大的脸日夜不怠地笑得像个烧卖，而且是三鲜馅儿的。

可是，王掌柜拒绝了道歉！

眼睛多几乎晕了过去！

王掌柜心里也很不安。他不肯再找多老二去。多老二是老实人，不应再去叫他为难。他明知毛病都在洋人身上；可是，怎样对付洋人，他没有一点经验。他需要帮助。一想，他就想到福海二哥。不是想起一个旗人，而是想起一个肯帮忙的朋友。

自从十成走后，二哥故意地躲着王掌柜。今天，王掌柜忽然来找他，他吓了一跳，莫非十成又回来了，还是出了什么岔子？直到王掌柜说明了来意，他才放下心去。

可是，王掌柜现在所谈的更不好办。他看明白：这件事和十成所说的那些事的根子是一样的。他管不了！在外省，连知府知州知县都最怕遇上这种事，他自己不过是个旗兵，而且是在北京。

他可是不肯摇头。事在人为，得办办看，先摇头是最没出息的办法。他始终觉得自己在十成面前丢了人；现在，他不能不管王掌柜的事，王掌柜是一条好汉子的父亲。再说，眼睛多是旗人，给旗人丢人的旗人，特别可恨！是，从各方面来看，他都得管这件事。

“老掌柜，您看，咱们找找定大爷去，怎样？”

“那行吗？”王掌柜并非怀疑定大爷的势力，而是有点不好意思——每到年、节，他总给定府开点花账。

“这么办：我的身分低，又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不如请上我父亲和正翁，一位参领，一位佐领，一同去见定大爷，或者能有门儿！对！试试看！您老人家先回吧，别急，听我的回话儿！”

云亭大舅对于一个忘了本，去信洋教的旗人，表示厌恶。“旗人信洋教，那么汉人该怎么样呢？”在日常生活里，他不愿把满、汉的界限划得太清了；是呀，谁能够因为天泰轩的掌柜的与跑堂的都是汉人，就不到那里去喝茶吃饭呢？可是，遇到大事，像满汉应否通婚，大清国的人应否信洋教，他就觉得旗人应该比汉人高明，心中有个准数儿，不会先犯错误。他看不起多老大，不管他是眼睛多，还是鼻子多。

及至听到这件事里牵涉着洋人，他赶紧摇了摇头。他告诉二哥：“少管闲事！”对了，大舅很喜欢说“少管闲事”。每逢这么一说，他就觉得自己为官多年，经验富，阅历深。

二哥没再说什么。他们爷儿俩表面上是父慈子孝，可心里并不十分对劲儿。二哥去找正翁。

八月未完，九月将到，论天气，这是北京最好的时候。风不多，也不大，而且暖中透凉，使人觉得爽快。论色彩，二八月，乱穿衣，大家开始穿出颜色浓艳的衣裳，不再像夏天的那么浅淡。果子全熟了，街上的大小摊子上都展览着由各地运来的各色的果品，五光十色，打扮着北京的初秋。皇宫上面的琉璃瓦，白塔的金顶，在晴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少，灰土少，正好油饰门面，发了财的铺户的匾额与门脸儿都添上新的色彩。好玩鸟儿的人们，一夏天都用活蚂蚱什么的加意饲养，把鸟儿喂得羽毛丰满，红是红，黄是黄，全身闪动着明润的光泽，比绸缎更美一些。

二哥的院里有不少棵枣树，树梢上还挂着些熟透了的红枣儿。他打下来一些，用包袱兜好，拿去送给正翁夫妇。那年月，旗人们较比闲在，探望亲友便成为生活中的要事一端。常来常往，大家都观察的详细，记得清楚：谁家院里有一棵歪脖的大白杏，谁家的二门外有两株爱开花而不大爱结果的“虎拉车”。记得清楚，自然到时候就期望有些果子送上门来，亲切而实惠。大姐婆婆向来不赠送别人任何果子，因为她从前种的白枣和蜜桃什么的都叫她给瞪死了，后来就起誓不再种果树。这可就叫她有时间关心别人家的桃李和苹果，到时候若不给她送来一些，差不多便是大逆不道！因此，二哥若不拿着些枣子，便根本不敢前去访问。

多甫大姐夫正在院里放鸽子。他仰着头，随着鸽阵的盘旋而轻扭脖颈，眼睛紧盯着飞动的“元宝”。他的脖子有点发酸，可是“不苦不乐”，心中的喜悦难以形容。看久了，鸽子越飞越高，明朗的青天也越来越高，在鸽翅的上下左右仿佛还飞动着一些小小的金星。天是那么深远，明洁，鸽子是那么黑白分明，使他不能不微张着嘴，嘴角上挂着笑意。人、鸽子、天，似乎通了气，都爽快、高兴、快活。

今天，他只放起二十来只鸽子，半数以上是白身子，黑凤头，黑尾巴的“黑点子”，其余的是几只“紫点子”和两只黑头黑尾黑翅边的“铁翅乌”。阵式不大，可是配合得很有考究。是呀，已到初秋，天高，小风儿凉爽，若是放起全白的或白尾的鸽儿，岂不显着轻飘，压不住秋景与凉风儿么？看，看那短短的黑尾，多么厚深有力啊。看，那几条紫尾确是稍淡了一些，可是鸽子一转身或一侧身啊，尾上就发出紫羽特有的闪光呀！由全局看来，白色似乎还是过多了一些，可是那一对铁翅乌大有作用啊：中间白，四边黑，像两朵奇丽的大花！这不就使鸽阵于素净之中又不算不花哨么？有考究！真有考究！看着自己的这一盘儿鸽子，大姐夫不能不暗笑那些阔人们——他们一放就放起一百多只，什么颜色的都有，杂乱无章，叫人看着心里闹得慌！“贵精不贵多呀！”他想起古人的这句名言来。虽然想不起到底是哪一位古人说的，他可是觉得“有诗为证”，更佩服自己了。

在愉快之中，他并没忘了警惕。玩嘛，就得全心全意，一丝不苟。虽然西风还没有吹黄了多少树叶，他已不给鸽子戴上鸽铃，怕声闻九天，招来“鸦虎子”——一种秋天来到北京的鹞子，鸽子的敌人。一点不能大意，万一鸦虎子提前几天进了京呢，可怎么办？他不错眼珠地看着鸽阵，只要鸽子露出点惊慌，不从从容容地飞旋，那必是看见了敌人。他便赶紧把它们招下来，决不冒险。今天，鸽子们并没有一点不安的神气，可是他还不敢叫它们飞得过高了。鸦虎子专会在高空袭击。他打开鸽栅，放出几只老弱残兵，飞到房上。空中的鸽子很快地都抿翅降落。他的心由天上回到胸膛里。

二哥已在院中立了一会儿。他知道，多甫一玩起来便心无二用，听不见也看不见旁的，而且讨厌有人闯进来。见鸽子都安全地落在房上，他才敢开口：“多甫，不错呀！”

“哟！二哥！”多甫这才看见客人。他本想说两句道歉的话，可是一心都在鸽子上，爽兴就接着二哥的话茬儿说下去：“什么？不错？光是不错吗？看您说的！这是点真学问！我叫下它们来，您细瞧瞧！每一只都值得瞧半天的！”他往栅子里撒了一把高粱，鸽子全飞了下来。“您看！您要是找紫点子和黑点子的样本儿，都在这儿呢！您看看，全是凤头的，而且是多么大，多么俊的凤头啊！美呀！飞起来，美；落下来，美；这才算地道玩艺儿！”没等二哥细细欣赏那些美丽的凤头，多甫又指着一对“紫老虎帽儿”说：“二哥！看看这一对宝贝吧！帽儿一直披过了肩，多么好的尺寸，还一根杂毛儿也没有啊！告诉您，没地方找去！”他放低了声音，好像怕隔墙有耳：“庆王府的！府里的秀泉，秀把式偷出来的一对蛋！到底是王府里的玩艺儿，孵出来的哪是鸽子，是凤凰哟！”

“嗯！是真体面！得送给秀把式一两八钱的吧？”

“二哥，您是怎么啦？一两八钱的，连看也不叫看一眼啊！靠着面子，我给了他三两。可是，这一对小活宝贝得值多少银子啊？二哥，不信您马上拍出十两银子来，看我肯让给您不肯！”

“那，我还留着银子娶媳妇呢！”

“那，也不尽然！”多甫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您记得博胜之博二爷，不是用老婆换了一对蓝乌头吗？”这时候，他才看见二哥手里的包袱。“二哥，您家里的树熟儿吧？嘿！我顶爱吃您那儿的那种‘莲蓬子儿’，甜酸，核儿小，皮嫩！太好啦！我道谢啦！”他请了个安，把包袱接过去。

进了堂屋，二哥给二位长亲请了安，问了好，而后献礼：“没什么孝敬您的，自家园的一点红枣儿！”

大姐进来献茶，然后似乎说了点什么，又似乎没说什么，就那么有规有矩地找到最合适的地方，垂手侍立。

多甫一心要吃枣子，手老想往包袱里伸。大姐婆婆的眼睛把他的手瞪了回去，而后下命令：“媳妇，放在我的盒子里去！”大姐把包袱拿走，大姐夫心里凉了一阵。

有大姐婆婆在座，二哥不便提起王掌柜的事，怕她以子爵的女儿的资格，拦头给他一杠子。她对什么事，不管懂不懂，都有她自己的见解与办法。一旦她说出“不管”，正翁就绝对不便违抗。这并不是说正翁有点怕老婆，而是他拥护一条真理——“不管”比“管”更省事。二哥有耐性儿，即使大姐婆婆在那儿坐一整天，他也会始终不动，滔滔不绝地瞎扯。

大姐不知在哪儿那么轻嗽了一下。只有大姐会这么轻嗽，叫有心听的能听出点什么意思来，叫没心听的也觉得挺悦耳，叫似有心听又没心听的既觉得挺悦耳，还可能听出点什么意思来。这是她的绝技。大姐婆婆听见了，瞪了瞪眼，欠了欠身。二哥听到了那声轻嗽，也看见了这个欠身，赶紧笑着说：“您有事，就请吧！”大姐婆婆十分庄严地走出去。二哥这才对二位男主人说明了来意。

多甫还没把事情完全听明白，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什么？洋人？洋人算老几呢？我斗斗他们！大清国是天朝上邦，所有的外国都该进贡称臣！”他马上想出来具体的办法：“二哥，您甭管，全交给我吧！善扑营的、当库兵的哥儿们，多了没有，约个三十口子，四十口子，还不算不现成！他眼睛多呀，就是千眼佛，我也把他揍瞎了！”

“打群架吗？”二哥笑着问。

“对！拉躺下，打！打得他叫了亲爹，拉倒！不叫，往死里打！”多甫立起来，晃着两肩，抡抡拳头，还狠狠地啐了两口。

“多甫，”旗人的文化已经提到这么高，正翁当着客人面前，称儿子的号而不呼名了。“多甫，你坐下！”看儿子坐下了，正翁本不想咳嗽，可是又似乎有咳嗽的必要，于是就有腔有调地咳嗽了一会儿，而后问二哥：“定大爷肯管这个事吗？”

“我不知道，所以才来请您帮帮忙！”

“我看，我看，拿不准的事儿，顶好不作！”正翁作出很有思想的样子，慢慢地说。

“先打了再说嘛，有什么拿不准的？”多甫依然十分坚决。“是呀，我可以去请两位黄带子[1]来，打完准保没事！”

“多甫，”正翁掏出四吊钱的票子来，“给你，出去蹓蹓！看有好的小白梨，买几个来，这两天我心里老有点火。”

多甫接过钱来，扭头就走，大有子路负米的孝心与勇气。“二哥，您坐着，我给老爷子找小白梨去！什么时候打，我听您一句话，决不含糊！”他摇晃着肩膀走了出去。

“正翁，您……”二哥问。

“老二，”正翁亲切地叫，“老二！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这种地方，正翁与云翁有些不同：云翁在拒绝帮忙的时候，设法叫人家看出来他的身分，理当不轻举妄动。正翁呢，到底是玩鸟儿、玩票惯了，虽然拒绝帮忙，说的可怪亲切，照顾到双方的利益。“咱们爷儿俩听听书去吧！双厚坪、恒永通，双说‘西游’，可真有个听头！”

“我改天，改天陪您去！今儿个……”二哥心里很不高兴，虽然脸上不露出来——也许笑容反倒更明显了些，稍欠自然一些。他看不上多甫那个虚假劲儿：明知自己不行，却还爱说大话，只图嘴皮子舒服。即使他真想打群架，那也只是证明他糊涂；他难道看不出来，旗人的威风已不像从前那么大了吗？对正翁，二哥就更看不上了。他对于这件事完全漠不关心，他一心想去听《西游记》！

大姐婆婆在前，大姐在后，一同进来。大姐把包袱退还给二哥，里边包着点东西。不能叫客人拿着空包袱走，这是规矩，这也就是婆媳二人躲开了半天的原因。大姐婆婆好吃，存不下东西。婆媳二人到处搜寻，才偶然地碰到了一小盒杏仁粉，光绪十六年的出品。“就行啦！”大姐安慰着婆婆：“反正有点东西压着包袱，就说得过去啦！”

二哥拿着远年的杏仁粉，请安道谢，告退。出了大门，打开包袱，看了看，顺手儿把小盒扔在垃圾堆上——那年月，什么地方都有垃圾堆，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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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带子，清代宗室为了彰显身份，身上都系着金黄色的带子。

十

福海二哥是有这股子劲头的：假若听说天德堂的万应锭这几天缺货，他就必须亲自去问问；眼见为实，耳听是虚。他一点不晓得定大爷肯接见他不肯。他不过是个普通的旗兵。可是，他决定去碰碰；碰巧了呢，好；碰一鼻子灰呢，再想别的办法。

他知道，他必须买通了定宅的管家，才会有见到定大爷的希望。他到便宜坊拿了一对烧鸡，并没跟王掌柜说什么。帮忙就帮到家，他不愿意叫王老头儿多操心。

提着那对鸡——打了个很体面的蒲包，上面盖着红纸黑字的门票，也鲜艳可喜——他不由地笑了笑，心里说：这算干什么玩呢！他有点讨厌这种送礼行贿的无聊，可又觉得有点好玩儿。他是旗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从蒲包儿、烧鸡的圈圈里冲出去呢？没办法！

见了管家，他献上了礼物，说是王掌柜求他来的。是的，王掌柜有点小小的、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困难，希望定大爷帮帮忙。王掌柜是买卖地儿的人，不敢来见定大爷，所以才托他登门拜见。是呀，二哥转弯抹角地叫管家听明白，他的父亲是三品顶子的参领——他知道，定大爷虽然有钱有势，可是还没作过官。二哥也叫管家看清楚，他在定大爷面前，一定不会冒冒失失地说出现在一两银子能换多少铜钱，或烧鸡卖多少钱一只。他猜得出，定宅的银盘儿和物价都与众不同，完全由管家规定。假若定大爷万一问到烧鸡，二哥会说：这一程子，烧鸡贵得出奇！二哥这些话当然不是直入公堂说出来的。他也不是怎么说着说着，话就那么一拐弯儿，叫管家听出点什么意思来，而后再拐弯儿，再绕回来。这样拐弯抹角，他说了一个钟头。连这样，管家可是还没有替他通禀一声的表示。至此，二哥也就露出，即使等三天三夜，他也不嫌烦——好在有那对烧鸡在那儿摆着，管家还不至把他轰了出去。

管家倒不耐烦了，只好懒懒地立起来。“好吧，我给你回一声儿吧！”

恰好定大爷这会儿很高兴，马上传见。

定大爷是以开明的旗人自居的。他的祖父、父亲都作过外任官，到处拾来金银元宝，珍珠玛瑙。定大爷自己不急于作官，因为那些元宝还没有花完，他满可以从从容容地享此清福。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相当同情维新派。他不像云翁与正翁那么顾虑到一变法就丢失了铁杆儿庄稼。他用不着顾虑，在他的宅院附近，半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专靠房租，他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他觉得自己非常清高，有时候他甚至想到，将来他会当和尚去，像贾宝玉似的。因此，他也轻看作生意。朋友们屡屡劝他拿点资本，帮助他们开个买卖，他总是摇头。对于李鸿章那伙兴办实业的人，他不愿表示意见，因为他既不明白实业是什么，又觉得“实业”二字颇为时髦，不便轻易否定。对了，定大爷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阔少爷，时代潮浪动荡得那么厉害，连他也没法子听而不闻，没法子不改变点老旗人的顽固看法。可是，他的元宝与房产又遮住他的眼睛，使他没法子真能明白点什么。所以，他一阵儿明白，一阵儿胡涂，像个十岁左右、聪明而淘气的孩子。

他只有一个较比具体的主张：想叫大清国强盛起来，必须办教育。为什么要办教育呢？因为识文断字的人多起来，社会上就会变得文雅风流了。到端午、中秋、重阳，大家若是都作些诗，喝点黄酒，有多好呢！哼，那么一来，天下准保太平无事了！从实际上想，假若他捐出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作校址，再卖出一所房子购置桌椅板凳，就有了一所学堂啊！这容易作到，只要他肯牺牲那两所房子，便马上会得到毁家兴学的荣誉。

定大爷极细心地听取二哥的陈述，只在必要的地方“啊”一下或“哈”一下。二哥原来有些紧张，看到定大爷这么注意听，他脸上露出真的笑意。他心里说：哼，不亲自到药铺问问，就不会真知道有没有万应锭！心中虽然欢喜，二哥可也没敢加枝添叶，故意刺激定大爷。他心里没底——那个旗人是天之骄子，所向无敌的老底。

二哥说完，定大爷闭上眼，深思。而后，睁开眼，他用细润白胖，大指上戴着个碧绿明润的翡翠扳指的手，轻脆地拍了胖腿一下：“啊！啊？我看你不错，你来给我办学堂吧！”

“啊？”二哥吓了一跳。

“你先别出声，听我说！”定大爷微微有点急切地说：“大清国为什么……啊？”凡是他不愿明说的地方，他便问一声“啊”，叫客人去揣摩。“旗人，像你说的那个什么多，啊？去巴结外国人？还不都因为幼而失学，不明白大道理吗？非办学堂不可！非办不可！你就办去吧！我看你很好，你行！哈哈哈！”

“我，我去办学堂？我连学堂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二哥是不怕困难的人，可是听见叫他去办学堂，真有点慌了。

定大爷又哈哈地笑了一阵。平日他所接触到的人，没有像二哥这么说话的。不管他说什么，即使是叫他们去挖祖坟，他们也嗻嗻是是地答应着。他们知道，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说过什么，他们也就无须去挖坟了。二哥虽然很精明，可到底和定大爷这样的人不大来往，所以没能沉住了气。定大爷觉得二哥的说话法儿颇为新颖，就仿佛偶然吃一口窝窝头也怪有个意思儿似的。“我看你可靠！可靠的人办什么也行！啊？我找了不是一天啦，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可靠的！你就看我那个管家吧，啊？我叫他去买一只小兔儿，他会赚一匹骆驼的钱！哈哈哈！”

“那，为什么不辞掉他呢？”这句话已到唇边，二哥可没敢说出来，省得定大爷又笑一阵。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五年前就想辞了他！可是，他走了，我怎么办呢？怎见得找个新人来，买只小兔，不赚三匹骆驼的钱呢？”

二哥要笑，可是没笑出来；他也不怎么觉得一阵难过。他赶紧把话拉回来：“那，那什么，定大爷，您看王掌柜的事儿怎么办呢？”

“那，他不过是个老山东儿！”

这句话伤了二哥的心。他低下头去，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啦？怎么啦？”定大爷相当急切地问。在他家里，他是个小皇帝。可也正因如此，他有时候觉得寂寞、孤独。他很愿意关心国计民生，以备将来时机一到，大展经纶，像出了茅庐的诸葛亮似的。可是，自幼儿娇生惯养，没离开过庭院与花园，他总以为老米白面，鸡鸭鱼肉，都来自厨房；鲜白藕与酸梅汤什么的都是冰箱里产出来的。他接触不到普通人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他有点苦闷，觉得孤独。是呀，在家里，一呼百诺；出去探望亲友，还是众星捧月；看见的老是那一些人，听到的老是那一套奉承的话。他渴望见到一些新面孔，交几个真朋友。因此，他很容易把初次见面的人当作宝贝，希望由此而找到些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增加一些人生的新知识。是的，新来上工的花把式或金鱼把式，总是他的新宝贝。有那么三四天，他从早到晚跟着他们学种花或养鱼。可是，他们也和那个管家一样，对他总是那么有礼貌，使他感到难过，感到冷淡。新鲜劲儿一过去，他就不再亲自参加种花和养鱼，而花把式与鱼把式也就默默地操作着，对他连看也不多看一眼，好像不同种的两只鸟儿相遇，谁也不理谁。

这一会儿，二哥成为定大爷的新宝贝。是呀，二哥长得体面，能说会道，既是旗人，又不完全像个旗人——至少是不像管家那样的旗人。哼，那个管家，无论冬夏，老穿着护着脚面的长袍，走路没有一点声音，像个两条腿的大猫似的！

二哥这会儿很为难，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嗯，反正定大爷不是他的佐领，得罪了也没太大的关系。实话实说吧：“定大爷！不管他是老山东儿，还是老山西儿，他是咱们的人，不该受洋人的欺侮！您，您不恨欺压我们的洋人吗？”说罢，二哥心里痛快了一些，可也知道恐怕这是沙锅砸蒜，一锤子的买卖，不把他轰出去就是好事。

定大爷愣了一会儿：这小伙子，教训我呢，不能受！可是，他忍住了气；这小伙子是新宝贝呀，不该随便就扔掉。“光恨可有什么用呢？啊？咱们得自己先要强啊！”说到这里，定大爷觉得自己就是最要强的人：他不吸鸦片，晓得有个林则徐；他还没作官，所以很清廉；他虽爱花钱，但花的是祖辈留下来的，大爷高兴把钱都打了水飘儿玩，谁也管不着……

“定大爷，您也听说了吧，四外闹义和团哪！”

二哥这么一提，使定大爷有点惊异。他用翡翠扳指蹭了蹭上嘴唇上的黑而软的细毛——他每隔三天刮一次脸。关于较比重大的国事、天下事，他以为只有他自己才配去议论。是呀，事实是这样：他的亲友之中有不少贵人，即使他不去打听，一些紧要消息也会送到他的耳边来。对这些消息，他高兴呢，就想一想；不高兴呢，就由左耳进来，右耳出去。他想一想呢，是关心国家大事；不去想呢，是沉得住气，不见神见鬼。不管怎么说吧，二哥，一个小小的旗兵，不该随便谈论国事。对于各处闹教案，他久有所闻，但没有特别注意，因为闹事的地方离北京相当的远。当亲友中作大官的和他讨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在感情上，他和那些满族大员们一样，都很讨厌那些洋人；在理智上，他虽不明说，可是暗中同意那些富贵双全的老爷们的意见：忍口气，可以不伤财。是的，洋人不过是要点便宜，给他们就是了，很简单。至于义和团，谁知道他们会闹出什么饥荒来呢？他必须把二哥顶回去：“听说了，不该闹！你想想，凭些个拿着棍子棒子的乡下佬儿，能打得过洋人吗？啊？啊？”他走到二哥的身前，嘴对着二哥的脑门子，又问了两声：“啊？啊？”

二哥赶紧立起来。定大爷得意地哈哈了一阵。二哥不知道外国到底有多么大的力量，也不晓得大清国到底有多么大的力量。最使他难以把定大爷顶回去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他只好改变了口风：“定大爷，咱们这一带可就数您德高望重，也只有您肯帮助我们！您要是揣起手儿不管，我们这些小民可找谁去呢？”

定大爷这回是真笑了，所以没出声。“麻烦哪！麻烦！”他轻轻地摇着头。二哥看出这种摇头不过是作派，赶紧再央求：“管管吧！管管吧！”

“可怎么管呢？”

二哥又愣住了。他原想定大爷一出头，就能把教会压下去。看样子，定大爷并不准备那么办。他不由地又想起十成来。是，十成作的对！官儿们不管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只好自己动手！就是这么一笔账！

“我看哪，”定大爷想起来了，“我看哪，把那个什么牧师约来，我给他一顿饭吃，大概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啊？”

二哥不十分喜欢这个办法。可是，好容易得到这么个结果，他不便再说什么。“那，您就分心吧！”他给定大爷请了个安。他急于告辞。虽然这里的桌椅都是红木的，墙上挂着精裱的名人字画，而且小书童隔不会儿就进来，添水或换茶叶，用的是景德镇细磁盖碗，沏的是顶好的双熏茉莉花茶，他可是觉得身上和心里都很不舒服。首先是，他摸不清定大爷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不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愿意马上走出去，尽管街上是那么乱七八糟，飞起的尘土带着马尿味儿，他会感到舒服，亲切。

可是，定大爷不让他走。他刚要走，定大爷就问出来：“你闲着的时候，干点什么？养花？养鱼？玩蛐蛐？”不等二哥回答，他先说下去，也许说养花，也许说养鱼，说着说着，就又岔开，说起他的一对蓝眼睛的白狮子猫来。二哥听得出来，定大爷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可也不真在行。二哥决定只听，不挑错儿，好找机会走出去。

二哥对定大爷所用的语言，也觉得有点奇怪。他自己的话，大致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里边有不少土话，歇后语，油漆匠的行话，和旗人惯用的而汉人也懂得的满文词儿。他最喜欢这种话，信口说来，活泼亲切。另一种是交际语言，在见长官或招待贵宾的时候才用。他没有上过朝，只能想象：皇上若是召见他，跟他商议点国家大事，他大概就须用这种话回奏。这种话大致是以云亭大舅的语言为标准，第一要多用些文雅的词儿，如“台甫”“府上”之类，第二要多用些满文，如“贵牛录”“几栅栏”等等。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吐字要十分清楚，所以顶好有个腔调，并且随时要加入“嗻嗻是是”，毕恭毕敬。二哥不大喜爱这种拿腔作势的语言，每一运用，他就觉得自己是在装蒜。它不亲切。可是，正因为不亲切，才听起来像官腔，像那么回事儿。

定大爷不耍官腔，这叫二哥高兴；定大爷没有三、四品官员的酸味儿。使二哥不大高兴的是：第一，定大爷的口里还有不少好几年前流行而现在已经不大用的土语。这叫他感到不是和一位青年谈话呢。听到那样的土语，他就赶紧看一看对方，似乎怀疑定大爷的年纪。第二，定大爷的话里有不少虽然不算村野，可也不算十分干净的字眼儿。二哥想得出来：定大爷还用着日久年深的土语，是因为不大和中、下层社会接触，或是接触的不及时。他可是想不出，为什么一个官宦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子弟，嘴里会不干不净。是不是中等旗人的语言越来越文雅，而高等旗人的嘴里反倒越来越简单，俗俚呢？二哥想不清楚。

更叫他不痛快的是：定大爷的话没头没脑，说着说着金鱼，忽然转到：“你看，赶明儿个我约那个洋人吃饭，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这使二哥很难马上作出妥当的回答。他正在思索，定大爷自己却提出答案：“对，叫他进后门！那，头一招，他就算输给咱们了！告诉你，要讲斗心路儿，红毛儿鬼子可差多了！啊？”

有这么几次大转弯，二哥看清楚：定大爷是把正经事儿搀在闲话儿说，表示自己会于谈笑之中，指挥若定。二哥也看清楚：表面上定大爷很随便，很天真，可是心里并非没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必是从日常接触到的达官贵人那里学来的，似乎有点道理，又似乎很荒唐。二哥很不喜欢这种急转弯，对鬼子进大门还是走后门这类的问题，也不大感觉兴趣。他急于告别，一来是他心里不大舒服，二来是很怕定大爷再提起叫他去办学堂。

十一

牛牧师接到了请帖。打听明白了定大爷是何等人，他非常兴奋。来自美国，他崇拜阔人。他只尊敬财主，向来不分析财是怎么发的。因此，在他的舅舅发了财之后，若是有人暗示：那个老东西本是个流氓。他便马上反驳：你为什么没有发了财呢？可见你还不如流氓！因此，他拿着那张请帖，老大半天舍不得放下，几乎忘了定禄是个中国人，他所看不起的中国人。这时候，他心中忽然来了一阵民主的热气：黄脸的财主是可以作白脸人的朋友的！同时，他也想起：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赶紧叫仆人给他擦鞋、烫衣服，并找出一本精装的《新旧约全书》，预备送给定大爷。

他不知道定大爷为什么请他吃饭，也不愿多想。眼睛多倒猜出一点来，可是顾不得和牧师讨论。他比牛牧师还更高兴：“牛牧师！牛牧师！准是翅席哟！准是！嘿！”他咂摸着滋味，大口地咽口水。

眼睛多福至心灵地建议：牛牧师去赴宴，他自己愿当跟班的，头戴红缨官帽，身骑高大而老实的白马，给牧师拿着礼物什么的。他既骑马，牧师当然须坐轿车。“对！牛牧师！我去雇一辆车，准保体面！到了定宅，我去喊：‘回事’！您听，我的嗓音儿还像那么一回事吧？”平日，他不敢跟牧师这么随便说话。今天，他看出牧师十分高兴，而自己充当跟随，有可能吃点残汤腊水，或得到两吊钱的赏赐，所以就大胆一些。

“轿车？”牛牧师转了转眼珠。

“轿车！对！”眼睛多不知吉凶如何，赶紧补充：“定大爷出门儿就坐轿车，别叫他小看了牧师！”

“他坐轿车，我就坐大轿！我比他高一等！”

眼睛多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想不出怎么办才好。“那，那，轿子，不，不能随便坐呀！”

“那，你等着瞧！我会叫你们的皇上送给我一乘大轿，八个人抬着！”

“对！牧师！牧师应当是头品官！您可别忘了，您戴上红顶子，可也得给我弄个官衔！我这儿先谢谢牧师啦！”眼睛多规规矩矩地请了个安。

牧师咔咔咔地笑了一阵。

商议了许久，他们最后决定：牧师不坚持坐大轿，眼睛多也不必骑马，只雇一辆体面的骡车就行了。眼睛多见台阶就下，一来是他并没有不从马上掉下来的把握，尽管是一匹很老实的马，二来是若全不让步，惹得牧师推翻全盘计划，干脆连跟班的也不带，他便失去到定宅吃一顿或得点赏钱的机会。

宴会时间是上午十一点。牛牧师本想迟起一些，表示自己并不重视一顿好饭食。可是，他仍然起来得很早，而且加细地刮了脸。他不会去想，到定宅能够看见什么珍贵的字画，或艺术价值很高的陈设。他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去看看大堆的金锭子、银锞子，和什么价值连城的夜光珠。他非常兴奋，以至把下巴刮破了两块儿。

眼睛多从看街的德二爷那里借来一顶破官帽。帽子太大，戴上以后，一个劲儿在头上打转儿。他很早就来在教堂门外，先把在那儿歇腿的几个乡下人，和几个捡煤核的孩子，都轰了走：“这儿是教堂，站不住脚儿！散散！待会儿洋大人就出来，等着吃洋火腿吗？”看他们散去，他觉得自己的确有些威严，非常高兴。然后，他把牧师的男仆叫了出来：“我说，门口是不是得动动条帚呢？待会儿，牧师出来一看……是吧？”平日，他对男仆非常客气，以便随时要口茶喝什么的，怪方便。现在，他戴上了官帽，要随牧师去赴宴，他觉得男仆理当归他指挥了。男仆一声没出，只对那顶风车似的帽子翻了翻白眼。

十点半，牛牧师已打扮停妥。他有点急躁。在他的小小生活圈子里，穷教友们是他天天必须接触到的。他讨厌他们，鄙视他们，可又非跟他们打交道不可。没有他们，他的饭锅也就砸了。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一种惩罚！他羡慕各使馆的那些文武官员，个个扬眉吐气，的确像西洋人的样子。他自己算哪道西洋人呢？他几乎要祷告：叫定大爷成为他的朋友，叫他打入贵人、财主的圈子里去！那，可就有个混头儿了！这时候，他想起许多自幼儿读过的廉价的“文学作品”来。那些作品中所讲的冒险的故事，或一对男女仆人的罗曼司，不能都是假的。是呀，那对仆人结了婚之后才发现男的是东欧的一位公爵，而女的得到一笔极大极大的遗产！是，这不能都是假的！

这时候，眼睛多进来请示，轿车已到，可否前去赴宴？平时，牧师极看不起眼睛多，可是又不能不仗着他表现自己的大慈大悲，与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他心中正想着那些廉价的罗曼司，忽然觉得眼睛多确有可爱之处，像一条丑陋而颇通人性的狗那么可笑又可爱。他爱那顶破官帽。他不由地想到：他若有朝一日发了财，就必用许多中国仆人，都穿一种由他设计的服装，都戴红缨帽。他看着那顶破帽子咔咔了好几声。眼睛多受宠若惊，乐得连腿都有点发软，几乎立不住了。

这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可喜。正是十一点来钟，霜气散尽，日光很暖，可小西北风又那么爽利，使人觉得既暖和又舒服。

可惜，那时代的道路很坏：甬路很高，有的地方比便道高着三四尺。甬路下面往往就是臭泥塘。若是在甬路上翻了车，坐车的说不定是摔个半死，还是掉在臭泥里面。甬路较比平坦，可也黑土飞扬，只在过皇上的时候才清水泼街，黄土垫道，干净那么三五个钟头。

眼睛多雇来的轿车相当体面。这是他头一天到车口上预定的，怕临时抓不着好车。

他恭恭敬敬地拿着那本精装《圣经》，请牧师上车。牛牧师不肯进车厢，愿跨车沿儿。

“牧师！牛牧师！请吧！没有跟班的坐里面，主人反倒跨车沿儿的，那不成体统！”眼睛多诚恳地劝说。

牧师无可如何，只好往车厢里爬。眼睛多拧身跨上车沿，轻巧飘洒，十分得意。给洋人当跟随，满足了他的崇高愿望。

车刚一动，牧师的头与口一齐出了声，头上碰了个大包。原来昨天去定车的时候，几辆车静静地排在一处，眼睛多无从看出来骡子瘸了一条腿。腿不大方便的骡子须费很大的事，才能够迈步前进，而牧师左摇右晃，手足失措，便把头碰在坚硬的地方。

“不要紧！不要紧！”赶车的急忙笑着说：“您坐稳点！上了甬路就好啦！别看它有点瘸，走几十里路可不算一回事！还是越走越快，越稳！”

牧师手捂着头，眼睛多赶紧往里边移动，都没说什么。车上了甬路。牧师的腿没法儿安置：开始，他拳着双腿，一手用力拄着车垫子，一手捂着头上；这样支持了一会儿，他试探着伸开一条腿。正在此时，瘸骡子也不怎么忽然往路边上一扭，牧师的腿不由地伸直。眼睛多正得意地用手往上推一推官帽，以便叫路上行人赏识他的面貌，忽然觉得腰眼上挨了一炮弹，或一铁锤。说时迟，那时快，他还没来得及“哎呀”一声，身子已飘然而起，直奔甬路下的泥塘。他想一拧腰，改变飞行的方向，可是恰好落在泥塘的最深处。别无办法，他只好极诚恳地高喊：救命啊！

几个过路的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上来。牛牧师见车沿已空，赶紧往前补缺。大家仰头一看，不约而同地又把眼睛多扔了回去。他们不高兴搭救洋奴。牛牧师催车夫快走。眼睛多独力挣扎了许久，慢慢地爬了上来，带着满身污泥，手捧官帽，骂骂咧咧地回了家。

定宅门外已经有好几辆很讲究的轿车，骡子也都很体面。定大爷原想叫牧师进后门，提高自己的身分，削减洋人的威风。可是，女眷们一致要求在暗中看看“洋老道”是什么样子。她们不大熟悉牧师这个称呼，而渺茫地知道它与宗教有关，所以创造了“洋老道”这一名词。定大爷觉得这很好玩，所以允许牛牧师进前门。这虽然给了洋人一点面子，可是暗中有人拿他当作大马猴似的看着玩，也就得失平衡，安排得当。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童儿领着牧师往院里走。小童儿年纪虽小，却穿着件扑着脚面的长衫，显出极其老成，在老成之中又有点顽皮。牛牧师的黄眼珠东溜溜，西看看，不由地长吸了一口气。看，迎面是一座很高很长的雕砖的影壁，中间悬着个大木框，框心是朱纸黑字，好大的两个黑字。他不会欣赏那砖雕，也不认识那俩大黑字，只觉得气势非凡，的确是财主住的地方。影壁左右都有门，分明都有院落。

“请！”小童儿的声音不高也不低，毫无感情。说罢，他向左手的门走去。门坎很高，牧师只顾看门上面的雕花，忘了下面。鞋头碰到门坎上，磕去一块皮，颇为不快。

进了二门，有很长的一段甬路，墁着方砖，边缘上镶着五色的石子，石子儿四围长着些青苔。往左右看，各有月亮门儿。左边的墙头上露着些青青的竹叶。右门里面有座小假山，遮住院内的一切，牛牧师可是听到一阵妇女的笑声。他看了看小童儿，小童儿很老练而顽皮地似乎挤了挤眼，又似乎没有挤了挤眼。

又来到一座门，不很大，而雕刻与漆饰比二门更讲究。进了这道门，左右都是长廊，包着一个宽敞的院子。听不见一点人声，只有正房的廊下悬着一个长方的鸟笼，一只画眉独自在歌唱。靠近北房，有两大株海棠树，挂满了半红的大海棠果。一只长毛的小白猫在树下玩着一根鸡毛，听见脚步声，忽然地不见了。

顺着正房的西北角，小童儿把牧师领到后院。又是一片竹子，竹林旁有个小门。牧师闻到桂花的香味。进了小门，豁然开朗，是一座不小的花园。牛牧师估计，从大门到这里，至少有一里地。迎门，一个汉白玉的座子，上边摆着一块细长而玲珑的太湖石。远处是一座小土山，这里那里安排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给土山添出些凌角。小山上长满了小树与杂花，最高的地方有个茅亭，大概登亭远望，可以看到青青的西山与北山。山前，有个荷花池，大的荷叶都已残破，可是还有几叶刚刚出水，半卷半开。顺着池边的一条很窄，长满青苔的小路走，走到山尽头，在一棵高大的白皮松下，有三间花厅。门外，摆着四大盆桂花，二金二银，正在盛开。

“回事！”小童儿喊了一声。听到里面的一声轻嗽，他高打帘栊，请客人进去。然后，他立在大松下，抠弄树上的白皮儿，等候命令。

花厅里的木器一致是楠木色的，蓝与绿是副色。木制的对联，楠木地绿字；匾额，楠木地蓝字。所有的磁器都是青花的。只有一个小瓶里插着两朵红的秋玫瑰花。牛牧师扫了一眼，觉得很失望——没有金盘子银碗！

定大爷正和两位翰林公欣赏一块古砚。见牛牧师进来，他才转身拱手，很响亮地说：“牛牧师！我是定禄！请坐！”牧师还没坐下，主人又说了话：“啊，引见引见，这是林小秋翰林，这是纳雨声翰林，都坐！坐！”

两位翰林，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满一汉，都留着稀疏的胡子。汉翰林有点拘束，在拘束之中露出他既不敢拒绝定大爷的约请，又实在不高兴与洋牧师同席。满翰林是个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国，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么多的汉族文化，以至当上翰林，所以不像汉翰林那么拘束。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他的才华足以应付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人，包括着白脸蓝眼珠的，都天生来的比他低着一等或好几等。他不知道世界列强的真情实况，可的确知道外国的枪炮很厉害，所以有点怕洋鬼子。不过，洋鬼子毕竟是洋鬼子，无论怎么厉害也是野人，只要让着他们一点，客气一点，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不幸，非短兵相接，打交手仗不可，他也能在畏惧之中想出对策。他直看牛牧师的腿，要证实鬼子腿，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确是直的。假若他们都是直腿，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那便好办了——只须用长竹竿捅他们的磕膝，弄倒他们，就可以像捉仰卧的甲虫那样，从从容容地捉活的就是了。牛牧师的腿并不像两根小柱子。翰林有点失望，只好再欣赏那块古砚。

“贵国的砚台，以哪种石头为最好呢？”纳雨声翰林为表示自己不怕外国人，这样发问。

牛牧师想了想，没法儿回答，只好咔咔了两声。笑完，居然想起一句：“这块值多少钱？”

“珍秀斋刚送来，要八十两，还没给价儿。雨翁说，值多少？”定大爷一边回答牧师，一边问纳翰林。

“给五十两吧，值！”纳雨翁怕冷淡了林小秋，补上一句，“秋翁说呢？”

秋翁知道，他自己若去买，十两银子包管买到手，可是不便给旗官儿省钱，于是只点了点头。

牛牧师的鼻子上出了些细汗珠儿。他觉得自己完全走错了路。看，这里的人竟自肯花五十两买一块破石头！他为什么不早找个门路，到这里来，而跟眼睛多那些穷光蛋们瞎混呢？他须下决心，和这群人拉拢拉拢，即使是卑躬屈膝也好！等把钱拿到手，再跟他们瞪眼，也还不迟！他决定现在就开始讨他们的喜欢！正在这么盘算，他听见一声不很大而轻脆的响声。他偷眼往里间看，一僧一道正在窗前下围棋呢。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似乎丝毫没理会他的光临。

那和尚有五十多岁，虽然只穿件灰布大领僧衣，可是气度不凡：头剃得极光，脑门儿极亮，脸上没有一丝五十多岁人所应有的皱纹。那位道士的道袍道冠都很讲究，脸色黄黄的，静中透亮，好像不过五十来岁，可是一部胡须很美很长，完全白了。

牛牧师不由地生了气。他，和他的亲友一样，知道除了自己所信奉的，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配称为宗教的宗教。这包括着犹太教、天主教。至于佛教、道教……更根本全是邪魔外道，理当消灭！现在，定大爷竟敢约来僧道陪他吃饭，分明是戏弄他，否定他的上帝！他想牺牲那顿好饭食，马上告辞，叫他们下不来台。

一个小丫环托着个福建漆的蓝色小盘进来，盘上放着个青花磁盖碗。她低着头，轻轻把盖碗放在他身旁的小几上，轻俏地走出去。

他掀开了盖碗的盖儿，碗里边浮动着几片很绿很长的茶叶。他喝惯了加糖加奶的稠嘟嘟的红茶，不晓得这种清茶有什么好处。他觉得别扭，更想告辞了。

“回事！”小童在外边喊了一声。

两位喇嘛紧跟着走进来。他们满面红光，满身绸缎，还戴着绣花的荷包与褡裢，通体光彩照人。

牛牧师更坐不住了。他不止生气，而且有点害怕——是不是这些邪魔外道要跟他辩论教义呢？假若是那样，他怎么办呢？他的那点学问只能吓唬眼睛多，他自己知道！

一位喇嘛胖胖的，说话声音很低，嘴角上老挂着笑意，看起来颇有些修养。另一位，说话声音很高，非常活泼，进门就嚷：“定大爷！我待会儿唱几句《辕门斩子》，您听听！”

“那好哇！”定大爷眉飞色舞地说：“我来焦赞，怎样？啊，好！先吃饭吧！”他向门外喊：“来呀！开饭！”

小童儿在园内回答：“嗻！全齐啦！”

“请！请！”定大爷对客人们说。

牛牧师听到开饭，也不怎么怒气全消，绝对不想告辞了。他决定抢先走，把僧、道、喇嘛，和翰林，都撂在后边。可是，定大爷说了话：“不让啊，李方丈岁数最大，请！”

那位白胡子道士，只略露出一点点谦让的神气，便慢慢往外走，小童儿忙进来搀扶。定大爷笑着说：“老方丈已经九十八了，还这么硬朗！”

这叫牛牧师吃了一惊，可也更相信道士必定有什么妖术邪法，可以长生不老。

和尚没等让，就随着道士走。定大爷也介绍了一下：“月朗大师，学问好，修持好，琴棋书画无一不佳！”

牛牧师心里想：这顿饭大概不容易吃！他正这么想，两位翰林和两位喇嘛都走了出去。牛牧师皱了皱眉，定大爷面有得色。牛牧师刚要走，定大爷往前赶了一步：“我领路！”牛牧师真想踢他一脚，可是又舍不得那顿饭，只好作了殿军。

酒席设在离花厅不远的一个圆亭里。它原来是亭子，后来才安上玻璃窗，改成暖阁。定大爷在每次大发脾气之后，就到这里来陶真养性。假若尚有余怒，他可以顺手摔几件小东西。这里的陈设都是洋式的，洋钟、洋灯、洋磁人儿……地上铺着洋地毯。

老舍

1899—1966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

《二马》（1929）

《猫城记》（1932）

《骆驼祥子》（1936）

《我这一辈子》（1937）

《四世同堂》（1944—1948）

《茶馆》（1957）

《正红旗下》（1962）

二马
老舍　著
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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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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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现代出版社的“老舍经典珍藏版”系列作品出版了。这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

舒济

2018.5.17

第一段

1

马威低着头儿往玉石牌楼走。走几步儿，不知不觉的就愣磕磕的站住一会儿。抬起头来，有时候向左，有时候向右，看一眼。他看什么呢？他不想看什么，也真的没看见什么。他想着的那点事，像块化透了的鳔胶，把他的心整个儿糊满了；不但没有给外面的东西留个钻得进去的小缝儿，连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动作也满没受他的心的指挥。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又直着回来了，并没有带回什么东西来。他早把世界忘了，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齐消灭了，立刻消灭了，何苦再看呢！

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站了总有两三分钟，才慢慢的把面前的东西看清楚了。

“啊，今天是礼拜。”他自己低声儿说。

礼拜下半天，玉石牌楼向来是很热闹的。绿草地上和细沙垫的便道上，都一圈儿一圈儿的站满了人。打着红旗的工人，伸着脖子，张着黑粗的大毛手，扯着小闷雷似的嗓子喊“打倒资本阶级。”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连昨儿晚上没睡好觉，也是资本家闹的。紧靠着这面红旗，便是打着国旗的守旧党，脖子伸得更长，（因为戴着二寸高的硬领儿，脖子是没法缩短的。）张着细白的大毛手，拼着命喊：“打倒社会党，”“打倒不爱国的奸细。”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撂在工人的肩膀上，连今天早晨下雨，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紧靠着这一圈儿是打蓝旗的救世军，敲着八角鼓，吹着小笛儿，没结没完的唱圣诗。他们赞美上帝越欢，红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劲。有时候圣灵充满，他们唱得惊天动地，叫那边红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来的字骂街。紧靠着救世军便是天主教讲道的，再过去还有多少圈儿：讲印度独立的，讲赶快灭中国的，讲自由党复兴的；也有什么也不讲，大伙儿光围着个红胡子小干老头儿，彼此对看着笑。

红旗下站着的人们，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里一叼，双手插在裤兜儿里。台上说什么，他们点头赞成什么。站在国旗下面听讲的，多半是戴着小硬壳儿黑呢帽，点头顺嘴的嘟囔着：“对了！”“可不是！”有时候两个人说对了劲，同时说出来：“对了。”还彼此挤着眼，一咧嘴，从嘴犄角儿挤出个十分之一的笑。至于那些小圈儿就不像这些大圈儿这么整齐一致了。他们多半是以讨论辩驳为主体，把脑瓜儿挤热羊似的凑在一块儿，低着声儿彼此嚼争理儿。此外单有一群歪戴帽，横眉立目的年青小伙子，绕着这些小圈儿，说俏皮话，打哈哈，不为别的，只为招大家一笑，露露自己的精细。圈儿外边围着三五成群的巡警，都是一边儿高，一样的大手大脚，好像伦敦的巡警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儿们。

这群人里最出锋头，叫好儿的，是穿红军衣的禁卫军。他们的腰板儿挺得比图画板还平还直，裤子的中缝像里面撑着一条铁棍儿似的那么直溜溜的立着。个个干净抹腻，脸上永远是笑着，露着雪白的门牙，头发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头皮儿。他们是什么也不听，光在圈儿外边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眼睛往四下里溜。站个三五分钟，不知道怎么一股子劲儿，就把胳臂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然后干跺着脚后跟，一同在草地上谈心去了。

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也有脸对脸坐着的，也有搂着脖子躺着的，也有单人孤坐拿着张晚报，不看报，光看姑娘的腿的。一群群的肥狗都撒着欢儿乱跳，莫明其妙的汪汪的咬着。小孩儿们，有的穿着满身的白羊绒，有的从头到脚一身红绒的连脚裤，都拐着胖腿东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奶妈子们戴着小白风帽，唠里唠叨的跟着这些小神仙们跑。

马威站了好大半天，没心去听讲，也想不起上那儿去好。

他大概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量不矮，可是很瘦。黄白的脸色儿，瘦，可是不显着枯弱。两条长眉往上稍微的竖着一些，眼角儿也往上吊着一点；要是没有那双永远含笑的大眼睛，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他的眼珠儿是非常的黑，非常的亮；黑与亮的调和，叫他的黑眼珠的边儿上浅了一些，恰好不让黑白眼珠像冥衣铺糊的纸人儿那样死呆呆的黑白分明。一条不很高的鼻子，因为脸上不很胖，看着高矮正合适。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和他笑眯眯的眼睛正好联成一团和气。

从他的面貌和年纪看起来，他似乎不应当这样愁苦。可是，他的眉毛拧着，头儿低着，脊梁也略弯着一点，青年活泼的气象确是丢了好些。

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罩着一件黑呢大氅。衣裳作得是很讲究，可是老没有掸刷，看着正像他的脸，因为颓丧把原来的光彩减少了一大些。拿他和那些穿红军衣，夹着姑娘胳臂的青年比起来，他真算是有点不幸了。

无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脸；擦完了，照旧的在那里愣磕磕的站着。

已经快落太阳了，一片一片的红云彩把绿绒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儿的。工人的红旗慢慢的变成一块定住了的紫血似的。听讲的人也一会儿比一会儿稀少了。

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儿里，往前只走了几步，在草地边儿上的铁栏杆上靠住了。

西边的红云彩慢慢的把太阳的余光散尽了。先是一层一层的蒙上浅葡萄灰色，借着太阳最后的那点反照，好像野鸽脖子上的那层灰里透蓝的霜儿。这个灰色越来越深，无形的和地上的雾圈儿连成一片，把地上一切的颜色，全吞进黑暗里去了。工人的红旗也跟着变成一个黑点儿。远处的大树悄悄的把这层黑影儿抱住，一同往夜里走了去。

人们一来二去的差不多散净了。四面的煤气灯全点着了。围着玉石牌楼红的绿的大汽车，一闪一闪的绕着圈儿跑，远远的从雾中看过去，好像一条活动的长虹。

草地上没有人了，只是铁栏杆的旁边还有个黑影儿。

2

李子荣已经钻了被窝。正在往左伸伸腿，又往右挪挪手，半睡不睡的时候，恍恍惚惚的似乎听见门铃响了一声。眼睛刚要睁开，可是脑袋不由的往枕头下面溜了下去。心里还迷迷糊糊的记得：刚才有个什么东西响了一声。可是……

“吱——啷！”门铃又响了。

他把才闭好的眼睛睁开了一小半，又慢慢把耳朵唇儿往枕头上面凑了一凑。

“吱——啷！”

“半夜三更鬼叫门！谁呢？”他一手支着褥子坐起来，一手把窗帘掀开一点往外看。胡同里虽有煤气灯，可是雾下得很厚，黑咕笼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吱——啷！”比上一回的响声重了一些，也长了一些。

李子荣起来了。摸着黑儿穿上鞋，冰凉的鞋底碰上脚心的热汗，他不由的身上起了一层小鸡皮疙瘩；虽然是四月底的天气，可是夜间还是凉渗渗的。他摸着把电灯开开。然后披上大氅，大气不出的，用脚尖儿往楼下走。楼下的老太太已经睡了觉，一不小心把她吵醒了，是非挨骂不可的。他轻轻的开了门，问了声：“谁呀？”他的声音真低，低得好像怕把外边的稠雾吓着似的。

“我。”

“老马？怎么一个劲儿的按铃儿呀！”

马威一声儿没言语，进来就往楼上走。李子荣把街门轻轻的对好，也一声不出的随着马威上了楼。快走到自己的屋门，他站住听了听，楼下一点声儿也没有，心里说：

“还好，老太太没醒。不然，明儿的早饭是一半面包，一半儿骂！”

两个人都进了屋子，马威脱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儿上，还是一语不发。

“怎么啦，老马？又和老头儿拌了嘴？”李子荣问。

马威摇了摇头。他的脸色在灯底下看，更黄得难瞧了。眉毛皱得要皱出水珠儿来似的。眼眶儿有一点发青，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儿。

“怎么啦？”李子荣又问了一句。

待了半天，马威叹了口气，又舐了舐干黄的嘴唇，才说：

“我乏极了，老李！我可以在你这儿住一夜吗？”

“这儿可就有一张床啊。”李子荣指着他的床，笑着说。

“我来这张躺椅。”马威低着头说：“好歹对付一夜，明天就好办了！”

“明天又怎么样呢？”李子荣问。

马威又摇了摇头。

李子荣知道马威的脾气！他要是不说，问也无益。

“好吧，”李子荣抓了抓头发，还是笑着说：“你上床去睡，我照顾照顾这个躺椅。”说着他就往椅子上铺毡子。“可有一样，一天亮你就得走，别让楼底下老太太瞧见！好，睡你的呀！”

“不，老李！你睡你的去，我在椅子上忍一会儿就成。”马威脸上带出一丁点儿笑容来：“我天亮就走，准走！”

“上那儿呢？”李子荣看见马威的笑容，又想往外套他的话：“告诉我吧！不然，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觉！又跟老头儿闹了气，是不是？”

“不用提了！”马威打了个哈哧：“我本不想找你来，不凑巧今天晚上没走了，只好来打搅你！”

“上那儿去，到底？”李子荣看出马威是决不上床去睡，一面说话，一面把他自己的大氅和毡子全细细的给马威围好。然后把电灯捻下去，自己又上了床。

“德国，法国，——没准儿！”

“给老头儿张罗买卖去？”

“父亲不要我啦！”

“啊！”李子荣愣磕磕的答应了一声，没说别的。

两个人都不出声了。

街上静极了，只有远远的火车和轮船的笛儿，还一阵阵的响，什么别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街后教堂的钟打了两点。

“你不冷啊？”李子荣问。

“不冷！”

……

李子荣临睡的时候，心里边一个劲儿的盘算：“早早儿起来，别叫老马跑了！起来用凉水洗洗脸，给楼下老太太写个字条儿，告诉她：有急事，不必等吃早饭啦！然后和他出去，送他回家——对，还是上铺子去好，父子见面也不好意思在铺子里再捣乱。……常有的事，父子拌嘴罢咧！……年青，老马！……太认真！……”

在梦里他还不断的这么想着。……胡同里送牛奶的小车子骨碌骨碌的响起来了，大街上汽车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李子荣一机灵睁开了眼，太阳已经从窗帘的缝儿射进一条金丝儿。

“老马！”

毡子大氅都在椅子背儿上搭拉着，可是马威没影儿啦！

他起来，把后面的窗帘打开，披上大氅，呆呆的站在窗子旁边。从窗子往外看，正看太晤士河。河岸上还没有什么走道儿的，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动开了。岸上的小树刚吐出浅绿的叶子，树梢儿上绕着一层轻雾。太阳光从雾薄的地方射到嫩树叶儿上，一星星的闪着，像刚由水里捞出的小淡绿珠子。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没挂着帆，只有几支小划子挂着白帆，在大船中间忽悠忽悠的摇动，好像几支要往花儿上落的大白蝴蝶儿。

早潮正往上涨，一滚一滚的浪头都被阳光镶上了一层金鳞：高起来的地方，一拥一拥的把这层金光挤破；这挤碎了的金星儿，往下落的时候，又被后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儿，真白，恰像刚由蒲公英梗子上挤出来的嫩白浆儿。

最远的那支小帆船慢慢的忽悠着走，河浪还是一滚一滚的往前追，好像这条金龙要把那个小蝴蝶儿赶跑似的。这样赶来赶去，小帆船拐过河湾去了。

李子荣呆呆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湾，才收了收神，走到前面靠街的窗子，把窗户挡儿打开。然后想收拾收拾书桌上的东西。桌子上有个小玩艺儿，一闪一闪的发亮。这个小东西底下还放着一个小字条儿。他把这些东西一齐拿起来，心里凉了多半截。慢慢的走到躺椅那里去，坐下，细细的看纸条上的字。只有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笔画东扭西歪，好像是摸着黑儿写的：

“子荣兄：谢谢你！小钻石戒指一个祈交温都姑娘。再见！威。”

第二段

1

这段事情现在应从马威从李子荣那里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师。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伊牧师顺着牛津大街往东走，虽然六十多了，他走得还是飞快。

从太阳一出来直到半夜，牛津大街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这条大街上的铺子，除了几个卖烟卷儿的，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的。她们走到这条街上，无论有什么急事，是不会在一分钟里往前挪两步的。铺子里摆着的花红柳绿的帽子，皮鞋，小手套，小提箱儿……都有一种特别的吸力，把她们的眼睛，身体，和灵魂一齐吸住。伊牧师的宗教上的尊严到了这条街上至少要减去百分之九十九：往前迈一大步，那支高而碍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伞上不可；往回一杀步，大皮鞋的底儿（他永远不安橡皮底儿）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脚指头上；伸手一掏手巾，胳臂肘儿准放在妇人提着的小竹筐儿里……每次他由这条街走过，至少回家要换一件汗衫，两条手巾。至于“对不起”，“没留神”这路的话，起码总说百八十个的。

好容易挤过了牛津圈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了声“谢谢上帝！”脚底下更加了劲，一直往东走。汗珠子好像雪化了似的从雪白的鬓角儿往下流。

伊牧师虽然六十多岁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头发不多，可是全白了。没留胡子，腮上刮得晶亮；要是脸上没有褶儿，简直的像两块茶青色的磁砖。两只大眼睛，歇歇松松的安着一对小黄眼珠儿。眼睛上面挂着两条肉棱儿，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棱儿上也长过眉毛。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对小眼镜，因为鼻子过高的原故，眼镜和眼睛的距离足有二寸来的；所以从眼镜框儿上边看东西，比从眼镜中间看方便多了。嘴唇儿很薄，而且嘴犄角往下垂着一点。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可是平常见了人，他是非常的和蔼；传教师是非有两副面孔办不了事的。

到了博物院街，他往左拐了去。穿过陶灵吞大院，进了戈登胡同。

这一带胡同住着不少中国学生。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中国城有这样的好名誉，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的。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气。鸡贩子养鸡不见得他准爱鸡，英国人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又何尝是爱中国人呢。

戈登胡同门牌三十五号是温都寡妇的房子。房子不很大，三层小楼，一共不过七八间房。门外拦着一排绿栅栏。三层白石的台阶，刷得一丁点儿土也没有。一个小红漆门，门上的铜环子擦得晶光。一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客厅后面是一间小饭厅。从这间小饭厅绕过去，由楼梯下去，还有三间小房子。楼上只有三间屋子，临街一间，后面两间。

伊牧师离着这个小红门还老远，就把帽子摘下来了。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正了正领带，觉得身上一点缺点没有了，才轻轻的上了台阶。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才拿着音乐家在钢琴上试音的那个轻巧劲儿，在门环上敲了两三下。

一串细碎的脚步儿从楼上跑下来，跟着，门儿稍微开开一个缝儿，温都太太的脸露出一半儿来。

“伊牧师！近来好？”她把门开大了一点，伸出小白手，在伊牧师的手上轻轻的挨了一挨。

伊牧师随着她进去，把帽子和大氅挂在过道儿的衣架上，然后同她进了客厅。

小客厅里收拾得真叫干净爽利，连挂画的小铜钉子都像含着笑。屋子当中铺着一块长方儿的绿毯子，毯子上放着两个不十分大的卧椅。靠着窗户摆着一只小茶几，茶几上一个小三彩中国磁瓶，插着两朵小白玫瑰花。茶几两旁是两把橡木椅子，镶着绿绒的椅垫儿。里手的山墙前面摆着一架小钢琴，琴盖儿上放着两三张照像片儿。琴的前边放着一支小油漆凳儿。凳儿上卧着个白胖白胖的小狮子狗，见伊牧师进来，慌着忙着跳下来，摇头摆尾的在老牧师的腿中间乱蹦。顺着屋门的墙上挂着张油画，两旁配着一对小磁碟子。画儿底下一个小书架子，摆着些本诗集小说什么的。

温都寡妇坐在钢琴前面的小凳儿上，小白狗跳在她怀里，歪着头儿逗伊牧师。

伊牧师坐在卧椅上，把眼镜往上推了一推，开始夸奖小白狗。夸奖了好大半天，才慢慢的说到：

“温都太太，楼上的屋子还闲着吗？”

“可不是吗。”她一手抱着狗，一手把烟碟儿递给伊牧师。

“还想租人吗？”他一面装烟一面问。

“有合适的人才敢租。”她拿着尺寸这么回答。

“有两位朋友，急于找房。我确知道他们很可靠。”他从眼镜框儿上面瞅了她一眼，把“确”字说得特别的清楚有劲。他停顿了一会儿，把声音放低了些；鼻子周围还画出个要笑的圈儿，“两个中国人——”说到“中国”两个字，他的声音差不多将将儿的能叫她听见：“两个极老实的中国人。”

“中国人？”温都寡妇整着脸说。

“极老实的中国人！”他又重了一句，又偷偷的看了她一眼。

“对不——”

“我担保！有什么错儿朝我说！”他没等温都太太说完，赶紧把话接过来：“我实在没地方给他们找房去，温都太太，你得成全成全我！他们是父子爷儿俩，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看上帝的面上，你得——”伊牧师故意不再往下说，看看“看上帝的面上”到底发生什么效力不发。

“可是——”温都太太好像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上，脸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

伊牧师又没等她说完就插嘴：

“那怕多要他们一点房租呢！看他们不对路，撵他们搬家，我也就不再——”他觉得往下要说的话似乎和《圣经》的体裁不大相合，于是吸了一口烟，连烟带话一齐咽下去了。

“伊牧师！”温都太太站起来说：“你知道我的脾气：这条街的人们靠着租外国人发财的不少，差不多只剩我这一处，宁可少赚钱，不租外国人！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以自傲的！你为什么不到别处给他们找找房呢？”

“谁说没找呢！”伊牧师露着很为难的样子说：“陶灵吞大院，高威胡同，都挨着门问到了，房子全不合适。我就是看你的楼上三间小屋子正好，正够他们住的：两间作他们的卧房，一间作书房，多么好！”

“可是，牧师！”她从兜儿里掏出小手绢擦了擦嘴，其实满没有擦的必要：“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

“中国人不——”他正想说：“中国人不吃老鼠，”继而一想，这么一说是分明给她个小钉子碰，房子还能租到手吗？于是连忙改嘴：“我自然嘱咐他们别吃老鼠！温都太太，我也不耽误你的工夫了；这么说吧：租给他们一个礼拜，看他们不好，叫他们搬家。房租呢，你说多少是多少。旅馆他们住不起，不三不四的人家呢，我又不肯叫两个中国人跟他们打交道。咱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咱们总得受点屈，成全成全他们爷儿两个！”

温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的长毛，半天没言语。心里一个劲儿颠算：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想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又怕把伊牧师僵在那里，只好顺口支应着：

“他们也不抽鸦片？”

“不！不！”伊牧师连三并四的说。

她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把她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所得来的中国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问完了，心里又后悔了：这么问，岂不是明明的表示已经有意把房租给他们吗？

“谢谢你！温都太太！”伊牧师笑着说：“就这么办了！四镑十五个先令一个礼拜，管早晚饭！”

“不准他们用我的澡盆！”

“对！我告诉他们，出去洗澡。”

伊牧师说完，连小狗儿也没顾得再逗一逗，抓起帽子大氅就跑。跑到街上，找了个清静地方才低声的说：

“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

2

马家父子从上海坐上轮船，一直忽忽悠悠的来到伦敦。马老先生在海上四十天的工夫，就挣扎着爬起来一回；刚一出舱门，船往外手里一歪，摔了个毛儿跟头；一声没出，又扶着舱门回去了。第二次起来的时候，船已经纹丝不动的在伦敦码头靠了岸。小马先生比他父亲强多了，只是船过台湾的时候，头有点发晕；过了香港就一点事没有了。

小马先生的模样儿，我们已经看见过了。所不同的是：在船上的时候，他并不那么瘦，眉头子也不皱得那么紧。又是第一次坐海船出外，事事看着新鲜有趣；在船栏杆上一靠，卷着水花的海风把脸吹得通红，他心里差不多和海水一样开畅。

老马先生的年纪至多也不过去五十，可是老故意带出颓唐的样子，好像人活到五十就应该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一天吃了睡，睡了吃；多迈一步，都似乎与理不合。他的身量比他的儿子还矮着一点，脸上可比马威富泰多了。重重的眉毛，圆圆的脸，上嘴唇上留着小月牙儿似的黑胡子，在最近的一二年来才有几根惨白的。眼睛和马威的一样，又大，又亮，又好看；永远戴着玳瑁边的大眼镜。他既不近视，又不远视，戴着大眼镜只是为叫人看着年高有威。

马则仁（这是马老先生的名字）年青的时候在美以美会的英文学校念过书。英文单字儿记得真不少，文法的定义也背得飞熟，可是考试的时候永远至多得三十五分。有时候拿着《英华字典》，把得一百分的同学拉到清静地方去：“来！咱们搞搞！你问咱五十个单字，咱问你五十个，倒得领教领教您这得一百分的怎么个高明法儿！”于是把那得一百分的英雄撅得干瞪眼。他把字典在夹肢窝里一夹，嘴里哼唧着“A Noun is……”把得三十五分的羞耻，算是一扫儿光，雪得干干净净。

他是广州人，自幼生在北京。他永远告诉人他是北京人，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价值增高，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大的时候，他才在名片上印上了“广州人”三个字。

在教会学校毕业后，便慌手忙脚的抓了个妻子。仗着点祖产，又有哥哥的帮助，小两口儿一心一气的把份小日子过得挺火炽。他考过几回学部的录事，白折子写不好，作录事的希望只好打消。托人找洋事，英文又跟不上劲。有人给他往学堂里荐举去教英文，做官心盛，那肯去拿藤子棍儿当小教员呢。闲着没事也偷着去嫖一嫖，回来晚了，小夫妇也有时候拌一通儿嘴，好在是在夜里，谁也不知道。还有时候把老婆的金戒指偷出去押了宝，可是永远笑着应许哥哥寄来钱就再给她买个新的。她半恼半笑的说他一顿，他反倒高了兴，把押输了的情形一五一十说给她听。

结婚后三年多，马威才降生了。马则仁在事前就给哥哥写信要钱，以备大办满月。哥哥的钱真来了，于是亲戚朋友全在马威降世的第三十天上，吃了个“泰山不下土”；连街坊家的四眼狗也跟着啃了回猪脚鱼骨头。

现在小夫妇在世上的地位高多了，因为已经由“夫妇”变成“父母”。他们对于作父母的责任虽然没十分细想，可是作父母的威严和身分总得拿出来。于是马则仁老爷把上嘴唇的毫毛留住不剃，两三个月的工夫居然养成一部小黑胡子。马夫人呢，把脸上的胭脂擦浅了半分，为是陪衬着他的小黑胡子。

最痛心的：马威八岁的时候，马夫人，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着了凉，一命呜呼的死了。马则仁伤心极了：扔下个八岁的孩子没人管，还算小事。结婚一场，并没给夫人弄个皇封官诰，这有多么对不起死去的灵魂！由不得大眼泪珠儿一串跟着一串的往下流，把小胡子都哭得像卖蜜麻花的那把小糖刷子！

丧事一切又是哥哥给的钱，不管谁的钱吧，反正不能不给死鬼个体面发送。接三，放焰口，出殡，办得比马威的满月又热闹多了。

一来二去的，马先生的悲哀减少了。亲戚朋友们都张罗着给他再说个家室。他自己也有这个意思，可是选择个姑娘真不是件容易事。续弦不像初婚那么容易对付，现在他对于妇人总算有了经验：好看的得养活着，不好看的也得养活着，一样的养活着，为什么不来个好看的呢。可是，天下可有多少好看的妇人呢。这个续弦问题倒真不容易解决了：有一回差点儿就成功了，不知是谁多嘴爱说话，说马则仁先生好吃懒作没出息，于是女的那头儿打了退堂鼓。又有一回，也在快成功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女的鼻子上有三个星点儿，好像骨牌里的“长三”；又散了，娶媳妇那能要鼻子上有“长三”的呢！

还有一层：马先生唯一增光耀祖的事，就是作官。虽然一回官儿还没作过，可是作官的那点虔诚劲儿是永远不会歇松的。凡是能作官的机会，没有轻易放过去的；续弦也是个得官儿的机会，自然也不能随便的拍拍脑袋算一个。假如娶个官儿老爷的女儿，靠着老丈人的力量，还不来份差事？假如，……他的“假如”多了，可是“假如”到底是“假如”，一回也没成了事实。

“假如我能娶个总长的女儿，至小咱还不弄个主事。”他常对人们说。

“假如总长有个女儿，能嫁你不能？”人们这样回答他。

婚事和官事算是都没希望。

马威在家里把三本小书和《四书》念完之后，马老先生把他送到西城一个教会学堂里去，因为那里可以住宿，省去许多麻烦。没事的时候，老马先生常到教会去看儿子；一来二去的，被伊牧师说活了心，居然领了洗入了基督教。左右是没事作，闲着上教会去逛逛，又透着虔诚，又不用花钱。领洗之后，一共有一个多礼拜没有打牌，喝酒；而且给儿子买了一本红皮的英文《圣经》。

在欧战停了的那年，马则仁的哥哥上了英国，作贩卖古玩的生意。隔个三五个月总给兄弟寄点钱来，有时候也托他在北京给搜寻点货物。马则仁是天生来看不起买卖人的，好歹的给哥哥买几个古瓶小茶碗什么的。每次到琉璃厂去买这些东西，总绕到前门桥头都一处去喝几碗黄酒，吃一顿炸三角儿。

马先生的哥哥死在英国了，留下遗嘱教兄弟上伦敦来继续着作买卖。

这时候伊牧师已经回了英国二三年，马老先生拿着《英华字典》给他写了封长信，问他到底应该上英国去不去。伊牧师自然乐意有中国教友到英国来，好叫英国人看看：传教的人们在中国不是光吃饭拿钱不作事。他回了马先生一封信，叫他们父子千万上英国来。于是马先生带着儿子到上海，买了两张二等船票，两身洋服，几筒茶叶，和些个零七八碎的东西。轮船出了江口，马老先生把大眼镜摘下来，在船舱里一躺，身上纹丝不敢动，还觉得五脏一齐往上翻。

3

英国海关上的小官儿们，模样长像虽然不同，可是都有那么一点派头儿，叫长着眼睛的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一只看着人，那一只看着些早已撕破的旧章程本子。铅笔，永远是半截的，在耳朵上插着。鼻子老是皱皱着几个褶儿，为是叫脸上没一处不显着忙的“了不得”的样子。他们对本国人是极和气的，一边查护照，一这打哈哈说俏皮话；遇见女子，他们的话是特别的多。对外国人的态度，就不同了：肩膀儿往起一端，嘴犄角儿往下一扣，把帝国主义十足的露出来；有时候也微微的一笑，笑完了准是不许你登岸。护照都验完，他们和大家一同下了船，故意的搓着手告诉你：“天气很冷。”然后还夸奖你的英国话说得不错……。

马家父子的护照验完了。老马先生有他哥哥的几件公文在手，小马先生有教育部的留学证书，于是平平安安过去，一点麻烦没有。验完护照，跟着去验身体。两位马先生都没有脏病，也没有五痨七伤，于是又平安的过了一关。而且大夫笑着告诉他们：在英国多吃点牛肉，身体还要更好；这次欧战，英国能把德国打败，就是英国兵天天吃牛肉的缘故。身体检查完了，父子又把箱子盒子都打开，叫人家查验东西。幸而他们既没带着鸦片，又没带着军火，只有马先生的几件绸子衣裳，和几筒茶叶，上了十几镑钱的税。马老先生既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宝贝带来，又不知为什么要上税；把小胡子一撅，糊里糊涂的交了钱完事。种种手续办完，马老先生差点没晕过去；心里说，早知道这么麻烦，要命也不上外国来！

下了船就上火车，马老先生在车犄角儿一靠，什么没说，两眼一闭，又睡了。马威顺着窗子往外看：高高低低没有一处是平的，高的土岗儿是绿的，洼下去的地方也是绿的。火车跑得飞快，看不清别的东西，只有这个高低不平的绿地随着眼睛走，看那儿，那儿是绿的。火车越走越快，高低不平的绿地渐渐变成一起一落的一片绿浪，远远的有些牛羊，好像在春浪上飘着的各色花儿。

绿地越来越少了，楼房渐渐多起来。过了一会儿，车走得慢多了，车道两旁都是大街了。汽笛响了两声，车进了利务普街车站。

马老先生还小菩萨似的睡着，忽然咧了咧嘴，大概是说梦话呢。

站台上的人真多。“嘿喽，那边！”脚夫推着小车向客人招呼。“嘿喽，那边！”丈夫摇着帽子叫媳妇。那边的车开了，车上和站台上的人们彼此点手的点手，摇手巾的摇手巾，一溜黑烟，车不见了。卖报的，卖花的，卖烟卷儿的，都一声不言语推着小车各处出溜，英国人作买卖和送殡是拿着一样的态度的。

马威把父亲推醒。马老先生打了个哈哧，刚要再睡，一位姑娘提着皮包往外走，使劲一开门，皮包的角儿正打在他的鼻子上。姑娘说了声“对不起”，马先生摸了摸鼻子，算是醒过来了。马威七手八脚的把箱子什么的搬下去，正要往车外走，伊牧师跳上来了。他没顾得和马老先生拉手，提起最大的那只箱子就往外走。

“你们来得真快！海上没受罪？”伊牧师把大箱子放在站台上问马氏父子。

马老先生提着个小盒子，慢慢的下了车，派头满像前清“道台”下大轿似的。

“伊牧师好？”他把小盒子也放在站台上，对伊牧师说：“伊太太好？伊小姐好？伊——？”

伊牧师没等马先生问完了好，又把大箱子抄起来了：“马威！把箱子搬到这边来！除了那只手提箱，你拿着；剩下的全搬过来！”

马威努着力随着伊牧师把箱子全搬到行李房去。马老先生手里什么也没拿，慢慢的扭过来。

伊牧师在柜台上把寄放东西的单子写好，问明白了价钱，然后向马老先生说：“给钱，今天晚上，箱子什么的就全给你们送了去。这省事不省事？”

马老先生给了钱，有点不放心：“箱子丢不了哇？”

“没错！”伊牧师用小黄眼珠绕着弯儿看了老马一眼，跟着向马威说：“你们饿不饿？”

“不——”马老先生赶紧把话接过来，一来是：刚到英国就嚷嚷饿，未免太不合体统。二来是：叫伊牧师花钱请客，于心也不安。

伊牧师没等他把“饿”字说出来，就说：“你们来吧！随便吃一点东西。不饿？我不信！”

马老先生不好意思再客气，低声的和马威用中国话说：“他要请客，别驳他的面子。”

他们父子随着伊牧师从人群里挤出站台来。马威把腰板挺得像棺材板一样的直，脖子梗梗着，嘡嘡的往前走。马老先生两手撇着，大氅后襟往起撅着一点，慢条斯理的摇晃着。站台外边的大玻璃棚底下有两三家小酒馆，伊牧师领着他们进了一家。他挑了一张小桌，三个人围着坐下，然后问他们吃什么。马老先生依然说是不饿，可是肚子里直叫唤。马威没有他父亲那样客气，可是初来乍到，不知道要什么好。

伊牧师看出来了：问是没用；于是出了主意：“这么着好不好？每人一杯啤酒，两块火腿面包。”说完了，他便走到柜上去要。马威跟着站起来，帮着把酒和面包端过来。老马连一动也没动，心里说：“花钱吃东西，还得他妈的自己端过来，哼！”

“我平常不喝酒，”伊牧师把酒杯端起来，对他们说：“只是遇着朋友，爱来一杯半碗的喝着玩儿。”他在中国喝酒的时候，总是偷偷的不叫教友们看见，今天和他们父子一块儿喝，不得不这么说明一下。一气下去了半杯，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的干净，然后夸奖英国的有秩序：“到底是老英国呀！马威，看见没有？啊！”嚼了一口面包，用假牙细细的磨着，好大半天才咽下去。“马威，晕船没有？”

“倒不觉得怎么的，”马威说：“父亲可是始终没起来。”

“我说什么来着？马先生！你还说不饿！马威，再去给你父亲要杯啤酒，啊，也再给我来一杯，爱喝着玩儿。马先生，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房，回来我带你们去，你得好好的歇一歇！”

马威又给他们的酒端来，伊牧师一气灌下去，还一个劲儿说“：喝着玩儿。”

三个人都吃完了，伊牧师叫马威把酒杯和碟子都送回去，然后对马老先生说：“一个人一个先令。不对，咱们俩还多喝着一杯酒，马威是一个先令，你是一个零六，还有零钱？”

老马先生真没想到这一招儿，心里说：几个先令的事，你作牧师的还不花，你算那道牧师呢！他故意的透着俏皮，反张罗着会伊牧师的账。

“不！不！到英国按着英国法子办，自己吃自己，不让！”伊牧师说。

三个人出了酒馆，伊牧师掏出六个铜子来，递着马威：“去，买三张票，两个铜子一张。说：大英博物馆，三张，会不会？”

马威只接过两个铜子，自己掏出四个来，往伊牧师指着的那个小窗户洞儿去买票。把票买来，伊牧师乐了：“好孩子！明白怎么买票了吧？”说着，在衣襟的里面掏了半天，掏出一张小地图来：“马威，给你这个。看，咱们现在是在利务普街。看见这条红线没有？再走四站就是博物院。这是伦敦中央地道火车。记着，别忘了！”

伊牧师领着二马下了地道。

4

温都先生死了十几多年了。他只给温都夫人留下一处小房子和一些股票。

每逢温都寡妇想起丈夫的时候，总把二寸见方的小手绢哭湿了两三块。除了他没死在战场上，和没给她留下几百万的财产，她对于死去的丈夫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是这些问题是每逢一哭丈夫，就捎带脚儿想起来的。他设若死在战场上，除了得个为国捐躯的英名，至少她还不得份儿恤金。恤金纵然赶不上几百万财产，到底也可以叫她一年多买几顶新帽子，几双长筒的丝袜子；礼拜天不喜欢上教堂的时候，还可以喝瓶啤酒什么的。

在她丈夫死后不久，欧洲就打开了大仗。她一来是为爱国，二来为挣钱，到一个汽油公司里去打字。那时候正当各处缺人，每个礼拜她能挣到三镑来钱。在打字的时候，忽然想起男人来，或者是恨男人死得早，错过了这个尽忠报国的机会，她的泪珠儿随着打字机键子的一起一落，吧哒吧哒的往下落。设若他还活着，至不济还不去打死百八十来个德国兵！万一把德皇生擒活捉，他岂不升了元帅，她还不稳稳当当的作元帅太太！她越这么想，越恨德国人，好像德国故意在她丈夫死后才开仗，成心不叫温都先生得个“战士”的英名。杀德国人！鸡犬不留！这么一想，手下的打字机响得分外有劲；打完了一看，竟会把纸戳破了好几个小窟窿——只好从新再打！

温都姑娘的年纪比她母亲小着一半。出了学校，就入了六个月的传习所，学习怎么卖帽子，怎么在玻璃窗里摆帽子，怎么替姑娘太太往头上试帽子。……出了传习所，就在伦敦城里帽铺找了个事，一个礼拜挣十六个先令。

温都寡妇在大战的时候剩了几个钱，战后她只在公司缺人的时候去帮十天半个月的忙，所以她总是在家里的时候多，出门的时候少。温都姑娘念书的时候，母女老是和和气气的，母亲说什么，女儿听什么。到了温都姑娘上帽铺作事以后，母女的感情可不像先前那么好了；时常的母女一顶一句的拌嘴。“叫她去她的！黄头发的小东西子！”温都太太含着泪对小狗儿说。说完，还在狗的小尖耳朵上要个嘴儿，小狗儿有时候也傻瓜似的陪着吊一对眼泪。

吃饭时间的问题，就是她们俩拌嘴的一个大原因。母亲是凡事有条有款，有一定的时候。女儿是初到外边作事，小皮包里老有自己挣的几个先令，回家的时候在卖糖的那里看几分钟，裁缝铺外边看几分钟，珠宝店外又看几分钟。一边看一边想：等着，慢慢的长薪水，买那包红盒子的皮糖，买那件绿绸子绣边儿的大衫。越看越爱看，越爱看越不爱走，把回家那回事简直的忘死了。不但光是回来晚了，吃完晚饭，立刻扣上小帽子，小鸟儿似的又飞出去了。她母亲准知道女儿是和男朋友出去玩，这本来不算怎么新奇；她所不高兴的是：姑娘夜间回来，把和男人出去的一切经过，没结没完的告诉母亲。跟着，还谈好些个结婚问题，离婚问题，谈得有来有去，一点拘束没有。有一回伊牧师来看她们，温都姑娘把情人给她的信，挑了几篇长的，念给老牧师听；牧师本是来劝温都姑娘礼拜天去上教堂，一听姑娘念的信，没等劝她，拿起帽子就跑了。

温都太太年青的时候，一样的享过这种爱的生活。可是她的理想和她女儿的不同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是一拳打死老虎，两脚踹倒野象，可是一见女人便千般的柔媚，万般的奉承。女的呢，总是腰儿很细，手儿很小，动不动就晕过去，晕的时候还永远是倒在英雄的胳臂上。这样的英雄美人，只能在月下花前没人的地方说些知心话，小树林里偷偷的要个嘴儿。如今温都姑娘的爱的理想和经验，与这种小说式的一点也不同了：一张嘴便是结婚后怎么和情人坐汽车一点钟跑八十英里；怎么性情不相投就到法厅离婚；怎么喜欢嫁个意大利的厨子，好到意国去看看莫索里尼到底长着胡子没有；要不然就是嫁个俄国人，到莫斯科去看一眼。专为看俄国妇人的裙子是将盖住磕膝盖儿，还是简直的光腿不穿裙子。

温都寡妇自从丈夫死后，有时候也想再嫁。再嫁最大的难处是经济问题，没有准进项的男人简直不敢拉拢。可是这点难处，她向来没跟别人提过。爱情的甜美是要暗中咂摸的，就是心中想到经济问题，也不能不设法包上一层爱的蜜皮儿。

“去！去！嫁那个俄国鬼去！”温都太太急了，就这样对她女儿说。

“那是！在莫斯科买皮子一定便宜，叫他给我买一打皮袄，一天换一件，看美不美？啊？妈妈！”温都姑娘撒着娇儿说。

温都太太一声不出，抱着小狗睡觉去了。

温都姑娘不但关于爱情的意见和母亲不同，穿衣裳，戴帽子，挂珠子的式样也都不一样。她的美的观念是：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自要是新的便是好的，美不美不去管。衣裳越短越好，帽子越合时样越好。据她看：她母亲的衣裳都该至少剪去一尺；母亲的帽子不但帽沿儿大得过火，帽子上的长瓣子花儿更可笑的要命。母亲一张嘴便是讲材料的好坏，女儿一张嘴便是巴黎出了什么新样子。说着说着，母女又说僵了。

母亲说：“你要是再买那小鸡蛋壳似的帽子，不用再跟我一个桌儿上吃饭！”

女儿回答：“你要是还穿那件乡下老的青褂子，我再不和你一块儿上街！”

母女的长像儿也不一样。温都太太的脸是长长儿的，自上而下的往下溜，溜到下巴颏儿只剩下尖尖的一个小三角儿。浅黄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盘成两个圆髻儿，在脑瓢上扣着。一双黄眼珠儿，一只小尖鼻子，一张小薄嘴，只有笑的时候，才能把少年的俊俏露出一点来。身量不高，戴上宽沿帽子的时候更显得矮了。

温都姑娘和她母亲站在一块儿，她要高出一头来。那双大脚和她母亲的又瘦又尖的脚比起来，她们娘儿俩好像不是一家的人。因为要显着脚小，她老买比脚小着一号儿的皮鞋；系上鞋带儿，脚面上凸出两个小肉馒头。母亲走道儿好像小公鸡啄米粒儿似的，一逗一逗的好看。女儿走起道儿来是咚咚的山响，连脸蛋上的肉都震得一哆嗦一哆嗦的。顺着脚往上看，这一对儿长腿！裙子刚压住磕膝盖儿，连袜子带腿一年到头的老是公众陈列品。衣裳短，裙子瘦，又要走得快，于是走道儿的时候，总是介乎“跑”与“扭”之间；左手夹着汗伞皮包，右手因而不能不僵着一点摇晃，只用手腕贴着大腿一个一个的从左而右画半圆的小圈。帽子将把脑袋盖住，脖子不能不往回缩着一点。（不然，脖子就显着太长了。）这样，周身上下整像个扣着盖儿的小圆缩脖坛子。

她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两个笑涡儿，不笑的时候也老有两个像水泡儿将散了的小坑儿。黄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蓝眼珠儿的光彩真足，把她全身的淘气，和天真烂漫，都由这两个蓝点儿射发出来。笑涡四围的红润，只有刚下树儿的嫩红苹果敢跟她比一比。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而且是永远微微的动着。

温都太太看着女儿又可爱又可气，时常的说：“看你的腿！裙子还要怎么短！”

女儿把小笑涡儿一缩，拢着短头发说：“人家都这样吗！妈！”

5

温都太太整忙了一早晨，把楼上三间屋子全收拾得有条有理。头上罩着块绿绸子，把头发一丝不乱的包起来。袖子挽到胳臂肘儿上面，露着胳臂上的细青筋，好像地图上画着的山脉。褂子上系着条白布围裙。把桌子全用水洗了一遍。地毯全搬到小后院细细的抽了一个过儿。地板用油擦了。擦完了电灯泡儿，还换上两个新绿纱灯罩儿。

收拾完了，她插着手儿四围看了看，觉得书房里的粉色窗帘，和墙上的蓝花儿纸不大配合，又跑到楼下，把自己屋里的那幅浅蓝地，细白花的，摘下来换上。换完了窗帘，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把手放在磕膝盖儿上，轻轻的叹了口气。然后把“拿破仑”（那只小白胖狗。）叫上来，抱在怀里；歪着头儿，把小尖鼻子搁在拿破仑的脑门儿上，说：“看看！地板擦得亮不亮？窗户帘好看不好看？”拿破仑四下瞧了一眼，摇了摇尾巴。“两个中国人！他们配住这个房吗？”拿破仑又摇了摇尾巴。温都太太一看，狗都不爱中国人，心中又有点后悔了：“早知道，不租给他们！”她一面叨唠着，一面抱着小狗下楼去吃午饭。

吃完了饭，温都太太慌忙着收拾打扮：把头发从新梳了一回，脸上也擦上点粉，把最心爱的那件有狐皮领子的青绉子袄穿上，（英国妇女穿皮子是不论时节的。）预备迎接客人。她虽然由心里看不起中国人，可是既然答应了租给他们房子，就得当一回正经事儿作。换好了衣裳，才消消停停的在客厅里坐下，把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找出来念；为是中国客人到了的时候，好有话和他们说。

快到了温都太太的门口，伊牧师对马老先生说：“见了房东太太，她向你伸手，你可以跟她拉手；不然，你向她一点头就满够了。这是我们的规矩，你不怪我告诉你吧？”

马先生不但没怪伊牧师教训他，反说了声“谢谢您哪！”

三个人在门外站住，温都太太早已看见了他们。她赶紧又掏出小镜子照了一照，回手又用手指头肚儿轻轻的按按耳后的髻儿。听见拍门，才抱着拿破仑出来。开开了门，拿破仑把耳朵竖起来吧吧的叫了两声。温都太太连忙的说：“淘气！不准！”小狗儿翻了翻眼珠，把耳朵搭拉下去，一声也不出了。

温都太太一手抱着狗，一手和伊牧师握手。伊牧师给马家父子和她介绍了一回，她挺着脖梗儿，只是“下巴颏儿”和眉毛往下垂了一垂，算是向他们行了见面礼。马老先生深深鞠了一躬，他的腰还没直起来，她已经走进客厅去了。马威提着小箱儿，在伊牧师背后瞪了她一眼，并没行礼。三个人把帽子什么的全放在过道儿，然后一齐进了客厅。温都太太用小手指头指着两个大椅请伊牧师和马老先生坐下，然后叫马威坐在小茶几旁边的椅子上，她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的小凳儿上。

伊牧师没等别人说话，先夸奖了拿破仑一顿。温都太太开始讲演狗的历史，她说一句，他夸一声好，虽然这些故事他已经听过二十多回了。

在讲狗史的时候，温都太太用“眉毛”看了看他们父子。看着：这俩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心中未免有点疑惑：他们也许不是真正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又是……

老马先生坐着的姿式，正和小官儿见上司一样规矩：脊梁背儿正和椅子垫成直角，两手拿着劲在膝上摆着。小马先生是学着伊牧师，把腿落在一块儿，左手插在裤兜儿里。当伊牧师夸奖拿破仑的时候，他已经把屋子里的东西看了一个过儿；伊牧师笑的时候，他也随着抿抿嘴。

“伊牧师，到楼上看看去？”温都太太把狗史讲到一个结束，才这样说：“马先生？”

老马先生看着伊牧师站起来，也僵着身子立起来；小马先生没等让，连忙站起来替温都太太开开门。

到了楼上，温都太太告诉他们一切放东西的地方。她说一句，伊牧师回答一句：“好极了！”

马老先生一心要去躺下歇歇，随着伊牧师的“好极了”向她点头，其实她的话满没听见。他也没细看屋里的东西，心里说：反正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管别的干吗！只有一样，他有点不放心：床上铺着的东西看着似乎太少。他走过去摸了摸，只有两层毡子。他自己跟自己说：“这不冷吗！”在北京的时候，他总是盖两床厚被，外加皮袄棉裤的。

把屋子都看完了，伊牧师见马先生没说什么，赶快的向温都太太说：“好极了！我在道儿上就对他们说来着：回来你们看，温都太太的房子管保在伦敦找不出第二家来！马先生！”他的两个黄眼珠钉着马老先生：“现在你信我的话了吧！”

马老先生笑了一笑，没说什么。

马威看出伊牧师的意思，赶紧向温都太太说：“房子是好极了，我们谢谢你！”

他们都从楼上下来，又到客厅坐下。温都太太把房钱，吃饭的时间，晚上锁门的时候，和一切的规矩，都当着伊牧师一字一板的交待明白了。伊牧师不管听见没有，自要她一停顿，一喘气的时候，他便加个“好极了”，好像乐队里打鼓的，在喇叭停顿的时候，加个鼓轮子似的。马老先生一声没出，心里说：“好大规矩呀，这要娶个外国老婆，还不叫她管得避猫鼠似的呀！”

温都太太说完了，伊牧师站起来说：“温都太太，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改天到我家里去喝茶，和伊太太说半天子话儿，好不好？”

马老先生听伊牧师说：请温都寡妇喝茶，心里一动。低声的问马威：“咱们的茶叶呢？”

马威说小箱儿里只有两筒，其余的都在大箱子里呢。

“你把小箱子带来了不是？”马老先生问。

马威告诉父亲，他把小箱子带来了。

“拿过来！”马老先生沉着气说。

马威把小箱子打开，把两筒茶叶递给父亲。马老先生一手托着一筒，对他们说：

“从北京带来点茶叶。伊牧师一筒，温都太太一筒，不成敬意！”说完把一筒交给伊牧师，那一筒放在钢琴上了；男女授受不亲，那能交给温都太太的手里呢！

伊牧师在中国多年，知道中国人的脾气，把茶叶接过去，对温都寡妇说：“准保是好茶叶！”

温都太太忙着把拿破仑放在小凳上，把茶叶筒拿起来。小嘴微微的张着一点，细细的看筒上的小方块中国字，和“嫦娥奔月”的商标。

“多么有趣！有趣！”她说着，正式的用眼睛——不用眉毛了——看了马老先生一眼。“我可以这么白白的收这么好的东西吗？真是给我的吗？马先生！”

“可不是真的！”马先生撅着小胡子说。

“呕！谢谢你，马先生！”

伊牧师跟温都太太要了张纸，把茶叶筒包好，一边包，一边说“：伊太太最爱喝中国茶。马先生，她喝完你的茶，看她得怎么替你祷告上帝！”

把茶叶筒儿包好，伊牧师愣了一会儿，全身纹丝不动，只是两个黄眼珠慢慢的转了几个圈儿。心里想：白受他的茶叶不带他们出去逛一逛，透着不大和气；再说当着温都太太，总得显一手儿，叫她看看咱这传教的到底与众不同；虽然心里真不喜欢跟着两个中国人在街上走。

“马先生，”伊牧师说：“明天见。带你们去看一看伦敦；明天早点起来呀！”他说着出了屋门，把茶叶筒卷在大氅里，在腋下一夹；单拿着那个圆溜溜的筒儿，怕人家疑心是瓶酒；传教师的行为是要处处对得起上帝的。

马老先生要往外送，伊牧师从温都太太的肩膀旁边对他摇了摇头。

温都太太把伊牧师送出去，两个人站在门外，又谈了半天。马老先生才明白伊牧师摇头的意思。心里说：“洋鬼子颇有些讲究，跟他们非讲圈套不可呢！”

“看这俩中国人怎样？”伊牧师问。

“还算不错！”温都太太回答：“那个老头儿倒挺漂亮的，看那筒茶叶！”

同时，屋子里马威对父亲说：

“刚才伊牧师夸奖房子的时候，你怎么一声不出呢？还没看出来吗：对外国人，尤其是妇女，事事得捧着说。不夸奖他们，他们是真不愿意！”

“好，不好，心里知道，得了！何必说出来呢！”马老先生把马威干了回去，然后掏出“川绸”手巾，照掸绿皮脸官靴的架式掸了掸皮鞋。

6

正是四月底的天气：晴一会儿，阴一会儿，忽然一阵小雨；雨点还落着，太阳又出来了。窗户棱上横挂着一串小水珠，太阳一出来，都慢慢化成股白气。屋外刚吐绿叶的细高挑儿杨树，经过了雨，树干儿潮润的像刚洗过澡的象腿，又润，又亮，可是灰嗗嘟的。

马老先生虽然在海上已经睡了四十天的觉，还是非常的疲倦。躺在床上还觉得床铺一上一下的动，也好像还听得见海水沙沙的响。夜里醒了好几次，睁开眼，屋子里漆黑，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到底是在那儿呢。船上？北京？上海？心里觉得无着无靠的，及至醒明白了，想起来已经是在伦敦，又觉得有点说不出来的凄惨！北京的朋友，致美斋的馄饨，广德楼的坤戏，故去的妻子，哥哥……上海……全想起来了，一会儿又全忘了，可是从眼犄角流下两个大泪珠儿来。

“离合悲欢，人生不过如此！转到那儿吃那儿吧！”马老先生安慰着自己：“等马威学成了，再享几天福，当几天老爷吧！”这么一想，心里痛快多了。把一手心热汗的手伸出来，顺着毡子边儿，理了理小胡子。跟着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一点来，听听隔壁有声音没有。一点声儿没有。“年青力壮，吃得饱，睡得着！有出息，那孩子！”他自己嘟囔着，慢慢的把眼睛又闭上。

醒一会儿又睡，睡一会儿又醒，到了出太阳的时候，他才睡安稳了。好像听见马威起来了，好像听见街上过车的声音，可是始终没睁眼。大概有七点半钟了，门上轻轻的响了两声，跟着，温都太太说：“马先生，热水！”

“谢——哼，啊，”他又睡着了。

不到七点钟，马威就起来了。一心的想逛伦敦，抓耳挠腮的无论怎样也不能再睡。况且昨天只见了温都姑娘一面，当着父亲的面儿，也没好意思和她谈话。今天吃早饭是他的好机会，反正父亲是决起不来的。他起来，轻轻的把窗子开开。雨刚住了，太阳光像回窝的黄蜂，带着春天的甜蜜，随着马威的手由窗户缝儿挤进来。他把在上海买的那件印花的西式长袍穿上，大气不出的等着热水来好刮脸。刮脸的习惯是在船上才学来的，上船之前，在上海先施公司买了把保险刀儿。在船上的时候，人家还都没起来，他便跑到浴室里去，细细的刮一回；脸上共总有十来根比较重一点的胡子茬儿，可是刮过几天之后，不刮有点刺闹的慌；而且刮完了，对着镜子一照，觉得脸上分外精神，有点英雄的气象。他常看电影里的英雄，刮脸的时候，满脸抹着胰子，就和人家打起来；打完了，手连颤也不颤，又去继续刮脸；有的时候，打完了，抱着姑娘要嘴儿，还把脸上的胰子沫儿印在她的腮上。刮脸，这么看起来，不光是一种习惯，里面还含着些情韵呢。

好容易把热水等来了，赶紧漱口刮脸。梳洗完了，把衣裳细细的刷了一回。穿戴好了，想下楼去；又怕下去太早，叫房东太太不愿意。轻轻开了门往外看：父亲门外的白磁水罐，还冒着点热气。楼下母女说话的声音，他听得真真的。温都姑娘的声音听得尤其真切，而且含着点刺激性，叫他听见一个字，心里像雨点儿打花瓣似的那么颤一下。

楼下铃儿响了，他猜着：早饭必定是得了。又在镜子里照了一照：两条眉毛不但没有向上吊着，居然是往下弯弯着，差不多要弯到眼睛下面来。又正了正领带，拉了拉衣襟，然后才咚咚的下了楼。

温都母女平常是在厨房吃早饭的。因为马家父子来了，所以改在小饭厅里。马威进了饭厅，温都太太还在厨房里，只有温都姑娘在桌子旁边坐着，手里拿着张报纸，正看最新式帽子的图样。见马威进来，她说了声：“咳喽！”头也没抬，还看她的报。

她只穿着件有肩无袖的绿单衫，胸脯和胳臂全在外边露着。两条白胖的胳臂好像一对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作的一种象牙：又绵软，又柔润，又光泽，好像还有股香味儿。

马威端了端肩膀，说了声：“天气不错？”

“冷！”她由红嘴唇挤出这么个字来，还是没看他。

温都太太托着茶盘进来，问马威：“你父亲呢？”

“恐怕还没起呢。”马威低声儿说。

她没说什么，可是脸像小帘子似的撂下来了。她坐在她女儿的对面，给他们倒茶。她特意沏的马先生给的茶叶，要不是看着这点茶叶上面，她非炸了不可。饶这么着，倒茶的时候还低声说了一句：“反正我不能做两回早饭！”

“谁叫你把房租给中国人呢！”温都姑娘把报纸扔在一边，歪着头儿向她母亲说。

马威脸上一红，想站起来就走。皱了皱眉，——并没往起站。

温都姑娘看着他，笑了，好像是说：“中国人，挨打的货！就不会生气！”

温都太太看了她女儿一眼，赶紧递给马威一碗茶，跟着说：“茶真香！中国人最会喝茶。是不是？”

“对了！”马威点了点头。

温都太太咬了口面包，刚要端茶碗，温都姑娘忙着拉了她一把：“招呼毒药！”她把这四字说得那么诚恳，自然；好像马威并没在那里；好像中国人的用毒药害人是千真万确，一点含忽没有的。她的嘴唇自自然然的颤了一颤，让你看出来：她决没意思得罪马威，也决不是她特意要精细；她的话纯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没心得罪人，她就不懂得什么叫得罪人。自要戏里有个中国人，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电影，小说，也都是如此。温都姑娘这个警告是有历史的，是含着点近于宗教信仰的：回回不吃猪肉，谁都知道；中国人用毒药害人——一种信仰！

马威反倒笑了。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一声没言语。他明白她的意思，因为他看过英国小说——中国人用毒药害人的小说。

温都太太用小薄嘴唇抿了半口茶，然后搭讪着问马威：中国茶有多少种？中国什么地方出茶？他们现在喝的这种叫什么名字？是怎么制造的？

马威把一肚子气用力压制着，随便回答了几句，并且告诉她，他们现在喝的叫作“香片”。

温都太太又叫他说了一回，然后把嘴咕嘟着说：“杭便，”还问马威她学的对不对。

温都姑娘警告她母亲留心毒药以后，想起前几天看的那个电影：一个英国英雄打死了十几个黄脸没鼻子的中国人，打得真痛快，她把两只肉嘟嘟的手都拍红了，红得像搁在热水里的红胡萝卜。她想入了神，一手往嘴里送面包，一手握着拳在桌底下向马威比画着心里说：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他那两只大拳头，一拳头还不捶死几十个中国鬼！她的蓝眼珠一层一层的往外发着不同的光彩，约翰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他来信说：“加入义勇军，昨天一排枪打死了五个黄鬼，内中还有个女的！”……“打死个女人，不大合人道！”温都姑娘本来可以这样想，可是，约翰打死的，打死的又是个中国女人；她只觉得约翰的英勇，把别的都忘了。……报纸上说：中国人屠宰了英国人，英国人没打死半个中国人，难道约翰是吹牛撒谎？她正想到这里，听见她母亲说：“杭便。”她歪过头去问：“什么？妈！”她母亲告诉她这个茶叫“杭便”，于是她也跟着学。英国人是事事要逞能的，事事要叫别人说好的，所以她忘了马威——只是因为他是中国人——的讨厌。“杭办”“杭办”“对不对”？她问马威。

马威当然是说：“对了！”

吃完了早饭，马威正要上楼看父亲去。温都姑娘从楼下跑了上来，戴着昨天买的新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捆老鼠尾巴，看着好像一把儿荞麦面面条；戴老鼠尾巴是最新的花样，——所以她也戴。她斜着眼看了马威一下，说了声“再见，”一溜烟似的跑了。

7

温都姑娘上铺子去作工，温都寡妇出来进去的收拾房屋，拿破仑跟着她左右前后的乱跑。马威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着伊牧师来。

马威自从八岁的时候死了母亲，差不多没有经过什么女性的爱护。在小学里的时候，成天和一群小泥鬼儿打交道；在中学里，跟一群稍微个儿大一点的泥鬼瞎混；只有礼拜天到教堂作礼拜去，能看见几位妇女：祈祷的时候，他低着头从眼角偷偷的看她们；可是好几回都被伊太太看见，然后报告给伊牧师，叫伊牧师用一半中国话，一半英国话臭骂他一顿：“小孩子！不要看姑娘！在祷告的时候！明白？See？……”伊太太祷告的时候，永远是闭着一只眼往天堂上看上帝，睁着一只眼看那群该下地狱的学生；马威的“看姑娘”是逃不出伊太太的眼线的。

教堂的姑娘十之八九是比伊太太还难看的。他横着走的眼光撞到她们的脸上，有时候叫他不由的赶快闭上眼，默想上帝造人的时候或者有点错儿；不然，……有时候也真看到一两个好看的，可是她们的好看只在脸上那一块，纵然脸上真美，到底叫他不能不联想到冥衣铺糊的纸人儿；于是心中未免有点儿害怕！且不管纸人儿吧，不纸人儿吧，能看到她们已经是不容易！跟她们说说话，拉拉手，——妄想！

就是有一回，他真和女人们在一块儿作了好几天的事。这回事是在他上英国来的前一年，学界闹风潮：校长罢长，教员罢教，学生也罢了学；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这样闹，可是一个不剩，全闹起活儿来；连教会的学堂也把《圣经》扔了一地，加入战团。马威是向来能说会道，长得体面，说话又甜甘受听，父亲又不大管他，当然被举为代表。代表会里当然有女代表，于是他在风潮里颇得着些机会和她们说几句话，有一回还跟她们拉手。风潮时期的长短是不能一定的，也许三天，也许五个月；虽然人人盼着越长越好，可是事事总要有个结束，好叫人家看着像一回事儿似的。这回风潮恰巧是个短期的，于是马威和女人们交际的命运像舞台上的小武丑儿，刚翻了一个跟头，就从台帘底下爬进后台去了。

马威和温都姑娘不一定有什么前缘，也不是月下老人把他和她的大拇脚指头隔着印度洋地中海拴上了根无形的细红线。她不过是西洋女子中的一个。可是，马威头一个见的恰巧是她。她那种小野猫似的欢蹦乱跳，一见面他心里便由惊讶而羡慕而怜爱而痴迷，好像头一次喝酒的人，一盅下去，脸上便立刻红起来了。可是，她的神气，言语，……叫他心里凉了好多……她说：“再见”的时候确是笑着，眼睛还向他一飞……或者她不见得是讨厌他……对了：她不过是不喜欢中国人罢了！等着，走着瞧，日子多了叫她明白明白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何必一定跟她套交情呢，女子可多了……

马威翻过来掉过去的想，问题很多，可是结论只有一个：“等着吧，瞧！”摸了摸自己的脸蛋儿，颧骨尖儿上那一点特别的热，像有个香火头儿在那里烧着。“等着瞧，别忙！”“别忙！”他这么叨唠着，嘴唇张着一些，好像是要笑，可是没笑出来；好像要恼——恼她？——，又不忍的。一会儿照照镜子看自己的白牙，一会儿手插在裤兜里来回走……“别忙！走着瞧！”

“马威！马威！”马老先生一嗓子痰在楼上叫，跟着嗽了嗽，声音才尖溜了一点：“马威！”

马威收了收神，三步两步跑上楼上。马老先生一手开着门，一手端着那个磁水罐。脸上睡的许多红褶儿，小胡子也在一块拧拧着。

“去，弄点热水来！”他把磁罐交给马威。

“我不敢上厨房去呀！”马威说：“昨天晚上您没听房东说吗：不叫咱们到厨房去！早饭的时候，你没去，她已经说了闲话；您看——”

“别说了！别说了！”马老先生揉着眼睛说：“不刮脸啦，行不行？”

“回来伊牧师不是要和咱们一块儿出去哪吗——”

“不去，行不行？”

马威没言语，把水倒在漱口盂里，递给父亲。

马老先生漱口的当儿，马威把昨天晚上来的箱子打开，问父亲换衣裳不换。马老先生是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马威本想告诉父亲：在英国就得随着英国办法走；一看父亲脸上的神气，他一声没出，溜出去了。

马老先生越想越有气：“这是上外国吗？没事找罪受吗！——找罪受吗！起晚了不行，热水没有！没有！早知道这么着，要命也不来！”想了半天：“有啦！住旅馆去！多少钱也花，自要不受这个臭罪！”跟着看了看箱子什么的，心里又冷静下去一点：“东西太多，搬着太麻烦！”又待了一会儿，气更少了：“先在这儿忍着吧，有合适的地方再搬吧！”这么一想，气全没有了，戴上大眼镜，拿起烟袋往书房里去了。

思想是生命里最贱的东西：想一回，觉得有点理；再想一回，觉得第一次所想的并不怎么高明；第三次再想——老实待着吧，越想越糊涂！于是以前所想的全算白饶！马先生的由“住旅馆去！”到“忍着吧！”便是这么一档子事；要不怎么他轻易不思想呢！

温都太太专等着马先生起来问她要早饭，她好抡圆了给他个钉子碰；头一次钉子碰得疼，管保他不再想碰第二次。她听见他起来了，约摸着他已经梳洗完，她嘴里哼唧着往楼上走。走到马先生的屋门外，门儿半开着，一点声儿没有。忽然听见马先生咳嗽了两声，她回头一看，书房的门也开着呢：马先生叼着烟袋在椅子上坐着呢。

“怪不得伊牧师说：中国人有些神魔鬼道儿的，”她心里说：“你不给他早饭吃，他更好，连问也不问！好！你就饿着！”

马先生一动也没动，吧嗒着烟袋，头上一圈一圈的冒着蓝烟。

伊牧师到十一点多钟才来，他没见温都太太，在街门口问马威：“你父亲呢？出去不出去？”马威跑到楼上去问父亲，马老先生摇了摇头，把头上绕着的蓝烟圈弄散开一些。马威跑下来告诉伊牧师：他父亲还没歇过来，不打算出去，于是他自己和伊牧师走下去了。

8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先生，老得多呀！”到欧洲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撇着嘴对洋鬼子说：“再说四万万人民，大国！大国！”看这“老”字和“大”字用得多么有劲头儿！

“要是‘老的’便是‘好的’，为什么贵国老而不见得好呢？”不得人心的老鬼子笑着回答：“要是四万万人都是饭桶，再添四万万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这些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凡是上西洋来念书的，都是以宣传中国文化为主，念鬼子书不过是那么一回事；鬼子书多么不好念！）听了这类的话，只好溜到中国人唯一的海外事业，中国饭馆，去吃顿叉烧肉，把肚子中的恶气往外挤一挤。

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由这两层“老”的关系，可以断定：他一辈子不但没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钉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为什么活着？为作官！怎么能作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要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这些东西满够老民族的人们享受一辈子的了。马老先生的志愿也自然止于此。

他到英国来，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作买卖他不懂；不但不懂，而且向来看不起作买卖的人。发财大道是作官；作买卖，拿着血汗挣钱，没出息！不高明！俗气！一点目的没有，一点计划没有，还叼着烟袋在书房里坐着。“已到了英国，”坐腻了，忽然这么想：“马威有机会念书，将来回去作官！……咱呢？吃太平饭吧！哈哈！……”除此以外，连把窗帘打开看看到底伦敦的胡同什么样子都没看；已经到了伦敦，干什么还看，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但没有看一看伦敦，北京什么样儿也有点记不清了，虽然才离开了四五十天的工夫。到底四牌楼南边有个饽饽铺没有？想不起来了！哎呀，北京的饽饽也吃不着了，这是怎话说的！这么一来，想家的心更重了，把别的事全忘了。咳！——北京的饽饽！

快一点钟了，马老先生的肚子微微响了几声；还勉强吸着烟，烟下去之后，肚子透着分外的空得慌。心里说：“看这样儿，是非吃点什么不可呀！”好几次要下楼去向房东说，总觉得还是不开口好。站起来走了几步，不行，越活动越饿。又坐下，从新装上一袋烟；没抽，把烟袋又放下了。又坐了半天，肚子不但响，也有点疼了。“下楼试试去！”站起来慢慢往楼下走。

“马先生，夜里睡得好吧？”温都太太带着点讥讽的意思问。

“很好！很好！”马先生回答：“温都太太，你好？姑娘出去了吧？”

温都寡妇哼儿哈儿的回答。马先生好几回话到嘴边——要吃饭——又吞回去了；而且问她的话越来越离“吃饭”远：“天气还是冷呀？啊！姑娘出去了？——呕，已经问过了，对不起！拿破仑呢？”

温都太太把拿破仑叫来，马老先生把它抱起来，拿破仑喜欢极了，直舐马先生的耳朵。

“小狗真聪明！”马先生开始夸奖拿破仑。

温都太太早已不耐烦了，可是一听老马称赞狗，登时拉不断扯不断的和他说起来。

“中国人也爱狗吗？”她问。

“爱狗！我妻子活着的时候，她养着三个哈吧狗，一只小兔，四只小东西在一块儿吃食，决不打架！”他回答。

“真有趣！有趣极了！”

他又告诉了她一些中国狗的故事，她越听越爱听。马先生是没事儿惯会和三姥姥五姨儿谈天的，所以他对温都太太满有话回答；妇女全是一样的，据他瞧；所不同的，是西洋妇女的鼻子比中国老娘儿们的高一点儿罢了。

说完了狗事，马先生还是不说他要吃饭。温都太太是无论怎么也想不到：他是饿了。英国人是事事讲法律的，履行条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别的。早饭他没吃，因为他起晚了，起晚了没早饭吃是当然的。午饭呢，租房的时候交待明白了，不管午饭。温都太太在条件上没有作午饭的责任，谁还管你饿不饿呢。

马先生看着没希望，爽得饿一回试试！把拿破仑放下，往楼上走。拿破仑好像很喜爱马先生，摇着尾巴追了上来。马先生又归了位坐下，拿破仑是东咬西抓跟他一个劲儿闹：一会儿藏在椅子背儿后面揪他的衣襟，一会儿绕到前面啃他的皮鞋。

“我说，见好儿就收，别过了火！”马先生对拿破仑说：“你吃饱了，在这儿乱蹦；不管别人肚子里有东西没有！……”

温都太太不放心拿破仑，上楼来看；走到书房门口，门是开着的，正听见马先生对拿破仑报委屈。

“呕！马先生，我不知道你要吃饭，我以为你出去吃饭呢！”

“没什么，还不十分——”

“你要吃，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一个先令一顿。”

“算我两个先令吧，多弄点！”

待了半天，温都太太给他端上来一壶茶，一盘子凉牛肉，几片面包，还有一点青菜。马先生一看东西都是凉的，（除了那壶茶。）皱了皱眉；可是真饿，不吃真不行。慢慢的把茶全喝了，凉牛肉只吃了一半，面包和青菜一点没剩。吃饱喝足又回到椅子上一坐，打了几个沉重的嗝儿，然后撅短了一根火柴当牙签，有滋有味的剔着牙缝。

拿破仑还在那里，斜着眼儿等着马先生和它闹着玩。马先生没心再逗它，它委委屈屈的在椅子旁边一卧。

温都太太进来收拾家伙；看见拿破仑，赶快放下东西，走过来跪在地毯上，把狗抱起来，问它和马先生干什么玩来着。

马先生从一进门到现在，始终没敢正眼看温都太太；君子人吗，那能随便看妇人呢。现在她的头发上的香味，他闻得真真的。心里未免一热，跟着一颤，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温都夫人问他：北京一年开多少次“赛狗会”，中国法律上对于狗有什么保护，哈吧狗是由中国来的不是……

马先生对于“狗学”和“科学”一样的没有研究，只好敷衍她几句；反正找她爱听的说，不至于出错儿。一边说，一边放大了胆子看着她。她虽然已经差不多有三十七八岁了，可是脸上还不显得老。身上的衣裳穿得干净抹腻，更显得年青一些。

他由静而动的试着伸手去逗拿破仑。她不但不躲，反倒把狗往前送了一送；马先生的手差点儿没贴着她的胸脯儿。——他身上一哆嗦！忽然一阵明白，把椅子让给温都太太坐，自己搬过一只小凳儿来。两个人由狗学一直谈到作买卖，她似乎都有些经验。

“现在作买卖顶要紧的是广告。”她说。

“我卖古玩，广告似乎没用！”他回答。

“就是卖古玩，也非有广告不行！”

“可不是！”他很快的由辩论而承认，反倒吓了她一跳。她站起来说：

“把拿破仑留在这儿吧？”

他知道拿破仑是不可轻视的，连忙接过来。

她把家伙都收拾在托盘里，临走的时候对小狗说：

“好好的！不准淘气！”

她出去了，老马先生把狗放在地上，在卧椅上一躺又睡着了。

……

马威到六点多钟才回来，累得脑筋涨起多高，白眼珠上横着几条血丝儿。伊牧师带他先上了伦敦故宫，（就手儿看伦敦桥。）圣保罗教堂和上下议院。伦敦不是一天能逛完的，也不是一天就能看懂的；伊牧师只带他逛了这三处，其余的博物院，美术馆，动物园什么的，等他慢慢的把伦敦走熟了再自己去。上圣保罗教堂的时候，伊牧师就手儿指给马威，他伯父的古玩铺就正在教堂左边的一个小巷儿里。

伊牧师的两条秫秸棍儿腿是真走得快，马威把腰躬起一点，还追不上；可是他到底不肯折脖子，拼命和伊牧师赛了半天的跑。

他刚进门，温都姑娘也回来了，走的很热，她脸更红得好看。他搭讪着要告诉她刚才看见的东西，可是她往厨房跑了去。

马威到楼上去看父亲，马老先生还叼着烟袋在书房里坐着。马威一一把看见的东西告诉了父亲，马老先生并没十分注意的听。直说到古玩铺，马老先生忽然想起个主意来：

“马威！明天咱们先上你伯父的坟，然后到铺子去看一眼，别忘了！”

铃儿响了，父子到饭厅去吃饭。

吃完饭，温都寡妇忙着刷洗家伙。马老先生又回到书房去吃烟。

马威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温都姑娘忽然跑进来：“看见我的皮夹儿没有？”

马威刚要答声，她又跑出去了，一边跑一边说：“对了，在厨房里呢。”

马威站在客厅门口看着她，她从厨房把小皮夹找着，跑上来，慌着忙着把帽子扣上。

“出去吗？”他问。

“可不是，看电影去。”

马威从客厅的窗户往外看：她和一个男的，挨着肩膀一路说笑走下去了。

9

马老先生想起上坟，也就手儿想起哥哥来了；夜里梦见哥哥好几回，彼此都吊了几个眼泪。想起哥哥的好处来，心中稍有一点发愧：花过哥哥多少钱！哥哥的钱是容易挣得！不但净花哥哥的钱，那回哥哥寄来钱，还喝得醉猫儿似的，叫两个巡警把他搀回家去。拿哥哥的钱喝酒！还醉得人事不知！……可是又说回来了，过去的事反正是过去的了，还想它作什么？……现在呢，在伦敦当掌柜的，纵然没有作官那么荣耀，到底总得说八字儿不错，命星儿有起色！……对了，怎么没带本阴阳合历来呢！明天上坟是好日子不是呢？……信基督教的人什么也不怕，上帝的势力比别的神都大的多；太岁？不行！太岁还敢跟上帝比比劲头儿！……可是……种种问题，七个上来，八个下去，叫他一夜没能睡实在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是阴的很沉，东风也挺凉。老马先生把驼绒紧身法兰绒汗衫，厚青呢衣裤，全穿上了。还怕出去着了凉，试着把小棉袄絮在汗衫上面，可是棉袄太肥，穿上系不上裤子。于是骂了鬼子衣裳一顿，又把棉袄脱下来了。……要不怎么说，东西文化不能调和呢！看，小棉袄和洋裤子就弄不到一块儿！……

吃过早饭，吧嗒了几袋烟，才张罗着出去。

马威领着父亲出了戈登胡同，穿过陶灵吞大院，一直往牛津街走。马威一边走，一边问父亲：是坐地道火车去，还是坐公众汽车去。坟地的地点，他昨天已经和伊牧师打听明白了。马老先生没有主意，只说了声：“到街上再说吧。”

到了牛津街，街上的汽车东往的西来的，一串一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钉着摩托自行车，好像走欢了的鸵鸟带着一群小鸵鸟。好像都要挤在一块儿碰个粉碎，也不是怎股劲儿没挤上；都像要把前面的车顶出多远去，打个毛跟头，也不怎么没顶上。车后面突突的冒着蓝烟，车轮磁拉磁拉的响，喇叭也有仆仆的，有的吧吧的乱叫。远处也是车，近处也是车，前后左右也全是车：全冒着烟，全磁拉磁拉的响，全仆仆吧吧的叫，把这条大街整个儿的作成一条“车海”。两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像丢了点东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正像“车海”的波浪把两岸的沙石冲得一动一动的。

马老先生抬头看看天，阴得灰乎乎的；本想告诉马威不去了，又不好意思；待了一会儿，看见街心站着一溜汽车：“马威，这些车可以雇吗？”

“价钱可贵呢！”马威说。

“贵也得雇！”马老先生越看那些大公众汽车越眼晕。

“坐地道火车呢？”马威问。

“地道里我出不来气儿！”马先生想起到伦敦那天坐地道车的经验。

“咱们可别太费钱哪。”马威笑着说。

“你是怎么着？——不但雇车，还得告诉赶车的绕着走，找清静道儿走！我告诉你！晕！——”

马威无法，只得叫了辆汽车，并且嘱咐赶车的绕着走。

上了车，马老先生还不放心：不定那一时就碰个脑浆迸裂呀！低着声说：

“怎么没带本宪书来呢！这东西赶上‘点儿低’，非死不可呀！”

“带宪书干吗？”马威问。

“我跟我自己说呢，少搭茬儿！”马老先生斜着眼瞪了马威一眼。

赶车的真是挑着清静道儿走。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往西，绕过一片草地，又进了一个小胡同……走了四五十分钟，到了个空场儿。空场四围圈着一人来高的铁栅栏，栅栏里面绕着圈儿种着一行小树。草地上高高矮矮的都是石桩和石碑。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

车顺着铁栏杆转，直转到一个小铁门才站住。父子下了车，马威打算把车打发了，马老先生非叫车等着不可。小铁门里边有间小红房子，孤孤零仃的在那群石桩子前面站着山墙上的小烟筒曲曲弯弯的冒着一股烟儿。他们敲了敲那个小铁门，小红屋子的门开了一个缝儿。门缝儿越开越大，慢慢的一个又圆又胖的脸探出来了。两腮一凸一凹的大概是正嚼着东西。门又开大了一些，这个胖脸和脸以下的那些东西全露出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块儿，原来是个矮胖的小老太太。

老太太的脸上好像没长着什么玩艺儿，光是“光出溜的”一个软肉球。身上要是把胳臂腿儿去了，整个儿是个小圆辘轴。她一面用围裙擦着嘴，一面问他们找谁的坟墓。她走到他们跟前，他们才看出来：她的脸上确是五官俱全，而且两只小眼睛是笑眯眯的；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只有一个牙，因为没有什么陪衬，这一个牙看着又长又宽，颇有独霸一方的劲儿。

“我们找马先生的坟，一个中国人。”马威向老太太说。她已经擦完了嘴，用力把手往上凑，大概是要擦眼睛。

“我知道，记得！去年秋天死的！怪可怜的！”老太太又要往起撩围裙：“棺材上有三个花圈，记得！秋天——十月七号。头一个中国人埋在这里，头一个！可怜！”说着，老太太的眼泪在脸上横流；脸上肉太多，泪珠不容易一直流下来。“你们跟我来，我知道，记得！”老太太开始向前走，小短腿像刚孵出来的小鸭子的；走的时候，脸上的肉一哆嗦一哆嗦的动，好像冬天吃的鱼冻儿。

他们跟着老太太走，走了几箭远，她指着一个小石桩子说：“那里！”马家父子忙着过去，石桩上的姓名是个外国人的。他们刚要问她，她又说了：“不对！不对！还得走！我知道，记得！那里——头一个中国人！”

又走了一两箭远，马威眼快，看见左边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中国字；他拉了马老先生一把，两个人一齐走过去。

“对了！就是那里！记得！知道！”老太太在后面用胖手指着他们已经找着的石碑说。

石碑不过有二尺来高，上面刻着马威伯父的名字，马唯仁，名字下面刻着生死年月。碑是用人造石作的，浅灰的地儿，灰紫色的花纹。石碑前面的花圈已经叫雨水冲得没有什么颜色了，上面的纸条已早被风刮去了。石碑前面的草地上，淡淡的开着几朵浅黄野花，花瓣儿上带着几点露水，好像泪珠儿。天上的黑云，地上的石碑和零散的花圈，都带出一股凄凉惨淡的气象；马老先生心中一阵难过，不由的落下泪来；马威虽然没有看见过他的伯父，眼圈儿也红了。

马老先生没管马威和那个老太太，跪在石碑前头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低声的说：“哥哥！保佑你兄弟发财，把你的灵运回中国去吧！”说到这里，他不觉的哭得失了声。

马威在父亲背后向石碑行了三鞠躬礼。老太太已经走过来，哭得满脸是水，小短胳臂连围裙都撩不起来了，只好用手在脸上横来竖去的抹。

哭着哭着，她说了话：“要鲜花不要？我有！”

“多少钱？”马威问。

“拿来！”马老先生在那里跪着说。

“是，我拿去，拿去。”老太太说完，撩着裙子，意思是要快跑，可是腿腕始终没有一点弯的趋向，干跺着脚，前仰后合的走了。去了老大半天才慢慢的扭回来，连脖子带脸全红得像她那间小红房子的砖一样。一手撩着裙子，一手拿着一把儿杏黄的郁金香。

“先生，花儿来了。真新鲜！知道——”说着，哆哩哆嗦的把花交给马老先生。他捡起一个花圈来，从新把铁条紧了一紧，把花儿都插上；插好了，把花圈放在石碑前面；然后退了两步，端详了一番，眼泪又落下来了。

他哭了，老太太也又哭了。“钱呢！”她正哭得高兴，忽然把手伸出来：“钱呢！”

马老先生没言语，掏出一张十个先令的票子递给她了。

她看了看钱票，抬起头来细细的看了看马老先生：“谢谢！谢谢！头一个中国人埋在这里。谢谢！我知道。谢谢！盼着多死几个中国人，都埋在这里！”这末两句话本来是她对自己说的，可是马家父子听得真真的。

太阳忽然从一块破云彩射出一条光来，正把他们的影子遮在石碑上，把那点地方——埋着人的那点地方——弄得特别的惨淡。马老先生叹了一口气，擦了擦眼泪，回头看了看马威：“马威，咱们走吧！”

爷儿俩慢慢的往外走，老太太在后面跟着跑，问他们还要花儿不要，她还有别样的。马威看了她一眼，马老先生摇了摇头。两个人走到小铁门，已经把老太太落下老远，可是还听得见她说：“头一个中国人……”

父子又上了车。马老先生闭着眼睛想：怎么把哥哥的灵运回去。又想到哥哥不到六十岁就死了，自己呢，现在已奔着五十走啦！生命就是个梦呀！有什么意思！——梦！

马威也还没把坟地上那点印象忘了，斜靠着车角，两眼直瞪着驶车的宽脊梁背儿。心里想：伯父，英雄！到国外来作事业！英雄！自然卖古玩算不了什么大事业，可是，挣外国的钱，——总算可以！父亲是没用的，他看了马老先生一眼，不是作官，便是弄盅酒充穷酸。作官，名士，该死！真本事是——拿真知识挣公道钱！

10

马家的小古玩铺是在圣保罗教堂左边一个小斜胡同儿里。站在铺子外边，可以看见教堂塔尖的一部分，好像一牙儿西瓜。铺子是一间门面，左边有个小门，门的右边是通上到下的琉璃窗户。窗子里摆着些磁器，铜器，旧扇面，小佛像，和些个零七八碎儿的。窗子右边还有个小门，是楼上那家修理汗伞、箱子的出入口儿。铺子左边是一连气三个小铺子，紧靠马家的铺子也是个卖古玩的。铺子右边是个大衣装存货的地方，门前放着两辆马车，人们出来进去的往车上搬货。铺子的对面，没有什么，只有一溜山墙。

马家父子正在铺子外面左右前后的端详，李子荣从铺子里出来了。他笑着向他们说：

“马先生吧？请进来。”

马老先生看了看李子荣：脸上还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只是笑容太过火。再说，李子荣只穿着件汗衫，袖子卷过胳臂肘儿，手上好些铜锈和灰土，因为他正刷洗整理货物架子。马老先生心里不由的给他下了两个字的批语：“俗气！”

“李先生吧？”马威赶紧过来要拉李子荣的手。

“别拉手，我手上有泥！”李子荣忙着向裤袋里找手巾，没有找着，只好叫马威拉了拉他的手腕。腕子是又粗又有力气，筋是筋骨是骨的好看。马威亲热的拉着这个滚热的手腕，他算是头一眼就爱上李子荣了。汗衫，挽袖子，一手泥，粗手腕，是个干将！不真干还能和外国人竞争吗！

从外国人眼里看起来，李子荣比马威多带着一点中国味儿。外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矮身量，带辫子，扁脸，肿颧骨，没鼻子，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儿，撇着嘴，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两条哈吧狗腿，一走一扭。这还不过是从表面上看，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袖子里揣着毒蛇，耳朵眼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炮，一挤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从心里打哆嗦的。

李子荣的脸差不多正合“扁而肿”的格式。若是他身量高一点，外国人也许高抬他一下，叫他声日本人；（凡是黄脸而稍微有点好处的便是日本人。）不幸，他只有五尺来高，而且两条短腿确乎是罗圈着一点。头上的黑发又粗又多，因脑门儿的扁窄和头发的蓬松，差不多眉毛以上，头发以下，没有多大的空地方了。眼睛鼻子和嘴全不难看，可惜颧骨太平了一些。他的体格可是真好，腰板又宽又直，脖子挺粗，又加着腿有点弯儿，站在那里老像座小过山炮似的。

李子荣算把外国人弄糊涂了：你说他是日本人吧，他的脸真不能说是体面。（日本人都是体面的！）说他是中国人吧，他的黄脸确是洗得晶光；中国人可有舍得钱买胰子洗脸的？再说，看他的腰板多直；中国人向来是哈着腰挨打的货，直着腰板，多么于理不合！虽然他的腿弯着一点，可是走起路来，一点不含忽，真咯噔咯噔的招呼；不但不扭，并且走得飞快，……外国老爷们真弄不清了，到底这个家伙是那种下等人类的产物呢？“啊！”李子荣的房东太太想出来了：“这个家伙是中日合种，”她背地里跟人家说：“决不是真正中国人；日本人？他那配！”

马威和李子荣还没松手，马老先生早挺着腰板儿进了门。李子荣慌忙跑进来，把地上的东西都收拾起来，然后让马老先生到柜房里坐。小铺子是两间的进身，一间是作生意的，一间作柜房。柜房很小，靠后山墙放着个保险箱，箱子前面只有放三四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的地方。保险箱旁边放着个小茶几，上面是电话机和电话簿子。屋子里有些潮气味儿，加上一股酸溜溜的擦铜油儿，颇有点像北京的小洋货店的味儿。

“李伙计，”马老先生想了半天，才想起“伙计”这么两个字，“先沏壶茶来。”

李子荣抓了抓头上乱蓬蓬的黑头发，瞧了老马一眼，然后笑着对马威说：

“这里没茶壶茶碗，老先生一定要喝茶呢，只好到外边去买；你有钱没有？”

马威刚要掏钱，马老先生沉着脸对李子荣说：

“伙计！”这回把“李”字也省下了：“难道掌柜的喝碗茶，还得自己掏腰包吗！再说，架子上有的是茶壶茶碗，你楞说没有？”马老先生拉过张椅子来，在小茶几前面坐下；把脊梁往后一仰的时候，差点儿没把电话机碰倒了。

李子荣慢慢的把汗衫袖子放下来，转过身来看着马老先生说：

“马先生，在你哥哥活着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帮过一年多的忙；他死的时候，把买卖托付给我照应着；我不能不照着买卖作！喝茶是个人的事，不能由公账上开销。这里不同中国，公账是由律师签字，然后政府好收税，咱们不能随意开支乱用。至于架子上的茶壶茶碗是为卖的，不是为咱们用的。”他又回过身来对马威说：

“你们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你们看我太不客气；可是咱们现在是在英国，英国的办法是人情是人情，买卖是买卖，咱们也非照着这么走不可。”

“对！”马威低声说，没敢看他父亲。

“够了！够了！不喝啦，不喝行不行！”老马先生低着头说，好像有点怕李子荣的样儿。

李子荣没言语，到外间屋把保险箱的钥匙拿进来，开开箱子，拿出几本账簿和文书，都放在马老先生眼前的一把椅子上。

“马先生，这是咱们的账本子什么的，请过过眼，你看完了，我还有话说。”

“干什么呀？反正是那么一回事，我还能疑心你不诚实吗？”马老先生说。

李子荣笑了。

“马老先生，你大概没作过买卖——”

“作买卖？哼——”马老先生插嘴说。

“——好，作过买卖也罢，没作过也罢，还是那句话：公事公办。这是一种手续，提不到疑心不疑心。”李子荣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的直为难。明知道中国人的脾气是讲客气，套人情的；又明知道英国人是直说直办，除了办外交，没有转磨绕圈作文章的。进退两难，把他闹得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抓了抓头发，而且把脑门子上的那缕长的，卷，卷，卷成个小圈儿。

马威没等父亲说话，笑着对李子荣说：

“父亲刚由伯父坟地回来，心里还不大消停，等明天再看账吧。”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心里说：“到底还是儿子护着爸爸，这个李小子有点成心挤兑我！”

李子荣看了看老马，看了看小马，噗哧一笑，把账本子什么的又全收回去。把东西搁好，又在保险箱的深处轻轻的摸；摸了半天，掏出一个藕荷色的小锦匣儿来。马老先生看着李子荣，直要笑，心里说：“这小子变戏法儿玩呢！还有完哪！”

李子荣把小锦匣递给马威。马威看了看父亲，然后慢慢的把小匣打开，里面满塞着细白棉花；把棉花揭开，当中放着一个钻石戒指。

马威把戒指放在手心上细细的看，是件女人的首饰：一个拧着麻花的细金箍，背儿上稍微宽出一点来，镶着一粒钻石，一闪一闪的放着光。

“这是你伯父给你的纪念物。”李子荣把保险箱锁好，对马威说。

“给我瞧瞧！”马老先生说。

马威赶紧把戒指递过去。马老先生要在李子荣面前显一手儿：翻过来掉过去的看，看了外面，又探着头，半闭着眼睛看戒指里面刻着的字。又用手指头抹上点唾沫在钻石上擦了几下。

“钻石，不错，女戒指。”马先生点头咂嘴的说，说着顺手把戒指撂在自己的衣兜里啦。

李子荣刚要张嘴，马威看了他一眼，他把话又吞回去了。

待了一会儿，李子荣把保险箱的钥匙和一串小钥匙托在手掌上，递给马老先生。

“这是铺子的钥匙，你收着吧，马先生！”

“你拿着就结了，啛！”马先生的手还在兜儿里摸着那个戒指。

“马老先生，咱们该把事情说明白了，你还用我不用？”李子荣问，手掌上还托着那些钥匙。

马威向父亲点了点头。

“我叫你拿着钥匙，还能不用你！”

“好！谢谢！你哥哥活着的时候，我是早十点来，下午四点走，一个礼拜他给我两镑钱；我的事情是招待客人，整理货物。他病了的时候，我还是早十点来，可是下午六点才能走；他给我三镑钱一个礼拜。现在呢，请告诉我：工钱，事情，和作事的时间。我愿意只作半天工，工钱少一点倒不要紧；因为我总得匀出点工夫去念书。”

“啊，你还念书？”马先生真没想到李子荣是个念书的。心里说：“这份儿俗气，还会念书，瞧不透！中国念书的人不这样！”

“我本来是个学生。”李子荣说：“你——”

“马威！——”马老先生没主意，看着马威，眼睛里似乎是说“：你给出个主意！”

“我看，我和李先生谈一谈，然后再定规一切，好不好？”马威说。

“就这么办吧！”马老先生站起来了，屋里挺凉，磕膝盖儿有点发僵。“你先把我送回家去，你再回来和李伙计谈一谈，就手儿看看账；其实看不看并不要紧。”他说着慢慢往外走，走到外间屋的货架子前面又站住了。看了半天，回头向李子荣说：

“李伙计，把那个小白茶壶给我拿下来。”

李子荣把壶轻轻的拿下来，递给马老先生。马老先生掏出手绢来，把茶壶包好，交给马威提着。

“等着我，咱们一块儿吃饭，回头见！”马威向李子荣说。

11

父子两个出了古玩铺。走了几步，马老先生站住了，从新细看看铺子的外面。这一回才看见窗子上边横着条长匾，黑地金字，外面罩着层玻璃。“俗气！”他摇着头儿说。说完了，又欠着脚儿，看楼上的牌匾；然后又转过身来，看对面的山墙。“烟筒正对着咱们的窗口，风水不见强！”

马威没管他父亲说什么，仰着头儿看圣保罗堂的塔尖，越看越觉得好看。

“父亲，赶明儿个你上这儿来作礼拜倒不错。”马威说。

“教堂是不坏，可是塔尖把风水都夺去了，咱们受不了哇！”马老先生似乎把基督教全忘了，一个劲儿抱怨风水不强。

出了小胡同口儿，马先生还连连的摇头，抱怨风水不好。马威看见一辆公众汽车是往牛津街去的，圣保罗堂的外边正好是停车的地方，他没问父亲坐不坐，拉着老头儿就往车上跳；马老先生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已经开了。马威买了票，跟父亲说：

“别叫李子荣‘伙计’呀。你看，这车上的人买张票还对卖票的说‘谢谢’呢。他在铺子里又真有用，你叫他‘伙计’，不是叫他不好受吗！况且——”

“你说该叫他什么？我是掌柜的，难道掌柜的管伙计叫老爷？”马老先生说着伸手把马威拿着的小茶壶拿过来，掀开手巾，细细看壶底上的篆字。老先生对于篆字本来有限，加上汽车左右乱摇，越发的看不清楚；心里骂马威，不该一声儿不出便上了汽车。

“叫他声李先生，也不失咱们的身分哪！”马威把眉毛皱在一处，可是没有和父亲拌嘴的意思。

汽车正从一个铁桥底下过，桥上面的火车唧咚咕咚的把耳朵震得什么也听不见了；马威的话，自然老马先生一点没听见。汽车忽然往左边一闪，马老先生往前一出溜，差点没把小茶壶撒了手；嘴里嘟囔着骂了几句，好在汽车的声音真乱，马威也没听见。

“你到底愿意用他不愿意呢？”马威乘着汽车站住的工夫问他父亲。

“怎么不用他呢！他会作买卖，我不会！”马老先生的脸蛋红了一块，把脚伸出去一点，好像如果马威再问，他就往车下跳啦。脚伸出去太猛，差点没踩着对面坐着的老太太的小脚尖，于是赶快把腿收回来，同时把跳车的心也取消了。

马威知道问也无益，反正是这么一回事：“这还用他不用？”——“怎么不用呀！”“何不叫他声先生呢？”——“我是掌柜的，我叫他先生，他该管我叫什么！”算了吧，不必问了！他回过头去，留神看街上的牌子，怕走过了站；卖票的虽然到一站喊一站的地名，可是卖票人的英文字的拼法不是马威一天半天能明白的。

到了牛津街，父子下了车，马威领着父亲往家走。走不远，马老先生就站住一会儿，喘口气，又拿起小茶壶来看一看。有时候忽然站住了，后头走道的人们，全赶紧往左右躲；不然，非都撞上，跌成一堆不止。马先生不管别人，那时高兴便那时站住；马威也无法，只好随着父亲背后慢慢轧着步儿走。爷儿俩好像鱼盆里的泥鳅，忽然一动，忽然一静，都叫盆里的鱼儿乱腾一回。好容易到了家了，马老先生站在门外，用袖口儿把小茶壶擦了一个过儿。然后一手捧着茶壶，一手拿钥匙开门。

温都太太早已吃过午饭，正在客厅里歇着。看见他们回来，一声也没言语。

马老先生进了街门，便叫：“温都太太！”

“进来，马先生。”她在屋里说。

马老先生进去了，马威也跟进去。拿破仑正睡午觉，听见他们进来，没睁眼睛，只从鼻子里哼哼了两声。

“温都太太，瞧！”马老先生把小茶壶举起多高，满脸堆着笑，说话的声音也嫩了许多，好像颇有返老还童的希望。

温都太太刚吃完了饭，困眼巴唧的，鼻子上的粉也谢了，露着小红鼻子尖儿，像个半熟的山里红；可是据马老先生看，这个小红鼻子尖有说不出的美。她刚要往起站，马老先生已经把小茶壶送到她的眼前。他还记得那天逗拿破仑玩的时候，她的头发差点没挨着他的衣裳；现在他所以的放大了胆子往前巴结：爱情是得进一步便进一步的事儿；老不往前迈步，便永远没有接上吻的希望；不接吻还讲什么爱情！马老先生是凡事退步，只有对妇女，他是主张进取的，而且进取的手段也不坏；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马则仁先生有一点天才。

温都寡妇欠着身把小壶儿接过去，歪着头儿细细的看；马老先生也陪着看，脸上笑得像个小红气球儿。

“多么好看！真好！中国磁，是不是？”温都太太指着壶上的红鸡冠子花和两只小芦花鸡说。

马老先生听她夸奖中国磁，心里喜欢的都痒痒了。

“温都太太，我给你拿来的！”

“给我？真的？马先生？”她的两只小眼睛都睁圆了，薄片嘴也成了个大写的“O”，索子骨底下露着的那点胸脯也红了一点。“这个小壶得值好几镑钱吧？”

“不算什么，”马老先生指着茶几上的小瓶儿说：“我知道你爱中国磁，那个小瓶儿就是中国的，是不是？”

“你真有眼力，真细心！那只小瓶是我由一个兵手里买的。拿破仑，还不起来谢谢马先生！”她说着把拿破仑抱起来，用手按着狗头向马先生点了两点；拿破仑是真困，始终没睁眼。叫拿破仑谢完了马先生，她还是觉得不好意思白收下那个小壶，转了转眼珠儿，又说：“马先生，咱们对换好不好？我真爱这个小壶儿，我要你的壶，你拿我的瓶去卖——大概那个小瓶也值些个钱，我花——多少钱买的呢？你看，我可忘了！”

“对换？别捣麻烦啦！”马老先生笑着说。

马威站在窗前，眼睛钉着他父亲，心里想：他也许把那个戒指给她呢。马老先生确是在兜儿里摸了摸，可是没有把戒指拿出来。

“马先生，告诉我，这个小壶到底值多少钱？人家问我的时候，我好说呀！”温都太太把壶抱在胸口前面，好像小姑娘抱着新买的小布人一样。

“值多少钱？”马老先生往上推了推大眼镜，回过头去问马威：“你说值多少钱？”

“我那知道呢！”马威说：“看看壶盖里面号着价码没有。”

“对，来，咱看上一看。”马老先生把这几个字说得真像音乐一般的有腔有调。

“不，等我看！”温都太太逞着能说，然后轻轻把壶盖拿下来：“喝！五镑十个先令！五镑十个先令！”

马老先生把头歪着挤过去看：“可不是，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

马威越听越觉得不入耳，抓起帽子来说：“父亲，我得去找李子荣，他还等着我吃饭呢。”

“对了，马先生，你还没吃饭哪吧？”温都寡妇问：“我还有块凉牛肉，很好，你吃不吃？”

马威已经走出了街口，隔着窗帘的缝儿看见父亲的嘴一动一动的还和她说话。

12

马威又回到古玩铺去找李子荣。

“李先生，对不起！你饿坏了吧？上那儿去吃饭？”马威问。

“叫我老李，别先生先生的！”李子荣笑着说。他已经把货架子的一部分收拾干净了，也洗了脸，黄脸蛋上光润了许多。“出了这个胡同就是个小饭馆，好歹吃点东西算了。”说完他把铺子锁好，带着马威去吃饭。

小饭铺正斜对着圣保罗教堂，隔着窗子把教堂的前脸和外边的石像看得真真的。一群老太太，小孩子，都拿着些个干粮，面包什么的，围着石像喂鸽子。

“你吃什么？”李子荣问：“我天天就是一碗茶，两块面包，和一块甜点心。这是伦敦最下等的饭铺子，真想吃好的，这里也没有；好在我也吃不起好的。”

“你要什么，就给我要什么吧。”马威想不出主意来。

李子荣照例要的是茶和面包，可是给马威另要了一根炸肠儿。

小饭铺的桌子都是石头面儿，铁腿儿，桌面擦得晶光，怪爱人儿的。四面墙上都安着大镜子，把屋子里照得光明痛快，也特别显着人多火炽。点心和面包什么的，都在一进门的玻璃窗子里摆着，东西好吃不好吃先放在一边，反正看着漂亮干净。跑堂的都是姑娘，并且是很好看的姑娘：一个个穿着小短裙子，头上箍着带褶儿的小白包头，穿梭似的来回端茶拿菜；脸蛋儿都是红扑扑的，和玻璃罩儿里的红苹果一样鲜润。吃饭的人差不多都是附近铺子里的，人人手里拿着张晚报，（伦敦的晚报是早晨九点多钟就下街的。）专看赛马赛狗的新闻。屋里只听得见姑娘们沙沙的来回跑，和刀叉的声音，差不多没有说话的；英国人自要有报看，是什么也不想说的。马威再细看人们吃的东西，大概都是一碗茶，面包黄油，很少有吃菜的。

“这算最下等的饭铺？”马威问。

“不像啊？”李子荣低声的说。

“真干净！”马威嘴里说，心里回想北京的二荤铺，大碗居的那些长条桌子上的黑泥。

“唉，英国人摆饭的时间比吃饭的时间长，稍微体面一点的人就宁可少吃一口，不能不把吃饭的地方弄干净了！咱们中国人是真吃，不管吃的地方好歹。结果是：在干净地方少吃一口饭的身体倒强，在脏地方吃熏鸡烧鸭子的倒越吃越瘦……”

他还没说完，一个姑娘把他们的吃食拿来了。他们一面吃，一面低声的说话。

“老李，父亲早上说话有点儿——”马威很真诚的说。

“没关系！”李子荣没等马威说完，就接过来了：“老人们可不都是那样吗！”

“你还愿意帮助我父亲？”

“你们没我不行，我呢，非挣钱不可！放心吧，咱们散不了伙！”李子荣不知不觉的笑的声音大了一点，对面吃饭的老头子们一齐狠狠的瞪他一眼，他连忙低下头去嚼了一口面包。

“你还念书？”

“不念书还行吗！”李子荣说着又要笑，他总觉得他的话说得俏皮可笑，还是不管别人笑不笑，他自己总先笑出来：“我说，快吃，回铺子去说。话多着呢，这里说着不痛快，老头子们净瞪我！”

两个人忙着把东西吃完了，茶也喝净了，李子荣立起来和小姑娘要账单儿。他把账单儿接过来，指着马威对她说：“你看他体面不体面？他已经告诉我了，你长的真好看！”

“去你的吧！”小姑娘笑着对李子荣说，然后看了马威一眼，好像很高兴有人夸她长的美。

马威也向她笑了一笑，看李子荣和她说话的神气，大概是李子荣天天上这里吃饭来，所以很熟。李子荣掏出两个铜子，轻轻的放在盘子底下，作为小账。李子荣给了饭钱，告诉马威该出十个便士；马威登时还了他。

“英国办法，彼此不客气。”李子荣接过钱来笑着对马威说。

两个人回到铺子，好在没有照顾主儿，李子荣的嘴像开了闸一样，长江大河的说下去：

“我说，先告诉你一件事：喝茶的时候别带响儿！刚才你喝茶的时候，没看见对面坐着的老头儿直瞪你吗！英国人擤鼻子的时候是有多大力量用多大力量，可是喝东西的时候不准出声儿；风俗吗，没有对不对的理由；你不照着人家那么办，便是野蛮；况且他们本来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当着人别抓脑袋，别剔指甲，别打嗝儿；喝！规矩多啦！有些留学的名士满不管这一套，可是外国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何必再非讨人家的厌烦不可呢！我本来也不注意这些事，有一回可真碰了钉子啦！是这么回事：有一回跟一个朋友到人家里去吃饭，我是吃饱了气足，仰着脖儿来了个深长的嗝儿；喝！可坏了！旁边站着的一位姑娘，登时把脸子一撂，扭过头去跟我的朋友说：‘不懂得规矩礼道的人，顶好不出来交际！’请吃饭的人呢是在中国传过教的老牧师，登时得着机会，对那位姑娘说：‘要不咱们怎得到东方去传教呢，连吃饭喝茶的规矩都等着咱们教给他们呢！’我怎么办？在那里吧，真僵的慌；走吧，又觉得不好意思，好难过啦！其实打个嗝儿算得了什么，他们可是真拿你当野蛮人对待呢！老马，留点神吧！你不怪我告诉你？”

“不！”马威坐下说。

李子荣也坐下了，跟着说：“好，我该告诉你，我的历史啦！我原是出来留学的，山东官费留学生。先到了美国，住了三年，得了个商业学士。得了学位就上欧洲来了，先上了法国；到了巴黎可就坏了，国内打起仗来，官费简直的算无望了。我是个穷小子，跟家里要钱算是办不到的事。于是我东胡搂西抓弄，弄了几个钱上英国来了。我准知道英国生活程度比法国高，可是我也准知道在英国找事，工钱也高；再说英国是个商业国，多少可以学点什么。还有一层，不瞒你说！巴黎的妇女我真惹不起；这里，在伦敦，除非妓女没有人看得起中国人，倒可以少受一点试探。”说到这里，李子荣又乐起来了；而且横三竖四的抓了抓头发。

“老李，你不是说，别当着人抓脑袋吗？”马威故意和他开玩笑。

“可是你不是外国人哪！当着外国人决不干！说到那儿啦——对，到了伦敦，官费还是不来，我可真抓了瞎啦！在东伦敦住了一个来月，除了几本书和身上的衣裳，简直成了光屁股狗啦！一来二去，巡警局给我找了去啦，叫我给中国工人当翻译。中国工人的英国话有限，巡警是动不动就察验他们，（多么好的中国人也是一脑门子官司，要不怎么说别投生个中国人呢！）我替他们来回作翻译；我的广东话本来有限，可是还能对付，反正我比英国巡警强。我要是不怕饿死，我决不作这个事；可是人到快饿死的时候是不想死的！看着这群老同乡叫英国巡警耍笑！咳，无法！饿，没法子！我和咱们这群同乡一样没法子！作这个事情，一个月不过能得个三四镑钱，那够花的；后来又慢慢的弄些个广告什么的翻成中国文，这笔买卖倒不错：能到中国卖货的，自然不是小买卖，一篇广告翻完了，总挣个一镑两镑的。这两笔钱凑在一处，对付着够吃面包的了，可还是没钱去念书。可巧你伯父要找个伙计，得懂得作买卖，会说英国话；我一去见他，事情就成了功。你想，留学的老爷们谁肯一礼拜挣两镑钱作碎催；可是两镑钱到我手里，我好像登了天堂一样。行了，可以念书了！白天作翻译，作买卖，晚上到大学去听讲。你看怎样？老马！”

“不容易，老李你行！”马威说。

“不容易？天下没有容易的事！”李子荣咚的一声站起来，颇有点自傲的神气。

“在伦敦一个人至少要花多少钱？论月说吧。”马威问。

“至少二十镑钱一个月，我是个例外！我在这儿这么些日子了，一顿中国饭还没吃过；不是我吃不起一顿，是怕一吃开了头儿，就非常吃不可！”

“这儿有中国饭馆吗？”

“有！作饭，洗衣裳，中国人在海外的两大事业！”李子荣又坐下了：“日本人所到的地方，就有日本窑子；中国人所到的地方，就有小饭铺和洗衣裳房。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除了窑子以外，还有轮船公司，银行，和别的大买卖。中国人除了作饭，洗衣裳，没有别的事业。要不然怎么人家日本人老挺着胸脯子，我们老不敢伸腰呢！欧美人对日本人和对中国人一样的看不起；可是，对日本人于藐视之中含着点“怕”，“佩服”的劲儿。对中国人就完全不搁在眼里了。对日本人是背后叫Jap，当面总是奉承；对中国人是当着面儿骂，满不客气！别提啦，咱们自己不争气，别怨人家！问我点别的事好不好？别提这个了，真把谁气死！”

“该告诉我点关于这个铺子的事啦。”

“好，你听着。你的伯父真是把手，真能干！他不专靠着卖古玩，古玩又不是面包，那能天天有买卖；他也买卖股票，替广东一带商人买办货物什么的。这个古玩铺一年作好了不过赚上，除了一切开销，二百来镑钱；他给你们留下个二千来镑钱，都是他作别的事情赚下的。你们现在有这点钱，顶好把这个生意扩充一下，好好的干一下，还许有希望；要是还守着这点事情作，连你们爷俩的花销恐怕也赚不出来；等把那二千来镑钱都零花出来，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老马，你得劝你父亲立刻打主意：扩充这个买卖，或是另开个别的小买卖。据我看呢，还是往大了弄这个买卖好，因为古玩是没有定价的，凑巧了一样东西就赚个几百镑；自然这全凭咱们的能力本事。开别的买卖简直的不容易，你看街上的小铺子，什么卖烟的，卖酒的，全是几家大公司的小分号，他们的资本是成千累万的，咱们打算用千十来镑钱跟他们竞争，不是白饶吗！”

“父亲不是个作买卖的人，很难说话！”马威的眉毛又皱在一块，脸上好像也白了一点。

“老人家是个官迷，糟！糟！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会有出息！”李子荣愣了一会，又说：“好在这里有咱们两个呢，咱们非逼着他干不可！不然，铺子一赔钱，你们的将来，实在有点危险呢！我说，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念书啊！”

“念什么？又是翻译篇《庄子》骗个学位呀？”李子荣笑着说。

“我打算学商业，你看怎么样？”

“学商业，好哇！你先去补习英文，把英文弄好，去学商业，我看这个主意不错。”

两个人又说了半天，马威越看李子荣越可爱，李子荣是越说越上精神。两个人一直说到四点多钟才散。马威临走的时候，李子荣告诉他：明天早晨他同他们父子到巡警局去报到：

“律师，医生，是英国人离不开身的两件宝贝。可是咱们别用他们才好。我告诉你：别犯法，别生病，在英国最要紧的两件事！”李子荣拉不断扯不断的和马威说：“我说，从明天起，咱们见面就说英国话，非练习不可。有许多留学生最讨厌说外国话，好在你我是‘下等’留学生，不用和老爷们学，对不对？”

两个人站在铺子外面又说了半天的话。说话的时候，隔壁那家古玩铺的掌柜的出来了，李子荣赶紧的给马威介绍了一下。

马威抬头看着圣保罗堂的塔尖，李子荣还没等他问，又把他拉回去，给他说这个教堂的历史。

“我可该回去啦！”马威把圣保罗堂的历史听完，又往外走。

李子荣又跟出来，他好像是鲁滨孙遇见礼拜五那么亲热。

“老马，问你一件事：你那个戒指，父亲给了你没有？”

“他还拿着呢！”马威低声儿说。

“跟他要过来，那是你伯父给你的；谁的东西是谁的！”

马威点了点头，慢慢的往街上走。圣保罗教堂的钟正打五点。

第三段

1

春天随着落花走了，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儿在暖风儿里跳动着来了。伦敦也居然有了响晴的蓝天，戴着草帽的美国人一车一车的在街上跑，大概其的看看伦敦到底什么样儿。街上高杨树的叶子在阳光底下一动一动的放着一层绿光，楼上的蓝天四围挂着一层似雾非雾的白气；这层绿光和白气叫人觉着心里非常的痛快，可是有一点发燥。顶可怜的是大“牛狗”，把全身的力量似乎都放在舌头上，喘吁吁的跟着姑娘们腿底下跑。街上的车更多了，旅行的人们都是四五十个坐着一辆大汽车，戴着各色的小纸帽子，狼嚎鬼叫的飞跑，简直的要把伦敦挤破了似的。车站上，大街上，汽车上，全花红柳绿的贴着避暑的广告。街上的人除了左右前后的躲车马，都好像心里盘算着怎样到海岸或乡下去歇几天。姑娘们更显着漂亮了，一个个的把白胳臂露在外面，头上戴着压肩的大草帽，帽沿上插着无奇不有的玩艺儿，什么老中国绣花荷包咧，什么日本的小磁娃娃咧，什么鸵鸟翎儿咧，什么大朵的鲜蜀菊花咧，……坐在公众汽车的顶上往下看，街两旁好像走着无数的大花蘑菇。

每逢马威看到这种热闹的光景，他的大眼睛里总含着两颗热泪，他自言自语的说：“看看人家！挣钱，享受！快乐，希望！看看咱们，省吃俭用的苦耐——省下两个铜子还叫兵大爷抢了去！哼……”

温都姑娘从五月里就盘算着到海岸上去歇夏，每天晚上和母亲讨论，可是始终没有决定。母亲打算到苏格兰去看亲戚，女儿嫌车费太贵，不如到近处海岸多住几天。母亲改了主意要和女儿到海岸去，女儿又觉着上苏格兰去的锋头比上海岸去的高的多。母亲刚要给在苏格兰的亲戚写信，女儿又想起来了：海岸上比苏格兰热闹的多。本来姑娘们的歇夏并不为是歇着，是为找个人多的地方欢蹦乱跳的闹几天：露露新衣裳，显显自己的白胳臂；自然是在海岸上还能露露白腿。于是母亲一句，女儿一句，本着英国人的独立精神，一人一个主意，谁也不肯让谁，越商量双方的意见越离的远。

有一天温都太太说了：

“玛力！咱们不能一块儿去；咱们都走了，谁给马先生作饭呢！”（玛力是温都姑娘的名字。）

“叫他们也去歇夏呀！”温都姑娘说，脸上的笑涡一动一动的像个小淘气儿。

“我问过马老先生了，他不歇工！”温都太太把“不”字说得特别有力，小鼻子尖儿往上指着，好像要把棚顶上倒落着的那个苍蝇轰跑似的——棚顶上恰巧有个苍蝇。

“什么？什么？”玛力把眼睛睁得连眼毛全一根一根的立起来了：“不歇夏？没听说过！”——英国人真是没听说过，世界上会有终年干活，不歇工的！待了一会儿，她噗哧一笑，说：“那个小马对我说了，他要和我一块儿上海岸去玩。我告诉了他，我不愿和中——国——人——一块儿去！跟着他去，笑话！”

“玛力！你不应当那么顶撞人家！说真的，他们父子也没有什么多大不好的地方！”

温都太太虽然不喜欢中国人，可是天生来的有点愿意和别人嚼争理儿；别人要说玫瑰是红的最香，她非说白的香得要命不可；至不济也是粉玫瑰顶香；其实她早知道粉玫瑰不如红的香。

“得啦，妈！”玛力把脑袋一歪，撇着红嘴唇说：我知道，你爱上那个老马先生啦！你看，他给你一筒茶叶，一把小茶壶！要是我呀，我就不收那些宝贝！看那个老东西的脸，老像叫人给打肿了似的！瞧他坐在那里半天不说一句话！那个小马，更讨厌！没事儿就问我出去不出去，昨天又要跟我去看电影，我——”

“他跟你看电影去，他老给你买票，啊？”温都太太板着脸给了玛力一句！

“我没叫他给我买票呀！我给他钱，他不要！说起来了，妈！你还该我六个铜子呢，对不对，妈？”

“明天还你，一定！”温都太太摸了摸小兜儿，真是没有六个铜子：“据我看，中国人比咱们还宽宏，你看马老先生给马威钱的时候，老是往手里一塞，没数过数儿。马威给他父亲买东西的时候，也不逼着命要钱。再说，”温都太太把脑袋摇了两摇，赶紧用手指肚儿轻轻的按了按脑袋后边挂着的小髻儿：“老马先生每礼拜给房钱的时候，一手把账条往兜儿里一塞，一手交钱，永远没问过一个字。你说——”

“那不新新！”玛力笑着说。

“怎么？”她母亲问。

“伦理是随着经济状况变动的。”玛力把食指插在胸前的小袋里，腆着胸脯儿，颇有点大学教授的派头：“咱们的祖先也是一家老少住在一块，大家花大家的钱，和中国人一样；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人人挣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咱们的道德观念也就随着改了：人人拿独立为荣，谁的钱是谁的，不能有一点儿含忽的地方！中国人，他们又何尝比咱们宽宏呢！他们的经济的制度还没有发展得——”

“这又是打那里听来的，跟我显排？”温都太太问。

“不用管我那儿听来的！”玛力姑娘的蓝眼珠一转，歪棱着脑袋噗哧一笑：“反正这些话有理！有理没有？有理没有？妈？”看着她妈妈点了点头，玛力才接着说：“妈，不用护着中国人，他们要是不讨人嫌为什么电影上，戏里，小说上的中国人老是些杀人放火抢女人的呢？”

（玛力姑娘的经济和伦理的关系是由报纸上看来的，她的讨厌中国人也全是由报纸上，电影上看来的，其实她对于经济与中国人的知识，全不是她自己揣摸出来的。也难怪她，设若中国不是一团乱糟，外国报纸又何从得到这些坏新闻呢！）

“电影上都不是真事！”温都太太心里也并不十分爱中国人，不过为和女儿辩驳，不得不这么说：“我看，拿弱国的人打哈哈，开玩笑，是顶下贱的事！”

“啊哈，妈妈，不是真事？篇篇电影是那样，出出戏是那样，本本小说是那样，就算有五成谎吧，不是还有五成真的吗？”玛力非要把母亲说服了不可，往前探着头问：“对不对，妈？对不对？”

温都太太干嗽了一声，没有言语。心里正预备别的理由去攻击女儿。

客厅的门响了两声，好像一根麻绳碰在门上一样。

“拿破仑来了，”温都太太对玛力说：“把它放进来。”

玛力把门开开，拿破仑摇着尾巴跳进来了。

“拿破仑，宝贝儿，来！帮助我跟她抬杠！”温都太太拍着手叫拿破仑：“她没事儿去听些臭议论，回家来跟咱们露精细！是不是？宝贝儿？”

温都姑娘没等拿破仑往里跑，早并着腿跪在地毯上和它顶起牛儿来。她爬着往后退，小狗儿就前腿伸平了预备往前扑。她撅着嘴忽然说：“忽！”小狗儿往后一蹋腰，然后往前一伸脖，说：“吧！”她斜着眼看它，它横着身往前凑，轻轻的叼住她的胖手腕。……闹了半天，玛力的头发也叫小狗给顶乱了，鼻子上的粉也抹没了；然后拿破仑转回她的身后，咬住她的鞋跟儿。

“妈！瞧你的狗，咬我的新鞋！”

“快来，拿破仑不用跟她玩！”

玛力站起来，一边喘，一边理头发，又握着小白拳头向拿破仑比画着。小狗儿藏在温都太太的脚底下，用小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的瞅着玛力。

玛力喘过气儿来，又继续和母亲商议旅行的事。温都太太还是主张母女分着去歇夏，玛力不干，她不肯给马家父子作饭。

“再说，我也不会作饭呀！是不是？妈！”

“也该学着点儿啦！”温都太太借机会给女儿一句俏皮的！

“这么办：咱们一块去，写信把多瑞姑姑找来，替他们作饭，好不好，她在乡下住，一定喜欢到城里来住几天；可是咱们得替她出火车费！”

“好吧，你给她写信，我出火车费。”

温都姑娘先去洗了手，又照着镜子，歪着脸，用粉扑儿掸了粉。左照照，右照照，直到把脸上的粉匀得一星星缺点没有了，才去把信封信纸钢笔墨水都拿来。把小茶几推到紧靠窗户；坐下；先把衣裳的褶儿拉好；然后把钢笔插在墨水瓶儿里。窗外卖苹果的吆喝了一声，搁下笔，掀开窗帘看了看。又拿起笔来，歪着脖，先在吃墨纸上画了几个小苹果，然后又用中指轻轻的弹笔管儿，一滴一滴的墨水慢慢的把画的小苹果都阴过去；又把笔插在墨水瓶儿里；低着头看自己的胖手；掏出小刀修了修指甲；把小刀儿放在吃墨纸上；又觉得不好，把刀子拿起来，吹了吹，放在信封旁边。又拿起笔来，又在吃墨纸上弹了几个墨点儿；有几个墨点弹得不十分圆，都慢慢的用笔尖描好。描完了圆点，站起来了：

“妈，你写吧！我去给拿破仑洗个澡，好不好？”

“我还要上街买东西呢！”温都太太抱着小狗走过来：“你怎么给男朋友写信的时候，一写就是五六篇呢？怪！”

“谁爱给姑姑写信呢！”玛力把笔交给母亲，接过拿破仑就跑：

“跟我洗澡去，你个小脏东西子！”

2

马老先生在伦敦三四个月所得的经验，并不算很多：找着了三四个小中国饭铺，天天去吃顿午饭。自己能不用马威领着，由铺子走回家去。英文长进了不少，可是把文法忘了好些，因为许多下等英国人说话是不管文法的。

他的生活是没有一定规律的：有时候早晨九点钟便跑到铺子去，一个人慢条斯理的把窗户上摆着的古玩都从新摆列一回；因为他老看李子荣摆的俗气，不对！李子荣跟他说了好几回，东西该怎摆，颜色应当怎么配，怎么才能惹行人的注意……他微微的一摇头，作为没听见。

头一回摆的时候，他把东西像抱灵牌似的双手捧定，舌头伸着一点，闭住气，直到把东西摆好才敢呼吸。摆过两回，胆子渐渐的大了。有时候故意耍俏：端着东西，两眼特意的不瞧着手，颇像饭馆里跑堂的端菜那么飘洒。遇着李子荣在铺子的时候，他的飘洒劲儿更耍得出神；不但手里端着东西，小胡子嘴还叼着一把小茶壶，小胡子撅撅着，斜着眼看李子荣，心里说：

“咱是看不起买卖人，要真讲作买卖，咱不比谁不懂行，啛！”

正在得意，嘴里一干，要咳嗽；茶壶被地心吸力吸下去，——粉碎！两手急于要救茶壶，手里的一个小瓶，两个盘子，也都分外的滑溜：李子荣跑过来接住了盘子；小瓶儿的脖子细嫩，掉在地上就碎了！

把东西摆好，马老先生出去，偷偷的看一看隔壁那家古玩铺的窗户。他捻着小胡子向自己刚摆好的东西点了点头，觉得那家古玩铺的东西和摆列的方法都俗气！可是隔壁那家的买卖确是比自己的强，他猜不透，是什么原因，只好骂英国人全俗气！隔壁那家的掌柜的是个又肥又大，有脑袋，没头发的老家伙；还有个又肥又大，有脑袋，也有头发的（而且头发不少）老妇人。他们好几次赶着马老先生套亲热说话，马老先生把头一扭，给他们个小钉子碰。然后坐在小椅子上自己想着碴儿笑：“你们的买卖好哇，架不住咱不理你！俗气！”

李子荣劝他好几回，怎么应当添货物，怎么应当印些货物的目录和说明书，怎么应当不专卖中国货。马老先生酸酸的给了他几句：

“添货物！这些东西还不够摆半天的呀！还不够眼花的呀！”

有时候马老先生一高兴，整天的不到铺子去，在家里给温都太太种花草什么的。她房后的那块一间屋子大的空地，当马家父子刚到伦敦的时候，只长着一片青草，和两棵快死的月季花。温都太太最喜欢花草，可是没有工夫去种，也舍不得花钱买花秧儿。她的女儿是永远在街上买现成的花，也不大注意养花这回事。有一天，马老先生并没告诉温都太太，在街上买来一捆花秧儿：五六棵玫瑰，十几棵桂竹香，还有一堆刚出芽的西番莲根子，几棵没有很大希望的菊花，梗子很高，叶儿不多，而且不见得一定是绿颜色。

他把花儿堆在墙角儿，浇上了两罐子水，然后到厨房把铁锹花铲全搬运出来。把草地中间用土围成一个圆岗儿，把几棵玫瑰顺着圆圈种上。圆圈的外边用桂竹香种成一个十字。西番莲全埋在墙根底下。那些没什么希望的菊秧子都插在一进园门的小路两旁。种完了花，他把铁锹什么的都送回原地方去，就手儿拿了一筒水，浇了一个过儿。……洗了洗手，一声没言语回到书房抽了一袋烟。……跑到铺子去，找了些小木条和麻绳儿，连哈带喘的又跑回来，把刚种的花儿全扶上一根木条，用麻绳松松的捆好。正好捆完了，来了一阵小雨，他站在那里呆呆的看着那些花儿，在雨水下一点头一点头的微动；直到头发都淋得往下流水啦，才想起往屋里跑。

温都太太下午到小院里放狗，慌着忙着跑上楼去，眼睛和嘴都张着：

“马先生！后面的花是你种的呀？！”

马老先生把烟袋往嘴角上挪了挪，微微的一笑。

“呕！马先生！你是又好又淘气！怎么一声儿不言语！多少钱买的花？”

“没花多少钱！有些花草看着痛快！”马先生笑着说。

“中国人也爱花儿吧？”温都寡妇问。——英国人决想不到：除了英国人，天下还会有懂得爱花的。

“可不是！”马老先生听出她的话味来，可是不好意思顶撞她，只把这三个字说得重一些，并且从嘴里挤出个似笑非笑的笑。愣了一会儿，他又说：“自从我妻子去世以后，我没事就种花儿玩。”想到他的妻子，马老先生的眼睛稍微湿润了一些。

温都太太点了点头，也想起她的丈夫；他在世的时候，那个小院是一年四季不短花儿的。

马老先生让她坐下，两个谈了一点多钟。她问马太太爱穿什么衣服，爱戴什么帽子。他问她丈夫爱吃什么烟，作过什么官。两个越说越彼此不了解；可是越谈越亲热。他告诉她：马太太爱穿紫宁绸坎肩，她没瞧见过。她说：温都先生没作过官，他简直的想不透为什么一个人不作官。

晚上温都姑娘回来，她母亲没等她摘了帽子就扯着她往后院儿跑。

“快来，玛力！给你点新东西看。”

“呕！妈妈！你怎么花钱买这么些个花儿？”玛力说着，哈着腰在花上闻了一鼻子。

“我？马老先生买的，种的！你老说中国人不好，你看——”

“种些花儿也算不了怎么出奇了不得呀！”玛力听说花儿是马先生种的，赶紧的直起腰来，不闻了。

“我是要证明中国人也和文明人一样的懂得爱花——”

“爱花儿不见得就不爱杀人放火呀！妈，说真的，我今天在报纸又看见三张像片，都是在上海照来的。好难看啦，妈！妈！他们把人头杀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不但是挂着，底下还有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在那块看电影似的看着！”玛力说着，脸上都白了一些，嘴唇不住的颤，忙着跑回屋里去了。

后院种上花之后，马老先生又得了个义务差事：遇到温都太太忙的时候，他得领着拿破仑上街去散逛。小后院儿本来是拿破仑游戏的地方，现在种上花儿，它最好管闲事，看见小蜜蜂儿，它蹦起多高想把蜂儿捉住；它这一跳，虫儿是飞了，花儿可是倒啦；所以天天非把它拉出去溜溜不可；老马先生因而得着这份美差。玛力姑娘劝她母亲好几回，不叫老马带狗出去。她听说中国人吃狗肉，万一老马一犯馋，半道儿上用小刀把拿破仑宰了，开开斋，可怎么好！

“我问过马老先生，他说中国人不吃狗。”温都太太板着脸说。

“我明白你了，妈！”玛力成心戏弄她的母亲：“他爱花儿，爱狗，就差爱小孩子啦！”

（英国普通人以为一个人爱花爱狗爱儿女便是好丈夫。玛力的意思是：温都太太爱上老马啦。）

温都寡妇没言语，半恼半笑的瞪了她女儿一眼。

马威也劝过他父亲不用带小狗儿出去，因为他看见好几次：他父亲拉着狗在街上或是空地上转，一群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

“瞧这个老黄脸！瞧他的脸！又黄又肿！……”

一个没有门牙的黄毛孩子还过去揪马老先生的衣裳。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瘦孩子，抱起拿破仑就跑，成心叫老马先生追他。他一追，别的孩子全扯着脖子嚷：

“看他的腿呀！看他的腿呀！和哈吧狗一样呀！”……“陶马！”——大概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瘦孩子叫陶马——“快呀！别叫他追上！”……“陶马！”一个尖嗓儿的小姑娘，头发差不多和脸一样红，喊：“好好抱着狗，别摔了它！”

英国的普通学校里教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知道中国事的人只是到过中国做买卖的，传教的；这两种人对中国人自然没有好感，回国来说中国事儿，自然不会往好里说。又搭着中国不强，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再说，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能看得起咱们！

马威劝了父亲，父亲不听。他（马老先生）积攒了好些洋烟画儿，想去贿赂那群小淘气儿；这么一来，小孩子们更闹得欢了。

“叫他Chink！叫他Chink！一叫他，他就给烟卷画儿！”“陶马！抢他的狗哇！”

3

在蓝加司特街的一所小红房子里，伊太太下了命令：请马家父子，温都母女，和她自己的哥哥吃饭。第一个说“得令”的，自然是伊牧师。伊夫人在家庭里的势力对于伊牧师是绝对的。她的儿女，（现在都长成人了）有时候还不能完全服从她。儿女是越大越难管，丈夫是越老越好管教；要不怎么西洋女子多数挑着老家伙嫁呢。

伊太太不但嘴里出命令，干脆的说，她一身全是命令。她一睁眼，——两只大黄眼睛，比她丈夫的至少大三倍，而且眼皮老肿着一点儿——丈夫，女儿，儿子全鸦雀无声，屋子里比法庭还严肃一些。

她长着一部小黑胡子，挺软挺黑还挺长；要不然伊牧师怎不敢留胡子呢，他要是也有胡子，那不是有意和她竞争吗！她的身量比伊牧师高出一头来，高，大，外带着真结实。脸上没什么肉，可是所有的那些，全好像洋灰和麻刀作成的，真叫有筋骨！鼻子两旁有两条不浅的小沟，一直通到嘴犄角上；哭的时候，（连伊太太有时候也哭一回！）眼泪很容易流到嘴里去，而且是随流随干，不占什么时间。她的头发已经半白了，歇歇松松的在脑后挽着个髻儿，不留神看，好像一团絮鞋底子的破干棉花。

伊牧师是在天津遇见她的，那时候她鼻子旁边的沟儿已经不浅，可是脑后的髻儿还不完全像干棉花。伊牧师是急于成家，她是不反对有个丈夫，于是他们三七二十一的就结了婚。她的哥哥，亚力山大，不大喜欢作这门子亲；他是个买卖人，自然看不起讲道德说仁义，而挣不了多少钱的一个小牧师；可是他并没说什么；看着她脸上的两条沟儿，和头上那团有名无实的头发，他心里说：“嫁个人也好，管他是牧师不是呢！再搁几年，她脸上的沟儿变成河道，还许连个牧师也弄不到手呢！”这么一想，亚力山大自己笑了一阵，没对他妹妹说什么。到了结婚的那天，他还给他们买了一对福建漆瓶。到如今伊太太看见这对瓶子就说：“哥哥多么有审美的能力！这对瓶子至少还不值六七镑钱！”除了这对瓶子，亚力山大还给了妹妹四十镑钱的一张支票。

他们的儿女（正好一儿一女，不多不少，不偏不向。）都是在中国生的，可是都不很会说中国话。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子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言语——如中国话，印度话等等。——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比如一个中国小孩儿在怀抱里便说英国话，成啦，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不会像普通中国人那么讨厌。反之，假如一个英国孩子一学话的时候就说中国话，无论怎样，这孩子也不会有起色！英国的茄子用中国水浇，还能长得薄皮大肚一兜儿水吗！她不许她的儿女和中国小孩子们一块儿玩，只许他们对中国人说必不可少的那几句话，像是：“拿茶来！”“去！”“一只小鸡！”……每句话后面带着个“！”。

伊牧师不很赞成这个办法，本着他的英国世传实利主义，他很愿意叫他的儿女学点中国话，将来回国或者也是挣钱的一条道儿。可是他不敢公然和他的夫人挑战；再说伊太太也不是不明白实利主义的人，她不是不许他们说中国话吗，可是她不反对他们学法文呢。其实伊太太又何尝看得起法文呢；天下还有比英国话再好的！英国贵族，有学问的人，都要学学法文，所以她也不情愿甘落人后；要不然，学法文？啛！

她的儿子叫保罗，女儿叫凯萨林。保罗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到英国来念书，到了英国把所知道的那些中国话全忘了，只剩下最得意的那几句骂街的话。凯萨林是在中国的外国学校念书的，而且背着母亲学了不少中国话，拿着字典也能念浅近的中国书。

……

“凯！”伊太太在厨房下了命令：“预备个甜米布丁！中国人爱吃米！”

“可是中国人不爱吃搁了牛奶和糖的米，妈！”凯萨林姑娘说。

“你知道多少中国事？你知道的比我多？”伊太太梗着脖子说。她向来是不许世界上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中国事像她自己知道的那么多。什么驻华公使咧，中国文学教授咧，她全没看在眼里。她常对伊牧师说：（跟别人说总得多费几句话。）“马公使懂得什么？白拉西博士懂得什么？也许他们懂得一点半点的中国事，可是咱们才真明白中国人，中国人的灵魂！”

凯萨林知道母亲的脾气，没说什么，低着头预备甜米布丁去了。

伊太太的哥哥来了。

“俩中国人还没来？”亚力山大在他妹妹的乱头发底下鼻子上边找了块空地亲了一亲。

“没哪，进去坐着吧。”伊太太说，说完又到厨房去预备饭。

亚力山大来的目的是在吃饭，并不要和伊牧师谈天，跟个传教士有什么可说的。

伊牧师把烟荷包递给亚力山大。

“不，谢谢，我有——”亚力山大随手把半尺长的一个金盒子掏出来，挑了支吕宋烟递给伊牧师。自己又挑了一支插在嘴里。噌的一声划着一枝火柴，腮梆子一凹，吸了一口；然后一凸，噗！把烟喷出老远。看了看烟，微微笑了一笑，顺手把火柴往烟碟儿里一扔。

亚力山大跟他的妹妹一样高，宽肩膀，粗脖子，秃脑袋，一嘴假牙。两腮非常的红，老像刚挨过两个很激烈的嘴巴似的。衣裳穿得讲究，从头至脚没有一点含忽的地方。

他一手夹着吕宋烟，一手在脑门上按着，好像想什么事，想了半天：

“我说，那个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天津美利公司跑外的，愣头磕脑的那小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张元。”伊牧师拿着那根吕宋烟，始终没点，又不好意思放下，叫人家看出没有吃吕宋的本事。

“对！张元！我爱那小子；你看，我告诉你：”亚力山大跟着吸了一口烟，又噗的一下把烟喷了个满堂红：“别看他傻头傻脑的，他，更聪明。你看我的中国话有限，他又不会英文，可是我们办事非常快当。你看，他进来说‘二千块’！我一点头；他把货单子递给我。我说：‘写名字？’他点点头；我把货单签了字。你看，完事！”说到这里，亚力山大捧着肚子，哈哈的乐开了，吕宋烟的灰一层一层的全落在地毯上，直乐得脑皮和脸蛋一样红了，才怪不高兴的止住。

伊牧师觉不出有什么可笑来，推了推眼镜，咧着嘴看着地毯上的烟灰。

马家父子和温都太太来了。她穿着件黄色的衫子，戴着宽沿的草帽。一进门被吕宋烟呛的咳嗽了两声。马老先生手里捧着黑呢帽，不知道放在那里好。马威把帽子接过去，挂在衣架上，马老先生才觉得舒坦一点。

“嘿喽！温都太太！”亚力山大没等别人说话，站起来，举着吕宋烟，瓮声瓮气的说：“有几年没看见你了！温都先生好？他作什么买卖呢？”

伊太太和凯萨林正进来，伊太太忙着把哥哥的话接过来：

“亚力！温都先生已经不在了！温都太太！谢谢你来！温都姑娘呢？”

“嘿喽！马先生！”亚力山大没管他妹妹，扑过马老先生来握手：“常听我妹妹说道你们！你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买卖怎么样？近来闹很多的乱子，是不是？北京还是老张管着吧？那老家伙成！我告诉你，他管东三省这么些年啦，没闹过一回排外的风潮！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天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用管——”

“亚力！饭好了，请到饭厅坐吧！”伊太太用全身之力气喊；不然，简直的压不过去他哥哥的声音。

“怎么着？饭得了？有什么喝的没有？”亚力山大把吕宋烟扔下，跟着大家走出客厅来。

“姜汁啤酒！”伊太太梗着脖子说。——她爱她的哥哥，又有点怕他，不然，她连啤酒也不预备。

大家都坐好了，亚力山大又嚷起来了“：至不济还不来瓶香槟！”

英国人本来是最讲规矩的，亚力山大少年的时候也是规矩礼道一点不差；自从到中国作买卖，他觉得对中国人不屑于讲礼貌，对他手下的中国人永远是吹胡子瞪眼睛，所以现在要改也改不了啦。因为他这么乱嚷不客气，许多的老朋友现在全不理他了；这是他肯上伊牧师家来吃饭的原因；要是他朋友多，到处受欢迎，他那肯到这里来受罪，喝姜汁啤酒！

“伊太太，保罗呢？”温都太太问。

“他到乡下去啦，还没回来。”伊太太说，跟着用鼻子一指伊牧师：“伊牧师，祷告谢饭！”

伊牧师从心里腻烦亚力山大，始终没什么说话，现在他得着机会，没结没完的祷告；他准知道亚力山大不愿意，成心叫他多饿一会儿。亚力山大睁开好几回眼看桌上的啤酒，心里一个劲儿骂伊牧师。伊牧师刚说“阿门！”他就把瓶子抓起来，替大家斟起来，一边斟酒一边问马老先生：

“看英国怎样？”

“美极了！”马老先生近来跟温都太太学的，什么问题全答以：好极了！美极了！对极了！……

“什么意思？美？”亚力山大透着有点糊涂，他心里想不到什么叫做美，除非告诉他“美”值多少钱一斤。他知道古玩铺的大彩瓶美，展览会的画儿美，因为都号着价码。

“啊？”马老先生不知说什么好，翻了翻白眼。

“亚力！”伊太太说：“递给温都太太盐瓶儿！”

“对不起！”亚力山大把盐瓶抓起来送给温都太太，就手儿差点把胡椒面瓶碰倒了。

“马威，你爱吃肥的，还是爱吃瘦的？”伊姑娘问。

伊太太没等马威说话，梗着脖子说：“中国人都爱吃肥的！”跟着一手用叉子按着牛肉，一手用刀切；嘴唇咧着一点，一条眉毛往上挑着，好像要把谁杀了的神气。

“好极了！”马老先生忽然又用了个温都太太的字眼，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的。

牛肉吃完了，甜米布丁上来了。

“你能吃这个呀？”伊姑娘问马威。

“可以，”马威向她一笑。

“中国人没有不爱吃米的，是不是？马先生！”伊太太看着凯萨林，问马先生。

“对极了！”马老先生点着头说。

亚力山大笑开了，笑得红脸蛋全变紫了。没有人理他，他妹妹也没管他，直笑到嘴咧的有点疼了，他自己停住了。

马威舀了一匙子甜米布丁，放在嘴唇上，半天没敢往嘴里送。马老先生吞了一口布丁，伸着脖子半天没转眼珠，似乎是要晕过去。

“要点凉水吧？”伊姑娘问马威。马威点了点头。

“你也要点凉水？”温都太太很亲热的问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还伸着脖子，极不自然的向温都太太一笑。

亚力山大又乐起来了。

“亚力！再来一点布丁？”伊太太斜着眼问。

伊牧师没言语，慢慢的给马家父子倒了两碗凉水。他们一口布丁，一口凉水，算是把这场罪忍过去了。

“我说个笑话！”亚力山大对大伙儿说，一点没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温都太太用小手轻轻的拍了几下，欢迎亚力山大说笑话。马老先生见她鼓掌，忙着说了好几个：“好极了！”

“那年我到北京，”亚力山大把大拇指插在背心的小兜儿里，两腿一直伸出去，脊梁在椅子背上放平了。“我告诉你们，北京，穷地方！一个大铺子没有，一个工厂没有，街上挺脏！有人告诉我北京很好看，我看不出来；脏和美搀不到一块！明白我的意思？”

“凯！”伊太太看见马威的脸有点发红，赶紧说：“你带马威去看看你兄弟的书房，回来咱们在客厅里喝咖啡。保罗搜集了不少的书籍，他的书房简直是个小图书馆，马威，你同凯去看看。”

“你听着呀！”亚力山大有点不愿意的样子：“我住在北京饭店，真叫好地方，你说喝酒，打台球，跳舞，赌钱，全行！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好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吃完饭没事，我到楼下打台球，球房里站着个黑胡子老头儿，中国人，老派的中国人；我就是爱老派的中国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一打，他撅着胡子嘴一笑。我心里说，这个老家伙倒怪有意思的。我打完球，他还在那里站着。我过去问他，用中国话问的，‘喝酒不喝？’”亚力山大说这四个中国字的时候，脖子一仰，把拳头搁在嘴上，闭着眼，嘴里“嗞”的响了一声——学中国人的举动。

伊太太乘着他学中国人的机会，赶紧说：“请到客厅坐吧！”

伊牧师忙着站起来去开门，亚力山大奔过马老先生去，想继续说他的笑话。温都太太很想听到过中国的人说中国事，对亚力山大说：

“到客厅里去说，叫大家听。”

“温都太太，你的黄衫子可真是好看！”伊太太设尽方法想打断亚力山大的笑话。

“好看极了！”老马给伊太太补了一句。

大家到了客厅，伊太太给他们倒咖啡。

伊牧师笑着对温都太太说：

“听话匣子吧？爱听什么片子？”

“好极了！可是请等兰茉先生说完了笑话。”（兰茉是亚力山大的姓。）

伊牧师无法，端起咖啡坐下了。亚力山大嗽了两声，继续说他的笑话，心里十分高兴。

“温都太太，你看，我问他喝酒不喝，他点了点头，又笑了。我在前头走，他在后面跟着，像个老狗——”

“亚力，递给温都太太一个——，温都太太，爱吃苹果，还是香蕉？”

亚力山大把果碟子递给她，马不停蹄的往下说：

“‘你喝什么？’我说。‘你喝什么？’他说。‘我喝灰色剂，’我说。‘我陪着，’他说。我们一对一个的喝起来了，老家伙真成，陪着我喝了五个，一点不含忽！”

“哈哈，兰茉先生，你在中国敢情教给人家中国人喝灰色剂呀！”温都太太笑着说。

伊牧师和伊太太一齐想张嘴说话，把亚力山大的笑话岔过去；可是两个人同时开口，谁也没听出谁的话来，亚力山大乘着机会又说下去了：

“喝完了酒，更新新了，那个老家伙给了酒钱。会了账，他可开了口啦，问我上海赛马的马票怎么买，还是一定求我给他买，你们中国人都好赌钱，是不是？”他问马老先生。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温都太太嘴里嚼着一点香蕉，低声儿说：

“教给人家赛马赌钱，还说人家——”

她还没说完，伊牧师说：

“温都太太，张伯伦牧师还在——”

伊太太也开了口：“马先生，你礼拜到那里作礼拜去呢？”

亚力山大一口跟着一口喝他的咖啡，越想自己的笑话越可笑；结果，哈哈的乐起来了。

4

在保罗的书房里，伊姑娘坐在她兄弟的转椅上，马威站在书架前面看：书架里大概有二三十本书，莎士比亚的全集已经占去十五六本。墙上挂着三四张彩印的名画，都是保罗由小市上六个铜子一张买来的。书架旁边一张小桌上摆着一根鸦片烟枪，一对新小脚儿鞋，一个破三彩鼻烟壶儿，和一对半绣花的旧荷包。

保罗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在中国生的，所以他不能不给他们些中国东西看。每逢朋友来的时候，他总是把这几件宝贝编成一套说词：裹着小脚儿抽鸦片，这是装鸦片的小壶，这是装小壶之荷包。好在英国小孩子不懂得中国事，他怎说怎好。

“这就是保罗的收藏啊？”马威回过身来向凯萨林笑着说。

伊姑娘点了点头。

她大概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像她父亲，身量不高，眼睛大，可是眼珠儿小。头发和她母亲的一样多，因为她没有她妈妈那样高大的身量，这一脑袋头发好像把她的全身全压得不轻俏了。可是她并不难看，尤其是坐着的时候，小脊梁一挺，带光的黄头发往后垂着，颇有一点东方妇女的静美。说话的时候，嘴唇上老带着点笑意，可是不常笑出来。两只手特别肥润好看，不时的抬起来拢拢脑后的长头发。

“马威，你在英国还舒服吧？”伊姑娘看着他问。

“可不是！”

“真的？”她微微的一笑。

马威低着头摆弄桌上那个小烟壶，待了半天才说：

“英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不很注意。父亲的事业可是——我一想起来就揪心！你知道，姐姐！”他在中国叫惯了她姐姐，现在还改不过来：“中国人的脾气，看不起买卖人，父亲简直的对作买卖一点不经心！现在我们指着这个铺子吃饭，不经心成吗！我的话，他不听；李子荣的话，他也不听。他能一天不到铺子去，给温都太太种花草。到铺子去的时候，一听照顾主儿夸奖中国东西，他就能白给人家点什么。伯父留下的那点钱，我们来了这么几个月，已经花了二百多镑。他今天请人吃饭，明天请人喝酒，姐姐，你看这不糟心吗！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的饭好，得，非请第二回不可。这还不提，人家问他什么，他老顺着人家的意思爬：普通英国人知道的中国事没有一件是好的，他们最喜把这些坏事在中国人嘴里证明了。比如人家问他有几个妻子，他说‘五六个！’我一问他，他急扯白脸的说：‘人家信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为什么不随着他们说，讨他们的喜欢！’有些个老头儿老太太都把他爱成宝贝似的，因为他老随着他们的意思说话吗！

“那天高耳将军讲演英国往上海送兵的事，特意请父亲去听。高耳将军讲到半中腰，指着我父亲说：‘英国兵要老在中国，是不是中国人的福气造化？我们问问中国人，马先生，你说——’好，父亲站起来规规矩矩的说：‘欢迎英国兵！’

“那天有位老太太告诉他，中国衣裳好看。他第二天穿上绸子大褂满街上走，招得一群小孩子在后面叫他Chink！他要是自动的穿中国衣裳也本来没有什么；不是，他只是为穿上讨那位老太婆的喜欢。姐姐，你知道，我父亲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他连一丁点国家观念也没有，没有——”

伊姑娘笑着叹了一口气。

“国家主义。姐姐，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我不赞成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造大炮飞艇和一切杀人的利器；可是在今日的世界上，大炮飞艇就是文明的表现！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因为我们的陆海军不成。我们打算抬起头来，非打一回不可！——这个不合人道，可是不如此我们便永久不用想在世界上站住脚！”

“马威！”伊姑娘拉住马威的手：“马威！好好的念书，不用管别的！我知道你的苦处，你受的刺激！可是空暴躁一回，能把中国就变好了吗？不能！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马威，听我的话，只有念书能救国；中国不但短大炮飞艇，也短各样的人材；除了你成了个人材，你不配说什么救国不救国！！现在你总算有这个机会到外国来，看看外国的错处，看看自己国家的错处，——咱们都有错处，是不是？——然后冷静的想一想。不必因着外面的些个刺激，便瞎生气。英国的危险是英国人不念书；看保罗的这几本破书，我妈妈居然有脸叫你来看；可是，英国真有几位真念书的，真人材；这几个真人材便叫英国站得住脚。一个人发明了治霍乱的药，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便随着享福。一个人发明了电话，全世界的人跟着享受。从一有世界直到世界消灭的那天，人类是不能平等的，永远是普通人随着几个真人物脚后头走。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不念书，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就是连一个真念书的人物也没有。马威，不用瞎着急，念书，只有念书！你念什么？商业，好，只有你能真明白商业，你才能帮助你的同胞和外国商人竞争！至于马老先生，你和李子荣应当强迫他干！我知道你的难处，你一方面要顾着你们的孝道，一方面又看着眼前的危险；可是二者不可得兼，从英国人眼中看，避危险比糊涂的讲孝道好！我生在中国，我可以说我知道一点中国事；我是个英国人，我又可以说我明白英国事；拿两国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往往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妥当的结论。马威，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请找我来，我要是不能帮助你，至少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你看，马威！我在家里也不十分快乐：父母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兄弟更不用提；可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事，作完了事，念我的书，也就不觉得有什么苦恼啦！人生，据我看，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和得知识！”

说到这里，凯萨林又微微的一笑。

“马威！”她很亲热的说：“我还要多学一点中文，咱们俩交换好不好？你教我中文，我教你英文，可是——”她用手拢了拢头发，想了一会儿：“在什么地方呢？我不愿意叫你常上这儿来，实在告诉你说，母亲不喜欢中国人！上你那里去？你们——”

“我们倒有间小书房，”马威赶紧接过来说：“可是听你来回跑道儿，未免——”

“那倒不要紧，因为我常上博物院去念书，离你们那里不远。等等，我还得想想；这么着吧，你听我的信吧！”

谈到念英文，凯萨林又告诉了马威许多应念的书籍，又告诉他怎么到图书馆去借书的方法。

“马威，咱们该到客厅瞧瞧去啦。”

“姐姐，我谢谢你，咱们这一谈，叫我心里痛快多了！”马威低声儿说。

凯萨林没言语，微微的笑了笑。

5

伊太太和温都寡妇的脑门儿差不多都挤到一块了。伊太太的左手在磕膝盖儿上放着，右手在肩膀那溜儿向温都寡妇指着；好几回差一点戳着温都的小尖鼻子。温都太太的小鼻子耸着一点，小嘴儿张着，脑袋随着伊太太的手指头上下左右的动，好像要咬伊太太的手。两位嘁嘁喳喳的说，没人知道她们说的是什么。

亚力山大坐在椅子上，两只大脚伸出多远，手里的吕宋烟已经慢慢的自己烧灭了。他的两眼闭着，脸蛋儿分外的红，嘴里哧呼哧呼的直响。

马老先生和伊牧师低声的谈，伊牧师的眼镜已经快由鼻子上溜下来了。

伊姑娘和马威进来，伊太太忙着让马威喝咖啡。伊姑娘坐在温都太太旁边，加入她们的谈话。

亚力山大的呼声越来越响，特噜一声，把自己吓醒了：“谁打呼来着？”他眨巴着眼睛问。

这一问，大家全笑了；连他妹妹都笑得脑后的乱头发直颤动。他自己也明白过来，也笑开了，比别人笑的声音都高着一个调门儿。

“我说，马先生，喝两盅去！”亚力山大扶着马老先生的肩膀说：“伊牧师，你也去，是不是？”

伊牧师推了推眼镜，看着伊太太。

“伊牧师还有事呢！”伊太太说：“你和马先生去吧，你可不许把马先生灌醉了，听见没有？”

亚力山大向马先生一挤眼，没说什么。

马老先生微微一笑，站起来对马威说：

“你同温都太太回家，我去喝一盅，就是一盅，不多喝；我老没喝酒啦！”

马威没言语，看了看凯萨林。

亚力山大跟他外甥女亲了个嘴，一把拉住马先生的胳臂：“咱们走哇！”

伊太太和她哥哥说了声“再见，”并没站起来。伊牧师把他们送到门口。

“你真不去？”在门口亚力山大问。

“不！”伊牧师说，然后向马先生：“一半天见，还有事跟你商议呢！”

两个人出了蓝加司特街，过了马路，顺着公园的铁栏杆往西走。正是夏天日长，街上还不很黑，公园里人还很多。公园里的树叶真是连半个黄的也没有，花池里的晚郁金香开得像一片金红的晚霞。池子边上，挨着地的小白花，一片一片的像刚下的雪，叫人看着心中凉快了好多。隔着树林，还看得见远远的一片水，一群白鸥上下的飞。水的那边奏着军乐，隔着树叶，有时候看见乐人的红军衣。凉风儿吹过来，军乐的声音随着一阵阵的送到耳边。天上没有什么云彩，只有西边的树上挂着一层淡霞，一条儿白，一条儿红，和公园中的姑娘们的帽子一样花哨。

公园对面的旅馆全开着窗子，支着白地粉条，或是绿条的帘子，帘子底下有的坐着露着胳臂的姑娘，端着茶碗，赏玩着公园的晚景。

马老先生看看公园，看看对面的花帘子，一个劲点头夸好。心中好像有点诗意，可是始终作不成一句，因为他向来没作过诗。

亚力山大是一直往前走，有时候向着公园里的男女一冷笑。看见了皇后门街把口的一个酒馆，他真笑了；舐了舐嘴唇，向马老先生一努嘴。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酒馆外面一个瘸子拉着提琴要钱，亚力山大一扭头作为没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撅着嘴喊：“晚报——！晚报！”亚力山大买了一张夹在胳臂底下。

进了门，男男女女全在柜台前面挤满了。一人手里端着杯酒，一边说笑一边喝。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在人群里挤，脸蛋红着，问大伙儿：“看见我的孩子没有？”她只顾喝酒，不知道什么工夫她的孩子跑出去啦。亚力山大等着这个老太太跑出去，拉着马先生进了里面的雅座。

雅座里三面围着墙全是椅子，中间有一块地毯，地毯上一张镶着玻璃心的方桌，桌子旁边有一架深紫色的钢琴。几个老头子，一人抱着一个墙角，闭着眼吸烟，酒杯在手里托着。一个又胖又高的妇人，眼睛已经喝红，摇着脑袋，正打钢琴。她的旁边站着个脸红胡子黄的家伙，举着酒杯，张着大嘴，（嘴里只有三四个黑而危险的牙。）高唱军歌。他的声音很足，表情也好，就是唱的调子和钢琴一点不发生关系。看见马先生进来，那个弹琴的妇人脸上忽然一红，忽然一白，肩膀向上一耸，说：“喝！老天爷！来了个Chink！”说完，一摇头，弹得更欢了，大胖腿在小凳上一起一落的碰得噗哧噗哧的响。那个唱的也忽然停住了，灌了一气酒。四犄角的老头儿全没睁眼，都用烟袋大概其的向屋子当中指着，一齐说：“唱呀！乔治！”乔治又灌了一气酒，吧的一声把杯子放在小桌上，又唱起活儿来；还是歌和琴不发生关系。

“喝什么，马先生？”亚力山大问。

“随便！”马老先生规规矩矩的坐在靠墙的椅子上。

亚力山大要了酒，一边喝一边说他的中国故事。四角的老头子全睁开了眼，看了马先生一眼，又闭上了。亚力山大说话的声音比乔治唱的还高还足，乔治赌气子不唱了，那个胖妇人也赌气子不弹了，都听着亚力山大说。马老先生看这个一眼，看那个一眼，抿着嘴笑一笑，喝一口酒。乔治凑过来打算和亚力山大说话，因为他的妹夫在香港当过兵，颇听说过一些中国事。亚力山大是连片子嘴一直往下说，没有乔治开口的机会；乔治咧了咧嘴，用他的黑而危险的牙示了示威，坐下了。

“再来一个？”亚力山大把笑话说到一个结束，问马先生。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再来一个？”亚力山大把笑话又说到一个结束，又问马先生。

马老先生又点了点头。

……

喝来喝去，四个老头全先后脚儿两腿拧着麻花扭出去了。跟着，那个胖妇人也扣上帽子，一步三摇的摇出去。乔治还等着机会告诉亚力山大中国事，亚力山大是始终不露空。乔治看了看表，一声没言语，溜出去；出了门，一个人唱开了。

酒馆的一位姑娘进来，笑着说：“先生，对不起！到关门的时候了！”

“谢谢，姑娘！”亚力山大的酒还没喝足。可是政府有令，酒馆是十一点关门；无法，只好走吧：“马先生，走啊！”

……

天上的星密得好像要挤不开了。大街两旁的树在凉风儿里摇动着叶儿，沙沙的有些声韵。汽车不多了，偶尔过来一辆，两只大灯把空寂的马路照得像一条发光的冰河。车跑过去，两旁的黑影登时把这条亮冰又遮盖起来。公园里的树全在黑暗里鼓动着花草的香味，一点声音没有，把公园弄成一片甜美的梦境。

马老先生扶着公园的栏杆，往公园里看，黑丛丛的大树都像长了腿儿，前后左右乱动。而且树的四围挂着些乱飞的火星，随着他的眼睛转。他转过身来，靠定铁栏杆，用手揉了揉眼睛，那些金星儿还是在前面乱飞，而且街旁的煤气灯全是一个灯两道灯苗儿；有的灯杆子是弯的，好像被风吹倒的高粱秆儿。

脑袋也跟他说不来，不扶着点东西脑袋便往前探，有点要把两脚都带起来的意思；一不小心，两脚还真就往空中探险。手扶住些东西，头的“猴儿啃桃”运动不十分激烈了，可是两条腿又成心捣乱。不错，从磕膝盖往上还在身上挂着，但是磕膝盖以下的那一截似乎没有再服从上部的倾向——真正劳工革命！街上的人也奇怪，没有单行客，全是一对一对的，可笑！也不是谁把话匣子片上在马先生的脑子里啦，一个劲儿转，耳朵里听得见，吱，吱，嗡，嗡，吱嗡吱嗡，一劲儿响。

心里还很明白，而且很喜欢：看什么都可笑；不看什么时，也可笑。他看看灯杆子笑开了！笑完了，从栏杆上搬下一只手来，往前一抡，嘴一咧：“那边是家！慢慢的走，不忙！忙什么？有什么可忙的呀？嘁！”……“亚力山大，不对，是亚力山大，他上那儿啦？好人！”说完了，低着头满处找：“刚才谁说话来着？”找了半天，手向上一抡，碰着鼻子了：“嘁！这儿！这儿说话来着！对不对，老伙计？”

……

6

马威和温都太太到了家。因为和伊太太说话太多了，她有点乏啦。进了门，房里一点声音没有，只听见拿破仑在后院里叫唤呢。温都太太没顾得摘帽子，三步两步跑到后花园，拿破仑正在一棵玫瑰花下坐着：两条前腿笔直，头儿扬着，向天上的星星叫唤呢；听见它主母的脚步声儿，它一蹿蹿到她的眼前，一团毛似的在她腿上乱滚乱绕。

“哈喽！宝贝！剩你一个人啦？玛力呢？”温都太太问。

拿破仑一劲儿往上跳，吧吧的叫着，意思是说：“快抱抱我吧！玛力出去不管我！我一共抄了三个大苍蝇吃，吓走了一个黑猫。”

温都太太把狗抱到客厅里去。马威正从窗子往外望，见她进来，他低声儿说：

“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呢！”

“玛力也不知上那儿玩去啦？”温都太太坐下说。

拿破仑在它主母的怀里，一劲儿乱动：用它的脖子在她的胸上蹭来蹭去。

“拿破仑，老实一点！我乏了！跟马威去玩！”她捧着拿破仑递给马威，拿破仑乘机会用小尾巴抽了她的新帽子一下。

马威把他接过来，拿破仑还是乱动乱顶，一点不老实。马威轻轻的给它从耳朵根儿往脖子底下抓，抓了几下，拿破仑老实多了；用鼻子顶住马威的胸口，伸着脖子等他抓。抓着抓着，马威摸着点东西在小狗的领圈上掖着；细一看，原来是个小纸阄儿，用两根红丝线拴着，马威慢慢的解，拿破仑一动也不动的等着，只是小尾巴的尖儿轻轻的摇着。

马威把纸条解下来，递给温都太太。她把纸条舒展开，上面写着：

“妈：晚饭全做糊啦，鸡蛋摊在锅上弄不下来。华盛顿找我来了，一块去吃冰吉凌，晚上见。拿破仑在后院看着老马的玫瑰呢。玛力。”

温都太太看完，顺手把字条撕了；然后用手背遮着小嘴打了个哈哧。

“温都太太，你去歇着吧，我等着他们！”马威说。

“对了，你等着他们！你不喝碗咖啡呀？”

“谢谢，不喝了！”

“来呀，拿破仑！”温都太太抱着小狗走出去。

温都太太近来颇有点喜欢马威，一半是因为他守规矩，说话甜甘；一半是因为玛力不喜欢他；温都太太有点怪脾气，最爱成心和别人别扭着。

马威把窗子开开一点，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往街上看。听见个脚步声儿，便往外看看，看了好几回，都不是父亲。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小说来，翻了几篇，念不下去，又送回去了。有心试试钢琴，一想天太晚了，没敢弹。又回来坐在窗子里面，皱着眉头想：人家的青年男女多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虑。有烟卷吃，有钱看电影，有足球踢，完事！咱们？……那个亚力山大！伊太太的那脑袋头发！伊姐姐，她的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吗？一定是！看她笑得多么恳切！她也不快乐？反正也比我强！想到这里，伊姑娘的影儿站在他面前了：头发在肩上垂着，嘴唇微动的要笑。他心里痛快了一些，好像要想些什么，可是没等想出来，脸就红了。……玛力真可——，可是——她美！她又跟谁玩去了？叫别人看着她的脸，或者还许享受她的红嘴唇？他的眉毛皱起来，握着拳头在腿上捶了两下。凉风儿从窗缝吹进来，他立起来对着窗户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一辆汽车远远的来了，马威心中一跳；探头往外看了看。车一闪的工夫到了门口，车里说了声：“就是这儿！”——玛力的声音！车门开开了，下来的并不是玛力，是个大巡警！马威慌着跑出来，还没说话，那个大巡警向他一点头。他跳过去，玛力正从车里出来。她的脸挺白，眼睛睁得挺大，帽子在手里拿着，可是举动还不十分惊慌。她指着车里向马威说：

“你父亲！”

“死——，怎么啦？”马威拉着车门向里边看。他不顾得想什么，可是自然的想到：他父亲一定是叫汽车给轧——至少是轧伤了！跟着，他嗓子里像有些东西糊住，说不出话来，嘴唇儿不住的颤。

“往下抬呀！”那个大巡警稳稳当当的说。

马威听见巡警的话，才敢瞧他的父亲。马老先生的脑袋在车犄角里掖着，两条腿斜伸着，看着分外的长。一只手歇歇松松的在怀里放着；那一只手心朝上在车垫子上摆着。脑门子上青了一块，鼻子眼上有些血点，小胡子嘴还像笑着。

“父亲！父亲！”马威拉住父亲一只手叫；手是冰凉，可是手心上有点凉汗；大拇指头破了一块，血已经定了。

“抬呀！没死，不要紧！”那个大巡警笑着说。

马威把手放在父亲的嘴上，确是还有呼吸，小胡子也还微微的动着。他心里安静多了，看了大巡警一眼，跟着脸上一红。

巡警，马威和驶车的把醉马抬下来，他的头四面八方的乱摇，好像要和脖子脱离关系。嗓子里咯咯的直出声儿。三个人把他抬上楼去，放在床上，他嗓子里又咯了一声，吐出一些白沫来。

玛力的脸也红过来了，从楼下端了一罐凉水和半瓶白兰地酒来。马威把罐子和瓶儿接过来，她忙着拢了拢头发，然后又把水罐子拿过来，说：“我灌他，你去开发车钱！”马威摸了摸口袋，只有几个铜子，忙着过来轻轻的摸父亲的钱包。打开钱包，拿出一镑钱来递给驶车的。驶车的眉开眼笑的咚咚一步下三层楼梯，跑出去了。马威把钱包掖在父亲的褥子底下，钱包的角儿上有个小硬东西，大概是那个钻石戒指，马威也没心细看。

驶车的跑了，马威赶紧给巡警道谢，把父亲新买的几支吕宋烟递给他。巡警笑着挑了一支，放在兜儿里，跟着过去摸了摸马先生的脑门，他说：

“不要紧了！喝大发了点儿，哎？”巡警说完，看了看屋里，慢慢的往外走：“再见吧！”

玛力把凉水给马先生灌下去一点，又拢了拢头发，两个腮帮儿一鼓，叹了一口气。

马威把父亲的纽子解开，领子解下来，回头对她说：

“温都姑娘，今个晚上先不用对温都太太说！”

“不说！”她的脸又红扑扑的和平常一样好看了。

“你怎么碰见父亲的？”马威问。

哇！马老先生把刚灌下去的凉水又吐出来了。

玛力看了看马老先生，然后走到镜子前面照了照，才说：

“我和华盛顿上亥德公园了。公园的门关了以后，我们顺着公园外的小道儿走。我一脚踩上一个软的东西，吓了我一大跳。往下一看，他，你父亲！在地上大鳄鱼似的爬着呢。我在那里看着他，华盛顿去叫了辆汽车来，和一个巡警。巡警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华盛顿说，你的父亲是喝醉了，还是送回家来好。你看，多么凑巧！我可真吓坏了，我知道我的嘴直颤！”

“温都姑娘，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再见着华盛顿的时候，替我给他道谢！”马威一手扶着床，一面看着她说。心里真恨华盛顿，可是还非这么说不可！

“好啦！睡觉去喽！”玛力又看了马老先生一眼，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再灌他点凉水。”

温都太太听见楼上的声音，玛力刚一下楼就问：

“怎么啦，玛力？”

“没事，我们都回来晚啦！拿破仑呢？”

“反正不能还在花园里！”

“哈！得！明天见，妈！”

7

马威把父亲的衣裳脱下来，把毡子替他盖好。马老先生的眼睛睁开一点，嘴唇也动了一动，眼睛刚一睁，就闭上了；可是眼皮还微微的动，好像受不住灯光似的。马威坐在床旁边，看见父亲动一下，心里放下一点去。

“华盛顿那小子，天天跟她出去！”马威皱着眉头儿想：“可是他们救了父亲！她今天真不错；或者她的心眼儿本来不坏？父亲？真糟！这要是叫汽车轧死呢？白死！亚力山大！好，明天找伊姑娘去！”

马威正上下古今的乱想，看见父亲的手在毡子里动了一动，好像是要翻身；跟着，嘴也张开了：干呕了两声，迷迷忽忽的说：

“不喝了！马威！”

说完，把头往枕头下一溜，又不言语了。

夜里三点多钟，马老先生醒过来了。伸出手来摸了摸脑门上青了的那块，已经凸起来，当中青，四边儿红，像个要坏的鸭蛋黄儿。心口上好像烧着一堆干劈柴，把嗓子烧得一点一点的往外裂，真像年久失修的烟筒，忽然下面升上火。手也有点发僵，大拇指头有点刺着疼。脑袋在枕头上，倒好像在半空里悬着，无着无靠的四下摇动。嘴里和嗓子一样干，舌头贴在下面，像块干透的木塞子。张张嘴，进来点凉气，舒服多了；可是里边那股酸辣劲儿，一气的往上顶，几乎疑心嗓子里有个小干酸枣儿。

“马威！我渴！马威！你在那儿哪？”

马威在椅子上打盹，脑子飘飘荡荡的似乎是作梦，可又不是梦。听见父亲叫，他的头往下一低，忽然向上一抬，眼睛跟着睁开了。电灯还开着，他揉了揉眼睛，说：

“父亲，你好点啦？”

马先生又闭上了眼，一手摸着胸口：

“渴！”

马威把一碗凉水递给父亲，马老先生摇了摇头，从干嘴唇里挤出一个字来，“茶！”

“没地方去做水呀，父亲！”

马老先生半天没言语，打算忍一忍；嗓子里辣得要命，忍不住了：

“凉水也行！”

马威捧着碗，马老先生欠起一点身来，瞪着眼睛，一气把水喝净。喝完，舐了舐嘴唇，把脑袋大咧咧的一撂，撂在枕头旁边了。

待了一会儿：

“把水罐给我，马威！”

把一罐凉水又三下五除二的灌下去了，灌得嗓子里直起水泡，还从鼻子呛出来几个水珠。肚子随着咕噜噜响了几声，把手放在心口上，嗐！深深吸了一口气。

“马威！我死不了哇？”马先生的小胡子嘴一咧，低声的说：“把镜子递给我！”

对着镜子，他点了点头。别处还都好，就是眼睛离离光光的不大好看。眼珠上横着些血丝儿，下面还堆着一层黄不唧的矇。脑门上那块坏鸭蛋黄儿倒不要紧，浮伤，浮伤！

眼睛真不像样儿了！

“马威！我死不了哇？”

“那能死呢！”马威还要说别的，可是没好意思说。

马老先生把镜子放下，跟着又拿起来了，吐出舌头来照了照。照完了舌头，还是不能决定到底是“死不了哇”，还是“或者也许死了”。

“马威！我怎么——什么时候回来的？”马老先生还麻麻胡胡的记得：亚力山大，酒馆，和公园；就是想不起怎么由公园来到家里了。

“温都姑娘用汽车把你送回来了！”

“啊！”马先生没说别的，心里有点要责备自己，可是觉得没有下“罪己诏”的必要；况且父亲对儿子本来没有道歉的道理；况且“老要颠狂少要稳”，老人喝醉了是应当的；况且还不至于死；况且……想到这里，心里舒服多了；故意大大方方的说：

“马威，你睡觉去，我——死不了！”

“我还不困！”马威说。

“去你的！”马老先生看见儿子不去睡觉，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不能不故意的这么说。好，“父慈子孝”吗，什么话呢！

马威又把父亲的毡子从新盖好，自己围上条毯子在椅子上一坐。

马老先生又忍了一个盹儿；醒了之后，身上可疼开了。大拇指头和脑门子自然不用提，大腿根，胳臂肘，连脊梁盖儿，全都拧着疼。用手周身的摸，本想发现些破碎的骨头；没有，什么地方也没伤，就是疼！知道马威在旁边，不愿意哼哼出来；不行，非哼哼不可；而且干嗓子一哼哼，分外的不是味儿。平日有些头疼脑热的时候，哼哼和念诗似的有腔有调；今天可不然了，腿根一紧，跟着就得哼哼，没有拿腔作调的工夫！可是一哼哼出来，心里舒服多了——自要舒服就好，管他有腔儿没有呢！

哼哼了一阵，匀着空想到“死”的问题：人要死的时候可是都哼哼呀！就是别死，老天爷，上帝！一辈子还没享过福，这么死了太冤啊！……下次可别喝这么多了，不受用！可是陪着人家，怎好不多喝点？交际吗！自要不死就得！别哼哼了，哼哼不是好现象；把脑袋往枕头下一缩，慢慢的又睡着了。

含着露水的空气又被太阳的玫瑰嘴唇给吹暖了。伦敦又忙起来，送牛奶的，卖青菜的，都西力哗啷的推着车子跑。工人们拐着腿，叼着小烟袋，一群群的上工。后院的花儿又有好些朵吐了蕊儿。拿破仑起来便到园中细细闻了一回香气，还带手儿活捉了两个没大睡醒的绿苍蝇吃。

马先生被街上的声音惊醒，心里还是苦辣，嘴里干的厉害，舌头是软中硬的像块新配的鞋底儿。肚子有点空，可是胸口堵得慌，嗓子里不住的要呕，一嘴粘涎子简直没有地方销售。脑门上的鹅头，不那么高了；可是还疼。

“死是死不了啦，还是不舒服！”

一想起自己是病人，马先生心里安慰多了：谁不可怜有病的人！回来，李子荣都得来瞧我！小孩子吃生苹果，非挨打不可；可是吃得太多，以至于病了，好办了；谁还能打病孩子一顿；不但不打，大家还给买糖来。现在是老人了，老人而变为病老人，不是更讨人的怜爱吗！对！病呀！于是马先生又哼哼起来，而且颇有韵调。

马威给父亲用热手巾擦了脸和手，问父亲吃什么。马老先生只是摇头。死是不会啦，有病是真的；有病还能说话？不说。

温都太太已经听说马先生的探险史，觉得可笑又可气；及至到楼上一看他的神气，她立刻把母亲的慈善拿出来，站在床前，问他吃什么，喝什么；他还是摇头。她坚决的主张请医生，他还是摇头，而且摇得很凶。

温都姑娘吃完早饭也来了。

“我说马先生，今天再喝一回吧！”玛力笑着说。

马老先生忽然噗哧一笑，倒把温都太太吓了一跳；笑完，觉着不大合适，故意哼唧着说：

“嗐！玛力姑娘，多亏了你！等我好了，给你好好的买个帽子。”

“好啦，可别忘了！”玛力说完跑出去了。

温都太太到底给早饭端来了，马老先生只喝了一碗茶。茶到食道里都有点刺的慌。

马威去找李子荣，叫他早一点上铺子去。温都太太下楼去作事，把拿破仑留在楼上给老马作伴儿。拿破仑跳上床去，从头到脚把病人闻了一个透，然后偷偷的把马先生没喝了的牛奶全喝了。

马威回来，听见父亲还哼哼，主张去请医生，父亲一定不答应。

“找医生干什么？我一哼哼，一痛快，就好了！”

温都太太从后院折来几朵玫瑰，和一把桂竹香，都插在瓶儿里摆在床旁边。马先生闻着花香，心里喜欢了，一边哼哼，一边对拿破仑说：

“你闻闻！你看看！世界上还有比花儿再美的东西没有！谁叫花儿这么美？你大概不知道，我呢——也不知道。花儿开了，挺香；忽然又谢了，没了；没意思！人也是如此，你们狗也是如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哎！别死！你看，我死不了吧？”

拿破仑没说什么，眼睛钉住托盘里的白糖块，直舐嘴，可是不敢动。

晚上李子荣来了，给马老先生买了一把儿香蕉，一小筐儿洋梅。马老先生怕李子荣教训他一场，一个劲儿哼哼。李子荣并没说什么，可是和马威在书房里嘀咕了半天。

亚力山大也不是那儿听来的，也知道马先生病啦，他很得意的给老马买了一瓶白兰地来。

“马先生，真不济呀，喝了那么点儿就倒在街上啊？好，来这瓶儿吧！”他把酒放在小桌上，把吕宋烟点着，喷了几口就把屋里全熏到了。

“没喝多！”老马不哼哼了，脸上勉强着笑：“老没喝了，乍一来，没底气！下回看，你看咱能喝多少！”

“反正街上有的是巡警！”亚力山大说完笑开了。

拿破仑听见这个笑声，偷偷跑来，把亚力山大的大皮鞋闻了个透，始终没敢咬他的脚后跟——虽然知道这对肥脚满有尝尝的价值。

8

伦敦的天气变动的不大，可是变动得很快。天一阴，凉风立刻把姑娘们光着的白胳臂吹得直起小鸡皮疙疸，老头儿老太太便立刻迎时当令的咳嗽起来，争先恐后的着了凉。伊牧师对于着凉是向来不落后的：看马老先生回来，在公园大树底下坐了一会儿。坐着坐着，鼻子里有点发痒，跟着哆嗦了一下，打了个喷嚏。赶紧回家，到家就上床睡觉。伊太太给了他一杯热柠檬水，又把暖水壶放在他被窝里。他的喷嚏是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猛；要不是鼻子长得结实，早几下儿就打飞了。

伊牧师是向来不惹伊太太的，除了有点病，脾气不好，才敢和她吵一回半回的。看着老马摔得那个样，心里已经不大高兴；回来自己又着了凉，更气上加气，越想越不自在。

“好容易运来个中国教徒，好容易！叫亚力山大给弄成醉猫似的！咱劝人信教还劝不过来，他给你破坏！咱教人念《圣经》，他灌人家老白酒！全是他，亚力山大！啊——嚏！瞧！他要不把老马弄醉，我怎能着了凉！全是他！啊——嚏！亚力山大？她的哥哥！非先跟她干点什么不可！他不该灌他酒，她就不该请他，亚力山大，吃饭！看，啊——啊——啊嚏！先教训她一顿！”

想到这里，有心把被子一撩，下去跟她捣一回乱；刚把毡子掀起一点，仅够一股凉气钻得进来的，啊——嚏！老实着吧！性命比什么也要紧！等明天再说！——可是病好一点，还有这点胆气没有呢？倒难说了：从经验上看，他和她拌嘴，他只得过两三次胜利，都是在他病着的时候。她说：“别说了，你有理，行不行？我不跟病人捣乱！”就算她虚砍一刀，佯败下去吧，到底“得胜鼓”是他的！病好了再说？她要是虚砍一刀才怪！……这回非真跟她干不可啦，非干不可！她？她的哥哥？一块儿来！我给老马施洗，你哥哥灌他酒！你还有什么说的，我问你！再说，凯萨林一定帮助我。保罗向着他妈，哈哈，他没在家。……其实为老马也犯不上闹架，不过，不闹闹怎么对得起上帝！万一马威问我几句呢！这群年青的中国人，比那群老黄脸鬼可精明多了！可恶！万一温都太太问我几句呢？对，非闹一场不可！再说，向来看亚力山大不顺眼！

他把热水瓶用脚往下推了推，把脚心烫得麻麻苏苏怪好受的，闭上了眼，慢慢的睡着了。

夜里醒了，窗外正沙沙的下着小雨——又他妈的下雨！清香的凉风从窗子吹进来，把他的鼻子尖吹凉了好些。把头往下一缩，刚要想明天怎么和伊太太闹，赶紧闭上眼：别想了，越想心越软，心软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这个世界！吧，吧！吧，吧！街坊的大狗叫了几声。你叫什么？这个世界不是为狗预备的！……

第二天早晨，凯萨林姑娘把他的早饭端来，伊牧师本想不吃，闻着鸡子和咸肉怪香的，哎，吃吧！况且，世界上除了英国人，谁能吃这么好的早饭？不吃早饭？白作英国人！吃！而且都吃了！吃完了，心气又壮起来了，非跟他们闹一回不可；不然，对不起这顿早饭！

伊姑娘又进来问父亲吃够了没有。他说了话：

“凯！你母亲呢？”

“在厨房呢，干什么？”伊姑娘端着托盘，笑着问。她的头发还没梳好，乱蓬蓬的在雪白的脖子上堆着。

“马老先生叫她的哥哥给灌醉了！”伊牧师眼睛乱动，因为没戴着眼镜，眼珠不知道往那儿瞧才对。

伊姑娘笑了一笑，没说什么。

“我用尽了心血劝他信了教，现在叫亚力山大给一扫而光弄得干干净净！”他又不说了，眼睛钉着她。

她又笑了笑——其实只是她嘴唇儿动了动，可是笑的意思满有了，而且非常好看。

“你帮助我，凯？”

伊姑娘把托盘又放下，坐在父亲的床边儿上，轻轻拍着他的手。

“我帮助你，父亲！我永远帮助你！可是，何必跟母亲闹气呢？以后遇见亚力山大舅舅的时候，跟他说一声儿好了！”

“他不听我的！他老笑我！”伊牧师自己也纳闷：今天说话怎么这样有力气呢：“非你妈跟他说不可；我不跟她闹，她不肯和他说！”他说完自己有点疑心：或者今天是真急了。

伊姑娘看见父亲的鼻子伸出多远，脑筋也蹦着，知道他是真急了。她慢慢的说：

“先养病吧，父亲，过两天再说。”

“我不能等！”他知道：病好了再说，没有取胜的拿手；继而又怕叫女儿看破，赶紧说：“我不怕她！我是家长！这是我的家！”

“我去跟母亲说，你信任我，是不是，父亲！”

伊牧师没言语，用手擦了擦嘴角上挂着的鸡蛋黄儿。——嘴要是小一点颇像刚出窝的小家雀。

“你不再要碗茶啦？父亲！”凯萨林又把托盘拿起来。

“够了！跟你妈去说！听见没有？”伊牧师明知道自己有点碎嘴子，病人吗，当然如此！“跟你妈去说！”

“是了，我就去说！”伊姑娘笑着点了点头，托着盘子轻轻走出去了。

“好，你去说！不成，再看我的！”他女儿出去以后，伊牧师向自己发横：“她？啊！忘了告诉凯萨林把烟袋递给我了！”他欠起身来看了看，看不见烟袋在那块儿。“对了，亚力山大那天给我一支吕宋还没抽呢。亚力山大！吕宋！想起他就生气！”

吃过午饭，母女正谈马先生的醉事，保罗回来了。他有二十四五岁，比他母亲个子还高。一脑袋稀黄头发，分得整齐，梳得亮。两只黄眼珠发着光往四下里转，可是不一定要看什么。上身穿着件天蓝的褂子，下边一条法兰绒的宽腿裤子。软领子，系着一条红黄道儿的领带。两手插在裤兜儿里，好像长在那块了。嘴里叼着小烟袋，烟早就灭了。

进了门，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只手来，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跟他母亲和姐姐大咧咧的亲了个嘴。

“保罗，你都干吗来着，这些天？”伊太太看见儿子回来，脸上的干肉颇有点发红的趋势，嘴也要笑。

“反正是那些事罢咧。”保罗坐下，把烟袋又送回嘴里去，手又插在袋里，从牙缝儿挤出这几个字。

伊太太乐了。大丈夫吗，说话越简单越表示出男性来。本来吗，几个青年小伙子到野地扎帐棚玩几天，有什么可说的：反正是那些事罢咧！

“母亲，你回来跟父亲说说得了，他不舒服，脾气不好。”凯萨林想把那件事结束一下，不用再提了。

“什么事？”保罗像审判官似的问他姐姐。

“马先生喝醉了！”伊太太替凯萨林回答。

“和咱们有什么关系？”保罗的鼻子中间皱起一层没秩序的纹儿来。

“我请他们吃饭，马先生和亚力山大一齐出去了。”伊太太捎了凯萨林一眼。

“告诉父亲，别再叫他们来，没事叫中国人往家里跑，不是什么体面事！”保罗掏出根火柴，用指甲一掐，掐着了。

“呕，保罗，别那么说呀！咱们是真正基督徒，跟别人——，你舅舅请老马喝了点——”

“全喝醉了？”

“亚力山大没有，马先生倒在街上了！”

“我知道亚力山大有根，我爱这老头子，他行！”保罗把烟袋（又灭了）拔出来，搁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回头向他姐姐说：“老姑娘，这回又帮助中国人说舅舅不好哇？不用理他们，中国人！你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用小泥弹打中国人的脑袋，打得他们乱叫！”

“我不记得了！”凯萨林很冷静的说。

冷不防，屋门开了，伊牧师披着长袍子，像个不害人的鬼，进来了。

“你快回去！刚好一点，我不许你下来！”伊太太把他拦住。

伊牧师看了他儿子一眼。

“哈喽！老朋友！你又着了凉？快睡觉去！来，我背着你。”保罗说完，扔下烟袋，连拉带扯把父亲弄到楼上去了。

伊牧师一肚子气，没得发散，倒叫儿子抬回来，气更大了。躺在床上，把亚力山大给的那支吕宋烟一气抽完，一边抽烟，一边骂亚力山大。

9

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白费一刻钟的工夫，便是丢了，说，一块钱吧。除了有金山银海的人们，敢把时间随便消磨在跳舞，看戏，吃饭，请客，说废话，传布谣言，打猎，游泳，生病；其余普通人的生活是要和时辰钟一对一步的走，在极忙极乱极吵的社会背后，站着个极冷酷极有规律的小东西——钟摆！人们的交际来往叫“时间经济”给减去好大一些，于是“电话”和“写信”成了文明人的两件宝贝。白太太的丈夫死了，黑太太给她写封安慰的信，好了，忙！白太太跟着给黑太太在电话上道了谢，忙！

马老先生常纳闷：送信的一天送四五次信，而且差不多老是挨着家儿拍门；那儿来的这么多的信呢？温都太太几乎每天晚上拿着小钢笔，皱着眉头写信；给谁写呢？有什么可写的呢？他有点怀疑，也不由的有点醋劲儿：她，拿着小钢笔，皱着眉头，怪好看的；可是，决不是给他写信！外国娘们都有野——！马老先生说不清自己是否和她发生了恋爱，只是一看见她给人家写信，心里便有点发酸，奇怪！

温都太太，自从马家父子来了以后，确是多用了许多邮票：家里住着两个中国人，不好意思请亲戚朋友来喝茶吃饭；让亲友跟二马一块吃吧？对不起亲友，叫客人和一对中国人坐在一桌上吃喝！叫二马单吃吧？又太麻烦；自然二马不在乎在那儿吃饭，可是自己为什么受这份累呢！算了吧，给他们写信问好，又省事，又四面讨好。况且，在马家父子来了以后，她确是请过两回客，人家不来！她在回信里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我们肯跟两个中国人一块吃饭吗！”自然信里没有写得这么直率不客气，可是她，又不是个傻子，难道看不出来吗！因为这个，她每逢写信差不多就想到：玛力说的一点不假，不该把房租给两个中国人！玛力其实一点影响没受，天天有男朋友来找她，一块出去玩。我，温都太太叫着自己，可苦了：不请人家来吃饭，怎好去吃人家的；没有交际！为两个中国人牺牲了自己的快乐！她不由的掉了一对小圆泪珠！可是，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又没有大错处；况且他们给的房钱比别人多！写信吧，没法，皱着眉头写！

早饭以前，玛力挠着短头发先去看有信没有。两封：一封是煤气公司的账条子，一封是由乡下来的。

“妈，多瑞姑姑的信，看这个小信封！”

温都太太正做早饭，腾不下手来，叫玛力给她念。玛力用小刀把信封裁开：

亲爱的温都，

谢谢你的信。我的病又犯了，不能到伦敦去，真是对不起！你们那里有两个中国人住着，真的吗？

你的好朋友

多瑞

玛力把信往桌上一扔，吹了一口气：

“得，妈！她不来！‘你们那里有两个中国人住着！’看出来没有？妈！”

“她来，我们去歇夏；她不来，我们也得去歇夏！”温都太太把鸡蛋倒在锅里，油往外一溅，把小白腕子烫了一点：“Damn！”

早饭做好，温都太太把马老先生的放在托盘里，给他送上楼去。马老先生的醉劲早已过去了，脑门上的那块伤也好了；可是醉后的反动，非常的慎重，早晨非到十一点钟不起来，早饭也在床上吃。她端着托盘，刚一出厨房的门，拿破仑恰巧从后院运动回来；它冷不防往上一扑，她腿一软，坐在门儿里边了，托盘从“四平调”改成“倒板”，哗啦！摊鸡子全贴在地毯上，面包正打拿破仑的鼻子。小狗看了看她，闻了闻面包，知道不是事，夹着尾巴，两眼溜球着又上后院去了。

“妈！怎么啦？”玛力把母亲搀起来，扶着她问“：怎么啦？妈！”

温都太太的脸白了一会儿，忽然通红起来。小鼻子尖子出了一层冷汗珠，嘴唇一劲儿颤，比手颤的速度快一些。她呆呆的看着地上的东西，一声没出。

玛力的脸也白了，把母亲搀到一把椅子旁边，叫她坐下；自己忙着捡地上的东西，有地毯接着，碟子碗都没碎，只是牛奶罐儿的把儿掉了一半。

“妈！怎么啦？”

温都太太的脸更红了，一会儿把一生的苦处好像都想起来。嘴唇儿颤着颤着，忽然不颤了；心中的委屈破口而出，颇有点碎嘴子：

“玛力！我活够了！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受！钱！钱！钱！什么都是钱！你父亲为钱累死了！我为钱去作工，去受苦！现在我为钱去服侍两个中国人！叫亲友看不起！钱！世界上的聪明人不会想点好主意吗？不会想法子把钱赶走吗？生命？没有乐趣！——除非有钱！”

说完了这一套，温都太太痛快了一点，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落。玛力的眼泪也在眼圈儿里转，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用小手绢给母亲擦眼泪。

“妈！不愿意服侍他们，可以叫他们走呀！”

“钱！”

“租别人也一样的收房钱呀，妈！”

“还是钱！”

玛力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看母亲脸上已经没眼泪可擦，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温都太太半天没言语。

“玛力，吃你的饭，我去找拿破仑。”温都太太慢慢站起来。

“妈？你到底怎么倒在地上了？”

“拿破仑猛的一扑我，我没看见它。”

玛力把马威叫来吃早饭。他看玛力脸上的神气，没跟她说什么；先把父亲的饭（玛力给从新打点的）端上去，然后一声没言语把自己的饭吃了。

吃过饭，玛力到后院去找母亲。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正在玫瑰花池旁边站着。太阳把后院的花儿都照起一层亮光；微风吹来，花朵和叶子的颤动，把四围的空气都弄得分外的清亮。墙角的蒲公英结了好几个“老头儿”，慢慢随着风向空中飞舞。拿破仑一眼溜着他的主母，一眼捎着空中的白胡子“老头儿”，羞答答的不敢出声。

“妈！你好啦吧？”

“好啦，你走你的吧。已经晚了吧？”温都太太的脸不那么红了，可是被太阳晒的有点干巴巴的难过；因为在后院抱着拿破仑又哭了一回，眼泪都是叫日光给晒干了的。拿破仑的眼睛也好像有点湿，看见玛力，轻轻摇了摇尾巴。

“拿破仑，你给妈赔不是没有？你个淘气鬼，给妈碰倒了，是你不是？”玛力看着母亲，跟小狗说。

温都太太微微一笑：“玛力，你上工去吧，晚了！”

“再见，妈妈！再见，拿破仑！妈，你得去吃饭呀！”

拿破仑看见主母笑了，试着声儿吧吧叫了两声，作为向玛力说“再见”。

10

玛力走了以后，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回到厨房，从新沏了一壶茶，煮了一个鸡子。喝了一碗茶；吃了一口鸡子，咽不下去，把其余的都给了拿破仑。有心收拾家伙，又懒得站起来；看了看外面：太阳还是响晴的。“到公园转个圈子去吧？”拿破仑听说上公园，两只小耳朵全立起了，顺着嘴角直滴答唾沫。温都太太换了件衣裳，擦了擦皮鞋，戴上帽子；心里一百多个不耐烦，可是被英国人的爱体面，讲排场的天性鼓动着，要上街就不能不打扮起来，不管心里高兴不高兴。况且自己是个妇人，妇人？美的中心！不穿戴起来还成！这群小姑娘们，连玛力都算在里头，不懂的什么叫美：短裙子露着腿，小帽子像个鸡蛋壳！没法说，时代改了，谁也管不了！自己要是还年轻也得穿短裙子，戴小帽子！反正女人穿什么，男人爱什么！男人！就是和男人说说心里的委屈才痛快！老马？呸！一个老中国人！他起来了没有？上去看看他？管他呢，“拿破仑！来！妈妈给你梳梳毛，那里滚得这么脏？”拿破仑伸着舌头叫她给梳毛儿，抬起右腿弹了弹脖子底下，好像那里有个虱子，其实有虱子没有，它自己也说不清。

到了大街，坐了一个铜子的汽车，坐到瑞贞公园。坐在汽车顶上，暖风从耳朵边上嗖嗖的吹过去，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拿破仑扶着汽车的栏杆立着，探着头想咬下道旁杨树的大绿叶儿来，汽车走得快，始终咬不着。

瑞贞公园的花池子满开着花，深红的绣球，浅蓝的倒挂金钟，还有多少叫不上名儿来的小矮花，都像向着阳光发笑。土坡上全是蜀菊，细高的梗子，大圆叶子，单片的，一团肉的，傻白的，鹅黄的花，都像抿着嘴说：“我们是‘天然’的代表！我们是夏天的灵魂！”两旁的大树轻俏的动着绿叶，在细沙路上印上变化不定的花纹。树下大椅子上坐着的姑娘，都露着胳臂，树影儿也给她们的白胳臂上印上些一块绿，一块黄的花纹。温都太太找了个空椅子坐下，把拿破仑放在地下。她闻着花草的香味，看着从树叶间透过的几条日光，心里觉得舒展了好些。脑子里又像清楚，又像迷糊的，想起许多事儿来。风儿把裙子吹起一点，一缕阳光射在腿上，暖忽忽的全身都像痒痒了一点；赶紧把裙子正了一正，脸上红了一点。二十年了！跟他在这里坐着！远远的听见动物园中的狮子吼了一声，啊！多少日子啦，没到动物园去！玛力小的时候，他抱着她，我在后面跟着，拿着些干粮，一块儿给猴儿吃！那时候，多快乐！那时候的花一定比现在的香！生命？惨酷的变化！越变越坏！服侍两个中国人？梦想不到的事！

回去吧！空想有什么用处！活着，人们都得活着！老了？不！看人家有钱的妇女，五十多岁还一朵花儿似的！玛力不会想这些事，啊，玛力要是出嫁，剩下我一个人，更冷落了！冷落！树上的小鸟叫了几声：“冷落！冷落！”回去吧，看看老马去吧！——为什么一心想着他呢？奇怪男女的关系！他是中国人，人家笑话咱！为什么管别人说什么呢？一个小麻雀擦着她的帽沿飞过去；可怜的小鸟，终日为找食儿飞来飞去！

拿破仑呢？不见了！

“拿破仑！”她站起来四下看，没有小狗。

“看见拿破仑没有？”她问一个小孩子，他拿着一个小罐正在树底下捡落下来的小红豆儿。

“拿破仑？法国人？”小孩子张着嘴，用小黄眼珠看着她。

“不是，我的小狗。”她笑了笑。

小孩子摇了摇头，又蹲下了：“这里一个大的！”

温都太太慌慌张张的往公园里边走，花丛里，树后边，都看了看，没有小狗！她可真急了，把别的事都忘了，一心想找着拿破仑。

她走过公园的第二道门，两眼张望着小河的两岸，还是没有拿破仑的影儿。河里几个男女摇着两只小船，看见她的帽子，全笑起来了。她顾不得他们是笑她不是，顺着河岸往远处瞧。还是没有！她的眼泪差不多要掉下来了，腿也有点软，一下子坐在草地上了。那群男女还笑呢！笑！没人和你表同情！看他们！身上就穿着那么一点衣裳！拿破仑呢？小桥下两只天鹅领着一群小的，往一棵垂柳底下浮，把小桥的影子用水浪打破了。小桥那边站着一个巡警，心满气足的站在那里好像个铜像。“问问他去。”温都太太想。刚要立起来，背后叫了一声：“温都太太！”

马威！抱着拿破仑！

“呕！马威！你！你在那儿找着它了？”温都太太忙着把狗接过来，亲了几个嘴：“你怎么在这儿玩哪？坐下，歇一会儿咱们一块回去。”她喜欢的把什么都忘了，甚至于忘了马威是个中国人。

“我在那里看小孩们钓鱼，”马威指着北边说：“忽然有个东西碰我的腿，一看，是它！”

“你个坏东西，坏宝贝！叫你妈妈着急！还不给马威道谢！”

拿破仑向马威吧吧了两声。

抱着小狗，温都太太再看河上的东西都好看了！“看那些男女，身体多么好！看那群小天鹅，多么有趣！”

“马威，你不摇船吗？”

马威摇了摇头。

“摇船是顶好的运动，马威！游泳呢？”

“会一点。”马威微微一笑，坐在她旁边，看着油汪汪的河水，托着那群天鹅浮悠浮悠的动。

“马威，你近来可瘦了一点。”

“可不是，父亲——你明白——”

“我明白！”温都太太点着头说，居然有点对马威，中国人，表同情。

“父亲——嗐！”马威要说没说，只摇了摇头。

“你们还没定规上那里歇夏去哪？”

“没呢。我打算——”马威又停住了，心里说：“我爱你的女儿，你知道吗？”

那个捡红豆的小孩子也来了，看见她抱着小狗，他用手擦着汗说：

“这是你的拿破仑吧？姑娘！”

听小孩子叫她“姑娘”，温都太太笑了。

“喝！姑娘，你怎么跟个中国人一块坐着呀？”

“他？他给我找着了狗！”温都太太还是笑着说。

“哼！”小孩子没言语，跑在树底下，找了根矮枝子，要打忽悠悠。忽然看见桥边的巡警，没敢打，拿起小罐跑啦。

“小孩子，马威，你别计较他们！”

“不！”马威说。

“我反正不讨厌你们中国人！”温都太太话到嘴边，没说出来“：自要你们好好儿的！你们笑话中国人，我偏要他们！”温都太太的怪脾气又犯了，眼睛看着河上的白天鹅，心里这样想。

“下礼拜玛力的假期到了，我们就要去休息几天。你们在外边吃饭，成不成！”

“啊！成！玛力跟你一块儿去，温都太太？”马威由地上拔起一把儿草来。

“对啦！你看，我本来打算找个人给你们作饭——”

“人家不伺候中国人？”马威一笑。

温都太太点了点头，心中颇惊讶马威会能猜透了这个。在英国人看，除了法国人有时候比英国人聪明一点，别人全是傻子。在英国人看，只有英国人想的对，只有英国人能明白他们自己的思想；英国人的心事要是被人猜透，不但奇怪，简直奇怪的厉害！

“马威，你看我的帽子好看，还是玛力的好看？”温都太太看马威精明，颇要从心理上明白中国人的“美的观念”，假如中国人也有这么一种观念。

“我看都好。”

“这没回答了我的问题！”

“你的好看！”

“见玛力，说玛力的好看？”

“真的，温都太太，你的帽子确是好看！父亲也这么说。”

“啊！”温都太太把帽子摘下来，用小手巾抽了一抽。

“我得走啦！”马威看了看表说：“伊姑娘今天找我来念书！你不走吗？温都太太！”

“好，一块儿走！”温都太太说，说完自己想：“谁爱笑话我，谁笑话，我不在乎！偏跟中国人一块走！”

11

马威近来常拿着本书到瑞贞公园去。找个清静没人的地方一坐，把书打开——不一定念。有时候试着念几行，皱着眉头，咬着大拇指头，翻过来掉过去的念；念得眼睛都有点起金花儿了，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把书放在草地上，狠狠的在脑杓上打自己两拳：“你干什么来的？不是为念书吗！”恨自己没用，打也白饶；反正书上的字不往心里去！

不光是念不下书去，吃饭也不香，喝茶也没味，连人们都不大愿招呼。怎么了？——她！只有见了她，心里才好受！这就叫作恋爱吧？马威的颧骨上红了两小块，非常的烫。别叫父亲看出来，别叫——谁也别看出来，连李子荣算在里头！可是，他妈的脸上这两点红，老是烫手热！李子荣一定早看出来了！

天天吃早饭见她一面，吃晚饭再见一面；早饭晚饭间隔着多少点钟？一二三四……没完，没完！有时候在晚饭以前去到门外站一站，等着她回来；还不是一样？她一点头，有时候笑，有时候连笑都不笑，在门外等她没用！上她的铺子去看看？不妥当！对，上街上去绕圈儿，万一遇见她呢！万一在吃午饭的时候遇见她，岂不是可以约她吃饭！明知道她的事情是在铺子里头做的，上街去等有什么用，可是万一……！在街上站一会儿，走一会儿；汽车上，铺子里，都看一眼，万一她在那个汽车上，我！飞上去！啊！自己吓自己一跳，她！细一看，不是！有时候随着个姑娘在人群里挤，踩着了老太太的脚尖也不顾得道歉，一劲儿往前赶！赶过去了，又不是她！这个姑娘的脸没有她的白，帽子衣裳可都一样；可恶！和她穿一样的衣裳！再走，再看……心里始终有点疼，脸上的红点儿烫手热！

下雨？下雨也出去；万一她因为下雨早下工呢！“马威你糊涂！那有下雨早放工的事！没关系，反正是坐不住，出去！”伞也不拿，恨拿伞，挡着人们的脸！淋得精湿，帽子往下流水，没看见她！

她，真是她！在街那边走呢！他心里跳得快了，腿好像在裤子里直转圈。赶她！但是，跟她说什么呢？请她吃饭？现在已经三点了，那能还没吃午饭！请喝茶，太早！万一她有要紧事呢，耽误了她岂不……万一她不理我呢？……街上的人看我呢？万一她生了气，以后永不理我呢？都快赶上她了，他的勇气没有了。站住了，眼看着叫她跑了！要不是在大街上，真的他得哭一场！怎么这样没胆气，没果断！心里像空了一样，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才好：恨自己？打自己？可怜自己？这些事全不在乎他自己，她！她拿着他的心！消极方法：不会把她撇在脑后？不会不看她？世界上姑娘多着呢，何必单爱她？她，每到礼拜六把嘴唇擦得多么红，多么难看？她是英国人，何必呢，何必爱个外国人呢？将来总得回国，她能跟着我走吗？不能！算了吧，把她扔在九霄云外吧！——她又回来了，不是她，是她的影儿！笑涡一动一动的，嘴唇儿颤着，一个白牙咬着一点下嘴唇，黄头发曲曲着，像一汪儿日光下的春浪。她的白嫩的脖子，直着，弯着，都那么自然好看。说什么也好，想什么也好，只是没有说“玛力”，想“玛力”那么香甜！

假如我能抱她一回？命，不算什么，舍了命作代价！跟她上过一回电影院，在黑灯影里摸过她的手，多么润美！她似乎没介意，或者外国妇女全不介意叫人摸手！她救我的父亲，一定她有点意；不然，为什么许我摸她的手，为什么那样诚恳的救我父亲？慢慢的来，或者有希望！华盛顿那小子！他不但摸她的手，一定！一定也……我恨他！她要是个中国妇人，我一定跟她明说：“我爱你！”可是，对中国妇人就有这样胆气吗？马威！马威！你是个乏人，没出息！不想了！好好念书！父亲不成，我再不成，将来怎办！谁管将来呢，现在叫我心不疼了，死也干！……

眼前水流着，鸟儿飞着，花在风里动着；水，鸟，花，或者比她美，然而人是人，人是肉作的，恋爱是由精神上想不透，在肉体上可以享受或忍痛的东西；压制是没用的！

伊姑娘？呕！她今天来念书！念书？嗐！非念不可！

温都太太抱着小狗，马威后面跟着，一同走回来。

走到门口，伊姑娘正在阶下立着。她戴着顶蓝色的草帽，帽沿上钉着一朵浅粉的绢花。蓝短衫儿，衬着件米黄的绸裙，脑袋歪着一点，很安静的看着自己的影儿，在白阶石上斜射着。

“她也好看！”马威心里说。

“啊，伊姑娘！近来可好？进来吧！”温都太太和凯萨林拉了拉手。

“对不起，伊姑娘，你等了半天啦吧？”马威也和她握手。

“没有，刚来。”伊姑娘笑了笑。

“伊姑娘，你上楼吧，别叫我耽误你们念书。”温都太太抱着拿破仑，把客厅的门开开，要往里走。

“待一会儿见，温都太太。”伊姑娘把帽子挂在衣架上，拢了拢头发，上了楼。

马老先生正要上街去吃午饭，在楼梯上遇见凯萨林。

“伊姑娘，你好？伊牧师好？伊太太好？你兄弟好？”马老先生的问好向来是不折不扣的。

“都好，马先生。你大好了？我舅舅真不对，你——”

“没什么，没什么！”马先生嗓子里咯喽了几声，好像是乐呢“：我自己不好。他是好意，哥儿们一块凑个热闹。唏，唏，唏。”

“马先生，你走吧，我和马威念点书。”伊姑娘一闪身让马老先生过去。

“那么，我就不陪了，不陪了！唏，唏，唏，”马老先生慢慢下了两层楼梯，对马威说：“我吃完饭上铺子去。”说的声音很小，恐怕叫凯萨林听见。“上铺子去”不是什么光荣事；“上衙门去”才够派儿。

凯萨林坐在椅子上，掏出一本杂志来。

“马威，你教我半点钟，我教你半点钟。我把这本杂志上的一段翻成中国话，你逐句给我改。你打算念什么？”

马威把窗子开开，一缕阳光正射在她的头发上，那圈金光，把她衬得有点像图画上的圣母。他拉了把椅子坐在她的里首，因为怕挡住射在她头上的那缕阳光。“她的头发真好，比玛力的还好！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玛力总是比她好看。玛力的好看往心里去，凯萨林只是个好看的老姐姐。”马威心里想，听见她问，赶紧敛了敛神，说：“你想我念什么好，伊姐姐？”

“念小说吧，你去买本韦尔斯的《保雷先生》，你念我听，多咱我听明白了，多咱往下念，这样你可以一字字的念真了，念正确了。至于生字呢，你先查出来，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意思最恰当。这么着，好不好？你要有好主意，更好。”

“就这么办吧，姐姐。我今天没书，先教你，下回你教我。”

“叫我占半点钟的便宜？”凯萨林看着他笑了笑。

马威陪着笑了笑。

……

“妈！妈！你买了新帽子啦？”玛力一进门就看见凯萨林的蓝草帽儿了。

“那儿呢？”温都太太问。

“那儿！”玛力指着衣架，蓝眼珠儿含着无限的羡慕。

“那不是我的，伊姑娘的。”

“呕！妈，我也得买这么一顶！她干什么来了？哼，我不爱那朵粉花儿！”玛力指点出帽子的毛病来，为是减少一点心中的羡慕，羡慕和嫉妒往往是随着来的。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温都太太问。

“我忘了说啦，妈！我不放心你，早晨你摔了那么一下子，我还得赶紧回去！你好啦吧，妈？妈，我要那样的帽子！我们的铺子里不卖草帽，她也不是那儿买的？”玛力始终没进屋门，眼睛始终没离开那顶帽子；帽子的蓝色和她的蓝眼珠似乎联成了一条蓝线！

“玛力，你吃了饭没有？”

“就吃了一块杏仁饼，一碗咖啡，为是忙着来看你吗！”玛力往衣架那边挪了一步。

“我好了，你去吧！谢谢你，玛力！”

“妈，凯萨林干什么来了？”

“跟马威学中国话呢。”

“赶明儿我也跟他学学！”玛力瞪了那个蓝帽子一眼。

玛力刚要往外走，伊姑娘和马威从楼上下来了。

伊姑娘一面招呼她们母女，一面顺手儿把帽子摘下来，戴上，非常的自然，一点没有显排帽子的样儿，也没有故意造作的态度。

“玛力，你的气色可真好！”凯萨林笑着说。

“伊姑娘，你的帽子多么好看！”玛力的左嘴犄角往上一挑，酸酸的一笑。

“是吗？”

“不用假装不觉乎！”玛力心里说，看了马威一眼。

“再见，温都太太！再见，玛力！”凯萨林和她们拉了拉手，和马威一点头。

“妈，晚上见，”玛力也随着出去。

马威在台阶上看着她们的后影：除了她们两个都是女子，剩下没有相同的地方。凯萨林的脖子挺着，帽沿微微的颤。玛力的脖子往前探着一点，小裙子在腿上前后左右的裹。他把手插在裤袋里，皱着眉头上了楼。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可是不饿；其实也不是不饿；——说不上来是怎么一回子事！

……

“妈，牛津大街的加麦公司有那样的草帽。妈，咱们一人买一顶好不好？”玛力在厨房里，抱着拿破仑，跟母亲说。

“没富余钱，玛力！把糖罐递给我。”温都太太的小鼻子叫火烤的通红，说话也有点发燥：“咱们不是还去歇夏哪吗？把钱都买了帽子，就不用去了！那样的帽子至少也得两镑钱一顶！”——把一匙子糖都倒在青菜上了——“瞧！你净搅我，把糖——”

“要旅行去，非有新帽子不可！”玛力的话是出乎至诚，一使劲把拿破仑的腿夹得生疼。小狗没敢出声，心里说：

“你的帽子要是买不成，我非死不可呀！还是狗好，没有帽子问题！”

“吃完饭再说，玛力！别那么使劲抱着狗！”

马老先生直到晚饭已经摆好才回来。午饭是在中国饭馆吃的三仙汤面，吃过饭到铺子去，郑重其事的抽了几袋烟。本想把货物从新摆一摆，想起来自己刚好，不可以多累；不做点什么，又似乎不大对；拿出账本子看看吧！上两个月赚了四十镑钱，上月赔了十五镑钱；把账本收起去；谁操这份心呢！有时候赚，有时候赔；买卖吗，那能老赚钱？

吃了晚饭，玛力正要继续和母亲讨论帽子问题。马老先生轻轻向她一点头。

“温都姑娘，给你这个。”他递给她一个小信封。

“呕，马先生，两镑钱的支票，干吗？”

“我应许了你一顶帽子，对不对？”

“哈啦！妈——！帽子！”

12

马老先生病好了以后，显着特别的讨好。吃完早饭便到后院去浇花，拿腻虫，剪青草；嘴里哼唧着有声无字的圣诗，颇有点中古时代修道士的乐天爱神的劲儿。心中也特别安适：蜜蜂儿落在脑门上，全不动手去轰；自要你不螫咱，咱就不得罪你，要的是这个稳劲儿，你瞧！

给玛力两镑钱——不少点呀！——买帽子，得，又了啦个心愿！给她母亲也买一顶不呢？上月赔了十五镑，不是玩儿的，省着点儿吧！可是人情不能不讲啊，病了的时候，叫她没少受累，应该买点东西谢谢她！下月再说，下月那能再赔十五镑呢！马威近来瘦了一点，也不是怎么啦？小孩子，总得多吃，糊吃闷睡好上膘吗，非多吃不可！啊，该上铺子瞧瞧去了，李子荣那小子专会瞎叨唠，叨唠唠，叨唠唠，一天叨唠到晚，今天早去，看他还叨唠什么！喝！已经十点了，快走吧！等等，移两盆花，搬到铺子去，多好！他要是说我晚了，我有的说，我移花儿来着，嗐！那几颗没有希望的菊秧子，居然长起来了，而且长得不错。对，来两盆菊花吧。古玩铺里摆菊花，有多么雅！——也许把李子荣比得更俗气！

马先生还是远了雇汽车，近了慢慢走，反正不坐公众汽车和电车；好，一下儿出险，死在伦敦，说着玩儿的呢！近来连汽车也不常雇了：街上是乱的，无论如何，坐车是不保险的！况且，在北京的时候，坐上汽车，巡警把人马全挡住，专叫汽车飞过去，多么出锋头，带官派！这里，在伦敦，大巡警把手一伸，车全站住，连国务总理的车都得站住，鬼子吗，不懂得尊卑上下！端着两盆菊秧，小胡子嘴撅撅着一点，他在人群里挤开了。他妈的，那里都这么些个人！简直的走不开：一个个的都走得那么快，撞丧呢！英国人不会有起色，一点稳重气儿都没有！

到了铺子，耳朵里还是嗡嗡的响；老是这么响，一天到晚是这么响！但愿上帝开恩，叫咱回家吧，受不了这份乱！定了定神，把两盆菊秧子摆在窗子前面，捻着小胡子看了半天：啊，这一棵有个小黄叶儿，掐下去！半个黄叶也不能要，讲究一顺儿绿吗？

“马先生！”李子荣从柜房出来，又是挽着袖子，一手的泥！（这小子横是穿不住衣裳，俗气！）“咱们得想主意呀！上月简直的没见钱，这个月也没卖了几号儿；我拿着工钱，不能瞪眼瞧着！你要是有办法呢，我自然愿意帮你的忙；你没办法呢，我只好另找事，叫你省下点工钱。反正这里事情不多，你和马威足可以照应过来了！我找得着事与否，不敢说一定，好在你要是给我两个礼拜的限，也许有点眉目！咱们打开鼻子说亮话，告诉我一句痛快的，咱们别客气！”

李子荣话说的干脆，可是态度非常的温和，连马先生也看出：他的话是真由心里头说出来的，——可是，到底有点俗气！

马老先生把大眼镜摘下来，用小手巾轻轻的擦着，半天没说话。

“马先生，不忙，你想一想，一半天给我准信好不好？”李子荣知道紧逼老马是半点用没有，不如给他点工夫，叫他想一想；其实他想不想还是个问题，可是这么一说，省得都僵在那儿。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继续着擦眼镜。

“我说，李伙计！”马先生把眼镜戴上，似笑不笑的说：“你要是嫌工钱小，咱们可以商量啊！”

“嘿！我的马先生，我嫌工钱小！真，我真没法叫你明白我！”李子荣用手挠着头发，说话有点结巴：“你得看事情呀，马先生！我告诉过你多少回了，咱们得想法子，你始终不听我的，现在咱们眼看着赔钱，我，我，真的，我没法说！你看，咱们邻家，上月净卖蒙文满文的书籍，就赚了好几百！我——”

“谁买满蒙文的书啊？买那个干什么？”马老先生不但觉着李子荣俗气，而且有点精神病！笑话，古玩铺卖满蒙文的书籍，谁买呀？“你要嫌工钱小，咱们可以设法；有办法，自要别伤了面子！”

面子！

可笑，中国人的“讲面子”能跟“不要脸”手拉手儿走。马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舍着脸跟人家借一块钱，也得去上亲戚家喝盅喜酒，面子！张大帅从日本搬来救兵，也得和苟大帅打一回，面子！王总长明知道李主事是个坏蛋，也不把他免职，面子！

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面子过得去，好啦，谁管事实呢！

中国人的办事和小孩子“摸老瞎”差不多：转着圈儿摸，多咱摸住一个，面子上过得去了，算啦，谁管摸住的是小三，小四，还是小三的哥哥傻二儿呢！

马先生真为了难！事实是简单的：买卖赔钱，得想主意。可是马先生，真正中国人，就不肯这么想，洋鬼子才这么想呢；李子荣也这么想，黄脸的洋鬼子！

“买卖赔钱呀？我没要来做这个穷营业呀！”马先生见李子荣不说话了，坐在椅子上，捻着小胡子，想开了：“我要是不上英国来，现在也许在国内作了官呢！我花钱多呀，我的钱，谁也管不了！”心中一横，手里一使劲，差点揪下两根胡子来：“我不懂得怎么作买卖，读书的君子就不讲作买卖！挤兑我？成心逼我？姓李的，你多咱把书念透了，你就明白你马大叔是什么回事了！俗气！”他向屋里瞪了一眼：“卖满蒙文的书籍？笑话，洋鬼子念满文‘十二头儿’？怎么着，洋鬼子预备见佐领挑马甲是怎着？现在我们是‘中华民国’了！辞我的工不干了？一点面子不讲？你在这儿还要怎么着？咱姓马的待你错不错？猛孤仃的给咱个辞活不伺候，真有鼻子就结啦！”

马先生绕着圈儿想，越想自己的理由越充足，越想越离事实远，越离事实远越觉得自己是真正好中国人，——李子荣是黄脸洋鬼子！

“我说李伙计，”马先生立起来，眼睛瞪着一点，说话的声音也粗了一些，把李子荣吓了一跳：“给你长工钱，你也不干；好吧，你要走，走！现在就走！”

说完了话，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笑法，唏唏了几声。唏唏完了，又觉得不该和李子荣这么不讲面子！可是话已出口，后悔有吗用，来个一气到底：

“现在就走！”

李子荣正擦一把铜壶，听见马先生这样说，慢慢把壶放在架子上，看着马先生半天没言语。

马先生身子有点不舒坦：“这小子的眼神真足！”

李子荣笑了：

“马先生，你我谁也不明白谁，咱们最好别再费话。我不能现在就走。论交情的话呢，我求你给我两个礼拜的限；论法律呢，我当初和你哥哥定的是：不论谁辞谁，都得两个礼拜以前给信。好了，马先生，我还在这儿做十四天的事，从今天算起。谢谢你！”

说完，李子荣又把铜壶拿起来了。

马老先生的脸红了，瞪了李子荣的脊梁一眼，开开门出去了。出了门口，嘟囔着骂：

“这小子够多么不要脸！人家赶你，你非再干两个礼拜不可！好，让你在这儿两个礼拜，我不能再见你，面子已经弄破了，还在一块儿做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对，回去！回去给他两个礼拜的工钱，叫他登时就走！白给你钱，你还不走吗？你可看明白了，我没辞你，是你不愿意干啦！再干两个礼拜，想再敷衍下去，你当我看不出来呢，谁也不是傻子！对，给他两礼拜的工钱，叫他走！……瞧他那个样儿呀，给他钱，他也不走，他要是说再干两礼拜呀，那算是妥了！没法跟这样人打交待，他满不顾面子！我没法子！赶明儿带马威回国，在外国学不出好来！瞧李子荣，没皮没脸！你叫他走，他说法律吧，交情吧，扯蛋！……没法子！……没面子！……去吃点三仙汤面吧！管他李子荣，张子荣呢！犯不上跟他生气！气着，好，是玩儿的呢！……”

13

“老李！你跟我父亲吵起来了？”马威进门就问，脸上的神气很不好看。

“我能跟他吵架？老马！”李子荣笑着说。

“我告诉你，老李！”马威的脸板着，眉毛拧在一块，嘴唇稍微有点颤：“你不应该和父亲捣乱！你知道他的人性，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不错，你帮我们的忙不少，可是你别管教我父亲啊！无论怎说，他比咱们大二十多岁！他是咱们的前辈！”他忽然停住了，看了李子荣一眼。

李子荣愣了一会儿，挠挠头发，噗哧的一笑：

“你怎么了？老马！”

“我没怎么！我就是要告诉你：别再教训我父亲！”

“呕！”李子荣刚要生气，赶紧就又笑了：“你吃了饭没有？老马！”

“吃了！”

“你给看一会儿铺子成不成？我出去吃点什么，就回来。”

马威点了点头。李子荣扣上帽子，出去了，还是笑着。

李子荣出去以后，大约有十分钟，进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

“啊，年青的，你是马先生的儿子吧？”老头儿笑嘻嘻的说，脑袋歪在一边儿。

“是，先生！”马威勉强笑着回答。

“啊，我一猜就是吗，你们父子的眼睛长得一个样。”老头儿说着，往屋里看了一眼：“李先生呢？”

“出去吃饭，就回来——先生要看点什么东西？我可以伺候你！”马威心里想：“我也会作生意，不是非仗着李子荣不可！”

“不用张罗我，我自己随便看吧！”老头儿笑了笑，一手贴在背后，一手插在衣袋里，歪着头细细看架子上的东西。看完一件，微微点点头。

马威要张罗他，不好；死等着，也不好；皱着眉，看着老头儿的脊梁盖儿。有时候老头回过头来，他赶紧勉强一笑，可是老头儿始终没注意他。

老头儿身量不高，可是长得挺富泰。宽宽的肩膀，因为上了年纪，稍微往下溜着一点。头发雪白，大概其的往后拢着。连腮一部白胡子，把嘴盖得怪好看的。鼻子不十分高，可是眼睛特别的深，两个小眼珠深深的埋伏着，好像专等着帮助脸上发笑。脑袋常在一边儿歪歪着。老头儿的衣裳非常的讲究。一身深灰呢衣，灰色的绸子领带，拴着个细金箍儿。单硬领儿挺高，每一歪头的时候，硬领的尖儿就藏在白胡子里。没戴着帽子。皮鞋非常的大，至少比脚大着两号儿，走道儿老有点擦着地皮，这样，叫裤子的中缝直直的立着，一点褶儿也没有。

“我说，年青的，这个罐子不能是真的吧？”老头儿从货架子上拿起一个小土罐子，一手端着，一手轻轻的摸着罐口儿，小眼睛半闭着，好像大姑娘摸着自己的头发，非常的谨慎，又非常的得意。

“那——”马威赶过两步去，看了小罐子一眼，跟着又说了个长而无用的“那——”

“啊，你说不上来；不要紧，等着李先生吧。”老头儿说着，双手捧着小罐，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动了几动，把小罐又摆在原地方了。“你父亲呢？好些日子没见他了！”老头儿没等马威回答，接着说下去，眼睛还看着那个小罐子：“你父亲可真是好人哪，就是不大会做生意，啊，不大会做生意。你在这儿念书哪吧？念什么？啊，李先生来了！啊，李先生，你好？”

“啊，约汗，西门爵士！你好？有四五天没见你啦！”李子荣脸上没有一处不带着笑意，亲亲热热的和西门爵士握了握手。

西门爵士的小眼睛也眨巴着，笑了笑。

“西门爵士，今天要看点什么？上次拿去的宜兴壶已经分析好了吧？”

“哎，哎，已经分析了！你要是有贱的广东磁，不论是什么我都要；就是广东磁我还没试验过。你有什么，我要什么，可有一样，得真贱！”西门爵士说着，向那个小罐子一指：“那个是真的吗？”

“冲你这一问，我还敢说那是真的吗！”李子荣的脸笑得真像个混糖的开花馒头。一边说，一边把小罐子拿下来，递给老头儿：“釉子太薄，底下的棕色也不够厚的，决不是磁州的！可是，至迟也是明初的！西门爵士，你知道的比我多，你看着办吧，看值多少给多少！马先生，给西门爵士搬把椅子来！”

“哎，哎，不用搬！我在试验室里一天家站着，站惯了，站惯了！”西门爵士特意向马威一笑：“哎，谢谢！不用搬！”然后端着小罐又仔细看了一过：“哎，你说的不错，底下的棕色不够厚的，不错！好吧，无论怎么说吧，给我送了去吧，算我多少钱？”

“你说个数儿吧，西门爵士！”李子荣搓着手，肩膀稍微耸着点儿，真像个十二分成熟的买卖人。

马威看着李子荣，不知不觉的点了点头。

老头儿把小罐儿捧起来，看了看罐底儿上的价码。跟着一挤眼，说：“李先生，算我半价吧！哎！”

“就是吧，西门爵士！还是我亲身给你送了去？”

“哎，哎，六点钟以后我准在家，你跟我一块儿吃饭，好不好！”

“谢谢！我六点半以前准到！广东磁器也送去吧？”

“哎，你有多少？我不要好的！为分析用，你知道——”

“知道！知道！我这儿只有两套茶壶茶碗，不很好，真正广东货。把这两套送到试验室，这个小罐子送到你的书房，是这么办不是？西门爵士！”

“这家伙全知道！”马威心里说。

“哎，哎，李先生你说的一点儿不错！”

“还是偷偷儿的送到书房去，别叫西门夫人看见，是不是，西门爵士？”李子荣说着，把小罐接过来，放在桌儿上。

老头儿笑开了，头一次笑出声儿来。

“哎，哎，我的家事也都叫你知道了！”老头儿掏出块绸子手巾擦了擦小眼睛：“你知道，科学家不应该娶妻，太麻烦，太麻烦！西门夫人是个好女人，就是有一样，常搅乱我的工作。哎，我是个科学家兼收藏家，更坏了！西门夫人喜欢珍珠宝石，我专买破罐子烂砖头！哎，妇人到底是妇人！哎，偷偷的把小罐子送到书房去，咱们在那里一块吃饭。我还要问你几个字，前天买了个小铜盒子，盖上的中国字，一个个的小四方块儿，哎，我念不上来，你给我翻译出来吧！还是一个先令三个字，哎？”

“不是篆字？”李子荣还是笑着，倒好像要把这个小古玩铺和世界，全招笑了似的。

“不是，不是！我知道你怕篆字。哎，晚上见吧。连货价带翻译费我一齐给你，晚上给你。晚上见，哎。”西门爵士说完，过去拍了拍马威的肩膀，“哎，你还没告诉我，你念什么书呢！”

“商业！先生——爵士！”

“啊！好，好！中国人有做买卖的才干，忍力；就是不懂得新的方法！学一学吧！好，好好的念书，别净出去找姑娘，哎？”老头儿的小眼睛故意眨巴着，要笑又特意不笑出来，嘴唇在白胡底下动了动。

“是！”马威的脸红了。

“西门爵士，你的帽子呢？”李子荣把门开开，弯着腰请老头儿出来。

“哎，在汽车上呢！晚上见，李先生！”

老头儿走了以后，李子荣忙着把小罐子和两套茶壶茶碗都用棉花垫起来，包好。一边包，一边向马威说：

“这个老头子是个好照顾主儿。专收铜器和陶器。他的书房里的东西比咱们这儿还多上三倍。原先他作过伦敦大学的化学教授，现在养老不作事了，可是还专研究陶土的化学配合。老家伙，真有意思！贵东西买了存着，贱东西买了用化学分析。老家伙，七十多了，多么精神！我说老马，开两张账单儿，搁在这两个包儿一块。”

李子荣把东西包好，马威也把账单儿开来。李子荣看了马威一眼，说：

“老马，你今儿早晨怎么了？你不是跟我闹脾气，你一定别有心事，借我出气！是不是？大概是爱情！我早看出来了，腮上发红，眉毛皱着，话少气多，吃喝不下，就剩——抹脖子，上吊！”李子荣哈哈的乐起来：“害相思的眼睛发亮，害单思的眼睛发浑！相思有点甜味，单思完全是苦的！老马？你的是？”

“单思！”马威受这一场奚落，心中倒痛快了！——害单思而没地方去说的，非抹脖子不可！

“温都姑娘？”

“哼！”

“老马，我不用劝你，没用！我有朝一日要是爱上一个女人，她要是戏耍我，我立刻就用小刀抹脖子！嗐！”李子荣用食指在脖子上一抹。“可是，我至少能告诉你这么一点儿：你每一想她的时候，同时也这么想：她拿我，一个中国人，当人看不呢？你当然可以给你自己一个很妥当的回答。她不拿咱当人看，还讲爱情？你的心可以凉一点儿了！这是我独门自造的‘冰吉凌’，专治单思热病！没有英国青年男女爱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现在是给全世界的人作笑话用的！写文章的要招人笑，一定骂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骂着没有危险。研究学问的恨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不能帮他们的忙；那样学问是中国人的特长？没有！普通人小看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缺点多了，简直的说不清！我们当时就可以叫他们看得重，假如今天我们把英国，德国，或是法国给打败！更好的办法呢，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顶有人才的！你要什么？政治！中国的政治最清明啊！你要什么？化学！中国的化学最好啊！除非我们能这么着，不用希望叫别人看得起；在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不用乱想人家的姑娘！我就见过温都姑娘一回，我不用说她好看不好看，人品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她不能爱你！她是普通男女中的一个，普通人全看不起中国人，为什么她单与众不同的爱个小马威！”

“不见得她准不爱我！”马威低着头儿说。

“怎见得？”李子荣笑着问。

“她跟我去看电影，她救我的父亲。”

“她跟你去看电影，和我跟你去看电影，有什么分别？我问你！外国男女的界限不那么严——你都知道，不用我说。至于救你父亲，无论是谁，看见他在地上爬着，都得把他拉回家去！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拼命去救的，他们不管你是白脸人，黑脸人，还是绿脸人，一样的拯救。他们平时看不起黑脸和绿脸的哥儿们，可是一到出险了，他们就不论脸上的颜色了！她不因为是‘你’的父亲才救，是因为她的道德观念如此。我们以为看见一个人在地上躺着，而不去管，满可以讲得下去；外国人不这么想。他们的道德是社会的，群众的。这一点，中国人应当学鬼子！在上海，我前天在报上念的，有个老太婆倒在街上了，中国人全站在那里看热闹，结果是叫个外国兵给搀起来了；他们能不笑话我们吗！我——我说到那儿去啦？往回说吧！不用往脸上贴金，见她和你握手，就想她爱你！她才有工夫爱你呢！吃我的冰吉凌顶好，不用胡思乱思！”

马威双手捧着脑门儿，一声没发。

“老马，我已经和你父亲辞了我的事！”

“我知道！你不能走！你不能看着我们把铺子做倒了！”马威还是低着头，说话有点儿发颤！

“我不能不走！我走了，给你们一月省十几镑钱！”

“谁替我们做买卖呀！”马威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李子荣说：“那个西门老头儿问我，我一个字答不出，我不懂！不懂！”

“那没难处！老马！念几本英国书，就懂得好些个。我又何尝懂古玩呢，都仗着念了些书！外国人研究无论那样东西，都能有条有理的写书，关于中国磁器，铜器，书可多了。念几本就行！够咱们能答得上碴儿的就行！老马，你放心，我走了，咱们还是好朋友，我情愿帮你的忙！”

待了半天，马威问：

“你那儿去找事呀？”

“说不上来，碰机会吧！好在我现在得了一笔奖金，五十镑钱，满够我活好几个月的呢！你看，”李子荣又笑了：“《亚细亚杂志》征求中国劳工近况的论文，我破了一个月的工夫，连白天带晚上，写了一篇。居然中了选，五十镑！我告诉你，老马！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一点不错！我有这五十镑，足够混些日子的！反正事情是不找不来，咱天天去张罗，难道就真没个机会！愿意干事的人不会饿死；饿死的决不是能干的人！老马！把眉头打开，高起兴来干！”

李子荣过去按着马威的肩膀，摇了几下子。

马威哭丧着脸笑了一笑。

14

马老先生跟李子荣闹完气，跑到中国饭馆吃了两个三仙汤面；平日不生气的时候总是吃一个面的。汤面到了肚子里，怒气差不多全没啦。生气倒能吃两个面，好现象！这么一想，几乎转怒为喜了。吃完面，要了壶茶，慢慢滋润着。直到饭座儿全走了，才会账往外溜达。出了饭馆，不知道上那儿去好。反正不能回铺子！掌柜的和伙计闹脾气，掌柜的总是有不到铺子的权柄！——正和总长生气就不到衙门去一样！一样！可是，上那儿去呢？在大街上散逛？车马太乱，心中又有气，一下儿叫汽车给轧扁了，是玩儿的呢！听戏去？谁听鬼子戏呢！又没锣鼓，又不打脸，光是几个男女咕噜的瞎说，没意思！找伊牧师去？对！看看他去！他那天说，要跟咱商议点事。什么事呢？哎，管他什么事呢，反正老远的去看他，不至于有错儿！

叫了辆汽车到蓝加司特街去。

坐在车里，心里不由的想起北京：这要是在北京多么抖！坐着汽车叫街坊四邻看着，多么出色！这里，处处是汽车，不足为奇，车钱算白花！

“嘿喽！马先生！”伊牧师开开街门，把马先生拉进去：“你大好了？又见着亚力山大没有？我告诉你，马先生，跟他出去总要小心一点！”

“伊牧师你好？伊太太好？伊小姐好？伊少爷好？”马先生一气把四个好问完，才敢坐下。

“他们都没在家，咱们正好谈一谈。”伊牧师把小眼镜往上推了一推，鼻子中间皱成几个笑纹。自从伤风好了以后，鼻子上老绉着那么几个笑纹，好像是给鼻子一些运动；因为伤风的时候，喷嚏连天，鼻子运动惯了。“我说，有两件事和你商议：第一件，我打算给你介绍到博累牧师的教会去，作个会员，礼拜天你好有个准地方去作礼拜。他的教会离你那儿不远，你知道游思顿街？哎，顺游思顿街一直往东走，斜对着英苏车站就是。我给你介绍，好不好？”

“好极了！”现在马老先生对外国人说话，总喜欢用绝对式的字眼儿。

“好，就这么办啦。”伊牧师嘴唇往下一垂，似是而非的笑了一笑：“第二件是：我打算咱们两个晚上闲着作点事儿，你看，我打算写一本书，暂时叫作《中国道教史》吧。可是我的中文不十分好，非有人帮助我不可。你要是肯帮忙，我真感激不尽！”

“那行！那行！”马先生赶紧的说。

“我别净叫你帮助我，我也得替你干点什么。”伊牧师把烟袋掏出来，慢慢的装烟：“我替你想了好几天了：你应当借着在外国的机会写点东西，最好写本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个题目现在很时兴，无论你写的对不对，自要你敢说话，就能卖得出去。你用中文写，我替你译成英文。这样，咱们彼此对帮忙，书出来以后，我敢保能赚些钱。你看怎么样？”

“我帮助你好了！”马老先生迟迟顿顿的说：“我写书？倒真不易了！快五十的人啦，还受那份儿累！”

“我的好朋友！”伊牧师忽然把嗓门提高一个调儿：“你五十啦？我六十多了！萧伯纳七十多了，还一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五十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

“我也没说，我一定不做！”马老先生赶紧往回收兵，唯恐把伊牧师得罪了，其实心里说：“你们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人，要不然，你们怎是洋鬼子呢！”

英国人最不喜欢和旁人谈家事，伊牧师本来不想告诉老马，他为什么要写书；可是看老马迟疑的样子，不能不略略的说几句话：

“我告诉你，朋友！我非干点什么不可！你看，伊太太还作伦敦传教公会中国部的秘书，保罗在银行里，凯萨林在女青年会作干事，他们全挣钱，就是我一个人闲着没事！虽然我一年有一百二十镑的养老金，到底我不愿意闲着——”伊牧师又推了推眼镜，心里有点后悔，把家事都告诉了老马！

“儿女都挣钱，老头子还非去受累不可！真不明白鬼子的心是怎么长着的！”马老先生心里说。

“我唯一的希望是得个大学的中文教授，可是我一定要先写本书，造点名誉。你看，伦敦大学的中文部现在没有教授，因为他们找不到个会写会说中国话的人。我呢，说话满成，就差写点东西证明我的知识。我六十多了，至少我还可以作五六年事，是不是？”

“是！对极了！我情愿帮助你！”马先生设法想把自己写书的那一层推出去：“你看，你若是当了中文教授，多替中国说几句好话，多么好！”

马老先生以为中文教授的职务是专替中国人说好话。

伊牧师笑了笑。

两个人都半天没说话。

“我说，马先生！就这么办了，彼此帮忙！”伊牧师先说了话“：你要是不叫我帮助你，我也就不求你了！你知道，英国人的办法是八两半斤，谁也不要吃亏的！我不能白求你！”

“你叫我写东西文化，真，叫我打那儿写起！”

“不必一定是这个题目哇，什么都行，连小说，笑话都成！你看，中国人很少有用英文写书的，你的书，不管好不好，因为是中国人写的，就可以多卖。”

“我不能乱写，给中国人丢脸！”

“呕！”伊牧师的嘴半天没闭上。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出这么一句来！

马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怎么想起这么一句来。

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阴险诡诈，长着个讨人嫌的黄脸。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脏，臭，糊涂的傻蛋。伊牧师始终没看起马先生，他叫老马写书，纯是为好叫老马帮他的忙！他知道老马是傻蛋，傻蛋自然不会写书。可是不双方定好，彼此互助，伊牧师的良心上不好过，因为英国人的公平交易，是至少要在形式上表出来的！

伊牧师，和别的英国人一样，爱中国的老人，因为中国的老人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他不爱，或者说是恨，中国的青年，因为中国的青年们虽然也和老人一样的糊涂，可是“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自然空说是没用的，可是老这么说就可恨！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给中国人丢脸！”

马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怎么想起这么一句来！

“马先生，”伊牧师愣了半天才说：“你想想再说，好在咱们不是非今天决定不可。马威呢，他念什么呢？”

“补习英文，大概是要念商业。”马先生回答：“我叫他念政治，回国后作个官儿什么的，来头大一点。小孩子拧性，非学商业不可，我也管不了！小孩子，没个母亲，老是无着无靠的！近来很瘦，也不是怎么啦！小孩子心眼重，我也不好深问他！随他去吧！反正他要什么，我就给他钱，谁叫咱是作老子的呢！无法！无法！”

马老先生说得十分感慨，眼睛看着顶棚，免得叫眼泪落下来。心中很希望：这样的一说，伊牧师或者给他作媒，说个亲什么的。——比方说吧，给他说温都寡妇。自然娶个后婚儿寡妇，不十分体面，可是娶外国寡妇，或者不至于犯七煞，夫主！——他叹了一口气；再说，伊牧师要是肯给他作媒，也总是替他作了点事，不是把那个作文化比较的事可以岔过去了吗！你替咱作大媒，咱帮助你念中国书：不是正合你们洋鬼子的“两不吃亏”的办法吗！他偷着看了伊牧师一眼。

伊牧师叼着烟袋，没言语。

“马先生，”又坐了半天，伊牧师站起来说：“礼拜天在博累牧师那里见吧。叫马威也去才好呢，少年人总得有个信仰，总得！你看保罗礼拜天准上三次教会。”

“是！”马老先生看出伊牧师是已下逐客令，心里十二分不高兴的站起来：“礼拜天见！”

伊牧师把他送到门口。

“他妈的，这算是朋友！”马先生站在街上，低声儿的骂：“不等客人要走，就站起来说‘礼拜天见！’礼拜天见？你看着，马大人要是上教堂去才怪！……”

“朋朋！——嗞啦！”一辆汽车擦着马先生的鼻子飞过去了！

15

温都母女歇夏去了，都戴着新帽子。玛力的帽箍上绣着个中国字，是马老先生写的，她母亲给绣的。戴上这个绣着中国字的帽子，玛力有半点来钟没闭上嘴，又有半点来钟没离开镜子。帽子一样的很多，可是绣中国字的总得算新奇独份儿。要是在海岸上戴着这么新奇的帽子，得叫多少姑娘太太们羡慕得落泪，或者甚至于晕过去！连温都太太也高兴得很，女儿的帽子一定惹起一种革命——叫作帽子革命吧！女儿的像片一定要登在报上，那得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和羡爱！

“马先生，”玛力临走的时候来找马老先生：“看！”她左手提着小裙子，叫裙子褶儿像扇面似的铺展开。脖子向左一歪，右手斜着伸出去，然后手腕轻松往回一撇。同时肩膀微微一耸，嘴唇一动：“看！”

“好极了！美极了！温都姑娘！”马老先生向她一伸大拇指头。

玛力听老马一夸奖，两手忽然往身上一并，一扬脑袋，唏的一笑，一溜烟似的跑了。

其实，马老先生只把话说了半截：他写的是个“美”字，温都太太绣好之后，给钉倒了，看着————好像“大王八”三个字，“大”字拿着顶。他笑开了，从到英国还没这么痛快的笑过一回！“啊！真可笑！外国妇女们！脑袋上顶着‘大王八’，大字还拿着顶！哎哟，可笑！可笑！”一边笑！一边摇头！把笑出来的眼泪全抡出去老远！

笑了老半天，马先生慢慢的往楼下走，打算送她们到车站。下了楼，她们母女正在门口儿等汽车。头一样东西到他的眼睛里是那个“大王八”。他咬着牙，梗着脖子，把脸都憋红了，还好，没笑出来。

“再见，马先生！”母女一齐说。温都太太还找补了一句：“好好的，别淘气！出去的时候，千万把后门锁好！”

汽车来了，拿破仑第一个蹿进去了。

马老先生哼哧着说了声“再见！好好的歇几天！”

汽车走了，他关上门又笑开了。

笑得有点儿筋乏力尽了，马先生到后院去浇了一回花儿。一个多礼拜没下雨，花叶儿，特别是桂竹香的，有点发黄。他轻轻的把黄透了的全掐下来，就手来把玫瑰放的冗条子也打了打。响晴的蓝天，一点风儿没有，远处的车声，一劲儿响。马先生看着一朵玫瑰花，听着远处的车响，心里说不上来的有点难过！勉强想着玛力的帽子，也不是怎回事，笑不上来了！抬头看了看蓝天，亮，远，无限的远，还有点惨淡！

“几时才能回国呢？”他自己问自己：“就这么死在伦敦吗？不！不！等马威毕业就回国！把哥哥的灵运回去！”想起哥哥，他有心要上坟去看看，可是一个人又懒得去。看着蓝天，心由空中飞到哥哥的坟上去了。那块灰色的石碑，那个散落的花圈，连那个小胖老太太，全活现在眼前了！“哎！活着有什么意味！”马先生轻轻摇着头念叨：“石碑？连石碑再待几年也得坏了！世界上没有长生的东西，有些洋鬼子说，连太阳将来就是要死的！……可是活着，说回来了！也不错！……那自然看怎样活着，比如能作高官，享厚禄，妻妾一群，儿女又肥又胖，差不多了！值得活着了！……”

马先生一向是由消极想到积极，而后由积极而中庸，那就是说，好歹活着吧！混吧！混过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他差点没哼哼出几句西皮快板来。这种好歹活着，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自然老马不会想到这里。

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

马老先生想了半天，没想出什么高明主意来，赌气子不想了。回到书房，擦了一回桌椅，抽了袋烟。本想坐下念点书，向来没念书的习惯，一拿书本就觉得怪可笑的，算了吧。

“到楼下瞧瞧去，各处的门都得关好了！”他对自己说：“什么话呢，人家走了，咱再不经心，还成！”

温都太太并没把屋子全锁上，因为怕是万一失了火，门锁着不好办。马先生看了看客厅，然后由楼梯下去，到厨房连温都太太的卧室都看了一个过儿。向来没进过她的屋里去，这次进去，心里还是有点发虚，提手蹑脚的走，好像唯恐叫人看见，虽然明知屋里没有人。进去之后，闻着屋里淡淡的香粉味，心里又不由的一阵发酸。他站在镜子前边，呆呆的立着，半天，又要走，又舍不得动。要想温都寡妇，又不愿意想。要想故去的妻子，又渺茫的想不清楚。不知不觉的出来了，心里迷迷糊糊的，好像吃过午饭睡觉做的那种梦，似乎是想着点什么东西，又似乎是麻糊一片。一点脚步声儿没有，他到了玛力卧房的门口。门儿开着，正看见她的小铁床。床前跪着个人，头在床上，脖子一动一动的好像是低声的哭呢。

马威！

老马先生一时僵在那块儿了。心中完全像空了一会儿，然后不禁不由的低声叫了声：

“马威！”

马威猛孤丁的站起来：脸上由耳朵根红起一直红到脑门儿。

父子站在那里，谁也没说什么。马威低着头把泪擦干，马老先生抹着小胡子，手直颤。

老马先生老以为马威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每逢想起马威，便联想到：“没娘的小孩子！”看见马威瘦了一点，他以为是不爱吃英国饭的缘故。看见马威皱着眉，他以为是小孩子心里不合适。他始终没想到马威是二十多的小伙子了，更根本想不到小孩子会和——马老先生想不起相当的字眼，来表示这种男女的关系；想了半天，到底还是用了个老话儿：“想不到这么年青就‘闹媳妇’！”他不忍的责备马威，就这么一个儿子，又没有娘！没有那样的狠心去说他！他又不好不说点什么，做父亲的看见儿子在个大姑娘床上哭，不体面，下贱，没出息！可是，说儿子一顿吧？自己也有错处，为什么始终看儿子还是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不知道年头儿变了，小孩子们都是胎里坏吗！为什么不事先防备！还算好！他和玛力，还没闹出什么笑话来！这要是……她是个外国姑娘，可怎么好！自己呢，也有时候爱温都寡妇的小红鼻子；可是那只是一时的发狂，谁能真娶她呢！娶洋寡妇，对得起谁！小孩子，想不到这么远！……

老马看了小马一眼，慢慢的往楼上走。

马威跟着出来，站在门口看着那个铁床。忽然又进去了，把床单子……自己的泪痕还湿着——轻轻舒展了一回。低着头出来，把门关好，往楼上走。

“父亲！”马威进了书房，低声儿叫：“父亲！”

老马先生答应了一声，差点没落下泪来。

马威站在父亲的椅子后面，慢慢的说：

“父亲！你不用不放心我！我和她没关系！前些日子……我疯了！……疯了！现在好了！我上她屋里去，为是……表示我最后的决心！我再不理她了！她看不起咱们，没有外国人看得起咱们的，难怪她！从今天起，咱们应该打起精神做咱们的事！以前的事……我疯了！李子荣要走，咱们也拦不住他，以后的事，全看咱们的了！他允许帮咱们的忙，我佩服他，信任他，他的话一定是真的！我前两天得罪了他，我没心得罪他，可是，我……疯了！他一点没介意，他真是个好人！父亲！我对不起你，你要是有李子荣那样的一个儿子，什么事也不用你操心了！”

“万幸，我没李子荣那样的个儿子！”马老先生摇着头一笑。

“父亲！你答应我，咱们一块儿好好的干！咱们得省着点花钱！咱们得早起晚睡打着精神干！咱们得听李子荣的话！我去找他，问他找着事没有。他已经找着事呢，无法，只好叫他走。他还没找着事呢，咱们留着他！是这样办不是，父亲？”

“好，好，好！”马老先生点着头说，并没看马威：“自要你知道好歹，自要你不野着心闹——什么事都好办！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儿，你母亲死得早！我就指着你啦，你说什么是什么！你去跟李伙计商议，他要是说把房子拆了，咱登时就拆！去把他找来，一块来吃中国饭去，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你去吧，给你这一镑钱。”老马先生，把一镑钱的票子掖在马威的口袋里。

……

马威这几天的心里像一锅滚开花的粥：爱情，孝道，交情，事业，读书，全交互冲突着！感情，自尊，自恨，自怜，全彼此矛盾着！父亲不好，到底是父亲！李子荣太直爽，可是一百成的好人！帮助父亲做事，还有工夫念书吗？低着头念书，事业交给谁管呢？除此以外，还有个她！她老在眼前，心上，梦里，出没无常。总想忘了她，可是那里忘得下！什么事都容易摆脱，只有爱情，只有爱情是在心根上下种发芽的！她不爱我，谁管她爱不爱呢！她的笑，她的说话，她的举动，全是叫心里的情芽生长的甘露；她在那儿，你便迷惑颠倒；她在世上，你便不能不想她！不想她，忘了她，只有铁心人能办到！马威的心不是铁石，她的白胳臂一颤动，他的心也就跟着颤动！然而，非忘了她不可！不敢再爱她，因为她不理咱；不敢恨她，因为她是为叫人爱而生下来的！……不敢这么着，不愿意那么着，自己的身分在那儿呢？年青的人一定要有点火气，自尊的心！为什么跟着她后边求情！为什么不把自己看重了些！为什么不帮助父亲作事！为什么不学李子荣！……完了！我把眼泪洒在你的被子上，我求神明保护你，可是我不再看你了，不再想你了！盼望你将来得个好丈夫，快活一辈子！这是……父亲进来了！……有点恨父亲！可是父亲没说什么，我得帮助他，我得明告诉他！告诉了父亲，心里去了一块病。去找李子荣，也照样告诉他。

“老李！”马威进了铺子就叫：“老李！完了！”

“什么完了？”李子荣问。

“过去的是历史了，以后我要自己管着我的命运了！”

“来，咱们拉拉手！老马，你是个好小子！来，拉手！”李子荣拉住马威的手，用力握了握。

“老李，你怎样？是走呀，还是帮助我们？”

“我已经答应西门爵士，去帮助他。”李子荣说：“他现在正写书，一本是他化验中国磁器的结果，一本是说明他所收藏的古物。我的事是帮助他作这本古物的说明书，因为他不大认识中国字。我只是每天早晨去，一点钟走，正合我的适。”

“我们的买卖怎办呢？”马威问。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现在预备一大批货，到圣诞节前来个大减价。所有的货物全号上七扣，然后是照顾主儿就送一本彩印的小说明书。我去给你们办这个印刷的事，你们给我出点车钱就行。《亚细亚杂志》和东方学院的《季刊》全登上三个月的广告。至于办货物呢，叫你父亲先请王明川吃顿中国饭，然后我和老王去说，叫他给你们办货，他是你伯父的老朋友，他自己又开古玩铺，又专办入口货的事情。交给他五百镑钱办货，货办来以后，就照着我的办法来一下。这一下子要是成功，你们的事业就算站住了。就是失败——大概不会吧！你看怎样？你得天天下午在这里，早晚去念书；专指马老先生一个人不成！货到了之后我来帮助你们分类定价码，可是你们得管我午饭，怎样？”

“老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啦！我们的失败与成功，就看此一举啦！老李，父亲在状元楼等你吃饭呢，你去不去？”

“不！谢谢！还是那句话，吃一回就想吃第二回，太贵，吃不起！我说老马，你应当上乡下歇一个礼拜去，散逛散逛。好在我还在这儿几天，你正好走。”

“上那儿好呢？”马威问。

“地方多了，上车站去要份旅行指南来，挑个地方去住一个礼拜，对身体有益！老马！好，你去吃饭吧，替我谢谢马老先生！多吃点呀！”李子荣笑起来了。

马威一个人出来，李子荣还在那儿笑。

第四段

1

从一入秋到冬天，伦敦的热闹事儿可多了。戏园子全上了拿手好戏，铺子忙完秋季大减价，紧跟着预备圣诞节。有钱的男女到伦敦来听戏，会客，置办圣诞礼物。没钱的男女也有不花钱的事儿作：看伦敦市长就职游行，看皇帝到国会行开会礼，小口袋里自要有个先令，当时不是押马，便是赌足球队的胜负。晚报上一大半是赛马和足队比赛的结果，人们在早晨九点钟便买一张，看看自己赢了没有。看见自己是输了，才撅着嘴念点骂外国的新闻，出出恶气。此外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而特赛，使人们老有的看，老有的说，老有的玩，——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讲革命。伊太太也忙起来，忙着为穷人募捐，好叫没饭吃的人到圣诞节也吃顿饱饭。她头上的乱棉花更乱了，大有不可收拾的趋势。伊牧师也忙得不了，天天抱着本小字典念中国书，而且是越念生字越多。保罗的忙法简直的不易形容，在街上能冒着雨站三点钟，等着看看皇太子，回到家来站在镜子前边微微的笑，因为有人说，他的鼻子真像皇太子的。皇太子那天在无线电传播替失业工人请求募捐，保罗登时捐了两镑钱，要不是皇太子说工人很苦，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这回事；有时候还笑他妈妈的替穷人瞎忙，忙得至于头发都不易收拾。去看足球，棍球，和骂中国人的电影什么的，是风雨勿阻的。凯萨林姑娘还是那么安静，可是也忙。忙着念中文，忙着学音乐，忙着办会里的事，可是她的头发一点不乱，还是那么长长的，在雪白的脖子上轻轻的盖着。温都母女也忙起来，母亲一天到晚添楼上下的火，已足使她的小鼻子尖上常常带着一块黑。天是短的，非抓着空儿上街买东西不可，而且买的东西很多，因为早早买下圣诞应用的和送礼的东西，可以省一点钱。再说，圣诞的节饼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得做好。玛力的眼睛简直忙不过来了，街上的铺子没有一家不点缀得一百成花梢的，看什么，什么好看。每个礼拜她省下两个先令，经十五六点钟的研究，买件又贱，又好，又美的小东西。买回来，偷偷的藏在自己的小匣里，等到圣诞节送礼。况且，自己到圣诞还要买顶新帽子；这可真不容易办了！拿着小账本日夜的计算，怎么也筹不出这笔钱来。偷偷的花了一个先令押了个马，希望能赢点钱，恰巧她押的马跑到半路折了个毛跟头，一个先令丢了！“越是没钱越输钱！非把钱取消了，不能解决帽子问题！”她一生气，几乎要信社会主义！

伦敦的天气也忙起来了。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不是刮风下雨，便是下雾；有时候一高兴，又下雨，又下雾。伦敦的雾真有意思，光说颜色吧，就能同时有几种。有的地方是浅灰的，在几丈之内还能看见东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里半点分别也没有。有的地方是灰黄的，好像是伦敦全城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有的地方是红黄的，雾要到了红黄的程度，人们是不用打算看见东西了。这种红黄色是站在屋里，隔着玻璃看，才能看出来。若是在雾里走，你的面前是深灰的，抬起头来，找有灯光的地方看，才能看出微微的黄色。这种雾不是一片一片的，是整个的，除了你自己的身体，其余的全是雾。你走，雾也随着走。什么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那儿呢。只有极强的汽灯在空中漂着一点亮儿，只有你自己觉着嘴前面呼着点热气儿，其余的全在一种猜测疑惑的状态里。大汽车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爬，只叫你听见喇叭的声儿；若是连喇叭也听不见了，你要害怕了：世界已经叫雾给闷死了吧！你觉出来你的左右前后似乎全有东西，只是你不敢放胆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动一动。你前面的东西也许是个马，也许是个车，也许是棵树；除非你的手摸着它，你是不会知道的。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活的，是由个人心中审美力放射出来的情与景的联合。烟雨归舟咧，踏雪寻梅咧，烟雨与雪之中，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儿。这个瘦老头儿便是中国人的美神。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的，是住在个人心中的。所以马老先生不知不觉的便微笑了，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美。小姑娘的伞被风吹得歪歪着，美。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好像几个秋夜的萤光，美。他叼着小烟袋，看一会儿外面，看一会儿炉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闷苦恼全忘了。他只想一件东西，酒！

“来他半斤老绍兴，哎？”他自己叨唠着。

伦敦买不到老绍兴，嗐！还是回国呀！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人人可以赏识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能把这两样充分的发达一下，中国的将来还能产出个黄金时代。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一下，把不忘祖国的思想用清明的政治发展出来，中国大有希望呀！可惜老马，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是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常识。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可惜老马只想作官，而不知道作官的责任。可惜老马爱他的儿子，而不懂得怎么教育他。可惜……

快到圣诞节了，马老先生也稍微忙起来一点。听说英国人到圣诞节彼此送礼，他喜欢了，可有机会套套交情啦！伊家大小四口，温都母女，亚力山大，自然是要送礼的。连李子荣也不能忘下呀！俗气，那小子；给他点俗气礼物，你看！对，给他买双鞋；俗气人喜欢有用的东西。还有谁呢？状元楼的掌柜的。华盛顿——对，非给华盛顿点东西不可，咱醉了的那天，他把咱抬到汽车上！汽车？那小子新买了摩托自行车，早晚是摔死！唉，怎么咒骂人家呢！可是摩托自行车大有危险，希望他别摔死，可是真摔死，咱也管不了呀！老马撇着小胡子嘴儿笑了。

“几个了？”马老先生屈着手指算：“四个加三个，七个。加上李子荣，状元楼掌柜的，华盛顿，十个。还有谁呢？对，王明川；人家给咱办货，咱还不送人家点东西！十一个。暂时就算十一个吧，等想起来再说！给温都太太买个帽子？”

马老先生不嘟囔了，闭上眼睛开始琢磨，什么样的帽子能把温都太太抬举得更好看一点。想了半天，只想到她的小鼻尖儿，小黄眼珠儿，小长脸；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样的帽子才能把她的小长脸衬得不那么长了。想不起，算了，到时候再说。

“啊！还有拿破仑呢！”马老先生对拿破仑是十分敬仰的——她的狗吗！“这倒难了，你说，给狗什么礼物？还真没给狗送过礼，说真的！啊哈！有了！有了！有了！”马老先生一高兴，把刚装上的一袋烟，又全磕在炉子里了：“弄点花纸，包上七个先令，六个便士，用点绒绳一系，交给温都太太。那天听说：新年后她得给拿破仑买年证，七个六一张。咱给它买，嘿！这个主意妙不妙？！他妈的，一个小狗也一年上七个六的捐！管洋鬼子的事呢，反正咱给它买，她——她一定——对！”

他喜欢极了，居然能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真，真是不容易！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外面的雾还是很大。有心到铺子去看看，又怕叫汽车给轧死；有心请温都太太给作饭，又根本不喜欢吃凉牛肉。况且在最近一个月内，简直的不敢上铺子去。自从李子荣出主意预备圣诞大减价，马威和李子荣（他天天抓着工夫来帮忙。）忙得手脚朝天，可是不许老马动手。有一天马老先生想往家拿个小瓶儿，为插花儿用，李子荣一声没言语，硬把小瓶从老马手里夺过去。而且马威板着脸说他父亲一顿！又一回，老马看马威和李子荣全出去了，他把玻璃窗上的红的绿的单子全揭下来，因为看着俗气，又被马威透透的数落一顿。没法，自己的儿子不向着自己，还有什么法子！谁叫上鬼子国来呢，在鬼子国没地方去告忤逆不孝！忍着吧！可是呀，马威是要强，是为挣钱！就是要强吧，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留哇！我是你爸爸，你要晓得！

“好小子，马威，要强！”马老先生点着头自己赞叹：“可是，要强自管要强，别忘了我是你爸爸！”

窗外的大雾是由灰而深灰，而黄，而红。对面的房子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处处点着灯，可是处处的灯光，是似明似灭的，叫人的心里惊疑不定。街上卖煤的，干苦的吆唤，他的声音好像是就在窗外呢，他的身子和煤车可好像在另一世界呢。

“算了吧！”马老先生又坐在火旁：“上铺子去也是挨说，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忍着吧！”

马老先生是伦敦第一个清闲的人。

2

不论是伟人，是小人，自要有极强的意志往前干，他便可以做出点事业来。事业的大小虽然不同，可是那股坚强的心力与成功是一样的，全是可佩服的。最可耻的事是光摇旗呐喊，不干真事。只有意志不坚强的人，只有没主张而喜虚荣的人，才去做摇旗呐喊的事。这种事不但没有成功的可能，不但不足以使人们佩服，简直的连叫人一笑的价值都没有。

可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大炮，飞机，科学，知识，财力的洋鬼子——看着那群摇纸旗，喊正义，争会长，不念书的学生们笑？笑？不值得一笑！你们越不念书越好，越多摇纸旗越好。你们不念书，洋鬼子的知识便永远比你们高，你们的纸旗无论如何打不过老鬼的大炮。你们若是用小炮和鬼子的大炮碰一碰，老鬼子也许笑一笑。你们光是握着根小杆，杆上糊着张红纸，拿这张红纸来和大炮碰，老鬼子要笑一笑才怪呢！真正爱国的人不这么干！

爱情是何等厉害的东西：性命，财产，都可以牺牲了，为一个女人牺牲了。然而，就是爱情也可以用坚强的意志胜过去。生命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除了爱情，还有志愿，责任，事业……有福气的人可以由爱情的满足而达到他的志愿，履行他的责任，成全他的事业。没福气的人只好承认自己的恶运，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爱情是神圣的，不错，志愿，责任，事业也都是神圣的！因为不能亲一个樱桃小口，而把神圣的志愿，责任，事业全抛弃了，把金子做的生命虚掷了，这个人是小说中的英雄，而是社会上的罪人。实在的社会和小说是两件事。

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是今日中国——破碎的中国，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青年的两付好药！

马威在中国的时候，也曾打过纸旗，随着人家呐喊。现在他看出来了：英国的强盛，大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而是低着头死干。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可是，奇怪，大学里的学生对于学校简直的没有发言权。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可是，奇怪，处处是有秩序的。几百万工人一齐罢工，会没放一枪，没死一个人。秩序和训练是强国的秘宝，马威看出来了。

他心中忘不了玛力，可是他也看出来了：他要是为她颓丧起来，他们父子就非饿死不可！对于他的祖国是丝毫责任不能尽的！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

马威明白了这个！

他的方法是简单的：以身体的劳动，抵制精神的抑郁。早晨起来先到公园去跑一个圈，有时候也摇半点来钟的船。头一天摇的时候，差一点把自己扣在船底下。刮风也出去跑，下雨也出去跑，跑过两三个礼拜，脸上已经有点红光儿。跑回来用凉水洗个澡，（现在温都太太已准他们用她的澡盆。）把周身上下搓个通红，颇像鱼店里的新鲜大海虾。洗完澡，下来吃早饭。玛力看他，他也看玛力。玛力说话，他也笑着对答。他知道她美，好，拿她当个美的小布人。“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起你！”他自己心里说：“你长得美呀，我要光荣，责任！美与光荣，责任，很难在天平上称一称的！哈哈！”

玛力看着他的脸红润润的，腕子上的筋骨也一天比一天粗实，眼睛分外的亮，倒故意的搭讪着向他套话。因为外国女人爱粗壮的小伙子。马威故意的跳动，吃完早饭，一跳三层楼梯，上楼去念书。在街上遇见她，只是把手一扬，一阵风似的走下去。

“哈哈！有意思！我算出了口气！”马威自己说。

能在事事看出可笑的地方，生命就有趣多了。

念完一两点钟的书，马威出门就跑，一直跑到铺子去，把李子荣出的主意，一一的实行出来。货物在圣诞前一个月到了伦敦，他和李子荣拼命的干：点缀门面，定价码，印说明书……整整的一天准干七点钟。王明川给办的货物，并不全是古玩；中国刺绣，中国玩艺儿，中国旧绣花的衣裳，全有。于是愿给亲友一点中国东西的老太婆们，也知道了马家铺子，今天买个小荷包，明天买把旧团扇。有的时候因为买这些零杂儿，也带手儿买点贵重的东西。货物刚清理好，李子荣就把老西门爵士运来，叫他捡好的挑。西门爵士歪着头整跟这两个小伙子转了半天；除了自己要买的磁器，还买了一件二十五镑钱的老中国绣花裙子，为是到圣诞节送给他的夫人。这半天就卖了一百五十多镑钱。

“行了！老马！”李子荣抓着头发说。

“行了！老李！”马威已经笑得说不出别的来。

两人又商议了半天，怎么能叫行人看见他们的铺子。李子荣主张在胡同口安上个电灯，一明一灭的射出“买中国古玩”和“送中国东西”，红光和绿光一前一后的交换着。少年人作事快，商议好，到第三天就安好了。

他们一忙，隔壁那家古玩铺的掌柜的有点起毛。他向来知道老马是个不行的行货，净等着老马宣告歇业，他好把马家铺子吸收过来。现在一看这两个年青的弄得挺火炽，他决定非下手不可了，等马家铺子完全的立住脚可就不好办了。他光着秃脑袋，捧着大肚子，偷偷的把李子荣约出去吃了顿饭，透了点口话。李子荣笑着告诉他：“你好好的去买瓶生发水，先把头发长出来再说。”

那个老掌柜的摸着秃脑袋笑开了，（英国人能有自己笑自己的好处。）也没再说别的。

马老先生来了好几次，假装着给他们帮忙，其实专为给温都太太拿一两样细巧的小玩艺儿。他在屋里扯着四方步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摸着这个，又挪挪那个，偷偷看马威一眼，——马威的大眼睛正钉着他呢！他轻轻咳嗽两声，把手塞在裤兜里，又扯着四方步转开了。等有买主进来的时候，他深深给人家鞠躬，鞠完躬，本想上前做一号买卖，显显自己的本领；那里知道，刚直起腰来，马威早已把照顾主儿领过去了。

“要强！小孩子真成！可是别忘了我是你爸爸！”马老先生自己叨唠着。

圣诞前几天，买卖特别的忙。所卖的东西，十之八九是得包好了给买主送了去。马威和李子荣有时候打包裹打到夜里十点钟，有的送邮局，有的娇细的东西还得自己送去。于是李子荣告奋勇，到车铺赁了一辆破自行车，拼命飞跑各处送东西。马老先生一见李子荣骑着破车在汽车群中挤，便闭上眼替他祷告上帝。

“告诉李子荣，”马老先生对马威说：“别那么飞跑呀！那是说着玩儿的呢！在汽车缝儿里挤出来挤进去！喝！别跟华盛顿学，他早晚是摔死！”

马威把父亲的善意告诉了李子荣，李子荣笑开了：

“谢谢马先生的好心！不要紧，我已经保险，多咱撞死，多咱保险公司赔我母亲五百镑钱！我告诉你，老马，由两个大汽车间夹挤出去，顶痛快的事了！要不是身上背着古玩，还能跑得更快呢！昨儿晚上和一群骑车的男女赛开了，我眼瞧着眉毛已经和一辆汽车的后背挨上了，你猜怎么着，我也不知道怎股劲儿，把车弄立起来了，车轮子和汽车挨了个亲儿。我，噗咚，跳下来了！那群男女扯着脖子给我喊了三个‘好儿！’干！没错！”

马威把这些话告诉了父亲，马老先生没说什么，点着头叹息了两声。

老马先生看马威这么忙，有一天晚上早早吃完晚饭又回铺子来了。

“马威！”老马先生进门就说：“我非干点什么不可！我不会做生意，难道我还不会包包儿吗！我非帮着你不可！”

说着，他把烟荷包，烟袋放在桌上，拿过几张纸来，说：

“给我些容易包的东西！”

马威给了父亲些东西。马老先生把烟袋插在嘴里，鼻子耸耸着一点，看看纸的大小，又端详了东西的形状。包了半天，怎么也包不齐整。偷偷看李子荣一眼，李子荣已经包完好几个，包得是又齐又好看。其实李子荣只是一手按着东西，一手好像在纸上一切，哼，也不怎么纸那么听他的话；一切，正好平平正正的裹在东西上。马老先生也用手一切，忙着用绳儿捆，怪事，绳子结了个大疙瘩，纸角儿全在外面团团着，好像伊太太的头发。

“瓦匠讲话，齐不齐，一把泥。就是他呀！”马老先生好歹包好一包，双手捧着颠了一颠。又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都偷偷的笑呢：“你们不用笑！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就明白了！你们年青力壮，手脚多么灵便，我——老人了！”

说完了，双手捧着包儿，转了个圈儿，不知放在那里好。李子荣赶过来，接过去，叫马威贴签子，写姓名。马威接过去，顺手放在旁边了。

“我的烟荷包呢？”马老先生问。

“没看见，在纸底下，也许。”他们不约而同的说。

老马先生把纸一张一张的都掀开，没有荷包。

“你们不用管我，我会找！丢烟荷包，常有的事！”

屋里各处都找到了，找不着。

“奇怪！越忙越出事，真他——！”

一眼看见他刚包好的包儿了。一声没言语，把包儿打开，把烟荷包拿出来。

“马威，我回家了！你们也别太晚了！”

他刚一出门，李子荣跳起多高，笑得都不是声儿了。马威笑得也把墨水瓶碰倒。

“我告诉你，老李！我给父亲的那点东西，是没用的，谁也没买过。我准知道老头儿包不好。要不然我怎么把它放在一边，不往上贴签子呢！”

“买东西，嘁，白饶，哈，烟荷包！嘁，哈，哈，哈……”

两个青年直笑了一刻钟，或者还许多一点。

3

圣诞节的前一天，伦敦热闹极了。男女老少好像一个没剩，全上了街啦。市场的东西好像是白舍，大嘟噜小挂的背着抱着；街上，除了巡警，简直看不见一个空手走道儿的。汽车和电车公司把车全放出来了，就是这么着，老太太们还挤不上车去，而且往往把筐儿里的东西挤滚了一街。邮差们全不用口袋了，另雇闲人推着小车子，挨家送包裹，在伦敦住的人，有的把节礼送出去，坐着汽车到乡下去过节。乡下的人，同时，坐着汽车上伦敦来玩几天，所以往乡下去的大道上，汽车也都挤满了。

天阴得很沉，东风也挺冷，可是没人觉出来天是阴着，风是很凉。街上的铺子全是新安上的五彩电灯，把货物照得真是五光十色，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处处悬着“圣诞老人”，戴着大红风帽，抱着装满礼物的百宝囊。人们只顾着看东西了，忘了天色的黑暗。在人群里一挤便是一身热汗，谁也没工夫说：“风很凉啊！”

人们把什么都忘了：政治，社会，官司，苦恼，意见……都忘了。人们全忽然的变成小孩子了，个个想给朋友点新东西，同时想得点好玩艺儿。人人看着分外的宽宏大量，人人看着完全的无忧无虑，只想吃点好的，喝些好的，有了富余还给穷人一点儿。这天晚上真好像是有个“救世主”要降生了，天下要四海兄弟的太平了。

直到半夜铺子才关门，直到天亮汽车电车还在街上跑，车上还是挤满了人。胡同儿里也和大街一样的亮，家家点缀好圣诞树，至不济的也挂起几个小彩球。穷小孩子们唱着圣诞的古歌，挨门要钱。富家的小孩子，半夜还没睡，等着圣诞老人来送好东西。贫富是不同的，可是在今天都可以白得一点东西，把他们的小心儿喜欢的像刚降世的耶稣。教堂的钟声和歌声彻夜的在空中萦绕着，叫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们，也发生一种庄严而和美的情感。

马老先生在十天以前便把节礼全买好送出去，因为买了存着，心里痒痒的慌。只有给温都母女的还在书房里搁着，温都太太告诉了他，非到圣诞不准拿出来。把礼物送出以后，天天盼着人家的回礼。邮差一拍门，他和拿破仑便争着往出跑。到圣诞的前两天，礼物都来了：伊牧师给他一本《圣经》，伊太太是一本《圣诗》，伊姑娘是一打手绢，伊少爷光是一个贺节片，虽然老马给保罗一匣吕宋烟。本来普通英国人送礼是一来一往的，保罗根本看不起中国人，所以故意的不还礼。老马本想把《圣经》《圣诗》和保罗的贺片全送回去，后来又改了主意：

“看着伊姑娘的面子，也别这么办！”

这几天简直的没到铺子去，因为那里没他下手的地方。照顾主儿来了，他只会给人家开门，鞠躬，送出去。虽然好几个老太婆都说：

“看那个老头儿多么规矩！多么和气！”可是马先生的意见不是这么着了：

“你当是，作掌柜的光是为给人家开门吗！”他自己叨唠着：“我知道你成，可是别忘了，我是你爸爸！叫爸爸给人家开门，鞠躬！”

赌气子不上铺子去了！

他自己闲着在街上溜达，看着男女老少都那么忙，心中有点难过：“我要是在中国多么好！过年的时候，咱也是这么忙！在外国过节，无论人家是怎么喜欢，咱也觉不出快活来！盼着发财吧，发了财回国去过节！”越看人家忙，心里越想家；越想家，人家越踩他的脚：“回去吧，回去看看温都太太，帮帮她的忙。”

他慢条斯理的回了家。

温都太太正忙得小脚丫儿朝了天，脑筋蹦着，小鼻子尖儿通红。打地毯，擦桌子，自炉口以至门环，凡有铜器的地方全见一见油。各屋的画儿上全悬上一枝冬青叶，单买了一把儿菊花供在丈夫的像片前面，客厅的电灯上还挂上两枝白相思豆儿。因为没有小孩儿，不便预备圣诞树，可是七八间屋子里总多少得点缀起来，有的地方是一串彩球，有的地方是两对小纸灯，里里外外看着都有点喜气。厨房里，灶上蒸着圣诞饽，烙着果馅点心，不时的还得看一眼，于是她楼上楼下像小燕儿似的乱飞。飞了一天，到晚上还要写贺节片，打点礼物，简直闹得往鼻子尖上拍粉的工夫都没有了。温都姑娘因为铺子里忙节，是早走晚回来，一点不能帮母亲的忙。拿破仑是楼上楼下乱跑，看着彩球叫唤几声，看着小灯笼又叫唤几声；乘着主母在别处的时候，还到厨房去偷一两个剥好的核桃吃。

“温都太太！”马老先生进门便叫：“温都太太！我来给你帮忙，好不好？”

“马先生，谢谢你！”温都寡妇擦着小红鼻子说：“你先把拿破仑带出去玩一会儿吧，它净在这儿搅乱我。”

“好啦，温都太太！拿破仑！这儿来！”

拉着小狗出去转了个圈儿，好在小孩子们没跟他捣乱，因为他们都疯着心过节，没工夫起哄。把狗拉回来，正走在门口儿，亚力山大来了。他抱着好些东西，一包一包的直顶到他的大红鼻子。他老远的便喊：

“老马！老马！把顶上头的那包拿下来，那是你的礼物！”

马老先生把包儿拿下来，拿破仑也凑过去闻了闻亚力山大的大脚。

“老马！谢谢你的礼物！”亚力山大嚷着说：“怎么着，你上我那里过节去好不好？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回！”

“谢谢！谢谢！”马老先生笑着说：“我过节再去行不行？我已经答应了温都太太在家里凑热闹。”

“哈哈！”亚力山大往前走了两步，低声的说，两眼挤箍着：“老马，看上小寡妇了！有你的！有你的！好，就这么办了，圣诞节后两天我在家等你，准来！再见！唉，别忙，把从底下数第四包抽出来，交给温都太太，替我给她道节喜。再见，老马！”

马老先生把包儿拿下来，亚力山大端着其余的包儿，开路鬼似的走下去了。

“温都太太！”马老先生又是进门就叫。

“哈喽！”温都太太在楼上扯着小尖嗓子喊。

“我回来了，还给你带回点礼物来。”

几打疙疸，几打疙疸，温都太太一溜烟似的从楼上跑下来。

“呕！”她把包儿接过去，说：“亚力山大给我的：我没东西给他，可怎么好！”

“不要紧，我这儿还有一匣吕宋烟，包上，送给他，好啦！”马老先生的笑眼钉着她的小红鼻子。

“那赶情好！你多少钱买的，我照数给你。”

“别提钱！”老马先生还看着她的小红鼻子尖说：“别提钱！大节下的，一匣吕宋烟，过的着，咱们过的多！是不是？”

温都太太笑着点了点头。

老马把狗解开，上楼去拿那匣烟。

圣诞的前一天，马威和李子荣忙到午后四点钟就忙完了。

“老李！上门哪！该玩玩去了！”马威笑着说。

“好，关门！”李子荣笑着回答。

“门口的电灯也捻下去吧？”

“捻下去，留着胡同口上的那个灯。”

“老李，我得送你点礼物，你要什么？”马威问。

“马老先生已经给了我一双皮鞋，别再送了！”

“那是父亲的，我还非给你点东西不可，你替我们受这么大的累！”

“我告诉你，老马，”李子荣笑着说：“咱们可不准闹客套！我帮助你，你天天可管我的饭呢！”

“无论怎么说，非送你点东西不可。你要什么？”马威问。

李子荣抓了半天头发，没言语。

“说话！老李！”马威钉着问。

“你要是非送礼不可呀，给我买个表吧。”李子荣说着从衣袋里把他的破表掏出来，放在耳朵旁边摇了一摇：“你看这个表，一高兴，一天快两点多钟。一不高兴，一天慢两点多钟。还外带着只有短针，没长针。好啦，你花几个先令给我买个新的吧！”

“几个先令？老李！”马威睁着大眼睛说：“要买就得买好的！不用捣乱，咱们一块儿去买！走哇！”

马威扯着李子荣走，李子荣向来是什么事不怕，今天可有点退缩，脸上通红，不知道怎样才好。

“别忙，你先等我把那辆破自行车送回去。”

“咱们一块走，你骑上，我在后面站着。”

两个人上了车，忽忽悠悠的跑到车行还了车，清了账。

出了车行，马威用力扯着李子荣，唯恐他抽空儿跑了。两个人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走着也辩论，站着也辩论。马威主张到节送礼是该当的，李子荣说送礼不应花钱太多。马威说买东西就得要好的，李子荣说他的破表已经带了三年，实在没买好表的必要。马威越着急，眼睛瞪的越大，李子荣越着急，脸上越红。

两个人从圣保罗教堂穿过贱卖街，到了贾灵十字街，由这里又穿过皮开得栗，到了瑞贞大街。见一个钟表铺，马威便要进去，李子荣是扯着马威就跑。

“我说，老李，你这么着就不对了！”马威有点真急了。

“你得答应我，买不过十个先令一个的表，不然我不叫你进去！”李子荣也有点真急了。

“就是吧！”马威无法，只好答应了。

在一家极大的钟表铺，买了一支十个先令的表。马威的脸羞的通红，李子荣一点不觉乎，把表放在袋儿里，挺着腰板好像兵马大元帅似的走出来。

“老马！谢谢你！谢谢你！”在铺子外面，李子荣拉住马威的手不放，连三并四的说：“谢谢你！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

马威几乎落下泪来，没说什么，只是用力握了握李子荣的手。

“老马，你把铺子里的钱都送到银行去了？”

“都送去了！老李，你明天上那里玩去？”

“我？”李子荣摇了摇头。

“你明天找我来，好不好？”

“明天汽车电车都就开半天呀，出来不方便！”

“这么着，你后天来，咱们一块儿听戏去。忙了一节，难道还不玩一天！”

“好啦，后天见吧！谢谢你！老马！”李子荣又和马威拉了一回手，然后赶火车似的向人群里跑去了。

马威看着李子荣，直到看不见他了，才慢慢的低着头回了家。

4

天还是阴着，空中稀拉拉的飘着几片雪花。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马了，男女老少都在家里庆祝圣诞。

温都太太请了多瑞姑姑来过节，可是始终没有回信。直到圣诞早晨末一次邮递，才得着她的一封短简的信，和一包礼物。信中的意思是：和中国人在一块儿，生命是不安全的。圣诞是快乐享受的节气，似乎不应当自找恐怖与危险。

温都太太看完信，有点不高兴，小嘴撅起多高。可是也难怪多瑞姑姑，普通的人谁不把“中国人”与“惨杀”联在一块儿说！

她撅着小嘴把包儿打开，一双手织的毛线手套是给她的，一双肉色丝袜子是给玛力的。她把女儿叫来，母女批评了一回多瑞姑姑的礼物。玛力姑娘打扮得一朵鲜花似的，红嘴唇抹得深浅正合适，眉毛和眼毛也全打得黑黑的，笑涡四围用胭脂润润的拍红，恰像两朵娇羞的海棠花。温都太太看着女儿这么好看，心中又高了兴，把撅着的小嘴改成笑嘻嘻的，轻轻的在女儿的脑门上吻了一下。母女把多瑞姑姑的礼物收起去，开始忙着预备圣诞的大餐。煎炒的事儿全是温都太太的，玛力只伸着白手指头，离火远远的，剥点果仁，拿个碟子什么的。而且是随剥随吃，两个红笑涡一凸一凹的动，一会儿也没闲着。

老马先生吃完早饭，在客厅里坐下抽烟，专等看看圣诞大餐到底是什么样儿。坐了没有一刻钟，叫温都太太给赶出了。

“到书房去！”她笑嘻嘻的说：“回来咱们在这里吃饭。不听见铃声别下来，听见没有？”

老马先生知道英国妇女处处要逞强，有点什么好东西总要出其不意的拿出来，好叫人惊异叫好儿。他叼着烟袋笑嘻嘻的上楼了。

“吃饭的时候，想着把礼物拿下来！”温都姑娘帮着母亲说：“马威呢？”

“马威！马威！”温都太太在楼下喊。

“这儿哪，干什么？”马威在楼上问。

“不到吃饭的时候别进客厅，听见没有？”

“好啦，我带拿破仑出去，绕个圈儿，好不好？”马威跑下来问。

“正好，走你们的！一点钟准吃饭，别晚了！”温都太太把狗交给马威，轻轻的吻了狗耳朵一下。

马威把狗带走。温都母女在楼下忙。马老先生一个人叼着烟袋，在书房里坐着。

“圣诞节！应当到教会去看看！”马老先生想：“等明儿见了伊牧师的时候，也好有话说。……伊牧师！大节下的给我本《圣经》；那怕你给我点小玩艺儿呢，到底有点过节的意味呀！一本《圣经》，我还能吃《圣经》，喝《圣经》！糊涂！”

马老先生决定不上教会了。拿出给温都母女买的节礼，打开包儿看了一遍。然后又照旧包好，包好之后，又嫌麻绳太粗，不好看；叼着烟袋到自己屋里去找，找了半天，找不着细绳子。回到书房，想了半天主意：“对了！”跑到马威的屋里去找红墨水，把绳子染红了，放在火旁边烤着。“红颜色多么起眼，妇人们都爱红的！”把绳子烤干，又把包儿捆好，放在桌儿上。然后把红墨水瓶送回去，还细细的看了马威的屋子一回：马威的小桌上已经摆满了书，马老先生也说不清他什么时候买的。墙上挂着李子荣的四寸小像片，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挺俗气的笑着，马老先生向像片打了个嚏喷。床底下堆着箱子，靴子，还有一双冰鞋。“这小孩子，什么也干，又学溜冰呢！冰上可有危险呀，回来告诉他，别再去溜冰！好，一下儿掉在冰窟窿里，说着玩儿的呢！”

马老先生回到书房，添上点煤，又坐下抽烟。

“好像忘了点事儿，什么呢？”他用烟袋敲着脑门想：“什么呢？呕！忘了给哥哥的坟上送点鲜花去！晚了，晚了！今天圣诞，大家全歇工，街上准保买不到鲜花！人要是老了，可是糟糕！直想着，直想着，到底是忘了！……盼着发财吧，把哥哥的灵运回去！盼着早早的回家吧！……我要是和她——不！不！不！给马威娶个洋母亲，对不起人！娶她，再说，就不用打算回国了！不回国还成！……可是洋太太们真好看！她不算一百成的好看，可是干净抹腻呢！对了，外国妇人是比中国娘们强，外国妇人就是没长着好脸子，至少有个好身体：腰儿是腰儿，腿儿是腿儿，白胸脯在外边露着，胳臂像小藕棒似的！……啊！大圣诞的，别这么没出息！想点好的：回来也不是吃什么？大概是火鸡，没个吃头！可是，自要不给咱凉牛肉吃就得念佛！……”

烧鸡的味儿从门缝钻进一点来，怪香的；还有点白兰地酒味儿。“啊，今儿还许有一盅半盅的喝呢！”马老先生咽了口唾沫。

马威拉着拿破仑在瑞贞公园绕了个大圈，直到十二点半钟才回来。把狗送到楼下，他上楼去洗手，换鞋，预备吃饭。

“马威！”马老先生叫：“上这儿来！”

马威换上新鞋进了书房。

“马威！”马老先生说：“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

“你又想家了，父亲！”马威在火旁烤着手说。

马老先生没言语。

“明天你跟我们听戏去，好不好？”马威问，脸还向着火。

“你们满街飞走，我赶不上。”马老先生说。

父子全没的可说了。

看见桌上的纸包儿，马威到自己屋里，也把礼物拿来，放在一块。

“你也给她们买东西啦？”马老先生问。

“可不是，妇人们喜欢这个。”马威笑着说。

“妇人们，”马老先生说到这儿，就不言语了。

楼下铃儿响了，马威抱着礼物，马老先生后面跟着下了楼。

温都母女已经坐好，都穿着新衣裳，脸上都是刚擦的粉。拿破仑在钢琴前面的小凳儿上蹲着，脖子上系着根红绒绳儿。琴上点着两支红蜡，小狗看着蜡苗儿一跳一跳的，猜不透其中有什么奥妙。马老先生把包好的七个先令六，放在小狗的腿前面。

“坐下呀，你们男人们！”温都太太笑着说。

马威把她们的礼物都放在她们前面，父子就了座。

桌上是新挑花的台布，碟碗下面全垫五色的小席垫儿，也全是新的。桌子中间一瓶儿粉菊花，花叶上挂着一嘟噜五彩纸条儿。瓶子两边是两高脚碟果子和核桃榛子什么的。碟子底里放着几个棉花作的雪球。桌子四角放着红纸金箍的小爆竹。一个人面前一个小玩艺儿，马家父子的是小女磁娃娃，玛力的是个小布人，温都太太的是一只小鸟儿。一个小玩艺儿前面又是一个小爆竹。各人的领布全在酒杯里卷着，布尖儿上还插着几个红豆儿。温都太太面前放着一个大盘子，里面一只烧好的火鸡。玛力面前是一盘子火腿和炸肠。两瓶儿葡萄酒在马老先生背后的小桌儿上放着。生菜和煮熟的青菜全在马威那边放着，这样布置，为是叫人人有点事作。

温都太太切火鸡，玛力动手切火腿，马威等着布青菜。马老先生有意要开酒瓶，又不敢动手；试着要把面前的礼物打开看看，看别人不动，自己也不好意思动。

“马先生，给我们点儿酒！”温都太太说。

马先生打开一瓶酒，给大家都斟上。

温都太太把火鸡给他们切好递过去，然后给他们每个人一小匙子鲜红的粉冻儿，和一匙儿面包糨子。马老先生闻着火鸡怪香的，可是对鲜红的粉冻儿有点怀疑，心里说：“给我什么吃什么吧，不必问！”

大家拿起酒杯先彼此碰了一下，然后她们抿了一口，他们也抿了一口，开始吃火鸡。一边吃一边说笑。玛力特别的欢喜，喝下点酒去，脸上红得更鲜润了。

火鸡吃完，温都太太把圣诞布丁拿来。在切开以前，她往布丁上倒了一匙子白兰地酒，把酒点着，布丁的四围冒着火光。这样烧了一回，才给大家分。

吃完了，玛力给果碟子递给大家，问他们要什么。马老先生挑了一支香蕉，温都太太拿了个苹果。玛力和马威吃核桃榛子什么的。玛力用钳子把榛子夹碎，马威是扔在嘴里硬咬。

“呕！妈妈！看他的牙多么好！能把榛子咬开！”玛力睁着大眼睛非常的羡慕中国人的牙。

“那不算什么，瞧我的！”老马先生也拿了个榛子，碰的一声咬开。

“呕！你们真淘气！”温都太太的一杯酒下去，心中飘飘忽忽的非常喜欢，她拿起一个雪球，照着马老先生的头打了去。

玛力跟着也拿起一个打在马威的脸上。马威把球接住，反手向温都太太扔了去。马老先生愣了一愣，才明白这些雪球本来是为彼此打着玩的，慢慢抓起一个向拿破仑扔去。拿破仑抱住雪球，用嘴就啃，啃出一张红纸来。

“马先生，拿过来，那是你的帽子！”温都太太说。

马老先生忙着从狗嘴里把红纸抢过来，果然是个红纸帽子。

“戴上！戴上！”玛力喊。

老马先生把帽子戴上，嘁嘁的笑了一阵。

她们也把雪球打开，戴上纸帽子。玛力还是一劲儿用球打他们，直把马老先生打了一身棉花毛儿。

温都太太叫大家拉住小爆竹，拉成一个圈儿。

“拉！”玛力喊。

！！；爆竹响了，拿破仑吓得往桌底下藏。一个爆竹里有点东西，温都太太得着两个小哨儿，一齐搁在嘴里吹。马威得着一块糖，老马先生又得着一个纸帽子，也套在头上，又笑了一回。玛力什么也没得着，非和老马再拉一个不可。他撅着小胡子嘴和她拉，！她得着一截铅笔。

“该看礼物啦吧？”马威问。

“别！别！”温都太太说：“一齐拿到书房去，大家比一比：看谁的好！”

“妈！别忙！看这个！”玛力说着伸出右手来给她妈妈看。

“玛力！你和华盛顿订了婚啦！玛力！”温都太太拉着女儿的手，看着她胖手指头上的金戒指。然后母女对抱着，哼唧着，吻了足有三分钟。

马威的脸转了颜色。老马呆呆的看她们接吻，不知干什么好。

马威定了定神，勉强的笑着，把酒杯举起来；向他父亲一使眼神，老马也把酒杯举起来。

“我们庆贺玛力姑娘！”马威说完，抿了一口酒，咽了半天才咽下去。

玛力坐下，看看老马，看看小马，看看母亲，蓝眼珠儿一动一动的放出一股喜欢的光彩来。

“妈！我真喜欢！”玛力把脑袋靠住母亲的胸脯儿说：“我明天上他家里去，他的亲友正式的庆贺我们！妈！我真喜欢！”

温都太太轻轻拍着她女儿的肩膀，眼中落下泪来。

“妈！怎么？你哭了？妈！”玛力伸上去一只手搂定她母亲的脖子。

“我是喜欢的！玛力！”温都太太勉强着一笑：“玛力，你和他们把这些礼物拿到书房去，我去喂狗，就来。”

“马威，来呀！”玛力说着，拿起她们母女的东西，笑嘻嘻的往外走。

马威看了父亲一眼，惨然一笑，毫不注意的把东西抱起来，走出去。

老马先生眨巴着眼睛，看出儿子的神气不对，可想不起怎样安慰他。等他们都出去了，他拿起酒杯又斟了一杯，在那挂着相思豆的电灯底下，慢慢的滋润着。

温都太太又回来了，他忙把酒杯放下。她看了他一眼，看了灯上的相思豆儿一眼。脸上一红，往后退了两步。忽然小脖子一梗，脸上更红了，飞快的跑到他的前面，捧着他的脸，正在他的嘴上亲了一亲。

老马的脸一下儿就紫了，身上微微的颤动。嘴唇木木张张的笑了一笑，跑上楼去。

温都太太待了一会儿也上楼来了。

……

晚上都睡了觉，温都太太在床上抱着丈夫的像片连三并四的吻，眼泪一滴一滴的落。

“我对不起你，宝贝！我不得已！我寂寞！玛力也快走了，没有人跟我作伴！你原谅我！宝贝！最亲爱的！我支持了这些年了，我没法再忍了！寂寞！孤苦！你原谅我！……”

她抱着像片睡去了。

5

圣诞的第二天早晨，地上铺着一层白霜，阳光悄悄的从薄云里透出来。人们全出来了，因为阳光在外面。有的在圣诞吃多了，父子兄弟全光着腿往乡下跑，长途的竞走比吃化食丸强。有的带着妻子儿女去看父母，孩子们都不自然的穿着新衣裳，极骄傲的拿着新得的玩艺儿，去给祖父母看。有的昨天睡晚，到十二点还在被窝里忍着，脑袋生疼，因为酒喝多了。有的早早就起来，预备早些吃午饭，好去看戏，或是看电影，魔术，杂耍，马戏，……无论是看什么吧，反正是非玩一玩不可。

温都母女全起晚了，刚吃过早饭，李子荣就来了。

他的鼻子冻得通红，帽沿上带着几片由树枝飞下来的霜。大氅上有些土，因为穿上新鞋，（马老先生给他的，）一出门便滑倒了；好在摔跟头是常事，爬起以后是向来不掸土的。他起来的早，出来的早，一来因为外面有太阳，二来因为马威给他的表也是一天快二十多分钟。李子荣把新表旧表全带着，为是比比那个走的顶快；时间本来是人造的，何不叫它快一点：使生活显着多忙乱一些呢；你就是不管时间，慢慢的走，难道走到生命的尽头，你还不死吗！

“老马！走哇！”李子荣在门外说。

“进来，坐一会，老李！”马威开开门说。

“别进去了，我们要打算听戏，非早去买票不可。万一买不到票，我们还可以看马戏，或电影去；晚了可就那儿也挤不进去了！走哇！快！”

马威进去，穿上大氅，扣上帽子，又跑出来。

“先到皮开得栗买票去！”李子荣说。

“好。”马威回答，眉毛皱着，脸儿沉着。

“又怎么啦？老马！”李子荣问。

“没怎么，昨天吃多了！”马威把手插在大氅兜儿里，往前一直的走。

“我不信！”李子荣看着马威的脸说。

马威摇了摇头，心中有点恨李子荣！李子荣这个人可佩服，可爱，——有时候也可恨！

李子荣见马威不言语，心中也有点恨他！马威这小孩子可爱，——也有时候可恨！

其实他们谁也不真恨谁，因为彼此相爱，所以有时候仿佛彼此对恨。

“又是温都姑娘那回事儿吧？”李子荣把这句话说得分外不受听。

“你管不着！”马威的话更难听。

“我偏要管！”李子荣说完嘻嘻的一笑。看着马威不出声了，他接着说：“老马！事业好容易弄得有点希望，你又要这个，难道你把事业，责任，希望，志愿，就这样轻轻的牺牲了吗！”

“我知道！”马威的脸红了，斜着眼瞪了李子荣一下。

“她不爱你，何必平地掘饽呢！”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我问你！”李子荣是一句不容，句句问到马威的心窝上：“我是个傻小子，我只知道傻干！我不能够为一个女人把事业牺牲了！看事情，看事情！眼前摆着的事：你不干，你们父子就全完事大吉，这点事儿还看不清吗！”

“你是傻子，看不出爱情的重要来！”马威看了天空一眼，太阳还没完全被云彩遮起来。

“我是个傻子，假如我爱一个不爱我的女人！”李子荣说着，全身一使劲，新鞋底儿硬，又差点儿摔了个跟头。

“够了！够了！别说了，成不成？”

“够了？这半天你光跟我抬了杠啦，一句正经的还没说呢！够了？”

“我恨你！李子荣！”

“我还恨你呢，马威！”李子荣笑了。

“无法，还得告诉你！”马威的脸上有一丁点笑容：“这么回事，老李，她和别人订了婚啦！”

“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我始终没忘了她，忘不了！这么两三个月了，我试着把她忘了，遇见她的时候，故意的不看她，不行！不行！她老在我心的深处藏着！我知道我的责任，事业；我知道她不爱我；我可是忘不了她！她订了婚，我的心要碎了！心就是碎了，也无用，我知道，可是——”他眼睛看着地，冷笑了一声，不言语了。

李子荣也没说什么。

走了半天，李子荣笑了，说：

“老马，我知道你的委屈，我没法儿劝你！你不是不努力，你不是没试着忘了她，全无效，我也真没法儿啦！搬家，离开她，行不行？”

“等跟父亲商量商量吧！”

两个青年到皮开得栗的戏馆子买票，买了好几家，全买不到，因为节后头天开场，票子早全卖出去了。于是两个人在饭馆吃了些东西，跑到欧林癖雅去看马戏。

李子荣看什么都可笑：猴子骑马，狮子跳圈，白熊骑自行车，小驴跳舞……全可笑。看着马威的脸一点笑容没有，他也不好笑出来了，只好肚子里笑。

看完马戏，两个人喝了点茶。

“老马！还得打起精神干呀！”李子荣说，“事情已经有希望，何必再一歇松弄坏了呢！你已经试过以身体的劳动胜过精神上的抑郁，何不再试一试呢！况且你现在已完全无望，她已经订了婚，何必一定往牛犄角里钻呢！谢谢你，老马！改天见吧！”

“改天见吧，老李！”

……

马威回到家中，温都太太正和他父亲一块儿在书房里坐着说话呢。

“嘿喽，马威！”她笑着说：“看见什么啦？好不好？”

“去看马戏，真好！”马威坐下说。

“我说，咱们也得去看，今年的马戏顶好啦！”

“咱们？”马威心中盘算：“不用‘马先生’了？有点奇怪！”

“咱们礼拜六去，好带着玛力，是不是？”马老先生笑着说。

“又是一个‘咱们’。”马威心里说。

“别忘了！”温都太太搭讪着出去了。

“父亲！咱们搬家，换换地方，好不好？”马威问。

“为什么呢？”老马说。

“不为什么，换个地方，新鲜一点。”

老马先生往火上添了两块煤。

“你不愿意呢，父亲，作为我没说，搬不搬没多大关系！”

“我看，在这儿挺舒服，何必瞎折腾，多费点子钱呢！再说，温都——”老马先生没往下说，假装咳嗽了两声。

父子都不言语了。楼下玛力姑娘唱起来，琴弹得乱七八糟，可是她的嗓子怪清亮的。马威站起来，来回走了几趟。

“马威！”马老先生低声的说：“你伯父留下的那个戒指，你给我啦？”

“我多咱说给你来着？父亲！”

“你给我好不好？”

“那是伯父给我的纪念物，似乎我应当存着，其实一个戒指又算得了什么呢！父亲，你要那个干什么？你又不戴。”

“是这么一回事，马威！”老马的脸慢慢的红起来，说话也有点结巴：“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我有用。是，你看——温都太太！我无法，——对不起你！无法！她——你看！”

马威要说的话多了，自己想起来的，和李子荣责备他的，多了！但是，他不能说！有什么脸说父亲，看看自己！李子荣可以说，我，马威，没资格说话！况且，父亲娶温都太太倒许有点好处呢。她会过日子，她不像年青的姑娘那么奢侈。他有个家室，也许一高兴，死心塌地的作买卖。可是，将来怎回国呢？想到这里，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了。

“父亲，你要是在这里安了家，将来还回国不呢？”

马老先生叫马威问愣了！真的，会没想到这一层！回国是一定的，带着她？就是她愿意去，我怎么处置她呢？真要是个大财主，也好办了，在上海买大楼，事事跟在英国一样。可是，咱不是阔人，叫她一个人跟着咱去，没社会，没乐趣，言语不通，饮食不服？残忍！她去了非死不可！不带她回国，我老死在这里，和哥哥的灵埋在一块儿？不！不！不！非回国不可，不能老死在这里！没办法！真没办法！

“马威！把这个戒指拿去！”

老马先生低着头把戒指递给马威，然后两手捧着脑门，一声也不出了！

……

老马真为了难，而且没有地方去说！跟马威说？不成！父子之间那好正本大套的谈这个！跟伊牧师去说？他正恨着咱不帮助念中国书，去了是自找钉子碰！没地方去说，没地方去说！半夜没睡着觉，怎想怎不是路，不想又不行！及至闭上眼睡熟了，偏巧就梦见了故去的妻子！妇人们，死了还不老实着！马先生对妇人们有点怀疑；可是，怀疑也没用，妇人是妇人，就是妇人们全入了“三仙庵”当尼姑，这些事还是免不了的！妇人们！

第二天早晨起来，心中还是糊糊涂涂的，跟天上的乱黑云一样。吃早饭的时候，马威一句话没说，撅着嘴死嚼面包，恨不能把牙全嚼烂了才好。马老先生斜着眼睛，由眼镜的边框上看他儿子，心里有点发酸；赶紧把眼珠转回来，心不在焉的伸手盛了一匙子盐，倒在茶碗里了。温都母女正谈着马戏的事儿，玛力的眼睛好像蓝汪汪的水上加上一点油那么又蓝又润，看着妈妈的小尖鼻子。她已经答应和她妈妈一块儿去看，及至听说马老先生也去，她又设法摆脱，先说华盛顿约她看电影，后又说有人请她去跳舞。马威听着不顺耳，赌气子一推碟子，站起来，出去了。

“哟！怎么啦？”温都太太说，说完，小嘴儿还张着，好像个受了惊的小母鸡。

玛力一耸肩，笑了笑。

老马先生没言语，喝了口碗里的咸茶。

吃过早饭，马老先生叼着烟袋，慢慢的溜出去。

大街上的铺子十之八九还关着门，看着非常的惨淡。叫了辆汽车到亚力山大家里去。

亚力山大的街门是大红的，和亚力山大的脸差不多。老马一按铃，出来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脸上只有一只眼睛。鼻子挺大挺红，好像刚喝完两瓶啤酒。此外没有可注意的东西。

老马先生没说什么，老太婆也没说什么。她一点头，那只瞎眼睛无意识的一动，跟着就往里走，老马后面随着。两个人好像可以完全彼此了解，用不着言语传达他们的心意。

亚力山大的书房是又宽又大，颇有点一眼看不到底的样儿。山墙中间一个大火，烧着一堆木头，火苗往起喷着，似乎要把世界都烧红了。地上的毯子真厚，一迈步就能把脚面陷下去似的。只有一张大桌子，四把大椅子；桌子腿儿稍微比象腿粗一点，椅子背儿可是比皇上的宝座矮着一寸多些。墙上挂满了东西，什么也有：像片儿，油画，中国人作寿的喜幛子，好几把宝剑，两三头大鹿脑袋，犄角很危险的往左右撑着。

亚历山大正在火前站着，嘴里叼着根大吕宋烟，烟灰在地毯上已经堆了一个小坟头。

“哈！老马！快来暖和暖和！”亚力山大给他拉过把椅子来，然后对那老太太说：“哈定太太，去拿瓶‘一九一十’的红葡萄来，谢谢！”

老太太的瞎眼动了动，转身出去了，像个来去无踪的鬼似的。

“我说，老马，节过的好不好？喝了回没有？不能！不能！那个小寡妇决不许你痛痛快快的喝！你明白我的意思？”亚力山大拍了老马肩膀一下，老马差点摔到火里去。

老马先生定了定神，咕吃咕吃的笑了一阵。亚力山大也笑开了，把比象腿粗点的桌腿儿震得直颤动。

“老马，给你找俩外钱儿，你干不干？”亚力山大问。

“什么事？”马老先生似乎有点不爱听“外钱儿”三个字。脸上还是笑着，可是鼻洼子那溜儿显出点冷笑的意思。

“先不用提什么事，五镑钱一次，三次，你干不干吧？”亚力山大用吕宋烟指着老马的鼻子问。

门开了，前面走着个老黑猫，后面跟着哈定太太。她端着个小托盘，盘子上一瓶葡萄酒，两个玻璃杯。把托盘放在桌上，她给他们斟上酒。斟完酒，瞎眼睛动了一动，就往外走；捎带脚儿踩了黑猫一下。

“老马，喝着！”亚力山大举起酒杯来说：“真正一九一十的！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你到底干不干哪？五镑钱一次！”

“到底什么事？”老马喝了口酒，问。

“作电影，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那会作电影呢，别打哈哈！”马老先生看着杯里的红酒说。

“容易！容易！”亚力山大坐下，把脚，两只小船似的，放在火前面。“我告诉你：我现在帮着电影公司写布景，自然是关于东方的景物；我呢，在东方不少年，当然比他们知道的多；我告诉你，有一分知识挣一分钱；把知识变成金子，才算有用；往回说，现在他们正作一个上海的故事，他们在东伦敦找了一群中国人，全是扁鼻子，狭眼睛的玩艺儿，你明白我的意思？自然哪，这群人专为成群打伙的起哄，叫影片看着真像中国，所以他们鼻子眼睛的好歹，全没关系；导演的人看这群人和一群羊完全没分别：演乡景他们要一群羊，照上海就要一群中国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再往回说：他们要个体面的中国老头，扮中国的一个富商，并没有多少作派，只要长得体面，站在那里像个人儿似的就行。演三幕，一次五镑钱，你干不干？没有作派，导演的告诉你站在那儿，你站在那儿；叫你走道儿，你就走几步。容易！你明白我的意思？白捡十五镑钱！你干不干？”

亚力山大越说声音越高；一气说完，把一杯酒全灌下去，灌得喉咙里直咕咕的响。

老马先生听着亚力山大嚷，一面心中盘算：“反正是非娶她不可，还是一定得给她买个戒指。由铺子提钱买，就是马威不说什么，李子荣那小子也得给马威出坏主意。这样充一回富商，又不难，白得十五镑钱，给她买个小戒指，倒不错！自然演电影不算什么体面事，况且和东伦敦那把子东西一块挤，失身分！失身分！可是，”

“你到底干不干哪？”亚力山大在老马的耳根子底下放了个炸弹似的：“再喝一杯？”

“干！”老马先生一面揉耳朵，一面点头。

“好啦，定规了！过两天咱们一同见导演的去。来，再喝一杯！”

两个人把一瓶酒全喝了。

“哈定太太！哈定！——”亚力山大喊：“再给我们来一瓶！”

瞎老太太又给他们拿来一瓶酒，又踩了黑猫一脚。黑猫翻眼珠看了她一眼，一声也没出。

亚历山大凑到老马的耳朵根儿说：

“傻猫！叫唤不出来了，还醉着呢！昨儿晚上跟我一块喝醉了！它要是不常喝醉了，它要命也不在这里；哈定太太睁着的那只眼睛专看不见猫！你明白我的意思？”

亚力山大笑开了。

老马先生也笑开了，把这几天的愁闷全笑出去了。

6

新年不过是圣诞的余波，人民并不疯了似的闹，铺子也照常的开着。“快乐的新年”虽然在耳边嗡嗡着，可是各处没有一点快乐与新鲜的表现。天气还是照常的悲苦，雾里的雨点，鬼鬼啾啾的，把人们打得都缩起脖子，像无精失采的小鹭鸶。

除夕的十二点钟，街上的钟声，汽笛，一齐响起来。马威一个人，光着头，在街上的黑影里站着，偷偷落了几点泪。一来是有点想家，二来是心中的苦处触机而发。擦了擦泪，叹了一口气：

“还得往前干哪！明天是新年了，忘了已往的吧！”

第二天早早的他就起来了，吃过早饭，决定远远的去走一回，给新年一个勇敢的起始。告诉了父亲早一点到铺子去，他自己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到。

出门坐上辆公众汽车，一直到植物园去。车走了一点来钟才到了植物园外面。园外没有什么人，园门还悄悄的关着。他折回到大桥上，扶着石栏，看着太晤士河。河水灰汪汪的流着，岸上的老树全静悄悄的立着，看着河水的波动。树上只有几只小黑鸟，缩着脖儿，彼此唧咕，似乎是诉什么委屈呢。靠着岸拴着一溜小船，随着浪一起一落，有点像闲腻了，不得不动一动似的。马威呆呆的看着河水，心思随着灰波越走越远，似乎把他自己的存在全忘了。远处的灰云把河水，老树，全合成一片灰雾，渺茫茫的似另有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一样灰淡惨苦，只是极远极远，不容易看清楚了。

远处的钟敲了十点，马威迟迟顿顿的，好像是舍不得，离开大桥，又回到园门来。门已开了，马威把一个铜子放在小铁桌子上，看门的困眼巴唧的看了他一眼，马威向他说了声“快乐的新年”。

除了几个园丁，园内看不见什么人，马威挺着胸，吸了几口气，园中新鲜的空气好像是给他一个人预备的。老树，小树，高树，矮树，全光着枝干，安闲的休息着；没有花儿给人们看，没有果子给鸟儿吃，只有弯曲的瘦枝在空中画上些自然的花纹。小矮常青树在大树后面蹲着，虽然有绿叶儿，可是没有光着臂的老树那么骄傲尊严。缠着枯柳的藤蔓像些睡了的大蛇，只在树梢上挂着几个磁青的豆荚。园中间的玻璃温室挂着一层薄霜，隔着玻璃还看得见里边的绿叶，可是马威没进去看。路旁的花池子连一枝小花也没有，池中的土全翻起来，形成许多三角块儿。

河上的白鸥和小野鸭，唧唧鸭鸭的叫，叫得非常悲苦。野鸭差不多都缩着脖蹲着，有时候用扁嘴在翅上抹一抹，看着总多少有点傻气。白鸥可不像鸭子那么安稳了，飞起来，飞下来，在灰色的空中扯上几条不联续的银线。小黑鸭子老在水上漂着，小尾巴后面扯着条三角形的水线；也不往起飞，也不上岸去蹲着，老是漂着，眼睛极留神的看，有时候看见河内的倒影，也探下头去捞一捞。可怜的小黑鸭子！马威心里有些佩服这些小黑玩艺儿：野鸭太懒，白鸥太浮躁，只有小黑鸭老含着希望。

地上的绿草比夏天还绿上几倍，只是不那么光美。靠着河岸的绿草，在潮气里发出一股香味，非常的清淡，非常的好闻。马威顺着河岸走，看着水影，踏着软草，闻着香味，心里安闲极了，只是有点说不出来的愁闷在脑子里萦绕着。河上几只大白鹅，看见马威，全伸着头上的黄包儿，跟他要吃食。马威手里什么也没有，傻鹅们斜愣着眼彼此看了看，有点失望似的。走到河的尽处，看见了松梢上的塔尖，马威看见老松与中国宝塔，心中不由高兴起来。呆呆的站了半天，他的心思完全被塔尖引到东方去了。

站了半天，只看见一两对游人，从树林中间影儿似的穿过去。他定了定方向，向小竹园走了去。竹园内没有人，没有声音，只有竹叶，带着水珠，轻轻的动。马威哈着腰看竹根插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

“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地上的潮气把他的脚冰得很凉，他出了竹园，进了杜鹃山，——两个小土山，种满杜鹃，夹着一条小山沟。山沟里比别处都暖一点，地上的干叶闻着有股药味。

“春天杜鹃开花的时候，要多么好看！红的，白的，浅粉的，像——”他忽然想到：“像玛力的脸蛋儿！”

想到这儿，他周身忽然觉得不合适，心仿佛也要由嘴里跳出来。不知不觉的把大拇指放在唇上，咬着指甲。

“没用！没用！”他想着她，同时恨自己，着急而又后悔：“非忘了她不可！别和父亲学！”他摸了摸口袋，摸着那个小戒指，放在手心上，呆呆的看着，然后用力的往地上一摔，摔到一堆黄叶里去，那颗钻石在一个破叶的缝儿里，一闪一闪的发亮。

愣了半天，听见远远的脚步声儿，他又把戒指捡起来，仍旧放在袋儿里。山沟是弯弯的，他看不见对面来的人，转身，往回走，不愿意遇见人。

“马威！马威！”后面叫。

马威听见了有人叫他，他还走了几步，才回头看。

“嘿喽！伊姐姐！”

“新禧！新禧！”伊姑娘用中国话说，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她比从前胖了一点。脖子上围着一条狐皮，更显得富泰一点。她穿着一身蓝呢的衣裙，加着一顶青绒软帽，帽沿自然的往下垂着些，看着稳重极了。在小山沟里站着，叫人说不上来，是她，还是那些冷静的杜鹃，更安稳一些。

“伊姐姐！”马威笑着说：“你怎这么早？”

“上这里来，非早不可。一等人多，就没意思了！你过年过得好？马威！”她用小手绢揉了揉鼻子，手指在手套里鼓膨膨的把手套全撑圆，怪好看的。

“好。你没上那里去？”

两个齐着肩膀走，出了小山沟。她说：

“没有。大冷的天，上那儿也不舒服。”

马威不言语了，眉头皱着一点，大黑眼珠儿钉着地上的青草。

“马威！”伊姑娘看着他的脸说：“你怎么老不喜欢呢？”她的声音非常的柔和，眼睛发着些亮光，显着慈善，聪明，而且秀美。

马威叹了口气，看了她一眼。

“告诉我，马威！告诉我！”她说得很恳切很自然；跟着微微一笑，笑得和天上的仙女一样纯洁，和善。

“叫我从何处说起？姐姐！”马威勉强着一笑，比哭的样子还凄惨一些。“况且，有好些事不好告诉你，姐姐，你是个姑娘。”

她又笑了，觉得马威的话真诚，可是有点小孩子气。

“告诉我，不用管我是姑娘不是。为什么姑娘应当比男人少听一些事呢！”她又笑了，似乎把马威和世上的陋俗全笑了一下。

“咱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好不好？”他问。

“你要是不乏，咱们还是走着谈好，坐定了太冷。我的小脚指头已经冻了一个包啦。说吧，马威！”

“全是没法解决的问题！”他迟钝的说，还是不愿意告诉她。

“听一听，解决不解决是另一问题。”她说得非常痛快，声音也高了一些。

“大概其的说吧！”马威知道非说不可，只好粗粗的给她个大略；真要细说，他的言语是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我爱玛力，她不爱我，可是我忘不了她。我什么方法都试了，试，试，试，到底不行。恨自己也没用，恨她也没用。我知道我的责任，事业，但是，她，她老在我心里刺闹着。这是第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是父亲，他或者已经和温都太太定了婚。姐姐你晓得，普通英国人都拿中国人当狗看，他们要是结婚，温都太太就永远不用想再和亲友来往了，岂不是陷入一个活地狱。父亲带她回国，住三天她就得疯了！咱们的风俗这么不同，父亲又不是个财主，她不能受那个苦处！我现在不能说什么，他们相爱，他们要增加彼此的快乐，——是快乐还是苦恼，是另一问题——我怎好反对。这又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的买卖，现在全搁在我的肩膀上了，我爱念书，可是不能不管铺子的事；管铺子的事，就没工夫再念书。父亲是简直的不会作买卖，我不管，好啦，铺子准一月赔几十镑，我管吧，好啦，不用打算专心念书；不念书，我算干吗来啦！你看，我忙得连和你念英文的时候都没有了！我没高明主意，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呢！姐姐，你聪明，你爱我们，请你出个好主意吧！”

两株老马尾松站在他们面前，枝上垂着几个不整齐的松塔儿。灰云薄了一点，极弱秀的阳光把松枝照得有点金黄色。

马威说完，看着枝上的松塔。凯萨林轻轻的往松了拉了拉脖上的狐皮，由胸间放出一股热嘟嘟的香味。

“玛力不是已经和华盛顿订婚了吗？”她慢慢的说。

“你怎么知道？姐姐！”他还看着松塔儿。

“我认识他！”凯萨林的脸板起来了。待了半天，她又笑了，可是很不自然：“她已属别人，还想她干吗呢？马威！”

“就这一点不容易解决吗！”马威似乎有点嘲笑她。

“不易解决！不易解决！”她好像跟自己说，点着头儿，帽沿儿轻轻的颤。“爱情！没人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情！”

“姐姐，你没好主意？”马威有点着急的样儿。

凯萨林似乎没听见，还嘟囔着：

“爱情！爱情！”

“姐姐，你礼拜六有事没有？”他问。

“干什么？”她忽然看了他一眼。

“我要请你吃中国饭，来不来？姐姐！”

“谢谢你，马威！什么时候？”

“下午一点吧，在状元楼见。”

“就是吧。马威，看树上的松塔多么好看，好像几个小铃铛。”

马威没言语，又抬头看了看。

两个人都不言语了。穿出松林，拐过水池，不知不觉的到了园门。两个都回头看了看，园中还是安静，幽美，清凉。他们把这些都留在后边，都带着一团说不出的混乱，爱情，愁苦，出了园门。——快乐的新年？

7

伦敦的几个中国饭馆要属状元楼的生意最发达。地方宽绰，饭食又贱，早晚真有群贤毕集的样儿。不但是暹罗人，日本人，印度人，到那里解馋去，就是英国人，穷美术家，系着红领带的社会党员，争奇好胜的胖老太太，也常常到那里喝杯龙井茶，吃碗鸡蛋炒饭。美术家和社会党的人，到那里去，为是显出他们没有国界思想，胖老太太到那里去，为是多得一些谈话资料；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喝不加牛奶的茶；和肉丝，鸡蛋，炒在饭一块儿。中国人倒不多，一来是吃不着真正中国饭。二来是不大受女跑堂儿的欢迎。在中国饭馆里作事，当然没有好姑娘。好姑娘那肯和中国人打交待。人人知道跟中国人在一块儿，转眼的工夫就有丧掉生命的危险。美而品行上有可怀疑的姑娘们就不在乎了，和傻印度飞飞眼，晚上就有两三镑钱入手的希望。和日本人套套交情，至不济也得一包橘汁皮糖。中国人呢，不敢惹，更不屑于招待；人们都看不起中国人吗，妓女也不是例外。妓女也有她们的自由与骄傲，谁肯招呼人所不齿的中国人呢！

范掌柜的颇有人缘儿，小眼睛眯缝着，好像自生下来就没睡醒过一回；可是脸上老是笑。美术家很爱他，因为他求他们在墙上随意的画：小脚儿娘们，瘦老头儿抽鸦片，乡下老儿，带着小辫儿，给菩萨磕头，五光十色的画了一墙。美术家所知道的中国事儿正和普通人一样，不过他们能够把知道的事画出来。社会党的人们很爱他，因为范掌柜的爱说：“Me no likes capitalisma！”胖老太太们很爱他，因为他常把me当I，有时候高兴，也把I当me，胖老太太们觉着这个非常有可笑的价值。设若普通英国人讨厌中国人，有钱的英国男女是拿中国人当玩艺儿看。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不用刀叉；中国人先吃饭，后喝汤；中国人喝茶不搁牛奶，白糖；中国人吃米，不加山药蛋；这些事在普通人——如温都母女——看，都是根本不对而可恶的；在有钱的胖老太太们看，这些事是无理取闹的可笑，非常的可笑而有趣味。

范掌柜的和马老先生已经成了顶好的朋友，真像亲哥儿们似的。马老先生虽然根本看不起买卖人，可是范掌柜的应酬周到，小眼睛老眯缝着笑，并且时常给马老先生作点特别的菜，马老先生真有点不好意思不和老范套套交情了。再说，他是个买卖人，不错，可是买卖人里也有好人不是！

马老先生到饭馆来吃饭，向来是不理学生的，因为学生们看着太俗气，谈不到一块儿。况且，这群学生将来回国都是要作官的，马老先生想到自己的官运不通，不但不愿意理他们，有时候还隔着大眼镜瞪他们一眼。

马老先生和社会党的人们弄得倒挺热活。他虽然不念报纸，不知道人家天天骂中国人，可是他确知道英国人对他的劲儿，决不是自己朋友的来派。连那群爱听中国事的胖老太太们，全不短敲着撩着的损老马几句。老马有时候高兴，也颇听得出来她们的口气。只有这群社会党的人，只有他们，永远向着中国人说话，骂他自己政府的侵略政策。马老先生虽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到底自己颇骄傲是个中国人。只有社会党的人们说中国人好，于是老马不自主的笑着请他们吃饭。吃完饭，社会党的人们管他叫真正社会主义家，因为他肯牺牲自己的钱请他们吃饭。

老马要是告诉普通英国人：“中国人喝茶不搁牛奶。”

“什么？不搁牛奶！怎么喝？！可怕！”人们至少这样回答，他撅着小胡子不发声了。

他要是告诉社会党的人们，中国茶不要加牛奶，他们立刻说：

“是不是，还是中国人懂得怎么喝茶不是？中国人替世界发明了喝茶，人家也真懂得怎么喝法！没中国人咱们不会想起喝茶，不会穿绸子，不会印书，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唉，没有法子形容！”

听了这几句，马老先生的心里都笑痒痒了！毫无疑意的信中国人是天下最文明的人！——再请他们吃饭！

马威到状元楼的时候，马老先生已经吃完一顿水饺子回家了，因为温都太太下了命令，叫他早回去。

状元楼的厨房是在楼底下，茶饭和菜都用和汲水的辘轳差不多的一种机器拉上来。这种机器是范掌柜的发明，简单适用而且颇有声韵，嗞牛咕，嗞牛咕，带着一股不可分析的菜味一齐上来了。

食堂是分为内外两部：外部长而狭，墙上画着中国文明史的插画：老头儿吸鸦片，小姑娘裹小脚……还写着些“清明时候雨纷纷”之类的诗句。内部是宽而扁，墙上挂着几张美人香烟的广告。中国人总喜欢到内部去，因为看着有点雅座的意味。外国人喜欢在外部坐，一来可以看墙上的画儿，二来可以看辘轳的升降。

外部已经坐满了人，马威到了内部去，找了张靠墙角的空桌坐下。屋里有两位中国学生，他全不认识。他向他们有意无意的微微一点头，他们并没理他。

“等人？”一个小女跑堂的歪着头，大咧咧的问。

马威点了点头。

那两位中国学生正谈怎么请求使馆抗议骂中国人的电影。马威听出来，一个姓茅，一个姓曹，马威看出来，那个姓茅的戴着眼镜，可是几乎没有眉毛；那个姓曹的没戴着眼镜，可是眼神决不充足。马威猜出来，那个姓茅的主张强迫公使馆提出严格抗议：如使馆不办，就把自公使至书记全拉出来臭打一顿。那个姓曹的说，国家衰弱，抗议是没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两个人越说越拧葱，越说声音越高。姓茅的恨不得就马上打老曹一顿，而姓曹的决没带出愿意挨打的神气，于是老茅也就没敢动手。

两个人不说了，低着头吃饭，吃得很带杀气。

伊姑娘进来了。

“对不起，马威，我晚了！”她和马威握了握手。

“不晚，不晚！”马威说着把菜单递给她，她拉了拉衣襟，很自然的坐下。

曹和茅同时看了她一眼。说了几句中国话，跟着开始说英文。

她点了一碟炸春卷，马威又配上了两三样菜。

“马威，你这两天好点啦吧？”伊姑娘微微一笑。

“精神好多了！”马威笑着回答。

姓茅的恶意的看了马威一眼，马威心中有点不舒坦，可是依旧和凯萨林说话。

“马威，你看见华盛顿没有？”伊姑娘看着菜单，低声儿问。

“没有，这几天晚上他没找玛力来。”马威说。

“啊！”伊姑娘似乎心中安慰了一些，看了马威一眼，刚一和他对眼光儿，她又看到别处去了。

春卷儿先来了，马威给她夹了一个。她用叉子把春卷断成两段，非常小心的咬了一口。下巴底下的筋肉轻轻的动着，把春卷慢慢咽下去，吃得那么香甜，安闲，美满；她的举动和玛力一点也不一样。

马威刚把春卷夹开，要往嘴里送，那边的老茅用英文说：

“外国的妓女是专为陪着人们睡觉的，有钱找她们去睡觉，茶馆酒肆里不是会妓女的地方！我告诉你，老曹，我不反对嫖，我嫖的回数多了；我最不喜欢看年轻轻的小孩子带着妓女满世界串！请妓女吃中国饭！哼！”

伊姑娘的脸红得和红墨水瓶一样了，仍然很安稳的，把叉子放下要站起来。

“别！”马威的脸完全白了，嘴唇颤着，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老茅，”那个眼神不十分充足的人说：“你怎么了！外国妇女不都是妓女！”他是用中国话说的。

姓茅的依旧用英国话说：

“我所知道的女人，全是妓女，可是我不爱看人家把妓女带到公众的地方来出锋头！”他又看了马威一眼：“出那家子锋头！你花得起钱请她吃饭，透着你有钱！咱讲究花钱和她们睡一夜！”

伊姑娘站起来了，马威也站起来，拦着她：

“别！你看我治治他！”

凯萨林没言语，还在那里站着，浑身颤动着。

马威走过去，问那位老茅：

“你说谁呢？”他的眼睛瞪着，射出两条纯白的火光。

“我没说谁，饭馆里难道不许说话吗？”茅先生不敢叫横，又不愿意表示软弱，这样的说。

“不管你说谁，我请你道歉，不然，你看这个！”马威把拳头在桌上一放。

老茅像小蚂蚱似的往里一跳，跳到墙角，一劲儿摇头。

马威往前挪了两步，瞪着茅先生。茅先生的“有若无”的眉毛鬼鬼啾啾的往一块拧，还是直摇头。

“好说，好说，不必生气。”姓曹的打算拦住马威。

马威用手一推，老曹又坐下了。马威钉着茅先生的脸问：

“你道歉不？”

茅先生还是摇头，而且摇得颇有规律。

马威冷笑了一声，看准茅先生的脸，左右开花，奉送了两个嘴巴。正在眼镜之下，嘴唇之上，茅先生觉得疼得有点入骨；可是心里觉着非常痛快，也不摇头了。

女跑堂的跑进来两个，都唧咕唧咕的笑，脸上可都转了颜色。外部的饭座儿也凑过来看，谁也莫明其妙怎回事。范掌柜的眯缝着眼儿过来把马威拉住。

伊姑娘看了马威一眼，低着头就往外走，马威也没拦她。她刚走到内外部分界的小门，看热闹的有一位说了话：

“凯！你！你在这儿干吗呢？”

“保罗！咱们一块家去吧！”凯萨林低着头说，没看她的兄弟。

“你等等，等我弄清楚了再走！”保罗说着，从人群里挤进去，把范掌柜的一拉，范掌柜笑嘻嘻的就倒在地上啦，很聪明的把头磕在桌腿上，磕成一个青蓝色的鹅峰。

“马威，你是怎回事？”保罗把手插在衣袋里问：“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是个人似的，和我们的姑娘一块混！要贪便宜的时候，想着点英国男人的拳头！”

马威没言语，煞白的脸慢慢红起来。

“你看，老曹，往外带妓女有什么好处？”茅先生用英国话说。

马威一咬牙，猛的向茅先生一扑；保罗兜着马威的下巴就是一拳；马威退，退，退，退了好几步，扶住一张桌子，没有倒下；茅先生小蚂蚱似的由人群跳出去了。范掌柜的要过来劝，又迟疑，笑嘻嘻的用手摸着头上的鹅峰，没敢往前去。

“再来！”保罗冷笑着说。

马威摸着脖子，看了保罗一眼。

门外的中国人们要进来劝，英国人们把门儿拦住：

“看他们打，打完了完事。公平交易，公平的打！”

几个社会党的人，向来是奔走和平，运动非战的；可是到底是英国人，一听见“公平的打”，从心根儿上赞同，都立在那里看他们决一胜负。

马威缓了一口气，把硬领一把扯下来，又扑过保罗去。保罗的脸也白了，他搪住马威的右手，一拳照着马威的左肋打了去，又把马威送回原地。马威并没缓气，一扶桌子，登时一攒劲，在保罗的胸部虚晃了一下，没等保罗还手，他的右拳打在保罗的下巴底下。保罗往后退了几步，一咬牙，又上来了，在他双手还替身体用力平衡的时候，马威稳稳当当又给了他一拳。保罗一手扶着桌子，出溜下去了。他两腿拼命的往起立，可是怎么也立不起来了。马威看着他，他还是没立起来。马威上前把他搀起来，然后把右手伸给他，说：

“握手！”

保罗把头一扭，没有接马威的手。马威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捡起硬领，慢慢往外走，嘴唇直往下滴滴血。

几位社会党的人们，看着马威，没说什么，可是心里有点恨他！平日讲和平容易，一旦看见外人把本国人给打了，心里不知不觉的就变了卦！

茅先生和曹先生早已走了，马威站在饭馆外面，找伊姑娘，也不见了。他安上硬领，擦了擦嘴上的血，冷笑了一阵。

8

“妈！妈！”玛力含着泪说，两个眼珠好像带着朝露的蓝葡萄珠儿：“好几天没看见他了，给他写信，也没回信。我得找他去，我得问问他！妈，我现在恨他！”她倒在母亲的怀里，呜呜的哭起来。

“玛力，好玛力，别哭！”温都太太拍着玛力的脑门儿说，眼中也含着泪：“华盛顿一定是忙，没工夫看你来。爱情和事业是有时候不能兼顾的。信任他，别错想了他，他一定是忙！玛力，你是在礼拜六出去惯了，今天没人和你出去，所以特别的不高兴。你等着，晚上他一定来，他要是不来，我陪你看电影去。玛力？”

玛力抬起头来，抱着母亲的脖子亲了亲。温都太太替女儿往后拢了拢头发。玛力一边抽达，一边用小手绢擦眼睛。

“妈妈，你看他是忙？你真这么想吗？连写个明信片的工夫都没有；我不信！我看他是又交了新朋友了，把我忘了！男人都是这样，我恨他！”

“玛力，别这么说！爱情是多少有些波折的。忍耐，信任，他到末末了还是你的人！你父亲当年，”温都太太没往下说，微微摇了摇头。

“妈，你老说忍耐，信任！凭什么女的总得忍耐，信任，而男人可以随便呢！”玛力看着母亲的脸说。

“你已经和他定了婚，是不是？”温都太太问，简单而厉害。

“定婚的条件是要双方守着的，他要是有意破坏，我为什么该一个人受苦呢！再说，我没要和他定婚，是他哀告我的，现在——”玛力还坐在她母亲的怀里，脚尖儿搓搓着地毯。

“玛力，别这么说！”温都太太慢慢的说：“人类是逃不出天然律的，男的找女的，女的不能离开男的。婚姻是爱的结束，也是爱的尝试，也是爱的起头！玛力，听妈妈的话，忍耐，信任，他不会抛弃了你，况且，我想这几天他一定是忙。”

玛力站起来，在镜子前面照了照，然后在屋里来回的走。

“妈妈，我自己活着满舒服，欢喜，可以不要男人！”

“你？”温都太太把这个字说得很尖酸。

“要男人的时候，找男人去好了，咱们逃不出天然律的管辖！”玛力说得有点嘲弄的意思，心里并不信这个。

“玛力！”温都太太看着女儿，把小红鼻子支起多高。

玛力不言语了，依旧的来回走。心中痛快了一点，她一点也不信她所说的话，可是这么说着颇足以出出心中的恶气！

在爱家庭的天性完全消灭以前，结婚是必不可少的。不管结婚的手续，形式，是怎样，结婚是一定的。人类的天性是自私的，而最快活的自私便是组织起个小家庭来。这一点天性不容易消灭，不管人们怎么提倡废除婚姻。玛力一点也不信她所说的，只是为出出气。

温都太太也没把玛力的话往心里听，她所盘算的是：怎么叫玛力喜欢了。她知道青年男女，特别是现代的青年男女，是闲不住的。总得给他们点事作，不拘是跳舞，跑车，看电影，……反正别叫他们闲着。想了半天，还是看电影最便宜；可是下半天还不能去，因为跟老马先生定好一块上街。想到这里，温都太太的思想又转了一个弯：她自己的婚事怎么告诉玛力呢！玛力是多么骄傲，能告诉她咱要嫁个老Chink！由这里又想到：到底这个婚事值得一干不值呢？为保存社会的地位，还是不嫁他好。可是，为自己的快乐呢？……真的照玛力的话办？要男人的时候就去找他？结果许更坏！社会，风俗，男女间的关系是不会真自由的！况且，男女间有没有真自由存在的地方？——不能解决的问题！她擦了擦小鼻子，看了玛力一眼，玛力还来回的走，把脸全走红了。

“温都太太！”老马先生低声在门外叫。

“进来！”温都太太很飘洒的说。

老马先生叼着烟袋扭进来。新买的硬领，比脖子大着一号半，看着好像个白罗圈，在脖子的四围转。领带也是新的，可是系得绝不直溜。

“过来！”温都太太笑着说。

她给他整了整领带。玛力斜眼看他们一眼。

“咱们不是说上街买东西去吗？”马老先生问。

“玛力有点——不舒服，把她一个人搁下，我不放心。”温都太太说，然后向玛力：“玛力，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好不好？”

“我不去，我在家等着华盛顿，万一他今天来呢！”玛力把恶气出了，还是希望华盛顿来。

“也好。”温都太太说着出去换衣裳。

马威回来了。他的脸还是煞白，嘴唇还滴滴血，因为保罗把他的牙打活动了一个。硬领儿歪七扭八的，领带上好些个血点。头发刺刺着。呼吸还是很粗。

“马威！”马老先生的脖子在硬领里转了个大圈。

“呕！马威！”玛力的眼皮红着，嘴唇直颤。

马威很骄傲的向他们一笑，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用袖子擦了擦嘴。

“马威！”马老先生走过来，对着马威的脸问：“怎么了？”

“打架来着！”马威说，眼睛看着地毯。

“跟谁？跟谁？”马老先生的脸白了，小胡子也立起来。

“保罗！我把他打啦！”马威笑了笑，看了看自己的手。

“保罗——”

“保罗——”

马老先生和玛力一齐说，谁也不好意思再抢了，待了一会儿，马老先生说：

“马威，咱们可不应当得罪人哪！”

马老先生是最怕打架，连喝醉了的时候，都想不起用酒杯往人家头上摔。马太太活着的时候，小夫妻倒有时候闹起来，可是和夫人开仗是另一回事，况且夫人多半打不过老爷！马威小时候，马老先生一天到晚嘱咐他，别和人家打架，遇到街上有打架的，躲远着点！得，现在居然在伦敦打洋鬼子，而且打的是保罗，伊牧师的儿子！马老先生呆呆的看着儿子，差点昏过去。

“呕！马威！”温都太太进来，喊得颇像吓慌了的小鸟。

“他把保罗打了，怎么好，怎么好？”马老先生和温都太太叨唠。

“呕，你个小淘气鬼！”温都太太过去看着马威。然后向马老先生说：“小孩子们打架是常有的事。”然后又对玛力说：“玛力，你去找点清水给他洗洗嘴！”然后又对马老先生说：“咱们走哇！”

马老先生摇了摇头。

温都太太没说什么，扯着马老先生的胳臂就往外走，他一溜歪斜的跟着她出去。

玛力拿来一罐凉水，一点漱嘴的药，一些药棉花。先叫马威漱了漱口，然后她用棉花轻轻擦他的嘴唇。她的长眼遮毛在他的眼前一动一动的，她的蓝眼珠儿满含着慈善和同情，给他擦几下，仰着脖子看一看，然后又擦。她的头发挨着他的脸蛋，好像几根通过电的金丝，叫马威的脸完全热透了，完全红了。他低下头去，不敢再看她，可是他觉到由她胸脯儿出来的热气，温和，香暖，叫他的全身全颤动起来。

“马威，你们怎么打起来的？”玛力问。

“我和伊姑娘一块儿吃饭，他进来就给我一拳！”马威微笑着说。

“呕！”玛力看着他，心里有点恨他，因为他居然敢和保罗打架；又有点佩服他，因为他不但敢打，而且打胜了。英雄崇拜是西洋人的一种特色，打胜了的总是好的，玛力不由的看着马威有点可爱。他的领子歪着，领带上的血点，头发乱蓬蓬的，都非常有劲的往外吸她心中的爱力，非常的与平日不同，非常的英美，特别的显出男性：力量，胆子，粗卤，血肉，样样足以使女性对男性的信仰加高一些，使女性向男性的趋就更热烈一点。她还给他擦嘴，可是她的心已经被这点崇拜英雄的思想包围住，越擦越慢，东一下，西一下，有时候擦在他的腮上，有时候擦在他的耳垂上。他的黄脸在她的蓝眼珠里带上了一层金色，他的头上射出一圈白光；他已经不是黄脸讨厌的马威，他是一个男性的代表，他是一团热血，一个英雄，武士。

她的右手在他脸上慢慢的擦，左手轻轻的放在他的膝上。他慢慢的，颤着，把他的手搁在她的手上。他的眼光直着射到她的红润的唇上。

“玛力，玛力，你知道，”马威很困难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你知道，我爱你？”

玛力忽然把手抽出去，站起来，说：

“你我？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爱情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就那么不值钱，连爱情都被剥夺了吗！”马威慢慢的站起来，对着她的脸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中国人；你们想中国人的时候永远和暗杀，毒药，强奸联在一块儿。但是咱们在一块儿快一年啦，你难道看不出我来，我是不是和你们所想的一样？我知道你们关于中国人的知识是由造谣言的报纸，和下贱的小说里得来的，你难道就真信那些话吗？我知道你已经和华盛顿定婚，我只求你作我的好朋友，我只要你知道我爱你。爱情不必一定由身体的接触才能表现的，假如你能领略我的爱心，拿我当个好朋友，我一生能永远快乐！我羡慕华盛顿，可是因为我爱你，我不敢对他起一点嫉妒心！我——”马威好像不能再说，甚至于不能再站着，他的心要跳出来，他的腿已经受不住身上的压力，他咕咚一下子坐下了。

玛力用小木梳轻轻的刮头，半天没言语。忽然一笑，说：

“马威，你这几天也没看见华盛顿？”

“没有，伊姑娘也这么问我来着，我没看见他。”

“凯萨林？她问他干什么？她也认识华盛顿？”玛力的眼睛睁得很圆，脸上红了一点，把小木梳撂在衣袋里，搓搓着手。

“我不知道！”马威皱着眉说：“对不起！我无心中提起凯萨林来！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好在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朋友，是不是？”他微微一笑，故意的冷笑她。

玛力忽然瞪了他一眼，一声没出，跑出去了。

9

温都太太挺着小脖子在前边走，马老先生缩着脖子在后面跟着；走大街，穿小巷，她越走越快，他越走越慢；越人多她越精神，她越精神他越跟不上。要跟个英国人定了婚，在大街上至少可以并着肩，拉着手走；拉着个老中国人在街上扭，不能做的事；她心中有点后悔。要是跟中国妇人一块儿走，至少他可以把她落下几丈多远，现在，居然叫个妇人给拉下多远；他心中也有点后悔。她站住等着他，他躬起腰来往前扯大步；她笑了，他也笑了，又全不后悔了。

两个进了猴儿笨大街的一家首饰店。马老先生要看戒指，伙计给他拿来一盒子小姑娘戴着玩的小铜圈，全是四个便士一只。马老先生要看贵一点的，伙计看了他一眼，又拿出一盒镀银的来，三个先令两只。老马先生还要贵的，伙计笑得很不自然的说：

“再贵的可就过一镑钱了！”

温都太太拉了他一把，脸上通红，说：

“咱们上有贵重东西的地方去买吧！”

马老先生点了点头。

“对不起！太太！”伙计连忙道歉：“我错了，我以为这位先生是中国人呢，没想到他是日本人，我们很有些个日本照顾主儿，真对不起！我去拿好的来！”

“这位先生是中国人！”温都太太把“是”字说得分外的有力。

伙计看了马老先生一眼，进去又拿来一盒子戒指，都是金的。把盒子往马老先生眼前一送，说：

“这都是十镑钱以上的，请看吧！”然后恶意的一笑。

马老先生也叫上劲儿啦，把盒子往后一推，问：

“有二十镑钱以上的没有？”

伙计的颜色变了一点，有心要进去打电话，把巡警叫来；因为身上有二十镑钱的中国人，一定是强盗；普通中国人就没有带一镑钱的资格，更没有买戒指的胆量；据他想。他正在迟疑不定，温都太太又拉了马老先生一把。两个一齐走出来。伙计把戒指收起去，赶快的把马老先生的模样，身量，衣裳，全记下来，预备发生了抢案，他好报告巡警。

温都太太都气糊涂了，出了店门，拉着马老先生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买啦！不买啦！”

“别生气！别生气！”马老先生安慰着她说：“小铺子，没有贵东西，咱们到别处去买。”

“不买啦！回家！我受不了这个！”她说着往马路上就跑，抓住一辆飞跑的公众汽车，小燕儿似的飞上去。马老先生在汽车后面干跺了几脚，眼看着叫汽车跑了。自己叨唠着：“外国娘们，性傲，性傲！”

马老先生有点伤心：妇人性傲，儿子不老实，官运不通，汽车乱跑，“叫咱老头子有什么法子！无法！无法！只好忍着吧！”他低着头自己叨唠，“先不用回家，给他们个满不在乎；咱越将就，他们越仰头犯脾气，先不用回家，对！”

他叫了辆汽车到伊牧师家去。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马先生！”伊牧师和马老先生握了握手，说：“不用道歉，小孩子们打架，常有的事！”

马老本来编了一车的好话儿，预备透底的赔不是，听见伊牧师这样说，心里倒有点不得劲儿了，惨惨的笑了一笑。

伊牧师脸上瘦了一点，因为昼夜的念中国书，把字典已掀破两本，还是念不明白。他的小黄眼珠颇带着些失望的神气。

“伊牧师，我真没法子办！”马老先生进了客厅，说：“你看，我只有马威这么一个，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他和保罗会——”

“坐下！马先生！”伊牧师说：“不用再提这回事，小孩子们打完，完事！保罗念书的时候常和人家打架，我也没办法，更不愿意管！我说，你到教会去了没有？”

马老先生的脸红了，一时回答不出；待了半天，说：

“下礼拜去！下礼拜去！”

伊牧师也没再下问，心里有点不愿意。他往上推了推眼镜问：“我说，马先生！你还得帮我的忙呀！我的中文还是不成，你要是不帮助我，简直的——”

“我极愿意帮你的忙！”马老先生极痛快的说。他心里想：马威打了保罗，咱要是能帮助伊牧师，不是正好两不找，谁也不欠谁的吗！

“马先生，”伊牧师好像猜透了马先生的心思：“你帮助我，和保罗他们打架，可是两回事。他们打架是他们的事，咱们管不着。你要是愿意帮我，我也得给你干点什么。光阴是值钱的东西，谁也别白耽误了谁的工夫，是不是？”

“是。”马老先生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说：“洋鬼子真他妈的死心眼儿，他非把你问得棱儿是棱儿，角儿是角儿不可！”

伊牧师眨巴着眼睛笑了：“马先生，你几时有工夫？我帮你作什么？咱们今天决定好，就赶快的做起来！”

“我那天都不忙！”马先生恨这个“忙”字。

伊牧师刚要说话，伊太太顶着一脑袋乱棉花进来了。她鼻子两旁的小沟儿显得特别的深，眼皮肿得特别的高，看着傻而厉害。

“马先生，马威是怎么回事？！”她干辣辣的问。

“我来……”

她没等马先生说完，梗着脖子，又问：

“马威是怎么啦？！我告诉你，马先生，你们中国的小孩子要反呀！敢打我们！二十年前，你们见了外国人就打哆嗦，现在你们敢动手打架！打死一个试试！这里不是中国，可以无法无天的乱杀乱打，英国有法律！”

马老先生一声儿没出，咽了几口唾沫。

伊牧师看着老马怪可怜的，看着伊太太怪可怕的，要张嘴，又闭上了。

马威并没把保罗打伤，保罗的脖筋扭了一下，所以马威得着机会把他打倒。伊太太虽然爱儿子，可是她决不会因为儿子受一点浮伤就这么生气，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小中国孩子——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伊太太不能受这种耻辱，马威敢打保罗！虽然保罗并没受什么伤！谁也不能受这个，除了伊牧师，她有点恨她的丈夫！

“妈！”凯萨林开开一点门缝叫：“妈！”

“干什么？”伊太太转过身去问，好像座过山炮转动炮口似的。

“温都姑娘要跟你说几句话。”

“叫她进来！”伊太太又放了一炮。

凯萨林开开门，玛力进来了。伊太太赶过两步去，笑着说：“玛力你好？”好像把马先生和伊牧师全忘了。

伊牧师也赶过来，也笑着问：“玛力你好？”

玛力没回答他们。她手里拿着帽子，揉搓着帽花儿。脑门上挺红，脸和嘴唇都是白的。眼睛睁得很大，眼角挂着滴未落尽的泪。脖子往前探着一点，两脚松松歇歇的在地上抓着，好像站不住的样儿。

“你坐下，玛力！”伊太太还是笑着说。

伊牧师搬过一把椅子来，玛力歪歪拧拧的坐下了，也没顾得拉一拉裙子；胖胖的腿多半截在外边露着，伊太太撇了撇嘴。

凯萨林的脸也是白的，很安静，可是眼神有点慌，看看她妈，看看玛力。看见马老先生也没过去招呼。

“怎么了，玛力？”伊太太过去把手放在玛力的肩上，显着十分的和善；回头瞪了老马一眼，又显得十分的厉害。

“问你的女儿，她知道！”玛力颤着指了凯萨林一下。

伊太太转过身来看着她女儿，没说话，用眼睛问了她一下。

“玛力说我抢了她的华盛顿！”伊姑娘慢慢的说。

“谁是华盛顿？”伊太太的脑袋在空气中画了个圈。

“骑摩托自行车的那小子，早晚出险！”马老先生低声告诉伊牧师。

“我的未婚夫！”玛力说，说完用两个门牙咬住下嘴唇。

“你干吗抢他？怎么抢的？”伊太太问凯萨林。

“我干吗抢他！”凯萨林安稳而强硬的回答。

“你没抢他，他怎么不找我去了？！你刚才自己告诉我的：你常和他一块去玩，是你说的不是？”玛力问。

“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情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们一块出去游玩是常有的事。”伊姑娘笑了一笑。

伊太太看两个姑娘辩论，心中有点发酸。她向来是裁判一切的，那能光听着她们瞎说。她梗起脖子来，说：

“凯！你真认识这个华盛顿吗？”

“我认识他，妈！”

伊太太皱上了眉。

“伊太太，你得帮助我，救我！”玛力站起来向伊太太说：“我的快乐，生命，都在这儿呢！叫凯萨林放了他，他是我的人，他是我的！”

伊太太冷笑了一声：

“玛力，小心点说话！我的女儿不是满街抢男人的！玛力，你错想了！设若凯真像你所想的那么坏，我能管教她，我是她母亲，我‘能’管她！”她喘了一口气，向凯萨林说：“凯，去弄碗咖啡来！玛力，你喝碗咖啡？”

玛力没言语。

“玛力，咱们回家吧！”马老先生看大家全不出声，乘机会说了一句。

玛力点了点头。

马老先生和伊牧师握了手，没敢看伊太太，一直走过来，拉住玛力的手，她的手冰凉。

玛力和凯萨林对了对眼光，凯萨林还是很安稳，向马老先生一笑，跟着和玛力说：

“再见，玛力。咱们是好朋友，是不是？别错想了我！再见！”

玛力摇摇头，一举手，把帽子扣上。

“玛力，你等等，我去叫辆汽车！”马老先生说。

10

吃早饭的时候，大家全撅着嘴。马老先生看着儿子不对，马威看着父亲不顺眼，可是谁也不敢说谁；只好脸对脸儿撅着嘴。温都太太看着女儿怪可怜的，可是自己更可怜；玛力看着母亲怪可笑的，可是要笑也笑不出来；只好脸对脸儿撅着嘴。苦了拿破仑，谁也不理它；试着舐玛力的胖腿，她把腿扯回去了；试着闻闻马老先生的大皮鞋，他把脚挪开了；没人理！拿破仑一扫兴，跑到后花园对着几株干玫瑰撅上嘴！它心里说：不知道这群可笑的人们为什么全撅上嘴！想不透！人和狗一样，撅上嘴的时候更可笑！

吃完早饭，马老先生慢慢的上了楼，把烟袋插在嘴里，也没心去点着。玛力给了母亲一个冰凉的吻，扣上帽子去上工。马威穿上大氅，要上铺子去。

“马威，”温都太太把马威叫住：“这儿来！”

马威随着她下了楼，到厨房去。温都太太眼睛里含着两颗干巴巴的泪珠，低声儿说：

“马威，你们得搬家！”

“为什么？温都太太！”马威勉强笑着问。

温都太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马威，我不能告诉你！没原因，你们预备找房得了！对不起，对不起的很！”

“我们有什么错过？”马威问。

“没有，一点没有！就是因为你们没有错过，我叫你们搬家！”温都太太似是而非的一笑。

“父亲——”

“不用再问，你父亲，你父亲，他，一点错处没有！你也是好孩子！我爱你们——可是咱们不能再住下，住下；好吧，马威，你去告诉你父亲，我不能和他去说！”

她的两颗干巴巴的泪珠，顺着鼻子两旁滚下去，滴得很快。

“好吧，温都太太，我去告诉他。”马威说着就往外走。她点了点头，用小手绢轻轻的揉着眼睛。

“父亲，温都太太叫咱们搬家！”马威冷不防的进来说，故意的试一试他父亲态度。

“啊！”马老先生看了马威一眼。

“咱们就张罗着找房吧？”马威问。

“你等等！你等等！听我的信！”马老先生拔出嘴中的烟袋，指着马威说。

“好啦，父亲，我上铺子啦，晚上见！”马威说完，轻快的跑下去。

马老先生想了半点多钟，什么主意也没想出来。下楼跟她去当面说，不敢。一声儿不出就搬家，不好意思。找伊牧师来跟她说，又恐怕他不管这些闲事；外国鬼子全不喜欢管别人的事。

“要不怎么说，自由结婚没好处呢！”他自己念道：“这要是中间有个媒人，岂不是很容易办吗：叫大媒来回跑两趟说说弄弄，行了！你看，现在够多难办，找谁也不好；咱自己是没法去说！”

老马先生又想了半点多钟，还是没主意；试着想温都太太的心意：

“她为什么忽然打了退堂鼓呢？想不透！一点也想不透！嫌我穷？咱有铺子呀！嫌咱老，她也不年青呀！嫌咱是中国人？中国人是顶文明的人啦，啛！嫌咱丑？有眼睛的都可以看出来，咱是多么文雅！没脏没玷儿，地道好人！不要我，新新！”他的小胡子立起来，颇有生气的趋势：“咱犯得上要她不呢？这倒是个问题！小洋娘们，小尖鼻子，精明鬼道，吹！谁屑于跟她捣乱呢！吹！搬家，搬就搬！太爷不在乎！”老马先生生气的趋势越来越猛，嘴唇带着小胡子一齐的颤。忽然站起来，叼着烟袋就往楼下走。

“喝一回去！”他心里说：“给他个一醉方休！谁也管不了！太爷！”他轻轻拍了胸膛一下，然后大拇指在空中一挑。

温都太太听见他下来，故意的上来看他一眼。马老先生斜着眼飘了她一下，扣上帽子，穿上大氅，开门出去了。出了门，回头向门环说：“太爷。”

温都太太一个人在厨房里哭起来了。

……

马威在小柜房儿坐着，看着春季减价的报单子，明信片，目录，全在桌儿上堆着，没心去动。

事情看着是简单，当你一细想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马威心中那点事，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的；只是数完了，他还是照样的糊涂，没法办！搬家，跟父亲痛痛快快的说一回，或者甚至闹一回；闹完了，重打鼓，另开张，干！这很容易，想着很容易；办办看？完了！到底应搬家不？到底应和父亲闹一回不？最后，到底应把她完全忘掉？说着容易！大人物和小人物有同样的难处，同样的困苦；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只是在他那点决断。马威有思想，有主见，只是没有决断。

他坐在那里，只是坐着。思想和伦敦的苦雾一样黑暗，灵魂像在个小盒子里扣着，一点亮儿看不见，渐渐要沉闷死了。心中的那点爱，随着玛力一股，随着父亲一股，随着李子荣一股，零落的分散尽了；只剩下个肉身子坐在那里。活的地狱！

他盼着来个照顾主儿，没有，半天连一个人也没来。盼着父亲来，没有，父亲是向不早来的。

李子荣来了。

他好像带着一团日光，把马威的浑身全照亮了。

“老马！怎么还不往外送信呀？”李子荣指着桌上的明信片说。

“老李，别忙，今天准都送出去。”马威看着李子荣，大眼睛里发出点真笑：“你这几天干什么玩呢？”

“我？穷忙一锅粥！”他说着把帽子摘下来，用袖子擦擦帽沿，很慎重的放在桌儿上：“告诉你点喜事！老马！”

“谁的喜事？”马威问。

“咱的！”李子荣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脸上稍微红了一点：“咱的，咱定了婚啦！”

“什么？你？我不信！我就没看见你跟女人一块走过！”马威扶着李子荣的肩膀说。

“你不信？我不冤你，真的！母亲给定的！”李子荣的脸都红匀了：“二十一岁，会做饭，作衣裳，长得还不赖！”

“你没看见过她？”马威板着脸问。

“看见过！小时候，天天一块儿玩！”李子荣说得很得意，把头发全抓乱了。

“老李，你的思想很新，怎么能这么办呢！你想想将来的乐趣！你想想！你这么能干，这么有学问；她？一个乡下老儿，一个字不认识，只会做饭，作衣裳，老李，你想想！”

“她认识字，认识几个！”李子荣打算替她辩护，不由的说漏了。

“认识几个！”马威皱着眉说：“老李，我不赞成你的态度！我并不是看咱们自己太高，把普通的女人一笔扫光，我是说你将来的乐趣，你似乎应当慎重一点！你想想，她能帮助你吗，她不识字——”

“认识几个！”李子荣找补了一句。

“——对，就算认得几个吧，你想她能帮助你的事业吗？你的思想，学问；她的思想和那几个字，弄不到一块儿！”

“老马，你的话有理。”李子荣想了一想，说：“但是，你得听我的，我也有一片傻理儿不是？咱们坐下说！”

两个青年脸对脸的坐下，李子荣问：

“你以为我的思想太旧？”

“假如不是太糊涂！”马威说，眼珠里挤出一点笑意。

“我一点也不糊涂！我以为结婚是必要的，因为男女的关系——”李子荣抓了抓头发，想不起相当的字眼儿来，看了棚顶一眼，说：“可是，现在婚姻的问题非常的难解决：我知道由相爱而结婚是正当的办法，但是，你睁开眼看看中国的妇女，看看她们，看完了，你的心就凉了！中学的，大学的女学生，是不是学问有根底？退一步说是不是会洗衣裳，作饭？爱情，爱情的底下，含藏着互助，体谅，责任！我不能爱一个不能帮助我，体谅我，替我负责的姑娘；不管她怎么好看，不管她的思想怎样新——”

“你以为做饭，洗衣裳，是妇女的唯一责任？”马威看着李子荣问。

“一点不错，在今日的中国！”李子荣也看着马威说：“今日的中国没妇女作事的机会，因为成千累万的男人还闲着没事作呢。叫男人都有了事做，叫女人都能帮助男人料理家事！有了快乐的，稳固的家庭，社会才有起色，人们才能享受有趣的生活！有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今日的男女学生就是吃这个亏，只有一点知识，是把事实轻轻的一笔勾销。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便疯了似的讲自由恋爱，结果，还是那点老事，男女到一块儿睡一夜，完事！男女间相互的责任，没想；快乐，不会有的！我不能说我恨他们，但是我宁可娶个会做饭，洗衣裳的乡下老，也不去和那位‘有一点知识’，念过几本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

“好啦，别说了，老李！”马威笑着说：“去和我父亲谈一谈吧，他准爱听你这一套！不用说了，你不能说服了我，我也不能叫你明白我；最好说点别的，不然，咱们就快打起来了！”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李子荣说：“看我俗气！看我不明白新思想！我知道，老马！”

“除去你太注重事实，没有看不起的地方，老李！”

“除去你太好乱想，太不注重事实，没有看不起你的地方，老马！”

两个青年全笑起来了。

“咱们彼此了解，是不是？”李子荣问。

“事实上！感情上咱们离着很远很远，比由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远！”马威回答。

“咱们要试着明白彼此，是不是？”

“一定！”

“好了，庆贺庆贺咱的婚事！”

马威立起来，握住李子荣的手，没说出什么来。

“我说，老马！我不是为谈婚姻问题来的，真！把正事儿都忘了！”李子荣很后悔的样子说：“我请你来了！”

“请我吃饭，庆贺你的婚事？”马威问。

“不是！不是！请你吃饭？你等着吧，多咱你听说老李成了财主，多咱你才有吃我的希望！”李子荣笑了一阵，觉得自己说的非常俏皮：“是这么回事：西门太太今天晚上在家里请客，吃饭，喝酒，跳舞，音乐，应有尽有。这一晚上她得花好几百镑。我告诉你，老马，外国阔人真会花钱！今天晚上的宴会是为什么？为是募捐建设一个医院。你猜什么医院？猫狗医院！穷人有了医院，穷人的猫狗生了病上那儿去呢？西门太太没事就跟西门爵士这样念叨。募捐立个猫狗医院！西门爵士告诉她。你看，还是男人有主意不是，老马？我说到那里去了？”李子荣拍着脑门想了想：“对了，西门夫人昨天看见了我，叫我给她找个中国人，作点游戏，或是唱个歌。她先问我会唱不会？我说，西门太太，你要不怕把客人全吓跑了，我就唱。她笑了一阵，告诉我，她决无意把客人全吓跑！我于是便想起你来了，你不是会唱两段‘昆曲’吗，今天晚上去唱一回，你帮助她，她决不会辜负你！我的经验是：英国的工人顶有涵养，英国的贵族顶有度量；我就是不爱英国中等人！你去不去？白吃白喝一晚上，就手儿看看英国上等社会的状况，今天的客人全是阔人。你去不去？”

“我没礼服呀！”马威的意思是愿意去。

“你有中国衣裳没有？”

“有个绸子夹袄，父亲那里还有个缎子马褂。”

“成了！成了！你拿着衣裳去找我，我在西门爵士的书房等你，在那里换上衣裳，我把你带到西门太太那里去。你这一穿中国衣裳，唱中国曲，她非喜欢坏了不可！我告诉你，你记得年前西门爵士在这儿买的那件中国绣花裙子？西门太太今天晚上就穿上，我前天还又给她在皮开得栗找了件中国旧灰鼠深蓝官袍，今天晚上她是上下一身儿中国衣裳。一来是外国人好奇，二来中国东西也真好看！我有朝一日做了总统，我下令禁止中国人穿西洋衣服！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服装再大雅，再美的！”

“中国人穿西装也是好奇！”马威说。

“俗气的好奇！没有审美的好奇！”李子荣说。

“西服方便，轻利！”马威说。

“作事的时候穿小褂，一样的方便！绸子衫儿，葛布衫儿比什么都轻利，而且好看！”李子荣说。

“你是顽固老儿，老李！”

“你，维新鬼！老马！”

“得，别说了，又快打起来啦！”

“晚上在西门宅上见，七点，不用吃晚饭，今天晚上是法国席！晚上见了！”李子荣把帽子拿起来，就手儿说：“老马！把这些传单和信，赶紧发出去。再要是叫我看见在这里堆着，咱们非打一回不可。”

“给将来的李夫人寄一份去吧？”马威笑着问。

“也好，她认识几个字！”

“这是英文的，先生！”

李子荣扣上帽子，打了马威一拳，跑了。

11

风里裹着些暖气，把细雨丝吹得绵软无力，在空中逗游着，不直着往下落。街上的卖花女已经摆出水仙和一些杂色的春花，给灰暗的伦敦点缀上些有希望的彩色。圣诞和新年的应节舞剧，马戏，什么的，都次第收场了；人们只讲究着足球最后的决赛，和剑桥牛津两大学赛船的预测。英国人的好赌和爱游戏，是和吃牛肉抽叶子烟同样根深蒂固的。

公园的老树挂着水珠，枝儿上已露出些红苞儿。树根的湿土活软的放出一股潮气，一两个小野水仙从土缝儿里顶出一团小白骨朵儿。青草比夏天还绿的多，风儿吹过来，小草叶轻轻的摆动，把水珠儿次第的摆下去。伦敦是喧闹的，忙乱的，可是这些公园老是那么安静幽美，叫人们有个地方去换一口带着香味的空气。

老马先生背着手在草地上扭，脚步很轻，恐怕踩死草根伏着的蚯蚓。没有拿伞，帽沿上已淋满了水珠。鞋已经湿透，还是走；虽然不慌，心中确是很坚决的，走！走着，走着，走到街上来了；街那边还有一片草地；街中间立着个战死炮兵的纪念碑。马先生似乎记得这个碑，又似乎不大认识这个地方；他向来是不记地名的；更不喜欢打听道儿。打算过街到那边的公园看看，马路上的汽车太多，看着眼晕。他跺了跺鞋上的泥，又回来了。

找了条板凳，坐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拉着条脸长脖子短的小狗，也坐下了。他斜眼瞪了她一眼，瞪了小狗半眼，立起来往草地上走。

“丧气！大早晨的遇见老娘们，还带着条母狗！”他往草叶上吐了两口唾沫。

走了一会儿，又走到街上来了，可是另一条街：汽车不少，没有纪念碑。“这又是什么街呢？”他问自己。远处的墙上有个胡同名牌，身分所在，不愿意过去看；可有贵人在街上找地名的？没有！咱也不能那么干！打算再回公园去绕，腿已经发酸，鞋底儿冰凉；受了寒不是玩的！回家吧！

回家？把早晨带出来的问题一个没解决，就回家？不回去？再在公园绕上三天，三个礼拜，甚至于三年，就会有了主意吗？不一定！难！难！难！自幼儿没受过困苦，没遭过大事，没受过训练，那能那么巧，一遇见事就会有办法！

回家，还是回家！见了她就说！

叫了辆汽车回家。

温都太太正收拾书房，马老先生进来了。

“嘿喽！出去走得怎么样？”她问。

“很好，很好！”他回答：“公园里很有意思，小水仙花，这么一点，”他伸着小指说：“刚由土里冒出来。玛力上工去啦？她今天欢喜点了吧？”

“她今天可喜欢了！”她一边擦窗户一边说，并没看着他：“多瑞姑姑死了，给玛力留下一百镑钱，可怜的多瑞！这一百镑钱把玛力的小心给弄乱了，她要买帽子，要买个好留声机，要买件皮袄，又打算存在银行生利。买东西就不能存起来生利，不能两顾着，是不是？小玛力，简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华盛顿还是没来？”马老先生问。

“没有！”她很慢的摇摇头。

“少年人不可靠！不可靠！”他叹息着说。

她回过头来，看着他，眼中有一星的笑意。

“少年人不可靠！少年人的爱情是一时的激刺，不想怎么继续下去，怎么组织起个家庭来！”马老先生自有生以来没说过这么漂亮的话，而且说得非常自然，诚恳。说完了一摇头，又表示出无限的感慨！——早晨这一趟公园慢步真没白走，真得了些带诗味的感触。说完，他看着温都太太，眼里带出不少恳求哀告的神气来。

她也听出他的话味来，可是没说什么，又转回身去擦玻璃。

他往前走了两步，很勇敢，很坚决，心里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成败在此一举啦！”

“温都太太！温都太太！”他只叫了这么两声，他的声音把心中要说的话都表示出来。他伸着一只手，手指头都沉重的颤着。

“马先生！”她回过身来，手在窗台上支着：“咱们的事儿完了，不用再提！”

“就是因为那天买戒指的时候，那个伙计说了那么几句话？”他问。

“不！理由多了！那个不过是一个起头。那天回来，我细细想了一回，理由多了，没有一个理由叫我敢再进行的！我爱你——”

“爱就够了，管别的呢！”他插嘴说。

“社会！社会！社会专会杀爱情！我们英国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是在社交上我们是有阶级的。我们婚姻的自由是限于同等阶级的。有同等地位，同等财产，然后敢谈婚姻，这样结婚后才有乐趣。一个王子娶一个村女，只是写小说的愿意这么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就打算这是事实，那个小乡下姑娘也不会快乐，社会，习惯，礼节，言语，全变了，全是她所不知道的，她怎能快活！”她喘了一口气，无心中的用抹布擦了擦小鼻子，然后接着说：“至于你我，没有阶级的隔膜；可是，种族的不同在其中作怪！种族比阶级更厉害！我想了，细细的想了，咱们还是不冒险好！你看，玛力的事儿，十分有九分是失败了；为她打算，我不能嫁你；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人类的成见，没法子打破！你初来的时候，我也以为你是什么妖怪野鬼，因为人人都说你们不好吗。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坏，可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还是要在社会上活着的；社会的成见就三天的工夫能把你我杀了！英国男人娶外国妇人是常有的事，人们看着外国的妇女怀疑可是不讨厌；英国妇人嫁外国男人，另一回事了；你知道，马先生，英国人是一个极骄傲的民族，看不起嫁外国人的妇人，讨厌娶英国老婆的外国人！我常听人们说：东方妇女是家中的宝贝，不肯叫外人看见，更不肯嫁给外国人，英国人也是一样，最讨厌外国人动他们的妇女！马先生，种族的成见，你我打不破，更犯不上冒险的破坏！你我可以永远作好朋友，只能作好朋友！”

马老先生混身全麻木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待了老大半天，他低声儿说：

“我还可以在这儿住？”

“呕，一定！我们还是好朋友！前些天我告诉马威，叫你们搬家，是我一时的冲动！我要真有心叫你搬，为什么我不催促你呢！在这儿住，一定！”她笑了一笑。

他没言语，低着头坐下。

“我去叫拿破仑来跟你玩。”她搭讪着走出去了。

第五段

1

三月中间，伦敦忽然见着响晴的蓝天。树木，没有云雾的障蔽，好像分外高瘦了一些。榆树枝儿纷纷往下落红黄的鳞片，柳枝很神速的挂上一层轻黄色。园中的野花，带着响声，由湿土里往外冒嫩芽。人们脸上也都多带出三分笑意。肥狗们乐得满街跳，向地上的树影汪汪的叫。街上的汽车看着花梢多了，在日光里跑得那么利嗖，车尾冒出的蓝烟，是真有点蓝色了。铺子的金匾，各色的点缀，都反射出些光彩来，叫人们的眼睛有点发花，可是心中痛快。

虽然天气这么好，伊家的大小一点笑容都没有，在客厅里会议。保罗叼着烟袋，皱着眉。伊牧师的脑杓顶着椅子背，不时的偷看伊太太一眼。她的头发连一点春气没有，干巴巴的在头上绕着，好像一团死树根儿。她的脖子还是梗得很直，眼睛带出些毒光，鼻子边旁的沟儿深，很深，可是很干，像两条冻死的护城河。

“非把凯萨林拉回来不可！我去找她，我去！”伊太太咬着牙说。

“我不能再见她的面！趁早不用把她弄回来！妈！”保罗说，态度也很坚定。

“咱们不把她弄回来，玛力要是告下华盛顿来，咱们全完，全完！谁也不用混啦！我在教会不能再做事，你在银行也处不下去啦！她要是告状，咱们就全完，毁到底！你我禁得住报纸的宣扬吗！把她弄回来，没第二个办法！”伊太太说，说得很沉痛，字字有力。

“她要是肯和人跑了，咱们就没法子把她再叫回来！”保罗说，脸上显着非常的愤怒：“我早知道她！自私，任性，不顾脸面！我早知道她！”

“不用空恨她！没用！想办法！你恨她，我的心都碎了！自幼儿到现在，我那一天不给她些《圣经》上的教训？我那一天不拿眼睛钉着她？你恨她，我才真应当恨她的呢！可是，无济于事，恨她算不了什么；再说，咱们得用爱力感化她！她跑了，咱们还要她，自要她肯改邪归正；自要她明白基督的教训；自要她肯不再念那些邪说谬论！我去找她，找到天边，也把她找回来！我知道她现在不会快乐，我把她找回来，叫她享受一切她从前的快乐；我知道她跟我在一块儿是最快活的；叫我的女儿快活是我的责任，不管她怎么样对不起我！”伊太太一气说完，好像心中已打好了稿子，一字不差的背了一过。眼中有点湿润，似乎是一种泪，和普通人的泪完全不同。

“她决不会再回来！她要是心里有咱们，她就决不会跟华盛顿那小子跑了！妈，你怎办都好，我走！我要求银行把我调到印度，埃及，日本，那儿也好；我不能再见她！英国将来有亡的那一天，就亡在这群自私，不爱家，不爱国，不爱上帝的男女们！”保罗嚷着说，说完，站起来，出去了。

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筋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中，有的心宽量大，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在这种波浪中，他们得到许多许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见短，极力的逆着这个潮浪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紧紧的捉住。这两队人滚来滚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没心去管谁；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惨剧。

英国人是守旧的，就是守旧的英国人也正在这个怒潮里滚。

凯萨林的思想和保罗的相差至少有一百年：她的是和平，自由；打破婚姻，宗教；不要窄狭的爱国；不要贵族式的代议政治。保罗的呢：战争，爱国，连婚姻与宗教的形式都要保存着。凯萨林看上次的大战是万恶的，战前的一切是可怕的；保罗看上次的大战是最光荣的，战前的一切是黄金的！她的思想是由读书得来的；他的意见是本着本能与天性造成的。她是个青年，他也是个青年，大战后的两种青年。她时时处处含着笑怀疑，他时时处处叼着烟袋断定。她要知道，明白；他要结果，效用。她用脑子，他用心血。谁也不明白谁，他恨她，因为他是本着心血，感情，遗传，而断定的！

她很安稳的和华盛顿住在一块，因为他与她相爱。为什么要买个戒指戴上？为什么要上教堂去摸摸《圣经》？为什么她一定要姓他的姓？……凯萨林对这些问题全微微的一笑。

玛力——和保罗是一样的——一定要个戒指，一定要上教堂去摸《圣经》，一定叫人称呼她华盛顿太太。她的举动像个小野猫儿，她的思想却像个死牛。她喜欢露出白腿叫男人看，可是她的腿只露到膝下，风儿把裙子刮起一点，便赶快的拉住，看着傻气而可笑。她只是为态度，衣帽，叫男人远远看着她活着的。她最后的利器便是她的美。凭着她的美捉住个男人，然后成个小家庭，完了！她的终身大事只尽于此！她不喜欢有小孩，这虽是新思想之一，可是玛力信这个只是为方便。小孩子是最会破坏她的美貌的，小孩是最麻烦的，所以她不愿意生小孩；而根本不承认她有什么生育制限的新思想。

华盛顿拿玛力与凯萨林一比较，他决定和凯萨林一块住了。他还是爱玛力，没忘了她；可是他和凯萨林的关系似乎在“爱”的以上。这点在“爱”以上的东西是欧战以后的新发现，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这点东西是不能以形式限制住的，这点东西是极自由的，极活泼的。玛力不会了解，还不会享受，因为她的“爱”的定义是以婚姻，夫妇，家庭，来限定的；而这点东西是决不能叫那些老风俗捆住的。

凯萨林与华盛顿不耻手拉着手儿去见伊太太，也不怕去见玛力；只是伊太太与玛力的不了解，把他与她吓住了；他与她不怕人，可是对于老的思想有些不敢碰。这不是他与她的软弱，是世界潮流的击撞，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历史的改变。他与她的良心是平安的，可是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他与她的良心不能和伊太太，玛力的良心搁在同一天平上称。好吧，他与她顶好是不出头，不去见伊太太与玛力。

“可怜的保罗！要强的保罗！我知道他的难处！”伊太太在保罗出去以后，自己叨唠着。

伊牧师看了她一眼，知道到了他说话的时候了，嗽了两下，慢慢的说：

“凯不是个坏丫头，别错想了她。”

“你老向着她说话，要不是你惯纵着她，她还作不出这种丑事呢！”伊太太一炮把老牧师打闷过去。

伊牧师确是有点恨她，可是不敢发作。

“我找她去！我用基督耶稣的话把她劝回来！”伊太太勉强一笑，和魔鬼咧嘴一样的和善。

“你不用找她去，她不回来。”伊牧师低声的说：“她和他在一块儿很快乐呢，她一定不肯回来；要是不快乐呢，她有挣饭吃的能力，也不肯回来。我愿意她回来，她最爱我，我最疼她！”他的眼圈儿湿了，接着说：“可是我不愿意强迫她回来。她有她的主张，意见。她能实行她的主张与意见，她就快活；我不愿意剥夺她的快活！现在的事，完全在玛力身上，玛力要告状，咱们全完；她高高一抬手，万事皆休；全在她一个人身上。你不用去找凯，我去看她，听一听她的意见，然后我去求玛力！”

“求——玛力！！求！！！”伊太太指着他的鼻子说，除了对于上帝，她没用过这个“求”字！

“求她！”伊牧师也叫了劲，声音很低，可是很坚决。

“你的女儿跑了，去求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的身分，伊牧师！”伊太太喊。

“我没身分！你和保罗都有身分，我没有！你要把女儿找回来，只为保持你的脸面，不管她的快乐！同时你一点没想到玛力的伤心！我没身分，我去求她！她肯听我的呢，她算牺牲了自己，完成凯萨林的快乐；她不肯听我的呢，她有那分权利与自由，我不能强迫她！可怜的玛力！”

伊太太想抓起点东西往他的头上摔；忽然想起上帝，没敢动手。她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顶着那头乱棉花走出去了。

……

伊牧师和温都太太对着脸坐着，玛力抱着拿破仑坐在钢琴前面。在灯光下，伊牧师的脸是死白死白的。

“玛力！玛力！”他说：“凯萨林不对，华盛顿也不对；只委屈了你！可是事已至此，你要严重的对他呢，连他带我就全毁了！你有法律上的立脚地，你请求赔偿，是一定可以得到的。连赔偿带手续费，他非破产不可！报纸上一宣扬，我一家子也全跟着毁了！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起诉，你有十足的理由去要求赔偿，我只是求你，宽容他一些！华盛顿不是个坏小子，凯萨林也不是个坏丫头，只是他们的行动，对不起你；你能宽容他们，他们的终身快乐是你给的！你不饶恕他们，我一点也不说你太刻，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我是来求你，格外的留情，成全他们，也成全了我们！在法律上他与她是应当受罚的，在感情上他们有可原谅的地方。他们被爱情的冲动做下这个错事，他们决无意戏弄你，错待你，玛力！你说一句话，玛力，饶恕他们，还是责罚他们。玛力姑娘，你说一句话！”

玛力的泪珠都落在拿破仑的身上，没有回答。

“我看，由法律解决是正当的办法，是不是？伊牧师！”温都太太嘴唇颤着说。

伊牧师没言语，双手捧着脑门。

“不！妈！”玛力猛孤丁的站起来说：“我恨他，我恨他！我——爱他！我不能责罚他！我不能叫他破产！可是，得叫他亲自来跟我说！叫他亲自来！我不能听旁人的，妈，你不用管！伊牧师，你也管不了！我得见他，我也得见她！我看看他们，只要看看他们！哈哈！哈哈！”玛力忽然怪笑起来。

“玛力！”温都太太有点心慌，过去扶住女儿。

伊牧师坐在那里像傻了一样。

“哈哈！哈哈！”玛力还是怪笑，脸上通红，笑了几声，把头伏在钢琴上哭起来。

拿破仑跑到伊牧师的腿旁，歪着头看着他。

2

马威和李子荣定好在礼拜天去看伦敦北边的韦林新城。这个新城是战后才建设的。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那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只有一个大铺子，什么东西都卖。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只有几条街道可以走车马，如是，人们日夜可以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全仗着科学：电气的利用，新建筑学的方法，花木的保护法，道路的布置，全是科学的。这种科学利用，把天然的美增加了许多。把全城弄成极自然，极清洁，极优美，极合卫生，不是没有科学知识的所能梦想得到的。

科学在精神方面是求绝对的真理，在应用方面是给人类一些幸福。错用了科学的是不懂科学，因科学错用了而攻击科学，是不懂科学。人生的享受只有两个：求真理与娱乐。只有科学能供给这两件。

两个人坐车到邦内地，由那里步行到新城去。顺着铁路走，处处有些景致。绿草地忽高忽低，树林子忽稀忽密。人家儿四散着有藏在树后的，有孤立在路旁的，小园里有的有几只小白鸡，有的挂着几件白汗衫，看着特别的有乡家风味。路上，树林里，都有行人：老太婆戴着非常复杂的帽子，拄着汗伞，上教堂去作礼拜。青年男女有的挨着肩在树林里散逛，有的骑着车到更远的乡间去。中年的男人穿着新衣裳，带着小孩子，在草地上看牛，鸡，白猪，鸟儿，等等。小学生们有的成群打伙的踢足球，有的在草地上滚。

工人们多是叼着小泥烟袋，拿着张小报，在家门口儿念。有时候也到草地上去和牛羊们说回笑话。

英国的乡间真是好看：第一样处处是绿的，第二样处处是自然的，第三样处处是平安的。

“老李，”马威说“：你看伊姑娘的事儿怎么样？你不赞成她吧？”

李子荣正出神的看着一株常绿树，结着一树的红豆儿，好像没听见马威说什么。

“什么？呕，伊姑娘！我没有什么不赞成她的地方。你看那树的红豆多么好看？”

“好看！”马威并没注意的看，随便回答了一句，然后问：“你不以为她的行动出奇？”

“有什么出奇！”李子荣笑着说：“这样的事儿多了！不过我决不肯冒这个险。她，她是多么有本事！她心里有根：她愿意和一个男人一块住，她就这么办了，她有她的自由，她能帮助他。她不愿意和他再混，好，就分离，她有能力挣饭吃。你看，她的英文写得不错，她会打字，速记，她会办事，又长的不丑，她还怕什么！凡是敢实行新思想的，一定心里有点玩艺儿；没真本事，光瞎喊口号，没有个成功！我告诉你，老马，我就佩服外国人一样：他们会挣钱！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她也挣三四百一年。你看玛力，小布人似的，她也会卖帽子。你看亚力山大那个野调无腔，他也会给电影厂写布景。你看博物院的林肯，一个小诗人，他也会翻译中国诗卖钱。我有一天问他，中国诗一定是有价值，不然你为什么翻译呢？你猜，他说什么？‘中国东西现在时兴，翻点中国诗好卖钱！’他们的挣钱能力真是大，真厉害。有了这种能力，然后他们的美术，音乐，文学，才会发达，因为这些东西是精神上的奢侈品，没钱不能做出来。你看西门爵士那一屋子古玩，值多少钱！他说啦，他死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都送给伦敦博物院。中国人可有把一屋子古玩送给博物院的？连窝窝头还吃不上，还买古玩，笑话！有了钱才会宽宏大量，有了钱才敢提倡美术，和慈善事业。钱不是坏东西，假如人们把钱用到高尚的事业上去。我希望成个财主，拿出多少万来，办图书馆，办好报纸，办博物院，办美术馆，办新戏园，多了！多了！好事情多了！”李子荣吸了口气，空气非常的香美。

马威还想着伊姑娘的事，并没听清李子荣说的是什么。

“可怜的玛力！”马威叹息了一声。

“我说的话，你全没听？老马！”李子荣急了。

“听见了，全听见了！”马威笑了：“可怜的玛力！”

“扔开你的玛力和凯萨林！可怜？我才可怜呢！一天到晚穷忙，还发不了财！”李子荣指手画脚的嚷，把树上的小鸟吓飞了一群。

马威不说话了，一个劲儿往前走。头低着，好像叫思想给赘沉了似的。

李子荣也不出声，扯开粗腿，和马威赛开了跑。两个人一气走了三哩，走得喘吁吁的。脸全红了，手指头也涨起来。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说话，只是走，越走越有劲。

马威回头看了李子荣一眼，李子荣往起一挺胸脯，两个人又走下去了。

“可怜的玛力！”李子荣忽然说，学着马威的声调。

马威站住了，看着李子荣说：

“你是成心耍我呀，老李！什么玛力呀？又可怜呀？”

“你老说我太注重事实吗，我得学着浪漫一点，是不是？”李子荣说。

两个人走得慢了。

“老李，你不明白我！”马威拉住李子荣的胳臂，说：“说真的，我还是对玛力不死心！我简直的没办法！有时候我半夜半夜的睡不着觉，真的！我乱想一回：想想你的劝导，想想父亲的无望，想想事业，想想学问；不论怎么想吧，总忘不了她！她比仙女还美，同时比魔鬼还厉害！”

“好老马，你我真和亲弟兄一样，我还是劝你不必妄想！”李子荣很诚恳的说：“我看她一定把华盛顿给告下来，至少也要求五六百镑的赔偿。她得了这笔钱，好好的一打扮，报纸上把她的影片一登，我敢保，不出三个月她就和别人结婚。外国人最怕报纸，可是也最喜欢把自己的姓名，像片，全登出来。这是一种广告。谁知道小玛力？没人！她一在报纸上闹腾，行了，她一天能接几百封求婚书。你连半点希望也没有！不必妄想，老马！”

“你不知道玛力，她不会那么办！”马威很肯定的说。

“咱们等着瞧！钱，名，都在此一举，她不是个傻子！况且华盛顿破坏婚约，法律上有保护玛力的义务。”

“我没望？”马威说得很凄惨。

李子荣摇了摇头。

“我再试一回，她再拒绝我，我就死心了！”马威说。

“也好！”李子荣带着不赞成的口气。

“我告诉你，老李，我跟她说一回；再跟父亲痛痛快快说一回，关于铺子的事。她拒绝我呢，我无法。父亲不听我的呢，我走！他一点事儿不管，老花钱，说不下去；我得念书。不能一天粘在铺子里。我忍了这么些日子了，他一点看不出来；我知道不抓破面皮的跟他说，他要命也不明白我们的事情，非说不可了！”

“打开鼻子说亮话，顶好的事！不过——”李子荣看见路旁的里数牌：“哈，快到了，还有半哩地。我说，现在可快一点钟了，咱们上那儿去吃饭呢？新城里一定没饭馆！”

“不要紧，车站上许有酒馆，喝杯酒，来两块面包，就成了。”马威说。

离车站不远有一带土坡，上面不少小松树。两个人上了土坡，正望见新城。高低的房屋，全在山坡下边，房屋那边一条油光光的马路，是上剑桥的大道。汽车来回的跑，远远看着好像几个小黑梭。天是阴着，可是没雾，远远的还可以看见韦林旧城。城里教堂的塔尖高高的在树梢上挺出来，看着像几条大笋。两城之间，一片高低的绿地，地中圈着些牛羊。羊群跑动，正像一片雪被风吹着流动似的。

两个人看了半天，舍不得动。教堂的钟轻轻的敲了一点。

……

自从由韦林新城回来，马威时时刻刻想和玛力谈一谈，可是老没得机会。

有一天晚上，温都太太有些头疼，早早的就睡了。马老先生吃完晚饭出去了，并没告诉别人到那里去。玛力一个人抱着拿破仑在客厅里坐着，哭丧着脸和拿破仑报委屈。

马威在屋外咳嗽了一声，推门进来。

“哈喽，马威！”

“玛力，你没出去？”马威说着过去逗拿破仑。

“马威，你愿意帮助我吗？”玛力问。

“怎么帮助你？”马威往前又凑了凑。

“告诉我，华盛顿在那儿住？”她假意的笑着说。

“我不知道，真的！”

“无关紧要，不知道不要紧！”她很失望的一撇嘴。

“玛力，”他又往前凑凑，说：“玛力！你还是爱华盛顿？你不会给真爱你的人一点机会？”

“我恨他！”玛力往后退退身子：“我恨你们男人！”

“男人里有好的！”马威的脸红了一点，心里直跳。

玛力乐了，乐的挺不自然。

“马威，你去买瓶酒，咱们喝，好不好？我闷极了，我快疯了！”

“好，我去买，你要喝什么？”

“是有辣劲的就成，我不懂得酒。”

马威点点头，拿上帽子，出去了。

……

“马威。我脸红了！很热！你摸！”

马威摸了摸她的脸蛋，果然很热。

“我摸摸你的！”玛力的眼睛分外的光亮，脸上红的像朝阳下的海棠花。

他把她的手握住了，他的浑身全颤动着。他的背上流着一股热气。他把她的手，一块儿棉花似的，放在他的唇边。她的手背轻轻往上迎了一迎。他还拉着她的手，那一只手绕过她的背后，把嘴唇送到她的嘴上。她脸上背上的热气把他包围起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听得见自己心房的跳动。他把全身上的力量全加到他的唇上，她也紧紧搂着他，好像两个人已经化成一体。他的嘴唇，热，有力，往下按着；她的唇，香软，柔腻，往上凑和。他的手脚全凉了，无意识的往前躬了躬身，把嘴唇更严密的，滚热的，往下扣。她的眼睛闭着，头儿仰着，把身子紧紧靠着他的。

她睁开眼，用手轻轻一推他的嘴，他向后退了两步，差点没倒下。

她又灌下去一杯！喝得很凶，怪可怕的。舐了舐嘴唇，她立起来，看着马威。

“哈哈，原来是你！小马威！我当你是华盛顿呢！你也好，马威，再给我一个吻！这边！”她歪着右脸递给他。

马威傻子似的往后退了两步，颤着说：

“玛力！你醉了？”

“我没醉！你才醉了呢！”她摇晃着向他走过来：“你敢羞辱我，吻我，你！”

“玛力！！”他拉住她的手。

她由他拉着手，低下头，一个劲儿笑。笑着，笑着，她的声音变了，哭起来。

拿破仑这半天看着他们，莫明其妙是怎一回事。忽然小耳朵立起来，叫了两声。马老先生开门进来了。

看见他们的神气，马老先生待着想了半天，结果，他生了气。

“马威！这是怎回事呀！”马老先生理直气壮的问。

马威没回答。

“玛力，你睡觉去吧！”他问玛力。

玛力没言语，由着马威把她搀到楼下去。

马威心里刀刺的难过。后悔不该和她喝酒，心疼她的遭遇，恨她的不领略他的爱情，爱她的温柔嘴唇，想着过去几分钟的香色……难过！没管父亲，一直上楼了。

马老先生的气头不小，自从温都太太拒绝了他，他一肚的气，至今没地方发送；现在得着个机会，非和马威闹一回不可。

他把他们剩下的酒全喝了，心气更壮了。上了楼来找马威。

马威也好，把门从里面锁好，马老先生干跺脚，进不去。

“明天早晨见，马威！明天咱们得说说！没事儿把人家大姑娘灌醉了，拉着人家的手！你有脸皮没有哇？明天见！”

马威一声也没出。

3

马老先生睡了一夜平安觉，把怒气都睡出去了。第二天早晨，肚子空空的，只想吃早饭，把要和马威算账也忘了。

吃完早饭，他回到书房去抽烟，没想到马威反找他来了。马威皱着眉，板着脸，眼睛里一点温和的样儿也没有。

马老先生把昨天晚上的怒气又调回来了。心里说：“我忘了，你倒来找寻我！好，咱们得说说，小子！”

马威看着他父亲没有一处不可恨的。马老先生看着儿子至少值三百军棍。谁也没这么恨过谁，他们都知道；可是今天好像是有一股天外飞来的邪气，叫他们彼此越看越发怒。

“父亲，”马威先说了话：“咱们谈一谈，好不好？”

“好吧！”马老先生咂着烟袋，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两个字来。

“先谈咱们的买卖？”马威问。

“先谈大姑娘吧。”马老先生很俏皮的看了他儿子一眼。

马威的脸色白了，冷笑着说：

“大姑娘吧，二姑娘吧，关于妇女的事儿咱们谁也别说谁，父亲！”

马老先生嗽了两声，没言语，脸上慢慢红起来。

“谈咱们的买卖吧？”马威问。

“买卖，老是买卖！好像我长着个‘买卖脑袋’似的！”马老先生不耐烦的说。

“怎么不该提买卖呀？”马威瞪着他父亲问：“吃着买卖，喝着买卖！今天咱们得说开了，非说不可！”

“你，兔崽子！你敢瞪我！敢指着脸子教训我！我是你爸爸！我的铺子，你不用管，用不着你操心！”马老先生真急了，不然，他决不肯骂马威。

“不管，更好！咱们看谁管，谁管谁是王——”马威没好意思骂出来，推门出去了。

马威出了街门，不知道上那儿好。不上铺子去，耽误一天的买卖；上铺子去，想着父亲的话真刺心。压了压气，还是得上铺子去；父亲到底是父亲，没法子治他；况且买卖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铺子倒了，他们全得挨饿。没法子，谁叫有这样的父亲呢！

伦敦是大的，马威却觉得非常的孤独寂寞。伦敦有七百万人，谁知道他，谁可怜他；连他的父亲都不明白他，甚至于骂他！玛力拒绝了他，他没有一个知心的！他觉着非常的凄凉，虽然伦敦是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地方去，虽然伦敦有四百个电影院，几十个戏馆子，多少个博物院，美术馆，千万个铺子，无数的人家；他却没有地方去；他看什么都凄惨；他听什么都可哭；因为他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东西：爱！

他坐在铺子里，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他鼓舞着自己，压制着怒气，去，去跳舞，去听戏，去看足球，去看电影；啊，离不开这个铺子！没有人帮助我，父亲是第一个不管我的！和他决裂，不肯！不管他罢，也不去跳舞，游戏；好好的念书，作事，由苦难中得一点学问经验；说着容易，感情的激刺往往胜过理智的安排。心血潮动的时候不会低头念书的！

假如玛力能爱我，马威想：假如我能天天吻她一次，天天拉拉她的手，能在一块儿说几句知心的话，我什么事也不管了，只是好好作事，念书；把我所能得的幸福都分给她一半。或者父亲也正这么想，想温都太太，谁管他呢！可怜的玛力，她想华盛顿，正和我想她一样！人事，爱情，永远是没系统的，没一定的！世界是个大网，人人想由网眼儿撞出去，结果全死在网里；没法子，人类是微弱的，意志是不中用的！

不！意志是最伟大的，是钢铁的！谁都可以成个英雄，假如他把意志的钢刃斫断了情丝，烦恼！马威握着拳头捶了胸口两下。干！干！往前走！什么是孤寂？感情的一种现象！什么是弱懦？意志的不坚！

进来个老太婆，问马威卖中国茶不卖。他勉强笑着把她送出去了。

“这是事业？呕，不怪父亲恨做买卖！卖茶叶不卖？谁他妈的卖茶叶！”

只有李子荣是个快乐人！马威想：他只看着事情，眼前的那一丁点事情，不想别的，于是也就没有苦恼。他和狮子一样，捉鹿和捉兔用同等的力量，而且同样的喜欢；自要捉住些东西就好，不管大小。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然而他快乐，能快乐的便是豪杰！

马威不赞成李子荣，却是佩服他，敬重他。有心要学他，不成，学不了！

“嘿喽，马威！”亚力山大在窗外喊，把玻璃震得直颤：“你父亲呢？”他开开门进来，差点给门轴给推出了槽。他的鼻子特别红，嘴中的酒味好像开着盖的酒缸。他穿着新红灰色的大氅，站在那里，好似一座在夕阳下的小山。

“父亲还没来，干什么？”马威把手搁在亚力山大的手中，叫他握了握。亚力山大的大拇指足有马威的手腕那么粗。

“好，我交给你吧。”亚力山大掏出十张一镑钱的票子。一边递给马威，一边说：“他叫我给押两匹马，一匹赢了，一匹输了；胜负相抵，我还应当给他这些钱。”

“我父亲常赌吗？”马威问。

“不用问，你们中国人都好赌。你明白我的意思？”亚力山大说：“我说，马威，你父亲真是要和温都太太结婚吗？那天他喝了几盅，告诉我他要买戒指去，真的？”

“没有的事，英国妇人那能嫁中国人，你明白我的意思？”马威笑着说，说得非常俏皮而不好听。

亚力山大看了马威一眼，撇着大嘴笑了笑。然后说：“他们不结婚，两好，两好！我问你，你父亲没告诉你，他今天到电影厂去？”

“没有，上那儿去作什么？”马威问。

“你看，是不是！中国人凡事守秘密，不告诉人。你父亲允许帮助我做电影，今天应当去。他可别忘了哇！”

马威心中更恨他父亲了。

“他在家哪？”亚力山大问。

“不知道！”马威回答的干短而且难听。

“回头见，马威！”亚力山大说着，一座小山似的挪动出去。

“赌钱，喝酒，买戒指，作电影，全不告诉我！”马威自己叨唠：“好！不用告诉我！咱们到时候再说！”

4

四月中的细雨，忽晴忽落，把空气洗得怪清凉的。嫩树叶儿依然很小，可是处处有些绿意。含羞的春阳只轻轻的，从薄云里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线；地上的人影，树影都是很微淡的。野桃花开得最早，淡淡的粉色在风雨里摆动，好像媚弱的小村女，打扮得简单而秀美。

足球什么的已经收场了，人们开始讲论春季的赛马。游戏是英国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英国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东西。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很多的训练：服从，忍耐，守秩序，爱团体……。

马威把他的运动又搁下了，也不去摇船，也不去快走；天天皱着眉坐在家里，或是铺子里，咂着滋味发愁。伊姑娘也见不着，玛力也不大理他。老拿着本书，可是念不下去，看着书皮上的金字恨自己。李子荣也不常来；来了，两个人也说不到一块儿。马老先生打算把买卖收了，把钱交给状元楼的范掌柜的扩充饭馆的买卖，这样，马老先生可以算作股东，什么事不用管，专等分红利。马威不赞成这个计划，爷儿俩也没短拌嘴。

除去这些事实上的缠绕，他精神上也特别的沉闷。春色越重，他心里身上越难过，说不出的难过；这点难过是由原始人类传下来的，遇到一定的时令就和花儿一样的往外吐叶发芽。

他嫌大氅太重，穿着件雨衣往铺子走。走到圣保罗堂的外面，他呆呆的看着钟楼上的金顶；他永远爱看那个金顶。

“老马！”李子荣从后面拉了他一把。

马威回头看，李子荣的神色非常的惊慌，脸上的颜色也不正。

“老马！”李子荣又叫了一声：“别到铺子去！”

“怎么啦？”马威问。

“你回家！把铺子的钥匙交给我！”李子荣说的很快，很急切。

“怎样啦？”马威问。

“东伦敦的工人要来拆你们的铺子！你赶快回家，我会对付他们！”李子荣张着手和马威要钥匙。

“好哇！”马威忽然精神起来：“我正想打一回呢！拆铺子？好！咱们打一回再说！”

“不！老马！你回家，事情交给我了！你我是好朋友不是？你信任我？”李子荣很急切的说。

“我信任你！你是我的亲哥哥！但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万一他们打你呢？”马威问。

“他们不会打我！你要是在这儿，事情可就更不好办了！你走！你走！马威，你走！”李子荣还伸着手和他要钥匙。

马威摇了摇头，咬着牙说：“我不能走，老李！我不能叫你受一点伤！我们的铺子，我得负责任！我和他们打一回！我活腻了，正想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呢！”

李子荣急得直转磨，马威是无论怎说也不走。

“你要把我急死，马威！”李子荣说，喷出许多唾沫星儿来。

“我问你，他们有什么理由拆我们的铺子呢？”马威冷笑着问。

“没工夫说，他们已经由东伦敦动了身！”李子荣搓着手说。

“我不怕！你说！”马威极坚决的说。

“来不及了！你走！”

“你不说，好，你走，老李！我一个人跟他们拼！”

“我不能走，老马！到危险的时候不帮助你？你把我看成什么东西了？”李子荣说得非常的堂皇，诚恳，马威的心软了。马威看李子荣，在这一两分钟内，不只是个会办事挣钱的平常人，也是个心神健全的英雄。马威好像看透了李子荣的心，一颗血红的心，和他的话一样的热烈诚实。

“老李，咱们谁也别走，好不好？”

“你得允许我一个条件：无论遇见什么事，不准你出来！多咱你听见我叫你打，你再动手！不然，你不准出柜房儿一步！你答应这个条件吗？”

“好，我听你的！老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为我们的事这样——”

“快走，没工夫扯闲话！”李子荣扯着马威进了胡同：“开门！下窗板！快！”

“给他们收拾好了，等着叫他们拆？”马威问，脸上的神色非常激愤。

“不用问！叫你做什么，做什么！把电灯捻开！不用开柜房的电门！好了，你上里屋去，没我的话，不准出来！在电话机旁边坐下，多咱听我一拍手，给巡警局打电，报告被抢！不用叫号码，叫‘巡警局’，听见没有？”李子荣一气说完，把屋中值钱的东西往保险柜里放了几件。然后坐在货架旁边，一声也不发了，好像个守城的大将似的。

马威坐在屋里，心中有点跳。他不怕打架，只怕等着打架。他偷偷的立起来，看看李子荣。他心里平安多了，李子荣纹丝不动的在那里坐着，好像老和尚参禅那么稳当；马威想：有这么个朋友在这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坐下！老马！”李子荣下了命令。马威很机械的坐下了。

又过了四五分钟，窗外发现了一个戴着小柿饼帽子的中国人，鬼鬼啾啾的向屋内看了一眼。李子荣故意立起来，假装收拾架子上的货物。又待了一会儿，窗外凑来好几个戴小柿饼帽子的了，都指手画脚的说话。李子荣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只听见广东话句尾的长余音：呕——！喽——！呕——……

哗啦！一块砖头把玻璃窗打了个大窟窿。

李子荣一拍手，马威把电话机抄在手里。

哗啦！又是一块砖头。

李子荣看了马威一眼，慢慢往外走。

哗啦！两块砖头一齐飞进来，带着一群玻璃碴儿，好像两个彗星。一块刚刚落在李子荣的脚前面，一块飞到货架上打碎了一个花瓶。

李子荣走到门前面。外面的人正想往里走。李子荣用力推住了门钮，外面的人就往里撞。李子荣忽然一撒手，外面的人三四个一齐倒进了，摔成一堆。

李子荣一跳，骑在最上边那个人身上，两脚分着，一脚踩着底下的一支脖子。呕——！哼！喽——！底下这几位无奇不有的直叫。李子荣用力往下坐，他们也用力往起顶。李子荣知道他不能维持下去，他向门外的那几个喊：“阿丑！阿红！李三兴！潘各来！这是我的铺子，我的铺子！你们是怎回事？！”他用广东话向他们喊。

他认识他们，他是他们的翻译官，是东伦敦的华人都认识他。

外面的几个听见李子荣叫他们的名字，不往前挤了，彼此对看了看，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李子荣看外边的楞住了，他借着身下的顶撞，往后一挺身，正摔在地上。他们爬起来了，他也爬起来了，可是正好站在他们前面，挡着他们，不能往前走。

“跑！跑！”李子荣扬着手向他们喊：“巡警就到！跑！”

他们回头看了看胡同口，已经站了一圈人；幸而是早晨，人还不多。他们又彼此看了看，还正在犹疑不定，李子荣又给了他们一句：“跑！！！”

有一个跑了，其余的也没说什么，也开始拿腿。

巡警正到胡同口，拿去了两个，其余的全跑了。

…………

各晚报的午饭号全用大字登起来：“东伦敦华人大闹古玩铺。”“东伦敦华人之无法无天！”“惊人的抢案！”“政府应设法取缔华人！”……马家古玩铺和马威的像片全在报纸的前页登着，《晚星报》还给马威像片下印上“只手打退匪人的英雄”。新闻记者一群一群的拿着像匣子来和马威问询，并且有几个还找到戈登胡同去见马老先生；对于马老先生的话，他们登的是：“Me no say．Me no speak.”虽然马老先生没有这么说。写中国人的英文，永远是这样狗屁不通；不然，人们以为描写的不真；英国人没有语言的天才，故此不能想到外国人会说好英文。

这件事惊动了全城，东伦敦的街上加派了两队巡警，监视华人的出入。当晚国会议员质问内务总长，为什么不把华人都驱出境外。马家古玩铺外面自午到晚老有一圈人，马威在三点钟内卖了五十多镑钱。

马老先生吓得一天没敢出门，盼着马威回来，看看到底儿子叫人家给打坏了没有。同时决定了，非把铺子收闭了不可，不然，自己的脑袋早晚是叫人家用砖头给打下来。

门外老站着两个人，据温都太太说，他们是便衣侦探。马老先生心更慌了，连烟也不抽了，唯恐怕叫侦探看见烟袋锅上的火星。

5

伦敦的华工分为两党：一党是有工便做，不管体面的。电影厂找挨打的中国人，便找这一党来。第二党是有血性的苦工人，不认识字，不会说英国话，没有什么手艺，可是真心的爱国，宁可饿死也不作给国家丢脸的事。这两党人的知识是一样的有限，举动是一样的粗卤，生活是一样的可怜。他们的分别是：一党只管找饭吃，不管别的；一党是找饭吃要吃的体面。这两党人是不相容的，是见面便打的。傻爱国的和傻不爱国的见面没有第二个办法，只有打！他们这一打，便给外国人许多笑话听；爱国的也挨骂，不爱国的也挨骂！

他们没有什么错处，错处全在中国政府不管他们！政府对人民不加保护，不想办法，人民还不挨骂！

中国留英的学生也分两派：一派是内地来的，一派是华侨的子孙。他们也全爱国，只是他们不明白国势。华侨的子孙生在外国，对中国国事是不知道的。内地来的学生时时刻刻想使外国人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微弱是没法叫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

外国人在电影里，戏剧里，小说里，骂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习惯，正像中国戏台上老给曹操打大白脸一样。中国戏台上不会有黑脸曹操，外国戏台上不会有好中国人。这种事不是感情上的，是历史的；不是故意骂人的，是有意做好文章的。中国旧戏家要是作出一出有黑脸曹操的戏，人家一定笑他不懂事；外国人写一出不带杀人放火的中国戏，人们还不是一样笑他。曹操是无望了，再过些年，他的脸也不见得能变颜色；可是中国还有希望，自要中国人能把国家弄强了，外国人当时就搁笔不写中国戏了。人类是欺软怕硬的。

亚力山大约老马演的那个电影，是英国最有名一位文人写的。这位先生明知中国人是文明人，可是为迎合人们心理起见，为文学的技艺起见，他还是把中国人写得残忍险诈，彼此拿刀乱杀；不这样，他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许。

这个电影的背景是上海，亚力山大给布置一切上海的景物。一条街代表租界，一条街代表中国城。前者是清洁，美丽，有秩序；后者是污浊，混乱，天昏地暗。

这个故事呢，是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个英国人发生恋爱，她的父亲要杀她，可是也不知怎么一股劲儿，这个中国老头自己服了毒。他死了，他的亲戚朋友想报仇，他们把她活埋了；埋完了她，大家去找那个英国少年；他和英国兵把他们大打而特打；直到他们跪下求情，才饶了他们。东伦敦的工人是扮演这群挨打的东西。马老先生是扮一个富商，挂着小辫，人家打架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热闹。

听见这件事，伦敦的中国学生都炸了烟。连开会议，请使馆提出抗议。使馆提出抗议去了，那位文人第二天在报纸上臭骂了中国使馆一顿。骂一国的使馆，本来是至少该提出严重交涉的；可是中国又不敢打仗，又何必提出交涉呢。学生们看使馆提议无效，而且挨了一顿骂，大家又开会讨论办法。会中的主席是那位在状元楼挨打的茅先生。茅先生的意见是：提出抗议没用，只好消极的不叫中国人去演。大家举了茅先生作代表，到东伦敦去说。工人们已经和电影厂签了字，定了合同，没法再解约。于是茅先生联合傻爱国的工人们，和要作电影的这群人们宣战。马老先生自然也是一个敌人，况且工人们看他开着铺子，有吃有喝的，还肯作这样丢脸的事，特别的可恨。于是大家主张先拆他的铺子，并且臭打马老先生一顿。学生们出好主意，傻工人们答应去执行，于是马家古玩铺便遭了砖头的照顾。

李子荣事前早有耳闻，但是他不敢对马威说。他明知道马老先生决不是要挣那几镑钱，亚力山大约他，他不能拒绝，中国人讲面子吗。（他不知道马老先生要用这笔钱买戒指。）他明知道一和马威说，他们父子非吵起来不可。他要去和工人们说，他明知道，说不圆全，工人许先打他一顿。和学生们去说，也没用，因为学生们只知道爱国而不量实力。于是他没言语。

事到临头了，他有了主意：叫马家父子不露面，他跟他们对付，这样，不致有什么危险。叫工人们砸破些玻璃，出出他们的恶气；砸了的东西自然有保险公司来赔；同时叫马家古玩铺出了名，将来的买卖一定大有希望。现今作买卖是第一要叫人知道，这样一闹呢，马家父子便出了名，这是一种不花钱的广告。他对工人呢，也没意思叫他们下狱受苦；他们的行动不对，而立意不错；所以他叫马威等人们来到才给巡警打电话，匀出他们砸玻璃的工夫，也匀出容他们跑的工夫。

他没想到巡警捉去两个中国人。

他没想到马老先生就这么害怕，决定要把铺子卖了。

他没想到学生会决议和马威为难。

他没想到工人为捉去的两人报仇，要和马老先生拼个你死我活。

他没想到那片电影出来的很快，报纸上故意的赞扬故事的奇警，故意捎着撩着骂中国使馆的抗议。

他故意的在事后躲开，好叫马威的像片登在报上，（一种广告，）谁知道中国人看见这个像片都咬着牙咒骂马威呢！

世事是繁杂的，谁能都想得到呢！但是李子荣是自信的人，——他非常的恨自己。

马威明白李子荣，他要决心往下作买卖，不管谁骂他，不管谁要打他。机会到了，不能不好好作一下。他不知道他父亲的事，工人被捕也不是他的过错。他良心上无愧，他要打起精神来做！这样才对得起李子荣。

他没想到他父亲就那么软弱，没胆气，非要把铺子卖了不可！卖了铺子？可是他要卖，没人能拦住他，铺子是他的！

马老先生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打他，成天撅着小胡子叹息世道不良。他不明白为什么马威反打起精神作买卖，他总以为李子荣给马威上了催眠术；心中耽忧儿子生命的安全，同时非常恨李子荣。他不明白为什么温都太太庆贺他的买卖将来有希望，心里说：

“妈的铺子叫人家给砸了，还有希望？外国人的心不定在那块长着呢！”

打算去找伊牧师去诉委屈，白天又不敢出门，怕叫工人把他捉了去；晚上去找他，又怕遇见伊太太。

亚力山大来了一次，他也是这么说：“老马，你成了！砸毁的东西有保险公司赔偿！你的铺子已经出了名，赶紧办货呀！别错过了机会！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老先生一点也不明白。

他晚上偷偷的去找状元楼范掌柜的，一来商议出卖古玩铺，二来求范老板给设法向东伦敦的工人说和一下，他情愿给那两个被捉的工人几十镑钱。范老板答应帮助他，而且给老马热了一碟烧卖，开了一瓶葡萄酒。马先生喝了盅酒，吃了两个薄皮大馅的烧卖，落了两个痛快的眼泪。

回家看见马威正和温都母女谈得欢天喜地，心中有点吃醋。她们现在拿马威当个英雄看，同时鼻子眼睛的颇看不起老马。老马先生有点恨她们，尤其是对温都太太。他恨不能把她揪过来踢两脚，可是很怀疑他是否打得过她，外国妇女身体都很强壮。更可气的是：拿破仑这两天也不大招呼他，因为他这几天不敢白天出门，不能拉着小狗出去转一转；拿破仑见了他总翻白眼看他。

没法子，只好去睡觉。在梦里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场！——老没梦见她了！

6

马威立在玉石牌楼的便道上，太阳早已落了，公园的人们也散尽了。他面前只有三个影儿：一个无望的父亲，一个忠诚的李子荣，一个可爱的玛力。父亲和他谈不到一块，玛力不接受他的爱心，他只好对不起李子荣了！走！离开他们！

……

屋里还黑着，他悄悄立在李子荣的床前。李子荣的呼声很匀，睡得像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儿。他站了半天，低声叫：“子荣！”李子荣没醒。他的一对热泪落在李子荣的被子上。

“子荣，再见！”

伦敦是多么惨淡呀！当人们还都睡得正香甜的时候。电灯煤气灯还都亮着，孤寂的亮着，死白的亮着！伦敦好像是个死鬼，只有这些灯光悄悄的看着——看着什么？没有东西可看！伦敦是死了，连个灵魂也没有！

再过一两点钟，伦敦就又活了，可是马威不等着看了。“再见！伦敦！”

“再见！”好像有个声音这样回答他。谁？……

老舍

1899—1966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

《二马》（1929）

《猫城记》（1932）

《骆驼祥子》（1936）

《我这一辈子》（1937）

《四世同堂》（1944—1948）

《茶馆》（1957）

《正红旗下》（1962）

我这一辈子
老舍　著
现代出版社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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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幼年读过书，虽然不多，可是足够读七侠五义与三国志演义什么的。我记得好几段聊斋，到如今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连我自己也得应该高兴。可是，我并念不懂聊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记得的几段，都是由小报上的“评讲聊斋”念来的——把原文变成白话，又添上些逗哏打趣，实在有个意思！

我的字写得也不坏。拿我的字和老年间衙门里的公文比一比，论个儿的匀适，墨色的光润，与行列的齐整，我实在相信我可以作个很好的“笔帖式”。自然我不敢高攀，说我有写奏折的本领，可是眼前的通常公文是准保能写到好处的。

凭我认字与写的本事，我本该去当差。当差虽不见得一定能增光耀祖，但是至少也比作别的事更体面些。况且呢，差事不管大小，多少总有个升腾。我看见不止一位了，官职很大，可是那笔字还不如我的好呢，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既能作高官，我怎么不能呢？

可是，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教我去学徒。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不过比较当差稍差点劲儿罢了。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大发财源，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可是我并没和家里闹别扭，就去学徒了；十五岁的人，自然没有多少主意。况且家里老人还说，学满了艺，能挣上钱，就给我说亲事。在当时，我想象着结婚必是件有趣的事。那么，吃上二三年的苦，而后大人似的去耍手艺挣钱，家里再有个小媳妇，大概也很下得去了。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糊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那时候，死一个人不像现在这么省事。这可并不是说，老年间的人要翻来覆去的死好几回，不干脆的一下子断了气。我是说，那时候死人，丧家要拼命的花钱，一点不惜力气与金钱的讲排场。就拿与冥衣铺有关系的事来说吧，就得花上老些个钱。人一断气，马上就得去糊“倒头车”——现在，连这个名词儿也许有好多人不晓得了。紧跟着便是“接三”，必定有些烧活：车轿骡马，墩箱灵人，引魂幡，灵花等等。要是害月子病死的，还必须另糊一头牛，和一个鸡罩。赶到“一七”念经，又得糊楼库，金山银山，尺头元宝，四季衣服，四季花草，古玩陈设，各样木器。及至出殡，纸亭纸架之外，还有许多烧活，至不济也得弄一对“童儿”举着。“五七”烧伞，六十天糊船桥。一个死人到六十天后才和我们裱糊匠脱离关系。一年之中，死那么十来个有钱的人，我们便有了吃喝。

裱糊匠并不专伺候死人，我们也伺候神仙。早年间的神仙不像如今晚儿的这样寒碜，就拿关老爷说吧，早年间每到六月二十四，人们必给他糊黄幡宝盖，马童马匹，和七星大旗什么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惦记着关公了！遇上闹“天花”，我们又得为娘娘们忙一阵。九位娘娘得糊九顶轿子，红马黄马各一匹，九份凤冠霞帔，还得预备痘哥哥痘姐姐们的袍带靴帽，和各样执事。如今，医院都施种牛痘，娘娘们无事可作，裱糊匠也就陪着她们闲起来了。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还愿”的事，都要糊点什么东西，可是也都随着破除迷信没人再提了。年头真是变了啊！

除了伺候神与鬼外，我们这行自然也为活人作些事。这叫作“白活”，就是给人家糊顶棚。早年间没有洋房，每遇到搬家，娶媳妇，或别项喜事，总要把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好显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那大富之家，连春秋两季糊窗子也雇用我们。人是一天穷似一天了，搬家不一定糊棚顶，而那些有钱的呢，房子改为洋式的，棚顶抹灰，一劳永逸；窗子改成玻璃的，也用不着再糊上纸或纱。什么都是洋式好，耍手艺的可就没了饭吃。我们自己也不是不努力呀，洋车时行，我们就照样糊洋车；汽车时行，我们就糊汽车，我们知道改良。可是有几家死了人来糊一辆洋车或汽车呢？年头一旦大改良起来，我们的小改良全算白饶，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有什么法儿呢！

二

上面交代过了：我若是始终仗着那份儿手艺吃饭，恐怕就早已饿死了。不过，这点本事虽不能永远有用，可是三年的学艺并非没有很大的好处，这点好处教我一辈子享用不尽。我可以撂下家伙，干别的营生去；这点好处可是老跟着我。就是我死后，有人谈到我的为人如何，他们也必须要记得我少年曾学过三年徒。

学徒的意思是一半学手艺，一半学规矩。在初到铺子去的时候，不论是谁也得害怕，铺中的规矩就是委屈。当徒弟的得晚睡早起，得听一切的指挥与使遣，得低三下四的伺候人，饥寒劳苦都得高高兴兴的受着，有眼泪往肚子里咽。像我学艺的所在，铺子也就是掌柜的家；受了师傅的，还得受师母的，夹板儿气！能挺过这么三年，顶倔强的人也得软了，顶软和的人也得硬了；我简直的可以这么说，一个学徒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像打铁一样，要打什么东西便成什么东西。

在当时正挨打受气的那一会儿，我真想去寻死，那种气简直不是人所受得住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这种规矩与调教实在值金子。受过这种排练，天下便没有什么受不了的事啦。随便提一样吧，比方说教我去当兵，好哇，我可以作个满好的兵。军队的操演有时有会儿，而学徒们是除了睡觉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我抓着工夫去出恭，一边蹲着一边就能打个盹儿，因为遇上赶夜活的时候，我一天一夜只能睡上三四点钟的觉。我能一口吞下去一顿饭，刚端起饭碗，不是师傅喊，就是师娘叫，要不然便是有照顾主儿来定活，我得恭而敬之的招待，并且细心听着师傅怎样论活讨价钱。不把饭整吞下去怎办呢？这种排练教我遇到什么苦处都能硬挺，外带着还是挺和气。读书的人，据我这粗人看，永远不会懂得这个。现在的洋学堂里开运动会，学生跑上两个圈就仿佛有了汗马功劳一般，喝！又是搀着，又是抱着，往大腿上拍火酒，还闹脾气，还坐汽车！这样的公子哥儿哪懂得什么叫作规矩，哪叫排练呢？话往回来说，我所受的苦处给我打下了作事任劳任怨的底子，我永远不肯闲着，作起活来永不晓得闹脾气，耍别扭，我能和大兵们一样受苦，而大兵们不能像我这么和气。

再拿件实事来证明这个吧：在我学成出师以后，我和别的耍手艺的一样，为表明自己是凭本事挣钱的人，第一我先买了根烟袋，只要一闲着便捻上一袋吧唧着，仿佛很有身分，慢慢的，我又学了喝酒，时常弄两盅猫尿咂着嘴儿抿几口。嗜好就怕开了头，会了一样就不难学第二样，反正都是个玩艺吧咧。这可也就出了毛病。我爱烟爱酒，原本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大家伙儿都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我一来二去的学会了吃大烟。那个年月，鸦片烟不犯私，非常的便宜；我先是吸着玩，后来可就上了瘾。不久，我便觉出手紧来了，作事也不似先前那么上劲了。我并没等谁劝告我，不但戒了大烟，而且把旱烟袋也撅了，从此烟酒不动！我入了“理门”。入理门，烟酒都不准动；一旦破戒，必走背运。所以我不但戒了嗜好，而且入了理门；背运在那儿等着我，我怎肯再犯戒呢？这点心胸与硬气，如今想起来，还是由学徒得来的。多大的苦处我都能忍受。初一戒烟戒酒，看着别人吸，别人饮，多么难过呢！心里真像有一千条小虫爬挠那么痒痒触触的难过。但是我不能破戒，怕走背运。其实背运不背运的，都是日后的事，眼前的罪过可是不好受呀！硬挺，只有硬挺才能成功，怕走背运还在其次。我居然挺过来了，因为我学过徒，受过排练呀！

提到我的手艺来，我也觉得学徒三年的光阴并没白费了。凡是一门手艺，都得随时改良，方法是死的，运用可是活的。三十年前的瓦匠，讲究会磨砖对缝，作细工儿活；现在，他得会用洋灰和包镶人造石什么的。三十年前的木匠，讲究会雕花刻木，现在得会造洋式木器。我们这行也如此，不过比别的行业更活动。我们这行讲究看见什么就能糊什么。比方说，人家落了丧事，教我们糊一桌全席，我们就能糊出鸡鸭鱼肉来。赶上人家死了未出阁的姑娘，教我们糊一全份嫁妆，不管是四十八抬，还是三十二抬，我们便能由粉罐油瓶一直糊到衣橱穿衣镜。眼睛一看，手就能模仿下来，这是我们的本事。我们的本事不大，可是得有点聪明，一个心窟窿的人绝不会成个好裱糊匠。

这样，我们作活，一边工作也一边游戏，仿佛是。我们的成败全仗着怎么把各色的纸调动的合适，这是耍心路的事儿。以我自己说，我有点小聪明。在学徒时候所挨的打，很少是为学不上活来，而多半是因为我有聪明而好调皮不听话。我的聪明也许一点也显露不出来，假若我是去学打铁，或是拉大锯——老那么打，老那么拉，一点变动没有。幸而我学了裱糊匠，把基本的技能学会了以后，我便开始自出花样，怎么灵巧逼真我怎么作。有时候我白费了许多工夫与材料，而作不出我所想到的东西，可是这更教我加紧的去揣摸，去调动，非把它作成不可。这个，真是个好习惯。有聪明，而且知道用聪明，我必须感谢这三年的学徒，在这三年养成了我会用自己的聪明的习惯。诚然，我一辈子没作过大事，但是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平常人能作的，我一瞧就能明白个五六成。我会砌墙，栽树，修理钟表，看皮货的真假，合婚择日，知道五行八作的行话上诀窍……这些，我都没学过，只凭我的眼去看，我的手去试验；我有勤苦耐劳与多看多学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在冥衣铺学徒三年养成的。到如今我才明白过来——我已是快饿死的人了！——假若我多读上几年书，只抱着书本死啃，像那些秀才与学堂毕业的人们那样，我也许一辈子就糊糊涂涂的下去，而什么也不晓得呢！裱糊的手艺没有给我带来官职和财产，可是它让我活的很有趣；穷，但是有趣，有点人味儿。

刚二十多岁，我就成为亲友中的重要人物了。不因为我有钱与身分，而是因为我办事细心，不辞劳苦。自从出了师，我每天在街口的茶馆里等着同行的来约请帮忙。我成了街面上的人，年轻，利落，懂得场面。有人来约，我便去作活；没人来约，我也闲不住：亲友家许许多多的事都托咐我给办，我甚至于刚结过婚便给别人家作媒了。

给别人帮忙就等于消遣。我需要一些消遣。为什么呢？前面我已说过：我们这行有两种活，烧活和白活。作烧活是有趣而干净的，白活可就不然了。糊顶棚自然得先把旧纸撕下来，这可真够受的，没作过的人万也想不到顶棚上会能有那么多尘土，而且是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比什么土都干，细，钻鼻子，撕完三间屋子的棚，我们就都成了土鬼。及至扎好了秫秸，糊新纸的时候，新银花纸的面子是又臭又挂鼻子。尘土与纸面子就能教人得痨病——现在叫作肺病。我不喜欢这种活儿。可是，在街上等工作，有人来约就不能拒绝，有什么活得干什么活。应下这种活儿，我差不多老在下边裁纸递纸抹浆糊，为的是可以不必上“交手”，而且可以低着头干活儿，少吃点土。就是这样，我也得弄一身灰，我的鼻子也得像烟筒。作完这么几天活，我愿意作点别的，变换变换。那么，有亲友托我办点什么，我是很乐意帮忙的。

再说呢，作烧活吧，作白活吧，这种工作老与人们的喜事或丧事有关系。熟人们找我定活，也往往就手儿托我去讲别项的事，如婚丧事的搭棚，讲执事，雇厨子，定车马等等。我在这些事儿中渐渐找出乐趣，晓得如何能捏住巧处，给亲友们既办得漂亮，又省些钱，不能窝窝囊囊的被人捉了“大头”。我在办这些事儿的时候，得到许多经验，明白了许多人情，久而久之，我成了个很精明的人，虽然还不到三十岁。

三

由前面所说过的去推测，谁也能看出来，我不能老靠着裱糊的手艺挣饭吃。像逛庙会忽然遇上雨似的，年头一变，大家就得往四散里跑。在我这一辈子里，我仿佛是走着下坡路，收不住脚。心里越盼着天下太平，身子越往下出溜。这次的变动，不使人缓气，一变好像就要变到底。这简直不是变动，而是一阵狂风，把人糊糊涂涂的刮得不知上哪里去了。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永远不再见面，仿佛掉在了大海里头似的。裱糊这一行虽然到如今还阴死巴活的始终没完全断了气，可是大概也不会再有抬头的一日了。我老早的就看出这个来。在那太平的年月，假若我愿意的话，我满可以开个小铺，收两个徒弟，安安顿顿的混两顿饭吃。幸而我没那么办。一年得不到一笔大活，只仗着糊一辆车或两间屋子的顶棚什么的，怎能吃饭呢？睁开眼看看，这十几年了，可有过一笔体面的活？我得改行，我算是猜对了。

不过，这还不是我忽然改了行的唯一的原因。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可是，个人独有的事往往来得更厉害，它能马上教人疯了。去投河觅井都不算新奇，不用说把自己的行业放下，而去干些别的了。个人的事虽然很小，可是一加在个人身上便受不住；一个米粒很小，教蚂蚁去搬运便很费力气。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人活着是仗了一口气，多咱有点事儿，把这口气憋住，人就要抽风。人是多么小的玩艺儿呢！

我的精明与和气给我带来背运。乍一听这句话仿佛是不合情理，可是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假，假若这要不落在我自己身上，我也许不大相信天下会有这宗事。它竟自找到了我；在当时，我差不多真成了个疯子。隔了这么二三十年，现在想起那回事儿来，我满可以微微一笑，仿佛想起一个故事来似的。现在我明白了个人的好处不必一定就有利于自己。一个人好，大家都好，这点好处才有用，正是如鱼得水。一个人好，而大家并不都好，个人的好处也许就是让他倒霉的祸根。精明和气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悟过这点理儿来，想起那件事不过点点头，笑一笑罢了。在当时，我可真有点咽不下去那口气。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

哪个年轻的人不爱漂亮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行人情或办点事，我的打扮与气派谁也不敢说我是个手艺人。在早年间，皮货很贵，而且不准乱穿。如今晚的人，今天得了马票或奖券，明天就可以穿上狐皮大衣，不管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还是二十岁还没刮过脸的小伙子。早年间可不行，年纪身分决定个人的服装打扮。那年月，在马褂或坎肩上安上一条灰鼠领子就仿佛是很漂亮阔气。我老安着这么条领子，马褂与坎肩都是青大缎的——那时候的缎子也不怎么那样结实，一件马褂至少也可以穿上十来年。在给人家糊棚顶的时候，我是个土鬼；回到家中一梳洗打扮，我立刻变成个漂亮小伙子。我不喜欢那个土鬼，所以更爱这个漂亮的青年。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锃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像个“人儿”！

一个漂亮小伙子所最怕的恐怕就是娶个丑八怪似的老婆吧。我早已有意无意的向老人们透了个口话：不娶倒没什么，要娶就得来个够样儿的。那时候，自然还不时行自由婚，可是已有男女两造对相对看的办法。要结婚的话，我得自己去相看，不能马马虎虎就凭媒人的花言巧语。

二十岁那年，我结了婚，我的妻比我小一岁。把她放在哪里，她也得算个俏式利落的小媳妇；在定婚以前，我亲眼相看的呀。她美不美，我不敢说，我说她俏式利落，因为这四个字就是我择妻的标准；她要是不够这四个字的格儿，当初我决不会点头。在这四个字里很可以见出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来。那时候，我年轻，漂亮，作事麻利，所以我一定不能要个笨牛似的老婆。

这个婚姻不能说不是天配良缘。我俩都年轻，都利落，都个子不高；在亲友面前，我们像一对轻巧的陀螺似的，四面八方的转动，招得那年岁大些的人们眼中要笑出一朵花来。我俩竞争着去在大家面前显出个人的机警与口才，到处争强好胜，只为教人夸奖一声我们是一对最有出息的小夫妇。别人的夸奖增高了我俩彼此间的敬爱，颇有点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的劲儿。

我很快乐，说实话：我的老人没挣下什么财产，可是有一所儿房。我住着不用花租金的房子，院中有不少的树木，檐前挂着一对黄鸟。我呢，有手艺，有人缘，有个可心的年轻女人。不快乐不是自找别扭吗？

对于我的妻，我简直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不错，有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太野；可是哪个利落的小媳妇不爽快呢？她爱说话，因为她会说；她不大躲避男人，因为这正是作媳妇所应享的利益，特别是刚出嫁而有些本事的小媳妇，她自然愿意把作姑娘时的腼腆收起一些，而大大方方的自居为“媳妇”。这点实在不能算作毛病。况且，她见了长辈又是那么亲热体贴，殷勤的伺候，那么她对年轻一点的人随便一些也正是理之当然；她是爽快大方，所以对于年老的正像对于年少的，都愿表示出亲热周到来。我没因为她爽快而责备她过。

她有了孕，作了母亲，她更好看了，也更大方了——我简直的不忍再用那个“野”字！世界上还有比怀孕的少妇更可怜，年轻的母亲更可爱的吗？看她坐在门坎上，露着点胸，给小娃娃奶吃，我只能更爱她，而想不起责备她太不规矩。

到了二十四岁，我已有一儿一女。对于生儿养女，作丈夫的有什么功劳呢！赶上高兴，男子把娃娃抱起来，耍巴一回；其余的苦处全是女人的。我不是个糊涂人，不必等谁告诉我才能明白这个。真的，生小孩，养育小孩，男人有时候想去帮忙也归无用；不过，一个懂得点人事的人，自然该使作妻的痛快一些，自由一些；欺侮孕妇或一个年轻的母亲，据我看，才真是混蛋呢！对于我的妻，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更放任了些；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合理的。

再一说呢，夫妇是树，儿女是花；有了花的树才能显出根儿深。一切猜忌，不放心，都应该减少，或者完全消灭；小孩子会把母亲拴得结结实实的。所以，即使我觉得她有点野——真不愿用这个臭字——我也不能不放心了，她是个母亲呀。

四

直到如今，我还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当时教我差点儿疯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

我再说一遍，到如今我还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回事。我不是个固执的人，因为我久在街面上，懂得人情，知道怎样找出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把自己的短处都找遍了，也找不出应当受这种耻辱与惩罚的地方来。所以，我只能说我的聪明与和气给我带来祸患，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别的道理来。

我有位师哥，这位师哥也就是我的仇人。街口上，人们都管他叫作黑子，我也就还这么叫他吧；不便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虽然他是我的仇人。“黑子”，由于他的脸不白；不但不白，而且黑得特别，所以才有这个外号。他的脸真像个早年间人们揉的铁球，黑，可是非常的亮；黑，可是光润；黑，可是油光水滑的可爱。当他喝下两盅酒，或发热的时候，脸上红起来，就好像落太阳时的一些黑云，黑里透出一些红光。至于他的五官，简直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比他漂亮多了。他的身量很高，可也不见得怎么魁梧，高大而懈懈松松的。他所以不至教人讨厌他，总而言之，都仗着那一张发亮的黑脸。

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他既是我的师哥，又那么傻大黑粗的，即使我不喜爱他，我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怀疑他。我的那点聪明不是给我预备着去猜疑人的；反之，我知道我的眼睛里不容砂子，所以我因信任自己而信任别人。我以为我的朋友都不至于偷偷的对我掏坏招数。一旦我认定谁是个可交的人，我便真拿他当个朋友看待。对于我这个师哥，即使他有可猜疑的地方，我也得敬重他，招待他，因为无论怎样，他到底是我的师哥呀。同是一门儿学出来的手艺，又同在一个街口上混饭吃，有活没活，一天至少也得见几面；对这么熟的人，我怎能不拿他当作个好朋友呢？有活，我们一同去作活；没活，他总是到我家来吃饭喝茶，有时候也摸几把索儿胡玩——那时候“麻将”还不十分时兴。我和蔼，他也不客气；遇到什么就吃什么，遇到什么就喝什么，我一向不特别为他预备什么，他也永远不挑剔。他吃的很多，可是不懂得挑食。看他端着大碗，跟着我们吃热汤儿面什么的，真是个痛快的事。他吃得四脖子汗流，嘴里西啦胡噜的响，脸上越来越红，慢慢的成了个半红的大煤球似的；谁能说这样的人能存着什么坏心眼儿呢！

一来二去，我由大家的眼神看出来天下并不很太平。可是，我并没有怎么往心里搁这回事。假若我是个糊涂人，只有一个心眼，大概对这种事不会不听见风就是雨，马上闹个天昏地暗，也许立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是望风捕影而弄一鼻子灰。我的心眼多，决不肯这么糊涂瞎闹，我得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先想我自己，想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来，即使我有许多毛病，反正至少我比师哥漂亮，聪明，更像个人儿。

再看师哥吧，他的长像，行为，财力，都不能教他为非作歹，他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教女人动心的人。

最后，我详详细细的为我的年轻的妻子想一想：她跟了我已经四五年，我俩在一处不算不快乐。即使她的快乐是假装的，而愿意去跟个她真喜爱的人——这在早年间几乎是不能有的——大概黑子也绝不会是这个人吧？他跟我都是手艺人，他的身分一点不比我高。同样，他不比我阔，不比我漂亮，不比我年轻；那么，她贪图的是什么呢？想不出。就满打说她是受了他的引诱而迷了心，可是他用什么引诱她呢，是那张黑脸，那点本事，那身衣裳，腰里那几吊钱？笑话！哼，我要是有意的话吗，我倒满可以去引诱引诱女人；虽然钱不多，至少我有个样子。黑子有什么呢？再说，就是说她一时迷了心窍，分别不出好歹来，难道她就肯舍得那两个小孩吗？

我不能信大家的话，不能立时疏远了黑子，也不能傻子似的去盘问她。我全想过了，一点缝子没有，我只能慢慢的等着大家明白过来他们是多虑。即使他们不是凭空造谣，我也得慢慢的察看，不能无缘无故的把自己，把朋友，把妻子，都卷在黑土里边。有点聪明的人作事不能鲁莽。

可是，不久，黑子和我的妻子都不见了。直到如今，我没再见过他俩。为什么她肯这么办呢？我非见着她，由她自己吐出实话，我不会明白。我自己的思想永远不够对付这件事的。

我真盼望能再见她一面，专为明白明白这件事。到如今我还是在个葫芦里。

当时我怎样难过，用不着我自己细说。谁也能想到，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守着两个没了妈的小孩，在家里是怎样的难过；一个聪明规矩的人，最亲爱的妻子跟师哥跑了，在街面上是怎么难堪。同情我的人，有话说不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这件事，总不会责备我的师哥，而一直的管我叫“王八”。在咱们这讲孝悌忠信的社会里，人们很喜欢有个王八，好教大家有放手指头的准头。我的口闭上，我的牙咬住，我心中只有他们俩的影儿和一片血。不用教我见着他们，见着就是一刀，别的无须乎再说了。

在当时，我只想拼上这条命，才觉得有点人味儿。现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可以细细的想这件事在我这一辈子里的作用了。

我的嘴并没闲着，到处我打听黑子的消息。没用，他俩真像石沉大海一般。打听不着确实的消息，慢慢的我的怒气消散了一些；说也奇怪，怒气一消，我反倒可怜我的妻子。黑子不过是个手艺人，而这种手艺只能在京津一带大城里找到饭吃，乡间是不需要讲究的烧活的。那么，假若他俩是逃到远处去，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哼，假若他肯偷好朋友的妻子，难道他就不会把她卖掉吗？这个恐惧时常在我心中绕来绕去。我真希望她忽然逃回来，告诉我她怎样上了当，受了苦处；假若她真跪在我的面前，我想我不会不收下她的，一个心爱的女人，永远是心爱的，不管她作了什么错事。她没有回来，没有消息，我恨她一会儿，又可怜她一会儿，胡思乱想，我有时候整夜的不能睡。

过了一年多，我的这种乱想又轻淡了许多。是的，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忘了她，可是我不再为她思索什么了。我承认了这是一段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必为它多费心思了。

我到底怎样了呢？这倒是我所要说的，因为这件我永远猜不透的事在我这一辈子里实在是件极大的事。这件事好像是在梦中丢失了我最亲爱的人，一睁眼，她真的跑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梦没法儿明白，可是它的真确劲儿是谁也受不了的。作过这么个梦的人，就是没有成疯子，也得大大的改变；他是丢失了半个命呀！

五

最初，我连屋门也不肯出，我怕见那个又明又暖的太阳。

顶难堪的是头一次上街：抬着头大大方方的走吧，准有人说我天生来的不知羞耻。低着头走，便是自己招认了脊背发软。怎么着也不对。我可是问心无愧，没作过一点对不起人的事。

我破了戒，又吸烟喝酒了。什么背运不背运的，有什么再比丢了老婆更倒霉的呢？我不求人家可怜我，也犯不上成心对谁耍刺儿，我独自吸烟喝酒，把委屈放在心里好了。再没有比不测的祸患更能扫除了迷信的；以前，我对什么神仙都不敢得罪；现在，我什么也不信，连活佛也不信了。迷信，我咂摸出来，是盼望得点意外的好处；赶到遇上意外的难处，你就什么也不盼望，自然也不迷信了。我把财神和灶王的龛——我亲手糊的——都烧了。亲友中很有些人说我成了二毛子的。什么二毛子三毛子的，我再不给谁磕头。人若是不可靠，神仙就更没准儿了。

我并没变成忧郁的人。这种事本来是可以把人愁死的，可是我没往死牛犄角里钻。我原是个活泼的人，好吧，我要打算活下去，就得别丢了我的活泼劲儿。不错，意外的大祸往往能忽然把一个人的习惯与脾气改变了；可是我决定要保持住我的活泼。我吸烟，喝酒，不再信神佛，不过都是些使我活泼的方法。不管我是真乐还是假乐，我乐！在我学艺的时候，我就会这一招，经过这次的变动，我更必须这样了。现在，我已快饿死了，我还是笑着，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笑，反正我笑，多咱死了多咱我并上嘴。从那件事发生了以后，直到如今，我始终还是个有用的人，热心的人，可是我心中有了个空儿。这个空儿是那件不幸的事给我留下的，像墙上中了枪弹，老有个小窟窿似的。我有用，我热心，我爱给人家帮忙，但是不幸而事情没办到好处，或者想不到的扎手，我不着急，也不动气，因为我心中有个空儿。这个空儿会教我在极热心的时候冷静，极欢喜的时候有点悲哀，我的笑常常和泪碰在一起，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这些，都是我心里头的变动，我自己要是不说——自然连我自己也说不大完全——大概别人无从猜到。在我的生活上，也有了变动，这是人人能看到的。我改了行，不再当裱糊匠，我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同行的人，认识我的，也必认识黑子；他们只须多看我几眼，我就没法再咽下饭去。在那报纸还不大时行的年月，人们的眼睛是比新闻还要厉害的。现在，离婚都可以上衙门去明说明讲，早年间男女的事儿可不能这么随便。我把同行中的朋友全放下了，连我的师傅师母都懒得去看，我仿佛是要由这个世界一脚跳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样，我觉得我才能独自把那桩事关在心里头。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狭，但是要不是那回事，我也不会改行改得这么快，这么干脆。放弃了手艺，没什么可惜；可是这么放弃了手艺，我也不会感谢“那”回事儿！不管怎说吧，我改了行，这是个显然的变动。

决定扔下手艺可不就是我准知道应该干什么去。我得去乱碰，像一只空船浮在水面上，浪头是它的指南针。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认识字，还能抄抄写写，很够当个小差事的。再说呢，当差是个体面的事，我这丢了老婆的人若能当上差，不用说那必能把我的名誉恢复了一些。现在想起来，这个想法真有点可笑；在当时我可是诚心的相信这是最高明的办法。“八”字还没有一撇儿，我觉得很高兴，仿佛我已经很有把握，既得到差事，又能恢复了名誉。我的头又抬得很高了。

哼！手艺是三年可以学成的；差事，也许要三十年才能得上吧！一个钉子跟着一个钉子，都预备着给我碰呢！我说我识字，哼！敢情有好些个能整本背书的人还挨饿呢。我说我会写字，敢情会写字的绝不算出奇呢。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可是，我又亲眼看见，那作着很大的官儿的，一天到晚山珍海味的吃着，连自己的姓都不大认得。那么，是不是我的学问又太大了，而超过了作官所需要的呢？我这个聪明人也没法儿不显着糊涂了。

慢慢的，我明白过来。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想做官第一得有人。这简直没了我的事，不管我有多么大的本事。我自己是个手艺人，所认识的也是手艺人；我爸爸呢，又是个白丁，虽然是很有本事与品行的白丁。我上哪里去找差事当呢？

事情要是逼着一个人走上哪条道儿，他就非去不可，就像火车一样，轨道已摆好，照着走就是了，一出花样准得翻车！我也是如此。决定扔下了手艺，而得不到个差事，我又不能老这么闲着。好啦，我的面前已摆好了铁轨，只准上前，不许退后。

我当了巡警。

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拉车不用什么本钱，肯出汗就能吃窝窝头。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别的先不提，挑巡警用不着多大的人情，而且一挑上先有身制服穿着，六块钱拿着；好歹是个差事。除了这条道，我简直无路可走。我既没混到必须拉车去的地步，又没有作高官的舅舅或姐丈，巡警正好不高不低，只要我肯，就能穿上一身铜钮子的制服。当兵比当巡警有起色，即使熬不上军官，至少能有抢劫些东西的机会。可是，我不能去当兵，我家中还有俩没娘的小孩呀。当兵要野，当巡警要文明；换句话说，当兵有发邪财的机会，当巡警是穷而文明一辈子；穷得要命，文明得稀松！

以后这五六十年的经验，我敢说这么一句：真会办事的人，到时候才说话，爱张罗办事的人——像我自己——没话也找话说。我的嘴老不肯闲着，对什么事我都有一片说词，对什么人我都想很恰当的给起个外号。我受了报应：第一件事，我丢了老婆，把我的嘴封起来一二年！第二件是我当了巡警。在我还没当上这个差事的时候，我管巡警们叫作“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这些无非都是说巡警们的差事只是站马路，无事忙，跑臭脚。哼！我自己当上“臭脚巡”了！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一点不假！我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可并不因为我作了什么缺德的事；至多也不过爱多说几句玩笑话罢了。在这里，我认识了生命的严肃，连句玩笑话都说不得的！好在，我心中有个空儿；我怎么叫别人“臭脚巡”，也照样叫自己。这在早年间叫作“抹稀泥”，现在的新名词应叫着什么，我还没能打听出来。

我没法不去当巡警，可是真觉得有点委屈。是呀，我没有什么出众的本事，但是论街面上的事，我敢说我比谁知道的也不少。巡警不是管街面上的事情吗？那么，请看看那些警官儿吧：有的连本地的话都说不上来，二加二是四还是五都得想半天。哼！他是官，我可是“招募警”；他的一双皮鞋够开我半年的饷！他什么经验与本事也没有，可是他作官。这样的官儿多了去啦！上哪儿讲理去呢？记得有位教官，头一天教我们操法的时候，忘了叫“立正”，而叫了“闸住”。用不着打听，这位大爷一定是拉洋车出身。有人情就行，今天你拉车，明天你姑父作了什么官儿，你就可以弄个教官当当；叫“闸住”也没关系，谁敢笑教官一声呢！这样的自然是不多，可是有这么一位教官，也就可以教人想到巡警的操法是怎么稀松二五眼了。内堂的功课自然绝不是这样教官所能担任的，因为至少得认识些个字才能“虎”得下来。我们的内堂的教官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老人儿们，多数都有口鸦片烟瘾；他们要是能讲明白一样东西，就凭他们那点人情，大概早就作上大官儿了；唯其什么也讲不明白，所以才来作教官。另一种是年轻的小伙子们，讲的都是洋事，什么东洋巡警怎么样，什么法国违警律如何，仿佛我们都是洋鬼子。这种讲法有个好处，就是他们信口开河瞎扯，我们一边打盹一边听着，谁也不准知道东洋和法国是什么样儿，可不就随他的便说吧。我满可以编一套美国的事讲给大家听，可惜我不是教官罢了。这群年轻的小人们真懂外国事儿不懂，无从知道；反正我准知道他们一点中国事儿也不晓得。这两种教官的年纪上学问上都不同，可是他们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对对付付的只能作教官。他们的人情真不小，可是本事太差，所以来教一群为六块洋钱而一声不敢出的巡警就最合适。

教官如此，别的警官也差不多是这样。想想：谁要是能去作一任知县或税局局长，谁肯来作警官呢？前面我已交代过了，当巡警是高不成低不就，不得已而为之。警官也是这样。这群人由上至下全是“狗熊耍扁担，混碗儿饭吃”。不过呢，巡警一天到晚在街面上，不论怎样抹稀泥，多少得能说会道，见机而作，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既不多给官面上惹麻烦，又让大家都过得去；真的吧假的吧，这总得算点本事。而作警官的呢，就连这点本事似乎也不必有。阎王好作，小鬼难当，诚然！

六

我再多说几句，或者就没人再说我太狂傲无知了。我说我觉得委屈，真是实话；请看吧：一月挣六块钱，这跟当仆人的一样，而没有仆人们那些“外找儿”；死挣六块钱，就凭这么个大人——腰板挺直，样子漂亮，年轻力壮，能说会道，还得识文断字！这一大堆资格，一共值六块钱！

六块钱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还得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吧。衣服自然是可以穿官发的，可是到休息的时候，谁肯还穿着制服回家呢；那么，不作不作也得有件大褂什么的。要是把钱作了大褂，一个月就算白混。再说，谁没有家呢？父母——呕，先别提父母吧！就说一夫一妻吧：至少得赁一间房，得有老婆的吃，喝，穿。就凭那两块大洋！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连这么着，月月还不够嚼谷！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肯有人把姑娘嫁给当巡警的，虽然我常给同事的做媒。当我一到女家提说的时候，人家总对我一撇嘴，虽不明说，但是意思很明显，“哼！当巡警的！”可是我不怕这一撇嘴，因为十回倒有九回是撇完嘴而点了头。难道是世界上的姑娘太多了吗？我不知道。

由哪面儿看，巡警都活该是鼓着腮帮子充胖子而教人哭不得笑不得的。穿起制服来，干净利落，又体面又威风，车马行人，打架吵嘴，都由他管着。他这是差事；可是他一月除了吃饭，净剩两块来钱。他自己也知道中气不足，可是不能不硬挺着腰板，到时候他得娶妻生子，还是仗着那两块来钱。提婚的时候，头一句是说：“小人呀当差！”当差的底下还有什么呢？没人愿意细问，一问就糟到底。

是的，巡警们都知道自己怎样的委屈，可是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懒儿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来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这点差事扔了可惜，作着又没劲；这些人也就人儿似的先混过一天是一天，在没劲中要露出劲儿来，像打太极拳似的。

世上为什么应当有这种差事，和为什么有这样多肯作这种差事的人？我想不出来。假若下辈子我再托生为人，而且忘了喝迷魂汤，还记得这一辈子的事，我必定要扯着脖子去喊：这玩艺儿整个的是丢人，是欺骗，是杀人不流血！现在，我老了，快饿死了，连喊这么几句也顾不及了，我还得先为下顿的窝窝头着忙呀！

自然在我初当差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些都看清楚了，谁也没有那么聪明。反之，一上手当差我倒觉出点高兴来：穿上整齐的制服，靴帽，的确我是漂亮精神，而且心里说：好吧歹吧，这是个差事；凭我的聪明与本事，不久我必有个升腾。我很留神看巡长巡官们制服上的铜星与金道，而想象着我将来也能那样。我一点也没想到那铜星与金道并不按着聪明与本事颁给人们呀。

新鲜劲儿刚一过去，我已经讨厌那身制服了。它不教任何人尊敬，而只能告诉人：“臭脚巡”来了！拿制服的本身说，它也很讨厌：夏天它就像牛皮似的，把人闷得满身臭汗；冬天呢，它一点也不像牛皮了，而倒像是纸糊的；它不许谁在里边多穿一点衣服，只好任着狂风由胸口钻进来，由脊背钻出去，整打个穿堂！再看那双皮鞋，冬冷夏热，永远不教脚舒服一会儿；穿单袜的时候，它好像是两大篓子似的，脚指脚踵都在里边乱抓弄，而始终找不到鞋在哪里；到穿棉袜的时候，它们忽然变得很紧，不许棉袜与脚一齐伸进去。有多少人因包办制服皮鞋而发了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脚永远烂着，夏天闹湿气，冬天闹冻疮。自然，烂脚也得照常的去巡街站岗，要不然就别挣那六块洋钱！多么热，或多么冷，别人都可以找地方去躲一躲，连洋车夫都可以自由的歇半天，巡警得去巡街，得去站岗，热死冻死都活该，那六块现大洋买着你的命呢！

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么一句：食不饱，力不足。不管这句在原地方讲的是什么吧，反正拿来形容巡警是没有多大错儿的。最可怜，又可笑的是我们既吃不饱，还得挺着劲儿，站在街上得像个样子！要饭的花子有时不饿也弯着腰，假充饿了三天三夜；反之，巡警却不饱也得鼓起肚皮，假装刚吃完三大碗鸡丝面似的。花子装饿倒有点道理，我可就是想不出巡警假装酒足饭饱有什么理由来，我只觉得这真可笑。

人们都不满意巡警的对付事，抹稀泥。哼！抹稀泥自有它的理由。不过，在细说这个道理之前，我愿先说件极可怕的事。有了这件可怕的事，我再反回头来细说那些理由，仿佛就更顺当，更生动。好！就这样办啦。

七

应当有月亮，可是教黑云给遮住了，处处都很黑。我正在个僻静的地方巡夜。我的鞋上钉着铁掌，那时候每个巡警又须带着一把东洋刀，四下里鸦雀无声，听着我自己的铁掌与佩刀的声响，我感到寂寞无聊，而且几乎有点害怕。眼前忽然跑过一只猫，或忽然听见一声鸟叫，都教我觉得不是味儿，勉强着挺起胸来，可是心中总空空虚虚的，仿佛将有些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不完全是害怕，又不完全气粗胆壮，就那么怪不得劲的，手心上出了点凉汗。平日，我很有点胆量，什么看守死尸，什么独自看管一所脏房，都算不了一回事。不知为什么这一晚上我这样胆虚，心里越要耻笑自己，便越觉得不定哪里藏着点危险。我不便放快了脚步，可是心中急切的希望快回去，回到那有灯光与朋友的地方去。

忽然，我听见一排枪！我立定了，胆子反倒壮起来一点；真正的危险似乎倒可以治好了胆虚，惊疑不定才是恐惧的根源。我听着，像夜行的马竖起耳朵那样。又一排枪，又一排枪！没声了，我等着，听着，静寂得难堪。像看见闪电而等着雷声那样，我的心跳得很快。啪，啪，啪，啪，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

我的胆气又渐渐的往下低落了。一排枪，我壮起气来；枪声太多了，真遇到危险了；我是个人，人怕死；我忽然的跑起来，跑了几步，猛的又立住，听一听，枪声越来越密，看不见什么，四下漆黑，只有枪声，不知为什么，不知在哪里，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听着远处的枪响。往哪里跑？到底是什么事？应当想一想，又顾不得想；胆大也没用，没有主意就不会有胆量。还是跑吧，糊涂的乱动，总比呆立哆嗦着强。我跑，狂跑，手紧紧的握住佩刀。像受了惊的猫狗，不必想也知道往家里跑。我已忘了我是巡警，我得先回家看看我那没娘的孩子去，要是死就死在一处！

要跑到家，我得穿过好几条大街。刚到了头一条大街，我就晓得不容易再跑了。街上黑黑忽忽的人影，跑得很快，随跑随着放枪。兵！我知道那是些辫子兵。而我才刚剪了发不多日子。我很后悔我没像别人那样把头发盘起来，而是连根儿烂真正剪去了辫子。假若我能马上放下辫子来，虽然这些兵们平素很讨厌巡警，可是因为我有辫子或者不至于把枪口冲着我来。在他们眼中，没有辫子便是二毛子，该杀。我没有了这么条宝贝！我不敢再动，只能藏在黑影里，看事行事。兵们在路上跑，一队跟着一队，枪声不停。我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呢？待一会儿，兵们好像是都过去了，我往外探了探头，见外面没有什么动静，我就像一只夜鸟儿似的飞过了马路，到了街的另一边。在这极快的穿过马路的一会儿里，我的眼梢撩着一点红光。十字街头起了火。我还藏在黑影里，不久，火光远远的照亮了一片；再探头往外看，我已可以影影抄抄的看到十字街口，所有四面把角的铺户已全烧起来，火影中那些兵们来回的奔跑，放着枪。我明白了，这是兵变。不久，火光更多了，一处接着一处，由光亮的距离我可以断定：凡是附近的十字口与丁字街全烧了起来。

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看！远处，漆黑的天上，忽然一白，紧跟着又黑了。忽然又一白，猛的冒起一个红团，有一块天像烧红的铁板，红得可怕。在红光里看见了多少股黑烟，和火舌们高低不齐的往上冒，一会儿烟遮住了火苗；一会儿火苗冲破了黑烟。黑烟滚着，转着，千变万化的往上升，凝成一片，罩住下面的火光，像浓雾掩住了夕阳。待一会儿，火光明亮了一些，烟也改成灰白色儿，纯净，旺炽，火苗不多，而光亮结成一片，照明了半个天。那近处的，烟与火中带着种种的响声，烟往高处起，火往四下里奔；烟像些丑恶的黑龙，火像些乱长乱钻的红铁笋。烟裹着火，火裹着烟，卷起多高，忽然离散，黑烟里落下无数的火花，或者三五个极大的火团。火花火团落下，烟像痛快轻松了一些，翻滚着向上冒。火团下降，在半空中遇到下面的火柱，又狂喜的往上跳跃，炸出无数火花。火团远落，遇到可以燃烧的东西，整个的再点起一把新火，新烟掩住旧火，一时变为黑暗；新火冲出了黑烟，与旧火联成一气，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吐动，摇摆，颠狂。忽然哗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炭，尘土，白烟，一齐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齐在底下往横里吐射，像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蛇。静寂，静寂，火蛇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边来，与高处的火接到一处，通明，纯亮，忽忽的响着，要把人的心全照亮了似的。

我看着，不，不但看着，我还闻着呢！在种种不同的味道里，我咂摸着：这是那个金匾黑字的绸缎庄，那是那个山西人开的油酒店。由这些味道，我认识了那些不同的火团，轻而高飞的一定是茶叶铺的，迟笨黑暗的一定是布店的。这些买卖都不是我的，可是我都认得，闻着它们火葬的气味，看着它们火团的起落，我说不上来心中怎样难过。

我看着，闻着，难过，我忘了自己的危险，我仿佛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只顾了看热闹，而忘了别的一切。我的牙打得很响，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对这奇惨的美丽动了心。

回家是没希望了。我不知道街上一共有多少兵，可是由各处的火光猜度起来，大概是热闹的街口都有他们。他们的目的是抢劫，可是顺着手儿已经烧了这么多铺户，焉知不就棍打腿的杀些人玩玩呢？我这剪了发的巡警在他们眼中还不和个臭虫一样，只须一搂枪机就完了，并不费多少事。

想到这个，我打算回到“区”里去，“区”离我不算远，只须再过一条街就行了。可是，连这个也太晚了。当枪声初起的时候，连贫带富，家家关了门；街上除了那些横行的兵们，简直成了个死城。及至火一起来，铺户里的人们开始在火影里奔走，胆大一些的立在街旁，看着自己的或别人的店铺燃烧，没人敢去救火，可也舍不得走开，只那么一声不出的看着火苗乱窜。胆小一些的呢，争着往胡同里藏躲，三五成群的藏在巷内，不时向街上探探头，没人出声，大家都哆嗦着。火越烧越旺了，枪声慢慢的稀少下来，胡同里的住户仿佛已猜到是怎么一回事，最先是有人开门向外望望，然后有人试着步往街上走。街上，只有火光人影，没有巡警，被兵们抢过的当铺与首饰店全大敞着门！……这样的街市教人们害怕，同时也教人们胆大起来；一条没有巡警的街正像是没有老师的学房，多么老实的孩子也要闹哄闹哄。一家开门，家家开门，街上人多起来；铺户已有被抢过的了，跟着抢吧！平日，谁能想到那些良善守法的人民会去抢劫呢？哼！机会一到，人们立刻显露了原形。说声抢，壮实的小伙子们首先进了当铺，金店，钟表行。男人们回去一趟，第二趟出来已搀夹上女人和孩子们。被兵们抢过的铺子自然不必费事，进去随便拿就是了；可是紧跟着那些尚未被抢过的铺户的门也拦不住谁了。粮食店，茶叶铺，百货店，什么东西也是好的，门板一律砸开。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喳！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拼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

苦人当然出来了，哼！那中等人家也不甘落后呀！

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米柴炭是第二拨。有的整坛的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袋面，瓶子罐子碎了一街，米面洒满了便道，抢啊！抢啊！抢啊！谁都恨自己只长了一双手，谁都嫌自己的腿脚太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壳郎推着个大粪球。

强中自有强中手，人是到处会用脑子的！有人拿出切菜刀来了，立在巷口等着：“放下！”刀晃了晃。口袋或衣服，放下了；安然的，不费力的，拿回家去。“放下！”不灵验，刀下去了，把面口袋砍破，下了一阵小雪，二人滚在一团。过路的急走，稍带着说了句：“打什么，有的是东西！”两位明白过来，立起来向街头跑去。抢啊，抢啊！有的是东西！

我挤在了一群买卖人的中间，藏在黑影里。我并没说什么，他们似乎很明白我的困难，大家一声不出，而紧紧的把我包围住。不要说我还是个巡警，连他们买卖人也不敢抬起头来。他们无法去保护他们的财产与货物，谁敢出头抵抗谁就是不要命，兵们有枪，人民也有切菜刀呀！是的，他们低着头，好像倒怪羞惭似的。他们唯恐和抢劫的人们——也就是他们平日的照顾主儿——对了脸，羞恼成怒，在这没有王法的时候，杀几个买卖人总不算一回事呢！所以，他们也保护着我。想想看吧，这一带的居民大概不会不认识我吧！我三天两头的到这里来巡逻。平日，他们在墙根撒尿，我都要讨他们的厌，上前干涉；他们怎能不恨恶我呢！现在大家正在兴高采烈的白拿东西，要是遇见我，他们一人给我一砖头，我也就活不成了。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反正我是穿着制服，佩着东洋刀呀！在这个局面下，冒而咕咚的出来个巡警，够多么不合适呢！我满可以上前去道歉，说我不该这么冒失，他们能白白的饶了我吗？

街上忽然清静了一些，便道上的人纷纷往胡同里跑，马路当中走着七零八散的兵，都走得很慢；我摘下帽子，从一个学徒的肩上往外看了一眼，看见一位兵士，手里提着一串东西，像一串儿螃蟹似的。我能想到那是一串金银的镯子。他身上还有多少东西，不晓得，不过一定有许多硬货，因为他走得很慢。多么自然，多么可羡慕呢！自自然然的，提着一串镯子，在马路中心缓缓的走，有烧亮的铺户作着巨大的火把，给他们照亮了全城！

兵过去了，人们又由胡同里钻出来。东西已抢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搬铺户的门板，有的去摘门上的匾额。我在报纸上常看见“彻底”这两个字，咱们的良民们打抢的时候才真正彻底呢！

这时候，铺户的人们才有出头喊叫的：“救火呀！救火呀！别等着烧净了呀！”喊得教人一听见就要落泪！我身旁的人们开始活动。我怎么办呢？他们要是都去救火，剩下我这一个巡警，往哪儿跑呢？我拉住了一个屠户！他脱给了我那件满是猪油的大衫。把帽子夹在夹肢窝底下。一手握着佩刀，一手揪着大襟，我擦着墙根，逃回“区”里去。

八

我没去抢，人家所抢的又不是我的东西，这回事简直可以说和我不相干。可是，我看见了，也就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我不会干脆的，恰当的，用一半句话说出来；我明白了点什么意思，这点意思教我几乎改变了点脾气。丢老婆是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现在它有了伴儿，我也永远忘不了这次的兵变。丢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只须记在我的心里，用不着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全拉扯上。这次的变乱是多少万人的事，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简直的我可以用这回事去断定许多的大事，就好像报纸上那样谈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似的。对了，我找到了一句漂亮的了。这件事教我看出一点意思，由这点意思我咂摸着许多问题。不管别人听得懂这句与否，我可真觉得它不坏。

我说过了：自从我的妻潜逃之后，我心中有了个空儿。经过这回兵变，那个空儿更大了一些，松松通通的能容下许多玩艺儿。还接着说兵变的事吧！把它说完全了，你也就可以明白我心中的空儿为什么大起来了。

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大家还全没睡呢。不睡是当然的，可是，大家一点也不显着着急或恐慌，吸烟的吸烟，喝茶的喝茶，就好像有红白事熬夜那样。我的狼狈的样子，不但没引起大家的同情，倒招得他们直笑。我本排着一肚子话要向大家说，一看这个样子也就不必再言语了。我想去睡，可是被排长给拦住了：“别睡！待一会儿，天一亮，咱们全得出去弹压地面！”这该轮到我发笑了；街上烧抢到那个样子，并不见一个巡警，等到天亮再去弹压地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命令是命令，我只好等到天亮吧！

还没到天亮，我已经打听出来：原来高级警官们都预先知道兵变的事儿，可是不便于告诉下级警官和巡警们。这就是说，兵变是警察们管不了的事，要变就变吧；下级警官和巡警们呢，夜间糊糊涂涂的照常去巡逻站岗，是生是死随他们去！这个主意够多么活动而毒辣呢！再看巡警们呢，全和我自己一样，听见枪声就往回跑，谁也不傻。这样巡警正好对得起这样警官，自上而下全是瞎打混的当“差事”，一点不假！

虽然很要困，我可是急于想到街上去看看，夜间那一些情景还都在我的心里，我愿白天再去看一眼，好比较比较，教我心中这张画儿有头有尾。天亮得似乎很慢，也许是我心中太急。天到底慢慢的亮起来，我们排上队。我又要笑，有的人居然把盘起来的辫子梳好了放下来，巡长们也作为没看见。有的人在快要排队的时候，还细细刷了刷制服，用布擦亮了皮鞋！街上有那么大的损失，还有人顾得擦亮了鞋呢。我怎能不笑呢！

到了街上，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了！从前，我没真明白过什么叫作“惨”，这回才真晓得了。天上还有几颗懒得下去的大星，云色在灰白中稍微带出些蓝，清凉，暗淡。到处是焦糊的气味，空中游动着一些白烟。铺户全敞着门，没有一个整窗子，大人和小徒弟都在门口，或坐或立，谁也不出声，也不动手收拾什么，像一群没有主儿的傻羊。火已经停止住延烧，可是已被烧残的地方还静静的冒着白烟，吐着细小而明亮的火苗。微风一吹，那烧焦的房柱忽然又亮起来，顺着风摆开一些小火旗。最初起火的几家已成了几个巨大的焦土堆，山墙没有倒，空空的围抱着几座冒烟的坟头。最后燃烧的地方还都立着，墙与前脸全没塌倒，可是门窗一律烧掉，成了些黑洞。有一只猫还在这样的一家门口坐着，被烟熏的连连打嚏，可是还不肯离开那里。

平日最热闹体面的街口变成了一片焦木头破瓦，成群的焦柱静静的立着，东西南北都是这样，懒懒的，无聊的，欲罢不能的冒着些烟。地狱什么样？我不知道。大概这就差不多吧！我一低头，便想起往日街头上的景象，那些体面的铺户是多么华丽可爱。一抬头，眼前只剩了焦糊的那么一片。心中记得的景象与眼前看见的忽然碰到一处，碰出一些泪来。这就叫作“惨”吧？火场外有许多买卖人与学徒们呆呆的立着，手揣在袖里，对着残火发愣。遇见我们，他们只淡淡的看那么一眼，没有任何别的表示，仿佛他们已绝了望，用不着再动什么感情。

过了这一带火场，铺户全敞着门窗，没有一点动静，便道上马路上全是破碎的东西，比那火场更加凄惨。火场的样子教人一看便知道那是遭了火灾，这一片破碎静寂的铺户与东西使人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繁华的街市会忽然变成绝大的垃圾堆。我就被派在这里站岗。我的责任是什么呢？不知道。我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连动也不敢动，这破烂的街市仿佛有一股凉气，把我吸住。一些妇女和小孩子还在铺子外边拾取一些破东西，铺子的人不作声，我也不便去管；我觉得站在那里简直是多此一举。

太阳出来，街上显着更破了，像阳光下的叫化子那么丑陋。地上的每一个小物件都露出颜色与形状来，花哨的奇怪，杂乱得使人憋气。没有一个卖菜的，赶早市的，卖早点心的，没有一辆洋车，一匹马，整个的街上就是那么破破烂烂，冷冷清清，连刚出来的太阳都仿佛垂头丧气不大起劲，空空洞洞的悬在天上。一个邮差从我身旁走过去，低着头，身后扯着一条长影。我哆嗦了一下。

待了一会儿，段上的巡官下来了。他身后跟着一名巡警，两人都非常的精神在马路当中当当的走，好像得了什么喜事似的。巡官告诉我：注意街上的秩序，大令已经下来了！我行了礼，莫名其妙他说的是什么？那名巡警似乎看出来我的傻气，低声找补了一句：赶开那些拾东西的，大令下来了！我没心思去执行，可是不敢公然违抗命令，我走到铺户外边，向那些妇人孩子们摆了摆手，我说不出话来！

一边这样维持秩序，我一边往猪肉铺走，为是说一声，那件大褂等我给洗好了再送来。屠户在小肉铺门口坐着呢，我没想到这样的小铺也会遭抢，可是竟自成个空铺子了。我说了句什么，屠户连头也没抬。我往铺子里望了望：大小肉墩子，肉钩子，钱筒子，油盘，凡是能拿走的吧，都被人家拿走了，只剩下了柜台和架肉案子的土台！

我又回到岗位，我的头痛得要裂。要是老教我看着这条街，我知道不久就会疯了。

大令真到了。十二名兵，一个长官，捧着就地正法的令牌，枪全上着刺刀。呕！原来还是辫子兵啊！他们抢完烧完，再出来就地正法别人；什么玩艺呢？我还得给令牌行礼呀！

行完礼，我急快往四下里看，看看还有没有捡拾零碎东西的人，好警告他们一声。连屠户的木墩都搬了走的人民，本来值不得同情；可是被辫子兵们杀掉，似乎又太冤枉。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没有走脱。枪刺围住了他，他手中还攥住一块木板与一只旧鞋。拉倒了，大刀亮出来，孩子喊了声“妈！”血溅出去多远，身子还抽动，头已悬在电线杆子上！

我连吐口唾沫的力量都没有了，天地都在我眼前翻转。杀人，看见过，我不怕。我是不平！我是不平！请记住这句，这就是前面所说过的，“我看出一点意思”的那点意思。想想看，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杀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就地正“法”呢！天下要有这个“法”，我×“法”的亲娘祖奶奶！请原谅我的嘴这么野，但是这种事恐怕也不大文明吧？

事后，我听人家说，这次的兵变是有什么政治作用，所以打抢的兵在事后还出来弹压地面。连头带尾，一切都是预先想好了的。什么政治作用？咱不懂！咱只想再骂街。可是，就凭咱这么个“臭脚巡”，骂街又有什么用呢！

九

简直我不愿再提这回事了，不过为圆上场面，我总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来放在这里，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让他们自己去细咂摸吧！

怎么会“政治作用”里有兵变？

若是有意教兵来抢，当初干吗要巡警？

巡警到底是干吗的？是只管在街上小便的，而不管抢铺子的吗？

安善良民要是会打抢，巡警干吗去专拿小偷？

人们到底愿意要巡警不愿意？不愿意吧！为什么刚要打架就喊巡警，而且月月往外拿“警捐”？愿意吧！为什么又喜欢巡警不管事：要抢的好去抢，被抢的也一声不言语？

好吧，我只提出这么几个“样子”来吧！问题还多得很呢！我既不能去解决，也就不便再瞎叨叨了。这几个“样子”就真够教我糊涂的了，怎想怎不对，怎摸不清哪里是哪里，一会儿它有头有尾，一会儿又没头没尾，我这点聪明不够想这么大的事的。

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老话，这个人民，连官儿，兵丁，巡警，带安善的良民，都“不够本”！所以，我心中的空儿就更大了呀！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

还有个好字眼儿，别忘下：“汤儿事”。谁要是跟我一样，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顶好用这个话，又现成，又恰当，而且可以不至把自己绕糊涂了。“汤儿事”，完了；如若还嫌稍微秃一点呢，再补上“真他妈的”，就挺合适。

十

不须再发什么议论，大概谁也能看清楚咱们国的人是怎回事了。由这个再谈到警察，稀松二五眼正是理之当然，一点也不出奇。就拿抓赌来说吧：早年间的赌局都是由顶有字号的人物作后台老板；不但官面上不能够抄拿，就是出了人命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赌局里打死人是常有的事。赶到有了巡警之后，赌局还照旧开着，敢去抄吗？这谁也能明白，不必我说。可是，不抄吧，又太不像话；怎么办呢？有主意，捡着那老实的办几案，拿几个老头儿老太太，抄去几打儿纸牌，罚上十头八块的。巡警呢，算交上了差事；社会上呢，大小也有个风声，行了。拿这一件事比方十件事，警察自从一开头就是抹稀泥。它养着一群混饭吃的人，作些个混饭吃的事。社会上既不需要真正的巡警，巡警也犯不上为六块钱卖命。这很清楚。

这次兵变过后，我们的困难增多了老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抢着了不少的东西，总算发了邪财。有的穿着两件马褂，有的十个手指头戴着十个戒指，都扬扬得意的在街上扭，斜眼看着巡警，鼻子里哽哽的哼白气。我只好低下头去，本来吗，那么大的阵式，我们巡警都一声没出，事后还能怨人家小看我们吗？赌局到处都是，白抢来的钱，输光了也不折本儿呀！我们不敢去抄，想抄也抄不过来，太多了。我们在墙儿外听见人家里面喊“人九”，“对子”，只作为没听见，轻轻的走过去。反正人们在院儿里头耍，不到街上来就行。哼！人们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咱们留呀！那穿两件马褂的小伙子们偏要显出一点也不怕巡警——他们的祖父，爸爸，就没怕过巡警，也没见过巡警，他们为什么这辈子应当受巡警的气呢？——单要来到街上赌一场。有骰子就能开宝，蹲在地上就玩起活来。有一对石球就能踢，两人也行，五个人也行，“一毛钱一脚，踢不踢？好啦！‘倒回来！’”拍，球碰了球，一毛。耍儿真不小呢，一点钟里也过手好几块。这都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管不管呢？管吧！一个人，只佩着连豆腐也切不齐的刀，而赌家老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明人不吃眼前亏，巡警得绕着道儿走过去，不管的为是。可是，不幸，遇见了稽察，“你难道瞎了眼，看不见他们聚赌？”回去，至轻是记一过。这份儿委屈上哪儿诉去呢？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以我自己说，我要不是佩着那么把破刀，而是拿着把手枪，跟谁我也敢碰碰，六块钱的饷银自然合不着卖命，可是泥人也有个土性，架不住碰在气头儿上。可是，我摸不着手枪，枪在土匪和大兵手里呢。

明明看见了大兵坐了车不给钱，而且用皮带抽洋车夫，我不敢不笑着把他劝了走。他有枪，他敢放，打死个巡警算得了什么呢！有一年，在三等窑子里，大兵们打死了我们三位弟兄，我们连凶首也没要出来。三位弟兄白白的死了，没有一个抵偿的，连一个挨几十军棍的也没有！他们的枪随便放，我们赤手空拳，我们这是文明事儿呀！

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八九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我——我是个巡警——并不求谁原谅，我只是愿意这么说出来，心明眼亮，好教大家心里有个谱儿。

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

当过了一二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遇见官事，长官们总教我去挡头一阵。弟兄们并不因此而忌妒我，因为对大家的私事我也不走在后边。这样，每逢出个排长的缺，大家总对我咕唧：“这回一定是你补缺了！”仿佛他们非常希望要我这么个排长似的。虽然排长并没落在我身上，可是我的才干是大家知道的。

我的办事诀窍，就是从前面那一大堆话中抽出来的。比方说吧，有人来报被窃，巡长和我就去察看。糙糙的把门窗户院看一过儿，顺口搭音就把我们在哪儿有岗位，夜里有几趟巡逻，都说得详详细细，有滋有味，仿佛我们比谁都精细，都卖力气。然后，找门窗不甚严密的地方，话软而意思硬的开始反攻：“这扇门可不大保险，得安把洋锁吧？告诉你，安锁要往下安，门坎那溜儿就很好，不容易教贼摸到。屋里养着条小狗也是办法，狗圈在屋里，不管是多么小，有动静就会汪汪，比院里放着三条大狗还有用。先生你看，我们多留点神，你自己也得注点意，两下一凑合，准保丢不了东西了。好吧，我们回去，多派几名下夜的就是了；先生歇着吧！”这一套，把我们的责任卸了，他就赶紧得安锁养小狗；遇见和气的主儿呢，还许给我们泡壶茶喝。这就是我的本事。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与神气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有弹簧似的。这点，我比他们强，而且他们还是学不了去，这是天生来的才分！

赶到我独自下夜，遇见贼，你猜我怎么办？我呀！把佩刀攥在手里，省得有响声；他爬他的墙，我走我的路，各不相扰。好吗，真要教他记恨上我，藏在黑影儿里给我一砖，我受得了吗？那谁，傻王九，不是瞎了一只眼吗？他还不是为拿贼呢！有一天，他和董志和在街口上强迫给人们剪发，一人手里一把剪刀，见着带小辫的，拉过来就是一剪子。哼！教人家记上了。等傻王九走单了的时候，人家照准了他的眼就是一把石灰：“让你剪我的发，×你妈妈的！”他的眼就那么瞎了一只。你说，这差事要不像我那么去当，还活着不活着呢？凡是巡警们以为该干涉的，人们都以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能像傻王九似的，平白无故的丢去一只眼睛，我还留着眼睛看这个世界呢！轻手蹑脚的躲开贼，我的心里并没闲着，我想我那俩没娘的孩子，我算计这一个月的嚼谷。也许有人一五一十的算计，而用洋钱作单位吧？我呀，得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的算。多几个铜子，我心里就宽绰；少几个，我就得发愁。还拿贼，谁不穷呢？穷到无路可走，谁也会去偷，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作体面呢！

十一

这次兵变过后，又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改朝换代是不容易遇上的，我可是并没觉得这有什么意思。说真的，这百年不遇的事情，还不如兵变热闹呢。据说，一改民国，凡事就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我还是巡警，饷银没有增加，天天出来进去还是那一套。原先我受别人的气，现在我还是受气；原先大官儿们的车夫仆人欺负我们，现在新官儿手底下的人也并不和气。“汤儿事”还是“汤儿事”，倒不因为改朝换代有什么改变。可也别说，街上剪发的人比从前多了一些，总得算作一点进步吧。牌九押宝慢慢的也少起来，贫富人家都玩“麻将”了，我们还是照样的不敢去抄赌，可是赌具不能不算改了良，文明了一些。

民国的民倒不怎样，民国的官和兵可了不得！像雨后的蘑菇似的，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些官和兵。官和兵本不当放在一块儿说，可是他们的确有些相像的地方。昨天还一脚黄土泥，今天作了官或当了兵，立刻就瞪眼；越糊涂，眼越瞪得大，好像是糊涂灯，糊涂得透亮儿。这群糊涂玩艺儿听不懂哪叫好话，哪叫歹话，无论你说什么；他们总是横着来。他们糊涂得教人替他们难过，可是他们很得意。有时候他们教我都这么想了：我这辈大概作不了文官或是武官啦！因为我糊涂的不够程度！

几乎是个官儿就可以要几名巡警来给看门护院，我们成了一种保镖的，挣着公家的钱，可为私人作事。我便被派到宅门里去。从道理上说，为官员看守私宅简直不能算作差事；从实利上讲，巡警们可都愿意这么被派出来。我一被派出来，就拔升为“三等警”；“招募警”还没有被派出来的资格呢！我到这时候才算入了“等”。再说呢，宅门的事情清闲，除了站门，守夜，没有别的事可作；至少一年可以省出一双皮鞋来。事情少，而且外带着没有危险；宅里的老爷与太太若打起架来，用不着我们去劝，自然也就不会把我们打在底下而受点误伤。巡夜呢，不过是绕着宅子走两圈，准保遇不上贼；墙高狗厉害，小贼不能来，大贼不便于来——大贼找退职的官儿去偷，既有油水，又不至于引起官面严拿；他们不惹有势力的现任官。在这里，不但用不着去抄赌，我们反倒保护着老爷太太们打麻将。遇到宅里请客玩牌，我们就更清闲自在：宅门外放着一片车马，宅里到处亮如白昼，仆人来往如梭，两三桌麻将，四五盏烟灯，彻夜的闹哄，绝不会闹贼，我们就睡大觉，等天亮散局的时候，我们再出来站门行礼，给老爷们助威。要赶上宅里有红白事，我们就更合适：喜事唱戏，我们跟着白听戏，准保都是有名的角色，在戏园子里绝听不到这么齐全。丧事呢，虽然没戏可听，可是死人不能一半天就抬出去，至少也得停三四十天，念好几棚经；好了，我们就跟着吃吧；他们死人，咱们就吃犒劳。怕就怕死小孩，既不能开吊，又得听着大家呕呕的真哭。其次是怕小姐偷偷跑了，或姨太太有了什么大错而被休出去，我们捞不着吃喝看戏，还得替老爷太太们怪不得劲儿的！

教我特别高兴的，是当这路差事，出入也随便了许多，我可以常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区”里或“段”上，请会儿浮假都好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在“内勤”或“外勤”，工作是刻板儿排好了的，不易调换更动。在宅门里，我站完门便没了我的事，只须对弟兄们说一声就可以走半天。这点好处常常教我害怕，怕再调回“区”里去；我的孩子们没有娘，还不多教他们看看父亲吗？

就是我不出去，也还有好处。我的身上既永远不疲乏，心里又没多少事儿，闲着干什么呢？我呀，宅上有的是报纸，闲着就打头到底的念。大报小报，新闻社论，明白吧不明白吧，我全念，老念。这个，帮助我不少，我多知道了许多的事，多识了许多的字。有许多字到如今我还念不出来，可是看惯了，我会猜出它们的意思来，就好像街面上常见着的人，虽然叫不上姓名来，可是彼此怪面善。除了报纸，我还满世界去借闲书看。不过，比较起来，还是念报纸的益处大，事情多，字眼儿杂，看着开心。唯其事多字多，所以才费劲；念到我不能明白的地方，我只好再拿起闲书来了。闲书老是那一套，看了上回，猜也会猜到下回是什么事；正因为它这样，所以才不必费力，看着玩玩就算了。报纸开心，闲书散心，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在门儿里可也有坏处：吃饭就第一成了问题。在“区”里或“段”上，我们的伙食钱是由饷银里坐地儿扣，好歹不拘，天天到时候就有饭吃。派到宅门里来呢，一共三五个人，绝不能找厨子包办伙食，没有厨子肯包这么小的买卖的。宅里的厨房呢，又不许我们用；人家老爷们要巡警，因为知道可以白使唤几个穿制服的人，并不大管这群人有肚子没有。我们怎办呢？自己起灶，作不到，买一堆盆碗锅勺，知道哪时就又被调了走呢？再说，人家门头上要巡警原为体面好看，好，我们若是给人家弄得盆朝天碗朝地，刀勺乱响，成何体统呢？没法子，只好买着吃。

这可够别扭的。手里若是有钱，不用说，买着吃是顶自由了，爱吃什么就叫什么，弄两盅酒儿伍的，叫俩可口的菜，岂不是个乐子？请别忘了，我可是一月才共总进六块钱！吃的苦还不算什么，一顿一顿想主意可真教人难过，想着想着我就要落泪。我要省钱，还得变个样儿，不能老啃干馍馍辣饼子，像填鸭子似的。省钱与可口简直永远不能碰到一块，想想钱，我认命吧，还是弄几个干烧饼，和一块老腌萝卜，对付一下吧；想到身子，似乎又不该如此。想，越想越难过，越不能决定；一直饿到太阳平西还没吃上午饭呢！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我少吃一口，他们就可以多吃一口，谁不心疼孩子呢？吃着包饭，我无法少交钱；现在我可以自由的吃饭了，为什么不多给孩子们省出一点来呢？好吧，我有八个烧饼才够，就硬吃六个，多喝两碗开水，来个“水饱”！我怎能不落泪呢！

看看人家宅门里吧，老爷挣钱没数儿！是呀，只要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他拿多少薪俸，可是人家绝不指着那点固定的进项，就这么说吧，一月挣八百块的，若是干挣八百块，他怎能那么阔气呢？这里必定有文章。这个文章是这样的，你要是一月挣六块钱，你就死挣那个数儿，你兜儿里忽然多出一块钱来，都会有人斜眼看你，给你造些谣言。你要是能挣五百块，就绝不会死挣这个数儿，而且你的钱越多，人们越佩服你。这个文章似乎一点也不合理，可是它就是这么作出来的，你爱信不信！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底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作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去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都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讲吃的，现在交通方便，山珍海味随便的吃，只要有钱。吃腻了这些还可以拿西餐洋酒换换口味；哪一朝的皇上大概也没吃过洋饭吧？讲穿的，讲戴的，讲看的听的，使的用的，都是如此；坐在屋里你可以享受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如今享福的人才真叫作享福，自然如今搂钱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我再从另一方面说几句，虽然还是话里套话，可是多少有点变化，好教人听着不俗气厌烦。刚才我说人家宅门里怎样自由，怎样阔气，谁可也别误会了人家作老爷的就整天的大把往外扔洋钱，老爷们才不这么傻呢！是呀，姨太太擦比一个小孩还贵的香粉，但是姨太太是姨太太，姨太太有姨太太的造化与本事。人家作老爷的给姨太太买那么贵的粉，正因为人家有地方可以抠出来。你就这么说吧，好比你作了老爷，我就能按着宅门的规矩告诉你许多诀窍：你的电灯，自来水，煤，电话，手纸，车马，天棚，家具，信封信纸，花草，都不用花钱；最后，你还可以白使唤几名巡警。这是规矩，你要不明白这个，你简直不配作老爷。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作老爷的要空着手儿来，满膛满馅的去，就好像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这个比喻稍粗一点，意思可是不错。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句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

这可就该说到我自己了。按说，宅门里白使唤了咱们一年半载，到节了年了的，总该有个人心，给咱们哪怕是顿犒劳饭呢，也大小是个意思。哼！休想！人家作老爷的钱都留着给姨太太花呢，巡警算哪道货？等咱被调走的时候，求老爷给“区”里替我说句好话，咱都得感激不尽。

你看，命令下来，我被调到别处。我把铺盖卷打好，然后恭而敬之的去见宅上的老爷。看吧，人家那股子劲儿大了去啦！带理不理的，倒仿佛我偷了他点东西似的。我托咐了几句：求老爷顺便和“区”里说一声，我的差事当得不错。人家微微的一抬眼皮，连个屁都懒得放。我只好退出来了，人家连个拉铺盖的车钱也不给；我得自己把它扛了走。这就是他妈的差事，这就是他妈的人情！

十二

机关和宅门里的要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另成立了警卫队，一共有五百人，专作那义务保镖的事。为是显出我们真能保卫老爷们，我们每人有一杆洋枪，和几排子弹。对于洋枪——这些洋枪——我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它又沉，又老，又破，我摸不清这是由哪里找来的一些专为压人肩膀，而一点别的用处没有的玩艺儿。我的子弹老在腰间围着，永远不准往枪里搁；到了什么大难临头，老爷们都逃走了的时候，我们才安上刺刀。

这可并非是说，我可以完全不管那枝破家伙；它虽然是那么破，我可得给它支使着。枪身里外，连刺刀，都得天天擦；即使永远擦不亮，我的手可不能闲着。心到神知！再说，有了枪，身上也就多了些玩艺儿，皮带，刺刀鞘，子弹袋子，全得弄得利落抹腻，不能像猪八戒挎腰刀那么懈懈松松的，还得打裹腿呢！

多出这么些事来，肩膀上添了七八斤的分量，我多挣了一块钱；现在我是一个月挣七块大洋了，感谢天地！

七块钱，扛枪，打裹腿，站门，我干了三年多。由这个宅门串到那个宅门，由这个衙门调到那个衙门；老爷们出来，我行礼；老爷进去，我行礼。这就是我的差事。这种差事才毁人呢：你说没事作吧，又有事；说有事作吧，又没事。还不如上街站岗去呢。在街上，至少得管点事，用用心思。在宅门或衙门，简直永远不用费什么一点脑子。赶到在闲散的衙门或汤儿事的宅子里，连站门的时候都满可以随便，拄着枪立着也行，抱着枪打盹也行。这样的差事教人不起一点儿劲，它生生的把人耗疲了。一个当仆人的可以有个盼望，哪儿的事情甜就想往哪儿去，我们当这份儿差事，明知一点好来头没有，可是就那么一天天的穷耗，耗得连自己都看不起了自己。按说，这么空闲无事，就应当吃得白白胖胖，也总算个体面呀。哼！我们并蹲不出膘儿来。我们一天老绕着那七块钱打算盘，穷得揪心。心要是揪上，还怎么会发胖呢？以我自己说吧，我的孩子已到上学的年岁了，我能不教他去吗？上学就得花钱，古今一理，不算出奇，可是我上哪里找这份钱去呢？作官的可以白占许多许多便宜，当巡警的连孩子白念书的地方也没有。上私塾吧，学费节礼，书籍笔墨，都是钱。上学校吧，制服，手工材料，种种本子，比上私塾还费的多。再说，孩子们在家里，饿了可以掰一块窝窝头吃；一上学，就得给点心钱，即使咱们肯教他揣着块窝窝头去，他自己肯吗？小孩的脸是更容易红起来的。

我简直没办法。这么大个活人，就会干瞪着眼睛看自己的儿女在家里荒荒着！我这辈无望了，难道我的儿女应当更不济吗？看着人家宅门的小姐少爷去上学，喝！车接车送，到门口还有老妈子丫环来接书包，抱进去，手里拿着橘子苹果，和新鲜的玩具。人家的孩子这样，咱的孩子那样；孩子不都是将来的国民吗？我真想辞差不干了。我楞当仆人去，弄俩零钱，好教我的孩子上学。

可是人就是别入了辙，入到哪条辙上便一辈子拔不出腿来。当了几年的差事——虽然是这样的差事——我事事入了辙，这里有朋友，有说有笑，有经验，它不教我起劲，可是我也仿佛不大能狠心的离开它。再说，一个人的虚荣心每每比金钱还有力量，当惯了差，总以为去当仆人是往下走一步，虽然可以多挣些钱。这可笑，很可笑，可是人就是这么个玩艺儿。我一跟朋友们说这个，大家都摇头。有的说，大家混的都很好的，干吗去改行？有的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咱们这些苦人干什么也发不了财，先忍着吧！有的说，人家中学毕业生还有当“招募警”的呢，咱们有这个差事当，就算不错；何必呢？连巡官都对我说了：好歹混着吧，这是差事；凭你的本事，日后总有升腾！大家这么一说，我的心更活了，仿佛我要是固执起来，倒不大对得住朋友似的。好吧，还往下混吧。小孩念书的事呢？没有下文！

不久，我可有了个好机会。有位冯大人哪，官职大得很，一要就要十二名警卫；四名看门，四名送信跑道，四名作跟随。这四名跟随得会骑马。那时候，汽车还没出世，大官们都讲究坐大马车。在前清的时候，大官坐轿或坐车，不是前有顶马，后有跟班吗？这位冯大人愿意恢复这点官威，马车后得有四名带枪的警卫。敢情会骑马的人不好找，找遍了全警卫队，才找到了三个；三条腿不大像话，连巡官都急得直抓脑袋。我看出便宜来了：骑马，自然得有粮钱哪！为我的小孩念书起见，我得冒下子险，假如从马粮钱里能弄出块儿八毛的来，孩子至少也可以去私塾了。按说，这个心眼不甚好，可是我这是卖着命，我并不会骑马呀！我告诉了巡官，我愿意去。他问我会骑马不会？我没说我会，也没说我不会；他呢，反正找不到别人，也就没究根儿。

有胆子，天下便没难事。当我头一次和马见面的时候，我就合计好了：摔死呢，孩子们入孤儿院，不见得比在家里坏；摔不死呢，好，孩子们可以念书去了。这么一来，我就先不怕马了。我不怕它，它就得怕我，天下的事不都是如此吗？再说呢，我的腿脚利落，心里又灵，跟那三位会骑马的瞎扯巴了一会儿，我已经把骑马的招数知道了不少。找了匹老实的，我试了试，我手心里攥着把汗，可是硬说我有了把握。头几天，我的罪过真不小，浑身像散了一般，屁股上见了血。我咬了牙。等到伤好了，我的胆子更大起来，而且觉出来骑马的快乐。跑，跑，车多快，我多快，我算是治服了一种动物！

我把马治服了，可是没把粮草钱拿过来，我白冒了险。冯大人家中有十几匹马呢，另有看马的专人，没有我什么事。我几乎气病了。可是，不久我又高兴了：冯大人的官职是这么大，这么多，他简直没有回家吃饭的工夫。我们跟着他出去，一跑就是一天。他当然喽，到处都有饭吃，我们呢？我们四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跟他交涉，他在哪里吃饭，也得有我们的。冯大人这个人心眼还不错，他很爱马，爱面子，爱手下的人。我们一对他说，他马上答应了。这个，可是个便宜。不用往多里说。我们要是一个月准能在外边白吃半个月的饭，我们不就省下半个月的饭钱吗？我高了兴！

冯大人，我说，很爱面子。当我们去见他交涉饭食的时候，他细细看了看我们。看了半天，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说：“这可不行！”我以为他是说我们四个人不行呢，敢情不是。他登时要笔墨，写了个条子：“拿这个见总队长去，教他三天内都办好！”把条子拿下来，我们看了看，原来是教队长给我们换制服：我们平常的制服是斜纹布的，冯大人现在教换呢子的；袖口，裤缝，和帽箍，一律要安金绦子。靴子也换，要过膝的马靴。枪要换上马枪，还另外给一人一把手枪。看完这个条子，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合适：长官们才能穿呢衣，镶金绦，我们四个是巡警，怎能平白无故的穿上这一套呢？自然，我们不能去教冯大人收回条子去，可是我们也怪不好意思去见总队长。总队长要是不敢违抗冯大人，他满可以对我们四个人发发脾气呀！

你猜怎么着？总队长看了条子，连大气没出，照话而行，都给办了。你就说冯大人有多么大的势力吧！喝！我们四个人可抖起来了，真正细黑呢制服，镶着黄登登的金绦，过膝的黑皮长靴，靴后带着白亮亮的马刺，马枪背在背后，手枪挎在身旁，枪匣外搭拉着长杏黄穗子。简直可以这么说吧，全城的巡警的威风都教我们四个人给夺过来了。我们在街上走，站岗的巡警全都给我们行礼，以为我们是大官儿呢！

当我作裱糊匠的时候，稍微讲究一点的烧活，总得糊上匹菊花青的大马。现在我穿上这么抖的制服，我到马棚去挑了匹菊花青的马，这匹马非常的闹手，见了人是连啃带踢；我挑了它，因为我原先糊过这样的马，现在我得骑上匹活的；菊花青，多么好看呢！这匹马闹手，可是跑起来真作脸，头一低，嘴角吐着点白沫，长鬃像风吹着一垄春麦，小耳朵立着像俩小瓢儿；我只须一认镫，它就要飞起来。这一辈子，我没有过什么真正得意的事；骑上这匹菊花青大马，我必得说，我觉到了骄傲与得意！

按说，这回的差事总算过得去了，凭那一身衣裳与那匹马还不值得高高兴兴的混吗？哼！新制服还没穿过三个月，冯大人吹了台，警卫队也被解散；我又回去当三等警了。

十三

警卫队解散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被调到总局里去当差，并且得了一面铜片的奖章，仿佛是说我在宅门里立下了什么功劳似的。在总局里，我有时候管户口册子，有时候管辅捐的账簿，有时候值班守大门，有时候看管军装库。这么二三年的工夫，我又把局子里的事情全明白了个大概。加上我以前在街面上，衙门口和宅门里的那些经验，我可以算作个百事通了，里里外外的事，没有我不晓得的。要提起警务，我是地道内行。可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当了十年的差，我才升到头等警，每月挣大洋九元。

大家伙或者以为巡警都是站街的，年轻轻的好管闲事。其实，我们还有一大群人在区里局里藏着呢。假若有一天举行总检阅，你就可以看见些稀奇古怪的巡警：罗锅腰的，近视眼的，掉了牙的，瘸着腿的，无奇不有。这些怪物才真是巡警中的盐，他们都有资格有经验，识文断字，一切公文案件，一切办事的诀窍，都在他们手里呢。要是没有他们，街上的巡警就非乱了营不可。这些人，可是永远不会升腾起来；老给大家办事，一点起色也没有，平生连出头露面的体面一次都没有过。他们任劳任怨的办事，一直到他们老得动不了窝，老是头等警，挣九块大洋。多咱你在街上看见：穿着洗得很干净的灰布大褂，脚底下可还穿着巡警的皮鞋，用脚后跟慢慢的走，仿佛支使不动那双鞋似的，那就准是这路巡警。他们有时候也到大“酒缸”上，喝一个“碗酒”，就着十几个花生豆儿，挺有规矩，一边往下咽那点辣水，一边叹着气。头发已经有些白的了，嘴巴儿可还刮得很光，猛看很像个太监。他们很规则，和蔼，会作事，他们连休息的时候还得穿着那双不得人心的鞋！

跟这群人在一处办事，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可是，我也有点害怕：莫非我也就这样下去了吗？他们够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怜呢！看着他们，我心中时常忽然凉那么一下，教我半天说不上话来。不错，我比他们都年岁小，也不见得比他们不精明，可是我有希望没有呢？年岁小？我也三十六了！

这几年在局子里可也有一样好处，我没受什么惊险。这几年，正是年年春秋准打仗的时期，旁人受的罪我先不说，单说巡警们就真够瞧的。一打仗，兵们就成了阎王爷，而巡警头朝了下！要粮，要车，要马，要人，要钱，全交派给巡警，慢一点送上去都不行。一说要烙饼一万斤，得，巡警就得挨着家去到切面铺和烙烧饼的地方给要大饼；饼烙得，还得押着清道夫给送到营里去；说不定还挨几个嘴巴回来！

要单是这么伺候着兵老爷们，也还好；不，兵老爷们还横反呢。凡是有巡警的地方，他们非捣乱不可，巡警们管吧不好，不管吧也不好，活受气。世上有糊涂人，我晓得；但是兵们的糊涂令我不解。他们只为逞一时的字号，完全不讲情理；不讲情理也罢，反正得自己别吃亏呀；不，他们连自己吃亏不吃亏都看不出来，你说天下哪里再找这么糊涂的人呢。就说我的表弟吧，他已当过十多年的兵，后来几年还老是排长，按说总该明白点事儿了。哼！那年打仗，他押着十几名俘虏往营里送。喝！他得意非常的在前面领着，仿佛是个皇上似的。他手下的弟兄都看出来，为什么不先解除了俘虏的武装呢？他可就是不这么办，拍着胸膛说一点错儿没有。走到半路上，后面响了枪，他登时就死在了街上。他是我的表弟，我还能盼着他死吗？可是这股子糊涂劲儿，教我也没法抱怨开枪打他的人。有这样一个例子，你也就能明白一点兵们是怎样的难对付了。你要是告诉他，汽车别往墙上开，好啦，他就非去碰碰不可，把他自己碰死倒可以，他就是不能听你的话。

在总局里几年，没别的好处，我算是躲开了战时的危险与受气。自然罗！一打仗，煤米柴炭都涨价儿，巡警们也随着大家一同受罪，不过我可以安坐在公事房里，不必出去对付大兵们，我就得知足。

可是，在局里我又怕一辈子就窝在那里，永没有出头之日，有人情，可以升腾起来；没人情而能在外边拿贼办案，也是个路子，我既没人情，又不到街面上去，打哪儿升高一步呢？我越想越发愁。

十四

到我四十岁那年，大运亨通，我补了巡长！我顾不得想已经当了多少年的差，卖了多少力气，和巡长才挣多少钱；都顾不得想了。我只觉得我的运气来了！

小孩子拾个破东西，就能高兴的玩耍半天，所以小孩子能够快乐。大人们也得这样，或者才能对付着活下去。细细一想，事情就全糟。我升了巡长，说真的，巡长比巡警才多挣几块钱呢？挣钱不多，责任可有多么大呢！往上说，对上司们事事得说出个谱儿来；往下说，对弟兄们得又精明又热诚；对内说，差事得交得过去；对外说，得能不软不硬的办了事。这，比作知县难多了。县长就是一个地方的皇上，巡长没那个身分，他得认真办事，又得敷衍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哪一点没想到就出蘑菇。出了蘑菇还是真糟，往上升腾不易呀，往下降可不难呢。当过了巡长再降下来，派到哪里去也不吃香：弟兄们咬吃，喝！你这作过巡长的，……这个那个的扯一堆。长官呢，看你是刺儿头，故意的给你小鞋穿，你怎么忍也忍不下去。怎办呢？哼！由巡长而降为巡警，顶好干脆卷铺盖家去，这碗饭不必再吃了。可是，以我说吧，四十岁才升上巡长，真要是卷了铺盖，我干吗去呢？

真要是这么一想，我登时就得白了头发。幸而我当时没这么想，只顾了高兴，把坏事儿全放在了一旁。我当时倒这么想：四十作上巡长，五十——哪怕是五十呢！——再作上巡官，也就算不白当了差。咱们非学校出身，又没有大人情，能作到巡官还算小吗？这么一想，我简直的拼了命，精神百倍的看着我的事，好像看着颗夜明珠似的！

作了二年的巡长，我的头上真见了白头发。我并没细想过一切，可是天天揪着心，唯恐哪件事办错了，担了处分。白天，我老喜笑颜开的打着精神办公；夜间，我睡不实在，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就受了一惊似的，翻来覆去的思索；未必能想出办法来，我的困意可也就不再回来了。

公事而外，我为我的儿女发愁：儿子已经二十了，姑娘十八。福海——我的儿子——上过几天私塾，几天贫儿学校，几天公立小学。字吗，凑在一块儿他大概能念下来第二册国文；坏招儿，他可学会了不少，私塾的，贫儿学校的，公立小学的，他都学来了，到处准能考一百分，假若学校里考坏招数的话。本来吗，自幼失了娘，我又终年在外边瞎混，他可不是爱怎么反就怎么反啵。我不恨铁不成钢去责备他，也不抱怨任何人，我只恨我的时运低，发不了财，不能好好的教育他。我不算对不起他们，我一辈子没给他们弄个后娘，给他们气受。至于我的时运不济，只能当巡警，那并非是我的错儿，人还能大过天去吗？

福海的个子可不小，所以很能吃呀！一顿胡搂三大碗芝麻酱拌面，有时候还说不很饱呢！就凭他这个吃法，他再有我这么两份儿爸爸也不中用！我供给不起他上中学，他那点“秀气”也没法考上。我得给他找事作。哼！他会作什么呢？

从老早，我心里就这么嘀咕：我的儿子楞可去拉洋车，也不去当巡警；我这辈子当够了巡警，不必世袭这份差事了！在福海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教他去学手艺，他哭着喊着的一百个不去。不去就不去吧，等他长两岁再说；对个没娘的孩子不就得格外心疼吗？到了十五岁，我给他找好了地方去学徒，他不说不去，可是我一转脸，他就会跑回家来。几次我送他走，几次他偷跑回来。于是只好等他再大一点吧，等他心眼转变过来也许就行了。哼！从十五到二十，他就愣荒荒过来，能吃能喝，就是不爱干活儿。赶到教我给逼急了：“你到底愿意干什么呢？你说！”他低着脑袋，说他愿意挑巡警！他觉得穿上制服，在街上走，既能挣钱，又能就手儿散心，不像学徒那样永远圈在屋里。我没说什么，心里可刺着痛。我给打了个招呼，他挑上了巡警。我心里痛不痛的，反正他有事作，总比死吃我一口强啊。父是英雄儿好汉，爸爸巡警儿子还是巡警，而且他这个巡警还必定跟不上我。我到四十岁才熬上巡长，他到四十岁，哼！不教人家开革出来就是好事！没盼望！我没续娶过，因为我咬得住牙。他呢，赶明儿个难道不给他成家吗？拿什么养着呢？

是的，儿子当了差，我心中反倒堵上个大疙疸！

再看女儿呢，也十八九了，紧自搁在家里算怎回事呢？当然，早早撮出去的为是，越早越好。给谁呢？巡警，巡警，还得是巡警？一个人当巡警，子孙万代全得当巡警，仿佛掉在了巡警阵里似的。可是，不给巡警还真不行呢：论模样，她没什么模样；论教育，她自幼没娘，只认识几个大字；论赔送，我至多能给她作两件洋布大衫；论本事，她只能受苦，没别的好处。巡警的女儿天生来的得嫁给巡警，八字造定，谁也改不了！

唉！给了就给了啵！撮出她去，我无论怎说也可以心净一会儿。并非是我心狠哪；想想看，把她撂到二十多岁，还许就剩在家里呢。我对谁都想对得起，可是谁又对得起我来着！我并不想唠里唠叨的发牢骚，不过我愿把事情都撂平了，谁是谁非，让大家看。

当她出嫁的那一天，我真想坐在那里痛哭一场。我可是没有哭；这也不是一半天的事了，我的眼泪只会在眼里转两转，简直的不会往下流！

十五

儿子有了事作，姑娘出了阁，我心里说：这我可能远走高飞了！假若外边有个机会，我楞把巡长搁下，也出去见识见识。什么发财不发财的，我不能就窝囊这么一辈子。

机会还真来了。记得那位冯大人呀，他放了外任官。我不是爱看报吗？得到这个消息，就找他去了，求他带我出去。他还记得我，而且愿意这么办。他教我去再约上三个好手，一共四个人随他上任。我留了个心眼，请他自己向局里要四名，作为是拨遣。我是这么想：假若日后事情不见佳呢，既省得朋友们抱怨我，而且还可以回来交差，有个退身步。他看我的办法不错，就指名向局里调了四个人。

这一喜可非同小喜。就凭我这点经验知识，管保说，到哪儿我也可以作个很好的警察局局长，一点不是瞎吹！一条狗还有得意的那一天呢，何况是个人？我也该抖两天了，四十多岁还没露过一回脸呢！

果然，命令下来，我是卫队长；我乐得要跳起来。

哼！也不是咱的命不好，还是冯大人的运不济；还没到任呢，又撤了差。猫咬尿泡，瞎欢喜一场！幸而我们四个人是调用，不是辞差；冯大人又把我们送回局里去了。我的心里既为这件事难过，又为回局里能否还当巡长发愁，我脸上瘦了一圈。

幸而还好，我被派到防疫处作守卫，一共有六位弟兄，由我带领。这是个不错的差事，事情不多，而由防疫处开我们的饭钱。我不确实的知道，大概这是冯大人给我说了句好话。

在这里，饭钱既不必由自己出，我开始攒钱，为是给福海娶亲——只剩了这么一档子该办的事了，爽性早些办了吧！

在我四十五岁上，我娶了儿媳妇——她的娘家父亲与哥哥都是巡警。可倒好，我这一家子，老少里外，全是巡警，凑吧凑吧，就可以成立个警察分所！

人的行动有时候莫名其妙。娶了儿媳妇以后，也不知怎么我以为应当留下胡子，才够作公公的样子。我没细想自己是干什么的，直入公堂的就留下胡子了。小黑胡子在我嘴上，我捻上一袋关东烟，觉得挺够味儿。本来吗，姑娘聘出去了，儿子成了家，我自己的事又挺顺当，怎能觉得不是味儿呢？

哼！我的胡子惹下了祸。总局局长忽然换了人，新局长到任就检阅全城的巡警。这位老爷是军人出身，只懂得立正看齐，不懂得别的。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局里区里都有许多老人们，长相不体面，可是办事多年，最有经验。我就是和局里这群老手儿排在一处的，因为防疫处的守卫不属于任何警区，所以检阅的时候便随着局里的人立在一块儿。

当我们站好了队，等着检阅的时候，我和那群老人们还有说有笑，自自然然的。我们心里都觉得，重要的事情都归我们办，提哪一项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没升腾起来已经算很委屈了，谁还能把我们踢出去吗？上了几岁年纪，诚然，可是我们并没少作事儿呀！即使说老朽不中用了，反正我们都至少当过十五六年的差，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是把精神血汗耗费在公家的差事上，冲着这点，难道还不留个情面吗？谁能够看狗老了就一脚踢出去呢？我们心中都这么想，所以满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以为新局长从远处看我们一眼也就算了。

局长到了，大个子胸前挂满了徽章，又是喊，又是蹦，活像个机器人。我心里打开了鼓。他不按着次序看，一眼看到我们这一排，他猛虎扑食似的就跑过来了。岔开脚，手握在背后，他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忽然他一个箭步跳到我们跟前，抓起一个老书记生的腰带，像摔跤似的往前一拉，几乎把老书记生拉倒；抓着腰带，他前后摇晃了老书记生几把，然后猛一撒手，老书记生摔了个屁股墩。局长对准了他就是两口唾沫，“你也当巡警！连腰带都系不紧？来！拉出去毙了！”

我们都知道，凭他是谁，也不能枪毙人。可是我们的脸都白了，不是怕，是气的。那个老书记生坐在地上，哆嗦成了一团。

局长又看了看我们，然后用手指划了条长线，“你们全滚出去，别再教我看见你们！你们这群东西也配当巡警！”说完这个，仿佛还不解气，又跑到前面，扯着脖子喊：“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

有胡子的不止我一个，还都是巡长巡官，要不然我也不敢留下这几根惹祸的毛。

二十年来的服务，我就是这么被刷下来了。其实呢，我虽四十多岁，我可是一点也不显着老苍，谁教我留下了胡子呢！这就是说，当你年轻力壮的时候，你把命卖上，一月就是那六七块钱。你的儿子，因为你当巡警，不能读书受教育；你的女儿，因为你当巡警，也嫁个穷汉去吃窝窝头。你自己呢，一长胡子，就算完事，一个铜子的恤金养老金也没有，服务二十年后，你教人家一脚踢出来，像踢开一块碍事的砖头似的。五十以前，你没挣下什么，有三顿饭吃就算不错；五十以后，你该想主意了，是投河呢，还是上吊呢？这就是当巡警的下场头。

二十年来的差事，没作过什么错事，但我就这样卷了铺盖。

弟兄们有含着泪把我送出来的，我还是笑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可多了，我还留着我的泪呢！

十六

穷人的命——并不像那些施舍稀粥的慈善家所想的——不是几碗粥所能救活了的；有粥吃，不过多受几天罪罢了，早晚还是死。我的履历就跟这样的粥差不多，它只能帮助我找上个小事，教我多受几天罪；我还得去当巡警。除了说我当巡警，我还真没法介绍自己呢！它就像颗不体面的痣或瘤子，永远跟着我。我懒得说当过巡警，懒得再去当巡警，可是不说不当，还真连碗饭也吃不上，多么可恶呢！

歇了没有好久，我由冯大人的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作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这总算运气不坏。在这里我很施展了些我的才干与学问：对村里的工人，我以二十年服务的经验，管理得真叫不错。他们聚赌，斗殴，罢工，闹事，醉酒，就凭我的一张嘴，就事论事，干脆了当，我能把他们说得心服口服。对弟兄们呢，我得亲自去训练。他们之中有的是由别处调来的，有的是由我约来帮忙的，都当过巡警；这可就不容易训练，因为他们懂得一些警察的事儿，而想看我一手儿。我不怕，我当过各样的巡警，里里外外我全晓得；凭着这点经验，我算是没被他们给撅了。对内对外，我全有办法，这一点也不瞎吹。

假若我能在这里混上几年，我敢保说至少我可以积攒下个棺材本儿，因为我的饷银差不多等于一个巡官的，而到年底还可以拿一笔奖金。可是，我刚作到半年，把一切都布置得有个大概了，哼！我被人家顶下来了。我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弟兄们满可以拿些私钱，假若我肯睁着一只闭着一只眼的话。我的两眼都睁着，种下了毒。对外也是如此，我明白警察的一切，所以我要本着良心把此地的警务办得完完全全，真像个样儿。还是那句话，人民要不是真正的人民，办警察是多此一举，越办得好越招人怨恨。自然，容我办上几年，大家也许能看出它的好处来。可是，人家不等办好，已经把我踢开了。

在这个社会中办事，现在才明白过来，就得像发给巡警们皮鞋似的。大点，活该！小点，挤脚？活该！什么事都能办通了，你打算合大家的适，他们要不把鞋打在你脸上才怪。这次的失败，因为我忘了那三个宝贝字——“汤儿事”，因此我又卷了铺盖。

这回，一闲就是半年多。从我学徒时候起，我无事也忙，永不懂得偷闲。现在，虽然是奔五十的人了，我的精神气力并不比那个年轻小伙子差多少。生让我闲着，我怎么受呢？由早晨起来到日落，我没有正经事作，没有希望，跟太阳一样，就那么由东而西的转过去；不过，太阳能照亮了世界，我呢，心中老是黑糊糊的。闲得起急，闲得要躁，闲得讨厌自己，可就是摸不着点儿事作。想起过去的劳力与经验，并不能自慰，因为劳力与经验没给我积攒下养老的钱，而我眼看着就是挨饿。我不愿人家养着我，我有自己的精神与本事，愿意自食其力的去挣饭吃。我的耳目好像作贼的那么尖，只要有个消息，便赶上前去，可是老空着手回来，把头低得无可再低，真想一跤摔死，倒也爽快！还没到死的时候，社会像要把我活埋了！晴天大日头的，我觉得身子慢慢往土里陷；什么缺德的事也没作过，可是受这么大的罪。一天到晚我叼着那根烟袋，里边并没有烟，只是那么叼着，算个“意思”而已。我活着也不过是那么个“意思”，好像专为给大家当笑话看呢！

好容易，我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队兵就队兵吧，有饭吃就行呀！借了钱，打点行李，我把胡子剃得光光的上了“任”。

半年的工夫，我把债还清，而且升为排长。别人花俩，我花一个，好还债。别人走一步，我走两步，所以升了排长。委屈并挡不住我的努力，我怕失业。一次失业，就多老上三年，不饿死，也憋闷死了。至于努力挡得住失业挡不住，那就难说了。

我想——哼！我又想了！——我既能当上排长，就能当上队长，不又是个希望吗？这回我留了神，看人家怎作，我也怎作。人家要私钱，我也要，我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假若我在队上混个队长，连公带私，有几年的工夫，我不是又可以剩下个棺材本儿吗？我简直的没了大志向，只求腿脚能动便去劳动；多咱动不了窝，好，能有个棺材把我装上，不至于教野狗们把我嚼了。我一眼看着天，一眼看着地。我对得起天，再求我能静静的躺在地下。并非我倚老卖老，我才五十来岁；不过，过去的努力既是那么白干一场，我怎能不把眼睛放低一些，只看着我将来的坟头呢！我心里是这么想，我的志愿既这么小，难道老天爷还不睁开点眼吗？

来家信，说我得了孙子。我要说我不喜欢，那简直不近人情。可是，我也必得说出来：喜欢完了，我心里凉了那么一下，不由的自言自语的嘀咕：“哼！又来个小巡警吧！”一个作祖父的，按说，哪有给孙子说丧气话的，可是谁要是看过我前边所说的一大片，大概谁也会原谅我吧？有钱人家的儿女是希望，没钱人家的儿女是累赘；自己的肚中空虚，还能顾得子孙万代，和什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吗？

我的小烟袋锅儿里又有了烟叶，叼着烟袋，我咂摸着将来的事儿。有了孙子，我的责任还不止于剩个棺材本儿了；儿子还是三等警，怎能养家呢？我不管他们夫妇，还不管孙子吗？这教我心中忽然非常的乱，自己一年比一年的老，而家中的嘴越来越多，哪个嘴不得用窝窝头填上呢！我深深的打了几个嗝儿，胸中仿佛横着一口气。算了吧，我还是少思索吧，没头儿，说不尽！个人的寿数是有限的，困难可是世袭的呢！子子孙孙，万年永实用，窝窝头！

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都按着咱们心中所思虑的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也就没有把人急疯了这一说了。我正盘算着孙子的事儿，我的儿子死了！

他还并没死在家里呀！我还得去运灵。

福海，自从成家以后，很知道要强。虽然他的本事有限，可是他懂得了怎样尽自己的力量去作事。我到盐务缉私队上来的时候，他很愿意和我一同来，相信在外边可以多一些发展的机会。我拦住了他，因为怕事情不稳，一下子再教父子同时失业，如何得了。可是，我前脚离开了家，他紧随着也上了威海卫。他在那里多挣两块钱。独自在外，多挣两块就和不多挣一样，可是穷人想要强，就往往只看见了钱，而不多合计合计。到那里，他就病了；舍不得吃药。及至他躺下了，药可也就没了用。

把灵运回来，我手中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小孩，我怎么办呢？我没法再出外去作事，在家乡我又连个三等巡警也当不上，我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我羡慕福海，早早的死了，一闭眼三不知；假若他活到我这个岁数，至好也不过和我一样，多一半还许不如我呢！儿媳妇哭，哭得死去活来，我没有泪，哭不出来，我只能满屋里打转，偶尔的冷笑一声。

以前的力气都白卖了。现在我还得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我去看守空房；我去帮着人家卖菜；我去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我去给人家搬家……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过了。无论作什么，我还都卖着最大的力气，留着十分的小心。五十多了，我出的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时常我挨一天的饿，时常我没有煤上火，时常我找不到一撮儿烟叶，可是我决不说什么；我给公家卖过力气了，我对得住一切的人，我心里没毛病，还说什么呢？我等着饿死，死后必定没有棺材，儿媳妇和孙子也得跟着饿死，那只好就这样吧！谁教我是巡警呢！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原载1937年7月1日《文学》第九卷第一号

月牙儿
老舍　著
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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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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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儿

一

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二

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云中是酸苦，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那时候我也不过是七岁吧，一个穿着短红棉袄的小姑娘。戴着妈妈给我缝的一顶小帽儿，蓝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记得。我倚着那间小屋的门垛，看着月牙儿。屋里是药味，烟味，妈妈的眼泪，爸爸的病；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我晓得屋里的惨凄，因为大家说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觉自己的悲惨，我冷，饿，没人理我。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儿落下去。什么也没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声被妈妈的压下去；爸，不出声了，面上蒙了块白布。我要掀开白布，再看看爸，可是我不敢。屋里只有那么点点地方，都被爸占了去。妈妈穿上白衣，我的红袄上也罩了个没缝襟边的白袍，我记得，因为不断的撕扯襟边上的白丝儿。大家都很忙，嚷嚷的声儿很高，哭得很恸，可是事情并不多，也似乎值不得嚷：爸爸就装入那么一个四块薄板的棺材里，到处都是缝子。然后，五六个人把他抬了走。妈和我在后边哭。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个木匣结束了爸的一切：每逢我想起爸来，我就想到非打开那个木匣不能见着他。但是，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

三

妈和我还穿着白袍，我又看见了月牙儿。那是个冷天，妈妈带我出城去看爸的坟。妈拿着很薄的一落儿纸。妈那天对我特别的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什么都是凉的，只有这些栗子是热的；我舍不得吃，用它们热我的手。走了多远，我记不清了，总该是很远很远吧。在爸出殡的那天，我似乎没觉得这么远，或者是因为那天人多；这次只是我们娘儿俩，妈不说话，我也懒得出声，什么都是静寂的；那些黄土路静寂得没有头儿。天是短的，我记得那个坟：小小的一堆儿土，远处有一些高土岗儿，太阳在黄土岗儿上头斜着。妈妈似乎顾不得我了，把我放在一旁，抱着坟头儿去哭。我坐在坟头的旁边，弄着手里那几个栗子。妈哭了一阵，把那点纸焚化了，一些纸灰在我眼前卷成一两个旋儿，而后懒懒的落在地上；风很小，可是很够冷的。妈妈又哭起来。我也想爸，可是我不想哭他；我倒是为妈妈哭得可怜而也落了泪。过去拉住妈妈的手：“妈不哭！不哭！”妈妈哭得更恸了。她把我搂在怀里。眼看太阳就落下去，四外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娘儿俩。妈似乎也有点怕了，含着泪，扯起我就走，走出老远，她回头看了看，我也转过身去：爸的坟已经辨不清了；土岗的这边都是坟头，一小堆一小堆，一直摆到土岗底下。妈妈叹了口气。我们紧走慢走，还没有走到城门，我看见了月牙儿。四外漆黑，没有声音，只有月牙儿放出一道儿冷光。我乏了，妈妈抱起我来。怎样进的城，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迷迷糊糊的天上有个月牙儿。

四

刚八岁，我已经学会了去当东西。我知道，若是当不来钱，我们娘儿俩就不要吃晚饭；因为妈妈但分有点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准知道她每逢交给我个小包，锅里必是连一点粥底儿也看不见了。我们的锅有时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这一天，我拿的是一面镜子。只有这件东西似乎是不必要的，虽然妈妈天天得用它。这是个春天，我们的棉衣都刚脱下来就入了当铺。我拿着这面镜子，我知道怎样小心，小心而且要走得快，当铺是老早就上门的。我怕当铺的那个大红门，那个大高长柜台。一看见那个门，我就心跳。可是我必须进去，几乎是爬进去，那个高门坎儿是那么高。我得用尽了力量，递上我的东西，还得喊：“当当！”得了钱和当票，我知道怎样小心的拿着，快快回家，晓得妈妈不放心。可是这一次，当铺不要这面镜子，告诉我再添一号来。我懂得什么叫“一号”。把镜子搂在胸前，我拚命的往家跑。妈妈哭了；她找不到第二件东西。我在那间小屋住惯了，总以为东西不少；及至帮着妈妈一找可当的事物，我的小心里才明白过来，我们的东西很少，很少。妈妈不叫我去了。可是“妈妈咱们吃什么呢？”妈妈哭着递给我她头上的银簪——只有这一件东西是银的。我知道，她拔下过来几回，都没肯交给我去当。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家给的一件首饰。现在，她把这末一件银器给了我，叫我把镜子放下。我尽了我的力量赶回当铺，那可怕的大门已经严严的关好了。我坐在那门礅上，握着那根银簪。不敢高声的哭，我看着天，啊，又是月牙儿照着我的眼泪！哭了好久，妈妈在黑影中来了，她拉住了我手，呕，多么热的手。我忘了一切的苦处，连饿也忘了，只要有妈妈这只热手拉着我就好。我抽抽搭搭的说：“妈！咱们回家睡觉吧。明儿早上再来！”妈一声没出。又走了一会儿：“妈！你看这个月牙；爸死的那天，它就是这么斜斜着。为什么她老这么斜斜着呢？”妈还是一声没出，她的手有点颤。

五

妈妈整天的给人家洗衣裳。我老想帮助妈妈，可是插不上手。我只好等着妈妈，非到她完了事，我不去睡。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的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过来穿过去，像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的又掉到暗处去。我越可怜妈妈，便越爱这个月牙，因为看着它，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它在夏天更可爱，它老有那么点凉气，像一条冰似的。我爱它给地上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像一层雪似的。

六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我知道妈妈要想主意了，我知道。她常把衣裳推到一边，愣着。她和自己说话。她想什么主意呢？我可是猜不着。

七

妈妈嘱咐我不叫我别扭，要乖乖的叫“爸”：她又给我找到一个爸。这是另一个爸，我知道，因为坟里已经埋好一个爸了。妈嘱咐我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她含着泪说：“不能叫你饿死！”呕，是因为不饿死我，妈才另给我找了个爸！我不明白多少事，我有点怕，又有点希望——果然不再挨饿的话。多么凑巧呢，离开我们那间小屋的时候，天上又挂着月牙。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我是要离开这住惯的小屋了。妈坐了一乘红轿，前面还有几个鼓手，吹打的一点也不好听。轿在前边走，我和一个男人在后边跟着，他拉着我的手。那可怕的月牙放着一点光，仿佛在凉风里颤动。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们咬；轿子走得很快。上哪去呢？是不是把妈抬到城外去，抬到坟地去？那个男子扯着我走，我喘不过气来，要哭都哭不出来。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凉得像个鱼似的，我要喊“妈”，可是不敢。一会儿，月牙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轿子进了个小巷。

八

我在三四年里似乎没再看见月牙。新爸对我们很好，他有两间屋子，他和妈住在里间，我在外间睡铺板。我起初还想跟妈妈睡，可是几天之后，我反倒爱“我的”小屋了。屋里有白白的墙，还有条长桌，一把椅子。这似乎都是我的。我的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我好久没去当当了。新爸叫我去上学。有时候他还跟我玩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爱叫他“爸”，虽然我知道他很可爱。他似乎也知道这个，他常常对我那么一笑！笑的时候他有很好看的眼睛。可是，妈偷偷告诉我叫爸，我也不愿十分的别扭。我心中明白，妈和我现在是有吃喝的，都因为有这个爸，我明白。是的，在这三四年里我想不起曾经看见过月牙儿；也许是看见过而不大记得了。爸死时那个月牙，妈轿子前面那个月牙，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点点光，那一点寒气，老在我心中，比什么都亮，都清凉，像块玉似的，有时候想起来仿佛能用手摸到似的。

九

我很爱上学。我老觉得学校里有不少的花，其实并没有；只是一想起学校就想到花罢了，正像一想起爸的坟就想起城外的月牙儿——在野外的小风里歪歪着。妈妈是很爱花的，虽然买不起，可是有人送给她一朵，她就顶喜欢的戴在头上。我有机会便给他折一两朵来；戴上朵鲜花，妈的后影还很年轻似的。妈喜欢，我也喜欢。在学校里我也很喜欢。也许因为这个，我想起学校便想起花来？

十

当我要在小学毕业那年，妈又叫我去当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新爸忽然走了。他上了哪儿，妈似乎也不晓得。妈妈还叫我上学，她想爸不久就会回来的。他许多日子没回来，连封信也没有。我想妈又该洗臭袜子了，这使我极难受。可是妈妈并没这么打算。她还打扮着，还爱戴花；奇怪！她不落泪，反倒好笑；为什么呢？我不明白！好几次，我下学来，看她在门口儿立着。又隔了不久，我在路上走，有人“嗨”我了：“嗨！给你妈捎个信儿去！”“嗨：你卖不卖呀？小嫩的！”我的脸红得冒出火来，把头低得无可再低。我明白，只是没办法。我不能问妈妈，不能。她对我很好，而且有时候极庄重的说我：“念书！念书！”妈是不识字的，为什么这样催我念书呢？我疑心；又常由疑心而想到妈是为我才作那样的事。妈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疑心的时候我恨不能骂妈妈一顿。再一想，我要抱住她，央告她不要再作那个事。我恨自己不能帮助妈妈。所以我也想到：我在小学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作姨太太的。有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我不大懂这些事，可是由她们的说法，我猜到这不是好事。她们似乎什么都知道，也爱偷偷的谈论她们明知是不正当的事——这些事叫她们的脸红红的而显出得意。我更疑心妈妈了，是不是等我毕业好去作……这么一想，有时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见妈妈。妈妈有时候给我点心钱，我不肯花，饿着肚子去上体操，常常要晕过去。看着别人吃点心，多么香甜呢！可是我得省着钱，万一妈妈叫我去……我可以跑，假如我手中有钱。我最阔的时候，手中有一毛多钱！在这些时候，即使在白天，我也有时望一望天上，找我的月牙儿呢。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个形状比喻起来，必是个月牙儿形的。它无倚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

十一

叫我最难过的是我慢慢的学会了恨妈妈。可是每当我恨她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想起她背着我上坟的光景。想到了这个，我不能恨她了。我又非恨她不可。我的心像——还是像那个月牙儿，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们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头吐着，垂着涎。我在他们的眼中是更解馋的，我看出来。在很短的期间，我忽然明白了许多的事。我知道得保护我自己，我觉出我身上好像有什么可贵的地方，我闻得出我已有一种什么味道，使我自己害羞，多感。我身上有了些力量，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毁了自己。我有时很硬气，有时候很软。我不知怎样好。我愿爱妈妈，这时候我有好些必要问妈妈的事，需要妈妈的安慰；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我得躲着她，我得恨她；要不然我自己便不存在了。当我睡不着的时节，我很冷静的思索，妈妈是可原谅的。她得顾我们俩的嘴。可是这个又使我要拒绝再吃她给我的饭菜。我的心就这么忽冷忽热，像冬天的风，休息一会儿，刮得更要猛；我静候着我的怒气冲来，没法儿止住。

十二

事情不容我想好方法就变得更坏了。妈妈问我，“怎样？”假若我真爱她呢，妈妈说，我应该帮助她。不然呢，她不能再管我了。这不像妈妈能说得出的话，但是她确是这么说了。她说得很清楚：“我已经快老了，再过二年，想白叫人要也没人要了！”这是对的，妈妈近来擦许多的粉，脸上还露出摺子来。她要再走一步，去专伺候一个男人。她的精神来不及伺候许多男人了。为她自己想，这时候能有人要她——是个馒头铺掌柜的愿要她——她该马上就走。可是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像小时候那样容易跟在妈妈轿后走过去了。我得打主意安置自己。假若我愿意“帮助”妈妈呢，她可以不再走这一步，而由我代替她挣钱。代她挣钱，我真愿意；可是那个挣钱方法叫我哆嗦。我知道什么呢，叫我像个半老的妇人那样去挣钱？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妈妈不逼着我走哪条路，她叫我自己挑选——帮助她，或是我们娘儿俩各走各的。妈妈的眼没有泪，早就干了。我怎么办呢？

十三

我对校长说了。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胖胖的，不很精明，可是心热。我是真没了主意，要不然我怎会开口述说妈妈的……我并没和校长亲近过。当我对她说的时候，每个字都像烧红了的煤球烫着我的喉，我哑了，半天才能吐出一个字。校长愿意帮助我。她不能给我钱，只能供给我两顿饭和住处——就住在学校和老女仆作伴儿。她叫我帮助书记员写写字，可是不必马上就这么办，因为我的字还需要练习。两顿饭，一个住处，解决了天大的问题。我可以不连累妈妈了。妈妈这回连轿也没坐，只坐了辆洋车，摸着黑走了。我的铺盖，她给了我。临走的时候，妈妈挣扎着不哭，可是心底下的泪到底翻上来了。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去，她的亲女儿。我呢，我连哭都忘了怎哭了，我只裂着嘴抽达，泪蒙住了我的脸。我是她的女儿，朋友，安慰。但是我帮助不了她，除非我得作那种我决不肯作的事。在事后一想，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个别离，把过去一切的苦楚都压过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泪怎流的月牙这回没出来，这回只有黑暗，连点萤火的光也没有。妈妈就在暗中像个活鬼似的走了，连个影子也没有。即使她马上死了，恐怕也不会和爸埋在一处了，我连她将来的坟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只有这么个妈妈，朋友。我的世界里剩下我自己。

十四

妈妈永不能相见了，爱死在我心里，像被霜打了的春花。我用心的练字，为是能帮助校长抄写些不要紧的东西。我必须有用，我是吃着别人的饭。我不像那些女同学，她们一天到晚注意别人，别人吃了什么，穿了什么，说了什么；我老注意我自己，我的影子是我的朋友。“我”老在我的心上，因为没人爱我。我爱我自己，可怜我自己，鼓励我自己，责备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仿佛我是另一个人似的。我身上有一点变化都使我害怕，使我欢喜，使我莫明其妙。我在我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嚼着人家的饭，我知道那是晌午或晚上了，要不然我简直想不起时间来；没有希望，没有时间。我好像钉在个没有日月的地方。想起妈妈，我晓得我曾经活了十几年。对将来，我不像同学们那样盼望放假，过节，过年；假期，节，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的身体是往大了长呢，我觉得出。觉出我又长大了一些，我更渺茫，我不放心我自己。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分，可是我根本没身分，安慰是先甜后苦的，苦到末了又使我自傲。穷，可是好看呢！这又使我怕：妈妈也是不难看的。

十五

我又老没看月牙了，不敢去看，虽然想看。我已毕了业，还在学校里住着。晚上，学校里只有两个老仆人，一男一女。他们不知怎样对待我好，我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先生，又不是仆人，可有点像仆人。晚上，我一个人在院中走，常被月牙给赶进屋来，我没有胆子去看它。可是在屋里，我会想象它是什么样，特别是在有点小风的时候。微风仿佛会给那点微光吹到我的心上来，使我想起过去，更加重了眼前的悲哀。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虽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黑的东西，即使会飞，也还是黑的，我没有希望。我可是不哭，我只常皱着眉。

十六

我有了点进款：给学生织些东西，她们给我点工钱。校长允许我这么办。可是进不了许多，因为她们也会织。不过她们急于要用，自己赶不来，或是给家中人打双手套或袜子，才来照顾我。虽然是这样，我的心似乎活了一点，我甚至想到：假若妈妈不走那一步，我是可以养活她的。一数我那点钱，我就知道这是梦想，可是这么想使我舒服一点。我很想看看妈妈。假若她看见我，她必能跟我来，我们能有方法活着，我想——不十分相信，可是。我想妈妈，她常到我的梦中来。有一天，我跟着学生们去到城外旅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为是快点回来，我们抄了个小道。我看见了妈妈！在个小胡同里，有一家卖馒头的，门口放着个元宝筐，筐上插着个顶大的白木头馒头。顺着墙坐着妈妈，身儿一仰一弯的拉风箱呢。从老远我就看见了那个大木馒头与妈妈，我认识她的后影。我要过去抱住她。可是我不敢，我怕学生们笑话我，她们不许我有这样的妈妈。越走越近，我的头低下去，从泪中看了她一眼，她没看见我。我们一群人擦着她的身子走过去，她好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专心的拉她的风箱。走出老远，我回头看了看，她还在那儿拉呢。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到她的头发在额上披散着点。我记住这个小胡同的名儿。

十七

像有个小虫在心中咬我似的，我想去看妈妈，非看见她我心中不能安静。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换了校长。胖校长告诉我得打主意，她在这儿一天便有我一天的饭食与住处，可是她不能保险新校长也这么办。我数了数我的钱，一共是两块七毛零几个铜子。这几个钱不会叫我在最近的几天中挨饿，可是我上哪儿呢？我不敢坐在那儿呆呆的发愁，我得想主意。找妈妈去是第一个念头。可是她能收留我吗？假若她不能收留我，而我找了她去，即使不能引起她与那个卖馒头的吵闹，她也必定很难过。我得为她想，她是我的妈妈，又不是我的妈妈，我们母女之间隔着一层用穷作成的障碍。想来想去，我不肯找她去了。我应当自己担着自己的苦处。可是怎么担着自己的苦处呢？我想不起。我觉得世界很小，没有安置我与我的小铺盖卷的地方。我还不如一条狗，狗有个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不准我躺着。是的，我是人，人可以不如狗，假若我扯着脸不走，焉知新校长不往外撵我呢？我不能等着人家往外推。这是个春天。我只看见花儿开了，叶儿绿了，而觉不到一点暖气。红的花只是红的花，绿的叶只是绿的叶，我看见些不同的颜色，只是一点颜色；这些颜色没有任何意义，春在我的心中是个凉的死的东西。我不肯哭，可是泪自己往下流。

十八

我出去找事了。不找妈妈，不依赖任何人，我要自己挣饭吃。走了整整两天，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没有事情给我作。我这才真明白了妈妈，真原谅了妈妈。妈妈还洗过臭袜子，我连这个都作不上。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同学们不准我有那样的妈妈，她们笑话暗门子；是的，她们得这样看，她们有饭吃。我差不多要决定了：只要有人给我饭吃，什么我也肯干；妈妈是可佩服的。我才不去死，虽然想到过；不，我要活着。我年轻，我好看，我要活着。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

十九

这么一想，我好像已经找到了事似的。我敢在院中走了，一个春天的月牙在天上挂着。我看出它的美来。天是暗蓝的，没有一点云。那个月牙清亮而温柔，把一些软光儿轻轻送到柳枝上，院中有点小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的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来，又吹到无光的地方去；光不强，影见不重，风微微的吹，都是温柔，什么都有点睡意，可又要轻软的活动着。月牙下边，柳梢上面，有一对星儿好像微笑的仙女的眼，逗着那歪歪的月牙和那轻摆的柳枝。墙那边有棵什么树，开满了白花，月的微光把这团雪照成一半儿白亮，一半儿略带点灰影，显出难以想到的纯净。这个月牙是希望的开始，我心里说。

二十

我又找了胖校长去，她没在家。一个少年的男子把我让进去。他很体面，也很和气。我平素很怕男人，但是这个少年不叫我怕他。他叫我说什么，我便不好意思不说；他那么一笑，我心里就软了。我把找校长的意思对他说了，他很热心，答应帮助我。当天晚上，他给我送了两块钱来，我不肯收，他说这是他婶母——胖校长——给我的。他并且说他的婶母已经给我找好了地方住，第二天就可以搬过去。我要怀疑，可是不敢。他的笑脸好像笑到我的心里去。我觉得我要疑心便对不起人，他是那么温和可爱。

二十一

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从他的头发上我看着那也在微笑的月牙。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与一两对儿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轻摆，春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我听着水流，像给嫩蒲一些生力，我想象着蒲梗轻快的往高里长。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似乎正往叶尖瓣上灌着白浆。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香味，像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像四外的花草似的，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没了自己，像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想起来自己，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我失去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

二十二

我后悔，我自慰，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我要跑开，永不再见他；我又想他，我寂寞。两间小屋，只有我一个人，他每天晚上来。他永远俊美，老那么温和。他供给我吃喝，还给我作了几件新衣。穿上新衣，我自己看出我的美。可是我也恨这些衣服，又舍不得脱去。我不敢思想，也懒得思想，我迷迷糊糊的，腮上老有那么两块红。我懒得打扮，又不能不打扮，太闲在了，总得找点事作。打扮的时候，我怜爱自己；打扮完了，我恨自己。我的泪很容易下来，可是我设法不哭，眼终日老那么湿润润的，可爱。我有时候疯了似的吻他，然后把他推开，甚至于破口骂他；他老笑。

二十三

我早知道，我没希望；一点云便能把月牙遮住，我的将来是黑暗。果然，没有多久，春便变成了夏，我的春梦作到了头儿。有一天，也就是刚晌午吧，来了一个少妇。她很美，可是美得不玲珑，像个瓷人儿似的。她进到屋中就哭了。不用问，我已明白了。看她那个样儿，她不想跟我吵闹，我更没预备着跟她冲突。她是个老实人。她哭，可是拉住我的手：“他骗了咱们俩！”她说。我以为她也只是个“爱人”。不，她是他的妻。她不跟我闹，只口口声声的说：“你放了他吧！”我不知怎么才好，我可怜这个少妇。我答应了她。她笑了。看她这个样儿，我以为她是缺个心眼，她似乎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她的丈夫。

二十四

我在街上走了半天。很容易答应那个少妇呀，可是我怎么办呢？他给我的那些东西，我不愿意要；既然要离开他，便一刀两断。可是，放下那点东西，我还有什么呢？我上哪儿呢？我怎么能当天就有饭吃呢？好吧，我得要那些东西，无法。我偷偷的搬了走。我不后悔，只觉得空虚，像一片云那样的无倚无靠。搬到一间小屋里，我睡了一天。

二十五

我知道怎样俭省，自幼就晓得钱是好的。凑合着手里还有那点钱，我想马上去找个事。这样，我虽然不希望什么，或者也不会有危险了。事情可是并不因我长了一两岁而容易找到。我很坚决，这并无济于事，只觉得应当如此罢了。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我不肯马上就往那么走，可是知道它在不很远的地方等着我呢。我越挣扎，心中越害怕。我的希望是初月的光，一会儿就要消失。一两个星期过去了，希望越来越小。最后，我去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用。很小的一个饭馆，很大的一个老板；我们这群都不难看，都是高小毕业的女子们，等皇赏似的，等着一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他选了我。我不感谢他，可是当时确有点痛快。那群女孩子们似乎很羡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泪走去，有的骂声“妈的”！女子够多么不值钱呢！

二十六

我成了小饭馆的第二号女招待。摆菜，端菜，算账，报菜名，我都不在行。我有点怕。可是“第一号”告诉我不用着急，她也都不会。她说，小顺管一切的事；我们当招待的只要给客人倒茶，递手巾把，和拿账条；别的不用管。奇怪！“第一号”的袖口卷起来很高，袖口的白里子上连一个污点也没有。腕上放着一块白丝手绢，绣着“妹妹我爱你”。她一天到晚往脸上拍粉，嘴唇抹得血瓢似的。给客人点烟的时候，她的膝往人家腿上倚；还给客人斟酒，有时候她自己也喝了一口。对于客人，有的她伺候得非常的周到；有的她连理也不理，她会把眼皮一搭拉，假装没看见。她不招待的，我只好去。我怕男人。我那点经验叫我明白了些，什么爱不爱的，反正男人可怕。特别是在饭馆吃饭的男人们，他们假装义气，打架似的让座让账；他们拚命的猜拳，喝酒；他们野兽似的吞吃，他们不必要而故意的挑剔毛病，骂人。我低头递茶递手巾，我的脸发烧。客人们故意的和我说东说西，招我笑；我没心思说笑。晚上九点多钟完了事，我非常的疲乏了。到了我的小屋，连衣裳没脱，我一直的睡到天亮。醒来，我心中高兴了一些，我现在是自食其力，用我的劳力自己挣饭吃。我很早的就去上工。

二十七

“第一号”九点多才来，我已经去了两点多钟。她看不起我，可也并非完全恶意的教训我：“不用那么早来，谁八点来吃饭？告诉你，丧气鬼，把脸别搭拉得那么长；你是女跑堂的，没让你在这儿送殡玩。低着头，没人多给酒钱；你干什么来了？不为挣子儿吗？你的领子太矮，咱这行全得弄高领子，绸子手绢，人家认这个！”我知道她是好意，我也知道设若我不肯笑，她也得吃挂落，少分酒钱；小账是大家平分的。我也并非看不起她，从一方面看，我实在佩服她，她是为挣钱。妇女挣钱就得这么着，没第二条路。但是，我不肯学她。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可是那得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万不得已”老在那儿等我们女子，我只能叫它多等几天。这叫我咬牙切齿，叫我心中冒火，可是妇女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又干了三天，那个大掌柜的下了警告：再试我两天，我要是愿意往长了干呢，得照“第一号”那么办。“第一号”一半嘲弄，一半劝告的说：“已经有人打听你，干吗藏着乖的卖傻的呢？咱们谁不知道谁是怎着？女招待嫁银行经理的，有的是；你当是咱们低搭呢？闯开脸儿干呀，咱们也他妈的坐几天汽车！”这个，逼上我的气来，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坐汽车？”她把红嘴唇撇得要掉下去：“不用你耍嘴皮子，干什么说什么；天生下来的香屁股，还不会干这个呢！”我干不了，拿了一块零五分钱，我回了家。

二十八

最后的黑影又向我迈了一步。为躲它，就更走近了它。我不后悔丢了那个事，可我也真怕那个黑影。把自己卖给一个人，我会。自从那回事儿，我很明白了些男女之间的关系。女子把自己放松一些，男人闻着味儿就来了。他所要的是肉，他所给的也是肉。他咬了你，压着你，发散了兽力，你便暂时有吃有穿；然后他也许打你骂你，或者停止了你的供给。女子就这么卖了自己，有时候还很得意，我曾经觉到得意。在得意的时候，说的净是一些天上的话；过了会儿，你觉得身上的疼痛与丧气。不过，卖给一个男人，还可以说些天上的话；卖给大家，连这些也没法说了，妈妈就没说过这样的话。怕的程度不同，使我没法接收“第一号”的劝告；“一个”男人到底使我少怕一点。可是，我并不想卖我自己。我并不需要男人，我还不到二十岁。我当初以为跟男人在一块儿必定有趣，谁知道到了一块他就要求那个我所害怕的事。是的，那时候我像把自己交给了春风，任凭人家摆布；过后一想，他是利用我的无知，畅快他自己。他的甜言蜜语使我走入梦里；醒过来，不过是一个梦，一些空虚；我得到的是两顿饭，几件衣服。我不想再这样挣饭吃，饭是实在的，实在的去挣好了。可是，实在挣不上饭吃，女子得承认自己是女子，得卖肉！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作。

二十九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作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是一说起话儿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的时候，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着呆傻了。她们似乎还都作梦呢。她们都打扮得很好，像铺子里的货物。她们的眼溜着年轻的男子，心里好像作着爱情的诗。我笑她们。是的，我必定得原谅她们，她们有饭吃，吃饱了当然只好想爱情，男女彼此织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的选择一个。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

三十

有一天，我碰见那个小媳妇，像瓷人似的那个。她拉住了我，倒好像我是她的亲人似的。她有点颠三倒四的样儿。“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后悔了，”她很诚恳的说，“我后悔了！我叫你放了他，哼，还不如在你手里呢！他又弄了别人，更好了，一去不回头了！”由探问中，我知道她和他也是由恋爱而结的婚，她似乎还很爱他。他又跑了。我可怜这个小妇人，她也是还作着梦，还相信恋爱神圣。我问她现在的情形，她说她得找到他，她得从一而终。要是找不到他呢？我问。她咬上了嘴唇，她有公婆，娘家还有父母，她没有自由，她甚至于羡慕我，我没有人管着。还有人羡慕我，我真要笑了！我有自由，笑话！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子。

三十一

自从遇上那个小瓷人，我不想把自己专卖给一个男人了，我决定玩玩了；换句话说，我要浪漫的挣饭吃了。我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我饿。浪漫足以治饿，正如同吃饱了才浪漫，这是个圆圈，从哪儿走都可以。那些女同学与小瓷人都跟我差不多，她们比我多着一点梦想，我比她们更直爽，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的，我开始卖了。把我所有的一点东西都折卖了，作了一身新行头，我的确不难看。我上了市。

三十二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啊，我错了。我还是不大明白世故。男人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勾引。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要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哈哈，人家不上那个当，人家要初次见面就摸我的乳。还有呢，人家只请我看电影，或逛逛大街，吃杯冰激凌；我还是饿着肚子回家。所谓文明人，懂得问我在哪儿毕业，家里作什么事。那个态度使我看明白，他若是要你，你得给他相当的好处；你若是没有好处可贡献呢，人家只用一角钱的冰激凌换你一个吻。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小瓷人们不明白这个。我和妈妈明白，我很想妈了。

三十三

据说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的挣饭吃，我缺乏资本；也就不必再这样想了。我有了买卖。可是我的房东不许我再住下去，他是讲体面的人。我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又搬回我妈妈和新爸爸曾经住过的那两间房。这里的人不讲体面，可也更真诚可爱。搬了家以后，我的买卖很不错。连文明人也来了。文明人知道了我是卖，他们是买，就肯来了；这样他们不吃亏，也不丢身分。初干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还不到二十岁。及至作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况且我不留情呢，我身上的各处都不闲着，手，嘴……都帮忙。他们爱这个。多咱他们像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了算，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干过了几个月，我明白的事情更多了，差不多每一见面我就能断定他是怎样的人。有的很有钱，这样的人一开口总是问我的身价，表示他买得起我。他也很嫉妒，总想包了我；逛暗娼他也想独占，因为他有钱。对这样的人，我不大招待。他闹脾气，我不怕，我告诉他，我可以找上他的门去，报告给他的太太。在小学里念了几年书，到底是没白念，他唬不住我。教育是有用的，我相信了。有的人呢，来的时候，手里就攥着一块钱，唯恐上了当。对这种人，我跟他细讲条件，干什么多少钱，干什么多少钱，他就乖乖的回家去拿钱，很有意思。最可恨的是那些油子，不但不肯花钱，反倒要占点便宜走，什么半盒烟卷呀，什么一小瓶雪花膏呀，他们随手拿去。这种人还是得罪不的，他们在地面上很熟，得罪了他们，他们会叫巡警跟我捣乱。我不得罪他们，我喂着他们；及至我认识了警官，才一个个的收拾他们。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谁坏谁就有便宜。顶可怜的是那像中学学生样儿的，袋里装着一块钱，和几十铜子，叮当的直响，鼻子上出着汗。我可怜他们，可是也照常卖给他们。我有什么办法呢！还有老头子呢，都是些规矩人，或者家中已然儿孙成群。对他们，我不知道怎样好；但是我知道他们有钱，想在死前买些快乐，我只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

三十四

我发现了我身上有了病。这叫我非常的苦痛，我觉得已经不必活下去了。我休息了，我到街上走去；无目的，乱走。我想去看看妈，她必能给我一些安慰，我想象着自己已是快死的人了。我绕到那个小巷，希望见着妈妈；我想起她在门外拉风箱的样子。馒头铺已经关了门。打听，没人知道搬到哪里去。这使我更坚决了，我非找到妈妈不可。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了几天，没有一点用。我疑心她是死了，或是和馒头铺的掌柜的搬到别处去，也许在千里以外。这么一想，我哭起来。我穿好了衣裳，擦上了脂粉，在床上躺着，等死。我相信我会不久就死去的。可是我没死。门外又敲门了，找我的。好吧，我伺候他，我把病尽力的传给他。我不觉得这对不起人，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又痛快了些，我吸烟，我喝酒，我好像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眼圈发青，手心很热，我不再管；有钱才能活着，先吃饱再说别的吧。我吃得并不错，谁肯吃坏的呢！我必须给自己一点好吃食，一些好衣裳，这样才稍微对得起自己一点。

三十五

一天早晨，大概有十点来钟吧，我正披着件长袍在屋中坐着，我听见院中有点脚步声。我十点来钟起来，有时候到十二点才想穿好衣裳，我近来非常的懒，能披着件衣服呆坐一两个钟头。我想不起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就那么独自呆坐。那点脚步声向我的门外来了，很轻很慢。不久，我看见一对眼睛，从门上那块小玻璃看呢。看了一会儿，躲开了；我懒得动，还在那儿坐着。待了一会儿，那对眼睛又来了。我再也坐不住，我轻轻的开了门。“妈！”

三十六

我们母女怎么进了屋，我说不上来。哭了多久，也不大记得。妈妈已老得不像样儿了。她的掌柜的回了老家，没告诉她，偷偷的走了，没给她留下一个钱。她把那点东西变卖了，辞了房，搬到一个大杂院里去。她已找了我半个多月。最后，她想到上这儿来，并没希望找到我，只是碰碰看，可是竟自找到了我。她不敢认我了，要不是我叫她，她也许就又走了。哭完了，我发狂似的笑起来：她找到了女儿，女儿已是个暗娼！她养着我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得那样！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三十七

我希望妈妈给我点安慰。我知道安慰不过是点空话，可是我还希望来自妈妈的口中。世上的妈妈都最会骗人，我们把妈妈的诓骗叫作安慰。我的妈妈连这个都忘了。她是饿怕了，我不怪她。她开始检点我的东西，问我的进项与花费，似乎一点也不以这种生意为奇怪。我告诉她，我有了病，希望她劝我休息几天。没有；她只说出去给我买药。“我们老干这个吗？”我问她。她没言语。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她确是想保护我，心疼我。她给我作饭，问我身上怎样，还常常的偷看我，像妈妈看睡着了的小孩那样。只是有一层她不肯说，就是叫我不用再干这行了。我心中很明白——虽然有一点不满意她——除了干这个，还想不到第二个事情作。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

三十八

妈妈想照应我，可是她得听着看着人家蹂躏我。我想好好的对待她，可是我觉得她有时候讨厌。她什么都要管管，特别是对于钱。她的眼已失去年轻时的光泽，不过看见了钱还能发点光。对于客人，她就自居为仆人，可是当客人给少了钱的时候，她张嘴就骂。这有时候使我很为难。不错，既干这个还不是为钱吗？可是干这个的也似乎不必骂人。我有时候也会慢待人，可是我有我的办法，使客人急不得恼不得。妈妈的方法太笨了，很容易得罪人。看在钱的面上，我们不应当得罪人。我的方法或者出于我还年轻，还幼稚；妈妈便不顾一切的单单站在钱上了，她应当如此，她比我大着好些岁。恐怕再过几年我也就这样了，人老心也跟着老，渐渐的老得和钱一样的硬。是的，妈妈不客气。她有时候劈手就抢客人的皮夹，有时候留下人家的帽子或值钱一点的手套与手杖。我很怕闹出事来，可是妈妈说的好：“能多弄一个是一个，咱们是拿十年当作一年活着的，等七老八十还有人要咱们吗？”有时候，客人喝醉了，她便把他架出去，找个僻静地方叫他坐下，连他的鞋都拿回来。说也奇怪，这种人倒没有来找账的，想是已人事不知，说不定也许病一大场。或者事过之后，想过滋味，也就不便再来闹了，我们不怕丢人，他们怕。

三十九

妈妈是说对了：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干了二三年，我觉出自己是变了，我的皮肤粗糙了，我的嘴唇老是焦的，我的眼睛里老灰不溜的带着血丝。我起来的很晚，还觉得精神不够。我觉出这个来，客人们更不是瞎子，熟客渐渐的少起来。对于生客，我更努力的伺候，可是也更厌恶他们，有时候我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我暴躁，我胡说，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的嘴不由的老胡说，似乎是惯了。这样，那些文明人已不多照顾我，因为我丢了那点“小鸟依人”——他们唯一的诗句——的身段与气味。我得和野鸡学了。我打扮得简直不像个人，这才招得动那不文明的人。我的嘴擦得像个红血瓢，我用力咬他们，他们觉得痛快。有时候我似乎已看见我的死，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我看着自己死，等着自己死。这么一想，便把别的思想全止住了。不必想了，一天一天的活下去就是了，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四十

我勉强的笑，勉强的疯狂，我的痛苦不是落几个泪所能减除的。我这样的生命是没什么可惜的，可是它到底是个生命，我不愿撒手。况且我所作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过错。死假如可怕，那只因为活着是可爱的。我决不是怕死的痛苦，我的痛苦久已胜过了死。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我想象着一种理想的生活，像作着梦似的；这个梦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的生活使我更觉得难过。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妈妈看出我的难过来，她劝我嫁人。嫁人，我有了饭吃，她可以弄一笔养老金。我是她的希望。我嫁谁呢？

四十一

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四十二

正在这个期间，巡警把我抓了去。我们城里的新官儿非常的讲道德，要扫清了暗门子。正式的妓女倒还照旧作生意，因为她们纳捐；纳捐的便是名正言顺的，道德的。抓了去，他们把我放在了感化院，有人教给我作工。洗，做，烹调，编织，我都会；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我跟他们这样讲，他们不信，他们说我没出息，没道德。他们教给我工作，还告诉我必须爱我的工作。假如我爱工作，将来必定能自食其力，或是嫁个人。他们很乐观。我可没这个信心。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已经有十几多个女的，经过他们感化而嫁了人。到这儿来领女人的，只须花两块钱的手续费和找一个妥实的铺保就够了。这是个便宜，从男人方面看；据我想，这是个笑话。我干脆就不受这个感化。当一个大官儿来检阅我们的时候，我唾了他一脸吐沫。他们还不肯放了我，我是带危险性的东西。可是他们也不肯再感化我。我换了地方，到了狱中。

四十三

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我不愿死，假若从这儿出去而能有个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既不这样，死在哪儿不一样呢。在这里，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多久没见着它了！妈妈干什么呢？我想起来一切。

（原载1935年4月1日、8日、15日《国闻周报》第12卷12期至15期，初收《樱海集》）

断魂枪
老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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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枪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谁不晓得沙子龙是短瘦、利落、硬棒，两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可是，现在他身上放了肉。镖局改了客栈，他自己在后小院占着三间北房，大枪立在墙角，院子里有几只楼鸽。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给他创出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还时常来找他。他们大多数是没落子弟，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有的实在闲不起了，去弄筐果子，或挑些毛豆角，赶早儿在街上论斤吆喝出去。那时候，米贱肉贱，肯卖膀子力气本来可以混个肚儿圆；他们可是不成：肚量既大，而且得吃口管事儿的；干饽饽辣饼子咽不下去。况且他们还时常去走会：五虎棍、开路、太狮少狮……虽然算不了什么——比起走镖来——可是到底有个机会活动活动，露露脸。是的，走会捧场是买脸的事，他们打扮得像个样儿，至少得有条青洋绉裤子，新漂白细市布的小褂，和一双鱼鳞洒鞋——顶好是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他们是神枪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得到处露脸，走会得赔上俩钱，说不定还得打场架。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老师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教什么？拿开水浇吧！”有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不大明白沙老师是怎么了，心中也有点不乐意。

可是，他们到处为沙老师吹腾，一来是愿意使人知道他们的武艺有真传授，受过高人的指教；二来是为激动沙老师：万一有人不服气而找上老师来，老师难道还不露一两手真的吗？所以，沙老师一拳就砸倒了个牛！沙老师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并没使多大的劲！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种事，但是说着说着，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了，有年月，有地方，千真万确，敢起誓！

王三胜——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伙。抹了一鼻子茶叶末色的鼻烟，他抡了几下竹节钢鞭，把场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玩意儿会几套，西北路上走过镖，会过绿林中的朋友。现在闲着没事，拉个场子陪诸位玩玩。有爱练的尽管下来，王三胜以武会友，有赏脸的，我陪着。神枪沙子龙是我的师父；玩意地道！诸位，有愿下来的没有？”他看着，准知道没人敢下来，他的话硬，可是那条钢鞭更硬，十八斤重。

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周。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煞进去。给手心一口唾沫，抄起大刀来：

“诸位，王三胜先练趟瞧瞧。不白练，练完了，带着的扔几个；没钱，给喊个好，助助威。这儿没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拔，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呼呼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地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地扔下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地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啊？”王三胜好似没听明白。

“我说，你——有——功——夫！”老头子的语气很不得人心。

放下大刀，王三胜随着大家的头往西北看。谁也没看重这个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像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像两口小井，深深地闪着黑光。王三胜不怕：他看得出别人有功夫没有，可更相信自己的本事，他是沙子龙手下的大将。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臂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地往前拉扯，身子整着[1]像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把大衫扔在地上，一点没理会四围怎样笑他。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你说？好，让你使枪吧，我呢？”老头子非常地干脆，很像久想动手。

人们全回来了，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

王三胜努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儿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四处已围得风雨不透，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啪，啪，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这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啪，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彩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努着眼，木在那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还得练哪，伙计！”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走，收了吧，晚饭我请！”

王三胜把兵器拢在一处，寄放在变戏法二麻子那里，陪着老头子往庙外走。后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们骂散了。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王三胜心里说。他脚底下加了劲，可是没把孙老头落下。他看出来，老头子的腿是老走着查拳门中的连跳步；交起手来，必定很快。但是，无论他怎么快，沙子龙是没对手的。准知道孙老头要吃亏，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孙大叔贵处？”

“河间的，小地方。”孙老者也和气了些，“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不容易见功夫！说真的，你那两手就不坏！”

王三胜头上的汗又回来了，没言语。

到了客栈，他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于报仇。他知道老师不爱管这种事，师弟们已碰过不少回钉子，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个脸吗？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吗？”

三胜的脸又紫了，嘴唇动着，说不出话来。

沙子龙坐起来，“怎么了，三胜？”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沙子龙很客气：

“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纪还轻。”

孙老者有些失望，可也看出沙子龙的精明。他不知怎样好了，不能拿一个人的精明断定他的武艺。“我来领教领教枪法！”他不由得说出来。

沙子龙没接茬儿。王三胜提着茶壶走进来——急于看二人动手，他没管水开了没有，就沏在壶中。

“三胜，”沙子龙拿起个茶碗来，“去找小顺们去，天汇见，陪孙老者吃饭。”

“什么！”王三胜的眼珠几乎掉出来。看了看沙老师的脸，他敢怒而不敢言地说了声：“是啦！”走出去，噘着大嘴。

“教徒弟不易！”孙老者说。

“我没收过徒弟。走吧，这个水不开！茶馆去喝，喝饿了就吃。”沙子龙从桌子上拿起缎子搭裢，一头装着鼻烟壶，一头装着点钱，挂在腰带上。

“不，我还不饿！”孙老者很坚决，两个“不”字把小辫从肩上抡到后边去。

“说会子话儿。”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功夫早搁下了，”沙子龙指着身上，“已经放了肉！”

“这么办也行，”孙老者深深地看了沙老师一眼，“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干净了！早忘干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各处逛逛，临走，多少送点盘缠。”

“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屈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好！好！”沙子龙在台阶上点着头喊。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不传？”

“不传！”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起蓝布大衫，拉拉着腿：“打搅了，再会！”

“吃过饭走！”沙子龙说。

孙老者没言语。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他独自上了天汇，怕是王三胜们在那里等着。他们都没有去。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胜；反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不要说王三胜输给他，沙子龙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呢，王三胜到底和老头子见了个高低，而沙子龙连句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1] 整着：身体双臂不动，僵硬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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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问题的问题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像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橘柑，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士女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地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咧。

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谀赞风景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它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它离重庆市不过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它的设备是相当完美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像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像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地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地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着“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隶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填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没有隙地的满种着花草与菜蔬。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雅致的一所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地啼唤。

这一些设备，教农场至少要用二十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象到这是赔钱的事业。

然而，树华农场赔钱。

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盘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地看赚了。

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场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愣。

赔点钱，场长是绝不在乎的，他不过是大股东之一，而被大家推举出来做场长的。他还有许多比这座农场大得多的事业。可是，即使他对这小小的事业赔赚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鲜美的花草，就把赔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在股东会上——究竟有点不大好过。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处会赚钱，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农场赔钱？这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赔点钱，股东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

股东们呢，多数的是可以与场长立在一块儿呼兄唤弟的。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力，也许都不及场长，可是在赔个万儿八千块钱上来说，场长要是沉得住气，他们也不便多出声儿。很少数的股东的确是想投了资，赚点钱，可是他们不便先开口质问，因为他们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着脖子红着筋地发言，也许得罪了场长和大股东们——这，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呢。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做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地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呕，这儿还有点玩意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源就在一旁坐着呢。

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像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像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满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易学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地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教人一见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而使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长袍，不管是绸的还是布的，不管是单的还是棉的，永远是半新半旧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远是比他的身材稍微宽大一些，于是他垂着手也好，揣着手也好，掉背着手更好，老有一些从容不迫的气度。他的小褂的领子与袖口，永远是洁白如雪；这样，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块油渍，或大襟上微微有点褶皱，可是他的雪白的内衣的领与袖会使人相信他是最爱清洁的人。他老穿礼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裤脚儿上扎着绸子带儿；快走，那白白的鞋底与颤动的腿带，会显出轻灵飘洒；慢走，又显出雍容大雅。长袍、布底鞋、绸子裤脚带儿合在一处，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领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笔和一支白亮的铅笔，来调和一下。

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像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等到那个人又来了，他才想起原来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而又把对方热诚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边。及至那个人快恼了他的时候，他会用农场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相好。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救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

没被辞退的职员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真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过问，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

“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像有两条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呀？乡亲！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老谢！”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呕，恩施？好地方！乡亲！要得么！”于是，老谢也缴了械。

多数的旧人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庶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像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

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愣一愣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在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样？”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

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言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场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场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曲。饭菜，呕，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做了脸哪。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她们的殷勤，使她们也无从开口。她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场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份，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

及至丁主任做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诌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做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像原先那样实对实地每日做八小时工。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地又改为六小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起；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愣了！

“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叫大家的眼都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像都刚和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和牌，轻轻地好像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和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像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做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带来的“亲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地客气呢？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还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地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恳托的要人。

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狠呀！

鲜花、青菜、水果的产量并未减少，因为工友们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灭亡。在他们赌输了，睡足了之后，他们自动地努力工作，不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不过，产量虽未怎么减少，农场的收入却比以前差得多了。果子、青菜，据说都闹虫病。果子呢，须要剔选一番，而后付运，以免损害了农场的美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落选的果子仿佛更大更美丽一些，而先被运走。没人能说出道理来，可是大家都喜欢这么做。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说吧，等到上船的时节，三斤重的就变成了二斤或一斤多点；那外面的大肥叶子——据说是受过虫伤的——都被剥下来，洗净，另捆成一把一把地运走，当作“猪菜”卖。这种猪菜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格。

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份地出来看看。及至次晨有人来报告，他会顺口答应地声明：“我也听见了，我睡觉最警醒不过！”假若他高兴，他会继续说上许多关于黄鼬和他夜间怎样警觉的故事，当被黄鼬拉去而变成红烧的或清燉[1]的鸡鸭，摆在他的面前，他就绝对不再提黄鼬，而只谈些烹饪上的问题与经验，一边说着，一边把最肥的一块鸭夹起来送给别人：“这么肥的鸭子，非挂炉烧烤不够味；清燉不相宜，不过，汤还看得！”他极大方地尝了两口汤。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儿好啦！要得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得！”把个“得”字说得极长。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当一五一十地收钱的时候，他还要谦逊地声明：“咱们的牌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孙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会打牌！不信，你给他个司长，他都不做，一个月打一次小牌就够了！”

秦妙斋从十五岁起就自称为宁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岁，看“才子”这个词儿不大时行了，乃改称为全国第一艺术家。据他自己说，他会雕刻，会作画，会弹古琴与钢琴，会作诗，会写小说与戏剧：全能的艺术家。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雕刻、画图、弹琴和作文章。

在平时，他自居为艺术家，别人也就顺口答应地称他为艺术家，原本不算什么。到了抗战时期，正是所谓国乱显忠臣的时候，艺术家也罢，科学家也罢，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领来报效国家，而秦妙斋先生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也不算什么。假若他肯虚心地去学习，说不定他也许有一点天才，能学会画两笔，或作些简单而通俗的文字，去宣传抗战，或者，干脆放弃了天才的梦，而脚踏实地地去做中小学的教师，或到机关中服务，也还不失为尽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飘飘摇摇地做个空头艺术家。

他在抗战后，也曾加入艺术家们的抗战团体。可是不久便冷淡下来，不再去开会。因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艺术家，理当在各团体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可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们好像对他和对一切好虚名的人都这么说：谁肯出力做抗战工作，谁便是好朋友；反之，谁要是借此出风头，获得一点虚名与虚荣，谁就乘早儿退出去。秦妙斋退了出来。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觉得这样的败退，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浅薄虚伪，而是因为他的本领出众，不见容于那些妒忌他的人。他想要独树一帜，自己创办一个什么团体，去过一过领导的瘾。这，又没能成功，没有人肯听他号召。在这之后，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自己想出两个字来：清高。当他和别人闲谈，或独自呻吟的时候，他会很得意地用这两个字去抹杀一切，而抬高自己：“而今的一般自命为艺术家的，都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除了钱！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清高的是谁？”他的鼻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轻轻地点点头。“就连那做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难道不拿薪水么？……”可是“你怎么活着呢？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有那心直口快的这么问他。“我，我，”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给我！”

是的，秦妙斋的父亲是财主。不过，他不肯痛快地供给儿子钱花。这使秦妙斋时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问急了，他不肯轻易地提出“爸爸”来。就是偶尔地提到，他几乎要把那个最有力量的形容词——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头上去！

按照着秦老者的心意，妙斋应当娶个知晓三从四德的老婆，而后一扑纳心地在家里看守着财产。假若妙斋能这样办，哪怕就是吸两口鸦片烟呢，也能使老人家的脸上纵起不少的笑纹来。可是，有钱的老子与天才的儿子仿佛天然是对头。妙斋不听调遣。他要作诗、画画，而且——最使老人伤心的——他不愿意在家里蹲着。老人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尽量地勒着钱。尽管妙斋的平信、快信、电报，一齐来催钱，老人还是毫不动感情地到月头才给儿子汇来“点心费”。这点钱，到妙斋手里还不够还债的呢。我们的诗人，是感受着严重的压迫。挣钱去吧，既不感觉趣味，又没有任何本领；不挣钱吧，那位不清高的爸爸又是这样的吝啬！金钱上既受着压迫，他满想在艺术界活动起来，给精神上一点安慰。而艺术界的人们对他又是那么冷淡！他非常地灰心。有时候，他颇想摹仿屈原，把天才与身体一齐投在江里去。投江是件比较难于做到的事。于是，他转而一想，打算做个青年的陶渊明。“顶好是退隐！顶好！”他自己念道着，“世人皆浊我独清！只有退隐，没别的话好讲！”

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头发像粗硬的马鬃似的，长长的，乱七八糟的，披在脖子上。虽然身量很高，可好像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像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拱的。眼睛没有神，而且爱在最需要注意的时候闭上一会儿，仿佛是随时都在做梦。

做着梦似的秦妙斋无意中走到了树华农场。不知道是为欣赏美景，还是走累了，他对着一株小松叹了口气，而后闭了会儿眼。

也就是上午十一点钟吧，天上有几缕秋云，阳光从云隙发出一些不甚明的光；云下，存着些没有完全被微风吹散的雾。江水大体上还是黄的，只有江岔子里的已经静静地显出绿色。葡萄的叶子就快落净，茶花已顶出一些红瓣儿来。秦妙斋在鸭塘的附近找了块石头，懒洋洋地坐下。看了看四下里的山、江、花、草，他感到一阵难过。忽然地很想家，又似乎要作一两句诗，仿佛还有点触目伤情……这时候，他的感情极复杂，复杂到了既像万感俱来，可是一会儿又像茫然不知所谓的程度。坐了许久，他忽然在复杂混乱的心情中找到可以用话语说出来的一件事来。“我应当住在这里！”他低声对自己说。这句话虽然是那么简短，可是里边带着无限的感慨。离家，得罪了父亲，功未成，名未就……只落得独自在异乡隐退，想住在这静静的地方！他呆呆地看着池里的大白鸭，那洁白的羽毛，金黄的脚掌，扁而像涂了一层蜡的嘴，都使他心中更混乱，更空洞，更难过。这些白鸭是活的东西，不错；可是它们干吗活着呢？正如同天生下我秦妙斋来，有天才，有志愿，有理想，但是都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他猛然地，几乎是身不由己地，立了起来。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不叫他成名的世界！连那些大白鸭都可恨！他无意中地、顺手地捋下一把树叶，揉碎，扔在地上。他发誓，要好好地，痛快淋漓地写几篇文字，把那些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学家都骂得一个小钱也不值！那群不清高的东西！

他向办公楼那面走，心中好像在说：“我要骂他们！就在这里，这里，写成骂他们的文章！”

丁主任刚刚梳洗完，脸上带着夜间又赢了钱的一点喜气。他要到院中吸点新鲜空气。安闲地，手揣在袖口里，像采菊东篱下的诗人似的，他慢慢往外走。

在门口，他几乎被秦妙斋撞了个满怀。秦妙斋，大龙虾似的，往旁边一闪，照常往里走。他恨这个世界，碰了人就和碰了一块石头或一株树一样，只有不快，用不着什么客气与道歉。

丁主任，老练，安详，微笑地看着这位冒失的青年龙虾。“找谁呀？”他轻轻问了声。

秦妙斋稍一愣，没有答理他。

丁主任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大概是个画家。”

奏妙斋的耳朵仿佛是专为听这样的话的，猛地立住，向后转，几乎是喊叫的，“你说什么？”

丁主任不知道自己的话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可是不便收回或改口。退顿了一下，还是笑着，“我说，你大概是个画家。”

“画家？画家？”龙虾一边问，一边往前凑，做着梦的眼睛居然瞪圆了。

丁先生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只“啊啊”了两声。

妙斋的眼角上汪起一些热泪，口中的热涎喷到丁主任的脸上：“画家，我是——画家，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他仿佛已筋疲力尽，像快要晕倒的样子，摇晃着，摸索着，找到一只小凳，坐下，闭上了眼睛。

丁主任还笑着，可是笑得莫名其妙，往前凑了两步。还没走到妙斋的身边，妙斋的眼睛睁开了。“告诉你，我还不仅是画家，而且是全能的艺术家！我都会！”说着，他立起来，把右手扶在丁主任的肩上，“你是我的知己！你只要常常叫我艺术家，我就有了生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你是谁？”

“我？”丁主任笑着回答，“小小园丁！”

“园丁？”

“我管着这座农场！”丁主任停住了笑，“你姓什么！”毫不客气地问。

“秦妙斋，艺术家奏妙斋。你记住，艺术家和秦妙斋老得一块儿喊出来；一分开，艺术家和我就都不存在了！”

“呕！”丁主任的笑意又回到脸上，进了大厅，眼睛往四面一扫——壁上挂着些时人的字画。这些字画都不甚高明，也不十分丑恶。在丁主任眼中，它们都怪有个意思，至少是挂在这里总比四壁皆空强一些。不过，他也有个偏心眼，他顶爱那张长方的，石印的抗战门神爷，因为色彩鲜明，“真”有个意思。他的眼光停在那片色彩上。

随着丁主任的眼，妙斋也看见了那些字画，他把眼光停在了那张抗战画上。当那些色彩分明地印在了他的心上的时候，他觉到一阵恶心，像忽然要发痞似的，浑身的毛孔都像针儿刺着，出了点冷汗。定一定神，他扯着丁先生，扑向那张使他恶心的画儿去。发颤的手指，像一根挺身作战的小蛇似的，指着那堆色彩：“这叫画？这叫画？用抗战来欺骗艺术，该杀！该杀！”不由分说，他把画儿扯了下来，极快地撕碎，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揉搓，好像把全国的抗战艺术家都踩在了泥土上似的。他痛快地吐了口气。

来不及拦阻妙斋的动作，丁主任只说了一串口气不同的“唉”！

妙斋犹有余怒，手指向四壁普遍地一扫：“这全要不得！通通要不得！”

丁主任急忙挡住了他，怕他再去撕毁。妙斋却高傲地一笑：“都扯了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画！我给你画那碧绿的江、赭色的山、红的茶花、雪白的大鸭！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单单去画去写去唱血腥的抗战？混蛋！我要先写几篇文章，臭骂，臭骂那群污辱艺术的东西们。然后，我要组织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团体，一同主张——主张——清高派，暂且用这个名儿吧，清高派的艺术！我想你必赞同？”

“我？”丁主任不知怎样回答。

“你当然同意！我们就推你做会长！我们就在这里作画、治乐、写文章！”

“就在这里？”丁主任脸上有点不大得劲，用手摸了摸。

“就在这里！今天我就不走啦！”妙斋的嘴犄角直往外迸水星儿，“想想看，把这间大厅租给我，我爸爸有钱，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然后，我们艺术家们给你设计，把这座农场变成最美的艺术之家，艺术乐园！多么好！多么好！”

丁主任似乎得到一点灵感。口中随便用“要得”“不错”敷衍着，心中可打开了算盘。在那次股东会上，虽然股东们对他没有什么决定的表示，可是他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对他多少有点不满意。他应当把事情调整一下，教大家看看，他不是没有办法的人。是呀，这里的大厅闲着没有用，楼上也还有三间空房，为什么不租出去，进点租钱呢？况且这笔租金用不着上账；即使让股东们知道了，大家还能为这点小事来质问吗？对！他决定先试一试这位艺术家。“秦先生，这座大厅我们大家用，楼上还有三间空房，你要就得都要，一年一万块钱，一次交清。”

妙斋闭了眼，“好啦，一言为定！我给爸爸打电报要钱。”

“什么时候搬进来？”丁主任有点后悔。交易这么容易成功，想必是要少了钱。但是，再一想，三间房，而且在乡下，一万元应当不算少。管它呢，先进一万再说别的！“什么时候搬进来？”

“现在就算搬进来了！”

“啊？”丁主任有点悔意了，“难道你不去拿行李什么的？”

“没有行李，我只有一身的艺术！”妙斋得意地哈哈地笑起来。

“租金呢？”

“那，你尽管放心，我马上打电报去！”

秦妙斋就这样侵入了树华农场。不到两天，楼上已住满他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时来时去，而绝对不客气。他们要床，便见床就搬了走；要桌子，就一声不响地把大厅的茶几或方桌拿了去。对于鸡鸭菜果，他们的手比丁主任还更狠，永远是理直气壮地拿起就吃。要摘花他们便整棵地连根儿拔出来。农场的工友甚至于须在夜间放哨，才能抢回一点东西来！

可是，丁主任和工友们都并不讨厌这群人。首要的因为这群人中老有女的，而这些女的又是那么大方随便，大家至少可以和她们开句小玩笑。她们仿佛给农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其次，讲到打牌，人家秦妙斋有艺术家的态度，输了也好，赢了也好，赌钱也好，赌花生米也好，一坐下起码二十四圈。丁主任原是不屑于玩花生米的，可是妙斋的热情感动了他，他不好意思冷淡地谢绝。

丁主任的心中老挂念着那一万元的租金。他时常调动着心思与语言，在最适当的机会暗示出催钱的意思。可是妙斋不接受暗示。虽然如此，丁主任可是不忍把妙斋和他的朋友撵出去。一来是，他打听出来，妙斋的父亲的的确确是位财主；那么，假若财主一旦死去，妙斋岂不就是财产的继承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丁主任常常这样警戒自己。二来是，妙斋与他的友人们，在实在没有事可干的时候，总是坐在大厅里高谈艺术。而他们的谈论艺术似乎专为骂人，他们把国内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艺作家，特别是那些尽力于抗战宣传的，提名道姓地一个一个挨次咒骂。这，使丁主任闻所未闻。慢慢地，他也居然记住了一些艺术家的姓名。遇到机会，他能说上来他们的一些故事，仿佛他同艺术家们都是老朋友似的。这，使与他来往的商人或闲人感到惊异，他自己也得到一些愉快。还有，当妙斋们把别人咒腻了，他们会无耻与得意地提出一些社会上的要人来，“是的，我们要和他取得联络，来建设起我们自己的团体来！”“那，我可以写信给他；我要告诉明白了他，我们都是真正清高的艺术家！”……提到这些要人，他们大家口中的睡液都好像甜蜜起来，眼里发着光。“会长！”他们在谈论要人之后，必定这样叫丁主任，“会长，你看怎样？”丁主任自己感到身量又高了一寸似的！他不由得怜爱了这群人，因为他们既可以去与要人取得联络，而且还把他自己视为要人之一！他不便发表什么意见，可是常常和妙斋肩并肩地在院中散步。他好像完全了解妙斋的怀才不遇，妙斋微叹，他也同情地点着头。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丁主任爱钱，秦妙斋爱名，虽然所爱的不同，可是在内心上二人有极相近的地方，就是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这也是二人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原因。因此，丁主任往往对妙斋发表些难以入耳的最下贱的意见，妙斋也好好地静听，并不以为可耻。

眨眨眼，到了阳历年。

除夕，大家正在打牌，宪兵从楼上抓走两位妙斋的朋友。

丁主任口里直说“没关系”，心中可是有点慌。他久走江湖，晓得什么是利，哪是害。宪兵从农场抓走了人，起码是件不体面的事，先不提更大的干系。

秦妙斋丝毫没感到什么。那两位被捕的人是谁？他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别的一概不清楚。他向来不细问与他来往的人是干什么的。只要人家捧他，叫他艺术家，他便与人家交往。因此，他有许多来往的人，而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们被捕去，他绝对没有想到去打听打听消息，更不用说去营救了。有人被捕去，和农场丢失两只鸭子一样无足轻重。本来嘛，神圣的抗战，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他都无动于衷，何况是捕去两个人呢？当丁主任顺口搭音地盘问他的时候，他只极冷淡地说：“谁知道！枪毙了也没法子呀！”

丁主任，连丁主任，也感到一点不自在了。口中不说，心里盘算着怎样把妙斋赶了出去。“好嘛，给我这儿招来宪兵，要不得！”他自己念道着。同时，他在表情上，举动上，不由得对妙斋冷淡多了。他有点看不起妙斋。他对一切不负责任，可是他心中还有“朋友”这个观念。他看妙斋是个冷血动物。

妙斋没有感觉出这点冷淡来。他只看自己，不管别人的表情如何，举动怎样。他的脑子只管计划自己的事，不管替别人思索任何一点什么。

慢慢地，丁主任打听出来：那两位被捕的人是有汉奸的嫌疑。他们的确和妙斋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他们口口声声叫他艺术家，于是他就招待他们，甚至于允许他们住在农场里。平日虽然不负责任，可是一出了乱子，丁主任觉出自己的责任与身份来。他依然不肯当面告诉妙斋：“我是主任，有人来往，应当先告诉我一声。”但是，他对妙斋越来越冷淡。他想把妙斋“冰”了走。

到了一月中旬，局势又变了。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有势力、与场长最相好的股东。丁主任知道事情要不妙。从股东一进门，他便留了神，把自己的一言一笑都安排得像蜗牛的触角似的，去试探，警戒。一点不错，股东暗示给他，农场赔钱，还有汉奸随便出入，丁主任理当辞职。丁主任没有否认这些事实，可也没有承认。他说着笑着，态度极其自然。他始终不露辞职的口气。

股东告辞，丁主任马上找了秦妙斋去。秦妙斋是——他想——财主的大少爷，他须起码让少爷明白，他现在是替少爷背了罪名。再说，少爷自称为文学家，笔底下一定很好，心路也多，必定能替他给全体股东写封极得体的信。是的，就用全体职工的名义，写给股东们，一致挽留丁主任。不错，秦妙斋是个冷血动物；但是，“我走，他也就住不下去了！他还能不卖气力吗？”丁主任这样盘算好，每个字都裹了蜜似的，在门外呼唤：“奏老弟！艺术家！”

奏妙斋的耳朵竖了起来，龙虾的腰挺直，他准备参加战争。世界上对他冷淡得太久了，他要挥出拳头打个热闹，不管是为谁，和为什么！“宁自一把火把农场烧得干干净净，我们也不能退出！”他喷了丁主任一脸唾沫星儿，倒好像农场是他一手创办起来似的。

丁主任的脸也增加了血色。他后悔前几天那样冷淡了秦妙斋，现在只好一口一个“艺术家”地来赎罪。谈过一阵，两个人亲密得很有些像双生的兄弟。最后，妙斋要立刻发动他的朋友：“我们马上放哨，一直放到江边。他们假若真敢派来新主任，我就会叫他怎么来，怎么滚回去！”同时，他召集了全体职工，在大厅前开会。他登在一块石头上，声色俱厉地演说了四十分钟。

妙斋在演说后，成了树华农场的灵魂。不但丁主任感激，就是职员与工友也都称赞他：“人家姓秦的实在够朋友！”

大家并不是不知道，秦先生并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确切的办法。不过，闹风潮是赌气的事，而妙斋恰好会把大家感情激动起来；大家就没法不承认他的优越与热烈了。大家甚至于把他看得比丁主任还重要，因为丁主任虽然是手握实权，而且相当的有办法，可是他到底是多一半为了自己；人家秦先生呢，根本与农场无关，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秦先生白住房、偷鸡蛋，与其他一切小小的罪过，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在大家的眼中，现在完全是个侠肠义胆的可爱可敬的人。

丁主任有十来天不在农场里。他在城里，从股东的太太与小姐那里下手，要挽回他的颓势。至于农场，他以为有妙斋在那里，就必会把大家团结得很坚固，一定不会有内奸，捣他的乱。他把妙斋看成了一座精神堡垒！等到他由城中回来，他并没对大家公开地说什么，而只时常和妙斋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大家看着他们，心中都得到了安慰，甚至于有的人喊出：“我们胜利了！”

农场糟到了极度。那喊叫“我们胜利了”的，当然更肆无忌惮，几乎走路都要模仿螃蟹；那稍微悲观一些的，总觉得事情并不能这么容易得到胜利，于是抱着干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而拼命往手中搂东西，好像是说：“滚蛋的时候，就是多拿走一把小镰刀也是好的！”

旧历年是丁主任的一“关”。表面上，他还很镇定，可是喝了酒便爱发牢骚。“没关系！”他总是先说这一句，给自己壮起胆气来。慢慢地，血液循环的速度增加了，他身上会忽然出点汗。想起来了：张太太——张股东的二夫人——那里的年礼送少了！他愣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人事，都是人事；把关系拉好，什么问题也没有！”酒力把他的脑子催得一闪一闪的，忽然想起张三，忽然想起李四，“都是人事问题！”

新年过了，并没有任何动静。丁主任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新年没有过好，必须补充一下；于是一直到灯节，农场中的酒气牌声始终没有断过。

灯节后的那么一天，已是早晨八点，天还没甚亮。浓厚的黑雾不但把山林都藏起去，而且把低处的东西也笼罩起来，连房屋的窗子都像挂起黑的帘幕。在这大雾之中，有些小小的雨点，有时候飘飘摇摇得像不知落在哪里好，有时候直滴下来，把雾色加上一些黑暗。农场中的花木全静静地低着头，在雾中立着一团团的黑影。农场里没有人起来，梦与雾好像打成了一片。

大雾之后容易有晴天。在十点钟左右，雾色变成红黄，一个红血的太阳时时在雾薄的时候露出来，花木叶子上的水点都忽然变成小小的金色的珠子。农场开始有人起床。秦妙斋第一个起来，在院中绕了一个圈子。正走在大藤萝架下，他看见石板路上来了三个人。最前面的是一位女的，矮身量，穿着不知有多少衣服，像个油篓似的慢慢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她的后面是个中年的挑伕[2]，挑着一大一小两只旧皮箱，和一个相当大的、风格与那位女人相似的铺盖卷，挑伕的头上冒着热汗。最后，是一位高身量的汉子，光着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体面的西服，没有大衣，他的肩有些向前探着，背微微有点弯。他的手里拿着个旧洋瓷的洗脸盆。

秦妙斋以为是他自己的朋友呢，他立在藤萝架旁，等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走近了，不相识。他还没动，要细细看看那个女的，对女的他特别感觉兴趣。那个大汉，好像走得不耐烦了，想赶到前边来，可是石板路很窄，而挑伕的担子又微微地横着，他不容易赶过来。他想踏着草地绕过来，可是脚已迈出，又收了回去，好像很怕踏损了一两根青草似的。到了藤架前，女的立定了，无聊地，含怨地，轻叹了一声。挑伕也立住。大汉先往四下一望，而后挤了过来。这时候，太阳下面的雾正薄得像一片飞烟，把他的眉眼都照得发光。他的眉眼很秀气，可是像受过多少什么无情的折磨似的，他的俊秀只是一点残余。他的脸上有几条来早了十年的皱纹。他要把脸盆递给女人，她没有接取的意思。她仅“啊”了一声，把手缩回去。大概她还要夸赞这农场几句，可是，随着那声“啊”，她的喜悦也就收敛回去。阳光又暗了一些，他们的脸上也黯淡了许多。

那个女的不甚好看。可是，眼睛很奇怪，奇怪得使人没法不注意她。她的眼老像有什么心事——像失恋，损伤了儿女或破产那类的大事——那样地定着，对着一件东西定视，好久才移开，又去定视另一件东西。眼光移开，她可是仿佛并没看到什么。当她注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总以为她是一见倾心，不忍转目。可是，当她移开眼光的时节，他又觉得她根本没有看见他。她使人不安、惶惑，可是也感到有趣。小圆脸，眉眼还端正，可是都平平无奇。只有在她注视你的时候，你才觉得她并不难看，而且很有点热情。及至她又去对别的人，或别的东西愣起来，你就又有点可怜她，觉得她不是受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就是天生地有点白痴。

现在，她扭着点脸，看着奏妙斋。妙斋有点兴奋，拿出他自认为最美的姿态，倚在藤架的柱子上，也看着她。

“哪个叨？”挑伕不耐烦了，“走不走吗？”

“明霞，走！”那个男人毫无表情地说。

“干什么的？”妙斋的口气很不客气地问他，眼睛还看着明霞。

“我是这里的主任。”那个男的一边说，一边往里走。

“啊？主任？”妙斋挡住他们的去路，“我们的主任姓丁。”

“我姓尤，”那个男的随手一拨，把妙斋拨开，还往前走，“场长派来的新主任。”

奏妙斋愕住了，闭了一会儿眼，睁开眼，他像条被打败了的狗似的，从小道跑进去。他先跑到大厅。“丁，老丁！”他急切地喊。

“老丁！”

丁主任披着棉袍，手里拿着条冒热气的毛巾，一边擦脸，一边从楼上走下来。

“他们派来了新主任！”

“啊？”丁主任停止了擦脸，“新主任？”

“集合！集合！叫他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妙斋回身想往外跑。

丁主任扔了毛巾，双手撩着棉袍，几步就把妙斋赶上，拉住。“等等！你上楼去，我自有办法！”

妙斋还要往外走，丁主任连推带搡，把他推上楼去。而后，把钮子扣好，稳重庄严地走出来。拉开门，正碰上尤主任。满脸堆笑地，他向尤先生拱手：“欢迎！欢迎！欢迎新主任！这是——”他的手向明霞高拱。没有等尤主任回答，他亲热地说：“主任太太吧？”紧跟着，他对挑伕下了命令：“拿到里边来嘛！”把夫妻让进来，看东西放好，他并没有问多少钱雇来的，而把大小三张钱票交给挑伕——正好比雇定的价钱多了五角。

尤主任想开门见山地问农场的详情，但是丁务源忙着喊开水、洗脸水；吩咐工友打扫屋子，丝毫不给尤主任说话的机会。把这些忙完，他又把明霞大嫂长大嫂短地叫得震心，一个劲儿和她扯东道西。尤主任几次要开口，都被明霞给截了回去；趁着丁务源出去那会儿，她责备丈夫：“那些事，干吗忙着问，日子长着呢，难道你今天就办公？”

第一天一清早，尤主任就穿着工人装，和工头把农场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到，把一切都记在小本儿上。回来，他催丁主任办交代。丁主任答应三天之内把一切办理清楚。明霞又帮了丁务源的忙，把三天改成六天。

一点合理的错误，使人抱恨终身。尤主任——他叫大兴——是在美国学园艺的。毕业后便在母校里做讲师。他聪明，强健，肯吃苦。做起“试验”来，他的大手就像绣花的姑娘那么轻巧、准确、敏捷。做起用力的工作来，他又像一头牛那样强壮、耐劳。他喜欢在美国，因为他不善应酬，办事认真，准知道回到祖国必被他所痛恨的虚伪与无聊给毁了。但是，抗战的喊声震动了全世界；他回了国。他知道农业的重要，和中国农业的急应改善。他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

回到国内，他想结婚。结婚，在他心中，是一件必然的、合理的事。结了婚，他可以安心地工作，身体好，心里也清静。他把恋爱视成一种精力的浪费。结婚就是结婚，结婚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别的事都是多余，用不着去操心。于是，有人把明霞介绍给他，他便和她结了婚。这很合理，但是也是个错误。

明霞的家里有钱。尤大兴只要明霞，并没有看见钱。她不甚好看，大兴要的是一个能帮助他的妻子，美不美没有什么关系。明霞失过恋，曾经想自杀；但这是她的过去的事，与大兴毫不相干。她没有什么本领，但在大兴想，女人多数是没有本领的；结婚后，他曾以身作则地去吃苦耐劳，教育她，领导她；只要她不瞎胡闹，就一切不成问题。他娶了她。

明霞呢，在结婚之前，颇感到些欣悦。不是因为她得到了理想爱人——大兴并没请她吃过饭，或给她买过鲜花——而是因为大兴足以替她雪耻。她以前所爱的人抛弃了她，像随便把一团废纸扔在垃圾堆上似的。但是，她现在有了爱人，她又可以仰着脸走路了。

在结婚后，她的那点欣悦和婚礼时戴的头纱差不多，永远收藏起去了。她并不喜欢大兴。大兴对工作的努力，对金钱的冷淡，对三姑六姨的不客气，都使她感到苦痛。但是，当有机会夫妇一道走的时候，她还是紧紧地拉着他，像将被溺死的人紧紧抓住一把水草似的。无论如何，他是一面雪耻的旗帜，她不能再把这面旗随便扔在地上！

大兴的努力、正直、热诚，使自己到处碰壁。他所接触到的人，会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视的“科学家”三个字变成一种嘲笑。他们要喝酒去，或是要办一件不正当的事，就老躲开“科学家”。等到“科学家”天天成为大家开玩笑的用语，大兴便不能不带着太太另找吃饭的地方去！明霞越来越看不起丈夫。起初，她还对他发脾气，哭闹一阵。后来，她知道哭闹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大兴似乎没有感情；她闹她的气，他做他的事。当她自己把泪擦干了，他只看她一眼，而后问一声：“该做饭了吧？”她至少需要一个热吻，或几句热情的安慰；他至多只拍拍她的脸蛋。他决不问闹气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而只谈他的工作。工作与学问是他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许爱情来分润一点利益。有时候，他也在她发脾气的时候，偷偷弹去自己的一颗泪，但是她看得出，这只是怨恨她不帮助他工作，而不是因为爱她，或同情她。只有在她病了的时候，他才真像个有爱心的丈夫，他能像做试验时那么细心来看护她。他甚至于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给她说故事。但是，他的故事永远是关于科学的。她不爱听，也就不感激他。及至医生说，她的病已不要紧了，他便马上去工作。医生是科学家，医生的话绝对不能有错误。他丝毫没想到病人在没有完全好了的时候还需要安慰与温存。

她不能了解大兴，又不能离婚，她只能时时地定睛发呆。

现在，她又随着大兴来到树华农场。她已经厌恶了这种搬行李，拿着洗脸盆的流荡生活。她做过小姐，她愿有自己的固定的，款式的家庭。她不能不随着他来。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她不愿过十天半月又走出去。她不能辨别谁好谁坏，谁是谁非，但是她决定要干涉丈夫的事，不让他再多得罪人。她这次须起码把丈夫的正直刚硬冲淡一些，使大家看在她的面上原谅了尤大兴。她开首便帮忙了丁务源，还想敷衍一切活的东西，就连院中的大鹅，她也想多去喂一喂。

尤主任第一个得罪了秦妙斋。秦妙斋没有权利住在这里，请出！秦妙斋本没有任何理由充足的话好说，但是他要反驳。说着说着，他找到了理由：“你为什么不称呼我为艺术家呢？”凭这个污辱，他不能搬走！“咱们等着瞧吧，看谁先搬出去！”

尤主任只知道守法讲理是必然的事。虽然回国以后，已经受过多少不近情理的打击，可是还没遇见这么荒唐的事。他动了气，想请警察把妙斋捉出去。这时候，明霞又帮了妙斋的忙，替他说了许多“不要太忙，他总会顺顺当当地搬出去”。

妙斋和丁务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妙斋主战，丁务源主和，但是在妙斋说了许多强硬的话之后，丁务源也同意了主战。他称赞妙斋的勇敢，呼他为侠义的艺术家。妙斋感激得几乎晕了过去。

事实上，丁务源绝对不想和尤主任打交手战。在和妙斋谈过话之后，他决定使妙斋和尤大兴作战，而他自己充好人。同时，关于他自己的事，他必定先和明霞商议一下，或者请她去办交涉。他避免与尤主任做正面冲突。见着大兴，他永远摆出使人信任的笑脸，他知道出去另找事做不算难，但是找与农场里这样的舒服而收入又高的事就不大容易。他决定用“忍”字对付一切。假若妙斋与工人们把尤主任打了，他便可以利用机会复职。即使一时不能复职，他也会运动明霞和股东太太们，让他做个副主任。他这个副主任早晚会把正主任顶出去，他自信有这个把握，只要他能忍耐。把妙斋与明霞埋伏在农场，他进了城。

尤主任急切地等着丁务源办交代，交代了之后，他好通盘地计划一切。但是，丁务源进了城。他非常着急。拿人一天的钱，他就要做一天的事，他最恨敷衍与慢慢地拖。在他急得要发脾气的时候，明霞的眼又定住了。半天，她才说话：“丁先生不会骗你，他一两天就回来，何必这么着急呢？”

大兴并不因妻的劝告而消了气，但是也不因生气而忘了做事。他会把怒气压在心里，而手脚还去忙碌。他首先贴出布告：大家都要六时半起床，七时上工。下午一点上工，五时下工。晚间九时半熄灯上门，门不再开。在大厅里，他贴好：办公重地，闲人免进。而后，他把写字台都搬了来，职员们都在这里办事——都在他眼皮底下办事。办公室里不准吸烟，解渴只有白开水。

命令下过后，他以身作则地，在壁钟正敲七点的时节，已穿好工人装，在办公厅门口等着大家。丁务源的“亲兵”都来得相当的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毫无本事，而他们的靠山能否复职又无把握，所以他们得暂时低下头去。他们用按时间做事来遮掩他们的不会做事。真正的工人迟到，受了奏妙斋的挑拨，他们故意和新主任捣乱。

尤主任忍耐地等着。等大家都来齐，他并没发脾气，也没说闲话。开门见山地，他分配了工作，他记不清大家的姓名，但是他的眼睛会看，谁是有经验的工人，谁是混饭吃的。对混饭吃的，他打算一律撤换，但在没有撤换之前，他也给他们活儿做——“今天，你不能白吃农场的饭。”他心里说。

“你们三位，”他指定三个工人，“去把葡萄枝子全剪了。不打枝子，下一季没法结葡萄。限两天打完。”

“怎么打？”一个工人故意为难。

“我会告诉你们！我领着你们去做！”然后，他给有经验的工人全分配了工作，“你们三位给果木们涂灰水，该剥皮的剥皮，该刻伤的刻伤，回来我细告诉你们。限三天做完。你们二位去给菜蔬上肥。你们三位去给该分根的花草分根……”然后，轮到那些混饭吃的：“你们二位挑沙子，你们俩挑水，你们二位去收拾牛羊圈……”

混饭吃的都噘了嘴。这些事，他们能做，可是多么费力气，多么肮脏呢！他们往四下里找，找不到他们的救主丁务源的胖而发光的脸。他们祷告：“快回来呀！我们已经成了苦力！”

那些有经验的工人，知道新主任所吩咐的事都是应当做的。虽然他所提出的办法，有和他们的经验不甚相同的地方，可是人家一定是内行。及至尤主任同他们一齐下手工作，他们看出来，人家不但是内行，而且极高明。凡是动手的，尤主任的大手是那么准确、敏捷。凡是要说出道理的地方，尤主任三言五语说得那么简单、有理。从本事上看，从良心上说，他们无从，也不应当，反对他。假若他们还愿学一些新本事、新知识的话，他们应该拜尤主任为师。但是，他们的良心已被丁务源给蚀尽。他们的手还记得白板的光滑，他们的口还顺摸着大曲酒的香味；他们恨恶镰刀与大剪，恨恶院中与山上的新鲜而寒冷的空气。

现在，他们可是不能不工作，因为尤主任老在他们的身旁。他由葡萄架跑到果园，由花畦跑到菜圃，好像工作是最可爱的事。他不叱喝人，也不着急，但是他的话并不客气，老是一针见血地使他们在反感之中又有点佩服。他们不能偷闲，尤主任的眼与脚是同样快的：他们刚要放下活儿，他就忽然来到，问他们怠工的理由。他们答不出。要开水吗？开水早送到了。热腾腾的一大桶。要吸口烟吗？有一定的时间。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只好低着头工作，心中憋着一股怨气。他们白天不能偷闲，晚间还想照老法，去捡几个鸡蛋什么的。可是主任把混饭的人们安排好，轮流值夜班。“一摸鸡鸭的裆儿，我就晓得正要下蛋，或是不久就快下蛋了。一天该收多少蛋，我心中大概有个数目，你们值夜，夜间丢失了蛋，你们负责！”

尤主任这样交派下去。好了，连这条小路也被封锁了！

过了几天，农场里一切差不多都上了轨道。工人们因为有点知识，到底容易感化。他们一方面恨尤主任，一方面又敬佩他。及至大家的生活有了条理，他们不由得减少了恨恶，而增加了敬佩。他们晓得他们应当这样工作，这样生活。渐渐地，他们由工作和学习上得到些愉快，一种与牌酒场中不同的，健康的偷快。

尤主任答应下，三个月后，一律可以加薪，假若大家老按着现在这样去努力。他也声明：大家能努力，他就可以多做些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是有益于民族国家的。大家听到民族国家的字样，不期然而然都受了感动。他们也愿意多学习一点技术，尤主任答应下给他们每星期开两次晚会，由他主讲园艺的问题。他也开始给大家筹备一间园艺室，使大家得到些正当的娱乐。大家的心中，像院中的花草似的，渐渐发出一点有生气的香味。

不过，向上的路是极难走的。理智的崇高的决定，往往被一点点浮浅的，低卑的感情所破坏。情感是极容易发酒疯的东西。有一天，尤大兴把秦妙斋锁在了大门外边。九点半锁门，尤主任绝不宽限。妙斋把场内的鸡鹅牛羊全吵醒了，门还是没有开。他从藤架的木柱上，像猴子似的爬了进来，碰破了腿，一瘸一点的，他摸到了大厅，也上了锁。他一直喊到半夜，才把明霞喊动了心，把他放进来。

由尤主任的解说，大家已经晓得妙斋没有住在这里的权利，而严守纪律又是合理的生活的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可是在感情上，他们觉得妙斋是老友，而尤主任是新来的，管着他们的人。他们一想到妙斋，就想起前些日子的自由舒适，他们不由得动了气，觉得尤主任不近人情。他们一一地来慰问妙斋，妙斋便乘机煽动，把尤大兴形容得不像人。“打算自自在在地活着，非把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打出去不可！”他咬着牙对他们讲，“不过，我不便多讲，怕你们没有胆子！你们等着瞧吧，等我的腿好了，我独自管教他一顿，让你们看看！”

他们的怒气被激起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留神去找尤大兴的破绽，好借口打他。

尤主任在大家的神色上，看出来情势不对，可是他的心里自知无病，绝对不怕他们。他甚至于想到，大家满可以毫无理由地打击他、驱逐他，可是他决不退缩、妥协。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假若他为这两件事而被打，好吧，他愿做了殉道者。

一天，老刘值夜。尤主任在就寝以前，去到院中查看，他看见老刘私自藏起两个鸡蛋。他不能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地敷衍。他过去询问。

老刘笑了，“这两个是给尤太太的！”

“尤太太？”大兴仿佛不晓得明霞就是尤太太。他愣住了。及至想清楚了，他像飞也似的跑回屋中。

明霞正要就寝。平平的黄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坐在床沿上，定睛看着对面的壁上——那里什么也没有。

“明霞！”大兴喘着气叫，“明霞，你偷鸡蛋？”

她极慢地把眼光从壁上收回，先看看自己拖鞋尖的绣花，而后才看丈夫。

“你偷鸡蛋？”

“啊！”她的声音很微弱，可是一种微弱的反抗。

“为什么？”大兴的脸上发烧。

“你呀，到处得罪人，我不能跟你一样！我为你才偷鸡蛋！”她的脸上微微发出点光。

“为我？”

“为你！”她的小圆脸更亮了些，像是很得意，“你对他们太严，一草一木都不许私自动。他们要打你呢！为了你，我和他们一样地去拿东西，好让他们恨你而不恨我。他们不恨我，我才能为你说好话，不是吗？自己想想看！我已经攒了三十个大鸡蛋了！”她得意地从床下拉出一个小筐来。

尤大兴立不住了。脸上忽然由红而白。摸到一个凳子，坐下，手在膝上微颤。他坐了半夜，没出一声。

第二天一清早，院里外贴上标语，都是妙斋编写的。“打倒无耻的尤大兴！”“拥护丁主任复职！”“驱逐偷鸡蛋的坏蛋！”“打倒法西斯的走狗！”“消灭不尊重艺术的魔鬼！”……

大家罢了工，要求尤大兴当众承认偷蛋的罪过，而后辞职，否则以武力对待。

大兴并没有丝毫惧意，他准备和大家谈判。明霞扯住了他。乘机会，她溜出去，把屋门倒锁上。

“你干吗？”大兴在屋里喊，“开开！”

她一声没出，跑下楼去。

丁务源由城里回来了，已把副主任弄到手。“喝！”他走到石板路上，看见剪了枝的葡萄，与涂了白灰的果树，“把葡萄剪得这么苦。连根刨出来好不好！树也擦了粉，硬是要得！”

进了大门，他看到了标语。他的脚踵上像忽然安了弹簧，一步催着一步地往院中走，轻巧，迅速；心中也跳得轻快，好受；口里将一个标语按照着二黄戏的格式哼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居然实现了！“没想到能这么快！妙斋有两下子！得好好地请他喝两杯！”他口中唱着标语，心中还这么念道。

刚一进院子，他便被包围了。他的“亲兵”都喜欢得几乎要落泪。其余的人也都像看见了久别的手足，拉他的，扯他的，拍他肩膀的，乱成一团；大家的手都要摸一摸他，他的衣服好像是活菩萨的袍子似的，挨一挨便是功德。他们的口一齐张开，想把冤屈一下子都倾泻出来。他只听见一片声音，而辨不出任何字来。他的头向每一个人点一点，眼中的慈祥的光儿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胖而热的手指挨一挨这个，碰一碰那个。他感激大家，又爱护大家，他的态度既极大方，又极亲热。他的脸上发着光，而眼中微微发湿。

“要得！”“好！”“呕！”“他妈拉个巴子！”他随着大家脸上的表情，变换这些字眼儿。最后，他向大家一举手，大家忽然安静了。“朋友们，我得先休息一会儿，小一会儿，然后咱们再详谈。不要着急生气，咱们都有办法，绝对不成问题！”

“请丁主任先歇歇！让开路！别再说！让丁主任休息去！”大家纷纷喊叫。有的还恋恋不舍地跟着他，有的立定看着他的背影，连连点头赞叹。

丁务源进了大厅，想先去看妙斋。可是，明霞在门旁等着他呢。

“丁先生！”她轻轻地，而是急切地，叫，“丁先生！”

“尤太太！这些日子好吗？要得！”

“丁先生！”她的小手揉着条很小的，花红柳绿的手帕，“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放心！尤太太！没事！没事！来！请坐！”他指定了一张椅子。

明霞像做错了事的小女孩似的，乖乖地坐下，小手还用力揉那条手帕。

“先别说话，等我想一想！”丁务源背着手，在屋中沉稳而有风度地走了几步，“事情相当的严重，可是咱们自有办法。”他又走了几步，摸着脸蛋，深思细想。

明霞沉不住气了，立起来，迫着他问：“他们真要打大兴吗？”

“真的！”丁副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明霞把手帕团成一个小团，用它擦了擦鼻洼与嘴角。

“有办法！”丁务源大大方方地坐下，“你坐下，听我告诉你，尤太太！咱们不提谁好谁歹，谁是谁非，咱们先解决这件事，是不是？”

明霞又乖乖地坐下，连声说：“对！对！”

“尤太太看这么办好不好？”

“你的主意总是好的！”

“这么办：交代不必再办，从今天起请尤主任把事情还全交给我办，他不必再分心。”

“好！他一向太爱管事！”

“就是呀！让他给场长写信，就说他有点病，请我代理。”

“他没有病，又不爱说谎！”

“在外边混事，没有不扯谎的！为他自己的好处，他这回非说谎不可！”

“呕！好吧！”

“要得！请我代理两个月，再叫他辞职，有头有脸地走出去，面子上好看！”

明霞立起来，“他得辞职吗？”

“他非走不可！”

“那……”

“尤太太，听我说！”丁务源也立起来，“两个月，你们照常支薪，还住在这里，他可以从容地去找事。两个月之中，六十天工夫，还找不到事吗？”

“又得搬走？”明霞对自己说，泪慢慢地流下来。愣了半天，她忽然吸了一吸鼻子，用尽力量地说：“好！就是这么办啦！”她跑上楼去。

开开门一看，她的腿软了，坐在了地板上。尤大兴已把行李打好，拿着洗面盆，在床沿上坐着呢。

沉默了好久，他一手把明霞搀起来，“对不起你，霞！咱们走吧！”

院中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忙着杀鸡宰鸭，大宴丁主任，没工夫再注意别的。自己挑着行李，尤大兴低着头向外走。他不敢看那些花草树木——那会让他落泪。明霞不知穿了多少衣服，一手提着那一小筐鸡蛋，一手揉着眼泪，慢慢地在后面走。

树华农场恢复了旧态，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丁主任在空闲的时候，到院中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撕那些各种颜色的标语，好把尤大兴完全忘掉。

不久，丁主任把妙斋交给保长带走，而以一万五千元把空房租给别人，房租先付，一次付清。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

[1] 燉（dùn）：同“炖”，烹调方法，加水烧开后用文火久煮使烂熟。

[2] 伕（fū），同“夫”。

目　录

自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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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向来不给自己的作品写序。怕麻烦；很立得住的一个理由。还有呢，要说的话已都在书中说了，何必再絮絮叨叨？再说，夸奖自己吧，不好；咒骂自己吧，更合不着。莫若不言不语，随它去。

此次现代书局嘱令给《猫城记》作序，天大的难题！引证莎士比亚需要翻书；记性向来不强。自道身世说起来管保又臭又长，因为一肚子倒有半肚子牢骚，哭哭啼啼也不像个样子——本来长得就不十分体面。怎办？

好吧，这么说：《猫城记》是个恶梦。为什么写它？最大的原因——吃多了。可是写得很不错，因为二姐和外甥都向我伸大拇指，虽然我自己还有一点点不满意。不很幽默。但是吃多了大笑，震破肚皮还怎再吃？不满意，可也无法。人不为面包而生。是的，火腿面包其庶几乎？

二姐嫌它太悲观，我告诉她，猫人是猫人，与我们不相干，管它悲观不悲观。二姐点头不已。

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问，我乐得去睡大觉。梦中倘有所见，也许还能写本“狗城记”。是为序。

年月日，刚睡醒，不大记得。

一

飞机是碎了。

我的朋友——自幼和我同学：这次为我开了半个多月的飞机——连一块整骨也没留下！

我自己呢，也许还活着呢？我怎能没死？神仙大概知道。我顾不及伤心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火星。按着我的亡友的计算，在飞机出险以前，我们确是已进了火星的气圈。那么，我是已落在火星上了？假如真是这样，我的朋友的灵魂可以自安了：第一个在火星上的中国人，死得值！但是，这“到底”是哪里？我只好“相信”它是火星吧；不是也得是，因为我无从证明它的是与不是。自然从天文上可以断定这是哪个星球；可怜，我对于天文的知识正如对古代埃及文字，一点也不懂！我的朋友可以毫不迟疑的指示我，但是他，他……噢！我的好友，与我自幼同学的好友！

飞机是碎了。我将怎样回到地球上去？不敢想！只有身上的衣裳——碎得像些挂着的干菠菜——和肚子里的干粮；不要说回去的计划，就是怎样在这里活着，也不敢想啊！言语不通，地方不认识，火星上到底有与人类相似的动物没有？问题多得像……就不想吧；“火星上的漂流者”，还不足以自慰么？使忧虑减去勇敢是多么不上算的事！

这自然是追想当时的情形。在当时，脑子已震昏。震昏的脑子也许会发生许多不相联贯的思念，已经都想不起了；只有这些——怎样回去，和怎样活着——似乎在脑子完全清醒之后还记得很真切，像被海潮打上岸来的两块木板，船已全沉了。

我清醒过来。第一件事是设法把我的朋友，那一堆骨肉，埋葬起来。那只飞机，我连看它也不敢看。它也是我的好友，它将我们俩运到这里来，忠诚的机器！朋友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我觉得他们俩的不幸好像都是我的过错！两个有本事的倒都死了，只留下我这个没能力的，傻子偏有福气，多么难堪的自慰！我觉得我能只手埋葬我的同学，但是我一定不能把飞机也掩埋了，所以我不敢看它。

我应当先去挖坑，但是我没有去挖，只呆呆的看着四外，从泪中看着四外。我为什么不抱着那团骨肉痛哭一场？我为什么不立刻去掘地？在一种如梦方醒的状态中，有许多举动是我自己不能负责的，现在想来，这或者是最近情理的解释与自恕。

我呆呆的看着四外。奇怪，那时我所看见的我记得清楚极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一闭眼，便能又看见那些景物，带着颜色立在我的面前，就是颜色相交处的影线也都很清楚。只有这个与我幼时初次随着母亲去祭扫父亲的坟墓时的景象是我终身忘不了的两张图画。

我说不上来我特别注意到什么；我给四围的一切以均等的“不关切的注意”，假如这话能有点意义。我好像雨中的小树，任凭雨点往我身上落；落上一点，叶儿便动一动。

我看见一片灰的天空。不是阴天，这是一种灰色的空气。阳光不能算不强，因为我觉得很热；但是它的热力并不与光亮作正比，热自管热，并没有夺目的光华。我似乎能摸到四围的厚重，热，密，沉闷的灰气。也不是有尘土，远处的东西看得很清楚，决不像有风沙。阳光好像在这灰中折减了，而后散匀，所以处处是灰的，处处还有亮，一种银灰的宇宙。中国北方在夏旱的时候，天上浮着层没作用的灰云，把阳光遮减了一些，可是温度还是极高，便有点与此地相似；不过此地的灰气更暗淡一些，更低重一些，那灰重的云好像紧贴着我的脸。豆腐房在夜间储满了热气，只有一盏油灯在热气中散着点鬼光，便是这个宇宙的雏形。这种空气使我觉着不自在。远处有些小山，也是灰色的，比天空更深一些；因为不是没有阳光，小山上是灰里带着些淡红，好像野鸽脖子上的彩闪。

灰色的国！我记得我这样想，虽然我那时并不知道那里有国家没有。

从远处收回眼光，我看见一片平原，灰的！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田地，平，平；平得讨厌。地上有草，都擦着地皮长着，叶子很大，可是没有竖立的梗子。土脉不见得不肥美，我想，为什么不种地呢？

离我不远，飞起几只鹰似的鸟，灰的，只有尾巴是白的。这几点白的尾巴给这全灰的宇宙一点变化，可是并不减少那惨淡蒸郁的气象，好像在阴苦的天空中飞着几片纸钱！

鹰鸟向我这边飞过来。看着看着，我心中忽然一动，它们看见了我的朋友，那堆……远处又飞起来几只。我急了，本能的向地下找，没有铁锹，连根木棍也没有！不能不求救于那只飞机了；有根铁棍也可以慢慢的挖一个坑。但是，鸟已经在我的头上盘旋了。我不顾得再看，可是我觉得出它们是越飞越低，它们的啼声，一种长而尖苦的啼声，是就在我的头上。顾不得细找，我便扯住飞机的一块，也说不清是哪一部分，疯了似的往下扯。鸟儿下来一只。我拼命的喊了一声。它的硬翅颤了几颤，两腿已将落地，白尾巴一钩，又飞起去了。这个飞起去了，又来了两三只，都像喜鹊得住些食物那样叫着；上面那些只的啼声更长了，好像哀求下面的等它们一等；末了，“扎”的一声全下来了。我扯那飞机，手心黏了，一定是流了血，可是不觉得疼。扯，扯，扯；没用！我扑过它们去，用脚踢，喊着。它们伸开翅膀向四处躲，但是没有飞起去的意思。有一只已在那一堆……上啄了一口！我的眼前冒了红光，我扑过它去，要用手抓它；只顾抓这只，其余的那些环攻上来了；我又乱踢起来。它们扎扎的叫，伸着硬翅往四外躲；只要我的腿一往回收，它们便红着眼攻上来。而且攻上来之后，不愿再退，有意要啄我的脚了。

忽然我想起来：腰中有只手枪。我刚立定，要摸那只枪；什么时候来的？我前面，就离我有七八步远，站着一群人；一眼我便看清，猫脸的人！

二

掏出手枪来，还是等一等？许多许多不同的念头环绕着这两个主张，在这一分钟里，我越要镇静，心中越乱。结果，我把手放下去了。向自己笑了一笑。到火星上来是我自己情愿冒险，叫这群猫人把我害死——这完全是设想，焉知他们不是最慈善的呢——是我自取；为什么我应当先掏枪呢！一点善意每每使人勇敢；我一点也不怕了。是福是祸，听其自然；无论如何，衅不应由我开。

看我不动，他们往前挪了两步。慢，可是坚决，像猫看准了老鼠那样的前进。

鸟儿全飞起来，嘴里全叼着块……我闭上了眼！

眼还没睁开——其实只闭了极小的一会儿——我的双手都被人家捉住了。想不到猫人的举动这么快；而且这样的轻巧，我连一点脚步声也没听见。

没往外拿手枪是个错误。不！我的良心没这样责备我。危患是冒险生活中的饮食。心中更平静了，连眼也不愿睁了。这是由心中平静而然，并不是以退为进。他们握着我的双臂，越来越紧，并不因为我不抵抗而松缓一些。这群玩艺儿是善疑的，我心中想；精神上的优越使我更骄傲了，更不肯和他们较量力气了。每只胳臂上有四五只手，很软，但是很紧，并且似乎有弹性，与其说是握着，不如说是箍着，皮条似的往我的肉里煞。挣扎是无益的。我看出来：设若用力抽夺我的胳臂，他们的手会箍进我的肉里去；他们是这种人：不光明的把人捉住，然后不看人家的举动如何，总得给人家一种极残酷的肉体上的虐待。设若肉体上的痛苦能使精神的光明减色，惭愧，这时候我确乎有点后悔了；对这种人，假如我的推测不错，是应当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政策；“当”的一枪，管保他们全跑。但是事已至此，后悔是不会改善环境的；光明正大是我自设的陷阱，就死在自己的光明之下吧！我睁开了眼。他们全在我的背后呢，似乎是预定好即使我睁开眼也看不见他们。这种鬼祟的行动使我不由的起了厌恶他们的心；我不怕死；我心里说：“我已经落在你们的手中，杀了我，何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呢！”我不由的说出来：“何必这样……”我没往下说；他们决不会懂我的话。胳臂上更紧了，那半句话的效果！我心里想：就是他们懂我的话，也还不是白费唇舌！我连头也不回，凭他们摆布；我只希望他们用绳子拴上我，我的精神正如肉体，同样的受不了这种软，紧，热，讨厌的攥握！

空中的鸟更多了，翅子伸平，头往下钩钩着，预备得着机会便一翅飞到地，去享受与我自幼同学的朋友的……

背后这群东西到底玩什么把戏呢？我真受不了这种钝刀慢锯的办法了！但是，我依旧抬头看那群鸟，残酷的鸟们，能在几分钟内把我的朋友吃净。啊！能几分钟吃净一个人吗？那么，鸟们不能算残酷的了；我羡慕我那亡友，朋友！你死得痛快，消灭得痛快，比较起我这种零受的罪，你的是无上的幸福！

“快着点！”几次我要这么说，但是话到唇边又收回去了。我虽然一点不知道猫人的性情习惯，可是在这几分钟的接触，我似乎直觉的看出来，他们是宇宙间最残忍的人；残忍的人是不懂得“干脆”这个字的，慢慢用锯齿锯，是他们的一种享受。说话有什么益处呢？我预备好去受针尖刺手指甲肉，鼻子里灌煤油——假如火星上有针和煤油。

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没有残暴，没有毒刑，没有鹰吃死尸。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块光明的地土了，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着生命，恐怕连享受也是痛苦吧！？

我的腿上也来了几只手。他们一声不出，可是呼吸气儿热忽忽的吹着我的背和腿；我心中起了好似被一条蛇缠住那样的厌恶。

咯的一声，好像多少年的静寂中的一个响声，听得分外清楚，到如今我还有时候听见它。我的腿腕上了脚镣！我早已想到有此一举。腿腕登时失了知觉，紧得要命。

我犯了什么罪？他们的用意何在？想不出。也不必想。在猫脸人的社会里，理智是没用的东西，人情更提不到，何必思想呢。

手腕也锁上了。但是，出我意料之外，他们的手还在我的臂与腿上箍着。过度的谨慎——由此生出异常的残忍——是黑暗生活中的要件；我希望他们锁上我而撤去那些只热手，未免希望过奢。

脖子上也来了两只热手。这是不许我回头的表示；其实谁有那么大的工夫去看他们呢！人——不论怎样坏——总有些自尊的心；我太看低他们了。也许这还是出于过度的谨慎，不敢说，也许脖子后边还有几把明晃晃的刀呢。

这还不该走吗？我心中想。刚这么一想，好像故意显弄他们也有时候会快当一点似的，我的腿上挨了一脚，叫我走的命令。我的腿腕已经箍麻了，这一脚使我不由的向前跌去；但是他们的手像软而硬的钩子似的，钩住我的肋条骨；我听见背后像猫示威时相噗的声音，好几声，这大概是猫人的笑。很满意这样的挫磨我，当然是。我身上不知出了多少汗。

他们为快当起见，颇可以抬着我走；这又是我的理想。我确是不能迈步了；这正是他们非叫我走不可的理由——假如这样用不太羞辱了“理由”这两个字。

汗已使我睁不开眼，手是在背后锁着；就是想摇摇头摆掉几个汗珠也不行，他们箍着我的脖子呢！我直挺着走，不，不是走，但是找不到一个字足以表示跳，拐，跌，扭……等等搀合起来的行动。

走出只有几步，我听见——幸而他们还没堵上我的耳朵——那群鸟一齐“扎”的一声，颇似战场上冲锋的“杀”；当然是全飞下去享受……我恨我自己；假如我早一点动手，也许能已把我的同学埋好；我为什么在那块呆呆的看着呢！朋友！就是我能不死，能再到这里来，恐怕连你一点骨头渣儿也找不着了！我终身的甜美记忆的总量也抵不住这一点悲苦惭愧，哪时想起来哪时便觉得我是个人类中最没价值的！

好像在恶梦里：虽然身体受着痛苦，可是还能思想着另外一些事；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到我的亡友，闭着眼看我脑中的那些鹰，啄食着他的肉，也啄食着我的心。走到哪里了？就是我能睁开眼，我也不顾得看了；还希望记清了道路，预备逃出来吗？我是走呢？还是跳呢？还是滚呢？猫人们知道。我的心没在这个上，我的肉体已经像不属于我了。我只觉得头上的汗直流，就像受了重伤后还有一点知觉那样，渺渺茫茫的觉不出身体在哪里，只知道有些地方往出冒汗，命似乎已不在自己手中了，可是并不觉得痛苦。

我的眼前完全黑了；黑过一阵，我睁开了眼；像醉后刚还了酒的样子。我觉出腿腕的疼痛来，疼得钻心；本能的要用手去摸一摸，手腕还锁着呢。这时候我眼中才看见东西，虽然似乎已经睁开了半天。我已经在一个小船上；什么时候上的船，怎样上去的，我全不知道。大概是上去半天了，因为我的脚腕已缓醒过来，已觉得疼痛。我试着回回头，脖子上的那两只热手已没有了；回过头去看，什么也没有。上面是那银灰的天；下面是条温腻深灰的河，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是流得很快；中间是我与一只小船，随流而下。

三

我顾不得一切的危险，危险这两个字在此时完全不会在脑中发现。热，饿，渴，痛，都不足以胜过疲乏——我已坐了半个多月的飞机——不知道怎么会挣扎得斜卧起来，我就那么睡去了；仰卧是不可能的，手上的锁镣不许我放平了脊背。把命交给了这浑腻蒸热的河水，我只管睡；还希望在这种情形里作个好梦吗！？

再一睁眼，我已靠在一个小屋的一角坐着呢；不是小屋，小洞更真实一点；没有窗户，没有门；四块似乎是墙的东西围着一块连草还没铲去的地，顶棚是一小块银灰色的天。我的手已自由了，可腰中多了一根粗绳，这一头缠着我的腰，虽然我并不需要这么根腰带，那一头我看不见，或者是在墙外拴着；我必定是从天而降的被系下来的。怀中的手枪还在，奇怪！

什么意思呢？绑票？向地球上去索款？太费事了。捉住了怪物，预备训练好了去到动物园里展览？或是送到生物学院去解剖？这倒是近乎情理。我笑了，我确乎有点要疯。口渴得要命。为什么不拿去我的手枪呢？这点惊异与安慰并不能使口中增多一些津液。往四处看，绝处逢生。与我坐着的地方平行的墙角有个石罐。里边有什么？谁去管，我一定过去看看，本能是比理智更聪明的。脚腕还绊着，跳吧。忍着痛往起站，立不起来，试了几试，腿已经不听命令了。坐着吧。渴得胸中要裂。肉体的需要把高尚的精神丧尽，爬吧！小洞不甚宽大，伏在地上，也不过只差几寸吧，伸手就可以摸着那命中希望的希望，那个宝贝罐子。但是，那根腰带在我躺平以前便下了警告，它不允许我躺平，设若我一定要往前去，它便要把我吊起来了。无望。

口中的燃烧使我又起了飞智：脚在前，仰卧前进，学那翻不过身的小硬盖虫。绳子虽然很紧，用力挣扎究竟可以往肋部上匀一匀，肋部总比腿根瘦一些，能匀到胸部，我的脚便可以碰到罐子上，哪怕把肋部都磨破了呢，究竟比这么渴着强。肋部的皮破了，不管；前进；疼，不管；啊，脚碰着了那个宝贝！

脚腕锁得那么紧，两个脚尖直着可以碰到罐子，但是张不开，无从把它抱住；拳起一点腿来，脚尖可以张开些，可是又碰不到罐子了。无望。

只好仰卧观天。不由的摸出手枪来。口渴得紧。看了看那玲珑轻便的小枪。闭上眼，把那光滑的小圆枪口放在太阳穴上；手指一动，我便永不会口渴了。心中忽然一亮，极快的坐起来，转过身来面向墙角，对准面前的粗绳，，，两枪，绳子烧糊了一块。手撕，牙咬，疯了似的，把绳子终于扯断。狂喜使我忘了脚上的锁镣，猛然往起一立，跌在地上；就势便往石罐那里爬。端起来，里面有些光，有水！也许是水，也许是……顾不得迟疑。石罐很厚，不易喝；可是喝到一口，真凉，胜似仙浆玉露；努力总是有报酬的，好像我明白了一点什么生命的真理似的。

水并不多；一滴也没剩。

我抱着那个宝贝罐子。心中刚舒服一点，幻想便来了：设若能回到地球上去，我必定把它带了走。无望吧？我呆起来。不知有多久，我呆呆的看着罐子的口。

头上飞过一群鸟，简短的啼着，将我唤醒。抬头看，天上起了一层浅桃红的霞，没能把灰色完全掩住，可是天像高了一些，清楚了一些，墙顶也镶上一线有些力量的光。天快黑了，我想。

我应当干什么呢？

在地球上可以行得开的计划，似乎在此地都不适用；我根本不明白我的对方，怎能决定办法呢。鲁滨孙并没有像我这样困难，他可以自助自决，我是要从一群猫人手里逃命；谁读过猫人的历史呢。

但是我必得作些什么？

脚镣必须除去，第一步工作。始终我也没顾得看看脚上拴的是什么东西，大概因为我总以为脚镣全应是铁作的。现在我必须看看它了，不是铁的，因为它的颜色是铅白的。为什么没把我的手枪没收，有了答案：火星上没铁。猫人们过于谨慎，唯恐一摸那不认识的东西受了危害，所以没敢去动。我用手去摸，硬的，虽然不是铁；试着用力扯，扯不动。什么作的呢？趣味与逃命的急切混合在一处。用枪口敲它一敲，有金属应发的响声，可是不像铁声。银子？铅？比铁软的东西，我总可以设法把它磨断；比如我能打破那个石罐，用石棱去磨——把想将石罐带到地球上去的计划忘了。拿起石罐想往墙上碰；不敢，万一惊动了外面的人呢；外面一定有人看守着，我想。不能，刚才已经放过枪，并不见有动静。后怕起来，设若刚才随着枪声进来一群人？可是，既然没来，放胆吧；罐子出了手，只碰下一小块来，因为小所以很锋利。我开始工作。

铁打房梁磨成绣花针，功到自然成；但是打算在很短的时间用块石片磨断一条金属的脚镣，未免过于乐观。经验多数是“错误”的儿女，我只能乐观的去错误；由地球上带来的经验在此地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磨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它纹丝没动，好像是用石片切金刚石呢。

摸摸身上的碎布条，摸摸鞋，摸摸头发，万一发现点能帮助我的东西呢；我已经似乎变成个没理智的动物。啊！腰带下的小裤兜里还有盒火柴，一个小“铁”盒。要不是细心的搜寻真不会想起它来；我并不吸烟，没有把火柴放在身上的习惯。我为什么把它带在身边？想不起。噢，想起来了：朋友送给我的，他听到我去探险，临时赶到飞机场送行，没有可送我的东西，就把这个盒塞在我的小袋里。“小盒不会给飞机添多少重量，我希望！”他这么说来着。我想起来了。好似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半个月的飞行不是个使心中平静清楚的事。

我玩弄着那个小盒，试着追想半个月以前的事；眼前的既没有希望，只好回想过去的甜美，生命是会由多方面找到自慰的。

天黑上来了。肚中觉出饿来。划了一根火柴，似乎要看看四下有没有可吃的东西。灭了，又划了一根；无心的可笑的把那点小火放在脚镣上去烧烧看。忽！吱！像写个草书的四字——の——那么快，脚腕上已剩下一些白灰。一股很不好闻的气味，钻入鼻孔，叫我要呕。

猫人还会利用化学作东西，想不到的事！

四

命不自由，手脚脱了锁镣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不因此而丧气；至少我没有替猫人们看守这个小洞的责任。把枪，火柴盒，都带好；我开始揪着那打断的粗绳往墙上爬。头过了墙，一片深灰，不像是黑夜，而是像没有含着烟的热雾。越过墙头，跳下去。往哪里走？在墙内时的勇气减去十分之八。没有人家，没有灯光，没有声音。远处——也许不远，我测不准距离——似乎有片树林。我敢进树林吗？知道有什么野兽？

我抬头看着星星，只看得见几个大的，在灰空中发着些微红的光。

又渴了，并且很饿。在夜间猎食，就是不反对与鸟兽为伍，我也没那份本事。幸而不冷；在这里大概日夜赤体是不会受寒的。我倚了那小屋的墙根坐下，看看天上那几个星，看看远处的树林。什么也不敢想；就是最可笑的思想也会使人落泪：孤寂是比痛苦更难堪的。

这样坐了许久，我的眼慢慢的失了力量；可是我并不敢放胆的睡去，闭了一会儿，心中一动，努力的睁开，然后又闭上。有一次似乎看见了一个黑影；但在看清之前就又不见了。因疑见鬼，我责备自己，又闭上了眼；刚闭上又睁开了，到底是不放心。哼！又似乎有个黑影，刚看到，又不见了。我的头发根立起来了。到火星上捉鬼不在我的计划之中。不敢再闭眼了。

好大半天，什么也没有。我试着闭上眼，留下一点小缝看着；来了，那个黑影！

不怕了，这一定不是鬼；是个猫人。猫人的视官必定特别的发达，能由远处看见我的眼睛的开闭。紧张，高兴，几乎停止了呼吸，等着；他来在我的身前，我便自有办法；好像我一定比猫人优越似的，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或者因为我有把手枪？可笑。

时间在这里是没有丝毫价值的，好似等了几个世纪他才离我不远了；每一步似乎需要一刻，或一点钟，一步带着整部历史遗传下来的谨慎似的。东试一步，西试一步，弯下腰，轻轻的立起来，向左扭，向后退，像片雪花似的伏在地上，往前爬一爬，又躬起腰来……小猫夜间练习捕鼠大概是这样，非常的有趣。

不要说动一动，我猛一睁眼，他也许一气跑到空间的外边去。我不动，只是眼睛留着个极小的缝儿看他到底怎样。

我看出来了，他对我没有恶意，他是怕我害他。他手中没拿着家伙，又是独自来的，不会是要杀我。我怎能使他明白我也不愿意加害于他呢？不动作是最好的办法，我以为，这至少不会吓跑了他。

他离我越来越近了。能觉到他的热气了。他斜着身像接力竞走预备接替时的姿势，用手在我的眼前摆了两摆。我微微的点了点头。他极快的收回手去，保持着要跑的姿势，可是没跑。他看着我；我又轻轻的一点头。他还是不动。我极慢的抬起双手，伸平手掌给他看。他似乎能明白这种“手语”，也点了点头，收回那只伸出老远的腿。我依旧手掌向上，屈一屈指，作为招呼他的表示。他也点点头。我挺起点腰来，看看他，没有要跑的意思。这样极痛苦的可笑磨烦了至少有半点钟，我站起来了。

假如磨烦等于作事，猫人是最会作事的。换句话说，他与我不知磨烦了多大工夫，打手势，点头，撇嘴，纵鼻子，差不多把周身的筋肉全运动到了，表示我们俩彼此没有相害的意思。当然还能磨烦一点钟，哼，也许一个星期，假如不是远处又来了黑影——猫人先看见的。及至我也看到那些黑影，猫人已跑出四五步，一边跑一边向我点手。我也跟着他跑。

猫人跑得不慢，而且一点声音没有。我是又渴又饿，跑了不远，我的眼前已起了金星。但是我似乎直觉的看出来：被后面那些猫人赶上，我与我这个猫人必定得不到什么好处；我应当始终别离开这个新朋友，他是我在火星上冒险的好帮手。后面的人一定追上来了，因为我的朋友脚上加了劲。又支持了一会儿，我实在不行了，心好像要由嘴里跳出来。后面有了声音，一种长而尖酸的嚎声！猫人们必是急了，不然怎能轻易出声儿呢。我知道我非倒在地上不行了，再跑一步，我的命一定会随着一口血结束了。

用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把手枪掏出来。倒下了，也不知道向哪里开了一枪，我似乎连枪声都没听见就昏过去了。

再一睁眼：屋子里，灰色的，一圈红光，地；飞机，一片血，绳子……我又闭上了眼。

隔了多日我才知道：我是被那个猫人给拉死狗似的拉到他的家中。他若是不告诉我，我始终不会想到怎么来到此地。火星上的土是那么的细美，我的身上一点也没有磨破。那些追我的猫人被那一枪吓得大概跑了三天也没有住脚。这把小手枪——只实着十二个子弹——使我成了名满火星的英雄。

五

我一直的睡下去，若不是被苍蝇咬醒，我也许就那么睡去，睡到永远。原谅我用“苍蝇”这个名词，我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它们的样子实在像小绿蝴蝶，很美，可是行为比苍蝇还讨厌好几倍；多的很，每一抬手就飞起一群绿叶。

身上很僵，因为我是在“地”上睡了一夜，猫人的言语中大概没有“床”这个字。一手打绿蝇，一手磨擦身上，眼睛巡视着四围。屋里没有可看的。床自然就是土地，这把卧室中最重要的东西已经省去。希望找到个盆，好洗洗身上，热汗已经泡了我半天一夜。没有。东西既看不到，只好看墙和屋顶，全是泥作的，没有任何装饰。四面墙围着一团臭气，这便是屋子。墙上有个三尺来高的洞，是门；窗户，假如一定要的话，也是它。

我的手枪既没被猫人拿去，也没丢失在路上，全是奇迹。把枪带好，我从小洞爬出来了。明白过来，原来有窗也没用，屋子是在一个树林里——大概就是昨天晚上看见的那片——树叶极密，阳光就是极强也不能透过，况且阳光还被灰气遮住。怪不得猫人的视力好。林里也不凉快，潮湿蒸热，阳光虽见不到，可是热气好像裹在灰气里；没风。

我四下里去看，希望找到个水泉，或是河沟，去洗一洗身上。找不到；只遇见了树叶，潮气，臭味。

猫人在一株树上坐着呢。当然他早看见了我。可是及至我看见了他，他还往树叶里藏躲。这使我有些发怒。哪有这么招待客人的道理呢：不管吃，不管喝，只给我一间臭屋子。我承认我是他的客人，我自己并没意思上这里来，他请我来的。最好是不用客气，我想。走过去，他上了树尖。我不客气的爬到树上，抱住一个大枝用力的摇。他出了声，我不懂他的话，但是停止了摇动。我跳下来，等着他。他似乎晓得无法逃脱，抿着耳朵，像个战败的猫，慢慢的下来。

我指了指嘴，仰了仰脖，嘴唇开闭了几次，要吃要喝。他明白了，向树上指了指。我以为这是叫我吃果子；猫人们也许不吃粮食，我很聪明的猜测。树上没果子。他又爬上树去，极小心的揪下四五片树叶，放在嘴中一个，然后都放在地上，指指我，指指叶。

这种喂羊的办法，我不能忍受；没过去拿那树叶。猫人的脸上极难看了，似乎也发了怒。他为什么发怒，我自然想不出：我为什么发怒，他或者也想不出。我看出来了，设若这么争执下去，一定没有什么好结果，而且也没有意味，根本谁也不明白谁。

但是，我不能自己去拾起树叶来吃。我用手势表示叫他拾起送过来。他似乎不懂。我也由发怒而怀疑了。莫非男女授受不亲，在火星上也通行？这个猫人闹了半天是个女的？不敢说，哼，焉知不是男男授受不亲呢！？（这一猜算猜对了，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证实了这个。）好吧，因彼此不明白而闹气是无谓的，我拾起树叶，用手擦了擦。其实手是脏极了，被飞机的铁条刮破的地方还留着些血迹；但是习惯成自然，不由的这么办了。送到嘴中一片，很香，汁水很多；因为没有经验，汁儿从嘴角流下点来；那个猫人的手脚都动了动，似乎要过来替我接住那点汁儿；这叶子一定是很宝贵的，我想；可是这么一大片树林，为什么这样的珍惜一两个叶子呢？不用管吧，稀罕事儿多着呢。连气吃了两片树叶，我觉得头有些发晕，可是并非不好受。我觉得到那点宝贝汁儿不但走到胃中去，而且有股麻劲儿通过全身，身上立刻不僵得慌了。肚中麻酥酥的满起来。心中有点发迷，似乎要睡，可是不能睡，迷糊之中又有点发痒，一种微醉样子的刺激。我手中还拿着一片叶，手似乎刚睡醒时那样松懒而舒服。没力气再抬。心中要笑；说不清脸上笑出来没有。我倚住一棵大树，闭了一会儿眼。极短的一会儿，头轻轻的晃了两晃。醉劲过去了，全身没有一个毛孔不觉得轻松的要笑，假如毛孔会笑。饥渴全不觉得了；身上无须洗了，泥，汗，血，都舒舒服服的贴在肉上，一辈子不洗也是舒服的。

树林绿得多了。四围的灰空气也正不冷不热，不多不少的合适。灰气绿树正有一种诗意的温美。潮气中，细闻，不是臭的了，是一种浓厚的香甜，像熟透了的甜瓜。“痛快”不足以形容出我的心境。“麻醉”，对，“麻醉”！那两片树叶给我心中一些灰的力量，然后如鱼得水的把全身浸渍在灰气之中。

我蹲在树旁。向来不喜蹲着；现在只有蹲着才觉得舒坦。

开始细看那个猫人；厌恶他的心似乎减去很多，有点觉得他可爱了。

所谓猫人者，并不是立着走，穿着衣服的大猫。他没有衣服。我笑了，把我上身的碎布条也拉下去，反正不冷，何苦挂着些零七八碎的呢。下身的还留着，这倒不是害羞，因为我得留着腰带，好挂着我的手枪。其实赤身佩带挂手枪也未尝不可，可是我还舍不得那盒火柴；必须留着裤子，以便有小袋装着那个小盒，万一将来再被他们上了脚镣呢。把靴子也脱下来扔在一边。

往回说，猫人不穿衣服。腰很长，很细，手脚都很短。手指脚趾也都很短。（怪不得跑得快而作事那么慢呢，我想起他们给我上锁镣时的情景。）脖子不短，头能弯到背上去。脸很大，两个极圆极圆的眼睛，长得很低，留出很宽的一个脑门。脑门上全长着细毛，一直的和头发——也是很细冗——联上。鼻子和嘴边联到一块，可不是像猫的那样俊秀，似乎像猪的，耳朵在脑瓢上，很小。身上都是细毛，很光润，近看是灰色的，远看有点绿，像灰羽毛纱的闪光。身腔是圆的，大概很便于横滚。胸前有四对小乳，八个小黑点。

他的内部构造怎样，我无从知道。

他的举动最奇怪的，据我看是他的慢中有快，快中有慢，使我猜不透他的立意何在；我只觉得他是非常的善疑。他的手脚永不安静着，脚与手一样的灵便；用手脚似乎较用其他感官的时候多，东摸摸，西摸摸，老动着；还不是摸，是触，好像蚂蚁的触角。

究竟他把我拉到此地，喂我树叶，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由的，也许是那两片树叶的作用，要问了。可是怎样问呢？言语不通。

六

三四个月的工夫，我学会了猫话。马来话是可以在半年内学会的，猫语还要简单的多。四五百字来回颠倒便可以讲说一切。自然许多事与道理是不能就这么讲明白的，猫人有办法：不讲。形容词与副词不多，名词也不富裕。凡是像迷树的全是迷树：大迷树，小迷树，圆迷树，尖迷树，洋迷树，大洋迷树……其实这是些决不相同的树。迷树的叶便是那能使人麻醉的宝贝。代名词是不大用的，根本没有关系代名词。一种极儿气的语言。其实只记住些名词便够谈话的了，动词是多半可以用手势帮忙的。他们也有文字，一些小楼小塔似的东西，很不好认；普通的猫人至多只能记得十来个。

大蝎——这是我的猫朋友的名字——认识许多字，还会作诗。把一些好听的名词堆在一处，不用有任何简单的思想，便可以成一首猫诗。宝贝叶宝贝花宝贝山宝贝猫宝贝肚子……这是大蝎的“读史有感”。猫人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

会讲话了，我明白过来一切。大蝎是猫国的重要人物，大地主兼政客、诗人与军官。大地主，因为他有一大片迷树，迷叶是猫人食物的食物。他为什么养着我，与这迷叶大有关系。据他说，他拿出几块历史来作证——书都是石头做的，二尺见方半寸来厚一块，每块上有十来个极复杂的字——五百年前，他们是种地收粮，不懂什么叫迷叶。忽然有个外国人把它带到猫国来。最初只有上等人吃得起，后来他们把迷树也搬运了来，于是大家全吃入了瘾。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不吃它的人是例外了。吃迷叶是多么舒服，多么省事的；可是有一样，吃了之后虽然精神焕发，可是手脚不爱动，于是种地的不种了，作工的不作了，大家闲散起来。政府下了令：禁止再吃迷叶。下令的第一天午时，皇后瘾得打了皇帝三个嘴巴子——大蝎搬开一块历史——皇帝也瘾得直落泪。当天下午又下了令：定迷叶为“国食”。在猫史上没有比这件事再光荣再仁慈的，大蝎说。

自从迷叶定为国食以后的四百多年，猫国文明的进展比以前加速了好几倍。吃了迷叶不喜肉体的劳动，自然可以多作些精神事业。诗艺，举个例说，比以前进步多了；两万年来的诗人没有一个用过“宝贝肚子”的。

可是，这并不是说政治上与社会上便没有了纷争。在三百年前，迷树的种植是普遍的。可是人们越吃越懒，慢慢的连树也懒得种了。又恰巧遇上一年大水——大蝎的灰脸似乎有点发白，原来猫人最怕水——把树林冲去了很多。没有别的东西吃，猫人是可以忍着的；没有迷叶，可不能再懒了。到处起了抢劫。抢案太多了，于是政府又下了最合人道的命令：抢迷叶吃者无罪。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并不是坏事，抢劫是最足以表现个人自由的，而自由又是猫人自有史以来的最高理想。

（按：猫语中的“自由”，并不与中国话中的相同。猫人所谓有自由者是欺侮别人，不合作，捣乱……男男授受不亲即由此而来，一个自由人是不许别人接触他的，彼此见面不握手或互吻，而是把头向后扭一扭表示敬意。）

“那么，你为什么还种树呢？”我用猫语问——按着真正猫语的形式，这句话应当是：脖子一扭（表示“那么”），用手一指（你），眼球转两转（为什么），种（动词）树？“还”字没法表示。

大蝎的嘴闭上了一会儿。猫人的嘴永远张着，鼻子不大管呼吸的工作，偶尔闭上表示得意或深思。他的回答是：现在种树的人只有几十个了，都是强有力的人——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不能不种树，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树，它是军饷。作诗必定要迷叶，它能使人白天作梦。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

设法保护迷林是大蝎与其他地主的首要工作。他们虽有兵，但不能替他们作事。猫兵是讲自由的，只要迷叶吃，不懂得服从命令。他们自己的兵常来抢他们，这在猫人心中——由大蝎的口气看得出——是最合逻辑的事。究竟谁来保护迷林呢？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他们的自由不能使五个兵在一块住三天而不出人命，和外人打仗是不可能的事。大蝎附带着说，很得意的，“自相残杀的本事，一天比一天大，杀人的方法差不多与作诗一样巧妙了。”

“杀人成了一种艺术，”我说。猫语中没有“艺术”，经我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不能明白，但是他记住这两个中国字。

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的怕外国人；不经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皇帝连迷叶也吃不到嘴里。

三年前来过一只飞机。哪里来的，猫人不晓得，可是记住了世界上有种没毛的大鸟。

我的飞机来到，猫人知道是来了外国人。他们只能想到我是火星上的人，想不到火星之外还有别的星球。

大蝎与一群地主全跑到飞机那里去，为是得到个外国人来保护迷林。他们原有的外国保护者不知为什么全回了本国，所以必须另请新的。

他们说好了：请到我之后，大家轮流奉养着，因为外国人在最近是很不易请到的。“请”我是他们的本意，谁知道我并没有长着猫脸，他们向来没见过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害怕的了不得；可是既而一看我是那么老实，他们决定由“请”改成“捉”了。他们是猫国的“人物”，所以心眼很多，而且遇到必要的时候也会冒一些险。现在想起来，设若我一开首便用武力，准可以把他们吓跑；可是幸而没用武力，因为就是一时把他们吓跑，他们决不会甘心罢休，况且我根本找不到食物。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么被他们捉住，他们纵使还怕我，可是不会“敬”我了。果然，由公请我改成想独占了，大蝎与那一群地主全看出便宜来：捉住我，自然不必再与我讲什么条件，只要供给点吃食便行了，于是大家全变了心。背约毁誓是自由的一部分，大蝎觉得他的成功是非常可自傲的。

把我捆好，放在小船上，他们全绕着小道，上以天作顶的小屋那里去等我。他们怕水，不敢上船。设若半路中船翻了，自然只能归罪于我的不幸，与他们没关系。那个小屋离一片沙地不远，河流到沙地差不多就干了，船一定会停住不动。

把我安置在小屋中，他们便回家去吃迷叶。他们的身边不能带着这个宝贝；走路带着迷叶是最危险的事；因此他们也就不常走路；此次的冒险是特别的牺牲。

大蝎的树林离小屋最近；可是也还需要那么大半天才想起去看我。吃完迷叶是得睡一会儿的。他准知道别人也不会快来。他到了，别人也到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幸而有那艺术”，他指着我的手枪，似乎有些感激它。后来他把不易形容的东西都叫作“艺术”。

我明白了一切，该问他了：那个脚镣是什么作的？

他摇头，只告诉我，那是外国来的东西。“有好多外国来的东西，”他说，“很好用，可是我们不屑摹仿；我们是一切国中最古的国！”他把嘴闭上了一会儿：“走路总得带着手镯脚镣，很有用！”这也许是实话，也许是俏皮我呢。

我问他天天晚上住在哪里，因为林中只有我那一间小洞，他一定另有个地方去睡觉。他似乎不愿意回答，跟我要一根艺术，就是将要拿去给皇帝看。我给了他一根火柴，也就没往下问他到底睡在哪里；在这种讲自由的社会中，人人必须保留着些秘密。

有家属没有呢？他点点头。“收了迷叶便回家，你与我一同去。”

他还有利用我的地方，我想，可是：“家在哪里？”

“京城，大皇帝住在那里。有许多外国人，你可以看看你的朋友了。”

“我是由地球上来的，不认识火星上的人。”

“反正你是外国人，外国人与外国人都是朋友。”

不必再给他解释；只希望快收完迷叶，好到猫城去看看。

七

我与大蝎的关系，据我看，永远不会成为好朋友的。据“我”看是如此；他也许有一片真心，不过我不能欣赏它；他——或任何猫人——设若有真心，那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人似乎是他所以交友的主因。三四个月内，我一天也没忘了去看看我那亡友的尸骨，但是大蝎用尽方法阻止我去。这一方面看出他的自私；另一方面显露出猫人心中没有“朋友”这个观念。自私，因为替他看护迷叶好像是我到火星来的唯一责任；没有“朋友”这个观念，因为他口口声声总是“死了，已经死了，干什么还看他去？”他第一不告诉我到那飞机坠落的地方的方向路径；第二，他老监视着我。其实我慢慢的寻找（我要是顺着河岸走，便不会找不到），总可以找到那个地方，但是每逢我走出迷林半里以外，他总是从天而降的截住我。截住了我，他并不强迫我回去；他能把以自己为中心的事说得使我替他伤心，好像听着寡妇述说自己的困难，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使我不由的将自己的事搁在一旁。我想他一定背地里抿着嘴暗笑我是傻蛋，但是这个思想也不能使我心硬了。我几乎要佩服他了。

我不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了；我要自己去看看一切。可是，他早防备着这个。迷林里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但是他总不许他们与我接近。我只在远处看见过他们：我一奔过他们去，登时便不见了，这一定是遵行大蝎的命令。

对于迷叶我决定不再吃。大蝎的劝告真是尽委婉恳挚的能事：不能不吃呀，不吃就会渴的，水不易得呀；况且还得洗澡呢，多么麻烦，我们是有经验的。不能不吃呀，别的吃食太贵呀；贵还在其次，不好吃呀。不能不吃呀，有毒气，不吃迷叶便会死的呀……我还是决定不再吃。他又一把鼻涕，一把泪了；我知道这是他的最后手段；我不能心软；因吃迷叶而把我变成个与猫人一样的人是大蝎的计划，我不能完全受他的摆弄；我已经是太老实了。我要恢复人的生活，要吃要喝要洗澡，我不甘心变成个半死的人。设若不吃迷叶而能一样的活着，合理的活着，哪怕是十天半个月呢，我便只活十天半个月也好；半死的活着，就是能活一万八千年我也不甘心干。我这么告诉大蝎了，他自然不能明白，他一定以为我的脑子是块石头。不论他怎想吧，我算打定了主意。

交涉了三天，没结果。只好拿手枪了。但是我还没忘了公平，把手枪放在地上告诉大蝎，“你打死我，我打死你，全是一样的，设若你一定叫我吃迷叶！你决定吧！”大蝎跑出两丈多远去。他不能打死我，枪在他手中还不如一根草棍在外国人手里；他要的是“我”，不是手枪。

折中的办法：我每天早晨吃一片迷叶，“一片，只是那么一小块宝贝，为是去毒气。”大蝎——请我把手枪带起去，又和我面对面的坐下——伸着一个短手指说。他供给我一顿晚饭。饮水是个困难问题。我建议：每天我去到河里洗个澡，同时带回一罐水来。他不认可。为什么天天跑那么远去洗澡，不聪明的事，况且还拿着罐子？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吃迷叶？“有福不会享”，我知道他一定要说这个，可是他并没说出口来。况且——这才是他的真意——他还得陪着我。我不用他陪着；他怕我偷跑了，这是他所最关切的。其实我真打算逃跑，他陪着我也不是没用吗？我就这么问他，他的嘴居然闭上了十来分钟，我以为我是把他吓死过去了。

“你不用陪着我，我决定不跑，我起誓！”我说。

他轻轻摇了摇头：“小孩子才起誓玩呢！”

我急了，这是脸对脸的污辱我。我揪住了他头上的细毛，这是第一次我要用武力；他并没想到，不然他早会跑出老远的去了。他实在没想到，因为他说的是实话。他牺牲了些细毛，也许带着一小块头皮，逃了出去，向我说明：在猫人历史上，起誓是通行的，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起完誓不算的太多，于是除了闹着玩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再起誓；信用虽然不能算是坏事，可是从实利上看是不方便的，这种改革是显然的进步，大蝎一边摸着头皮一边并非不高兴的讲。因为根本是不应当遵守的，所以小孩子玩耍时起誓最有趣味，这是事实。

“你有信用与否，不关我的事，我的誓到底还是誓！”我很强硬的说，“我决不偷跑，我什么时候要离开你，我自然直接告诉你。”

“还是不许我陪着？”大蝎犹疑不定的问。

“随便！”问题解决了。

晚饭并不难吃，猫人本来很会烹调的，只是绿蝇太多，我去掐了些草叶编成几个盖儿，嘱咐送饭的猫人来把饭食盖上，猫人似乎很不以为然，而且觉得有点可笑。有大蝎的命令他不敢和我说话，只微微的对我摇头。我知道不清洁是猫人历史上的光荣；没法子使他明白。惭愧，还得用势力，每逢一看见饭食上没盖盖，我便告诉大蝎去交涉。一个大错误：有一天居然没给送饭来；第二天送来的时候，东西全没有盖，而是盖着一层绿蝇。原来因为告诉大蝎去嘱咐送饭的仆人，使大蝎与仆人全看不起我了。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也是下等猫人认为正当的态度。我怎样办？我不愿意打人。“人”在我心中是个最高贵的观念。但是设若不打，不但仅是没有人送饭，而且将要失去我在火星上的安全。没法子，只好牺牲了猫人一块（很小的一块，凭良心说）头皮。行了，草盖不再闲着了。这几乎使我落下泪来，什么样的历史进程能使人忘了人的尊贵呢？

早晨到河上去洗澡是到火星来的第一件美事。我总是在太阳出来以前便由迷林走到沙滩，相隔不过有一里多地。恰好足以出点汗，使四肢都活软过来。在沙上，水只刚漫过脚面，我一边踩水，一边等着日出。日出以前的景色是极静美的：灰空中还没有雾气，一些大星还能看得见，四处没有一点声音，除了沙上的流水有些微响。太阳出来，我才往河中去；走过沙滩，水越来越深，走出半里多地便没了胸，我就在那里痛快的游泳一回。以觉得腹中饿了为限。游泳的时间大概总在半点钟左右。饿了，便走到沙滩上去晒干了身体。破裤子，手枪，火柴盒，全在一块大石上放着。我赤身在这大灰宇宙中。似乎完全无忧无虑，世界上最自然最自由的人。太阳渐渐热起来。河上起了雾，觉得有点闭闷；不错，大蝎没说谎，此地确有些毒瘴；这是该回去吃那片迷叶的时候了。

这点享受也不能长久的保持，又是大蝎的坏。大概在开始洗澡的第七天上吧，我刚一到沙滩上便看见远处有些黑影往来。我并未十分注意，依旧等着欣赏那日出的美景。东方渐渐发了灰红色。一会儿，一些散开的厚云全变成深紫的大花。忽然亮起来，星们不见了。云块全联成横片，紫色变成深橙，抹着一层薄薄的浅灰与水绿，带着亮的银灰边儿。横云裂开，橙色上加了些大黑斑，金的光脚极强的射起，金线在黑斑后面还透得过来。然后，一团血红从裂云中跳出，不很圆，似乎晃了几晃，固定了；不知什么时候裂云块变成了小碎片。联成一些金黄的鳞；河上亮了，起了金光。霞越变越薄越碎，渐渐的消灭，只剩下几缕浅桃红的薄纱；太阳升高了，全天空中变成银灰色，有的地方微微透出点蓝色来。

只顾呆呆的看着，偶一转脸，喝！离河岸有十来丈远吧，猫人站成了一大队！我莫名其妙。也许有什么事，我想，不去管，我去洗我的。我往河水深处走，那一大队也往那边挪动。及至我跳在河里，我听见一片极惨的呼声。我沉浮了几次，在河岸浅处站起来看看，又是一声喊，那队猫人全往后退了几步。我明白了，这是参观洗澡呢。

看洗澡，设若没看见过，也不算什么，我想。猫人决不是为看我的身体而来，赤体在他们看不是稀奇的事；他们也不穿衣服。一定是为看我怎样游泳。我是继续的泅水为他们开开眼界呢？还是停止呢？这倒不好决定。在这个当儿，我看见了大蝎，他离河岸最近，差不多离着那群人有一两丈远。这是表示他不怕我，我心中说。他又往前跳了几步，向我挥手，意思是叫我往河里跳。从我这三四个月的经验中，我可以想到，设若我要服从他的手势而往河里跳，他的脸面一定会增许多的光。但是我不能受这个，我生平最恨假外人的势力而欺侮自家人的。我向沙滩走去。大蝎又往前走了，离河岸差不多有四五丈，我从石上拿起手枪，向他比了一比。

八

我把大蝎拿住；看他这个笑，向来没看见过他笑得这么厉害。我越生气，他越笑，似乎猫人的笑是专为避免挨打预备着的。我问他叫人参观我洗澡是什么意思，他不说，只是一劲的媚笑。我知道他心中有鬼，但是不愿看他的贱样子，只告诉他：以后再有这种举动，留神你的头皮！

第二天我依旧到河上去。还没到沙滩，我已看见黑忽忽的一群，比昨天的还多。我决定不动声色的洗我的澡，以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去再和大蝎算账。太阳出来了，我站在水浅处，一边假装打水，一边看着他们。大蝎在那儿呢，带着个猫人，双手大概捧着一大堆迷叶，堆得顶住下巴。大蝎在前，拿迷叶的猫人在后，大蝎一伸手，那猫人一伸手，顺着那队猫人走；猫人手中的迷叶渐渐的减少了。我明白了，大蝎借着机会卖些迷叶，而且必定卖得很贵。

我本是个有点幽默的人，但是一时的怒气往往使人的行为失于褊急。猫人的怎样怕我——只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我是知道的；这一定全是大蝎的坏主意，我也知道。为惩罚大蝎一个人而使那群无辜的猫人联带的受点损失，不是我的本意。可是，在那时，怒气使我忘了一切体谅。我必须使大蝎知道我的厉害，不然，我永远不用再想安静的享受这早晨的运动。自然，设若猫人们也在早晨来游泳，我便无话可讲，这条河不是我独有的；不过，一个人泅水，几百人等着看，而且有借此作买卖的，我不能忍受。

我不想先捉住大蝎，他不告诉我实话；我必须捉住一个参观人，去问个分明。我先慢慢的往河岸那边退，背朝着他们，以免他们起疑。到了河岸，我想，我跑个百码，出其不备的捉住个猫人。

到了河岸，刚一转过脸来，听见一声极惨的呼喊，比杀猪的声儿还难听。我的百码开始，眼前就如同忽然地震一般，那群猫人要各自逃命，又要往一处挤，跑的，倒的，忘了跑的，倒下又往起爬的，同时并举；一展眼，全没了，好像被风吹散的一些落叶，这里一小团，那里一小团，东边一个，西边两个，一边跑，一边喊，好像都失了魂。及至我的百码跑完，地上只躺着几个了，我捉了一个，一看，眼已闭上，没气了！我的后悔比闯了祸的恐怖大的多。我不应当这么利用自己的优越而杀了人。但是我并没呆住，好似不自觉的又捉住另一个，腿坏了，可是没死。在事后想起来，我真不佩服我自己，分明看见人家腿坏了，而还去捉住他审问；分明看见有一个已吓死，而还去捉个半死的，设若“不自觉”是可原谅的，人性本善便无可成立了。

使半死的猫人说话，向个外国人说话，是天下最难的事；我知道，一定叫他出声是等于杀人的，他必会不久的也被吓死。可怜的猫人！我放了他。再看，那几个倒着的，身上当然都受了伤，都在地上爬呢，爬得很快。我没去追他们。有两个是完全不动了。

危险我是不怕的：不过，这确是惹了祸。知道猫人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怪东西？吓死人和杀死人纵然在法律上有分别，从良心上看还不是一样？我想不出主意来。找大蝎去，解铃还是系铃人，他必定有办法。但是，大蝎决不会说实话，设若我去求他；等他来找我吧。假如我乘此机会去找那只飞机，看看我的亡友的尸骨，大蝎的迷林或者会有危险，他必定会找我去；那时我再审问他，他不说实话，我就不回来！要挟？对这不讲信用，不以扯谎为可耻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呢？

把手枪带好，我便垂头丧气的沿着河岸走。太阳很热了，我知道我缺乏东西，妈的迷叶！没它我不能抵抗太阳光与这河上的毒雾。

猫国里不会出圣人，我只好咒骂猫人来解除我自己的不光荣吧。我居然想去由那两个死猫人手里搜取迷叶了！回到迷林，谁能拦住我去折下一大枝子呢？懒得跑那几步路！果然，他们手中还拿着迷叶，有一片是已咬去一半的。我全掳了过来。吃了一片，沿着河岸走下去。

走了许久，我看见了那深灰色的小山。我知道这离飞机坠落的地方不远了，可是我不知道那里离河岸有几里，和在河的哪一边上。真热，我又吃了两片迷叶还觉不出凉快来。没有树，找不到个有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会儿。但是我决定前进，非找到那飞机不可。

正在这个当儿，后面喊了一声，我听得出来，大蝎的声儿。我不理他，还往前走。跑路的本事他比我强，被他追上了。我想抓住他的头皮把他的实话摇晃出来，但是我一看他那个样子，不好意思动手了。他的猪嘴肿着，头上破了一块，身上许多抓伤，遍体像是水洗过的，细毛全粘在皮肤上，不十分不像个成精的水老鼠。我吓死了人，他挨了打，我想想猫人不敢欺侮外人，可是对他们自己是勇于争斗的。他们的谁是谁非与我无关，不过对吓死的受伤的和挨打的大蝎，我一视同仁的起了同情心。大蝎张了几次嘴才说出一句话来：快回去，迷林被抢了！

我笑了，同情心被这一句话给驱逐得净尽。他要是因挨打而请我给他报仇，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事，可是从一个中国人的心理看，我一定立刻随他回去。迷林被抢了，谁愿当这资本家走狗呢！抢了便抢了，与我有什么关系。

“快回去，迷林被抢了！”大蝎的眼珠差一点弩出来。迷林似乎是一切，他的命分文不值。

“先告诉我早晨的事，我便随你回去。”我说。

大蝎几乎气死过去，脖子伸了几伸，咽下一大团气去：“迷林被抢了！”他要有那个胆子，他一定会登时把我掐死！

我也打定了主意：他不说实话，我便不动。

结果还是各自得到一半的胜利：登时跟他回去，在路上他诉说一切。

大蝎说了实话：那些参观的人是他由城里请来的，都是上等社会的人。上等社会的人当然不能起得那么早，可是看洗澡是太稀罕的事，况且大蝎允许供给他们最肥美的迷叶。每人给他十块“国魂”——猫国的一种钱名——作为参观费，迷叶每人两片——上等肥美多浆的迷叶——不另算钱。

好小子，我心里说，你拿我当作私产去陈列呀！但是大蝎还没等我发作，便很委婉的说明：“你看，国魂是国魂，把别人家的国魂弄在自己的手里，高尚的行为！我虽然没有和你商议过，”他走得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委曲婉转的陈说，“可是我这点高尚的行为，你一定不会反对的。你照常的洗澡，我借此得些国魂，他们得以开眼，面面有益的事，有益的事！”

“那吓死的人是谁负责任？”

“你吓死的，没事！我要是打死人，”大蝎喘着说，“我只须损失一些迷叶，迷叶是一切，法律不过是几行刻在石头上的字；有迷叶，打死人也不算一回事。你打死人，没人管，猫国的法律管不着外国人，连‘一’个迷叶也不用费；我自恨不是个外国人。你要是在乡下打死人，放在那儿不用管，给那白尾巴鹰一些点心；要是在城里打死人，只须到法厅报告一声，法官还要很客气的给你道谢。”大蝎似乎非常的羡慕我，眼中好像含着点泪。我的眼中也要落泪，可怜的猫人，生命何在？公理何在？

“那两个死去的也是有势力的人。他们的家属不和你捣乱吗？”

“当然捣乱，抢迷叶的便是他们；快走！他们久已派下人看着你的行动，只要你一离开迷林远了，他们便要抢；他们死了人，抢我的迷叶作为报复，快走！”

“人和迷叶的价值恰相等，啊？”

“死了便是死了，活着的总得吃迷叶！快走！”

我忽然想起来，也许因为我受了猫人的传染，也许因为他这两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一定得和他要些国魂。假如有朝一日我离开大蝎——我们俩不是好朋友——我拿什么吃饭呢？他请人参观我洗澡得钱，我有分润一些的权利。设若不是在这种环境之下，自然我不会想到这个，但是环境既是如此，我不能不作个准备——死了便是死了，活着的总得吃迷叶！有理！

离迷林不远了，我站住了。“大蝎，你这两天的工夫一共收了多少钱？”

大蝎愣了，一转圆眼珠：“五十块国魂，还有两块假的；快走！”

我向后转，开步走。他追上来：“一百，一百！”我还是往前走。他一直添到一千。我知道这两天参观的人一共不下几百，决不能只收入一千，但是谁有那么大的工夫作这种把戏。“好吧，大蝎，分给我五百。不然，咱们再见！”

大蝎准知道：多和我争执一分钟，他便多丢一些迷叶；他随着一对眼泪答应了个“好！”

“以后再有不告诉我而拿我生财的事，我放火烧你的迷林。”我拿出火柴盒拍了拍！

他也答应了。

到了迷林，一个人也没有，大概我来到了之前，他们早有侦探报告，全跑了。迷林外边上的那二三十棵树，已差不多全光了。大蝎喊了声，倒在树下。

九

迷林很好看了：叶已长得比手掌还大一些，厚，深绿，叶缘上镶着一圈金红的边；那最肥美的叶起了些花斑，像一林各色的大花。日光由银灰的空中透过，使这些花叶的颜色更深厚静美一些，没有照眼的光泽，而是使人越看越爱看，越看心中越觉得舒适，好像是看一张旧的图画，颜色还很鲜明，可是纸上那层浮光已被年代给减除了去。

迷林的外边一天到晚站着许多许多参观的人。不，不是参观的，因为他们全闭着眼；鼻子支出多远，闻着那点浓美的叶味；嘴张着，流涎最短的也有二尺来长。稍微有点风的时候，大家全不转身，只用脖子追那股小风，以便吸取风中所含着的香味，好像些雨后的蜗牛轻慢的作着项部运动。偶尔落下一片熟透的大叶，大家虽然闭着眼，可是似乎能用鼻子闻到响声——一片叶子落地的那点响声——立刻全睁开眼，嘴唇一齐吧唧起来；但是大蝎在他们决定过来拾起那片宝贝之前，总是一团毛似的赶到将它捡起来；四围一声怨鬼似的叹息！

大蝎调了五百名兵来保护迷林，可是兵们全驻扎在二里以外，因为他们要是离近了迷林，他们便先下手抢劫。但是不能不调来他们，猫国的风俗以收获迷叶为最重大的事，必须调兵保护；兵们不替任何人保护任何东西是人人知道的，可是不调他们来作不负保护责任的保护是公然污辱将士，大蝎是个漂亮人物，自然不愿被人指摘，所以调兵是当然的事，可是安置在二里以外以免兵馋自乱。风稍微大一点，而且是往兵营那面刮，大蝎立刻便令后退半里或一里，以免兵们随风而至，抢劫一空。兵们为何服从他的命令，还是因为有我在那里；没有我，兵早就哗变了。“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是个谚语。

五百名兵之外，真正保护迷林的是大蝎的二十名家将。这二十位都是深明大义，忠诚可靠的人；但是有时候一高兴，也许把大蝎捆起来，而把迷林抢了。到底还是因为我在那里，他们因此不敢高兴，所以能保持着忠诚可靠。

大蝎真要忙死了：看着家将，不许偷食一片迷叶；看着风向，好下令退兵；看着林外参观的，以免丢失一个半个的落叶。他现在已经一气吃到三十片迷叶了。据说，一气吃过四十片迷叶，便可以三天不睡，可是第四天便要呜呼哀哉。迷叶这种东西是吃少了有精神而不愿干事；吃多了能干事而不久便死。大蝎无法，多吃迷叶，明知必死，但是不能因为怕死而少吃；虽然他极怕死，可怜的大蝎！

我的晚饭减少了。晚上少吃，夜间可以警醒，大蝎以对猫人的方法来对待我了。迷林只仗着我一人保护，所以我得夜间警醒着，所以我得少吃晚饭，功高者受下赏，这又是猫人的逻辑。我把一份饭和家伙全摔了，第二天我的饭食又照常丰满了，我现在算知道怎样对待猫人了，虽然我心中觉得很不安。

刮了一天的小风，这是我经验中的第一次。我初到此地的时候，一点风没有；迷叶变红的时候，不过偶然有阵小风；继续的刮一天，这是头一回。迷叶带着各种颜色轻轻的摆动，十分好看。大蝎和家将们，在迷林的中心一夜间赶造成一个大木架，至少有四五丈高。这原来是为我预备的。这小风是猫国有名的迷风，迷风一到，天气便要变了。猫国的节气只有两个，上半年是静季，没风。下半年是动季，有风也有雨。

早晨我在梦中听见一片响声，正在我的小屋外边。爬出来一看，大蝎在前，二十名家将在后，排成一队。大蝎的耳上插着一根鹰尾翎，手中拿着一根长木棍。二十名家将手中都拿着一些东西，似乎是乐器。见我出来，他将木棍往地上一戳，二十名家将一齐把乐器举起。木棍在空中一摇，乐器响了。有的吹，有的打，二十件乐器放出不同的声音，吹的是谁也没有和谁调和的趋向，尖的与粗的一样难听，而且一样的拉长，直到家将的眼珠几乎弩出来，才换一口气；换气后再吹，身子前后俯仰了几次，可是不肯换气，直到快憋死为止，有两名居然憋得倒在地上，可是还吹。猫国的音乐是讲究声音长而大的。打的都是像梆子的木器，一劲的打，没有拍节，没有停顿。吹的声音越尖，打的声音越紧，好像是随着吹打而丧了命是最痛快而光荣的事。吹打了三通，大蝎的木棍一扬，音乐停止。二十名家将全蹲在地上喘气。

大蝎将耳上的翎毛拔下，很恭敬的向我走来说：“时间已到，请你上台，替神明监视着收迷叶。”我似乎被那阵音乐给催眠过去，或者更正确的说是被震晕了，心中本要笑，可是不由的随着大蝎走去。他把翎毛插在我的耳上，在前领路，我随着他，二十名音乐家又在我的后面。到了迷林中心的高架子，大蝎爬上去，向天祷告了一会儿，下面的音乐又作起来。他爬下来，请我上去。我仿佛忘了我是成人，像个贪玩的小孩被一件玩物给迷住，小猴似的爬了上去。大蝎看我上到了最高处，将木棍一挥，二十名音乐家全四下散开，在林边隔着相当的距离站好，面向着树。大蝎跑了。好大半天，他带来不少的兵。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根大棍，耳上插着一个鸟毛。走到林外，大队站住，大蝎往高架上一指，兵们把棍举起，大概是向我致敬。事后我才明白，我原来是在高架上作大神的代表，来替大蝎——他一定是大神所宠爱的贵人了——保护迷叶，兵们摘叶的时候，若私藏或偷吃一片，大蝎告诉他们，我便会用张手雷霹了他们。张手雷便是那把“艺术”。那二十名音乐家原来便是监视员，有人作弊，便吹打乐器，大蝎听到音乐便好请我放张手雷。

敬完了神，大蝎下令叫兵们两人一组散开，一人上树去摘，一人在下面等着把摘下来的整理好。离我最近的那些株树没有人摘，因为大蝎告诉他们：这些株离大神的代表太近，代表的鼻子一出气，他们便要瘫软在地上，一辈子不能再起来，所以这必须留着大蝎自己来摘。猫兵似乎也都被大蝎催眠过去，全分头去工作。大蝎大概又一气吃了三十片带花斑的上等迷叶，穿梭似的来回巡视，木棍老预备着往兵们的头上捶。听说每次收迷叶，地主必须捶死一两个猫兵；把死猫兵埋在树下，来年便可丰收。有时候，地主没预备好外国人作大神的代表，兵们便把地主埋在树下，抢了树叶，把树刨了都作成军器——就是木棍；用这种军器的是猫人视为最厉害的军队。

我大鹦鹉似的在架上拳着身，未免要发笑，我算干什么的呢？但是我不愿破坏了猫国的风俗，我来是为看他们的一切，不能不逢场作戏，必须加入他们的团体，不管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可笑。好在有些小风，不至十分热，况且我还叫大蝎给我送来个我自己编的盖饭食的草盖暂当草帽，我总不致被阳光给晒晕过去。

猫兵与普通的猫人一点分别也没有，设若他们没那根木棍与耳上的鸟翎。这木棍与鸟翎自然会使他们比普通人的地位优越，可是在受了大蝎的催眠时，他们大概还比普通人要多受一点苦。像眠后的蚕吃桑叶，不大的工夫，我在上面已能看见原来被密叶遮住的树干。再过了一刻，猫兵已全在树尖上了。较比离我近一些的，全一手摘叶，一手遮着眼，大概是怕看见我而有害于他们的。

原来猫人并不是不能干事，我心中想，假如有个好的领袖，禁止了吃迷叶，这群人也可以很有用的。假如我把大蝎赶跑，替他作地主，作将领……但这只是空想，我不敢决定什么，我到底还不深知猫人。我正在这么想，我看见（因为树叶稀薄了我很能看清下面）大蝎的木棍照着一个猫兵的头去了。我知道就是我跳下去不致受伤，也来不及止住他的棍子了；但是我必须跳下去，在我眼中大蝎是比那群兵还可恶的，就是来不及救那个兵，我也得给大蝎个厉害。我爬到离地两丈多高的地方，跳了下去。跑过去，那个兵已躺在地上，大蝎正下令，把他埋在地下。一个不深明白他四围人们的心理的，是往往由善意而有害于人的。我这一跳，在猫兵们以为我是下来放张手雷，我跳在地上，只听霹咚噗咚四下里许多兵全掉下树来，大概跌伤的不在少数，因为四面全悲苦的叫着。我顾不得看他们，便一手捉住大蝎。他呢，也以为我是看他责罚猫兵而来帮助他，因为我这一早晨处处顺从着他，他自然的想到我完全是他的爪牙了。我捉住了他，他莫名其妙了，大概他一点也不觉得打死猫兵是不对的事。

我问大蝎，“为什么打死人？”

“因为那个兵偷吃了一个叶梗。”

“为吃一个叶梗就可以……”我没往下说；我又忘了我是在猫人中，和猫人辩理有什么用呢！我指着四围的兵说：“捆起他来。”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把大蝎捆起来！”我更清晰的说。还是没人上前。我心中冷了。设若我真领着这么一群兵，我大概永远不会使他们明白我。他们不敢上前，并不是出于爱护大蝎，而是完全不了解我的心意——为那死兵报仇，在他们的心中是万难想到的。这使我为难了：我若放了大蝎，我必定会被他轻视；我若杀了他，以后我用他的地方正多着呢；无论他怎不好，对于我在火星上——至少是猫国这一部分——所要看的，他一定比这群兵更有用一些。我假装镇静——问大蝎：“你是愿意叫我捆在树上，眼看着兵们把迷叶都抢走呢？还是愿意认罚？”

兵们听到我说叫他们抢，立刻全精神起来，立刻就有动手的，我一手抓着大蝎，一脚踢翻了两个。大家又不动了。大蝎的眼已闭成一道线，我知道他心中怎样的恨我：他请来的大神的代表，反倒当着兵们把他惩治了，极难堪的事，自然他决不会想到因一节叶梗而杀人是他的过错。但是他决定不和我较量，他承认了受罚。我问他，兵们替他收迷叶，有什么报酬。他说，一人给两片小迷叶。这时候，四围兵们的耳朵都在脑勺上立起来了，大概是猜想，我将叫大蝎多给他们一些迷叶。我叫他在迷叶收完之后，给他们一顿饭吃，像我每天吃的晚饭。兵们的耳朵都落下去了，却由嗓子里出了一点声音，好像是吃东西噎住了似的，不满意我的办法。对于死去那个兵，我叫大蝎赔偿他的家小一百个国魂。大蝎也答应了，但是我问了半天，谁知道他的家属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出声。对于别人有益的事，哪怕是说一句话呢，猫人没有帮忙的习惯。这是我在猫国又住了几个月才晓得的。大蝎的一百个国魂因此省下了。

十

迷叶收完，天天刮着小风，温度比以前降低了十几度。灰空中时时浮着些黑云，可是并没落雨。动季的开始，是地主们带着迷叶到城市去的时候了。大蝎心中虽十二分的不满意我，可是不能不假装着亲善，为是使我好同他一齐到城市去；没有我，他不会平安的走到那里：因为保护迷叶，也许丢了他的性命。

迷叶全晒干，打成了大包，兵丁们两人一组搬运一包，二人轮流着把包儿顶在头上。大蝎在前，由四个兵丁把他抬起，他的脊背平平的放在四个猫头之上，另有两个高身量的兵托着他的脚，还有一名在后面撑住他的脖子，这种旅行的方法在猫国是最体面的，假如不是最舒服的。二十名家将全拿着乐器，在兵丁们的左右，兵丁如有不守规则的，比如说用手指挖破叶包，为闻闻迷味，便随时奏乐报告大蝎。什么东西要在猫国里存在必须得有用处，音乐也是如此，音乐家是兼作侦探的。

我的地位是在大队的中间，以便前后照应。大蝎也给我预备了七个人；我情愿在地上跑，不贪图这份优待。大蝎一定不肯，引经据典的给我说明：皇帝有抬人二十一，诸王十五，贵人七……这是古代的遗风，身分的表示，不能，也不许，破坏的。我还是不干。“贵人地上走，”大蝎引用谚语了：“祖先出了丑。”我告诉他我的祖先决不因此而出了丑。他几乎要哭了，又引了两句诗：“仰面吃迷叶，平身作贵人。”“滚你们贵人的蛋！”我想不起相当的诗句，只这么不客气的回答。大蝎叹了一口气，心中一定把我快骂化了，可是口中没敢骂出来。

排队就费了两点多钟的工夫，大蝎躺平又下来，前后七次，猫兵们始终排不齐；猫兵现在准知道我不完全帮忙大蝎，大蝎自然不敢再用木棍打裂他们的猫头，所以任凭大蝎怎么咒骂他们，他们反正是不往直里排列。大蝎投降了，下令前进，不管队伍怎样的乱了。

刚要起程，空中飞来几只白尾鹰，大蝎又跳下来，下令：出门遇鹰大不祥，明日再走！我把手枪拿出来了，“不走的便永远不要走了！”大蝎的脸都气绿了，干张了几张嘴，一句话没说出来。他知道与我辩驳是无益的，同时他知道犯着忌讳出行是多么危险的事。他费了十几分钟才又爬到猫头上去，浑身颤抖着。大队算是往前挪动了。不知道是被我气得躺不稳了，还是抬的人故意和他开玩笑，走了不大的工夫，大蝎滚下来好几次。但是滚下来，立刻又爬上去，大蝎对于祖先的遗风是极负保存之责的。

沿路上凡是有能写字的地方，树皮上，石头上，破墙上，全写上了大白字：欢迎大蝎，大蝎是尽力国食的伟人，大蝎的兵士执着正义之棍，有大蝎才能有今年的丰收……这原来都是大蝎预先派人写好给他自己看的。经过了几个小村庄，村人们全背倚破墙坐着，军队在他们眼前走过，他们全闭着眼连看也不看。设若他们是怕兵呢，为何不躲开？不怕呢，为何又不敢睁眼看？我弄不清楚。及至细一看，我才明白过来，这些原来是村庄欢迎大蝎的代表，因为他们的头上的细灰毛里隐隐绰绰的也写着白字，每人头上一个字，几个人合起来成一句“欢迎大蝎”等等字样。因为这也是大蝎事先派人给他们写好的，所以白色已经残退不甚清楚了。虽然他们全闭着眼，可是大蝎还真事似的向他们点头，表示致谢的意思。这些村庄是都归大蝎保护的。村庄里的破烂污浊，与村人们的瘦，脏，没有精神，可以证明他们的保护人保护了他们没有。我更恨大蝎了。

要是我独自走，大概有半天的工夫总可以走到猫城了。和猫兵们走路最足以练习忍耐性的。猫人本来可以走得很快，但是猫人当了兵便不会快走了，因为上阵时快走是自找速死，所以猫兵们全是以稳慢见长，慢慢的上阵，遇见敌人的时候再快快的——后退。

下午一点多了，天上虽有些黑云，太阳的热力还是很强，猫兵们的嘴都张得很宽，身上的细毛都被汗粘住，我没有见过这样不体面的一群兵。远处有一片迷林，大蝎下令绕道穿着林走。我以为这是他体谅兵丁们，到林中可以休息一会儿。及至快到了树林，他滚下来和我商议，我愿意帮助他抢这片迷林不愿意。“抢得一些迷叶还不十分重要，给兵们一些作战的练习是很有益的事。”大蝎说。没回答他，我先看了看兵们，一个个的嘴全闭上了，似乎一点疲乏的样子也没有了；随走随抢是猫兵们的正当事业，我想。我也看出来：大蝎与他的兵必定都极恨我，假如我拦阻他们抢劫。虽然我那把手枪可以抵得住他们，但是他们要安心害我，我是防不胜防的。况且猫人互相劫夺是他们视为合理的事，就是我不因个人的危险而舍弃正义，谁又来欣赏我的行为呢？我知道我是已经受了猫人的传染，我的勇气往往为谋自己的安全而减少了。我告诉大蝎随意办吧，这已经是退步的表示了，哪知我一退步，他就立刻紧了一板，他问我是否愿意领首去抢呢？对于这一点我没有迟疑的拒绝了。你们抢你们的，我不反对，也不加入，我这样跟他说。

兵们似乎由一往树林这边走便已嗅出抢夺的味儿来，不等大蝎下令，已经把叶包全放下，拿好木棍，有几个已经跑出去了。我也没看见大蝎这样勇敢过，他虽然不亲自去抢，可是他的神色是非常的严厉，毫无恐惧，眼睛瞪圆，头上的细毛全竖立起来。他的木棍一挥，兵们一声喊，全扑过迷林去。到了迷林，大家绕着林飞跑，好像都犯了疯病。我想，这大概是往外诱林中的看护人。跑了三圈，林中不见动静，大蝎笑了，兵们又是一声喊，全闯入林里去。

林中也是一声喊，大蝎的眼不那么圆了，眨巴了几下。他的兵退出来，木棍全撒了手，双手捂着脑勺，狼嚎鬼叫的往回跑：“有外国人！有外国人！”大家一齐喊。

大蝎似乎不信，可是不那么勇敢了，自言自语的说：“有外国人？我知道这里一定没有外国人！”他正这么说着。林中有人追出来了。大蝎慌了：“真有外国人！”林中出来不少的猫兵。为首的是两个高个子，遍体白毛的人，手中拿着一条发亮的棍子。这两个一定是外国人了，我心中想；外国人是会用化学制造与铁相似的东西的。我心中也有点不安，假如大蝎请求我去抵挡那两个白人，我又当怎办？我知道他们手中发亮的东西是什么？抢人家的迷林虽不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到底是大蝎的保护人；看着他们打败而不救他，至少也有失我的身分，我将来在猫国的一切还要依赖着他。

“快去挡住！”大蝎向我说，“快去挡住！”

我知道这是义不容辞的，我顾不得思虑，拿好手枪走过去。出我意料之外，那两个白猫见我出来，不再往前进了。大蝎也赶过来，我知道这不能有危险了。“讲和！讲和！”大蝎在我身后低声的说。我有些发糊涂：为什么不叫我和他们打呢？讲和？怎样讲呢？事情到头往往不像理想的那么难，我正发糊涂。那两个白人说了话：“罚你六包迷叶。归我们三个人用！”我看了看，只有两个白人。怎么说三个呢？大蝎在后面低声的催我：“和他们讲讲！”我讲什么呢？傻子似的我也说了声：“罚你六包迷叶。归我们三个人用！”两个白人听我说了这句，笑着点了点头，似乎非常的满意。我更莫名其妙了。大蝎叹了口气。吩咐搬过六包迷叶来。六包搬到，两个白人很客气的请我先挑两包。我这才明白，原来三个人是连我算在内的。我自然很客气的请他们先挑。他们随便的拿了四包交给他们的猫兵，而后向我说：“我们的迷叶也就收完。我们城里再见。”我也傻子似的说了声：“城里再见。”他们走回林里去了。

我心中怎么想怎么糊涂。这是什么把戏呢？

直到我到了猫城以后，与外国人打听，才明白了其中的曲折。猫国人是打不过外人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外国人们自己打起来。立志自强需要极大的努力，猫人太精明，不肯这样傻卖力气。所以只求大神叫外国人互相残杀，猫人好得个机会转弱为强，或者应说，得个机会看别国与他们自己一样的弱了。外国人明白这个，他们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自己起了纷争是硬对硬的。就是打胜了的也要受很大的损失；反之，他们若是联合起来一同欺侮猫国，便可以毫无损失的得到很大好处。不但国际间的政策是如此，就是在猫国作事的个人也守着这个条件。护迷林是外国人的好职业。但是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的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件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

为保护人设想这是不错的办法。从猫国人看呢？我不由的代大蝎们抱不平了。可是继而一想：大蝎们甘心忍受这个，甘心不自强，甘心请求外人打自己家的人。又是谁的过错呢？有同等的豪横气的才能彼此重视，猫国人根本失了人味。难怪他们受别人这样的戏弄。我为这件事心中不痛快了好几天。

往回说：大蝎受了罚，又郑重其事的上了猫头，一点羞愧的神气没有，倒好似他自己战胜了似的。他只向我说，假如我不愿要那两包迷叶——他知道我不大喜欢吃它——他情愿出三十个国魂买回去。我准知道这包迷叶至少也值三百国魂，可是我没说卖，也没说不卖，我只是不屑于理他，我连哼一声也没哼。

太阳平西了，看见了猫城。

十一

一眼看见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我并不晓得猫国文明的一切；在迷林所得的那点经验只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使我要看个水落石出，我心目中的猫国文明决不是个惨剧的穿插与布景；我是希望看清一个文明的底蕴，从而多得一些对人生的经验。文明与民族是可以灭绝的，我们地球上人类史中的记载也不都是玫瑰色的。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是何等伤心的事！

将快死去的人还有个回光返照，将快寿终的文明不必是全无喧嚣热闹的。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好的——就是将死的国中总也有几个好人罢——坏的，全要同归于尽。那几个好的人也许觉出呼吸的紧促，也许已经预备好了绝命书，但是，这几个人的悲吟与那自促死亡的哀乐比起来，好似几个残蝉反抗着狂猛的秋风。

猫国是热闹的，在这热闹景象中我看见那毁灭的手指，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使这猫城成个白骨的堆积场。

啊！猫城真热闹！城的构造，在我的经验中，是世上最简单的。无所谓街衢，因为除了一列一眼看不到边的房屋，其余的全是街——或者应当说是空场。看见兵营便可以想象到猫城了：极大的一片空场，中间一排缺乏色彩的房子，房子的外面都是人，这便是猫城。人真多。说不清他们都干什么呢。没有一个直着走道的，没有一个不阻碍着别人的去路的。好在街是宽的，人人是由直着走，渐渐改成横着走，一拥一拥，设若拿那列房子作堤，人们便和海潮的激荡差不很多。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房子有门牌没有。假如有的话，一个人设若要由五号走到十号去，他须横着走出——至少是三里吧，出了门便被人们挤横了，随着潮水下去；幸而遇见潮水改了方向，他便被大家挤回来。他要是走运的话，也许就到了十号。自然，他不能老走好运，有时候挤来挤去，不但离十号是遥遥无期，也许这一天他连家也回不去了。

城里为什么只有一列建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初必定是有许多列房子，形成许多条较窄的街道。在较窄的街道中人们的拥挤必定是不但耽误工夫，而且是要出人命的：让路，在猫人看，是最可耻的事；靠一边走是与猫人爱自由的精神相背的；这样，设若一条街的两面都是房，人们只好永远挤住，不把房子挤倒了一列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房子往长里一直的盖，把街道改成无限的宽；虽然这样还免不了拥挤，可是到底不会再出人命；挤出十里，再挤回十里，不过是多走一些路，并没有大的危险的；猫人的见解有时候是极人道的；况且挤着走，不见得一定不舒服，被大家把脚挤起来，分明便是坐了不花钱的车。这个设想对不对，我不敢说。以后我必去看看有无老街道的遗痕，以便证明我的理论。

要只是拥挤，还算不了有什么特色。人潮不只是一左一右的动，还一高一低的起伏呢。路上有个小石子，忽的一下，一群人全蹲下了，人潮起了个旋涡。石子，看小石子，非看不可！蹲下的改成坐下，四外又增加了许多蹲下的。旋涡越来越大。后面的当然看不见那石子，往前挤，把前面坐着的挤起来了几个，越挤越高，一直挤到人们的头上。忽然大家忘了石子，都仰头看上面的人。旋涡又填满了。这个刚填满，旁边两位熟人恰巧由天意遇到一块，忽的一下，坐下了，谈心。四围的也都跟着坐下了，听着二位谈心。又起了个旋涡。旁听的人对二位朋友所谈的参加意见了，当然非打起来不可。旋涡猛孤丁的扩大。打来打去，打到另一旋涡——二位老者正在街上摆棋。两个旋涡合成一个，大家不打了，看着二位老者下棋，在对摆棋发生意见以前，这个旋涡是暂时没有什么变动的。

要只是人潮起伏，也还算不得稀奇。人潮中间能忽然裂成一道大缝，好像古代以色列人的渡过红海。要不是有这么一招儿，我真想不出，大蝎的迷叶队怎能整队而行；大蝎的房子是在猫城的中间。离猫城不远，我便看见了那片人海，我以为大蝎的队伍一定是绕着人海的边上走。可是，大蝎在七个猫人头上，一直的冲入人群去。奏乐了。我以为这是使行人让路的表示。可是，一听见音乐，人们全向队伍这边挤，挤得好像要装运走的豆饼那么紧。我心里说，大蝎若能穿过去，才怪！哼，大蝎当然比我心中有准。只听啪哒啪哒啪哒，兵丁们的棍子就像唱武戏打鼓的那么起劲，全打在猫人的头上。人潮裂了一道缝。奇怪的是人们并不减少参观的热诚，虽是闪开了路，可依旧笑嘻嘻的，看着笑嘻嘻的！棍子也并不因此停止，还是啪哒啪哒的打着。我留神看了看，城里的猫人和乡下的有点不同，他们的头上都有没毛而铁皮了的一块，像鼓皮的中心，大概是为看热闹而被兵们当作鼓打是件有历史的事。经验不是随便一看便能得到的。我以为兵们的随走随打只是为开路。其实还另有作用：两旁的观众原来并没老实着，站在后面的谁也不甘居后列，推，踢，挤，甚至于咬，非达到“空前”的目的不可。同时，前面的是反踹，肘顶，后倒，作着“绝后”的运动。兵丁们不只打最前面的，也伸长大棍“啪哒”后面的猫头。头上真疼，彼此推挤的苦痛便减少一些，因而冲突也就少一些。这可以叫作以痛治痛的方法。

我只顾了看人们，老实的说，他们给我一种极悲惨的吸诱力，我似乎不能不看他们。我说，我只顾了看人，甚至于没看那列房子是什么样子。我似乎心中已经觉到那些房子决不能美丽，因为一股臭味始终没离开我的鼻子。设若污浊与美丽是可以调和的，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能想象到阿房宫是被黑泥臭水包着的。路上的人也渐渐的不许我抬头了：自要我走近他们，他们立刻是一声喊叫，猛的退出老远，然后紧跟着又拥上了。城里的猫人对于外国人的畏惧心，据我看，不像乡下人那么厉害，他们的惊异都由那一喊倾泻出来，然后他们要上来仔细端详了。设若我在路上站定，准保我永远不会再动，他们一定会把我围得水泄不通。一万个手指老指着我，猫人是爽直的，看着什么新鲜便当面指出。但是我到底不能把地球上人类的好体面心除掉，我真觉得难受！一万个手指，都小手枪似的，在鼻子前面伸着，每个小手枪后面睁着两个大圆眼珠，向着我发光。小手枪们向上倾，都指着我的脸呢；小手枪们向下斜，都指着我的下部呢。我觉得非常的不安了，我恨不得一步飞起，找个清静地方坐一会儿。我的勇气没有了，简直的不敢抬头了。我虽不是个诗人，可是多少有点诗人的敏锐之感，这些手指与眼睛好似快把我指化看化了，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个有人格的东西。可是事情总得两面说着，我不敢抬头也自有好处，路上的坑坎不平和一摊摊的臭泥，设若我是扬着头走，至少可以把我的下半截弄成瘸猪似的。猫人大概没修过一回路，虽然他们有那么久远的历史。我似乎有些顶看不起历史，特别是那古远的。

幸而到了大蝎的家，我这才看明白，猫城的房子和我在迷林住的那间小洞是大同小异的。

十二

大蝎的住宅正在城的中心。四面是高墙，没门，没窗户。

太阳已快落了，街上的人渐渐散去。我这才看清，左右的房子也全是四方的，没门，没窗户。

墙头上露出几个猫头来，大蝎喊了几声，猫头们都不见了。待了一会儿，头又上来了，放下几条粗绳来把迷叶一包一包的都用绳子拉上去。天黑了，街上一个人也不见了。迷叶包只拉上多一半去，兵们似乎不耐烦了，全显出不安的神气。我看出来：猫人是不喜欢夜间干活的，虽然他们的眼力并不是不能在黑处工作的。

大蝎对我又很客气了：我肯不肯在房外替他看守一夜那未拉完的迷叶？兵们一定得回家，现在已经是很晚了。

我心里想：假如我有个手电灯，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独自在夜间看看猫城。可惜，两个手电灯都在飞机上，大概也都摔碎了。我答应了大蝎；虽然我极愿意看看他的住宅的内部，可是由在迷林住着的经验推测，在房子里未必比在露天里舒服。大蝎喜欢了，下令叫兵们散去。然后他自己揪着大绳上了墙头。

剩下我一个人，小风还刮着，星比往常加倍的明亮，颇有些秋意，心中觉得很爽快。可惜，房子外边一道臭沟叫我不能安美的享受这个静寂的夜晚。扯破一个迷叶包，吃了几片迷叶，一来为解饿，二来为抵抗四围的臭气，然后独自走来走去。

不由的我想起许多问题来：为什么猫人白天闹得那么欢，晚间便全藏起来呢？社会不平安的表示？那么些个人都钻进这一列房子去，不透风，没有灯光，只有苍蝇，臭气，污秽，这是生命？房子不开门？不开窗户？噢，怕抢劫！为求安全把卫生完全忘掉，疾病会自内抢劫了他们的生命！又看见那毁灭的巨指，我身上忽然觉得有点发颤。假如有像虎列拉、猩红热等的传染病，这城，这城，一个星期的工夫可以扫空人迹！越看这城越难看，一条丑大的黑影站在星光之下，没有一点声音，只发着一股臭气。

我搬了几包迷叶，铺在离臭沟很远的地方，仰卧观星，这并不是不舒服的一个床。但是，我觉得有点凄凉。我似乎又有点羡慕那些猫人了。脏，臭，不透空气……到底他们是一家老幼住在一处，我呢？独自在火星上与星光作伴！还要替大蝎看着迷叶！我不由的笑了，虽然眼中笑出两点泪来。

我慢慢的要睡去，心中有两个相反的念头似乎阻止着我安然的入梦：应当忠诚的替大蝎看着迷叶；和管他作什么呢。正在这么似睡非睡的当儿，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头。我登时就坐起来了，可是还以为我是作梦。无意义的揉了揉眼睛，面前站着两个猫人。在准知道没人的地方遇见人，不由得使我想到鬼，原人的迷信似乎老这么冷不防的吓吓我们这“文明”的人一下。

我虽没细看他们，已经准知道他们不是平常的猫人，因为他们敢拍我肩头一下。我也没顾得抓手枪，我似乎忘了我是在火星上。“请坐！”我不知道怎么想起这么两个字来，或者因为这是常用的客气话，所以不自觉地便说出来了。

这两位猫人很大方的坐下来。我心中觉得非常舒适；在猫人里处了这么多日子，就没有见过大大方方接受我的招待的。

“我们是外国人。”两个中的一个胖一些的人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出‘外国人’的意思？”

我明白他的意思。

“你也是外国人，”那个瘦些的说——他们两个不像是把话都预先编好才来的，而是显出一种互相尊敬的样子，决不像大蝎那样把话一个人都说了，不许别人开口。

“我是由地球上来的。”我说。

“噢！”两个一同显出惊讶的意思，“我们久想和别的星球交通，可是总没有办到。我们太荣幸了！遇见地球上的人！”两个一同立起来，似乎对我表示敬意。

我觉得我是又入了“人”的社会，心中可是因此似乎有些难过，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出来。

他们又坐下了，问了我许多关于地球上的事。我爱这两个人。他们的话语是简单清楚，没有多少客气的字眼，同时处处不失朋友间的敬意，“恰当”是最好的形容字。恰当的话设若必须出于清楚的思路，这两个人的智力要比大蝎——更不用提其余的猫人——强着多少倍。

他们的国——光国，他们告诉我，是离此地有七天的路程。他们的职业和我的一样，为猫国地主保护迷林。

在我问了他们一些光国的事以后，他们说：

“地球先生，”（他们这样称呼我似乎是带着十二分的敬意），那个胖子说：“我们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请你上我们那里去住，第二是来抢这些迷叶。”

第二个目的吓了我一跳。

“你向地球先生解说第二个问题。”胖子向瘦子说，“因为他似乎还不明白咱们的意思。”

“地球先生，”瘦子笑着说，“恐怕我们把你吓住了吧？请先放心，我们决不用武力，我们是来与你商议。大蝎的迷叶托付在你手里，你忠心给他看守着呢，大蝎并不分外的感激你；你把它们没收了呢，大蝎也不恨你；这猫国的人，你要知道，是另有一种处世的方法的。”

“你们都是猫人！”我心里说。

他好像猜透我心中的话，他又笑了：“是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猫，正如——”

“我的祖先是猴子。”我也笑了。

“是的，咱们都是会出坏主意的动物，因为咱们的祖先就不高明。”他看了看我，大概承认我的样子确像猴子，然后他说，“我们还说大蝎的事吧。你忠心替他看着迷叶，他并不感激你。反之，你把这一半没收了，他便可以到处声张他被窃了，因而提高他的货价。富人被抢，穷人受罚，大蝎永不会吃亏。”

“但是，那是大蝎的事；我既受了他的嘱托，就不应骗他；他的为人如何是一回事，我的良心又是一回事。”我告诉他们。

“是的，地球先生。我们在我们的国里也是跟你一样的看事，不过，在这猫国里，我们忠诚，他们狡诈，似乎不很公平。老实的讲，火星上还有这么一国存在，是火星上人类的羞耻。我们根本不拿猫国的人当人待。”

“因此我们就应该更忠诚正直；他们不是人，我们还要是人。”我很坚决的说。

那个胖子接了过去：“是的，地球先生。我们不是一定要叫你违背着良心作事。我们的来意是给你个警告，别吃了亏。我们外国人应当彼此照应。”

“原谅我，”我问，“猫国的所以这样贫弱是否因为外国的联合起来与他为难呢？”

“有那么一点。但是，在火星上，武力缺乏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我们承认别国有许多对猫国不讲理的地方，但是，谁肯因为替没有国格的国说话而伤了同等国家的和气呢？火星上还有许多贫弱国家，他们并不因为贫弱而失去国际地位。国弱是有多种原因的，天灾，地势都足以使国家贫弱；但是，没有人格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别人的同情的。以大蝎说吧，你是由地球上来的客人，你并不是他的奴隶，他可曾请你到他家中休息一刻？他可曾问你吃饭不吃？他只叫你看着迷叶！我不是激动你，以便使你抢劫他，我是要说明我们外国人为什么小看他们。现在要说到第一个问题了。”胖子喘了口气，把话交给瘦子。

“设若明天，你地球先生，要求在大蝎家里住，他决定不收你。为什么？以后你自己会知道。我们只说我们的来意：此地的外国人另住在一个地方，在这城的西边。凡是外国人都住在那里，不分国界，好像是个大家庭似的。现在我们两个担任招待的职务，知道那个地方的，由我们两个招待，不知道的，由我们通知，我们天天有人在猫城左右看着，以便报告我们。我们为什么组织这个团体呢，因为本地人的污浊的习惯是无法矫正的，他们的饭食和毒药差不多，他们的医生便是——噢，他们就没有医生！此外还有种种原因，现在不用细说，我们的来意完全出于爱护你，这大概你可以相信，地球先生？”

我相信他们的真诚。我也猜透一点他们没有向我明说的理由。但是我既来到猫城便要先看看猫城。也许先看别的国家是更有益的事；由这两个人我就看出来，光国一定比猫国文明的多，可是，看文明的灭亡是不易得的机会。我决不是拿看悲剧的态度来看历史，我心中实在希望我对猫城的人有点用处。我不敢说我同情于大蝎，但是大蝎不足以代表一切的人。我不疑心这两个外国人的话，但是我必须亲自去看过。

他们两个猜着我的心思，那个胖的说：“我们现在不用决定吧。你不论什么时候愿去找我们，我们总是欢迎你的。从这里一直往西去——顶好是夜间走，不拥挤——走到西头，再走，不大一会儿便会看见我们的住处。再见，地球先生！”

他们一点不带不喜欢的样子，真诚而能体谅，我真感激他们。

“谢谢你们！”我说，“我一定上你们那里去，不过我先要看看此地的人们。”

“不要随便吃他们的东西！再见！”他们俩一齐说。

不！我不能上外国城去住！猫人并不是不可造就的，看他们多么老实：被兵们当作鼓打，还是笑嘻嘻的；天一黑便去睡觉，连半点声音也没有。这样的人民还不好管理？假如有好的领袖，他们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

我睡不着了。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十三

大蝎把迷叶全运进去，并没说声“谢谢”。

我的住处，他管不着；在他家里住是不行的，不行，一千多个理由不行。最后他说：“和我们一块住，有失你的身分呀！你是外国人，为何不住在外国城去？”他把那两个光国人不肯明说的话说出来了——不要脸的爽直！

我并没动气，还和他细细的说明我要住在猫城的原因。我甚至于暗示出，假如他的家里不方便，我只希望看看他的家中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自己会另找住处去。看看也不行。这个拒绝是预料得到的。在迷林里几个月的工夫，他到底住在哪里？我始终没探问出来；现在迷叶都藏在家里，被我知道了岂不是危险的事。我告诉大蝎，我要是有意抢劫他的迷叶，昨天晚上就已下手了，何必等他藏好我再多费事。他摇头：他家中有妇女，不便招待男客，这是个极有力的理由。但是，看一看并不能把妇女看掉一块肉呀——噢，我是有点糊涂，那不是大蝎的意思。

墙头上露出个老猫头来，一脑袋白毛，猪嘴抽抽着好像个风干的小木瓜。老猫喊起来：“我们不要外国人！不要外国人！不要，不要！”这一定是大蝎的爸爸。

我还是没动气，我倒佩服这个干木瓜嘴的老猫，他居然不但不怕，而且敢看不起外国人。这个看不起人也许出于无知，但是据我看，他总比大蝎多些人味。

一个青年的猫人把我叫到一旁，大蝎乘机会爬上墙去。

青年猫人，这是我最希望见一见的。这个青年是大蝎的儿子。我更欢喜了，我见着了三辈。木瓜嘴的老猫与大蝎，虽然还活着，也许有很大的势力，究竟是过去的人物了；诊断猫国病症的有无起色，青年是脉门。

“你是由远处来的？”小蝎——其实他另有名字，我这么叫他，为是省事——问我。

“很远很远！告诉我，那个老年人是不是你的祖父？”我问。

“是。祖父以为一切祸患都是外国人带来的，所以最恨外国人。”

“他也吃迷叶？”

“吃。因为迷叶是自外国传来的，所以他觉得吃迷叶是给外国人丢脸，不算他自己的错处。”

四围的人多了，全瞪着圆眼，张着嘴，看怪物似的看着我。

“我们不能找着清静地方谈一谈？”

“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就在这里谈吧。他们并不要听我们说什么，只要看看你怎么张嘴，怎么眨眼就够了。”

我很喜爱小蝎的爽直。

“好吧。”我也不便一定非找清静地方不可了。“你的父亲呢？”

“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祖父常说，将来我也是那样：少年的脾气喜新好奇，一到中年便回头看祖宗的遗法了。祖父一点外国事不懂，所以拿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规法当作处世的标准。父亲知道一些外国事，在他年青的时候，他要处处仿效外国人，现在他拿那些知识作为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该用新方法的地方他使用新方法，不似祖父那样固执；但是这不过是处世方法上的运用，不是处世的宗旨的变动，在宗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

我的眼闭上了；由这一片话的光亮里我看见一个社会变动的图画的轮廓。这轮廓的四外，也许是一片明霞，但是轮廓的形成线以内确是越来越黑。这团黑气是否再能与那段明霞联合成一片，由阴翳而光明，全看小蝎身上有没有一点有力的光色。我这样想，虽然我并不知道小蝎是何等的人物。

“你也吃迷叶？”我突然的问出来，好似我是抓住迷叶，拿它作一切病患的根源了，我并回答不出为什么这样想的理由。

“我也吃。”小蝎回答。

我心眼中的那张图画完全黑了，连半点光明也没有了。

“为什么？”我太不客气了——“请原谅我的这样爽直！”

“不吃它，我无法抵抗一切！”

“吃它便能敷衍一切？”

小蝎老大半天没言语。

“敷衍，是的！我到过外国，我明白一点世界大势。但是在不想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民众中，敷衍；不敷衍怎能活着呢？”小蝎似笑非笑的说。

“个人的努力？”

“没用！这样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这么多只拿棍子，只抢迷叶与妇女的兵；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个人的努力？自己的脑袋到底比别人的更值得关切一些！”

“多数的青年都这么思想吗？”我问。

“什么？青年？我们猫国里就没有青年！我们这里只有年纪的分别，设若年纪小些的就算青年，由这样青年变成的老人自然是老——”他大概是骂人呢，我记不得那原来的字了。“我们这里年纪小的人，有的脑子比我祖父的还要古老；有的比我父亲的心眼还要狭窄；有的——”

“环境不好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我插嘴说，“我们不要太苛了。”

“环境不好是有恶影响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环境不好也正是使人们能醒悟的；青年总应当有些血性；可是我们的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他们不见着一点小便宜，还好；只要看见一个小钱的好处，他们的心便不跳了。平日他们看一切不合适；一看到便宜，个人的利益，他们对什么也觉得顺眼了。”

“你太悲观了，原谅我这么说，你是个心里清楚而缺乏勇气的悲观者。你只将不屑于努力的理由作为判断别人的根据，因此你看一切是黑色的，是无望的；事实上或者未必如此。也许你换一个眼光去看，这个社会并不那么黑暗的可怕？”

“也许；我把这个观察的工作留给你。你是远方来的人，或者看得比我更清楚更到家一些。”小蝎微微的笑了笑。

我们四围的人似乎已把我怎样张嘴，怎样眨眼看够了——看明白了没有还很可疑——他们开始看我那条破裤子了。我还有许多许多问题要问小蝎，但是我的四围已经几乎没有一点空气了，我求小蝎给我找个住处。他也劝我到外国城去住，不过他的话说得非常有哲学味：“我不希望你真作那份观察的工作，因为我怕你的那点热心与期望全被浇灭了。不过，你一定主张在这里住，我确能给你找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好处，他们不吃迷叶。”

“有地方住便不用说别的了，就请费心吧！”我算是打定了主意，决不到外国城去住。

十四

我的房东是作过公使的。公使已死去好几年，公使太太除了上过外国之外，还有个特点——“我们不吃迷叶”，这句话她一天至少要说百十多次。不管房东是谁吧，我算达到爬墙的目的了。我好像小猫初次练习上房那么骄傲，到底我可以看看这四方房子里是怎样的布置了。

爬到半截，我心中有点打鼓了。我要说墙是摇动，算我说谎；随着手脚所触一劲儿落土，决一点不假。我心里说：这酥饽饽式的墙也许另有种作用。爬到墙头，要不是我眼晕，那必定是墙摇动呢。

房子原来没顶。下雨怎办呢？想不出，因而更愿意在这里住一住了。离墙头五尺来深有一层板子，板子中间有个大窟窿。公使太太在这个窟窿中探着头招待我呢。

公使太太的脸很大，眼睛很厉害，不过这不足使我害怕；一脸白粉，虽然很厚，可是还露着脸上的细灰毛，像个刺硬霜厚带着眼睛的老冬瓜，使我有点发怵。

“有什么行李就放在板子上吧。上面统归你用，不要到下面来。天一亮吃饭，天一黑吃饭，不要误了。我们不吃迷叶！拿房钱来！”公使太太确是懂得怎么办外交。

我把房钱付过。我有大蝎给我的那五百国魂在裤兜里装着呢。

这倒省事：我自己就是行李，自要我有了地方住，什么也不必张心了。房子呢，就是一层板，四面墙，也用不着搬桌弄椅的捣乱。只要我不无心中由窟窿掉下去，大概便算天下太平。板子上的泥至少有二寸多厚，泥里发出来的味道，一点也不像公使家里所应有的。上面晒着，下面是臭泥，我只好还得上街去。我明白了为什么猫人都白天在街上过活了。

我还没动身，窟窿中爬出来了：公使太太，同着八个冬瓜脸的妇女。八位女子先爬出墙去，谁也没敢正眼看我。末后，公使太太身在墙外，头在墙上发了话：

“我们到外边去，晚上见！没有法子，公使死了，责任全放在我身上，我得替他看着这八个东西！没钱，没男子，一天到晚得看着这八个年青的小妖精！我们不吃迷叶！丈夫是公使，公使太太，到过外国，不吃迷叶，一天到晚得看着八个小母猫！”

我希望公使太太快下去吧，不然这八位妇女在她口中不定变成什么呢！公使太太颇知趣，忽的一下不见了。

我又掉在迷魂阵里。怎么一回事呢？八个女儿？八个小姑？八个妾？对了，八个妾。大蝎不许我上他家去，大概也因为这个。板子下面，没有光，没有空气，一个猫人，带着一群母猫——引用公使太太的官话——臭，乱，淫，丑……我后悔了，这种家庭看与不看没什么重要。但是已交了房钱，况且，我到底得设法到下面去看看，不管是怎样的难堪。

她们都出去了，我是否应当现在就下去看看？不对，公使太太嘱咐我不要下去，偷偷的窥探是不光明的。正在这么犹豫，墙头上公使太太的头又回来了：

“快出去，不要私自往下面看，不体面！”

我赶紧的爬下去。找谁去呢？只有小蝎可以谈一谈，虽然他是那么悲观。但是，上哪里去找他呢？他当然不会在家里；在街上找人和海里摸针大概一样的无望。我横着挤出了人群，从远处望望那条街。我看清楚：城的中间是贵族的住宅与政府机关，因为房子比左右的高着很多。越往两边去越低越破，一定是贫民的住处和小铺子。记清了这个大概就算认识猫城了。

正在这个当儿，从人群挤出十几个女的来。白脸的一定是女的，从远处我也能认清了。她们向着我来了。我心中有点不得劲：由公使太太与大蝎给我的印象，我以为此地的妇女必定是极服从，极老实，极不自由的。随便乱跑，像这十几个女的，一定不会是有规矩的。我初到此地，别叫人小看了我，我得小心着点。我想到这里，便开始要跑。

“开始作观察的工作吗？”小蝎的声音。

我仔细一看，原来他在那群女郎的中间裹着呢。

我不用跑了。一展眼的工夫，我与小蝎被围在中间。

“来一个？”小蝎笑着说。眼睛向四围一转：“这是花，这是迷，比迷叶还迷的迷，这是星……”他把她们的名字都告诉给我，可是我记不全了。

迷过来向我挤了挤眼，我打了个冷战。我不知道怎样办好了：这群女子是干什么的，我不晓得。设若都是坏人，我初来此地，不应不爱惜名誉；设若她们都是好人，我不应得罪她们。说实话，我虽不是个恨恶妇女的人，可是我对女子似乎永远没什么好感。我总觉得女子的好擦粉是一种好作虚伪的表示。自然，我也见过不擦粉的女子，可是，她们不见得比别的女子少一点虚伪。这点心理并不使我对女子减少应有的敬礼，敬而远之是我对女性的态度。因此我不肯得罪了这群女郎。

小蝎似乎看出我的进退两难了。他闹着玩似的用手一推她们，“去！去！两个哲学家遇见就不再要你们了。”她们唧唧的笑了一阵，很知趣的挤入人群里去。我还是发愣。

“旧人物多娶妾，新人物多娶妻，我这厌旧恶新的人既不娶妻，又不纳妾，只是随便和女子游戏游戏。敷衍，还是敷衍。谁敢不敷衍女的呢？”

“这群女的似乎——”我不知道怎样说好。

“她们？似乎——”小蝎接过去：“似乎——是女子。压制她们也好，宠爱她们也好，尊敬她们也好，迷恋她们也好，豢养她们也好；这只随男人的思想而异，女子自己永远不改变。我的曾祖母擦粉，我的祖母擦粉，我的母亲擦粉，我的妹妹擦粉，这群女子擦粉，这群女子的孙女还要擦粉。把她们锁在屋里要擦粉，把她们放在街上还要擦粉。”

“悲观又来了！”我说。

“这不是悲观，这是高抬女子，尊敬女子，男子一天到晚瞎胡闹，没有出息，忽而变为圣人，忽而变为禽兽；只有女子，惟独女子，是始终纯洁，始终是女子，始终奋斗：总觉得天生下来的脸不好，而必擦些白粉。男子设若也觉得圣人与禽兽的脸全欠些白润，他们当然不会那么没羞没耻，他们必定先顾脸面，而后再去瞎胡闹。”

这个开玩笑似的论调又叫我默想了。

小蝎很得意的往下说：“刚才这群女的，都是‘所谓’新派的女子。她们是我父亲与公使太太的仇敌。这并非说她们要和我父亲打架；而是我父亲恨她们，因为他不能把她们当作迷叶卖了，假如她们是他的女儿；也不能把她们锁在屋里，假如她们是他的妻妾。这也不是说她们比我的母亲或公使太太多些力量，多些能干，而是她们更像女子，更会不作事，更会不思想——可是极会往脸上擦粉。她们都顶可爱，就是我这不爱一切的人也得常常敷衍她们一下。”

“她们都受过新教育？”我问。

小蝎乐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教育？噢，教育，教育，教育！”小蝎似乎有点发疯：“猫国除了学校里‘没’教育，其余处处‘都是’教育！祖父的骂人，教育；父亲的卖迷叶，教育；公使太太的监管八个活的死母猫，教育；大街上的臭沟，教育；兵丁在人头上打鼓，教育；粉越搽越厚，女子教育；处处是教育，我一听见教育就多吃十片迷叶，不然，便没法不呕吐！”

“此地有很多学校？”

“多。你还没到街那边去看？”

“没有。”

“应当看看去。街那边全是文化机关。”小蝎又笑了。“文化机关与文化有关系没有，你不必问，机关确是在那里。”他抬头看了看天，“不好，要下雨！”

天上并没有厚云，可是一阵东风刮得很凉。

“快回家吧！”小蝎似乎很怕下雨。“晴天还在这里见。”

人潮遇见暴风，一个整劲往房子那边滚。我也跟着跑，虽然我明知道回到家中也还是淋着，屋子并没有顶。看人们疯了似的往墙上爬也颇有意思，我看见过几个人作障碍竞走，但是没有见过全城的人们一齐往墙上爬的。

东风又来了一阵，天忽然的黑了。一个扯天到地的大红闪，和那列房子交成一个大三角。鸡蛋大小的雨点随着一声雷拍打下来。远处刷刷的响起来，雨点稀少了，天低处灰中发亮，一阵凉风，又是一个大闪，听不见单独的雨点响了，一整排雨道从天上倒下来。天看不见了。一切都看不见了。只有闪光更厉害了。雨道高处忽然横着截开，一条惊蛇极快的把黑空切开一块，颤了两颤不见了；一切全是黑的了。跑到墙根，我身上已经完全湿了。

哪个是公使太太的房？看不清。我后退了几步，等着借闪光看看。又是一个大的，白亮亮的，像个最大的黑鬼在天上偶尔一睁眼，极快的眨巴了几下似的。不行，还是看不清。我急了，管它是谁的房呢，爬吧；爬上去再说。爬到半中腰，我摸出来了，这正是公使太太的房，因为墙摇动呢。

一个大闪，等了好像有几个世纪，整个天塌来了似的一声大雷。我和墙都由直着改成斜着的了。我闭上眼，又一声响，我到哪里去了？谁知道呢！

十五

雷声走远了。这是我真听见了呢，还是作梦呢？不敢说。我一睁眼；不，我不能睁眼，公使太太的房壁上的泥似乎都在我脸上贴着呢。是的，是还打雷呢，我确醒过来了。我用手摸；不能，手都被石头压着呢。脚和腿似乎也不见了，觉得像有人把我种在泥土里了。

把手拔出来，然后把脸扒开。公使太太的房子变成了一座大土坟。我一边拔腿，一边疯了似的喊救人；我是不要紧的，公使太太和八位小妖精一定在极下层埋着呢！空中还飞着些雨点，任凭我怎样喊，一个人也没来：猫人怕水，当然不会在天完全晴了之前出来。

把我自己埋着的半截拔脱出来，我开始疯狗似的扒那堆泥土，也顾不得看身上有伤没有。天晴了，猫人全出来。我一边扒土，一边喊救人。人来了不少，站在一旁看着。我以为他们误会了我的意思，开始给他们说明：不是救我，是救底下埋着的九个妇人。大家听明白了，往前挤了过来，还是没人动手。我知道只凭央告是无效的，摸了摸裤袋里，那些国魂还在那里呢。“过来帮我扒的，给一个国魂！”大家愣了一会儿，似乎不信我的话，我掏出两块国魂来，给他们看了看。行了，一窝蜂似的上来了。可是上来一个，拿起一块石头，走了；又上来一个，搬起一块砖，走了；我心里明白了：见便宜便捡着，是猫人的习惯。好吧，随你们去吧；反正把砖石都搬走，自然会把下面的人救出来。很快！像蚂蚁运一堆米粒似的，叫人想不到会能搬运得那么快。底下出了声音，我的心放下去一点。但是，只是公使太太一个人的声音，我的心又跳上了。全搬净了：公使太太在中间，正在对着那个木板窟窿那溜儿，坐着呢。其余的八位女子，都在四角卧着，已经全不动了。我要先把公使太太扶起来，但是我的手刚一挨着她的胳臂，她说了话：

“哎哟！不要动我，我是公使太太！抢我的房子，我去见皇上，老老实实的把砖给我搬回来！”其实她的眼还被泥糊着呢；大概见倒了房便抢，是猫人常干的事，所以她已经猜到。

四围的人还轻手蹑脚的在地下找呢。砖块已经完全搬走了，有的开始用手捧土；经济的压迫使人们觉得就是捧走一把土也比空着手回家好，我这么想。

公使太太把脸上的泥抓下来，腮上破了两块，脑门上肿起一个大包，两眼睁得像冒着火。她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点的奔过一个猫人去，不知道怎会那么准确，一下子便咬住他的耳朵，一边咬一边从嘴角㖨㖨的叫，好似猫捉住了老鼠。那个被咬的嚎起来，拼命用手向后捶公使太太的肚子。两个转了半天，公使太太忽然看见地上卧着的妇女，她松了嘴，那个猫人像箭头似的跑开，四围的人喊了一声，也退出十几尺远。公使太太抱住一个妇女痛哭起来。

我的心软了，原来她并不是个没人心的人，我想过去劝劝，又怕她照样咬我的耳朵，因为她确乎有点发疯的样子。

哭了半天，她又看见了我。

“都是你，都是你，你把我的房爬倒了！你跑不了，他们抢我的东西也跑不了；我去见皇上，全杀了你们！”

“我不跑，”我慢慢的说，“我尽力帮着你便是了。”

“你是外国人，我信你的话。那群东西，非请皇上派兵按家搜不可，搜出一块砖也得杀了！我是公使太太！”公使太太的吐沫飞出多远去，啪的一声唾出一口血来。

我不知道她是否有那么大的势力。我开始安慰她，唯恐怕她疯了。“我们先把这八个妇女——”我问。

“你这里来，把这八个妖精怎么着？我只管活的，管不着死的，你有法子安置她们？”

这把我问住了，我知道怎么办呢，我还没在猫国办过丧事。

公使太太的眼睛越发的可怕了，眼珠上流着一层水光，可是并不减少疯狂的野火，好像泪都在眼中炼干，白眼珠发出磁样的浮光来。

“我跟你说说吧！”她喊，“我无处去诉苦，没钱，没男子，不吃迷叶，公使太太，跟你说说吧！”

我看出她是疯了，她把刚才所说的事似乎都忘了，而想向我诉委屈了。

“这个，”她揪住一个死妇人的头皮，“这个死妖精。十岁就被公使请来了。刚十岁呀，筋骨还没长全，就被公使给收用了。一个月里，不要天黑，一到黑天呀，她，这个小死妖精，她便嚎啊，嚎啊，爹妈乱叫，拉住我的手不放，管我叫妈，叫祖宗，不许我离开她。但是，我是贤德的妇人，我不能与个十岁的丫头争公使呀；公使要取乐，我不能管，我是太太，我得有太太的气度。这个小妖精，公使一奔过她去，她就呼天喊地，嚎得不像人声。公使取乐的时候，看她这个央告，她喊哪：公使太太！公使太太！好祖宗，来救救我！我能禁止公使取乐吗？我不管。事完了，她躺着不动了，是假装死呢，是真晕过去？我不知道，也不深究。我给她上药，给她作吃食，这个死东西，她并一点不感念我的好处！后来，她长成了人，看她那个跋扈，她恨不能把公使整个的吞了。公使又买来了新人，她一天到晚的哭哭啼啼，怨我不拦着公使买人；我是公使太太，公使不多买人，谁能看得起他？这个小妖精，反怨我不管着公使，浪东西，臊东西，小妖精！”公使太太把那个死猫头推到一边，顺手又抓住另一个。“这个东西是妓女，她一天到晚要吃迷叶，还引诱着公使吃；公使有吃迷叶的瘾怎么再上外国？看她那个闹！叫我怎办，我不能拦着公使玩妓女，我又不能看着公使吃迷叶，而不能上外国去。我的难处，你不会想到作公使太太的难处有多么大！我白天要监视着不叫她偷吃迷叶，到晚上还得防备着她鼓动公使和我捣乱，这个死东西！她时时刻刻想逃跑呢，我的两只眼简直不够用的了，我老得捎着她一眼，公使的妾跑了出去，大家的脸面何在？”公使太太的眼睛真像发了火，又抓住一个死妇人的头：

“这个东西，最可恶的就是她！她是新派的妖精！没进门之前她就叫公使把我们都撵出去，她好作公使太太，哈哈，那如何作得到。她看上了公使，只因为他是公使。别的妖精是公使花钱买来的，这个东西是甘心愿意跟他，公使一个钱没花，白玩了她。她把我们妇人的脸算丢透了！她一进门，公使连和我们说话都不敢了。公使出门，她得跟着，公使见客，她得陪着，她俨然是公使太太了。我是干什么的？公使多买女人，该当的；公使太太只能有我一个！我非惩治她不行了，我把她捆在房上，叫雨淋着她，淋了三回，她支持不住了，小妖精！她要求公使放她回家，她还说公使骗了她；我能放了她？自居后补公使太太的随便与公使吵完一散？没听说过。想再嫁别人？没那么便宜的事。难哪！作公使太太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昼夜看着她。幸而公使又弄来了这个东西，”她转身从地上挑选出一个死妇人，“她算是又和我亲近了，打算联合我，一齐反对这个新妖精。妇人都是一样的，没有男人陪着就发慌；公使和这新妖精一块睡，她一哭便是一夜。我可有话说了：你还要作公使太太？就凭你这样离不开公使？你看我这真正公使太太！要作公使太太就别想独占公使，公使不是卖东西的小贩子，一辈子只抱着一个老婆！”

公使太太的眼珠子全红了。抱住了一个死妇人的头在地上撞了几下。笑了一阵，看了看我——我不由的往后退了几步。

“公使活着，她们一天不叫我心静，看着这个，防备着那个，骂这个，打那个，一天到晚不叫我闲着。公使的钱，全被她们花了。公使的力量都被她们吸干了。公使死了，连一个男孩子也没留下。不是没生过呀，她们八个，都生过男孩子，一个也没活住。怎能活住呢，一个人生了娃娃，七个人昼夜设法谋害他。争宠呀，唯恐有男孩子的升作公使太太。我这真作太太的倒没像她们那么嫉妒，我只是不管，谁把谁的孩子害了，是她们的事，与我不相干；我不去害小孩子，也不管她们彼此谋害彼此的娃娃，太太总得有太太的气度。

“公使死了，没钱，没男子，把这八个妖精全交给了我！有什么法子，我能任凭她们逃跑去嫁人吗？我不能，我一天到晚看着她们，一天到晚苦口的相劝，叫她们明白人生的大道理。她们明白吗？未必！但是我不灰心，我日夜的管着她们。我希望什么？没有可希望的，我只望皇上明白我的难处，我的志向，我的品行，赏给我些恤金，赐给我一块大匾，上面刻上‘节烈可风’。可是，你没听见我刚才哭吗？你听见没有？”

我点点头。

“我哭什么？哭这群死妖精？我才有工夫哭她们呢！我是哭我的命运，公使太太，不吃迷叶，现在会房倒屋塌，把我的成绩完全毁灭！我再去见皇上，我有什么话可讲。设若皇上坐在宝座上问我：公使太太你有什么成绩来求赏赐？我说什么？我说我替死去的公使管养着八个女人，没出丑，没私逃。皇上说，她们在哪里呢？我说什么？说她们都死了？没有证据能得赏赐吗？我说什么？公使太太！”她的头贴在胸口上了。我要过去，又怕她骂我。

她又抬起头来，眼珠已经不转了：“公使太太，到过外国……不吃迷叶……恤金！大匾……公使太太……”

公使太太的头又低了下去，身子慢慢的向一边倒下来，躺在两个妇人的中间。

十六

我难过极了！公使太太的一段哀鸣，使我为多少世纪的女子落泪，我的手按着历史上最黑的那几页，我的眼不敢再往下看了。

不到外国城去住是个错误。我又成了无家之鬼了。上哪里去？那群帮忙的猫人还看着我呢，大概是等着和我要钱。他们抢走了公使太太的东西，不错，但是，那恐怕不足使他们扔下得个国魂的希望吧？我的头疼得很厉害，牙也摔活动了两个。我渐渐的不能思想了，要病。我的心中来了个警告。我把一裤袋的国魂，有十块一个的，有五块一个的，都扔在地上，让他们自己分吧，或是抢吧，我没精神去管。那八个妇人是无望了；公使太太呢，也完了，她的身下流出一大汪血，眼睛还睁着，似乎在死后还关心那八个小妖精。我无法把她们埋起来，旁人当然不管；难堪与失望使我要一拳把我的头击碎。

我在地上坐了一会儿。虽然极懒得动，到底还得立起来，我不能看着这些妇人在我的眼前臭烂了。我一瘸一拐的走，大概为外国人丢脸不少。街上又挤满了人。有些少年人，手中都拿着块白粉，挨着家在墙壁上写字呢，墙还很潮，写过以后，经小风一吹，特别的白。“清洁运动”，“全城都洗过”……每家墙壁上都写上了这么一句。虽然我的头是那么疼，我不能不大笑起来。下完雨提倡洗过全城，不必费人们一点力量，猫人真会办事。是的，臭沟里确乎被雨水给冲干净了，清洁运动，哈哈！莫非我也有点发疯么？我恨不能掏出手枪打死几个写白字的东西们！

我似乎还记得小蝎的话：街那边是文化机关。我绕了过去，不是为看文化机关，而是希望找个清静地方去忍一会儿。我总以为街市的房子是应当面对面的，此处街上的房子恰好是背倚背的，这个新排列方法使我似乎忘了点头疼。可是，这也就是不大喜欢新鲜空气与日光的猫人才能想出这个好主意，房背倚着房背，中间一点空隙没有，这与其说是街，还不如说是疾病酿造厂。我的头疼又回来了。在异国生病使人特别的悲观，我似乎觉得没有生还中国的希望了。

我顾不得细看了，找着个阴凉便倒了下去。

睡了多久？我不知道。一睁眼我已在一间极清洁的屋子中。我以为这是作梦呢，或是热度增高见了幻象，我摸了摸头，已不十分热！我莫名其妙了。身上还懒，我又闭上了眼。有点极轻的脚步声，我微微的睁开眼：比迷叶还迷的迷！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微微的点点头：“好啦！”她向自己说。

我不敢再睁眼，等着事实来说明事实吧。过了不大的工夫，小蝎来了，我放了心。

“怎样了？”我听见他低声的问。

没等迷回答，我睁开了眼。

“好了？”他问我。我坐起来。

“这是你的屋子？”我又起了好奇心。

“我们俩的，”他指了指迷，“我本来想让你到这里来住，但是恐怕父亲不愿意。你是父亲的人，父亲至少这么想；他不愿意我和你交朋友，他说我的外国习气已经太深。”

“谢谢你们！”我又往屋中扫了一眼。

“你纳闷我们这里为什么这样干净？这就是父亲所谓的外国习气。”小蝎和迷全笑了。

是的，小蝎确是有外国习气。以他的言语说，他的比大蝎的要多用着两倍以上的字眼，大概许多字是由外国语借来的。

“这是你们俩的家？”我问。

“这是文化机关之一。我们俩借住。有势力的人可以随便占据机关的房子。我们俩能保持此地的清洁便算对得起机关！是否应以私人占据公家的地方，别人不问，我们也不便深究。敷衍，还得用这两个最有意思的字！迷，再给他点迷叶吃。”

“我已经吃过了吗？”我问。

“刚才不是我们灌你一些迷叶汁，你还打算再醒过来呀？迷叶是真正好药！在此地，迷叶是众药之王。它能治的，病便有好的希望；它不能治的，只好等死。它确是能治许多的病。只有一样，它能把‘个人’救活，可是能把‘国家’治死，迷叶就是有这么一点小缺点！”小蝎又来了哲学家的味了。

我又吃了些迷叶，精神好多了，只是懒得很。我看出来光国和别的外国人的智慧。他们另住在一处，的确是有道理的。猫国这个文明是不好惹的；只要你一亲近它，它便一把油漆似的将你胶住，你非依着它的道儿走不可。猫国便是个海中的旋涡，临近了它的便要全身陷入。要入猫国便须不折不扣的作个猫人，不然，干脆就不要粘惹它。我尽力的反抗吃迷叶，但是，结果？还得吃！在这里必须吃它，不吃它别在这里，这是绝对的。设若这个文明能征服了全火星——大概有许多猫国人抱着这样的梦想——全火星的人类便不久必同归于尽：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这个文明的特征；纵然构成这个文明的分子也有带光的，但是那一些光明决抵抗不住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势力，我看出来，必须有朝一日被一些真光，或一些毒气，好像杀菌似的被剪除净尽。不过，猫人自己决不这么想。小蝎大概看到这一步，可是因为看清这局棋已经是输了，他便信手摆子，而自己笑自己的失败了。至于大蝎和其余的人只是作梦而已。

我要问小蝎的问题多极了。政治，教育，军队，财政，出产，社会，家庭……

“政治我不懂，”小蝎说，“父亲是专门作政治的，去问他。其余的事我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顶好你先自己去看，看完再问我。只有文化事业我能充分帮忙，因为父亲对什么事业都有点关系，他既不能全照顾着，所以对文化事业由我作他的代表。你要看学校，博物院，古物院，图书馆，只要你说话，我便叫你看得满意。”

我心里觉得比吃迷叶还舒服了：在政治上我可以去问大蝎；在文化事业上问小蝎，有这二蝎，我对猫国的情形或者可以知道个大概了。

但是我是否能住在这里呢？我不敢问小蝎。凭良心说，我确是半点离开这个清洁的屋子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我不能摇尾乞怜，等着吧！

小蝎问我先去看什么，惭愧，我懒得动。

“告诉我点你自己的历史吧！”我说，希望由他的言语中看出一点大蝎家中的情形。

小蝎笑了。每逢他一笑，我便觉得他可爱又可憎。他自己知道他比别的猫人优越，因而他不肯伸一伸手去拉扯他们一把——恐怕弄脏了他的手！他似乎觉得他生在猫国是件大不幸的事，他是荆棘中唯一的一朵玫瑰。我不喜欢这个态度。

“父母生下我来，”小蝎开始说，迷坐在他一旁，看着他的眼。“那不关我的事。他们极爱我，也不关我的事。祖父也极爱我，没有不爱孙子的祖父，不算新奇。幼年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小蝎扬头想了想，迷扬着头看他。“对了，有件小事也许值得你一听，假如不值得我一说。我的乳母是个妓女。妓女可以作乳母，可是不准我与任何别的小孩子一块玩耍。这是我们家的特别教育。为什么非请妓女看护孩子呢？有钱。我们有句俗话：钱能招鬼。这位乳娘便是鬼中之一。祖父愿意要她，因为他以为妓女看男孩，兵丁看女孩，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她们或他们能教给男女小孩一切关于男女的知识。有了充分的知识，好早结婚，早生儿女，这样便是对得起祖宗。妓女之外，有五位先生教我读书，五位和木头一样的先生教给我一切猫国的学问。后来有一位木头先生忽然不木头了，跟我的乳母逃跑了。那四位木头先生也都被撵了出去。我长大了，父亲把我送到外国去。父亲以为凡是能说几句外国话的，便算懂得一切，他需要一个懂得一切的儿子。在外国住了四年，我当然懂得一切了，于是就回家来。出乎父亲意料之外，我并没懂得一切，只是多了一些外国习气。可是，他并不因此而不爱我，他还照常给我钱花。我呢，乐得有些钱花，和星，花，迷，大家一天到晚凑凑趣。表面上我是父亲的代表，主办文化事业，其实我只是个寄生虫。坏事我不屑于作，好事我作不了，敷衍——这两个宝贝字越用越有油水！”小蝎又笑了，迷也随着笑了。

“迷是我的朋友”，小蝎又猜着了我的心思，“一块住的朋友。这又是外国习气。我家里有妻子，十二岁就结婚了，我六岁的时候，妓女的乳母便都教会了我，到十二岁结婚自然外行不了的。我的妻子什么也会，尤其会生孩子，顶好的女人，据父亲说。但是我愿意要迷。父亲情愿叫我娶迷作妾，我不肯干。父亲有十二个妾，所以看纳妾是最正当的事。父亲最恨迷，可是不大恨我，因为他虽然看外国习气可恨，可是承认世界上确乎有这么一种习气，叫作外国习气。祖父恨迷，也恨我，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外国习气。我和迷同居，我与迷倒没有什么，可是对猫国的青年大有影响。你知道，我们猫国的人以为男女的关系只是‘那么’着。娶妻，那么着；娶妾，那么着；玩妓女，那么着；现在讲究自由联合，还是那么着；有了迷叶吃，其次就是想那么着。我是青年人们的模范人物。大家都是先娶妻，然后再去自由联合，有我作前例。可是，老人们恨我入骨，因为娶妻妾是大家可以住在一处的，专为那么着，那么着完了就生一群小孩子。现在自由联合呢，既不能不要妻子，还得给情人另预备一个地方，不然，便不算作足了外国习气。这么一来，钱要花得特别的多，老人们自然供给不起，老人们不拿钱，青年人自然和老人们吵架。我与迷的罪过真不小。”

“不会完全脱离了旧家庭？”我问。

“不行呀，没钱！自由联合是外国习气，可是我们并不能舍去跟老子要钱的本国习气。这二者不调和，怎能作足了‘敷衍’呢？”

“老人们不会想个好方法？”

“他们有什么方法呢？他们承认女子只是为那么着预备的。他们自己娶妾，也不反对年青的纳小，怎能禁止自由联合呢？他们没方法，我们没方法，大家没方法。娶妻，娶妾，自由联合，都要生小孩；生了小孩谁管养活着？老人没方法，我们没方法，大家没方法。我们只管那么着的问题，不管子女问题。老的拼命娶妾，小的拼命自由，表面上都闹得挺欢，其实不过是那么着，那么着的结果是多生些没人照管没人养活没人教育的小猫人，这叫作加大的敷衍。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负责’是最讨厌的一个名词。”

“女子自己呢？难道她们甘心承认是为那么着的？”我问。

“迷，你说，你是女的。”小蝎向迷说。

“我？我爱你。没有可说的。你愿意回家去看那个会生小孩的妻子，你就去，我也不管。你什么时候不爱我了，我就一气吃四十片迷叶，把迷迷死！”

我等着她往下说，她不再言语了。

十七

我没和小蝎明说，他也没留我，可是我就住在那里了。

第二天，我开始观察的工作。先看什么，我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出去遇见什么便看什么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在街的那边，我没看见过多少小孩子，原来小孩子都在街的这边呢。我心里喜欢了，猫人总算有这么一点好处：没忘了教育他们的孩子，街这边既然都是文化机关，小孩子自然是来上学了。

猫小孩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小人们。脏，非常的脏，形容不出的那么脏；瘦，臭，丑，缺鼻短眼的，满头满脸长疮的，可是，都非常的快活。我看见一个脸上肿得像大肚罐子似的，嘴已肿得张不开，腮上许多血痕，他也居然带着笑容，也还和别的小孩一块跳，一块跑。我心里那点喜欢气全飞到天外去了。我不能把这种小孩子与美好的家庭学校联想到一处。快活？正因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全是糊涂蛋，才会养成这样糊涂的孩子们，才会养成这种脏，瘦，臭，丑，缺鼻短眼的，可是还快活的孩子们。这群孩子是社会国家的索引，是成人们的惩罚者。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不会使国家不脏，不瘦，不臭，不丑；我又看见了那毁灭的巨指按在这群猫国的希望上，没希望！多妻，自由联合，只管那么着，没人肯替他的种族想一想。爱的生活，在毁灭的巨指下讲爱的生活，不知死的鬼！

我先不要匆忙的下断语，还是先看了再说话吧。我跟着一群小孩走。来到一个学校：一个大门，四面墙围着一块空地。小孩都进去了。我在门外看着。小孩子有的在地上滚成一团，有的往墙上爬，有的在墙上画图，有的在墙角细细检查彼此的秘密，都很快活。没有先生。我等了不知有多久，来了三个大人。他们都瘦得像骨骼标本，好似自从生下来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手扶着墙，慢慢的蹭，每逢有一阵小风他们便立定哆嗦半天。他们慢慢的蹭进校门。孩子们照旧滚，爬，闹，看秘密。三位坐在地上，张着嘴喘气。孩子们闹得更厉害了，他们三位全闭上眼，堵上耳朵，似乎唯恐得罪了学生们。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三位一齐立起来，劝孩子们坐好。学生们似乎是下了决心永不坐好。又过了大概至少有一点钟吧，还是没坐好。幸而三位先生——他们必定是先生了——一眼看见了我，“门外有外国人！”只这么一句，小孩子全面朝墙坐好，没有一个敢回头的。

三位先生的中间那一位大概是校长，他发了话：“第一项唱国歌。”谁也没唱，大家都愣了一会儿，校长又说：“第二项向皇上行礼。”谁也没行礼，大家又都愣了一会儿。“向大神默祷。”这个时候，学生们似乎把外国人忘了，开始你挤我，我挤你，彼此叫骂起来。“有外国人！”大家又安静了。“校长训话。”校长向前迈了一步，向大家的脑勺子说：

“今天是诸位在大学毕业的日子，这是多么光荣的事体！”

我几乎要晕过去，就凭这群……大学毕业？但是，我先别动情感，好好的听着吧。

校长继续的说：

“诸位在这最高学府毕业，是何等光荣的事！诸位在这里毕业，什么事都明白了，什么知识都有了，以后国家的大事便全要放在诸位的肩头上，是何等的光荣的事！”校长打了个长而有调的呵欠。“完了！”

两位教员拼命的鼓掌，学生又闹起来。

“外国人！”安静了。“教员训话。”

两位先生谦逊了半天，结果一位脸瘦得像个干倭瓜似的先生向前迈了一步。我看出来，这位先生是个悲观者，因为眼角挂着两点大泪珠。他极哀婉的说：

“诸位，今天在这最高学府毕业是何等光荣的事！”他的泪珠落下一个来。“我们国里的学校都是最高学府，是何等光荣的事！”又落下一个泪珠来。“诸位，请不要忘了校长和教师的好处。我们能作诸位的教师是何等的光荣，但是昨天我的妻子饿死了，是何等的……”他的泪像雨点般落下来。挣扎了半天，他才又说出话来：“诸位，别忘了教师的好处，有钱的帮点钱，有迷叶的帮点迷叶！诸位大概都知道，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发薪水了？诸位……”他不能再说了，一歪身坐在地上。

“发证书。”

校长从墙根搬起些薄石片来，石片上大概是刻着些字，我没有十分看清。校长把石片放在脚前，说：“此次毕业，大家都是第一，何等的光荣！现在证书放在这里，诸位随便来拿，因为大家都是第一，自然不必分前后的次序。散会。”

校长和那位先生把地下坐着的悲观者搀起，慢慢的走出来。学生并没去拿证书，大家又上墙的上墙，滚地的滚地，闹成一团。

什么把戏呢？我心中要糊涂死！回去问小蝎。

小蝎和迷都出去了。我只好再去看，看完一总问他吧。

在刚才看过的学校斜旁边又是一处学校，学生大概都在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七八个人在地上按着一个人，用些家伙割剖呢。旁边还有些学生正在捆两个人。这大概是实习生理解剖，我想。不过把活人捆起来解剖未免太残忍吧？我硬着心看着，到底要看个水落石出。一会儿的工夫，大家把那两个人捆好，都扔在墙根下，两个人一声也不出，大概是已吓死过去。那些解剖的一边割宰，一边叫骂：

“看他还管咱们不管，你个死东西！”扔出一只胳膊来！

“叫我们念书？不许招惹女学生？社会黑暗到这样，还叫我念书？！还不许在学校里那么着？挖你的心，你个死东西！”鲜红的一块飞到空中！

“把那两个死东西捆好了？抬过一个来！”

“抬校长，还是历史教员？”

“校长！”

我的心要从口中跳出来了！原来这是解剖校长与教员！

也许校长、教员早就该杀，但是我不能看着学生们大宰活人。我不管谁是谁非，从人道上想，我不能看着学生们——或任何人——随便行凶。我把手枪掏出来了。其实我喊一声，他们也就全跑了，但是，我真动了气，我觉得这群东西只能以手枪对待，其实他们哪值得一枪呢。！我放了一枪。哗啦，四面的墙全倒了下来。大雨后的墙是受不住震动的，我又作下一件错事。想救校长，把校长和学生全砸在墙底了！我心中没了主意。就是杀校长的学生也是一条命，我不能甩手一走。但是怎样救这么些人呢？幸而，墙只是土堆成的；我不知道近来心中怎么这样卑鄙，在这百忙中似乎想到：校长大概确是该杀，看这校址的建筑，把钱他全自己赚了去，而只用些土堆成围墙。办学校的而私吞公款，该杀。虽然是这么猜想，我可是手脚没闲着，连拉带扯，我很快的拉出许多人来。每逢拉出一个土鬼，连看我一眼也不看便疯了似的跑去，像是由笼里往外掏放生的鸽子似的。并没有受重伤的，我心中不但舒坦了，而且觉得这个把戏很有趣。最后把校长和教员也掏出来，他们的手脚全捆着呢，所以没跑。我把他们放在一旁；开始用脚各处的踢，看土里边还有人没有，大概是没有了；可是我又踢了一遍。确乎觉得是没有人了，我回来把两位捆着的土鬼都松了绑。

待了好大半天，两位先生睁开了眼。我手下没有一些救急的药，和安神壮气的酒类，只好看着他们两个，虽然我急于问他们好多事情，可是我不忍得立刻问他们。两位先生慢慢的坐起来，眼睛还带着惊惶的神气。我向他们一微笑，低声的问：“哪位是校长？”

两人脸上带出十二分害怕的样子，彼此互相指了一指。

神经错乱了，我想。

两位先生偷偷的，慢慢的，轻轻的，往起站。我没动。我以为他们是要活动活动身上。他们立起来，彼此一点头，就好像两个雌雄相逐的蜻蜓在眼前飞过那么快，一眨眼的工夫，两位先生已跑出老远。追是没用的，和猫人竞走我是没希望得胜的。我叹了一口气，坐在土堆上。

怎么一回事呢？噢，疑心！藐小！狡猾！谁是校长？他们彼此指了一指。刚活过命来便想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他们以为我是要加害于校长，所以彼此指一指。偷偷的，慢慢的立起来，像蜻蜓飞跑了去！哈哈！我狂笑起来！我不是笑他们两个，我是笑他们的社会：处处是疑心，藐小，自利，残忍。没有一点诚实，大量，义气，慷慨！学生解剖校长，校长不敢承认自己是校长……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难道他们看不出我救了他们？噢，黑暗的社会里哪有救人的事。我想起公使太太和那八个小妖精，她们大概还在那里臭烂着呢！

校长，先生，教员，公使太太，八个小妖精……什么叫人生？我不由的落了泪。

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不出，还得去问小蝎。

十八

下面是小蝎的话：

在火星上各国还是野蛮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教育制度，猫国是个古国。可是，我们的现行教育制度是由外国抄袭来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摹仿别人，而是说取法别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互相摹仿是该当的，而且是人类文明改进的一个重要动力。没有人采行我们的老制度，而我们必须学别人的新制度，这已见出谁高谁低。但是，假如我们能摹仿得好，使我们的教育与别国的并驾齐驱，我们自然便不能算十分低能。我们施行新教育制度与方法已经二百多年，可是依然一塌糊涂，这证明我们连摹仿也不会；自己原有的既行不开，学别人又学不好，我是个悲观者，我承认我们的民族的低能。

低能民族的革新是个笑话，我们的新教育，所以，也是个笑话。

你问为什么一点的小孩子便在大学毕业？你太诚实了，或者应说太傻了，你不知道那是个笑话吗？毕业？那些小孩都是第一天入学的！要闹笑话就爽快闹到家，我们没有其他可以自傲的事，只有能把笑话闹得彻底。这过去二百年的教育史就是笑话史，现在这部笑话史已到了末一页，任凭谁怎样聪明也不会再把这个大笑话弄得再可笑一点。在新教育初施行的时候，我们的学校也分多少等级，学生必须一步一步的经过试验，而后才算毕业。经过二百年的改善与进步，考试慢慢的取消了，凡是个学生，不管他上课与否，到时候总得算他毕业。可是，小学毕业与大学毕业自然在身分上有个分别，谁肯甘心落个小学毕业的资格呢，小学与大学既是一样的不上课？所以我们彻底的改革了，凡是头一天入学的就先算他在大学毕业，先毕业，而后——噢，没有而后，已经毕业了，还要什么而后？

这个办法是最好的——在猫国。在统计上，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数目在火星上各国中算第一，数目第一也就足以自慰，不，自傲了；我们猫人是最重实际的。你看，屈指一算，哪一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跟不上我们的，事实，大家都满意的微笑了。皇上喜欢这个办法，要不是他热心教育，怎能有这么多大学毕业生？他对得起人民。教员喜欢这个办法，人人是大学教师，每个学校都是最高学府，每个学生都是第一，何等光荣！家长喜欢这个办法，七岁的小泥鬼，大学毕业；子弟聪明是父母的荣耀。学生更不必说了，只要他幸而生在猫国，只要他不在六七岁的时期死了，他总可以得个大学毕业资格。从经济上看呢，这个办法更妙得出奇：原先在初办学校的时候，皇上得年年拿出一笔教育费，而教育出来的学生常和皇上反对为难，这岂不是花钱找麻烦？现在呢，皇上一个钱不要往外拿，而年年有许多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毕业生也不会和皇上过不去。饿死的教员自然不少，大学毕业生人数可增加了呢。原先校长教员因为挣钱，一天到晚互相排挤，天天总得打死几个，而且有时候鼓动学生乱闹，闹得大家不安；现在皇上不给他们钱，他们还争什么？他们要索薪吧，皇上不理他们，招急了皇上，皇上便派兵打他们的脑勺。他们的后盾是学生，可是学生现在都一入学便毕业，谁去再帮助他们呢。没有人帮助他们闹事，他们只好等着饿死，饿死是老实的事，皇上就是满意教师们饿死。

家长的儿童教育费问题解决了，他们只须把个小泥鬼送到学校里，便算没了他们的事。孩子们在家呢，得吃饭；孩子们入学校呢，也得吃饭；有饭吃，谁肯饿着小孩子；没饭吃呢，小孩也得饿着；上学与不上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去来个大学毕业资格呢？反正书笔和其他费用是没有的，因为入学并不为读书，也就不读书，因为得资格，而且必定得资格。你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为什么还有人当校长与教员呢，你问？

这得说二百年来历史的演进。你看，在原先，学校所设的课程不同，造就出来的人材也就不一样，有的学工，有的学商，有的学农……可是这些人毕业后，干什么呢？学工的是学外国的一点技巧，我们没给他们预备下外国的工业；学商的是学外国的一些方法，我们只有些个小贩子，大规模的事业只要一开张便被军人没收了；学农的是学外国的农事，我们只种迷叶，不种别的；这样的教育是学校与社会完全无关，学生毕业以后可干什么去？只有两条出路：作官与当教员。要作官的必须有点人情势力，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只要朝中有人便能一步登天。谁能都有钱有势呢？作不着官的，教书是次好的事业；反正受过新教育的是不甘心去作小工人小贩子的，渐渐的社会上分成两种人：学校毕业的和非学校毕业的。前者是抱定以作官作教员为职业，后者是作小工人小贩子的。这种现象对于政治的影响，我今天先不说；对于教育呢，我们的教育便成了轮环教育。我念过书，我毕业后便去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毕业了，又教我的儿女。在学识上永远是那一套东西，在人格上天天有些退步，这怎样讲呢？毕业的越来越多了，除了几个能作官的，其余的都要教书，哪有那么多学校呢？只好闹笑话。轮环教育本来只是为传授那几本不朽之作的教科书，并不讲什么仁义道德，所以为争一个教席，有时候能引起一二年的内战，杀人流血，好像大家真为教育事业拼命似的，其实只为那点薪水。

慢慢的教育经费被皇上，政客，军人，都拿了去，大家开始专作索薪的运动，不去教书。学生呢，看透了先生们是什么东西，也养成了不上课的习惯，于是开始刚才我说的不读书而毕业的运动。这个运动断送了教育经费的命。皇上，政客，军人，家长，全赞助这个运动；反正教育是没用的东西，而教员是无可敬畏的玩艺，大家乐得省几个钱呢。但是，学校不能关门；恐怕外国人耻笑；于是入学便算大学毕业的运动成熟了。学校照旧开着，大学毕业人数日见增加，可是一个钱不要花。这是由轮环教育改成普及教育，即等于无教育，可是学校还开着。天大的笑话。

这个运动成熟的时候，作校长与教师的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于教育的热心，大家还是一天到晚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原先的学校确是像学校的样子，有桌椅，有财产，有一切的设备；有经费的时候，大家尽量赚钱，校长与教员只好开始私卖公产。争校长：校产少的争校产多的，没校产的争有校产的，又打了个血花乱溅。皇上总是有人心的，既停止了教育经费，怎再好意思禁止盗卖校产，于是学校一个一个的变成拍卖场，到了现在，全变成四面墙围着一块空地。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作校长教员呢？不干是闲着，干也是闲着，何必不干呢？再说，有个校长教员的名衔到底是有用的，由学生升为教员，由教员升为校长，这本来是轮环教育的必遵之路；现在呢，校长教员既无钱可拿，只好借着这个头衔作升官的阶梯。这样，我们的学校里没教育，可是有学生有教员有校长，而且任何学校都是最高学府。学生一听说自己的学校是最高学府，心眼里便麻那么一下，而后天下太平。

学校里既没有教育，真要读书的人怎办呢？恢复老制度——聘请家庭教师教子弟在家中念书。自然，这只有富足的人家才能办到，大多数的儿童还是得到学校里去失学。这个教育的失败把猫国的最后希望打得连影子也没有了。新教育的初一试行是污蔑新学识的时期。新制度必须与新学识一同由外国搬运过来，学识而名之曰新的，显然是学识老在往前进展，日新月异的搜求真理。可是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立刻长了白毛，像雨天的东西发霉。本来吗，采取别人家的制度学识最容易像由别人身上割下一块肉补在自己身上，自己觉得只要从别人身上割来一块肉就够了，大家只管割取人家的新肉，而不管肌肉所需的一切养分。取来一堆新知识，而不晓得研究的精神，势必走到轮环教育上去不可。这是污辱新知识，可是，在这个时期，人们确是抱着一种希望，虽然他们以为从别人身上割取一块新肉便会使自己长生不老是错误的，可是究竟他们有这么一点迷信，他们总以为只要新知识一到——不管是多么小的一点——他们立刻会与外国一样的兴旺起来。这个梦想与自傲还是可原谅的，多少是有点希冀的。到了现在，人们只知道学校是争校长，打教员，闹风潮的所在，于是他们把这个现象与新知识煮在一个锅里咒骂了：新知识不但不足以强国，而且是毁人的，他们想。这样，由污蔑新知识时期进而为咒骂新知识时期。现在家庭聘请教师教读子弟，新知识一概除外，我们原有的老石头书的价钱增长了十倍。我的祖父非常的得意，以为这是国粹战胜了外国学问。我的父亲高兴了，他把儿子送到外国读书，以为这么一办，只有他的儿子可以明白一切，可以将来帮助他利用新知识去欺骗那些抱着石头书本的人。父亲是精明强干的，他总以为外国的新知识是有用的，可是只要几个人学会便够了，有几个学会外国的把戏，我们便会强盛起来。可是一班的人还是同情于祖父：新知识是种魔术邪法，只会使人头晕目眩，只会使儿子打父亲，女儿骂母亲，学生杀教员，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咒骂新知识的时期便离亡国时期很近了。

你问，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回答不出。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你看，当新教育初一来到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它？是因为大家想多发一点财，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点事，是想多造出点新而好用的东西，不是想叫人们多知道一些真理。这个态度已使教育失去养成良好人格和启发研究精神的主旨的一部分。及至新学校成立了，学校里有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的饭铺；什么是教育，没有人过问。又赶上国家衰弱，社会黑暗，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自然，在这贫弱的国家里，许多人们连吃还吃不饱，是很难以讲到人格的，人格多半是由经济压迫而堕落的。不错。但是，这不足以作办教育的人们的辩护。为什么要教育？救国。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这在一办教育的时候便应打定主意，这在一愿作校长教师的时候便应该牺牲了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也许我对于办教育的人的期许过重了。人总是人，一个教员正和一个妓女一样的怕挨饿。我似乎不应专责备教员，我也确乎不肯专责备他们。但是，有的女人纵然挨饿也不肯当妓女，那么，办教育的难道就不能咬一咬牙作个有人格的人？自然，政府是最爱欺侮老实人的，办教育的人越老实便越受欺侮；可是，无论怎样不好的政府，也要顾及一点民意吧。假如我们办教育的真有人格，造就出的学生也有人格，社会上能永远瞎着眼看不出好坏吗？假如社会看办教育的人如慈父，而造就出的学生都能在社会上有些成就，政府敢轻视教育？敢不发经费？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猫国便会变个样子。可是，新教育已办了二百年了，结果？假如在老制度之下能养成一种老实，爱父母，守规矩的人们，怎么新教育会没有相当的好成绩呢？人人说——尤其是办教育的人们——社会黑暗，把社会变白了是谁的责任？办教育的人只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夜的星光，还有什么希望？！我知道我是太偏，太理想。但是办教育的人是否都应当有点理想？我知道政府社会太不帮忙他们了，但是谁愿意帮忙与政府社会中一样坏的人？

你看见了那宰杀教员的？先不用惊异。那是没人格的教育的当然结果。教员没人格，学生自然也跟着没人格。不但是没人格，而且使人们倒退几万年，返回古代人吃人的光景。人类的进步是极慢的，可是退步极快，一时没人格，人便立刻返归野蛮，况且我们办了二百年的学校？在这二百年中天天不是校长与校长或教员打，便是教员与教员或校长打，不是学生与学生打，便是学生与校长教员打；打是会使人立刻变成兽的，打一次便增多一点野性，所以到了现在，学生宰几个校长或教员是常见的事。你也用不着为校长教员抱不平，我们的是轮环教育，学生有朝一日也必变成校长或教员，自有人来再杀他们。好在多几个这样的校长教师与社会上一点关系没有，学校里谁杀了谁也没人过问。在这种黑暗社会中，人们好像一生出来便小野兽似的东闻闻西抓抓，希望搜寻到一点可吃的东西，一粒砂大的一点便宜都足使他们用全力去捉到。这样的一群小人们恰好在学校里遇上那么一群教师，好像一群小饿兽遇见一群老饿兽，他们非用爪牙较量较量不可了，贪小便宜的欲望烧起由原人遗下来的野性，于是为一本书，一个迷叶，都可以打得死尸满地。闹风潮是青年血性的激动，是有可原谅的；但是，我们此处的风潮是另有风味的，借题目闹起来，拆房子毁东西，而后大家往家里搬砖拾破烂，学生心满意足，家长也皆大欢喜。因闹风潮而家中白得了几块砖，一根木棍，风潮总算没有白闹。校长教师是得机会就偷东西，学生是借机会就拆毁，拆毁完了往家里搬运。校长教师该死。学生该死。学生打死校长教师正是天理昭彰，等学生当了校长教师又被打死也是理之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教育能使人变成野兽，不能算没有成绩，哈哈！

十九

小蝎是个悲观者。我不能不将他的话打些折扣。但是，学生入学先毕业，和屠宰校长教员，是我亲眼见的；无论我怎样怀疑小蝎的话，我无从与他辩驳。我只能从别的方面探问。

“那么，猫国没有学者？”我问。

“有。而且很多。”我看出小蝎又要开玩笑了。果然，他不等我问便接着说：“学者多，是文化优越的表示，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文化衰落的现象，这要看你怎么规定学者的定义。自然我不会给学者下个定义，不过，假如你愿意看看我们的学者，我可以把他们叫来。”

“请来，你是说？”我矫正他。

“叫来！请，他们就不来了，你不晓得我们的学者的脾气；你等着看吧！迷，去把学者们叫几个来，说我给他们迷叶吃。叫星，花们帮着你分头去找。”

迷笑嘻嘻的走出去。

我似乎没有可问的了，一心专等看学者，小蝎拿来几片迷叶，我们俩慢慢的嚼着，他脸上带着点顶淘气的笑意。

迷和星，花，还有几个女的先回来了，坐了个圆圈把我围在当中。大家看着我，都带出要说话又不敢说的神气。

“留神啊，”小蝎向我一笑，“有人要审问你了！”

她们全唧唧的笑起来。迷先说了话：

“我们要问点事，行不行？”

“行。不过，我对于妇女的事可知道的不多。”我也学会小蝎的微笑与口气。

“告诉我们，你们的女子什么样儿？”大家几乎是一致的问。

我知道我会回答得顶有趣味：“我们的女子，脸上擦白粉。”大家“噢”了一声。“头发收拾得顶好看，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分缝，有的向后拢，都擦着香水香油。”大家的嘴全张得很大，彼此看了看头上的短毛，又一齐闭上嘴，似乎十二分的失望。“耳朵上挂着坠子，有的是珍珠，有的是宝石，一走道儿坠子便前后的摇动。”大家摸了摸脑勺上的小耳朵，有的——大概是花——似乎要把耳朵揪下来。“穿着顶好看的衣裳，虽然穿着衣裳，可是设法要露出点肌肉来，若隐若现，比你们这全光着的更好看。”我是有点故意与迷们开玩笑：“光着身子只有肌肉的美，可是肌肉的颜色太一致，穿上各种颜色的衣裳呢，又有光彩，又有颜色，所以我们的女子虽然不反对赤身，可是就在顶热的夏天也多少穿点东西。还穿鞋呢，皮子的，缎子的，都是高底儿，鞋尖上镶着珠子，鞋跟上绣着花，好看不好看？”我等她们回答。没有出声的，大家的嘴都成了个大写的“O”。“在古时候，我们的女子有把脚裹得这么小的，”我把大指和食指捏在一块比了一比，“现在已经完全不裹脚了，改为——”大家没等我说完这句，一齐出了声：“为什么不裹了呢？为什么不裹了呢？糊涂！脚那么小，多么好看，小脚尖上镶上颗小珠子，多么好看！”大家似乎真动了感情，我只好安慰她们：“别忙，等我说完！她们不是不裹脚了吗，可是都穿上高底鞋，脚尖在这儿，”我指了指鼻尖，“脚踵在这儿，”我指了头顶，“把身量能加高五寸。好看哪，而且把脚骨窝折了呢，而且有时候还得扶着墙走呢，而且设若折了一个底儿还一高一低的蹦呢！”大家都满意了，可是越对地球上的女子满意，对她们自己越觉得失望，大家都轻轻的把脚藏在腿底下去了。

我等着她们问我些别的问题。哼，大家似乎被高底鞋给迷住了：

“鞋底有多么高，你说？”一个问。

“鞋上面有花，对不对？”又一个问。

“走起路来咯噔咯噔的响？”又一个问。

“脚骨怎么折？是穿上鞋自然的折了呢，还是先弯折了脚骨再穿鞋？”又一个问。

“皮子作的？人皮行不行？”又一个问。

“绣花？什么花？什么颜色？”又一个问。

我要是会制革和作鞋，当时便能发了财，我看出来。

我正要告诉她们，我们的女子除了穿高底鞋还会作事，学者们来到了。

“迷，”小蝎说，“去预备迷叶汁。”又向花们说，“你们到别处去讨论高底鞋吧。”

来了八位学者，进门向小蝎行了个礼便坐在地上，都扬着脸向上看，连捎我一眼都不屑于。

迷把迷叶汁拿来，大家都慢慢的喝了一大气，闭上眼，好似更不屑于看我了。

他们不看我，正好；我正好细细的看他们。八位学者都极瘦，极脏，连脑勺上的小耳朵都装着两兜儿尘土，嘴角上堆着两堆吐沫，举动极慢，比大蝎的动作还要更阴险稳慢着好多倍。

迷叶的力量似乎达到生命的根源，大家都睁开眼，又向上看着。忽然一位说了话：

“猫国的学者是不是属我第一？”他的眼睛向四外一瞭，捎带着瞭了我一下。

其余的七位被这一句话引得都活动起来，有的搔头，有的咬牙，有的把手指放在嘴里，然后一齐说：

“你第一？连你爸爸算在一块，不，连你祖父算在一块，全是混蛋！”

我以为这是快要打起来了。谁知道，自居第一学者的那位反倒笑了，大概是挨骂挨惯了。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自己，三辈子全研究天文，全研究天文，你们什么东西！外国人研究天文用许多器具，镜子，我们世代相传讲究只用肉眼，这还不算本事；我们讲究看得出天文与人生祸福的关系，外国人能懂得这个吗？昨天我夜观天象，文星正在我的头上，国内学者非我其谁？”

“要是我站在文星下面，它便在我头上！”小蝎笑着说。

“大人说得极是！”天文学家不言语了。

“大人说得极是！”其余的七位也找补了一句。

半天，大家都不出声了。

“说呀！”小蝎下了命令。

有一位发言：“猫国的学者是不是属我第一？”他把眼睛向四外一瞭。“天文可算学问？谁也知道，不算！读书必须先识字，字学是唯一的学问。我研究了三十年字学了，三十年，你们谁敢不承认我是第一的学者？谁敢？”

“放你娘的臭屁！”大家一齐说。

字学家可不像天文家那么老实，抓住了一位学者，喊起来：“你说谁呢？你先还我债，那天你是不是借了我一片迷叶？还我，当时还我，不然，我要不把你的头拧下来，我不算第一学者！”

“我借你一片迷叶，就凭我这世界著名的学者，借你一片迷叶，放开我，不要脏了我的胳臂！”

“吃了人家的迷叶不认账，好吧，你等着，你等我作字学通论的时候，把你的姓除外，我以国内第一学者的地位告诉全世界，说古字中就根本没有你的姓，你等着吧！”

借吃迷叶而不认账的学者有些害怕了，向小蝎央告：

“大人，大人！赶快借给我一片迷叶，我好还他！大人知道，我是国内第一学者，但是学者是没钱的人。穷既是真的，也许我借过他一片迷叶吃，不过不十分记得。大人，我还得求你一件事，请你和老大人求求情，多给学者一些迷叶。旁人没迷叶还可以，我们作学者的，尤其我这第一学者，没有迷叶怎能作学问呢？你看，大人，我近来又研究出我们古代刑法确是有活剥皮的一说，我不久便作好一篇文章，献给老大人，求他转递给皇上，以便恢复这个有趣味，有历史根据的刑法。就这一点发现，是不是可算第一学者？字学，什么东西！只有历史是真学问！”

“历史是不是用字写的？还我一片迷叶！”字学家态度很坚决。

小蝎叫迷拿了一片迷叶给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掐了一半递给字学家，“还你，不该！”

字学家收了半片迷叶，咬着牙说：“少给我半片！你等着，我不偷了你的老婆才怪！”

听到“老婆”，学者们似乎都非常的兴奋，一齐向小蝎说：

“大人，大人！我们学者为什么应当一人一个老婆，而急得甚至于想偷别人的老婆呢？我们是学者，大人，我们为全国争光，我们为子孙万代保存祖宗传留下的学问，为什么不应当每人有至少三个老婆呢？”

小蝎没言语。

“就以星体说吧，一个大星总要带着几个小星的，天体如此，人道亦然，我以第一学者的地位证明一人应该有几个老婆的；况且我那老婆的‘那个’是不很好用的！”

“就以字体说吧，古时造字多是女字旁的，可见老婆应该是多数的。我以第一学者的地位证明老婆是应该不只一个的；况且，”下面的话不便写录下来。

各位学者依次以第一学者的地位证明老婆是应当多数的，而且全拿出不便写出的证据。我只能说，这群学者眼中的女子只是“那个”。

小蝎一言没发。

“大人想是疲倦了？我们，我们，我们，”

“迷，再给他们点迷叶，叫他们滚！”小蝎闭着眼说。

“谢谢大人，大人体谅！”大家一齐念道。

迷把迷叶拿来，大家乱抢了一番，一边给小蝎行礼道谢，一边互相诟骂，走了出去。

这群学者刚走出去，又进了一群青年学者。原来他们已在外边等了半天，因为怕和老年学者遇在一处，所以等了半天。新旧学者遇到一处至少要出两条人命的。

这群青年学者的样子好看多了，不瘦，不脏，而且非常的活泼。进来，先向迷行礼，然后又向我招呼，这才坐下。我心中痛快了些，觉得猫国还有希望。

小蝎在我耳旁嘀咕：“这都是到过外国几年而知道一切的学者。”

迷拿来迷叶，大家很活泼的争着吃得很高兴，我的心又凉了。

吃过迷叶，大家开始谈话。他们谈什么呢？我是一字不懂！我和小蝎来往已经学得许多新字，可是我听不懂这些学者的话。我只听到一些声音：咕噜吧唧，地冬地冬，花拉夫司基……什么玩艺呢？

我有点着急，因为急于明白他们说些什么，况且他们不断的向我说，而我一点答不上，只是傻子似的点头假笑。

“外国先生的腿上穿着什么？”

“裤子。”我回答，心中有点发糊涂。

“什么作的？”一位青年学者问。

“怎么作的？”又一位问。

“穿裤子是表示什么学位呢？”又一位问。

“贵国是不是分有裤子阶级，与无裤子阶级呢？”又一位问。

我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装傻假笑吧。

大家没得到我回答，似乎很失望，都过来用手摸了摸我的破裤子。

看完裤子，大家又咕噜吧唧，地冬地冬，花拉夫司基……起来，我都快闷死了！

好容易大家走了，我才问小蝎，他们说的是什么。

“你问我哪？”小蝎笑着说，“我问谁去呢？他们什么也没说。”

“花拉夫司基？我记得这么一句。”我问。

“花拉夫司基？还有通通夫司基呢，你没听见吗？多了！他们只把一些外国名词联到一处讲话，别人不懂，他们自己也不懂，只是听着热闹。会这么说话的便是新式学者。我知道花拉夫司基这句话在近几天正在走运，无论什么事全是花拉夫司基，父母打小孩子，皇上吃迷叶，学者自杀，全是花拉夫司基。其实这个字当作‘化学作用’讲。等你再遇见他们的时候，你只管胡说，花拉夫司基，通通夫司基，大家夫司基，他们便以为你是个学者。只要名词，不必管动词，形容字只须在夫司基下面加个‘的’字。”

“看我的裤子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迷们问高底鞋，新学者问裤子，一样的作用。青年学者是带些女性的，讲究清洁漂亮时髦，老学者讲究直擒女人的那个，新学者讲究献媚。你等着看，过几天青年学者要不都穿上裤子才怪。”

我觉得屋中的空气太难过了，没理小蝎，我便往外走。门外花们一群女子都扶着墙，脚后跟下垫着两块砖头，练习用脚尖走路呢。

二十

悲观者是有可取的地方的：他至少要思虑一下才会悲观，他的思想也许很不健全，他的心气也许很懦弱，但是他知道用他的脑子。因此，我更喜爱小蝎一些。对于那两群学者，我把希望放在那群新学者身上，他们也许和旧学者一样的糊涂，可是他们的外表是快乐的，活泼的，只就这一点说，我以为他们是足以补小蝎的短处的；假如小蝎能鼓起勇气，和这群青年一样的快乐活泼，我想，他必定会干出些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事业。他需要几个乐观者作他的助手。我很想多见一见那群新学者，看看他们是否能帮助小蝎。

我从迷们打听到他们的住处。

去找他们，路上经过好几个学校。我没心思再去参观。我并不愿意完全听信小蝎的话，但是这几个学校也全是四面土墙围着一块空地。即使这样的学校能不像小蝎所说的那么坏，我到底不能承认这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对于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学生，我看他们一眼，眼中便湿一会儿。他们的态度，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正和大蝎被七个猫人抬着走的时候一样，非常的傲慢得意，好像他们个个以活神仙自居，而丝毫没觉到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丢脸的国家似的。办教育的人糊涂，才能有这样无知的学生，我应当原谅这群青年，但是，二十上下岁的人们居然能一点看不出事来，居然能在这种地狱里非常的得意，非常的傲慢，我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心肝。有什么可得意的呢？我几乎要抓住他们审问了；但是谁有那个闲工夫呢！

我所要找的新学者之中有一位是古物院的管理员，我想我可以因拜访他而顺手参观古物院。古物院的建筑不小，长里总有二三十间房子。门外坐着一位守门的，猫头倚在墙上，正睡得十分香甜。我探头往里看，再没有一个人影。古物院居然可以四门大开，没有人照管着，奇！况且猫人是那么爱偷东西，怪！我没敢惊动那位守门的，自己硬往里走。穿过两间空屋子，遇见了我的新朋友。他非常的快乐，干净，活泼，有礼貌，我不由的十分喜爱他。他的名字叫猫拉夫司基。我知道这决不是猫国的通行名字，一定是个外国字。我深怕他跟我说一大串带“夫司基”字尾的字，所以我开门见山的对他说明我是要参观古物，求他指导一下。我想，他决不会把古物也都“夫司基”了；他不“夫司基”，我便有办法。

“请，请，往这边请。”猫拉夫司基非常的快活，客气。

我们进了一间空屋子，他说：

“这是一万年前的石器保存室，按照最新式的方法排列，请看吧。”

我向四围打量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又来得邪！”我心里说。还没等发问，他向墙上指了一指，说：

“这是一万年前的一座石罐，上面刻着一种外国字，价值三百万国魂。”

噢，我看明白了，墙上原来刻着一行小字，大概那个价值三百万的石罐在那里陈列过。

“这是一万零一年的一个石斧，价值二十万国魂。这是一万零二年的一套石碗，价值一百五十万。这是……三十万。这是……四十万。”

别的不说，我真佩服他把古物的价值能记得这么烂熟。

又进了一间空屋子，他依然很客气殷勤的说：

“这是一万五千年前的书籍保存室，世界上最古的书籍，按照最新式的编列法陈列。”

他背了一套书名和价值；除了墙上有几个小黑虫，我是什么也没看见。

一气看了十间空屋子，我的忍力叫猫拉夫司基给耗干了，可是我刚要向他道谢告别，到外面吸点空气去，他把我又领到一间屋子，屋子外面站着二十多个人，手里全拿着木棍！里面确是有东西，谢天谢地，我幸而没走，十间空的，一间实的，也就算不虚此行。

“先生来得真凑巧，过两天来，可就看不见这点东西了。”猫拉夫司基十二分殷勤客气的说，“这是一万二千年前的一些陶器，按照最新式的排列方法陈列。一万二千年前，我们的陶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后来，自从八千年前吧，我们的陶业断绝了，直到如今，没有人会造。”

“为什么呢？”我问。

“呀呀夫司基。”

什么意思，呀呀夫司基？没等我问，他继续的说：

“这些陶器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卖给外国，一共卖了三千万万国魂，价钱并不算高，要不是政府急于出售，大概至少可以卖到五千万万。前者我们卖了些不到一万年的石器，还卖到两千万万，这次的协定总算个失败。政府的失败还算小事，我们办事的少得一些回扣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指着什么吃饭？薪水已经几年不发了，不仗着出卖古物得些回扣，难道叫我们天天喝风？自然古物出卖的回扣是很大的，可是看管古物的全是新式的学者，我们的日常花费要比旧学者高上多少倍，我们用的东西都来自外国，我们买一件东西都够老读书的人们花许多日子的，这确是一个问题！”猫拉夫司基的永远快乐的脸居然带出些悲苦的样子。

为什么将陶业断绝？呀呀夫司基！出卖古物？学者可以得些回扣。我对于新学者的希望连半点也不能存留了。我没心再细问，我简直不屑于再与他说话了。我只觉得应当抱着那些古物痛哭一场。不必再问了，政府是以出卖古物为财政来源之一，新学者是只管拿回扣，和报告卖出的古物价值，这还有什么可问的。但是，我还是问了一句：“假如这些东西也卖空了，大家再也拿不到回扣，又怎办呢？”

“呀呀夫司基！”

我明白了，呀呀夫司基比小蝎的“敷衍”又多着一万多分的敷衍。我恨猫拉夫司基，更恨他的呀呀夫司基。

吃惯了迷叶是不善于动气的，我居然没打猫拉夫司基两个嘴巴子。我似乎想开了，一个中国人何苦替猫人的事动气呢。我看清了：猫国的新学者只是到过外国，看了些，或是听了些，最新的排列方法。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判断力，根本不懂哪是好，哪是坏，只凭听来的一点新排列方法来混饭吃。陶业绝断了是多么可惜的事，只值得个呀呀夫司基！出售古物是多么痛心的事，还是个呀呀夫司基！没有骨气，没有判断力，没有人格，他们只是在外国去了一遭，而后自号为学者，以便舒舒服服的呀呀夫司基！

我并没向猫拉夫司基打个招呼便跑了出来。我好像听见那些空屋子里都有些呜咽的声音，好像看见一些鬼影都掩面而泣。设若我是那些古物，假如古物是有魂灵的东西，我必定把那出卖我的和那些新学者全弄得七窍流血而亡！

到了街上，我的心平静了些。在这种黑暗社会中，把古物卖给外国未必不是古物的福气。偷盗，毁坏，是猫人最惯于作的事，与其叫他们自己把历史上宝物给毁坏了，一定不如拿到外国去保存着。不过，这只是对古物而言，而决不能拿来原谅猫拉夫司基。出卖古物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但是他那点䩄不为耻的态度是无可原谅的。他似乎根本不晓得什么叫作耻辱。历史的骄傲，据我看，是人类最难消灭的一点根性。可是猫国青年们竟自会丝毫不动感情的断送自家历史上的宝贝，况且猫拉夫司基还是个学者，学者这样，不识字的人们该当怎样呢。我对猫国复兴的希望算是连根烂的一点也没有了。努力过度有时候也足以使个人或国家死亡，但是我不能不钦佩因努力而吐血身亡的。猫拉夫司基们只懂得呀呀夫司基，无望！

无心再去会别个新学者了。也不愿再看别的文化机关。多见一个人多减去我对“理想的人”的一分希望，多看一个机关多使我落几点泪，何苦呢！小蝎是可佩服的，他不领着我来看，也不事先给我说明，他先叫我自己看，这是有言外之意的。

路过一个图书馆，我不想进去看，恐怕又中了空城计。从里边走出一群学生来，当然是阅书的了，又引起我的参观欲。图书馆的建筑很不错，虽然看着像年久失修的样子，可是并没有塌倒的地方。

一进大门，墙上有几个好似刚写好的白字：“图书馆革命。”图书馆向谁革命呢？我是个不十分聪明的人，不能立刻猜透。往里走了两步，只顾看墙上的字，冷不防我的腿被人抱住了，“救命！”地上有人喊了一声。

地上躺着十来个人呢，抱住我的腿的那位是，我认出来，新学者之一。他们的手脚都捆着呢。我把他们全放开，大家全像放生的鱼一气儿跑出多远去，只剩下那位新学者。

“怎么回事？”我问。

“又革命了！这回是图书馆革命！”他很惊惶的说。

“图书馆革了谁的命？”

“人家革了图书馆的命！先生请看，”他指了指他的腿部。

噢，他原来穿上了一条短裤子。但是穿上裤子与图书馆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不是穿裤子吗？我们几个学者是以介绍外国学问道德风俗为职志的，所以我们也开始穿裤子。”他说，“这是一种革命事业。”

“革命事业没有这么容易的！”我心里说。

“我穿上裤子，可糟了，隔壁的大学学生见我这革命行为，全找了我来，叫我给他们每人一条裤子。我是图书馆馆长，我卖出去的书向来是要分给学生们一点钱的，因为学生很有些位信仰‘大家夫司基主义’的。我不能不卖书，不卖书便没法活着，卖书不能不分给他们一点钱，大家夫司基的信仰者是很会杀人的。可是，大家夫司基惯了，今天他们看见我穿上裤子，也要大家夫司基，我哪有钱给大家都作裤子，于是他们反革命起来；我穿裤子是革命事业，他们穿不上裤子又来革我的命，于是把我们全绑起来，把我那一点积蓄全抢了去！”

“他们倒没抢图书？”我不大关心个人的得失，我要看的是图书馆。

“不能抢去什么，图书在十五年前就卖完了，我们现在专作整理的工作。”

“没书还整理什么呢？”

“整理房屋，预备革命一下，把图书室改成一座旅馆，名称上还叫图书馆，实际上可以租出去收点租，本来此地已经驻过许多次兵，别人住自然比兵们要规矩一点的。”

我真佩服了猫人，因为佩服他们，我不敢再往下听了；恐怕由佩服而改为骂街了。

二十一

夜间又下了大雨。猫城的雨似乎没有诗意的刺动力。任凭我怎样的镇定，也摆脱不开一种焦躁不安之感。墙倒屋塌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全城好像遇风的海船，没有一处，没有一刻，不在颤战惊恐中。毁灭才是容易的事呢，我想，只要多下几天大雨就够了。我决不是希望这不人道的事实现，我是替猫人们难过，着急。他们都是为什么活着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活着呢？我还是弄不清楚；我只觉得他们的历史上有些极荒唐的错误，现在的人们正在为历史的罪过受惩罚，假如这不是个过于空洞与玄幻的想法。

“大家夫司基”，我又想起这个字来，反正是睡不着，便醒着作梦玩玩吧。不管这个字，正如旁的许多外国字，有什么意思，反正猫人是受了字的害处不浅，我想。

学生们有许多信仰大家夫司基的，我又想起这句话。我要打算明白猫国的一切，我非先明白一些政治情形不可了。我从地球上各国的历史上看清楚：学生永远是政治思想的发酵力；学生，只有学生的心感是最敏锐的；可是，也只有学生的热烈是最浮浅的，假如心感的敏锐只限于接收几个新奇的字眼。假如猫学生真是这样，我只好对猫国的将来闭上眼！只责备学生，我知道，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不能不因期望他们而显出责备他们的意思。我必须看看政治了。差不多我一夜没能睡好，因为急于起去找小蝎，他虽然说他不懂政治，但是他必定能告诉我一些历史上的事实；没有这些事实我是无从明白目前的状况的，因为我在此地的日子太浅。

我起来的很早，为是捉住小蝎。

“告诉我，什么是大家夫司基？”我好像中了迷。

“那便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小蝎吃着迷叶说。“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的确不坏！”

“火星上有施行这样主义的国家？”

“有的是，行过二百多年了。”

“贵国呢？”

小蝎翻了翻白眼，我的心跳起来了。待了好大半天，他说：“我们也闹过，闹过，记清楚了；我们向来不‘实行’任何主义。”

“为什么‘闹过’呢？”

“假如你家中的小孩子淘气，你打了他几下，被我知道了，我便也打我的小孩子一顿，不是因他淘气，是因为你打了孩子所以我也得去打；这对于家务便叫作闹过，对政治也是如此。”

“你似乎是说，你们永远不自己对自己的事想自己的办法，而是永远听见风便是雨的随着别人的意见闹？你们永远不自己盖房子，打个比喻说，而是老租房子住？”

“或者应当说，本来无须穿裤子，而一定要穿，因为看见别人穿着，然后，不自己按着腿的尺寸去裁缝，而只去买条旧裤子。”

“告诉我些个过去的事实吧！”我说，“就是闹过的也好，闹过的也至少引起些变动，是不是？”

“变动可不就是改善与进步。”

小蝎这家伙确是厉害！我微笑了笑，等着他说。他思索了半天：

“从哪里说起呢？！火星上一共有二十多国，一国有一国的政治特色与改革。我们偶尔有个人听说某国政治的特色是怎样，于是大家闹起来。又忽然听到某国政治上有了改革，大家又急忙闹起来。结果，人家的特色还是人家的，人家的改革是真改革了，我们还是我们；假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特色，越闹越糟便是我们的特色。”

“还是告诉我点事实吧，哪怕极没系统呢。”我要求他。

“先说哄吧。”

“哄？什么东西？”

“这和裤子一样的不是我们原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地球上可有这种东西，不，不是东西，是种政治团体组织——大家联合到一块拥护某种政治主张与政策。”

“有的，我们的名字是政党。”

“好吧，政党也罢，别的名字也罢，反正到了我们这里改称为哄。你看，我们自古以来总是皇上管着大家的，人民是不得出声的。忽然由外国来了一种消息，说：人民也可以管政事；于是大家怎想怎不能逃出这个结论——这不是起哄吗？再说，我们自古以来是拿洁身自好作道德标准的，忽然听说许多人可以组成个党，或是会，于是大家怎翻古书怎找不到个适当的字；只有哄字还有点意思：大家到一处为什么？为是哄。于是我们便开始哄。我告诉过你，我不懂政治；自从哄起来以后，政治——假如你能承认哄也算政治——的变动可多了，我不能详细的说；我只能告诉你些事实，而且是粗枝大叶的。”

“说吧，粗枝大叶的说便好。”我唯恐他不往下说了。

“第一次的政治的改革大概是要求皇上允许人民参政，皇上自然是不肯了，于是参政哄的人们联合了许多军人加入这个运动，皇上一看风头不顺，就把参政哄的重要人物封了官。哄人作了官自然就要专心作官了，把哄的事务忘得一干二净。恰巧又有些人听说皇上是根本可以不要的，于是大家又起哄，非赶跑皇上不可。这个哄叫作民政哄。皇上也看出来了，打算寻个心静，非用以哄攻哄的办法不可了，于是他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哄，哄员每月由皇上手里领一千国魂。民政哄的人们一看红了眼，立刻屁滚尿流的向皇上投诚，而皇上只允许给他们每月一百国魂。几乎破裂了，要不是皇上最后给添到一百零三个国魂。这些人们能每月白拿钱，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一人一哄，两人一哄，十人一哄，哄的名字可就多多了。”

“原谅我问一句，这些哄里有真正的平民在内没有？”

“我正要告诉你。平民怎能在内呢，他们没受过教育，没知识，没脑子，他们干等着受骗，什么办法也没有。不论哪一哄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口一个为国为民。得了官作呢，便由皇上给钱，皇上的钱自然出自人民身上。得不到官作呢，拼命的哄，先是骗人民供给钱，及至人民不受骗了，便联合军人去给人民上脑箍。哄越多人民越苦，国家越穷。”

我又插了嘴：“难道哄里就没有好人？就没有一个真是为国为民的？”

“当然有！可是你要知道，好人也得吃饭，革命也还要恋爱。吃饭和恋爱必需钱，于是由革命改为设法得钱，得到钱，有了饭吃，有了老婆，只好给钱作奴隶，永远不得翻身，革命，政治，国家，人民，抛到九霄云外。”

“那么，有职业，有饭吃的人全不作政治运动？”我问。

“平民不能革命，因为不懂，什么也不懂。有钱的人，即使很有知识，不能革命，因为不敢；他只要一动，皇上或军人或哄员便没收他的财产。他老实的忍着呢，或是捐个小官呢，还能保存得住一些财产，虽然不能全部的落住；他要是一动，连根烂。只有到过外国的，学校读书的，流氓，地痞，识几个字的军人，才能干政治，因为他们进有所得，退无一失，哄便有饭吃，不哄便没有饭吃，所以革命在敝国成了一种职业。因此，哄了这么些年，结果只有两个显明的现象：第一，政治只有变动，没有改革。这样，民主思想越发达，民众越贫苦。第二，政哄越多，青年们越浮浅。大家都看政治，不管学识，即使有救国的真心，而且拿到政权，也是事到临头白瞪眼！没有应付的能力与知识。这么一来，老人们可得了意，老人们一样没有知识，可是处世的坏主意比青年们多的多。青年们没真知识，而想运用政治，他们非求老人们给出坏主意不可，所以革命自管革命，真正掌权的还是那群老狐狸。青年自己空洞，而老人们的主意又极奸狡，于是大家以为政治便是人与人间的敷衍，敷衍得好便万事如意，敷衍得不好便要塌台。所以现在学校的学生不要读书，只要多记几个新字眼，多学一点坏主意，便自许为政治的天才。”

我容小蝎休息了一会儿：“还没说大家夫司基呢？”

“哄越多人民越穷，因为大家只管哄，而没管经济的问题。末后，来了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是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革命了若干年，皇上始终没倒，什么哄上来，皇上便宣言他完全相信这一哄的主张，而且愿作这一哄的领袖；暗中递过点钱去，也就真做了这一哄的领袖，所以有位诗人曾赞扬我们的皇上为‘万哄之主’。只有大家夫司基来到，居然杀了一位皇上。皇上被杀，政权真的由哄——大家夫司基哄——操持了；杀人不少，因为这一哄是要根本铲除了别人，只留下真正农民与工人。杀人自然算不了怪事，猫国向来是随便杀人的。假如把不相干的人都杀了，而真的只留下农民与工人，也未必不是个办法。不过，猫人到底是猫人，他们杀人的时候偏要弄出些花样，给钱的不杀，有人代为求情的不杀，于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倒丧了命。该杀的没杀，他们便混进哄中去出坏主意，结果是天天杀人，而一点没申明了正义。还有呢，大家夫司基主义是给人人以适当的工作，而享受着同等的酬报。这样主义的施行，第一是要改造经济制度，第二是由教育培养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信仰。可是我们的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根本不懂经济问题，更不知道怎么创设一种新教育。人是杀了，大家白瞪了眼。他们打算由农民与工人作起，可是他们一点不懂什么是农，哪叫作工。给地亩平均分了一次，大家拿过去种了点迷树；在迷树长成之前，大家只好饿着。工人呢，甘心愿意工作，可是没有工可作。还得杀人，大家以为杀剩了少数的人，事情就好办了；这就好像是说，皮肤上发痒，把皮剥了去便好了。这便是大家夫司基的经过；正如别种由外国来的政治主义，在别国是对病下药的良策，到我们这里便变成自己找罪受。我们自己永远不思想，永远不看问题，所以我们只受革命应有的灾害，而一点得不到好处。人家革命是为施行一种新主张，新计划；我们革命只是为哄，因为根本没有知识；因为没有知识，所以必须由对事改为对人；因为是对人，所以大家都忘了作革命事业应有的高尚人格，而只是大家彼此攻击和施用最卑劣的手段。因此，大家夫司基了几年，除了杀人，只是大家瞪眼；结果，大家夫司基哄的首领又作了皇上。由大家夫司基而皇上，显着多么接不上碴，多么像个恶梦！可是在我们看，这不足为奇，大家本来不懂什么是政治，大家夫司基没有走通，也只好请出皇上；有皇上到底是省得大家分心。到如今，我们还有皇上，皇上还是‘万哄之主’，大家夫司基也在这万哄之内。”

小蝎落了泪！

二十二

即使小蝎说的都正确，那到底不是个建设的批评；太悲观有什么好处呢。自然我是来自太平快乐的中国，所以我总以为猫国还有希望；没病的人是不易了解病夫之所以那样悲观的。不过，希望是人类应有的——简直的可以说是人类应有的一种义务。没有希望是自弃的表示，希望是努力的母亲。我不信猫人们如果把猫力量集合在一处，而会产不出任何成绩的。有许多许多原因限制着猫国的发展，阻碍着政治入正轨，据我看到的听到的，我深知他们的难处不少，但是猫人到底是人，人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动物。

我决定去找大蝎，请他给介绍几个政治家；假如我能见到几位头脑清楚的人，我也许得到一些比小蝎的议论与批评更切实更有益处的意见。我本应当先去看民众，但是他们那样的怕外国人，我差不多想不出方法与他们接近。没有懂事的人民，政治自然不易清明；可是反过来说，有这样的人民，政治的运用是更容易一些，假如有真正的政治家肯为国为民的去干。我还是先去找我的理想的英雄吧，虽然我是向来不喜捧英雄的脚的。

恰巧赶上大蝎请客，有我；他既是重要人物之一，请的客人自然一定有政治家了，这是我的好机会。我有些日子不到街的这边来了。街上依然是那么热闹，有蚂蚁的忙乱而没有蚂蚁的勤苦。我不知道这个破城有什么吸引力，使人们这样贪恋它；也许是，我继而一想，农村已然完全崩溃，城里至少总比乡下好。

只有一样比从前好了，街上已不那么臭了；因为近来时常下雨，老天替他们作了清洁运动。

大蝎没在家，虽然我是按着约定的时间来到的。招待我的是前者在迷林给我送饭的那个人，多少总算熟人，所以他告诉了我：“要是约定正午呀，你就晚上来；要是晚上，就天亮来；有时过两天来也行；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很感谢他的指导，并且和他打听请的客都是什么人，我心中计划着：设若客人们中没有我所希望见的，我便不再来了。“客人都是重要人物，”他说，“不然也不能请上外国人。”好了，我一定得回来，但是上哪里消磨这几点钟的时光呢？忽然我想起个主意：袋中还有几个国魂，掏出来赠给我的旧仆人。自然其余的事就好办了。我就在屋顶上等着，和他讨教一些事情。猫人的嘴是以国魂作钥匙的。

城里这么些人都拿什么作生计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些人？”他指着街上那个人海说，“都什么也不干。”

来得邪，我心里说；然后问他：“那么怎样吃饭呢？”

“不吃饭，吃迷叶。”

“迷叶从哪儿来呢？”

“一人作官，众人吃迷叶。这些人全是官们的亲戚朋友。作大官的种迷叶，卖迷叶，还留些迷叶分给亲戚朋友。作小官的买迷叶，自己吃，也分给亲戚朋友吃。不作官的呢，等着迷叶。”

“作官的自然是很多了？”我问。

“除了闲着的都是作官的。我，我也是官。”他微微的笑了笑。这一笑也许是对我轻视他——我揭过他一小块头皮——的一种报复。

“作官的都有钱？”

“有。皇上给的。”

“大家不种地，不作工，没有出产，皇上怎么能有钱呢？”

“卖宝物，卖土地，你们外国人爱买我们的宝物与土地，不愁没有钱来。”

“是的，古物院，图书馆……前后合上碴了。”

“你，拿你自己说，不以为卖宝物，卖土地，是不好的事？”

“反正有钱来就好。”

“合算着你们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似乎太深了一些，他半天才回答出：“当年闹过经济问题，现在已没人再谈那个了。”

“当年大家也种地，也工作，是不是？”

“对了。现在乡下已差不多空了，城里的人要买东西，有外国人卖，用不着我们种地与作工，所以大家全闲着。”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作官？作官总不能闲着呀？作官与不作官总有迷叶吃，何苦去受累作官呢？”

“作官多来钱，除了吃迷叶，还可以多买外国的东西，多讨几个老婆。不作官的不过只分些迷叶吃罢了。再说，作官并不累，官多事少，想作事也没事可作。”

“请问，那死去的公使太太怎么能不吃迷叶呢，既是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要吃饭也行啊，不过是贵得很，肉，菜，全得买外国的。在迷林的时候，你非吃饭不可，那真花了我们主人不少的钱。公使太太是个怪女人，她要是吃迷叶，自有人供给她；吃饭，没人供给得起；她只好带着那八个小妖精去掘野草野菜吃。”

“肉呢？”

“肉可没地方去找，除非有钱买外国的。在人们还一半吃饭，一半吃迷叶的时候——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人们已把一切动物吃尽，飞的走的一概不留；现在你可看见过一个飞禽或走兽？”

我想了半天，确是没见过动物；“啊，白尾鹰，我见过！”

“是的，只剩下它们了，因为它们的肉有毒，不然，也早绝种了。”

你们这群东西也快……我心里说。我不必往下问了。蚂蚁、蜜蜂是有需要的，可是并没有经济问题。虽然它们没有问题，可是大家本能的操作，这比猫人强的多。猫人已无政治经济可言，可是还免不了纷争捣乱，我不知道哪位上帝造了这么群劣货，既没有蜂蚁那样的本能，又没有人类的智慧，造他们的上帝大概是有意开玩笑。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过了。

但是，无论怎说，我非看看那些要人不可了。我算是给猫人想不出高明主意来了，看他们的要人有方法没有吧。问题看着好似极简单：把迷叶平均的分一分，成为一种迷叶大家夫司基主义，也就行了。但这正是走入绝地的方法。他们必须往回走，禁止迷叶，恢复农工，然后才能避免同归于尽。但是，谁能担得起这个重任？他们非由蚊虫苍蝇的生活法改为人的不可——这一跳要费多大力气，要有多大的毅力与决心！我几乎与小蝎一样的悲观了。

大蝎回来了。他比在迷林的时候瘦了许多，可是更显着阴险狡诈。对他，我是毫不客气的，见面就问：“为什么请客呢？”

“没事，没事，大家谈一谈。”

这一定是有事，我看出来。我要问他的问题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这样的讨厌他，见了他我得少说一句便少说一句了。

客人继续的来了。这些人是我向来没看见过的。他们和普通的猫人一点也不同了。一见着我，全说：老朋友，老朋友。我不客气的声明，我是从地球上来的，这自然是表示“老朋友”的不适当；可是他们似乎把言语中的苦味当作甜的，依然是：老朋友，老朋友。

来了十几位客人。我的运气不错，他们全是政客。

十几位中，据我的观察，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大蝎派，把“老朋友”说得极自然，可是稍微带着点不得不这么说的神气；这派都是年纪大些的，我想起小蝎所说的老狐狸。第二派的人年岁小一些，对外国人特别亲热有礼貌，脸上老是笑着，而笑得那么空洞，一看便看出他们的骄傲全在刚学会了老狐狸的一些坏招数，而还没能成精作怪。第三派的岁数最小，把“老朋友”说得极不自然，好像还有点羞涩的样子。大蝎特别的介绍这第三派：“这几位老朋友是刚从那边过来的。”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不好意思细问。过了一会儿，我醒悟过来，所谓“那边”者是学校，这几位必定是刚入政界的新手。我倒要看看这几位刚由那边来的怎样和这些老狐狸打交道。

赴宴，这是，对我头一遭。客人到齐，先吃迷叶，这是我预想得到的。迷叶吃过，我预备好看新花样了。果然来了。大蝎发了话：“为欢迎新由那边过来的朋友，今天须由他们点选妓女。”

刚从那边过来的几位，又是笑，又是挤眼，又是羞涩，又是骄傲，都嘟囔着大家夫司基，大家夫司基。我的心好似我的爱人要死那么痛。这就是他们的大家夫司基！在那边的时候是一嘴的新主张与夫司基，刚到，刚到这边便大家夫司基妓女！完了，什么也不说了，我只好看着吧！

妓女到了，大家重新又吃迷叶。吃过迷叶，青年的政客脸上在灰毛下都透过来一些粉红色，偷眼看着大蝎。大蝎笑了。“诸位随便吧，”他说，“请，随便，不客气。”他们携着妓女的手都走到下层去，不用说，大蝎已经给他们预备好行乐的地方。

他们下去，大蝎向老年中年的政客笑了笑。他说：“好了，他们不在眼前，我们该谈正经事了。”

我算是猜对了，请客一定是有事。

“诸位都已经听说了？”大蝎问。

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像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别人，赶快改为扬头看天。

我哈哈的笑起来。

大家更严重了，可是严重的笑起来，意思是陪着我笑——我是外国人。

待了好久，到底还是一位中年的说：“听见了一点，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是否可靠。”

“可靠！我的兵已败下来了！”大蝎确是显着关切，或者因为是他自己的兵败下来了。

大家又不出声了。待了许久，大家连出气都缓着劲，好像唯恐伤了鼻须。

“诸位，还是点几个妓女陪陪吧？”大蝎提议。

大家全活过来了：“好的，好的！没女人没良策，请！”

又来了一群妓女，大家非常的快活。

太阳快落了，谁也始终没提一个关于政治的事。

“谢谢，谢谢，明天再会！”大家全携着妓女走去。

那几位青年也由下面爬上来，脸色已不微红，而稍带着灰绿。他们连声“谢谢”也没说，只嘟囔着大家夫司基。

我想：他们必是发生了内战，大蝎的兵败了，请求大家帮忙，而他们不愿管。假如我猜的不错，没人帮助大蝎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可是大蝎的神气很透着急切，我临走问了他一句：“你的兵怎么败下来了？”

“外国打进来了！”

二十三

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去，街上已经连个鬼也没有了。可是墙上已写好了大白字：“彻底抵抗！”“救国便是救自己！”“打倒吞并夫司基！”……我的头晕得像个转欢了的黄牛！

在这活的死城里，我觉得空气非常的稀少，虽然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外国打进来了！”还在我的耳中响着，好似报死的哀钟。为什么呢？不晓得。大蝎显然是吓昏了，不然他为什么不对我详细的说呢。可是，吓昏了还没忘记了应酬，还没忘记了召妓女，这便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至于那一群政客，外国打进来，而能高兴的玩妓女，对国事一字不提，更使我没法明白猫人的心到底是怎样长着的了。

我只好去找小蝎，他是唯一的明白人，虽然我不喜欢他那悲观的态度！可是，我能还怨他悲观吗，在看见这些政客以后？

太阳已落了，一片极美的明霞在余光里染红了半天。下面一线薄雾，映出地上的惨寂，更显出天上的光荣。微风吹着我的胸与背，连声犬吠也听不到，原始的世界大概也比这里热闹一些吧，虽然这是座大城！我的眼泪整串的往下流了。到了小蝎的住处。进到我的屋中，在黑影中坐着一个人，虽然我看不清他是谁，但是我看得出他不是小蝎，他的身量比小蝎高着许多。

“谁？”他高声的问了声。由他的声音我断定了，他不是个平常的猫人，平常的猫人就没有敢这样理道气壮的发问的。

“我是地球上来的那个人。”我回答。

“噢，地球先生，坐下！”他的口气有点命令式的，可是爽直使人不至于难堪。

“你是谁？”我也不客气的问，坐在他的旁边。因为离他很近，我可以看出他不但身量高，而且是很宽。脸上的毛特别的长，似乎把耳鼻口等都遮住，只在这团毛中露着两个极亮的眼睛，像鸟巢里的两个发亮的卵。

“我是大鹰，”他说，“人们叫我大鹰，并不是我的真名字。大鹰，因为人们怕我，所以送给我这个名号。好人，在我们的国内，是可怕的，可恶的，因此——大鹰！”

我看了看天上，黑上来了，只有一片红云，像朵孤独的大花，恰好在大鹰的头上。我呆了，想不起问什么好，只看着那朵孤云，心中想着刚才那片光荣的晚霞。

“白天我不敢出来，所以我晚上来找小蝎。”他自动的说。

“为什么白天不？”我似乎只听见那前半句，就这么重了一下。

“没有一个人，除了小蝎，不是我的敌人，我为什么白天出来找不自在呢？我并不住在城里，我住在山上，昨天走了一夜，今天藏了一天，现在才到了城里。你有吃食没有？已经饿了一整天。”

“我只有迷叶。”

“不，饿死也好，迷叶是不能动的！”他说。

有骨气的猫人，这是在我经验中的第一位。我喊迷，想叫她设法。迷在家呢，但是不肯过来。

“不必了，她们女人也全怕我。饿一两天不算什么，死已在目前，还怕饿？”

“外国打进来了？”我想起这句话。

“是的，所以我来找小蝎。”他的眼更亮了。

“小蝎太悲观，太浪漫。”我本不应当这样批评我的好友，可是爽直可以掩过我的罪过。

“因他聪明，所以悲观。第二样，太什么？不懂你的意思。不论怎么着吧，设若我要找个与我一同死去的，我只能找他。悲观人是怕活着，不怕去死。我们的人民全很快乐的活着，饿成两张皮也还快乐，因为他们天生来的不会悲观，或者说天生来的没有脑子。只有小蝎会悲观，所以他是第二个好人，假如我是第一个。”

“你也悲观？”我虽然以为他太骄傲，可是我不敢怀疑他的智慧。

“我？不！因为不悲观，所以大家怕我恨我；假如能和小蝎学，我还不至被赶入山里去。小蝎与我的差别只在这一点上。他厌恶这些没脑子没人格的人，可是不敢十分得罪他们。我不厌恶他们，而想把他们的脑子打明白过来，叫他们知道他们还不大像人，所以得罪了他们。真遇到大危险了，小蝎是与我一样不怕死的。”

“你先前也是作政治的？”我问。

“是。先从我个人的行为说起：我反对吃迷叶，反对玩妓女，反对多娶老婆。我也劝人不吃迷叶，不玩妓女，不多娶老婆。这样，新人旧人全叫我得罪尽了。你要知道，地球先生，凡是一个愿自己多受些苦，或求些学问的，在我们的人民看，便是假冒为善。我自己走路，不叫七个人抬着我走，好，他们决不看你的甘心受苦，更不要说和你学一学，他们会很巧妙的给你加上‘假冒为善’！作政客的口口声声是经济这个，政治那个；作学生的是口口声声这个主义，那个夫司基；及至你一考问他们，他们全白瞪眼；及至你自己真用心去研究，得，假冒为善。平民呢，你要给他一个国魂，他笑一笑；你要说，少吃迷叶，他瞪你一眼，说你假冒为善。上自皇上，下至平民，都承认作坏事是人生大道，作好事与受苦是假冒为善，所以人人想杀了我，以除去他们所谓的假冒为善。在政治上，我以为无论哪个政治主张，必须由经济问题入手，无论哪种政治改革，必须具有改革的真诚。可是我们的政治家就没有一个懂得经济问题的，就没有一个真诚的，他们始终以政治为一种把戏，你耍我一下，我挤你一下。于是人人谈政治，而始终没有政治，人人谈经济，而农工已完全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个人，像我自己，打算以知识及人格为作政治的基础——假冒为善！不加我以假冒为善的罪状，他们便须承认他们自己不对，承认自己不对是建设的批评，没人懂。在许多年前，政治的颓败是经济制度不良的结果；现在，已无经济问题可言，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的政治变动太多了，变动一次，人格的价值低落一次，坏的必得胜，所以现在都希望得最后的胜利，那就是说，看谁最坏。我来谈人格，这个字刚一出口便招人唾我一脸吐沫。主义在外国全是好的，到了我们手里全变成坏的，无知与无人格使天粮变成迷叶！可是，我还是不悲观，我的良心比我，比太阳，比一切，都大！我不自杀，我不怕反对，遇上有我能尽力的地方，我还是干一下。明知无益，可是我的良心，刚才说过，比我的生命大得多。”

大鹰不言语了，我只听着他的粗声喘气。我不是英雄崇拜者，可是我不能不钦佩他；他是个被万人唾骂的，这样的人不是立在浮浅的崇拜心理上的英雄，而是个替一切猫人雪耻的牺牲者，他是个教主。

小蝎回来了。他向来没这么晚回来过，这一定是有特别的事故。

“我来了！”大鹰立起来，扑过小蝎去。

“来得好！”小蝎抱住大鹰。二人痛哭起来。

我知道事情是极严重了，虽然我不明白其中的底细。

“但是，”小蝎说，他似乎知道大鹰已经明白一切，所以从半中腰里说起，“你来并没有多少用处。”

“我知道，不但没用，反有碍于你的工作，但是我不能不来；死的机会到了。”大鹰说。两个人都坐下了。

“你怎么死？”小蝎问。

“死在战场的虚荣，我只好让给你。我愿不光荣的死，可是死得并非全无作用。你已有了多少人？”

“不多。父亲的兵，没打全退下来了。别人的兵也预备退，只有大蝇的人或者可以听我的调遣；可是，他们如果听到你在这里，这‘或者’便无望了。”

“我知道，”大鹰极镇静的说，“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兵拿过来？”

“没有多少希望。”

“假如你杀一两个军官，示威一下呢？”

“我父亲的军权并没交给我。”

“假如你造些谣，说：我有许多兵，而不受你的调遣——”

“那可以，虽然你没有一个兵，可是我说你有十万人，也有人相信。还怎样？”

“杀了我，把我的头悬在街上，给不受你调遣的兵将下个警告，怎样？”

“方法不错，只是我还得造谣，说我父亲已经把军权让给我。”

“也只好造谣，敌人已经快到了，能多得一个兵便多得一个。好吧，朋友，我去自尽吧，省得你不好下手杀我。”大鹰抱住了小蝎，可是谁也没哭。

“等等！”我的声音已经岔了，“等等！你们二位这样作，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好处。”大鹰还是非常镇静，“一点好处也没有。敌人的兵多，器械好，出我们全国的力量也未必战胜。可是，万一我们俩的工作有些影响呢，也许就是猫国的一大转机。敌人是已经料到，我们决不敢，也不肯，抵抗；我们俩，假如没有别的好处，至少给敌人这种轻视我们一些惩戒。假如没人响应我们呢，那就很简单了：猫国该亡，我们俩该死，无所谓牺牲，无所谓光荣，活着没作亡国的事，死了免作亡国奴，良心是大于生命的，如是而已。再见，地球先生。”

“大鹰，”小蝎叫住他，“四十片迷叶可以死得舒服些。”

“也好，”大鹰笑了，“活着为不吃迷叶，被人指为假冒为善；死时为吃迷叶，好为人们证实我是假冒为善，生命是多么曲折的东西！好吧，叫迷拿迷叶来。我也不用到外边去了，你们看着我断气吧。死时有朋友在面前到底觉得多些人味。”

迷把迷叶拿来，转身就走了。

大鹰一片一片的嚼食，似乎不愿再说什么。

“你的儿子呢？”小蝎问，问完似乎又后悔了，“噢，我不应当问这个！”

“没关系，”大鹰低声的说，“国家将亡，还顾得儿子！”他继续的吃，渐渐的嚼得很慢了，大概嘴已麻木过去。

“我要睡了，”他极慢的说。说完倒在地上。

待了半天，我摸了摸他的手，还很温软。他极低微的说了声：“谢谢！”这是他的末一句话。虽然一直到夜半他还未曾断气，可是没再发一语。

二十四

大鹰的死——我不愿用“牺牲”，因为他自己不以英雄自居——对他所希望的作用是否实现，和，假如实现，到了什么程度，一时还不能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他的头确是悬挂起来，“看头去”成为猫城中一时最流行的三个字。我没肯看那人头，可是细心的看了看参观人头的大众。小蝎已不易见到，他忙得连迷也不顾得招呼了，我只好到街上去看看。城中依然很热闹，不，我应当说更热闹：有大鹰的头可以看，这总比大家争看地上的一粒石子更有趣了。在我到了悬人头之处以前，听说，已经挤死了三位老人两个女子。猫人的为满足视官而牺牲是很可佩服的。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与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

设若大鹰的死只惹起这么几句评断，他无论怎说是死对了；和这么群人一同活着有什么味儿呢。

离开这群人，我向皇宫走去，那里一定有些值得看的，我想。路上真难走。音乐继续不断的吹打，过了一队又一队，人们似乎看不过来了，又顾着细看人头，又舍不得音乐队，大家东撞撞西跑跑，似乎很不满意只长着两个眼睛。由他们的喊叫，我听出来，这些乐队都是结婚的迎娶前导。人太多，我只能听见吹打，看不见新娘子是坐轿，还是被七个人抬着。我也无意去看，我倒是要问问，为什么大难当头反这么急于结婚呢？没地方去问；猫人是不和外国人讲话的。回去找迷。她正在屋里哭呢，见了我似乎更委屈了，哭得已说不出话。我劝了她半天，她才住声，说：

“他走了，打战去了，怎么好！”

“他还回来呢，”我虽然是扯谎，可是也真希望小蝎回来，“我还要跟他一同去呢。他一定回来，我好和他一同走。”

“真的？”她带着泪笑了。

“真的。你跟我出去吧，省得一个人在这儿哭。”

“我没哭，”迷擦了擦眼，扑上点白粉，和我一同出来。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结婚的呢？”我问。

假如能安慰一个女子，使她暂时不哭，是件功绩，我只好以此原谅我的自私；我几乎全没为迷设想——小蝎战死不是似乎已无疑了么——只顾满足我的好奇心。到如今我还觉得对不起她。

“每次有乱事，大家便赶快结婚，省得女的被兵丁给毁坏了。”迷说。

“可是何必还这样热闹的办呢？”我心中是专想着战争与灭亡。

“要结婚就得热闹，乱事是几天就完的，婚事是终身的。”到底还是猫人对生命的解释比我高明。她继续着说：“咱们看戏去吧。”她信了我的谎话以后便忘了一切悲苦：“今天外务部部长娶儿媳妇，在街上唱戏。你还没看过戏？”

我确是还没看过猫人的戏剧，可是我以为去杀了在这种境况下还要唱戏的外务部长是比看戏更有意义。虽然这么想，我到底不是去杀人的人，因此也就不妨先去看戏。近来我的辩证法已有些猫化了。

外务部长的家外站满了兵。戏已开台，可是平民们不得上前；往前一挤，头上便啪的一声挨一大棍。猫兵确是会打——打自家的人。迷是可以挤进去的，兵们自然也不敢打我，可是我不愿进前去看，因为唱和吹打的声音在远处就觉着难听，离近了还不定怎样刺耳呢。

听了半天，只听到乱喊乱响，不客气的说，我对猫戏不能欣赏。

“你们没有比这再安美雅趣一点的戏吗？”我问迷。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外国戏，比这个雅趣。可是后来因为没人懂那种戏，就没人演唱了。外务部长他自己就是提倡外国戏的，可是后来听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说，我们的戏顶有价值，于是他就又提倡旧戏了。”

“将来再有个人——一个外国人——告诉他，还是外国戏有价值呢？”

“那也不见得他再提倡外国戏。外国戏确是好，可是深奥。他提倡外国戏的时候未必真明白它的深妙处，所以一听人说，我们的戏好，他便立刻回过头来。他根本不明白戏剧，可是愿得个提倡戏剧的美名，那么，提倡旧戏是又容易，又能得一般人的爱戴，一举两得，为什么不这样干呢。我们有许多事是这样，新的一露头就完事，旧的因而更发达；真能明白新的是不容易的事，我们也就不多费那份精神。”

迷是受了小蝎的传染，我猜，这决不会是她自己的意见；虽然她这么说，可是随说随往前挤。我自然不便再问她。又看了会儿，我实在受不住了。

“咱们走吧？”我说。

迷似乎不愿走，可是并没坚执，大概因为说了那片话，不走有些不好意思。

我要到皇宫那边看看，迷也没反对。

皇宫是猫城里最大的建筑，可不是最美的。今天宫前特别的难看：墙外是兵，墙上是兵，没有一处没有兵。这还不算，墙上堆满了烂泥，墙下的沟渠填满了臭水。我不明白这烂泥臭水有什么作用，问迷。

“外国人爱干净，”迷说，“所以每逢听到外国人要打我们来，皇宫外便堆上泥，放上臭水；这样，即使敌人到了这里，也不能立刻进去，因为他们怕脏。”

我连笑都笑不上来了！

墙头上露出几个人头来。待了好大半天，他们爬上来，全骑在墙上了。迷似乎很兴奋：“上谕！上谕！”

“哪儿呢？”我问。

“等着！”

等了多大工夫，腿知道；我站不住了。

又等了许久，墙上的人系下一块石头来，上面写着白字。迷的眼力好，一边看一边“哟”。

“到底什么事？”我有些着急。

“迁都！迁都！皇上搬家！坏了，坏了！他不在这里，我可怎办呢！”迷是真急了。本来，小蝎不在此地，叫她怎办呢！

我正要安慰她，墙上又下来一块石板。“快看！迷！”

“军民人等不准随意迁移，只有皇上和官员搬家。”她念给我听。

我很佩服这位皇上，只希望他走在半路上一交跌死。可是迷反倒喜欢了：

“还好，大家都不走，我就不害怕了！”

我心里说，大家怎能不走呢，官们走了，大家在此地哪里得迷叶吃呢。正这么想，墙上又下来一块上谕。迷又读给我听：

“从今以后，不许再称皇上为‘万哄之主’。大难临头，全国人民应一心一德，应称皇上为‘一哄之主’。”迷加了一句：“不哄敢情就好了！”然后往下念：“凡我军民应一致抵抗，不得因私误国！”我加上了一句：“那么，皇上为什么先逃跑呢？”

我们又等了半天，墙上的人爬下去，大概是没有上谕了。迷要回去，看看小蝎回来没有。我打算去看看政府各机关，就是进不去，也许能在外边看见一些命令。我与她分手，她往东，我往西。东边还是那么热闹，娶亲的唱戏的音乐远射着刺耳的噪杂。西边很清静，虽然下了极重要的谕旨，可是没有多少人来看，好像看结婚的是天下第一件要事。

我特别注意外务部。可是衙门外没有一个人。等了半天，不见一个人出来。是的，部长家里办喜事，当然没人来办公；特别是在这外交吃紧的时节。不过，猫人有没有外交，还是个问题，虽然有这么个外务部。没人，我要不客气了，进去看看。里面真没有人。屋子也并没关着。我可以自由参观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我明白了：所谓外交者一定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我想找到些外国给猫人的公文；找不到。大概对猫人的“抗议”，人家是永远置之不理的。也别说，这样的外交确是简单省事。

不用再看别的衙门了，外务部既是这么简单，别的衙门里还许连块像“抗议”的石头也没有呢。

出来还往西走，衙门真多：妓女部，迷叶所，留洋部，抵制外货局，肉菜厅，孤儿公卖局……这不过是几个我以为特别有趣的名字，我看不懂的还多着呢。除了闲着便是作官，当然得多设一些衙门；我以为多，恐怕猫人还以为不够呢。

一直往西走。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西头。想到外国城去看看，不，还是回去看看小蝎回来没有。我改由街的那一边往回走。没遇上多少学生，大概都看人头与听戏去了。可是，走了半天，遇见一群学生，都在地上跪着，面前摆着一大块石头，上边写着几个白字：“马祖大仙之神位”。我知道，过去一问，他们准跑得一干二净；我轻轻的溜到后边，也下跪，听他们讲些什么。

最前面的立起来一个，站在石头前面向大家喊：“马祖主义万岁！大家夫司基万岁！扑罗普落扑拉扑万岁！”大家也随着喊。喊过之后，那个人开始对大家说话，大家都坐在地上。他说：“我们要打倒大神，专信马祖大仙！我们要打倒家长，打倒教员，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打倒皇上，实行大家夫司基！我们欢迎侵伐我们的外国人，他们是扑罗普落扑拉扑！我们现在就去捉皇上，把他献给我们的外国同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马上就要走。捉到了皇上，然后把家长教员杀尽，杀尽！杀尽他们，迷叶全是我们的，女子都是我们的，人民也都是我们的，作我们的奴隶！大家夫司基是我们的，马祖大仙说过：扑罗普落扑拉扑是地冬地冬的呀呀者的上层下层花拉拉！我们现在就到皇宫去！”

大家并没动。“我们现在就走！”大家还是不动。

“好不好大家先回家杀爸爸？”有一位建议：“皇宫的兵太多，不要吃眼前亏！”

大家开始要往起站。

“坐下！那么，先回家杀爸爸？”

大家彼此问答起来。

“杀了爸爸，谁给迷叶吃？”有一位这样问。

“正是因为把迷叶都拿到手才杀爸爸！”有一位回答。

“现在我们的主张已不一致，可以分头去作：杀皇上派的去杀皇上，杀爸爸派的去杀爸爸。”又是一个建议。

“但是马祖大仙只说过杀皇上的观识大加油，没有说过杀爸爸——”

“反革命！”

“杀了那错解马祖大仙的神言的！”

我以为这是快打起来了。待了半天，谁也没动手，可是乱得不可开交。慢慢的一群分为若干小群，全向马祖大仙的神位立着嚷。又待了半天，一个人一组了，依旧向着石头嚷。嚷来嚷去，大家嚷得没力气了，努着最后的力量向石头喊了声：“马祖大仙万岁！”各自散去。

什么把戏呢？

二十五

对猫人我不愿再下什么批评；批评一块石头不能使它成为美妙的雕刻。凡是能原谅的地方便加倍的原谅；无可原谅的地方只好归罪于他们国的风水不大好。

我去等小蝎，希望和他一同到前线上去看看。对火星上各国彼此间的关系，我差不多完全不晓得。问迷，她只知道外国的粉比猫人造得更细更白，此外，一问一个摇头。摇头之后便反攻：“他怎还不回来呢？！”我不能回答这个，可是我愿为全世界的妇女祷告：世界上永不再发生战争！

等了一天，他还没回来。迷更慌了。猫城的作官的全走净了，白天街上也不那么热闹了，虽然还有不少参观大鹰的人头的。打听消息是不可能的事；没人晓得国事，虽然“国”字在这里用得特别的起劲：迷叶是国食，大鹰是国贼，沟里的臭泥是国泥……有心到外国城去探问，又怕小蝎在这个当儿回来。迷是死跟着我，口口声声：“咱们也跑吧？人家都跑了！花也跑了！”我只有摇头，说道不出来什么。

又过了一天，他回来了。他脸上永远带着的那点无聊而快活的神气完全不见了。迷喜欢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带着眼泪盯着他的脸。我容他休息了半天才敢问：“怎样了？”

“没希望！”他叹了口气。

迷看我一眼，看他一眼，蓄足了力量把句早就要说而不敢说的话挤出来：“你还走不走？”

小蝎没看着她，摇了摇头。

我不敢再问了，假如小蝎说谎呢，我何必因追问而把实话套出来，使迷伤心呢！自然迷也不见得就看不出来小蝎是否骗她。

休息了半天，他说去看他的父亲。迷一声不出，可是似乎下了决心跟着他。小蝎有些转磨；他的谎已露出一大半来了。我要帮助他骗迷，但是她的眼神使我退缩回来。小蝎还在屋里转，迷真闷不住了：“你上哪里我上哪里！”随着流下泪来。小蝎低着头，似乎想了半天：“也好吧！”

我该说话了：“我也去！”

当然不是去看大蝎。

我们往西走，一路上遇见的人都是往东的，连军队也往东走。

“为什么敌人在西边而军队往东呢？”我不由的问出来。

“因为东边平安！”小蝎咬牙的声音比话响得多。

我们遇见了许多学者，新旧派分团往东走，脸上带着非常高兴的神气。有几位过来招呼小蝎：“我们到东边去见皇帝！开御前学者会议！救国是大家的事，主意可是得由学者出，学者！前线上到底有多少兵？敌人是不是要占领猫城？假如他们有意攻猫城，我们当然劝告皇帝再往东迁移，当然的！光荣的皇上，不忘记了学者！光荣的学者，要尽忠于皇帝！”小蝎一声没出。学者被皇上召见的光荣充满，毫不觉得小蝎的不语是失礼的。这群学者过去，小蝎被另一群给围上；这一群人的脸上好像都是刚死了父亲，神气一百二十分的难看：“帮帮我们！大人！为什么皇上召集学者会议而没有我们？我们的学问可比那群东西的低？我们的名望可比那群东西的小？我们是必须去的，不然，还有谁再称我们为学者？大人，求你托托人情，把我们也加入学者会议！”小蝎还是一语没发。学者们急了：“大人要是不管，可别怪我们批评政府，叫大家脸上无光！”小蝎拉着迷就走，学者都放声哭起来。

又来了军队，兵丁的脖子上全拴着一圈红绳。我一向没见过这样的军队，又不好意思问小蝎，我知道他已经快被那群学者气死了。小蝎看出我的心意来，他忽然疯了似的狂笑：“你不晓得这样的是什么军队？这就是国家夫司基军。别国有过这样的组织，脖子上都带红绳作标帜。国家夫司基军，在别国，是极端的爱国，有国家没个人。一个褊狭而热烈的夫司基。我们的红绳军，你现在看见了，也往平安地方调动呢，大概因为太爱国了，所以没法不先谋自己的安全，以免爱国军的解体。被敌人杀了还怎能再爱国呢？你得想到这一层！”小蝎又狂笑起来，我有点怕他真是疯了。我不敢再说什么，只一边走一边看那红绳军。在军队的中心有个坐在十几个兵士头上的人，他项上的红绳特别的粗。小蝎看了他一眼，低声向我说：“他就是红绳军的首领！他想把政府一切的权柄全拿在他一人手里，因为别国有因这么办而强盛起来的。现在他还没得到一切政权，可是他比一切人全厉害——我所谓的厉害便是狡猾。我知道他这是去收拾皇上，实行独揽大权的计划，我知道！”

“也许那么着猫国可以有点希望？”我问。

“狡猾是可以得政权，不见得就能强国，因为他以他的志愿为中心，国家两个字并不在他的心里。真正爱国的是向敌人洒血的。”

我看出来：敌人来到是猫人内战的引火线。我被红绳军的红绳弄花了眼，看见一片红而不光荣的血海，这些军人在里边泅泳着。

我们已离开了猫城。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个不能再见这个城的念头。又走了不远，遇见一群猫人，对于我这又是很新奇的：他们的身量都很高，样子特别的傻，每人手里都拿着根草。迷，半天没说一句话，忽然出了声：“好啦，西方的大仙来了！”

“什么？”小蝎，对迷向来没动过气的，居然是声色俱厉了！迷赶紧的改嘴：

“我并不信大仙！”

我知道因我的发问可以减少他向迷使气；“什么大仙？”

小蝎半天也没回答我，可是忽然问了我一句：

“你看，猫人的最大缺点在哪里？”

这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一时回答不出。

小蝎自己说了：“糊涂！”我知道他不是说我糊涂。

又待了半天，小蝎说：“你看，朋友，糊涂是我们的要命伤。在猫人里没有一个是充分明白任何事体的。因此他们在平日以摹仿别人表示他们多知多懂，其实是不懂装懂。及至大难在前，他们便把一切新名词撇开，而翻着老底把那最可笑的最糊涂的东西——他们的心灵底层的岩石——拿出来，因为他们本来是空洞的，一着急便显露了原形，正如小孩急了便喊妈一样。我们的大家夫司基的信徒一着急便喊马祖大仙，而马祖大仙根本的是个最不迷信的人。我们的革命家一着急便搬运西方大仙，而西方大仙是世上最没仙气最糊涂的只会拿草棍的人。问题是没有人懂的，等到问题非立待解决不可了，大家只好求仙。这是我们必亡的所以然，大家糊涂！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不良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以人对待糊涂像畜类的人的。这次，你看着，我们的失败是无疑的了；失败之后，你看着，敌人非把我们杀尽不可，因为他们根本不拿人对待我们，他们杀我们正如屠宰畜类，而且决不至于引起别国的反感，人们看杀畜类是不十分动心的；人是残酷的，对他所不崇敬的——他不崇敬糊涂人——是毫不客气的去杀戮的。你看着吧！”

我真想回去看看西方大仙到底去作些什么，可是又舍不得小蝎与迷。

在一个小村里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所谓小村便是只有几处塌倒的房屋，并没有一个人。

“在我的小时候，”小蝎似乎想起些过去的甜蜜，“这里是很大的一个村子。这才几年的工夫，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灭亡是极容易的事！”他似乎是对他自己说呢，我也没细问他这小村所以灭亡的原因，以免惹他伤心。我可以想象到：革命，革命，每次革命要战争，而后谁得胜谁没办法，因为只顾革命而没有建设的知识与热诚，于是革命一次增多一些军队，增多一些害民的官吏；在这种情形之下，人民工作也是饿着，不工作也是饿着，于是便逃到大城里去，或是加入只为得几片迷叶的军队，这一村的人便这样死走逃亡净尽。革命而没有真知识，是多么危险的事呢！什么也救不了猫国，除非他们知道了糊涂是他们咽喉上的绳子。

我正在这么乱想，迷忽然跳起来了，“看那边！”

西边的灰沙飞起多高，像忽然起了一阵怪风。

小蝎的唇颤动着，说了声：“败下来了！”

二十六

“你们藏起去！”小蝎虽然很镇静，可是显出极关切的样子，他的眼向来没有这么亮过。“我们的兵上阵虽不勇，可是败下来便疯了。快藏起去！”他面向着西，可是还对我说，“朋友，我把迷托付给你了！”他的脸还朝着西，可是背过一只手来，似乎在万忙之中还要摸一摸迷。

迷拉住他的手，浑身哆嗦着说：“咱们死在一处！”

我是完全莫名其妙。带着迷藏起去好呢，还是与他们两个同生死呢？死，我是不怕的；我要考虑的是哪个办法更好一些。我知道：设若有几百名兵和我拼命，我那把手枪是无用的。我顾不得再想，一手拉住一个就往村后的一间破房里跑。不知道我是怎样想起来的，我的计划——不，不是计划，因为我已顾不得细想；是直觉的一个闪光，我心里那么一闪，看出这么条路来：我们三个都藏起去，等到大队过去，我可以冒险去捉住一个散落的兵，便能探问出前线的情形，而后再作计较。不幸而被大队——比如说他们也许在此地休息一会儿——给看见，我只好尽那把手枪所能为的抵挡一阵，其余便都交给天了。

但是小蝎不干。他似乎有许多不干的理由，可是顾不得说；我是莫名其妙。他不跑，自然迷也不会听我的。我又不知道怎样好了。西边的尘土越滚越近；猫人的腿与眼的厉害我是知道的；被他们看见，再躲就太晚了。

“你不能死在他们手里！我不许你那么办！”我急切的说，还拉着他们俩。

“全完了！你不必陪上一条命；你连迷也不用管了，随她的便吧！”小蝎也极坚决。

讲力气，他不是我的对手；我搂住了他的腰，半抱半推的硬行强迫；他没挣扎，他不是撒泼打滚的人。迷自然紧跟着我。这样，还是我得了胜，在村后的一间破屋藏起来。我用几块破砖在墙上堆起一个小屏，顺着砖的孔隙往外看。小蝎坐在墙根下，迷坐在一旁，拉着他的手。

不久，大队过来了。就好像一阵怪风裹着灰沙与败叶，整团的前进。嘈杂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忽然的声音小了一些，好像波涛猛然低降，我闭着气等那波浪再猛孤丁的涌起。人数稀少的时候，能看见兵们的全体，一个个手中连木棍也没有，眼睛只盯着脚尖，惊了魂似的向前跑。现象的新异使我胆寒。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的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向来没看见过这个！设若他们是整着队走，我决不会害怕。

好大半天，兵们渐渐稀少了。我开始思想了：兵们打了败仗，小蝎干什么一定要去见他们呢？这是他父亲的兵，因打败而和他算账？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小蝎为何不躲避他们而反要迎上去呢？想不出道理来。因迷惑而大了胆，我要冒险去拿个猫兵来。除了些破屋子，没有一棵树或一个障碍物；我只要跳出去，便得被人看见！又等了半天，兵们更稀少了，可是个个跑得分外的快；大概是落在后面特别的害怕而想立刻赶上前面的人们。去追他们是无益的，我得想好主意。

好吧，试试我的枪法如何。我知道设若我若打中一个，别人决不去管他。前面的人听见枪响也决不会再翻回头来。可是怎能那么巧就打中一个人正好不轻不重而被我生擒了来呢？再说，打中了他，虽然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而还要审问他，枪弹在肉里而还被审，我没当过军官，没有这分残忍劲儿。这个计策不高明。

兵们越来越少了。我怕起来：也许再待一会儿便一个也剩不下了。我决定出去活捉一个来。反正人数已经不多，就是被几个猫兵围困住，到底我不会完全失败。不能再耽延了，我掏出手枪，跑出去。事情不永远像理想的那么容易，可也不永远像理想的那么困难。假如猫兵们看见了我就飞跑，管保追一天我也连个影也捉不到。可是居然有一个兵，忽然的看见我，就好像小蛙见了水蛇，一动也不动的呆软在那儿了。其余的便容易了，我把他当猪似的扛了回来。他没有喊一声，也没挣扎一下；或者跑得已经过累，再加上惊吓，他已经是半死了。

把他放在破屋里，他半天也没睁眼。好容易他睁开眼，一看见小蝎，他好像身上最娇嫩的地方挨了一刺刀似的，意思是要立起来扑过小蝎去。我握住他的胳臂。他的眼睛似是发着火，有我在一旁，他可是敢怒而不敢言。

小蝎好像对这个兵一点也不感觉兴趣，他只是拉着迷的手坐着发呆。我知道，我设若温和的审问那个兵，他也许不回答；我非恐吓他不可。恐吓得到了相当的程度，我问他怎样败下来的。

他似乎已忘了一切，呆了好大半天他好像想起一点来：“都是他！”指着小蝎。

小蝎笑了笑。

“说！”我命令着。

“都是他！”兵又重了一句。我知道猫人的好啰嗦，忍耐着等他把怒气先放一放。

“我们都不愿打仗，偏偏他骗着我们去打。敌人给我们国魂，他，他不许我们要！可是他能，只能，管着我们；那红绳军，这个军，那个军，也全是他调去的，全能接了外国人的国魂平平安安的退下来，只剩下我们被外国人打得魂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我们是他爸爸的兵，他反倒不照应我们，给我们放在死地！我们有一个人活着便不能叫他好好的死！他爸爸已经有意把我们撤回来，他，他不干！人家那平安退却的，既没受伤，又可以回去抢些东西；我们，现在连根木棍也没有了，叫我们怎么活着？！”他似乎是说高兴了，我和小蝎一声也不出，听着他说；小蝎或者因心中难过也许只是不语而并没听着，我呢，兵的每句话都非常的有趣，我只盼望他越多说越好。

“我们的地，房子，家庭，”兵继续的说，“全叫你们弄了去；你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越来官越多，越来民越穷。抢我们，骗我们，直落得我们非去当兵不可；就是当兵帮助着你们作官的抢，你们到底是拿头一份，你们只是怕我们不再帮助你们，才分给我们一点点。到了外国人来打你们，来抢你们的财产，你叫我们去死，你个瞎眼的，谁能为你们去卖命！我们不会作工，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他喘了一口气。我乘这个机会问了他一句：

“你们既知道他们不好，为什么不杀了他们，自己去办理一切呢？”

兵的眼珠转开了，我以为他是不懂我的话，其实他是思索呢。待了一会儿，他说：

“你的意思是叫我们革命？”

我点了点头；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么两个字——自然我是一时忘了猫国革命的次数。

“不用说那个，没有人再信！革一回命，我们丢点东西，他们没有一个不坏的。就拿那回大家平分地亩财产说吧，大家都是乐意的；可是每人只分了一点地，还不够种十几棵迷树的；我们种地是饿着，不种也是饿着，他们没办法；他们，尤其是年青的，只管出办法，可是不管我们肚子饿不饿。不治肚子饿的办法全是糊涂办法。我们不再信他们的话，我们自己也想不出主意，我们只是谁给迷叶吃给谁当兵；现在连当兵也不准我们了，我们非杀不可了，见一个杀一个！叫我们和外国人打仗便是杀了我们的意思，杀了我们还能当兵吃迷叶吗？他们的迷叶成堆，老婆成群，到如今连那点破迷叶也不再许我们吃，叫我们去和外国人打仗，那只好你死我活了。”

“现在你们跑回来，专为杀他？”我指着小蝎问。

“专为杀他！他叫我们去打仗，他不许我们要外国人给的国魂！”

“杀了他又怎样呢？”我问。

他不言语了。

小蝎是我经验中第一个明白的猫人，而被大家恨成这样；我自然不便，也没工夫，给那个兵说明小蝎并非是他所应当恨的人。他是误以小蝎当作官吏阶级的代表，可是又没法子去打倒那一阶级，而只想杀了小蝎出口气。这使我明白了一个猫国的衰亡的真因：有点聪明的想指导着人民去革命，而没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于是因要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而自己被问题给裹在旋风里；人民呢经过多少次革命，有了阶级意识而愚笨无知，只知道受了骗而一点办法没有。上下糊涂，一齐糊涂，这就是猫国的致命伤！带着这个伤的，就是有亡国之痛的刺激也不会使他们咬着牙立起来抵抗一下的。

该怎样处置这个兵呢？这倒是个问题。把他放了，他也许回去调兵来杀小蝎；叫他和我们在一块，他又不是个好伴侣。还有，我们该上哪里去呢？

天已不早了，我们似乎应当打主意了。小蝎的神气似乎是告诉我：他只求速死，不必和他商议什么。迷自然是全没主张。我是要尽力阻止小蝎的死，明知这并无益于他，可是由人情上看我不能不这么办。上哪里去呢？回猫城是危险的；往西去？正是自投罗网，焉知敌人现在不是正往这里走呢！想了半天，似乎只有到外国城去是万全之策。

但是小蝎摇头。是的，他肯死，也不肯去丢那个脸。他叫我把那个兵放了：“随他去吧！”

也只好是随他去吧。我把那个兵放了。

天渐渐黑上来，异常的，可怕的，静寂！心中准知道四外无人，准知道远处有许多溃兵，准知道前面有敌人袭来，这个静寂好像是在荒岛上等着风潮的突起，越静心中越紧张。自然猫国灭亡，我可以到别国去，但是为我的好友，小蝎，设想，我的心似乎要碎了！一间破屋中过着亡国之夕，这是何等的悲苦。就是对于迷，现在我也舍不得她了。在亡国的时候才理会到一个“人”与一个“国民”相互的关系是多么重大！这个自然与我无关，但是我必须为小蝎与迷设想，这么着我才能深入他们的心中，而分担一些他们的苦痛；安慰他们是没用的，国家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用什么话去安慰一两个人呢？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我的两位朋友当然比我听的更清楚一些。他们是诅咒着，也许是甜蜜的追忆着，他们的过去一切；他们只有过去而无将来。他们的现在是人类最大的耻辱正在结晶。

天还是那么黑，星还是那么明，一切还是那么安静，只有亡国之夕的眼睛是闭不牢的。我知道他们是醒着，他们也知道我没睡，但是谁也不能说话，舌似乎被毁灭的指给捏住，从此人与国永不许再出声了。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纪录是历史上一个污点。

二十七

大概是快天亮了，我的睡去。

！！两响！我听见已经是太晚了。我睁开眼——两片血迹，两个好朋友的身子倒在地上，离我只有二尺多远。我的，我的手枪在小蝎的身旁！

要形容我当时的感情是不可能的。我忘了一切，我不知道心里哪儿发痛。我只觉得两个活泼泼的青年瞪着四个死定的眼看着我呢。活泼泼的？是的，我一时脑子里不能转弯了，想不到他们会停止了呼吸的。他们看着我，但是并没有丝毫的表情，他们像捉住一些什么肯定的意义，而只要求我去猜。我看着他们，我的眼酸了，他们的还是那样的注视。他们把个最难猜透的谜交给我，而我忘了一切。我想不出任何方法去挽回生命；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到人生的脆弱与无能。我始终没有落泪；除了他们是躺着，我是立着，我完全和他们一样的呆死。无心的，我蹲下，摸了摸他们，还温暖，只是没有了友谊的回应；他们的一切只有我所知道的那点还存在着，其余的，他们自己已经忘了。死或者是件静美的事。

迷是更可怜的。一个美好的女子岂是为亡国预备的呢。我的心要碎了。民族的罪恶惩罚到他们的姊妹妻母；就算我是上帝，我也得后悔为这不争气的民族造了女子！

我明白小蝎，所以我更可怜迷；她似乎无论怎样也不应当死；小蝎有必死的理由。可是，与国家同死或者不需要什么辩论？民族与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种管辖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消失便是死亡，那不肯死的只好把身体变作木石，把灵魂交与地狱。我更爱迷与小蝎了。我恨不能唤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纯洁的，他们的灵魂还是自己的。我恨不能唤起他们，带他们到地球上来享受生命一切应有的享受。幻想是无益的；除了幻想却只有悲哀。我无论怎样幻想，他们只是呆呆的不动；他们似乎已忘了我是个好朋友。不管我心中怎样疼痛，他们一点也不欣赏，生死之间似隔着几重天。生是一切，死是一切，生死中间隔着个无限大的不可知。我似乎能替花鸟解释一些什么，我不能使他们再出一声。死的缄默是绝对的真实：我不知怎样好了，可是他们决定不再动了。我觉不到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就是那么呆呆的守着他们，一直到太阳出来。他们的形体越来越看得清楚，我越觉得没有主张。光射在迷的脸上，还是那么美好，可爱，只是默默不语。小蝎的头窝在墙角，脸上还不时的带出那种无聊的神气，好像死还没医治了他的悲观，迷的脸上一点害怕的样子没有了。

我不能再守着他们。这是我心中忽然觉出来的。设若再继续下去，我一定会疯。离开他们？这么一想，我那始终没落的眼泪雨似的落下来。茫茫大地，我到哪里去？舍了两个好朋友，独自去游浪，这比我离开地球的时候难堪得多多了。异地的孤寂是难以担当的，况且是由于死别，他们的死将永远追随着我。我哭了不知好久，我双手拉住他们，几乎是喊着：迷，小蝎，再见了！

顾不得埋掩他们，我似乎只要再耽误一秒钟，便永不能起身了。咬一咬牙，拾起我的手枪，跳出破墙。走开几步，我回头看了看；决定不再回去，叫他们的尸身腐烂在那里，我不能再回去！我骂我自己，不祥的人，由地球上同来的朋友死在这里，现在又眼看着他们俩这样，我应当永不再交朋友！

往哪里走？回猫城，当然的。那是我的家。

路上一个人不见，死笼罩住一切。天空是灰的，灰黄的路上卧着几个死兵，白尾鹰们正在啄食，上下飞舞，尖苦的叫着。我走得飞快，可是眼中时常看见迷的笑，耳中似乎听到小蝎惯说的字句，他们是追随着我呢。快到了猫城，我的心跳得紧；是希冀，是恐怖，我说不清。到了，没有一个人。街上卧着，东一个，西一个，许多妇女。兵们由此经过，我猜得出其中的道理。“花也跑了！”我似乎又听见迷在我耳旁说。是的，花要是不走，也必定被兵们害死。我顾不得细看，一直往前跑，到了大鹰的头悬挂所在，他还在那里守着这空城，头上的肉已被鹰鸟啄尽。他是这死寂猫城的灵魂。跑到小蝎的住处，什么也没有了，连墙都推倒了两处。

兵们没有把小蝎的任何东西留下，我真愿意得着一点，无论是什么，作个纪念物。我只好走吧，这个地方的一砖一石都能引下我的泪。

我往东去，我知道人们都在那边。回头看了看，灰空中立着个死城！

向大蝎的迷林走去，这是我认识的一条路。路上那个小村已经没人了，我知道兵们一定已由此经过了。

到了迷林，没有人。我坐在树下休息了一会儿。还得走，静寂逼迫着我动作。向前走到我常洗澡的沙滩那里，从雾气中我看见些行人往西来。我猜想，这或者是大局已有转机，所以人们又要回猫城去。一会儿比一会儿人多了，有许多贵人还带着不少的兵。我坐在河岸上一边休息一边观察。人越来越多，带兵的人们似乎都争着往前跑，像急于去得到一些利益似的。一来二去，因为争路，兵们开始打起来，而且贵人们亲自指挥着。我莫名其妙。猫人的战争是不易见胜负的，大家只用木棍相击，轻易不致打倒一个；打的工夫还不如转的工夫多，你躲我，我躲你，非赶到有人失神，木棍是没有碰到身上的机会。工夫大了，大家还是乱转，而且是越转相距越远。有一队，一边打，一边往前转，大概是指挥人要乘着大家乱打的当儿，把他的兵转到前面去，好继续往西走。这一队离河岸较近，我认出来，为首的是大蝎。他到底是有些策略。又呆了一会儿，他的兵们全转在前面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一摆脱清便向前急进。

我的机会到了。似乎是飞呢，我赶上了大蝎。

他似乎很愿意见着我，同时又似乎连讲话都顾不得，急于往前跑。我一边喘一边问他，干什么去。

“请跟我去！跟我去！”他十分恳切的说，“敌人就快到猫城了！也许已过了那里，说不定！”

我心中痛快了一些，大概是到了不能不战的时候了，大家一齐去保护猫城，我想。可是，大家要都是去迎敌，为什么半路上自己先打起来呢？我想的不对！我告诉大蝎，他不告诉我干什么去，我不能跟他走。

他似乎不愿说实话，可是又好像很需要我，而且他知道我的脾气，他说了实话：

“我们去投降，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请吧！”我说，“没那个工夫陪你去投降！”没有再和他说第二句话，我便扭头往回走。

后面的兵也学着大蝎，一边打一边前进了。我看见那位红绳军的领袖也在其中，仍旧项上系着极粗的红绳，精神百倍的争着往前去投降。

我正看着，前面忽然全站定了。转过头来，敌人到了，已经和大蝎打了对面。这我倒要看看了，看大蝎怎样投降。

我刚跑到前面，后面的那些领袖也全飞奔前来。红绳军的首领特别的轻快像个燕子似的，一落便落在大蝎的前面，向敌人跪好。后面的领袖继续也全跪好，就好像咱们老年间大家庭出殡的时候，灵前跪满了孝子贤孙。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猫人的敌军。他们的身量，多数都比猫人还矮些。看他们脸上的神气似乎都不大聪明，可是分明的显出小气与毒狠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与民性，无从去判断，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样罢了。他们手里都拿条像铁似的短棍，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

等猫人首领全跪好了，矮人们中的一个，当然是长官了，一抬手，他后面的一排兵，极轻巧的向前一蹿，小短棍极准确的打在大蝎们的头上。我看得清楚极了，大蝎们全一低头，身上一颤，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莫非短棍上有电？不知道。后面的猫人看见前面投降的首领全被打死，哎呀，那一声喊，就好像千万个刀放在脖子上的公鸡。喊了一声，就好像比声音还快，一齐向后跑去。一时被挤倒的不计其数，倒了被踩死的也很多。敌人并没有追他们。大蝎们的尸首被人家用脚踢开，大队慢慢的前进。

我想起小蝎的话：“敌人非把我们杀尽不可！”

可是，我还替猫人抱着希望：投降的也是被杀，难道还激不起他们的反抗吗？他们假如一致抵抗，我不信他们会灭亡。我是反对战争的，但是我由历史上看，战争有时候还是自卫的唯一方法；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褊狭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我理想着猫人经过这一打击，必能背城一战，而且胜利者未必不是他们。

我跟着大队走。那方才没被踩死而跑不了的，全被矮兵用短棍结果了性命。我不能承认这些矮子是有很高文化的人，但是拿猫人和他们比，猫人也许比他们更低一些。无论怎说，这些矮人必是有个，假如没有别的好处，国家观念。国家观念不过是扩大的自私，可是它到底是“扩大”的；猫人只知道自己。

幸而和小蝎起行的时候，身旁带了些迷叶，不然我一定会饿死的。我远远的跟着矮人的大队，不要说是向他们乞求点吃食，就是连挨近他们也不敢。焉知他们不拿我当作侦探呢。一直的走到我的飞机坠落处，他们才休息一下。我在远远望着，那只飞机引起了他们注意，这又是他们与猫人不同之处，这群人是有求知心的。我想起我的好友，可怜，他的那些残骨也被他们践踏得粉碎了！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有一部分的兵开始掘地。工作得很快，看着他们那么笨手笨脚的，可是说作便作，不迟疑，不懒散，不马马虎虎，一会儿的工夫他们挖好了深大的一个坑。又呆了一会儿，由东边来了许多猫人，后面有几个矮子兵赶着，就好像赶着一群羊似的。赶到了大坑的附近，在此地休息着的兵把他们围住，往坑里挤。猫人的叫喊真足以使铁作的心也得碎了，可是矮兵们的耳朵似乎比铁还硬，拿着铁棒一个劲儿往坑里赶。猫人中有男有女，而且有的妇女还抱着小娃娃。我的难过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我没法去救他们。我闭上眼，可是那哭喊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旁。哭喊的声音忽然小了，一睁眼，矮兽们正往坑中填土呢。整批的活埋！这是猫人不自强的惩罚。我不知道恨谁好，我只得了一个教训：不以人自居的不能得人的待遇；一个人的私心便足以使多少多少同胞受活埋的暴刑！

要形容一切我所看见的，我的眼得哭瞎了；矮人们是我所知道的人们中最残忍的。猫国的灭亡是整个的，连他们的苍蝇恐怕也不能剩下几个。

在最后，我确是看见些猫人要反抗了，可是他们还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干；他们至死还是不明白合作。我曾在一座小山里遇见十几个逃出来的猫人，这座小山是还未被矮兵占据的唯一的地方；不到三天，这十几个避难的互相争吵打闹，已经打死一半。及至矮兵们来到山中，已经剩了两个猫人，大概就是猫国最后的两个活人。敌人到了，他们两个打得正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我在火星上又住了半年，后来遇到法国的一只探险的飞机，才能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