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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哈利的十五次人生

作者：克莱尔·诺丝

译者：缪微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0-09888-8

这是为你而写的

我的宿敌

我的朋友

你肯定已经知道

你失败了

第一篇 最初

第二篇 克洛纳斯俱乐部

第三篇 世界快灭亡了

第四篇 文森特与量子镜

第五篇 遗忘手术

第六篇 全记忆者

第七篇 第十五次轮回

第一篇 最初

在我的第二次轮回里，我做了件很多人都做过的事，那就是自杀，试图以此让轮回停止。而在第三次轮回时，我则向上帝寻求答案……

1

第二次大灾难发生在我第十一次轮回，那是1996年。像前几次将死时一样，我在吗啡的作用下恍恍惚惚，即将死去。但被她突然打断，如同脊背上滑过冰块，打了一个寒战。

那时她七岁，我七十八岁。她金黄色的直发扎成马尾，长长地垂在背后，而我则是一头稀疏光亮的白发。我穿着简单的无菌病服，她穿着亮蓝色校服、戴着毡帽。她坐在我床沿，双腿垂着，注视我的双眼。她检查了一下连在我胸前的心脏监护仪，发现我已经断开警报器，摸了一下我的脉搏，说：“我差一点没赶上你，奥古斯特医生。”

她的德语带着柏林的北方口音，不过她说任何一种语言，我听起来都没问题。她挠了挠左腿肚，白色齐膝袜被雨水打湿了，开始发痒。她边挠边说道：“我要传个消息到过去，可以说时间是重要因素。你正好快死了，就请你把消息带给你们组织，这是我收到的指示。”

我想说话，但各种词汇在舌头上打转，什么也没说出来。

“世界快灭亡了，”她说道，“这消息由孩子传给大人，倒退着传递，是几千年之后传来的消息，世界快灭亡了，无可挽回，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发觉我只能用泰语来表达，而唯一能说的就是，为什么？

不，我想马上补充，为什么世界会灭亡？

什么这么重要？

她微微一笑，不用我说就明白了。她靠了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世界快灭亡了，这是注定的事，只是过程加快了。”

那就是末日的开始。

2

我们从最初说起吧。

组织，灾难，我的第十一次轮回和之后的数次死亡，没有一次是平静的，看似都无意义、突然而且毫无来由，一切都得从最初说起。

我叫哈利·奥古斯特。

我父亲叫罗利·埃德蒙德·赫恩，母亲叫伊丽莎白·李德米尔，这些我是到第三次轮回才完全了解的。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强奸了母亲，法律对此很难界定，一个人的巧言就能让陪审团摇摆不定。据说他去厨房找她的那晚，她没有大声喊叫、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拒绝。整整二十五分钟的不堪过程，混杂着恼火、忌妒和愤恨，他把对不忠妻子的报复施加在了帮佣姑娘身上。从这点来看，我母亲并未被强迫。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在我父亲家帮佣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依靠他家的金钱和施舍过活，根本没机会抵抗，就好比脖子上架着刀一样，受着胁迫。

我母亲开始显怀时，父亲回到法国继续服兵役，返回一战战场，他是一名毫不起眼的苏格兰卫队少校。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属的整个兵团一天之内几乎全部被消灭，是毫不起眼这个特质救了他的命。在1918年的秋天，我的祖母康斯坦丝·赫恩把我母亲赶出了她家门，连推荐信都没有写。一个后来成为我养父并且人品胜过生父的男人用小马车把我母亲带到当地集市，把她留在那里。她包里有几先令，养父建议她请求郡里其他贫苦女人的帮忙。远房的表亲眷阿利斯泰尔，有着母亲八分之一的相同血统，所有亲眷的财富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他。他给了我母亲一份工作，在他爱丁堡的造纸厂里做杂工。但她日益臃肿起来，渐渐影响工作，厂里的一位初级人员把她悄悄遣走了。绝望之中，她写信给我生父，但信件被我那精明的祖母给截了下来，直接毁掉，他没能看到母亲的请求。191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母亲花了最后几便士，从爱丁堡的威弗利坐慢车到纽卡斯尔，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以北约十六公里的地方分娩了。

见证我出生的人只有两个，工会会员道格拉斯·克兰尼奇，还有他的妻子普鲁登斯。出生地是车站的女洗手间。据说站长就守在门外，以防别人误入，他的手握在身后，帽子上覆盖着雪，帽檐耷拉在眼睛上方，我总觉得这样的形象阴暗而不怀好意。新年前夕的夜晚，医院里没有医生了，急救人员三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他来得太迟，那时鲜血已经凝结在地板上，普鲁登斯·克兰尼奇抱着我，而我母亲已经死了。我只有道格拉斯写的关于她死亡时的情形，但我能肯定她是因大出血而死。她的墓碑上写的是“丽莎，1919年1月1日，天使带她去了天堂”。丧葬人员问克兰尼奇太太墓碑该怎么写时，她才意识到，她连我母亲的全名都不知道。

我突然成了孤儿，关于如何安置我，颇费了一番争议。克兰尼奇太太肯定是非常想抚养我的，但经济条件不允许、不切实际，并且道格拉斯对法律进行了坚定而清晰的阐述，对所有权也有着相当个人的理解。他说，这个孩子是有父亲的，父亲有权抚养他。这件事原本也许会悬而不决，幸好我母亲随身带着不久之后成为我养父的帕特里克·奥古斯特的地址，她应该是觉得可以让他帮忙找到我的生父罗利·赫恩。于是帕特里克被询问能否当我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因为他与妻子哈莉艾特·奥古斯特久婚未育，这在那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敢谈及避孕套的边境村庄，自然引起人们的热议。消息于是很快传到大庄园的家门口，赫恩府邸，那里住着我的祖母康斯坦丝、两个姑姑维多利亚和亚历桑德拉、表亲克莱蒙特，还有我父亲那郁郁寡欢的妻子莉迪亚。我的祖母一定立刻就质疑我是谁的孩子，询问情况如何，但是拒绝抚养我。我的小姑亚历桑德拉沉稳而有同情心，不像家族里的其他人，她意识到一旦我母亲的真实身份被揭开，那么他们家便很快会遭人质疑。于是她找到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开出如下条件：如果他们答应收养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办好正式手续，由赫恩家的人见证这件韵事的流言得以平息，毕竟这件事赫恩家的人最有话语权，如果能答应这些条件，那么她就保证每个月给他们一笔钱，作为安抚费和孩子的抚养费，并保证他长大后应有的前途，不会铺张但也不至于让孩子落得境地窘迫。

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讨论一番之后，同意了。于是我成了他们的孩子，哈利·奥古斯特。而直到第二次轮回，我才渐渐知道自己的身世。

3

据说像我们这样能无限轮回的人，生命分为三个阶段：拒绝、探求和接受。

至于具体的类别，则有很多种，每个词下面都有许多分类。比如拒绝，可以分为许多种老套的反应：自杀、消沉、愤怒、歇斯底里、孤立自己和自残。我与许多轮回之人一样，在开始的几次轮回中，饱尝过这些痛苦，这些记忆挥之不去，如同病毒纠缠着我的胃壁一样。

对我来说，过渡到接受的过程也与其他人一样，漫长而艰辛。

我的第一次轮回很不起眼，与其他年轻男子一样，我被召去参加二战，当了一名极其普通的步兵。如果说我战时的贡献微不足道，那么我战后的生活更是不值一提。战后我回到赫恩府邸，接过帕特里克的工作，打理宅邸周围的土地。我与养父一样，从小耳濡目染，因此热爱土地，爱那雨后的味道，还有金雀花的花籽洒向天际时的嘶嘶声。我并不觉得与世隔绝有多孤单，非要说的话，就是觉得缺少一个兄弟，但因没有比较，所以并没有切实的孤独感。

帕特里克死后，我正式接替了他的职位，不过那时，因为好吃懒做和肆意挥霍，赫恩家的财产已经几乎耗尽。1964年，国民托管组织收购了这座宅邸，我继续在此任职。我的后半生几乎都在给郊野中的游者指路，看着宅邸的墙壁也渐渐陷入湿冷的黑土中。

1989年，柏林墙倒下时，我在纽卡斯尔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我离异无子，领着养老金过活，而即使在临终的病床，还仍以为自己是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的儿子。帕特里克早已故去，哈莉艾特因为多发性骨髓瘤离世。病痛慢慢传遍全身，直至人体机能完全丧失，它如梦魇一般，是我所有轮回的痛苦之源。

我在1919年的元旦，再度于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站的女洗手间里出生，前生的记忆都重回我脑海，我的反应自然是几近疯狂的。成年人的心智，却被困在孩子的躯体里，我不知所措，痛苦、疑惑和绝望接踵而至，我经常大喊、尖叫。七岁时，我进了圣玛戈特精神病院，我真的认为那里是我的归属，六个月不到，我成功地在禁闭中从三楼的窗户跳下。

过后想想，我才意识到，三层楼的高度并不能保证快速且痛苦较轻地死去，可能下肢骨头粉碎，意识却依然清醒。幸运的是，我是头着地，就那样死了。

4

这片郊野亦有生命，我多希望你们也能看到。可每次我陪你们走过郊野，总会错过那珍贵的几小时放晴。天空与地上的石头一般，是瓦灰色，干旱让土地遍布灰褐色的荆棘。曾有一次，雪下得那么大，从外面把厨房的门都堵上了，推不开，我不得不爬出窗外，用铲子把雪铲掉。还有是在1949年，连续下了五天的雨，仿佛无穷无尽。而雨过的那几个小时，你们都没见到过，那时，放眼望去，是一片紫色和黄色，充满了黑色肥沃土壤的气息。

你们刚认识我时，就推断我出生于英国北部，这么多次生命下来，自命不凡和矫揉造作都刻在了骨子里。这一点确实没错，收养我的帕特里克·奥古斯特，也时常提醒我这一点。他是赫恩宅邸唯一的园丁，干了一辈子，他的父亲也是。父亲的父亲也是，1834那年，赫恩家族跻身新贵，买下了这片土地，构筑他们上流阶层的梦想。他们种了树，修了路，建了可笑的高楼和拱门，名称和样子都很可笑，到我出生那时，它们都已经爬满了青苔，破旧斑驳。房屋四周都是凌乱的灌木丛，岩石从中探出，裸露出一片片的泥土地。家族中前几代人精力旺盛，养了羊，其实不如说是让羊儿在这高墙之内自生自灭罢了。在二十世纪，赫恩家族日渐潦倒，这片土地虽然还归他们所有，但却已经无人照看，野草丛生，非常适合小孩子趁着父母不注意时在里面撒野。不知为何，我再度处于童年时，已经没有了那份冒险精神，我第一次轮回中爬过的洞和跳过的石堆，在我年迈的脑子里变得充满危险。我活在幼小的躯体里，那感觉就像老妇人穿着老友送的紧身比基尼一样。

我的第三次生命轮回时，自杀失败了，我决意追寻看似遥远的答案。我觉得冥冥中有种仁慈的力量，让我们的记忆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恢复。所以当自杀的记忆来临时，已经并不突然，而是自然而至，毫无意外。

第一次轮回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如果说无知便是天真，孤独能带来对一切的漠然，那么可以说，我那时是快乐的。但新的轮回时，带着前世的所有记忆，一切便截然不同。我不仅仅是能感知未来之事，更能明辨周围的谎言，那些我第一次轮回时根本不会质疑的事情。现在我又重生为男孩，而有着成人的头脑，那些在我眼前的、孩子理解不了的东西，我都能看透了。我相信我的养父母是爱我的，养母的爱胜过养父的爱，而帕特里克·奥古斯特是在养母去世后，才开始珍视我的。

对于我养母的死因，有相关的医学研究，不过她并不是每次生命都死于同一天。她的死因，除了偶然的外界因素外，都只有一个。我六岁生日前后，她开始咳嗽，到我七岁时，她开始咯血。父母看不起病，我的姑姑亚历桑德拉凑钱送我母亲去了纽卡斯尔的医院，确诊为肺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小细胞肺癌，最初只在左肺叶，遗憾的是，四十年之后才有医治的方法，而当时是毫无办法的。医院开了烟草和阿片酊，1927年，母亲便去世了。自那以后，父亲陷入了沉默，时常在山坡徘徊，有时几天都不回来。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能预知母亲的死亡，备足了食物，以便度过父亲不在的日子。他回家之后，依然沉默，无法接近，虽然他不会对我发火，大部分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发火。第一次轮回中，我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和表达痛苦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在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他却不给我所需要的慰藉。第二次轮回中，我母亲死时，我还在精神病院，忙着适应自己的状况，无暇顾及她的死。而到第三次轮回时，我看母亲的死，就好比是绑在铁轨上的人看着列车缓慢地驶来，不可避免，无法停止。在黑夜中等待和想象的过程，比死亡这件事本身更加可怕。我早知道会发生，所以当死亡终于来临时，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不用再等待了，一切也就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了。

第三次轮回时，即将到来的母亲的死亡让我有了事做。我努力地去阻止，或者说至少努力地去控制这件事，因为我对自己的现状找不到任何解释，只能理解为也许是《旧约全书》里的某个神对我施加了什么咒语，所以我相信做善事或者阻止一些本该发生的大事情，也许就能打破这个无限重生的怪圈。我没有做过什么需要救赎的罪恶之事，人生中也没有需要改写的大事，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阻止哈莉艾特的死亡，用上我五岁（其实是快九十七岁）的所有心智。

我以要照顾母亲为由，逃离了无聊的课堂，而我父亲根本没有心思顾及我。我照顾着母亲，并且发现了父亲不在时她都是怎么过的，可以说是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这个在我童年中短暂出现的女人。正因如此，我才开始怀疑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第三次生命时，我的养母死后，赫恩家的人全体出席了葬礼。我父亲说了几句话，我站在他的身旁。那时候我七岁，穿着向克莱蒙特·赫恩借来的黑衣黑裤，他是比我年长几岁的表兄，在以往的生命里，他一直都找机会欺负我。康斯坦丝·赫恩重重地倚着拐杖，拐杖的象牙柄雕刻成了象头的形状。她讲了几句话，说了说哈莉艾特的忠贞和坚强以及被她抛下的家人。亚历桑德拉·赫恩告诉我一定要勇敢，维多利亚·赫恩弯下腰来，捏了捏我的脸，这让我有了种奇怪的孩童般的冲动，想要咬一下她那戴着黑色手套、捏过我脸的手指。罗利·赫恩什么都没说，就那样看着我。我第一次经历母亲葬礼，穿着这身借来的衣服时，他也是这样看着我，但我那时充满无以释放的悲伤，没有去理解他这眼神。而现在，我看着他的眼睛，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

你们还不知道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在此陈述一下。

出生时，我几乎是红发，随着年龄增大，颜色渐渐褪去，说得好听点，是变成了赤褐色，其实是胡萝卜的那种红色。这发色遗传自我生母的家族，健康的牙齿和远视眼也是家族遗传。我身材比较小，个子稍矮，偏瘦，不过比起遗传因素，这更可以说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十一岁时开始青春期发育，一直到十五岁，这时我就可以假装已经十八岁了，从而避开成年前那三年的无聊时光。

年轻时我像养父帕特里克一样，留着乱糟糟的络腮胡，这根本不适合我，我的五官像是被掩藏在了灌木丛里。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就开始刮胡子，我的脸便显现出了生父的模样。我们有着一样的浅灰色眼睛、小耳朵和微鬈的头发，还有老年易患骨病的鼻子，这是最不受欢迎的遗传基因。倒不是因为我的鼻子很大，一点也不大，但却是向天鼻，只适合动画人物的向天鼻，它本该更挺一些，不应该是这样，看起来像是用黏土而不是骨头支撑起来的。对此大家不忍心说穿，但是有些长相端正的婴孩看到我就哭了。年老后，我的头发好像会一下子就变白，有时会因为压力而提前变白，无论用任何药物和心理治疗都没有用。到五十一岁时，我需要老花镜来阅读。可惜的是，我五十多岁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年代时尚贫瘠。不过跟大多数人一样，我自年轻时就选择觉得舒适的打扮，选用古董样式的眼镜，这平衡了我过于集中的双眼，从浴室镜子里端详自己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迈的学者。这样的形象直到我第三次埋葬哈莉艾特时，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渐渐熟悉。这是罗利·埃德蒙德·赫恩的脸，他站在并非我生母的哈莉艾特的棺材另一边，看着对面的我。

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正值适合入伍的年龄，不过前几次生命中，不知怎的，我并未经历相当戏剧化的冲突，只是之后在八十年代读到而已。在第一次生命中，我自愿参军，深信当时的三大谬论：战争是短暂的，参战是爱国行为，参战能锻炼技能。我迟了四天，没能赶上登陆法国，没有从敦刻尔克撤退，我对自己很失望，因为在那时候看起来，那是虽败犹荣的。我参战的第一年，似乎是无尽的训练，首先是在海滩上严阵以待，等候着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的却最终未至的侵略。接着是在苏格兰的深山里，可当局政府对惩治行动并不上心，结果，我花了太多时间准备对挪威的入侵行动，最终这些练习全部付诸东流。我所在的队伍在沙漠战争中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我们未能加入地中海战区，而是重新训练或者做些别的事情。这倒成全了我自己的一份追求，既然没人想要我们加入战斗，我就只好悉心学习了。我们部队中的军医是个异议者，他的道德观是在恩格斯的书和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句中学来的，我们都觉得他不过是个短下巴的有钱人，直到有一天，他大胆地对抗弄权已久的中士，当着大家的面斥责他自小就恃强凌弱惯了。那军医名叫瓦尔吉斯，因为这突然的举动，他被关了三天禁闭，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所学习的东西，之前饱受嘲讽，而现在成了引以为傲的谈资。虽然大家还是叫他短下巴有钱人，但都已经把他纳为自己人了。从他那里，我渐渐学到了科学、哲学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奥秘，尽管当时我都没有承认。我们踏上诺曼底沙滩三分十五秒钟后，他就死了，弹壳撕裂了他的腹部。他是我们部队那天唯一牺牲的人，因为当时我们远离战事区，而射出那致命子弹的枪两分钟后就被缴获了。

我的第一次生命中，杀了三个人。在撤离法国北部一个小镇时，那三人都在坦克里，被我一起杀死。当时我们被告知小镇已经控制住了，不会有抵抗力量，但事实是抵抗力量就埋伏在面包房和教堂中间，像是盯在西瓜上的马蝇一样。我们太放松警惕了，根本没注意到，枪管突然向我们袭来，像是满身泥泞的鳄鱼一样张开嘴，喷出子弹，当场射死了我们的两个人，还射中了汤米·科纳，他三天后死在了医院病床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扔下枪，扔掉包，使劲跑，不停地喊着，那条路跑了一半，我还在冲着那杀死我朋友的坦克大喊。我的头盔没有系好，跑到离坦克大概十码的地方掉了下来。我能听到那里面的人跑动的声音，能透过缝隙看到他们在使劲把枪头向我掉转、准备机关枪，但我已经抢先一步到了他们面前。那枪管还是滚烫的，距离一码时我脸上都能感受到灼热。我向前端舱口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我能听到他们在里面乱成一团，拼命要拿到它，可在那样的密闭空间里，那么做只会火上浇油。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每一步行动，但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之后上尉宣称那坦克肯定是跟部队失散了，其他人都往左，只有他们往右，所以才会杀掉我们的三个人，然后自己也被杀。我被授予了一枚勋章，1961年，我卖了它，然后买了新的水壶，卖掉之后我感觉一身轻松。

这就是我的第一场战斗，第二次便没有主动出击了。我知道很快会应征入伍，就选了第一次生命中学会的技能来保命。第三次生命时，我作为地面飞机机械师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每当警报响起时，我比谁都跑得快，飞奔进掩体。等到希特勒开始轰炸伦敦时，我才开始松口气。开始几年还是不错的，死去的人几乎都是在空中死去的，眼不见心不烦。飞行员们几乎不跟我们机械师来往，我总是以飞机为重，把飞行员看成不过是飞机的另一机械部分，可以忽略不计。接着美国人来了，我们开始轰炸德国，死在空中的人越来越多，而我只是悼念他们的飞机。随着飞机残骸弹片坠落的人也越来越多，地面上的鲜血那么厚，踩过去都能留下脚印。我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我知道结局，我是无能为力的。我知道同盟国会赢，但是我并没有细致地学习过二战知识，我对二战的了解都源于切身体会，都是我的真实感受而非书本上的信息。我能做的就是在苏格兰告诉一个叫瓦尔吉斯的人，登上诺曼底的海岸前在船上多待两分钟，还偷偷告诉二等兵科纳，杰尼蒙特镇上有辆坦克没有左转而是右转了，会在面包房和教堂中间伏击他。可我不会给予战略性信息，只会说雪铁龙公司会生产出华而不实的汽车，还有将来人们会回顾欧洲的分裂而不明所以。

我十分娴熟地给自己谋得这样的职位，又一次见证了这场战争。我给那些炸毁德累斯顿的飞机的起落架上过油；我听说过研究人员提出要设计喷气式发动机而被工程师们嘲笑；我听到过V1飞弹引擎停止的声音，还有V2飞弹掉落后短暂的寂静；欧洲胜利日时，我喝白兰地喝得烂醉如泥，虽然我并不太喜欢喝白兰地，一起喝酒的是才认识两天的一个加拿大人和两个威尔士人，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我学到了东西，这次我真的学到了。学习了引擎和机械，认识了人心和战略，了解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我研究了轰炸的模式，观察了导弹落下的地点，这样在下次（因为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还会有下一次），这些信息会对我帮助很大，也可能帮到别人，总之我不是只记得法国罐装火腿好不好吃。

这些用来保护自己的信息，之后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我间接接触到了克洛纳斯俱乐部，克洛纳斯俱乐部也知道了我。

6

他叫弗兰克林·费尔逊。

他是我遇见的第二个间谍，对知识十分渴求。

我遇见他是在第四次生命时，1968年。

我当时正在格拉斯哥当医生，妻子离开了我，我已经五十岁了，心碎不已。妻子名叫珍妮，我非常爱她，把什么都告诉了她。她是外科医生，是医院里首位女性外科医生，而我是神经病学家，以非正统的、不太道德但合法的研究而著称。她信仰上帝，而我不信。关于第三次轮回的事，我说了很多，但我还是想简单说说第三次轮回的终结，我一个人死在日本的医院里，因此相信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我活过，然后死去，真主安拉、耶和华、克利须那神、释迦牟尼等所有祖辈信奉的神灵都没有降临带走我的恐惧，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生在那个地方，在英国的那个雪夜，回到过去，回到最初。

我失去信仰并非一夜之间，也并非让人痛苦不堪，那是个漫长的过程，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让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神明能回应我的话。我死后紧接着又重生，仿佛不可避免，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我就像实验失败的科学家一样，失望而超然地面对重生。

我曾经整整一生都在祈求奇迹发生，但却没能实现。祖辈们那拥挤的礼拜堂里，我看到的都是浮华和贪婪，听到的都是对权力的欲念，我闻着熏香的味道，感慨这是多么大的浪费。

第四次生命时，我不再寻求上帝的帮助，而努力寻找科学的根源。我无比努力地学习物理、生物和哲学，最后竭尽全力进入爱丁堡大学，是那里最穷的学生，最后成了博士，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了业。珍妮被我的雄心抱负所吸引，我也很欣赏她。那些无知的人在她第一次拿起手术刀时都窃笑她，结果发现她手法十分精准，操纵手术刀从容而自信。我们在一起并不合潮流，但很与众不同，恋爱十年后，我们在1963年结了婚。那会儿正值古巴导弹危机后，形势相对比较缓和，那天还下着雨，她笑着说，我们是自作自受。我沉浸在爱河之中。

我是那么爱她，有一天晚上，我毫无来由也毫无准备地告诉她一切。

我说：“我叫哈利·奥古斯特，我的父亲是罗利·埃德蒙德·赫恩，我还没出生，母亲就死了。这是我的第四次生命轮回，我已经生死轮回过许多次了，每次生命都是相同的开始。”

她不当回事地打了一下我的胸脯，让我别再胡说。

我接着说道：“几周后，美国就会爆出一件丑闻，让尼克松的总统之位岌岌可危，英国会废除极刑，‘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会在雅典机场开火。”

她说：“你应该上新闻，真的。”

三周后，水门事件爆发，开始还比较缓和，只是裁掉了一些副官，等到英国的死刑被废除后，尼克松已经坐在国会听证会席前，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雅典机场开枪袭击游客时，全世界都知道尼克松做总统的日子到头了。

珍妮坐在床的另一头，垮着肩，垂着头。我等待着。这样的场景，我已经默默期待了四次轮回。她有着嶙峋的后背，温暖的肚子，为了跟男同事们较劲而故意剪短的头发，和无人时兀自微笑的柔和脸庞。她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你怎么知道会发生？”

“我告诉过你，”我答道，“这是我的第四次轮回了，而且我的记忆力很好。”

“什么意思，第四次？第四次，这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我当医生就是为了找出原因。我在自己身上做过实验，研究自己的血液和大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可我错了，这不是医学上的问题，就算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到答案。我早就想不当医生了，想去尝试别的途径，可我遇到了你。我曾想离开，但我现在想要的是你。”

“你多大了？”她问道。

“五十四岁。两百零六岁。”

“我没法……没法相信你说的，没法相信你所相信的事。”

“对不起。”

“你是间谍吗？”

“不是。”

“你病了吗？”

“没有，按照医学的定义，没有病。”

“那么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些话？”

“这些都是真的，我想告诉你真相。”

她爬上床，来到我身边，双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哈利，”她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我要你告诉我，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是的，”我答道，这解脱感如同将我身体爆开一般，“是的，是真心话。”

那晚她在衣架上拿走了她的外套，穿上雨靴，离开了我，去了她母亲家，就在诺斯费利，过了敦提就是。她留了张字条，说需要点时间。我等了一天，然后打电话过去，她母亲让我离远点。我又等了一天，然后再打电话，求珍妮回电。到了第三天，我再打过去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车被珍妮开走了，所以我坐火车到了敦提，然后坐出租车过去。那天天气很好，岸边的海水非常平静，粉色的太阳低低地挂在空中，久久不愿下沉。珍妮母亲的小屋是白色的，前门的大小像是给孩子准备的，就坐落在炭色悬崖边的不远处。我敲了门，应门的是一个正好能从那扇低低的门中进出的女人，她开了门，但门链上着。

“她不能见你，”她脱口便说，“抱歉，你走吧。”

“我得见她，”我祈求道，“我得见我妻子。”

“你必须马上离开，奥古斯特医生，”她厉声说道，“对不起了，你得去治病。”她很快把门关上，吱嘎作响的白色木门闩上了。我使劲拍着门，然后又去敲窗，脸贴在窗玻璃上。里面关了灯，所以我看不到她们在哪里，也许是希望我觉得无聊后就走人。太阳下山了，我坐在廊前落泪，喊着珍妮的名字，求她跟我说话，结果她母亲报了警，警察来跟我说了话。我跟一个小偷被关在一间牢房里，那人嘲笑了我，结果我差点把他给掐死。然后我就被关进了单独的牢房，整整一天后，终于有位医生来看我，问我感觉如何。他听了听我的胸部，我用最为平静的声音告诉他，这种方法不能用来诊断精神疾病。

“你觉得自己有精神病吗？”他很快就问道。

“不是，”我很快答道，“我只是能辨别医生的好坏。”

他们肯定加快办了手续，因为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看到那里时，我笑了。门上的名字是圣玛戈特精神病院，有人把“为不幸之人”几个字给擦掉了，留下了一段难看的空白。这是我第二次轮回时进去的地方，当时年仅七岁。

7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心理健康学的专家们开始为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健康做定期观察咨询。我曾经想做一名心理学家，但我发现人们的心理问题要么超出我的承受范围，要么过于主观而难以进行剖析，并且我的方法要么过于幼稚，要么力度过大。简而言之，我的性情不适合干这行。当我再度进入圣玛戈特收容院时，这是这次轮回中的第一次。我努力维持的冷静表象，竟被周围无知的人们误读成了精神病，这让我的心中交杂了愤怒和不屑。

九十年代的心理健康专家跟六十年代的比起来，可以说是莫扎特对萨列里，我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些六十年代的实验性技术并没有流传至诺森比亚市。我没有被用致幻药物或迷幻药进行试验，没被要求探讨性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唯一的精神病医师亚伯医生认为弗洛伊德就是个疯子。第一个发现这个的是抽搐女，一个真名叫作露西的不幸女人，因为小儿多发性抽动征而遭漠视和粗暴对待。我们的看守人员是这样改变别人习惯的，只要露西抽搐或咕哝，他们就抽她巴掌，要是她发作得更厉害的话（抽巴掌的举动往往会引发这样的结果），他们就会让两个人坐在她身上，一个压住腿，一个压住胸，一直等她昏过去为止。有一次我试图阻止，结果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有时自己也会成为囚犯的白班护理长丑比尔把我压在身下，这是克拉拉·沃特金斯和新人大声要求的，那新人来这里工作半年了，可都还没说自己的名字。新人踩着我的手腕，表明他制服我的决心。丑比尔告诉我，我表现得很没规矩并且扰乱了秩序，虽然我是医生，但也不代表什么都懂。我大声叫着，却无能为力，他又给了我一巴掌，我愤怒了，想控制住泪水，将自怨自艾转为怒火，但却没能做到。

“阳具！”抽搐女在每周一次的治疗课上喊道。“阳具，阳具，阳具！”

亚伯医生的小胡子在唇上像受惊的老鼠一样抖动着，套好了钢笔：“露西……”

“来吧，给我，快给我，来吧，来吧！”她尖声喊叫着。

我看着亚伯医生的脸颊渐渐发红，好像闪着神奇的光，几乎能看到每根毛细血管，我不禁好奇他脸红的速度是不是代表着他浅部真皮层的血流速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该考虑增加运动量并且好好按摩一下。他的小胡子自从希特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就不再显得那么时髦了，我听他说过的唯一有道理的话就是：“奥古斯特医生，人群之中的孤独感让人最寂寞，虽然在点头、微笑、说着合时宜的话，但尽管如此，一个人的灵魂还是仿佛被推开，毫无亲密感可言。”

我问他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签语饼上读到的，他困惑地看着我，问我签语饼是什么，是不是用姜做的。

“给我，快给我！”抽搐女喊着。

“这样是没什么用的。”他颤声说道。这时候露西把连体服拉高，给我们看她那过大的内裤，然后开始跳舞，这让正处在躁郁症低潮期的西蒙哭了起来，接着玛格丽特开始不停摇摆，然后丑比尔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棍子，说约束衣马上就到，而亚伯医生耳根红得发亮，急忙跑掉了。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探视时间，但是没人来探视。

西蒙说这样最好，他不想别人看到他这副模样，他实在太羞愧了。

玛格丽特尖叫着，使劲抓着墙壁，指甲都染血了，她被带到自己房间里，注射了镇静剂。

露西的脸上淌着唾沫，说感到羞愧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他们。她没说他们是谁，但不用她说出来，我们都知道她说得没错。

两个月后，我可以离开了。

“现在我明白了，”我坐在亚伯医生的桌前，平静地说道，“我当时是精神崩溃了，我确实需要心理咨询，由衷地感谢你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奥古斯特医生，”亚伯医生把笔放在纸的上边沿，说道，“我觉得你不只是精神崩溃，还有妄想症，代表着更为复杂的心理问题。”

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很想知道他对成功是如何衡量的。不一定要完全治愈，只要治疗方法有意思就行。“你有什么建议？”我问道。

“我想让你多留一阵，”他答道，“马上会有很好的新药问世，相信正是你所需要的……”

“药？”

“关于吩噻嗪类药物的研究有了进展……”

“那是驱虫药。”

“不，不是的，奥古斯特医生，作为医师，我理解你的担忧，但请你放心，我所说的是吩噻嗪的衍生物……”

“我想再听听别的医生的意见，亚伯医生。”

他犹豫了一下，对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眼神里透出了一丝傲气：“奥古斯特医生，我是精神病医生，完全具备这方面的资质。”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治疗过程中得到病人的信任是多么重要。”

“没错，”他勉强地承认，“但是我是本机构唯一有资质的医生……”

“不，我也有资质。”

“奥古斯特医生，”他嘴角闪过一丝笑，“你病了，无法执业，更别说为自己治病了。”

“我要你打电话给我妻子，”我坚定地说道，“你要对我做什么事，她有权发表意见。我拒绝使用吩噻嗪药物，如果你要强迫我使用，那必须征得最近亲属的同意，她就是。”

“据我所知，你来这里接受封闭式治疗，部分原因就是她。”

“她知道怎么鉴别药物的好坏，”我改口说道，“打电话给她。”

“我会考虑的。”

“别考虑，亚伯医生，”我说道，“打电话给她就是了。”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电话给她。

我怀疑他没有打。

他们试图偷偷给我注射第一剂药，他们派来了克拉拉·沃特金斯，她看上去什么都不明白，只是享受着这份工作充满恶毒的快感，她端着盘子，上面是平时吃的药片。我拿在了手里，然后发现她还带了一根针。

“好了，哈利，”她看到了我的表情，训斥道，“这对你有好处。”

“这是什么？”我问道，已经起了疑心。

“是药！”她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着。“你不是都乖乖服药的吗？”

丑比尔在房间后头，眼睛紧盯着我，他在场更证实我的猜测，他都已经准备好动手了。我说：“我要看知情同意书，与我最近的亲属签字的。”

“你可以这样要求。”她说着，抓住了我的袖子，我缩了回去。

“我要求见律师，我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哈利，这里不是监狱！”她朝丑比尔扬了扬眉，又兴高采烈地答道。“这里没有律师。”

“我有权征询他人的治疗意见！”

“亚伯医生是为了你好，干吗这么抵抗？好了，哈利……”

话音未落，丑比尔就从后面抱住了我，这不是第一次了，我纳闷自己活了两百多年，怎么就没想过去学点武术。丑比尔坐过牢，发现在精神病院做护理人员跟坐牢一样，但是日子好过多了。他每天到外面的私家花园工作一小时，服用类固醇药物，导致他的眉头一直都因为出汗而发亮。还有，我怀疑他的睾丸萎缩了，因此作为补偿，他运动得更多，然后服用了更多的类固醇。不知他的性器官如何，反正他的手臂是比我的大腿还粗。它们紧紧地缠在我身上，把我拉下椅子，我的双腿只能徒劳地乱蹬。

“别，”我乞求道，“请别这么做，求你了……”

克拉拉拍打了一下我的胳膊肘，皮肤顿时泛红了，然后根本没有找对血管。我还是踢着腿，丑比尔更加用力了，我的眼睛开始发热，脑子也开始不清楚。我只感觉到针插了进去，但没感觉到拔出来，然后他们把我扔到了地上，让我别起来。

“别这么犯傻了，哈利！对你有好处的事情，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呢？”

他们把我抛在了那里，我趴着，静静地等待。我努力想有没有什么容易弄到的解药，来解这正在我体内散布的毒药，可我只在一次轮回中当了医生，还没时间研究这些新型的药物。我爬到了水壶那里，把水都喝光，然后躺在房间正中，尽量减缓呼吸，降低脉搏和呼吸次数，这是限制药物扩散的徒劳之举。我突然想到应该监控自己的反应症状，于是迅速转过身，看着钟，记录时间。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一点头晕，但马上就好了，十五分钟后我觉得双腿在另一个世界，就像有人锯了我的脚，骨头都断了，可神经还连着，双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知道这不可能，只是在慢慢接受无法与现实做斗争的事实。

抽搐女来了，站着，低头对我说话。

“你在干吗？”

我觉得她并不想要回答，就没回答她。

有唾液在我脸上留下，我还挺享受这感觉的，冷冷的唾液贴着我滚烫的皮肤。

“你在干吗你在干吗你在干吗？”她尖声喊道。我想他们有没有听说过诺森布里亚的肾上腺素激动剂，还是说这东西那时还没有。

她摇了一下我，然后走了，但肯定留下了什么，因为我继续发着抖，脑袋使劲撞着地板，我还失禁了，不过这没什么，尿液跟唾液一样有意思，只不过温度跟我的体温一致，然后慢慢变干，开始刺痛，而且它还离我很远。接着丑比尔出现了，他的脸看起来像是被毁了，像熟透的番茄砸在了天花板上，头颅砸得只剩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和斜张着的嘴巴，周围都是血和脑浆。他凑了上来，脑浆顺着脸颊滑到嘴角，挂在下嘴唇上像灰红色泪滴，然后滴了下来像婴儿勺子里的苹果泥，直接滴到了我脸上。我不停地尖叫，直到他把我紧紧勒住，我便再也没叫出声。

到这时候，我当然没再能记下时间，也就没法记录自己的症状做出诊断了。

8

珍妮来看我了。

她来时，我被绑在床上，注射了镇静剂。

我想说话，告诉她，他们对我所做的事，但却不行。

她哭了。

她给我洗了脸，握着我的手，流泪。

她还戴着结婚戒指。

她在门口跟亚伯医生谈话，他说他觉得我的情况恶化了，考虑用一种新的药物。

我大声呼喊她，但却发不出声音。

他们锁门时，她一直背对着我。

接着我看到亚伯医生坐在我身边，笔端靠在下嘴唇上，他说道：“你想跟我说什么，哈利？”

他的声音里有种急切，不仅仅只是好奇自己的治疗成果。

“石油禁运终结，”我听到自己在回答，“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政府被推翻；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印度有了核弹；联邦德国赢了世界杯。”

丑比尔好像坐在橙色的雾气中，他说：“真不明白，不明白，你很明白，明白到自以为明白，可惜在这里你没这么明白，没这么明白，明白没用，根本没用，我明白，我才是这里的明白人……”

他靠近过来，快要滴到我脸上了。我狠狠地咬了他的鼻子，都听到骨头断了的声音，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接着响起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彬彬有礼，带点美国口音。

“不，不，”那个声音说，“这样根本不行。”

9

珍妮。

她有着格拉斯哥口音，她妈妈让她接受教育，想让她改掉，但没能成功。她母亲激进而父亲保守，结果他们相持不下，都不肯退让，在珍妮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分开了，老死都不曾再见。

我在第七次轮回时，再度遇见了她。

那是在爱丁堡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名牌上写的是“H.奥古斯特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而她的是“J.蒙罗医生，外科”。在一个非常无聊的钙离子外周神经系统的讲座上，我恰好坐在她的三排之后，我望着她的后脖，被深深地吸引了。我没有看到她的脸，不能确认，但我知道就是她。晚上的餐会上，供应着各种喝的以及烧过头的鸡肉和混着豌豆的土豆泥，有乐队在弹奏着五十年代不知名的曲子。跟她一起来的两个男人都喝醉了，去跳舞了，把她一个人留下，面对着脏盘子和皱桌布。我坐到她身旁，伸过手去。

“我叫哈利。”我说道。

“奥古斯特教授？”她看着我的名牌，这样叫我。

“蒙罗医生，”我说道，“我们见过。”

“是吗？我好像记不太……”

“你在爱丁堡大学学医，第一年跟四个男生一起住在斯托克布里奇的一所小房子里，他们都很怕你，你帮忙照看邻居的双胞胎赚些外快。在看到手术台上鲜活的心脏慢慢停止跳动之后，你决心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没错，”她喃喃低语，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看着我说，“可是，不好意思，我还是记不起你是谁。”

“没事，”我说道，“我只是那些不敢跟你讲话的男孩之一，可以请你跳舞吗？”

“什么？”

“可以请你跳舞吗？”

“我……原来是这样，你是在搭讪？”

“我结婚了，很幸福，”我撒着谎，“家人在伦敦，对你没有任何不良企图。我对你的工作十分欣赏，也不想看到一位女士被这么冷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边跳舞，边谈谈影像工程学近期的发展，以及是遗传素质还是后天的感官刺激对童年及青春期前的神经发展更重要。愿意跟我跳舞吗？”

她迟疑了一下，把手上的戒指反复地转动着，那是镶嵌三颗钻石的金戒指，比在另一次生命中我给她买的那只更华丽，只是那次生命，早已消逝。她看向舞池，看到人多，比较安全，而且乐队开始演奏的曲子不会让人有逾越之想。

“好吧，”她说道，然后搭上我的手，“但愿你的生物化学资质是够格的。”

我们跳了舞。

我问她，是不是觉得挺艰难的，因为她是那个部门的第一名女性。

她笑了，说只有蠢人才会因为她是女的而说三道四，那样的人，她都当成蠢人。“这样的好处是，”她说道，“我既可以当女人，又可以当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而那样的男人们就只是蠢人了。”

我问她是否觉得寂寞。

“不觉得。”她过了一会儿才答道。她不寂寞，她有喜欢的同行、尊敬的同事、家人和朋友。

她有两个孩子。

珍妮一直都想要孩子。

我不禁好奇，她会不会跟我来场婚外恋。

她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不惧怕她的，竟然在舞池里说话这么大胆。

我说那已经恍如隔世了，她依然美丽，而且所有的秘密我都知道。

“你没听到我有朋友、同事、家人和孩子吗？”

我当然听到了，这一切都压在我的心上，我跟她说话时都几乎想一走了之，因为她的人生完整了，不要任何节外生枝。我对她说，我被她深深地吸引着，竟然明知这一切，却还在她耳旁呢喃诱惑她的言语。

“诱惑，你把这个叫作诱惑？”

我说，跟我一起逃走吧，哪怕就一晚，然后一切都恢复原样，再也不用想起。

有那么一刻，她好像动心了。可然后她丈夫过来牵走了她的手，他忠于她，关爱她，十分理智。吸引她的也许更多的是艳遇本身，而非我本人。

如果我知道珍妮·蒙罗会遇到什么，我会做出不一样的事吗？

也许不会。

时间将秘密慢慢地泄露，而并不会直白地告诉你。

10

再度回到被当成精神病的时期，回到那破碎之地。

在我的第四次轮回里，弗兰克林·费尔逊来医院里找我，让我停用一种药物，那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自己。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时，是他站在病床前，高声说道：“你们在给用他什么药？你们说过他会恢复神智的。”

他扶稳了把我架出医院大门的担架，我被直接送进了等在门口的没有任何标示的救护车里。

他穿着皮鞋，生硬地踩在大饭店里的大理石台阶上，这个时节饭店没人了，工作人员都被遣回了家，最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张铺着羽绒被和深紫红色床单的床上。我不断地做着梦、翻江倒海地吐着，仿佛借此慢慢地通往某种救赎。

突然完全停用任何药物都是让人非常难受的，而停用抗精神病药物则感觉充满复杂的幸福感。我自然是非常渴望死亡的，可抗精神病药把我生生地从死亡边缘上拽了下来。我自然也知道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我也迷失了，知道我被诅咒了，无处可逃，所以我渴望彻底疯掉，失去双眼，生活在癫狂之中。我自然也不希望，即使是到现在，也不希望回忆起那些时光里的惨痛记忆，只想把它们当成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自然也知道我可以再来一次，再度感知那一切。这扇房门也许是关上了，但我灵魂深处的那个黑洞，却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让我无尽地坠落。据说人是会忘记痛楚的，而要我说，这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即使感官上的记忆已经失去，但围绕它的那种恐惧的记忆却依然真切。我不想在这一刻死去，尽管此情此景已经有了注定的命运。我记得这是我想要的，这无比真实。

暗无天日，根本没有被治愈的希望，永远都在彻底的黑暗之中。只有慢慢接受的过程，几小时煎熬的磨合，接着昏睡过去，然后再次醒来，醒着的时间长一些。慢慢地恢复人的尊严：干净的衣服，双手终于自由了，手腕和脚腕处伤疤上凝固的血迹也洗去了。我可以自己吃东西，开始是在监护下，可以在床上自由活动，然后是可以在窗前，再然后可以去到楼下，还可以去到露台，与一个门球球场草坪相对，望向那一片绿波潋滟的花园，监护我的人还装作是我的朋友。我还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虽然进浴室前，要除去身上所有尖锐的物体，外面还有人看守，可我根本不在意了，只在淋浴头下坐着，直到皮肤都被冲泡得起皱，直到楼上的热水器运作时间过长后开始嗡嗡作响。我的下巴上长起了杂乱的胡须，于是他们请来了理发师。他看到我后本能地咂舌、退缩了一下，然后给我抹了许多意大利油，对我像对孩子那样高声说话。

“你的脸是你的财富，别这么糟蹋！”

弗兰克林·费尔逊一直在一旁观察着，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我猜想他肯定是这里管事的人。我吃饭时，他在跟我隔开两张桌子的地方坐着，我走出浴室时，他就在走廊的另一头，所以我想，我房间里的双向镜应该也是他安排的。它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的房间，为了调整视角，监视摄像头缓慢旋转时发出声音，才引起我注意的。

有一天早餐时，他过来跟我坐到一起，不再是分开坐了。

他说：“你看起来好多了。”

我小心翼翼地喝着茶，就像我小心翼翼地喝着那里所有的东西一样。先是小抿几口尝尝有没有毒药，然后我回答他说：“我感觉好点了，谢谢你。”

“亚伯医生被解雇了，你知道这个消息也许会好过些。”

他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腿上放着折起的报纸，眼睛瞄着填字游戏的提示，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所以我就像对我父亲说话一样，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又说了一遍：“谢谢你。”

“他的心意我表示赞同，”费尔逊接着说道，“但是方法很不安全。你想见见你妻子吗？”

我默默数到十，然后才敢回答：“是的，我很想见她。”

“她非常焦急，不知道你在哪里，以为你跑走了。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让她放心一些。”

“好的。”

“到时候会有经济赔偿给她。亚伯医生可能会接受审讯，被起诉。”

“我只想再见到她。”我说。

“很快了，”他说，“我们尽可能少占用你的时间。”

“你是谁？”

听到这话，他把报纸突然往旁边一扔，好像等这个问题等了很久似的。“我是弗兰克林·费尔逊，先生，”他回答道，向我伸过他那粉色的手掌，“很高兴终于能认识你了，奥古斯特医生。”

我看了看那只手，没有去握。他缩了回去，并且拍了拍，做出好像并不是要握手的意思，而不过是放松一下肌肉。他拿回了桌上的报纸，翻到了国内新闻的版面，上面写着一定还会有罢工发生。我用勺子搅着麦片，看着下面的牛奶起波。

“那么，”他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未来的事。”

我小心地把勺子放在碗边，擦擦嘴，把手交握着，靠在椅背上。

他不看我，双眼盯着报纸。

“不是的，”我答道，“那只是我精神病发作时瞎说的。”

“是啊。”他几乎是唱了出来，手腕欢快地一抖，啪一声合上报纸。“胡说。”他似乎很喜欢说这个词，连嘴角都扬起了微笑，甚至好像还想再说一遍，享受一下。

“你是谁？”我问道。

“我是弗兰克林·费尔逊，先生，我说过了。”

“你代表了谁？”

“我为什么不能代表我自己？”

“不可能。”

“我代表了好多相关的机构、组织、国家和政党，随你怎么叫都行。基本上都是好人，你是想帮助好人的，对吧？”

“我想帮的话，怎么帮？”

“我说过了，奥古斯特医生，你了解未来的事。”

沉默在我俩之间滋生，就像阴暗屋子里悄然织起的蜘蛛网一样。他不再装作在看报纸了，而我则毫无顾忌地仔细研究他的表情。过了很久，我终于说道：“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我肯定是要问的。我觉得答案我知道，但是既然我们互相坦诚以待……”

“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毫无保留的。”

“如果我想离开的话，可以吗？”

他咧嘴笑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允许我用一个问题回答你：如果你要离开，你觉得你能去哪儿？”

我的舌头在嘴里打转，感到正在愈合的伤疤，脸颊和嘴唇的新长出来的皮肤上，有泪水划过。我于是说：“如果我有这些信息，当然我不是说我真的有，那么你想用来干什么？”

“那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信息了。如果你告诉我联邦德国会最终获胜，告诉我正义的一方赢，而邪恶的一方会倒在正义的剑下，那我肯定第一个给你买香槟，并且随你挑选一家高级餐厅请你吃大餐。可要是如果你正好知道大屠杀、战争战役、谋杀犯罪等那些的日期，那么先生，恕我实话实说，我们可能得谈得久些了。”

“你好像很愿意相信我确实知道未来的事，而其他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妻子，都认为那是我的幻想。”

他叹了口气，把报纸收好，放在了一边，似乎再也没兴趣假装了。“奥古斯特医生，”他说道，向我这边倾了倾身子，双手交握着顶着下巴，“请允许我问你一些事，我们坦诚、自由地说一说。你这么多的旅行之中，你的很多次的旅行中，有没有听说过克洛纳斯俱乐部？”

“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听说过，那是什么？”

“一个神秘的组织，出现在十分无聊的章节的脚注中，专家学者们为了给它增添些乐趣而写的，比如‘有人偶尔说过这个，是不是很神奇’这样的传说，填塞在那种没人看的大部头书背后附注中的小字里。”

“那些小字是怎么说的？”

“说是……”他像是说书人一般疲倦地轻叹了口气，回答道。“说有这样的一些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不会死。说他们出生、长大、老死，然后会重生，同样的人生，活一千遍。这些人拥有无穷的年龄和无穷的智慧，他们有时会相聚，没人知道在哪里，聚在一起开会……关于是什么会议书本里都不尽相同。有些说是穿着白袍的阴谋密会，有些则说是纵欲集会，从而诞生他们的下一代。我都不以为然，因为三K党已经把这种穿白袍的风尚深入人心了，而大家第一个猜测都是纵欲集会。”

“那个就叫作克洛纳斯俱乐部？”

“是的，先生，”他欢快地答道，“像光明会一样，只是没有那样的光环，或是说像共济会，只是没有那样的袖扣，一个永久存在的社团，跨越各年龄层，有着无限的生命，无限的时间。我必须调查它，是因为听说俄国人也在调查，而据我所了解，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想象出来的玩意儿，可是……却遇到了像你一样的人，奥古斯特医生，于是我之前所有的结论全部都被推翻了。”

“因为我的幻想与某个古老的传说恰好吻合，所以你觉得肯定是有些道理的？”

“当然不是！是因为你的幻想与事实一致，所以肯定有些道理，于是，”他轻松地往后靠在椅背上，微微一笑，说道，“我们才会在这里。”

拥有更多的时间不等于拥有更多的智慧，而拥有更多的智慧不等于拥有更高的智商，有时我依然会觉得招架不住，这一次，他让我觉得有点招架不住。

“可以给我些时间考虑吗？”我问道。

“当然，今天你好好考虑一下，奥古斯特医生，明天早上告诉我你的想法。你会打门球吗？”

“不打。”

“如果你想试试的话，那里有片草坪很不错。”

11

这是考虑一下记忆力的时刻。

轮回之人，时轮之人，像我们这样尽管每次生命会有所不同，却永远在某段历史时期轮回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都会遗忘。所有人把这个视为天赋，可以再度去发掘经历过的东西，去探寻宇宙的奥秘。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无时无刻不在萦绕着俱乐部中最年长的那些人，他们知道自己都曾经见过、经历过，但是记不起具体是何时。而还有一些人，因为关于亲人的记忆并不完全，所以还是认为自己是人类。我们的身体会变老，与人类一样感受疼痛，我们最终死时，未来的人类也许会来找到我们的坟墓，挖出腐烂的尸体，然后说，没错，这个确实是哈利·奥古斯特的遗体，可是谁知道他的记忆飞去哪里了？这样的真相所揭示的含义和影响太多了，在此无法谈透，不过，我们的记忆总是会回到原点，是记忆带我们穿越时间，哪怕肉体一次又一次地腐烂。我们的存在等同于记忆的存在，而有记忆，便会有遗忘，所以没人能记起到底是谁创立了克洛纳斯俱乐部，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也许连最初做出决定的轮回之人都无法记起自己的角色了，并且跟其他人一样很好奇。我们死时，整个世界仿佛被重置，只有记忆还留存，证明了我们经历过的事，仅仅如此。

我记得每件事，有时记忆如此清晰，甚至觉得都不只是回忆了，而是完全重新活一遍。甚至现在跟你们说这些时，都可以想起太阳挂在山头的景象，还有费尔逊坐在我窗下的露台上，烟斗里飘出的淡褐色的烟，望着那片无人的门球草坪。我无法复述出当时的思想，因为没有任何语言、没有实质的东西可以去拿捏，但我可以想起我作出决定的那一刻，我坐在哪里、看见了什么。我当时正坐在床上，看着一幅用绿色和灰色画出的乡村农舍的图画，外面有一只西班牙猎犬在叫着，它的腿很笨拙，跳起来时像只兔子。

我说：“好，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所做的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一切事情。”

费尔逊稍稍考虑了一下，便说道：“好。”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的（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可能会篡改历史事件的过程。开始我只是说一些大概的东西，费尔逊听说苏联会解体时挺高兴的，不过高兴之中也带着怀疑，怀疑我是否编造了一些他想听的话。他要求我说细节，我便告诉他俄国的改革和开放、柏林墙的推倒、奥地利边境的开放、齐奥塞斯库的死。这期间他不停地将纸条递给助理，去查我提到的名字，查一下克里姆林宫是否真的有个叫戈尔巴乔夫的，看看他是否真的能在苏联解体时成为美国的强有力的盟友。

他感兴趣的不只是政治，下午他也会在严肃的政治话题问询中，听听科学和经济作为消遣。可惜我感兴趣的东西不同，没能帮上什么忙。我知道手机快要问世了，而且一个神奇的叫作互联网的东西也正在蓄势，但是我没法告诉他这些是怎么发明的、谁发明的，因为我对这些从来都不太感兴趣。他对国内政治几乎不感兴趣，不过他的问题随我的回答而变化，越问越细致，尽管我尽力讲述得笼统一些。他最初对未来可以如此美好的怀疑渐渐消逝后，开始追求细节，甚至追问我在报架上瞄到的新闻标题，或是1981年我从京都坐火车旅行时的回忆。

“天啊，先生，”他惊叹道，“除非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骗子，否则，你的记忆力真是太惊人了。”

“我的记忆力，”我答道，“是非常好。自从我有记忆开始，什么都记得。我不记得出生时的情景，也许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理解，但我记得死亡的过程，我记得一切都停止的那一刻。”

“那是什么样的？”费尔逊问道，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芒，那纯粹是个人的兴趣，与他的工作无关。

“停止的那一刻还可以，什么都没有，就是停下了。而到达那一刻的过程挺艰难的。”

“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

“什么也没有？”

“只记得是那种正常的衰退的感觉。”

“也许你的死并不与正常的一样。”

“不一样？你觉得我的死不是……”我看了一下自己，看向远处，“这样的事我也没法跟别人去比较，是吧？”我没有再接下去，他也没有。

我没有说一句谎言，但他似乎还是不满意。

“但是入侵阿富汗又从何说起呢？那里根本没什么人好去打。”

他对历史的无知并不亚于他对未来的无知，不过至少对于历史，他能一项项地去证实。我让他去研究一下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以及普什图地区，查一下地图。我向他解释，我可以给他日期和地点，但是这些必须由他自己去理解。

我利用空闲时间来学习，费尔逊似乎也说到做到了。我读到了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东西。

相关的文字确实很难找到。如果不是跟我的经历如此契合，我肯定会觉得这都是骗人的。里面提到了公元前56年雅典的一个部族，他们以知识丰富的讲辞以及隐秘独僻而著称，正因为他们的神秘，导致四年后被驱逐，记录里还这样写到，他们对这样的结果相当有风度地接受了，并表现得云淡风轻，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有一位记日记的人写到，罗马沦陷的两年前，他所住街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专用的一栋楼人去楼空了，那些衣着精致的女士们和男士们走之前提醒说，很快这里就不值得待下去了，果不其然，之后蛮夷们便冲了进来。在印度，有名男子被控谋杀，他拒不认罪，在牢房里割喉自杀，临死前说这样受辱实在太无聊了，不过他会像蛇吞掉自己的尾巴一样，重生。1935年，有一个以神秘著称的组织离开南京，其中一名非常富有的女士（她的财富从何而来也无人知晓）提醒她最喜欢的女佣，让她离开南京，把家人安置在远离那里的郊外，并给了她钱，她预言说会有场战争，一切都会被烧毁。有些人叫他们先知者，迷信一点的人则叫他们魔鬼。不管真相如何，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去到哪里，似乎都有办法避开灾难和远离人们的视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费尔逊的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档案，是他自己所解读的成果。因为读着它，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关于时间的问题。

12

我说过，我们都会经历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的阶段。在我的第二次轮回里，我做了件很多人都做过的事，那就是自杀，试图以此让轮回停止。而在第三次轮回时，我则向上帝寻求答案。

我也说过，我千辛万苦地让自己在二战中找到了十分无聊而安全的职位。但同时，战争也给了我机会，知道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位牙买加工程师，名字挺奇怪的，叫作“星期五男孩”，从他那里我听说了死去之人的灵魂，还有那些被抛弃的怨灵。还有一位非常诚恳的美国军官，叫作沃尔特·S.布罗迪，告诉了我关于洗礼、再洗礼、摩门教和路德教的神秘故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妈妈这些都参加过，她由此得知，与上帝交流的最好方法是自己亲自与上帝说话。”

有一名苏丹的战士，他为隆美尔撤离突尼斯的坦克拉过行李，就在隆美尔逃跑之前（或是被俘获之前，这样的传言无从考证了），他给我指明了去麦加的路，告诉我该背诵的话：“我作证，没有所谓的上帝，只有真主安拉，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仆人和信使。”先是用英语说，然后是结结巴巴的阿拉伯语，最后是阿乔利语，他骄傲地称其是独一无二的语言，他自己是穆斯林和阿乔利人，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背诵了几遍，努力把音发准，直到他满意了，拍了拍我的背大声说道：“这就对了，你不用经受炼狱了。”

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他，我才有勇气去远行。他对我说了关于地中海那头的壮丽土地上，那些奇异的、最后往往发现都是虚构的故事，它们是多么神秘，仿佛在等我过去，等我去沙土中寻找答案。战争结束后，我踏上了第一班去往这些土地的轮船，而那么多英国人都在离开那里，他们时不时喝得醉醺醺的，犯着年少无知的错误。我虽然看起来也是一样的年纪，然而实质上完全不同。在埃及，我成了真主安拉的忠实信徒。然而有一天，我在开罗被三个清真寺的弟兄逼到街角，打了个半死，他们拔了我的胡子，用钝刀剃了我的头发，朝我的脸上吐口水，还撕扯我那不合适的白袍，那是我热忱地转为信徒时得来的。他们坚称我是犹太人奸细，说我是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反正不是他们的一员。我在医院待了四天，出院后我去了教长家寻求安慰，他十分礼貌地用郁金香形的玻璃杯倒了杯茶给我，问我，对召唤的感觉如何。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

在刚刚成立的国家以色列，我信了一阵子犹太教，但是我有那么多的战争背景，都与刺探犹太人情报有关，我自然不可能融进去，而且作为备受憎恶的英国前战士，也让我更加不可能融入了。我看到男男女女身上都还带着刺上没多久的部队编号刺青，他们跪在哭墙脚下，看到沐浴阳光的石头时，都欣慰地流泪，此时，我便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爬上西奈山寻求神回应我的祈祷时，山上的一位天主教神父跟我打招呼，我跪在他脚下，亲吻他的手，说他的出现象征着神明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他，然后他便跪在我脚下，亲吻我的手，说我才是象征，象征着上帝对他的旨意，让他的生命有了意义，是我重塑了他的信仰，他对我的事如此热忱，让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说要带我去罗马见大主教，说我可以冥思和祈祷，来思考自己存在的谜团。三天后，我醒来发现他躺在我房间的地板上，赤裸全身，只戴了串珠子跪着，他在我熟睡时亲吻了我的手，他说我确实是信使，说他很抱歉，不该怀疑我。我在太阳升起前，从后窗偷偷溜下花园墙壁，逃走了。

我去了印度，那里的许多神秘理论和哲学观点也许能解释现在的西方科学所无法解释的情况。1953年，我抵达印度，很容易便找到了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在一家不断破产的民航公司。他们破产几乎对我没什么影响，比如周一离开，周二去时就发现老板已经换了，老的合同变成了新的合同，等待我签字，所有条款都一致，只更改了日期和雇主。印度正在实现分裂后的统一，我在南部，远离为了独立而流血最多的地方。尼赫鲁出任总理时，我发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女演员，她在荧屏上时眼睛似乎只看着我，然后我又爱上了一个长相酷似她的女孩，她在机场卖水果，从没说过什么让人留下印象的话。而我把她视为偶像，疯狂地展开追求。有观察表明，即使是最年长的轮回之人，不管心理年龄有多大，生理上一样会有各种冲动。孩童时，我总想要快点长大，总觉得知识不够用。青少年时期，我一直被抑郁纠缠，同时为赫恩家族工作并与之做斗争。现在作为正值黄金年龄的男人，我越来越有种想要出去闯荡的冲动，挑战人生，就像赛场里的斗牛一样浑身充满劲头。我四处旅行，寻求答案，与人争论，掏心掏肺地爱别人，遭人拒绝后也痛彻心扉。我把宝莱坞女星米娜·库马利奉为女神，视为完美的化身，尽管我看她的电影时，一句印度话也不会说。

可惜爱和上帝都没有给我答案。我跟婆罗门谈及复活和重生，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好好过上纯净的生活，那么我会超越自我而重生。

“那么我自己呢，我能作为自己重生吗？”

我对印度教的智者说的这句话，在他们中间激起了一番涟漪，我觉得我把相对论介绍给了他们。当时他们的学者急切地坐直了，与我热议重生是否会与前世保持短暂的一致。答案终于由一位智者提出了，他的肚子很大，吃东西的习惯很好，干净整洁。

他说：“别傻了，英国人！要么变好，要么变差，反正不可能一样的！”

这样的答案根本不能让我满意。我用十年的积蓄，反复修着同一架飞机，每周给它换个名字，我再度出发了。中国当时对外几乎是封锁的，而且去西藏时间上也不够，于是我去往南边，在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的边境上绕行，避开那些美国人会侵入的以及内战即将爆发的地方。我剃了光头，吃了素，学会了用不可思议的语言大声祈祷，向每尊佛像问询一长串问题，比如乔达摩的一万问，我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次死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也渐渐有了些知名度，人们称我为通晓所有信仰的英国人，可以与任何僧人、伊玛目、牧师或教士谈论与不朽灵魂相关的任何哲学话题。1969年，一位戴着圆镜片眼镜的神采奕奕的男人来找我，他在我小屋里，跷着腿坐在我对面，大声说道：“晚上好，尊敬的先生，我叫沈，来自一个相关机构，我来此询问你的动机。”

我那时住在曼谷，发现不管多么虔诚的祈祷，都不会减轻在热带雨林中生活皮肤褶皱里会滋生的霉菌。报纸上用粗体字对政府歌功颂德，而对山林里的游击队只是用黑色小字稍稍提一下。我不知道八正道能否给我醍醐灌顶，只知道自己已经老得没力气去相信别的东西了，于是我只是穿着橙色长袍修理修理车子，或者想想如果死不了的话还能做什么。

沈先生的脸像是打磨过的七叶树果，蓝色的衬衫被汗水湿透，后背和腋下的衣服都粘在皮肤上，他推了推眼镜，接着说道：“你是来参加反革命运动的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会编织一些充满智慧和神秘的回答，但说实话，我已经老得提不起那个劲了，于是我直接反问：“你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

“当然了，尊敬的先生，”他轻快地唱了出来，坐着做了个鞠躬的姿势，双手合十，那是泰国人表示对老师的尊敬所做的手势，“有些人说你其实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正与反革命势力联合，比如分裂势力的代表达赖喇嘛。”

他说这番话时，语调是那么的客气，我不得不问：“这样难道不好吗？”

“尊敬的先生，这当然不好了！这是颠覆革命的行为，我政府会立刻采取行动，不过当然，”他嘴角带着笑容，说道，“你肯定受了帝国主义联盟国家的保护，所以会冤冤相报。”

“噢，”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惊讶道，“你是在威胁要杀我？”

“我不希望到那个地步，尊敬的先生，我个人宁愿相信，你只是在这里逍遥度日的古怪的英国人。”

他咬着下嘴唇，举棋不定，眼睛扫着小屋的每个角落，好像能找到个裂缝，看到一把手枪似的。突然，他用低沉了许多的声音说道：“我希望你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尊敬的先生。”他低语着：“上头要求我写一份关于你的报告，可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发现你就只是个无害的疯疯癫癫的人，带着自己那一套古老的信仰，我打算这么报告上去，但如果到头来发现你真的是个间谍，那我的报告就不好看了。”

“我肯定不是间谍。”我向他保证。

他看起来松了口气。“谢谢你，先生，”他大声说，用袖管擦了下额头，紧接着就开始为这种不礼貌的言语道歉，“你确实看上去不太像，不过现在形势紧张，我不得不仔细点。”

“要给你来杯茶吗？”我问道。

“不用，谢谢。我不能被人看到跟敌人这么亲善。”

“你刚刚说过我不是敌人。”

“你在思想上被腐化了，”他更正道，“只不过无害。”

尽管说了那样的话，他还是礼貌地向我鞠躬，然后离开了。

“沈先生。”我在他身后叫道。他停在门口，他的脸色紧张，好像希望自己不要有更多的书面工作。“我死不了，”我跟他解释道，“我会重生，然后活着，然后死去，然后再度重生，但永远是重复的人生，你们政府有没有与这种情况相关的信息？”

他微笑了，看上去浑身都轻松了，说道：“没有，尊敬的先生。谢谢你的配合。”他想了想，然后说道：“那祝你一切顺利。”

他走了。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间谍，弗兰克林·费尔逊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他们两个中，我还是更喜欢沈。

第二篇 克洛纳斯俱乐部

我不惧怕死亡。

重生才让我害怕，我们的身体无限重生，而心灵却无法获得救赎，这种恐惧感挥之不去。

13

大概七十年过后，在诺森布里亚那个庄园里，费尔逊坐在桌子对面，对我说的话感到有点恼怒，我说的是：“情况复杂是不作为的理由，事件的复杂、时间的复杂等。这些信息对你来说能有什么用？”

外面在下着雨，是闷热两天后的瓢泼大雨，天空仿佛裂开了道口子，往下倒着水。费尔逊去了伦敦，他回来后，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态度也更强势了。

“你有所隐瞒！”他突然厉声说道。“你说那些事情会发生，但不说是如何发生的，你说电脑和电视会出现，还有冷战会结束，可是怎么会那样你一点都不肯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为了让世界更好，你明白吗？为了让世界更好！”

他生气时，青筋像蛇一样在他的左太阳穴凸起，他的脸不是涨得发红，而是变得有点灰白。我想了想他的话，觉得大部分还是毫无根据的。我不是历史学家，未来事件的发生让人根本没时间去追溯分析、去仔细思考，不过是在电视里的快速播报的新闻六十秒里出现一下而已。我无法解释家用电脑的原理，就像我没法在鼻尖上搁一块腌鱼一样。

没错，我是有所隐瞒，不是所有的事都隐瞒，只是一部分。我读到过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东西，我从中知道的首要一课就是，学会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跟我一样，知道未来的事，至少是跟自己的生命相关的事，那么他们可以去改写那些事件，但他们没有那么做，为什么？

“复杂性，”我坚定地重复道，“我跟你不过是个体，不能控制社会经济大事，你可以努力去影响，但是如果改变了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变，那么我所说的其他事件都会完全改变。我可以告诉你，在撒切尔的任期中，工会将遭受严重打击，但说实话，我不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也没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为什么整个社会可以容许各种工业被摧毁，我没法解释柏林墙倒下时，那些人为什么要在那里跳舞，也说不出到底是谁在阿富汗站出来说‘今天是圣战的日子’。而且既然影响一个事件会牵连其他所有事件，我的这些信息对你能有什么用？”

“名字，地点！”他大声说道。“给我名字，给我地点！”

“为什么？”我问道。“你要刺杀阿拉法特吗？在那些人没有犯罪之前，还是孩子时，你会杀了他们？提前给塔利班组织武器？”

“那是政治上的决定，那些都是政治上的决定……”

“你是用还没犯下的罪行来做决定！”

他挫败而气恼地挥动着手臂。“人类在进步，哈利！”他大喊着。“世界在变！过去两百年人类的进步之大超过了之前的两千年！进化的速度在加快，无论是物种的进化还是文明的进化，都是如此。我们有责任监督这样的进化过程，加以引导，以避免更多的错误和灾难！你还想再来一次二战吗？再来一次大屠杀吗？我们可以改变，让世界变得更好。”

“你觉得自己适合做监管未来的人？”

“没错，是的！”他咆哮着说道。“因为我是民主的卫士！因为我是思想解放的相信自由的人，因为我是善良的人，有颗善良的心，因为必须有人去这么做！”

我靠在椅背上。雨水斜落下来，重重地打在窗玻璃上，桌上放着新鲜的花，我的杯里的咖啡渐渐冷了。“抱歉，费尔逊先生，”我终于开口说道，“我不知道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他很快坐回椅子上，拉近了一些，把声音压到几乎是在密谋着什么的样子，双手则压在下面，像是道歉的模样，说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越南获胜？我们哪里做得不对？”

我忍不住低声呻吟，双手痛苦地抱住头：“因为没人要你们去！越南人不要，中国人不要，甚至美国人自己也不要你们去越南！谁都不想要的战争，何来胜利可言！”

“我们要是投颗炸弹呢？就在河内投一颗，一次性解决掉。”

“我不知道，因为没发生过，而且从没有发生过，因为那样太过分了！”我怒吼着。“你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要我肯定你的想法，而我……”我突然站了起来，和他一样惊讶于自己这个举动。“我不能告诉你，”我最后说道，“抱歉，我当初答应你的时候，以为你是说……你要的是别的东西，我可能理解错了，我得……好好想想。”

接下来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沉默着。

在中国，哮喘被描述为是动物带病的急促呼吸。费尔逊的身体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双手克制着不动，衣服笔挺，面无表情，但他的呼吸如同野兽般在胸膛里咆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多年礼仪的教导和自制力让他克制地说出这句话，但是随之而出的呼吸，却让人感到他想用牙齿把我的喉咙撕开，喝我的血。“奥古斯特医生，你觉得这些都无关紧要？你觉得你死了就一了百了，是吗？一下子，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手打在桌子上，力道之大，让茶杯都在瓷托盘上跳了起来。“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死了就没了，而这一切……”他没有动，只是轻眨着眼睛。“不过是一场梦。你是上帝吗，奥古斯特医生？你是唯一重要的生命吗？你是不是认为，因为你一切都记得，所以你的痛苦才更大、更重要？你是不是认为，因为你经历过这一切，所以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是吗？”

他没有高喊，没有提高声音，但是他那急促呼吸如同野兽一般，手因为克制着想要撕扯的冲动而握得紧紧的。我发现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找不到任何词语、任何想法、任何理由和任何指摘的话。他突然站了起来，毫无征兆地一下子站了起来，虽然我没敢说什么，但他还是一样气得青筋暴起。“好了，”他喘着气说道，“好了，奥古斯特医生，好了，我们都有点累了，都有无奈……我们还是暂停一下吧。今天就到此为止，你可以好好想想，好吗？好了。”我还没回答，他就决定了：“就这样，明天见。”

说完，他大步走出房间，再也没说一句话，再也没回头。

14

我不得不离开了。

这个想法已经酝酿很久，终于到了不得不行动的时候。再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有好结果，我必须得走。当然不能像直接从大门走出那么简单，但有时最简单的逃跑计划往往是最好的。

我在东方待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想到学点功夫呢？

坐在房间里等天亮时再想这个问题，似乎挺可笑的。那里有看守人员，当然穿得都不像看守，好在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已经认出无论何时，都会有至少五个人值班把守，在一旁安静地徘徊着，等候指示。每晚七点他们交班，新一轮的看守人员往往还在吃着晚饭，那样他们就会比较马虎，反应较慢，放松警惕。我房间的窗外是一片开着金雀花和石楠的土地，来送牛奶的人带着很浓的北方口音。这些信息对我来说足够了，我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当园丁，我第一次轮回时，就在这样的土地上长大和死去，我知道如何在荒野里生存。费尔逊和他的人只把我当成城里人看守，以为我没有野外生存的技能。我只要想办法逃到墙外就好。

到了晚上七点，天色灰暗下来，我拿出了所有搜集到的东西，晚餐时偷的一把菜刀、一只金属杯子，厨房里偷来的一个小金属盘子、一盒火柴、一块肥皂，以及牙刷、牙膏，还有几根蜡烛。费尔逊很仔细，很少有东西能被偷。他给了我纸，让我写下能记起的东西，我写下了告别的话。我把东西都包裹在毯子里，然后用床单撕成的布条捆好，扎在背上。七点零五分，荒野上最后一束光也隐去后，我悄无声息地打开房门，感觉自己像个可笑的小孩子，往楼下去了。

大门和厨房门口会有看守，但是有些人都睡着了，并且没人看守他们自己住的房间。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一件耐穿的厚大衣和几双袜子，梳妆台上还找到了珍贵的几先令，然后我到房子后头，那里有扇窗，打开后下面是一片低低的煤棚屋顶。我先轻轻踏出一只脚，小心地在边沿上保持平衡，突然一不小心发出像金属器皿相撞那样“嘭”的一声，我吓坏了，呆呆地等着那些人追来。

结果并没有人追来，我又往下滑了些，到了盘绕在房子周围的沙砾路上。这时不能跑，跑就等于宣告我在逃，我大摇大摆地走着，像那些看守们那样。每走一步，心都怦怦直跳，直到终于走出了紫杉树篱，我才撒开腿跑了起来。

我体型已经完全走样，虽然原来也没什么体型可言，但是禁闭让我的体型走样得更严重。但我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愉悦感，还有童年时对于郊野的声音和味道的记忆，以及大步往前走的自由。这些都给了我力量，让我前行。这块地四周有围墙，我之前勘察时看到过，不过这围墙更多是为了阻隔外人进入，而不是为了囚禁人在内，随处都看得到老橡树低低的树枝伸出那黄色的墙外，简直就像现成的踏板一样。我爬了上去，边爬边用手将那些食腐木的虫子拂去，我小时候做过无数次这样的事，驾轻就熟地爬上了树枝，然后跳到墙外，就这样，我自由了。

可惜没这么简单。

我是有计划的，大计划中有小计划，各个小计划都取决于大计划的实施情况。我觉得我几乎不太可能被抓回去，尽管我躲避人的经验并不多，加上我暴露了许多自己的事，但我给自己争取了眼前的时间。

不管怎样，我得先弄清楚自己在哪里，才能决定接下来如何行动。两大片原始树林里，夹杂着一条泥泞的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往西走，一路只听到三辆车开过，听到时我就躲进树林里。林子里，有动物在我身旁窸窸窣窣，似乎很好奇我在干什么，不过它们很明智，都跟我保持距离。估计在警报响起之前，我有三小时的时间，不过如果不走运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

一条小溪上面架了座小石桥，过去便是个丁字路口，竖着路牌，它给了我两个选择：距此八公里的霍科斯利，或是距此将近十三公里的西山。我选择了霍科斯利，这是当然的选择，因为能更快到达，于是我开始沿路走。周围的树林很快变成了较为开阔的土地，周围竖着矮矮的石墙。我跳上泥泞的石墙，一听到引擎的声音就立刻躲在墙后，不管引擎声有多远。月亮半满，正好有足够的亮光让我看清，但又不至于太亮，让我容易被人发现。白天炙热，到晚上就转冷了，我呼出的气都变成了雾。下过雨的地面还是泥泞的，我的裤腿上全都溅满了泥，袜子湿透了，走路时都吱吱作响。我找出了北极星、猎户座腰带、仙后座和大熊座。仙后座很高，大熊座则低低的，这样推算来看，第一辆急速从我身边驶过的车是在午夜刚过。我这次是幸运的，他们数小时后才发现我不见了，只能在郊外开着车灯到处搜寻，而我可以在星光的指引下悄悄走掉。

霍科斯利是个小镇子，坐落在一座小石山的脚下，曾经采矿业发达，现在没落了。我潜进了房子之间的小巷，巷子尽头是田野和围栏。这里人口才四百多，小小的广场中心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是在两次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名字。一辆银色的车子停在纪念碑旁，车灯开着，里面隐约坐着一个人。车停的地方也靠近一个酒吧，很显然打扰了酒吧老板，他正站在门口跟另一个人争吵，气恼他好好的一个夜晚被毁了。我偷偷走过那个广场，走上了所谓的“大街”，路旁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卖着新鲜的番茄和羊肉，还有一家邮局，刷着鲜明的大红色，现在我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我偷偷沿着小镇边沿走，进了一个歪歪斜斜的谷仓里，谷仓的木板都摇摇欲坠，我躲在里面，周围是生锈的手推车、捆扎着的干草堆和满是灰尘的鸡毛。

我没有睡觉，当然，这根本不算什么。

15

我精确地算好了日出的时间。

大约日出前一小时，我爬出谷仓，第一个到邮局门口，带着一身的泥泞和鸡毛，连邮局的女管理员都才刚刚开门，她看上去脾气不太好，圆脸红扑扑的。我用偷来的先令买了两个信封和几张邮票，然后我把信塞进她手里。

“谢谢你。”我尽量用苏格兰口音说。她听到陌生人的声音时，抬了抬眉毛。

伪装口音之举失败了，不过如果追踪我的人问起来，但愿还是能起到些掩人耳目的作用。我看着她把我的两封信塞进她的包里，然后离开了。

天气很热，非常晴朗。

虽然很舍不得，我还是把偷来的大衣给扔了，它帮我渡过了寒冷的夜晚。我觉得这大衣太过显眼，带着很多我夜晚潜行的痕迹。脱掉大衣，我看起来还挺体面的，一位沾着泥巴的绅士。

前一天晚上看到的那辆银色车子，现在正在小镇边沿慢悠悠地开着。我躲在一栋房子的墙后，闻着掩盖室外厕所气味的肥皂味，等着那辆昂贵的、加满油的车子隆隆驶过。是时候再度踏上荒野了，远离大白天走在路上的危险。

我一时兴起往北走，短短几个小时过后便觉得在温暖的阳光下无比自由，直到觉得口渴、饥饿，还有嘴巴里牙齿的怪味开始让人难受。我到处找洼地，找被人挖过的树的踪迹，顺着这些，我找到了一条浅浅的小溪，水流湍急，滑溜溜的大鹅卵石沉在溪底。我洗了脸，洗了手和脖子，喝了溪流深处的水，还刷了牙，看着那密密匝匝的白色泡沫顺流而下。我数了数偷的钱还剩多少，心里想着下个镇子有多远，会有多少巡逻的人。我太老了，没力气弄陷阱捕兔子，于是带好东西，上路了。

下午的早些时候，我到达下一个镇子。

费尔逊的人像围绕在野马眼睛周围的苍蝇似的，非常显眼。街上有个面包房，发酵粉的味道很难闻。我看着费尔逊的人走掉以后，大胆地走了进去，用最自然的口音说：“请给我来份面包，黄油随便哪种都行。”

那面包师傅的动作极慢，应该是在考虑着黄油的问题，“先生，那么，”他终于说道，“猪油可以吗？”

猪油也可以，只要快点上餐就行。

“你不是这里人吧，先生？”他问道。

对，我不是这里的，我得去跟朋友们会面。

“今天这天气很好，先生。”

“是啊，确实很好，但愿好天气能持久些。”

“今天早上来的人会不会就是你的朋友们？他们说正在找人。”

他说得很慢，又很友好，可我还是听出了怀疑，那种安静地谴责，让人好不悲伤。

“他们看起来像是来打猎的吗？”

“不像。”

“那就不可能是我朋友，谢谢你的面包和猪油，现在我得……”

“哈利！”看来费尔逊也会把口音变得很标准。我僵在门口，面包夹在腋下，手上拿着一块半开的猪油正准备往上抹。费尔逊直接走到我面前，双手异常热情地拥抱住我。“我还很担心，以为要跟你错过了！”他大声说道，那些话仿佛重重地掷在了静静的石街上。“谢天谢地，你及时赶到了。”

他的车就停在不到二十码的地方，仿佛一只咆哮的野兽突然出现在寂静的仙林里。后车门已经打开了，那些我说不出名字的看守之一（可能我偷的大衣就是那人的）正把着车门。我看了看车，看了看费尔逊，对接下来自己的举动有些不自信，但觉得不得不那样做。我丢下面包，手肘用尽力气向他的脸上击了过去。

我很高兴地听到了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我收回手臂时，发现袖口上沾了血迹。

可惜我从面包房都没跑出十码就被抓住了，他是做文职工作的人，行动居然那么快，他用打橄榄球的那种擒抱法把我给拿下，坐在了我头上。

16

药物。

更多的药物。

他们把我绑在床上，就像亚伯医生那样，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像亚伯医生那样过多地依赖于绳索和皮带，他们只把我打到服从为止，打到让我明白，服从是唯一的出路。然后费尔逊说：“哈利，我真的很遗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希望你能理解。”

莨菪碱让我想笑，羟基安定让我睡觉，他们还给我用了阿米妥钠，结果我止不住地哭，虽然我并不觉得有多悲伤。给我用的第一剂巴比妥酸盐，用量有误，结果让我的心脏差点跳出胸膛。然后他们调节了剂量，费尔逊就坐在一旁，看着我嘟囔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他说：“我们不想伤害你，哈利。天哪，我真不是那样的人，我是好人，总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们不想伤害你，你必须明白，这是为了大局，远远大于你跟我。”

接着他们把楼下的电缆线拿了上来，费尔逊把脸凑到我的面前，说：“哈利，别逼我这么做。来吧，我们能行的，我们能让世界改变，我跟你，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没有回答，他们给我打了足量的抗精神病药物，然后把缆线插上了电源。可是其中一个人搞错了，碰了不该碰的地方，结果把自己给电到了，他大声哀号，像个卡通人物一样直跳脚。他们不得不把他弄到楼下，在他手上敷上冰块，那晚就没有对我用任何电刑。

“好了，哈利，”费尔逊轻声道，“做正确的事，做出改变吧，改变这个世界！”

我笑了，暖暖地沉浸在羟基安定的药效之中。

17

复杂性，是不作为的理由。

这句话被克洛纳斯俱乐部奉为箴言，现在我告诉你吧，这句话并不高尚，并不勇敢，并不正义，也毫无雄心，不过当你任意篡改历史后，就会明白，这句话是多么正确，应该铭刻在每个克洛纳斯俱乐部的门上。我跟费尔逊解释了很多，可他还是不明白。

我之前曾说过，我们生命轮回有三个阶段。首先是拒绝承认现实的阶段，在费尔逊对我用足了抗精神病的致幻药时，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我自身的情况，让我过了很久才到达接受现实的阶段，但我相信，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全力地去了解自己的本质。第三次轮回中我试着去相信上帝，第四次轮回中我研究生物学，第五次轮回我之后再讲，而第六次轮回中我试图用物理学去研究我们究竟是什么，尽管为时已晚。

要知道，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是个男孩，不是普通的男孩，而是一个男人的私生子，那个男人对科学进步就像我对他喜欢的马的品种一样，毫无兴趣。我对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毫无概念，比如相对论、核物理、爱因斯坦、波尔、普朗克、哈勃和海森堡，只依稀明白地球是圆的，从树上掉下的苹果会被重力吸引而掉落到地上。在我前几次轮回的好几百年里，时间在我眼里，无异于建材厂里的金属直尺，一样呈直线型，一样无趣。直到九十年代，我才开始对三十年代有所理解，那段时间里，不仅是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且也很可能影响着“我究竟是谁，是什么”这个本质性的问题。

第六次轮回中，我二十三岁就获得了第一个博士学位，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天赋，而是我可以略过许多冗长的常识性的学习阶段，直接研究感兴趣的领域。我获邀参与曼哈顿计划，作为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我辗转反侧考虑了好几晚要不要接受。我并不是考虑伦理道德方面，炸弹肯定会被造出来，并且肯定会被投放，不管我个人是怎么想的，我考虑的是参与这个项目，我能有幸接触到当代最伟大的人们，与他们一起关在同一个房间里。最后，我拒绝了，因为考虑到要被关起来，背景要被彻查，而且我也不太愿意把自己暴露在辐射之下，那时候对核辐射的控制还很不力，对其危险程度还不了解。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对纳粹的科技进行假设性研究，比如炸弹原理、火箭引擎、核重水和他们自己的核反应厂，结果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肯定。

我遇到文森特是在1945年末，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食物还是定量配给的。我早年间非常计较食物的乏善可陈，计较中央供暖的普及，确实有点小心眼。我当时是剑桥大学的讲师，正在努力竞争成为教授，我太年轻了，但比起五十三岁的对手来说，我应该取得比他更高的等级。我的对手叫P.L.乔治，主要以数学上犯的错误而著称。最后我没有赢得教授的头衔，我坚决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而非恒稳态理论，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相悖，而且我十分坚持波粒二象性的实质，再加上我太过年轻，所以上层讨论时没什么人支持我。我的两个观点也遭到了反驳，毕竟它们大部分都建立在尚未发现的证据之上，并且证明这些证据所需的技术也尚未问世。

但正是因为我这些所谓的谬论，文森特找到了我。

“奥古斯特博士，”他坚定地说道，“我想跟你聊聊多元宇宙。”

这样的开场白让我深感意外，而且我知道，文森特这样在门外站下去，我那费心生好的火就会遵循熵准则白白地被浪费掉，谁都享受不到温暖。看他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而外面的雪又越下越大，我就请他进来了，尽管我根本没有谈话的心情。

文森特·兰吉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还很年轻，还不到十八岁，但已经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了，不过不知怎的，虽然他有点壮硕，但不胖，圆滚滚的，却没有特别重，不过他也绝对称不上是健壮。他那灰褐色头发已经有点开始谢顶，不久肯定会秃一块，灰绿色的眼睛，一张脸仿佛是忙碌的雕刻师用湿湿的黏土草草做成的。长裤的裤腿潦草地卷起，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上身穿着那件一年四季都不脱的花呢外套。他号称这件衣服可以穿个几百年，这我或许还能忍受，但他坚持说把裤腿卷起来是为了方便骑自行车，这我就不信了，因为那晚，剑桥大街被封了，任何带轮子的东西都通不过。他很费劲地坐在那张破旧的扶手椅上，我在他对面还没坐稳当，还在努力把思绪从寂静的温暖中脱离出来，他就急着开口了：“允许哲学家用陈腐的论点套用到多元宇宙的理论上，是对现代科学理论的亵渎。”

我赶紧随手拿了瓶苏格兰威士忌，拖延点时间。我身体中的那个做教师的自我总想故意跟他持相悖的意见，但那个自我已经不见了。

“是的，”我说道，“我同意。”

“多元宇宙与个人行为毫无关系，只是应用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概念，牛顿的概念：任何一个作用力都有反作用力，没有绝对静止的状态，要理解粒子的性质，必须改变物体。”

他似乎对此态度非常激昂，于是我又说道：“是的。”

他的眉毛剧烈地抖动着，他好像有种天生的本领，用眉毛和下巴来表达情绪，而其他身体部位则可以保持不动。“那你为什么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浪费了十五页讲述量子论的伦理寓意？”

我抿了一口酒，等他的眉毛恢复常态。“你的名字，”我最后开口说道，“是文森特·兰吉斯，这个我知道，是因为你有一次抄近路踩踏草坪时，教区事务员曾对你提出异议，然后你报了自己的名字，告诉他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他的职位不仅将会变得多余，还会被后代嘲讽。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当时就穿着这件橄榄色的衬衣，而我……”

“穿着蓝色衬衣，灰色袜子，军常服，速度很快地冲向大门，我想你肯定是上课要迟到了，因为当时是正点差五分钟，而你的课大多都是正点过五分钟后开始。”

我又打量了一次文森特，确认了那些我无意中记下的关于他的细节。然后说道：“好了，文森特，我们谈谈伦理思想和科学方法……”

“一个是很主观的，而另一个是有根据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观点绝对正确，那我的观点于你也没用。”

他的嘴角滑过一丝微笑，有那么一瞬间，他看起来有点窘迫。“原谅我，”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过来这里时可能多喝了点，所以说话态度有点……强硬。”

“有一个穿越时空的人……”我开始说道。文森特一下子表露出了厌恶之情，我举起手，示意他少安毋躁。“假设一下，想一想这种情况。一个人穿越回时空，眼看着已明知结局的那些事件的发生，他踏出时光机器……”

“那样会改写过去！”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纽马克特写下会赢的那个数字，结果会怎样？”

“这是自相矛盾的，”文森特坚称，“他不会记得下注的是什么数字的马，他从没在纽马克特赢过钱，就算赢过，他也有可能造不出时光机器，及时穿越时空去下注，这在逻辑上讲不通。”

“结果呢？”

“不可能。”

“假设一下。”

他激动地喘了口气，大声说道：“有三个可能的结果！第一，他决定给自己获胜的数字的那个瞬间，他就会记得曾经收到过这数字，他个人的整个时间线就立刻会改变，这样他就永久地影响了自己的存在，因为没有这组会获胜的数字，他不可能建造时光机器。这里头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造成任何结果，而且他的动机、偶然的事件等其实是有影响力的，影响之前的所有进程，不过我们好像并不是要讨论逻辑问题。第二，整个宇宙崩塌了，我知道这样很夸张，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当成可以计量的概念，没有负值，那我就实在想不到别的了，如果整个世界只是为了纽马克特的一个赌注而崩塌的话，就确实太不值得了。第三，他决定给自己发送那串数字的那个瞬间，一个平行世界出现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什么都没有赢到，回家了，而平行世界里的那个他自己，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百万富翁，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我轻快地说道，“我只是想看看你能不能横向思考。”

他又愤愤地叹了口气，气呼呼地盯着炉火，然后说：“我很欣赏你写的论文，除了那些我认为接近于神学的空泛和矫饰的言论，我觉得你的论文比普通的期刊文章要有意思一些。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很荣幸。不过如果你认为伦理道德与科学毫无干系的话，那我就不敢苟同了。”

“当然没关系了，纯粹的科学不过是逻辑运算的过程和可观察事件的实验过程，跟善恶无关，不过是在严格的数理定义上的对与错。人们对于科学的行为才会引起伦理方面的争议，但真正的科学家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这些就让政治家们和哲学家们去讨论吧。”

“你会开枪去打希特勒吗？”我问道。

他皱了皱眉：“我刚刚说过，这样穿越时空干涉历史事件会让整个世界崩塌的。”

“可你也说了，可能会有一个平行宇宙，也许能让那里的人免于战争之灾，”我说道，“不管逻辑相悖的话，平行世界里的自己，甚至可以享受和平的幸福。”

他的手指敲击着椅子边沿，然后突然说：“社会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在内，希特勒是引发战争的唯一原因吗？我认为不是。”

“但是战争的方向……”

“但是还有一点！”他大声说道，眉毛又扬得高高的，“如果我决定去杀死希特勒，那么原本不愿意在隆冬里在俄国作战的那个人，不愿意以几万人为代价攻克几乎毫无战略意义的几个城市的那个人，不愿意放弃飞机场转而去轰炸伦敦的那个人，那个更理智的主战分子，谁能保证他不会适时出现呢？”

“那么你认为复杂性是不作为的理由？”

“我认为……我认为……”他咕哝着，无奈地挥动着手臂。“我认为正是这种假设性的言论影响了你的整篇论文！”

他陷入了沉默，而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很累的我，正好享受一下这静默。他静静地看着炉火，坐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就像一件家具似的。“要喝一杯吗？”过了很久，我开口问道。

“你喝的是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

“我已经多喝了点……”

“我不会告诉事务员的。”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谢谢。”

我给他倒了一杯，他接过去时，我说道：“跟我说说，兰吉斯先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寻找答案，”他坚定地答道，“可量的、客观的答案。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本质，我们无法感知的世界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微于质子和中子，广于宇宙和太阳星座。如果时间是相对的，光速成为宇宙的计量方法，那么这是否就是时间的本质，速度的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

“我本来还以为，年轻人只对性爱和音乐感兴趣。”

他微微笑了，那是他第一次露出真切的笑容，然后他说：“我听说你在竞争教授的名额。”

“我拿不到的。”

“肯定拿不到，”他语气温和地说道，“你太年轻了，拿到的话就不公平了。”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你只是为了达成目标，别人给你肯定时，你又嗤之以鼻。”

“你说得对，这样确实不好。你好像……作为一个大学生，还挺敢说的。”

他耸了耸肩，说道：“我不想因为年轻而浪费时间，很多事情三十岁以下都做不了。”

他的话毫无意外地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已经无聊地度过了二十五年。“你对时间感兴趣？”

“复杂性和简单性，”他答道，“时间本身一直都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几个部分，加以度量，在它旁边准备晚餐，在它里面喝威士忌。我们可以在数学上将它部署，用它来表达关于宇宙可知的概念，但是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而不带欺骗性的语言解释给孩子们听，那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最熟悉的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浪费时间。”

这么说着，他向我举了举杯，一口饮尽。我突然觉得没了喝酒的兴致。

18

复杂性应该是不作为的理由。

我应该朝费尔逊大喊，把他按在克洛纳斯俱乐部门上，让他听听俱乐部里的人世世代代所经历的灾难和不幸。我无法精确地评估他对历史的篡改会怎样，也无法预测他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索取我愿意给他的答案。

在第四次生命轮回中，费尔逊和他的人终于开始折磨我，来获取我所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事。他们开始是有些犹豫的，当然，他们对我并不会手下留情，只是怕不小心把我给弄坏了。我是独一无二、千载难逢的，我还有许多未知的、有待开发的潜能，要是造成了任何永久性的身体损伤甚至精神损伤，那就罪无可赦了。我意识到了这点后，就叫得更大声了，使劲咳嗽，在自己混杂的尿液和血液里翻滚。他们很害怕看到我这副样子，很快就住手了，然后费尔逊又凑近身来，低声说道：“哈利，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是为了整个世界，为了未来。”

然后他们再度开始。

第二天结束后，他们把我拖去淋浴，开了冷水。我坐在浴盆里，他们用水给我冲洗，我就想，那玻璃的淋浴屏风能不能一拳打碎，多快能找到一块碎玻璃来割腕。

第三天，他们有点信心了。一个人的精神鼓舞了另一个，团结一致的精神让他们努力不让大家失望。费尔逊很仔细，他们开始折磨我时，他总是不在的，要么开始前早走几分钟，要么结束几分钟后才进来。第三天的晚上，玫瑰色的日落折射在房间里的天花板上。其他人都出去后，他进来坐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说道：“天啊，哈利，真的很抱歉让你忍受这些，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心里恨着他，哭了起来，我的脸埋进他手里，跪在他脚下，默默流泪。

19

我不得不写两封信。

亲爱的珍妮：

我爱你，我觉得一封信不足以表达我想说的话，但落笔之后，我发现，就想写简单的三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言语可以表达，没有比这三个字更伟大、更简单、更真实。我爱你。我很抱歉，让你担惊受怕，对于所有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和以后必须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我都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的行为，在此生之外还会不会有后果，如果你要离开我，自己生活，请不要因为那些关于我的消息而自责，好好地、快乐地、自由地生活。我爱你。就这样。

哈利

我在信封上写了一个朋友的地址，以防她的邮箱已被人监控。第二封信是写给神经科医师S.巴勒德医生的。在学术上，我和他偶尔是竞争对手，我俩时不时一起喝酒，就是聚聚，不用多说话，他是我可靠的朋友。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西蒙：

最近几个月，你可能会听说一些关于我的消息，让你生疑。这封信只会让你的怀疑更深，对于这点，我向你道歉，因为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的情况，甚至无法解释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写这封信，仅仅是求你帮忙。原谅我不作什么解释就求你帮忙，请你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看在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的份上，看在希望更好未来的份上，答应我的请求。下面是一则通知，我想刊登在各大报纸的个人广告版，这个通知必须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出现在报纸上。哪一天不重要，只要越快越好。如果有机会，我会把钱还给你，并且报答你的帮助。

你看这封信时，肯定会怀疑能不能这么做，会怀疑我的动机和你对我的责任。我觉得这寥寥几句根本无法劝说你，改变你的看法，我只寄望于我们之间的情谊和信任。我向你保证，我写这封信绝无险恶用心，而是为了有好的结果。否则，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所以我只能求你，第一次这样求你，答应我的请求。

代我向你家人问好，也祝你安好。我永远都是你的朋友。

哈利

信的正文下面，是这样的一则通知。

克洛纳斯俱乐部

我是哈利·奥古斯特

一九八六年四号反应堆爆炸

救救我

这则通知在1973年9月28日刊登在《卫报》和《泰晤士报》上，三天后，与此有关的所有记录被全部销毁。

20

费尔逊彻底击垮了我。

一次又一次回到第四次轮回中的情景，我们似乎总会走到这一步，尽管我尽量避免，但最后我还是会跪在他脚下，埋在他手中哭泣，求他住手，求上帝，让这一切都停下。

他击垮了我。

我被彻底击垮了，这反而让我松了口气。

我成了机器人，背诵着看到过的新闻，一字一句，日复一日，回忆着前几次轮回中早已消亡的人和事。有时我会把语言给弄混，把大屠杀和推翻统治者的报道与佛教谚语和神道教条混淆起来。费尔逊从不打断或更正我，而只坐着，让录音机继续录音，那两个大转盘徐徐转着，每二十分钟就要换一盒磁带。他刚柔并济的方法使用得很好，怀柔时总是在我身边，而对我下狠手时，他总是不在场。所以他实现了他想达到的效果，那就是让我总觉得他如天使一般，是他带给我温暖和慰藉。我什么都告诉他，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成了我的枷锁。直到三天后，她来了。

药物和极度疲惫的作用下，我还是感知到了她的到来，门厅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一个傲慢的声音响了起来：“我的天啊！”

我正待在两个休息室中较小的那个里，一如既往地弓着背，坐在录音机旁，缓缓回忆着刺杀里根总统事件。她突然冲了进来，衣服的袖子很长，几乎是中世纪的样式，她那卷卷的白发在头上肆意弹跳，脸上的皱纹里都填满了脂粉，手上戴满了戒指，她挥动手的时候很是惹眼。“你！”她冲费尔逊咆哮。他本能地把录音机给关了：“出去！”

“你到底是……”

她不容置疑地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直接说道：“打电话给你上司，你这个卑鄙小人，天啊，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些根本就没有用？”费尔逊张了张嘴想说话，但立刻就被她打断了：“行了，行了，赶紧去打你的电话吧！”

他或许是觉得跟她根本没法讲理，就阴沉着脸走出了房间，很不高兴地把门大声关上。她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看似无心地拨弄着录音机上的几个按键，对着录音机的反应轻笑。我还是低头看着地上，像所有受惊吓的人一样，永远弓着背，等着惩罚，失去了希望的力量。

“真是个可怕的玩意儿，”她终于说道，“你看起来可真够呛啊。我叫弗吉尼亚，我看得出来，你是想知道我是谁的人，对吧？”

她跟我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跟受惊的猫咪说话一样，我惊讶地抬眼看她，粗略地记住了她那串珠手环和几乎垂到肚脐的粗大的项链。她双手托着下巴，凑过身来，直勾勾地看住我。“克洛纳斯俱乐部，”过了好久，她开口说道，“我是哈利·奥古斯特，1986年四号反应堆爆炸，救救我。”

我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她看到了我发的广告，可是费尔逊只要留意的话，也会看到，任何人都可能看到西蒙帮我发的这条个人广告信息。她究竟是敌是友，这究竟是救赎还是陷阱？

不过不管如何，又有什么关系？

“你可是给我们惹了大麻烦，”她叹了口气，“当然这不是你的错，小乖乖，看看你这样子啊，完全可以理解，真是太可怜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你肯定要找医生看看心理创伤，不过我知道，这挺难的。你看起来……有五十岁了吧？那就是说你应该是二十年代出生的，天哪，二十年代太多人相信弗洛伊德的学说，太多恋母情结，不过芬奇利倒是有个不错的小伙子，非常善解人意，也不装腔作势地谈雪茄，除了他，去找找当地的牧师也可以，说是要告解就行了，不过有时候也会把他们吓坏！记住，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她用食指用力地戳着桌子，力道很大，指尖都顶得翘了起来，“千万不要告诉自己，因为你活得时间长点，就不会垮掉。亲爱的哈利，你现在已经垮掉了，而且保持沉默和故作谦谦之态，根本没有用。”

然后我的眼睛无法从她脸上移开了。这张脸，这张在满是发胶的大鬈发掩盖下的浓妆老脸，是救赎我的人吗？这个晃荡着长长的紫色袖子、穿着雪纺开衫、戴着叮当响的饰品、肚子下垂的女人，是神秘的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一员？我觉得思考都很困难，更别说把事情想清楚了。

“没有什么入会费，”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过你可以为下一代出点钱，以示礼貌吧。只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你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不能任意破坏命运。所以请不要在纽约投核弹，不要去刺杀罗斯福，哪怕试试都不行，我们没法处理那样的麻烦事。我想你应该有兴趣加入吧。”她看我沉默着，便接着说道：“那么我们应该再见一次面。”

她稍稍倾过身来，我以为她要给我名片，结果她手里拿出来的却是一把折叠小刀，可以收进木质刀柄里。她眨了一下眼睛，低声说：“1940年7月1日，下午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行吗？”

我的眼睛从小刀上移开，看向她，然后再看看小刀。她知道我明白了，就站起身来，依然微笑着。“我个人觉得大腿这个部位比较合适，”她说道，“最好是洗澡时，不过没有的话也只好凑合一下了，对吧？好了，奥古斯特医生，再见啦！”

说完，她就愉快而淡定地走了。

当晚我就割开了股骨动脉，四分钟后，血就流光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浴盆，可以减少疼痛，不过六十秒过后，我就注意不到疼痛了，而是享受周围乱作一团的情形。

21

我们不惧怕死亡。

重生才让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体无限重生，而心灵却无法获得救赎，这种恐惧感挥之不去。

我到第三次轮回时，才知道自己是私生子。我站在哈莉艾特·奥古斯特的墓前，她在七尺之下，看着我生父的脸。

我没有愤怒，理性控制之下，感到悲伤从中而来，还有对哈莉艾特和帕特里克的养育之恩的感激，哪怕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也没有影响。我冷静地研究我的生父，就像研究病人一样，并且是绝症病人的样本而非能治愈的病人。我想知道的不是原因和过程，而是会怎样。如果他跟我一样，那会是怎样？

我得承认，我对他的检视，是缺乏信息的。哈莉艾特死后，养父更加孤僻和忧伤，我越来越多地担起了他的职责，最后索性完全弃学，当了家里的全职帮佣。经济大萧条影响到了我们，而赫恩家族的投资一点都不明智。我的祖母康斯坦丝的经济头脑不怎么样，但却十分好面子，这就更给家里雪上加霜。她克扣购买燃料和修补地面的钱，任何开销能省就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还是每年都要举办宴会，招待所有亲眷甚至疏远的朋友，让他们来家里，去野外狩猎，光这一项支出就是省下的钱的两倍。我的一个姑姑亚历桑德拉嫁给了一个还算和蔼但十分无趣的公务员，而另一个姑姑维多利亚继续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祖母对此不置可否。我的生父与他妻子之间的僵局，让他们都为对方省了钱，她大多时间都耗在伦敦，用的是自己的钱或是娘家的钱，而他则几乎都在郊外，或是蒙混于地方政圈。当他们俩在同一屋檐下或者睡在同一张床上时，也都是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毫无激情可言，就像祖母每年的宴会一样。就这样，家族渐渐没落，先是需要人手的地方都不安排仆人了，到后来索性把仆人全都遣散了。我的养父被留了下来，是念在他对家族的默默奉献而可怜他，同时，我也渐渐明白，留下他是念在他帮赫恩家族毫无怨言地养育了一个孩子。

我得以留在这里，是我辛苦工作得来的，这在现在对我来说，比过去那么多年更重要。我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几乎胜过了我的父亲，而且这么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修理引擎、修补水管、检查通到家中的有问题的缆线，这个在当时看来已经是高科技的技能了，尤其是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我努力地让自己无处不在、不可或缺，却不引起注意，同时也尽量避开这单调的生活转而去观察赫恩家族，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是我的血亲。我的祖母故意无视我，亚历桑德拉姑姑几乎都不在家，看不到我，维多利亚姑姑则是很自然地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我的父亲罗利则经常盯着我，被我看到才收回目光，这到底是出于好奇还是负疚，我也说不清。

我看着他，着装一丝不苟，姿态天生僵硬，胡子在嘴唇上面栖息着，就像是老宠物一般，他会偷偷用绿色小网打理。我很好奇，他像不像我。男管家被解雇后，我成了家里的廉价佣人，在他坐在桌子一端用餐时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把过熟的鸡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直到每一块都切得四四方方，才开始吃。我观察到，他总是在妻子回来时，礼节性地在她脸颊上吻一下，而第二天她离开时，那礼节性的吻就落在另一边脸颊上。每次她去镇里，衣橱里的衣服就会换一批新的。我听到维多利亚姑姑在天气冷时会轻声说，她有治疗他臀部疼痛的东西，他在战争时被擦伤过，自己把这个伤想象得很厉害。我庆幸自己没有这种毛病，因为我也参过战，知道这不好受。维多利亚姑姑认识一个阿尼克的很有意思的小个子，他认识利兹市一个很厉害的人，会定期收到从利物浦运来的新鲜玩意儿——海洛因，那正是我父亲所需要的。我父亲第一次用海洛因时，我透过门缝看着，看到他发抖、抽搐愈加厉害，口水从他张着的嘴角流出，淌过他的脸颊，积聚在耳朵前面。然后我姑姑发现我在偷看，大声训斥我的愚蠢无知，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把门砰的一声给关上了。

三天后，警察把阿尼克的那个小个子给逮捕了，因为警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字迹轻快而潦草。接着他们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出于同一人之手，信里说特雷纳先生，铝土矿的那个人，喜欢小男孩，信里还附上了小男孩的证词。如果当时请专家鉴定的话，就会发现匿名信的笔迹与男孩证词的笔迹有相似之处。当特雷纳先生被传讯时，警方发现他拇指上的牙印就是孩子留下的，虽然再没有收到更多的信，但警方还是让他立刻离开了。

在我的第一次生命里，我的生父（即使他曾表露过对我的关怀，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从未直接表达过对我的关心，第二次轮回中，我忙着自杀，无暇顾及任何除此之外的东西，而第三次轮回中，我的行为偏差了很多，所以他的行为也相应偏差了很多。尽管我以后对各种神教很有研究，但我跟我父亲一样，都会去做礼拜。赫恩家族的人是信奉天主教的，近年来他们家族的衰落让他们的自尊心愈发强烈和冲动。他们出钱，以他们的名义建了一座小教堂，本地人会来做礼拜，但大多并不是出于对天主教的信奉，而只是比较近而已。教区牧师是个傲慢无礼的人，叫谢弗牧师，他放弃了自小信奉的严格的胡格诺教，改信了欢快的天主教，并且享受这带来的好处。因此他的有些要求让人觉得可笑，比如要求不穿传统的黑色，而是穿紫色的礼拜服。我跟我父亲都不想跟他作太多的交流，因此我们只好互相交流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是春天里一般生机勃勃，头几次在教堂中相遇，我们都保持了沉默，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再无其他，连点头都没有。即使父亲会奇怪，我一个八岁的孩子去教堂干什么，也肯定只会以为，我是来寻找慰藉的，而我则想，他这么虔诚是否出于愧疚。我觉得父亲来教堂很讨厌，越来越让我分心，接着我与许多人一样，开始好奇地想要了解自己的状况，用某种信奉神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心灵。

我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这些无限重生和轮回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找不到关于我这种情况的任何解释，而且发现没有人跟我一样，不断地重复人生。从逻辑上来说，我觉得自己要么是科学产生的怪物，要么就是被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所操纵。第三次轮回中，我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只有看七十年代杂志时得到的一些肤浅知识，预测核破坏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想象我的情况从科学上来说怎么可能。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老天爷要把我置于这种境地？我的一辈子又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有目的和重大意义的事件，只不过都是亚原子随即碰撞的事件而已。既然在科学上说不通，我就转向了超自然的解释，向上帝寻求答案。我把《圣经》逐字逐句地读完了，但里面提及的复活的部分，找不到关于我这种情况的解释，除非我是先知或是遭了诅咒，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在两者中选其一。我想学习其他宗教，但是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地方，关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信息很难搜集，尤其是对于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出于方便而非宗教上的倾向，我信奉了天主教，当时也实在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于是我便出现在那小教堂里，寻找一个无法说清的问题的答案。

突然有人对我说：“我看你经常来这里。”

是我父亲。

我想，我的情况会不会是遗传来的？但是如果真是遗传而来，那么我的父亲怎么会不说？哪个男人会这样浅薄，因为自尊心和形势所迫，竟然把这么重大的情况都隐瞒亲生儿子？不过细想一下，如果我父亲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他的行为怎么可能一贯如一？因为轮回累积的知识肯定会让他有所改变。

“是的，先生。”我本能地答道。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对于长辈们经常不很明智甚至往往错误的话语，我应该有的态度是礼貌地认同。有几次我顶撞了，结果被大人认为我很固执或早熟，甚至有几次直接因此而被打。虽然“是的，先生”这句话很中立，但也无法让谈话更进一步，所以我们的谈话也停滞不前。

他终于又说：“你向上帝祈祷吗？”

我承认，自己好一会儿才听明白了这个陈腐的问题。我的亲生父亲，就说不出别的什么了吗？而我又一次枯燥的回答也没有让这样的情况好转：“是的，先生。”

“那就好，你的家教很好。”

听上去他挺满意的，我一厢情愿地在这句话中读出了作为家长的满足。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这么多，我觉得他应该快跟我说再见了，于是便说道：“你祈祷什么，先生？”

这句话如果是成年人问，或许会觉得突兀而不礼貌，若出自不会明白回答含义的孩子之口，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讨巧的，而且问这个问题时，我带着在镜子前反复练习过的天真表情。可惜的是，单单是年纪小，并不一定让我有那种天真无辜的气质。

他思考了很久，并不像是在思考真正的回答，而是是否对一个陌生人坦白，然后微笑了一下，选了个很平淡的回答：“和大家一样，我祈祷好天气、美食和家人的拥抱。”

我大概把对这个回答的怀疑毫不掩饰地挂在了脸上，因为他好像也意识到了，脸色也不自然起来。为了以示弥补，他抚了抚我的头发，动作僵硬而迅速。

这是我与生父的第一次有意义的交流，这样的开端实在是让人失望。

22

克洛纳斯俱乐部代表了权力。

绝对不能犯错，这是最根本的。

懒惰、冷漠、提不起兴趣，这些是制约俱乐部的人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的主要原因，也许还有害怕，对过去和将来的害怕。重生轮回的人可以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生活，这种说法不对。

第四次轮回时，我自杀了。为了逃脱费尔逊和他那打字机，第五次轮回中，我确实像弗吉尼亚建议的那样，找了心理医生。我的记忆也并非自一出生就全部回来，而是经过一个过程，从三岁生日时开始，到四岁时记忆全部恢复。第五次轮回时，哈莉艾特说我刚出生时经常哭，她说她从没见过这么悲伤的婴儿。现在我明白了，前世记忆的恢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渐渐接受的过程，我的大脑在一步一步地接受自己。

我去看了心理医生。弗吉尼亚说得对，药物几乎没什么用，而我们的牧师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当我完全记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之后，便能看出哈莉艾特病情的加重，还有帕特里克看着他妻子骨瘦形销而渐渐灰暗的脸。癌症是无法战胜的疾病，作为孩子，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需要陌生人的帮助，需要向别人倾诉。

我写信给我父亲。

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合适人选，一个非同一般的倾诉对象。当然，我不可能什么都告诉他，我不会说出我真正的情况，不会提到未来和过去，也不会说自己的年纪。我以成人的僵硬笔触来写信，留的姓名为二等兵哈利·布鲁克斯，是以前父亲所在分部的。我的信像是在道歉、坦白，告诉他：他也许不记得我，但我记得他，但愿他能理解，他能倾听。我告诉他，我在一战时被敌军俘获。我根据所读的书和听到的故事编造了一些细节。我告诉了他我被严刑审问的事，我把整个过程都写出来了：我被拷打，疼痛煎熬，被羞辱，精神错乱，被乱用药物，还有我想要自尽的那一刻。几个月中，我写了许多封信，我什么都告诉了他，只是把名字和时间改了，并且把那次成功的自杀改成自杀未遂。

“原谅我，”我在最后写道，“我没想到自己会放弃。”

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回音。我给了他一个虚构的回信地址，因为他所有的信件都会由我送到邮局去。二等兵哈利·布鲁克斯向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倾吐心声，而杳无音讯。不过我知道，我寻求的并不是回信的安慰，而是发泄与倾诉的欲望。倾诉才是关键，有没有回信只是形式而已。

但我还是带着孩童般的热情，满心期待着，这样的期待应该不全是因为荷尔蒙和生理因素。我开始生父亲的气，知道他收到了二等兵布鲁克斯的信，并且读了信，但却讶异他没有流泪，看到我这么痛苦的经历后他竟然还能维持冰冷如石的外表。我的愤怒肯定表露在脸上了，因为我的祖母跟哈莉艾特大声抱怨。

“那个小兔崽子，竟然给我们脸色看！”

哈莉艾特训斥了我，但我想她应该比谁都能看得出来，也许我有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连经常因为我冒犯人而抽打我的帕特里克，都较少打我了，我的表亲克莱蒙特，家里的小霸王，躲我躲得远远的。

然后，我父亲终于回信了。

我在门边偷偷把信从银盘上面拿走，跑到了林子里读信。让我生气的是，他的字迹跟我的很像。真是让人受不了，这个自私而沉溺放纵的人，我竟然从他身上继承了那么多。然而当我读了信，愤怒便消失殆尽了。

亲爱的二等兵H.布鲁克斯：

我收到并仔细阅读了你的信，真心感谢你在那些磨难中和向上级说出实话时所表现的勇气和坚忍。对于你可能对敌军说的话，我绝无任何恶意的揣度，因为你在那样的折磨之下，还能威武不屈，没什么人能做到。我佩服你，向你致敬。

我们曾见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事情。我和你，都学会了鲜血和暴力交汇而成的语言，没有任何其他言语足够表达，音乐也不过是空洞的声音，连陌生人的笑容都只能看出狰狞。我们必须使用这样残暴的语言，不能害怕，不能停止，非胜即亡。在战场上，战友就是亲人，出于对母亲和妻子的爱，我们必须保护她们。而我们，则是共享秘密、一同战斗的陌生人，我们彼此都一样，支离破碎、内心空虚、孤独难言，我们只为了所爱的人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如木偶一般存在着。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寻找活着的意义，还是要坚持希望的信念。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能带给你生活意义的那个人，并且永远坚守下去。

你诚挚的朋友：R.E.赫恩

我读完后就把信烧了，把灰撒在树下。二等兵哈利·布鲁克斯从此再也没有写信给我父亲。

23

在闪电战中游走于伦敦是需要技巧的。有一些很明显：贝斯纳绿地和巴勒姆地铁站绝对不能去，沃平、锡尔弗敦和恶犬岛的大部分地区也不能去。越往西走越安全，可以在深夜走走而不用怕遇袭。但是如果看到一片在七十年代时还是政府地产的土地时，那么你最好避开这片地方。

闪电战还从三个方面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生活。第一点随处可见：许多街道被封锁，许多服务都暂停，医院人满为患，消防人员疲于奔命，警察倚仗暴力，食物相当匮乏。到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如果你是个年轻人而没有加入军队的话，那迟早都会沦落到等待救济的队伍中，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着发到的肉。周围的女人们虽然不会说出口，但都会默默谴责你。第二点是对心灵的侵蚀：它缓慢而不易发觉，但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开始是细微的，比如只是余光瞟到爆炸后的街道上那些一夜之间亲人都死去的幸存者麻木而呆滞地坐在残破的床上，或是根本不用看到人的惨状，只要看到挂在烟囱顶上的孩子的一件睡衣，知道那是被爆炸冲到高空后落下的，这景象就足以让人悲伤至极，无法用言语形容。还有找不到女儿的母亲，逃难的人贴在火车车窗上的脸。看着这些，灵魂就好像被一把细细的刀剐着，慢慢死去，坍塌的天空就像是行刑者即将落刀前的大笑。

再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震惊的一刻，比如某天，邻居去修个自行车，结果送了命。比如突然有人再也不来上班了，或是一场大火把你工作的地方全部烧毁了，你站在街中央不知该何去何从。关于闪电战的精神，流传了许多谎言，什么隧道中的歌声，什么大家都去寻找朋友、家人和祖国。其实真相十分简单，大家都离开是因为别无他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1940年7月1日，对我来说是个好日子，虽然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没有风的话，会热，但没有阳光，风又会太冷，而今天，天气的所有因素似乎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天空是浅蓝色的，当晚肯定会是满月，所以匆匆走过广场的男男女女都阴沉着脸，偷偷诅咒这天气，祈求雨雾。我在广场北边，坐在硕大却没什么水的喷泉的台阶上，等待着。我来早了，比约定的两点早了一小时，来提前侦察一下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我做了逃兵，召集令1939年就来了，我知道要和弗吉尼亚见面，就逃跑了，给帕特里克丢了脸，也很可能给我父亲丢了脸。跟其他许多与我遭遇相似的人一样，我在第四次轮回中记住了一些有用的事件，老套的但必要的东西，比如赛马和体育比赛的赢家，但我没有用1957年的体育年鉴中看到的信息去赚钱。为了在寻找舒适稳定的工作时能够显得外向和自然，我选择的口音与费尔逊的有点相似，每当我想让雇主认可我为社会地位所做的努力时，我就会用上一些天生的口音。我所说的天生的口音，已经被各种旅行和漫长的时间所扭曲，我发觉自己学习语言时经常不自觉地带有同事们的口音，我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们的说话方式和语音语调。面对帕特里克，我说话带着北方口音；在店里买东西，用的是伦敦腔；而在同事们面前，用的是梦想着去BBC工作的人的口音。

而弗吉尼亚，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你好，小伙子！”她大声叫着，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尽管距离她在那房子里偷偷递小刀给我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她年轻了，大概四十几岁，但还是穿得像是要去参加过去的那种社交晚宴，那时爵士乐还很时髦，男人们很主动。她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丝当下忧国忧民的痕迹。

我立刻站了起来，这是非常正式的社交仪态，但显得很尴尬。她立刻就制止了，双手搂过我的肩膀，给我脸颊两边各一个吻，这是当时还没有流行起来的问候方式。“哈利！”她大声道。“我的天啊，你还好年轻，对吧？”

我二十二岁，衣服穿得尽量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像二十九岁，但效果却是像孩子偷穿了爸爸的衣服，不过话说回来，我从来都不太会穿衣服。她挽住我的胳膊，带我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那时它还完好，但几个月后就会被多尼尔轰炸机轰炸。“上次怎么样？”她拽着我沿伦敦林荫路走，像是带着乡下表亲来城里度假游览，边走边轻快地问道：“股骨动脉一旦割开，血是直接喷涌出来的，而且那里的神经末梢也相对少很多。我本想给你带点药物的，但当时实在是太匆忙了，一团乱啊。”

“死亡是唯一的选择吗？”我轻声问道。

“亲爱的，当然了！”她高声说道。“不然你只会被人到处追捕，然后忍受更多的严刑拷问，说实话，我们都受不了那样，而且……”她用手肘抵了一下我，我差点没跌倒。“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否真心加入我们呢，必须跟你见了这次面才行，对吧？”

我长舒了口气。这次会面，这次无比奇怪的会面，让我付出了一次生命，并且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都在期盼着。“我想问一下，你还会十五分钟后就急着离开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积攒了几百年的问题要问，我想知道是否需要挑重要的问你。”

她开玩笑似的拍了一下我的手臂。“小伙子，”她答道，“我有几百年的时间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24

克洛纳斯俱乐部。

我和你，我们曾为此争论不休。

谁也不知道是谁创立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谁也不知道是谁首先想到的。

大家一般都认为创立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因为创立者曾竖了一块方尖碑在那片沙漠中，在一个无名山谷里，上面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还常常会给后代写下留言。比如一些建议。

小心孤独的侵蚀

一定要寻求慰藉

一定要拥有信念

诸如此类。偶尔，他们不想对后代那么严肃的时候，也会留下一些下流笑话。方尖碑本身成了一件消遣的东西。克洛纳斯俱乐部有一代人经常把方尖碑挪走，藏到新地点，然后让后代的人去找。就这样，方尖碑隐藏了几百年，最后终于被锲而不舍的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他们在那古老的石头上也刻下了留言，比如：

一切终究会水落石出

或者比较俗气的：

哈利到此一游

每一代的方尖碑也不尽相同。十九世纪初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有太多性暗示的理由毁了，还有一个在运去美国的途中沉入海底了。不论被用于什么，它都是为了向过去和未来的克洛纳斯俱乐部成员宣告：公元前3000年的轮回之人是第一批存在的人，并且永远不会离开。

据传言称，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创始人并非活在十分久远的过去，而是一个叫萨拉·西奥班·格雷的、出生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人。她是轮回之人中第一个积极找寻同类的人，好几百年里，轮回十几次，都在波士顿家乡寻找可能与她一样的人。轮回之人五十万人中才有一个，所以她哪怕只找到几十个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而萨拉很快意识到，这几十个人，代表的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和未来。她看着这些与她一样的人，最老的已经快九十岁了，那么在世纪之交时，他还是个小孩，那是她经历不到的过去。而最小的只有十岁，那么到美国内战时，他就是做爷爷的年纪，那又是她经历不到的将来。她对可以经历过去岁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事，拿着，回到过去，给我赚金子来。”而她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再度出生时，那老人已经敲开她的门，说：“你好，小萨拉·西奥班·格雷，我听了你的建议，赚来了金子，小姑娘，你再也不用工作了。”接着她把财富又馈赠给了可以活到美国内战的那个男孩，说：“这是我用来投资的金子，等到你长大、变老，它会成为一大笔财富，你不用再工作。我要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你把这样的馈赠，同样给到你会遇到的同类，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无虞，在这艰难的世界里，安全而舒适地活下去。”就这样，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影响力蔓延开了，每一代都会为未来一代留下钱财，他们的影响力同时蔓延到未来和过去。现在的孩童，告诉早出生很久的老爷爷：“克洛纳斯俱乐部是人与人的联盟，找到你年轻时已经是老者的人，告诉他们，‘这样是对的’。”所以每一代的人都积极找寻上一代和下一代，几次轮回之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不仅跨越了地域，更跨越了时间，把影响力传到了二十世纪，也追溯到了中古时期，每个成员都会将其时代发生的大事流传开去。

当然，萨拉·西奥班·格雷的故事很有可能不是真的，因为过去太久，波士顿分部的成员都记不起了，而且她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克洛纳斯伦敦分部的红房间里，弗吉尼亚坐在已故很久的成员的肖像画之下的蓝色扶手椅上，将这个故事娓娓道来，她倒是很享受叙说这个故事的过程。

克洛纳斯俱乐部可以说穿越了时间，所以也几乎不受空间的限制，伦敦分部也不例外。

“我们在圣詹姆斯这里有几百年了，”弗吉尼亚又倒了一杯黑市上买来的上好白兰地，说道，“不过有时我们也会去威斯敏斯特区，偶尔还去苏活区，都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那时的筹划委员会，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无聊了，就搬了楼，留下我们在外面徘徊，不知俱乐部去哪儿了。”

俱乐部现在就在圣詹姆斯公园往北几条街的地方，皮卡迪利大街南面，在几家裁缝店和没落贵族的宅邸之间，门上挂了个铜牌子，上面写着“光阴宝贵，谢绝推销”。

“那是句玩笑话，”她回答我的疑问，“那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分部，每个人都会互相留下小字条，以饷后代。我就在1925年埋了颗时间胶囊，里面写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留给五百年之后的俱乐部的人。”

“胶囊里是什么？”我问道。

“柠檬冰冻果子露的制作方法，”她看到了我的表情，夸张地张开了双臂，“那个时候的人肯定过得也很不容易啊！”

我喝着白兰地，再度打量这个房间。跟许多伦敦富裕区的巨大建筑相似，很复古，色彩华丽，风格相对比较严肃，而壁炉架用的自然是大理石石材。肖像画里的人都用那个时代的服饰，都打扮得光鲜动人。“总有一天，它们肯定会很值钱，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还去亲了毕加索！”这些肖像画仿佛是在纪念逝去的人一样，整齐地陈列在墙上。家具几乎都带着丝绒，落满灰尘，高不可及的窗户用胶布横七竖八地贴封着。“亲爱的，这只是为了迎合本地人，这里的东西绝不会有人动，只有看守的人而已。”

厅里都静悄悄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时，水晶吊灯轻轻地发出叮当声，遮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有几个房间里亮着微弱的烛光。一个人影子也没有。

“这是郊区嘛，”弗吉尼亚欢快地说道，“1939年时大多都住满了，比起炸弹来，更让人害怕的是这种压抑感。我们的成员也实在都受不了，于是坐船去一些好地方，更敞亮的、通风好的、没有这些战事的地方。许多人去了加拿大，特别是那些来自更加压抑的分部的，比如华沙、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之类的。一两个因为新鲜劲还没过，所以会留着，可我是一点也不想多待。”

那她为什么在这里？

“亲爱的，我这是值班啊！轮到我了，留意和照顾新成员，也就是你，你是六百年以来的第一名新成员，不过还有几名成员，这时候差不多刚要出生。他们的母亲都不舍得孩子们离开身边的，怎么说呢，必须小心谨慎。得有一个人留在他们身边，让他们的童年不那么难熬。虽然钱大多时候都管用，但有时……”她小心地抿了口酒。“必须另作安排，撤离原来的家之类的。有时候家长很烦人。”

“你就是做这个？”我问道。“在孩童时期，照顾他们？”

“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她爽快地答道，“童年是最累人的，当然，除非很早就得了可怕的绝症或是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着十几次轮回积攒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告诉大人，他们应该投资橡胶，因为有一天它会用途广大，非常了不起，可大人们只会拍拍我们的脑袋，说一句‘好了，哈利，去玩你的玩具吧’之类的。我们有许多成员出身贫苦，所以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互相理解的团体，会为他们准备一双好袜子穿，保证他们不用每次生命都浪费几年时间学一些基本知识，不仅仅是金钱的帮助。”她最后很有成就感地说道：“最重要的是相互陪伴。”

我有几百个、几千个问题在脑中盘旋，但却不知该问哪个，于是虚弱地靠在椅背上，问道：“那么有什么规矩吗？”

“千万不要去改变既有的事件！”她语气坚定地回答道。“你上一次生命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哈利，当然那完全不怪你，我们都经历过艰难的时候。但是费尔逊手上有了足以改变未来的信息，我们不能让那样的事发生。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关心未来，只是那些事太复杂，我们无法完全预计到后果。”

“还有吗？”

“不要伤害别的轮回之人，其实只要不是太出格、太引人注目的话，我们都不在意，但是记住，不能动真格，谨言慎行！”

“你之前提过要出钱……”

“对，如果你赚了一笔大钱的话，存一部分下来，作为童年时期的关爱费，这是我们未来的同类们非常需要的。”

就这些吗？

还有。

“亲爱的哈利，这也算不上是规定，”她说道，“更应该说是建议，别告诉任何人，你来自哪里，何时出生，尽量别透露太多细节。”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因此被杀，”她口气轻快地答道，“当然，我相信不会有人对你这样，你是这么可爱的年轻人，但曾经有人遇到过，你也应该想象得到那种惨状。不要多问，不要多说，这就是规定。”

然后她解释给了我听。

25

第一次大灾难始于1642年的巴黎。

引起这场大灾难的是一个叫维克多·赫内斯的低调绅士。他也是轮回之人，在当地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发现他之前，他经历了留下巨大创伤的开始阶段。俱乐部的人安抚了他，向他解释，据大家所知，他并非魔鬼附体，也并非遭了诅咒。作为枪匠的儿子，他目睹了三十年战争中最残酷的一面，这场战争是近代早期所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结果，然后演变成了一场征战，在战斗的名义之下，人们肆无忌惮地杀戮和破坏。不用说，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都愿意去战乱比较少的地方，到奥斯曼帝国相对较稳定的中心地带去，那里虽然苏丹人比较疯狂，但他们的母亲至少没那么疯狂。但是维克多·赫内斯却拒绝了，他坚持留在神圣罗马帝国，拒绝别人干涉，发誓只是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记录下他看到的一切。确实，他几次生命记下来的笔记，成了非常好的历史资料，连几个轮回之人自己都看不出，这竟然是同类所记录的原始资料。俱乐部里的其他人则很担心，并不是说赫内斯精神不稳定，相反，他太冷静了。他经历那么多痛苦、毁灭和不幸，却记下他所见证的一切，如同穿越迷雾中的森林。他不需要友谊，保持中立，拒绝结识任何人，尽可能远离任何人身危险。尽管在战争中经历了几次死亡（战乱期间，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意外），但他都十分冷静，毫无挣扎和抵抗，之后甚至还说，他真想贿赂一下杀死他的人，烧死他时放些火药，还有被枪刺死时最好肝脏完全被戳破，而不是只刺到肠子而已，那样会死得快些。他身边的俱乐部的人都觉得很为难，他这异常的稳定和自制力，很可能是精神疾病、内心创伤的征兆，可该怎么向他说，怎么用异常稳定来证明他其实精神有病？渐渐地，赫内斯贡献的原始历史资料让他成了与未来的俱乐部人员的联络者。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的问题，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孩子手上交给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祖辈手上，再交到十八世纪初期出生的更祖辈的人手上。就这样尽量往前联络，直到前几辈的人可以直接将消息递给赫内斯，然后赫内斯把答案写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材料上，交给俱乐部的人，让他们再交给未来的联络者及后代。我们中许多涉足学术界的人都用过这样的方法，如果缺乏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料，那么礼貌地、有耐心地向前辈或后辈征询，不仅可以获得答案，甚至可以获得那段时期的原始资料，并且在俱乐部其他人看来，也无可挑剔。当然，你得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兴趣，因为答案可能几次轮回之后才会到来。

而赫内斯却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他可以传递原始资料，但他要亲自去问问题，留下字条，如果觉得纸张无法经历那么长时间的话，就用石头刻上他的信息，放在事先说好的联络点。那些地点都是经过考证的，战争、城市化、农业革命等都应该触及不到的地方。接着他开始征询未来的事，又是中国人发回了模糊的回答，他得知了维也纳之围、土耳其帝国的衰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法国革命、美国内战，甚至更远的将来的事，大屠杀盛行，自由成了宝贵的东西，而上帝成了吓唬小孩子的名号。

对于这些，他同样无动于衷地接受，尽管他可以想象得到，孩子们在母亲面前被残忍地杀害，而男人们站在不到四十码的地方互相轰炸，指挥官们兴奋地鼓动着他们，这样的场景是多么可怕。大家都觉得维克多·赫内斯这样很奇怪，但这个时候，对于他内心世界的好奇已经渐渐变成了漠不关心，而正是这漠不关心，给我们许多同类带来了厄运。

突然有一天，赫内斯去了巴黎。他带去的只有几句话，就凭这几句话，他骗到了与法国国王见面的机会。

“我叫维克多·赫内斯，”他说道，“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未来的事。”

他接着也这么做了。

他们问他为什么，为什么单单告诉他们？他答道：“因为尽管有许多内乱，你们国家仍会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现在很弱，西班牙国王是个懦弱的人，教皇在军事强国面前毫无力量，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国王。我会给你们还没有人知道的知识理念和哲学，我会给你们武器、战略、药品，给你们敌方的情报和更广阔的疆域，因为我到过太平洋，在印度洋上见过日出，我与满族的显贵吃过饭，听过刚果的流水，闻过奇异的香料，吃过刚刚从冰下捕起的鲨鱼的肉。让我们，我跟你，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法国国王开始当然会有些怀疑，但过后，便听了维克多的话，整个世界开始改变了。维克多非常清楚自己想做的事，鲜血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他知道，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大革命，很可能会消耗掉许多人的生命。查尔斯二世还没有重回王位就死了，而一支天主教和胡格诺派教徒组成的法国军队，带着线膛炮和拿破仑的战略，将三十年战争突然终结。维克多知道，他只能做这么多，他的寿命，无论活得多小心，都不会超过六十岁，他不能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伊斯坦布尔、瓦拉纳西、北京，或是穿越海洋去新大陆的殖民地。他的方法是立足于一个中心点，努力从欧洲来改变整个世界。他知道，他见不到自己引领的革命的最后一天。他精确地计算出来，需要至少一百二十年时间，世界的架构才能趋于稳定。他想出了两种方法来实施他宏伟的计划，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寻求克洛纳斯俱乐部成员的帮助。俱乐部的人得知他的计划后，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支持他的人，他把他们叫作未来的先锋卫士，而那些反对的人，他把他们囚禁在地牢里，坚持不杀死他们，而是囚禁，因为他要让他们在新世界里活下去，在他们死去之前见证他的成功。

到他死时，欧洲的地图已经完全改变了。法国统治了从里斯本到克拉科夫、从加来到布达佩斯的疆域。土耳其帝国言和了，放弃了北非的殖民地，以此换取法国国王的尊重。而英国，无同盟可找，只好邀请路易十四去当他们的国王，立刻导致国内人民的反抗，接着遭到了新国王的残酷镇压。但影响最大的，就是科技的进步。有这方面的知识，自然会有这方面的进步，维克多知道一点未来科技，不经意间用先进的科技改变了世界的格局。1693年，第一辆蒸汽火车试运行，从巴黎到凡尔赛。1701年，一艘铁甲舰在阿尔及尔海峡仅仅轰炸了不到两个半小时，就毁了巴巴里的海盗船队。军队不堪一击，各国在这种先进科技的屠伐下，只好谈和，但人民为了信仰、土地、自尊、祖国的语言顽强地抗争着，夺过压迫者的武器，加以改进。战争进行着，科技进步了，武器更大、更快、更强劲，所以1768年，江户遭轰炸时，出现了对空武器，把三分之一的轰炸机都击落了。1802年，发送到各个碉堡的地下广播里的话是：“打到只剩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杆枪！”

维克多·赫内斯没能活着看到他梦想的结局。那是在1937年11月18日，一个叫作“黎明先知”的组织突袭了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导弹发射井，发射了三颗导弹，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报复行动，然后全世界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核冬。1953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绝迹了。然后一切再从头开始。

26

维克多·赫内斯被告知这些事时，根本就不信。

他们告诉他，这是克洛纳斯俱乐部未来的人，要求一定要带给他的话，他听到后只是要求得到更好的笔记，这样一旦有问题就能马上解决。

但克洛纳斯俱乐部觉得，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他们认为，维克多·赫内斯犯了滔天的谋杀罪，不仅是杀凡人，那只是暂时的，一个生命完结了，如此而已。他的更大的罪过是，因为他的行为，几代的轮回之人都无法出生。

“算不上是什么规定，亲爱的哈利，”弗吉尼亚说道，“只是建议，别告诉任何人你来自哪里、何时出生。”

那个在伦敦的晚上，我看着她手上晃着一杯白兰地，眼神空无一物，看着阳光渐渐消逝，城市陷入漆黑。“死亡，”她说道，“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我说的不是再度复活的那种乏味的死亡，不是，而是恒久的死亡，真正的死亡。第一种死亡，是遗忘。这可以通过药物、手术或电击来实现，把全部记忆彻底抹掉，名字、出生地、甚至初吻的男孩，全都不记得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真正的死亡。什么都不记得，完全重新开始，回复到那纯真和一无所知的状态，当然，刚刚经历过遗忘过程的人，要立刻被杀死，这样他们下一次轮回开始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当他们死去后，再度重生时，我们会立刻去帮助他们适应这个情况，不要去重复从疯狂到自杀到拒绝接受现状的那个残酷的过程。我们中很多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遗忘过程，因为难度很大，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他们告诉我。”白兰地快倾倒出杯子时，杯子又慢慢倾斜回来：“我遗忘过，大家告诉我这个的时候，都有点尴尬。”

那一刻，维多利亚手上的酒杯一动不动，里面的酒也平静得一丝波纹都没有，她仿佛在努力回忆曾经选择遗忘的事。

“如果都记不起失去什么，那就谈不上失去了。”终于，她开口说道：“对我来说，感觉是松了口气。把前世所有的记忆，包括伤痕全部抹去，愧疚感也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我有愧于谁，只是当我问起这个话题时，他们尴尬的沉默让我觉得，我忘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厅里的落地式大摆钟滴答作响，很快警报就会拉响，然后整个城市都会听到轰炸机嗡嗡的轰鸣，就好像死神在唱歌前清清嗓子一样。

“第二种死亡，”她接着说道，“就是再也不出生。我们对此也很有争议，因为现有的所有关于我们的科学理论都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如果一个轮回之人还在子宫里时，母亲遭遇流产，那么那个人便不会重生了，这是真正的死亡，心灵和身体的同时死亡。不像遗忘，这样的死亡是无法弥补的，也没有对心灵的治愈，就是简单的终结。所以，亲爱的哈利，你该明白了吧，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你的真实身份，父母是谁，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泄露这些信息可能导致你的彻底死亡。当然将来有一天，你自己也许会想要彻底死亡，或者遗忘。记忆会重现初吻的喜悦，但也会让你清晰地记起对痛苦的惧怕、耻辱感和负疚感。”

弗兰克林·费尔逊。

“我是好人，哈利，我真的是好人。”

想到这个，我拿住酒杯的手指紧握得都开始发白。

我开始回忆，有哪些人知道我出生的细节。正常的人当中，知道的人也非常少，我父亲、养父母、两个姑姑、祖母康斯坦丝，也许还有一些母亲那边的亲眷，他们起过疑心，但具体说不清楚。这些薄弱的环节，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了，但私生子这个事实，倒也给了我莫大的保护。我没有正式的出生记录之类的资料，直到七八岁时，学校有个太过热心的班长发现记录不全，要求我立刻填补好。二十年代时，非婚生子是件耻辱的事，尤其对于一个十分注重名声的传统家族来说，他们不将我的身份情况外泄，等到几个关键的人死去之后，我就更不需要对外解释自己的身世了。我年幼时一直身材矮小，很晚才进入青春期，才开始突然长个子，所以也很难猜测我的出生年月。成年后，在我父亲养尊处优的基因与母亲的基因的交错作用下，单凭我的外貌，说是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都没问题，只要我改变一下打扮就行。我的头发几乎一夜之间变白，而压力也可以随时改变生理状态，到了晚年，我的年纪一样很难猜。我游历各地，口音被影响了许多，以至于自己原本的口音都几乎消失了，而是更习惯于对哪里的人说话就套近乎地用那里的口音。简而言之，我的不幸身世反而成了掩护自己的最佳工具。听着弗吉尼亚说起维克多·赫内斯的事时，我坐在椅子上考虑自己的情况，觉得越来越放心了。

“再说到维克多，”她说道，“他真的是给未来世界造成了很多麻烦，很多轮回之人都没有出生，一旦没有生出来，那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生。世界继续着原本的样子，维克多的实验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但是未来传来复仇的声音，那些躲过了大灾难的幸存者，说所有的俱乐部都被彻底毁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资料都得重新开始累积，再加上对世界的摧残，对所有人的摧残。但他们没有考虑该作何计划。”

我没有质疑这样的世界观，何必呢？维克多导致了四百年的战争和苦难，然后他就死了，就都没关系了，因为他再度出生时，世界都会恢复原样。我现在坐在俱乐部里，过去和将来的事都可以知道，对于我身世的秘密，我感觉可以掌控得住。所以听这些对我来说，就像是听故事一样。

“那真是很残酷，”弗吉尼亚说道，“毫不留情。”

于是维克多·赫内斯被追踪到了，当时他十一岁，在林兹市，他已经开始准备改变世界了。他被从家里带走，折磨了十一天，到了第十二天，他终于说出了真实的出生地、父母、家庭。他们辛苦核实他所说的是否真实，这段时间他也一直被关着，当发现一切属实后，克洛纳斯俱乐部集会商量如何处置他。

“残酷，残酷啊！”弗吉尼亚说道。

他们觉得，立刻杀死维克多这样的惩罚力度不够。死亡根本没什么，那只是肉体消逝一次而已，心灵才是我们最关键的东西，他们要毁掉的，是心灵。

他们将他囚禁起来。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囚禁，而是全方位的，让他完全不能行动，给他套上中世纪的紧身衣，不过是用金属打造的，割了他的舌头、耳朵，挖掉他的眼睛，等他伤好以后，再把他的手和脚也砍掉，确保他哪里都去不了。然后强行在他喉咙里插入一根中空的木棍，让他活着，但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无法说话，在黑暗中丧失神智。他们这样折磨了他九年，终于有一天，他被呛死了，死的时候是微笑着的，那年他二十岁。

但是克洛纳斯俱乐部所要求的复仇，远远不止一次死亡。

他再度出生了，一出生就从摇篮中被夺走，囚禁了起来，到了四岁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恢复了所有记忆。俱乐部的成员审视他后，觉得他还可能有那样的意图，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再度付出代价。于是再次开始一样的过程，除掉他的眼睛、耳朵、舌头、手、脚，但又保证他不会死掉，而最重要的是不用任何的止疼药。这次他们让他活了七年，他死时是十一岁。

“怨恨可以横亘几百年，这确实让人惊讶，”弗吉尼亚说道，“赫内斯虽然十一岁时死了，但囚禁他的人还要接下去活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过了一阵之后，‘必须折磨维克多·赫内斯’这句话就在任务清单的最底下了，更何况当中还要隔一次死亡。所以说实话，当这样的任务再次来临时，感觉都有些无聊了。”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去，又一次去检视刚出生的赫内斯身上是否有成年的邪恶。然而这一次，还是婴儿的赫内斯，虽然出生时眼耳手脚都正常，但他似乎根本不会用，这些器官仿佛只是摆设。即使他还是婴儿，还没有认知和意识，却已经宣布自己是个残疾人了，连他的父母都想放弃他，送去教堂或者索性让他流落街头。确实很残酷，就像弗吉尼亚说的那样。

克洛纳斯俱乐部再次开会决定，除了一个人之外，都赞成让赫内斯永远死去，在他出生之前就让他母亲终止妊娠，也结束这一轮又一轮的复仇。唯一反对的是个叫作科赫的轮回之人，他……

“我们把他们叫作全记忆者，”弗吉尼亚说道，“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什么都记得。”

听到她说这话之后我的脸一下子就转向她，她肯定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如果她知道我眼神的含义，就肯定不会说下面的话了。“过了大概几百年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开始遗忘，这其实很好理解，大脑只有那么大的容量，自然会有所老化，然后开始遗忘一些东西。我自己大概活到六十七岁时就开始痴呆，说实话，在婴儿时期就想起自己有这样的病，真的是件相当悲哀的事。精神疾病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哈利，如果你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积极治疗。”

“我给我父亲写了信。”我低声说道，几乎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是积极的态度，记忆力不好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收获惊喜，还有就是能把过去抛诸脑后，你会发现，尽管你还记得一些事件，特别是你努力去回忆时，都可以记起，但那些埋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的情感，开始消散了，有一些当然还是会挥之不去。如果你比较感性，那么总会有一丝丝的情感留下，如果遗忘不了那些，那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特别多愁善感，那么对于一段爱情，你会永远去追忆，即使轮回几生，也不会忘记。但是，就我的经验而言，时间会将一切都平复。一段时间过后，情感便不再那么强烈了，而是渐渐归于平静，刚开始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无限次重复后，会渐渐觉得这样的感觉根本没什么，或者觉得爱情不过是场幻想。我们可以用将来的眼光来看待现在，这是我们的特权，但说实话，这样也让我们对什么都不太在乎。”

科赫是我们中间的异类，什么都不忘记的轮回之人，包括那些大多数人都已经忘记的东西。

“全记忆者，”弗吉尼亚说道，“往往都很怪异。”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类，却已经听到了这样坦白的言语。全记忆者很怪异，我一下子感觉无比挫败。

“当俱乐部的人决定如何处置维克多·赫内斯时，科赫开口了，”她说道，“‘这不是第一次大灾难，’他说，‘而是第二次。你们不记得了，因为那是几百个轮回之前，几千年前的事了。也许你们记得，就像一个模糊的身影，一段久远的记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千年前，我们中的一个人做了跟赫内斯一样的事，就像用刀划过水面一样，影响了未来。我们要活多久才会面临两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之一？那就是如果要做出改变，那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挑战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严格制度，如果不做出任何改变，那我们必须互相照应，毫不留情地施惩，毫无悔恨地活下去。你们已经决定了赫内斯的命运，那就把我的话当作警示吧。’

“其他的人听到这话也许都有点害怕，或者，我个人感觉更像是，他们把这番话当成圈子中文明程度不高的成员的炫耀之词。不管怎样都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个聋哑瞎跛的孩子，赫内斯，当晚就被人刺穿了心脏。杀死他的人继续活着，然后死去后重生，大约十五年后，在赫内斯出生前，这个行刑者去了林兹，在赫内斯家里找了份仆人的差事。他仔细观察赫内斯的父母，到赫内斯出生前的九个月里，他都事无巨细地做好记录。那位母亲刚开始显怀，行刑者就小心地给她喝紫杉树皮茶，可惜茶的味道太难喝了，她没喝几口就全都吐了出来。于是他只好实施备用计划，拔出刀，把她按到地板上，割了她的喉咙。他在那里待了很久，确保她已经死了之后，收拾干净，把她的尸体摆好，便于下葬，留下了一些钱给那位父亲，然后就走了。

“就这样，维克多·赫内斯便再也没有出生。”

27

我是全记忆者。

我什么都记得。

明白这点，你们才能明白我要做出的选择。

曾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怀疑我拥有的能力不是完美的记忆，而是完美的幻觉而已，可以随时回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自己放回到某一个场景中去。

但太多证据表明，我恐怕就是全记忆者，而且现在我明白了，这样下去的结果只有完全无为或彻底发疯。

我出生的几百年前，几千次生命轮回之前，一个叫作科赫的人警示我们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如果不去积极地改变世界，那就只能成为残酷的裁决者，裁决我们同类。我想，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才会如此确信这样的结局，他是否对其他人、对自己还留有一丝宽仁之心。

现在就得说回最开始的那个场景了。

我，正步入平常的死亡，在吗啡的作用下，昏昏沉沉的。她就像毫无危险的地方突然出现一条响尾蛇一样，突然打断了我渐渐死去的过程。

她七岁，其实是七十八岁，她坐在我床边，双腿垂荡着，她检查了一下连在我胸前的心脏监护仪，发现我已经断开了警报器，摸了一下我的脉搏，说：“我差一点没赶上你，奥古斯特医生。”

克里斯塔，说着柏林那边的高地德语，坐在我床边，告诉我地球的毁灭。

“世界快灭亡了，这消息由孩子传给大人，倒退着传递，是几千年之后传来的消息，世界快灭亡了，无可挽回，现在就看你的了。”

第三篇 世界快灭亡了

“我知道，得知世界快灭亡了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对你来说，是多么刺激。重复是无趣的，刺激是多么重要，能延缓所有机能的弱化……”

28

“试想一下，”文森特，有时来上我的课的剑桥大学的学生，这样说道，“时光旅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造一个时间机器——不可能，穿越时间——不可能，然后到达，比如1500年时的世界，我不跟人说话，什么也不做，不到十秒钟时间就离开，而这也根本不可能，那么我究竟做成了什么？”

“花了很大的代价，几乎什么也没做成？”我又倒了杯威士忌，说道。

在第六次轮回中，如果说我开始有一些顾忌，觉得一个应该成为教授的人不该花很多时间跟一个大学生争论，而是静静地与同事们一起围坐在高桌上，那么后来，随着与文森特越来越熟悉，我的这些顾忌也消失了。他对我应该有的教授头衔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这也让我对这个渐渐开始不在乎了，并且在我所有的同事中，他最不关心那个年代的毫不先进的“现代想法”，而我当时则相当热衷于四十年代的学术界。

“这位时间旅行者，他在过去在十秒钟内，吸入了八升的空气，四分之一的氧，四分之一的氮，呼出了八升的空气，里面的碳含量少量增加了。他站在一片泥泞的土地上，不知是在哪里，唯一看到他来的是一只受惊的麻雀，它也已经飞走了，脚下，一朵雏菊被踩扁了。”

“啊，那只麻雀啊！”我吟道，因为这调子跟文森特惯常的大声咆哮很像。

“啊，那只麻雀啊！”他反驳道。“麻雀受惊飞走了，本来俯冲下来捕捉它的猎鹰也改变了方向，使得养鹰者得追到更远处找回猎鹰，他跑到更远处时……”

“看到主人家的女儿跟屠夫的儿子正在亲热！”我叹息地说道。“把他们给惊到了，他大声叫了出来：‘你们两个混蛋！’于是他们的动作停了下来，那个本该怀孕的姑娘就没有……”

“没有怀上！”

“没有孩子，那么那个孩子的孩子也不会出生……”

“然后几百代之后，这个勇敢的穿越时光的人，发现自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他的祖先与屠夫的儿子做爱时被打断了，既然他不存在了，就无法穿越回去，惊走麻雀等，于是，他又应该出生了，那么他就又可以回去，让他自己没法出生……我们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吗？”文森特突然说道。“这是唯一解决困境的办法？”

“上帝？”我问道。

“我们是假设，”他反驳道，难得地表现出精神劲儿，那张我很喜欢的不太灵活的扶手椅的靠垫被他坐出了印子，“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两个，对吧？第一个，宇宙已经无法承担这么巨大的负担，就那么终结了。第二个，宇宙自己觉得很困惑，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自己解决了问题，正是这样，它表现出了对时间旅行者的兴趣，表现出了明确的意识和思想，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宇宙而已。我们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吗？”

“我以为我们已经下了结论，这个假设是不可能的。”

“哈利！”文森特突然挥动手，大声说道。“我们在这里坐了多久？”

“你问的应该不是普通定义的时间，而是你进来我房间、挑我的错有多久了，对吗？”

“随便了，”他答道，“我们已经谈论到了生命的不确定因素，每次说到‘如果会怎样’这个假设命题，你就退避三舍、避而不谈，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我觉得这个话题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所有衡量时间的科学方法，还有我们可以搜集的数据都无法给我们答案。”我答道。

“那我们也无法衡量重力啊，不能用任何切实的方法来衡量，”文森特反驳道，他的脸色愠怒了起来，“我们说不出那有多快，甚至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然而你却认为那是正确的，就像……”

“那是有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支撑的。”

“那么你是根据现有的工具来进行我们的辩论？”

“科学论点必须要有一定的数据支撑，会有些……有些关于理论上的质疑。否则的话就不叫科学论点了，而是哲学争论了，”我答道，“而我并不善于哲学方面的辩论。”

文森特握紧了椅子的扶手，似乎只有那样才能不从椅子上愤怒地跳起来。我等待他的怒气渐渐消失。“思想性的实验，”他终于开口说道，“那你觉得这么说可以吧？”

我在玻璃酒杯上做了个模糊的手势，这次，我还真有了兴趣。

“一种工具，”文森特说道，“观察所有事物的工具。”

我等他继续说下去。

这话似乎隐含着更深层的东西。

“怎么说？”我等了很久，问道。“我等你接下去说你的观点。”

“我们承认地心引力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能看到、触摸到，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其实质，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是因为它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用理论模式来预估。”

“没错……”我表示赞同，等着他说出不同意见。

“从可以观察到的影响中，我们推算出地心引力造成的不可观察的结果。我们观察到苹果落地，然后说这肯定是地心引力造成的，我们看到棱镜中光的折射，就下结论说肯定有光波，然后据此又有了更多的关于反应、结果、振幅和能量的推论。所以轻而易举地，就能根据理论来对观察到的事实下结论，只要理论上能说得通就行，对吗？”

“你是要给出比科学推论更好的方法吗？”

他摇了摇头。“一种工具，”他语气坚定地答道，“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推算演绎。用宇宙理论中的基础性物质打比方，比如原子，说它具有某种可观察的效果，表现在重力、电磁、弱核力、强核力等方面，并且设定这四种力是宇宙的核心力量，那么，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核心理论来支持所有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能解释宇宙中所有力量的运作原理？”

“我觉得，我们好像超出了关于上帝的讨论范畴。”我提醒道。

“如果科学解释不了一切，那它究竟算什么？”

“你是要找伦理方面的答案，还是经济方面的？”

“哈利！”他大声叫了出来，一下子站起来在地上来回急走。这块狭窄的地方我几个月前细心打扫过，就是为了给自己走的：“你总是逃避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害怕面对这些问题？”

我在椅子上坐直，他已经非常愤怒了。他说的一些话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怀疑，所以我没有那么快回答，而是更加小心地斟酌用词：“说说你这‘一切’的定义是什么。”过了许久，我才开口说道：“我想，你所说的……工具，你那假设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工具，可以演算推论宇宙中所有存在物质的状态的那个工具，也可以对过去和将来的状态进行推论，是吗？”

“毫无疑问，是的！”

“可以让你看到所有现有的、过去的以及将来的事？”

“如果时间不再是绝对的，那么，是的，我觉得这么认为很合理。”

我举手示意，慢慢地仔细考虑着。我心里的那个疑问，已经到了嗓子眼，快说出口了。我小心地说道：“但是通过观察未来的这个举动，你已经改变了它，于是我们的问题中心又回到了踏出时光机器、看到过去的那个时间旅行者身上。你在看到了未来以后，行为模式会改变，或者说，未来会因为你的了解而完全被影响，因为你这个观察的举动而彻底改变。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矛盾的话题，宇宙无法这样维持下去，就算这些还不够，我们也还可以自问，有这样的知识能力，能用来干什么？如果人都能用上帝之眼来看一切，会怎样……”

我把酒杯放在了一旁，文森特一动不动地站着，微侧着身背对着我，垂在身体两边的双手张开着，身体挺得笔直而僵硬。

“而且，”我轻声低语，“就算真的是获得了上帝一样的能力，我还是会有这样的疑虑，你的假设中出现了强大的核力量，而这种理论要到三十年后才会出现。”

一片沉默。

我站了起来，文森特一动不动的样子让我感到害怕了，他的后背和肩膀，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夸克。”我说。

他还是没有反应。

“希格斯玻色子，暗物质，阿波罗-11。”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文森特，”我伸手搭上他的肩膀，轻声说道，“我想帮你。”

对于我的碰触，他惊了一下，我们俩都感受到了一股或战或逃的肾上腺素在体内涌动。接着他好像放松了一点，低下头，望着地板淡淡地微笑，仿佛领会了什么似的，轻轻点着头。“我曾经怀疑过，”他终于开口说道，“但希望你不是。”他突然一下子转过身来，直视我的眼睛。“你是他们的一员吗？”他问。“你是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吗？”

“你知道克洛纳斯俱乐部？”

“是的，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

“你是吗？回答我，哈利！”

“我是他们的成员，”我有些结巴，“是，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

他打了我。

我觉得我对此的惊讶超出了疼痛，我经历过暴力和疼痛，但是这次轮回中，我过得很舒适，已经都几乎忘记了疼痛的感觉。如果我有心理准备的话，应该不会跌倒，但我太震惊了，一下子摔进了书堆里，我感到了嘴里的血腥味，舌头还碰到了一颗松动的牙齿。我抬头看文森特，看到了冷冷的表情，也许还混杂了一丝悔意。

然后他又挥动了拳头，这次，我连惊讶都没来得及。

29

“这问题我也不想问，”她说，“但是，如果这世界真的要灭亡了，那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第十二次轮回。

六岁时，我写了封信给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伦敦分部，要求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去伦敦，然后来了一封俱乐部的标准信件，邀请我加入一所贵族学校。钱放在了一个秘密情报点，应我的要求，设在了霍克斯利，那是很久之前的一次轮回时，我半夜逃离费尔逊时到过的一个小村庄。

我又写了封信给帕特里克和病危的哈莉艾特，留下了祝福，并且感谢他们的付出，然后就出发了。在霍克斯利，我在一棵榛子树下的铁皮盒里拿到了钱，买了去伦敦的票。路过街上的面包店时，那个面包师冲我微笑，我立刻仿佛感到了对费尔逊的恐惧，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紧紧扶着墙壁，那么久远的感受，竟然如此清晰。

我坐火车去纽卡斯尔，检票员问我是否有人陪伴时，我出示了那封邀请我去学校的信，并且说我的姑姑会在伦敦接我。

这次轮回中，照顾我的阿姨叫查洛蒂·黑泽梅尔。

“来啦！”列车员把我护送出来时，她开心地高声叫着：“哈利，快过来！”

在轮回中，脱离父母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前面说的这种在秘密交接点放足够的钱以及提供书面文件是最受认可和最常见的办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轮回之人自行到最近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去，并且不会暴露自己的关键信息，比如在哪里出生和长大。但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出生地肯定在这个秘密地点的附近区域，一般都选在轮回之人知道父母早年间会带他或她去的地方，这样既可以拿到东西又可以保证隐秘性。唯一的危险就是，家人有可能没有按预期去这个地方。

如果不需要特别谨慎小心（而且何必如此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和蔼而无辜的），那么直接介入也被允许了，而像查洛蒂·黑泽梅尔这样直接介入的，也只有她一个了。她有着贵族式的鼻子、歌剧般的声音，还有一系列的黑色紧身上衣，几次轮回中都是一成不变的。她是所有成年人都惧怕的魔鬼女校长式的人物。在那链条连着的架在鼻尖的半月形镜片后面，她只需瞟一眼，就足以把人吓得发抖了。她用过的手段包括哄骗、欺负、斥责、追捕，有时甚至直接把孩子从父母那里抢走。她声称是为了她所负责的孩子过上更安宁的生活，而且以后其他轮回之人也会明白，这样做才最好。

当然，她的这种观点是十分狭隘的。

“让大家都能介入这样的想法很好，”她说道，“但是，怎么进行呢？”

第十二次轮回。

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很少聚在一起，成员们经常进进出出，所以召开地区的全体成员大会，并且镶嵌着金边的请柬上写着“议程：世界末日”，确实是件很壮观的事。我六岁，最小，威尔伯·摩恩八十二岁，最老的一个。威尔伯在小时候遇见过威灵顿公爵，在伦敦长大后，结识了参加过法国革命的人。现在他要成为我们的信使了，他很快会死去，然后重生，把消息带回到1844年：世界快灭亡了，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怎么办？

“什么也不做！”菲利普·霍伯大声说道。他是德文郡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喜欢冒险，所以在二战中死了六次，朝鲜战争中死了两次，越战中死了一次，都是身为没有一支军队愿意雇佣的战地记者。“不确定因素太多，信息太模糊了！要么获得更多的信息，否则就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根本无从下手。”

“我认为……”安雅开口。她是白俄罗斯的难民，打算放弃白俄罗斯的运动，1904年去国外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问题关键是加速了，世界灭亡的速度加快了，每一次轮回中都加速了，这就是说世界灭亡的原因改变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灭亡？”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家会觉得我最能接触到现代先进科学，如果把九十年代当成现代的话。

“不管我们怎么死去，每次轮回中，”我说道，“我们所重生的世界是不变的。1917年总会爆发革命，1939年总会爆发战争，肯尼迪总会遇刺，而火车也总会晚点，在我们的观察之中，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事件，每次轮回中都一样。这里面唯一的变量，就是我们。如果世界发生了改变，那就是被我们改变的。”

“这有违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规定！”查洛蒂愤怒地打断。她总是主次不分，看不清大局。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我继续说道，坐在椅子上，两腿垂荡着，“不是为什么世界会灭亡，而是谁导致的。”

30

杀死一个轮回之人不容易，但我总觉得，杀死普通的人更加困难，因为不能通过在一次轮回中阻止其出生，就能将其彻底杀死，而得在每一次轮回中都杀死一次，这简直是刷牙和剪指甲一样的重复劳动。关键在于其一致性。

那是1951年，我居住在伦敦。

她的名字叫罗斯玛丽·道赛特，二十一岁，很拜金。我很孤独，很喜欢她。我跟她之间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恋爱关系，这点我承认，但这是一段相当诚实的关系，我不要求她忠于我一人，她也没有使劲榨取我的钱，尽管她看得出来我挺富有的。突然有一天，她没有赴约，我去了她的住处，发现她在浴缸里，割了腕。警方说是自杀，随意处置了她，但我发现了异样。右手腕的刀片切得很深，把肌腱都割开了，她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住，然后又割破左手腕，并且伤口很利索，没有任何犹疑的痕迹，没有留下字条，没有一边来回走动一边鼓起勇气找对下刀的地方。对于自杀，我实在太熟悉了，所以我一看便知道，这不是自杀，是谋杀。

警方拒绝调查，所以我只好自己查。其实只要仔细留意，证据非常好找，有指纹，甚至血迹中就有。楼下的老鸨有罗斯玛丽所有常客的名单，她说回来时好像看到了一个叫理查德·莱尔的人正好离开。为了拿到他的地址，我打了几个礼貌的电话，为了拿到他的指纹，我去酒吧接近他，请他喝几杯酒，听他闲聊。他说了些教科书里的艺术话题，还有高声地抱怨巴基斯坦人和中东人。他的嗓音听上去滑滑的，应该是颇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上过演讲课，口音之中带有些上流社会的感觉。三十年后，这样的口音只会在动画片里被模仿、戏谑，嘲弄那些把阿斯科特赛马会奉为神圣却根本搞不到票的寂寞可悲的人。我都觉得有点可怜这个人了，拼命地想要挤进上流阶层，而那个阶层的人不仅无视他，甚至连他敲门都没有注意。然后我把他的啤酒杯带回家，比对了指纹，发现与浴缸旁边血迹里的指纹一致，我对他那点可怜立刻消失殆尽。

我把证据——啤酒杯、血迹分析、血迹中的指纹——全都送去警察厅，送到一个名叫卡特的警探手里，他的想象力和审慎为人称道。两天后他盘问了莱尔，我觉得这件事至此就已经结束了。再两天后，又有一名妓女上吊了，但手腕和手臂明显有抵抗的痕迹，血液中检出水合氯醛类镇静剂。这次，因为莱尔被警察盘问过，提高了警惕，他很小心，一个指纹都没留下。

到那时为止，虽然我杀过人，但没有谋杀过谁。我直接杀过七个人，六个是在二战中，还有一个是出于自卫。我还算过，我间接杀死了几百个人，比如我修了B-52轰炸机的轮子，我还建议安装更可靠的计时器，而那种计时器结果成了定时炸弹。我自问能否有那个勇气去犯下真正的、冷血的谋杀罪，虽然带有些愧疚，但我觉得我能。我告诉自己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但我必须得这么做。我要杀了理查德·莱尔。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用假名字和现金买了一条破烂的小铁皮船，甲板上都长了白蘑菇，一直蔓延到船壁上。我买了汽油、食物、盐酸和钢锯，尽量去不同地区的店里买，然后还买了手套和橡胶的连体工作服，观察了泰晤士河的潮汐和夜间的交通情况。我还弄了一点苯二氮类镇定药，在遇见理查德·莱尔的那个酒吧对面租了个房间。我等到一个周二晚上，街上烟雾蒙蒙，莱尔进去喝酒后，我也进去了，跟他一起喝酒，叙叙旧，问他近况如何。他看上去兴致挺高的，脸上有汗滴的痕迹，加上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一下子就怀疑起来，他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兴奋？我细细观察他，一寸地方都不漏过，我闻到了他头发里肥皂的香味，看到了他的手指甲修磨得干干净净，衣服是刚刚换过的，尽管跟这个时间很不相符。我立刻知道，我晚了一步。愤怒在我心中腾腾燃起，我很快就忘记了自己所做的计划，那仔细布置过的计划。我依旧保持着微笑，一直微笑着，我们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吧，走到外面那弥漫着煤粉的空气中，勾肩搭背，像是好兄弟一般，皮肤很快就被那空气给扑上了一层黑色。我们沿街走，在东区一条两边是台阶和密密匝匝小房子的街道上，他突然仰天大笑，于是我狠狠用拳头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他，他倒在地上，我就跨坐在他身上，抓住他脖子，歇斯底里地说：“她在哪里，这次是谁？！”说完又给了他一拳。

在肾上腺素和愤怒的作用下，在这令人窒息的烟雾中和夜幕的掩藏下，我精心设计的计划全部被我抛在脑后，连打他脑袋时，我的手都几乎感觉不到痛楚，我也根本没留意他用一把弹簧刀刺穿了我的小腹，一直刺到左肺叶处，所以当我要吸一口气再打他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吸气了。他的脸被打得一片模糊，而我已经快死了。他把我从他身上推下去，我像一团烂泥一样躺在了排水沟里，脏水顿时溅到我脸上。他向我爬过来，嘴里哼哧着，被打破的鼻子里冒着血，用那把捅了我的刀往我胸口捅了三刀。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切，然后失去了知觉。

31

很多次轮回之后，在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休息室里，我坐在弗吉尼亚对面，说道：“他叫文森特。”

“亲爱的，就凭这一点信息，很难查的。”

“他跟我们一样，也是重生轮回之人，我问了他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事，他打了我，然后就走了。”

“他可真不成熟。”

“他很有野心。”

当弗吉尼亚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时，别人怎样说都没用。但她现在感兴趣了。她盯着天花板，好像那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东西，然后等着我说下去。

“消息一直在从未来传来，说世界快灭亡了，快灭亡了。世界本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除了我们。”

“你的意思是……这个文森特……可能导致那样的结果？”

“我……不，我也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跟我们一样，但却不是我们的一员，他在千方百计找答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我是这个意思。”

“而且，”她喃喃低语，“哈利，你好像知道，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寻找异常之处，”我肯定地说道，“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成员各自检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发生了什么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一个。”

“在哪里？”

“俄国。”

她若有所思地啧啧称赞。“你跟俱乐部的人说过吗？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吧，虽然很难听，但应该这么叫，对吧？”

“我通过赫尔辛基发了消息，我明天一早就去芬兰。”

“既然你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了，为什么还告诉我？”

我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有什么不测，我想让你把我的想法转达给其他人，但是……”

“你担心有一个轮回之人在改变历史事件，而他可能在俱乐部里面有内线。”她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有这个想法多久了，并且考虑了多少个可能的人选。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对冷漠和欺骗习以为常，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对我们来说，背叛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吗？既然如此，这么做能有什么用，只会在我们之间散播疑虑，而毫无解决的办法。“不过，”她继续说道，语气稍稍轻快了一些，“你非常信任我，对我说出了你所有的疑虑，却不透露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边的人。哈利，你做过情报工作专员，真是对你的名声毫无好处。”

“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名声。”

“名声很大。”她说这话时，透露出了一丝担心。“我知道，得知世界快灭亡了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对你来说，是多么刺激。重复是无趣的，刺激是多么重要，能延缓所有机能的弱化。但事实很简单、也很好明白，我们与未来的事件之间，有着数不清的可能性，自认为可以积极地去影响未来的事件。很荒唐，而且很幼稚。我不反对你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哈利，毕竟这是你自己的人生，而且我相信你不会给俱乐部惹麻烦。但是，我不希望你对此投入太多。”

我思考着弗吉尼亚的话。她活得比我长，不过几次轮回后，这样的差距也没什么关系了。虽然她可能比我多轮回了几次，但几百年过后，大多轮回之人都到达了一样的境界，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差不多，灵魂是不变的。可尽管如此，在我眼里，弗吉尼亚永远是长辈的感觉，是她把我从费尔逊手下救出，介绍我进了俱乐部。对她来说，这些记忆会渐渐褪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增长，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改变，但对我来说，记忆历历在目。

我记得在柏林，是克里斯塔站在我的床边。

1924年，我去了利物浦，跟她做了相似的事。那个临死的人叫作乔瑟夫·科克布勒尔·肖特伯特，他出生于1851年，大约在1917年到1927年间死亡。杀死他的凶手基本上是西班牙流感，他的三个近亲、十二个表亲也都死于西班牙流感，他退休后待的水边社区约四分之一的人也都死于这个病。“那玩意儿真是躲也躲不开！”有几次他逃脱这病魔时，我听他这么高声说过：“该死的瘟疫，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这次他没有得西班牙流感。他特别小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去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这个岛还没有在地图上标出，当地人把这个岛叫作泪滴的祝福。他逃脱了西班牙流感，但不幸的是感染了一种寄生虫，导致两只脚红肿得很厉害，连袜子都被撑破了。更加致命的是，这导致了肾脏和肝脏上出现囊肿，引起了败血症。他奄奄一息，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去见了他。

轮回之人相见时，好像不用说就能知道对方是同类，倒不是出于什么直觉，我跟文森特之间就没有什么直觉，而是因为这种见面通常很突兀，还有举止间所透露出来的异常。一个六岁的孩子，出现在利物浦的医院里，看望一个医生都无能为力的因寄生虫感染而临死的老人，这样的情形不用多说便知道了。

肖特伯特曾经是个高高大大的人，可临死前，却缩成了皱巴巴的一团。每个关节都好像不舒服地弯曲着，肌腱也卡住了，大剂量的止疼药加速了他肝脏的衰竭，让他的皮肤变成了病态的姜黄色。他的毛发都脱光了，连眉毛和睫毛都没了。他还剩最后一口气了，手上都是肿胀凸起的指关节，带着医生都无法缓解的疼痛，紧紧地抓着床单。

我只跟肖特伯特见过几次，虽然他不记得我了，但看到我时，很快就意识到我是谁了。

“你是俱乐部的吧？”他说道，声音很低沉。“如果是要治愈我，跟他们说，我才不需要。鸦片酒，我需要的是那个，谢谢。”

我翻看了一下挂在他床前的病历卡，给他打的点滴基本上都是生理盐水，在他的消化系统罢工后，就靠这个来姑且支撑生命。盐水瓶是大玻璃瓶，很重，其中一个因为顶端的橡胶开裂而往外渗水了。“天哪，”他看到我在看病历，抱怨道，“你当过医生，是吧？我受不了医生，更别提你只有五岁。”

“是六岁，”我纠正他，“别担心，你一星期后就会死了。”

“一个星期！我可受不了一星期！那些混蛋都不肯给我点好东西看。‘你不能受刺激，肖特伯特先生，’他们这么说，‘好了，肖特伯特先生，你能走到便盆那里吗？’便盆！你知道他们是这么叫的吗？真是太丢人了！”

从他的话语中，能听得出他经常生气，以后可能也会这样。我不与他争辩，看到他尽管用了很多药物，但神智还是很清楚的，于是我坐在他的床边，说道：“有个消息要带给你。”

“千万别再是该死的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问题了，”他愤怒地咆哮，“真受不了那些搞学术的人，非要知道她穿多大的袜子。”

“不是问题，”我耐心地答道，“应该说是提醒，是从未来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话。”

“这回我们又干什么了？”他咕哝着。“冰太多，火太少了？”

“差不多吧，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说出口，是世界快灭亡了。当然了，世界灭亡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不过灭亡的速度加快了，这就难办了。”

肖特伯特想了一下，手指仍紧紧抓着床单，然后大声说：“终于有新鲜的事儿说了！”

在这快三十年后，我登上了从希斯罗机场去柏林机场的飞机，过海关时换了护照，往东去寻找新的线索。

32

成功地欺骗别人需要遵循一些规则，我最喜欢的一条就是抓住你所知道的事。这并不是说，撒谎时一定要说一些实话，而是指事先做好调查非常关键，这样才能圆好一个谎。那是1956年，联邦德国的人绝不可能进入民主德国，而民主德国的人却可以很轻易地就去联邦德国，但是这样会招来详细的审查，这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行的。

我在第十二次轮回时，收到了克里斯塔的口信。我于是开始了组合型投资，这个名称应该到九十年代才有。我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以“企业家”的身份，而且跟各种情报机构打交道，因为我觉得那样能让我尽可能多地掌握时事。1929年时，我十一岁，在股市崩溃时，我买入了股票，到了1933年，我成了北半球发展很快的投资经纪公司的唯一股东。我花钱雇用演员西里尔·汉德利来扮演我，毕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做投资公司执行总裁太不合适了。他的形象非常合适，外表威严，体型不错，口音听上去很有文化，品味也很好，有点小肚子，但不是太大，何时该冷静地沉默、何时该风风火火地出手，这方面的尺度他拿捏得很好。但在1936年，他角色扮演得有点忘乎所以了，竟然在董事会时裁掉可靠的员工。于是我把公司搬迁到瑞士，让西里尔退休了，让他去一家巴厘岛的养老院。然后我雇了一个年轻演员扮演儿子，让他接手掌管公司，我还花钱让他学习经济学、金融和会计方面的课程，效果出乎我的意料，到1938年，他完全可以独立运作公司，几乎不需要我的介入。

“投资军备、钢铁、化工和石油行业，”1938年，战争快开始前，我这样指示他，“撤出对斯柯达武器工厂的投资，从新加坡撤掉所有外国人员。”

1948年，沃特布鲁克-史密斯成了北半球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我选沃特布鲁克和史密斯这两个名字，是因为跟我一点联系都没有。公司在东南亚和非洲有很多联系人及联系单位，大多都是合法的，在智利、委内瑞拉都有增长的投资业务，以及我很快便对之产生疑虑的古巴。公司非常成功，当然并不是通过正常的手段，最重要的是能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这点还是不错的）和全球各方面的信息，而我都不用露脸。

每周都会有很多报告寄送到我门口，其中的一份让我赶往了俄国。那份报告叫《PJC/9000便携式民用无线电设备的有限风险》。

那份报告分析了公司对大约两个月前在联邦德国上市的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的投资。该无线电设备的波段和信号质量出色，上周空军与其公司签订合同，空军驻地将全面采用这种新型无线电设备。报告内附上了规格参数，我翻看着，起初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一眼瞥到了发射器的运行频率，超出了当时设备的普通频段约两万赫兹。虽然这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数字，就无线电频率而言并不会让人生疑，但实现这样效果的机制原理在当时根本未被发明，更别说出现在民用市场了，那应该是十三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

33

如果要形容一下五十年代的民主德国，“风景如画”这个词与之根本沾不上边。二战是残酷的，往柏林而去的苏联坦克的碾压也是残酷的。什么都不确定，1948年选举后才有了些定数，而这定数也是残酷的。五十年代，黎明终于来临，但也蒙上了一层无奈的灰色。贫瘠而单调的风景，处处表达着对资本主义的鄙视，这里奉行着劳动人民要自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政府许诺人民会有汽车，于是那种遇到坑洼都会像受惊青蛙一样跳起来、让挤在后座上的人撞疼脑袋的小破车，被装在纸板箱里壮观地运出来；政府许诺人民会有粮食，于是森林被砍伐，种上了没有一个农民愿意种的小麦，而工业化肥残留物也让北方平静的湖水染上了一层脏脏的灰褐色。

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传统未遭破坏、熬了过来，这大多是由于政府的疏忽。战后，苏联没收了许多德国造的工业用具，大到工厂机器，小到农场小卡车。在农村的许多角落里，有许多吃苦耐劳的寡妇在田地里劳作，手里拿着大镰刀，头上戴着亮色头巾，弯着腰，身下的篮子里装满收获的庄稼。乍一看，这仿佛是一片悠闲的田园生活的景象，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些女人的眼里闪着饥饿，肩上的担子都重得她们直不起腰来。

我是去那里见丹尼尔·凡蒂埃尔。我买下了分销这种无线电的公司，从而获得了其源头方面的信息。让我惊讶的是，竟然在东欧，关键性的进展是由一个叫凡蒂埃尔的人取得的。他以前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通信工程师，早在十九岁便逃离斯大林格勒四周的包围，是逃出来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坐上了纪念他“出色技能”的航班。德国高层指挥官认可他的撤离，也是承认伏尔加河上被困军队毫无希望的极少数行为之一。十多年后，凡蒂埃尔很自然地发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热忱，不仅在民主德国，还去了莫斯科接受深造，五年后学成归来，披露的设计被我的公司宣传为“革命性的通信”，而我个人觉得还需进一步改进。他就像古代的建筑师，突然知道了车轮，于是用它来建造金字塔，并没有意识到，车轮是该配在马车上的。

我用的名字是塞巴斯蒂安·格伦沃尔德，一个正在写《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英雄》这篇报道的记者。凡蒂埃尔住的小镇风光秀丽，这挺难得的，工业浪潮还没到来，没有摧毁那些灰石农舍和弯弯曲曲的小道，还有山上的黑石小教堂，教堂的铁锈窗户保存完好，上面印着耶稣像。凡蒂埃尔跟他姐姐一起住，因为有客人来，她穿上了最好的一件衣服，但也已经褪色。我们坐在他家的天蓝色小客厅里，她给我们端上了自家做的饼干和奥地利咖啡。

“咖啡是来自维也纳的礼物，”我翻开笔记本，做出采访的样子，他这样说道，“现在我们的生活挺好的，民主德国的产品很抢手。”

那个年代，人们在公开场合总会说生活是美好的，结果的关键在于看几个数字，原因不重要，只要结果都指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繁荣幸福就行了。

我问了我的问题，并且尽量掩饰我真正想要问的。

他对无线电感兴趣多久了？

其实，父亲是个业余的工程师……

他会在轰炸期间收听无线电，即使警报没有拉响，也会听到一些预兆……

他的成功是如何影响他的？

为德国无比自豪，当然也以共产主义自豪。

他的姐姐也为此自豪吗？

他有没有想要娶妻？

他接下来会为祖国作什么贡献？

他有其他的爱好吗？

没有，当然没有，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是个好工人……

他在俄国的时候怎么样？肯定见识到了很多。

“非常多！”他高声说道。“大家都那么热情，很温暖，出乎我的意料。‘同志，我们不分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模仿俄国口音说着，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的德语自然是很地道的，但是缺乏练习，所以尽管是全记忆者，也会在听到夹杂的地方口音时需要反应的时间，于是就来不及体会其中的幽默了。

“那么那个无线电设备的创意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戏谑的表情，说道：“我跟一些非常伟大的人共事，我们齐心协力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这句话简直是口号，遇到这样的陈词滥调，我只好微微一笑，于是他冲我微笑着。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多么空泛而毫无意义，就是想看看我会是什么反应。然后他伸手拿了我的笔，把我的笔记本推到桌边，合上，说道：“俄国人口臭，做的东西也难吃得要命，但他们的科技相当厉害，所以才赢了战争。”

“你肯定是开玩笑的，”我慢慢地说道，“他们是人多，有着强大的信念，工业基础……”

“狗屁！我见过那里的人，苏联人，他们都见到了未来，所以才会赢，他们总是会赢，我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

“未来，他们见到了什么未来？”

“那可就不能透漏了，”他笑了，要是换个时间地点，他可能都会碰碰他的鼻子来表示这是秘密，“总之，未来就在这里。”

“拜托，”我轻声说，“拜托！帮帮我的忙，让我可以讨我老板欢心，给我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就行，你在俄国遇到的、启发你灵感的人。”

他想了一下，微笑道：“好吧，但你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你要找的那个会改变一切的人，叫瓦塔里·卡彭科。如果你去莫斯科，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记住，他就是那个会改变世界的人。”

我微笑了，然后大声笑了出来，耸耸肩，做出对此不以为然的样子，然后拿回笔记本，问余下的那些事先准备的假问题。我离开时，凡蒂埃尔跟我握手，还眨了眨眼，说我肯定会写出好东西来的，德国需要怀有伟大理念的人。四天后，他被人发现用麻绳吊死在小木屋的古怪木椽上，桌上有个字条，说他背叛了祖国，出卖了信仰和灵魂，他无法生活在悔恨之中了。这被判定是自杀，警察把他的尸体弄下来时，他的肋骨和手周围的瘀青被认定是死后的误伤。

两天后，我以科斯特亚·普雷科夫斯基的名字，登上了去列宁格勒的运煤船，一份旅行证件放在口袋里，另一份旅行证件放在手提箱底的暗袋里，过了芬兰车站的一个废弃的信号箱里已经放好了一本伪造的护照，以备万一。我要去找那个瓦塔里·卡彭科，那个能改变未来的人。

34

我坐夜间列车穿越了欧洲，我成了一个旅客，“他”。

旅客也许都会有这种感觉，我是这么觉得的，当坐在空荡荡的车站站台上，等待漫长旅途中的最后一班列车时，死寂的黑夜中，会有那么一刻，我不再是“我”，而成了“他”。也许会有别人搅乱这寂静，一个旅行者，弯着背，眼神困倦，看不动书了，或是政府人员，与人会面不成功第二天一早面临着被斥责。也可能是两三个陌生人聚集在嘶嘶作响的白炽灯下，这声响在白天列车驶进驶出、车门开关的时候，几乎注意不到，而在晚上却成了构筑这夜晚的最基本的声音。当列车靠站时，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开了很久过来的，然后突然停在了这里。车门打开时中间凹了进去，动作十分笨重，厕所里一股尿臭味，座位上面的行李网兜因为承载太多行李且行驶了太久而垂了下来。这站有三个人登上了这趟去列宁格勒的列车，没有人下车。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口袋里是假护照，脑子里混合着十几种语言，不清楚说出来的会是哪一种，看着车窗里映着的自己的脸，突然觉得好陌生。车厢底下轮子的碰撞杠砰砰作响，有的旅客的脸在外面漆黑的夜色映衬下显得格外苍白，有的旅客的头时不时撞上冰冷的车窗，伴随着每一声引擎作响、每一次尖声刹车。

这时候的思绪不是零碎的词句，而是关于一名旅客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在柏林找到一个临死的人，告诉他世界快灭亡了，这些话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死过，也终究会死，说实话，他对死亡的兴趣还不如热带甲虫，况且，死亡还会给他带来重生后那冗长而无趣的年轻岁月。炸弹坠落，人们死去，这些事件过程的改变有何意义可言？因为结局总是一样。

但我又想到了……

文森特·兰吉斯打了剑桥的一位教授，一拳打在右下巴上，为什么？只因为说出了这几个字——克洛纳斯俱乐部。

一个孩子从精神病院的三楼跳了下去，一个四处游历的僧人问中国间谍怎么死的，而文森特·兰吉斯却讶异于世界的奇妙之处，并要探寻得更多。

“你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个坐在驶往列宁格勒的列车里的人，正在思考弗兰克林·费尔逊的话，看到自己在车窗里的影子畏缩了一下，不禁有些吃惊，这意味着什么？是回忆带来的痛苦吗，是内疚，还是悔恨？

“奥古斯特医生，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这对你来说，只是一场梦吗？”

在剑桥，文森特在我的房间跟我争吵。

“我们还假设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你也许能避免战争，我们甚至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不管逻辑的悖论，可以享受和平的幸福。”

当我乐观时，我会相信我的每一次人生、每次选择都会有后果，相信不是一个哈利·奥古斯特，而是有好多个，灵魂穿梭于平行世界，当我死去后，一切继续，而我所做的事留下了痕迹，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然后我回头看自己所做的事，其实更应该说是没有做什么事，只是在思考自己的情况而已，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压抑，我本能地抗拒这样的假设，认为它是错误的。

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要么改变世界——改变许多个世界，我每次生命中所做的选择、所做的事都会对那个世界留下影响，真正经历爱情与伤悲；要么便毫无意义。

我，人生旅途中的过客，坐在驶向列宁格勒的火车上。

35

历史往往会忘记列宁格勒围城战，而关注南方的城市斯大林格勒，纳粹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被视为历史转折点，这样的关注可以理解，但是同样会让人忽略列宁格勒围城战。列宁格勒是一个有着许多广场大街和有轨电车的精致城市，经受了八百七十一天的战乱摧残，沙皇的统治刚结束，就成为革命的中心地，一座皇家之城忍受了这么多的摧残，在我看来，是相当不寻常的。从市中心到郊区，建筑物都变成了实用主义和快速建起的产物，到处是正方形和矩形，灰色柏油马路的尽头是棕色的墙壁，苏联人民对历史毫无兴趣，除了取得胜利的革命历史以外。那些精美的石砌房屋居然熬过了炮火的袭击，这好像让苏联人民有点尴尬，于是在高高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坚持就是胜利！”“共产主义万岁，团结劳动人民！”诸如此类的智慧之辞。冬宫矗立在这么多满是豪情壮语的大字报之中，显得格格不入，它代表着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被推翻的王朝。如果赞美冬宫，那就好像是在美化过去的统治者，而彻底毁掉它，就是对1917年那些攻打并占领它的革命烈士的不敬，所以它和许多列宁格勒的建筑一样，依然矗立着，那厚厚的外墙上，子弹留不下伤疤，冰雪留不下裂痕。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并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宏伟建筑中，而是掩藏在犹太人墓地后的一个小房子里，石面上已经爬满了藤蔓，旁边的树枝也重重地压在高高的灰色石墙上。俱乐部里有一名守门人和一个成员。

她简单地介绍道：“我是奥尔加，你一定是哈利吧。你这样不行，不能穿这样的靴子，别站在那儿了，快进来！”

奥尔加五十九岁，白色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到腰间，稍稍弯着背，这样看起来她的下巴有点突出，与她的脸不相称。她年轻时应该很美丽，小巧的双脚踩着轻快的步伐，肯定让许多贵族男子心跳加快，可现在，她嘟囔着抱怨房子里沿楼梯吱嘎作响的管道，简直就像孩子们漫画书里的干瘪老太婆。地上的绿色瓷砖和墙上已经褪色的钴蓝色壁画是这里唯一有些生机的东西，盘旋向上的楼梯口的那扇门紧闭着，好像在说“不能让暖气跑掉”！

那时是3月，虽然冷得刺骨，但是雪已经开始融化，茫茫的白色渐渐消退，被铲到路边的白雪之下，露出掩埋了五个月的灰黑色污垢和煤灰，虽然最脏的雪在屋顶。这些被铲在路边的雪堆，代表着又一个即将逝去的寒冬。

“这里有威士忌，”她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在发着一道道橙光的电热器旁边的坐垫椅上，说道，“不过你该来点伏特加，然后感谢我的建议。”

“我来点伏特加，谢谢你的建议。”我说道，安心地坐在了软软的坐垫椅上。

“你的俄语有东边儿口音，你是在哪里学的？”

“共青城，”我答道，“在几次轮回之前学的。”

“你得用西边的口音说，因为你看上去很柔弱，”她有点责备我，“否则人家会起疑。还有，你的靴子太新了，给。”带有金属的什么东西从我眼前晃过，落在了我腿上，那是一个磨奶酪器。“你以前从没来过俄国吗？”她问道。“你全都做错了！”

“我没用俄国护照，”我说道，“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

“不对，不对，都错了！不行，重新来！”

“抱歉。”我立刻说道。奥尔加拿着一个没标记的伏特加酒瓶和两只超大的酒杯在我对面坐下，我开始用磨奶酪器把我的靴子磨旧一些。“可我以为俱乐部会有更多的人，他们人都哪里去了？”

“有几个在楼上睡着，”她喃喃道，“玛莎又带了个小白脸回来，我反对那样。现在他们都是来了就走，把这里当旅店，不像过去了。”

奥尔加提到过去的日子时，眼里带过一丝黯然，但很快就被对喝酒和训斥的专注所代替。“你的头发好恶心，”她大声斥责道，“这算什么颜色，胡萝卜色吗？你得马上染发。”

“我正打算要……”我无奈地开口，立刻就被打断了。

“你到这里来用的证件，马上烧掉！”

“我已经扔掉……”

“不是扔掉，要烧掉！烧掉。真受不了来这里的人，老给我们添麻烦！俱乐部里的人少得可怜，却处处都是官僚主义！”

“请允许我问一下，列宁格勒俱乐部目前是怎样的情况？”我问道。“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在提倡公开化，可现在……”

她对此发出轻蔑的一笑，每说一个字都用酒瓶砸一下桌子：“俱乐部困境重重。没人愿意留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以前总有一两个人能渗透到党内高层，确保出生在这里的轮回之人有个靠山。可现在呢？他们总是这样抱怨：‘太不可靠了，奥尔加女士，不管我们怎么做，与什么人站队，总是会被清洗掉，或者杀死，怎么努力都没用。如果不是在三十年代被清洗，就是在战时被清洗，如果不是在战时被清洗，就是被赫鲁晓夫清洗掉。这样的游戏，我们真的玩腻了。’那帮没用的家伙！根本没有毅力，这就是问题所在！尽说什么，‘我们想过好日子，奥尔加女士，我们想出去看世界’。我就大声告诉他们：‘你们是俄国人，就算轮回一百次，你们也看不够整个俄国！’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她的语气里充满了鄙视，“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待在故土，都穿过边境，移居国外了，可是出生的时候又要人照看他们，真是讨厌的自私鬼！”

她又重重地把瓶子摔在桌子上，好像要把瓶子和桌子都震倒，我不禁往后缩了一下。“只有我还在，只有我还在照顾我们即将到来的成员！你知不知道我得从其他分部收钱？巴黎、纽约、东京。我现在立了规矩，如果要带走我的人，那就把他们出的份子钱直接还给我！没人敢说个‘不’字。”她颇感满足地说道。“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对的。只有那些路过来看情况的人让这地方稍微有点意思。”

“那么……你呢？”我斗胆问道。“你的故事是怎样的？”

奥尔加的下巴收了一下，在她厚厚的夹克和毛衣的遮掩下，仿佛闪过她女人的一面。当然，只是一闪而过。“白俄罗斯，”她说道，“我在1928年被枪杀。”她开始回忆时，挺直了背：“他们发现我父亲是位公爵，要我写一封自我检讨信，说自己是资产阶级的猪，让我在农场劳改，我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折磨我，逼我承认，不过，我哪怕血流成河都一直站着说：‘我是这片土地的美丽女儿，我绝不会向你们的政治体制低头！’他们打死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最辉煌的一刻。”她边回忆着，边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当然现在，我可以理解他们了，经历了革命才发现，农民们吃不饱肚子，工人们没有面包时多么愤怒，但那个时候，他们给我满是鲜血的脸上蒙上罩子时，我知道我并没有错。历史进程，我真是听够了什么历史进程的鬼话！”

“那么，俱乐部在当局方面没有人了。”这确实是个打击。我在英国秘密情报处时，所知道的情况就是，几乎没人在苏联政府内部有内线，而奥尔加说了，我们的人员不断遭到清洗，并且安插内线的行动也不够努力。我的沃特布鲁克-史密斯公司在俄国也鲜有联系人，我本来还指望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可以帮上忙。

然后奥尔加笑了一下，低声说：“联系人，谁需要联系人？这里是俄国！不是请人帮忙，而是直接告诉他们，让他们帮忙。1961年，附近住的那个政委被逮捕了，因为在河边的郊外别墅里养了个男孩，那男孩在那里住了十年，现在还住着！1971年，屠夫家花园里掘出了个坟墓，埋了他所谓的1949年就‘消失了’的妻子，他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三年后，警察局长将会被捕，他的副局长会作证，因为那个副局长需要大一点的房子，他老婆又怀孕了，怀的是她的情人警察小队长的种……这些事情一如既往地发生，你不用什么联系人，你需要的是金钱和丑闻。”

“那你有什么能帮到我的丑闻？”我问道。

“物理学院的院长，”她很轻松地说道，“他对宇宙很感兴趣，想要查明人类起源之类的。五年来，他一直秘密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天文学教授通信，通过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共同的朋友，那人的表亲走私肥皂进来，放到黑市上卖，他就通过那个表亲去送信。这些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但应该够用了。”

“你以前用过？”

她耸了耸肩：“有时候吧，有时候他愿意，有时候不愿意。他被枪杀过两次，三次被流放到古拉格集中营，不过一般来说，只要你用对方法，他还挺管用的。如果没有用对方法，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好吧，”我低声说道，“那我最好别出错。”

36

威胁其实挺难把控的，关键在于要让目标人物相信，你有无比强大的秘密权力，一旦要用在他们身上，那伤害会很大，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愿意做出的伤害，当然，对他们是逼迫，而不是哄骗。威胁者有时会用力过度，结果只会造成不幸的事，所以，关键是不要太狠，你要明白，有时候退一步才是成功的关键。

我为达目的，用过许多不可告人的手段，把这些手段用在我喜欢的人身上，并不好受。我挺喜欢古拉科夫教授的，他应门时会礼貌地微笑着询问，下巴上有灰白色的胡子，穿着厚厚的棕色工作服。他给我端来煮好的咖啡，咖啡杯是薄薄的瓷杯，接待我的那个房间里放满了讨来的、借来的书籍。要是换一次人生，我会挺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朋友做伴，一起谈论科学和各种可能性，一起假想和争论。但我现在来找他，有着明确的目的，而他是帮我实现目的的人。

“教授，”我说，“我要找一个名叫瓦塔里·卡彭科的人，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答道，“为什么你来找我？”

“他的一个亲戚刚刚去世了，他的律师让我来找卡彭科，事关一些钱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可以的话，肯定会帮你……”

“听说卡彭科是科学家。”

“我又不是每个俄国的科学家都认识！”他笑了，不安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

“但你可以找到。”

“这个嘛，我可以打听打听。”

“悄悄地打听。据我所知，事关金钱，而且他的亲戚没有死在俄国。”古拉科夫的脸抽搐了一下，开始意识到这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我还知道，”我继续镇定地说道，“你跟苏联之外的科学家也有联系。”

他的手一下子停住了，咖啡继续在杯子里打着旋涡，把杯底的颗粒给激了起来。“没有，”他过了很久说道，“我没有。”

“一个麻省理工的教授，你跟他没联系吗？”我的笑容凝固了，但我没有迎向古拉科夫的目光，而是盯着他杯子里的咖啡。“这样没什么，”我语气轻快地说道，“根本没什么。科学无国界，对吧？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有影响力和能力的人，秘密地找到这个瓦塔里·卡彭科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家会非常感激你的。”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立刻把话题转开，谈了半小时的爱因斯坦和波尔，还有中子弹的问题，不过古拉科夫只是空洞地回应了几句。然后我就离开了，留他安静地坐着，思考下一步该干什么。

古拉科夫三天都没有来一个电话。

到了第四天，克洛纳斯俱乐部的电话响了，是他打来的，听起来好像很害怕。

他说得很慢，太慢了，而且电话里有细微的干扰声，尽管非常不易察觉。

“你可以二十分钟后到吗？来我家。”

“我二十分钟到不了，”我撒谎道，“你可以去阿夫托沃地铁站吗？”

他沉默了，沉默的时间久了一些，然后说：“半个小时？”

“到时候见，教授。”

电话还没放下，我就去拿外套了。“奥尔加！”我大声呼喊，空荡荡的大厅里响着回音。“这里有枪吗？”

苏联地铁系统让我实在看不懂，地上和地下截然不同，仿佛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列宁格勒的地铁开始运行不到一年，延伸线就都已经规划好了。一条线上的车站如同衰败的水晶皇宫般，歪歪扭扭的柱子和马赛克，说好听点，是现代艺术，说难听点，就是华而不实地展现着虚荣心和自负，镶嵌在铺着地砖的站台上，像是皇宫般的画廊。列车永远不会准时到达，但是挂着的时钟仿佛要说服人们相信，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等待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三分钟。

这也成了追逐者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给当地的特工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在开始运行的几个月中，他们好像还没有找到管理地铁系统的好方法，而人拥挤起来的话，藏匿起来就很方便。而且，在俄国常常需要戴上大而厚重的帽子、穿上笨重的大衣抵御冬天的严寒，而且这里的宗教信仰文化鼓励谦逊和质朴，在俄国的隆冬里，要找人根本没法靠面部识别。

我提前到了，他们也是。那些人很好认，列车来了但没有上车的穿着暗色衣服的男人们就是，他们都显得不太自在，在明亮的墙下，他们都是不停移动着的黑点，好像自知隐藏得不是很好。其中一个假装在看《真理报》，还有一个盯着地铁路线图，神情简直像是一条蛇想要吞了羊一样。我第二次经过车站时，还发现了一个女人，她隐藏的技巧高超得多。她带了婴儿车，里面装了个小宝宝，用婴儿作道具我实在不认同，她对小宝宝很专注，所以根本不会引起怀疑，这就完全超过了另两个人。我在阿夫托沃地铁站乘上了地铁，坐几站之后下来，再坐反方向的车返回。我这样往返了两次，第一次返回时，没有在阿夫托沃下车，而是借机寻找那个教授，他出现时，神情紧张，是他们几个中最紧张的一个。他局促地靠墙站着，时不时换脚站，看起来很想要踱步，但又不知道该不该踱步，他胳膊底下夹了本书，封面朝向外面，那是海森堡写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也许是在给我信号，暗示他被人盯着，那样故意呈现自己的书，也许就是想借如此突兀的一本书来提醒我，有点不太对劲。不管怎样，教授已经被人盯住，而且他很可能有我要的信息。于是我坐车经过阿夫托沃站时，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现在跟他交接信息显而易见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不跟他会面，那他很可能会被直接带走，找到卡彭科的最好的机会也白白浪费了。轮回之人做这样的生死决定也并不是很容易，虽然我们有无限的时间，但是这个机会太好了，错过实在可惜，而错过机会的后果又太危险了。我坐车返回阿夫托沃站，车快到站时，我把帽檐拉低，遮住眼睛，然后大喊：“站住，小偷！”

并没有什么小偷，但是人群加速涌动之后就看不出了。我穿梭在列车上的人群中，不管是谁，都奋力将他们推向两边，等到列车停稳，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时，我抬起头大叫：“他有枪！”为了证明我说的话，我拔出自己的枪朝车厢侧墙开了一枪，列车车门打开后，人群蜂拥逃窜。

我用这样的方法是有些弊端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人群骚乱的中心就暴露了我所在的地方，但同时，站台上盯梢的那几位看到人群惊慌逃窜冲出车厢，听到“有枪，有枪！”的尖叫后，可能会做出不明智的举动。我制造了混乱，低头在人群中蹒跚前行，还时不时地叫一句“上帝啊，救救我们”之类的话。我重复地喊着一些无谓的话，具体是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在那样的紧张而慌乱情形之下，没人会在意。我被人推搡、被人踩，人们把我使劲推到边上，好像我给他们添乱了一样。我随着人流走，一直走到惊慌失措的教授身边，他紧紧地靠在墙上，我一把抓过他的手臂，让他跟在我后面时，他都来不及反应，只低声惊呼了一下。

所有的地铁站都有窄道，当人们蜂拥逃跑时，地方就不够用了。我们被推搡到出口时，我使劲靠近古拉科夫，把枪紧紧抵住他的胸口，低声说：“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告诉我，哪里能找到卡彭科。”

“抱歉，”他抽噎着，“我很抱歉！”

“卡彭科！”

“彼耶德罗克-112，他在彼耶德罗克-112！”

我立即放开他，扎进了人流中，再多说也无益，那三个站台上的盯梢人已经开始大叫，在人群中搜寻，拉开人们的帽子，大叫着让人们停下脚步、保持镇定。我看到那个女的手里已经拿了枪，婴儿车被抛弃了，她在大喊着让每个人都停下，检查身份。从楼梯向上望去，地铁站外面更加嘈杂，有许多警察，有些穿着制服，有些则是穿着便服，他们使劲逆着人流往地铁站里来。虽然他们国家的安全部门消息很灵通，但是交通部门的消息却非常滞后。我听到轮子开始转动的声音，列车看守员来到我身旁，他脸长长的，穿着毛皮大衣，我正好扭头看到他惊慌失措的脸。他害怕地大叫：“他有枪，我的天哪！”我冲他的鼻子使劲打了过去，去抢他手上的枪，用劲把他的手腕往上面拧，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感到了手中那把枪的热度，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女的捂着脚尖叫了起来。我把那看守员的枪抢下，朝他的裆部踢了一脚，他倒在了地上。人们四散逃开，我逃向驶来的列车，把枪偷偷放进口袋，跑进打开的车门里。

我从没在俄国当过逃犯。

这样的感觉一开始很刺激，但随后可怕的夜幕降临，潮冷透过靴子啃噬我的脚，我便觉得不刺激了，只想要一个干净温暖的被窝。科斯特亚·普雷科夫斯基的身份证件现在成了最大的危险，还不如没有证件，没有证件至少还能拖延一下，而有这个证件的话，会立刻带来监禁和死亡，毫不拖延。我把它扔进了运河那流动缓慢的污水里，然后买了新的帽子和大衣，躲在一家二手书店里，在一盏手术灯下面翻看苏联地图，寻找彼耶德罗克-112，但没有找到。我本来考虑去克洛纳斯俱乐部，但是那样会给奥尔加和她身边的人带去不愉快，觉得好像不太合适，而且我不能确定那么多特工出现，是否仅仅因为教授去打听那个人，还是有别的原因。于是我接着找，找到了彼耶德罗克-111和彼耶德罗克-113，在地图北部的一片空白处，两个小小的标识，我想只能先从这里下手了，就坐上了去芬兰车站的最后一班电车，去取我的备用假证件。我放了两份证件在铁轨旁边一个废弃的信号箱里面，以前那里有人戴着毛皮帽子，整天站在一旁手动转换信号灯，而现在那信号箱已经成了冬天老鼠避寒的地方了。一份证件上写着我是米克希尔·卡明，党员和业内顾问，这是备受尊敬的职位，不会引来不必要的安全检查，还有一份证件是芬兰护照，已经办好了入境签证，我把它用医用胶带和橡皮筋绑在了小腿后面。接着我在信号箱里度过寒冷的一晚，听着老鼠在地下、周围甚至在我身上跑来跑去。我等待黎明的到来，然后往北方去。

37

我之前说过我试图杀死理查德·莱尔的失败举动，那大概是我坐火车离开列宁格勒之前五次轮回的事。从列宁格勒出发往北，我觉得注定会以流血收尾。莱尔杀死了罗斯玛丽·道赛特，还杀了我。我被杀死后，自然无法继续调查，我怀疑在那之后他杀了更多的人，并且逍遥法外。

第六次轮回中，我被他杀死，第九次轮回中，我追捕他。不是那种为了正义复仇式的热血追踪，也不是像追捕间谍那样的隐秘追踪。我有三十多年时间来考虑用怎样的态度面对他，三十多年了，仇恨都沉淀了下来，我可以沉着冷静地暗杀他。

“我能理解，但我不一定能宽恕这样的行为。”

阿瑾蕾耶出生于二十年代中期，最长寿的一次轮回能活着见到美国的911事件。她有时会这样说：“想到无法活得更久去见证将来的事，就觉得非常灰心丧气，我记得那种感觉。”但当她询问俱乐部那些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年轻成员时，他们都摇头说：“你没错过什么。”阿瑾蕾耶的父亲是一名尼日利亚老师，母亲是加纳的一名秘书。“她在一家医院工作，负责所有的事宜，大家都知道，但因为那是二十年代，她是个女人，所以大家都只叫她秘书。”她说。与我们许多人不同，她不需要童年时期的任何救援。“我父母给我无条件的爱，胜过任何人。”她这样说道。我们在轮回中只要遇见就会成为情人，除了两次，一次是她想试试与同性相处，“看看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本能”，还有一次是她结婚了。她的丈夫是苏丹人，高高瘦瘦的，他一站在房间里，不用说什么，就有种威仪，他是一个疯狂爱上她的凡人。

“我想告诉他真相。”有一天，她向我坦白。我跟她说了珍妮的事，那个我深爱过的女人，最终以怎样的结尾收场，她惊讶地发出啧啧声，然后说：“那还是不说了。”

我之后听说，他们维持了长久、幸福而充满欺骗的关系，一直到他死去。

“你想杀的这个人，”她问道，“他是不是杀了人？”

“是的，”我肯定地回答道，“这次轮回中还没有，但上一次有。”

“但是在他记忆中，不是你的记忆中，他有没有杀过人？”

“没有，”我只好承认，“据我所知还没有。”

我跟她于1948年在古巴相遇。她那时风华正茂，刚刚满二十岁，也不知是第几次轮回了，正过着每次轮回中一如既往的日子：旅行、购物、喝酒、品尝美食，与各种不适合的男人谈恋爱。她有一艘游艇，当地人看到她都很惊奇。她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都纯正地道，她开着船驶向在水中翻腾的鲨鱼，丝毫不畏惧热带风暴，还会大声高呼：“暴风雨快来吧！”我答应陪她在海上待几晚，因为她说还没有到飓风季节，而我之后便会离开去办事。

“办什么事？”她急切地问道。

“我要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我答道，心里列着事情的清单，“我要在猫王死前见他一面，还要杀死一个叫理查德·莱尔的人。”

“你干吗要加入情报局？”

“出于好奇心，我想看看晚年读到的那些阴谋理论，有些会不会是真的。”

阿瑾蕾耶不以为然地喝着朗姆酒。“我真搞不明白你，哈利，”她终于说道，“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你，你有钱、有闲，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可你总是去做一些跟你毫无关系的事。这个莱尔杀了几个人又怎样？他迟早都会死，不是吗？他总会死去，而且不会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是为了报仇吗？”

“不是，谈不上。”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相信，你会为几个妓女这样煞费苦心吧？”

“你会相信的，”我小心地回答道，“恐怕你不得不相信了。”

“但是妓女被人杀死这种事经常发生！你为何不去检举泰德·邦迪，追踪曼森，去找十二宫杀手呢？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人身上？天哪，哈利，这就是你改变世界的方法？”

“我不能改变世界，不是吗？”我叹了口气。“不能改变已有的大事件，泰德·邦迪肯定会杀人，十二宫杀手会让整个加州都心惊胆战。这些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按照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规定，必须再度发生。”

“那你何必要去干涉？拜托了，你好好放松，享受你的人生吧。”

我把头更往后仰着，看着头顶的星空。“再过二十年多一点，人类就能在月球上行走。越南战争中会无谓地死去几十万人，政见不同的人被枪杀，男人们被严刑折磨，女人们流泪，孩子们死去。这些我们都知道，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并不是说要改变世界，不是说知道该怎么去做，我只是在想，如果不发生这些事，未来会怎样？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她咂了咂嘴。

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动作很讨厌，平静夜晚里发出的心不在焉的声音。我扭过头，继续仰望星空，辨认星座。说实话，我都觉得自己说的话很空洞，谈着改变周围世界的热情，却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杀一个还没犯罪的男人吗？

“凡人只有一次生命，”过了许久，她说道，“他们不会想要去改变什么，因为太费劲了，有些人会，有些……‘伟人’，或是满心愤怒的人，或是那些饱受压迫的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站起来反抗，改变世界。但是，哈利，‘伟人’往往都有一个如影随形的词，那就是‘孤独’。”

“没关系，”我说，“我不是什么伟人。”

“如果不是，”她说，“那你就只是个杀人犯了。”

那之后，我便一个人在海滨散步。海水拍打在黑色礁石和白沙上，阿瑾蕾耶开着船继续前行，去往下一个派对，开始下一段征途。

“唯一能让我惊讶的，”她这样说过，“就是人们被惹急时说出的真心话。”

我听到后，几乎叹了口气。那些坦白之词，那些灵魂深处的秘密，早已不再让我惊奇。

我确信，理查德·莱尔会杀人。

我要等到他杀人的那天吗？

我去了伦敦。罗斯玛丽·道赛特在巴特西街区做生意，于是我就去了巴特西街区，到那烟雾缭绕的阴暗房屋里。我加入秘密情报局更多是为了接受训练和学习情报收集技能，并不是了解真正的故事。他们的技能派上了用场，如何悄悄潜入房间，躲在阴影背后。我观察着罗斯玛丽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客人，觉得胃里仿佛奇怪地抽动了一下，我回忆起了我们之间的事，我知道，我跟她纯粹是金钱关系，但如果遇上孤独，这样的关系便会带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我找到了理查德·莱尔，跟踪他，观察他观察别人。他几年后开始杀人，但是在常人眼里，他只是个举止有点不太自然的年轻人，看不出任何会成为杀人犯的细节，甚至他有时候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准时准数地付钱给妓女，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小伙，只是有点怪而已，他跟同事们也都保持着点头之交。我潜进了他在克拉珀姆区的家里，仔细地翻看，没有找到什么目标人物的照片、制造痛苦的刑具、折磨人的痕迹和人体残留物，他家里最让人不舒服的就是咸牛肉和洋葱留下的味道。他的收音机调在了英国广播公司国内电台频道，而且从他为数不多的杂志和书籍来看，他好像对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我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出他以后的样子，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穿着有些品位的靴子在乡间悠闲漫步，脚边有条狗欢快地跟着他，然后进了当地的酒吧，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理奇、迪克或是迪奇，店主也总会给他倒上一大杯啤酒。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这些，也很自然地想到了他那锋利的小刀曾穿过烟雾刺进我的身体。

可是，他还没有那么做。

有没有可能救赎理查德·莱尔？

我想起了做过我学生的文森特的话，那是在剑桥，他坐在的房间里，喝着威士忌。

“你必须问问你自己，帮助别人克服困难，比如说痛风，你帮他战胜痛风的好处，是否胜过你在帮他的过程中所受的损害、劳累和厌恶之情？我知道这么说不太高尚，哈利，但是为了别人而损害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得修复自己，在过程中别人也会受到伤害，就这样周而往复，到头来，结局比原本的更差，”他思考了一下他的世界观，然后补充道，“而且，痛风？你还真要帮别人克服痛风？”

两周后，我跟踪理查德·莱尔到了罗斯玛丽·道赛特的家，他在里面待了一小时，出来时的神情不那么阴郁了，并且样子比较满足。她站在门口，向他微笑，然后他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我买了把枪。

38

我从来没有冷血地杀过人。

1948年的一个冬日晚上，我坐在理查德·莱尔的家里，寒冰仿佛要钻进窗户，我等着他回家，我知道，我完全能够扣动扳机。我所焦虑的不是能否做这件事，而是对于这件事是否正确，我无法确信。我想，内心处于这样的状态，离精神变态也就不远了。是不是需要哭一下，流几滴眼泪，咬一下嘴唇，或是装作紧张地抽动一下？我暗暗希望即使内心没有任何触动，身体也会表现出一些失调，不自觉地展现出一些愧疚感。我坐在黑暗中，静静地等了几个小时，谴责着自己毫无愧疚感的内心。这是个自我打击的过程，这种思想过程让我觉得越来越可笑，而让我更觉得气愤的是，这么一点良知的反应都只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已。我愿意夜晚哭着入睡，也不要这样冷静地分析自己道德感的沦丧。

我闯进理查德·莱尔家里的时间是夜晚九点二分。

他凌晨一点十七分才到家。

其实他经常这么晚回来，但九点钟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周围邻居们安顿下来休息了，我的闯入不太会引发不必要的纷扰。我没开灯，以免别人注意，我把枪放在腿上，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等着，这客厅也是卧室，厨房也仅仅一个工作台之隔。

他进门时喝得微醺，但没有完全醉。

他突然看到我，戴着黑色皮手套，还有一支小小的消音手枪，这让他立刻恢复了清醒，生死面前，理智可以战胜酒精的力量。

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开枪打死他，他就那么站在门口，食指上的钥匙环中，钥匙还在晃荡着，他穿着棕色羊毛背心，里面是绿色羊毛套头衫，脸被烟尘染上了一层灰色。看到他时，我和他一样，僵住了。我不想跟他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但当我伸手拿手枪时，他突然说道：“虽然我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什么全都拿走。”

我犹豫了一下，举起了枪。

“别这么做。”他的声音几乎像在耳语，说的话也很没新意，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况且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也不得不那么做。“求你了，”他跪了下来，脸上已经满是泪水，“我从没做过什么错事。”

我想了想。

然后扣动了扳机。

第四篇 文森特与量子镜

所有的时间和空间，过去的和将来的，像一张充满生机的地图一样铺陈在你面前。一台仪器可以从简单的原子外推演，进而解释整个宇宙所有的奥秘。

39

我喜欢俄国的火车。

当然不是因为舒适，它们一点都不舒适。也不是因为速度，那速度根本乏善可陈，尤其是相对于这么辽阔的土地而言。也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那只是单调的重复而已，因为大自然已经决定了在这片土地上，风景就是如此贫乏。

我喜欢俄国的火车，或者说至少是我坐过的火车。那是在1956年的早春，我冷血地杀死莱尔的几百年之后。我喜欢那里的火车，是因为艰苦的条件让车上的旅客，从某种程度上说，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优点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冗长、寒冷、不舒服且乏味的旅程中，比起车厢里只有一个难以相处、极具危险或内心疯狂的旅客，还不如整个车厢都塞满了这样沉闷而安静的旅客，这样还感觉安全一些。如果同样的旅程中有开心的旅伴作陪，那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而我用新的假证件登上的从列宁格勒去往东北的列车上，同车厢的旅伴们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我的家乡太差劲了。”培提尔说道，他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对他来说，能在铸造厂里一天仅仅工作十一个小时就已经让他激动不已了。“那里人都一团糟，土地很差劲，就算施了肥料也很差劲，但是我要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会有所作为，会遇见一个愿意嫁给我的姑娘，跟她生下孩子，我绝不会让我的孩子们经历我的苦难。”

“培提尔真是一腔热情，”维克多利亚说道，她是相对比较安静的十九岁女孩，正期待着去学习农业政策，“我父母肯定会很骄傲，我的妈妈连字都不识。”

小木盒一阵咔咔响，说明塔尼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要来了。我们都尽量远离雾气模糊的窗户，互相拥挤着往潮湿的车厢里面靠，柜台边挤满了人，人们的希望随着拿破仑发动长期战役的战略计划和感情承诺而破灭。我对我的旅伴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的热忱是那么天真，他们的希望是那么不顾一切，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几乎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我都可以想象得出五十年后的维克多利亚，肯定会哀悼逝去的日子，就像奥尔加哀悼沙皇时代的逝去一样。而培提尔则肯定会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腿，大声说：“我们没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全都怪那些混蛋！”无知里面有天真的成分吗？即使有，我们会因为天真而容忍别人吗？车厢里都是呼吸形成的水汽，爬满了车壁。车轮每次碾过铁轨交接处，车厢都会像小羊一样弹跳一下。我觉得我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七个小时的多米诺颠簸之后，我的旅伴们都安静了，坐得直直地相互靠着打盹儿。我被挤在一个鞋匠和返家的战士中间，考虑着下一步。我要找彼耶德罗克-112这个地方，而且我隐隐觉得，那些阻止我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应该能预测到我接下来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用新的身份证件，直接找过去也很可能会遇到麻烦，理智一点的话，应该撤退，改天再找过去。

但是问题又来了：我应该改到哪天去？万一我改天再去时线索已经不在了怎么办？我怎么敢放手不管，我真的准备好这样放手了？我是被人追踪的逃犯，在陌生国度的陌生人。这样的事，我已经一百年没有经历过了，我身处的困境让我的胃难受、脖子疼。但是我身上有新的身份证件，有枪和钱，而且在这样的情形刺激之下，肾上腺素让我血脉偾张，兴奋无比。我决定继续前行，明知这样很不理智，但我不在乎。

下车的队伍那头有几个守卫等着，是几个当地的小伙子，应该接到了指示电话，他们平均年纪二十三岁，基本都是二等兵，看上去他们得到的好像是描述而没有照片。我从旁边人开着口的包里拿起一瓶快空了的伏特加，喝了一点，在脖子上和手上抹了点，像抹香水一样，使劲揉眼睛，直到流出眼泪，然后加入了下车的队伍。太阳快下山了，怒气腾腾的一团红球在灰色的地平线上，看着都让人觉得沉闷。

“姓名！”

“米克希尔·卡明，”我含糊不清地说道，把酒气喷在他们脸上，“我的表亲到了吗？”

守卫检查了我的证件，一点问题都没有，再看看我的脸，好像有点问题。“把帽子摘掉！”

我摘了帽子。装醉往往容易装过头，我扮醉的时候，一般只突出几个重点。恭顺地服从着，我手上扭着帽子的帽耳，咬着下嘴唇，低着头，眼睛往上瞄着守卫，脖子缩在肩膀里，像在渡河的鸟一样小心地驼着背。

“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表亲，”我咕哝着，“那混蛋快死了。”

“你表亲是谁？”

“尼克莱尔。他的房子可大了，你们应该查查他，他房子太大了，可我问他，我能不能住一阵时，他却说不行。”

我又冲那守卫喷了口酒气，他退缩了一下，他把证件还给了我，鼻子恶心地皱着。“快走开，”他抱怨道，“醒醒酒！”

“谢谢你，同志，谢谢。”我学他们说话，鞠了个躬，走开了，像是满族官吏给皇帝行礼之后退下一样。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泥泞的街上，裤管都沾上了泥巴。

这个地方勉强可以叫作小镇吧，它的名字叫普罗斯基普莱迪。我走在它寂静的街道上，那些小木屋的单薄的前门没入泥土中，带点西部牛仔电影里的那种风格。我有点希望会看到里面突然冲出一个哥萨克人，后面追着个生气的乡下姑娘，大叫着：“该死的，你去死吧！”可惜没有。这里不过就是个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中途让旅客转站的小镇而已，被踩得最多的泥泞之地，就叫路了。唯一的一家小店门口挂着块牌子，写着“没有鸡蛋”。门口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兵，像所有的牛仔电影里一样，他低沉地哼着两句记不太清楚的歌词，像卡住了的磁带一样，一遍又一遍重复。但不管怎样，普罗斯基普莱迪小镇以自己方式代表了文明与更远方的交接点，所能看见的更远方是一片辽阔的黑土地，还有几棵垂头丧气的树。唯一的建筑物是一栋砖楼，立在铁轨旁，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那是砖窑，为北边的发展提供材料，那些地方的名字翻译过来挺吸引人的，比如七五学会、三二公社，社会主义大家庭一起住的地方。我花了点钱，坐上了砖匠的卡车，往北去。往彼耶德罗克-111去。砖块还在冷却，随着卡车在往北的小路上颠簸，我在车上度过了温暖漆黑的三个小时。路途中有一次砖头坍塌比较严重，在我周围形成了砖墙，我都几乎要睡着了，被暖和的砖块包围着，然后突然车猛地抖了一下，停了下来，车后的顶棚打开了，一个欢快的声音说道：“彼耶德罗克-111到了，但愿你满意这次搭乘。”

我迷迷糊糊地爬了出来，烧砖人和他的助手开始把砖头往路旁扔，杂乱地堆成一堆，就像报童会把报纸扔在不礼貌的那家人的门口一样。他们一边扔一边高兴地交谈，我使劲眨了眨眼，在镇上昏暗的灯光下，依稀辨认出了一片房子、一家百货店，还有最高的建筑——冶炼厂，它喷出的烟火是漆黑夜里唯一的色彩。头顶的星星好像无数小水滴，凝结在无云的天空里。我找到了北极星，还要往北，我问身边的同伴：“到彼耶德罗克-112还有多远？”

他们笑了：“还要开两小时吧，不过，同志，你还是别去那里，那里只有士兵和科学家。”

我很感激地谢了他们，然后往这个镇的中心去了。

找旅馆住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当局可能还在追捕我。晚上睡在外面太冷，白天那一摊摊的水，到了晚上都结成了坚硬的黑冰。我在没有一点灯光的街道上游走，靠着冶炼厂火焰和冷银色星光摸索着墙走，终于意外地来到了镇上的酒吧。那里当然没有打着酒吧的名号，不会主动邀请陌生人进去，但是所有的小镇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人们无事可做时可以去的地方。也许这里曾经是人家，只是有一天忘记对陌生人关上门而已，于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巢，屋子中间有个火炉，男人们都静默地坐着，认真地将自己灌醉。我走进去后，引来了一些人奇怪的注视，但没有人说话，我在火炉旁坐了下来，给管事的那个长着两颗牙的女人一些卢布，买杯酒，只要不是冰冷的就行，然后再来碗米饭和豆子。

“我要去见我表亲，”我解释道，“他快死了，你们知道有谁能带我去彼耶德罗克-112吗？”

“明天吧，明天。”一个干瘪的人含糊地说道，再无他言。

40

我还是睡着了，当被人摇醒时，我的手凭直觉探入口袋，摸摸枪是否还在，想到了守卫、战士和复仇。一个眼神清亮的圆脸男人热烈地对我笑，连耳朵都跟着抽动着：“同志，你要去彼耶德罗克-112？我带你去！”

他漫天要价，而交通工具是以前的德国国防军用车。我一般不会轻易吃惊，但那一刻，我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车门和挡板周围的金属已经锈成了一片皱皱的橙色，座位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弹簧和填充物，外面是用旧毯子边角料重新做的面罩，但是前面和旁边还是有纳粹的符号。我吃惊地打量这一切的时候，那年轻人带着自豪的笑容大声说道：“我的父亲杀死了两个上校和一个少校，杀完了，连油漆都没蹭掉！”他站在车边，模仿着那一刻：“砰！砰！砰！软头弹，就这样，三枪，一枪一个。我爸在波兰被坦克炸死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了辆车，你要搭车吗？”

车开了，确实有点招摇，但是能开，而且正开往我要去的地方。

“谢谢你，”我含糊地说道，“这感觉挺新鲜的。”

去彼耶德罗克-112的路上，我沉默地坐着，缩成一团，抵御刺骨的寒风，思考着下一步。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好奇心和所有的计划都到此为止了。当局很显然在追捕我，而且我没有秘密进入的方法，而且我觉得不太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可以通过花言巧语骗进去。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为了找到答案，我愿意死一次吗？考虑到我目前的情况，死亡似乎很有可能，我宁愿干脆一点死掉，也不要在卢比扬卡被漫长的审问折磨。这么年轻就死掉，感觉会浪费很多时间，因为这预示着随后就有一段冗长无聊的日子，而我下定决心在死前一定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瓦塔里·卡彭科和彼耶德罗克-112的信息。那么就踏上自杀式任务的路吧，这会成为自杀式任务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获取的信息值得我死一次就好。我考虑了一下自己的情形，知道自己其实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理智上来说，根本不该这么做。这是一次冒险，危险的、鲁莽的、不计后果的冒险，这样的冒险，从没有过。

如果说彼耶德罗克-111是个只有一匹马的小镇，那么彼耶德罗克-112就是那匹马死去的厂。铁链围成的栅栏，里面是凌乱的矮房子和矩形的水泥体，没有窗户，没有名字，没有灵魂。路的尽头是扇门，上面的标牌写着“彼耶德罗克-112，必须出示证件”。两个穿着军队制服的守卫挤在门旁的白色小棚子里面，听着收音机，我们驶近时，其中一个守卫急忙跑了出来，挥手示意我们停下。他好像认出了我的司机，亲切地拍了一下他肩膀，但他向我走近时，表情严肃了起来，手指抓紧了挎在身上的枪带子，冲我大声说话时的语气中的警觉好像比往常多了一些：“同志，出示你的证件！”

我决定执行这自杀式任务时，就决定泰然自若地应对，我下了车，大步走到他面前，说道：“我是上尉，你是哪位同志？”

他立正了一下，有点惊讶于我的反应，我也有点讶异于他这个反应，这是训练的结果，几乎本能的反应。给人威胁感的诀窍在于不要使用过高的分贝和过分的言语，而是沉静地让听你说话的人都知道，必要的话，你的人会替你大声说话。“你的指挥官呢？”我又说道。“他在等我。”

“好的，上尉同志，”他立刻大声说，“但我还是需要看一下你的证件，上尉同志。”

“我是米克希尔·卡明，国内安全部的。”

“我需要看一下你的证……”

“不，你不需要，”我温和地说道，“你需要检查证件的人，是送稻谷的农民们，是传递上周信件的政委们，是出去小便的士官们，那些不明大事、看不到全局的人。我的孩子。”称他为“我的孩子”颇费了一番劲儿，不是将伦敦的黑帮腔调转化为热忱的苏联称呼那么简单。“你不需要看的是，一个从没来过这里的人的证件，我可不是来捣乱的，我要真是来捣乱的话，你麻烦就大了，听明白了吗？”

那小伙子几乎不知该怎么办，几乎在发抖了，害怕不听从长官要求的后果，也害怕不听从我的话的后果。我决定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我很高兴，你非常负责，我的孩子，”我又说道，克制了冲动，没有使劲用手扣在他的肩膀上，“但是你的职责，恐怕比起大事来根本不足一提，甚至有那样的想法都是对我的蔑视。你还是当个好士兵，护送我去见你指挥官，同时你也可以注意我的举动，我也用不着在这冰天雪地里被冻得不行，浪费时间，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你说好吗，小伙子？”

“小伙子”这个称呼的含义，要翻译起来很难，因为这个词经常被来历和阶级不明、面红耳赤的地主用最傲慢的语气对别人说出来，其蕴含的意思比“我的孩子”这个词更难传达。有时候，霸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就能解决问题，对于受训听命于霸道的国家统治者的人来说，特别管用。守卫肯定收到安全方面的通知了，要特别警惕一个人，这个从他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而国内安全部的人突然出现在他门口要求见指挥官，肯定让他吃惊不小，如果是国外特务，是肯定不敢这么要求的，所以应该可以相信，而且这么重大的事，说不定他根本没有资格多考虑。

“请跟我来，上尉同志！”

他让我进去时，还敬了个礼。

41

我曾经在以色列的一个小村落工作过一段时间，彼耶德罗克-112跟那里有点像。一百二十多年都沉浸在美酒佳人和靡靡之音中之后，我当时特别想体会田园生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玩乐女王阿瑾蕾耶让我想到了去迦南，我去了，理由是想通过辛苦的耕种劳作找回人的本真，而她，克制了我杀死理查德·莱尔的冲动之后，去香港住了。那时是1971年，我五十二岁，正好奇该不该试试染上海洛因死去。

“你不知道你多幸运吗？”她在夜晚星空下躺在躺椅上问道，默不作声的女佣给她准备好了针。“你可以尝试一些别人都不敢的事，可以开开心心地死去，然后重生之后再来一次！”

“这些针干净吗？”我问道，仔细地看着小银盘上的针。

“天哪，哈利，这重要吗？当然了，是干净的。我从一个叫洪的人那里直接拿来的，他是三合会的人。”

“你怎么会认识三合会的人？”

她耸了耸肩。“那里所有纸醉金迷的场所都是他们经营的，只要你有钱、会玩，自然就会见到那些人，来。”她滑下躺椅，本能地轻轻笑着，帮我卷起了袖子，我变老后，手臂上的血管也变成深蓝色，不过也许是皮肤变白了。看着我手臂上的血管在压血带的作用下隆起时，她咯咯笑了，肯定看出了我担心的表情，拿起第一根针，开玩笑地拍了一下我的皮肤：“哈利！你不会从来没有干过这事儿吧？”

“等到我有钱又有闲的时候，”我肯定地答道，“我已经经历了几次轮回，知道这玩意儿不好。”

“你不该被凡人说的话所影响，”她责备我，“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她用针的技巧很好，我几乎都没感觉到针插进去。

人们经常用陶醉感这个词来形容这感受，而经历了之后，我发觉这个词根本没什么用，因为这样的境界无可比拟。无与伦比的幸福感，无可言说的满足感，是极乐，是一场旅行，是灵魂出窍的体验，这些都是对这个美妙过程的描述，但说不出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任何记忆可以唤醒这样的感受，没有任何替代品可以模拟。所以真正体会之后，陶醉感这个词非常恰当，让人渴望但却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四肢感觉沉沉的，嘴巴很干，可我不在乎，因为嘴巴已经不是我的了，我只知道，我是静止的，而时间在动，我竟然过了这么久才开始理解时间的本质，我真希望手边有笔记本，可以记下我现在这些从没有过的思绪，我肯定这些能改变人类生存的方式。我看着阿瑾蕾耶给自己注射，然后给女佣打，她的头枕在阿瑾蕾耶的腿上，像是顺从的小猫。我想告诉她们，我找到了关于现实世界的最伟大的想法，看见了惊人的真相，我真想让别人都看见、都明白！

鸦片可以抑制性欲，但我知道阿瑾蕾耶吻了我，我们不再是年轻的恋人了，不过这没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跟这陶醉感一样，没有经历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知道女佣在跳舞，我跟阿瑾蕾耶也跳舞了，女佣跳着舞、打着旋走过甲板，一直走到了船头。我们跟了上去，我的腿沉得几乎动不了，用双手把自己给拖过甲板，我趴着，仰起头，看到阿瑾蕾耶嘴唇贴在女佣的脖子上，呢喃着不可言说的秘密，然后女佣笑得更厉害了，站到了船舷的扶手上，张开双臂，将自己臣服于重力，脸面向水面。

两天后，她的尸体冲到了海岸上。

验尸官认定为自杀。

她被埋在一个无名坟墓里，没有家人来悼念她，阿瑾蕾耶离开港口时连那个女佣叫什么都没告诉我。棺材入土三小时后，我就去了以色列，在骚乱频繁的戈兰高地南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当工人。我不是犹太人，对那个国家也没什么政治热爱，但是有个农场主让我在夏天给他摘橘子，我也没更好的地方去，于是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工作了七个月，每天背着个篮子起早摸黑，晚上只吃大饼，不看书，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不跟外面的人说一句话，我跟另外十三个工人一起住在放满双层床的木棚里，如果干活没有让那个农场主满意的话，他就会大声训斥我，我像个小孩子一样默默地听着。有人低声说我精神肯定有什么问题，一个英国人干吗要跑到这深山野林每天在泥泞里跌爬滚打。有时候当地的小男孩们会跑来看稀奇，我们这些工人都不敢单独出去，害怕那些被农场主夺了土地的人家会袭击我们，结果，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出去过，只是躲在高高的白石墙里，躲着外面充满敌意的人，躲开他们的报复行为。

有一天农场主的老婆坐到了我身旁。

“我觉得你该放下了。”

她是个魁梧的女人，头上戴着黑色假发，身上系着黑色围裙。

“你心里藏着的事，”她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但是，”她的手游走在我大腿内侧，“哈利，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你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要记住，因为你就是你，你就是你，千万不要后悔，后悔过去就是对灵魂的后悔。”

她的手顺着我的腿往上移动，我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小心地放在她的腿上。她叹了口气，轻轻地扭过头，身体也别了开去。“只是有那么一瞬间，”她说道，“我的手碰了一下你的手，不过那一瞬间也过去了，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感受不到了。这一刻也过去了，我坐在你身边的这一刻，死了，就让它死了吧。”

她边说边迅速地站了起来，整了整围裙，掖了掖包在身上的短裙，然后继续干活去了。

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42

在几次轮回之后，比那时年轻十五岁时，我到了彼耶德罗克-112，想起了以色列的那个小村庄，晚上一片寂静，一片长长的、低低的木棚是给工人们住的，高高的围墙把他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一个充满敌意、让人害怕的黑暗世界。戈兰高地像另一个部族的神像一样高高地在我们之上，彼耶德罗克-112的纪念碑则是那些没有标志的水泥建筑，它们好比是现代原子和科技的寺院。

我走路的速度是经理探访下属那自视重要的速度，第一道门有更多的守卫，通往水泥的下陷区域，深度与建筑物在地面上的高度几乎一致。他们面带疑惑地看着我，但是护送我的人对我毕恭毕敬，所以他们都不怀疑我，没有再问一个问题。

地下过道里的是白色条形灯，没有任何标志该往哪里走，除了简单的B1和G2。墙上的注意事项写着辐射标识必须一直戴着，可这里又不是核测试基地，还有一张海报，上面画着科学家、士兵和快乐的工人三个人，走在金色田地上，阳光照在他们背上，提醒着所有路过看到的人要眼观大局。有许多平民，混杂在守卫之中，不穿实验服，而穿厚重的外套，尽管这个地方并不是工业仓库。厚厚的遮板把更加机密的区域给隔离了出来，或者根本不予进入，上面写着大大的警示“未经授权，不得入内”。

指挥官的办公室是个小房间，地面被抬高，俯瞰着通往外面的传输平台，桌上的黑白相片上，一个男人拿着一挺大机枪，肩上绕着好几排子弹，像黑帮背着赏物一样，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四十年代最流行的共产主义歌曲，副歌部分基本是“我们在弟兄们的鲜血中走过，带着孩子们走向阳光的未来”或是“我们在祖国土地上，为了所爱的人和同志们辛勤劳动”诸如此类表达决心的诗句。指挥官是个非常瘦小的人，突出的鼻子，扁平的脸，骨瘦如柴，仿佛经历了可怕的医疗事故。我们一进房间，他那棕色的眼睛就从一排电话机上移开，看到我，他立刻大声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我已经大胆地开了头，我决定大胆地继续下去，于是伸手掏身份证件，故意装出找不到的样子，我大声说道：“我是米克希尔·卡明，同志，国家安全部的，我的办公室人员打过电话来。”

“我没听说过你。”

“那你该换个秘书了，”我高声说，“我花了八个小时好不容易到这儿，我可不想为了你们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而浪费一秒钟。你收到最新的描述了吗？”

指挥官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那个二等兵。他是有头脑的人，不该在没有手枪防御的情况下，允许任何人这样对他说话。我看出他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想了，于是一拳头重重敲在桌子上，桌子都往后挪了，然后冲他厉声说道：“真是要命，你觉得间谍会坐等你理清书面工作吗？我们得马上行动，赶在他收到警报之前！”

残暴行为在坚定意志的支配下可以取得惊人的效果。指挥官的眼神立刻专注了起来：“间谍？我从没听说过，你到底是谁？”

我夸张地翻了个白眼，向那个二等兵大声叫道：“你，出去！”

他像是非常矛盾，不明白该听谁的，但身体本能地做出了听从命令的反应。我等他关上门后，斜倚住桌子，直视着指挥官的眼睛，说道：“打电话，把卡彭科带来。”

他的犹豫不决终于还是表达了出来。

“我不认识你，”他再一次坚定地说道，“你到这里来说这些话……”

我掏出了枪，假身份文件也掉了出来，文件跟枪在衣服口袋里混夹在了一起，但文件掉出来时，反而稍稍缓解了那一刻紧绷的气氛。“瓦塔里·卡彭科，”我轻声重复，“打电话，把他带来。”

是逞英雄还是向现实低头，两种思想在他脑子里打着架。

终于，他还是向现实低头了，这让我松了口气，如果他反抗起来，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43

我真的无法完全理解自杀式任务这个说法。字面上看其实很简单，首先便预示着我要重复相当无聊的童年。当然，对于现在很可能脑袋上被打个窟窿这个自己选择的状况，我感到很遗憾，但是目前，最让我害怕的情况是被俘虏而遭审问，我觉得忍受无聊的童年相比之下要好得多。

但我见到过有的凡人仅仅为了听从命令而走向死亡，在诺曼底海岸上，许多尸体浮在登陆船体附近的水面上，我看到有人边冲向机关枪边说：“见鬼，我从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不过既然来了，作为一个男人，还能怎么做？”没有退路，除了死亡没有别的更好的路可以走，他们赌了一把，没有想过会到这样毫无选择的地步，没有想到自己错了。

对我来说，我很可能死在这里，因为收音机里面的一个晶体管早了几年出现，因为有一个男人可以看到未来，因为这些持枪的人也持有秘密。

指挥官很清晰地把结果讲给我听了。“你会死在这里的，”我们坐在他办公室等卡彭科时，他这样说道，“你让自己好过一点吧。”

我笑了，“让自己好过一点”暗示着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句话纽约警察更常用，而不是躲在某个基地里的指挥官。我满不在乎的态度让他觉得诧异，他那苍白的脸上，细细的灰色眉毛拧着。“你很镇定，”我说道，“被枪指着竟然还能这样。”

他耸了耸肩：“我这辈子过得值了，而你，你还年轻，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挂念，你结婚了吗？”

“这问题问得真伪善，”我答道，“如果我说，我很享受生活在罪恶之中的话，会不会有一样的情感暗示？”

“你还享受什么？也许你可以再次享受。”

“这个想法很好，”我叹了口气，“我很感激，不过肉体上的享受总会让人生厌，虽然享受时确实非常美妙，但也同时会带来很多问题、情感包袱和疑虑，说实话，我都怀疑其中的悲伤都会超过获得的满足感。”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抬了抬眉毛说道：“你肯定没喜欢对东西。”

“曼谷的一位耳朵按摩师曾经也对我说过这句话。”

“你不是俄国人。”他说。

“我的口音有什么问题吗？”

“俄国人干不出这样的事。”

“这话是对苏维埃精神的不敬啊。”

“你误解了，你好像是非常清醒地选择了这样的自杀方式，但同时你好像也没有出于其他理由的更进一步的计划，我看不出你这么做的特别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说我是外国人？”

他又耸了耸肩，“直觉吧”。这让我有点丧气，直觉是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或控制的少数因素之一。“同志，”他继续道，“你看上去很聪明，不会无谓地做这样的事，你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没有能让我这么投入的。”我答道。敲门声把我们的心灵交谈打断了，我示意坐在桌子后面的指挥官别出声，把枪藏进衣服里，放在他桌子旁的高凳上。

我点了点头，指挥官开口让人进来。

“进来！”

门开了，正要进来的人话正说到一半。

“……现在很忙，真的不能……”

话语戛然而止。

那个人看看指挥官，再看向我，立刻笑了出来。“天哪，”他说的每个字都像是鹅卵石投进池塘一般，清澈而好听，“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44

许多次轮回前，在那个忙碌的夏天，我跟文森特·兰吉斯开始真正审视对方的内心，我们本来还会一起在剑桥康河里划船，而在那个夜晚，他知道了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事，然后把我打伤，让我深深地怀疑上了他。

我从来都不太喜欢划船，总觉得作为交通方式，这是最不明智的，更不明智的是，在剑桥很多人都玩，而且就是要玩得不好。游览康河，肯定会看到学校和一些教授撞到桥，导致河道阻塞，而船搁浅在泥泞的岸上，船桨掉进湍急的河水中，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个人掉进河里，如果没有这些场景，那肯定算不上是完整的游览。我觉得威尼斯的贡多拉也类似，收费奇高，远远超过了船手技能所应得的，而游客心甘情愿地被宰，天真地让更多划贡多拉的人如此骗取游客的钱。

“这就是你的问题，哈利，”文森特说道，“你从来都没有把事情分两半来做的概念。”

我一路不高兴地嘟嘟囔囔，在河边，在船上，在跟学生们碰碰撞撞时，甚至在文森特打开准备好的藤篮、拿出加了一点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和切得方方正正的黄瓜三明治时，我都在发牢骚。

“黄瓜三明治，”他说道，“对我们完成任务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的什么任务？”我闷闷不乐地问。

“我们证明了合理和理性是社会舆论压力和好天气的傀儡，因为我跟你可能知道，”他带着一股热忱将船桨插进水里，“这对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学者来说，都是种可笑的消遣活动，但我又想不出合理的理由来反驳，就得这么做。”

我们的同伴都咯咯笑了。

文森特所选的同伴我并不觉得很好，我只在河边见过她们，而且有她们在，我更加觉得注定要失败。她们一个叫莱蒂西亚，一个叫弗朗西丝，名字和人我对不上号。她们穿着很得体的、扣子扣到脖子处的夏服，耳边带着完美的发卷，但同时也并不得体，因为她们非常清楚，在夏日跟两个单身汉来划船，是“妈妈绝对不允许”的事，而且这次游玩中她们所想的事情估计也都是围绕这个而展开的。

“莱蒂西亚的父亲在生物化学方面是个人物。”文森特在我耳边轻语。“弗朗西丝被人追求着，他叫休，很讨厌的一个人，今天在草坪上打网球，我们到那附近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必须要亲吻弗朗西丝，要让休看到，得找准时机，否则又得重新来一遍，必须要让他注意到才行。”

我搬出老师的那一套，说跟学生一同划船已经不太好了，更别说接吻了。文森特长叹了口气，到草坪那里时，他吻了弗朗西丝，故意让船桨掉进水里，坚持让我跟莱蒂西亚逆流划船，而他做非常重要的事去了——暂时诱惑弗朗西丝。于是我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远处看来，小小的文森特充满感情地拥抱住了弗兰西丝那活泼的身子，他的任务完成了。

我擦干净手，把船桨安全地放回船上之后，出乎自己的意料，我居然笑了出来。因为实在太可笑了，超出了我对这件事的讨厌，我也说不清楚，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法一直保持闷闷不乐的样子，而黄瓜三明治那么小，那么无味而可怜，更加增加了这件事的可笑程度。莱蒂西亚可能觉得被忽视了，希望我也跟她亲密一下，而我礼貌地拒绝了她，于是校园里传开了，说我其实是同性恋，喜欢文森特的身体而不是他的头脑。

“太好了，终于有人做到了，”文森特听到传言后说道，“如今靠智商和情商引诱女孩子很不容易的。”

我应该发觉蛛丝马迹吗？

我应该看出文森特的身份吗？

他本人就是个新奇事物，与众不同，行为可笑，智慧过人，忧郁而荒诞，他是平凡之地的出类拔萃的人物。那天活动结束，两个姑娘回家面对身家清白的严肃的父母后，我们坐在我房间里，喝着剩下的杜松子酒，还剩了一些，文森特觉得这比全都喝光要可悲多了。我们又讨论了永恒的主题——文森特的毕业论文。

“我不知道，哈利，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不是那么重要了？天上星星的旋转，原子裂变，天空中光线的折射，人身体中的电磁流……

“是的，是的，”他拍了拍手，“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一万字的论文……根本没意义，不是吗？还必须只写一个重点，就好比没有真正理解原子反应的本质就去理解太阳的结构！”

又来了，又是这样的大吵。

“我们谈的是万物理论，”他吵着说，“就好像一夜之间被发现似的，就好像那个叫爱因斯坦的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叫：‘我的天哪，我知道了！’就这样，一下子弄明白了整个宇宙。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可笑，认为可以在数字、原子甚至银河的巨大力量中找到解决方法，就好像我们小小的学术界可以在一张A4纸上理解宇宙的结构，X=Y，大家会这样说，有一天终会出现一个万物理论，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就可以罢休了，我们会取得胜利，通晓一切。简直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大错特错，”他肯定地说道，“改写一下约翰逊博士的话。”

我建议，宇宙的命运是不是可以放一放，先关注眼前好好毕业的事情？

他吹了个很响的口哨，满是轻蔑。“这个，”他大声道，“正是大学的问题所在。”

45

“天哪，”他说道，“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年长了几岁，几百年前，他还是刚刚三十出头的面带稚气的年轻小伙子，而如今他已经身穿灰色西装裤和保存得很好并且擦得光亮的棕色皮鞋，大大的绿色束腰衣与苏维埃风格比较搭配，他留着稀松的卷胡须，想要增加一些年龄感，以前他叫文森特·兰吉斯，现在他成了卡彭科。两个带枪的守卫跟着他进来了，他们举起了枪，立刻让我趴下、把手举起来，但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安静。

“没事，”这个叫卡彭科的人说道，“交给我吧。”

文森特·兰吉斯，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学生，虽然天生的语言是英语，但他的俄语毫无瑕疵，他的眼神充满着回忆。他在剑桥打了我的同一个晚上，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家，我用尽关系和办法去找他，但徒劳无获，到处打听也没有打听到。文森特·兰吉斯，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从法律上来说，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过我也一样。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想好的所有策略和问题，一看到他，便一下子都忘记了。这时候他冲我狡黠地一笑，然后瞥向指挥官，说：“同志，可以让我们单独待会儿吗？”

指挥官看看我，我的嘴唇都好像张不开，含糊地说了一句：“好吧。”

指挥官小心翼翼地起身，走过文森特身边时停了一下，转向他，不大声但我可以清晰地听到他说：“他有枪。”

“没事，”文森特说，“我来处理。”

他点了点头，让其他士兵也都离开了，他走到指挥官的桌子前，自信地坐在了那张大椅子上，双手握着，举在他下巴前，手肘放在交叠的双腿上。

“你好，哈利。”他这才开口说话。

“你好，文森特。”

“你是因为丹尼尔·凡蒂埃尔来的，对吧？”

“是他指的路。”

“自以为是的小人，”文森特说，“有个让人讨厌的坏习惯，喜欢说别人很聪明，其实只不过是想让别人也夸自己聪明。我本来还希望他帮我们解决一些监视方面的问题，可最后我还是让他走了，不过那个笨蛋记一些技术规格还是可以的，我几个月前就该让他死的。你到这里来，是通过古拉科夫教授吗？你喜欢他吧？”

“是的，非常喜欢。”

“恐怕他已经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

“真遗憾，不过你负责的东西好像要用到很多枪，是不是还不得不杀掉许多人？”

他不耐烦地呼了口气。“这些你都明白的，哈利，不能一下子引进太多的先进科技，否则后果就不可收拾了。过多的关注会引来风险，倾覆一切，你是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这个你肯定明白，说到这个……”他一个手指的指甲在旁边手指上轻弹，发出沙沙的声音：“是不是俱乐部各地的力量都马上会集结起来对付我？”

“俱乐部知道我的怀疑，如果我消失的话，他们会追查这件事。”

他呻吟了一声，气恼地翻了个白眼。“那样就没劲了，哈利，真的。大家都不知道，苏联的中层阶级有多么官僚。如果你当总书记的话，没问题，什么都很好办，而政治局下面的职位，如果要终止或迁移某个项目的话，不知要做多少书面工作。”

“确实不太保险。”我承认道。

“政治嘛，”他突然说道，“大家都在互相挖对方的不可告人的事。哈利，我要说的是，我真的不想搬来搬去，如果你消失的话，俱乐部会找你吗？”

“也许吧，”我耸了耸肩，“这是我们要说的情况吗，我得消失？”

“我不知道，哈利，”他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你觉得呢？”

我们第一次凝视对方的眼睛。他不是什么学生，不是在康河里划船的、争夺一个叫弗朗西丝的姑娘的年轻人，而只是一个年轻身体里的老人，睁着圆圆的眼睛。我从衣服里拿出枪，轻轻地放在腿上，手指放在扳机处，这个动作让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然后又看看我。

“不是用来打我的吧？”

“只是怕很难回去报告，以防万一。”

“当然了，给自己脑袋打颗子弹，你真是太有决心了，不过……”他轻轻地转动椅子，双肩好像耸了一下。“你到底要报告什么？”

我叹了口气：“告诉我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太麻烦了？”

“一点也不麻烦，哈利，其实我还希望，如果你知道了，说不定还会加入我们。”他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示意了一下门口。“走吧？”

46

我的父亲。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两个父亲都想。

我想起帕特里克·奥古斯特在炉边沉默地坐在我对面，削着苹果皮，转一下，削一下。

我想起了罗利·赫恩，左腿浮肿非常厉害的老人，一次没有什么特别的轮回中的1952年，他写了封信告诉我，他要去霍利岛度假，问我要跟他一起去吗？我当时是数学教授，妻子是英国文学的博士，名叫伊丽莎白。丽兹想要孩子，因为我们好像没法生孩子所以一直自责。我爱丽兹，因为她心地善良，我把她当成忠诚的伴侣，一直陪伴着她，直到1973年她死去，她因屡屡中风，左边下半身几乎全都瘫痪了。之后的轮回中，我没有再去找她。

“我在霍利岛上，”信上这样写道，“你可以来吗？”

“这个赫恩先生是谁？”丽兹问道。

“他是我以前主家的老爷。”

“你们关系好吗？”

“不好，这辈子里头都不好。”

“那他到底为什么现在要见你？”

“不知道。”

“你要去吗？”

“可能吧，他现在快死了。”

“哈利，”她责备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去阿尔茅斯的火车要开七小时，当中在纽卡斯尔经停，黑脸的司机可以在红砖砌的车站的绿色木长凳上休息一下，他摘下帽子时，额头上有一道煤灰的痕迹，一直延伸到头巾里，摘下护目镜时，眼睛周围有两个黑圈。站台对面，一个坐在母亲腿上的小婴儿兴奋地朝我招手，我也招招手，停站的十五分钟，那个小宝宝一直在招手，我都累了，但是也不得不招手，等到车离站时，我的手臂都酸了，面部肌肉也是，这次旅行是个错误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翻着腿上的报纸，但那些新闻我早就看过了，对还未展开事件的无知报道让我有点生气。背面的填字游戏难倒了我，三次轮回前，我也做过同样的填字游戏，几乎全都填出来了，那时是在外交部的欧洲办事处，休息时玩的，也被同样的一条给难倒了，现在我怎么也想不出该怎么解，“听，我感到这条路上有个转弯”，八个字母，我很气馁，现在跟几百年前一样解不出，也许以后某次轮回中，我可以写信抱怨一下出版社。

涨潮了，霍利岛远离陆区，堤道被淹了，只能看到几根杆子竖在水里。我付钱给一个带着一船空蟹箱的老人，让他载我去岛上。途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划船的节奏是那么整齐，几乎和起搏器的心率一样了。他划着船，雾气渐渐在水面上升腾起来，严严实实地笼罩着陆地和海洋，小岛顶上的城堡遗迹也模糊不清了。我们到岸时，雾已经十分浓，只能看到山边突出的几个白色小房子，一只走丢的厚毛羊儿在哀号。这个岛上正试图发展旅游业，有个游客院子，卖着几乎都是自家制的果酱和手工制作的蜡烛，但是去那里的人都是去享受孤独、去遗忘的，没错，甚至是为了去死在凯尔特十字架之下。找到我父亲并不难，每个来这里的陌生人大家都很了解。有人指引我到了一间农舍，门很小，我父亲就住楼上的房间里。那个农舍是梅森太太的，她乐呵呵的，脸色红扑扑的，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拧断鸡的脖子，她不信什么新的国民健康保险，只要院子里有醋栗树、厨房碗柜里有玫瑰果酒就行了。

“你来找赫恩先生？”她明快地问道：“我会端茶上去。”

那楼梯七岁以上的人都得弓着背走，上去之后有一扇带着黑色铁闩的门，打开后的房间里，靠墙燃着一团小小的橙色炭火，墙上挂着几幅难看的丁香花点缀着平静海水的画，一张小小的单人床，炭火边有一张摇椅。摇椅上躺着比毯子还瘫软的罗利·埃德蒙德·赫恩，他很准时地即将死去，脱落的指甲尖上有淡淡的黄色，轻轻跳动着的血管凸起在细细的脖子上。现在能给他的只有聊胜于无的治疗和情感上的救赎，显而易见，我应该是因为后者被叫来的。

我坐在床尾，把包放在地板上，他奋力地睁开眼睛。我说道：“你好，赫恩先生。”

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这次轮回的1925年。当时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状况，恢复了所有的记忆，立刻写信给克洛纳斯俱乐部，要求脱离沉闷的童年。查洛蒂·黑泽梅尔立刻回了信，告诉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说有一笔丰厚的奖学金给我，让没有接受足够教育的我得到住校教育。我的名字已经被推荐上去了，钱的数目报了出来。为了让我的养父母不要有负疚感，我离开时兴高采烈地说着多么期待新生活，多么渴望学习知识，并且会常写信，尽管他们都不太识字。他们把我破旧的衣服打成一个包裹，送我上养父的马车去往车站。罗利·赫恩走出房子，看我离开，就那样站在门口，什么也不说，有几次轮回中，他会走过来跟我握手，告诉我做个勇敢的年轻人，但这次没有，是不是我的行为改变了他的一些行为，我说不清楚。

那已经是接近三十年前了。我有几次回到北方，跟帕特里克一起沉默地度过圣诞节，或是参加哈莉艾特的葬礼，每次童年都一样的是，我的父亲都会缺席，出差、出海、上城，或是为了其他无关紧要的事缺席。他现在坐在我面前，快死了，在这岛上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农舍里，没有一点拥有过财富或权力的痕迹，只是一个坐在炭火边的孱弱老人。

“你是谁？”他喃喃道，声音跟那火焰一样虚弱。“你有什么事？”

“我是哈利，先生，”我答道，尽管我不想，但还是像小时候那样顺从地回答，“哈利·奥古斯特。”

“哈利？我给你写了封信。”

“所以我来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

“可我还是来了。”

我活了几百年，可这个男人依然能让我说出这些陈词滥调，让我觉得像个孩子，躲避着主人的光芒。这是为什么？

“你好吗，哈利？”我们之间的沉默越来越难捱时，他开口问道：“你富裕吗？”

“还行，”我小心地回答道，“我教数学。”

“数学，为什么？”

“我喜欢，这个挺吸引我的，学生们也有许多奇思妙想。”

“你……有孩子吗？”

“没有。”

他咕哝了一声。我听得出来，那算是满意的声音，他挥了挥手，示意再放一根木头进去，我照做了，蹲在火盆旁，用棍子拨弄木头，让它着火。我站起身时，他盯着我，那张老脸我以后也会跟他一样。虽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但神智还很清楚，我走回床边时，他抓住了我的手臂，拉住我，急切地看着我的眼睛。

“你有钱吗？”他温和地问道。“你富裕吗？”

“我说了，赫恩先生，我是教……”

“我听说你很有钱，我的姐妹们……那大宅子……”他的脸上现出一点痛苦的表情，他的手突然松开了我的手腕，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力量。“很快就会一无所有了。”

我小心地坐在床沿上。“你要……借钱吗，赫恩先生？”我很慢地说道，努力不让声音中表现出升腾起来的怒气。他都不承认我为继承人，却在二十七年后召唤我来借钱给他？

“大萧条……”他嘟囔着说。“战争……新的政府，土地，还有这世道……康斯坦丝死了，维多利亚死了，亚历桑德拉还得在一家什么都卖的店里上班，克莱蒙特会继承头衔，但都被他喝光了，全都没了，我们卖了一半的土地去还利息钱，还不是还债的本金！他们会把宅子给收走，让工会的人进去，”他开始使劲吐出这些话，“都是银行的人和他们的律师和会计，他们会把宅子拍卖掉，里面的东西全都拍卖掉，然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什么都没有了，全都没了。”

我得努力控制才能让自己的身体不做出任何动作。我的膝盖抽搐了一下，想双臂交叉在胸前，想跷起二郎腿，身体凭直觉想表达出越来越盛的敌意。

“你想要我说什么，赫恩先生？”

“你一直都挺喜欢亚历桑德拉的，对吗？”他问道。“你小的时候，她对你挺好的，不是吗？”

“她人挺好的，”我承认道，“应该比我见到的更好。”

“克莱蒙特那个讨厌的家伙，”他恨恨地说，“你知不知道他有三个老婆？他打算变卖掉家产搬去加利福尼亚了。”

“赫恩先生，”我再次说道，语气更重了，“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他的眼睛往上看了过来，浑浊的下眼睑处溢着些许液体，拒绝哭泣的男人往往会这样，知道自己要哭出来时，泪水会更加汹涌，混杂着羞愧和悲伤，哪怕他抓着椅子时眼泪流下来后，都拒绝承认自己在流泪这个事实。“你不能让它就这样死去，”他呜咽着说道，“那也是你的过去，哈利，那座宅子、那片土地，你明白的，对吗？你也想让它继续活下去的。”

“有诗人说过，时易境迁。”我语气坚定地答道。“也许他还没说，但以后总会说的。对于你的处境，我很遗憾，赫恩先生，我很遗憾亚历桑德拉遇到了难处，她一直待我很好，但克莱蒙特就是个恶霸，小时候就是了。那所宅子就是石头砌成的浮华之所，是个静默的悲剧。康斯坦丝相当专横，把自己的看法凌驾于事实之上，维多利亚是个吸毒者，而莉迪亚很无辜，你却一直折磨她……”

“你好大的胆子！”他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仿佛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打我，但他没那个力气，只好坐着，浑身都发着抖，脸涨得通红，眼泪渐渐消失了。“你怎么敢？怎么敢这样说他们……好像很了解他们似的……你那时还是个孩子，是你离开了我们！你离开了，头也不回，你怎么敢……”

“告诉我，”我打断了他，他的声音里有更多的怒气，但我的声音里有更多的力量，“你强奸我母亲时，她叫了没有？”

他可能会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他的怒气已经很旺盛了，准备向我说的话直冲过来，但事实却相反，那股怒气好像冲他自己而去了，把他击倒，让他瘫软在椅子上，像个蝴蝶标本一样动也不动。看到他安定了下来，我继续说道：“我曾遇到过一个叫普鲁登丝·坎尼克的人，他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车站的女厕所里给人接过生。那个母亲死了，但我找到了她的家人，听她母亲，也就是我祖母说了丽莎·李德米尔的故事。她去南方工作，结果死在了陌生人的手里，寒冷极其不利于伤口修复，它会降低凝血速度，让人更容易血流尽而死，如果我在夏天出生，我母亲也许就不会死。当然了，只有你跟丽莎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强奸了她。她只是个孤独的年轻女子，帮佣的家里有个脾气暴躁的主人，那个主人以为他妻子背叛了他，自己很可能精神上受了创伤。我想你肯定抓住了她的手臂，亲了她，动作粗鲁，弄出很大的响声，好让你妻子知道你干了什么。我想她肯定吓坏了，不知道自己成了你婚姻的牺牲品。你告诉她不许叫，不然的话她就不能在你家继续干活，她求你别那么做，而你却说，如果她大喊大叫，那她就会被逐出去，不给工钱和推荐信，对外宣称她就是个婊子，所以她最好顺从你，不要出声……我想只要她不叫，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不是强奸。你把她推倒时，她有没有大叫，她大叫了吗？”

他紧抓住椅子的指关节已经成黄白色了，但身体还在发抖，但我觉得，不再是因为愤怒而发抖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冷静了一点，继续说道，“我想要了解你，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你，告诉你我经历的可怕的事、犯下的罪、承受的痛苦，我需要一个陌生人来关心我，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理解我，而不是指摘我。我以为也许你还能当我父亲，你的回信是以一位战士对另一位战士的口吻写的，不过，我到现在终于明白，你从没把我当过儿子，也许当成个继承人，一个私生子继承人，一个羞辱的标志，提醒着你的失败，是老天对你的报应，但绝对不是儿子。我觉得你根本不配为人父。”

我拿起包，站了起来，朝门走去。“有一刻我还以为，”我继续说道，“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会提议让我继承赫恩宅邸，我还在想，你会不会觉得我对那个地方说不定还有些感情，想保存它昔日的风采，这正是克莱蒙特所欠缺的。或者，以为我出身卑贱，我对这样的馈赠感激涕零，甚至会用它来纪念你，写上你的名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把宅子、所有土地、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养的那个房子都给我，我会把它们全部铲平，只剩底下的石基，然后把它改建成……娱乐场所，银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在那里玩，或是光怪陆离的赌场，或者就索性让那块土地荒着，让大地慢慢地把它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我转身，离他而去。

我到门口时，他喊我：“哈利！你不能……那是你的过去，哈利，那是你的过去。”

我走了，没有回头。

两次轮回后，我得到了赫恩宅邸，促成这件事的是，我二十一岁时去参加了祖母康斯坦丝的葬礼。我以前从没去参加过她的葬礼，不想去。那么多年前就救了我，坚持把我接进家里，每次轮回中总会救我的亚历桑德拉姑姑，那天在墓边跟我讲话，我们的关系也就近了起来。她是家族里最坚强的人，很清楚家族会遇到怎样的风波，然而任凭自己被风波卷着走。我不知道她跟我父亲说了什么，三个月后，父亲死前改了遗嘱，我继承了家产。我完好地将它保存了下来，一块砖都没动，把它变成了精神疾病治疗的公益信托场所。当然，我重生后，它又会恢复到康斯坦丝严厉监管下的状态，但是我总觉得，在我看不到的世界里，赫恩家族终于发生了改变。

47

文森特走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穿过一个苏联军事研究基地。

赫恩先生，如果你能看到这些就好了。

他让我留着枪，我们一起走过这片设施的腹地。他究竟想干什么？杀死他的话，对我没任何好处，而在这个危险的时刻自杀，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还会让我再度重复无聊的童年。大家都给他让路，带着疑惑的眼光看我，但是没有人向他提出疑问。虽然他穿着破旧的外衣和卷着边的袜子，但他显然是这里管事的人，大家都很崇敬他，他一挥手就能打开所有锁着的门，赶走带枪的巡逻。

“我很高兴是你，”他说道，我们正在往更深处去，空气越来越冷，湿度也越来越大了，“我意识到我的一项科技被提前投入民用市场时，我还希望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都忙着喝酒，不会注意到。没想到居然有人注意到，不过让我高兴的是，竟然是你，哈利。现在是叫你哈利吗？”

我耸耸肩。“哈利，随便什么都行，你呢？你怎么成瓦塔里了？”

他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我几次轮回中都想通过美国的工业生产基地来实现，”他抱怨着，“但是要在那个环境里把科技创新保持私有几乎不可能，商人、贪婪的科学家、军队里的将军或是国务院的官员纷纷要求知道我能生产多少、多快。美国真的是个很粗鲁的国家。至少苏联这里，保有秘密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空气越来越冷，过道里的管道和电缆越来越粗，到后来，墙壁都看不到了，而是掩藏在比我手臂还粗的管道和电缆后面。“上次见面后，你怎么样？”他轻快地问道。“你拿到教授职位了吗？”

“什么？拿到了，好不容易拿到的，弗莱德·霍伊尔还威胁说要打死我。”

“天啊，你的学术职业生涯真够暴力的。”

“不过，那次轮回只有你跟霍伊尔对我算得上是暴力。”

“我很高兴还有个伴儿。给，你最好带上这个。”

他给了我一个细细的透明徽章，我仔细看了一下，那是一个简单的辐射标识，非常原始，只能表示是否遭受辐射，而不能表明遭受辐射的情况有多严重。

“文森特，为苏联造核武对你来说是大材小用。”我砸了咂舌，“你究竟打算干什么？”

“噢，我是在造核武，”他说道，动作轻快地扳开金属门上小城堡一般的锁，“但我很小心，不让聪明的人完全发挥潜力，确保制造的最后一步总有些小错误，所以最终成功造出来时，能与历史日期相符，我肯定到时候克洛纳斯俱乐部会看到全球军事竞争中形势的逆转。”

“没人提出疑问吗？”

“我说了，”他很高兴地答道，“苏联的体系非常伟大。”

我们说着话时，那扇门像是冰川一样，慢慢往后移开，现在已经完全打开了。文森特走了进去，像是踏进了一个钢铁和电线的洞穴中，楼里所有的管道都好像聚集在这里，这里明显比阴暗的过道要暖和，比泰坦尼克号上还大的螺旋桨在呼呼作响，中间是可谓庞然大物的一台机器。美国人一般都会把造出来的东西好好打扮一番，而文森特和他的团队却只追求纯粹的功能性。机器的部件被野蛮地焊接在一起，内部器件暴露着，电缆线用写了字的白色胶带做标签，没有多余的灯，每一盏灯都十分必要。就像一个非常厉害的搞科技的人，在他的自制实验室里，还没真的开始做就发现热缩管都已经用光了。带着白色小标识的男男女女们在这巨大怪物的阴影里跑来跑去，搬运梯子，爬到金字塔顶端去看某个高高在上的接入端口。

“你觉得怎么样？”文森特高兴地问道。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枪，尽量镇定地回答：“那取决于我面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哈利，”他责备我，“你真让我失望。”

他说失望其实是让我来推断，我不情愿地进行了推断。“好吧，”我叹了口气，“这显然是至少十五年后才会被发明的某种固态计算机器。那边有液态冷却装置，我猜大概再过十七年之后才会出现。辐射标识和灌铅的墙说明这里有辐射源，但是反应堆肯定没有在运行，因为附近没有足够的水来冷却机器，除非，你的核反应技术已经领先了至少五十年？”

“没有反应堆，”他肯定道，“但是辐射源确实有。”

“是否临界是关键，”我继续说道，“但是不至于要让人穿着防护服跑来跑去，机器上有那么庞大的网络线路，说明在传输进能量的同时，也在输出大量的数据，这就说明还处于需要监控的试验阶段，而不是完全成熟的生产阶段。总的来说……你是在研究什么东西，也许是亚原子，用了比现在先进几十年的技术，在苏联的这么一个秘密基地里。可我不明白的是，你好像对目前的情况挺满意的。”

确实，他冲着自己的机器骄傲地笑着。“我当然满意了，哈利，”他说道，“从这台机器上搜集的信息，可以改变一切。”

“一切？”

“一切，”他重复道，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对此坚信不疑，“你想来帮忙吗？”

“帮忙？”

“帮忙，”他又重复道，“阻碍的反义词。”

“即使这些都不违反俱乐部的宗旨，”对他这个提议，我轻蔑地咂了咂嘴，说道，“我也真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

他把手臂搭在我肩膀上，把我像老朋友那样拉到他身旁。这个人还是那个几百年前在草坪附近吻了弗朗西丝的人吗，还是那个因为我是轮回之人而把我一拳打倒在地的人吗？“哈利，”他语气坚决地问道，“造个量子镜怎么样？”

48

“量子镜……”他开始说道。

“呸。”我答道。

“量子镜……”

“什么天花乱坠的。”

“量子镜！”文森特有点恼怒了，被我惹急了，我们以前谈话时经常这样。

仿佛又回到了剑桥。

回忆涌了上来。

在对文森特逐渐了解的过程中，回忆总会把我带回那些简单美好的时光，知道世界末日加快降临之前的时光。

“你可以好好听了吗？”他质问道。

“再给我递块鸡肉和土豆泥，然后我就安静地坐着，甚至会准备好兴趣盎然的表情。”我答道。

他照做了，用健康部位的鸡肉和非常多的土豆泥把我的盘子给装满了。“量子镜，”他再说了一遍，“用作外推法的理论工具。”

“你提到了外推法……”

“你不是说了会保持安静的吗？吃你的东西。”

“我在吃呢。”我舀起一大口的土豆泥说道。

“想想达尔文，”我忍住没有把嘴里的东西喷出来，于是他瞪了我一眼，“他去到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观察那里的生物和它们的生存方式，那些场景以前都看见过，以后也还会看见，但是对达尔文来说，观察周围的世界，便是逻辑外推法的开端。他说，要观察生物如何适应周围的环境，观察鸟从山石上飞下，精准地捕捉鱼，这让人觉得很神奇，几千公里以外的另一种动物有着相似的捕猎方法，只不过它们的猎物生活在洞穴中，所以它们的喙进化得很长，观察蠕虫、昆虫，观察蟹在海底的爬行方式，从这些之中……”

“把酱料递给我。”我咕哝了一句。

酱料马上就递了过来，话也没停。“……从这些之中总结出了伟大的理论——进化论。外推法，哈利，从细处得出伟大的理论，我们作为物理学家……”

“我是物理学家，你还是个学生，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忍受与你为伍。”

“作为物理学家，”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我们……我调制酱料的方法比你的好……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动物或鸟的行为，我们要观察的物质就在原子里。我们是不是能从最简单的一样事物出发，像达尔文一样进行推断？从质子、中子、电子，我们推论出将它们凝聚在一起的物理力量，也一定正是这股力量，把整个宇宙凝聚在一起，把空间连起来，把时间连起来，把镜子竖起来，其本质是……”

“量子镜！”我总结地说道，夸张地摇晃着手中的叉子。“文森特，”我继续说道，趁他的怒气还没有爆发之前，“这正是科学所做的事。”

“这正是科学努力要做到的事，”他纠正我的话，“但是我们的工具很有限，三维物体我们可以用质谱来感知，人的大脑，根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工具，理解构筑现实的基础构件，以那样的理解方式，也许整个世界的奥秘都将被解开。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是无稽之谈。”我说道。

“哈利……”

“不，等等，你听我说，先不谈理论上的复杂性、经济上的困难、科学上的问题，我说这是无稽之谈完全出于哲学上的观点，你对此反感是因为没有从科学角度出发的本质。文森特，我觉得人类没有那个能力去完全了解整个宇宙。”

“噢，拜托……”

“等等，等一下！我觉得你描述的，我要说一句，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设备。它可以用某种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对整个宇宙进行重新理解，然后生出一套理论，足以应答所有的问题，从‘如何’到最后极其难以解释的‘为什么’。这么一个奇迹般的设备，恰好体现了‘万物为我所造’的神性。你是要造一台全能的机器吗，文森特？你是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吗？”

“不是我，上帝啊，不是我……”

“知晓现在、过去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一切……”

“是科学的目的！枪只是枪而已，乱用枪的是人类……”

“那好啊，就让人类获得无限力量，无所不能！”

“上帝其实是个很重的词。”

“没错，”我厉声说道，“那就叫它量子镜好了，这样没人会怀疑你的野心有多大。”

“也许是的，”他耸了耸肩答道，“也许上帝就只是个量子镜。”

49

我说：“可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他高兴地说道。

“我可以留着枪吗？”我问。

“当然可以，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在牢房里考虑？”他问。“这里有许多精密仪器，如果你想自杀的话，都会被你的血溅到的。”

“是啊，那可不太好，”我同意了，“走吧。”

他们带我到了几个牢房那里，我想好的秘密基地肯定都有牢房。牢房里很冷，床用水泥跟墙壁浇筑在一起。文森特说有人会拿毯子来，他果然说话算话，还有浓浓的热团子汤。守卫紧张地推开一道道门，来到我的面前，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旁边的枪。我友好地向他微笑，什么也没说。

量子镜。

文森特·兰吉斯，瓦塔里·卡彭科，不管他叫什么，他想造量子镜。

所有的时间和空间，过去的和将来的，像一张充满生机的地图一样铺陈在你面前。一台仪器可以从简单的原子外推演绎，进而解释整个宇宙所有的奥秘。

解释我们如何而来。

我们为什么存在。

甚至能解释我们，我们轮回之人。

我坐着思考。

想到了剑桥，想到了我们关于烤鸡的争论。

想到了阿瑾蕾耶把针头推进我的皮肤。

还有理查德·莱尔，还没有犯罪便被打死。

还有我爱的丽兹。还有珍妮，我对她的爱完全不同，但一样诚挚、一样真实；我匍匐在费尔逊的脚边；弗吉尼亚来到门口：股骨动脉最好了，一刀进去，鲜血喷射；在祖母的葬礼上，见到了罗利·赫恩，他临死时我撇下他时他的表情；一次次轮回中一次次地站在哈莉艾特的墓前，我作为孩子，却无法握住养父帕特里克·奥古斯特的手，而他的内心已渐渐枯萎死去，只剩下行尸走肉。

“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世界快灭亡了。”

“就看你的了。”

“她尖叫了吗？”

“那是你的过去，哈利，是你的过去。”

“你是上帝吗，奥古斯特医生？你是唯一重要的生命吗？你是不是认为，因为你一切都记得，所以你的痛苦才更大、更重要？你是不是认为，因为你经历过这一切，所以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是吗？”

“那好啊，就让人类获得无限力量，无所不能！”

“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上帝吗？”

不知不觉，我想了已经快一天了。

考虑好后，我敲了牢房的门，是那个送团子汤的紧张的守卫开的门，眼睛又瞟向我手里的枪。

“你好，”我说，把枪递给他，“告诉卡彭科说，好的，我的回答是，好的。”

50

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叫菲德尔·戈斯曼的轮回之人。那是在1973年，我当时正在阿富汗瞻仰伟大的佛陀，赶在塔利班的统治和破坏之前。我是以新西兰公民的身份去的，新西兰的护照去任何地方都很方便，我还想顺便提高一下我的普什图语。我那时五十五岁，花了很多时间追踪克洛纳斯俱乐部以前的成员留在石头上的信息。其实就像玩游戏，一个公元45年留下的玩笑，如果我能挖掘出来，我会加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埋入一个新的地点，留下一串加密的线索，给未来的俱乐部成员去解，这就像是穿越国界的时间胶囊，专门给那些实在无事可做的人玩。如果想慷慨一点的话，还可以留下不会生物降解的财宝，到现在为止，最大方的东西是迄今丢失的一幅达·芬奇的作品，被一个轮回之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封进了罐子里，放在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处的圣卡神龛之下。留下的线索基本上都是低俗的打油诗，让最终发现的馈赠的艺术品显得特别珍贵。我大多是为了这样的游戏，在全世界转悠。我正在阿富汗参观佛陀像时，菲德尔·戈斯曼来找我了。

一点六公里开外就可以看到他的靠近，一个脖子浮肿的人坐在卡车车队的顶棚上，车队行进时带起的黄色尘土比竖起的收音机电线还高。他来村里时，村里的人都四下散开，大家都害怕强盗，而他们真的很像强盗。我没有躲，一个白皮肤的新西兰人站在阿富汗人中间本来就很显眼，没太多地方好躲，我盯着这个长着欧洲脸庞的人和他那多国籍人士的带枪车队，像一个游客盯着突然闯来的警察一样。

“喂，你！”他操着走样的乌尔都语，打手势示意我去他卡车那里，卡车是跟夏日土壤一样的颜色，看都看不清楚。引擎还在作响，这么酷热的天气，根本不会冷却，已经有盘子摆上了车盖，准备做早饭，不需要火烧就能熟。我走上前，暗暗地数着武器数目，猜测这帮突然打扰我观光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最后我想应该是雇佣兵和小偷，唯一一致的标识是红色印花大手帕，每个人都戴在或系在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叫我过去的显然是他们的头儿，他留着短短的胡须，带着大大的笑容。

“你不是这里的人，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吗？”他问道。

“我不是中情局的，”我厌倦地答道，“我只是来看佛陀像的。”

“什么佛像？”

“巴米扬的佛像，”我说道，尽量不表现出对这个强盗的无知的蔑视，“刻在山体上的？”

“哦，对，”那人来了兴趣，“我见过，你现在去看是对的，二十年后就没有了。”

我惊得往后退了一步，再一次打量这个衣衫破烂、浑身臭味和尘土的男人。他笑了，用手碰了一下前额，说道：“很高兴认识你，就算你不是中情局的也一样。”

他从车上跳了下来，往别处走去。

我突然叫了出来，这都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天安门广场。”

他停下脚步，在原地旋转了一下，脚趾竖起来，往土里钻，像个舞者一样。他依然带着那随意的笑容，大摇大摆地走向我，站到我面前，靠得很近，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黏糊糊的气息。“见鬼，”过了很久，他终于说道，“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中国间谍。”

“你也不像阿富汗军阀。”我指出来。

“因为我只是经过这里，要去别的地方。”

“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只要有战争的地方就去。我们是战斗的男人，看到了吧，我们干的就是这个，而且我们很擅长，没什么好羞愧的，因为不论有没有我们，都一样会发生，不过有我们的话……”他的笑容更盛了。“也许进程会快一些，不过你这样的一位老绅士，怎么突然说什么中国地名呢？”

“没什么，”我耸耸肩，说道，“只是突然想到而已，比如切尔诺贝利，就是词语而已。”

菲德尔的眉毛挑了挑，不过笑容还在，然后他大笑了一声，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拍得我差点跌倒。他往后退了一步，仔细看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大声说了出来：“耶稣、约瑟、圣玛利亚，上帝啊，还有迈克尔·杰克逊。你好。”

我们一起吃了饭，我们吃饭的那户人家并不知道会有客人来，不过菲德尔的人至少大多都自给自足了，还把酒瓶的瓶盖扔给那些孩子们玩，他们捡得很开心。他们的母亲站在门口，透过长袍的蓝色面纱看着我们，谨防我们打碎她的盆子。

“我生在四十年代，”他说道，用牙齿把烤羊肉从骨头上撕咬下来，“真是不走运啊，我错过了好时间，我是想去猪湾的，可结果我去的是越南，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非洲的纷乱中，不过大多数时候只是吓唬吓唬当地人。我就想，那有什么意思？来场真正的战争啊，该死的，我可不是喜欢看孩子哭的精神病！伊朗和伊拉克这次要动真格的了，虽然伊朗国王死了以后就不好玩了，真的。科威特不错，我也去过巴尔干半岛，可那里也只不过是‘杀死平民，杀死平民，看到坦克就逃’！我就想，拜托，我是真正的战士，居然让我干这么低级的事。”

“你大多数轮回中都是当战士吗？”我问。

他又撕了一块肉下来。“是的，我爸爸是当兵的，我大概就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小时候大多在冲绳县长大，天哪，那里的人真是有种铁一般的意志，你得去看看。俱乐部的钱我都付清了，”他说道，觉得需要解释一下之后的想法，“不过整天无所事事，荒淫无度，搞政治游戏，真的好吗？天哪，说到政治，什么‘三百年前就这么说过’，‘跟什么人睡了’，‘谁死了’，‘谁很忌妒’，这些我真是受够了，也许在我眼里俱乐部一直都是这样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我花在俱乐部上的时间不多，”我略感尴尬地说道，“我常常有别的事想要去做。”

“对死而重生的人来说，俱乐部的人真的很言行不一，他们有一次让我服药过量死了。我想，天哪，我才三十三岁，就要再当宝宝训练上厕所？真是够了！”

“我晚年一般都自己给自己治疗，”我说，“六十五岁左右，七十岁出头时，我总是会得同一种病……”

“我也是啊，”他抱怨道，“小细胞肺癌，六十七岁，不管吸烟还是不吸烟，每次都会得一样的病。有一次我问过医生，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倒霉事总会发生’，我真是够倒霉的。”

“那么，”我决定不多说自己当过医生的事，小心地问，“为什么要选择参加战争？”

他吃羊肉吃得很快，透过露出的羊骨头，他眼神发亮地看向我：“你打过很多架吗？说句实话，你别介意，你挺老了，应该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二战吧？”

“我经历过几场战争，”我耸了耸肩，承认道，“不过我尽量避开，战争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该死的，这才重要啊！你生来就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每件事都知道，可你就说‘我们看着就好’？去它的，我们应该好好闯闯，收获一些惊喜！我被人用枪打过……”他骄傲而兴奋。“七十四次，但只有十九次致命，我曾被手榴弹炸飞过，曾站到过地雷上，还有一次，我们在越南打仗时，我被尖竹竿给刺死了，想不到吧？我们在检视一片连名字都没有的丛林，那地方臭烘烘的，因为空军把那丛林左边右边都扫射了个遍，把当地游击队逼到杀戮区去，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真是杀了好多人，那感觉真好，知道自己随时会死，那种紧张和兴奋劲儿，我都没听到那人的声音，没看到他，他就那样从地上突然出现，我一枪打中他的肚子，他应该会流血死掉，但那样也没有能阻止他，他扑到我身上，直接捅了我两下。那人顶多十六岁，我想，管它呢，这还是值得一见的。”

他把嚼过的骨头扔到门外，给一只三条腿的狗，它马上扑上去啃咬起来。他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冲我笑了一下，说：“你们这些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总是不敢尝试不一样的事。问题是，你们已经变得太软弱了，习惯了舒适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就会让人不想去冒险。你应该勇敢一点去生活，冒一下险，说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刺激的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改变既有的事件？”我问道。“有没有用你自己的力量改变过战争的结果？”

“当然没有！”他笑了。“我们只不过是当兵的而已，我们杀一些人，我们的人被杀，然后我们再杀回去，这些根本毫无意义，只是书上的一个数字而已，只有数字足够大了，那些做决定的大人物们才会坐下来，然后说：‘我们还是跟以往一样做出决定吧。’我对既有的事件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只是沧海一粟，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他笑了一下，奋力站了起来，往小屋的角落扔了一捆笔记，就像主人扔食物给宠物一样：“什么都无关紧要，每一颗子弹、每一滴鲜血，都没有一点点的意义，什么都不会改变。”

他打算离开，在门口停了一下，咧嘴笑了。他的脸一半在阴影中，一半在炽烈的阳光下：“哈利，你什么时候厌倦了考古，或是厌倦了你在做的事情，就到战场上来找我。”

“祝你好运，菲德尔。”我说。

他笑了笑，走入阳光之中。

第五篇 遗忘手术

对我们来说，记忆的抹去比身体的死亡更可怕，尽管她不会知道遗忘手术所带来的知识、心智和灵魂的丧失，不会觉得遗憾，不会记得失去了什么。

51

“好的，”我告诉文森特，“我的回答是，好的。”

我们坐在彼耶德罗克-112基地的指挥官办公室里，指挥官已经相当有技巧地撤离了所有人员。我在等，跷着二郎腿，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着文森特注视着我。

终于，他开口了：“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你之前说是无稽之谈，这样的转变实在是太大了。”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寻找灵感，发现有一支虫队，从灯具的松口处出来，整齐地在天花板上行进。“我可以告诉你，”我说道，“这是出于科学上的挑战，出于好奇，出于猎奇，并且我相信最终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试一试又有何妨？这可以说是对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反叛，违反他们的规定。他们要我们安静地待着，无所事事，或者到处花天酒地，因为那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以前如此，以后也一样。我可以告诉你，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任何事会造成任何后果，我已经厌倦了不能做出任何贡献和改变这样的事实，这么多年过去，我的内心已经变得麻木而空洞了，我在各种情境中四处飘荡，像个鬼魂一样到墓边寻找自己的死因，而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有一样的抱负，我想看到上帝的眼睛，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那台机器，所谓的‘量子镜’，不管它实际上该叫什么，它是一样科学工具，但同时也是解答为什么、什么、怎样等一切的科学工具。通晓一切，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从哪里来，轮回之人。人类都一直在探寻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探寻呢？我努力去探寻答案，但是没有人给过我一丁点的回答，或者找寻答案的方法。而你，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方法。”

我耸了耸肩，然后靠在椅背上。

“我还可以告诉你，很简单，这就是该做的事，这也许可以改变我生存的方式，改变一切。”

文森特想了想。

笑了。

“那好吧，”他说，“这些就够了。”

即使是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没法撒谎。

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量子镜。

对轮回之人来说，十年在整个大设定中简直是沧海一粟，但是话说回来，任何人，包括我们，都没有生活在这大设定之中。去掉假期，差不多三千六百五十天，每一分钟都是……

具有启示性的。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工作了，没有真正地工作过。前几次轮回中，我做了一些临时的工作——医生、教授、学者、间谍，但是干那些工作只是为了生活，只是为了了解周围的世界。现在，我在文森特这不可能实现的项目中工作，就像终于毕业了的学生，开始学以致用了，为了终极目标而去，这么多次轮回中，我第一次感到把工作当成生命的感受。

我很快乐，并且讶异于我居然这么晚才发觉快乐的真正含义。工作条件很一般，毕竟，文森特得向所在的这个国家做出一些让步，但我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床是温暖的，毯子是厚厚的，食物虽然不好吃，但相当能抗饥饿。每天文森特都会说两次，要我们到地面上去感受一下阳光，但出去以后，更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阳光，只有北极来的刺骨寒风，他还会大喊一声：“必须要保持和大自然的接触，哈利！”

他在冬天也坚持这样的原则。我基本上都是在冰天雪地里痛苦地缩成一团，头发、眉毛和眼泪都冻得僵硬，贴在脸上，然后文森特大步走上前，大声说：“我们回去以后，肯定感觉会非常好，不是吗？”

要不是我冻得说不出话来，我肯定会讽刺他。

因为文森特接受我，所以大家都接受了我。没人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人质疑同事们的缄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工作和生活中都渐渐得知，文森特集结了一些相当出色的人协助他工作。

“五次轮回，哈利！”他大声叫着。“再过五次轮回，我们应该就能成功！”

这个长期的计划，需要五次死亡才能完成的计划，他只告诉了我。我们距离文森特想要的突破还很远，连首要的机器都还远远没有造出来，更别提如何去研究和为什么的问题了，现在去提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在研发部件，每一件本身在那个时代都是具有革命性的，每个部件的意义在于，文森特是这么说的：“把二十世纪踢到二十一世纪去！”

“我打算到1963年开发出内部局域网，”他说，“并且在1969年时弄好微处理器，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在1971年达到硅谷时代的水平，如果一切按照计划的话，那么1978年就可以开始攻克纳米处理，那时我快死了。”他遗憾地吸了吸鼻子：“2002年就死了，不过重生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知识储备，下一次轮回中争取在二战结束前就能用上微处理器，我在考虑去加拿大搞，但最近我没有找到很多加拿大的有才之人。”

“这听上去都挺好的。”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在他房间里玩西洋双陆棋时，我这样说道，“但你说你要把这次轮回的发现用到下次轮回中去，这就要求你必须记得所有细节，每个技术规格、每个图表、每个方程式。”

“当然了，”他开心地说道，“我记得的。”

我手中的骰子掉了下来，但愿他以为这只是我掷骰子掷得比较重而已，我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是全记忆者？”

“什么？”

“全记忆者，俱乐部用这个词称呼那些什么都记得的人。”

“那没错，我应该就是那样的人。你好像很吃惊？”

“我们……你这样的人很少见。”

“是的，我想也是。不过我得说，哈利，你对于科学知识的记忆也是一点都不差，我们团队有你，真是有如神助。”

“谢谢。”

“不过，你也会忘记，是吗？”

“是的，我会忘记，我连现在该你走棋还是我走棋都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要撒谎？

是出于多年的习惯吗？

也许是因为弗吉尼亚说的那个关于另一个知名的全记忆者维克多·赫内斯的故事，他是引起大灾难的根源，他什么都记得，并且用所有记忆来毁掉世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世界快灭亡了。

在柏林，克里斯塔。

那时都无所谓。

现在也无所谓。

死亡肯定会如期而至。如果给我们的回报是答案，关于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从何而来这些最古老问题的答案，那么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孤独一人度过俄国寒冷的夜晚时，我这样对自己说。

那段时间，我和文森特都练就了一种秘密灌输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领先于当时二三十年的理论和科技知识，我们都有着完美无缺的记忆力，不过我总觉得我对数字的记忆更精准。技巧在于要把我们的想法巧妙地灌输给文森特身边的人，让他们来相应地取得突破，并且让人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于是这就成了一场比赛，我跟他之间的竞争，看谁能不知不觉地将想法告诉身边的人，让化学家发现联系，让物理学家揭露出新发现。这样其实挺好的，因为要完成的任务很艰巨，我们各自去理解太难了，所以我们把它细分成许多小部分。我们需要一个电子显微镜，这是我们都熟悉的概念，但我们都没有研究过和用过。我们还需要一个粒子加速器，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我们都没有造过。又一次，讨论一下某个概念就让一位聪明的研究员出人意料地连连获得灵感，成功地在实验室施行后，那人激动之余不禁好奇怎么会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的灵感和启示。

“到这一轮回结束时，”文森特坚定地说道，“我想要达到2030年的科技水平，不管是什么。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好想法，一定要有长期的发展计划。”

“你难道不担心吗，”我问道，“你死了以后，这些科技成果会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死后’。”他冷酷地答道。

而我对这个问题相当烦恼。我想起了我们关于轮回之人本质的探讨，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活着？我们是否就是在多到无止境的平行世界中切换来切换去，而且我们的行为会给平行世界造成后果？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行为确实会造成后果，除了那些我们并不知情的，比如在某个平行世界里，哈利·奥古斯特在五十五岁生日时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了，而某个平行世界里，文森特·兰吉斯死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获得了领先几十年的科技数据。

世界快灭亡了。

在柏林，克里斯塔说的。

世界快灭亡了。

肯定是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个。

“世界快灭亡了。”我说。

那是1966年，我们即将测试文森特的第一个冷聚变反应堆。

冷聚变这项技术，在我看来，可以拯救地球。一种可循环利用的能源，主要的废料产品是氢和水。伦敦街道上，烟尘还是会弄脏行人的脸，在我的祖国，煤堆上升起灰色的云雾。装满石油的船只沉船后，海岸上都被石油污染，二十年后，切尔诺贝利第四号核反应堆爆炸，三十人死亡，数万个“清理人”，就是那些将具有放射性的土壤铲到地下煤矿中的战士，那些给还在燃烧的铀周围浇上水泥的工人，那些把沙子铲到还在燃烧的核燃料上面的人，尽管他们的皮肤都已经因为受到辐射而刺痛。那些都会发生，而到那时，冷聚变都还只是个梦想，而现在，在我们站着的地方，我和文森特已经准备好改变世界了。

“世界快灭亡了。”建造起发电机时，我这样说道，但是他应该没有听到，因为机器在隆隆作响。

试验失败了。

看来这次轮回中，我们解决不了这项二十世纪的最大难题之一，连文森特和我，能力都是有限的。有知识并不代表直接就能创造，知识只是加速器。

“世界快灭亡了。”我们在观看台上看着机器被拖走时，我说道。

“你说什么，老家伙？”他低声说道，但是心里很失望，又想做出勇敢的表情。

“世界快灭亡了，海水会沸腾，天空坠落，而且灭亡的速度加快了，既定事件被改变了，是因为我们，是我们干的。”

“哈利，”他不耐烦地砸了咂舌，“别说得这么夸张。”

“这是孩子给垂死的老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信息，未来在改变，而且越变越差，是我们干的。”

“克洛纳斯俱乐部真是守旧。”

“文森特，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怎么办？”

他斜眼看着我，我知道他肯定听清我说的话了，尽管有机器的声音。那机器有一天会产生另一台机器，再产生另一台机器，再产生关于上帝的答案，回答所有问题的答案，理解整个宇宙。

然后他说：“那又怎样？”

四天后，越来越多的数字结果表明我们的聚变试验失败了，但相似可能性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于是我要求放个假。

“当然了，”他说，“我完全理解。”

军车把我带到了彼耶德罗克-111，在那里，另外一辆车送我去了普罗斯基普莱迪，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已经十年没有离开过文森特的实验基地了。十年中，这片土地经历的是残酷的改变，原本稀有的树木被砍光了，留下了难看的树桩，地上竖着厚厚水泥墙的建筑。有的称人们在这里种粮食，有的称在这里炼钢，还有的什么都没有写，只有一纸警告，擅入者以及晚上八点后靠近的人一律击毙，每天只有一班火车离开普罗斯基普莱迪，这里吃得也很差。我的司机带我去了他母亲家，她给了我几盘冒着热气的豆子和腌鱼，把这个村子的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我，我觉得大多都是她自己编造和谣传出去的。我睡在了圣塞巴斯蒂安的画像下面，画中他被箭射穿而死，天主教画像中常常把他画成是穿着内衣裤死去的，而这幅画里他却穿着金衣。

回列宁格勒的火车里非常安静，没有我当初坐火车往北时那么多喋喋不休的年轻人。一个男人在运几箱子鸡，四个小时颠簸在高低不平的轨道上，或者应该不止四小时。其中一只鸡被颠了出来，白色羽毛、红色眼睛，它自由了九分钟，在车厢里到处飞，然后被一个带着鳞片般皮肤的、下巴好像有黑素瘤的民兵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了脖子，我看到它的脖子拉长了，这个脑子只有核桃大小的动物好像满心感激地回到了主人的牢笼里。

我终于在列宁格勒下车时，没有人正式来接我，天已经黑了，雨水打在倾斜的旧旧的顶上，但是有两个穿着宽领上衣的男人跟踪我离开车站，找当晚住宿的地方，并且留在我住的地方的街道阴影里，街地面上的鹅卵石被水都冲得松动了。我在列宁格勒待的几天里，我对跟踪我的人熟悉了起来，他们一共有六个人，我把他们想成了鲍里斯一号、鲍里斯二号、瘦子、胖子、气喘吁吁，还有戴夫。叫他戴夫是因为他跟大卫·艾顿实在太像了，艾顿是爱尔兰人，实验室工程师，曾经用硫酸把我的衣服给毁了，只好请店里再给一件，连夜缝上我的名字，甚至想在背后和袖口处弄上点咖啡渍和化学腐蚀痕迹，弄到跟我原来的衣服一模一样。我很同情他这么努力，都生不起气了。现在这个苏联的戴夫让我起敬，因为他跟踪我时有着非常和蔼的态度。另外几个，尤其是穿衣风格、举止、技巧都一致的鲍里斯一号和鲍里斯二号，把秘密监视任务执行得相当令人分心，而戴夫则对我表达了尊敬，表现得比较坦然，知道我已经发现他了，走过街时，他会对我报以微笑。也许在另一次轮回中，我觉得可以跟这个苏联戴夫做个伴儿，我想知道他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面藏着怎样的故事，才会让他当这样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人。

我当了几天的游客，跟其他人一样。这里的咖啡馆不多，只能勉强称得上咖啡馆，其中有一家的主厨特色菜是不同做法的花椰菜，我居然在那里遇到了一队从英国来的六年级学生，苏联人到处向他们行注目礼。

“我们是来做交流生的，”其中一个说，一边疑惑地戳着盘子里的花椰菜，“到目前为止，我们输了足球、冰球、游泳和田径比赛，明天我们要去划船，我觉得应该会输掉划船比赛。”

“你们是体育队？”我问。他有一些同伴们比较壮硕。

“不是的！”他大声说。“我们是学语言的，我答应来是因为我以为他们会让我们去看冬宫。不过昨天霍华德下国际象棋时胜了他们的一个男生，结果引来了不小的骚动，然后有人要求他别再那样炫耀了。”

我祝他们好运，他们报以疲惫的微笑，礼貌地挥了挥叉子以示感谢。

那天晚上，有个妓女等在我房间门口，她说她叫索菲亚，已经有人付过钱了。她偷偷地喜欢着布尔加科夫和简·奥斯丁，因为听说我很有文化，就问我愿不愿意用德语交谈，因为她一直想纠正自己的发音。我想这可能是苏联戴夫安排的，或者文森特。她身上看不出明显的被虐打的和疾病的痕迹，于是我给了她一大笔小费，感谢她的陪伴。

“你是做什么的？”她问道。外面经过的车子的车灯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了日晷一样的影子，慢慢展开，移动，然后消失。

“我是科学家。”

“什么科学家？”

“理论科学家。”我答道。

“什么理论？”

“万物理论。”

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发现这在我看来并不可笑时，她有些尴尬。“我年轻时，”我说，“我向上帝寻求答案，当上帝没有回答时，我向人们寻求答案，但他们都说，‘放轻松，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她用德语问，带着俄罗斯口音。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不要去抵抗。”我随便解释了一下。“生命总会终结，何必纠结这些？不要伤害别人，别给来吃晚饭的客人下毒，说话做事都要干干净净，还有什么？在这个善良的世界里做个好人。”

“每个人都是好人，”她温柔地说，“在每个人自己眼里，都是好人。”

她靠着我的身体暖暖的，我有些困倦，说话缓慢而肯定，在更加警觉的时候，我会尽量保持礼貌交谈的语气。“大家都没有答案，”我柔声说道，“大家……只是不想去烦心，但我很烦心，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想着‘我是为了我爱的女人’，或者‘我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或者是‘我要实现这个想法’，但对我来说，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那样。我们的行为肯定会有后果，但我看不到。我必须要知道，不惜一切代价。”

索菲亚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然后说：“顺其自然。”她小心地说着刚学会的词，笑了，然后再说了一次：“顺其自然，你说好人过着体面的生活，好像那些都没有任何意义，算不上什么，但是，你听着，‘好’，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不管你总结出什么理论，科学家先生，一台机器把男男女女都制造得很美好，如果你制造一台制造你自己的机器，那么不要让自己停止帮助过马路的老奶奶，明白吗？不管你能不能让人不再衰老，或是扫除饥饿，或是终止核战争，如果你忘了这个……”她勾起手指敲敲我的额头。“或是这个……”把手按在我胸口。“……即使你救了所有的人，你的心也已经死了，人要以善良的心为先，其次再是追求智慧，否则你不是在帮人，而只是造就了机器。”

“这好像不是很符合共产主义的观点。”我轻声说。

“不，这是最具共产主义的观点了，共产主义需要善良的人，那些灵魂……”她更加用力地按住我的胸口，然后叹了口气，拿开了手。“天性善良，而不是假装善良，但这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为了进步，我们的灵魂都被吞噬了，什么都不重要了。”

午夜过后一会儿，她离开了，我没问她要去哪里和找谁，在这寂静的时刻，我关着灯待在房间里，脑子麻木而昏昏沉沉的。这是个孤单的时刻，变成黑色的石子路上偶有的行人都匆匆赶路，每辆车都在没什么人的街道上飞驰而过，就像熄火停在漂浮着冰川的洋面上一样，一片死寂。我穿好外套，从后门出去，走到街上，避开了鲍里斯一号和气喘吁吁，往夜色中去了。不害怕黑暗的秘诀是，让黑暗害怕你，用尖锐的眼神直视摇摇晃晃走过的人，让他们知道你跟他们一样可怕。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让我想起理查德·莱尔和巴特西的街区，门口横着姑娘的尸体。列宁格勒是由一个周游过世界的沙皇建造的，他想把一些看到过的风格融入这个城市，打造俄国的欧洲城。勃列日涅夫周游过世界吗？这个问题让我吃惊，因为答案我不知道。

到了一个街角，列宁格勒的街道大多路面平坦，转弯很急。夏天，水流凝滞的河道中散发着藻类的味道，城市里满是白光。冬天，雪刚刚落下还是洁白的时候真是让人神清气爽，但随后真正让人麻木的冰天雪地就来了。我边回忆，边走着，多转了几个弯，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最后到了克洛纳斯俱乐部的那个木屋前。

确切地说，那里曾经是克洛纳斯的木屋所在地。当我发现那扇门已经不在时，大吃一惊，吃惊到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绝不会出错的记忆。然后看了看街道和周围，没错，就是这里，门廊还在，还有方方正正的一块地，俱乐部的房子曾经就在那块地上，而现在，只有一个五十年代毫无品味的建筑的水泥基柱立在那里，上面带着弧度的石头上有一根铁条，两头凿进了石头里，上面写着：

以此纪念伟大爱国战争中所作出的伟大牺牲

1941-1945

没有留下别的东西。

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会互相留下信号，以便在逆境中找到同伴，比如在名人录中留下信息，在附近酒吧的吧台后面留下信息，在地上留下石头供后辈收集并研究，在屋顶排水管的黑铁上刻下提示。我们是藏匿着的，但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不可信，所以我们不用藏匿得太深。接下来的三天里，我过着游客一样的生活，到处走走看看，吃吃东西，晚上在房间里读书，半夜躲过看守我的人溜出去，寻找克洛纳斯俱乐部留下的线索，寻找关于它的踪迹。我找到了一个，当地墓地的一块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字：奥尔加·普鲁波夫那，生于1893年，卒于1953年，她将重生。

下面是更长的一句铭文，竟然是梵文写的，译文如下：

若这条信息铭刻于我的墓碑上

就说明我惨死于意外

千万小心不要让同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

52

进退两难。

留下还是离开？

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被毁了，我该作何推断？

哪怕再天真、再乐观，我都不可能不怀疑文森特就是幕后黑手。

哪怕再自欺欺人，我都不可能不承认，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保持了沉默，突然消失，去做了一开始反对到底的事。

现在我看到的是怎样的事实？几年前在我的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没有改变什么，有没有改变我们研究的课题，改变文森特宏伟愿望的范围？我们所做的事、对答案的追寻，所带来的后果会不会不仅只是现实中的几个闪光屏幕和对未来的细小改变？这太可笑了，显然太可笑了，竟然让这样的事影响我的决定。可是，虽然我在理性地分析，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决定已经被影响了，我回去时，想法肯定不一样了。

我回去了。

逃出俄国肯定会有很多问题，而且我相信，就像很多年前，最简单的逃跑方法就是死亡。何必用最原始的逃跑，来警告所有人我想法的改变呢？逃离什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是我需要回答的。如果要以死作为终结，那也应该是我自杀，在那之前，我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回彼耶德罗克-112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着各种计划和问题。

“哈利！”我踏进货运门时他已经等着了，脸上激动得有点发红。“很好的假期，休息得不错吧？那就好！我要你帮我想想这个，等我们解决的时候肯定很美妙，肯定的！”

文森特·兰吉斯，他是不是都不眠不休？“微型计算机，”他在过道里就走在我身边说道，“你觉得开发微型计算机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手边有一个微型计算机而节省下来的时间会大大超过从零把它开发出来的时间，不过谁也计算不准生产效率，是吧？要多少个十年他们才能有管理顾问，然后还要多少个十年之后，又会加以废止？”

“文森特……”

“别，没时间脱你的衣服了，听我的，我们现在正在关键时刻。”

“之后，”我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谈谈。”

“之后”这个词竟然可以这么重地压在人心上。面前的每个数字我都明白，黑板上每个方程式的结果我都知道，但我还是无法集中精神说一句话。其他人开玩笑说，假期让我变得温柔，我的脑子里都是漂亮姑娘，喝了太多酒。我点头、微笑，过了一阵，他们都看出来我是多么心不在焉，于是不再开玩笑，忽略了我，继续工作。

之后，晚饭时间到了，但是文森特精力旺盛，太投入了。

然后到了晚上他想直接工作到半夜。

我说服他不要再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拉着他的袖子，把他拖离了黑板，大声说：“文森特！”

在那么多人面前叫他的英语名字是鲜有的一反常态的做法。他的眼睛立刻扫了一下房间，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不过就算他们听到了，也不会当回事。“好，”他淡淡地低声说道，注意力慢慢集中到我的身上，“要好好谈谈，是吧？来我办公室。”

文森特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他的卧室跟别人的没什么两样，很小，没有窗户，头顶上有管道的嗡嗡声，有一张小圆桌，太低了，腿没法舒服地放在桌下，除了一张靠墙的单人床，两张木椅子就是唯一的家具了。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我坐了下来，他从床下拿出了一瓶麦芽威士忌和两只小酒瓶，放在桌上。

“从芬兰进口来的，”他说，“为了庆祝特殊场合，祝你健康。”他说了祝酒词，我跟他碰了碰杯，嘴唇几乎都没有碰到酒就放下了酒杯。

“抱歉，我这么坚持，”我立刻就开口说道，不然文森特一说起来就会滔滔不绝，“不过我说了，我们得谈谈。”

“哈利，”他的语气跟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时几乎一样关切，“你没事吧？我好像从没见过你这么焦急的样子。”

我把杯子推往桌子中心，好像是整理一下思路的样子，我急切地要跟文森特谈，以至于乱了脑子，理不清我想要跟他说的事了，现在只好努力地重组我在火车上想好的计划。

过了很久。“你毁了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

他犹豫了一下，有一点吃惊，然后别开了头，这是个很奇怪的举动，眼睛向下盯着手里的威士忌，思考着这句指控。“是的，”他终于说，“是我干的，抱歉，哈利。我派人一直跟在你后面，根据监视你的人递上来的报告，你没有去那个地方附近。”他突然微笑了一下。“不过我想，他们不太会愿意承认他们的无能，没法跟踪你的全部行踪。对了，你对索菲亚还满意吗？”

“她挺好的。”

“我知道这话不中听，不过我还是得说，有时候男人得放松一下。没错，我是毁了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你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你是要告诉我那是为我好吗？为了防止他们来追踪我，为了掩藏我的背叛？”

“当然是了，而且你不觉得‘背叛’是个贬义词吗？克洛纳斯俱乐部感兴趣的只是无穷无尽重复着的现在，而我们在研究的，远远超出了现在，你也跟我一样坚信这点，对吧？”他边说边给我加威士忌，尽管我几乎一滴都没喝，然后抿了口酒，如果他是想要我跟他一样喝酒，那他就错了。“你不会因为这个烦恼吧？那只是为了掩盖踪迹，如果你还是坚持用‘背叛’这个词，那我必须提醒你，单纯从学术的准确性上来说，我从来都不是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一员，你是。你说的背叛完全是你自己的背叛，你的选择，你自由并清醒地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对我们所做的事有疑虑，并且觉得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规定是多么的错误，那你十年前就已经自杀了。你今天也照样可以自杀。”

“要么加入，要么去死？”

“哈利，”他啧了一声，“别用那些对凡人说的话来跟我说话。把他们的理念和信仰用在我们身上，不仅可笑，而且情理上也说不过去。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准则地生活，但是让我们采用凡人的规矩，那还不如没有规矩。”

“凡人的规矩、伦理、生存道德，是几千年来形成的。”

“哈利，我们生存的准则是几百年中形成的，而且没有强制实施。”

“你死后这里会怎样？”我轻声问道。“这个地方的这些人，我们的……同事们，会怎样？”

他的手指在玻璃杯边沿上划了一下，就一下，然后说：“我看得出来你应该知道答案，只是答案让你很痛苦。我很抱歉，哈利，我没想到你这么多愁善感。”

“你不敢说出来吗，”我问，“因为太愧疚，还是因为太柔弱了？”

又划了一下，就一下，好像钢琴师在音乐会之前为手指热身，“人总有一死，哈利，”他轻轻说道，“这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则，生命终有死亡。”

“除了我们。”

“除了我们，”他表示同意，“这一切……”他的手指划过整个房间，眼神闪烁了一下。“当我们死了，就都不在了。完全消失。我们眼看着死去的所爱之人都会再度出现，我们会记得爱过他们，但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这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影响，生过死过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唯一会有影响的是，留下的想法和制造的回忆。”

“你是上帝吗，奥古斯特医生？你是唯一重要的生命吗？”

我感觉灵魂深处有一个黑洞，它可以无穷尽地吞噬一切。

“我觉得我们得停手了。”我说。

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往后靠，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双手放在腿间，好像一个不知所措的老师，尽量不想让学生看出他的焦虑。“好吧，”他终于说，“为什么？”

“我怕自己的灵魂会被吞噬。”

“我没让你用抽象的诗句回答。”

“这台……机器，”我谨慎地说道，“我们在开发的这些想法，制造出来的记忆，能回答一切疑问、解决轮回之人所有问题的万物理论……只是个美好的想法，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东西。而你，文森特，是我遇到的唯一既有想法又有意志力的人。这很伟大，你很伟大，我很荣幸能跟你一起工作。”

“但是。”他立刻说，他喉结那里和腕关节处的肌肉都抽紧了。

“但是以这进步之名，我们自己的灵魂被吞噬了，我们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

一阵沉默。

我看着他关节处的肌腱透过皮肤渐渐发白。

然后，他一下子喝掉了杯子里的酒，当的一声放在桌上。

又是一阵沉默。

“世界快灭亡了，”我终于说道，“这条信息由小孩传给将死的老人，从未来一代一代地传来，这个概念太大了，无法去理解，就像你要找寻的答案一样。而许多人遭受波及，许多生命被摧毁，这是我们造成的。世界快灭亡了。”

还是沉默。

然后他突然站了起来，从房间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转身，双手放在身后，像个老师一样大声说道：“我反对你用‘世界’这个词。”我抬了抬眉毛，让他解释一下。“我们不是在毁灭‘世界’，哈利，”他有些厌烦地训斥道，“只是‘一个世界’，我们不是科学怪物，不是失控的疯子。不可否认，我们是会改变一些既有事件的历史进程，但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可只有‘一个世界’会因此而改变。我们会死，重生时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我不同意，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许对我们没有影响，可能……在世界的整个大设定中没有影响，但是单单这一个世纪中，就有几十亿的人会遭受影响，虽然我们拥有的时间比他们多，但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行为……是有影响的。我们不仅有责任考虑整个世界，也同样有责任考虑到渺小的凡人，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生命的世界，我们赖以为生的世界。我们不是上帝，文森特，我们拥有无穷的知识，但不代表我们就能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他恼怒地叹了口气，双手一摊，好像整个身体也想那样。他在小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没有动，看着他走。“没错，”他终于说道，“我同意，我们不是上帝。但是这个，哈利，这是创造上帝的东西，能让我们看到万物的创造者，这个研究可以揭开无限的可能。你说我们造成了伤害，我没有看到，一条克洛纳斯俱乐部传下来的信息？那根本没有意义，而且你我都清楚，没有任何数理组合和历史分析能说明我们的机器造成了世界灭亡的结果，导致灭亡的因素太多了。你是想说知识会让人类毁灭，你是这个意思吗？对于一个如此重视凡人短暂生命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悲观了。”

“你所想的量子镜理论上是会造成影响的，如果……”

“如果，如果，如果！”他突然厉声说道，又转了个身。“如果我们对未来造成了伤害？如果我们的行为改变了人的生命？如果，如果，如果！我还以为你是个冷静清醒的人，根本不该说出‘如果’这样的混话。”他脸上的怒气更甚了，突然，他转身用手狠狠拍墙壁，然后一动不动，等那响声慢慢消失，他没有看我。“我需要你，哈利，你不仅仅是对我们有用而已，不仅仅是一个朋友而已。你非常有智慧，有你的知识、想法、帮助……我可以解开生存的奥秘，我们生存的奥秘，只要再花几次轮回就好了，我需要你协助我。”

“跟你干这个，”我承认道，“是我所有人生中最让我激动的事，也许以后也会是这样。但是现在，在这里，在我们没弄清楚后果之前，我觉得我们该停手。”他没有回答，我有点轻率地继续说道：“如果去找克洛纳斯俱乐部谈谈……”他带着蔑视哼了一声，对这个想法表现得很恼怒。“……我们可以把问题传到未来，给到对这个科技理解更加先进的人，可以看看如果有影响的话，那么对时间、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就爱停滞不前！”他咆哮道。“他们永远都不会改变，不会考虑发展，因为那样会影响他们享受舒适生活！他们会一枪打死我们，哈利，甚至把我们彻底铲除。我们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威胁，因为我们不满足于声色犬马的享受和不提任何疑问的无意义的重复！”

“那就不告诉俱乐部，”我说，“在石头上留一条信息，要求得到信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答，我们可以匿名，然后一旦知道……”

“要几千年！”他大声说。“几百代！你打算等那么久吗？”

“我知道你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比我多……”

“几十次轮回了，几百年了，每次都是从在我父亲怀里有意识开始，到我死的那天。哈利，这个就是我生存的目的。”他转过来盯住我的眼睛，让我没法躲开。“你不会阻止我的，对吧，哈利？”

这是请求与威胁？

也许是吧。

心里紧了一下。

“我永远都是你的朋友，文森特，”我答道，“你的朋友。”

我知道自己在撒谎，心里一阵恶心。他是否也有一样的感觉？我们是否根本不需要理性的思考就能在内心深处识破谎言？

如果他识破的话，那也很快便挥手掩饰了过去，就像看到熟人在繁忙的街对面时随便打个招呼那样。他坐回到椅子上，拿起酒杯，看到是空的，有点不高兴，于是又放下。“你可以考虑一下吗？”他终于说。“一个星期吧？如果一个星期以后你还是一样的想法……”

“当然可以。”

“总会想出办法来的，哈利，如果你离开，我会很伤心的，真的，不过，如果……道德心让我们分道扬镳的话，我也能理解。”

“一周后再说吧，”我耸了耸肩，说道，“毕竟这不能一下子作决定。”

半小时后我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关上十秒钟不到，我就拿起旅行包和最能御寒的衣服，想着该怎样逃跑。

53

我有没有说过我曾被阿根廷强盗绑架过？当时我是生意人，意思是，我有一家公司，别人替我干活，我获取利润。利润的大多数都给了克洛纳斯俱乐部，这是组织的基本要求。我当时住在阿根廷，天真地以为自己很低调，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我是开车去市场时遭到绑架的，他们很不专业，从侧面撞了我的车，导致车子直接翻转过来，这很可能导致我当场死亡。结果，我的肩膀脱臼了，断了几根肋骨，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我从车里爬出来时，那辆在满是坑洼的路上把我的车撞翻的皮卡里，冲出了两个戴着滑雪面罩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大声叫着：“闭嘴，闭嘴！”他们把我拖进车尾厢，整个过程没有超过二十五秒钟。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搞不清是什么状况，只好顺从他们，一直趴着，双手放在头上。如果有准备一点，或者处境稍微好一些，我应该可以更好地对绑架者做出战略评估。路况越来越差，空气湿度越来越大，我想我们肯定是往森林里去了，这不算是什么太出人意料的举动。然后车子终于在一小块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圆形空地上停了下来，我被推到了爬着虫子的泥地上。他们用绳子绑住我的手，用一块炒咖啡味很重的布遮住我的头，把我拖进林子里。我当时不知所措，受着伤，还蒙着眼睛，只走了几公里就摔倒了，脚扭了。一行人想着该怎么办，最后用弯曲的树枝弄了个简易担架，把我拖到了他们的营地里，一路上树枝都戳着我的脊背。到了那里以后，让我非常失望的是，他们摘了面罩，把我粗鲁地用生锈的铁链绑在地上的杆子上，印着当日日期的报纸放在我的脚下。拍了照，我偷听了那些人的谈话，发现他们索要大概三十万美元的赎金。

我的公司可以出十倍的钱，不过，从那些人的谈话中听得出，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会说西班牙语，我听出来，我应该活不到能听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他们把我当成孱弱的外国商人，我就顺着他们的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的肩膀和脚踝都肿得撑开了衣服，痛苦不用扮演，他们把我的脚踝用铁链绑在柱子上，脚上的肉就被金属挤压得一跳一跳地疼。他们终于意识到，人质要是死了就没用了，于是给我松了绑，给了我根棍子，好让我支撑着走路。一个还没满十五岁的小男孩把我带到附近的溪水边洗脸和脖子，他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没什么钱的战士都用这种枪，我怀疑他根本不会用。我故意摔进溪水里，他过来查看我时，我用棍子打了他的脑袋，打到他无力反抗为止，然后把他的脑袋按到了那浅浅的溪水里，坐在他背上，用尽所有力气把手肘压住他后脑勺。

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和腿的情况，看来要逃出去是不太可能了，既然要死在这里，我还是自己决定怎么死。于是我跛着脚走回了营地，想要在他们面前风风光光地登场，结果尴尬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守卫正在树边撒尿，从专业角度来看，我只需要一下子扭断他脖子就好了，但我当时的身体没有特种部队那样的能力了，于是我用枪打了他的屁股，他大叫了起来，其他人也跑了过来，我趴到地上，把进入视线的第一个人的膝盖骨给打掉了。

让我意外的是，再没有人上前来了。

一个人用蹩脚的英语说：“我们不想跟你打。”

我用西班牙语回答：“你们好像别无选择了。”

他们花了一点时间消化这个信息，然后说：“我们会留下地图和水，干净的水！还有食物，我们会给你留下地图、水和食物。我们会等上二十四小时，让你有时间到卡车那里。我们不会跟着你！你带上地图走！”

我大喊着回答：“谢谢你们，不过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们现在就一较胜负，非常感谢。”

“不，不，不用了！”他大喊道，我都觉得他们对这个绑架任务太不投入了。“我们会等上二十四小时再走，不会再来打扰你，祝你好运！”

接着我听到了树叶里窸窸窣窣的声音，金属器械被推倒的声音，还有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我在那里躺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等死。森林里开始有动静了，蚂蚁爬到我的衣服里，考虑要不要吃我，但我显然不是它们想要的食物，于是它们继续往前爬走了。附近灌木下面爬来一条蛇，但比起我怕它的程度，它更加害怕我。夜晚来临了，营地里一片安静，连那个膝盖骨被我打掉的人都没有一点声音，说不定被我打中了股骨动脉，也许是疼得受不了了。最后，我实在觉得太无聊了，而且想到死不是我最害怕的东西，于是我站了起来，一手拿着枪，一手拄着棍子，跌跌撞撞地走进了营地。

营地里确实已经没人了。

一张地图、一壶水和一罐煮熟的豆子放在桌子中间，还有一张手写的字条。

字条用英语写着：

“非常非常抱歉。”

我把那壶水背在肩上，地图放在口袋里，慢慢地走出丛林。

不管那个强盗是谁，他是说话算话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54

可惜逃离阿根廷森林跟逃离彼耶德罗克-112完全不一样。离开那个基地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守卫根本不会怀疑我，熟悉的脸、礼貌的招手都不会让人怀疑我会有什么致命的举动。但是一旦逃出去了，在茫茫大地上，行动起来就困难了。想一个简单的自杀方法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可能被捕获就要用上。最后留下两个选择：第一，冒险走陆上的路线，穿过北俄辽阔无人的土地，用土地的广阔无垠让追捕我的人无处下手；第二，跟着交通线路走，藏匿于俄罗斯的交通网络中，潜行到城镇里，然后再往西部边境去。我更加倾向于第二种，但立刻否定掉了。因为离开彼耶德罗克-112的交通方法相当有限，一通电话就可以把所有通道给堵死，就算我可以逃到人口密集的地方，混入人群中，边境线上和缔约国中肯定也一样会搜捕我。我知道得太多了，对文森特的工程来说，我的价值很大，风险也很大。

那就选择陆上路线，在冻土地带尽力生存，我有野外生存的经验，寻找最快捷的路线，隐藏踪迹，但这里不是我出生的英国北部那样的富饶土地，而是一望无垠的寸草不生之地。当然，还有自杀这条路可以走，但实在不能饿死吧。

我有计划的时间吗？

有时间存储物品、收集必要的工具吗？

我看没有，文森特的眼神有某种意味。他知道，我也知道，我已经不是他的人了，而且这个把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都铲平的人肯定会立刻铲除任何安全隐患。我必须立刻行动，赶在他对我采取行动之前。时间，非常有限。

我只匆匆收拾了一些生存的必要物品。不用带钱，也不用带什么换洗衣服，只要多带一双袜子保持双脚干燥，带些纸头和火柴便于生火，手电筒和备用电池，垃圾桶里的塑料袋，还有针线。我包打得很快，但很仔细，我把包甩在肩上，去实验室拿一小块黑磁铁和一段铜线，我一边拿一边跟实验室的助理挥手打招呼，因为我经常从实验室随意拿些东西，所以不足为怪。我撬了食堂的锁，尽量多拿腌制食品放进包里，突然被外面餐厅里的声响打断，急忙找地方躲起来。响声过去了，我往上走，通过彼耶德罗克-112冷冰冰的走廊往军械库走去。我需要一样武器，轻便好用的，这次不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了，一把左轮手枪就可以。军械库有人把守，但门口的士兵认识我，我走上前时还冲我微笑，我突然用手臂卡住他脖子，然后用沙丁鱼罐头猛砸他的头，把他打昏在地，慌忙在他的皮带上摸索钥匙，但一把都没找到。我低声骂了一句，转向军械库的门。人昏迷就两种，短暂的和永久的，我怀疑沙丁鱼罐头只能让他昏迷几分钟，够时间撬开锁吗？我努力着，用实验室里拿来的铜线和袖珍刀撬锁，咒骂着自己动作的不娴熟，每当一个锁栓滑进去时就咬一下嘴唇，咔嗒一声，转一下，开了，黑乎乎的军械库在我面前，我走进去，打开灯……

“你好，哈利。”

文森特站在那里，非常镇定，背靠着一箱手榴弹，我在他的注视之下，僵住了，就像是被抓现行的小偷，无法否认，无法求饶，无法逃跑。我说：“我还需要时间装弹和开枪……”

“是的，”他同意道，“你不会成功的。”

他没有动，没有试图阻止我，我叹了口气，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最终还是只得放手一搏。我拿起最近的手枪，拉开保险，弹开空弹夹，伸手拿下面架子上的子弹，拿了装满弹药的弹夹然后推进枪里，弹夹锁定后，我举起来准备开枪，不是对准文森特，而是对准自己。突然几千伏电流从我背后袭来，我被电得动弹不得，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55

我穿着厚厚的填充衣，坐在带垫子的椅子上，在一个消音室里。

我在这地方工作了这么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灯光很强烈，我正打着点滴。点滴打在我的手臂上，而我的手腕被绑在了椅子上，我在想先把点滴给扭掉会不会有什么用，应该没用，我的手臂都被绑着，一直绑到手肘处，脚踝处也被绑着，胸被绑着，甚至连脑袋也被绑着，这让我有点恼火。这样是为了让我绝对死不了，我应该这样被绑着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从心底里觉得相当不舒服。

文森特坐在我面前，什么话也不说。

他脸上写着要说的话。

没有怒气，只有悲伤。

我在想，如果另一次轮回中文森特去当小学老师，肯定会当得很出色。

过了很久，我开口说：“如果我拒绝进食，你单单用输入营养品来维持我的生命，我要过多久才能死？”

他现出了害怕的表情，对于所做的事，他感到痛苦：“几年后，爱尔兰共和军绝食示威者活六十多天就会死。但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在你喉咙里插根管子。”

轮到我害怕了，当六十天的囚犯，没有逃脱的希望，只有痛苦而漫长的死亡，快饿死时，我有足够的毅力拒绝进食吗？我不知道，我从没试过。当求生的本能让我的身体呼喊着要活下去时，我的内心能抵挡住吗？我觉得要看情况，看是否值得活下去。

一阵沉默。

我们以前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这样沉默过，只有一起兴奋和思考时才会不说话。不需要任何语言交流，不需要把明摆的事实说出来，在我看来，沉默就已经说出了一切，我已经在想象的对话中，想了一圈，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跟文森特说的，然后又重新开始想。这时他抬起头说道：

“我要知道你的出生地。”

我被这个问题震惊了，虽然我应该想得到。

“为什么？”我问道，嘴巴一下子变干了。

“不是要杀了你，”他脱口而出，“我绝不会那么做的，哈利，绝对不会，我发誓。但我要让你知道，我知道。我要你明白，你可以在子宫里被流产，无法出生。我要你知道这点，这样你就可以帮我保守秘密。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成为我的朋友了，但是我要做的事……更加重要。”

我思考了一下，不是思考我自己的生命。对我生命的威胁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是思考文森特的生命。他比我年轻，出生得比我晚，所以他可以这么威胁我，阻止我的出生，必须得有人帮助他才有可能实现，年纪大一些的人，1919年就活着的并且可以在我还没出生就给我母亲下毒的人，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吗？我已经不是他的合作伙伴，他找了另一个？

他注视着我，肯定是在想我所想，然后又说：“我不想用暴力获取这个信息，哈利。不过如果必要的话，我会那么做的。”

我一下子被拉回到了面前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你要用刑拷问我？”我问。没必要用很多辞藻了，我看到他听到这句话时退缩了一下，还是感到一丝安慰。但他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个想法。

“是的，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别逼我。”

“我没有逼你，文森特，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只是想在你那么做之前，确定这在道义上不是我的错。”

“每一个人都会被击垮，哈利，每一个人。”

一下子触起了回忆，弗兰克林·费尔逊，我在他脚下抽泣。每一个人都会被击垮，事实确实如此。我也会受不了，会说出自己的出生地。

或者我可以撒谎，然后死。

“会是怎样？”我满不在乎地问道，讶异于自己的轻松语调，关于费尔逊的回忆就像海啸后退去的潮水一样，我随着海水而流动，没有任何主动权。“你想用化学品？我给你提个醒，我以前被人用过抗精神病药物，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副作用。心理战术？不，心理战术应该不行，我的身体大概可以支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心理方面的话，不是我乐观估计，但是完全可以更久，时间会成为你的敌人。电击是比较好的办法，但是对心脏的刺激太大，你知道我心脏的情况，对吧？极冷刺激，也许可以。或者极热刺激？或者两个一起来。剥夺睡眠也是个方法，不过还是……”

“别说了，哈利。”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过程。”

他终于看着我的眼睛了，我并不怕跟他眼神交会，我从没见过他乞求人。

（我是好人，哈利！我是民主的卫士！）

“告诉我，哈利，告诉我，你在哪里出生的，不必弄得太难堪。”

（天哪，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可你必须明白，这是为了大局，远远大于你跟我。）

“希望你别介意，不过我还是对‘不必’这个词有质疑。”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像是我说的，只是有点醉了的感觉。“没有人逼你做任何事情，这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

“每一个人都会被击垮，哈利，每一个人。”

“我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让我说，对吧？所以，来吧，文森特，”他的英语名字缓缓地翻滚过我的舌尖，“你最好现在就开始。”

他迟疑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再没有了乞求的神色。

他的眼神凌厉了起来。

（做出改变吧，该死的，改变这个世界吧！）

我耳边响起费尔逊的声音，他曾经帮我带走痛苦，轻抚我的头发，我就像一个孩子找到了失散已久的母亲一样爱他。可最后我确实被严刑给击垮了，他说对了，虽然他那么说那么做都毫无意义，但他确实说对了，我也会被折磨致死，如果不是因为记忆，那次轮回中的世界对我来说就会像完全没有存在过。

文森特轻轻地摇了摇头，站起来准备离开。

“你不亲自动手？”我叫住他。“你不顾道义上的责任了吗？”

“你考虑一天吧，”他说，“就一天。”

然后他就走了。

56

一天。

一天的时间来避免比死还可怕的命运。

一天的时间，待在墙上有厚衬垫的消音室里，被绑在有厚垫子的椅子上。

寻找漏洞，任何漏洞，一定要找到。

椅子用螺栓拴在地板上，静脉点滴输入的是营养品，门上也有厚衬垫，门外有守卫，他们是最薄弱的一环。文森特不愿意亲眼看我受刑，这个过程我就可以操纵，他肯定已经交代守卫不要跟我说话了，但是有时低酬劳的苏联战士也会主动开口的。

我使劲扭着手，终于把针头给挣脱掉，手上留下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血印子，我没有叫出声，什么都没说，只是任凭血留到白色的带衬垫地板上，让那色彩变得无比鲜艳。我的头也被绑着，没有办法垂下来，我就闭上眼睛，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恍恍惚惚的。守卫过了很久才来查看我，结果看到血正从椅子上滴到地上，他们一下子就慌了，商量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找人救治。

“他还清醒吗？”一个人问。“他失了多少血？”

年纪大一点的人，但愿是军衔比较高的那个，看了一下我的手，“是比较浅的伤口，”他说，“他自己把针头给弄脱了。”

这时我睁开眼睛，他一下子被我惊到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各位，”我说，“你们收到的命令肯定是不要跟我有任何交流，所以我就直说了。我认识你们每一个人，知道你们的名字、军衔、背景和家乡。二等兵，我知道你还跟你妈妈一起住，还有你，中士，你在莫斯科有个妻子，三年半都没见了，你还把女儿的照片骄傲地放在口袋里，每次吃饭休息时都会在食堂里给所有的人看。‘她是我的宝贝，’你总是这样说，‘她是我的珍宝。’我有个问题问你，就一个问题，她们一无所知吗，对你所做的事一无所知？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这很重要，想想你跟她们的每一次对话，因为如果她们知道一点点可能泄露这个地方的信息，那么，各位，她们也会跟我一样，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你的女儿，她们一丁点儿都不能知道。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在我手上涂点膏药，我会继续等待酷刑折磨和最后的极刑，谢谢你们。”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没有给我拿来膏药。

可能是二十个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过后，文森特来了。那个中士就站在门口，紧张地往里看。

“你考虑了吗？”文森特急切地问。“决定了吗？”

“当然了，”我轻飘飘地说道，“你会折磨我，然后我会说许多你想听的话，让你住手。”

“哈利，”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急切和绝望，“没必要到那个地步的，告诉我，你的出生地，我发誓，你绝对不会有事。”

“你有没有想到会有无法回头的地步？你对我身体所做的伤害已经大到我根本不在乎的地步，我也不会去考虑什么，什么也不会再说了，你应该希望不会到把我精神都彻底打垮的那一步。”

他直起身来，脸色凌厉了起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哈利，你是自己害自己。”

说完，他就走了。那个中士还在门口，我们的眼神有一瞬间的交会。

“什么都没有？”我问。门关了。

几分钟后就开始了，没想到他们首先用上了化学品，常用的手法，局部麻醉，把我的胸部固定住，如果我呛咳或窒息，氧气可以输送到肺部，保持血液循环和头脑清醒。身体某些部位还是可以活动的，剂量用得很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不停地大口喘气，汗水从头上和背上滴下来，快要昏迷，但又不会昏过去。文森特找了个非常专业的人，他是个小个子，留着整齐的小胡子，他把工具铺陈在自己面前的盘子里，让我可以仔细看到。他就像在训练运动员一样，每次施加痛苦前都会给一小段休息的间歇，每次休息完，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出生地是哪里？”然后耐心地等待我回答，当我拒绝回答时失望地摇头。接下来是致人恶心，让人像是困在自己尸体中的动物一样，大声喊叫，不断感觉身体中有一阵阵热浪，猛地扭曲和收缩，感官全部变得极其有限，仿佛只能感知到自己可怕的胡言乱语。

门口那名中士一直看着，当施刑的人休息一下，出去拿水后，他进来搭了搭我的脉搏，看看我的瞳孔，然后轻轻地跟我说话。

“她知道我坐火车到普罗斯基普莱迪，终点站，这信息量是不是太大了？”

我冲他笑了笑，让他自己去思考吧。

窒息和痛苦交错之间，文森特进来握住我的手。“对不起，哈利，”他说，“对不起。”

我想冲他吐口水，但是嘴巴太干了。他又走了。

他们应该很早就把汽车电池给拿来了，打算用。那只是用来引起注意的物品，用以展示的，剥夺睡眠加上极度高温，比我预想的方法改进了一些，当天以这个作为开始。那盘声音带子肯定是对环绕声十分精通并且带有罪恶之耳的人创作的，振动和电子节拍的混搭，忍受折磨的尖叫，还用好几种语言描绘着暴力侵犯之举。一旦这种可怕的声音让我麻木并稍显昏昏欲睡之态时，守卫就会进来把我摇清醒，在我脸上浇上冰水，恐怖感和极热感交替。

“你是个好人，”那个中士把我摇醒时，我对他说道，“你知道该怎么做。”

“喝下去，哈利，快喝。”是文森特的声音，突然沉寂下来后的一声低语。我知道他是放了一块湿布在我嘴上，我贪婪地喝着，直到恢复了一点神智后，我使劲吐了出来，淌在我的下巴上和胸前，那是口水和水为二比一的混合物。那个施刑的人拔掉我脚趾甲的那天，胡须打理得特别好，我想他晚上睡觉时肯定在脸上绑了网纱，才会这么有弹性。

“你是个好人，”那个中士在我脚下叠起塑料片，卷起残碎的指甲片和凝固的血迹，我对他说道，“过多久会轮到你？”

他抬起头往后看了看，确认那个施刑人在外面休息，然后靠近身来。“我可以给你毒药，”他低声说，看了看周围，“我能做的就这些。”

“这就够了，”我说，“只能做到这样了。”

毒药是老鼠药，老鼠和人类基因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够了。讽刺的是，施刑的人居然没有发现我的症状，直到我的双肾几乎衰竭了才发觉不对劲，连我自己都能看出皮肤发黄，老虎钳一次一根地夹断我的脚趾时，都没什么反应。那人反应过来时，我哀号似的大笑，连椅子都发抖了，浑浊的泪水滚落在我脸上。

“你这个蠢货！”我尖叫道。“你真没用！你这个混蛋！”

他们给我松了绑，那人把两根手指伸进我喉咙里，想要引起呕吐，但已经太晚了。这时候，文森特来了，看到我已经躺在地板上，在自己带血的呕吐物里笑得发抖，那个中士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文森特看看我，看看那个施刑的人，再看看那名中士，马上就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他脸上闪现过愤怒的神色，然后转过头看我。我故意笑得更大声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大声训斥那个中士，也没有批评施刑的那个人，只是向两个勤务兵示意，大声说：“送他去医务室。”

他们把我送到了医务室。

还给了我止疼的药物。

那个医生给我诊断时眼睛盯着地上，因为体内激素的衰竭，文森特到我床边时，我的笑已经只剩下浅浅的微笑了。“你动作好快，”他开口说道，“我本以为你至少要五天才能想到办法死掉。”

“还没到五天吗？”

“两天半。”

“天啊，”我接着说，“那个中士是个好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如果你要枪毙了他，能不能先跟他道个歉？替我道个歉。”

文森特阴沉着脸，翻看着我的病历记录，徒劳地希望我还有救。我已经停止了呕吐，不再发抖和发热，医生及时地阻止了心脏衰竭，但我的肾脏已经不行了，肝脏很快也会衰竭，这就够了，这些我不用看那个诊断病历就知道。

“他会被转到另一个部门，”文森特冷静地说，“我对不必要的死亡不感兴趣。”我差点又笑了出来，但只有一点点气息吐出去，哼了一声。“既然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信息，我们就会让你死得尽量舒服一点，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

“多一点吗啡好了。”

“已经给你用了最大剂量了。”

“再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他的嘴唇抽动了一下，眼睛看向别处，我的心停了一下，还有什么？我剩下的这点时间里，他还能怎么样？“文森特，”我喃喃道，低低的声音里带着警告和质询，“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哈利。”

“你老是这么说，我的每一片碎指甲都很感激你的怜悯。你打算干什么？”

他没有看我，说：“我要你忘记。”

我呆住了，不知道说什么。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以为他又要道歉了，如果他真道歉的话我真想揍他，虽然我可能根本使不出劲来。但他只是走开了，哪怕我大叫了起来都没有回头。

我快死去时，他们一直都给我用了镇定药，这真算是解脱，它抑制了疼痛和对下一步的思考。我知道我做了梦，但我几乎是头一次记不起梦的内容，只知道迅速而炽热，现实冲进梦里，就像虫子蜇进皮肤一样。胃里烧得厉害，就好像自己用购物袋提着内脏一样难受。我的脚在流血，在我恍恍惚惚的感觉中，就像一条大蛇在吞噬着我，每吞一口，大蛇的身体都会泛起齐整的波纹，等到它的牙齿到达我的上腹时，我的脚已经完全在蛇腹里了，在慢慢涌动的胃酸作用下，骨头在一根一根地消融。

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而我已完全靠吸入氧气维持生命，各项生命体征都在下降。他们推来了一个新的仪器，不知是哪个失心疯的科学家弄出来的，需要单独供电，两百三十伏的电压不够。他们争论着我躺着的病床应不应该放在地上，然后一个医生大吼了一句：“你们真幼稚！”指出把我铐在两边的金属手铐完全可以导电，所有人都应该把这个手术看成是心肺复苏，大家的脑子真都该被敲醒。

我使劲地踢着腿、大声喊，既讨饶也抵抗，但说实话，我太累了，或是用的药太多了，我只发出了一些哼哼声，夹杂几声像小孩子似的愤怒的尖叫。他们用不透光胶纸把电极粘在我脑袋上，最后一个电极很难装到我嘴巴里，于是前面那个大吼的对电伏问题做出明智决定的医生，这时候也做了同样明智的决定，运用麻醉，他们觉得镇静剂应该没有什么用，不过我很感激的是，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过来把我冻僵而睁大的眼睛用胶布给封了。我只能听到声音了，他们前面三次都白折腾了，第一次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没有启动起来，因为在换保险丝的时候，把其中一根导线给弄脱了，最后他们终于折腾好，准备把几千伏电压送到我脑子里，试图把我一切的记忆都抹掉，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候空气里喜剧性地出现了一丝犹疑。

我听到那个医生说：“这次一定要成功，好吗？大家都站开了吧？好，那么……”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

57

我只见证过一次遗忘手术。

那是在1989年，在芝加哥圣尼古拉医院里，当时我七十岁了，自己感觉还可以，只是在几个月前收到过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书。那已经算很晚了，我六十五岁左右时，对于缓慢而正常地步入死亡的向往，让我比以前的轮回时更加细心地照顾自己的身体。我还加入了网球俱乐部，这是我从没做过的事，我每年都有三个月在摩洛哥山里的一间学校里教数学，这也许是为了跟小孩子们做做伴。

我来到了芝加哥一个气氛文雅的郊区里的一家非常文雅的医院的一间非常文雅的房间里，这里美国国旗骄傲地飘扬着，鲜花每天都会出现在病人的床头，然而来这里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我是被人叫来的，叫我来的人快死了。

是阿瑾蕾耶。

香港那晚，她的女仆跳进海里，她在日出前就逃走了，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先穿上了消毒服，用酒精洗过手后再进门，但这么多的措施其实没什么必要了，已经那样了。她体内留存的白细胞那么少，竟然还能活着，一踏进那个她随时就会死去的房间里，我便清晰地感到死亡的靠近。

她的头发都掉光了，只剩下满是凹痕的光头，骨头像错位的板块一样凸起。我没有见过她秃头的样子，现在我知道她的头型像鸡蛋一样。说她的眼睛凹陷已经是美丽的谎言了，真实的情况是，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肉和柔和的线条，只是一个带着一点点肌肉的头颅上，戳着鼻、耳、嘴、眼的遗留物，就像挂着一些装饰物的快枯萎的圣诞树一样。她比我年轻，但在那一刻，我简直是活泼的小孩，而她已经老得不能再老，快要孤独地死去了。

“哈利，”她气喘吁吁地说道，不用是医生，就能听出她说话都已经无法连贯，“你好久才来。”我拉过她床边的椅子，小心地坐下，虽然我经常运动，但骨头还是咔咔作响。“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她接着说，“老年生活过得不错啊。”

我咕哝了一声，权当回答。“你怎么样，阿瑾蕾耶？他们不肯告诉我太多。”

她叹了口气：“他们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看哪个病先杀死我吧，我的免疫系统不行了。要是你跟我说艾滋是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那我得告诉你，你是个傻瓜。”

“我没有要那么说……”

“其他人看我，就像我是邪恶的一样，好像得这种病……”她想做个手势，但只是动了动指尖。“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其实只是该死的便宜避孕套破了而已。”

“这正是我想说的。”

“是吗？也许吧。你说得对，哈利，你一直都没错，虽然老古板，但是没错。”

“你还能活多久？”我问。

“我想我应该会因肺炎而死，几天吧，运气不好的话，一个星期。”

“我陪你，我已经预定了这条路上的一家酒店……”

“拜托，哈利，我不要你可怜我，不过就是一死！”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来？”

她很快地不带感情地把她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我想忘记。”

“忘记，忘记什么？”

“全部，一切。”

“我不……”

“哈利，别假装不明白，有时候这么做是为了让别人好过一些，但我觉得这是可怜别人、让人讨厌，你是明白我的意思的。你这么努力地跟凡人一样，说实话，我觉得很讨厌，你为什么这样？”

“你让我来就是告诉我这个？”

“不是，”她答道，在床上挪了挪身子，“不过既然你来了，我就跟你说说，你认为如果别人觉得你很不错，你就能生活得很不错，这个想法愚蠢而天真。拜托，哈利，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单纯？”

“我可以走的……”

“留下，我需要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乐于助人啊，”她叹了口气，答道，“因为你太单纯了，我正需要这个，我需要忘记。”

我往前靠了靠，双手指尖对在一起。“你想有人劝劝你吗？”我终于问道。

“坚决不要。”

“不过，我还是有义务要劝劝你。”

“拜托，你还能说出什么我没对自己说过的话？”

我的头侧向一边，拨弄着医院长袍的袖子上的接缝，用手把两边给捏起来，在袖子上微微隆起。然后我说：“我告诉了我的妻子。”

“哪个？”

“第一个，我娶的第一个女人，珍妮。她是凡人，而我不是，我告诉了她，她离开了我。然后有个男人来找我，他想知道未来的事，不是很礼貌，我拒绝了他。后来我想死，真正的死，将黑暗停止的死亡。所以，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愿意随波逐流，因为我所做过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

她犹疑了一下，用牙齿反复咬着下嘴唇，然后说：“傻瓜，有谁看得透呢。”

遗忘手术，它其实就是造成了一种死亡。我重复了所有她知道的事，想要阻止她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记忆的抹去比身体的死亡更可怕，尽管她不会知道遗忘手术所带来的知识、心智和灵魂的丧失，不会觉得遗憾，不会记得失去了什么。我们这些了解她的人、她的朋友，看着她没了所有记忆而只剩下躯体后，还是会非常痛心，痛心她离我们而去。最后一句劝她的话我没有说，那就是，选择遗忘便是逃避，逃避她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她不会因此而动摇。

她说：“哈利，你是好人，尽力在劝我，但你我都知道，我所做过的和经历过的事已经沉重到我无法承受的地步，我把心给封闭了，把你所谓的灵魂都抛弃了，因为我无法带着真心和灵魂去活着。哈利，为了我，帮我遗忘吧，也许我还能找回真心和灵魂。”

我没有再劝她。我能理解她。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芝加哥的克洛纳斯俱乐部拿需要的东西，然后留了一封信给俱乐部的其他人，通知他们，阿瑾蕾耶不会再记得我们是谁，在她的新生中，我们要在暗中照应她，当她需要我们帮助时伸出援手。

我们在1987年时用的方法比起文森特用来清除我记忆的方法科技水平稍微高一点，他有的只是一点点先见之明，而克洛纳斯俱乐部这方面的信息太多了。我们不会扰乱既有的历史事件，而与成员生存相关的事，俱乐部未来的成员会分享很多知识。我还听说过，某种蒸汽驱动装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发明出来，用于发明者的遗忘过程，但是我没有证据来证实，应该也不会找到证据了。

我们的设备是化学和电力混合的仪器，用电极连接大脑的某几个部位，跟文森特的仪器不一样，我们的仪器不需要人保持清醒。我把最后一剂镇静剂输入阿瑾蕾耶的血液里，感觉像在杀人。

“谢谢你，哈利，”她说，“几次轮回过后，等我安定下来一些，你就来找我，好吗？”

我答应了她，可她已经闭上了眼睛。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完成之后我陪着她，坐在她床边，注意她的生命体征。她说得没错，她确实会死于肺炎，如果是别的时候，我不会管她，会留下她慢慢死去，但是遗忘手术中则不一样，有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确保遗忘是彻底的，手术是成功的。休克后她首次醒来是三天后，凌晨两点半，我被一阵说话声弄醒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出来是埃维语，这是我几百年都没听到人说的方言。我的埃维语水平顶多只能算中等，不过足以用来安慰阿瑾蕾耶了，我握住她的手，轻声说道：“没事了，你安全了。”

她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看到我的时候还退缩了一下，用埃维语叫着爸爸妈妈和家人，叫人救她。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低头看自己的身体，痛苦地发抖，向父母和上帝求助。

“我是哈利，”我说，“还记得我吗？”

“我不认识你！”她喘着气地说道。“救救我！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医院里，你病了。”我真希望我的埃维语能说得更好一些，可我能想到的词只有“快死了”。

“我是谁？”

“你会知道的。”

“我好害怕！”

“我知道，”我低声说道，“这样就成功了。”

没等她再问问题，我就让她躺下睡了。当她重生后，也许会依稀记起这次会面，把它当成一个梦，而现在不需要给她任何不必要的信息。第二天，当护士来给她换床单时，她已经死了，我也已经离开了。

58

医院病床。

渐渐醒来。

身旁有个人影。

是文森特，正弓着背睡着，头枕在我睡的床边。

我从遗忘手术中醒来，从精神死亡中醒来，而我……

还是我自己。

还是我。

还是哈利·奥古斯特，我记起了……

一切。

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不敢动，生怕弄醒文森特，但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还在彼耶德罗克-112，还是囚犯，对文森特还是威胁，我依然快要死去，死于自己服食的毒药，但是我的记忆都还在。就像我对阿瑾蕾耶一样，文森特也要检视醒来的我，确认手术是否成功，看看我的记忆中是否还有一丝哈利的踪迹，我决不能让他看出来。

我身体的某个部位肯定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因为文森特突然醒了过来，他看到我的眼睛睁开了，急忙凑上前来仔细看我，就像医生观察病人一样，看我眼底的反应。我想说话，想用母语，原本的语音语调，就像阿瑾蕾耶那样，但是那样好像太刻意了，我张了张嘴，发出了像猎狗遇险时一样的叫声，那根本不用模仿，因为我的身体正遭受着毒药和各种痛苦的摧残。

“哈利？”文森特握住我的手，就像我握住阿瑾蕾耶的手那样，他的脸上挂着关切的神色。“哈利，能听到我说话吗？”他说的是俄语，而我只是叫得更大声了，他变换到英语：“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他扮演着关心我的朋友，如此厚颜无耻，我真想回答他，但时间所剩无几了，生命稍纵即逝，还是不要浪费了。而且，我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更多体内的身体组织已经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凑到床边，呕出一肚子的酸和血。我真希望一部分的呕吐物在文森特来不及避让时就溅到了他的鞋上。我的头突突地疼着，眼睛里面卡进了维克罗胶布，每次睁眼看脑袋里都会咔咔作响，左眼珠总是不听使唤，往别的方向看，于是房间在我眼里看来，中间有道奇怪的空白，而我的大脑已经无法理清混乱的意识了。可怜的老文森特，真是太不凑巧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我是不是假装不记得，我很快就要死了。他选择了一个大胆的测试方法，他从床边一下子跳开，招手让两个守卫过来，用俄语大声叫道：“把他带走！”

他们把我带走了，一人抓住一条手臂，把我从床上拖了下来，把我拖过走道。我完全没法走了，只能被人拖着，他们把我放在淋浴房的地上，单膝跪着，很久以前，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很友好的实验室助理，她叫安娜。文森特站在门口，用英语大声下令：“杀了他！”

我该怎么办？要是表现得我能听懂他的命令，就说明我对语言的记忆还留存着，可如果我对死表现得太过平静，就可能说明我的记忆还在，知道死是此时最好的解脱。谢天谢地，我残破不堪的身体替我解决了难题，被这么拖过走廊然后扔在地上，身体自然而然地抽搐起来，我正想着这是将死的征兆，还没留意，子弹就已经打入我的脑袋。

第六篇 全记忆者

我是全记忆者，跟文森特一样。那么，文森特知道吗？……对于我的情况，他真正了解多少？

59

我的第十三次轮回开始了。

一模一样的开始。

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女厕所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有时我甚至会想，重生醒来时会不会成为国王的儿子，如果宇宙中真有什么神明的话，那它肯定对轮回之人的事一点儿都不上心。

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我被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接手了，被他们当儿子抚养，到三岁时开始恢复前生的记忆，别人说我是话非常少的十分安静的孩子。四岁时，我几乎恢复了所有记忆，到六岁生日时，我已经准备好出去告诉克洛纳斯俱乐部，文森特的所有计划以及他的决心有多大。

我写信到伦敦，写给查洛蒂·黑泽梅尔，写给克洛纳斯俱乐部，告诉他们一切，文森特·兰吉斯、量子镜、俄罗斯……什么都告诉他们。我觉得已经没有时间安排把我从家里弄出去之类的事情了，所以就告诉查洛蒂，我会偷足够的钱，用成年人的口吻给自己写一封信，自己去纽卡斯尔，跟她见面谈，她只需要等电报，然后在车站等我。之后我才知道，正是这样匆匆忙忙的做法，才救了我一命。

我没有收到答复，没有任何回音，在幼年轮回之人的事上，查洛蒂本应该是相当可靠的。我从罗利·赫恩的桌子里偷了几先令，写了一封流利而非常有说服力的信，说明伦敦有学校招收了我，请家人给予支持，然后我带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双靴子和一袋偷来的水果，出发往纽卡斯尔去了。从当地的村庄寻找交通工具非常困难，比说服我的父母难多了。我连夜赶路，竟然到了霍科斯利，几百年前我逃离弗兰克林·费尔逊时到过的地方，我拿出信件，急切地告诉邮局的女管理员，我是一个孤儿，要去伦敦。她用那辆破卡车载了我，车上还有两根紫杉木和一只懒洋洋的拉布拉多犬，她还给了我热面包和热猪油充饥。

到了纽卡斯尔，我直奔电报站。要发个电报很不容易，那柜台太高了，我够不到，不过队伍后面的一个好心的律师把我给托了起来，让我趴在柜台边上，我用尖细的声音说明了我的事，拿出我的信，说我要等姑妈来。一番犹豫之后，站长把我的电报发了出去，然后他问我晚上有没有地方住，我说没有，他立刻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能一个人出门，要报警，但是他妻子让他暂且别管我，她还给我拿来了毯子和热汤，让我待在办公室里的售票柜台后面，她会帮我留意姑妈有没有来。我谢过她，尽管一个六岁小孩子独自去伦敦会引起大人们无穷无尽的关注，这点让我颇感无奈。

我一直等着。

查洛蒂从接到我电报到抵达纽卡斯尔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十一个小时，而那次是因为遇到了大雪。站长的妻子问我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或者我认不认识什么人，站长又不耐烦了，说他一定要报警了，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对劲。我说要上厕所，他们在外面等时，我从厕所的后窗爬了出去。

第二天，我站在俯瞰铁路桥的小山上，一个很快就能跑到车站的地方，盯着车站的情况，每班从南方来的列车到达时，我都偷偷跑到站台边上寻找查洛蒂的身影。

查洛蒂没有来。

我真的不知所措起来。我加入克洛纳斯俱乐部这么久以来，查洛蒂一直是我童年时期最可靠的人，她会写信，会来接我，就算她没来，也会有人代替她来，可现在……我心底的谜团越来越大。支撑我的可靠力量一下子被抽走了，人生中最困难的阶段中，支撑我蹒跚行走的工具没有了。我是不是该再写一封信？

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太不安全了。有太多的疑问，太多潜伏的危险，文森特想知道我的出生地，但我的年纪比他大，所以他肯定有同伙，一个比他和我都大的人，可以将轮回之人扼杀在子宫里的人。意识到这点后，维护我自己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秘密变得至关重要，我决不能让文森特和他的同党知道我来自哪里。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写给查洛蒂的信中，我有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我没有刻意伪装出生地，那封信已经是我跟她之间的惯例了，只是为了把我从童年生活中解脱出来，我不会多写其他的细节。过去轮回中的童年时期呢？我给过地址，但都不是真实的地址，只是附近的地址，便于我监控信件的地方。那些会暴露我的方位吗？肯定会让搜索缩小到一定范围内，这么偏僻的地区，要找出一定年龄段的男孩子，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再想一下，我的身份有正式的记录吗？我是私生子，这是我的不幸，但同时也是万幸，我的存在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我的生父不承认我的身份，而我的养父讨厌这些书面玩意儿。有没有人曾不辞辛劳地证明我的存在？

我记得在第一次轮回中，那时身份的事对我来说还很重要，我记得我去取养老金时，第一次交国民保险，当时的工作人员都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弄清，搞不清到底是哈利·奥古斯特还是哈利·赫恩。严格按法律上来讲，我是丽莎·李德米尔的儿子，她1919年就难产而死了，没有给我起名字，只在厕所地板上轻声说了几个字。

不过，我还活着，这是事实。

我没有在出生前就被杀死在肚皮里。

如果文森特这次轮回中要找到我，如果他派了比他年纪大的可能不止一个人的同伙来找我，那么他们肯定没有找到我的出生地，我也没有透露给查洛蒂足够的信息。

那么查洛蒂怎么了？

她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没有来？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立即行动了起来，我偷偷溜回了纽卡斯尔站，坐上了去伦敦的最近一班列车。

我没买票。

没人会因为逃票而起诉一个小孩。

回到伦敦了。

1925年的伦敦正处在大变革的边缘，我到的那天，市长在斯托克纽因顿区安排建了一个新的马槽，给路过的马儿饮水，庆祝它落成的活动刚结束几小时后，马槽就被一辆在拐角处失控的车给撞了。大家都知道变革即将来临，但没人清楚究竟是什么形式的变革，整个社会仿佛在动摇，在悬崖面前使劲保持平衡。老一派用一只手使劲抓着，而新一派则往前推搡，沿街小贩跟杂货店对抗，工党对抗自由党，而保守党则骑墙观望，不情愿地向势不可挡的变革投降，但又暗暗地希望对手们的变革方法能引起极大的争议。这个时代的标语是全民选举，为政治平等而斗争的女性们转而力争全方位的平等，要像男人一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这些都是我的祖母康斯坦丝竭力反对的，不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的任何东西，她都是反对的。

一个小男孩独自穿行在这街上不足为怪，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妓院外和大街小巷里还是有许多窃贼儿童，而霍尔伯恩，虽然看上去庄严宏伟，但也只是虚有其表。我自信地走着，虽然警察打量了我，但没把我拦下，我往城市更中心处去了，寻找着克洛纳斯俱乐部。满是煤尘的空气把白色的石墙都染黑了，哪怕是比较新的大楼墙壁上都已经刻满了姓名首字母和各种留言。但是通往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走廊还在，某个温暖夏日里，我就是在那里与弗吉尼亚在闪电战时相见，我们说了时间和规矩，懒洋洋地闲聊。门还在，但是没有了标识，铜牌不见了，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敲了门。

一个穿着僵硬的白围裙、头上帽子上几乎都是褶边的女仆来开了门。

“什么事？”她问道。“你要干什么？”

我本能地撒了谎。“要买橙子吗？”我问。

“什么？不要，快走！”

“拜托了，女士，”我很快说道，“很好的克洛纳斯橙子。”

“滚开，你这个臭小孩。”她骂了我，还用脚轻轻踢了我一下，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门甩上了。

我呆呆地站着，茫然地看着街上。

克洛纳斯俱乐部消失了。我疯狂地找寻踪迹、线索、留在铁皮或石块上的字，搜寻可能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暗示，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我依然在街上急匆匆地寻找，查看排水沟的凹口，看看会不会有线索，然后突然发觉头顶上方有块窗帘动了一下。

我的心一下子停止了跳动。

是啊。

我真是太蠢了。

当然了，即使已经毁了克洛纳斯俱乐部，你还是会派人盯着，看是否有人突然出现。

我突然出现了，真的像个傻乎乎的小孩。

我没有试图去正面交锋，甚至没有去看谁在那棕色的脏窗帘后面偷看我，只是低着头跑掉了。

60

我别无选择。

我偷偷地逃回了贝里克。

回到了赫恩府邸，回到了帕特里克和哈莉艾特的身边，回到了罗利和康斯坦丝的身边。回到了我的家，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到的那天是我离开的四天后，我浑身肮脏，疲惫不堪，衣衫褴褛，一个偷了东西的孩子跑出了门，却发现无处可去。哈莉艾特看到我的时候哭了，紧紧地抱住了我，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摇着，一直哭到我的衣服都湿了。帕特里克把我拖到后面，让我多此一举地躲起来，然后又把我拖上楼，当时我还流着血，可他逼我向赫恩先生一家道歉。他们说我已经很幸运了，没有被直接扔出去饿死，他们让我自那以后不分昼夜地干活，直到偿清债务，还说我是不知恩的坏小孩。

我默默地忍受了拷打和羞辱，我别无选择。

奢华的生活以及过去轮回中的救命稻草全都被突然抽走了，让我踉跄倒地。我才六岁，而我已经活了七百五十年，我正在被人追杀。

赫恩家的人拒绝付我的学费，而我的行为让帕特里克颜面尽失，所以他对此无话可说，哈莉艾特这次较早就显现了绝症的症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一直陪在她的床边，给她喂从维多利亚姑姑那里偷来的罂粟汁，沉默不语地握着她的手。也许我的不眠不休赢得了帕特里克的一些信任，在哈莉艾特的葬礼上，他正视了我的脸，那是我逃跑以来的第一次，那以后，他打我的次数也少了。

为哈莉艾特守灵时，我的姑姑亚历桑德拉不想看到我没人管教，开始教我认字。她教的我当然都懂，但是我很感激有人陪我，跟我说话，给我书和鼓励，我也让她得到教导的满足，就算是我对她的一点小小回报吧。五个月后，康斯坦丝发现了，我们的争论连在外面的鱼池那里都听得见。亚历桑德拉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那次争论后她竟然来得更勤快了，她觉得我学得很快，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没有发觉我的进步十分异常，她在我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帕特里克的比重也就相应地越来越小了，到我十二岁时，我跟他已经几乎不说话了。

我在打发时间，只能这样，一直等到有成年人的样子才行。等到满十五岁时，我觉得我乔装一下，应该可以扮成成年小伙子的样子了，气质占据一半，而我的举止和见识肯定没问题。于是我去找亚历桑德拉，问她借了点钱，给她写了封感谢的信，再写了一封给帕特里克，也同样表达了谢意，第二天，我就离开了。

我的任务跟历史学家差不多，我要弄清楚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命运，并且不暴露自己。不管俱乐部发生了什么事，那些知道情况的人肯定会躲起来，而且，不管文森特的触手伸得多远，也不太可能触及先于他几代的轮回之人。伦敦俱乐部存在过，也许在二十世纪初时已经没有了，但十九世纪初可能有，十八世纪初肯定有，就算文森特把伦敦俱乐部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了，俱乐部在其他城市还有其他分部，没有被他摧毁，我必须找到它们。

我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开始搜寻，那里的保安几乎是摆设，而且扮成学生很容易就能混进去。我大大方方地走进阅览室，拿了一本关于伦敦社会历史的大部头书开始读。同时我很小心地试探其他城市，我发了电报给巴黎和柏林的学者，没有发给任何轮回之人，而是发给那些对社会比较感兴趣的人，向他们问询当地关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事。巴黎回应说没有任何发现，柏林也没有。我绝望地向更多地方征询，纽约、波士顿、莫斯科、罗马、马德里……都没有任何回应。北京的克洛纳斯俱乐部这时正在旋涡之中，不太有暇回应征询，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时期，那里都相当于影子俱乐部，把成员介绍到更发达和可靠的分部去。终于，一位维也纳的收藏者有所发现，回应说在1903年，一个叫作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机构筹办了一个聚会，招待本市大使和大使夫人，但是在一战的混乱之中，它关闭了大门，再也没有开过。

我在伦敦搜寻每册历史书籍，终于在伦敦宪报上发现了提到俱乐部的一句话：1909年，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主管们决定关闭俱乐部，原因为“缺乏合适的成员兴趣”。我只找到了这个。

1909年。

这个日期给了我线索，也让我稍微松了口气，克洛纳斯俱乐部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还存在着，也就是说，文森特的同伙没有追回到太久之前。1895年出生的孩子，在1901年就可以恢复所有记忆，可以追杀轮回之人，把他们扼杀在子宫中，到1909年，这样的事件肯定已经引起了注意，对于俱乐部的威胁也已经明确了，原本为保护成员的机构也成了陷阱和诱饵，任何向俱乐部寻求帮助的人都会陷入危险。

不过，即使伦敦分部遭到了明确的攻击，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事件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即使是文森特，都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出世界范围内这么多轮回之人的出生地，把他们全部消灭。但另一个想法很快出现，那就是文森特并不需要知道出生地，他只需要让他们忘记就行，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一整代的成员都会被毁掉。我不知道前次轮回中，文森特做了什么，因为我死得太早了，无法看到。他有四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追踪到当时世界上每一个轮回之人，清除掉他们的记忆，就像他对我所做的一样。他也可以得到他们的出生地，不论哪种方法都是致命的，可以造成全球范围的破坏。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得找到幸存者，确认我的推断。

我出发去了维也纳。

61

维也纳的克洛纳斯俱乐部，确切地说，曾经站在城市的边缘，俯瞰着多瑙河，河面浪花翻滚，掩盖着湍急的水流。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它宛如一座欢乐宫。这里曾经属于奥匈帝国，贵族气息已经渐渐淡去，几年后就会被希特勒和他的傀儡占领，后来再被斯大林和他的战士占领。但现在，处处歌舞升平，人们创作着音乐，尽量不去想那些即将到来的事。

我来维也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我征询的反馈中，只有维也纳俱乐部是被管理者主动解散的。在伦敦，关于俱乐部的一切线索都被清理掉了，我向其他城市发出的征询都没有答案，只有维也纳给出了一点头绪。但愿解散俱乐部时，管理者会在石头上留下一些信息，没有被文森特发现并处理掉。

我扮成学习奥地利历史的学生，说着带匈牙利口音的德语，走到哪里都能让人好奇一番。我靠着小骗术、小偷小摸，还有轮回之人的传统伎俩——精准地预测比赛结果来赚取生活费。我一边搜寻着俱乐部的原址、翻找公共文档记录，一边问自己为什么遗忘手术对我没有起作用？

我只能想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是全记忆者，跟文森特一样。那么，文森特知道吗？文森特对于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大清除，证明他对我们非常了解，并且下定决心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对于我的情况，他真正了解多少？他知道我的大概年龄，也许还知道我来自哪里，但他不能确定哈利是否是我的真名，也不确定我是否还记得过去，这点对我来说非常有利，只要我不被他发现。如果我在寻找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踪迹时被他发现，那就等于直接告诉他，我什么都记得。只要不暴露身份，我就一直是文森特的隐患。

于是我不断地变换身份，在一个地方只停留几天，定期变换着装、语言和音色。我经常染发，头发都变得干枯易断，因为善于伪造证件，在法兰克福，甚至有人请我为黑手党干活。我从不留任何痕迹，没有照片、任何片言只语、信件、名字、文件，所有要记的东西都在我脑子里，靠赌博赚取必要的钱，但绝不多赚，也不交任何好友。我没有给赫恩家里去过信，整个搜寻的过程中，我也从来没有对人透露过我的真实身份。我要向文森特·兰吉斯复仇，打他个措手不及。

我花了三个月搜寻，感觉好像多花了两个月时间。克洛纳斯俱乐部的管理员们都很仔细，抹掉了所有踪迹，但是有一个叫西奥多·席默尔的人，在他的遗嘱里留了一条，要求在他坟墓脚下埋一个小铁盒，这只是很细小的一条文字，写在了一个死了三十多年的人的遗嘱附录里，但这已足够。一片死寂的夜半，我偷偷溜进墓地，拿着手电筒，挖着西奥多·席默尔的坟墓。我使劲刨着土，直到碰到了金属。

是一个铁盒，黑色的，带有凹痕，像遗嘱里写的那样埋着。铁盒是铸封起来的，我花了三个小时把它锯开。

盒子里面是一块石头，上面有三种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字很小，紧紧地填塞在石缝里，内容如下。

我是西奥多·席默尔，无限轮回之人，如同衔尾蛇。我留下这条信息，给探寻我命运的未来轮回之人。孩童时期，克洛纳斯俱乐部把我从无聊的生活中救出来，让我从贫穷变得富有，给予我友谊和慰藉。年老后，我也同样照顾我们的年轻一代，许多次轮回都是如此，但这一次轮回却不同了。

公元1894年前，我们的孩子们一直都正常出世，但那一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出世后却没有了记忆，有些甚至根本没有出生，他们应该是在前一次轮回中被某种未知力量捕获，他们的心智、灵魂、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知识和品行全部都被毁了。那是犯罪，反进步、反人类、反我们种族的罪行。我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一起工作的成员、我的家人们变回了完全无知的婴孩，他们已经完全不记得克洛纳斯俱乐部了，对于他们即将要面对的一切，重新经历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痛苦，我只能同情，但无能为力。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就肯定知道我已经死了，而且克洛纳斯俱乐部也被毁了。不要再寻找克洛纳斯俱乐部，因为它已是陷阱，不要向其他的轮回之人询问，也不要相信他们，因为大多轮回之人都已经被清除了记忆，或是扼杀在子宫之中，完好留存的，只可能是背叛者。

请把这块石头埋回地下，因为可能会有别人来找。祈祷克洛纳斯俱乐部在未来的轮回中得以重生。

我在手电筒的光下又读了一遍，然后按照要求，把它埋回了地底下。

62

我必须找到文森特·兰吉斯。

让我气恼的是，我知道找到他并不容易，而且在这次轮回中大张声势地找他，暴露自己的危险相当大，若是下一次轮回再找他，风险相对较小，想到这点，我更加气恼了。如果我在这次轮回中被他抓到，那就等于向他证明我完全没有遗忘，而且再被他抓到的话，他就决不会再疏忽到在我说出真实出生地之前就让我吃老鼠药了。而且如果我出现在上流社会，地位太过显赫的话，不仅凡人会关注我，轮回之人也同样会关注，关注我的出身，而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保密的信息。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头一次以犯罪为生。

但是我的意图并不是积聚财富，而是能有更多的联络人，我要找出那些还活着的带有记忆的轮回之人，那些逃脱了文森特魔爪的人。但我不能通过克洛纳斯俱乐部去找，而且不能用可以追溯到我真实身份的方法，所以我给自己设了层层防护，以防警察和任何不小心发现我真实身份的人对我进行追查。我先是当起了洗钱人，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优势，熟悉银行业机构，知道应该投资到什么地方。二战影响了我的生意，许多客户的生意都没法做了，黑市盛行，我对这方面没什么掌控，但是二战之后的几年里，确实可以捞一大笔。我有点失望，获得这样的技能有点简单，而且我很快变得相当无情。那些不顾我的忠告、炫耀财富且把注意力招到我头上的客户，我立刻就与他们断绝来往，那些听我的话、严格按照我的建议做的客户，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供我洗钱的幌子公司做得相当成功，赚的钱比非法经营获得的还要多，这种时候我只能把它们关了，或者抛弃原本的非法经营，以免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我做生意从来不亲自露面，而是派一些可靠的代理人，就像我多年前经营沃特布鲁克-史密斯公司那样，我甚至再次雇用了西里尔·汉德利，那个以前轮回中被我雇来赚钱的演员，他帮我完成了几次交易。这次他完全按照我给他的剧本来做，大多是因为我没让他喝酒。然而在1949年，马赛的一伙遭受重创的毒贩突袭了他参加的一次交易，枪杀了所有抵抗的人，把活着的人吊在吊车上，警告所有的对手，他们要挪到这个地盘上来了。被袭击的犯罪团伙进行了血淋淋的复仇，可这些根本毫无意义。我把他们账户上的每一分钱都挪走了，把所有会计和为他们出面的人都出卖给了当局，把他们的空壳公司暴露给执法部门，可做了这些后，他们还是继续干出更蠢的事来，于是我给团伙首领的狗下了毒。

狗脖子上留了一张字条：“我随时可以找到你。明天轮到你女儿，后天轮到你妻子。”

他第二天就离开了，走之前愚蠢地高额悬赏我的人头，可惜他根本没那个钱。而且没有杀手接这个活，因为没人知道从何找起。

到1953年，全球任何地方都有我的线人和联系人。我还有了个老婆，叫梅，是我坐飞机去泰国时认识的，她想要个签证来美国。我给她办了签证，安排她住在新泽西，过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她在那里学英语，参加社交聚会、慈善活动，养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年轻情人，叫托尼。她非常爱他，但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总是会在我回来之前把他赶出家门。我为她顺手付出了这么点，作为回报，我可以非常有规律地吃到十分美味的三餐，需要的时候有人陪伴，而且有一份慈善家的名声。我确实会遇到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收到的源源不断的钱，很多都只好匿名捐赠掉，以免财富太多招来麻烦。梅非常擅长这个任务，总会去拜访接受捐赠机构的办公室，十分仔细地检视，任何细节都不放过，看所有的记录和所做过的事，最后才把钱捐掉，有时收入数额太大了，等不及梅进行如此彻底的检视，为了节省时间，我只好背着她自己去把钱匿名捐掉。我们从来都没有爱过对方，也用不着爱，我们是各取所需，这就够了，她一直到死都忠于我和托尼，相信我的名字是雅各布，来自宾夕法尼亚，就算她有所怀疑，也从来没有问过。

这样看起来挺好的，不过我所隐藏的目的并没有被妻子知道。随着黑道上联络人的增多，我也更有能力获取各种信息资源，到五十年代，我可以随时联络上警察、政客、公务员、州长、将军等各色人物。我问他们要的信息是那么少、那么简单，我想他们一定很感激背后的人是我。我问询的都是关于某栋楼、某个名字的信息，我就靠这样在边缘摸索的方法来得知克洛纳斯俱乐部在世界各地的成员的命运，谁活着，谁死了，谁被迫遗忘了。有时我能幸运地找到一点信息：1954年，我非常偶然地发现了菲利普·霍伯，德文郡农民的儿子，这次轮回中他子承父业，让我觉得有点高兴的是，他用养得膘肥体壮的牛产的牛奶大批量制造凝脂奶油。他居然会在他父亲的农场上工作，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菲利普干过一天的活，但出于好奇，我还是去了一趟。我带上梅，坐飞机去了英国，给她买了顶草帽，带她去看了伦敦塔，最后带她坐火车去了西南部，花了一天时间在山林里走，寻找化石，吃了很多的水果司康饼。行程的倒数第二天，我和梅看似碰巧地路过了菲利普·霍伯的农场，我们爬过篱笆，来到农舍门口，看看能不能买到有名的凝脂奶油。

菲利普·霍伯亲自开了门，第一眼看过去就明白，毫无疑问，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记忆。倒不是因为他是这样的情况，带着农民口音，完全不认得我，听到我假装出来的美国口音时还显出了满足的神情，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东西，是没有时间积累、经验积累和知识积累的那种空洞感，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菲利普·霍伯跟许多其他轮回之人一样，在前一次轮回时被不知名的力量捕获，清除了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了。

他卖给我们凝脂奶油，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火车到达伦敦时，奶油已经被我们全吃光了。

63

我推断，下一次轮回中肯定会是一片混乱。

在这个用贩毒者和诈骗犯的钱买的宁静和谐的郊区房子里，我躺在梅的身边，凝视着天花板上树叶的影子，考虑着几百年间的事。

那些被清除记忆的轮回之人会经历我早年间有过的混乱和疯狂。通常，对于做过清除记忆手术的人，克洛纳斯俱乐部会在下一次轮回中派人去监护，在他们还是孩童时，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度过最难熬的时间。但现在文森特清楚这么多轮回之人的身份，这么做只会让记忆尚且完好的轮回之人陷入危险之中，可如果不这么做呢？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未来几百年间的成员们都依赖着20世纪成员的保护和协助，如果没有我们打下基础，他们怎么办？

我想，他们必须得找到办法，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眼前更急迫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我是少数几个记忆尚存的轮回之人，而接下来的轮回中，疯人院里会渐渐挤满被文森特夺去记忆的轮回之人。

我必须找到还没有被文森特的触手波及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哪怕一个都行，只要成员们还知道自己是谁就好。

1958年，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俱乐部，可能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了。

这一年的北京“大跃进”快要开始了，人们马上要开始全力推动中国的进步，为了国家，牺牲一切工具、金属、时间、精力、力量甚至生命。当时作为一个西方人进入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俄罗斯有一些地下关系，弄到了苏联学者的身份，假扮成被派去北京分享工业技术知识并且学习普通话。

说带俄语口音的普通话非常困难，我学习了这么多语言，中文花费了最多的时间，既要模仿语音语调，同时又要扮成结结巴巴的苏联学者，这让我颇为头疼了一番。最后我决定突出强调俄语口音，而不去过于重视正确的发音，结果接待我的当地人常常带着狡黠的笑容看着我，并且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吟诵教授，很快他们都这么叫我。

北京是个正在遭受巨变的城市，不过比起整个国家的变化来说，它的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清代的房屋被整片整片地被推倒，但又没有新的建筑代替这些住所，许多高楼大厦开始被建造，但是很多都不能如期完工，有些四层烂尾楼就这样矗立着，好像在说“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到处都是宣传海报，标语多姿多彩，但至少在我看来，那些是我见过的最天真的标语。有那种最传统普遍的、幸福的一家人一起挺胸站在红色的天空下和蓬勃的田野上，还有比较常见的标语，建议多养盆栽植物以更加环保地生活，或是劝告大家为了国家注意个人卫生，这些让我觉得有点像全城范围的学校作业。不过，背后的热情不可否认，热情的人们像布道的牧师一般带着无限的热情说出这些时代的标语。

白天，我给那些严肃而渴望知识的技术人员们讲课，教授我所记得的所有当时的俄罗斯工业教条，我甚至还画了凭空想象出来的图表，谈论根本不存在的炼钢方法来激励那些工人，每节课最后回答提问。

“吟诵先生，如果工厂产出增长就给管理人员奖励，这在思想上是不是不太好？所有的管理人员不是应该与工人一视同仁吗？”

对待这样的问题，回答应该是：“管理人员是工人们的仆人，因为工人是制造者，而管理人员不是，但是每个组织必须有领导人，否则我们无法获取工作成功或者失败的信息，也无法将政策实施到基层。关于工作成功奖励管理人员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如果不予奖励，那么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就会受挫，第二年就不会再那么投入和努力。”

“但是，先生！可不可以发动一场运动来教导大家正确的理念呢？”

对此，我只能微笑、点头，说一些空洞而无味的谎言。

我要求在北京待的时间控制在三个月以内，我觉得无法维持三个月以上的伪装，一旦被识破，必须有迅速有效的撤离路径。我还跟香港的三合会联络好了，在我的要求下，他们战战兢兢地派出了五个人北上，随时可以协助我。那些人和三合会都没想到，我本人会在北京，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以为我会派出个代理人。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时，吃惊不小，他们的穿着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崭新的鞋子、干净的裤子，皮肤柔软，让我惊异的是，其中一个人用的是非常昂贵的须后水。我用俄语混杂着普通话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发现他们的普通话很流利，这点让我稍微宽了心，可惜湖南口音太重了。我工作的时候，他们替我去找克洛纳斯俱乐部，分头在北京各处的黑社会寻找，一次只小心地传一句话，因为政府对罪犯是毫不留情的。

北京的克洛纳斯俱乐部。

一开始，我都不太愿意尝试查找这里，因为二十世纪的北京俱乐部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北京的俱乐部从前以稳定、舒适、可靠闻名，有点旅游胜地的感觉，因为如果你能来到这里，它能提供大多俱乐部都无法超越的稳定和奢华的生活，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然而从1910年开始，它开始渐渐关闭起来，越来越像1950年时列宁格勒的俱乐部，就是影子俱乐部，仅仅照顾一下孩童时期的轮回之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俱乐部已经只是一个传说中的词语了。尽管成员都很小心，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在苏联，这种对奢华生活和知性主义的打击可以用贿赂或勒索来解决，但是在中国，连轮回之人都无法准确地预计后果。

即使在最好的时代，北京俱乐部都相当难找。

在这样的时代寻找它，几乎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我必须要找到它。

找到它花了两个月时间。而当时我已经开始顶不住了，大学同事议论纷纷，说吟诵教授政治觉悟有问题，我所宣扬的教义在当时来看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想到变化太快了，而且更关键的是，翻译和理解往往比你所说的话更加重要。我估计了一下，大概几星期后我就会被遣返，遣返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所以当时消息来得真是太及时了。一张叠好的字条，塞在我的门缝里，用俄语写的：“遇见了一个朋友，来喝杯茶，晚六点，就在灯笼下面。”

“灯笼下面”是暗语，指一家小茶馆。茶馆老板娘一直都是一身素白的长袍，但头发高高地盘起，戴着金属片和珠宝做成的头冠，她那大圆脸上的微笑好像是画着的，从来没变过表情。为了表示对“大跃进”的支持，茶馆以前给客人坐的金属椅子都捐献掉了，现在客人只能用红枕头坐在地板上，这个举动受到了高度赞扬，后来有一个书记送了二十张喷漆的木质椅子作为礼物，因为他自己没法再盘腿而坐了。

我跟线人见了面，三合会的一个弟兄，就在茶室所在小巷的拐角处。当时下着雨，东北来的云团带来的大雨重重地敲打着屋顶上的瓦片，噼啪作响。我走近时，他也开始走，我跟在他后面，距离差不多五十码，十分钟后他慢下脚步，我赶上了他，我们边走边在他的伞下交谈，雨点砸在街道上，满地都是飞溅的水花。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带你去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军人，”他低声说，“他说你必须单独去。”

“你觉得他可信吗？”

“我查了他，他不是解放军的人，尽管他穿着军服。他要我告诉你，这是他的第七次轮回，他说你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点了点头：“在哪里见他？”

“今晚，北海，凌晨两点。”

“如果十二个小时内没有收到我的消息，”我说道，“你们就立刻离开北京。”

他迅速点点头。“祝你好运。”他轻声说，握了一下我的手，随即就消失了。

北海公园。春天时几乎无法挪动脚步，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来欣赏树上的鲜花和新芽，夏日，湖面上都是睡莲，到了冬天，树上的白霜掩映着白色的舍利塔。

1958年凌晨两点的北海，我等在公园最西面的入口旁，看着雨势如何，我的袜子已经渐渐湿透。我觉得有点遗憾，没有在更好的时候来到北海，暗暗下定决心，如果能活到九十年代早期，我要回到这里，好好地当个游客，到处观光，到时选个和蔼可亲的护照身份，比如挪威人或丹麦人，最犀利的批评家都找不出挪威的问题吧？

一辆车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向我驶来，这车肯定是冲着我来的，北京街上的车本来就很少，车子在我面前停下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车门被推开了，有人用清晰的俄语说：“请上车。”

我上了车。

车里满是廉价香烟的气味，前排是一位司机，一位坐在副驾上的人，那人戴着军帽，帽檐拉得低低的，压在前额上。我看向车里第三个人，就是为我推开后面车门的那个，他个子很小，白发，穿着整洁的灰色束腰衣和裤子，一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麻袋，麻袋上也散发着烟味。“请原谅。”他边说边把麻袋罩在了我头上。

这一路真让人不舒服。

路况很一般，车的悬挂系统大概是一个怨气十足的工匠焊接起来的。每当我们要经过拥挤的区域时，都有人礼貌地要求我把头低下，让前座椅把我的身体遮住，车的空间本来就很小，所以把腿要使劲往后挪才行。我感觉是到了郊外，因为开到宽敞的路上，速度加快了，我被礼貌地告知，可以坐直身子、放松一下，但是不要把麻袋拿掉。

车的收音机里播着传统音乐和节选的领导人讲话，我的同伴们都保持着沉默，我不知道开了多久，当我们终于停下时，我听到了清晨的鸟叫声。有人引导我下了车，我听到了树叶在湿漉漉的晨风里婆娑作响，脚下是厚厚的泥泞，然后我被带到了木头的门廊上，听到了门打开的声音。还是那个拿枪的人礼貌地问，介不介意他们脱掉我的鞋子，我说没关系，很快便有人娴熟地搜了我全身，脱掉了我的鞋子，然后拉着我的手臂领我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房间里有股淡淡的熏鱼味，然后有人笨手笨脚地扶我坐到了一个矮矮的木头椅子上，右边感觉很温暖，又闻到了绿茶的味道。

终于，头上的袋子被拿掉了。我看看周围，这是一个铺了地板的四四方方的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房间，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只有一张矮矮的木头桌子和两把椅子，我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正对着很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是一个小小的绿色池塘，随着早晨的来临，池塘上方的各种昆虫开始活动起来。一个女人走进房间，手里端着托盘，上面稳稳地放着一壶茶，她给我倒了一点茶，另一只杯子也倒上了茶，放在了我对面，尽管对面并没有人。我笑了笑，谢过她，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茶。

等待。

我等了大概十五分钟，陪伴我的是一壶绿茶和一杯渐渐冷却的茶。

我身后的移门开了，另一个女人进来了。她年纪很小，不过十五岁出头的样子，穿着平底稻草鞋、蓝色的裤子和夹棉上衣，头上插了一朵丁香花。她利索地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带着淡淡的一丝微笑，她拿起茶杯，靠近鼻子把茶漾了一下，闻了闻已经冷掉的茶的味道，然后小心地喝了一口。

她仔细地打量了我，我也仔细地打量了她，过了好久，她说：“我叫荣，我是被派来决定是否要杀死你的。”我抬了抬眉毛，等她继续说。她把茶杯小心地放回了托盘上，把杯子跟茶壶和我的茶杯摆齐，然后双手放在腿上，继续说：“克洛纳斯俱乐部遭受了袭击，有成员被掳走，清除了记忆，有两个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了，我们还在哀悼他们。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小心，但现在我们遇到了威胁。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威胁？”

“我又怎么知道你对我来说不是威胁？”我答道。“我也被人袭击了，我也差点被毁了。干这个的人肯定有了解俱乐部的途径，这样的袭击应该已经预谋了几百年，也许上千年，我跟你有一样的担忧。”

“但事实是，你来找我们了，我们没有找你。”

“我来找你们，是因为这里是唯一我所知道的尚且还在的俱乐部，我来搜集消息，看你是否有比我更多的信息，来找到幕后凶手。”

她没有说话。

我心里有点不快，我很耐心，三十九年了，除了耐心，还是耐心，而且冒着很大的风险亲自来见他们。“我理解，”我继续说，尽量不表现出失望的情绪，“你们可能会怀疑我，但是事实很简单，如果我是敌人，我绝不会像前面那样完全任你们摆布，我费尽心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没错，但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出生地和所在地，不让想把我们毁掉的人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关于我们共同的敌人可能是谁，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把你们的信息分享给我，这是为了我们大家。”

她沉默了很久，我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这时如果说什么，恐怕会控制不住怒气。她突然站了起来，对我微微鞠了一躬，说：“如果你可以在这里再等一下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我是伪装成苏联学者来的，”我说，“如果被拘留的时间太久，到时候需要撤离的话，希望你们能提供帮助。”

“当然，”她说，“我们不想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说完，她便匆匆离开了。

几秒钟后，那个拿枪的礼貌男人进来了。“茶好喝吗？”他问道，把麻袋又套回我头上，然后扶我起来。“关键是要泡得好！”

他们把我放回了原地。北海公园外，我的课一个半小时后就开始了，我在街上狂奔，还是迟到了两分钟，学生们根本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反而吃吃笑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讲了一堂课，讲了关于土地集体化和化肥的作用，然后提前三分钟下了课，用比从北海公园跑来更快的速度跑去上了厕所。当人在伪装自己时，很少会考虑膀胱的压力。

我等了四天。

那是令人恼火的四天。我很清楚北京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在核实我的话，查证我身份的每一个方面，我确信他们什么也找不出来，我为自己身份所设置的安全防护足以让他们查上一辈子。到了第五天，我正走出大学，朝宿舍走去时，一扇门背后有人发出声音：“教授？”

我转过身。

是那个少女，我在池塘边的房子里见到过的那个，她穿着卡其布衣服，肩上背了个小书包，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她看起来更像个小孩了。“我能跟你谈谈吗，教授？”她问。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们往街上走。

“我去拿一下我的自行车。”我说。

我们安静地走在街上，我这只老外的鼻子跟以往一样，引得行人纷纷注目，而有个姑娘走在我旁边，打量的人更多了。“我不得不佩服你，”我们边走着，她低声说，“你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所有文件和联络人都证实了你的假身份，确实很不容易。”

我耸了耸肩，眼睛扫着街道上，看有没有人对我们的谈话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兴趣。“在这上面，我花了点时间的。”

“也许正是你这么高超的伪装技巧，才让你躲过一劫？”她幽默地说。“也许正因为这个，你才没有被消除记忆？”

“水门事件时，我已经死了。也许这才是关键。”

“是的，1965年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现象，1965年开始，成员开始失踪。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只是被杀害了，尸体埋在了无名墓里，这样的事以前有过，政府当局对我们这样的人太感兴趣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事还会再发生。但越来越多的死亡和重生事件中表现出了异常凶险的迹象，他们是被掳走，被清除了记忆后杀死的，这是我们俱乐部无法容忍和接受的死亡形式。在北京这里，我们已经有十一名成员被清除了记忆，两个出生前就被杀死了。”

“从我在其他俱乐部里了解到的信息看，”我低声说道，“这是常见的模式。”

“还有别的模式，”她僵硬地点了点头，“1896年之前出生的人，都没有在出生前就被杀死，也就是说那个人那时太年轻了，没有办法去杀人，要恢复意识和记忆以及有足够的身体能力……”

“那么那个人应该出生在1890年左右，没错。”我喃喃道。

拐弯时我们又达成了一个共识。许多学生匆匆忙忙地在我们身边走过，赶着去上课，有几队人走在一起。

“未出世就把人杀死，这好像是针对那些比较年长的成员，”她继续说，“目的好像是要扫除掉我们最活跃的一些成员，那些在二十世纪初有能力干涉某些事的人，他们的死对未来几代有很大影响，比我跟你的死影响要大许多。”

“别对自己这么没信心。”我开了个玩笑，可她一丝笑意都没有。

“1931年，被杀死在子宫里的人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增长。在那之前，全世界俱乐部成员的平均死亡率是每年六个，大多集中在欧洲和美国，1931年有十个人死掉，三个在非洲，两个在亚洲。”

“杀手越来越熟练了，”我说，“更加活跃了？”刚说完，我就想到了另一更明显和更简单的可能性。“出现了另一个轮回之人，出生得更晚，加入了杀戮。”我叹了口气，心里清楚是谁。

“很有可能，”她同意我的推测，“从死亡达到高峰期的年份来推算，那个人应该出生在1925年左右。”

是的，文森特很可能就出生在那一年。“清除记忆呢？”我问。“有什么模式可循吗？”

“1953年开始的，从列宁格勒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开始，开始我们以为是俱乐部遭受了政治上的迫害，但是1966年时，莫斯科和基辅同时遇袭，百分之八十的成员被掳走、清除了记忆，尸体也都被毁了。”

“百分之八十？”我的语气中透出掩饰不住的惊恐。“这么高？”

“凶手很显然观察了俱乐部很久，记录每个成员的行动，到1967年，欧洲大多数俱乐部都遇袭了，美国有五个，亚洲有七个，非洲有三个，躲过一劫的成员们都转到了地下，所有的俱乐部都关门了，2070年时再恢复，那时凶手应该已经死了，我们在石头上留下信息，告诫未来的成员，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从未来返回的信息。”

她说话时，我飞快地思考着，我知道情况不妙，文森特已经不择手段了，但居然会糟糕到这样的地步？这么大的范围，我都觉得不可能。

“到1973年，对我们的攻击势头渐渐缓了下来，多亏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自我保护方法，但是那些防范不到位的幸存者仍旧面临着风险。1975年，北京克洛纳斯俱乐部发布了公告，要所有幸存的成员立刻自杀，躲过这个轮回的追杀，可惜……”她的嘴角好像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我们没想到，在这么多人已经被清除了记忆之后，我们的敌人还要把那么多人杀死在子宫中。我们一直认定敌人是凡人的某个机构，也许是政府已经知晓了我们的存在，但万万没想到，敌人可能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失去了很多人。我们努力找出是谁在追杀我们，是谁要毁灭我们，但是，这样的罪行……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手法极其残忍，我们根本没想到。我想，是我们已经变得太过自信了，太懒了，我们不能再这样被打得措手不及。”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我还是太震惊了，说不出话来，我前一次轮回死得早，错过了多少事？而我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文森特对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全面攻击？是我拒绝与他合作，并且威胁要将他的事报告给克洛纳斯俱乐部。这样的袭击行为很显然是经过精心部署的，但我对此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吧。

“对未出世孩子的谋杀，”我终于开口说道，“如果是在1896年开始的，那么你们应该已经调查了有五十多年，有什么线索吗？”

“很困难，”她说，“我们的资源很有限，对于那些死亡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出生地，因为都没有出生，所以我们推断是被人杀死了。不过，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锁定了一些嫌疑人。怎么说呢……”她歪了歪嘴角，这一丝笑意比死亡还无趣。“我们中已经死了许多人，所以在剩下的人中找嫌疑人，就容易许多了。具体看某一段时间、某一个地点，只有那几个人可以做到。”

“有名字吗？”我问。

“有，但是在我告诉你之前，我必须问你，教授，你有什么可以给我？”

我差一点就把什么都告诉了她。

文森特·兰吉斯，量子镜，我们一起所做的研究。

但是不行，太危险了，这种信息只有我知道。

“一个遍布全球的犯罪组织，”我说，“可以找到任何人，去任何地方，买到任何东西，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怎么样？”

她考虑了一下。

应该可以。

她给了我一个名字。

64

阿瑾蕾耶做了清除记忆的手术后，我跟她见过几次。一次是在紧接着的轮回中，我去了她的学校，跟她握手，问她过得怎么样，那时她是个明朗的少女，充满了希望。她说她要搬去城市里，做一个秘书，那是年轻女孩最伟大的梦想了，那是高高筑起的希望，我祝福她可以实现梦想。

再下次的轮回中，我又一次去看她时，她是个七岁孩子。她已经引起了阿克拉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注意，每一个被父母称作发疯的小孩，都会引起当地俱乐部的注意。她的父母用尽了所有办法，请巫医施法、请伊玛目念咒，但是他们美丽的女儿阿瑾蕾耶还是那样，在父母的眼里，她疯了。阿克拉俱乐部已经宣布，阿瑾蕾耶很可能会自杀。

在她还没自杀前，我赶去看她，发现她已经被交给一个医生照看。那个医生把所有的病人都用链条锁在病床上，癫痫病人，精神分裂者，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的母亲，被砍掉手的男人，还有那些患了脑型疟疾的孩子们，他们饱受疾病和悲伤的折磨，都被关在同一间病房，每隔半小时喂一勺糖浆和一勺柠檬汁。我对那个医生无比憎恶，离开的时候要求阿克拉俱乐部把那地方彻底毁掉。

“哈利，全国到处都是这样，”他们抱怨道，“眼下世道就是这样。”

我的态度很坚决。他们为了让我走，颇为无奈地把那里铲平了，在原地建了个干净的小医院，在那里，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医生为三十位病人看病，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病人增加到了近四百位。

阿瑾蕾耶吃不饱，比正常的孩子瘦小许多，我去看她时，她眼睛瞪得大大地惊恐地看着我。

“救救我，”她抽泣着说，“求上帝帮帮我，我被恶魔附体了！”

这个绝望的七岁小姑娘以为自己被恶魔附体了。

“不是的，阿瑾蕾耶，”我说，“你就是你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当晚，我背着她到了克洛纳斯俱乐部，成员们把她当成老朋友一样，给她吃了当时人生最美味的一顿饭，向她展示了奢华的生活，告诉她，她的精神非常正常，欢迎她的加入。

许多年后，我在塞拉利昂的一家诊所里见到了阿瑾蕾耶，她正接受医生的培训，高高的个子，很美，头发上系着一块亮紫色手帕。她认出了我，让我跟她一起在阳台上喝柠檬水叙叙旧。

“他们告诉我，是我自己选择遗忘的。”她说。我们坐着，一起看太阳在山林的尽头落下。“他们说我厌烦了自己。那些人认识了我几百年，可他们对我来说却是陌生人，这感觉很奇怪。不过我对自己说，他们认识的不是我，而是过去的我，已经故去，已经忘却的那个我。你认识那个我吗，哈利？”

“是的，”我答道，“我认识。”

“我们……很亲近吗？”

我想了想。“没有，”我终于答道，“不算很亲近。”

“不过在你看来，你觉得我……她，做的这个决定对吗，她是应该选择遗忘吗？”

我看着她，如此年轻，如此明丽，想起那个孤独死去的老阿瑾蕾耶，想起那个看着女仆跳下海时大笑的阿瑾蕾耶。“是的，”过了很久，我答道，“应该遗忘。”

65

我的第十三次轮回。

在北京，我得知了一位嫌疑人的名字。这个人年龄符合，地理方位符合，有获取信息的途径，用以杀死那么多还在子宫中的轮回之人。没有动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但仅仅看着这个名字，我就开始觉得，恐怕就是这个人。

那周的周末，我偷偷溜出了北京，三天后回到了新泽西，回到我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身边，还有厚厚的地毯和坚固的砖墙。

我不急不缓地进行调查，像一个犯罪高手一样，带着狡猾、残忍、野蛮和相当多的贿赂。仔细比对各个日期与地点，护照上的签注日期以及一些传言，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我能够察觉吻合的日期，总结出行动模式，确认某个人是否就是凶手。

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很多时间和金钱，我向各方面施压，几乎快突破他们的极限，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终于，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人。1960年2月，我出发去南非，与那个凶手对峙。

我们在黄昏降临时出发去农场。

门口的标牌表明这里是怡露农场，那里是一片棕钙土，种满了易存活的橘子树。正值炎炎夏日，卡车颠簸在满是尘土的小道上，开往农庄，那是这里唯一有灯光的地方，一望无垠的星空下，小小的窗户里透着点点钨丝灯的黄光。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地方，也许会觉得很美，但现在我带着七个雇佣兵和一个工程师，在这看似覆盖无限可能的星空下，奔向一个可能性而去。我的雇佣兵都戴着巴拉克拉法头罩，我也是。我们到达农庄时，狗开始冲我们吠叫，狂怒地在院子里奔来跳去，像是要挣脱铁链。门开了，一个拿着猎枪的男人把门里的灯光给遮住了，他用南非荷兰语说了几句警告的话，我的人齐整地一起从卡车上下来，举起武器，冲他喊回去，告诉他，他们已经被包围了，等他刚反应过来时，另外三个人已经从房子后面把烟雾弹投了进去，里面的一个黑人女佣和那人的白人老婆都看不见东西了，那个农场主看到她俩被制服，便放下了枪求饶，他双手被绑着拖上楼时，发誓有一天一定要抓到我们报仇。

我们把农场主锁在了楼上的卫生间里，用手铐把女佣铐在他旁边的水池上，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让烟雾散尽。

农场主的老婆留在楼下，她很老了，至少有七十岁，但我见过她更老的样子。这个炎热又干燥的地方将她磨炼得异常坚忍，虽然很老了，但也没有像以往一样变得矮胖，雇佣兵们让她坐在客厅里的脏沙发上，手铐了起来放在背后，眼睛蒙了起来，我仔细搜寻着，看看有没有任何遗漏。有几张全家福，是幸福的农场主和他的妻子在他们买的第一辆拖拉机旁、在海边度假等时候拍的照片，有许多纪念品，还有邻居送的手工缝制的工艺品，写着“友谊与爱情”。从账单来看，这个季节橘子销售情况不是很理想，还有远房表亲寄来的明信片，礼貌地告知他们，她很好，并且问他们好。厨房水槽下面放着止疼片，刚买了没多久，消耗得很快，农场主或是他妻子快要死了，我能猜出来是谁，我看了看标签，上面写着是开给怡露农场的G.利尔太太的。我在想G代表什么，因为在另一次轮回中，我只知道她的另一个名字——弗吉尼亚，那个把我从弗兰克林·费尔逊手下救出来的弗吉尼亚，把我带进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弗吉尼亚，而现在，这个弗吉尼亚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将我们杀死在子宫中。如果我透露给文森特一丝关于自己的信息，她也会在我还未出生前就把我杀死。

我回到客厅里，技师正在设置辛苦拖到这里的仪器，雇佣兵们像我交代的那样，一句话也没有。不过我进去时，弗吉尼亚还是看了过来，脑袋往我脚下发出咔咔声响的地方转了过来，好像能透过眼睛上蒙着的布看见我似的。

“你不要钱？”过了好一会儿，她用南非荷兰语说道。

我蹲在她面前，轻声回答：“不要。”

她的眉毛拧了一下，努力辨认我的声音，然后肩膀放松了下来，弓着身子。“你肯定是为了复仇，”她说，“我还在想需要多久。”

“够久了，”我说，我把药瓶在她耳边摇着，接着说道，“差点没赶上。”

“我神经不太好，”她说，“就是神经系统有问题，从外往内衰竭，先是会脖子以下就瘫痪，然后我会窒息而死或是心脏停止跳动。”

“真遗憾。”

“你要知道我的生日吧？”她说道。“既然知道是我了，也就不难查出来，你可以不用给我上刑，我的心脏很快就要不行了。”

我还是笑了，说道：“没事，我不用知道你的生日。”

“我不会给你任何信息的，”她坚定地说道，“很抱歉，亲爱的，但真的不行。虽然我知道的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我要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杀死我们那么多人。”

她犹疑了一下，说道：“我们要做更伟大的事、更好的东西，我们在创造……像神一样的东西吧，没错，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个，某种至高无上的神明。”

量子镜，只要有足够的科技，哈利，足够的轮回时间，我们就能造出一台机器，解决宇宙的一切谜团，用上帝之眼看世界。这样的想法是多么诱惑人。

技师准备就绪了，他看看我，示意我是否可以开始，我点了点头，往后退。第一个电极放在她头颅上时，她畏缩了一下：“你，你要干什么？”她有点结巴，没能掩饰她的害怕。

我没有回答。下一个电极放在她的右眼上时，她急忙说：“告诉我。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完成了所有的义务，一向如此，我一直都帮助年轻的，拯救年幼的，为克洛纳斯俱乐部服务，你不能……告诉我。”

她开始哭泣，眼泪在她化着浓妆的脸上流淌下来，像是粉红色的小河。“你不能……你不能让我……什么都忘掉，我……我还没准备，我……我想看看……你不能这么做。”

我向其中几个人点点头，他们抓住她，让她不能动弹，最后几个电极粘好了，当针头刺进她皮肤里时，她开始急促地喘气，那是注射一些药物为后续做准备的。“如果我快、快遗忘了，”她喘着气说，“那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给我看看你的脸！”

我没有那么做。

“求你了，听我说！他可以帮你的！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好，为了所有的轮回之人！我们会让世界更美好！”

我向技师点了点头，那台机器是用偷窃来的技术和工艺造出来的，在南非一路辗转好不容易把这个笨重的家伙运到这里。它呼呼地运转起来，蓄积冲击进弗吉尼亚脑子里的能量。她正流着泪，浑身抖抖索索，还想张开嘴说些什么，突然，开关触发了，弗吉尼亚一下子整个人往前瘫软了下去，只剩下了一个空壳，灵魂已经被烧光了。

几年后，克洛纳斯俱乐部将争议如何处置弗吉尼亚，不过已经不用他们做出更加彻底的决定了，这个杀死了无数我们同类的人已经被毁了，记忆清除了。我替他们提前做了决定，就是这样。

66

第十三次轮回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文森特，一直没有找到。

我觉得，他在袭击了克洛纳斯俱乐部后，肯定隐藏了起来，保持低调，避免被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虽然人少势弱，但更加警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他，因为我肯定他也在寻找我，有时会根据奇怪的线索来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总是晚了一步，落后许多。就算我想得过头了吧，不过我觉得文森特·兰吉斯的运作已经到达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只是不知是否跟我一样，他也在单枪匹马地行动。

这一次轮回中，我比以前活得长很多，让我的身体和医学科技都发挥到极致。一个洗钱的人想要接触高科技的仪器时，没有人会起疑，我的医生也一样，给了一些贿赂后，都不会过问我为什么如此坚决地自己决定治疗方案以应对不可避免的病症。贿赂人心竟然这么简单，让我颇感意外，哪怕是非常正直的人都可以被收买。先让他们渐渐习惯一些小礼物，比如一瓶酒、给孩子们的小礼物，接着是请全家人出去玩一天，整个周末出去度假，再接下来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最后是一辆车……这样循序渐进，到送出车的时候，再高尚的人也不忍拒绝，而此时，他们的那点道德心已经被腐蚀，无论在罪犯眼里还是从法律上来看，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地收受了贿赂。梅对情人耐心而忠诚，她的那个情人在1976年的时候跑了，她再也没有找过别人，在接下来的很多时间里，给声名狼藉的公司写义愤填膺的投诉信，并且积极地为民主党做宣传。2000年我们在纽约度过，我们都老得哪里都去不了了。当乔治·W.布什赢得选举时，梅像个真正的美国人一样流下了眼泪。

“这世道都变成什么鬼样了！”她大喊着。“大家都不说话了！”

2001年，我们沉默地坐着，看世贸中心双楼崩塌，一遍又一遍地看，全国每个电视屏幕都在播着一样的内容。梅说：“我想买面国旗挂在花园里。”三个月后，她就死了。我以前从没见过二十一世纪的样子，我觉得这时的医药水平不怎么样，政治环境更是不堪。2003年，我已经八十五岁，老得不行了，化疗都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而我吃的止疼片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在摧残着我的心智，于是我把财产的一半赠给了梅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另一半留给了可以找到这笔财产的轮回之人，然后在10月的一个寂冷之夜，服药过量而死。

毒瘾是否能跨越轮回，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在十三次轮回中，我死前非常依赖各种药物，偶尔会有互相作用的药物，直到今天，我还会不禁去想这些药物对我身体和心灵的作用是否还有留存。我知道这有点荒唐，认为2003年的事件会影响到1919年，但如果有一天条件允许的话，我肯定会非常乐意去研究死于药物依赖的轮回之人刚刚重生时的生理机能，看看是否受到了影响。

至于我的第十四次轮回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我不好说，但是我恢复所有记忆和机能的速度并不像以往一样。这次轮回的童年中，我没有联系克洛纳斯俱乐部，而是用所有轮回之人惯用的手段，比如小偷小摸、小把戏和赌博来获得我所需要的钱。说实话，我依然打算保持低调，我没有打算逃跑，或者去找文森特，而只是当帕特里克·奥古斯特的学徒，在赫恩家里干活，跟很多次轮回之前、克洛纳斯俱乐部出现在我生命中之前一样。1937年，我申请了剑桥大学奖学金，去学习历史。考虑到那么多轮回之人已经失去了记忆，克洛纳斯俱乐部也已伤痕累累，我觉得学习过去的知识，特别是获取学习历史知识的方法，可以让我总结出一些规律和模式，也许能用来预测文森特未来几年的行动。当我收到录取通知时，赫恩一家全都惊呆了，因为克莱蒙特被拒绝了，以他当时的财富和地位，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我的祖母康斯坦丝在那次轮回中几乎是第一次把我叫去了她的书房。

对于赫恩家人与我的关系，我也发现了一些规律。我的生父罗利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视我的，就像避讳一种让人尴尬的疾病一样，不愿启齿。我的姑姑亚历桑德拉对我表现出了兴趣，但很小心翼翼，藏在看似重视尊卑的面具后面。维多利亚把所有对她没有用处的人都当成空气，对我也不例外。我的祖母康斯坦丝总是非常刻意地回避我，所以经常带来坏消息的也是她，如果我的行为稍微有点令人不满意，不是罗利，而总是康斯坦丝来干教训人的事。

所以当被叫到她的书房去时，我这么一个拿了奖学金的十八岁男孩肯定反而会遭受她的责难。我进门时，她背对着门，银耳坠在她凌厉的下巴旁边轻轻晃荡着，她在欣赏自己的镜子里瞟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看耳环，她没有转身，说道：“哈利，对了，是我把你叫来的，对吧？”

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在我还是婴儿时，康斯坦丝总是恨不得把我扔回去，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实早已揭开，在我面前摆了几百年，但对她来说，有这样的冲动才十八年。

她又摆弄了一会儿耳坠，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好像突然对耳坠失去了兴趣，高高在上地透过她那尖鼻子盯着我。我的脸长得跟她一点都不像，谢天谢地。

“听说你要去剑桥了，”她说，“虽然没有牛津那么热门，但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来说，肯定已经算是难得的大好事了。”

“我很高兴，老夫人。”

“高兴，你觉得高兴？应该是吧。听说剑桥对你非常青睐，连你的背景都可以忽略，是吗？但你走后，你父亲不能收到什么要求经济援助之类的信，那样可不行。”

“学校非常慷慨，”我回答道，“而且我自己也有办法。”

听到这话，她的眉毛鄙夷地挑了挑：“是吗，你真的有吗？”

“是的，生身祖母，我知道1921年到2004年全国越野障碍赛马的所有冠军，而且对这段时间内知名的拳击赛、足球赛甚至几次赛狗都十分清楚，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了可以通过这个来赚钱。”这些话在舌尖上被我生生地吞了回去，这时候揭示这些事情好像不太合适。

“你这个时候离开，对我们来说非常不方便。”看到我沉默不语，她继续说道。“你父亲已经不再年轻了，而宅子的地……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多么重视自己的工作，我希望你也能跟他一样。”

除了我去参军，每次我离开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番对话。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出于怨愤，对我日后可能有的飞黄腾达的怨愤，但是随着谈话的进行，我开始觉得是不是出于一种焦虑，一种欲望，想把代表着她儿子最大错误的人牢牢掌控住。我想起了在霍利岛上，父亲在农舍里奄奄一息，我突然对我说过的话泛起一丝愧疚。

“……我觉得，像你这样一个男孩抛弃自己的家，实在是挺忘恩负义的。”

这些话把我拉回到了祖母的书房，前面应该还有些话，但我完全没留意，仆人当久了，就会培养出这样的本领，从语调中就能听出来有些话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用去听。“老夫人，忘恩负义从何说起？”我问道。

“你一辈子都在这个家里，”她说，“可以说是这个家的一部分了！现在你要说走就走，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哈利。我得说，我们对你的期望远高于此。”

“比……拿到剑桥的奖学金还高？”我问。

“是的，而且你做事不按章法，实在有负于我们！没有请求我们的允许，没有多花时间学习，而且在我看来，连学费都没有！不应该这样的！”

我看着康斯坦丝想，在她的逻辑里，她还不算是疯得离谱，不是病理上的疯，不是什么生理疾病，而是一种认知上的疯狂，期望与现实大不同，导致她对现实无法接受。换成别人，肯定会夸赞我是天才，真正的英雄，为平庸时代带来社会变革的典范，但在康斯坦丝看来，这样的事只会让我更像是个叛逆者。真不知道她对二十一世纪会有怎样的看法，看到世贸大楼倒塌会不会哭泣，她能不能理解那样的世界？

“你是要让我留下？”我问。

“你还很年轻，”她斥责道，“如果你要抛弃父亲，去一个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想，如果我真的只有十八岁，这场谈话在我眼里会是怎样。现在我已经八百四十九岁了，觉得这样的谈话真是可笑无比。

我告诉她，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她对我的话嗤之以鼻，说了些毫无意义的话，最后挥了挥手，示意我离开。

我好不容易憋到走廊另一头才笑了出来。

67

大学校园勾起了我许多的回忆。

大多是关于文森特的。

美好时光。

二战爆发时，我应征参军，设法被派去军事情报部。1943年，我参与研究盟军的骗局，头疼纸坦克需不需要做成立体的，还有把画好的图案调整到与太阳的方位一致，能否用来混淆侦察飞行员的视线。到了1944年，我对工作如此投入，以至于听说侦察机在我们还没有完全部署好伪装前就飞过了肯特海岸时，或是侦察机飞得太低，离我们的假营地太近时，我真的会心头一紧，我已经把文森特抛在脑后了。直到1944年4月，一队来访的美国人来检查我们的假起落跑道，不经意地问我是否即将投入使用新的喷气战斗机模型。

这个问题让我震惊到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这么早就出现喷气战斗机了？我知道那时正在开发喷气战斗机，进行各项测试，但是投入到实战当中未免太早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跟我在书上读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二战不一样了，而且我是可以接触到机密信息的。我对来开会的美国人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然后赶紧把话题转开，告诉他们，我们的无线电操作员在日夜兼程地发出许多无线电信号，覆盖在我们部署在肯特的虚假驻队上，我们希望美国军队能给我们更宽的呼号波频。会议结束后，来访人员离开了，我留在那里思考着那个被回避掉的问题。我假装成想要晋升的非常努力的军官，探探几个美国空军的口风，打听新的喷气式飞机引擎的情况以便更好地欺骗敌人。接着无线电里传来了一些答案，没错，是有一些研究员在搞这个项目，对吧？抱歉，哈利，这个我不懂，我没跟朴茨茅斯的人联络过，也许他们知道得更多。毫无所获，我几乎放弃了这件事。而12月，我去福克斯顿的医院看望一个朋友，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见到我，问我有没有听说他新移植的肾脏，还给我看了做手术留下的疤，我一下子又被惊醒，因为第一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本该在五年之后。

68

世界在发生改变，而变化源于美国。

如果在以往，这么明目张胆地改变既有事件，肯定会引来克洛纳斯俱乐部毫不留情地打压，就像巴比伦的墙压倒宣扬异教者一样。但是如今的俱乐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正处于很多成员被清除记忆后的第二次轮回中，正在发现和接受自己的情况。以前俱乐部每个世纪只需接纳和照顾一名新成员，而现在，需要照顾的成员太多了。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哈利。”阿瑾蕾耶说。

了不起的阿瑾蕾耶，她自己选择了遗忘，而且幸运地逃过了文森特的魔爪，现在她接手管理俱乐部了。她十六岁，奔波在伦敦、巴黎、那不勒斯和阿尔及尔，指挥部署着幸存者，照顾那些刚刚有意识的、渐渐接受自己身份的人。“我要应付想自杀的孩子、在精神病院的孩子、扮演上帝的成年人、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杀希特勒的成年人，哈利，自从有记忆以来，我只有四次轮回的经验，而你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帮帮我吧。”

阿瑾蕾耶是唯一知道我真实情况的轮回之人，她知道我没有被文森特清除掉记忆，其他人我一个都没敢说。

“我觉得凶手还在，”我说，“如果我抓不到他，那他肯定还会再捕杀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

“复仇以后也可以复仇的，不是吗？”

“这可不一定，时间一直是克洛纳斯俱乐部的难题，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从来都没有珍惜过。”

我留下她自己努力应付。1947年，我扮成战略欺诈的专家、研究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地中海海盗的学者飞往美国，钱包里放着一家想要拓展内容的英国小报社的记者证。我就是奔着文森特·兰吉斯而去的，无论他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他。

无论他在哪里，肯定没有闲着。彩色电视机已经开始大卖了，科学家们在想还要过多久人类就能在月球漫步，从他们的热情来看，肯定用不了多久，比以前要更早。这个国家正在蓬勃发展，那些在战争幸存者心中的热忱，加上认为美国这次不仅仅是胜利了，而且是唯一的获胜者，势不可挡、永不言败。美国在两个战场上都获胜，证明了自己的先进和优越，并且很快便会迎来核时代，大家都会穿着紧身服，带着飞行背包飞着去上班。苏联的威胁渐渐显现，但是那算得上什么，美国好人可以一如既往地轻易战胜少数几个被邪恶教条洗脑的美国坏人。前几次轮回中，我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但从来没有在二战刚结束时来美国。民权运动、越战、水门事件，这些很快就会到来。现在我感觉到处都在热情欢迎我，让人有点招架不住，我到药店买个牙刷这种小事都会受到最真诚的问候和感谢：“您对于牙刷的选择非常好，先生！”还有买了不该买的日用品时，收到了许多警告。我在酒店房间里看彩色电视时，我很好奇麦卡锡议员在这个新世界中会不会成功，他那激动红润的脸色在彩色电视里一览无余。黑白电视，还真能保留一些人的尊严。

所幸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美国如此卓越的科技大跃进，连记者都打上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美国又成功了！”来颂扬一些突如其来的新发现，各家杂志把1945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称为“发明时代”，让我这个轮回之人和学究都深感头疼。而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提醒大家注意，军事工业发展本不该如此迅猛，还有这钢铁和无线科技的新时代可能带来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沦丧。1953年，街灯已经用上了卤素灯，出现了抗抑郁的安定药，而且可以把沉重而不好看的镜框换成让眼睛明亮起来的隐形眼镜了。我仔细观察着，讶异于这些动画片似的场景，1953年的社会如饥似渴地吞咽着1960年的科技，而本该反叛的年轻一代有些犹疑，不知该反叛什么。

颇让人头疼的是追踪这一切变革的发源，许多发明并不是源于同一个公司或同一个地方，而是来自遍布美国各地的几十家公司和校园，然后因为争夺专利而不停打官司，科技发明就像是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势不可挡，无法控制。我花了接近两年时间追踪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些科学家们如何完全依靠自己将普通的仪器发展为全新的、远远高端于那个时代的新玩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四处碰壁，别人总是对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更应当警惕的是，每当美国发明了新东西，苏联都会派人偷走，然后自行研究，于是科技战加剧了。

最后，一位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亚当·斯科菲尔德给了我要找的答案。我们是在一个叫“创新、实验和新时代”的研讨会上认识的，之后我们在酒店吧台一起喝一杯，聊了聊糟糕的汽车、好书、让人失望的运动员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后终于说到了生物质能的最新发展。

“哈利，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喝的波特酒的酒瓶已经空了，他把身体靠了过来，说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大骗子，把这样的功劳据为己有。”

是吗，为什么这么说呢，斯科菲尔德博士？

“原理我懂，我可以解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出非常厉害的东西，哈利，非常厉害，简直可以改变你的思维模式。但是最初的想法从哪里来的？我跟大家说‘是在梦里突然想到的’，这样的鬼话你信吗？纯粹胡说八道。”

不，斯科菲尔德博士，当然不信了，不过，这想法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寄给我的一封信！写了整整五页的信呢，闻所未闻吧。我花了四天时间才弄明白，我坐着看那封信，那个人，不管是谁，他才是一切的源泉。”

他知道是谁吗？

不，他不知道，但是……

“那封信，你还有吗？”

“当然！把它放抽屉里了，谁问起来我都如实回答的，因为万一那人来找我什么的，我可不想惹上一身官司，不过校方让我别说什么。”

关键的时刻来了……

“我能看看吗？”

确实如他所说，那封信在他的抽屉里，信封上写着“A.斯科菲尔德博士”。他办公室里的木质墙板想要营造出那种原始的质朴气息，但与整栋楼格格不入。桌子上的灯压得很低，用绿色的灯罩盖了起来。我坐下来，看了这封信，共五页，正反面都写满了，厚厚的黄色纸张上面潦草地画着各种图表、数字和方程式，这些都会出现在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化学课上，不过，是在1991年。我们轮回之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许多方面，但奇怪的是，很少会改变字迹，这封信上满是文森特那急促又用力的潦草字迹。

我仔细看了看信纸，寻找水印，但是一个也没有，再检查了墨迹、信封，寻找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我晚了太多年了。现在文森特大概二十五岁左右，正是关键时期，他可以装作学生混进美国任何一所高校，不过，如果他靠将先进理念告知当代领军人物的办法来促进科技进步的话，那么他会不会去别的地方？

我又去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通过同样的循循善诱和昂贵的酒，也发现了一样的黄色纸张的信，都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有一两所高校的教授收到这样的信时，根本没当回事，只是当成了恶作剧，现在他们看着对手学校在专业领域领先于他们，只好借酒浇愁，伤怀不已。

但文森特做这些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想促进现代科技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然后他可以开始自己的宏伟计划，他要找到想要的答案，要建造量子镜，应该是要用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科技。我已经知道他要如何实现他的计划，但我已经太晚了，无法阻止他已经开始的全面的科技进步，我必须找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知道他会出现在哪里。我寻找他的时候，科技正以惊人的步伐前进。1959年，第一台个人电脑发售了，名字就叫“未来的机器”，发明者大概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智慧搞得晕头转向了，觉得只有这个名字才名副其实。虽然这台机器有一个衣橱那么大，而且大约四个月后，内部零件就会承受不住而开始融化，但这依然是一个飞跃。如果不是忙着寻找文森特，我可能会更多地关注科技在政治领域的作用，我都没注意以色列入侵了叙利亚和约旦，不过我一点也不惊讶以色列的当地抵抗力量把科技更先进的国防军压制住了，中东地区的“圣战”提前几年推翻了伊朗国王，而非宗教的铁腕人物成了其后的掌权者，直接跃入了八十年代都相形见绌的军事武器时代，军队发展科技的步伐比平民更快，因为显而易见，军队的需求更为紧急。

1964年，苏联已经签订好了《华沙公约》，美国又一次宣布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商业贸易的胜利，而科技一直都在提前进步。我在华盛顿谋得了某杂志科技编辑的职位，同时秘密向联邦调查局汇报当时的犯罪情况，包括电话欺诈，还有世界上第一起电脑黑客事件，发生在1965年。如果我的总编知道我的双重身份，应该会因为公司规定而将我解雇，但又会因为我高质量的独家报道和有着各方面的资源而重新雇佣我。

我因为早就了然于胸，所以对周遭这些变化并不是很感兴趣，哪怕克洛纳斯俱乐部的人对我相当恼怒，我也依然我行我素。我们正眼看着未来遭受毁灭，二十世纪的变化正在对未来产生效应，几十亿人的生命将被彻底改写，几十亿的轮回之人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出生，或者他们重生时，原本记忆中的世界将变得面目全非。这都是二十世纪的人所造成的，而他们还毫不知情地面带欣喜，就像鲸鱼面对海里的浮游生物一样，无知而无畏。

“哈利，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是阿瑾蕾耶。

“太晚了。”

“怎么会这样？”

“一些带着非凡想法的信件，就这样。”

“肯定是有什么……”

“太晚了，阿瑾蕾耶，实在已经太晚了。”

一定要找到文森特。

就这么简单。

别去想后果，别去想时间。

找到文森特。

我找遍每个科技公司、每所大学，问遍所有的联系人，调查每一则流言和泄露的消息，翻看每张运单，寻找量子镜的零部件，调查每个可能为文森特服务的科学家和学者，那些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与此同时，我还默默写着关于世界的改变和美国科技迅猛发展的文章。

我也非常小心，在各种伪装下打探消息，鲜少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是写关于农业肥料的文章，我会用哈利·奥古斯特这个名字，但如果在夜晚打电话给核专家，问询关于电子显微镜的进步，那我会用别的名字和别的身份。对于文森特来说，我已经失去了所有遗忘手术前的记忆，这次轮回对我来说，仅仅是第二次轮回。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我不小心遭遇文森特，那看起来也一定会是偶然的。我假装出来的无知和弱势是最大的武器，是给他致命一击的希望。

然后，他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预兆。

我正在参加关于大气层外远程导弹的核科技研讨会，主编希望我写一篇标题为“太空导弹”的报道。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概念很不专业，文章结尾必须用上好几个惊叹号，而开头得写“有一些理念相当骇人……”然后渐渐达到文章的高潮。我的酒店房门下塞进了一张卡片，邀请我与本次活动的主办人深谈一下，主办人叫埃维莉娜·辛西娅-莱特，她在卡片下面写道，有媒体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她倍感荣幸。

我带着失望的心情开车去了她家。那是一栋白墙大房子，距离路易斯安那河大概四点八里，晚上空气湿热，下着小雨，房子外蔓延着的植物都低垂着。仿佛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直接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空调外机正往外吐着白雾，有一个小型拖拉机那么大，焊接在外墙上，就像一条科技水蛭吸附着历史纪念碑。许多辆汽车整齐地停在一个满是水藻的池塘边，看来我不是唯一的客人。我还没敲门，女佣就开了门，请我喝冰镇薄荷酒，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有手工制的薄荷油用于提神。礼貌的交谈声和幼稚的音乐声从一个像宴会厅一样的地方传出来，高高的天花板，大大的窗户，窗户外是后花园，里面的植物比房子前面的垂荡得还要厉害。那难听的音乐声原来是一个七岁半的小女孩在拉小提琴，骄傲的家人和礼貌的朋友们围坐在孩子旁边，欣赏她充沛的精力。为了证明自己的不知疲倦，她又开始拉另一支乐曲。活了八百多年，我对孩子的作品已经无法产生崇拜之情了，我宁愿让孩子们孵化的时间更长一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好过让他们经历青春期。相信世界上这么想的不止我一个人。

埃维莉娜·辛西娅-莱特夫人是路易斯安那河地区典型的贵妇，非常有礼貌，款待很周到，但同时又像这房子那生锈的钉子一样冷酷。她的研究跟她那没什么用的空调一样，走在了时代的尖端。我站着扫视整个房间，想着我这样露一个面是不是足够了，并且再度开始怀疑，新闻记者是不是末日渐渐降临时的合适职业。这时，她突然向我走过来，好像突然融化的冰川一样，大声说道：“奥古斯特先生啊！”我有点被惊到了，好不容易克制住，装了个微笑出来，微微向她鞠躬，轻轻握了一下她向我伸出的手，这天真是太热了，连手指都蔫蔫地垂着。“奥古斯特先生，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是你的热心读者……”

“谢谢你的邀请，莱特夫人……”

“天啊，你是英国人，真是太迷人了，对吧，亲爱的？”一个脸上三分之一都被胡子覆盖的男人听到“亲爱的”这个词，面部抽动了一下，算是作为回答。“奥古斯特先生是英国人，这个你肯定没想到吧？”

“没想到，夫人。”

“我读了许多你写的文章，不过我觉得你用美国人的口吻写文章非常自然。”

是吗？我可以赞同她这么说吗？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不是应该假装谦虚，自夸是不是不能忍受的？是不是社交都是快餐式的，三言两语便熟稔，然后匆匆告辞？

“你一定得见见西蒙，他人可好了，而且一直都想见你。噢，西蒙！”

我往她示意的方向看去，我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事后再回想这一刻，没有一下子跟他正脸相对真的是万幸。

那个叫作西蒙的人转过身来，他也留着胡子，嘴唇上方的是打着卷儿的棕色胡须，还有稍短一些的山羊胡，胡子尖有点偏向，指着他右边的锁骨。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杯冰水，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卷起来的杂志，正是我所在的杂志社的杂志，好像要用它来拍苍蝇似的，反正这样的杂志有许多。他看到我后，嘴巴惊讶地张大成了O形，因为这样的聚会，总是充满惊奇，他把杂志夹在腋下，手在衬衫上擦了擦，好像是抹掉死苍蝇的尘屑，然后高声说：“奥古斯特先生，久仰大名，我想见你已经很久了！”

他叫西蒙。

他的名字是文森特·兰吉斯。

69

我也有我的同盟。

查洛蒂·黑泽梅尔没有死。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她，一直到第十四次轮回的中年，我才遇到她，可以说是巧合，我当时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一篇关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报道，看到一段特别无聊的与追踪文森特无关的章节时，我抬了抬头，突然看到了查洛蒂。她很老了，内心很老，外表也很老，拄着一根拐杖，我是第一次看到她拄拐杖，她在桌子对面盯着我，不知道我是敌是友。

我看了看四周，没有看到什么危险，于是合上书，放回了书盘里，指了指“请保持安静”的牌子，微笑了一下，然后走向门口，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跟上来，我觉得她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她还是跟了过来。

“你好，哈利。”

“你好，查洛蒂。”

她微微现出痛苦的神情，她那老残的身体正让她痛苦着，我注意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不仅仅是年纪大，她的头发稀少了许多，嘴巴左边有点下垂，左腿走起来时好像有些沉重，她的身体不仅仅是简单的老化而已。“你都记得，”她喃喃说道，“如今记得的人不多。”

“我记得，”我轻声答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应该跟你一样吧。一般我不让自己活这么久，不过连我都看得出来，这世界快得有点不对劲，这么多的……变化……”她说的这些话里，透着无尽的酸涩。“这么多的……进步，根本不该出现。”然后，她的话尖利了起来。“你成了记者，我读过一些你写的文章，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样引起注意？难道你不知道正有场战争吗？我们和他们在战斗。”

“他们”是指文森特，“我们”是指克洛纳斯俱乐部。当我听到自己还是“我们”的一员时，一丝愧疚涌上心头，毕竟我跟文森特一起工作过十年多，我与他的合作以及之后对他的背叛可能促使了他对克洛纳斯俱乐部的摧残。这些应该没有人知道，我也不打算急着说出来。

“如果他们知道你的名字，他们会来追你！哈利，保持低调非常关键……除非，你是故意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微微笑了笑。“没错。”她很惊讶，我自己也有点被惊到了，我轻轻地答道：“说实话，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长远看，这样可以简单一些。”

她充满怀疑地眯起了眼睛：“你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哈利·奥古斯特？”

我告诉了她。

我也需要盟友。

特别是出生于1900年前的盟友。

70

我当间谍的生涯中，学到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一个看似沉闷的倾听者，十有八九比一个健谈的人更适合当间谍。第二件是，接近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人，最好的办法不是你直接去找他，而是让他来找你。

“奥古斯特先生，真是荣幸。”

文森特·兰吉斯站在我面前，微笑着，向我伸过手来。为了这一刻，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计划了这么多年，思虑了这么多年，但还是有那么一瞬间，我只想把我手上的玻璃杯，狠狠地扎进他的脖子里。

文森特·兰吉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微笑，想让我把他当朋友。

他清楚他对我做过的所有的事，他是全记忆者，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他不知道的，也不能知道的是，我也什么都记得。

“我也很荣幸，你是？”

“兰塞姆，”他声音明快地答道，紧紧握住我的手，热切地摇着，他的手有点凉，因为刚刚拿过杯子，杯子从这只手换到那只手，所以双手都被杯子外壁凝结的水汽沾湿了，“我看了你许多的文章，可以说是见证了你的职业成长史。”

“你真是太仔细了，是……兰塞姆先生吧？”我差一点没问对，让他知道我不认识他非常重要，但也不能演得太过。“你也做生意吗？”

生意这个词真是太好用了，做生意的人太多了，所有谈话中都可以用到这个词。

“天啊，不是的！”他轻轻笑了。“我是个闲散的人，真是不太好。我非常欣赏你们当记者的，可以去很多地方，做正义的事。”

文森特·兰吉斯，他那光光的、流着汗的脖子。

“我做的事谈不上那么伟大，兰塞姆先生，我只是赚些钱糊口。”

“可别这么说，你的评论相当吸引人，有些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文森特·兰吉斯坐在我的床边，老鼠药在我体内四散。

当我的脚趾甲要被拔下时，他转身离去。

一起在康河里划船。

要做另一个实验时开心地跳了起来。我们可以挑战极限，哈利，我们能找到答案，回答一切的答案，我们能以上帝之眼看世界。

我尖叫时，他没有回头。

把他带走，他说。他们把我带走了，子弹打进了我脑袋里。而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这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在观察我。

他带着微笑，说着漂亮而空洞的谎言，但其实是在细细地研究我的每个神色，在我的眼睛里寻找谎言的痕迹、记忆的痕迹，看是否能捕捉到一丝厌恶、抗拒的神色，看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还记得曾经的自己和他的所作所为。我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过头看女主人，我的心跳得太厉害了，我怕我的身体会不自主地泄露秘密。

“你择友的品位和选书的品位一样好，夫人，”我说，“不过你请我来，不只是为了谈我犀利的文笔吧。”

埃维莉娜·辛西娅-莱特夫人，谢天谢地，她有很多事要忙，在这个危机时刻，在我即将支撑不住、彻底失控的时刻，她高声应道：“奥古斯特先生，你可真是个记者啊！我其实还想让你见见……”

她用手搭着我的肩，带我离开文森特·兰吉斯，回到人群中，我真想亲亲她的手臂，想把头埋在她那白色袖子上哭泣。文森特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没有回头看他。

71

我见到他了。

我见到他了。

我见到他了。

而且我没有暴露自己，骗过他了。

他主动来找我了。

是他来找我。

我骗过他了。

我骗过他了。

终于啊。

务必保持冷静，美国人经常这么说。

是该保持冷静。

我听着辛西娅-莱特的朋友们热烈甚至偶尔极其激昂地谈论核战争的威胁、意识形态上的对峙带来的危害、科技突进导致的危害，而我知道文森特就在我背后几步之遥，我一次都没有往后看。我没有故意表现得很冷漠，没有故意要保持距离，我离开时朝他微笑，再次恭维他的文学品味，希望他能一如既往地订阅我们的杂志。他确实有订阅，真是不错，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从不停下学习的步伐。

但也没有表现得很热络。

出门时我没有跟他握手，走在漫天繁星下的车道上，我没有回头看他是否站在门口。

我骗过他了。

我终于回到酒店，回到了二楼满是霉味的房间里，锁好门，坐在床上，开始发抖，将近十五分钟，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看着自己不停发抖的手，心想这究竟是怎样的身体反应。这样的反应所表达的复杂情绪，我都曾想到过，这个几乎将我摧毁的人，我找了一百多年的人，见到后会有怎样的情绪，我知道。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控制不住身体反应。我机械地进行睡前洗漱，手还在发抖，牙膏都弄到了下巴上。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我会立刻通知俱乐部，召集雇佣兵，我会亲自上阵，我们一起给文森特施行遗忘手术，就在当时当刻，就在那个地方，不问任何问题，没有什么审判，也不拷问他的出生地，因为即使拷问，他也不会轻易给出。但他是全记忆者，从我的经历来看，遗忘手术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行动只会以失败告终，阻止文森特的机会就会永远丧失。

找到了他，我应该退避了。

因为他可以随时找到我，所以应该如他所愿，等他再来找我。

三个月。

这比任何酷刑都折磨人。

我继续着正常的工作，只是更加细心了。我非常严谨，扮演好一个记者的角色，绝不做任何可能会引起怀疑的举动，而且刻意加入了一个仅仅记得两次轮回的人应该做的事，参加各种教派的礼拜，约见心理咨询师但往往失约，跟同事保持距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还处于困惑阶段的轮回之人。我还请了西班牙语家教，其实我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然后付钱让楼下小孩替我做作业，假装学习取得了进步，然后还跟西班牙语老师展开了短暂而美好的恋情，最后因为她对那个经常不出现的墨西哥男友负疚太多而结束了与我的恋情，也结束了我的西班牙语课程。

我并不知道是否需要伪装到这种地步，但是如果文森特在仔细观察我目前的情况，那他隐藏得相当好，我一点也没有发觉，所以小心一点并不为过。当然，他肯定也会调查我的过去，肯定会查我的出生地。但我有同盟，查洛蒂和阿瑾蕾耶，所有的档案记录都写着，哈利·奥古斯特，一个被遗弃在利兹市的孤儿，然后被当地一对姓奥古斯特的夫妇收养。文森特肯定会调查，然后会发现确实有一对姓奥古斯特的夫妇，收养的孩子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我一直用他的身份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在1938年死于车祸，我正好可以沿用他的档案，他的意外死亡，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如果他没有死，那我也许只能杀死他来盗取他的身份了。

不管文森特如何调查我所编织的身份谎言，他三个月都没有找我，我也没有去接近他。然后，他终于再度出现时，是在凌晨两点，他拨打了我华盛顿家里的座机。

我在困倦中糊里糊涂地接起电话，他知道我会是这样的状态，故意挑了这样的时候。

“奥古斯特先生。”

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立刻清醒了，血液好像冲灌到了耳朵里。我把话筒紧紧按在身体上，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谁？”我问道，爬起床开灯。

“我是西蒙·兰塞姆，”他答道，“我们在辛西娅-莱特夫人的晚宴上见过。”

是吗？可能吧。“兰塞姆……对不起，我不是很……”

“抱歉，你可能不记得了，我是你的文章的忠实读者……”

“对哦！”我一下子高声喊出来，是不是装得有点过了，太刻意了？不会，这里是美国，大家的语音语调都很夸张，而且电话里更应该夸张一点。“对不起，兰塞姆先生，我当然记得，只是现在有点早了……”

“天啊！”他的歉意好像太用力了，有点过头了吧？也许是的，我暗暗觉得好笑，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在欺诈方面的水平，在这方面，他的意见是我最想听的。“真对不起，你那里是几点？”

“凌晨两点。”

“天啊！”又说了一次，我觉得真该给文森特本来完美的表演减分。我提醒自己记住，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套的虚辞比夸张的感叹合适多了。不过，他是不是认为我是挣扎在第二次轮回记忆中的人，所以觉得把我当成傻瓜来对待就可以了？“哈利，真的很抱歉，”来了，他叫了我的名字，但我跟他还没有熟悉到这种程度，“我本打算邀请你下周一起喝点东西，因为我会在那附近，结果我竟然没有算时差！我稍后再打电话给你，非常抱歉！”

我还没说原谅他的话，他就很快地挂掉了。

我们见面了。

酒吧里满是说客和记者，在低瓦数的灯下，以慢节奏爵士乐为背景，战争暂时休止了，士兵们可以跟陌生人聚在一起，谈论足球、棒球和民权运动的进展和波折。

文森特晚到了十分钟，他穿着夸张的白色上衣和吊带裤。他说自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非常受欢迎，他说希望我别介意他提一些问题，我说没关系，然后他坚持他来请客。

我来之前吃了许多的奶酪，喝了很多水。装醉酒是门艺术，我要让他觉得我是喝了很多酒，但是自己又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唯一的缺点是我得经常上厕所，不过这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代价。

随着谈话的进行，文森特所说的富有渐渐透露出极其不一般的态势。“父亲给我留下了很多，”他不经意地耸了耸肩，说道，“包括一个我从不用的等级官位，一所我从不住的房子，还有一间我从不去的工厂，不过有这些也不是什么坏事。”

当然了，文森特，当然不是坏事。

“你父亲肯定非常富有吧。”

“还行吧。”

言下这种极其富有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上限，到了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步。“还行吧”，其实就是说，财富无可衡量，究竟是多少都还不知道。

我们谈了一会儿关于文森特父亲的事，我没有继续深入这个非常诱人的话题。

“那么你这样的人，”我问道，“怎么会找我这样的人聊天？”

“我不是说过吗？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就这样？你不是要……要开个自己的新闻报社，或是做什么生意之类的吗？”

“天啊，不是！我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不过，跟你说实话……”

来了，所有的动作都暗示着秘密和阴谋，他从沙发上凑了过来，低着头，偷偷地瞄一眼周围的人：“你是不是知道些黑幕啊？”

什么样的黑幕呢，你倒是说说啊。

“给我当会计的那家伙，要我买入一家搞谐波共振的科技公司，我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一般这样的事我都交给他处理，但是这次的投资数额太大了，我又实在是没什么把握，你觉得呢？”

我觉得，文森特，你用上“当会计的家伙”这个词时，有点过了。

我觉得现在杀死你很容易。

我觉得，不管心里发生了什么，我依旧会微笑。

对你的表演微笑，对你的魅力微笑，对你自如的仪态微笑，对你开的黄色笑话微笑。我微笑，是因为曾经有十年，我们互相微笑，一起工作，因为我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有你在身边便会面带微笑，虽然我已对你恨之入骨。我微笑，是因为尽管遭受这么多欺骗，尽管知道我付出的代价，我还是喜欢你，文森特·兰吉斯，我依然喜欢你。

“公司名字是什么？”我问。“也许我能帮忙查一查。”

“可以吗？我不想你误会我请你来就是为了这个，虽然大家都经常利用别人，但是说实话，哈利，可以叫你哈利吗？我非常喜欢你写的文章，我只是想见见你，这事只是顺便问一下的……”

“没问题，兰塞姆先生，西蒙吧？西蒙，没问题的。”

“我真的不想麻烦你。”

“不麻烦，我只不过做我的工作而已。”

“那至少让我补偿你时间的损失！费用？我来付你的费用吧？”

我不禁想起来，贿赂一个好人是多么容易，我扮演的这个哈利·奥古斯特是好人吗？我觉得他肯定是好人，而且跟所有在文森特·兰吉斯面前的好人一样，会步入他的陷阱。

“晚饭钱都你付吧，”我答道，“这样咱俩就算扯平了。”

到后来，我连差旅费也都让他付了。

那家公司跟我想的一样，在正常的发展步伐下，它应该研发下一代的电视机，改善阴极射线管的振幅，研究电磁效应的干扰和感应。不过它跟全美许多机构一样，收到了黄信纸，一共五页，上面有二十年后的科技规格、图表和数字，结果，现在这家公司……

“正在进行令人激动的研究，奥古斯特先生，非常令人激动，是关于单粒子束共振的。”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对于我的文章来说，要让读者们理解。

“奥古斯特先生，我们举个例子，一束光，高强度的光束，比如激光……”

当然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光，已经是常用的家庭工具了。

“我们用它来射击电子……”

是啊，六十年代就用激光射击电子了，我过去八百八十年都白活了吧？

“我们可以看到能量转移，你熟悉波动粒子二象性这个概念吗？”

我熟悉。

“太好了！那你肯定知道光有光子和光波两种性质，就是波粒二象性，正是通过光波，也是光子的谐波共振，我们可以看到……你真的明白吗，奥古斯特先生？你看起来好像很迷惑。”

是吗？午饭吃得不好，午饭很差劲。

“真抱歉，奥古斯特先生，我都没注意到！你要坐下来吗？”

然后，我写报告给文森特，我很快就能明白那些理论会如何应用，而且为什么文森特单单看中这家公司，因为它的研究对他的梦想机器量子镜非常有用，量子镜也是从研究单粒子开始，然后由此推断出所有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哈利，太简单了，只要你有勇气去做。

他还在造量子镜，我知道，这是美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所有这些提前进步和发展的目的。但是我在报告中不能显露出任何这方面的知识，我的分析大多是关于我所遇到的人，研究他们是否有可行的财务计划，而与科学无关。

我们一起吃晚饭，是他付钱的。他看我的报告时，时不时地发出一些语气词，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像个专家似的。然后终于把报告往桌上一扔，拍了拍手，大声说：“这个写得太好了，哈利，非常好！服务员，再来点清酒。”

那是1969年，日本的寿司在美国流行了起来。冰川在融化，天空在工业污染下变成了橙黄色，苏联集团开始崩溃，还有传言说有一种药物可以将那些争取民权的黑人的皮肤变成白色，而尼克松说，这才是实现真正的平等。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核武炸掉，我想大概是因为没人觉得有什么意义。

“说说你自己吧，哈利，你是英国人，对吗？”重点来了，关于出生地的问题，如此自然地在席间溜进来，我差点都没留意。“家人多吗？”

“没有了。”我答道，可以说是实话。“几年前我父母都死了，我没有兄弟姐妹。”

“真遗憾，他们肯定以你为傲吧？”

“应该是的，但愿吧。他们都挺好的，但是我毕竟在这里工作，而他们在那里……这样的情况你懂的。”

“不是很懂，但我能理解，你是伦敦来的？”

很巧妙的问题，美国人经常这么问，不确定的时候，就把英国人当成都是伦敦来的。“不是，往北一些，利兹市。”

“我还真没听说过。”

他可真会撒谎，简直是谎言大师，如果不是自己也得专注演戏，我就站起来给他鼓掌了。我耸了耸肩，英国人那种轻轻的耸肩，表明不愿意说一些很难启齿的事，他立刻明白了，很快转移了话题。

我还为文森特干过别的活。

去一些奇怪的公司，采访潜在的“投资人”，这种模式相当清晰，每干一次活，我都会让自己在文森特的钱袋里陷得更深一些，他贿赂和腐蚀我的技巧跟我以前用在别人身上的非常相似：先是晚餐，然后是周末的旅游，再接下来是去健身俱乐部。我们穿着不是很搭配的白色短裤和T恤，跟世俗眼里的中年人一样打着壁球，然后跟俱乐部的人一起喝咖啡，谈论时事、政治以及冷聚变会不会是以后发展的方向。当黎巴嫩的激进分子在贝鲁特引爆了一枚化学炸弹时，我跟文森特正在俱乐部的活动室里，我们看着记者们戴着防毒面具躲在装甲车后面，幸存者们从满是烟雾的爆炸区里爬出来。我知道，这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提前让这种科技诞生，我不禁觉得后背发凉，这是必然的结果。1975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台手机，到了1977年，我已经在写关于电话欺诈、电脑黑客、邮件诈骗和现代媒体腐败的文章了。世界发展得太快了，而文森特邀我一同度过的时光可以说是像在世外桃源一般，他邀请我到他在缅因州中心区的大宅里参加派对，远离尘嚣和越来越多的罹难之人。他从没有提过他的研究和工作，我也从来没有问。

他的父亲，那神秘财产的来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死于1942年，是太平洋战争的英雄，他的坟墓自然是个无名墓，无法追查，而且我相信，即使可以找到尸体，DNA也只会表明他与文森特毫无关系，就像利兹市的奥古斯特夫妇跟我毫无关系一样。要查明文森特的出身非常困难。

1978年，柏林墙被推倒，英伦海峡海底隧道正式开工，结果造成海底塌方，十二人死亡，让欧洲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复苏陷入了短暂的停滞。我又收到了邀请去文森特家里参加聚会，我已经渐渐习惯这样的邀请，邀请函镶了金边，肯定是挺盛大的社交聚会，不过多一点这样盛大的活动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文森特必须说更多的谎言，这样就更容易发现漏洞了。邀请函里没有写是什么性质的聚会，但卡片下方有手写的字，让我“带好睡衣”！

他喜欢捉弄我，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挺喜欢被他捉弄的。这么多年过去，他在我面前放松了许多，也许是因为相信我就是被他清除了记忆的哈利·奥古斯特，对他毫无威胁。而他可真是办聚会的高手。

那天晚上，我到了熟悉的碎石车道，然后是熟悉的古老红砖宅，他把这里叫作“4月到5月和8月到10月的家”，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缅因的天气最宜人。谁也不知道11月到次年3月和6月到7月他在哪里，不过我总怀疑这两段时间里他会戴上辐射标识，我可以偷偷带盖革-米勒计数器来证实我的猜测，不过我对此已经很肯定了，文森特肯定还在研究量子镜，只是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

五次轮回，哈利，再过五次轮回，我们应该就能成功了！

这句话是两次轮回前他对我说的，不知他现在的进展是否如期？

“哈利！”他在门口迎接我，用法国人的魅力和美国人的热情拥抱了我。“你睡粉色房，你会住下来吧？”

“你的邀请函里写着要带好睡衣，所以我准备好来过周末了。”

“太好了！进来吧，其他客人也陆续到了，抱歉，我跟他们也得说说话，你懂的，维系人脉很重要。”

那粉色房是突出在楼的一侧的小塔尖里的房间，这房屋的设计师把中古风格和现代风格融合得不伦不类，这房间自带有小小的卫生间。房间里有张文森特的照片，骄傲地举着一支猎枪，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猎枪，一只脚踩在被打死的老虎身上。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鉴定出来这是张假照片，就像这房子里挂的许多照片一样。

楼下确实愈来愈嘈杂了，太阳下山后，从房间看出去，下面的草坪上洒满了从各个房间里透出来的一道道钨丝灯光。乐队正在演奏乡村乐曲，稍稍撩拨人心弦的调子，但也不致让人在这样的场合失态。我穿上外套，下了楼。

我看到了许多熟面孔，是这么多年中，文森特（西蒙·兰塞姆）介绍给我认识的。大家热情地握手寒暄，询问彼此共同朋友的情况，而且在这次轮回中，社交寒暄中，关于健康情况的询问增多了。

“天啊，我在家里也要量血压了，我去看医生时，血压好高！”

“医生让我注意糖分摄入。”

“医生让我小心脂肪。”

“胆固醇，胆固醇，一天到晚都跟我提胆固醇。”

再过几年，我的身体也会渐渐衰竭，如果对于文森特的秘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那么这一次轮回算不算是彻底浪费了？

突然，有人敲了敲玻璃杯，大家鼓起了掌，文森特站在乐队旁边，举着杯子，微笑着。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演讲的开头，我讨厌演讲，“谢谢大家的光临，你们肯定都在想为什么……”

我总共参加过八十七次婚礼、七十九次葬礼、二十九次犹太受诫礼、二十三次坚信礼、三十二次婴儿洗礼，作为一方的见证人参加过八次离婚仪式，作为共同的朋友参加过十三次离婚仪式，还有七百八十四次生日宴，其中一百一十一次请了脱衣舞女，而其中十二次还请到了同一个脱衣舞女，另外还有一百零三次周年纪念聚会和七次再婚仪式，这么多的仪式上，大概只有十四次演讲给我留下了一点点的印象……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

我机械地跟着大家鼓掌，抬头看这次文森特选了哪个凡人，会不会是像弗朗西丝一样的人，为了让在草坪上的休忌妒吃醋；或是像莱蒂西亚一样的，漂亮但没什么内涵；或是像梅一样的，让他在做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时，还能靠捐赠赢得尊重；或是像丽兹一样的，伴随他一起度过黑暗的时刻，陪伴远远多于爱情。她走到了大家面前，头发边缘闪着一丝银色，穿着一袭奶油色的鱼尾裙，她是……

珍妮。

我的珍妮。

记忆一下子涌上来，几乎将我冲倒。

我的珍妮，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我的妻子。她是格拉斯哥的一名外科医生，当时的女人基本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尤其是在格拉斯哥。我爱她，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可惜她没能承受得了。我之后因她而遭遇了弗兰克林·费尔逊，我割开了股骨动脉、面带笑容地死在了他的地板上，这些我从来都没有怪罪过她。后来的一次轮回中，我在她耳边低语，“跟我私奔吧”，她微微笑了，似乎动了心，尽管她也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跟文森特说起过我的珍妮，在彼耶德罗克-112，我记得是一起玩牌的一个晚上，喝了点伏特加，有了点醉意，他说……

“行了，哈利，虽然我并不赞同克洛纳斯俱乐部的做法，但是我也觉得男人有时确实得放纵一下才行，这样才健康。”

我很快回忆起来。

我看着安娜，实验室技术员，校准精确度达到小数点后六位，她也透过镜片上方看着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动作其实很老套，也很撩人。文森特拍着我的肩膀低声说：“哈利，谁说天才要经受这样的折磨？快上吧。”

我支吾了一下，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担心别人会说闲话，晚上我跟文森特一起打牌喝酒，他说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说我跟个十七岁小孩似的，可我都已经活了十二个轮回了。

“哈利，你肯定有过一些女人吧？”

“我一心只对真爱感兴趣，你应该懂的。”

“真是胡说，”他反驳了我，用拳头重重地敲了敲桌子，牌都跳了起来，“虽然我一心投入在这个量子镜的宏伟项目上，这个用造物主之眼来看世界、回答所有问题的项目，但我也觉得无休止地、一刻不停地专注于工作，只会让人头疼而降低效率。我肯定这地方的休息制度是有数据支持的，比如八小时内允许工人休息半小时，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的工作效率。百分之十五的提高是不是胜过了半小时的代价？那是当然的。”

“你是指……促进健康的性生活？”

“我是指促进健康的陪伴。你自己也曾经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每秒钟都在研究宇宙的奥秘，而是每天肯定得花点时间思考厕所怎么这么冷，洗发水怎么这么难用，食堂的白菜怎么这么难吃。我不希望科学家成为禁欲的和尚，哈利，特别是你！”

“你有女人吗？”我问。“我都没注意……”

对于我的问题，他只是挥了挥手：“我不是说那种不开心的关系会提高效率，恰恰相反，那种关系只会降低效率。我不会仅仅为了生理冲动而去浪费时间追求一个无果的对象！但是，如果我遇到那种……”

“半小时的消遣对象？”

“没错，到时我会告诉你的。”

“你结过婚吗？”我问，我问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打牌时突发的好奇心，聊聊过往而已。

“一两次吧，”他答道，“遇到合适的人选时，我会结婚。在我第一次轮回时，有一个女人，我觉得……不过回过头去看过往的感觉很神奇，我死后，发现没有她，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偶尔我会需要有人陪伴，年纪大的时候非常无聊，有人陪着也是不错的。你呢？”

“差不多吧，”我说，“跟你一样，我也觉得孤独……缺点多过优点，特别是在晚年。即使知道充斥着徒劳的谎言，即使知道整个关系都是空洞的，就暂且用空洞来形容吧，但那种需要人陪伴的心情……比我想象的要迫切得多。”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了珍妮的事。

珍妮。

可以说，她是我毕生的挚爱。

或许应该说，是一生的挚爱。

但我没想到，爱情可以跨越如此多年。

不，这是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幻觉，多年的谎言、欺骗，别无选择地与一切保持距离：远离克洛纳斯俱乐部，因为担心会暴露；远离文森特，因为害怕他会发现真相；远离所有活过又死去的凡人；远离家人，远离我的养父养母和亲生父母；远离我已经经历无数次的尘嚣；远离……

一切。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

我的呼吸几乎停滞。

我的脸颊滚烫起来。

这不是爱。

只是幻觉。

珍妮。

正拉着文森特的手。

另一只手将手上的杯子放在黑色大钢琴上，然后伸到文森特的脖子后面轻轻抚着他的发梢，她稍稍踮着脚尖，看起来跟他差不多高。她往前倚向他，吻了上去，他也回吻着她，那是热烈而长久的吻，所有人都为他们鼓掌，吻完，他的眼睛倏地看向我。

一秒。

就一秒。

他看到什么了？

我也在鼓掌。

很久之后，我才偷偷跑到花园深处，跪在泥地上，双手紧紧地捂着脸，痛哭流涕。

72

文森特。

我的宿敌。

我的朋友。

我和他之间，我的骗术更胜一筹。

但在男人的直觉方面，他更胜一筹。

那算是终极考验吗，寻求最终的证据？看我能否看着妻子的眼睛，看她与另一个男人亲吻，然后跟她握手、微笑，并送上祝福，让她吻我的脸颊，对我说话，然而她却属于你，我的宿敌和朋友，我是否能做到对这些毫不动容，一点都不露破绽？我能否看着她在教堂走过红毯，面带微笑，能否在她切蛋糕时还为她拍照？哈利可是记者，拍的照一定很好，对吧？我能否看着你在她耳边低语，看着她大笑，闻着她身上的你的味道，而不表现出一点愤怒？因为我明知你夺走她，并非出于爱情，并非为了陪伴，她甚至都谈不上是半小时的消遣对象，你夺走她，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我还能笑得出来吗？

我发现我可以。

内心有些东西已经死去，而我都记不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第七篇 第十五次轮回

我们都不会看到那面镜子。

你在剩下的最后几天中，终于成了一个凡人。

73

我们快要到结局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细说过养父帕特里克·奥古斯特是怎么死的。善良的哈莉艾特，一般在我六岁到八岁之间死去，罗利·赫恩，最后会落魄地死，不过地点都不太一样。而沉默寡言的帕特里克，在妻子死后，总是伤心地坐在火炉对面，在六十年代间对命运郁郁不满而死去。这么多次轮回中，他都没有再娶，赫恩家族的没落也将他困住，最后他孑然一身，穷得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会给他寄钱，而每次我寄钱给他，他都会给我回一封呆板的信，每次轮回中的用词几乎都一样。

亲爱的哈利：

我收到了你的钱，但愿这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不便。我不需要什么钱，因为需要的东西我都有，而且老一辈的人应该为年轻人的未来着想。我经常走路，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相信你也是一样。祝你一切都好。

帕特里克

我每次寄给他的钱，至少前面六个月他都不会花，而是藏在床底下的盒子里，他肯定是想着以后要还给我，但是终于挨不过贫穷，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用那笔钱。曾经有一次，我给他足够买一栋房子的钱，可他把支票退了回来，还写了封信，礼貌地告诉我，他有足够的钱维持身体健康。我很小心，给他钱之后的两个月内都刻意不去看他，因为我担心他会理解成是向他索要感激之词的行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依然不知道该怎样让我的父亲安享快乐的晚年。

我的父亲。

我一直把罗利·赫恩称作“我的父亲”，从生理上来说，确实如此，我的生命中，他永远都存在着，好似阴影里的一个恒定不变的常量，逃脱不了也避无可避，没有比“我的父亲”这个称呼更合适的了，所以只好这么称呼他。或许我还可以称呼他战士、主人、老爷、被忌妒吞噬的男人、带着悔恨的男人、一个强奸犯，但是每个这样的名称都需要做出一番解释，于是我就简单地称他为“我的父亲”了。

但作为我的父亲，他都不及帕特里克的一半。我不否认帕特里克有很多缺点，在我的童年，他表现得比较冷漠，与我并不亲近，在哈莉艾特过世后，他对我十分严厉，用棍子打我的次数比别人父亲要多一些，也让我自己应对很多事。但是他对我从未有过残忍，总会让我认清真实的自己，而且他总是坚称他就是我的父亲，哪怕我越长越像那个声称跟我毫无关系的生父，他都不会改变这点。他是我见过的最诚实、最言而有信的人。

第十四次轮回时，我回了趟家。那是我见证了文森特和珍妮的婚礼之后，我不仅参加了婚礼，而且还多逗留了一阵，扮演了一个好朋友的角色，笑着，假装着，听了他们说的笑话后开怀大笑，看着他们浓浓的爱意时面带微笑，假装陶醉于他们的爱河中。直到六七个月过后，我才遗憾地告诉文森特，我必须回一趟英国，他要给我付旅费，到这个时候，这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过我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这是为了私事。我离开伦敦机场时，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火车上。要不露痕迹并且表现得毫不知情地甩掉盯梢的人，确实费了我一番劲。我装作去几个地方买东西，这样可以让盯梢者犯错，然后显得即兴去参加其实早就计划好的私人聚会，把盯梢者的耐心和斗志统统磨光，等到坐上去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火车时，我心中已经肯定将他们甩掉了，其间一步都没有跑。

帕特里克已经死了，罗利·赫恩、康斯坦丝、亚历桑德拉也都死了。赫恩宅邸被一个走私金星月海洛因的人买下，那个人爱把自己幻想成绅士，养了十几条狗，把后院改造成了一个白瓷砖的大游泳池，给他的妻子和宾客们用。大多老树都被砍掉了，把枝叶繁茂的树篱修剪成了奇怪的人形和动物的形状，装饰着老道和花园。我敲了敲门，询问是否可以看看这片土地，我说，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当过这里的佣人。那个毒贩对过去的故事和荣耀很感兴趣，高兴地亲自带我转了转，介绍他是如何改造这个地方的，现在每个房间里都有电视机，这是多么大的进步。我也告诉了他这里二十年代的故事，轻率的行为、破碎的承诺和闲言碎语，还有三十年代时战争阴影的笼罩下，这里举办的各种宴会。之后在我可以单独逗留时，我偷偷去了帕特里克住的小屋，发现这里已经长满了藤草，里面还有一些家具、一张老桌子、没有床垫的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已经被偷走，或是已经斑驳不堪了。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那荆棘之中，想象着有一天，我跟父亲会有怎样的对话，他应该会坐在炉火边，而我坐在另一边，很长时间都沉默不语，然后我终于开口说话。

“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大声说了出来，想看看会是怎样的感受。

“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对我来说，你胜过了生父。你本可以不收养我，但却收养了我，你本不想留下我，但你还是留下了我，而且从来没有说出实情。你本可以毁掉我，我是你主人的孩子，你肯定无数次有过这样的想法，把一切终结，把我扔回到原来的地方，但你没有那么做。不提你的养育和照料，单单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就是我真正的父亲。”

这些应该就是我想说的话，只要我能找到打破沉默的勇气，找到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的意义。

也许下一次轮回中，我会大声说出来。

74

1983年，第一个国际宇宙空间站燃烧着掉到了地上，上面全体成员都遇难了，对于新科技的华丽尝试以悲剧收场，因为每个国家都在竭力证明自己更优秀，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夏日洪水，数万人死亡，而冰盖也在消融，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文森特干预下的这种科技大飞跃正在给人类造成可怕的灾难。威斯康星州的一片田野正被五个龙卷风肆虐，天空中闪电不断，一名记者站在那田野上对着镜头大声喊：“人类学会了用大自然的工具来雕刻世界，但是却看不到会把自然雕刻成什么样子。”中东和亚洲中部爆发出第一次水战争后，我终于开始明白克里斯塔的预言，那个几百年前在我病床前传达给我的预言，渐渐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世界快灭亡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末日来临得更快了。

文森特是一切的根源。但是尽管我通过了他所有的测试，站在他面前证明自己失去记忆了，可他还是没有向我透露他的秘密，正在毁灭整个世界的秘密。我有时会戏谑地想，或许正是因为相信我没有了记忆，所以他觉得我没什么用了，承担不起这样的秘密。要真是那样，这理由倒也说得过去。

他把我拉在他的身边，用财富和舒适的生活诱惑我，后来我索性辞去了记者的工作，专职为他打杂，当他的调查员、顾问，有时还当他的社交秘书，成了那种大家嘴里的什么都要管的个人助理，而他把我叫作“我的国务卿”。

我坐飞机去见那些他想要投资的人，游说参议员，巴结那些对他有用的科学家，甚至有几次他在市中心的双红线上停车后帮他去付罚款。他似乎非常尊重我的工作和眼光，不投资我觉得不明智的项目，而那些我觉得有趣或有用的项目，他来者不拒。我承认，有时我对这份工作太投入了。在1983年，曾经2003年都没有出现的科技产品已经开始投入市场了，我空闲下来的每分钟都在分析研究，我觉得文森特肯定也是，我们两个人都竭尽全力为以后的生命争取更多的优势。每次社交场合，珍妮都会出现，我已经隐藏起了对她的感情，但是我想她肯定感觉到了什么，因为有一天，文森特在厨房再找一瓶酒时，她在餐桌对面，转过头对我说：“哈利，有个问题我必须得问，你是不是喜欢我？”

这个问题就像寄生虫一样，一下子钻到了我的脊柱里，啃噬我的神经，让我坐立不安。“怎么……怎么问这个问题？”我结结巴巴地问。

“拜托了，回答我就行，快一点。”

“是的，”我脱口而出，“我喜欢你，我……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珍妮。”

“好，”她平静地说道，“那好吧。”

然后便再无他言。

1985年，我的腿开始疼痛，行动不便。几周后，我决定还是去看医生，去确证一下确诊过很多次的多发性骨髓瘤。医生传达信息时非常有技巧，这点赢得了我的尊重，她告诉我共有几个阶段，首先是可能会出现的异常情况，然后是好像会有的大面积症状，最后，在有了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后，再镇定地告诉我要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我对她这样高超的处理方式非常感动，最后站起来握了她的手，称赞她的风度和技巧，她脸红了，送我出门时连说话都有些含混不清，完全没有了告知我病情时的那份从容。

文森特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气愤：“我们必须得想想办法！你需要什么，哈利，我能帮什么忙？我这就打电话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我刚刚给他们捐了个病房什么的……”

“不用了，谢谢你。”

“胡说什么，这是必须的。”

他还是坚持。

我疲惫地陪他演完了戏。

之后，我穿上了医院那宣告着剥夺人身自由的白色长袍，听着电磁铁在我身体周围充电，心里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次轮回中，我当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我观察了文森特是如何工作的，研究了他的人脉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我让他相信了我对他毫无威胁。我在几次轮回前已经被他杀死了，现在我是他信任的助手和知己。

但是我没有掌握到我真正想得到的关键信息，能把文森特扳倒的信息，能阻止制造量子镜的信息。现在，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忍受许多年的手术治疗，而设法获取信息，另一条是立刻死去，而眼看着机会溜走。

我决定赌上一把，这是我所有生命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我不要做化疗。”

1986年，在纽约，我们坐在文森特众多公寓之一的阳台上，南邻中央公园，俯瞰曼哈顿的霓虹灯，天空是灰棕色的云彩，纽约的空气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已经快让人无法呼吸了。太多的新发明一下子涌现，太多的车，太多的空调，太多的冰箱，太多的手机，太多的电视机，太多的微波炉，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过速发展的后果。现在的纽约往天空中喷棕色的烟雾，往海里排泄绿色的废水，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世界快灭亡了。

我们无法阻止。

“我不要做化疗。”我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文森特正在搅着杯底的柠檬皮。

“别傻了，哈利，”他说，“你当然得做化疗了！”

“对不起，我不做。”

他坐在我旁边的躺椅上，把两杯饮料放在我们当中的金属矮桌上，一杯是我的，一杯是他的。他抬起头看看天空，慢悠悠地说：“为什么？”

“化疗就是受刑，六个月的软禁，经受那种好像无法呕吐干净的恶心感，那种没法消退的潮热，无法消除的疼痛，还有那种孤立感和不适感，而到最后，我还是会在这里，一样死去。”

“这个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知道，”我口气坚定地说道，“我就是知道。”

“可是，哈利……”

“我知道，”我再次说道，“我告诉你，我真的知道。”

一阵沉默，他也许在等我说话，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我的秘密几乎没有告诉过别人，克洛纳斯俱乐部被攻击以后，一个人都没有说，我感受到的害怕和紧张是真实的，在这个时候，害怕和紧张也帮助了我。

“如果我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得这个病了，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你到底什么意思，老家伙？”

“这样的过程，我经历过一次，”我答道，“我做了化疗，放射疗法，用了药，什么都试过，但最后癌症还是转移到了脑部。”

“天哪，哈利！那后来呢？”

“很简单，”我回答他，“我死了。”

又是一阵静默。

楼下的街道上，车来车往，头顶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我几乎能听到文森特的大脑在思考的声音，我任由他去思考，看看他到底会怎么说。

“哈利，”他终于开口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克洛纳斯俱乐部？”

“不，你听我说，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要告诉我的是，这样的人生你已经活过了，”他说，声音深沉而带着倦意，“你出生时是个孤儿，活了一辈子，然后死了，接着重生了，发现你还是你，在原地重新开始了。你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对吧？”

轮到我沉默了。

轮到我思考了。

我故意等了很久很久，然后才说：“你怎么知道，告诉我怎么回事，好吗？”

他又叹了口气，然后伸了伸腿，关节咔咔作响，他也不年轻了，这是我见过的他活得最老的一次。“跟我来，哈利，”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他站了起来，往房间里走，我跟着他，两杯饮料留在了外面桌子上，我们谁都没有拿上。他慢慢地走进卧室，打开衣橱，伸手探进一排外套和衬衫中。我一度以为他要拿枪，因为我趁他出门时搜过这个地方，发现了两把枪，一把放在床边的抽屉里，另一把放在亚麻橱柜后面。但他没有拿枪，而是拿出了一个四方的金属盒，前面挂着一把锁。他看到我很好奇，朝我笑了笑，让我安下心来，把盒子拿到了餐厅，一张长长的玻璃桌，八张玻璃餐椅，他示意我坐下，然后打开盒子，拿出了里面的东西。

我的胃一下子抽紧了，倒吸一口冷气，他听到这个声音，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掩饰，说道：“你还没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轻轻摇了摇头，把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电线和电极做成的头冠，后面挂着导线，表面挂着许多连接头，就像美杜莎的头发一样。这个仪器用的科技很先进，比我见过的更先进，其目的不言而喻。这是脑皮层触发器，大脑的炸弹，用来让轮回之人遗忘的。

“这是什么？”我问。

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我面前：“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相信你。”

遗忘手术，他真的会这么做？他居然敢这样？

“哈利，”他轻声解释道，“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困境，我怎么会知道你过去的生命，为什么你一说你曾经死过，我就立刻相信了你。”

“告诉我。”

“要是……要是我说，”他低声说道，“我们曾经见过，你信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知道这不是你的第一次生命了，知道你……非常特别，你信吗？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朋友，我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朋友了，你信吗？我已经保护了你很久，你信吗？”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相信我吗？”他急切地再次问我。

“我……是的，我相信你，但是，这个……”

“我要你戴上它，”他的手轻轻地按着那满是电线的头冠，“哈利，你有太多的历史了，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你认为这是你……第二次轮回？或许是你的第二次人生？不是的。你活了几百年了，你有着……太多的经历，太多有用的东西，这个可以帮你记起来。”

他那小鹿一般无邪的双眼，包含着真诚，透着无比的关切。

我看看文森特，又看看那头冠。

他是要我忘记。

过去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年，又一次遇到了更加糟糕和棘手的问题。上一次是在1966年，文森特用了当时的科技，对我强加施行遗忘手术，但我并未遗忘，但这次的科技比上次的至少先进五十年，我完全不知道记忆还能不能完好无损。

“你相信我吗，哈利？”

“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

“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

“你的意思是……”

“我都可以解释给你听，而通过这样的方法，你可以记起所有的事。”

我觉得一下子伤了自尊。

他竟敢把我想得这么蠢？

我觉得出离愤怒了。

他竟敢再次对我下手？

我觉得无比恐惧。

这次我还能逃过吗？

我还能记起来吗？

我还想记起来吗？

世界快灭亡了。

就看你的了。

我要复仇。

我是哈利·奥古斯特，生于1919年的元旦。

我六十八岁了。

我活了八百九十九年。

我亲手杀死了七十九个人，其中五十三个是死于各种战争之中。据我所知道的，我间接杀死了至少四百七十一个人。我经历过四次自杀，一百一十二次逮捕，三次极刑，一次遗忘手术。我见过柏林墙的建起和推倒，见过世贸双楼的倒塌，我跟在索姆河的泥泞里挣扎的人说过话，我听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故事，听过关于未来的传言，走过长征的路，见证过纽伦堡的疯狂，看着肯尼迪死去，看到过核弹的火焰在海洋对岸升腾。

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我相信你，”我说，“告诉我怎么用。”

75

他在厨房里设置那仪器，作为清除一个人记忆的地方来说，未免普通了些。我坐在不舒服的金属椅子上，他则在我旁边布置，好像在找干净的真空袋一样不急不缓。第一个电极放在我脑袋上时，我畏缩了一下，他立刻问：“你还好吗？”

“没事，”我喃喃地说，“没事。”

“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

“好。”

他撩起我后脖上的头发，在我小脑下方又放上了两个电极。这比在彼耶德罗克-112时用的原始方法显然先进多了，他按进我太阳穴上和眼睛上方的金属电极冷冰冰的，我每次眨眼睛，他都会停下来问我，你没事吧，哈利，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是的，”我答道，“没事。”

我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越来越急促的呼吸，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些胶带，说：“我觉得用胶带把你的手绑起来会好一些，你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很紧张。”

我不喜欢这种医学的东西。

“没事的，你很快就会记起所有的事。”

真不错啊。

他用厚厚的胶布把我的手绑在了椅子扶手上，我甚至希望他冲我眼睛吐口水，说他是多么讨厌我，那样的话我就有理由将愤怒发泄出来了，可他没有，他检查了一下我头上所有电线的位置，然后把头放低到跟我的头一样的高度，对我说：“这是为大局着想，哈利。”他说道：“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无所谓，但是必须这么做。”

我没法回答，我知道我该回答他，但是我呼吸太急促了，根本没法张口说话。他走到我后面，调整了一下导线，我紧紧闭起了眼睛，浑身上下筛糠似地发抖，袜子里的脚趾都在颤抖着，膝盖也控制不住地发抖。我的天哪，天哪……

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76

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也就无所谓遗忘了。

也许文森特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是好心。

文森特的新仪器，用于遗忘手术的新玩具，有许多缺陷。他肯定没有机会进行过测试，因为它直接把我给电死了。

我叫哈利·奥古斯特，生于1919年元旦，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我记起了……

所有的事。

查洛蒂在我六岁时来找我，她的行动相当隐秘和小心，悄悄地潜入我在赫恩家的生活，向我询问情况，关于我跟文森特在一起时的所有情况，没有什么光鲜的生活，没有大吵大闹，过着完全朴素的生活，也不提克洛纳斯俱乐部。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才说服赫恩家的人让她“领养”我，我一出来便立刻被送往利兹市，那里有从未谋面的一对奥古斯特夫妇在等着我，他们领养了我，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一大笔现金捐赠，并把领养我当成是善举。书面记录都准备好了，所有的基础工作都已经完成，以防文森特随时出现，因为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查洛蒂说：“哈利，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们有其他的办法。”

当然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再找到文森特，绑住他，砍掉他的手脚，挖掉他的眼睛，割开他的鼻子，在他的皮肤上刻上我们的签名，逼他吞下热柏油，一根一根地打断他的脚趾，直到……

直到他死掉为止，他也一个字都不会说，什么都得不到。文森特·兰吉斯不是维克多·赫内斯，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宁死都会捍卫他要做的事，所以折磨他根本没用。

“那我们可以让他遗忘吗？”

还是个孩子的阿瑾蕾耶，正站在海边，脸上带着几百年的沧桑，这几百年是多么的沉重。这是因为她在克洛纳斯俱乐部遭受攻击后没多久便重生的结果吗？她是因为这些事而被迫担起责任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将每个人的记忆合并起来，而阿瑾蕾耶只是带着她自己的那份记忆而已。

“我是全记忆者，”这句话我从没说出来过，“我记得……所有的事，就是什么都记得。文森特两次要让我遗忘，但两次都失败了，他自己也是全记忆者，所以遗忘手术对他也没用，甚至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他可以像我一样假装忘记，然后毁掉我们。”

第十五次轮回时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完全变样了，那些逃过弗吉尼亚追杀的成员都陆续回来了，那些被清除了记忆的人，正在经历他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三次轮回，信息缓缓地传开：二十世纪的克洛纳斯俱乐部回来了，我们给所有人都发出了警示。十九世纪初刻在石头上的信息传来了，他们在询问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导致俱乐部在二十世纪突然销声匿迹，通过孩子告诉老人而从未来一代代传回来的信息，则更加严峻了。

在我们上一次轮回中，未来传回来的消息说，世界已经完全变了，科技变了，时间变了，很多人都没有出生，听不到二十二世纪的任何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请把你们的答案刻在石头上。

看来我们这个世纪的灾难影响了未来，我不敢把答案告诉未来的克洛纳斯俱乐部，甚至不敢用封存五百年的时间胶囊。风险太大了，如果被文森特发现我们在追踪他、要惩罚他，那就前功尽弃了，我不能为了没有见过的二十二世纪、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而冒这样的险。

因此我跟克洛纳斯俱乐部的联系非常少，早年间我只跟阿瑾蕾耶联系，我只信任她，只把秘密告诉她一个人，后来查洛蒂也为我所信任，查洛蒂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是她生成了我所有假身份的文件和记录，证实我对文森特所说的关于自己身世的话。现在，他以为我的记忆又被他清除了，所以我要扮演一个没有任何前世记忆的普通人，这个掩护身份中的人。我每天都去上学，尽量自如地与人相处，不让自己难堪，努力做个成绩中上的学生。到了十七岁，我决定抓住机会去读大学，学习我从没学过的东西，就学法律吧，我几乎都可以看到自己埋在枯燥无比的法律书堆里的样子了。

结果，伪装只有B+这样的中上成绩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难，为十四岁孩子设计的问卷确实让活了很多年的我感到困惑。比如要求写一篇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论文，我写了六千个字，详细论述了它的目标、过程和后果，一写就停也停不下来，最后只好删了将近三千个字，而我越研究这个命题，就越不明白老师究竟要我们写什么，是详尽地写出事件的内容吗？应该是这样，于是我尽量这样写，但发现自己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论述为什么菲利普二世会与帕尔玛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联手，为什么英国舰队会派出火攻船加入在加来海峡的无敌舰队。论文最终的成绩是A-，边页上还写了批注，要求我围绕中心事件写。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完全无视老师，在他的课堂上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我先是发明了从梵文演变而来的简写，然后又发明了韩语演变而来的普通写法，从而把用笔的动作减到最少，而同时保持字体的流畅和美观。最后老师终于发现了，便说我是最无所事事的涂鸦手，还用戒尺打了三下我的手，让我坐到教室最后面。

学校有两个男孩，一个算是他俩中的小头头，另一个有点笨，作为跟班却不知道崇拜，给他一点优越感。我被老师教训后，这两人打算在操场上欺负我，他们想不出我的名字跟什么下流玩意儿押韵，于是就对我推推搡搡，冲我喊叫。后来我实在觉得无聊了，就转过身，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如果谁再敢碰我一下，我就把他的耳朵撕下来。那个跟班大哭起来，结果我又被老师打了三下，被关了禁闭。为了故意刁难老师，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开始换手写字，这样老师就搞不清我到底是用那只手写字，也就不好决定打我哪一只手、留另一只手给我写作业了。最后老师终于发现其实我两只手都会写字，而我的作业质量也提高了，我正埋头为考取大学努力……

“你是哈利吗？”

一个小孩的声音，很小，对我感兴趣，说话很流畅。我当时是十六岁，那个男孩看起来大概九岁，他戴着灰色的帽子，穿着灰色的外套，白色衬衫，戴了一条深蓝色条纹领带，穿着一双几乎到膝盖的白色袜子，他一个肩头背着小书包，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包硬糖，糖都黏在了纸上。文森特的脸还满是稚气，这么一看，十岁和十八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他帽子下面探出来的稀疏头发预示着以后头发不多，但他的眼睛却闪着熟悉的智慧的光芒。

我看着这个小孩，他应该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年纪了，突然想起自己只有十六岁，只是利兹市一个想尽量表现得沉着一些的孤儿。

“是的，”我用当地的口音说，“你有什么事？”

“我爸爸让我来找你，”他肯定地答道，“你丢了这个。”

他小心地递给了我一本蓝色笔记本，已经挺破旧了，里面是不知哪个可怜小孩写的法语作业，一页一页齐刷刷地写着“我叫”“我是”“我要”……我翻了翻，然后抬起头来说：“这不是……”

那个男孩已经不见了。

77

我再次见到文森特是在1941年。

我还真去学了法律，上了爱丁堡大学，读着那些里面夹满了书虫的大部头判例书。我知道自己会被招入伍，所以主动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团，整整三个月都在训练，猛攻假人，躲在小山丘后面射击，大叫“杀啊！”搞得我耳朵都嗡嗡作响了。我依稀记得这支部队根本用不上，直到后期才发挥了一点作用，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训练上，准备袭击挪威，但最终没有成行，最后在诺曼底登陆几周后被发派去了诺曼底。我们遭遇的最惨烈的战事应该是在阿登高地，我打算到时低调地保护好自己。这是我第七次参加二战了。

我貌似偶然地见到了文森特·兰吉斯，当然了，我跟他相见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时我们正等待利思总部军营的命令，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我们每天都在对着地图研究我们不会去攻击的地方，练习着用不上的攻击动作，等着不想收到的命令。突然有一天，一声刺耳的“立正”，我们都急忙列队，迎接少校和他的人到来，我是个勉强的少尉，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我并不是很能担得起这样的委任，从我的长处和能力来看，给我这样的军衔挺勉强的。我上任才三周，上尉就批评我不会好好说话，我没有一下子把发音变标准，而是加重了北方口音，以至于我做汇报时，常常需要人翻译给他听，他身边那个格拉斯哥中士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天正是格拉斯哥中士叫的“立正”，而开口说话的是少校。少校是个挺正派的人，可惜后来会被榴弹炮炸死，不过他并不是很有善心，他坚信他的士兵只要不是因为他的不作为而牺牲的就行了。

“好了，各位，”他好像在嘟囔着说话，只有嘴唇微微在动，“我们只是来检阅一下，奥古斯特少尉，这位是兰吉斯中尉。”

我差点笑出声来，文森特穿着军服，闪闪发光的扣子，干净的帽子，正装靴，敬礼时手的动作非常标准，手指整齐得都可以用来烤兔子了。他还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孩子，但是他稍微留了一点胡子，但是在裤腿里和衬衫里多塞一双袜子后，骗过了人，还获得了中尉这样的军衔。我此刻真是太庆幸当基层军官的历练了，接受可笑命令时必须保持一脸严肃，这样的本领让我在这时候终于忍住了，没有笑出声来。而文森特微微一笑。

“兰吉斯中尉不会逗留很久，”少校继续说道，“希望大家给他留下好印象。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哈利，中尉！”

又是一轮敬礼，面对军衔比你高的人，肘关节和手指就要时刻做好敬礼的准备。我望向文森特身后，看见那个中士在憋着笑，他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个长官是多么稚嫩，注意到他故意把厚厚的制服塞在腰间了？我集中注意力保持严肃的表情，然后敬了礼，等少校离开后，我握了握文森特的手。

“叫我哈利。”我说。

78

我每次轮回都要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杀死理查德·莱尔。

自从在第一次轮回中杀掉他之后，以后的轮回中，要么我直接杀死他，要么派人把他解决掉，都是在他谋杀巴特西的罗斯玛丽·道赛特之前，每次轮回她和另外几个姑娘们都可以活久一些，而并不知道原本会杀死她们的人已经死了，只有一次轮回中，我没有派人去，也没法自己去，然后罗斯玛丽·道赛特被割腕，死在浴缸里。现在杀理查德·莱尔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我不再需要什么准备，一言不发，毫不犹豫，找一天直接去他家，坐在远离窗户的地方，等他进门后，直接冲他脑袋打两枪，对此，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想文森特对我的态度，与我对莱尔的态度或许有点相似，在他眼里，我已经毫无威胁，但他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我，就像主人查看自己心爱的宠物一样。就像我会留意莱尔一样，他会跟我保持很近的关系，也许他是觉得我天生的坚忍个性将来会对他有威胁，也许是害怕哪天我会突然恢复记忆，也许他是把我当成战利品，他成功的证据。也许他只是想要个朋友，每次轮回中他都可以根据他的需求来塑造我，因为我从头至尾是多么配合他，多么有助于他，可塑性多么强。也许是综合了以上所有的原因，仅仅是各个因素的比重会经常变化而已。

不管文森特是出于什么动机，他都跟我保持了密切的关系。1943年，他当上了上尉，我收到了一纸调令，调去他那里。我的少校这样形容他的队伍：尽是研究员、书呆子，还有一帮耍嘴皮子的人。我到了以后，发现文森特·兰吉斯是科学知识、专业知识的关键人物，这一点也不让我意外。

“为什么选我？”他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坐下，我问道。“为什么要求我来加入你的部队？我是律师，对科技之类的一窍不通。”

“中尉，”他答道，我是位低于他的中尉，“你这么说自己可不好。我在苏格兰见到你时，觉得你非常有能力，我们部队正需要有能力的人。”

确实，我在部队里发挥了用处，他们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忙着大事情，没空顾及小事，比如营房里有没有足够的毯子，食堂里有没有足够的食物，送他们去参加会议的汽油够不够。

“看，哈利！”文森特在月度行政会议上大声说道。“我就说吧，你在这里非常合适！”

于是，当我的老部队在法国森林里作战、牺牲时，我又一次当了文森特·兰吉斯的秘书，伺候他和他那聚集了越来越多人才的私人部队。虽然文森特比较低调，但显而易见，他已经非常有钱了，当然，谁也不知道他财产的来源。不过，作为他的行政助理，我兼办了越来越多的事，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许多信息，包括文森特那个定期收到钱的账户。拿到账户信息后，我模仿了文森特的签名，去了一趟银行，很容易就拿到了全部的账户明细，谎称税务局的人要就可以了。上一次轮回中，我想尽办法查文森特的资产，结果只查到了错综的离岸账户和复杂的支付链，连相当厉害的法务会计都被耍得团团转，根据入账追查到了曼谷的桑拿房、巴黎的印度餐厅，或是以为根据信用额度追查到什么了，结果却查到了哈罗兹的食品杂货部。

这次，文森特连十九岁都没满（只是扮成了二十五岁的样子），他还没有时间和机会把自己的财务网络搞得相当复杂，只需要一些交易明细，我就追查到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些踪迹。我掩饰着内心的激动，也掩饰着自己的行动，与文森特如此近距离相处，绝对不能在营地留下任何踪迹，所以我休假时住在黑斯廷斯的一家小酒店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开着小灯，研究每一条交易记录，然后烧毁文件，把灰烬冲走。他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当他钱不够用时，就会去赌博，和许多轮回之人一样，他知道许多关键比赛的胜出者，可以下很大的赌注来赢钱，但他会分散在许多地方，以免招来太多的疑问和注意。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早年间他的行动大多集中在伦敦西南部，除去他靠赌马赢来的钱，他每月还有一笔十六镑的固定收入，一直到战争开始前才停止，虽然这个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某个亲属给的补贴，也许是关系非常近的亲属，这个重要发现让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

虽然这条线索没有说明太多，但至少给出了搜查的范围，当然，必须十分隐秘地进行搜查。

当欧洲胜利日来临时，作为文森特部队里唯一可以组织狂欢会的人，我组织了一次狂欢，也算是小小地提醒了部队里的那些人，虽然他们都充满智慧，并且很可能是推动未来科技进步的人，但个人日常生活没有人打理的话，都会一团糟。两个星期后，文森特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哈利，”他大声跟我说，“我马上要去见个人，能帮我把这些寄掉吗？”

那是一大沓信件，我瞄了一眼收件地址，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索邦大学。“没问题，长官。”

“拜托，哈利，我们之间就别再用‘长官’了。”

他走后，我用蒸汽小心地打开了信封，里面是厚厚的黄色信纸，没有水印，上面画了许多图表，详细解释了微波磁控管的用途、功能和规格。

当晚我思考了许久该如何处理这些信件，这些信非常危险，对这个世界来说是致命的。上一次轮回中，文森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全世界的科技发展提速，而这次，他不只给了领先二三十年的科技，还有至少六十年后才会出现的科技。

最后，我去找了查洛蒂，询问她的建议。

我们在诺福克北海岸一个叫谢林汉姆的小镇上碰了头，那里的鱼总是非常新鲜，你会忍不住想，这些鱼都是被大浪给直接冲上岸的，因为那海浪实在是太大了，在充满盐分的海浪的呼啸中待几分钟，嘴巴都会被擦疼，眼睛会觉得发干，满头都是亮晶晶的海水。我的盟友查洛蒂这时已经很老了，很快便会死去。我还没有收到离队的命令，所以还得穿几天军服，我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着帽子，生怕被狂风吹走。

“什么事？”她问，我们徘徊在海浪不是很大的路段上。“有什么消息吗？”

“信，”我答道，“他又要开始寄信了，寄给所有的大学和理工学院，这次不只是美国，还有欧洲、俄罗斯、中国，只要有资源和人才的地方都寄。有飞毛腿导弹的图表，波粒二象性的图解，抗热轨道屏蔽的分析，还有分析重量推力比，那是轨道逃逸……”

她那带着白手套的手挥了一下，示意我别再说了：“我明白你遇到的问题了，哈利。”

“他让我去寄掉。”

“你会寄吗？”

“我不知道，所以才要见你。”

“谢谢你这么重视我的意见。”她在等我进一步解释、自己分析，我照做了。

“如果我寄出去，那么历史就会重演，而且比以前的速度更快。我无法预测，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些信足以引发科技革命，让科技进步提前四十或五十年，未来的俱乐部……”

“俱乐部已经一片混乱了，哈利。文森特上一次这么做时，历史已经改变了，你真的幻想几次轮回后就会恢复原样吗？”

“如果我不寄，那我就会被文森特识破，他会知道我什么都记得，我们就再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出生地了。”

“我们把他耳朵割下来，以前这样的方法是管用的。”

“他不会说的。”

“哈利，这不一定的。”

“我不就没说出来吗？”

她抿了抿嘴，扭头避开又一个扑上岸的浪头。“这个我不能帮你决定，如果你不寄信，那我们只能马上把文森特抓来，把他的出生地拷问出来。如果你把信寄掉，那么至少这一次轮回中的世界又会陷入一片混乱，失去秩序，自然的进程被破坏，人类的命运被完全改变。但是……”

“但是我还能待在文森特身边，还有机会骗他对我说出秘密。”

“是的，我不认识他，从没见过他，而且他可能知道我的底细，所以我不能冒险去见他。但我肯定他已经完善了遗忘手术，如果他遇到俱乐部的成员，他肯定不会手下留情。哈利，决定权在你手里，只有你才能决定怎样做最好。”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喃喃地说。

她耸了耸肩。“这是你的战争，哈利，该如何行动你自行决定，克洛纳斯俱乐部……我们，不会再多说什么，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寄了，生怕自己改变主意，就乘坐第一班火车离开了。

79

战后，文森特再度成了涉足所有领域的“投资者”，他没有依托任何公司，而是自己在世界各地跑，作为一个非常有钱的热心家四处投资。而我则是他的私人秘书。

“我希望你陪在我身边，哈利，”他说，“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作为他的秘书，我可以接触到许多以前轮回中根本接触不到的信息。银行、大学、公司执行总裁、急需投资的慈善机构、政府机构和代理商处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各种他根本不知其存在的文件，我只能总结为这是他犯的致命错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查一查。他已经习惯我帮他打点一切了，我是他的宠物，最可信赖的人，最依仗他的人，也是最无害的人。我对他无比卑顺，感激他给我这么多的恩惠，而只要做这么少的事，对于能有幸见到这么多人而感到激动。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工作头衔，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根本不是什么秘书，而是为兰吉斯先生工作的管理人员，一个处理各种问题的人，跟他一起在全世界各地跑，过着优渥的生活，忠诚地当着他的跟班。无论是从员工还是朋友的角度来说，他都对我很好，一如既往地为我买单：晚餐、假期、高尔夫（我真的很讨厌高尔夫），还有去加勒比海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游玩。这些都是我被他收买的标志，所以我表现得心甘情愿。我自欺欺人地想，只要肯花心思，高尔夫我也可以打得很好，但其实有些技能并不是靠经验多就能获得的。

我们畅谈彼此的故事，从战争到朋友，从熟人到各种酒，我们在通宵列车里睡在同一间包厢里，并排坐在飞越大西洋的飞机上，在美国东部和西部轮班开车赶着去开会，一起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那鲜有的宏伟景象，每一次看到我都会禁不住凝神屏息。我们一起出差时，总是住相邻的房间，当中有扇门连接，这样的话，如果半夜灵感突发，就能随时一起喝一杯。很多人都认定我们是恋人，我也在想，如果文森特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该怎么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跟他上床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甚至连想都不用想，关键问题是，作为毫无前世记忆的哈利·奥古斯特，利兹市出身的好小伙儿，能不能这么做，毕竟我的成长年代，同性恋不仅违法，而且是相当大的禁忌。我决定，如果真到那一步，那我会表现得相当传统和抵抗，如果他再三要求，那我就挣扎一番后满心愧疚地屈从于他，这段韵事很可能相当不幸福。这种事上，没必要让他顺风顺水。谢天谢地，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好像都在期待着。文森特对于爱情的态度似乎正如他自己所言，完全是为身体健康考虑，对人不利的爱情是愚蠢的，不理智的欲望是浪费时间，而且他的心思都花在了更伟大的事上。

文森特所专注的更伟大的事在1948年终于露出了一些端倪，他跟以往一样，走进我伦敦的小办公室，重重地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然后把脚放到桌子上面，放在我的文件盒和彩色墨水中间，说道：“明天我去看看一些科研人员在研究的东西，你一起来吗？”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双手指尖小心地搭着，我跟文森特一起出差，通常的结果是严重的宿醉、一张大额支票和满脑子似曾相识的影像，但这次他说得如此含糊，并且刻意显得漫不经心，激起了我的兴趣。“在哪里？”

“瑞士。”

“你明天要去瑞士？”

“其实今天下午就出发，”他答道，“我肯定给你发过备忘提醒。”

“两年了，你从没给我发过什么备忘，”我温和地指出来，“你就是自顾自地做事，然后等我赶上你。”

“这样的方式不是让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吗？”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瑞士有什么？”

“他们在搞的重水和粒子之类的，这种东西我都不太关心，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他不关心这种东西，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现在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了。作为一个从早到晚都在打理他所有事情的人，我一下子就嗅到了瑞士这个词呈现的神秘气息，一个一直隐瞒着我的秘密。我早就发现了文森特行程里的漏洞，很多星期都写着“度假”“家事”或是“婚礼”，婚礼真是好多啊，而这些行程他都没有让我安排差旅，所以细节我不清楚。我想，这个在瑞士的研究重水和粒子之类东西的地方，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会不会就是文森特悄悄投了那么多钱进去的那个黑洞？

“我今天下午不想去瑞士。”

我真是撒谎高手，都不用听自己是怎么说的，就能确定他被我骗了，我都已经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去吧，哈利，我知道你没什么事可做。”

“我可能会跟美女有约，人家对我的高等金融和下等酒吧的故事可感兴趣了。”

“从理论上来说，确实可能，你还可能有很多事，比如得疱疹，但根据无数的经验来看，你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事。别磨蹭了，赶紧拿上你的帽子。”

我没有磨蹭，拿上了帽子，希望他能看到我假装出来的恼怒的神情。

瑞士到了，我觉得在五十二岁到七十一岁生活在瑞士是最宜人的。太过年轻的话，这里干净的空气、健康的生活方式、保守的习惯和乏味的食物都会让我望而却步，而再老一些的话，就会觉得所有这些与年迈不堪和即将死亡的身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徒增伤感。但是五十二岁到七十一岁之间，特别是在精神抖擞时，会觉得瑞士特别适宜养老，享受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欣赏清澈见底的池塘，仰望美丽的天空，置身于如画的风景，偶尔还可以爬山俯瞰一切。

文森特在机场安排了一辆车。

“你自己租的车？”

“哈利，我不是事事都要依靠你来安排的。”

“从理论上来说，没错。”

他故意皱了皱眉，随即便微笑了，然后坐上了驾驶座。

车子一直往前开，绕圈，然后再往前开，再绕圈，让我很生气的是，接下来往回开了许多，然后继续往前开。我最受不了在这种弯弯绕绕的山路上开车，接着开始往高处开，从来没有开到这么高的地方过，植被渐渐变成了叶子像针一样的松树，车灯扫过去，四处都是霜冻。我望着飘洒的雨滴，然后抬头看看满是繁星的天空，开口抱怨：“该死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可没带滑雪的装备。”

“马上你就知道了！早知道你会这么抱怨，我就把你留在机场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快凌晨一点了。那是一间斜顶的小屋，大大的玻璃窗里透着灯光，地上没有积雪，但下车时，脚下踩着霜冻，发出咔咔的声音，呼一口气，立刻就形成了一团白雾。文森特关上车门，小屋顶层的阳台上，有个女人向我们招手，然后她立刻走回屋里，准备接待我们。文森特对这里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沿着窄窄的卵石路疾步走到边门外，那扇门没有锁，他示意我一起进去。

房子里暖和而舒服，带着炉火里烧焦的木香味。那个女人出现在楼梯上方，满心喜悦的样子。

“兰吉斯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他们互相拥抱，我不禁好奇他们是不是关系不一般。然后她对我说：“你一定就是哈利吧，你好！”她说的是瑞士德语，大概三十岁。她领我们进了客厅，里面果然有壁炉，然后让我们吃了准备好的冷肉、热土豆和温暖的酒。我又累又饿，根本没心情问什么，终于，文森特拍了一下大腿，说：“好了，明天很忙，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只咕哝了一声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吓了一跳。

文森特穿戴齐整地站在我床的另一头，就那么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站在那里看了我多久。他的手套在袖管旁晃荡，两只手套有一根毛线连着，就像是妈妈给小孩子缝起来的一样，不过他的裤子和鞋子上没有潮湿的痕迹，说明他还没出过门。他就这样看着我，过了好久，我慢慢坐起来，有点结巴地说：“文森特，怎……怎么了？”

我还以为他会说些别的。

他轻轻摇了摇头，看着门，并不看我，说：“该起床了，哈利，今天事情很多。”

我立刻起床，连澡都没洗。

外面的天空是灰蓝色的，地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霜，刮着一点风，快要下雪了。我们上车时，那个女人又在阳台上对我们挥手。我们再往高处开，穿过松林的枝叶，绕过嶙峋的山石，车里的暖气开到了最大，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们没有开得很远，开了不到十分钟，文森特就突然右转，拐进了一个像是矿井的入口，短短的通道通往一片水泥停车场，四面都用石墙围了起来，有些地方还用链条加固了。入口处有块牌子，上面用法语、德语和英语写着：私人领地，请勿入内。一个穿着蓝色毛皮大衣的门卫站在入口处，衣服里面藏了把手枪，突出了鼓鼓囊囊的一块，他礼貌地冲我们点了点头。我们在那没什么车的小停车场上停好了车。灰色岩壁里灰色的门打开了，我们走进去时，我看到头顶上有一台监控摄像机，它提前出现了好几十年。

我有很多问题，可觉得不该问，我们走下两边挂着昏暗的灯笼的石阶，呼出的气都立刻变成了白雾，不过越往下走，却越暖和了，湿湿的水汽扑到我脸上，我听到了人声从下面传来，在坚硬的石壁上回响。三个推着空雪橇的男人，正在另一边往上走，他们本来在大声说话，但看到文森特走近时立刻都默不作声了，一直等到我们走远，完全听不到为止。通气孔的嘶嘶声，管道的嘎嘎作响，现在都可以听到了，这偏高的温度和湿度也不自然，也不是为了人体舒适而调节出来的，而像是某种机器运作造成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各年龄层的男男女女都有，他们好像都认识文森特，都纷纷避开他，人群中还有许多安保人员，穿着厚厚的外套，携枪，也带着警棍。

“这是什么地方？”周围的声音足以盖过我的话时，我开口问道。

“你懂量子力学吗？”我们走过一个拐弯，等防护门打开时，他问我。

“别开玩笑了，你知道我不懂。”

他叹了口气，低头走进门里，那下面更暖和。“那我简单说说吧。假设你看到了一个瀑布，心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你总结的结论是水是往下流的，并且侵蚀了石头。因为你看到瀑布高处的石头完好，而瀑布下方的石头斑驳，甚至碎成石块沉到溪底，所以你推断，水肯定是往下流的，而且肯定具有侵蚀力，还有摩擦会产生能量，能量进而会改变物质，如此演绎下去，你也认为是这样吧？”

“应该是吧。”

他怀念那时候的我吗？怀念那个在剑桥冲他的想法大喊“可笑”的哈利·奥古斯特吗？我觉得他应该挺怀念的。

这是你的错，文森特，是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两次。

“好，那么再进一步。假设你在研究宇宙中的一个原子，原子是由质子、中子、电子构成的，由此你推断质子带正电荷而电子带负电荷，并且它们互相吸引，还有，中子跟质子因核力结合在一起，必须要有某种相对的斥力，防止原子分崩离析，然后从中你推断出……”他停住了，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汇。

“什么？”

“一切，”他凝视着某个方向，轻柔地说了出来，“可以推断出一切，从一个原子、时间和空间的某一个点出发，研究宇宙中最基本的元素，从而演绎出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和将来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又一扇门打开了，更加热的一个房间，许多风扇在拼命工作，降低环境温度，我看到了那台机器，几乎有七层楼那么高，围着它的脚手架一直搭到了最高处，足足有几百个人在上面，分散在机器的各处。连空气中仿佛都有电流的味道，噪音几乎要让人变聋。他给了我一个辐射标识，比我在彼耶德罗克-112佩戴的要先进许多，用了约近二十年以后的科技。他为了盖过噪音，大声喊道：“这是量子镜！”

我觉得它好美。

量子镜。

我深深地凝望着它，仿佛是在凝望着上帝之眼。

已经快完工了。

80

我的第三次轮回。

我曾说过，那次轮回中，我当过牧师、僧侣、学者、神学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反正我像个傻子似的寻找着答案。我说过我与那个中国间谍沈的会面，他真切地希望我不是去那里推翻共产主义的。我说过我在以色列挨打、在埃及被蔑视，我说过我获得信仰和失去信仰跟穿鞋脱鞋一样轻松。

但我没有提过巴特那夫人。

她是印度的一个谜，她意识到，最有利可图的教化别人的方法，就是教化那些对宗教有兴趣、但又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来产生质疑的西方人。当时就当了一段时间这样的西方人，跪坐在她脚下，跟许多其他人一样毫无意义地吟诵着，就像当时相信生命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我一度相信这个矮胖的笑面女人能让我大彻大悟。我在她的大农场上为她免费工作，因为我觉得那样能让我更接近自然，从而更了解自己，在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得到了跟她单独见面的机会，我激动得几乎发抖，盘腿坐在她面前，等待她让我彻悟。

她沉默了很久，在冥想，我们这些信徒很早以前就接受过教导，不能质疑这种貌似深邃的冥想。她终于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说：“你是神圣的。”

这句话并不新鲜，寺庙里经常听到。

“你是光之生灵，你的灵魂是歌，你的思想纯美，你完美无比，你就是你，你就是整个宇宙。”

如果是一大屋子的人一起吟诵这些，那听上去会非常震撼，但是现在就她一个人微喘着吟诵出来，我突然觉得所有这些似乎充满了矛盾。

“那么上帝呢？”我问。

这么问好像对巴特那夫人有些无礼，可她没有随便打发我这个热切的追随者，而是挂起了她那标志性的笑容，然后说：“没有什么上帝，只有天地万物，你是万物的一部分，你也将万物纳于心中。”

“那为什么我不能改变万物？”

“你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一举一动，每一口呼吸……”

“我是说，为什么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可以改变的！”她坚定地重复。“这样的生命只是一闪而过，如同影子一样，你会彻底将它抛开，去到新的境界。在那里你会获得新的领悟，你会知道，现在你所感知到的现实不过是感官的牢笼。你会看到一切，就像用造物主的眼睛在看一样，你是万物的一部分，你也将万物纳于心中。你是创造宇宙的造物主的一部分，你的身体是前人的灰烬造就的，而你死后，你的身体也会造就新的生命。你自己就是上帝。”

后来几个月里，我渐渐厌倦了这种虚空的“智言慧语”。一个心怀不满的信徒偷偷对我说，我们这位提倡简朴和禁欲主义的巴特那夫人其实住在四点八公里外，过着奢华的生活。于是我扔下草帽和镰刀，离开了，去寻找更好的哲学观。然而，这么多轮回之后，我依然很想知道，用上帝之眼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81

“哈利，这是人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没有之一。”

文森特在我耳边说话。

我的耳朵里充斥着许多的声音，听了许多年的声音。

“量子镜可以改变人类，重新定义整个宇宙，解开过去和未来的所有谜团。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些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理解的概念：生与死、人的意识和时间。哈利，量子镜是……”

“我能做什么？”我问，我都有点诧异自己的声音。“我能帮什么忙？”

文森特笑了，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好像看到他的眼里隐约闪过泪花，我从没见过文森特流泪，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这应该是喜悦的泪水。

“留下来，跟我一起，”他说，“留在这里，留在我身边。”

量子镜。

用造物主之眼看世界。

文森特·兰吉斯，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们应该竖起一面镜子，面对整个宇宙……

真是胡说！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必须要亲吻弗朗西丝。

一派胡言！

我是好人！

那是你的过去，哈利，你的过去。

罗利·赫恩，孤独地死去。

帕特里克·奥古斯特，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哈莉艾特下葬时，一片静默。那杂草丛生的小屋里的炉边，一片静默。一个毒贩买下了康斯坦丝·赫恩曾一手掌管的赫恩府邸。在那大房子里，莉迪亚疯了，亚历桑德拉救了一个小男孩的命，一个叫丽莎·李德米尔的女佣被推倒在厨房桌子上，却没有大叫。那个孩子会无限重生，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相同的起点，重复相同的一段生命……

理查德·莱尔，一次又一次地死在我的手上，一次又一次地说着，求你了，我什么都没做。

罗斯玛丽·道赛特被割腕，死在浴缸里。

珍妮说，你应该上新闻，真的。

你愿意和我私奔吗？

你喜欢我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珍妮，一直都很喜欢。

未婚妻！

你觉得怎么样，哈利？她很美吧？

阿瑾蕾耶，你认识那个我吗？她选择遗忘，正确吗？

我个人觉得大腿这个部位比较合适，最好是洗澡时，不过没有的话也只好凑合一下了，对吧？好了，奥古斯特医生，再见啦！

弗吉尼亚，在伦敦的夏日里大步流星地走着，把轮回之人杀死在子宫之中。我们让她感到恐惧时，她不住地颤抖。

要是厌倦了你在做的事情，就到战场上来找我！

非常抱歉。

真的很抱歉，哈利，这是为了大局着想，必须这么做。

量子镜。

用上帝之眼看世界。

世界快灭亡了。

我们无法阻止。

现在就看你的了。

量子镜。

留在这里，留在我身边。

文森特，我毁了量子镜。

这么做很简单。

我甚至都不用靠近它。你以为我不是什么科学家，不能像在苏联时那样帮助你，因为我连最简单的牛顿力学原理都不懂，更别说你在瑞士的山上所用的这些先进科技了，提前了将近一百年的科技。我只是帮你打杂的，就像以前的轮回中一样，帮你处理鸡毛蒜皮的事。我在瑞士的山上洞穴里待了九个月，观察量子镜的进一步完成，听每一次测试的机器轰鸣，知道你已经快成功了，很快了。相关的报告放到了我的桌上，你都不理会，因为你以为我根本看不懂。可是，文森特，除了你，我是唯一看得懂的人，每一笔、每一画、每个小数点、每张图表，我全都看得懂。是我在应当购买钍234时改了个数字，买了钍231，是我降低了硼棒的费用，把长度规格减少了几毫米，是我改了波浪推算中的一个小数点。那份报告有七页，我改了第一页上面的小数点，最后的整个计算结果会相差超过九个数量级。

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保护整个世界？这么说好像有点太过英雄主义了，我是不是还得弄件T恤和斗篷来扮一下英雄？可你以为你是谁，就为了寻找你所谓的真理而扮演上帝？

是出于习惯？

这么多年了，我一心要扳倒你，要是不善始善终似乎太浪费了。

是出于忌妒？

也许有一点。

是为了复仇？

你一直都伴在我身边，有时似乎很难记得，毕竟几百年的时间，实在太久了，但是……

我记得。

正如一个全记忆者一样，记得一清二楚，我好像又回到了彼耶德罗克-112，满心庆幸地吞了老鼠药，感觉到了电极放上了脑门，舌头上也感受到了电流。这样的过程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你拉着我的手，说这样才最好，当然了，这么做在你嘴里当然是最好的。珍妮。你喜欢我吗，哈利？你喜欢我吗？我在清冷中流泪。我是你的私人秘书，你的小狗，你的玩物，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我就得成为什么。我闭上眼睛，我全都记得。没错。

就是为了复仇。

我隐约觉得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死去，这是唯一能使之复活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我依然在乎这句话的力量。

我毁了量子镜，我对每一个小数点、每一个同位素、每一根硼棒都再清楚不过。我让你的研究倒退了五十年，而你根本不会怀疑是我，绝对不会想到是我干的。

机器测试安排在了一个夏日，不过是哪个季节根本不重要，因为测试是在这湿热的洞穴里进行。这时候，连空气里都充满了一股兴奋劲儿。文森特走进我办公室里，脸上红扑扑的，因为他按照惯例会在这实验基地里跑步，就像以前在彼耶德罗克-112时，他会拉着我一起去冰天雪地里跑步一样。“你来吗？”他问。

我小心地放下笔，把手交叠起来，看着他的眼睛说：“文森特，你开心，我也就开心。但是食堂里有五十罐过期的金枪鱼罐头，我现在正在写一封言辞非常激烈的投诉信，我不想夸张，但是这封信会是金枪鱼罐头业所能见到的宏伟诗篇，而你却成了打断我书写这诗篇的人。”

他恼怒而夸张地发出极为不屑的声音。“哈利，我不是要贬低你的工作，但我告诉你，今天要进行的测试也许会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会是大变革的开始，你当然能明白，怒斥金枪鱼罐头业是次要的事情了吧。赶紧准备准备，跟我一起去！”

“文森特……”

“快！”

他把我拖了出去，我闷闷不乐地拿上了辐射标识，他把我拉到了走廊里，往下走时，我一直在抱怨金枪鱼多么不健康，沙拉都不新鲜了，还有这地方的电力开支太大了。然后他大叫：“哈利！我们就要发现物种的未来，洞悉宇宙的奥秘了！别管什么沙拉了！”

量子镜的旁边有个观察室，大约有三十名科学家聚集在内，看着那庞然大物。它变得更巨大了，像是畸形的火箭，带着无数电线和发光的内表面，带着热度、蒸汽和压力，还有几千台监视装置接驳在领先于当时科技五十年的电脑上。量子镜的周围地面正在清场，虽然我是那房间里唯一不是科学家的人，但文森特还是拉我到了最前面，大声说道：“如果没有你给这些笨蛋东西吃，帮他们擦屁股，他们根本分析不了任何数字，来吧，你应该看看！”

这么说确实没错。不过因为我做的小小调整，即将开始的测试肯定会以失败告终。

警报声响了三次，让大家立刻撤离量子镜附近区域。然后一个表情极其严肃的科学家开始了倒计时，发动机组开始咆哮，许多人都在盯着屏幕上滚动的数据。文森特在我旁边几乎要兴奋地跳起来了，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随后立即反应过来，这么做不太适宜，赶紧拿开了，于是开始咬起了手指头。我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着眼前的一切，表情不为所动，机器发动到最大功率，这台无比先进的仪器内部在不停地酝酿着，转动、对齐、打开、吸入能量、释放能量……

“先生？”

一位盯着电脑屏幕的技术员发问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疑问，而是惊异，因为一切数据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惊异的是，随即而来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需要决策者的支持。文森特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冲了过去，其他人都倏地站了起来，他大叫：“立刻停止！”

无须多言，也不想多说，他们立刻按下了紧急停止的按钮，量子镜所在的地方一下子变暗了，观察间也是，只剩下电脑屏幕透出的一点灰色光芒和地上应急灯的淡蓝色灯光。我看到了文森特，面色灰白，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微微分开，先是面无表情地扫视一房间的人，然后再看向量子镜。

现在的量子镜本来也该是暗黑无光的，但是我们都看到它内部开始闪现橙色的光，比较浅的金属连接处开始呈现出深粉红色，周围冒出一圈圈的黑烟，我都能听到小的金属部件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嘶嘶作响，声音渐渐变大，几乎像是尖叫声一样，我低头看了看辐射标识，看着渐渐它变成了黑色。这个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

“快停下。”文森特低声说，房间里只有机器的隆隆声，没有其他人说话。“快停下。”他又说了一遍，没有特地对谁说，因为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快停下。”

机器开始发出光，燃烧的火光，部件开始融化，很快就亮过了应急灯的蓝光。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我这个一天到晚计算这里需要多少卫生纸的人，带着冷静的头脑，对大家喊道：“有辐射！大家快撤离！”

“辐射”这个词很管用，大家都冲向门口，没有人发出尖叫，尖叫需要能量，而现在大家所有的能量都用于尽快逃离这个很快便会充满致命辐射的地方。我看了看文森特，他衣服上的辐射标识已经完全变黑，致命的黑色。我抓住他的袖子，急促地说：“我们得马上离开！”

他没有动。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量子镜，我看到了他眼睛里那发热崩溃中的机器的映像，听到了金属部件发出的声音，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文森特！”我向他咆哮。“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他还是没有动，于是我用手臂扣住他脖子，把他往门口拖，像在救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我们是房间里最后留下的两个人，量子镜现在发出的光芒已经亮到无法直视，那里的温度很高了，热浪在不断扑往这个观察室的玻璃上，房间里金属制品上的漆字开始融化了。我听到电脑被烧焦而发出的声音，我们根本不可能安全逃出这爆炸熔炉了，观察室的玻璃开始碎裂，我知道这里很快就要爆炸，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我把文森特推出了观察室，他跪了下来，双手支撑在地上，浑身绵软无力，他微微扭过头，看着我。这时，强光已经让人睁不开眼了，我摸索着紧急出口的闸门开关，碰到金属的手柄时，我听到了皮肤被烧焦的嘶嘶声，我用力拉下，闸门缓缓关下，我低身趴在闸门下方。

“快跑！”我冲着文森特大喊，依稀看到他那不知所措而跌跌撞撞跑走的身影，我赶忙爬了出去，闸门在我身后落下。我在黑暗的走廊里才跑了三步，世界就在我身后爆炸了。

眼前依稀是营救的场面。

我的皮肤里插着金属片，很深。

肚子上压着石头。

嘴里满是尘土。

救援人员穿着灌铅隔离的防护服，他们用水把我冲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把我救出那满是废墟的走廊。冲我时流出来的水是红色的，过了很久才变清。

一片黑暗。

一个麻醉师问我，是否有任何过敏。

我想回答，但是我的嘴巴肿得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开不了口。

我不知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后面还问了什么。

文森特坐在我床边，垂着头。

护士来换导管。

从这里的空气可以看得出来，我已经不在洞穴里了。

我看到了阳光，很美。

文森特坐在床尾的椅子上，手臂上在打着点滴，但他好像没有流血，正睡着。他是不是没离开过我身边？应该是的。

我醒了过来，感觉想呕吐。

“水。”

他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哈利？”他的嘴唇都裂了，皮肤苍白。“哈利，能听到我说话吗？”

“文森特？”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仔细地检查我的生命体征。跟许多轮回之人一样，他也有医学知识。我的生命体征肯定很差，但是在文森特面前，我所扮演的哈利·奥古斯特要装作毫不知情。

“医院？”我说。

“是的，很好。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

“不知道。”

“你睡了两天了。你遇到了意外，还记得吗？”

“那个……量子镜，”我有点气喘，“出什么事了？”

“你救了我的命，”他轻声回答，“你把我弄出了观察室，让我先跑，还关上了闸门。你救了很多人的命。”

“那就好，”我想抬起头，但后背很疼，“我怎么了？”

“你被爆炸击中了，如果我离得近一些的话，那就会是我……你受伤比较严重，没被炸得四分五裂已经是奇迹了，不过还有一些……一些事情，医生会跟你谈。”

“辐射。”我喘息着说。

“有……有大量的辐射，我不知道怎么会……不过现在都没事了。”

竟然说已经没事了？真是荒唐。

“你没事吧？”我问，其实心里早就清楚。

“没事。”

“你脸色不太好。”

“我……我也受到了辐射，不过你……你救了我的命，哈利。”他又说这个了，用让人深感意外的语气：“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给我加工资吧？”

他笑了笑：“你别太得意了。”

“我会死吗？”我问。我看他没有马上回答，便轻轻点了点头：“好吧，还有多久？”

“哈利……”

“还有多久？”

“辐射病，情况不容乐观的。”

“我还没见过自己秃顶的样子，”我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

“我还在等检查结果。”

我知道你不是在等结果，文森特。“希望……希望你没事。”

“你救了我，”他又说道，“这是最重要的。”

辐射病。

情况不容乐观。

你看到这封信时，肯定在经历极其难受的症状，头发掉光了，恶心感越来越厉害，关节开始肿大作痛，器官渐渐衰竭，身体里堆积满毒素，皮肤上布满病变的伤痕，无法愈合，再发展下去，肺衰竭后，你会溺在自己的体液里。我知道，因为我有亲身经历，我在给你写这封信时，也正在经历着。文森特，这是我的遗愿。你最多还有几天能活，我还有几个小时。

“留在我身边。”我说。

文森特留下了。

过了一会儿，护士给他送来了床。他躺了上去，我看到她们给他打了点滴，但没有说什么。他看到我在看，便说：“只是预防一下。”

“你是个骗子，文森特·兰吉斯。”

“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哈利·奥古斯特。”

恶心感比疼痛更难熬，疼痛可以压下去，但是再多的镇痛剂和药物都压不下恶心感。我躺在床上，尽力忍着，但是凌晨3点，实在忍不住了，侧翻过身，吐在了地上的桶里，浑身颤抖着抽泣，抠着自己的胸口，大口喘气。

文森特立刻下床，走到我床边，完全没注意到脚边的那个桶，他扶住我的肩膀，说：“我能做什么？”

我坐着缩成一团，膝盖曲在胸前。这是最舒服的姿势了，呕吐物从我的下巴滴下，黏糊糊的。文森特拿了纸巾和热水来，帮我擦干净。“我能做什么？”急切地重复。

“陪着我。”我说。

“当然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第二天，他自己开始经历恶心的症状，他隐藏得很好，溜出房间去厕所呕吐，但就算我没有九百年的经历，也看得出来。晚上，他也开始疼痛难忍，他吐在床边的桶里时，我挣扎着下床去扶他。

“我没事，”他发着抖，气喘吁吁地说，“我会没事的。”

“看吧，”我喃喃道，“我说了，你是骗子。”

“哈利，”他的声音异常沙哑，上气不接下气，“我有话要跟你说。”

“是不是‘抱歉，我撒谎了’？”

“是的，”他好像抽泣了一下，也可能是笑了一声，“抱歉，我很抱歉。”

“没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说。”

我的皮肤上开始出现伤痕和病变，但不是很疼，只像是慢慢地、一刀一刀地在把皮肤割掉。文森特还在恶心呕吐的阶段。但我的身体开始衰竭，疼痛难忍，尖叫着寻求安慰和吗啡。护士给我们俩都用了药，也许是因为只给我用药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我还不是付这些医疗费的人。那天晚上，有人送来了一个盒子给文森特，他爬起床，打开了盒子上的锁，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满是电线和电极的头冠。他用颤抖的手把头冠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这个……会让你忘记。”他结结巴巴地说，把它放在我的床上，似乎自己受不了那东西一样。“它会……把一切带走，你的一切……带走这些记忆。你明白吗？”

“那我呢？”我问。“我也会被带走吗？”

“会。”

“那也太蠢了，不是吗？”

“我……对不起，如果你知道……知道一些事的话……”

“文森特，我现在不想听你跟我坦白什么，不管怎样，我都原谅你，这样就行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是那个盒子和头冠还在房间里。他是想把头冠套在我头上，我想，趁我还没死，趁他还有这个力气的时候。

晚上，我们都疼痛难忍。

“没事，”我说，“没事的，我们是为了造出更好的东西。”

他在发抖，药物用到了极限，但仍无法抑制疼痛。

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说，转移一下注意力。来，我先开始说。有一个英国人、一个爱尔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走进一家酒吧……

拜托了，哈利，他说，别逗我笑了。

那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也给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好，他说。我便说了。

我告诉了他，我在利兹市长大，在学校被人欺负，成绩是B+，学了沉闷的法律。

他告诉了我，关于他那富有的父亲的事，他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很听儿子的话。

我告诉了他，我去到郊野里，春天花朵盛开，火车铁轨旁边的石楠在夏天燃烧了起来，最后放眼望去，只留下一片黑色的灰烬。

他告诉了我，那个有杜鹃花丛的花园，还有火车的汽笛声从山那头传来。

那是在英国南部？

是的，离伦敦不远。

我告诉了他我养父母的事，他们对我来说，胜过了我的亲生父亲，我不知道那人是谁，在哪里，也不在乎。我真希望我有那个勇气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一切，而亲生父亲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不仅因为你们养活了我，更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所以你们才是我真正的父母。

他说：“哈利？”

病痛把他的声音掐得断断续续。

“嗯？”

“我……我想告诉你一些事。”

“好。”

“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文森特·本顿，我家的花匠姓兰吉斯，我隐瞒了我的姓，因为……我二十五岁，但我已经活了七百九十四年，我父亲叫霍华德·本顿，母亲叫厄休拉，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1925年的11月3日，我在家里出生，我生出来时，保姆昏了过去。这些我从来都没告诉过任何人，一个人都没有说过。”

“我就是我，”我说，“就这么简单。”

“不，”他说，撑起身下床，“你不是。”

说完，他打开那个盒子，把那个头冠轻轻套在我头上。

“你干什么？”我问。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生命。”他说。“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只是想有个人能懂我。”

“文森特……”

我想挣扎，但没力气，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他把我的手轻轻拍开，把电极放在了我的头上。“抱歉，哈利，”他在流泪，“如果你知道我对你做了什么，如果你能明白……我会找到你的，明白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找到你，保护你。”头冠开始运作起来，电流发出嘶嘶声。

“文森特，等等，我不是……”

太晚了。

82

我在经历遗忘手术后醒来，孤独一人，和以前一样，我依然是我。

我还在医院。

还是快死了。

我的床搬了位置，也可能是文森特的床搬走了。头冠已经被收走了。我在止疼药的作用下，感觉轻飘飘的，因为皮肤衰败脱落，身上缠满了绷带。

我躺了一会儿，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一动不动地沉浸在没有任何思绪、无言无语的静默中。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但双腿立刻瘫软了，我的手脚都被缠上了绷带，红肿的双膝没有一点力气。我爬到门口，再挣扎着爬到了走廊里，一个护士看到了我，惊得大叫，赶紧叫来了推轮椅的人，扶我坐上了轮椅。

“我要出院。”我坚定地说道。

“奥古斯特先生，你的身体……”

“我快死了，”我说，“只有几天可活了，我要出院，你们别阻止我，签什么文件都可以，我会帮你们免责，但最好五分钟之内完成，不然我就走了。”

“奥古斯特先生……”

“四分钟五十秒！”

“你不能……”

“我能，而且你们不能阻止我，电话在哪里？”

他们想阻止我，当然不是用蛮力，而是劝说，告诉我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根本不听他们，用医生工作站的电话打给了阿瑾蕾耶。然后我自己盘着轮椅的轮子出了医院，到了夏日的街道上，正是夕阳西下，一团亮亮的橙色挂在山肩上，空气里是刚刚修剪的青草的气息。人们惊恐地看着我，看着我可怕的皮肤、掉落的头发和被伤口渗出的血染红的长袍，看着我下山时那轻快的表情，看着我放开手刹向地平线冲去。

我跟阿瑾蕾耶约在小镇边上见面，她坐在一辆红色大众车里，我几个月前就让她待在附近，等我的电话。我自己推着轮椅向她靠近时，她从驾驶座上下来，说：“你看上去真是一团糟啊。”

“快死了！”我高兴地说道，爬上了副驾座。“把你所有的止疼片都给我。”

“我有很多。”

“那就好，带我随便去哪家旅馆。”

她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给了我所有的止疼片。

“笔和纸。”

“哈利，你的手……”

纸笔也拿来了。

我想写字，但什么也写不出来，正如阿瑾蕾耶所说，我的手已经没法用了。

“好吧，那就打字机。”

“哈利！”

“阿瑾蕾耶，”我坚持道，“我活不到一个星期了，我现在意识能这么清醒已经是奇迹了，快给我一台打字机。”

她给我拿来了打字机，然后根据我们两人的医学知识，给我用足了药，保持我清晰的头脑和理智。

“谢谢你，”我说，“请给我多留些吗啡，然后去外面等着。”

“哈利……”

“谢谢你，”我再次说道，“我们下一次轮回再见。”

她出去后，我坐在打字机前，仔细考虑用词。

太阳终于落下了。我写道：

这是为你而写的。

我的宿敌。

我的朋友。

你肯定已经知道。

你失败了。

文森特。

这是我的遗愿，也可以说是我的告白。我的胜利，我的道歉。这是我这次轮回中写下的最后的话，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身体快不行了，死亡总会到来。很快我会把这些都放下，用阿瑾蕾耶留下的针筒，终结掉一切痛苦。为了让你彻底明白，我把我的生命历程都告诉了你，脱下了所有的伪装，回到了最初的样子，这便等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你。所以，在这场告白之后，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必须彻底杀死你，销毁掉你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我只有以这样的方式，逼迫自己将你毁掉。

你现在应该已经发现我不在医院了。

你肯定会非常害怕，害怕遗忘手术没有起作用，害怕我逃跑了。

或许你还会有更深层的恐惧，毕竟你是这么善于推理的人。也许你已经推论出，我逃离医院并不是害怕死亡，也许你已经意识到那些清除记忆的机器都没有起作用，也许就像链式反应里的中子一样，所有的来龙去脉，每一个谎言、每一次欺骗、每一次无情、每一次背叛都在你面前层层铺开，就像上帝之眼面前的原子一样，清晰无比，也许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了，只是你不敢相信。

你会派人找我，他们很容易就会找到，但只是找到我的尸体，到时阿瑾蕾耶已经走了，她的工作完成了，针筒的使命也完成了，他们会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在医院里的你。你看到这封信的第一眼时，就什么都知道了，确认了你内心深处已经怀疑的事，再也无法否认，你输了。

在即将到来的下一次轮回中，一个七岁的男孩会拿着一个纸盒走在伦敦南部的一条小道上。那里有一户人家的花园飘散着杜鹃花香，听得到火车的汽笛声，那里面住着一对父母，父亲叫霍华德，母亲叫厄休拉，他们有一个花匠，是他让鲜花如此芬芳，那个花匠姓兰吉斯。

那个七岁男孩会停在这户人家门前，走近这对父母，一脸天真地递上纸盒，里面装了一个苹果，或是一个橙子，一块甜甜的焦糖，一块黏黏的太妃布丁……这些细节都不重要，因为谁会拒绝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给的礼物呢？那对父母，甚至连那个花匠，都会接受男孩给的东西，谁也不会起戒心。他们谢过男孩，吃了里面的东西，男孩转身离开，渐渐走远。

我保证毒药会很快就发挥作用。

文森特·兰吉斯再也不会出生。

世界会恢复原样。

时间会继续。

克洛纳斯俱乐部会跨越时间与空间，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跟你，都不会成为上帝。

我们都不会看到那面镜子。

你在剩下的最后几天中，终于成了一个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