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不锈时光

作者：任曙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5-01

ISBN：978-7-5133-2813-5

目录
CONTENTS

自序

开学了

我的中学

童年时光

“文革”中的少年

中学时代

卢沟桥畔

卢沟桥畔

星期五沙龙四月影会星星美展

狄源沧先生

影友池小宁

悠悠黄花城

停滞的黄昏

一片风光

边墙人家

从妙峰山到中学校园

爬野山

初拍校园

再拍高考

闪进教室

脚和后背

夏日的回忆

高三学生

没有老师的旅行

新春联欢会

贺年片

放学时分

寂静的校园

男生和女生

二十年后再相聚

走过青春

青春颂

闹世界

一七一中学的她

离开中学生的日子

矿区劳动者

下海

798·气息

天马行空，行色匆匆

初夏

我和父亲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1984年8月，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我去校园总是挽起裤腿儿，为的是随时下蹲拍照方便。那时不兴短裤，那装束也不许进校园。我身后的军挎包是随身之物，拿取方便，不惹人注意。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览开幕在即，饱满中有一片安静。它来自墙上的照片，也来自这些课桌椅。原计划请位当年的老师讲上一课，后来觉得，有这些桌椅就足够了。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这照片一旦上了墙就和我没关系了，生老病死，由它去吧。你可以再去拍点儿什么，也可以坐在那儿，喝茶发呆。照片这事儿是想拍就拍，过去了再想拍，什么也没有了。

开学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离我太远了，有时想起那十年的拍摄状态，甚至会恍惚：那是我干的吗？还真是我干的。但为什么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现今的校园，已经不是我心中的校园了。阿城说过这么个意思：青春是本能的发散，甚至是很野的东西。回头寻找也是去感觉那时的气息，只有感觉到的才接近所谓的青春，而不是依靠理性分析。七八年前，那日松说《八十年代中学生》是埋在土里的金子，当时我并不解其意，现在来看，他不仅是指传播这部作品的复杂，而且也看到了时间对它的作用。

把《八十年代中学生》展示出来，自然是摄影上的交流，其实更大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大家。我从中学生身上获取的那些，现在还给他们。至于如何评价，那是他们的事情。当年拍摄是自己过瘾，很爽的过程，许多年过去了，摄影的这那淡如青烟，心中的校园日益遥远。

能在北京的798办个展览是我的心愿，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展览分成了两次举行，前后隔了半年的时间。2010年12月19日，我与民谣歌手钟立风同时出现在798的映画廊，那日松把摄影与音乐组合在一起，让现场的观众过了把瘾。展场的布置将空间重新分割与组合，当年中学生写的诗歌原稿与夏令营的影片，在现场的两面墙上交相辉映，这是视觉部分。歌手钟立风抱着吉他游走在观众之间，乐队的伴奏与吟唱阵阵滚进耳鼓，这是听觉部分。身处其中，兼顾不暇，加之灯光若明似暗，我站在人群边上，如同走进八十年代的校园，想必坐在展场中间黑压压的一片，也已经回到三十年前。就是在这次的音乐影像展上，照片中的中学生、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一直以为我们的青春没有人在意，就那样流走了，感谢作者那样地记录和珍藏。还是一位当年的中学生，我多年的朋友邓群，他告诉我：看到一七一中学楼道尽头的窗子，恍如穿过了时光隧道，这就是三十年。1985年前后，为了做一套贺年片，我在中学生里搜集了一些诗。贺年片没有弄成，却留下来一百多首诗，本以为也就是怀旧了，没有想到，当把它们被大大地投映在墙上，映入人们眼帘的却不仅是几行文字，也不是一种浪漫。以前听过几首校园歌曲，如此现场的听闻于我是第一次，特别是把吟唱的心境扩散在空气中，它们对人的冲击力又岂是回忆那么简单。其实摄影在采集信息的阶段就不是无声的，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拍摄者而已。图像从现实中抽出意味，音乐同理，二者交融会把人带到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位来到现场的照片中人，现在定居上海的王绚告诉我：你的《八十年代中学生》铭刻了一部分你的灵魂，也承载了很多人对青春的记忆，它们令原本灰色的回忆有了淡淡的色彩，很美。

2011年4月30日，《八十年代中学生》终于在北京798的映画廊开幕了。对我来说，真有点儿陈年宝藏终见天日之感。拍了那么多年的胶片，第一次看到制作出来的效果，令我每每爱不释手。阿城曾告诉我，以后制作照片，阿克发胶片的那种颜色不要弄没了。制作展览照片追寻的是拍摄时的气息，PS色彩的生命力存在于电脑中。当然我不能把展品抱回家，我能做的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去现场，用餐巾纸把观众留在展框玻璃上的指纹轻轻地擦掉。拍摄照片三十多年了，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参加展览，我一直觉得有机会在现场拍照，就很过瘾了。时代的发展把我带到展示传播的兴致中，墙上的照片使我再一次走进校园。真的，当小小的底片变成真人大小的照片时，你的感觉有些接近现场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拍，因为摄影的快感多在现场，只是很快就过去了，为了更多过瘾只好不停地拍摄。当然现场的气息，展示的照片替代不了，但制作精良的照片，却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拍摄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在展场感受到了。我想这就是展览的力量。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与我坐在一起的那几位都是当年的少年，照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彼此都老了，看上去就分不出彼此了。

音乐影像展之后，我以为图片展会比较容易，没有想到单单展览照片的制作就花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八十年代中学生》最后定稿的一百六十九张照片，我前前后后都做出过电子文件，哪知照片做出后，破绽连连，信息丢失很严重，需要全部重新处理。放弃好几年的积累，我心里有些不适，但我明白必须这样。想到三十年的拍摄与几个月的制作时间，孰轻孰重，我释然了。那次做展览照片，我补上了缺失的一课。举办展览，不仅是让大家看到你拍的照片，如果能够在现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感受到一些画面外的东西，这个展览应该就是上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展示。

那次展览总共挂出了六十张照片，只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不到，这是效果的考虑。看展有积累的问题，也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作为映画廊的艺术总监，那日松考虑了整体结构的展示效果。他把展场进行了分区，音乐影像展上出现过的电影《夏日的回忆》，再一次回荡在展区可供休息的一角，当年在山区夏令营的少年们穿越时空回到眼前。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写的小诗，赫然变身成一面高大的诗歌墙，如同纪念碑一样，铭刻下一代人走过的路程。诗歌，总是同我们祖先的命运相关联，今天，它也成为一代中学生们的生命吟唱。原来设计在开幕式上，或重现一堂语文课，或请来童声合唱。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一七一中学，为实施计划借些原来的课桌椅。就在开展的前一个星期，那日松告诉我，现场只摆放课桌椅，其他活动全部取消。这是关键的一步，看似退一步，实则进了几步。一个多月时间里，摆放在画廊展览大厅中央的那二十套八十年代的课桌椅，变成了一道无法言说的风景，就像魔鬼的黑洞，任你男女老少，通通吸进去。展览期间我常到画廊去看摊儿，不时恍惚：这还是摄影展览吗？现场的桌椅，与空间发生冲击，导致内心在错位中产生幻觉，人的心灵获得释放，许多念头得以萌生。整个大厅里只有墙上的照片是实的，其他的安排布置都以虚来呼应，展场活了，在有序地旋转，人在其中会因人而异地被带到不同的地方。这些课桌椅已成为现场空间里的有机组成部分，观众看过照片，几乎都会到这里坐一坐，或休息思索，或留影游戏一番。这些桌椅发挥着多种角色的作用，满足着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需求。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天在现场大家都有座，静静地。耳朵里是声音，从你周围传来；眼睛里是画面，几面墙上都在闪现。耳目不暇接，思想被挤压的无处藏身。

2010年12月，北京映画廊。那年收集了一百多首中学生写的诗，连同他们使用的纸张和笔迹。那张张纸片儿，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能读出其他的东西，今天把这些意思展现给来到画廊的各位。

六十幅收藏级打印照片，配上原木画框，红蓝绿三色随黑白彩色而变化着。举目移动中，适度间距的中学生们，生动有序地进入瞳孔，不时会有课桌椅在眼角余光中闪入，耳边传来夏令营的喧嚣。诗歌墙矗立在展厅中央，却巧妙地隐在类似教室黑板的主体墙后面，把中学生的另一面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还觉得不具体，不够进入的话，近三米长的玻璃展柜里，当年的照片、信件、贺卡小样、听课笔记等，如同文物般证明着什么。

我在展场见过一位“老三届”的观者，看完一遍后，他站在课桌椅旁边想事儿。我们聊了几句，他说他想念中学时光，不后悔这几十年的日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穿校服的现任中学生，在展场静静游走，她们后来坐在课椅上，彼此无话，视线在远处的影像上。她们没有话语，我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一天，闭馆时间已过，还有一位观众在移动，工作人员在等候着。我坐在课椅上，看她已经转了两圈，还没有走的意思。她斜背着书包，脚上的鞋是红色的，一转眼又转到诗歌墙后面去了，半天不见动静。我有些好奇，起身走了过去，发现她在视频区看《夏日的回忆》，一动不动。大厅很静，爬山游泳少年们的喧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问她喜欢这个展览吗，她“嗯”了一声，深深地点了几下头，挺利索的发型。我陪她转到原始资料展柜前，看到她的鞋上还有绣花呢。她说她是学电影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欧洲画廊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她说她真喜欢那个时代，那时的风，那时的云。她说：什么全球化，那是一场阴谋的噩梦；什么发展是硬道理，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我愕然这个小女生，肃然之余，开始琢磨她反复在展厅转悠的道理。她在感受，也在沉迷，她在寻找青春的密码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那些八十年代的影像，射向一个她也不十分清晰的地方。我送她走出画廊，红日西坠，彩霞满天，她的背影渐渐融入了798的暮色中。我想起艺术家关迺昕评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话：我们出卖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杀死了一个什么时代？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时代？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展览期间还是年轻人来的多，问题五花八门。我呢，不能都回答的满意，就随各位吧。

2011年6月，北京映画廊。798是个活的工业遗产，这个三角形屋顶里面还有工人在做着什么。几年前我带着灯具和助理曾进去拍摄过生产的照片，今天我在他们对面办摄影展览，这确实就是798的特色。

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对前来看展的朋友们说：望着墙上的框子，心中有一份惆怅，因为它们不再属于我了。它将属于在座的各位和今天不在座的更多的人，这不也是自己当初的愿望吗？想到此，我心中释然。

映画廊在798的一条街里，展览期间在街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一个多月的风吹雨打，最后它已经残破了。我希望它再破碎一些，最好随时光飘散，不留痕迹。

2011年5月，北京映画廊。这就是用那一百多首诗稿制作的诗歌墙，墙上的照片是我当年手工放大的，都是老物件了。它们互相映衬着，给摄影展增添了许多空间。

我的中学

我总认为童年的梦幻与玉渊潭的湖水是我许多灵感的来源，或者说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

1961年

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

2008年9月，北京板厂胡同15号。我出生后的头半年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离开后再来是五十四年后了。那天，敲开门是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在里面，说是院子被一个老外买去，在准备设计改造。万幸，破败的老屋还在，屋子里的地砖也还可以看出暖暖的图案。我爬上屋顶，坐在屋脊上眺望了一会儿，找到两块完整的瓦。最后，我站在那棵大槐树下，让太阳晃着眼睛。

童年时光

我出生在北京内城的板厂胡同，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巨大的槐树，房子是民国初年的建筑，窗户是木头的，有玻璃，地面是大块的瓷砖，图案暖暖的。母亲告诉我这里住过大官，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中国花纱布公司的宿舍，父亲进城后在此任职，后来演变成了商业部。

我脑海里留着一个确凿的证据：夏天的午后，胡同里的影子都是短短的，土质的地面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在胡同的北侧，看见对面的墙和门洞都在阴影中，好像有个人从西向东走了过去，声音始终是一点儿都没有。这个画面一直跟着我，时而迫近时而遥远。我一岁半时举家搬到了三里河大院，胡同时光留存下来的东西仅有上面那段画面。

幼儿园留下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戴着墨镜穿着裤衩，一群小朋友躺在垫子上晒太阳，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夏天的太阳在眼中像个淡淡的药片。另一个是上小学后几个伙伴去旧地重游，利用午睡的时间悄悄摸进幼儿园的二楼，刚想打开教室里钢琴的盖子，一个老大爷追了进来，我们狂奔下楼窜出后门，却发现还有围墙。高大的蓖麻叶子遮天蔽日，绝望的奔跑中我们害怕极了，哪儿还有方向感。突然一道竹篱笆赫然眼前，野草茂密中居然有个窟窿，大家争先恐后钻了过去，衣服破了，脸和手上也出了血。

我喜欢湖水和湖水后面的彩霞。我一直想象铁轨尽头是什么样子。我相信睡梦中的飞翔是我曾经有过的功夫。特别是我学会了滚铁环，跑起来后，我的双脚就是一直离开地面的。我喜欢动，和楼门里的小孩儿玩逮人，我可以很快爬到树上去，对方气得要用石头砸我。玩藏猫猫，我可以找到最隐蔽的地方，只是特别脏，净是土，有时也会弄破手和脸。该吃晚饭了，阿姨喊叫我，父母没回来我不会回家。跑到自家窗户下，一伸手阿姨递给我一个刚出锅的白馒头，特别香，我在玩耍中吃完，又会跑回窗户下大叫阿姨，又一个馒头递出。我喜欢和伙伴玩，也喜欢自己一个人玩。任何可能的方法我都会尝试，在尝试中我总是很投入但不去思考，因为那许多的过程已经把我的脑袋占满了。夏天，我的膝盖好像总是有伤疤，常常是旧痂还没掉，就会又摔出新伤口，红药水紫药水轮流抹，好在那时药品也简单。到了冬天，我的手总是皴成一片，黑乎乎的，像一层老茧。主要是它会开裂，流出鲜血，特别疼，有时弄得手都不敢动弹了。我记不清小时候戴不戴手套，但是我记得到了冬天会给人家送大白菜，那是不戴手套的。

1957年，北京照相馆。抱着妹妹的是老王姨，我家多年的保姆，老北京的许多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到我身上的。她不会写字，却能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事儿。我身边的是妈妈，好像上小学后，我对她的印象才丰富起来。

这样说来在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我的心思总是像湖水一样，也许这样才能腾出许多地方去观察蚂蚁怎样在树皮上爬行，石头怎么会有那样的纹路，我总是想象落日的后面到底有没有神仙。

对我来说一天好像不是二十四小时，遐想的念头把一天天连成了一片。世界于我的意义似乎在史前就决定了，我需要在冥想中把它们一一寻找出来，清晰在眼前，这些久远的朋友在陌生中是那么熟悉，它们组成的世界使我无比畅快。当我半偷不偷地把父亲的照相机拿到手里，我终于有了寻找这些遥远梦幻的可能，无论是在中学校园还是边远的矿区，甚至在妻子与母亲身上，我看到的总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后话了。

我仔细回忆了许久，发现我就是个特别喜欢玩儿的孩子，不喜欢上课听讲做作业，认为那是家长让我做的事情，如果依着我自己的喜好，老师的评价就是玩儿出圈了。上小学时父母倒也没说什么要好好学习不然将来就如何如何的话，只是七岁了就应该去学校，真是没办法！我的幼儿园天国离我而去。

我上小学时家住三里河，开始是在西四上的小学，因为挨着地质部，中午可以到妈妈的单位去吃饭。小学的教室比起商业部的幼儿园实在是太小了，小平房，它是羊肉胡同东头的一座小庙改造的。那时北京的胡同窄小，弯弯曲曲的，倒也曲径通幽，只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就迷了路。母亲送我到胡同口，嘱咐了几句就去上班了。我向西走去，很远了，怎么看不见学校门呢？我在那条又细又长的胡同里来来回回地游荡着，慢慢地也不着急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就这样晃到了中午。妈妈来了，问我怎么没去上学，我说找不到学校了。她拉着我的手急匆匆地赶到北京羊肉胡同小学，原来是一辆大汽车一直停在了学校门口，我很笨吗？母亲并没有说我，她心疼我走了一上午，连口水也没有喝到。

除了吃午饭，下午放学后我也要到地质部去找母亲，她工作忙，我就自己在大院子里东逛西玩了。不知是什么季节的下午，小雨霏霏的，我穿着雨衣爬上了铁栅栏。站在上边毫不害怕地就是纵身一跳，就听“刺啦”一声，人落地了，雨衣后襟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原来我爬到铁栅栏上边时，一只铁尖头还在雨衣里面呢。就是辛苦了保姆老王姨，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密密的针脚简直像天工。

我可能感到玩不开吧，经常在上课时大声说话，不时还喊叫一嗓子，我的记分册上老师总写上这条评语。记得一次我玩起了自己的书包，相当认真地用书包带儿把自己捆在了椅子上，老师气得让我站起来，结果“哐当”一声，连我身后的课桌都给掀翻了，课堂大乱。我不记得我那时做不做作业，只记得一次要开学了，路上说起要交暑假作业，我当然也完成了，可是一看同学的是好几页，我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儿。我还问人家：你怎么写那么多？同学说老师要求好几遍呀！我其实心里明白，我抄写课文只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省略。那次是否过了关，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开学好几天了，我的心思还在暑假里。

那时父亲总带着我和妹妹到玉渊潭去玩，好像对我的功课没什么要求，也似乎没有为了作业打过我。难道父亲鼓励我去玩？反正每个星期天都是我的节日，河边大树下、麦田里，还有湖水那头天边的晚霞。我童年的记忆没有课堂，也许我选择性地遗忘了，我的心思总在室外总在我认为有意思的事情上。要说体育课我喜欢上，跟玩差不多，可以把衣服在水龙头下弄湿，然后再穿上，明亮的阳光下，四十五分钟过后衣服就全干了，痛快！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踢足球不是用脚尖而是使用侧面。爬绳也是最爱，因为我喜欢爬树，总要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一下，这也许是后来喜欢爬山的缘由吧。

夏天多雨，电闪雷鸣之后，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我躲在家里出神地看着窗外，仔细捕捉着每一条雨线划过天空的声音。它们穿过树叶落在地上，树枝摇动，声音每每不同，树叶在大风中颤抖，顽强地不肯掉落，大雨把它们冲洗得干干净净。有一年夏天，大雨居然下了好几天，等我终于跑出门去，发现好多柳树已经东倒西歪了。我狂呼大喊，震惊这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蹲在树根前，看到了平时埋在土里的根须，我用手一截截地触摸把玩，那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许多柳枝已经触地，伸手可得，我不用爬树了。

夏天有草有各种虫子，在我眼里它们就是森林与野兽。我喜欢长时间蹲在那里寻找、观看，实在不行就干脆趴在地上，用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拨开这挑开那，我的视线很低，草丛就显得高大了。泥土的味道我很享受，有一次甚至把鼻子挨到了蚯蚓身上，湿乎乎的有一股土腥味，比菜市场的鱼好闻，那土腥味是清香的。我能够区分蚯蚓和寄鸟（知了）的洞穴，天儿热了寄鸟就上了树，蚯蚓总爱躲在湿土里，我用木棍和手指头顺着泥土中的孔洞一节节翻开，曲曲折折之后总有一条蚯蚓藏在里面。我以探宝为乐，很少伤害它们，我总觉得它们是我的朋友，当然，有时为了钓鱼就对不住它们了。

1957年，北京照相馆。母亲带领全家去照相，除了合影，还要给孩子们单独照一张。听老王姨讲，母亲特别喜欢这件毛衣，认为有上海的味道，她年轻时也是挺讲究穿戴的。我有这张的大底片，但还是翻拍了当年的相片。

草丛里的世界诡异多端，每种虫子的爬行方式都不一样，在我眼里各种野草就是茂密的森林。我幻想我要是那个虫子会怎样，多少年前我是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从这里学习了爬树的本领，也学会缩小自己从而进入它们的世界。成年后听说有牛耳里面可藏身躲雨的故事，觉得世界的大小是可以转换的。

我小学三年级时已经在三里河第三小学上学了，也许因为这里部委子弟太集中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很快席卷了宽敞的教室和开阔的校园。似乎是一瞬间学校就停课了，批斗老师校长，各种教具、体育器材满楼道都是。一群少年围着老师喊口号，还让老师站在课桌上低头认罪。当时都在喊什么，我一个字也没记住，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到楼道去寻找财宝，我发现了不少崭新的课本，各年级的都有，我迅速挑选了一摞藏在书包里，从学校的侧门回到家，到了家心还在怦怦跳。不行！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安全了再说。我想到了我常去的铁道。

六几年那会儿西直门往南有一条铁路经过三里河，它从二七剧场后墙擦身而过，奔向哪里我一直没有探索清楚，留下一个永远的遗憾。铁道我熟悉，那时候为了与火车头打游击战，我们研究了铁轨枕木、道钉，还有那特殊味道的碎石头。那里一般没人去又总过火车，绝对是安全的。我在一个傍晚悄悄来到铁道旁，在距离路基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就把那一摞新课本埋了。虽然紧张，我还是用杂草把表面伪装了一下，为什么没用塑料布什么的把新书包裹一下呢？1966年时塑料布我到哪里去弄呀。回到家安然地睡去，时间一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很长时间后突然想起来我还有财宝藏在那里，又是一个傍晚，我挖开那个坑，那些新书已经腐烂不堪了。

学校附近有一块空地，不知怎么被人挖出了一个大坑，每天放学总有不少小孩儿在那里玩。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少了我，书包斜背在肩上，一会儿就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时的书包小啊。有一次我下到大土坑的里面，啊呀！太神奇了，耳朵边的许多声音变小了，变远了，可我分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它们来自地底下。大坑断面的颜色是湿的，有许多根须暴露出来，粗粗细细，千奇百怪，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窟窿。探秘的劲头陡然升起，只是窟窿离地面有点儿高，我找来几块砖头和石头，终于可以把手伸到里面了。

我看到窟窿的四围有木头的残留，散乱的土石中有几根大骨头，是化石吗？我很认真地捡拾起来，拨开杂土，把骨头一根根地取出。慢慢地出现了更大块儿的骨头，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动物？继续前进，手够不到了，我需要把身体钻进窟窿里，这时发现了一堆细长条的骨头。我有些明白了，是个人吧。奇怪，那时没有一丁点儿害怕，有的只是兴奋异常，我想继续前进就会找到头颅了。这时我的身体已经钻进了那个窟窿，其实就是个多少年前的棺材呀。我极细心地把所有的骨头都搜寻出来，在大土坑的底下试图还原那个人。这时有小孩儿在耳边叫：这孩子挖死人呢！我不管，继续摆弄着那堆骨头。

天色晚了，我必须回家，这堆东西怎么办？我找来一根细铁丝，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骨头穿成一串，那颗头颅排在最后。我爬上土坑，拖拉着那一串收获回家去了。一路行走会有声响，路人侧目，我倒是有了些自豪感。估计是有小密探早已报告了家人，母亲老远就喊我，勒令我放手，那是我没见过的严厉。那天母亲用一把笤帚浑身上下把我扫了好几遍，怕是把什么病菌带回家。

1965年，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老王姨就像我们家的老亲戚，母亲每次照相都让我们合个影。我看老王姨就是老北京，妹妹则有些上海的味道。我呢，像新北京吧。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这是我给父亲拍的最早的照片了。后面灰白色的建筑是个猪圈，他同养猪的人聊了好半天，说是盖得好。父亲不仅自己在它前面留影，还让我们依次都拍一张。

铁轨是一条直线，通向不知名的远方，玉渊潭的湖水围住了一方神秘的天空，它们之间的三里河楼群似乎也变成了魔方，我周游在其间感觉还挺自由的。在行走与做梦的转换间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那里有许多未知在诱惑着我，令我心旷神怡。冬天在冰车上追逐，那是飞机般的感觉；沿着铁道奔走，那是周游世界；至于滚铁环时，那就是跑到时间前面了。小学时我没有时间概念，饿了吃困了睡，下雪是冬天，寄鸟（知了）叫了我可以去游泳。河里有淤泥，踩上去油滑油滑的，遇到水草要仰游，不然被缠住就危险了。入冬的北京城开始捣鼓大白菜，空气中到处是白菜帮子的味道，混合着张嘴的哈气，少年的心兴奋到了极点。

我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蹬平板三轮车，又不知怎么着我就帮着穿蓝大褂的售货员运送起白菜了。地秤上放着木头板架子，一百斤大白菜没有几棵，谁家不买个几百斤呢。去帮子过秤，老太太交钱的时候，我已经往车上码放了。菜头朝里菜根朝外，这样码得高，又稳当，运送过程中也不伤白菜。我蹬车前面行，老太太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指路，还不停地大声喊着：“慢点儿慢点儿。”羊剪绒的大帽子一会儿就戴不住了，我把帽耳朵上的带子系紧，顺手把它胡噜到后脖颈上，感觉脑袋在冒热气。到地儿了，我要把白菜卸在人家门口，不敢说码放得多整齐，但绝不能伤了帮子。那时心中根本没有野蛮装卸的概念，真不敢呀！完后，马上赶回菜站，下一家接着送呀。在我的记忆中最多一次送了七百多斤，满满一车，买白菜的人都怕我把车蹬翻了，那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呀！我后来也奇怪，没有人让我去干，也没有一分钱，我却那么认真那么卖力气那么负责任。我肯定不是雷锋，是少年贪玩吧，兴奋暂时罩住了疲劳而已。挺晚的了，也不知道回家，是家里的阿姨满街找到我，把我拉回去的。少年的心里其实是一片无色透明，其实什么都没有想。在寒冷的冬天，蹬着板车，满头冒着热汗，衣服全脏了，浑身上下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与快乐。后来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享受过那种人在天地间的自在。如果非要说，可能在后来拍摄中学生时，从中感受到了一点儿运送白菜时的感觉。

架打过两次，不多。一次是放学刚出了校门，有两个比我矮的学生拦住我。他们是我同年级的，个头一般高，可能是双胞胎吧，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叫黄河与黄海。起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双方站在那里说了半天，有不少学生在围观。那时候有了过节先要约架，商定好地方，再讨论方式。比如单挑还是群的，前者只能单刀赴会，后者就看你的人缘了。比如红的还是白的，前者可以使用刀子叉子，会见血嘛，后者就看个人的拳脚功夫了。可有一样，输了的如果受伤，打赢的要负责送医院，还要掏医药费，这叫局气。那时北京城里小孩儿打架彼此都遵守这个规矩，三里河地区属于西城，当然不例外。黄河、黄海在商量去哪里好，我说出了玉渊潭后湖，那地方我熟呀。他们有些吃惊，犹豫了一下，嘀咕道：没事儿，谁谁离那儿很近。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老师来了！这一群四年级的男生马上作鸟兽散。后来这事儿就没了，也许茬架的过程足够了。

有一次是真动了手。我五年级时，妹妹上三年级，班上有个男生总欺负她，动不动就把铅笔橡皮抢走，有时还打人。母亲要找老师，我一听就杀心顿起。妹妹不敢告诉我是谁，我是通过小伙伴打听出来的。一日下午，我等在有几棵树的必经之路上。伙伴远远指认后就撤了，我冲上去抓住那小子脖领子就打，无话。他很胖，我瘦但个儿高，终于把他摔倒，骑在他身上猛揍，这下他开始哭了，后来有路过的大人拉开了我们，各自弹弹浑身的土，回家了。

坏事我也干，比如搞个伏击，完全是跟电影里学的。那时楼房间距大，树多，有小路连通，但是路灯少，拐弯处很黑。歹念一起，计划来了。我白天把砖头堆放在拐弯处，天黑后把它们在道上码一排，躲在暗处等候佳音。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有耐心，骑车人经过车倒人摔，传来的痛骂声能让我高兴好几天。吓唬小孩儿的事儿也干过，把衣服套在脑袋上，两只手高举着，再出个什么怪声音，夏日黄昏乘凉的人多，作案机会就多，当然挨的骂也不少。要说也干过最坏的事儿，楼区间有一排小平房，那里的厕所是公共的，厕所门口有一段围墙，算是遮挡吧。楼区间的一条路从它外面经过，作案的位置有了。找到一段竹板，用它像勺子一样伸到茅坑里出一摊屎，竹面弧形，存物稳当。入夜星稀风高鸟不语，我悄然来到那堵墙后面。墙的上端有一排十字孔，装饰得好看，倒成了我的瞭望孔。先是耳朵听到声响，目标近了，经过墙面，远去还不太远的时候，举手把竹板在墙头一磕，借着惯性屎块准确地飞向目标。竹板有节，就算子弹稀滑也不会流到手上。抛物飞出，也许散开，命中与否，很不重要，黑夜袭击的快感才是无与伦比的。真是太邪恶了！

小学三年级我转到的三里河第三小学，算是重点学校，母亲为此还给我请了个家庭教师。这是个高三毕业的学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无法考大学，但是字写得好，后来母亲请她给地质出版社誊写稿子，也算就业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她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我是特别不愿意。最可怕的是听写，没完没了。不会写，我就一遍遍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她的耐心远远大于我的耍赖，我无处藏身。算数题更可怕，那时没有计算器，全靠脑袋想，我的脑袋怎么会想这些事儿呢！有时太难受了，我就冲她喊叫，她安稳地坐在我对面，从来都是满脸微笑，稳如青山。有几次我真把她气哭了，父母快要下班，而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家里的保姆老王姨过来劝说安慰，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有这时我才看清楚她的模样，皮肤特别白，有两个小辫，短短的像刷子。她的家我去过一次，是春节什么的母亲带我去的。她们家居然有一台钢琴，黑亮黑亮的。她的母亲也像她一样总是微微笑着，但身上穿的衣服没有扣子。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贪玩的我没有写作业。那时家里已经不敢再请资本家的女儿来了。父亲回来问我为什么，我谎说与伙伴们去看了电影，父亲不信，揪着我的耳朵就去了电影院。一群小孩儿尾随观看，母亲的劝说毫无作用。这一路，耳朵真疼呀。

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好像跟我一般大，我住1号她住2号，放学时分她总来找我玩。我们一起翻看小人书，兴奋了，我就抓住她的衣裳对她也对自己讲演一番。她愣愣地看着我，然后就是笑着听我侃。懂没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只要她看着我就行了。有一次，我又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就抓住她的小辫儿高声喊叫。她疼了，直叫：“老王姨，快来呀！”老王姨过来说了我，给她拢拢头发，她原谅我的速度比我揪她小辫儿的速度还快，我们又去玩别的了。

我们也玩过家家，但一切以我为主。我们把门关上，不让老王姨进来。偷偷把箱子打开，翻出大大小小的衣服，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世界演起话剧来。她时常是小羊羔还没学像，我就让她当老奶奶了。蓝墨水是我们的化妆品，我往自己脸上画，也往她脸上画。她总是仰着脸，任我构思，我却时常胡画起来，她照镜子一看，噘嘴不高兴了。可我从来不哄她，我有一大堆道理呢，神说一通，她会进入那个神话的世界，我们又继续了。家长快回来了，老王姨给我们洗脸，收拾混乱的房间。

我不时会惹老王姨生气。一次她关上门，在屋子里不出来了。我无法跟她捣乱，就端来一盆盆的水从门缝倒进去，想用水淹她，结果是我的鞋全湿了。当时她也在我家，让我别闹了，我当然不听。她只好趴在门缝下，向里面喊道：“老王姨，您别生气，阿姨回来说他。”那姿势那声音永远存在我的心中，长大以后，它时常像惊雷滚过我日益麻木的心田。

小学时候，北京多雨，家门口的泥土中有许多蚯蚓，挖找它们是我的神圣活动。她怕虫子，可我要干，她会跟着。我一会儿让她找根直点儿的木棍，一会儿又要小瓶，她来回跑得直喘气，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蚯蚓洞。这活动总会弄脏衣服，为这她妈向我妈告状，可没用，她天生是我的兵。

不知从何时起，她从我身边消失了，而我同小哥们儿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游戏。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其实她还住在我家旁边。

我的心情像秋天的湖水和夏天的太阳，日子总是那样无忧无虑。有一天，我偶然在窗口张望，发现她站在不远的树下，身边有几个女孩子，她们在做什么呢？她好像也在往我这边瞧，我一下子害怕了，急忙缩头蹲下，心还有点儿跳。稍许，我移动到窗户旁边，慢慢站起来。我不敢再去窗口，但我还是想看到她，我试图通过窗边的一线角度看过去，像个特务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她是个女的，而我是个男的。我觉得心里乱糟糟的，这神秘幻境持续了一会儿，第二天醒来就全忘了。

这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们搬了家，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她。

再后来我上中学了，她应该也是吧，我曾在一次各校联谊会的大礼堂中，远远瞥见一个疑似她的身影。

多少年后，我结婚离婚，她曾像鬼影一样出现过，我发觉我在想她。假如有生物电，她应该会知道，在梦里我曾想：如果儿时明白这些，我一定不会放走她。

老王姨是母亲的旧交，母亲叫她老王，我和妹妹叫她老王姨。她干活总是一步一步地，很少快过，我们家里的许多事都是她在做。记得有一年母亲让她给我做一件棉袄，都快冬天了，她还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后来我每天回家都要去看看那块布变成什么样子了，慢慢地有了一只袖子，许久后，又一只袖子出现了，又是许多日子，圆圆的领子长在了两个袖子中间。奇怪的是棉袄的前面没有扣子眼儿，这和我穿过的衣服不一样。她喜欢盘腿坐在大床上靠近窗户的地方，不时透过老花镜看我几眼，右手的中指上永远戴着一枚很大的顶针。这个金属圈的名字，是她在行被子时告诉我的，因为我好奇那根大粗针扎进被子里后，她总是用那个铁圈顶住它。终于有一天，老王姨用做棉袄的灰布头缝出了一根带子，她居然用它编出来一个圆圆的花骨朵，太神奇了！我急问之，老王姨说这是蒜扣，我看像一条小蛇在那里缠绕。棉袄终于完成了，我长出了一口大气，找来纸，我写上：棉袄做好了，就等着父母回来报喜。我把那件绝对中式的棉袄平铺在床上，花色图案的床单映衬着中灰色的棉袄，我又把那张纸放在棉袄的中间。多少年后，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件完好的锦缎衣裳，怎么看，样子都像我那件棉袄。后来许多年，我再也没有穿过它，但我像传家宝一样珍藏着它。

老王姨有一个小竹编筐，里面全是做针线活儿专用的工具，有几样我叫不出名字，但我记住了那个专门补袜子的东西。它是木头的，就像人的一只脚，把袜子套在上面，哪里破了就用针缝补那里。补过的袜子平平展展，穿在脚上觉不出有补丁。我喜欢看她做活儿，有时帮助她穿针引线，她就夸我眼睛好。后来我用几个牙膏皮，在小货摊上换了一个认针器，是铅做的，针放在里面，多细的线往上一挂，取出针来，线就在针眼儿里了。老王姨特别喜欢，把它装在一个小瓶子里。她告诉我缝东西有不同的针法，比如直针跑、倒退针就是她的真传，我一直受用到今天。

1966年冬，北京三里河大院。我站在我家的窗子下面，照相的人忘记是谁了，我只有一张135的小相片。冬天滑冰车就是带这种帽子，把带子一系，胡噜到脖子后面，头上冒着热气。

正是老王姨让我养成了东西旧了坏了，总想去修理修理的“毛病”。我再婚后，妻子年纪小，总说我：有修理的工夫钱，还不如买新的呢。其实是她不会针线活儿，真要缝个扣子，还不如我的手艺。我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学会使用缝纫机的，现在你在街上已经找不到愿意缝补的铺面了。有一年我去缝补破了的秋裤，无果，一气之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妻子回来笑话了我一通，还逢熟人就念叨念叨。有一次见到一个穿戴整齐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脚蹬子都耷拉了，还在那儿紧蹬。他不觉得难受吗？前几年我去德国转悠，发现那里的男人总喜欢在家里修理这鼓捣那。

我母亲那一支在旗，几个远房舅舅都是工人，六几年那会儿都是光荣家庭。他们都住在离阜成门不远的胡同里，我上小学时去那里玩，还登上过那座阜成门楼呢。灰土土的石木建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13路公共汽车来回要在城门楼子底下绕一个半圆圈，上楼的梯道已经变成了满是碎砖头的土坡，间或有几棵灌木生长在其中，与高大的城楼相比就像小草。阜成门比较瘦高，不像前门那么胖，城门洞子是石头的，城楼是木头的，里面的大柱子好粗呀，哪儿找来的那么粗的树呢。楼子上没人打扫，只要上去准是一身土。当然全是小孩儿去那里玩，夏天里面很凉快，甚至是阴阴的，如果天擦黑儿不下来还真是瘆得慌。

有一年天热的时候，大白天我又爬了上去，想仔细看看楼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顺着木头楼梯上到二层，上面的地板残缺不全，人要顺着柱子与柱子间的连接梁行走。因为要手脚并用，行进的速度很慢，毕竟好几米高呢。脚下的浮土是清朝的吧，细腻的厚厚一层，要原地蹭一蹭才敢走第二步。我用手臂抱紧连接梁，任凭那神秘的浮土沾满衣裳，鼻子离它们很近，我闻到了史前的味道。忽然几只大鸟从黑暗中飞出，扑棱棱黑乎乎的，我的头上身上还有脖子里全是那奇怪的尘土，我一动也不敢动。许久，尘埃落定，惊魂稍安，我慢慢移动下来，那几只大鸟早已不知去向。我琢磨了许久许久，它们到底是乌鸦还是蝙蝠呢，它们怎么会住在城门楼子里面呢？

站在舅舅家的院子里，抬头就是白塔寺的白塔，过马路就是鲁迅的故居。从阜成门走向西四这一条街，怎么回忆都像《茶馆》里的景色，虽然有个女三中，但也仅是门口有个招牌而已，好大的帝王庙呀。学校对面有个很长很大的影壁，七八岁的我只能够到它的下沿，影壁上全是琉璃瓦，好看极了。每每经过，我都是踩在马路牙子上走，伸手胡噜着滑溜的墙面，从西头走到东头，或者是相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某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好看的大影壁用水泥给糊上了，灰灰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的影壁，想穿过那可恨的水泥看到那些美丽的琉璃瓦。

因为小学头几年是在西四上的，有时放学就去舅舅家，一路逛去，出一家进一家的，兴趣盎然。店铺都不大，但是每每不同，有时快晚饭了还没走到阜成门。我记不太清楚店铺里人的穿戴，但他们的说话与三里河大院的人不同，我可以准确地区分。比如有人离开店铺，总会听到：“您慢走，再来啊您呐。”在三里河就是一声再见了。我喜欢逛店铺，去舅舅家很大成分就是听他们说话，那种劲头儿让人感到有回声似的，一声“再见”嘎嘣脆，什么都没了。

舅舅家有个铺子在阜成门附近的马路北边，好像是卖五香瓜子什么的。秋天卖花生的时候最有意思，一大笸箩花生放在门口，舅舅的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对花生进行精准的分类，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了“半空儿”的意思。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分类的过程也是一种促销广告？也许，阳光下的挑拣本身就乐趣无穷了。

舅舅家有个老太太，我弄不清她大我几辈儿，妈妈让我叫她“老祖儿”，是不是这几个字，现已无法考证。阜成门那一带已经面目全非，母亲今年也九十多了。印象最深的是春节的拜年，老人家坐在太师椅上，脚上的棉鞋肥肥大大，身后的墙上还有一张画像，是一个严肃的老头，戴着瓜皮帽。因为要磕头，我记住了堂屋土地的味道，地砖不全了，泥土有些潮，不太好闻。头不白磕，可以得到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用手摸到钱，当然随后就被母亲没收了，说是钱脏，不要我用手拿着。我在他们家待着，受到最多的批评是不懂礼貌，光是把“你”换成“您”，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纠正我，一回到三里河就前功尽弃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舅和二舅妈到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北京量具刃具厂的技术人员，也算工人吧。那段时间我们家可热闹了，二舅是北京风雷京剧团的骨干，二舅妈也唱角色，下班后家里聚上人，开练。除了一把二胡没别的，二舅把我家的凳子夹在双腿间，一手一根筷子敲击凳子面，因为是斜放在地上，有两条凳子腿是悬空的，敲上去还挺好听。我不解，问之，原来那是指挥的鼓，后来看京戏，那面薄片儿的鼓总支在台口的最前面。他们摇头晃脑西皮二黄，我把京剧与老北京连在一起了。

1975年北京京剧团还到我们卢沟桥的厂子演出过，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工人对京剧的喜爱。那时叫下厂演出，有一点儿接受教育的味道。工会的人告诉我台上那个是梅葆玖，梅兰芳的公子。我还给那位微笑的中年人拍了一张照片呢。他长得白净，眼睛特别是眼角跟普通人不一样。工人多喜欢京剧，演出很热闹，虽然剧目多现代内容，到底是梅老板的班底，一招一式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作为厂工会的“记者”，居然蹿到台上去拍照片，不知深浅，罪过罪过。

京剧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味道，虽然它用文绉绉的词儿在唱，但那许多做派我可以在阜成门内的大街铺面里感受到，舞台上演员拿的那个劲儿我可以在工厂许多老师傅身上看到蛛丝马迹，这是从我母亲那一路来看。

我父亲是解放后进北京的胜利者，虽然有玉渊潭的湖水，但是三里河、商业部、中南海这一路却是另一种氛围。我在这两种很不同的氛围里长大，可以说杂交，也可以说在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另外的味道，通过星期五沙龙，最终远离了父母的期望。我算不肖子孙吗？1987年我首次回到山西武乡，跪在祖坟面前磕头时，想到我其实背叛了父亲的事业，因为他一生追求的信仰已经在我心中开始瓦解，以致后来的坍塌。其实母亲那一路是另一种湖水，同样在滋养着我的心田。我虽然做着与父亲很不相同的事情，但那玉渊潭的湖水却是我不可或缺的根基。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父亲喜欢庄稼，总是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照相。记得有一次，田野里的麦子熟了，他用手搓出麦粒给我们吃。这算是原生态的食品吧。

1966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有条河，它就是三里河吗？我一直没有考证清楚。父亲喜欢它，我也喜欢它，我们在河边照了好几张照片。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河，河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北京城翻天覆地的改造，但是没有河了。

“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老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老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

我上小学那几年，自己坐车上下学，每天放学路过白塔寺车站，总会涌上一大群女中学生。她们欢快美丽，群体的气场把整个公共汽车都淹没了。原本安静祥和的车厢瞬间被搅得一片混乱，睡梦醒了，思绪断了，各种表情投射到学生们身上。她们丝毫不理会人们的反应，是那么热烈，那么自信，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好像世界就是她们的。有时她们就几个人占据着车厢中一小块空间，却像是整个车厢都被她们占领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直到她们呼啸而去，从车厢中消失。整个车厢归于平静，归于沉闷，似乎也被抽走了生息。

我像个弱势个体，惊讶却又贪婪地观赏着那些大姐姐的一举一动。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对异性的观看，积攒下女性在我心中的第一笔素材。当然也有不解和好奇，她们与三里河那里的学生不太一样，更与我后来去的月坛中学不同。这不同是一种味道，它从骨子里散发出来，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很纳闷儿，男生都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那里是著名的北京女三中。1966年深秋的一天，可能是去找母亲，我步行路过女三中，许多人在进进出出，好奇的我也跟着进了这所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心目中属于女生的世界。女三中的房子比中南海的高大，有好些粗大的树。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展厅有好几间平房，曲曲折折的在院子里转。展品有大字报，更多的是实物，全是各种各样打人和捆人的工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刑具了。在一间窗户玻璃都碎了不少的平房里，展出着各式各样的死尸袋，各种材质，各种形状。自认为胆子挺大的我，越看越感到瘆得慌，脑海里总挥不去“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景象。我觉得空气中有死人的味道，我快步走出小平房，一拐弯，迎头的墙壁上有六个鲜红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迹咄咄逼人，杀气腾腾，每个字都有垂直流淌的痕迹，我想到了人的鲜血，确实太恐怖了。我坚持把展览都看完，少年的心不知留下了什么，也许是空白吧。最后，我才注意到展览的名字《破四旧战果展》。

1966年夏，北京三里河大院。山西老家的表哥，借着串联到北京来。他有红卫兵袖章，我把我的也带上，平日母亲不太让我戴。这天照相要去玉渊潭公园，父亲嘱咐我怎么照，他没有去。

后来听说了许多学生打老师的事情，中学生为最。特别让我不解的是，中学女生打人最狠，甚至到了不眨眼的程度。“文革”前那群美丽女生涌上汽车的景象再也没有了。女三中所在的校址是历代帝王庙，多年后，它恢复了应有的尊严，而那冤死的灵魂连同那打人致死的中学女生们，你们可曾回到家园？

不上学了，我真正有了自由玩耍的权利，成天或自己或与一些院里的孩子自在地行走在或近或远的地方。结伴去蹭电影看是很刺激的事。“文革”初期，除了新闻简报，还可以看到些故事片，特别是我们家三里河那片大院里，集中了国家科委、计委、机械部、商业部、财政部，后来中国科学院也在这儿挂了牌子。我们去部委礼堂蹭电影，像打仗一样，刺探情报，寻找混入的方法。那段时间我们的翻墙技术十分了得，不管多高多光溜，我们总能找到落脚点，大个拉小个，一个也不能少。有时我们会把砖头悄悄运到墙根附近，天一擦黑儿，整装出发，那副严肃劲儿，就像是去执行重要任务。其实不少电影都看过，不少次混进去的时候，电影都演一半了。但这没关系，重在参与，我们太喜欢那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有一次，某个部委礼堂晚上有电影，但那里的看守特严，我们曾失过手。看礼堂的大人特坏，几乎把我们可能的通道全封死了，甚至派人把守。我们提前一天商量对策，通过侦察，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潜伏方案。一般是电影开演前一个小时，大人们才出动布防。我们在礼堂院子里发现了一堆旧桌椅，还用帆布盖着，我们决定下午就藏在里面，开演后天就黑了，我们再出来。为此我们还找来一根铁管子，撒尿用，要在里面待好几个小时，尿可憋不住。那次的成功，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像是演《渡江侦察记》。

有的电影院就只能爬管子才能进入，就是楼房的雨水管子。我从小喜欢爬树，是中坚力量，有个别小孩儿实在没有体力或技术，这种事别人无法帮助，只能忍痛了。我家附近有个电影院就是这样，我们要先顺墙爬到楼房顶上去，看准隐蔽些的侧门，再找离它近些的管子下去。爬这种管子需要胆量，垂直的墙壁，贴墙一根管，三层楼的高度，像蜘蛛侠吧。记得有一次下到一半，侧门突然出来一个人，我赶紧悬停在半空，倒霉的是位置不在管卡子处，只能把脚尖死死地往管子与墙壁的缝隙里塞，双手紧紧抓住管子，盼望那人早点儿回去。

我喜欢爬树是因为喜欢那种自由的过程。柳树槐树树杈多，看准一处，一跃而起，挺粗的树干已在我双手之中，双臂与腰一用力，双脚已然盘到树杈上。这时的人呈倾斜甚至水平状，四肢与树杈的关系特别像猴子。下一步是关键，要翻上树去，技巧的使用不能错，哪条腿先动，哪只胳膊往哪儿抓都是有讲究的。有的小孩儿就是在这一步掌握不好，掉了下去，好在这时离地不高，可以重来。人上了树，再往上爬就随自己了，是要去最高处，还是找个地方待着，盘算好就出发，那众多的攀爬路线，使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无拘无束，如同猴王。爬树最刺激的是上到一个高处，抱紧树杈，随风摆动，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人树一体，你的魂灵好像出窍了，好爽。多年后看《卧虎藏龙》，周润发与章子怡在竹梢上打斗的镜头，我觉得导演不是胡编。

我曾靠爬树给妹妹治过病。胞妹尿床很久了，有人说螳螂卵煮水可医。寒冬穿衣臃肿，我自恃善爬，在母亲不停的叮嘱下，爬向那一棵棵柳树。螳螂多把卵产在树枝上，一棵树高处的树枝，基本是当你的手可以够到它们时，你的身体一定在随着树杈摆动了。有时用手可以把那个灰疙瘩从树枝上抠下来，有时抠不动，就把整个树枝撅断扔下去。以上操作有时单手进行，有时双手并用。两脚的盘扣功夫必须到位，它们像两条蛇一样死死地缠绕在树杈上。我的个子很高，只要双脚盘紧，上身摆动，双手挥舞，活动半径是很大的。几天的时间，我进行了一生中最集中的攀爬演练，枣子大小的灰疙瘩已经有一大碗了。洗净煮水，灰乎乎的，闻起来肯定难喝，我从没尝过，真不知妹妹是怎么喝下去的。冬天过后，胞妹的尿床居然消失了，民间秘方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此神圣。只是来年开春，我家抽屉里爬出无数的幼小螳螂，铺天盖地一串串的，那是剩余的秘方所为。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这个地方是八一湖北岸。原来玉渊潭只有一个湖，叫后湖。后来解放军在它南面又挖了一个，所以叫八一湖。其实我们也参加过挖湖劳动，大人往筐里铲两铁锹河泥，两个小学生把它抬上岸。河泥特别沉，像两块石头似的。

除了爬树，我动手的欲望也很强。开始是做绷弓子打鸟，找来粗铁丝窝成手架，再去找橡皮筋和薄皮子。子弹用石头子儿，合适的石子儿不好找，我们自己做子弹。一般的土不行，要去挖一种胶泥，加水和匀了，揉成球，晾干，打起来那叫准。随着弹丸出手，墙上的蚂蚱、树上的麻雀应声落地，那种兴奋就甭提了。那时没有环保的说法，麻雀还算害虫呢。北京三里河一带，树特别多，离玉渊潭又近，打鸟的战场很多。几个小孩儿带上各自的武器，兜里装满干泥球，一下午出去，回来比谁的腰上挂的战利品多，那种心情胜似上天堂。

我还曾自己做鱼缸养热带鱼。首先要找薄铁皮，最后发现楼房的雨水管子合适。那种铁皮管子是方的，一经剪裁就是鱼缸架子的一条边，不用自己去窝成直角。偷偷去拆下一截，铰成长条，两头用钉子打出孔。玻璃只好去玻璃店买了。最后去工地偷来水泥，三种材料合成，不太方正的鱼缸做成了，当然还要去油漆店花一毛多钱买来一小瓶油漆，把铁皮刷上颜色。养没养鱼我记不清了，反正做成的鱼缸不漏水，就是特别沉。

做鱼缸练就了铁工，做船舰模型就是纯木工了。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书，还有图纸，一群小孩儿开工了。三合板是要买的，关键是下料，放样图要画准，把那些小木头块加工成型是最费时间的。我们是个人做个人的，有的是鱼雷快艇，有的是巡洋舰，反正没有重样的。弄了一个多月，一堆木头零件凑齐，买来猪皮鳔胶，神奇的合成时刻来到。成型的军舰大小装备齐全，令人十分兴奋，但要真能下水，还需上漆。几个小孩儿谁也不敢第一个下手，因为这道工序如果出错，是没有悔改余地的。研究了好几天，大家还是觉得没把握，谁也不敢在自己的船上动刷子。结果有一天他们骗我，说有人已经刷好了，我信以为真，拿出油漆和香蕉水。书上说，刷漆时环境不能有任何灰尘，大家分头把我家的地扫了好几遍，就差用布擦了，然后潲上水，关严窗户，静静地等到半干不干时，我隆重登场了。几个小孩儿睁大了眼睛，大气都不敢出，不知会发生什么。神圣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我刷子拿在手上，一咬牙，一笔下去，海蓝色的油漆令木质的三合板瞬间变成了钢筋铁甲，一笔一笔下去，微观的模型成了真正的战舰。一群孩子沸腾了，我成了英雄。

我总认为童年的梦幻与玉渊潭的湖水是我许多灵感的来源，或者说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一实一虚是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有沟通的桥梁吗？夏日的午后，我时常睡午觉，反正也不用上课。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的，走到楼外墙根处，一屁股坐下，脊梁骨靠着后墙，双手放在膝盖上。阳光会从树叶间隙晃到眼睛上，我喜欢手搭凉棚看那刺眼的光芒，那里似乎有无数的秘密，穿过它可以发现金碧辉煌。假定我在那上面反看地面，那许多事情就会缩小到没有，到那时我去干什么呢？湖水上的彩霞也是同理，那后面一定有些什么，我向往那里，那里似乎才是我真正的家乡。我总在离地三尺的时空中活着才感到快乐无比。长大后我不喜欢海，特别喜欢山，海上一览无余，山中宁静丰富。夏日午后，思想停滞，四周安静，这时我的内心是空的，人就进入了白日梦境中。我可以十分享受地坐在那里很长很长时间。

如果说夏天是开放的，那么冬天就是藏起来的季节。三里河离玉渊潭很近，冬天的北风把那片神秘的湖水吹成了银色的镜面，我们的冰车时代开始了。还是自己动手，车体是用木头板钉成的，这对我们不在话下。难的是滑轨，那两根角铁只有去学校偷，好像是拆课桌的横牚儿。要把一头磨成斜角需要好几天，这考验着每一个少年的意志。在砖头上，在水泥路面上，甚至是在硬的墙面，双手拿着角铁边走边划，留下长长的白色划痕。还有那一对指头粗的铁叉子，在没有砂轮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纯手工磨制完成的。如果有人问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会说是钢铁在墙面上划过的尖锐声响。那些声音划破时光，划裂五脏，永远刻印在我的心上。1992年，我曾纂过一首小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常去的山中净是草

却看见骑驴的走过山道

喝口凉水

吃块蛋糕

忽然忘记娘生我的日期

只记得小时候滚铁环

脚下的世界像火箭一样

嗖嗖地往后跑

我一直认为这首诗里面，就有角铁划过墙面的声音。

冰面上的追逐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体力、反应和技术决定着你能否成为胜者。北方的寒风更增加了狂野的斗志，呼啸的呐喊释放着我们的豪情。每天下午大家集合完毕，肩扛冰车，手握冰叉，充满斗志地向玉渊潭的野湖进发。冰上游戏以追逐最为激烈，抓阄儿输者开始，追上谁为输，他再追逐大家。游戏开始，大家四散滑开，输者数满数后开追。各自战车的质量、叉冰的手艺立见高下。野湖的冰面并不是平的，杂草枯枝必须躲开，不然有翻车的可能。有些冰面是蜂窝状或麻面，也必须躲开，在那上面滑行速度大减。冰面复杂，转弯和刹车的技术必须过硬，手艺臭的常常在这上面输掉。直滑也有技术，傻使力气不一定滑得快，也不容易甩掉追者。十来岁的少年，彼此胳膊粗细差不多，谁不玩命呀。那年月时兴雷锋式的大棉帽子，确实暖和。冰上开战一会儿，大家几乎全摘了，帽子有带儿，系上扣，背在脖子后面，脑袋热气腾腾。在冰上，追与被追多不走直线，狡猾的追者会拐弯斜插抓住你。滑冰车都是盘腿坐在上面，便于用力，却不便回头观察追者的动向，有时你越使劲反而会落入追者的线路中，让人抓个正着。实战的需要，反滑的技术出现了。你倒坐在冰车上，反向叉冰滑行，追者的动机一目了然，时常可以事半功倍。可有个问题，你自己的前景就成了盲区，滑入坏冰或减速卡住就难以避免。

一次被追中，我自恃武艺高强，玩起了反滑。确实很爽，追者伎俩一目了然，加上被追者有多人，自己穿插作业，辗转腾挪，左右利用，很是主动。滑行中，挥舞铁叉，高声呼叫，向追逐者示威，好不牛逼。在一段直行时，我哈腰弓背，双手握紧铁叉均匀准确地点向冰面，用力展臂，冰车的角铁与冰面摩擦发出悦耳的沙沙声。但见眼前的冰面在嗖嗖地向后跑，留下两行笔直的划痕。突然，“咔”的一声，冰车瞬间从屁股下飞出，我被卡在一个冰窟窿里，双手的铁叉也飞出去了，只一瞬，我的双腿已在冰水中了，再一愣，冰水已齐腰往上。大脑空白瞬间后，反应过来自救，双手前伸试图趴在冰面上，幸亏捕鱼人开的冰洞不算大，我趴在了冰面上，下半身被冰水浸泡着。战友们已围拢过来，拉我出洞。还好，仅是双脚棉鞋湿透，冰凉得很，双腿好像还没有完全感觉到。那年月冬天都穿棉裤，里面还有秋裤，能扛一会儿吧。我寻找我的冰车，另外一拨的小孩儿居然还要借我的冰车，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头也不回地扛着我的冰车就回家去了，顾不上一路上行人的观看，只记得走了一会儿，双腿就发硬了，不是双腿关节受到损害，而是我的棉裤被冻硬了。

冬天的北京，小刀子风一刮，脸蛋生疼。天是灰的，树枝子在西北风中乱晃，我穿着棉窝（棉鞋）在干硬的路面上行走，棉帽子可以把耳朵护住，但是鼻子冻红了，不时有鼻涕流下来。这时偶有来往的行人多低着头走路，很少打招呼，彼此好像生分了许多。树叶在风中起舞，积攒得多了便在某一棵树根处打转，像在依恋着什么，世界似乎简化了许多。我双手插在灯芯绒外衣的兜里，两只脚寻找石头子儿用力踢上一脚，也许还有第二脚，棉窝很厚，再硬的东西我也敢踢。有时可以捡到干枯的树枝，撅掉分叉，单留主干，树枝总是弯曲的，细头触地，手握粗端，行走中力量得当，枝头会在路面上跳动并发出“嘚嘚嘚”的声响。我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穿过寒冷，浑身发热，直到一不小心树枝折断，剩余的半截扔向天空。

冬日的天空离你很近，鸟儿飞过是很分明的，成群的也有，那是寒鸦，早上飞过，黄昏飞回，它们在忙什么呢？吃的不好找吧。偶尔的积水成了冰面，这是我绝不放过的机会，后退几步跑过去，急停，塑料底的棉鞋与冰面摩擦系数很小，时常要来回几遍才算过瘾。自然也有一停一屁股蹲儿的时候，那是平衡技术没弄好。我个儿虽高但手臂长，左右脚分开，压低重心，风驰而过潇洒得很。那年月新衣服买来的第一件事都是打补丁，屁股与双膝，好像裤子就是用来摸爬滚打的。有时上衣的肘部也这样处理，不过女孩子多使用套袖，有了花色的变化，平添几分漂亮。

那时寒暑假时兴学习小组，两三个学生就近选择一家，男女混搭，每天上午一起做作业。去学习小组的路上我总是边走边玩。后来老师把地点改在我家，就是要强迫我准时学习。穿棉猴儿的小姑娘冬天走起来像个球在地上滚动，我从窗口看见她要来了，赶紧拿书包，翻出作业本。在班上她不是什么干部，话也不多，但老师交代的任务她执行得一丝不苟，“任曙林，你必须做完作业再玩。”这是她总说的一句话。冬天寒冷，她的脸冻红了，其实也是那个大红围脖映衬的，进屋脱掉棉猴儿，头发上冒出热气。她的眼睛看你不拐弯，清澈见底，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她的字写得很小，想抄她的作业不容易，她也不让我抄。我经常懒得削铅笔，有时候笔芯断了，就去她的铅笔盒里拿。她的铅笔盒总像新的一样，而我的早已坑坑洼洼，变形得盖不上盖儿了。那时铅笔盒是铁皮的，我喜欢用刀子在里外刻上我的创作，其乐无穷。她经常在我之前做完作业，就帮助我削铅笔。她的脸蛋很白，严肃起来有些厉害，但我喜欢那白色。

春秋两季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浅，好像一年只有冬天和夏天。昼夜也只有两极，春秋是为了过渡吗？其实它们是为了夏冬准备的。我是七月份出生的，不怕热，但也喜欢冬天，冷热不同的玩法画圆了我寻找梦幻世界的道路，它没有边界，只有无限诱惑的前方。就像“文革”初期我失学时沿着铁道行走，只有方向没有尽头，而我总想看看那尽头是什么样子。其实学校、“文革”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个背景，它们有某种相同的东西。前几年有个摇滚歌手说过，对你自己而言，所处的时代都是最好的，这话，我以为然。抱怨只会堵塞你的耳目，一旦失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你也就枯萎了。再好的东西也救不了人，何况是那些来路可疑的东西。

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快一年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学校也像消失了似的，我开始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从大点儿的孩子那里抄来线路图，之后就是漫长的采购零件过程。那可不是转一圈超市，什么都可以买齐的。北京西四有一家商店出售零件，东西不贵，就是不全，有几种是长期紧俏。为买零件，我不知骑车跑了多少趟，一次次在商店门口聚集，大家互通有无，交流情报。有个小伙子讲他有个喇叭想出手，几个大人谈了半天没成，他就骑车走了。我愣愣神儿想要，就骑车追了出去。没想到他骑车的速度了得，眼见他在前面但就是追不上。我紧咬牙关，拼命死追，追出七八站，赶上个红灯才把他撵上。那位二十多的小伙子还夸奖我这个十三岁的少年，说他骑车一般人是追不上的。我很高兴，他把那只喇叭卖给了我，一分钱都没多要。

我的收音机出声了，拿着它到处显摆。肯定不是立体声，单声道的音质总是伴随着杂音，但那是我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凑出来的，那是一个少年第一次感到了成就感，那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垦的荒芜的土地，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长大了。母亲很高兴，说要用布给它做个套子，我说会影响声音。那时父亲因为早年的国民党问题，情绪低沉，我记不清他是如何表示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用那台上海202照相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我双手端着收音机，耳朵上塞着耳机，脸上一片灿烂的笑容。

父亲带我去玉渊潭到底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夏日的玉渊潭在今天看来就是世外桃源，原生态的乡村，今天要找寻类似的地方怕是要开车去到几百公里外了，而且也很难保证味道纯正。那时逛乡村肯定是步行，走走停停、聊聊看看是父亲的习惯，妹妹是服从家长的，我却总想多跑些地方，但我的速度总被父亲控制住。我被迫学会了静下来，细心地观察着什么，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许多世界了。那时玉渊潭有棵桑葚树，半米来粗，根茎像蟒蛇般钻出地面，盘踞在树根周围，总有些农人在树下乘凉，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应该是个村口，每次到此父亲都要停留半天，蹲在那里说许多话，很开心的。我记得大树的叶子铺天盖地，站在高处可以用手摸到，不知什么季节大树结了果实，我第一次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吃，我记住了它的颜色和样子，长大后市场上出售的桑葚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桑葚，味道不对呀。玉渊潭的麦田连接着钓鱼台，好大的一片呢！父亲会把麦穗搓开，把麦粒展示在手掌上，我吃到了原生态的面粉。麦芒有倒刺，十分好玩儿。

1970年9月，三里河家中。我在自拍，后面的衣柜镜子里是妹妹。右耳朵里是杂音很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在播音，左耳朵里是美妙的自拍机嗞嗞作响。

父亲对河的喜爱深深地影响了我，那启蒙就是在玉渊潭的乡村完成的。顺着土路和野草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你看不见河岸，草、土、水是融为一体的，就像真正的天、地、人的关系。再看那河水的流动多么自然舒服，带着声响，带着漂叶和小虫，河水不一定清澈见底，却一定有水草和鱼虾，那是真正的河呀！后来在北京就看不到这样的河了，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方方正正，把河管束得像游泳池子。河，已经死了。父亲为我在河边留下了几张照片，我站着，妹妹蹲在我身边。如今他已远去，却把鲜活的河水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猜想乡村里一定有父亲的童年回忆，而且很深。从他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到进了北京城，中间有五十多年没有回去过，却依然喜爱那乡土的东西。母亲总说他老农民习气不改，现在想来这其中一定有让人难舍的东西。我的许多爱好是否也来自父亲的遗传，幻想和梦境是凭空产生的吗？“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结束了父亲的寄情山水，他没有心情再带我们去玉渊潭了，早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沉重地压迫着他，停职审查让他终日寡欢。其实1966年夏天以后中南海里面的许多工作就停止了。那时到单位就是学习文件学习报纸，他理解这场革命吗？我只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你说××党万岁这话对不对？”我回答：“万岁太长了，什么东西有那么长呢？”父亲问的像自言自语，我的回答是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十二岁的少年不懂政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是个不太明亮的下午，父亲站在窗户前可能已经许久了，我进了屋，他转身问了我，自然他的身体处在逆光位置，脸部表情不太清晰，而他看我应该是眉眼分明的，只是我的回答虽然搜肠刮肚，能让他满意吗？在父亲问我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大人了，努力去表现自己，想尽量让他看到一个成熟的儿子，一个可以帮他分担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他只能问我，而我也只能做到这些，这是永远的遗憾，也是深深的遗憾。

中南海被围困后，他也不用上班了，在家阴郁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办学习班，他开始不停地写材料。一次我好奇的想看看是什么内容，他生气地把我赶走，再后来他去了宁夏平罗县的五七干校。

据我观察，父亲去了农场心情倒是好多了，在来信中他告诉我宁夏都有什么植物，土地、沙子多，水很少。他负责看管仓库，老鼠从地下打洞把南瓜都吃空了，结果炊事员来领南瓜，对着父亲发脾气。我很向往那片土地，很想去看看，无奈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妈妈坚决不让我请假离开学校，眼馋的我看着母亲带着妹妹去了一趟宁夏。我让妈妈把照相机带上，连胶卷都装好了，还不放心，写信告诉父亲把那里的农场好好拍一拍。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不知为什么父亲买来一台照相机。那是台上海牌的折叠式相机，使用120胶卷。这台上海202相机说明书上的出厂日期是1965年，父亲1964年去辽宁铁岭搞四清，一年后回来买了照相机，想放松一下吗？他研究了几个星期后，便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我的记忆中，玉渊潭公园当时完全具备今天自然保护区的水准。贴着竹篱笆墙可以清楚地看到钓鱼台国宾馆内各种动物的跳跃。公园里全是土路，野花野草就长在路两边。公园里有村庄，真正的村庄。因为它有打麦场和猪圈，有老粗的桑葚树，有弯曲的水边全是狗尾巴草的小河。用父亲的话讲：那里是真山真水。那时照相机由父亲把着，不让我动。我总是被照的对象，顶多在现场有发言权，最后按快门是父亲的权力。

夕阳下的麦田里，我说太暗了，怕拍不出来。父亲讲，麦子是金黄色的，有反光，不怕。乡村猪圈盖得好，父亲研究了半天，还请教了喂猪的老汉，最后要在这里留影，不仅自己坐在那里，还让我们也坐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瞄了半天，还嘀咕说怎么也拍不全，他说的是说猪圈。最后照片上妹妹的半个肩膀被削掉了。

在好大的一片湖水边，他带着我们看落日和芦苇荡。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拍照片时，我也随着父亲眯起的眼睛，看着西边很远的地方。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从小就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中。玉渊潭公园是几乎每星期都去的地方，它离我们家只有一站路的距离。它是我童年时的天堂，不知不觉中也成为我摄影的第一课堂。

父亲照相我看蹭，像个小跟班。我帮他撕开胶卷的包装，他让我仔细度量妹妹到相机的距离。我每次把拍完的胶卷揣在衣服的保密处，跑去照相馆冲洗。等到取回冲洗好的长长一条，那必须是父亲亲自打开，在电灯泡下一格一格的研究着，我伸着头，只有不得看的角度。有时父亲让我取来放大镜，我有了帮他拿住胶卷另一头的临时权力。这时我感到自己也正式进入摄影了，有些小兴奋。只有父亲认为成功的那一张，他才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凑上几张，由我送到照相馆去洗印出照片。120型的胶卷印出的照片比火柴盒大些，对我来说是很大了。这时父亲会再一次用放大镜仔细看上老半天，我凑在旁边听他说出一番好坏的道理。那时我最关心的是那台神奇的照相机，可是每次从玉渊潭回来，他都是把机器锁在书柜里。隔着玻璃，我只能看见装相机的纸盒。父亲的书柜有锁，虽然钥匙也总在锁眼里插着，但我是不敢擅自打开的。也许他认为十来岁的孩子，摆弄不了那玩意儿。

“文革”铺天盖地地来了，周日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丰富，父亲的书柜许久没有打开过。在一个傍晚，神情严肃的父亲打开书柜，把好多书拿出来，还用绳子捆成一摞摞的。我知道这不是搬家，也好像知道那些书是“不好”的，要当作废品卖掉了。记得有一套《古文观止》，上下两册，父亲非常舍不得，拿过来放回去好几遍，最后他把封面和前言数页撕掉，留下了那两本书。柜子显得很空了，里面放进去一些其他的东西，相机可能被放在底层，我从外面看不到它了。后来父亲去了宁夏的五七干校，没有回来的日期。那时我没有学上，成天到处游荡，很自然的，父亲的书柜被我一点点地打开了。

我开始摆弄他从军时留下的美式望远镜和“中正牌”的指南针。他告诉过我如何用那台军用指南针上的微小滚轮，计算地图上两地间的距离。那台军用望远镜的镜头上有坐标尺，可以计算远处山的高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装照相机的纸盒，里面有说明书、皮套，更有皮套里面的照相机。我开始一遍遍地研究琢磨。最开心的是按下自拍拨头，再按下快门，美妙的吱吱声我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搞不明白1/10秒与1/100秒的区别，我就打开相机后盖，把光圈开到最大，对着亮光按动快门，我看到了时间的长短。

那本说明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几张图例都可以背下来了，什么天气下，光圈快门多少。最神奇的当然是那台像个大号烟盒的相机，拿在手中放在兜里特别顺溜。就那么一片儿，可你一按侧面的按钮，镜头就弹出来了，银光闪闪的，煞是诱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经常在父亲不在家时，逐一摆弄它。胶卷是没有的，我会把父亲冲洗后带回的胶卷轴装入相机，从被动轴到主动轴。我研究黑色后背纸皮上的数字，明白了它与相机后盖上红色窗户的关系。

我记不准第一次自己装胶卷拍照是什么时候了，但它应该不迟于1967年夏天。那时老家的表哥来到北京，我们在家门口和玉渊潭的大桥上拍过合影。那时父亲照相的心劲儿远没有以前大了，他终于同意让我在他的注视下试试装胶卷。家门口的合影，他还站在旁边，玉渊潭他说他不去了，告诉我使用什么光圈快门。我后来才明白，照相对于“走资派”，特别是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他，那是会加重罪责的。这就是我摄影的开始吗？

再后来就是自己没有尽头地手握相机到处行走，而父亲却好像从没有拍过照片似的，在他的人生路上继续行走。从干校回来，恢复工作，退休，一系列晚年的生活，直到1994年的9月，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父亲亲自给我们拍照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初冬。我有一条不太正宗的武装带（那时解放军的标配），经常系在身上。一个冬天太阳暖暖的下午，应该是个星期天吧，我穿着厚厚的大棉袄，外面还有一件黑灯芯绒外罩，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顶极不正宗的军帽，我很高兴地戴在头上，再把那条武装带狠狠地勒在腰上。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在家门口，我家的窗户下，父亲给我拍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在父亲散散的眼神中，给我留下了革命的形象，我也在威武的照片中告别了失学中的童年。

那段日子似乎天地都在飘荡，父母好像在上班，又好像不在，他们有时在我身旁，有时又找不到他们。那时的世界好像停滞了，一切的管束都没有了，连家长好像都对我客气了许多。我有时感觉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时又感觉我没有任何归属。东一顿饭西一顿饭的，睡得很香，醒来便专心地寻找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当然是我喜欢的事情。那时的天感觉总是有些发黄，云彩飘得很慢，雨好像很少下，雪也没了似的，周围的一切静得很，人们都跑到哪儿里去了？

1967年秋天过后，忽然得到通知：我要去上中学了。

1969年1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家讨论了半天，决定来张别致的合影，那时拍合影基本都是站着，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这种地方。

1969年11月，北京月坛中学校门口。这不是毕业合影，班里有些同学要跟随父母去五七干校了。开始拍照时除了玩儿，也有些实用功能。那时有男女界限，照相这种事儿都是各自进行的。

中学时代

那年自然没有入学考试，拿着巴掌大的一张油印纸就寻找学校去了。

我被就近分配到北京月坛中学。那天，半大的孩子一堆一堆的，校门内外人山人海。我想到以后的日子，学校的地形是要熟悉的，便一个人悄悄在校园里仔细侦察了起来，每一层楼，每一个角落，觉得自己要干什么大事了。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全体起立，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向他致敬，三呼其万岁，万万岁。那时有英语课，老师姓孟，是个天主教徒，她苍老的脸上总带着不太自然的微笑。我记得第一次上课，她穿着一件类似中山装的褂子，很肥大，领口却分不出男女。她教我们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那几年用中文喊口号，已经成为下意识，甚至是条件反射，根本就不过脑子。她用粉笔写出那几个单词，好奇心极强的我，一下课就跑去问她，那几个词的具体意思。她解释说就是永远活着。我很纳闷：真能活一万年吗？没有多久，学校搞起了运动，孟老师首当其冲，罪名好像是里通外国，她不能给我们上英语课了。有一天她被带到教室，同学们开批判会，几个女生站起来念发言稿。我当然也有正义感，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丝迷惑和遗憾。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听起来有点儿像台词，却是真的。当时她二十六岁，教我们政治，有人不守纪律，她会严肃批评，但下课照样有说有笑，课间十分钟几乎都同我们在一起。那年月不时搞战备训练，也就是集体走路。一天晚上，学校集合各个年级跑了起来。我们自然很兴奋，没想到她同我们一起跑，而老师是可以不跟着学生跑的。到了目的地，她脸色煞白，弯着腰，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时同学们都夸老师真棒，也有一种自豪感，但纯真的少年们可曾想到其他呢。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算出，老师那时是新婚后，已经怀孕了。

初一时我们的教室在一排小平房里。冬天教室里要生火，为此小平房的中后部腾出四张课桌的位置，放个炉子，不会生火的同学们经常弄得上课时乌烟瘴气的。不少女生受不了，跑到教室外，有男生偷偷往炉子里扔乒乓球皮，那味道像毒气弹，招来不少骂声和几声欢笑。

我们的教室不宽，却很长，五十八名同学坐下去，最后边的大个儿们，几乎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好在那时课程稀疏，也就忽略不计了。我记得学过数学和语文，内容记不清了，倒是政治课印象很深。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政治课，但她的政治课与别的老师不同，几乎没有大道理，而是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天下大事，古今中外，引人入胜。多年后，她告诉我，十来岁的小孩儿正是长知识的时候，讲那些大道理他们听不懂，但政治课不能少，只好多讲些有用的具体知识。她的这种讲授自然就不太用板书，甚至不能用板书了。那时学校经常搞运动斗争，我们的这位女共产党员从不在同学面前讲述老师间的恩怨，她只是告诉我们上课要认真听讲，下课要主动擦黑板，班干部要按时收齐作业交给任课老师，就连放学后的打扫教室，也是她经常嘱咐的话。那时劳动是神圣的，后来我拍中学生，这成了一块重要的内容。

1969年的10月1日是建国二十周年，我们和许多中学生一样为天安门广场的组字训练了好几个月，挺累的，但相对于校园里的单调与枯燥，这无疑还算是愉快的时光。开始是徒手练习，后来发两根不同颜色的小木棍，到最后交给你两枝彩色的纸花。开始是在操场，后来是在体育场，当然我们最愿意去的是天安门广场，特别是那几次彩排在夜间举行，同学们充满了期待，跃跃欲试。这时李老师就像我们的后勤大队长，给同学们拿衣服，送水，看摊守护。如果是白天，她还自备治疗中暑的药，随时解救同学们的头晕恶心。广场上的高音广播如雷鸣般在头顶上滚动，不知道谁在里面指挥着我们。那时的广场是小方砖铺就，每块砖的左上角都写有数字，那是每个人的位置。随行的老师们只能蹲坐在我们腿底下，不时抬头嘱咐着要精力集中不要举错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组成了什么样的字，我们只是一块颜色一个像素。国庆节那天，我们也看不见那遥远城楼上的人们，彼此都是匆匆的过客，擦肩而过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大凡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本来就不愿意思考的我，这时就更像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更像来到陌生的星球。我的语言和心思进入冬眠，灵魂走了，肉体留在那里。

1970年12月，北京天安门。这张照片，我是站在交通警指挥台子旁边拍的，只有马路中间角度最好，警察也没有干涉我。

1969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监护组室内。这是监护组的小屋，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就是我的宿舍。我是在这间屋子里知道了“文革”初期大串联的许多，认识了许多老三届的兄长们。

我对天安门广场的熟悉是1966年8月，那是第一次去到那里。有朋友会有疑问，不可能吧？但这是事实。我小学之前好像只去过玉渊潭公园，连北海、颐和园都是我中学以后和同学去的。

1966年的8月非常热闹，好像广场天天都有活动。我本是个好奇的主儿，一旦听说有活动就往那里奔，学校没人管了，我是个自由人。过了西单就是六部口，再往前走就要看你的灵活机动了，因为见过伟人的大队人马是从东往西泻下，我这个小学生却要逆流而上。等快到人民大会堂一线，那就要拼命了。看见到处丢下的鞋子，我赶紧蹲下把我的鞋带儿系死，裤腰带也要勒紧几扣。不时有外地口音的学生冲我叫：你这个小孩儿怎么往回挤呀！我根本不去听，心里说你们见到了，我还没见着呢！天安门城楼越来越近了，它是有颜色的，好看，还有灯笼呢，我去过的阜成门是黑白的。欢呼声在耳边轰鸣，抬头看到许多哥哥姐姐们脸上有泪水。我的心思简单清晰，所以反而安静，我要寻找我的进军路线呢。开始可以闻到汗味儿，后来就没了，人人都在出汗，热浪与喧嚣窒息了人的听觉与嗅觉。我在他们的大腿与身体间一点儿一点儿地挤过去，一步步向金水桥靠近。终于可以望见城楼上的人影了，可一个个的都是绿军装，哪个是呢？我的力气接近尾声，可是目标还没有确定。就在这时，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怎么回事？赶紧再努力，这回看见有个人在挥手，很大的幅度，他显得比其他人胖些也高一点，终于见到了。我把视线聚焦锁定，试图进一步看清楚眉眼，想看看与报纸上天天出现的照片是否一样。当这一切都已确定，我心坦然，浑身无力，几乎是被人流拥着泻出天安门广场。

想想那会儿真是自由，从听到消息我就往天安门广场赶。一个小学生居然可以徒步走进去，而无任何阻拦。今天听来就是天方夜谭。

回到家里，妈妈说我，可不要再去了，会挤死你的。我却在回想刚才在城楼上见过的那个伟人，虽然很远，但我的视力是1.5，脸上五官都看见了。我冒出一个念头：他也挺像普通人的。我内心深处总认为伟人与神仙会有相似之处。后来的接见红卫兵，改变了这种混乱的形式。有一次我是守候在马路边，漫长过后，绿色的吉普车从眼前驶过，眉眼看得很清楚，连扣子都看见了，可我看过之后也就看过了，并没有更多的感觉。目送着一串车队驶过，我感到兴奋的是自己倒像个检阅者。

1968年我初二时，学校让我参加监护组的工作，在一名“老三届”学生的带领下，与另外两名女生共同完成“文革”初期，本校学生在外地大串联时所借钱款与粮票的催还工作。是因为我第一批就加入了红卫兵，还是因为我的心细？没有人告诉我。学校要求根据全国各地寄来的票据，分门别类地通知到本人。那时我每个月都要跑一趟税务局和粮食局，把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钱和粮票上交。这个工作简直是我的地理课，丰富的地名，千奇百怪的票据令我大开眼界。我需要常备一本地图和一本中国行政区划手册，因为不少票据只有具体地名，没有省名，需要你查出它们属于哪个省哪个地区。这是十分令人愉快的艰苦又琐碎的工作，更是一次次令人神往的旅行。那段时间我认识了许多“老三届”的学长学姐，听他们讲大串联路上的故事，这似乎成了我日后野游的第一堂课。多少年后，我很是感慨，几乎没有人使用假名字借钱，只要通知到了，不几天他们就会把钱和粮票归还。那时粮票是按月领取，一般家庭很少有富余的，他们会告诉我，下个月归还。

那段时间我住在学校，母亲总催我回家换衣服。我总觉得没什么必要，吃饱睡着就行了，结果我终于长了虱子，母亲把我所有的衣服用开水煮了好久。那时没有电话，我只要离开家，何时回家全凭我的自觉。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听到窗外有人喊我的名字。监护组的房间紧靠校园的围栏，开窗看见母亲隔着铁栅栏，一手抓着铁棍，另一只手举着我该换洗的衣服。我怕别人看见，拿了衣服赶忙催促母亲回家，母亲边走边不停地说，回去赶紧换上。多少年后我拍摄《两个女人》时，这一幕总在我眼前不断地晃动。

“老三届”是个有血有肉的名词。“文革”开始时，我们是小学五年级，所以1966年的许多事情，我们知道，却没能参与。那些当时的初高中在校生，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他们在“文革”初期风起云涌，惊心动魄，后来悲壮四散，浩歌长天。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点滴听闻，到中学阶段的具体接触，他们从来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比我勇敢，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但他们真诚无私、勇敢无畏，有一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也许现在人们可以去批判那些真理，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献身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1969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这几位兄长都是有功夫的，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鲜活的江湖与侠气，不是金庸小说里那种。其中一位要去陕北南泥湾插队，大家找来一面红旗，展开在冬日的天空下。

我住在学校那段时间，认识了不少“老三届”，他们的故事绘声绘色甚至惊心动魄，令我恨不能早生三年。他们给我讲了许多老师的事情，却与学校斗批改的描述不同，学校、老师、学生三者在我心中是一片混乱。

他们还给我讲了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简直是在说评书，我有些发呆了。他们说话简洁明确，不时还有智慧的玩笑，他们互相间也逗，但从不恶意攻击，像兄弟。他们身体都很棒，嘲笑我胳膊细，我无话可说。他们给我讲过和面的故事，一袋面甚至更多全部倒在一口大缸中，加水，人往缸边叉腿一站，哈腰伸臂直插缸底，双手把面搂起再用力按下，越往后越用力，最后几乎就是双手怀抱大面团起舞。“文革”初期我在家蒸过馒头，知道和面是费劲的差事，一下和一袋面，真佩服呀！

他们大多不是干部子弟，也不全是工人的后代，正是他们让我发现很多行业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他们也问过我机关大院的事情，他们多住在平房，可楼房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家有个本每月可以买到鸡蛋和花生油，我怕失去这些朋友。他们可以平静地听我讲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从不是愤青，就好像听到一个故事而已。他们从没有感到自己属于什么下层，生命的自尊与自信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种鲜活与真切。

听他们讲过参军体检的故事。讲到需要脱裤子的环节，一位女大夫用手检查私处，一位兄弟的那鸟儿扑棱就挺起来了，大夫随手扇了那鸟儿一下，说道：没出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荤笑话，听不明白，追着他们问，他们不说，告诉我你知道这些家长会骂你。我不认为这是坏事，一定要他们讲明白，到最后我也是似明白还不明白。但我从他们讲述中的态度上记住了一条准则，爷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那儿。这似乎曲曲折折地影响了我交女朋友，反正后来在工厂里我是最后一个搞对象的。

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都会些拳脚。我听过他们讲述自己拜师学艺的事儿，都是一番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才知道在北京还有一个神秘的江湖存在，那里有师承，有规矩，有刻苦，有仗义，更有神奇的功夫。我对武术的崇拜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虽然清苦，但会成为有功夫又仗义的真正的男人。那时没有武侠小说，可我知道了无冬历夏、半夜起床，知道了给父母端茶倒水。我对他们说过，能不能给我也找个师傅。他们说我吃不了那份苦：“你那小身板也不行，而且你家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到我们可以做朋友，但我与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慢慢明白他们认可我这个干部子弟，但他们对整个的干部子弟是有看法的。

我无法真正介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愿意教我武术，因为住校有不少时间，关键是家长管不到我。开始是在学校的楼道，后来在学校西北角的几棵树之间。学武术首先要练基本功，他们说我已经晚了。窝腰抻腿是第一课，后来练过打飞腿、翻跟头。摔跤时脚下要有根，我跟他们练过站桩、走八卦，最后还真学到了几手。再后来他们插队走了，我失去了习武的伙伴，更重要的是，我再没有遇到过这样真正的绿林好汉。他们教给我的是一种活着的状态，在他们嘴里没有半个字的人生哲学，却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他们做人的真诚与安然，在今天几乎是神话。贾樟柯说江湖在民间。我认为江湖是中性词，它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一种天地人的平衡，而今天这种平衡被效率时尚什么的破坏了。今天的人多数不是活在民间，而是活在空间，人没有了地气的滋养，如同现在的许多摄影，仅仅是人造的塑料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老三届”的兄长们传授了我摄影的基本功。

我对红卫兵的感情也很复杂。“文革”初期老家来的人居然戴着袖章而我没有，表妹用黄色粗线在一条红布上给我绣上了“红卫兵”三个字。后来班上一个同学组织红卫兵造反战斗队，他给我的证件上是003号。五年级的学生也就是对老师喊口号，他是我的好伙伴，我站在他一边，他给我的袖章也是新的，现在我还留着。“老三届”开始插队了，他告诉我早一点儿走可以去延安，他果真拉上班里一个女生去了农村，他说要在那里一辈子呢，要做好准备，算来那年他才十五岁。走之前他送给我一个本子，是精装的，我一直小心地使用，后来我用它做摄影记录。今年我整理早年的底片时，还不断翻看着那个本子。我们几个好兄弟在他出发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有着坚毅的神情，再后来就没有音讯了，他在哪里？他还在吗？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怎么一下子就跟老师反目成仇了呢？这也是我对红卫兵最初的印象。毛主席曾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八次，我去过两次，每次都是听说今天有接见，现往天安门赶都来得及。震天的口号声中，人兴奋极了，“造反！造反！”这是最高指示，必须要执行，不用思考。我后来想，幸亏我那时是小学生，要是上了中学没准也会杀人。

1969年11月，北京月坛中学。这是我的几个铁杆发小。那时照相要手持毛主席语录，内容都熟悉，但感觉它就是生活中不可少的道具，该玩什么还玩什么。

我真正参与抄家是刚上中学不久，好像就那么一次。一天学校“老三届”的一个学生头儿告诉我，晚上去一个老师家抄家，他是历史反革命。那天我还特意换上一双球鞋，到了那里，那些哥哥姐姐先把老师叫到院子里，然后开始翻书柜，好像在寻找什么。有些书很新奇，我很想拿走，但马上想到这是战斗，要站稳立场，我的神情立刻凛然了起来。那次倒是没有打人，许多书乱七八糟扔了一地，临走时对那个历史反革命的老师留下话：要好好反省！记得那天是他们骑车带我去的，因为有袖章，闯红灯警察也不管，但是用那种手持喇叭对我们大声喊：“红卫兵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我们对警察笑笑，自行车队一晃而过。

“文革”刚开始破四旧时我打过人。那天不知怎的发现了一个地主婆，楼区里真正的红卫兵们聚集在她家门口，在我眼里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才是真正的红卫兵，他（她）们不是有个黄上衣就是戴顶军帽，武装带是标配。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类似的皮带，颜色也不对，但也要拿在手上投入战斗。等我赶到现场，那个地主婆家门口的许多盆花已经被武装带抽打得七零八落，我也赶紧上去抽打一番。夏日植物的绿色浆液把我的武装带染绿了，看上去倒是有点像儿真的了。人声嘈杂，那个地主婆被拉了出来，她好像辩解了几句，红卫兵愤怒了，有人带了头，紧接着无数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打向了她，我也挤上去抽打了她。那天没有见血，因为没有人反拿武装带打人，那种打法不小心会伤到自己，更重要的是那天没有人带那个头。如果有人那么做，我会出手吗？！

1969年11月，北京景山公园。早期摄影就是玩，大家在一起，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棵古树有年头了，大家说起西游记花果山，按下快门自拍，我再跑回树上去，心跳还没平稳，所以我的像有点儿虚。

还有一点，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天是傍晚，家长肯定在家，我离开家门时他们会说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知道我去干什么吗？如果不知道，兴奋的我回来会讲述一番，他们的感受如何？在那个傍晚他们都说了什么，我没有一点儿印象。

后来红卫兵风起云涌，直到发展到联动，他们被困在地下室差点儿被对方用水淹死，我很是同情那些生死不怕的小将。我在西单路口买过一本《红卫兵诗抄》，当时就剩一本了，封面有点儿破，那个骑车人就要了我一毛五。每每翻看都很感慨，比起十年后的那些天安门诗抄，这本多了许多发自本心的鲜活与苍茫。

“老三届”很快都去了农场、农村，学校安静了许多，老师开始上课了，红卫兵也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我虽然在班里算个红卫兵的干部，但内心深处不认为我是真正的红卫兵，那些真正的红卫兵——老兵，他们在黑龙江，在内蒙古，在云南。人在年轻时不把热血洒一洒，那还叫青春？仅此一点我愿意在1979年再戴上当年的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为他们做最后的祭奠。

那时我能那么优哉游哉地住在学校，也是因为开学不久，就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复课与革命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再加上“闹”，学校的生态可想而知。老师忙着斗批改，学生则是学工学农又学军，就是不学该学的东西。曾记得革命中有教育革命一环，有的同学今天看书，明天就敢上讲台讲数学，学会些单词，就敢教英文，至于黑板上能写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今天连想象都找不到路。只可叹那份勇气，那一丝苦涩的真诚，一只无形的大手扭曲着稚嫩的心灵。谁之罪？谁的灾难！

夏收劳动是初中时每年必有的课程。那时的北京郊区是令人向往的田野，同学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张望着沿途的景色，一般都会忘记了步行的劳累。我很喜欢一幅水彩画《郊区的公路》，记得是从小学图画课本上见到的。没有边际的土路，弯了个弯伸向远方，土路两侧的树木不是对称的，一侧的杨树顶天立地，另一侧稀稀拉拉。半远不远的地方，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正走向道路的深处，可以感觉到老人头上包着头巾，还是个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的，那个小女孩似乎边走边蹦。每次去参加夏收劳动，来回的路上，我总在寻找那两个人，还有那茂盛或稀稀拉拉的杨树。

那些年夏收劳动就是拔麦子，用手拔，不敢让我们用镰刀，估计也没那么多镰刀。我个儿高，要大哈腰，但我是7月生人，不怕热，再说有草帽呢，又是练过点儿功夫的人。拔麦子首先要抓紧，越怕剌手越剌手；其次是干拔不行，要有角度，用寸劲儿一带连根就全出来了。开始是一拔一定气，熟练了，一口气能走好几把。当时女生有用手套的，男生不行，也没人敢。捆麦子是技术活儿，四肢并用，补丁裤子不怕磨，全仗那一膝盖的压上。用麦子捆麦子，捆得好，往地上一蹾，可以立住。后来看到侯登科的照片，觉得自己当过麦客。

学生干活不惜力，经常得到社员的夸奖，那时好像也不知道累。不是觉悟的问题，爱劳动那是一种惯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与学校的“复课闹革命”相比，同大自然亲密接触是令人愉快的，更符合少年们的天性。在乡下，整班同学睡地铺，二十多人一个挨着一个，真够挤的。到了晚上，说话声、打闹声、屁声、梦呓声，一首交响曲，一片什锦味，那是少年们的天堂。男生总是不够吃，女生总会把吃不了的窝头馒头送过来，这几乎成了每顿饭后的一道风景。那时的中学生还有男女界限，彼此很少讲话，可每到这时却是例外，交接的场面像神圣的仪式。女生劳动的场面我记不清了，拔麦子无法互助，只好相差在数量上。有一点我敢肯定，那时在劳动中，女生从不以女性自居，一样百分之百出力。劳动以班级为单位，平衡在一起是全班的成绩。

看侯登科的《麦客》，让人觉得那劳动非常辛苦。我们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并没有感到拔麦子有多么可怕，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虽然一身汗一身土的，却是欢乐地从地的这一头拔到那一头。

可能是劳动课多的原因，我们班又配备了一名男老师，他的名字叫陶棨，原是北京三十一中的副校长，后来当了“右派”，不知何时来到月坛中学。1968年来到我们班，他比我们的班主任年长许多，在我们眼里快是爷爷辈的人了。他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稀疏的头发有些乱，总是一副黄边眼镜。他讲起话来学者味儿十足，时常忘记自己是个“右派”。他会说英语，谈古论今，眉飞色舞，比手画脚，同学们总是被他侃得入了神。他到我们班后，同学们都不歧视他，我们的女共产党员班主任多次告诉同学们要尊重他。

在夏收劳动这样的场合，陶棨老师才更像一个老师，一个一肚子学问又个性十足的长者。同学们围坐在水渠边休息，陶棨老师可以从土壤讲起，什么水分化肥，一直到神奇的植物世界。他告诉我们阿波罗的登月、欧洲的绅士风度、人体解剖，也告诉我们如何背英语单词。在麦田边讲古汉语，在大树下讲海外间谍战。有时在晚上，在怪味十足的地铺上，也悄悄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听陶棨老师讲话，我们经常不想去干活了。也有个别同学想难住老先生，提些似乎刁钻古怪的问题，没想到陶棨老师最喜欢同学们提问题了，每当这种车轮战式的擂台赛展开，他就更加兴奋了。无一例外，胜利后淡淡的微笑，总是挂在他消瘦的脸上。那时同学间时兴一种串电影名的游戏，接不上者为输。我们由衷佩服的是陶棨老师几乎都看过，什么导演、美工、外景地、配乐，我们彻底服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德国相机如何先进，美军的随军记者如何神勇。他神秘地告诉我们，美国佬可以在两万米高空把地面上《人民日报》的字拍清楚。我想到我的上海202，问他我们中国相机有好的吗。他张开嘴，看着我，摆了好几下那瘦长的五指。在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陶棨老师用他的智慧和善良滋润了我们干涸的心灵。

那时居然也开过家长会！陶棨老师会穿戴整齐，笔直地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每一位家长。他会很绅士地把他们引导到不同的座位上，在这不长的距离和有限的时间里，他除了打招呼的一番敬语外，还可以把那位学生介绍形容一番，话语中充满了幽默与风趣。事后同学们汇总了一下，竟然没有重样的。这一阵古风来自哪里？又失传了多久？家长会自然是班主任主持，陶棨老师把他的配角角色做到了极致。他曾是北京名校的校长，知识渊博，风度翩翩，我们的祖国多么需要这样的老师，可他却被无情地抛弃了。听说他曾有一得意学生，“文革”中居然被叫作“小右派”。呜呼！天理何在，我多灾多难的祖国！

陶棨老师同几个喜爱游泳的同学去过颐和园，老先生居然穿了一件下面是紧身短裤，上面像背心的连体泳衣，这是哪个国家的？我们真是开了眼界。他说他会拉小提琴，大家都说要去听他演奏，但这个约定一直没有实现。

1970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操场。这是我们挖的防空壕，是防备苏修（苏联）空袭的。陶棨老师站在积雪的土堆上指挥着我们。画面中有几个同学要参军了，已经穿上了军装，他们要去某个地方抗击苏修。

我们长大后，陶棨老师走了，是班主任李老师告诉我们的，说他走得很凄凉、很不公平。岁月无情人有情，让我向他的去处献上深深的一拜。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无条件地停课了，整整一个学期都奋战在操场上，开挖那两米深的土沟，为的是防苏联的空袭。使用镐锹不比拔麦子，双手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但国事当前，同学们个个奋勇，灰头土脸在所不辞。少年贪乐，不免边干边玩，有时挖出旧时葬骨，女生惊叫，好事男生挑起示众，以为英雄。沟越挖越深，休息时也就聚在沟底，讲神讲鬼，天南地北，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充满防空壕。寒假大雪从天而降，“苏修”没来，不少同学却要随家长去五七干校了。战备疏散同学分别，大家想到了拍照片，我正式拿出那台上海202，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操机。

防空壕自然是个首选，但一群人和那弯弯曲曲的壕沟怎么结合？最后的方案是大家全站在沟底，仰望天空，机位是俯拍，可把沟与人全拍下来。可谁来拍照呢？秃秃的土堆，无法放置相机来自拍。去请陶棨老师！对！他是最佳人选了。老先生十分高兴，十二分的认真。那双大头皮鞋在土堆上反复移动，只见他左瞄右看，蹲蹲站站的好半天，让大家这样那样的在土壕沟底布阵，好像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那劲头儿是要把他一生的积累都在这瞬间释放出来似的。我没有见过这样拍照片的，我记住了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说法，这是我的第一堂摄影专业课。为了互相的送别，我们寻找校园里一切可以留念的地方，学校门口，操场的主席台，教学楼顶，最后想到教室里，第一次尝试了弱光下慢速的拍摄。摄影留念就是人和景物的结合，我开始观察那些熟悉的场景，琢磨把那几个人放在哪里合适，没有人告诉过我，也没有什么书籍可看，实际的需要促使我去想一些新鲜的问题，并开始发现摄影的奇趣。

这也许是个契机，拍了一卷，就再也不想停手了。摄影的种种神秘一点点把我俘虏，我利用一切的可能去照相。在天安门照合影，一般都是站着，我不想同别人一样，哥儿四个就半蹲着，手持毛主席语录，很是别致。摆姿势就摆到家，来个三头六臂的，三个人前后紧贴在一起，脑袋错开，六只手伸向各个方向，手指要做鹰爪状，面部表情一定要龇牙咧嘴。遇到树，要把人全弄到树上去，景山的树好爬，可以尽情在树上摆姿势，做动作。颐和园的树高大，只好我自己爬上去，让他们给我照，那时在公园爬树没人管。有一次在十三陵见到一棵歪脖树，我们商量做个上吊的姿势。抬来一个长条椅，两个人踩在椅背上，够到那松树的树干，准备踢倒椅子再拍，那样才像。但拍照的同学着急，脚还在椅子上就拍了，表情更来不及调整，留下两个微笑上吊的人。

1970年10月，北京北海公园。这叫“三头六臂”。本来应该恶狠狠地，张牙舞爪，无奈少年们还是入不了戏，彼此看着自己奇怪的手。

从一开始照相，我就喜欢拍自然的照片。什么是自然的照片呢？就是不能傻傻地看着镜头，那样的照片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喜欢摆姿势，把自行车骑到高坡边上，前轮都凸出一块，人再骑上去，双手紧握车把，做极度紧张状，当然要把车支稳。我让拍照的人蹲在低处，这样就看不见支架了，最主要的是好像我骑到了悬崖边。我还会倒立，那是学武术的结果，要不就摆个杨子荣的造型，这些我都让同学拍下来。我让他们学芭蕾舞的姿势，抬不起腿，就让一个同学双手抬着，另一个同学手举树枝，这些我都喜欢拍。有时利用前后的空间错觉，后面的人伸手或抬脚在前面人的头上，照片拍下来后，就真的踩在头上了。我们那时去颐和园什么的，根本不逛景，找个没人的地方，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着少年的想象力，我的摄影实践就在游戏中展开了。

有一次在北京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背后的故宫一片迷蒙，我突发奇想，想拍一张真正的自然像，不要叫人看出是为了照相，而是在说话中拍的。有同学提出疑问：那也是事前安排的，表情肯定不自然。我说：那咱们就真说点儿什么，真的聊天。大家为说什么讨论了半天，还操练了好几遍，不会表演的少年在练习重现生活。实拍的结果是大家都在自言自语，但我很满意，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追寻摄影奥秘的真正而有效的实践，那一天是1969年11月2日。一次去十三陵的路上，看到几个小孩儿在石兽群上玩，长途车不会停，我又很想拍下那个景象，无奈之下推开车窗，在运动中拍了一张。虽然大象的头不全，却是我抓拍的开始，那一天是1970年5月24日。

那时我还不会自己冲胶卷，印照片却开始了。最初很简单，找来两块玻璃，把底片和未曝光的相纸一夹，举到电灯泡下，开灯，数数，关灯。后来我决定自己做曝光箱，三合板盒子有着复杂的结构，但我有制作船舰模型的基本功。药水好配，商店里有各种药粉，再买来量杯和温度计什么的就行了。开始印出的相片总是发灰，于是我不断调整曝光时间与光线的强度。相纸有四种号，软硬不同，我一有时间就在红色的灯泡下，睁大眼睛看着显影药水中的鬼影出现。上光机买不起，洗好的照片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干燥后弄不下来是常有的事。

1969年11月，北京景山公园。我想拍一张自言自语的自然像。那时还没有什么“抓拍”“摆拍”的概念，大家不知说什么，拍照的也不知拍什么，结果就成了一张故宫前的留影。

1970年5月，北京十三陵。长途车在行进，我终于“抓拍”到一张自然像，虽然大象缺了一边的耳朵，我还是有成就感。还有就是，这几个小孩儿是怎么爬上去的？

短暂的中学生活似乎像个过渡，几次麦收和挖防空壕后它就远去了，能够留下的就是一些照片，记载着许多欢乐畅快的自由时光。最初拍照并不是摄影，它只是我们游玩的助兴工具，所以它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装饰，它是我的伙伴儿。

我原本应该1967年秋天去上初中，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1968年春节前后才进入校园，所以我的中学时间只有两年半。校园生活对我来说就像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虽然长大了，却一直感觉缺少点儿什么。我从不敢宣称自己是初中毕业，我就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尽管如此，我还是爱着我的“中学生活”，就像你所处的时代，对你来说总是最好的一样，那点滴闪光就是碎银布满心田。

我们很少上课，大家却崇尚知识与科学。我们有机会同大自然亲密接触，虽满目苍凉却返璞归真。我们班上没有派别没有歧视，是个充满团结与友爱的集体。在我们班短暂的历史中，有过著名的四十期黑板报。教室的后墙几乎就是班上的核心，班上的事儿，社会上的事儿，甚至地球上的事儿，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列。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讨论、争论，钢笔、粉笔。各种见解，雄才大略，奇思妙想。气氛热烈，心情舒畅，它是我们自己的舞台。核心成员已无法考证，总有新成员加入，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组织。

第四十期是终结篇。1970年的夏天再无学可上，我们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十五六岁，一个似早非早的年龄。那天晚上，八九个同学聚在一起，心情激动而悲壮，气氛热烈而庄严。终于找到最好的内容，我们要重新填词《毕业歌》。教室的桌椅散乱，有的同学甚至坐到了窗户上，夏夜的清风吹拂着冥想的心思，窗外的夜晚漆黑而明亮。最后，大家一致“私自做主”把改写的《毕业歌》词曲抄写在教室讲台上面的正式黑板上。

1969年—1970年，这是六郎影，据说杨家将在居庸关一代与辽军打过仗；划船，游泳，再加上照相，对我们来说是大快乐了；我带着妹妹去过一趟香山碧云寺；圆明园的底片跑光了，就剩下了黑黑白白；那时的铜牛可以摸，那时戴口罩多是一种装饰；这位“老三届”打架特别狠，他教过我几招；我的功夫也就是来个倒立，腿还并不齐；我和妹妹在楼房顶上拍的那个胶卷被商店坑了，不仅过期，而且发了霉。

1970年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7月，大多数同学都毕业工作去了，只有少数几个父母有问题的学生继续留在学校。父亲那时还在五七干校，属于没有落实政策，不知会是什么结论。我算什么子女呢？没有定论，所以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使我有一个多月很不痛快。母亲很着急，去找父亲的单位，自然是没有什么结果。母亲给父亲写信发脾气，说他耽误了儿子。我曾听见母亲当面说过父亲：“钻呀爬呀，加入国民党还不算，还要当什么县党部委员，现在儿子因为你不能工作，怎么办？”父亲默默地低头走开，那段时间他几乎不怎么面对我。其实我也就不痛快了不长的时间，我并不在乎没能去工作，主要是那么多同学都走了，有些孤单而已。多少年后，我才后悔我的粗心，我的不懂事，我没有体会到那时父亲的内心是多么难过。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我只能猜测他复杂纠结的内心，玉渊潭湖水边的轻松远眺永远地从他眼中消失了。

还是因为年轻，我很快有了事情做，失落的心情不见了。那时旅游是个贬义词，不敢说的，而旅行好像专属于国外，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野外，喜欢到真山真水中去转，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找到了新的事业。

我开始自己画地图。我喜欢地理，经常看地图，但书中的许多介绍当时的地图上都没有标注，我要把它们合二为一。买来尽可能大的厚纸，先从省会名胜开始，用不同的颜色画出基本格局。为了准确，我专门买来放大尺。它由四根窄木条组合在一起的，可拉长缩短，使用它可以等比例地把地图放大到我的纸上。然后尽可能地把地名全标上，但这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放大后的地图空空荡荡。我当时想，一定是怕被敌特利用，所以民用地图粗糙得很，什么时候见识一下军用地图就过瘾了。看书标注地图如同一趟旅行，令我沉醉在身临其境的幻游中。

我从一位同是留守学校的同学那里借来一本《长安客话》，看完后惊觉原来北京还有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于是全部标注，计划逐一探访。读这本书，我需要字典，这使我对文言文产生了兴趣。最庞大的一次是绘制杭州市全图。从同学处拿来时，我惊呆了，它不是一张，而是二十多张，全部三四厘米见方大小，我家地上都展不开。我想军用地图不过如此吧。这是一次十分过瘾的大手笔，我可以一画一整天，睁大眼睛，骑马蹲裆，一副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那段时间虽然还算学生，学校的管理已变成半学习半集训，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家庭问题，相信组织会解决的。对这些训导我听不懂，也根本没进耳朵，心思全在我的地图上。一天我在家正干得起劲儿，我们留守班的老师来到我家，有点儿突然袭击的味道。这位老师正统得很，说不上“左”还是“右”，他总爱穿皮鞋，走起路来是个单脚内八字，所以肩膀总是歪的。听同学告诉我，我“逃学”期间，他在课堂上带领大家唱《兄妹开荒》。家里没有大人，他问我为什么干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在课堂上，他不点名地批评我，说有的同学，不正确对待家庭问题，思想颓废，成天在家画地图。我更加怀念我们原来的老师。

1970年10月，八达岭长城。那次去长城是骑自行车，永久-51加重型。这是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母亲替我挑选的，说是加长加宽适合我，它前轮上还有两根保险支撑杆，据说，前叉子折了，不至于伤了骑车人的前胸。后来才知道，这是专为农村载重设计的。

大量画地图，使我产生了实地考察的打算，特别是圆明园这种地图上与实际永远难以相符的地方。那时父母总是似在似不在的，我时常要担负起照看妹妹的责任。1970年的秋天，我决定对圆明园和碧云寺做一次考察。一天早上，我骑车把妹妹带到动物园，找到去香山的长途车站，告诉她下车后别动，原地等着我，她上车后，我则骑车奔了圆明园。在圆明园，我找到了那座后来著名的标志性建筑，11月初的圆明园荒草遍地，几乎没有游人。我的心情是庄重的，这里不是一般的古迹，这里曾经是多么繁华，可恨的英法联军把它破坏成这个样子。走在乱石瓦砾之间，不断可以捡到精美的东西，我想象着这里当年的景象。我的表情是严肃的，留下的自拍照使我可以看到当时的自己。在后来的自制相册上，我详细记录下这个地方：圆明园长春馆北，西洋楼的远瀛观残迹。等我赶到香山，已是下午了。找到妹妹，见她在吃东西，问之，等我老不来，饿了，用我给她回去的车钱买了点儿吃的。我还说了她几句，我这不是来了吗！怎么能用了回去的钱？我们赶忙出发，我先骑上车，她随后蹿上来。也许是她觉得花钱不对，等我问她坐好了没有，她马上说好了，其实由于我启动快，她并没有蹿到位，人整个趴在了自行车的后架上。骑了几下，我觉得车把不对劲儿，回头一看，只好下车重来。

那一次，我带着妹妹相继考察了香山、卧佛寺、碧云寺，最后还去了樱桃沟。所谓考察，就是找到地图或书上介绍的地方，充分核实，然后再拍一张照片，马上去找另一个地方。那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吃的饭，在哪儿吃的，吃的什么，我永远记不得了。六年后，1976年9月，我二十二岁，在整理相册时发现，我曾在那次考察中，在与妹妹的一张合影后面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回想那次和东儿妹（她的小名）游香山等处，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不好受，她那时是比较稀荒的（山西武乡话，指无人管、衣食无着落的小孩儿），我那时也不懂事，让她受了不少委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在那动荡的年代，我没有照顾好她，估计父母也是经常担心的。我狂热地追求自己没来由的东西，内心却留下永久的痛。

1970年夏天应该是我初中毕业的时间，但到了12月底，我才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厂。按照规范的说法，我们是70届的，这是“文革”期间有些特殊的一届学生。70届是个转折点，虽然71届的也到北京郊区插了队，但同“老三届”的心劲儿和状态相比，已经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72届时高中恢复，真正的中学学习出现，再以后的学生就没有“届”了，社会生态已然变化，如今几零后的称呼浮出水面。我们遗忘得很快，或者说为了向前看，只能抛弃了。

我们这一代70届的学生属于上下靠不着的一拨人，像城市的盆栽，没经过大风雨，教育断层，经历贫乏，70届没有故事，无人喝彩，独怆然而涕下。有一时期大家都说70届的运气好，全留在了城市。时间证明，他们不过是北京市的最后一批原住民而已，在社会的发展中，为这个城市的转型默默奉献了一切，充当了一颗螺丝钉。我就是这样在1970年12月26日被拧在了北京第二机床厂，这台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上。

1970年5月，北京十三陵。初中就要结束，大家要离开校园，我们整天琢磨着去这去那。五月底的十三陵，麦子快熟了，能闻到一股香味。参加过几次麦收劳动，每当见到老朋友就是觉得亲切。

卢沟桥畔

参加星期五沙龙后，实现摄影之梦的愿望日益强烈，卢沟桥畔不再荒僻，它已经被融进更大的洪流中。

1975年4月

北京

1975年10月，北京机床铸造厂维修车间。这时我已经出师定了级，月工资40.1元，是个准工人阶级了。我是钳工，也要随身带着电笔。大型企业，特别是重型工业的车间机械电器复杂，随时要注意保护自己。那个带戴白帽子的是我的徒弟，工厂女工上岗必须要戴帽子，安全需要。白色可能是明显吧。

卢沟桥畔

在北京过去的工业布局中，机床行业占有重要位置，北京八大机床厂曾经在华北地区小有名气。老大当数第一机床厂，现在由SOHO现代城全面覆盖，第二机床厂原在广安门外，现在去寻，恐怕要考古。而我当年就是在学校集合，被一卡车拉到了广安门外。1970年12月26日，几百号初中毕业生，满满一礼堂。还没开会就宣布名单，念了五十多人，有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又上了卡车，继续往西拉，在车上告诉我们去卢沟桥。心有点儿凉，那是什么地方？

卡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狂奔，有个外校的学生悄悄说：怎么像拉出去执行啊。后来慢慢知道这地方确是法场，真让那个外校学生说对了。但是消息总是得到很晚，一次风闻要枪毙人，哥几个狂奔到永定河的河滩上，只远远看见军人在打扫现场，装尸体的卡车已经要开走了。

卡车没进宛平县城，拐进一片厂区，很壮观。原来这里是机床厂的铸造分厂，机床的主体都是铸铁件，大家伙呀。不幸中的万幸，我被分配做维修钳工，而另外有三十多人被分配当铸造工人，那是很辛苦很脏的工作，但也是手艺极强的活儿。那时卢沟桥算挺远的地方，青工宿舍早已准备好，四人一室，六天一回家。学徒要三年，外加转正一年，四年出师早着呢。学徒工第一年月薪十六元，隔年十八，第三年出徒二十一块钱，正式转正后月薪四十元一角。不知跟谁学的，加这一毛钱有什么用？每个月买饭票六到八元基本够，粮票从家里拿去换，穿的有工作服，下班没什么地方去，那几年好像不怎么买衣服。

我们维修班组有三个青工，第一堂课是早上去生火，推上车出去拉煤，我们专拣大块的装，结果装了一车石头（煤矸石）回来。粗挖的煤中会有许多半煤半石的大块，不好烧，还容易灭。它们的样子跟煤差不多，老师傅就分得出来。

这种大厂讲究师承，老理儿特别多，给师傅端茶倒水是必修课，别人要使唤你，都要通过你的师傅。我的师傅家在陶然亭，同我舅舅他们有不少相似的东西。我的老北京课又续上了。那时工厂配有回城的班车，学徒那几年我根本就没坐过座。每到中午，饭堂人声喧哗，但说话的多是年纪大些的师傅们，靠窗站立的多是学徒工，很分明的一番景象。

我到工厂后绝口不提父母的事情，就算是父亲后来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我怕干部子弟的背景会影响他们对我的看法，其实我是多虑了，后来有人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父亲是级别挺大的官儿，问过我是否是真的，我当然要承认，但也有些担心。结果一两句话过后玩笑依旧，如同一阵风带走了几片树叶而已。思想看不见摸不着，你有本事解决具体问题是硬道理。就说我们做维修的，车间哪台设备坏了人家来喊你，你要抄起家伙就走，不能跟大爷似的磨蹭，这是态度问题。到了现场，能否迅速做出判断，继而快速解决问题，这是真功夫。众目睽睽，生产停止了，你的到来肩负着很大责任和压力。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跟着师傅学徒那三年可不是白给的。

工作前，对学校分配的大事我并不怎么在意，拉到卢沟桥就拉到卢沟桥吧，工厂的生活对我来说并没有马上开始。因为，那时我还在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我爱画地图，在地图上旅行，然后实地考察。1970年下半段，因为画地图，发现许多有意思的地方都找不到图片，特别是北京的十大建筑也凑不齐，除了天安门，居然连人民大会堂都没有，我决定自己拍一套。那时对十大建筑有不同的版本，我寻找资料，反复比对哪个是最权威的，然后就去了现场。这次拍摄是我第一次真正观察建筑，用眼看着都好看，可往取景器里一装就不好看了。那时哪里知道这两者隔着万水千山呢！具体的困难主要是拍摄点的选择，为了拍摄工人体育馆，我钻进居民楼，计划找个高角度，结果引来几个“小脚侦缉队”（居委会的大妈们）的反复盘问。军事博物馆不开放，我的上海202就是个标准头，取景器里看着太小了，但是警卫就是不让我进去，哪怕在他视线下前进十几步也不行。拍摄天安门最顺利，我找的地方几乎挨着警察指挥交通的圆台子。他在上，我在下，看了我一眼，他什么也没有说，我感到正义在身了。

1973年10月，北京卢沟桥畔。我就职的工厂坐落在永定河畔。出了厂西门，不到五百米就是这样的景色，那时我们在树荫下摔跤，中午我就在这里睡上一觉。透过庄稼地，远远的就是永定河的堤岸，河水不多，昼夜流淌着，陪伴了我八年多。

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名胜古迹，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画杭州地图，上面标注更多的是历史遗迹，每一个标示都有许多故事藏在后面。我的不少知识就是从地图上学到的。古代建筑中，我最喜欢塔，它姿态神奇，变幻莫测，一副似人间又不似人间的样子。拍完北京的十大建筑，我下了个决心：要拍一本中国的塔志，就是把中国的塔都拍下来，至于拍完后做什么，怎么做，还没有去想。在画地图的过程中，我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对北京的塔最熟悉，我开始行动了。

1971年1月26日（大年三十），北京鹫峰。就是在这座山里，我遇到了那位打柴的人，彼此的对话证明着我的年轻与狂野。几天之后，也是为了拍塔，我在五塔寺被抓，从而结束了我的拍塔伟业。也好，从此踏踏实实做起了工人，几年后，被评为又红又专的青工。

这个计划开始于1970年秋冬，那段时间为了拍塔，我似乎忘了一切。1971年的春节前，准确地讲是大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去了北京西北郊的鹫峰，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古塔。记得在半山腰，我遇见一位砍柴的人，他说你真有瘾，大年三十还出来。我当时还很不服气，理直气壮地说：“爱好嘛，就像您今天不也上山了吗！”当时我刚进工厂一个多月，人根本没有进入工作状态，整个心思还在拍摄古塔上。

我的拍塔计划终止在一次意外上。1971年春节过后，我继续着我的伟大计划。为了寻找五塔寺，我在动物园一带转了好久，就是找不到它。我询问当地的人，认真细致地做着采访工作，终于在天擦黑时，才发现了它的围墙。原来它已经不对外开放，大门口挂着其他单位的牌子，这个欺骗了我。在确认了那片围墙里就是我要找的目标时，我寻找进入的通道，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没有办法，只有动用我的翻墙功夫了。我先用腰带把军用挎包固定在腰间，那里面装着我的上海202，围墙很高，需要借助于树才能上去。挺奇怪的，高墙边上总是有树，就好像专门为我翻墙提供方便似的。越是陈年老墙，树越茂密，三两下，我已然坐上了墙头。啊，我看见了五塔寺秀美的身姿，老朋友啊，我为你可是踏破了铁鞋。看着古塔，一种久别重逢的心情油然而生。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让人参观呢？我掏出相机准备拍照，突然一连串狗叫如惊雷响在耳边，我很害怕，寻找狗在哪里，在想如何撤退。没有机会了，扭头发现有两个人不知何时已站在高墙底下看着我，厉声训斥我下来！往墙里跑吗？有狗在等，我只能束手就擒。

原来这里关押着一批小流氓，那年月社会上游荡惹事的年轻人，甚至不按常规行事的年轻人，都被统称为小流氓。那时还没有严打制度，警察的任务主要是交通和户口管理，所以办学习班就成了好办法。基本不通过抓人，多数由街道通知本人哪天去哪里报道就行了。那些人多数也不跑，反正也没事，到里边集中吃饭学习而已。我去的五塔寺，当时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有高墙围着，想跑也不可能。我下得墙来，审问开始，一连串的为什么，我当然只有一个回答，我想拍塔而已。估计放到现在也难以信服人，他们问了许多我不熟悉的问题，大大超出我的知识与理解范围。我呢，没有任何反审问的经验，但我就认为拍塔是伟大的，别的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我是个死心眼，很固执。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就联系我的工作单位，要核实个人情况。这倒令我很害怕，刚参加工作没几天，就出这种事，解释不清啊。还好，单位没说我坏话，五塔寺的人放了我。回到工厂，我的师傅告诉我，人家怀疑我同里面的小流氓是一伙的，试图营救他们出去。

1971年6月，北京军事博物馆。“文革”后，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我们也就搬了家。新居在三里河边上，又是五层楼，经常可以眺望西天的彩霞。虽说当了工人，对彩霞后面的世界依然向往。

有些意识深处的东西，很难说是如何形成的。那次五塔寺被擒，我虽然连小流氓的影儿都没见着，却对他们产生了好奇，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十年之后了。

二十多岁的我已经调到煤炭科学院上班。有一年单位抽调了几个人到街道帮忙，其中有我。任务就是到街道办事处帮助看守抓起来的一些小流氓。工作场地在一处院子里的几间平房，一到现场我就有些傻眼，不就是些中学生吗？我那时已经在拍摄中学生，当然单位是不知道的。我们和平里地区那时有四五所中学，一七一中学是所谓的好学校，和平里三中是所谓的坏学校，老师差，学生成天打架斗殴。我记不清当时是搞什么运动，突击从一些“坏学校”抓来一些学生。那时可是警察出手了，但还是把人交给街道教育处理，那时叫群众专政。街道人手不够，就向附近的单位求援了。我到屋里一看，那些学生三五成群地坐在那里，都不怎么说话，有一两个像社会青年，其余就是中学生。令我震惊的是其中有两三个女中学生。我的脑子很乱，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很大的羞耻感，我在干什么呢？做个帮凶吗！在我心底里我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坏人，不就是不好好学习爱打架吗？我们的人在一张桌子前同他们一一谈话，做详细的记录。其余的人分散周围，所谓的看守吧，真他妈令人难受。我心里琢磨单位派我来，是不是有人使坏，想整治我，还美其名曰什么政治任务。我眼前的中学生都不说话，却也没有什么恐慌的神色，集体的默默无语中，我猜想不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而我内心却有了逃跑的计划。这个上午过得很漫长，我看到一个女生梳着短发，紧闭双唇坐在一角，她长得挺好看，穿着朴素，神色漠然，双手一直插在兜里。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被抓进来？她会有什么错误？她的家长知道吗？她与我在拍摄的中学生产生了极大冲撞，内心的纠结令我十分痛苦，我必须离开这里。

到中午了，街道派我去给他们买些吃的。我到附近的小铺去买面包，想买好的，怕别人说我同情小流氓，我只好选择了一种普通的面包，但我又不甘心，总想做点儿什么。我又买了一个山楂片，把它拆开，再把一个面包从底下掰开一个缝，把那些山楂片仔细塞了进去，表面一看跟普通面包一样。走进那个院子时，我在外边站住，定定神，把呼吸调匀，像是要去独闯龙潭的意思。进屋了，我开始给他们分发面包，尽量发得慢一些，我的计划是在中间靠后的顺序上，走到那个女中学生面前，把那个特制的面包递给她。接着我把剩余的面包发完，迅速离开了那间让我痛苦纠结的空间。那天下午，我找了个借口结束了看守生涯。后来我想过那个女生的命运，不知她发现面包中有山楂片会有何想法，而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拍塔计划就这样烟消云散，我对地图的兴趣逐渐被维修钳工那丰富的未知世界所取代，妄想拍遍全国古塔的主儿总是喜欢未知的世界。这个过程基本不用过渡，因为这个动手能力很强的工种对我来说是太合适了。

老工人告诉我们，工厂有两把半手艺，它们是最吃功夫的工种，铸造工和钳工，特别是维修钳工，而通常被认为很复杂的车工，只能算半把手艺。开始我还不理解，时间长了才明白，钳工那种主观发挥的空间是车工无法相比的。后来随着师傅去修理车床，大拆大卸，那自豪感油然而生。

机床工业生产工作母机，就是车、铣、刨、磨那一类金属加工的机器，它们应该算是工业中的基础部分。像汽车造船等行业是直接创造看得见的财富和效益，但它们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工作母机的使用，工作母机是整个传统工业的经络，它时常不在第一线，却无处不在。传统工业还有许多手工性很强的工种，比如焊工、锻工、电工（可不是物业修电灯的那种）、钳工等等。它们与工作母机相互构成一种能力，帮助运行着传统老工业的列车。数字革命后，传统工业日渐式微，但我总想，飞船上天光靠计算机不行，材料的革命目前还不能放弃对金属的把弄。前不久看到电视台搞状元比赛，重新提倡传统工业中的手艺，看了几集后挺失望的，现在青年工人的手艺比起那时差远了。玩手艺的活儿要有一种心劲儿，心思进不去，干出的活儿总是不地道。

“钳工是万能的”这是传统工业中的共识，凡是能动能转的东西都离不开钳工，凡是有金属存在的地方都离不开钳工。大型工厂属于重型机械成堆的地方，各种小型机器就更是多如牛毛了。我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不说生产一线，食堂有和面机，澡堂有水泵，幼儿园还有个送饭的车呢，一出问题，“去找机修”那是天经地义。

钳工是可以细分的，比如钣金钳工、划线钳工、刮研钳工、打眼钳工、装配钳工、零件钳工，当然还有组合性最强的维修钳工。其他钳工都是单项操作，工具单一，有点儿枯燥。维修钳工什么情况都会遇到，所以什么都要会，不一定都精，但都能拿得起来，必须是那么回事。钳工的工具箱最大，品种繁多，关键是许多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工业化生产关联性很强，一台机器出了问题，许多人都要停止工作。这时你赶到现场，多少双眼睛注视着你：来吧，小伙子，看你的本事了。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判断出毛病在哪里，并迅速排除故障，使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判断失误，拆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如同打仗没拿下山头，你自己都会恨自己。有时生产任务紧迫，领导着急，临阵换将也偶有发生，只是别人出手，排除了问题，你的心情可想而知。

头一两年我只能打下手，出现场有师傅担当，我只是拿工具，跑跑腿，后来在师傅的指导下，敢动手拆卸了。再后来，不大的问题，师傅嘱咐几句，我独自去修理，如有问题，再搬救兵。一般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几个青工都会尽量自己解决它，以示自己有长进。工厂车间都是透明作业，彼此看得见，大家在手艺上都很下功夫。

要想干好钳工，必须苦练基本功，从进厂的第一天起，班组里的各位师傅都反复对我们讲这件事情。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具体来说就是对基本工具的使用，钳工的基本工具有鎯头（不是榔头，特指金属加工行业中的敲击工具）、锉刀和锯弓子（钢锯），都是手工对付金属的工具。鎯头的木头把儿要手工装上才稳当，去材料库领一根黄檀木棍，按使用者的小臂长短截断，卡在老虎钳（台式钳子）上用刀刮出特殊的形状。从侧面看，整段木把儿前后有两段凹弧，且弧度有别。从假想的断面看，前弧为圆形，后弧为椭圆形。师傅告诉我，前弧起减震作用，后弧便于手握。去工具室领来的鎯头，从来只是钢头一个，没人给你装好把儿，带把儿的鎯头是没人要的。

1971年3月，北京顺义。工厂对新工人进行培训的方式是野营拉练，背上自己的行李卷，去北京郊区走上几天。顺义有个焦庄户，我们参观了当年打仗的地道。青工们更感兴趣的是附近的石头山，爬到小小的悬崖上，来张自拍合影。

刮好的木把儿与鎯头的组合非常巧妙。因为鎯头中间的孔是双曲线，中间细两头粗，所以木把儿端头的刮削有讲究。有人会问，木把儿无法弄成双曲线，如何使它与鎯头组合牢固？核心技术就在做个铁楔子上了。取数毫米厚钢板锯成小长条，再锉成断面为长方形的锥形，即方椎体，再用錾子在椎体面上錾出裂口，即倒刺，楔子完成。这样把木把儿砸进鎯头孔中，倒置蹾实，多余木头锯掉，在木把儿端头钻孔，这时铁楔子放准，稳稳砸入木把端头孔眼中，至与鎯头齐平。此时钢制鎯头与黄檀木把儿结合得可以说紧密无间，如同一体，这才称得上是维修钳工使用的鎯头。如果各个环节都很到位，这件工具可以跟随你许多许多年。我1979年离开工厂时，偷偷带走了自己使用多年的鎯头。它忠诚相伴，至今家中大小物件哪里还用别人，有它与我足矣。

几十年来，每每使用它后，我总习惯性地用手抚摸它发亮的锤击面，仔细端详它上面的每一处起伏，那几乎是不易察觉的精微变化。我紧握着那跟随我许久的黄檀木把儿，陈旧中并不见苍老，这铁与木的组合周身已充满了灵气，在时空的压缩中，你可以感到许多看不见的东西。

维修钳工最基本也是最难掌握的是锉刀的功夫。锉的基本含义是用其把金属表面磨平。这项工作是在台钳上完成的，除了站姿，两只手臂的要求很高。锉刀也有木把儿，远没有鎯头要求高，使用时左手轻扶锉刀头，右手握紧木把儿，用腰带动双手发力，匀速推进。能否锉平全在手感上，尺把长的锉刀压在一两公分大小的金属块上，一前一后地运动。你看不见工件的变化，在一尺左右长度的推进中，每一寸的用力都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种匀变速运动，何时加力何时缓力，除了手感还有听觉，与其说用力，不如说在控制。在一声声的“沙沙”中，金属末随锉刀飞落在台钳上下，并在工件的表面留下均匀的浅浮雕痕。

第三年出师时，我们虽然可以单独去修理一般的机器故障，但考试的内容却是锉刀的功夫：单位时间内完成外六方的锉制加工。几名青工学员围站在一张大木头工作案子周围，各自调整着自己台钳的高度，车工送来车好的棒料，一截截的，很像象棋子，用几何的术语说就是圆台。每人都有几把自己用惯的锉刀放在面前，不是换着用，而是在加工的不同过程中，需要改变不同的锉刀型号，在最后的光洁度加工中也需要更换锉刀的品种。把圆形料锉出六方形叫开料，这是大刀阔斧的阶段，可以大力锉削，但你头脑中时刻要有尺寸的概念，不然前功尽弃。发给你的原料有个大概尺寸，重要的是最后完成的六方形是有尺寸要求的。有的学员六方锉不匀，就开始修，结果六方是匀了，尺寸却小了，还是不合格。考试时，每个人都要准备卡尺和角度尺，随时监测自己手中工料的变化。所以开始的开料，虽然大刀阔斧，每个人心里都在感受着工料的每一下变化。最好的状态是在大尺寸时六方基本成型，边角误差接近，在调整水平度和角度的过程中，外形尺寸趋于要求。这种考试的检验很简单，却很“刁难”人。成品在手，游标卡尺一卡，六方三对边的尺寸是否一致一目了然。同时，你锉出的每一对边是否平行，在卡尺的夹击下，自会原形毕露，每一条边自身是否平直，也就水落石出了。而且这种平直是双方向的，即交叉九十度的检验。这还仅是对边的要求，对角的要求更有意思，角度尺锁定在一百二十度，把你的成品往里一放，是骡子是马全出来了。六方形的尺寸都是互相影响，你变我随的，你的六个角有一个不对，那相关两条边的尺寸肯定不一样。

大家可能觉得太复杂了，其实在三年的学徒过程中，工作之余我们经常找块料就练练，实际操作起来一气呵成，外行人看不出什么复杂来。出师考试是决战时分，几个青工互相都摸底，大家拼的是尺寸的精度，加工的精度。如果今天把那几件成品摆在眼前，我相信许多人看不出它们的区别在那里。机床工业的常用尺寸单位是“道儿”，书面语言叫忽米（cmm），100忽米是一毫米，游标卡尺可以轻松地把它们分辨出来，那时大家的竞争是在多少道儿之间展开。这也养成了我对尺寸的精细要求，后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商品大潮中，许多应该有要求的东西却是粗糙的一塌糊涂。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现在商品质量的低劣，有相当部分是尺寸要求太低，甚至根本没有尺寸的概念。尺寸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它构成着一种关系，维持着一种平衡。它传递出一种态度，一种理念，不管是瑞士的手表，还是日本的汽车，他们在尺寸上都是一丝不苟的。加工精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甚至是一种综合实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手工操作太落后了，人的感觉怎么能赶上现在的数字呢？也许吧。跟金属打交道八年多，养成的不仅是对尺寸的敏感，更是冷静观察的习惯，东西在变化中会有丰富的过程，这其实更加诱人。在后来的摄影中，我总喜欢进入到某种过程中去，那是一种非常的享受，这也许来自我的钳工生涯。

我出师后，工厂里进口了一台日本的空气压缩机。铸造行业压缩空气的使用如同钢铁行业的煤炭，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我从一进工厂就跟着师傅修理国产的空气压缩机，可以说是最熟悉的机器了。当那台日本的东西进来后，每拆一颗螺丝都可以学到东西，心悦诚服。他们不忽视任何一个零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各种尺寸与精度，比比皆是的装配工艺，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许多常见的毛病在他们的机器上就不会出现。我七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使用进口胶片，曾经问过中国图片社的一个朋友，为什么我们保定厂的胶片总不成？他告诉我，胶片的乳剂中需要一种骨胶，美国为此可以专门养牛来提取原料，甚至某一年出生的小牛统一宰杀，所以柯达胶片的乳剂是相当稳定的，我们的骨胶多是废品收购，牛骨、羊骨、马骨、狗骨，我们的乳剂怎么会稳定，怎么能跟人家比！我听后黯然无语。

维修钳工的工作发挥了我的动手能力，我喜爱我的工作。我是几个青工中最早带徒弟的，有了帮手，我的想象力更容易实现。别看维修工人平时溜溜达达，节假日却从来不能休息，关键设备的检修要在那时进行，尽量防止在生产过程中出问题。那时我们都喜欢在节假日加班，不是为加班费，那时没有这个。轰鸣的车间安静了下来，显得越发空旷，这种环境下工作是一种享受，精力集中，效率也高。

重型企业有一种桥式起重机，它的轨道架在半空中，它的跨距一般都在二十米开外，轮子比火车轱辘还大，运行起来好似天雷滚过，巨大的吊钩如陀螺仪般，稳准地悬停在地面工人要求的位置，一声长哨，几吨的铸铁件，飘然而起了。操作它的司机位于悬挂在空中的轿箱中，抬头望去，如在空中，所以这种桥式起重机，大家都管它叫“天车”。天车是铸造车间运转的关键，也是维护的重点对象。

天车几乎是一刻不停地运行，车间的噪音主要是它产生的，但这不可避免。一台天车有四个巨大的车轮，有一年国庆节我负责对一只有异响的车轮进行检修。我带领两个徒弟要在空中作业，而且是在狭窄的空中轨道上，就算系上安全带，对人的胆量也是考验。组长事先问我是否要起重工配合，我想自己尝试。我们三个人首先站好自己的位置，这样工作起来便于配合，又有安全保障。两只千斤顶先撑起天车一角，使那只直径六十厘米的车轮悬空，然后用倒链拴住车轮，随后把车轮从桥式起重机身下拆出，再把它吊离轨道，置放在天车的略微宽敞处。这时对其车轴两端的轴承进行拆卸，清洗检查，更换并重新填充专业油脂。以上操作再反向进行，撤下工具，试车验收。我们师徒三人在离地四层楼的高处，对一只重达半吨的钢铁大物进行腾挪翻转，无论胆量、力量还是心力都是我一生中的峰值，恐难再现了。那一年我二十二岁，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加上有手艺，如有机会我是连火车头都敢拆的，关键是拆了我可以再装上。人的一生有限，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不能错过，不然也就是嘴上说说了。曾与一位朋友聊摄影，我说干这行，年轻时要下功夫，坚持到三十来岁或许能出点东西，过了三十五、四十基本就不行了。对方不信，我说我对许多大师进行过统计，情况就是这样。摄影需要心劲儿和体力的高度统一，还有基本功的成熟，这三条最好在三十多岁时聚齐，过了最佳时期基本就是玩玩了。前些年我返回卢沟桥，仰望着那天车，简直无法想象当年我是怎么干的。

在工厂八年多，我受过一次伤，还好没有伤筋动骨。那天晚上我在车间值班，高炉车间的人跑来说：快去看看，上料斗卡住了！这种情况比较紧急，高炉前端在出铁水，后端的料如果供不上，整个一个铸件就有可能废掉。我快速赶到现场，迅速排除了问题，高炉的师傅还夸奖了我。人一放松，就容易疏忽大意。高炉出铁水，钢花四溅，那是好看，可那是比较危险的时刻。那些高炉工都有全套保护，我们钳工的工作服就简单多了，特别是没有防护皮鞋。一般干完活，生产恢复后，我们就撤了。出铁水的现场是禁止非相关人员靠近的，那些师傅都熟悉我，也就嘱咐了一下就忙去了。我看着飞溅的铁水在空中飞舞，虽说有点儿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其实那天我站的位置还是挺远的，哪知铁水不长眼，不知怎的，一颗微小流星般的东西直飞进我的脚踝处，只是瞬间，极短的一瞬，只觉得脚脖子上有热物来临，马上就感觉全无了。我当时真想扛起脚，马上把拿东西倒出来，但哪有那个时间，等我解开鞋一看，袜子早已烧穿，奇怪的是铁水着陆处却不怎么疼。

高炉师傅告诉我，你要受罪了。铁水温度极高，烧伤的瞬间，皮肉神经马上坏死，你当然就不感觉疼了。一两天后，恢复开始，那才叫疼呢，而且要持续两个星期左右。后来我琢磨，论起烧伤，铁水怕是最高级别，开水大火，哪有铁水温度高。人干什么都要留些念想，左脚踝上的永久疤痕就算是工厂八年的见证吧。

我在工厂钻研业务，工作不偷懒，曾被评为又红又专的青年。但我照样去玩，而且更野了。卢沟桥紧挨着宛平城，参加工作不久我就把它考察了一番。带着许多疑问，我在那条古老的街道上寻找老年人聊天。一次，遇到一位在自家门口闲坐的人，他见我求知心切，居然把我让到他狭窄的家中，他坐在小板凳上抽烟袋锅子，我坐在小板凳上像听评书。先讲抗日历史，对我说南城墙上还有当年日本轰的炮弹坑，一定要去看看，我当然点头。他最后很神秘地告诉我，许多人都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其实数得清，你到城墙上去数城垛子，有多少垛子就有多少狮子，过去是一个垛子一个兵，宛平城就是这么来的。我最关心具体的数字，急切地想知道答案。他没有马上告诉我，对我笑笑，继续往烟袋嘴里塞烟，按实了，划火柴点着，一股原生态的呛人烟气在他的小屋里弥漫。他先问我你到老桥去看了吗（为保护卢沟桥，在它南边修建了新桥走汽车，当地人称呼卢沟桥为老桥），我说去了，越数越乱。他说桥两边的狮子数只差一只，一边221，另一边222，所以卢沟桥的狮子是个单数，443只。我好像得知道了天大的秘密，万分感谢高人的真传。天已擦黑，我无法再去数城垛子，但我坚信高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1976年3月，北京机床铸造厂。铸造厂最壮观的就是高炉出铁了，这里也最危险，那年就是一滴铁水飞进了我的脚踝里，伤疤至今犹在。出铁口侧面那个人在往铁水里倾倒一种物质，这样可以增强铸造产品的性能。

那些年永定河夏天时还会有水，我在那里游泳时曾踩到过汽车的驾驶室顶盖，心里很恐惧了一会儿。冬天我会经常绕着宛平城跑一圈，继续着我的长跑习惯。虽然后来我一直没有去数城垛子，但每次路过南墙时，那几个炮弹坑总要看上几眼。

我一直想念那几个教我武术的兄长，在工厂我发现了与他们相似的生态，我更有幸遇见了一位教我武术的杨师傅。他是个焊工，虽然右手没有了拇指，却是一位技术高超的人。他是厂子里为数不多能焊仰缝的主儿。一天他对我说，下班没事到他家去玩，我去了，是在广安门附近的一处平房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师傅家里去，也是我第一次去到与大院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杨师傅问我喜欢武术吗？我说喜欢。他说他愿意教我，我很高兴。他说他会一套棍术，一直在找合适的人传授，他观察我在那些青工中与众不同，是他希望的人。杨师傅是个很好的老工人，我不清楚自己哪里让他看中，但有人教我武术，我十分高兴。窝腰抻腿我练过，杨师傅先让我练走八卦，告诉我这是手眼身法步的基本功。

走八卦通俗讲就是原地转圈。双膝紧扣，双掌举在眼前，分前后，视线从掌尖放出。行走时双膝弯曲，脚尖向前，并努力往行走的无形圆里扣着，有些像移动的骑马蹲裆式。一般是顺时针几圈，再逆时针走，交替进行。开始功夫不深走圈比较大，控制力增强，圆圈半径缩小。速度也是随功夫增长而变快，最后走起来噌噌的，双膝几乎触地，像个地遁行者。

杨师傅的棍术叫齐眉棍，即棍长随使用者眼眉高度而定。同时也叫阴手棍，即双手都是反握使用，杨师傅告诉我孙悟空就是这样使金箍棒的。开始很不习惯，一般人上来抓棍，从来都是一正一反手，杨师傅说那是妇女使棍的做派。棍子的材料是一种叫白蜡杆的树种，在工厂我们用它做大锤把儿。它韧性极好，使用时不易折断，同时有一定柔软度，这种东西打到人身上估计全是内伤，够狠的吧。这套棍术一共六十四首，每首由若干连续的动作组成，招招制人，招儿咬着招儿，不给对手以喘息。如果你把这六十四首全部练熟，估计临战时各种情况都能对付。武术讲究随机应变，如果你可以把这六十四首拆开使用，随意组合，那你就接近天下无敌了。哈哈，这是形容而已，山外有山，有矛有盾，武者之术就是这样在看不见的文化中传承着。近年出现的散打就是把套路拆开的打法。我问过杨师傅，您的这套棍术许多招儿都能置人于死地，真打起来是这样吗？杨师傅一笑，中华武术主要是强身健体，多为防身，关键时刻也是点到为止。他告诉我，真正的练家子遇到对手，最后都能成为朋友，结仇不是练武的目的，江湖上有江湖的规矩。

那时的工厂，老工人还是工厂的主力，他们在教授技术的同时，一种生存的状态也无形地影响到青年工人，所以那时在青工中下班没事练练武的人还真有一些。我们基本都住在工厂，能在附近找个场子习武就成了我的一个“计划”。我在工厂围墙外寻到一块地，它紧贴墙根，当地农民没种东西，是块荒地。围墙内侧是工厂的料库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纠集了几个铁杆，先把工厂的沙子偷偷运到墙根下，再择机会用铁锹把沙子扔出墙外，几番后，墙外沙子成堆，垫场子的东西有了。工厂的沙子当然不能公开从门口运出，只能这样干了。我们模仿摔跤的练场儿，平出一块直径八米左右的圆形，除净杂草，铲掉表土，挖出半尺深的圆坑，铺上我们偷运出来的沙子。自此，或清早或黄昏，总会有人聚集在此，练这练那，好不快哉！

1974年11月，北京西单朋友家。朋友家住在四合院里，还不算杂。他总说我吹牛，这拳那棍的，小院可以关上门，你比画一下。古代练武多是在外人不得见的地方，今天我就表演一番。

那时的卢沟桥畔，不说很荒，却是很静。开阔的田地长着稀疏的庄稼，偶尔有农家的马车经过，看着很近，听着却很远。工厂南边有一片树林，林边有一片坟地，有一阵子我特别想练胆儿，不仅是为了练武，总觉得将来有什么大事要做，没有过人的胆量可不行。开始是一个人到坟地里坐着看书，后来一个人去睡午觉，发展到最后是晚上也去。那地方蚂蚁特多，总往脖子里爬。我带上床单枕头，半夜冻醒了跑回宿舍。杨师傅传授的棍术我没有学完，也不知怎么就断了，至今想起叹息连连。人在青春年少时，想做的事太多了。几年前工厂老友告诉我，传闻杨师傅随女儿去了美国，身体很好。他还活着，习武的人就是长寿，不知哪一天能见见杨师傅。

工厂八年，有一件事我没有放下，那就是摄影。工作后自己挣工资了，就想买放大机，那东西挺贵，先买机身，后配镜头吧。一次母亲给我二十块钱，让我去买个皮包，说我老背绿书包不行。钱拿在手里，我却想到了我的放大镜头，那笔钱实在难凑，所以我挪用了这笔钱。我的上海202像个大烟盒，随手可以装在口袋里，携带很方便。除了每次进山带着它，工厂的宿舍、车间的拔河比赛、京剧团来厂演出、工友家盖房、体育馆的武术表演、翻拍静物、看展拍画，可以说什么事都愿意拍一拍。1971年夏天，听说故宫对外开放了，我第一时间赶到。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庄严的地方，不敢乱来，只是慢慢地走，静静地看，许多脑海里的故事终于对上了号。保和殿后面有一块云龙雕石，重二十多万斤，它来自北京房山，是一块整料。那天我围着这段台阶看了半天，还偷偷进去摸了摸，真实地感到古人的伟大。很奇怪，在故宫里行走，好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着你，你只能循规蹈矩，我的那套我行我素有些失灵。那天正好是我十七岁的生日，好像在那天我感觉自己长大成人了。我十分认真地把那块大雕石拍了下来，为了故宫，也为了自己。后来还花“巨款”到照相馆精心制作了一幅大照片，再后来它成了我自制相册上的第一幅作品。

1975年4月，第三届运动会团体操彩排，我听说后赶到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时彩排好像随便看，我一直跑进了会场。看台上人不多，我拍了几张不过瘾，就想下到场地上看看，结果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1971年7月15日，北京故宫。听说故宫开放了，我马上就跑去。走在如此开阔之地，心情异常兴奋。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就给自己留张影。我觉得站着会破坏伟大建筑的完整性，所以就蹲在了那里。

1976年8月，铸造厂的篮球场。由于地震，大家都搬到露天睡觉。为了平衡晚霞与灯光下的人物，日落前先开一次快门，再用铁块把相机压住，日落后开灯再开一次快门。太费时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这么干过。

1976年9月10日十六点十五分，铸造厂材料库。这天下午四点，广播里播报了伟人去世的消息。我想这一定是个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我对那两个伙伴说，我们各自选择自己的姿势和表情，也不必看着镜头。身后的帐篷是我们自己搭建的，计划长期使用。

遇到技术去钻研，遇到神奇就探秘，我把摄影当作玩意儿当作无所不能的武器。不拍照片，许多事情就是那件事情；拍了照片，通过照片再去看那件事情，你会发现许多神奇之处。我那时不懂摄影能做什么，怎么去做，摄影就是我的朋友，陪着我到处奔走，忠实记录下我的生活历程。1975年5月下旬，我和两个朋友三访妙峰山，在山顶看见了一群年轻的中学生。隔年4月初，天安门热闹，虽然上边把热闹弄安静了，但我们的心中却开始动荡，内心的思绪飞出卢沟桥畔。1976年4月下旬，在妙峰山最高处的娘娘顶，我爬上那残塔的最高处，盘腿合十，眺望远方。朋友赋诗一首，用我防身的改锥，把它刻在石塔上。同年5月下旬，我又召集厂内外的朋友五人，塑料口袋装上散啤酒带上气枪五访上方山，我用相机记录了过断崖爬陡壁的过程。我们露营在一处背风的山坡上，半斜不斜地睡了一宿。清晨的宿营地，过夜用的手电筒用绳子悬挂在半空，我提议在大家似醒非醒的状态下，自拍一张，那只手电筒供在前景。1976年8月唐山地震，我们全睡在篮球场上。我首次尝试多次曝光，用砖头压住我的上海202记录日落前后的变化。一个月后，毛泽东去世，消息是9月10日下午4时由广播电台发布的，我马上叫了两个最好的朋友，来到我们在厂区料库的防震棚前，决定在这个时刻拍下一张照片。我要求大家自己决定姿势，表情随着自己的内心真实流露，拍摄完这张自拍像是那天下午的四点十五分。1976年10月9日到12日我是在北京的沟崖山里度过的，那次我们带上了棉衣棉裤，以及露天防雨的装备。“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在山上听到的，至今记不清具体的来源，也许是后来上山的人，借助山风把它告诉了我们。

从1975年开始，厂工会的人就让我给工厂拍照片，条件是每次给报销材料费，开支票让我去买冲洗的盘子，我把放大机从家里搬到了工厂。我们是重型企业，生产场面壮阔，高高的厂房有三四层楼，重型吊车轰鸣震耳，高压水枪可以把砖头击碎，模型车间如手工艺作坊，锻造车间像古代的兵器铺。机加工车间车、铣、刨、磨、钻齐全，工人操作时千姿百态，我很喜欢看。作为维修钳工，几年下来，整个工厂没有我没去过的角落，工会让我去拍摄生产情况也算是找对了人。那个年代政治活动多，拍照片做宣传挺时兴的。我是维修钳工，也会使车床，对他们的工作情况很熟悉，比如熟练的车工干活时弯着腰，时不时把左手背在身后，看上去很潇洒；刨工干活时经常单腿支撑，另一只腿屈着，虚点地，很是悠闲。这是长年工作实践，自然养化出的状态，很科学，也很美观。根本不是像当时“新闻简报”里拍的那样，齐整整的像机器人，不仅傻，也很假。那时，看电影放加片，工人们常会哄笑，个别胆大的还会说几句不好听的话。

维修工同各个工种都会发生联系，所以彼此很熟，每次去车间拍摄就是一次热闹的聚会。有围观起哄的，也有出主意的，不过总有车间主任坐镇，也乱不到哪儿去。拍女工比较麻烦，她们特别当回事儿，找别人换个干净套袖，多找几个卡子把头发别得好看一些。有时马上要拍了，还要再洗把脸，擦点儿什么。有时她们要把工作环境清扫干净，我就不同意了，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生产。有一年国庆节前夕，为一位老清砂工拍照。他五十多岁，经常是一脸络腮胡楂。我让他做平时工作的样子，可他拿着风镐就是直直地看着我，很正式地站在那儿。我说了好几次，刚一像个样就又恢复到照相馆的姿势。在他的心中，已经牢牢地刻印下照相就应该这样，而不是我想要的那样。七十年代中期，老百姓自己照相的很少，能有这么个机会，每个人都是很珍惜的，那种认真神圣的劲头，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每当把放大的照片挂到厂门口的橱窗里，总有好几天工人们在围观议论，特别是女工的照片，私下里会引起很多话题。多数情况下，生产场面的照片要放得大一些，人物活动的要小一些，这倒不是工会干部的硬性要求，一种无形规则叫人们自然认为只有领袖人物的活动才能够那么大，而工人只是生产的一部分，机器的意义似乎比人重要。无论如何，领导满意，工人爱看，我自然很是得意。想来那也应该算是我最早的摄影展览了。

1977年给工厂拍摄年度先进人物时，我请教过照相馆的师傅，把从照相馆师傅那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由于没有理论，具体拍摄时只能自由发挥，听凭自己的想象。我想拍的像这个人，不仅模样像，而是一看，骨子里就是这个人。只是除了出其不意的抓取外，就没有其他招了。被拍摄的人，我基本都认识，他们在我心中是一个个鲜活的样子，我十分想把那些东西留在照片上，那才是最好的照片。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好照片，它来自最初的印象。你一看就喜欢的照片是真喜欢，想方设法也要炮制出来。也许我熟悉他们，也许我想法不多，直给的摄取倒也保存下许多信息。那背景，那服装，那头发和姿势，还有那原生态的脸和彼此可以说话的四只眼睛。多少年后，这批影像显得有些价值，我感谢八年多的卢沟桥生活。

作品《先进个人》1977年2月，北京卢沟桥，机床铸造厂

独自进沟崖是1978年夏天，我是过完24岁生日进的山，时隔三年再次登上妙峰山。当时大环境日夜变化，我已经不安心当我的钳工了，卢沟桥越来越小，我向往更大的世界。其实1977年我也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心气很足地拼了一把，无奈基础太差，落榜是理所当然的。紧接着我又参加了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的高考，为了准备请了不少事假病假。我们的厂子比较开明，你要参加高考车间班组都尽可能地照顾，不深究你什么。改变命运是许多青工的念头，老师傅都特别支持，好像厂子里能考走几个也是大家的光彩，那些日子确实有一股跃跃欲试的风气。我家有个邻居是电影学院的理工老师，我请他帮我复习。北京的朱辛庄去了几次，我居然参加了复试，而且是两次，欣喜之余心里也不安。终于发榜了，没有我。虽然有预料，还是很怅然的，毕竟参加了两次复试呀。邻居老师帮我查了情况，告诉我排在第五十几位，那年摄影系招收二十四名，后来增加了两个名额，其中就有张艺谋。考学就是这样，一分之差天上地下。

但是前行的路还要想，所以我进了山。这次去沟崖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蚊帐、挂面，还有一个本子。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女友，她很担心我的安全，不愿意我一个人进山。那时我与她认识还不到一年，她不清楚我爬山的本领，我还是行动了。

山中的那几日总是晴天，我坐在天地间，看日出日落，观飞鸟往还，银杏王遮天蔽日，灵泉水昼夜不息。玉虚观虽然残破，北武当名不虚传。偌大山林一人独享，信步行走，恍若仙境。人在那时整个脑袋都好像晾晒在阳光之下，脉络清晰，纵横驰骋，思想好像有了翅膀的野马。想写了就拿出本子，困了倒头便睡，没有时间的日子就是神仙的日子。

1978年8月，北京沟崖。这年春天，我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茫然中就进了山。住的地方安全隐蔽，又有水，天天日出日落的，也就忘记了山外的事情。写了一万多字的日记，吐净了心中的烦闷。灵异的是，我被引到星期五沙龙，这个大学人间稀少。

1977年1月10日，天安门前。1976年动荡翻覆，到了1977年仍然余波未尽。我带着沉重与严肃，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其实脑子里也是空空的，有一点却是越来越强烈，我不想在工厂干下去了。

山里没人，只有清风和太阳，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流云，你的身体就慢慢透明了。山里是个巨大的磁场，可以隔断你与外界的联系，要不怎么寺庙都盖在山里呢。当然修行要靠自己，那么多为什么要自问自答，还要自我评判，在山中头脑总是饱饱的。你说有什么具体的结论？什么也没有，待上几天后，全身零件好像重新组合了一番。在山里有访客来问我为什么住在山里，对山民我说来玩，对城里人我说考学失败了。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真想上学吗？也许通过考试我又看到了新的世界，我想找的是自己的位置。工厂是不想再干下去了，我心中的地图日益立体了起来。七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在冲击着我，我跃跃欲试却总感方向不清晰。两次参加高考多是被时代裹挟，我自己的路在哪里呢？二十四岁深感很大了，也想过“文革”耽误了自己什么，但马上想到每个人都是如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大家都是面对同一个世界。我起码还学了手艺，那些上山下乡的老兵呢？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幸运。时代把一条崭新的起跑线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机会均等，要走哪条道儿由你自己挑。我一下轻松了许多，似乎这八年的卢沟桥生活就是在磨炼，准备着一个新的开始，我真正的理想还是在彩霞的后面，那里有我最想干的事情，最开阔的天空，最神往的梦幻。想清楚了就下山，我要告别卢沟桥了。

那次沟崖之行当然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请了一天事假后我就愣不去了。七天时间对工厂来说是件大事，差一点儿受处分，全厂通报批评躲不掉，一张厂部签署的布告贴在厂门口。其实我在山里时，早把回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去想，估计就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了。有人告诉我，因为我平时工作不错，还当过好几年先进，要是别人都有可能被开除。参加星期五沙龙后，实现摄影之梦的愿望日益强烈，卢沟桥畔不再荒僻，它已经被融进更大的洪流中。

1978年12月，北京新街口邮局。一个发小在邮局当邮递员，我们经常碰面谈天说地。这屋子里除了打字机，还有煤球炉子，坐在那里挺舒服。我上下班行走总是把书包斜背在大衣里，扣子一系，走起来利索，拿取东西也方便安全。这是爬山养成的习惯，总觉得自己在行动之中。

1980年10月，山东济南。出差到济南闲逛，一抬头见到了这块牌子。赶紧问摄影的朋友，都说照片一堆寄到济南，人，没见到一个。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呀，舍我其谁？！山东的影友自然兴奋，一番探讨与争论在省美术馆会议室展开了。

星期五沙龙四月影会星星美展

我喜欢拍照片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新华书店里只有一种讲摄影的书，是上海出版的，很薄，比一般的书窄，有一条黑边，多是关于技术方面的。那几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能看到照片的那几本画报，总是那一套，没劲。后来发现了一本《人民中国》，好像是日文的，里面的图片挺新颖，那段时间我经常剪贴它，心想这本杂志的记者还不错。

有一次在中国书店翻旧书时，发现一本《摄影艺术表现方法》，吴印咸写的，如获至宝。也是不知看了多少遍，特别喜欢，只是它的下册一直也没有寻到。后来知道吴印咸就住在北京的和平里，离我家就隔着几栋楼。可是他离我很远，当年转了一大圈，认识了他的司机的儿子，这位老兄答应择机引荐，我还把自己拍的照片拿给他看过，他也似懂非懂地圈点了一番。他们家就住在吴印咸家楼下，最终我也没有见到这位前辈。后来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倒是他的妹妹给我当了好几次模特。北京图书馆终于开放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了张阅览证。那时能让读者看的几乎全是苏联的书，看得我晕头转向。理论绕来绕去，图片也像教科书，最终我坚持不下去了。

真正见到好东西，是在1978年有机缘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星期五沙龙以后。那是一段恶补时期，还有那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好像一下子从地里冒出来。

这个沙龙不知为什么把学习的时间定在星期五晚上，那时星期六还要上班，我需要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那是池小宁的家，也是我们学习的课堂。学习结束后，我必须坐夜班车赶回卢沟桥，不能耽误第二天上班。在参加星期五沙龙之前，我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摄影师学过几个月，不时跑到劲松他的家里去上课。他的教法有些苏联，由于是父亲老战友的介绍，我必须认真，不过说心里话，他拍的电影我不喜欢。他总是用他的电影镜头给我举例，特别讲究光线，画面的结构分析。他每次都给我布置些作业，我好像没怎么完成，因为我对他的讲授没有感觉，越听越茫然。幸好不久之后参加了星期五沙龙，我获得了解放，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在星期五沙龙，大家谈起摄影都是来自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经历，鲜活而生动，故事性很强。这里有野外拍景的，也有室内拍静物的，有街头拍纪实的，也有专拍人物肖像的。有一点大家是一样的，都是自己冲洗胶卷，自己放大照片。手艺不同，暗房功夫五花八门。在1978年到1979年，我们在池小宁家搞过两次摄影展，那时叫观摩，相互切磋非常过瘾。三间平房，大屋环室两圈小线，大小不一的手工放大黑白照片，用曲别针固定在小线上。1979年元月那次内部摄影展，我们还设计了沙龙的徽标，放在展览的第一位置，大家很是自豪。

这个沙龙什么人都请，画画儿的，写诗的，搞雕塑的，拍电影的，甚至还有放大专家，造照相机的。我们的老师狄源沧先生懂外语，他有许多原版画册，最宝贵的是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纵横驰骋。我们每每把自己的照片交给老师评论后，他会记住，说不定哪天讲到那位大师时，冷不丁把你的哪张照片列举出来，这是令我们惊喜的时刻。

经常来沙龙的有二三十位，干什么的都有，摄影题材、手法五花八门。1979年元月份，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那是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江湖高手，从开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认可，这历史性的会面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有一段时间北京东四三条35号成了我常去的地方。王志平的家与池小宁家风格不同，余则相同，都是进屋没地方坐，没水喝，却人满为患。彼此热情交流，诚心相待，这氛围、这感觉现今已经很难寻觅了。

1979年4月26日，北京中山公园。四月影展影响颇大，有关方面组织了座谈。星期五沙龙是影展中独特的一群，开会时大家也要坐在一起。上图：池小宁、张岚、李恬、吕小中下图：孙青青、范生平、任曙林

大家在1979年4月中山公园举办了第一回展览《自然·社会·人》，那时真是思路开放、百家争鸣。我对第一回展做了详细的笔录，七次往返卢沟桥工厂与北京中山公园兰室，逐幅编号采写，或褒或贬，随心而去。四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余幅作品，连同它们的标题与配诗，最终汇集成一万五千字的备忘录。记得我把女友也叫到现场，让她把观众留言全抄下来。那次看展的人特别多，又喜欢留言，几天就可以写满一本。四月影展第二回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那一个月的画舫斋也是天天人满为患。那次展览有印刷目录留世，我不用站在现场受累了。

1979年9月，几位朋友准备搞画展。因为同年4月我们的摄影展览很成功，画画儿的朋友们劲头十足，信心更大。池小宁同核心的几位都很熟，早早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告诉我，要我做些准备。

干什么呢？拍一部小电影。

1979年5月，我离开待了八年多的工厂，来到煤炭科学院电影室工作。单位配给我一台红旗牌16毫米电影摄影机，一块海鸥牌测光表。这种摄影机是手工发条驱动，上一次弦可以拍三十多秒，我们使用的是国产“代代红”，这种电影胶片一盒三十米，在“红旗”上拍完一盒，要上十来次发条。这种摄影机是手持操作，很灵活，适合拍新闻。到9月，我刚粗粗熟悉了它，还没有正式拍什么东西，就用它干了一次“私活”——拍星星美展。

9月27日那天我们上阵了。掌机的当然是小宁，我背着书包做助理。不停地拍需要不断地换胶片，不仅要手脚麻利，还要时刻观察情况。当时的气氛挺紧张，中国美术馆东墙外，看画儿的人多，便衣也不少，到28号那天，情况就严重了。一大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街头小混混似的青年人，起哄叫嚷，还对挂在铁栅栏和树上的作品动手动脚，像来砸场子的气势。九点多钟，又来了几位中年妇女，戴着红袖箍，说是当地办事处的，又说是公园管理处的，态度强悍，嗓门极高。小宁直面拍摄，一位大嫂上来就抓摄影机，我和画画儿的朋友冲上去保护，小宁乘机转移阵地，一时间展场混乱无比。在喧嚣、争论和轻量级的接触中，作品保护住了，可是有许多真正的观众，离开了展览场地。我忽然明白，这才是这些来客的真正目的。美术馆东墙外树多，给拍摄带来依托和掩护，同时也给现场装卸胶片带来方便。我们就像战地记者，在争执与混乱中，记录下这历史的时刻。不知何时现场静了许多，我突然发现四周站满了穿白制服的警察。撤！来不及，机器也来不及收，我和小宁被四五个警察带到了美术馆里面。

我当时很紧张，机器要是被扣，单位还不开除我？对方讲，并没有说你们拍照有什么错，但要按规定检查。结果我书包里所有的胶片，拍过的，没拍过的全部拿走。记得当时还用随身的暗袋把机器里没拍完的那盒也取了出来，一起拿走了。

漫长的等待，彼此无话，寂静中，我曾试图向窗外望望，这才发现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我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看小宁，他黝黑的脸上大眼睛向外努着，表情严肃但不紧张，我瞬间也放松了许多。不知过了几小时，十几盒胶片如数送还。我惊奇地发现拍过的胶片已被冲洗出来，没有发现被剪去什么镜头。那几盒没拍过的，后来发现少了几尺。

后来星星美展的朋友们要游行，这次拍摄更艰险，但我们记录了全过程，并把全部底片保存了下来。国庆节傍晚，小宁送来拍完的胶片，向我大致讲述了一下白天的情况，就匆匆离去了。夜幕中我送他下楼，望着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小子真他妈行。在我所认识的求艺者中，池小宁是真正的勇士，这勇，除了表现在探索上，也表现在义和德上。现今中国不乏前者，而后者少于前者。

当时胶片的冲洗是手工操作。我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悄悄溜回单位干。十一过后，小宁又去圆明园等地拍过几次。11月份星星美展在北海公园恢复展出，1980年夏天则转移到中国美术馆里面去了，后来的两次，由我掌机记录了星星美展的尾声。

参加四月影会与离开工厂几乎是前后脚。到了新单位又干上了摄影专业，那时的心劲儿之高可冲云霄，煤炭科学院要求我经常出差，正中我下怀，满身的野性正想要释放出来呢。那一两年，绿皮火车载着我开始了真正的周游世界，少年时画的地图今天终于可以实地看看了。有所不同的是，经过星期五沙龙的和四月影会，我走在路上再也不是看风景那么简单了。我与景物之间有了一个镜头，透过它去看，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我在乡村和城市间游荡，什么都拍，随意得很。人在旅途心思单一，感受就多，这样拍起照片来就很痛快。坐火车时，我就从车头拍到车尾，无论男女老少，包括乘警，“一网打尽”。中小城市的演出，我敢到舞台中央取景，居然没人把我赶下去。这期间，我还喜欢同人聊天，不管什么人都能套上近乎。这种不规范的采访给我的拍摄带来不少机会和好处。

1980年5月，江苏无锡。她是锡剧演员，叫袁梦娅，那年在《二泉映月》里饰演女主角。我对阿炳很痴迷，这次有机会到无锡出差，除了凭吊古迹，还见了电影的编剧，知道了阿炳的许多。还是意犹未尽，就找到锡剧团长，请她出来拍了一些照片。

1980年5月，江苏无锡。在无锡拍摄船家检验了我的体力，奔跑中抓着我的120双镜头反光相机，运用自如。最后得到船家首肯，上得船来。我对船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要不是出差任务在身，我很想住在船上。

阿炳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一次行走到无锡，寻找遗迹不见，就找到电影《二泉映月》的作者，很真切地采访了一番。一下子知道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真实与细节，阿炳不再是偶像，更像个可以亲近的老人。照片是要拍的，我跑到无锡市锡剧团，找到团长，说我要给在电影中扮演琴妹的演员拍照片。我不知道当时人家怎么就同意了，把演员叫来交给我。从练功房到宿舍，最后我还把女孩带到街市和野外折腾了一番。无锡到处是河，街巷人家令我着迷。傍晚时分，家家的生活都呈现在眼前，北方的我只是担心胶卷不多呀。一条渔船迎面驶来，但见船家摇橹使桨，太有风情了！谁知，看时迟，走得快，挺大的木船一晃而过。好在无锡水路与街巷密切相连，这个河口错过，可以跑向下一个。好在那时精力旺盛，手持120双镜头相机扭头就是一通狂奔，赶到下一个河口，船一行过。速度不够，加速而已，又是一个几乎短跑的冲刺赶到再下一个河口，船已近前，拍了一张不过瘾，继续狂奔。就这样，为了一个船家，我跑过好几个街巷，气喘不知，终于追上，满是人气的一条船来到近前。不知是否精诚所至，我登上了船，看到了那陌生而真切的世界。真好啊！满眼鲜活，一片生机，水汽连接着地气，我觉得我来到了我应该来到的地方，那是一个久远的元初。顺水成章的是一家老少男女安安稳稳地留在了我120相机6×6的底片上。

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我拳不离手，出差繁忙。回到北京，一有空闲就往校园跑。小宁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了一封信，是1980年5月我从济南寄给池小宁的，居然有七八页纸，用的是我从工厂顺出的铸件生产记录单背面。信中我讲了那次无锡拍船的经历，谈了摄影，也提到了拍摄中学生。旧话只能复制，摘录如下：

小宁：

近来好吧！我出差无锡城，转了近十天后，月前来到济南府了。

……

我对阿炳这个人有很强的好奇和佩服之情，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非常想弄清楚。对阿炳来讲他是怎么看待所谓创作的呢？

……

正像你所讲的，写实不是写实在存在于空间的有形之物。

说实在的，我不太愿意搞技巧，我总认为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它容易把人引向歧途。

艺术使人快乐，也使人痛苦，我认为应有这两大任务。

……

在无锡，有一天傍晚，我在河边看船队。整个无锡市到处走船，这对北方人来讲，可是个新鲜事。突然有一条摇来，父亲和两个女儿摇着一条大橹，一前一后，节奏使人兴奋。特别是那个十六岁左右的大个儿女孩，短发、赤脚，摇橹姿势太美绝了，比芭蕾舞还美，真可以搬上舞台（可能夸张了）。我当时真想扑上去，拍它一卷。只可惜呀，只可惜，我没有长镜头，而且船走得太快，我只好顺着河追呀，追呀。要跑到他们前面，还必须找到渡口（南方城中的河两边都是房子，不是每处都可到岸边），跳到渡口的船上等待那条船的到来，这样我可以距离近点（也有五六米）。就这样，我跑一次，拍一次，一直追到太阳落山，我也出了城。浑身湿透，还不知拍得如何，但那父女三人一前一后摇橹的身影会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永生不忘。

……

总之，我看那些不从生活中吸取来源，而仅从技术、技巧、色彩、构图或表面生活等吸取来源，他们是不会长久创作下去的。我们比阿炳幸福，吃穿不愁，艺术受到尊重，我们可以专一“创作”，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

今年高考又快到了，不知你有何打算？我准备6月上旬回京后，马上在和平里物色几所学校（中学），没事儿就去走走。多掌握些情况，然后准备高考期间和前后，大拍一场。现在的中学生和我们相比，我觉得有差了一个时代之感。他们有许多想法，我都不了解，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及产生的原因，他们对生活、爱情、学习、理想又都是什么态度呢？

……

注意休息，搞垮了身体什么都完了！咱们搞摄影的对体质的要求比其他要高呀！

任曙林1980.5.27.
济南

作品《这比带兵难多了》，北京和平里，1979年7月

满纸的宇宙世界，空泛得很，这是我写的吗？我是一丁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感谢小宁家人馈赠了旧物，思念朋友，也看到了那时的自己。

除了记录，我也有作品入选四月影会的三次展览。首次展览展出了我的《尽在不言中》。那是一次我和朋友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他把女朋友也带去了，在门口廊子上休息时，我把他们俩给拍了下来。自我感觉挺生动，也很真实，就送展了。

四月影会第二次展览，我有八幅作品入选，四幅拍摄于农村：《赶集》《城里来学生了》《卖瓜的小伙子》《三儿说，下午去摸鱼》，四幅拍摄于城市：《彼此》《今天我休息》《这比带兵难多了》《哥儿四个进城逛逛》。在农村拍的那四幅大家比较喜欢，拍于城市的那幅《这比带兵难多了》有人不喜欢。

1980年10月我在济南见到一份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参考资料，有文章说我那张照片表现解放军谈恋爱，不讲军风军纪，部队的同志看了不舒服，这能代表解放军吗？文章还说人民的摄影家标志之一是要有全局观点。

事情是这样，我在济南认识了几位影友，他们听说我是四月影会的，便商议组织一次聚会，让我讲讲北京四月影会的事。记得那天还来了些官方的记者，省美术馆大厅里十分热闹。我介绍了四月影展的情况，解释了一些传言。有人知道我是《这比带兵难多了》的作者，便把那份影协的参考资料拿来，向我发问。这阵势我没见过，但我不怵，可我要怎么回答呢？讲大道理，就要争吵；说跟着感觉走，人家又不信。也就扯扯，友情为重了。那时摄影还没有完全从“授业解惑”中解放出来，大家又缺乏对自身的认识，如何观看照片还在用旧观念去套。那几年拍农村的多，除了有些猎奇、俯视和容易取得共鸣的因素外，也有某种逃避、自恋和消遣之意。而城市题材拍得少，除了技术原因，主要是会涉及自身，心态较难平和，加上社会发展迅速，沉下心来感受也不是易事。这几年，有人提出都市摄影的概念，指出这是发展趋势。我倒认为研究一下影像本身是什么更重要。

在济南的聚会上，大多数人还是很赞赏四月影展的，比如我那幅《彼此》，大家就很喜欢，甚至有人说是生活的旗帜，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什么的。山东的朋友们更多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说明一下，四月影展第二次展览之后，曾在全国巡展，转到济南是1980年国庆节前后。我正好在1980年10月出差到济南，引出这些事情，这也算是种缘分。它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传播的力量和乐趣。

作品《尽在不言中》，北京中国美术馆，1977年5月

作品《赶集》，山东新汶县，1979年11月

作品《卖瓜的小伙子》，安徽宿县，1979年7月

作品《城里来学生了》，北京顺义，1979年6月

作品《彼此》，北京西直门，1979年6月

作品《哥儿四个进城逛逛》，北京和平里，1979年7月

作品《丈夫、妻子和孩子》，山东青岛，1979年11月

四月影会第三次展览上，我的作品《裤腰带和鞋子》和《丈夫、妻子和孩子》拍的都是儿童。那年我二十七岁，发现自己对儿童的世界已经有些陌生了。我在拍儿童时往往承载着成年人回忆的重负，而非他们的世界。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即时性，它的人文精神比较表面，有意味地构成比较概念。而在有些照片中，我开始发现一些更纯粹、更本质的东西。这对我后来拍中学生影响很大。

1981年后，四月影会完成了它的使命，驾鹤西去了。我是凡人，还需人间烟火。我选择了城市，选择了学校，选择了中学生。1979年我有机会拍了一次高考，后来断断续续到学校拍过一些中学生，1980年以后便专心干起这一件事。人一旦进入校园，便被吸引住了。这个相对独立又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给我提供了一块很好的影像实验场，使我能有较平静的心态来感受视觉形象，尽量使拍摄变成一种阅读。在这种相互激活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出新的交流和感知方式，逐渐发现记录现实的瞬间有更多可能性。它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摄影的一些基本看法。

1982年12月31日，北京一七一中学。我进入一七一中学拍摄就是从他们班开始的。今天，他们的孩子都比这时的他们大了，摄影这东西真是让人爱恨交加。那天，我给他们放映我拍摄的电影《夏日的回忆》，他们喜欢，我放了两遍。结束后我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十年校园拍摄，只有这一张与学生们的合影。

1979年6月，北京海坨山。星期五沙龙时期，狄源沧先生不时带领我们出去走走，不一定非拍照片，滋养起一种感觉和状态，人就不一样了。星期五沙龙是男人的世界，我们外出从来没有女性，一心求艺，岂能分神，那是一双双坚毅、求索与宁静的眼睛。合影中有：池小宁（左四）、张岚（左五）、李恬（左六）、狄源沧（左七）、任曙林（左十）等

狄源沧先生

星期五沙龙在“四人帮”垮台后达到高潮。开始时老师不固定，池小宁为大家操持，今天请他明天请他，直到请到了狄源沧先生，我们的老师相对固定了，那张破旧的沙发慢慢也成了他的专座。狄源沧老师每次上课都很准时，开讲前，总是先问一句还等不等了。那时来沙龙的朋友很多，经常是一二十人，甚至更多。远道的有通县的、石景山的，而我是从卢沟桥赶来。

狄老师见多识广，又懂英文，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外国摄影名家。每次讲课，他总是带一只不大的手提包，进屋坐下后，便把它放在那张破沙发一侧的地上。包里一定又装了好东西，但谁也不去打听，更不能翻看。狄老师总是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时从手提包中拿出些图片、画册，有时是书籍摘抄什么的。这像是他讲课中的一种节奏转换，总是从某种停顿中产生更大的未知。

狄老师讲课生动，又很尖锐，听起来很是痛快。他经常用手势配合他的语言，激动起来，手臂一挥，做个什么动作，好像要从那张沙发上飞腾起来似的。只是沙发的弹簧都已露出，先生那矮小的身躯只能又深深地陷在其中。我们常拿自己的片子给老师看。他不仅马上给予评说，而且还能把画面记住，不知道哪天讲着讲着会举出某人拍的某张片子同大师的某张比较一下，那种感觉真是又惊又爽。

来池小宁家聚会，只有老师才能享受到茶水或咖啡。聚会结束后，先生首先收拾起他的那只提包，拿在手上。小宁等众弟兄陪老师走到胡同口，大家目送先生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独自消失在夜幕中。

1978年夏天，我一人进山数日，并写了一篇随感类的东西。回来后拿给狄老师看。在兴化胡同10号，那间窄小屋子的地铺上，他很认真地逐段评说。他说他喜欢我的文章，虽然错误病句也多，但有一种鲜活的东西，很真实。他讲了许多摄影大师的经历，同我聊读书、体验和创作的关系。我慢慢知道了先生心气儿很高，多年来几乎孤军奋战。他深深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冲破旧的一套，有所创新。这一点我听许多影友都讲过。

先生的房间很拥挤，除了那张地铺，到处都是书籍画册和夹在这儿贴在那儿的字条、摘抄、剪贴的图片，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每次拜访，真就是促铺而谈。先生是卧室、书房、会客甚至是饭厅于一间。偌大中国，摄影老人居一斗室，若非亲见，很难相信。我常惊叹狄老师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珍奇的摄影画册，这要收集多少年！特别是他不停地在做翻译工作，哪个年份，具体地点，名称拼法，都要进行认真的反复核对。这些都是那个年代许多朋友的亲眼所见。在我的印象中，二十世纪真正把世界影像介绍给国人大众的非狄源仓先生莫属。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等后辈应该永远感谢他。

对狄源沧先生，我们当面都叫他狄老师，私底下称他老狄。他不仅给我们讲课，还不时带我们外出创作。1979年6月，老狄又带着众弟子进了海坨山。山口有水库，大家沿着山上的小道行进，老狄来了兴致，非要游泳进山，大家只好委派一位水性好的相陪。我们拿着老狄的东西在高高的山上行走，低头俯瞰，如镜的水面，老狄如蚁，先生挥臂击水，胜似闲庭信步。

在星期五沙龙的时代，老狄不时带领我们出去走走，不一定非拍照片，培养起一种感觉和状态，人好像就不一样了。海坨山在北京西北边境，1979年时，基本还是原生态的，空气清新，草深林密，老狄不时山南海北，众弟子随手在拍些什么。这亦师亦友的气氛，很让人怀念。

山谷间有巨石，海鸥4A放上去挺稳的。双镜头反光的自拍机嗞嗞作响，众顽徒与老师在一起，自然要显出本来的面目。星期五沙龙是男人的世界，我们外出从来没有女性，一心求艺，岂能分神。那双双注视镜头的眼睛中，是坚毅、求索与宁静。

D76是我的老汤配方，循环的药液用了好几年，用它冲洗厦门的南方卷，倍儿透。画面四周透明的片基，衬托出那迷人山谷的层层山峦，细雨微飘，水汽沁人肺腑，偶尔有鸟声在山谷中回响。

合影留下了老狄与众弟子的时代，也留下了语言之外的许多。今天，老狄和几个兄弟已经永远在山谷中了，海坨山的细雨还在下吗？合影不仅是合影，它能留下些什么？我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总会有新鲜的感受。

1999年12月，世纪末的一天，众弟子请老师吃饭。这些年，兄弟们各奔东西，聚少离多，先生也奔七十了，下一个世纪又将是什么样子呢？席间大家向恩师敬酒，先生欣然受之。那日菜肴丰盛，不免剩余，老狄叫来店家，全部打包，通通带回家，声称要慢慢享用。2003年春节期间，池小宁招呼几位先生的入室弟子去看望病重的老师。冬日的太阳像个鸡蛋皮，墙上似乎干枯的枝条在空气中晃动，投下长长的光影，一只麻雀倏地飞过，在楼房间留下很大的声响。小宁一脚蹬在墙上，用手捻着干脆的树叶说着：上次见老狄是多少年前了。进屋后，老狄在卧榻上向众弟子问话，他清楚地记得大家的兴趣爱好，以前曾拍过什么，师生在谈话中，似乎又回到了当年。

狄老师晚年在家中养了一群小鸟，它们陪伴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路程。2003年4月送别那天，我一直蹲在大厅的角落守着一台盒式录音机，播放着特意为先生编排的安魂弥撒。先生的灵柩要走了，我换上最后一段为他准备的圣母颂。至此，完成了众多晚辈对先生的最后祝福。

1979年6月，北京顺义。我们发现了一位老农，大家兴奋起来，狄老师上前说了几句，老者停下农活，站在了那里。我们拍照，狄老师拍我们。左起：任曙林 池小宁 王晓松 范生平

1979年1月1日，北京怀柔喇叭沟门。那些年，我们总喜欢到山区去拍照，不是因为自然风景，也不是因为山民伟大，而是觉得在那种气场中拍摄，你自己都清澈了许多。那种人的味道非常诱惑你。

影友池小宁

我认识池小宁就是缘于摄影。

七十年代后期的星期五沙龙使许多喜爱摄影的青年聚在了一起。老大张岚、池小宁与李恬，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出入，似是沙龙早期的核心人物。池小宁的家在西城新太平胡同11号院，那里的三间平房见证了一群摄影人最初的求索。

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几年，新太平胡同的每次聚会都有一点儿秘密的味道。院门口的二三十辆自行车，讲课老师的准点到达，大师画册的交替传阅，屋里小线绳上挂照片的展览……每周聚会经常人满为患，有时小宁只能倚在门框边站着，用小本记些老师讲的话。这种摄影聚会，假如换在别人家，估计这段历史也就没有了，这需要太多的付出和奉献。

1979年元旦我和池小宁去了北京最北边的喇叭沟门，因为向狄源仓先生学习是要交作业的，当然，我和小宁都喜欢爬野山也是一个原因。那时北京有个著名的知青典型叫何营，自学成才当了山区的赤脚医生，我通过女友的母亲认识了她，有了这个线索，我们俩出发了。

长途车在太阳快落山时才开到山口的汽车总站，我们顺着一条冰冻的河继续步行。天光映衬出河床冰面上的枯草，黑黑白白的，小宁像发现宝藏一样扑了过去。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掏出相机拍了起来。十几分钟过去了，再看小宁已经趴在了冰面上，挎包翻开，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把买的做的各种配件和镜头摆放在上面。他围着这片草，摸爬滚打，测光调试，脚架石头全用上了。我坐在河边，看着越来越暗的身影，整整有一个多小时。

1978年12月31日，北京怀柔喇叭沟门。我从小就有趴在地上观看虫子野草的习惯，所以每每回家不能进屋，要等母亲拿来笤帚，清扫抽打一番，才被容许进家门。山区的雪非常干净，趴在上面没有灰土。但是今天的观看如此陌生，如何把眼前的观看记录到镜头后面？

喇叭沟门的最高峰叫鸡冠砬子，老乡劝我们别去，这反倒更激发了我们的欲望。我穿上雨鞋，腰上缠了几圈绳子，小宁把器材轻了装。冬日阳光远淡，林密寂静，我们的登山能力得到山间打柴人的赞许，这时又是一次拍摄高潮。给老乡拍照，要面对各种善良的问询，我们自然有许多善良的编造，这不是欺骗，这样最好。

山顶无柴，只有我们两人，拍照与观看都令人兴奋，一堆碎石支起我的上海202，绝顶处的合影在调试准备，小宁偷拍下我的背影，撅着的屁股上有一块规整的补丁。新裤子买来先要把补丁打上，不仅在屁股上，还有膝盖上的两大块，我们俩的裤子全是这样的。悬崖边有一块竖立的大石与山体裂开了不小的缝，脚蹬在上面似有晃动，我大喜，要把它踹下山去，小宁说危险，我说有绳子，没事儿。山谷的轰鸣回响了好一阵子，我们在山顶也有些心跳。回到村里后，不少老乡问我们在山上听到动静了吗？我说惊天动地的，这里经常会这样吗？老乡很为我们安全回来庆幸，告诉我们：老辈人说了，几十年都没听见过这么大的动静，大概是鸡冠砬子成事了。我们暗地里有些发笑，同时感到不少歉意。

那时吃住在老乡家里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会帮他们干些活儿，也会把拍摄的照片寄给他们，说话是算数的。这次我们住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主人家的小女孩叫小英子，刚上小学。女主人会剪窗花，我们很是惊喜。小英子不认生，前前后后地跑，妈妈剪好后，她要自己贴到玻璃上，我们自然是一通拍摄。后来，我们把小英子带到麦场上，带到山坡上，山村的孩子面对镜头毫无紧张之感，无论在任何场地，她总能自然地展现她的天性，小宁过着导演瘾，我们则共同过着摄影瘾。清淡的冬日，留下挺煽情的光影。1990年国庆节，我再一次来到小英子家，她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笑着说，这是我吗！

我是1979年5月来到煤炭科学院上班的，被分配到电影室工作，任务是拍摄科教电影。1980年4月我到北京房山煤机厂采访，请来池小宁和李恬帮我参谋。我没有拍电影的经验，虽然那时他们也没在摄影岗位上，但我对他们的能力毫不怀疑。我是弟兄几个中最早独立操机拍电影的，那次我是拍一部科教片，虽然离艺术挺远，他们还是很高兴，从北京跑到房山帮我完成第一次的电影拍摄。针对我写的剧本，我们一起到房山的王坪村矿考察，那里离著名的小西天很近，我们顺便去转了转。那里的塔林很著名，是历代高僧的归处，我早已没有当年拍塔的心境，只觉得人行其间有肃杀之感。已是春天，一场雨后，天色清灰，塔身纹影清晰，小宁手持相机站在塔座上眺望，众塔在其左右矗立，我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迅速按下了快门。记得在这里转时，大家要撒尿，小宁说不好，带头走到远离塔林的僻静处。这一幕我印象很深，小宁是个敢作敢为的主儿，也是个有规矩的主儿。

我在1979年春天就有了电影摄影机，虽然姓公，却由个人保管，所以有可能在1979年秋天为星星画展拍摄电影。小宁同那伙朋友早有交情，拍电影又是家传，那次拍摄我给他做助理。1982年初，柯达公司首次在北京搞推广，小宁弄到几个名额，叫上我和李恬一同去学习了好几天。摄影机自备，柯达提供反转型彩色电影胶片，白天我们去拍作业，晚上由柯达统一冲洗，第二天讲评。那几天我们自编自演排小品，也在街头寻找模特拍摄纪实。还去北京舞蹈学院拍摄了一段十分梦幻的作品。这批作业，我们都在镜头中露过脸，那批胶片，今天已是珍贵的收藏。

1993年，老大张岚走后，小宁成了我们的“老大”。其实在我们几个狄源沧先生的弟子中，小宁年龄居中，是他的综合素质使他自然成了头领。无论是张岚后事的复杂局面，还是李恬兄弟在江湖中的麻烦，甚至后来我的离婚事宜，池小宁都会挺身而出，尽力而为，妥为处理。在参与四月影会的事情上，小宁一直头脑清醒，不论是对艺术的追求，还是复杂的利益纠缠。

历史上的四月影会，有些人认为是四五天安门摄影的延续，其实不然。一些四五的摄影者，很快进入相对纯粹的创作状态，池小宁应该是杰出的一位。另一个事实是，没有池小宁家摄影沙龙的集体加入，1979年的《自然·社会·人》展览将会是另外的样子。在其中的组织、策展、具体实施等方面，池小宁的作用不可或缺。第二次四月影展后，不纯粹的东西越来越多，虽然第三次影展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但小宁毅然选择退出了四月影会，这在当时绝对需要勇气。后来四月影会的解体，证实了小宁的先见之明。

其实在四五事件中，池小宁拍摄了许多有相当水准的图片。他曾爬到纪念碑可爬的最上部，用广角连续接片的方式拍摄了广场的大全景。不仅角度近270度，而且有横幅竖幅两种规格备用。他在清明节那天用彩色胶片拍摄了写血书者和天安门广场平视俯视大全景接片。这些记录我至今未闻有第二人。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最早收藏了他的作品，只是对这些小宁自己很少提及。“四人帮”垮台后，小宁更愿意与伙伴们一起求索创新，他认真刻苦，机敏自然，软件硬件、前期暗房都在他的钻研之列，赶上不多的外国图书展，他会在里边泡上好几天，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摄影者的良好状态。

池小宁四十岁前后，几次生病都住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这里离我家不远，有时晚上溜达过去同他聊天。有一次我问他自己的事怎么样了，他从挎包里摸出皮夹子，翻开里层，抽出一张比5寸相片还小的照片，递给我。我一看很漂亮，似乎也挺有个性，问他：是中国人？小宁说，日本人。我说进展如何？小宁又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合影，全景全身立像，不是并排而站，而是呈一定角度，两人相距七八寸，视线都直视着镜头。我说这可不容易，是的，小宁很珍稀这份缘，不久他的女儿出世。2007年小宁西去时，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凳木马和一具小摇椅什么的。孩子成长可以在有阳光有地气的空间中玩耍，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期望。装修房子时他自己设计了卫生间、餐厅、卧室柜和进门的玄关。为了一个面盆，他跑遍四城，淘来一个不锈钢炒锅，中间打孔，接上下水管，与玻璃台面融为一体。1999年出版社编写《大苹果新生活》丛书，我还特地去拍过照片，有三张用到了书里。

2003年4月下旬，我在云南，小宁来电话相告北京“非典”秘情，同时告诉我他最近拍了一个不错的片子，一定要找时间看看。他说的就是我回北京后不久便被停播的《走向共和》。小宁从日本回国后，进军影视界，我不时见到他的作品。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很自信地向我“宣传”他自己的东西。

1979年1月1日，北京怀柔喇叭沟门。我喜欢爬山，很有一套方法。看得见的是雨鞋、手套、收口的衣裤，看不见的还有衣服里面盘在腰间的绳子。我和小宁的裤子都不算旧，新衣服买来先要打上补丁，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

2006年夏末的一天，在北京的北三环路边，我见了小宁一面。先前我洗了几张他与老友阿城的现场工作照送给他，他告诉我还想要几张，我洗好并写上了字一直在等待机会。这天他进城去医院，我就在路边等他。记得是剧组的一个小青年开的车，没等我去开车门，黑色的车门已经打开，小宁依然是很敏捷地跨出。他的头发长了，有些乱，一个大白口罩显得脸更黑了。还像以往交接东西一样，我把照片给他，他仔细过目，收好。相互问候着，相互关照着，一如几十年前。几分钟后，我催他赶路。小汽车远去，消失在车流中，看不见了。我站在马路上，心情极难受。

池小宁是2007年走的，他的追悼会惊动了许多人，也震动了众多人。我觉得小宁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在他身上凝结着太多那个时代的好东西，而他的后半生却又生活在另一个时代。

我不知道小宁是如何喜欢上摄影的，但我知道他对摄影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实践中是刻苦机敏的，他在追求上是有自主性的。池小宁求索摄影付出了一生的光阴，纯粹坚定，而且自自然然。我常想求艺是一种境界，一种生活，一种常识，最终能用自己的方式说出属于自己的话，也就是修成正果了。人生自古是句老话，小宁却像山野里的清风，这是我永远感谢小宁兄弟的。

今天算来距离我们爬鸡冠砬子山已经三十多年了，那里的山民都还好吧？何营还在做医生吗？小宁已然西去，我还有勇气重返那个小山村吗？

1979年1月，北京怀柔喇叭沟门。怀柔北部山区很荒野，有一种史前的味道。池小宁就是在这附近的冰面上摸爬滚打了一个多小时，好像就是拍了几丛野草。我呢，多是在旁边看着，因为从没有见过。不是学技术，也不是感受到什么刻苦，我体会到人在天地之间是融洽的舒服的，这对我后来的摄影影响很大。

悠悠黄花城

这里是半山区，太阳在上午九点后才把山间的坡地照亮。阴历九月后的庄稼该收的都收了，裸露的泥土散发着醉人的芳香，阳光照在上面没有任何冲突，看着令人舒服得直想在上面睡一觉。

1979年5月

北京

1980年4月，北京煤矿机械厂。我从工厂来到煤炭科学院电影室工作，单位发给我一台电影摄影机。这台机器是中国甘肃制造，红旗牌，有三只镜头转动调换，使用16毫米电影胶片，手摇上满一次发条，可以拍摄30秒钟左右。星星在美术馆东墙的展览，还有后来的游行，就是用这台机器拍摄的。这次是为单位工作，拍摄一部科教片，铲车上的人就是配合的电工与男女演员。

停滞的黄昏

1979年春夏之交，我来到煤炭科学研究院电影室工作。

新工作不久就要出差，矿井多在农村，我又可以去我喜欢的地方了。

安徽的淮北与河北农村很是不同，8月的太阳酷热似火，把我的肩膀和双臂灼得通红发黑，盐杀似的疼痛，每天晚上都要拿热水来洗，据说这样可以治疼。虽如此，躺在床上也要格外小心，不然与坚硬似铁的凉席接触角度不对，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是有了这奇特的刺激，总有许多以往的形象在睡梦中闪过，纠缠着松散的思绪，引起我对旧日的遐想。淮北工地的简易工棚四面漏气，门总是关不严，不远处的大型钻井机械昼夜轰鸣。白天，我手持16毫米摄影机记录着各种技术过程；夜晚，清澈的夜空把我带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奇怪的是一日昏睡居然春梦入怀，梦中与工厂一旧友云雨，醒来湿矣。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多年后还耿耿于怀，却是不知所以。

夏日的淮北土地，彻底满足了我对乡村的想象，缺树少草的田野像停滞了一般。我坐在水渠的土堆上，出神地拍下一张120底片，更出神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1979年7月，安徽淮北宿县。那些年常出差，我喜欢在当地的小照相馆，用他们的背景、道具和布光方式，请照相馆的师傅用我的相机，给我拍张照片。

停滞

夏风吹来还真有凉意。一会儿风停了，依旧又是那么干，那么热，一切又都是那么静。

河渠边的柳树长得稀稀拉拉，在骄阳下，它们好像永远长不大。一寸来粗的树干上长着清可数的几堆树叶，很像农村小姑娘夏天的模样。

天上的白云走得很快，赶巧了会给大地投下一块难得的阴影。可是它也不堪忍受阳光的火热，很快便急匆匆地奔向远方。

可能是一只乌鸦在一声不响地飞着，慢悠悠在停滞的空气中划着不规则的曲线，然后轻轻地落在一叉小枝上，一动不动了。它是口渴了，不再发出那令人讨厌的叫声。

灵巧的燕子还是不知疲倦地在水面上箭似的飞来飞去。它们不时在水面上点出几乎看不出的波纹，不知它们在忙些什么。

蜻蜓看来已经受不住这炎热的时节了，纷纷扬扬地降落在河渠中的小草上，依靠那水面上的凉气来医治光与火的灼伤。

稻田里的水早就开了。那成片的绿浪已失去了它本身的颜色，拥挤地站在一起，偶尔发出一片呼救声。

夏风又一次吹来，使人感到空气还在运动，可又是那么有气无力。夏天的太阳啊！你的威力为什么如此之大，谁也不敢同你对抗。你确实给万物带来幸福，但它们有时也讨厌你，这你知道吗？夏风是你的伙伴，人们却欢迎它，它给万物带来了什么呢？不公，不公！

1979年8月写于淮北

新的工作环境释放着我对大自然的亲近，那停滞中我感到放松，而在黄昏中我则是进入仙境了。

冬日的黄昏

我喜爱晚霞，特别是那夕阳落日，西天一片金黄的神秘时刻。

我非常珍惜这金黄色的时刻，远眺那渐渐隐去的红日和那一片于无声中不久就要消失的幕帐。我真盼望地球停止转动，让我在迷茫的色彩中多享受一会儿。也许是它引起我对故人的思念，也许是它启发了我的什么思想，反正我喜爱它，留恋它，也叹息它。常常一个人站在高处，痴痴地看着它飘向远方。

冬天的黄昏来得比较早，但是很长。有时赶上个半晴天，地面开阔些，整个下午都会在黄昏中度过。这样看来，我感兴趣的是在“黄”上面。我现在这么年轻，当然要朝气蓬勃，也许到了垂暮之年老眼昏花时，会对“昏”字无限感慨。但我不希望，也不愿意有那么一天。

1979年6月，北京海坨山。我拍风景不多，遇到喜欢的石头、野草什么的，也是把它们当作伙伴看待。我想到大自然比人久远多了，也比人活得潇洒。这张山间流水图我起名《大自然》，还参加了四月影会第三次的展览。

在这种时刻，你要一个人在田野中走走，那会是很有意味的。道边的枯枝干草不时牵动着你的衣边、裤脚，也不知道它要向你表达什么感情，可我对它们的印象只是一片荒凉而已。

越走太阳会越黄，西天也更加迷茫。远山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而视野中稀稀拉拉的树木却越来越清晰了。你的脚步有时会惊动荒草中的几只麻雀，它们呼啦啦蹦出来，向着太阳飞去。在金色的光辉中，它们显得那么渺小和可怜。它们没有家，如今它们又投奔向哪里呢？

偶尔刮来一阵小风，吹得枯草摇曳，吹得田野上扬出一片尘土。在灰尘的装饰下，大地显得那么孤独和单调，而那隐含着的点点生气，却充满着感人的情调。

夕阳快衔住模糊的山影了，黄红色的火球被一片神秘的烟云所弥漫，整个世界的秘密此刻被淹没的更深。稀疏的树木在田野中投下淡淡的阴影，人这时淹没在一片辉煌之中，而整个灵魂便升腾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了。

1981年5月太原郊区

原文照放在这里，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了那时的心境，改动哪一个词都不是那时的我，而我觉得那些一晃而过是无法替代的一段生命。

1980年前后我几乎总是在出差，熟悉的绿皮火车把更多的景物送入我的眼睛，风景在我心中逐渐变得不再是风景。我匮乏的语言描述不了它们，但是它们却在开口说话，说着越来越多我未曾知道的东西。眼前的画面是一层一层的，一次次把我引诱到玉渊潭彩霞的后面。

星期五沙龙时期往农村跑是一种时尚，可我并不厌恶城市，我知道那里是我的生存空间。只是过上一段时间不去乡村，就好像自己面目全非了，需要去那里清零，恢复属于自己的鲜活。在我看来，大自然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人的灵魂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那里有自己和健康，只有回归到那里才是舒服的。城市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它的热闹是人工的，连笑声都有人工的味道。那年我们与老狄畅游海坨山区，我拍了两张很喜欢的照片。一棵粗大的老树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看上去就像古老的哥儿俩；山涧奔流在几块顽石间，几丛山草不离不弃的摆舞。这都是我无法命名的照片，是拍在心里的东西。

1979年11月，山东青岛。我出差是拍电影，但照相机每次都带上，不怕麻烦。它就藏在身后，我在寻找目标。

1980年12月，华北平原。这是在去济南出差的火车上拍的，位置只能是个大概。我一直认为坐火车旅行比飞机好，它可以慢慢地享受过程，飞机太快了，就好像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老年，还有什么活头儿。

1987年10月，北京黄花城。黄花城是池小宁告诉我的，但他好像没有来过，我约过他几次，他太忙了。这个地方有长城，是野的，建造样式奇特壮观；这个地方植被丰富，算是次原生态吧；这个地方的人平和悠然，特别是孩子们长得都非常好看。最后一点，小宁告诉我：有画家来过，说是随便找个小孩儿都可以做模特。

一片风光

池小宁曾向我介绍了一个地方，说那里有野长城，比八达岭棒多了，特别是那里的男孩女孩都长得特别好看，随便找来一个都可以当模特。他说是他的画画儿朋友发现的，他看过他们的画儿。我很上心这件事儿，约过他几次，这小子太忙了。

进山的路很漫长。

1981年8月初访那里，从长城上下来时，天已擦黑。两个人蹲着蹭着一步步往下挪，生怕掉下山去，到老乡家投宿，还要求男女分住呢。这第一次，我们住在黄花城乡。

1982年8月我在这里拍摄《夏日的回忆》，山村上下，整整五天萦绕着学生们的声音。这是第三次，我们住在口楼村。

1983年国庆节，与几个影友第四次来到这里，我们又住在黄花城乡。为寻找一位算卦的瞎子老人，几天后，我一个人又返回黄花城。

那天，寻算卦高人不遇，就在村庄野地转悠，发现了一所学校，我就径直进去了。太阳偏西，天色发暖，不少教室门前都有些学生在扫地，斜照的阳光中，不时腾起一阵阵灰尘。一个小女孩的身影被阳光勾勒在我的眼前，粉红色的小褂似乎要融进金色的夕阳里，两条小辫随着扫帚的节奏在胸前摆动。我蹲下身，举起照相机，她发现了我，一双紧张、凝视的眼睛注视了一下，便把身体转了过去，快速扫完地，进教室，挎着书包跑了。

没办法，我只好求助老师在学校门口叫住了她。

她站在那儿，望望老师，看看我，更多的时候是看着自己的扣襻布鞋，两只脚总保持立正的姿势。她挎在左肩上的书包是用花布做的，很合身地贴在身上，她左手一直紧紧地抓着书包带，而右手则是笔直贴放在右腿侧，我怎么说也改不过来，这可怎么照呀？夕阳的光辉中，她和一群小伙伴跑上了乡间的土道。

老师告诉我，她叫周素芳，小学三年级，是撞道口村的，这个学生平常就挺蔫的。天色已晚，郊区的班车快没了，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去，下决心，到她家找她去。

走走停停，我寻到了她家，好一座经典的农家小院啊。木栅栏院门，狗吠声不断，满院子跑的鸡，西侧棚子里拴着一头骡子，院子里有两棵树。令我惊奇的是她家的房子紧挨着一段城墙，那城墙很自然地成了她家的院墙。黄花城的长城很出名，当地的人管长城叫“边墙”，周素芳家的位置真绝了。我站在院子里，她母亲迎了出来，我说明原委，她把我请进屋子里。八十年代初的北京郊区，特别是远郊的深山区，老乡是很好客的。我常跑农村，同他们说话没什么障碍。

周素芳的母亲给我倒上了茶，坐在炕沿上告诉我，小芳从小就不爱说话，在生人面前就更不成了，没事儿，一熟就好了，这会儿她买东西去了，这孩子勤快，眼里有活儿。余晖把小院装点得分外静谧，四外飘出了缕缕炊烟，偶尔的狗叫，伴随着归林的鸟鸣。

院子里响起了一阵说话声，小芳与弟弟妹妹回来了。三个孩子并排站在屋里的大柜前，看着陌生的客人，这时小芳笑了，叫了声“叔叔”，说完就帮妈妈烧火做饭去了。小芳她爹回来了，一个留着寸头的红脸汉，肩膀很厚，裤子上有补丁，他说明天再走，语气肯定，不容置疑，我就坡下驴，没有推辞。

傍晚在炕上吃饭，她母亲负责端菜却不上桌，孩子们站在一旁，我很不习惯。老周说，吃你的，别管他们。入乡随俗，我就习惯吧。吃喝完毕，女主人递上两杯茶，我和老周坐到一边。母亲和孩子们上桌，吃剩的，这时小芳端个大碗靠在炕边吃，她要给母亲和弟妹们盛饭。我注意了一下，最后的刷锅洗碗全是小芳，但我看得出，她很高兴，只是不怎么说话罢了。

1983年10月，北京黄花城。这个女孩家的摆设很北方农村，当然是五六十年代的风格。这种桌子一般很长，除了摆放一两件装饰品，多是男女主人的生活杂物。小芳坐着的不是什么椅子凳子，是一种箱子形状的卧柜，家里的衣服被褥等都放在里面。九十年代后，大衣柜进入了山区，农民接受了它，这种壮观的卧柜就在农家逐渐消失了。那时农家没有孩子学习的地方，小芳只能拧着身体做作业。

屋里烟气腾腾，话语嘈杂，小芳在大柜的一角做作业，一个灯泡把橙黄色的光线从房梁上洒到她身上，夜色浓了。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小芳有个妹妹，妹妹下面还有个弟弟，弟弟那年才四岁多，老周的父亲健在，我随着孩子们叫他爷爷。我有盘腿的功夫，坐在热炕上很舒服，对面墙上挂着几张年历画，一个木头镜框里，汇集了全家大大小小的照片，那个花布书包也挂在墙上，静静地看着主人写字做算术。她额前的头发几乎垂到了本子上，手指紧紧捏着铅笔的下端。

第二天我去拍日出，回来时小芳已经上学去了。乡间的土道在朝阳中已经苏醒，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我在归途中回望山坡上的小院，片片瓦舍的村庄，还有盘桓在群山上的那道边墙。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又是秋天，我踏上了去黄花城的旅途。两年中，我同小芳开始了通信联系，前不久，她写信让我国庆节到她家来玩，信中她写道：几号来，坐几点车来，如果我放假就到车站接您，如果不放假您就自己来。

车还没到站，我就看见小芳了，她扶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那里张望，小辫不见了，半长的散发用猴皮筋一扎，摆动在脑后，一件火红的长袖运动衫，胸前五个白字——黄花城一小，脚上是一双白网鞋，我不由地赞叹了一声。

秋天的小粉花点缀在乡间土道的两旁，风吹过，它们频频点头向路人打着招呼，我骑车带着小芳向小院驶去。

路上，我问她：“你参加篮球队了？”

“没有，这衣服是运动会上发的。”

“你参加了什么项目？”

“跑步。”

“成绩怎么样？”

“四百米第三名，一千五第一名。”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有机会让小芳到北京去玩。她母亲很高兴，告诉我今年夏天，她到县城的舅舅家，待了两天就要回来，说成天没事干，吃完饭连碗都不用刷，她觉得别扭。

国庆节往往离中秋节很近，我想上山拍月亮，老周让小芳和一个伙伴给我带路。山道很黑，我小心地走着，那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毫不费力，我忽然感到很羞惭，七尺男儿却让小姑娘带路。小芳说这一带有偷孩子的，我吓了一跳，问她：“偷孩子干吗？”

“听说去做药。”

“哦，这儿有狼吗？”

“我爹小时候见过。”

偷小孩儿的事我不太信，但黑黝黝的山道，一想还是有点儿叫人害怕。她们很能爬山，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到达了山顶。

山区的空气干净，可以看见久违的星星，这也是我每次离开乡村后的念想。你看那宝蓝色的天空一尘不染，一轮明月把山顶的石头和野草照得清清楚楚。我摆弄着镜头，四周静极了，连风都没有，一切似乎都沉睡了，只有小芳她们在我身旁的石头上窃窃私语。

“你作业做了吗？”

“还没呢，我明天做，反正后天才开学。”

“我就怕造句，考试老丢分。”

“听说考初中数学得一百，语文顶多错几个字才行。”

“我妈老说我不用功，要把西屋给我腾出来。”

“你们家西屋堆着好多粮食呢。”

“我妈说收拾一小块地儿，以后晚上让我在西屋写作业。”

“你们家太吵，要我就学不下去。”

月亮升到空中，照着两张稚气的脸，那明亮的眼中闪现出一种向往的光芒。

山区的人重男轻女，不然小芳有了妹妹之后，为啥又有个弟弟呢。那天晚饭后，弟弟和小芳吵嘴，啐了姐姐一脸唾沫，小芳只是把手举起来比画一下。小芳不仅让着弟弟妹妹，也知道疼爱他们。白天上山给他们全家拍合影，回来时弟弟累了，小芳背着他，一步步地往下走，我很是感慨。

1985年10月1日，北京怀柔县黄花城。所谓野长城就是只有山民才能到达的地方，黄花城的许多就是这样。老乡告诉我这叫十八蹬，每蹬有一米来高。我更多是在远处望着它，特别是在阳光西斜的时刻，随着山气融化进去，简直就是成仙了。

怀柔板栗在北方很有名，黄花城就是核心地带。我拍照回来，看见小芳蹲在院子里抠栗子。栗子这东西，从树上打下来时，绿茸茸的像个刺猬，要把厚皮掰开，从里边取出栗子，这活儿不好干，弄不好就扎手。老周夫妇让我带上一大书包，我理解山里人，知道这栗子的分量，我从这颗颗栗子中，也感到小芳的身影，我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

我准备回去的那天早上，上学前小芳挎着人造革的书包来向我道别：“叔叔，您待着，我上学去了。”我意识到我要离开这个可以看见星星的地方，竟一时没说出什么话来，而小芳已经和等在那里的几个小伙伴一块出了小院的门，在乡间的土道上远去了。

我感到有些遗憾，可我又要对她说什么呢？嘱咐她好好学习？嘱咐她听父母的话？

山区的秋色是那样的迷人，空气是那样的新鲜，河水是那样的清凉，小院是那样的宁静，而那伸向远方的土道又是那样的质朴与纯真。

我向往那新奇的景色，我向往那新奇的人。黄花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的生活中，说不清是我进入了山村，还是山村进入了我的天空。

1987年10月，北京黄花城。这是黄花城水库，可以看到山脉两侧的长城被大坝切断了。“文革”期间，建造这座水库大坝的石材就是拆城建坝，就地取材。但感谢这一池静水，使黄花城平添了许多灵气。

1996年9月，北京黄花城。黄花城新开发了水长城旅游区，她特意带我去转转。小芳已经在县城上了班，她的弟弟妹妹后来也相继离开了小山村。她们家盖了新房，院子里铺上了水泥，好在只要人还在，气场就在，每当秋天，我来到老周家，依旧可以喝酒，吃到农家的饭菜。

边墙人家

黄花城是个笼统的说法，这一带的长城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二道关、口楼、十八蹬。黄花城乡这个过去的公社所在地，倒是有个残破的小城门洞子还在，但我没有进一步地考证。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都养些花在院子内外，不知这是不是黄花城名字的由来。老周家在撞道口村，离黄花城乡（村）有三四里路。这也是个费解的名字，问具体由来，老周说我较真儿。他告诉我边墙上写着呢，你自己去看。小村子傍着山，顺道儿上去不远，野长城如游龙呼啸而过，留下城洞子一个。它的内外门楣上镶嵌着石匾，出去是塞外，抬头看是“撞道口”；进来算入关，迎面瞧是“镇虏关”，原来如此吗？

八十年代初那会儿，这里的小河处处流淌，总有人在河边洗衣服，间或有几个小孩儿穿插其中。远山近树，水流人欢，那气场瞬间就把你穿越，恍如隔世，北京城早不知哪里去了。

老周家门口有两棵松树，那是闻名的龙凤松，属于二级古树，好风水呀。那时他家的厕所在院子外面，晚上出恭时冷飕飕的，抬头可见古松婆娑，心里瞬间升腾了起来。老周家自然是土炕，那是我向往的睡处，不仅暖和，放平后，人和大地融为一体，那是不会乱做梦的。木板床下是空的，人在上面不踏实，特别是后来流行席梦思，那是要吃人嘛，我很是反对了一阵子。

第一次去老周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芳坐在大柜上做作业，身体扭成九十度趴在像供台样的案子上。我很兴奋，光影景物味道十足，那画面似乎是可以进入的。拍过之后却伤感不已，我对老周说：为什么不给孩子弄个桌子呢？这么坐着多难受，而且光线太暗，眼睛都坏了。老周不回答，片刻便跟我说别的了。

那时老周家只有一东一西两间屋子，中间是灶房，做饭的地方。西屋不大，炕上堆着许多杂物，留出一块供爷爷睡觉用。东屋很长，其他五口人集体上炕睡觉。开始我真有些不习惯，我睡哪儿呢？农村的被褥干净与否，我是不在乎的，那些年跑农村，就是有虱子也敢睡，大不了脱光了呗。家人把我安排在大炕的中间，算是最优待了吧，我这边是老周，那边是小芳。周嫂与那两个小孩儿各在大炕更远的地方。窗外不时有狗吠，窗纸偶尔会发出些声响，奇怪漫长而自豪的夜啊，我感觉我比所有的北京人都伟大。

夜好像还很深，身边有了声响，借着窗纸透过来的微光，发现周嫂已经起来了，灶膛有了声响。小芳也在穿衣，其他人则无动静。我一咬牙，也起了身，抓起相机准备战斗。

早晨的院子很清冷，侧墙上的农具静悄悄的，柴堆还在沉睡，倒是西侧棚里的骡子移动了几下腿脚，它也醒了吗？小芳蹲在灶坑边，把树枝放进去，火光映出了一张认真的脸，连同灶膛也有了轮廓。我站在院子里，看见了窗纸上的微光。月亮没有了，星星还在眨眼，远山还是黑乎乎的一个影子。小山村农家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清凉的空气带走了我最后一丝睡意，目睹着满眼的闪动，我心中充满着激动和感激。大柴锅的水冒出热气，周嫂在准备吃的东西。小芳站在门槛边，用梳子打理她的长发，屋檐下方吊着一只灯泡，昏黄的光线弥漫着不大的面积，人的面部显得十分简单清晰。没注意她是否吃了饭，看见那个花布书包已在肩上，乡间的小路灰蒙蒙的，几个上学的孩子消失在看不清楚的远方。

那时没有电话，通过邮局寄信是唯一的联系。我批评过小芳写字的方法，因为她总是比着直尺写字，字体的下边怪怪的。老周也不是话多的人，想让我去了就告诉小芳，小芳也会同我讲点儿她学习的情况，我与小山村的联系就靠彼此的几页信纸。我第二次去撞道口，特意带去了一只那种蛇皮管可弯曲的台灯，叮嘱老周让小芳做作业时用，千万要保护好眼睛。等我第三次去撞道口时，却发现那盏台灯被绑在了拴骡子的棚子里。小芳上了五年级，作文课多了。我让她把写好的作文寄给我，我去北京一七一中学，找到语文老师给批改后，我再用信寄给她。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她有多大帮助，也记不清这个方法坚持了多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时坐在老周家的小炕桌上喝酒，抬头会看见糊着纸的房梁，这时我会想，人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是不是干涉太多了。

1985年10月，北京黄花城。黄花城的长城与山势是融为一体的，植被生长在那里，边墙也生长在那里，这里的长城是活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地方。苍茫也美，但缺少了人气，总是感觉像个遗迹。这里的许多都是互相滋养，看上去就是很美。

几乎每年我都要去一趟小山村，慢慢地成了走亲戚一般，甚至比走亲戚还要重要。每次去我都会拍那里的长城，已经熟悉得不得了。有时在山上耽误了，周家的孩子们会来喊。有时我爬得高了，他们就在山脚下等，饭做好了，等着任叔叔去吃。周姓是村里的大姓，每次造访总要拍一些合影，老老少少都换了新衣服，有的在院子里，有的站在门外边。老周的家人自是拍得多些，惭愧的是我很少给他们带回照片。他们好像更在意我的到来，每次造访老周、周嫂都不让走，弄得跟我去过的伙伴都不敢去了。我不是个很懂礼数的人，每次都是两手空空，背个相机就去了，连吃带喝一两天，临走还带上栗子、核桃一大包。我是给他们拍过几张照片，但那是举手之劳，顺水人情啊。

1983年—1989年，北京黄花城。第一次见到小芳是在小学校里，她挎着母亲做的书包，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收藏这个书包；阳光透过树影，白衣服像天上的云彩；墙上相框里那张黑白照片，是我第一次到她们家给小芳拍的，过后寄给了她们；那时小山村的水里有鱼虾，人们在河边洗衣服；我跟着她们去收过玉米，高高的玉米秆儿映衬在远山淡蓝色的虚幻中。

我去黄花城都是小芳去接，也不知什么时候这成了惯例。怀四线（怀柔到四海，四海是极深的山区了）经过一座大桥右拐而去，我要在此下车左拐，那是撞道口的方向。

老周辛苦我这一段路程，每次都准备一辆二八自行车，开始小芳小，要推着过去。班车有个大概的点儿，一番跋涉后我下了长途汽车，早就看见她了。混在当地口音中的外乡人居然有人来接，我特别高兴，也非常自豪。她坐在后座上，一脸的欢快。秋天的田野色彩丰富，河水泛着明亮的太阳，山乡的土路弯弯直直，耳边的风满是收获的味道。

每到秋天，老周就叫小芳催问我什么时间过来，而我，一过9月就预感到要去那个地方了。一年年的，老周家的土炕拆了，小芳也上了初中，窗户纸换成了玻璃，小芳中学毕业了。我似乎没有长大，依然骑行在乡村的小路上，二八自行车旧了些，坐在身后的女孩越来越漂亮了。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这个小芳确实是这一带出众的。当年池小宁介绍的重点就是说黄花城的小孩儿长相出色，我那年在小学校发现小芳，面容身姿应该是最初的印象。撞道口的老乡夸小芳是众口一词，每次山乡之行给她单独拍照，上上下下都觉得天经地义。有时光顾着爬山拍长城，老乡们还说我，怎么不给“芳子”拍照呀？

女孩过了十五六，处处散发着清香，在这块天地间，无污无染，自由生长，几乎所有的天性都释放了出来。这在现代化都市是无法想象的！她的发型简朴端庄，她的衣着大方美丽，她的神情真挚轻盈，不可或缺的是周围的群山，雄浑的边墙，满目青翠缓缓的河水，平和的农人和家禽和飞鸟，还有那水中的鱼虾，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天时地利人和，少了哪一样，小芳就不是小芳了。每当我骑行在那段时空里，会感觉一生都在压缩，足够了。也或脑子已被稀释成空白，只感觉与身后的生命融为一体，早已化进群山之中。

1987年，我和电影厂的两个朋友一起去了黄花城，小芳的美丽自然引起他们拍照的兴致。穿上件什么颜色的衣服再配上一条黑狗在旁边，还要把一个装镜头的腰包围在她的身上，我看到小芳的眼中茫然不知所措，有点儿心疼。伙伴们是在用想象制造小芳，但这不是小芳，我心中的小芳属于她自己。

时间长了，老周他们对我也不见外，该下地干活了，就问我去不去，我愿意前往。山间景物很鲜活，我喜欢游荡其间。我喜爱的人们在其间是什么样子呢？客气的吃喝之后，我想看到更真实的他们。撞道口一带以板栗、核桃等经济作物为主，间或小块山地种些玉米、高粱。有一年我随老周、爷爷、小芳来到山间谷地收玉米，十月的天很高很蓝，山上静极了，能听见阳光晒到玉米叶子上的声音。祖孙三代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在一人高的植物间穿行，唯一好奇的是，小芳那天居然穿了一件很干净很好看的衣裳。我略懂农活，跑位拍照自不会干扰他们，彩色反转片精准的颜色一张张的记录下那个上午的气息与心情。上苍会给你机会，让你窥见一些秘密，我抓住了这唯一的一次。不仅记在胶片上，更是记在心里。

老周不善饮酒，但每次晚饭都要摆上一瓶，我其实也是假鲁，山中无老虎，我一高兴就忘乎所以了。一次不知怎么着就真醉了，大说大笑着睡倒在秫秸堆上。十月初的夜晚天真好看，在黄花城能看到满天的星星。我的意识没有了，但还在叨唠着什么，同行的朋友事后说，你那天晚上说了不少小芳什么什么的，笑而不语了，急追问，他不说了。说了什么呢？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在天地间说出自己的内心，把它还给天地，还给真实的人，我不后悔。

八达岭的长城人满为患，上面决定再开发个景点。开始选定的是黄花城，这里的村民可是高兴了一阵子，后来被慕田峪抢走了。对我来说这真是万幸啊，保住了小村庄，保住了那一团真气，我的小芳姑娘还可以在这里健康成长。不开发旅游，这里的交通状况就改变不大。我每次去小山村，虽然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样用小一天的时间，但坐车倒车颠簸一番，于我是必需的过程，更是难得的享受。在城市里生活在城市里工作，时间长了人会失去灵魂，身心麻木的不知道自己原来的样子。每年的小山村对我是一种清洗、一种救赎，能看到自己原初的样子真好。

小芳真的长大了，能帮助家里做许多事，甚至老周与她说话都有了些许商量。她行走在村庄里很是出众，感觉她出自这里，又不像是这里的。到了九十年代，老周家翻盖了老屋，虽然环境依旧，我却感到有些不适。好在人还在，我继续骑行在加宽了的道路上。村里人都认识我，我的到来似乎是顺理成章，一声“来了”包含着许多内容。小芳长大后，个头也不矮，二八车带着有些沉了，我脸皮厚，依旧在秋天的阳光下招摇而去。

弟弟妹妹依旧同父母睡在一起，爷爷还在与粮食杂物为伴，小芳却有了新床，一张天蓝色的单人床，干净漂亮的被褥。女孩大了也是应该的，我琢磨着。到了晚上，小芳却到她姨家去了，周嫂说你就睡这儿，我的脑袋有些晕，不大会思想了。家人都已睡去，我似乎还在看书，脱衣上床吗？白天爬长城还弄了一身土呢。暗骂自己没境界，蒙头盖上那清香的被子，但愿一觉天亮。

黄花城的长城非常漂亮，要不当年彭真、赵紫阳怎么都来这里游玩呢。后来被慕田峪抢了风头，是否与这两个人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我是要感谢这二位的。长城要有原始的完整，要有山地间的野貌，如果再有水，这就是上品了。你回头数数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真是很少，在北京市周边，黄花城怕是绝无仅有了。如此之天地育化出如此之女孩，想来也是一种造化了。在黄花城的山上拍照，我是用三脚架的，测光表、滤色片也都带上。那不是在照相，而是在天地间呼吸吐纳。念头一来，四仰八叉就放平在山野间，秋阳普照全身，睡吧，永远地睡去，那是大幸福。这时如果有人看见我的样子，一定会认为一七一中学里的我，只是我的一部分，甚至只是躯壳。在学校里拍到好照片，我会高兴会窃喜；在这里，我只要支上架子就够了，好照片扑面而来，这时我也会激动，会流出眼泪，任凭山风拂过大地和我的面庞。

老周家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那道边墙了。它巨石垒就，高过屋顶，依地势从周家小院斜插向村后的山峦，仰头只见边墙上的野草在天空中舞动。我曾问过老周，你家算关内还是算塞外呢？老周笑我太较真儿。夕阳道道，彩霞满天，鸟儿归林，撞道口的小山村升起缕缕炊烟。我坐在周振山家的土炕上吃灶火饭，一家人围坐在小炕桌旁家长里短，恍惚回到了久远的年代。我结识了真诚质朴的一个六口之家，开始了二十多年超过亲戚般的走动。

1987年10月，北京黄花城。每次来黄花城都有相当的时间待在山上，这里的长城太漂亮了！苍野中充满着鲜活与丰富。村里的人告诉我，当年北京准备再开发一处长城旅游，八达岭人太多了。开始选中的是黄花城，结果慕田峪走了后门，倒是富了那一方百姓，却毁了一处长城。我为黄花城庆幸。

这里春天满山野花怒放，夏天河水曲曲弯弯，秋天里一片成熟迷漫在小村庄的四周。冬天，自然我也去过，最难忘是掌灯时节，盘腿坐在热炕上，听着窗外黑暗中的狗吠，和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这境界，这感受，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了。

九十年代的前几年，街上忽然唱起一首叫《小芳》的歌，挺好听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感觉作者就是隔着河在观望，他从来不想明白那个小芳。当然此小芳非彼小芳也。我认识的这个农村姑娘也叫小芳，长得漂亮，人也很善良。许多年来，她像我精神上的一种召唤，撑起我的幻想世界。她的存在使我保留着一块乐土，一块与高楼和摇滚乐相对立的时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真实。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千方百计地进入，甚至想把自己融化到里面，死而无憾。这个念头直接影响着我回到城里对中学生的拍摄。抛开摄影，我想活出个真正的人样，把自己的胸膛撕开，把五脏六腑都展示给我所热爱的人们。我知道这是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我还活着，我只能不时地逃离那个不属于我的都市，苟且在这个小山村里，舔干净身上的血迹，治疗着光与火的灼伤。

2001年11月，北京黄花城。乡村出嫁要很早出门，那一天飘起了鹅毛大雪。我打开闪光灯，要抓住那瞬间即逝的飞舞。忠实的胶片留存着时光的痕迹，倒退着拍照小山村渐行渐远。

2001年岁末时节，小芳出嫁了。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黎明，老周一家人送走了养育二十几年的女儿。我在雪地里拍摄，我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人都视我为一个影子，我的实体已经不存在了，不是村民接受了我，而是我已经变成雪花一样的碎片，飘舞着融进小山村的每一个角落。

这几年，我去老周家的次数少了。2006年的一天，二胖周素云——老周的二女儿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家的小院城里人特别喜欢，想让我拍几张照片挂在网上。另外，他们想让我给她们的农家院起个名字。认识老周家二十多年了，这好像是他们第一次主动让我做什么事。没有什么可说的，出发。这许多年来，我从这里得到了许多许多，而我只能回报区区的几张照片，深感愧疚。只能来生了。

黄花城的太阳总像秋天那样悬挂在天上，长城顺着山势而下变成水坝怀抱着山村的安详，“边墙人家”用更丰富的方式迎接远方的客人，而我，一个孤独的旅者，还在蹬着二八自行车，骑行在乡间的土路上。

1989年10月，北京黄花城。黄花城是世外桃源吗？当然不是。我愿意来这里，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喘息，不至于让现代都市把我吃掉。每次来黄花城，我都爬到山上去拍拍长城，这跟风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拍几张，望望天儿，闻着山野的味道。秋天的太阳暖暖的，倒头就躺在山草丛中，睡去了。

从妙峰山到中学校园

经过上午的四节课，整齐的课桌椅变得有些散乱，在午时的阳光下，特别像疲倦的学生，我面前似乎有了许多生命，它们进入了我的镜头。

1984年9月

北京

1974年5月，北京鹫峰。鹫峰比香山有意思，它不算高，却有曲折的山道，陡峻的山势，还有充满历史感的林木。爬鹫峰觉得离开北京很远，去香山总觉得像在家门口遛弯儿。爬山留影儿我喜欢，留个脸儿有什么意思，都看了千万遍。我望着山下广漠的平川，觉得自己跟山是一家人，如果转过身来，山就不要我了。

爬野山

小时候，家附近有个玉渊潭公园。它没有围墙，却有村庄猪圈、麦田和桑葚树，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沿着土路踩着野草一直可以走到水边。“文化大革命”前父亲经常带我和妹妹去这里。

玉渊潭虽然被叫作公园，但除了门口竹子牌楼上的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公园的软硬件设施。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一片田野，父亲说这里是真山真水。也许父亲不喜欢北海、颐和园，我第一次去那些地方，已经是上初中之后的事情了。玉渊潭深处有个石头台子，上面刻着“元人王某钓鱼台”。台子前边是竹篱笆墙，里面就是钓鱼台国宾馆。父亲有个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他不让我动，每次在玉渊潭拍照片，都是他掌机，我顶多是个助理。

玉渊潭有一大片湖水，水西边有一大片芦苇，里面有野鸟什么的。每次去玉渊潭，父亲都要带我们在这里看落日，望着彩霞和飞鸟，他告诉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我不太懂，那满目的景色却印象深刻。父亲在那个时刻总喜欢双手盘在胸前，眯着小眼睛望着远方，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慢慢地我也喜欢向遥远的西天眺望，那神秘的彩霞和飞鸟似乎有无限的意味，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

玉渊潭的自然景色培养了我对野外的兴致，在我眼里北京的景山不算山，只有那种真山真水的野山才过瘾。上初中那会儿我常去爬山，越爬越远越荒凉，母亲总担心有狼，我说没有。上小学那阵子，国家曾号召青少年开展四项体育活动：跑步、旗语、游泳和登山。你看国家都号召爬山，可见我的想法是多么正确！把裤子扯破了，那算什么！解放军还练习匍匐前进呢，我终于从理论上战胜了妈妈。

我把爬香山作为锻炼身体的项目，从1970年到1971年大约有两年时间，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是在香山度过。一早坐车来到香山东宫门，哪儿也不去，直奔香炉峰顶，一沉气，爬到山顶能够不怎么出汗，时间是二十多分钟，绝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在山顶眺望一下北京城，秋天时可以望见北海的白塔，然后趁着热劲儿马上下山。那时我从小说中学到一种爬山的方法：上山如野兔，下山似雄鹰。揣摩后觉得就是用蹦跳代替走动，用曲线代替直线，这需要你的反应快下脚准，没有犹豫的时间。这种方法几乎是跑着下山，我计算过，从鬼见愁到眼镜湖最快一次十四分钟完成。还有更重要的，是保护你的双膝。常规下山，膝盖在每一步都要受到来自脚掌落地的震动，还有体重的重力，二力相会于膝盖，叠加而无处释放，积蓄在膝盖里，故而人们爬山后感到膝盖疼。跳跃式下山每一步都是软着陆，在弹性的收膝中，把落地的外力释放在空气中。这种下山的姿势很好看，身体重心视路况随时变化于左右腿上，特别是拐弯时一顺就过去了，有点儿行云流水的意思。双臂展开像鸟的翅膀，不仅能平衡身体，还可以缓解下山的冲力。时有登山的老者，见我腾下，生怕撞上，我却拧身侧体，瞬间飘过，好不自在。

快到山脚的松林餐厅，一菜一饭一汤在等着我，很便宜的，这是我的香山食堂。山林中的餐厅很静，经常是我一个人的天下，陪着我吃饭的只有窗外阵阵的鸟鸣。香山真好！

那时北京的上方山云水洞不开放，我很早就向往那里，鼓动几个青工前往，由于情况不明，我单独一人前去摸底，还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一个插队知青。鹫峰是我少年拍塔时的开辟，其后去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了。后来我陆续开发了妙峰山和沟崖，基本也是年年轮着跑，有时自己，有时拉上几个人。再后来探险了百花山、海坨山、雾灵山，即后来的喇叭沟门。我特别喜欢在山里的感觉，山体很大，我在其中很舒服，丝毫不感孤独寂寞。我喜欢观看那些山石与草树，默然无语，十分满足。1975年跟朋友去了北戴河，我第一次见了海，水汽连天，无边无际，真是辽阔，却有些无依无靠，什么也抓不住。那不是我的家园。

1974年10月，北京妙峰山。这是我第二次爬妙峰山，还是冒着雨，第一次是1972年2月，那次没有留下照片。那会儿爬山就是爬山，除了换上一双跟脚的鞋，没有其他。找个愿意去的，约好就出发了。这次遇到了雨，头发湿了，也不知那个书包里有什么雨具。

我十六岁到工厂当钳工，那是个技术活儿，可我没有忘记爬山，只是不能每星期去一趟了。这时期我的登山水平提高了，胆子也越来越大。我敢在山里住几天，并能在深夜摸上山去。我愿意雨天爬山，更喜欢下雪进山。

1975年5月，北京妙峰山。这是妙峰山的香道。它有四十里，沿途有五个站点，赶八里山路可以喝口水，吃点儿东西。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男女老少，独行或相扶，肩扛或挑担子，偶尔有一两乘轿子颠过。每年阴历四月初开始，连西太后都赶来进香。今天，只有寂静的山谷，同伴儿们均匀的脚步声在回响。

我第一次爬妙峰山是1972年2月，四十里山道一气呵成，痛快！进工厂后，一位老青工知道我爱爬山，问我去过妙峰山吗？我不知道，他自然是一番得意的讲述，我的心奇痒无比，暗下志向超越前人。时过境迁，追述变形，抄录旧文，算个粗糙的当时。

妙峰山道

北京城的西北全是山，其中有不少名山，以香道闻名于世的就要算妙峰山了。

1978年8月，北京沟崖。这是清晨7:30左右拍的，阳光把山势勾勒的非常清楚。这次一个人在山中住了六七天，天天日出日落的，感觉自己要成仙。沟崖出名是因其有个道观，“文化大革命”后任其自然，来的人只拆不建。我1978年来，还可以寻找到尚存三面墙的住处，又过了三十年再访，只有一片瓦砾。

妙峰山在北京城的正西北方向，离市中心大约有四十公里。它是昌平、门头沟、海淀三区的一座界山，海拔一千三百三十多米。由于耸立在华北大平原的边上，俯视着万马平川，远远望去还是很有气势的。

许多人都知道北京小汤山，那儿的水可以洗澡、治病，金山的水是上好的饮料，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妙峰山的香道一共有五站，第一站就是金山。其余四站是庙洼、瓜打石、涧沟和金顶，每站相距八里，进山上一次香要走四十里山路，没有一颗虔诚的心怕是走不到头的。

从山脚下的北安河起步，走过八里地，就到了金山。这段路最好走，弯弯曲曲的全在地里绕，你觉得好像是走平地，等一到了金山，回头一望，呵！高了！远处的田野一块一块的，公路像一条带子。再看身边是一片松林，树不算密，但都很高大，山风吹过，使人感到空旷和久远。一座不大的庙宇就坐落在松林深处，那就是金山寺。寺中的僧人早不知去向，现在是一对老夫妇住在厢房中，日日夜夜看守着这座空寺院。六几年那会儿，这里曾是中国登山队的练习营地，后来就没人光顾了。寺中正殿的西边有一个池子，池边雕刻着两条龙，它们紧紧依恋着那一池清水，那清水不知从池中什么地方涌出，不时泛起朵朵莲花。清水顺着一条暗渠流出寺院外，这就是闻名华北的金山泉水。解放前，这里曾办过一个汽水公司，当年也是名牌呢。听看寺院的老夫妇讲，这泉眼通着黄河，黄河水不干，这泉水就老有。我希望这是真的。

再往上走就要爬山了，路不算太难走，因为有香道。这香道用条石垒砌而成，弯弯曲曲无头无尽，一直可以把你送到香道的终点——金顶。在这么长的山间凿石铺路，修香道的人该是更有一颗虔诚的心了。

今天我们走起来会觉得那么漫长、漫长，太阳挂在空中，山中很静很静，偶尔一两声鸟鸣，会传得很远很远。走在这样的山道上，你会感到单调，寂寞、无聊、乏味会接连闯进你的脑海。不久，就会感到渴了、累了，多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呀！别着急，你看，前面不就是庙洼了，妙峰山香道的第二站。两大排棚子列队在香道两旁，炊烟缭绕，人声嘈杂，送茶水，舍粥的，炸果子的，还有牛肉烧饼呢。那儿随风飘着个幌子，是一家小客店，远道来的，实在走不动的，就进去歇半天，这些景象当是四五十年前的样子。妙峰山香道上的棚站，伴香客而兴，今不见了踪影，令人怀念。至于为什么叫“庙洼”，我一直没打听出来，残庙可见，“洼”为何意？第三站的“瓜打石”，金山寺的老夫妇讲：当年有人在山间的石头地里种过几亩甜瓜，成熟时，瓜石相间，相互掩映，也为一景吧。

过了瓜打石，你已经起伏于峡谷之中，环顾群山，人显得很小，但声音却可以传得很远很远。我特别喜欢在山中大吼，赶巧了地方，使劲儿一嗓子，能听到四五遍回响。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天宇间回荡，你会不知不觉地肃然起敬了。什么地方传来咯噔咯噔的声音，叫人略感紧张，站在原地停住，好一会儿才看见了，一条毛驴驮着一个老太太，一个汉子牵着它，从香道拐弯处出现。

山里交通极为不便，串一次亲戚，进一趟城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年汉子告诉我，他们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全是靠牲口往里驮，供销社定期用毛驴往山里运日用品。妙峰山地区就涧沟这么一个小村，靠这条香道老百姓就这样生存了几百年，为此修条公路？怕是很难实现。

转出峡谷，再翻一座山，就到了第四站涧沟村。这是一个小山村，位于山坳中，三十几户人家，两百多口人。村里有一位四几年的老党员，是队长兼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想换人，大伙都不答应。他给我讲，西太后当年进香，曾喝过村里的水；张学良进香，听说这儿闹过狼，给了村里两条六成新的汉阳造。他还说聂荣臻还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呢。我曾在涧沟村睡过一宿，晚上听这位村干部讲历史，似信非信。但你不能不信的是村中小学校里居然有一架风琴，孩子们随着琴声在大声唱歌，那一刻我真有点儿飘飘欲仙了。

这里口粮不能自给，但土产丰富，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副业了。首先是涧沟的玫瑰，村东边有一条很宽的谷地，叫玫瑰谷，那里遍植玫瑰，每年四月，花香数里，引来京津地区许多酒厂、香料厂的采购人员。到了秋九月，村庄内外的红果熟了，真是漫山遍野。这儿的红果个头特别大，酸中带甜，特别绝的是，掰开两半，取出果核，还可以再粘合上，它是北京城冬天穿冰糖葫芦的上乘原料。那年我来时，不仅吃了个够，还带回去满满一书包，你可以上树去摘，只是别伤了枝子。现在不行了，老乡也知道要赚钱，园子都有人把守，要不这几年城里的糖葫芦怎么会涨价呢。

在涧沟村就可以眺望到妙峰山的主峰，香道的终点金顶了。它像一座冲天的香炉，矗立在群峰之中，显得很威严。似乎在告诫那些善男信女们，你们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更要小心、坚持和心诚，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不然了不了心愿，免不了灾。

最后一站不太好走。虽有香道在，却是时隐时现了，加上山势陡峻，不爬是不行了。一步一抬腿，不时喘口气，衣服湿透了，口干舌燥，金顶就在你的头上方，却像总也走不到似的。

金顶也叫娘娘顶，是妙峰山的最高峰。山顶原有庙宇建筑，现已无存，只能看到残垣断壁和几块石碑。碑文上讲，明朝天顺年间，从南海来了一位很有道行的人，开山建了庙。之后，谁求谁平安，哪里供着哪里就风调雨顺。这样一传十，百传千的就远近闻名了。涧沟的老年人都说西太后、蒋介石、张学良都来过。为啥叫娘娘顶？这一点碑文上没有写，只说清乾隆某年某月，山顶突发毫光数日，方圆几十里的老幼顶礼膜拜。后官家出银千两，于山顶造台一座，并御赐“妙峰金顶”匾额一块，这就是金顶的由来。老百姓呢，他们多相信救苦救难的南海菩萨，就叫它为娘娘顶了。

妙峰山是北京的一座名山，古老的香道留下了许多故事。今天，朝山进香的香客已经被旅游者所代替，金山的泉水还可以给夏日带来清凉，而涧沟的玫瑰和红果早已变成一种传说了。如果站在金顶上放眼四望，你会感到那样的怡然、欣慰，心中充满了希望。

1985年9月25日

妙峰山是传统的朝山进香之地，我在涧沟村投宿，是夜哭声大作，还有器乐杂间，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山村出葬。从小挖过死人骨头，真的死人我还没有见过，城里没有这么复杂的过程。生老病死的人生大课，在黎明前的山村黑夜中，在我有些紧张的注视中，一幕幕地刻印在心中。

1978年我爬山的重点集中在北京的沟崖，它位于明十三陵西边的德胜口村，过去是一处道教圣地。我喜欢的山自然是草深林密，山水不断，老乡告诉过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山有了水就有灵气，它会幻化出许多东西，人在其中那是大补，岂是一句回归自然所能了得！山爬得多了，你会切实感到那些林木山石的生命所在，从它们的关系中，你自然会想到自己究竟是什么。你会很舒服地静下来，感到自己的存在了，但不会消灭自己，只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你会愉快地与山对话，与草木相视，甚至连那山水都是一片丰富，充满故事。我是喜欢一个人进山的，你不用再说话，你会看到许多，听到许多，感受到许多，你的交流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那时是真正的自己了。你是用整个的自己与周围的一切呼应，而语言怎么能说出真正的自己呢。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是生存的需要吗？那种生存是属于自己的吗？我们说的那许多话，有多少是属于自己的呢？我清楚我们现在有些离不开城市，因为我们被教育要有一些理想，天知道这些理想是从哪里来的。进而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有城市，要有效率和速度，要有如此多的物质需求？只要一进山口，我就瞬间变幻到另一个世界，我能看见自己的灵魂在自己的面前，而在我居住的城市，我什么也看不见。

1979年1月1日，北京怀柔喇叭沟门。这是我的第一台相机，上海202折叠式。爬山带着它特别方便，镜头缩回就像个大烟盒，随便一揣在兜里，拿取方便。相机下面垫着的是外衣，自拍合影前我在取景调焦，小宁给我拍下这张照片。

1978年时，我也算个“老”工人了，在工作中有两个徒弟在身边。这年春天，在我的号令下，他们同我夜爬了一次沟崖。进山多在白天，就算下雨也走过，但还是白天。我一直在谋划一次夜行，无奈那些老山友，都开始搞对象，兴趣转移，我号召多次，响应寥寥。徒弟们年轻，有野性，我的号召他们响应。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擦黑进山走夜道，在山中露营，太阳一出就下山。记得在德胜口村附近有家工厂，进山前我们去那里找水，不知怎的摸进了一间无人看管的屋子里，屋子里堆了许多书，有半间屋子呢。我们躺在书堆上休息着，随手翻了起来。徒弟们喜欢隋唐、东周什么的，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了几本集邮册，那真是眼睛一亮。我家有本邮册，经常翻看，对邮票也很喜欢，今天见到这么多，开了眼界，不良之心陡升。徒弟们也想拿几本书走，见状自然全力鼓动我。更待何时，我是一扫而光，全部装进贴身的地方。

1978年12月，北京沟崖。一天下了夜班，天下了大雪，我马上找到我的爬山铁杆金欣荣，一拍即合，我们就奔了沟崖。他是我工厂的伙伴，也是钳工，沟崖这个地方就是他很早悄悄告诉我的。

1978年12月，北京沟崖。在雪中的山里过夜，那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你们听到过大雪飘落的声音吗？我们就是在深夜被这种声音惊醒了，那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存在，只有人的听觉与天地相通了。我找不出一种词来形容，它并不响亮，也不沉闷，像是一种飘浮在空中的天籁，高高低低，铺天盖地，却又轻得如同透明，你感到天地都像你围拢过来，把你淹没，又把你托向空中。

1978年8月，北京沟崖。这几位是我在山中“闭关”时相识的，中央工艺美院特艺系“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学生。池小宁的妹妹就在这个班，我参加星期五沙龙的机缘，就这么拐弯抹角地出现了。

黑夜爬山首先要有胆儿，我有训练不怕，徒弟们自然就奋勇了。我们带了手电，但尽量不用，依靠夜光下的瞳孔放大。其实再黑的夜晚，待一会儿还是有天光映照的。我们有经验，夜晚黑的是石头，亮的是水，凭感觉顺着山道走，不会掉到山沟里。那次我们三个男人，带了两杆气枪，每人一把刀。我们钳工做把刀是小意思，都是工具钢磨制，嵌上木把，十分得手。关键是我们会自己淬火，硬度、韧度都很专业。路过昌平县城时，在杂货店偷偷与那里的菜刀对刃，对方刀口立马出坑。我爬山都带绳子，紧缠在腰间，外衣一罩毫无痕迹，浑身还特有劲儿。到沟崖的最高峰前，必经一处垂直石壁，高五六米，长年流水青苔，虽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根树干，但同样湿滑，没有本领的无法上去。每次都是我先上去，顺下绳子，把同行者拉上来。

1978年12月18日，我与好友金欣荣冒雪爬了一次沟崖。他也是我们厂的钳工，好野游，北京的沟崖就是他在进厂不久偷偷告诉我的。我们俩立志去爬大山，苦于没有帐篷，曾谋划自己动手制作。工厂有一种专用砂纸，它的基背是一种薄帆布，收集多了缝制连成片，自制帐篷，岂不有了。那时市场上买不到帆布，说是军用物资，我们被迫想出这么个最终没有完成的计划。那天清晨，大雪飘落，是那种鹅毛的厚雪。我们一拍即合，请假开溜，买了二十几个大火烧和一瓶白酒就进了山，记得棉手套还是路上买的。夜里我俩蜷缩在一个石佛龛里，把双脚放在对方的胸前，谁也别嫌臭地互相抱着。中间棉大衣重合处用绳子捆紧，完成了这种合体而卧之姿，我俩大笑了有十分钟，笑声飞出破庙的佛龛，回荡在寂静的山野。我那时放了一句话：这时候鬼来了都得被吓跑。冻醒了，我们就喝一口白酒，那一夜真冷呀！深山的雪夜，天宇白茫茫的一片，可以听到雪花飞落山林时扑扑啪啪的声音，这是怎样撩人心魄的景色啊！东方泛白，红日初升，周围的一切清晰起来，满目银装素裹，静极了，美极了。

我的身心来自于山气的滋养，这我确信无疑。我从小身体单薄，光长了一个大个儿。母亲没少给我吃好的，可还是那么瘦。每次爬山回来我总是特别能吃，肺活量、大腿上的肌肉，以及负重能力都在增长。北京的山挺多，有点儿名气的我大多都爬过。我喜欢观察每一块石头，每一棵小草，每一片流云。只要一到山顶，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你看那山，多么壮阔和悠久，多么安详和丰富，多么富有生机和永久的诱惑力。1978年考学失败后，我一个人进了山，在隐身的破庙中思考今后该怎么办。奇怪得很，痛苦在山风中飘去，松涛使我振作，初升的太阳使我看清了方向，我吃光了带去的食品，轻装下山了。

1978年的夏天，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工厂了。虽然报考电影学院未果，但我闻到了新的风气，蠢蠢欲动。整日的茫然中，我想到了山，我忠实的朋友，忘记了是什么借口，打起背包就进了山，带了一瓶炸酱、好几捆挂面。

沟崖最合适，山上有水，还有几间破房子。弄来些杂草，我带来了床单，蚊帐也是必需的。石头垒灶，有小铝锅，炊烟升起，我坐在山间笑了。朝阳如剑，夕阳如烟。日出即起，看群山沟壑；日落而息，仰面星斗满天。流云飞渡，百鸟穿林，泉水淙鸣，松鼠跳跃。听觉与视觉降到了最简，感觉萌动，尘封的心灵开始复苏，久远的初心日渐清晰起来。唯一打扰过我的是第一个夜晚，睡梦中惊觉有沙沙的响动，躺着不动，我在判断是何方神圣。手电筒也不能轻易使用。应该不是大家伙，那么……我忽然明白：是我打扰了原住民的平静，一个外来者占据了人家的许多。第二天入睡前，我特意留些吃的在不远处，小动物们再也不夜半敲门了。

群山无语，我在山中似乎也变成了山，许多事情潮水般泛起，似曾相识中却看到了另外的模样。理想变得明确，人自信了起来，卢沟桥就显得太小了，我该走向远方。那几日，山中的树木都好像不一样了，相处十多年的老朋友在催促着我什么。“沟崖里有个隐士”，打柴的山民把消息传了出去，引来好几拨造访的人。我有时像答记者问，有时却被推崇为神人，我知道自己就是个工人，只是不甘心做个工人而已。天赐因果，在与中央美院几名学生的彻夜畅谈中，他们告诉了我星期五沙龙的存在。这一机缘就像仙人指路，感恩曾小俊，他与池小宁的妹妹是同班同学。

离开卢沟桥以后，野山爬得少了，我为此曾向山致以过深深的歉意。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爬山也日益柔和了起来。开始是测试女朋友，不能与我爬山的人，是不能继续下去的。有一位邻居介绍的女孩，第二次见面我提出爬香山去，她却提出去北海。这是原则问题，我的兴致顿消，只有散了。后来就是身不由己的变化，慢慢地我才发现与女子爬山和与徒弟们在一起是不一样的。这本是常识，我却在二十五岁以后才认可它。我也是太顽固了。

什么事儿都是有得必有失，当我真的如此柔和地去爬山，山就变成了另一种味道，那是我进入校园以后的事情。还是以当时的记录为准，这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公平。阿城说得好，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流露出年轻的状态。状态一过，就再也写不出了。

鹫峰的冬阳——忆一位友人

“不想可以，忘是不可能的。”——佚名

那年六月，给高中毕业班照合影时，我认识了她。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从人头缝间直视着镜头，镜头后面的我感到那是探索的目光。

后来我们通信了，再后来我们去看影展，再再后来我出差时去学校看过她。

再再再后来呢，就是一年的二月，寒假中，我们认识一年后的一天，北京西山鹫峰的山道上。

一

我们时而并肩走着，大多时候一前一后而行。石阶的山道曲曲而上，我的心情像那冬阳，温暖敞亮。忽而一阵小风吹过，野草摆动，似乎能听到些声响，山上静极了。

事先在电话里约好，八点半在车站集合。我走走停停，准点到达了，怎么不见她。我再一次环顾四周，呀！她站在我身后的栏杆外，向我微微一笑。我问：“你几点到的？”“我到一会儿了。”她答道。

她并没有穿什么特别的衣服，普通的扣襻皮鞋还是平跟的，墨绿色的条绒外套，棉袄是中式的，扣眼旁有一条装饰，记得是斜缝在左襟上。我的包很大，除了吃的，还有许多照片，说好了在大自然中欣赏它们会更有意思。

她背着学生用的黑皮挎包，不知里面装的什么。

二

鹫峰的山道很好走。我们从容地谈天，大学生活，摄影创作，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几声鸟鸣与风声同话语一同向前流动，过眼的山野注视着两个天之骄子，冬树和山亭伴随着悠悠的旅程。

山路不停地弯着，不知不觉已进入了山谷。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问她，她说没事儿，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吧。

这是一座很残破的寺院，正殿都倒塌了，只有高大的乔木在挺立着。院子中间有个雕栏的池子，池水早无，仅有石桌石凳伴旁。我把包放在石桌上，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游人。她站在古池旁，扶着栏杆往下看，在想池水哪儿去了吗？她来到一棵老树前，抚摸着苍皱的树干，慢慢仰起了头。我叫她，她缓缓走过来，坐在对面的石凳上。我忽然觉得此刻看我那些照片多么不合适，这周围的一切不已足够了吗？

三

山路继续弯着，走过山脚一拐，我们同时发现地上有个发卡，它弯弯的外形，黄绿的颜色是那样引人注目。真奇怪，是遗弃，还是被遗忘？我不禁有点儿伤感。同时，它又像这荒野中一点活跃的生命，给人以振奋和生机，我又欣然了。她走过去拾了起来，用手擦掉上面的灰土，还是挺新的。她把它放在头上比画了起来，我说：你戴上，没准儿合适呢。她果真戴上走了几步，扭头冲我一笑又摘了下来，把它放在手里摆弄着。

山谷中是有回声的，以往同朋友们爬山，总爱大吼几嗓子，时常还要比一比呢。今天我又喊了一声，回声不大，却没有心思再喊了，我同谁比呢？喊给谁听呢？今天应该稳重吧。我再见了山谷的呼唤，随着她向山上走去。

她出汗了，用手绢擦了擦额头和面颊，我要帮她拿书包，她说没事儿。我们走的不快，按我的速度早到山顶了。鹫峰的山道不长，而我希望这山道没有尽头，我想不停地走下去，永远停留在荒草风声中，永远忘记那嘈杂的人世，永远享受这和谐与宁静。

四

快到山顶之前的一段路早已无存，山势很陡。我在前面开路，走了几步，回头一看，伸出手来说：我拉你一把。她确实有些吃力，把手给了我。在接触的一刹那，我的心禁不住一热，跳得快了起来，但马上又被神圣所占领，以大无畏、大凛然的气概拉着她向山顶攀去。

当然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很软，温度没有我的高，面积也不大，可能两只放在一起，我也可以握得过来。走着走着，我感到她迟疑了一下，开始犹豫，最后随着“我自己来吧”，把手收了回去。“行吗？要不我来替你背书包？”她把书包递了上来。

山顶的风比山下的大些，但十分惬意，它吹走乏热，带来清凉。我们站在鹫状的古松下，眺望着华北大平原，寻找着北京城，议论着母校一七一中学在哪里。我想起第一次在教室见到她的情景，此刻，微风撩起她额前的秀发，她的视线是那样遥远，她在想什么呢？

五

找到一块背风的大石头，我们开始吃饭了，她打开那黑皮挎包，告诉我带了些蛋糕，说着拿出个纸包，四四方方的很整齐，打开一看，是八块。我暗自赞叹买得真合适，够吃也不剩下，我真不好意思看我那些奢侈品。她递过来淡绿色的塑料水壶，我们喝着吃着，不知不觉中我感到异样的满足，这满足使我想起心中遥远的形象。

山风送凉，我说你把外套披上，她坐在石头上仔细看我的照片，还不时问我一些问题。我告诉她，我计划去上学，系统地充实一下，也弄张文凭。她说如果去上学，相机也别放下，常拍拍才好。这些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不管多忙，不管走到哪里。

1981年8月，北京黄花城。黄花城的黄昏特别神秘，这里地处山区与深山区的过渡地带，加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你无论站在哪里，都会感到声音的味道，气息的声响。这个女孩在看夕阳与晚霞吗？不知道。有歌词说，女孩的心思不能猜，猜到最后也不明白。

1982年10月，黑龙江鸡西地区。因为煤矿来到这里，离边境线很近了。俄罗斯歌曲中白桦林总是与情调相关，我却想到劳工苦力的种种。景就在那里，情是人们加上的，如同一座山在那里，古人画了几百年都没有重样的。看景的人心里有什么就会看出什么，不然，就是几棵树而已。

太阳早过了子午，渐渐变得发黄，周围的群山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影，一只老鹰从山谷上空飞过，传来几声回响，又奔向远方。我在古松旁给她照相，背影是一片莽莽群山，暖色的冬阳洒在她身上。她侧着头，闭着嘴，眼睛直视着镜头，那视线穿过取景器进入我的心房。那是一种什么目光，我永远猜不透，永远也说不清了。

六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鹫峰顶上的冬阳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这期间，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因为后来我无缘再见到她。

人生中有许多事，非主观所能左右，有人说是命运，在我看来，用机缘一词更好。万事都有规律，遗憾的是往往人们还没有掌握它，事情就已经过去了。也有永恒的东西，它只能留在记忆中，变成一种食粮。

对我来说，那就是鹫峰顶上的冬阳，它普照我广漠的心灵，永远那么温暖，那么明亮。

写于1982年至1983年

山爬得多了，什么事儿都会遇到，软的硬的都有。开始是锻炼身体，后来就迷上了。也跟女孩去过，我倒以为是山的博大赋予了某种诱惑。山间流云万般状，谷中石迹条纹晰呀，真正能留下来的，好像只有妙峰山顶的那一群学生，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那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1975年5月是我第N次去妙峰山了，在山顶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大全景，略俯视，远处群山莽莽，近景古塔残立，清晨七点阳光透亮，一群北京第五中学的学农学生，在古塔周围指指点点，眺望交谈。人物在画面中很小，也就看个形体吧。这一幕景象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以至于几年后心绪还时不时在上面徘徊，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总在拨弄着我，是那群山，是那古塔，还是那群年轻的中学生？1981年是我第三次拍摄高考，7月7日是考试的第一天，有些小雨，考生们得到难得的清凉。奔波一天考场后我回到家里，意犹未尽的有些发呆。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妙峰山顶的那张照片，拿出笔纸写下了《青春颂》的第一稿。

观《青年节》有感

画面上这些学生，我并不认识她们。那是1975年5月（中旬）的日子里，我和工厂的两位友人到妙峰山去玩，在山顶遇到的。她们有的在抄碑文拓碑记，有的在观察佛像欣赏菩萨。在那个年月里这样的学生真是难得呀！我从心里喜欢她们，更加佩服那位不知名的胆大包天的老师。

我是在喊叫声中“毕业”的，而黄帅的年代正是七五年前后。那时节，一切都不伦不类，自己对什么叫学生有深刻的认识。可喜的是，自从我当了学徒工，思想开始变质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毒化我，我没有任何抵抗力，最后我只好投降了，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背叛者。

既然背叛了自己原先的主义和信仰，就必然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反动的情绪找不到市场，只能跑到没有阶级性的大自然中去发泄自己的“壮志豪情”。我开始喜欢上山了，而且是越来越强烈。我喜欢它博大、苍劲；我喜欢它雄伟、安静。它无私无畏，它没有任何尘世的污染，是那样的干净。它是那样平等，谁也不欺负谁，不分老幼，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我喜欢山上的石头，山上的草，山上的树木，山上的小动物，它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它们，我就会日夜思念，想呀想呀，想快些来到它们中间。只有到了它们中间，我才能感到最大的放松和快乐，我才感到我有了灵魂。我甚至对山上的寺庙佛像产生了好感，虽然它们是迷信的，但我总觉得它们要比世上的人善良。我宁愿求菩萨保佑我，也不敢相信交心，谈心的会议。

正因为如此，当我在山顶看到这些学生时，便油然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她们也许学问并不多，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经验，但她们是纯洁的善良的，她们是不会害人的，有人讲青年人天真幼稚，我想这也正是青春的美所包含的内容吧。

青春是美好的，特别是女孩子更应该有美好的形象。但我看到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补丁，大多数穿着解放鞋，服装也是清一色的简单，书包、发型也都是军事化的。看到这些，我们能不为她们心灵上受到的摧残感到痛心吗？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感到逼人的朝气和活力，这不足以证明青春是有力量的吗！

她们的个性是那样的突出，性格、爱好、家庭环境、兄弟姐妹的情况也都不一样，不少人可能还有一些小脾气呢。但她们知道做人应该有知识，应该正直。她们对眼前的古塔可能所知不多，她们绝不会步那些拆塔的哥哥姐姐们的后尘，干那种愚蠢的事情。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她们中间一定会出现古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佛教学家，她们会把祖国的山河建设得更加美好，她们会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青年一代是有志气、有能力的一代。她们更会把宝贵的青春永留身边，更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她们的后代：

青春永远属于珍惜青春的人们。

记于1981年7月7日高考第一天

1980年12月，北京地坛。我喜欢拍雪，特别是融化的雪，它变得丰富起来。记得我当时还放大了一张照片，还起了个名字，叫《消融的爱情》。当时女友看了不置可否，我呢，其实并不明白什么叫爱情。消融的雪就是爱情，简直就是小孩儿过家家了。

1986年6月，北京一七一中学。为学生们拍合影，要有些方法，特别是按快门的瞬间。我喜欢挥手示意，目标明显，很容易吸引那些分散的目光。

初拍校园

1979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单位有个同事突然告诉我：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我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单位离家很近，有一所中学在家附近，有考场，我赶到那里时，各色考生正在进入校门。

我参加了1977年的全国首次高考，未中；1978年春，又参加了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复试了两次，还是未中。后来听说有人卖血，给文化部长写信，我没有这个勇气，拍电影和我擦肩而过。但两次高考给我留下新奇的印象，妙峰山顶的幽灵在心中徘徊。

几把课椅放在大门口，两三个老师坐在那儿，考生来了，起身，看看准考证，又坐下来闲聊。考生三三两两，骑车的，走着的，有说有笑。校门口聚集着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几个小孩儿追跑打闹，有点儿像新学年开始的样子。我把自行车放好，走进校园，甚至在楼道里转了转，考场的门上贴着封条，从后门的瞭望孔里，看到了摆放整齐的课桌椅。多少年后，我还奇怪，为什么管得这么松呢？

桌椅单行摆放，老师用脸盆打来水，把它撩在间隔的地上，降降温吧。楼道里排着一溜课桌课椅，考生在进教室前把带来的书包依次放在上面，小纸片上面写了号码，一张给考生，有绳的一张拴在书包上。开考后，我发现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几个白瓷杯子，没把儿，杯口上方有一圈蓝道的那种，谁渴了，举手，老师会送水过去。教室我是进不去的，在门口，我尽可能地拍下我所能看到的一切，我想起我年前赶考的心情。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中午考生们多数不回家，学校的小卖部有汽水和面包。那天我没回单位吃饭，一瓶北冰洋汽水里插着一根蜡管，面包有两种，圆的便宜，吃起来发酸，我买了一个长方形的。我边吃边在校园里转悠，发现考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有不少所谓的社会青年。我还见到了一位跛脚姑娘，给她拍照时，她面对镜头，双唇坚韧地微合，眼神友善略含平淡，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当时的模样。后来我又连续拍了两年高考，上述的现象就看不到了。不少考生喜欢在自行车棚里复习，阴凉通风。北京七月的中午，蝉声此起彼伏，柳条儿摆动却没有风声，早晨观阵的人们不见了踪影，默念背诵的窃窃声，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有几个人坐在楼道的尽头，屁股底下是带来的报纸，一个女生一脚踩着凉鞋，一脚光着蹬在暖气上，顾不上别的了。一个男青年双脚盘在课桌腿上，右手夹着半截烟，左手的上海表清晰可见，他的视线一直盯着课桌上的书本，书本的旁边有一块小毛巾。两个女生就蹲在一堵墙边，可能旁边有一棵树吧，书包放在腿上，一手支着下颚，一手捧着书本，她们的腿不麻吗？有几间教室留给了考生，桌椅散布，大家各据一方，有两个男生穿着跨栏背心，一位双脚踩在另一把椅子上，左手拿书，眼睛却看着别处，拍摄中我听见他说：“我要考上了，非他妈……”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一个女生坐在两块砖头上，另一个小伙儿干脆席地面墙了。几年前还没有的高考像春风般来到人间，吹皱一池春水，掀起阵阵微澜。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五十四中学考场，1980年7月8日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雍和宫，1980年7月7日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七十五中学考场，1980年7月8日

再拍高考

1979年的高考拍得不过瘾，我一直盘算着再大干一场。1980年6月份，我只身来到教育部，找到招生委员会，声称我要去拍摄高考。

那时高考对学生很重要，大小报纸却不感兴趣，我没有发现有记者出现在考场上。我的出现令官员们很感兴趣。我自然要申诉理由，讲大道理呗。他们询问我的具体做法，那时摄影还不普及，我更像在介绍摄影。最后，他们给了我一张月票大小的黄纸片，上面印着“监考员”三个字，填上了我的姓名，编号是12，红印章上面的字是：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这相当于一把尚方宝剑了，凭着它，我可以出入任何考场的任何教室。

我喜欢穿布鞋，跑考场的这几天特意换上一双半新不旧的，消音嘛。裤腿稍挽，这样下蹲方便。我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灵活，在桌椅间腾挪回转，可以做到悄无声息，我在学校拍中学生，这是基本功。相机换成一台老徕卡，快门轻得几乎听不见。每每进教室，我把除相机外的所有东西都放在门口，轻装上阵。那时拍胶片的习惯是，有了感觉才拍，一张是一张的，不像现在的人用数码相机，毫无顾忌地按快门。在考场上拍，我几乎是一景一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算考生有所感觉，我已经像监考老师一样在巡视了。

那时的考期是7月的7、8、9三天，这时的北京已经很热了。整个八十年代，好像只有1981年的高考日是雷阵雨，凉爽。1980年我在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手绢、小毛巾之类的东西，有的学校会准备暖壶，几个杯子放在讲台上，谁渴了就举手，老师会把凉白开送过去。有些男生实在热了，脱掉短袖，搭在椅背上，穿着跨栏背心奋战。窗户打开，淡蓝色的窗帘微微飘舞，阵阵蝉鸣给专注的考生带来些许轻松。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1980年7月的那三天，我争分夺秒，几乎没有午餐时间，至多是在转场的过程中，来一份汽水面包。我跑了七所学校，考场就数不清了，有的可以拍上几张，有的站在讲台那儿，观望一下就撤了。找到感觉也并非易事。中午的待考时间，也是我不能错过的时机。考生辛苦，我也辛苦，都在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出力吧。

教室外候场的总有一些老师，他们关心自己的学生，准备了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是最后的时刻，是高潮也是落幕。那几天的清晨，我总看到各校的班主任或主课老师早早来到考场外，最后一次把所能嘱咐的讲给他们的学生们。有的老师把一面红旗绑在自行车衣架上，怕学生找不到他；有的老师站在砖头堆上最后叮嘱些什么；有的老师干脆跑到路段拐口，见到一个自己的学生就说上几句，真是一个也不能少！2010年夏天我路过一个考场，候场的人变了，现场的气氛变了，看着那些警车，我心中充满了悲哀。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作品《北京高考》北京第五中学等，1979年—1981年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四三中学操场，1981年7月7日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10月

闪进教室

我进入校园拍摄，是一个决定。当时想了一段时间，但是思考的内容并不复杂，追寻妙峰山顶的幽灵是个原因，偶遇的高考似乎抓住了线索。当时比较了大学与小学，还是中学合适；在重点校与一般学校之间，一所中等水平的学校更合适。北京一七一中学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离我工作生活的地方很近，就是它了。

进学校当然要先拿下校长，上词儿呗！校方最终同意，我琢磨也有摄影本身的功劳。1979年的北京，照相还是比较新奇的事情，特别是专门去拍学生，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我反复保证不影响课堂秩序，他们也想看看这小子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活吧。最初校长推荐了一个特优秀的班主任，她怕干扰教学，拒绝了。有趣的是，两年后，曾拒绝我的老师请我到他们班摄影，她也许发现了摄影的魅力。

进入学校还不算太难，难的是学生们的认可。那时的中学生普遍认为报纸上的宣传假，记者是主观臆想的同义词，特别是讲到中学生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经常嘲笑讽刺那些奇怪的所谓校园照片。在这种情况下拍摄，他们从心里看不上你：呵！又来了一位。那时的学生挺有礼貌，他们不一定躲你，但会用体态语言和表情的改变，强烈地表示他们的态度，这种抵制更可怕。一个个假象摆在眼前，你还拍什么呀。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后脑勺都长着眼睛，可以感到你要干什么，几分之几秒内，他们的体态已做了调整，这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其实差异很大，我进入的通道被堵死，只有放下照相机。怎么办？解释我不是那样的记者？那真是傻了，只有靠时间，我有这个信心，有与拍摄对象相处的基本功。头一个学期我几乎没拍出几个胶卷，但我还是在校园里转悠，极耐心且悠然地寻找着，与这帮学生打着持久战。我并不傻干，我有我的专业素质：跑位、时机、进入幅度、体态语言和表情等等。学生们不傻，他们观察出这位“记者”的不同，起码好奇心使他们愿意了解我，但我并不去同他们聊天，这是我的原则。我无声地拍着我的照片，最终征服了他们，他们接受了这个外来者，我打开了进入他们的第一道关口。

中学校园的生活丰富多彩，不是说有多少情节故事。许多情况下这些少男少女还是比较含蓄的，动作不大，特别是课间或放学时刻，给他们的时间并不长，毕竟要学习要回家。但他们确实有无数的东西要表达要交流，甚至要表现，这些因素决定了必然形成属于他们的系统，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的拍摄。还有就是对体态语言的运用，中学生简直是高手，而这恰恰是摄影的强项，我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我首先要读懂这些语言。长时间地转悠，好处极多。不用拍摄，到处观看着一幕幕的话剧。我在校园里是透明的影子，这是我努力争取来的“待遇”，所以我的观看几乎没有限制。有一天中午，是个初夏，我带着一些瞌睡，在教学楼里转，有的教室门开着，有的则虚掩着，我出出进进，挺悠闲的样子。透过一个门缝我发现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站在逆光的窗户前，他们是站在椅子上，眺望着窗外不同的方向。我需要进去，我需要用我的体态语言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挺好的，真的挺好，我只是做我的事。从轻推门滑入，这对话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却一直没停。其实我还是有点儿紧张，我确实是个入侵者，我能做的只是把干扰降到最低，这是有可能的。进教室后，他们并没有移动，这说明他们知道学校有这么一个挺奇特的摄影人，我并没有马上去拍摄，虽然内心很想。我当然可以十分迅速地拍下一个镜头，但那样不好，它破坏了一种平衡。一旦坏了规矩，我以后如何在江湖上混？退一步讲，你的速度再快，能快过中学生的感觉吗？没有感觉，只有外表的照片能看吗？教室里没有其他的学生，经过上午的四节课，整齐的课桌椅有些散乱，在午时的阳光下，好像疲倦的学生。我面前似乎有了许多生命，它们进入了我的镜头。在我转到窗前时，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留在胶片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慢慢离去。摄影需要抓拍，但摄影人可以把这段时间放大。

有的教室是人多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无所谓了，它照样有游戏规则。拍中学生我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摄影，寻找方法就是专业素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状态，需要不同的融入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我身上，也是一种体态语言，包括你持机的方式，行走站位，按快门时的身姿，甚至你的表情。时间长了，这些会变成下意识，一进校园就好像运动员到了跑道上，状态起来了，想改变都难。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多累呀。其实不然，一个不属于你的环境接受了你，你可以自由行走，这是多大的幸福啊！庆祝还来不及呢。我正是靠这些东西出入学校的各个角落，基本畅通无阻。而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不去掌握这些东西，只能靠猜测去判断学生。像中午这种时刻，如果老师到来，那一切就都消失了。

在校园里，我成了透明的影子，慢慢地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感觉很迷人，即使不拍什么，游走于学生中间也是一种享受。在彼此放松甚至视而不见的前提下，种种感觉出现了，各种发现出现了，特别是眼睛跟着心思走时，相机不再束缚你的手脚，只是把你的所感凝固下来。我到学校没有固定时间，只要还有学生在校园，哪怕是一个学生，也有可能有所发现，垃圾时间是不存在的。学生生活看似刻板，细微变化令你意想不到。他们的节奏一般大人们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自然认为他们简单，没什么过程与变化，一旦有点儿事，简单的结论立马得出，这也许是所谓代沟出现的原因之一。学校程序是固定的，学生们的状态可是跃跃欲试。他们在限制中寻找自己的空间，表达交流自己的感受、见识、发现。这是他们生存的必需，这是他们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自由表现自己的天地，这恰恰成了摄影进入他们的通道。进入就是发现，两者是同步的，伴随着快门声，我把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点点地留在底片上。

学校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年级不同、性别不同、性格不同，上学进校门千姿百态，早操早自习各显特点，课间十分钟眼花缭乱。体育课与美术课我是可以参与的，何况还有不少室内活动。中午时光因人而异，吃饭谈天，安静中有一丝神秘色彩；下午的课程总有些异样，也许是副科多吧；放学不一定回家，课外活动，操场教室交相辉映。这往往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总是一层楼没拍完，日暮就降临了。

夏日的黄昏，当最后一个学生离去，我往往还要在校园里多待一会儿，不是回味今天拍了什么，而是人去楼空，另一种心绪升腾起来。失落？悠远？弥漫在心中。我会在那一瞬进入另一种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没有我，只有记忆的碎片漫天飞舞。冬日的太阳落山早，经常有学生不肯早早回家，这时的教室是学生的天下，特别是老师也走了之后，就像旋转舞台一样，瞬间地或慢慢地，味道变了，气氛变了，那已不是教室，你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在跃动。一间教室也许只有一个学生，也许是一群，也许都是男生或女生，也有时就两个人。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需要调动所有的神经，灵活快速地游走，准确迅速地把握，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不能对他们造成丝毫的干扰和影响。我与学生们的默契在这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相互信任，我不是老师，也不算朋友，我只是一个认真的摄影人。

于大卫是最先接纳我的老师，他和那四十五名学生是我《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和大卫老师成了朋友，不论他从事什么事业，我总是东拍西拍，总有些共同的话题在我们之间。他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他的课别具一格，有干货，有个性，生动活泼。我刚到学校时，曾旁听过一次他的课，真是过瘾。那次我认真做了笔记，回想我的中学时代，很是黯然，打心底里羡慕他的学生们。对于学生他是师长也是朋友，他不仅要求学生学习好，而且严格教导他们如何做人。班里有了问题，他基本不点名批评，利用同学之间的“场”去修复漏洞，对其他学生是一种启示与影响，所以这个集体团结友爱，有战斗力。

1980年6月，天安门广场。进入一七一中学拍照，有幸结识了这伙朋友。他们高二毕业了，我们去小铺喝酒，完后去天安门留影。前排左起第三人是于大卫老师，后排左起第二人是我，相机放在自行车上。

每天他比任何一个学生来得早，走得却是最晚的一个。给学生补课不是学生找他，而是他找学生。他知道班里每一个学生的长短处，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信不信，我们班四十五个学生会有四十人考上大学。我说你有点儿吹牛吧。1980年8月，放榜了，真如他所言，全班有四十二名学生考上大学，剩下的三名考取了大专。我与这个集体相处时间不长，却在这个集体中体会到许多那个年代的东西。他们班的学生基本没有书呆子，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各科成绩却是年级前茅。对于许多新潮的东西，他们总是反应迅速，甚至对一些社会大是大非也有自己的观点。打篮球什么的简直就是他们的必修课。我仔细观察过着这四十五名男女学生，几乎都是面色健康，站坐有样，眼神清澈，穿着得体且不俗。男生女生之间友谊深厚，情感真挚，那许多难言微妙的东西，在这个集体中像湛蓝天空中的白云，这境界，这享受，在今天到哪里去寻。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9月

1980年6月，我在学校操场给他们拍毕业照。男生清一色打篮球的跨栏背心，整齐精神，女生各种条纹花色短袖，活泼漂亮。特别是那七八面形色各异的奖状一字排开，威武雄壮。一块旧黑板立在最前面，老宋体粉笔书写着：为高二·五争光，为母校争光，为祖国争光。在开拍的一瞬，大卫老师把那个篮球滚到黑板的一角，神来之笔。

1980年夏日某夜，我和大卫老师及班里的几个铁杆男生喝酒，酒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合影，上海202放在自行车座子上，自拍机嗞嗞作响，完成了我《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开局。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0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总政游泳馆，1985年6月

脚和后背

记得是1979年左右，在北京有几个法国的展览，全是名家的东西。罗丹的雕塑就放在中国美术馆的院子里，几百年间的精品挂满了北京展览馆的几间大厅，都是原作呀。现场有小册子出售，其中有两段话我印象颇深，罗丹的意思是：真正的女性美只有短短几个月。另外是谁说的忘记了，意思是：人的手比面孔有表现力。这两个观点影响了我对中学生的摄影。

妙峰山顶的学生是中学生，她们属于罗丹所说的女性美吗？变化的东西短暂，所以珍贵，中学阶段属于这个范畴吗？有变化才会有发展，不确定中有莫测的东西，这才有诱惑力。中学生是这样吗？在对手的拍摄中，确实是这样，但我有了更触动我的发现，那就是脚和后背。

课间与放学后的校园是精彩的，却又没什么大起大落。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们的腿脚总在动，不停地变换，这仅仅是青春的活力吗？我蹲下去，有时干脆坐在地上观看，这下不得了，一个不曾看见的世界在眼前显现。有腿脚就会有鞋和袜，性别、脾气、秉性、心情、思考全写在离地三尺之内。很奇怪，人的手还会有些掩饰，在腿脚上仅剩修饰了。我个子虽高，但人瘦，也练过点儿功夫，所以身体伸展幅度比较大，可以瞬间蹲下，而且蹲得很深。那时进校园，我总喜欢把裤腿挽上，就是为了下蹲方便。如果是现在可以穿短裤就不用这副打扮了，好几次母亲说我穿得像打鱼的，这样进学校不好，但我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6年6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3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6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地坛体育场，1984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3年4月

发现了脚，就是发现了脸以外的可能性。不久，后背也出现在胶片上。我这个后背是个泛指，没有头的身体也算，因为我发现去掉头的后背或躯干更有想象的空间，而人的表情在有些时候是会起反作用的。开始时我有点儿顾虑，没有头的影像能成立吗？拍了一些，看看，好像还行，只是习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其实我们在看人时，许多时候是会忽略掉脑袋的，有什么不可以。放下这个包袱后，我大胆地从新的通道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许多不好表现的东西找到了依附。甚至在许多时候，脸成为多余，有了后背或手或脚，就足够了。在大量的后背与脚的拍摄中，我认识到看就是看，怎么看都行，要不上帝把摄影交给人类干吗？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1年6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4年6月

作品《夏令营》北京十三陵，1981年7月

夏日的回忆

1981年，我在广播学院学习拍电影，经常要做作业，作业当然是拍电影了。不同的是，拍摄完的胶片要自己手工冲洗印样片，声音只能用砖头录音机现场录，再把资料剪接合成。由于我在拍摄中学生，大多数电影作业拍的也是他们。

拍电影不像拍照片，我必须同学生打交道。初一有一伙男生喜欢踢足球，还不时约外校的打比赛，下午一下课，这伙人便呼啸而去。有的家长担心孩子的功课，老师还是挺支持的，前提是要完成好专业。这只无名球队存在了很长时间，球员们几乎不戴眼镜，一个个小身板都挺结实。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和当地的学生发生摩擦，老师出面也不行，这伙球员整体出动居然平息了场面，他们并没有动手，但有一种气势，有事不怕，话又说在点上，对方安静了许多。在拍球队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个性突出，业余生活的丰富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喜欢串门，那时叫家访，我以大朋友的身份看到了他们的多面色彩。比如他们居住的房间，墙上贴些什么；抽屉里都有什么，摆放的情况；什么时间做作业，用多长时间，做作业时伴随着什么；课外读物是些什么，定什么杂志；有什么爱好兴趣，自己动手干什么；经常和谁在一起玩，是发小还是同学；有几双鞋，都是什么样的；自己干不干家务，都做什么；周末都看什么电视节目，常看电影吗；晚上都干什么，几点睡觉，几点起床；父母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厨房卫生间的具体细节，甚至所有窗帘的种类花色……

我曾经拍过一个作业《星期天》，男女生各选三名，展现他们的家，进入他们生活的琐碎之处。因为对初中学生来讲，离开学校，家庭中的许许多多基本就算他们的全部了。居住情况千差万别，令我惊异，家长工作和价值观念构成了学生们的重要背景，学生们在家中有许多事情在做，甚或是秘密。我选择的北京一七一中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较好，大多数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即使没有单独的房间，家里也会隔出若干平方米归他们自己支配。那时电视开始进入家庭，但抢不走学生的注意力，有许多课外读物和活动吸引着他们，家长不用控制看电视的时间。写日记的习惯还普遍存在，就算抽屉不上锁，家长也几乎不去看。那时有些家庭还与老人同住，学生们普遍会为他们做些事情，挺自然的，父母都要上班，他们不干谁干？八十年代初，作业负担不算重，初二有个班的学生就自己办报纸，不定期。内容很丰富，有编采的，也有学生自己写的，版式设计就是想象力的舞台了，这件事也被我拍进了电影作业。

我好玩，学生们也好玩。在我的影响下，学校教导处把1981年夏令营的地点定在了北京十三陵地区的沟崖，那里是一个真山真水之处。那时的学生对于亲近自然好像没什么障碍，无论什么环境，只要这个集体在，总会有不少愉快、善良的东西在传播。

7月中下旬，一年一度的暑假拉开了序幕，就算不参加夏令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可选择，这些活动可不是奥数班什么的。那时“兴趣”这个词是很时兴的，学生们自由组合，自主选择，原子分子般的小集体们，各自为战了。学校组织的夏令营相对正规些，我推荐去山村，就是想让学生们自为的空间大些。

村里队部的三间大房子成了营地，男女生各一间，临时伙房一间。睡的是地铺，草垫子上边是炕席，炕席上边是学生们各自的床单、塑料布什么的。那时夏令营是自带铺盖，三横两竖的背包捆扎得有模有样，大卡车连人带东西就出发了。在现场，我拍过一张俯视全景照片，是学生们拴挂好的蚊帐图，放眼望去，地铺不见了，绳子横七竖八，高低错落，帐子此起彼伏，像灰白色的海浪。营地附近有个水渠中转站，山水长流，昼夜不息。清晨大小脸盆散布，刷牙梳洗，嬉戏喊叫声此起彼伏，与山谷的鸟鸣呼应交响，传得很远很远。下午游泳回来山水冲凉，这是天然的浴场，肥皂是不需要的，因为河水本身就很干净。有水就方便洗洗涮涮，大树间的绳子上总是挂满了洗过的衣物，阳光下，像万国的旗帜随风飘舞。那时的女生特别喜欢洗衣服，帮助男生也很自然，当然，挑水烧火根本不用老师吩咐，男生会奋勇争先。

作品《夏令营》，北京十三陵，1981年7月

作品《夏令营》北京十三陵，1981年7月

作品《夏令营》北京海坨山，1984年7月

作品《夏令营》北京海坨山，1984年7月

阳光照耀在河上，水波粼粼，男女生围坐在几个篓筐周围，对蔬菜进行着粗加工。老师讲了，干完活才能游泳，再说，不准备好，晚上吃什么呀。游泳的场面给山村带来新奇，那时山民从不这么正式地游泳，学生们不仅姿势规范，还有专门的游泳服装，救生圈皮筏子五颜六色，围观的欢笑声响彻河岸。学生们到哪儿总要带着书，洗完衣服坐在石头上休息，书便拿出来了。早晨，总有勤奋的，大家还未起，会有人在一个宁静处，享受阅读的乐趣。那时没有手机，BB机也没有，几天的时光，几乎与世隔绝，身心想不放松都不行。偶尔也会抓一条蛇什么的，放在准备好的瓶子里做成标本。篝火晚会围着三根竹竿下的汽灯举行，节目轮流来，有什么才艺尽管奉献，笛子黑管总是有的，扑克也在打，不分男女。跳舞一般是最后的重头戏，隆重而热烈，大家手拉着手在篝火旁舞动，北斗七星悬挂在夏夜的星空。

在广播学院学习期间，我一直想拍一部夏令营的电影，在王纪言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一年的准备，1982年正式开拍了。16毫米黑白胶片，现场录音，题目叫“夏日的回忆”。场地选在北京怀柔的黄花城，当时那里还没有被开发，丰富的植被，明朝的小城，秀气的村庄点缀在山谷，一个画家朋友告诉我，在这里随便找一个小孩儿都是很好的模特。长城从这里路过，迂回小憩后向东奔向大海。相对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原生态的人文环境，我看中的就是这两点。

学校知道要把这次活动拍成电影，积极配合。我与校方达成协议：四十个名额，由我选二十个。我怕学校组织的全是三好学生，老实有余，活泼不足，我希望他们在自由的时空中，激发出更多的火花。我要求把老师的人数降到最低，充分发挥学生的自理能力，结果那次是四十名学生，一位老师，一个做饭师傅，我就算半个吧。

黄花城我很熟悉，故而预谋了许多情节让他们面对。我可不是摆布，四十名青春少年撒到山村里，想摆布是不可能的。我主要是定好宿营地点、餐饮方式、活动范围和爬山路线。内容有野炊、放牧、打鸟、摸鱼、洗衣、做饭等内务需要自理，与老乡的互动除了联谊会篮球赛，还有适当劳动和家庭访问。黄花城植物、小动物丰富，山中、水里、树上、院落，到处都有可学之处。如果加上随时发生的突发事情，我基本就没什么睡觉时间了。中学生本身就处在一个活跃的阶段，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地方，没有家长，老师又少，不创造出种种新奇是不可能的。其实，这要感谢广播学院的学习，我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纪录片拍摄方法，来了一个集大成，超级发挥。我的基本功过硬，身体素质一流，在爬山中追随学生拍摄，在没有助理的情况下处理技术问题和镜头问题，对此我确实挺自豪的。

有一天拍学生们在水库里游泳，不知何时他们打起了水仗，浅水区好办，深些的地方，我要踩水举着摄影机游到里面的石头岛上，有了这个拍摄点，后来的游泳比赛我都拍下来了。村里有不少驴，学生们自然想骑骑，而我只能单手持机拍摄，一手紧抓缰绳，跟随在骑驴学生的后面骑驴拍摄，双向的晃动，画面效果如身临其境。有一天中午，我实在困了，和衣在炕上睡去。恍惚中，被一学生叫醒：任老师，他们逮了一条蛇！惊起，拿上机器冲了出去。几年的学校拍照，虽然我不怎么和学生说话，但他们好像知道了我的喜好，清楚我会在什么时间、地点出现，在什么瞬间拍摄他们。在学校，他们用在镜头前的视而不见、依然故我来配合我；在山村，他们自觉地做我的情报员。这是发自内心的互动，是我梦寐以求的境界。一天黄昏，我拍摄了余晖中的牛群和缕缕炊烟，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一个男生在缝自己的鞋。看见我，他感到不好意思，我后退一些开机拍摄，他没有回避，只是不自在了一下就过去了。爬山回来，女生都要洗洗头，披头散发的很是生动。我居间拍摄，也需要她们的主动配合。我琢磨，其中的某些共识起了关键的作用。回去的那天，我分别在男女宿舍拍摄他们收拾行装的镜头，挺大的背包三横两竖，四天的征程全写在脸上。我在两张大土炕上来回奔走，记录下之后便绝迹了的中学生的状态。

大卡车载满了初一到高二的学生，男生愿意站在前车帮，迎风而立，任郊区公路的所有扑面而来，远处的长城渐行渐远，偶尔有小孩儿在路旁冲着卡车喊叫，学生们会以更高亢的声音回应。坐在车厢中间的女生大多困了，枕着自己双臂或同伴的肩膀进入了梦乡，黄花城的日日夜夜将长久地留在她们的记忆中。

作品《夏令营》，北京十三陵，1981年7月

拍电影看似与拍照片无关，其实大有关联——电影的时间与空间相映成辉，构成了平面影像的基础。无论是拍电影还是拍照片，都需要对光线的观察与把控，但往往是搞电影的处理得细致，拍照片的一般做得粗糙，甚至有些失控。特别是从闪光灯的使用，到后来可进行低照度拍摄的数码相机的普及，使得许多摄影者自动放弃了影像拍摄中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拍电影培养了我的观察力，为我拍照带来不少好处。我越发感觉到按下快门很容易，抓取瞬间好像也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如果缺少了观察力，那许多时候我们只是闭着眼睛在照相。我虽然后来放弃了进入中央电视台，放弃了十分诱惑人的电影拍摄，但拍电影的那段经历为我的摄影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十年后我拍摄《妻子》时，拍电影练就的功夫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校门口，1983年7月

1986年5月，北京一七一中学。拍中学生那些年，星期五沙龙的朋友偶尔到现场来过。感谢他们，留下了几张我的照片，不然我就真成影儿了。

高三学生

去学校时间长了，就成了惯性，有事没事就去转转，应了那句老话，有枣没枣三杆子。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一有业余时间就愿意往学校跑。有一次上班后没事，扭头就奔了学校，那时校门口有值日生，主要是监督迟到的学生，见我匆匆赶到，认为我是高三的学生，一定要我在迟到本上登记，那天早上传达室的老大爷临时出去了，我想了想，把名字写在了本子上。

我选择中学生作为我专题拍摄的开始，其实也有年龄的考虑。摄影不是强制行为，就算你是新华社记者，一个大老爷们混在学生中也不好开展工作。我二十多岁时，长得比较少相，穿戴注意些，冒充个高中生还凑合。摄影需要近距离接触拍摄对象，双方年轻差距太悬殊了，对工作不利。学生们有什么事愿意告诉我，除了对我的信任，待在一起不太显眼也是原因。其实我在学校有个原则，不愿同学生多讲话，参加活动可以。所以在校外有个足球比赛，哪个同学过生日什么的，他们总会悄悄告诉我，我自然不会向老师汇报。

1984年初夏，学校要文理分班，我初一时进入的班级，已经是高一了，他们偷偷告诉我：某天晚上，北海五龙亭。我如期赶到，果然就我一个“外人”，没有老师。三载同窗，分别的聚会开始了。深蓝色的夜空，湖水映射着点点灯光，亭子如画框般镶嵌着琼岛幽幽的身影，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又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声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儿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我记录下这梦幻时分，连同我对他们的祝福。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山东新汶县中学操场，1983年11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1983年12月

开学与毕业，我一般都会到场，不一定能拍到什么，我很享受那种气氛，它会滋补我的拍摄。我为学校拍过几次毕业合影，晴天雨后都有，那种时候我只好站在幕前了。在单位我经常干这种活儿，给副总理、部长的拍照都经历过，组织学生当然不在话下。我同照相馆的打法不一样，要考虑空间关系、光照效果，最好还要再有一点点意味。我总是在所谓开拍前就下手了，这时人物千姿百态，神情都是自然流露。几年下来，我积攒了一些这样的照片，它们成了《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组成部分。1981年春，初一学生在潭柘寺的大合影，我就是这么拍的，并分发给了他们。二十多年后，他们已是社会中坚，相片还珍藏着，视为青春的真实印迹。

1983年冬天，我到山东肥城矿务局出差，顺便到一所县中学拍照。这里的学生与北京一七一的学生相比，服装、发型差别很大，再细看神态也有不小区别，比如打篮球、吃午饭、做值日，还有女生之间的关系，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总有区别。也许我太较真儿了，没有必要分得这么细，但是在后期我还是把北京之外的中学生大部分挑出来，不知何时他们可以自成体系。这所学校也有文科班，这与北京相同，他们对作文很感兴趣。我同他们聊天，他们说我一定是老师，我说不是，只是总去学校拍照，他们很惊奇，问我都有什么好拍的，拍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还问我北京的文科班都学什么，课余都干什么，这我就答不上来了。突发奇想地想要介绍他们认识，这个交流该多有意思。他们欢呼赞同，我在教室给他们照了一张合影，伴随着冬日的斜阳与陈旧的课桌椅，一起带回了北京。一七一中学的文科班也是三十来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很是感谢我这个媒人，一张相同的合影很快寄到了山东的县城中学。后来听说他们联系了很长时间，节假日还互寄东西，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3年6月

作品《夏令营》北京海坨山，1981年7月

没有老师的旅行

1984年7月下旬，我随二十几个高一的学生去了一趟海坨山，这次没有老师随行，我算一个例外，因为我只管照相。

海坨山在北京西北，官厅水库在山脚下，那是一片真正的深山区，植被和动物在当年还基本处于原生态。那地方我爬过两次，毕竟是人烟罕至，行前做家长的工作费了点儿劲。好在班主任比较支持，定了几条纪律，学生们认真地答应，我心里清楚，撒手就不由爷了，老师也清楚，好歹还有我这么个大人嘛。我的主意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干预他们的行动。

参加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夏令营，是我的夙愿，完全是学生的独立行动会有更真实的东西出现，是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机会，我很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旦成行，一切就成了未知。想到这点我很兴奋，我感谢那二十几位学生的家长，感谢那位班主任。

长途汽车只能开到官厅水库边上，这里离海坨山口还有五六里地要走。山口是一座夹山水库构成，大量山水泻出，拦腰建坝蓄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延庆县组织力量修筑了挺有名的佛峪口水库发电站。1977年我第一次进山，这里的机组每天还运转几次。佛峪口的弧形石坝一百多米高，彩色的学生们爬在上面像一个个花点在移动，这是进山的第一道考验，他们不仅带着行李，还有炊具什么的。我自然要捷足先登到坝顶，拍下这壮观的场面，选择这种工作方式，体力付出要双倍，我还行。

山里的林场是第一站，那里可以找到房子住，这种深山老林可不敢露营。有一个汤泉观在附近，地热水从明朝就开始流了。以前有道士住在这里，山里人经常来这里泡澡。有个常年挖药的人告诉过我，在这里泡温泉能治关节炎，他每年冬天都来。林场的人很少，工作人员十分欢迎学生们的到来，但要收床板费。学生们派出代表，最后大家一起上阵了，学生有学生的理由，林场有林场的管理，通过一番艰苦舌战，最后每人六角钱，可以多住几天。

大通铺一个挨一个，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生活。复杂的是做饭，三口大锅，有一个灶塌了，木头锅盖上全是土。柴火要自己劈，不会用斧头，就用石头砸、用手撅。烧火需要技术，弄不好就是烟熏火燎，好歹把热水烧开了，面条下了进去。这儿的水非常干净，昼夜不停地在巨石间湍流，只是用水桶提回住处要费些气力，好在人多轮流传着提。早上的洗漱最具观赏价值，山石上散布着身着校服的人，有点儿像电影镜头。

第二天住在一个村子里，没有了住宿费，但挑水是逃不掉的。一根扁担两个水桶在学生肩上，有点儿神奇。最令他们好奇的是这里的同龄人，多数仅上到小学，据了解村里有两个上到初中，其中一个去了半年就回来了。这里没有玩的，没有书店，电影放映队一年来上一两回。村里的小学校仅是三间房子，没有操场，没有一本课外书。这里的节假日是春节，下雪、吃饺子、串亲戚、穿新衣服。大庄科村确实是个穷地方，是海坨山方圆九十里唯一的村庄，三十多户，近两百口人，是个常年不需要交公粮的地方。他们靠山吃山，国家也不周济他们，名副其实的自给自足，我总觉得有点儿自生自灭的意思。

可能是山民的状态深深地触动了学生，有人建议：咱们给村里人演点儿节目怎么样？“好！”“太好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响应。决定一做出，二十几名同学全部行动起来，兴奋中包含着庄严的使命感，似乎改变小山村落后状态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

村主任特意派人在场院上点上一只二百瓦的灯泡。大家挨家挨户去请老乡，告诉他们这次是专门给他们演的，一分钱也不要，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演什么。同学们使出所有的本领轮番上阵，后来老乡们开始点节目了，只是老乡特别喜欢情歌郎妹什么的，这是学生们很不习惯的，但今天没办法顾虑这些了，不好意思也就是一会儿的事。有个小伙子喊着要看少林寺，一个男生表演了一遍体操，又打了一通不知名的拳。老乡们喜欢听电影插曲，这倒难不倒学生。深山的夜空下，学生们手拉着手旋转，青年友谊舞弥漫着整个打麦场。

作品《夏令营》北京海坨山，1984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海坨山，1984年7月

下山的那天早上，我还是参与了他们的行动。一位女生突然肚子疼，坚持走了一会儿，还是晕倒了。学生们有点儿慌，但还是在积极讨论解决办法。我了解大概与例假有关，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当务之急是快速出山。我想了想，看了看，给他们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你们能不能自己做个担架，把同学抬出去？大家一听齐声赞成，特别是男生，脸上呈现出少见的坚毅。山区不缺木棍，架子很快捆好，薄被做垫也是不错的设计，只是没有足够的衬带托起薄被，人躺上去会漏下去。不知是谁高喊：用裤腰带！十几个男生全部做出贡献，担架做好了。

出山的十余里路，是同学们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大家轮番交替，许多女生都上了阵，木头压在肩膀上，四人抬着一人，山路不平，骄阳在上，这艰难怕是他们前所未遇，这艰苦怕是他们以后难遇。此时此刻，只有阵阵豪迈在海坨山谷中回荡。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2年5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4年1月2日

新春联欢会

每年12月31日的下午到晚上是学生们的天堂，中学里的新春联欢会就是特指岁末这一天的活动。我参加了那几年每一次的岁末狂欢，不仅拍照，有时也参与其中。

1980年的岁末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情很是异样。平时在学校拍照，进退由我，放松自由。今天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教室，四十多名学生，项目繁多，有序又杂乱，特别是学生们一旦折腾起来，我显得特别“孤立”和“多余”，甚至不知该往哪儿站。照相似乎能够证明你的身份，保持着你的尊严，但这种保护很脆弱，你随时会被更强大的气场所淹没、撕裂，甚至想要逃遁。

那时我熟悉的班还不多，所以在这个时刻，不便乱串。初一（2）班的师生我比较熟，今天却反客为主，我要配合他们，适应他们，要融入进去，我再也抓不住什么，茫然不知所措。我的灵魂在出窍，我的中学生活在哪里？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要拍摄他们？这种拍摄给我带来莫名的痛苦，难以逃脱的压迫。教室的温度在上升，我虽然还在按着快门，灵与肉却分离了。那次我用了闪光灯拍摄，每拍摄一个镜头，闪灯的光芒会像利刃一样刺进胸膛，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藏身，在以后近六年的拍摄中，我再也没使用过闪光灯。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12月31日

1982年12月31日，我如约来到这间教室，这时我已经在学校混了三年，油盐不进、刀枪不入了。从初一到高二，我可以轻松地出入任何一间教室，我有了充分回旋的余地，我已经战胜了心中的恐惧与羞惭。这年夏天我拍摄了《夏日的回忆》，大概是当时唯一的关于中学生的电影。初一少年已经升入初三，作为新春礼物，我把《夏日的回忆》带到教室。初三学生的岁末联欢与初一不同，老师会提前回家，让学生们尽兴。我走上讲台，介绍了电影的幕后故事，然后支上放映机。银幕是专业的，挂在黑板上，电影还没有合成，我用一台录音机放混好音的盒式磁带。灯关上了，黑白的世界把四十几双眼睛带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教室里很静，唯一的“杂音”就是导片齿轮咬合胶片的声音。我有些自得，朋友们看到了电影、电视上看不到的东西。我更自信，多少年以后，他们可以以此向别人夸耀。电影不长，学生们觉得不过瘾，要求再放一遍。还好，我带着倒片设备。教室的后墙上贴着用红纸剪的几个字：为祖国美好的未来向三好进军。我和学生们在它下面拍了张合影，这几年的合影数量不多，这是其中的一张。新年的钟声将要敲响，1983年脚步临近了。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0年12月30日

2004年12月，《八十年代中学生》在北京的一间酒吧里第一次向大家展示。我也邀请了几个当年的学生。在现场，一位先生拿出一张合影照片，很旧了，我一眼就看出是当年岁末的那张。我惊异他还保存着它，我明白了，他是在保存那些美好的东西。

1983年12月3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狂欢日，这是365天中，唯一可以不守规矩的日子。辞旧迎新也好，又长一岁也好，青春的热情可以尽情挥洒与燃烧，老师多半只是个轻松愉快的旁观者。经费是有限的，学生们总可以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这一天的晚上也是我的节日，忙不过来呀。

每进一间教室都是一片新天地，风格、品种太丰富了。学生们对我的到来十分欢迎，有时甚至鼓起掌来，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我能为他们拍下什么，他们从没有要求，他们只希望我的赞同与欣赏。我来到他们中间，似乎对他们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他们需要青春的见证。时常是我不好意思离开，但又需要离开，从初一到高三，我有多少真诚的朋友啊，他们都希望我的出现，而联欢的时间是有限的。有时我在楼道里徘徊，犹豫着不知进哪间教室。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12月31日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5年12月31日

那时没有高速片，慢速手持机拍摄非常考验基本功。在一间初三的教室，学生们的主题是迎接十六岁的成人礼，日光灯管全包上了彩色的皱纹纸，屋里很暗，每人手里一支蜡烛，轻柔的音乐更显得气氛浓郁。桌椅已然在教室四周，男女学生们围成一圈，天花板上垂下的彩条高低微动，点点烛光照亮在胸前。这时的我不敢随便乱动，这神圣的时刻似有教堂般的庄严。学生们请我为他们合影，黑板前，日光灯管下，我把蜡烛相对集中在讲台桌上，不敢再手持，垫在课桌上，自拍机的嗞嗞声回荡在岁末的夜空。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4年12月31日

未成品《贺年卡》北京十三中王刚配诗

贺年片

在学校拍了几年，越发觉得学生的状态丰富多彩，受到贺年片的启发，我也想做一套。为此我制订了一个计划，首先列出二十几个问题，利用单位的油墨印成卷子的模样，到学校让学生们回答，然后收回分析。我跑了二十多所学校，普通中学、职高技校，甚至连北京五十五中学这所以外国学生为主的学校我都没有放过。问题五花八门，“某两个电视剧同时播，你喜欢看哪个？为什么？”“暑假由你安排，你会做什么？”“你听过什么曲子？喜欢什么音乐？为什么？”“你喜欢报纸杂志上的照片吗？如不喜欢，为什么？”“你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的障碍是什么？孩子有什么责任？”“你喜欢什么样的校服？你认为中学生可以打扮吗？”“你愿意参军吗？为什么？”“你读过《红楼梦》吗？你喜欢谁？”“你会做饭吗？家务事你干过些什么？”“你写过诗吗？”等。

学生们答得十分认真，还不时交头接耳，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了解情况是为了选片子，我初选了四十张照片，分别贴在四张卡板上，背着它们再度返回那些学校，请学生们投票，每人只能选十五幅。汇总后，我最终定下十幅，作为贺年片的原稿。我把它们洗出若干，分发给不同学校喜欢写诗的学生创作。到最后，我得到了一百多首诗，平均每幅作品十首，我参考写作朋友们的意见，最终每幅照片配了一首诗。

未成品《贺年卡》北京四中高晓松配诗

我背着四十张照片跑学校的过程，就像是办流动展览。都是中学生，重点中学与非重点，普通中学与中专技校，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甚至不同地域与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照片的反应、看法都有所差异。这个过程使我对中学生的感受更具体了，也对我进一步拍摄中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本来单位的头儿挺支持我的计划，我可以花大把的工作时间跑学校，最后要印刷了，不知是经济原因，还是我没协调好关系，处长指示我再推敲推敲，无限期拖延。我的贺年片计划流产了。无论如何，我还有那十张照片和一百多首诗。

到1983年暑假，我到一七一中学拍照已经三年多了，校方希望我展示一下我拍的照片，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我应该对他们有个交代。

1983年9月新学年开始，我在学校的橱窗里展出了自己手工放大的一批照片。我当时没有写什么说明，面对特定的读者，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呢？反应可想而知，只要不是上课，总有不少学生围在橱窗前议论纷纷，我拍下了这个场面。回想一下，这应该是我的首次个展，没有开幕式，没有宣传，哐当一下把那批东西扔到学生们中间，任其品头论足。我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在看，远远地看，猜测着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我只请了一位嘉宾来参观，仅有的一位，就是画画的朋友马德生，老马是当年星星美展的主要干将。我告诉他我在学校摆了一些自己拍的学生照片，老马一听兴趣盎然，一定要来看看。他那时住在北京的柴棒胡同，离学校只有四五站路，但是老马是拄双拐的人，那天在汽车站，我接老马，只见他双拐摆动健步如飞，临进校门时，还特意正了正他那顶绿军帽，十分庄重地来到橱窗前，我在他的身后，感到了真诚、严肃和神圣。

学生们的反响很热烈，特别是看到自己的身影以一种比较陌生的形式展现出来，反应自然强烈。经常有学生们在橱窗前指着某一张照片议论不停，看得出，他们是兴奋中有一些惊奇。那么现实的生活一下子上了照片上了橱窗，这是很大的转换，奇妙的变身，他们拿出所有欣赏文艺作品的经验来解读这些摄影。我十分得意，我掀起了学生们的头脑风暴。老师们的反应比较正式，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有一些不小的争论。10月份，学校高一年级的银杏文学社组织了一次活动，座谈这个展览，下面是学生们的发言。

杨柳：八十年代的青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也不同于抗战时期的红小鬼。他们有他们的思想，有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这张照片在一群模糊的人群中取出他来，似乎有了一种代表的意境。沉思，应该去想，时代给予我们一个要求，不能盲目地去干，这样只能走几年前错误的弯路。

郭颖：摄影是一门有生命的艺术。人们凭着自己的直观感受并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摩探索作品深刻的主题，内在的思想意义。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正是通过对某一特定动作或景物的再现，使作者的思想、作品的主题含蓄地集为一体，并为观众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

冯小彤：大概是上美术课吧，她坐在椅子上，背对镜头，手里捏着一个小纸人，刚做了一半，小纸人睁着大眼睛，张着嘴望着她。她呢，侧着头，扬起眉毛，张着嘴，正在说话。看她那神情，从她的侧面轮廓看，天真、稚气，似乎在说：“让我看看你的。”

未成品《贺年卡》北京一七一中张京川、鲁晓配诗

未成品《贺年卡》北京一七一中董方明、北京四中梁津津配诗

未成品《贺年卡》北京十三中王刚配诗

温涛：初中毕业了，许多同学将离开一七一，离开朝夕相处的班集体，怎能不留恋？记下吧，我们真挚的友谊，不要忘记三年共处的生活……数年后，我们将相逢，在建设四化的岗位上……

韩云：每天早晨，我都能见到许多同学来得很早，有的打球，有的清扫教室和校园，而更有很多人来读书。有的教室门还没有开，他们便挎着书包，在松树墙前，或来到浓荫树下，放声朗读，或是细细思忖。现在，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来到了校园的树旁，沐浴着清晨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在琅琅读书。

张里红：在课余，同学们搬出各自的椅子，靠墙坐在阴凉中乘凉，彼此交谈着，欢乐地度过紧张学习后的余暇时间。从那份被拿在手中的报纸来看，她们并不只是一味地啃书本，而是既读书又关心国事。照片的作者，抓住了人物动作变化的一瞬间，把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观者眼前，这便是这张照片的微妙之处。

万瑜：这张照片拍的是学生在听报告时，坐着的姿势，着重地突出一个学生坐着的凳子——球。足球，孩子们的朋友、伙伴，伴随着他们度过金色的童年，美好的少年，还将伴随着他们度过绚烂的青年时代。

秦蕾：由于人多，我挤不进去，我便饶有兴致地站在大家后面看起人来。看到他们那有趣但十分真实的表情，我禁不住在心里笑起来。上课的铃响了，橱窗前的人迅速地向教学楼跑去，这儿立刻变得这样安静，我也匆匆离去了……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6年4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学楼，1986年6月

放学时分

拍摄放学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总也拍不好。学生们消失得太快了，再就是不知道拍什么。放学总是味道特别浓，春夏秋冬的阳光各具神秘色彩，随着清脆的铃声，学生如决堤的洪水涌出教室门，涌出教学楼，成片的自行车首尾相连，蔚为壮观。发愣中，操场静了下来，巨大的空虚铺天盖地，我又一次一无所获。

我喜欢这种时刻。经常是拿着相机，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毫无目的地移动着，往往从四楼到一楼，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走着，耳边总响起学生们的嘈杂声，像幻觉似的，愈发衬出此时的寂静。夏日的阳光可以射进北侧的教室，空空的桌椅染上难得的黄色；冬天的太阳很早就往树后落，楼道尽头的光影勾勒出木窗棂的线条，并在绿墙围上留下道道斜线。这难道不是放学吗？这时的教室，往往只剩下一张张桌椅，做过值日的教室整齐干净，有时还可以赶上淡淡的水迹在地上未干。扫地之前女生总要在地上潲些水，要是男生就会乌烟瘴气了。教室后墙一般会有一块黑板，那是学生们的用武之地，有时也公布考试的名次。我拍过几次写黑板报的过程，学生们总爱把彩色粉笔凑齐，这样内容和装饰效果可以同样漂亮。每到这时，我喜欢拍下全景，运气好的话，有光影掠过，平添几分悠长。

校方总是强调放学要早点儿回家，没有特殊情况不安排课后的活动。但总有不想早回家的学生，这时老师会叮嘱几句就先走了。他们不一定有具体的活动，也许站在一起聊聊天，也许坐在操场地上默默地望着天空。有的女生愿意在教室做会儿作业，也有的在窗口张望，没有具体目标，也许在想什么吧。

有一种例外是逢年过节和放假前后的大扫除，擦玻璃成了一道风景，两人一里一外，不时还用嘴哈上一口气。学生们胆子大，即使是在二楼，也敢跨在窗户上，用干湿两块抹布和报纸把玻璃擦亮。那时有义务劳动之说，1983年12月，北京的北护城河清淤疏通，每天下午总有不同学校的学生来到干涸的河道，使用簸箕、铁桶、脸盆，或行走或传递，把淤泥运出来。有些学生戴上手套或套袖，相同的是所有学生都是干劲十足，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记得有几个男生弄来一辆手推车，两条绳子分别拴在车身两侧，两个人拉，三个人推，随着一声呼啸，一车土顺着木板搭的斜坡冲上了河岸。

我喜欢放学时刻，是因为它总给我带来陌生。1985年11月初，一场秋雨停了，操场上空无一人，片片水面反映着灰蓝色的天空，蓝白黑三色的篮球架伫立在远方。1984年6月的一天，雨停了，水未干，一个白色连衣裙的女生，左手拿着课本从操场上走过，大全景里留下了她的背影……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小礼堂，1986年4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6年6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雨后，1984年6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4年7月

寂静的校园

校园寂静吗？当然。学生们越喧闹，校园越寂静，这寂静中各种声音都存在着，可能平时听不见，但只要你也静下来，各种声音便滚滚而来，它会滚过你的心头，把你淹没。这是我最享受的时刻，这是我休养生息的时刻，也是我伤口流血、用自己的舌头舔舐的时刻。

妙峰山顶的种子在校园里长大，一旦投入那肥沃的田野，它便自由成长，我再也把控不了它，它不属于我了。我能做的仅是尽心地看护它，它需要自由飞翔。

一七一中学的校园视野很好，西向没有很高的楼，无论春夏秋冬基本可以看到落日的余晖。东向虽然有树，但更东边的楼房较远，也就显得比较矮了。清晨时刻，太阳从树后升起，在操场留下很长的树影。特别是夏天，太阳靠北，角度很大，树影会横扫整个校园。我经常为看这光影，早早来到学校，心里暖洋洋的。那时早晨开校门是有钟点的，总是会有早到的学生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就算半个老师吧，可以有特权提前进校园。校园的地面，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断变化的。1979年刚进学校时，操场上还有土和零星小草，后来用一种三合土的东西代替，草就不见了，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再后来用一种类似沥青或柏油的东西，看上去平整光滑，踩在上面不打滑，很硬，我很不喜欢。那次换地面，还弄走了几棵树，这是我最愤愤不平的。这种地面在我1987年离开学校时还在使用。2007年，我又去了一次学校，天哪！满校园都是一种橡胶状的东西，踩在上面，软软的，但那不是土地。没有了丰厚地气的滋养，人会是什么样子？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
北京一七一中学美术教室，1983年5月

这所学校有一座十分漂亮的教学楼。1979年我头几次到学校，曾用120相机拍过几张校园全景，多少年后放大它们，居然在楼正面的墙上发现了“红卫兵万岁”几个大白字，我分析这是座五十年代的建筑。楼顶是双坡面的，有瓦，这是冬暖夏凉的保证。窗户很高，纯木质，室内一侧是淡黄色，室外侧是铁锈红，造型秀气典雅，功能到位，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教室，人坐在里面，读书的心情油然而生。窗形是楼房外立面的核心，红窗与浅白和灰的几大块外墙面搭配的富有节奏，四季的阳光照在上面，很是令人神往。楼为四层，上三层灰砖勾缝，一层外墙使用传统的水洗石工艺，灰白的小碎石铺满墙面，石与石之间有浅沟槽，每逢下雨，墙面就会洇洇的，似有似无地流水，特别诗情画意。我最钟情的是教学楼的两座大门，一层的门与二层的窗用边框连成一体，并把窗户做成半圆形，远远望去像个细长的∩形，在教学楼的整个外立面特别显眼。

白天也有安静的去处，那就是自行车棚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学生骑车上学已成风尚，几乎一人一辆，颇为壮观。上课后，成片的自行车一辆挤靠着一辆，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我真佩服他们是怎么取车回家的。有寂静就有喧闹，下午的街头，学生的车流把活力与朝气洒向所到之处。要说记忆最深的要算绿色了，教室与楼道里所有的墙面下方都是那种特有的绿色，学生在时你看不见它，等到学生消失，它会赫然显现，突然来到你的眼前，使你跳动的心有瞬间停止之感。这绿色成了这个世界的代言，它们不仅承载着那许多鲜活的具体，也产生出每日新鲜的思绪与念头。事物总是在限制中发展，甚至越有限制越有创新，学校的天地确实狭小单调，正如此，在拥挤与碰撞中才会有无限的活力。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6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
北京一七一中学校门口，1985年8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6年7月

男生和女生

在校园里摄影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少年长大了，男女在一起，怎会风平浪静呢。我上初中那会儿，男女生不怎么来往，学校居然号召打破男女界限，有一段时间这甚至成了学校的一件工作，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动机何在。“文革”前实行男女分校，不清楚一起上学是个什么感觉，“文化大革命”破除了它，现在老师又动员男女生在一起做事情。我拍中学生，开始还可以感到这种遗风的存在，不过很微弱了，学校不用再号召打破什么，社会的发展似乎已经打破了观念上的屏障。那时男女生的接触比较坦然，有事就办事，完后都有自己的小天地，家长也不用总是担心。

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下雨了，男生用手挡在女生的头顶上，雨自然还是会落在女孩身上，可男孩依然一路就这样用手为那个女生遮着。那时已开始有所谓某男生与某女生好，但这个好，是名副其实的好，一起做作业，有事情互相帮助，到对方家里做客是个极限，多数不背着家长。放学回家的路上，男女生单独两人的情况不常见，抛弃哥们儿是不仗义的。有一次在教室就两个人，自然是男女生各一人，他们都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做作业，两人之间隔着两排桌椅。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如果你学习成绩好，你和女生好没人说你，甚至还维护你们；如果学习不怎么样，那就是交朋友影响了学习成绩。我认识一对学习尖子，家长也有所默许，他们可以在学校公开往来，一切天经地义，就连老师也不好说什么。记不清了是八几年了，学校开始号召“五讲四美”。其实开始是五讲五美，还有一条“仪表美”，这五美写在大标语上，横挂在学校门口，没多久标语还在，五美只剩四美了。我问过校长为什么取消“仪表美”，校长说上级领导怕学生讲究穿戴，影响学习。我明白了，说白了不就是女生穿得漂亮了，怕“搞对象”的多起来，这是什么逻辑呀！后来校服的推广也证实了这一点，怎么难看怎么做，不分男女，特别是女生的，宽松肥大，生怕什么魔鬼显露出来。

那几年，中学校园是社会上最后一块净土，还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学校还可以组织不少课外活动，在寒暑假里，一定有不少兴趣小组的活动，而不是什么补习班。补课有，那一定是期末考试不及格的，老师花一小段时间，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争取补考及格。而那些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恰恰给学生们的自由接触创造了良好且真实的土壤。相互吸引有什么不好？探求未知的世界，本来就是人生的一大使命。既然是一条必走的路，何不让它健康成长。那时有些老师就主动组织男女生在一起做事情，鼓励他们互相帮助，这期间生发出那许多小情意，细细品尝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当然也有裁判过严的事情，一个高一女生在一次集体春游时，总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后来被学校团支部评为不合格团员。我认为太过分了，团支部书记我很熟，找到她，义正词严地说了一番。最后她说找个机会给她摘掉这个帽子。这是我几年学校生涯中，唯一一次干涉他们的“内政”。

我总认为，男女相悦是基本人权，重要的是要享受细腻的过程，而中学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时间与空间，是十分难得的宝贵时光。妙峰山顶提示我的就是这种过程，事物达到高潮就要结束，谁愿意生命早早完结呢？现在不少中学生一步到位，基本省略了过程，自诩为现代时尚，其实是一种生命的透支，是退化的表现。那时的中学生喜欢写诗，现在社会上的诗人都难寻了。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不能复制，他们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曾经有人让我再拍一下现在的中学生，说是对比才有意思，我认为毫无意义。不同时代的对比，既无可能，也无价值。我们只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艺术重要的是独特的感受，而非寻找共同的规律。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6年7月

有不少人说我专拍好看的女孩，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八十年代中学生》一定是另外的样子。那时的中学生好看，是因为她们脸上真有纯真烂漫，她们内心总还相信着什么，那时的恋爱是真恋爱啊。说句糙话，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加在一起肯定不好看。

罗丹说真正的女性美很短暂，就是告诉我们过程的重要，并非真的只有几个月。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男生们的状态，缺失了另一半的呵护与辉映，那时的女生也不会如此美丽。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
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5年4月

1983年11月，山东新汶县。中国的许多省都有煤矿，它往往就是当地的社会形态了。这个行业特殊，可以完成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这恐怕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矿区行走，连空气都有煤尘的味道，我指的不仅是空气。

二十年后再相聚

我的小学上了五年就“文化大革命”了，但有三首儿歌印象颇深——《少先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们的田野》。其中最合我意的是田野那首，一个人向野外出发，随意而行，无拘无束，那是我少年的理想。那两首也好听，配上词儿就没劲了。

我家附近有铁道，跑去看过火车是儿时的一大乐趣。几个伙伴里就我胆儿最大，一次比一次近，越近越想再近，那真是不知深浅不怕死。随着汽笛长鸣，黑东西越来越大，排山倒海，随之我们像打了吗啡，狂呼跳跃，红色的大轮子从眼前一扫而过，轮子上的大横梁穿梭不停。那是需要瞪大眼睛的时刻，我总是在心里把那瞬间无限放大，一遍遍地回味。后边的车厢就没意思了，虽然也在看，心思还在火车头上。那时全是蒸汽机车，车头的玻璃窗后面，总可以看见一个戴帽子的人在瞭望前方。我想我们的欢乐给开火车的司机带来不少麻烦，肯定是担心啊！不仅如此，我们有时把枕木旁的石块放在铁轨上，观察它被碾碎的一瞬，有时一块，有时两块，还有一次两根铁轨上全放上了，这还了得！他们采取行动了。有一天，我们掐点儿等在铁道旁，期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火车由远及近，汽笛长鸣，我们没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随着“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的声响，我们感受到了火车的气浪，欢呼声起，还没等到跳跃，火车已然近身，随着刺耳的一声鸣响，一股白雾铺天盖地而至，瞬间我们全晕了，不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站在那儿不敢动了，等到白雾散去，火车早已不知去向，再看身上，全部湿透了。

我喜欢沿着铁轨走，总在想这铁道的尽头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一有时间就顺着铁道往前走，但每次都没有看到头。一次，我约了一个小伙伴，决心走得更远，一定要走到尽头。铁道两边的景色已是新鲜了，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铁路桥一般不许走人，专走火车，我们不甘心绕道人行桥上去，上了铁路桥。这种桥是铁木结构，桥面上的木板有间隔，我们步幅有限，再加上从没走过，新鲜得很，一边走一边玩，忘了有火车这件事。忽然听到有人大喊：火车来了！你们不要命了！惊回头，大黑家伙已经出现在不远处，这下害怕了，拼命地往对岸跑，跳下铁轨，几乎是滚下坡，惊魂未定地坐在河边。这时我们才看清，喊话的是一位大嫂。

上初中后，我结束了在铁路上的探险，把这股心气儿用到了爬山上。我喜欢《我们的田野》，就是因为它的曲调好，一唱它，走在铁轨上的感觉就出来了，不紧不慢，东张西望，有充分想事儿的空间，越唱心越静，心越静想得越远，心思已经到了铁路的尽头。这首歌的词也好，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一样一样的不断出现，像过电影似的。曲和词组合成一片视觉的景象，它纯粹单纯，既具体又虚无，人在其间是一种灵魂的解放，内心深处的东西慢慢升腾出来，刻印在感觉中。这种东西会在你拍摄时发挥作用，只要眼前的景象出现，你真的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什么，进入现场的通道就会打开，你就可以抓住你想要的东西了。《我们的田野》在听觉上训练了我，使我在进入学校时，可以抓住中学生。

1987年离开学校后，我基本同那些学生就失去了联系，但我相信他们会是国家的栋梁。2009年春节过后，我突然接到一个邀请，一些当年的学生要请我吃饭，原来他们在网上发现了《八十年代中学生》。如今他们都已为人父母，都在各自的生活中奔波。幻灯和电影的放映，令他们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席间，他们都在认真地看，仔细翻阅着我送给他们的小册子，不少人在发呆。我特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中学生活，又是怎么看待《八十年代中学生》。但我没有去问，如同当年我去拍他们，这种视觉上的解读，非语言所能表达。我很清楚，他们已不是当年的那些中学生，那些中学生只属于八十年代，属于《八十年代中学生》。

1989年9月，北京左家庄居室。当一个人摸索在黑暗中时，有时会比在阳光下还要清晰些。黑暗是一种力量，有助于释放出你的潜能，许多自己都不熟悉的东西被挤压了出来。总在阳光下行走，难免会飘浮在空中。

中学生这个主题在1987以后也零星拍过，纯属惯性，老实讲已经没什么可拍的了。那几年似乎已没有了八十年代初的许多，学校在变，我的心情也在变。1989年的夏天，我和女朋友来到北京颐和园，公园里人很少，显得十分清静。我的心情是一种风暴过后的平静，总感到怅然若失。路过长廊，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快速扭摆中，昆明湖上的几只游船像是漂浮在另一个世界。女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旦放下机器，气很难倒过来，一直到1991年，我才开始了《矿区劳动者》的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做好样片封存入库，我几乎没有去想它还会有出头之日。我喜爱摄影，能有心气不断地去拍些什么，就是很大的快乐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解开了妙峰山顶的秘密吗？也许它仅是用我的方式去尽力表达我的心思，如此而已。

1989年6月，北京颐和园。6月下旬了，天有些闷热，昆明湖上的游船像漂浮中的画儿。路过长廊，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随着录音机跳舞。女朋友跨进去，跟着一起扭摆了起来，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恍惚的近近远远中，我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走过青春

拍摄中学生涵盖了我从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离婚的理由总能说出一大堆，其实都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男女在一起就是个感觉，道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然有责任和义务，但人在年轻时是很难不闹世界的。

1989年10月

北京

1975年5月，北京妙峰山。那时去妙峰山必须要走四十来里山路，这里唯一的涧沟村通汽车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这群初中学生，应该是走香道进的山，而且他们还住在附近的农村里，是学校组织来学农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对现在的学生会有些传奇。

青春颂

1975年我在北京妙峰山顶拍过那张照片，远处群山茫茫，近处古塔残立，一群年轻的中学生……因为这个事，我1981年写过一篇《青春颂》。《八十年代中学生》展出后，许多人都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中学生？我尽力做了回答，甚至说我喜欢拍女生，但还是有人怀疑我没说真话。难道让我编个理由吗？后来我想到了这篇文章，也许可能寻到一些线索。回想起来多是年轻时的一些热情，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这里摘录几段，以为念想。

人们总说青春是美好的，它是怎么个美，又为什么好呢？罗丹说真正的青春，贞洁的妙龄的青春，周身充满了新的血液，体态轻盈而不可侵犯的青春，这个时期只有几个月。（罗丹的话对我拍摄中学生影响很大。）

青少年是一个人思想发展最快的时期，强烈的求知欲，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充满着兴趣，努力探求世界的秘密。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探求正存在于他们自身的青春问题，一旦有暇意识到这个，恐怕就到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了。这也许是可叹的，但青春的美正赖以体现出来。（我已经开始悲伤，拍摄中学生试图留住些什么吗？）

画面上这些学生，使人感到一个梦中的世界，童话的世界，未知的世界。心灵上的共鸣使我受到感动，追求这世界的愿望使我举起相机。（这是我拍摄的动机吗？）

我喜欢那群山的雄伟、苍劲，我喜欢那群山的寂静、丰富。它没有尘世的污染，是那样纯净，那样平等。因为如此，当我在山顶看见这些学生时，便油然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她们学问不多，没什么斗争经验，但她们善良。有人讲年轻人天真、幼稚，这正是青春美所含有的内容吧。

人有时会干些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要老练，头脑复杂，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歌颂纯真的青春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年轻人在未成熟时是单纯的，认真的，为什么一旦成熟起来，不少人就油滑了，就不善良了呢？这难道是人生的必由之路？人之初，性本善，可婚姻却成了爱情的坟墓。呜呼！天理在哪里？（拍摄中学生是一种逃避吗？）

妙峰山顶的学生永远留在了记忆中，总是那么近，又那么远。令人无限惆怅的是我年复一年地远离这些可爱的学生，她们却青春永在。她们羡慕自己金子般的年华吗？她们意识到宝贵的时光将从身边逝去，而迎接她们的将是斑斓迷离的社会吗？但我知道她们现在是自豪的，“他是我们班同学”“我们是中学同学”。同学——多么亲切质朴而又神圣的字眼啊！一声同学可以省去多少解释和介绍，甚至可以消除偏见和怀疑。它神奇般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近，听起来是那么亲切美好，它比某些称谓字眼不知要真实多少倍。莽莽群山一望无际，雄伟而古老，连那千年古塔同它比起来都显得年轻，那一群年轻的学生就显得更年轻了。群山中，逆光下，这些学生生气勃勃。我似乎感觉她们在动，似乎听到她们在说些什么。（青春在哪里呢？）

记得我已经当了好几年工人了，穿戴举止还像个学生，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谁，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我在工厂已经带过三个徒弟了，论手艺也是数一数二，可下班走在路上，别人还认为我是个学生。那次爬山，我发现了我对学生的感情，后来写那篇文章，才发现自己对某些人生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比如青春易逝，比如青春到底哪些东西让我们留恋，青春中是否有些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们的一生。这是个大问题，我没有能力解释它。

“文革”刚结束时，家中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开始谈起了对象。不能用恋爱这个词，有明确指向的事情与发自内心的感觉是两回事。“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我醉心于学习摄影，已经不安心工厂的工作了，特别是见到那一大批星期五沙龙的仁人志士，更是豪气冲天，立志要怎么怎么样了。和女友见面我总是谈理想抱负，对方却关心将来两人的工资怎么花。一次我心血来潮，读起了诗，她听着听着却阻止了我，开始惊愕，继而失望。回到卢沟桥，我一个人在河堤上想，这样的生活我无法接受，结束吧。我用电话约她去故宫，她很高兴，穿了新衣裳，我们在大殿的台基上见了面。没有开场白，上来我就说了我的想法与决定，说完我就走了。后来亲戚告诉我，后来人家瘦了十多斤。我对生活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可以在艺术上精心细致，却不会对女孩平和一些。

1977年10月，北京颐和园。云彩遮住了日头，景物瞬间童话了起来，我一通专注的创作，那一刻，忘记了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好几次了，女友也没说什么，静静地等在一边，等我拍完再想起她。多少年后，她才告诉我当时的心情。

我那时总希望摄影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甚至结婚时给朋友们的信中也如此表白：结婚只是我生活形式的改变，对摄影的追求永不放弃。北岛就是这样知道我要结婚的，为此他一天跑了三趟就为送一幅画，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的说法。生活中的青春总要消失，艺术中却可以长存一些东西。这还是后话。我决定进校园，寻找青春的秘密，是因为那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准确地说，只可看到、感到，却无法用语言描述，甚至用绘画也表达不出来。一旦摄影与我的生活有了共同点，我何乐而不为呢。拍摄中学生时我已经跟随狄源沧先生学习有年，对摄影的与众不同之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总想弄明白到底它独特在哪里。第一次四月影展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我连续去了七八次，逐张进行学习、书写、评价，那一万五千多字的现场笔记，记录了我的学习过程。我没有找到理想的榜样，只能自己去尝试了。

这篇《青春颂》，写完后给我当时煤炭科学院的领导潘惠正看了。他看后也写了短文回应我，谈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他原是我们处长，后来是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我们居然是朋友，经常聊天不拘礼仪。我曾在院领导会见外宾时，给他拍过一张照片，属于不能公开上交的那种，老潘十分喜欢，还让我在放大照片的背后写上字。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为人正直，是个真有思想的领导。我当时是普通职工，论级别是科员吧，老潘不仅是院级领导，还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大我二十多岁。挺奇怪的，我同他说话没有障碍，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老潘也从不跟我打官腔，说那些官话。

老潘器重我，许多重要的拍摄任务都交给我。那时单位拍电影居然不采访，也没有本子，虽然是科教片，我认为也应该专业些。老潘支持我的想法，亲自介绍专家给我讲课，并批准我只带着纸和笔到外省市转。这是我们电影室首次不用带设备的出差，那时出差不仅全额报销，而且还有补助呢！有一部科教电影要介绍矿山设备中的无油润滑，我提出用人物串场，当时单位有人反对，认为我们又不是拍故事片，老潘支持了我的方案，后来这部电影还得了科委的奖呢。那时为了煤矿安全，国家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我在单位的摄影就是干这个。后来煤炭部撤了，权力下放到省里，我们基本就成了半闲的人，煤矿后来的状况大家都清楚。

我是工作之后才去广播学院学习的。在1981年，学费是一学期三百元，单位给我报销，要知道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我拍的夏令营电影《夏日的回忆》，其实就是我的毕业创作，就是因为这个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看上了我，要我调过去工作。要知道，那个年代广院的毕业生也不是都可以进中央台的。那天我在老潘的办公室给他放映《夏日的回忆》，告诉他中央台想要我的事，他当即表示，只要你愿意，我支持你去。花了单位好几年钱和时间，最后走人了，老潘是要很大担待的。我很感激他的态度，这在当时的领导中非常难得，虽然最后我没有选择中央台，我永远感谢他的知遇之恩，同时，我也庆幸自己的选择。在八十年代末年的风波中，老潘因为支持了学生，受到了好几年的不公正对待，虽然还在岗位上，但我可以感到他的压抑。前年我和妻子去看望他，七十多岁的老人，依然有着坚毅的状态。

二十七岁时写下的《青春颂》对自己的生活影响很大，只不过当时自己没有觉察。北京六部口附近有一处老宅子，院墙古老精致，墙内树木茂密，隐约中可见亭子一角掩映在树叶之中。那处院子不对外开放，也不知里面住着什么人家。每次去音乐厅总要经过那里，我都要隔着马路站一站，遥望那庭院中亭子的一角。瞬间汽车的声音没有了，一片寂静，我好像来到亭子旁边，见到了院子里古香古色的一切。花草虽有人修剪，却片片野趣，一条小路弯弯曲曲不见了尽头，隐约看见远处的楼阁。这院子里住着一些人，年轻人中间一定有一位十分古典的女孩，她闭着嘴，眉宇间似乎有一些微笑，穿戴并不华丽，却得体动人。她会时常来到这个小亭子中，坐坐或看看书。我不记得同她说过什么了，但一定说过许多，她静如这亭子，轻如那天上的白云。马路上的汽笛声把我拉回到现实，沮丧之余，我知道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六部口小亭子里的幻影，影响了我对女人的感觉，这个幻影曾一度出现，她曾与我一同去中国美术馆观看过四月影会的最后一展。在鹫峰山顶，我给她拍过一张照片，那是怎样的眼神啊，穿过镜头，直抵心房，弥漫到周围的群山。鹫峰顶上的冬阳，永远温暖，永远明亮。后来我去广播学院学习，她送给我一句话：不管怎样，相机也别放下。那正是我拍摄中学生的初期，找不到任何交流的人，可以说除了爱好，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多高的境界，也许这个女孩的话，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也许男人更需要这种鼓励。我那时能够坚持摄影，也许是摄影之外的原因？这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1987年10月，北京煤炭科学院。下班铃声已经响过，我还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一会儿还要去一七一中学转一转，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我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这时的节奏属于自己，它没有快慢，没有长短。西侧窗外的云霞把杨树叶变暗了，我享受这一刻的时光。

1990年8月，内蒙古包头。少年时的那点儿功夫，随着岁月慢慢地流失了，草原虽大，我的腿还是并不拢。这里太大了，我的场小，大海洗萝卜，找不到北，就这么个跟头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1980年元旦，北京天坛。我请了池小宁、李恬，还有张岚为我们拍一张结婚照。八十年代初始，百废待兴，摄影尚未普及，结婚照基本还是延续着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我想要不一样，但不知道如何去做。我对他们说：怎么拍，完全听你们的。结果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天坛的荒丘上，西天上有飞鸟，不远处还放起了电影中使用的烟雾。

闹世界

我弄不清楚为什么我会认定六部口那个院子里住着我的生活所在，反正那片幻象恍恍惚惚影响了我许多年，甚至我的第一次婚姻也没有脚踩在土地上。

第一次谈对象失败后，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对方首先要能跟我爬山，这一条过了再继续进行。所以我跟第一任妻子谈朋友时，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爬山，而且是骑车前往。她是个好运动的人，很响应我的号召，不料出发那天下雨了，我说计划不变，她说行。那次山没爬成，却冒雨骑车去了圆明园。事后我很高兴，认为找到了知音。我们星期五沙龙集体去过的海坨山，就是因为找她才发现的。认识她才半年多，北京市组织农村工作队下乡，她在单位是个干部，被选去了。我很担心，但也没有办法。嘱咐了许多，送她去了北京延庆县的农村。她倒是很乐观，在信中描写了那里的景色，说每天过得比单位丰富新奇。几个月后，是个秋天，我坐长途车去探班。她们工作的村庄在官厅水库边上，有大片果树林，她请来真正的船夫，船夫带我到一条真正的船上，我还用力划了那条长长的木橹，她用我的海鸥4A拍下了我的英姿。那次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海坨山。她们住的村庄在官厅水库北边，不远处就是山了。那片山属于燕山余脉，最高峰叫海坨山，高度仅次于北京最高峰东灵山。据说那里是原始次生林，山水充沛，所以在山口修建了佛峪口水库电站，我那次去的时候每天还发电若干小时呢。首次拜访海坨山，我没能进山，却认识了水库发电站的站长，他的家在附近小河屯村。后来我和朋友专访海坨山，就是他带的路，这是后话了。

我1978年要独自进山，女友反对，我怎么会听，坚决地出发了。在山中我写了长文，她为此逐段写了读后感，盛赞我的做法，那时我觉得我的搞对象政策是多么英明。我那时甚至认为结婚也是为了事业，这是第一位的，如果结婚影响了事业，那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义。1979年4月北京的各路豪杰，在以王志平为首的大旗下聚合在一起，举办了《自然·社会·人》摄影展。我从小喜欢收集资料，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放过。我让女友去现场抄录观众留言，那次展览天天爆满，留言本也是几天就被写满了。我那时隔几天就去一次展览现场，她自然与我同往。她的字写得漂亮，但现场条件有限，只能哈腰趴在那张桌子上抄写。二十年后，四月影会要出一本集子，我写了《影展上的文字》作为纪念。那篇文章大量摘录了她当年的抄录，后来有人说那本纪念文集，就数任曙林的那篇文章史料价值最大。如果真是这样，当年的女友功不可没。

1980年我在家里举办过一个自己的展览。起因有二，一是来到新单位，算是做了专业摄影，到处拍照干劲儿十足。二是邻居有个文艺青年，也是女友的旧交。一日聊天，她说起你应该自己办个展览，让我们也见识见识。我想是呀！说干就干，单位有工作用放大相纸，借机会就把那几年的拍摄整理了一番。那时我有自己的一间居室，床上、桌上、窗台上都摆满了A4大小的卡纸。观众没几个，但我很兴奋，她们俩都给我的照片写了诗。我那时很是得意，女朋友认可我的摄影，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我是1981年初结婚的，那个冬季我为结婚拍了一组挺“观念”的照片。四幅黑白局部抽象照，用一块大玻璃板压在新房的桌子正中央，供来宾欣赏。记得那天于大卫老师带领一大帮学生蜂拥而至，我的小屋瞬间爆满，好几个人只能站在楼道里吃糖。大卫老师指着那组照片非让我现场给大家讲解，阵阵欢笑中，把婚礼的气氛推向高潮。那天的墙上有两幅朋友送的中国画，那个横幅是一盏油灯和一本打开的线装书，还有一双草鞋和一根藜杖，画幅的题款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一幅立轴仕女图，那是北岛送的礼物。几年后，我们分手了。没什么浮财，那两幅画都是我们的最爱，我说你先挑吧，她选择了仕女，我留下了油灯和草鞋。当然还有一幅大照片，是婚礼当天李恬急匆匆送来的。血红色的天空占了五分之四的画面，一片飞鸟在天际翱翔，不知方向，前景的草木呈剪影状，摇曳着如乱阵的兵器刺向天空，我与未婚妻并排站在画面深处，遥远得不辨眉眼只见身形。这是池小宁、张岚、李恬三位兄弟的大作，结婚前我请他们为我们创作一张结婚照。他们把我们俩带到了天坛的荒丘上，拍电影专用的烟雾在我们身后升起。今天，画中人早已天各一方，拍摄的人也走远了，这是一个寓言吗？

前年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把摄影当作愉快的事儿，它是我生命中的伙伴。记得我第一次结婚时，生怕别人以为我从此沉溺于安乐窝了，在写给朋友们的结婚通知信上，特意写上对摄影的追求永不放弃。最为可笑的是，那时我怕世俗的日子影响我的伟大事业，结婚后还让她住在娘家，到了周末再过来团聚。这叫什么事儿呀。虽然有先进的灶具和宽敞的厨房，我们却从不开火。母亲住在楼下，每天提着一壶开水送上楼来，取下暖壶塞儿，把开水倒进去，我蹲在暖气旁拍下了这个场面。母亲今年九十有一，她还记得这些吗？单位的同事说我，你就不应该结婚。也许，结婚是要具备条件的。也许，摄影就不是世俗的事情。

中学生没拍完，我们分手了。人生有得必有失，我后来这样劝慰自己。

在八十年代早期，离婚还不像现在这么平常，我在科研单位工作，周围人的议论令人烦恼不安。我突发奇想，把池小宁他们给我拍摄的大幅结婚照片拿到单位，当当正正地挂在办公室我办公桌上方的墙上。要知道这是我刚办完离婚手续不到一星期之内。结果是全院哗然，同事们都不知说些什么了，也没人再问我为什么，结果是从此再也没有人去议论我的离婚大事了。

有人认为我拍摄中学生一定如世外桃源般平静，怎么可能。有些事只是不想，忘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邹静之在我遇到一次感情波折后，郑重告诫我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度过人生的磨难。邹静之是我煤炭科学院的同事，在一起有十多年。我那时拍中学生，他很鼓励，后来我想弄一套贺年片，其中的诗词部分就是他出手帮我挑选的。很遗憾那套东西最终没有面世。

拍摄中学生涵盖了我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离婚的理由总能说出一大堆，其实都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我第一次婚姻的介绍人是父亲的老战友，一个豪爽的老太太，她是原民政部的副部长。听说我们在闹离婚时，就对双方的父母说，孩子们合不来就离，不用说一大堆理由，他们阅历才几张纸呀，搞那么多材料有什么用。老人的话实在，男女在一起就是个感觉，道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然有责任和义务，但人在年轻时是很难不闹世界的。

离婚说明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以为年轻时的这些事就像小孩儿过家家，来来往往、恩恩怨怨都是一种心情所致，人永远活在过程中。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甚至也没有对错，在一段段的喜怒哀乐中，生命延续着，直到最后的延续。有一种说法叫活明白了，人生哪儿有明白呀。道理是相对的，时间出了三维，人就可以穿墙而过。谁是对错呢，彼此都是鲜活的人，只要是真实就足够了。所以我没有怨恨，只有感恩，彼此曾经相伴就是缘分，天大的缘分，下次怕是要万劫之后了。2010年岁末时分，我在网上看到她的一段跟帖。是她发现有评论者在介绍我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她化名写了如下的话：

看了任曙林的照片，不由得会使过来人想起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自己。他从心底里寻找的那份纯、那份情、那份爱、那份静，是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现在的。

我不是摄影家，甚至连摄影爱好者都谈不上，但我却能从那鲜活的影像中，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是一种希冀、一种企盼、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也许摄影家在当时拍照时不会有如此多的意念，但正是他内心世界的潜在，才促使他留下了那一个个永久的瞬间。从那时到现在，已春夏秋冬三十载了，愿摄影家能在“有得必有失”的“得”中，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和美妙的内心世界，徜徉在影界的无际海洋中，继续着那份清与纯！

人生如白驹过隙，能如此相看，夫复何求。

1987年我回山西老家，一日，姑姑在灶坑前烧火做饭，我搬了小板凳凑过去。姑姑告诉我，前年你父亲回来，看到你的兄弟们都成了家，就你没有了，心里不快活，落了泪。我震惊无比，看见了父亲的另一面。姑姑劝我赶紧找一个，说要不在家乡给我寻上一个。我很难过，答应姑姑下次回乡一定两个人回，说不定还是三个人呢。

三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可姑姑总叫着我的小名。晚上睡觉前她会把一个塑料盆放在屋子角落。不声不响掩上门就出去了。老家的茅房在院子的一角，姑姑怕我起夜不方便。

姑姑有五个孩子，都成了家，而她衰老了，胳膊很细，且有青筋暴在上面。从早到晚，里里外外，我看见她总在做事情。有一天我问她，您一天总干活很累吧。她说，一天不着炕，也习惯了，总有活做。盖房以前身体好，现在身上总疼，也走不快了。

第一次回老家，睡不着，我趴在枕头上问老叔：“您怕死吗？我怎么一想到死就害怕。”

“你年轻，正是闹世界的时候，我这么大年纪了，没什么可惦记的事，死了甘心。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死。”

我趴在炕沿上，伸头看着他抽着“一口香”。老叔坐在炕前的小板凳上，灯光投射在褶皱的脸上，一片褐黄，可以看到每一个毛孔。

一天我在睡午觉，二弟媳妇见我的鞋脏了，就顺手给刷了，晾在菜园子的高粱秸上。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我坐在窗户玻璃后面的炕上发呆了很久，脑子有些空白。

哐当！哐当！绿皮火车把我载离了那片贫瘠的土地，送还我回到那火热的天地中。乘务员是个年纪挺大的男人，他摘下大壳帽挠头皮时，我看见发亮的光头，同时发现了满是烟渍的黄牙。我突然想到城里的生活，我感到双脚在跃跃欲试，想要腾空而起，却看到了脚下的远方有一片坚硬的土地，不知何时才能踏到上面。

人的一生有些事是从理上讲不通的，当年二叔的一个“闹”字胜过千言。多少年后，当我走进百货商场，看着那些大姐大婶式的售货员都那么亲切，我才觉得我可以再次走进婚姻了。只是为了平息这个“闹”字，我付出了许多年的时间。无法后悔，命也夫！

1996年11月，北京地坛。有许多事儿，只能去看，不能去想。就像这一片冬日的黄昏。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上一七一中学教室，1985年9月

一七一中学的她

人在年轻时多少都有点儿愤青情结，我当然也不例外。“星星”朋友们的画展被强行拆掉时我愤青，四月影会被收买后我愤青，中学校园里“五讲五美”改成“五讲四美”我愤青，1986年以后令人愤青的事就更多了。但我知道，我只是个摄影者，愤劲儿过后，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然最后你什么都不是。几年后的夏夜，我在街上游荡，是夜游人如织，人群中我遇到了原一七一中学的学生和她的大学同学。她曾出现在我的照片中，也出现在我的夏令营小电影中，那天晚上她们都很愤青，令我思绪无边，我已经没有了愤青，更多的是感慨。我不知道我的中学生会向哪里延伸。

还是这一年，我和相识半年的女友骑车去王府井。那时她是大三的学生，在大学学医，因为学校停课，我又正好出差回来，所以相约骑车前往。

路上遇到一阵骚乱，我们随着人群向主路上走去。还没到路中间，忽然听到异响，刹那间我没有反应过来，再一转瞬，撒腿便跑。又一刹那，我想起在慌乱的人群中还有女友，急忙回身拉住她的手，疯狂地往路边跑。跑到路边后，我很难为情，愧疚地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出适当的词儿，她却只是淡淡的一笑就过去了。为这事后来我对她解释，说我当时本能的起脚，发现不对赶忙回头拉你。她又是一笑，开玩笑地说：反正你是先跑了，为这一步你还一辈子吧。我是真恨自己，干吗撒腿就跑呢，真他妈不行。一阵喧哗，几个人从我们刚才跑过的方向抬回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双眼紧闭，大腿受伤了。我的心顿时紧张地急跳。有人推来一辆三轮平板车，大家把那个年轻人放到上面，我记得斜放着，他的腿还长出板车一截。大伙儿七嘴八舌，只见女友急速来到那个年轻人身边，先让人用他的破衬衫袖子勒住他的大腿根部，只见她伸出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排按向年轻人的脖颈处，几秒钟后，她又俯身到年轻人脸前，用她的拇指和食指拨开年轻人的眼皮，对众人说：瞳孔没有放大，快送医院！我几乎是张着嘴，看着这一幕，我惊呆了，一个柔弱的女孩瞬间变成了英雄。我心中真正的英雄，以往的英雄都是一种概念，都是文字，今天我看到了现实。

那是一个暑假的最后几天，我在教室里转，学生们在为开学做着准备。一个女生在裁纸，纸很白，墙很白，两扇修长的大窗户在逆光下更是白得透明。当时我用黑白胶片拍下了这个场面，1985年中山公园的大板子上，我放大了十六张照片参展，其中就有这张。2011年在798的映画廊，《八十年代中学生》正式展出时，她再次出现。只是真实的人，这时已在千万里之外，我心已无法追赶。

那是1988年的冬天，一封信寄到我独居的小室，一张贺年片，还有向我询问照片上的问题。写信的人我早就认识，她从一七一中学毕业已经两年多了，我有她的地址，只是一直没有去用。这年底，我给朋友们发贺年片，也发给了她。她回了信，同时想找我聊天。那时我已经停止了学校的拍摄，在给《大学生》杂志拍插图，也是因为这本杂志，她记起了我。探讨摄影是个开始，探讨人生路漫漫兮。她学医需要六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前行。

人生有许多事情就是在不可思议中开始，一旦开始，不可思议也就变成习以为常了。现实虽在身边，但人们时常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走，也许看不到结果，只要是走过了，此生无悔。我与她都属于这种人。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每年组织的郊游她总是参加，她不怕陌生的眼光，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勇气。我甚至是在她的鼓舞下，变得日益无畏起来。她的父亲我不认识，有一次这位老人家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某某单位工会的，想请我去讲讲摄影。我说我的水平哪儿能讲课呀，他又说他们要办个展览，让我去投稿参加。我越听越糊涂，便问他，您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他的解释越来越乱，无法自圆其说，干脆扭头走了。我在发愣间，老人不见了踪影。后来我对她说起这件奇怪的事情，她问我老人的相貌，确定是他的父亲，很是生气。我倒觉得这事挺像小说的，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确实也能得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我估计测试结果不好，我们漫长的来往一直在她父母的反对压力下进行。而她是一个表面平静的女孩，内心却有着超人的坚强。如果换位，我一定不及她的一半。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3年9月

她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大四时学校里搞烹饪比赛，她在我那儿练习准备，结果居然得了第二名。那天食堂大厅热火朝天，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个理想之地的生活场面。我那时练健美上瘾，她有时找我不在，便在我那儿看会儿书，给我弄好饭菜，自己就先回学校去了。我锻炼回来，按照她留下的字条顺序操作，就能吃上一顿可口的晚饭。当然我们周末也一起吃饭，只是学校管理严格，再晚也要送她回去。

我的小屋距离学校很远，没有一个小时进不了校门，经常是晚上必须回去了末班车却没了，二八车驮上她在夜色中向学校蹬去。那时三环是北京的最外环，夜里的三环路像郊区的马路，在上面骑行，时间的概念就会退去，特别是夏日的夜晚，话语一前一后地传递，我们的车影随着路灯变长变短，微风吹起淡蓝色的裙裾，偶尔发现路边观望的目光，心中的幸福冲散了蹬车的疲劳。冬夜则是另一番光景，她怕冷，羽绒服外面还要套上一件我的棉大衣，军绿色的那种，加上口罩围巾，远远看去活像个绿邮筒。

我们是向西行进，寒冷的北风堵住了我们的嘴，遇到上坡速度大减，但我从没有让她下来过，再怎么咬牙也要扛过去，出汗了帽子摘下扔到车筐里，下坡的滑行又带来一刻的欢畅。速度加快时她会用双手搂住我的腰，神奇的能量再次注入，我们冲向下一段路程。

难以想象的是，如此漫长的跋涉在拐点却是瞬间完成。学校的女生宿舍楼是不能进入的，半夜时分也不敢多声话语，谁知道有什么眼睛在窥视着呢。自行车骑到距离楼门口三米处捏闸双脚踩地，她从后座挪下，这时动作不能太快，悬空时间长了双腿要发麻。她走到楼门口，我惯性违心地催促她快上去吧早点儿休息，在目视片刻后，彼此消失在对方的眼中。不是每次都有好像都应该得到的亲吻，一次要考试，在楼门口分别时彼此都意识到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了，我还想说点儿什么，她一把搂住我，狠狠地亲了我一口，一瞬间我还顾忌是否有人看见，她却是心无旁骛，那一刻我相信了那句话：女人在爱情上比男人勇敢。

九十年代初，我是工资一族，她是学生。我们的宿舍式生活多她掌管，她每次从我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十元钱，精心花销，而且每笔都详细记在纸上，从不遗漏，字迹清秀。我也到她的学校吃饭，她会向同宿舍的同学借个饭盒，我跟在她后边，有点儿紧张地走进人山人海的饭堂。学校的伙食没办法跟家里比，她总是尽力买最贵的好菜，我劝过，但她哪儿听啊。饭后她买来酸奶，那是我第一次在饭后喝这东西，还不太习惯，她告诉我饭后喝酸奶的种种好处，她是学医的，我相信她。我在她的学校看过几次电影。晚饭后，她带我来到放电影的大厅，找好地方坐下等候。学生越来越多，嘈杂声浓了起来，不知何时一种咔咔声渐起，越来越响，到后来简直是阵阵轰鸣滚过耳鼓，我甚是奇怪，问她，她笑我，说他们在嗑瓜子儿。电影完毕，人散去，满地残壳足有一寸厚。

她跟我说过，上小学时放学赶上下雨，许多家长持伞立于学校门外，她多么希望她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但这种幸福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来临。这时她的眼睛深处有一种幽怨，我不知说啥，只有看着她。有一段时间，我与她家居住得不远，晚饭后，她会跑出来同我散一会儿步，每次时间不长，她后来告诉我，那是她最感幸福的时刻。有段时间我成了音乐发烧友，总和朋友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听指挥大师李德伦的讲座。那时她已经上高中了，她们中学时代的音乐教育比现在普及，我亲眼见到她们班在上早自习时，伴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进行。她和同学知道了这个讲座，也去听了一阵子，这是否算是一种缘起呢？她对我说过，她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曾给我写过一信，寄出后又犹豫了，结果还真的追回了那封信。

与她交往的那些年，我开始了中国矿区劳动者的拍摄，换一种说法，那几年我经常出差跑矿区。她那时在大学学医，功课也很紧。我们见面并不容易，分别中体会着聚散离合。我们每年都要去爬香山，那时已经有了索道，它只是我们眼中的一道风景而已。爬山就要一步步地行走，在山风中聊天与居室中交谈是很不一样的。我甚至教她跑着下山，她努力到了肺活量的极限。我带她去了黄花城，她也学着在灶上做饭，但更喜欢到河滩上去赶鸭子。有一次我借到一只500毫米的折返镜头，我们去颐和园拍了不少艺术照。因为那时没有遥控器，所以如果想要用望远头拍特写合影，就要在支上脚架后以百米赛跑的速度折返。她喜欢看时装杂志，我们去故宫拍时装照，带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她说中国的妇女结婚后特别不注意仪表，香港老太太头发都白了，还是穿戴讲究，精气神十足。她喜欢欧洲的古堡，幽深安静，窗户很小，住在里面才是享受。

她毕业后去了某品牌公司上班，生活走向实际，人生更大的选择摆在面前。她曾把她的衣物从家中强行取出，我也曾努力背诵英语单词，无奈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没有找到可行的路，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命运。我在摄影上想得太多，对一个女孩的呵护太少了。生活不是艺术，它需要解决许多具体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不仅忽视了，而且显得十分无能。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希望理想与情感的双赢。对我而言，上帝给了我照片，可能不会给我更多。1992年我父亲患脑血栓住院，她去看望。父亲看着我们断断续续地说，希望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齐声答应着，只是那愿望的彼岸不很清晰。1994年父亲走了，她去八宝山送别。父亲已经不能再说什么，剩下的路途我们将继续走下去。

我们在那年初秋去了北戴河，海水微凉，已不太适合下水，我们在沙滩上漫步，偏西的太阳有些发黄，游人都不知哪里去了。住宿的院子里有个水池，池边有游泳后晒太阳的木条板，我们坐在上面感受着日益微弱的阳光，心思飞翔在空中。1995年春节，我们去了一趟云南，大理、瑞丽、中缅边境。在洱海的游船上，游人们化妆照相，她也穿戴上白族的服装，注视镜头的眼神已然游移不定，阳光下，我没有感到温暖。这一年元旦，我们最后一次爬了香山，回来看照片，她说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老。生活在行走，浪漫的理想必须让位给不太理想的现实，我似乎还可以在照片中自我迷恋，她却感到了岁月的霜刀。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4年9月

大年三十晚上特别安静，只有满天的星星和刮了多半天的西北风。我取出一件新洗的羽绒服，站在门厅里跺了跺脚，低头看见了黄亮黄亮的美式牛皮靴，挺惬意地出门骑车走了。

不声不响的路灯一个一个在视野中出现，消失。好半天才看见一辆板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主在兜售所剩不多的爆竹，一个人在做了简单的挑选后，很痛快地给了钱，便消失在某块黑暗中。“嗖”的一声，一道亮光从我头顶上划过，我一惊，夜空中开出一朵璀璨的烟花。高大的楼群中不时某处一亮，一忽儿准传来一下清脆的响声。一辆出租车从远处驶过，一眨眼就只能看见闪烁的尾灯，不知道它去哪儿了。离约会的时间还早，我骑得不紧不慢，看着听着这夜晚的一切，感到真是过年了。

马路对面有几个矮小的身影在欢快地雀跃，在他们周围不断闪起光亮与声响。哎呀！绿化地上的干草被点着了一点儿，黄色的火光照亮了他们兴奋又带惊慌的脸庞。他们喊叫着家长，那呼救声都带着一种祥和的色彩。隔岸观火的我看得入了迷。

马路上只剩下极少的车辆，你可以顺着路面看得很远，黄红两色的岗亭静静地立在路旁，劳累了一年它也要休息了。一团白色从岗亭身后闪出，多么熟悉的身影，是她！我急蹬几下，捏闸，停在她面前。路灯从顶上照亮了她的发卡，蓝绒绒的，头巾围住的脸显得很小，厚厚的白色羽绒服把两条胳膊都支起来了，像个长高的大娃娃。我很近很近地看着她，觉得她真美。路灯下，我们的影子很长，一直延伸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在这里，她从家中送我到路口，到这个黄红两色的岗亭旁。我骑车离去，身后的黑暗中传来两声清脆的再见——再见。

楼群中的小马路特别清净，偶尔传来的爆竹声也显得很远。我很坦然地推着车，拥着她慢慢地行进，没有方向，漫无目的。我们的世界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移动，夜空中的星星好奇地眨眼，似乎在抚慰两颗清凉的心灵。旧岁和新春在这一刻都消失了，虽然千家灯火，却也万户悄然。四周的一切离我们很远，我们似乎在月亮上漫步，徜徉在无际的广漠中，家这个概念此刻放大成周围的空间，天涯游子永远有了归宿。

脚下的小路越走越宁静，四周偶起的爆竹声伴随着我们身后的长影。我没有回头去看它，可我猜想它一定很美、很轻柔，在蓝色的星空下，散出一种自信和充实。她倚在我身旁，抬起的眼中流露出些微的遗憾，而我觉得夫复何求呢？两旁的冬树在默默地后移，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四周楼群的窗户上明暗丰富，亲切而疏远。这是一个共同的天地，也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爆竹声渐渐浓密起来，她要回去了。隔着车，我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如山中的潭水，好清好深。这其中，我读懂了多少，又有多少没有读懂呢？随着一声极短的话语，她转身奔跑着回去了，我看着白色的一团消失在楼角，悔恨刚才的小路为什么没有再走一程。午夜的钟声响了，四周响起爆竹声。

我与她的始末，涵盖了全程矿区劳动者的拍摄。我那时经常出差往返中国很多矿区，我们的日子也就在分别与聚合中度过。理想与现实，浪漫与世俗，自由与束缚，当然还有误入歧途与误解。一切都像铺天盖地的网，人在其中挣扎与抗争。欢笑与泪水总是共存，亲近与伤害也总相随。上苍不会把所有你想的都给你，给你的所有你却应该照单全收。有人说这是宿命论，不然。万事有因果，缘起是因也是果，这是你的，果随因至，这也是你的。这些你都别无选择，也应该随心而收。人多不知自己想要什么，岁月总在别人的掌控中行走，静观己心难于上青天，一旦云开就是回到童年。这是惑吗？也不是，人世间如总是清透万里，那所有的事情就别做了。

1995年12月31日，北京香山。香山在家门口，我每次来都会爬到最高处—鬼见愁，但是这次没有。一年的最后一天十分莫测，灰灰的调子吞噬了一切，修剪过的灌木已经被捆扎并包裹了起来，乔木们彼此不动，闭着眼睛在等待遥远的春天，乘凉的亭子荒凉着。我转了半天，到处都是静悄悄的，那愉快的游人都到哪里去了？

青春是一段时空，你走在其中时，总想结果，一旦有果，却又回想那其中了，在那许多年中，我们似乎背负着许多，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得到，这种财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的，更不是在你得到时就可以明白的，如同有形的青春走了以后，有的人会留下无形的青春，有的人什么也没有了。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4年7月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你爱摄影，并不是像我家人说的，放下相机就没了饭碗，而是你生活中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失了它，你会感到生活空了一块，少了一部分。真正的朋友，和他们你可以是“自我”，在单位你是“超我”，在我这儿，你会时而闪现“本我”。无论如何，你身体中总有一部分在山顶上，在宁静、脱俗的山的那边，靠近天堂，却不够资格进天堂。不论今生今世，你我悲欢离合，我相信那个诗句：

请你和我一起追溯，在那遥远而又谦卑的源头之上。在那遥远而又谦卑的源头之上，你我终将会互相明白。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一七一中学操场，1984年7月

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北京怀柔喇叭沟门乡，1988年10月

离开中学生的日子

说来奇怪，我下海之前的拍摄全是人物，90年代搞商业摄影后拍的全是建筑物。2002年的一天，有朋友突然问我，除了行活儿，你创作过吗？猛一问，我还真是想了半天，艺术创作吗？好像很遥远了。

1996年

北京

1991年5月，贵州盘江矿务局。这是在拍摄完视频录像的工作后，抓紧时间干点儿私活。当地的官员分不清，还在指挥矿工们听我调动。这种大场面很难遇到，我只好如此。我在矿区拍照，多数是在工作之后，换上灰暗的衣服，一个人在矿区游荡。特别是晚上，到处都是鲜活，矿区是24小时昼夜不停的。

矿区劳动者

我是从1991年左右开始矿区拍摄的。其实在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跑矿区，那时精力在校园，去矿区那是工作，只拍电影不拍照片。

煤矿文联在1990年搞了一次煤矿艺术节，音乐、舞蹈、绘画、摄影、小说、诗歌应有尽有，有些节目要先用录像拍回北京，最后再统一会演。我当时负责西南三省，跑了好几个月矿区基层。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完全视而不见。特别是摄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统治着基层的摄影者，面对如此鲜活的现实，他们却愿意把它改造成预先设计好的蓝图。我不能暴露我也拍照片，因为我的摄影理念和做法会被人当作一种反叛和另类，与领导唱反调，甚至是一种政治上的问题。艺术节主要是拍摄录像，不管喜不喜欢，都是现成的节目，记录下来就算完成任务。再说成天大小领导不时在左右跟着你，你也没有干私活的机会。

由于工作之便，我跑了许多矿区，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煤矿，甚至是小煤窑，中国的东西南北几乎都有涉及。说句大话，在摄影师中间恐怕我跑的煤矿种类与地区数量可以排到头几名。我到煤矿必下井，钻入地下几百甚至上千米，真有恐惧感啊！每次暗想如果出不去了，谁找得着你，你将在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井次数多了，特别是与井下工人的接触，你会感到这井下的丰富与味道，其实人最后的归宿也就是如此。

最考验人的不是在井下，而是在下井的过程中。因为一旦到了坑道里，会有钻地沟的感觉，不就是防空洞嘛，一掀盖就到地面了。下井的方式很多，有直有斜，有快有慢，矿车罐笼无奇不有。在那几分钟甚或更长的时间里，你切身感到你一步步远离地面，走向深渊，去往一个无底的黑暗的地方。那几分钟被无限放大成几个世纪，太漫长了！我每次蹲坐在不同的铁家伙中，耳边响着金属与金属的声音，具体的物质向上飞去。而我在下降，在飞速地坠落，没有尽头像是进入了黑洞。过程，对，就是过程，只有在这种过程中，你才能体验到问题的实质。你切实感到了时间，那一刻，时间是有质量的，是有血有肉的。你是那么具体地实实在在地向下坠落。你无法逃遁，每一寸空间都包围着你，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你一一度过，没有逃避的可能。

下井用的矿车罐笼什么的，都是厚实的钢铁容器，浑身遍布伤痕，却坚固无比，它们从来没有显现过它们原本的面貌，煤水泥渣长年伴随着它们，无法清扫也不必清扫，这就是它们的应有面貌。我蹲在里面，经常与煤泥为伍，为了舒服，总是与它们浑然一体。这时我会把矿帽压得很低，不去看那也看不清楚的空间，人的感官已经足够了。右手紧握着矿灯，那一火生命之光。这时视线常在那双胶鞋上，鞋里的脚上一般要包上布，一种很粗糙的麻布，这样舒服也保护脚，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这么仔细地观看自己的双脚与钢铁和泥水的关系，它们往往也失去了往日的坚硬和肮脏，变得丰富和具有气息。

下井穿工作服是要空膛的，我第一次下井换衣服时，还保留住内裤什么的，矿工们笑我，那你上井后第一件事就要洗内裤。开始特别不习惯，特别是冬天下井，穿那厚实的棉袄棉裤，里面光溜溜的，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保护。下井的工作服裤子一般用绳子系住，因为上衣外面还有皮带勒在腰间，你的矿灯挂在上面，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井下的光亮就是生命的保障，所以矿灯的保护与正确使用是每个井下矿工都非常重视的。一般井口都设有矿灯房，里面的妇女都是矿区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每次矿灯的领取、交还与检查，特别是充电的操作，丝毫马虎不得。工人可以同许多人开玩笑，但一般不敢与矿灯房的大姐大婶们多嘴，他们希望领到一只完好、电力充足的矿灯下井。当然不是斗嘴后就给你不好的东西，那些女人也不会这样做，只是矿工们把对下井的重视和对生命之神的敬畏部分转移到这些女人身上。

作品《矿区劳动者》，山西阳泉矿务局，1991年11月

作品《矿区劳动者》，江苏徐州矿务局，1992年5月

作品《矿区劳动者》，安徽淮北矿务局，1992年5月

人在井下，就是在另一个世界，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但谁心里都明白，下去了，有许多未知，上来了，就是新生。所以在井下，矿工们讲话是很随便的，图个心情愉快，有时领导下井也会跟着附和几句。我那时听了许多荤笑话，大大丰富了对生活的认识。下井是个生死关，所以井下工人工资高，而且不少煤矿有采掘餐厅（井下主要是掘进与采煤两大类工作，简称采掘），工人升井洗澡后，在这里吃饭是有酒伺候的。

中国的矿区，特别是煤矿，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人可以在这里完成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中国有许多大型工业基地，人员众多，但还是有流动的可能。煤矿则不然，除了参军与考学，你只能“近亲繁殖”，在这个广阔却有“围墙”的空间里生存了。这当然是我在煤炭科学院工作时的情况，后来煤炭部撤销，许多政策变了，矿区的围墙开始破碎。

一般人认为矿区就是脸黑黑的工人戴着矿工帽下井。其实矿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井下工人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多数，矿区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工作群体，支撑着矿区的出煤，甚至是出煤后的许多事情。我喜欢在矿区游走，当然要甩掉那些陪同的人，相机装在兜里，随时拍上几张。有时与领导同来，我就利用中午休息的空当去转一圈，一般都有收获。更多是晚饭后的时光，矿区里一片繁忙的景象，机器轰鸣，各司其职，很是令人兴奋。我总会悄悄溜出宾馆或招待所，甚至穿上矿区的衣服，依靠自己对工业空间的熟悉，更依靠自己与工人打交道的功夫，凭感觉我可以找到那些不起眼的地方，而许多充满人性光芒的工作场景恰恰出现在你的探寻之后。

作品《矿区劳动者》，山东兖州矿务局，1992年5月

我们所见到的许多有关矿区的宣传画是假的，我见到的许多关于矿区的绘画也是主观的臆造，那么摄影呢？这门很写实的艺术面对如此复杂的场面该如何反映呢？我觉得矿区是个充满人性的大气场，相比那些机器轰鸣的车间，这里人的主宰作用更强。它介乎于机器与人工之间。机器是人的延伸，而人在其中是机器的兄弟姐妹，它们几乎一体化了。说起来似乎残酷，其实是一种温柔，这么大型沉重的劳动，人没有被消灭，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是传统工业的最神秘之处，也是它最后的吟唱。

最让我吃惊的发现是矿区女工的存在，不仅量大，而且面广，如果算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女子采煤队，女人真是出现在矿区的所有角落。最让我震惊的是她们的年龄跨度，她们把一种女性的宽容与博大融入那些繁重劳累的工作中。中国东西南北的矿区我都跑过，地区的差异造成生产与气氛的差异，但是凡有女人出现的生产场面，你都会感受到一种迷人的东西。它细腻悲壮，它柔和坚强，它世俗得充满地气，它美丽得肃然起敬。

《矿区劳动者》是我在《八十年代中学生》之后的拍摄，我似乎转到另一个世界，它们反差太大了。我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区别，也觉得没有必要，我需要的是感受矿区里存在着的真正的气息，特别是那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劳动者们与我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互相意味着什么。

在矿区拍摄特别像一只蜜蜂飞进了一大片花野，你不需要着急，只要慢慢地行走，总会有不一般的东西闯进你的镜头。有时马上拍摄，有时我会同那里的人们聊上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个游走的僧人，托钵而行，拜托众人的施舍，吃千家饭，穿万家衣。没有了他们，我便不复存在。出差时间有限，我只能尽力而为，总是没有过瘾就要回去了。谁知道下一个地方是在何方。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行走了四年，矿区的男男女女留在了我的黑白胶片上。最令我感慨的是，在矿区这个看似男性化的世界里，许多女性的身影跃动在我的胶片上，她们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正因为有她们，中国煤矿在我心中是一片活水真气。

1994年父亲去世，我的照片再无启蒙之人的喝彩，八宝山的弥撒曲调送走了遥远的时代，童年远去了。追悼会上除了母亲和妹妹，她也去了。我感谢她对老人的情谊，同时我也感到她将远去，去陌生的地方寻求自己的梦。1995年初夏，我在浙江拍摄百家姓，月余无音讯，钱塘江的潮水卷走了往昔的岁月，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自己走来的，也要自己走去，吴越之地的茶水太沁人肺腑了。

作品《矿区劳动者》，河南鹤壁矿务局，1992年8月

1991年11月，山西阳泉矿务局。在矿区拍照使用单反相机，更需要把左眼睁开，不然一些小煤矿，横七竖八的，随时有安全隐患。没有经验的主儿，光走路都很难。拍工人，可不像在校园，要不时说上几句。套瓷不行，要接近他们的语言，我当过工人，进入角色比较快。这哥们儿可不是对我客气，是我说了句靠谱的话。

2001年4月，北京大色房。九十年代中后期做过几年商业摄影师，主要是拍房子。这是我们合作伙伴的家，也是我们小公司的营地。整套宅子全部用色彩涂抹，它是各种时尚杂志的宠儿，后来有了“京城大色房”的称号。这是一张镜子中的自拍像。

下海

1995年以后，社会的变化有些迷幻。单位重组，下海风潮涌起，回望自己空空如也，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那时觉得妙峰山远得像西天的仙境，摄影的心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四月影友范生平多年有旧，他迁居深圳，事业有成，1996年我南下投奔了他。我们志存高远，分析了天下大势，决定进军空间摄影的领域，为此我们有了香港摄影师的入伙，海外归士的加盟，贴身学习地道的商业摄影，开拓在信息社会的道儿上混口饭吃。商海无涯重新学起，努力不久也算可以用拍照挣钱了。

在下海之前，我有过一年多的不知所措。六年的女友离去后，我像是失重了，总是找不到方向。一天，不知怎的晃到一片废墟里面，原来是几座五十年代的楼房在拆除。满目的残墙碎砖让我顿生亲切之感，鬼使神差般回家取来照相机，而且装上了一般舍不得用的T-max。我没有拍过这么静止的东西，这次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在砖头堆里穿行，努力寻找着什么，内心却是苦涩无比。暗示自己要拍几张好照片，其实是想麻醉自己。“欺人”容易，“自欺”不易，钻到这乱砖堆里只不过是暂时转移疼痛感罢了。试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试图在残垣断壁中发现些什么，结果眼前的景物变得想进进不去，甩又甩不掉。我想让它们替我说话，它们却冷漠起来。我想为它们说话，它们又变得十分陌生。我在现场认真地痛苦着，这炼狱般的拍摄十分古怪，心思乱了，照片就不是你的。多年后，我对朋友夸夸其谈这批照片，朋友一脸愕然。

我的小学同学在珠海的一家酒店做了老总，听说我下海了，让我过去看看。他知道我的状况，拍了好多年照片，最后仅留下一堆照片而已。发小是想帮我一把，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五星级的酒店呀。我从来都是以出入农村为乐，一下子来到靠近香港的都市是有些迷瞪的。光是穿上得体的衣服，就让朋友老范费了老大劲儿。要想出入五星级酒店，我黄花城的随意打法是行不通的，加上香港摄影师的鼓噪，我开始了上刑般的改造。大热天穿衬衫不能挽袖子，凉快的短裤是永远的拜拜了。最可怜的是我这双脚，他们认为我穿一双高帮厚皮鞋显得有气质。大夏天的，朋友特意领我去品牌店买了一条万宝路的牛仔裤，又黑又厚，说是上等布料穿上不热，怎么可能！要命的就是那双大皮鞋了，真是好皮子，可真厚呀，他们说我的个头儿高大，只有这种鞋才匹配。我算是知道香港脚是怎么回事儿了，我怕是要得深圳脚了。

拍摄4×5的胶片要使用座机，钳工善于机械，力气我也是有的。师傅有两个，开始是广州的阿牛，他是个精瘦的南方汉子，一头长发，机器玩得挺溜，有一身干巴劲儿，喜欢喝茶。后来是香港的阿耘，这家伙技术了得，个头儿比我还高，脑子很快。活儿干得规范，满是职业化的做派，我得到了不少真传。我学过拍电影，商业摄影必需的灯光准备倒是难不住我。我们在北京买了七八个大铝箱子，又置办了一堆大小灯具，开始了转战南北拍摄酒店的征程。

那次珠海酒店的拍摄是我第一次见识现场拉测试片。光天化日之下，一张相纸拉出匣子，几分钟后，影像就固定在上面了。作为在胶片时代长大的摄影师，这怕是我现场见到的效果的极限。在黑暗中转来转去的胶片，不经过冲洗是不知道胶片上面会留下些什么的。用宝丽来测试是很贵的，而且要经过现场一系列的工作。常常是为了某一块亮度某一处颜色而劳动好几个小时。就算如此，真正的胶片会是什么样子，也要等到冲洗后才能确定。在这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酒店大堂人来人往，璀璨华丽，但那只是你眼睛看到的样子，转化到胶片上则是另外的样子，而且往往不是你想要的效果。胶片的麻烦之处就在这里，胶片的神奇也正在这里。摄影师的本事就是在现场与胶片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中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且是你所要的平衡。现在数码技术部分取代了这种中介的过程，结果立现。确实方便了许多，但是也抽离了许多。你无法知道现场空间的组成，也就无法做出你想要的改变。最重要的是使你丧失了对空间组成的分析能力，自然就谈不上什么感受力了，一切都简化为好看与否，至多是技术上的追究与调整。电脑PS出来的场景没有生命力，道理就在这里。

先前我对房间照明的理解就是明亮与否，一次在给希尔顿酒店咖啡厅的拍摄中，着实明白了人在空间中需要什么，照片要给消费者看什么。酒店老板是个瑞士老者，他非常欣赏一张徕卡相机的宣传海报：一座古老城市的略俯视中全景，暮色茫茫中，满幅黄褐的调子，古堡的顶部，大小有致，若隐若现，由于透视的作用，影纹清晰与模糊并存，构成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建筑群落。它稳定中充满微妙的变化，精细填充在一片大气魄之中。整幅广告没有文字，更没有一丁点儿相机的影子，规规矩矩的一张胶片摄影，却把几代徕卡人的追求与梦想尽情宣泄在画面中。你静静端详着那张照片，对徕卡相机的品质与可能性有了生动的领会与笃定的相信，这是没有宣传的宣传，真正的润物细无声。老板说他的咖啡厅也在追求这样的效果，希望我们拍出这样的照片。这难度很大，充满挑战，也很刺激。九十年代中期，外资酒店开始进驻，不仅带来了企业文化，也带来了视觉上的开拓。我们在跟着混口饭吃的同时，对影像的视觉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

一次很大的挑战是给北京华润大厦拍摄照片。据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拨应试者失败了。那是个很难对付美籍华人。不知谁向他推荐了我们，1999年秋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来到了24层楼的高度。那家伙见面倒不寒暄，径直问我：“你想怎么拍摄我们的大厦？”这是我几年攻关经历中最开门见山的打法了。我看了看他说：可以有几种拍法，你喜欢什么样的效果？他没有说话，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画册，应该是一本建筑年鉴样的东西，打开其中的一页，告诉我就是这样的照片。我坐在沙发上仔细端详着那张照片，记住了它的感觉，也似乎明白了他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完成这单活儿，他却要求先试拍两张再签合同，我说可以，但试拍的两张要全款付费。这时他倒是非常爽快，没有讨价还价，那次我们的报价是挺高的。几年的闯荡市场，我发现你越是靠压低价格去争取越是被动。许多时候你要坚持自己的东西，对方反而相信你了。拿到了大单，自然要大干，那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是不分日夜地在那里转悠。直到今天那座建筑最棒的照片好几张还是出自我的座机。

商业作品《华润大厦》1999年

商业作品《楼梯》2001年

九十年代以后北京掀起了扩城狂潮，垃圾建筑遍布，总有一天其中的大多数会被处决掉，而留下来的不多几座应该包括华润大厦。事出有因，听搞建筑的朋友讲，设计华润大厦的公司隶属于贝聿铭先生。

到了二十一世纪，好建筑反而少了，那些讲究的酒店也被中国人弄得随波逐流，没了品位。现在你去那些高级酒店看看，除了价目表，没有了那些悦目的展示册页，偶尔有几张也是惨不忍睹。我曾经为北京的瑞士酒店服务过几年，重点是为他们的主题宴会拍照，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往往从计划到实施要一个多月。届时声光电齐上，演员道具频出，那场面甚至比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还讲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书、现场调度图纸，万事俱备，给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分钟。那时我也像个导演，在那几十分钟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有一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仗着出奇的冷静和高度兴奋的状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摄影的乐趣早已把我淹没。

那些年，企业多是实实在在地在为自己宣传，这个市场是良性的。在北京挣钱的外国摄影师也有不少，他们要价高，水平也的确不错。我观摩过德国人的拍摄，一间餐厅，没有人物，他们却把摆台处理得如同活物。灯光布置机巧得很，如果不是有酒店方的陪同，他们绝不同意让外人看到他们的手段。我知道了他们拍摄一张照片也需要几个小时，便有了自信。我也见过香港人的拍摄现场，是一场会议的摆台，场面大却单调，如何拍出气氛有些难度。当那位摄影师要调整一个灯位时，我已经把那盏灯摆放到位了。他很赞许我，我却觉得我可以走了，他的那几下子不比我高。

做商业摄影是给别人干活，客户不满意你就拿不到钱，你的想法如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认可，你就离下课不远了。我开始给酒店拍照片时，还是一副创作的状态。记得一次给一家酒店拍摄建筑内部的走廊，对方看好了一处地方让我拍一张，我却认为不好而拒绝拍，非要选择另一个地方。结果最后结账时，对方就是拖了我们三个月，这是不能讲理的事情啊。还有一次给一家假日酒店拍照，进行到大堂时，连销售总监都来到了现场。结果我的创作劲头来了，硬是不按照对方的意思处理，老范在旁边急坏了，悄悄严厉地对我说，这张照片如果不拍我们就得滚蛋。我似乎明白了，再不愿意也要顺从客户的意思，谁出钱谁说了算。商业摄影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呀。以前不管是在体制内拍电影，还是自己拍照片，都是自己做主，自然是独往独来、天马行空。这一下海，最大的变化是要看别人的眼色，于我真是一种无奈。

老范也是狄老师的学生，四月影会的老成员，很早就放弃了北京的一切，来到深圳投身到商业大潮中去，办杂志、做广告，做得风风火火。我的下海有些被迫的味道，骨子里还是有我行我素的观念。最可笑的是第一次去珠海在酒店与那个发小谈拍摄的事情，作为总经理的发小还没说几句，我居然侃侃而谈了一通。后来说发小，如果不是老同学，这活儿早就不给你了，你太不懂商业规矩了。摄影可以做许多事情，我要寻找自己就要付出代价。

在深圳期间，香港摄影师的工作状态对我影响很大，那种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那种职业的工作态度，与我过去接触过的所谓搞艺术的人大不一样，他们在现场总是来势汹汹，蜻蜓点水，然后呼啸而去，一点儿地气都没有闻到就不知去向了。

有一种说法，香港的摄影人光钻研技术，没有思想云云。摄影是与空间的较量，没有光线等于零。别说城市广场这种室外的大场面，就是四十平方米的小屋，您拿个数码，上蹿下跳，寻个刁钻的角度就是照片了？那是笑话。摄影也是个力气活儿，专业摄影师的灯具是必备的东西，这一条就吓跑了多少搞艺术的人，怕吃苦，总想取巧，天下没有这等好事。光线可以天然，也可以人工，更可以嫁接，它是魂灵出入的通道。面对一个空间你可以自由出入吗？一个空间本身千变万化，而且瞬间也在变化，你知道你要的是哪个瞬间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列松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批驳几句大师是容易的，问题是你真正知道大师在说些什么吗？不求甚解的结果，只能是落下个笑柄而已。

我在深圳以拍摄酒店为主，时间一长，都觉得自己变成个贩子了，因为那种拍摄，虽然可以尽力发挥，但毕竟最后要看客户的认可，如果从创作上讲，这却是一种被肢解的感觉。后来回到北京，面对着房地产的狂潮，我们也被卷进各种空间里面，不仅钻研房子，还钻研家具、涂料、地板，甚至钻研起怎么做窗户。

九十年代末期，大家一下有了钱，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了。那时中产还半遮掩着，街面上流行的是“白领”，大陆市场上销售量最疯狂的几本杂志就是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精神世界的注脚，社会的文明被他们高举在都市的旗帜上面飘扬。一时间，所谓文化被豢养在各种空间，居住空间、休闲空间、娱乐空间甚至是工作空间。当时我们办了个大苹果公司，也成了这场狂欢的共谋。我和老范当然脱不了干系，摄影理论家李媚、当代艺术家韩磊、艺术评论家巴力，还有那个与姜文一起演电影的刘利年，这几位也是逃不掉的。大家几乎天天躲在北京东南角的一栋大房子里，策划、谋划、计划并实施着大苹果的新生活运动，最后居然出版了一套图文书，有九本呢。

居室的摆设与空间的处理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心情，只是这种风气在那阵子已经到了不如此你就不配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地步。那些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标榜，好像不如此加持就成不了正果，人的脆弱性可见一斑。在一片时尚的光环中，物质的云雾笼罩了整个大地，科技的进步绑架了思维，光鲜潇洒的外表掩饰了大面积的异化。

九十年代后半，我扛着大座机和沉重的三脚架，在商业摄影上东跑西颠。这是我接触社会很丰富的一段时光，在解剖一个个具体的空间中，在与各色人等的交涉中，感受着摄影的另一些味道。无论如何那些高档菜肴的味道是知道了，那些高级别的大厨戴着高高的帽子，把一道几百甚至上千元的东西分解为一个个具体，我则精致地布置好一个人工的环境，想方设法把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拍摄成一眼望去就想要入口食之的东西。在现场，我是没有任何食欲的，并非是我敬业，我总在想，费了如此牛劲，于我是换几个饭钱，在消费者面前它真的不只是一顿饭了。那么，我们在干什么呢？一次给瑞士酒店拍摄早餐，天不亮我们就开始了现场准备，趁助理布置灯光的时候，我来到如此豪华的后厨房。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不只是简单的一顿饭，那就是一场宴会的架势。洋面孔的胖子们熟练地飞舞着厨刀，普通的食材几下就被点石成金，甚至令孔老夫子的“食不厌精”望尘莫及。鸡蛋怎么吃，面包怎么吃，这些对我而言非常简单的事情变得如此陌生。就餐环境要雅致，各种器皿要一尘不染，连那一方方怕弄脏衣服的口布都要叠出花样，立在餐桌上。餐台总是要有鲜花的，那是凌晨现从郊区采购而来，我要把一抹柔和的光线准确地洒在它们身上，不多不少，不能强也不能弱。我站在高高的椅子上，透过磨砂玻璃的倒影仔细观察着画面中每一寸面积，平衡每一块亮部与暗部，任何一处调整都在肉眼与测光表的双重监视下，一点点地接近完美，或者说和谐。如此动静，不能返工，也不容许返工。商业摄影，特别是酒店的这种场面，要求的是零差错率。

商业作品《游泳馆》1997年

1997年5月，广东珠海。拍摄酒店、房地产的内外空间需要做各种调整，座机能够满足要求。珠海的银都酒店是五星级，我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行活儿干时间长了，脑子里都是客户、价格，后来就忘记了自己还拍过学生矿工什么的。偶尔听说谁弄了艺术，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德国的燕莎是较早进入中国的纯外资企业，凯宾斯基酒店是很早落户中国的高级酒店。开始他们都是请德国人飞来北京拍摄照片，他们知道同当地人打不赢官司，现场拍照他们输不起。后来中国人开始分食这块蛋糕，精明的日耳曼人会算成本。我们是直接闯进去的，这符合德国人的概念。我们制作了自己的样本集，他们看了就记住了。好几个月后，他们打来电话约我们去谈谈。其实他们就需要一张照片，一张董事会黑白晚宴的场面。我们详细制订拍摄计划，他们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商场如战场，靠的是严谨与周密，空洞的大话与信任没有用。

整个现场都用黑白幕帐腾起，中国员工悄悄说像个灵堂，但德国人崇尚黑色。餐具器皿全部黑白，座椅套菜品单全色黑白，还从非洲空运来一批黑色的花。那天的服务员都换上了专门定做的服装，怪不得那些姑娘小伙子们感到很不适应。我们动用了2000瓦的灯具，现场助理多达四人。全幅宝丽来拉出来了，完全是一张黑白照片，透亮无比，与将要出世的4×5胶片大小一致。总监转送至酒店Boss，一行飞舞的签名落在宝丽来画面上，得到确认，成功大半。为了这一张照片，彼此可是费了不少工夫。挣德国人的钱不容易，但一张是一张呀。

我和老范弄大苹果公司的时候是三个人，每年的第一天我们都要去爬爬香山，图个好兆头。这天鬼见愁上的人不多不少，能来的都是有点儿想法的吧，世纪末的香山怎么也找不到年轻时的味道，一路攀去就像逛马路。走走停停，聊天中就到山顶了。冬天的山不好看，远处的昆明湖也是灰灰的，再放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北京城已经淹没在一片现代生活的灰雾中。我刚参加工作时来爬香山，冬天在山顶上可以看得很远，虽说有几次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北海白塔，但那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屋楼群还是可辨的，才三十年的时间，香山顶上的北京城就不见了，我站在山顶上不知能看什么，也不想再看什么，只有石头缝里的野草还有当年的模样。二十一世纪对我将意味着什么？

作品《气息》
北京798地区，2004年5月

作品《气息》
北京798地区，2007年1月

798·气息

早年星星美展散伙，那五员大将各奔东西，阿城远赴美国，王克平与马德生去了法国，曲磊磊在英国，我心目中的“星星头目”黄锐东渡日本，当年文静的眼镜男就此消失。因为小宁与黄锐都在日本，我不时会从小宁那里得到一些黄锐的消息。后来黄锐到798了，就是池小宁告诉我的，这个家伙渡海而归了吗？

在此之前，北京有名的旧厂房改造项目是地处沙河的王麻子剪刀厂。2002年初春，由室内设计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为一家杂志拍照片。那是我离开工厂二十年后，又一次回到那熟悉的空间里。因为那几年我总是在拍房子，杂志社认为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他们的重要选题，曾请人去拍过，但是不理想。我也是感到新奇，老厂房与艺术家是个什么关系？我先跑了一趟沙河，一进去就喜欢上了，一切都很熟悉，艺术家们搞的那些花样，在我看来真没有多么复杂。跟他们聊聊，听他们侃侃，我心里有数了。拍房子要安静，有了场地，有充足的灯光，就可以敞开玩了。为杂志拍照片比较过瘾，不像房地产商就想卖房子，其他一概不想。

王麻子剪刀厂是我童年的记忆，现场的破败与新生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那次拍摄我也出动了2000瓦大灯，昼夜交替之际，强烈的光芒唤醒了那片陈旧厂房的心脏。不起眼的细节如同解锁迷宫的咒语，被遗弃的物件总是待在它合适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如此安静地观察过老房子，从清晨到黄昏，随着太阳的移动，砖瓦在内外墙呈现出不同的味道。那旧日的钢铁似睡非睡，它们并没有死去，只是暂时被遗忘了。艺术家与它们做朋友，而我要把这恋情翻译出来。说实在的，与那些陈旧的傻大笨粗相比，艺术家的灵巧与聪明总是显得有些轻飘飘的。岁月会在建筑与物件上留下痕迹，这种生命的注入与积累是任何艺术都无法替代的。最舒服的方式是宽容与敬畏，面对时光，人总是瞬间的过往，老房子里蕴藏着可以养育我们的气息。在王麻子剪刀厂那片厂房中，透过艺术家的舞蹈，我看到了生命的宽厚与慈祥。我感受到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是态度，思想枷锁的打开就是深处感觉的释放，久远的初心有原子裂变的力量，它会让你看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听见过去听不到的乐章。这一课的启迪为我日后拍摄798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7年1月

照片上交，不仅上了杂志的封面，“星星”的老人包泡还为此写了篇文章。不知为何这里的灵光没有闪现更长的时间，随着798、718那批无线电器材厂的名声渐起，王麻子剪刀厂在艺术区中消失了。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7年1月

我开始关注798就是因为黄锐。小宁说黄锐在798那片工厂里有工作室，他去看过黄锐的新作品，已经都是挺抽象的了。黄锐回国了，而且也在工厂搞艺术，我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去酒仙桥。黄锐把整段原木做成桌子，居家的所有都安排在了楼上楼下。墙上挂着他拍的照片，是那种现场导演式的拍摄，和崛起的798一样，对我都是那么新鲜。那天我给他带去了五分钟的电影素材，是他们当年搞“星星美展”的记录。他如获至宝，追问那其他的现场拍摄记录，我告诉他这需要询问池小宁了。我给他看我拍的房子，他觉得不错。后来他搞798首届艺术节，编纂798艺术区的专著，都是由我负责拍摄图片。从2004年到2007年，这是798最有意思的时期，我有幸用摄影观看了它的变迁。

我第一次拍摄798时，一点儿都不觉得生疏，总是感到十分亲切，久违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岁月扑面而来。机床铸造厂与电子器材厂只是最终产品不同，其他的从厂房到机器并无二致。最关键的是人与房子的关系，那种味道要是抓住了，就是抓住了798艺术区的灵魂。房子住久了会有感情，人走在老街上感到舒服，古城是有灵魂的，老建筑是有气息的，这说明旧东西是有生命的。我们面对的不是砖瓦结构和仅有空气的三维空间，它有人类精神的附体并充满着温暖和神秘。这种种可见又不可见的空间结构如何去表达，那种种可说又不可说的感觉如何去传达。影像开发着我们的视觉潜力，一种新的语言记录着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北京798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也是活的工业遗迹。它在发展中，还没有结局，那里有丰富的视觉材料，为我们的观看与发现提供了方便之门，也制造了种种诱惑。视觉语言的感悟性、多义性、互动性，决定了影像产生信息的多少，也是判定其优劣的标准。对景物的观看是感悟与发现的过程，结构影像就是视觉呈现的过程。对观众而言，观看更像对话，信息也许在景物表面，也许在空间的相互关系中，也许隐藏在影像的背后。解读影像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它更像是对话，更多是主动地发现过程，不论他是摄影者还是观影者。

七九八的空间与“798”无关；

高大的厂房与建筑无关；

认真地工作与态度无关；

车间的摆设与情趣无关；

壮观的机器与工业无关；

凋零的场景与失落无关；

开心的合影与照相无关；

现场的抓拍与真实无关；

严谨的纪实与摄影无关。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4年5月

这是我的798照片第一次展出时，自己写的前言。那是2007年的平遥，在一间小屋里，我挂上了十六张照片。

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往798跑？就是因为那些老房子。没有传承的地方是不养人的，人的心灵是需要食粮的，更何况制造精神食粮的人。798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遗迹，它还有工人在各个角落上班，这是它在世界艺术区中绝无仅有的优势，它是还活着的历史，它是仍在发展的遗迹。多么不同的东西，居然在这里和谐共存。艺术家的进驻，不是打乱而是杂交，使这里更具有生命力。它已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798的许多认识是在拍摄中获得的，而拍摄者的心境与态度决定了你能否进入那片老房子，进入那些原住民（工人），进入那些精神舞蹈者（艺术家）。

拍摄798似乎是沉浸在生命的诉说中，不可能快起来。历史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个女人，任何粗糙与浮躁都会使他们不安，甚至离你而去。我总喜欢在一个新拍摄点静静地坐一会儿，伴随着眼睛的凝视，那些砖瓦就开始呼吸了。你不要固守自己，也不要失去自己，这有点儿像头几次与女孩约会，似有似无中你已经进入情况了。

一天晚上，我和助手们推着一车灯具，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平房，窗户透出黄色的灯光。我让助手们等着，自己去敲门打招呼。我知道如何与工人们说话，这是一种气氛的建立，圆融了你就能自由拍摄了，否则就是走人。不是去拍马屁，工人不吃这一套，他们需要的是尊重和有血肉的理解。客套话谁都会说，对他们生存与工作的了解，可不是一日之功。卢沟桥八年的工厂岁月，使我的血肉中储存了那个世界的基因，一旦气场出现，我瞬间就会变身了。这是一间值班室，负责某些车间的设备维护。我坐在椅子上，极其内行地点评屋里的工具设备，他们由吃惊渐渐变为和气。我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而说到生活的琐事，他们由和气变成开心了。预热完成，我把自己的来意通俗地讲出，同时请他们给些建议。有了信任，两位老哥恨不得帮我抬灯。那是一个自在愉快的夜晚，我用大小两台相机，搜刮走了我所能发现的一切。他们告诉我，有不少摄影者在这里吃了闭门羹。

车床一般是工厂必有的设备，在798这片厂区内，我与它们多次相遇。一次发现一位老工人在机床尾端喝水，超大的搪瓷把儿缸子组合在胖胖的身躯上，沾着油污的工作服只系上了一只扣子。他看着我，也没说什么，我笑笑，点点头也没说什么，用手指指我的三脚架。我慢慢支好架子放上照相机，测光拍摄，两张后，觉得有了，就不再按快门，但也没有立刻撤退，而是站在机位处同他聊了几句，这时他才发问，我如实相告，最后打招呼走人。我还在798里见过一台车床，应该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各种扳把儿锃亮，工件卡在卡盘上，还没加工完，床身的底座上团团钢屑，脚踏板上满是油浸的颜色，车床的主人不知去向，不大的车间被围在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中间，有些挣扎的意味。我把脚架放低，平行车床的视角，稳稳地拍了一张。反转片冲出来，二十多只扳把儿在合唱，那似乎还在转动的车床在向我诉说。

我曾在车床间给一群工人拍过一张合影，那是一次拍摄后的突发奇想，车间主任很高兴，招呼大家过来。一张全景，南侧的大窗使屋里的所有充满立体感，我几句道白，缓解了照相的紧张，也调整好了十几个人在机床间的位置，开心中我按下了快门。老规矩，事后我放大了一张送给他们。令我不开心的是，不到半年，我再一次路过那里，车间不见了，出现了一家画廊。我进去一会儿就出来了，没有心思看画儿，我总在心里念叨，这帮工人到哪儿去了呢？

798有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在我看来都在沾老房子的光，虽然改造得千奇百怪，但多是在原有结构上贴皮。大动干戈，东家不干，就算可以，你又有多大道行敢和岁月时光过招儿呢？就算是贝聿铭，在卢浮宫还是要奉旨行事。对老房子还是多些感恩恭敬为妙。

黄锐算是下手比较早的进驻者，位置居中，租金也很便宜。头几年每次去798，都要到他那里落落脚，有时还到他的咖啡厅蹭点儿喝的。他是属于把家安在这里的主儿，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不清何时算工作，何时在生活。早年间在西单民主墙发表讲演时的青年头，这些年好像一直没有理过，灰白杂间的长发披散在总是穿着中式大褂的肩头。眼镜上的圆圈多了，脸上也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那双手却越发的粗壮有力，弯弯的拇指布满老茧，像个石匠。从2004年发起艺术节，他就一直在战斗，可我总弄不清对手在哪里，但你可以感到他面对的势力很强大。

黄锐这个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不急躁，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到底，就像当年星星画展被强行拆除后，宁可上街游行，也要坚持艺术自由，结果他们胜利了。今天有人说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始于“85美术新潮”，甚至是“89艺术大展”，我看应该是始于1979年的四月影展、星星美展。它们不仅出了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思想带来了冲击和改变，新旧两个时代在那时交会、对抗。黄锐在798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艺术。

798厂区的西门南侧，有一处很经典的建筑，它由几座纵横方向的砖结构厂房连体组成，占地面积很大，内部设计满足了生产的需要，充分展示着798厂区的特征。人们谈论798时总说包豪斯如何，其实那只说对了一半。据说当年为了符合东德人的要求，专门在北京郊区某地烧制盖楼用砖。我观察过它的窗户，咬缝处环环相扣，特别是窗台处砌成倾斜面，雨水自流。楼梯处的窗户砌成圆形，与车间的矩形窗户形成对照。背阴处的老藤有小树干粗，怕与楼齐寿了吧。一天，法国人黎静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对我说：任曙林，你快去拍那座楼吧，他们要拆掉它！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7年1月

资本的力量步步紧逼，艺术家们的珍惜算得了什么，我能做的就是用相机抢救它。当时那片厂区还没有开放，不容许拍照。我和助手在夜晚悄悄把一处侧门的锁头撬开，然后再伪装好。白天我们带着器材设备，趁人不备，用最快的速度从那个侧门进入，然后再假装把门锁上。只要进了楼，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后的产业工人的身影，那座伟大建筑的种种风貌，被我一一留在了胶片上。拍得高兴，就有点儿得意忘形，最后还是不小心被看管的人发现，被轰了出去。当然，我们也搂足了。

这座正宗的德国造建筑，伴随着我们的传统工业走过了四十多年，它是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的见证，极具保存价值。类似798的建筑还有一些，无论规模和建筑水平都无法与这组建筑相提并论。可惜种种呼吁最终没能战胜资本的力量，2004年它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没有熬到我国世界遗产日的公布。

我的拍摄随着798的日益发展而进行。从2004年到2006年几次大山子艺术节，我都从黄锐那里见到了这个艺术区的一些侧面。由于我用照片参与了这些活动，我对艺术与现实的理解丰富了，当我收回视线，关注我身边的人时，心境反而宽阔了。

我在798的拍摄持续到2007年上半年。那一年年初，黄锐做了名为《公开》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与多人的对谈，这是他要跟798告别了。除此之外，他还首次让我拍摄了他的私人空间。这算是最后的一瞥吗？我感到了悲壮的味道。黄锐有了新的住所，设计得很棒。但我总感到遗憾，他是798里最特殊的人物，他的离去，意味着798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而我的记录也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2008年以后的798是另一个798，也许它更规范、更商业，但在我心目中，那充满动荡和生气的798，更像一个人的青少年，虽然短暂和不确定，但它却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而我有幸用宁静和专业的方式记录了那段时光。后来妻子说这部作品应该叫作“气息”，我深以为然。

我拍照片的时间确实不短了，但第一组可以称得上作品的应该是1977年初拍摄的那组片子。工厂评选了1976年度的先进，要拍摄照片布置在厂门口的橱窗里。拍摄先进集体的时候，因为人多，我选择在室外，尽量在他们工作的空间里拍摄。先进个人部分我特想试试棚内的拍照，厂工会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临时“摄影棚”，并让我着手做准备工作。

我是钳工，做个背景架子不成问题。背景布是从礼堂拆下来的大窗帘，用夹子固定在架子上。灯光有两只，一只室外照明用的750瓦碘钨灯，一只是借来的250瓦泛光灯，正所谓照相馆主辅光模式也。拍照那几天，先进们在门外排队等候，因为是按固定模式拍摄，所以进度也不算慢。由于彼此很熟悉，我不想说话都不行，他们还认为我是个钳工，不认为这是在照相，而我正好想要躲开照相馆的那种仪式呢。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两盏灯移来动去的也出不了什么新花样，我的心思在这些人的样子中。我站着，他们坐着，这之间还是有距离的，这之间是隔着一些东西的，摄影能穿透这层障碍吗？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

底片当然是自己冲洗，照片也是自己放大。当把它们全部挂在橱窗里后，有好一阵子工人们在围观议论，特别是女工的照片，曾引起有趣的话题。三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有几个已经过世，大多数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联系，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当时展出的照片，早已灰飞烟灭。我自己都惊喜的是，当时放大的试片，居然有一些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参加了展览，偶尔一看，好像穿越了时空。

作品《先进个人》。这是我第一部作品《先进个人》里的一幅。我是工人，拍完了工人们，也给自己来一张，算是自娱自乐吧。我16岁到工厂学徒，干了八年多，人生的第一课非常接地气。离开工厂走了一些地方，每每可以感到它对我的滋养。

这组《先进生产者》第一次亮相是在798，在2008年4月艺术家舒阳策划的一次群展中，它们出现在“时态空间”的大厂房里。在工厂展出工人的照片很有意思，特别是在有四十年历史的老厂房里展示三十年前的老工人。记得当时一些798的工人来看这些照片，有几位挺激动，还同我聊了半天。因为那组照片中有我，那年五一节全家都去逛798看展览，小儿见到了三十年前的爸爸，妻子见到了三十年前的我，而那一年她还没有出生。三十年前，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做维修钳工，有机会为这些同事们拍照。三十年后我在798拍照，这时空的跨度似乎一下子缩短了。

机床厂的工人属于产业工人，那时算标准的工人阶级了。他们也是北京城的基本居民。下班后，他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这座城市的世俗景色。他们的文化水平、思想、生活情趣、人际关系构成着北京城的人文景观。他们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某种真实、某种具体、某种生动和某种传承。那时照相还比较少，被评为先进的他们带着认真的心情，很正式地坐在背景布前，一个隆重的仪式开始了。我记录下他们的神态和面孔，也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种种。

他们是我曾经十分熟悉的群体，然而在今天的观看中，我却发现了许多新东西。那些黑白照片也向我诉说着许多当年不知道的东西。我总在琢磨，是景物唤起我的记忆和感觉，还是照片自身有它无法言说的意味？我力图寻找一些方法，用以传达那些现场给我的感动。我发现，童年时脑海中的许多想象都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落脚点。被观看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要学会同他们对话。三十年前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看到的是神态与面孔，姿势与着装。三十年后，我看见了自己，也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另一面。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4年5月

作品《气息》，北京798地区，2007年1月

天马行空，行色匆匆

如果真的如人所说，摄影是个江湖，那么一直喜欢天马行空的我，可能从来就没有混进去过。

2005年7月

北京

2010年4月，北京家中。使用数码相机后，人变得懒了，许多过程没了，失重了似的，总觉得此摄影非彼摄影。等到熟悉了那一套电脑程序，又感觉到处是摄影，恍惚中此观看非彼观看了。

八十年代头几年，我和几个摄影的朋友去了趟黄花城。兄弟们带的多是120的长焦镜头，那可是非常沉重的大家伙，爬山可是费了劲。那时有一种说法，拍风景要用大底片。晚饭后，大家歪在老乡的土炕上闲扯，想四仰八叉，又不敢太放肆。突然一个大嫂挑帘子进了屋，说：“那个瞎子又来了！”老乡赶忙告诉我们，有个河北的算卦老先生，每年秋后都到这一带转悠，沿途百姓都知道他，还管他吃住。这不是仙人吗！大家立马来了精神，穿鞋下炕，赶紧让老乡带我们去看看。

路上很黑，还有狗叫，老乡把我们领进了一个院子。屋子里烟气腾腾，房柁上垂下一个浑身是土的灯泡，只见一老者红光满面地盘腿坐在炕上，房屋四角很暗，更显得有一种舞台效果。我们好奇，急于求算，便问了价格，记忆中是一人五毛钱。张岚对大家说，这深山野地的，他的来路一概不知，我们要小心行事。一经提醒，我们退到灶房商量怎么办。灶房无灯，锅里的水冒着热气，似乎有些临战前的气氛。既然赶上了，肯定不能错过，但如何保证安全呢？我突发奇想，很正式地说：我们是五个人，一个人算时，其余四个站在屋子的四个角落守护，就不怕什么了。

回到屋里，心里既好奇又紧张。老者是位盲人，神态安详，已经七十有余了。后来得知，他十七岁失明，跟高人学艺多年，后来就在河北这一带行走，年年如此，路线大体不变。也是，如果没有点儿本事，下次再来谁还管你吃喝啊。老者只要求你报上出生的阴历日期，再伸出你的手掌，抚摸数下后，不再多问，便开始娓娓道来。一个人的优点缺点赤裸裸地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让人很是不自在。过去听说过“问凶不问吉”，但真要是听到别人把自己的品性与为人当众说出来，还是需要承受力呀。老者闭目，无所顾忌，我们站在四个角落却有些不安了。特别是被算者在灯光的照射下，无处藏身，这哪里是算卦，分明是受审呀。此一幕终生不忘！

1979年6月，北京海坨山。兄长张岚坐在中间，小宁、李恬护卫两侧，外出拍照，有时会玩上一把。我们几个狄先生的弟子，张岚是老大，那时已成家，弟兄们不时还玩笑他，背着孩子手拿相机。老大走得早，愿蒙蒙细雨常伴心田。

老者逐个年代破解你的运势，要命的是结合你的品性来讲，很有说服力。这种算卦的方式我以后再没见过。这五毛钱花得大家默默无语，小山村的初秋之夜月亮分外明亮。我记得张岚兄长是第一个算的，说他中年劳顿奔波多事，老者的语言夹杂着文言诗句，我等当时不是很清楚。十年后，兄长走了，最早地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四十五岁。难道是盲人老者早就看到了什么？

我一向不记阴历生日，那天可是有些着急。老者说也不妨，太远的说不了，说说过往和目前也可略观将来。对我的婚姻，老者说得非常肯定，我两年后离婚时自然不是依据盲人所言，但他的预言我视为天意。我们是国庆节那天去的山村，10月2号回到城里，我马上跑去北京天文馆查找1954年的阴历，人家还在休息。等我拿到准确数据，10月3号马不停蹄地赶回黄花城时，仙人已飘然而去，不知去向了。我很惆怅，在山区的公路上游荡，天上的太阳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也正是在这一天我发现了撞道口的小芳，开始了一段持续二十多年的旅程。难道是老者知道我的后来，以此来引领我一程？我后来的许多，老者那天没有明示，他是让我自己一步步去感悟人生？

许多事儿确实耐人寻味，如果穿越三维空间是否可以看到未来呢？1979年初夏，老狄率领众弟子畅游海坨山，回来时在山道旁边发现一座孤零零的供龛，很有年代了。我突发奇想，让老大张岚盘腿于龛中，双手合十，目视前方，小宁、李恬一左一右在旁护卫。难道摄影也有忌讳吗？每每看到那张照片，心中不免纠结。咳，想不明白，多想无益，只有祝福。

我离婚后的某天，兴奋地通知大家来聚，说是有了新的女友。张岚率领众兄弟赶来，大家兴致勃勃并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作为礼物，结果女友没有现身，其父敲门带来了几句话而已。那天张岚兄长端详着她的照片，给我讲了很多。以前我们经常玩笑他模范丈夫云云，背着孩子拿着相机，现在知道了治家的艰难。果如兄长所料，这位有魄力的中央台首任外语主播，出国后再也没有回来。

星期五沙龙时期，我们也去工厂拍照片。吕小中也是工厂工人，招呼大家到高大的厂房中。阳光从天窗凌空泻下，如瀑如剑，女焊工好似要成仙了一般。池小宁与李恬二话不说顺势就侧卧于地上，甚是壮观，围观的工友们惊叹不已。我也佩服，更感自豪，同为少壮，天地不惧。中午厂方请客，众兄弟也不知说什么，就吃吧。饭毕，众位意欲离去，张岚笑对大家说道：就这么抹抹嘴儿走了？众兄弟惭愧，忙起身齐声告谢不迭。我们也去山区参加过婚礼，酒席上年轻气盛，难免不自，张岚于悄然中协调局面，皆大欢喜。那时摄影与日子难分彼此，简单中充满着无穷的快乐。

1978年11月，北京家中。这是摆拍的，我不会抽烟。星期五沙龙要弄内部观摩展，我创作了一幅《夜》参加。我们的沙龙玩什么的都有，大家彼此交流切磋，那场面那气氛，我很怀念。

第一次参加星期五沙龙展览时我居然想拍一张静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岚，因为我认为他的静物拍得好。他很是赞赏，告诉我布光时如何控制光比才能够防止后期丢失层次。工厂多年我不吸烟，却想拍一张夜晚吸烟图，买个烟灰缸，弄满烟灰，再放上一支燃着的香烟，远景有模糊的书，近景是几页纸和一支笔。幽暗的调子，逆光中那支香烟的青烟飘出画面。我用这张《夜》参加了我们的观摩展，看着朋友们那一百多张照片，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我在沙龙的听课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

技术只是艺术的基础，而艺术是技术的灵魂。有灵魂才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造福于人类。

1978年12月

满嘴的大话，现在看着都惭愧。

2003年11月10日是老大张岚去世十周年的日子，弟兄几个去他的墓地祭奠，我给张岚写了一信，在墓前焚化捎去。

张岚兄长：

老大仙去，飘忽不觉十载矣。光阴荏苒，小弟已成老弟。回首岁月碌碌乎，实感愧对，今日来拜，兄长可安否？

吾辈同为少年求艺之人，当年斗室共磋，恍如昨日。志趣相同，秉性各异，同赴山川，共论鸿雁。海坨之行，更使兄弟情谊天地作证。蒙蒙细雨古木巨石，常随冥想闯入心怀。黄花残城，山村小店，夜遇半仙签算，阵势庞大，态度庄严，前生五百，后生如何，每每思忖暗笑之，怅然矣。

兄为老大，自然成家早于后辈诸弟。责任家庭，夫君父君，左右相担，吾辈浅薄，常常讥讽：模范丈夫，肩扛幼子，手持相机。兄每笑而不语，深思深意令吾辈至今难以彻悟。

求艺贵在真诚，也有执着，当年兄之作为是为楷模。十年间弟等下海求生，求艺之心不如昨日。既为同师门下，山盟兄弟，岂可以五斗米动山海之志。今日拜香兄长，如警钟鸣响在耳际，以为长勉。

兄长西去，尘事繁多，吾辈气盛，不辨虚实，或有闪失，万望宽涵。人生如梦亦如戏，谁个不轮回几遭。十载春秋，今又香山红遍，却看那天凉好个秋了。

男儿一世，自应担当家小，更要为志而搏。弟无大才，唯有大志，今更求大悟。天赐中界一回，是为何等福报也。不可蹉跎，何论虚度。弟辈各有专长，不时相为激励。今日兄前立言：真诚为人，真诚做事，百年聚首于凌霄，以慰兄长之期待耳。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时，见识了国外的纪录片，雄心勃勃地也想弄一个，我想到了夏令营。拍摄中学生的一个潜在动因就是夏令营。它在我心里存在着，生长着，是我一个近乎完美的梦境。我一直认为只有在那种时刻，人才有自由的灵魂，也才最有味道。只是学校组织的夏令营管得太死，学生们根本玩不起来。我把想法告诉了我的老师王纪言，他特别赞赏我的想法，告诉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广播学院与电影学院不同，它专门研究如何拍摄纪录片。纪录片不能人工去制造，而是要在现实中抓取。这点很难，却十分迷人。那种在现场的诱惑使我蠢蠢欲动。我按照老师的指示做了一年的准备。1981年夏天，我鼓动学校组织学生去沟崖附近夏令营，居然得逞。我可以把学生放到天地间，但如何恰当地组织，片子如何结构，我还需要向老师递交计划和“剧本”。为此王纪言老师特意请了中央电视台的戴维雨先生给我做指导。戴先生是王老师的老师，也是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总导演，说话慢慢地，让人感到丝丝入扣。现在想来有些天方夜谭，我当时就是个学生呀。其实王纪言老师也很了得，那年中日合拍《丝绸之路》，他出任中方摄影，那是大陆纪录片接轨世界的开篇之作。

跟学校教导处打交道推进我的计划，有些事能说，有些不能说，关键是能把学生拉出去。其实夏令营在大家心中也很陌生了，只要不出危险，那就玩个尽兴吧，这是教导处的宗旨。在广播学院我学了一些拍摄技巧，但如果不攒出个事儿干那就全是瞎掰。我觉得自己这是想要把唐朝的理在清朝实现。虽然八十年代了，但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夏令营好像还是很远很远。也许我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乐园，也许自己在童年的梦中去过夏令营，我想不起来了。也许夏令营同山野有关，也许夏令营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到底是谁告诉我夏令营是如此美妙呢？

在学校拍照片已经不过瘾了，非要拍个电影再痛快一把，难道说我是要用这批学生来圆自己的梦吗？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梦。真是应了那句话：理想有时就是梦想，甚至是幻想。我就是一个要做梦的人，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样的年代，居然阴差阳错地把四十多个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弄到了深山沟里。当然，对他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可再现的经历。那次夏令营中有个高二的学生，他现在是美国的大学教授。几年前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他感慨道：那次夏令营是一次绝唱，以后就没有听说哪个学校再组织过。他的弟弟后来也在一七一中学读书，总是向往那次真正的夏令营。

王纪言老师知道我的心思，他知道国外学生如何在天地间放纵。他来自内蒙古草原，某些基因与我的野山情节有共鸣之处。没有他的支持，这个毕业作业就不能立项，那我拿什么去忽悠教导处呢？

山里的日子没有日期，学生们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他们居然与山村的老乡进行了一次篝火晚会，真的烧了一堆柴火在场院中。烟火升腾，蚊虫飞舞，跳舞唱歌，喊叫冲天，彼此不用什么猜度揣摩，只要发自内心地把能量释放出来就是一片天籁。我端着摄影机，想激动又不敢，脑子已不属于我，只有浑身的体力在不由自主地移动着，工作着，如同在一片幻觉中。在水库游泳，在河滩野炊，蛇也抓了驴也骑了，自己蒸了馒头洗了衣服。在和当地的学生篮球赛后，要打起背包回去了，那三横两竖的背包还真像解放军呢。站在敞篷卡车上，任由山风迎面，我的手持摄影机都有些晃动，远山向身后移去，渐行渐远，身边的学生有的打起了瞌睡。

因为这部电影，电视台想让我去那里工作，我的工作单位知道后，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我还是喜欢拍照片，骨子里我还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人。2016春天，我去纽约参加一个展览，把《夏日的回忆》也带去了。在给大学师生放映时，他们不仅很喜欢，更表示出一种吃惊，反复问我：这个影片能公开放映吗？他们认为片子里表现出来的东西与他们理解的中国不一样，甚至是有冲突的。我也很惊讶，在国内就没有人这样提问题。我也想了想，自己内心确实对许多流行的东西不以为然，我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但我只是个手艺人，我只能在照片里生存。

1981年10月，北京圆明园。王纪言是我在广播学院学习时的老师，我拍摄《夏日的回忆》时，全程都有他的指点。这无疑影响着我《八十年代中学生》的拍摄。我一直拍着单幅的照片，电影的学习扩展了我的视野，而且在基本功更扎实了。所谓学院的东西，其实多是前辈的精华，关键看你自己如何去学习了。

王纪言老师家住北京的劲松，我曾经去过一次，北京最大众化的六层居民楼。他住在六层，木头门框上镶嵌了一圈16毫米电影胶片，极易识别。室内面积也就四十多平方米，后来曾听人讲，王纪言在家写讲义时，天气炎热，那时没有空调，他坐在澡盆里，支一块板写，不时让家人换水。我的夏令营小电影是在和平里做的后期，请他来看过两次。他那时骑自行车，二八大链套，皮包卡在后座上，腰杆挺得倍儿直，特别正式的模样。我们每次约好时间，他居然总是一分不差的骑到集合地点。从劲松骑到和平里，可是北京城的从南到北呀。离开广播学院后，王老师曾给我写过信，建议我去考研究生。但我后来还是选择了图片摄影，放弃了去电视台发展，想必王老师会理解我的。

2009年我突然接到他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六十岁了，将在北京放一部他近些年拍摄的纪录片，完全的胶片制作。我给他带去了两张照片，黑白单色的框子里是两幅黑白影像，那是我当年在圆明园拍的，在一次摄影系的集体外出活动中，我用相机抓取了他的形象与状态，快三十年了，终于有机会洗印出来，作为对王纪言老师六十年人生的祝福，也是一个学生对师长的怀念。

在我心目中四月影会就是王志平。怎么讲，没有王志平四月影会办不起来，没有谁都可以，没有他不行。后来四月影会被变相整肃被解体，王志平被边缘化，这怕是池小宁等决绝地再也不沾四月影会的重要原因吧。

应该感谢王志平在夜晚拉着李晓斌来到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是池小宁的家，也是星期五沙龙的大本营。如果他不来，我们将无缘四月影会；反之，我们若不去，四月会是另外的样子，但历史无法假设。可以说我们是惺惺相惜，认可彼此的照片，来往也过得去，这使《自然·社会·人》的展览有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各路豪杰混杂的江湖，以小宁为首的我们一伙人拥护王志平，对其坐稳头领的位置还是起作用的，当然他自己的功力与付出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王志平是四月影会的领袖人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谁说出来的。后来狄源沧先生公开说过：谈中国现代摄影绕不过四月影会，谈四月影会绕不过王志平。我想，其中也有这个意思吧。

1981年4月将至，四月影会又该开展了。但是星期五沙龙的几个核心人物明确表示不再参加，这炉香烧不下去了。大家没有开会，无言中做出各自的选择。中国美术馆是诱人的，我还是悄悄送展了几张照片，去看过几次，却是参观别人展览的心情，热闹得像集市，却没有了合伙做事的气氛。那次影展参加的人多得连王志平都搞不清楚了。肯定不是中山公园的味道，那是什么呢？一种杂陈而陌生的味道。最令我震惊的是，当年携手并肩来闯星期五沙龙的战友，却在展厅摆开了战场。片子做得很大，都是黑白的透明正片，记忆中还都贴在了美术馆的玻璃窗上。在如此正式的地方进行如此非正式的展示论战，四月影会算是走到头了。追求不同了，很正常，我也很认真地抄录下两个人各自悬挂在大厅的艺术宣言。多少年后，它成了研究者们找寻的宝贵历史资料。只是，有些惆怅，进了美术馆却要散伙了，池小宁有先见之明呀。

几年前因为拍摄星星美展的电影，我和小宁被警察带进了中国美术馆，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几年后我堂皇地在它的殿堂里展出照片，而小宁没有，总有一种背叛的愧疚感。同年8月，星星也进了美术馆，而拍摄的任务是由我来完成的，小宁没有来。欢呼声中，一派阳光灿烂，朋友却选择了隐退，是对星星的疑问，还是不习惯这喧闹的气氛？我总是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而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早春。美术馆的现场没见到池小宁他们，匆匆忙忙中我又看到了那个长发、分头、双腮缩进、大眼镜片、在双肩垫起的浅色风衣中晃荡的王志平。1978年冬天他在池小宁家放幻灯片，我坐在幻灯机侧面，看着画面的反光映射在他的脸上，显得沧桑，却有力量。当时我想，真像个落魄的文学青年，有一丝忧伤的味道。那天的他显得紧张与匆忙，眼睛中增添了茫然的味道。那些同路人已是面目全非，想起母亲小时候说过的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是母亲在说我傻吧。

后来四月影会被嫁接到现代摄影沙龙身上，结出的是一颗什么果子就见仁见智了。1985年的春天，天气宜人，我却一肚子火气地赶到北京中山公园。那天影展开幕，我却听说我的作品被撤下了。其时沙龙已有了真正的领导，王志平只是最后的回音，我不明就里，还是要找他理论，为什么把我的作品拿下。

历史的诡异就在这里。这时距离开展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得到的答复是：板子太大，影响展览的整体性，再说你不是还有一组参展了吗？他们说的是我另一块展板，半米见方，上面裱着四张彩色照片，挺秀气，很精美，确实有点儿沙龙做派。

我赶到展场时，估计杀气腾腾，展览布置基本完毕，地上还有些碎纸，我四下找人，也不知谁在我耳边说：撤你照片是王苗、王志平的主意。我就相信了，到处寻找，撞开一间小屋的门，发现他们在里边。我上去一把抓住王志平的衣服，厉声说道：“今天不把我的照片摆上，我就把展览砸了！”1985年的这次展览是现代摄影沙龙盘下四月影会后的开张之作，当时已经有一些老四月的成员退出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大闹展场，必然会引起各路人马的关注，一幕历史剧上演了。

展览十点开幕，据说吴印咸等名人要来，四月影会的骨干与现代摄影沙龙的领导人紧急磋商，研究怎么办。五月的太阳从天安门城楼那边出现，一片阳光洒满公园的草地，空气瞬间暖和了起来，我的心情也变得平静了许多。远远望着那十几个人，站在一块草坪上比比画画，激烈交锋，我心中突然感到一片茫然，觉得特别没劲。最终达成协议：我的照片参加展出，但只能放在入口过道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另外三个大个子抬着两米见方的展板像游行一样走进展场，走在前面的是凌飞、李英杰等几个四月影会的老友。大家神态庄严，目视前方，步履坚定，很有一种慷慨就义的意思。“因祸得福”的大板子成了展览上的一道风景。事后李晓斌总开玩笑说：“老帅大闹怀仁堂，你大闹中山公园。”听说后来杨绍明把我算作“打砸抢”分子，在开会时说，谁都可以加入现代摄影沙龙，任曙林不行。老红军的后代成了叛逆，我要孤军奋战了。从此我从所谓的摄影圈里消失了，却也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自由，一个人很是自得其乐地行走。以至多年后，我邀请鲍昆看我拍的东西，他很吃惊，以为我早就沉下去了。

展出风波有复杂的背景，我却把账算在王志平身上，这是我歉疚于他的。我清楚记得那天王志平站在我面前，大眼镜后面的眼睛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芒。他没怎么解释，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王苗站在旁边很严肃，但是没有说话。两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怕是我这样的草莽永远也弄不清楚的。我是哪儿说哪儿了，过后就不记它了，该干吗干吗。有一次我坐公交车路过美术馆后街，忽见王志平与王苗在路边行走，许久没见到他们了我很高兴，在行进中的汽车上冲他们大叫：“王苗！王志平！”车很快就要拐弯了，我看见王志平向我挥了挥手。

认识一个人恐怕需要经过些正反的经历。就如同时过境迁，再看待四月影展一样。有些人认为它是四五天安门摄影的延续，其实不然。若没有星期五沙龙的集体加入，1979年的《自然·社会·人》展览将会是另外的样子。能把好几路人马捏合在一起，除了王志平，谁也不行。在政治与艺术的纠缠中，四月影展，特别是第一回展览是一次相对纯粹的艺术实践，这是四月影展的真正价值。王志平在历史的机遇当口，用自己的才华、心胸与智慧，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把住了方向，为后人留一下了一段百年绝唱。

我一直觉得王志平身上有细腻的东西，他的照片总可以让人感到渺渺的人情。我离婚后一度很迷茫，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王志平，于是有一天跑到农业出版社他的宿舍。那次我们谈了半宿，他半盘腿坐在单人床上，我坐在一把木头靠背椅上。没有寒暄，聊天谈事儿直入主题，这是大家的共识，从东四三条35号开始就是这个规矩。

离开他的小屋时天都快亮了，我走了好几站才有了头班车。他给了我什么灵丹妙药？好像也没有，找个人诉说一下，听他讲讲与女人的经历，好像就足够了。大家彼此各说各话，昏黄的灯泡上围着一张报纸，夜显得特别宁静，是那种八十年代特有的宁静。以后我无论与谁，在什么场合聊天，都再也找不到那种味道了。这好像就是我那个夜晚最大的收获，后来想念老朋友时，其中必然混杂着那种悬在空中的味道。

七十年代末，王志平的居室。王志平是四月影会的精神领袖，这是我的看法。这里走马灯似的，来去了多少人，大家奔的不是这间屋，是屋里的人。狄源沧先生说过：研究中国当代摄影不能不提四月影会，谈四月影会不能不提王志平。

我离婚后再去黄花城，这成了老周的话把儿，总问我什么时候结束单身生活。三十多了总一个人晃，在他们看来很不正常。周嫂也总说，下次要带个女孩来，不然没饭吃。这谈何容易，尤其是离过婚的人。1991年我倒是曾经和一个女孩住过老周家，那是当时的女友死活要与我分手，我极度悲伤，绝望之下一个人跑到撞道口。我并没有对他们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坐在边墙上眺望边塞的流云，它们真自在呀！周妻喊人叫我回去，说是北京有人打车来找你，这也太有戏剧性了！我赶回去一看，原来是女友打车跑到黄花城找我，我很感动却也无话可说。虽然几年后，她还是远走他乡，但那时的一番真情，却是人生的一份珍藏。周嫂替我高兴过，也替我难受过，她弄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成不了家呢？

我自己也整不明白，老天爷造人为什么要如此互相制约呢？

我为照相追至他们家，对这一点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儿感觉。我每次去他们家，肯定要拍不少照片，对此他们从不问什么。他们只关心我下次什么时间再来。2005年我去黄花城，老周在忙活着盖新房。他的儿子要结婚了，他在为子女做最大的拼搏，付出最大的精力。我远远一见，他显得十分苍老，起了一半的新房遍地砖瓦木料，他在那里倚着铁锹休息。那一瞬间，我来往黄花城的所有画面闪过脑海，相互糅合，混成一团，我看到了人生的起承转合，背后的生老病死。

黄花城是我的根据地，自从有了它，许多事情就灵光了起来。生命是由日子组成，而它占据了我太多的时空，我与它已经分不清彼此了。摄影与生活是个什么关系？这是我在第一次结婚时的设问，可是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清楚的是，我拍了许多照片，认识了一些人。三十多年，春夏秋冬，我去过许多次黄花城，每次都是无法替代的一次，而这积累的效果就是我在不停地变化。当然，黄花城也在变，甚至有许多我不愿看到的变化。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变化，也左右不了它的变化，思来想去，关心的是那些不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市里没有，它不一定是山是水，甚或是人，它是由这些东西互动而成的一种场，你是看不见它的。它无处不在，它环绕着你，浸润着你，它可以抵达你内心最深远的地方，可以同你最原始的意识对话，甚至可以拂去你多年的积垢，使你豁然开朗般看见明镜中的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这个场有光的速度，有波般的穿透力，最神奇的是它有时静如处子，简单得就像儿童的游戏。它不是高等数学，它甚至比一加一还要简单。只可惜我们太聪明了，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会这样吗？会的。我们的眼睛只有在出生时明亮，可以看见鬼神，后来越来越混浊，以至是在黑暗中行走。越复杂的道理越不真实，往往日常中充满着真实，如同我自己开始总是觉得深山中有真理，后来发现最庸常的身边也同样充满着鲜活与智慧。健美训练就是这样。我发现所谓的粗鲁与野蛮才是当今最有机的养料，甚至是所谓文明的底色。我在城市久了，缺少的就是这些。

年轻时喜欢爬山，那是因为更年轻时认为山里有神仙。年轻时练习棍术，也是因为进山找高人习武修炼不成，退而求了其次。棍术只练了一半就离开了卢沟桥，彷徨之际，一头撞进了一群跟肌肉较劲的爷们儿中间。任曙林进入了现代，健美训练迷住了我。

那时我身高一米八多，体重才六十来公斤，年近而立，紧迫感日益逼来。单位有一复员军人，闲暇总与好斗者掰腕子。他讲起卷拳如卷饼，出拳的种种，听得我挺动心。那时街上风行紧身背心，夏日穿在身上，那是非常爷们儿的。男人没有肌肉如何出门见人？练什么也要有力量呀！那军人说现在有一种训练，专门练习肌肉，地坛体育馆的一个角落有一间活动板房，有一群人在练。就这样我寻到了他们。教练脸挺黑，头发不多，两只胳膊真粗，一屈肘有筋在上面。羡慕呀！他说三个月一期，一百多块钱，如果坚持了一年，第二年免费。看着屋子里一个个精壮男人，我全身的血液流得都快了。从此，下班后直奔木板房就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了。

开练的第一天，教练训话，讲了讲这身上的几大部分肌肉，训练的间隔与密度，饭怎么吃，肉要吃多少，告诉我们练到一定程度一天至少六个鸡蛋。一排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大伙子们专注地看着教练，最后教练小眼睛睁圆，扫视着各位新学员，说出了最后的要求：练健美要专心，不能好色，一个月最多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眼前前后晃动了几下。

板房不大，布局紧凑，杠铃、哑铃、卧推架，这是练上肢的；斜板、蹲腿架是对付下肢的；腹肌、背阔肌穿插其中。总之就是一堆铁对付一堆肉。门口有个特大号箱子，众位进门就把多余的衣服扔在里面，一团了事，走时要翻找自己的衣服。我特意在单位准备了一身训练服装，下班后换上就奔了练场，衣服好像就没有洗过。大家都是奔着肌肉来的，谁也不在乎条件如何。

冬天还好，越练越暖和，最后穿上衣服骑车回家，浑身都松开了，酸疼中那叫一个爽！最奇观的是夏日，再热也得穿个小裤衩吧。窗户全开也是热气腾腾的，那年月没有空调，一个个肌肉暴涨，汗流全身，屋里的味道可想而知。虱子多了不咬人，我们都习惯了，一进入现场，嗅觉就立马关闭。一次，一哥们儿的朋友到现场找他，还没进门就叫唤：“我操，你们这都什么味儿呀！”有一些训练是在大板凳上完成的。木凳固然结实，常年的汗沤也使木头早已变色。一人躺下练完，下一个要接着走，都是一身臭汗，谁也别嫌弃了。我第一次就是一咬牙心一横，就上去了。那时训练就是在使劲儿，教练一旁催促就是一嗓子：走！学员举不起来也靠喊叫提劲儿。满屋子狂呼大喊，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汗水飞溅，臭气熏天，一群汉子在肌肉与铁的叫板中，我感到我上了梁山。

训练的效果是明显的。第二年初夏，我穿着小背心上了街，招摇过市，感觉自己是一条好汉了。身体的变化对男人是有诱惑力的，我还把狄老师的师兄弟们也忽悠来训练，搞摄影的怎能没有强健的身体呢。

健美训练后来更名叫健身，可能是与国际接轨吧。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的练友们都是特别可爱的爷们儿，他们有电话局的外勤，有卡车司机，也有学校的老师，有个厨子背阔肌的双三角最漂亮。肱二三头肌是最基本，也是最难练的，号称金二头的那位兄弟是个环卫工人，四方大脸，我一直记得他的模样。我自己只能说均匀发展，整体提高了一下，不说肌肉的尺寸，体重在两三年后达到了七十公斤。最重要的是，那几年与铁较劲，让我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训练方法，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我又可以闻到中学时代失去的江湖与民间的气息了。多少年过去后，在夜深人静时分，我会感慨这里面有摄影真正的东西。

摄影要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今天连见到个真实的人都成了难事。人总是戴着面具，已经被异化、被碎片化了，我们已不是自己了。如果没有黄花城，没有和铁的较劲，恐怕我也会面目全非。世间的道理不多，比如赤子之心，比如童心未泯，可惜世界丰富得只剩下超市里的琳琅满目。

练了健美几年后，我的自行车换成了小飞轮，加速明显，劲儿有处使了。冬天在路上骑一会儿，就把外衣脱掉捆在后座上，胳膊架在车把上，哈腰沉气，一路飙去，只有我超过别人的份儿。一个傍晚，我站在体育场跑道边上闲走，突发奇想，马拉松有那么难吗？试试！脱掉多余的衣服，把手表藏在衣服里，就上了跑道。一圈一圈地数着，天色已晚，却有星星，跑道上训练的青少年都已经回家，只有我一个业余的跑者像个幽灵。不知不觉地二十五圈就跑完了，翻出手表一看不到五十分钟。后来煤炭部系统的运动会，我都报名万米长跑。那是不记名次的项目，只要跑下来就有奖，但我可不是冲着那几条毛巾。在全场加油的欢呼声中，心情可想而知。令我失望的是，后来没有万米跑的项目了，改成了五千米，说是没人报名。再后来，五千米也没了，改成三千米，这还有什么劲？社会在进步，人类却在退化，我心里十分悲哀。

1986年9月，北京煤炭科学院。开始练健美的时候，我曾跑到照相馆，想照张人体像留念。相馆的人非要我到单位开张介绍信。几年后，我有些肌肉了，不照人体了，来张模仿施瓦辛格的。

健美坚持练了几年，离婚后搬家到一处楼房的顶层。二八自行车一扛就是六层楼，大气都不会喘，也算是有些收获吧。只是离父母远了，训练后要自己补充营养。那时风行开水冲鸡蛋吃，几个鸡蛋打在碗里调匀，开水一冲，黄黄白白的，一口气喝掉。后来有一七一毕业生来访，小屋陡然有了生气。再后来女孩成了女友，健美训练后有讲究的热饭吃了。即使她提前回学校，也会把饭菜做好。估计与练健美有关，冬日骑行一个多小时，后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她，我依然是大气不喘，不歇脚地把人送回学校。

练健美的首日，我跑去照相馆，想照一张裸体照，计划日后肌肉凸起再行对比。照相馆师傅说可以，你去单位开个证明就行，我哪里敢去。商量了半天，光膀子可以，但一定要穿上运动短裤。多年后全身有了些疙瘩肉，我让单位哥们儿给来了几张野性的。身子骨是健壮了许多，但没有人给做饭了，斯人远去，健美运动也在我这里落幕了。黄花城的天空乱云飞度，边墙是如此苍凉。如果当年我知道自己的阴历生日，也许那高人就可以告知我的后来，健美可以练下去，深圳的下海也许是另外的样子。

我是南下回来后认识巴力的。那时我们在做《大苹果新生活》丛书，巴力负责画插图。他是锡伯族，他说我极有可能是鲜卑族，反正不是汉族。历史上北魏的皇帝是鲜卑人，他就出生在我的老家山西武乡。我喜欢山跟这个有关系吗？许多儿时的梦境是否源自遥远的古代？人的基因确实可以遗传很久，我时常白日里就有幻觉，我不是属于这个城市的。黄花城地处边塞，那里的磁场可能有远古的遗留。人的行为都是事出有因，只是你自己修为不够，意识不到罢了。

2003年12月，北京道谱酒吧。巴力是我们编纂《大苹果新生活》丛书时的合作者，我负责拍照，他画插图。后来公司散了伙，闲聊时，他知道我以前拍过中学生，一番努力，在他朋友的酒吧里搞了一次幻灯观摩会，从此《八十年代中学生》开始面世。他鼓励我继续拍下去。

中关村又崛起了一座电子商城，我去给建设中的大楼拍摄图片。骑在凌空的脚手架上，眺望着一日三变的北京城，我又恍惚起来。现代的脚手架没有了杉篙和粗铁丝，齐刷刷的钢管纵横交错，简单的材料组合出复杂的图案，我突然想玩一把了。巴力对我这几张似是而非的商业照片极为欣赏，认为是艺术品。后来他还真把它们弄到了展览上。那时我从深圳回到北京，成天给人家拍照片，挣钱混生活，觉得艺术是非常高尚又遥远的事情，而自己已经堕落了。谁知我贼心不死，在离地九丈的高空中又做梦了。拍商业图片有不少规矩，拍烦的时候就想玩一把，这时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驰骋，没想到弄出来的照片被巴力看上了。

2003年12月，北京道谱酒吧。这是《八十年代中学生》第一次拿出来给大家看。那天晚上来的多是中学和大学的老师，他们看后十分激动，说要给教育部打报告，搞什么教育革命，我挺吃惊的。

一日巴力问我：“你成天拍行活儿，就没有拍过艺术点的东西？”这真是久违的感觉，下海之前的日子像是史前，早已被尘封，脚手架上的几张即兴创作实属偶然。他认真问起，我要想一想。我告诉他我拍过学生和矿工，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他很有兴趣，要我拿来看看。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了。巴力的提问就是一个咒语，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我的商业摄影之路，释放出心中的魔鬼。我和巴力走得近，也有客观原因。我们的大苹果公司弄出了两套书之后就散伙了，又赶上我得了一场大病，消沉得很。要感谢那些日子巴力隔三岔五的闲聊让我走出困境，当然更有云南之行的艳遇，这是后话。

1979年9月，北京国际机场工地。令池小宁佩服的人不多，阿城是一个。北京新机场设计有壁画，还是学生的画画儿的朋友们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时不时到现场去拍照片。这是接近尾声时，阿城和小宁来翻拍壁画作品，我转悠时看到了这一幕。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我越来越觉得我像个作曲者，要让听众知道作品，必须要经过演奏的过程，而这却是另一件事情，非我所能。《八十年代中学生》开展在即，我在展场帮帮忙。

看了我的幻灯片，巴力认为特别好，甚至有些批评的口气问我为什么不坚持拍下去。他说好的摄影师应该随时都在拍的。我不知怎么回答，说生存所迫，说我拍照是随着兴致走，他都不会满意的。既然他说好，我自然高兴，他说要好好整理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好家伙，派任务了。巴力又说到我拍的脚手架，很认真地告诫我：你应该做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儿，甚至连自己算不算摄影家都不敢确定。因为早年间凭着兴趣拍照片，后来下海成天拍行活儿，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有艺术的基因。巴力成天鼓动我的时候是2002年，直到那一年我什么摄影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四月影会的成员大多数都于1980年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这件事儿我还是多少年后才知道的。1985年我大闹中山公园后，似乎就被摄影圈除名了。江湖庙堂两不靠，我成了真正的自由摄影人。八九十年代我拍了两部作品，其间没有与同行们做过任何交流。反正是自己快乐，与别人无关嘛。巴力夸奖得多了，我在高兴之余也感到恍惚，这些作品真的好吗？我想到了阿城。

2011年4月，北京映画廊。认识那日松时，他还没有创建画廊。映画廊破土初建时，我倒是去拍过照片，那是为黄锐工作。他要出书，介绍798，给了我一份名单去拍照，里面有映画廊。

池小宁与阿城特别熟，也特别服他。小宁摄影的状态我们大家都清楚，认真拼命，相当自信。1979年在首都机场，我却看到了小宁的另一面。那天好像是阿城对壁画进行翻拍，小宁做助手，我在现场记录下这个场面。高高的脚手架上，两个人半空站着，阿城在观察双镜头反光相机的毛玻璃，小宁护着三脚架，用手使劲儿拧着云台上的螺丝。满满的师徒气氛。

早在星期五沙龙时期，阿城就在我们办内部观摩展时交过作品。其后的年月，我一直都觉得阿城的学识与见解处在很高的段位。所以这次我决定请他来看看，听他如何评价。圈里的人太近，我不太信服。那天他开了辆破旧的灰色桑塔纳来到和平里我的小屋，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看我的幻灯片。我准备了不干胶记号贴，让他把认为好的标出来。终于看完了，他仰身靠在沙发上，扶了扶眼镜，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你拍出了他们的状态。阿城向来惜墨如金，有了这句话，足够了。

《八十年代中学生》第一次公开展出是在一间酒吧，那是巴力的朋友开的。我们请了几十个朋友来看幻灯片。四月影会的老友鲍昆知道了我的情况，把我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请上了武夷山。在山上我结识了薛挺，他给《八十年代中学生》做了个幻灯版，我的作品第一次去了798。后来张国田请我去了平遥，我和一群当地的中学生把作品挂到了墙上。平遥摄影节上有幻灯专场，由于放映《八十年代中学生》，我认识了那日松，一场职业的长征开始了。

如果真的如人所说，摄影是个江湖，那么一直喜欢天马行空的我，可能从来就没有混进去过。李恬说过，你对别人的意见总是虚心地听，过后还是坚决地按自己的主意干。这样的人估计只能独往独来，像当年现代摄影沙龙这样的热门江湖，人家肯定不带你玩。但我也有江湖上的朋友，那日松应该算一个。我总感觉除了江湖，他身上还有一些不是江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吸引我。

算来那日松属于我当年拍摄的中学生中的准成员，甚至比我那批中学生朋友还小一岁。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单位订阅了《大众摄影》杂志，我很喜欢它每期的“红星茶座”，各色江湖人等轮番登场，大有百家争鸣的味道，我记住了“坛主”那日松。

他在平遥第一次放映《八十年代中学生》时，我还不认识他。之后见到本人，当时站在那儿我想得更多的还是“红星茶座”。摄影在今天是越聊越窄，这也是我不喜欢江湖的原因，每次同那日松聊天却没有这种烦人的八股，不紧不慢的节奏中，时常会给人留下琢磨的余地。我是个喜欢反刍的主儿，在不断品味中扩展着感觉的空间，也学到了些另类江湖上的东西。《八十年代中学生》的拍摄完全始于个人爱好，假如有人喜欢也就是喜欢而已，如果站在社会的角度，把它传播出去，那可不是我所能为之的。这事儿不说功德，起码也是一项事业。那日松在平心静气地做着看似谁都可以做的事情，我却以为真正能够做到做好，那是很难的事情。

我喜欢称呼那日松为老那，并不是他比我老，也不完全是叫起来方便，这有个缘由。我实在记不起来是谁告诉我的：老那，老衲也。反正我一下就接受了这个意思，十分痛快，有些看云喝茶的意思。我问过那日松，你信什么？他说自己不太信什么。我去过西藏，上过九华山，我不敢说自己就有了信仰。一个人是否有信仰是会在行为细节中透露出来的。

我很早就知道平遥，但是第一次去那里是跑了单买卖。记得是1992年头五一的时候，云南煤矿上的朋友委托我在北方采购一批熟肉，用于发放职工福利。我了解后选了三样：德州的扒鸡、徐水的驴肉、平遥的牛肉。因为采购量大，需要亲自去产地看看。那时也没有网络，许多情况要当面交接才稳妥。我向来不善理财，这么大的事情有些抓不住头绪。没想到的是，当时的女友却表现出超强的潜能，拿出一张纸，一边说一边画，采购计划就出来了。那时她还是大四的学生，因为学制是六年，课程还不算紧张，所以几次搭绿皮火车深入第一线的行动都是我和她一起完成的。采购德州的扒鸡比较顺利，厂家规范，带我们参观完流水线，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到了徐水就麻烦了，由于运输的问题，临阵对方改口提价。箭在弦上，这是谈判的策略，够损的。当时我都有点儿没办法了。记得是在火车货运站谈的，价格谈不拢，场面僵持不下，对方有点儿欺负我们人都来了不能空手而归的意思。这时女友毅然起身，拉着我就走，只留给厂家一句话：我们不做了。货车站铁轨纵横，四月的徐水，太阳已是很毒，我们头也不回地向站外走去。我知道，我们要重新开始去另一家谈了。女友的表现令我很佩服，经商的人才呀。忽然有人在后面大喊，让我们留步，对方改口了。女友一脸严肃，拿出计算器一通敲打，最后成交。我从对方的脸上也看出了他们对小女子的佩服，假如是我一人，怕是很难谈成。

说到平遥，那次我们坐的绿皮火车是晚上到的，1992年的平遥古城隐没在黑暗中，我们真是摸着黑进城的。印象最深的是路上总有砖头，路边却没有树木，像是古代。巷子悠长，两边的墙高大无比，遥远的墙头不时有飞檐起舞，遥远中有一些神秘，这是什么县城呢？等到第二天白天才见到了它的真容，完全是明清一条街呀！那次事务紧急，也没来得及多看。好的是平遥人做生意还是挺有古意的，我们饱餐了新鲜的牛肉，顺利谈妥了生意。首次平遥之行是在差旅中匆匆度过的，很快就淡忘了。

平遥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其间世事多变，白云苍狗，只留下了一声叹息。

平遥摄影节我知道得很晚，直到2005年的秋天才踏上西去的列车。十二年前的平遥似乎没有了记忆，等我到了那里，才恍然这里我是来过的。算来算去好像不止十二年，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来过这个地方。年年岁岁秋风近，这以后的一次次平遥成了一种惯性，如同岁末的登山，到时间生命就要出现在那个地方。

2010年的秋天，这是我第N次来平遥了。舒阳在我拍摄的矿工作品中发现一条女性矿工的线索，并在一块新开辟的草地上策划了一个展览。展览的设计很特别，直接把作品放在地上，当然要用两块玻璃夹住。为此，我从北京带去了一口袋塑料管接头，三寸来长，用它支撑起那两块玻璃，作品悬空在草地上，非常引人注意。说时容易做时难，那时平遥义工已经稀缺，正当发愁之际，一年轻后生从天而降。他说他叫沈振宇，北大的学生，很喜欢我的照片。现场杂乱，时间紧迫，我们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小沈的手被玻璃划了两个口子。神奇的策展，神奇的朋友，那一年我还得到了一个奖。

小沈是数字化高手，我借着力开始进入网络的神奇世界，更借此把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小沈比我年轻三十余岁，我在展场遇到了更多神奇的人。斗转星移，世界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打开了我走向世界的通道。

这几个年轻人弄了个图虫网，2013年我在上面看到一篇翻译的文章。看后我甚是叹奇，能这样谈论摄影，这是站在月亮上吗？其一，作者把图像的制作、阅读、获取看作一个整体，通俗地说，作品在乐谱上不算音乐，要演奏出来，还要有聆听的环境。其二，作者对景物的思考与抽象元素结合起来，通俗地说，世间万物没有无生命的东西。这个观点四两拨千斤地颠覆了近两百年来几乎全部的摄影说辞，好几天我脑子都在回旋着这个家伙的说法。我知道，翻译的过程难免会有出入，但这已经使我开始怀疑许多权威的观点了。这个家伙就是四十来岁的沃尔夫冈·提尔门斯（Wolfgang Tillmans），一个德国人。当然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言论时，还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甚至是印刷品。所以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一个人。

2005年9月，山西平遥。山西的张国田在平遥给了块场子，在古城的二针厂，几个志愿者帮助我把照片挂到墙上。普雷基先生来看作品，王纪言老师拍下了现场。山西是我的老家，《八十年代中学生》在平遥展出也算是回到家乡。二针厂展区后来没了，每每去平遥路过那里，难免要望一望。

就是在看到他的言论后的第三个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走出国门，而且是一步就跨到了德国。是巧合吗？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奔走了六个城市跑的全是博物馆与美术馆，崭新的信息使我的脑子开始换血了。我发现所谓的现代艺术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传承过程，而且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也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过多次的反复与冲突。由于我们对信息的剪裁甚至遮蔽，导致我在国内看到的许多东西已是面目全非。

我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杜塞尔多夫。这里有个K21博物馆，那天来到它跟前已是下午，又是如此庞大的展览，看不过来呀。十六欧的门票，买！肯定是值得的。离闭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地下一层还有一个个展。疲劳的我站在那里喝了几口水，去了趟厕所，准备最后的冲刺。两天后我就要回国，当天晚上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介绍上说这个艺术家在世界许多著名的美术馆都办过展览，很有名气呢。地下一层很安静，也许快闭馆了吧，观众不多。展厅设计得很奇特，更奇特的是展品的摆放，完全没有印象中的起承转合那一套。这是个影像展，又好像不是，作者好像成心撕裂固有的规矩。我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奇怪的是我又转回原来的位置。不应该呀，我怎么走了重复的路线？

顾不上了，展览本身已经让我脑袋不够用了，看着看着，感觉头脑已经一片空白，没有了思考的余力。我继续走着，也许看过也许没有，我已经分辨不出方向，看过的好像又是新的，没看过的又好像有印象。我开始燥热起来，浑身的血液流速加快了。难道说他们没开空调？不至于吧，这是德国呀。也不知转了几圈，头脑昏沉沉的，一位女士客气地提醒要闭馆了，临出门时，还给了我一本画册。心绪被打乱了，脑子一直在回旋着这位作者到底在干什么，直到回到北京，也没有弄清楚如此展览的作者是谁。

看完展览，确实震惊，也很兴奋。呼来那日松到咖啡馆小聚，给他看带回来的画册，他好像知道此人，说确实是个大师级的人物。反正德国一圈转下来，这个家伙拔了头筹。事情就是这么巧，回国后的一天翻看我在图虫网上的跟帖，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人正是沃尔夫冈·提尔门斯！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当今世界上最牛逼的摄影师就是他，没有之一。

为了表达我的思绪，我把当时在图虫网上自己的跟帖抄录在此，以为念想：

这里提出“诗意”与“叙事”的概念是接近摄影是如何“说话”的讨论。文章的后半部分读得不是很明白，前半的叙述与举例在若隐若现中似乎想要抓住摄影的尾巴。摄影如何诱惑了我们，或者说摄影拍下了什么？这是问题的起始。叙事与求真在拍摄照片中是个无解的问题，连你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可能不是那回事，就别说通过镜头这个玻璃片了。我们通过物体拍摄的是感觉，是一种近乎无法用文字表述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绘画等方式对此无能为力。摄影与其关乎对象，其实更关乎摄者自己，他通过所能见到的东西把自己心灵深处或遥远地方那非人间的烟火哪怕一点点一点点地留在镜头后面，至于是胶片或数字太无关紧要了。至于是黑白还是彩色，这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假问题，关键是你自己要有话想说。我们自己与生存的环境当然是五色的，它们的形成早已不是一件外衣了。摄影的完成如同交响乐的演奏，现场形成的东西与乐谱几乎是两个东西，听众的参与最终是一首曲子成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影像面对观者时与摄影者无关，这时传递的是看不见的信息，关键的问题出现了：拍摄是如何留下那些信息的？摄者是如何产生这些信息的？这些信息是如何传达到观者那里的？在这一系列的产生、传输、互动过程中仅发生了化学变化吗？我们在摄影这种生活方式中放弃了什么？又新生了什么？特别是对自己的发现，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环节。摄影的许多组成部分日益清晰地证明着这种发现，在这种不断发现的过程中，许多以前不知晓的秘密浮出水面。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诗意的，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面对所谓的叙事，它显得神秘了许多。我们从小变大不是一天天丰富，而是越来越单薄，摄影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那个鲜活的自己，真如此，就不会辜负上帝给人类照相机的一片苦心。

2013年8月，德国杜塞尔多夫。早年追随狄源沧先生，有幸得风气之先，知道了世界上其他人是怎么拍照的。现在有机会来到异国他乡，亲眼见到那些照片，感受又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置身在那些照片诞生的气场里，可以感受到照片以外的东西。更何况，三十年了，老外们也有了变化。

2017年4月，北京和平里。树和叶子有时不是树和叶子，我想这也是古人说的看山不是山。摄影可以说看得见的事儿，也可以说看不见的事儿，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拍照片就不必跑很远的路。我在德国看了一个展览，后来知道这家伙拍照片简直是无处不可以。我还不行，我佩服沃尔夫冈·提尔门斯（Wolfgang Tillmans）。

初夏

妻子与母亲是我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也是我最熟悉又最不熟悉的女人，悠长的生活式的拍摄使我无意中完成了一部作品《两个女人》。生活并不是如此单一，我从摄影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丰富，也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2007年2月

北京

2008年2月，云南大姚县。妻子的家乡在云南，是个小县城。县城里有家照相馆，家传好几代了，他们有块背景布，画得非常漂亮，说是1949年以前的手笔。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我说服老板挂上它，特意为妻子买了双绣花布鞋，找来一条板凳，摆好姿势，请老板用他的手法给我们拍下一张。

离婚后，我一个人东跑西颠了十多年。后来对百货商场的大姐大婶们感觉越来越好，我想我可以谈婚论“娶”了。2003年在云南认识了她，我很有感觉，便对她说我们建立通信联系吧，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我认为电话、短信什么的太虚，虽说文字也有修饰，但亲笔写来的东西，总能够透露出一些真实的气息。就这样我们写了近一年的信，这对她来说可能是第一次。

2004年我们结婚了。按说我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应该是熟悉的，可在缓慢细致的日子中，总感到有些陌生。难道我对女人不熟悉吗？好像也不是。但似乎有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进去过。

我有个习惯，遇到大事总喜欢用照片记录一下，结婚后自然也不时这么做。并没有创作的意思，顶多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而已。我们结婚时要去拍婚纱照，我可是非常认真地听从影楼的摆布，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记录，有信息储存在这里面，何况这对女人来说非常重要。为此，我们连续两年拍了两次的婚纱照。一次是大陆的摄影师，一次是台湾的摄影师；一次是男摄影师，一次是女摄影师，这才算过足了瘾。当然，我还有自己的打算，我计划拍一张传统的结婚照。

2004年的五一劳动节，我找到位于北京前门的大北照相馆，那可是传统照相的经典老店。木质的大座机依然静静地在二楼的摄影室里等待着，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还好，页片还有，而且是4寸的。开票的人让我去和生产的各个环节沟通好了再来开票。许多道具都已经没了，我先去旧货市场花六十块钱买来一大串珍珠项链。我们并排端坐，用手共同攥着一把塑料花，还要各自把头靠向对方。面对传统的打光方式，化妆师束手无策，照相的老师傅要一步步地具体传授。那主光、辅光、背景光什么的亲切而遥远，我注视着像500折返大小的镜头，想起了自己在工厂拍摄先进工人时的情景。照相师傅的话语让我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没有麦当劳，没有地铁的时代。

2004年的大北照相馆已是门庭冷落，一片肃杀，特别是二楼的几个摄影室，几乎没有顾客，走廊上的照片就像历史回顾，我和妻子仔细看着。我陶醉其间，妻子却感觉那是另一个世纪。传统名店静静地坐落在老房子里，地板、墙面、窗帘和座椅好像都停留在上个世纪，仿佛还能感受到往日的拥挤和味道。

我向妻子介绍这里曾经的辉煌，许多伟人就在这里拍照，那时结婚能在大北照相馆照张结婚照，是要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客厅中央的位置的，当然是墙上。今天照相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走到窗口，俯身看了看前门大街上熙攘的人群，恍惚觉得自己不在21世纪。是窗外虚幻，还是此时的自己虚幻呢？我当然可以给自己拍照，也可以请朋友来拍，还有那满街五光十色的婚纱店，可我总觉得那种东西会时过境迁。假如我在那个年代结婚，我是不会来到大北照相馆的。事实上也是，我当年请了朋友在天坛的荒丘上拍下了结婚照片。一大段光阴过去了，时间久得连大北照相馆都像个文物，阴差阳错的我却在这时结婚。我隐隐感到，用那时的手法来记录我的婚姻，我得到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将这段历史注入我的照片中，是对我婚姻最好的祝福。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时光错位，这样的真实与虚幻相混，使这张照片不仅只是照片了。想到这些我很兴奋，觉得我不仅是拍结婚照，而是在进入一种未知和陌生。

照相的老师傅没有徒弟，他只能亲自动手做照相的准备，先是用黑布蒙上镜头调焦，再装上拍摄用的页片，那一瞬有些像我在使用座机。照相的木箱子装在带轱辘的三脚架上，老师傅灵活地运动着它。我们对着镜头微笑，照相师傅右手握着像相机吹球一样的东西，左手扬起，调整着我们的姿势，他把头靠近那个木箱子，说着一些遥远的话语。我已经感到穿越了，如同被催眠一样，随着他的手势，我们在同步调整着自己的表情与身姿。只见老师傅右手一用力，随之摄影室发出轻微的声响，灯光如故，我们已经进入了那张4寸的黑白页片中。

照相馆的师傅告诉我，这座机快拆了，这门手艺也没人喜欢了，像你们这样的顾客真是少见。他告诉我前门大街要进行改造，大北照相馆能否回来也不清楚，话语中透出满腔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这次拍照我看中的不仅是姿态和光影，更吸引我的是手工上色。拍摄之前我已经见过了那位大姐，五十多岁了，也没有徒弟。她告诉我，目前北京还在使用手工上色的只有她们大北照相馆了，也只有她还在上班，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过些日子她一退休，手工上色就要在北京消失了。我顿时有一种临终前见上了最后一面的感觉。

用页片放大照片当然也是手工操作，我之前也与放大的师傅沟通过。还有一个吸引我的是黑白印相与人工加字，4寸的底片一直是直接印制相片，那年代还使用黑白相纸，味道和现在彩色调出的黑白效果大不一样。所谓人工加字就是页片冲洗完成后，用极细的毛笔在底片的适当位置写字，这样印出的相片是深色底子反出白字，很有味道。因为要放大照片，所以要等这道工序完成后，再进行加字印相。加字也是有规范的，几十年不变——“结婚纪念”四个字再加上年月日。

这次拍摄工序烦琐，我前后五次前往照相馆，耗时二十多天，最后得到一张十六寸的手工上色的放大照片，照片背后有照相师、化妆师、放大师、上色师的逐一签名。还有就是那十张加了字的纯黑白相片了。最后结算：共计307.8元。

人们拍摄结婚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一种纪念甚或是虚荣吗？看来也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仪式的味道，做给谁看呢？首先是周围的别人，明媒正娶的事，需要公示天下。同时也是做给自己看，它很像是一种誓约，男女双方牵手，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吧。既如此，我借用几十年的传统气场为自己的婚姻加冕，也算是一种加持吧。

妻子来自云南，家乡在一座很有历史的小城，离丽江的直线距离不远。民风清淡，节奏缓慢，每年春节我带家小回去，总有时光倒流三十年之感。那年我在街上转，走进一家照相馆，发现了一块废弃的背景布，陶渊明式的文人山水，有些颐和园长廊的遗风，看着看着，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询问相馆老板后得知，此乃家传祖业，此布景为民国年间所画，传至今日，西风渐强，百姓更喜爱明星模特了。我却爱之如宝，不忍离去。它有一种大北相馆所没有的山野气息，笔触虽为民间，意境却是今天的时尚风潮所缺乏的。我一直有在地方小店照相的嗜好，这次携妻回乡，正好再拍一张结婚合影，岂不妙哉！照相馆老板甚是不解，难道这块陈年老布有什么灵气不成？这个小照相馆居然也有页片，只是比北京大北照相馆的小，是2寸的。灯光使用的是传统的泛光灯，基本还是五十年前的风格。我到街上买来一双手工布鞋，带绣花的那种，叫妻子穿上。拍照时，我在前，双手扶膝，挺胸抬头，很严肃地端坐在一条木头板凳上。板凳斜放，妻子合手拢腿坐在我身后侧面，一幅老地主娶亲的味道。最后我让照相馆老板用我的相机把现场拍摄下来，这张合影摆在家中，每每得到来访朋友的赞叹。

结婚后我给妻子拍照，是想纪念生活。清贫之人，无以为报，为妻子拍些照片，也算是一种礼物吧。在自己家中拍照，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进行，所以很自然地把一些对外拍照的状态拿了出来。徕卡傻瓜机里总有胶卷，每当感觉来了，就拿出相机就拍上一两张。我有拍电影的基础，又有空间摄影的训练，每次拍摄时，总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现场光线调整到理想状态。在室内拍摄人物，照明是必须要面对的一关，虽说有如实表现的理论，但人工控制的余地还是很大，而且是必需的。关键是你的调整要与整体的空间协调，其次是速度必须要快，时间一长，被拍摄的人物现场感就消失了。我家的面积很小，每次拿取相机十分方便，但我家的照明设计比较丰富，这给现场的调整带来很大余地。在生活进程中拍照，要维持住生活状态的延续，这需要被拍摄者的配合。渐渐地，妻子对我的拍摄倒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关键是我的现场处理很快，拍摄过去，生活依旧进行。开始时妻子对这样的拍摄也心存怀疑，问我这是艺术吗？是不是艺术我也不敢保证，但不与生活离骨我是可以做到的。当年拍摄中学生，我的最低标准就是不能让人一看就觉得不像中学生，而那时大多数的照片就是这样，包括国外的学生。

作品《两个女人》北京家中，2006年

在拍摄了几卷之后，我发现了陌生。所谓陌生，是我们用不熟悉的方法去观看世界，而以往我们的观看不是纯粹的观看，是一种文字引领下的图解，一切都有对位的解答。但生活并不是如此单一，我从摄影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丰富，也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如此这样的进入，我日常的拍摄就不只是一种记录，还是一种发现，使我常常处在惊喜与兴奋中。直到有一天朋友巴力看到我的这些照片，惊呼不错不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在进行创作了。

我拍摄时是不去思考的，我只是通过取景器的观看，甚至只是现场的感觉，寻找与自己心灵的呼应。成天生活在一起的男女还有什么不熟悉的吗？反正镜头中的世界充满了新奇，它的走向和逻辑是我陌生的，妻子在观看中变成了陌生人。我很讨厌文学性的描写摄影，在那套东西规劝下的摄影，还不如洋画片中的《水浒传》。它不仅无助于认识自己，最后还把自己给卖了。这次拍摄妻子，本意不是发现什么，却发现了许多。对熟悉的人进行发现是令人兴奋的。往往是这样，突然感到某个状态可拍，拿起相机却是寻找，因为相机举在眼前的时候，眼前的妻子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了。我拍的全是过日子的平常，两口子在四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能有什么惊心动魄的镜头？问题就出在这个平常上了。当你不想表现平常，想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平常中就暴露出你从没有发现的东西。一种情绪？一种劲头？一种味道？还是一种童年的梦幻？我的拍摄慢慢变成一种探究。也是为了方便让妻子看到效果，那时我大量使用了彩色负片，当然负片在室内的味道也是我情有独钟的。这个拍摄没法控制进度，也许这两天能拍一两张，也许个把星期也动不了一次相机，没有感觉的时候我是不会拿起相机的，即使有了感觉一般也就拍一张，拍完收起家伙，日子还要过的。我知道这不是创作，因为拍摄影响了生活那可划不来。为了拍照不管不顾的年纪已然过去了，我就是想为妻子留下几张有意思的相片而已。为什么就拍一张？那是对自己技术的自信，如果冲出后效果不好，只能是感觉出了问题，命该如此，只能等待下次了。

作品《两个女人》母亲家中，2007年

作品《两个女人》母亲家中，2007年

慢慢地，妻子看我的照片上了瘾，常问我拍完了没有。拍胶片差一张也没法冲洗，往往是拍到三十五张还要等许久才能看到扩印片。妻子从照片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甚至更多。我则从照片中看到了照相机的诡秘与可怕。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各司其职，只是我要多一点点辛苦，随手拍下点儿什么，生活却一直没有中断，哪怕是在拍摄进行中，妻子无视了小傻瓜机的存在，我的单手操作也渐入佳境。相机就好像随时跟着我的一只眼睛，需要时睁一下，拍完就悄然地隐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有时我自己都感到神奇，照相成了生活中的有机部分。还好那时我们没有吵过架，我只是记录过她生气的样子，我不知道假如闹了矛盾，我的摄影会不会被赶出生活。

早知道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吃喝拉撒睡。妻子来自遥远的云贵高原，北京的海拔才五十多米，加上无亲无友，如此的反差集中在四十多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我一直是个天马行空的人，一下子进入到四十多平方米中，巨大的惯性使我看什么都新奇。摄影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把高大的理论与血肉的具体瞬间组合在一起，不用你想什么，一切瞬间归位，真相已然大白，我之所以在拍照中感到陌生，估计就是在这种碰撞中，感受到固有框架的坍塌与新大陆的闪现。

有了甜头就想扩大战果，其实是有了一种新的观看途径，可以看到一些奥秘，谁不想多知道些事情呢。那时我的母亲已然高龄，同我的胞妹住在一起，我的尽孝方式就是每星期回家吃顿饭，与老娘瞎侃一顿。这时妻子的拍摄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我把徕卡傻瓜相机带到了母亲家。真是神奇，镜头中的母亲也变得陌生了。不是说我不了解老人，而是不知道镜头中的老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镜头中看到了八十多岁老人的心境，看到了超出我理解范围的喜怒哀乐。

我同母亲相识五十多载，却发现那许多镜头中的未知，这种刺激让我琢磨摄影到底在干什么。它不是引领我们走向远方，而是带领我们进入自己。没有摄影，我们的进入是文字的，是理性的，而摄影让我们关闭了熟悉的通道，逼迫之下打开了我们身上沉睡的东西，这种发现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用这新的自己，去看身边的亲人怎么会不感到陌生呢？妻子与母亲是我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也是我最熟悉又最不熟悉的女人，悠长的生活式的拍摄使我无意中完成了一部作品《两个女人》。它丰富了我对摄影的认识，我更加喜爱这个握在右手中的神秘小机器了。

2007年夏天，妻子要做母亲了，丈母娘从高原来到平原，还给我带来一个小数码卡片机。那时我才开始学着用电脑，卡片机上的菜单总是弄不清楚。我发现这种相机所谓的取景器就是个摆设，机器轻得总好像要从手中飞出去，我把挂绳紧紧缠在手上。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用小数码机拍照，你的眼睛可以解放出来。特别是我用它拍摄刚出生的婴儿时，种种优势绝非单反机可比。一下子发现了更广阔的视野，我变成鸟可飞在空中，我变成走兽可贴地而行，太爽了！

这是我第一次拍摄这么小的生命，简直是在拍摄一种“静物”，以往的拍摄经验大多失灵了，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感觉上。你说他是静物，他有呼吸；你说他是个生命，他却不能自由移动，当然也没有语言。特别是一旦眼睛离开取景器，单手持机的拍摄，那是一种飞翔。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开始了一种全视野的扫描，确切地讲是一种观察与欣赏。拍摄状态的改变，也使我发现了另一种生命的美妙。我原以为婴儿只是不会讲话的小孩儿，其实不然！他是有丰富“思想”的灵物，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面对无法交流的活物，摄影就是一种交流。你要学会同他对话，发现他的那个世界。这时你不再是个大人，你必须使自己变成婴儿，单手拿着相机的你已然不会说话，而回到另一种“语言”状态。这时你的技术和手法都会随着你的心思走，而你的心思随着那个婴儿——另一种复杂生命的活体在运行，它会带着你褪去大人粗糙老化的皮壳，渐渐显出细嫩鲜活的本体，你会感到自己真正进入了所谓“童话”的世界，那是一个十分具体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比我们大人的世界有趣而更像人的世界。

摄影是拒绝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毁灭摄影的凶手。这话听着挺绝对的，我不是在讲两者的关系，只是在解读的层面，说明我在拍摄时的状态和观看照片时的状态。小儿在两岁前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在我对他进行全方位的拍摄时，我总在想他除了动，还有别的在动吗？他的动来自反应，来自意识吗？他的动是有“思路”的吗？是有“逻辑”的吗？起码是有意志的吗？他的哭、他的笑都是偶然吗？他是否能够看到许多我看不到的？确实有一次，在他几个月时，他好像看见了什么，紧紧注视着一个地方惊哭不止，满脸害怕的样子，而我们则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见。他总在游戏中，这是我们的解释，反正他总在认真地做着什么，这为我的摄影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小数码机几乎没有盲区的拍摄，令我经常忘记了拍摄，总想试图进入他的那个乐园，那是真正的乐园，一片辉煌。数码相机没有什么成本，相机变成我的手、我的感觉器官，按快门就是感觉的脉动，数码机显示屏的设计使半盲拍成为可能，再加上眼睛脱离了取景器，人在现场的感觉更加纯粹、专注。你可以随着小儿的情绪与动作起伏波动，你可以忘记摄影而进行拍摄，这还是摄影吗？这是一步步地逼近，虽然前面一片迷雾，但曲径却若隐若现。我时常兴奋不已，哪怕一头雾水，却也是张张新奇美妙。

每次拿起相机我都没有摄影的理由，都是小儿莫名的状态吸引着我。我特别想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那些动作意味着什么。否则我拿个录像机就全齐了，那样动作多连贯。父母自然是最熟悉孩子的，可是我们到底都熟悉了些什么呢？不外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自己再在听觉、视觉上重演一遍，其实一切的景象都已经在脑海里预设好了，所以小孩儿的照片千篇一律。照片里的是自己的孩子吗？是，也不是。他们是改头换面的机器人，内芯是统一制造的。小孩儿还不会说话时，他并非没有自己的世界，仔细观察他的动作、表情，你会发现他没有在重复自己，他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我在每一次看似重复的拍摄中，都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小儿。他一定在“琢磨”着什么，“思考”着什么，不然他的玩法为什么千变万化呢？小孩儿不仅是哭闹笑睡，当你用镜头观察他，真正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时，他非常不简单，他的世界有特殊的规则与条例，那是我们大人很不熟悉，也很不适应的。我常常需要强迫自己放下自己熟悉的“做人”规则，才能跟上小儿的节奏，渺渺地望见那极乐世界的光芒。

作品《一个小孩儿》北京、云南家中，2008年

2008年9月，北京家中。小儿一岁，坐在我的摄影包上，我用包里的器材给他拍张照片。他的发型是我设计的，也是我剪的，起个名字叫“三块瓦”，我认为传统的打扮应该是这样。

特别奇怪的是小儿三岁左右，随着他的语言日益丰富，我的拍摄感觉却日益失去了活力与真趣，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推向了大人的世界。一切好像得心应手，却又慢慢索然无味了。我知道我的《一个小孩儿》不能再拍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会说话了。我们有了语言的交流，他的那个纯粹的世界也就消失了，难道我还有必要再去重复那些司空见惯的、大家都熟悉的内容吗？那样的话小儿在我的照片中就是死的，没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我只是在记录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拍摄小孩儿不同于拍摄妻子，我第一次感受到没有束缚的自由，似乎极为简单的事情却让你走向一个看似没有路的地方。难道摄影真可以不用思索去进行吗？因为你所有思索的东西在面对小儿时全部立刻失效，那是一种失重的感觉。还想拍照吗？如果想，你就必须变成小孩儿，否则就会拍出一堆小大人，而我们的绝大多数家庭的照片正是这样的切片和标本。

我的小儿已经五岁了，现在我对他的拍摄虽也尽心，但我知道它已经没有了“创作”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乐趣和责任了。那个神奇的莫名其妙的世界我再也看不见了，它在我的眼前生气勃勃地存在了两三年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跑掉了。我留不住它，小儿也留不住它，它是具体的，也是无形的，可能当你放下你做大人的一切时，它会来到你身边，一旦凡心初萌，尘念苏醒，它就会在你眼前遁去，毫不留情。我现在只能面对那些照片，回想那几年的梦幻，恍惚那些拍摄的时刻不曾在我手中存在过。我深切感到了摄影可怕的一面，它会残忍地拿走你身边的东西，而你却很难争取主动。

摄影是个不可强求的事情，它绝非一种工艺操作。我经常告诫自己，如果没有感觉，就千万不要拿起相机。自己骗自己的结果，只能是掉进痛苦的深渊。照相是个走心的事，它不一定能跟随一个人一辈子。有机会用心地拍几年照片，那是你的福气，要知足。真有一天你没有了感觉，完全可以把相机卖了，远远看着摄影，也许会看到更多。一辈子总在庐山中待着，不一定是件好事情。摄影是个鬼怪，时常在你真不想它的时候，忽然敲一下你的门。

作品《42′》北京和平里，2012年5月

2012年初夏的一天，我去楼下倒垃圾。开门下楼，走到楼道的窗户旁，随眼看了一下窗外，我激灵一下子，三个小女孩的身影出现在楼区间的树丛中。我扭头提着垃圾就回了家，盘算着技术上的事。我的135数码单反不错，却快一年没用了，电池还有没有电呢？这可是要命的事儿！还好，一块电池空白了，另一块电池还有一格电。把300变焦头卡上，我冲出家门，在二楼半和三楼半做了个选择，手持相机站在窗口就拍上了。

这时已是黄昏六点，夏阳西坠，余晖透过树的间隙照射在那三个女孩身上，显得人格外立体，身上的颜色十分饱和。她们大约是小学高年级，或是中学低年级，这个已经无法考察了。永远留在我镜头里的是她们雀跃活动的身姿。她们离我有近二十米的垂直距离，所以我用了长焦镜头。我透过树枝的间隙居高拍摄，一点儿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这倒使我的感觉更集中了。她们在一块林间的空地上嬉戏打闹，不断变化着位置与身姿，不断变换着人员组合，像在固定场景里上演着一幕舞台剧，我的手指随着她们的变换而动作，如同有另外的力量在指挥着我。前后四十多分钟，一百多张照片。树林暗了，残阳染亮了林梢，那三个不知名姓的精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作品，我知道的是，回到家中打开电脑，那一百多张影像如同一片洪流把我淹没。它们构成一个整体，你无法拆分出某些单独立项，但它们又不是录像式的截屏。我后来曾想如果这四十多分钟拍成录像如何？不行！似乎一秒都不少的连续，会吞噬了那一百多次闪光，会像一个黑洞吸掉了所有的生命。摄影的生命就在于在时间的长河中，抓住那美妙而有意味的一瞬。这一瞬是静止中的动态，是有限中的无限，是梦幻之门的门铃，是走进自己童年的通道。在那个总是听说，却从没有见过的传说中，我们迷醉了多少年，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摄影，使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用眼睛看到了它，并以此用心灵感受到它，一个久远神秘的梦幻终于变成了现实……

舒阳对我说过，你的照片中有一条女性线索。所以他看到我的《42’》时，就在平遥办了个展览。拍摄那三个小孩儿我用了42分钟，巴力说名字就叫“42’”挺好，我深以为然。舒阳的意思是说我喜欢拍摄女性吗？我自己倒没有这个意识，可能身为男性，会不自觉地关注女性吧。我的《矿区劳动者》其实拍了许多男性，舒阳却把女人挑出来弄个展览，还说这些女人的片子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当时还玩笑他，你倒是会做生意，批发进来零售出去。

人随着规矩走是过日子，不管甜酸苦辣、柴米油盐，惯性与亲情，两者合体了。上苍造人先给拆开，最后总要合回去，正所谓轮回也有此意，不然人活着干什么去。人跟着感觉走是艺术，就是弄个精神玩意儿。它可以天马行空，不食人间烟火。到了那个份儿上，男就是女，女也是男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想如果把分视为合，合视为分呢，是不是一切就平衡了，许多纠结烦恼也就此无处藏身了吧？

作品《42′》，北京和平里，2012年5月

2010年5月，北京和平里。早晨的太阳角度低，还不太强，使我们有可能直面着它，在没有摄影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看吗？摄影使我们发现了眼睛的存在，以前，很多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去看。

我和父亲

2011年《八十年代中学生》出版成书时，我把它献给了我的父亲，这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选择的事情。

2018年3月

北京

1966年夏，北京玉渊潭。父亲喜欢田野自然，遇到这样的河，一定要在河边待一待，我们自然也跑不掉。时间久了，也就被动的观察起河边的这这那那，我喜欢爬山是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呢？

2011年《八十年代中学生》出版成书时，我把它献给了我的父亲，这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选择的事情。

父亲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干的事情却是个体户了，按时下的习惯说不通。我的的确确认为，现今的官员与过去的干部有许多不同。

我的父亲是农民出身，虽当过初小教员，但也只念到高小。他年轻时做过不少行当，不到二十岁时，参加了国民党，还当过县党部的委员。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时，官位是师级。因为他是卢沟桥事变以前入的党，算作老红军待遇，去世前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父亲的这些经历，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因国民党问题被审查而去了五七干校，我才开始知道了一点儿。十几年前，山西武乡县续写县志，详细记载了国共那一段历史，父亲的名字多次出现。这才使我心中最终完成了一个父亲的整体形象，而这时他已经离开我好几年了。

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开始是平和与严厉并存的。小时候跟随他上街，他总喜欢同修鞋的、卖冰棍的人交谈，极耐心，极认真，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我听一会儿就溜到附近去了，但我记住了他或蹲或弯腰的样子。偶尔遇到头上包手巾的乡下人，他更是会主动去说好些话，说到兴头上，会用手比画着什么。我感觉他那时候特别高兴，我也知道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再大一点儿，我知道了我们是干部家庭，但我却没有比别人优越的感觉，父亲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在我心中根植下人人平等的种子，从此再难移去。

许多时候父亲对我是严厉的。最难忘的一次是个下午，我贪玩没有做作业，他回家发现后问我为什么，我谎称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了。他不信，用手拽着我的一只耳朵，出了家门。母亲在后面劝说，父亲根本不听，直奔电影院。童年的玩伴在身后跟了一大群，我是丢人丢大了，耳朵又痛，那十几分钟我终生难忘。星期天我爱睡懒觉，父亲一早出去遛弯，回来见我还在床上，二话不说，立马打开窗户，紧接着拿走被子，那可是冬天呀，看你起不起。妈妈总是说几句，但不敢干涉。

父亲对劳动十分重视，亲自教我如何扫地，不能起土，要压着扫，扫前的潲水要轻而匀，等到半干不干时再扫，那时我觉得家里的地面太大了。家里东西坏了，父亲总喜欢自己动手鼓捣，最终是否修好了，我记不清了。反正这是我最兴奋的时光，拿个小板凳，凑到旁边，总想动动手，摸摸那几件有限的工具也是快乐的。我上小学开始就喜欢鼓捣东西，开始是偷偷地，也经常拆了装不上，后来手艺见长，居然把闹钟组装上了。很奇怪，母亲总是反对我拆家里的东西，而父亲却是默许的。母亲总是给我买玩具，印象最深的是一套铁皮玩具，一堆浑身布满窟窿眼的彩色铁条儿和一盒电镀的螺钉螺母，我是百玩不腻，变化无穷。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这套心爱的东西就找不到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套玩具盒上全是外国字母，听父母讲，那是外国货，挺贵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了。父亲搬来一套古书，装在一只挺讲究的木箱子里，后来我知道它是《资治通鉴》。它们大概有一百多册，线装的书，可那些线基本都断了，父亲给我的任务是用线重新装订好。他教我怎么走线，怎么结扣，挺细的缝衣服线要成平行状，不许缠绕；最后的扣要结在书脊的孔里，外表看不出来。装订古书走线有个顺序，不能错，剩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耐心了。新鲜感不久就过去了，这成了我每天放学后的一项作业。太烦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工作，不时可以看看外面的景色，想着那一箱子书什么时候能干完呢。这段时光的好处在许多年后才显示出来，先是十六岁去工厂当维修钳工，再以后就是漫长的摄影生涯。那种耐心与认真，让我获益终身。当然，那套书最终还是没有完成，1966年的到来，父亲终止了我的工作，我获得了解放。

2011年12月，北京和平里家中。中学生的照片出了本书，我把它献给父亲。就算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够，我给他拍的照片太少了。父亲引导我走上摄影这条路，还给了我许多走好这条路的其他。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买照相机的原因。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太原买过一台美国产的柯达照相机，随机还配了两个胶卷。他曾用那台照相机回武乡老家给奶奶拍过照片，那时爷爷已经不在了。

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1987年我第一次回老家，疯狂地在老屋的各个角落搜寻旧物，令我吃惊的是二叔家窑洞墙上的镜框里，居然有我百日的相片，更令我惊喜的是，我找到了爷爷的画像和奶奶的相片。

那张已经褪色的相片夹在一本旧书中，它是我在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中翻到的。我趴在土炕上，双手轻轻地捧着照片，生怕它破碎了。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奶奶。她坐在老屋前的大木椅上，头上裹着一块布，而且裹得特别好看，上身的大褂很长，都快到膝盖了，裤角用带子捆住，有点儿像绑腿，再往下就是小脚了。她微点着头，目光庄重，双手五指平伸，有些紧张地放在腿上，一双小脚伸放在椅凳后。也许是年代久远，相片显得像画像，但那确实是用底片做出的相片。回到北京后，父亲告诉我，当时他拍照时，奶奶觉得小脚不好看，特意藏在椅凳后边。经过我反复推算，那一年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我的奶奶在1949年以前就过世了，我只能在照片里想象那段逝去的岁月。

我上小学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父母是国家干部，每月有特供的油、糖和鸡蛋。我那时想过，那些没有票票的人，每月就吃不到这些东西了，其实何止是这些呢！那些年冬天，早晨起来，我家楼道里不时会有一两个流浪的乞丐，脏脏破破的。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灾荒和逃难，只知道他们没有饭吃没有睡觉的地方。家里的保姆开门发现了他们，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些吃的送给他们，有一次还给了一位老大爷一件衣服。

母亲总说父亲老农民习气不改，这却使我从小有机会接触有地气的人们，在同各色人等的聊天中，父亲总是轻松愉快地把谈话展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佩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以他们为榜样训练自己，认为优秀的摄影师就必须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进入到对方的时空中去，而这一切远非我们宣传的同群众打成一片那么简单。

1972年7月，宁夏平罗县。父亲照相总喜欢找点植物配着，他喜欢土里长出的东西。在家里时，母亲说过他老农民习气不改，这次听母亲讲，为了拍照片，他特意找到这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细细长长的，挺缺水的样子。

父亲几乎极少过问我的功课，母亲倒是总让我默写生词，逼我造句，到后来索性请来了家教老师。我喜欢玩，特别是野游，这绝对要“归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文化大革命”前的小学岁月，父亲几乎每星期都领我和妹妹去玉渊潭，他多次告诉我：那里是真山真水。这一点也老被母亲说是老农民习气，翻译成今天的话不就是土吗。这土，让我从小有机会经常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中，切身体会着那湖水和晚霞，使我童年的灵性得以延续，并在我后来的视觉观看中保持着相对的纯粹性。低头看看今天，生活中土腥味日益减少，脚下的土地没有蚯蚓，连草都需要年年去种，吃的从哪里来的？不清楚。如果连动物们都生存不下去了，我们人类能活得长久吗？

我一二十岁时挺愤青的，成天也琢磨什么理想呀又红又专呀，时常同“落伍”的父亲辩论，曾经把他气得够呛。我十六岁去工厂做工人，是机床厂的维修钳工，很得意。成天在工人阶级中，似乎有资本同父亲讨论些大话题了。那几年父亲在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劳动，多年后那里成了拍摄《红高粱》的地方。我常给父亲写信，问候几句后，便是大段大段的论说了，现在想来苍白得很。厚厚的信寄出后，便盼望着他的回复。父亲来信了，总是嘱咐我认真工作，要勤奋不要怕吃苦，却极少回应我的大问题。我时常很失望，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我总希望父亲把“文革”初始那个下午的问题继续下去，但那就像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了，他再也不同我讨论政治问题，甚至后来都否认他曾经问过我那样的问题，我当时迷惑极了。我也曾感兴趣他早年间的国民党生涯，因为我后来看到许多老革命早期都在国民党干过，但是父亲从不给我讲他的那段历史，有一次问急了，他还骂了我。我真正知道他的那段历史是他去世之后，我背上十几瓶北京的好酒一个人去了我的家乡山西武乡县胡家垴村，县政府对我可热情了，我径直出入那座衙门的大楼，那是我沾了父亲的光。后来他们给我寄来一本县志，厚厚的一大本书，我这才了解到父亲早期的国民党也是一段革命生涯，只可惜父亲生前没有看到正名的这一天。

我同父亲的辩论在他81岁那年到达高潮。我从没有听他说过怀疑自己的信仰，我知道他们那一代人是真心信着什么的。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令我十分激动，也很愤慨，几乎用质问的口吻同他说话，无非是想让他认可我的看法，但他不看我，紧闭双唇，面容沉重，我永远无法知道他那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后来我不再同老人辩论了，但父子间的谈话，无论多么轻松有趣，只要涉及那年的事情，他从没有说过一个字。

我是怎么喜欢上摄影的？表面上看是因为父亲买了一台照相机，后来他去了五七干校，相机便落入我的手中。可他从没有给我讲过什么，在玉渊潭照相也不让我动手，冲洗胶卷都是他亲自去，至多派我到照相馆把相片取回来。但他无意中培养了我的许多基本素质，看似与摄影无关，多少年下来，我才发现那些基础支撑我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讨论摄影是否属于艺术是多余的，首先应该问自己的是：你真的喜欢这件事吗？在你的生活中它能成为离不开的一部分吗？我童年的许多遐想，在与父亲的郊游中得以延续，在与众人的接触中，得到地气的滋养，也许它时常细若游丝，但毕竟没有切断。正因为没有切断，真正属于自己的感觉有了成长的可能。

也许，摄影只是父亲漫漫人生中的一小朵浪花，却为我开启了人生的一扇大门，它只有开始，没有尽头。照片已是我生命不同阶段的映照，伴随着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已经足够了。父亲不仅是给了我肉体的生命，也给了我灵魂的空间，使我不至于像行尸走肉般活到今天。这便是我要把我的书献给父亲的原因。父亲离开我许久了，后来我拍了许多照片，父亲他都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多么想让他知道，他的儿子被他领到了一座没有尽头的高山上。

我的工厂时代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也是我学习摄影最疯狂的时期，我曾经给他拍过一些照片，他总是极认真地听我的摆布，极专注地进入我规定的情景中去。后来我拍摄中学生，也曾给他看过几张，他看得很认真，却也没说过什么。

我参加工作后，干的是维修钳工，工厂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畔，每星期回家一天，平时都住在青工宿舍，这个节奏一猛子就是八年多。我努力钻研业务，是个很不错的手艺人，但就是这样，我也没放弃摄影。开始时父亲总对我说，要安心工作，后来不知怎的，就不怎么反对我钻研摄影了。1978年我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他很支持我复习功课。那年我参加了复试，而且是两次，当然最终还是没有踏进学校的大门。考学失败，父亲更加鼓励我钻研摄影，他带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拜见他的老战友赵子岳先生。赵老师给我引见了一位电影摄影师，后来还告诉我，北影厂有个地下摄影沙龙，每星期都有老师讲课，北影厂的不少子弟都在那里学习。就这样，我认识了池小宁，认识了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星期五沙龙的学习，使我有幸拜狄源沧先生为师，使我从业余走向专业。这是我摄影道路上关键的一步，环环相扣，值得感谢的人很多，饮水思源，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

我父亲生长在山西武乡，读完初小后就离开了这里。我生长在北京，从原籍上讲，武乡是我的老家，北京应该叫作故乡。自己世代居住的地方叫家乡，所以准确地称呼武乡应该是我的家乡。记得八十年代后，我曾几次请父亲带我回武乡，可他一直没有答应我，后来他在山西省委的安排下，自己回去了一次，那是他离乡近五十年后第一次回去。为这，我怨恨过他，也一直想不通为什么。

到1987年，我思乡的心情已十分迫切，终于在这年的6月，我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长假，买了一箱酒，背上它奔家乡去了。

我一个人走得很坚定，也很从容。记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才找到那个叫胡家垴的小山村。我在二叔家住了几天，也见到了三叔。他们带我去拜祭了祖坟。姑姑家离县城很近，我在她家也住了几天。有一次她烧火做饭，我拿个板凳凑过去同她聊天。姑姑问我离婚这么久，怎么还没有找上，要不在老家寻一个。她告诉我，那年大哥（我父亲）回来，看到弟妹们的孩子都成了家，有了小孩儿，谈起灵儿的事（我的小名叫灵儿），哭了。

当时我惊呆在灶坑旁。我从没有见过父亲掉眼泪，1985年我要离婚，父亲只对我说，结婚是自己的选择，离婚你自己拿主意。离婚后，我似乎获得了自由，哪知它对父亲的内心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掉眼泪，是他去世前的一刻。当时他已经昏迷了一个多星期，全靠脖子上插的管子维持生命。那天晚上十一点多，示波器突然显示异常，护士去叫大夫的时候，他干枯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很惊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因为患脑血栓已经好几年不能说话了。我蹲在病床一侧，另一只手握在他的手上，双眼紧紧地看着他的脸，好像没有几分钟，他的右眼皮动了动，眼睛破天荒地开启了一条很窄的缝，一滴浑浊的泪水缓缓地流出了眼眶，仅此一滴，再没有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滴泪水静静地停留在下眼睑上，连同那颗跳动了八十七年的心脏，一起安详地睡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叫辞行泪。

1988年3月，北京和平里。一日回家，我身上带着相机，就对父亲说：我给你拍张照片吧。父亲笑了，没说什么，很认真地把他的书桌归拢了一下，坐在那里，真的修改起他自己写的东西。我想给他的脸上补些光，但闪光灯把桌上的台灯照白了，台灯罩子的图案原本很漂亮的。

姑姑的关心暖我心房，我也开始明白父亲的许多心思。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我曾带着当时的女友去医院看望他。我们临回去时，他对我们讲，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工作，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心里很清楚他讲的愿望是什么。那年我已经离婚六七年了，总算交了女朋友，父亲很高兴，希望我们最终能够成功。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们最终还是分了手。父亲九泉有知，一定会很难过的。

父亲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毕竟是农民出身，传统观念还是很强的。孩子结婚成家对他来讲是严肃的事，也是件大事。他平时嘴上不怎么讲生活之事，总是让我们努力工作学习，其实内心是很在意结婚生子的。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令他失望，令他伤心，也令他在家乡的弟弟妹妹面前抬不起头。他参加革命进了城，弟弟妹妹们一直住在乡下农村，可今天他的儿子却弄成这个样子，他怎么愿意带着我回家乡呢？我曾想，如果我没有离婚，他也有了孙辈们，他会多高兴地带着我们一同回家乡啊！

父亲是要面子的人，而我又特立独行，父子之间总会有一些矛盾。过去我不理解他，认为他保守、传统，其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念头，多飞在空中，双脚并没有踏在土地上。

父亲有弟弟妹妹三人，他只对我的姑姑讲过我的生活，那次回家乡，只有姑姑悄悄问了我。我向姑姑保证过，一定找个好媳妇，并说好下次一定一家三口一起回来。姑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2011年我带领家小直奔武乡，当我跪在黄土青烟中时，父辈的亲人都与我一土之隔了。

回到家乡使我心静，使我想起许多平时想不起来或想不明白的事情。家乡的山山水水使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和印迹，我也从家乡开始了解父亲，这个影响我一生的人。我不再怨恨父亲，我开始理解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对儿子的深爱之心。怅然的是，了解父亲从回到家乡开始，理解父亲从他去世后开始。

山西武乡县胡家垴村，那里沟壑纵横，植被稀少，太阳当空的时候，山野和村庄十分安静。近些年，这里成了继井冈山、西柏坡之后最重要的红色旅游之地，家乡喧闹了起来。父亲1936年加入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在这点上我佩服他。信仰可以选择，但不能心存二意。“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干校劳动，负责保管收获的南瓜。一次，炊事员来领瓜，却发现老鼠已经把瓜吃空了，原来老鼠从地下打洞直接钻入南瓜中，为这炊事员还发了脾气。事后父亲在信中告诉我：宁夏的老鼠真狡猾。“文革”后期的一天，母亲从小贩那里买回一辫蒜，父亲非让退回去。从情理上我支持母亲，父亲的原则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老共产党人李先念一家同我们家还是有些交情的，母亲多次让父亲找他帮忙家里的事，父亲却一直没有去办。

1981年11月，北京广播学院。这是摄影课的彩色片作业，学校发了正片，层次肯定赶不上反转片，但是拍落日晚霞够了。学校门口有这样一条河，是学生们的福气。

2012年9月，北京柳荫公园。现今家附近有几片水，难得的是岸边没有人工的铺设，就是泥土与花草延伸到水里，真正的水边，就如同小时候的三里河。小儿出生不久，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水边有芦苇，好几种水鸟生活在里面。九月末的水面开始神秘，他能看到西天的彩霞吗？如同当年父亲带着我。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却是十分勤奋的人。他有个习惯，无论看什么，都要到地图上找一找，拿个放大镜寻上半天。我从小喜欢看地图，大概也是从这里来的。后来参加自学考试，我的地理分数总是最高的。父亲告诉过我，许多知识一定要和地图结合起来，才能记住、记牢。我从小喜欢野游探险，上中学时喜欢徒步考察历史古迹，毫无疑问这是父亲对我的影响。父亲退休后，每次生病去医院，他总是尽量让我们陪他去，实在不行，考虑再三后才给单位打电话，请求派车接送。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提前站到楼下，不让驾驶员等候。母亲总说车来了你再下去，父亲不听。

父亲喜欢大自然，这也许是他购买照相机的原因。我童年去过无数次的玉渊潭公园，成了我摄影的第一课。在那真山真水中，父亲喜欢什么呢？他最喜欢在湖水边看晚霞、落日和芦苇荡，还有那天空中飞翔的鸟儿。这时他总爱把双手盘在胸前，眯起小眼睛，视线平和又很远很远。父亲生于1908年1月3日，1994年9月21日去世，在人间生活了八十七载。走的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六，同我们过完最后一个中秋节后转身西去，也算是世纪老人给我们留下了念想吧。

我的父亲叫任象贤，参加革命前叫任子才，我猜想它大概寄托着爷爷奶奶的希望。后来为什么改了名字，我没有问过父亲，我猜想大概是他自己的主意。关于我的名字，我曾问过父亲，他告诉我：当年行军打仗，经常野外宿营，清晨曙光照进树林，一条条的非常好看。

6月，北京家中。夏日的傍晚，无论室外还是室内，都有丰富的，这是一年四季中难得的时刻。这时人的听觉与视觉都会放大，感觉到许多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摄影的奥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