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邓广铭治史丛稿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

清史探微(第2版)

中诗英韵探胜(第2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3版)

周一良　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17127-1

Ⅰ．①魏…　Ⅱ．①周…　Ⅲ．①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Ⅳ．①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488号

书　　　名：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著作责任者：周一良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27-1/K·06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37.75印张　576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2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出版说明

上编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

论宇文周之种族

魏收之史学

读书杂识

《世说新语》札记

《颜氏家训》札记

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牟子理惑论》时代考

下编

论诸葛亮

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两晋南朝的清议

从《礼仪志》考察官制

《宋书·礼志》札记

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

读《邺中记》

《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

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

《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

马译《世说新语》商兑

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周昙《咏史诗》中的北朝

关于帐构

“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解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

学术自述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史语所一年

纪念陈寅恪先生

后记

附录：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

再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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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入中央研究院。194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副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此外在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关系史论集》、《唐代的密宗》、《亚洲史》（上册）等；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共同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等。

本书作者以魏晋南北朝史名家。本书收入了作者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文章大致按年代顺序编排，上编多写于1949年之前，下篇大都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论诸葛亮》、《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及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的一组论文，以及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的考证文字，均可见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史多方面的贡献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50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2003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谟、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26种。这些论著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都重印过，有的印数超过5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的，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收入。

名家名著既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得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上　编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做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1】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2】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3】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日本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页三二解释“人役”为以出而服役为主之户口，居户乃居家从业为本分之户口，前者括民屯耕作者及兵户，后者指州郡民，其说不可通。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一一《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氾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4】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一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还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扰扰”了！

《三国志》一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5】

王裒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邱毗连，所以安邱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裒到安邱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颂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

《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谲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

《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6】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建安十一年）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这时曹操新平袁尚，得了冀州作根据地，而以邺为中心，所以把并州兵士家口徙于邺。曹丕做皇帝后，五都并立。【7】似乎特重洛阳，他自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所以《魏志》二五《辛毗传》说：“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所谓“冀州士家”，一定是以邺为中心居住在冀州的各地兵士的家口，也就是梁习所徙并州吏兵的家口之类。正元二年镇东将军alt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于淮南，《魏志》一三《王肃传》载他对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魏志》二八俭本传也说：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所谓农民是典农都尉属下之民。《魏志》二八《邓艾传》：“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意同。家属都在淮南，所以随他作乱了。《魏志》同卷《诸葛诞传》载他谋反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也是这种人。又有兵士在京都或其他地方，而“兵家”还留在原住州郡。如《魏志》二七《王基传》：

基以为……若〔alt丘俭等〕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

便是怕中央方面兵士因家属被alt丘俭所得而可能叛变。《魏志》二四《高柔传》：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护军营士自然是驻屯在京城，而窦盈连至州府称冤。都不受理，才告到廷尉。可见窦礼定是家属留居地方，而自己服役京师了。

但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在曹魏时也并非所有兵士都如此办理。《魏志》一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8】

可知王国的兵士是和家属都驻在国境内的。《魏志》二七《胡质传》：

黄初中……迁任东莞〔太守〕。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东莞郡境的兵士一定也是全家住在境内。而《魏志》一《魏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更显然是说兵士和家室当不“征行”的时候是在一起的了。我以为“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原则上用在两种地方。一是新征服地域，如冀州、并州、关中等地。曹魏对新附之区不但军人如此，百姓也特别防范。如《魏志》一六《郑浑传》记浑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用意相同。第二是边要区域如淮南等强兵所在地方。犹之“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涿郡列为“外剧”，太守就得送任子诣邺【9】一样。东莞非边要。诸王国更是朝廷所疑忌，本未配以强兵，曹植上书说得非常清楚。《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也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大概曹魏时除重要军事据点之外，地方兵力很弱，强兵都集于中央。所以《晋书》三七《安平献王孚传》说：

〔魏明帝时〕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青龙中吴军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也表请中军兵。【10】甘露元年吴人北攻，诸葛诞“请十万众守寿春”，【11】大约也是请求从中央派兵。《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地方虽有兵而实力薄弱，所以司马朗才有置兵之议。

孙吴不但屯田的兵是带家属在一起，【12】战斗的兵也如此。《魏志》九《曹休传》：

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吴志》三《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

〔孟仁〕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

又五《孙和何姬传》：

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

又一一《朱桓传》：

〔曹〕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皆是其证。《蜀志》六《关羽传》：

〔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13】

大约蜀汉方面也是如此。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以谲诈欺骗为能事。魏蜀吴三国之间固互相不信任，各国之主对自己的部下也都怀有戒心。表现于积极的施设者，如校事之制和质任之制都是其例，无待赘述。“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实在也是出于这种防闲猜忌的心理。但曹魏孙吴都有校事质任之制，可见两国对部曲同样地猜嫌防禁。何以“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只行于曹氏，江东的士兵却能带家属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曹魏境内所包括大部分地方，如徐州一部分、冀州、并州、荆州、关中、汉中等，都被别人蟠据已久，魏武讨平吕布、袁氏父子、高干、刘表、马超、韩遂、张鲁等，才归入他的势力范围。对这些区域不得不用一种严密的防闲政策，来维持统一的局面。东吴方面，则领土远比中原为狭。虽然许多深险地区是得自山越，但山越只是地方少数民族，没有在政治上和孙吴政权对抗的意图，所以讨平后容易相安无事，不像曹氏对冀州关中等地要设法维系，慢慢合流。第二个原因是和人口多少有关。《魏志》八《张绣传》：

是时（建安十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吴志》一一《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治说〔孙〕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晋书》四三《山简传》：

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终曹操之世中原人口不曾恢复汉末旧观。文帝篡汉以后，也未见增加。如《魏志》二五《辛毗传》：

〔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魏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所谓“天下”或“中国”，皆指中原而言。至于江东则本来受祸甚少，加以北方流民南下，孙氏政权建立之后，颇称富庶。《吴志》九《鲁肃传》注引《吴书》：

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又《吴志》二《孙权传》注引《吴书》：

〔冯〕熙对曰：“……〔吴国〕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

还有更具体的比较。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263）平蜀，得户二十八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除去平蜀所得，当时曹氏领域内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14】这时孙吴人口多少不得而知，但在距此二十年前，即孙权赤乌五年（242），有户五十二万。【15】从三国到西晋人口是走着增加的路线，所以景元四年孙吴的人口可能已加到太康元年（280）平吴时图籍上的五十二万三千户。【16】至少不会比五十二万户少。那么，曹魏地域倍于孙吴，而户口反而不相上下，这就说明中原比江东人口稀少了。【17】曹魏因为人少，故而常有徙民之举。同时对于新加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和兵士，尽量施行其“离间”的政策，使得他们和室家相离。于是互相牵掣，而不易逃亡变叛。孙吴人口众多，这种顾虑自然就少。加以东汉末年离乱，豪强之家拥有部曲和他们的家属，与之同进退。这对于全家营居的现象，多少一定也有关系。至于蜀汉本对部曲很少防闲，加之“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8】于是更无需这种防禁之计了。

照刘颂上疏所说，西晋初对于新征服的地方还沿袭曹氏“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便是他举的例，是说平吴以后洛阳东南方六州的兵士家在江北，偏要戍守江表。反过来，江东将士屯戍之家，平吴后立刻被杜预因兵威而北徙。“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19】这是对付新附边要之地。《晋书》三六《刘卞传》载他是东平须昌人，本兵家子。他哥哥“为太子长兵”，死了之后兵例须代，功曹就请以卞代兄役。又《晋书》四九《王尼传》载他是城阳人，一说河内人，也是兵家子，在洛阳作护军府军士。也是地方的兵家到中央服役。《魏志》二六《牵招传》注引荀绰《冀州记》：

〔牵〕秀……于太康中为卫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与帝舅黄门侍郎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令都官诬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20】

“守士”当是一种兵士。高平国的守士之妻却在洛阳，或者也是“各在一方”之例么？

到了东晋，由于永嘉末年大乱，坞主保聚宗族，部曲和他们的家属在一起，成为风习。又因地理关系，沿袭孙吴之制，军人家属随之驻屯。如《晋书》二九《五行志》下：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台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又同书《五行志》下：

是年（太元十六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

都是兵营带家口之证。《宋书》九《后废帝纪》说他“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说如果有人犯罪“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可见宋承东晋之制。免军户而立郡县的事史不绝书，一定是军户家族在一起，所以能由军籍一变而成民籍，若是“各在一方”，就不可能了。《文苑英华》七五四何之元《梁典》论梁代事说：“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可见到梁朝还是如此。

东晋渡江后仍承西晋正统，衣冠礼乐取则中朝。但因为“地”与“人”的关系，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相承至南朝未改。这里所举“妻子营居”就是一例。

乞　活　考
——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上）乞活始末

西晋永嘉之乱二京倾覆，幽冀沦陷。中原士庶避难者约有两途，或入辽东，或徙江左。渡辽者慕容氏招怀抚御之，史称其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路有颂声。【21】过江暨迁于淮汉流域者为数尤伙。【22】侨立郡县，安土定居，生息休养，遂创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偏安之局。此皆流民之脱离乡里，卜居一方，而形成当地政治社会或文化势力者也。其不克迁徙者，则鸠合宗党，保聚险固，自治自卫，以图苟免于胡人或寇贼之难，如郗鉴苏峻庾衮皆是其例。中外时贤论述已详，无待细说。【23】抑又有一种流人，其背弃乡贯，转徙他方，与前者相似；而凭坚乘险，保守坞聚，又与后者仿佛。然既未能构成当地文化上或社会上之势力；复非暂求安全，以自治自卫为主。故与上述两种集团皆似同而实异，此则兹篇之所欲讨论者也。

《晋书》六三《李矩传》：

平阳人也。……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及〔荀〕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

同卷《郭默传》：

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

同卷《魏浚传》：

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

附《浚族子该传》：

及刘曜攻洛阳……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该将马瞻〕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

《晋书》八一《刘遐传》：

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

《晋书》六○《阎鼎传》：

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荀〕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晋书》六二《祖逖传》：

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

《晋书》八一《桓宣传》：

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元〕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扞御北方。

由上引资料，可见此种坞主及所统流人之社会地位盖不高，而作战能力则甚强。至诸坞主事迹，具见史文，无烦详引。概括言之，是种流民夹处胡人与晋朝汉人两势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其政治倾向虽以司马氏为归趋，然亦往往依违取利，妥协胡羯。祖士稚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24】亦是对此种夙已存在之现象加以公然承认耳。流民之最后目标实在保存本身军事势力，以利寇抄，初非尽忠于晋室，亦不为旧居人所喜。【25】然东晋初年亦端赖此辈流民蔽障江淮，阻遏胡羯，使司马氏统治者得从容喘息，奠偏安之基。故论两晋间史事，流民之活动固未可忽视也。

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厥为晋史零星记载而语焉不详之乞活。今试掇拾仅有之史料，钩稽推绎，以阐明其事迹与夫重要性焉，《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

〔永嘉二年（308）〕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当作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浑（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同书三七《新蔡武哀王腾传》不载此事。六二《刘琨传》亦称“东赢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一○一《刘元海载记》言腾“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腾之自并州镇邺在惠帝光熙元年（306），此乞活自并入冀之始，而其最早之活动即为军事者也。永嘉元年（307）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叛，进军攻邺，石勒为前锋都督，遂害新蔡王腾。【26】桑勒又攻乐陵，杀前幽州刺史石尠。【27】乞活田禋帅众五万救尠，勒逆战败禋。【28】《石勒载记》称：“冀州刺史丁绍要之（汲桑）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上引《东海王越传》乃称乞活田甄等破汲桑于赤桥。《惠帝本纪》又称永嘉元年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合而观之，盖乞活感司马腾恩义，必诛汲桑而后快。《载记》“王师”之言翻不若《本纪》之称“并州人”为翔实可信。温公《通鉴》八六永嘉元年十二月戊寅条径书“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良有以也。

是后乞活盖为东海王越所羁縻，稽之上引越传可见。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魏郡汲郡顿丘。《载记》称其“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杀之”。《晋书》六一《苟晞传》载晞檄文有“即日得荥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永嘉三年（309）刘聪王弥寇洛阳，《刘元海载记》言“越遣薄盛等追击弥”。而《本纪》则称十一月“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乞活对东海王越之统属关系虽不密切，然其本身为当时汉人组成之一较强军事势力，则可断言也。乞活一面为东海王越所倚赖，其一部分复为越之政敌苟晞所驱使。永嘉五年（311）二月晞讨越，本传载其表文云：“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陈午固亦乞活帅也。三月司马越薨于项。李恽等奉其世子毗出洛阳，所经暴掠，又为石勒所败。恽杀妻子奔广宗。【29】是年六月京师不守，当时大河南岸仍有乞活结集，未俱随李恽入冀州。《晋书》六七《郗鉴传》称洛都陷后“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又云：“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陈午曾隶王赞，而王赞者永嘉四年十月任陈留内史。五年八月为石勒擒于阳夏。【30】郗鉴自洛阳归高平，沿河而东，陈留恰是必经之路。再照以下引《石勒载记》相攻于蓬关之文，知陈午所部乞活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后仍壁于陈留一带也。郗鉴还乡里后，率乡曲千余家保聚峄山，随宜抗贼，岂亦有鉴于乞活坞壁之策而仿效之耶？《晋书》三五《裴alt传》称其二子嵩该“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盖亦与郗鉴之陷乞活中为同时事也。

永嘉五年七月幽州刺史王浚称受中诏承制封拜，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攻恽于上白。【31】恽败死，浚以薄盛代之。五月石勒使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降于勒。【32】此等乞活当是东海王越死后北走广宗者，王浚乃因而利用之。其拜青州兖州云者，只是假之虚号，以图藉乞活兵力获取诸地耳。当时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刘琨用兄子演，琅玡王用郗鉴。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适。乞活田徽又乌从而得实土哉？《石勒载记》云：

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耶？”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

郭敬并州邬人，勒少时尝受恩于敬。盖乞活部众自公元三零六年从并州就食冀州后，虽流离转徙，始终保持其纯粹性，为并州人之集团，郭敬即足为代表之一例。史家之称“乞活”而绝不用流民之类泛指称谓者，亦以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整与一般流民之近于乌合者异也。

洛都陷后，河南之乞活盖皆统于陈午。《石勒载记》记永嘉五年七月事云：【33】

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34】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陈午小竖，何能为寇？……”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李头对勒自称我曹乡党，亦足以证乞活之多属并人。《载记》称建兴元年，【35】“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又记建兴四年（316）“使石季龙奔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是乞活之于石氏乃虚与委蛇，叛服无常也。陈午事迹兹后不复见于唐修《晋书》暨清儒所辑诸家《晋史》，然罗振玉氏《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36】记晋元帝太兴二年（319）事，适有关于乞活之极可贵之资料。其文云：

四月……戊寅振武将军陈留内史陈午卒。午临卒戒其众勿事胡。午者乞活帅也。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alt。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午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劲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37】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讨樊雅之役，祖逖征兵诸村保。川使李头将兵助之，逖遇之厚。雅既灭，以其名马遗之。头深德逖，称美之甚。川怒煞头，乃袭其支党，余人奔于逖。川使魏硕帅众掠豫州诸郡。逖遣卫策邀击灭之。川大惧，以浚仪叛。……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38】先驰，逖设伏射煞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

陈午蟠据于浚仪一带几近十年，实为司马氏之外围。虽曾降石氏，卒受晋官号。其临殁勿事胡之戒尤值注意。陈川之归石勒乃出于个人意气，固非乞活一贯主旨也。《晋书》六二《祖逖传》亦载陈川事云：

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为流人坞主樊雅所攻〕，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贼退，逖将〕冯铁据二台。

《通鉴》九一亦作徙川部众于襄国，而《石勒载记》上作“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广宗襄国相去不远，然广宗原是河北乞活根据地，襄国乃石氏军事政治中心。揆之于理，以徙于襄国较为近实矣。

祖逖爱人下士，善于招抚，利用河上堡固，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逖卒，祖约代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加以王敦举兵，苏峻作乱，内政扰攘，自无暇从事中原之恢复。桓温刘裕兵力虽皆北抵大河，唯其本意不在规复，乃求藉兵威以行篡夺。晋室既不能振作有为，维系人心，河上坞壁自亦渐为强虏所吞并，此事理之必然者也。虽然，乞活之众犹能保持其集团，出现于历史上。《晋书》八穆帝永和十年（354）纪称“五月，江西乞活郭敬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晋书》一一六《姚襄载记》作“流人郭斁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东晋堂邑今之六合，是乞活南移至江淮之间矣。《通鉴》九九从《载记》作“江西流民”，不知“乞活”“流民”两词未能完全相等。乞活自公元三零六年自并入冀，展转迁徙，繁殖生息。至此几五十载，犹沿乞活称号，岂非团结坚牢组织整密与其他流民迥异之故哉！咸安元年（371）桓温破袁瑾于寿春，《晋书》九八《温传》言“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似江淮间乞活又有为职业兵者焉。苻丕死后（386）丁零翟辽侵洛阳。《晋书》七四《桓石民传》载“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是犹以并州地望为号召。下逮东晋末年，“并州乞活”犹存在于河南。《宋书》四五《王镇恶传附弟康传》记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事云：

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旴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

所谓“长安徙民”“邑郭侨户”暨“并州乞活”三者性质大致相同，皆非河南土著。屯于金墉城南之乞活盖是陈午部众之余，犹保持其尚武精神。《通鉴》一一八记载此事，省去“并州”二字。胡身之注先引并州民随东燕王腾东下号乞活事，继又云：“是后流徙逐粮者亦曰乞活”，以乞活为公名，似因温公略去并州二字而致误解。【39】北魏孝昌元年分散北镇人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广阳王深曰：“此辈复为乞活矣。”【40】亦以乞活为专名而非公名。比北人于乞活岂亦由于劲悍善战二者有近似处耶？元熙元年上溯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凡一百十三年，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亦几及四世。此吾所以谓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为乞活也。

乞活活动之遗址后世犹有可考。《水经·潩水篇》又东至浚仪县条“迳梁王吹台东”，注云：

《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

当时战争亦犹今日喜凭高处为据点，所以易防守而便瞭望。张宾之劝石勒据邺，即以其有铜雀金虎冰井等三台之固。谏石勒攻刘演又曰，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石虎之攻邺，亦先下三台而邺遂溃。勒居襄国，署虎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其他台名之见于郦书及元和志者不一而足。浚仪之乞活台盖即陈午陈川相继据守，桃豹韩潜所分镇者与？《宋书》五○《垣护之传》载护之随张永攻碻磝，萧思话将引还，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众军。其地盖在今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晋书》一二七《南燕慕容德载记》记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处之乞活堡，亦即其地。《太平寰宇记》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河间县下云：

乞活城，《郡国志》云：太安中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值险难售，恐其有叛，不听入州郡。筑此城以居之，任自乞活。《晋书》云：乞活帅陈仵归晋，即此地也。

河间在广宗之北，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至《寰宇记》所载，年代固不合，司马腾执卖诸胡于山东及率并州人南下就食实两事，混二者为一，更属讹误。是以此城虽为乞活所据，是否即陈午归晋之地殊未可必矣！

永嘉乱后北人南渡，侨立郡县，别著白籍，唤订一无所预。如南徐州侨民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课租。世之论者因之每每过重其经济意义，以为侨民之不喜土断纯求避免赋役而已，实不尽然也。沈休文《宋书》一一《志》总序谓“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三五《州郡志》言“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而《晋书》六七《郗鉴传》载其逊位疏云：“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徐兖二州流人独多。据“或逼迁徙”之语，似当时并非全出自愿。然无论如何，南渡初期怀本之念不下于避役之心，盖可断言。即范宁所谓“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也。观夫乞活之迁徙去来，而始终保存并州地望，自成集团，历久不渝，亦足以窥当时地域乡里观念之深且固矣！

郗鉴建武元年（317）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徵拜领军将军。太宁三年（325）复为兖州，以迄咸康五年（339）卒于位，先后几二十载。其逊位疏云：“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侨置兖州之户口大多数自旧兖州徙来，郗氏乃兖州高平郡望族，自为“流亡所宗”。故郗道徽刺兖州几二十年，逊位时犹推举其“门户子弟”为继任。《晋书》八一《刘遐传》载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后为监淮北军中郎将徐州刺史，镇淮阴。咸和元年卒。“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陈午卒后其大帅推午从父辅相其子。郗鉴之刺兖州镇抚流民，亦犹刘遐之领其坞中部曲，陈午之为乞活帅，皆有世袭之倾向。三人统率之流民所从来之地域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背景亦异，其迁徙以后之行动，所发挥之功能及统率之方式更互不相侔。然有两事可以等量齐观者，其一为上文所论，统领流民必以与流民同乡里者任之。其二则流民之于统领者不唯隶属其个人，抑且要求其子姓之承继，如郗鉴之推举‘门户子弟’，刘遐部众之立其子肇，陈午大帅之因午子赤特年幼而推午从父辅相之是也。东吴武将所领部曲往往父死子继，视同遗产。然晋中朝不闻承袭此制，江左以后亦所未有，则刘遐陈午之事与孙吴兵制无关，乃独立之现象，实基于当时之门户观念而发生者。明乎乡里门户两种观念，然后知东晋之侨立州郡县与门阀政治皆各有其背景，应时势之需要。而东晋南朝之政治社会等方面，亦莫不可以从乡里门户两种关系观察剖析之矣！此流民史以外乞活始末之昭示吾人者也。

（下）乞活与后赵石氏之灭亡

论南北朝史者，于东晋南朝往往谈侨旧问题，于北朝则研讨其胡汉关系。至十六国中异族所建诸政权，则以割据一方，世数短促，资料复鲜。大抵目为胡族统治，情形单简，无足注意。其实五胡诸国境内种姓复杂，胡汉关系之矛盾冲突固有可论，即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亦颇有值得探索者。今试拈出匈奴刘氏羯胡石氏氐苻氏为例，并阐明乞活对石氏灭亡之影响焉。

五胡之中匈奴刘氏汉化最深。《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称“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是虽为部帅，而久已不营部落生活。史称元海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且能长啸，声调亮然。长啸乃文人逸士如嵇阮辈所优为，而元海能之，其濡染于汉文化者深矣。元海子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凶悖如刘聪刘曜，史犹称聪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史家虽有溢词，要非全无根据。元海宗人刘宣师事孙炎，好《毛诗》《左传》。刘元海并自称“王恽李熹以乡曲见知”，是纯以并州人自居矣。然其种族意识固亦未尝少泯。元海有“大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之语，刘宣言：“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以其兼具胡汉两种背景，故一面据汉土，臣汉人，一面复善能统御境内胡族，得其力用。调和胡汉之冲突而利用之，使各得其所也。其统御境内胡族之方略为何？曰立大单于制是已。

《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永嘉四年〕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西。【41】

同书一○二《刘聪载记》：

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建兴二年〕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乂死〕……立粲为皇太子……以粲领相国大单于。

又《刘曜载记》：

〔咸和元年〕署〔太子〕刘胤为大司马……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同书一○四及一○五《石勒载记》：

〔太兴二年〕石季龙……等上疏曰：……请〔为赵王〕……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署其子弘为……大单于。

又《石弘载记》：

〔咸和七年〕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

同书一○六《石季龙载记》：

〔咸康五年〕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

刘氏倡此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此刘氏石氏之所以成功也。后世秃发利鹿孤之臣alt勿仑谓宜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高欢谓鲜卑汉民是汝奴，为汝耕织，输汝粟帛。语华人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其调和胡汉控制抚御之术，亦莫非师刘元海以来之故伎矣！苻秦初年盖亦沿袭此制。苻健于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皇帝位，乃以大单于授其子苌。【42】苻氏势力日以发展，至苻坚而几于统一中原，境内种族之繁盛复杂亦达其极。然大单于统领杂类之制遂无所闻。止设四帅，领氐人子弟，为禁兵。【43】而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聚如林，无统御控制之机构。太元五年苻坚以其族类支流弥繁，欲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镇邺，益违强干弱枝之义。淝水一败，白虏小羌乘机而起，遂致颠覆。是不善处理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而致败也。

石氏采用大单于制以统率杂类，其控制宜得法矣，而卒不免于败亡者，何耶？应之曰：石氏之弊在于胡汉矛盾之未得统一也。羯胡之出自月支昭武九姓，学界略成定论。【44】石勒一支及其部曲为从西域移来，抑系湟中小月氏之苗裔，兹无可考。然其长于武艺而短于文采，了无文化背景，远不逮匈奴刘氏氐苻氏汉化之深，则可无疑。职是之故，羯胡之于汉人殊少同情，每下城邑，坑降卒及男女事史不绝书。数目虽不免于浮夸，事实当非全属捏造。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45】石宣以胡状目深而自疑见讥。石氏并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46】冯翥樊坦等汉官于胡人之不法皆无如之何。此皆前赵前秦所未尝有，亦即说明刘元海苻永固境内胡汉关系融洽，无此类种族间问题发生也。

羯胡之与乞活仇忾尤深，而渊源于司马腾。腾以并州饥，乃执卖诸胡于山东，以充军实。两胡一枷，备受殴辱。石勒亦在其中，被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魏晋以来每喜用异族为奴婢。《魏志·倭人传》载贡献生口，当即充使役。陈泰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47】太原诸部往往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至数千人。【48】阮咸姑家有鲜卑婢。【49】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为所杀。【50】皇甫谧祖逖皆有胡奴。【51】徒河段就六眷之伯祖因乱卖为库辱官家奴。【52】石崇奴券称元康之际荥阳有人买得羝（当即氐字）奴。【53】奴婢生涯具见王褒《僮约》，其苦可知，此羯胡之所以怨恨于司马腾也。《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述乞活事虽有讹误，其记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指明羯胡，或有所受，岂被掠卖者大部为羯人耶？石勒破邺害腾，后又杀腾子确，虽称为成都王颖复仇，实则颖于羯胡初无恩惠，盖藉此以泄其种姓之忿耳。司马腾结怨于诸胡，然并州乞活实赖腾全济，故特感其恩义，为之报仇。是后乞活之活动大都党于汉人而抗诸胡。石勒破李恽于上白后将坑其降卒，因郭敬而获免。陈午先与勒相攻，大约力屈而降。嗣又以浚仪叛，临卒犹戒其众勿事胡，可见其对胡人之痛心疾首，亦足以窥石氏于胡汉之间之不善调处矣！

昔尝致疑冉闵之乱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高鼻多alt至有滥死者半，何其酷也？依据上述，乃知石赵之世汉人久已痛恨诸胡，而冉闵者更有其诛灭羯胡之理由焉。《晋书》一○七《冉闵载记》：

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

是冉氏虽非来自并州，实曾隶陈午麾下。冉闵之废石鉴自立，与其谋而辅佐之者李农。载记称闵起兵之前永和五年（349）张豺谋诛农，农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石鉴立后，闵与农并录尚书事，石氏一族及羯士三千皆欲诛闵等。盖闵农皆石氏统治下之汉族，复直接间接与乞活有关，一旦得势，遂有复仇之举。《晋书》九一《韦alt传》：

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alt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

盖闵篡位之后，志在绥抚，遂忘胡羯本己之仇雠，其子卒为降胡栗（疑当作粟）特康等所卖。冉闵汉人而仿胡制，设大单于以领降胡，卒不能得其益，此又当时胡汉关系之另一面也。

（《燕京学报》第37期）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
政府对待之政策

第一节　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

自晋元南渡至隋文平陈，二百七十余年间南朝疆域屡有伸缩。北向扩张最甚时，如宋武之平南燕，取关中。疆域最蹙时，则如陈之西南失梁益宁三州，北画江而守。然通二百七十年而观之，梁益宁三州大抵在南朝统治之下，北周据之未久而陈遂亡于隋；至于关中不旋踵而失，淮北河南之地亦未能长守；荆襄虽有北朝卵翼下之后梁，然究系南人树立之政权，为期不过三十年，二州固仍宜视为南境。故今兹所谓南朝疆境者，指淮汉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之全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省之南部，暨四川、云南两省之一部分而言也。在此疆域，亘二百七十年间约略有三种人之分布：（1）北方迁来之侨人，亦称北人，晚来者则目为荒伧；（2）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称吴人，专指三吴地方土著而言；（3）蛮、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欲知此三种成分之关系与南朝政府对待之政策，必先知此三种人之地域的分布。

甲　侨人之分布

述侨人分布状况前，当先知历次迁徙之大概及其所由来。永嘉乱后为迁徙之始，《宋书·州郡志》南徐州下：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徐兖二州或沿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晋书·地理志》司州下：

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

晋成帝初，淮南人及北人之侨在淮南者更南徙而过江，《宋志》扬州淮南郡下：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同南徐州下：

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界。

中叶以后，又有晋代第三次之大批迁徙，《宋志》雍州下：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同益州安固郡下：

晋哀帝时流民入蜀侨立。

又秦州西京兆西扶风两郡下俱云：

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

又益州怀宁郡下：

秦雍流民晋安帝立。【54】

以上所征引，在证明东晋百年间有数度之大迁徙，其余少数流转无时无之。其踪迹则遍淮水以南暨江汉流域，并及福建。唐林谞《闽中记》：

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55】

《元和姓纂》二十一侵林姓下：

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

迨东晋末叶，东南而波及交广。《宋书》五十《刘康祖传》：

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

又九二《杜慧度传》：

交址朱alt人也。〔义熙〕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

似交州亦有流徙人，惟不审碻是由中原往否耳。安帝时魏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大部分，人民不复如前此之日受刀兵困厄，且历经异族统治，至百年之久，加以石勒、苻坚辈颇能礼接中原士大夫，曩日之仇忾渐减，于是自宋至陈百七十年间，北人不复如昔之南渡惟恐弗及，大批移民乃罕见矣。

东晋之世先有侨民而后立侨州郡县，故可由侨州郡县之名称推断其地之有侨民。宋时移民既鲜，而为炫耀计，初不必有侨民辄立侨州郡县。如沈约《宋志》载少帝景平初司州没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明帝世淮北没魏，侨立徐州治钟离，兖州治淮阴，青州、冀州治郁洲，下至郡县如此之比甚伙。皆未尝言司、徐、兖、青、冀之人相携流转入南，惟《南齐书》二《高帝纪》建元元年有诏称：“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四州即指宋明帝时陷魏四州，其士庶固有留于淮南者。然非户户尽室而行，四州之侨治亦非应北人南徙之需而设，徒以职方不可不备，遂画地立名耳。故《南齐书·州郡志》青州下云：

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土著盖无几焉。

冀州下云：

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

然有时确有多数北人南迁，翻未尝为立郡县，《宋书》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八年，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56】

此魏师临江以后事，是年二月癸酉诏：“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则所徙民更无还返故居之理，然未尝为此万许家别立郡县也。宋代迁徙既少，今刺取纪传志所载一一著之，以窥宋代北人南徙之大要。

永初三年三月，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57】

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汉时〕因留〔河西〕为黔首……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宋永初中〔父〕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58】

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59】

刘道产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60】

顿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临邑令……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61】

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62】

据以上所举，宋代北人南迁者不惟次数与人数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亦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江淮流域不与焉，何也？

宋武帝平定关中后，将南还，三秦父老诣门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舍此欲何之？”【63】其围慕容超于广固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而至者日以千数”。【64】是东晋之末北土遗黎犹不无南向之心，惟南朝诸帝无以餍其望，虽文帝之贤能，犹未知慎边将之选。《宋书》五一《长沙王义欣传》：

时（元嘉中）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凋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粲顿缺？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

又六五《杜骥传》：

元嘉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

南朝既不足以招徕，北方又相继有魏道武帝太武帝等英主，自非边民迫于战祸，北人自动南徙者终无曩日之踊跃。即在边民，亦复不甚可信赖。元嘉十九年（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何承天上安边论曰：

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河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今新被抄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65】

可见界上之民不愿南迁，必乘其新被抄掠始能徙之。泰始中刘勔上书云：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国，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66】

时淮北、徐、兖、青、冀及豫州之淮西陷于魏，淮北民有谋起义南归者，【67】然亦有如刘僧副之“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68】而不南奔者。

至元嘉二、三年以后关中大批流民南入汉中襄沔者，关中乱故也。据《魏书》四上《太武纪》九五《赫连氏传》，始光二年（元嘉二年）赫连屈孑死，子昌立，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三年太武济河西伐，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徙万余家而还。四年正月赫连昌遣其弟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太武再西讨，入统万城，擒秦雍人士数千人，以昌宫人及生口等班赉将士。神alt元年（元嘉五年）擒赫连昌。三年赫连定侵统万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从兄乙升弃安定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关中始定。拓跋赫连相争，遂为刘氏驱民矣。

南齐始政颇抚恤边民，为招徕之计。高帝建元元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大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69】故淮北之地曾属南朝者，一时谋举义自拔：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标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泗州义举云集，〔李〕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标之等皆没。【70】

建元二年淮北四州起义，上使〔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会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拔三百家还淮阴。【71】

建元三年淮北义民桓磊磈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崔〕仲文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72】

三次俱无所成，此后遂阒然不闻。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有诏：“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是齐世北人不无流移于淮南者。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服属于胡族，半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当其相率而来也，固未必虑及南渡后之生计。其时南方土旷民稀，亦无庸虑者。迨宋齐之世，北方政治既安定，昔日之民族意识亦日益消磨，苟非被迫，必不肯离乡里而远徙，何承天安边论言之审矣。且宋以后南北交兵，淮南江北之地沦为荒土，北人自不欲南徙江淮间，更不容有超过此区域而深入江南膏腴地带之想，此移民所以益少之又一因也。

萧梁五十余年中，史无移民之记载。所置州郡尤纷乱不可究诘，非因侨民而设，亦不足据以探索。惟境内之民殊多流移，见大通元年正月、大同十年九月、中大同元年三月、太清元年正月诏书。【73】又《陈书》一《武帝纪》：“大宝三年七月，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时割江北于齐人，故多渡江，非由北境来也。然梁世北人之南来亦有可得而言者，太清时侯景以魏河南十三州内附，为慕容绍宗所破，退入涡阳，尚有甲卒数万人。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散，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74】是景将与俱南者有北人八百。惟其数不多，故朱异轻之谓“何能为役”。及其南侵也，“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75】，渡采石时马数百匹，兵千人，其中北人成分自不能出八百之外。自后景之军众悉由于萧正德等之附逆，与景在建康之搜括，“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76】然从其南来马步八百人必已多伤亡，惟景随身兵士犹皆羌胡杂种，【77】逮简文帝即位之始，景即“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78】此八百变相之移民影响于梁室兴亡虽大，其在南境内之分布则不足注意。

《陈书》五宣帝太建十一年三月有诏：

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

陈朝北土民人来南可考者止此而已。陈疆土迫蹙，江以北峡以西为齐周所有，自无接受大批移民之理。

据上文所述，可得一概念：北人南迁以东晋为最盛，宋时已微，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矣。吾人推求南朝境内北人之分布，自不能以一时代代表此二百余年，然第一步必先知移民将达最后阶段，初呈静止状态时之分布，斯无疑义。考人口分布，舍地理志无由。考侨人分布，亦惟有据地志所载侨州郡县及其户口数。《晋书·地理志》撰自唐人，讹误最多，且晋时北人南徙犹未已也。《南齐书·州郡志》简洁可据，而无户口数目。梁陈史皆无志，《隋志》亦不能供此用。惟沈约《宋书·州郡志》较详赡可信，且兼载户数口数。休文自称以大明八年为正，【79】户口之数未言何时，今姑以为大明编户之数。依上文所阐明，宋代大批移民尽在大明八年前，此后皆不重要，则谓南朝侨人之迁徙于大明八年时已达静止状态，固无不可，吾人先据《宋志》以窥侨人分布，自最为合理。然大明八年下距侯景乱梁南朝失江北凡八十余年，距陈之亡凡一百二十余年，此两时期不惟侨人分布莫可知，即州郡户口数目亦不能考，是诚无如之何。但此文置重于侨人等在南朝历史上之地位与南朝之政策，此节则在阐明侨人与南境土著人之比例，非专论移民或户口。侨人分布既大致定于宋世，其后百余年间之生息消长自与本地人相同，比例谅亦不至与宋世过于悬殊。虽未能知其详，亦无伤于立论之大体。惜侨州郡县所领不尽侨民，而侨民亦不尽著籍于侨州郡县，今姑认《宋志》侨州郡县之户口为侨人户口，而侨人隶实州郡县者不复计算，庶可以截长补短，要是大约之数目，未可固执以求。复次，《宋志》只在州郡之下记户口数，虽侨郡所领大多为侨县，然亦有属县四五，只一二侨县者。今以郡下所系户口数平均分配于各县，记其大约之数。各县所领户口本多寡悬殊，平均分配不尽得当，如江州寻阳郡下注：“户二千七百二十。”所领三县为柴桑、松滋、安丰也，松滋、安丰为侨县，三分户数，则每县得九百六十余户。然《宋书》三《武帝纪》永初元年降庐陵公封柴桑县男食邑千户，同书八十松滋侯子房传贬为松滋县侯，食邑千户。汉时封国不必尽食一邑见户，钱竹汀已详言之。【80】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定制诸侯并九分食一，宋齐以降皆因晋制，故南朝封国虽皆赘以食邑若干户，亦非实食户数，然不问实食若干，柴桑、松滋两县见户至少亦不能少于一千。今平均分配之数柴桑、松滋少得，而安丰多得矣。又如会稽郡下记“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领山阴等十县，平均分配县得五千余户耳，然据《宋书》八一《顾觊之传》“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之文，则相去乃至六倍。山阴非侨县，此处止援以例证平均分配之不尽可信，观者只注意其数目大约之比例可耳。

徐、兖、青、冀、豫【81】五州在淮北，不属本文所谓南朝疆境之内，《宋志》记其户口，遂并列之。冀豫最在北，故侨人最多，徐、兖、青次之。然泰始以后未能长有其地，其分布固与南朝无关。至南境诸州则南徐最多，南豫、雍、南兖次之，益、郢又次之，荆江较少，扬州最少。司、秦两州缺疑，故侨人约数对南境全人口之比数不可求。此九州侨人口对九州全人口之比数则为百分之十七强。湘、广、交诸州无侨郡县者亦不乏中原侨人踪迹，晋末已然（见前），宋齐以来当复如之。如梁时伏曼容平昌安丘人，而与母兄客居南海，【82】其一例也。

乙　土著及蛮俚等之分布

（一）土　著

侨人虽握南朝政权，境内闾里细民固仍是南方土著，侨人对全境人口之比数自远在百分之十七以下。关于土著之分布无须考究，而南方土著之所以异于中原人士者，不外文化之高下，风俗习惯之不同，亦人所习知，无庸alt缕。自三国以来南地日益开发，骎骎与北国争雄长，然亦自有其程序，殊不如一般所想象，东晋渡江后南方遂成另一天地也。于此有一事当申述者，南人之体质似亦与北人较然有别。当时记载鲜有及此，惟《南史》六二《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顾协吴人，知六朝时固已公认南北人之体质不相同矣。

南朝境内侨人分布表【83】

（二）蛮

读《宋书》九七《南齐书》五八《魏书》一○一《周书》四九之《蛮传》，知蛮人虽出没无恒，盛衰时异，其分布地域则亘南朝二百余年间无大变动。《宋书·州郡志》所有蛮左郡县，大抵重见于南齐志中，故今亦通宋、齐、梁、陈四代言之。当时蛮人实跨在南北疆界上，《魏书·蛮传》：“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诸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宋书·蛮传》：“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南齐书·蛮传》称“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盖就南齐疆域而言，其实豫州淮北没魏之境内固多蛮，【84】而淮南所立南豫境内亦有之也。《宋书》谓“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但其聚落当不能无疏密之别。宋齐两志中所谓左郡左县即因蛮左而置，此种设置上焉者或仅而收羁縻之效，下焉者则徒负空名，县自县蛮自蛮也。在地方行政机构上固无足轻重，今地亦十九不可考，然亦足以知其州之偏多蛮人。今刺取纪传记事可以反映蛮人分布户口之大略者，及宋齐志之左郡县，【85】自东南而西北，依州分别条列，兼注今日约当何地，无考者阙之。

南豫州

晋熙郡（怀宁西北）“升明初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86】宋志郡领太湖左县（太湖），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

庐江郡（舒城）齐志有吕亭左县。

边城左郡（固始南）宋志领四县，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户四百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此数未必即蛮人之数，下同，姑著之。）齐志不领县，脱左字。

弋阳郡（光县西）“泰始二年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益之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87】

光城左郡（光山）宋志领三县。

南陈左郡齐志为县，属南汝阴郡（合肥北）。

郢州

西阳郡（黄冈）“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88】“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大明〕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讨之。攻战经年皆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89】《宋志》西阳郡有蕲水左县（蕲县北）、东安左县、建宁左县、希水左县（蕲水）、阳城左县，俱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其后屡有省并。南齐志无建宁阳城左县，有义安左县。

巴陵郡（岳阳）“先是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安成王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径，蛮失其崄，期岁而江路清。”【90】

武陵郡（常德）“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91】

竟陵郡（钟祥南）“南郡王义宣封竟陵王。……元嘉九年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92】“赵伯符为竟陵太守……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93】《梁书》三九《元树传》：“普通六年迁郢州刺史，讨南蛮贼平之。”汎指诸郡蛮言。南齐志郢州有方城左郡领县二；义安左郡领县一；南新阳左郡领县五；新平左郡领县三；建安左郡领县一；北遂安左郡领县五，今地俱无考。

湘州

永明三年湘州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刺史吕安国讨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众征讨，乃平。【94】

零陵郡（今县）衡阳郡（湘潭）“张缵大同九年迁湘州刺史。……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95】

始安郡（桂林）齐志有建陵左县。

荆州

宜都郡（宜都）、天门郡（石门）、巴东郡（巫山西）、建平郡（巫山）《宋书·蛮传》：“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宜都天门在江南，传盖谓此四郡以及江北诸郡乃群蛮所居也。又《蛮传》：“元嘉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天门郡〕溇中。……讨破之，获生口五百余人。……大明中，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陈书》九《欧阳alt传》：“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魏书·蛮传》：“大者万家，小者千户。……顿据三峡，【96】断过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武宁郡（荆门北）“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97】“邓元起迁武宁太守，永元末……蛮帅田孔明附于魏……寇掠三关，规袭夏口。”【98】

汶阳郡（远安西）“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弃戍归江陵。……汶阳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99】“侯景乱，西沮蛮反，世祖令僧祐讨之，使尽诛其渠帅。”【100】

司州

司州处两豫、郢、雍之间，亦蛮左萃聚之地也。桓玄子天生勾结司州蛮，于永明五年为乱，凡三年始克讨平。【101】南齐志有宋安左郡（应山东北）领县三；安蛮左郡（黄安南）领县六；永宁左郡领县四；东义阳左郡领县四；东新安左郡领县九；新城左郡领县四；围山左郡领县六；建宁左郡（麻城西南）领县二；北淮安左郡领县一；南淮安左郡领县二；北随安左郡（随县东北）领县二；东随安左郡领县三。

雍州

沔水两岸雍州蛮最多，而沔水东北尤甚。“元嘉十九年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世祖以本号为雍州，〔庆之〕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隄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遣庆之又讨之。……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庆之剪定之，擒三万余口还京师。……既至襄阳……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102】“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大破之，斩首二百级，获生蛮千口。”【103】《南齐书》一《太祖纪》：“元嘉二十三年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又二五《张敬儿传》：“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又击湖阳蛮……蛮贼追者数千人。”汉南阳郡有湖阳县，当今河南唐河县南之湖阳镇，晋省。宋齐及洪氏补梁臧氏补陈志俱无此县，《梁书》一八《冯道根传》：“乡人蔡道班为湖阳蛮主，攻蛮锡城反为蛮所困。”盖置戍属新野郡。【104】《宋书》四六《张邵传》：“元嘉五年转雍州刺史。丹淅二州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案丹水自陕西商县东南流至河南淅川县会淅水，更南至湖北均县入沔，邵传“州”当是“川”字之误，谓两水沿岸蛮人，犹言“南江酋帅”、“南川酋豪”也。《陈书》一一《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斩其酋长，俘虏万计。”则雍州南境亦不乏蛮人。

新野郡（今县）《梁书》九《曹景宗传》：“〔父〕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箭杀一蛮，蛮遂散走。”

南阳郡（今县）《宋书》一○○《自序》：“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北接三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扞，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以亮为南阳太守。”又八四《邓琬传》：“刘胡，南阳涅阳人也。出身郡将。……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率步骑三千讨上如南山就溪蛮，大破之。”《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泰始三年徙为顺阳太守，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齐志》雍州宁蛮府领郡二十四县六十六，俱无考。

江州南新蔡郡有阳唐左县，益州有齐间齐通二左郡，俱见《齐志》。

（三）俚

湘广诸州又有所谓俚人者，散布其间，有时亦通称之曰蛮，然与荆、雍、司、郢诸州之蛮非一族也。《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日南、合浦有里人。张华《博物志》交州夷名俚子，盖魏晋以后始称俚。《宋书·夷蛮传》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其居湘广二州当远在宋以前。《宋书》五四《羊希传》：“刘师道行晋康（广东德庆）太守，领军伐俚。”《陈书》九《欧阳alt传》：“〔梁武〕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敕命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alt为都督，悉皆平殄。”（梁湘州治今长沙，衡州治今广东英德之西，陈同。）又一二《沈恪传》：“〔梁世〕常领兵讨伐〔广州〕俚洞。”又《胡颖传》：“梁世出番禺征讨俚洞。”又一一《淳于量传》：“天嘉五年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又二五《孙阳传》：“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贼有功。”又二一《萧引传》：“太建时广州刺史马靖……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

始兴郡（曲江）尤称蛮俚所聚，《宋书》九二《徐豁传》：“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表陈百姓避赋役事曰〕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梁书》三十二《兰钦传》：“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郴县）阳山（英德西）始兴（曲江）叛蛮，至即平破之。”《陈书》十二《徐度传》：“梁始兴内史萧介之郡，度从之，将领士卒征诸山洞。”《宋书》三《武帝纪》：“永初二年正月丙子，南康（今赣县）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疑亦是俚人也。

（四）溪

又有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散在南境诸州，其来源不可晓。《酉阳杂俎·境异篇》解释溪人伧人祖先，肆加毁诋。虽不若蛮俚等之视侨人吴人截然有别，要非同一族类。《晋书》六六《陶侃传》称侃本鄱阳人，徙家寻阳。早孤贫，至洛阳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杨晫与同乘，温雅斥为与小人共载。刘敬叔《异苑》云：“钓alt【105】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晋书》本传亦载此事。《世说新语·贤媛》篇又云：“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alt饷母。母封alt付使，反书责侃。”【106】刘孝标注引《幽明录》云：“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是陶公出身微贱，少时以渔钓为事。案《世说·容止篇》云：“温〔峤〕劝庾〔亮〕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107】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之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亦是指武陵之溪人而言，然出诸渊明之口，则似数典而忘其祖矣！

江州溪人之可考者，又见《南史》四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108】，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胡氏豫章南昌人，为郡著姓，以仕宦显。齐武帝至欲奖以贵族盛姻，待遇不亚于三吴之朱、张、顾、陆。胡谐之官江州中正，史称其“风形德润，善自居处”。【109】盖溪人远较蛮俚易于被化，故渊明数世以后已忘其祖尝蒙“溪狗”之诮，而胡氏且巍为江州大姓也。

南史变溪从人，又或省作奚。《初学记》一九《人部》下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笺》：“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麞，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当即指溪人，而“傒音不正”、“言语嵝厉”似是溪人特征之一焉。【110】

溪人不独寻阳、南昌、武陵有之也。《世说新语·雅量篇》：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宋本同）耳，何敢诪张！”注云：“玄叔父安曾为吴兴，玄少时从之游，故珉云然。”陈寅恪先生谓碣字义不可通，当是狗字，形近致讹，“吴兴溪中钓狗”犹言吴兴以渔钓为业之溪狗耳，与《容止篇》及《胡谐之传》同。案六朝人每喜以狗字为骂詈之词，如《晋书》五七《陶谨传》“吴狗何等为贼”，一○三《刘曜载记》有“氐狗”，《北史》九二《韩凤传》“恨不得剉汉狗头饲马”及“狗汉大不可耐”，皆是溪狗钓狗之比。谢玄中州望族，自非溪人，但玄确有渔钓之癖，《太平御览》八三四《资产部》一四引玄与兄书曰：“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此固下大有鲈鱼一出手钓得四十七枚。”又云：“昨日疏成钓出手所获鱼，以为二坩鲊，今奉送。”又八三七《百谷部》一引玄书云：“奉白粮谷十斛，是钓池上之所种。”又八六二《饮食部》二○引玄与妇书云：“昨出钓获鱼，作一坩鲊，今奉送。”陈寅恪先生以为溪人之称当起源于五溪，吴兴溪中亦有渔钓贱民，谢玄少居其地，染渔钓之习，王珉因以为讥耳。《通鉴》一一五义熙六年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参军殷阐说之曰：“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胡注：“始兴溪子谓徐道覆所统始兴兵也。”未识温公此节何所本，然胡注于“溪子”二字之诠释似未得真谛，溪子即上文之溪人也。种族名下缀以子字盖轻蔑之通称，犹《晋书》一百《谯纵传》、《魏书》七九《董绍传》之“蜀子”，《博物志》之“僚子”以及楚子汉子等之比。《梁书》一○《杨公则传》：“公则所领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轻之。”《南史》五五《公则传》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二文虽不同，若解为布于湘州之溪人皆可通。《通鉴》一四四作“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然《通鉴》载殷阐言始兴溪人善斗，公则攻建康在齐东昏世，始兴犹隶湘州。公则所部乃以怯懦称，与阐语相矛盾何邪？岂公则部下湘州溪人非来自始兴，而是分布于湘州始兴以北，东与江州毗连地带者乎？《魏书》九六《司马睿传》记南方种族云：“巴蜀蛮僚谿俚楚越。”亦以之与蛮僚等并列，唯字作谿耳。

直接记述溪人之资料虽鲜，而有能间接推断得之者。唐李绰《尚书故实》：“有黄生者，【111】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咍之，亦赏其直实也。”是唐时溪人宗族犹以“洞”为称，必相沿已久，由此吾人可推测余氏为江州之溪人，而试用以解释下列之记载。《陈书》九《侯瑱传》：“瑱为……江州刺史。……是时（太平元年）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江西奉新县西地，南昌西北。）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悉以众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又八《周文育传》：“〔太平二年二月，是年十月禅陈，为永定元年〕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诏文育督众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112】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以拒官军。官军船少，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船百余乘。……文育攻之……孝顷退走新吴。”又三五《周迪传》：“〔永定二年〕王琳东下。……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113】……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孝顷相合，众且二万。……〔周〕迪生擒……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又八《周文育传》：“及周迪破余孝顷，孝顷子公飏弟孝勱犹据旧栅，扇动南土……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余孝顷事始末具见于此，其最触目而不可解者，当为“新吴洞主”之称。新吴在南昌之西宜春东北，自地域言，其地有溪人土著自极可能；更照以《尚书故实》黄生事，知溪人亦如俚之称洞；溪人文化甚高，故能有舟船兵甲，乘乱世据乡土为寇害，而“舴艋三百艘舰百余乘”之文又适足见其可能为渔户。自此三事观之，余孝顷一族疑即新吴之溪人也。且据《陈书》侯瑱、周文育、周迪前后败孝顷皆以智取而非力争。瑱兵甚强盛，其围新吴城栅，自夏及冬弗能克，长围守之，卒溃而归，则“拳捷善斗”之称不仅始兴之溪人为然矣。《陈书》二《高祖纪》：“永定二年以安成（安福）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安福在宜春东南，所谓广兴六洞者岂亦溪洞乎？唐宋以后溪洞往往作溪峒，用以通称山陬水曲之各族。如《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实指湘鄂黔桂之苗徭诸族，非复南朝之溪人矣。

（五）僚与山越

《魏书》一○一《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既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外关于僚人之记载有：“〔宋明帝时〕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僚蛮怀之。”【114】“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115】南齐志益州有东宕渠、越巂、沈黎、始平等僚郡。知僚人东起荆州西界，而蔓延于益州。侯景乱后梁益入于西魏，今更以《周书》考之，略可见僚人在梁益二州分布之广。《周书》二八《陆腾传》：“魏恭帝三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陵州（宋益州犍为郡地，今仁寿县北。）木笼僚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斩首一万级，俘获五千人。……保定二年（陈天嘉三年）资州（宋犍为郡资中县地，今资阳县。）……蛮僚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僚畏威，承风请服。是年铁山僚钞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俘获三千人，招纳降附者三万户。”又《僚传》：“天和三年（陈光大二年）梁州（宋梁州，治今南郑。）恒稜僚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遂相率来降。……后除文表为蓬州（治安固，盖宋梁州南宕渠郡地，今四川营山东北。）刺史，又大得僚和。”此外宁州、交州、广州皆有僚人，如《梁书》四六《徐文盛传》称其大同末为宁州刺史，“夷僚感之”；《南齐书》四一《张融传》“广越嶂崄，僚贼执融将杀食之”；《南齐书·州郡志》称“广州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又称“越州夷僚从居，隐伏岩障”，皆其例也。

述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竟，有一事当附著者，扬州境内之山越是。自孙吴立国江南，致力于山越之征剿，盖犹未能尽歼绝之，惟为数既少，在宋以后之活动殊不重要。《陈书》三《世祖纪》：“以功授……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系梁末事。《宋书》六七《谢灵运传》：“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诱惊骇，谓为山贼。”《梁书》三《武帝纪》：“中大通二年山贼聚结，寇会稽郡所部县，九月假昭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所谓山贼，疑皆指山越。《南史》二四《王猛传》：“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事在隋初，山越犹未尽与汉人融合也。

此外尚有延族，始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南齐书·州郡志》载荆州境域“含带蛮延”。《隋书·地理志》梁州有延人，荆州长沙郡载“杂有夷延”。此种人大抵南朝时在荆湘梁益一带，唐宋以后入闽广，惟南朝各史纪传俱未之及耳。

第二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特殊分子

今从对特殊分子与一般分子两方面观察南朝政府对待各种人之政策，特殊分子中复分政治社会两项推论之。孙吴以来，江南文化所被稍广，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晋武虽成统一之功，于南士罕加擢引。晋元渡江立国，中原仕族十九随之俱南，托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此王导所以政从宽简，以悦吴人为务，虽非心愿，亦不得不援“南土之秀”于庙堂，共执国政，以消弭异同。王茂弘之为“江左夷吾”，端在于此（陈寅恪先生说）。陶侃亦南人，而东晋初拥重兵，居大镇，有举足轻重之势，故王敦等于侃尤加意诱纳。其后敦忌侃功，而卒不敢加害者，以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虑侃死激南人致变耳。迨南渡将近百年，侨人势力渐巩固，桓温刘裕又相继立功，威声大振，于是侨人乃不复以南人为意。刘裕之敢于篡晋者，不惟以北伐功绩能满足侨人心理，当时侨人实已不甚有返中原之意，裕用武力树政权，南人震慑而无能为也。宋齐梁三朝皇室俱侨人，宋齐有一贯之政策：侨人握政权，摒南人于政治势力以外。当时南人重用者绝少，侨人大臣之成见牢不可破，虽帝王于南人偶有偏爱，亦无以屈之。然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同为北来，晚渡则被目荒伧，亦在摒斥之列。梁武帝时南北区别渐泯，不惟南人日以兴起，荒伧亦复进用。陈霸先以吴兴人久镇南服，立功交广，故陈世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然露头角矣！然此只就政治上活跃而言，无与社会上地位。侨姓甲族始终得保持其优崇之位置，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无论，即朱、张、顾、陆，亦终不能与争。斯亘四代而不易之现象，亦侨人政策之成功者也。此其大略，请更申论之。

甲　政治方面

（一）宋　齐

今先就中央官吏之重要者及诸州刺史统计历代之任人，以见南北之消长。凡一人同时兼任两职或三职者，以两或三人计，前后再任一职者以一人计。宋、齐、梁、陈设官大抵皆沿东晋，三省长官权限区分不如后世之严，其轻重亦每因人而异。然大较最握重权，名实咸在者，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中书监令之官晋中朝承曹魏之旧，并筦机密为要职，南渡而后其权渐替。梁陈时中书舍人用事，监令则自宋以来往往只为重臣加官而已。《宋书·礼志》五引傅alt故事，“尚书令轺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似晋制中书监令原在尚书令下，《宋志》同为第三品。然晋末袁湛以吴兴太守入补中书令，出为吴国内史，又转尚书右仆射。宋世傅亮何尚之皆自中书监令转尚书令，王延之自中书令迁仆射，王球自中书令迁吏部尚书。临川王义庆本加尚书左仆射，其后固求解，乃许之，加中书令。张绪已为中书令，齐高帝欲用为仆射，而王俭不可。齐世安成王嵩以中书令迁散骑常侍，又为令，再迁祠部尚书。江祏自中书令迁仆射。梁世如王骞蔡撙皆以中书令出为太守，自中书监令为令仆者比比，皆足见其选之轻矣。侍中掌殿内门下众事，直事左右，应对献替，无实权而有清望，与中书监令皆以名高为贵者。六尚书中吏部最为机要，有“大尚书”之称。宋孝武嫌其权重，且置两人以分其权。【116】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管天下兵要，足与选部相媲。【117】故中央官就尚书令（附录尚书事）、仆射（或置左右，或止一人，今并为一项。）、中书监（附令）、侍中、吏部尚书、领护（并为一项）等统计之，籍贯不详者缺焉。宗室诸王仕官固不问南北，故于人数后更注明其中有诸王若干人，并录东晋之统计，以备参考。

1．尚书令（括号内为宗室诸王数目，下同）

2．仆射

①《宋书·文帝纪》十八年十一月以孟alt为尚书仆射，廿二年七月改左，廿三年正月去职。alt《宋书》无传，六六《何尚之传》：“孟alt字彦重，本昌安人，兄昶贵盛。”钱大昕据《武帝纪》平昌孟昶，昶族弟怀玉传平昌安邱人及《南史·谢灵运传》附见alt事，亦云平昌安邱人之文，谓尚之传“本”为“平”之误，安下又脱邱字，是也。故今列alt于北人。

3．中书监令

②贺循一人，未就。

4．侍中

③永初末元嘉初有侍中程道惠，《宋书》《南史》俱无传，据《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知是江州人。

5．吏部尚书

6．领护

④大宝承圣之际尹悦陆法和相继以湘东王命为护军将军，尹悦未详，法和《北齐书》三二有传，亦称不知何许人。

汉之初置刺史以六条察郡守，本非地方行政长官。其后刺史已成一州长吏，兼绾军民。东晋南朝非要州则单为刺史，不置军府，无都督等号。【118】扬州根本，畿甸所在，最为重任。荆州居上游，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119】雍州边虏，军事上之重要与荆州等，元嘉末文帝欲大举北讨，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120】此外诸州军府罢置不常，然国家财政端赖地方赋税，不立军府之州，经济上之重要固不少减。沈约谓：“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21】齐竟陵王子良上书称“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宋本作度，殿本误而。）所资，罕不自出。”【122】《陈书》二三《沈君理传》亦言：“是时（陈初）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扬州之富盛亘四代未变，不烦alt缕。然约又云：“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斯有未谛，如江、湘、广诸州亦未尝不关系国家财富也。《宋书》七四《臧质传》言质不咨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水经·赣水注》：“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子注：“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疑有误）因运出（全氏疑米字）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一二八胡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盖诸州产米以盆口钩圻为屯集之地，不属当州仓储，故臧质擅用构罪。【123】《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伯之为江州，谋叛梁朝，谓府州佐吏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又谓：“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陈书》二十《华皎传》皎为湘州，“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诏亦称：“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124】盖东土地狭民稠，仰给上流之粮食。《宋书》八四《孔觊传》觊弟道存为江夏内史，值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李慈铭谓升字之讹）将百钱。道存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令载还，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足与江湘二州粮运相埒者，广州商舶所入也。《南齐书》三二《王琨传》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南史》五一《萧励传》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万斯同《历代史表》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皆表东晋宋齐方伯，吴书于万书颇有增补，然亦不免夺漏。今参考二书；统计东晋宋齐州刺史中之北人与南人。东晋安帝时有州十六，宋元嘉三十年有州十七，齐明帝时有州廿四。梁陈置州猥多，梁武帝时有州八十六，陈宣帝时有州六十四。地或不敌前代一郡，刺史权限自不能与宋齐同日语，拜罢史书亦多不载。故万氏未表，吴氏止择梁大州十九陈大州十四为之表，今亦只就吴书统计之。梁陈之际又有所谓以刺史资为某官者，如黄法alt梁元帝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125】徐世谱除衡州刺史资镇（当从《南史》六七作领）河东太守，【126】陈拟绍泰二年除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127】陈详以青州刺史资为广梁太守，【128】华皎天嘉三年除新州刺史资监江州，【129】熊昙朗绍泰二年桂州刺史资领丰城令。【130】吴氏虽未之及，然本系虚号，非真除，故不计。梁陈地方区画既与宋齐相差甚多，刺史之任免又多不可考，不能州别为表，有当分别说明者，下文详之。

7．刺史

本文所称南朝疆境，大抵以淮沔为界，而未可拘泥。雍州北界诸郡如南阳、新野、顺阳等、宋、齐、梁虽或入北，而属南朝版图为久。诸郡人虽皆土著，侨人固视为同气，如南阳之宗氏，新野之庾氏，顺阳之范氏。【131】其地位俱不亚于侨姓之在王谢以下者，淮水南之义阳亦然。【132】故沔北诸郡人不能目为境外之荒伧，淮南之义阳亦不能与三吴人士齐观，视为南方土著。表中不称侨人，而用北人之名，庶能兼包此数郡也。

东晋尚书令与仆射尚有南人。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中，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其一。皆北人占绝大优势。齐高重张绪，欲以为右仆射，王俭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江左之用顾和陆玩为衰政。【133】《梁书》二一《张充传》作俭言：“东士比无所执，绪诸子又多薄行。”或传建元中朝臣尝以张岱拟右仆射，褚渊谓为过优，遂不拜（同上）。吴兴之沈文季为仆射，吴郡之张绪为中书令，文季以武功，绪以文采，皆仅有者，然绪终不得仆射，文季为仆射亦不免于王晏之戏也。【134】侍中吏部诸职南人稍多，江南人为之者亦伙，宋侍中南人十五，吴郡张氏五，吴兴沈氏四；齐侍中南人五，张沈各得二。此外诸官南人中之分配亦大抵张、沈两姓为多。《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邪？’谐之答曰：‘近世惟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他州更等而下之矣。

宋刺史中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一五，齐则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四五。然宋齐方镇往往用宗室为之，庶姓作扬州者目为特例，宋扬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十二人，齐八人中宗室占其七，皆无南人。宋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诏诸子次第居之。【135】临川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据荆州。【136】宋荆州刺史北人十六，宗室得十三，南人惟沈攸之一人；齐十四人中宗室得十三，无南人。宋高祖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137】故宋南徐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占十三人，亦无南士。惟湘、郢、交、广南服诸州南人较多。

南渡之初，吴人目北来者为荒伧，如陆玩言几为伧鬼，周alt称杀我者诸伧。迄齐时吴人犹习用此称，如丘灵鞠称“顾荣忽引诸伧渡”。【138】然晋宋之际以后，在南之侨人渐同化于江南土著，亦随而目宋以后南渡北人为荒伧焉。《南史》九《陈高祖纪》：“自晋宋以后经alt在魏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众。”《宋书》六五《杜骥传》：“曾祖耽避难河西……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上嘿然。”知坦言得实情，文帝亦无以革除此种习惯。王玄谟太原祁人，宋武帝临徐州时南归，孝武目为老伧。【139】宋明帝时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刘勔亦谓为荒伧远人。【140】其地位并吴人之不若。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苟非立军功，皆无由致高位，《南史》五十《明山宾传》：“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盖言其例外，然为刺史则可，以上所举中朝六官，晚渡北人不过一二见而已。

宋齐时侨人政府根基已固，无所惧于吴人，而三吴人才亦复不少。政事之美者如宋之孔季恭、孔琳之、沈演之、顾觊之、陆徽、齐之虞玩之、虞愿、沈宪、孔琇之等固无论，博学有文采如陆澄、张融之比亦往往有焉。当时侨姓甲族所贵尚者，风范仪态趋走应对也，南土高门亦不下于王谢，如张绪者袁粲称其有正始遗风，王俭且谓“过江所未有，北土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141】史言张敷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张氏后进至今慕之。【142】颜延之闻张镜与客语，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143】又如张畅声名远闻魏国，不唯“音韵详雅，风仪华润”；【144】临危处变亦有才干。元凶弑文帝，南谯王义宣举兵，“畅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袴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同上）。然终不能居权要，以王俭之赞扬张绪如彼，卒谓南士由来少居仆射，靳而不与。沈昭略为齐高帝所赏，谓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帝不欲违，一可其奏。【145】此其故何邪？狃于传统之政策与心理，以为吴人要不足与侨人并立也。大抵当时对侨人所求者宽，于南士则责望甚严。梁袁昂《古今书评》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146】虽是喻言，颇足代表侨人自视之态度。

侨人自尊心理之所以养成，与吴人之甘于卑下者，其故亦可得而言，请以语音一事明之。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之别，然侨人必谓中原语音为上，通儒如颜之推，犹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147】之推生南朝末年，长养于吴越之乡（侨临沂县在丹阳郡江乘县），自颜含随晋元过江，已下七叶葬在建业幕府山西。《家训·终制篇》犹谆谆以其父母旅葬江陵，未还建业旧山，遭梁室丧乱，绝于还望为念。是如之推者固与江南之关系深且巨，与中原关系浅，然对吴越语音犹有偏恶，则之推以前宋齐侨人士大夫之自尊与鄙视吴人心理从可知也。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江南土著虽有朱、张、顾、陆，迥不逮侨姓甲族之多。同为高门，侨姓复在吴姓之上，如《南史》八○《侯景传》：“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是梁世犹然。以少数之吴姓士大夫周旋于多数之侨姓士大夫之间，政治上与社会上地位俱在其下，势不得不草上之风，随侨人为转移。《宋书》八一《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此风自东晋已然，《晋书》七九《谢安传》及《世说·雅量篇》皆言安能为洛下书生咏，而《世说·轻诋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足见南人靡然向风，恺之不作洛生咏乃为例外。由是益促长侨人自高之心，而吴人在政治上终不获逞。南方土著扬南徐二州以外，他州人贵盛者更少，自宋齐两史所载计之，《宋书》惟有胡藩，邓琬，雷次宗（皆豫章南昌人），杜慧度（交址朱alt人），龚颖（益州遂宁郡人）。《南齐书》有胡谐之（豫章南昌人），李珪之（江夏钟武人）。未必诸州人才之少，在朝者拒人于千里外，不加援引耳。【148】

（二）梁

梁武帝时政策一变，吴人与伧荒咸得进用，由前所列表略可见中央官南人比例之增加。然刺史南人仅得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反不逮宋齐者，原因有二：梁世州多而刺史拜罢可考者少，此其一；其可知者又每不详籍贯，此其二。惟自姓氏推测，不详籍贯者十九非北人，可以断言，疑皆南方寒门，故未可据表谓梁代刺史南不逮北。中央官之用南士表亦未足以尽之，梁武进用南人乃在所列六官以外之中书舍人也。《梁书·武帝纪》载齐末上表陈：“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是非反对门阀制度下之政治者，然表中又云：“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其意已与前代全凭门第用人之政策异。即位之后，又屡有求材之诏，天监七年二月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职似与中正相重复，实则以中正所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故更立官遍搜求也。八年五月又诏：“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其时大臣亦能承顺风旨，如张缵大同二年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149】

自宋以来中书通事舍人已颇任寒门，宋文帝时之秋当、周纠，孝武帝时之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明帝时之李道儿、王道隆，后废帝时之杨运长、阮佃夫，齐武帝时之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莫非南土寒士。齐明帝尝谓：“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此辈五百人。”其取寒门者以此。《梁书》二六《傅昭传》：“齐明帝即位，引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势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与。”《南史》七七《恩幸传》：“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则宋齐世中书舍人已有擅权货殖者，然皆值昏主乱世耳。秋当【150】周纠诣张敷，敷即移床远客。【151】蔡兴宗传又载当诣王昙首不敢坐。《南史》二三《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齐武帝尝叹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152】逮僧真告帝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乃答以由江alt谢alt，我不得措此意。【153】知此辈虽任中书舍人，犹不能与士大夫之令仆比，人主遇之亦不稍假借。

梁武时则不然。《隋书·百官志》：“中书省通事舍人旧入直alt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籤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所举理由可与齐明帝之言并观，当否姑不论，然梁武喜用寒门之练达者，固确乎不易之事实。《梁书》三七《何敬容传》：“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盖梁世高门士大夫之不涉世务远甚于前代，【154】令仆虽甲族素望而权小，梁武用寒人为中书舍人，位卑而权大，有若真宰相，与前代中书舍人之专伺帝王喜怒，以货利为先者大相径庭矣。帝王欲引进寒人为亲信自难求之于畿甸以外，扬州侨人本不多（1.5％），南徐州几占其半（53.63％）数不为少，然侨人中高门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侨民尤尔。如扬州之淮南郡、南徐州之南东海、南琅玡、南兰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鲁诸郡，无一非活跃于南朝史上之侨姓大族麕集之地，于是土著寒门得进之机缘自较侨姓寒人为多，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所载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宝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于丹阳、会稽、吴兴诸郡，其明证也。故梁武非有所好于吴人，其拔擢寒门之政策自然招致此结果而已。梁武世吴人威权最重者莫若朱异，历官至侍中，皆兼中书舍人。史言其自周舍卒后代掌机谋，居权要三十余年。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从横敏赡，不暂停笔。【155】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是以先之。”【156】然异位止于侍中，殁后或启异平生愿得仆射，梁武乃破例为赠。《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所谓达盖指名位而言，庆之与药皆至方镇，于外官为极，然中朝固有位不显而握重权如异者在。中书舍人而外，南土高门亦有登显位者，如《梁书》三三《张率传》：“迁秘书丞，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刘孝绰传》高祖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秘书丞，是梁时此职至贵也。魏正光孝昌以后六镇叛乱，分为东西，北方极不安定。《北齐书》二四《杜弼传》：“高祖曰：……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加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当时北人慕梁室承平，南渡者多，武帝亦随才叙用，无所歧视。梁世大臣中宋以后其家始南渡者如夏侯详官至右仆射兼侍中，二子亶夔皆有名位。详谯郡人，齐明帝时入南，故武帝犹戏亶为伧人也。【157】韦睿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征之不应。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158】是韦氏宋末始南渡，然睿历官丹扬尹中护军侍中，与子放、正、稜、黯，孙粲及族弟忧，皆梁室重臣，不仅以战功显。明山宾平原鬲人，父僧绍隐长广郡崂山，淮北没虏，始南渡江。【159】梁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为昭明太子所重。阴子春武威姑臧人，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迁，家于南平。【160】累官刺史，入朝为侍中。刘峻平原平原人，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入桑乾，齐永明中得还。齐世求为竟陵王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梁世乃得进用。【161】其在梁时南来者，武臣如元法僧、元树、元愿达、王神念、杨华、羊鸦仁、胡僧祐、徐文盛、周铁虎，文士有崔灵恩、卢广、孙详、蒋显、宋怀方，皆天监普通间南渡，而神念子僧辩与羊侃尤伧人中之最见重用，关系梁室兴亡者焉。【162】

（三）陈

据前表所列，陈朝南人比例大增，中央官如侍中领护皆胜北人，刺史则北人不过当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尤为显著，然其余诸官仍北多于南者，囿于二百年来之门阀制度，不得不取高门任令仆之职，以伴食作点缀。侍中十九人中，宗室诸王占其十五，尚不足示南人向用之盛。领护十七人除诸王犹存十一人，诚至可注意。试窥此十一人之地域的分布，则孙玚吴郡吴人，杜稜吴郡钱唐人，章昭达、章大宝、沈钦、沈恪皆吴兴武康人，程灵洗新安海宁人，吴明彻秦郡人，任忠汝阴人，徐度安陆人，徐世谱巴东鱼复人。分布之广与前代迥异，其中旧族亦唯吴兴沈氏钱唐杜氏而已。此特陈氏用人普遍之一斑耳，今更从表以外推阐之。

陈霸先称太丘后裔疑不可信，可能原是侨人寒门，咸和土断为长城人，遂与南土寒素无别。《梁书》四六《杜龛传》谓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都不以之经心。且观其出身曾任里司油库吏传教等，可以想见其门户。以南土卑微，一旦为帝王，于侨姓高门固难骤除去之。且自梁以来政权久入南人手，王谢仅成傀儡，无待摧拉，惟吸引乡里以为羽翼则陈高祖先务之急也。陈朝所用以三吴一带人为多，此读《陈书》自见，无待罗列，兹止举数事足以窥陈高之用心者。《陈书》一二《沈恪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与同郡，情好甚暱。”又《胡颍传》：“吴兴东迁人也。……出番禺，仍自结高祖，高祖与其同郡，接遇甚隆。”又十八《沈众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受命，迁中书令中正如故。高祖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又三三《沈文阿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大抵未即位前所擢引也。世祖所信用之韩子高（会嵇山阴人）、华皎（晋陵暨阳人），皆南土寒人，此外如韦昭达、沈君理、骆牙亦莫非高祖叔侄之乡里故旧。高宗时仆射徐陵抗表让位于张种曰：“东南贵秀，朝廷亲贤。克壮共猷，宜居左执。”【163】二六《徐陵传》亦载陵让种事谓“张种帝乡贤戚”。陵东海郯人，侨姓高胄，种亦吴中甲族，与王俭张绪事比观，则侨人吴人政治上地位之进退可知矣！

陈高祖初年北逼强齐，以江为堑；西有北周后梁；南则萧勃据岭表，豫章之熊氏，临川之周氏，晋安之陈氏所在蟠据；东道自侯景乱梁讫未恢复，王僧辩诛后，杜龛、韦载以吴兴、义兴叛，任约、徐嗣徽复数引齐人渡江袭建康。而拥强兵不应命如王琳、留异、余孝顷者又比比也。版图小于孙吴，而危难远过孙氏。宋、齐、梁作家门时虽有司马休之袁粲辈起兵，皆顷刻即定，陈虽受禅于梁，敬帝所得而让者一空名耳，陈高祖固犹汉高光武之灭群雄而得天下，与宋、齐、梁之唾手移人家国者迥不侔也。故陈高祖于将帅之才最所措意，叛而复降穷蹙来归者无不收抚而善用之，其中又以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为多，请申论其故。

吴人不善战自南朝初年已然，宋高祖讨孙恩，海盐令鲍陋请以吴兵一千为前驱，高祖曰：“吴人不习战。”【164】袁淑谓：“南人怯懦，岂办作贼？”【165】《梁书》二一《蔡撙传》载贼寇吴兴，“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并请撙避之”。刘宋时中央军队已多吴人，见《宋书》八四《孔觊传》及八六《殷孝祖传》。大抵吴人不能战之原因有二：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166】“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167】在下者亦靡然向风，如《宋书》七六《宗悫传》称：“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重。”加以扬州最为南土膏腴之地，文化愈高，财富愈盛，其人亦愈怠于武事，此其一。刘敬宣讨孙恩，以骑趣其后，“吴贼畏马”，遂大败。敬宣又将鲜卑虎班突骑征卢循，循众见而畏之。【168】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将北讨，沈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169】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元嘉二十八年魏人归后求互市，颜峻谓互市之利在得马，然裁不十百，莫偿所失。【170】孝武帝初周朗上言教励民间养马，【171】孝建三年遂制荆徐等七州统内家有马一疋者蠲复一丁。【172】齐梁以后此制不闻，梁世士大夫乘马者视为放达，畏之如虎。侯景之乱梁百官不能乘马。【173】马少故不易争胜，因马少而又不服习，至于畏惧，此吴人不善战之第二因也。惟蔡兴宗说沈庆之起兵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174】乃故为悚动之词，未易可信。

宋、齐、梁南人立功名者有沈庆之、陈显达、陈庆之等，然皆偶出之人才，国家所恃将帅之臣每在雍州。雍州边胡，且多蛮左，虽属南朝版图，其风习实与北方为近。《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梁书》九《曹景宗传》：“我昔乡里（新野）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宋、齐、梁将帅如宗悫、宗越、蔡那、刘胡、张敬儿、宗夬、刘坦、乐蔼，南阳人；曹欣之、武念、曹景宗，新野人；佼长生、冯道根，广平人；张惠绍，义阳人；马仙琕，扶风人；张齐，冯翊人；康绚，华山人，莫不出于雍州。《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称玄谟“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中兵将【175】军领汝阴太守。时胡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曰：……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176】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盖亦有鉴于“东国之众”不足恃。梁武帝起兵时，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177】同时席阐文亦说萧颖胄曰：“江陵素畏襄阳人。”【178】荆、雍相去不远，犹所畏惧，江南可知。南朝起兵抗朝廷者，十九皆据雍州，良有以也。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谭金、裴叔业，宋、齐世荒伧之仅而见用者，皆由于武功。【179】

此就将帅言，至于士卒，则雍州以外，江北淮南间人江南目为楚子者，亦为南朝之斗兵。《晋书》九二《伏滔传》载所作《正淮论》，已称：“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宋书》八六《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又八三《黄回传》：“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犹江北）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又八七《殷琰传》：“〔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于阵杀〔杨〕仲怀，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南齐书》四七《王融传》：“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又五一《崔慧景传》：“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梁书》三二《陈庆之传》：“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梁北徐州治钟离。）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使庆之讨焉。车驾幸白下临饯，谓庆之曰：‘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江淮犹言江淮间。总括以上所述：宋齐以来将帅多用雍州人，间有晚渡荒伧。【180】梁时则雍州人与荒伧并用。士卒除雍州外，江北淮南兵最为劲旅，三吴之人无与焉。隋末王世充所将多楚人，史称其为江淮剽勇。陈时荆、雍入于北周、后梁，江北为齐所有，欲求南阳、新野骑射之士江北淮南善战之楚子何从可得，此陈高祖之所以必广为招抚，而尤留心诱致江、湘、交、广之人也。高祖作相时，徐陵代作《与北齐广陵城主书》有云：“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自乱离已久，人解用兵，女子无愧于韩彭，童儿不殊于卫霍，吴alt甚利，蜀甲殊轻，槊动风霜，弩穿金石。”【181】夸诞已甚，百世之下亦知其不然矣！

晋宋以来，江、湘、交、广诸州人不惟在朝者绝少，州郡僚佐土著亦鲜厕迹。梁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182】魏邢峦于梁天监四年上书宣武帝，论梁朝梁州事曰：“彼土民望严、蒲、杨、何，非唯五三族落，【183】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此出觇国者之口，理当可信，虽就梁州而言，江湘诸州可以推知。《梁书》三九《羊侃传》：“中大通六年为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交广土豪之叛乱尤莫可胜数，不具征引。非诚好乱也，长吏不善诱接而已。《梁书》一三《范云传》：“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陈书》三五《留异传》：“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州郡官与土著豪强之不相能如此。【184】惟交州偏远，长吏常用土著，如宋时杜氏之世制其地，【185】然亦不数觏。建康朝廷强盛时，不过偶有变叛，侯景之乱梁室崩溃，州郡皆各自为计，于是豪强竞起以求一逞。拥强兵，据乡土，建康、江陵之陷，士大夫逃窜避地者又往往入南依附之。【186】甚且如始兴王萧毅以临川让周续，沈巡以东阳让留异，宾化侯萧云以晋安让陈羽。【187】曩者畛域之见破除无余，益足以增其声势。陈高祖之勤加抚纳不惟取其力用，亦以成统一之业必先消灭此辈之割据也。徐陵代高祖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云：“昔缘王事，游践贵乡，日想山川，依然旧识。吾既恭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故乡如此，诚为衣绣；故人不见，还同宵锦。天涯邈邈，地角悠悠，言而无由，但以情企。……君之材具信美登朝。如恋本乡，不能游宦，门中子弟望遣来仪。当为申闻，各处荣禄。”【188】高祖曾仕其地，遂称广州为故乡，往复致其拳拳之意。又如即位后以晋安陈氏入属籍，皆曲求媚悦。大抵梁末因豪强所据之地而命之官，实与割据无异。故讨周迪符称“擅敛征赋，罕归九府”，讨留异诏亦谓“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才，绝望京辇”。【189】永定初使萧乾宣谕诸豪强，谓“建晋恃险，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190】高祖之政策先求褫其根本，故或征入朝，或移官他郡，俱不应命，乃加之兵，终高祖世未尽平殄。《周敷传》称：天嘉元年“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诏。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周敷独先入朝，故给鼓吹女伎，超致显贵，以激励其余。周迪以敷素出己下，遂举兵反。地方酋豪叛服不常卒见诛翦者，有豫章南昌之熊昙朗，临川南城之周迪，东阳长山之留异，晋安侯官之陈宝应，以及上文所述新吴之余孝顷。孝顷灭后即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亦所以求便于控制。此外诸州人见用于陈朝者，有侯安都、【191】侯瑱、【192】欧阳alt、【193】黄法alt、【194】徐世谱、【195】周敷、【196】皆州里豪族，侯景乱时起兵，为高祖所收接者。综上所论，南朝用人之政策宋至陈凡三变，虽各种人之向用有盛衰，其趋势则由偏倚而渐进于平均也。

乙　社会方面

（一）侨人一贯之政策及其成功

六朝门阀制度之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晋书》八四《杨佺期传》：“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载檀alt书有“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之语。《魏书》三三《公孙邃传》：“公孙邃睿为从父兄弟，而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虽就北朝言，实是南北共有之现象。故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晋书》七七《陆玩传》载：“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alt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侨人本不欲与吴人为婚，导用人既兼及南士，更思交相婚姻，泯侨旧之别。然吴人亦自有其族类之意识，导之计遂不行。迨宋齐时摒吴人于政治势力以外，于是侨人甲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皆高出吴人，可以自婚姻关系窥之。宋、齐、梁、陈皇后中之南北人如下表：

刘裕本侨姓寒门，兰陵萧氏亦非高门之首。【197】然为帝之后遂与王谢比肩。王峻虽有“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之言，【198】如孔熙先即以门胄虽华朝廷不与姻娶诮范晔，足见高门以结姻帝室为荣。陈朝姑俟下文论之，宋、齐、梁皇后皆北胜于南。齐之三南人中，其二为微时配偶。至于妃嫔，则列传中籍贯可知者，宋南人五，齐南人一，其余不识何许人者，自其姓氏推测，南人为多，而十九非高门。《宋书》五二《褚叔度传》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今观宋、齐、梁之尚公主及与诸王为姻戚者，有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殷氏、袁氏、河南褚氏、东海徐氏、济阳蔡氏、江氏、太原王氏、汝南周氏、高平郗氏、檀氏、河东柳氏、平昌孟氏、兰陵萧氏（宋世）、彭城刘氏、庐江何氏（齐世）、范阳张氏，皆是侨姓，而三吴高门无与焉。盖帝室固不愿以吴人母仪天下，而吴之高门亦不能破除“非类”之成见，屈为帝室妃嫔也。梁时南士进用，而皇后中无南人，亦无尚主及与诸王婚者，是以知用人政策因帝王意旨与时势所趋，南北渐平等，社会上地位因限于盛行之门阀观念，朱张终亚于王谢。易言之，即吴人社会上之地位影响其政治上地位，而政治上地位虽高，不能增进其社会上地位。《南史》八○《侯景传》载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梁袁昂《古今书评》谓：“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199】“南江士大夫”指湘广诸州人而言，于时文化较低落，社会地位更不如吴人，故虽仕宦而被“寒乞”之讥。若与昂谢家子弟【200】纵复不端正爽爽有风气之言相比较（见前引），知南人在社会上地位终难与侨人竞争。《南史》四九《庾荜传》：“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时〔梁〕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官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201】在门阀制之下，门地卑寒者虽已臻贵显而不能列于士流，亦犹南人虽握政权，其甲族尚不能比肩王谢，联姻皇室也。

今更考帝室以外之婚姻关系，惜当时人所撰《中表录》等早已亡佚，殊难尽晓，然除史传明记者外，如言某某为甥舅、外兄弟（姑之子）、内兄弟（舅之子）等，亦足据以知两家之关系。姑本正史中可考者，排比重要大族相为婚姻者如下。殊未能穷尽，然亦足窥其大要也。【202】

表　一

此侨姓大族之相为婚姻者也。此外有求娶而未果者，如高平檀氏之于济阳江氏，【203】东海徐氏之于济阳江氏琅玡王氏。【204】拟嫁而未遂者，如济阴卞氏之于陈郡谢氏。【205】吴人自为婚姻之可考者如表二。侨人与吴人相婚可考者綦少，如表三。

表　二

①《梁书》一三《沈约传》约与张稷为婚家。

表　三

②《宋书》七四《沈攸之传》子文和尚齐高帝女，时在宋世。

③《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妻王锡女。

④《宋书》九三《戴颙传》张邵与颙姻通。

⑤《梁书》二八《韦放传》子娶张率女，女适率子。

⑥《梁书》四三《江子一传》朱异为其姑夫。

吾人不能以可考者少遽断侨人高门与土著高门相婚者鲜，然表一、表二其间两族婚姻关系大抵数重已上，表三皆只一见，宋、齐、梁百三十余年止得此数事，其比例视侨人吴人自相婚姻者若是其少，不大可注意耶？窃疑朝廷虽未尝禁侨旧相婚，高门实多保持其偏见。民间亦偶有固执者，如《陈书》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也。……元规八岁而孤，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alt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此梁初事。）“非类”之云当是用左传“神不歆非类”“非我族类”之语，前引《晋书·杨佺期传》称“婚宦失类”，类皆指种族言，非谓门户高下，元规盖以侨人鄙刘氏土著耳。

陈室微时婚娶多南人，高祖章后、世祖沈后及高宗初娶钱氏皆出吴兴。高祖从妹妻吴兴钱道戢，【206】长女适钱蒇，【207】疑亦吴兴人，皆梁世事。受禅后公主下嫁北人者有彭城到氏，【208】济阳蔡氏。【209】凝传称太建中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知侨姓甲族之社会地位崇高如故。陈氏南土寒门，故公主亦不尽择三吴甲族，如留异（东阳人）子贞臣尚世祖长女丰安公主，【210】侯瑱（巴西人）子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211】《蔡凝传》：“高宗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从“帝乡旧戚”之语观察，钱肃当是钱道戢等一族。陈氏南人，又出寒素，故虽是皇室，不能如刘萧之跻而与王谢为伍。帝王之尊不能自增进其社会上地位，钱肃虽尚公主，亦无益于钱氏之门荫，则侨姓犹在吴姓之上可知。此宋以来社会方面抑制南人政策之结果，积重难返，南人贵为帝王而不能移社会之习俗，谓为侨人政策之成功固无不可也。

（二）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

复次，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相互影响同化，请再以语音一事证之。《宋书》五一《长沙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又五二《庾悦等传论》：“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南人指江淮间曰楚已见前，彭城项羽所都，故亦称楚。两传于楚言咸若不慊。《梁书》四八《卢广传》：“范阳涿人。……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词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灵恩传云：“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梁世伧人来者既多，民间对学问之士亦颇礼敬，不复隔阂，惟终歧视其语音。《陈书》一○《周铁虎传》亦称铁虎“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袁昂《古今书评》：“施吴兴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212】是南人（包括侨人与土著）对于伧楚语音之不满，百余年间如出一辙。然有不可解者，所谓“楚言”即北方语音，而宋高祖兄弟累叶江南未变之楚言，又明系东晋初渡江时侨人之语音，未受胡语影响者。《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据唐写本补之字）事，人人（据唐写本补下人字）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此西晋初年事，从洛阳言，王敦之楚音自是田舍鄙俚。然渡江以后，侨人既以中原为尚，一切皆北胜于南。保存达百年未变之楚音，自当为侨人所贵，何以仍如西晋时之对楚音表示轻鄙？此其一。侨人语音即来自中原，虽晋宋以后中原语音渐杂胡语，亦不至相悬已甚，何以梁时对伧人语音如是之憎恶？此其二。窃谓一言以蔽，侨人同化于吴人耳。大凡异族因杂居与杂婚关系，最易同化。况侨人南人本非异族，士大夫中通婚虽少，然非绝无；民间固有如王元规者，似属少数，侨旧终不免于相为婚姻。自东晋至梁末，杂居二百余年，无论侨人吴人如何保守，无形间之影响同化乃意中事。南境诸州中，扬州人口最多，而侨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余人之百分之一点五。【213】故扬州虽为侨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数侨人实最易为绝大多数之吴人所同化。颜之推已言“南杂吴越”，吴越即南朝扬州之境。盖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型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214】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之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种特殊语音视扬州闾里之纯粹吴语固异，视百年未变之楚言亦自不同。宋高祖世居京口，南徐州侨人最多，占全州人口四十二万余人之百分之五三点六三，与扬州迥不相侔，此高祖所以能累叶保存其楚言也。此种特殊之混合语音初形成时，盖在东晋末年，故当时始以宋高祖兄弟之楚言为异。逮混合达百余年后，北方语言又杂胡语，【215】梁世南人遂不论侨旧俱目伧楚语音为鄙拙矣。袁昂书评所以独引扬州人为喻者，固以扬州都城所在，人物最为冠冕，以喻伧父之外貌。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要之，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语音特其劣可得言之一例耳。

梁世伧人南渡者多，政府复以含弘为策，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亦益甚。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内百姓中侨旧之别渐消灭，即客观地北人吴人之区别亦远不如昔者之严。如羊侃，太山梁父人，父祖皆仕魏，大通三年归梁。《梁书》三九《羊侃传》：“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元〕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又胡僧祐南阳冠军人，少仕魏，大通三年归梁，复陷于北，中大通二年又得归。自南人视之，固荒伧无疑，然僧祐与侯景将任约战，约呼之曰：“吴儿何为不早降？”【216】皆足证其时在南即为吴，在北即为虏，吴虏之别为相对而非绝对矣。

第三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一般分子

上文以政治与社会为中心，论南朝如何对待境内各种人中之特殊分子，此节拟探讨其统治一般分子之政策。然举凡有关地方之制度莫非对一般分子者，其间无特殊用意之可言，故不复论，只论对于侨人及蛮人之政策。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不外乎政府之统治的设置与人民对政府之负担，今就此两点分述之。

甲　土断侨人政策之失败

东晋立侨州郡县以处北来流民，居南境而不著籍。自后逐渐画实土为侨郡县境，散在各地之侨人未有实土者，土断为当地编民。又有所谓双头郡县者，侨人既无实土，又不土断，仍存其郡县旧名，寄治于实郡县，即以实郡太守兼领寄治之侨郡。【217】政府之征租税必以户口册籍为根据，而册籍之制造又以人民安土定居为前提。东晋初年侨民既以匡复中原为念，不愿著籍南土，而散居四境，无簿籍可稽。孝武帝时范宁上疏称：“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栢，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218】盖渡江以后政府为劳徕计，既无簿籍，遂不加租课于不著籍无实土之侨民。《陈书》五《高宗纪》：“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预。”东晋之初疑即如此。然不著籍之侨民日渐繁殖，逮东晋末叶其数目虽不可知，大有影响于国家财政则无疑。此桓温所以行土断之法也。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之庚戌土断未能尽断境内侨人，五十年后，安帝义熙九年【219】宋武帝复请土断，表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讫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既财阜国丰为庚戌土断之结果，足见宋武请行土断之最大目的亦在充实国家财政，王化未纯民瘼犹在特其托词而已。观《谢晦传》称“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知诸州咸愿人民断入己境也。义熙土断固未能尽，而义熙九年以后，北地犹陆续有流民入南。宋孝武帝即位之初，周朗上书请土断。【220】《宋书》七六《王玄谟传》亦称：“〔孝武时〕雍土多侨寓，玄谟请土断流民。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罢之。”【221】今考《州郡志》，雍州所领新野、顺阳、京兆、扶风、河南、广平诸郡皆有大明土断所立之县，《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初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敬儿至郡，复还冠军。”是玄谟传罢之云者当系暂罢，终复行之。冠军、舞阳同属南阳郡，犹被土断，则侨民可知，当以《南史》为是。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又诏申土断之制。齐高初年土断郢、司、豫、南兖诸州流杂。【222】载籍可考之最后之土断在陈世祖时，《陈书》三《世祖纪》：“天嘉元年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上距兴宁二年凡一百九十六年。晋宋之际犹视土断为暂时之计，故宋武上表称：“请准庚戌土断之科。……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所以能易。”宋末对土断之态度已不然，元徽元年诏称：“宜式遵洪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223】

历次土断之区域不可尽知。《宋书》二《武帝纪》：“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盖刘裕北来而寓晋陵，京口起义及佐命诸臣亦十九隶籍徐、兖、青三州。宗室诸刘而外，如刘康祖刘毅皆彭城人，刘穆之、童厚之、臧熹兄弟皆东莞人，刘蔚兄弟临淮人，刘粹沛郡人，皆徐州也。檀韶兄弟叔侄高平人，魏咏之兄弟任城人，皆兖州也。孟昶兄弟孟怀玉兄弟平昌人，则青州也。外戚如孝穆赵后下邳人，孝懿萧后兰陵人，武敬臧后东莞人，皆属徐州。刘康祖、刘穆之、刘粹、檀氏兄弟孟怀玉兄弟史皆言其世居京口，《世说新语·企羡篇》言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徐羡之东海郯人，《晋书·地理志》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是羡之亦隶籍京口。此外刘裕从龙诸臣大约亦多居晋陵郡地。故晋陵独异于他郡，以示优异。《通鉴》一一六文同《宋书》，胡身之注：“徐、青、兖三州都督率治晋陵，故难以土断。”都督本非官名，若谓刺史，亦无治晋陵之事。疑胡氏误以《晋书·地理志》“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之广陵为晋陵，遂强为之说耳。南徐州侨郡县最多，居晋陵、义兴诸郡未土断不著籍者盖亦不少，故梁天监元年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224】义熙九年以后南徐州未土断之侨民当亦“唤订一无所预”，然《宋书》六孝武帝孝建元年纪有“是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之文，则宋孝武以后梁天监以前南徐州不著籍之侨人虽未土断，已与旧民同输租课，梁武特土断之使名实相副耳。【225】《魏书》七八《张普惠传》：“〔正光末，梁武帝普通中〕出除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证梁世虽别郡异县人相杂居，对国家之负担似无轩轾。惟难绾摄，易生奸盗，故普惠并省后民以为便，与前世畏纳租税而不欲土断者异矣。

南朝土断终未彻底，不如北朝之整齐画一者，其原因在户籍制度之疏密，而户籍制度又视乡党制度为转移。北魏初惟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孝文初李冲请立三长，始“混天下为一法”。北齐北周皆师其意，虽单位组织互有不同，其制度之绵密整齐无异。魏孝文延兴三年已诏使者巡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太和五年班户籍之制五条。十年立三长，因定民户籍。十一年又诏精检户籍，勿令遗漏。十四年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226】是既有定制，复时加督促，魏氏盛时户籍盖少隐漏。北齐遂不然。《隋书》五五《乞伏慧传》：“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又五六《令狐熙传》：“〔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盖高齐虽承袭北魏制度，而政治窳败，不能推行督促，以致此也。南朝乡党闾里本无绵密之规制。《宋书·百官志》县令下云：“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其余（丞尉以外）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据休文所记，似宋时犹保存汉代之乡党制度者。《通典》《通考》俱沿袭此文，颜曰“宋制”。而谓宋诸乡官“所职与秦汉同”。顾炎武《日知录》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为注脚，亦认汉代百家为一里，宋又沿汉制。其实《宋志》中所载汉制根本不存在，更无遗留或施行于宋代之理，杜、马、顾诸家皆为休文所误耳，昔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1936年4月23日见《大公报·图书副刊》）已略有论列，明《宋志》所载决非宋制。宋代制度十九沿晋之旧，如于乡党闾里有规定组织，亦当用晋制，无越司马氏而上法秦汉之理。若然、斯为刘氏创举，制置始末不容无闻。休文误信司马彪汉代百户为里之说，【227】遂排比组成一系统，于《百官志》中备一格。然下文又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是休文亦明知宋代未尽沿用其所谓汉制者。乡官众职即或有或无无定制，则宋代未尝普遍地系统地施行乡党制度，【228】盖无疑义。自杜君卿迳认《宋志》“汉制”二字下所排列之系统为“宋制”，后人遂习焉不察耳。《南齐书·百官志》及《隋书·百官志》所纪梁陈制度，皆无乡官。休文齐梁时人，其时果施行汉代乡党制度者，即使非尽汉人之旧，休文亦不应毫未省察，至漫合《百官表》与司马彪之说，构成极不合事理之系统也。晋时乡党制度本不严密，渡江后当已破坏无余。朝廷为侨人计，不加整顿，以求恢复。其后虽屡行土断，而不先从建立基本之乡党制度入手，欲土断之普遍彻底，庸可得乎？

复次，南朝于乡党闾里虽未尝推行严密之制度，地方犹间存前代组织之面目。惟既不普遍，复无统系，不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更无补于整理户籍耳。《宋志》所谓各有旧俗，或有或无者，即此类也。如《宋书》四一《孝穆赵后传》于兴宁元年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一○○《自序》称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乡里之称犹仍旧制。【229】里下又有村，有伍。《宋书》九一《郭世道传》：“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又五三《谢方明传》：“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又九一《蒋恭传》：“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又一○○《自序》：“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民，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又五四《羊玄保传》：“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又六四《何承天传》：“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即当纠言。”南朝乡官之可考者，如《南齐书》五《明帝纪》载建武元年诏：“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梁书》二《武帝纪》载天监十七年诏书：“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又二二《安成王秀传》：“及至〔江〕州，闻州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此类最下层之乡官所以抑制奸非。宋孝武时周朗上书称“欲为教者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一师”，【230】盖师古者乡党制度之遗意，惟朗乃求教化之普及，亦非从整理户籍着眼。齐高梁武时，虞玩之沈约皆尝上书论版籍，归纳其言，当日弊端有二：漏籍与改籍是。漏籍者逃免赋役，改籍者冒入仕流。沈约为矫改籍之弊，请严断货贿，取明谙流品者用晋籍及诸姓杂谱相雠校，以绝诈伪。虞玩之谓漏籍由于“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231】故请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别置校籍官。限一日得数巧，至永明八年卒以繁碎而罢。皆不知正本清源当首立严密之乡党制，层层检核，然后户籍之编制为易，而弊端可绝也。

乙　对蛮俚等之漠视

宋齐于多蛮之地立左郡左县已见前，复有校尉护军都护等专司镇慑讨伐，通四代废置不恒。校尉大抵用所治地之刺史兼领，惟南蛮校尉晋及宋多别以重人居之，至齐始以荆州刺史兼领。【232】《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载“赵惔为宁蛮校尉寻（当作襄）阳太守”，乃义熙中事，宋以后无以太守领校尉者。南蛮校尉治江陵，宁蛮校尉治襄阳，安蛮校尉治豫州，【233】三巴校尉治白帝，【234】平蛮校尉治益州。【235】府皆置佐史，与州府同，亦有出州府之外者，如南蛮府有定蛮长。【236】南蛮府资费之多至岁三百万，布万疋，绵千斤，绢三百疋，米千斛。【237】南蛮府所领兵别有兵籍，【238】其数不可考。然《通鉴》一二八载宋孝建元年罢南蛮校尉后，“迁其营于建康”。【239】《水经·江水注》：“自此（公安县油口）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为数必不少。镇蛮安远等护军，加于庐江、晋熙、西阳、武陵诸郡太守。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都护，以镇遏蛮俚，专征讨之。【240】《齐志》越州下称宋泰始中陈伯绍为西江都护，则宋时已有此官，惟梁末以后南服多事始渐要重。陈高祖于梁太清元年除西江都护高要太守，是都护在校尉之下，与护军之称处略等也。

《宋书》九七《蛮传》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又谓：“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盖蛮俚供输未有定制，大体以米谷为主。《宋书》九三《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又一○○《自序》沈亮元嘉末为南阳太守，“边蛮畏服，皆纳赋调”。《南齐书·豫章王嶷传》：“沈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梁书》十七《张齐传》：“于益州西置南梁州……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蛮人颇以田作为业，故能出米，如《宋书》七七《沈庆之传》称“蛮田大稔，积谷重岩。……自冬至春，因粮蛮谷。……〔获〕米粟九万余斛”。《梁书》三《武帝纪》：“大同八年二月，于江州新蔡高埭立颂平屯，垦作蛮田。”皆其证也。《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载建康民汤天护商行入蛮，四○《鱼复侯子响传》载令内人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以交易器仗。是蛮人且知商贾之事。

对于降附蛮俚之处置，惟有就其地设左郡左县。亘宋、齐、梁、陈四朝，移徙蛮民之记载止一见而已。《宋书》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七月，雍州刺史武陵王讳（即孝武帝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七七《沈庆之传》亦载此事云：“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然纪传中从不见以蛮兵供战阵，惟《宋书》四一《文帝袁后传》：“大明五年世祖……又诏……外戚尊属不宜作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刘敬叔《异苑》【241】六：“南平国蛮兵在姑熟，便有鬼附之。”南平国在荆州江陵江南岸。敬叔宋初时人，似取蛮人为兵不自元嘉始。疑其数极少，而政府又不以之任征讨也。盖侨人自谓衣冠上国，三吴犹所鄙夷，遑论蛮俚？加以戎狄乱华之后，中原人避地江南者于外族远之惟恐不及。《宋书》三一《五行志》：“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入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儿者，然后知其讹言也。”盖南人畏惧蛮夷，不愿其徙居内地。且以宋朝论，多蛮俚之雍、郢、湘、广等皆土旷人稀，【242】扬、南徐、南豫则地狭民稠，扬州尤甚，如会稽郡山阴一县即三万户，故孔灵符表请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alt三县。【243】豪强侵占，亦在扬州。《宋书》五四《羊玄保传》载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鶹alt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244】盖会稽全实，民物殷阜，故豪右及幸臣于山湖多所封略。【245】即朝廷有意徙蛮俚于扬州，亦势所不行矣。

朝廷既不徙蛮俚于文化较高之地域，而对南方诸州亦毫无开发教化之政策，可以自地方长吏之任用证成此说。当时京朝官品位虽高，而禄力远不及地方官之优厚。《宋书》四六《赵伦之传》：“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伦之尝为雍州刺史，《百官志》刺史领兵者四品，护军则三品也。《宋书》七五《王僧达传》：“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及为护军，不得志……以为吴郡太守。”仆射护军皆第三品，南蛮第四品，太守第五品。护军不得志而出为太守，其间优劣固不以官品为准，梁武帝亦尝言：“荆州长史南郡太守皆是仆射出入。”【246】盖州郡官于俸禄以外受纳甚多，皆视陋规为当然，《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臣谓宜使……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捐公侵民一皆止却。”《南史》五七《范云传》称云齐世为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俸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又七二《何思澄传》，父敬叔齐长城令，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急牓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余斛，他物称是。又五二《梁始兴王憺传》天监中为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憺至州停断严切，百姓以苏。守宰资力富盛，于是家贫者竞求为郡县，朝廷亦以是为恩泽，而江、湘、交、广诸州长吏此类尤多。如宋萧惠开妹与女将适诸王，发遣之资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247】齐明帝以王晏须禄养，出为江州刺史。【248】檀珪求禄，王僧虔以为安城（当作成）郡丞。【249】卞彬家贫，出为南康郡丞。【250】王僧虔为王缜乞郡启称：“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251】王僧达上书称：“东郡奉轻，西郏（当即陕字）禄重。……乞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252】何昌寓母老求禄，出为湘东太守。【253】蔡祐家贫，文帝以祐子为始安太守。【254】梁武帝谓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乃出为始兴太守。【255】刘勔家贫，出为广州增城令。【256】宋孝武谓张融殊贫，当序以嘉禄，出为封溪令。【257】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258】内官坐事左迁，亦往往谪为诸州守宰。如宋王钊忤建安王休仁，出为始兴相。【259】蔡兴宗以事除交州新昌太守。【260】何长瑜忤临川王义庆，出为南海增城令。【261】徐爰既贬交州，又诏特除广州统内郡。【262】江淹忤建平王景素，黜为建安吴兴令。【263】可见朝廷对江、湘、交、广等南境诸州百姓全无子恤之心，遑论教化。抑尤有甚者，《南齐书》四○《竟陵王子良传》永明初上疏称：“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实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子良南齐之贤王，乃为省中朝资奉，不惜调补勋人为广越诸州守宰，又利用其不遵王宪而弹斥减削之，其视诸州人民诚草芥之不若矣！《南史》七○《郭祖深传》祖深述梁时弊政：“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前后如出一辙。自非求禄养与被黜迁宦者，皆不愿南行。《宋书》九二《阮长之传》元嘉九年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南齐书》五二《丘巨源传》称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梁书》一六《王亮传》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皆其例也。唐初马周上疏曾谓“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是南朝之弊至唐初犹未革矣。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
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南齐书》五二《丘灵鞠传》：

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改正员常侍。【264】

说者或谓江左五朝侨人当政，南士恒被排抑，故灵鞠作此愤慨之语。或谓骁骑将军初非寒贱之职，特以灵鞠不乐武位，故而愤激。实则自晋元渡江，侨姓门户已成。丘氏虽为吴兴著姓，而位望终不得与侨姓比，遂出怨词。犹是门第之争，非尔时南北人士有互相排斥之事也。【265】一良之意窃以为此段传文可论者盖有三事。第一问题为丘灵鞠出此愤词之原因，第二问题为南朝国子祭酒与东观祭酒之用人，第三问题则“不乐武位”究是灵鞠个人好尚，抑当时文武官位果有重轻也。兹依次述之。

陈寅恪先生尝谓丘灵鞠明言顾荣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一若确有人阻其宦途者。一良细绎南齐史书，灵鞠之改官虽未必由于南北人之相争，当时江南“士子风流”之途辙实为北人所妨害，而灵鞠意中之人与事或竟能指实，试引申论证之。《南齐书》一六《百官志》：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266】

又云：

总明观祭酒一人。右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

《宋书》八《明帝纪》：

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267】

《南齐书》二三《王俭传》：

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是岁省总明观（据《武帝纪》省于五月），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268】

总明观之设原以代替国学，赓续学术工作，而规模较小。其性质以研究编纂为主，而非教育国子之地。故无博士助教，而置学士书令史等。永明三年一旦复立国学，即废总明观，而学士馆者，又为总明后身也。观废于永明三年，灵鞠之由祭酒领骁骑在二年。二年以后废观以前何人为祭酒史文不载。窃疑当时已定废观之计，遂预除灵鞠他官，实无人夺其祭酒也。

然则丘灵鞠愤慨之词乃为无的放矢乎？曰：否。灵鞠确有所指，盖怒王俭之代张绪拜国子祭酒也。《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世祖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明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269】

不言何年罢国子祭酒。更考《南齐书·王俭传》言二年领国子祭酒后，三年又言领国子祭酒。似嫌重复，甚不可解。《南史·王俭传》言“永明二年领丹阳尹，三年领国子祭酒”。省去二年领祭酒之文。《通鉴》永明三年省总明观条称“时王俭领国子祭酒”，不著俭拜官年月。《册府元龟》三三一《宰辅部》退让二载俭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案《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永明〕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兹望实。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270】

知俭之拜国子祭酒确在永明二年。唯国学之复建《南齐书》三《武帝纪》九《礼志》上皆系于三年五月，《通鉴》一三六同。任彦昇于二年下言国学初兴，是当时已有复兴之议。王俭二年拜国子祭酒，犹未复国学。三年国学建，俭仍总其事，故《南齐书》再书之。《南史》省去二年一节，便为疏失。张绪王俭之间，不见他人拜祭酒之记载，盖俭即代张绪。绪东南胄望，早有令名。袁粲称其正始遗风。宋末王俭尚为东宫舍人时，绪已为侍中吏部郎，参掌大选。俭卒于永明七年，年三十八。《南齐书·绪本传》记永明七年事后即称“卒时年六十八”，疑亦卒于是年。是绪之年辈远在俭上，俭乃取而代之。丘灵鞠适于是年由总明观祭酒改领骁骑将军，武职非其所乐。复睹南士张绪为诸伧王俭所抑，兔死而狐悲，遂有此愤悒之语矣！《艺文类聚》四六《职官》二祭酒条有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当时习俗拜官高者必上表让，【271】固未可据此论仲宝之意向也。

王俭之好抑南士又有数事足资证明。俭目张绪为“北士中觅”，然太祖欲用绪为仆射时，俭犹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而称陆玩顾和之任仆射为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272】《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云：

上〔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耶？”谐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273】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274】

胡氏虽为溪人，乃豫章望族，胡藩立功宋室，与谐之父翼之皆曾为州府征辟。观史文武帝询以江州有几侍中之言，知俭所以意更异者固非狃于门第高下之见，而系南北畛域之别矣！四四《沈文季传》云：

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

据《宋书·百官志》，前军将军第四品，中书侍郎第五品。然中书郎特为美职，【275】非前军之比，不必进班秩始为升。此亦王俭抑压南士之又一例也。至于世所习闻之老子与韩非同传一语，则兼地域门第两事而言。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侨居晋陵，遂土断为晋陵南沙人。加之出身县吏。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自非俭所屑与比拟。敬则自称“南沙小吏”，明言渠与王卫军不唯有南北之异，且有士庶之别也。

王俭年二十八即为齐台右仆射领吏部，又尝学问，故不可一世，以谢安石自况。不独以人地兼美骄南士，且以学问自豪。如陆澄为太祖诵《孝经》，自仲尼居起。俭讥其博而寡要（俭本传）。《南齐书》三九《陆澄传》又云：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其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

《丘灵鞠传》云：

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

皆足以见当时南土文人之不喜王俭。“妨我辈途辙”一语确凿言之或为张绪事而发。泛而论之，亦未始不由于俭之以学问骄人，致招反感也。

王俭永明二年拜国子祭酒，七年终于此职。《南齐书·张绪传》云：

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光禄师中正如故。【276】

盖世祖始终属意张思曼，故王俭一死，吏部拟授子良，而世祖欲用张绪情见乎词。张绪“素望甚重”，永明初已曾为祭酒，此时复畏物议者，正是王俭一流抑压南士之侨姓高门所造成也。萧氏淮南楚子，原非中原甲族如王谢之比。故齐武帝对南士与寒门初无成见。唯侨姓高门专握政权，社会上复有牢不可破之势力，虽帝王亦无如之何。《南齐书》五六《纪僧真传》：

丹阳建康人也。……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南史》三六《江alt传》：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alt谢alt，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alt，登榻坐定，alt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277】

又如徐爰有宠于宋文帝，文帝命王球与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以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帝改容谢之。【278】梁世王峻谓始兴王憺：“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279】齐世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庾荜不用。【280】皆足以见侨姓高门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势力，帝王虽为统治阶级，反无能措意。正可与齐武欲用张绪而畏物议之事比观。侨姓之中门第复有高下，其门阀低者反易为帝王所吸引。如王俭与王晏同是琅玡王氏，而高下迥殊。晏祖弘之少孤贫。【281】齐明帝诛晏，下诏称其“闾阎凡伍，少无特操”。晏初得班剑，谢alt谓之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惮之。【282】晏尝戏沈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以“琅玡执法似不出卿门”。【283】皆是晏门第低下之证，盖犹不逮乌衣诸郎。而《南齐书》四二《晏本传》称：“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284】其中消息不难窥见。要之，侨姓高门之势力固不假帝王而存在。明乎此，而后知南朝虽数更王室，高门甲族仕宦无替，初不以易姓为耻者，固自有其理由矣。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六○王俭首创逆谋条谓王氏世以君国输人，又言俭谄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似皆未达一间也。

晋元渡江依人国土，于南士不得不抚慰登庸，收通力合作之效，以巩固北来之政权。逮宋齐两代侨人势力已成，无待取悦南人。于是南士在政治上遂失其地位，反不若江左初年。王俭张绪丘灵鞠正是此期之代表。降至梁陈则侨人南渡已久，与南人沆瀣一气，侨旧之别渐泯。陈朝皇室复是北来寒门，土断为南人者，南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遂大露头角焉。一良昔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已申其说。并就中央及地方之高官，论南北仕之途之大略，窥其消长。兹再就国子祭酒一官之用人，阐明此旨。于以知丘灵鞠愤慨之词近则激于王俭之代张绪，远则实为东晋渡江以来南土儒学之士作不平鸣也。《晋书》九一《杜夷传》：

庐江灊人也。……〔元帝时〕又除国子祭酒。【285】

同书三七《彭城穆王权附孙alt传》：

〔元帝即位〕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同书七八《孔愉传》：

会稽山阴人也。……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三《袁瓌传》：

陈郡阳夏人。……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同书四四《华恒传》：

〔平原高唐人〕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八《颜含传》：

琅玡莘人也。……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加光禄勋。

同书七八《丁潭传》：

会稽山阴人也。……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同书八三《顾和传》：

〔吴郡吴人也〕……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即位……迁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四九《阮裕传》：

〔陈留尉氏人也〕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并无所就。

同书五六《江虨传》：

〔陈留圉人也〕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

同书九四《戴逵传》：

谯国人也。……孝武帝时……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

《宋书》一四《礼志》一孝武帝太元初有国子祭酒殷茂。据《晋书》八四《殷仲堪传》，茂为仲堪叔父，是亦陈郡人。东晋国子祭酒可考者十二人之中，北人凡九，未必皆侨姓高门。南人占其三，且皆在成康以前，即晋元渡江三十年之内也。元帝太兴元年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286】王导劝元帝优礼顾荣贺循纪瞻周alt以招徕南士。【287】孔愉顾和等之见用盖亦由于此矣。

刘宋一代国子祭酒之可考者，《宋书》五九《殷淳传》：

〔陈郡长平人〕父穆……及〔宋高祖〕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六○《范泰传》：

〔顺阳人〕【288】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时学竟不立。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

同书六六《何尚之传》：

庐江灊人也。……刘湛欲领丹阳尹，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湛诛，迁吏部尚书。……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

元嘉二十年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三《沈演之传》：

〔吴兴武康人〕〔范〕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

同书七三《颜延之传》：

琅玡临沂人也。……〔元嘉中〕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

同书五四《羊玄保传》：

太山南城人也。……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

同书七九《庐江王祎传》：

大明二年……又出为南豫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七年进司空，常侍祭酒如故。

东观祭酒可考者得二人，《南齐书》三四《王谌传》：

东海郯人也。……还为尚书左丞。寻以本官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

同书五三《虞愿传》：

会稽余姚人。……〔宋末〕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建元元年卒。

十人之中南人止占其二。羊玄保与羊耽羊衜昭穆不可考，盖系远属。故羊氏西晋之世联姻帝室，惠帝羊后自称高门。【289】叔子又有名德。而泰始中诏书称羊玄保兄子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290】“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本传语）。亦得领祭酒，丘灵鞠之愤慨不亦宜乎？

萧齐国子祭酒可考者张绪王俭竟陵王子良外，犹得四人。《梁书》五一《何胤传》：

庐江灊人也。……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291】

《南齐书》三九《陆澄传》：

吴郡吴人也。……寻领国子祭酒。……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

同书四三《江alt传》：

济阳考城人也。……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

《梁书》一三《沈约传》：

吴兴武康人也。……〔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

东观祭酒可考者，丘灵鞠外有刘alt。《南齐书》三九本传：

沛国相人。……拜彭城郡丞。……上〔太〕祖又以alt兼总明观祭酒。

九人之中南士得其四，比例较之各朝为胜。然张绪为王俭所抑，陆澄沈约之拜皆在俭卒后也。

梁代国子祭酒可考者独多，得十三人。《梁书》一六《张稷传》：

吴郡人也。……高祖受禅……为侍中国子祭酒，领骁骑将军。

同书三一《袁昂传》：

〔陈郡阳夏人〕天监七年除国子祭酒，兼仆射如故。……普通三年复为尚书令……未拜，又领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张充传》：

吴郡人。……〔天监中〕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左卫将军祭酒如故。

同卷《蔡撙传》：

济阳考城人。……〔天监中〕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

同书二七《明山宾传》：

平原鬲人也。……普通四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王暕传》：

琅玡临沂人。……征为吏部尚书，俄领国子祭酒。……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显传》：

〔兰陵人〕中大通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

同书二七《殷钧传》：

〔陈郡长平人〕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常侍如故。

同书四一《王承传》：

〔琅玡临沂人〕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云传》：

〔兰陵人〕大同二年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同书四○《到溉传》：

彭城武原人。……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292】

同书四一《刘瑴传》：

〔沛国人〕承圣二年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

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汝南安成人。……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

除张稷张充而外，皆北士也。

陈代可考者，《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高宗即位迁特进，重领国子祭酒。

《陈书》二一《王固传》：

〔琅玡临沂人〕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

同书三三《王元规传》：

〔太原晋阳人〕〔天嘉中〕迁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孔奂传》：

会稽山阴人也。……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二六《徐孝克传》：

〔东海郯人〕太建六年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

同卷《徐陵传》：

东海郯人也。……太建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同书三○《萧济传》：

东海兰陵人也。……〔太建中〕迁国子祭酒，领羽林如故。

同书二八《庐陵王伯仁传》：

祯明元年加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

同卷《新蔡王叔齐传》：

祯明元年除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如故。

九人中南人得其三，而二为宗室。综观上引史文，知国子祭酒虽非权势所在，实为清望所归。江左五朝多用北士，但不限于高门甲族。南士高门虽不乏文采风流儒术学艺可观者，而居是职者綦少。丘灵鞠之愤悒固不止于门第之争矣！

南朝三百年间职官典制大致因袭魏晋，然每一官之选望则颇有升降。如《太平御览》二一五引《山公启事》“旧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而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详下）。《御览》同卷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王坦之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例一也。《宋书》八四《孔觊传》谓：“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寘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293】其例二也。晋元帝初即位，琅玡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贺循谓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受。【294】至宋文帝时沈璞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遂谓璞“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295】是百年以后国官已由“清重”之职论为“非清途”矣，其例三也。然而有一现象为通三百年间所未变者，即官有清浊之分是也。《隋书》二六《百官志》上记梁陈之制“官有清浊”。又谓：“凡选官无定期，随缺即补。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则微清，则胜于转。”《通典》一四《选举》二作“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即本《隋书》而文义较胜。此虽指梁陈而言，实为南朝共有现象。《宋书》五七《蔡兴宗传》：“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疑亦兼指门户官位而言。【296】六五《杜骥传》谓晚渡北人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梁书》四九《钟嵘传》亦有“清贯”“清级”之语。所谓清浊系于位望而不在实权。如桓玄年廿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297】盖洗马清望官而无权无势也。清浊与任职者之门阀高下亦互有密切关系。【298】其区别史无明文，然大略亦可考而知。

《宋书》五三《张茂度传附陆仲元传》：

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选曹要重”，吏部尚书有“大尚书”之称。“中兴膏腴之族唯作吏部”。【299】何尚之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其父以为送吏部郎，非关何彦德。【300】是吏部郎之职既要且清也。吴郡名郡【301】，侍中之为清职无待博引。《晋书》七七《蔡谟传》上表辞侍中，有“苟进以秽清途”之语。《南齐书》四九《王奂传附殷恒传》载诏书，明言侍中为“清序”。【302】唯右卫虽为武职高官，终不逮吏部郎与侍中耳。【303】《南史》三一《张绪传》：

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后接之者实为未易。”

《宋书》四二《王弘传》：

子锡……历清职中书郎。……弘从父弟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

《陈书》三四《蔡凝传》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梁书》四九《庾于陵传》：

拜太子洗马，舍人如故。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知中书散骑与东宫官属皆属清望。至于秘书著作，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又不待论矣。【304】尝推原所以，大抵上述诸官其先专用高门，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其起源实肇于晋中朝。《晋书》四八《阎缵传》：

〔元康初〕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是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缵传又云：

缵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之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立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置游谈文学，〔今宜〕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

东宫诸王官属之列于清贯，亦由于中朝以来唯用膏粱子弟。梁武帝所以有“岂限以甲族”之叹也。【305】

至于官位之不与清级者，亦有数事可考。《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

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居乌衣者官位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王淮之四世为御史中丞，范泰嘲之为“唯解弹事”。【306】《南史》一九《谢几卿传》：

梁天监中自尚书三公郎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

《宋书》五九《江智渊传》：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

《梁书》三三《王筠传》：

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

可知台郎非清选，而宪台方之尤为浊矣！

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魏晋以来选举司之吏部与中正，似文武无别。然起家仍自有异，泾渭固分也。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者史不绝书，无烦征引。出身武官而尝得文职者，如宋之柳元景沈庆之，齐之沈文季吕安国周盘龙等皆是。文官之中分清浊，若与武官较，则武官虽高位，亦逊文职也。《南齐书》二九《吕安国传》：

广陵广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国以将领见任。……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仍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齐世张欣泰竟陵人，兴世之子。兴世少时家贫，竟陵旧置军府，曾补参军督护。【307】欣泰不以武业自居。齐世祖时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南齐书》五一本传言：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杖廉察，欣泰停杖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正员郎谓正员散骑侍郎，与通直员外相对而言。据上文所述，黄散皆清职也。《宋书·百官志》五校尉第四品，散骑侍郎第五品。而世祖以除欣泰正员郎为殊恩，此即所谓“未必即进班秩”，“从浊得清则胜于迁”矣！《宋书》八四《邓琬传》载琬起兵后，使刘胡东下。“时胡等兵众强盛，远近疑惑。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据琬传刘亮等皆军主，其品秩不可知，当在五品之黄门郎中书郎下，然其求固意在位望，不在班秩。至杜幼文琬传载其为步兵校尉，而犹求黄门。是亦以四品武职而求五品清望官也。幼文即杜骥之子，附见《宋书》六五骥传。骥兄坦称“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幼文之步兵校尉自非清途，因有黄门之请。梁初钟嵘所谓“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正指如谦之幼文辈所为也。《晋书》八四《杨佺期传》称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加排抑。桓玄且以寒士裁之。【308】而史言“佺期少仕军府”。是亦杜骥父子之比，清途见隔，遂不得不仕于军府矣。

《南齐书》四二《王晏传附弟诩传》：

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一良案，宋齐诸卿皆无卿名，梁天监七年始加卿字。萧子显盖以梁制记齐事。据《宋书·百官志》少府三品，五校四品，而黄门则五品也。《隋书·百官志》记梁制少府卿十一班，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梁以班多为贵，此三官品秩高下与宋代不同。南齐官品不可知，然《百官志》谓：“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疑齐制实沿宋旧，不与梁同。少府五校品秩皆在黄门郎之上，而王诩阴玄智乃坐罪，是亦五校不逮黄门之证也。曹道刚既为骁骑将军，齐郁林王即位，迁为黄门郎，明帝犹固谏。【309】宋世薛安都自散骑常侍（三品）太子左率（五品）迁左卫将军（四品）常侍如故。江夏王义恭嫌多，欲使单为左卫。蔡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310】皆文重于武。南朝官文书结衔品秩相同者亦多以文职居前。如《宋书》四三《徐羡之传》载高祖践阼诏书，“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侍中中领军谢晦”，皆同为三品而先书文职也。刘穆之王华皆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皆见《宋书》本传，是文职三品书于武职二品之前也。《宋书》一○○《自序》记沈伯玉为卫尉丞，车驾出行，伯玉直门戎服。张永谓伯玉“此职乖卿志”，宋孝武帝乃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急装与缓服之别亦即文武清浊高下之别矣。

钱竹汀《廿二史考异》二○《晋书·职官志》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条云：

上文所列伏波将军镇军龙骧典军上军辅国诸将军虽有名号，而无职司。此领护等六军及四军五校皆典军之官，故别为一类。【311】

又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云：

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此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军将军则皆主兵之官也。

一良案，钱氏之说是也。抑犹有未尽者，江左五朝第二类之武职中，性质又有不同。可分为二，即领兵与不领兵之别也。《晋书》二四《职官志》：

护军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312】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313】

又云：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314】

《宋书》四○《百官志》下。

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骁骑将军……有营兵。……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又云：

自游击至五校【315】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

盖江左五朝领护左右卫与骁骑皆领营兵者，而游击以下至五校则否。【316】永明中萧谌除步兵校尉，世祖斋内兵仗悉付之。【317】步兵而总兵仗是为例外，然亦非自领营兵也。领兵之武位较不领者为重。如齐乐蔼自步兵校尉求助戌归荆州，史称其“仕不得志”。【318】而骁骑将军之职“旧领营兵，兼统宿卫。自梁氏以来其任逾重”。【319】梁以前骁骑虽非重任，比五校为高可以推知也。

南朝官制大抵视本官以及其人资之轻重而兼领他职，谓之带帖。【320】《宋书》八五《谢庄传》载宋孝武帝嫉吏部权重，欲分其势，乃分置二人。其与江夏王义恭诏云：

本职（谓吏部尚书）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

《南齐书》三二《何戢传》：

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渊曰：“……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321】

同书三九《刘alt传》：

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

其意即谓不拜高官，仅任高官所带帖之职，以供禄养而已。《南史》alt传“故得连年不拜”之下省去“荣授”及“而带帖薄禄”等七字。不知不拜者总明观祭酒等荣授耳。史明言其以母老缺养为彭城郡丞会稽郡丞，省去数字便不可通矣。

武位虽非高门所乐，然以文职清望官帖领之，则互相配合，最为美授。《宋书》六三《沈演之传》：

元嘉十七年……以演之为右卫将军。……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南齐书》四三《江alt传》：

永明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世祖曰：“……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

骁骑将军与步兵校尉尤为清望官常所带帖。以侍中领骁骑者宋有王华王昙首刘韫徐湛之何偃，齐有江夏王锋西阳王子明安陆王缅萧昭胄江alt何昌寓萧惠基王奂，梁有王瞻张稷，陈有孔奂王玚江总。以散骑常侍领者，齐有南平王锐王缋，梁有王泰夏侯亶。以通直散骑常侍领者，宋有张瓌，齐有蔡约王逡之，梁有陈伯之。以员外散骑常侍领者，齐有王敬则。以中庶子领者齐有江alt谢alt王缋王暕殷钧。以黄门郎领者宋有王韶之，齐有王谌。他官领骁骑者亦数见。如宋世建平王宏庐江王袆齐世张绪以中书令领。齐世安成王暠梁世范岫陈世江总以祠部尚书领。宋世颜竣王延之齐世何戢以吏部尚书领。齐世刘悛何胤以左民尚书领。梁世萧琛以度支尚书领。齐世垣崇祖以五兵尚书领，江alt以都官尚书领。宋世王僧虔以御史中丞领，齐世陆澄以廷尉领。盖骁骑领营兵，清望官再领骁骑，兼带文武，益增其重要，所谓望实清显。以上所列诸人除王敬则陈伯之孔奂等三数人外，亦莫非膏腴之族也。

以侍中领步兵校尉者宋有王奂，齐有安成王暠张瓌褚炫王晏王慈萧惠休何胤，梁有周舍谢举，陈有张种。以黄门侍郎领者宋有颜师白孔宁子，梁有顾宪之，陈有谢哲。以中庶子领者宋有建平王景素颜延之，梁有王筠王规，陈有陆缮陆琼江德藻。以散骑常侍领者梁有萧子恪，陈有孔奂。以国子博士领者梁有沈文阿卢广。步兵不领营兵，纯为虚号，故有以国子博士领者。方之骁骑自属稍差。然文官仍以领武位而重。如蔡兴宗选中庶子殷常为黄门领校，江夏王义恭谓“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答以“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322】

骁骑将军为清望带帖之职，然骁骑本身终非清选。试考诸史，单任骁骑将军（梁又分左右）者，其门第人身皆非帖领骁骑者之比也。如宋之杜幼文晚渡荒伧。宗越河南人，土断属叶，出于次门。吴喜南土寒门，出身小吏，充郡府杂役。任农夫全景文亦以武用见知。齐之张敬儿崔慧景周盘龙曹道刚薛渊戴僧静桓康曹虎头，梁之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莫非出身武将者也。儒林文学之士亦有单任骁骑将军者，如东晋之徐邈徐广，宋之虞玩之江智渊，齐之孔稚珪张冲檀超傅琰虞愿孔琇之何佟之，梁之江淹乐蔼。皆非高门之首。宗室单任此职者，唯齐世有河东王铉。【323】《陈书》卷二《高祖纪》永定二年诏云：“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功臣者武将之谓。梁陈之世帝王腹心多出单寒之家，亦适足说明文官任骁骑者之性质也。

综观以上所论，知南朝武位不逮文职，故骁骑不若国子祭酒。然丘灵鞠以通直散骑常侍领骁骑，犹不失清显，非单任骁骑将军之比。其不乐此职实由于个人好尚，固与南人之常被排抑无关矣。

（载《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上）统治阶级内部胡族与汉族之矛盾

（一）北　魏

北朝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之后，当时除去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矛盾与斗争之外，如同后代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样，统治阶级内部还有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北魏崔浩之被杀，据《魏书》三五本传，只是因为他撰鲜卑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北史》二一本传说“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是否仅仅因为国史修得不典的缘故，便罪大恶极，弄得“清河崔氏【324】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325】很可怀疑。有的学者根据《宋书》七七《柳元景传》，以为崔浩“密有异图”，要响应南朝，谋泄被诛。这是南奔的柳光世的报告。如果属实，《魏书》本传不应有什么避忌而不记载。《通鉴》一二六考异中注出此说，但仍从《魏书》。又有的学者根据《释老志》与《高僧传》一二《玄高传》，以为当时佛道相争，太子晃奉佛而崔浩事道。道教先得胜，太子晃所师事的玄高被杀。但后来崔浩也因此而受祸。这个说法未免把佛道之争看得太重。崔浩诛前并没有魏太武帝由信道又转而信佛的记载。而且范阳卢氏固有奉道可能，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便很难推定。决不至仅因宗教之争而如此牵连的。

崔浩之死是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国史不过是一个近因。《魏书》四七《卢玄传》：

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

“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正是南北朝门阀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所应有事，主要目的不外乎区别士庶，保持贵族阶级的特权，不许被压迫的庶民来分享自己的特殊利益。《宋书》四二《王弘传》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史》二三《王球传》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说“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南史》五九《王僧儒传》引沈约的话“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梁书》一载齐末梁武帝上表也有“谱牒讹误，诈伪多绪。……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一类的话。对于当前是要整理户籍，对于过去是要研究谱牒，然后士人庶人的区别才能百世不易。北朝贵族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崔浩本人便曾为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为郡守，而和太子晃起争执。【326】卢玄自不应认为崔浩分明姓族的办法不合时宜。南齐时虽因严格整理户籍而引起唐寓之的起义，是庶民阶级对统治者的反抗。北朝不曾有过类似的运动。高门如卢玄自然不会顾虑到庶民。“乐为此者讵几人也”既不指平民，更不是指他和崔浩等士人阶级。那么，卢玄的话如何解释呢？大概他是指当时的鲜卑统治者而言。崔浩之“分明姓族”不但要厘定汉人士庶之别，主要还有提高汉人高门的地位，抑制鲜卑人的作用在内。从政治上看，中原旧族留在北方的虽然降身屈节于侵入的外族统治者；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的自尊心并未消除，对于鲜卑统治者决不会以高门相许的。《魏书》四○《陆睿传》有这样一段故事：

睿……袭爵……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

陆氏原系代北步六孤氏。所谓“姓名重复”，言外之意即是瞧不起北人。《北齐书》二三《崔alt传》载他“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魏书》二一上《高阳王雍传》也说博陵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崔鉴正是博陵崔氏，从清河崔氏看来远非盛门，对于鲜卑人尚且意含轻蔑。清河崔氏的崔浩又当何如呢？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崔浩的态度来。《魏书》三八《王慧龙传》：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太原〕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招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

长孙嵩说崔浩“讪鄙国化”，当非无因。《北史》本传也说“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史通·杂说》中《后魏书》条：

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

刘子玄的话当有所根据。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谄事狄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看来，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而获罪。综合起来，可以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阶级之外。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南朝的高门确能保持其社会地位，如江alt曾逼得纪僧真告齐武帝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327】崔浩大约也是这种态度，但鲜卑统治者不为所屈，不像南朝统治者多多少少还尊重社会的传统，于是崔浩以及其他高门集团就不得不获罪了。这是北朝早期胡人汉人斗争的一个好例子。至于《魏书》本传何以关于崔浩之死不肯明白道出原因，止提出修国史一事，并且闪烁其词，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北魏旧史可能不愿暴露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高门间之冲突，于是魏收沿袭旧文，而在《卢玄传》里微见其意。第二是魏收修史正当北齐“鲜卑车马客”掌握政权的时期，他不愿详述崔浩事件经过，怕刺激当局，引起胡汉间的误会。《史通·杂说》中说“彦鸾伯起务存隐讳”。也许这就是隐讳之一例么？

崔浩死了，但统治阶级中胡汉的矛盾依然存在。魏孝文帝是第一个想要解决这问题的鲜卑君主，而且成功了。孝文帝迁洛与汉化有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而解除社会方面胡汉冲突实为重要作用之一。《魏书》一一三《官氏志》载太和十九年（495）诏书说：

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之首末。……于是升降区别矣。

所谓“一同四姓”，就是说和崔卢王郑一样。【328】所谓“应班士流”，就是说与汉族统治阶级同样享受特权。用帝王的力量，制定了胡人姓族的高下，明确地规定了他们在门阀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胡人汉人的高门打成一片，在胡人统治者之下享受同等权利，压迫庶民。于是统治阶级中的胡汉矛盾消灭，再也不会有崔浩事件之类发生了。魏孝文为六弟娶妃，除一人娶代郡穆氏之外，五人都是娶自中原旧族的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329】孝文曾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330】李冲问他“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回答说：“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331】无条件地主张门阀政策，其原因不外乎维护汉族高门即是维护鲜卑高门也。

魏孝文时有一部分鲜卑人不太明了他的政策用意，加以汉化与代北习惯不同，于是起而反对。如穆泰陆睿以及太子恂等之叛乱，都是由于反对汉化，误认孝文亲信汉人疏远鲜卑而酿成的。但这种运动并未发生什么作用。到了魏孝明帝时，又发生一系列的胡人反抗运动。表面上看来，这些运动好像是孝文时鲜卑人反汉化运动的延长或复活，实际上却不然。这时孝文帝的门阀政策完全成功，胡汉的统治者打成一片，压迫被统治阶级。被压迫的汉人庶民无可奈何，虽然也有借宗教为号召而起义的，如大乘运动，但无甚结果。鲜卑人的被统治阶级方面因为武力较强，所以揭竿而起，实行反抗，终于颠覆北魏政权。他们的运动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民族意识起初并不浓厚，所以和穆泰陆睿等人的反汉化运动迥乎不同。《魏书》六四《张彝传》：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alt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519）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彝遂卒，时年五十九。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张彝父子之被祸，就是因为“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所以羽林虎贲起来反抗。这一班羽林虎贲是什么人呢？《魏书》七下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八月本纪“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二十年（496）十月本纪又说：“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似乎羽林虎贲大部分是鲜卑人。同时也还有其他种族。如《魏书》四四《宇文福传》记太和二十二年（489）南讨，至邓城，孝文指麾将士，令宇文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断南军归路。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孝文帝初年“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地形志》说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永安（528—529）已后禁旅所出”。这十州原是鲜卑和高车麕集所在，可见直到魏末，禁卫军士是胡人担任。张仲瑀要排抑他们，因为他们是武人，是庶民，故而不使预在清品，并非因为他们是鲜卑而抑之也。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孝文帝汉化以后的北魏社会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魏书》八一《山伟传》：

〔肃宗〕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

寒人进仕路狭，南北朝情形相同。南朝寒人或以武用见知，或因恩幸得进。代北之人，除了以武功见长外，无法升进。所以天下无事便不能“沾预”恩泽。传诏掌宣传诏命，本是很卑的职位【332】，要用他们，牧守子孙尚且来争夺，可见寒人之被压制，毫无保障了。

六镇之起兵是北魏灭亡的致命伤。六镇兵人之起而反抗，主要原因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说：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

《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载他上书也说北魏初年是“高门子弟”去镇守北边。“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可见六镇的起兵和神龟中的羽林虎贲一样，也因为被摈于清流以外，才起而反抗。广阳王深把北镇兵士地位之低落归罪于李冲，理由含混，颇不可解。但太和年间为其转捩之点，大致可信。李冲是建议立三长的人。《魏书》五三本传说以前只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所以李冲建议立三长。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说他“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混天下一法”一语颇可注意。所谓“宗主督护”之制，大概是鲜卑部落制之遗迹，不编户贯，所以有苞荫。“混天下一法”当是废除这种制度，一律编户，统属于三长。《晋书》一一一《慕容alt载记》称alt仆射悦绾上书说：“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果然“出户二十余万”。前燕的“军封”疑即“宗主督护”一类性质的制度。一方面是承袭鲜卑部落旧制，一方面和曹魏以来军民分籍的办法也有关系。悦绾的建议与李冲的建议目的也相同。三长之立在孝文汉化之前，但其基本精神很相似。孝文帝是要糅合胡汉高门统治阶级，便于对庶民的压制。李冲是要糅合胡汉寒门，一律用三长制，没有人能再逃避赋役。“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利益归于政府，不入私门。这完全是从统治者榨取剥削的立场来施行的政策。或者因为李冲建议立三长，所以广阳王深把北镇府户之受剥削也归罪于他么？

（二）北　齐

北齐时代的情形又和北魏不同。六镇起兵以后，尔朱荣入洛。把朝士们骗到河阴，“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333】尔朱荣所以这样作，因为费穆劝告他说：“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334】经过这次大屠杀，“人物歼尽”【335】，孝文帝以来所树立的胡汉混合的门阀受了一个极大的打击。《魏书》九八《岛夷萧衍传》记载侯景入梁以后说：“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北齐书》四五《颜之推传》《观我生赋》自注也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陈霸先建立政权，局面与东晋宋齐梁完全不同，荆湘交广南土寒门当政。一方面是由于陈霸先的氏族和他起兵的地域，另一方面也因为世胄子弟流亡掠卖，高门大受摧残覆灭略尽。尔朱荣河阴之役的作用与此极为相似，旧日北魏门阀从此一蹶不振。北齐高氏父子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树立政权的。

高氏虽号称渤海蓨人，史书所载世系很不可靠。齐文宣曾说他的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杜弼说“鲜卑车马客”，显祖就认为讽刺他。高欢曾作领民酋长，是专任命胡人的官位。高家的女系亦多鲜卑人。【336】北齐统治者的皇室若非出自鲜卑，也是完全胡化了的汉人。因为统治者如此，而可以和他们对抗的汉族高门又摧毁殆尽，无能为力。于是朝野弥漫一种大鲜卑主义的气氛，汉族统治阶级甘拜下风，俯首帖耳。这和北魏孝文以后胡汉混一的现象固不相同，和孝文以前胡汉对峙的局面亦不一样。《北齐书》二一《高昂传》：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杜弼说治国须用中国人，高德政也“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337】都足证明当时鲜卑人气焰之大和汉族高门之不平。汉人之向往南朝文化者，尤为北齐统治者所不喜。文宣帝以王昕“疏诞非济世所须”【338】，削爵为民。诏书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339】《洛阳伽蓝记》城东孝义里条记杨元慎嘲吴人“口嚼槟榔”。《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记他临终命子以俭约为主，祭祀只设“干饭酒脯槟榔而已”。可见槟榔为南人日常习用之品。王昕模仿南人【340】极为“曲尽风制”。不但咏“轻薄之篇”，而且“口嚼槟榔”，无怪乎齐文宣对他不满了。祖珽“汉儿”，便不能作领军。但他最初之被推荐则因为“解鲜卑语”。【341】孙搴能通鲜卑语而大见赏重。【342】《颜氏家训·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省事篇》又称近世有“朗悟士”二人，经史文章书法都不足道，鲜卑语略得梗概。【343】这一切都说明鲜卑统治者的势力。士大夫阶级虽然投降了鲜卑，汉族人民对鲜卑的反抗心理并未少减，矛盾仍然存在。高欢告诉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告诉鲜卑人又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344】正是用甜言蜜语欺骗汉族人民，为要消灭这种矛盾，减除这种冲突。

再看北齐统治者对于旧来的汉人统治阶级怎样呢？这先要考察高齐皇室的本身。北魏末年的北镇军人有几个不同的来源。第一是魏初中原强宗和鲜卑贵胄的后裔，因为父祖守边，遂家于北方，有的便逐渐变成府户。【345】第二是徙来边镇的少数民族。第三是征服敌国后，徙到边镇的敌国人民，尤其豪族的后代。【346】第四是北魏中叶以后因为犯罪或死刑被赦，配徙北边和西北镇戍，世代为兵的。【347】不论高欢的祖先是胡族或汉族，《北齐书·神武纪》说他家是“坐法徙居怀朔镇”，大致可信。这四种人民族与来源虽不一样，当时同是被压迫阶层。不但“官婚班齿致失清流”或“为清途所隔”，并且经常被中央与地方官僚剥削。如《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载深上书称迁洛之后“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又四一《源怀传》载他的表文云：“景明（500—503）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事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九四《刘胜传》记其贪“舟车之利”“山泽之饶”以外，还要“剥削六镇”。北镇最先起兵的破六韩拔陵、胡琛、杜洛周、鲜于修礼等是来自上述阶层。高欢以及他的佐命功臣侯景、司马子如、窦泰、潘乐等也来自这个阶层。《北史》八九《皇甫玉传》：“初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之不虚也。”相法的话自不可信，但这传说也反映出六镇军人在北魏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北齐初年的将相大多是北边地方武人或部落小帅。社会地位可能比高欢等稍高，但从崔卢郑王看来，依然是卑不足道的。高欢是倚赖这帮人成功的，又加以上面所述魏末以来高门地主集团之受摧残，不能再构成一种势力，自然高欢对于旧来的汉族高门不屑一顾了。

《北齐书》一三《高睿传》载他“及壮将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又三一《王昕传》载显祖骂昕“好门户，恶人身”。樊逊因为门族寒陋，而先后坚辞襄城王参军和杨愔左仆射府佐。【348】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349】赵彦深因门地寒微，由尚书曹郎被出为沧州别驾。【350】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alt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351】从这些事例看来，可以更进一步明了。北齐政权树立以后，在社会上高门多少还有些旧日遗留下来的声光。但在政治上只是府佐、御史、曹郎等较小官职沿袭旧例，要求高门充任，而真正掌握政权者，很少是北魏以来的衣冠旧族，《北齐书》二一《封孝琰传》载“尝谓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可见“宰相”而为“衣冠”者之稀罕。不但汉族“衣冠”，胡族“衣冠”也照样没落。《通典》三《食货典》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世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352】知道元魏鲜卑高门之不见于北齐政治舞台，因为他们非“齐代腹心”。又如源师本出鲜卑秃发，是汉化了的胡族高门。而为雩祭事，被“才伎庸劣不涉文史”的高阿那肱骂为“汉儿强知星宿”。【353】同卷《韩凤传》：“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每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也说“时武职疾文人”。韩凤昌黎人，想来是跟冯跋一样，“既家昌黎，遂同夷俗”。【354】在北齐时胡人武人掌握政权者多半是过去被压迫者，而汉人和汉化胡人文士官位较低者，多半是衣冠士流。很显然，衣冠士流是要屈服在“厮养末品”的面前了。

复次，高齐对于重名德讲礼法的高门如崔卢郑王者不重视，但高欢对于另一种门阀并不高的汉族地主豪强，则联络惟恐不及。其动机并非尊重他们的门阀，乃是利用他们在乡里的经济地位和武力。他们与旧日高门不同之点第一是能构成不弱于胡人的军事势力，第二是豪迈不羁，蔑视传统高门的条件即名德与礼法。这二者原亦互为因果。试举几个人为例。如渤海高氏弟兄都为高欢所亲信，高昂尤为欢所畏重。【355】领“乡人部曲”三千人，战斗不减鲜卑。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疋，戈甲器仗皆备。故凡追督贼盗，多致克捷”。同时，高氏兄弟的父亲高翼便“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葛荣之乱朝廷因为他是山东豪右，就地拜渤海太守。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轻财重义，多所交接”。尔朱荣乱后，曾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高昂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只有高慎“颇涉文史，与兄弟志尚不同”。渤海封氏的情形与高氏很相似。封隆之为高欢所信任，“素得乡里人情。频为本州，留心抚字。”东魏末高慎将叛，“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使为内应。轻薄之徒颇相扇动。诏隆之驰驿慰抚，遂得安静”。【356】高澄高洋高湛等所委任的毕义云也是一个好例。《北齐书》四七本传说他“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又说他“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及贵，恣情骄侈。……闺门秽杂，声遍朝野”。《北齐书》四三《羊烈传》载“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魏书》六一《毕众敬传》所附义云从兄弟义显义alt等传说他们“性并豪率”。又称“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帏薄不修，为时所鄙”。《通典》三《食货典》引《关东风俗传》“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所谓羊毕诸豪当即太山之羊氏东平之毕氏。“蝟起应之”正是高欢所要求。这是北齐胡汉间关系之另一面，也就是异族统治者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达到他统治目的之一例。

（三）北　周

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氏也是胡族。自来有出于鲜卑和匈奴两种说法，大致出于匈奴的主张较为可信。【357】《三国志·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

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

宇文氏之以匈奴而变为鲜卑别部，或者就是这部分匈奴余种？不论种族来源如何，宇文氏要非汉族。宇文泰的社会阶层则和高欢一样，都是北镇军人。宇文泰的祖先宇文陵在魏道武帝打败慕容宝后归魏，“天兴（398—403）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358】所以宇文氏属于上节所述第二个来源。但因为客观环境的不同，北周胡族统治阶级对于汉族的办法又与北齐不一样。

一方面因为要与北齐作战，而关中胡族斗兵不够，于是宇文泰不得不胡化汉人，模仿部落的编制，这就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主要精神。其说详见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不赘论。在这种制度之下，不但“夏人半为兵矣”【359】，而且“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360】就是说，胡汉打成一片，而以鲜卑部落制度为归依。与魏孝文帝混合胡汉高门，而以汉人门阀制度为归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魏孝文是对付汉族高门，宇文泰是吸收一般的“夏人”，为不同耳。

另一方面，再看宇文周与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之间关系如何。关中地方自从西晋颠覆以后，屡经丧乱，高门颇受摧残。第一次是石虎之攻刘曜。《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云：

〔三二八年〕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石〕季龙执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

这些大族东徙以后，曾被石氏降与庶民为伍，甚至编入兵贯。《晋书》一○六《石季龙载记》说：

〔三三八年〕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

经过十年这种乡里和门阀双方的沦陷生涯，即使有机会回到关中，他们旧日的经济基础——土地——早已丧失净尽。即是“衣冠华胄”，恐怕也不能和旧日相比。何况乎石虎死后“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361】，无疑地大族很难恢复旧日势力了。

苻坚据有关中时，黄门侍郎程宪曾建言，以为“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362】，苻坚下制实行。《载记》又说“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这“士籍”当是指士庶之“士”，不指兵士。恢复士籍大约即是对士族的优免。都可见他有保护特权阶级维持士庶区别的趋向。但我们只知道苻坚“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不知道他联合地主阶级的高门甲族具体办法如何，记载里也看不见援用秦雍汉族高门的例子。这种默证也许适足说明他们政治上地位的不重要？苻坚末年（385）慕容冲来攻，“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363】这是关中第二次遭涂炭，高门自然也未能幸免。刘裕平定姚泓（417），留子义真镇守长安，王镇恶沈田子两人相攻，赫连氏乘隙而来。刘义真仓皇撤退，关中又大乱一次。赫连夏的统治，恐怕对于式微的汉族高门毫无好处。《晋书》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若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

从他对待韦祖思看来，也可以推想他对其他关中高门大族的态度了。

魏太武帝神alt元年（428）擒赫连昌，平定关中。直到孝昌三年（527）萧宝夤之叛，关中一百年间相当安谧。但从现存史籍记载中，找不出这期间秦雍地主大族如皇甫等十七姓在当地有什么活动。我们知道，北魏平沮渠氏（439）后，迁徙大批河西高门和文人入代都。此外如平中山后一年之内（398）第一次“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第二次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364】，平定关中自亦不能例外。《魏书》四上《太武纪》始光四年（427）“擒〔赫连〕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考之《魏书》，如韦阆杜铨辛绍先等，都是先仕于慕容氏或沮渠氏，再展转入魏。赫连氏灭后由长安入魏的秦雍高门见于魏史者，有胡方回胡叟二人。都以个人学艺见知，不能在东方树立门阀势力。再从学术方面来看，也可以窥见关中门阀之没落。南北朝时代的学术大致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因之与高门有密切关系。一地方学术的盛衰，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高门是兴盛或者衰落。《晋书》一一七《姚兴载记》：

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可见当时关中学风尚盛。但到北魏末年情形便很不同。《魏书》八四《徐遵明传》：

华阴人也。……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中山〕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

徐遵明要诣山东求学，足见关西学术不如山东。同卷《李业兴传》说他“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遵明声誉未高，渔阳鲜于灵馥以为“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北朝末期“博士”之称犹如今日之“老师”。【365】徐遵明成就斐然，《北齐书》四四《儒林传序》称凡是经学诸生多出遵明门下。然早年终因隶籍西方，而落得带有轻视意味的“羌博士”头衔。西方学者之不受重视，亦足为关西学术不逮山东的一个旁证。间接也就证明关西高门地主不像山东门阀之能维持他们的文化水准，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势力了。北魏除雍州刺史外，还有镇将镇守长安。【366】不外乎因为“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367】大约关中除羌人外，还有曹操前后徙于京兆扶风天水的氐民。江统徙戎论已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再加上苻坚平前燕后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陆俟说“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368】宋谢灵运也说“关西杂居，种类不一”。【369】北魏对秦雍人士除去始光四年一次迁徙以外，别无其他措施可以考见。知道当时胡族统治关中问题大致在于“戎夷混并”，“民多刚强，类乃非一”，不在于对付汉族地主阶级之高门甲族也。

宇文泰的胡族政权建立在这样的关中，所以除去模拟鲜卑部落之制，编汉人为兵之外，对于汉族高门地主集团无须特别注意联络或防范。秦雍大族仕于周室者，如韦孝宽、梁士彦、【370】韦瑱、梁昕、皇甫璠、辛庆之、杜杲、【371】辛威【372】、韦祐【373】、苏绰、苏椿【374】、韦世康【375】等，都树立功名。以武用见知者尤多。如韦孝宽坚守玉壁，抗拒齐兵，为北周东边重镇。梁士彦任侠好读兵书，守边为齐人所惮。韦瑱善骑射，有武略。梁昕、皇甫璠皆有战功。辛庆之为盐池都将，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辛威复弘农，战沙苑，并先锋陷敌，勇冠一时。韦祐少好游侠。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是以战必被伤，卒亡于行阵。韦瑱，苏椿并曾以当州望族统领乡兵。【376】这些事实说明宇文周曾经利用秦雍地主集团的高门。但除去统领乡兵用当州首望以外，这些人之进用并不由于他们的门阀和门阀所代表的经济基础，还是由于他们的本身。不是由于本身的学艺文采，而是由于武功。这是关西大族和山东高门不同的地方。换言之，北周时关西大族的性质是介乎山东的崔卢郑王与高封羊毕之间的。高门的文士有宇文泰所最信任的苏绰。但他的进用也由于个人才学，与门第无关。苏绰本身对于门阀政治颇不赞成，所以六条诏书的第四擢贤良就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377】吕思礼在东魏作尚书郎中，以地寒被出。而在关西作到黄门侍郎都官尚书。【378】正是“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的六条诏书精神的表现。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推论，恐怕北周官制也与这种漠视高门的精神有关系。南朝因为社会上门阀士庶区别森严，所以官有清浊之分。北魏也有这种区别。如《魏书》一九中《元顺传》“徐而谓〔高阳王〕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又二四《崔僧渊传》载僧渊给他留居南方的族兄复信称孝文帝“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魏书》八八《明亮传》自员外常侍授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辛雄上疏也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的名称。【379】此种分别是孝文帝模拟南朝而设。《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北周之所以官无清浊，或者由于宇文泰苏绰等人之反门阀政策么？总而言之，关中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势力微弱，不能和胡人统治者斗争。宇文氏也用不着特别联络他们，这是与北魏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另一方面，宇文泰要采用周官典制以为文饰，好与高齐萧梁相抗。于是也就不像北齐之大鲜卑主义，专以欺凌汉人为事。这是与北齐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

（下）北朝之少数民族问题

（一）丁零与敕勒

中国自来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在大汉族主义下，从未有以平等原则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对于他们的文化语言风习等，更是茫然。因为觉得少数民族应该汉化，便不屑于去记载或研究这些。反过来当国内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候，往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不唯视被统治的汉人如寇仇，如土芥，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地受到歧视，受到压迫。这便是北朝时代少数民族的情形。

关于北朝胡人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具体的资料很少。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以及语言信仰风习等方面的记载，更是寥若晨星，不易考见。只有分布的大概还可以钩稽一二。现在䌷绎贯串，依次先说明北魏北齐北周三朝各少数民族分布的概况。再就仅有之史料，讨论三朝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关的问题。

北魏和北齐境内少数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得最勤，并且对北魏政权之覆亡有很大关系的，要算是丁零。【380】《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北服丁零。《索隐》引《魏略》记“丁零在康居北”。《汉书·匈奴列传》载丁零攻匈奴之北，又称郅支北降丁零。《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载檀石槐北拒丁零。《魏书》一○三（此卷后人所补）《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汉代康居北乌孙西的丁零大约是匈奴北之丁零的别种。【381】从北朝史籍的用例看来，似乎区别漠北的敕勒称为高车或敕勒【382】，在内地的则称为丁零。南朝史书便都用丁零字样。但北魏的丁零并非北边高车移来，却是远在拓跋氏统一北方之前就定居于中原的。《通鉴》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330）：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383】

句町是西南夷国名，两汉牂牁郡皆有此县，西晋属宁州兴古郡。用来作丁零封号，颇不可解。丁零翟氏这一支不详究竟何时迁来，但可以知道后赵时中原已有丁零。中山丁零翟鼠曾叛石勒，冉闵乱后又率所部降于前燕慕容alt。【384】苻坚灭前燕，徙关东杂夷于关中，翟斌被徙到新安。后来慕容垂起兵叛苻氏，也曾借重翟斌部众。垂称燕王，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斌戎狄小人，遭时际会，兄弟封王。自alt兜以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复有斯求。魂爽错乱，必死不出年也！”结果翟斌为垂所诛，斌兄子真率所部北走，先后保聚邯郸行唐，终为慕容垂所灭。翟真子辽南奔黎阳，又降于垂，后侵逼洛阳，被桓石民部将击败，又回河北。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邺城，败走长子。“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385】。从封衡的话看来，丁零的社会地位极低。但翟真之叛，慕容垂曾说“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慕容麟曾招集丁零抗拒魏军。又可见他们势力之强。翟钊所统三万八千户疑皆丁零族类。虽居郡县之名，原属部落之实。这些丁零一直留在后燕境内，北魏道武帝平中山克邺以后，便属于北魏了。

天兴二年（399）丁零帅翟同内附，五年（402）魏讨丁零翟都于壶关。【386】泰常（416—423）初丁零翟猛雀保聚白涧山（今山西阳城县），魏军讨击，斩猛雀于林虑山。遗种窜逃行唐襄国，周几追讨尽诛之【387】。这些丁零翟氏谅皆翟斌翟辽一支。丁零最多的地方是定州与相州，《魏书》二《道武帝纪》：

天兴五年（402）二月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

《魏书》三《明元帝纪》：

泰常二年（417）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营部遣使通刘裕。……十有一月……诏〔长孙〕嵩遣娥清周几等与叔孙建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灭余党而还。

《通鉴》一一八义熙十三年胡注：“西山魏安州之西山”。案《魏书》四上《太武帝纪》：

神alt元年（428）闰十月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翟乔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劫掠郡县。州军讨之失利，诏镇南将军寿光侯叔孙建击之。

可见西山丁零是在定州。【388】定州原名安州，但在天兴三年（400）便已改名。胡注安字当是定字之误。《魏书》四下《太武帝纪》：

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徙定【389】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魏书》五《文成帝纪》：

太安二年（456）二月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陉山，聚为寇盗。诏定州刺史许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龙讨平之。【390】

《魏书》五三《李孝伯传》载他父亲李曾为赵郡太守，“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可知定州丁零由井陉入并州，而并州也有丁零来“为害”山东。此外则密云也有丁零，为数似乎不多。【391】诸书所载丁零氏族翟氏之外鲜于氏最多。《魏书》一九中《元顺传》有“陵户鲜于康奴”，疑即丁零降附沦为贱民者。《古今姓氏书辨证》九二仙韵鲜于氏外又有鲜虞氏，“出自春秋时鲜虞小国，其地今中山是也。晋伐鲜虞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而北朝丁零麕集的地方又恰是古代中山的定州。或者丁零之鲜于氏和以国为氏的鲜虞本是一家么？

翟氏虽是丁零酋豪，但在北魏政治上社会上始终未能占地位。原因便是封衡所说，既为“戎狄”又是“小人”。【392】

丁零不唯不被平等待遇，并且特别受压迫和剥削。《魏书》三三《公孙轨传》：

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轨既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掰，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

这不过是许多例中幸而保存下来的一个，可见北魏统治者对丁零压迫剥削办法之一斑。虽然史文不完，历次丁零叛乱的原因由此推测，也可以思过半矣。北魏对于丁零的另一种对策是征发他们从军。太武帝征冯文通，曾发密云丁零运攻具。《宋书》七四《臧质传》：

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

拓跋焘的话虽是故意对臧质表示不在乎，却告诉了我们北魏统治者利用少数民族从军的事实，并且充分地说明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漠北高车经魏道武帝数次击破，不能再为边患。分散诸部时因为高车“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393】。所谓五部高车、东部西部北部敕勒都是。另有部分入居边境或被徙到内地，变成境内的少数民族。《魏书》七上《孝文帝纪》：

延兴元年（471）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又同卷：

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

营户当即三国以来世代为兵的军户兵家，可知北魏统治者镇压敕勒的办法之一也是让他们当兵。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敕勒劲悍善战，并未谋叛的部分也往往征为军队。《魏书》二八《古弼传》：

从征赫连定。……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

太平真君六年（454）伐盖吴，“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394】孝文帝也“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敕勒作羽林和殿中武士，已见上文。《魏书》七九《鹿悆传》载悆到萧梁军中，梁豫章王综的军主竞问北朝士马多少。鹿悆回答“今有高车白眼羌蜀五十万。”【395】虽是故为耸动之词，也可以看出高车的确是北朝兵士主要来源之一。敕勒的地位似在丁零之上。所以道武帝时斛律倍侯利率户内附，赐爵赠谥。【396】献文帝时高车部人乞伏居为散骑常待。子乞伏保孝文帝时官至善无镇将。【397】怂恿西魏武帝入关的斛斯椿《魏书》八○本传说是“广牧富昌人”。《北史》四九本传说“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398】莫弗是高车酋长称号，所以斛斯椿大约也是高车部人。倍侯利之后世代做官，北齐时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更因元勋佐命，结婚帝室。“一门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更非丁零所能望其项背了！《北齐书》二○《斛律羌举传》“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当亦高车部人。

敕勒地位虽比丁零为高，但其受压迫剥削并不少减。《魏书》二八《刘洁传》载太武帝时“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正是敕勒不耐剥削而反抗的一个例子。北魏在北边设镇，表面上是为“控摄长远”“规遏北疆”。但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就知道若干镇都设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换言之，镇的制度除去边防的意义外，还有镇压境内少数民族的作用。现在单就有敕勒的镇来讲，《魏书》四○《陆俟传》：

〔太武帝时〕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讫（宋本无讫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高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

同书七上《孝文纪》：

延兴元年（471）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三年（473）十二月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

同书四一《源贺传》：

是岁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余落。……复追统万高平上邽三镇叛敕勒，至于金城。

西北的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似乎尤为敕勒聚居的中心。太平真君时曾发高平敕勒骑，已见上引。太和中抚纳敕勒降人，置之高平镇，因为简选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不公平，诸部敕勒悉叛，杀高平假镇将奚陵。【399】《魏书》四四《孟威传》：

尤晓北土风俗，历东宫斋帅羽林监。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

羽林多是鲜卑和敕勒，孟威大约兼通鲜卑语与敕勒语，所以任羽林监，并能晓喻高车。所谓“北人”恐怕不专指北镇鲜卑，也包括高车在内。四镇何指史文不详。案《魏书》三八《刁雍传》载雍任薄骨律镇将，上表云：“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或者孟威传的四镇高车就是这四镇么？

西边的统万、高平、上邽以及六镇【400】之中从西第一镇的沃野都有敕勒，而六镇最东端的怀荒镇也有高车。那么，是否六镇都有敕勒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六镇不仅捍御边境，拱卫京畿，而且有镇压少数民族的敕勒的任务。所以不立州郡，而采用这种军管的制度。这里是我们的证据。《魏书》一六《江阳王继传》：

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寻除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以东悉禀继节度。继表：“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諐首一人，自余加以慰喻，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徒往往归顺。

从“怀朔以东悉禀节度”跟“镇别推检”这一类话看来，可知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诸镇皆有高车叛乱。孝文帝之所以派江阳王继，自然也因为他曾经都督柔玄等三镇军事。又《魏书》二一上《广陵王羽传》载“高祖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六镇的突骑疑即高车。崔浩曾说“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魏书》五一《皮豹子传》“诏高平镇将苟莫干率突骑二千以赴之”。当是高平镇的高车，亦即讨盖吴时所发“高平敕勒骑”。《广陵王羽传》的话似乎和江阳王继传冲突，而实不然。大约孝文帝初召高车南讨，他们不乐而逃归。经过江阳王继的慰喻，往往归顺。于是羽得发其突骑，宇文福能领高车羽林断南军归路。而孝文称赞江阳王，说他“足大任也”，当然也是因为他不但平定高车，还发动他们参加南讨了。

北魏六镇的起兵自来以为是鲜卑人对于汉化的一种反动。据上篇第一节所推论，我们知道六镇之起兵主要原因不在反对汉化，乃在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现在更进一步，讨论构成所谓“北镇之乱”的分子如何。一般认为北镇起兵的主要分子是未曾汉化的鲜卑人，但从上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北镇军人有四种不同来源。除去鲜卑种人的府户之外，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也同样地重要。少数民族之中，尤以敕勒为不可忽视。散居北镇的敕勒人数今不可晓，但其势力甚大。据《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六镇乱起，东西部敕勒也叛，可知其与鲜卑府户相呼应。上引《孟威传》所谓“明解北人之语”，以及《魏书》六八《甄楷传》五八《杨津传》里的“北人”，我疑心都不仅指鲜卑，而是兼指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所有聚居北镇的少数民族。《广阳王深》的表文说：“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所言“边人”如果解作北边的少数民族，不比仅解作鲜卑更为恰当吗？我们再看正光五年（524）以后数年内北镇起兵的人，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种族，更足以证明六镇之乱不只是北镇鲜卑和汉族军人所发动的阶级斗争，并且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被压迫的鲜卑府户的联合阵线。《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

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401】

案《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

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

可知发动六镇的大乱，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北人并非鲜卑，乃是少数民族中的匈奴。从“世领部落”“部下一万人”等话看起来，他们在北边也有相当实力，不过别无可考耳。正光五年《纪》又载：

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

《北史》四八《尔朱天光传》：

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

再参照上文所说高平镇为敕勒聚居中心，《北史》胡琛为敕勒酋长的话当有根据。《魏书》九《孝明纪》孝昌三年及《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皆有“高平虏贼逼岐州”之文，称胡琛为虏贼，也是一证。这样，北镇第二个起兵的首领又是鲜卑以外的少数民族了。高欢利用北人达到他的目的，所谓“三州六镇之人”、【402】“六州流民”、以及地形志所载永安（528—529）以后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十州所出的“禁旅”，都是包括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若干少数民族。《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东魏兴和（539—542）初高澄入邺辅政，孙搴建议“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所获甚众。这里所说括出的军士，从地望看来，当然也是鲜卑敕勒等。《北齐书》二《神武纪》下记高欢临死嘱咐高澄的话，说“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首先举出一个鲜卑大将一个敕勒大将，莫非象征着高氏政权所倚赖的武力主要就是鲜卑和敕勒么？

《魏书》七三《崔延伯传》：

于时（525）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延伯军遂大败，死伤者将有二万。

又七五《尔朱天光传》：

建义元年（528）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

又五九《萧宝夤传》：

仍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永安三年（530）都督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

万俟丑奴是胡琛的部将，也是当时西北边镇重要起义者之一。他的民族来源我们可以从《北齐书》二七《万俟普拨传》看出来：

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

可知万俟丑奴一定也是匈奴别种，领有部落，与敕勒族的胡琛同是少数民族。《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又载：

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八月甲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十二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秦州与南秦州原是氐人聚居之处，而莫折父子则是羌人。《梁书》三九《羊侃传》：“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元和姓纂》十九铎莫折条云：“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县”，可以为证。莫折莫遮之外又可作莫者。《姓纂》有莫者氏，引西秦莫者羖羝莫者幼春莫者阿胡等。【403】是羌人也曾参加北魏末年的反抗运动。《魏书》九《孝明帝纪》：

孝昌元年（525）秋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二年（526）正月都督元谭次于军都，为洛周所败。……四月丁未都督李琚次于蓟城之北，又为洛周所败。琚战殁。……十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武泰元年（528）正月乙丑定州为杜洛周所陷，执刺史杨津。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于洛周。……二月，杜洛周为葛荣所并。

杜洛周之起兵，高欢、蔡alt、尉景、段荣、彭乐等都依附他。北镇反抗的这些支军队中，以他最为向南深入，对北魏统治者的威胁也最大。这一部分人由杜洛周展转隶属葛荣和尔朱氏，最后服属于高欢，帮助他取得了政权。杜洛周的种姓来源北朝史籍不详。但《梁书》五六《侯景传》云：

魏孝昌元年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于定州作乱，攻没郡县。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与复寇幽冀，与修礼相合，众十余万。后修礼见杀，部下溃散，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谓之葛贼。

吐斤氏官氏志所不载。洛周并非汉名，想也是北镇少数民族。《魏书》三八《王慧龙传附子宝兴传》：

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崔浩之狱〕没官。……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

案度河镇未详。北史作度斤，与吐斤音近。也许是塞外高车所在的地方，吐斤洛周即是度斤地方的高车人，以地名为氏么？

总括上文所论，知道正光孝昌间北镇起兵的原因，一方面是府户的不满，一方面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之起而反抗。破六韩拔陵、胡琛、万俟丑奴、莫折太提、吐斤洛周等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辛雄上疏已经看出来：“夷夏之民相将为乱，岂有余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404】高欢以“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之类的话，很容易地加强并扩大四种不同来源的北镇人的联合，利用他们的战斗力，完成自己夺取统治权的目的了。

（二）四种胡

北朝境内有四种称为胡的少数民族，就是山胡（即稽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现在把他们综括在一节里来讨论。山胡也简称为胡，就是魏太武帝给臧质信中所谓“并州贼”的胡人。他们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405】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诸地为多。《周书》四九《稽胡传》说：“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三一《韦孝宽传》说：“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406】自从北魏初期到北齐北周末年，二百年中山胡的军事活动史不绝书。最早的如天兴元年（398）“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407】规模较大的如永兴五年（413）“西河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拥众二万人来入蒲子”。【408】泰常元年（416）“饥胡刘虎等聚党反叛。……〔叔孙建〕督〔公孙〕表等以讨虎，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众十万余口”。【409】最严重的一次要算刘蠡升。《周书》四九《稽胡传》：

魏孝昌中【410】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

当时并有“胡荒”之称。【411】直到东魏天平二年（535）才被高欢击破。《魏书》一二《孝静纪》说获得“逋逃之人二万余户”。《北齐书·神武纪》说“胡魏五万户”。到武定二年（544）高欢高澄父子又“讨山胡，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412】北齐天保五年（554）高洋讨山胡，“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413】所谓远近山胡者，大约远到并州北部刘蠡升根据地的云阳谷（今山西左云县），近则离石石楼一带。《周书》一九《杨忠传》“银夏之间生胡扰动”，《稽胡传》也载丹州绥州银州诸胡事。可知更往西北在现在陕西横山米脂一带也有山胡了。

北魏统治者对于山胡的办法，有一方面与对敕勒大致相同，就是征发为兵。除上引太武帝的信以外，还有几段资料。《魏书》二八《刘洁传》：

〔太武时〕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建宁王〕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人。

又五○《尉元传》：

〔孝文时〕元表曰：……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

另外一方面，又有和敕勒不同的地方。敕勒得别为部落，而山胡则“分统郡县，列于编户”。只是“轻其徭赋，有异齐民”。而“山谷深险者又未尽役属”【414】。虽然他们大部分列于编户，有山胡的地方也曾设镇。现在所知道为镇压山胡而设的镇有三处。据《魏书·地形志》和二七《穆罴传》，延和三年（434）立吐京镇，太和十二年（488）置州，治蒲子城。吐京山胡甚多，史文具在，不烦细引。离石是山胡聚集所在。《元和郡县志》一四石州条：“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水经·文水注》：“径六壁城（今山西孝义县）南。魏朝旧置六壁〔镇〕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统治阶级对于山胡的压迫剥削不甚可考。虽说“轻其徭赋”，但从对丁零敕勒等例子看来，未尽可信。《北史》七《齐文宣纪》载天保五年之平石楼，山胡“男子十二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士”。《隋书》五五《侯莫陈颖传》载北周时诏稽胡“敢有压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亦足以见北朝统治者态度之一斑了。

关于山胡种姓来源，《周书·稽胡传》说：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稽胡条全用此文，只在匈奴上加了“晋时”二字。山戎赤狄之说自不可信。《魏书》一《序纪》称“匈奴别种刘渊”，但《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和《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都明说刘氏是“冒顿之后”，《序纪》“别种”之说本不妥当。杜君卿加了“晋时”二字，便把“匈奴别种刘元海”连成一气了。《周书》原是“匈奴别种”为一句，“刘元海”云云另是一句。把两种冲突的说法混为一谈，以求妥协。而两个说法之中，我觉得“匈奴别种”比“刘元海五部之苗裔”较为近于事实。山胡聚集的西河离石地方虽是刘渊最初建都所在，细看《周书·稽胡传》所载生活风习，与刘渊等情形颇不相符。据《晋书·载记》，不但五部帅的刘氏汉化甚深，文化水平甚高，就连部民如陈元达乔智明等也与汉人文化程度相去不远。【415】而五部苗裔的山胡反而“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似不甚可信。《稽胡传》又说：“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但漠北匈奴也没有以蜃贝为饰这种风习的可能。所以《周书》“五部苗裔”之说恐怕不确。

别种犹言别部，大都是指有隶属关系而种族不相同的部落。我疑心山胡或稽胡原是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前汉匈奴盛时西方役属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后汉顺帝时左部句龙王车纽立为单于，曾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寇掠幽并凉冀等州。可见匈奴中定有不少附属的西域胡人部落。《晋书·匈奴传》载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所谓“匈奴胡”，当指原来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本非匈奴，所以下面赘以胡字。《魏志》三○注引《魏略》：

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

《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中曜称石勒大胡，当即匈奴所奴役的大胡，是种族名。《魏书》一《序纪》：

穆帝〔猗卢〕七年（314）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

羯胡石氏种姓为西域胡人，（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载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匈奴杂胡正是匈奴胡的具称。换言之，亦即匈奴别种。《梁书》五四《滑国传》称：“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也是这一类。这时猗卢刚刚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这些杂胡可能是在并州，也可能更在北边。因为《序纪》记昭帝禄官元年（295）事说：“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这里的杂胡就是上文的匈奴杂胡。知道二九五年前后他们曾居留并州。《晋书·匈奴传》载郭钦上疏，《通鉴》系于太康元年（280），有“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诸语，也是指此种人而言。【416】石勒是上党武乡人，地望恰合。并州刺史司马腾执卖诸胡，和猗卢还并州杂胡的话也相符会。并州杂胡未必全部北徙，山胡便是留下而又繁殖起来的。北徙的部分直到六世纪初叶也还存在。《魏书》四下《太武纪》：

太平真君八年（447）春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417】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己卯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

又四一《源子雍传》：

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

因为并州的山胡和朔方的杂胡同出一源，种姓不异，所以吐京山胡招引朔方诸胡了。

再从山胡的姓氏来看，也可以窥见其中消息一二。西河胡酋有曹龙【418】、曹成【419】，三城胡酋有曹栗【420】，汾州胡有曹贰龙【421】，曹仆浑曹阿各拔已见上引。西河胡有白亚栗斯【422】、白龙【423】，银州稽胡有白郁久同【424】。唐高宗时绥州有步落稽白铁余。【425】曹国是昭武九姓国家之一，白是龟兹国姓。胡酋之中这两姓特多，岂非告诉我们可能是来自西域吗？《魏书》二七《穆罴传》载：“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什婆当是Jiva，疑从西域语言中之梵字来。《魏书·源子雍传》有贼帅康维摩，或亦与西域康国有关。并州山胡颇有信奉佛教者【426】，也可与羯胡石氏之虽然凶暴而笃信三宝互相比观。

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山胡如非匈奴五部之后，何以姓刘的特别多？刘蠡升之外有刘虎、刘平伏、刘遮、刘退孤、刘云等。离石胡帅又有呼延铁，银州绥州稽胡帅有数人姓乔，也都是匈奴著姓，如何解释呢？我以为山胡酋帅之姓刘跟刘渊之冒姓刘氏理由相同。匈奴杂胡在匈奴中地位大约和赀虏相差无多。【427】入居并州后，又有被掠卖为奴的事情，也足证明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这些山胡曾役属于五部，又袭居五部故地。所以在五部灭亡以后，还想冒五部酋帅的刘姓，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相沿成风，于是山胡酋长多称刘氏。其称呼延氏或乔氏，当亦出于同样心理。【428】山胡虽非五部苗裔，但与五部不无关系，还可以从下面的材料看出来。《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元海〕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

《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304）纪载此事，“降同编户”以下有这样一段：“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这几句话不见于《载记》和汤辑《十六国春秋》。我猜想是崔鸿的原文，唐修《晋书》省略，而司马温公时还未亡佚，所以录入《通鉴》。《晋书》五六《江统传》载他的《徙戎论》【429】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时代相去不远，而估计数目比刘宣自己所说为高，或是江统夸张之词。如果五部之众不过二万左右，再加以刘曜亡时石虎“执将相诸王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当作部）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430】幸免者自然有限，所以山胡为刘渊五部苗裔之说实难相信。《载记》“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招集五部及杂胡”。改“宜阳诸胡”为“杂胡”，自必有据。可见刘渊之起兵单靠匈奴不够，还得联结杂胡。宜阳当今河南西北邻近山西的宜阳县，与并州山胡地望相去亦不远。或者山胡即宜阳杂胡之类的苗裔，因与刘渊有此一段关系，遂被误认为五部苗裔么？

第二种被称为胡的是卢水胡。后汉初年已经见于记载。《后汉书》五三《窦固传》：

明年（73）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

所谓“西河羌胡”的胡当即后来西河离石的山胡之类。关于卢水胡，章怀注云：

按湟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

实本于《水经注·河水篇》湟水条。董祐诚以为卢溪水“当在今西宁县西边外接青海”。卢溪水所出的卢川大致在现在青海东南西宁西南地方，这就是现在能考见的卢水胡最早的所在地。从卢水胡的根据地看来，他们大约也和西域月氏胡有关系。《水经注》在湟水过卑禾羌海（即青海）之后，经临羌县故城以前，记“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注云：“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通鉴》六七建安十九年纪胡注：“夹湟两岸之地通谓之湟中。”《后汉书》一一七《西羌传》记湟中月氏胡云：

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湟水南北岸的湟中是月氏来居之地，而卢川则在湟水稍南，地域相去甚近。所谓卢水胡者，莫非也是月氏胡的支派么？后汉时张掖酒泉一带有卢水胡【431】，《晋书》一二九《沮渠氏载记》称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临松山在张掖。正是大月氏旧居之地，不也暗示二者间的关系么？

北魏境内的卢水胡似皆集中杏城（今陕西中部县）。《魏书》二《道武纪》载天兴元年（398）“杏城卢水匈奴”率种内附。【432】《魏书》三○《尉拨传》：“〔文成帝时〕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又肆下《太武纪》：

太平真君六年（445）三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温弃城走，自杀。家属伏诛。……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七年二月北道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五月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

又四三《唐玄达传》：

显祖时……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诏玄达讨平之。

大约杏城的郝氏盖氏都是卢水胡。据《魏书》四五郝温为杏城镇将。【433】是用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统治他的种人。《南齐书》五七《魏虏传》：“佛狸讨羯胡于长安。”径称盖吴为羯，可见南朝人以为卢水胡即与羯胡同族。盖吴部落帅又有白广平，为龟兹国姓。这两点也帮助我们对卢水胡种姓的解释。

第三是契胡，主要事迹见《魏书》七四、七五《尔朱氏列传》。尔朱氏的变乱在北魏末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有很大影响，世所习知，不必细说。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契胡地位最高，世为领民酋长。迁洛以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待遇与鲜卑人相差不远，高欢并以“国人”称契胡。【434】契胡的人数似乎不多。《魏书》四四《费穆传》载穆说尔朱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可以推测出他部落人数的大略。除去尔朱氏一家之外，北朝史书里不见有其他契胡踪迹。《北齐书》一《神武纪》载高欢攻尔朱氏党羽相州刺史刘诞。《北史》二二《李元忠传》载元忠跟高祖说：“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疑是契胡类种。

关于契胡的所在地，《魏书》七四《尔朱荣传》载：

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435】

《洛阳伽蓝记》一永宁寺条说尔朱荣：

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

《伽蓝记》两句之中便有两个错误。据本传博陵郡公是尔朱荣破斛律洛阳和费也头牧子后所进之爵，并非荣以前世封。秦汉的北地郡都在今甘肃和宁夏境内，北魏根本没有北地郡。据《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所属有秀容县。所以“北地秀容人”的地字当是衍文，《伽蓝记》又载徐纥说“尔朱马邑小胡”，恐是泛指。至于尔朱氏所居秀容川，《太平寰宇记》五一河东道朔州鄯阳县条云：

故武郡城。《冀州图》云，梁郡城在鄯阳北二十里，即尔朱荣故居。秀容川，按川东北接恒州，南接泗州，西限大河，北接朔州。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余里。

梁郡城当今山西朔县西北。而秀容郡秀容县则相当于山西忻县，在朔县之南。把尔朱氏所居地和秀容郡的秀容县分开，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四○亦从其说。验之当时记载，似不相合。《地形志》秀容县下注云：“有秀容城。”《魏书》二四《燕凤传》：

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

案云中水在忻县北七十里。《寰宇记》四二河东道忻州秀容县条称：“县有四芦川水，今名云中水。”四芦当即肆芦。秀容郡有肆卢县，秀容县又有肆卢城。地望相当。宜于马牧也和《魏书》荣传“畜牧蕃息，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云云相合。《北齐书》四○《白建传》：

除大丞相骑兵参军。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疋。在五台山北栢谷中避贼。

也是忻县养马之证。可见尔朱氏所居秀容当在今忻县，不在朔县。朔县北魏时大约属于朔州的神武郡或太平郡，不属肆州。而尔朱荣祖父代勤跟尔朱文畅、尔朱智虎、尔朱天光都曾为肆州刺史。尔朱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肆州，“镇其根本”。都足见尔朱氏与肆州之关系。尔朱世隆曾任肆州大中正，尤足证其郡望所在为今忻县之肆州，非今朔县之朔州也。《水经注》汾水条“又南迳秀容城东”，子注云：

《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东去汾水六十里。

据《元和郡县志》一四，秀容故城在岚州宜芳县南，当今之岚县。护军之制是不立郡县，实行军管，与镇戍制度相近。西晋以来已有此制，北魏早期也曾实行。秀容之立护军当是为镇压胡人，而《魏土地记》“秀容胡人”连文，似乎秀容即是胡人之名。岚县在忻县之西，秀容胡人想也是契胡之类了。《元和志》在宜芳县秀容故城之下载刘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云云，望文生义，自不可信。

关于契胡种族，陈寅恪先生以为即是羯胡。《高僧传》里所谓“瑞应四十二契”“梵呗三契”的“契”都是偈字的另一译音。【436】契可以对偈，当然也可以对羯。时人称魏收替尔朱氏作家传，不用羯而用契字，也许即其一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条载北海王显与魏庄帝书有“共叙哀辛同讨凶羯”语，“凶羯”指尔朱荣。《北齐书》二一《封隆之传》记高欢的话，也有“与诸君剪除凶羯”语，指尔朱兆。羯字通常既非泛指胡人，当是指羯种而言了。《晋书》一二二《吕光载记》：“光攻城既急，〔龟兹王〕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须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又九七《焉耆传》记其王龙安“夫人狯胡之女”。晋宋之间属于广韵去声泰废等韵字与入声月黠屑薛一类韵尚未划然分用，泰韵的狯和月韵的羯又双声，狯胡可能也是羯胡的另一写法，犹之赫连屈孑（薛韵）亦作屈正（泰韵）也。（此点承周祖谟先生指示，合志感谢。）

第四是焉耆胡。魏书三○《车伊洛传》：

焉耆胡也。世为东（疑当作西）境部落帅。……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为沮渠安周所破〕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正平元年（451）伊洛令〔子〕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

车氏也是北魏境内的西域胡人。《魏书》一○一《高昌传》：

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437】……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

车伊洛大约即是徙于焉耆的车师前部人。所以虽名焉耆胡，而封为前部王。四种胡中，焉耆胡的人数大概最少。但除车伊洛以外，焉耆胡的聚落也不无可考。《八琼室金石补正》一六收西魏王慎宗等造四面象记云：

大魏大统元年（535）岁在乙卯四月丁丑……佛弟子（以下人名上皆有佛弟子字样，今皆略去。）王慎宗……车枕洛……车永……车虎仁……车杴柟……车天寿……车元兴……车太平……车洛。……

车姓诸人名中两个都带洛字，疑即车伊洛之类。可知六世纪初，西魏境内尚有焉耆胡人的聚落存在了。《魏书》七七《羊深传》有北地人车金雀，疑亦焉耆胡的车氏。

综括本节所推论，北朝境内以胡称的四种少数民族——即山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除最后一种明见史文以外，其他三种也都与中亚胡人有关。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则依照他们武力强弱或文化高下，而各不相同。大致北朝统治者对后二者比较优待，对前二者采取更高压的手段。

（三）羌

其他少数民族有羌氐蛮巴僚等，现在依次讨论。羌人为后汉时西方最大势力，西晋以后入居中国，南安赤亭羌之姚氏并且在长安建国。四一七年后秦为刘裕所灭后，姚泓部下很多投奔北魏。而其他非姚氏直系的羌人部落，如冯翊羌酋党道子，河西羌酋不蒙娥，杏城羌酋狄温子等，都在泰常四五年间（419—420）降附北魏。【438】北魏境内羌人聚集最多的有几个地方。一是秦州，州治在上封城（今甘肃天水）。莫折太提是秦州人。孝文时秦州羌吕苟儿聚众反，见《魏书》五八《杨椿传》。又《魏书》八《宣武纪》：

永平三年（510）二月癸亥秦州陇西西羌杀镇将赵alt，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

案《元和郡县志》三九秦州上邽县条：

后魏以避道武讳，改曰上邽（当作封）。废县为镇。

所谓镇即上封镇。《魏书》四一《源贺传》明言“统万高平上邽（亦当作封）三镇”。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一以为“各书无立镇之说，恐《元和志》之说未足为据”。实未详考。上邽之立镇自然与镇压羌人有关了。另一是泾州。《魏书》四七《卢渊传》：

是时（太和十七年前后）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

《地形志》泾州治临泾城，属安定郡，今甘肃泾川县。《魏书》四上《太武纪》：

神alt三年（430）遂取安定。……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延和二年（433）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攻普，不克。……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

又四○《陆俟传》：

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使持节散骑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

安定镇之设立当然是为镇压泾州的羌人。第三是河州。《地形志》河州下云：“有伏乾（阙二字）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抱至。”抱至当作枹罕。《元和郡县志》三九河州条称：“后魏平定秦陇西〔？〕，改置枹罕镇。孝文太和十六年改镇复为河州”（当今甘肃临夏县）。《魏书》七上太和四年（480）《纪》载：“洮阳羌叛，枹罕镇将讨平之。”这就是枹罕设镇的功用了。《魏书》七○《刘藻传》：

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

又七一《裴叔业传附柳僧习传》也载“迁北地太守，氐羌爱悦”。知道北地郡也是羌人群居所在。还有一个羌人的中心是华州的李润镇（陕西大荔县）。《魏书》一九下《安定王燮传》：

世宗初……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藉仓府，未刊名实。

又九四《王遇传》：

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

上述秦州、泾州、河州等地，后汉时已是羌人出没之处，苻氏姚氏以来更是羌人的地盘。羌人所树立的政权虽然倒了，这几州的人口恐怕羌族仍占多数。李润镇虽是小地方，在羌人姚氏立国的时期，却是军事重镇之一。《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

雷恶地……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苌曰：……恶地多智，非常人也。……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

又云：

苌大败〔苻〕登于安定东。……苌寝疾，遣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其太子兴诣行营。

又一一九《姚泓载记》：

初〔姚〕兴徙李闺羌三千家于安定。寻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

可见姚苌时代李润之重要不下于长安，居留的羌人也很多。魏安定王燮表文中说华州州治所在“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很显然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军事要塞。足与姚苌的话相印证。羌人屯聚之多，到魏初犹尔。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征盖吴回来，“分军诛李闺叛羌”。【439】所以立镇者，也为的是“护羌”。后来羌人势力逐渐消灭，不再需要军队来镇压，于是改为华州。既失去军事意义，自然感觉作州治不相宜，因而安定王燮要求改治“井浅池平，樵牧饶广”的冯翊了。

北魏军队中有羌人氐人，见《魏太武与臧质书》。王遇原姓钳耳，羌中强族，世为渠长。但在北魏政治上并未占什么地位。只是以阉人身份受宠于文明太后而已。这几个羌中豪族，在北朝进仕的情形，从姓氏书里约略能窥见一二。《元和姓纂》五箝耳氏下云：

西羌人。……《姓氏英贤谱》：本胡姓。天监初有箝耳期凌自河南归化。父同，祖光，并仕魏为三品也。冯翊后魏冯翊太守箝耳静。孙康买，周御伯大夫，聘梁使。【440】生文举，周宁州刺史。……文举弟文固，生愉，驾部员外。后魏伏波将军箝耳进，进生通，同，周南兖州刺史。……后魏又有华山太守箝耳德。曾孙文衡，河州刺史。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又云：

隋恒山郡九门县令箝耳君清德之颂云：君名文彻，华阴朝邑人。……世为君长，因以地为姓。曾祖静，仕魏为冯翊太守。祖郎，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宁邓四州总管别驾，安陆龙门二郡守。

关于党氏，《元和姓纂》七云：

本出西羌。……又〔姚秦〕吴平男党娥，子孙居同州。冯翊后魏宁州刺史北地公党弘。……并同州人。华阴姚秦羽林监党成，后徙华阴。

西魏北周因为地域关系，统治者似乎颇用羌人为将帅。如《周书》四四《任果传》：

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魏废帝元年（552）率所部来附。太祖嘉其远至，待以优礼。……太祖以益州未下，复令果乘传归南安，率乡兵二千人从〔尉迟〕迥征蜀。……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节，乃进爵安乐郡公，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

南安（今甘肃陇西县）原是羌人所住的地方，任果当即羌中豪族。后秦有任谦任兰，疑亦一族。再从其他方面的材料，也能指出若干痕迹。《八琼室金石补正》二三收北周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云：

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乐等与大都督夫蒙alt……等出自布素，蒙王采拔。解褐入朝，位登三司。

上引《王遇传》说不蒙为羌中强族，《元和姓纂》一○不蒙氏条也称“西羌人”。《姓纂》二又有夫蒙氏，岑氏《四校记》页二三○据《通鉴》二一五胡注补为“本西羌姓。后秦有建威将军夫蒙羌。今蒲同二州多此姓”。夫不两字照高本汉所构拟之切韵音甚相近，当即一姓。唐有夫蒙灵詧，亦是不蒙。宇文泰擢用羌人夫蒙alt之为大都督亦其一例。

《金石萃编》三六【441】收周保定四年（564）立圣母寺四面像碑，所载立碑者一百二十一人中，姓钳耳者二人，姓弥姐者二人，姓姚者二人，姓荔非者三人，姓同alt者三人，姓罕alt者六人，姓党者七人，姓屈男者九人，姓昨和者十九人，姓雷者二十七人。钳耳氏和党氏是羌人毫无问题。上引《魏书·王遇传》说雷氏是羌中豪族。《晋书》一一二《苻生载记》称雷弱儿为南安羌酋。姓姚者可能是后秦姚氏之苗裔。其他诸姓也大都可以证明其为羌族。《晋书》一一七《姚兴载记》称辅国弥姐高地“诸部之豪”。一二五《乞伏炽槃载记》有南羌弥姐康薄。姚苌部下有弥姐婆触。皆足证其为羌姓。《元和姓纂》八荔菲氏下称“西羌种类也”。《姓纂》三有遆氏，下云：“音蹄。今同州澄城县多此姓。”岑氏《四校记》页二六一疑此条原是同遆（蹄）氏之文，其说甚是。《古今姓氏书辨证》二有同蹄氏，称“本西羌人”，并引《唐书·孝友传》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事。同蹄当即同alt。罕alt氏《萃编》作南井，《补正》辨王氏错误，以为当作罕井，其实还未达一间。南北朝石刻书体随意，王陆两家认为井字的，原是alt字。《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罕alt县。注：“应劭云音羌肩反。师古曰，本破罕并之羌，处其人于此，因以名云。”《水经·河水篇》漓水条：“水出罕alt西，东南流径罕并南，注之。”子注：“《十三州志》曰，广大阪在枹alt西北，罕alt在焉。”足证字当作alt。罕alt羌人部落之名，因以为氏。《后汉书·西羌传》载罕种羌千余寇北地，或者便是罕alt羌的省称么？《姓氏书辨证》二五罕幵氏下注云“虏姓”，似欠正确。广韵入声八物屈字下云：“又羌复姓有屈男氏。”《姓纂》一○有屋南，云“代北复姓”。又有屈南，云：“屈原裔孙仕后魏。魏重复姓，以自南来，乃加南字。或作屈男。”文有讹误。【442】《姓氏书辨证》三七只引《姓纂》。两书解释屈南二字皆甚牵强，似不如广韵之明确。昨和氏见于宋代邵思《姓解》一，注云出《后魏书》。《通志》二九《氏族略》五关西复姓有昨和氏。而郑樵所举关西复姓皆属羌姓。再从他们与这许多羌人共同立碑看来，如推断昨和氏也是羌人，大约不中亦不远吧。一百二十一人中，有七十九个羌族人，即羌人占三分之二，足以见北周境内若干地方羌人人口之多。碑中羌人历官可考者，有“罕alt明孙肆安县令”，“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屈男神□”，“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同alt永”，“威烈将军荔非道庆”，“蒲城县法曹府昨和畅”，“旷野将军殿中司马雷荣显”，“白水郡五官雷洪达，辅国将军中散别将同alt永孙”等八人，都是武职或卑官。但从立像的关系来看，羌人为“南面中堪像主”者一人，“檀越主”二人，“大像主”一人，“左葙斋主”一人，“右葙化主”一人，“右葙香大主”一人，“弥勒像主”一人，“弥勒开明主”一人，“无量寿像主”一人。檀越即施主。其他各主也都指捐款造像者而言。【443】又可推知羌种人的经济状况了。

《金石萃编》三六又有周保定四年（564）同alt氏造像记。残泐甚多，但可辨认者有姓同alt的八十余人。《金石补正》二三有周天和元年（566）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记文称一百廿八人，实数所载姓名，只八十七人，盖未全载。计姓昨和者五十八人，姓罕alt者六人，姓荔非者五人，姓雷者二人，姓屈男者一人。从造像关系看来，有“左相侍幢昨和伏子”，“南面化主昨和洪智”，“南面光明主昨和丁亮”，“右相侍幢昨和伯龙”，“南面香火主荔棐子和”，“南面斋主虎贲给事中散大夫昨和富进”，“当阳像主昨和丑奴”，“都化主□□将军□右员外□中侍都督罕alt举”，“仏堂主昨和真庆”。官位可考的只有昨和富进和罕alt举二人，也是武职或卑官。【444】

（四）氐蛮巴僚蜀

《魏书》一○一（后人所补）《氐传》称氐人汉以来“自alt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但在北朝大抵集中于南秦州（治仇池，今甘肃成县）和东益州（治武兴，今陕西略阳县）一带。【445】氐种部落的历次起兵详见《魏书·氐传》与《周书》四九《氐传》，兹不备论。北朝统治阶级对待氐人也是采取用军镇来镇压的办法。《地形志》南秦州下注云：

真君七年（446）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488）为渠州。

《魏书》五一《皮喜传》称：“仇池国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altalt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可以参看。据《魏书》一○一《傅竖眼传》《周书·氐传》，宣武帝时破灭氐杨氏，立武兴镇，后改为东益州。《元和郡县志》三九武州下云：

后（此下当补魏字）平仇池，于仙陵山东置武都镇。宣武帝于镇城复置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

又二凤翔府下云：

后魏太武于今州理东五里筑雍城镇，〔孝〕文帝改镇为岐州。

《魏书》七○《刘藻传》：

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先是氐豪徐成杨黑等驱逐镇将，故以藻代之。至镇，擒获成黑等，斩之以徇，群氐震慴。

又三○《陆真传》：

是时（文成帝时）初置长蛇镇（今陕西陇县）。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击平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四收皇甫alt墓志：

太和廿年（496）中仇池不静，扇逼泾陇。君望著西陲，勤能□服。……即驰驿慰劳。……复除为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太守领带军镇。

仇池、武兴、雍城、长蛇、清水等镇都是为压制氐人而设的镇，由上引各条可以看出。

《魏书》七八《张普惠传》：

别遣……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于时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类，所在邀劫。公熙既至，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言公熙旧是蕃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

武都氐人杨氏仕于北魏者还有杨大眼，见《魏书》七三本传。又有略阳氐人苻承祖，以阉人事文明太后，官至吏部尚书，见九四本传。上文所引北周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载独乐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元和姓纂》五强氏下云：“苻秦录强永、强帛，姚秦强起斌，西阳侯强景，并略阳人也。”略阳是氐人根据地，除《姓纂》所举之外，苻坚部下还有些强姓。由此推测，强独乐也可能是氐人了。

《魏书》一○一《蛮传》：

蛮之种类……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沔水流域的蛮族因在边界，往往忽而属南朝，忽而隶北朝，前后事迹具见《魏书》《周书》《蛮传》，在此不赘论。对于北魏最大的威胁还是“陆浑以南满于山谷”的蛮人。《魏书》八《宣武纪》：

永平二年（509）二月甲子诏曰：……河洛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保险诸蛮，罔不归附。商洛民情，诚倍往日。

又六六《李神轨传》：

武泰（528）初，蛮帅李洪扇动诸落。伊阙以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

统治者对付蛮人征伐以后，更采取移徙他们的办法。如景明三年（502）李崇徙蛮人万余家于河内诸州及六镇。【446】《魏书》四六《窦瑾传》载“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县，这儿的蛮人一定也是南境移来的。《魏书》七四《尔朱荣传》载他自言其志，要“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又八○《樊子鹄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蛮酋被迁于代。”蛮人仕于北朝者，樊子鹄之外，还有光城蛮帅田益光，传见《魏书》六一。白兽（当即虎）蛮渠帅扶猛，传见《周书》四四。其他拥众内附，因而命官的，详见《蛮传》，不再赘述。

北朝境内的巴人大都在洛州（今陕西商县）。《魏书》四上《太武纪》：

神alt元年（428）九月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太延四年（438）十二月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

关于他们的来源，《隋书》三○《地理志》豫州条云：

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

又《魏书》七九《董绍传》：

出除右将军洛州刺史。……萧宝夤反于长安也，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词。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

《周书》四四《泉企传》：

泉企字思道，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447】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企……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及萧宝夤反，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企率乡兵三千人拒之。……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448】潜兵掩袭，二姓散走。……〔魏孝武西迁，高欢率众至潼关〕。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阳人杜宝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及洛州陷，〔子元礼〕与企俱被执而东，元礼于路逃归。时杜宝虽为刺史，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及元礼至……遂率乡人袭州城。斩宝，传首长安。朝廷嘉之，拜卫将军车骑大将军，世袭洛州刺史。……及元礼于沙苑战没，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

由上引史文，可以看出巴人在北周活动的大概。他们的酋长并被统治者利用，一面管理部落，一面世袭刺史或县令。这是与北朝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办法不大相同的。《周书》本传和《北齐书》二一《高昂传》都作泉企，《北史》本传作仚。巴alt人信奉道教，成李氏时已然。《北史》传中并说“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alt虽童幼，而好学悟静”。再和alt字思道相印证，或者《北史》名作alt为正确吧？《古今姓氏书辨证》九泉氏下云：“巴人泉企为洛州刺史上洛侯，故望出上洛。”明言泉氏是巴人。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一七引《元和姓纂》泉氏条【449】没有巴人字样，把泉企和吴全琮之后所改泉氏混为一谈。疑非林宝原文，或是章氏引时误加删略。《周书》四四又有李迁哲，“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杨乾运“傥城兴势人也。为方隅豪族”。阳雄“上洛邑阳人也。世为豪族。……商洛首望”。疑皆巴氐之类的酋豪。宇文氏莫不加以联络，特别优待。事实具见本传。其原因不外乎藉此在少数民族所依据的地方获得政治上的安定，并利用他们的武力，和山东及江南作战。这和上文所说宇文泰擢用羌人为将帅是一个道理。

《魏书》一○一《僚传》：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正始（504—507）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世宗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

《周书》四九《僚传》：

太祖平梁益之后，令所在抚慰。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至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僚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

除去设镇镇以兵威之外，还以大批俘虏僚口充奴婢，甚至掠卖，比征发为兵又不如了。大抵少数民族中的酋豪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给以官爵，通过他们来统治他们自己的部落。因此少数民族的酋豪比较易于汉化，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否恰指示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酋豪以外，少数民族中的富室也往往先汉化，先和统治者连成一气。《隋书》二九《地理志》梁州条：

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

这便是一个例子。

北朝境内的蜀人集中在河东，即今山西省西南部。《魏书》四二《薛辩传》记其来源云：

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遂总摄三营。……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子谨。……始光（424—427）中……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长子初古拔……真君中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世祖亲讨之。乃诏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

蜀人这一支很早就和北魏统治者合作，成为北魏的外围。拓跋氏之优待薛氏，用意正和优待巴氏酋豪相同。令其世袭地方官，好藉以治他们的部落，并利用其部落的武力。但薛辩一支以外的蜀人时有起而反抗者。关于北魏北周时蜀人的活动，可以参看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450】文中所辑资料，兹不备引。蜀种人数不多，但《宋书》八四《孔觊传》载：“阮佃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僚食人，每见之辄奔。”可见其作为兵士是很得用的。魏人大约也曾用过蜀兵，前论丁零与敕勒节所引鹿悆回答梁人的话可以为证。蜀种人所据地域虽不广，但他们的地位往往能给北魏统治者军事上的优势或财富来源以相当威胁。《魏书》二五《长孙稚传》：

时薛传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上表曰：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赡济理绝。

长孙稚上表《通鉴》一五二系梁大通二年（528）。萧宝夤反于关中，蜀薛在河东响应他，正与以前薛永宗之响应盖吴相同。这时葛荣杜洛周的兵已乱冀定，所以长孙稚表中说“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必须傍靠河东盐税。因此也就必须争取蜀薛合作了。

（五）附　论

上文所论四种胡是月支或昭武九姓胡人西迁前后已入居中国者之后裔。北朝境内还有九姓在中亚建国以后才入中国的胡人，主要是商胡。如《魏书》一○二《粟特传》载：“其国商人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又三五《崔浩传》载太武帝征蠕蠕，未曾穷追。“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这些商胡大都并不定居中国，乃是往来流动的。所以沮渠蒙逊上表说：“商胡后至，奉公卿书。”当是北魏乘商胡西归之便，托他们带信。北魏加给沮渠牧犍的罪名之一是“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亦足为证。【451】商胡不但入魏，并且到高车吐谷浑等部落中作生意。《魏书》一○三《高车传》载：“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周书》五○《吐谷浑传》：“魏废帝二年（553）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观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然而商胡也有在中国落户的，如《北齐书》五○《和士开传》说：“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北史》九二《恩幸传》：

武平（570—575）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盼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粥爵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452】

这些康穆曹何史姓的胡人，大约都是商胡子弟。《北齐书》一○《襄城王淯传》称：“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所谓“富商群小”，疑心也是胡小儿之流。《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七有殷朋先题记云：“殷朋先为康胡七人（阙）恶捺佛愿造像一（阙）。”康胡当即康国胡人。这些商胡和他们的家属人数不多，大都集中在邺都。虽然在齐末朝廷颇有势力，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境内少数民族，也不发生上文所述各少数民族的问题。所以不列于第二节，而附论于此。

综上所论，北魏崔浩之死是汉族高门对鲜卑人斗争的失败。鲜卑统治者为统一胡汉间的矛盾，把胡人和汉人高门打成一片；糅合成一个统治阶级，来压迫剥削胡汉两方面的庶民。汉化的目标在巩固胡人的地位，基本精神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北齐的统治者是北镇胡人或胡化汉人。团结边镇上各种被压迫者，形成联合战线，取得政权。北齐是大鲜卑主义的时代，统治者对于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一贯地采取压制手段。北周的统治者也是出身北镇的胡族。对于汉族庶民施行胡化办法，编入部落式的军队。关中汉族高门从刘曜败亡以来屡受摧毁，至此经济基础已大大削弱，不能构成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势力。加以宇文氏反对门阀政策，所以在政治上无须顾虑到胡汉统治者内部的冲突。至于北朝统治者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约有数端。或是设镇来压制，或是迁移他们去戍边。许多种少数民族都被编入军队，有的甚至经常地被掠卖为奴隶。大致少数民族里的酋豪每被统治者所利用，通过他们来控制他们的部落。北魏政权的覆亡，致命伤是北镇之起兵。但北镇人之起兵并非对汉化的反动，乃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敕勒羌人等和被摒于清流以外的鲜卑和汉人的府户联合起来，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反抗。

（载《燕京学报》第39期）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魏收《官氏志》于北魏初年典制记述甚简，官名之散见于纪传而志中无可稽考者比比也。盖自昭成帝时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即于鲜卑旧制以外杂采魏晋官号。其后因时制宜，屡有增损。而胡汉糅杂，无复系统，宜伯起之不克详纪，吾侪今日更难辨其统属及职掌。高祖汉化，尽汰旧俗，太和中诏群寮议定百官著于令，始收整齐划一之功。太和二三年复次职令，世宗初颁行，以为永制，《官氏志》兼收两令，谓“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然有非勋品亦非流外，自魏初讫其亡于高氏百七十余年间未尝废罢之领民酋长。《官氏志》亦付缺如，斯伯起无所逃其疏漏之咎矣。《官氏志》又云：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似魏之境内唯有志所记“诸部”，而诸部又俱经太祖散为编民者。《魏书》八三上《贺讷传》亦云：

代人，……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

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453】

可知太祖之分散诸部固有例外，且粗犷难驯不列为编民者又不止于边徼之高车而已。如并肆汾晋冀定安诸州之山胡、蜀、丁零莫不皆尔，其变叛史不绝书。《魏书》一九上《元遥传》：

〔肃宗时〕迁冀州刺史。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454】

既无籍贯，知亦别为部落矣。此就“粗犷不任使役”之异族言，尚有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出《官氏志》所记诸氏之外。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

魏刘玉墓志：

弘农胡城人也。【455】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匈奴之患，李陵出计（讨？），军alt（势？）不利。遂没虏廷，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拓）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案刘宽弘农华阴人，见《后汉书》五五本传。志称宽后自是攀附。且依志文似宽翻在李陵之前者，尤其牵合之证。大抵魏晋以来北边外族入中国多喜冒称汉人后裔，从李陵没于匈奴。后世李太白之以西域人自称凉武昭王后裔窜逐条支者，即此故技。刘初万头之为胡人可以无疑。以玉定居弘农胡城，遂牵合弘农之刘宽为远祖耳。初万头率其部落从驾，遂因其地立何浑地汗之官号以命之。汗乃王侯贵人之尊称，当时此类当复不少。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与此种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浑地汗之类也。《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羽健世祖时卒，曾祖郁德祖代勤继为领民酋长。……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

尔朱羽健以领民酋长领其部落从驾，犹刘初万头以可浑地汗之称号率其部落从驾。《北史》六一《叱列伏龟传》：

代郡西部人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456】酋长，至龟五世。【457】……嗣父业复为领人酋长。……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周文帝以其豪门，解缚礼之。

《北齐书》二○《叱列平传》：

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平……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

《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

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时宗人拔陵为乱，……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高祖起义，常为附化守，与万俟受洛干东归。……卒赐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民酋长假王。

《地形志》附化郡属朔州，即怀朔镇所改。《周书》二九《高琳传》：

其先高句丽人也。……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458】

高琳北魏末年人，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上溯五世适当魏太祖时，与尔朱荣叱列伏龟传所记时代相同。皆世袭以领部落，与代北习俗无异。《尔朱荣传》称：

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459】……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食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洛阳伽蓝记》称尔朱氏：

部落八千余家，马有数万匹。……部落之民控弦一万。【460】

割其地长为世业，与开国五等之封迥不同矣。

魏收汉人，北魏部落习俗盖非所悉，亦犹清朝汉人之不谙满洲制度。故《魏书》于高祖迁洛之前记述多所遗落，迁洛以后，凡涉及北族之事亦不完备。太祖虽分散诸部，如尔朱氏之比者决不止一二。其有领民酋长之号者固无论，并有不蒙此称而实别为部落者。如《北史》五四《库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干……〔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461】

善无当今西山代县西北，北秀容当今朔县西北，相去不远。听其冬朝夏返，待遇亦同于尔朱。是库狄之先亦未编户之部落酋帅。【462】《北齐书》二五《王alt传》：

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师。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反。……alt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alt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alt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据《地形志》太安狄那属怀朔镇所改之朔州，更从alt之论左袵观之，其为鲜卑部落无疑。《北齐书》二○《斛律羌举传》：

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仅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

《北史》五三《綦连猛传》：

〔尔朱〕兆败，猛与斛律羌举、乞伏贵和逃亡。及见获，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贵和配娄昭。羌举以故酋长子，故无所配。

羌举之父以酋长而为武川镇将，犹尔朱羽健之拜散骑常侍，尔朱代勤之为肆州刺史，破六韩常之为附化守，尔朱新兴之官右将军光禄大夫，叱列平、叱列伏龟之以别将从征，库狄干之以将军宿卫京师。大抵此类部落原蕃息于北边，经太祖之分散部落，高祖之革除旧制，而讫不动摇者，国家正赖之以捍御边境也。魏兰根所谓“国之肺腑，寄以爪牙”【463】，肃宗正光五年诏书所谓“选良家酋帅，增戍朔陲”【464】，莫非指此辈而言。《魏书》八《世宗纪》：

正始三年四月甲辰，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

元鸷墓志：

延昌中奉敕使诣六州一镇，慰劳酋长而还。

《魏书》九《肃宗纪》：

延昌四年九月己巳，皇太后亲览万机，诏曰：“……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徕，以副其心。”

《魏书》一二《孝静帝纪》：

天平三年二月丁酉，诏加齐文襄王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以鲜卑、高车酋庶皆隶之。

《官氏志》：

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北齐有领民酋长领民庶长之别（详下），《隋书·百官志》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则诸诏书所谓酋庶者岂指领民酋长庶长而言耶？《尔朱荣传》又言高祖以来为领民酋长，其父新兴转秀容第一领民酋长。盖北魏初年领民酋长之制已如北齐之有等级矣。

逮魏之末年，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自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新立战功，朝廷欲以此传统之美称羁縻之，冀得其用。昔者部落性质固定，酋长之入朝从征及领方镇皆属暂时。今则酋长征讨出守而部落随之迁徙，甚者徒有酋长虚号，而无部民，与昔之拥部落而定居，世有其地者迥异。魏齐间领民酋长之可考者：

尔朱天光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长。【465】

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仍从〔尔朱〕荣讨葛荣于相州。……葛荣既擒，除使节抚军光禄大夫假镇东将军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466】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父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467】……为杜洛周所破，部众分散。金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朱荣。……武定初……转第一领民酋长。……天统三年薨……赐……酋长王如故。【468】

斛律光父丧去官。……〔天统三年〕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469】

斛律平为杜洛周所破，部落分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尊长。【470】

高市贵善无人也。……迁卫将军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领民酋长。【471】

薛孤延代人也。……从追尔朱兆于赤谼岭，除第一领民酋长。【472】

侯莫陈胡代人也，祖伏颓魏第一领民酋长。【473】

王怀不知何许人也。……值北边丧乱，早从戎旅。……〔魏〕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高祖东出，怀率其部人三千余家随高祖于冀州。【474】

念贤……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475】

梁御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祖征讨。……〔从尔朱天光西讨〕除第一领民酋长。【476】

刘亮中山人也。……父特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477】

乞伏慧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478】

刘懿宏农华阴人也。……起家□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墓志）。

张景略燕州上谷人，汉司徒华之后也。……祖骠骑大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文城公。【479】

万俟普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率部下降。魏授从将军第二领人酋长。……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480】

齐高祖……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481】酋长，尝（当从《北齐书》作常）在〔尔朱〕荣帐内。……普泰元年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482】

步大汗萨太安狄那人也。……正光末六镇反乱，萨乃将家避难南下，奔尔朱荣于秀容。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以为第三领民酋长。【483】

独孤信云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484】

《金石萃编》三二载焦延昌造像碑有：

祖父故曹乌（？）勾雷平莫将军第一领□酋长。

所缺当是民字。王兰泉据铭文比丘人名，定为与大统五年之曹续生造像记【485】同时同地所立，则所谓官第一领民酋长之祖父亦当在北魏末年未分东西以前也。刘师培《左厂集》六《北齐道能造像记拓本跋》谓武平元年比丘道能造像记有

使持节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本州大都督第一镇（当作领）民酋长广平郡开国仪同三司太宰库狄干

之文，《北齐书》一五《北史》五四《库狄干传》俱不载其曾任此职，疑亦在魏世也。

综观以上所列，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唯王怀、念贤、梁御、刘亮、刘懿、张景略、齐神武、焦延昌之祖父八人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北齐书》一九《北史》五三王怀本传皆不言何许人。然从“率其部人三千余家”之语观之，恐非汉族。《周书·念贤传》不言其籍贯。《北史》四九以为金城枹罕人。然《元和姓纂》九去声五六alt念姓下云：“西魏太傅安定公念贤，代人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同。【486】则念贤固亦出自代北。梁御传言其先世官于武川，遂改姓纥豆陵，可见系完全胡化之汉族，疑亦统有部落，刘懿墓志称其“字贵珍”。其言“第一酋长”显系第一领民酋长之省。瞿中溶据志所叙先世及历官，考定刘懿即刘贵，《北齐书》一九有传，见《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其说甚确。【487】唯志称宏农华阴人，传谓秀容阳曲人，两者不同，而皆不言其胡人。瞿氏斛释之曰：

又考唐《宰相世系表》刘氏临淮一望出自汉光武，后有名彦者，宋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疑即志所云祖给事也。又有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后。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左贤王卑裔孙库仁后魏南部大人凌江将军，弟眷生罗，定州永安敬公，五世孙环隽北齐中书侍郎秀容懿公。以《魏书·地形志》证之，永安即阳曲所属之郡，秀容即敷城所属之郡，皆郡公也。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卑裔之后【488】，作墓志者欲讳其裔出匈奴，故举旧望云宏农华阴人，且攀附临淮之给事为祖也。盖在魏其族实散居永安之阳曲及秀容之敷城，故史传误以阳曲隶秀容也。永安秀容二郡皆隶肆州，故高欢为除懿肆州刺史，后长子为肆州中正贬刺史，而第三子徽彦亦为肆州主簿也。且证以起家为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之文，其为出于匈奴左贤王之裔南部大人之族无疑矣。

一良案瞿氏之说是也。《北史》三一《高昂传》：

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489】

亦足证刘贵实以胡人而任领民酋长。刘亮先世不可考，或亦刘玉刘懿之比耶？

张景略墓志见《金石萃编》三八。张华晋人，未尝官司徒，且其郡望是范阳方城而非上谷，足见附会。志又称景略“起家为魏帝内侍左右”。考《官氏志》称“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是内侍之职多用代北豪族。今考《魏书》所载任内侍左右者，如长孙肥、穆观、奚和观、奚拔、叔孙俊、屈观、谷浑、陆俟、皮豹子，任内侍长者如庾和辰、王树、安颉，皆非汉人。张景略疑亦出于鲜卑也。《魏书》《北齐书》《北史》俱谓高氏渤海蓨人，纪其世系，以为高欢祖谧徙居怀朔镇，累世北边，故习其俗，案诸史籍，高氏固以鲜卑自居，敌视汉族，其例至伙。如文宣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490】杜弼言鲜卑车马客，治国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491】显祖又谓群臣：“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492】高欢尝谓六镇兵人不得欺汉儿。【493】文宣皇后李氏赵郡人，高隆之高德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494】此外高氏及其亲近之北人诋毁汉人之例不一而足，兹不赘述。【495】高欢祖母叔孙氏当是鲜卑。其母韩氏或是步大汗氏所改之韩氏。高欢娄后亦代北人。《元和姓纂》十九侯娄姓有河南一望云：“《官氏志》匹娄氏改为娄氏，后魏平远将军娄内干女为北齐神武皇后。”【496】《周书》一《文帝纪》三六《段永传》皆称娄昭为匹娄昭。侯景谓高澄为鲜卑小儿。【497】《隋书·五行志》上亦言“齐氏出自阴山”。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六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谓允既是欢五世内从祖，而欢贵之后无所追崇，疑史有亡佚。案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出于《北史》，李延寿叙魏周隋俱详其先世，於齐则自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叙起，盖示缺疑之旨。魏收《魏书》修于齐世，故涂附高氏祖先世系。考《北齐书》二一《高乾兄弟传》称其渤海蓨人，山东豪右，为州里所宗教。而齐神武与乾兄弟间乃全不见宗室戚属之关系。《北史》三一《高乾传》，载神武呼乾为叔父，昂传载神武使子澄以子孙礼见敖曹，与宇文黑獭自称王氏甥，目王褒王克为舅氏事绝相似。【498】故高欢之任领民酋长或以其本非汉人与？焦氏系中华固有之姓，然焦延昌造像碑有“父拔拔……祖母呼延……母呼延……”之文，似亦不可必其为汉族。魏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称“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疑亦第一领民酋长也。

魏齐时又有所谓领民都将，领民都督者：

司马子如屈迹云中主簿，大行台尔朱梁郡王……假中坚将军领民都将（墓志）。

步大汗萨父居，龙骧将军领民别将。……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元象中……累迁临川领民大都督。【499】

武威牒舍乐少从尔朱荣为军主，统军，后西河领民都督。〔永熙二年〕尔朱兆败，率众归高祖。【500】

石信乐陵厌次人也。……又除使持节……秦州刺史领民都督。转除三泉领民都督……俄除马邑总管领民都督（墓志）。

傅伏太安人也。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501】

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魏正光以后北镇扰乱，北人或随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辈侵掠，或避难流徙，展转南出。稽胡刘蠡升之称天子于云阳，亦驱恒代之人入南。然其中固不尽未同编民之部落，颇有鲜卑及中原豪族之久戍边鄙者。于是酋长之号不尽适用，而有领民大都督暨都督之称，犹领民酋长有第一二三之别。都将别将云者，疑又在都督之次，若酋长之下有庶长与？

《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普泰二年十一月〕高祖南攻邺，留金守信都，领恒云燕朔显六州大都督，委以后事。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一《北齐书·斛律金传》条：

此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但六州之名尚少其一，史有脱文，盖脱蔚州也。

据《北齐书》一八《孙腾传》：

〔普泰二年十月〕遂立中兴主，除侍中，寻加使持节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台。高祖进军于邺，初留段荣守信都，寻遣荣镇中山，仍令腾居守。

知斛律金所领六州大都督即是孙腾之六州流民大都督，与领民都督同其性质。当时高祖之根据地为信都，初与此六州之地无涉。六州大都督乃领流民，非如都督几州诸军事之比。【502】更考《北齐书》二四《孙搴传》：

〔兴和初齐世宗入邺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群，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

钱氏谓斛律金传脱蔚州者信不诬。传云罪及“主人”，知其指北边诸州流亡南下，寄居东魏境内之人而言。盖北镇兵人自葛荣败后一部分入于尔朱氏，又由尔朱兆割配于高欢。但葛荣败后散居南境，而未编军籍者甚多，故兴和时高澄复搜招之也。所谓六州非尽六镇后身，亦不颛指此六州之人而言。六州流民大都督者，总领北人流民，自有六镇人在内，而以六州两字统括之耳。钱氏谓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未免失之于固。滨口重国氏《东魏之兵制》一文【503】论高氏得力于六镇兵人，其说自是，而释六州亦未得真谛也。其后或全举言六州领民都督，或止言六州，于是此二字遂成熟语。如《北史》七《齐显祖纪》：

天保元年夏五月改元，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三大阶。

谓六州人之戍边者，非谓缘边六州也。《北史》五五《唐邕传》：

〔河清中〕又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武成〕帝从之。

据前引之《北齐书》四一《傅伏传》：

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周（当据《北史》五三补武字）帝前攻河阴，伏自桥夜渡，入守中alt城。【504】

中alt即河阳三城之一。周武攻河阴在建德四年，当齐后主武平六年，在唐邕建议之后。则傅伏之领民大都督，即领于永桥之六州军人。六州指北人，而领民云者即领北人。龙藏寺碑有“六州领民都督”则全举之也。

上文所列领民酋长之官大抵在北魏东魏之世，北齐只斛律氏父子一二人耳。然六州领民都督（每简称六州都督）则东魏北齐皆数见不鲜。

赵郡王琛永熙二年除使持节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高祖将谋内讨，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掌后事，以为并肆汾州大行台仆射六州九酋长大都督，其相府事琛悉决之。【505】

清河王岳天平二年除使持节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俱诣京畿。时高祖统务晋阳，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506】

独孤永业〔武定中〕被简擢补定州六州都督，宿卫晋阳。【507】赵道德世宗嗣业……加中军将军行定州六州，又加镇东将军。……寻授持节南营州诸军事南营州刺史，……加英雄城六州大都督。大宁初除仪同三司，又授定州六州都督定州中军都督（墓志）。

赵郡王睿天保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六州大都督。……六年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508】

段韶天保三年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509】

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图。【510】

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511】

赵起天统二年除沧州刺史，加六州都督。【512】

前常山六州领民都督内邱县散伯叱李显和。【513】

据以上所引史文，定冀沧州南营州（治英雄城）刺史常山太守皆可兼六州都督。其专任此职者，如独孤永业赵道德，皆曰“定州六州”，是亦驻于定州。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按举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以在其管内也。盖山东河北之冀定沧瀛诸州本较并肆一带为肥腴，魏太宗时京师民饥，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出仓谷以廪之。【514】元晖上书论政要，一则曰：“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再则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515】长孙稚亦谓“冀定二州日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516】。正光五年破六韩拔陵反，孝昌元年大为蠕蠕主阿那瓌所破。《北史》一六《广阳王深传》：

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廿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置（当作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谓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

《魏书》五八《杨昱传》：

孝昌初……时北镇饥民廿余万，诏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

又六八《甄楷传》：

肃宗末定州刺史广阳王渊被征还朝，时楷丁忧在乡，渊临发召楷不【517】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alt，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518】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

又五八《杨津传》：

时贼帅薛修礼（当即鲜于修礼）杜洛周残掠〔定〕州境，〔州城〕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晓谕之。……复书云：……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必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纳子城防禁而已。

盖其初朝廷徙降户就食于肥沃之地，而后杜洛周等为侵掠计，亦自北渐南入冀定，故山东河北北人最多。【519】此六州都督所以尽在冀定一带乎？唐邕奏徙六州军人于西境，亦足见其原在东方也。

北人之西入并肆大抵在葛荣为尔朱荣所破以后，更隶齐高祖而东出。《北史》八七《邸珍传》。

孝昌中六镇兵起，珍遂从杜洛周贼。洛周为葛荣所吞，珍入荣军。荣为尔朱荣所破，珍与其余党俱徙并州，从齐神武出山东。

其行踪可为一般北人之代表。《北史·齐高祖纪》言葛荣之众流入并肆者廿余万，大小廿六反，诛夷者半。似山东北人尽已西行，其实不然。《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于是擒〔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所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

虽或伯起有为尔朱作佳传之嫌，此文所述似非溢美。则廿万众入并肆之言未尽可信。《魏书》七五《尔朱兆传》止言“分三州六镇之人”于高欢。《北齐书》二○《慕容绍宗传》亦只言“遂割鲜卑隶高祖”，不言人数，《北史·高祖纪》记韩陵之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北史》三六《薛孝通传》孝通说贺拔岳亦云“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又较《高祖纪》所记为少。若果有廿万众，则虽诛夷者半，兆割于欢者亦不应止于此数。滨口重国狃于此文，遂谓北人多在并肆汾三州，非也。

领民酋长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更由领民酋长之虚号蜕变而为领民都督，专领北人。逮“六州”两字成北人之代表，于是六州领民都督更省为六州都督，此上文所推论之大要也。《魏书·官氏志》：

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前引《北齐书·清河王岳传》“六州事俱诣京畿”之言，当即指此，是天平四年夏以后京畿大都督又为六州都督之后身，统领北人宿卫京畿。《地形志》上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州后云：

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

“禁旅所出”之语正足说明京畿大都督所统宿卫军兵之性质。此诸州皆朔陲边防重地“良家酋帅”夙所驻屯，亦即六镇之所在也。《隋书》二四《食货志》：

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520】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

“六坊之众”自是北人，亦即所谓“六州”。陈寅恪先生云，疑六州军人及家属群居其地，遂曰六坊。犹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521】，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522】之比欤。《隋书·百官志》中纪齐制有：

流内比视官十三等：第一领人（唐人讳民而改，下同）酋长视从第三品，等一不领人酋长视第四品；第二领人酋长，第一领人庶长视从第四品；诸州大中正，第二不领人酋长，第一不领人庶长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领人酋长，第二领人庶长视从第五品；第三不领人酋长，第二不领人庶长视第六品；第三领人庶长视从第六品；第三不领人庶长视第七品。

领民与不领民之别不见诸史，未敢妄说。诏书有酋庶之称，纪传中则无授领民庶长之号者，亦不能与志文相印证也。《通典》一九《历代官制要略》官品条：

隋……又置视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从。自行台尚书令始焉，谓之视流内。视流内自此始。

一良案《隋志》既言齐制有流内比视官十三等，则君卿始于隋之说非是。实乃肇于北魏，北齐又因魏制耳。九品之分自魏始，《官氏志》只言“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523】而不及视品。《魏书·刑法志》：

旧制直alt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以来皆得当刑。直alt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是魏有比视官之证。澄所谓品令当即太和末所定，世宗时颁行者。检《官氏志》此令中果不列中正。《隋志》齐制中正在比视官十三等中，亦与澄言相应。然澄止言“中正亦非品令所载”，未言直alt等与中正同为比视官。且直alt等以比视官不得除罪，中正独得当刑，适足见其与直alt等不同。或者魏世中正原非比视官，至齐始与其列。《隋志》虽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刑法志》之文未足证齐制比视官十三等之沿袭后魏。魏世领民酋长之或为比视官，亦只能如中正之想其或然，不敢断言也。唐代亦有视品官，其待遇大致与正官同，唯视六品以下荫亲及选授之法有异。【524】开元废视品，唯存萨宝府萨宝袄正等数职，见《旧唐书》四二《职官志》及《通典》四○所载开元廿五年制定之大唐官品。萨宝二字为梵语Sārthavāha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伯希和等已考定之。《隋书·百官志》中记齐鸿胪寺属官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记隋制又言“雍州萨保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视正九品”。皆萨宝之异译。此官实以绾理居留境内之商胡为主，故取商主之梵名萨宝二字为官名，不仅司袄庙之祭祀而已。唐宋时代萨宝府官皆以胡人充，而列于视品，与领民酋长之为视品可相比照也。

李莼客跋刘懿墓志【525】言“当时有领兵酋长治民酋长”，不知何所据。其《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三日记辨《金石萃编》之疏漏亦云：“如北朝有领民酋长、领兵酋长，屡见魏齐周隋之书而不能记。”实则北朝史书绝未见所谓领兵酋长之名。刘师培《跋北齐道能造像拓本》【526】谓：“其曰第一镇民酋长者，镇即六镇之一。……元魏六镇因处漠南降民而设，故〔库狄〕干为领民酋长。”案造像记似无误领为镇之理，或其字漫漶，刘氏误释。或者当事领民酋长亦称镇民酋长。而镇字不指六镇，则可断言也。《北齐书·神武纪》言：“累迁第三镇人酋长，……〔普泰元年〕三月〔尔朱度律〕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案《北齐书》出自《北史》，镇乃领之误，人则避唐讳也。或谓神武世居怀朔，即纪中之第三镇，庞苍鹰则为第一镇人，故为第一镇人酋长。其实《北史》《北齐书》《神武纪》之“第一领人酋长”六字当属上读，乃节闵帝加于齐神武之官。【527】《魏书》一一《前废帝广陵王纪》及《通鉴》一五五梁中大通三年记普泰元年神武拜官，俱不及第一领民酋长，后人遂以为疑耳。《北齐书》一九《蔡alt传》记苍鹰事云：“高祖之牧晋州，引为兼治中从事，行义宁郡事，及义旗建，苍鹰乃弃家间行归高祖，高祖以为兼行台仓部郎中。”是苍鹰时官甚卑微，魏帝无授以第一酋长之理。且苍鹰亦非六镇人也。《北史》六《齐神武纪》：“复从〔尔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及得志，以宅为第。”魏置扬州于寿春，《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十一月克寿阳城，以寿春置豫州，太清元年以为南豫州。普通七年当孝昌二年，即《地形志》所谓孝昌中陷，此时扬州已不属魏矣。且使尚属魏，准之地望，尔朱荣自秀容南徙并州，决无抵扬州之理。于是钱竹汀为之说曰：

此扬州县名，在并州界中。高孝绪封扬州县开国公，即此。（自注：神武从祖兄子永乐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528】

一良案：钱说非也。魏有阳周县，属豳州赵兴郡，见《地形志》。当今甘肃宁县东。阳周可通作阳州。《周书》二八《权景宣附郭贤传》“赵兴阳州人也”。犹《魏书》武周郦道元之作武州。高孝绪高永乐所封皆是此县。【529】永乐太昌初封，从兄子孝绪袭爵。东魏已不能有豳州之地，然当时东西分立，封爵只取其号，固不必有实土。周保定二年三月诏言：“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530】盖北周北齐皆有此种现象，东魏虽不有其地，亦无害于永乐父子之封於阳周。钱氏在并之说实为无稽，至于《神武纪》之扬州原系误字，并与此阳周无干。《北齐书》一九《蔡alt传》明言“太原庞苍鹰有先知之鉴”。又言：“苍鹰交游豪侠，厚待宾旅，居于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处于蜗牛庐中。”取此传与《神武纪》相比较，知《神武纪》之扬州两字盖是晋阳之误。邑人者谓太原县，居州城乃晋阳城也。《神武纪》史文易滋误解，故为辨析之。团焦一语王西庄有说，见《十七史商榷》六六，兹不赘。

隋王善耒志：“祖居伏，仪同三司，魏道武皇帝以其有雄幹勇□，补任回荒镇将，御捍北蕃，alt狁见之无不胆碎……父盖任……齐献武皇帝补任前锋直荡第一领民酋长……以大隋大业元年八月四日忽从物化。”盖作“故仪同孙王君墓志。”《集释》八谓光绪十三年出定州，今盖佚志存。藏至德周氏许，《居次草堂石影》未收，或以时代较晚，或在石影编印后入藏也。

隋□堕暨妻越氏志：“君讳堕，字信正，河南人……曾祖魏征东将军领民酋长文成侯；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侯，时〔开皇十三年卒〕。”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

北魏镇戍制度考

设镇于边要形胜之地盖非魏所独有之制，《魏书·太宗纪》：“泰常二年九月，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常爽传》：“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制度虽不可考，然自“匈奴”“大夏”之命名观之，则在边地无疑。

北魏置镇始于何年，史无明文。《地形志》肆州下注云：“天赐二年为镇。”此史书所见建置最早之镇。《太武五王传》载广阳王深上书谓“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是镇之设立始自皇始。

镇虽与州并称，然非如州之统辖郡县。镇之种类约有二别：或设于全不立州郡之地；或设于州郡治所，易言之，即州郡与镇并立于一地。前者镇将兼理军民政务；后者则镇将绾军而刺史治民，然多以镇将兼刺史之任。

镇之置于州治者，如《地形志》营州注云：“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考《乐陵王思誉传》：“高祖初……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安丰王猛传》：“太和五年封，……出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戎夷畏之，薨于州。”以营州刺史兼和龙镇将，正与《志》营州治和龙城之云符合。猛传言薨于州，尤足见州治与镇为一。【531】惟《志》云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一若州镇不并立，真君五年以后始罢镇为州者，非是（详后）。此其一。《地形志》朔州注云：“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郦道元传》亦云：“肃宗以……怀朔……诸镇并改为州。”然纪传中孝昌以前时见朔州，自非指怀朔镇所改之朔州言。《地形志》云州下云：“旧朔州，后陷。永熙中改。”孝昌以前之朔州当即云州之旧名。《灵征志》：“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并大霜。”又：“九年，南豫朔二州各大水。”《高祖纪》：“太和十八年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巡。戊辰，谒金陵。辛丑，幸朔州。”《阳平王颐传》：“〔高祖时〕累迁怀朔镇大将，……后除朔州刺史。”《楼禀传》：“〔高祖时〕迁朔州刺史。”《慕容契传》：“正始初……转都督朔州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后将军朔州刺史。”《杨椿传》：“永平初，……除都督朔州抚冥武川怀朔三镇三道诸军事平北将军朔州刺史。”《源怀传》：“〔世宗时〕又诏……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南安王熙传》：“〔正光元年〕熙乃起兵。……子……与母于氏徙朔州。”此诸朔州皆后之云州。《地形志》云州有云中郡而未言州治所在。《司马楚之传》：“世祖……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其子《金龙传》：“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弟《跃传》：“代兄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楚之父子相继镇云中，朔土服其威德。”朔州刺史兼云中镇将，知云中镇必设于朔州州治，此其二。《地形志》光州注云：“治掖城。皇兴四年分青州置，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复。”考之纪传，延兴五年以后景明元年以前光州及东莱镇并见，如《任城王云传附元瞻传》：“高祖时……稍迁……光州刺史。”《高句丽传》：“至高祖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高祖纪》：“太和七年正月丁卯，诏青齐光徐四州……。”又：“十九年冬十月，诏徐兖光……六州……。”《灵征志》：“太和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东莱之牟平虞丘山陷。”又：“太和六年八月……光……州……大水。”《高祖纪》：“太和十三年正月乙丑，兖州民王伯恭聚众劳山，……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知高祖时兼有光州及东莱镇。更考《吕豹子传》：“东莱镇将；后改镇为州，行光州事。”是东莱镇即光州治所，延兴五年立东莱镇于掖城，固非悉废光州及所辖郡县，而为州镇并立。《地形志》云改为镇，非是。《豹子传》改镇为州云者，罢东莱镇，仍止以掖城为州治也。此其三。《地形志》南秦州注云：“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为渠州。正始初置（谓南秦州），治洛谷城。”考《皮喜传》记高祖时平氐杨文度之乱，“诏喜等曰：‘……然仇池国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窥alt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今夏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令成就。’”《喜传》又云：“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喜率众四万讨鼠；军到建安，鼠弃城南走。”仇池当在建安之南，骆谷更在仇池之南。以前骆谷置镇以卫仇池，后徙镇于建安，氐人遂得径据仇池矣。高祖诏皮喜等更于骆谷置镇，至世宗正始初立南秦州，即治洛（当即骆）谷，是亦镇与州治为一也。此其四。《地形志》夏州注云：“赫连屈孑所都，始光四年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是太和十一年以后不应统万镇与夏州并存矣。而《章武王彬传》：“出为使持节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统万镇都大将，朔州刺史，以贪惏削封。”《高祖本纪》系于太和十三年，谓：“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赇削封。”传误，当从《本纪》作夏州刺史。彬墓志亦云：“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都督东秦邠（脱夏字）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统万突【532】镇都大将夏州刺史。”元湛志谓彬为“统万突镇都大将alt（荆？）汾夏三州刺史”，元举志谓：“统万突镇都大将邠州刺史”，乃兼举彬一生历官言，而或完或不完，非彬为统万突镇都大将时兼邠州刺史也。《穆罴传》亦云：“〔高祖时〕迁都督夏州高平镇诸军事……夏州刺史，镇统万。”《水经·河水注》：“统万城，……今夏州治也。”是统万镇即在夏州州治。【533】此其五。《地形志》凉州注云：“神alt中为镇，太和中复。”考《高祖纪》：“延兴元年冬十月庚寅，以……南安王桢……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镇凉州。”《桢传》云：“高祖即位，除凉州镇都大将。寻……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凉州刺史。”是太和以前凉州与凉州镇并立，镇在州治，遂以州名名镇。太和中始罢镇只存凉州；非本无凉州，太和中始立：志文欠明。以上皆《地形志》州名下言其曾立镇者也。

有立镇于州治，而《地形志》未言立镇者。《志》雍州注云：“治长安。”《乐安王范传》：“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534】诸军事……长安镇都大将。”元仙墓志记范官爵为：“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雍州刺史内都大官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是以雍州刺史兼长安镇将也。《魏书》此传后人所补，故有脱漏。其后范长子良亦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阳平王他、南安王桢皆尝为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是于雍州州治之长安立镇也。《地形志》北豫州注云：“太常中复，治虎牢。太和九年罢置东中府。”《王建传附王度传》、《奚眷传》（太宗时）、《阳平王熙传》、《于栗alt传》、《王慧龙传》、《陆俟传》（世祖时）、《汝阴王天赐传》（高宗时）皆有虎牢镇，盖即在北豫州治。《地形志》兖州注云：“刘义隆治瑕丘，魏因之。”《游明根传》：“显祖初……迁……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则瑕丘镇在兖州州治。《地形志》恒州注云：“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文迁洛后改司州曰恒州，而州治平城未改。《慕容契传》：“正始初……转……平城镇将。”是平城既为州治，又立镇也。《地形志》青州注云：“司马德宗治东阳，魏因之。”《屈车渠传》：“高祖初，出为东阳镇将。”乃于青州州治立东阳镇。《地形志》豫州注：“刘义隆置司州，治悬瓠城。皇兴中改。”谓魏获其地，改司州名为豫州，而州治固仍其旧。《尉拨传》：“显祖即位，……南攻悬瓠，……拜悬瓠镇将。”《薛胤传》亦谓除悬瓠镇将。此亦设镇于州治。《地形志》徐州注云：“魏晋治彭城。”魏当亦因其旧。显祖皇兴四年纪及《长孙浑传》、《薛虎子传》皆有彭城镇，《宋书·索虏传》谓薛安都在北为徐州刺史彭城镇主，知彭城亦以州治而立镇；《宋书》不言镇将而称主，乃比之于戍，所以轻之耳。《地形志》北华州注云：“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安国传》、《尉拨传》皆言为杏城镇将，俱以州治立镇也。

其镇之置于郡治者，如《房士隆传》：“兴和中，东清河太守带盘阳镇将。”崔勔亦以清河太守带槃（通盘）阳镇将。《地形志》齐州有东清河郡，注云：“治盘阳城。”于清河郡治之盘阳城立镇，故太守兼镇将。《杜洪太传》：“太和中，除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地形志》晋州北绛郡治绛。晋州下注云：“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北绛郡下注云：“孝昌三年置。”此皆在太和之后。然绛城既于孝昌时为北绛郡治，太和时虽不审何属，要亦有为郡治之可能，或即属新昌阳平二郡之一，惜不可考也。《鹿生传》：“征东安南二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郯城镇将（世宗时）。”《地形志》东徐州【535】有郯郡，注云：“治郯城。”盖孝昌以前之淮阳郡治于郯城，因设镇。《元和郡县志》武州：“后平仇池，于仙陵山东置武都镇；宣武帝于镇城复置武都郡；废帝改置武州。”曰于镇城复置武都郡，则镇未尝废，郡镇同置于一地也。

镇之设于不立州郡之地者，如北边之六镇及高平、薄骨律、焉耆、鄯善等。盖其地当要冲，而中国人与胡人错居，不能以郡县统治，故设为镇，以防御镇慑。亦有既非边防所重，亦非华夷相羼之处，而设镇者，如《韩均传》：“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是又为平寇盗，因军事之利便而置镇矣。

南境诸镇大抵与州郡并置，罢镇之后，其地仍为州郡治所，无须别立州郡。北边及西北多初无州郡，止立镇而已。镇废之后，更置州郡，往往即以镇之所在为州郡治。如《地形志》汾州注云：“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穆罴传》谓罴，高祖时为吐京镇将，后改吐京镇为汾州，仍以罴为刺史。则吐京镇之地即后汾州治所。河州注云：“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至。”杨守敬据《元和郡县志》“太和十六年改枹罕镇为凉州”之文，谓后魏河州治枹罕城，枹至为枹罕之误，又脱城字。《地形志》岐州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镇。”考《刘藻传》：“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在任八年，迁离城镇将。太和中，改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雍离字形相近，“迁离城镇将”五字盖涉上雍城镇将而误复。雍城镇改为岐州，仍以雍城镇所在为州治也。《地形志》原州注云：“太延二年置镇，正光五年改置，并置郡县。治高平城。”盖平赫连氏后置高平镇，世祖太延二年纪有“赫连定之西也，杨难当窃据上邽；秋七月庚戌，诏……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讨之”之文。正光时立原州，乃以高平镇所在为州治。《志》注云：“并置州县。”尤足以见其地原无郡县，改为州后必更置郡县也。

南北咸在交界之地置戍，亦所以固边防。《地形志》谯州下蔡郡领黄城县，注云：“萧衍黄城戍，武定六年改置。”戍次于镇，与县夷。无州郡之地戍隶于镇，州镇并置之地则否。《张法传》：“世宗时，除怀荒镇金成戍将。”《灵征志》：“熙平二年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源怀传》：“正始元年……怀旋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知北边及西北边止有镇而无州郡者，戍即隶于镇。《高祖纪》：“太和廿一年十有二月，萧鸾……寇南青州黄郭戍。”《世宗纪》：“景明三年五月，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又：“永平四年徐州刺史卢昶遣琅玡戍主傅文骥率众据之（朐山）。”《任城王澄传》：“〔为扬州刺史〕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萧衍归山戍。”《李崇传》：“扬州诸戍皆被寇逼。”《王云传》：“出为……兖州刺史。……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斯又南境诸戍隶属于州之证也。

镇戍之设官，《官氏志》不详，惟云：“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盖正光孝昌以后，诸镇陆续废罢，伯起亦未悉其制，加之今本《魏书》残缺，遂不可晓。今综纪传所见镇戍之官，镇有都大将、都将、大将、将、【536】都副将、【537】副将、【538】监军、【539】长史、【540】司马、【541】录事、参军。【542】戍有戍主、戍副。【543】镇将或都督数州数镇诸军事，或兼其镇所在州之刺史，戍主或以州参军郡太守带之。【544】然亦有以县令兼者。【545】元贤墓志：“武定七年复以君为永固镇大都督。”是东魏时又称镇将为都督矣。

北镇所统，近于部落之众，所重在军政而非民事，故北魏初年颇重镇将之选。“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546】而设官亦冗滥。《源怀传》：“〔世宗时〕又表曰：‘……北镇边藩，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各镇戍兵之数不可知。《薛虎子传》：“太和四年……为彭城镇将。……虎子上表曰：‘……在镇之兵不减数万。’”他镇当亦相仿。《北齐书·魏兰根传》：“因说〔李〕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依其旧。’”盖良家子弟既戍边镇，即定住其地，世为军籍焉。戍兵而外，罪犯多配徙缘边镇戍，而北镇为尤多。至兵士资粮多寡，更代期限等，《刑罚》《官氏》两志皆不及，难可考见矣。【547】

元魏设镇数目及其废置沿革，魏收之书不详，今辑录其设置或废罢之可知者。【548】计见于《地形志》者有：

肆卢镇（肆州下注云：“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天赐二年置肆卢镇于新兴，九原即新兴郡治。惟镇名不知徐氏何据。）

吐京镇（汾州下注云：“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据《穆罴传》，吐京镇改为汾州。）

和龙镇（营州下注云：“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改置若谓罢镇止置州者。然《道武七王传》、《景穆十二王传》、《文成五王传》皆有高祖时为和龙镇都大将之文。《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近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太平寰宇记》引《十六国春秋·慕容皝传》云：“筑龙城……遂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则和龙城亦可称龙城，和龙镇亦可曰龙城镇，至高祖时犹未罢，《地形志》误。）

怀朔镇（朔州注云：“延和十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

怀荒镇（蔚州注云：“永安中，改怀荒御夷二镇置。”）

御夷镇（见上。《水经·沽河注》：“大谷水又南迳御夷镇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高祖纪》太和十八年八月：“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御夷称城，是其时犹未立镇。）

薄骨律镇（灵州注云：“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徐《表》系孝昌二年。）

东莱镇（光州注云：“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复。”据《吕豹子传》知立东莱镇于光州州治，然延兴五年以前时见光州。《志》云延兴五年改为镇者误，当云立东莱镇。州既未废，自无所用复，当云景明元年罢镇。）

鲁阳郡（广州鲁阳郡注云：“太和十一年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徐《表》迳称鲁阳镇。）

东楚州（注云：“高祖初立东徐州，后陷。世宗初改为镇，后陷。武定七年复为宿豫郡。”）

谷阳郡（睢州谷阳郡注云：“治谷阳城，太和中置镇，世宗开置平阳郡。”以上三镇，镇名俱未详。）

仇池镇（南秦州注云：“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为渠州。”《元和郡县志》凤州：“后魏太平真君二年始定仇池，其年于此城立镇。太和元年置固道郡。”）

枹罕镇（河州注云：“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枹至。”《元和郡县志》：“太和十六年改枹罕镇为河州。”）

高平镇（原州注云：“太延二年置镇，正光五年改置。”）

凉州镇（凉州注云：“神alt中为镇，太和中复。”纪传太和以前并见凉州及凉州镇，乃州镇并置。《城阳王鸾传》：“高祖时，又出为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凉州镇都大将。改镇立州，以鸾为州刺史。”改镇立州当云罢镇为州也。）

三县镇（豳州注云：“延兴二年为三县，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元和郡县志》：“后魏延兴二年为三县镇，孝文太和十一年改置班州。”《志》脱镇字。）

统万镇（夏州注云：“始光四年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考《西河王太兴传》：“拜统万镇将，改封西河。后改镇为夏州，仍以太兴为刺史。”《高祖纪》，太兴封西河王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则罢镇当在其后。传下文又谓太兴因病求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高祖南讨，在军，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太和二十二年终。”《高祖本纪》南讨在二十一年八月，是置统万镇当在太和二十年十一月以后，二十一年八月以前。盖太和二十二年罢，《志》脱“二”字耳。惟据《章武王彬传》，则太和十三年时兼有夏州及统万镇，知州镇本并立，太和二十一年乃罢镇止为州。《志》言改置，误。）

魏镇之见于纪传及他书，其建置废罢时日略可知者有：

上封镇（《元和郡县志》秦州上邽县：“后魏以避道武讳，改曰上邽〔当作封〕，废县为镇。”）

栢壁镇（《元和志》绛州正平县：“柏壁在县西南二十里，后魏明〔元〕帝元年于此置柏壁镇，太武帝废镇置东雍州。”《志》原脱“元”字，以下文太武帝云云知当是明元帝。徐《表》系明帝熙平元年，误。）

平原镇（《元和志》博州：“后魏明元帝于此置平原镇，孝文罢镇。”《水经·河水注》：“黄沟又东南迳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镇平原所筑，世谓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罢镇立平原郡，治此城也。”）

离石镇（《元和志》石州：“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

敦煌镇（《元和志》沙州：“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孝〕明帝罢镇立瓜州。”）

雍城镇（《元和志》：“后魏太武于今州（岐州）理东五里筑雍城镇。”《刘藻传》：“迁离（雍？）城镇将，太和中改镇为岐州。”徐《表》系太和十一年。）

长虵镇（《陆真传》：“〔高宗时〕是时初置长虵镇。”）

广阿镇（《韩均传》：“兄备卒无子，均袭爵。……转青冀二州刺史。……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考均父茂卒于太安二年，长子备袭爵，死，均又袭爵，则广阿镇之设至少当在高宗和平时矣。乃《叔孙建传》有“迁广阿镇将”之文，太宗神瑞三年《纪》：“五月丙午，诏叔孙建镇广阿。”又似太宗时已立广阿镇。）

六壁镇（《水经·文水注》：“径六壁城南，魏朝旧置六壁〔镇〕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

杏城镇（《元和志》鄜州：“苻姚置杏城镇，后魏孝文帝废镇，改为东秦州。”徐《表》系太和十五年。）

武川镇（《水经·河水注》：“谿水南流迳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吕文祖传》：“显祖〔时〕……坐徙于武川镇。”自非景明时始立，此盖指筑城言。）

武兴镇（《氐传》：“〔正始三年〕傅竖眼攻武兴，剋之。执〔杨〕绍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

隆城镇（《僚传》：“〔神龟正光间〕又立隆城镇。……魏子建乃启以镇为梁州。”徐《表》改州系永安二年。）

鄯善镇（《元和志》鄯州：“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孝昌二年改镇立鄯州。”徐《表》立镇系太平真君五年。）

《肃宗纪》正光五年有“镇改为州，依旧立称”之诏，《郦道元传》亦谓：“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等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广阳王深传》则谓：“遣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北边诸镇之改为州当在六镇既平之后矣。当时北镇边将多非其人，不能抚怀民夷；而兵士又复孱弱，且久入军籍，不能与中原士族齿，每愤慨不平。“边人（谓边塞胡人）……便自意轻中国”，【549】蠢然思动。故李崇首为改州之议，以为“六镇幽垂，与贼接对，鸣柝声弦，弗离旬朔。州名差重于镇，谓实可悦彼心，使声教日扬，微尘去塞”。【550】化部落为郡县，使弃其旧俗，庶几易统治，不至变乱。改府户为平民，所以息其愤愤之心，而坚其捍卫疆圉之志也。

其镇之见于《魏书》等，而废置沿革不详者，有：【551】

彭城镇　　　历城镇【552】　　虎牢镇　　　　悬瓠镇

枋头镇　　　郯城镇　　　　瑕丘镇　　　　东阳镇

平城镇　　　绛城镇　　　　蒲坂镇　　　　洪洞镇【553】

安人镇【554】　柔玄镇　　　　抚冥镇　　　　沃野镇

姑臧镇　　　武都镇【555】　　且末镇　　　　云中镇

汝阴镇　　　晋昌镇　　　　武平镇　　　　明垒镇

崎城镇　　　灵丘镇　　　　广昌镇　　　　临济镇

瓦城镇　　　梁城镇　　　　襄城镇　　　　循城镇

固道镇　　　北阳镇　　　　东城镇　　　　阳名镇

盘阳镇　　　狭石镇【556】　　贞阳镇（同）　安阳镇（同）

永固镇【557】　贺侯延镇【558】　　李润堡【559】

北魏镇戍制度续考

前撰《北魏镇戍制度考》，略略考见北魏镇戍制度之规制，而于其分布及作用犹未能得肯綮。易言之，即于此制度之静的方面虽加叙述，而动的方面犹嫌未尽，盖资料所限，不得不尔也。刊布前文后，翻检所及，又得足以补苴之者若干事。虽属饾饤片段之资料，顾以稍可补前文之未备，故辑为续考。识小之讥，所不敢辞，倘足供言沿革地理者之所取资乎？

前文谓：“太和以前凉州与凉州镇并立，镇在州治，遂以州名名镇。太和中始罢镇，只存凉州。”犹据《魏书·地形志》“神alt中为镇，太和中复”，及《城阳王鸾传》之文而云然也。今考《高湖传》：“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甚有惠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六十三陕西十二凉州卫姑臧废县下云：“汉置县，为武威郡治。晋因之，又为凉州治。张轨吕光并都于此。后魏武威郡治林中，或曰即姑臧也。”凉州乃平沮渠氏后所设，沮渠氏即都姑臧，意者既立凉州，更于州治置凉州镇。征获一地，即设镇于阨塞以资威慑，固魏之常制。《高湖传》谓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者，凉州乃北魏所定州名兼镇名，而姑臧则沿袭旧称也。然《城阳王鸾传》又云：“高祖时，……改镇立州，以鸾为州刺史姑臧镇都大将，余如故。”姑臧镇之称它无所见，岂太和中罢凉州镇，只存凉州，而于凉州州治更立姑臧镇乎？若然，是非罢镇存州，乃改易镇名而已。《魏书·地形志》武威郡领县二：“林中，襄城。”北魏凉州是否治姑臧不可考；且既改称林中，而仍用姑臧为镇名，亦不可解。

镇设于州治，以镇将兼刺史之例，史书屡见，前文征引已多。其镇将与刺史为二人者，前文未及。如《魏书·东平王道符传》：“显祖践祚，拜长安镇都大将。”又显祖纪：“皇兴元年正月庚子，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雍州刺史鱼玄明。”又《陆真传》：“以真为长安镇将，……咸阳民赵昌……据赤谷以叛，真与雍州刺史刘邈讨平之。”又《于烈传》：“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贪残不法。”是皆雍州刺史与长安镇将为二人也。《魏书·郦范传》：“除……青州刺史，……是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高祖诏范曰：……而将镇【560】伊利妄生奸挠，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是青州刺史与东阳镇将为二人，且知南境州镇并立者，镇将之地位乃在刺史下也。镇设于州治之证兹又得若干条。《魏书·任城王云传》：“迁……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薨于州。”又《源怀传》：“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齐州治历城，见于《地形志》及肃宗熙平二年《纪》，亦即历城镇之所在矣。因防寇盗而设镇者，广阿镇而外，又有瑕丘。《魏书·辛子馥传》：“天平中，……入除太尉府司马。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南境有一州同时设二镇者，如齐州既于州治设历城镇，【561】而东平原郡之平原县又设平原镇。【562】《魏书·房士隆传》又谓东清河郡盘阳城为盘阳镇，然系东魏兴和中事；如太和以前已有盘阳镇，则齐州一州有三镇矣。

州之统戍者，除前所举外，《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十二月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复六郡十二戍。”又《元法僧传》：“稍转……益州刺史，……上表曰：……统内城戍，悉已陷没。”是南秦及益州亦统戍，而徐州之统戍更见于《魏书·广阳王深传》及《灵征志》延昌二年二月正光二年八月条。

《隋书·百官志》：“三等诸镇置镇将，副将，长史，录事参军，仓曹中兵长流城局等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市长，仓督等员。三等戍主副，掾，队主副等员。”虽纪北齐之制，然“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也。镇有长史又见《魏书·樊子鹄》及《尧暄传》；有司马亦见《北齐书·杜弼传》，《王士良传》，《杨忠传》。又有省事，户曹史，外兵史诸职，《北齐书·神武纪》：“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相友结。”郡太守带戍亦见于《魏书·李辅传》、《刘腾传》，而《腾传》云：“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与。”是郡守带戍且为显职焉。《魏书》肃宗正光元年《纪》云：“十二月诏曰：……并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躬自率护。”则镇将称都督不始于东魏，惟东魏称都督者尤多，见《北齐书·尧雄传附尧杰传》。《魏书·裴修传》：“出为张掖子都大将，……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今案《魏书·尉元传》有子都将之称【563】，乃偏裨之任。子之云犹言副也，小也，如称子都督。【564】然子都大将四字不应相连，诸书言镇将者亦从未有此称，子当是镇字之误。《北史·裴骏传》不附《裴修传》，《册府元龟》四二九《将帅部》守边条亦云，“为张掖子都大将”，亦误。

元湛元举墓志统万镇作统万突，而《周书·明帝纪》亦云：“小名统万突，……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知统万突乃统万城本名。【565】元保洛墓志谓永平元年为吐万突镇都大将，亦一声之转也。前文据《魏书·安定王燮传》，知世宗以前华州州治李润堡曾立镇，而未悉其名。今考之《魏书·阉官传》：“王遇，……冯翊李润镇羌也。”知即以李润为名。前文谓《魏书·刘藻传》“迁离城镇将”为衍文，只有雍城镇，即后岐州治所。今案《魏书·张那传》谓其为雍城镇将，《和归传》谓其为雍城镇都大将，而史书从不见离城之名。《周书·段永传》：“曾祖愄，仕魏黄龙镇将。”黄龙盖即和龙之异称也。

北魏镇名之可考者，兹又得若干，曰：

洛城镇（《魏书·王慧龙传》：“泰常二年……归国。……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河内镇（《魏书·罗结传》：“太宗时，除……河内镇将。”又《于栗alt传》：“转镇远将军河内镇将。”）

安定镇（《魏书·世祖纪》：“神alt三年……遂取安定。……番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又“延和二年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陆俟传》同。）

济阴镇（《魏书·刁雍传》：“迁镇济阴。……在镇七年，太延四年征还京师。”）

抚宁镇（《周书·史宁传》：“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

焉耆镇（《魏书·车伊洛传》：“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

梁国镇（《魏书·费于传附万传》：“太和初，除……梁国镇将。”）

乐陵镇（《魏书·韦珍传》：“高祖〔时〕……除……乐陵镇将。”）

陕城镇（《魏书·崔玄伯传》：“宽后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拜陕城镇西将。［按《北史·崔宏（即玄伯）传》记崔宽事，作‘宽后袭爵武陵公陕城镇将。’此处西字当是涉上镇西将军而误衍。］……及解镇还京，……高祖嘉之。”）

张掖镇（《魏书·裴修传》：“出为张掖子［镇字之误，辨见前］都大将，……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

无善镇（《魏书·乞伏保传》：“出为无善镇将。”《北史·保传》同。今案无善之名不可考，《地形志》：“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有善无郡，注云：“天平二年置。”领善无沃阳二县。疑无善乃善无误倒。《周书·叱列伏龟传》谓其世父业正光中为善无郡守。《保传》又称其还洛云云。善无当今山西右玉县地，适在平城之西，相距不远，则善无镇盖孝文迁洛后与平城同时所立者乎？）

陇西镇（《魏书·薛安都附薛峦传》：“陇西镇将带陇西太守。”又世宗永平三年《纪》：“二月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alt，阻兵反叛，州郡捕斩之。”）

大谷镇（《周书·阳雄传》：“父猛，魏正光中……擢为……大谷镇将。”）

龙门镇

稷山镇（《北齐书·薛循义传》：“正光末……拜循义龙门镇将；……循义宗人凤贤……拜稷山镇将。”）

抚宜镇（《北齐书·孙腾传》：“从高祖东征邢杲，师次齐城，有抚宜镇军人谋逆。”）

赤城镇（《魏书·赵逸传》：“拜……赤城镇将，绥和荒服。”）

团城镇（《魏书·赵琰传》：“转团城镇副将。”）

蒲城镇（《魏书·刘裕传》：“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

alt城镇（《周书·达奚武传》：“祖春，魏怀荒镇将；父长，alt城镇将。”）

榆中镇（《周书·王杰传》：“高祖万国，魏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父巢，龙骧将军榆中镇将。”）

昌平镇（《周书·梁椿传》：“祖屈朱，魏昌平镇将。”）

北魏诸镇建置沿革不可考者多。《周书·杨忠传》：“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知武川镇之设甚早，可与广阳王深上书谓六镇始于皇始相参证。正光孝昌间，盛唱改镇为州之议，尤以北镇为改革者之所急，而实未尽施行。《周书·阎庆传》：“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魏书·地形志》云州下注云：“旧置朔州，后陷，永熙中改。”所领有盛乐郡，注云：“永熙中置。”孝昌以前于朔州置云中镇，《阎庆传》所谓云州镇将当即云中镇将，以镇设于州治，遂用州名名镇。《周书·杨纂传》：“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镇将。”亦指云中镇言，惟其时犹未改为云州，故称朔州镇将耳。《周书·蔡祐传》又云：“曾祖绍为夏州镇将。”亦谓统万镇也。云州之称始于永熙，盛乐郡亦永熙中置，而阎庆犹为镇将，【566】则云中镇迄永熙时犹未罢矣。《魏书·尔朱兆传》：“兆频为步蕃所败，于是……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三分六镇之人，令王统领。”《北齐书·神武纪》云：“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此孝庄帝时事，六镇之名或已废罢，而六镇之实犹存，可想见也。

魏分东西后，北方情势一变，昔日之镇多已改州，然亦有因袭北魏之旧者。如《北齐书·文宣纪》：“天保六年秋七月己卯，帝……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当是怀朔沃野镇犹存，而非仅用旧名。《周书·赵昶传》：“大统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带长虵镇将。”即高宗时陆真所筑者也。此外昔之镇名多不复见于史书，而北齐北周固未尝废镇戍之制。今辑录东西魏及齐周见于史书之镇名，而试求其邅替之故焉。

东魏镇名之见于史书者：

新野镇（《周书·独孤信传》：“建明初，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

下灌镇（《北齐书·杜弼传》：“〔天平四年〕窦泰总戎西伐，诏弼为泰监军，……泰失利自杀，……左迁下灌镇司马。”）

磨城镇（《北齐书·尧雄附尧杰传》：“元象初，……出为磨城镇大都督。”）

河桥镇（《北齐书·暴显传》：“元象二年，……从高祖与西师战于邙山，高祖令显守河桥镇。”）

阳夏镇（《魏书·孝静帝纪》：“兴和三年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自号天王，阳夏镇将讨擒之。”）

杨志镇

百家镇

呼延镇（《北齐书·破六韩常传》：“常启世宗曰：常自镇河阳以来，频出关口太谷二道，……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经赤工坂，是贼往还东西大道，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贼之粮饷唯经此路。愚谓于彼选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远还，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纳其计，遣大司马斛律金等筑杨志、百家、呼延三镇。”又《斛律金传》亦云：“〔武定四年〕侯景据颍川降于西魏，诏遣金……等固守河阳，以备西魏。……仍率所部于宜阳筑杨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备而还。”惟谓置戍，与《常传》异。）

北齐镇名之见于史者：

盱眙镇

蕲城镇（《北齐书·辛术传》：“〔天保时〕盱眙蕲城二镇将犯法，术皆案奏杀之。”）

临海镇（《北齐书·杜弼传》：“〔显祖时〕徙临海镇，……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

宜阳镇（《北齐书·独孤永业传》：“乾明初出为河阳行台左丞迁洛州刺史。……宜阳深在敌境，周人又于黑涧筑城戍以断粮道，永业亦筑镇以抗之，治边甚有威信。”）

义宁镇

乌苏镇（《周书·达奚震传》：“建德五年，又从东伐，……攻克义宁、乌苏二镇。”）

武平镇（《北齐书·高灵山传》：“子懿，卒于武平镇将。”）

海西镇（《北齐书·郎基传》：“累迁海西镇将。”）

西魏镇名之见于史书者有：

五原镇

蒲川镇（《周书·王德传》：“大统十三年，授大都督原、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

南由镇（《隋书·地理志》扶风郡南由县下云：“后魏置，西魏改为镇。”）

北周镇名之可考者曰：

鲁山镇（《周书·崔谦传》：“保定二年，迁安州总管随、应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鲁山三镇诸军事安州刺史。”又见《静帝纪》及《司马消难传》、《杜杲传》。）

甑山镇（见《周书·崔谦传》及《静帝纪》，《司马消难传》。）

上明镇（见《周书·崔谦传》及《司马消难传》。）

长城镇（见《太平寰宇记》，谓弘州城周天和四年筑，置长城镇，后改为长川镇。）

伏夷镇（《周书·冯迁传》：“子恕，〔天和建德间〕位至仪同三司伏夷镇将。”）

长宁镇（《周书·裴果传》：“子孝仁……〔建德时〕出为长宁镇将，捍御齐人，甚有威边之略。”）

洪雅镇（见《元和郡县志》，谓周武帝攘却夷僚而立。）

沌阳镇

应城镇

平靖镇

武阳镇

须〔涢〕水镇（俱见《周书·司马消难传》，与鲁山、甑山、上明俱交当作“alt”，即“郧”字州总管所管。）

河阳镇（《周书·静帝纪》：“大象二年九月丙戌，废河阳总管为镇，隶洛州。”）

番和镇（《隋书·地理志》武威郡番和县下云：“后魏置番和郡，后周郡废置镇。”）

火井镇（见《太平寰宇记》，谓周于临邛县地置火井镇。）

北魏设镇主意在于固南北边境；次或地属新附，立镇以资威慑；或势同犬牙，则镇所以防寇盗。故北魏镇戍遍四境，而以北面西北面及南面诸镇为重。然迨齐周之世（统东西魏而言），北魏旧镇不复见于史书，其故又安在耶？盖北齐文宣帝筑长城于北境，自西河总秦戍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虽远在六镇之南，与高闾所陈者异，然其“罢游防之苦”，“息无时之备”【567】则一也。《北齐书》文宣帝天保八年《纪》：“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又《赵郡王琛传附子睿传》：“天保八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睿尉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又《元景安传》：“〔天保〕时初筑长城，镇戍未立，突厥强盛，虑或侵边。仍诏景安与诸军缘塞以备守。”于是北面及西北面之边防由昔日之北镇移于沿城镇戍，东西连接，易于呼应及防守，北方赖以宁谧。旧日诸镇既失其重要性，宜其不再出现于史书矣。南朝自侯景乱后不复能振，后梁又服属于周，北强而南弱，南朝无力北侵，是以南境诸镇亦不如昔日之为军事要冲焉。然齐周屡屡交兵，于是两国之重要镇戍乃在齐之西境与周之东境。自上文所引诸资料观之，周齐之镇，地望虽不甚可考，然其分布之大概在两国交界阨塞之地，一变北魏置重南北之形势，固昭然可睹也。齐周设镇之数不可知，然《周书·于翼传》云：“〔建德五年〕大军复东讨，……径到洛阳……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似较北魏时为多。盖北魏只重南北两端，齐周则各以己之四境为边界，虽南北诸镇已多废罢，其总数亦当在北魏上矣。

（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九期、第四卷第五期）

论宇文周之种族

自来谓北周宇文氏出于鲜卑，其说实不可信。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载籍斑斑可考，谓出于鲜卑者诬也。《周书》一《文帝纪》：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568】

此中神话成分姑置不论，言“鲜卑慕之，奉以为主”，固未尝谓葛乌菟即鲜卑种。拓拔氏自称鲜卑出于黄帝，而宇文氏乃称出于神农，为黄帝所灭。【569】二者同为依托，然亦足证拓拔宇文族类非一。《北史》九八《宇文莫槐传》明冠以匈奴二字云：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指。【570】……〔魏〕昭帝……以女妻焉。……〔慕容〕晃伐逸豆归【571】，……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572】余落于昌黎，自是散灭矣。【573】

《魏书》四四《宇文福传》：

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574】

《北史》五○《宇文忠之传》：

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575】

是宇文诸族国亡入慕容氏，展转复入于魏。惟宇文泰之先世入魏复迁武川，而福与忠之先世居平城，再随孝文南迁，遂为洛阳人耳。福传称：

福……除都牧给事。〔太和〕十七年车驾南讨，假冠军将军后军将军，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仍领太仆典牧令。……除太仆少卿。复除太仆卿。

宇文福以善养马见长，而宇文泰之先世自燕归魏亦拜都牧主，似匈奴族人偏善于此，亦足证《周书》记宇文虽不言南单于远属，确与宇文福宇文忠之同出一源矣。此外宇文分支在河南洛阳者：

宇文神庆……河南洛阳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将军，仕历五州刺史安吉侯。父显和夏州刺史。【576】

宇文alt……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出，祖直觐魏巨鹿太守，父弥周宕州刺史。【577】

在边地者：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578】徙居夏州。父莫豆于，保定中以贵著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579】

宇文测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alt，父永，仕魏位并显达。【580】

宇文虬……代武川人也。【581】

《周书》四○《宇文神举传》称太祖族子，神举神庆之兄。周时曾一度命东方迁来诸族改用关内诸州为其本望【582】，而神庆至隋犹称河南洛阳人者，或是当时独未改易，或是改后至隋又复其旧。神举当魏末周初，亦必为河南洛阳人无疑。对周文帝犹保持族子之关系，则魏末武川之宇文与洛阳之宇文其支派尚有相去不太远者。周隋书虽不记诸宇文之出自，其与北周皇室以及宇文福宇文忠之等同为宇文部之遗迸当可无疑。

《周书》言葛乌菟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似宇文氏所统专是鲜卑。今案《北史》（亦即《魏书》）言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又记其风习，亦与鲜卑不同。盖宇文氏所部之众本与鲜卑种族迥别，《周书》沿袭宇文氏建国关西以后夸诞不经之传说，抑鲜卑而扬己族，遂言鲜卑奉以为主。亦犹《北史》言宇文世为魏东部大人，系承魏史旧文，其实宇文部亦未必世世服属拓拔氏也。杜氏《通典》一九六以《周书》鲜卑奉以为主之语入之注中，盖知其不可信。《隋书》六一《宇文述传》：

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也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国。【583】

俟豆归即《北史》之逸豆归《周书》之侯豆归，以鲜卑二字冠俟豆归之上，似认宇文氏为鲜卑矣。然《隋书》修在唐初，不容有此误，盖唐承隋，隋又承北周之后，史臣习闻鲜卑奉葛乌菟为主之传说，以为不论俟豆归之种族如何，既统有鲜卑人，遂以鲜卑二字加之，非必误宇文为鲜卑也。七○《李密传》可以为证：

密与〔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584】

匈奴之皂隶，是修《隋书》史臣知宇文为匈奴，故不言破野头为鲜卑皂隶。述传若非史臣为宇文氏传说所误，则是其字本作匈奴，后人臆改乎？《新唐书》八四《李密传》：

密与〔化及〕隔水阵，遥谓化及曰：公家本戎隶破野头尔。

戎谓戎狄，隶者言其贱种，较之“匈奴皂隶”四字，远欠精审，故温公《通鉴》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纪载密语即采《隋书·密传》之文也。

《隋书》而后，唐人著述中尚有误宇文为鲜卑之嫌疑者，杜佑《通典》也。《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宇文莫槐条：

出于远东塞外，代为东部大人。

自注云：

《晋史》谓之鲜卑。《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又按《后周书》云，出自炎帝子孙，逃漠北，鲜卑奉以为主。今考诸家所说，其鲜卑之别部？

案凡言别部者，谓种族不同而相隶属。陈寅恪先生谓石勒疑石国人，非匈奴种，而《魏书》九五《石勒传》云：

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585】

《魏书》二三《刘库仁传》：

刘虎之宗也。……为南部大人。

是库仁系匈奴，而二四《燕凤传》：

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

则库仁所部即鲜卑之别部，北朝史中此例数觏。故君卿所谓鲜卑之别部者，谓宇文之于鲜卑，亦犹刘库仁刘卫辰之于魏，以别种而隶属之。《魏书·官氏志》：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

未言与拓拔同出代北。杜氏“别部”二字极精当，而用“其”字以示犹疑，盖其慎也。后人未达杜氏所云别部之恉，遂滋误会耳。然杜氏称“《晋史》谓之鲜卑”，亦不尽然。汤球黄奭所辑唐以前诸家《晋书》佚文中，不复得见关于宇文氏之记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六《新晋书》条：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然当时王隐、何法盛、臧荣绪诸家之书具在，故刘知几《史通》有《新晋书》之称。《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今本无之，当是臧荣绪书也。李善注《文选》，备引诸家《晋书》，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两京，故籍散亡，唯存贞观新撰书，后世遂不知有《新晋书》之名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四三亦言《晋书》自唐人改修后，诸家尽废。今案《新晋书》修成后，诸家旧作，或不复如昔者之流行，更经天宝乱离，自有散佚可能。据《旧唐书》一四七君卿本传，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所著《通典》，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之语，是其书经始已在安史乱后。然敦煌所出六朝写残卷有记晋元帝太兴二年事者，罗振玉疑即邓粲《晋纪》，【586】西陲尚有旧《晋史》流行，则今日固未可遽谓天宝以后旧《晋书》散亡净尽，如竹汀所论，而断君卿所称《晋史》必为本朝所修也。惟唐太宗既重修《晋书》，自有取十八家而代之之意，以功令言，唐人似宜奉新修书为正。君卿称引止著“晋史”，不复颜其撰人及书名，是与《后魏史》等同为习见者，或即指本朝所修《晋书》乎？苟所谓《晋史》者系十八家旧文，今日虽不可得见，然东晋南朝人记述北方胡人事十九模糊影响，得之传闻，不足征信，于其种族尤不能辨析明白。即使王隐、何法盛、臧荣绪等纪宇文出于鲜卑，亦难引为准据。若君卿所言《晋史》即唐修《晋书》，则今本《晋书》中宇文氏事惟见于《慕容氏载记》，《载记》即本诸崔鸿《十六国春秋》，【587】当较南人著述为可信赖。一○八《慕容廆载记》：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

宇文与鲜卑并列，不以鲜卑冠宇文。又云：

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

宇文与段部并列，又明以宇文为东胡，何尝“谓之鲜卑”邪？综上所述，积极方面诸书皆谓宇文氏匈奴远属，而消极方面，《魏书》、《晋书》言及宇文氏，亦从无以为鲜卑者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叙氏族由来最荒诞不实，其纪宇文氏云：

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菟，为鲜卑君长。【588】

又云：

又有费【589】也头氏，臣属鲜卑佚豆归，后从其主，亦称宇文氏。

“鲜卑佚豆归”五字全用《隋书》述传之文，其解释尚在疑似间，如上文所述，姑置不论。明言宇文氏为鲜卑者，当推较《新唐书》稍晚之《资治通鉴》为始。八二晋武帝太康十年纪：

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

以宇文段氏同属鲜卑，照以上文所引《晋书·载记》“东胡宇文鲜卑段氏”之语，《通鉴》之误不待辨。疑《通鉴》此条亦本《载记》，而妄加窜易。又八四晋惠帝太安元年纪：

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遣其弟屈云攻慕容廆。

亦蒙前而误，《晋书·廆载记》止言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无鲜卑字样也。《唐纪》用《隋书·李密传》，不从《新唐书·密传》之妄改为“戎隶”，可谓有识，而《晋纪》复与之矛盾者，盖当时修书分属，三国讫南北朝刘恕任之，【590】唐则范祖禹任之，温公虽贯串润色，细节出入难免忽略，此《晋纪》《唐纪》之所以抵牾与胡三省注《通鉴》亦前后不一其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涉归与宇文部素有隙”下注云：

宇文部亦鲜卑种。

八二太康十年纪“鲜卑宇文段氏方强”下注云：

段氏东部鲜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代为鲜卑东部大人。

胡氏误解《通典》，以为杜佑“为鲜卑东部大人”即谓宇文为鲜卑，故引以为注。然九四晋成帝咸和四年纪“代王纥那奔宇文部”下注又云：

《后周书》言……【591】余谓此盖宇文氏既兴于关西，其臣子为之缘饰耳。李延寿曰：宇文部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此言为得其实。

所见甚是，然同在《晋纪》中而前后不合，何邪？其辩《周书》所载神话为缘饰亦极当，但《周书》只消极不记宇文出自南单于，于北周种族积极方面固未有记述，以《北史》补《周书》则可，以之驳《周书》则无的放矢矣。

《通志》二百四《夷传》七袭《通典》而删其注，《通考》三四二《四裔考》一九亦全引《通典》，并存其自注，实较郑氏审慎。元修《辽史》，其《世表》云：

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592】

此后以宇文为鲜卑者遂多，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称鲜卑宇文氏国于辽西。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库莫奚传下云：

奚与契丹同为汉鲜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后。……迨奇首之裔东部宇文为慕容皝所破，西窜松漠，时二部犹未分也。

又宇文莫槐传下云：

宇文氏与奚契丹同为鲜卑种，《魏书·库莫奚传》其先东部宇文别种也。又《十六国春秋》宇文氏辽东鲜卑别部。皆可证。传谓匈奴南单于远裔【593】，误。盖匈奴鲜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也。

日本内田吟风氏《北朝政局中鲜卑及北族系贵族之地位》文【594】中谓宇文周乃纯粹之鲜卑种，《魏书》以为匈奴者乃曲笔，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冯家升先生撰《契丹名号考释》，亦指摘《魏书·库莫奚传》既称东部宇文之别种，宇文莫槐传又冠以匈奴二字为矛盾。今案“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库莫奚为宇文部“别种”，初不必与宇文同是匈奴；亦犹宇文为鲜卑别部，而不必为鲜卑。匈奴与鲜卑信如丁氏所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而丁氏乃自牵混之，《魏书·库莫奚传》与《宇文莫槐传》固不相矛盾也。丁氏引《十六国春秋》宇文氏鲜卑别部之文不见于纂录，及明人伪托本，或出类书所引，但“别部”二字确不伪，当是崔鸿之旧，杜君卿《通典》自注之说岂亦本于鸿书乎？然其详不可得知，故断言宇文为鲜卑别部者，仍以杜说为嚆矢。亦犹《北史》本于《魏书》，《魏书》既佚，后人以《北史》补之，而今日称引固仍宜先《北史》而后《魏书》也。

复次，《魏志》三十《鲜卑传》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宇文氏疑即此类，南单于远属之说未尽可信。其由辽东塞外南迁之时代与路线史无明文。宇文部晋康帝建元二年（334）亡于前燕慕容氏，徙居昌黎，自后其境历经前秦苻氏、后燕慕容氏、北燕高氏冯氏之统治，至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太延二年，436）入于魏，历九十二年。【595】入魏以后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未尝少息，迨魏分东西，又将百年。故观察史书所载宇文氏诸人事迹，几不能发现匈奴民族之特征与不同于鲜卑族之痕迹。然有臆测两事，或足供解释此点之参考，姑妄言之。《元和姓纂》上声九麌宇文下：

出本辽东南单于之后。有普回因猎得玉玺，以为天授。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

不言俟汾之说所出。《广韵》上声九麌宇字下：

宇亦姓，出何氏《姓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

较《姓纂》所记为周密，然不言俟汾之说是否亦出《姓苑》。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三文略同，不言出《姓苑》。《通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纪胡注：

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汾，盖音讹也。

胡氏盖本《广韵》，而认《广韵》所载宇、宇文两姓皆出《姓苑》，似得其实。然《姓纂》、《辨证》、《广韵》皆言由俟汾讹成宇文，胡注则由俟汾仍讹成俟汾，必无是理。“后世通称俟汾”之“俟汾”二字必是“宇文”之误矣。【596】《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柳芳言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隋唐志及《崇文总目》俱著录，而卷数不同。陈氏《书录解题》曰，《姓苑》二卷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为卷首，当是唐人所为。今案疑唐人本何书有所增益，重为厘定，大体要是宋以前书。宇文俟汾间音声上何由相通，非所敢论，然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碑阴有“给事臣河南郡俟文福”【597】，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自代迁洛，是月甲申过比干墓，为文吊之而刊此碑。据上文引《宇文福传》，福时正官都牧给事，则俟文福即宇文福。魏韩震墓志阴有“母东燕俟文氏内行给事俟文成女”之文，亦即宇文成。《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东魏冯道智等题名有邑子俟文影辉。是尝草传说虽无可稽考，《姓苑》俟汾讹为宇文确非无据。《北史》九八《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598】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

疑狄历、敕勒、丁零一声之转，高车丁零者，以其乘高车，故冠此二字以形容之，又省称曰高车耳。《魏书》四上世祖神alt四年《纪》：

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

而二四《邓颍传》：

驾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在所。诏颍为文，铭于漠南，以纪功德。

又七下高祖太和二十二年《纪》：

八月，敕勒树者相率反叛，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纪此事云：

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

《魏书》四四《宇文福传》一六《江阳王继传》亦皆称高车叛命。是敕勒与高车得互称，《魏书》二八《古弼传》又云：“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赫连〕定。”高车敕勒犹言高车丁零矣。《北史·高车传》言其种有斛律氏，《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

《北史》五四《斛律光传》亦言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似高车族与匈奴族确有关系，而《北史·高车传》记魏孝文时高车之族十有二姓，其九曰“俟分氏”【599】，岂高车之俟分氏与讹成宇文之俟汾氏同出于匈奴乎？宇文一支先处塞内，与其他种族接触亦多，故骎讹变，而高车之俟分氏则远居塞表，迄魏道武分散诸部时犹以族类粗犷，故得别为部落，此高车一支之俟分氏所以得存其旧姓乎？【600】《北史》八四《乞伏保传》称：“高车部人也，父居，献文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601】乞伏居以高车人领牧曹，亦未始不可与宇文氏诸人相印证也。

《北史·宇文莫槐传》称“其语与鲜卑颇异”，当是指宇文部落犹独立时而言。至北魏末叶将近二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复能保存其“与鲜卑颇异”之匈奴语言矣。然有一事颇可注意。赫连夏之龙升七年（晋安帝义熙九年，魏道武永兴五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筑大城，名曰统万而都焉。【602】《元和郡县志》谓赫连勃勃自言方统一天下，君临万方，故以统万为名。《通鉴》亦取其说。今案赵万里先生集《冢墓遗文》四之五四元彬墓志，四之五七元湛墓志，四之六十元举墓志俱称“统万突镇都大将”。三之二三元保洛墓志又称“吐万突镇都大将”。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603】，或省去突字，赫连氏当时自无《元和志》所言之义。《水经注》河水又北〔迳〕薄骨律镇城，子注云：

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转〕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

薄骨律与统万突皆是胡语，汉人不识其义，强为之说，白口骝与《元和志》解统万突俱失之虚造。然郦氏于统万城下犹不载《元和志》之说，则较白口骝传说为尤晚矣。然则统万突果何种族之语乎？《魏书》九五《铁弗刘虎传》：

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alt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赫连氏之出于匈奴，记载甚明，先世虽有为鲜卑拓拔氏婿者，但非世世皆尔。亦只酋帅娶魏女，必非全部之众皆与鲜卑为婚。铁弗之号当先施于一二酋帅，渐衍为部族称号。然如刘库仁亦以匈奴数世尚魏女，而不蒙铁弗之称。由是知铁弗之称号非表示种族之迥别，赫连氏所部仍以匈奴成分为主，认统万突三字为与匈奴族有关之语言或非牵强？《周书》四《明帝纪》：

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

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则以胡名为小字。周明帝之胡名虽因地而取，疑亦因统万突一语与匈奴族有关，故宇文泰用之名子。此外太祖诸子武帝邕曰弥罗突，齐炀王宪曰毗贺突，宋献公震曰弥俄突，卫刺王直曰豆罗突，赵僭王招曰豆卢突，谯孝王俭曰候幼突，陈惑王纯曰堙智突，越野王智曰立久突，代奰王达曰度斤突，冀康公通曰屈率突，滕文王逌曰尔固突。【604】胡名下咸缀突字，又若突字能独立成义者。鲜卑胡名从无此比，魏宣武帝世高车酋帅亦有名弥俄突者。【605】此岂宇文氏仅存之匈奴特征乎？然《魏书》二七《穆崇传》其子孙有名吐万者，三四《卢鲁元传》有子名弥娥，是否亦与吐万突弥俄突为一语不可知矣。《周书》一《太祖纪》一四《贺拔岳传》载魏末太昌永熙之际有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者，斛拔氏未详所出。《北齐书》二《神武纪》下作斛拔俄弥突，《通鉴》一五七同，俄弥疑是弥俄误倒。《北史》六《神武纪》作贺拔俄弥突，《北齐书》一六《段韶传》作斛律弥娥突。然《元和姓纂》入声一屋内唯有斛律斛斯两姓，《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五唯有斛律斛谷斛粟斛斯四姓，皆无斛拔。此外北朝诸史亦不见有姓斛拔者，疑是斛律或斛斯之误也。斛律氏出于敕勒已见上，斛斯氏疑亦源自高车。《姓氏书辨证》斛粟氏下：“孔至《姓氏杂录》【606】代北斛粟氏后改为斛斯氏”，是斛粟斛斯即系一姓。《北史》四九《斛斯椿传》：

广牧富昌人也。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人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607】

《元和姓纂》斛斯氏下：

其先居广汉，代袭莫弗大人，号斛斯部，因氏焉。

“莫弗”乃高车酋帅之称号，纪传屡见不鲜，而斛斯椿之父又官左牧令，其间消息盖可推寻。《地形志》无广牧郡富昌县，唯朔州附化郡有广收县，当即广牧之误，《姓纂》之广汉疑亦有误。然《周书》二六《椿子征传》又称河南洛阳人，盖北族入居中国，籍贯本无定准，不论广牧洛阳，俱无害于斛斯氏之为高车部人也。

复次，宇文氏建国以后，讳言其为匈奴南单于后裔者其故亦可得而言。十六国中前赵刘氏北凉沮渠氏夏赫连氏为匈奴族，前赵之灭在拓拔氏兴盛以前，然沮渠赫连则俱灭于北魏。自魏太祖定中山，统一北方，于是鲜卑族之势力澎湃，而其他诸族悉沦为贱种，夷于皂隶。魏境以外之高车诸部既大为世祖所破，而境内西河离石之山胡【608】，定州安州等地之丁零，河西云中及六镇之敕勒等匈奴及与匈奴有关之民族，皆屡屡变叛，史不绝书。然卒难倾覆鲜卑，重建匈奴族之政权也。《宋书》七四《臧质传》魏世祖与之书云：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

《魏书》五○《尉元传》太和十三年上表称：

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诏曰：公之所陈甚合事机。

胡人为鲜卑服兵役，冒锋镝，鲜卑不惟无子恤之心，且日以其变叛为虑。从呼延之姓察之，所谓胡人者为匈奴无疑。高祖延兴元年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609】世祖将讨冯文通，诏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即安州）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610】又《北史·高车传》：

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之西山。

是皆诸族为鲜卑皂隶之证，而宇文周所以讳言其先世出匈奴者，亦以此与？

宇文周为我国南北朝隋唐间承上启下之一大枢纽，时代虽暂，而影响于后代之政治社会各方面者綦巨，其种姓由来固未可忽视，因试推论之如此。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魏收之史学

正史中最为人所诟病者厥为魏收《魏书》，然夷考其实，前人所论未必尽当。一良尝粗检史籍，与魏书比观，深觉昔贤责难于收之人与书者，使收地下有知，或不受也。昔《晋书》诬陈寿，王西庄赵瓯北皆硙切辨之，矧收书被诬重厚于《三国志》乎？兹篇之作在求释昔贤之疑，若《魏书》全部之评骘，则兹事体大，非此文所能尽矣！

一　魏收之为人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生于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卒于齐后主武平三年（506—572）。历事魏齐两朝，谥文贞。其事迹见《北史》五十六。【611】收于魏节闵帝中兴元年（531）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后以事解官。高欢开府晋阳，收为府属。【612】本以文才必望见知，而不遂，乃更求修国史。高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讫于魏亡。齐受禅，收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诏撰魏史。齐文宣帝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四年（553）除收魏尹，优以禄力，不知郡事；只在史阁，使专其任。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与收同修《魏书》者，有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613】收欲专责任，故其书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本传谓：“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北齐书》四四《儒林传》有刁柔，谓“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慊惮。……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焉”。綦毋怀文见《北齐书》四九《方伎传》，谓其“以道术事高祖”，盖亦高孝干之流。由是知《魏书》发凡起例虽在伯起，而列传之修撰亦经众手。诸人多非史才，芜冗之处固不应收一人独尸其咎矣。天保五年（554）三月奏上《魏书》本纪列传共一百十卷。五月，复奏上《十志》，凡二十卷。收自魏中兴豫修国史，至齐天保之专总史事，奏上《魏书》，居史职凡二十有三载。

收以文华显，与温子升邢邵齐誉。【614】而其行文之工致敏捷在二子上。学识博雅，尤亟为时所重。北齐初年制作收无不参赞其间。本传云：“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北齐书》三十四《杨愔传》称愔“推诚体道，时无异议。……典选二十余年，奖掖人伦，以为己任。……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收果轻薄之徒，愔将能荐之乎？《北齐书》三○《高德政传》载德政亦荐魏收，德政固亦以戆直著者也。天保八年参修律令，及文宣崩，复参议吉凶之礼。《北齐书》四三《封述传》又云：“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等议定律令。”今案议律令事《北史》本传不载，然据《北齐书》七《武成纪》及《北史》本传，收于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太子少傅兼尚书右仆射，己卯，以阿纵除名。其年复得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都尹。至天统四年始再除尚书右仆射。则议定律令之敕当在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后己卯以前下，数日内收即除名，盖未及豫其事，故本传不载。《封述传》“河清三年”之三当是二字之误，据《武成纪》河清三年三月已因律令班下而大赦矣。《北齐书·文苑传序》：“〔祖〕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alt中书监阳休之监撰。”考《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敕撰《玄洲御览》，……八月……成。……后改为《修文殿御览》。”收卒于是年，而月日不可考，未审睹《御览》之成否。观《北史》本传不载监撰事，意者收之殁在八月以前乎？齐国史之修撰，收亦与焉，《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记收与休之争《高祖本纪》齐元年之断限，《隋书》四二《李德林传》有与德林书二通，论《齐书》起元事，惜简短不完，未能窥伯起立意所在耳。

惟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615】而原其本心，实亦无它。《北史》本传云：“其年（河清二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案当时南北不许互市，《北齐书》四六《苏琼传》：“天保中……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又三九《崔季舒传》：“乾明初……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为御史所劾。”北齐一代皆与南朝梁陈以江为界，淮南犹为齐地，渡淮互市之禁未审所由，或沿东魏旧制也。故魏齐使臣使南朝者，每藉以通有无为利。《北齐书》二九《李绘传》：“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收因人之使而搜求珍奇，其事甚细，故河清三年即起复，而敕之谓“前者之罪情在可恕”也。北齐之初犹染后魏风气，贪黩之风极盛。《北齐书》一五《尉景传》：“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又一八《孙腾传》：“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求财纳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又《司马子如传》：“公然受纳，无所顾惮。……意气甚高，聚敛不息。”又一九《蔡alt传》：“太昌中出为济州刺史，为治严暴，又多受纳。”又《薛循义传》：“寻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又二五《张亮传》：“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又二六《薛琡传》：“久在省闼，……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此皆公卿方伯之无学识者也，即才学之士亦所不免。《北齐书》一八《司马消难传》：“博涉史传，有风神，然不能廉洁。”又二三《崔alt传》：“以贪汙为御史alt劾。……alt历览群书，兼有词藻。”又三九《祖珽传》：“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不能廉慎，……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四三《封述传》：“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而厚积财产，一无馈遗。……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魏收视诸人者，固远为高矣。细考收之立身出处，在魏朝颇以忠直自见。《北史》本传称其上《南狩赋》谏孝武帝，“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使梁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收而不能如志，遂遭禁止，久乃得释。及为高欢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是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入齐而后，始若随合时流，然文宣每欲易太子，收谓杨愔曰：“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太子遂得保全。是当文宣帝果于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也。且观其以《枕中篇》戒厉子侄，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于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

收藏书甚富【616】，所撰《魏书》而外，有集七十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特进集》所辑得诗文凡二十七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四所辑又得为《魏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一篇，而谓张氏所收为《东魏檄梁文》【617】当据《文苑英华》《通鉴》编入《杜弼集》中。总计之仍得二七篇。据《北史》本传收尚有《南狩赋》，《聘游赋》，《皇居新殿台赋》，《怀离赋》，《庭竹赋》。《北齐书》三九《祖珽传》：“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又四五《李广传》：“广卒后，〔毕〕义云集其文笔十卷，托魏收为之叙。”《北史》八三《樊逊传》：“于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洛阳伽蓝记》二：“〔永熙元年〕诏中书侍郎魏收等为〔平等〕寺碑文。”皆不传。

二　今本《魏书》

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条谓《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今案收卒于武平三年，《后主纪》武平四年之诏史官更撰《魏书》自非收三改之本，赵氏误，收盖三易其稿也。高似孙《史略》二魏收《后魏书》下引《三国典略》曰：“齐主以魏收之卒，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余字。”即武平四年事，所削去者不审在何卷，然自是遂成今本。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十卷；《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四卷，《乐》一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一卷，《释老》一卷。共百十四篇，百三十卷。盖《太武纪》，《献文六王传》，《外戚传》，《律历志》，《灵征志》皆分上下二卷；《景穆十二王传》，《地形志》皆分上中下三卷；《天象志》，《礼志》皆分四卷；故合之百十四篇，分之为百三十卷。《四库提要》称《魏书》一百十四卷，误以篇数为卷数，不知古人著书篇以内容分，卷以字数分，不容混也。宋初其书已亡佚不完，《纪缺》二卷，《传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缺》二卷，后人杂取诸书补之。此外残缺不完，而未经补缀者，犹有二十九卷。综计全缺及不完者凡五十八卷，其目详见殿本《念四史考证》，及《魏书源流考》【618】，兹不赘。

至于后人用以补《魏书》者，亦约略可考。曰魏澹《魏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后魏书》一百三十卷：“……《中兴书目》谓所缺《太宗纪》以澹《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集一四亦引《中兴书目》：“《太宗纪》则补以魏澹所作。”高似孙《史略》二《后魏书》条同。然《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纪》一卷，下引《崇文总目》云：“魏澹撰。……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缺，今才《纪》一卷存。”是王尧臣撰定《崇文总目》时，澹书已佚，只余《太宗纪》一卷，以补于收书而获存。故于《总目》又别出为《后魏书》，以见魏澹一家之学。收书之亡佚固在宋以前，即以澹书补收亦必远在庆历以前矣。曰张太素《魏书》。《文献通考》一九二《经籍考》正史门《后魏书·天文志》二卷，引《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惟此二篇存焉。”陈振孙《解题》四：“《中兴书目》谓……缺志以太素书补之。”章俊卿《群书考索》前一四引《中兴书目》同。陈氏谓：“二书（澹及太素）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窃以为取太素书以补收书亦远在庆历之前，撰定《崇文总目》时太素书已全佚，故自《魏书》抽出此志而著录之，决无澹《纪》太素《志》为俟补收书，而独存于全书亡佚之后之理也。高似孙《史略》不及《志》之存佚，未审何故。曰《高氏小史》。高似孙《史略》：“《静帝纪》则补以高峻《小史》。”章俊卿《群书考索》引《中兴书目》：“《静帝纪》则补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列传则益以《北史》《高氏小史》。”《直斋书录解题》四别史类谓《小史》“一百三十卷【619】，唐殿中丞高峻撰。……盖节抄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此外则用《北史》《隋书》者最伙。李延寿修《北史》多本魏收之书，略有删削。【620】收书既佚，后人翻取《北史》以补之。宋时已谓《北史》与《魏书》相乱，故今欲知取以补《魏书》之《北史》各卷中包含收书至若何程度，殆不可能；而后人所补，除《纪》《志》外，何传果用何书，亦不能分别详言也。

收本传言：“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收前《上十志启》亦云：“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崇文总目》同，而谓：“今所存仅九十余篇。”序与论当包括于纪传中，今不论；二表一启唯存前上十志一启。至于例则独出于收，乃全书之纲领，与目为一卷，冠于书首，并经奏上者也。《史通·序例篇》：“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范氏《后汉书·序例》今不传，晔狱中与甥侄书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刘昭《补志序》：“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章怀注《光武纪》《安帝纪》曾引范《序例》之文，盖本与书别行，后遂亡佚。刘氏当并及见范魏二人之例。乃《崇文总目》止言“今所存九十余篇”，不及例之存亡。自斯以降之著录《魏书》者，皆详言纪传志之缺卷，而不及例，一若收书本无者。盖例之亡也尤先于纪传志，故宋以来著录之家竟全忘却之，收书之重被诬，未尝不由于此乎？至刘知几谓收例全取范晔，绝非是，辨见后。

三　《魏书》之取材

本传于叙收专总史职前，详举收修国史事，谓“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收于是“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知《魏书》前半本于《魏国史》，以后则收在史馆所缀续也。收之专史职在天保四年，而天保五年三月上纪传，五月上《十志》，其间不过阅十余月。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考《魏国史》之撰述始于道武帝时，诏邓渊撰《国记》，记道武一代事，成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621】逮明元帝时，废而不述。【622】至太武帝神alt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而崔浩定为编年体，与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耳（亨？）、黄辅等共参著作，成《国书》三十卷。【623】亦称《国记》。《魏书》三五《崔浩传》：“刊载《国书》……刊《国记》。”又四八《高允传》：“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皆二者互称之证。《高允传》又云：“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盖浩续渊书，合而为一，惟厘定体例耳，故《国书》《国记》得互称，分称之曰《某帝记》，综名之则曰《国书》。太延五年（439）平北凉沮渠氏后，又诏浩续修《国史》，高允张伟助之。【624】浩允皆精于史学，能直笔不讳，而所援引如段承根阴仲达皆一时俊秀。【625】其所修撰当有可观。其后浩被诛死，而其书盖未尝废。《魏书·浩传》叙浩罪状至含混。苟谓怒其刊载《国书》于路衢，则刊石之至赐死已有年所，胡早不罪？刊石用功至三百万，不容早不知，至往来行者以为言始发也。或谓世祖恶其直笔，然浩神alt中奉诏撰《国书》三十卷，夙已完成，世祖早已得读，平凉后更命浩综理史务，务从实录。是未尝嫌浩书事之备，反励其直笔也。即使浩以修史被罪，止一身耳，何至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尽夷族哉！且诛戮之后，不闻有命禁浩书或毁所刊石，是以知崔浩之史固未尝废，魏收得根据之，而浩之获罪别有故，亦不以修史也。【626】高允继浩综修史之任，大较续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其时襄史事者有游雅、程骏、程灵虬、江绍兴、刘模。【627】

孝文帝慕向华风，文事大盛。高祐李彪等始奏编年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故奏请从迁固为纪表志传之体。太和十一年（487）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而仍其旧名。【628】太和十四年（490）正月，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李彪崔光皆有史才，亘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二人递居史职。其所引进如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房景先、李谐、袁翻、李琰之，孙骞之徒，莫不文学优美，长于著述。【629】然《国记》之体虽已区分改析，而辑录当代之事终未成书。【630】

宣武帝时，命邢峦、崔鸿追撰《孝文帝起居注》，孝明帝时，又敕崔鸿、王遵业、房景先等兼修《孝文宣武起居注》。【631】自是而后讫东魏之亡，历代典起居暨修《国史》之可考者，收之外有谷纂、韩子熙、辛贲、裴景融、周道方、许绚、温子升、卢元明、阳休之、宇文忠之、邢昕、裴伯茂、李同轨等，皆无所表见。【632】又有元晖业，撰《辨宗室录》四十卷。【633】《国书》之外，此类咸收书所取资矣。

《魏书》卷九五至九九五卷为十六国之君及司马睿、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传，是《魏国史》所未必详，收将何所本乎？曰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魏书》六七有鸿传，且载其《上〈十六国春秋〉表》文。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叙目》：“《隋书·经籍志》云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云《纂录》一十卷。知隋时其书原有二本。百卷本已久已放佚，而《纂录》本则历代流传，尚概见于何镗《汉魏丛书》中。……盖此书原纂其录，所以国各为录。”今案宋初修《太平御览》，犹引鸿书。而《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陈马三家书目俱无《十六国春秋》。龚颍《运历图》载前凉张寔以下皆改元，晁氏谓：“不知所据，或云出崔鸿《十六国春秋》。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是鸿书之亡已久。《汉魏丛书》之十六卷本既同于《通鉴考异》所引，当非明人伪作，且见于《崇文总目》，曰《十六国春秋略》，必是宋以前流传之鸿书节本，汤氏以为即《隋志》之《十六国春秋纂录》，是也。今取《纂录》与唐修《晋书·载记》校，《载记》采鸿书之迹显然明白。《载记》中复有直录崔书，未暇修改，以致不合者，亦可为证。如《晋书》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十七史商榷》五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时，何云与晋穆帝请分天下？穆字误。”今案《魏书》九六《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此穆帝乃魏穆帝猗卢，《魏书》盖因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文。鸿魏人，其书虽各国自用其纪年，一十六卷《纂录》本如此，盖鸿之旧——犹系魏帝纪年以总摄之，《魏书·鸿传》讥鸿系年之误，即用魏纪年，可以为证。故于魏帝自称谥曰穆帝，谓李雄之使魏为朝贡也。《晋书》亦取崔书，而修史诸臣失于疏忽，于称谓及书法之内外改之不尽，遂若李雄遣使朝贡晋室，后人又误加晋字于穆帝上，使年代史实皆纰缪不可通。王氏谓穆字误者，犹未得其解。又《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追尊后主，以怀民望。”《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民作人。亦可证二者同出一源，唐人避讳故改民为人。更取《纂录》、《载记》与《魏书·十六国传》校，则《纂录》、《载记》所纪之事苟见于《魏书》，其文十九相同。此例甚多，文繁不备举，要足见伯起《十六国传》之本于鸿书也。

抑尤有进者，《纂录》乃节钞本，或未可尽信为鸿书之原面目也。更取唐宋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之片段与《晋书·载记》、《魏书·十六国传》相校，凡《魏书》之事与文异于《载记》者，皆同于鸿书。今试表列之，以便比观。字句偶有出入，则疑引者所易也。

又有见于鸿书，而不见于《载记》者，《魏书》皆有之，亦表列于后。益足证魏收为据鸿书；《晋书·载记》虽采《十六国春秋》，而加删节，且有出乎其外者也。

续　表

《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直言乞伏氏改年永弘（《魏书》改为洪），不称冯弘之字（《魏书》称其字），皆不避献文帝讳。且言魏遣使云云，不称世祖，皆若可疑。然鸿书初未敢出行于外，其后崔光贵重当朝，始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之论。其所以畏人讥议者，岂即以对魏朝不敬慎如此类乎？魏收于鸿书之外，盖亦参稽当时档册，故书虽成于齐朝，而避魏讳处犹仍旧文，未及改易也。

犹有一事，足以证魏收直采鸿书，并改削而不暇者。《魏书》六七《崔鸿传》云：“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为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今考《魏书》兴等传，超泓事未系年月，兴传则明言：“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号年洪始。”非用《十六国春秋》而忘改正之确证耶？

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亦为表之如后，以便观览。

续　表

《隋书·经籍志》：“《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海西公以后皆道鸾所续也。然汤球辑诸书所引孙盛《晋阳秋》有海西以后事，而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复有海西以前事，汤氏谓“皆系引者之误，今欲更正而不能”焉。伯起富于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郄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摭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634】

《桓玄传》当本于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等之《玄传》，传中偶有与诸书所引《晋中兴书》合者。如《文选》二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注引何法盛《桓玄录》：“出姑熟，大筑府第。”《魏书》九七《玄传》作：“玄乃镇姑熟，既而大筑府第。”《北堂书钞》一五六《岁时部》四引《晋中兴书》：“旌旗不立，法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日酷寒。”《魏书·玄传》作：“旌旗服章仪式，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北堂书钞》一四○《车部》中引《晋中兴书》：“欲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举之。”《魏书·玄传》作：“又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太平御览》四八六《人事部》一二七引《晋中兴书》：“桓玄闻义军起，斩其二将，志虑窘塞，与臧道士推算数厌胜之术。”《魏书·玄传》作：“及闻二将已殁，志虑荒窘，计无所出，日与巫术道士为厌胜之法。”《魏书》皆有袭何法盛书之迹，然殊琐碎，不甚可考耳。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

李彪等改析《国记》，为纪传表志体，然表志成否史未明言。收前《上十志启》云：“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记不可，附传非宜。……褊心末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似是《国史》本无《志》，故成书独晚，皆收撰录，无所依傍也。

四　《魏书》之体例与书法

《魏书》体例最为后世所讥议者，以东魏为正统也。史书正统之争肇于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不从陈寿帝魏，而以蜀为正统。盖东晋偏安江左，其势有同蜀汉，习氏感念时艰，思藉此有所振发。六朝南北对峙，各以本朝为正统，固毋论已。惟魏分东西，于是北朝之中又自有正统之争。隋得天下，受之于周，周又受之于西魏。故隋文帝始谓收书不当，命人改撰，以正统属诸西魏，欲以明隋所受之正而已。唐高祖受禅于隋，而唐之先世仕于西魏，及周又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抵偏袒北朝，尤右西魏及周。李延寿修《南北史》，《南史·本纪》于魏周隋改元皆书，齐之改元则否。魏周诸帝书崩，而齐帝书殂。高欢宇文泰之薨皆书于《南史》，而泰独不名。《北史·纪》中书法亦右周而左齐，盖当时风习使然也。魏收身仕齐朝，奉敕修史，固非闭门著书不求问世之比。试思处收之时，居收之位，欲斥北齐所承之东魏，而尊宇文泰所拥之西魏，虽直笔如董狐南史，亦知势有所不行矣。后人朝代既隔，不为时势所拘，尊东尊西固可以公意为准。然王应麟尝云：“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635】。钱大昕谓：“此是公论。善见欢所立，宝炬泰所立，强名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后儒必左袒关西，非持平之论。”【636】如《太平御览》以北魏后周入皇王部，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钱氏谓：“宋初距唐已远，而犹徇唐人偏党之私，益为无谓。”徇唐人之私而尊周已为无谓，因尊周而必尊西魏，不尤可哂乎？刘知几于《魏书》讥评备至，然其《史通·称谓篇》止论其“僭晋”“岛夷”诸称之任情，不及尊东魏为正统事。能自拔于时人偏私之见，洵有识己。自后之人，能原收之心，设身处地为之计，而谅其所为者，惟清章学诚吴兰修三数人而已。【637】古人所谓知人而论世者，信史家之权衡也。

太武帝太子晃未即位而殁，文成帝追尊之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魏书》列于《本纪》，附《太武纪》后。《史通·本纪篇》评之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今考恭宗之所以列于《本纪》，固以其尝监国，知万机。然非伯起破例尊崇之也。元魏一代太子未即位而殁者，追谥为帝，即列为一朝。《魏书》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丕……世祖擢拜羽林郎。……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景明四年薨。”六世谓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也。《魏书》此卷乃后人所补，然四八《高允传》亦云：“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谓太武至孝文，亦并数恭宗为一世。然而此史书之文，更考之当时诏令及碑碣，亦莫不尔。《魏书》五四《高闾传》：“世宗……诏曰：‘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六朝谓太武帝至宣武帝，此当时朝廷文书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跋《大代修华岳庙碑》云：“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于文成，才四世耳。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逾年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故以为世也。”此又当时碑碣记载也。今传世魏墓志皆称之为恭宗景穆皇帝，与即真者无异。当是《魏国史》已列恭宗为一朝而纪之，收仍其旧耳。虽是虚谥，未尝继统，然元魏之制度如此，自不能以后代律之，为伯起病也。《隋书》五八《魏澹传》载澹《魏书》义例，有“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之语，盖昭成帝太子寔追谥献明皇帝，亦与于二十八之数，其事别无可纪，故《魏书》见之于昭成帝三十四年《本纪》，其文曰：“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特书曰“太子献明皇帝讳寔”，其意与晃之立为《本纪》同，知几乃存而不论，何邪？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一四后魏追谥之滥条谓献明帝当在魏澹所称二十八帝之内，是也；然谓献明之薨在平文帝时，《魏书》以其无事可纪，故缺之，则非是。《魏书》明附其事于《昭成纪》，乌得为缺？目录只二十七帝，乃后人不识献明当厕昭成之后，误脱之耳。固不应以目录无之，遂言缺其纪，收于献明景穆本无轩轾也。追尊之二十八帝魏澹谓：“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不当尽称其谥法。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亦同其说。然谥法乃道武所加，固非收为之者，苟纪其事，必如是称，否则有违元氏典制，收焉得而裁抑之乎？

《魏书》于诸帝之被杀者，平文之外，皆不显书。魏澹谓：“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赵翼《陔余丛考》七《魏书》书法条谓《纪》既书平文为桓帝所杀，其他何以不书。今寻绎伯起之意，《本纪》虽不明著，史臣曰下每微露之，弑逆者之传中则明言其事。《魏书·穆帝纪》：“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昭成帝纪》：“三十九年十二月，至云中，帝崩。”今《魏书》一四《六修传》一五《寔君传》收书亡，后人所补，故止言穆帝及昭成帝暴崩，未可据以论收书。然《道武帝纪》：“天赐五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史臣论有“而屯厄有期，祸生非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之语，卷一六《清河王绍传》则详述绍弑逆事。《太武帝纪》：“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史臣论曰：“……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卷九四《宗爱传》则言：“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孝明帝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帝崩于显阳殿。”卷九三《郑俨传》则云：“肃宗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也。”《孝庄帝纪》：“武泰三年十二月甲寅，尔朱兆迁帝于晋阳，甲子，崩于城内三级佛寺。”卷七五《尔朱兆传》纪兆弑逆之事。诸纪前后一例，比合观之，涣然明白。“杀主害君不知名姓”之云，不亦过乎？至平文帝之被杀，所以明书于《本纪》者，以其为桓帝所诛，无所用其忌讳，又当分别观之也。作史有法，而无定法。因时世之不同，未尝不可为变通之计，要在纪事信达，体例划一耳。乌有一成不变之史法，能为异代史家之共同准的者哉！

《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绝等事，至详赡明晰。惟于南朝及十六国使臣之来，一例书朝贡，近似夸仳。然元魏之先本受职于司马氏，故《魏书》犹称西晋诸帝之帝号，记晋怀帝封昭帝禄官为代公，晋愍帝封穆帝猗卢为代王，皆不隐避。《卫操传》载操颂桓穆二帝功德碑文，其中称晋室为“王室”“宸极”，尊晋帝为“晋皇”“天王”，深表二帝之忠于晋朝。《太祖纪》亦不灭初年受制于苻秦之迹。是岂夸大曲笔者所为乎？道武建号而后，始定一尊。于东晋宋齐梁之传皆称岛夷，十六国则目为僭伪，犹沈约《宋书》之称索虏，以当时人纪当时事，固难责其不袭用此等字样也。刘知几谓：“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诸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风土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638】是误史家所采用一时一地之名称为亘古不变之事实，伯起固无是心，后人亦决不至谓江南为被发文身之地，刘氏之言不近于深文周纳乎？

世皆言《魏书》芜冗，以今考之，殆不尽然也。《魏书》纪事苟纪传中互见，必详略可以相成。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事，《本纪》，任城王澄，广陵王羽，及其他当时大臣传皆有记载，而各详一面。分而观之，可以见各人之建树；合而观之，则一事之首尾完具，当时举朝情势了然。《本纪》如经，只书大事，其详见于列传，不必特书见某传也。然事有可书于《纪》，亦可书于《传》《志》者，乃审度其宜，或书于《纪》，或书于《传》《志》，而注云事具某处语在某处。此例至繁，所以渻于此而详于彼也。至列传之以子孙系父祖，盖因当时谱牒遗逸，故具书支派，因以明高门甲族之源流。观过知仁，收已自言之矣。六朝修史最喜载文，《魏书》亦然，然所载诏令奏议皆关系政治，当时形势往往藉之始显。虽云载文，实同纪事。诏令奏议之外，载诗文者犹有二十六传。如卷二三《卫操传》载操所撰《桓穆二帝功德碑文》，谓：“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卷四八《高允传》载允《征士颂》，谓：“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皆可补史事者也。卷四三《房景先传》载所作《五经疑问》十四则。卷九○《逸士传》载李谧《明堂制度论》及《神士赋歌》。九一《术艺传》载张渊《观象赋》，殷绍《上四序堪舆表》，江式《请撰字书表》，则关系学术之文字也。又有足为鉴戒者，如卷三五《崔浩传》载浩《食经序》。四八《高允传》载允《北伐颂》及《酒训》。五二《宗钦传》载钦《东宫侍臣箴》。五九《高闾传》载闾《至德颂》。六○《程骏传》载骏《庆国颂》十六章。七二《阳固传》载固《演赜赋》。七九《鹿悆传》载悆《劝元子直五言诗》二首。八三《常景传》谓景图古昔可以鉴戒之事，而为之赞，载其文。九二《封卓妻传》载高允赞之之诗八首。皆是其例。又如卷三九《元顺传》载顺《蝇赋》。一九下《元熙传》载《将死别寮吏》及《知友诗》二首，书一通。二一下《彭城王勰传》载勰步行所作诗。三六《李骞传》载骞《释情赋》及赠亲友诗。五二《胡叟传》载叟《示所知诗》。《宗钦传》载钦与高允唱和诗共二十四首。《段承根传》载承根赠敦煌公李宝诗。六○《韩显宗传》载显宗赠李彪五言诗。六五《李谐传》载谐《述身赋》。六九《袁翻传》载翻《思归赋》。七二《阳固传》载固《刺谗疾嬖幸诗》二首。七九《董绍传》载绍《牧马高平诗》。《冯元兴传》载元兴《浮萍诗》。八二《常景传》载景《四贤赞》。斯又文词优美，可藉以想见其身世与为人者，而仄艳轻浮之诗文一无取焉。

《魏书》列传之标题目者，有外戚，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恩幸，阉官，凡十二传。大抵因范晔《后汉书》，易循吏为良吏，逸民为逸士，宦者为阉官。至分独行为孝感节义，分恩幸于阉官，乃收所创。《史记》有《佞幸传》，不列宦者；《汉书》仍佞幸之名，附宦者于其中。《后汉书》兼包二者，而用宦者之名，至收始分为二传。范有《方术传》，收改称术艺，所括远较范氏为广，唐人修《晋书》《隋书》《北史》皆用艺术之名。

《史通·断限篇》讥《魏书》为东晋宋齐梁诸帝及十六国之君立传，谓失断限。然南朝及十六国皆与魏交通，聘贡争战不绝。尽书其事于《本纪》则繁冗失体；如缺不书，则事不完。而《本纪》之外，又无可附丽，故特为立传，详《本纪》之未备。子玄谓魏初服属于晋及秦赵，列之于传为厚颜，则《后汉书》之传更始亦为厚颜乎？刘氏又言：“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今考张氏李氏传屡载朝贡事，李雄且与魏穆帝约分天下，乌得谓为无预？况自史汉以来，皆载外国事于列传，而观其与中国之关系，多不过朝贡已耳，将尽以为无断限耶？《断限篇》又云：“魏刊水运，下列高王。……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今考《魏书》时称齐献武王，以身仕齐朝，不得不尔。高欢之在魏末事功固有足述者，岂可一概不载，待入齐史乎？越次之云，适同无的放矢耳！

范晔《书》有《十志》，而不传。今可考者惟知有《百官志》，见帝后《纪》；有《礼乐志》《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有《五行志》《天文志》，见《蔡邕传》。收书亦《十志》，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八者皆前史所有，惟易天文曰天象，地理曰地形，刑法曰刑罚，五行曰灵征耳。范氏兼有礼乐舆服，沈约《宋书》讥评其失，并为《礼志》，收盖师约之意。范氏《后汉书》及刘彪《续汉书》皆有《百官志》，收以魏初部落之众，最重族姓；其后孝文改代姓从华俗，又多纷扰，故因时制宜，合官与氏而并志之。《释老志》之作尤为卓见。考《魏书》七二《阳尼传》云：“奏佛道宜在史录。”是伯起之前已有人创议矣。后人之诟《释老志》，皆出于儒家排抵佛老异端之心，其言每固陋可哂，如《史通·书志篇》及皮日休《文薮》八《题后魏〈释老志〉》一文，其著者也。既不从修史着眼，宜收之真知灼见不为此辈所解矣！《魏书》以前，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夷蛮传》。然其时佛教未盛，犹可说也。魏收以后，佛教日盛行，修史者犹不肯为立志。《晋书》以之入《艺术传》，《唐书》以降入《方伎传》。皆勉强比附，终属未安。至近世柯邵忞修《新元史》，始毅然仿《魏书》立《释老志》焉。

《天象志》但纪魏朝象变，与前史兼载亘古不变之天象星体者异，《史通·书志篇》以为合乎事宜。《地形志》分并建置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因收书以东魏为正统，志之体例亦必尔，故取东魏末年为准。惟第三卷以下雍秦诸州地入西魏，收犹综载，以致脱失踳驳，与前文不一其例，则求全之毁也。

《魏书·纪》后次之以传，而志附于末，亦宗范氏，《史通·编次编》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也。其列传之类列与次第亦有可得而言者。后妃为列传之首，宗室次之。此后诸传大抵以年代为次。卷二三乃太祖以前之重臣。卷二四太祖时文臣之定制度及以政事才学显者。卷二五至二七太祖太宗时大将。卷二八太祖之将，有忠勤征伐之效，而卒被诛灭者。卷二九至三一以武功事太祖至高宗四朝者。卷三二至三三皆长于政事学术诸臣，自慕容氏来归者。卷三四太宗世祖忠勤谨愿之近臣。卷三五至三六为崔浩李顺，太宗世祖两朝之大臣。卷三七至三八皆晋臣避刘裕而奔姚兴，复自姚氏来归者。卷三九至四二皆其父若祖尝领部落，据一方，破灭而来归命者。卷四三乃来降之宋臣。卷四四皆代人，先世尝领部落，为国附臣者。卷四五为北方高门旧族，能不殒其名者。卷四六为世祖高宗朝以嫌疑被诛诸臣。卷四七至四九卢玄，高允，李灵，崔鉴，世祖至显祖时之儒臣也。鉴父绰虽位止功曹，世祖时与玄允灵等并被征，故收牵连传之。其后为卢斐所讼，乃改以鉴为传首，而附绰于鉴传中，类传之意遂晦矣！卷五○至五一高祖时大将，功成事立者。卷五二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之士，自赫连氏沮渠氏来归者。卷五三至六五世祖至高祖时之儒臣及方镇。卷六六至七三世宗肃宗两朝文武重臣。卷七四尔朱荣，七五尔朱氏子姓。卷七六卢同张烈，佞臣之党于元义者。卷七八至八二则东魏末之文臣，中惟八○卷乃东魏末诸将之叛亡者。诸人子孙皆附见其传，苟别有可见，则别为立传，如《崔玄伯传》在二四，而子浩在三五；《于栗alt传》在三一，而于劲在八三《外戚传》；《崔逞传》在三二，而崔彧在九一《术艺传》；《李宝传》在三九，而子冲在五三；《郦范传》在四二，而子道元在八九《酷吏传》；《卢玄传》在四七，而卢仲宣在八五《文苑传》；《邢伟邢alt传》在六五，而子昕及臧传皆在《文苑传》；《裴延alt传》在六九，而子伯茂亦在《文苑传》。

以下则列传之标题目者，外戚为首，儒林文苑孝感节义次之，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又次之，恩幸阉官终焉。叙次厘然得当。《史记》之叙次为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汉书》则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后汉书》：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然《史记》厕《大宛传》于酷吏游侠之间，《汉书》厕匈奴西南夷西域诸传于佞幸外戚之间，盖史汉标目之传本非与散传别为一类，凡列于一传者，即有所同然，以见一时一地之风势。故未尝措意于其次叙，标目者亦不尽居后也。范氏《后汉书》始若注意于汇传之次叙，然以列女居宦者后，窃未见其可，《魏书》升列女于恩幸阉官之前，足正范氏之失，故李延寿《北史》悉依其次焉。继以南朝及十六国等，而以序传为殿。惟十六国之次与《十六国春秋纂录》，《晋书·载记》皆不同，未审其义所在耳。《志》之次序则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较之《史记》《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及《宋书》之书志叙次，杂乱无理致者，不远为整齐近理耶？

收书本有《序例》，惜已亡佚，故其书法用意多不可晓。《史通·序例篇》谓“魏收作例，全取蔚宗”。《题目篇》又谓《魏书》题卷因袭范氏：“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魏收因之，则又甚矣。”今案题卷具书名姓为便寻检，固远胜旧史之只书姓氏，不翻传文，则不识何人也。知几之论无乃吹求，然亦足为伯起师法蔚宗之一证。更观《魏书》传志标目及纪传之次序，亦多合乎范氏，知伯起确尝取则于蔚宗也。然子玄《序例》全取蔚宗之言则不然。《后汉书·光武纪》：“进屠唐子乡。”章怀注：“例曰，多所诛杀曰屠。”《安帝纪》：“元初三年春正月，东平陆上言木连理。”注：“《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范例之可见者只此二条。今考《魏书·灵征志》，【639】自世祖神alt元年至静帝武定六年，盛书甘露降于某地，或书某地上言甘露降。同在世宗之世，景明三年永平元年延昌二年皆书甘露降于某地，而延昌三年又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同在武定六年，而三月书：“甘露降于京师。”四月书：“太山郡上言甘露降。”同在齐州，而延昌二年书：“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三年即书：“齐州上言甘露降。”其言某地木连理，与某地上言木连理者，参差错杂，亦复相同，盖初无意义也。范氏谓安帝以后王道缺，故概书上言，取安帝为断。收如用其例，亦当定一区划，乃参差至此，岂王道忽然有盛衰，抑收能辨甘露连理之虚实与否，而分别书之也？子玄之诬，不待辨而明矣！

五　《魏书》之事实与论断

《魏书》修成去东魏之亡仅五年耳，时世既近，恩怨未泯，列传诸人子孙犹有存者。收为人褊急骄矜，每以修史睥睨侪辈，谓：“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书始出即有人议其不平。《北史》本传：“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盖诸家子孙习闻收之为人，以为其修史也必颠倒是非，任情褒贬，齐主既令共加讨论，遂纷然杂至，竞相徼幸，其家世不载于《魏书》者，欲求载之；已载录者，更欲褒美，是皆狃于文宣之命，而逞一己之私见者也。观于投诉之百余人，收能一一随状答之，则曲直孰在可知。然文宣“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投牒”。即以南董修史，若与所传之人子孙论之，亦未必能惬其意。盖人各有阿私，固非南董之不能直笔也。况时人于收先存偏见乎？“于是众口alt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

《魏书·卢同附族祖玄传》后，据收本传，同子斐讼之云：“臣父仕魏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道义可嘉，所以合传。”齐文宣帝曰：“乡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至武成时遂改为卢同立传，崔绰附见子鉴传中。今考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戮，为时论所非。卷一九《元顺传》亦言其能结纳要势，故传中谓同“善于处世”，史臣论中又云“卷舒兼济，……趋舍深沉，俱至显达。雅道正路，其殆病诸”，皆隐约见意。卢斐“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之云，抑何忝不知耻也？崔绰世祖时被征，高允《征士颂》虽为人作赞，然允固道义之士，又与绰同征，其言自非溢美。且世祖诏文亦谓绰等“贤alt之曹，冠冕州邦”，乌可以官之高下论当传与否乎？崔绰既附鉴传，于是卢玄高允李灵崔绰传相牵连之意不著，而卢同与张烈合传，皆附元义者，厕于尔朱氏子姓传后，犹足窥收之用心。卢斐已死狱中，盖不及见。卢斐在《北齐书》四十七《酷吏传》，虽以强断知，然不近人情。其讼收也，盖亦出于傲慢争胜之见，初无凭据也。

《北史·收传》谓《魏书》“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北齐书》三五《李构传》谓《魏书》以“李平为陈留人，云其家贫贱”。故李庶与卢斐同讼收书失实。今考《魏书》六五《李平传》称“顿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长子”，未尝言陈留人。且平彭城王子，例降袭公，尝被诬除名，后又封武邑郡开国公。传皆著其事，是魏室之世家贵族也，收焉得谓之贫贱邪？不惟此也，李平生奖谐邕三子；奖生构及训；谐生嶽及庶；七人皆附于平传。平传称其“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居丧以孝称。……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民怀之。……行河南尹，权贵惮之。……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平自在度支，至于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处机密十有余年，有献替之称”。奖传称其“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为元灏所害，其故吏宋游道上书理之。传载其书，有“自少及长，忠孝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誉”诸语。谐传亦谓其“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辨，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并载所著《述身赋》，于其使梁之才辨述之尤详。构训诸人则以入齐犹存，故止著其魏末所官而已。通篇俱无贬词，而于奖谐之曾事元灏亦不为隐讳，皆近实录。知收于李氏不惟未尝诬之，抑且毫无恩怨，秉笔直书也。李庶之讼诚不知其故，或以收尝戏谑之乎？或谓平传乃收被讼后所改易，然《北史·收传》于《魏书》之改易处一一著出，而不及此，知庶讼之无据，平传自是收书原本也。

本传纪《史》出之后与卢斐李庶同谤之者，犹有王松年。《北齐书·李构传》云：“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琼不善事。”故王松年讼之。然考《魏书》三八《慧龙传》，颇著其功绩，殊无轻之之意。史臣论谓其“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且检《魏书》言“自云”之例甚多，盖谱牒亡佚难稽，如此所以志谨慎，非有所轻蔑也。如卷四六《窦瑾传》：“自云汉司空融之后。”而传中谓瑾清约冲素，忧勤王事。又五二《段承根传》：“自云汉太尉颎九世孙也。”传中谓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然犹载其诗七首。五八《杨播传》：“自云恒农华阴人也。”传中载播一家事无间言，又于史臣论中推崇备至。六○《韩麒麟传》：“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传中言其清贫自守，政绩甚佳。六一《孟表传》：“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传亦纪其成绩。七九《刘道斌传》：“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传亦称其政绩之善。又《张熠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传亦言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八八《窦瑷传》：“自言本扶风平陵人。”然传中亟称其牧民循良。九四《抱嶷传》：“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莫得而知也。”传中谓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然天性酷薄，简于接礼。综诸传观之，凡言“自云”者皆与其人之事迹善恶无与，由是知言慧龙自云太原人非有意轻侮矣！慧龙子琼传称其骨骾，不畏刘腾，然乖癖不近情，传中亦录之。松年为其祖耻，遂谓言琼不善耳。此皆当时诸家子孙讼收之最著者，故史载之，而稽核其情，皆属无理。自余收已随状答之者，将益不足据矣。《北齐书·卢斐传》：“斐后以谤史与李庶俱病，鞭死狱中。”《李构传》：“庶……髠头，鞭二百，……死于临漳狱中。”又《王松年传》：“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罚，岁余得免。”此外讥议收史之获罪者，《北史·收传》：“卢思道亦抵罪。”《北齐书》四二《卢潜传》言潜于天保初坐讥议《魏书》被禁止。苟所讼是实，诸人不惟言不得申，反至获罪，当时人之归罪于收益不知纪极矣！赵瓯北以为《魏书》所以录诸家子孙并附于传者，以传中诸人后裔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640】。以余观之，收特不与周旋，故非毁者咸投牒诉之；使收果能尽人而惬其意，岂复有百余人讼之哉！

《北史·收传》又云：“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今案《魏书·固传》纪固事母至孝，勇敢善战，而于中尉王显之侈靡贪黩，颇以正言规谏。汝南王悦为太尉，轻肆挝挞，固亦切谏，是岂贪虐者所能为乎？李延寿于收传既云《魏书》失实，而于《固传》又全因《魏书》。收谓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alt”。《北史》亦全袭其文，惟删去《魏书》“出为试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一节耳，岂非自相矛盾？延寿苟自信收传所言是实，何以只删去固守北平事，而不明书在北平为政贪虐，为李平劾免邪？《北史·平传》亦绝不之及也。且考《北史·收传》，魏末未尝官太常少卿，其时休之位不在收上，收之修国史乃崔暹言之于高澄，《北史》谓得休之助者，不知何据。

《北史·收传》及《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谓尔朱文略大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今阅《魏书》七四荣传，颇载诏疏，乃收书体例本尔，非特爱于荣。赵瓯北谓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是收舞文，则周纳之词也。且荣传于举兵弑君诸大端莫不书之，而河阴诛朝臣之惨酷，铸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遗漏，此尚为美传乎？其论云：“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沈泛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乃后人断章取义，如《史通·论赞篇》之比，谓收受荣子之金而拟荣于伊霍，全失史家抑扬之意，不亦疏乎？自来作史之人每难逃于诬蔑，得金受米，固已有先例矣。

《北史》复云：“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尤牵强不通，《四库提要》辨之曰：“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以上前人论收书失实之诬也。更取它纪传与《北史》相较，则《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641】固是延寿年代稍晚，文献难征，然《南史》与宋齐诸书颇有出入，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而《北史》之删削翻有过简，致令史事不明者焉。【642】更以宋齐诸史本纪核《魏书》诸帝传，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惟十六国君列传稍嫌琐碎耳，岂崔鸿书本如是邪？有魏一代修国史者类有学识，能直笔，收书大半本于国史，故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后人忽于收书所本，漫以为全书出收手，故妄加疑惑，吹求不已也。

六　结　语

隋文帝不善魏收之书，诏魏澹别成《魏史》，以西魏为正统。澹于是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隋书》五八《澹传》谓其书法义例与收多所不同。又五七《薛道衡传》谓其从子德音佐澹修《魏史》；《史通·正史篇》又云：“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而《北齐书》《北史》《颜之推传》，《隋书》《北史》《辛德源传》俱不载此事。炀帝即位，又诏杨素与潘徽、陆从典、褚亮、欧阳询等撰《魏书》，会素卒而止。【643】至唐又有卢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644】，张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645】，元行冲撰《魏典》三十卷，【646】裴安时撰《元魏书》三十卷。【647】今其书皆佚，惟澹书《太宗纪》一卷太素书《天象志》二卷存。《史通·杂说篇》谓澹之于收以暴易暴，而未举其故。《北史》纪魏事及后世引《魏书》偶有出收书之外者，学者每以为取诸魏澹之史，然亦无确据。如《四库提要》谓《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符合，然增多数语。因疑《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者，或是补缀者取澹书而有节损。今案《御览》引史每以意删削，至有整年割去者，故不足凭以定其为澹书与否。《北史》纪传全出收书，是《太宗纪》亦系魏收之旧，今取以校今本《魏书》中号为澹书之《太宗纪》，虽互有出入，皆极细微末节，无关宏旨，而同出一源之迹至为显著。《御览》有较《魏书·太宗纪》增多处，《北史》亦有之，盖澹书与《北史》同为采摘收书，取舍虽小异，大体固不能与收书相远，此《北史·太宗纪》与今《魏书·太宗纪》除史臣论外之所以多相近也。《御览》盖取《北史》而有删节。又尝以《通志》所载后魏纪传校《魏书》及《北史》，知亦全据《北史》，《御览》当复相同，《提要》之云疑未碻也。

赵瓯北谓魏收修史在北齐时，魏朝载籍俱在，故其书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事实则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今案其言甚是，然每当新史修成，所根据史料往往自然湮灭，收书亦不外斯例，固不必尽焚旧史也。卢张诸家犹在澹后，其书盖亦本诸魏收，惟不如《北史》之删繁就简耳。由是知魏澹以下书皆亡，而收书独存者，固其书确能树立，前人评论未得其实；亦以其网罗事迹远较详备，势有所不能废，即在唐朝，“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648】也。

虽然，收书亦非全无疵瑕也。因以东魏为主，于是每多挂漏，《地形志》其尤著者耳。既备纪传志，而不立表。后世每患列传叙录子孙之芜冗，若列为表，则卷帙省矣。收仕齐朝，故书中于高欢事不无溢美，此不能为之回护者。六朝修史多文胜于质，收书亦颇多粉饰浮词，失魏初质直之实，如《史通·浮词篇》所讥是也。又颇喜录轮回报应之事，如卷二一《彭城王勰传》、三五《崔浩传》、六二《李彪传》、六四《郭祚传》、《张始均传》、七三《奚康生传》皆是，盖当时佛教盛行，有以致之。《释老志》史书所应立，而昔人攻之最烈；神怪报应史家所不宜言，而自来评收书者何惧不之及也？

伯起之书昔贤诋毁者众，而钻研者少。除诸家考史笔记外，专治《魏书》者惟温日鉴曾为《魏书地形志校录》，惜启发无多。张穆撰《魏延昌地形志》，闻有稿本传世，未得见也。近世陈毅氏撰《魏书官氏志疏证》，虽有氏无官，而旁通曲证，足为佛助功臣。姚薇元氏因之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649】，亦足为读《魏书·官氏志》者之参考。谷霁光氏有《补魏书兵志》，未刊。【650】有《〈魏书〉源流考》，美国James R. Ware氏有“Notes on the History of Wei Shu”（《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25, No. 1）。二文皆仅敷陈魏收修史经过，于其书之取材犹未能详加辨析，惟知多本《魏国史》而已。源流考间为伯起剖白，然殊简略，不能探本穷源，以辨驳昔人之加于伯起者，而折服之也。李延寿《北史·收传》虽未尽当，论乃颇得其平，今录之以终吾文：“伯起少颇疏放，不拘行检。及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悦，不平之议，见于斯矣。”

（载《燕京学报》第18期）

读书杂识

李慈铭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651】载所作貂裘换酒一词，注云：

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五十初度，先夕姬侍辈为治具作煖寿筵，赋词两阕示之。

词云：

百岁平分了，谩相传南人衰易，此年难到。更有萧家天子语，各半东西相祷！

其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记【652】：

计明日为仲弟五十生日矣，死生隔绝，老病独存。庚午余寿其四十诗末章以时客杭州，不得持一觞相乐，冀百年尚缓，十稔为期。庶东西各半之时，具兄弟一筵之馔。故结句有云，“茆堂一尊酒，偿兹离阔情”。岂谓此事遂不可得，觞豆之欢，藐然梦寐。因命家人治具，以寄永叹。

是月二十九日，载所作庚辰七月二十四日为亡仲弟五十生日以鸡黍奠之感赋诗有云：

东西各半真奢愿。

案莼客三用“东西各半”一语，皆指寿五十岁而言，盖用《南齐书》二二《豫章文献王嶷传》事，而误解之也。《嶷传》：

嶷谓上（谓齐武帝）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

《南史》四二本传文略同。齐武帝所谓东西一百者，谓寿至七八十，非五十也。《隋书·食货志》记萧梁钱制云：

自破（黄汝成疑庾字之误）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葛洪《抱朴子》已言取人长钱，还人短陌。顾宁人《日知录》一一短陌条据以推论短陌不始于梁。齐世钱陌之不足，盖沿自晋世。沈括谓百钱为陌乃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齐武帝之意以为百岁难期，遂借东西钱短陌之数为喻，犹言寿如东钱之八十西钱之七十于事亦济耳。李氏未解“东西一百”四字之为譬喻，遂妄加“各半”二字解之，谓齐武不敢望百年，而止求其半。于是诗词及日记中俱用此典故，以代半百。今考《南齐书·嶷传》系此事于永明末三字下，在八年以后，十年以前。武帝薨于永明十一年，年五十四，则与嶷作此语时至少必已年届五十，何得尚仅以半百为济事乎？必不然矣！莼客所为诗文每每故训纷纶，用事浩博，而精当不易。独于“东西一百”之言似有未谛。翟灏《通俗编》考订精详，但卷二六器用门“东西”条考物件称“东西”之起源，亦引《南齐书》此传。后世词书多沿其误，不知“东西一百”原指地域，与物件无干也。

《颜氏家训·文章篇》《吴均集》有破镜赋条辨世人作诗文措词失当及用字不确，其中一节云：

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

卢抱经注称“屡游未详”，李详等论黄门书俱不及此条，近人刘盼遂先生谓今本《宋书》未见此事，当是他家所纂《宋书》，非出隐侯。案此节所论实系两事，黄门文义稍混，遂若相连，世人谓鲍照，至《宋书》之书则系误字，本与沈约《宋书》无干，诸家俱未详考耳。梁元帝《金楼子·杂记篇》上【653】：

宋玉戏太宰屡游之谈，后人因此流迁反语至相习。至如太宰之言屡游，鲍照之伐鼓，孝绰步武之谈，韦粲浮柱之说，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论尤事反语。

盖书字草书与玉相似，遂讹玉为书，唯遍检《史记》《韩诗外传》《新序》《文选》等所载宋玉事迹及其所为文，无诮太宰一事，屡游二字因亦莫明所以矣。《家训》所称世人，据《金楼子》知为鲍照，刘盼遂氏亦引证及之，而未指明何诗。考《文选》二二鲍明远行药至城东桥一首云。

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篇：

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采芑之“伐鼓”指练习军旅，明远之“伐鼓”乃谓街鼓，岂黄门与元帝皆觉鲍氏用此二字不伦类，故举以为戒耶？《颜氏家训》中所讥评者，每属当时名人，虽隐其姓字，而史传往往可考，杭世骏及近人杨树达先生皆尝爬梳搜剔之，所证明者不下十余事【654】，惜此节影射鲍明远此诗犹未见抉摘也。

友人周祖谟先生谓“伐鼓”二字反语成“腐骨”，故为不祥。并举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为证，其论文二十八病翻语病条云：“翻语病者正言是佳辞，反语则深累是也。如鲍明远诗云，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正言是佳辞，反语则不祥，是其病也。崔氏云，伐鼓反语腐骨是病。”案空海之书多存六朝隋唐旧籍，此条所云必有所受。崔氏当即书中屡屡征引之崔融，著有《唐朝新定诗体》（亦作诗格）一书，两唐《志》俱未著录，唯《日本国见在书目》载其名。由是不唯文章篇讥明远行药诗确可无疑，“伐鼓”二字为黄门元帝诟病之故亦得一确解矣。谨记于此，并谢周君。《文镜秘府论》犹有裨补史学者一事：其第一卷载《四声论》，乃引隋刘善经之《四声指归》。善经复于文中引《后魏·文苑序》，铃木虎雄《文镜秘府论校勘记》【655】以之校魏收书《文苑传序》，多出“律调颇殊”至“稍革其风”等六十余字，谓足补《魏书》之缺。案《北史·文苑传序》正有此六十余字，唯字句稍有异同耳。《魏书》此传已亡，今本系宋人用《北史》补，曩者尝疑宋人补时或有所据，以为此六十余字非伯起原文，故摒而弗录。嗣读空海所引刘善经之文，始知此六十余字确是魏收原文，李延寿修《北史》迳录之，后人以《北史》补《魏书》时妄加割裂，固非别有所据也。由此可知前人称《北史》十九袭《魏书》者为不诬，而《北史》中所保存之《魏书》成分犹多补《魏书》者未采及者矣。若非空海之书留此佚籍，何从得知哉！铃木氏《校记》于此节未能了了，因论“伐鼓”事并表而出之。

《南齐书》五四《高逸传·沈alt士传》：

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alt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

一良案：火故之火乃反字之误，《南史》七六《隐逸传下·alt士传》：

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

正作反故，《南齐书》盖涉上遭火字而误，馆臣不及校正，钱王诸家亦未勘出。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南史》八十《贼臣传·侯景传》：

稍至吏部尚书，非其好也。每独曰，何当离此反故纸耶？

亦谓侯景雄骁，不欲亲文牍，詈为废纸，亟欲离之也。《北史》五《韩轨传·附子晋明传》：

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无能作刀笔吏，披反故纸乎？

《北齐书》十五作返披故纸乎，误，宋本同。

《南史》七六《沈云损传》：

以反故抄写。

即沈alt士也。治史汉三国者必通音声训诂之学无论已，六朝诸史中亦多后世不经见之习语，常待排比推敲，始得其义。李延寿南北史虽采自宋魏诸书，每以当时常用者转译六代习语，反故二字独未窜易，盖唐人犹习用之，故流入东瀛也。【656】逮温公修《通鉴》，兼采八书二史，然于唐人习语而宋时已不甚了然者，又易以当代语，如《北史》三一《高昂传》：

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

“头钱价”三字颇费解：《通鉴》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纪载此事遂作：

贵曰，一钱汉随之死！

陆游《老学庵笔记》十：

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

知“头钱价”系唐人所常用，北宋俗语尚存其义，然已不甚普遍，故温公以“一钱”二字易之。因论六代习语与延寿沿袭前史之不无改易，遂牵连及此。上文所举仅其一二，读南北朝史者苟识此通例，自可旁求也。

《学海类篇》收刘敞《南北朝杂记》一书，凡八十则。晁氏《郡斋读书志》陈氏《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俱未著录；《宋史》三一九本传暨《艺文志》史部皆不言其有是书，或疑后人伪造。案此书十九抄自八书二史，原非著述，故本传不载。然所载出正史以外者，审读之后亦可断其决非后人依托为之也。书中可补史阙者，如齐明帝饮食捉竹箸条，阳珍答唐邕问幽州人物何以为宝条；言词与反语之可资谈助者，如商铿周舍陆乂邢子才诸条，必皆有所本，非能向壁虚造。庾诜条记诜于萧颖胄疾笃时谓之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少福二字六代习语，《南史》十《陈后主纪》：“或言后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亦败亡之征。”原父此节当有所受之。《北齐书》三一《王晞传》：

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alt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己来颇得无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

《北史》二四本传作“昨被召己朱颜，得无以鱼鸟致怪”。李慈铭谓：

己朱颜者，谓己醉也。明北监本改朱为来，改颜为颇，以来字属上语，盖不解朱颜二字之义也。《太平广记》二四七诙谐门引《谈薮》正作朱颜，今若改之，则语妙全失。【657】

今《南北朝杂记》北齐王晞条亦作朱颜，此虽出于正史，而可资考订者也。《南史》七○《循吏传·甄彬传》记彬赎所质苧，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道人。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杂记》甄彬条则作“近有人以金质钱，时怱遽不记录”。盖用“记录”译《南史》之“举”，以今易古，可见原父非仅仅抄撮而已。然亦颇有谬误：《南史·甄彬传》【658】称就州（荆州）长沙寺库质钱，当时道人每操此业，而荆州长沙寺僧业之富又见于《南齐书》三八《萧颖胄传》，谓“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杂记》甄彬条乃作“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北齐徐之才丹阳人，望出东莞，而《杂记》徐之才条称高平。《南史》四一《萧遥欣传》【659】，“年七岁出斋时有一左右小儿善弹飞鸟”，《杂记》萧遥欣条倒作“小儿左右”云云，左右二字遂若下属。又本传：“时年少通好此事，所在遂止。”《杂记》作：“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十一”二字定是“少”之讹，此外传刻夺误字尚伙，兹不alt缕。《杂记》又有与正史异者，如周alt（当作颙）条王俭问颙菜何者最美，《南齐书》四一《南史》三四本传俱作文惠太子问。李元诚条谥文宣，而《北齐书》二二《北史》三三本传皆作谥敬惠。不识原父何所本矣。书中有王勃一条，勃唐人，不宜羼入。六代杂史极少，此书虽出宋人手，而颇存古记，却可宝贵，既勘读一过，乃表而出之。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凡四十四则，《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三谓：“休符里贯未详，作此记时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不知何据，疑是书中附注之类曹溶《学海类编》本刊落之也。《提要》又言“目录四十六条，今阙火山采木二条”，《类编》本目录与本文仅有四十二条，火山采木二条目录中亦不著，是较四库所据纪昀家藏本犹少两条也。朱彝尊跋此书谓所载轶诗可资采撷，案此书于民风古迹之外，亦颇有足补史乘者。如碧浔亭条记韦灌自桂管观察使除宾客分司，而《新唐书》一六二灌附见伯父夏卿传，言终桂管观察使，当以休符所载为是。訾家洲条“元和中裴大夫”下夹注云：

名行立，四子：归之归仁归闻归礼，庶因获朝溪也。（末句疑有误）

据《新唐书》一二九《裴守真传》行立乃其曾孙，而宰相世系表行立乃守真玄孙伯言之子，归仁又较守真高一辈，与传相矛盾，又皆与此书迥乎不合，疑莫能明也。

《封氏闻见记》八大鱼腮条：

海州土俗工画，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予时客海上，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予问之，其人云：“海鱼腮中毛，拟用作屏风贴。”因问所得，云：“数十年前东海有大鱼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为屏风贴，前后所用无数。今官造屏风，搜求得此。”

案东瀛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鸟毛贴成文书屏风”等，其法用鸟毛贴于所缋妇女衣饰上，或贴成字形，见《东瀛珠光》、《正仓院御物图录》及傅氏之《正仓院考古记》【660】等。据封演此条，知贴屏风之法实由中土东传，故犹沿用“贴”字。若非正仓院之屏风，则莫明封氏所云为何物矣。封氏所指盖即鲸须，言鱼腮之毛“惟堪用为屏风贴”，是贴屏风自亦可用海鱼腮翣毛以外之毛。惜中土载籍仅得此事，足与正仓院所存屏风相印证，尚未见道及以鸟毛贴屏风者也。东邦影印正仓院藏品至为精密，而考订疏略，不能取遗物与唐代史籍相参证。傅君亲睹正仓院实物，复征旧籍考订之，颇称博洽，惜于鸟毛屏风尚未明其来源耳。

诸家校《封氏闻见记》者众矣，然尚不无渗漏。卷四露布条（据雅雨堂本，下同。）“宋时沈璞”下小注“一作沈羡之”，案《宋书》一○○《自序》载臧质使沈璞自上露布事，璞字道真，则作沈羡之者误。“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不作露布，高宗怪而问之。”据《魏书》六○本传高宗当作高祖。“答曰，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据本传“驴马”下有“数匹”二字，盖以之与贼字对举，非谓仅获敌驴马即张露布，此《闻见记》之脱文应补者也。卷六绳妓条：“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层地。”莫友芝藏明抄本及《学海类编》本皆无下妓字。案原文当是“设绳绳妓妓者”，西陲写本如是者至伙，后人转写脱绳下两点，莫本学海本遂并妓下两点去之耳。石志条“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琳石志，……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荣（一本改策）不烦石铭。”案穆妃石志事见《南齐书》一○《礼志》，王琳当从志作王球。哀荣之荣亦当从志作策。

《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二《资暇集》下云：

匡乂始末未详，书中称再从叔翁汧公，知为李勉从孙，又称宗人翰作《蒙求》，载苏武郑众事云云，则晋翰林学士李翰之族。其人当在唐末。《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乂。书中但自称守南漳，盖所历之官，非所终之官也。

案《旧唐书》二五《礼仪志》五：

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其仪。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虞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同异。

此匡乂当即济翁，是僖宗中和时尝任太子宾客，《提要》辑述其行实未之及也。

《四库提要》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下云：

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通鉴》载张蕴古以救李好德被诛，而此谓其与囚戏博，漏泄帝旨，事状迥异。

案《通鉴》此事系贞观五年，盖用《新唐书·刑法志》。《旧唐书·刑法志》载：

太宗曰：吾常（当作尝）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

与《政要》所载相符。《通鉴》从《新志》止载救李好德一事，修《提要》者未考之《旧志》，遂疑《政要》耳。

（载《燕京学报》第24期）

《世说新语》札记

《世说新语·德行篇》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条：“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注：“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刘盼遂先生《校笺》引《规箴篇》注，王岷声出兄珣右，时人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及陆龟蒙《小名录》卷一僧珍（岷小字）难为兄，法护（珣小字）难为弟为证，谓一作为是。案刘说是也。《北齐书》三一《王晞传》，邢子良与晞在洛两兄书曰：“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恐足下方难为兄。”正是弟有才识则为兄不易之意。《三国志·魏志》九《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条，其妻曰：“君前在东坐（谓东中郎将），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蜀志》一《刘备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魏书》四○《陆俟传》：“无礼之人难为其上。”《全隋诗》二李德林“相逢狭路间”有句“大子难为弟，中子难为兄”。皆足证注文一作为长，盖魏晋南北朝时习语也。

《德行篇》刘道真尝为徒条扶风王骏下注引虞预《晋书》曰，宣帝第十三子。日本前田家藏宋本三字作七。案《晋书》三八《宣五王传》言宣帝九男，未言骏是第几子。依次叙数之，骏当是第七子。宋本作七为是，十字则衍文也。

《言语篇》孔文举年十岁条，陈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宋书》九四《戴法兴传》，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了了犹今言伶俐。

《言语篇》蔡洪赴洛条以迁殷顽民于洛邑戏谑洛中人。案《洛阳伽蓝记》五洛阳城东北有上高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意皆去之。《魏书》七九《成淹传》王肃与成淹在朝歌亦以殷顽民为戏笑，是此传说自西晋历北朝犹存。

《言语篇》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条记洛滨游晏，《轻诋篇》王丞相轻蔡公条亦言共游洛水边，盖洛阳以此为游观之所，至北魏犹尔。《魏书》七五《尔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借牛车一乘，终日于洛滨游观。”

《言语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敦煌本残类书新亭条云：“《世记》（当是说之误）曰，江（上脱过字）诸人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又伯希和三七一五号写本《杂抄》典故，有杨嗣复相公云云，当是晚唐五代时所书。其中有过江条云：“周侯座中乃叹息alt（此写本中屡用此符号当曰字。）风景不庶（殊字之误），正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亦作江山。《言语篇》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疑《世说》原作江山，后人改为山河，意实无别。《通鉴》八七永嘉五年改作江河，恐乏依据。胡注为之说曰：“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无乃失之穿凿乎？

《言语篇》：“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极即疲乏之意。《文学篇》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条：“有诣王夷甫谘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又卫玠始渡江条：“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与。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后汉以来佛典如支娄迦谶译《旧杂譬喻经》第十一则：“今己老极，疲不中用。”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第二一则：“我极不能度汝。”第三三则“夜极欲卧”。失译《杂譬喻经》第四则“令不睡极”。极字用法皆同。极又有与疲连用者，亦不宜释为极度之意。如《百喻经》第六三则“身体伤破，疲极委顿”是也。唐人犹沿袭此用法，《晋书》六二《祖逖传》：“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

《言语篇》初荧惑入太微条：“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案《晋书》九《简文本纪》作：“故当无复近日事邪。”后汉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四恶友品“故当万有一冀”。似作故为是，故当犹言莫不。

《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狡狯犹今言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宋书》四一《明恭王皇后传》：“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南齐书》四二《萧坦之传》：“少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戏狡狯。”《南史》五《齐郁林王纪》：“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睹跳放鹰走狗杂狡狯。”刘敬叔《异苑》五：“以为狡狯。”不宜释为狡黠之意。

《雅量篇》祖士少好财条：“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晋书》二七《五行志》上：“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败alt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南齐书》四一《张融传》：“并履一量。”量字即两，犹言双也。唐人恐两雨二字相混，往往写两为量，以后刊刻遂因袭之。然有时又以两代量，如《鸣沙石室佚书》所收《水部式》“若水两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言水两者数处，皆量字也。《隋书·食货志》“其佃谷与大家量分”疑亦两字，两分犹言平分。《水经注》二河水：“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业，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中分即两分。

《雅量篇》周仲智饮酒醉条：“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阿奴疑当时俗语，犹言尔也，非必为仲智之小字。《容止篇》王敬豫有美形条：“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魏书》九八《萧明业传》：“临死执明业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又明业呼何氏曰：“阿奴暂起去。”此两处阿奴又见《南史》五《齐郁林王纪》及《南史》十一《齐郁林王何妃传》。《德行篇》谢奕作剡令条载，奕呼弟谢安为阿奴。《南史》二三《王奂传》颜延之呼奂为阿奴。当皆用为亲昵之第二人称代名词，多用于年长者呼年幼者。

《雅量篇》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又见《高僧传》四《支遁传》注引《丹阳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案谢安二字疑有误。但此地至梁世犹为东行者祖送之所，《陈书》二四《袁宪传》：“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

《规箴篇》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条：“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唐写本作“郡家事”。案当从唐写本，郡家犹言州家。

《规箴篇》“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唐写本“上下”作弄，是也。六朝碑刻弄字往往写成alt，如魏孝文吊比干文碑“执垂益而谈alt兮”，魏齐郡王祐妃常氏墓志“明慧之鉴，允昭于载alt之春”，尔朱绍墓志“弱不好alt”。后世误分为上下二字。杨乾墓志“幼不好拤”，变拤为卡，更加手旁，竟成变体中之变体。

《捷悟篇》：“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唐写本郊下有野字），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案觉字盖当时习语，表示程度之意，往往用于表数量之词之后。《三国志·魏志》九《夏侯玄传》：“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晋书》七七《蔡谟传》：“方之于前倍半之觉也。”《捷悟篇》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条：“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唐写本作“我才不如卿三十里觉”。案似以唐写本为长，觉字用法同，犹言我才不如卿之程度达三十里也。《假谲篇》王大将军既为逆条：“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晋书》四七《傅玄传》：“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似觉字又可用为动词，犹言增加、剩余、超过矣。

《贤媛篇》王凝之谢夫人条：“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案宋本材作身，是也。人身南北朝人习语，意即人材，如《宋书》一○○《序传》：“沈邵人身不恶。”《梁书》二○《陈伯之传》：“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便可召为长史。”《魏书》二四《崔道固传》：“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北齐书》三一《王昕传》亦有“好门户，恶人身”之语。《北齐书》三九《祖珽传》：“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皆是其例。亦谓之身材，如《北齐书》三八《赵彦深传》“叔坚身材最劣”，不宜释为体格之身材。

《任诞篇》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条“着重服自追之”，重服即丧服。《晋书》四七《傅咸传》：“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

《任诞篇》谢万在兄前条阮思旷目万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六○《荀伯子传》：“尝自矜荫藉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宋书》六三《王昙首传》亦记昙首轻谢晦之语。是王谢虽并称，王之自视又高于谢，时人亦不以谢为第一流门阀也。

《轻诋篇》：“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唐写本将作捋，亦不可解。日本恩田仲任《世说音释》九疑当作将牢，引胡三省曰，将牢谓先自固而不妄动，犹今人之言把稳也。盖言韩康伯将牢太过，所乏者矫矫风节。案其说是也，将牢太过见《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

《汰侈篇》：“此客必能作贼。”作贼南北朝习语，犹言造反，非谓盗窃也。《宋书》八一《顾觊之传》：“南人怯懦，岂办作贼。”《梁书》一三《沈约传》载约说高祖，谓“若不早定大业，稽天人之望，脱有一人立异，便损威德。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魏书》六六《崔光韶传》：“凡起兵者须有名义，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魏书》七三《杨大眼传》：“召请蛮渠示之曰，卿等若作贼，吾政如此相杀也。”皆是此意。《宋书》八五《王景文传》：“吾自了不作偷，犹如不作贼。”偷贼对举，尤为确证。

《颜氏家训》札记

《教子篇》：“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卢氏引《寻阳记》“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之文，以解湓城，非也。宋齐史书屡见湓城，俱不言为州治所在。《梁书》四三《韦粲传》：“见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曰，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缺镇。今直且张声势，移镇湓城。”知梁世湓城亦非江州治所。盖寻阳要地，有兵事则置兵，犹建康之有石头东府等城也。且《家训》此事非指僧辩为江州刺史时而言。据《梁书》四五《王僧辩传》，“湘东王为江州，仍除云骑将军司马，守湓城”，为三千人将正是时也。若指为刺史时，奚啻三千人将耶？《梁书·敬帝纪》，太平二年正月分寻阳等五郡置西江州。《舆地纪胜》引《庐山记》云，梁太清二年萧大心因侯万之乱，欲依险固，乃移于湓口城，即今城也。《元和郡县志》谓江州自晋元帝后或理湓城，或理寻阳，或理半洲，并在湓城近侧。《陈书》二○《华皎传》，镇湓城，知江州事，是陈代江州又尝治湓城矣。

《后娶篇》谓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案黄门此语稽之史册信而有征。《梁书》二一《王志传》载年九岁居所生母忧，哀容毁瘠，是志乃庶子，而下文云弱冠选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褚涉亦以庶子而尚公主。皆是江左不讳庶孽之证。重嫡庶之别固是周汉以来旧俗，边塞各族入中原亦相沿成风。《晋书》一○二《刘聪载记》：“既杀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久乃许曰，四海未定，贪孤年长，待乂年长，复子明辟。”盖以其非正后所出也。北魏庶子确不预人流，如《魏书》二四《崔道固传》：“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略无兄弟之礼。”又《崔邪利传》“二女侮法始庶孽子”。《魏书》四六《李alt传》：“alt母贱，为诸兄所轻。”又八九《高遵传》：“遵贱出，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又一○四《序传》载魏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录”，皆与黄门所言符合。《魏书》一八《元孝友传》称：“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取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此又某一时期之特殊情况矣。少数民族之汉化未深者亦不乏例证。《宋书》九六《鲜卑吐谷浑传》：“浑庶长，廆正嫡。浑自称我是卑庶，理无并大。”《魏书》七三《杨大眼传》：“武都氏难当之孙也，侧出不为其宗亲顾待，颇有饥寒之切。”是氐人亦歧视侧出矣。

《风操篇》近在议曹条：“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乎。”案作某意犹言作某想法，南北朝习用之。《陈书》二六《徐陵传》：“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文苑英华》六七七载陵此书，作“何可犹作乱世意，而觅非分之官邪”。《北史》二四《崔休传》诫诸子曰：“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南史》十七《白柳传》：“卿何得作曩时意邪。”《梁书》三十《鲍泉传》：“卿勿以故意相期。”四五《王僧辩传》：“勿以故意见待。”

《风操篇》记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歧路言离，欢笑分首。案此盖南朝末年风习。《世说·方正篇》载周谟出为晋陵，alt与嵩往别。谟涕泗不止。嵩恚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alt独留言话，临别流涕。是东晋时饯送犹不必以涕泪为尚也。

《风操篇》凡宗亲世数条载，江南仅称族人，河北则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并引梁武帝问中土人故事。案中土人当即指夏侯亶，《梁书》二八本传云：“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曰：‘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夏侯氏来自谯郡之侨人，故黄门称为中土人。南北不独称呼有别，对待宗族关系亦自迥异，史书颇有足征者。《魏书》九七《刘裕传》：“其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刘〕骏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俗弊如此，骏不能革。”又七一《裴植传》：“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宋书》四六《王仲德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太平广记》二四七卢思道条引《谈薮》载思道聘陈，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

《风操篇》阴阳说云辰为水墓条记辰日不哭，案此习至唐时犹存，见《资暇录》、《旧书·张公谨传》、《吕才传》。

《风操篇》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条：“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早晚犹言何时，唐人犹习用，刘盼遂氏《校笺补正》已言之。尊侯乃对人父之尊称，不必官高位重或定是侯爵也。《梁书》四七《吉翂传》：“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逮诣廷狱。蔡法度曰，主上知尊侯无罪，得当释亮。”《搜神记》：“吴兴一人有二男，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皆是其例。南北朝人又有明侯一词，作第二人称之尊称代名词，如《魏书》七八《张普惠传》：“遗书普惠曰，明侯渊儒实学，身负大才。”侯亦非指公侯也。

《勉学篇》载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又记其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三九谓三公九卿，李详《补注》及近人刘盼遂氏《校笺补证》已言之。案上车不落盖指年龄劣足照管自身，体中何如则当时尺牍习语，见《广宏明集》二八上梁王筠与长沙王别书、《文苑英华》六八六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六八七与王吴郡僧智书、八七八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六八五报尹义尚书等皆有是语。伯希和三四四二号写本《书仪》记尺牍套语，亦有体中何如字样。南北朝宴席赋诗事亦屡见，盖至梁陈尤盛行。《梁书》三三《王筠传》：“为文能押强韵，每公宴并作词必妍美。”又四六《胡僧祐传》：“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词鄙俚，多被嘲谑。”

《归心篇》释一条：“翦疆区野，若为躔次。”若为犹如何也。《宋书》八五《王景文传》：“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南齐书》五四《明僧绍传》：“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

《杂艺篇》自称幼承门业，性爱书法。案《梁书》五○《顾协传》：“博涉群书，工于草隶。”《南史》并称其善飞白。黄门又言：“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案《北齐书》四四《张景仁》以善书被擢封建安王，李百药讥云，自苍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黄门盖即指此类。

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661】

此书分内外两编，内编第一章魏晋时代，第二章东晋五胡时代，第三章南北朝时代——南朝，第四章南北朝时代——北朝。外编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第三章北朝之文明。每章分若干节，每节内又有子目。自序说：“内编主于究权力之移动，外编专记人文化成之迹。”换句话说，就是内编是政治史，外篇是文化史。这样分割本是很勉强的，但为叙述或驾驭材料的方便起见，也不必厚非。全书断始于东汉宦者之害，终于北周之亡。内编第四章末尾说：“李延寿北史中包括隋朝事迹，我却认为隋朝乃扬大唐帝国之先声者，隋唐的历史自当另起炉灶。”这是很合理的断限。从政治上讲，隋朝统一了南北，不能单把它归到北朝。再说文化方面，如隋朝的开始融合南北派经学，如因炀帝的武功而输入东北西方外族的文物，都与北朝迥异其趣，而开唐之先河。自然该留着与唐代相提并论，不能包含在魏晋南北朝史中。

此书内外编所收叙述的对象不同，著者所根据的资料亦复不同。内篇注重政治方面，以《资治通鉴》为骨干，间或参考八书二史，采拮比附。书中常常也著明某段的叙述全本于《通鉴》。《通鉴》本是一部极好的政治史，去取之间既然经过考证，可以信据，而文字也明畅生动，当得起“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八字。所以此书的内篇大致无可评隲。冈崎氏的文章很流畅，征引文字简短的照录原文，如果冗长或稍稍费解，他便用日文意译。既然是普通的叙·述，而非考证，这办法对于东邦的读者反倒相宜吧。外篇注重制度文物和学术思想。前者虽然有通典通考和各史的志，但并不能完全抄录，许多地方还待整理和补充，至于学术思想更没有成书可以依据了。因此，外篇大抵是著者综合旧有史料研究的结果，也许可以说是此书精彩所在。这三章之中，以第一章魏晋之文明，第二章南朝之文明为佳，而其中尤以第一章后汉之经书主义第三节，与第二章江域被化小记等三节最好，曾在《支那学》上发表过。

今略读全书一过，将个人认为可以商榷者，试举几点于下：内篇第四章第三节——北魏之全盛——说：“魏世祖统一北方，对高车柔然大加压迫，伸长其威力于北狄。同时为完固北边的边防，而试设六镇。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从杨图看来，大体散在察哈尔绥远境内。”（页三五一）案清沈垚有六镇释，载《落帆楼文集》卷一，考定北魏六镇为沃野，怀朔，武州，抚冥，柔玄，怀荒。除了抚冥镇之外，都指实后代地望，其说精湛不易。不知著者何以未曾参考？其所据或是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的《北魏地形志图》，但杨图兼引顾氏《方舆纪要》和《元和郡县志》两说，并未决定六镇的镇名，著者之言未免失于武断。同节又说：“但是六镇何时成立，史无明文。太宗时始在北边筑长城，想象起来，那时大约已经驻军于要害地带。世祖初伐柔然，大多数的降人都配置在六镇，当时六镇想已存在。”（页三五二）北魏设镇始于何时史书虽无明文，但《魏书太武五王传》广阳王深上书说：“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皇始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年号。北魏重要的镇都在北边和西北边，广阳王深所谓皇始时的“作镇”虽然没有说明方向，但六镇定在其中。《周书·杨忠传》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武川是六镇之一，所谓魏初，自是皇始前后了。至于六镇这两字，则最早见于《魏书·显祖太安五年纪》，自然不能据以推断六镇的成立时代。总之，六镇是北魏诸镇中较先成立的，可无疑问，而北魏的设镇在太祖皇始时，下距太宗即位约十二三年。虽然不能积极地证明六镇成立的年代，消极地却可以推翻著者“起于太宗或世祖时”毫无根据地判断。

外篇第二章第三节——南朝治下的江南一般经济状况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叙述乡里制度和赋税的关系，追溯到汉代的乡里制。在引用《续汉书·百官志》以后，著者便说：

依照它的本注以五家为伍的组织为单位，进而为什，为里，里是由百户所组成。沈约《宋书·百官志》记载制汉，（原文如此）以为里是百家的组合，十里为亭，亭千家，乡万家。《后汉书》不像沈约所述那样明了，但推本注之意，当和沈氏相同。以户数为根据的乡村制度本是《周礼》、《管子》等书所主张，我的意思，至少前汉的制度与此大异其趣。自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组织也见于《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原文作“见于前汉书志”，误）此处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据《汉官仪》，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以里为里数之里。……亭是聚集十个里，而主其治安诉讼的机关，里的意思等于部落。总统这十个部落的亭的配置，大约是依里数来定。所以一个里内，它的户数固没有一律的必要。汉朝大体以自然发生的部落为基础，更统括以亭乡的制度。……自治制度崩溃以后，乡官的权力渐微。所以《通典》所载晋制每县五百户以上为乡，率百户置里吏。这是以户数为标准的乡村新组织，《续汉书·百官志》（原文作《后汉书》，误）本注百家为里的话，恐怕是以晋制拟汉而言。沈约根据百家为里的单位，算出乡亭的户数，认作汉制，于是更推广司马彪（原文作范晔，误）的错误了。（页五七九至五八一）

今案冈崎氏主张汉代不以百家为里，这话是对的。班固的百官公卿表上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并不曾说明若干户为一里。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说：“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监察。”据百官志总序：“世祖节约之制宣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刘昭注云：“故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一里百家之说见于本注，可见是司马彪的话，而不是后汉官簿所旧有。梁沈约《宋书·百官志》里说：“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这才把百官公卿表与百官制混合，认定司马彪本注所说为汉制。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同，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作注脚。以为汉代每百家为一里。然而我们看百官公卿表：“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应劭《汉官仪》卫宏《汉旧仪》（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都有同样的记载。一县户数最多到若何程度，现在不可考，《续汉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知道大县户数能达四五万，小县只有数百。再拿《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每郡县数（续志称城，与县同）和户数平均分配一下，每县户数大抵远在万户以下。如果依照司马彪、沈约的说法，百家为里，千家为亭，万家为乡。那么，十分之八的县都已经不能统乡，而乡本身却足以独立为县。即使说只有大县才统乡，但汉代这种乡里制度本意在求“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魏孝文帝立三长诏语）一乡的户数如果这样多，早已有尾大不掉之患，全失去“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的意义了。《周礼》、《管子》等书所载乡官制度都是理想，未必见于实行，姑且不论。但晋以后的乡里自治制度怎样呢？据《通典·职官典乡官门》所载，晋县五百户以上置一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试取《晋书·地理志》每郡下所记县数和户数平均分配，每县户数什九在一万之下。万户以上的县既不多，县置四乡，每乡所统户虽在二千五百以外，但必不能超过很多。唐朝则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一乡也只五百户。北魏的三长制据《魏书·食货志》说：“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所统仅仅一百二十五家。可见后代凡是实行过的乡里自治制度——且不论实行的久暂，因为没关系——都在县的管辖之下，最大的单位也绝对没有到万户的！沈约在百官志中记载他所谓的汉制之后，便说：“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南齐书·百官志》和《隋书·百官志》所载梁陈制度，都没有乡官，可见南朝乡里自治制度本极废弛。因为东晋时中原人士渡江，侨置州郡县，地方制度呈一种变态，于是不能行承平时代的乡里制度。桓温行土断而不成，宋高祖再行土断，虽然成功，但积习难反，两汉西晋的乡里制终不能恢复了。沈约也许受了司马彪的骗，相信汉代确有百户为里的制度存在；但他还知道，刘宋时代这制度绝不曾施行。他之所以组织司马彪的话记在百官志中者，不过是以备一格，自己已经声明“无定制”了。所以，我认为《续汉书·百官志》本注和《宋书·百官志》百户为里的解释，不但绝非两汉的制度，刘宋时也未尝实行，止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理想而已。冈崎氏也反对汉制之说，但没有举出证据，故为推论补充之如此。但他还相信百户为里那一套乡里自治制度实行于刘宋时代，便错误了。

冈崎氏既不从《续汉志》和《宋书》的说法，于是有一个新意见。他主张百官公卿表所谓里和亭其中并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将十里一亭的里字解作距离的里，以为亭的配置是依照里数来决定。据我的意见，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是对的，而解十里一亭的里为距离则难成立。第一，两汉以前理想的乡里自治制度和两汉以后实施的乡里自治制度，无一不是用户数作单位，从无用地域距离来划分的。乡官的制度所求由小至大，由近达远。假如亭的分配按照里数远近，同一县境内户口的分配自有疏密，也许第一个一里地中有几百户，而第二个十里地中，只有几十户，这就太不平均了，怎样能实现自治的功效呢？第二，一县所统土地往往犬牙相错，参差不齐，绝非一律地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即使百官表十里一亭的里指距离而言，必须说大率方十里一亭，如同后面说县大率方百里一样，才可以计算。现在百官志既不说方若干里，又没有其他限制，若把这里字解成距离的里，便无从计算和分配了。冈崎氏唯一的根据是应劭《汉官仪》：“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卫宏《汉旧仪》文同。（孙星衍校集汉官六种）文义不甚可解，《史记留侯世家索隐》索引《汉旧仪》“邮间”作“邮人居间”，意义也不可晓。我认为汉官仪十里一亭的亭，与在百官表十里一亭的亭是截然两事。百官表的亭是乡里制度的单位之一，亭长和有秩，三老，啬夫，游徼等相同，是掌地方教化与治安的。《后汉书·刘玄传》：“资亭长贼捕（疑当作捕贼）之用。”章怀注：“汉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长，捕贼掾专捕盗贼也。”《后汉书·虞延传》：“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纵，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后汉书·逸民传逢萌传》：“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汉官仪：“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汉旧仪文同）都指乡官的亭长而言。它的职守不但是治安，还兼及教化，《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传》：“选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是一个好例。至于汉官仪的十里一亭，里字确指距离而言。但这里所谓的亭是交通制度上的亭，大约设在交通要道上，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和置于县治的传舍相联络，所以方便行旅。《汉书·高祖纪》：“为泗上亭长。”师古注：“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亭留行旅宿舍之馆。”其余如项羽传：“欲渡乌江，乌江亭长alt船待。”《后汉书·赵孝传》：“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当过，以有长老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后汉书·独行传王忳传》：“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行客，不可宿也。忳……即入亭止宿。……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楼下游徼者也。”《说文》“亭，民所安足也，亭有楼。”与《王忳传》合。《释名》也说：“亭，停也，人所集中也。”郑康成注《周礼》三十里有宿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都是说交通制度上的亭。还有几段更有力的证据，《后汉书·卫飒传》：“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魏志·张鲁传》：“诸祭烟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以亭和传舍，又以亭传和邮驿对举，可是一系统中的不同单位，与乡里制度的亭迥异。《汉书·循吏传黄霸传》：“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师古注：“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明明邮亭和乡官两事，邮亭不在乡官制度中，而乡里制度中又自有其亭也。颜师古分辨得很清楚，冈崎氏徒然因为都是十里一亭，于是勉强牵合了。其实汉代亭字的用途非常泛滥，乡亭邮亭之外，又引申为边塞烽候要地之称，如《史记·大宛传》：“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食货志》：“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匈奴传：“行攻塞外亭障。”而《汉书·王霜传》：“巩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而卫宏《汉旧仪》：“长安城……十二城门，……百二十亭。”应劭《汉官仪》：“洛阳……十二门皆有亭”。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洛阳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一城门，门一亭。”（俱见孙星衍校集本）这又与乡亭邮亭亭障不同了。

复次，我为什么主张里和亭中不含有一定数目的户口呢？有两个理由。第一，百官表和续汉百官志——即后汉官薄——都不曾明说若干户为一里。百官表记乡官组织清晰，里是乡里制度的最低单位，如果有一定的户数，绝不容忽略不言。再看两汉以前书中，除去《周礼》《管子》一类后人伪托以表现其政治思想者外，凡是讲到里的，都仅有邑或居的意思，看不出一里中有一定户数的痕迹。汉人如毛公传《诗》，康成注《礼》，以及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等，解释一里的户数互不相同。许君说文每用当代制度说字，并非尽是本义，但里字下也只说“居也”而已。古时的里犹之后代的街或巷，一条巷里自然不能限制它有一定的户数。不但先秦为然，汉代亦复如是。所以诸家注经不一其说，都不外是猜测之词，而百官表中因为没有定数，也就不提了。还有第二个证据，百官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我以为这一段的意思是：一县土地大抵方百里，但也有出入。如果这地方人口密，方百里内却远超万户以上”——即大县的户数，便分割其土地，使它的户数不至超过一县所应有。于是变成方九十里八十里，甚至于六七十里了。如果这县户口稀少，它的属地顶多也只方百里，听它旷着，而不扩充此县的土地。这是兼顾户口和土地两方面，折衷调和而定的制度。所谓“乡亭亦如之”者，每里户口本不相同，大率是十里一亭，假如五里的户数已经相当于普通的十里时，这五里便成为一亭。同样，五亭或六亭的户数相当普通十亭时，这五亭或六亭便为一乡，所以百官表说“县大率方百里”，“大率十里一亭”，大率者，可上可下之词也。前人注《汉书》，对于这一切似乎都忽略过去，我觉得字面虽单简，若不注意“大率”二字，便很费解。除了上述的解释外，不易有更适当的说法，而上面的解释恰恰能支持里亭无一定户数之说。《续汉书·百官志》上载乡有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长，里有里魁；并不说若干里为亭，若干亭为乡；也可以做一个消极的证据——里中无一定户数，因之亭不统一定里数，乡也不统一定亭数。《宋书》删去大率二字，一律十进，便谬以千里了。至于里亭乡普通所包括的户数究竟若干，不可得知。刘昭《续汉志》注引汉官：“乡户五千，则置有秩。”依此数推算，每亭当五百户，每里当五十户，也许这就是汉代里亭所统的大率么？

以上仅就本书内容所摘出的几点加以商榷，至于著者在史料的认识和解读方面，有些地方似乎也不完全正确。例如上举外编第二章第三节引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径称为《后汉书·百官志》；页五七九、五八○、五八一凡四次提到这段记载，竟称范晔以为如何（页五八一作班晔、班字乃误植）。页四四一，引《五行志》，也称《后汉书》以及范晔的解释云云。其实后人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志》羼入范书纪传后面，自从明监本把《志》置于《纪》之后《传》之前，并不载司马氏姓名，于是有人误会为范氏原书了。然而这是普通常识，著者何以如此疏忽？误解史料的地方更多。例如页三五五：“又依照高闾的意见，使太宗时所计划筑长城之说复活，互六镇仓体施以种种防御工事，于是北边防备次第完成。”《魏书》五十四载“高闾上表陈边备，孝文帝：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并不曾说用了他的建议筑长城。《本纪》中也未载其事。页三六八：韩显宗对高祖说：“从来中书监，中（此字误衍）秘书监等掌诏命的职分都用膏腴子弟，那么，现在作中书监秘书监的人的子息将来果能堪其任么？”高祖说“如有特别人材，自当不拘门第来拔擢！”韩显宗的两句问话逻辑上没有因果关系，似乎第一句可以不说，再检原文，便知由于著者的误解，《魏书》六十《韩显宗传》：“显宗进曰：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者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韩显宗意在反对高祖只用膏腴子弟，所以说：“如果一定要中书秘书的监和令的儿子才能作秘书郎，那么，试看近来作监令的人们的儿子能够胜任么？”意思是用眼前的事实——中秘书监令的儿子之不成材，来喻膏腴子弟之不尽可用。著者误会譬喻为事实，而对显宗所举的几个官名似乎也不甚了然，结果所引证的这段史料便不可解。页四一三至四一四记北齐后主纬的昏乱，说是据北齐史，其实北史无其文，乃是根据《北齐书》八《后主纪》。页四一三说他：“然而锐于感情，发怒的时节，虽朝廷大官也不得仰视。”但《北齐书》原文是：“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后主纬的性情固然很乖奇，著者用“锐于感情”四个字来概括这一段，真有点莫知所云了！页四三五迻译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作一具棺木要费千万人的劳力，棺重万斤，还从洛阳远远搬运到满洲，甘肃敦煌地方，用费莫大。”试看原文：“重只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兢用之。”两者相去何其太远？页六六四：“《魏书·赵柔传》记他从甘肃的金城赴代都，有人赠以金铢（珠之误植）一贯，其值数百缣。”按《魏书》五十二《柔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著者误遗失的遗为赠遗。页六七三说北魏高祖太和二年有悉使工商杂伎赴农，令诸州课民种菜之诏，据《魏书·本纪》，此诏之下在延興二年。

地图是读历史所不可少的，尤其十六国与南北朝时代，各种族和各国家势力的兴灭，疆域的伸缩，如果想了解得清楚，非有地图不可。即使是极简单的，也胜似没有，而此书竟付缺如，外编中有许多地方也嫌疏略，譬如页五七二讲南朝的经济和交通，拈出“埭”与“桁”两个字，仅仅引其端绪，未能尽量阐发。页六六一至六七九讲北魏的政术，抽象的议论太多，对于北魏法制几种特别当注意的，如刑法和刑官，均田制，三长制等，所述说都嫌不足。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和艺术，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所由表见，更不容不提一字。

校对太不精密，也是此书一大遗憾。普通的字尚不要紧，历史上的专名若有误植，往往遗误不小。苻秦的苻字都从竹作符，alt人李氏的alt都误为宾。页一三二陇西误作胧；页一八七江统的江误作王；页二○二姚弋仲都误为戈冲；页三四四姑臧都误作藏；页三五三和三五四北魏显祖都误作显宗；页四二○，四二一尉遲迥都误作回；页四六八，四七一，四七三鱼豢都误作拳；页五六七丹阳都误作杨。以上大抵全书皆错，偶尔印错的益发更仆难数。页六六四记赵郡当葛荣乱时“米栗之价至数缣”，检《魏书》五十七《崔孝讳传》，才知米栗是“斗粟”之误。尤其可怪者，除页五，页三十五等仅有的几处外，全书十多处引赵翼的话都误作张翼，著者自序页二亦然，这怕不是手民所当负责的了。

1935年11月20日写竟于燕京大学图书馆

（原载《大公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一版）

《牟子理惑论》时代考

晚清以来国内外讨论《牟子》诸家的意见，综括起来可以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牟子理惑论》（原名当是治惑论，参看陈援庵先生《史讳举例》）是“东晋刘宋间人伪作”（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文中语），另一派则承认此书确是后汉时代牟广（参看余季豫先生论文）字子博的作品，主张前说重要的有马伯乐（Henri Maspero, Le songe et I' ambassade de I' empereur Ming, BEFEO1910），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牟子理惑论辨伪》），常盘大定（《汉明求法说之研究》，载东洋学报卷一○第一号），松本文三郎（《牟子理惑论述作年代考》，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一二册）。主张后说的有孙诒让（《籀庼述林》六《牟子理惑论书后》），伯希和（Paul Pelliot, "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 traduit et annoté, TP1920），家叔叔迦先生（《牟子丛残》），余季豫先生（《牟子理惑论检讨》，载燕京学报第20期）等。后说最强有力的根据是《牟子》书里序文所述，和《后汉书》朱隽传陶谦传《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薛综传所载史实相符合。所以现在一般的定论，认为理惑论出于后汉末牟子之手。但是，一部书序文是真的并不能就证明内容也完全可靠，还要从内容本身来考究，才能够断定。常盘松本两氏都曾疑惑牟子中佛教部分，并且指出许多地方和惠通《驳夷夏论》相合，所以认为制作的动机是为了反驳夷夏论一类文字。然而目全书都属伪作，也于理难通，因为本文里确也有些地方和序文的时代相呼应。这篇小文就是想重新分析牟子的本文，根据的确可以捉摸的若干点，来推定这部书的时代。

《理惑论》成书究在何时，自序并未提及。志磐《佛祖统纪》三五系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六从之。不知何本。据上述诸家考证，《牟子》所称的交州牧是朱符。《士燮传》记董卓作乱，士壹亡归乡里之下，就说符被夷贼所杀。《通鉴》六六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下说：

初苍梧士燮为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表其弟壹领合浦太守。

都未明记朱符被害年月。但《士燮传》又说：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

《晋书·地理志》交州条云：

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

《元和郡县志》以及清代考订《晋书·地理志》诸家都从晋志之说。侯康《三国志补注续》士燮传条：

《艺文类聚》卷六引苗（一良案：疑当作黄。）恭《交广记》曰，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交趾太守。……考《孙讨逆传》注引王范《交广春秋》（一良案：《交广春秋》太康八年所上。）建安六年张津已为交州牧，则云八年者非也。

二字八字或都是六字脱误。假如张津是建安二年（197）作交州刺史，朱符定死于197年或较前。《牟子》自序的最下断限自不能晚于197年。如果朱符死在建安六年，自序的断限不能晚于201年。笮融杀朱皓《通鉴》系于献帝兴平二年（195）。所以专就自序考订，《理惑论》之作约当在195—201年之间。

再看《理惑论》本文，是不是和自序的时代相呼应呢？虽然抽象的思想我们不易断言，但有些地方确切是后汉三国时著作的痕迹，证明大部分内容和自序的时代相合。第五节说：

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

第六节：

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復作春秋考经者，欲博道术，恣人意耳。佛经虽多，其归为一也。犹七典虽异，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

第七节：

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

第一六节：

譬之世人学通七经，而迷于财色。

第三○节：

圣人制七典之文，无止粮之术。

屡用“七经”“七典”字样。我们知道《庄子·天运篇》《礼记·经解篇》以及《汉书·艺文志》等都说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经不传，所以汉代通常说五经。后汉许慎有《五经异义》。熹平时刊刻石经的经数王国维氏考订为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观堂集林》二○《魏石经考》一）。然而另一方面，七经也是后汉通行的名词，乃讲谶纬之学的人所喜用。《后汉书》五七《赵典传》章怀注：

谢承书曰，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

又一一二上《方术列传》纬候之部句章怀注云：

纬七经纬也。

同卷《樊英传》：

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

注云：

七纬者，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隋书经籍志》也说“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

把《孝经》与六经并列，并且都有纬。《后汉书》八三徐稚传章怀注引谢承书也说稚“兼综风角星官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六五《张纯传》：

乃案七经谶明堂图。

章怀注：

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

不举《孝经》而举《论语》，恐怕不确。但汉人就学都先受《孝经》《论语》，往往单举《论语》来包括《孝经》（王国维《观堂集林》四《汉魏博士考》）。既然《论语》也有谶纬（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九），或者讲谶纬之学的也可以单举《孝经》或《论语》来概括二者么？《三国志·蜀志》八《秦宓传》载刘璋时宓同郡王商为治中从事，劝他出仕。宓答书有云：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秦宓答书作于建安中。显然是用当时流行的名词“七经”来叙述古事，是后汉谶讳之学盛行下的影响。牟子的“七经”“七典”自然也是同时的用法。晋常璩《华阳国志》三《蜀志》说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不载文翁派相如东行受学一事。《汉书》二八下《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两人原不相干。大约后汉三国以来蜀中有此传说，不论是相如或张叔，一直沿用“七经”一词。葛洪《抱朴子外篇》三勖学篇也说“披七经，玩百氏”。《隋书·经籍志》有北周樊文深撰《七经义纲》二九卷，《七经论》三卷（参看《周书》四五《北史》八二《樊深传》）。马国翰所辑《七经义纲》止有诗书礼记三条，不知所谓七经何指。但后汉五经七经的礼都指《仪礼》，不指《礼记》。樊深书既有《礼记》，恐怕所谓七经别有所指，和建安时流行的七经名称并非一事。至于宋刘敞的《七经小传》指《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论语》，更和这里讨论的“七经”无关了。

第六节说“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復作《春秋》《孝经》”。特别把《春秋》和《孝经》提出来，目为孔子所制，这也是谶纬学家最所乐道的。何休《公羊解诂》序徐彦疏引《孝经钩命诀》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太平御览》五四二拜部引《孝经右契》说“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据《隋书·经籍志》《春秋》《孝经》都有内事。内当即“内学”之内。可见谶纬学家之特别重视《春秋》《孝经》。《理惑论》第五节说“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伯希和疑心“七经之本”指《春秋》《孝经》，才与“不过三万言”之语相合。其说甚是，不过没有说出理由。《理惑论》第五、六两节都足以解释牟子自序“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的话，他对当时流行的纬书一定也很熟悉的。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理惑论》作者之受纬书影响，间接也可以推定它的时代。第八节说“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頨”。《荀子》《淮南子》里已经有类似的话。但牟子的根据一定不是先秦子书，而是当时流行的纬书。这一套话正是纬书里面所习见。《孝经援神契》说：“伏羲山准”（《太平御览》三六七鼻部引）。“舜龙颜重瞳大口”（《御览》八○皇王部引）。《春秋合诚图》说：“尧鸟庭荷胜八眉”（《御览》一八皇王部引）。《礼纬含文嘉》说：“禹耳三漏，……皋陶马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白虎通圣人篇》引，参看陈立《白虎通疏证》七）尧舜禹文王的特征又见《春秋纬演孔图》和《元命苞》。详见马国翰辑本，兹不具引。总之，牟子书里所表现的纬书知识正足窥其时代精神。《后汉书》一一二上《方术列传》说“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注云：“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建安中曹操曾经“科禁内学及兵书”（《魏志》二三常林传注引《魏略》），可见一定相当盛行。《魏志》一一《管宁传》载钜鹿张臶“少游太学，学兼内外”。同传注引《魏略》“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吴志》八《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征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遭乱……遂隐于会稽”。图谶与纬书虽是两事，讲内学的一定也兼通纬书。《魏略》所纪的寒贫其行迹与治学趋向正可以和牟子比观。

以上是证明《理惑论》本文和自序所述的时代相符合。但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也有和自序的时代相冲突抵触的地方。而这一类冲突的篇章，完全是关于佛教部分，岂不很可怪？常盘松本两氏所举证之外，还有若干点值得注意。第一节说：

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

作者对于佛教戒律似乎很清楚。但《高僧传》一《昙柯迦罗传》云：

以魏嘉平中（249—253）来至洛阳。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復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僧祐慧皎两书康僧会传都说孙皓求看沙门戒。孙皓立于公元二六四年。所称沙门戒不知是昙柯迦罗所译抑或康僧会自出）

可见到三世纪中叶戒律还不完全，只能“备朝夕”。即使朱符死于建安八年（203），牟子的书也不过成于三世纪初年，比昙柯迦罗要早四十多年。如何口气里对戒的数目和优婆塞不得闻等事这样清楚？法国烈维和沙畹两氏（Sylvain Léviet Edouard Chavannes）在《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一文中（冯承钧译本），说中国僧人受具戒始于法领到中国之后，而法领等五人是后汉桓帝建宁初来长安。他们的根据是《法苑珠林》八九受戒篇引齐上统师传。这书叙述颇嫌芜乱，不大可信。如说“桓帝已后北天竺国有五西僧来到汉地，与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领，二名支谦，三名竺法护，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娄谶。其时大律未有，支法领口诵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所列五僧不按时代先后，而支娄谶、支谦也都不能算北天竺国人。支法领之名见于《出三藏记集》一四佛大跋陀传、《高僧传》二佛驮跋陀罗传，其人和戒律无关。上统师当是天保中被命为昭玄十统里大统的法上，上统师传至早也是六世纪末叶的书。其中并未明言法领等桓帝时来华翻译戒律，只说“桓帝已后”，“其时”云云，颇为含混。烈维沙畹二氏又引一三六四年一碑文，时代更晚，显然是展转抄袭以前的传说。桓帝时出戒本羯磨一说自不足置信。

《理惑论》第一节说“所著经凡十有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第五节说“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第六节又说“佛经众多”。如果牟子通西域或天竺文字，他可能知道佛经是“卷以万计言以亿数”。然而他不通晓，那么一定是根据汉文译本佛经立论了。即使怎样夸张，二世纪末年中国佛经译本还不至汗牛充栋一至于此吧？第三四节说“佛在异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见其所。徒观其文，而信其行”。既说“徒观其文”，牟子当然读的是译经。第一五节“今佛经云太子须大拿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匄与他人”。如果认为是根据康僧会《六度集经》二的《须大拿经》，我想定和事实相去不远。据《出三藏记集》一三《高僧传》一，康僧会吴赤乌十年（247）“初达建业”，《六度集经》之译出自更在其后。牟子在四十几年前如何会征引到它？第一八节说“佛经说不指其事，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词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固然佛经里多喜用譬喻，这一段话似乎是对于《譬喻经》一类经典而发。今传世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是否汉译不可知。此外则吴康僧会译有《旧杂譬喻经》，西晋法炬法立译有《法句譬喻经》，姚秦鸠靡罗什译有《众经撰杂譬喻》，都在牟子之后。那么，这一段话是否可能出于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牟子之口，便很成问题了。第三五节假设问者说“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据僧传朱士行魏甘露五年（260）到于阗取经，以前没有中国人去于阗的记载。梁启超常盘大定都已指出这一节可能是受了朱士行西行事的暗示，我想他们的话是值得考虑的。

上两段所述，也许只能算消极的证据。但我们还有更积极的证据，证明《理惑论》中论佛教部分比其他部分时代晚。第一个证据马伯乐已经指出，而不曾详细推论，就是《理惑论》和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文字相同的问题。现存较早的佛传的经典，讲到释迦牟尼托萝降生的，有后汉竺大力康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所现象品》，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宋宝云译《佛本行经降胎品》等。所叙繁简不一，而大同小异。但比较之下，便可发现《理惑论》的记述与其他几部迥乎不同，而与《瑞应本起经》特别相似。现在为讨论方便起见，把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对照录在下面（都用大正藏经本）。

理惑论

假形于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

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胁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曰：……

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

其日王家青衣復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揵陟。王常使随太子。

年十七，王为纳妃。

遂怀一男，六年乃生。

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捷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

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

太子瑞应本起经

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因母昼寝，而示梦焉。

到四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

是时天地大动，宫中尽明。

太子生日王家青衣亦生苍头。厩生白驹及黄羊子。奴名车匿，马名揵陟，王后常使车匿侍从。

太子至年十七，王为纳妃。

却后六年，尔当生男。

至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夜过其半，……即呼车匿，徐令被马，褰裳跨之。……即使鬼神捧举马足……喻出宫城。

王知其志固，……便自还宫。

伯希和以为《理惑论》与《瑞应本起经》可能共同根据一个更早的佛传经典，而现在亡佚。但字句结构都如此相像，我们实不能不疑心《理惑论》这一节的作者是看见了支谦的译经，再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出三藏记集》一三支谦传说他“从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所出……《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高僧传》一同）。即使此经出于黄武元年，上距牟子成书有二十年。如果是支恭明晚年所译，便离牟子自序有五十年。无论如何，这一节根据《瑞应本起经》的《理惑论》一定是较晚了。

除去文字之外，《理惑论》还有一件事实与《瑞应本起经》相合，也足以使人猜疑到它们的关系。除去《瑞应本起经》和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本起经》之外，所有佛传经典都记释迦牟尼头上永远有树荫这件事在出家之前。这两部经却说是出家以后的事。《瑞应本起经》云：

明日宫中骚动，不知太子所在。千乘万骑络绎而追。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荫其躯。

余季豫先生指出《玉烛宝典》四引《理惑论》佚文云：

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骑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奕奕。树为低枝，不令炙身。

《理惑论》叙此事于出家之后，“千乘万骑”四字全同，“树为低枝”只差一个字。事实和文字都相合。与其认为有共同根据，毋宁认为《理惑论》钞《瑞应本起经》，更为直截了当，近乎情理。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理惑论》作者不但见到了支谦译经，并且见到了比《瑞应本起经》更晚的经典。摩耶夫人作梦，有的经典说她梦见菩萨自己变成白象下来，有的说菩萨乘白象下来。《理惑论》这一段已见前引。竺大力康孟详《修行本起经》说：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夫人……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夫人言，向于梦中见乘白象者，空中飞来。

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说：

菩萨初下，化乘白象。

竺法护《普曜经》说：

化作白象，口有六牙。

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说：

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于时摩耶夫人……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

宝云《佛本行经》：

菩萨乘象王，……大白象王有六牙，忽然来至。

《方广大庄严经》说：

为白象形，六牙具足。

这里面有两问题。第一是菩萨自己化成白象抑或乘坐白象下生。《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说菩萨自己变化成白象下生。《普曜经》中并有一段讨论菩萨“以何形往”，决定“象形第一”。再就印度原文的佛传看，梵文俗语混淆的小乘佛传Mahāvastu（ed, by É. Senart, vol Ⅱ, p. 8）说：

Atha supinam jananī jinasys tasmin ksane paśyati varavipākaphalam Himarajatanibho me sadvisāna sucaranacārubhujo suraktaśīrso Udaram upagato gajapradhāno lalitagatih anavadyagātrasandhis

是摩耶梦见菩萨自己变成光彩如雪如银的六牙白象下生。Mahāvastu编制的时代不易确定，大致早的部分到公元前二世纪，晚到四世纪。较晚的梵文大乘佛传Lalitavistara（ed. by Lefmann, p. 55—56）叙述菩萨降生，韵文部分和Mahāvastu大致相同，也说摩耶梦见（原文khaptam apaśyat，季羡林先生说当作svapnam，是也）。六牙（addanta, advisāna）白象。《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作者马鸣的时代众说纷纭，现在大致认定为公元前五十年到公元后一百年之间。《行赞》梵文原本第一品前面残缺。昙无谶的汉译本完全，有“于彼象天后，降神而处胎”二句。宋元明三本“象”作“像”。无论象字有人旁与否，这句话都很费解。但我们看西藏文的译本，明明说：

Vor der Schwangerschaft erblickte sie im Traume einen weissen Herrn der Elefanten in sich eingetreten. （据Friedrich Weller译本第四颂）

也是梦见白象王入胎，藏译《行赞》大体上比较昙无谶的汉译本更近于原文。我颇疑心汉译此句当作“象于彼天后”或“象天于彼后”，就和藏译以及其他佛传相合了。再看巴利文方面，Jātaka（Ⅰ, 50）的Nidānakathā说：

Atha Bodhisatto setavaravārano hutvā … rajatad āmav annāya sondāya setapadumam gahetvā…mātu…kucchim pavitthasadiso ahosi.

也说菩萨变成白象。Bhārhut和Amarāvatī浮雕描述释迦降生，都作象形，不是菩萨乘坐白象。法显《佛国记》“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象，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只有太子母形象，他并没有说看见太子乘白象的雕刻。综括看来，今传印度较早或较晚的典籍乃美术上的表现，都是说菩萨变成白象下生。而汉译《修行本起》等却说菩萨乘坐白象下来，我以为这是译者的修改，他们觉得菩萨不以仙人形态却以象的形态入梦，和中国人的观念相去太远，怕不易接受，所以改为“化乘白象”。《理惑论》这一段中“假形于白净王夫人”一句文义不太清晰。下面“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竟又改夫人梦见乘象者为夫人梦见自己乘象，因为喜欢它，于是感而怀孕。这种感孕的说法和《魏略》（《魏志》三○夫余传注引）所载夫余王东明之母说“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之类传说是同一作风，显然更是经过改造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理惑论》作者见到比《瑞应本起》更晚的经典的证据，就是白象的六牙问题。六牙象在印度传说中常见，例如《六度集经》四象王本生，也见于巴利文本生经（No. 506）。但在Nidanakatha、Buddhacarta、《修行本起经》和《瑞应本起经》，都只言白象，不言六牙。Bharhut和Amaravati雕刻里的释迦降生故事，也只是普通的象，并无六牙。浮雕里原可以用一边三支牙的法子来表示六牙，如Sanci的六牙象本生。既然不这样表现，很可能是他们所根据的经典或传说没有提到，Mahāvastu，Lalitavistara以及西晋译的《普曜经》以下，才一律说六牙，而《理惑论》也说白象“身有六牙”。这岂不是告拆我们著者甚至于可能见到《普曜经》吗？

《理惑论》的文字方面，有一处值得特别注意。第二一节：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

“所”字当“何”字解，先秦旧籍未见。我们在较晚的内外典籍中可以找到些例子。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第一一则：

弟汝所居舍宅田地，汲汲所乐，今为所在？

“所在”就是“何在”。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一仙叹理家本生节：

曰：尔所之乎？答曰：之仙叹所。

又《六度集经》二须大拿经：

太子闻之，……慰劳之曰：“所由来乎？苦体何如？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一《佛说和难经》：

周匝普问，今为所凑？……其人不现，普遍行索，不知所凑。

《魏略》（《魏志》九曹爽传注引）：

丁斐……字文侯。……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后太祖问斐曰：“文侯，印绶所在？”

《江表传》（《吴志》五孙和何姬传注引）：

皓问曰：汝父所在？答曰：贼以杀之。

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第三七则：

汝家小妇今为所在？

所谓支谶译的《杂譬喻经》，并不在《出三藏记集》二所记道安疑心“似支谶出”的十部经里。道宣《大唐内典录》一支谶下有《杂譬喻经》，注云：

凡十事（案今本十二事）。祐云失译，今检见别录，故载之。

所以这部经是否汉桓帝时支谶所译颇成问题。照上面所举其他例子看来，似乎这是三国两晋时代的口语，故而多见于佛经。鱼豢为描写太祖口气，也不用“何”而用“所”。牟子著书在建安初年，自然有采这种用法之可能。但这个用法既降至两晋时还出现，于是也就不易根据它断定牟子这一段时代之早晚了。

《理惑论》末尾的韵语：

鄙人蒙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弗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荡雪！请得革情，洒心自勅。愿受五戒，作优婆塞！

只有雪收声T和其他字收K者不同。这种押韵不规则的现象是否透露若干时代的消息，还要待古音韵学家来论证。

由以上的分析看来，我们知道《牟子理惑论》的序和本文时代的早晚一。序和本文一部分是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起头时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三世纪末或四世纪时加入的。那么，这部书的原形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虽然以上的分析工作还不能证实这个假设，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姑且写在这儿，结束这篇文章。《理惑论》序文前面并未提到佛，末尾赞叹老子“绝圣弃智……故可贵也”云云，接着却是“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锐志佛道”的话突如其来，和上文颇不相接。在赞老子之下，应该说他服膺老子的教训，才顺理成章。反而把老子说成“兼研”，未免于理不合。再看本文，几乎没有一节不引老子，不提到老子。如第三节第四节完全是讲老子的“道”，与佛教全无关系。因此我颇怀疑，《理惑论》原来或是道家著作，阐扬道德五千言，辟当时谈“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的“道术”的书。“七经”等话都是在比较儒道两家典籍时用的。陆澄《法论》和《弘明集》在《理惑论》书名下都注云“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太守二字后人所加，诸家已有定论。但《理惑论》的体制绝非传记，何以称为“牟子博传”呢？一良案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疏云：“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理惑论》之称传，一定也因为它不是注解老子，而是传述其义也。《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何晏注老子未毕，看见王弼之作，遂小復注，因作《道德论》。大约是把注中要旨写出来，解说老子之学，所以名为论。《理惑论》的论字当亦此意。后汉时的佛教本来是依附道家的。交州很可能有佛教传来，二世纪末的牟子的书里也许谈到。后来佛教徒因为书中提到佛，于是就原书大加窜乱，改头换面，变成宣扬佛法的书。尤其重要的是加进佛传一段和汉明感梦一段，表明佛教的渊源和传入中国的缘由。陆澄《法论》所以首载牟子，其理由也是“牟子不入教门而入缘序，以特载汉明之时像法初传故也”。无论我的假设能否成立，至少《理惑论》所记汉明求法传说不能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早，是可以断言了。

附录一：

周祖谟先生讨论函

理惑论末之韵脚现象特殊，蓄蕴于心，已非一日。考晋宋以后之韵文雪字与职德韵字相叶者至少，魏晋之间则偶一见之。如杨泉《蚕赋》中服复雪饰职服翼极忆诸字为韵，杨戏赞杨季休以克烈为韵（烈雪古同部）是也。此与牟子之文相似。我兄读书至精细，从韵脚以推考其时代，方法极确，惟此处但能消极证明其时代甚早，非晋宋以后之作品。而未必可以确定其非建安时所作。不悉有当高明否。八月三日。

附录二：

胡适先生讨论函

尊作讨论《牟子理惑论》的时代，以为此论序文可信，其中为老子道教辩护的部分也可信，都是东汉晚期之作；但其中关于佛教的部分，你认为颇可疑，似是晚出之作，出于支谦之后。因此，你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疑《理惑论》本是道教的书，后来才被一个佛教徒改头换面，装进一些佛教资料，遂把此论改成一篇为佛教辩护宣扬的文件。

我对于你的假设与论证，都很感兴趣，但我不能赞同你的结论。我的理由有二：

第一，从常识上推论，如果《理惑论》原是为老子五千文鼓吹之书，那么，那位改造的佛教徒何不爽性全删一切颂扬老子之说？他何爱于道教，何爱于老子，而故意保留此黄巾气味甚重的原文呢？我看此论颇有组织，作者自言分37节是有意的，其文体也颇前后一致，似无被人拆开硬装进一些外来材料的痕迹。

第二，我要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这理论牵涉到佛教史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常感觉，我们到今日还没有确定佛教初入中国的第一段历史。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佛教何时始来中国，从何路到中国。关于这段初期佛教史，史料实在太缺乏，成见又实在太深。所以人们往往用后期史料作标准，反而不信最可靠的前期史料。你此文中信任《高僧传》中的《昙柯迦罗传》，而不信《理惑论》中叙述的交州沙门戒律，正是一个好例子。

我常说，佛教入中国的前期史迹现在只存几根记里的大石柱子：

（1）第一世纪中叶，楚王英奉佛一案。

（2）第二世纪中叶，桓帝在宫中祠祀浮屠老子。

（3）同时（一六六），襄楷上书称引佛教典故。

（4）第二世纪晚年，长江下游，扬州徐州一带，有笮融大宣佛教，大作佛事。

（5）同时，交州有《牟子理惑论》的护教著作。

这三期的五事，我们应该明白承认作记里的石柱，可以用来评判别的史料，而不用别的史料来怀疑这五根石柱。例如汉明感梦的故事，与楚王英一案不能并存，更可信楚王英案是史实而金人感梦是神话。

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把这三期五事排成时间与空间的五座记里柱：时间自下而上推，空间则自南而北推，然后可以推知佛教初来中国时的史迹大概。

试看《理惑论》所记，在二世纪末年，——就是佛灭度后近七百年时，——中国最西南的交州有“沙门剃头发，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有“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又有“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诡”。这幅图画当然显示印度与南海的佛教徒从海道来到交州经营商业并且居留（也许传教）的人数不少。其中人品已自良莠不齐了，然而其中确有纯洁的佛教徒，其戒行之严，居然能使一个最有怀疑态度的中国学者心悦诚服，赞叹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此段故事颇像利玛窦的吸引徐光启李之藻诸公）

交州离印度最近，海上商舶的交通比较容易。印度师觉月教授曾向我指出《高僧传》说的“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这个交趾的印度商人家里出了一位“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的康僧会。这正是《理惑论》的作者亲自看见的情形。

从这个中国西南角上的佛教中心，我们可以推想从交州进入长江流域的路线。这路线大概不外两条。《理惑论·自序》里说牟子将母避地交趾，后来又归苍梧娶妻，苍梧即是今日的苍梧（梧州）。从苍梧可以东南到南海郡的番禺，也可以北出桂阳零陵。故牟子自序说太守要派他去“致敬荆州”，又要请他“之零陵桂阳，假途于通路”。从交趾到苍梧，从苍梧到荆州的桂阳零陵，这是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即是《高僧传》里记的求那跋摩从广州“路由始兴”，过岭到长江流域。我们试读《高僧传安世高传》里那长篇的“宫亭湖庙神”故事，故事的中心在庐山脚下的宫亭湖庙，而说故事的人是“广州客”，故事里记安世高两次到广州。广州是孙吴时才有的州名，可见这个故事是晚出的。但看这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从广州度岭出长江流域，是人人知道的大路。

所以我主张，我们可以作四个假定：

（1）佛教到交州必是很早的，也许在《理惑论》之前四五百年。

（2）佛教到长江流域也相当早，总远在东汉建国之前，故楚王英那么早就接受了佛教。

（3）佛教经典的编译之早与传播之广也许都远在我们意料之外。不然，就不易解释楚王英传里的几个佛教名词了，也就不易解释襄楷上书里的两个佛教典故了；也就（如尊文所示）不易解释《理惑论》里的许多佛教故事与名词了。

（4）佛教入中国，大概是从民间先传开去，到后来才有贵族如楚王英汉桓帝，学者如襄楷牟子，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先在民间传播，故早期的经典缺少记载流传下来。但我们似不当因无此项记载就武断早期经典之不存在。

我作上列几项大假设，已十几年了，原不是为尊文作的，但颇可以解释你在此文里提出的许多疑点。

例如戒律一事，若承认牟子所说是交州实在情形，——如论中所记沙门日一食闭六情等等，——若承认佛教到交州已久，则“中夏”所无，交州久已成为故常，何足奇怪？

又如“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你解作佛经译本，故觉得可怪。我则承认交州当时早已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其地有许多印度与南海来的佛教徒，如理惑论中所记各种沙门，如《士燮传》中说的“夹毂焚烧香”的“胡人”。他们夸说“佛经12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以上”（本论第一节），也不足奇怪。此可以牟子释牟子也。

你用支谦译本《太子瑞应本起经》比勘牟子第一节里的太子成道故事，我觉得这一大段好像是尊文里最弱的一段。牟子所据的故事决不是支谦译本，而是一个流行民间的有韵唱本。试看牟子此节的父子对话：

（王）未有尔时，祷请神祇。

今既有尔，如玉如圭。

当续禄位，而去何焉？

（太子）万物无常，有存当亡。

今欲学道，度脱十方。

支谦译本无此对话；现存的各种《本起经》亦均无此种对话。我觉得这段对话最可以指示那个时期早已风行的一种太子成道唱本的情形。支谦译本用一万四千字叙述太子出家成道，偏偏没有白净王最后劝告儿子的一番话，并且明说，“王知其志坚，惘然不知所言，便自还宫。”此最可证《理惑论》的成道故事决不是沿袭支谦译本。牟子只用330字说这个故事，而这段父子对话韵语就占了七分之一的篇幅。这样简括的叙述里，忽然插入这段对话，这当然是随手引用当时流行的故事，因为民间早已流行这个故事，故后来译者如支谦等都不能不用白净王，车匿，犍陟等等已通行的译名。

所以我赞成伯希和先生的说法，但我说的更具体一点，以为《理惑论》里的太子成道故事是摘取民间早已流行一本韵文故事。此故事的来源当然是一种早期译出的佛传记，但其中含有经过“汉化”的成分，或可以显示其年代之久远。例如你指出的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此是汉代纬书常见而经师史家都接受的“感生帝”之说。姜源“履帝武敏歆”史记说她“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那就是“感生帝”。这是“汉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又如太子纳妃，不同床而妃怀孕生男，牟子说“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此亦是“感生”之说，亦是汉化之一例。

以上所举，父子对话的韵语，“感而孕”太子之说，“阴阳而通”而生男，此皆绝对不与支谦译经相似。故说《理惑论》钞袭支谦《本起经》，我认为很不公道，也缺乏证据。

白象六牙，你认为晚出之证，我也不赞同。《普曜经》等虽译出稍晚，然在交州佛教徒的口说里，在中国久已流行的太子成道故事里，白象六牙可能已是故事的一部分。此与你此文所举“所”字作“何”字用，同是不易运用的证据，尤不可用来考证年代。例如南唐人偶然说“干卿底事”，我们只能说南唐时有此语法，但决不能说十世纪以前无此用法。

试综合以上所说，我觉得《理惑论》还是没有被推翻的一件可靠史料。你的怀疑，给了我一个重新替它辩护的机会，我很高兴。我承认的五根记里大石柱之中，《牟子理惑论》是最重要的一柱。全论有八千多字，如果其中有作伪，或后人增添的成分，不应该没有漏洞被怀疑的史家戳穿，不应该没有把柄被我们抓住。你的长文要算是牟子在最近几十年来所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审判了！我很诚恳地盼望我们的讨论可以引起别位朋友的兴趣，可以引出更多的论证，可以在不太远的将来给这部《理惑论》下一个最后的定论。

1948年8月7日夜初稿

8月27日夜改稿

（原载《燕京学报》第36期）

注　释

【1】一九四○年《东京东方学报》第一一册之一。

【2】一九四一年《史学杂志》第五二编第三号。

【3】一九四七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六本。

【4】参看《魏志》一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

【5】《晋书》八八《王裒传》文略同，当即本王隐书。

【6】《魏志》二八《诸葛诞传》。

【7】《魏志》二文帝黄初二年纪引《魏略》。

【8】关于王国兵备之弱，参看《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9】《魏志》二四《王观传》。

【10】《魏志》二一《刘劭传》。

【11】《魏志》二八本传。

【12】《魏志》二六《满宠传》、《吴志》一二《骆统传》。

【13】参看《魏志》一三《王肃传》。

【14】参看《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蜀志》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通典》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15】参看《晋书》一四《地理志》上。

【16】参看《吴志》三《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及《晋书》三《武帝纪》。《通典》七《食货》七作户五十三万，或是举其成数。这三十几年间人口只增加了三千户，而且男女口数同为二百三十万，恐有错误。

【17】用诸书所记人口数和户数相平均时，每户口数相差约自三人至七人之多。恐怕有庇荫逃亡等等，不尽可靠，所以止据户数，也许较为近实。

【18】《蜀志》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载统说刘备语。

【19】参看《晋书》三四《杜预传》。

【20】《晋书》六○《牵秀传》文同。

【21】《晋书》一○八《慕容廆载记》。

【22】参看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一五期。

【23】参看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第一一卷第一期〕，那波利贞氏《坞主考》〔京都帝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学报》第二卷第四号〕。

【24】《晋书》六二《祖逖传》。

【25】《晋书》一○○《王弥传》：“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

【26】《晋书》五《怀帝纪》、一○四《石勒载记》上及上引《东海王越传》。

【27】《石勒载记》作“攻幽州刺史石尠于乐陵”。永嘉元年本纪幽州上有前字，是也，《晋书》三九《王浚传》载成都王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堪当作尠。据先叔季木先生《居贞草堂汉晋石景》一一七石尠墓志，“成都王遣荥阳太守和演代尠，召为河南尹。自表以疾权驻乡里。永嘉元年逆贼汲桑破邺都之后，遂肆其凶暴东北。其年九月五日奄见攻围，尠亲率邑族，临危守节，义奋不回。众寡不敌。七日城陷薨。”可以补订史文缺误。志又言尠“字处约，侍中太尉昌安元公第二子也。”而《晋书》四四《石鉴传》止言“子陋，字处贱，袭封”。

【28】《石勒载记》。

【29】《东海王越传》。

【30】见《晋书》五《怀帝纪》及《石勒载记》。内史《载记》作太守，误。

【31】《通鉴》八八胡注：“上白城在安平广宗县。”

【32】见《晋书·愍帝纪》及《石勒载记》。田徽之死《本纪》系六月，《通鉴》八八系五月。温公当有所据，今从之。《载记》称乌丸薄盛，《通鉴》删去乌丸二字。岂薄盛本是并州之乌丸，随东瀛公腾就食冀州，遂成乞活者乎？

【33】《载记》不著年月，此据《通鉴》。

【34】《通鉴》八七胡注：“蓬关在陈留浚仪县，班志曰，蓬泽在河南开封县东北。臣瓒曰，今浚仪有蓬陂是也。”

【35】《载记》不著年月。《通鉴》未载此事，此据汤氏《十六国春秋辑补》。下文袭乞活王平事同。

【36】罗氏跋文定为邓粲《晋纪》。然《世说·豪爽篇》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条注及《尤悔篇》王大将军论诸周条注引《晋纪》于王敦皆少贬词，与此写本《晋史》称其“内体豺狼之性，而外饰诈伪，以眩惑当世”之言不甚符合。《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条注引邓粲《晋纪》曰：“琨为并州牧，alt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亦与残卷详录温峤崔悦卢谌等理琨冤枉奏疏之态度颇相抵触，疑非邓粲之书也。诸书所引《晋纪》大都文字简洁，与此卷之详赡者迥异。各家所引孙盛《晋阳秋》则颇详尽。《世说·豪爽篇》王大将军自目条注引孙盛书云：“敦少称高率，通朝有鉴裁”，与残卷“故世目以高帅（率）朗素”语意差近。此写本者岂孙安国书之残帙耶？罗氏以卷中不避隋唐帝讳，谓“为隋唐以前写本无疑”。然勘其书体决非六代，盖唐写本之较晚者。《鸣沙石室佚书》所收类书残写本，罗氏定为《修文殿御览》，其中虎字治字缺笔，民字则三行之内，或避或否。避讳一事正未足为确据也。

【37】赤特之名不可解。《宋书》一《高祖纪》有徐赤特，《通鉴》一一五同。《宋书》一○○作徐赤将，盖误。疑是chandaka古译之一。

【38】逖人二字疑有脱误。左伏肃石勒大将名，见《载记》上。

【39】《通鉴》作“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而下又言刘裕遣兵救王康，“平等皆散走”。胡注：“详考上文，未知平等为何人。”盖《通鉴》疏忽，而身之复未检《宋书》也。

【40】《北史》一六。《魏书》一八《深传》后人用《北史》补。《陈书》一《高祖纪》上策文有“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弢之众”二语，乞活流民相对举。

【41】《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载刘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之语，有云：“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晋书·元海载记》刘宣语上下文同，而无此节。盖《十六国春秋》原文，唐人删略，而温公犹及见也。是前赵初起匈奴之众“不减二万”。《载记》又言“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案杂胡指服属于匈奴之西域胡人。下引《刘曜载记》“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魏书》九五《刘曜传》作“皆以杂种为之”。所苞更为广泛。《晋书》一○八《前燕慕容廆载记》元帝拜廆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一一三《苻坚载记》亦有杂夷及杂类之语，皆是此意。刘氏于匈奴本族之外，兼募杂种，《晋书》六二《刘琨传》称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及石勒劝胡部大张㔨督之言皆足为证，故《刘和载记》言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近郊指平阳西之单于台，十万劲卒则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也。

【42】见《晋书》一一二《载记》。《通鉴》九九作“诸公……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当亦崔鸿原文。

【43】见《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一六《姚襄载记》有左右前后部帅，自其姓名籍贯考察之，皆是羌人。盖用其同族为禁兵，分成四部，并以羌族领之。一一八《姚兴载记》下“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氐兵以继之。”亦足证禁兵之用羌族。氐有齐姓，故齐莫统氐兵也。姚氏之制与苻氏四帅之领氐人者相同。

【44】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

【45】《太平御览》八六○《饮食部》一八饼条引《赵录》。

【46】《石勒载记》：“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通鉴》八七胡注引后赵支雄传“其先月支胡人也”。王阳疑亦羯胡，下文称其专统六夷。《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晋书》一○○《祖约传》祖逖有胡奴王安，逖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石勒之母亦王氏，盖羯胡有此姓，而上引写本《晋史》有云“从子虎，从弟挺，石会，〔缺〕刘勿慝，孔苌，石他，忧〔当作夔〕安，王〔缺〕晋人则程遐……”王某在胡人之列，或即王阳也。

【47】《魏志》二二本传。

【48】《晋书》九三《王恂传》。

【49】《世说新语·任诞篇》。

【50】《高僧传》一○《佛图澄传》。

【51】见《史记》一一○《匈奴列传》索隐引《玄晏春秋》及前引《晋书·祖约传》。

【52】《魏书》一○三作“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此卷后人所补，《北史》九八作“渔阳乌丸子太库辱官”。皆有脱误，疑当作“乌丸部大”。

【53】《太平御览》五九八《文部》一四契券条引。

【54】关于东晋三次迁徙，详见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一五期。

【55】《书录解题》八引。

【56】《宋书》七七《沈庆之传》：“二十七年使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案魏师元嘉二十七年冬至瓜步，翌年正月始退，徙民于瓜步自当在二十八年，盖魏师退后，土地凋残，故徙民实之。淮作江未知孰是。

【57】《宋书》三《武帝纪》。

【58】《梁书》一八本传。《宋志》雍州华山郡下云：“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盖永初立郡，孝武时始分实土为境也。

【59】《宋书》五《文帝纪》。《宋志》秦州西京兆西扶风两郡下云：“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似置郡虽在元嘉，而流民则晋末时来，非是，详后。盖本有晋末流人，文帝世又有大批关中流民来，因而立郡。秦州冯翊郡下云：“三辅流民出汉中，元嘉二年侨立。”是也。

【60】《宋书》六五本传。《宋志》秦州陇西郡下云：“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盖自二年至六年陆续而来也。

【61】《宋志》冀州魏郡。

【62】《宋志》秦州。

【63】《宋书》六一《庐陵王义真传》。

【64】《宋书》一。

【65】《宋书》六四本传。

【66】《宋书》八六本传。

【67】《南齐书》二七《李安民传》。

【68】《南齐书》二八《刘善明传》。

【69】《南齐书》二《本纪》。

【70】《南齐书》二七《李安民传》。

【71】同上二九《周山图传》。

【72】同上二八《崔祖思传》。

【73】《梁书》三《武帝纪》。

【74】《梁书》五六《侯景传》。

【75】同上。

【76】《梁书》五六《侯景传》。

【77】《陈书》三二《殷不害传》。

【78】《陈书》三二《殷不害传》。

【79】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然内史侯相之外，所记亦多不以大明八年为准也。

【80】《与梁燿北论史记书》三。

【81】豫及南豫泰始以前屡有分合，大抵以淮为界。《州郡志》之豫州系自分时言，淮西北为豫，淮南为南豫，故志之豫州不属本文所谓南朝疆境。《宋书》八《明帝纪》称“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则自其合者言之。

【82】《梁书》四八本传。

【83】全州口数俱以志各州序后所举为准。荆州序不举全州口数，而所领天门郡下亦有户无口，无从得其全州口数，故皆列户数以观其比例。司州领四郡，南汝南为侨郡，领有平与、北新息、真阳、安城、南新息、安阳、临汝七县，户口数缺，故不能求其比例。既是三实郡一侨郡，或大致司州侨口占全州口数四分之一乎？志秦州序下注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万八百八十，实数诸郡下所举，则户与口之数皆比州下所举为多。止计侨人口已超出州序所列全州人口，当有讹误，姑从盖阙。湘益诸州有北境人流移至南境而立之郡县，如益州之南新巴、南晋寿、南汉中三郡，湘州湘东郡之湘阴县，以同在本文所区画南朝疆域内，无关侨民，俱不计算。郢州西阳郡有义安县，注云：“明帝泰始二年以来流民立。”志虽不言流民所自，然义安非汉晋以来旧县名，自非北方侨人。

【84】《宋书》七四《臧质传》：“伐汝南〔今县〕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陈书》八《周文育传》：“周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汝南新蔡两郡皆豫州淮北境地。

【85】齐志因宋志者不著，止著其增省。

【86】《宋书·蛮传》。

【87】《宋书》八七《殷琰传》。《蛮传》又称益之西阳蛮，未详。

【88】《宋书·蛮传》。

【89】《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90】《梁书》二二《安成康王秀传》。

【91】《宋书·蛮传》。

【92】《宋书》六八本传。

【93】《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94】《南齐书·蛮传》。

【95】《梁书》卅四本传。

【96】此从《周书·蛮传》，《魏书》误作二。

【97】《梁书》五○本传。

【98】《梁书》一○本传。

【99】《南齐书·蛮传》。

【100】《梁书》四六《胡僧祐传》。

【101】《南齐书·蛮传》，又二六《陈显达传》，《魏书·蛮传》。

【102】《宋书》七七《沈庆之传》。

【103】《宋书·蛮传》。

【104】《陈书》三一《樊毅传》称“南阳湖阳人”，似其地梁时已立县。

【105】据《津逮秘书》本，疑当从石作矶。

【106】《太平御览》八六二《饮食部》二○引《世说》谓侃少时作鱼梁吏，以一坩鲊饷父，父封鲊反书责之。案侃少孤贫见《晋书》本传，当从今本作母为是。

【107】日本前田侯爵尊经阁文库景印宋本《世说》亦从水作溪。

【108】《通鉴》一三五作“胡谐之何物狗”，殊失本意。

【109】《南齐书》三七本传。

【110】邵思《姓解》二桂字下云：“《姓苑》云，后汉太尉陈球碑阴有城阳炅横，汉末被诛。有四子，一守坟，姓炅；一避难居徐州，姓昋；一居幽州，姓桂；一居华阳，姓炔。四字各九画，并音桂。”又《姓解》三昋字下云：“音桂，解在桂字下。又有与天公笺者昋道元。”则乔当作昋，其人在徐州，故指奚为南方也。

【111】《畿辅丛书》《五朝小说》诸本《尚书故实》黄下皆有金字，不可解。谈恺本《太平广记》一八四贡举门引无，是也。

【112】《梁书》六《敬帝纪》《陈书》一《高祖纪》俱称“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通鉴》一六七同，胡注：“孝顷据新吴，盖就置南江州。”

【113】《通鉴》一六七“新吴洞主余孝顷遣沙门道林说琳”云云，《北齐书》三○《南史》六四《琳传》具不载。

【114】《梁书》五三《孙谦传》。

【115】《南齐书》二六《陈显达传》。

【116】《南史》三○《何尚之传》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至数百人。其父闻之笑曰：此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郎犹如此，尚书可知。

【117】《梁书》四三《韦粲传》粲常留宿卫，擅权诞倨。朱异尝厉声折之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

【118】《宋志》刺史领兵者四品，不领兵者五品。

【119】《宋书》五一《临川王义庆传》。

【120】《宋书》七九《竟陵王诞传》。

【121】《宋书》五四《孔季恭等传论》。

【122】《南齐书》四○本传。

【123】宋本《宋书》亦作钩圻。杨氏《宋州郡图》南昌之北，赣水东岸有地曰“钓圻米”，从《水经注》作钓圻，而误米为地名。

【124】《宋书》九《本纪》。

【125】《陈书》一一本传。

【126】同上一三本传。

【127】同上一五本传。

【128】同上。

【129】同上二○本传。

【130】同上三五本传。

【131】《晋书》九○《范晷传》南阳顺阳人，《太平御览》二六四引臧荣绪《晋书》同。据《宋志》魏分南阳郡立南乡郡，晋武更名顺阳，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晷惠帝元康中卒，传应称武帝所更名之顺阳。《水经·丹水篇》注：“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宁简文孝武时人，又称顺阳，《宋志》所言复旧当在简文以前。宋世顺阳郡未尝更名。惟晷传谓顺阳县人，《宋书》六○《范泰传》则曰顺阳山阴人〔六九《晔传》及《南史》皆止举郡称顺阳人〕。《宋志》顺阳郡所属有顺阳县无山阴县，当有误。《梁书》一三《范云传》四八《范缜传》并云南乡舞阴人，似梁又改顺阳郡为南乡郡，然舞阴之云又与《晋书》晷传之顺阳县不合。钱大昕疑泰传之山阴乃舞阴之误，然《宋志》舞阴属南阳，不属顺阳也。《梁书》二六《范岫传》四九《到沆传》《刘昭传》俱称南乡范云，二七《殷钧传》称南郡范云，郡乃乡字之误。如梁改顺阳为南乡，则范氏应是南乡郡顺阳县人，乃称舞阴县何耶？《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南阳冠军人，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宋世冠军舞阴同属南阳郡，敬儿家自冠军县移居舞阴县而被土断，窃疑范氏云缜一支亦由顺阳郡之顺阳县移居南阳郡之舞阴县，遂土断为舞阴人。惟犹有不可解者，舞阴县在今南阳县东，宋齐皆属南阳郡；顺阳县在今淅川县南，属顺阳郡。梁虽改顺阳郡之名为南乡，似不得兼统南乡郡之舞阴县，终未详也。又案《魏书》七上高祖太和二二年纪：“鸾……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去。”《通鉴》一四一同。似齐世已改顺阳为南乡。然《南齐书·州郡志》雍州下仍作顺阳。《南齐书》六明帝永泰元年纪只言“沔北诸郡为虏所侵，相继败没”。二六《陈显达传》五一《崔慧景传》皆止泛言沔北五郡陷没，而五七《魏虏传》则作“顺阳太守席谦”，与《州郡志》合，是齐世仍名顺阳郡也。盖魏人偶用魏，晋，南乡旧称，《通鉴》误因魏书之文。胡注举沔北五郡言南乡而不曰顺阳，亦误。至于此郡在魏，亦名顺阳，而不称南乡。《魏书·地形志》下荆州顺阳郡，及七六《张烈传》：“萧宝卷将陈显达治兵汉南，谋将入寇。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遂敕除〔烈〕陵江将军顺阳太守。”皆魏亦因齐旧名之证。

【132】宋朱修之尝为领军，名位素显。《宋书》七六本传“义兴平氏人”，误。当从《南史》一六作义阳。

【133】《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134】《南齐书》四四本传。

【135】《宋书》六八《南郡王义宣传》。

【136】《宋书》五一本传。

【137】《宋书》七八《刘延孙传》。

【138】《南齐书》五二本传。

【139】《宋书》六七本传。

【140】《宋书》八六《刘勔传》。

【141】《南史》三一绪传，《宋书》本传文有讹误。

【142】《宋书》六二本传。

【143】《南齐书》三二《张岱传》。

【144】《宋书》五九本传。

【145】《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

【146】《太平御览》七四八《艺工部》五引。

【147】《家训·音词篇》。

【148】宋孝武大明二年（《纪》《志》皆作二年，《谢庄传》作三年下诏云云，疑误。）置二吏部尚书，后还置一。据《宋书》八四《孔觊传》八五《谢庄传》，孝武之意在减选部威权。盖“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孝建元年既省录尚书事，选举之要专由吏部，其权更重，故分置二人。并二为一不详在何时，然《百官志》载大明末复置录尚书，窃疑吏部尚书复并为一竟在大明八年五月，孝武崩后，前废帝即位，江夏王义恭复为录尚书时也。《前废帝纪》称“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吏部之改当即其一。惟二吏部尚书之职掌是否有别，其别焉在，《百官志》及《通典》等俱所未详。《谢庄传》载诏文“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别诏江夏王义恭亦云：“唯有从郎分置。”吏部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曹有郎，“依郎分置”者，疑是一尚书领两曹也。然《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罢雍州后“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据《礼志》孝武建明堂在大明五年，吏部已分为二。《谢庄传》所载诏亦云：“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惜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惟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似吏部两尚书职掌之分不仅分领四曹，且有南北之别，“领北选”者，盖专司侨人之进用乎？《南齐书》一《高帝纪》：“明帝崩，遗诏为左卫将军领卫尉。……又别领东北选事。”《南史》《通鉴》俱无此语，东北选事或指青、冀、徐、兖诸州人而言？然其时吏部尚书已只一人。六朝言领选事者即领吏部尚书，参掌选事始是以他官参与其事，“领东北选事”不可解。要之，宋时用人不惟政策上区别南北，组织上亦似有别。惜载籍可考者只此两条，未敢确凿言之耳。

【149】《梁书》三四本传。

【150】诸本秋狄错出，案《广韵》秋字下云又姓，宋中书舍人秋当。《通鉴》亦作秋，似作秋为是。

【151】《宋书·张敷传》。

【152】《南齐书》五六本传。

【153】《南史》三六《江alt传》。

【154】详见《颜氏家训·涉务篇》。

【155】《梁书》三八本传。

【156】《南史》六二本传。

【157】《梁书》一○《夏侯详传》，又二八《夏侯亶传》。

【158】《梁书》一二本传。

【159】《南齐书》五四本传。

【160】《梁书》四六本传。

【161】《梁书》五○本传。

【162】周铁虎见《陈书》一○本传，宋怀方见《陈书》三三《戚衮传》，余俱见《梁书》本传。

【163】《陈书》二一《张种传》。

【164】《宋书》一《高祖纪》。

【165】《宋书》八一《顾觊之传》。

【166】如《颜氏家训·杂艺篇》称河北文士率晓兵射，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之习，不能防御寇难。

【167】《颜氏家训·涉务篇》。

【168】俱见《宋书》四七《刘敬宣传》。

【169】《宋书》七七本传。

【170】《宋书》七五本传。

【171】《宋书》八二本传。

【172】《宋书》六《本纪》。

【173】《颜氏家训·涉务篇》。

【174】《宋书》五七《兴宗传》。

【175】当从《南史》十六本传作参。

【176】案南乡今河南淅川县南，宋属顺阳郡，不属襄阳。西阳郡今湖北黄冈县地，元嘉时属南豫州，孝建元年立郢州，始改隶，所领无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汉曰鲁阳，北魏曰北山，〔《地形志》作山北，从《水经·汝水注》《元和志》改。〕太和十一年于其地置镇。北魏在鲁阳之建置载籍可考者，以此为最早。元嘉中〔魏太武时〕其地尚属南朝。《宋志》雍州南阳太守下：“永初郡国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犨、叶、雉、博望八县。何《志》无犨、雉，徐志无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据《志序》何承天于元嘉中受诏纂《宋书》，有《志》十五篇，则元嘉中玄谟上疏时鲁阳犹在宋之版图，大明时徐爰志始无之也。然南属亦不应远隶长江北岸之西阳郡，犹南乡之不能隶襄阳。且鲁阳南乡两县并非兵马重镇，不应止发此两县甲卒。窃疑“之”字非属词，疏中“以”字犹言“由”言“从”，《汉书·西南夷传》：“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潜夫论·遏利篇》：“上以天子，下至庶人。”皆其证。“之”犹言“至”，“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者，犹言自西阳经鲁阳为一道，自襄阳经南乡为一道，东西分两道出兵。西阳郡蛮左最多，盖兵亦劲悍，襄阳北边军事重心所在，玄谟意以西人经营牢洛，故请从此两地出兵。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伐秦，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即此路线，足证“之”字犹言至也。又案元嘉七年六月到彦之等北伐下河南四镇。十月洛阳复陷魏，十一月虎牢陷。十二月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八年二月滑台陷。十年正月义欣进号领军将军。据传文似玄谟于义欣进号领军后始为其中兵，此疏亦当上于十年正月以后。然滑台陷于八年二月，若玄谟两年后始上疏，则传不应曰：“时虏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与疏中云：“王途始开，随复沦塞。……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针对时事而言，疑此疏之上在元嘉八年滑台陷后，其时玄谟已为义欣后军中兵参军，十年随府改，史追书为领军中兵耳。南史不载此疏，然亦系玄谟陈策于为义欣镇军中兵时。《通鉴》一二五元嘉廿六年：“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盖温公谓玄谟陈策不止此一次，故于廿六年总言之。不载此疏，固无碍矣。

【177】《梁书》一《本纪》。

【178】《梁书》一○《萧颖达传》。

【179】《梁书》更多，见前。

【180】早来侨人不复能立武功，惟宋初檀道济、到彦之等数人而已。

【181】《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

【182】《梁书》一○本传。

【183】《通鉴》一四六作“非唯一族”。

【184】扬、南徐两州膏腴之境内，显宦大姓如王、谢、张、沈等占山护泽，长吏廉能者每制抑之，自是地方经济问题，与用人之政策无涉。

【185】《宋书》九二《杜慧度传》。

【186】《陈书》一三《周敷传》：“时观宁侯萧永、长乐侯萧基、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

【187】俱见《陈书》三六。

【188】《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

【189】俱见《陈书》三六本传中。

【190】《陈书》二一《萧乾传》。

【191】《陈书》八本传：“始兴曲江人也，世为郡著姓。”

【192】同上九本传：“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

【193】同本传“长沙临湘人也，为郡豪族”。《陈书》二一《萧引传》又称“始兴人欧阳alt为衡州刺史”，未详。《新旧唐书·欧阳询传》皆称潭州临湘人。惟alt传又言“少质直有思想，以言行笃信闻于岭表”。若在长沙，自不能誉为“闻于岭表”，疑alt少时尝居始兴，故引“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遂往依之。alt传又言“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alt相善，故alt尝随钦征讨”。《梁书》三二《钦传》“中昌魏人也”，《南史》六一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案齐魏二志未见中昌魏之名。”今案《晋志》中山国有魏昌县，钦当为魏昌人，传脱山字，更倒成昌魏耳。亦非岭南人。

【194】同上一一本传：“巴山新建人也，出人郡中，为乡闾所惮。”

【195】同上一三本传：“巴东鱼复人。”

【196】同本传：“临川人也，为郡豪族。”

【197】赵瓯北据齐高“吾本布衣素族”一语，遂谓萧氏为寒门，非是。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齐书·百官志》：“四中郎将宋齐以来惟处诸王，素族无为者。”《宋书·礼志》：“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宋书》四一《孝懿萧后传》：“孝皇坟陵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七九《桂阳王休范传》：“素族当权，近习秉政。”《陈书》一七《袁枢传》：“昔王姬下嫁，必通诸侯。湛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嫁素族。”是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琅琊王氏自称“素族”，见《梁书》七《太宗王后传》。济阳蔡氏自称“素门”，见《宋书》五七《蔡兴宗传》。〔《通鉴》一三○胡注谓兴宗不应自称素门，亦由未解素字之义。〕济阳江氏自称“素流”，见《宋书》四一《孝武王后传》。谢瞻自称“素士”，见《宋书》五六本传。是素非寒素之谓矣。《宋书》孝懿萧后即兰陵人，萧思话亦联姻帝室，明萧氏非寒门，惟不逮王谢耳。素族又见《南齐书》四二《王晏传》，二二《豫章王嶷传》。素姓又见《南史》四三《萧子恪传》，《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亦称素者，见《宋书》一八《礼志》五及《南齐书·舆服志》。

【198】《梁书》五七本传。

【199】《太平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

【200】《淳化阁帖》五作“扬州王谢家子弟”。

【201】此节所纪时地人三者皆有疑义，辨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然此故事之含有通性似可无疑。

【202】为方便起见，以王谢为中心，其无与王谢通婚之记载者别著之。籍贯不详者不录。箭号外向为嫁，内向为娶，两族互有嫁娶则两端皆著箭号，未详者两端皆不著。

【203】《宋书》七一《江湛传》。

【204】《梁书》二一《江湛传》。

【205】《宋书》五三《谢方明传》。

【206】《陈书》二二本传。

【207】《陈书》一七《袁枢传》，未言何许人。

【208】《陈书》二○《到仲举传》。

【209】《陈书》三四《蔡凝传》。

【210】《陈书》三五《留异传》。

【211】《皇后传》柳盻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阳公主，见前。盖太建三年净藏卒，又嫁于柳盻也。

【212】《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

【213】见本书第36页所列表。

【214】江东甲族尽出会稽、吴、吴兴诸郡，皆属扬州。

【215】中间虽有魏孝文之断北语，然即孝文以前之北方语音，必已比宋高祖之楚言离侨人受吴人影响后之混合语音为远。

【216】《梁书》四六本传。

【217】亦有两郡皆有实土，而为双头郡者。如宋豫州汝南、新蔡二郡，新蔡郡帖治汝南，即以汝南太守兼领新蔡郡，惟此类与侨人之统治无与。关于南北朝之双头郡县将别论之。

【218】《晋书》七五本传。

【219】《宋书·本纪》《通鉴》皆同，《宋书》四四《谢晦传》作八年。

【220】《宋书》八二本传。

【221】《南史》一六本传：“乃省并郡县，自此便之。百姓当时不愿属籍。”不言“罢之”。

【222】《南齐书》二四《柳世隆传》二九《吕安国传》。

【223】《宋书》九《本纪》。

【224】《梁书》二《武帝纪》。

【225】《宋书》五《文帝纪》：“元嘉廿八年三月丁巳诏曰……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此所谓侨指侨立于丹徒之南东海郡民而言，有实土官长，非寄居四境，故与旧民相同。

【226】皆见《本纪》。

【227】彪盖误以时制之百户置里吏一人释汉制也。

【228】姑不论其沿汉制晋制，或于汉晋以外别定之。

【229】《宋书》九二《良吏传序》：“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则系泛言，非宋世乡必有百户也。

【230】《宋书》八二本传。

【231】《南齐书》三四本传。

【232】《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

【233】宋齐《百官志》皆无。《宋书》七二《南平王铄传》：“〔元嘉中〕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寻领安蛮校尉。”疑即治寿阳。

【234】《宋书·明帝纪》，泰始五年置。宋本《南齐书·州郡志》：“巴州三峡险隘，山蛮寇贼。宋泰始三年议立三巴校尉以镇之。……建元二年……为州。”他本咸缺此页。三年疑五年之误。或三年立议，至五年始置。

【235】《南齐书·百官志》永明三年置。

【236】《宋书》七七《柳元景传》。

【237】《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

【238】《宋书》四四《谢晦传》。

【239】《宋书》无。

【240】见《南齐书·州郡志》，宋齐《百官志》俱无。

【241】《津逮秘书》本。

【242】荆州亦多蛮，而《宋书》六六《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为例外。

【243】《宋书》五四《孔季恭传》。

【244】《宋书·孔季恭传》。

【245】《宋书》五七《蔡兴宗传》。

【246】《南史》五○《刘之亨传》。

【247】《宋书》八七本传。

【248】《南齐书》四二本传。

【249】同上三三《僧虔传》。

【250】《南齐书》五二本传。

【251】梅鼎祚文纪引《宝章集》。

【252】《宋书》七五本传。

【253】《南齐书》四三本传。

【254】《宋书》四二《刘穆之传》。

【255】《梁书》四一本传。

【256】《宋书》八五本传。

【257】《南齐书》四一本传。

【258】同上五四本传。

【259】《宋书》四二《王弘传》。

【260】《宋书》五七本传。《南史》二九本传作永昌，俱不见于《州郡志》。《晋书·地理志》交州有新昌郡，孙皓所立。《隋志》交州嘉宁下云旧置兴州新昌郡，平陈郡废。

【261】《宋书》六七《谢灵运传》。

【262】同上九四本传。

【263】《梁书》一四本传。

【264】《南史》七二本传同。

【265】见《辅仁学志》第一二卷第一、二合期余逊先生《南朝之北士地位》一文。

【266】参看《南齐书》二《高帝纪》下，九《礼志》上。

【267】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二谓“总明观祭酒宋无，南齐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立”。以泰始系南齐，误。

【268】参看《南史》二二《王俭传》。

【269】《南史》三一本传同。

【270】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唐写本《文选》存此篇，无异文。

【271】见《南齐书》四七《谢朓传》。

【272】见绪本传。实则东晋时南士为仆射者不仅此二人，孔愉亦尝为之。

【273】程道惠见《宋书》四三《徐羡之传》四四《谢晦传》。

【274】中庶子犹东宫之侍中，以中庶子领左卫率犹侍中领左卫将军，仍不失为清显。

【275】参看《南齐书》三九《刘alt传》《南史》五七《范缜传》。

【276】据《南齐书》四二《晏传》，晏时为吏部尚书，故敕询之。

【277】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贵族之遇庶人，大似印度之首陀日本之秽多。不唯不能通婚，甚至不得并坐相接待。参看《宋书》五七《蔡兴宗传》六二《张敷传》、《南史》二一《王僧达传》。《世说·容止篇》：“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虽意在铺张庾统容止，亦以见士庶之不杂处。《忿狷篇》载王献之诣谢公，“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习氏宗族富盛，世为乡豪，而大令犹以非类视之。《方正篇》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穉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盖亦此意。

【278】《南史》二三《王球传》。

【279】《梁书》二一《峻本传》。

【280】《南史》四九《荜本传》。

【281】《宋书》九三《隐逸传》。

【282】《南齐书》四三《alt本传》。

【283】《南齐书》四四《文季本传》。

【284】《南史》七七《恩幸传》载王俭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亦可参看。

【285】《晋书》四四《华恒传》有国子祭酒杜彝，疑是一人。

【286】《晋书》卷七七《陆晔传》。

【287】《晋书》卷六五《导本传》。

【288】关于范氏郡望，参看前引拙作《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289】《晋书》三一本传。

【290】《宋书》五四本传。

【291】参看《梁书》一五《谢朏传》。

【292】据《隋书》二六《百官志》上，溉任祭酒在大同中。

【293】参看《南齐书》一六《隋书》二六《百官志》散骑常侍条。

【294】《晋书》七八《丁潭传》。

【295】《宋书》一○○《自序》。

【296】《晋书》四九《阮咸传》山涛举咸典选，称其“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察其文义，清浊乃指门户，非言官位。

【297】见《晋书》九九本传，参看《世说新语·任诞篇》引《玄别传》。

【298】社会阶级上士庶之别与官位清浊之别甚有关系。北魏亦分清浊，宇文周独否，故《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言“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别于士庶，论者美之”。

【299】《晋书》七五《王国宝传》。

【300】《南史》三○《何尚之传》。

【301】《晋书》八八《颜含传》语。

【302】参看《南史》二七《殷景仁传附恒传》。恒由侍中左降散骑常侍领校尉，亦与上引孔alt传论侍中与散骑常侍轻重之言相合。

【303】《宋书》四二刘瑀迁右卫将军，愿为侍中不得，自称长居户限上。不知其意何所指，岂谓介在清浊之间耶？

【304】参看《梁书》三三《张率》及《刘孝绰传》，《通典》二六《职官》八秘书监条。

【305】惠帝时尚书郎太子洗马舍人等官已称“清途”，见《晋书》六八《贺循传》。

【306】《宋书》六○《王淮之传》。

【307】《宋书》五○本传。

【308】《晋书》九五玄本传。

【309】《南齐书》二九《周奉叔传》。

【310】《宋书》五七蔡兴宗传。

【311】一良案，钱氏此处不全引志文骠骑车骑卫将军云云，而仅列举伏波等数称，确为有见。因志文此节所举诸将军虽属虚号，而有领营兵者，如羊祜为卫将军，给本营兵，且率营兵出镇荆州，是其例也。钱仪吉《补晋兵志》皆未之及，当别为文详论之。

【312】《宋书·百官志》作“魏晋江左领护各领营兵”，不可通。“江左”二字当从《通典》三四《职官》一六勋官条作江右，谓晋中朝也。

【313】宋志脱护军二字，遂不可通。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三用宋志而不用晋志，亦脱此两字，非也。《通典》有护军二字。

【314】哀帝兴宁二年废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见《晋书》八《哀帝纪》七六《王彪之传》。《太平御览》二四二《职官部》四○引陶氏《职官要录》以为兴宁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复置。江左下当从宋志补初字。

【315】谓游击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及五校尉。

【316】据《晋书》七○《刘超传》，成帝时，军校已无兵，故领义兴之义随宿卫。

【317】见《南齐书》四二本传。

【318】《梁书》五三《庾荜传》，参看《南齐书》一九蔼本传。

【319】《陈书》一八《韦翙传》。

【320】兼职亦谓之领帖，见《晋书》七五《范宁传》。

【321】《通鉴》一三五胡注：“不少者谓其取数已多也”，似未谛。

【322】见《宋书·蔡兴宗传》。

【323】齐有骁骑将军傅坚意，见《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不详籍贯。

【324】此下当从《通鉴》一二五补“与浩同宗者”五字。

【325】《魏书》本传。

【326】《北史》三一《高允传》。

【327】《南史》三六《江alt传》。

【328】此处四姓从《通鉴》一四○胡注的解释。柳芳以为四姓指甲乙丙丁四姓，见《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

【329】《魏书》二一上《咸阳王禧传》。

【330】同上五九《刘昶传》。

【331】同上六○《韩显宗传》。

【332】参看《魏书》七一《裴粲传》。

【333】据《魏书》七四本传。《洛阳伽蓝记》《北史》四八本传都作“二千余人”。

【334】《魏书》四四本传。

【335】《洛阳伽蓝记》语。

【336】参看拙作《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337】《北齐书》二四及三○本传。

【338】同上三一本传。

【339】此处诏书用伧楚指吴人，颇特别。

【340】《北史》二四本传。

【341】《北齐书》三九本传。

【342】同上二四本传。

【343】杭世骏谓二人指祖珽徐之才。

【344】见《通鉴》一五七，不知何本。

【345】参看上文所引《魏兰根传》，《广阳王深传》，《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八○《贺拔胜传》，《北齐书》一五《窦泰传》，《潘乐传》，二五《徐远传》，二七《可朱浑元传》，《北史》四九《念贤传》，周书一五《寇洛传》，一六《赵贵传》，《独孤信传》，《侯莫陈崇传》，一七《梁御传》，一九《杨忠传》，二○《王盟传》，二五《李贤传》，二六《蔡祐传》等。

【346】参看《北齐书》一六《段荣传》，一八《孙腾传》，《司马子如传》，《周书》二八《史宁传》等。

【347】参看《魏书》一四《元丕传》，一八《元提传》，三○《吕文祖传》，四一《源贺传》，五七《崔挺传》，五九《刘辉传》，九一《蒋少游传》，九三《赵修传》等。

【348】《北齐书》五四本传。

【349】《北齐书》本传。

【350】同上三八本传。

【351】同上二三alt本传。

【352】参看《北齐书》二八《元氏诸传》。

【353】《北齐书》五○肱本传。

【354】《魏书》九七本传。

【355】《北齐书》二一高氏兄弟本传，下引文同。

【356】《北齐书》二一《封隆之传》。

【357】参看拙作《论宇文周之种族》。

【358】《周书》一《本纪》。

【359】《隋书》二四《食货志》语。

【360】《周书》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

【361】《晋书》一○七《冉闵传》。

【362】同上一○三《苻坚载记》。

【363】《晋书》一○四《苻坚载记》。

【364】《魏书》二《本纪》。

【365】汉魏时博士是学官，晋代便有不同的用法，《晋书》九一《徐邈传》：“孝武帝谓邈曰，……然不以博士相遇也。……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北朝习语博士犹如老师，参看《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三一《王昕传》、四四《张景仁传》、《张雕传》、《周书》四一《宇文护传》、一九《宇文贵传》、《北史》一八《刘昼传》等。再衍变一步，唐代就称匠人师傅为博士了。

【366】参看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雍州条。

【367】《魏书》三五《崔浩传》浩对明元帝语。

【368】《魏书》四○本传。

【369】《宋书》六七本传，参看《宋书》四八《傅弘之传》。

【370】俱见《周书》三一本传。士彦又见《隋书》四○。

【371】俱见《周书》三九本传。

【372】《周书》二三本传。

【373】同上四三本传。

【374】同上二三本传。

【375】《隋书》四七本传。

【376】其他统领乡兵者，如河东之柳敏裴侠，京兆之王悦，本贯太原世居关右之郭彦，新安之魏玄，上洛之泉氏等，也都是乡望。

【377】《周书》二三本传。

【378】同上三八本传。

【379】《魏书》七七本传。

【380】关于漠北丁零早期史料，可参看《丁零民族史》一文，载《史学集刊》第二期。

【381】参看《通典》一九三《边防典》。

【382】参看《通鉴》一二二宋元嘉八年考异。

【383】《通鉴》此节不知何所本。《考异》说“《晋书春秋》作翟真”。但《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辑本》都没有这一段。

【384】《晋书》一○四《石勒载记》、一一○《慕容alt载记》。

【385】《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二三《慕容垂载记》、七四《桓石民传》。

【386】《魏书》二《道武纪》。

【387】《魏书》三○《周几传》、三三《张蒲传》、五一《韩茂传》、一四《拓拔比干传》。

【388】参看《魏书》五一《韩均传》。

【389】原作安，从宋本与《通鉴》125改。

【390】参看三○《陆真传》、四六《许宗之传》。

【391】《魏书》四上延和元年纪、二九《奚斤传》。

【392】“君子”“小人”兼指士庶之别，最好的例证是《晋书》六六《陶侃传》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393】《魏书》一○三《高车传》。

【394】《魏书·太武帝纪》。

【395】《北史》四六改作“悆陈士马之盛”。《通鉴》一五○作“悆盛陈有劲兵数十万”。“白眼”未详，当是种族名。《周书》三○《窦炽传》，有“白额稽胡”，一五《李弼传》作“北稽胡”。“白眼”或亦稽胡之一种？

【396】参看《魏书·高车传》、《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397】参看《魏书》八六《乞伏保传》。传作无善，误。

【398】参看《元和姓纂》一屋斛斯条。

【399】《魏书》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关于东西部北部敕勒之解释，参看《通鉴》一三泰始七年胡注。

【400】六镇名称次序与今地，参看沈垚《六镇释》。

【401】《通鉴》系此事于正光四年，参卷一四九《考异》。

【402】《魏书》七五《尔朱兆传》。

【403】参看《晋书》一二五《乞伏氏载记》。

【404】《魏书》七七本传。《通鉴》一五一系此疏于孝昌二年。

【405】参看《魏书》三《泰常元年纪》、二四《崔玄伯传》、二八《古弼传》、二九《叔孙建传》、三○《安同传》。

【406】参看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州郡表》三并州条。

【407】《魏书》二《道武纪》。

【408】同上三《明元纪》。

【409】《魏书》二九《叔孙建传》。参看《明元纪》，二四《崔玄伯传》。

【410】案《魏书》九《孝明纪》“山胡刘蠡升”之反在孝昌元年〔525〕。

【411】参看《北齐书》二《神武纪》。荒犹灾荒之荒，《通鉴》一五七胡注说：“言其本胡种，侵扰汉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失之于迂。

【412】《魏书·孝静纪》。

【413】《北齐书》四。关于石楼山胡参看《魏书》三○《陆真传》、五一《皮豹子传》、八九《李洪之传》。

【414】《周书·稽胡传》。

【415】乔智明见《晋书》九○《良吏传》。传称“鲜卑前部人也”。鲜卑无前后部之说，当是匈奴之误。匈奴四姓有乔氏，见《晋书》九七《匈奴传》。刘渊有将乔晞，刘聪有黄门侍郎乔广，见八九《贾浑传》《辛勉传》。

【416】唐人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最早实亦渊源于此。《旧唐书》二○○《史思明传》说他是“突厥杂种胡人”，意思是曾隶属于突厥的杂种胡人，与“匈奴杂胡”用法正同。

【417】《魏书》一四《扶风公处真传》一六《淮南王他传》皆作吐京胡。

【418】《魏书》三永兴五年纪。

【419】同上神瑞元年纪、三○《楼伏连传》。

【420】同上三七《司马文思传》。

【421】《北齐书》一《神武纪》。

【422】《魏书》三神瑞二年《纪》。

【423】同上延和三年太延三年《纪》、三○《娥清传》。

【424】《周书·稽胡传》。

【425】《新唐书》一一一《程务挺传》。

【426】参看唐长孺先生《白衣天子试释》，载《燕京学报》第三五期。

【427】参看上引《魏略》。

【428】直到唐代离石绥州鄜州坊州等地稽胡，还往往以刘为氏。参看《隋书》四《炀帝纪》下、《旧唐书》六四《隐太子传》、五九《屈突通传》等。《元和姓纂》六仵城〔当作贺遂，参看岑仲勉先生《四校记》页六三五〕氏下云：“晋州稽胡〔《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三胡下有楚字〕晋初赐姓呼延，居西〔西下当从《辨证》补夏字〕州。”可知稽胡之呼延还有出于赐姓者。

【429】《通鉴》系于元康九年〔299〕。

【430】《晋书》一○三《刘曜载记》。

【431】参看《后汉书》四六《邓训传》、一一七《西羌传》。

【432】苻坚败后长安空虚，“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渭北尽应之”。见《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当即此人。

【433】杏城镇孝文帝时废，见《元和郡县志》鄜州条。

【434】《北齐书》一《神武纪》。

【435】刬内犹言关内。日本《养老令》〔公元七一八年修〕职员令中有“关刬”，九世纪末惟宗直本《集解》云：“谓依律关者检判之处，刬者堑栅之所是。释云，刬栅也，阁也。《名例律》云：刬谓堑栅之所。关左右小关亦可云刬也。”《类聚三代格》一八关并烽候事门收《贞观格》载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大政官符论过刬事，亦以关训刬。《养老令》出于《大宝令》，《大宝令》又出于《近江令》，而皆以《唐令》为本。考《唐律疏》五《名例篇》共犯罪而本罪别条有“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一节。疏云：“关谓检判之处，栈谓堑栅之所。”又《唐律疏》八《卫禁篇》私度关条疏云：“水陆关栈两岸皆有防禁越度之人。”《名例篇》释文有刬垣一则，注云：“上楚限切，下音员，墙也。谓将锄刬平垣墙也。”显然是误解律文，句读也不对。但足证作释文者所见本原是刬字。宋人撰《律音义》又作关栈，盖二字通用。《唐六典》三○关令下有典事，“掌巡刬铺”。《旧唐书》二《太宗本纪》载武德七年“将三十余骑行刬”。北魏平城近旁设刬制度与范围不得而知，或与洛阳四面四中郎将制相似。《魏书》八六《赵琰传》载琰天水人，还京作王府长史。因“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迁洛之后才能还乡埋葬。尔朱荣传的刬或即此种关？

【436】向达先生说，参看《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一八期。

【437】参看《梁书》五四《周书》五○《隋书》八三《高昌传》。

【438】参看《魏书》三《明元纪》。

【439】《魏书》四下《本纪》。

【440】《古今姓氏书辨证》二○箝耳氏下称魏太师宇文泰遣安州长史箝耳康买使于王琳。

【441】参看《金石补正》二三。

【442】见岑氏《四校记》页九二一。

【443】参看叶昌炽《语石》五。

【444】《北齐书》八《后主纪》：“尝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为羌兵，鼓噪陵之，亲率内参临拒。”黑色是宇文周军士衣着旗帜的颜色，〔参看《北齐书》二《神武纪》上，一○《上党王涣传》，一一《安德王延宗传》，四九《綦毋怀文传》，《隋书》二三《五行志》黑眚黑祥诸条。〕羌兵自是指周兵而言。“羌博士”带有轻蔑意味，“关右称羌”为齐时鄙言，见《史通·杂说》中北齐诸史条。但“羌兵”一词或也暗示着周军中含有羌人么？

【445】参看《魏书》二○《河间王琛传》、七八《张普惠传》。

【446】《魏书·蛮传》。

【447】《北史》六六《企传》：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率乡里归化，仍引王师平商洛。

【448】当即《魏书》之董绍。

【449】据岑氏《四校记》页三九五。

【450】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451】俱见《魏书》九九《沮渠氏传》。

【452】《北齐书》五○与此文大致同，而较简略。

【453】《魏书·高车传》亡。后人以《北史》补。

【454】《魏书》此卷后人所补，然《北史》一七遥传不载此事。

【455】案志言玉以孝昌三年十一月卒于家。其瘗葬立志之时日不可知。《地形志》陕州恒农郡所领三县无胡城。西恒农郡领恒农一县。且郡名避显祖讳改弘为恒，此志及刘懿墓志皆作弘，不可解。若志立于恒农郡既入西魏后或竟在周世，当依西魏北周制度。据谢氏《西魏书》八地域考下，恒农及西恒农两郡皆无胡城县。杨守敬《西魏疆域图》所考者同。案《汉书·地理志》上京兆尹所属有湖县，班固自注谓：“有周天子祠二所，胡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后汉改属宏农郡，其地在今阌乡县东。《晋书·地理志》亦属宏农郡。魏收《地形志》于雍岐以下入西诸州据《永熙绾籍》，且多脱漏。《隋书·地理志》间及西魏北周，亦不完备。今考之《水经注》，知北魏亦尝有湖县。《水经·河水》又东过河北县南。郦注：“河水右会槃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湖水……又北径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两称湖县，足知道元时此县未废，意者西魏北周因仍之。至以湖县为胡城者，《元和郡县志》六河南道二虢州湖城县下云：“本汉湖县，属京兆尹，……后汉改属宏农郡，至宋加城字为湖城县。”南朝未能长有其地，改为湖城亦不见《宋书·州郡志》。然《隋书·地理志》中河南郡阌乡县下注云：“旧曰湖城，开皇十六年改焉。”为《元和郡县志》六阌乡县下同。是开皇十六年以前已有湖城之称。或善长以后改湖为湖城，复刘宋旧名，历西魏北周迄于隋。墓志之胡城盖即湖城欤？

【456】唐人避太宗讳改，下同。

【457】《周书》二○龟传无此四字。

【458】《官氏志》无羽真氏。案魏初有羽真大羽真官名，见《北史》五四《斛律金传》，《周书》一七《怡峰传》，元昭、元保洛、元悦妃冯氏、奚智、韩震、元夫人赵氏诸墓志。又称羽直，见元平墓志。此言赐姓羽真氏者，或以官为氏，或兼任此官，后世误传耳。《水经》河水又南过定襄相过县西，郦注：“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北俗谓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疑大浴真与大羽真为一语。

【459】《水经·汾水注》：“又南迳秀容城南［此句赵氏依全氏校补］。”自注：“魏土军治。”

【460】《北史》六《齐神武纪》亦云：“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

【461】《北齐书》此传后人所补。

【462】库狄干之先世虽不可知，然干本身则当为第一领民酋长。本传不载。见北齐释道能造像记，详后。库狄《广韵》附库字下，《姓解》三作库狄，上音舍。

【463】《北齐书》二三本传。

【464】《魏书》九《本纪》。

【465】《魏书》七五本传。

【466】《魏书》八○本传及妻尔朱氏墓志。

【467】《北史》五四本传此下云：“秋朝京师，春归部落，号曰雁臣。”可与上文所引尔朱氏库狄氏事相参证。

【468】《北齐书》一七本传。

【469】同上。

【470】《北齐书》一七本传。

【471】《北齐书》一九本传。

【472】同上。

【473】同上。

【474】同上。

【475】《周书》一四。

【476】《周书》一七本传。

【477】同上。

【478】《隋书》五五本传。

【479】墓志。案志又言景略开皇十一年卒，年六十八，则生在正光五年，其祖父之为第一领民酋长当亦在北魏之末。

【480】《北齐书》二七本传。

【481】《北齐书》同。唐人讳民为人，镇则领字之误，下同。

【482】《北史》六《本纪》。《北齐书》一《本纪》后人所补。

【483】《北齐书》二○本传。

【484】《周书》一六本传。

【485】亦见《萃编》三二。

【486】据钱氏后得不全宋本，从《大典》辑录本无此条。

【487】传言名贵而无字，盖误以字为名，又脱珍字。《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为之羽翼者有刘贵珍，疑即此人。

【488】上引唐表省称去卑为卑，瞿氏误以卑裔二字为名，误。

【489】《通鉴》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纪亦载此事，作“一钱汉”胡注：言汉人之贱也。

【490】《北齐书》五《本纪》。

【491】《北齐书》二四本传。

【492】《北齐书》三○本传。

【493】《北史》六《本纪》。

【494】《北齐书》九《文宣李后传》。

【495】参看《北齐书》一○《高阳王湜传》、二二《卢勇传》、二三《魏兰根传》、三四《杨愔传》、三九《高元海传》、《崔季舒传》、五○《高阿那肱传》、《北史》五四《斛律金传》、九二《韩凤传》等。

【496】参看《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九侯。

【497】《北史》三《齐高祖纪》。

【498】《周书》四一《王褒传》。

【499】《北齐书》二○本传。

【500】《北齐书》二○《慕容俨传》。

【501】《北齐书》四一本传。

【502】高祖征邺后二人并领，抑止金领之，则不可考。

【503】《东洋学报》第二四卷第一号。

【504】《通鉴》一七二省称永桥大都督。

【505】《北齐书》一三本传。

【506】同上。

【507】《北齐书》四一本传。

【508】《北齐书》一三本传。

【509】《北齐书》一六本传。

【510】《集古录跋尾》四。

【511】《北齐书》一○本传。

【512】《北齐书》二五本传。

【513】龙藏寺碑碑阴题名。碑建于隋，题名官衔则是北齐。

【514】《魏书》三《本纪》、三五《崔浩传》。

【515】《魏书》一五本传。

【516】《魏书》二五本传。

【517】《北史》无此不字，是也。

【518】州上当从《北史》四○补三字。

【519】瀛冀等河北诸州人于是南渡河以避难，居青兖诸州。邢杲以河北人在河南为土人凌忽，遂因以作乱。见《魏书》一四《元天穆传》、七二《阳弼传》《路思令传》、《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

【520】《通鉴》一五八用此文。胡注齐晋直谓春秋列国大界。

【521】《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

【522】《北齐书》一《神武纪》上。

【523】《通典》一九：“大唐……又置勋品九品，……谓之流外。流外自此始。”自注云：“勋品自齐梁即有之。”而不及齐隋所承袭之北魏，何也？

【524】参看《唐律疏议》名例二以理去官条、《通典》七《食货》七、一五《选举》三、《旧唐书》四五《舆服志》等。

【525】《越缦堂文集》七。

【526】《左厂集》六。

【527】神武自第三领民酋长迁第一，犹斛律金之由第二转第一也。

【528】《廿二史考异》三八。

【529】《北史》五一、《北齐书》一四。

【530】《周书》五《高祖纪》。

【531】《南平王浑传》：“〔世祖时〕拜假节都督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镇和龙。”平州治所在和龙西南，盖以二州相距不远而兼镇。《纪》不书浑拜平州刺史。

【532】元湛元举墓志皆作统万突，意者当时本名如此，后人省之？

【533】《志》太和十一年改置之云误，详后。

【534】据《本纪》为秦，雍，泾，梁，益。

【535】孝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郡陷，武定八年复。

【536】其等级高下不可知，以意度之，当是都大将最高，将最下。皆习见，不具注其出处。

【537】《王慧龙传》。

【538】世祖真君六年《纪》、《任城王澄传》、《东平王略传》、《叔孙隣传》。

【539】《王建传附王度传》。

【540】显祖皇兴四年《纪》、《贾显度传》。

【541】《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胡方回传》、《梁祚传》。

【542】《高湖传》谓孙猛虎，鄯善镇录事。高建墓志谓：“父猛，鄯善镇录事参军。”

【543】亦习见，不具注。

【544】《元禹传》、《李叔向传》、《杜洪太传》、《杜祖悦传》、《郑季明传》、《卢昶传》、《李神传》、《潘永荃传》、平元墓志。

【545】《李崇传》。

【546】广阳王深上书。

【547】《薛虎子传》表文中有论镇兵资粮者，而语焉不详。

【548】《初学记·州郡部》引《括地志·序》略：“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镇十二。”

【549】广阳王深上书。

【550】本传。

【551】凡见《魏书》纪传志者，不注出处。

【552】《宋书·索虏传》。

【553】《元和志》晋州洪洞县：“洪洞故城在县北六里，后魏镇城也。”

【554】《元和志》延州。

【555】徐《表》立镇系太平真君八年。

【556】《宋书·索虏传》。

【557】元贤墓志。

【558】兀偃墓志。元宁墓志作贺延，当即贺侯延之省称。

【559】《安定王燮传》：“世宗初，……除……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胡夷内附，遂为戎落。……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藉仓府，未刊名实。’”知世宗以前华州州治李润堡曾立镇。

【560】当是镇将，误乙。《北史·郦范传》即作：“孝文诏范曰，镇将伊利……”

【561】《地形志》：“齐州治历城，刘义隆置冀州，皇兴三年更名。”考之《本纪》，显祖皇兴元年闰正月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举州内属，三月复叛，慕容白曜攻之；二年二月道固举城降。三年二月，遂以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历城镇之常设当在皇兴三年以后。

【562】《魏书·尧暄传》：“高宗〔时〕……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据《水经注》及《元和志》，明元帝太常七年置，孝文帝太和十三年罢。

【563】《魏书·苟颓传》：“世祖南征，以颓为前锋都将。”《册府元龟》三八一《将帅部》褒异七作“为子都将”，《北史·颓传》不载此事。盖本有子字，今本《魏书》脱之。

【564】《周书·王杰传》：“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太祖奇其才，擢拔……寻加都督。”又见《李贤传》、《李和传》。

【565】《周书》高祖字弥罗突，齐炀王宪字毗贺突，文帝十三子中，九人皆三字字，且皆云某某突，当非全是地名，不可解也。

【566】《庆传》非用后世地名追述旧事。

【567】皆闾上表语，见《魏书》本传。

【568】《北史》九略同。

【569】疑此传说即象征宇文部为慕容氏所灭而构成。

【570】《魏书》作相。

【571】即《周书》之侯豆归。

【572】《魏书》一○三及《通鉴》九七晋康帝建元二年纪同，《魏书》九五《慕容元真〔即晃，避恭宗讳。〕传》《晋书》一○九《慕容皝载记》及《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皆作万。《元真传》收书之旧，晋载记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皆先于李延寿，疑作万为是。

【573】《魏书》一○三此传亡，后人以《北史》补之，文字小有同异，无关宏旨，兹不著。《通典》一九六自注：“《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君卿时收书未有亡佚，而《史通·正史篇》言其时“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则君卿所引《后魏史》当即伯起《魏书》一○三《宇文莫槐传》，与《北史》所述相同，知《北史》此传即收书之旧。

【574】《北史》二五同。

【575】《魏书》八一《宇文忠之传》乃后人以《北史》补。

【576】《隋书》五○。

【577】《隋书》五六。唐宇文融alt，之玄孙，又徙为京兆万年人。

【578】此是宇文部亡入慕容氏后贯籍，大棘即棘城，慕容氏所都也。

【579】《周书》一九。《隋书》四○《贵子忻传》言本朔方人，徙京兆。案《周书·贵传》贵自夏州从军而东，又随魏孝武西迁。《隋书·忻传》所谓朔方，当指出宇文部而言，所谓徙京兆者，周时奉诏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也。

【580】《周书》二七。

【581】《周书》二九。

【582】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唐氏族诸文。

【583】《周书》二九《盛传》：代人也。曾祖伊与敦，祖长寿，父文孤，并为沃野镇军主，盖与宇文泰先世同徙北边者。

【584】《北史》六○《李密传》密数之曰云云，全同。

【585】《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及《太平御览》三三八引王度《石勒传》俱云“匈奴之苗裔也”，盖汉人不谙胡人规制而致误。

【586】见《鸣沙石室佚书》。

【587】《晋载记》本崔鸿书，尚有钞袭崔氏旧文，妄加改易，以致抵触不可通者。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雄死于晋成帝咸和八年，前于穆帝之即位凡十三年，焉得与晋穆帝分天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二亦疑其事，谓穆字误，而未有解说。今案穆字不误，晋字衍也。《魏书》九六《alt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收书亦袭崔鸿之旧，则李雄乃遣使于魏，请与魏穆帝猗卢分天下，《载记》崔书而未改易，且与上又脱请字，后人妄于穆帝上更添晋字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二二《晋书》五《冯跋载记》条：“燕与魏为敌国，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词，而北燕太史令张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尚书潘聪言滑台北通大魏，西接强秦。中书侍郎韩范言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此皆魏史臣所改。”自注：“张穆事见魏收书，潘聪韩范之语当出崔鸿《十六国春秋》，皆魏臣也。”此亦《晋书·载记》袭鸿书未改之一例。

【588】《新唐书》七一下。

【589】当即《隋书·宇文述传》、《新书·李密传》及《通鉴》之破。

【590】全谢山谓汉至隋刘攽任之，非是，辨见陈汉章《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

【591】引《周书·文帝纪》，见篇首引。

【592】《辽史》六三。

【593】诸本《魏书》《北史》皆作远属，宋本同。丁氏《考证》前引传文亦作裔，误。

【594】《东洋史研究》第一卷第三号。

【595】亦有在太武帝以前已入魏者，如宇文周之先世。

【596】日本白鸟库吉氏《东胡民族考》宇文氏条〔《史学杂志》第二十二编第一号〕引胡注，而未能辨正第二俟汾字之当作宇文。又引明张鼎思《琅玡代醉篇》卷四：“宇文出自神农之后，以其有尝草之功，自号为侯汾氏，其后讹为宇文氏。”遂据侯汾两字大论语音之迁转。一良案《代醉篇》明人抄撮之书，本不足信，《四库提要》入之杂家类存目，谓其书“体例庞杂，无所折衷考订”。俟之与侯以形近而致误，尤无疑义。白鸟氏不引《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辨证》俟汾之文，而引最晚之《通鉴》注，已乖史法，不知侯汾乃俟汾之讹，而依以为说，更见其疏忽。

【597】《金石萃编》二七。

【598】此四字当从《魏书》一○三《高车传》改作“敕勒诸夏以为”六字。

【599】《魏书》一○三《高车传》同。

【600】《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高车条作“俟斤氏”，斤疑分字之误。《太平御览》八○一《四夷部》二二引《北史》亦作俟分氏。

【601】收书此传亡佚。

【602】《水经·河水注》。

【603】《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九亦言统万亦作吐万。

【604】俱见《周书》。

【605】《北史》九八《高车传》。

【606】原本《杂录》误作曰曰二字，今据《新唐书·艺文志》改。

【607】《魏书》八○略同，唯少其先世云云一句。

【608】自地望观之，山胡即刘元海部众之后裔。

【609】俱见《魏书》七上《本纪》。

【610】《魏书》二九本传。

【611】《魏书》一百四收之《序传》及《北齐书》三七《收传》皆亡佚，后人取《北史》五六《收传》割裂补之，故今征引一以《北史》本传为据。

【612】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四《孙骞传》。

【613】房辛眭刁裴高六人见《北史·收传》，收《上十志启》之末列名者则有辛刁高三人，及綦毋怀文，而无房裴眭三人。刘攽等《目录序》又有眭仲，当是眭仲让之脱误。本传及启所载人数不同者，盖诸人先入后出，只辛刁高綦毋四人至志成时犹居史馆，柔传固明言其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可以为证。

【614】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三六《邢邵传》。《北齐书》三三《萧祇传》：“武定七年至邺，文襄令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当时南北通好皆妙选使臣，必文学优美者为之。每有来奔者，亦先择才华之士与相接对，收与邵盖当时之选也。

【615】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三《崔alt传》。

【616】《北齐书》四五《樊逊传》。

【617】见《艺文类聚》五八。

【618】《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619】《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一百二十卷。

【620】《廿二史札记》一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

【621】见《魏书》二四《邓渊传》、三五《崔浩传》、《北史·收传》。

【622】《魏书·崔浩传》。

【623】见《魏书》二四《邓颍传》，三五《崔浩传》，及《北史·收传》。《浩传》之范耳《北史》耳作亨。

【624】见《魏书》三五《崔浩传》。四八《高允传》。《张伟传》见《北史》八一，《魏书》八四《儒林传》中有《伟传》，然收书此卷亡，乃后人所补。伟经生而兼循吏，于修史初少参赞，故两传俱不之及。

【625】见《魏书·崔浩传》、《高允传》、四三《毛修之传》、五二《段承根》、《阴仲达传》。

【626】参看谷霁光：《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益世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份《史学副刊》第一一期。

【627】见《魏书》四八《高允传》。《游雅传》见《魏书》五四，《程骏·程灵虬传》见六○，江绍兴见九一《江式传》，刘模亦见《高允传》。

【628】见《魏书》卷七《孝文纪》、六二《李彪传》、五七《高祐传》及六○《崔光传》。

【629】见《魏书》五七《高祐传》、六二《李彪传》、七二《阳尼传》、六五《邢产传》、六三《宋弁传》、六○《韩显宗传》、四三《房景先传》、六五《李谐传》、六九《袁翻传》、七○《李琰之传》及《北齐书》二四《孙骞传》。

【630】见《魏书·李彪传》、六九《崔鸿传》、《北史·收传》。

【631】《北史·收传》：“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按《魏书》六五《峦传》惟言其“少而好学，……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而不及撰《起居注》事。《魏书》六九《崔鸿传》：“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景明宣武帝年号，当与峦同时事。《王遵业传》见《魏书》三八，《房景先传》见四十三。

【632】见《魏书》三三《谷浑传附谷纂传》、六○《韩子熙传》、四五《辛绍先传附辛贲传》、六九《裴景融传》、五二《周达传附周道方传》、四六《许绚传》、四七《卢元明传》、八四《李同轨传》、（《魏书》此卷后人所补，然同轨《北史》无传，姑据之）《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北史》八三《温子升传》、五○《宇文忠之传》、四三《邢昕传》、三八《裴伯茂传》。

【633】《北史》一七《元晖业传》作四十卷，收传作三十卷。

【634】参《晋书》八二《孙盛传》及《南史》七二《文学传檀超传附道鸾传》。

【635】《困学纪闻》卷一三。

【636】《潜研堂文集》一二答问九。

【637】见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外编》一信摭，及《学海堂集》七吴兰修魏收《魏书》跋。

【638】《史通·因习篇》。《曲笔篇》亦诋诃此点。

【639】《魏书》灾祥不书于《本纪》，皆见《志》，亦例之善者。

【640】《陔余丛考》七《魏书》芜冗处条。

【641】《陔余丛考》八《北史》多取魏收书条略举之而未尽。

【642】《陔余丛考》八《北史》删《魏书》太简处条。

【643】《隋书》七六《潘徽传》。

【644】《旧唐书》一八九《卢粲传》。

【645】同上六八《张公谨传》。

【646】同上一○二《元行冲传》，《新唐书》二○○《元行冲传》略同。

【647】《新唐书》五八《艺文志》。

【648】《史通·正史篇》。

【649】《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650】《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651】《桃华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

【652】《荀学斋日记》乙集上。

【653】《知不足斋丛书》本。

【654】见《诸史然疑》及《清华周刊》。

【655】《支那学》卷三。

【656】《晋书》四七《傅玄传》：“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编》二八六所收西魏大统三年四月立中兴寺石象碑文，记北襄州别驾从事张起等施舍“白田”“宅田”“麻田”。白田即旱田也。日本有畠字，义为旱田。源顺《和名类聚抄》卷一田野类畠字下云：“《续搜神记》云，江南畠种豆。”注云：“畠一云陆田，和名波太介。”案波太介一词《万叶集》已见，盖以后日本遂以“白田”当之，又合为一字耳。今本《搜神后记》（《学津讨源》本）卷九“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于”字疑后人不解白田之义臆改，源顺所见盖作白田二字，犹是古本不误。畠字今日人犹通用，有训读而无音读，因本合两汉字而成。不谙日文者谓为日本制造之汉字，殊不知其仍源出中国也。此亦反故之类，因牵连及之。

【657】光绪四年二月十四日日记。

【658】《南齐书》无传。

【659】《南齐书》四五本传无此事。

【660】《国闻周报》第一三卷。

【661】日本昭和五年九月弘文堂出版。

下　编

论诸葛亮

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1】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2】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3】，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5】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整个讲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6】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二二七年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和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目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局面。在有一条教令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7】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供应。【8】诸葛亮这一道教令是在什么时期何种情况下所颁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国家财政完全倚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封建统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但诸葛亮的巩固统治本身还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对于曹魏的历次战争，正是这样一个政策的延长。对于曹魏政权，诸葛亮一贯采取敌视态度，联吴目的即是为了抗曹。曹氏从张鲁夺得汉中后，一度威胁了益州。219年定军山战败，曹军撤出汉中，益州稳定下来。但220年曹丕代汉，忠于刘氏的诸葛亮便屡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图兴复汉室。评价诸葛亮，不能不估计这些北伐中原战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从当时蜀国人民利益来看，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战争的频繁。因为连年出军，以致“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乂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给诸葛亮，“慰喻检制”，才勉强使他们不至逃亡。诸葛亮死后，苦于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9】很显然，就蜀国人民当前利益而言，诸葛亮进行的战争对他们都是无益的。再从三国时代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来看，如果蜀国能够恢复统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据有利。但蜀国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呢？关羽镇守荆州，进攻曹氏时，曾一度得胜，使曹操有迁都之议。但关羽失败，孙吴取得荆州之后，无论就经济实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优势。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北伐的战争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以上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看主观目的。诸葛亮在艰苦困难条件之下，意志坚定地要北向进展，诚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所发动的各次战争，是为了恢复刘氏政权的封建正统。虽然有时是主动进攻，有时是以攻为守，然而无可争辩，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间的斗争。客观上，也没有发生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观念，同时利用诸葛亮作为榜样，鼓励臣下的忠节，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因而一直被目为正义的战争，值得重新考虑。只有唐代吕温在贞元十四年（798）所作《诸葛武侯庙记》里说：“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听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然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吕温不囿于传统，能够指出诸葛亮北伐是“私于刘氏”，并非为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中，是很难得的。至于诸葛亮历次北伐的战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捣长安之计，而绕道甘肃，三出祁山，务求稳重。正如陈寿所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军时“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关于武器的制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10】不过这些对于他的北伐战争之评价，并不发生很大作用或影响。

现在再看诸葛亮对待当时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议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可见“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为根据地，来北向争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们的合作，使他们不至牵掣后方。正如同孙吴境内之有山越，陆逊曾说：“腹心未平，难以图远。”曹操击乌桓，也是同样的理由。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对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如蛮人羌人等，都采用极其残酷的压迫手段。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要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怎样和平宽大。旧来史家往往依据裴注所引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夸大了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的和平政策。《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后，孟获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诸葛亮的军队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作，他回答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彝汉粗安故耳。”【11】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这段材料，末尾更加夸张地添上两句：“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12】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汉晋春秋》的记载不可信，《通鉴》的话尤其不确。

蜀汉的“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就在七擒孟获这一年（225），蜀汉派安南将军马忠去攻打越巂郡（西康西昌县地）的少数族。先是在223年越巂的叟族（也称斯叟）酋长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没郡土”，蜀汉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遥领而已。马忠用不正当的手段，“诱杀”了酋长兄弟数人，才把叟族镇压下去。后来又征发各族男女来改筑郡城。【13】同时又派李恢进攻建宁郡（云南曲靖县地）的各少数族。建宁郡属县的各少数族大相纠合，在昆明把李恢的军队包围起来。当时李恢的兵数很少，孤军深入，又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于是欺骗对方说：“官军粮尽，打算退还。我也是这地方的人，离家很久。现在既已回来，不愿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们合作，故而以诚相告！”这些老实的少数族听信李恢的话，放松了包围。结果李恢便乘机突围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蜀汉统治者的镇压军队于是连成一气了。【14】如果说诸葛亮攻打“南中”【15】的诸少数族以后，不曾留汉人镇压，事实上也不如此。《华阳国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诸传，都清清楚楚记载着，孟获投降后，派李恢作建宁太守，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派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立了个兴古郡。派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还有一个alt降都督，是镇压整个“南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攻打孟获以前早已设立，孟获投降后仍然存在，李恢张翼等人相继担任。并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说，经常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镇压。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备重兵，才能完成任务，自然不能说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16】

尽管诸葛亮留兵镇压，蜀汉政权并没能够就此把西南诸少数族的反抗力量压制下去。根据《蜀志》卷十三《李恢传》，大军刚回去，“南中”的被压迫者就起来反抗，杀害守将。李恢亲自带兵去镇遏，把各族中的“豪帅”迁徙到成都。从叟族濮族征发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李恢大肆屠杀之后，继之以搜刮剥削。《华阳国志》也说：“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充分看出蜀汉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去压迫剥削西南诸部族。除去怕他们牵掣后方之外，更主要的在于财政、军事各方面还要倚赖他们。alt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数族的酋长刘胄起兵反抗，“扰乱诸郡”。马忠张嶷带兵镇压下去。张嶷并且用武力抢得他们的盐池、铁和漆，因而“器用周赡”。接着alt兴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张嶷又带兵去攻打。诸葛亮死于234年，刘胄等人的武装反抗在233年，司马光所谓“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显然是夸张之词，难以取信。

诸葛亮死后，蜀汉统治者对西南诸族照旧采取高压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传》记载永昌郡的少数族反抗当地官吏，于是alt降屯副贰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斩其豪帅，破坏邑落”。到263年蜀汉快要灭亡的时候，刘禅曾计划逃入“南中”，谯周阻止他说：“南方远彝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17】谯周是主张投降的，自然故意怂动刘禅，好让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谯周所说“南中”情况一定也不能全无根据。由他的话，就看出蜀汉统治者和境内诸少数族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方面压迫剥削，一方面反抗斗争了。

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阶级，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存在。《华阳国志》叙述各郡时，经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盖”、“首族”等，就是指当地的地主阶级。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后少数族的上层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可以和汉族地主相颉颃，彼此溶成一体。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武装——部曲，例如广汉郡alt县大姓有高马两家，“世掌部曲”。高胜马秦两人都因叛蜀被杀。建宁郡大姓毛、李、霍诸家都有部曲，曾驱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郑芝讨平他。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被移入蜀。并把他们的部曲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这些人“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在和蜀汉政权斗争过程中，地主集团往往联合广大被压迫的西南各族下层分子，来反抗刘家的统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起兵，杀了太守，把蜀汉再派来的太守缚送给孙吴。为了争取益州郡的广大诸族和自己合作，雍闿派地主集团里另一个大姓的代表孟获去向叟族宣传煽动，说官府要向他们征发“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东西，如“断木”至高只能长到二丈。叟族相信孟获的话，便拥护雍闿反抗刘氏。孟获鼓动之所以成功，当然还由于平时官府对各族的压迫榨取。225年诸葛亮进军“南中”，雍闿被部下所杀，孟获代替他继续反抗。孟获的投降，标志了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汉族和非汉族地主集团和对于起来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层分子的双重胜利。

诸葛亮怎样来巩固在“南中”的胜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诸族中强悍善战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入蜀，编成五部“所当无前”的军队。后来北伐时，王平所统“五部”，大约就是这一支少数族组成的队伍。至于其中下层分子里一些羸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这样既满足了汉族和非汉族地主们的要求，又间接地控制了整个作为榨取压迫对象的西南各少数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会使地主集团再构成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还有一些“刚很”的“恶彝”，“不宾大姓富豪”，也就是说不肯来作部曲。于是蜀汉政权鼓励大姓，“劝令出金帛”，招徕他们。募得部曲多的大姓并可世袭官爵。有些落后少数族因“贪货物”，陆续出来服属于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对于刘氏政权的威胁。“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网罗到统治集团里来，如孟获作到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作到领军，朱提的孟琰作到辅汉将军。【18】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蜀汉政权在“南中”各少数族地区的统治便巩固下来，“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争中原了。【19】

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对待西南诸少数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拟定蜀汉立国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镇压“南中”为的是稳定后方，获得人力财力，进行北伐。比起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如巴蜀汉中地方长官之对待板楯蛮【20】，是要缓和得多。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赏必罚，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许随意贪赃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记诸葛亮的封建统治者地位及其种种限制，对他的民族政策作过分的夸张和过高的估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蜀汉在西南建立政权，诸葛亮之进军“南中”，对于这个地区诸少数族也发生良好作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汶山郡（四川理县地）寒冷不宜五谷，唯种麦，盛夏凝冻不释，“故彝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的作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又记诸葛亮给当地诸部族“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彝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彝，彝甚重之，许致生口。”虽然这种图谱的目的还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来麻醉这些少数族，使其易于服帖受制，好来献金宝，送牛酒生口。然而对于落后少数族文化上的开发，也有一定影响。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对诸葛亮始终崇敬，还把许多事物的起源归功于他的介绍，也不为无因了。

以上就具体史料，推论诸葛亮各方面事业的意义和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那么，如何被夸大、被抬高起来的呢？诸葛亮在当时蜀国统治者中，威望比起刘禅、蒋琬等人要高。而内政方面赏罚公平这一点，确比同时的其他两国和蜀国以前的统治者如刘焉、刘璋的统治，要博得人民的爱戴。因而死后“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国以后，三万家被迁徙到东方和关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权统治下，不免追思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晋朝，还因貌似亮子诸葛瞻而假借名义。文立也建议晋朝量才叙用诸葛亮等人子孙，“以慰巴蜀之心”。从此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来。后代的统治阶级所以推崇诸葛亮，是因为他替封建统治者尽力，可以作为范例，以鼓励对一姓一家的忠节。尤其南宋以后，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为正统，于是三国纷争中的正义便属于刘备方面，而鞠躬尽瘁地服务于正统皇朝的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常常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左右，所以正统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也有一定影响。但广大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是扶刘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和结晶来看待的。诸葛亮善于兵法，又“长于巧思”，戏曲小说因而渲染成为足智多谋的人。例如元人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全剧中心在于描写诸葛亮和周瑜计谋上的竞争，看不出任何“正闰”的观点和尊蜀抑吴的思想。只有收尾诸葛亮唱“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作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稍一接触到刘家正统的思想，基本上全剧还是以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为主题。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中，正统思想表现得也很少很轻微。【21】我们今天接受文学遗产时，应该注意历代人民文学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作为聪明人的典型，以及这个典型的发展的影响。而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时，又应该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由于作为文学的典型在人民当中造成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看法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区别开来。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确实可信的资料，从人民的立场，来估计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庶几逐渐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希望这篇短文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订写成，记于北京大学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

我就曹操一生活动的主流发表一些意见。务虚的性质较多，一定有很多不全面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首先，我想在讨论曹操时，也就是估价统治阶级历史人物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考察，把人物放在所属阶级的范围里研究。这样才符合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的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估计得恰如其分，接近真理。如果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而不抱着阶级观点，对于人物没有区别地对待，结果必然不是估计过高，就会要求过苛，都是错误的。斯大林对彼得大帝估价很高，但同时他说，拿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列宁是汪洋大海，彼得大帝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就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衡量人物。统治阶级中任何伟大人物，尽管他怎样突破阶级限制，起进步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受到阶级局限，和无产阶级的人物根本不能相比。在有些肯定曹操的文章里，似乎这一点注意不够。例如郭老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好像黄巾军还亏得有曹操承继了他们的事业。又说他“能够体贴民情”，“何等重视劳心与劳力的人”（以上引文均见《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这样便没有把曹操放在统治阶级人物这一范围里考虑，忘记了封建统治者的剥削本质，忽略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利益之冲突与矛盾之不可调和。因而使人觉得对曹操的优点和功劳夸张过分，超过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人物所应得到的估价和夸奖。这里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第二，讨论曹操要看他比前人或当时人多作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前人或当时人没作的好事或坏事，这就是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53）。这样去估价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第三，我觉得估价人物活动最重要的是从他的主要方面，一生活动的主流去考察，特别是要从政治活动方面去考察。政治活动中又有主次之分。而考察这些活动的标准，是它们对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是运用了发展规律起正面的好作用，还是违背了发展规律起了消极作用；是根本符合于当时人民的利益，还是根本违背当时人民的利益。私人道德和作风固然应当考虑，但终究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曹操的俭德可风和权谋变诈，在评价历史作用时，就不一定给予很多考虑了。根据上面这三条，我觉得曹操一生的主要活动或活动的主流，是发展生产和统一北方。发展生产也是为了统一。次要活动是镇压黄巾、打乌桓和文学方面的倡导扶持。下面分别谈一下我的看法。

主要活动方面是统一事业。我同意翦老的提法，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且他确实部分地完成了这个使命，统一了北方。首先应该肯定，统一的中国，比起分裂的局面来，对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是有利的。有人认为曹操“统一北方后所进行的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真理的见解。但是，我们说曹操的活动符合人民愿望，并不是说他是从人民愿望出发，为人民的利益而求统一。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的统一事业，都不可能是从这样意图出发的！曹操也决不例外。他只是为了巩固统治，扩大势力，是封建统治者政治势力强大后照例要求的扩张而已。然而这种统一的企图和活动，客观上却起了正面作用。虽然曹操没有统一全国，北方人民的生活已经比起长期战乱割据局面之下的日子要好得多。这里就要问，曹操在统一事业上，比起当时吴、蜀的统治者究竟如何呢？是多作了点好事，还是作得少些呢？吴、蜀的统治者也是要统一中国的。诸葛亮要“北定中原”，孙权也心心念念要北伐。他们要求统一的目的，也和曹操没有什么大区别，只不过诸葛亮还加上一个“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企图而已。但是我认为，曹操进行统一事业比诸葛亮和孙权看得更深一些，作得更多一些，措施也更有效些。因而也应该予以更高的估价。

虽然曹操所凭借的基础——中国北部地区，比较广大，两汉以来，一直是生产比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但是经过汉末割据战乱，人口之凋敝，生产之破坏，远比江南和西蜀为甚，曹操所面临的困难，比孙吴、西蜀严重得多。他采取的措施如兴屯田，开水利，种水稻，推广生产工具等，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最初屯田是在边境，为供应军粮，以后又推行到各地。经济恢复了，才有可能进行统一事业。诸葛亮也搞过屯田，但在他统治下的西蜀，比起东汉末年，似乎经济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孙权在这方面的措施也并不显著。应该说，曹操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作出了更好的成绩。

曹操不只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心目中还要建立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我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中国所以很早就出现，是和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的。中国在秦和西汉时期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行，而前者常常占主导地位。封建国家手里控制着较多的土地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因而有条件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马克思在他著作中好几处都强调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存在是了解全东方情形的关键，“国家在这里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主权在这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7）。虽然他主要是指波斯、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但对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秦和西汉时期，应该也大致适用。当我们寻找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出现较早这一特点的原因时，必须很好掌握马克思所提的关键。到东汉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益废弛，封建化加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后的必然结果，是超经济强制的加强，因为这样能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地主对农民的各种形态超经济强制更加厉害，自由农民对大地主的依附关系大大加深，出现了东汉的“宾客”、“门生”等一系列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大地主的、全部或部分从事生产的人。豪强大族荫庇成百上千的劳动人民，整户的农民从国家控制下转移到私门。这种封建化加强的趋势，到三国时仍然继续，吴、蜀皆如此。发展到晋、南北朝，大批“部曲”依附豪门，一方面是生产者，一方面又是私兵。这种趋势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割据分立，门阀贵族和皇室分享政权，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因而很难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很难形成统一局面。反映在思想意识社会风习上，便是名德、门风、礼法和严格的贵贱等级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到隋、唐才有所改变。曹操所以有特识，就因为他朦胧地看到这种封建化加强的趋势是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障碍，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特别在地广人稀的北方，劳动力尤其宝贵。所以他从几方面来制止这种趋势。

第一，曹操在所统治和新征服地区禁止豪强兼并，例如严厉惩办了袁绍部下的豪家，打平刘表以后，对于“宾客千余家”的荆州豪族加以制裁等。其次，由国家组织和控制劳动人民，以防流入私家，成为荫庇的“宾客”、“部曲”。如屯田农民属于典农都尉，不隶郡县编制的制度；兵士世袭，单独列为“士家”的制度；“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度等。都是从防止依附荫庇，严格控制劳动人民，国家保证耕和战的主力这一目的出发的。第三，在思想意识上，曹操用道家思想来抵制儒家，强调“惟才是举”、“受金盗嫂”、“不仁不孝”的人都得进用，采取这种办法来反对礼法、门风、贵贱等级制度。应该说，这些都是诸葛亮和孙权所没有想到，更没有作到的。孙权在江南的统治是紧密依靠朱、张、顾、陆等大族豪强，诸葛亮对于大族也是无能为力的。曹操看到了社会发展中这一趋势不利于统一，而企图消除这种因素。这是他胜过当时其他统治者的地方，也是他能够统一北方，使他统治时期的北方与江南、西蜀有所不同的原因。

防止封建化加强和依附关系加深，争取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但是，封建化加强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封建社会必不可免的过程。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如曹操，尽管他看到一些比较根本的因素，但是他不可能明确地掌握发展规律，更不可能很好地运用它来推动社会前进。曹操对于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的趋势，一方面企图阻止，一方面又向它妥协，甚至于自己也按照它办事。例如他对自己部下的荫附现象，便不能消除，只有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把他们迁徙到中央来。如李典“徙部曲宗族三千余口居邺”，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像屯田农民之隶属典农都尉，也是加强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把农民束缚在国家土地上。这就说明曹操对于这种趋势无能为力。在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很强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企图统一而且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比较困难的。曹操固然没有完成统一，西晋尽管暂时统一，很快又分裂。虽然“八王之乱”和边境少数民族内迁有很大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些因素，单看西晋初年的统一局面，也是很不稳固的。即使曹操时期北方经济更发达些，曹操军事力量更强大些，恐怕也不容易统一。我想，我们不应把统一事业当作曹操个人的事功，而应当把它放在社会发展整个过程的基础上去考虑。不应把曹操孤立估计，而是放在统治阶级里去考虑。既要看到他进行统一的进步面，也要看到他进行统一中的局限性。这就是我对曹操一生活动的主流——统一事业的估价。以上的一些论点都极不成熟，本着敢想敢说、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来，诚恳地希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同志们加以指正，展开讨论！

既然在封建割据局面下求统一，便免不了要打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打仗就得死人。不能因为死人而谴责曹操进行战争，更不能因为谋求统一进行战争而全部否定曹操。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杨柄同志把曹操一生活动都概括为战争，认为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都服务于战争”，忽略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再谈曹操的次要活动。镇压黄巾起义当然是坏事，我们不应该讳言！第一次（公元184年）镇压黄巾时，曹操还只是一个骑都尉，是皇甫嵩部下一名帮凶。第二次（公元192年）镇压黄巾是他欠人民的一笔血债。最初曹军还吃过败仗，战斗是很激烈的。打败黄巾后，确是如郭老所说，曹操把黄巾“组织化”了。因为他把兵士组成“士家”，永远替他当兵，“青州兵”这支部队一直存在20多年，到曹操死。但决不能因此而加以肯定，说他虽镇压黄巾而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我同意杨柄同志的意见，如果说曹操把黄巾“组织化”了，那就得问，“组织化”以后为谁服务？但是我认为，从评价曹操这样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看来，镇压黄巾在他一生几十年政治活动中，还不能算主流。

关于打乌桓，我同意许多同志的意见，曹操是为了统一北方，同时也由于袁绍的儿子得到乌桓的支持来反对他，才去打的。乌桓对于东北边境上从事农耕的汉族劳动人民，在生活上和安全上是很大威胁。《魏志》《乌丸传》：“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当时的酋长蹋顿又“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控百蛮”。即使如杨柄同志所说，当时不是乌桓侵边之际，由于曹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出击，不但夺回大批汉族人民，而且“边民得用安息”，仍然是该肯定的。然而，如果因此就给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就未免不实事求是了。曹操不是在民族压迫严重，侵略紧急，斗争尖锐时，出来抗击外侮的。打乌桓的战争并不关系汉族生死存亡。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了田畴和田畴的部曲，更谈不上有什么英勇的战斗。如果曹操因为这件事而赢得“民族英雄”称号，这一称号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至于曹操的民族政策，也并不是以谋求民族融合为主。他迁徙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主要还是为了要劳动力和兵。他对少数民族始终是有戒心的。例如他告诫地方官说：“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这是对于少数民族防范得多么周到，这才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色，他又怎样会采取融合为主的民族政策呢？

最后，我的结论是，在三国时代统治者中，曹操是一个有远见的杰出的人物。他的一生活动的主流是进行统一事业。应该肯定，他的活动客观上起了积极正面效果。但同时也不应当忘记，在中国中古社会封建化加强的时期，尽管他作种种努力，他的统一事业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到隋朝才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曹操还有一些次要活动，对历史发展有起积极作用的，也有起消极作用的。总起来说，应该是功多于过。

（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6日）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
身世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它涉及的时代从后汉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许多方面。《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世说新语》在《隋书·经籍志》中作《世说》，属于子部小说家。关于书名之作《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的问题，自来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这里暂不涉及。【22】《隋志》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志中与《世说》并列于小说家的书，有《笑林》、《笑苑》、《解颐》之类记载笑话的书；也有《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之类关于工艺的书（大约因为《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小道可观，因而把这些“小道”的书列为小说家）。《隋志》中与《世说》并列而性质比较接近的，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梁殷芸的《小说》。《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说，“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而殷芸的《小说》，据《史通·杂记篇》，是因为有些记载如刘敬叔《异苑》之类，“其言不经，故梁武令殷芸编诸小说。”前者是专记“言语应对”，后者收的是被认为“不经”的记述，不能编入梁武帝所撰《通史》里去的材料（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二）。由《隋志》对小说家的界说，和收入小说家的著作的性质来看，《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对于《世说新语》这部重要著作的评价是很不高的。

这种评价，也为唐代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几所承袭。他多次把《世说》和《语林》、《笑林》等并提，《书事篇》说，“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采撰篇》把《世说》和《幽明录》、《搜神记》并列为“晋世杂书”，《杂述篇》称《世说》为“街谈巷议”。《杂说篇》一则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所举即以《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为例。再则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但是，刘知几这些评论受到《四库提要》的批评，《提要》认为这些说法“未为通论”，这是完全正确的。

《世说新语》的价值，早为研究历史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们所承认，已不待言。《世说》可能也采录了《语林》的某些部分。但裴启《语林》唐时已亡，殷芸《小说》也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流传下来。宋以后还不断有人仿效其体裁著书，当然这些著作远不能和《世说》相比。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刘义庆的书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和裴殷两家的书之终被淘汰，是大有区别的。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但综观全书所记述的大多数故事，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内容。一是关于“人伦鉴识”亦即人物的品题评论方面。三十六门的标题，也多含有品评的意味，实际也是反映书中这一倾向，与之相呼应的。另一大类内容，是玄远的清言，所谓“其书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例如有关“将无同”问答之类的记载。这两大内容，都和思想史的研究有关。正如“清谈”一词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指人物品题发展为指玄谈清议，《世说》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倾向，也是贯串“清谈”发展的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而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说巷语”或“短部小书”。《世说新语》虽分成三十六门，看起来各条不相联系，但全书的大部分具有“清谈”这一中心思想和线索，却是颇为清楚的。因而它和《语林》、《小说》之杂缀成篇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像《幽明录》、《搜神记》专讲神奇鬼怪，更非《笑林》、《笑苑》之类的书所能比拟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自来说是宋临川王刘义庆，至少是在他主持之下，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编辑而成的。刘义庆为什么要编辑这样一部书呢？沈约《宋书》卷五一刘义庆【23】的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现在试从“世路艰难”这四个字的解释，阐明刘义庆的身世，进而推测他主持编写《世说新语》的原因。

南朝的高门贵族到萧梁时萎靡不振，例如梁元帝萧绎由于“素不便驰马”，魏军逼迫时就不能乘暗突围（《南史》八《本纪》）。个别人如邵陵王纶之子萧确，“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梁书》二九本传）。《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记述，描写得更为生动：“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alt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这是南朝末叶六世纪中期的情况，距此约一百年前五世纪中期的刘宋时代，还不致如此。宋时南方马也比较少（参看郝懿行《晋宋书故》有马条）。但刘宋的士大夫，还不至文弱得像梁朝那样。所以刘义庆还“少善骑乘”。然而迫使他“不复跨马”的所谓“世路艰难”，究竟指的什么呢？《南史》十三《刘义庆传》全袭沈约《宋书》原文，唯独删去“以世路艰难”五个字。这就说明李延寿大概不明白它的含义，所以略去了这几个颇为关键的字。

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四十二。他的主要活动年份在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时期。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伐以前，边境大体平静。沈约在《本纪》末尾的史臣论里，说宋文帝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卷五四的史臣论也说元嘉末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减，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所说虽不无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实际。如果把“世路艰难”四个字理解为社会动乱或者生活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和平时期，身为宗室备受优遇的临川王，怎么会有“世路艰难”之可言呢？原来这句话乃是别有所指，要从刘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去寻找答案。

宋文帝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不断诛杀大臣。加以他身体不好，“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宋书》卷六八《彭城王义康传》），所以更加神经过敏，多所猜忌。文帝即位不久，首先杀了对他形成直接威胁的几个“顾命”大臣，即元嘉三年诛杀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和尚书令傅亮，并且亲征荆州，杀了盘踞上游的荆州刺史谢晦。吴郡太守徐佩之也在这年被诛。以后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党于彭城王义康的丹阳尹刘湛和义康的一些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元嘉二十二年），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当时刘义康已废居广州。文帝“虑异态者或奉义康为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宋文帝诛戮的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以江州刺史檀道济为例；本传说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当时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十二年文帝病重，又值北魏来攻，于是召道济入朝。到十三年春天，文帝病好了一些，决定放道济回江州。道济已经上了船，文帝忽然病又发作，于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这件事由当时执政的刘义康处理，但必然是根据文帝的意图执行。宣布檀道济罪行的诏书里，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等空洞的诬陷不实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收时忿恨地喊：“坏汝万里之长城。”

扬州是东晋南朝的根本所寄，徐羡之被杀后，任扬州刺史的，先有王弘、刘义康、殷景仁。王和殷两人是异姓大臣，义康是文帝的兄弟，信用殷景仁，是为了钳制义康。元嘉十七年殷景仁死后，文帝的儿子多已长大成人，于是扬州刺史不再由他的兄弟而是由他的儿子来担任。先是第二皇子始兴王浚，到廿六年又以庐陵王绍代替。廿九年刘绍死，扬州刺史由皇子担任凡十二年。

从上文所引材料看来，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沈约修《宋书》，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三沈约宋史条），所以一百卷的大书一年而成。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所顾虑，不敢率直表述。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云，“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疑当作京字）。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据两王的本传，义康于元嘉十七年因刘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义庆则是十六年授江州刺史，十七年改南兖州，当为义康所代（《旧唐书·音乐志二》称元嘉十七年义康徙江州，又称义庆“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征还宅”之文与吴兢书同）。吴兢书中所描述的细节，大约有所依据，可以和史文互相印证，恰足说明刘义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宋书》卷六三王华、殷景仁等传的史臣论，大约是进入南齐沈约奉敕修《宋书》时自己所撰写，所以敢于议论，说“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宋文帝曾经说，“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而承认他自己“于左右为少恩”（《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其实他的刻薄少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

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里记载的故事和议论，有些在故事发生的当时是颇具政治意义的，例如才性四本的讨论，在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剧烈时就是如此。但到东晋刘宋时代，就成为与政治或时局无关的纯粹哲理讨论了（参看作者《三国志札记》，载《文史》第九辑）。《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

《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事迹，并收录所作《河清颂》，而刘义庆《世说新语》反不提及，《南史》本传才举了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世说》“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个意见是非常确切的。日本川胜义雄氏推论此书出于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见《东方学报》京都第41期所载《关于世说新语之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沈约距义庆时世甚近，《宋书》所据又是当时史官旧稿，而本传里收录义庆著述，独独不把此书列在他的名下，想必有其原因。但《世说新语》即使不是——很可能不是——刘义庆自著，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导影响之下纂辑而成的。探讨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于研究《世说新语》也会有所帮助吧。（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间，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502—549）。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中，比较有所作为而且具有特点的，也要算梁武帝。自从317年东晋南渡，形成汉族政权的南朝与各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相对峙局面以后，到589年隋灭陈，在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说达到较高的发展。萧衍之死，就标志着梁朝的灭亡。正如他自己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因为简文帝受制于侯景，元帝僻处江陵一隅，历年都极短促。萧詧成为北周附庸傀儡，亦不足论。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四十年后北方吞并南方的局势，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梁武帝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东晋南朝历史中，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一）

梁武帝的统治，和宋齐相比，有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处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

第一，如何对待前朝皇帝和宗室。萧衍与以前的王朝采取的态度、措施，有同也有不同。刘裕和萧道成篡夺政权以后，都很快就杀死前朝让位的皇帝，以绝后患。前朝的宗室，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萧衍受禅以前，拥立傀儡齐和帝宝融时，就杀死了自命为东昏侯宝卷继承人的湘东王宝晊，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接着又杀了齐明帝其他几个儿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鄱阳王宝夤逃往北方。只有谢沭公宝义由于哑巴残废而获免。受禅以后，本来准备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宝融为王。但听了沈约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处死了宝融。这一系列作法，和刘裕、萧道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另一方面，萧衍因为和萧齐同宗，利用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位，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后裔这件事，在自己消灭萧鸾一支以后，对萧道成的嫡系子孙萧子恪等进行分化，采取了不仅宽大为怀而且极力拉拢的态度。萧子恪兄弟十六人，都在武帝朝廷上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员，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萧鸾一支后裔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推翻齐朝之初，萧衍就对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且建武（齐明帝年号）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指兄萧懿被东昏杀害），亦是为卿兄弟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24】又使人传语：“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指子恪兄弟）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所谓磐石未立，当指草创伊始，萧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国。萧衍的这番话里，有出于策略进行分化拉拢安定人心的成分，也有坦白推心以诚相见的成分，这就和刘裕、萧道成对待东晋刘宋宗室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推原其理由，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而萧衍的信心，又来源于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

这里可以把萧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较。曹丕、司马炎篡夺政权后不杀旧君，因为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汉献帝，到曹丕代汉，已经二十多年。司马懿从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权，到司马炎代魏，也有十五六年。在这过程中，异己势力已消灭殆尽，新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固，力量远在被推翻的旧王朝之上。刘裕从公元404年灭桓玄起，到420年夺取政权，虽也有十五六年，也不断消灭异己。但情况有所不同。刘裕出身低微，不但不能与高门司马氏比，也不能和先世当过太尉的曹氏相比。因而他多次北伐，以提高声望。不过他不能无所顾虑，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两晋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仅东晋即达一百年，宗室繁衍，到晋末还拥有一定力量。如司马休之、司马楚之等起兵反抗刘裕，失败后逃亡北方，聚族以谋复仇。还有不少司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为刘裕所深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杀司马楚之。可以看出，刘裕篡夺政权后，对司马氏采取屠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萧道成父子，“智识凡猥”，“本无大功于天下”，特别是代宋的基础也远较曹氏、司马氏、刘裕为差，所以即位马上杀宋顺帝，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梁武帝的情况与萧齐不同。因为齐朝统治年限很短，只有二十四年，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子孙，差不多都被萧鸾杀尽。萧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明帝时即非屠杀的主要目标，所以萧衍能够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以上对比分析，采用祝总斌同志说，附志感谢）。

除去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之外，梁武帝对统治的信心还与他夺取政权时的年龄不无关系。宋齐开国之君即位的时候，在当时已算高龄。刘裕年六十五，代晋三年而死；萧道成五十三岁，代宋四年而死。都已到了所谓知命耳顺之年。而萧衍代齐时只三十四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北方高凉，四十强仕”的年纪。【25】这种情况，和刘裕、萧道成即位时充满桑榆迟暮之感，惟恐来不及巩固统治，生怕子孙不能守成，是迥乎不同的。加以新旧王朝力量对比悬殊，所以萧衍即位时满怀信心，丝毫不惧怕萧齐宗室造反，反而能够宽大为怀了。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三三论梁武帝与萧子恪语，也注意到他与刘裕、萧道成之不同。但叶适说：“刘裕惩创司马复兴，遂殄灭无遗育，而萧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鸾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号粗有识，宜其不忍为也”。叶氏对萧衍的观察分析，只从人情的忍与不忍着眼，显然是没有触及要害了。

第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也与前朝有所不同。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继位的皇帝对开国功臣特别是武将多所疑忌，如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齐武帝杀垣崇祖、张敬儿。因为这些人对开国之君而言，或者比肩共事，或者效死疆埸，才成为开国元勋。继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们功高震主，形成威胁。萧衍夺取政权后，却没有诛戮功臣的事，这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范云、沈约，虽然在齐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时，都曾与萧衍并肩为“八友”成员，不相上下。但范沈当时都是以文义见长，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起过参谋顾问作用，却并不对新政权形成任何威胁。所以他们并不构成梁武帝疑忌的对象，而是倚靠的力量。二、重要的武将，如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禅以前早已追随萧衍的部下。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加官晋爵，只有更为尽忠于皇室，不会对帝位有任何野心。《隋书》四十《王谊传》有一段故事，对于了解萧衍很有启发：“开皇初，上（隋文帝）将幸岐州。谊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这段话虽然是隋文帝的戏言，但不能不承认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顾虑。而萧衍即位以后，则是不存在这种顾虑的。所以他既不须像杨坚那样“震扬威武”，也不须像宋齐嗣君那样诛杀大臣之多而且酷了。

第三，在选拔人才进行统治方面，梁武帝时期更有不同于东晋宋齐的显著特点。现在分别就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们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从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这种用人政策的结果。

东晋宋齐以来士族中的高门，到梁朝仍然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样，承认并且尊重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在受禅以前，就曾上表说，“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26】说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维护“冠族”的纯洁，以利于维持门阀制度。天监五年又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27】所谓“旧族”，当然也是指几百年来的门阀而言。杨公则在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28】梁武帝改革官制，把旧日的一至六品官分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所记梁制，列于每班之首的，大抵属于清官。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等。其目的不外从制度上区别清浊，以巩固门阀贵族的地位和势力。【29】梁武帝即位后，即与琅玡王氏通婚，为简文帝娶王俭曾孙女，嫁妹于王导六世孙。侯景据寿阳后，气焰嚣张，公元548年请婚于高门的王谢。梁朝这时已濒于覆亡，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说，“王谢门高非偶”要保持门阀的尊严，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种精神，和南齐时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时，武帝说“由江alt谢alt，我不得措意”，以及纪僧真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仍然一脉相通。以梁代的琅玡王氏为例，王筠认为没有人家“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也。”沈约自诩“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也赞叹王氏“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30】

东晋以后，刘宋到梁这80几年中，三易朝代。当易代之际，官位已高的高门大族人物就遇到一个矛盾：尽忠于旧王朝，抵制新王朝；还是背弃旧王朝，投向新的统治者。抵制新朝则政治上受挫折，虽然旧日门阀所享受的优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动摇。投向新朝则增强政治势力，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和巩固门阀地位，但必然遭到讥刺。南朝的侨姓高门，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为大。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31】，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在易代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在上述两条道路中，往往有不同选择，但究以投向新朝者为多。如谢晦、王弘、王昙首等投向刘宋，王俭、谢超宗等投向萧齐，而像袁粲那样坚决忠于刘宋旧王朝，拒绝与将要夺取政权的新统治者萧道成合作的，终属少数。梁朝建立后，齐时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莹、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谢氏如谢朏、谢览，都在新朝作了官。虽然个别人起初也多少有过不合作的表示，如王亮、王志，当萧衍讨伐东昏时，“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32】谢朏虽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绝解玺给受禅的齐高帝，但终于先后在齐梁两朝入仕。齐梁之际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际高门人士行动的典型。他的行为，说明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梁书》三一《袁昂传》载，昂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萧衍讨伐东昏时，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但当时形势已很明显，因为萧衍从襄阳出兵时，已经公然以武王伐纣自命了。袁昂起初对萧衍表示不合作，但终于投降，仕至侍中司空尚书令。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所以他手书晓喻袁昂说，“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又说，“朕遗射钩，卿无自外”。袁昂回答萧衍，虽然说“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实则衷心为家族计，力求保存门户。所以袁昂临终告诫诸子云：“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朝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他谆谆不忘的，主要在于门户乡里。袁昂在他的《古今书评》里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反映出他对高门的看法，认为高门子弟就是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尽管袁昂对梁武帝每每自称“东国贱男子”、“东国贱人”，实际陈郡袁氏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袁昂临终诫子的话，正全是高门大族口吻，贱字不过是谦词。陈郡袁氏的社会地位远在梁武帝的兰陵萧氏之上。袁昂之所以特别自加贬抑，恰恰反映高门盛族自视之高，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顾虑心理。袁昂诫子又云，“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指追赠官爵）”。所谓“遵古”及“知吾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门阀制度，了解袁家的社会地位，和拉拢高门大族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萧衍与袁昂可以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姚思廉在史臣论中说袁昂“抗疏高祖，无亏忠节，斯亦存夷叔之风矣！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样评论，无异于对袁昂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可以说适用于王谢等高门中的一系列人物。

梁武帝维护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实在梁朝做了高官，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谢朏官至中书监，袁昂官至尚书令。但是，这些高门甲族担任的官位虽然不低，却只停留在虚名上，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实权派。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姚察曾说：“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赏。恪勤匪懈，终滞鄙俗。”【33】王敬弘的故事，见于《宋书》六六本传：“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这种风气，到梁时更加泛滥。颜之推描述得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即使是“文学之士”，他们“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34】王谢盛族虽居高位，不亲事务。而梁武帝的政策，也正是一方面争取门阀士族的拥护，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摆饰，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关心“簿领文案”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些人是从士族的中下层亦即门第不高的所谓次门、后门、寒门中来，这种士人称为寒士，但不能与寒人、庶人或寒庶混为一谈。

《通鉴》一四五（天监二年，公元503）有一段关于梁武帝统治前期用人的记述，作了很好的概括：“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35】《通鉴》此文所举四人之中，范云、沈约、徐勉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来自士族里的中层或下层。

沈约，吴兴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门。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门。《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云：“河南褚alt京师之薄行者。……高祖即位，alt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alt，坚距之。alt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通鉴》一四五作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褚alt当是河南阳翟褚氏，与褚渊一家，是有名的大族。他所谓草泽底下，看来就是针对拒绝接待他的范云而发。沈范两人都是萧衍的旧友，而徐勉就不同。他是东海郯人，《梁书》二五本传说他“幼孤贫，早励清节”。徐勉诫子书也说，“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南史》六十本传载，“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36】《梁书》二一《江蒨传》，“济阳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alt，齐太常卿，并有重名于前世。……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规（王俭之孙）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有忤。……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37】同为东海郯人的宋代徐羡之，被王华目为“中才寒士”，见《南史》二三《王华传》。从这些事实，可知东海徐氏门第远在琅玡王氏、济阳江氏之下，被目为寒士。犹之东莞莒人刘祥是刘穆之之后，也被褚渊骂为寒士，见《南齐书》三六本传。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门、次门，比较起来还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因此为梁武帝所任用。周舍是汝南安城人，周alt的八世孙。他虽属第一流高门，但和何敬容相似，明习吏事，所以参预机密二十余年。

《通鉴》一五八说，“自徐勉（大同元年，公元535）周舍（普通元年，公元524）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慤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何敬容庐江人，父祖都有名于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是出身于第一流门阀的。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却并非由于他的家世或高门的特点，而是由于他“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38】《梁书》三八《朱异传》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瞻，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朱异吴郡钱塘人，顾欢的外孙，而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39】朱异出于士族的下层，所以他“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侮之，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40】朱异和徐勉出于同一阶层，徐勉竭力要“高攀”，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结亲，而朱异则采取蔑视这些高门的态度。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41】，这个朱张并非朱张顾陆的朱张，应当从《通鉴》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释：“朱张谓朱异张绾之族也。”张绾，范阳方城人，是萧衍舅父张弘策的儿子，西晋张华的后代。《周书》四二《刘璠传》载，张绾在一次宴会上“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萧〕晔以为属己”。可见张绾虽骂别人寒士，自己也被目为寒士。《南史》五六张绾的哥哥张缵传也说，“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他对寒门人士特为留意，任吏部尚书，“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42】张绾则两任御史中丞，本传说他“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张绾大约能够躬亲事务，与周舍、徐勉、何敬容、朱异是同一类型人物，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担负了御史中丞这样烦重的职务。萧衍把张家与朱家并提，说明张家门第远不能和王谢相比，属于寒门。张氏兄弟属于寒士，是较低的阶层。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梁武帝比较注重吏治，所以不委政于王谢，而重用何敬容、朱异这一些人。叶适《习学记言》三二驳正梁武帝委政群小的批评，说“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为蠹政”，这话确是公论。

在吴姓寒门的朱异之外，梁武帝对于吴人集团的态度，也和宋齐统治者不同。宋齐时沿东晋百年来旧习，虽然建政权于江南，对江南土著不论多高门第，始终抱有偏见。萧衍对于这个习惯有所突破。如用吴郡张率为秘书丞，说他是“名家奇才”，“东南物望”，“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43】在此之前二十几年，张率的父辈张绪的遭遇，便大不相同：“〔齐高帝萧道成〕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44】萧衍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宏死后，“于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45】扬州刺史是东晋南朝重要职位，向来由皇帝的兄弟、儿子或者北来高门担任。天监十七年时，萧宏一度坐法免去扬州刺史职务，萧衍下诏任命从弟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景“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萧景“越亲居扬州，辞让甚恳恻，至于涕泣”。【46】可见扬州刺史人选之重要。孔休源会稽山阴人，先后两任，共约六年，卒于任，见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孔休源与范云、徐勉都是好友，徐勉向武帝推荐他“识具清通，谙练故实”。本传说他在荆州任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时“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任扬州刺史时，“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割断如流，傍无私谒”。一非宗室，二非北人，以南方土著而任为扬州刺史，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中，只此一例而已。梁武帝之所以打破百余年来歧视南人偏见，重用孔休源，当然也因为他是比较干练，能够从政的人才。

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方面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又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指吏部〕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47】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据《隋书·百官志上》，有些官位，如中书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梁书》四九《庾於陵传》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从这件事看出，在萧衍心目中，习惯上被羡慕的清官和社会上受尊重的甲族，都不及人才本身的重要。只要人有才能，不必非出自高门甲族不可；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去担任，任何职位都会为之生色，都可以受人羡慕。“官以人而清”的思想，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出身门第重于一切，连官职都区分清浊的社会里，不能不说是颇具积极意义的了。

东晋南朝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在高门士族和寒门士族之下，还有一个阶层——庶族亦即寒人，或称寒庶。《宋书》九四《恩幸传》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南史》二三《王球传》载，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区别形成一种不成文习惯，士与庶之间在通婚，交往等方面都有限制，任官、服役、刑罚等方面都有区别，这里不具论。【48】如《南齐书》五六《吕文度传》载，“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梁书》四九《钟嵘传》载嵘上言，对举“素族士人”和“吏姓寒人”。都明确地把人士或士人与寒人即庶人对照而言，也是士庶之别的一种体现。寒人、寒门之外，还有寒官之称。如《纪僧真传》“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刘系宗传》“自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寒官具体何指，史书中不见明文。但《颜氏家训·涉务篇》说，“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指典签和省事），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大概这些可以鞭杖的官，都由寒人担任，即属于寒官之列。所以《隋书·刑法志》记陈制也是“寒庶人准决鞭杖”。这种寒人在南朝得到皇帝的宠信，很有权势，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有所论列。但赵氏把自称寒士的朱异也列为寒人，混淆了寒士与寒庶之别。我在四十四年之前所写《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文中，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梁武帝不同于宋齐皇帝，正是不重用寒人，不倚靠寒官，而倚靠徐勉、朱异之类的寒士。《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骑将军、安州刺史”。这里的寒门即指寒庶。陈庆之义兴国山人，幼而随从梁武帝。武帝曾说他“本非将种，又非豪家”。俞药家无先贤。说明两人都出身寒庶。既然寒庶出身而致显达者只此两人，可见寒庶在梁朝没有像宋齐时那样掌握机要，权势惊人。所以《宋书》有《恩幸传》，《南齐书》有《幸臣传》，而《梁书》里却没有相当于此的专传，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

北魏方面，对萧衍的统治曾有评价，说他“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49】这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萧衍的统治比起齐东昏时，较为正常，较为稳定。这正是萧衍依靠徐、周、何、朱这些人实行统治的结果。但是，无论第一流的高门王谢，或者中下层的门阀朱张，以至于寒庶，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梁武帝倚靠中下层士族所进行的统治，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我们引用《隋书·刑法志》中几段材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萧衍统治的阶级实质：“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通鉴》系此事于天监十年（511）。关于萧衍统治的末年，《刑法志》还有一段记载：“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

梁武帝的统治手法，还可以从他对待僧人的办法略见一端。《广弘明集》二六载有他的《断酒肉文》四首，其中提到如何处罚饮酒食肉的僧人，“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可惜书缺有间，萧衍是否把这一手法也应用在他世俗统治方面，就不得而知了。

（二）

在军事才能方面，萧衍和刘裕、萧道成以及陈霸先相比，不在三人之下。《南史》六《梁本纪》记载萧衍击败北魏的王肃、刘昶，“得肃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足见当时魏孝文帝对萧衍将才的评价。从萧衍襄阳起兵时根据政治分析而作出的战略以及一系列具体军事活动，也可以证明萧衍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并非溢美。

当年轻而昏庸无道的齐东昏侯统治时，萧衍任雍州刺史。他分析朝廷形势，认为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司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50】他分别指出这六个人的弱点，然后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因此他建议在郢州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被东昏杀害。萧衍运用计谋，使镇守荆州奉东昏之命进攻襄阳的萧颖胄反而和他联合起来。但萧颖胄以“年月未利”，主张次年二月再进兵攻东昏。萧衍认为“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决定从襄阳起事。在沿江东下途中，不断遇到东昏阻挡的兵力，萧颖胄又犹疑，建议“请救于魏，与北连和”。萧衍驳斥说：“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声！”萧衍决意东进，公元501年正月发襄阳，十一月攻进建康。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对北魏作战方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朝起初有时还占优势。天监五年（506），与魏军在淮水以南对峙。主帅临川王萧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只是由于他的懦弱无能，部署乖方，才大败而回。次年，梁军曹景宗、韦睿等在钟离大败魏军，“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主帅元英、萧宝夤免死除名为民。这次战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采用“火攻之计”，起了决定作用。以后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献计，堰淮水以灌寿阳，结果劳而无功，遭到很大损失。天监十五年（516），因淮水暴涨，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到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北镇起义的威胁，南境又有葛荣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局势极不稳定。于是梁将夏侯亶等率军进入魏境，所向皆下，据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军在涡阳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最后大破魏军，“俘斩略尽，尸咽涡水”。到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兵送魏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北魏在南北两边的大起义打击之后，又有尔朱荣入洛和河阴之役，内部混乱，给梁军造成有利机会。自从刘裕在东晋末进军关中，灭姚秦（417）以后，南朝军事力量从未深入北方。宋末失去淮北青冀徐兖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南朝更只能处于守势。陈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次南朝大军攻进洛阳，为百余年未有之事。但陈庆之兵力寡少，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以元颢背离梁朝，陈庆之终于“军士死散略尽，乃削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以此为转折点，梁朝军事力量从这个顶点急剧下降了。

魏分东西以后，大同二年（536），东魏主动向梁议和，主要是因为想与南方和好以牵掣西魏。以后梁与东魏使节往还不断。据《梁书》记载，大同七年（541）一年之内，双方使节又来又往。大同八年四月和十二月，大同十一年（545）正月和十月，东魏都一年之内两次遣使到梁。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和武定元年（543），梁朝都在一年之内两次遣使于魏。但梁武帝没有利用北方东西分裂局面，巩固内部，图谋进取，反而接纳了东魏叛将侯景，破坏了与魏的关系。接纳以后，反复无常，准备出卖侯景给东魏。侯景发觉，终于起兵南攻。在应付侯景过程中，梁武帝又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终于被困台城而死，梁政权实际也就垮台。难怪胡三省说：“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耶？抑天夺其鉴也？”【51】

台城被围期间，各路援军不少，但各有自己打算，一个个顾望不前，难于通力合作。侯景之乱对梁朝地方上形势也有影响。军事上极为重要的长江上游地带，被萧衍的儿孙们所割据。兄弟叔侄彼此内讧，形成分裂局面，互相抵消力量。湘东王绎据荆州，岳阳王詧据雍州，河东王誉据湘州，邵陵王纶据郢州，武陵王纪据益州。内讧结果，萧誉和萧纪都被萧绎杀害，萧绎又被西魏吞灭。萧纶先为萧绎所败，终被西魏所杀。萧詧虽幸存下来，成为西魏的附庸傀儡。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相比，土地人口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而西方终于灭掉东方，是和侯景乱后梁朝形势有关的。梁朝的重要方镇分裂内讧，给西魏造成有利机会，能各个击破，从而占有长江上游，为以后打败北齐提供了极其好的条件。侯景之乱以后，江淮汉东入于北方，陈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为界，北方吞并南朝成为必然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不在于陈朝而在于梁朝。所以说梁朝这五十年的兴衰，在东晋南朝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性时期。

（三）

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塔，施舍僧尼，于是加紧剥削榨取，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52】公元545年贺琛陈奏说，“天下户口减落”，“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53】男丁出家为僧，逃避了赋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对户口减少起了作用，他是从统治者维护剥削所得担心劳役没有着落出发的。实际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所受灾难。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

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对贺琛的陈奏大怒之下赶紧辩解，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等等，只是聊以解嘲。这种基于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个人苦行，终于抵消不了他由于迷信而挥霍大量国家财富，和给人民造成的无边苦难。萧衍口头上也在国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动之间有所权衡，例如《广弘明集》十九载有萧纲等再三请求萧衍开讲佛经的《请御讲启》四通。从署名“臣纲臣纶臣纪”看来，这是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去，萧纲立为太子以后的事。对于萧纲等的请求，萧衍一则说，“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再则说，“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所以他的结论是：“方今信非谈（即所谓谈义，指讲经）日”。最后一次拒绝萧纲等的请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这些话倒也冠冕堂皇，承认国家并不安。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后萧衍还是应允了萧纲的请求，所以《梁书》的《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公元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萧衍不但在寺院讲经，流连忘返，而且戏剧性地“舍身”给寺院为奴隶，由国家和公卿施舍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舍身同泰寺，甲戌还宫，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十月己酉还宫，总共十六天。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第三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四月丁丑才还宫【54】，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群臣奏表上书，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封建王朝统治者这种等于儿戏的宗教迷信活动，标志了梁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到了极点，再加以侯景的一击，就必然全面崩溃了。

联系萧衍的宗教信仰，还应当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广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第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广弘明集》四载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由于家世信仰，所以萧衍的儿子邵陵王纶也于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对这个问题论证极为深入详尽。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带，所以萧衍实际是“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犹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儿童出生后即受洗礼了。

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萧衍的小名得到证明。《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指道家修练，亦可作练师解。《梁书》七太宗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玡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睺，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55】萧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梁书》五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陶弘景不仅提出了萧衍所建新王朝的称号，而且对萧衍之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早已极力推动促进。宋代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有较详细记载：“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守？〕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水刃木处，及诸图谶，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考之《本纪》，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于南郊，确为天监元年四月丙寅。贾嵩的叙述大致本于陶弘景从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叙史实大体可信。沈约先世奉天师道，沈约本人也是道教徒，临终还请道士上章悔罪。萧衍夺取政权时，这两个主要的参谋顾问都是天师道徒，也许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吧？

东晋南朝出于天师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还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谄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出生后，“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56】杜治是钱塘杜氏所在的道馆，从灵运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师道的人。但他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谢灵运所撰慧远法师诔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用的是《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可见他离开杜氏道馆后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真诰》十九载刘宋时马朗、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耳”。又说有吴昙拔，“颇有才致，初为道士。……其后事佛出家”。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陶弘景的母亲，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来没有形象，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养。陈马枢《道学传》中宋代著名道士陆修静传说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57】这完全是仿效佛经里释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体上的特征而制造出来的。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抄袭了《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58】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对照佛教与道教的总的情况加以推论，但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得不到线索。此外，还有两点应该指出。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59】二、梁武帝改宗以后，虽然迷信佛教达到愚蠢之至疯狂已极的地步，但对道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态度。不少材料证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不只限于谈论书法。天监十五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尽管《述三教诗》以佛教为至上，但实际上萧衍作为皇帝是“三教兼弘”【60】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标榜儒家孔孟之道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与佛教道教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非从根本上有任何抵触，所以有可能和平共处。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骗麻醉作用。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

（四）

早在齐朝时，萧衍已经和王融、谢衍、沈约、任昉等知名的文学之士见重于竟陵王子良，与于西邸八友之列。就学术和文才而言，萧衍在东晋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和宋齐陈三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就更非他们所能及了。【61】

《梁书·武帝纪》称武帝著述有《制旨孝经义》等二百余卷，《文集》百廿卷。据《隋书·经籍志》所列，梁武帝的著作有以下多种，书名卷数与《本纪》有出入，但可看出，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计有：《周易大义》廿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黄钟律》一卷，《钟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讲疏》六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金策》十九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围棋赋》一卷，沈约注《梁武连珠》一卷，邵陵王纶注及陆缅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各十卷。这些著作大都已亡佚。据《经籍志》，在萧衍之前已有宋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而萧衍书之后，又列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未著撰人。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是萧衍所作。把《礼记》里的《中庸》一篇单独提出，戴颙、萧衍这样作远在宋儒之前五六百年了。《革牲大义》当是关于祭祀时禁用牺牲的文章。《孔子正言》梁朝曾与五经并列，特设博士、助教和正言生。《通史》下原注“起三皇讫梁”。《本纪》说“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既然说赞序是萧衍自作，《通史》的本文一定是别人执笔，而这个名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本纪》在“又撰《金策》三十卷”之前有这样一段话：“六艺闲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所以《金策》似乎是一部关于医卜星相之类的书。萧衍是会治病的，他的儿子萧绎初生患目疾，就是他自己开药方因而瞎了一只眼。《经籍志》还有《历代赋》十卷，列于总集类，注梁武帝撰，当是由他选编，不是自著。

南北朝时所谓的学术，礼学占很重要位置。据日本藤川正数氏《魏晋时代丧服礼之研究》的统计，晋朝开始有号称精于三礼的学者，南北朝时擅长三礼的学者辈出。《梁书·儒林传》所收二十二人，除专长不明的三人以外，十九人中精于三礼的学者有十二人。《陈书·儒林传》所收十五人，长于礼学者九人。《北史·儒林传》三十三人中，长于礼学者十七人。《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书共六百二十七种，而礼这部分占一百三十六种。其中关于《仪礼》全书的很少，而关于《仪礼》中《丧服》这一篇的，却有四十八种之多。藤川氏认为，一是由于自来存在不少关于丧服的疑义。汉魏儒家如郑玄王肃之间这方面的争论也较多。一是由于丧服和家族道德轨范密切联系，起着亲族法的作用，故而特受重视。梁武帝即位后就命令制作五礼。据《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朝大臣历次讨论各种礼制问题，大都由武帝亲自裁决，涉及很多方面，而且总举出他的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如南郊应只祭天帝，不祀五帝；郊祀廿八宿之外增加十二辰；明堂祭祀礼仪；东方是“养生之始”，求雨祈晴都改在东郊；雩祭求雨而燔柴；不应用火祈水；恢复四海名山大川之祀；仲春之月迎气不应杀牲；秋冬袷祭应包括功臣；郊庙祭祀典礼时，六门之内的百姓丧家，只在去庙二百步的近距离内断哭；祼礼仪式及时间；祭祀樽彝制度；母墓被发后改葬时丧服；闰月中死亡情况下祥祭日期；服大功小功丧期间婚冠嫁礼的处理；皇帝出征时告祖先上帝礼仪等等。在当时，能就这些方面讲出道理，作出论断，就被认为是礼学方面有修养。所以《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

现在再举一个具体例子。《梁书》四八《司马筠传》载，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丧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据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萧秀萧憺对于所谓“慈母”的陈氏是否应当服丧，服多久的丧，成为朝廷上讨论的问题，各种意见纷纭不决。由于过去儒家著作从《礼记》本文到后汉郑玄的注中，“慈母”一语的含义不明确，所以司马筠引证郑玄的说法，以为皇子不应为“慈母”服丧。梁武帝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分析礼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慈母”：“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服丧〕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者既无其服，则此慈〔疑脱母字〕亦无服矣。”经过区分三种同名异实的“慈母”，萧衍认为，《礼记·曾子问》以及郑玄注中所谓不服丧的“慈母”，属于第三类型，而陈太妃对于萧秀萧憺属于第二类型，所以萧秀兄弟应当为陈太妃服小功服五月。“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萧衍对“慈母”一词先区分类型，明确定义，再从《仪礼·丧服》寻找应否服丧和服丧期限。这种论证方法，在当时礼学讨论中，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现了萧衍礼学特别是丧服礼研究的水平。

萧衍也有文学方面的修养。当然不是像沈约在《萧衍文集序》中吹捧的那样，“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他写过一些七言体的乐府诗，对于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62】《艺文类聚》五八杂文部收有梁武帝《砚铭》一篇，共八个字，排列成圆形，无论从哪个方向或哪个字读起，四字一句，都能大体有意义可通，而且押韵（见下页图）。这实际是一种文字游戏，当时文人如丘迟以及萧纲都有类似作品。在这些方面，萧衍的兴趣爱好，和齐梁文人是共同的。

梁武帝喜欢书法，可能和他自幼信奉天师道有关。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及与陶弘景论书法的信札，讨论写字方法。他与陶弘景互相馈赠法帖，喜爱王羲之书，因而命令周兴嗣集为千字文。从这些书札可以看出，他喜爱此道，而且颇具欣赏和辨别的能力。萧衍曾在信中自称，“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这话可能意味着他未尝专门练习书法。萧衍本人的真迹，今天无从得见。欧阳修《六一题跋》十杂法帖条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63】这话可能是指南朝守成诸帝，他们习于晏安萎靡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也就不能豪迈奔放。至于开国的皇帝，“清婉”字样不一定用得上。如刘裕出身武将，《宋书》四二《刘穆之传》说，“〔刘裕〕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从此例推想，梁武帝的书法可能也不包括在欧阳修所评价的南朝诸帝之中。

（五）

萧衍在《净业赋序》中说：“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他用以比较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姑且不论，但作为封建皇帝，这样有分析的自我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另一方面，《隋书·五行志下》说，“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这话和《沈约传》中的故事可相印证：“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64】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看来萧衍在学识文才方面是自视甚高的。但还不止于此。《魏书》九八《萧衍传》说，“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引国家（指北魏）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梁朝终于崩溃，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最后，关于梁武帝的相貌，还可考知一二。米芾《画史》六朝画章记梁张僧繇画梁武帝云，“武帝作居士服，反唇露齿。宫女四人擎花，后四武士持戈剑”。唐画章又记其咏所得梁武帝像诗，中有句云：“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纱帽首无冠蕤。武士后列肃大剑，宫女旁侍颦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齿露唇反法定饥，”两处对萧衍相貌的描述是一致的。张僧繇是武帝同时的著名画师，武帝思念在外诸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也。”张僧繇所画武帝像，一定很传神，可知他撅起嘴唇，露着牙齿，其貌不扬。唐代阎立本画古帝王图有陈隋诸帝，可惜没有萧衍。而现在所见萧衍画像，如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所收旧传萧衍画像，和日本《书道全集》五所收庆长活字本《君臣图像》中本于中国旧来画像的萧衍像，都丝毫不见反唇露齿痕迹。大概后代画家在图画中美化了梁武帝，正如同封建史家在记载上美化了他一样。

1981年3月5日完稿

（《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
看三长制的作用

北魏太和十年（486），李冲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论，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得以推行。党里邻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配合均田制，使荫庇户口脱离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农民，对于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赋税收入，起了作用。三长制和均田制一样，在北魏当时条件下，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权，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篇小文，试图从户口数这一侧面，考察三长制实行之后，减少苞荫户口的切实成果，为研究三长制提供一点资料。

宋太始元年（465），宋明帝刘彧杀死侄儿前废帝刘子业自立，邓琬拥立明帝的另一个侄儿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子勋为帝，在江州寻阳起兵，进攻建康。子勋颇有号召力，不少地方的长官纷纷起兵响应，反对刘彧在建康的政权，形成了“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的局面。刘彧终于战胜了刘子勋，但由于他处理不当，原即首鼠两端，观望于建康和寻阳之间、刘宋和北魏之间的北方沿边几州的大将，如豫州（《宋书·索虏传》作司州）刺史常珍奇、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先后投降了北魏。《宋书·州郡志》说，“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为虏庭”，但未标明具体年份。《宋书·本纪》在明帝太始二年（466）概括起来说，“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通鉴》一三二考异认为《宋书·本纪》不确切，据《魏书·献文帝纪》，常、薛、毕三人以地降魏在天安元年（466），而沈、崔两人“举州内属”在皇兴元年（467），所以《通鉴》把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这件事系于太始三年。司马光这样处理是正确的。《魏书·释老志》也正是说，“是年〔天安元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关于刘宋失地的具体内容，胡三省说，“淮北四州：青冀徐兖；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谯、梁、陈、南顿、颍川、汝阳、汝阴诸郡也。”所谓淮西，实际也是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这些州郡的户数和口数，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州郡志》称“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464）为正”，所以这些数字恰是归属北魏之前三年的统计，三年之间不至有大增减，淮北这些州郡入魏以后，户口数又见于《魏书·地形志》。《地形志》说，“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543—549）之世，以为志焉。”这些州郡都在东魏疆域之内，所以武定时的户口统计数字也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南朝这几州的刺史以地降魏以后，那里的居民是否有人不愿臣服鲜卑，因而南迁呢？回答是个别地方的人民确曾南逃。《魏书》五○《尉元传》载，延兴三年（473）南朝派遣军队“寇淮北诸城”，被尉元击退。“元表淮阳郡上党〔宋属徐州〕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来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又卷四○《陆馛传》载，“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而新民怀去就。馛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北史》本传文同。传中所谓“新民”的地域范围颇不明确。《通鉴》一三一记载此事说：“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馛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悦。”所谓淮西七郡，胡注说是汝南、新蔡、汝阳汝阴、陈郡、南顿、颍川。《通鉴》明确提出淮西七郡，必然是在《魏书》、《北史》以外另有根据。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宋豫州淮西诸郡以及徐州个别县的人民，起初是不太愿意当北魏臣民的。但由于陆馛、韩念祖等人处置得当，最后少数南逃的又归来，“百姓忻悦，民情乃定，”他们终于留在北魏境内了。北魏还任命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张说和毕众敬都是南朝降将。命他们与北魏朝廷派遣的刺史共同统治，显然是为了怀柔新并入的领土上的人民。当然，此外北魏统治者并未忘记武力镇压这一手。献文帝给尉元的诏书就明说：“自淮以北，荡然清定。……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

北魏统治者平定青齐以后，迁徙了一些人民到平城。《魏书》二四《崔道固传》说，“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为太守。……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又卷五十《慕容白曜传》说，“乃徙二城〔《通鉴》一三二作升城历城〕民望于下馆【65】，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本纪》所记“徙青州民于京师”，当即指此。《水经注》十三alt水条也说，alt水迳阴馆县故城西，“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但据《慕容白曜传》文，以及《魏书》四三《刘休宾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和同卷《房崇吉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以历城民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平齐郡大约只有几百户人家，分属两县，并非把青齐全部人民都迁到平城。徙为平齐民的记载屡见于《魏书》，如卷四三的房灵宾、房坚、房景伯，卷五五的刘芳，卷六六的崔亮，卷六七的崔光，卷六八的高聪，卷七十的傅永，卷九一的蒋少游。【66】他们都来自青州的首府东阳城，齐州的首府历城，和齐州的梁邹城几处。迁到平城以后，不少平齐民如房景伯、刘芳、崔光、蒋少游都曾因家贫而“佣书”，即替人写字抄书为生。但由于他们多具备较高文化教养，不久进入仕途，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贡献。《魏书》四八《高允传》载，“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看来被徙到平城的青齐民户，主要是东阳、历城、梁邹等少数几个城里的“士望”、“民望”、“族望”，亦即上层人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下层人民，则沦为奴婢。这一情况，对于青齐广大地区入魏以后的人口构成和数目，似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总起来看，刘宋的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诸郡入魏以后，人民基本上没有南迁。《南齐书·州郡志》青州条云，“太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洲上。郁洲在海中，周回数百里。……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冀州条云，“太始初遇虏寇，并荒没。今所存者，太始之后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北兖州条下云，“镇淮阴。……宋太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东平郡下寿张县条云：“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县条云：“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南豫州条云：“〔永明〕七年，南豫州别驾殷弥称，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府州绝无将吏，空受名领，终无实益。”总括《齐志》所叙，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以后，虽在淮南设置侨州郡县，但人口甚少，徒存郡县虚名。所以《通鉴》一三一太始二年末概括《南齐书·州郡志》之文说：“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虚置郡县，荒民无几。”如果青冀徐兖四州的人民不愿充当鲜卑统治者的顺民，向南流徙，则刘宋侨置的这四个州正是他们最近最方便的归宿。但这几个侨州却是虚置郡县，人口稀少，说明淮北户口没有因为地归北魏而向南转移。此种情况，和五胡进入中原，永嘉南渡时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永嘉以来已经经过一百五十年，南朝北边边境上的人民，对北魏统治者已不像以前汉族人民对刘石等匈奴羯族统治者那样恐惧和憎恶。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可以认为，淮北州郡归魏后与归魏前夕相比，人口的构成和数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就要比较大明八年（464）和归属北魏以后的武定之世（543—549）这八十年间淮北郡县户口的数字，看看它的消长，探讨这种消长说明什么。

宋魏两志都是在郡下面注出全郡各县总户数口数。淮北之地归魏以后，各州所领的郡和各郡所领的县，与隶属刘宋时颇有出入，因此很难简单地全面比较其户口数。但也有七个郡（兖州鲁郡、东阳平郡，青州的渤海郡、河间郡，齐州的济南郡，徐州的北济阴郡，豫州的颍川郡）所领的县与隶宋时完全相同，可以比较，见表一。

表　一

从表一可见，八十年间户数和口数一般都有增加，只有河间郡六县的总口数减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为增加，有的增加两倍三倍以至于十几倍。同一郡内，户数增长的幅度，远远比口数增长的幅度为大。譬如河间郡，假使记载不误，则八十年之中口数有所减少，而户数反见增加。至于每户平均的人口数，当然和各郡总人口数一样，都有隐漏。平均人数七个郡毫无例外，入魏以后都见减少。

表　二

绝大多数的郡，在宋志和魏志里所领的县和县数多少不同，不能像表一那样确切比较。但也有几种不同情况。有些情况，从数字的对比仍然可以约略地说明问题。第一种情况是两志所列同一郡下，只有一县不同，而这个郡在两志中所领总的县数相同。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试作比较，见表二。除东清河郡据魏志人口少于宋志之外，三郡的户数和高阳、陈郡的口数，都是魏时多于宋时。而且，高阳郡和陈郡户数的增长，都比口数增长的百分比高。

表　三

续　表

①殿本《地形志》作十千四百二十四。标点本据徐州及所属其他各郡下所记户数计算，定为十千乃七千之误。

第二种情况，《魏书·地形志》里一郡领县的数目比《宋书·州郡志》多，因而魏志所载全郡户数口数都比宋志大为增加，这自是理所当然。但这些郡中户数口数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县数增加的比例。而且，除个别郡以外，户数增加的幅度要比口数增加幅度为大，见表三。

第三种情况，是宋志中一郡的领县多于魏志，而魏志里记录这一郡的户数口数反多于宋志。除人口自然增长而外，户数的增多也很突出，见表四。

表　四

第四种情况，是魏志所载改属于魏的个别郡所领县与宋志相同，如沛郡都是领有肖、沛、相三县；或者魏时郡所领县数目比宋时为多，如宋彭城郡五县，魏六县，而魏时这两个郡的户口数反见减少，见表五。

表　五

综观以上统计，北魏从刘宋夺取的土地，只有徐州所属彭城、沛郡两郡户数与口数都减少。可能由于地处两方兵争的要地，加以江苏北部土地贫瘠，所以八十年间户数口数都不如以前。这种情况也正符合《魏书》七九《范绍传》载宣武帝正始时诏书所谓“徐豫二州民稀土旷”。其余各郡，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对比之下，八十年间的总趋势都是户口激增。试分析推测其原因如下。

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年归入北魏之后，在献文帝、冯太后和孝文帝统治之下，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因而增长。《魏书》六四《张彝传》载，“初彝曾祖幸〔太武帝时归魏〕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这段史料有难解之处【67】，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入魏以后，三十年中间，千余家增长到数万户，这种自然增长率是颇高的。这一时期，北朝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淮北州郡改隶北朝以后户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淮北州郡户口之增加，和北魏推行三长制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户数的普遍、显著、大幅度增多，正是三长制得到切实推行，取得明显成绩的结果。

东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倡导所谓“砥砺名行”，注重“名德”，反对父子别居异财，聚族而居成为风尚。这种风气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对于豪强大族的形成，和他们发展成为社会上的地方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的朝廷，显然起了作用。但几世同堂以至聚族而居的现象，还不是谋求加强中央集权的三长制所要打击和消灭的。《晋书·刑法志》载，魏明帝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说明曹魏时继续鼓励父子祖孙同居共籍。日本越智重明氏有“关于魏晋异子之科”一文（载《东方学》第22号），解释异子为分家，以为除异子之科是解除东汉以来父祖生前不许子孙分家另立户口的禁令。异子一词如何正确解释有待探讨，但《刑法志》在此句下即明言解除禁令的目的在于使父子无异财，可见除异子之科恰恰与越智氏的理解相反，并非鼓励子孙分家。如果这个规定属于那样性质，既违反东汉以来传统旧习，也与魏明帝尊崇儒家礼法的思想倾向不合。晋南北朝时，虽一般仍然把累世同居同爨作为美德，但南北情况似乎也有所不同。《宋书》八二《周朗传》载，朗在孝武帝即位之初上书言事，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计指家计，异计即各立门户，分居另过，当然即自立户籍。《魏书》七一《裴植传》说植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说明江南之俗是虽然住在一起，但各有自己的经济，所谓“同铛各煮鱼”，因而也很可能自有户籍，可与周朗的话相印证。但南朝史书中并非没有数世同居之例。如宋时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武陵内史刘悛“表其门闾”，见《南史》三九。《南齐书》五五《封延伯传》载，齐时四世同居者有义兴陈氏、零陵谭氏、衡阳何氏、华阳阳氏；五世同居者有东海徐氏、武陵范氏；八世同居者有蜀郡王氏、华阳郝氏。细察以上诸例，多在荆郢梁益诸州，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扬州江州很少。可以推测，江南主要地区父子兄弟多已异财，自立门户，已成一般风尚，如《周朗传》所描述。所以陶渊明“家贫无役”，而戒子书里还以“七世同财”劝谕他的儿子（《宋书》九二《陶潜传》）。同居并不稀罕，同爨亦即同财才是不易办到的事。陶渊明的话，恰恰说明当时同财的情况已经少见了。从《裴植传》的话看来，北方的情况似乎与江南主要地区不同，而和荆郢梁益等州接近。《魏书》五七《崔挺（博陵安平人）传》载，“三世同居，门有礼让”。《北史》八五《节义传》载：“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又云：“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并共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68】《魏书》五八《杨播传》说，杨播、杨椿、杨津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杨津的儿子《杨愔传》里也说，“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北齐书》三四）。这已是三长制施行以后的事，而当时史书还把这种上百口的数世同居作为佳话记述，足见这些不是三长制所要检查搜括的户口。荫附于大族的身分低下的户口，才是三长制检括的对象。

东汉以来，豪门大族的门生义故依附主人，逃避政府课役，逐渐成为具有各种名目（如客、部曲等）的荫附户口。其中有异姓，也有同族。《三国志·魏志》一二《司马芝传》载，曹操以芝为济南郡菅县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而宾客每不与役”。这种苞荫户口，西晋以后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政府甚至承认荫附户口的合法存在，仅仅在数量上加以限制。《晋书·食货志》载，贵族“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的佃客得至五十户。《晋书》四三《山遐传》说，“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强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实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隋书·食货志》载，“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得至四十户。都下人云云之上，《通志·食货略》有“至齐武帝时”五字，可知是南齐制度。《南史》五《齐东昏纪》说，“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说“属名多不合役”。《南齐书·州郡志》兖州条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大致从东晋经萧齐直到南朝末叶，这种荫庇户口的情况没有很大变化。

北朝自五胡统治到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豪门大族苞荫户口的情况，和南方大体相同。加以西晋末纠合乡里保据坞壁的风习，和北方各族进入中原后仍然保存的部落群居的影响，北方豪门无视政府法令，苞荫户口，役使依附人民，其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况更为严重，这就是太和年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三长制的背景。《魏书》五三《李冲传》叙述太和以前的状况是，“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种五十三十家，就是荫附的客或部曲之类。他们依附于宗主，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户籍，但可能在户籍簿里宗主的名下，还登录在案。所以《隋书·食货志》说，“客皆注家籍”，家当即指主人家。但北魏时荫附之风发展到极点，甚至远远超过五三十家。最有名的例子是李显甫。他是赵郡平棘人，“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见《北史》三三。这正是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恐怕这数千家根本就不登户籍簿了。李显甫是李悦祖之弟，传里说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例降是孝文帝迁洛后的事，所以李显甫居李鱼川为数千家的宗主，很可能是在三长制建立的前夕，而宗主之称，也和《李冲传》所记相合。针对这样的状况，北魏推行了三长制。淮北四州和淮西诸郡的豪宗大族，可能不至像李显甫那样，但五三十家方为一户的现象，估计是存在的。这些人口可能不全见于户籍簿，也可能完全没有登记。因此，宋《志》所记各郡人口总数是有大量隐漏的。表一所列郡中，一户平均人口有的达六人或七人，恐怕也还远远不是实际情况。北魏一面推行三长制，同时根据李冲建议，颁布了新的以户为单位的租调制。在均田制的条件下，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改变了以往九品混通征收租调的办法。三长制的推行，析出了大量人口。荫附户口脱离了豪强宗主，在新的租调制之下，负担比过去略有轻减，因而乐于变成公民。国家的纳税户口增多，政府的租调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所以冯太后归纳三长制的优点为：“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这几句话，实际概括了三长制、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三者互相配合实行所取得的成果，北魏封建国家的财政因而得到巩固。孝文帝之计划南伐，和宣武帝继承其父遗志的种种军事行动，都是建筑在这一财政成就之上的。淮北郡县户口之增加，正是更具体地说明，三长制建立之后，在均田制和新租调制的配合之下，确曾达到了“苞荫之户可出”的目标。

直到东魏之末，三长制还存在。《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高澄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从这段史文，可以看出，这时三长制已有名无实，户口逃隐之风又起。事实上，在魏分东西之前，孝庄帝时，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北齐书》四六《宋世良传》）。孝庄帝于528—530年间在位，还在武定（543—549）之前，河北地方又已有大量荫庇户口。到北齐时，就出现了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通典》三）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显然不止于河北而已了。

三长制在北魏虽曾收效于一时，终究不能阻止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大地主阶级和中央政府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以后隋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虽都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乡里基层组织的制度，终于还是要不时实行括户，来搜检逃隐的户口。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四百年，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扰攘，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代。经济上，广大南部中国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南方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文化上，这个时期也有它光辉灿烂的贡献。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不有其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史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皇家图书，编纂总目录，称为《七略》。除包含总序总目的辑略之外，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共六略，亦即六大类，《春秋》是六艺略中的一家。东汉班固撰《汉书》，创立《艺文志》，著录汉以前书籍。《艺文志》完全沿袭《七略》的体制，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汉著记》（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等，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根本没有独立地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处于高据经书地位的《春秋》的卵翼之下。

曹魏时，郑默（？—280）为秘书郎，整理皇室所藏图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勗（？—289）依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69】；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而新发现的《汲冢书》也附在丁部。史书这才独立成为一个门类。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勗的次序有所更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70】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一直延续到近代，因而史学过去又称“乙部之学”。

史书在书籍分类中独立成为一个部门，起初并不一定出于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而予以重视。梁代阮孝绪（479—536）整理公私藏书，编成《七录》，其中第二称为记传录。阮孝绪说，自来把各种史书都与《春秋》合在一起。刘向刘歆父子时史书很少，附见于《春秋》之后是适当的。“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71】所以他在第一经典录之后，立了第二记传录，包括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共十二个部门。可见魏晋以后史书数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编目者不得不另设独立门类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绪时，还只有乙部或记传的名称。唐修《隋书·经籍志》，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别为史部”。以经史子集分类，来代替甲乙丙丁的代号，是从隋志开始的。

两汉政府立学官，置博士以教授生徒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私家教授的学术，其内容大致相同。《春秋》虽是鲁国国史，但由于孔子笔削加工，灌注进了他的微言大义，通过关于史事的书法来体现政治伦理道德，表达孔子个人的否定与赞成，博士们并不把这部著作当作记传史籍来讲授。《公羊》、《谷梁》两传正是从笔法中的微言大义来解释《春秋》的。所以，《春秋》之立博士，并不说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和传授下来。《隋书·经籍志》关于《春秋》家的说明，仍然是寓褒贬，别善恶，乱臣贼子惧之类的意思。而关于史部书的说明，则提出对史官的要求或者说史官的规格：“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诒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这些话可说也代表当时对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格要求，其实质依然与《春秋》之教无二致。归根到底，史部著作或者史部之学的目的是要彰善罚恶，垂训后世。从今天观点看来，这就是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应当能够起这个作用。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只有司马迁才道出了孔子所未能触及的史学的终极作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72】太史公确实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天人之际的话，是在董仲舒影响下的说法，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求得对应关系，反映司马迁的时代局限性，可以存而不论。通古今之变却意味着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前因后果，以至寻找出规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而更有效地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提法，已经孕育着这些思想的萌芽，正是太史公伟大之处。《史记》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也作了努力。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中，能体现这个思想的还不多。

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还从制度上反映出来。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政权。《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曾立大学及十余小学，简选将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担任史学祭酒者为任播、崔浚。祭酒教授的内容虽不可知，但史学与经学、律学并列，足见受到重视，大约与西晋史书开始独立为门类，以及石勒本人性好历史，喜欢让人给他读《汉书》听有些关系。东晋南朝虽然玄学盛行，统治者也注意史学教育。《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重视学术与教育，国子学尚未立时，征雷次宗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教授儒学，生徒百余人。同时，“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裴子野《宋略·总论》也说文帝时“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南史·本纪》系此事于元嘉十六年（439），称何承天官职为著作佐郎，“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据《宋书·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传又说他“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可见何承天史学有修养，又是现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学讲座，是有理由的。《宋书·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亲耕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山谦之后任学士、奉朝请，曾协助何承天修《宋史》，负责诸志，草封禅仪注，著有《吴兴记》及集，见《宋书·自序、礼志三》、《隋书·经籍志》。说明史学生受训练之后即从事国史撰述。

《南齐书·百官志》载，宋太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史·王俭传》记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纪》记载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所记制度及人数与《南齐书》及同书《王俭传》不尽相合，但可以知道，总明观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各科学士是研究人员，而史学在这里仍然是独立的一门。《南齐书·百官志》记齐制只言总明观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齐时似已无儒玄文史四科之设了。梁武帝时有裴子野等掌国史及起居注，武帝还曾命吴均撰《通史》，但没有教授史学的记载。武帝建国学所开五馆，主要是讲授五经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中华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样，自古以来耽于玄想，长于思辨，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道德伦理之学和历史之学特别发达，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著述特别丰富。早在商代，已有问卜以后在龟甲兽骨上刻词作记录的习惯。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这一点对于历代注重记录旧事，力避数典忘祖亦不无影响。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书籍自成独立部门不过几十年。（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73】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一作撰史）学士。晋制佐著作郎到职，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没有适当对象，其制遂废。《史通·史官建置篇》云，“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然《宋书·何承天传》称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荀伯子传》称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王韶之传》言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词论可观，为后代佳史”。可见佐郎任务不仅搜集资料，亦执笔撰写。承天传又言，“承天已老，而诸佐并名家年少”。盖“上车不落”者多此辈“名家年少”（年少犹今言少年），虽搜集资料亦未必胜任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修史官的名称，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国史、国纪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领史职的也不少。所修国史称记、书、录、志、纪等，各不相同。十六国所修国史多已亡佚，现在从《隋书·经籍志》得知众多的书名，从清代学者所辑各书残本窥见片段。北魏崔鸿能够写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国春秋》，正是依据了这些国的国史。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这个时期史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

从数字看，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四百余年间，骤增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但稍晚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总计只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称“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卷”。所谓亡书，即指志中多处所载“梁有某某书，亡”。梁代文运极盛，皇家及诸王藏书至为繁富。王僧辩平侯景，自建康将图书八万卷归江陵。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至魏军逼江陵时，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所以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七录》的记传录分为十二个门类，隋志史部则分为正史、古史（即编年体史书）、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个门类，与《七录》基本相同。《七录》的国史隋志作正史，正史之名从此沿用。《广弘明集》只收《七录》序言，无从窥见全部书目。但分析隋志所列目录，可更进一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部著作确有风起云涌之势。隋志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如古史（即编年）类三十四部，《竹书纪年》之下即荀悦《汉纪》等；杂史类七十二部，《汲冢书》两种之后，即何承天《春秋前传》等。霸史类二十七部，全是十六国史书。起居注类四十四部，在《穆天子传》及《汉献帝起居注》之后，都是晋以后书。杂传类为各类中最多的，计二百十七部。有专记某一地方人物的，如《徐州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有专记性质相同人物的，如《高士传》、《孝子传》、《正始名士传》等；有专记某一家族人物的所谓家记、家传等，如《太原王氏家传》、《崔氏五门家传》、裴松之撰《裴氏家传》、范汪撰《范氏家传》、《虞氏家记》等；有各种列女传、高僧传、真人传等；最后是各种志怪之书如《异苑》、《搜神记》等。这一类中，只有开头的《三辅决录》为汉赵岐撰，此外皆曹魏以后著作。这种现象，与魏晋以来士大夫注重人伦鉴识，盛行人物品评，以及社会上以门阀郡望相炫耀，都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据杨明照《校注拾遗》补）。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申述氏族及人物靠立传才能“详而易览”，也说明这时期杂传类著作蜂起的原因。隋志地理类一百三十九部，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所搜集隋志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地理书，共有二百五十余种。地志之中，有以州为对象记述的；有以郡为对象的，个别郡还不止一部；甚至有以一县一城作为主题的。【74】

魏晋南北朝史籍种类之多，刘知几也特别注意到。《史通·杂述篇》谈到正史以外著作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事，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所谓近古，当指魏晋。【75】刘知几的分类与《七录》、隋志没有大的出入，而篇中每类举书四部为例，基本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确如刘知几所谓“门千户万，波委云集”了。这种兴盛情况，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特点有关。同时也由于割据局面下各地方社会经济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史书的涌现提供条件，而纸的逐渐普遍应用，更使撰写和流通大量书籍成为可能。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唐以后所谓正史皆是纪传体，遂被目为史书体裁的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心目中编年体与纪传体还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

《史通·二体篇》说，“既而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讨论两种体裁得失之后，结论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这虽是刘子玄的论断，实际是沿袭了两晋以来对史书体裁的传统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史学家们，为同一朝代，有人著纪传体的史书，有人撰编年体的史书，彼此并不认为工作重复无意义，更没认为二者可以互相代替。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中编年与纪传节论述甚为详尽。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关于《二体篇》亦有论列。如王隐、虞预等十多家《晋书》是纪传体，而陆机、干宝、邓粲的《晋纪》和孙盛的《晋阳秋》都属编年体。徐爰、何承天、沈约等的《宋书》为纪传体，而裴子野《宋略》、王智深《宋纪》为编年体。【76】萧子显《南齐书》为纪传体而吴均《齐春秋》为编年体。梁代则有谢昊、许亨等人的纪传体史书，和刘璠、何之元的编年体《梁典》。经北齐北周而入隋的王劭，既撰编年体的《齐志》二十卷又撰纪传体的《齐书》一百卷。同样记述北齐史事，纪传体与编年体篇幅如此悬殊，说明正如刘勰所论，后者“于文为约”，前者“详而易览”。王劭必然是感到两种体裁各有优缺点，才兼采两种方式处理了同一对象。陈隋以后，两体并重的传统衰落，正史都采用纪传体裁。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优越性才又显现出来。以后宋朝几部当代史的大书，都采用了编年体。

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个“一也”可能包含其他内容，但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史一样的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编年体易于省览，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大略与趋势，所以汉献帝命令荀悦根据班固《汉书》另编更为简要的编年体史书《汉纪》。但也有人对编年体有偏见，如东晋袁宏。当时有关后汉的编年体史书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谢忱、张潘诸家，而袁宏说他读这些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尽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三十卷）。”他所参考的，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见《后汉纪·序》）袁宏时代在范晔之前，而其书所载史事，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后汉纪》条，基本皆见于范氏《后汉书》。这说明两家所依据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书的特点，是编年体而兼采纪传体之长。如杨彪事屡见，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记彪以寿终时，又较详细追叙其平生及其子杨修事，类似以简单传记插入编年体中。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陈国灿、李征二同志考订为孙盛所著《晋阳秋》。其书编年体，而叙事中夹有人物传记。如叙述张华被害，同时记其为人与历任官职，并载其所著《鹪鹩赋》，其体例与袁宏《后汉纪》如出一辙。袁宏与孙盛是同时代人，这种寓传记于编年的办法，可能是当时习用的。

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做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综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了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书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汉纪》、袁彦伯（袁宏的字，未详何以不称其名）《后汉纪》和孙盛《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又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载，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西汉有帝王年谱，东汉有邓氏家谱，晋挚虞有《族姓昭穆记》。隋志所录四十一部（包括《竹谱》、《钱谱》、《钱图》各一卷，性质不同，实系附录），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几乎全部为魏晋南北朝时著作。实际上当时谱系之书还远不止此。《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用家谱即达四十种左右，而据杨殿珣氏统计的各书所见可以知名的谱系著作，计家谱六十二种，总谱二十三种，以州郡标题者十三种，皇室谱十五种，当然还远远非这个时期全部谱系著作。【77】据隋志宋刘湛、齐王俭、王逡之、梁王僧孺、贾执、傅昭等都编有《百家谱》或《百家谱》的拾遗、抄、集抄等。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可见百家之称主要指南渡侨姓大族，百家谱是他们的家谱，也不一定限于百家。东南诸族另有《东南谱集抄》之类，不在百家之数。族谱之编集，早在东晋末年已盛行。《南史·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376—396），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谱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南齐书·贾渊传》还说，“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78】以后王僧孺亦集《十八州谱》。晋太元时有实州侨州各九，合十八之数，但郡则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或侨郡之数有出入。隋志不载，止在注中提到梁武帝“总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疑此十八州谱乃合北来侨姓与南土高门，兼包士族与庶族在内，故而卷帙如此庞大。隋志除宋、齐、北魏、北齐等皇室宗谱和大族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之外，还有以一州或一郡氏族为对象的谱录，如《冀州姓族谱》、《江州诸姓谱》等。

隋志所载北朝谱牒很少。《北齐书·魏收传》载，杨愔说《魏书》中“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魏收回答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说明当时谱牒流传不多，所以需要大征，而魏收之修《魏书》是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的。《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79】《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有《后魏方司格》一卷。《柳冲传》在列举汉邓氏《官谱》、应劭《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之后，说“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方思与方司未详孰是，但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

南北朝家谱族谱今天都已亡佚。据陈直先生《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80】，北魏太昌元年（532）薛道衡之父薛孝通有石刻贻后券，叙其五世祖强至祖父聪的世次，可借以想见家谱的大概。宋太始六年（470）临津侯刘袭墓志（见陶宗仪《古刻丛抄》）及正光五年（524）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皆刻有直系亲属及兄弟姊妹等姓名官位。隋志唐志列有《中表簿》、《亲表谱》，《北齐书·卢潜附怀仁传》有《中表实录》，其格式或即与墓志所列者近似。《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宋汪藻《世说人名谱》，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南北朝家谱的原型。

东晋后期，贾弼开创了谱学。他的子孙贾匪之（宋）、贾渊字希镜（齐）、贾执（梁）、贾冠（隋）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81】《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王氏当指宋王僧绰、齐王俭父子一家，王僧绰在元凶劭时被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株连而死，说明贾王两家密切关系。刘知几所说江左两王，则是指琅玡王俭、东海王僧孺两家。这一情况，正符合隋志谱系篇所谓“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除这些专精谱学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谱系，“谙练百氏”，是宋齐以后士大夫学识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书》本传）梁元帝《金楼子·戒子篇》也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齐以后谱学趋于极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世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特权地位，而家族谱起了维护士族集团在社会上封闭性的作用。士族虽然缺乏实权，但某些官职仍要从他们中间选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区别，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乌衣诸郎”，这就需要仔细了解各氏族谱系。熟悉谱系与否，成为担任吏部的主要条件之一。据各史本传记载，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陈姚察官吏部尚书，“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宋刘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新唐书·柳冲传》，这里所谓撰，疑是删节之意）齐萧鸾因为“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北朝类似之例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须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的李神俊担任了吏部尚书。

从政府看，除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之外，谱牒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这种逃避情况，到南齐愈益严重，“改注籍状，诈入仕（同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却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时，这种情况仍然继续。《通典·食货》载，天监初尚书令沈约上书，建议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时旧黄籍，来核对当时黄籍。然后书中说，“臣又以为”云云，又提出应当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例如南齐时，荒伧人王泰宝就从谱学专家贾渊那里“买袭琅玡谱”，贾渊差一点被处死（见《南齐书》本传）。为此沈约建议：“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通典》避讳改民为人）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仇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这段话中，专供校勘云云以下几句文义较难理解，我想意思是：专门核对那些门第不高（卑姓）而自列为高门（所贵）的各类谱牒（杂谱）。方法是用保存的晋宋旧户籍册来纠正后来伪造的家谱。如果谱牒中记录为士族（若谱注通），而按晋宋户籍上却是寒门庶姓（籍有卑杂），那就根据保存下来可靠的户籍，对假造谱牒者处罚治罪。【82】可见谱牒记录也是区分士庶、确定从役与否的依据，所以必须慎重对待。《通典》在沈约奏文之下写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83】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对于避家讳一事很严格。《通典》载宋王弘好贾弼之书，“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正是由于熟悉各人家谱的缘故。《梁书·徐勉传》称其“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百氏当指百家谱，亦即侨姓高门的代称，是说徐勉熟悉这些氏族的家讳。至于谱牒在缔结婚姻时的重要参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魏收（506—572）的《魏书》立《释老志》，叙述佛教与道教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创举。梁慧皎（？—554）著《高僧传》，记述自后汉至梁初的中国和外国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全书分十门：一译经，二义解，三神异，四习禅，五明律，六亡身，七诵经，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以后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传》，大体都沿袭这样的体制。

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在儒家典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下，不少僧人先后自己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梁僧祐所说，道安的目录不只是胪列经名，而且“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即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异名及译出岁月，并略述译经始末及译笔优劣。这种方法，比当时流行的各种儒家典籍目录，要细致得多，也确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书的基础上，撰《出三藏记集》，在体例上又有发展。全书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叙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按时代及译者分类；三总经序，收录诸经序文与后记；四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这样的佛经总目，其详尽又在道安目录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分支之一，是应当大书特书的。【84】

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书已佚，分类方法亦不详。东晋以后，道士竞制新经，有的有目无书。【85】陆修静经目所列经的卷数也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与道安、僧祐的佛经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附记：

1986年1月，检得1984年10月魏晋南北朝史讨论会上辽宁大学顾奎相同志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打印本）。文中所注意问题与本文略同，而考察角度及论述详略有异。其中论纪传编年两体相辅相成之义，颇为详尽。均希读者参看。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有其特点。而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总起来看，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文分别谈四个问题。

“条　例”

古人所称的“条例”，实即指宗旨、标准、原则、方针等等而言。

荀悦（148—209）卒于曹魏受禅以前。但如以建安元年（196）作为三国时期的开端，则荀悦及其所著《汉纪》也可列入本文范围之内。荀悦奉汉献帝之命，重编《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高祖纪》中说，“夫立典（史书）有五志（目标）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这是荀悦所立的体例，提出自己书中应当包括的内容亦即史书所应达到的目标。虽然通古今列为一条，但荀悦五志的总精神，仍是《春秋》彰善罚恶的宗旨。据《史通·书事篇》，干宝解释五志云：“体国经野则书之，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个解释与荀悦五志的本意不全相应，但总括起来，可以说干宝的宗旨是记录政治、军事事件和表彰德行、言语、技能三方面的殊异人物。在此以前的史书，虽未明白提出目标宗旨，实际内容也不外乎荀干两家所举。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春秋》和《左传》曾举例发凡，定出宗旨，“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说“安国（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邓粲《晋纪》全书不可得见【86】，其条例已不可知。但《史通·序例篇》却说《春秋》以后，从战国到晋代，五百多年间出现不少史家，而始终没有提出史书内容的标准。“唯令升（干宝）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照刘知几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定出凡例宗旨者，干宝在邓粲之前，干宝的书也可算起五百年之衰了。干宝以后，宋范晔《后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惜都不传。《南齐书·檀超传》载有檀超与江淹修齐史时“上表立条例”。其中有仿班固立艺文志一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诸家所忽略，惜檀超修史未成就死去了。

与荀干两家正面提出的著史宗旨相对照，当时也有人从反面提出修史应当避免的毛病缺点。东晋时，曾著《后汉书》百篇（《晋书》本传）的袁山松说，“书之为难（意为诘责，引申而有缺点之意）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史通·模拟篇》）历史应当据事直书，通过它来赏善罚恶，自然是正确的。但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也说，三国以后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这当然与纸的广泛应用以后文字不再求简练以省篇幅有关，袁山松的责难也不无理由了。

总　论

中国自古以来史官的职掌，是秉笔记录当代的事件。司马迁《史记》虽始于五帝，重点仍在汉代。以后史家，也都是编写当代史事为主。《隋书·艺文志》史部著录的著作，绝大部分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而这些著作不论属于哪一类体裁，所处理的对象，主要也都是当代的内容。记述或考订魏晋以前的历史的，只占极少数。

编年体史书的名称，除以春秋或纪为名，如《魏氏春秋》、《晋纪》等之外，还以略或典为名，如《宋略》、《梁典》等。这些编年体史籍大都已经佚失，辑本难窥全豹。幸而体现其特征之一的总论还保存了几篇，即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唐修《晋书·愍帝纪》之史臣曰中节引其文）【87】、梁裴子野《宋略·总论》和陈何之元《梁典·总论》（俱见《文苑英华》七五四）。这三部史书，都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或亲身经历过的前朝的历史。在此以前的编年体《左传》或纪传体《史记》、《汉书》，都没有总论这个体例，用以综论一代政治上治乱兴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贾谊的《过秦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有近似的内容，但不是历史书的总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史家思路开阔，视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至于总论在书中位置，从《文选》所载《晋纪·总论》前冠以史臣曰三字，及《宋略·总论》末裴子野简单叙述著书经过类似书后的自叙看来，总论当是在全书之末，用来总结全书的。也只有编年体史书，在胪叙一代历史之后，能够安排这样一篇总论的地位，纪传体就无法安插进去了。

三篇总论都从本朝取得政权谈起，中间叙述兴盛衰亡经过，和覆灭的原因。干、裴、何三人对于晋宋梁三朝政治上成功的估价和覆亡原因的剖析，各有见地，本文暂不涉及。这里只指出，他们有一共同之点，即都强调覆亡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方面弊端所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裴子野）；“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何之元）。而且，他们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人不在天，“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裴子野）。干宝甚至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贾后之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强调人事而不归之于天命，不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贾后个人，这在当时不能不推为卓识。唐修《晋书》摘录干宝的议论，偏偏把这几句删去了。

三篇总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把记述的对象和它以前的历史相比较，亦即何之元所谓“以曩求今，工拙可见”。如干宝用大段篇幅叙述周的兴亡与晋比较，裴子野拿周平王东迁以后和东汉章和以后趋于衰弱的历史与刘宋之衰亡相比较。何之元说，“夫创天下者，至明者也；丧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然后问道：“逮兹梁室，有异于此，”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当时的史家并不能从比较古今历史得出正确的回答。如何之元对自己问题的回答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自天所佑，归于有德”，又回到天道上去了。从历史的比较得出正确结论，无疑还需要高明的见识。像诸葛亮《出师表》所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经常比较、讨论两汉的得失而共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见识水平，显然为干宝、裴子野、何之元所不及。

史注、考订与新史料的发现

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首要任务，是修撰本朝或前朝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史学研究，当时还远未提上日程。勉强与史学研究相接近的学术活动，只有为史书作注和极初步的史事考订。两汉以来，经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章句注解。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据《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所载，注《史记》的有宋裴骃的集解、宋徐野民的音义、梁邹诞生的音；而《汉书》则有吴韦昭、隋萧该的音义，魏孟康、梁刘显、夏侯咏、隋包恺的音，晋晋灼的集注，齐陆澄、梁萧绎、刘孝标的注，梁韦稜的续训，陈姚察的训纂和集解，【88】共十余家。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收注《汉书》者，晋人有近十家。《颜氏家训·书证篇》载，刘显“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隋书·萧该·包恺传》称该尤精《汉书》，所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大业时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犹言登记为门生）者数千人。”隋志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既然师法相传，必然墨守承袭，谈不到对历史本身的探讨研究。

除去像汉儒注经那样为前代史书作注之外，据《史通·补注篇》的分类，魏晋南北朝史家还有几种作注的类型。一种是“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举例有晋挚虞注赵岐的《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除周处书无可考外，辑本《三辅决录》挚虞注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三国志·杨戏传》收录戏所为《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小传附于每人赞词之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先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注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用较多文字补充赞词所不能详叙的事实。这种体裁正符合刘知几所说的，“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注作为赞的补充，二者是溶为一体的。另一种类型的注，刘知几认为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缺。”所举例为裴松之注《三国志》，陆澄注《汉书》，刘昭注《后汉书》，刘彤注《晋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知几虽承认其“以广承祚所遗”，但又说他“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实际今天我们还应当感谢裴松之在注里保存了这么多史料，因为陈寿的书实在过于简要，刘知几的责难是不妥当的。关于刘孝标，刘知几承认他“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以他的才识“足堪远大。”但由于刘知几对《世说新语》的偏见，目之为“委巷小说”和“流俗短书”，因而牵连到《世说新语》注，被说成“劳而无功，费而无当”，显然这样评价也不近情理。郦道元之注《水经》，亦属此类，对于后人是功德无量的。据刘知几所说，陆澄用《史记》补充《汉书》，一言半句的异同，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刘昭注《后汉书》也多是范晔所舍弃的内容，“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可惜的是陆澄等人的注今皆不传，无从判断刘子玄的评价是否公正了。

第三种类型的史注，刘知几举了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这几部书都是作者自己加注，刘知几对这一类型带注的史书，评价是很低的。他说这些史家“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序。除烦则意有所恡；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四种史书中，只有《洛阳伽蓝记》尚存，它采取注的形式来保存更多史料，其作用与裴松之，刘孝标之注前人著作，意义相同。

陈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以后又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文中发挥此义，引支愍度《合维摩经序》，记此经先后三译，“同本人殊出异，或词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陈先生在文末推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及裴注《三国志》、刘注《世说新语》、郦注《水经》，皆是此种受佛家影响的体裁，并举《洛阳伽蓝记》五圆凝寺条记惠生宋云使西域事为例。杨衒之叙述完毕后云：“衒之案，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陈先生举此节之文如“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萑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谓“道荣云云”八字即正文“东南七里云云”九字的子注。《洛阳伽蓝记》此类例子确是比较符合“瞻上视下，读彼案此”的要求，犹之同本异译的佛经，同一内容而各家译文表达有别，并列起来易于比对。至于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大好“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更不能“瞻上视下，读彼案此”。所以，这几家的注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关于史事的初步考订，首先应当举蜀汉谯周（？—270）的《古史考》。隋志列于正史类，附于《史记》之后。【89】此书已佚，有章宗源辑本。谯周书的目的，是纠正《史记》不妥之处，如《赵世家》载周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谯周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长驱日史（驶）千里乎？”断言“此事非实也”。《田敬仲完世家》载陈恒后宫以百数，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有七十余子。谯周辩驳云：“春秋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为禽兽之行。”他认为司马迁的话“事岂然哉”，“非实也”。《仲尼弟子列传》记公伯僚向季孙诽谤子路，孔子说道之行与废有命，“公伯僚其如命何？”谯周也辩驳说：“疑公伯是谗诉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不同意司马迁把《论语》中所记公伯僚收入仲尼弟子之列。谯周是一个迂阔的儒生，但这些驳正《史记》之处却是合理的，有助于研究历史。隋志正史类有晋刘宝《汉书驳议》二卷，疑亦《古史考》之类。又有姚察《定汉书疑》二卷。姚振宗据《隋书》本传，姚察使于北周，刘臻向他请教《汉书》中“疑事”十余条。姚察一一剖析解释，“皆有经据”，刘臻十分佩服。姚氏怀疑这两卷书即刘臻所问的十余条，当亦属于考订史实之类。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对陈寿书及注中所引著作，亦多订正，如《鲁肃传》辩陈寿之矛盾，《诸葛亮传》辩郭冲五事之诬等，其例甚多，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对繁富史料实事求是进行考核的精神。刘知几说裴松之“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未免过于武断，不顾事实了。隋志又有诸葛亮的《论前汉事》一卷，姚振宗疑即《出师表》中所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这就不是史事考订，而是史论性质了。

在近代殷墟甲骨和敦煌文献之前，晋代汲冢五百八十多年前的古书之出现，是史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次新史料的发现。据《晋书·束皙传》，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名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易经》、《国语》等数十车，共七十五篇。其中保存下来的史书有《纪年》十三篇和《穆天子传》五篇。后者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前者记录夏以来至三家分晋后魏襄王二十年的事，是魏国的史书。其中所载如夏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幽王亡后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非周召二相共和等等，都与经典相传不同。

汲冢的发现，《晋书·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279）。《隋书·经籍志》作太康元年（280）。但荀勗所撰《穆天子传序》称太康二年，与束皙传同。清代学者有人解释为发冢出书在咸宁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报给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书，所以各书记载有三个不同年份。但荀勗、束皙都是参加整理竹书的人，荀勗的话应较可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更足以为证。他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会字意为恰巧、适逢。杜预用“会”字，说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两书之后不久，与二年之说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一八云，“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勗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其说固确。”但钱氏此条下又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则未注意杜序中“会”字，遂致误解耳。

语言文字

我国自古各地即有方言。南蛮alt舌是中原人民对南方话的描述，而齐楚方言不同，也见于孟子。东晋十六国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渡，以洛阳一带语言语音为主的北方话传入江南。【90】北方则由于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各族的胡语也流行起来。北魏统一北方，在孝文帝迁洛汉化以前，北方统治者中盛行鲜卑语。北齐统治下的北方东部，鲜卑语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又见流行。几千年来，口语方言的变化无穷。如果历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都使用当时各地方言，必然给后代读者造成极大困难。幸而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汉字虽然字形字音有发展变化，其作用未变。用方块汉字写的文体成为书面语言，虽然语法词汇时有变化，周秦两汉以来文体结构基本相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都是沿用这种书面语言，所以两千多年后仍然可以读通。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撰史虽然仍旧使用周秦以来的书面语言，却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章模拟古人问题。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所以《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但史家似又与文士不同。《史通·模拟篇》曾经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这样的概括确切与否，尚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学著作的人来判断。当时的三史只能是《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模拟对象，尚属可疑。【91】两晋南北朝的史书文字，恐怕更不能认为一律“喜学五经”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史家在使用传统的书面语言时，往往模仿古代文章。

刘知几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文章模拟的两种类型。一是形式上遣词造句模仿古人，而实际不恰当的，即他所谓貌同而心异；一是形式上不全同古人，而得古人文章神似的，即他所谓貌异而心同。前者如谯周《古史考》记李斯之死说“秦杀其大夫李斯”。《春秋》称列国之卿为大夫，谯周用诸侯属下的大夫这个名称，来称呼天子的丞相，是模仿春秋而貌同心异。《公羊传》为了解释经义，所以屡屡先引经文，然后说“何以书？记某事也”，这并非史书之体。而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所以刘知几云：“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貌异而心同的例子，如《左传》中人的名与字前后互举，不相重复。裴子野《宋略》亦是如此：前面用桓玄，后文即称其字敬道；上文举小字殷铁，下文即标出景仁。《左传》叙晋军败于邲，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读者自然体会到兵士抢着攀登上船，乱刀砍断手指的景象。王劭《齐志》叙韩陵之战高季式追奔逐北，“夜半方归，槊血满袖，”读者也能领会到奋勇杀敌的情景。刘知几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是模拟《左传》而成功的，亦即貌异而心同。刘知几见到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远远比我们多，《史通》所举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史书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模拟古人的一些特点。

刘知几之前，裴松之对于史书文字盲目模仿古人，已有过针砭。如《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曹对诸将云：“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勾践将生忧寡人”语见《左传·哀廿二年》，是吴将灭于越时吴王夫差的话。裴松之批评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他既批评了孙盛文章模仿古人的恶习，又指出此处模仿的不恰当，也属于刘知几貌同心异之类。《史通·言语篇》也举此例云：“故裴少（唐人讳世为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六朝时不仅史书如此，文学作品更所不免。所以《文心雕龙·指瑕篇》云，“若掠人美词，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也。

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以雅代俗。在书面语言的文体中，记述对话时如果用当时俗语或方言，可以更为生动。《左传》中有不少这种例子，《世说新语》之所以为后代人所爱读，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惜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可以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文章生色时，却代之以古雅而僵死的词句，使历史叙述丧失了时代感。裴松之《三国志·陈泰传》注已经指出，孙盛《魏氏春秋》改易旧史的文字，文词华美却失去真实性。裴松之大声疾呼：“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词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记言当使若出其口，这是关于史书记言的很好的一条原则，刘知几也信奉它。《史通·言语篇》的论述，包含一些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排除这些，从刘知几的话，可以看出南北朝史书语言文字方面以雅代俗的问题。他认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宏《周书》叙述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没有忠实表达当时人质朴的语言。相反，把古代汉族文献中的词句塞进他们口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另一方面，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部记述北齐的历史，被刘知几赞为“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杂说篇中》又进一步论列，说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如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都是当时习语，幸在《齐志》中保存下来，以后读史者不至茫然莫晓。但刘知几又埋怨“今之学者”，说他们反而认为这两家的书“言多滓秽，语伤浅俗。”【92】看来王劭、宋孝王的书很能表达鲜卑化的北齐时代的精神风貌，可能也由于这个缘故而两书都不幸失传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余嘉锡先生纪念论文集》）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从东晋渡江到隋平陈，南北分裂二百七十年。政治、经济等方面南北的情况不同，发展各异，文化也各有特点。从史学的发展说，南朝与北朝相比之下，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处。

总的讲来，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沈约《宋书》卷五四“史臣曰”描述五世纪前半南朝的心脏地区荆扬二州说：“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代指北方的中心地带）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北方不但没有这样肥沃富庶的关键地带，而且直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还要靠均田制来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去耕种境内荒废的土地。手工业与商业，也是北不如南。南方商税名目甚多，为北方所无，正反映其商业之发达。至于货币流通情况，北魏孝文帝以前未曾铸钱，大致是用前代货币及绢帛交易。孝文帝以后虽然铸了各种货币，还不能通行全境。而南方，据《隋书·食货志》所说：“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虽然杂用谷帛，其通行货币的范围，在全境内的比例，似仍比北方为大，也是经济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志。【93】南朝有“元嘉之治”和梁武帝时“四纪之内，实云殷阜”的局面（《陈书·何之元传》所收《梁典序》）。而北方自十六国以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描述。《洛阳伽蓝记》中描写的迁洛以后的洛阳，固颇为繁荣富足，恐怕也像邺城，只限于个别都会一隅之地。梁将陈庆之进入洛阳后的观感是：“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给了他深刻印象的，是北方社会的礼仪风貌，而不是经济上的繁荣富有。

北方虽然保留了汉魏社会的遗风，但经济上的落后不免导致文化上的保守。而十六国以来长期胡族的统治，也使文化的进步发展多少受到阻碍。图书是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隋书·经籍志》载，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江陵陷于西魏时，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资治通鉴》六五）。这大概是南朝藏书极盛时的数字。而北方则远不能相比拟。隋志说北魏“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又说北齐也曾搜聚典籍，“迄于天统武平（565—575），校写不辍”。但颜之推就在齐亡（577）后所作《观我生赋》自注中说，“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再从文学作品看，现今存世的诗文篇数和作家人数，南朝都大大超过北朝。【94】

关于南北学术倾向的异同，史料中有两段记载，而两处所指出的现象有相通之处，可据以推论南北史学的异同。《世说新语·文学篇二十五》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褚裒卒于永和五年（349），此故事如可信，则褚孙对话时南渡才三十几年，所谓北人南人，主要恐怕还不是指十六国的北方与东晋，而是指魏晋以来的趋势，是为时已久的区别了。到南北朝对立时，这样的区别继续存在。《隋书·儒林传序》先说“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说明十六国时期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文化学术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然后叙述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最后总结为：“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也沿用这几句话，说明是唐人公认的结论。这样的估计，与褚孙对话所指，是一脉相通的。就是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谓：“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南北对于训诂义理各有偏重，刘说不误。但其解释原因，说“北方大儒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而“自永嘉构祸，古学消亡，故说经之徒喜言新理”。这里忽略了玄学与佛学对所谓新理论推动促进作用，似乎不够全面。我想，用《论语》的话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方偏于思而不学。褚孙对话与《隋书》、《北史》的议论，都有助于探求南北史学不同之处。

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且取舍大致相近。又如范书中《光武本纪赞》有“系隆我汉”字句，及《章帝八王传》中所谓“本书”，皆沿用《东观汉记》旧文之明显证据。甚至论赞某些词句，亦沿袭旧史，如章怀注指出范本出于华峤《后汉书》者即有多处。【95】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宋书·范晔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叙其平生，谈到编纂《后汉书》时，一则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再则曰：“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三则曰：“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归纳范晔的话，除文字方面的自傲之外，他的精意深旨，主要在所发议论，自以为“以正一代得失”，而贾谊的《过秦论》是他的榜样。《后汉书》的序或论，在范蔚宗的心目中，实为再三致意的全书之灵魂。

试以南朝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与沈约（441—513）的《宋书》和北朝魏收（506—572）的《魏书》中的序和论相比较，可以看出，范沈之书的序和论确实体现出“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后汉书·邓骘传》论谓汉之外戚东西京十有余族，多至颠覆，“其数有可言焉”，然后举出倾覆的四条原因，亦即外戚的四条教训。《党锢传》序不仅就后汉议论，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所据以评论的道理虽不外儒家观点，但这样处理的方式，却使人开阔了视野。《宦者传》序从先寺人之制谈起，胪陈两汉历代宦官事迹及其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传末又追究宦官之祸所从来久，非一朝一夕所致。《儒林传》序论述后汉二百年中学官设置及图书收藏的始末。《西羌传》论纵论后汉以来羌人活动，归结为“羌虽外患，实深内疾”，批评了迁徙羌人于内地的失误。

从范晔评论后汉王朝的覆亡与清流人士的关系，可见他认识到思想舆论对政治局势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这样的认识确是颇为深刻，称得起“牖中窥日”的见解。范晔这个观点多次表现在《后汉书》中。《左周黄列传》论证后汉“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是由于“硕德继兴”，“宏儒远智，高心洁行”的士流在起作用。《陈寔传》论云，虽然阉竖擅恣，政治腐败，因有陈寔这样一些人“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陈蕃传》论更是大声疾呼，说陈蕃等“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孔融传》论说孔融“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把曹操生前终不敢篡夺汉家政权，归功于孔融这些人的舆论。《儒林传》论认为桓灵以来“君道秕僻，朝纲日陵”，“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总之，范晔把后汉清流士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舆论，看成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于下，国家乱而政权不倒的原因。这是通过思辨分析而得出的看法，是很有识见的解释。有些论断，从今天角度来看，也还是站得住的。范晔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

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晔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武帝纪》的“史臣曰”，以简洁文字描述了汉末到刘宋间政治历史的梗概，抓住了各时期要害。说“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解释了曹操何以慑于舆论，不敢及身篡夺政权。关于司马氏取代曹氏，沈约认为，“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说明曹魏政权尚未到矛盾尖锐濒于崩溃局面，是司马氏巧取豪夺得了政权。关于东晋，沈约写道：“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这样的估计，要言不烦，恰中肯綮，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确切诠解。以后叙刘裕之代晋，用“功格区宇”、“乐推所归”字样，大约是沿用刘宋史臣的套话了。《孔季恭等传》的“史臣曰”，纵论荆扬二州为南朝经济中心，能使“数郡忘饥”，“覆衣天下”。而统治者剥削无度，“田家作苦，役难利薄”，“并命比室，口减过半”，终于导致灭亡。《臧焘、徐广、傅隆传》叙述曹魏以来学术兴废及国学沿革。《谢灵运传》的“史臣曰”叙述魏晋以来诗歌流变，并表达了自己所主张的声调谐和理论。【96】《史通·杂说下》不赞成沈约这种作法，以为这篇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应当说，刘知几这话表示他未认识到南朝史学的特点亦即优点。沈休文这些论述，都弥补了纪传体限于体制，未能对经济、学术、文艺综观全面，追溯源流来加以叙述的不足，同时也体现了“牖中窥日”，集中探求英华的学风。

南朝除范晔、沈约两大史家的著作之外，今存尚有萧子显《南齐书》，也可以窥见南朝历史著作中议论的倾向。《南齐书·刘alt传》回顾综述曹魏以来儒学情况，指出“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永明儒学一度兴盛，建武以后趋于衰歇。《幸臣传》论剖析幸臣得宠弄权原由。《文学传》论标出贵新尚变的宗旨，并以此为准绳，评论了曹魏以来作家。《魏虏传》追溯东晋以来南北关系及历次北伐成败，最后谈北魏迁洛以后之南逼，总结南方屡次失利的原因说：“岂不由将帅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护。号令不明，固中国（指南方）之所短也。”总而言之，从范晔、沈约、萧子显三家著作，看出南朝学风总倾向在史学上的表现，形成南朝史学不同于北朝的一大特点。

再看魏收《魏书》列传的序或论。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论事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其议论标准固是儒家伦理道德，而对拓跋氏一朝政治上兴衰得失，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也没有指出哪些发展变化，更没有宏观地把北魏王朝与以前时代联系起来考虑观察。议论的思辨性不强，因而也不能像南朝史家某些议论之较为深入。北魏是十六国胡族争霸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政权，《魏书》论中看不到十六国与拓跋氏统治异同的比较。北魏历史亦自有其种种特征，但魏收除设立官氏、释老二志之外，不像南朝史学家那样，对于所处理时期的历史现象如党锢、恩幸、外戚等等加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关于北朝经济、学术、文艺等发展的特点，由于《魏书·儒林传》已亡，今本乃后人用高氏《小史》所补，《文苑传》亦后人所补，无从与南朝史书对比。总的说来，北朝史学著作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给人以识暗之感，较之南朝史学大有逊色了。

当然，史学之外，例如经学，南北异同高下如何，有待另作探讨。《南齐书·五行志》载，建元二年庐陵石阳县山崩，水中得柱长短千余口，“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说明北方还有人认识古文字，而南朝像江文通这样才学之士还是文盲。但一般而言，北人似乎对南人文化学识更多钦佩。如《梁书·王锡传》载，锡与张缵接待魏使刘善明，“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此虽南朝记录，大致应得其实。

南北史学发展虽有不同，但双方并未完全隔绝，而是有所交流。据《魏书·李豹子传》载，正光三年（522）上书，为其父孝伯请求追封，称“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戴。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称“刘氏伪书”，当即休文著作。今本《宋书·张畅传》中载有张畅与李孝伯对话，所以豹子以为“有彰国美”。

不仅南方史书流传北方受重视，南朝人的诗文亦复如此。邢邵诋毁魏收不只模拟任昉，“亦大偷窃。”魏伯起则反讥邢子才“常于沈约集中作贼”。《周书·柳庆传》载，苏绰曾对他说，“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这些都说明，北方文士不论地位如何，都倾倒于南朝文学。虽然也流传有南人对北人文学钦挹的故事，如刘alt《隋唐嘉话》上称，“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南人皆嗤之，后乃钦服”。这已是南北朝末期的事。但更为流通的传说，是南人轻视北人作品。如《朝野佥载》六载，“南人问（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隋唐嘉话》下称，“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这些可能是带有夸张性的故事传说，然而反映当时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

南朝与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风仍各有特点，也可以与史学相比较，看出某些迹象。《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论亦沿用了这几句话，足见为唐人公认的定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两种不同倾向，与学术和文艺分野内的异同，似乎也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97】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1990年1月27日修订旧稿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像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苻坚载记上》）。北魏太武帝时，崔浩撰国史，对于拓跋氏先世翁媳婚配一类旧习俗据事直书，因此得罪。清河崔氏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遭诛戮。此次大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国史问题肯定是重要导火线。【98】然而，像后代多数封建王朝一样，史官对统治者的行动有意涂饰粉刷的，恐怕还是多数。例如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以后，看到著作郎赵逸所修国史，认为赫连屈丐暴虐无道，“史官安得为此言乎？”下令追究。还是崔浩讲情，把学者赵逸比作汉代扬雄之吹捧王莽，劝皇帝宽大为怀，“固宜容之”，乃作罢。赫连屈丐这样的统治者，史官还要为之粉饰美化，其他一般的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史官考虑个人利害安危，害怕得罪皇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春秋·公羊传·闵公》所宣扬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儒家教条，在当时史家心目中必然也是占有地位、起了作用的。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用暴力推翻旧王朝，杀死所臣事的皇帝，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应当是最为敏感的问题。

政权的禅代，在魏晋和南朝时期特别频繁。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以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不存在什么禅代问题。到高氏宇文氏代魏，政权禅代在南方已经司空见惯，北方也就更不以为奇了。魏晋南朝四百年间，禅代问题其政治敏感程度先后有变化，因而表现于史书的修撰亦有所不同。自王莽代汉不久即被推翻之后，二百年间没有发生过篡夺情况。大臣推翻旧王朝而建立新政权，被目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曹操虽然把皇袍当做内衣（翦伯赞同志语）穿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亲自推翻刘氏政权，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了经营二三十年的事业。司马氏“作家门”的时间也不短。从高平陵事件（249）以后，十六年间经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虽然权势炙手可热，却没有下手。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取代魏室，建立晋朝。绝非曹氏司马氏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足以夺取政权，而是舆论压力使他们不敢贸然从事。

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随着以禅代方式夺取政权愈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后，这两种手法中，前者已无必要，后者则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

现在看不到曹魏史官所修的后汉史或魏史。至于魏晋以后史家记述后汉史事，当然不怕公然谴责曹氏。如东晋的袁山松说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骂他是“窃国”的“盗贼”（《太平御览》九二引）。而范晔的《后汉书》也公正地指出了汉室早已衰弱：“天厌汉德久矣，山阳（汉献帝）其何诛焉（怎能责备）！”

西晋武帝时，曾把晋朝历史的断限交给大臣们讨论。按理说，一个王朝的开端，当然应该从取得政权，建立新朝之日算起。当时荀勗却主张从魏正始（齐王芳正始元年〔240〕）开始，而王瓒又主张从魏嘉平（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开始。为什么要把晋朝历史的开端向上推延到曹魏时期呢？又为什么不推向魏明帝时，而只上推到齐王芳时呢？我们先看荀勗之为人。他在魏末已倾心于司马氏。晋朝建立后，他“获佞媚之讥”，“时议以勗倾国害时”。但由于他“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晋书·本传》）。荀勗的意图，是借断限的上延，赋予司马氏父子以孔子所赞颂的周文王那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的形象（《论语·太伯》），从而冲淡“弑君”、“篡位”这一尖锐矛盾。按照荀勗的断限，齐王芳的废黜，高贵乡公的被害，都已经是大晋王朝至少在史书文字上矗立以后。他们的被废和被害，只证明他们已是受到挑战的统治者。在荀勗看来，这样就使两桩大事件在当时的非正义性多少有所减轻。武帝时讨论未有结果。惠帝即位后，又继续讨论。仍然主张“宜用正始开元”者，有荀藩、荀畯、华混。主张从嘉平起年者，有荀熙、刁协。荀藩、荀畯是荀勗的儿子和孙子。荀藩继其父之学，一切秉承荀勗的主张（《见晋书·律历志·乐志》），所以对修史断限的看法也不例外。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见《初学记》二一，当亦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称传或称纪，陆机语气模棱，但他也主张司马懿等父子三人应入晋史，则是肯定的。只有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主要大臣，都主张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太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袴子弟，看来确如《晋书·本传》所说，“好学有才思”，所以能笼络了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名流文士作为二十四友，而且能看重亡国之余的吴人陆机陆云兄弟。王戎等人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

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诸家《晋书》，干宝《晋纪》都从司马懿叙起，均见汤球辑本。唐修《晋书》中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纪。看来贾谧意见未被以后史家所采用，实际仍是把断限向前延伸了。

司马氏代魏的斗争异常尖锐，发生了像高贵乡公曹髦谋杀司马昭而又被杀、淮南连续三叛讨伐司马氏等等，是历史上有名事件。史书记载和后人研究甚多，此不具述。当时舆论对司马氏之不满，不仅从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态度看得出来，就从司马氏家族本身，也可窥见，明显的例子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本传载高贵乡公被害，百官无人敢奔赴，而司马孚却“枕尸于股哭之恸”，并且奏请追究主谋。太后命令以庶人之礼埋葬，司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司马孚在司马懿执政时就不大与闻政事，“后逢废立之际，未尝与谋”。司马师昭兄弟因为他是长辈，也不敢逼迫。等到司马炎受禅，曹魏末代皇帝废居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甚至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实际上，和司马孚抱有同样思想的，还有八达之一的司马懿的七弟司马通父子。《三国志·杜恕传》载，明帝时恕上疏称“大将军狂悖之弟”，裴注谓即司马通。所谓狂悖不知所指，意即与司马懿不合。注又称晋初受禅，通之子顺，“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晋书·宗室传》亦载“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顺虽受罪流放，守意不阿而卒”。由此可见，斗争尖锐，舆论沸腾，所以晋武帝即位以后，想通过修史来加以粉刷。王沈所撰《魏书》是突出之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当然也不例外。

王沈是司马氏死党，曾将高贵乡公计划向司马昭告密，“甚为众论所非”。王沈的《魏书》今不传，王隐《晋书》已称其书“多为时讳”。唐修《晋书·本传》也说王沈的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刘知几更是一再说王沈的《魏书》是“假回邪以窃位”，“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直书篇·古今正史篇》）。所谓“为时讳”的时，即当今朝廷之意，主要是“弑君”、“篡位”等王沈亲自参与的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时事。唐修《晋书》称陈寿之书为实录，实际他只是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并不能符实录之称。如《魏志·齐王芳》只记皇太后列举莫须有罪名的废立之令，用一句“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了事。关于高贵乡公之死，只叙述一句：“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然后用皇太后诬蔑曹髦图谋加害自己的令文，说他“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为司马氏开脱。陈寿在评语中虽然赞扬曹髦几句，又归结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而对陈留王奂则说“比之山阳（汉献帝），班宠有加焉”，近乎阿Q理论。评论中对曹爽、夏侯玄都不正面触及他们对司马氏的斗争，而从其他方面讽以微词。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心大志迂，不虑祸难”，也是就事论事的客观主义的议论。后人对陈寿在魏晋禅代史事的处理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多回护，有人认为细微处有深意。【99】但总起来说，恐怕与王沈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史通·直书篇》有“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的话，这当然和他本人来自蜀国的孤臣孽子处境有关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说“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如此言也，可谓直矣”。王氏所指当即干宝总论中所云“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指三分天下有其二及八百诸侯会同武王伐纣）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诸语。干宝距晋初已远，故而敢于指摘揭露。而他所揭露的司马氏“不及修”的“公刘太王之仁”，恰恰正是荀勗等人把晋史开端向上延伸所要达到的效果。

两晋历一百五十余年，最后桓玄夺取政权而未能立足，司马氏终为刘裕取代。宋人所修晋史，如何法盛《晋中兴书》，刘谦之、王韶之、徐广、裴松之的《晋纪》等书，现皆亡佚，只存辑本，无从考见其对晋宋禅代经过如何叙述。但刘宋时史家对于这个问题在宋史上的处理，与晋代史官有近似之处。他们也采用了把宋史断限向上延伸的办法。据《宋书·徐爰传》，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以后山谦之、苏宝生继续这个工作。大明六年（462），徐爰任著作郎修国史。他上表中所云：“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惟雍伯。……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意思是，殷周两朝受天命来统治，都早在商汤周武建立政权之前；而刘邦、刘秀之建国，也早在丰沛、昆阳之日。“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这是引证《三国志·魏志》从曹操开端，《晋阳秋》从司马懿开始，论述曹魏王朝不始于文帝即位的黄初元年，晋武帝即位的太始元年也不形成晋政权的开端。荀勗等人的依据今天不得而知，很可能与徐爰近似。徐爰的结论是，刘裕之德“巍巍荡荡，赫赫明明”，有如周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谦让未遑，“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所以宋朝的历史应当“起元义熙（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为王业之始”。当时讨论徐爰的建议，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的多数赞同徐爰的意见，“以义熙元年为断”。巴陵王休若、檀道鸾两人主张以元兴三年（404）即刘裕诛桓玄之年为始，虞和主张“以开国为宋公元年”，即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封宋公之年。最后徐爰的建议得到孝武帝的批准。齐时沈约修《宋书》，即遵照徐爰的断限，“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于是刘裕取代晋室，杀死顺帝等等，都在“巍巍荡荡”、“乐推”、“讴歌”的大帽子下面失去其尖锐性。

沈约在齐时修《宋书》百卷，只用了一年时间，因为绝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史。只有永光元年（465）以后到宋亡的十多年“缺而不续”，才由他补足。所以从沈约《宋书》可以大致窥见宋代史臣所修国史旧本的内容。宋代史臣所修国史中，关于刘裕代晋的叙述，其态度远不像晋代史臣处理司马氏代魏问题时那么暧昧畏缩，隐瞒回护，而是比较鲜明，比较客观。这是由于曹魏末年远非主昏臣暗、民不聊生局面，司马氏夺权实在师出无名。而东晋末年，司马道子、元显的统治太不得人心，爆发了孙恩大起义，桓玄又一度夺权，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迫切需要改弦更张。《宋书·武帝纪下》的史臣论说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又《刘穆之传》也说东晋“主威不树，臣道专行”。而《武帝纪》史臣论评价禅代时说：“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220，汉献帝最后年号）；功实静乱，又殊咸熙之末（265，魏陈留王奂最后年号）。所以恭皇（晋恭帝）高逊，殆均释负。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权其实矣，盛哉！”公然歌颂刘裕代晋是众所乐推，不像魏晋两朝夺取政权那样空标榜美名而实不相符。这和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中畏首畏尾的态度，是多大的差别啊！

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建元二年（480）置史官，檀超与江淹担任史职。据《南齐书·檀超传》，修齐史“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这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这一做法反映，当时对于禅代和杀死前朝末代皇帝，已经不以为意，并不感觉有任何理亏之处，无须借断限上移的办法，来隐瞒回护，以冲淡禅代过程中的暴力行动。齐朝史臣所撰本朝史今皆不传，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于梁代，很可能是依据齐代诸家旧史，同时也反映齐梁时期政治、社会的共同倾向。《高帝纪》史臣曰开头即引“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公然为禅代辩护。后面又说：“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把齐之得政权说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政权禅代既然不构成敏感尖锐的矛盾，大臣对皇家一姓的忠节自然也就没有意义。如褚渊两世为宋朝皇室姻亲，而背宋投齐，身至高位。这样受宠前朝，又为新朝佐命的人物，齐以前并非没有，但当时史官对这种人的变节行为，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不去触及，更不敢公然赞颂。萧子显对褚渊却不然。论中首先把褚渊与袁粲对比：“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然后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变化来为褚渊辩解，说魏晋以后“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任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萧子显这一番话，确实道出了某些真实情况。东晋时皇帝没有权威，政柄军权操在世家大族之手。宋武帝加强皇权，扶植皇族势力，中央政权与地方兵力都操在皇族手中。门阀世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如故，政治上则远不能与东晋相比。因此，进入宋代以后，高门益发变成封闭排他的集团，形成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气氛。他们用高自标置的方式来抬高和巩固自己社会地位，以补偿政治势力的衰落。《隋书·经籍志》说家谱族谱之类氏姓之书“齐梁之间其书转广”，正是反映这一趋势。高门世族的命运，并不与王朝一家一姓的兴亡相联系，君臣之节只是虚名。尽管王朝更替，门阀世族利益不受波动，仍然平流进取，去充当那些名位很高而毫无（至少很有限）实权的公卿。因此，保家远远比殉国重要得多，褚渊的行为也就无可非议了。

梁武代齐后，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撰录国史，侯景之乱散失。何之元与刘璠又合撰了编年体的《梁典》，亦已佚去。我们没有看到梁朝讨论国史断限的记载，估计这时禅代已成司空见惯，梁朝史臣不像晋宋两朝那样，需要利用某种手段来冲淡所谓“篡弑”的名声，而是和萧齐一样，从本朝建立之日叙起。何况梁武帝还曾对萧齐宗室萧子恪说过：“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起义兵，非唯自血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我今日虽是隔代，情同一家”（见《梁书·萧子恪传》）。他根本不承认是革萧齐之命取而代之，因而也毋庸忌讳了。但是，梁武帝对史记记载也不是全无忌讳。《南史·吴均传》载，均撰《齐春秋》，“书称帝（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竞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梁书·本传》文略同，而未称为明帝佐命。数十条作数条）《史通·古今正史篇》亦载其事：“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梁武帝在政治上有宽容一面，而且王朝禅代已成“例行公事”无须讳言。但是，充当齐明帝萧鸾这样一个皇帝的“佐命”，未免不光彩，有碍个人颜面，所以发怒。梁武帝这个人一向是狭隘护前的。【100】

对于禅代之际大臣出处的议论，我们未能从梁代史臣著作中找到材料，但从陈代史官议论却可窥见一二。在这个问题上，推想梁陈两朝思想观点应是一致的。谢朏在宋时任侍中，拒绝解下御玺交给受禅的齐高帝，但以后仍在齐朝和梁朝做了官。陈姚察评论云：“谢朏之于宋代，盖忠义者与？当齐建武之世（高帝时），拂衣止足；永元多难（东昏时），确然独善。……高祖（梁武帝）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他赞扬谢朏在齐朝时虽然出仕，而不露头角，独善其身，近于处士。到梁武帝时“首陟台司”，才算是出，而这样的“处”与“出”都是正确的。姚察完全抽去了齐梁不同政权的区别，把二者作为统一的封建统治者对待，讨论的只是谢朏个人与统治的君主之间的关系，与萧子显之论褚渊，可称异曲同工。梁代另一来自齐朝的大臣袁昂，起先对梁武帝表示不合作，以后终于归顺。《梁书·本传》的史臣曰虽不标姚察之名，姚思廉的思想与其父亦有共鸣。评论先说袁昂“存夷叔之风”，但笔锋一转，又说他“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话并非对袁昂的讽刺，而是符合当时思想风气的倾向，超越异代禅让来评论人物，等于说袁昂也“极出处之致”。阳翟褚氏、陈郡谢氏和袁氏，都属当时有名的高门，也都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了。

陈霸先崛起南土，在侯景乱后取得政权，情况与宋齐梁迥异，所以也不存在需通过修史来冲淡矛盾之类问题。南方世家大族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受到沉重打击，因而也不存在以前门阀世族在禅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与王朝禅代有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所谓正统。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如陈寿著书在西晋，西晋是取代曹魏政权的，《三国志》虽魏蜀吴并列，不得不以魏为正统。曹操一家称为帝，入本纪；而刘备、孙权等称为主，入列传。《蜀书》、《吴书》中君主即位必记魏之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晋习凿齿著《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他根据这个观点，撰《汉晋春秋》，以晋承蜀汉为正统。《晋书·本传》说习氏鉴于桓温图谋篡位，因而撰此书“以裁正之”。所以《汉晋春秋》于三国以蜀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晋书》这个解释过于迂曲，似不可信。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晋室南渡，偏安江左，有类蜀汉的缘故。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牵涉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两晋南朝的清议

清议是东汉以来乡里中形成的关于某个人的舆论。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中正就根据清议或乡里的舆论，来厘定、提升或贬降某人的乡品，从而向吏部提供给予或升降他的官位的依据。如《晋书》卷九四《霍原传》载，“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及刘沈为〔燕〕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101】这是中正提升乡品的例子。又如卷三三《何劭传》载，劭死，袁粲吊其子岐，何岐辞疾不见。“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抑〕弱’。粲乃止”。这是中正贬降乡品的例子。西晋时，中正根据清议贬黜官吏的事屡见，参看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第三章所引。这篇小文，试图考察两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和南朝时清议的作用。

晋宋正史本纪记录皇帝即位或其他庆典时实行大赦，除赐爵、赐谷之外，照例列举一系列“恩典”的内容，如减轻或赦免狱中囚犯的处刑，原除赃污淫盗罪犯，豁免捐税债务，放免奴婢等等。在这些内容之外，宋武帝以后的即位诏书中，还有一条特殊项目值得注意。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禅后大赦，称“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宋孝武帝即位大赦，史文把诏书简括为“赃污清议悉皆荡除”一句话。宋明帝太始元年即位大赦，亦称“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并悉洗除”。以后齐高帝代宋，梁武帝代齐，陈武帝代梁，实行大赦，都有和宋武帝即位诏书相同的语句。而这样的话从未见于以前两晋皇帝的赦书中。当然，沈约修《宋书》大量沿用何承天、徐爰等当时人所修旧史，所载诸帝大赦诏书，文字保留原文较多，因而较唐修《晋书》为详。但东晋元帝即晋王位大赦令【102】当是全文，却并没有这类荡涤清议的语句。另一方面，元帝就在此项大赦时申明，“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103】这句话反映，当时汉族与五胡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对刘聪石勒是十恶不赦。而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特别在赦书中有排除杀死祖父母及父母者的规定。

自从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后，中正寻访乡论清议，以品评升降人才，再由吏部录用。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重要。清议的作用，由中正表达出来，其核心内容，大都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而孝道尤其受到特别的重视。司马懿执政时，夏侯玄论中正之“品度官才”，说“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104】又举出中正考核人才的三项标准，而“孝行”居于“仁恕”、“义断”之前。司马昭执政时，何曾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105】李密于晋武帝时上《陈情表》，仍然说“圣朝以孝治天下”。【106】魏晋之际，阮咸居母丧遭清议，“沉沦闾巷”。【107】阮简居父丧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108】由于重孝道，于是父母的丧葬对于子女的婚姻和仕宦都产生莫大影响。齐王芳嘉平四年，魏军与吴诸葛恪战于东关，大败，魏军死伤甚多。“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除丧以后不废婚宦。”【109】亦即《晋书·礼志（中）》所谓“东关故事，限行三年之礼，毕而除也”。东晋南渡，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亦见《晋书·礼志》。所以，如非像东关之例特有规定，则父母死后尸骨未还或未葬者，子孙的婚或宦都要受影响，甚至不得娶妻或进入仕途，否则便有违清议。西晋时，陈寿于父丧中有疾，使婢女制丸药，后又因葬母于洛阳，没有归丧于蜀。先后两遭清议，以致终身坎坷。【110】韩予强聘杨欣之女为妻，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贬予以清风俗”。【111】《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条所收晋中正清议事例，几乎全属西晋时。中朝士大夫甚至利用清议，以压抑新附的蜀汉地方人士。【112】

东晋时的事例，有东晋末年兖州刺史滕恬没于丁零，尸丧不返，其子不废仕宦，遂遭清议，见《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还有一条是运用政权力量预先防止了清议，即王华由于其父王alt存亡不明，于是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余年。刘裕爱惜王华的才能，想使用他，于是替王alt发丧，让王华按规定礼节服丧，服满后得以入仕，见《宋书》卷六三《王华传》。北方胡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有继承西晋传统的。如《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载廷尉监常炜上言，说前燕境内因循魏晋之制，“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他认为“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沉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孑，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若斯之流〔指有才能而因祖父未殓葬遂不能入仕者〕，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慕容儁听从了常炜的建议，也认为丧乱未已，“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实际是否定了这条清议。

结合两晋有关清议的具体事例和大赦诏书里的不存在荡涤乡论清议的条文，可以推断，当时乡论清议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士大夫必须受它的约束，帝王大赦不能也不敢随意宽宥触犯清议之人。但东晋与西晋情况又有所不同。两晋天下一统时，刘毅论中正制度的缺点已经指出，“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共？〕当品状”。【113】东晋南渡以后，北方士族纷纷过江，分散杂处各地，侨立州郡县，“寄寓迁流，迄无定托”，“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居住和仕宦情况，远不如一统天下时之稳固安定。乡论清议之形成，客观上自然也远不如西晋时之顺理成章。恐怕中正不仅“面犹不识”，有关的乡论清议也无从寻访了。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王敦和刘裕，都可以运用政治权势来否决清议这一社会势力，也意味着中正这个职位在走向衰落。

与此相适应，我们看到，东晋，尤其宋齐以后，根据清议来惩处官吏的，不再是中正贬降其乡品，而是政府，特别是御史中丞出面，来处理触犯清议的案件。东晋时，如温峤以母丧遭乱不葬，由司徒长史下其品【114】，这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申报司徒。淮南小中正王式由于为继母服丧事，御史中丞卞壶奏“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115】刘宋时，范泰、王准之、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御史中丞弹奏范泰，坐废徙丹徒。【116】范晔不及时奔赴嫡母之疾，奔丧时又携带妓妾自随，也被御史中丞劾奏。宋文帝爱其才而不加罪。【117】这些事例都不是由中正根据乡论清议首先提出，而是御史中丞出面奏弹。中正由中央官吏兼任，这种官吏的品位与御史中丞相比，可能有高有低。但从清望而言，御史中丞便不能与中正相比，不像中正那样受尊敬。《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载休于建元初任御史中丞，上表说担任这个官职“里失乡党之和，朝绝比肩之顾”，“怨之所聚，势难久堪”。所以“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同卷《沈冲传》载，兄弟三人皆曾任御史中丞，邻家失火，沈冲的母亲怀疑别人有意放火延烧她家，“大呼曰，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与人岂有善者！”御史中丞直接弹劾代替了中正先降乡品再贬官职的做法，说明皇权支配下的官吏取代了高门士族所支持的中正的作用。

宋周朗丁母忧，不遵居丧常节，宋孝武帝“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118】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北征死尸骸不还，而昌玄宴乐嬉游，“有司请加以清议”。【119】齐明帝时，刘朗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120】都是由有司表达所谓清议，执行惩处。史书所说“加以清议”、“付之乡论”，实际乃是政府在起作用，沿用清议的名称，进行惩罚，而不是像西晋那样，靠州都郡正来起作用了。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本论第三章以为宋齐以后，各州的大中正只能品评推荐州郡僚属，成为刺史太守下面的属官，作用已大为削弱。这是就任命官吏的职能而言，然而也有助于说明，宋齐以后中正的职能作用，与魏晋相比，已经大见缩小了。

此条写定过程中，获读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其第四章考订中正制度，颇为详审精确。论南朝中正一节，也说南朝中正制度只是形式上存在，用人大权完全操于皇帝和吏部手中。宫川氏并引《文苑英华》七五四裴子野《宋略》：“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按阀阅而选举，不遑采访于乡邑。”又得读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其第二编“晋之政治与社会”第四章“五等爵制”节，也引宋齐梁陈历朝诏书中“荡涤洗除”语句，论证皇权超越清议，与鄙见相合，都希读者参看。《世说新语·尤悔篇》载，“温公〔峤〕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唐长孺同志《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和越智氏书，都解释为东晋皇帝对清议犹不得不有所顾虑，但也开始能否定清议，所以每对温峤加封，必然同时以皇帝名义下诏加以说明。我以为两家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也恰恰反映中正的作用在东晋时处于走向衰落的过程中。

东晋初年的政治局面，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玡王氏如王导、王敦等执中央和地方的大权。以后外戚庾氏、高门谢氏、桓氏相继执政，一百年间，司马氏的皇帝始终没有多大权力。刘裕代晋，吸取了东晋司马氏的教训，高门大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照旧，政治军事权力——包括中央与地方，却集中到皇帝和皇族手中。宋代以后，大赦增加荡涤清议的内容，反映经过南渡百年，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尤其刘裕建立宋朝以后，皇权大为加强，代表中央及地方世家大族之中正势力相对削弱，作用远不如昔，以至名存实亡。这样，皇帝才有权荡涤洗除清议所定的罪行。顾炎武《日知录》一三清议条云，“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顾氏只从风教观察立论，似乎没有触及这一现象的政治实质和意义。

《南史》卷一九《谢惠连传》，“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言次白文帝。……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此事与文帝之不罪范晔性质相同。所谓“通之”，即解除清议之所否定，使惠连得升高位。与东晋皇帝每爵温峤必下诏，用意相同。与诏书中洗除荡涤的话也是一致的。齐“长沙王晃属扬州大中正张绪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遣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121】看来中正在任用州的僚属时，尚非全无发言权。南齐时中正之职已似有若无。梁时中正作用也削弱，但《通典》所云“梁初无中正”的话，杨筠如和宫川氏都已辨其误。《梁书》卷六《敬帝纪》载，太平二年曾下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大概目的在于加强对乡议的访求，供选用人时的参考。当时萧梁已濒于覆亡，未必能见诸实施。《南史》卷六一《陈暄传》载，暄在梁陈之际“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说明中正当时偶亦发生作用。但就总体而言，中正出面反映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减弱，中正之职名存而实亡。《隋书·刑法志》载，天监元年定律，有士人“犯清议则终身不齿”的规定。又称陈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说明清议要等皇帝发诏，才能实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发诏弃之，而不必由中正贬降乡品。【122】

南朝清议倚靠王权，王权支持并可左右清议。但清议内容的标准和权威性，士大夫之不得违犯清议，则南朝与两晋没有很大区别。《宋书》卷八《明帝纪》，“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陷异域，悉使婚宦”。【123】《南齐书》卷三○《薛渊传》载，其母陷于北方，渊于永明元年上表，请求解除散骑常侍之职。齐武帝下诏说：“东关旧典，犹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时至”，因而不许他辞官。崔模于宋元嘉中没于魏，“模子虽居处改节，而不废婚宦”。【124】齐时丘冠先出使吐谷浑被杀，“世祖敕其子雄曰，‘……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于卿后宦途无妨’”。【125】这些例子都说明，由于提倡孝道而形成的某些不合理的习俗，因为它不切世情，终难于通行。泰始永明的规定，其精神无异于否定了历来乡论清议的标准。但另一方面，中正的作用尽管削弱，魏晋以来乡论清议所维护的士族应遵行的礼法，它的标准和要求，依然没有改变。下列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点。《南齐书》卷三九《刘alt传》载，其妻王氏“椓（《说文解字》：椓，击也）壁挂履”，墙土落在刘alt母亲的床上，其母不悦，“alt即出其妻”。又载刘alt弟刘琎事云，“兄alt夜隔壁呼琎共语，琎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alt问其久，琎曰，‘向束带未竟’。”此事亦见于《颜氏家训·兄弟篇》，刘琎的回答是：“向来未着衣帽故也。”刘alt在齐世名誉甚高，影响很大，齐梁两代学者如范缜等，皆从之学，被目为“关西孔子”，见《梁书》卷五○刘峻《辨命论》。刘alt是沛国人，而有这样的称号，大约是借用杨震的称号来赞誉他。萧子良、沈约、谢朓等都有过刘alt墓所咏诗篇。今天看来，刘alt兄弟的行事，竟然绝似宋代迂腐的道学家所作为，与魏晋崇尚玄风，纵情物外的放达之士迥不相侔。又如宋时崔怀慎的父亲“没虏。怀慎与妻房氏笃爱，闻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126】梁顾协少娉舅女，未成婚而协母死，顾协免丧之后就不再迎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127】这些孝道笃行的事例，都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魏晋南北朝注重避家讳。西晋时，“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128】史书所载之例甚多。东晋王允之以会稽郡名与祖父名同而乞改授【129】，刘昙以父名遐而求解右将军王遐府司马之职。【130】刘宋时，王俭因父终于侍中之职，固让不拜。【131】南齐时，王份被征为黄门侍郎，“以父终于此职，固辞不拜”。【132】梁代陆缮、陆襄都因所授官职分别为其父死时所终之官，皆固辞不肯拜。梁武帝不许陆襄辞扬州治中之职，“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133】梁谢举因父于齐代任侍中，遂累表请求改授其他官职。【134】南朝地主阶级中，不少人崇尚三玄，倡导取法自然，或皈依佛法。即以刘alt其人而言，他也曾敬仰佛教，对释惠基“申以师礼”，对释法安“禀服文义，共为法友”。【135】而另一方面，儒家伦理道德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成为统治的思想。封建士大夫始终维护名教，恪守礼法，不得违犯清议，成为他们思想信仰的主流。南朝中正作用减弱，皇帝权力增强。而皇帝利用清议以维护统治秩序，则与中正发挥作用时并无二致。这种情况，和魏晋时把周孔名教和老庄自然两者合二而一，虽然解释成为“将无同”，而实际以名教为主，是一脉相通的。嵇康虽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排斥他是儒家，甚至更晚的李贽，虽然反对伪道学，却拥护真道学。这些事例不是都可以和两晋南朝清议的具有莫大权威联系起来看吗？

1981年5月增订札记写成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1983年）

从《礼仪志》考察官制

旧日所谓正史里记录典章制度的志，如《食货志》记载经济方面情况，《刑法志》记载法律方面的材料，《职官志》叙述官制，《地理志》讲地理建制等等，内容范围都比较明确。但有些志里却包含着研究其他某些问题有用的材料，如果善于利用，也能帮助说明本志范围以外的问题。如《五行志》、《符瑞志》之类，看起来虽是些荒诞无稽的事，而其中涉及的社会习俗和地理区划名称等，都可供考史。甚至某地出现某种禽兽的记录，也可以从而推测当时的气候情况。《礼仪志》一般是记录婚丧礼节的，而《宋书·礼仪志》里所收一些讨论礼制的记录，却提供了当时公文的样本。日本金子修一氏曾利用这篇志中的材料，写了《关于南朝时期上奏文的形态》一文（《东洋文化》第60号）。《隋书》的志旧称为五代史志，因为除隋代制度之外，还记载了梁、陈、齐、周四朝的典制。《隋书·礼仪志六》记录梁陈两朝各种官吏的冠服。这些官职，有的需要参考《百官志》的记载和南朝史书，才能明了；有的可以根据志文，来补充和阐明《百官志》所记之不足。因此，《礼仪志》的作用也超出礼节的范围，能为研究南朝官制提供资料。

《礼仪志》言“其在都坐，则东面最上”，“尚书廊下都坐门下使”。都坐犹今言大厅之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兰台谓御史台，兰台都坐当即御史台之大厅。《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晋朝八座丞郎朝哺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梁书》卷二六《陆果传》言齐时“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果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可与宋志相印证。《隋书·百官志上》记陈制，得官者“但闻诏出，明日即与其亲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上省即尚书省，都坐即尚书省之都坐也。《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言晋咸康二年“甘露降尚书都坐”。《宋书》卷七五《蔡兴宗传》，“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白曰”云云，时师白为尚书仆射，兴宗为吏部尚书，知此处都坐亦尚书省都坐。北朝之例，则《北齐书》卷四八《胡长仁传》载长仁为尚书令，“每上省，……省务既繁，簿案堆积。令史欲咨都坐者，日有百数”。此亦尚书省都坐，即用以代指尚书令。《北齐书》卷四七《毕义云传》，“又驾幸晋阳，都坐判拜起居表”，亦指尚书省。《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载，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盖即拜职于尚书省之都坐也，都有总统之意。《隋书·百官志中》记北齐制，谓“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又《百官志下》隋三公条云：“寻省〔三公之〕府及僚佐，置公则坐于尚书都省。”都坐之都与都省之都同义。《通鉴》一二八胡注谓北魏之都坐犹唐之朝堂，“或曰都坐为尚书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卷一二九注谓宋之都坐乃尚书八座会坐之所，“犹今都堂也”。核以前引史文，似以胡氏后说为当。北朝之都坐，亦非朝堂而是政事堂也。

志云，“尚书秘书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腰剑”。案：著作郎属秘书省，依志文体例，应言秘书省云云，尚书二字疑涉上文尚书左右丞而衍。洗马舍人文义欠明晰。据《百官志》载梁制，典经局洗马八人，位视通直郎。置典经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员，当即此所谓洗马舍人，实为同一衙署中两种不同官职也。太子属官有食官，朱衣，进贤一梁冠。据《百官志》，东宫有食官局。《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永明中，雷震东宫南门，无所伤毁，杀食官一人。”梁当是沿用齐制。

志言“太学博士正限八人，着佩。限外六人，不给”。据《百官志》上，“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未及人数。诸开国三将军（武贲、冗从、羽林）、典书、典祠、学官令、典膳丞长等官，皆“限外者不给印”。知某些官职有限外员，志文可补《百官志》未记限外官制度之缺。梁陈史书中时见限内限外之称，盖限内为定员，限外则员外也。《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湘东〕王为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内”。又卷四七《何炯传》，“还为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刘霁传》，“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兼限内记室”。《褚修传》，“武陵王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限内记室”。《陈书》卷一○《程文季传》，“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仁威、宣惠皆诸王所领将军称号。其言限外者，如《陈书》卷三四《张正见传》，“历宜都王限外记室”。自《礼仪志》关于限外博士之待遇，以及诸限外官不给印之制，知其低于限内官。所以设限外官者，盖即沈约所云，“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通典》卷一六《选举》）。门阀社会中，士族子弟莫不凭门第而得仕进，未弱冠即得出身。颜之推所云梁朝贵游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正足证明沈约所称之“秀才”不外乎此辈也。北魏末年亦有此种现象。《北齐书》卷三一《王昕传》载，魏末吏部尚书李神alt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无员限。今以王元景等为常侍，定限八员”。又卷五○《韩宝业传》，“多带侍中、中常侍，此二职乃数十人”，此又齐后主时事也。《百官志》记集书省置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散骑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员外散骑常侍，无员；员外散骑侍郎，未言有无员数，盖亦无定员。所谓员外当原为限外，而渐成定制，员外二字遂为官名之一部分。员外之升迁，必先转通直，见《北魏元略墓志》。通直再转为散骑常侍。故《北魏穆绍墓志》言“除散骑常侍，在通直，寻转正员”。《北齐书》卷四四《张景仁传》，“后主登祚，除通直散骑常侍。及奏，御笔点除通字，遂正常侍”。南朝之制亦如此。《宋书·百官志》有通直散骑常侍与员外散骑常待，而未言通直，员外与正员之区别何在。据《宋书》卷八三《黄回传》，“前世加官唯散骑常侍，无通直员外之文。太宗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资轻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员外焉”。由是知通直、员外与正员有资轻资重之别。《宋书》卷六六《王敬弘传》，“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求为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所谓无限，即《宋书·百官志》所谓“奉朝请无员”，更无限内外之别。故《南齐书·百官志》言，“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实无员限也。

志称“廷尉建康正、监、平”，据《百官志上》，“建康旧置狱丞一人。天监元年，诏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监，革选士流，务使任职。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系。事无大小，悉与令筹”。故此志文廷尉与建康并列。盖京师事殷，狱讼滋多，《地理志》所谓“京兆王都所在，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又古今之所同焉”。因而建康仿廷尉设官。据《百官志》，廷尉三官六班，建康三官四班。陈时盖仍如此。故至德元年陆琼“除度支尚书，寻掌诏诰，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然《刑法志》言梁武晚年“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是建康虽依廷尉之制设正监平三官，亦无济于事耳。

志文于诸官所属下，屡见省事之称，如监令仆射省事、太子二傅省事、诸公府省事、录尚书省事等。省事南北朝皆有，而不见于诸史《百官志》，盖近乎令史之下级小吏。《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吕文献传》，“升明初，为太祖〔萧道成〕杀尚书省事”。《魏书》卷七六《卢同传》，“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北齐书》卷四七《邸珍传》，“尚书令临淮王彧……遣省事谢远，三日之中，八度逼迫”。《北史》卷九二《韩凤传》，“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辞之后，迟留不行。其省事徐孝远密告”。《周书》卷十四《贺拔岳传》记尉迟菩萨“乃自骄倨，令省事传语岳”。省事之称亦见于宋爨龙颜碑（《八琼室金石补正》一○），而《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敬则虽不大识书，而性警黠。临州郡，令省事读词，下数判决，皆不失理”。知宋齐时刺史太守等地方长官所属亦有省事之职。《颜氏家训·涉务篇》，“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需”，省与典签并列，当即省事，隶属诸王，亦江南制也。《隋书》高祖开皇三年，“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似隋时使用地方豪族为郡省事，故范台玫有产可倾，州郡省事之政治经济地位与前代亦有所不同，可以超迁颇高矣。

《礼仪志》载，“左右职局斋干已上，朱服，武冠。”案：职局非机构名称，而是官名。《南史》卷五三《梁邵陵王纶传》，“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alt为绛衫。”职局着绛衫，与此志文之朱服正合。《梁书》卷二二《南平王伟传》，天监十三年“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直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千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alt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两传皆以职局与防alt、白直等并列，当是百姓服力役，从事于低级侍卫职务。《萧伟传》中下文即加解释云，“伟末年疾浸剧，不复出藩，故俸秩加焉”。则所赐防alt、白直、职局等，未必尽番上服役，或是输钱米作为萧伟俸秩以代役也。《礼仪志》以斋干与职局并列。《南齐书》卷五六《吕文显传》，“临海人也。初为宋孝武帝斋干直长”。又《茹法亮传》，“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吏，历斋干、扶侍”。斋干当亦是侍从之流，而吕文显曾任其首脑，乃庶姓寒人所居职位。扶侍之性质恐亦略同。《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持”，持疑侍字之误。《礼仪志》有扶侍，朱服武冠，与主书、斋帅、监食、主食、主客等并列。太子属官亦有扶侍，朱衣武冠。《百官志》载梁制东宫官“又有外监殿局、内监殿局、导客局、斋内局、主玺、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承其事”。《礼仪志》前文云，“旧至尊朝会登殿，侍中常侍夹御，御下舆则扶左右”。扶侍一职所司者，或即此类任务与？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五给扶条云，陈朝待勋臣有给扶之制，他朝所未有。列举淳于量、黄法alt，杜稜、王冲、晋安王伯恭、江总、鄱阳王伯山等例，谓给扶当即给扶持之人。

南朝有所谓斋仗，如《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卷四十《鱼复侯子晌传》，遣卫尉胡谐之等“领斋仗诸百人检捕群小”。《梁书》卷二一《江蒨传》，“〔齐〕明帝敕遣斋仗二十人防〔蒨父〕墓所”。《南史》卷五三《梁邵陵王纶传》，“敕遣舍人诸昙灿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又据《南齐书》卷四二《萧谌传》，谌为卫军司马兼卫尉，废郁林王时，谌“领兵先入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卷四《郁林王纪》记其被杀事云，“萧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盾，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合观诸文，知斋内仗身即宿卫者也。《南齐书》卷九《王奂传》，“奂使仗身三十人来，称敕录兴祖付狱”，此中央官有仗身。《梁书》卷三六《江革传》，“革至郡，唯有公给仗身三十人。百姓皆惧不能静寇”，是地方官亦有仗身。仗身大抵近似卫队，言官给，当亦是征调百姓服役。所谓斋仗，当即斋内仗身之省称。身犹言人，仗身犹言执仗之人矣。斋仗与斋干关系如何，有待考订。《三国志·司马芝传》，“门下循行，尝疑门干盗簪，门干不符”。门干当是征调为干而服役为门卫者，斋干可能为斋中之干，似为服一般力役，与斋仗之执仗护卫不同。

《礼仪志》有斋帅，与主书、主食、扶侍、鼓吹等并列，皆朱服，武冠。《百官志》中记北齐制言，“斋帅局斋帅四人，掌铺设洒扫事”。又有斋子，属领左右局。东宫亦有斋帅局，斋帅二人。南朝与北齐斋帅之职掌、地位似大体相同。如《北齐书》卷三一《王晞传》，“帝使斋帅裴泽、主书蔡晖伺察群下”。南朝斋帅见于列传者，则《宋书》卷八三《黄回传》云，“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及去职，将回自随。质为雍州，回复为斋帅”。《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阉人赵叔祖，天监初入为台斋帅”。《梁书》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左右尝以石击杀所养鹄，斋帅请治其罪”。由此知不独皇家及太子东宫官属有斋帅，中央及地方官所属亦有斋帅也。

北魏有所谓直斋，如《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肃宗末，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阁，加前将军”。卷一一出帝永熙三年纪，“又增置骑官，厢别二百人，依第出身。骑官秩比直斋”。卷八十《贾显智传》，“除伏波将军冗从仆射，领直斋”。同卷《樊子鹄传》，“尔朱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孝昌三年冬，荣使子鹄诣京师。……太后嘉之，除直斋，封南和县开国子，邑三百户”。北魏之直斋似地位颇高。北魏之斋帅，其地位与职掌亦与北齐及南朝颇不相侔。如《魏书》卷四九《李翼传》，“初为荡寇将军斋帅，又除员外郎，迁尚书郎，仍斋帅”。卷九三《王仲兴传》，“太和中，殿内侍御中散、武骑侍郎、给事中，出入禁内十余年。转冗从仆射，犹参密近，为斋帅”。“世宗即位，转左中郎将，仍斋帅”。斋帅似是重要职任，参预机密，与南朝斋帅之与主书、主食比肩、北齐斋帅之司铺设洒扫，迥乎不同矣。

《礼仪志》有内外监典事书吏、内监朝廷人领局典事、外监统军队咨详发遣局典事、内外监丞典事、太子内外监等名目，其职掌不详。考之《宋书》卷九四《阮佃夫传》，“元嘉中，出身为台小史。太宗初出阁，选为主衣。世祖召还左右，补内监”。又“佃夫以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又告主衣吴兴寿寂之，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同卷《王道隆传》，“太宗镇彭城，以补典签，署内监”。似内监为皇帝及贵族侍从左右之官吏，与主衣等相去不远。《南齐书》卷七《东昏纪》，“自是〔茹〕法珍，〔梅〕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卷二二《豫章王嶷传》，“每幸第，清除不复屏人。上敕外监曰，我往大司马第，是还家耳”。又《宋书·阮佃夫传》载，朱幼“太始初为外监，配张永诸军征讨，有济办之能，遂官涉二品”。从济办之能一语观之，外监似掌军需，与此志所云“外监统军队咨详发遣”之语亦相应。《颜氏家训·涉务篇》所谓“主书监帅”，“监帅”或即指内外监之长官而言。

《礼仪志》记太子所属有“廉帅、整阵、禁防，平巾帻，白布袴褶”。《南齐书》卷七《东昏纪》，“阉人禁防黄太平以刀伤其膝。顾曰，奴反耶！”是皇帝宫中亦有禁防一职，以阉人为之，地位甚低，故呼为奴。

志言“尚书都令史……主书、主图、主谱……朱衣，进贤一梁冠”。主书之称屡见南朝诸史，《陈书》卷三一《任忠传》，“有施文庆者，吴兴乌程人。起自微贱，有吏用。后主拔为主书，迁中书舍人”。可知主书地位不高，大致与令史略同，故《颜氏家训·涉务篇》中主书与台阁令史相联系而言。

《礼仪志》载梁朝侍卫之制多循萧齐，列举各种职称，可以补《百官志》之缺，并与齐梁两史纪传互证。志言“又置刀钐，御刀、御楯之属，直御左右”。《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分军又从西上阁入后宫断之，御刀丰勇之为内应”。卷一九《五行志》，“永元中，御刀黄文济家斋前种昌蒲”。卷四十《萧昭胄传》，“〔桑〕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梁书》卷一《武帝纪》，“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通鉴》一四二胡注，“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应敕，在左右应敕命者”。亦并称为刀敕。《南齐书》卷三五《长沙王晃传》，“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犹皇帝之有御刀。卷二二《豫章王嶷传》，“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余亦省”。“上答曰，仪刀捉刀不应省也”。所谓左右，即捉仪刀之人。所谓仪刀捉刀，乃是一词，亦指捉仪刀之人。既省仪刀，故捉刀之人亦省，如此理解，亦字方有着落。仪刀亦有由其他人捉者，如《魏书》七五《尔朱世隆传》，“令王嫌迟，遣二防阁捉仪刀催车”。

志言“又有左右夹〔亦写作侠〕毂、蜀客、楯剑、格兽羽林、八从游荡，十二不从游荡、直从、细射、廉察、刀戟、腰弩、大弩等队，凡四十九队，亦分直诸门上下”。担任护卫之夹毂，不只皇帝，诸王亦有。《南齐书》卷二二《豫章王嶷传》，“今所牵仗，二侠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上答曰，……侠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人以还正是耳”。又启曰，“侠毂白直，格置三百许人。臣顷所引，不过一百。常谓京师诸王不烦牵仗”。武帝答云，“汝一人不省侠毂，但牵之”。所谓牵或引，即率领排列之意。王敬则为夹毂队主（《南齐书》卷二六本传），此皇帝之侍卫也。晋安王子懋自襄阳迁江州刺史，“单将白直夹毂自随”（《南齐书》卷四一本传），焦度为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南齐书》卷三○本传），及上引豫章王嶷事，此诸王之侍卫也。

志文中有史书未见之职称，而史传中名称亦多有不见于《百官志》或《礼仪志》者。宋代皇帝有细仗及细仗主（《宋书》卷九一《卜天与传》、卷九九《二凶传》、《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梁代盖沿宋旧名，又有直厢、防殿，俱见《曹虎传》）。大臣有随身及随身队主（《宋书》卷八三《宗越、黄回传》）。南齐皇帝有细铠左右（《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大臣有服身（《南齐书》卷二二《豫章王嶷传》）。陈之大臣有荡主（《陈书》卷四废帝光大二年纪）。此等职位之任务与地位，皆与侍卫相仿佛。志文所称游荡、荡主之荡，有突击之义。“出荡”一词史书屡见（《南齐书》卷七《东昏纪》、卷五一《崔慧景传》，《梁书》卷一○《杨公则传》、卷二○《陈伯之传》、卷四三《江子一传》等）。《隋书·百官志中》记北齐制，领军将军下云，“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荡与突义当亦相近。

《礼仪志》言“车驾晨夜出入，及涉险，皆作函。卤簿应宿卫军骑，皆持兵执满，各当其所，保护方面。天明及度险，乃奏解函”。案：《宋书》卷八七《殷琰传》，“〔杜〕叔宝乃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叔宝果至，以米车为函箱阵。”所谓作函，当即函箱阵之意，谓皇帝车驾居中，而以车布列四周守卫之也。

（《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集，1982年）

《宋书·礼志》札记

奈何奈何

魏文帝代汉未改朔，仍从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其子明帝即位十年之后，改从商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因而改青龙五年（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明帝死于景初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即元旦日，齐王芳继位。次年元旦之前，朝廷议论谓皇帝于明帝忌日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或主正旦受朝贡，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或主过正旦一日乃朝贺大会；或主恢复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则明帝忌日仍在十二月朔，无碍于正旦朝贺宴会。《礼志》一载齐王芳“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沈约书多载当时文献，文字每近口语，齐王芳诏亦此类。唐人遇丧事每唤“奈何奈何”，成为习惯，见拙作《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据齐王芳此诏，则悼念亡者称奈何实自魏晋时已如此也。《法书要录》卷十所收王羲之书札中，其例尤伙。凡道及逝者，几乎无例外呼奈何。如“慈阴幽绝，垂三十年。永维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奈何奈何！”“茂善晚生儿不育，痛之恻心，奈何奈何！”“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奈何奈何！”“贤弟逝没，一旦奄至，痛当奈何！当复奈何！”“竟增哀感，奈何奈何！”“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类似之例不下十余处。项楚同志《说“奈何”》（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引《三国志·alt丘俭传》裴注所引文钦与郭淮书，说明丧事称奈何三国时已尔。然文钦书中用法实不典型，盖除丧事外，遇不如意事亦往往称奈何也。

奈何似又用于另一情况，王羲之书札云：“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此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今年，感兼伤痛切心，奈何奈何！”初月犹言正月。又“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王献之有札云：“十二月二十七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岁尽无复日，感思兼怀，不自胜，兄亦同之，奈何奈何！”诸札为岁首岁尾，或秋去冬来之际，皆感叹时光之流逝不再，与伤死者之去而不返有近似处，岂因情感相类而称“奈何”耶？

太子冠礼

志载晋惠帝为太子时行冠礼，“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赞冠。”《晋书·礼志》作兼光禄大夫华廙，《通典》五六《嘉礼》一文同。按《宋书·百官志》言“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晋书·职官志》亦有左右光禄大夫及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无定员，多以为拜假alt赠之使，乃监护丧事。魏氏以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通典》三四《职官》一六谓光禄大夫“自晋以后多为兼官”。华廙盖在太子冠礼时兼任此职为赞冠。《隋书·礼仪志》四载隋皇太子冠礼，详记加冠者为宾，襄其事者曰赞冠者。宾赞之称皆沿自《仪礼》。晋志又有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以及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为主司门卫之官。盖渊源于秦代掌宫殿门户之郎中令，汉武改名光禄勋者也。《宋书·百官志》光禄勋下亦称其主殿门。光禄大夫位较高，宋志在第三品，宜于参与仪式，则《宋书》此文当从《晋书·礼志》及《通典》作光禄大夫华廙。《晋书·华廙传》亦未载任光禄勋，而称“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光禄大夫虽汉代曾为光禄勋属官，然晋时两官已不相干，固不应混为一事也。

志言“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文义颇不明确。《南齐书·礼志》上载，“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通典》五六称“遂革使命”，意较显豁，谓不复遣使为诸王行冠礼。晋志作“不复加使命”，宋志盖脱“使”字。

志言“何祯《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通典》五六引作“东汉何休《冠仪约制》及晋王堪《冠仪》”。又卷五八有“东晋王堪《六礼词》”，知是东晋人。

纳后六礼版文

志载晋穆帝升平元年（357）纳皇后何氏（何琦侄女），太常王彪之定告庙六礼版文等仪，具录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版文。晋志全袭其文。记载六礼仪制，并详具版文及主人应对之词，作为社会史史料价值甚高。纳采版文及何琦自称皆曰“前太尉参军”，据《晋书》八八本传，太尉桓温辟命不就，未详。尤可注意者，问名时“主人（何琦）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当作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通典》五八兼举姓作孔胄），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何氏上溯及女之高曾祖父四代之外，并表明外家所出，溯及女之外曾祖及外祖父二代。此种方式为以前礼仪所无，如周制止问“敢请女为谁氏”，答曰某氏而已。而以后唐代皇太子、诸王纳妃时，问名之仪主人亦只言“臣第某女，某氏出”，公主“出降”，问名只称“皇帝第某女”，（俱见《通典》一二七及一二九所收《开元礼纂类》）不追溯祖先。晋穆帝纳后之仪，实反映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婚姻与世族家世关系之密切。庐江何氏为侨姓高门，何后传称其“以名家膺选”。其父何准乃何充之弟，自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者也。问名之仪不仅追溯父祖，更兼及外家。即梁元帝所谓“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金楼子·戒子篇》）。此谱牒之学所以见重，而家谱、族谱、中表簿、亲表簿等等所以作也。（参看拙作《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志载纳何后之亲迎版文云，“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两某字据《晋书》三二《穆章何皇后传》，“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领军洽持节奉册立为皇后”。《司马晞传》在《晋书》卷六四，云穆帝即位迁太宰。《晋书》六五《王洽传》载其征拜领军，升平二年卒。太保太尉乃临时差遣之兼官也。请期仪志文作“吉日惟某可迎”。《通典》五八作“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晋书》八穆帝升平元年纪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通鉴》一百亦作八月丁未。壬子在丁未之后五日。何后传只记升平元年八月下玺书。岂丁未日先下诏立后，而五日后之壬子乃亲迎耶？

《通典》记六礼版文皆王彪之所定，下有注引博士荀纳云，“凡六礼版长尺二寸，以应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时；厚八分，以象八节。皆真书。后家答则以鲛脚书之”。知当时书札往来虽已习用纸张，婚礼应答犹沿前代旧制，双方皆书于版以昭郑重。所谓鲛脚书，鲛疑蚊字之误。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有“宋王愔《文字志》三卷”，注云“未见此书，今录其目”。所列古书有三十六种中，有芝英书、垂露书、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飞书（疑脱白字）、填书等名目。卷二梁庾肩吾《书品论》有云，“流星疑烛，垂露似珠。芝英转车，飞白掩素。参差倒薤，既思种柳之谣；去短悬针，复想定情之制。蚊脚傍低，鹄头仰立，填飘板上，缪起印中。……并以篆籀重复，见重昔时”。所列亦有蚊脚之目，疑是细长笔画之书体也。昔年曾见明清奏章，臣下自署官衔姓名字细如发，盖所以表示谦卑。皇后家礼版之用蚊脚书，倘亦此意？

皇太子纳妃叙宴

志载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按此处二宫指皇帝及太子宫，参看拙作《晋书札记·二宫条》。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指三公及将军开府所置佐吏，扬兖江三州纲指三州刺史府佐吏，具体则为彭城王义康、江夏王义恭、南谯王义宣三王作为府主及州将之下属也。始兴王浚、武陵王骏及庐陵王绍皆文帝子，南丰王朗则义恭之子。《通典》五八亦载此事，作“二宫队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在会。”缺“征北……七国”二十九字，遂不可通，殊失沈约书原意，不知为杜君卿删去，或有脱简也。

晋诸王来朝之制

志称“晋太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文义不甚清晰，易致误解。晋志及《通典》较明确，足释志文之疑。晋志云：“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通典》七四云：“临时有故，则明年来朝。明年朝后，更满三岁乃朝，不得依恒数。”

庆　冬　使

志称“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志载诏书有缺文，据永初元年八月纪：“诏曰，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可悉停。”文义较完。先秦以来即重视冬至。汉代崔寔《四民月令》称冬至日祭祀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颜氏家训》谓“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皆以冬至与元日并举。至唐代冬至朝贺一准元日，见《唐会要》二四受朝贺条。元正冬至内外官吏各给假七日，见于《六典》。知至唐代冬至犹与元旦并重。宋武帝罢庆冬使在于省劳费，固未能禁断民间庆贺冬至之习俗也。

戴邈表文

志载东晋元帝时戴邈兴学校表文，有云“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阮籍《乐论》亦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疑志文容字当作客。二语出典未详，著之以待高明。

五十六年之前，公元1932年，转学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始受教于先师邓文如（之诚）先生。所授中国通史及诸断代史，皆曾侍讲席，而于先生所讲魏晋南北朝史尤感兴趣。由此粗识三国两晋八书二史之门径，为以后数十年从事之专业奠定基础，而开蒙指引，实赖先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松川（原姓永井）育代女士研究沈约思想，1986—1987年来北大进修，从余读《宋书·礼志》。教然后知困，质疑问难，教学相长，促使余为《礼志》粗作诠释，未竟其业，亦未能尽通解也。兹有刊印论文集以纪念文如先师之举，因撮录《礼志》札记若干条奉献，以致敬于先生，兼怀松川女士。

1988年12月周一良谨记

（《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1991年）

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

郑毅生（天挺）先生道德文章都为我师表，纪念论文集征文，理当遵命而愧无以应。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词语，难解者颇多。昔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曾略有诠释，远未能尽通晓。

兹从旧日笔记中摘录经过对比归纳而可解者若干条，写成小记，奉献给纪念论文集，借表向毅生先生致敬之意。至于词义的上溯根源，下穷流变，则有待于语言文字之学的专家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周一良谨记

发　　名

《三国志·魏志·杨阜传》注引《魏略》，“阜少与同郡尹奉次曾、赵昂伟章俱发名”。《吴志·张昭传》称昭“少好学，……与琅玡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吴志·钟离牧传》注引《续汉书》载承宫事，“尝在蒙阴山中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便推与而去，由是发名”。又传称“牧由此发名”。《世说新语·贤嫒篇》注引《魏略》，说许允“少与清河崔赞俱发名于冀州”。又《方正篇》注引《晋诸公赞》，诸葛靓“以至孝发名”。从杨阜、张昭、许允三人之事看，发名是少年（弱冠前后）得名之意。《太平御览》卷四一二《人事部》引王隐《晋书》载李彻父早亡，母改嫁。“彻有识之后，降食哀感，亦如遭丧之礼。……由是发名”。所谓“有识之后”，意为儿童长大懂事以后，则此处发名亦指少年得名。后汉三国以来，社会风气注重人伦鉴识，士人少年即邀延名誉为仕进张本，而品评标准则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主也。

护　　前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吹捧他一顿。《吴志·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刘瑀传》，“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梁书·沈约传》载，约陪宴梁武帝，“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亦称妒前，《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说邓飏“多言而妒前，……妒前无亲”。又称忌前，《魏书·李业兴传》，“每语人云，‘但道我好！虽知妄言，故胜道恶’。务进忌前，不顾后患，时人以此恶之”。三者意义相同。南北朝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并且用于诗文，所以记忆的典故愈多愈好。《南齐书·陆澄传》载，“（王）俭自以博闻强识，读书过澄。……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千字只为加强语气。犹《史记·项羽本纪》之“籍所击杀数十百人”，实为数十人。《索隐》云，“此不定数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数十百”）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南史·刘峻传》载，梁武帝“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这里的“隶事”，是就王俭所展示的物品举出有关典故，亦犹梁武沈约关于“栗事”的各疏所忆。沈约心僻恶，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见唐李冗《独异志》。以这样狭隘好胜的人，在皇帝面前竟也不得不退让。

本末　次序

《晋书·陶侃传》，“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宋书·巴陵王休若传》，“休若在东，纵恣群下，无本末，还朝被贬”。本末犹言道理。《南齐书·刘善明传》，“忧深责重，转不可据。还视生世，倍无次绪（序）”。《陈书·戚衮传》，“（徐）摛词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世说·言语篇》，“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无次绪（序）、失次序意略同，皆茫然自失、混乱无秩序之意。有次序则有秩序、井井有条之意。如《搜神记》十五前汉宫人条：“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魏书·夏侯夬传》，“又发擿阴私窃盗，咸有次绪（序）”。《隋书·刑法志》载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次当即无次序之略，谓混乱无秩序。

经　　通

《晋书·王浚传》，“诏曰，浚前受诏，经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又《温羡传》，“今以（张）华不能废枉子之后，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而贬责之，于义不经通也”。《宋书·孔琳之传》，“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经通意为合理。又有名通一词，亦有通达合理之意。《世说新语·文学篇》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条，“一时绝叹，以为名通”。又人有问殷中军条，“时人以为名通”。目加田诚氏日译本《世说新语》两处皆译名通为“完美”。马瑞志氏英译本第二处漏译，第一处直译名通为“有名之解释”，似皆未谛。

参　　承

《宋书·谢景仁传》，“时（刘）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南齐书·张瓌传》，“郁林废，朝臣到宫门参承高宗”。又《王延之传》，“世祖幸琅玡城，（延之子）伦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为有司所奏”。《全晋文》二五王羲之书札，“前从洛至此，未及就彼参承”。《广韵·下平·廿二覃》参字下云，“参承，参觐也”。盖对皇帝及大臣皆可用，兼有谒见、问讯之意。敦煌变文中亦屡见此语。亦可省为参，《隋书·百官志上》，“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参亦用作问讯而不必谒见，如《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消息谓调养病体）”。又《巴陵王子伦传》，“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

声

声有风声、谣传之意。《宋书·庾炳之传》，“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外物（犹言外人）政自强生闲节，声其厚薄。……外声乃云，起臣在华林。……比借声听，皆云有由而然”。又《刘善明传》，“太祖忧恐，常令（刘）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刘伶《酒德颂》，“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风声亦风传、传闻之意，与《左传·文六年》、伪古文《尚书·毕命》的“树之风声”、陆机《文赋》的“宣风声于不泯”之作风化声教解，以及唐代的“风声妇人”（见《唐语林》七杜牧条。《朝野佥载》二载“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此风声二字疑与风声妇人意同）皆非一事。有时用音代替声，如《魏书·李彪传》，“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北齐书·王昕传》，“我比亦惊此音谣，每欲陈问，则口噤心战”。所谓音谣，亦风闻、谣传之意，与音乐、歌谣无干。

手

南北朝史书中，除称打为与手之外，以手字为词者，如《宋书·孔觊传》，“共议（程）捍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王）道隆便率所领急攻之，俄顷城陷”。《南齐书·柳世隆传》，“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周书·韦孝宽传》，“请成此城，十日即毕。……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藉手、就手、创手，皆着手之意。藉手与《左传·昭十六年》的“敢不藉手以拜”义异。《宋书·王微传》载微与王僧绰书云，“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亲属欲见，自可示，无急付手”。意为我们见面也不比看我的信更好。此信可示亲属，“无急付手”疑是勿急于处理掉之意。《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连年恶疾余，顾影单回。无事畜聚，唯逐手为乐耳”。逐手疑放手之意。

迟

迟字古训有等待、期望之意。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犹如此用。如《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晋阳秋》云，“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当时书札中，更习用此词，表示期待，成为套语。《全晋文》卷二三至二五所收王羲之书札：“此段不见足下乃甚久，迟面，明行集冀得见卿。”“迟面一一”。“迟见玄度，今或已在道。”“迟言面，不可复得。”“今日实顾不？迟面。”“迟后问。”“迟具问。”“疾患小差，与弘远俱诣，迟共写怀。”“迟见此子，真以日为岁。”《全齐文》二收高帝书札：“寻还，迟见卿不远。”《全陈文》四陈后主迎智alt书，“迟近会言，此未委悉”。又“会言在近”。迟面、迟见是期待见面，后问、具（即详细）问指对方来信，写怀谓畅谈。面与会同，会言即面言。慧皎《高僧传·僧远》载齐武帝致书沙门法献，亦云“一二迟见法师”。

起　　疾

《北齐书·王晞传》，“晞称先被大伤，困笃不起。有故人……书劝令起。晞复书曰，辱告存念，见令起疾”。起疾犹言力疾而起，带病从公。《梁书·邓元起传》载元起进军益州，“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谏曰，……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亦谓检括蜀人诈为生病者起之，加以刑罚也。

剧　　谈

剧谈为畅谈之义。《汉书·扬雄传》称其口吃不能剧谈。左思《蜀都赋》有“剧谈戏论”。唐康骈取以名书曰《剧谈录》，近人有误为谈戏剧之著作。实则此词在晋南北朝文献中不断出现，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条，“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且可分割使用。如《文学篇》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条云，“扬州（殷浩）口谈至剧”。《陈书·戚衮传》，“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北齐书·邢邵传》，“对客或解衣觅虱，且与剧谈”。又《许惇传》，“惇不解剧谈，又无学术。”《周书·萧大圜传》，“田畯相过，剧谈稼穑”。当时剧谈似用以指谈论玄远之理或家常。以后可能亦用指杂谈戏谑，如《隋书·高构传》：“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吃人条，“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又卷二四九引同书长孙无忌条，“唐长孙元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皆指玩笑戏谑而言。

冰　　矜

《世说新语·规箴篇》郗太尉晚节好谈条，“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余嘉锡先生《校笺》谓衿当从唐写本作矜，“盖郗公不善言辞，故瞋怒之余，惟觉其颜色冷若冰霜，而有矜奋之容也。陈仅《扪烛脞存》十二谓，冰衿谓涕泗沾衿，未是”。案余说是也。嵇康《家诫》，“而勿大冰矜，趋以不言答之，势不得久，行自止也”。正作矜。矜盖矜持之意，冰则谓其严厉。嵇康意谓遇有议人缺点者，不必表现过于严厉，但趋（趋同趣，犹言急速）以沉默应付之，对方自然停止。叔夜高士，而《家诫》中不少有关人情世故之处世哲学，千载下读之，犹如娓娓面对而谈。然嵇康在曹马斗争中，终不免于祸。于以知生活小事之谨慎与政治斗争大节之祸福固不尽相干也。目加田诚氏日译本《世说新语》译冰衿为胸如冰结，解释为犹如爽然自失。马瑞志氏英译本亦译为胸襟如冰，皆不知冰衿之当作冰矜也。

附　　益

《魏书·天象志一之三》，“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又《天象志一之四》，“侯景窃河南六州而叛，又与连衡，而附益之。”语出《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意为增加其财富势力。

纵　　横

纵横由恣纵引申而有纷然、杂乱之意。萧综《悲落叶》诗，“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纵横去不归”。邢邵《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诗，“年病从横至，动息不自安”。庾信《谢滕王序集启》，“始知逾扬过差，君子失辞；比拟从横，小人迷惑”。比拟从横，子山自谦，谓滕王比拟纷乱不当也。《游仙窟》有“纵横照罗绮”，亦纷乱之意。

有　　相

《北史·北齐文宣纪》，“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产，命之曰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太平广记》卷二五四狄仁杰条引《御史台记》，“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或曰，左相事云适己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印度古代英雄人物所具身体特征称为相，佛教徒沿用，称释迦牟尼身备三十二相（lakshana）。有相意为具有瑞相，当即译自梵语之lakshanavat一词，慕尼-威廉斯氏《梵英大辞典》解为具有瑞相之意，可用为阳性、阴性或中性。北魏吉迦夜与昙曜译《杂宝藏经·优陀羡王缘》云，“昔优陀羡王……其一夫人，名曰有相”（参看陈寅恪先生《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有相一词习见于佛经，盖引申而有漂亮、美貌之意，男女皆可用。故高氏以鲜卑语译有相之义以名高洋。至唐代犹流行此语，故狄仁杰用以讥讽王及善与豆卢钦望，言其徒有相貌而不聪明也。陈寅恪先生推论有相夫人生天因缘事当为西北当时民间盛行之故事，或者高洋之命名竟与昙曜所译经有关联耶？

无　　校

《弘明集》六载晋释道恒《释alt论》，“考其言行，而始终不伦；究其本末，几有无校？”《广弘明集》二九梁武帝《净业赋》，“后遣刘山阳灼然见取，壮士alt虎，器甲精锐。君亲无校，便欲束身待戮”。无校盖顺当、顺从之意。“究其本末，几有无校”，意谓考究其道理，哪里有顺当之处？“君亲无校”谓对君主（指齐东昏）应当顺从，原想束身待罪。灼然此处当是公开、公然之意，指东昏毫无理由公然派刘山阳率兵袭击萧衍。《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若天道有灵，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无失也”。或解作“灼然二品”定能无失。但亦可解释为公开应得的待遇可以保证。灼然后又用为突出、优异之意。如《唐六典·考功郎中》云，“虽解弓马，非是灼然者为中”。灼然与优长意同。

平　　交

《广弘明集》二四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才脱袈裟，逢人辄称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论，下劣者亦恐不让”。平交指平辈之人，唐代书仪中屡见。李白诗中亦有“平交人”。宋司马光《书仪》中犹存此语。

无　　素

《晋书·郭默传》载，征为右军将军，谓右军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无素似指将与卒之间无素旧，故乏恩信。《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职官部》右将军条引何法盛《晋中兴书》记此事，作“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给。兵将无素，是谓弃之，安得不乱！”意似相同。犹东坡诗所谓“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识”。然干宝《晋纪·总论》云，“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军旅非无素也”。（《晋书·愍帝纪》引干宝文省此二句）无素又有缺乏训练纪律之意。《新唐书·苏定方传》，“都曼惊，战无素，遂大败”。用法与干宝同。《汉书·江充传》云，“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同无）素者”。师古注，“言素不教敕左右”，似不可通。此处无素疑亦无纪律之意。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0年）

读《邺中记》

（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亡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旧籍，世远逾稀。断璧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籍矣”。【136】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翙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做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羼入。

十六国中“五胡”或“六夷”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首都，有专书记载的，只有邺都一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邺都在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较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再综观一下《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书，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里所搜集的《隋志》未著录的地理书，二百五十余种当中，以州为对象来记述的，南方如《扬州记》、《荆州记》、《湘州记》、《益州记》等，北方有《冀州记》、《秦州记》、《沙州记》等，可以说南北都有。以郡为对象来记述的著作，南方有《吴兴记》、《吴郡记》、《会稽记》、《豫章记》、《宣城记》、《安城记》等十多种，个别的郡还不止一部。而北方诸郡，只有《上党记》、《仇池记》两书，作者姓名时代皆不详。有关陈留的记录，有后汉圈称著和东晋江敞著两种。【137】陈留是后汉三国以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之区，所以有人写书，甚至东晋渡江以后，还有人记述陈留郡的事。仇池郡地势险要，氐人杨氏长期据有其地，有它的特点。而北方其他多数的郡，则记载寥落，书名著录下来的很少见，和南方各郡不能相比。这种现象，恐怕一方面反映北方社会经济不如南方繁荣发达，一方面也由于文人学士不如南方多吧？至于以县甚至城作为地理书叙述对象的，南方也有著录，例如县有《钱塘记》，城有《京口记》；而北方一县或一城的记载，除几种《洛阳记》之外，只有记述邺都的《邺中记》。章宗源氏书中，在旧事类还收有《邺都故事》和《邺城故事》，皆《隋志》所未著录。这些情况，不是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邺城在魏晋十六国以至北朝时期历史上的地位么？

可惜的是，《邺中记》残缺不完，今天所能见到的部分，都是有关石虎都邺时的事情，而没有邺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材料。

（二）

十六国各政权选择建都之地，有几种不同情况。大多数都是选择本族人长期居住或聚居较多，有历史渊源的地点，如汉刘渊都于匈奴五部长期定居的汾水流域的平阳。前燕慕容氏先都龙城，是鲜卑慕容部居住的地方。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虽然和大批氐人羌人一起，曾被羯人石氏迁徙到东方，但关中到底是氐族羌族长期活动的所在，所以他们建立前秦、后秦政权，都在长安建都。拓跋氏建代国，先都盛乐，亦属此类。另一种情况，是选择创业者个人原来所在的根据地，和那里有历史的、政治的关系，如前赵刘曜都长安，前凉张氏都姑臧，西凉李氏都酒泉。而且，在当时情况下，除刘曜还有向东扩张的可能条件外，五家凉政权只能局促于河西陇右，不可能越过关中，到河北山东来争霸。它们的都城所在，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形势。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吞并，又要向外发展，扩大势力，因而必须选择军事易守难攻，经济上繁荣可以倚靠，交通上便于向外扩张的地方，作为都城和据点。对于争霸于河北山东的政权，这个问题更属重要。后燕被魏击败，失去都城中山之后，慕容德即位，都于滑台，为南燕。但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于是拟议迁都。谋臣潘聪分析形势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拒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138】就这样，南燕从辟闾浑手中夺取了广固，定为都城。邺城在十六国时期被前燕和后赵选定为都城和据点，以后北方东西对峙局面之下，成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原因是和潘聪之推荐广固基本相同的。

古代邺城在漳水南岸。战国时，邺城就以魏国西门豹和史起引漳水灌溉田地，促进农业生产而著名。当然，有利亦有弊，漳水也能对邺城为害，如曹操围袁绍，慕容垂围苻丕，以及唐代郭子仪围安庆绪，都曾引漳水以灌邺城。袁绍拥有冀幽青并四州，而中心据点在邺。曹操拥立汉帝于许，而自己留驻邺城，作为魏都，从那里发号施令，东征西讨。曹操攻下汉中东归后，王灿作诗歌颂说：“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曹丕代汉后，邺城以“王业之本基”（《水经注》语），与许昌、谯、长安、洛阳并列为五都。左思的《魏都赋》，就是描写邺城。地理形势是：“尔其疆域，则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冀与道皆国名〕。开胸〔胸犹言前〕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岟，川泽回缭。”左思笔下的邺都农业生产是：“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引漳水为十二渠，参看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六〕，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邺城工商业的繁盛，左思也有概括扼要的描写：“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眺之博大。”左思去曹操时约五十年左右，石勒去左思时，也约五十年左右。即使左太冲文人作赋，颇有铺陈，也不能全无依据。而东晋初年时的邺都，山川形势当然未变，推想其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等方面，经过晋武帝前期的休养生息，恐怕也不会比曹魏时退步。

十六国中，石虎第一个建都于邺，但实际上石勒时早已有此动议了。据《晋书·石勒载记》，311年石勒屯大军于葛陂，“课农造舟”，准备“饮马江淮”。适逢大雨三月不止，军中饥疫，死者大半。石勒的谋士汉人张宾劝他不要进攻东晋，说“邺有三台之固，而接平阳（刘聪所在地），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139】石勒欣然听从，撤兵向北。张宾的建议和北魏崔浩劝阻魏太武帝伐宋一样，都是以汉人谋士身份，劝阻胡族统治者攻打江南。他们是否出于保护南方汉族政权的动机，不得而知。但张宾当时劝石勒取邺城作为据点，则确是良策。只是因为刘琨的侄子晋北中郎将刘演占据邺城，虽然他部下有几万人投降了石勒，张宾认为，“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猝下，舍之则能自溃”。所以他主张石勒乘人不备先去攻打大敌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同时，张宾反对石勒长期游击作战，以为“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主张“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石勒又听从了他的建议，312年进据襄国。以后称王称帝，就建都于此了。但是，石勒并未放弃建都邺城的计划。石虎自以为功劳很大，倚仗邺城作基地，不愿离开。石勒则准备经营邺城宫殿，命世子石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足见邺的地位和他们对邺的重视。以后石勒又将经营邺宫，由于廷尉续咸切谏而暂时中止。《载记》说：“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不久，石勒又想移都洛阳，未及实现就死去。石虎长期镇守邺都，而旧都襄国又是石勒几个儿子的势力所在，即位之后不久，他就由襄国迁都于邺了。

前燕慕容氏原以棘城（今辽宁义县）为根据。341年，慕容皝迁都到稍西的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alt350年从后赵夺取幽州，更向西南迁都于蓟（今北京）。消灭冉闵后，夺取邺城。为了向中原扩张，357年慕容alt又自蓟迁都于邺。前燕逐步向西南迁都的过程，也是前燕势力逐步强大的过程。为何后赵与前燕都看中了邺城，而不都于“天下之中”的周汉古都洛阳呢？如果从曹操起顺时代溯下来，关于分裂割据政权的建都所在，似乎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

洛阳虽号称“天下之中”，但如果建都于此，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西边的关中统一于同一政权之下，否则洛阳是很难作为可靠据点的。曹操放弃洛阳，而奉汉献帝都许，首先当然是因为洛阳经董卓之乱残破衰败，但也可能由于当时关中尚有马腾韩遂等异己势力的威胁，所以避开洛阳。他让汉帝居许，自己却远处于邺，政治上遥控朝廷，军事上无论对东方或西方都可攻可守。石勒不都洛阳，显然是因为关中有前赵刘曜势力，洛阳容易暴露在敌人兵力之下。等到石勒消灭刘曜之后，晚年他便“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有欲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但迁都计划未实现而石勒死。

淝水战后建立后燕的慕容垂，在决定是否攻打尚在苻秦手中的洛阳时，关于邺与洛阳有这样的议论：“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御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140】但慕容垂的后燕终于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而不在邺城。因为苻坚之子苻丕坚守邺城，慕容垂包围了一年半之久才攻克。或者由于战争破坏太甚，或者这座前燕故都在苻秦统治下已经十多年，邺城居民对慕容垂的长期围攻敌忾未消，因而不宜在此建都。再晚一些的例子，有东魏之由洛阳迁邺。534年魏孝武帝与高欢闹翻，九月西向入关投奔宇文泰。高欢迎立十一岁的孝静帝。他十一月丙寅即位于洛阳，壬申下诏迁都，丙子就“车驾北迁于邺”，下诏到启程中间才隔三天。诏书只是冠冕堂皇地说，自古以来迁都是“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而实际原因，《北齐书·神武纪》却讲得明明白白：“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荣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141】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高欢操纵下的东魏政权，这样匆匆忙忙地放弃洛阳，迁都于邺的原因，不正是由于洛阳西边无险可守，易受威胁；北边隔河，不易控制燕赵，而南边又接近南朝，易受攻击吗？这不正是曹操之后三百多年来，北方割据政权选择都城的一条规律吗？慕容德的谋臣潘聪说“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他心目中的帝王，是割据的君主。如果天下一统，正是需要建都于四通八达之地。相反，潘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也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如果是统一政权，又何必一定建都于“四塞之固”、“山川阻峻”之地呢？刘曜争霸东方，石勒加以阻遏，消灭其势力，在于洛阳金墉大战。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东西对立期间，洛阳也是兵争要地。北周时，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赵熙劝谏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142】这些都帮助说明，洛阳四面受敌，在分裂割据局面之下，决非建为都城的好所在。而邺城，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评论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洺，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143】这一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关于北齐周时邺城的材料，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卷十搜集甚备，读者可以参看。

但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南迁，为何不选邺城而选洛阳呢？《后魏书》载，“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夸，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144】这里崔光等从经济和交通看邺城建都的优点，孝文帝并不能驳倒。孝文所指出的缺点中，“恶其名也”是迂腐的儒家道理，他自己也未必真相信。石氏慕容氏的覆灭，更不是建都于邺的过错。而且，孝文帝也承认后赵前燕是“国富主夸”，说明邺城一直保持富庶。实际孝文帝之选中洛阳，因为西边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要吸收汉文化，所以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南向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三）

从《邺中记》来看，羯族统治者石虎控制下的邺城，确实给人以“国富主夸”之感。

以建筑言，如记载南门西头的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又安大铜凤于其巅，举头一丈六尺。……朱柱白壁，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反宇指宫室亭台四阿檐角扬起向上，语见于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水经注浊漳水·邺城条》。本书记石虎皇后浴室亦以此语描写。七八里外即可望见凤阳门，足见其高大壮观。

当时手工艺发展水平，可以从衣着、用具等方面的描述，得其大概。如所记中尚方织锦署产品，“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绨是用来作底子在上面织锦的厚缯，具有各种色调：大登高等等，则是锦的花纹图案。五六种不同颜色的绨，再和十多样素花绘相搭配，便有形形色色的组合。如书中提到，斗帐用青绨光（当即明光）锦，或用绯绨登高纹锦，或紫绨大小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可能不为夸张。

用具方面，如正会“殿前设百二十枝灯，以铁为之”。所谓多少枝灯，和今天所说若干灯光的灯泡意义相近，是指一只灯架上有若干个燃油的盏或插烛的签。《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秦咸阳宫“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卷一载汉宫中有七枝灯。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如晋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周庾信《灯赋》云“乃有百枝同树，四照连盘”。晋孙惠有《百枝灯赋》。【145】可见百枝灯为皇家或贵族所常用，百二十枝灯当是需要更高工艺技能的奢侈品。考古发现亦可资参证。如平山中山国一号墓出土十五枝灯，洛阳烧沟出土十二枝灯，洛阳七里河出土十三枝灯，见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83年第7期。

《邺中记》载，“石虎作云母五明金箔莫难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贴其中，细缕缝其际。虽罨画而采色明彻，看之如谓可取，故名莫难也”。【146】这是一种薄金箔上镶嵌云母片的装饰或仪仗用扇。“色采明彻，看之如谓可取”，当是指云母片薄得近乎透明，彩色可以透过。当时琉璃之外，云母恐怕是最近似的玻璃装饰材料。书中说西台“窗皆铜笼疏云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147】幌即帷幔。《文选》张载《七命》云，“重殿叠起，交绮对榥”李善注引《文字集略》“榥，以帛明窗也”。疑本当作幌。云母是能透过光线的，所以用它代替窗上的丝织物帷幔。《太平御览》卷六九九《服用部》引《晋惠帝起居注》和华延隽《洛阳记》都有“云母幌”，不知是否指室中窗上的云母幌。梁简文帝《对烛赋》有“云母窗中合花毡”，又《谢贲碧虑棋子屏风启》有“使云母之窗，惭其丽色”。窗不言幌而言云母，【148】似有可能不是窗上挂幌，而是把云母片镶嵌在窗框上。《太平御览》卷八○九《珍宝部》云母条引《洛阳宫殿记》称“宫中有林商等观，皆云母置窗里，日照之，炜炜有光”。【149】疑亦窗框上嵌云母，故云母置窗里。从云母屏风、云母车等语看来，在玻璃普遍应用以前，云母在封建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是用途很广的。

本书在记述石虎膳食时说：“石虎大会上御食游盘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盘则圆转也。”所谓圆能旋转的“游盘两重”，疑类似今天大饭桌上装有旋转的小桌面之类。百二十盏指盛食品之杯盘。由于品种太多，所以需要“游盘两重”，才能取到。杯盘上的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可见工艺精细。“参带”一词，疑指雕镂或镶嵌而言。《全三国文》卷一辑自唐宋类书的曹操《上杂物疏》中所列，有“纯银参带砚”、“纯银参带圆砚”、“纯银参带唾壶”、“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纯银参带画方银参带镜台”，而《太平御览》卷七一○《服用部》案条引此疏，又有“纯银参镂带漆画案”。纯参带与参镂带恐是一事。这两个名词确切解释，有待研究工艺史的专家考订。

书中记载石虎床“冬月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组成alt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这样华丽而附有许多装饰品的锦帐，必须有颇为结实的架子，才能支撑起来，这就是铜木结合制成的帐构。这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帐构部件，近年屡有发现，请参看易水《帐和帐构》和作者《关于帐构》（《文物》1980年第4期、第9期）。《邺中记》还记载了石虎朝廷殿前作乐的各种杂伎，可以和晋宋史中所记互相参证，参看拙作《宋书札记·乐舞杂伎条》。

《邺中记》反映了石虎宫廷的穷奢极侈，和他统治下的邺城的繁盛。虽然宫廷所属尚方的工艺不代表广大民间的水平，但必然在民间工艺的基础上，才能精益求精，提高到尚方所要求的程度。所以，统治者衣食住行的享受，既表现他们的奢华腐朽，也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能。没有劳动人民辛勤生产和精湛工艺，就不可能出现这些瑰丽的生活用品。

石虎之所以能如此挥霍浪费，一方面由于他加紧剥削，一方面也由于石勒十多年的统治为他创造了条件。在五胡的君主中，石勒是比较有识见、有作为的。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150】在他统治下的人民，比当时某些割据政权下人民的生活，多少安定一些，生产因而可能正常进行或有所发展。在十六国政权中，一般认为河西和辽东的人民较为安定，而中原地区往往被目为始终一团漆黑，民不聊生。这种看法，恐怕值得商量。在割据分裂局面下，一个地区的执政者，为了既保存自己又与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中国的春秋战国、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如此，日本战国各大名割据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并不排斥某些个别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邺中记》里的记录，也可以算一个佐证。

邺城的繁盛，经历石氏、慕容氏、东魏、北齐，直到隋代而不衰。苻秦灭前燕，苻坚命其子丕镇守邺城。淝水战后，384年正月，慕容垂攻拔邺城外郭，苻丕退城中城。慕容垂筑起长围，中间一度撤退，又重来围攻。苻丕坚守一年半左右，到385年8月【151】才弃城奔并州。这样长时期的固守，除去城里的士气而外，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应当也是重要因素。北齐时，首都邺城置邺、临漳、城安三县。【152】从历代一城数县的例子看来，都是人口比较众多，经济比较富裕的情况下，才在一城置两县，以便于治理，充分剥削。邺城之设三县，当亦如此。

隋代有关邺都难治的材料，一再见于史书。【153】“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邺都杂俗，人多变诈”。樊叔略任汴州刺史，甚有名誉。“邺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令狐熙治理汴有成效，隋文帝“顾谓侍臣曰，邺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长孙平经历数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号曰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隋炀帝曾对卫玄说，“魏郡名都，冲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烦公”。在封建社会里，所谓民风纯朴的地方，大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商业不甚发达；而工商业繁盛，商人活跃的地方，往往被目为人情险恶，难于治理。直到唐代，杜佑《通典》在魏郡条下重复了《隋书·梁彦光》传里的话以后，还说“由是人情险诐，至今好为诉讼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镇街衢，绮罗盈府市。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鲜卑族早期男女较为平等，北齐北周皇帝之祭祖庙，皆以皇后预祭，成为恒代遗风。【154】邺城妇女的活跃，恐怕更主要还是由于工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指引下的旧秩序因而小小有所突破。以上《邺中记》书中关于邺城的记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邺城的繁盛。而这种情况，可能曹操以邺为据点以来，四百年间一直在向上发展，石氏统治时期也不例外。

（四）

最后谈一下邺城有名的铜雀、金虎、冰井三台。《邺中记》是详细记述三台的最早记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条》关于三台的记载，显然是利用《邺中记》材料而加以删节的。但《邺中记》里“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这几句对于邺城和三台的历史颇为重要的话，却被郦氏删去。推寻其原因，可能与郦氏对待十六国中五胡君主的态度有关。郦道元对于与北魏敌对的南朝君主，态度比较尊敬，往往称谥号；而对五胡出身的君主，如刘渊、刘曜、石勒、石虎、苻坚，无一不直呼其名。【155】由于他有偏见，因而对石虎有关三台的积极措施，也就一笔抹煞了。

三台营建之初是为了游乐。所以《邺中记》说，“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现在见到的，如曹丕《登台赋》有云，“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曹植的《登台赋》云：“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156】都是描述建筑和景色的。晋左思《魏都赋》也描写建筑之巍峨说“三台列峙以峥嵘”。左思赋中又针对冰井台的藏冰作用写道：“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晋庾倐有《冰井赋》，说“及至股肱或亏，卿士殒丧，宁神扇暑，肃厉清凉，用处凶礼，无失典常”。【157】这是指晋宋以来大臣丧礼的赐冰之制。《全北齐诗》收荀仲举《铜雀台诗》，也是吟咏高台、秋色、风声等。这些都说明，三台中至少二台最初主要是点缀风景，以供游乐的建筑群。

但是，十六国时期，三台似乎还起过颇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邺城的易守难攻，好像与“三台之固”很有关系。当然，据本书，曹操时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出，又热之难尽，又谓之石炭”。【158】又有“窖粟及盐（当从《水经注》作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说明曹操时冰井台已有作为仓库以备战争的作用。但《晋书·石勒载记》屡次提到“三台之固”、“三台险固”，又载石虎攻邺三台，邺溃，刘演逃走。《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记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率将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本书说“三台皆在邺都北城（邺有南北二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似乎三台虽在西北一隅，但因形成制高点，造成邺城易守难攻的形势。石虎“更加崇饰”，益发加高，可能更增加了军事防守的重要意义。

附：

田余庆同志讨论函

关于石氏建都于邺一事，有如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1．石氏占领北方时，匈奴人漫布各地，鲜卑在其北，氐羌在其西，形势是不稳的。徙诸部于襄国，正好说明羯人的不自信。择地而都，不能在僻远之幽州，亦不能在冀、青、兖平原四战之地。其时东晋虽弱，还不时有北伐之举，如钱大昕《考异》卷十八所说，东晋曾三次收复旧京，所以此时石氏都洛阳也是不可能的。尊作谓建都洛阳者必须控制关中，甚是。但对石赵说来，建都洛阳至少还必须拒东晋于淮汉以南，而此点石赵时并无绝对的把握。（一百多年后，拓跋氏征服了境内各族，其形势比石赵时有利得多，始有迁都洛阳之举。不数十年，尚有元颢，陈庆之争洛阳之事。而齐周对立时，齐亦不敢贸然都洛）这是石氏都邺的背景之一。

2．石氏重心始终放在襄国—邯郸—邺这一线上，这一线西依太行得其屏障；逾太行诸口以及漳水河谷，又得与并州相通，而并州正是羯人所从来之地。羯人留在并州未曾随石勒东来者亦复不少（如以后的契胡等），这些正是石赵可以依靠的力量。石氏居此，可进可退，这是石氏择都于此的背景之二。

3．自古由北南下，道路虽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即是相当于今天京广铁路自北京沿太行东麓南行的大道。慕容氏南来，即循此线。拓跋氏居代北时，其与中原交通，亦多半是越恒山、太行山的飞狐、井陉以及迤南诸隘，然后沿上述大道东出南行。《御览》卷九五六引《赵书》：“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宫。”此当为石勒攻灭王浚，并与鲜卑段氏周旋时行经之地。所谓幽州大道，即太行东麓之道。石勒时植树筑宫，大加修整，可见其重视。此或可视为石赵对北方的一项建树。这是石氏择都邺城的背景之三。

当然还有曹魏以邺为王都，以后司马氏又以此地为软禁曹氏宗室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八王之乱时，邺城亦为内战的重要据点。大抵曹魏至西晋，邺—洛—许一线具有政治上的特殊重要性。这个历史背景似乎也应考虑。

祝总斌同志讨论函

潘聪说广固“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文中认为这是从分裂割据的局势考虑的，统一政权不必建都于险要之地，似可酌。首先，西汉、唐代建都长安，也是着眼于关中险要（西汉还有经济因素），然而却全是强大的统一政权。东汉是因王莽残暴统治和战乱破坏，关中无法建都，才迁都洛阳的。其次，北魏孝文帝迁洛阳，当时南北分裂，也不能说是统一政权。当然，控制了关中方建都洛阳一说非常正确，却并不意味就是全国统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有名的历史著作，也是有名的文学作品。解放以后，出版了范祥雍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友人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范注对于名物典故注解甚详，并且收录了一些有关本书的论述，便于寻检。周释谨严简练，于校勘之外，对某些难解之处，颇有阐发。听说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中，也有人为此书作过注释，惜未得见。这里就个人读此书时注意所及，试为前贤拾遗补缺，以供爱读《洛阳伽蓝记》者之参考，并就正于范周两先生。

卷一永宁寺条，“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范注，“四朝谓后汉、魏、晋及后魏。周延年注谓：‘四朝谓魏迁洛以后，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帝之朝’，并无佐证。且此时孝庄尚未即位，其说非”。范注驳正周延年说，但认为四朝包括后魏，亦有未谛。周释以为“四朝者，即中朝也。谓晋之武、惠、怀、愍四世也”。这个说法比较接近。我想四朝当是西朝，因形近而致误，西朝是南渡以后东晋南朝对于西晋王朝的称呼。如《文选·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持秀”，李善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有文质而宗师不异。”《文选·沈约奏弹王源》：“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满奋字）之后，无闻东晋。”李善注云：“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臧荣绪《晋书》，陈晷有誉西朝。”《陈书》三三《儒林传》中《沈洙传》，记载他讨论久丧未葬的服制问题，先说“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又讲到“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廷，无由迎殡江左”云云，然后说“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西朝倾覆即谓西晋王朝灭亡。东晋都建业，洛阳在其西北，因而有西朝之称。南朝因而不改，杨衒之又沿袭了南方的习惯。唐人还有这种用法，《晋书》七二《郭璞传》的史臣曰：“袭文雅于西朝，振词锋于南夏”，西朝与南夏即指西晋和东晋而言。《颜氏家训·杂艺篇》记吴郡顾士端任湘东王国侍郎，儿子是“西朝中书舍人”，父子都受梁元帝重用。这里的西朝，指梁元帝在江陵所建朝廷，乃与东方的建康相对而言。至于《文选》所收刘琨的《劝进表》，也有“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廷”的话，则西朝乃对在东之洛阳而言，又是指长安了。

西朝一词用作西晋朝廷或洛阳而言，《世说新语》数见。如《品藻篇》，“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又“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黜免篇》，“诸葛雄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文学篇》亦有“西朝之末”语。

永宁寺条，“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卷二宗圣寺条，“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卷三龙华寺条，“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举字未详何义，然举高一词盖魏晋南北朝习语。《水经·伊水》记，“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洛阳伽蓝记》某些本子高字上脱去举字，当是后人妄删。敦煌写本《前汉刘家太子传》（共存四写本，见《敦煌变文集》卷二）云：“其山举高三千三百六十万里。”

永宁寺条载孝庄帝被害前所作诗：“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案：温子升《相国清河王挽歌》也有句云，“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全北魏诗》）。何言与言语无干，乃是想不到的意思。

卷一修梵寺条，“寺北有永和里，……里中有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等六宅”。据北魏长孙稚的四子长孙士亮之妻《宋灵妃墓志》（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十一），称“永兴二年正月十四日终于洛阳永和里第”，可相参证。卷三“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据北魏《鄯乾墓志》（赵氏《集释》五），鄯乾是“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以上，世君西夏”。鄯善王投归北魏在迁洛以前，而鄯乾之死则在永平五年即延昌元年，已是迁洛之后。墓志称鄯乾为“同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这个洛滨里当即洛水南岸四夷里一带之地。鄯乾的族姓家世，正与《伽蓝记》所述归化的异族居住在城南永桥以南之地相符合。卷四叙述西阳门外洛阳大市四面的八个里之后，又言“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这个金肆里，在墓志里也可找到。隋《张涛妻礼氏志》称（赵氏《集释》十一），“夫人礼氏，高密胶西人也。魏故奉车都尉张涛之妻，昌黎太守训之季女。……以魏延昌四年乙未岁诞于京雒之金肆里焉。方颐大颡，表货殖之饶；修耳隆准，著年龄之远”。礼氏卒于大业七年，年九十七，所以有“修耳隆准，著年龄之远”句。可以推断，“表货殖之饶”这句话必定也非虚构，礼氏当是出于富有之家。墓志所记，和杨衒之的叙述相一致，证明《洛阳伽蓝记》这部书的可靠性。

卷二平等寺条，“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周书》四四本传“泉企字思道”，亦作企。《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亦称“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北史》六六本传其字作入下着山字，盖仙之别体，名仙始与字思道相应，《伽蓝记》及《北齐书》、《周书》作企皆误。《通鉴》一五六考异称《北史》作泉仚，今从《周书》。亦误。隋诸葛子恒造象记企字作alt（见罗振鋆《碑别字》四），与仚甚近，故而致误。

卷三景明寺条记邢子才事，“是以衣冠之士，辐辏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周释说东吴之句“事未详”。范注引《三国志》吕蒙事和虞翻事，但也抱存疑态度。案：《北齐书》三六邢邵传载，邵对侄儿邢恕“慈爱特深”，恕死后，邵“痛悼虽甚，竟不再哭。宾客吊慰，抆泪而已。其高情达识，开遣滞累，东吴以还所未有也”。标点本据《北史》东下补门字。殿本考证指出，东门吴事见《列子·力命》：“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而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常（当作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伽蓝记》叙邢邵事用“东吴”典故，当亦指东门吴而言。南北朝时人常引用东门吴的故事，如《颜氏家训·勉学篇》：“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北齐《姜纂造老君象铭》：“父纂情慕东门，心凭冥福，特为亡〔息无〕略敬造老君象一躯。”《史通·叙事》亦云：“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以来未之有也。”（《全北齐文》九据拓本录）东门吴省称东吴，犹诸葛亮之省称葛亮。所谓“东吴之句”，不一定专指丧子不忧时的话语，而是泛指东门吴阔达的议论吧？（关于东门吴子死不忧的故事，参看杨伯峻，《列子集释》六）

卷三正觉寺条，“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范注未作解释，周释云，“谓茗汁远不能与酪浆相比也”。但范周两家都在不中两字下面标了逗号。我以为不中是不值、不配的意思。陆羽《茶经》引《后魏录》作“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正是《伽蓝记》里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北齐书》四十《唐邕传》，“显祖或时切责侍臣不称旨者，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其见赏遇多此类”。也与《伽蓝记》此语互相发明。《齐民要术·种谷楮第四十八》云，楮“三年便中斫”。《礼记·王制》里，中字已有这种用法：“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此例尤多，孙人和《抱朴子校补》曾有解释：“审举（篇）：可以莅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原注：陈曰，刻本作不中，中为可字之讹，当改正）人和案：《守塉篇》云，庸俗不可说以经术。陈氏亦谓刻本作不中，中字误，当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窃谓陈说未核。中可形不相近，无缘致误。刻本作中，当仍其旧，不当以意辄改，致失本真。《抱朴》之文颇逞词藻，复工对仗，往往互文见意。且本书不可、不得、不能诸语，多作不中。《对俗篇》云，何以既斩之而不可续，已洒之而不中服乎。《仙药篇》云，不中服食，不可误也。又云，腌腌纯黑色起不中服。《极言篇》云，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对之者也。《登涉篇》云，然不中以笔传。《遐览篇》云，未中以经深涉远耳。《良规篇》云，但吾亲不中奉事，故弃去之。《交际篇》云，天下不为尽不中交也。《自叙篇》云，不中为传授之师。并其证。”案：《抱朴子》中诸例，有些可以照孙说释作不可、不能，但更多的句子如登涉、遐览、良规、交际、自叙等篇的不中，都是不堪、不值、不配的意思，与《伽蓝记》用法相同。慧皎《高僧传》五《释道安传》：“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中也是值得的意思。

（《文献》第3辑，1980年）

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

继王仲荦同志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韩国磐同志的《魏晋南北朝史纲》两部系统叙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之后，近几年国内和日本又出版了三部论述本段历史的新著。这四百年的历史承前启后，比较错综复杂，国内外对此感兴趣的学者逐渐多起来，有关论文数量增加，专著不断出现，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现对三部新著加以介绍和评论，是我在欢喜赞叹之余，谬以识途自居，想给读者尽一点指引之责。所言未必有当，尚待作者及专家教正。

一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万绳楠著。正文372页，1983年8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万绳楠同志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院，曾受教于陈寅恪先生，现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此书读后的头一个感想，是写作体裁比较新颖。近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著作，从体裁上看，主要不外乎三大类：一是划分章节目进行系统叙述的教材；二是篇幅较小，不征引原始材料的通俗读物；三是引经据典的研究论文或专著。单就体裁而言，像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样，有线索又有重点（特别是打通近现代），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生动活泼的历史著作，却不多见。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条宗旨是：“各章各节概以论为主，提出个人的看法，力求言之有理、有据。不重复众所熟知的东西，不作教材一类的叙述，并保持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以窥全豹，故也不同于论集。这也可以说是体例上的一个‘创新’吧。”我觉得作者确是本着这个精神，按照这个体例来写的。当然，已有胡绳同志的著作在前，不一定算作创新，但本书读起来确实多少给人以清新之感。文字也不像教材所要求的那样凝炼简洁，论文所习见的那样庄重严肃，所以比较容易读下去。可惜有时似乎信手拈来，未免过于随便一些，有不够准确严谨的地方。

作者前言提出的第一条宗旨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这段历史，力求得到一个接近科学的解释。”读后的感想，觉得作者是努力实现这条宗旨的。在处理“五胡十六国”历史时，作者认为，各民族要求和平、友好、融合，是历史趋势和规律。根据这个观点，考察了五胡各国政权的政策。作者既指出早期有像匈奴刘氏、羯胡石氏那样采取依靠“国人”武力，违反民族融合趋势的措施，又阐明前燕鲜卑慕容氏依靠汉人和魏晋旧法，消除民族之间的纷扰隔阂，顺应了融合的趋势。对于苻坚，作者也从这个角度肯定他：“苻坚的和戎政策，是永嘉以来，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迈出的极可贵的一步。”他认为苻秦之亡并不是由于分散氐族于四方而聚鲜卑于畿甸，称赞苻坚所说“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以为这种气魄在西晋、汉、赵、燕以及李成统治者身上，都看不到。（见第七章“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其演进”第四节）在谈后秦等政权时，也多从它们在民族融合道路上所起作用这个角度考察。第九章“淝水战后北方各族的斗争、进步与融合”中大书特书道：“这一百三十六年〔指304—439〕是北方各个少数民族获得进步之年，与汉族自然同化之年，各族大融合之年，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获得发展之年。”我想，作者这样的估计是不为过分的。东晋视刘、石为夷狄，不与通交，南北之间民族矛盾显占主导。刘宋以后，南朝对北方看法有所改变。到萧梁以后，即使对于高氏控制下的东魏北齐那样强调鲜卑化的政权，南方也主要作为封建敌国相对待，而并不以胡虏相轻。这当然有各种原因，而作者所指出的中原地区的民族日益融合，胡人政权之日益汉化亦即封建化，不能不算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原建立过政权的五胡，到隋唐时期无复踪迹，因为都与汉族融合无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到隋唐时期还在独立活动的，主要是被迫僻居边远的如僚、俚诸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们从未强大到建立地方政权以统治汉人，因而也不必顺应融合趋势而自然同化。这也是他们迟迟未走上融合道路的一个原因吧？

作者力求做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著名的孙恩起义，作者引用《晋书·司马元显传》所记，他“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去充兵役，于是“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又对照《晋书·何充传》所记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作者认为，司马元显把士庶地主的主要劳动力——客征发去“当兵”【159】，“大大地影响到了士庶地主的利益。所谓‘东土嚣然’与骚动，十分明白，是士庶地主的不满，与庾翼发奴为兵，引起‘士庶嗷然’正同”。作者还分析了响应孙恩起兵的谢alt、陆环、丘尪等人的族姓，都是八郡的豪族地主，被征发的正是他们的客，因而加入孙恩起兵的行列。所以作者的结论说：“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次五斗米道上层士庶地主利用宗教发动的、维护本身利益的反晋暴动。”（见第十章“淝水战后的东晋”第二节）

关于六镇起义，作者也从领导人的阶级分析出发，提出看法。他认为破六韩拔陵的起兵“是由地位降低了的镇民发动的，且有铁勒部人参加，有起义的意义”。而后期葛荣的斗争，性质便有变化，“葛荣部下将领概非镇兵（包括由良家充当的地位降低的镇兵），而全是北镇上层人物”。作者认为，“六镇降户自转到葛荣手上，斗争性质便转化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转化成为北镇鲜卑化军人集团反对洛阳汉化集团的斗争，转化成为鲜卑化和汉化乃至鲜卑人和汉人的斗争”。（见第十三章“北朝晚期鲜卑化和汉化两种力量的斗争”）当然，斗争领导人物的阶级成分，不能决定斗争性质，但遇见反对政府的斗争即目为起义，却是解放以来历史学界易犯的毛病。作者关于孙恩起义和六镇起义的论点，仍然是很值得倾听的。

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辩证地加以考察，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如意识形态的不同倾向如何联系政治分野之区别，作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在曹氏统治集团中，有两个以地区相结合的派别。一为以汝颍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是以门第与儒学相结合的政治集团，多任文职，如荀彧、钟繇、陈群等。一为以谯沛地区人物为首的新的官僚地主集团，虽也有出身世族者，但更多的是镇压黄巾和历次战争中起家的“功臣”，多任武职，如夏侯惇、曹洪、许褚、史涣等。由此联系到四本论才性问题的两派，作者指出，主张才性同与合的傅嘏原由陈群引进，钟会为钟繇之子，政治上都属于汝颍集团。他们出身于世族儒门，标榜才性同与合，认为性行和才能二者是一事，因而选举根据性行是天经地义。主张才性异与离的李丰为夏侯玄一党，王广乃王凌之子，都属于注意事功的谯沛集团。他们的主张则是反对九品中正制度的选举标准及其理论根据，要求以才为先的。（见第五章“曹魏政局的变化与西晋的统一”第一、二节）这样的分析与联系，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解放以来，我们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解释历史，注意经济基础，对于历代土地所有制给予充分重视，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也由于这个原因，往往求之过深，因而容易陷于钻牛角尖，反而违反常识，偏离了历史事实。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夸大曹魏屯田，甚至认为屯田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又如日本学者越智重明氏，从另一角度认为曹氏政权基础不是州郡百姓，而是兵户及屯田耕作者，二者合计起来当较自耕农的比重还要大。本书作者举出具体史料说明，自由农民在曹魏时比屯田客比重更大，屯田客人数显然要少得多，强调了曹操时期自耕农民生产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见第二章“建安时期北方的变革”第二节）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是比较近情理的。

近些年来，史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在《三通》之中重视《通典》较多。杜君卿时代较早，又被认为识见卓越，而马贵与的《通考》则不那么受重视。其实，马端临的功力与见解也是很高超的，不宜忽略。作者在第十二章“北魏时期北方各族的进步”第二节论北魏均田制时，引用《通考》：“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尽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作者下文又概括起来说：“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一、北魏均田根本不是从国有私有出发，而是着眼于生产。……二、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形态〔应说明在中国——周〕，总是以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为主要形态。”其他地方，作者还有引用《通考》之说来解释的。我认为马端临的一些看法是通达之论，作者采用它，也可以说是学风平实的表现吧？

作者在前言里表示，书中主要提出个人看法，而书中有些看法是可以商榷的。作者认为，东晋王朝的王导、桓温、谢安三人对内部是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对北方则三人都是以攻为守，亦即镇之以静方针的延续。（第八章“淝水战前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这样的概括，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王、桓、谢三人所面临的内部政治社会形势不同，北方敌人的情况不同，三人的主观条件与意图也不同，怎么能说三人都主张“镇之以静”呢？王导在位时，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内部矛盾很多，他确有努力安抚，镇之以静的思想。至于作者说王导支持北伐，以攻为守，是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虽然王导在新亭反对楚囚对泣，大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高调，实际并无诚意北伐。他对北来而晚渡的流民首领如祖逖、郗鉴、苏峻等，恐怕兼有歧视和畏惧心理，因为后者拥有王导所不具备的武装。元帝对祖逖北伐规划之全不支持，也正反映了王导的主张。到了桓温时期，东晋内部已比较稳定。桓温雄才大略，有所作为，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160】同时北方适值石赵末年，石虎的残暴统治与冉闵的大屠杀，前燕初初建立，西北的苻生和西南的李势都有可乘之机。这些是桓温四次北伐时的客观形势。他的北伐，除最后一次有建立功勋以利篡位的意图外，应该说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远非诸葛亮那样，以益州一隅抗击统一强大的中原，才真正是以攻为守。至于谢安，淝水之役苻秦大军压境，进行抵抗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更非什么以攻为守了。

本书在史料引用与解释方面，有一些不妥之处，现按原书页码列举于下：

第13页《笔丛》尝说云云，括号中注，据《浙江通志》卷一九八《仙释一》引。案：《笔丛》书名似不完，不知是否指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此书现存，不宜从《浙江通志》转引。

第32页《魏志·高柔传》说，在合肥逃亡的征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表明士出征，家属则服官役。案：据传文明言“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可见宋金家属“给官”，是惩罚其逃亡，并非由于其出征，作者误解。

第83页曹丕虽为曹操长子，但地位一直是不稳定的。案：曹丕非长子。曹操长子曹昂在曹操与张绣作战时被杀，见《三国志·魏志一·建安二年》及《魏志·张绣传》。曹丕继承地位之不稳定，部分原因正由于他不是长子。

第91页王凌为司马师所镇压。案：王凌起兵，为司马懿亲自镇压，非司马师。

第119页西晋一百七十二郡。案：据《晋书·地理志》当是一百七十三郡。

第132、140页匈奴左部居于太原故泫氏县，括号内注晋属并州上党郡。案：《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左部居太原泫氏”。泫氏在晋南，今高平县，属上党郡，不在汾水流域。载记泫字误，当作兹氏，在今汾阳。

第158页作者引《南史·王僧孺传》所载沈约关于户籍的议论。案：《通典·食货三》载沈约的话更详细，应一起征引。

第161页壬辰诏书一目下云，成帝咸康二年（336）壬辰，东晋发布诏书禁止占山护泽。案：此据《宋书·羊希传》中“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之文，而误以为壬辰指咸康二年。实则咸康二年（336）为丙申，此处壬辰指日而非指年。犹如有名的庚戌土断不是指庚戌年，而是指兴宁二年（394甲子）三月初一庚戌日。自东汉以后始以甲子名岁，但以甲子称日的古风犹存，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

第216页文中引用谢灵运《山居赋》中一段：“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资待各徒，随节〔引文误作即〕竞逐。”然后解释说：这十六个字，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南朝之初，在会稽始宁谢灵运的山庄中，实行的是一种剥削雇佣劳动的方式——“资待各徒”，而非“其佃谷与大家量分”。谢灵运山庄中的“徒”（门徒义附或客户），已非汉魏田庄中的徒附，而是受“资待”的具有雇佣性质的农民了。“随即竞逐”四字，还表明了“资待”的出现，提高了客户的劳动积极性。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所载魏超俊、杜绍顺两同志的《试论门阀制度的基础》，也引《山居赋》文，作了类似的解释。南朝固然是有雇佣劳动，但《山居赋》这段话，却不能作证。几位作者以为“资待”即出资雇佣，近于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资待两字的本义，从《山居赋》即可得到解决。上文云，“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意思是说，吃的喝的都能自足自给，不必求之于工商或掌管物产的官府。生活何需太多的必需品，只要吃饱就够了。自注云，“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耶”。正是用“多须”释“多资”，知资有须义。《史记·天官书》“传其人，不待告”。张守节《正义》云，“待，须也”。可见资待二字都有须或需要之意。所以赋中下文又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意即四季和早晚的需要。“山作水役，不以一牧”的作役，犹言功役，意思是在山上水中砍伐采摘的劳动，各有负责之人。“资待各徒，随节〔作即则不可通〕竞逐”两句，是说山区和水域所需要的各色人手，随着季节的变化竞相努力从事劳动。下文所云“陟岭刊木”，“摘蒻于谷”，“六月采蜜，八月扑栗”，即其具体内容。谢氏田庄中的劳动者，仍然是依附身分的部曲、客、义附之类，而不是什么出资雇佣来的人。

第282页据《魏书·咸阳王禧传》所载“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说元禧与隶户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案：元禧是任命隶户为王国的舍人，并非与隶户为婚。本传下文紧接诏曰云云，是高祖指示为六个兄弟娶高门之女，才涉及婚姻问题。作者说“与隶户为婚”，难道是把官位的王国舍人误会为诸王妃嫔？

第299页引庾信《哀江南赋》中“河南有胡书之碣”一句及《颜氏家训·省事篇》，说北齐时语言既重鲜卑，书写亦贵胡书，似把胡书解释为鲜卑语的文字。案：史书多处提到鲜卑语，但从未言鲜卑族自有文字。北魏墓葬及被怀疑为拓跋氏兴起以前的鲜卑墓葬中，都从未发现过他们的文字。如果有自己的文字，嘎仙洞里祭祖宗的祝文就应用鲜卑文，或汉文鲜卑文并用，而不应只有汉文。《颜氏家训》虽把鲜卑语与胡书并列，而分别提，亦不意味胡书即鲜卑文字。颜氏所称胡书，疑是粟特文，为当时西域商胡所使用，因而时髦。《广弘明集》二十萧绎所撰《简文帝法宝联壁序》中称“大秦之籍，非符八体；康居之篆，有异六爻”。康居正是粟特人所居之地，“康居之篆”当亦指胡书。至于庾信赋中的胡书，疑另有其义。赋云“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头两句叙述庾氏祖先所居之地的遗迹，少微真人以下追叙祖先人物，所以这里的胡书之碣不可能与粟特相关联。倪璠注庾集云，“胡书，科斗文也。任昉《述异记》，伏滔铭曰，胡书龟历之之文”。解释亦不切当。吴兆宜注亦引《述异记》，但说“新野河南庙碣必庾氏先世事，今无考”。这样推测也许比较切近。

二

《魏晋南朝之贵族制》，越智重明著，正文395页，1982年10月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越智氏生于1923年，1947年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1968年任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之政治与社会》，1963年吉川弘文馆出版。

本书序言、结语之外共分八章：汉代的国家，曹氏政权与九品官人法，西晋政权与西晋贵族制，东晋政权与东晋贵族制，关于“身分族门制”，宋齐政权与宋齐贵族制，梁陈政权与梁陈贵族制。每章下分节，各节大都以作者过去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各节之间不一定具有联系。序言中提出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看法的要点，认为这个时期天子的统治权力有两面性，一面为由古代国家的君主权力过渡到专制君主权力，另一方面是与乡论具有相同性质，表现在用人制度是以乡论为基础的。贵族制的性质，应从它和具有上述两面性的天子统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去寻找。南朝天子对具有世袭性的贵族之存在无能为力，而贵族制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从中产生天子。妨碍其发展的有下列因素：天子拥有兵力而贵族特别是居于上层的北人贵族无兵力；南北贵族对内不能协同；贵族缺乏事务能力；所谓“三五门”的纯粹庶民阶层抬头，贵族无法应付；天子通过官位对贵族阶层实行个别支配。除妨碍发展之因素外，南朝贵族制之衰落原因还有：天子力求使统治权力凌驾于乡论之上，使统治权力一元化；乡论本身产生变化，出现新的有力的庶民阶层的乡论；梁末侯景之乱与西魏攻陷江陵。这些都动摇、打击了贵族制。梁武帝重用次门人才，并使有功武人进入贵族阶层。到梁末，旧有的贵族层几乎灭亡，陈时出现了出身次门以下的新贵族，但未得充分发展而陈亡，所以魏晋南朝的贵族制迄梁而止。

作者指出东晋贵族的特点是：贵族层成员发生变化，即江东名族地位比西晋时上升；南北贵族皆受乡论制约，州大中正为主持名教之最高权威；北人贵族层之优越地位日益巩固，门阀趋于固定，逐渐变为无能；竞相占夺山泽，影响国家税收与力役。关于宋齐贵族制特点，作者举出：士人内部上下阶层的区分日益显著；天子权力凌驾于乡论之上；经济富裕而被排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三五门抬头；中书舍人地位增强，反映天子支配权力扩大。作者认为梁代贵族制特点为：梁武帝本着人才主义，从制度上使次门出身者任清官，从而挤进甲族行列；制定流外七班、三品蕴位以下的等级，以安插出身庶民阶层的令史等；国家权力向地方分散的倾向加强；官虽分清浊，而清官经营商业，并得豁免关市之税。作为陈代贵族特点，作者举出：梁末的旧贵族，除与乡土关系较密（作者称为“在地性”）之南方大族如吴兴沈氏、会稽虞氏外，大都已消亡殆尽。陈代出现新贵族，但至少形式上仍以乡论及中正之品定为基础。

全书最有特色使人感兴趣的，但也是最值得商榷讨论的，是第五章第一节提出的所谓“身份——族门制”。作者认为，西晋末社会上已形成士人上层、士人下层、庶人上层（乡品第六至九品，担任下级官员者）、庶人下层四个等级，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身份即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这就是作者所称“族门制”。作者据《梁书·武帝纪》中“甲族二十任官，后门三十试吏”之文，和《梁书·朱异传》中“尚书令沈约面试朱异。当时异二十一岁，旧制二十五岁方起家”之语，推定甲族起家为二十至二十四岁，朱异所属当为次门，其起家年龄为二十五至二十九岁，后门则为三十岁以上。作者认为，《宋书·宗越传》的役门即三五门，亦即《宋书·索虏传》所称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庶人下层。所谓旧姓，通常当为次门，即士人下层。建立军功的，称为勋门。勋门的人授官之后，即可编进次门、后门等族门。作者还说，族门一般世袭，没有变化。但父亲的族门如下降，则其子须按与新族门相应之官起家。即使有名的家族，一族之中族门也有高下，不一定完全属于甲族。如琅玡王氏中，王僧虔一度沦为后门以下，王奂诸兄曾列入次门。甲族犯罪，如谢灵运，其孙超宗、曾孙几卿都只按次门起家，为奉朝请或王国常侍，而没有任秘书郎或著作佐郎。属于同一族门之同一家族各支，经济状况可以有很大差别。南朝地方长官州刺史有权审定族门，而天子掌握最后决定权。

第五章第三节标题为“宋齐时代的寒士、布衣、寒素、大选、小选、大官、小官、清官、浊官”，是对第一节的补充。一、作者根据宫崎市定氏说，以为乡品三至五品者，为寒士、寒门，宋齐时寒士任官最高到第五品。徐羡之被目为“中才寒士”，据《宋书》本传，羡之东晋末经历琅玡内史（第五品）至太尉左司马，他当时自称“吾位至二品，官为二千石，志愿久充”。二千石指琅玡内史，而“位至二品”当指以乡品二品而官为太尉左司马。所以寒士是指第五品官。二、关于布衣，据《宋书》称徐羡之、傅亮、刘穆之等为出身布衣，推定南朝布衣亦可指出身次门之寒士。三、引《南史·袁灿传》，袁灿以颜师伯寒素而凌之，谓寒素亦指次门。四、作者认为，吏部尚书掌管甲族的人事，吏部郎掌次门、后门的人事；前者称大选，后者称小选。但吏部郎有时亦参预大选，而寒士的选举吏部尚书有时也过问。五、南朝有大官小官的区别，一般第四品以上为大官，第五品以下为小官，但甲族亦就任第五、六品官。六、作者断言，宋齐时代甲族所任多为清官，次门以下所任多为浊官。

两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史书中从未作为制度全面系统加以记述。南北朝以后，出现许多属于不成文法或约定俗成的习惯。贵族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几百年间前后也大有变化。作者根据有限的零散的史料，把所谓“身份——族门制”描述成整齐划一的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尝试，但也可能把不同时期的现象混到一起。把这些论点较详细地介绍给我国读者，也许可以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本书史料翻译有不妥之处，现按页码列举如下：

第37页《南齐书·巴陵王子伦传》，茹法亮衔命杀子伦，子伦对法亮云，“君是身家旧人”。身为第一人称，身家犹言吾家。误译为“你身为我家人”。

第135页《南史·蔡兴宗传》“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案：周旋义为朋友，是名词。译文误为与葬字相并列的动词，义不可通。下面介绍的川胜氏书（第282页）引这段话，译作“旧友”，是正确的。

第221页《晋书·范宁传》，“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案：考课一般指考核官吏而言，但课有课税之意，此处考课疑指征纳赋税，谓土断之后，原属侨州郡县不纳赋税的人，一律与编户同其负担。作者释为“人物考课之法”，说是由侨州所在的南土州大中正来给予乡品，恐非原意。

第250页《南史·袁灿传》，“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作者解释为袁灿不顾自己是寒素出身，而欺凌颜师伯，是忘记自己身份来对待别人。案：这样说明是不正确的。首先陈郡袁氏不是寒门。“以寒士遇物”意思是目他人即颜师伯为寒士，不是自居为寒士。物常用以指人，如宋文帝告诫刘义恭，“以贵凌物物不服”。沈文秀劝说沈庆之：“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指废帝〕同心。”《通鉴》一三○胡注，“人亦物也，此万物谓人”。物训为人之例甚多。

第267页《南史·到溉传》载何敬容讥祖父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故讥讽“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案：作者译为致力学问，遂成贵人，误。此处语含讥讽，学作乃仿效之意。

还有某些史料的解释，以及根据作者解释所作的推论，如曹操屯田、异姓养子、土断与黄白籍等问题，多有待商榷。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涉及。有兴趣的读者，请看原书。

三

《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川胜义雄著，正文435页，1982年12月岩波书店出版。川胜教授生于1922年，1948年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1973年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教授，次年兼任东方部部长，多次赴法国研究和讲学。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1970年岩波书店出版；《中国中世史研究》（合著），1973年东海大学出版会出版；《魏晋南北朝》，1974年讲谈社出版。

川胜教授热心于中日人民友好和学术交流工作，1977年参加日本大学教师友好访华团，访问我国。1978年参加发起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担任理事。其著作中，多次征引陈寅恪先生及唐长孺、何兹全等同志有关论著，颇致推挹。

评者1973年参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川胜教授热情接待。1982年秋由美返国，途经京都，想去拜访他，听说因病住院，未获晤面。当时用日本“色纸”以隶书写了“将无同”三个大字，并题云川胜教授喜谈魏晋南北朝史，因写此三字相赠，托人转送并致意，祝其早日康复。年余以来，时以为念。今年六月初，谷川道雄教授来京访问，才惊悉川胜教授竟于四月间以癌症逝世，为之悲怆无已。日本学者多享高龄，庆还历、古稀之论集不断出版，而祝喜寿（七十七）、米寿（八十八）以至白寿（九十九）者亦不乏其人。独川胜教授才过花甲遽而谢世，实堪痛惜！回忆评者几年前开始重理旧业，曾将小文《崔浩国史之狱》及《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两篇寄请川胜教授教正。1981年1月7日复函略云，“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三长制实施之效果，可以从人口统计如此明显看出，亦非意想所及。《三国志札记》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疼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川胜教授为人长厚，对我国同行虚怀若谷，寥寥数语可以想见。今执笔介绍其著作，不仅志个人沉痛悼念之忱，更为中日两国史学界深切惋惜共同之损失！

《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分为三编，第一编“贵族制社会的形成”。第一章“贵族政治之成立”，认为后汉末政治上清流浊流两种势力对立，构成清流的士大夫，有以颍川荀氏、钟氏、陈氏为中心的颍川集团，和以北海相孔融、大儒郑玄为中心的北海集团。他们结成师友或门生故吏关系，根据儒家的国家与道德观念，评议政治，月旦人物，形成不依赖国家、政府而为舆论所支持的集团。各地军阀需要这些士大夫，他们所形成的清流势力遂成为魏晋贵族的母胎。第二章“汉末的抵抗运动”，认为后汉末反对外戚宦官等浊流所把持政府的“抵抗运动”，包括三种势力：清流、逸民、黄巾。他们有共同的基础，即乡里社会共同体。乡村豪族拥有财力武力，周围小农没落而受其支配，破坏旧共同体，加速领主化倾向。豪族勾结宦官，成为清流与逸民的反对对象。党锢之祸以后，被镇压的清流之残余与逸民转而与黄巾农民有所联系，共同反抗政府。这种反抗带有要求重新建立乡里共同体，阻止豪族走上武人领主化的性质。同时，士这一阶层发展起来，形成了与领主化方向相反的文人贵族制。第三章“魏西晋的贵族阶层与乡论”。作者认为，乡论的构造是理解魏晋贵族制社会的钥匙。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豪强领主化倾向及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阻止它并力图再建共同体的倾向之间的矛盾。乡论与清议为同义语，指地方有德望者的人物评价。九品中正制度就是忠实继承汉代乡举里选精神，建立在乡论之上的。这个制度促成了文人贵族制。

第四章“贵族制社会的成立”。矢野主税氏反对作者六朝贵族出于汉末清流势力之说。他统计《后汉书·党锢传》，认为清流人物之子孙西晋时代无任显宦者。矢野氏主张西晋门阀贵族渊源于汉末三国以来与三国政权关系密切的人们。作者反驳，认为应从社会构造的变化这样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去寻找原因。他认为贵族制成立的第一个社会条件，是汉代各地乡里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豪族。随着生产力发展，乡里共同体阶级分化，出现富裕的豪族与贫农。前者扩大对后者的支配，可能走上武人领主化道路。但汉以后没有出现武人领主社会，而是出现了具备知识、教养的文人贵族制。这是由于有第二个社会条件——广大社会从知识阶层到贫农长期有力地坚持抗拒豪族领主化的运动，反对支持豪族的宦官外戚政府。知识阶层和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加强独立性的自耕农，都要求抑制豪族领主化，维护原有乡里共同体的秩序，清流文人从而形成文人贵族制。本章实际是重新申述了前两章的内容。

第二编“趋向封建制的倾向与贵族制”。第一章“曹操军团的构成”，作者指出曹操军队有三个来源：一、招募及征发逃亡户；二、自动归附的武力集团；三、改编投降部队。第二类有李典、李通、臧霸、吕虔、许褚集团。作者认为这些集团成员多是少年轻侠之辈，曹操和他们是以信义为基础，以质任为纽带的。第二章“孙吴政权与江南开发领主制”，认为孙吴政权下的江南还没有形成贵族社会，因而北方亡命南来的司马氏能在江南建立统治体制。孙吴实行世兵制，其经济基础为奉邑制，将军任命奉邑之长官，收取租赋。受奉邑者，孙氏之外，一般皆江北出身。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江南原有家族拥有多数佃客及土地，如顾氏、陆氏等，多任武将，有武人领主性质，无须再给奉邑。奉邑制废后，军团给养转而依赖屯田，开发土地的兵士仍不免于将军所领私兵性质，其主将也已开发领主化。作者概括说，古代（当是指奴隶制）帝国崩溃后，封建领主制的出现，多在帝国周围边境的后进地带，江南亦是此例。

第三章“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意在说明江南开发领主制的解体，和北来贵族如何在江南建立统治。孙权死后，作为开发领主的各个将军分立倾向加强，中央权威衰落，豪门地主“开立占募”。屯田兵民苦于负担过重，或弃田经商，或“逋逃入占”，投附豪门。屯田体制削弱，屯田民流动，开发领主制的基础从而崩溃。到4世纪初，江南大土地所有的现象加强，豪族虽有经济实力，但有三方面弱点：一、在北来农民的冲击下寻求安定。二、内部彼此不协调，有的更多关心个人田产或家乡之安宁，如贺循、周札等；有的更多从政治上关心江东全面的安定，如顾荣、周勰等。三、对北方的先进文化、乡论力量等，多少有自卑感。北方乱后，江南豪族虽有意推出自己领袖而割据独立，未能成功，遂拥戴、利用实力尚弱的司马睿。由于王导的手腕，北来势力终于形成驾驭吴人的局面。第四章“东晋贵族制确立的过程”，主要论述东晋建立后江南各个武力集团的作用。晋元帝最初倚赖义兴周氏等江南土著豪族，讨伐江州刺史华轶。虽然依靠他们，却任命代表北来势力的王敦为统帅。王敦一面对土著豪族如甘卓、周访、陶侃等利用以后又加排挤，一面在江荆逐渐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王敦起兵不可能从被排挤的周访（梁州）和陶侃（广州）取得支持，所以与吴兴沈氏、义兴周氏这样的土著豪族（可能他们的利益由于元帝取奴客供征役而受到损害）结成联盟，反抗吴会第一流名门所支持的政府。建康政府则倚靠郗鉴、苏峻、祖约等北来流人兵团，平定了王敦。儒雅之士郗鉴被吸收进建康政府，而其他流民首领如苏峻、祖约则受到歧视。苏峻叛乱，是对建康政府文人贵族等级制的强烈反抗。在郗鉴北人兵团和陶侃南人兵团联合打击下，苏峻失败。郗鉴所统北人定居京口广陵一带，成为以后北府兵基础。【161】来自谯城的桓宣所率流民集团进入江州，归附陶侃，以后为庾氏、桓氏所继承。作者认为，东晋政府驾驭这些武力集团的支柱，是所谓以“乡论主义”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的支配，这就是江南贵族制的本质。他们所发展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由此派生出来。这种意识形态所以成为统治力量，是在于它具有先进性和江南社会的落后性。第五章“门生故吏关系”指出，门生故吏地位有高低，但其身份是自由的，与主人之间是私人的个人间的主从关系，不是受支配的隶属关系。

第三编“贵族制社会的变质与崩坏”。第一章“刘宋政权的建立与寒门武人”，认为刘裕是寒人，【162】寒门武人掌握军权，表示贵族对军队支配力量的减弱，在南朝贵族制衰落过程中不可忽视。作者指出，协助刘裕起兵者多居京口，当与北府有关，推断即郗鉴集团中的徐州兖州人。北府兵一度被桓玄打散，又在刘裕领导下讨伐桓玄，贵族不再能控制。刘宋时军府长官皆任诸王或寒门武将，贵族被排斥；而东晋以来为贵族压抑的土著吴兴沈氏，入宋以后却以武功飞黄腾达起来。刘宋时代是贵族制在制度上趋于稳固完备的时期，士庶区别虽皇帝也不能改变。但强调维护制度，正由于顾虑如果不坚持则贵族制就会崩溃。贵族制固定化的反面，就是贵族丧失生气，居于被动防御地位。贵族在五世纪前半失去军事上支配权力，5世纪后半又失去了经济力量。

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编纂”，副题为“元嘉之治的一面”。作者认为，“元嘉之治”是贵族社会最后的黄金时代，描述生气勃勃的贵族社会的《世说新语》，正产生于此时。书中人物下限涉及刘宋时人者五处，但只有谢灵运是作者抱有同情作为故事主人正面来叙述的。谢灵运于433年以反对刘宋被杀，宋宗室刘义庆不可能再赞扬他，因而推断此书当成于433年以前。但刘义庆纂辑《世说新语》又不能早于任荆州刺史（432—439）时。作者同意鲁迅说法，认为此书出于刘义庆幕下文人，而且推论是对谢灵运反宋态度明显同情的文人之手。东海何长瑜为灵运至友，喜月旦人物，对刘宋有不满情绪，《世说新语》的主要编者可能是他。书中时时流露蔑视或反对武人倾向，而被刘宋推翻的桓玄，因出于名门，具有贵族文化教养，反得到较高评价。所以此书反映文人贵族日趋没落，怀想旧时代的情绪。

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作者据何兹全同志《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的论证，指出南朝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商品化，商品价格总额增加，需要货币。货币经济发达，农民负担加重，流亡日多，而商人得利。皇帝恩幸多来自商人，地方商人又勾结各地军府府主，随之进入中央，政治上取得势力。侯景渡江后部众达十万，即由于流民、半失业者应募为兵。侯景乱后贵族衰落，而商人及地方土豪将帅势力抬头。第四章“南朝贵族之崩溃”。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后，田庄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开始以生产产品换取货币。贵族不屑从事商业，因而托付商人处理，或由门生经营。以钱支付的俸禄成为贵族主要生活来源，也反映贵族经济力量衰落。侯景乱后，建康贵族备遭摧残，多西赴江陵，又成西魏俘虏。南朝贵族从此全面崩溃，陈时谢安坟墓公然被掘，是一个象征。王谢等贵族在陈朝，成为点缀朝廷的文化人而已。

以上较详细地介绍了川胜教授书中要点，供我国同行参考。川胜教授的业绩，对我们研究魏晋南朝历史很有启发作用。如本书注意宏观地考察历史，围绕着魏晋南朝贵族制的发生、发展、衰亡过程进行探讨，研究工作有一条中心线索，同时也试图阐明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如认为贵族制之成立不能只局限于从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更深地从社会构造的变化去发掘探讨。如认为南朝贵族制趋于完备和稳定的阶段，也就是它衰落、崩溃的开始，等等。这样的方法和观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作者熟悉史料，对于材料的理解与阐释，也很确切。如“羸民”的“羸”字不从滨口重国氏解为贫困，而解为羸弱（第169页）；“周旋”解作朋友（第282、299页）；“告裒求属令”解为请求王裒去嘱托县令，辨五井直弘氏读令为命，把属命作为一词之误（第298页）；都足见汉文修养之深厚。

本书读后也有感到不满足之处。如对贵族制从外国考察较多，贵族制本身有关问题涉及太少。从意识形态方向（乡论主义）论证较多，从人与人关系方面论证较少。书中一再提及的“乡论主义”、“乡论体制”的含义未有具体阐述，不易理解。关于东晋政权之能在江南立足，强调北方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太多，其他因素相对而言远嫌太少。史料方面，如说南朝贵族家世来源于后汉的清流人士，但并未能举出足够的、确凿的证据，以驳倒矢野氏说。有些问题，根据单文孤证进行推论过多过远。如第419—420页根据《南史·谢侨传》“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之文，推论以为谢氏没落，庄园无用，及货币作用之重要等等，似欠说服力。可惜这些问题都没有机会再与川胜教授讨论，写到这里，只有怃然掷笔。

1984年8月17日写完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

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述北朝门阀士族的著作，名为《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副题为《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作者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1947年生），当时是乌尔巴那的伊利诺大学亚洲研究的客座副教授。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术语，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研究自汉代到唐末一千年间博陵崔氏家族的历史。近几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开始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了一种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通讯。1980年8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过“中国早期中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主要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陆续有了英译本，如《世说新语》（R. Mather译）、《颜氏家训》（邓嗣禹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或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荀氏》等。现在评介的这本书，是这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概述门阀士族的历史发展，第三章汉代的崔氏家族。第四、五章分别论述北朝和唐代的崔氏，这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第六章结论。另有三个附录。

作者举出选择博陵崔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这个家族不太出名，冒充其成员的人少。二、材料比较充分，从汉到唐末，“正史”里有传或提到的博陵崔氏成员，达三百余人。对于有关门阀制度的十几个名词，如右族、次门等等，作者都作了颇为恰当的英译。把士族译为scholar-official families，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作者给世族一词所下界说是：“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s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rt control”，这是对的。但把世族译为hereditary families，则只顾了字面，不够确切。把门阀译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着重了官僚一面，而忽略了贵族一面，倒不如与门第一词一样，都译成great houses更妥当。

关于汉代的崔氏，作者追溯到汉昭帝时的崔朝，王莽时的崔发、崔篆兄弟，以及后汉的崔瑗、崔寔父子等。根据保存下来的很少的材料，作者推论认为，汉代崔氏家族长期的据点不在首都，而在地方——他们的家乡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崔氏家族的成员注意礼法，遵守儒家道德，官位虽不高，在地方却颇有声望。从崔骃与班固、王符、张衡、马融等相友好看来，崔氏家族中出过有学问的人。至于作者说崔氏居住本乡本土，安于贫穷，并从崔寔的《四民月令》可以看出崔氏家族是接近农民的，这些都是从作者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崔氏家族的确不同于朱家、郭解那样的豪强，也不同于富埒王侯的富商大贾，更不同于权势煊赫的梁、邓外戚。但仅从《四民月令》看，崔氏必然是广占田园，而并不贫穷；必然是奴役大量劳动人口，依靠剥削来维持其奉行儒家礼法的生活，而说不上什么接近农民。

关于北朝的博陵崔氏，作者指出一些现象，提出某些论点，是很有启发的。作者从仕于前燕为秘书丞的崔懿开始叙述，指出博陵崔氏见于北朝史书者有百人以上，而不见于南朝史书，但未说明何以会如此。其实，这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和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之成为北朝大族，而不见于南朝，道理相同。因为他们的家乡远在河北和河南北部，不是距匈奴人、羯人、鲜卑人统治中心不远，就是远处北方或西北，中间障碍甚多，难于在坞主率领之下举族南迁。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兰陵萧氏、陈郡谢氏和袁氏、彭城刘氏等，原在河南、山东的南部或江苏的北部，处于后赵、前燕等少数族统治区以南，因而南迁较易，终于成为南方侨姓大族。范阳祖氏虽在河北北部，与卢氏相同，但祖氏家族早已南徙，永嘉之乱时是从陈留南下的（参看评者的《晋书札记·祖氏兄弟传条》），所以与卢氏之远隔在胡族统治地区以北者不同。

关于北朝和唐朝博陵崔氏的经济状况，由于材料缺乏，作者未能作具体叙述。这几百年间，门阀士族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支柱如何，其间有无变化，有何等变化，书中都无交代，这是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者指出，北魏时博陵崔氏还是居住在家乡为主，拥有土地。家族多以孝友著称，与乡人关系融洽，这些大致与汉代崔氏家族情况相似。到6世纪后期，崔氏家乡安平作为全族根据地的作用逐渐减弱，多数人离开，或南移或西徙。如崔昂夫妇死后，就葬在常山（《文物》1973年第11期），不再归葬安平了。单从本书对崔家这些粗略的勾画看来，从东汉到魏晋之间，似乎生产关系没有大变化，看不出魏晋封建论者所主张的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婚姻与仕宦，是南朝士族最重视，也最足以构成士族标志的内容，而史料也恰恰是有关这两方面的比较多。作者有关博陵崔氏的论述，实际上也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作者举崔巨伦的姑母（嫁给赵郡李氏）所说“岂令此女屈事卑族”的话，和她命儿子娶这个眇一目的内侄女的故事（《魏书》卷五六），作为典型，说明博陵崔氏不肯降低身份，与士族以外的家庭联姻。作者根据所见崔氏墓志统计，联姻者多是河北大族，计赵郡李氏十例，勃海高氏三例，荥阳郑氏、巨鹿魏氏各二例，范阳卢氏一例。另有郡望不明的李氏二例，宋氏一例，杨氏一例，估计也是大族。关于博崔、赵李之间重重的婚姻关系，作者用表的方式加以表达。关于崔李两家通婚关系，还可参考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魏李宪志、卷七齐李琮志的解释。作者又说，崔李之间通婚关系虽然错综复杂，而辈分都相同不变，因为按中国礼法的规定，不同辈的人不得通婚。作者这一论断是不确切的。南朝和北朝都有不同行辈的人结婚的情况，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礼法规定未被遵守（见评者的《宋书札记·婚姻不计行辈条》），只是崔李两家的通婚关系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而已。

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政治情况，作者说，5世纪中期，在地方上任官的较多。5世纪末到6世纪前期，任武职或武官的辅佐职务如参军以至长史、司马的较多。她举出崔敬邕、崔游随从中山王英南伐，崔游、崔融随从高肇伐蜀，至少有十二人参加了对六镇起义的镇压，等等（作者在第四章注十一还指出一个现象：士族成员长子多任文职，次子以下才多任武职）。崔氏也有担任中央较重要职务如尚书、尚书丞等官的，但没有人与闻中央决策，在废立皇帝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主要是皇室、外戚或鲜卑贵族操纵，不见有博陵崔氏或其他汉族门阀士族参与。与此现象相联系，作者在第二章里提出，南北门阀士族有所不同：南朝士族不亲世务，内部又分高下层，轻视低级门阀。北朝士族有些像南方的吴姓大族，财力可能富裕，而地位不太高，所以北朝士族还肯于担任地方官和军事职务。作者这个看法颇有理据。如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之勤于吏治，以干练见长，确为南朝上层士族中所未见。因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从担任官职所得到的权力，与其说是政治的，无宁说是官僚的”。作者还认为，北朝门阀士族中，不像南朝那样再分高下。她引用毛汉光氏所作北朝三十三个大族中一○八八人官位的统计：一一七人官至大中正，十人中一人；三七五人官至太守，三人中一人。而博陵崔氏中担任这些官职者的比例，和这个总的比例约略相同。因而作者认为，清河崔氏高于博陵崔氏之说不可信。但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事实与作者这一看法相反。《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所谓东崔，或是把博陵崔与清河崔对待而言。但博陵在清河之北，似不应称为东。也许是指崔显在博陵崔氏中这一支而言，至少博陵崔氏中有一支地寒望劣，当可无疑。《北齐书》卷二三《崔alt（清河人）传》载：“alt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看来当时北朝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把清河崔置于博陵崔之上，以为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崔alt以博崔与赵李并举，可能赵李也在陇西李之下。所以博崔赵李通婚频繁，而崔廓“与赵郡李士谦为忘年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都说明这两家门户相当。《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收娶其舅女，即（博陵）崔昂之妹（参看《崔昂传》称崔昂、魏收为“妇兄妹夫”语）。而《崔alt传》又说alt与魏收不协，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两崔氏间之矛盾。当然，北朝门阀士族内部不像南朝那样，比较明显地分成两个阶层。

关于博陵崔氏作为一个大家族，作者还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六镇起义后，崔氏家族成员少数留在家乡，有的在地方任太守，有的参加镇压起义。以后有的在尔朱荣控制下的朝廷中任官，崔暹依附高欢，崔孝芬则被高欢所杀。孝芬的长子崔勉投高欢，而勉弟宣猷则逃往长安，投奔西魏。魏分东西及齐周对立之际，大部分博陵崔氏成员留在东方，一部分西去，多立武功。但西去的仍然保持博陵的郡望。作者论断说：作为门阀士族的崔氏，虽然成员彼此之间维持着亲族血缘纽带，在危急之际可以互相信赖，但并不存在作为整个家族中心的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一支崔氏居于领导指挥地位。因此，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他们主要是向自己的上级特别是向朝廷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作者所推断的这种情况可信，比起后代大家族之具有宗祠、祠田以及族长等等一整套族权制度，门阀士族在组织上似乎松散得多。《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于是宾客辐辏，倾心接礼，甚得名誉，势倾崔暹。暹尝于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仆射，皆叔父之恩。其权重如此。”又卷四六《崔伯谦传》：“族弟暹当时宠要，谦与之寮归同门，非吉凶未曾造请。”这两段史料反映，崔氏成员虽属同族，甚至以叔父相称，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首先是家族的关系，而是同门，同寮、政治势力上的关系。崔暹和崔伯谦的事例，可以帮助证明作者的论点。此外，据《魏书》卷四五《杜铨传》所载：“京兆人，……仍侨居赵郡。……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焉。”这个大族杜氏的宗正，性质近于族长，但其作用止于临时营护丧事。杜铨这个宗正还是临时拉来，平时既和杜氏其他家族没有联系，又不同居一地。杜铨的例子，似可从另一方面证明，由许多支派组合构成的整个博陵崔氏或其他士族，并不存在类似全族之长的经常起支配领导作用的人物或机构。当然，聚族而居是北朝的风气，数十人上百人的大家庭，必然有家长类型的人物主持家务，但不具有指挥全族的权威。而且随着成员逐渐向外迁徙，不再在本乡本土聚居，这种在聚居情况下产生的家长，也会随之消失。至于三长制以前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对它们进行督护的宗主，则是对荫庇户口而言，与士族里平等成员中的首脑，又不是一回事了。

书中关于北朝博陵崔氏的第四章，标题是“贵族时代的崔氏”，而关于唐代崔氏的第五章，则标为“唐代作为旧族（Old family）的崔氏”。这样的提法，区别了北朝和唐代门阀士族的地位作用，体现了作者对两个不同时代的认识。作者所见唐代崔氏成员的墓志，没有记载家住安平的（作者应当同时指出，虽不居住在家乡，并不排除他们在别处拥有大片土地，奴役大量人手）。作者认为，博崔这时已散在全国各地，河南、河北、尤其洛阳为多。从墓志得知，他们居住在洛阳至少十个不同的坊。在外地做官的，从唐初即多归葬洛阳，但并没有共同墓地，聚族而葬。同属一房的博陵崔氏，也埋葬在不同的乡。他们虽同为博崔而关系疏远，所以同时担任高官，也无须相互避嫌。作者说，从墓志记载看出，唐代崔氏家族注重礼法，崇尚孝道，如崔沔娴于丧礼、仪制。对于早丧父母的孤儿，伯叔等无不竭尽教养抚育的义务。崔氏成员在家庭中对待长辈和幼辈的不同态度与方式，可以转移运用于仕途中对待上级和下级。家庭中的礼法教养，对于出外做官同样有用。作者这一见解，触及到封建社会中孝亲与忠君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因为儒家早已如此教导，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广扬名章》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以及后代所谓“移孝作忠”，都是这个道理。

作者认为，唐代以皇室为首包括勋臣形成了新的贵族，而推行科举制度后，又出现了通过考试而得官职的官僚。但旧的门阀士族在科举制度下仍然处于优越地位。据作者统计，唐史中所见博陵崔氏家族有十二支，其中只有八支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朝和隋代。作者未加解释，很可能这十二支崔氏主要是依靠科举取得地位的。作者运用所见唐墓志的材料，得出一些统计数字，有参考价值。作者根据妻家可知的九十二名墓志主人，分析博陵崔氏成员妻家的社会地位，考察其婚姻关系，列为下表：

作者把“正史”中有传的人称为政治上重要者。七姓这一阶层，指659年（显庆四年）唐高宗禁止他们“自为婚”的七个旧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见《新唐书》卷九五《高士廉传》。当然，博崔不会同族自相为婚，也不可能与清河崔氏为婚。所以，七姓之称只是概指这个阶层，此项下所列与博崔通婚的，只可能有五姓）。其他旧族一项，指柳芳所列举的南北朝以来的廿几家旧族（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所列共廿六姓，作者以为王姓当兼指太原、琅邪两王氏，崔姓兼指清河、博陵，李姓兼指陇西、赵郡，所以实际应是廿九姓）。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尽管高宗禁止七姓不得自相为婚，并未行得通，博崔与七姓阶层通婚者占52％。《高士廉传》又称，“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表中博崔和七姓及其他旧族通婚者共占82％，不正是具体明确地说明“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的情况吗？

在63份墓志的叙述中，有75％以上详叙博陵崔氏祖先谱系，甚至上溯到炎帝、太公。安史乱后的墓志中，这种情况渐少，往往只追溯到后汉崔骃等，而不提北朝诸崔。这里作者发现一个现象，而未加申论，即有5篇墓志的叙述中误以清河崔氏为祖。其中4例溯到曹魏的崔琰，一例则认北魏崔浩为祖先，而墓志作者有的还是中了进士的文人学者。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极为讲究谱牒之学，其目的一是坚持排他性，保护士族的“纯洁”，以维护门阀士族的地位。一是通过谱牒“以定门胄，品藻人物”，“别贵贱，分士庶”（柳芳语），作为遴选人材，任命官职的依据。所以南北朝门阀士族对谱牒的熟悉亦即所谓“谙百家”，达到惊人的程度。刘宋时的王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就是熟悉士族谱牒的标志。博陵崔氏竟误认清河崔氏成员为祖先，崔琰、崔浩到唐代，多不过相隔四五百年，少则二三百年，根本不可能是为了附会祖宗，而是搞错。这在南北朝时是不可想象的事，会成为天大笑话。唐墓志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恰足说明唐代门阀士族的衰落。在李唐皇室极力打击之下，他们没有完全失去地位，甚至还努力通过互相联姻团结起来，进行抵制，以求保存过去的地位声望。但科举制兴起之后，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占较大比重，旧日门阀士族亦即所谓旧族日趋衰落，作为门阀制度特征的一些风俗习惯，自然也随之变化或消失，因而像博陵崔氏这样的旧族，竟然也数典而忘祖了。

关于唐代博陵崔氏的政治生涯方面，作者指出，在一百三十三份墓志中，有一百二十二个主人（占91％）有官位。没有官职的十一人中，一人早死，一人出家为僧。据不少墓志的记载，不仅本人，其父、祖、曾祖都有官位。这一百二十二名博陵崔氏成员的最后官职，有31％到了五品或五品以上。此外三十二人至县令、丞、尉，十二人至参军，十五人为七、八、九品官。总之，一半是七品以下的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长期任地方官的更多。一百二十二人中，还有六人任折冲及果毅都尉，父子皆任此者有二例。与北魏相比，那时博陵崔氏多以七品入仕，而唐代则任低职者较多。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博陵崔氏在仕途上似乎仍然有较好机会。作者列举了可能的原因：门第，财富，地方势力，政治联系，个人品德，个人能力，但没有下断语。其实，作者在关于入仕途径的统计中，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崔氏入仕途径，多是通过考试的。“正史”有传的三十六人中，二十六人经过考试，计进士十九人，明经五人，弘文馆考试二人，共占72％。崔氏墓志记载入仕途径者二十六人，经考试者十一人，占42％。此外恩荫者四人，占15％；军功者二人，占8％；直接任命者三人，占12％；不详者六人，占23％。总起来看，在科举制度下，依靠考试进身的占大多数。可能门第、财富、政治联系等等因素还在起作用，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起不小的作用，但个人的品德才能究竟已成为比较主要的因素。科举制度之下，多少要有些才能的人方能得到官职。南北朝时那种全靠门第家世，凭“冢中枯骨”与特权做官，“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进步。

作者说，940年以后，博陵崔氏在史书中已少见，唐史中崔姓有传者八十三人，《宋史》中十四人，《明史》十二人，而且，宋明时代崔姓的人也不再标榜博陵的郡望高。在结论章中，作者做了这样的概括：博陵崔氏在汉代是具有地方血缘关系的松散的家族群；北魏时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贵族；到唐代则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分散的家族群。关于门阀士族与朝廷的关系，作者认为独立于朝廷和依赖朝廷这两种看法都对，只是因时代而有异。博陵崔氏在汉代拥有多样的资本如土地、教养等等，使他们在地方有独立性，并能获得官位。自汉至晋，他们从未与最高统治者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北魏后期以来，崔氏担任各种官位，获得荣誉与权力，但在家乡的地方势力受到限制。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多依赖于官位，因此朝廷当权集团对他们的态度和恩遇有很大影响。六七世纪时，崔氏成员一方面尽力争取猎获官位，一方面通过婚姻关系与有声望的旧族结成排他性集团，企图靠社会地位来抗衡高官显宦。

本书的附录一题为“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作者认为，《世系表》中关于受姓起源以及始祖的说法大都不足信。但她利用五十份崔氏墓志中所见《世系表》中人物来核对，发现《世系表》大体与墓志符合。《世系表》中有些世代或人名空缺，但用墓志所记补入后，双方所记父子、兄弟、祖孙等关系也相符合，证明表中未空缺的部分是可靠的。有时《世系表》与两唐书中的传都不相同，考之墓志，也证明表是正确的。作者推断，《世系表》除利用墓志外，大约依据的是官方关于氏族的综合性著作。她认为《贞观氏族志》（638）和《大唐姓族系录》（713）是《世系表》的主要来源，所以表中唐朝前期（7世纪）比较详细，而8世纪以后大约是利用了《元和姓纂》（812）。关于《宰相世系表》崔氏部分的可靠性，作者的论据颇为充分。这里附带提一下，1933年春，评者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读了一门洪煨莲（业）先生讲授的必修课程“高级史学方法”。作为这门课程的作业，写了一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评》，后来印在《世系表引得》前当作序言。序言中涉及博陵崔氏，怀疑本传所载较《世系表》为可靠。本书作者根据墓志，证明序言的怀疑无据，而《世系表》却是正确的。这篇少作的序言，刊布以来未曾引起注意，而将近五十年之后，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女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对于年近古稀执笔评介此书的引得序言的作者，的确有空谷足音之感了。附录二为唐代崔俨、崔沔一房的世系表，并附有成员婚宦等方面的简述。目的是提供具体事例，使第五章中有关唐代博陵崔氏的概括叙述和统计数字得以形象化。附录三是“唐代博陵崔氏婚姻关系表”，根据墓志以及其他史料制成，是上文所列婚姻关系表的扩大。这个表仍然显示，博陵崔氏通婚的，大部分是659年高宗禁止互婚的七姓阶层。

伊佩霞教授这本书用了不少功夫，指出了有意义的现象，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论点。这篇评介文章试图把书中对中国研究者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扼要介绍，并加评论，希望中美同行今后加强交流联系，促进两国学术的繁荣发展。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马译《世说新语》商兑【163】

摘　要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字alt秀，描绘人物入神，向为学子所重。刘孝标注，引撷广博，尤与裴注《三国志》，六臣注《文选》齐名。自1976年美国学者马君瑞志英译《世说》【164】出版，海外士林，鉴赏是书者益众。马君穷廿年之精力，除《世说》正文外，兼译刘注，译竟，特制附录四种：曰传略（112页），曰释名（51页），曰缩写（12页），曰书目（12页），便利读者，尤见苦心。其中传略最有用，诚以《世说》惯例，举人名，恒用字号或官衔，如袁奉高、郄嘉宾、王大将军、刘尹之类，非熟谙魏晋掌故者，不能遽辨甲乙也。

马译通体顺适，然以牵涉太广，不能无瑕疵。六朝文义，有非今日所易了悟者，马君未能详考，遂致错解。本文作者，就阅读所得，随时过录，得四百余条。于魏晋间语，以及名物训诂，探奥诠微，尤三致意。其他马译未尽善者，亦逐条推敲，顺次迻译，与马文齐列并观。有志六朝文史、或从事翻译者，谅有所取资焉。

序

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世说新语》，自汉徂晋，轶事旧闻，嘉言妙语，网罗甚尽。厘为三十门，而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冠，则《论语》“先进”之遗教也。其书所涉甚广，所载人物、名宦贤媛，逆臣孝子，辄多毁誉。序事简净，词竟而意未尽，品尝有余味。自来治文史者，靡不推奉。遂令临川享名千载，历久弥新。两晋六朝文士，叙事修词尚简。后人病其太甚，则博采他书，补所未足。故陈寿（233—297）《三国志》而有裴注，昭明（501—531）而有六臣。刘峻（孝标，462—521）于《世说》亦然。凡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间亦参益己意，笺释求真。所引书，后多亡佚，故有清辑佚诸家。罔不视同瓖宝。

《世说》诸本，所知者四：一为日本尊经阁影印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本。二为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1125—1209）本。明世宗嘉靖（1522—1567）间吴郡袁褧嘉趣堂据以重雕。清宣宗道光（1821—1850）中浦江周心如纷欣阁重刊，而德宗光绪（1875—1908）间长沙王先谦（1842—1918）又据纷欣阁版重刻。今《四部丛刊》及《四部备要》刊本，即据袁氏之旧也。三为清徐乾学（1631—1694）传是楼所藏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湘刻本。四为日本旧藏唐写《世说新书》残卷，上虞罗振玉（1866—1940）影印本。唐时《世说》固称《新书》，非《新语》也。诸本文字颇多异同，唯世推尊经阁本为最善。

有清治《世说》者，初有沈严之《校语》（上海涵芬楼，1929），继有李慈铭（1830—1894）之《批校》，程炎震之《笺证》，李详之《笺释》。稍近则有刘盼遂之《校笺》，贺昌群之《札记》，杨勇之《校笺》（香港，1969），余嘉锡（1883—1955）之《笺疏》（北京，1983），徐震堮之《校笺》（北京，1984），及一良之《札记》（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397—401，北京，1963）。余著诠解史实为多，徐震堮则侧重训诂注释。

本书译者马瑞志先生，籍美国而生于吾国河北保定，就学于北京近郊通县。幼擅华语，而好吾国史。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既卒业，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研究院。时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主东亚语文系，延吾国硕儒赵元任（1892—1982）先生主讲音韵学，马氏为入室弟子。Boodberg特嗜北朝史，尝主编《中古史译丛》（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从游者承其衣钵，多迻译南北朝史籍，如丁爱博（Albert E. Dien）译《宇文护传》（Berkeley, 1967），Michael C. Rogers译《苻坚传》（Berkeley, 1968），马氏译《吕光传》（Berkeley, 1959）。马书先就，其前驱也。学成离校，任教明州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从事《世说》，历廿载而成书。

马氏功力甚勤。其译《世说》也，广集佳本，勘校异文。除推敲临川正文外，孝标注，亦兼收并蓄不稍弃。犹不足，则采日人及西方学者之论著，参读唐宋诸大类书。于史事之递传，训诂之得失，慎思明辨，必求心安而后已。译文竟，附〈传略〉（499—611页），〈释名〉（613—644页），〈缩写〉（665—677页）〈书目〉（679—726页），共二百二十七页。西人治汉学，精微若君者，不多见。而君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其雅量尤不易企及。当今美籍学者，咸推君为吾国中古史祭酒。实至名归，非溢美也。

虽然，肇基之士，往往草创，顾此失彼，势有宜然。《世说》所载，始于汉武而止乎晋末。上下五百年，所涉人物，几达六百。其间国体之分合，人事之变幻，制度之兴革，无论矣。魏晋人语，当时特等常耳，有非今人所易解者。苟望文而生义，必郢书而燕说。阿堵物，宁馨儿，将毋同，固人所尽知矣。如民、民家、我家、自称、犹下官也（Ⅴ/20, ⅩⅧ/12, Ⅷ/132）；大家，家主（Ⅴ/18）。君家，君也，犹言尔也（Ⅸ/6）。陵迟，坎坷也（Ⅱ/5）。善于托大，高自位置也（Ⅷ/44）。方幅齿遇，相待如常礼也（ⅪⅩ/18）。优润，假借也，宽贷也（ⅩⅢ/17）。风尘，谣诼也，仕宦也（Ⅴ/13注引《中兴书》ⅩⅤ/2注引虞预《晋书》）。修为家之治Ⅸ/47），造作（同上），善居舍（ⅩⅩⅢ/10），皆言治产也。小极，困疲也（Ⅱ/33）。小却（Ⅸ/79），小悉（Ⅷ/132），须臾也。消息，调治也（Ⅹ/23）。人情，犹今言民意也（Ⅶ/28, ⅩⅩⅩⅢ/17）。前，谒见也（Ⅶ/30, ⅩⅩⅢ/44, ⅩⅩⅩⅥ/5）。举，待也，视也，接也（ⅩⅢ/10）。觉，差也，距也（ⅩⅩⅥ/13）。此第举一二言之，足征译述之匪易。盖译事欲其精，非工于文字，明于义意，畅于表达，不为功。况吾国文史，实相辅济。马迁班固以史鸣，亦文苑之雄也。今马氏以一人之力，从万卷书中，译数百年间事。虽优为之，然不免小疵。势也，人情宜然也。余嘉锡、徐震堮书均晚出，马氏未及见，亦滋可憾。

马氏书出，声誉鹊起。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之David R. Knechtges，闻风起效，拟译《文选》全书六十卷（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已出两册，分别为1982及1987）则马氏开山之功为何如？台湾书肆，得其书，竞相翻版，俄顷两家（敦煌书局，1978；南天书局1978），其纸贵都邑，传播士林又若是。一良、伊同，燕京哈佛同学，又同癖南北朝事。伊同自卒业哈佛，久留北美，甚少他动，一良颇异是。既离哈佛教职，返国任教，屡访欧亚非各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受聘加州大学，寓柏克莱（Berkeley, CA），得马氏书而善之。东访哈佛，道出匹资堡（Pittsburgh, PA），晤伊同。契旧邓嗣禹，亦自印地安那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来会。嗣禹，出燕京哈佛，留意北朝史，尝译《颜氏家训》（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Yen-shih chia-hsun, Leiden, 1968），以富赡典雅负盛名。谈次论学，咸谓临川书，自马译行，益见重于海外。吾辈宜尽愚陋，竭见闻，使原文晦涩者白于世。事未即行。1989年一良再访美，假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与彼邦主司，研商吾国善本编订国际总目事。会罢，游匹城，借伊同所藏中英《世说》。既返纽约，逐款厘订，各就所见，函电咨商，庶几乎无憾；历数月而稿初定。凡与马氏异趣者，择其尤，若札记体，笔而出之，得四百余事，公诸世。初非有心立异也。瑕疵所举，铅黄所施，锱铢毫芒耳，余则醇且粹，莹琰自若也。所翼翼自期者，踵事增华，度长絜大，在马氏为功臣，在读者为益友，若是焉已耳。至《世说》原文，有未能遽解，而马译又未尽安者：如“可将当轴了其此处”（Ⅵ/36），如“风领毛骨”（Ⅷ/88），如“省率治除”（Ⅷ/89），如“鉴方臣如有功夫”（Ⅸ/14），如“大修计校”（Ⅸ/24），如“钞撮清悟”（Ⅸ/82），如“扬州吏民寻义逐之”（ⅩⅩⅧ/3），凡七条。冠诸首，以憿高明。1990年2月，东至周一良，江阴王伊同。

凡　例

（1）《世说》凡三十六门，门各系若干条，多寡不定。〈赏誉〉最多，凡一百五十七条；〈自新〉最少，二条而已。今部门用罗马字，属条则用阿拉伯字。如ⅩⅣ/7，即〈容止〉第十四第七条。

（2）中英文文法不尽同，译述时或需增损。原文有而译文从略者，用圆括弧（），译文有而原文无者，用方括弧〔〕以明之。译文有说明处亦用圆括弧（如i. e., …之类）。

（3）刘孝标所引书，皆写明出处，如《管辂别传》、《晋中兴书》之类。正文则免。

（4）每条大抵分为三行。首马译，次《世说》原文或刘注，末行则为修正稿。其中关键紧要字句，英文用斜体字（italics），中文则加底线。

（5）马氏有漏译或衍译者，悉逐条注明。

译文商兑

Ⅰ/1 "went directly to a spot outside the crowd who had come for the funeral."

注引谢承《后汉书》：“径到所赴冢队外。”冢，非众。

"went directly to the outside of the inner passage leading to the designated grave."

Ⅰ/2 "Tai liang in his youth was condescending toward Huang Hsien."

注引《典略》：“戴良少所服下。”少，上声，非去声。

"Toward few was Tai Liang condescending."

Ⅰ/4 "Among the gentlemen who later progressed in office."

“后进之士。”

"Among the juniors."

Ⅰ/5

(1) "were all heroic and outstanding."

注引《先贤行状》：“皆为英彦。”英，秀拔，非英雄。

"were all eminent and outstanding."

(2) "Pure understanding."

“清识。”识，识见。

"sagacious insight."

Ⅰ/6 "When Ch'en Shih accompanied his Sons, visited…."

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

"When Ch'en Shih, accompanied by his sons, visited…."

Ⅰ/8 "It's hard to regafd either Chi as the older brother or Ch'en as the younger."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为，非视若。

"Its hard for Chi to be the older brother and Chen the younger."

Ⅰ/12 "understanding and capacity."

“识度。”度，度量。

"understanding and forbearance."

Ⅰ/13

(1) "Right now we are already in danger, and the chances of good or evil fortune are about equal. But…, there is no telling what the chances will be…, it's not right to abandon him."

注引华峤《谱叙》：“今在危险中，福祸患害，义犹一也。今无故受之，不知其义，…弃之不义。”三义字，首义字为一义，余二义字义同。

"Even though we are now in danger, not knowing whether good or evil fortune lies ahead of us, righteousness is the one〔principle we must uphold〕. I do not know if it is right or not…, it is not right to abandon him."

(2) "and after that he parted from them."

注引华峤《谱叙》：“卒共还出之而后别。”

"and after that they parted from him."

Ⅰ/14 "Hsiang embraced the tree, weeping. When dawn came and his mother saw him…."

注引萧广济《孝子传》：“祥抱泣至晓，母见之…。至晓，连读。”

"Hsiang embraced the tree, weeping until dawn. When his mother…."

Ⅰ/16 "to escape a grievance."

注引王隐《晋书》：“避怨。”怨，雠也。

"to escape an enemy."

Ⅰ/17 "Have you ever observed…?"

“卿数省王和不？”省，调侍也。

"Have you ever looked after…?"

Ⅰ/18 "slanderous remarks."

注引《名士传》：“毁誉。”誉，漏译。

"defamatory or flattering remarks."

Ⅰ/21 "loyal friends in the nine commanderies where he had successively served."

“所历九郡义故。”义故，义从故吏省称。

"voluntary followers and former subordinates in the nine commamderies of the Liang Province."

Ⅰ/23

(1) "After him his disciples who valued free wandering."

注引王隐《晋书》：“其后贵游子弟。”贵游，连读。

"Later on youngster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2) "exposed their foul ugliness."

注引王隐《晋书》：“露丑恶。”丑恶，私处也。

"exposed their private parts."

Ⅰ/24 "But we're afraid we can't survive if we feed the children too."

“恐不能兼有所存。”

"But we are afraid that we can't afford to have all of you survived."

Ⅰ/27

(1) "Before he went up to court."

“未及上。”上都也。

"Before he reached the capital."

(2) "When he announced that he was returning."

注引《晋阳秋》：“及告归”。告归，犹辞别也。

"When he bade farewell."

Ⅰ/28

(1) "Pursued him."

注引邓粲《晋纪》：“遣之。”

"dismissed him."

(2) "to carry both boys on our backs."

注引王隐《晋书》：“儋两儿。”儋，同担。

"to carry both boys with a carrying-pole."

Ⅰ/35 "obscene offerings."

“淫祠。”淫，杂也，非淫秽之谓。

"unauthentic worship."

Ⅰ/37

(1) "baton."

“手板”

"tablet for taking notes."

(2) "rebuked him, saying…."

“教曰。”教，令也。

"issued a decree, saying…".

Ⅰ/38

(1) "left him a hundred bolts…."

“遗绢百匹。”遗，赠贻也。

"presented him a hundred bolts…."

(2) "thatched cottage was unfinished."

注引《中兴书》：“茅茨不完。”完，整也。

"thatched cottage was imperfect."

Ⅰ/39 "I remember being divorced from my wife…."

“唯忆与郗家离婚。”

"I remember having divorced my wife…."

Ⅰ/40 "because I have accepted office in the present province…."

“勿以我受任方州…”

"because I have assumed the office…."

Ⅰ/41 "he went directly to his private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率尔，不经心也。

"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Ⅰ/42

(1) "in everything he suffered a decline."

“每事有降。”降，损抑也。

"in everything he showed moderation."

(2) "a son who is tasting the mourning of his parents."

“试守孝子。”试守，权当也。

"a probatory candidate for a son mourning for his parents."

Ⅰ/43

(1) "What will she do?"

注引《中兴书》：“将欲何行？”

"Where will you go?"

(2) "Today it's all the same if I live or die. Please don't wait any longer!"

注引《中兴书》：“今日死生是同，愿少见待。”谓死生与共，忍死须臾也。少，上声。

"Today I shall die or live together with you. Please wait for me for a while!"

(3) "he'll never be able to comprehend your sincerity or integrity."

“未能取卿诚节。”取，亮。

"he'll never be able to appreciate.…"

Ⅰ/46 "When the emperor was buried at Shan-ling (the imperial mausoleum near Chien-k'ang)…."

“烈宗山陵。”山陵，奉安之异称。

"When the emperor's funeral ceremony was held…."

Ⅰ/47 "were living in Tan-yang Commandery."

“居在丹阳郡后。”郡，郡治公廨也。

"were living in the rear of the Tan-yang Commandery office."

Ⅱ/1

(1) "got the order of precedence backward."

“失次序。”次序，伦次，谓举止失措也。

"lost his composure."

(2) "refused to eat improper food."

注引皇甫谧：“邪膳不食。”邪膳，食器不正。

"refused to eat from vessels improperly arranged."

Ⅱ/5

(1) "is really without parallel."

注引裴松之语：“诚所未譬。”譬，喻也。

"is really incomprehensible."

(2) "to transcend the calamity that had struck, …."

注引裴松之语：“能悬了祸患。”悬了，豫识也。

"to be able to foresee the calamity…."

Ⅱ/7漏译：“依据者何经？”

"What classics are you based on?"

Ⅱ/8

(1) "the card had disappeared."

注引《文士传》：“遂至漫灭。”漫灭，模糊难识也。

"the characters on the card have become blurred."

(2) "though he often talked about it."

注引《文士传》：“而数有言论。”

"yet he often expressed his〔critical〕opinions."

(3) "As each drummer finished, he was to take off his old clothes and put on the new…."

注引《文士传》：“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

"As each drummer appeared, he was…."

(4) "After he was finished, he was unwilling to change…."

注引《文士传》：“既度，不肯易衣。”

"After he appeared, he was unwilling…."

(5) "The other drummers taunted him, saying, Drummer, how comes…."

注引《文士传》：“吏呵之曰：鼓吏，…．”

"A peer officer taunted him, ……"

Ⅱ/9

(1) "he would not make any distinction whatever between the man's high or low qualities."

注引《司马徽别传》：“初不辨其高下。”

"he could not even see the distinction whether the man was of high or low quality."

(2) "how is anybody going to find out your opinion?"

注引《司马徽别传》：“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

"That could not be the reason they asked you."

(3) "Hui for his part declined and thanked him profusely."

注引《司马徽别传》：“徽又厚辞谢之。”厚辞，连读。辞，名词，不作逊谢解。

"Hui for his part thanked him profusely."

(4) "observing how homely and low-class he looked."

注引《司马徽别传》：“见其丑陋。”

"observing how ugly he looked."

(5) "What class of slave are you, …."

注引《司马徽别传》：“汝何等田奴。”

"What sort of…."

（6）漏译（注引《司马徽别传》）：“世间人为妄语。”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talking irresponsibly."

（7）漏译（注引《庄子》）：“伯成子高立为诸侯。”

"Po-cheng Tzu-kao was installed as a feudal lord."

(8) "With a mat door which was unfinished."

注引《家语》：“蓬户不完。”完，完整也，非谓完成。

"with an imperfect door."

Ⅱ/12 "Their father, who was awake at the time…."

“其时父觉。”觉，醒也。

"Their father, who was awakened all of a sudden…."

Ⅱ/14 "those who used it sought each other out."

注引秦丞相《寒食散》：“服者相寻也。”寻，接也。

"those who used it followed one aftet another."

Ⅱ/15

(1) "I might do that, but nothing more."

注引嵇绍《赵至叙》：“可尔耳。”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is."

(2) "writing ancient-style characters for the stone-engraved classics."

注引嵇绍《赵至叙》：“写石经古文。”写，录也。

"copying ancient-style…."

(3) "You are quite young; why do you ask?"

注引嵇绍《赵至叙》：“年少何以问我？”年少，名词。

"Why do you ask me, young man?"

(4) "your manner and ability are outstanding."

注引嵇绍《赵至叙》：“观君风器非常。”

"your manner is outstanding."

(5) "with black hair streaked with white."

注引嵇绍《赵至叙》：“洁白黑发。”洁白，肤色。

"white complexion, black hair."

(6) 误衍："In his capacity as a judge…composure."

（7）注引嵇绍《赵至叙》漏译：“闲详安谛。”

"casual and at ease."

(8) In examining a case or passing judgement."

注引嵇绍《赵至叙》：“视瞻停谛。”

"attentive in look."

(9) "He is modest and frugal as a person."

注引严尤《三将序》：“廉颇为人。”廉颇，人名。为人，言其人如何也。

"As a man, Lien Po is…."

(10) "If you fight with him…."

注引严尤《三将序》：“与之野战，…持守足以当之。”

"If Lien P'o fights with Po Ch'i…, but if Lien P'o holds out, he will be able to withstand Po Ch'i."

Ⅱ/18

(1) "recommended for office in the quota for his commamdery and went to Loyang."

“举郡计入洛。”计，计吏也。

"recommended as a man〔of Outstanding Talent〕to proceed to Lo-yang 〔in the company of〕an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local finances and other matters."

(2) "timid, pusillanimous men."

“狷介之士。”

"narrow-minded, bigoted men."

Ⅱ/19 "the emperor was plainly dismayed."

“帝既不说。”

"the emperor was displeased."

Ⅱ/31 "an inspestion of army headquarters."

注引《春秋传》：“观军府。”

"an inspection of armory."

Ⅱ/32 "The wife and her father have…."

注引《卫玠别传》：“妻父有…。”

"The father-in-law has…."

Ⅱ/33

(1) "slightly disposed and sat opposite him looking tired and sleepy."

“丞相小极，对之疲睡。”小极，困疲也。

"Somewhat worn down sitting opposite him, fatigued and drowsy."

(2) "the emperor sought him for his…."

注引邓粲《晋纪》：“求为安东司马。”

"He asked the emperor to appoint him…."

Ⅱ/37 "With mud on his head to apologize…."

注引《中兴书》：“泥首谢罪。”

"to apologize with his forehead touching the ground."

Ⅱ/39 "he admired him and declared, I am his disciple."

注引《高坐别传》：“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

"…and declared, He is my type of person."

Ⅱ/44 "moreover, he wore the same fox-skin coat for several decades."

“犹狐裘数十年。”犹，尚也。

"[Despite his thriftiness, Yen-tzu]" still wore a fox-skin coat…."

Ⅱ/45 "used to roam about in company with the Shihs."

“与诸石游。”

"used to keep the company of…."

Ⅱ/47

(1) "he left no word whatever either of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concerning a successor."

“都无献替之言。”献替，连读。替，非瓜代之谓。

"he left no word whatsoever of positive suggestions."

(2) "naturally we don't have T'ao K'an's last instruction."

“胡不贻陶公话言。”

"naturally T'ao K'an did not have to leave instruction."

(3) "sufficient to carry out the plan of Emperor Hsuan…."

注引陶侃《临终表》：“足以奉宣王酞。”奉宣，连读，王酞，同。

"able to carry out Your Majesty's plan…."

(4) "If you are not averse to discussing it…."

注引《吕氏春秋》：“如不讳。”不讳，物故也。

"If you happen to pass away…."

(5) "To take a man from the palace apartments to serve his ruler…."

注引《吕氏春秋》：“自宫以事君。”宫，阉也，非谓宫殿。

"To castrate himself in order to serve his ruler…."

(6) he rebelled against Ch'i."

注引《吕氏春秋》：“后果乱齐。”

"eventually he plunged Ch'i into disaster."

Ⅱ/50

(1) Yü asked, "And what is your courtesy name?"

“齐庄何字？”齐庄，漏译。

"Yü then asked Ch'i-chuang what his courtesy name was."

(2) "After Yü had appraised it, he asked…."

注引《孙放别传》：“公题后问之曰…。”题，书写也，非谓品题。

"Yü asked in writing…."

Ⅱ/52 "an avaricious man doesn't give them away…."

“贪者不与。”贪者，受词。

"I would not give it to an avaricious man…."

Ⅱ/53

(1) "and the effort no more."

注引传咸《羽扇赋序》：“而功无加。”功，工技。

"but the craftmanship was not any more."

(2) "no one made a business of them."

注引传咸《羽扇赋序》：“莫有生意者。”生意，此处非联绵词。

"no one had the intention to make it."

Ⅱ/54 "Why do you need me?"

“何以处我？”处，位置也。

"Where am I going to be placed?"

Ⅱ/57 "Suffered considerable bodily deterioration in the world."

注引顾恺之《顾悦传》：“陵迟于世。”陵迟，坎坷，非谓刑罚。

"suffered serious vicissitudes〔in my life〕."

(1) "The length or shortness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is basically not within human control."

“天命修短，故非所计。”非所计，非所关怀也。

"〔I for my part〕do not care about the length and shortness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2) "Surely there will not be a repetition of recent events?"

“政当无复近事不？”

"Hopefully there won't be…?"

(3) "from now on we are unable…."

“自是身不能。”

"It is because we are unable…."

Ⅱ/65 "wrote a preface for his collected works."

“为之叙。”叙，叙传也。

"wrote a biography for him."

Ⅱ/69 "came out of retirement to the capital."

“出都。”出，谓入。

"came to the capital."

Ⅱ/74 "like the lords of Ch'in and Han, to feel that I must surely…."

“若秦汉之君，必当…。”

"In the case of the lords of Ch'in and Han, they must feel…."

Ⅱ/76

(1) "hung their hand, and looked at Chih…."

“视之，如有懊丧意。”之，谓翅，非谓支遁。

"and looked at their wings…."

(2) "how could they be willing to perform vulgar tricks of the ear and eye for humans?"

“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How could they be willing to become pets for the pleasure of human ears and eyes?"

Ⅱ/82

(1) "…was exhausted and his head nodded?"

“谢疲顿。”

"…was exhausted."

(2) "Kao proceeded to read him a lecture 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e of power."

“高便为谢道形势。”形势，非谓权势。

"Kao proceeded to analyse the situation for him."

Ⅱ/90 漏译：“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

Yüan said, There is no need for such suspicion. Ch'e said, How do you know it is so?"

Ⅱ/96 "confident of his talents and prowess."

“负其才气。”才气，气语尾。

"proud of his talents."

Ⅱ/101 "he rediculed the court."

注引《晋安帝纪》：“讽朝廷。”讽，讽示。

"he hinted the court."

Ⅱ/102 "all had memorials proposing them as suitable seats for imperial or royal rule."

注引《晋阳秋》：“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表，表率也，非谓奏表。

"In olden days it was designated as a suitable seat for imperial or royal rule."

Ⅲ/2 "and had been caught by members of the richman's household."

“主者捕之。”主者，主其事者，非家主也。

"had been caught by the officer in charge."

Ⅲ/3

(1) "fortified the weak with goodness."

“弱者抚之以仁。”

"accomodated the weak with goodness."

(2) "since he was accomodating to what was most comfortable for each, …."

“恣其所安。”谓听其所欲也。

"Let the people do whatever they saw fit."

Ⅲ/4

(1) "to their various castles."

“于是至诸屯邸。”邸，所以存货。

"to their various castles and storage rooms."

(2) "The guilty thus exposed were extremely numerous."

“罪者甚众。”

"Those to be punished were extremely numerous."

Ⅲ/5 "he was doing night duty at the palace with Shih Chien."

“与石鉴共传宿。”传，驿舍也。

"he was staying at a post house with Shih Chien."

Ⅲ/12

(1) "several hundred guests gathered to give him a warm welcome."

“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沾接，推恩相待。

"several hundred guests were all greeted kindly by him."

(2) "there were few who were erer put off by him."

注引《晋阳秋》：“少有牾者。”牾，同忤，逆也，慢也。

"there were few ever neglected by him."

Ⅲ/13 "…once went to see Chancellor Wang Tao to consult about some matter, …."

“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

"often went to…."

Ⅲ/14 "If you were to neglect your affairs…." (italics Mather's own)

“公之遗事。”

"…to neglect affairs as you did, …."

Ⅲ/16

(1) "if it had been gotten from someone else. …."

注引《晋阳秋》：“若他所得。”

"if it had been gotten otherwise, …."

(2) "every family supplied enough for men's needs."

注引《晋阳秋》：“家给人足。”

"every family and every person was provided with adequate food."

(3) "yet T'ao offered no objection whatsoever."

“都无所妨。”

"no inconvenience of any kind was felt."

(4) "he was issuing bamboo punting poles…."

“尝发所在竹篙。”发，征发，非发放。

"he ordered to requisition bamboos for punting poles."

Ⅲ/17

(1) "I'll make some suggestions."

“作教。”

"I'll give an instruction."

(2) "he took a brush and signed the petition. Afterward he said…."

“取笔题白事后云。”题，写；后，末。

"he took a brush and wrote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 …."

Ⅲ/26 "he did nothing unworthy, …he never did anything unkind."

“不为不贤，…未为不仁。”

"he was not considered unworthy, …he was never regarded as unkind."

Ⅳ/4 "he briefly assem bled the disciples and reviewed its short and long points."

“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短长，学之所就也。

"occasionally he called up the disciples to evaluate their achievements."

Ⅳ/6 "He was befriended by Fu Chia."

注引《王弼别传》：“为傅嘏所知。”嘏，音古；知，赏也。

"He was esteemed by Fu Ku."

Ⅳ/7 "the frontier between Heaven and Man."

“天人之际。”际，交也。

"the relation between…."

Ⅳ/12 "Later Yueh Kuang found himself at leisure with P'ei."

注引《晋诸公赞》：“后乐广与alt清闲。”清闲，谈也。

"Later Yueh Kuang had a chat with P'ei."

Ⅳ/17

(1) "You'll only be forsaking the company of other people to do what you enjoy."

注引《向秀别传》：“徒弃人作乐事耳。”弃人，弃人之所应作。

"You will be forsaking what one should do to enjoy."

(2) "he merely established the punctuation for the sentences of the text."

“或定点文句而已。”定点，窜定，非今世之所谓标点。

"he merely added or deleted some words in the sentences."

Ⅳ/18

(1) "Aren't they the same?"

“将无同。”将，疑词，得毋也。

"Perhaps they are the same."

(2) "If this is what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looking for…."

“苟是天下人望，…。”望，企慕。

"If this is the person admired by all the people in the realm, …."

(3) "he would immediately remove himself and haughtily disregard them. Though his household might be without a single picul…."

注引《名士传》：“郎舍去，傲然无营，家无担石之储…。”傲然无营，连下句读。

"he would immediately remove himself. Haughty and unconcerned with earning a living, …."

Ⅳ/20

(1) "heedless in the extreme."

“忽极。”

"〔his conditions〕suddenly became exasperated."

(2) "he kept sighing in admiration in spite of himself."

注引《卫玠别传》：“咨嗟不能自已。”自已，自休也。已，非己。

"he could not help but sigh continuously in admiration."

Ⅳ/22

(1) "as he was about to set out from the capital."

“下都。”下，至。

"as he arrived at the capital."

(2) "personally rising and pushing aside the curtains, took his sambartail chowry from his girdle…."

“…自起解帐带麈尾。”麈尾，系诸帐，故云。

"personally rising and unfastening the sambartail chowry from the curtain."

Ⅳ/24

(1) "Juan discussed it for him in order to show what it meant."

“为论以示谢。”论，论说也，名词。

"Juan wrote a treatise to show Hsieh."

(2) "but precisely the man who probes for explanations who's equally hard to find."

“正索解人亦不可得。”解人，能解之人。

"but it is also hard to find a man who understands."

Ⅳ/28 "and belonged to the same generation."

刘孝标注：“便是时流。”时流，当时之胜。

"yet he was regarded as a talented contemporary."

Ⅳ/30 "…were also present listening to what this mond had to say. The monk frequently posed…."

“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悉共听，句；此道人，句主。

"…were also listening. In his talk, the monk…."

Ⅳ/34 漏译：“无可攻之势。”

"There is little likelihood that one can launch an sttack."

Ⅳ/35 "who can be appreciated?"

“谁能见赏。”见赏，自动词。

"who can appreciate me?"

Ⅳ/44 "put an end to the defilement."

注引《释氏经》：“断烦恼。”

"put an end to the bewilderment."

Ⅳ/45 "he demonstrated what Chih would say, and then attacked it with objections."

“因示语攻难数十番。”攻难，攻之难之也。难，去声。

"he demonstrated how to attack by raising objections."

Ⅳ/49 漏译：“时人以为名通。”

"It is considered as a subtle interpretation."

Ⅳ/55 "What we've said today still seems not quite to have exhausted what we feel."

“今日之言，少不自竭。”指人，非指所言。

"None of us have not exhausted what we felt in today's talk."

Ⅳ/60 "then I could converse forever!"

“谈不翅尔。”翅，同啻。不翅，不止也。

"then I could converse even better."

Ⅳ/64 "taking from among the present three of four monks who were willing to accompany him."

“即于座分数四有意道人。”有意，有识。

"three or four monks who were intelligent."

Ⅳ/67 "without any blots or corrections."

“无所点定。”

"without any deletions or corrections."

Ⅳ/68

(1) "From now on, instead of The Two Capitals, people may talk about The Three."

“此二京可三。”

"From now on, your writings may〔rank with〕The Two Capitals as The Third."

(2) "consequently his peers did not respect him."

注引《左思别传》：“故齐人不重也。”齐，地名。

"consequently the people of Ch'i did not respect him."

Ⅳ/76

(1) "Kuo P'u had an impediment in his speech and was inferior at chanting poems, and ordinary people did think him outstanding."

注引《郭璞别传》：“而讷于言。造次咏语，常人无异。”常人无异，谓不异常人也。

"Kuo P'u had an impediment in his speech, but on occasions when he chanted poems he did not show any difference from ordinary people."

(2) "What I've received has been rationed."

注引《郭璞别传》：“吾所受有分。”分，去声。

"My lot is what I have inherited."

Ⅳ/80 "his health became impaired."

“性理遂错。”错，乱也。

"his mind became confused."

Ⅳ/84 "is like draping brocade."

“烂若披锦。”

"is like a spread-out brocade."

Ⅳ/92 "Now we can't help recommending Yuan because of this!"

“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推，非荐，崇尚也。

"Now because of〔having seen〕this〔show of talent〕, we can't help but bow to Yuan!"

Ⅳ/95 "letter of introduction."

“白事。”白事，犹今言报告。

"report."

Ⅳ/98 "Taken together, they are exactly in balance."

“合而论之，正平平耳。”平平，非平衡；寻常耳。

"Taken together, he is nothing but mediocre."

Ⅴ/3 "knelt for a long time."

注引华峤《谱叙》：“长跪。”长，非谓历时不起也。

"Knelt with his body straightened up."

Ⅴ/4

(1) "the people of Fang-feng arrived late, and Yu had them slaughtered on a large scale."

注引《魏志》：“防风氏后至，便行大戮。”氏，非民。大戮，谓正法，非谓大屠杀也。

"the feudal lord Fang-feng arrived late, and Yü had him decapitated."

(2) "a coffin and nails."

注引《魏略》：“棺钉。”

"coffin nails."

(3)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ial headquarters."

“州府文武。”文武之在州府者。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ial and military headquarters."

Ⅴ/6

(1) "Why don't you look at the facts?"

注引《魏氏春秋》：“卿何不见事乎。”见事，解事也。

"Why are you so dull-witted?"

(2) "This man can still deal with me through the young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注引《魏氏春秋》：“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通家之年少，非家中之少年。

"This man may (still) treat me as a youth from a family closely related to him."

(3) "took occasion to make fun of him."

“因便狎之。”狎，近也。

"took occasion to be intimate with him."

(4) "at first he uttered not a single word."

“初无一言。”初，终也，竟也。

"he did not utter a single word at all."

Ⅴ/8

(1) "Vice-president Li Chao."

注引《魏氏春秋》：“冗从仆射李昭。”冗从仆射，官阶甚低，非仆射也。

"random attendent Li Chao."

(2) "a yellow-and-white order."

注引《魏氏春秋》：“黄素诏。”黄素，纯黄色。

"a rescript written on yellow silk."

(3) "the emperor still had the title 'Son of Heaven'."

注引《魏氏春秋》“帝犹称天子。”犹称，自称也。

"the emperor still called himself 'Son of Heaven'."

(4) "Ch'ungs daughty commander…."

注引《魏氏春秋》“充率厉将士。”率厉，激扬也，动词。

"Ch'ung rallied and instigated his lieutenants and soldiers…."

(5) "People in the world say I am more square than you, and now you are proving you're not my equal."

注引干宝《晋纪》：“世之论者，以泰方之于舅，今舅不如泰也。”方，比拟也，动词。

"People in the world used to take us as a good match, …."

(6) "I can only go this far."

注引干宝《晋纪》：“唯有进于此。”进于此，自此更进，非谓止于此。

"I can only go beyond this."

(7) "you might even yet preserve your own brightness."

注引《汉晋春秋》：“犹可以自明也。”自明，自雪，动词。

"you might still be able to clean yourself."

(8) "My thoughts only go this far."

注引干宝《晋纪》：“意唯有进于此耳。”

"I can only think of going beyond this."

Ⅴ/9 "I'm worried that the crown prince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Your Majesty's family affairs."

注引干宝《晋纪》：“忧太子不了陛下家事。”了，营也，理也，非了解之了。

"…the crown prince can't take care of Your Majesty's family affairs."

Ⅴ/Ⅱ "to be banished to the frontier."

“当出藩。”出藩，离京归藩。

"to be dismissed to his fief."

Ⅴ/14

(1) "director and president shared the same carriage in coming to, or leaving the court."

“监令由来共车。”由来，连读。

"director and president always shared the same carriage."

(2)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privately plotting to destroy the state and harm the people, like Sun Tzu or Liu Fang."

“当时私议：损国害民，孙刘之匹也。”

"At the time, there were secret discussions that he would destroy the state and harm the people just as Sun Tzu and Liu Fang〔did before〕."

Ⅴ/16 漏译：“武帝从之。”

"Emperor Wu agreed with〔Hsiang Hsiung〕."

Ⅴ/18

(1) "Fan-yang (Shensi);"

“范阳。”今河北，非陕西。

"Fan-yang (Hopei)"

(2) "there came an old slave woman who…. He rushed home and reported to the entire household that she was the girl's aunt."

注引孙氏《志怪》：“一老婢…还报其大家，即女姨也。”大家，女主妇。

"…. She rushed home to report to her mistress who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girl's aunt."

Ⅴ/25 "…contract a marriage with your son."

“…与谢裒儿婚。”

"…contract a marriage with Hsieh P'ou's son."

Ⅴ/3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for this."

“无缘尔。”无缘，无故也。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this〔action〕."

Ⅴ/32 "…had corrected his statement."

注引刘谦之《晋纪》：“峤既正方。”正，得当。

"…made a correct statement."

Ⅴ/33 "in company with other warriors of the court."

注引《晋阳秋》：“乃与朝士诣敦。”朝士，执笏立朝者。

"in company with other court officials."

Ⅴ/36 "But if it's wrong to transmit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n it's not my crime, but fate."

注引《家语》：“若述先王之道，而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

"But if I ever commit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then it's not my crime, but fate."

Ⅴ/37 "After the separations caused by the rebellion, …."

“乱离之后。”乱离，犹言干戈云扰。

"After the turmoil caused by the rebellion. …."

Ⅴ/45 "I used to travel about with…."

“昔尝与…周旋。”周旋，往还也。

"I used to keep company with…."

Ⅴ/47 "it turns out you are not even my equal."

“定不如我。”定，断然。

"After all, you are not my equal."

Ⅴ/50 "It happens to be one you can't use."

“会不能用。”

"Perhaps you would not use it."

Ⅴ/53 "he also was aware that the fashionable crowd would surely pursue him."

“既已知时流必当逐己。”时流，一时之胜。

"he also was aware that the contemporary notables would surely pursue him."

Ⅵ/8 "raised his wine cup…."

“便举樏。”

"raised his food plate…."

Ⅵ/9 "wanted to drink a toast with him."

“行酒。”

"served him with wine."

Ⅵ/13 "the wind and dust were dissipated of themselves."

注引《中兴书》：“于是风尘自消。”

"the rumors were set to rest by themselves."

Ⅵ/14

(1) "I'd make the rounds with you."

“欲与主簿周旋。”

"I'd like to keep you company."

(2) "to make sure you don't try to find out about other people's legal cases."

“无为知人几案间事。”几案间事，公事也。

"but don't meddle with other people's official files."

Ⅵ/15

(1) "Both were continually tired out by their labors."

“同是一累。”累，累赘也。

"They were burdened just the same."

(2) "His guest on this occasion sighed and said…."

“因叹曰…．”

"whereupon he sighed and said…."

Ⅵ/16 "At that time they had already met, …."

“尔时已被遇。”遇，知遇。

"At that time they had already won〔Wang's〕favor…."

Ⅵ/18

(1) "rice cakes."

“alt。”

"flour cakes."

（2）漏译：“姓何等？”

"What is your surname?"

Ⅵ/19 "lying sprawled out on the eastern bed."

“在东床上坦腹卧。”坦腹卧，漏译。

"lying sprawled out on the eastern bed with his belly exposed."

Ⅵ/20 "with no questions asked about high or low rank."

“不问贵贱。”

"regardless of (being high or low in) rank."

Ⅵ/28 "his tolerance was adequate for a governing post, either at court or in the province."

“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朝野，言朝廷及黎庶。

"…adequate for a governing post, capable of giving assurances to both the court and the people at large."

Ⅵ/29 "As they went to visit the imperial mausoleum…."

注引《安帝纪》：“入赴山陵。”

"As〔Huan Wen〕went to…."

Ⅵ/30 "they had not yet gotten an opportunity to go in."

“未得前。”未得前，谓欲谒未得。

"they had not yet been admitted〔to see Ch'ih〕."

Ⅵ/31 "I had no designs on your face."

“我本不为卿面作计。”作计，为虑也。

"I had no concern for your face in the first place."

Ⅶ/2 "Liu Pei isn't the calibre to become a hegemon…."

注引《魏志》：“刘牧非霸王之才。”漏译牧字。

"Governor Lin Pei isn't…."

Ⅶ/14 "Kneeling for a long time."

“长跪。”长，非谓久暂。

"Kneeling with his body straightened up."

Ⅶ/15

(1) "What crime is there in weeping for him?"

注引《王彬别传》：“有何罪？”in weeping for him，衍。

(2) "Even if I'd come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son of heaven, I still wouldn't want to do obeisance."

“比来见天子，尚不能拜。”want. 衍。

"Lately, even when I came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son of heaven, I still did not do obeisance."

Ⅶ/21

(1) "he kept a female entertainer…."

“畜妓。”妓，复数。

"he kept a troupe of female entertainers…."

(2) "hand in hand, they would wander about freely enjoying themselves."

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携持游肆也。”

"he would bring along the troupe and enjoy their performance."

Ⅶ/28

(1) "had not yet granted his capability as a pillar of state."

“人情未以方岳相许。”许，期也。方岳，州郡之繁剧者。

"the public (sentiment) did not hold him as a promising head of an important province or commandery."

(2) "Hsün thereupon made successive inquiries among the nobles and courtiers, and they all said this was not so."

“王历问公卿，咸云非。”历问公卿，谓举公卿以询，殷咸曰非是。

"…inquiries about whether it was this or that noble and courtier, and they were all denied by Yin."

Ⅷ/9

(1) "As Yang reached his territory, Kuo dispatched a man to invite him to stay in the area…."

“羊至界，遣人要之。”

"As Yang reached Kuo's territory, he dispatched a man to invite Kuo for an interview."

(2) "and returned after getting to know him slightly."

“小悉还。”小悉，已而也。

"and returned after a short while."

Ⅷ/17

(1) "…for thirty or forty days."

注引邓粲《晋纪》：“十数日。”十数，非数十。

"more than ten days."

(2) "then tried it out with Chan."

注引邓粲《晋纪》：“与湛试之。”与，予也。

"then gave it to Chan for a trial ride."

(3) "and at last Chan fell to the ground."

注引邓粲《晋纪》：“果倒踣。”

"Chi in the end fell to the ground."

(4) "and even when he was young he had a fin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ivated and the vulger, the true and the false."

注引《晋阳秋》：“其雅俗是非，少所优润。”优润，假借也，宽待也。

"and he relentlessly distinguished the cutivated from the vulgar, and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Ⅷ/18 "To match him in discussion was difficult."

注引《惠帝起居注》：“赡于论难。”赡，长也。难，去声。

"He is proficient in debating and arguing."

Ⅷ/21 "This man at first was unwilling to occupy himself with conversation."

“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自居，自拟也。

"This man had never been willing to regard himself as a conversationalist."

Ⅷ/44 "skillful in great undertakings."

“善于托大。”托大，高自位置。

"skillful in keeping himself aloof."

Ⅷ/48 "Yü Liang, Chou I, Huan I, and their whole generation of famous gentlemen…."

注引《高坐传》：“庾亮、周alt、桓彝、一代名士。”一代，当代。

"Yü Liang, Chou I, and Huan I were famous gentlemen of their time."

Ⅷ/58 "even you are good enough to occupy the same place with him."

“卿亦足与之处。”处，周旋也。

"even you are good enough to keep his company."

Ⅷ/62 "why should every single thing he says be so."

“何得事事皆是。”是，非之反。

"why should…be correct."

Ⅷ/65 "Finally several years later…."

“乃经年。”经年，犹言逾年。

"Finally after the elapse of one year…."

Ⅷ/115 "he is worthy to take part in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time."

“足副时谈。”副，餍也。

"he is up to the expectations among the conversationalists of his time."

Ⅷ/132 "and my family…also considers him pellucidly transparent."

“我家亦彻朗。”我家，自称，犹“予”也；单数。

"I myself also…."

Ⅷ/134

(1) "whenever he went to visit Wang Hsiu…."

“迎敬仁。”

"whenever he sent for Wang Hsiu…."

(2) "went to meet Hsiu on horseback…."

“后以马迎敬仁。”迎，取也。

"sent a horse for (i. e, to invite, to fetch) Hsiu…."

Ⅷ/135 "yet able to speak."

“而能不言。”

"yet able not to speak."

Ⅷ/152 "nevertheless he was a chieftain of the border peoples."

“亦边人之桀也。”桀，非谓豪酋。

"nevertheless he was a distinguished man…."

Ⅸ/1 "possessed the restraint proper to a minister in felation to his sovereign."

注引姚信《士纬》：“有王臣之节。”节，节操，非节制。

"upheld noble principles proper to…."

Ⅸ/3 "I would seem to be a day or so older than you."

“吾似有一日之长。”长，平声，非上声。

"I would seem to be somehow superior to you."

Ⅸ/4 "But he withdrew from the interview without betraying any private feelings in his face."

注引《吴书》：“反无私面。”私面，私与一晤也。

"After he had withdrawn from the interview he had no private audience with Liang."

Ⅸ/11

(1) "Yü Ai walled slightly behind and to the side with Wang Ch'eng."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雁行，齐驾也。

"Yü Ai matched Wang Ch'eng in reputation."

(2) "Yü Ai's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returned to where it had been in the beginning."

注引《晋阳秋》：“敳世誉如初。”如初，如前。

"Yü Ai's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remained unchanged (i. e. , same as before)."

Ⅸ/18 "to Ho Ch'iao (和峤)."

“敞比温忠武。”

"to Wen Ch'iao (温峤)."

Ⅸ/21 "Wang Tun is to you as a peasant is to a nobleman."

“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田舍，非谓老农。

"Compared to you, Wang Tun is merely a nobleman from the countryside."

Ⅸ/23 "he'd be no match for you."

“故当不如尔。”

"he should not have been so (i. e., unlike his forefathers)."

Ⅸ/29 "had ideas in every subject."

“事事有意。”有意，有识。

"intelligent in every subject."

Ⅸ/32 "the humblest clerk."

刘孝标注：“舆隶。”

"the humblest slaves."

Ⅸ/37 "like me."

“我辈。”复数。

"like us."

Ⅸ/38 "but after I gave it up, he immediately seized upon it. Of course he's turned out to be less skillful at it than I was."

“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己，彼也。

"Whenever I abandoned my bamboo horse he himself would pick it up. Of course he's turned out to be inferior to me."

Ⅸ/47

(1) "Since Wang Hsi-chih was s personal friend of the Prince of K'uei-chi, he was transferred to become…."

注引《晋中兴书》：“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会稽王友，友，官名。

"Wang Hsi-chi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ost of Friend to the Prince of K'uei-chi to…."

(2) "he had for the most part to make his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rumors of his living in drudgery and want."

注引《晋中兴书》：“多修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修为家之具，为己治产也。

"he spent a good deal of time in making profit for his household and from the start he had been known for extortion practices."

(3) "For the son of a famous father to demean himself in a tiny prefecture is extremely improper."

注引《晋中兴书》：“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指王述。

"Son of a famous father, you are demeaning yourself in a tiny prefecture. It is extremely improper for you to act this way."

(4) "but never took up the posts."

注引《晋中兴书》：“无所造作。”造作，治生产。

"but never〔again〕attempted to amass fortune."

Ⅸ/53 "but the places where it matches your reputation are more numerous."

“然会名处多。”处，犹言机遇也。

"but the occasions on which you can earn reputation are more numerous."

Ⅸ/57 "in company with the grand master of charriots."

注引石崇《金谷诗叙》：“从太仆卿出为…。”从，自。

"from the post of the grand master of charriots."

Ⅸ/60 "fond of conversations and esplications."

注引《王胡之别传》：“好谈谐。”谐，谑。

"fond of conversation and jesting."

Ⅸ/69 "How does your family characterize Wei Yung?"

“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君家，谓尔也。

"How do you…?"

Ⅸ/79 "He'll surely understand that one who beats and flogs his way is, naturally, hardly a human being. Let's hope that if he retreats a little, he'll improve."

“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小却，须臾也。

"He'll surely come to know that it's hard as a human being to be beaten and flogged. I hope after a while he'll get the better of it."

Ⅸ/80

(1) "Never yet with letter of card has he called anyone."

注引嵇康《高士传》：“未尝书刺谒一人。”书刺，刺之有字者。

"Never yet with a written card…."

(2) "because of his ability, inspired the court with awe."

注引嵇康《高士传》：“贵震朝廷。”

"because of his nobility, swept…."

(3) "Tan went immediately to offer his condolences."

注引嵇康《高士传》：“丹一往吊之。”一往，往一次也。

"Tan went for once to offer…."

Ⅸ/81 "However, in the matter of peace and quiet of their households, even though naturally he possessed the cultivated air of a famous gentleman, Yin was not the equal of Han."

“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

"However, in so far as he obviously possessed the cultivated air of a famous gentleman within a peaceful and quiet household, Yin…."

Ⅸ/83 "People surely have no right to do so simply because he didn't have as many years to live."

“人固不可以无年。”无年，犹言不寿。

"Certainly one can't afford not to have longevity."Ⅹ/1 "make the Lord of men agree with her."

注引《史记滑稽传》：“然令人主和说。”和说，同和悦。

"make the Lord of men feel pleasant."

Ⅹ/6

(1) "was therefore frequently consulted."

注引《管辂别传》：“得人辄问。”

"he would inquire of experts whenever he happened to meet with."

(2) "Sage-king Yao."

注引《管辂别传》：“重华。”

"Sage-king Shun."

Ⅹ/7

(1) "the feebleness of the crown prince."

“太子之愚。”愚非弱。

"the stupidity…."

(2) "At which he had the attendants request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to perform some business as a demonstr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rown prince, to have him make a judgment."

注引《晋阳秋》：“令左右斋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处事，今言公文。

"At which he had the attendants bring some documents from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e to show the crown prince and ask hime for his judgment."

(3) "The prince should simply see a case and judge accordingly."

注引《晋阳秋》：“宜以见事断。”见，现。形容词，非动词。

"The prince should simply jud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se in question."

Ⅹ/12

(1) "keeping an empty seat by his side,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see Your Excellency."

注引《晋阳秋》：“主上侧席，迟得见公。”

"was not sitting squarely in the hope of seeing…."

(2) "If I just killed a few hundred fellows like you…."

注引《晋阳秋》：“正复杀君等数百…．”

"If a few hundred fellows like you were killed."

Ⅹ/14

(1) "Even when, as was frequently the case, the topic was a subject on which he was not well informed…."

“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

"Even though he was not well versed on it at all…."

(2) "feeling that Chancellor Wang Tao's behavior was mostly contemptible."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

"feeling that Chancellor Wang Tao's behavior in his waning years was mostly deplorable."

(3) "Since we've not made any appointment to meet again…."

“后面未期。”

"Since I don't know when we shall meet again…."

Ⅹ/19 "I didn't investigate. Tell me, what kind of man would you say Hsieh Shang is?"

“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不审，不详也。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an you would say Hsieh Shang is."

Ⅹ/20 "It won't be accepted by the people."

“民所不取。”民，己也。

"It won't be accepted by me."

Ⅹ/21 "had never said anything whatever to Wan either of blame or praise."

“前后初无损益之言。”

"had never said any word〔in the nature of〕advices or suggestions."

Ⅹ/23 "enjoined Chi to get over his ailment."

“属以消息所患。”

"enjoined Chi to carefully nurse his ailment."

Ⅹ/25 "bright red wool rope."

“绛绵绳。”绵，非毛。

"bright red cotton rope."

Ⅹ/26 "When Kung arrived he beheaded Hsü…."

注引《晋安帝纪》：“及恭表至，乃斩绪。”

"When Kung's memorial arrived, Tao-tzu beheaded Hsü…."

Ⅺ/1 "he was supervising the construction…."

“时作相国门。”

"the gate of chancellery was being constructed."

Ⅻ/4

(1) "at the time were listen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o intently that their spirits and senses seemed not to belong to them."

“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神情如不相属，谓神情异处也。

"at the time they did not seem to pay any attention when they were listening to the conversation."

(2) "putting his mouth close to their ears."

“而提其耳曰。”

"snatching their ears."

Ⅻ/5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state."

“国器。”

"an important timber for the state."

ⅩⅢ/7 "Three times he rose up and repeated this statement."

“遂三起三叠。”叠，中的。

"Three times he shot the arrows and three times he hit the target."

ⅩⅢ/9 "Who could be so petty and perverse as to live by himself?"

“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Being so petty and perverse, who could conduct himself like this?"

ⅩⅢ/10 "before he had been recommended."

“未被举。”举，礼遇。

"before he had been accepted a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ⅩⅣ/9 "sworn brothers."

注引《八王故事》：“著契。”

"on intimate terms with each other."

ⅩⅣ/13 "homely and dissipated."

“丑alt。”

"homely and sickly."

ⅩⅣ/23 "Yu's manner and bearing had the aspect of a god."

“风姿神貌。”神，非祭祷之神。

"Yü's manner and bearing had an imposing air."

ⅩⅣ/32 "I start thinking of a realized man from the edge of heaven."

“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surely he would imagine as if he were a Realized Man from the edge of heaven."

ⅩⅣ/38 "withdrew at once."

“一时退匿。”一时，同时。

"all withdrew at the same time."

ⅩⅤ/2

(1) "his words were extraordinarily poignant."

“辞厉非常。”

"his speech carried extraordinary sincerity."

(2) "crossroads of official life."

注引虞预《晋书》：“康衢。”

"thoroughfare of official life."

ⅩⅦ/7 "When he was buried."

“及丧。”

"After he died."

ⅩⅦ/12 "my little boy."

注引《晋阳秋》：“小子。”

"this little rascal."

ⅩⅦ/14 "This was a man who may be mourned by the whole family of the state."

“是国家可惜人。”

"This was a man to be mourned by the whole empire."

ⅩⅦ/15

(1) "hearing Hsün's voice."

“闻其言。”

"hearing what Hsün had said."

(2) "It's just what I might have expected from you."

“所望于法护。”

"It's just what I have expected from you."

ⅩⅧ/4 "Wang Tao is just using a title to borrow a man."

“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假，加也。

"Wang Tao is just conferring a title on a man."

ⅩⅧ/12 "I can't endure the misery of poverty."

“下官不堪其忧。”

"I can't but worry for the state."

ⅩⅨ/3 "Chieh-yu was granted full rights of burial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注引《汉书外戚传》：“婕妤充奉园陵。”

"Chieh-yu was appointed to serve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ⅩⅨ/4 "When she went to (his burial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 she did not even perform the ritual mourning."

“至山陵，亦竟不临。”临，临吊。

"When the burial ceremony was held, she did not even go to mourn either."

ⅩⅨ/8 "Don't concern yourselves with the sons' affairs."

“无豫诸儿事。”无豫，犹无关。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ns."

ⅩⅨ/18 "from this time onward, as long as Lady Li lived, her family recieved openly equal treatment with members of the Chou family."

“由是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方幅齿遇，正当礼遇之。

"For this reason the Li family received openly equal treatment in the society."

ⅩⅨ/19 "I have an ambition to become grand warden of a commandery."

注引《晋阳秋》：“有仕郡意。”仕郡，谓仕于郡，非谓志在郡守。

"I intend to serve on the staff of the commandery."

ⅩⅨ/20 "…and as a consequence, my two parents suffered want."

注引《陶侃别传》：“二亲见约。”约，规约。

"my two parents set a limit〔to my drinking〕."

ⅩⅩ/1 "granaries."

注引《晋后略》：“仓库。”

"storehouses."

ⅩⅩ/3 "Yang Hu was a skillful horseman and charioteer."

注引《幽明录》：“羊祜工骑乘。”乘，非车乘。骑乘两字义同。

"Yang Hu was a skillful horseman."

ⅩⅩ/4 "In front of him was a stream which the horse steadfastly refused to cross."

“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终日，漏译。

"…refused to cross for a whole day."

ⅩⅩ/7 "The black-haired Chinese are about to share a common fate with other peoples."

注引《郭璞别传》：“黔黎将同异类矣。”

"The masses will turn to be barbarians."

ⅩⅩ/l0 "he went to consult him. After he had come, Fu-k'ai took his pulses and said…."

“往迎之，既至便脉。”

"he sent for〔Fa-k'ai〕. After he had come, Fu-k'ai…."

ⅩⅪ/11 "But Your Excellency, it's precisely on account of your eve that I want to do it."

“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两句应分读。

"Your Excellency, it is simply because of your eye. But I'll clearly dot the pupil and then…."

ⅩⅩⅢ/2

(1) "during an important period of mourning."

“以重丧。”

"during the period of severe mourning."

(2) "How do you imagine the likes of you can survive?"

注引干宝《晋纪》：“若卿之徒，何可长也。”长，上声，增盛也，非生存。

"How can〔the tainting influence of〕people like you be permitted to prevail (literally, to spread)?"

ⅩⅩⅢ/8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he ceased after a while to think anything amiss."

“伺察，终无他意。”无他意，谓别无他图也。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Juan had no other intention."

ⅩⅩⅢ/10 "accustomed to occupying posts."

注引《竹林七贤论》：“善居室。”居室，谓治生产也。

"skillful at making money."

ⅩⅩⅢ/15 "but after the end of Wei they were hushed up and relegated to back alleys. By the middle of the Hsien-ning era (275-279), however, they began again to mount the king's highway."

注引《竹林七贤论》：“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

"After the end of Wei he was relegated to back alleys. By the middle of the Hsien-ning era (275-279), however, he began to launch〔a career〕of imperial service."

ⅩⅩⅢ/17 "There is no further need to repay me."

“无可复用相报。”

"I have nothing more to repay you."

ⅩⅩⅢ/20 "Do you think it's all right to do as you please without making a name for yourself…?"

“卿乃可纵适一时…。”

"Would you rather do as you please for the present moment than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ⅩⅩⅢ/21

(1) "Pi Cho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 The man in the neighboring house…."

注引《晋中兴书》：“为吏部郎…比舍郎…。”

"Pi Cho became a clerk in the Board of Civil Office, …the clerk in the neighboring house…."

(2) "realizing it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注引《晋中兴书》：“知为吏部也。”

"realizing he was from the Board of…."

ⅩⅩⅢ/23

(1) "with no love of fine clothing or the other amenities."

“无好服玩。”好，上声，非去声。

"without fine clothing or trinkets."

(2) "tolerated it and asked no questions."

“亦容而不问。”

"tolerated it and made no inquiries."

(3)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for this reason minimized (his activites), and therefore for a long time he was not subjected to criticism."

注引《晋阳秋》：“谈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调。”少，轻视；调，迁也。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for this reason looked down upon him, and therefore for a long time he was not promoted."

ⅩⅩⅢ/25 "want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us exposing his depravity, …."

注引邓粲《晋纪》：“欲通其妾，…露其丑秽。”

"wanted to have intercourse with…, thus exposing his private part, …."

ⅩⅩⅢ/28 "his wife's funeral."

注引《语林》：“姊丧。”

"his elder sister's funeral."

ⅩⅩⅢ/34 "now, of course, you're… not playing at being Yuan Tan, are you?"

“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耶？”

"now, you can't possibly play [the game] like Yuan Tan, can you?"

ⅩⅩⅢ/41 "went back hom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注引《晋阳秋》：“回还以解。”

"I tried to explain〔by going over the story〕back and forth."

ⅩⅩⅢ/43 "Every time he was exhilarated with wine he would sing it, following his own adaption."

注引《续晋阳秋》：“每因酒酣，从而歌之。”

"Every time he was exhilarated with wine he would sing it as a consequence."

ⅩⅩⅢ/44 "I made bold to seek a front seat."

“故冒求前耳。”求前，求谒见。

"Therefore I made bold to ask for an audience."

ⅩⅩⅢ/50

(1) "had a record of disloyalty."

注引《桓玄别传》：“有不臣之迹。”

"bore marks of disloyalty."

(2) "Huan unthinkingly said to his attendants."

“频语左右。”频，数数也。

"Wang said to his attendants repeatedly."

(3) "After doing so, he burst…. What has my violation of my father's taboo name…got to do with you?"

“桓乃流涕呜咽。……犯我家讳，何预卿事？”

"Huan burst…. what has the violation of my family taboo got to do with you?"

ⅩⅩⅣ/3 "Chung wanted to go to visit K'ang in company with other worthy and outstanding gentleman of the time."

“鍾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

"Chung invited the worthy and outstanding gentleman of the time to go together to visit K'ang."

ⅩⅩⅣ/4 "Hsi still took it for a compliment, but An had done it on purpose."

“犹以为欣故作。”

"He still took it for a compliment specially presented to him."

ⅩⅩⅣ/5 "Liu Pao was the first on the list."

“刘道真是其一。”

"Liu Pao was one among them."

ⅩⅩⅣ/6 "Both Ch'eng and Tun visited the grand marshal to decline the post."

注引《晋阳秋》：“澄敦俱诣太尉辞。”辞，告别。

"Both…the grand marshal to bid farewell."

ⅩⅩⅣ/10 "It's just a case of delayed appointment to office, that's all.

“但晚令耳。”令，佳誉。耳，谓晚年始显。

"It's〔because〕I gained fame only in my later life."

ⅩⅩⅣ/16 "had watered and swept and put everything in order…."

“乃洒扫施设。”施设，具饮食。

"had watered and swept and prepared food and drink."

ⅩⅩⅣ/17 "isn't even fit to be classified as a northern boor…."

“不足齿人伧耳。”

"is merely an unworthy northern boor."

ⅩⅩⅤ/2 "On another occasion the "Emperor" asked Hui…."

“帝复问会。”

"Again…."

ⅩⅩⅤ/20

(1) "…new clothes from the table."

“枕上新衣。”

"…new clothes from the cloth-horse."

(2) "walking clothes."

“行来衣。”

"clothes for going out (i. e., travel outfit)."

ⅩⅩⅤ/55 "getting into his clogs."

“蹑履。”

"getting into his shoes."

ⅩⅩⅤ/60 "…you may more or less use your discre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someone who likes to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is definitely not what I want."

“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如意，得志也。

"Morerover, whenever they fare better, they would like to meddl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family. This is definitely not what I want."

ⅩⅩⅤ/61 "Huan Hsuan was once playing 'sequences' …with Yin Chung-k'an and everyone was playing sequences on the word lieu, 'ended' …. Next they did sequence on the word, jwie 'danger'."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次复作危语。”了，了然，非竟。

"Huan Hsuan was chatting with Yin Chung-k'an. They competed to describe something which is obvious. Next they depicted something which it dangerous."

ⅩⅩⅤ/64 "…seems to be com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darkest corner of the room."

“如从屋漏中来。”

"…seems to be coming from a room with a leaking roof."

ⅩⅩⅥ中文应题轻诋，不应题简傲。ⅩⅩⅣ简傲作轻诋，亦误。

ⅩⅩⅥ/6

(1) "the Terrace of Blue Green Distance."

注引：《妒记》：“青疏台。”青疏，门户之有画饰者，疏或作琐，非疏密之疏。

"the Terrace with Windows Painted in Blue Designs."

(2) "The girl did not carry out her order."

注引：《妒记》：“给使不达旨。”

The girl failed to comprehend〔Wang Tao's〕instruction."

(3) "she herself seized a kitchen knife."

注引：《妒记》：“人持食刀。”

"each with a kitchen knife."

ⅩⅩⅥ/9 "In his whole life Liu Tan never had any relation with you."

“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相比数，见重也。

"Liu Tan never thought much of you."

ⅩⅩⅥ/10 "He's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尝谓使君降阶为甚。”

"I am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ⅩⅩⅥ/11 "When Huan Wen invaded Lo-yang."

“桓公入洛。”

"When Huan Wen marched toward Lo-yang."

ⅩⅩⅥ/13 "who in her twentieth year had the perceptiveness of someone twice her age."

注引孙统《高柔集叙》：“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觉，差别也。

"She was in her twentieth year. In addition to〔her youthfulness〕, -there was a twofold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ⅩⅩⅥ/14 "rapacious clerk."

“酷吏。”

"harsh clerk."

ⅩⅩⅥ/23

(1) "It is only Hsieh Wan who alone in our family will have a thousand-year reputation."

“中郎始是独有千载。”独有千载，谓千载独有也。

"It is Hsieh Wan who came into being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2) "how does he alone get to have such a reputation…?"

“复那得独有？”

"how could he be a unique being…?"

ⅩⅩⅥ/24

(1) "the style was flowing and smooth."

注引《续晋阳秋》：“文遂流行。”

"thereupon the text had a〔widespread〕circulation."

(2) "An thereupon picked one from among them and carried it in his hand."

“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中，去声。

"An thereupon picked a suitable one and carried…."

(3)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emulating him, wearing the fans on their persons."

“竞慕而服焉。”服，用也。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emulating and using the fans."

ⅩⅩⅥ/27

(1) "but Yü was never appreciated."

“庾每不推。”

"but Yü was constantly unappreciative of him."

(2) "is that enough to make him a great man?"

“足作健不？”健，善也。

"is that enough to be proud of?"

ⅩⅩⅦ/6 "Whereupon he ordered some horsemen to pursue him." "After a while the pursuing officers began to sense they had been traveling a little too far…."

“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

"Whereupon he ordered some horsemen to pursue him, but they were already outdistanced by many li."

ⅩⅩⅦ/8 "Yü Liang's niece."

（据注引《晋阳秋》，知成帝母乃庾亮之妹）

"Yü Liang's younger sister."

ⅩⅩⅦ/9

(1) "great-aunt."

“从姑。”

"aunt."

(2) "This old battered relic is only looking…."

“丧败之余，乞粗存活。”

"As our family has undergone〔military〕devastation, I am only looking…."

(3) "the son-in-law himself is a famous official, in no way inferior to myself."

“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名，宦为二事。

"As far as his fame and official position are concerned, the son-in-law is no inferior to me."

(4) "It turned out just way the diviner said it would."

“果如所卜。”卜，料也。

"It turned out just as I have anticipated all along."

ⅩⅩⅦ/10

(1) "I myself am a man of the world. What have my nightmares to do with you that I should be called?"

“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须卿事而见唤邪？”厌，连上读。

"I am just a man of the world who may at times have nightmares. What has it to do…?"

(2) "But since we have this mutual relation…."

“既尔相关。”关，关注。

"Now that you are so concerned about me…."

ⅩⅩⅦ/11 "the Theory of Nonexistance is completely unfounded."

“无义那可立？”

"how can the Theory of Nonexistance be established?"

ⅩⅧ/1 "his friends, all followeres of Wang Yen, went to visit him in prison to bid him farewell."

“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徒，辈也。

"his friends, such as Wang Yen and others, all went to the prisoner's van to bid him farewell."

ⅩⅩⅧ/8

(1) "His mood appeared somehow to be no longer what it was in days gone by."

“意似二三，非复往日。”二三，不一也，变易其志也。

"His mood, being different, appeared……."

(2) "were all persons he had despised in the past."

注引《晋安帝纪》：“皆畴昔之所附也。”附，从。

"were all persons subordinate to him in the past."

ⅩⅩⅨ/2 "proceeded to send him a bill for it."

“后更责之。”责，求也。

"proceeded to ask for its return."

ⅩⅩⅨ/3

(1) "Wang Jung was worth a great deal in property and money."

注引《晋阳秋》：“戎多殖财贿。”殖，治产。

"Wang Jung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2) "Since he was intelligent and wise. he survived."

“既明且哲，于是在矣。”在，非谓存在，谓在此等处也。

"Here lies〔the truth〕known as, both intelligent and wise."

ⅩⅩⅨ/6

(1) "but he provided no entertainment for him whatever."

“都不料理。”料理，关照也。

"but he did not take care of him at all."

(2) "My materal uncle is so penny-pinching that he's even hard pressed over having to part with plants and trees."

“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驱使，处置也。

"……so penny-pinching that he even goes〔so far as〕to dispose of plants and trees."

ⅩⅩⅨ/9

(1) "so that when he had gotten all the way around, the treasure was almost completely exhausted."

“乞与亲友周旋，略尽。”

"so that the treasure was almost…."

(2) "When Yin heard of it he was alarmed and dismayed, but could do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it."

“惊怪不能已已。”

"When Yin heard of it, he could not help being alarmed and dismayed."

ⅩⅩⅩ/1

(1) "If he wants to go ahead and kill somebody from another family…."

“自杀伊家人。”

"He kills people of his own family."

(2) "We are bound to have this kind of incident."

注引《王丞相德音记》：“当有如此事。”

"He is bound to…."

ⅩⅩⅩ/6 "never missing in a hundred thousand cases."

注引《相牛经》：“千百不失。”

"never missing in a hundred of thousand cases."

ⅩⅩⅩ/7 "later, after an intermediary offered to die in his stead, he finally got to come out."

“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因缘相为，谓因缘人助也。垂死，几死。

"Later, thanks to a friend's help, he finally came out at the point of death."

ⅩⅩⅩ/8 "many more than there ever were in K'ai's place."

“如恺许比其众。”许，量词，不解作“处”。比，可相较者。

"those like K'ai's were found in great abundance."

ⅩⅩⅪ/1 "or again he wanted to dismiss her, but could not bear the thought."

“欲置则不堪。”置，留。

"or again he wanted to keep her, but could not tolerate〔her bad temper〕."

ⅩⅩⅪ/2 "he lay on the ground and seized it in his mouth."

“复于地取内口中。”取，拾取。

"he picked it up from the ground and…."

ⅩⅩⅪ/6 "but people have boasted about him so much, it's been just enought to make him lose his spontaneity."

“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矜咳，整峻。

"but, being a person as punctilious as this, it's been just enough to…."

ⅩⅩⅫ/1 "it would be hard for anyone to accomplish your death."

注引邓粲《晋纪》：“难得其死。”难得其死，谓不得享天年也。

"you can hardly die a natural death."

ⅩⅩⅫ/2

（1）漏译：“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These all caused me headache. What is the use of them?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i. e., writing) in the world is none but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2) "who made Yüeh responsible for the other's offenss…."

注引《袁氏谱》：“乃托以它罪。”它罪，非它人之罪。

"who made Yüeh responsible for another offense…."

ⅩⅩⅩⅢ/3

(1) "schemed with Chih, biding his time until a convenient day should arrive."

注引《陆机别传》：“与志谗构日至。”日至，无虚夕也。

"schemed with Chih to slander him day after day."

(2) "Those who knew this blamed K'ang for it."

注引干宝《晋纪》：“有识尤之。”

"Those who were comprehensive blamed…."

ⅩⅩⅩⅢ/8 "and then when I offered him the Three Ducal Offices, how could I have been plotting any mischief? I was coerced by the royal laws."

注引邓粲《晋纪》：“一面披矜，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

"…opened our hearts to each other and I predicted that he would someday occupy the Three Ducal Offices. Unexpectedly and by a stroke of misfortune, he was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laws."

ⅩⅩⅩⅢ/9 "estimates of his character in his home village in the north never exceeded what he had been before."

“乡品犹不过也。”过，入格也，非谓超越。

"evaluation of his character in his home village never passed him."

ⅩⅩⅩⅢ/10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ne commandery of Hsi-yang fall short of the truth."

注引《寻阳记》：“西阳一郡，户口差实。”实，充实，非谓信实。

"The commandery of Hsi-yang is fairly populous."

ⅩⅩⅩⅢ/11 "If a man makes a request by prayer, expecting it to be efficacious, he is denying experience and nullifying his own doctrine. Surely he is only a vulgar disciple and nothing more."

刘注：“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

"If a man makes a request by prayer and expects it to be efficacious, but nullifies his own doctrine when his petition stands unanswered, then he is only a vulgar fellow and nothing more."

ⅩⅩⅩⅢ/12 "setting forth the pros and cons of deposing or establishing the emperor."

“陈废立之意。”

"setting forth the reason for deposing the emperor."

ⅩⅩⅩⅢ/16 "when unexpectedly he heard news…."

注引《续晋阳秋》：“俄闻大勋克举。”

"soon afterwards he heard news…."

ⅩⅩⅩⅢ/17 "Yin Chung-k'an was drawn to Hüan Hsüan because of human sentiment."

注引周祗《隆安纪》：“仲堪以人情注于玄。”

"As the popular sentiment was inclined〔to favor Hü an〕Hsüan, Yin Chung-k'an suspected that…."

ⅩⅩⅩⅣ/4

(1) "he seemed to lose his ambition."

“便失志。”

"he seemed to lose his sense of discretion."

(2) "they were drinking toasts."

“下饮。”

"they were drinking tea."

(3) "Once he followed a funeral procession as it passed beneath his lodgings…."

“尝行从棺邸下度。”

"Once while walking he passed by a storehouse of coffins…."

ⅩⅩⅩⅤ/1 "Ts'ao really thought this was what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the traditions recorded."

注引《魏氏春秋》：“真所谓书传所记。”

"Ts'ao really thought this was what was recorded in books and traditional documents."

ⅩⅩⅩⅤ/2

(1) "and claimed that he himself considered their beaut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注引《荀粲别传》：“自宜以色为主。”自，自然，非己也。

"Naturally their beauty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2) "It's indeed difficult to lose her."

注引《荀粲别传》：“妇人才色并茂为难。”

"it's indeed difficult to find."

(3) "it shouldn't be such a difficult experience."

注引《荀粲别传》：“非难遇也。”

"it shouldn't be difficult to come across."

ⅩⅩⅩⅤ/3 "fondled him in the wet nurse's arms."

“充就乳母手中呜之。”

"kissed him in…."

ⅩⅩⅩⅤ/5 "the blue-green chain-decorated doorway."

“青琐。”

"windows painted in blue designs."

ⅩⅩⅩⅥ/5

(1) "Hsi-chin departed without coming forward."

“不前而去。”

"Hsi-chih departed without meeting the host."

(2) "Shu's order was, in his own eyes, doing the appropriate thing."

“令自为其宜。”

"Shu meant to let himself take an appropriate action."

(3) "the two were unequal in ability."

注引《中兴书》：“而两不相能。”不相能，谓不相得也。

"the two did not get along well."

(4) "searching out its assests and liabilities, and found that the one in charge (Hsi-chin) had been remiss in forwarding taxes."

注引《中兴书》：“求其得失，主者疲于课对。”课，非征税。

"searching out merits and faults of〔Hsi-chih,〕administration. The officer in charge〔of investigation〕was exhausted in preparing answers."

补遗（一）

Ⅵ/14 "Chancellor Wang Tao's superintendent of records was about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personnel under Wang's jurisdiction."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帐下，厨下。

"…was about to take an inventory of foodstuffs."

ⅩⅩⅨ/7 "Chancellor Wang Tao was economical and frugal by nature. His headquarters were full to overflowing with delicious fruits…. When the inspector-general reported it, …."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都督白之。”帐下，食物储蓄之所。都督，司其事者。

"…His food storehouse is full to overflowing…. When the head-manager reported it, …."

ⅩⅩⅩ/5 "Finally he secretly bribed the steward of Ch'ung's household…."

“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帐下都督，典领膳食者。

"Finally he…the steward of Ch'ung's kitchen."

（以上据日本川合安氏说）

补遗（二）

稿就，寄马君商榷。马君细阅后以为未安者四十四条，今择从十五事，衔曰补遗（二）。刊诸篇末，以酬马君雅怀。

Ⅰ/2 “Toward few….”改为“Tai Liang seldom yielded superiority to anyone.”

Ⅱ/57

(2) "Hopefully there…?"改为"I trust there…?"

Ⅱ/90 全句改读为"Yuan said, There is no need for such anxiety." "Ch'e said, How do you know there isn't?"

Ⅱ/101 "he hinted the court."改为"he hinted to the court."

Ⅲ/14 全句改读“In the case of your Excellency's neglect of your own affairs, the whole realm also has not found it entirely satisfactory either…."

Ⅲ/16

(2) "every family…."改为"every family was provided for, and every person had enough."

Ⅳ/44 "put and end to the bewilderment."改为"put an end to the afflictions."

Ⅵ/20 "regardless of…."全句删。

Ⅸ/3 "I would seem to be somehow…."改为"I would seem to be somewhat…."

Ⅸ/11

(1) "Yu Ai's reputation…."全句删。

ⅩⅩⅢ/23

（2）全句删。

ⅩⅩⅥ/6

(2) "The girl failed to comprehend〔Wang Tao's〕instruction."改为"The girl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 girl was unaware of the implications似更佳）。

ⅩⅩⅦ/9

(2) "As our family…."改为"As our family has barely survived loss and devastation, …."

ⅩⅩⅩ/7 "…, he finally came out at the point of death."改为"…, he finally came out on the verge of death."

ⅩⅩⅩⅣ/4 (1) "he seemed to lose his sense of discretion."全句删。

补遗（一）ⅩⅩⅨ/7 "…His food storehouse…."改为"His larder…."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校毕。时距老友杨莲生教授之丧才一周。人琴并杳，把卷潸然。

（原载台北清华大学《清华学报》新20卷第2期）

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美国米尼索达大学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教授，赵元任先生入室弟子也。以二十年精力，英译《世说新语》正文及刘孝标注，嘉惠西国士林，功莫大焉。然临川之书夙称难解，异国学人更不免于隔阂。两年前居美就养，与老友匹资堡大学王伊同（斯大）教授研讨译文，举四百余事与马教授商榷。马氏欣然采纳，于所未安者并通函讨论。因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一文，1990年12月刊于新竹清华大学之《清华学报》新20卷第2期。今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创刊征稿，愧无以应。《商兑》文成以后，不无剩义，因摘录以供补白，并就正于大洋彼岸之王马两教授。

依《商兑》之例，以罗马数字代表篇，阿拉伯数字代表节。首列马氏译文，次列原文及解释，最后附订正之译文。

Ⅰ/27　The director-general from Chih's staff had been secretly laying aside provisions and wanted the silk. ……and furthermore ate very little rice himself. ……Wei therefore repaid and thanked him and sent him on his way.

“质帐下都督阴赍粮要之，……又进少饭。……谢而遣之。”“进少饭”谓都督进饭于胡威，非指其自身。译文中都督索绢及胡威付与云云皆译者所增。绢原为威父所赐，初无付与都督之必要。

……had been secretly carrying provisions…… offered some rice to Wei. ……thanked him and sent him away.

Ⅰ/29　When Yüeh talked with the chancellor he always made a discreet intimacy his first principle.

“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慎密”两字为一词，犹言小心谨慎，密字无亲密之义。译文每割裂一词中两字，分别迻译，遂不可通。

……he always made caution his first principle.

Ⅰ/30　Since this gentleman had a reputation in the past, and in addition enjoyed the praise of the former generation,……

“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公”字承上文深公而言，乃尊称僧人。“宿名”犹言久有名誉，非过去之意。“先达”犹前辈。法深亦渡江南来，与桓彝同时人而年辈略长，译文径作为前一代人所知称，似欠贴切。

Since this master has long been held in good reputation, and in addition enjoyed the praise of the elders.

Ⅰ/41　……he went directly to his private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率而去下舍，便不复还。”

《商兑》建议改正译文为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而未暇申论，兹补述之。此节正文中“去”字，日本诸家所译《世说新语》亦皆解为“往”、“赴”之意。如川胜义雄等译本（《世界文学大系》第71卷《中国古小说集》）作“ふらっと私邸に向ぅ；”大村梅雄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32卷）作“にわかに私邸ヘぃつて……；森三树三郎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9卷）作“急に私宅に入りこみ……”。（以上三条皆承刘俊文君从日本录寄美国，谨志感谢）目加田诚氏译文（《新释汉文大系》第76卷）最晚出而其口语译文最能表达六朝语气，亦作“ちつちと私宅ヘ归り……”。马氏英译及诸家日译皆有两误：去乃离去而非往或赴之意，下舍乃官舍而非私邸也。

《说文解字》云：“去，人相违也。”段注：“违，离也。人离故从大，大者人也”。去之本义为离去，参看《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检《世说》用例，凡言去者皆离去之义，如“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30）。“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殷去后……。”张退，刘曰：“卿且去……”（文学33、53）。“太丘舍去，去后乃至。……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庾公临去（指逃离建康）。”“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方正1、35、63）。“日旰未得前，王便引去”（雅量30）。“刘晨去夕反。”“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规箴4、13）。“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捷悟1）。“康临去，登曰……”。“山公将去选曹”（栖逸2、3）。“侃犹不返，达曰：卿可去矣。”“汝去郡邑数年”（贤媛19、23）。“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宠礼4）。“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任诞30、31）。以上训离去之去字诸例以外，唯贤媛13“卿往不如不去”，往与去互文，与今日口语用法相同。此中消息，治中古语法词汇者必将有说，非我所敢妄论。然“率而去下舍”之去必作离去解，则可以无疑。今日口语之去字，《世说》多用往字，其例甚夥。偶亦用之字，不过数见。

《说文解字》舍字下云：“市居曰舍。”南朝史科有时“邸舍”连称，尚存市居之义。《释名·释宫室》称：“舍，于中舍息也。”舍指止息之处，而非家宅。汉代丞相、御史大夫、郎、吏皆有居住之官舍，盖在衙署附近，便于办公，休沐之日始归家。（参看木言《官舍和廉吏》，载1990年8月29日《光明日报·史学》）下舍云者，盖晋代官舍之称。《晋书》五九赵王伦传言，“（义阳王）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司马威时官中书令，下舍当即中书令所居处。《初学记》十一尚书令条引《十洲记》：“即尚书令下舍之门”。殷仲堪欲夺殷觊所任南蛮校尉之职，《世说》此条之下舍即南蛮校尉之下舍。殷觊去任不使人知，“便不复还”即不还下舍。如解下舍为其私宅，则还字无所承矣。文字表面明白，而理解可以完全相反，此《世说》之所以难读，吾侪固不宜苛求于外国译者也。

……he casually lef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never returned.

Ⅰ/45　……this was the reward of the "unmixed filial devotion".

“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纯”字直译为不杂似欠妥。

……the reward of the genuine filial devotion,

Ⅰ/47　(1) ……also was well aware of the situation.

“康伯亦甚相知”。“相知”犹言见知，所知者吴氏兄弟之为人，非指任何情况。

Po himself also knew them well.

(2) was an intelligent and enlightenecl woman.

“聪明妇人也。”聪明二字为一词，译作intelligent已足。

(3) till the end of the funeral.

“终其丧如此”。此“丧”字指服丧期间，非指下葬。

till the end of the mourning period.

Ⅱ/1 (1) summoned the recluse Hsü Yü for an interview.

“昔尧聘许由”。“聘”即《礼记·月令》所谓“聘名士，礼贤者”，指礼敬之意。译文未见，殊失帝尧礼敬许由欲让天下之旨。译为invited较妥。

(2) made an offering of food equivalent to that for the Five Sacred Peaks.

“以配食五岳”。“配食”谓祭五岳之神时以箕山公神配享即陪同受祭，乃指祭礼规格而言。

made an offering of food worthy of the same rank as that of the Five Sacred Peaks.

Ⅱ/6　whereupon he made no further reply.

“故不相答”。此四字亦元方之语。“故”字解释其不回答原因，皆应在引号之内。译文误解为叙述之文。

Therefor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any reply.

Ⅱ/9　to hide behind "goodness and morality".

“仁义之慝”。译文误解慝字为匿。慝有邪恶之义，即harmful to…

Ⅱ/10　Tsao Tsao was subtle in his literary tastes.

“妙选文学”。此句主语为曹操不误，但非记述其本人之文学修养，乃谓其精心选择文学优长之士随侍太子。

Tsao Tsao carefully selected some distinguished literary talents.

Ⅱ/14　first discovered its divine properties.

“首获神效”。“神效”犹云miraculous effect. 译文直译神字，误译效字，遂失原意。

Ⅱ/15　(1) began to study reading and writing.

“归便就师诵书”。“诵书”谓读书，译文分割诵与书为两事，误解书为写。

(2) That's the only reason I ask.

“故问耳”之“耳”此处不宜拘泥于而已之训，译文以only表达，反失原意。

That's why I asked.

(3) he would examine cases calmly and pass sentences with composure.

“闲详安谛”四字指神态安详，与决狱判案无干。

He would keep calm retaining great composure.

Ⅱ/18　(1) never copied.

“弃而不录”之“录”非指抄录，乃保留、保存（keep）之意，如此理解始与下文“好事者或存之”相呼应。

(2) practical joker

“好事者”译为恶作剧者，误。译curious person较近似。

(3) What Just that thing?

“可复尔耳。”不知译文何据。原文意为All right, it can be done.

Ⅱ/19　sighed with relief.

“叹服”。译文未见“服”字，实为sighed in admiration.

Ⅱ/36　was immediately encourage any exclaimed.

“便游乐不住”。原文之意似为温峤遂安心而悠游自得thereupon he enjoyed himself without any worry.

Ⅱ/58　was travelling to take up his assignment.

“行部”。译文嫌不明确，行部乃汉代以来成语。

was making a tour of inspection.

Ⅱ/59　(1) The grand narshal has newly…

“大司马方将……”此句非完成式而应是未来式is just going to…。

(2) pacified the gods of soil and grain.

“内镇社稷”。社稷分别为两神名，此处复合为一词，应译regime或government.

Ⅱ/61　wrapped in a napkin preserved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巾笥而藏于庙”。“巾笥”乃笥上覆以巾——box covered with cloth.

Ⅱ/63　A holy man and raising horses don't go together.

“道人畜马不韵”。译文盖释“韵”字为协调，不确。

It is not graceful for a monk to raise horses.

Ⅱ/65　(1) most memorable.

“绝可想”。“想”非指记忆，乃想念、想慕之意，当译admirable.

(2) Ping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his father implicitly, performing all the observances.

“秉群从父率礼相承”。此句中“父”字为衍文，参看徐震堮《校笺》，故译文全误。原文谓秉与其群从兄弟之间以礼相处——on courteous terms with one another.

Ⅱ/71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讲论文义”。“文义”乃六代习语，义指谈义，即玄学，应译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Ⅱ/75　(1) Though worthies and sages are set apart from other men, the distance between is also slight.

“贤圣去人，其间亦迩。”译文误解“去”字为隔离，分句中八字为两事，以为贤圣远离众人，而又相去不远。原文实仅谓圣贤与众人相距不远。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ages and other men is rather slight.

(2) he certainly wouldn't have considered it "as limitless as the Milky way".

“必不至河汉”。“河汉”一词直译较费解，不如迻译为disagree.

Ⅱ/78　gathering of his nephews and nieces at a banquet.

“当与子侄燕集。”原文只言“子侄”——sons and nephews。侄字古代虽包括妇女，刘义庆时侄当已只指男子。

Ⅱ/82　(1) Hsieh finally rose from his seat.

“谢遂起坐”。原文当指谢于委顿之后闻高之议论，遂精神振奋。起坐非离坐而去，而是sat straight.

(2) By this means he was able at last to quit his seat.

“谢因此得终坐”。译文理解终坐为离席，与原文之意恰相反。原文意为谢万由于高崧之谈论而终未离坐而去。

On account of this Hsieh afforded to sit through the meeting.

Ⅱ/88　until evening of the funeral day he had not gone to the coffin to weep.

“至暝不临。”

黄昏临哭乃依丧中常制，原文无“葬日”二字。

Ⅱ/90　I can't begin to describe them.

“使人应接不暇”。此指景色之变化多端，使人目不暇接，与描述无干。

There are too many things for the eye to take in.

Ⅲ/1　to visit the jail.

“付狱”应是to put in jail.

Ⅲ/2　a mother who had abandoned her child on the grass receiving mat and had not picked it up.

“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在草”谓怀孕生产，“起”犹言举，谓喂养。译文未明其义，误解为抛儿于草褥而不抱起，殊失原文意旨。

a mother who has given birth to a child but does not raise it.

Ⅲ/5　he was disappointed and frustrated.

“非望路绝”。原文谓由于山涛领吏部，抱非分之望者路绝即不得进用。译文误以山涛为主语，遂不可解。

those who were unduly ambitious got frustrated.

Ⅲ/6　to sort out and establish…

“分定礼仪律令”。“分定”谓数人分别——respectively——制定，译文误解为分出。

Ⅲ/16　if it had been gotten from someone else…

“若他所得”。译文误解“他”为他人。实则他字乃相对于上文之力役而言，指所得方式。

if it had been gotten otherwise (or by other way)…

Ⅲ/18　documents and letters.

“看文书”。“文书”一词即documents，与信札无干。

Ⅲ/20　affairs moved so slowly it took years before anything got done.

“事动经年然后得过。”“事”指文书，非事务。参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史》。“经年”非多年。

It often took a year or so to have any document handled.

Ⅳ/1　(1) Whenever he passed any mountain or stream he would take in it's aspect in a single glance, never forgetting any of i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每经历山川，及接颜一见，皆终身不忘。”“接颜”谓与人晤面，与经历山川并列，言两者皆终身不忘。译文混为一事，遂不可通。

Whenever he passed any mountain or stream and met any people even for once, he would never forge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2) despoiling a great man.

“贼夫人之子”，语出《论语·先进》，意为委巷之言为害于青年——harmful to the young men，译文误解为有害于马融。

Ⅳ/5　barely finished editing

“撰四本论始毕”，“撰”应为writing．

Ⅳ/6　Do you care to raise any objections?

“可得复难不？”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raise any objections again?

Ⅳ/24　working on grand schemes and intrigues.

“大修计校”。“计校”一词不易解，译文亦不知所云。田余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104页引《世说》此条，有注云：计，计簿；校，校实。“大修计校”当谓大聚甲兵钱谷诸事。《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领冀州牧，“校计、甲兵”，《太平御览》卷二六引此，作“计校甲兵”。据此则“计校”与甲兵相关联，计盖指计数即清点，校盖指检查，姑试译为to examine and make an inventory of the armament on a large scate.

Ⅹ/10　little boy

“小郎”即今语小叔——husband's younger brother，译文误。

ⅩⅨ/4　went to farther.

“因不复前”。“前”指见面，非前后之意。参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

thereapon she no longer wanted to see him.

1990年夏返北京后，得读唐异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载《读书》1986年第2期。嗣又得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曾出版《梁实秋读书札记》，其中亦有文评马氏译本。附记于此，以供海内外嗜读临川之书者参考。

此稿中之英文翻译承北京大学王岷源教授审核，谨致谢忱。

1992年6月4日写成

（原载《国学研究》第一卷）

周昙《咏史诗》中的北朝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具有悠久的撰写历史的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记录这些内容的历史著作，其体裁也多姿多样，异彩纷呈，为其他国家所少见。中国自来说文史不分家。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而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的内容与诗的体裁的密切结合。我们没有外国那样用长诗形式叙述历史的史诗，但咏史诗却是我国所独有的。《北朝研究》创刊索稿，因就北朝历史在咏史诗中的地位写成小文，聊供研究北朝历史者之谈助云尔。

梁萧统《文选》已有咏史一类，收录了曹植、王粲哀“三良”以及左思咏史诗等，都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一时代为题材而吟咏的诗篇，以后的诗人以历史人物、事件甚至更广泛的历史场景为内容而写咏史诗，历代不乏其人。一般咏史诗用七言绝句，也有采乐府形式的，如清陈启畴的《咏史拟古乐府》二卷（刊于嘉庆廿年；1818），以三字为题，咏春秋至明史事。吴国贤的《读两晋后妃传廿六绝并序》（光绪十六年；1890所刊《莲鹭双溪舍文抄》中），则仅咏《晋书后妃传》中史事，并附骈文长序。虽然文辞华丽，极见功力，但近于卖弄，意义不大。如果说西方也有悼亡题材的诗可与中国悼亡诗相比较，那么，中国的咏史诗恐怕在西方找不到相对应的体裁。

中国的咏史诗还有另一种类型，即以所谓“讲语”讲述历史事实，然后引诗为证，借诗句作评论，以表惩劝。这种讲史，成为后来平话的先驱。友人张政烺教授四十年前曾撰长文《讲史与咏史诗》（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详细论证了宋元以后的讲史平话即渊源于唐代之咏史诗，并举唐胡曾、周昙两家咏史诗为例。胡曾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他的咏史诗当成于唐末。周昙的年代，据张政烺教授推断，可能生活于唐末至五代时。胡曾咏史以地为题，不按史事先后编次，张文认为大约承唐人习惯之题壁诗风气而来。胡曾咏史诗盛行数百年不衰，刻本甚多，可能与用它作为训蒙课本及讲史话本有关。张文比较胡周两家咏史诗之不同为：胡氏以地名为题，不以年历为先，无讲语；周氏以人名为题，按时代区分门类，有讲语。

周昙《咏史诗》分为十门：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隋。共七绝二百三首，而春秋战国门几近其半，占九十一首。结衔题“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国子直讲之官始置于唐，张文推测周昙之任直讲职及撰诗进讲，可能在五代后唐明宗之世。唐虞门下标“吟叙”云：“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圣人”当指进讲对象之皇帝，而非古圣先贤。又标“闲吟”云：“考摭妍蚩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当今”亦指皇帝，其词鄙俗而为以后平话小说戏曲中所习用。诗中无论帝王或臣下，男子或妇女，都是突出其足为帝王鉴戒的事迹入诗，亦即所谓“考摭妍蚩”了。可见咏史诗及讲语是专为讲给皇帝听的。春秋战国部分特别多，可能由于作者比较熟悉，有所偏爱，晋门以后即是六朝门，包括了十六国及南北朝，共诗十九首。以十六国归入六朝门，已欠妥当，说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忽视甚至无知。十九首中，十六国五首，苻坚占其三。南朝十一首，而梁武帝占其二。北朝总共只有三首。说明作者对北朝历史更不熟悉，且乏兴趣。前面提到的清人陈启畴包括春秋至明代的《咏史拟古乐府》，其中南朝十六首，而北朝亦只八首，情况相类。大抵自来文人对南朝历史比北朝历史兴趣更大一些，注意也更多一些。其终极原因，不外由于北朝的文化成就逊于南朝。其实北朝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对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南朝。

明人胡震亨编《唐音癸签》及清修《全唐诗》中，都收了周昙的咏史诗，但不完全，讲语则全被删去，不能窥见这种类型咏史诗的全貌。张文列举所知周昙《咏史诗》凡有四本，第二本为“三卷本，存诗二百三首，有讲语。清代流传有宋刊本及景宋抄本，见延陵季氏宋板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及开卷有益斋读书志。今日有传本，惜未见”。张文所指的第二本即清内府藏宋本，天津古籍书店于1980年影印出版。现录其后魏（北魏）太武帝一首如下，圆括号中为原书小字：

后魏武帝（悯伤残）

太武南征以卷逢，〔当从《全唐诗》作似卷蓬〕徐杨兖蔡杀皆空。从来吊伐宁如此？千里无烟血草红。（姓拓跋，名焘。道武之孙，明元之子。帝用崔浩为相，能尽其谋，破蠕蠕，平源〔当作凉〕州，南掠江淮，前无敌者。帝性好杀，自淮南至瓜步，睹大江不敢渡之，班师。然其所经过徐扬兖蔡数十州之地，少壮者虏之，老弱者杀之，罄空〔当作室〕而尽，又悉〔脱焚字〕之。其屋宇千里绝人烟，无复鸡鸣犬吠。所有郡邑，罔有孑遗，春燕回，巢于林木也。）

北魏值得提到的皇帝，不只太武帝拓跋焘一人；而拓跋焘的事迹，又不只残暴好杀而已。他不幸被周昙选为好杀的典型，作为“悯伤残”的主题人物，未免不太公道。关于北朝的另一首：

三废帝（哀乱亡）

明庄节悯〔当作闵〕并罹殃，命在朱高二悖王。已叹一年三易换，更嗟欧〔当从《全唐诗》作驱〕辱下东廊。（讲语略）

魏孝明帝为胡太后所杀，孝庄帝为尔朱氏所杀，节闵帝即前废帝为高氏所杀，所谓并罹殃也。“一年三易换”为节闵帝被废时诗句，谓己及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及出帝元修也。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亦属少见，故而周昙引用为乱亡的典型。

关于北朝的第三首诗是：

李集（匡政）

忠谏能坚信正臣，三沉三屈竟何云？每沉良久方能语，及语还呼桀纣君。（北齐李集为典御史，文宣帝障〔当作高〕洋既受魏禅，以业自矜，遂以威荐，手刃罪人，酷为不道。李集谏之不已，洋怒曰：以我为何主？集曰：陛下威虐如此，乃桀纣之主也！洋大怒，令缚沉于中流，良久出之。洋曰：何如？集曰：桀纣矣！又令沉之，如是者三，其对如初。洋乃笑曰：信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逢比干不亦过〔？〕哉！赦之。）

李集事迹的劝诫作用颇为明显。唯李集官职之典御史，《通鉴》卷一六六载此事作典御丞。胡注引《五代志》云，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之由，尚食尚药二局皆有典御及丞。所谓《五代志》即《隋书·百官志》。《咏史诗》之作典御史，或系刊刻之误，或是周昙不谙历史官制致误，看来周昙原非饱学之士也。

最后我想借此文篇幅，介绍一条关于周昙《咏史诗》这部宋版善本书的掌故，或为有兴趣研究藏书史者所乐闻？此书1980年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时，曾请先父叔弢先生写了一篇跋文。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印出后的跋文有所改动，略去了此书为人间孤本及“文化大革命”中闻此书被火毁时的心情二义。先父给了我一本他亲自用朱笔改回跋文的《咏史诗》，并命我把跋文照抄一份送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冀淑英同志，以存他原稿的本来面目。老人的跋文充分表现出他一贯的热爱古书的深情和善本乃天下公物，非个人所得而私的胸怀。现谨将这篇跋文移录于下，以结束此文。

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揭衔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分十门，自唐虞至隋，以人系题，得诗七言绝句二百三首。每首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事，而间以己意论断之，谓之讲语，此当时体式也。宋福建刻本，纸印精美，宋本之佳者。曾藏季沧苇家，有季氏藏印及墨笔题字。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此书及宋本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此书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解放后，从张君重威处得悉此书现在天津吴某家。此书除天禄琳琅著录外，明清两朝未见传本。当时我深喜孤本犹在人间，不必其为我有也。“文化大革命”时期，传闻此书已成灰烬，忿惋之情不能已。既为书痛，何暇自悲！前年余阅书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出示此书，为之惊喜过望。五十年前初见此书光景，如在目前。询其从何处得来，则云收于废纸堆中。死者复生，断者复续。冥冥之中若有神物护持。偶然之事良有不可思议者。今者古籍书店拟付之影印，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甚盛事也！因略识数语于后，以述此书之幸存为不易云。1980年12月周叔弢时年九十。

1988年12月26日写成记于北大燕东园

（《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

关于帐构

《文物》1980年第4期刊载了易水同志的《帐和帐构》一文。从前读《晋书·桓玄传》、《宋书·江夏王义恭传》、《西京杂记》、《邺中记》等，对于帐构形制不甚了解。以后看到《考古通讯》所载洛阳十六工区曹魏墓清理报告里描述的“铁帷帐架”和复原图，才恍然大悟。现在读到易水同志的文章，古代帐和帐构的形制就非常清楚了。现就注意所及，再补充几点材料。

《考古》1974年第1期所载《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一文，提到发现铜杆头一件，长12厘米，圆锥形，内空留有木屑，近銎端有一道凸起绳纹和铆钉眼。我推测这大概也是帐构的一个部件。《文物》1979年第6期载《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中，提到鎏金帷帐架部件三通，并有附图。又《文物》1979年第3期所载《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所列出土器物一览表，有“铜帐首”四件，高13厘米，主要特征是“形如倒L，下节有圆裤，上节扁平，作龙首状”。后者的描述与前者附图相合，虽然两文都没有使用帐构这一名称，似也属于帐构的部件。日本冈崎敬氏《汉魏之尚方及其新资料》一文（载《东方学》第31辑），也谈到洛阳十六工区发现的帐构。

《南齐书》二八《崔祖思传》：“刘备取帐钩铜铸钱。”《南史》四七本传作帐alt。如果作钩，会被误解为后代蚊帐前两旁卷帐门的金属钩，当然不符实际。《西京杂记》和《宋书·刘义恭传》及《礼志》都作alt。据《释名·释用器》，alt本义为农具。大约因为帐构的主要部件是金属所制，因而借用从金的alt字，又误为钩。帐构本字还应当从木旁。容庚先生《汉金文录》四所收魏帐构三件的拓本，字都从木。《说文》：构，盖也。段玉裁注：与冓音同义近，冓义为交积材，凡覆盖必交积材。许书和段注的解释都和帐构的意思相符合。易水同志的文章采用木旁的构字定名，是正确的。帐构的金属部件用木连接起来，形成帐架，可以说牢固与实用相结合，与近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架之用铜木结构一样，具见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匠心。《西京杂记》说“铜alt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alt坠落”，即指连接各金属部件的木棍朽烂，因而顶部的铜alt落于床上，底部四角的留在地下。这一记述，与考古发现若合符节。昔人每怀疑《西京杂记》为伪书，这段记载，也可以帮助推断这部传为葛洪纂辑汉人著述而成的书，是可靠的了。易水同志文中列举了一些壁画中的斗帐及其装饰。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榜题“卧帐”者，顶端和两角也有流苏下垂，可惜看不见支撑的帐构。易水同志文引用《晋书·桓玄传》所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之文，颜字不大可解，是否应从《魏书·桓玄传》作额？

清代诗人厉鹗的《樊榭山房续集》卷七收有一首《魏景初帐构铜歌》，自注里描述了帐构的形制，著录了铭文，即《汉金文录》卷四所收“魏中尚方帐构铜”。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三帐构条引用了厉鹗诗作解释。事实是两百年前的厉鹗只见到一个帐构部件，只能就曹魏景初年号的铭文作怀古文章；卢文弨解释帐构，也只能引用厉鹗所见之器。两人都不能像今天这样，根据大量考古发现，原原本本地阐述帐与帐构的形制与作用。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我们处处有这样真切的感觉，因而也有理由要求自己，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

（《文物》1980年第9期）

“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解

《魏书》七九《董绍传》载，为洛州刺史，时萧宝夤在长安起兵反叛，“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词，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

据《地形志下》，洛州于太延五年置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十谓当作十八年。）上洛相当今天陕西商县，北朝时是蛮人聚居之地。所以卷一○一《蛮传》说：“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卷四四《苟颓》传载，拜洛州刺史，“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卷三三《贾alt传》云，“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所谓重山中不知学之民，恐怕主要也是蛮人。但这个地区除蛮人之外，也是巴人聚居之地。董绍部下军队必有不少善战的巴人，所以才作此壮语。《隋书·地理志中》云：“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卷六六《李崇传》，“时巴氐扰动，诏崇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镇上洛”。所谓巴氐，是史家沿用的连称，实际只指巴人，与氐人没有关系（参看作者《晋书札记·李氏称巴氐条》）。

上洛地区的巴人，从北魏早期，就和拓跋氏政权有联系。一方面隶属北魏郡县，成为编户齐民；一方面似乎又有相当独立性，由北魏政权任命巴人酋豪担任地方长官。《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神alt元年纪，“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又太延四年纪，“上洛巴泉alt等相率内附”。卷八宣武帝永平二年纪，四月诏云“〔先朝时〕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扬郢荆益，皆悉我有。保险诸蛮，网不归附。商洛民情，诚信往日”。“蠢尔愚巴”两句与“商洛民情”两句相对应，反映迁洛以后上洛地区的巴人由于北魏政权中心南移，对于北魏朝廷的态度有所变化。《周书》四四《泉企传》【165】，“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世袭本县令。……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为申上，……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萧〕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二姓散走”。董绍宗当即董绍之一名，与本传所称“字兴远”意义亦相呼应。上洛豪族之泉杜两姓当皆是巴人。泉企一家之世袭县令，也因为是巴人酋豪，所以宣武帝诏书说他“为本乡所乐”。尽管泉企年仅十二岁，北魏朝廷也竟然依照所请，任命为县令，足见当地巴人势力和影响之大。从神alt元年（428）到孝昌元年（525）一百年间，大约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巴族酋豪泉企历任淅州、东雍州刺史，后入西魏，任洛州刺史。东魏高欢率兵到潼关，泉企本传载“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神武不敢进。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传首诣阙。而窋亡投东魏”。所谓乡里，自然是指巴人。泉企为西魏守洛州，败于高敖曹，被擒入邺。《北齐书》二一《高昂传》载昂攻商洛，“山道峻隘，已为寇所守险”。《北史》三一《高昂传》则说“山道峻阻，巴寇守险”，点明巴寇，文义更为明确。杜窋投东魏，为洛州刺史。《周书·泉企传》说“巴人素轻杜而重泉”，泉企的儿子泉元礼“潜与豪右结托，信宿之间，遂率乡人袭州城，斩窋，传首长安”。泉元礼遂世袭洛州刺史。其弟泉仲遵十四岁为本县令，元礼死后，又被西魏任为洛州刺史。《周书》称“仲遵虽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从这些材料看出，6世纪中期魏分东西之后，在东西斗争中，巴族人在上洛地区还有举足轻重之势。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一、巴族人不只集中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郡，商洛一带也是巴人聚居的一个中心。而且，到6世纪末北周时，犹是如此。《隋书》四十《王谊传》载谊讨伐司马消难，“于时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余里，巴蛮多叛”。足见商洛还是巴人众多的地区。二、北魏境内少数民族分布颇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拓跋氏统一北方后，虽有孝文帝努力仿效汉晋两代的中央集权，已经和十六国的局面大不一样。但和隋唐时代的统一大帝国还远不能相比。举例而言，首都洛阳以南，还有大量蛮人居住，“陆浑以南，满于山谷”（《魏书》一○一《蛮传》）。太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内属，孝文帝拜为东荆州（治沘阳，今河南泌阳）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以后桓诞之子晖继任东荆州刺史。晖弟叔兴又任南荆州刺史，居安昌（河南确山），隶于东荆州。从孝文帝历宣武帝到孝明帝时，父子兄弟相继担任刺史。洛州则有巴人。北方秀容川有未入编户的契胡，契胡尔朱氏世为酋帅领部落。蛮人桓氏世袭州刺史，自选郡县长官。巴人泉氏世袭本县县令。他们相对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性质大体相同。契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低。而巴人则文化颇高，如泉企“虽童幼而好学恬静”，其子仲遵“涉猎经史”，似与蛮人及契胡都不相同。

蜀子的子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如北人称南人为吴子和貉子，汉人称胡人为胡子，称奚人为奚子之类。关于河东的蜀人，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已经引证史料，详加论述，这里补充几点意见。

据《魏书》本纪，从天兴元年（398）到泰常三年（418），河东蜀人多次分批“内附”或“内属”。但他们何时由蜀地往东北迁到河东，史无明文，更不了解迁移的原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聪传》载薛聪对魏孝文帝说，“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薛广德和薛永后裔之说自是附托，不足信。蜀人薛氏何时到了河东汾阳，从这段记载也看不出来。《资治通鉴》一四○也记载这件事，却根据元行冲的《后魏国典》，作为薛宗起回答孝文帝：“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前一句意义不太明确，“二世”二字可能属上，也可能属下。可能指薛氏家族本身，也可能指刘备刘禅两代。但他们到达河东已经历六世，则语义甚明。如以三十年为一世计算，从《通鉴》此事所系的齐建武三年（496）上溯一百八十年，正当东晋南渡前后，也许蜀人之迁徙到河东，和西晋末年民族大迁徙，巴族氐族的动荡迁移有关？总之，司马光这段记载，不采《北史》而采用元行冲的书，显然是经过比较，有所考虑的。

关于蜀人与北魏朝廷发生联系的最早的史料，是《魏书》二太祖天兴元年（398）纪：“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陈寅恪先生怀疑“蜀薛”下有脱文。但仔细考察文义，河东指地区，蜀是民族，薛榆为姓名，与前面鄜城地区屠各族人董羌、杏城地区卢水胡人郝奴体例正相同，似乎没有脱文。但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天兴二年条称“……蜀帅韩砻并相率内附”。永兴三年条称“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称“帅”，称“营部”，似乎蜀人是用军事编制形式来组织的，家庭大约也包括在内，所以“营部”和“家”并列。蜀人可能从西晋末即采取堡坞自固的形式，按军队方式部勒人民，抵御进入中原的胡族，以保卫自身的安全。《魏书》四二《薛辩传》的记载，可以证成这个看法：“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北史》三六本传文饰较多，似有意掩盖薛氏武勇起家的情况，但也说薛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所谓“宗室”，不是指皇家，而是薛氏宗族。薛家所统部众称为营，而且凭河自固。虽然担任北魏朝廷的地方官，似乎仍然统帅蜀人部众。薛氏首领世代相袭，则各营的人民也必然是世代继承的。这种情况，看来与西晋东晋间沿黄河建立堡坞的乞活很近似，是据有河东一带的重要势力，所以太平真君年间，盖吴在关中起兵，“薛永宗屯据河侧”【166】，太武帝命令蜀人薛初古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魏书》四二本传）。薛氏后来逐渐舍武就文，还出了薛道衡这样有名的文人。可能因此李延寿《北史》里薛氏诸传加意铺叙，把武勇见长，善于战斗的蜀薛，描写成具有文化传统的旧门，看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北魏境内蜀人的分布，史料说法比较一致，如河东（指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带）蜀薛榆，西河（指今山西中部偏西的离石、石楼、介休一带）蜀帅韩砻，河东蜀民黄思等等。泰常三年有河东胡蜀五千余家内属。《魏书》六九《裴延alt传》，“父嵩，州主簿，行平阳〔今山西临汾〕事。以平蜀贼丁虫功，赠东雍州刺史”。同卷《裴良传》，为汾州刺史，“时南绛蜀陈双炽等聚众反，自号建始王”。“绛蜀”和“汾绛蜀贼”之称，又见于《魏书》六九《裴庆孙传》、《北史》四五《李苗传》。元袭为河东太守，建义永安间“平绛蜀”，见墓志。《通鉴》一五一胡注，“蜀人徙居绛郡者，谓之绛蜀。绛县汉属河东郡，元魏分置绛郡。魏收志郡属东雍州”。《魏书》四二《薛辩传》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卷二五《长孙稚传》，“正平郡〔今山西新绛〕蜀反，复假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又云，“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魏书》十九下《章武王融传》载，“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诏复融前封征东将军持节都督以讨之”。元鸷墓志记此事，称正光五年元融“讨胡蜀贼失利”，可知本传里的正平、平阳当是蜀人所属地区代指蜀人。蜀人大约自五胡进入中原之后，直到北魏之末，近二百年，始终聚居于西河与河东之地。萧宝夤反叛，河东的蜀人响应他，董绍所说蜀子，就是这些人。

蜀人虽然主要在黄河以东汾水流域一带，但关中也有蜀人分布。《魏书》五八《杨昱传》载，孝昌初，“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杨〕昱曰，长安关中基本，今大军顿在泾豳，与贼相对。若使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都督李〕叔仁等俱进，于阵斩神达及诸贼四百许人，余悉奔散”。此事在萧宝夤起兵前不久，说明关中有蜀人。这些蜀人在关中哪一带呢？也有迹象可寻。《周书》十四《贺拔岳传》，为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之副，入关中讨伐万俟丑奴。“时赤水蜀贼阻兵断路，天光之众不满二千。及军次潼关，天光有难色。岳曰，蜀贼草窃而已，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为吾制之。于是进军，贼拒战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军威大振。天光与岳进至雍州”。《周书》十五《寇洛传》也说“及贺拔岳西征，洛与之乡里，乃募从入关，破赤水蜀”。《通鉴》一五四胡注，“《水经注》赤水在郑县北，即《山海经》之灌水也。北注于渭。蜀贼本蜀人之迁关中者，乘乱相聚为贼”。据此可知，潼关以西，长安以东，渭水流域也有蜀人居住。萧宝夤起兵，号召了河东和关西雍州的蜀人。他们很可能是萧宝夤部队中的一部分主力，有相当代表性，所以董绍就以蜀子来指萧宝夤的军力了。《魏书》六五《邢峦传》载他的表文，估计当时属于梁朝版图的益州的形势，说如果梁朝军队迎战的话，“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这里庸蜀并称，是沿用《尚书·牧誓》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句，借以指益州人，庸蜀之蜀不是特定指南北朝迁徙到河东与关中的蜀人，自然也不能由此推断蜀人的战斗能力。至于萧宝夤之所以能号召蜀人，是否由于他本是北来的南人，在北魏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就难于判定了。

附记　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中辍多年，因增订旧日读史札记，写成小文，敬献给汤锡予先生。1982年11月3日周一良谨记。

（《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漫长悠久。以封建社会的历史而言，如采取西周封建论，到1840年就将近三千年；按照战国封建论，有两千三百年；即使认为魏晋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所以，学术界往往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按朝代进行分段研究。这不是尊重什么王朝体系，而是为了使研究能细致深入。因为每个时间比较长、比较重要的朝代，它的历史都各自有其丰富多彩而又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内容。等到将来研究工作愈加深入，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划分等问题，得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按照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划分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限算到589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是没有疑义的。但上限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从184年黄巾起义算起，有人认为应当始于192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我个人以为，196年（建安元年）也许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名存实亡。魏虽尚未代汉，但正如翦伯赞同志所说：曹操已经“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如果从196年算起，到589年总共将近四百年，则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长，仅次于绵延四百余年的两汉，比起唐、宋、明、清等时期都更为长远。单从这一点看，魏晋南北朝也是古代史中应当重视的时期。

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若干重要年代，如果在头脑中构成一副框架，形成一个个路标，重大历史事件便有所归附。遇到发生在这些路标之间的史事，立即会察觉到，它是在哪些事件之前，哪些事件之后，因而比较容易寻找来龙去脉，当然也就比较容易记住它发生的年代。例如，记住曹操给袁绍以致命打击的官渡之战是在公元200年，那么，八年以后，曹操大军南下，与孙权刘备所进行的赤壁之战在208年，就容易记忆了。记住苻坚大败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383年，因而苻秦统治下的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思动，那么，三年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立称代王在386年，就容易联想起来。又如，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在265年，这显然是乘263年灭蜀的余威而采取的行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在581年，而周之灭北齐也只在四年以前的577年，情况与司马氏代魏很相似。因此，曹魏灭蜀和北周灭齐的两个年代，可以由司马氏建晋朝和杨氏建隋朝的年代联想起来。所谓时，就是从纵的亦即时间方面来建立框架，帮助记忆，理解历史。

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西汉时，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两省，只设立了一个会稽郡。东汉在长江以南又设立了吴郡，会稽郡仍然包括今天的两省。经过孙吴和南朝，南方得以开发，经济大为发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县数目大为增加。魏晋南北朝不是汉唐宋明那样长期统一的局面，州郡建制和地理沿革特别错综复杂。汉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国时，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吴得其三。西晋时，全国分为十九州，州下有郡和县。这些都还容易掌握。西晋末年，北方各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汉族人民大批向淮南江南流移，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迁徙。由于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怀念桑梓，同时享有豁免赋役的权利，所以，东晋政权在这些北人所居的南方州郡中，暂时建立了北方州郡名称。这些虚设的州郡，后来逐渐划定了实土。刘宋以后，又在地名前冠以南字。如兖州原在山东，在广陵设置了南兖州；徐州原在苏北，在丹徒设置了南徐州。雍州原来是关中的地名，南朝却从荆州分出了雍州，设在襄阳。西晋时司州在洛阳一带，南朝却在信阳立司州，所辖河南及湖北的一部分。某些南方原有的州下面，又设有侨郡侨县。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合，错综复杂，当时的学者已经说，精于历算的人都难于搞清楚。北方的情况稍为单纯一些，但也有借南方建制之名来称呼北方土地的。如北魏在河南鲁山设置荆州，东魏又在鲁山设立广州之类。与此相关联，从东晋到陈朝，实行过九次规模和范围不等的所谓“土断”，即改变北来侨户的特殊身份，就地划归当地郡县管理，从而取消其免除赋役的特权，借以扩大政府的财源和兵源。侨州郡县与土断，是南朝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为此前和此后各历史时期所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需要注意。

人，是指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是那些民族。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突出。中国虽然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中，各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如此之多的，却仅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汉族以外各族，北方塞外过着游牧生活的，先后有柔然、高车、突厥。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即当时所谓“五胡”，加上alt人称为“六夷”。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这十六国中，除张氏的前凉、李氏的西凉和冯氏的北燕是汉族外，都是他们所建的地方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中，鲜卑所建政权最多。统一北方达百年之久的北魏，就是鲜卑族建立的。鲜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和痕迹，一直存在到唐代。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说有：巴、蜀、蛮、僚、奚、俚、楚、越。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一系列有关民族的问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对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汉化政策或加强胡化政策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胡汉人民的各种制度问题，以及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西魏、北周改汉姓为胡姓问题，等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必然会触及的。

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赖以统治和实行剥削的主要制度，体现在封建政权的官制和法制上。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乡举里选和辟召察举方式登用人才。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作为南北朝特有的登用人才的办法，持续沿用了三百多年，到隋时才正式废止。这期间中正的作用颇有变化，逐渐趋于减弱，这是和皇帝与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势力消长有关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东晋、南朝大抵沿袭魏晋旧制。东晋时，门阀士族担任高官，掌握实权。南朝的大族虽也担任高官，而不能从事管理，因而出现一种现象，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居高位而实际掌握国家机要。北朝在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以前，实行胡汉杂糅的制度。汉化以后所定官制，更接近于南朝。法制方面，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刑律法典以外，汉代往往以皇帝诏敕形式来颁布行政法规。西晋时开始采用完整的形式，用“令”来表现行政法规，与“律”并称为“律令”，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唐代。

像任何封建王朝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上的矛盾不曾间断过。如魏末皇室曹氏与司马氏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东晋皇室司马氏与大族王氏、桓氏的斗争，以及宋、齐、梁、陈王朝禅代的斗争。北朝统治阶级内部又有胡汉对立的因素，更形复杂。这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共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各次禅代过程中有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值得探讨的。东晋渡江以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起义，直到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在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不断发生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暴动和起义。到6世纪初的六镇大起义，则是鲜卑族下层所发动，并联合了广大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终于覆灭了拓跋氏政权。政治制度的特点与演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根源、发展和解决，都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上的课题。

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魏晋南北朝不如唐宋以后那样丰富，因而不少问题一时还难于彻底明了。但是，这一时期南方经济有显著发展，则是时代的特征。经济方面，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北魏的均田制度；军事方面，曹魏的兵户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皆前代所未有，是这时期所创始。其中有的成为唐代租税制和兵制的原型，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必须结合这些制度在唐代的发展来进行研究，才能充分估计出这些制度的意义，从而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适当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门阀制度由形成到极盛发展的时期。社会上的不成文法约定俗成，区别士族与庶族，他们之间不通婚姻，甚至不相交往。在担任的官职，赋役的负担，刑罚的承受等方面，也有区别。所谓高门士族，一般广占田园，垄断山泽，但也不一定尽是富有之家。他们依靠家门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垄断某些属于所谓清官的官位（这个清官是与浊官相对的，和清官海瑞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士族内部有高下不同阶层，在南朝，不同阶层一般也不通婚。士族中又有不同集团。如南朝士族中有来自北方的侨姓王谢袁萧诸家，又有江南孙吴以来的土著即吴姓朱张顾陆诸家。北朝有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各家，又有中原旧族崔卢李郑诸姓。其中也有高下之别，如清河崔氏就自以为在博陵崔氏之上。庶族寒门社会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贫穷，也可能经济上很富有而社会地位仍属寒庶。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又有等级的区分。寒庶也分成许多阶层，包括依附身份的部曲、杂户，直到奴隶等等。南朝人喜欢说士庶之别实自天隔。我们只能把士庶之别理解为阶层的区别，要经过细致的研究来划分当时对立的阶级，因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是远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明白单纯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门阀制度与士庶关系是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多问题的关键之一。士庶区别与两者内部的阶层，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各色人等，门阀制度的起源、发展，南北士族的异同，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会遇到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具有灿烂成就的。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不少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残缺不全的姑且不论，保存完整的就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羊欣、王僧虔、虞和、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论书法的文章，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这些著作提出有关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和一些初步形成的理论，说明这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史学也有较大发展，修成了不少史书。西晋时期开始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使史书成为四大部类之一，这种分类法一直沿袭到近代。历来被人称赞的前四史中，就有两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对于汉儒谶纬神学和烦琐章句之学，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章。印度佛经的翻译，这时进入高潮。小乘和大乘经典都广泛流传。不仅过去零碎不全的经、律、论三藏有了完整译本，而且开始了佛典的结集著录工作。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佛教的盛行，反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如范缜，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道教方面，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的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也都是南北朝时的人物。至于马钧、刘徽、贾思勰、祖冲之等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云冈、龙门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画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待列举。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当然不能忽略这些内容。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时期。过去往往被目为一团漆黑乱糟糟，显然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欧洲中世纪巨大进步的名言，其精神恰恰也可以适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如果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好先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老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或详或略的断代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柳春藩《三国史话》、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关于这一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论著有：陈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何兹全有关魏晋南北朝经济军事的论著、缪钺《读史存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关于这一时期专门问题的论著，社会经济方面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五朝门第》、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民族方面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文化思想宗教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及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没有集结的论文，解放以前的可以查《中国史学论文索引》。解放以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各种问题的论文，就更多了。有几种经过编排整理的原始材料：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张泽咸及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研究所《柔然史料辑录》。如果有志于进一步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还应当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细谈的了。

谈到史料，我想引用前北大历史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话，供青年读者参考，来结束这篇入门介绍的小文：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

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

彦威先生九秩荣庆

明志淡泊享上寿

游心文史乐遐年

　　　　　　一良致语

一、百济与南朝的交往

朝鲜三国时期，和高句丽，新罗相比，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据田村周澄与黄寿永所著《百济文化与飞鸟文化》的统计，百济遣使于中国南方的次数：东晋2次，刘宋11次，南齐6次，梁5次，陈4次。即刘宋时平均约五年多一次，南齐时约三年多一次。450年，百济向刘宋表求《易林》、式占（当指用于占卜的式）、腰弩，宋文帝满足其要求。梁代间隔稍长，约十年一次，但萧梁一代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却盛于前代。东晋刘宋各遣使百济二次，而萧梁时由中国去百济的人，其质与量都超过东晋、宋、齐，形成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高潮。

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经历四五百年，已经大为汉化。对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而言，译为汉文的佛经，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一套佛教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成分多于印度成分。接受佛教文化与接受汉文化，已经几乎是一回事。高句丽与中国壤地相接，接触较早，372年从前秦接受了佛教。约在同时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二十年后即位的广开土王时，国内汉文化相当普及，414年所立“广开土境好大王碑”的汉文可以为证。据《三国史记》卷二四近肖右王（346—374）纪称：“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从姓高看来，可能来自高句丽。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传入佛教。高句丽与百济之接受佛教，在社会上、思想上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多少可以说明，两国在接受汉文化方面有一定基础。新罗的情况则颇不相同，直到528年才传入佛教，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一百四五十年。而且与佛教之初传入日本相似，在社会上、思想上遇到强烈抵抗，经过斗争才顺利发展。再结合新罗社会结构中一些特殊之处来考虑，如骨品制、和白制、花郎制等与汉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就可以设想中国文化在新罗格格不入是不为无因了。

百济与北朝也不是全无交往。但其主要目的是联合北朝势力，以南北双方夹攻不断威胁百济的半岛上最强大的高句丽。据《三国史记》卷二五，毗有王三年（429）遣使入宋朝贡。四年（430）宋文帝遣使来百济。十四年（440）又遣使入宋。来往不可谓不密，而十八年（444）却又派遣使臣到北魏太武帝那里，表文说高句丽“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凌王略”。【167】陈代百济遣使四次，而对北方的北齐北周亦各遣使二次。恐怕也是意在联络北朝，共图高句丽吧？《南齐书·百济传》载北魏派兵数十万进攻百济，孙同勋氏已辨其失实。【168】

二、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

百济与梁朝关系最为密切，两国友谊与文化交流留下的痕迹也最明显。首先难得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来华百济使者的形象，即“职贡图”或“贡职图”中所绘。据金维诺先生考订，现今传世的图，是北宋所摹梁元帝萧绎约在大同六年（540）画的原图，忠实保存着梁代原图风貌。据王素先生的研究，原图不是大同六年的“职贡图”，而应是萧绎即帝位后的承圣三年（551）所创作的“贡职图”。现存的图虽已残缺，但百济使者的图像与说明文字都保存完好。“职贡图”共二十五段，现只余十二段。其余十三段在清初尚存，清吴升《大观录》中有记载。所列各国次序，据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所列表，吴升所见图及今南京博物院所藏图，百济皆在第三位（唯宋李公麟所见图百济列第十一位，未详）。第五为倭图，六为高丽，八为新罗。从百济排列位次较高，可以想见其在梁朝的地位及与梁的关系。《艺文类聚》卷五五梁元帝《职贡图序》称“度青丘而跨丹穴”，卷七四元帝《职贡图赞》说“北通玄兔，南渐朱鸢”，所谓“清丘”、“玄兔”，都是指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上三国。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篇》记梁武帝正旦朝贺，皇帝南面幄内坐，“马道南近道东有茹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百济使人位次也较近较前。《广弘明集》卷十九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记述梁武帝在华林园重云殿讲《般若波密三慧经》盛况，“凡诸听众”中皇太子及众高官之外，有“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译，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载驰。闻大华而跃踊。头面伸其尽礼，赞叹从其下陈”。当亦包括百济使臣在内。不仅使者听皇帝讲经，百济也有僧人入梁求法。《观音灵验记》云：“有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议趣，亦明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

从以佛教为纽带的联系而言，百济对梁武帝似乎尤为尊崇。《三国遗事》卷三原宗兴法条云：“又于大通元年（527）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然恐非丁未也，乃中大通元年己酉岁（529）所创也。”不论是何年创立，但在首都所在之地为邻国皇帝立寺，在当时各国总算是少有的例子。

梁朝赴百济的中国人，遍及各个不同阶层，无论他们在两国史书上留下姓名与否，都对梁与百济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贡献。《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南史》文同。这里的《涅槃》等经义，当是指梁武帝自己所著各经的注解，即《梁书·武帝纪》所称“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悲》诸经义记数百卷。”《广宏明集》卷二一所载昭明太子萧统文章，有《谢敕赍制旨大涅槃要讲疏启》，称“后阁应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169】……甘露妙典，先降殊恩。”又《谢敕赍制旨大集经讲疏启》称“宣诏王慧宝奉宣敕旨，垂赍《制旨大集经讲疏》三帙十六卷。……俯应天机，垂兹圣作。同真如而无尽，与日月而俱悬。”制旨意如后代所谓“御撰”。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云，梁武作诸经“义疏”数百卷。讲疏、义记、义疏当为一事，指讲解注释。所谓“涅槃等经义”，当即泛指各经注解。这些讲疏或义记，可能就藏在前几年所建大通寺内吧！

据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国子监条，梁国学有博士二人，太学博士八人。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百济传》的《毛诗》博士，当即五位五经博士之一，为高级专家，而非一般的太学博士了。

523年逝世的百济武宁王（斯麻王）墓中志石上，有南朝五铢钱，凝集成块，约九十枚。墓中还发现可能为梁朝遗物之青瓷六耳壶、环头大刀，和铜钵、铜匙各一对，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170】派赴百济的画师和工匠，其姓名人数都没留下记录，但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业绩，也可以从考古资料得到证明。公州宋山里百济古坟砖上的花纹，与南京所出梁代砖文酷似。宋山里茅六号坟发现的砖上，有用篦子刻画的文字：“梁官瓦为师矣。”【171】说明梁朝匠人和他们的劳动成果在百济所起作用。

研究梁与百济关系时，有一件伤感动人的故事必须提到。《梁书·百济传》云：“太清三年（549），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南史·百济传》文略同）《梁书·侯景传》记述稍详：“是月（十一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景闻之大怒，送小庄严寺，禁止不听出入。”（《南史·侯景传》文略同）《三国史记》卷二六综合两传，亦记此事。《百济传》用“并”字，说明使者不止一人。《侯景传》称“于端门外号泣”。据《酉阳杂俎·礼异篇》云，“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次曰太阳门。”说明端门为宫阙头道正门，为贺正旦之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朝所必经，亦临通衢大道，故使臣号泣于此，且有行路者得见也。

三、赴百济讲学的陆诩及其师友

《陈书·儒林传》郑灼下附陆诩传云：“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天嘉初、侍始兴王伯茂读，迁尚书祠部郎中。”《南史·儒林传》陆诩亦附于郑灼传后，文略同，唯《三礼义宗》书名脱宗字。陆诩吴郡陆氏，疑亦五经博士之一，唯何时赴百济不可考。陆诩事迹虽其详不可得知，其人之师友却尚可踪迹。

盖崔灵恩见《梁书·儒林传》，称“清河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兵部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南史》本传文同。陆诩少年时当在听讲者数百人之中。《三礼义宗》一书，《南史》及隋唐诸志皆作三十卷，《梁书》本传作四十七卷。其书宋元时尚存。【172】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成四卷。《崇文总目》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事，该悉其义，推演宏深，有名前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书，商略可否，为礼学之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核矣。可见崔灵恩为梁代礼学大师，陆诩亦专门名家，故梁武派遣他到百济去讲授礼学。

《陈书》、《南史》陆诩皆附于郑灼传。《陈书》称灼东阳信安人，少受业于皇侃。以本职中散大夫兼国子博士，卒于太建十三年（581）。传称灼精勤，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传末又云，时有吴郡陆诩等，“俱以礼学自命”。可知陆诩年辈大致与郑灼相等或稍晚。日本有写本《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一卷，原藏田中光显家，后归早稻田大学。卷尾书名上有“内家私印”章，据传为光明皇后（701—760）之藏书印记。【173】据罗振玉考订，书中每见“灼案”字样，当即《陈书》之郑灼。其书当为皇侃《礼记子本义疏》。郑灼传只言“抄义疏”，文义不明确。罗氏以为郑灼抄义疏，同时附以自己见解，故本传不言其别有著述。罗氏又云，此卷用纸质松而薄，色浅黄，与唐代麻纸滑泽坚厚而色褐或深黄者大异。卷中不避陈隋唐诸帝讳，疑即郑灼在梁朝时所手书。罗氏之言，似可信据。今细检全卷，有数处称“崔云”，当即郑灼引用崔灵恩语。南朝尚玄学不重名物训诂，而喜义解，多以玄学解经。然《北史·儒林传》记南北治经学风，虽好尚不同，亦因经而异，“《礼》则同遵于郑氏”。此卷中讲释《礼记》，殊不见玄学解释，纯是汉儒训诂旧章。盖崔灵恩来自北方，原宗郑氏，南朝之《礼》学亦以郑氏为主，互相合拍，故郑灼所传者如此。估计陆诩在百济所讲授之礼经，亦本郑康成之学也。这些假设与推论如能成立，这个卷子与陆诩的师友都有关联，进而可以推想梁朝传入百济的礼学之渊源所自，对于研究百济与梁朝的文化交流，庶可由此再深入一步。

（《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9月）

学术自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生于青岛。原籍安徽东至县，在北京、天津生长。自8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计10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等，学习写作古文，对清儒考据著作也有所接触。塾师中受益最深的是24岁来周家、28岁即去世的南皮张潞雪先生（张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还曾先后学习日语和英语。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因专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进入创办不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的历史大师们不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因而次年又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学，我受知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先生。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学方法（初级和高级），给了我考证和处理史料的严格训练。作为邓先生课程的学年论文，我在三年级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则是由洪先生出题并指导的，这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大学毕业时，我被推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毕业后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此时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放一异彩，由衷佩服。后由陈先生推荐，我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的一年中，我尽情享受了自由自在无拘束地遨游书海的乐趣。在陈寅恪和傅斯年两先生的指导和熏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写成了几篇文章。《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长，以及南朝少数民族问题，采用的视角在当时颇为新鲜。其中某些问题我曾写信请教陈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锐与活跃。《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解释了北朝史上这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遂成定论。《论宇文周之种族》是根据傅斯年的启示写成的，以后也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学习。燕京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叶理绥先生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后来被誉为“西方日本学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师汉文传记的英译，以及脚注和考据性的附录20则，因是第一手资料，对西方佛教史学界颇有裨益。论文发表后，当即有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富路特教授致书称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论著索引也推荐介绍了此文。我在1982年访美时，几位青年佛教史学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复印此文以供随时参考，颇致钦挹。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曾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约两年。1944年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任日文教员两年。

1946年夏归国后，我先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讲授高级、初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起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相同。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回忆初回国三四年间，意气风发，时时思如泉涌，研究精力颇为旺盛。这期间我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等，佛教史方面写了《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胡适之先生曾致长函反驳此文观点）、《能仁与仁祠》等，敦煌学方面写了《杂抄考》，还参加了对“俗讲”的讨论。解放前夕，我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王森，清华大学的邵循正，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发起组织了东方学会，轮流举行学术报告，并准备出版刊物。在学会中，我曾作过关于牟子的报告。此时北京高校无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程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解放后，我在1951—1952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这期间，先后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教课程，有初级及高级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中国历史文选等。1986年离休。

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和许多单纯而正派的知识分子一样，长期有一种负罪感，其来由不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留学美国、脱离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严格而迫切，对历次政治运动，思想上始终感到要紧跟、要革命。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这时我自己的亚洲史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史，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写于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之时）、《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写于1962年所谓“回潮”之时）。还有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原为1968年纪念维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灾难未能完稿。这些文章把明治维新的性质确定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观点，《几个问题》一文还被日本左派史学家译成日文发表。8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得以把重点放在更感兴趣的江户时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共收有论文18篇，除去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外，其余各篇均为这些年中完成。近年来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并翻译了他的自传。

新中国成立后，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我广泛搜集资料，先后写作了一系列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文章，并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这些工作不足以称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8年“大跃进”时代曾兴起学生自编教材之风，60年代初周扬同志便采取纠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由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观点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

80年代我还参与主持了两项工作。一是受周扬同志委托，主编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发凡起例，邀约19位有关专家，分章撰写了中国与22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尽量吸收前人成果，重点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上，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这是一部对史学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参考书。另一项工作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孙毓棠逝世后，我接替了有关任务；同时并兼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编，还参加撰写了“南朝”等条目。中国历史卷计430万字，是40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七卷本巨著《人类科学文明发展史》，我在1980年应邀担任其第三卷（公元前7至后7世纪）编委会的委员。与旧版相比，对我所写日本、朝鲜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

解放后我多次到亚、非、欧、美国家访问。80年代以前的访问，着重在文化学术交流名义下发展人民间的友谊；80年代后则多以交流学术为中心，同时也自然增强了友好关系。1997年2月我应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赠的山片蟠桃奖。这个奖项，是日本方面为介绍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绩卓著的外国学者而设，每年颁予一人，已有十几人获奖，但中国人获得此奖尚属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为发现的个别文献作跋；80年代进而接触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对敦煌书仪进行全面研究，这是“敦煌学”中极少有人耕耘的领域。我先后写作了《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与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并与赵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书仪研究》。这些论著，对于写本书仪的类型、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做了系统论述，填补了“敦煌学”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作报告，被收入《讲座敦煌汉文文献编》等书中。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后来遂打算继承郝懿行《晋宋书故》，着手对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语词进行研究。在70、80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札记》中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诗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例如在“相闻、相知”条中，我不但说明了“相闻”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种用法沿袭至唐代并传入日本，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专立“相闻”一门，即指相互酬答。

《札记》除疏通语词本义之外，也尽力“通古今之变”，对诸多历史表象背后的重大政治线索予以深究。例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通过两段话语，揭示了宋文帝时身为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在面临猜忌和诛杀时力图免祸之窘境，显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晕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尖锐。又如“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名教自然‘将毋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都包括长篇综论，对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节点深入剖析。

《札记》的这些工作，我认为还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川胜义雄1981年1月7日曾来信说：“……诸条中赅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

80年代我针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了一些探讨。解放前我对魏收之史学的研究，虽然细密，但今天我感觉还未超出传统史学的史例、史法之类衡量标准，是比较死板的一种做法。例如对崔浩“国史狱”这个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视野也比较狭窄。80年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深度和广度都不相同了，进而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我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的有关辨析，被誉为“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讨论史学史上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时，我指出最早的历史记载，大抵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晋国、楚国的国史大约与鲁国史一样也是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后，才出现了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5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了普鲁塔克的列传体《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就显示，要从人类思想的脉络和中外史学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和意义。

史学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而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也不限于史学史本身。魏晋以来王朝更迭多用禅代，政权交接以及其间的政治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国史断限”这类纠葛之上。西晋编撰国史时，曾有人提出把晋朝历史断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于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义性有所减轻，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西晋和东晋的史学家，在这个事件上各自显示了不同面目。

我对南朝、北朝之史学特点加以比较，认为各有异同。南朝史学注重议论的“精意深旨”，看重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晔《后汉书》的《党锢传序》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宦者传序》从古代寺人制度谈起，《儒林传序》论述了东汉二百学官发展，《西羌传论》纵论了东汉以来羌人活动及汉廷迁徙政策的失误，这都是通过贯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也有同样风格。而北朝如魏收《魏书》的“序”或“论”，就给人以就事论事、拘泥具体功过得失的感觉，缺乏通观全局的评论和对变化发展的把握。我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就南北文化的总体风貌来分析其南北史学异同的缘由。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跃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在佛学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实践；在经学上，也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的情况。南朝文化在玄学和佛学的推动促进下，偏重于分析思辨，故与北朝不同。用《论语》之言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朝偏于“思而不学”。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势。

从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就可以体察到文化是既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的，又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我名之为“深义文化”。南北史学的异同，与文学、宗教、经学等等的异同密切相关，从而显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调和风貌上的总体差异，这就证明了“深义文化”的存在。

与之相类，我感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同时体现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诸多方面。日本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的特点，重视体现责任与义务的“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善于模仿，以及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情调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这就说明，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而“深义文化”，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时，我发现有些影响在对方国家和民族中生根、发芽、结果，交流的结果长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响在较短期间风靡一时，却未能生根发芽，不久即成陈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情况呢？通过对具体例证的研究，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交流的内容本身是否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长远价值、经得起考验的精华；二、这种影响是否适应对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日本从7到9世纪尽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进入10世纪后庄园制兴起，贵族控制了政权，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适用，就形成了另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则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越南李朝，还影响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诞生，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则显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不平衡现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近两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印度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殊不显著。这都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看来，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

培养研究生应是一个教授的职责，但我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转来，他识见敏锐，理论修养较好，研究的题目是日本现代工人运动，我不能赞一辞。他后来转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时代，取得很好成绩，现在已是将要退休的博士生导师。1963年又通过考试招了两名日本史研究生——叶昌纲、周启乾。由于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文革”开始，既没有课程考试也没有作论文。其中，周启乾根据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的“在职调干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的精神，于1968年回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次年又随天津市万名干部“转”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桥大学进修，1987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1989—1995年任所长，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日文）、《日俄关系简史》等，译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论文多篇。叶昌纲考取研究生后开始接触日本史并学习日语约一年。“文革”开始后，号召研究生揭发导师，叶昌纲农民出身，为人淳朴，积极追随“老佛爷”把我打倒，后分配至山西大学，未再见过面。

1978年梁效审查结束回系之后，曾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国后主持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事务；一人原喜音乐，辗转数年以后终于归队成为音乐编辑；另一人出国，除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外，还攻读商业贸易获硕士学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谓皆得其用，然与魏晋南北朝史无关。另有胡宝国在历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爱专业，努力奋斗，成绩卓著。

1998年秋，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佛教史与敦煌学；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杂论与杂记。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学方面。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阎步克执笔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榦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煨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本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3世纪末或4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陞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80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都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雠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蝯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羡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

（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
1999年5月7日记。）

史语所一年

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年——1936年秋至1937年夏。这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了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我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

我1935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在燕京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年五百元），做了研究生。当时燕京的制度是第一年按照两个颇长的书单自己阅读，学年终了举行笔试。中文书单包括《资治通鉴》等，西文书单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回想起来，我当时未作长久之计，认真读这些书，这一年的时间，大部分用在陪女朋友在诗一般的燕京校园共度花晨月夕。她当时是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我实际上在等待她毕业一同离校。（俞平伯先生曾比喻过，清华园是散文，燕京是诗。）

另一方面，这一年我在学术上却又有极大的收获，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课，眼前放一异彩，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走他的道路。关于这一个情况，我在别处已谈得很多，兹不赘述。1936年暑假中，忽然得到同学俞大纲自南京来信告诉我，经陈先生推荐，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原来他已向陈先生（历史组组长）介绍了我的情况，陈先生同意向所里推荐通过，他才通知我。接受陈先生指导和搞研究工作，这两个条件对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当然极愿意去。女友当时刚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对我去南京也支持。我父亲与陈家关系很深，我祖父殁于南京，墓志即出于散原老人之手。师曾先生是他老友，为他画过不少画、刻过不少印章。他与方恪先生是青年时代同学，莫逆之交，至老不渝。父亲听说是陈寅恪先生推荐并跟他工作，也很高兴。但我同时又有一点顾虑，怕燕京的洪煨莲先生为燕京保存可能有用的力量，不同意我走。以前燕京搞明史的李晋华先生去史语所工作，洪先生曾为此大不高兴。俞大纲当已考虑到此，在信中赘了一句：“至于哈燕社奖学金、燕大硕士学位，我兄谅无所留恋也。”这话说得对，我当时对寅恪先生景仰之诚和追随之幸都远远在名利与学界派系考虑之上。凑巧当时暑假，洪先生不在学校，对我的决定未形成阻力。

南下前，我叮嘱女友，到清华后一定去听陈先生的课，并作详细笔记，以便我学习陈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

赴南京前，到清华园西院谒见陈先生。他对我的情况似颇了解，未多垂询。说他作历史组组长，也是遥领，参预决策，组中一切事务均由所长傅孟真先生处理。但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由他负责，可以通信联系。

俞大纲先生到浦口相迎，共乘轮渡过江。黄而浊的扬子江水使我颇感失望。中央研究院在北极阁下，史语所占其中一座大楼。傅先生见我表示欢迎后说：“请你来做助理员，但目前没有名额，暂时给你图书员名义，但做助理员工作，薪水同样八十元一月，明年再改为助理员。”这些我都无意见。傅先生交代我的研究任务是魏晋南北朝史，并说“将来写出文章，够水平就在集刊发表”。他没有命题作文，也没有给任何条条框框，更没有把文章和升级、提薪联系起来。因此我感到，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不带任何一点功利主义，是完全自由研究。

我在燕京时写《魏收之史学》，对北朝史有所涉猎，因此现在计划从南朝着手，先读沈约《宋书》。我仍采用私塾办法，用朱笔点读。因为只有自己断句，才能理解得比较确切，而无遗漏。如果自己断不了句，必然是没懂，就迫使你思考。

史料多多益善，越完备越好，才便于比较，去伪存真。在索引工作很不完备，更无计算机可言的年代，只有靠笨法子。我每逢人名就去查本传，逢地名就查地理志，逢官名就查职官志。关于重要时代和事件，我必然翻阅《资治通鉴》。宋代保存的魏晋南北朝史料比今天多，而司马温公断制有方，所叙多可信赖也。清人长于史料考证，读史必须利用。我读正史必同时检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书考订最精，赵书融会贯通史事，王书稍差，亦不无用处。

在精读正史之外，我还涉猎一些有关时代的子部著作，如《世说新语》、《异苑》、《颜氏家训》等；集部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关部分；金石书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证》等。

总之，在史语所的这一年，我比较仔细地读了八书中《隋书》以外的七部，参阅了《南北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广泛阅读史料过程中，自然遇到某些引起注意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思考，得出所以如此的原因。再从其他未利用过的书中，有针对性地寻找补充证据，最后形成结论。一篇论文也就完成。我这一年中，写了四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评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宇文周一文是根据傅先生启示，为之论证。书评不算所里工作，给了母校历史系的《史学年报》。另外两篇则是广泛自由阅读基础上水到渠成写出来的。南朝各种人一篇，人口的计算方式可能不妥，但关于南北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地位之消长，以及少数民族问题，所论在当时却颇新鲜。关于溪人曾通函请教陈先生。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想到一点就寄一张明信片，有时我一天收到好几张。他说自己“胸无定见，殊可笑也”，实际反映陈先生思想之敏锐与活跃。后来陈先生在关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文章中，回忆当时研讨之乐，有一段颇富感情的话。我在美国，胡适之先生举以见示，我读后深为感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都是北朝史中习见之称而不得其解者，我的文章初次做了解释，遂成定论。

史语所的办公室，一间约有三十多平米，几人合用，每人一书桌、一书架。平均占有的空间相当之大，各不相扰。记得我被安排的屋中，有劳榦、李家瑞两先生和一位书记。单身宿舍比较简陋，先在蓝家庄，后迁成贤里，我一直与全汉昇先生同屋。宿舍内不好工作，所以我晚间仍去办公室。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我当时想，这谈何容易！以后在哈佛为拿学位，学了德文，突击过关，以后不用，也就还给老师了。

所里有早晨签到的制度，考古组有一位青年名刘耀，总是蓬松头发，常常与我先后签到，相视一笑。他的姓名引起我的注意，此人即后来的尹达。所中不定期由各组举办报告会，有一次会上讨论中，傅先生对张政烺说：“你是最critical的，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可见傅先生对所中每人的业务情况是胸中有数的。有一次陈先生来南京开会，在所里与大家座谈。结束时傅先生对大家说，“陈先生不能在京久留，因为陈太太将要生儿子。”可惜傅先生善颂善祷的“吉言”未能实现。我还在全院大会上听过俞大维报告绥远抗战情况。哈佛大学学哲学的博士，竟成为全身戎装的兵工署长，我想是效法他的外曾祖曾国藩既能治学又能治军吧。

当时所里除历史组同仁外，与语言组的丁声树、周祖谟两位较熟，后来也都留在北京。我曾请教丁公京剧中尖团字问题。他说他的家乡河南方言里就有此区别，举出许多例证见告。我也从而悟出日语汉字读音中也区分得很清楚。如弓箭之箭与宝剑之剑、白雪之雪与红血之血。关于文字音韵方面，常常请教周祖谟。前几年研究日本新井白石，关于他所参考的明末清初字书的评价，都是得之于周公的。

史语所这一年中社交活动不多。傅先生曾邀我到家便饭，向傅老太太介绍说：“他的祖上在咱们山东做过大官。”所外史学界朋友只有陈沅远。他是燕京研究院毕业，以论文《唐代驿制考》知名，当时在水利部门工作，仍做些研究。我经常从所里替他借书，如《册府元龟》等。燕京1935年毕业班在南京约四五人，亦曾聚会。其中经济系的黄晟乃黄秋岳之子，抗战开始不久即以出卖军事情报，父子同处极刑。此外德国卫礼贤教授的儿子任国民政府顾问，其母也在京，我曾去访问她。德国老太太看见二十多年前自己哺育过的中国婴儿长大成人，异常高兴，相聚甚欢。她在所写卫礼贤的传记中记了此事。

1937年夏，我回天津探亲。抗战爆发，史语所内迁，我滞留天津租界家中，准备结婚后去内地。后有赴美机会，改变计划。

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乙量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中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1946年，傅先生又有信给我，约我回所任历史组组长。我已与燕京有约，当然不能应命了。

1998年2月，周一良记，时年八十有五

纪念陈寅恪先生

我和在座的国内外诸位先生一样，抱着十分崇敬和无限怀念的心情，来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发言，想分为三部分。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二三十年代一些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三、陈先生开拓的学术领域（魏晋南北朝史）的现状与发展。

一

第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这几句话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关于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教授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中已有明确解释，认为是指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为什么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则不易理解。实际上，陈先生服膺于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个理想是1898年即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前张之洞正式标举出来的。汪荣祖教授指出，光绪初年此说已经流行，所以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的第二章标题，径作“思想在同光之间”，我认为这样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陈先生在审查报告中为何自称“咸丰、同治之世”，我猜想会不会因为曾国藩卒于1872年亦即同治十一年，所以用同治为断限？这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句话倒是颇为清楚的，但我们今天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大有明确一下的必要。首先，陈先生说这话是在193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的二十二年，说明陈先生之有取于曾国藩与张之洞，绝不是要在政治上效法他们，仍然忠于清室做遗老；其次，我们在80年代新中国的今天，推想陈先生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理想与实践，不能像极“左”路线流行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把曾国藩只当做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目张之洞为力主镇压义和团的清廷帮凶，而抹杀他们两人的其他一切方面。如果这样，就无法正确认识陈先生的自述。可喜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全面评价帝王将相统治阶级人物了。解放后也曾有人说过，曾国藩若不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应当说他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完人。其实，即使如此，也应当承认曾国藩是封建社会中对儒家伦理道德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张之洞呢，早年就和陈宝琛、张佩伦等并称为清流，是朝廷上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与号称浊流的以吏治能干见长的官僚相对立。以后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仍有积极意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方面，曾张二人固然不像徐桐之流那样盲目排外，也决非彻头彻尾投降。曾张两人都曾兴办洋务，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目的是出于抗御外国侵略。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并非事事都按清廷投降意旨处理。由于他的努力，天津的地方官多少得到保全，他自己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正说明他民族良心未泯。曾国藩1870年教案办完后，1872年初就死去，看来跟他在天津碰上的糟心事不无关系。曾国藩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太平天国要推翻而他所笃守的孔孟之道。曾国藩在军中不废读书，还想“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马之文章”。张之洞也是有学问的人。他19世纪70年代任四川学政时主持纂编的《书目答问》，八十年间一直是指导封建知识分子读书的津梁。解放后，此书仍是研究古典文献的人有用的参考工具。成都的尊经书院和广州的学海书院，都是张之洞创立的，它们在培育人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良好作用。我想，这就是陈先生心目中议论与之相近的曾湘乡与张南皮吧？我体会，无论做人或做学问，陈先生都是以广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为指导的。做人方面，他服膺旧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及民主自由理想。做学问方面，他遵守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吸收西方近代历史、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来认识陈先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陈先生如同自来正直的士大夫一样，是爱国主义者。他关心时事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婢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这一点大家读陈先生著作自然都清楚。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他自己明说，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在旧中国，他虽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却始终住在清华园教书。在新中国，他坚辞第二历史所所长职务，始终不离广州。此无它，不愿居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与北京也。这可能出于他的书生气质，而这种气质之养成，很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三立）先生的影响有关。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云：“不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1928）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太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可见散原老人有意远离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就像他自己的诗句所说：“且作神州袖手人。”散原老人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人从政，其余都从事文化教育，似亦可与陈先生之远离政治联系起来考察。

陈先生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而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个思想，这在悼念王静安（国维）先生的有关诗文中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句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像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陈先生认为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指清朝）所造成的。陈先生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吴雨僧（宓）先生1961年重晤陈先生之后曾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我看吴先生确是真知陈先生者。汪荣祖教授所著传记的“思想在同光之间”一章，以吴雨僧先生此语作为结尾，堪称史家卓识。我想海内外真正同情和了解陈先生的人，一定都同意汪荣祖教授不凡的史识。明乎此，然后可以理解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陈先生不去台湾，不走香港，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兴旺发达有所感受，“百花齐放听新莺”和“倍觉承平意味长”之类的句子，多少表达了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在解放后的诗中，又有不少低沉抑郁，愁苦凄绝不能自已的诗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依恋。这种痛苦的矛盾，陈先生自己始终没能解决，直到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王静安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在形式上拖着辫子，还充当小“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但他还有条件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参加他所不赞成的张勋复辟，且这种怀旧也没有妨碍他在中华民国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陈先生不幸而遭逢“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虽欲远离政治而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备受迫害而死。“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十二个字，可谓一字一泪，至今读之犹令人黯然神伤。汪荣祖教授所撰传记，以“废残难豹隐”五字作为全书倒数第二章的标题，真是点睛之笔。陈寅恪先生如果能活到打倒“四人帮”，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起，迎接科学的春天，那该多么好啊！

陈先生的学术，我想用他自己描述王静安先生的话来形容和概括最为恰当：“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先生学问之博洽，早已有口皆碑。吴雨僧先生与陈先生在美国同学时，就“惊其博学”，以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我还记得唐立庵（兰）先生说过，当年吴子馨（世昌）先生同他纵论并世学人，曾作大言云，“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但更重要的是既博而又精，所以吴雨僧先生在“惊其博学”的四字考语之后，紧接着说了四个字：“服其卓识。”他归国以后在清华重晤陈先生，赠诗又有句云，“独步羡君成绝学”。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中常说“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先生的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可以当得起这句话。

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覆，他自己没有讲到过。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学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陈先生不少论文处理的是小问题，但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大问题来考察，亦即陈先生所说的因小以见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微观到宏观，把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译义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孟劬（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结果。

以上是我学习陈先生著作后试图展望的“涯岸”和试图寻求的“辙迹”，体会不深，远远不足以概括陈先生的卓越成就与丰硕业绩，希望在座诸位先生批评指正！

二

现在从我自己的体会，回忆一下30年代抗战前学历史的大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

我1931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辅仁开办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对于低年级课程毫不重视。一年级有两门中国史课程。先秦史由驰名中外的中西交通史专家而与先秦研究了无关系的张亮尘（星烺）先生讲授，上课只是念好像根据马骕《绎史》编成的厚厚一册讲义。另一门中国近百年史，用中华书局出版陈怀所编《中国近百年史要》，教授却是柯凤荪（绍忞）先生长子、专精金石学的鉴藏家柯燕舲（昌泗）先生。柯先生不能阐发近百年史的要点，只喜欢大谈清末掌故，我当时倒颇感兴趣，但并未学到多少中国近代史。而辅仁大学中国文史方面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锡）先生、伦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级学生都无缘接近，更谈不到亲聆教诲了。我感到不满足，决心转学；由于没有读过中学，所谓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师大等根本进不去，于是1932年转学到私立的燕京大学，插入历史系二年级。进燕京后头一年中国史方面的课程，有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断代史和洪煨莲（业）先生的史学方法。当时燕京的断代史从秦汉讲起，除宋辽金元史由张亮尘先生来兼课之外，各段都由邓先生讲授。作为讲义用的《中华二千年史》，实际只是参考资料，邓先生讲课另起炉灶。他注重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大势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间或讲些小典故。邓先生讲课娓娓而谈，很能吸引同学。记得邓先生开的断代史我都选修了，其中我对魏晋南北朝一段特别感兴趣。可能因为邓先生早年喜欢研究这段历史，还写过《南北朝风俗志》，所以讲课也特别精彩，我以后专搞这段历史，就是受了邓先生影响，引进门的师傅，就是邓文如先生。洪煨莲先生教的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史学方法，分初级、高级两门。初级史学方法从如何作卡片讲起，包括引书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追溯第一手史料，如何写成一篇论文，如何列举参考书目，等等。对于对考据之学已略窥门径的我而言，这些内容未免显得卑浅无甚高论。但洪先生口才极好，讲课仍很引人入胜。他布置作业，让学生运用他所讲的方法试写论文，要求非常严格，这确实也是极有益的训练。以后我搞研究时的严肃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和洪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的序言，就是我在高级史学方法班上的作业。洪先生讲课内容使我长久不忘的，还有他所说：只要你掌握五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

1935年我毕业后，又在燕京读了一年研究院。当时燕京有一位同学俞大纲先生（后在台湾逝世），是陈先生表弟，精于唐史。后入史语所工作。他经常向我们谈到陈先生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的历史造诣尤深。1935年秋季，我做研究生比较空闲，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榦）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逊）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当时已在史语所工作，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同时搜罗陈先生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阅读，虽然当时对其中不少内容并不甚了了。现在回想，从劳余两位和我当时的反应看来，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今天我回忆，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这种认识当然与今天如何评价陈先生的学术无干，仅为了说明30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陈先生而已。

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写数字。回想我在燕京时所写关于魏收的史学、北魏镇戍制度的论文，明显是邓文如先生的路数。到史语所后一年中所写关于南朝各种人、宇文周种族、领民酋长等三篇论文，着眼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等，研究的途径和成果，显然是陈先生影响下的产物了。

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余，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这里顺便谈一下陈先生对待朋友和后辈的态度。陈先生对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1946到1948年间，我有机会时聆陈先生教诲，同时给陈先生译读日文杂志的论文。解放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任务屡变，游骑无归。再加以政治运动不断，精力分散，旧业务抛荒，新领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几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陈先生的学术道路我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64年我到广州，是解放后第一次也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和先生相会，竟没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汇报。从那时到今天又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来广州纪念陈先生，深感有负先生的厚望，心中无限惭愧。

三

陈先生的学问方面极为广泛，所开拓的领域很多，我只能就魏晋南北朝史发言。自己见闻非常有限，港台学术动态所知尤少，必然多所挂漏，希望批评指正！

追溯这段历史的研究，自从《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成书之后，头一个整理研究这四百年历史的，当推北宋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他利用正史和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和助手们剪裁排比，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体大思精，明白清楚。《通鉴》从建安元年（196）曹操奉献帝都许，到隋开皇九年（589）平陈，这一百一十五卷（占全书39％）就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而《通鉴考异》则反映了研究的过程。清代学者在治经之余，有不少学者以治经之法治史。他们所考订多包括《三国志》以下诸史的史实、文字等等，如钱大昕、王鸣盛诸家。洪颐暄的《诸史考异》则专考订《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与上述各家有所不同，胪陈史事，贯串论述，也涉及这一段。此外还有各家的补表、补志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汇总了清代学者对这两部史书的考订。大体可以说，清代学者在这一段的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则没有在司马光之外作出什么成就。

陈先生很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陈先生本人的著作，则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五四以后关于古史的辩论很热闹，但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研究却异常寂寞。1928年清华改旧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1931年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而这段历史的研究，似乎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陈先生逝世时，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学者，不少是直接受业于陈先生的学生，如蒋天枢（文化史）、姚薇元（北朝胡姓）、谷霁光（府兵制）、杨联陞（社会经济）、汪篯（均田制）、徐高阮（《洛阳伽蓝记》、山涛论）、万绳楠（政治史）、胡守为（政治史），此外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何士骥（部曲）两人，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但他们在清华时，陈先生主要研究满蒙梵文与汉文文献的对照，尚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何两家著作中，也看不到陈先生影响。其他在此领域作出贡献而并非陈先生及门弟子者，有余逊（政治史）、贺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经济史）、刘汝霖（学术史）、王仲荦（政治、文化）、马长寿（民族史）、劳榦（政治史）、唐长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谭其骧（民族史）、何兹全（经济、军事）、缪钺（政治、文化）、牟润孙（政治、文化）、王伊同（门阀）、严耕望（行政制度）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陈先生学风的影响。他们几乎都不是只研究魏晋南北朝，而是或上连秦汉，或下及隋唐，只有这样才能观历史之会通，这也是陈先生作出的榜样。其中谭其骧专治历史地理，缪钺长于文学，都兼及这段历史。唐长孺涉及多方面的三本论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以及谭其骧、劳榦、何兹全的某些论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必读的论著。

陈先生逝世以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这二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蓬勃发展。首先是队伍扩大，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并出版专门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以熊德基、黄烈为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有关成员有张泽咸、朱大渭、童超等，出版了《魏晋隋唐史论集》。武汉大学有以唐长孺为首的3至9世纪史研究室，成员有陈仲安、黄惠贤、朱雷、陈国灿、杨德炳、卢开万等，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实际是论文集的谦称。北京师范大学有以何兹全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黎虎、曹文柱、陈琳国等。四川大学有以缪钺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刘琳、马德真、杨耀坤、朱大有、方北辰、吕一飞等。北京大学有以邓广铭为首的中国中古史中心，也有魏晋南北朝史组。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而未成立机构者，山东大学历史系有王仲荦、郑佩欣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简修炜、刘精诚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有李培栋、严耀中等，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有蒋福亚、许福谦等。198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这一领域的发展，还表现在断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现和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全面和某一方面的通史，有王仲荦的系统巨著《魏晋南北史》，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朱大渭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李祖桓的《仇池国志》等。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应镠的《南北朝史话》具有特色和深度。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有唐长孺多年苦心孤诣主编而成的《吐鲁番文书》，张泽咸、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所的《柔然资料辑录》出版于1962年），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苏晋仁、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注》，朱季海的《南齐书校议》，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王仲荦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成书远在出版之前），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徐震谔的《世说新语校笺》，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出版于1963年），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的《颜氏家训汇注》，张忱石校点的《建康实录》等等。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也在1984年以后陆续印出。

最近几年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现在仅仅就我个人所能读到的论著，述其大概。挂一漏万，只能作为举例说明而已。

陈先生关于经济史方面谈得很少。唐长孺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他的学生高敏作了进一步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由于材料限制，难作系统概论，但高敏对某些关键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论定两晋的占田与名田相同，指私有土地，而课田为课税之私田；黄籍为西晋以来正规户籍，白籍为土断以前侨户之籍。其他对吴屯田、食干制、徭役、杂户制等，都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取得可喜的结论。田余庆研究东晋百年间的政治史（《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王与马共天下”的由来，区别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探讨东晋侨姓门阀的主要来源，肯定门阀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论证门阀政治与流民的关系、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及文化面貌，从理论上指出门阀政治的暂时性与过渡性。祝总斌研究汉晋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如果我们用陈先生的学风和道路来衡量，田祝两家的研究都是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东晋南朝二百几十年或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陈先生具备朴素的辩证法，田祝两家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善于分析与联系，两家的著作中其例甚多。前者如论证司马越与司马颖分为两派，而又孕育出司马睿的江左政权；东晋诸王对待北方胡族有亲匈奴与亲鲜卑之别，因而影响政治史的发展；北府兵与政治的关系——由门阀士族控制的军队变为次等士族的军队等等。后者如辨析官职名称前后虽相同而作用已异，或者前后官职名称虽异而作用相同；结合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甚至官衙地点所在，来分析官职作用的变化等等。这样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学界长期笃信的说法亦为之动摇。如桓温枋头之败自来认为他政治上从此倒霉，而田书论证桓氏实际上从此在江左得势；西晋荀勖由中书令迁尚书令，说“夺我凤凰池”，自来据此语断定尚书令不如中书令重要，而祝书认为荀勖此话用意别有所在，不能据此断定中书令重要性在尚书令之上。少数民族问题为魏晋南北朝史之关键问题，近几年周伟洲的研究取得了扎实可喜的成就（《汉赵国史》、《敕勒与柔然》、《南凉与西秦》、《吐谷浑史》），曹永年结合考古资料，对鲜卑拓跋氏早期历史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讨，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重点实际在这一段，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米文平发现嘎仙洞北魏刻石及其有关论著，更为北朝史研究增添了光彩。

据我个人所看到，近几年各大学历史系博士硕士生的研究论文，也颇有涉及这一领域的。这些论文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不乏宏观与微观结合，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有的虽是老问题，如侨州郡县，研究者却能从长期以来纷纭难解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与规律来，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胜过了清代学者。有的则完全从新途径进行考察，如文化地理。我再重申一下，这里所举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只是就我个人所读到的论著，发表个人看法，主观片面肯定不免。全面的综述，请参看《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年度的概况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有关部分。

话已经说得太长。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我想首先是今后不能局限于这四百年，必须上下贯通，综合考察。研究方向，恐怕社会史、文化史和地区史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提上日程。当我们今天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今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把陈先生开拓的这个领域发扬光大，不断深入，继续前进！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注　释

【1】184年凉州黄巾攻入四川，见《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

【2】《蜀志》卷十《李严传》注引亮答严书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这是诸葛亮自己谦逊的话。是指他的才能而言，不是指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地位。例如姜维是个“布衣”，而《蜀志》十四本传载诸葛亮的话称他为“凉州上士”，也与经济上或社会上地位无关。

【3】据《蜀志》卷五《亮传》注引《献帝春秋》，其中所记诸葛玄事迹和陈寿所记有出入。

【4】《太平御览》卷四五九《人事部》一百鉴戒条诸葛亮诫外生语。

【5】《蜀志》卷二《先主传》注引敕后主诏及罗泌《路史》注。

【6】《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7】《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条。

【8】同上锦条引《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9】《蜀志》九《吕乂传》。

【10】《太平御览》卷七六三《器物部》八有一条载诸葛亮关于作部制造刀斧的指示。

【11】《蜀志》卷五亮传注引。

【12】《通鉴》卷七○黄初六年。

【13】《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4】《蜀志》卷十三《李恢传》。

【15】“南中”七郡是益州（云南晋宁县地，不是指四川而言的益州）、永昌（云南保山县地）、牂牁（贵州遵义以南一带地方）、越巂、朱提（四川宜宾县地）和分出来的兴古、云南。

【16】以上论述主要是依据陈寿《三国志》和常璩《华阳国志》，证明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的不确。常璩和习凿齿都是四世纪中叶时人，但常璩是蜀人，他关于蜀汉的记载自应比较可信。裴松之在《魏志》卷二八《王凌传》注征引《汉晋春秋》以后，加以案语云：“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表示他对《汉晋春秋》某些记载的怀疑。《蜀志》卷九《董允传》裴注注意到习氏所著《汉晋春秋》和《襄阳记》两书记述之自相冲突，下断语说：“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由此看来，我们信赖陈寿和常璩的资料，拿它来订正习凿齿的记载，应该是较合于“去伪存真”的甄别方法的。

【17】《蜀志》卷十二《谯周传》。

【18】此节主要依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的资料，略加诠释推论。

【19】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卷四所引《边防记》、《述异录》、《滇记》等书，记载诸葛亮控制西南诸部族的各种手段，如所谓“穷彝法”，以及一些使彝人“终岁勤劳，弗获闲居思叛”，“号令群彝使其不敢与汉人为伍”的办法。大都系后代传说，附会到诸蔼亮身上。然而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彝人的毒恶方法。

【20】《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21】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一期记《三国演义》座谈会。

【22】参看日本渡部武氏《关于〈世说新语〉以前的〈世说〉传本问题》，载《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十七号。

【23】《南史》十三《刘义庆传》说：“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而《宋书》本传里关于义庆的著述只举了《徐州先贤传》和《典叙》，没有提《世说》。

【24】《梁书》三五《萧子恪传》，下同。

【25】语见《南史》六二《顾协传》。萧衍虽被高欢、侯景目为“吴翁”、“吴儿老公”，他自己则仍以北来侨姓门阀自命，北方高凉之语可以适用。

【26】《梁书》一《本纪》。

【27】《梁书》二《本纪》。

【28】《梁书》十本传。

【29】参看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四章。

【30】《梁书》三三《王筠传》。

【31】《梁书》二一《王峻传》：“琅玡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王峻的儿子娶梁武帝之弟始兴王憺女繁昌县主，而王峻对萧憺说，“臣太祖是谢仁诅〔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可见王谢自视甚高而不把萧梁皇室放在眼里。

【32】见《梁书》一六、二一本传。

【33】《梁书》三七。

【34】《颜氏家训·勉学·涉务》。

【35】《梁书》、《南史》《周舍传》皆作“仪体”，当是南北朝习语。《宋书》四二《王弘传》，“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陈书》十六《刘师知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通鉴》一七○胡注：仪体谓朝仪国体。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先生于吉凶内外仪体表笔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仪体大约指礼仪作法，即《隋唐·经籍志·仪注篇》所列《徐爰家仪》、《赵李家仪》之类的内容。《云笈七签》一○七有陶翊《华阳陶隐居先生本起集》，当即贾嵩所引者，但作“吉凶内外仪礼表章”，体误为礼，表章的章字疑亦误。

【36】《隋书·百官志上》载，梁郡县“有迎新逆〔送？〕故等员”。“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陈依梁制，……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似乎担任州的迎主簿与担任皇帝大丧时的挽郎一样，是一种荣誉，可以由此出身进入仕途。郡的迎主簿则只有正王任丹阳尹时，迎主簿可以享受荣誉。扬州、南徐州的迎主簿特别保留给高门子弟担任。

【37】日本中村圭尔氏有《刘岱墓志铭考》一文（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期），根据墓志所记婚姻关系，论证南朝门阀士族中不同集团不相通婚。东莞刘氏、东海徐氏、东莞臧氏、下邳赵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乐安任氏等属于相互通婚的集团，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河南褚氏、庐江何氏、兰陵萧氏等则与前面诸族不相通婚，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相互通婚。希读者参看。中村氏称之为通婚集团，但作为士族中之不同阶层更妥当。因为不同阶层之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通婚。否则徐勉就不会向王家江家求亲，而被目为寒门的范阳张氏确与兰陵萧氏通了婚。

【38】《梁书》三七本传。

【39】《南史》七五本传。朱异吴郡钱塘人，非东吴高门朱张顾陆之朱。顾欢的籍贯，《南齐书》五四本传作吴郡盐官人，《南史》本传作吴兴盐官人。陈马枢《道学传》作吴郡吴人。据《南齐书·州郡志》，盐官属吴郡。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顾荣弟徽为侍中，久居盐官。而《南齐书·顾欢传》言欢“祖赳，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所以盐官县虽有东吴的吴郡顾氏一支，但顾欢不属于它。

【40】《南史》六二本传。

【41】《南史》八十《侯景传》。

【42】《梁书》三四本传。

【43】《梁书》三三、《南史》三一本传。

【44】《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45】《梁书》三六本传。

【46】《梁书》二四本传。

【47】《梁书·本纪》及卷四八《儒林传》。

【48】中村圭尔氏有《士庶区别小论》一文，举证甚详，载《史学杂志》第88卷第2期，希读者参看。

【49】《魏书》四一《源子恭传》。

【50】这一节中引文皆出于《通鉴》。

【51】《通鉴》一四三注。

【52】《南史》七○《郭祖深传》所上封事语。

【53】《梁书》三八《贺琛传》。《通鉴》一五九系贺琛上奏事于大同十一年。

【54】诸书都作丁亥。《通鉴》一六○胡注认为当是丁丑。今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核对，胡氏说是。

【55】晋王珉有子名练，见《晋书》六五。《太平广记》一一○王珉妻条引《辨正论》，三二三王胡条（未注出处），三八七王练条引《冥祥记》，都叙述神异传说，说王练前世是胡僧，故其父给他取名阿练。《周书》四七有强练、李练。《隋书》二三《五行志》载大豕称沙门为阿练。大约神奇怪诞或被认为有法术的人，都可称为练。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以为萧衍小字练儿即《大宝积经》的阿练儿，乃取名于佛教经典。但阿练儿与阿练若、阿兰若等都是同一梵字的音译，意为寂静之地，转指佛教寺院。萧衍的小字练儿或阿练；显然来自他家世信奉的道教，似与佛教名词无关。

【56】见刘敬叔《异苑》，钟嵘《诗品》亦记此事。

【57】陈国符氏辑本，见《道藏源流考》附录。下引《道学传》同。

【58】荷兰的佛教史学家徐理和教授有《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对经文资料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一百二十种道经里的佛教影响。惜尚未得见。

【59】《道学传》孟景翼传。

【60】语见《道学传》东乡宗超传。宋志磐《佛祖统纪》三七载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不知何据。疑不足信。

【61】《艺文类聚》十四沈约《武帝集序》说宋武帝刘裕“好清谈于暮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62】参看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五章。

【63】宋人以“意思深远”称赞日本扇上所画风景，可能指意境高超。此处“意思不远”自是贬义。

【64】护前犹言护短、骄傲，如《三国志·蜀志》六《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又《吴志》十一《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四二《刘穆之传》称刘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也称为妒前，《三国志·魏志》二三《傅嘏传》注引《傅子》，“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护前”指保护自己居前，“妒前”指嫉妒别人居前，意思是一样的。

【65】《魏书》五四《高闾传》载闾建议：“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据《通鉴》一五九胡注，宋白曰“代州即古阴馆城，有上馆下馆。”

【66】平齐户又见《魏书·释老志》。关于平齐户的错误理解，参看日本塚本善隆氏的辨正，见《北魏之僧祇户、佛图户》（《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

【67】据本传张彝的曾祖张幸是南燕慕容超的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世祖嘉之，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东牟在山东蓬莱，何以能“招引河东民，”是个疑问。卷六九《裴瑗传》说，“太和中，析属河北郡”。裴氏是河东闻喜人，所谓“析属河北郡”，不知是否与张幸的招引河东民有关。志以存疑。

【68】《魏书》八七《节义传》书亡，当是后人用《北史》所补。

【69】见《隋书·经籍志》。隋志史部著录有《汉魏蜀吴旧事》、《杂事》等书。

【70】见《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唐修《晋书》李充传删去此数语。《隋书·经籍志》称著作郎李充。《通典》二六载晋制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杜佑自注言李充为大著作。而阮孝绪《七录·序》称著作佐郎，误。且晋时名佐著作郎，宋以后佐字始移下。

【71】《广弘明集》三阮孝绪《七录·序》。

【72】《报任安书》。

【73】陈寿谓蜀国不置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曲笔篇》却驳其说，但刘知几所根据的只是“蜀志称王崇补东观，……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因而下结论说“斯则典校无缺，属词有所矣”。东观是国家藏书之所，秘书郎是典书之官，入直东观可以指典校图籍、从事研究，不能即定其必然修撰国史。王崇所撰《蜀书》，乃蜀汉亡后私家撰述，非官修之史。陈寿蜀人，所言当有依据。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注五。

【74】参看作者《读邺中记》。

【75】裴子野《宋略·总论》有“近古之弊化薄俗”语，与下文“宋氏之成败得失”相对，近古当亦指魏晋。

【76】关于孙盛书，参看陈国灿、李征的《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载《出土文物研究》。刘节先生说裴书“是否编年，乃一疑问”。案：隋唐《经籍志》、新唐及宋《艺文志》皆列于编年类，自应可信。《史通·模拟篇》称，“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下文举裴子野《宋略》为例云，“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从始末先后之言及所举例看，显然裴书是编年体。又《宋略》有总论，盖仿干宝《晋纪》的总论，亦是旁证。

【77】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载《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对我国家族谱研究有很好的介绍。

【78】《南史·王僧孺传》称贾弼之书“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大品疑是用佛家经典著录名称，意为大部或足本，对节本而言。《通典·食货》亦记贾弼事，言“士庶略无遗缺”。《新唐书·柳冲传》作“甄析士庶无所遗”。诸书所记各家所撰百家谱，最多者亦只三十卷，而贾弼的书达七百多卷。因此可能为全南方境内侨与旧、士与庶家谱之总结集，所以卷帙如此庞大，但亦因此而未能流行。以后的人主要注意高门世族的谱系，庶族谱牒遂无人过问了。《梁书·王僧孺传》不载贾弼事。

【79】赵岐书不类谱牒，前人多已指出，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

【80】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陈文据家谱多属于侨姓高门，因谓谱牒之学北朝重于南朝。但从记载看来恰恰相反，此说恐不确。

【81】贾氏世次《柳冲传》与《宰相世系表》所载不同，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二。

【82】《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上奏，但不如《通典》之详。且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即沈约又提出的用户籍来检查、核对家谱的建议。在沈约谈晋籍宜加宝爱之后，径接“武帝是以留意谱籍”云云。实际沈约原奏“臣又以为”以下一段建议，才是与武帝留意谱籍事相联系的。目的在纠正“巧伪”的家谱，所以才需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南史》删去第二条建议，武帝“留意谱籍”的话便无所承，与第一条关于审查户籍的内容也完全不相干。赵翼《陔余丛考》十七谱学条引沈约语，误以保存在下省的晋籍是谱牒，即贾弼所撰，是把户籍与家谱混淆为一事了。《晋书·百官志》载，渡江设左民尚书，十八曹郎中有左民曹，宋以后沿晋制。贾弼之书成后迁左民曹，盖掌户籍之部门，故利用旧户籍检查家谱的任务也由其完成。

【83】《新唐书·柳冲传》在“贾氏王氏谱学出焉”之下，紧接着说，“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似乎早在晋宋之世已有谱局之设，不如《通典》记述正确。郑樵《通志·氏族略》则谓“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更误。

【84】参看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关于佛教的目录学及各家经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有详细论述。

【85】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86】敦煌写本残卷有晋史书，罗振玉定为邓粲《晋纪》。

【87】参看作者《晋书札记·干宝晋纪总论》。

【88】姚振宗疑姚察的《汉书集解》一卷即《汉书训纂》三十卷的节本，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一。

【89】隋志作为驳正《史记》的著作，故随《史记》入正史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入杂史类，反而不妥。

【90】参看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的吴语》。

【91】《三国志·蜀志·孟光传》称“尤锐意三史”。《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言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吕蒙传》载蒙读三史。《魏书·阚骃传》称其“三史群言，经目则诵”。《刘昞传》言昞以三史文烦，著略记百三十篇。诸例皆在范晔书之前。关于三史，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92】在大量使用口语这一点外，刘知几还称赞王劭的直笔和长于叙事，见《叙事》、《曲笔》、《杂说》、《忤时》诸篇。所谓“今之学者”对王劭的非议，当指长孙无忌《隋书》及李延寿《北史》本传中的指责如“文词鄙野”、“大为有识所嗤鄙”之类。

【93】关于南北朝经济，参看韩国磬《魏晋南北朝史纲》。

【94】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江氏世传家业与南北文化条》。

【95】如章帝纪论、中兴二十八将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班彪传论等。

【96】参看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译文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一）。

【97】参看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

【98】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

【99】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100】参看《梁书·沈约传》。

【101】参看《晋书》卷八九《刘沈传》。

【102】《晋书斠注》卷六引《文馆词林》卷六九五。

【103】《晋书》卷六。

【104】《三国志·魏志九》本传。

【105】《世说新语·任诞篇》。

【106】《晋书》卷八八本传。

【107】《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108】《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109】《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参看《陈书》卷三三《沈洙传》。

【110】见《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111】《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112】参看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四章“中正制度研究”。

【113】《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114】《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115】《晋书》卷七十《卞壶传》。

【116】《宋书》卷六十《范泰传》。

【117】《宋书》卷六九本传。

【118】《宋书》卷八二。

【119】《南史》卷四本纪。

【120】《南史》卷五《明帝纪》。

【121】《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

【122】越智重明氏引《全梁文》六七所收庾元威《论书》，其中说“梁制……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恩乖错者，州望须刺大中正，入清议，终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文意欠明晰。越智氏理解为梁代皇帝权威超越清议之证，似得其反。毋宁看做当时士大夫对清议尚非全无顾虑，更为接近。

【123】《南史》本纪亦载此事，“陷异域”作“隔在异域者”，立场措辞较为客观。

【124】《南齐书》卷五五《崔怀慎传》。

【125】《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

【126】《南齐书》卷五五。

【127】《梁书》卷三十。

【128】《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9】《通典》一八四。

【130】《通典》一○四。

【131】《南齐书》卷二三。

【132】《梁书》卷二一。

【133】《南史》卷四八；《梁书》卷二七。

【134】《梁书》卷三七。

【135】《高僧传》卷八。

【1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史部载记类。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所引《邺中记》，有不见于今本者，不知何所依据。

【137】关于江敞，参看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三史部杂传类。

【138】《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

【139】《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以下关于石勒的引文同。

【140】《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141】“户四十万”疑指人口数，参看拙作《北齐书札记·户四十万条》。

【142】《隋书》卷四六《赵熙传》。

【143】《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

【144】《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河北道相州条引，当即唐张太素所撰。

【145】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初学记》卷二五。

【146】本书又云，“石虎御床辟方三丈”，辟方一词疑指尺寸言。崔豹《古今注》“舜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作五明扇。汉公卿大夫皆用之”。

【147】本书皇后浴室条也说，“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笼疏当指格子，窗上的笼疏就是窗棂。《说文》“栊，槛也。”槛即格子或阑干。疏字义为通，此处借用为《说文》疋部的alt字。许云“读若疏”，“门户疏窗也”。段氏注引《西京赋》薛注，“疏，刻穿之也”，及古诗“交疏结绮窗”。笼疏当即栊alt。

【148】皆见《初学记》卷二五。

【149】亦称《洛阳宫舍记》，隋志不著录，参看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

【150】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四章，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方亭《羯族政治家石勒》（《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于德源《论石勒》（打印本）。

【151】《晋书·载记》不记年月。此处据《通鉴》。《太平御览》卷一二五引《十六国春秋·后燕录》作燕元二年（385）三月苻丕弃邺奔并州，则守城不到一年。从《通鉴》的记载看来，作三月误。

【152】《北齐书》卷四六《路去病传》。

【153】以下引文见《隋书》卷七三《梁彦光传》、《樊叔略传》，卷五六《令狐熙传》，卷四六《长孙平传》，卷六三《卫玄传》。

【154】参看作者《隋书札记·皇后预祭宗庙条》。

【155】参看作者《魏书札记·郦道元条》。

【156】见《艺文类聚》卷六二、《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关于邺城及三台遗址的调查，请参看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今天相传为铜雀台的台基，据推断当为最南的金虎台。现存台基底部，东西约70余米，南北约120米，呈长方形。台基南端略高约9.5米；北端略低，高约8米有余。从二三公里以外，即可望见，可以想见当年三台崇峻。

【157】《初学记》卷七《地部》引。

【158】曹操所储石墨，数量相当多。所以几十年后，陆云还在致陆机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此处的石墨石炭当即后代的煤，所谓“中人”，当指煤气伤人。温酒及炙肉皆可用石炭，见《隋书·王劭传》。《东坡题跋》卷五书沈存中石墨条言，“近世无复此物”，又说隋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墨之类，则是指铅。

【159】作者用了“当兵”一词，实际兵役二字恐包括作战以及其他力役。

【160】关于桓温，请参看夏毅辉《试论桓温》，载华东师大历史系学生会编《青年史学》第12期。

【161】田余庆同志有《论郗鉴》一文（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郗鉴等流人集团及当时政治形势。

【162】祝总斌同志《刘裕门第考》详尽论证刘裕属于低级士族，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63】本文章与美国匹资堡大学王伊同教授合撰。

【164】Richard B. Mather, 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 726页, $35.00.

【165】泉企的企字当从《北史》六六本传作人字下著山字作仚，即仙字，与“字思道”也相应。《北史》称“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参看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北齐书》、《洛阳伽蓝记》、《通鉴》皆误为企。

【166】此句为《魏书》四二《薛辩传》原文。《北史》三六本传称“北海王元颢入洛，宗人薛永宗、修义等又聚徒作乱，欲以应之”。太平真君年间（440—450）下距元颢入洛的永安二年（529）已八九十年，两处的薛永宗当非一人。

【167】引文见《魏书·百济传》，《三国史记》卷二六文同。

【168】参看韩国《百济研究》第17辑所载《浅说中国正史中所见到的百济史料》。

【169】古时书籍每十卷为一包，称一帙，见《金楼子·著书篇》。

【170】大川清著《百济の考古学》，第138页。

【171】大川氏书第255页。

【172】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

【173】日本指定此写本为国宝。罗振玉按原尺寸影印全卷，附跋文加以考订，题为《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早稻田大学藏贵重书选图录》载有卷子头部及尾部照相。

后　记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些心得、成果的汇集。从30年代邓文如（之诚）先生领进门开始，六十多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一直是我用力较勤的方向。

本书所收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12篇大多写于1949年之前，极少几篇发表于其后，但构思属稿仍在以前。下编的22篇文章大都写于70年代末以后，只有《论诸葛亮》一篇写于1954年。上编的论文曾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此书今天已很难见到）中刊出；下编的18篇论文曾在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刊出，其余4篇则散见于别的书刊中。

上编的论文属早年之作，行文格式与今天通行者多有不同。为便利读者及全书体例的统一，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部分论文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同时订正了原文中排印及行文中的一些讹误，但文章的整体框架则一仍其旧。

本集中成文最早的论文《魏收之史学》，系作者在当年的燕园学生宿舍所撰，距今已六十多年矣！今重读此文，不禁感慨系之。

周一良

1997年4月2日于朗润园

附录
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
——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

赵和平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市，2001年10月23日（旧历辛巳年9月7日）去世于北京蓝旗营家中，享年88岁。

一

先师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县，建德周氏家族是近代我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1856—1906年）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校订刊刻《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暹，是近代现代实业家，“南张（謇）北周（学熙）”之“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严于律己，思想与时俱进，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师自幼即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

先师八岁入塾（时已迁居天津），苦读十年，所学课程与一般私塾不同，其课业由弢翁亲自制定仿汉代旧制的课业，即以《孝经》、《论语》启蒙，继之以《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经及《古文辞类纂》、《史记》、《尚书》、《韩非子》、《说文》、《资治通鉴》等，且按字体的发展顺序小篆、隶书、楷书习书法。弢翁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之名士，如张悫、毓廉、温肃、唐兰等。自1924年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习日文四年，自1928年起，从英国家庭教师习英文三年。十年家馆，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

1930年赴北平求学，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唐兰先生在给当时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容庚先生的信中说：“其人少年，学有根柢。”1932年秋，插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陈寅恪等，先后对一良师的治学产生过深刻影响。引进史学之门的是邓先生；治史一丝不苟的学风受益于洪先生；研究问题必探明“所以然”则得自陈先生启迪。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论文即为《大日本史之史学》，本科毕业后入研究院肄业，次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以图书员名义担任助理员工作，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1939年秋，由燕大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入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称东亚语言及文化系），从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日名英利世夫，西方日本学的奠基人）习日本语言文学，并从柯拉克（Walter Clark）习梵文，同时修习法、德等多种外语。1943年起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文。1944年，以《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na）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哈佛大学教员。

系统严格的家塾训练，开明而传统的家庭影响，完整严谨的现代高等教育，中外名师的教诲和熏陶，加之一良师的天资和勤奋，使之具备了治学的坚实基础及远见卓识。

1946年秋返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次年秋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1951年至1952年兼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授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的大部分论著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有的则开风气之先。

先师著述宏富，著《唐代的密宗》（英文，钱文忠中译本1996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亚洲各国史（上）》、《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书；撰《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敦煌写本书仪考》、《大日本史之史学》、《新井白石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我的前半生〉》等论文；译新井白石《折焚柴记》、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与师母邓懿合译）等；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合编《世界通史》（四卷本），任《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三卷本）常务副主编，1985年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并撰写朝鲜、日本两节。与侯仁之先生共同担任《燕京学报》主编；与季羡林、饶宗颐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研究》主编等。

自50年代起，先师曾先后到法国、荷兰、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等国讲学、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发表演讲等，足迹遍及亚、欧、非、美，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

二

自1934年在《燕京学报》第18期发表首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开始，先师在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史上着力最多，迄今已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等著作。读这三本书，不仅可以体会到先生深厚的国学基础，如对语词、名物、制度的诠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证、溯源、辨析等，更可以体会到先生在中外贯通的基础上养成的深刻洞察力。

魏收之《魏书》，自其完稿之日起，即“众口alt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使魏收难以招架，不得不“迴换”。自唐刘知几著《史通》讥评《魏书》，迄于近现代，诋毁者众，钻研者少，评价则多沿袭成说。先生在大学时，对邓之诚先生所授魏晋南北朝历史最感兴趣，邓先生的课引人入胜，颇见精彩，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即是修完魏晋南北朝史后写的论文。这篇论文从魏收之为人说起，谓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认为魏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当文宣帝果于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於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然后，从今本《魏书》谈起，将《魏书》之取材于《国史》、崔鸿《十六国春秋》、《晋阳秋》及《续晋阳秋》之事实揭出，进而论及《魏书》之体例与书法，驳斥《史通》以及诸书之指摘，肯定了《魏书》符合史法，对争议最多的《魏书》之事实与论断，肯定其“《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这种不囿于成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层层深入的客观分析，既表现了作者的史才，又展现了作者的史识。论文发表时，一良先生年仅二十二岁。先生自云：“1981年3月，为草《百科全书》中《魏书》条，重读此文，距写时四十七年矣。文中所论颇有余季豫（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未及道者，记之以自勉。余日无多，今後之十年，务必努力，不能吃老本，须立新功也！”

1936年，一良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用一年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一年下来，水到渠成，写了《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之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三篇文章。与《魏收之史学》路子有所不同，是在陈寅恪先生影响之下的成果。在研究南朝各种人过程中，曾与时在清华的陈先生通信讨论。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有时想起一个问题或想法即提笔，往往一日数片。以后陈先生在《论魏书司马alt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言（记于1942年9月9日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中曾深情地忆及这时情景，他说：“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日，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先师自言，“回忆六十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对其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极为折服”。渊源有自的家学，著重小学的私塾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其具备深厚的小学基础。二史八书及魏晋以降中古文献中，颇多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的习见词语，长期以来，少有学者专门探讨。从40年代末起，先生就发表了《读〈世说新语〉札记》、《读书杂识》等文章，对一些词语进行考释。70年代末，在艰难的条件下，一良先生“旧欢重拾”，撰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札记》一书收采宏富，正史《三国志》等十二史外，举凡后人的补编、杂史、典章制度史、文集、诗集、类书、道藏、佛经、考古成果，以至于《和名类聚钞》、《正仓院图录》等资料，只要有必要，哪怕是很生僻的，全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札记》大量参考和吸取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引不下数十种。对这些成果，或加采纳，或加补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见解，作出考证，许多是精审确当的。《札记》出版后，先师在收到样书后在扉页上自题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语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可叹也。”乾嘉诸老是很少利用佛藏、道藏，更没有敦煌文书、考古报告可用，也不会使用到扶桑的《正仓院图录》，唯物、辩证二法更无论矣。《札记》中如《刘义庆传中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透过字里行间，揭示了刘宋集团内部斗争之激烈。《札记》包罗繁富，是治魏晋南北朝史之必备书，对其他各阶段古代史之研究，也甚有裨益或启发，如“博射”条、“风闻奏事”条等。而《札记》中所涉文学、语言、艺术、舞蹈、音乐、民俗、哲学之研究，可使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

《札记》中“崔浩国史之狱”条，在对拓跋氏早年婚姻关系杂乱之精审考证的前提下，推定北魏崔浩招祸之导火线确在所修国史“备而不典”上，补充了先生自己的修国史乃招祸之“近因”说（《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而就考证之说服力言，超过了其他学者以及周先生自己当年关于招祸之根本原因的种种推论。1980年底，一良先生将《崔浩国史之狱》及《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两篇文章寄请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教授教正。次年1月7日，川胜先生用极工整的书写复函云：“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亲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三长制实施之效果，可以从人口统计如此明显看出，亦非意想所及。《三国志札记》诸条中之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吉川忠夫则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川胜义雄与吉川忠夫教授的话，当然是体现其谦虚态度，但也是平心之论，是对一良师由衷赞佩的肺腑之言。

1991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则汇集了80年代一良先生的新作。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一文，比较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得出东西方史学由编年到纪传体演变的共同轨迹，启发人们去思索“人类思想的脉络”。《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认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似乎并不相悖”；进而追索到南北朝时南北深义文化的差异，这种鞭辟入里的认识，非有把握文化发展史的卓识不能道出，更显示出一良先生以其中外贯通的素养治魏晋南北朝史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上的造诣，使他成为与唐长孺、何兹全、缪钺诸先生在这一领域齐名的大家。80年代初一良先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里魏晋南北朝一段的主编任务，并参与撰写“南朝”等条目。孙毓棠先生去世后，又接替孙先生任《中国历史卷》（三卷）的常务副主编，而主编侯外庐先生长期卧病，后期的协调组织审阅决策工作由一良师在编辑部的协助下完成。中国历史卷全书430万字，是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书顺利刊出并受到学术界的推许，从而肯定了周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地位。

三

由于具有深厚的日本语言文学及历史研究方法的修养，日本史研究是先师用力最多的另一个学术领域。1934年，还是燕大学生的周先生就发表了《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开我国研究日本京都学派泰斗内藤湖南之先河，近年来仍受到海内外著名学者及权威刊物的重视。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论文即为《大日本史之史学》，此文对《大日本史》这部水户学的代表作，对其朱子学大义名分之传统史观作了深入研究，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

1939年入哈佛大学之后，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得叶理绥教授亲灸，又接触到汉和（日本）图书馆丰富的日文藏书，对日本文史的造诣则更上一层楼。1943年起在哈佛所办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及海军军官培训班教日文。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在哈佛任日语教员，1946年归国，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日文课，同时给燕京、清华、北大三校讲授日本史课。

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之后不久，先师服从组织需要，以讲授日本史和亚洲史为主，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教学和研究的重心始终在日本史、亚洲史和世界史领域。在授课及学术组织领导工作之外，先生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後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等重要的学术论文。1990年，先师关于日本史研究的论文集成《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刊出，书中共收十八篇论文。虽然各篇论文未编成章、节、目，但它具有构筑文化关系史理论框架的气势；内容涵盖古今；论述横贯中外；横向比较异同，纵向追根溯源；考证翔实，充分利用了中日双方资料。在《日本文化特征》一篇中，一良先生总结出日本文化的七项特征，即：（一）对于自然的亲近和敏感；（二）在日本民族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所体现的简单、朴素、纤细的特点；（三）与中国比较近似的家族观念；（四）日本人喜欢用“义理”，往往将“义理”与人情相对立，带有责任、义务的意思在内；（五）包容性，包容外来影响，包容自己的传统；（六）实用主义，以“需要”和“利”作为思想核心；（七）善于模仿。并且指出，“文化是个整体，各具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在《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将日本文化的根本特征归纳为“苦涩”和“闲寂”。这充分显示一良师在日本史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

自1990年始，先师着手翻译江户时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199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出），1992年发表《新井白石论》，文中生动地记述了新井白石丰富多彩、波澜起伏的一生，“作为政治家的新井白石，在江户前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多姿多彩的角色，其特立独行令人折服。作为学者的新井白石，以他的渊博知识和锐敏头脑，在历史、语言、文学各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江户时代学术巨星”。在《新井白石——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一文中，一良先生指出：“他吸取中国文化之菁华，浸润其中，濡染消化，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他一生六十九年的事功、学术和文学创作之中。反过来，又用他写作的汉文、特别是汉诗，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宝藏，为中国诗人所学习欣赏。”“在几千年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新井白石的贡献与作用是特殊卓越，难于匹敌的。”这两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一良师与师母邓懿先生合作，将美国学者霍尔（John Whitney Hall）的著作《日本——从史前到现代》译成中文（199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给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日本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

作为中国的日本史学界与吴廷璆、邹有恒先生齐名的“三老”之一，一良先生还培育了如夏应元、沈仁安、周启乾、汤重南、王晓秋等一批日本史研究的专家。

1997年2月19日，日本大阪隆重举行了第十五届山片蟠桃日本研究大奖颁奖仪式，作为中国学者，一良师是获此大奖的第一人，他不仅以病残之躯，亲临与会，并且发表了演讲。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都作了报道。这是国际学术界对先生贡献的公认，是对先生日本学研究成果倍受日本学界重视与好评的证明，更是对先生研究日本历史文化卓著业绩的充分肯定。

由日本史而亚洲史，由亚洲史而世界史，是合乎逻辑的发展，50年代，一良师撰写了一批关于亚洲史的论文，先后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等书；1956年开设亚洲各国史课程的上古、中世部分；1958年出版《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这些著述和课程，在我国均属首次。

一良师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72年、1980年再版）影响和培养了我国一代世界史学者。在谈到这本通史时，先生说：“写这部通史时，破除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也不是抄苏联的，还认为应有中国史内容，不能排除中国，当然不必写得过于具体，这部书有四个特点：一是材料要丰富，又要确切可靠。二是不搞太新奇的观点，苏联已僵化的观点也反对，采取公认的站得住脚的观点叙述。三是注意了东方；苏联强调突出西方，对亚非史注意不够；这部书破西欧中心，强调了亚洲、非洲，增加了许多亚非史的内容。四是注意全面；新增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从上古、中古到近代，均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这部依靠集体智慧编纂的新中国成立後第一部世界通史，体现了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良师的学术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1985年受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公元前7世纪至7世纪）编委会委员，多次赴欧洲参加编委会会议，并撰写本卷中朝鲜、日本两节。对此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1996年11月，我在台北市郊区的中研院史语所，与应邀担任傅斯年讲座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剑桥中国史》两主编之一，《剑桥日本史》四主编之一，英国学术院院士，大陆译为崔瑞德）晤面，时在座的有池田温先生和史语所黄清连博士。当我把与一良师合著的《唐五代书仪研究》赠与杜希德教授后，他亲切地询问起一良师的近况，并回忆他与一良师1982年在普林斯顿的会面，他说，周教授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1992年，池田温教授任日本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甫一到任，就邀请一良师和师母在友谊宾馆吃饭，我与荣新江得陪侍，席间的友好气氛及交谈自不必说，饭后，池田夫妇叫好计程车，池田先生亲自把老师和师母送回燕东园。这是我亲历的东西洋大学者对一良师的态度，从中我们不是更可以看到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吗？

四

佛教研究也是一良师毕生用力最勤的又一学术领域。据我多年来和先师的接触，他最服膺的20世纪长辈学人是王静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又是亲自指导过一良先生的父执辈，寅恪先生在佛教研究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加之自庄严堪藏书中自有不少的佛教古籍善本，研究佛教又是20世纪前半之学术潮流，所以在哈佛求学期间，一良师便以惊人的毅力从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曼传人柯拉克教授习梵文和佛经，并且选择了以密宗佛教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

1944年，先师以《Tantrism in China》一文通过答辩，获哈佛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此文的中文译名先师自译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钱文忠学长在译为中文时，征得一良先生首肯，定名为《唐代密宗》，“因此文固不止论及来华三僧也”。此文最早以英文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8卷（1945年）第3、4号上。长期闭关自守及未开展像样的佛教研究，国内对这部重要著作竟毫无影响，正如钱文忠学长在《译后记》中所指出的：“这部发表在五十年前的论著仍然代表着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早期密宗史的最高水准，迄今无出其右者。太初先生利用并校订了大量的中国、日本、印度史料，参考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准，而现在似乎无法取代的英、德、法、日、中、印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唐代密宗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涉博考，左右逢源，纵横恣肆，今天读来，仍觉胜义纷陈，如入宝山。别的不说，只就范祥雍先生校点的《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而言，显然不知道此文的存在，未能利用参考，因而在《善无畏传》、《金刚智传》、《不空传》短短不到廿页的篇幅里，校勘、标点、符号等错误不下数十处之多。这固然是由于佛典历来号称难治所致，但是不也可见此文的价值所在吗？”在西方学者当中，研究密宗佛教的著作几乎都称到此文，可见此文在欧美受重视的程度。

1946年秋一良先生归国后，即在燕京大学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程，同时，继续从事佛教研究。这一时期撰有《〈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佛家史观中之隋炀帝》、《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多篇佛教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佛教史、佛典翻译、宗教与政治等诸多方面，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方面的原因，除20世纪80年代后偶有涉及佛教研究的论文外，一良师再没有40年代那样专门的论著刊出，他的功力和才华再也没有得到展示。对于学术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随着敦煌石室中数万件写本、印本及其他文物的发现，从20世纪初起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师自云：“先父叔弢先生是著名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我从小有机会接触敦煌写经。得闻陈寅恪先生‘预流’之说后，认识到‘敦煌学’的重要意义，也就所能见到的卷子作一些考订。”这就是今天收入《周一良集》（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第三卷中的《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敦煌写本杂钞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等文。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先师撰有《读〈唐代俗讲考〉》、《敦煌壁画与佛经》两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前一篇是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必读之作，开启了一良师50年代中参与编著《敦煌变文集》之先机；后一篇文章惜乎编《周一良集》时漏收，此文正是先师年富力强之时用壁画与佛经对照研究的力作，是研究敦煌壁画及佛经和其他敦煌文献时不能逾越的，它更开创了将文物与文献比勘研究的新方法。至于50年代中期《敦煌变文集》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更毋庸赘言。

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成立后，年近七旬的一良师又承担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的课题，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撰写《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五篇长文，对于敦煌写本书仪的概观、源流、类型，书仪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方面作了系统性的阐述，开创了“敦煌学”研究中一个新领域。自1984年起，笔者有幸在一良师指导下进行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与研究。十几年来，一良师从宏观到微观，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既严格要求又时常鼓励，使笔者完成了对一百余件敦煌写本书仪的分类整理和初步研究，成果已汇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199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与《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两书虽由笔者撰写，但从体例到内容，从录文到研究，凝聚着一良师的许多心血，体现着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促进学术研究的良苦用心。

一良师不仅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投入到“敦煌学”研究中，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给予全面的关注并推动其健康前进。80年代初，他与季羡林先生等六十几位学者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促成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期间，不仅积极推动敦煌学课程的设立，还将对敦煌吐鲁番资料的研究列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可能的情况下，先师积极参加敦煌学的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6月，首都师大召开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者希望先生能到会，时先生身体已很虚弱，凭轮椅才能行动，我到朗润园去接先生，并推着轮椅陪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先生看到会议的盛况，十分高兴。对敦煌学界的后辈，先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我所知，今天活跃在中国敦煌研究领域的学者，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邓文宽等等，都得到过一良师的指点，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先师的心血。

1985年3月10日至4月6日，一良师应东京大学邀请再次东渡日本访问讲学，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由池田温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问题；在东洋文库由榎一雄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的问题；在早稻田大学由长泽和俊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概括地讲了上述两方面内容；在京都大学由谷川道雄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和东海大学由藤家礼之助先生主持的讲演会上，讲了国内近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问题。在听讲演的专家学者之中，有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山本达郎、宫川尚志、岛田虔次、西岛定生等人。稍稍具备一些日本学术界知识的学人，只要看到上述学校的校名、主持人名及所举听众名单，不难看出日本东洋史学界接待一良师的“规格”是最高的，此无他，是先生的学问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由衷佩服，山片蟠桃奖颁给一良师自然是众望所归。

说到敦煌学上的研究，这里再谈一下一良师与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的交往。藤枝先生在中国敦煌学界之所以著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1980年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的话，此话在80年代初曾流行于中国，甚至到2000年仍有人在提这句话。据了解，此话出自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之口，传闻则成了藤枝先生。平心而论，无论此话出自谁口，它都是80年代初我国敦煌学的现状，只要不是讳疾忌医的人，都应当承认这个现实。藤枝先生在敦煌研究上成果甚丰，《归义军始末》及《汉字的文化史》虽然篇幅都不太长，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汉字的文化史》中译本序言是一良师撰写的，但此后于90年代中期，两人才得晤面。藤枝先生病逝于1998年7月，2000年6月，藤枝先生之婿北海道大学教授石塚晴通将藤枝新出遗著《敦煌学及其周围》赠给一良师。一良师看过之后不久，即口授录音，由北大教授阎步克兄整理成《敦煌写经与日本圣德太子——纪念藤枝晃先生》一文发表。文章结尾说：“藤枝先生利用他的敦煌学知识，揭穿了一千二百年来被认为是圣德太子天才著作的《胜鬘经义疏》，实际是从中国输入的经卷，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遗像，实际是唐朝贵族的像。藤枝先生敢冒日本全国之大不韪，坚持真理，他的学术良心和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不是很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吗？我们今天不是还有许多学者，明明知道不是事实还在那里当作历史来宣传吗？”读到这里，对80年代初的那句话，我们当会有新的认识，无论它出自于谁之口，都是事实。

一良师始终关注着敦煌研究的进展。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英藏敦煌文献研究》一书中写了《百年感怀》，重申了占有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勉励中青年学者奋发努力。最后，我们抄录2000年5月17日“米寿老叟周一良”《应〈文史知识〉邀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百年而作》的诗作为本节的结束。

百年转瞬几沧桑，

洞窟宝藏天下扬。

斯、伯巧取宁足贵，

向、王深追不辞忙。

讲座东邻夸繁富，

辞典中华更擅场。

学运喜随国运旺，

“伤心”不再叹敦煌。

五

或许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或许是燕京哈佛西洋式教育的结果，或许是儒家的文化定华夷观的潜移默化，或许这几者兼而有之，一良师始终留意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几十年如一日的关注和研究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良师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成果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有所叙述，在南京史语所时所撰论文是从民族问题入手，显然是寅恪先生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良师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到了文化的高度。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1991年，北大出版社）一文的第四节，论及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关系时，先生说：“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一样的编年体。汲塚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西元前5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一良师这一段由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论述引出的关于“人类思想的脉络”的灼见，启迪我们去思索历史、文化等方面人类思想发展的共性，随时注意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开拓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圣人孔子，南亚次大陆出现了释迦牟尼，古希腊出现了哲人苏格拉底，三位几乎同时出现的圣人、哲人，对人生、社会所做的阐释，有许多共性的内容，并且对人类社会发生了并且至今仍发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不正是“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的又一证明吗？再如，中国中古社会儒家思想的趋于一尊及理学的官方化，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黑暗，而欧洲中世纪也有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只是比中国更增加了教会的权势。这种比较如果深入下去，找出“人类思想的脉络”，不也是极有意义的题目吗？

在《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续编》，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末尾总叙异同时周先生说：“南朝与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风仍各有特点，也可以与史学相比较，看出某些迹象。《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alt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论亦沿用了这几句话，足见为唐人公认的定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似乎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相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由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进而涉及文学以至宗教等异同，深入追索到深义文化的差异，这种鞭辟入里的认识，非有把握文化发展史的卓识不足以道出，这也正是研究历史的目的，即史家们所说的“史识”。

一良师著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而《世界通史》中古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部分即由一良师亲自撰写。

一良师对文化的思考和见解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的《前言》中。《前言》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所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宗教等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可称狭义文化；典章制度、生产交换、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用具等精神与物质成就为主要内容的可称为广义文化；普遍存在於各领域的、反映各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民族精神的可以称为深义文化。这种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的方法，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构成全面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引起学术界重视。在《前言》中，以日本为例，对深义文化做了进一步解说。日本传统文学艺术中崇尚“苦涩”和“闲寂”，这二者的具体表现，可以形容为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等。文学作品中，俳句讲求这种意境，而日本人民所最喜闻乐见的俳句体裁本身是由五七五等共十七个音节构成的短句，当然也符合简单质朴的要求。再看宗教领域，虽然富于思辨性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三论宗等，很早传入日本，但未能长久流传。长期以来为日本人民所笃信的佛教，乃是主张顿悟的禅宗、口念阿弥陀佛即可成佛的净土宗等，都是简单质朴，与复杂思辨和繁冗仪式无干的宗派。再从广义文化来说，日本吉庆仪节之尚白色，建筑之喜本色木料不加油彩，席地而坐的房中陈设之简单朴素，用具如瓷器造型着色之古拙高雅，以至日常饮食之清淡简单等等，其间可说都贯穿着“苦涩”、“闲寂”的精神，这难道不算是日本文化从深处考察所得的一种特征或本质吗？当然，“苦涩”、“闲寂”不是日本文化所有最本质的特征，只是一部分，但这里是给出的一种由浅入深分析文化的方法。《前言》中还把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归纳为“通常的”、“重要的”、“意外的”三种，认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可以互相学习、引进，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的文化，由于是长时期在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下所形成，成为民族精神的结晶，已经近乎民族性的东西，虽然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也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加深理解，作为参考。

其实，一良师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先生所从事的日本史、亚洲史、世界史、人类文明史的著述；从事的佛教研究、敦煌研究；从事的日文、佛典翻译文学的教学；培养日本史研究的研究生，指导外国留学生；出国访问、讲学；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翻译外国（日本、美国等）学者的著作；介绍和评论其他国家学者的著作；……只有丰富的几十年时间的长期体验，才能深刻体会到文化的丰富内涵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真谛，非一般浅学则止者所能体会，这也正是一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六

在先师的学术生涯中，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是其一生最主要角色。先生以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师德，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及门生弟子的爱戴和尊敬。2001年10月29日与先师最后告别时，自发来送行的千余人之中，绝大多数是门生弟子，从年过古稀的白发弟子到风华正茂的在校学生，在肃穆和悲伤中，他们都会忆起从先生处所学到的为人、为学之道，都会忆起先生的道德、文章。

余生也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中三年级已读完，1968年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在简单的行李中竟携带了四卷周吴本《世界通史》，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对于还有些求知欲的我，认真读了全书，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一良先生，当然，是从书本上。“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以三十“高龄”踏入了心仪已久的北大之门，巧的是入了历史系。但当时先生正在“日托”受审查，我无缘亲聆教诲。

1980年，我已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有幸亲聆一良师所授魏晋南北朝史之专题课，这可能是周先生“重理旧业”后第一次对学生公开讲课，题目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尽管上课时我认真做了笔记，但大多内容还是记不清了，可先生所讲的两个治学方法问题却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至今十分清晰。对第一种方法，先生说，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译成中文可曰“读书得间”，即从书本身的字里行间去探究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课上，周先生从刘义庆传中“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两词入手，分析“世路艰难”对于身为刘宋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到底指些什么？“不复跨马”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又如何呢？从不易索解的词语入手，廓清刘义庆在宋文帝时面临猜忌诛杀的形势下以清谈图免祸的窘境，揭示了号称“元嘉之治”的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加深了对元嘉时政治社会背景的了解，对深入研读《宋书》是大有帮助的。

第二种方法，研究历史，要掌握五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据一良先生说，这是当年从燕京大学听洪煨莲先生课时学来的，但他认为还应当加一个更重要的W，即Why（为何）。在《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入门》，1988年中华书局）中一良师对这几个W做了解说，他说：“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人，是指活跃於当时历史舞台上的那些民族和重要人物。”“此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如果有志于历史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参考国外学者的著作。他引翦伯赞先生的话说：“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子才能把它贯穿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还应当加一个最大的更重要的W，即Why，就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真正抓住了历史。”先生是这样讲，这样教学生，而他也是这样进行研究工作的。

1981年初，我和同学邓文宽将合写的论文《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证》请周先生审改，因初涉“敦煌学”，我们在论文中时将“文书”、“写卷”、“卷子”几词混用，周先生在论文上批：“不能将‘文书’与‘写卷’混用，‘文书’一词英文作Document，指公文、文件、证明等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敦煌写本中指契约、官府文书等；‘写本’或‘写卷’一词英文作Manuscript，指文稿、手写原稿，敦煌文献中的大部分可称作‘写本’，但要注意敦煌中的印本（Printed），与‘写本’不同，写文章时要注意用词，以免闹出笑话。”文宽与我对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至今在做敦煌文献研究时仍小心翼翼，未出大错，皆得先生之赐。反观今日中国敦煌学界，这几个词的混用仍是司空见惯，足见先生治学之谨严及对门生弟子的负责。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自信不是唯心主义者，但我相信“机缘”。1984年，“机缘”光顾了我，经宁可、沙知先生及邓文宽学长的推荐，我受命协助一良师整理、录校敦煌本书仪的工作，十几年来，得以亲聆教诲，享受了一般的博士生或博士后都难以享受的十几年的连续指导，直至先师辞世。可以说，我在敦煌本书仪研究上的每一点成果都有一良师的心血，将我引领入神圣学术殿堂的是恩师周一良先生。

1984年春天，我到燕东园去谒见一良师，请教如何动手整理敦煌本书仪，如何开始这一专题，在动手过程中注意些什么等问题。先生说，敦煌本书仪的研究，前人工作做得不多，称得上研究的，以那波利贞《〈元和新定书仪〉与杜有晋编〈吉凶书仪〉》及山田英雄《关于书仪》为代表，但他们的研究不够深入。我们的研究，首先要从全面搜集资料入手，尽可能将书仪写本从大量敦煌写本中挑选出来，然后分类归纳整理，绝对不要为整理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要首先进行个案性研究，对每一种、每一类都要深入研究，还其本来面貌，理清其源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归纳、分析，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找出一些对历史有影响的问题。他还嘱我要沉下心来，过细地做整理工作，这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一良师的指导下，我经过两个多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显微阅读机下逐件阅读全部敦煌胶卷，挑出书仪部分，洗成照片后开始抄写录校、拼接缀合、定名分类、考镜流变，将搜集到的一百余件敦煌写本按三种类型四十几种编成两部分书稿。做完之后，将照片和书稿抱到燕东园24号，请先生阅改。先师将所有原稿一一阅过，从释文、题解到校语，一字一句读过，写出了具体到某字应用某，宏观到总体如何把握的无数批注，我遵嘱将稿件改定，请人誊清后，将第一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送交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这之前，我与先生商量，师生二人共同署名，先生严肃地说：“这是你的劳动成果，理应由你自己署名。”我不死心，仍然坚持，先生说：“你可以用自己的实力打天下了，不用再借我的名字。”我哑口无言，只好说：“您看怎么办呢？”先生说：“序由我来写。”此书刊出后获1994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并且名列戴逸先生《乾隆帝及其时代》之后和罗荣渠先生《现代化新论》之前，我实在是愧不敢当。当我将此信息告诉先生时，先生平静地说：“你十年的努力，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这是好事，剩余部分一定要做好。”这时，我才体会到先生奖掖后学的良苦用心。

先师的为人和脾气学界有口皆碑，但我也受到过先生的严厉批评。1992年，我负责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草成几百字的“后记”，时先生适不在京，我跑到香山饭店请编委会的长者周绍良师和田余庆师过目，他们提出改动一两处，我照办了；又去燕东园拿给师母邓先生看过，师母说：“你还得让你老师看看。”我自作主张将“后记”交给了出版社，先生返京后，我拿着复印件去给先生看，先生当即指出了几处用词不当，尤其是“入大学后师从中外著名学者”一句中“师从”一词，先生说：“师就是师，从就是从，师从不能在这里连用。”我辩解道：“连有的辞书都这样用。”先生显得很不高兴，但没有发作，只是说：“反正我不会这样用。”我仍然辩解：“稿件已交到出版社，不好再动了。”先生说：“将师从改为师事，替换一字总可以吧？”当然，在看校样时我老老实实地将“从”换成了“事”，这也是我真惹得先生不高兴的唯一一次，也是对我治学震动最大的一次，永远不会忘怀。当时在座的还有历史系梁志明老师可以为证。

有人会认为我用了这么多篇幅谈受教于先生之事是否妥当，我只是想从一名弟子的“个案”说明先师是如何教导指引学生成长的。读者若有兴趣，可参看钱文忠学长《“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0日第5版），也是弟子受先生教诲的一例“个案”。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从一两例“个案”当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大师的胸怀和境界吗？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里的道应该理解为为人之道、治学之道，业自不必说，惑也应该理解为为人之惑、治学之惑。俗语云“言传身教”，在某些方面，应该说身教是重于言传的。一良师对于师友的诚挚感情体现在他的言论和著述之中，以下仅举数例。

陈寅恪先生与胡适之先生均是一良师所敬佩的国学大师。他们对一良师的为人、治学均有巨大的影响，而一良师在50年代“听从召唤”，又参与了批判他最敬仰的两位大师，在晚年的著述中他又批判了自己。

胡适之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西洋的理论和方法，在组织和培养中国人文社科队伍上，在整理“国故”上……可以说，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之先生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1990年，一良师写成《追忆胡适之先生》，深情地述及和适之先生的因缘，丝毫没有回避50年代所参与的对胡先生“批判”的事实，但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2001年8月，即先师去世两个多月前编定《郊叟曝言》后，在口授的“前言”中，对胡适之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做了重新解说，对当年“批判”胡先生做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将1945年7月21日写给胡先生的信（请胡先生给新出生的二儿子启博取名）影印刊出，之后说明“我的习惯是请我父亲为孩子取名，以示对老人的尊重。胡先生与我父亲同年，这时显然是以同乡长辈来对待他，所以有此请求”。最后说：“当时我对于胡先生确实是尊敬和爱戴的。我现在年近九十，不可能再跨过海峡到胡先生墓前顶礼膜拜，去赔礼道歉了，愿以此小文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行文至此，凡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那“批判的年代”，先师自责如此，我辈夫复何言。

一良师与寅恪先生的关系更是海内外学术界所熟知。一良师曾祖周馥与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同为清末的封疆大吏；一良师祖父周学海为1892年进士，散原老人则为1886年进士；弢翁与寅恪先生之兄陈师曾、弟陈方恪是交往甚多的朋友，所以，一良师自云在寅恪先生面前称“丈”，而不敢以“弟子”自居，实则应称其为寅恪先生的“子弟”才更加恰当。非但家世相近，师徒二人都未受过现代的中小学教育而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都到海外受到过长期现代学术的训练；都具有掌握多种外国语的学术利器；都是天资聪颖而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们内心深处，跳动的是一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书生之心，无怪乎有的海外学者说，“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寅恪先生衣钵的”。

“文革”结束之后，痛定思痛，认识陈寅恪先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历久不衰。一良师从《我的〈我的前半生〉》、《毕竟是书生》开始追忆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因缘，认识陈先生。从1989年开始，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一良师都有主题发言，每次的发言，都将我们对陈先生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周一良先生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步。1989年，一良师讲到陈寅恪先生何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时说：“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这种解说，一般不会有疑义，我想说的是，一良师不也正好具备了这四条吗？没有亲身体会是难以概括陈寅恪先生取得学术成就的原因的。

1995年，一良师在《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为题的发言中说：“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是否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短短的十二个字，充分、恰当地概括了陈寅恪先生。21世纪初，三联书店重新出版陈寅恪先生文集，在每本书的半护封上均印有这十二个字，可见这个概括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1999年11月，中山大学召开第三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一良师这时只能坐在轮椅上口授文章，由弟子们加以记录整理了。但一良师仍然寄来了发言，在开幕式上由胡守为教授代为宣读。在发言中，一良师说：“我的发言是‘向陈先生请罪’，也是向大会交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第一次会议或者第二次会议上早应该讲过了，但是我确实是忘记了，不是文过饰非，隐藏罪证。最近我写别的文章，翻起我旧的笔记本，发现有一个批判发言稿，而这个批判发言稿就是批判陈寅恪史学的稿子，这才想起来这件事，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及时把这个问题做个交待，不然的话，我的罪责就更重了。”这个批判发言稿产生于举国“大跃进”的1958年，是北大历史系师生“大批判”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刊出的发言中没有登一良师的发言，此事就不被人们所知。一良师在1999年大会发言中详细述及批判稿的内容之后说：“我自己呢，违背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这种标准，或多或少这里或那里做了些曲学阿世的工作。比如说，我常常应报纸的请求，写一些中国与某国人民友好的文章，这些文章里面，只提友好，不提不友好的方面。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常识，不是学术研究，也不能算完全违背事实，所以它不能算是曲学。至于写柳宗元封建论和诸葛亮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那就完全是曲其所学，阿谀世道了。而我当时还很自豪，以为用自己所学的古典文献为当前的无产阶级政治服了务。完全违背了陈先生要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之下来做研究的教导，是完全应该接受破门之罚的。”

在大会发言的最后，谈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时说：“（写这本书）自信没有违背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导。以后又陆续写过一些文章，我自信这些文章也还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没有曲学阿世，是未负如来的。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进行和谐温馨的谈话，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清华新南院和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和温馨。”这时的会场鸦雀无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周围的不少朋友已经是满眶热泪，有的已经流在了面颊上，许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是的，一良师已经和寅恪先生沟通，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着“和谐和温馨”的谈话。

我们可以从《周一良集》及《郊叟曝言》中读到一良师对洪煨莲、邓文如、郑毅生诸先生的深情回忆，也可品味他对哈佛三杰（任华、吴于廑、杨联陞）、冯秉铨、丁则良、谭其骧等挚友的深切怀念。人们可以对先生的一些被政治卷入后所写文字持有看法（这里仅指那些良知未泯的同道，不含以阿谀为生者），但我敢负责任地说：“他没有一个私敌。”（借用伟人恩格斯的话）

结束语

一良师的学术成绩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所阐述的陈先生所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条件。先师常说：“事业的成功，99％靠努力，1％靠灵感。我自己的灵感不多，但努力不少。”这的确是一良先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刻苦和勤奋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1939年入哈佛后从柯拉克教授（Walter Clark）学习梵文，一良先生虽通日语、英语并学过法语，但对像梵文那样在“性”、“数”、“格”和“时”等方面都变化多端的文字却从未接触过。梵文班另外两个研究生都有一定基础，先生显处劣势。他心想机会难得，当初唐朝玄奘和尚都学通了梵语，我不能不咬牙。第一学期结束，得了A等。柯拉克教授向一良先生的同学问起周的情况，说周“必然是拼了命”。而先生一直从柯拉克教授读梵文到1946年回国。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虽然先师有较好的客观条件，但成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则主要得益于他的勤奋，这应当是平心之论。

一良师说自己的历史研究是用“笨”办法，从基本的原始材料入手，网罗殆尽，进而尽力将有代表性的权威著述一一读过；然后才是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搞清问题。一良先生所用方法有：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证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统计的方法和考订源流的方法等。先生不仅受到乾嘉学派的深刻影响，具有良好的国学根底，而且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系统训练，并且掌握了多种语言作为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故而写起文章来既扎扎实实，又能高屋建瓴；驾驭材料得心应手，中外比较左右逢源。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基础及成熟的理论修养养成了深刻的洞察力。在看似平易之中发他人之未发；在一般现象之中升华出历史的结论；既能鲜明地保持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又能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进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这使他的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先师自言：“我这个人由于青少年时的教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许多话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因而包含一些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即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因社会变化而有异，孔孟的某些教导仍然照旧有其意义与作用。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忠与恕的信念之外，四十年来，我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我深深感到，有这四条信念‘垫底儿’，处顺境时不至于忘乎所以，处逆境时也没有疾首痛心。”这确是夫子为人、为学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知人论事一说，所取标准为“道德、文章”，文章有白纸黑字在，学界自有公论；就一良师“道德”而言，遍观国内学人，向胡适之先生请罪，将未刊文章公之于众，向陈寅恪先生请罪，这样的将自己之过，自曝于天下，又有几人？如果说，这还不能称其为“日月之蚀”的话，则什么是“君子”则吾不知矣！

古代学人有为其师做“私谥”者，时代不同了，此法自然须有变通。一良师概括其师陈寅恪先生为“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颇得学界推许，我作为不成器的弟子，拟将中间四字略做调换，以概括一良师的一生，即“儒生思想、书生本质、史家学术”，不知先师在天之灵应允否？

2002年元月10日初稿

（原载《燕京学报》第13期）

再版说明

周一良教授辞世已近八年，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的学术著作维系着我们之间心灵上的交流，重新刊印先生的著作是我们纪念他和继承他的学术事业的最好办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刘方同志找到我，希望协助她编辑新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教授著），我立刻答应下来。之所以如此痛快，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义不容辞的，其理由有四：第一，我虽然不是周先生的磕头弟子，但从1983年起在他指导下进行敦煌书仪研究，直至先生去世，十几年间师生之间畅所欲言，了无隔阂，“有事弟子服其劳”乃天经地义。第二，十二年前，仍是刘方同志编辑此书，时周一良先生已患重病，行动与书写均不便，受先生之托，协助刘方同志编辑过199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工作起来比较熟悉。第三，此次再版，周先生哲嗣启锐同志委托我全权负责编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眼光比十二年前稍有进步，自信我的工作可以让先生基本满意。因此，重新编辑工作我不仅必须做，还要做好。

这次再版，仍维持1997年版的框架，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上、下编，上编补入“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及“《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两篇，共14篇；下编补入“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马译《世说新语》商兑”、“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学术自述”、“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史语所一年”等六篇，共28篇；全书上下编共收入论文42篇，基本反映周先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途径及全貌。为存其真，除版式体例外，正文内容一律不加改动。为便于读者了解周先生全部学术生涯，正文之后加了一篇“附录”，即笔者于2002年初所撰《儒生思想、书生本质、史家学术——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一文。

作为后学弟子，不具备为先生遗著写序的资格和能力，但重新编辑先生的著作，有些事情必须要有所交代，所以写了“再版说明”置于正文之后，以志原委，尚希读者及先生谅之。

赵和平

2009年4月26日

邓广铭　著

邓广铭治史丛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广铭治史丛稿/邓广铭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17128-8

Ⅰ．①邓…　Ⅱ．①邓…　Ⅲ．①中国—古代史—宋代—文集Ⅳ．①K2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494号

书　　　名：邓广铭治史丛稿

著作责任者：邓广铭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28-8/K·06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36.5印张　553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2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出版说明

自序

《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

《〈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

附录：陈寅恪先生所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序言

《〈宋史·刑法志〉考正》序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

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

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的《枢廷备检》——为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略谈宋学

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

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

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陈亮反儒问题辨析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

辛稼轩归附南宋的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850周年

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侂胄》书后

辛稼轩“书东流村壁”的《念奴娇》的写作时、地问题——与陈志昂君商榷

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

《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

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

校点本《宋诸臣奏议》弁言

再论《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与崔文印君商榷

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

《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

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

论赵匡胤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

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

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

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 ——与罗忼烈教授商榷

《稼轩词甲集》序文作者范开家世小考

《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源

“黄龙痛饮”考释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

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附录：臧克家与作者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

陈龙川狱事考

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

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邓广铭学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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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07年3月生于山东临邑县。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级助教，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宋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辽金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

作者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宋辽金史学家，他的学问并非只限于狭义的史学领域，而是把文史哲打通，对宋辽金史的各个方面都有贡献。本书的篇目由作者亲自选定，依照文章的内容，大体上以制度史、政治史、理学、词学、史料、人物等为序，把作者有关宋辽金史的一些有独到见解和最见具体考索功力的文章，经细心修订后呈现。其中既有如《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也有如《〈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和《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等序例文字。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50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2003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谟、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26种。这些论著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都重印过，有的印数超过5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的，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收入。

名家名著既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得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自　序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几段话，我觉得是说得很好的，今分别摘引于下。他有一段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

章学诚的书名既然是《文史通义》，则他所说的天下之学术，实际上也只是限于文史。他所说的独断之学，应即是要求撰述者以其史识（在今天，还应包括理论水平）作出应有的论断；他所说的考索之功，应即是要求撰述者对于文献资料能够加以选择，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

他另有一段说：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这里所说的比次之书，应是指一些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历史资料，例如会要、会典和某些史料丛编之类。没有这类比较原始的资料，则所谓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便全都无所凭依了。

《答客问（中）》的最后，对马端临和他所编著的《文献通考》提出批评说：

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把这番话用在马端临和《文献通考》身上，我觉得并不十分公允，只因与本题无关，现且不去说它。

总括以上引述的章学诚的几段话，那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从事撰述的人（他虽做出“高明”与“沉潜”那两种区分，在这里却是无关重要的），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而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我以为，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我自己所撰述的文章，尽管未能完全符合章氏所规定的几项标准，但是，我一直是试把它们作为追求的目标的。选在这本《治史丛稿》当中的文章，也全都是在这种追求之下写成的。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这本《治史丛稿》所收录的文章共四十五篇，全都是属于辽、宋、金史方面的。其中一大部分原已收录在我的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当中，只因该书共印了一千五百册，所以又商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意，从中选录了很多篇章收入这本《治史丛稿》中来。

这本《丛稿》所收各篇论文的编列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加以区分的，也不是按照文章的体裁加以区分的，而是完全依照各文所谈论的实际问题而区分的。例如书中收录了几篇序文，其中间有应著作人之嘱而写的，这类文章，一般被称为酬世之作，而在我却无任何一篇敷衍塞责之作，都是严肃认真地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待的，所以，也都依其内容而分别列于各门类之中，不再另设序跋一类。

1995年12月24日

《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
《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

《辽史》一书，在二十四史当中是篇卷最少的一种，然而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全部二十四史当中却并不以它为最少。把《辽史》中的问题作一概括的区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疏漏纰缪之处太多，二是前后重复之处太多，三是自相矛盾之处太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元代纂修《辽史》的时候，上距辽国之亡已经二百余年，参与纂修工作的史官们，对于有辽一代的朝章政典全都不甚谙悉，而从辽国传留下来的资料又实在太少，迫不得已，遂一方面把同一事件、制度等等使其在纪、志、表、传之中互见迭出，以求富其卷帙；另一方面又把汉人方面的一些有关记载，例如冒称南宋人叶隆礼编的《契丹国志》等，不问其是否出之传闻，也不问其是否和出自辽人的记载抵牾矛盾，只是生吞活剥地加以抄袭。又加史官们为应付当时的功令，急于在一年之内把全书编完，一切取办于仓促，在全书编写完毕之后且竟不暇从头到尾作一次总的复查工作。《辽史》中大部分的重复、疏漏、抵牾、错误诸病，主要就是由于这几种原因造成的。

从18世纪到近年来，曾有一些人对《辽史》作过补充校正的工作。其间如厉鹗、杨复吉、冯家昇诸人且已都有成书刊布。但是他们的著作，或则着重于罗列异说，或则着重于版本的校勘，而对于其中所记典章、制度、事件、现象诸方面的混淆错谬之处则很少加以考核辨证。即如关于有辽一代的营卫建置、军法兵政等事，如果仿照《新唐书》的例子，在《辽史》中专立《兵志》一篇加以叙述也尽够了；而《辽史》的纂修者们却偏要分为《营卫》和《兵卫》两志，每一志且各分为上中下三卷，而事实上分隶在此六卷书中的一些事目，有很多是彼此重复的。例如《营卫志》中的《斡鲁朵》与《兵卫志》中的《宫卫》即是。这样做了之后，仍还不能充满六卷书的篇幅，遂又把《契丹国志》中的兵马制度章中所载数事摘抄了来，而不管《国志》所载是否真是有辽一代的定制及其与《辽史》其他部分是否抵触。这导致的淆乱错杂，莫衷一是，对于正确了解辽代史实成为一大障碍。前此研治《辽史》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既未加以辨析和订正，我在翻读之际便先就这一问题做了一番穷源究委、疏通证明的工作，写成此文，作为我《读〈辽史〉札记》的第一篇。

一、《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条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辽史·兵卫志》中的《御帐亲军》和《大首领部族军》

《辽史》卷三五，《兵卫志（中）》的第一个条目是《御帐亲军》，其全文如下：

汉武帝多行幸之事，置期门、佽飞、羽林之目，天子始有亲军。唐太宗加亲、勋、翊、千牛之卫，布腹心之地，防卫密矣。

辽太祖宗室盛强，分迭剌部为二，宫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鸠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

大帐皮室军——太宗置，凡三十万骑。

属珊军——地皇后置，二十万骑。

《辽史》这一卷的第三个条目是《大首领部族军》，这一条的全文是：

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

太子军。　　　伟王军。　　永康王军。

于越王军。　　麻答军。　　五押军。

上引两条的文字虽很简单，但若稍加研究，和另外的一些有关资料稍加比勘，便会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却不算很少很小的。

（二）“御帐亲军”在阿保机称帝之初就已经设立了

根据《御帐亲军》条所说，在辽太祖时候，“宫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鸠集”。到他的儿子辽太宗时候，才“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这记载是错误的。首先，这和《营卫志》中的记载就是不相符合的。《营卫志（上）》的《宫卫》条说：

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是为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其斡鲁朵在临潢府。

其次，这和《兵卫志（中）》《宫卫骑军》条的记载也是不相符合的。《宫卫骑军》条说：

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怀旧者岁深，增新者世盛，此军制之良者也。

后两条引文中的所谓“心腹之卫”，所谓“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当然就是指“御帐亲军”亦即“大帐皮室军”而言。既然如此，可知所谓“御帐亲军”（即大帐皮室军）并不是迟到辽太宗时候才建立的。

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御帐亲军》条的记载和后两条引文中的记载之不相符合，正是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怎见得后两条记载之必是、前一条记载之必非呢？

答复是：前一条记载之所以必误，是因为在《辽史》的纪、志、表、传之中，还可以为后两条记载找出很多佐证，而前条记载则连一条佐证也找不出来。这里姑举以下五事为证：

一、《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有云：“〔太祖〕即皇帝位，命曷鲁总军国事。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

二、同书同卷，《耶律斜涅赤传》：“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显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

三、同书同卷，《耶律欲稳传》：“太祖始置宫分以自卫，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帝益嘉其忠。”

四、同书同卷，《耶律老古传》：“老古字撒懒。……隶太祖帐下。〔太祖〕既即位，屡有战功。……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太祖侵燕赵，遇唐兵云碧店，老古恃勇轻敌，直犯其锋，战久之，被数创，归营而卒。太祖深悼惜之。”

五、同书同卷，《耶律颇得传》：“颇得字兀古邻，弱冠事太祖，天显初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

从以上所举的五事，可以知道：在辽太祖时候，不但已经有了很森严的“卫从”（或叫“腹心部”，或叫“宫分”），而且已经有了“皮室”的名称了；不但有了皮室的名称，而且已经把皮室军分为“左皮室”和“右皮室”了。

《辽史》的纂修者们，乱七八糟地拼凑了这许多记载，在纂修过程中大概也觉察到其间颇有抵牾不合之处，便又在《百官志（二）》的《左右北南诸皮室详稳司》条下加了一段话说：

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

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耶律老古以功为左皮室详稳，则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宗增多至三十万耳。

既然确定在太祖时已经设置了“皮室军”（即“御帐亲军”），何以不把《兵卫志》中“御帐亲军”的文字改从一律呢？

（三）辽朝的“御帐亲军”果真经常有五十万人之多吗？

出现于第十世纪初年的契丹国，是包括了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单就居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契丹族而论，它在那时还正处在原始公社解体和向家长奴役制发展的阶段。这时期契丹全族人还都处在军事组织之中，战争是他们经常的职业。从第八、九世纪以来的长时期内，对其毗邻的唐帝国所不断进行的战争，对契丹族的军事组织也起了巩固和发展的作用。所以《辽史·食货志》说：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alt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

这也就是《辽史·营卫志（中）》所说的：

胜兵甲者即著军籍（按：《辽史·兵卫志（上）》《兵制》条说“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这里所说的“胜兵甲者”当即指所有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人），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绩毛饮湩以为衣食。

这可见，在辽国初建以及既建之后的若干年代之内，契丹族内的所有壮丁，在平时都从事于畜牧渔猎，一遇战事便都被征发从军。其征发的手续，据《辽史·兵卫志（上）》《兵制》条所载是：

凡举兵，……〔诸道〕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

然后皇帝亲点将校，又先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

这里是说，不但出征的大军全是出于临时征发的，连保卫皇帝的“护驾军”都是从这些临时征发来的军队中选拔出来的。

既然契丹族的丁壮平时都在从事于畜牧畋渔，辽国对外作战的军队既然全是临时调发而来，这便等于说，在辽国，为了保卫京城和最高统治者们而经常豢养着的职业兵，其数量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十分巨大的。

既然如此，我们对于《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条》所载“大帐皮室军凡三十万骑”、“属珊军凡二十万骑”、“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诸点便不能不发生很大的怀疑了。

（四）“大首领部族军”是贯通有辽一代长期存在的吗？

《辽史·兵卫志》的《大首领部族军》条所举诸大首领的名号，其中的“太子”似乎可以被理解为泛指所有曾被立为太子的人，“于越”和“五押”似乎也可以被理解为所有曾经膺受过这种名衔、职事的人；但“伟王”的封号在整部《辽史》当中只在此处一见，显然不是世袭的职位，麻答则更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私名，则伟王军和麻答军便不应是在辽国长期存在的军队番号。以此例彼，则所谓“太子军”、“于越王军”和“五押军”之是否各为经久存在的军队名号，也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为求正确解答上列诸疑问，必须把《辽史·兵卫志》中这两条记载所根据的原始材料追查清楚。

《辽史·兵卫志》的这两条，是直接抄自《契丹国志》，而间接出自北宋初年的大臣宋琪的一道奏章的。

二、根据宋琪的《平燕蓟十策》订正
《辽史·兵卫志》的错误

（一）宋琪的《平燕蓟十策》

宋琪的《平燕蓟十策》，见于以下四书：1．《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2．《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四至一九；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4．《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门》。这里的引文主要是依据《宋史·宋琪传》所载，也间有参据他本之处。

国家将平燕蓟，臣敢陈十策：一，契丹种族。二，料贼众寡。三，贼来布置。四，备边。五，命将。六，排阵讨伐。七，和蕃。八，馈运。九，收幽州。十，灭契丹。

契丹，蕃部之别种，代居辽泽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员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机始强盛，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还，死于杀胡林；季曰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为主，谋起军南侵，被杀于火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号为“睡王”，二〔十〕年（按：述律为辽穆宗。他于951年即位，至969年为近侍所杀，在位共十九年，此处之“二年”当为二十年之误，各本均脱“十”字。）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蕃将守兴之女。今幼主，萧氏所生也。

〔按：以上当即是《十策》中的第一策，即“契丹种族”。〕

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其爪牙。

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

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原注：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

别族则有奚、霫，胜兵亦万余人，少马多步。（原注：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阙时，令送刘晞、崔廷勋屯河洛者也。）

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

复有近界达靼、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

其三部落，吐浑，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州军部落汉兵，合二万余众，此是石晋割以赂蕃之地也。

蕃汉诸族其数可见矣。

〔按：以上当即是《十策》中的第二策，即“料贼众寡”。〕

每蕃部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契丹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

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侦逻，谓之拦子马。

契丹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只折木梢屈之，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或闻声言斫寨之声者，皆不实也。

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匝便行。

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我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羁战马蹄有余力也。

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原注：盖并毡裘骑士之故）。此其所长也。

〔按：以上当即是《十策》中的第三策，即“贼来布置”。〕

中原所长：秋夏霖霪，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财丰士众，力强也。乘时互用，较然可知。

王师备边破敌之计：每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勿辄侵渔，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或戎马既肥，长驱入寇，戎主亲行，胡群萃至，寒云翳日，朔雪迷空，鞍马相持，毡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原注：若分在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彼以全国戎羯，此以一郡貔貅，虽勇懦之有殊，虑众寡之不敌也。

〔按：以上当即是《十策》中的第四策，即“备边”。以下诸策从略〕

（二）宋琪上疏的年代和疏中所述辽事的时间断限

根据《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所载，宋琪是幽州蓟县人。在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出卖给契丹之后，宋琪在契丹应进士举中第，在941年被辽廷派充寿安王（耶律德光的长子，即后来辽国的穆宗皇帝）的侍读。因为这种职位关系，宋琪对于辽廷中的军国大事，所见所闻遂都较多一些。

946年辽国以幽州帅赵延寿为前锋而出兵攻击后晋，这时宋琪已被赵延寿辟置在他的帅幕之中，也跟随赵延寿一同南下，所以他对于辽方侵略军的调动布置方面所知道的也比较多。到947年辽兵撤离开封北归时候，宋琪没有随军北去，从此即转为赵德钧的儿子赵匡赞的幕僚。赵匡赞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到北宋初年还曾做过寿阳和延安两镇的守臣，在这期内宋琪一直是他的佐贰。此后宋琪被调为开封府的推官，受到了开封尹赵光义的赏识，到赵光义做了皇帝之后，宋琪的官职连次升迁，到983年的一年内便连升四次，由参知政事而登上宰相之位。

宋太宗在979年曾发动过对辽的军事进攻，结果是在幽州城下被辽军打得大败而回。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卒，其子隆绪以十二岁的冲龄而继承皇帝之位，由其母萧氏当政，而大臣韩德让宠幸用事。宋太宗知道这等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便打算再发动一次对辽的军事进攻。在准备过程中，他先下诏给宋廷的臣僚，要他们提供对辽国用兵的意见。宋琪的《平燕蓟十策》就是在986年春间奏陈的。（按：《宋会要》和《宋史·宋琪传》都说这道奏章是989年进呈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附加注文，指出此说的错误，以为这道奏章是986年春曹彬等出师时所上，今从之。）

从947年宋琪离开了赵延寿，离开了辽的军队，到986年他奏陈《平燕蓟十策》，其间已隔了将近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内，宋琪宦游于陕西、四川、安徽、河南等地，除了对辽国皇帝的更代必然有所闻知以外，对于辽国内部军政大局的发展和变化，他却是无从再得到确实而详细的消息的。因而，在其《平燕蓟十策》的第一策中所述契丹主世次虽也一直说到了幼主（辽圣宗）的代立，而在第二策中所述辽的军事实力，却只是限于辽太宗在石晋末年举兵南侵时候的情况。惟其如此，所以在这段的开头处首先冠以“晋末”二字。惟其如此，所以在“属珊”军下加以解释说：“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当是时”，仍是指的辽兵南犯之时。

（三）宋琪疏中所举辽的“诸大首领”考实

（1）“太子”非泛指，是专指阿保机的第三子李胡说的。

宋琪奏疏的第一策中，说阿保机共有三子，其第三子被称为“自在太子”。据《辽史》卷六四《皇子表》中所载，阿保机的第三子名叫李胡。表中又说，到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候，凡遇太宗亲出征伐时，常常由李胡留守京师。《辽史·太宗本纪》于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也载有“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事。可见直到辽太宗在位期内，李胡还是有“太子”的称号的。《契丹国志》卷一四《诸王传》中说阿保机的第三子“少豪侠有智略，善弹、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铁儿也。’征渤海时，山坂高峻，士马惮劳苦，太子径于东谷缘崖而进，屡战有功。后渤海平，封为自在太子。”

根据上引诸书的记载，则宋琪在其奏疏的第二策《其诸大首领》下所首先列名的“太子”，显然不是泛指辽国先后所有的太子，而只是专指李胡说的。

（2）伟王是指阿保机弟安端说的。

在《辽史》全书之中，除了《兵卫志·大首领部族军》条中见有伟王名号外，其余各纪志表传之中再也查不到究竟这里是指谁而言。但在北宋方面的一些史书中，伟王之名却是屡见的。《通鉴》卷二八七，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六月壬申载：

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按：即世宗兀欲）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阵使，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

《旧五代史》卷八八《李彦韬传》也记及此事：

及契丹犯阙，迁少帝于开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彦韬将与计事，彦韬辞不赴命。……及少帝北迁，戎主遣彦韬从行。洎至蕃中，隶于国母帐下。永康王举兵攻国母，以伟王为前锋，国母发兵拒之，以彦韬为排阵使，彦韬降于伟王，伟王置之帐下。其后卒于幽州。

从《通鉴》和《旧五代史》的这两条记事中，知道伟王在世宗即位之初，在与太后、李胡以兵戎相见时，是一个身任前锋的人。据《辽史·世宗纪》所载这次的战役是：

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于栾城。戊寅，梓宫次镇阳，即皇帝位于柩前。……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堇安端、详稳刘哥遣人驰报，请为前锋，至泰德泉，遇李胡军，战败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诣两军谕解。秋闰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横渡，相持数日，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既而闻太后、李胡复有异谋，迁于祖州。

《辽史》卷七二《李胡传》：

世宗即位镇阳，太后怒，遣李胡将兵击之，至泰德泉，为安端、刘哥所败。

根据《辽史》这两条记载，知道在这次战役中替辽世宗打前锋的共是两人，一为安端，另一为耶律刘哥。那么伟王究竟是哪一个人的封爵呢？这问题仍可以从《通鉴》中找到解决的线索。《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九月载：

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瓌将兵自团柏入寇，契丹主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杀契丹主而立述轧。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诸部奉述律以攻述轧、沤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十二）·继袭门（二）》也有与此类似的一条记载：

初，德光卒，东丹王突欲子兀欲立为天授皇帝。周太祖广顺元年九月，伟王子太宁王与燕王耶律述轧杀兀欲并其妻于帐下。时德光子述律王子讨太宁之乱，诸部首领共推为国王，伪号天顺皇帝。

只须查明杀害辽世宗的太宁王沤僧是什么人，查明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伟王”的问题便完全解决了。今查《辽史》卷一一二《逆臣传》中的《耶律察割传》云：

察割字欧辛，明王安端之子。……以功封泰宁王。……帝伐周，至详古山，太后与帝祭文献皇帝于行宫，〔帝与〕群臣皆醉，……〔察割〕是夕率兵入弑太后及帝。

这段记载和《通鉴》所记全相符合。两相对照，知《通鉴》中的“沤僧”即《辽史》中的“欧辛”的另一写法，二者同是耶律察割的小字的音译。察割是安端的儿子，可以证知《通鉴》诸书所屡次提及的“伟王”必然即是安端。

据《辽史·皇子表》，安端是辽太祖阿保机的五弟，小字猥隐。他在太祖神册三年（918）为惕隐，天赞四年（926）为北院夷离堇。当辽太宗南侵石晋的时候，安端率兵先出鸿门，攻下忻州和代州，及太宗死在栾城，世宗自立于军中，安端首先率兵往应，与李胡战于泰德泉，败之。其后即因这次的功劳而被封为东丹国王，并赐号明王。

（3）永康王是辽世宗兀欲即位前的封爵。

辽世宗是阿保机长子突欲的儿子。据《辽史》本纪所说，辽太宗耶律德光很喜欢他，“爱之如子”。在945年他也跟随耶律德光南下，及耶律德光攻灭石晋，进入开封后便封他为永康王。946年四月耶律德光死在北返途中，兀欲即在军中即皇帝位。此后在辽方的记载中虽也把他改称为帝，但在五代和宋人的记载中却一直还称他为永康王。

（4）南北大王是指耶律吼和耶律洼说的。

南大王是指耶律吼——《辽史》卷七七《耶律吼传》说，辽太宗对耶律吼特别倚任，会同六年（943）以吼为南院大王。到辽兵南侵，耶律吼以所部兵从。在入汴之后，诸将皆取内帑珍异，吼独取马铠，因而更受到了辽太宗的嘉奖。世宗立，以功加采访使，仍赐宫户五十。天禄三年（949）卒，年三十九。

北大王是指耶律洼——《辽史》卷七七《耶律洼传》说：洼字敌辇，太宗即位为惕隐。会同中迁北院大王。及伐晋，复为先锋，与梁汉璋战于瀛州，败之。世宗即位，赐宫户五十，拜于越。卒年五十四。

（5）于越系指“国舅萧翰”。

宋琪疏第二策中，在所列诸大首领内的“于越”之下曾加有一句注解说：“谓其国舅也。”这一“国舅”是指谁说的呢？

查《通鉴》卷二八七，萧翰由开封撤师北归，中途到了恒州，便和麻答以铁骑包围了张砺的住宅，声数张砺前此得罪于他的几件事。其中有一事云：“吾为宣武节度使，且国舅也，汝在中书乃帖我。”萧翰是阿保机妻述律后之侄，耶律德光妻萧后之兄，所以以“国舅”自称。宋琪疏中的“于越”下既注明系指“国舅”而言，则其所指为萧翰当无可疑。

（6）麻答即解里，亦即耶律拔里得，是阿保机的侄子。

据《辽史·太宗本纪》和《资治通鉴》所记，在契丹攻灭后晋的战役中，麻答是一个很重要的带兵将领，而在《辽史》的列传中却不见麻答之名。胡三省在《通鉴》注中有一处曾引用宋白的话，说道：

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机之从子也。其父曰撒剌，归梁，死于汴。

在《通鉴》正文中也有把麻答称作解里之处，例如卷二八七，六月甲寅记萧翰数张砺“罪状”，其中的一条为：

又谮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财，我好掠人子女。

这里的“解里”即是麻答。

《通鉴》注的另一处又引用薛居正的《五代史》中的话，说道：

麻答，耶律德光之从弟。其父曰萨剌，阿保机时自蕃中奔唐庄宗，寻奔梁。庄宗平梁，获之，磔于市。

既然这两处的记载都说麻答是阿保机之从子，耶律德光之从弟，则麻答之父萨（撒）剌必然是阿保机的同胞兄弟之一。今查《辽史·皇子表》，阿保机的二弟名剌葛，字率懒。于神册二年（917）自幽州南奔，为人所杀。“率懒”必即宋、薛所说的“萨（撒）剌”。据《辽史·皇族表》，剌葛有二子，一个名叫“赛保”，另一个是中京留守“拔里”。“拔里”在《辽史》列传中又作“拔里得”，而他就正是麻答。《辽史》卷七六《耶律拔里得传》云：

耶律拔里得字孩邻（按：即宋白所说的“解里”），太祖弟剌葛之子。太宗即位，以亲爱见任。会同七年，讨石重贵，拔里得进围德州，下之，擒刺史师居璠等二十七人。九年，再举兵，次滹沱河，降杜重威，战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国节度使，总领河北道事。师还，州郡往往叛以应刘知远，拔里得不能守而归。世宗即位，迁中京留守，卒。

《通鉴》卷二八七、八两卷中记述麻答攻灭后晋以后的一些残暴罪行甚详悉，今摘录几事于后，一方面和《辽史》本传互相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明了麻答所以致死的因由。

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以安国节度使麻答为中京留守。

麻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

常恐汉人亡去，谓门者曰：“汉有窥门者，即断其首以来。”

契丹所留兵不满二千，麻答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麻答常疑汉兵，且以为无用，稍稍废省，又损其食以饲胡兵，众心怨愤。闻帝（按：指刘知远）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杀十余人，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答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欲夺契丹宝货妇女，契丹惧而北遁。麻答、刘晞、崔廷勋皆奔定州。……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

麻答至其国，契丹主责以失守，麻答不服，曰：“因朝廷征汉官致乱耳。”契丹主鸩杀之。

（7）“五押”是官名不是人名。

《辽史·百官志（二）》所记控制西夏的“西京诸司”当中，有“西南面五押招讨司”和“五押招讨大将军”两事，在《辽史·国语解》中并没有对“五押”特作解释。宋琪疏中既将“五押”列在“诸大首领”之下，把它和“南北王”“于越”平列，当也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位名称提出，而不是像麻答一样作为人名提出的。

（四）《辽史·兵卫志》系因辗转抄袭宋琪的
《平燕蓟十策》而造成错误

把《辽史·兵卫志（中）》当中的《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条文字和宋琪的《平燕蓟十策》略加对照，便可以断言，《辽史》这两条的文字，只是把宋琪十策的第二策摘抄了来，又各加上了几句废话，例如“汉武帝多行幸之事”、“唐太宗加亲、勋、翊、千牛之卫”以及“亲王大臣体国如家”之类，改头换面，敷衍成篇的。

但是，假如纂修《辽史·兵卫志》的人真曾看到宋琪的《平燕蓟十策》的全文，则在摘抄之时也许还不至鲁莽灭裂到如此地步，不幸的是，他们虽摘抄了这段文章，却根本还不知道这段文章是出自宋琪之手的。《辽史·兵卫志》的编纂者既没有看到宋琪十策的全文，所摘抄的这一片段也只是从冒南宋叶隆礼之名而实际是由元代书坊中人编纂的《契丹国志》辗转稗贩而来的。这事的原委应如下述：

宋琪的《平燕蓟十策》全部收录在《宋会要》中，到南宋李焘纂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却将第一策略去未载，只引用了第二到第十诸策，而第二策中的“当是时”三字和宋琪自己所加的“于越谓其国舅也”一句注解也全在李焘的删削之列。到元朝中叶的书坊中人冒叶隆礼之名所编辑的《契丹国志》中，又只从《长编》当中摘抄了宋琪的二、三两策，在文字上也有所删改，而却在文前标了一个《兵马制度》的大标题。《辽史·兵卫志》的纂修者为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所迷惑，竟然也把这段文章中所述及的事项全部误认作辽国的永恒的制度，而把它分别摘抄到《兵卫志》中。当此抄袭之际，大概认为三万和二万的兵马数目与辽国当时的强盛情况太不相称，便肆臆武断而把它们妄改为三十万和二十万了。（另外，还漏掉了“南北王军”，且把“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两句抄错了地方。）

《辽史·兵卫志》中这两条记载的源流及其致误之由，既全已考察清楚，我们可以根据宋琪的十策对这两条中的错误作如下的订正：

一、述律后的属珊军是由阿保机在世时的一些牙将编组而成，在第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即石晋末年）就已经“半已老矣”，在述律后之后，这支亲卫军必不再存在，属珊军的名号也必不再存在了。《辽史·兵卫志》把它作为一种在辽代长期存在的部队是荒谬的。

二、辽代的“御帐亲军”（“皮室军”）是从阿保机建国时起就已设置了的，不是到辽太宗时才设置的。军队的人马数目前后容有不同，但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是三万人。《辽史·兵卫志》以为是三十万人骑是不对的。把属珊军的人马数目也凭空扩大了十倍，并且把它也算在“御帐亲军”之内，以为共是五十万人骑，也是大错特错的。

三、太子李胡、伟王安端、南北大王、麻答、国舅萧翰等人，即所谓“诸大首领者”，依照辽代的制度，他们是会有一定数量的私甲（也叫做“头下”）的。此种私甲必即以其所属首领的名号为名号，例如伟王的私甲称伟王军，麻答的私甲称麻答军，等等。及此一首领死亡，这支私甲便也不再存在。因而绝对不会从辽国初建直到辽国灭亡，其间一直有一支军队称为伟王军，一直又有另一支军队称为麻答军，等等。《辽史·兵卫志》把几个大首领的个别名号及其私甲认为是贯通整个辽代的定制，是长期存在的封爵和部队的名号，也是大错特错的。

四、《辽史·国语解》中对“于越”所作的解释是：“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兵卫志》中却又出现了“于越王军”，把“于越王”和伟王、麻答并列，这说明《兵卫志》的编纂者在从《契丹国志》中抄袭此段文字时，竟连“于越”一词的涵义也还是不知道的。

五、辽代的所谓部族兵者，是指役属于辽国的契丹诸部以外的部族兵而言，如宋琪疏中所举的奚、霫、女真、党项、沙陀等是。契丹诸大首领的私甲可能杂有这些部族中人，但在任何一个大首领的私甲当中，都不是以这些部族中人占大多数，更不是专由一个部族中人组成的。因而，《辽史·兵卫志》把这一条的题目标作“大首领部族军”也是错的。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政权，与先后出现在长城以南的五代十国对峙。耶律德光于公元947年因援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之故，而据有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其实力之强大，为当时并存的其他割据政权之所不能及。北宋建国并相继灭掉了华中、华南和河东地区（今山西省）的诸割据政权之后，虽也曾几次主动或被动地出兵与契丹进行较量，但大都遭到失败，只有1004年的澶渊之盟，可以算打了一个平局。这说明，在当时中国境土上的诸割据政权当中，仍以契丹最为强大。

在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建立牙帐的回鹘，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建立政权的回鹘，以及在葱岭以西建立政权的回鹘黑汗王朝，即使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也基本上都是亲附于契丹政权的，其与北宋的关系则较疏。

因此，在唐王朝衰亡之后，被中亚、西亚以至更西的诸国人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的，不是五代十国和北宋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是契丹。这个称谓至少持续了有数百年之久。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各国学人，在13世纪末叶所撰写的兵书当中，还把由中国传去的火药和火器称作“契丹花”、“契丹火箭”、“契丹火轮”等。直到今天，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是以契丹来称呼中国的。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契丹族所建立的国家，如果不与西辽合并计算，其国祚虽仅延续了二百余年，但从其对中国历史以及亚洲历史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来看，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尽管建立后晋政权的石敬瑭对契丹的耶律德光自称为儿皇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唾骂，但从澶渊之盟以来，北宋即与契丹正式定为兄弟之国。元朝的史官们，在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最终还是把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各自为书，平等对待，均列于正史之中。明代的柯维骐，在其所撰《宋史新编》中，虽曾荒诞迂腐地企图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王洙在其所撰《宋史质》中，则更为悖谬地根本不承认有辽金元三朝的存在；但他们的这种谬论既得不到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赞同，他们的这两部著作也就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后代治史者的重视。

可惜的是，以如此重要的一个朝代，在它灭亡之后，后人却未能撰写一部能与它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史书。元朝的史官们把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各自为书、平等对待的做法固然极为正确，然而当其修史之时，上距辽朝之亡已经二百二十余年，参预修史的史官们，对于辽朝的典章制度、部族离合、部伍编制，大都已甚茫然，而辽朝臣僚们所撰写的史志文本，在经过许多次事变之后，又鲜有遗存。事出无奈，他们便只能凭借仅有的不论出自辽人或宋人的，以及由当时书坊抄撮而成的一些记载（例如《契丹国志》），依傍拼合，仍难凑成部帙，遂乃不惜把同一事件、同一建置，稍稍更易其名称，而使之在《纪》、《志》、《表》、《传》之中重见迭出，以充篇幅。例如，在《太宗纪》中载有“诏以于谐里河、胪朐河之近地给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何剌三石烈人为农田”，而于《食货志》（卷五九）则又载“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其实，于谐里河即谐里河；南院之欧堇突吕、乙斯勃，即《营卫志》（卷三三）五院部中之欧昆、亦习本；北院之温纳何（河）剌，即《营卫志》（卷三三）六院部中之斡纳阿剌。若谓这样的一些失误无关宏旨，则《营卫志》中的“斡鲁朵”与《兵卫志》中的“宫卫”，前者只是把契丹语音写为他字，后者则是把它意译为汉文语词，半斤八两，毫无区别，然而因用字不同，竟在两《志》中各占用了不少篇幅，对于辽朝所特有的这一制度，反而会使读史者更难于理解其真实情况。更如《兵卫志》（卷三五）首条所叙述的“御帐亲军”，第三条所叙述的“大首领部族军”，其内容全都是从《契丹国志》辗转摘抄宋臣宋琪（一个由辽归宋的人）写给宋太宗的《平燕蓟十策》而成的，对原文稍加改易，便产生了种种谬误（我曾有文专论其事）。这说明《辽史》的纂修者们是如何地昧于有辽一代的重大史事了。

清代的厉鹗曾撰写了一部《辽史拾遗》，从本世纪的30年代以来，也曾有几位学者撰写了对于《辽史》的考正或校证之类的书册，然而大都仅仅校勘其字句的异同、违失和脱误，而极少涉及朝章政典一类的大问题。在有关辽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近年虽也有人在清人王仁俊《辽文萃》的基础上，又增益了一部分新出现的碑志之类而辑成一本总集印行，然而疏漏舛误既多（例如，王仁俊因避清帝名讳而改动的文字，也照抄了来），而标点断句方面的错误更多到不可胜数。对于《辽史》研究者说来，这实在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在东北三省和蒙古地区沦为半殖民地，且曾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时期之内，追随在日本侵略军的脚步之后，日本的一些历史工作者也得以因势利便，在契丹旧境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追寻和察访了一些文物遗存，相继刊布了一些有关契丹史实的论著。我们在解放了东北三省以及全中国之后，虽也在契丹故地进行了一些调查察访工作，对于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虽也进行了整理研究，但总的说来，在量的方面还为数较少，在质的方面也还不曾突出地超越了前人。这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契丹史研究方面的力量还是如何的薄弱，我们还应以如何的快速步伐急起直追。

前年由北京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杨若薇同志，因为是生长在辽宁省的，有较便利的条件，所以，从读大学本科时就对契丹族和契丹王朝的历史开始发生了兴趣。十多年来，她朝于斯，夕于斯，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这一学科的钻研。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期之内，她集中精力攻治契丹王朝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她在治学方面给予我的印象，是长于读书得间，亦即善于发现问题。而她还富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勇于去开拓前人不曾垦辟过的领域，也敢于对前此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或者已由富有权威性的学者所做出的结论提出怀疑。例如，已故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教授生前曾写过一篇《辽史复文举例》。但他在这篇文章中，只举述了刘晟、萧惠等几个人的事迹的重复，鸭子河与混同江名称的重复等，而对于契丹王朝所建置的特有制度方面却也不曾涉及。杨若薇同志则把“复文”用作检核全部《辽史》的权衡，首先用以检核《辽史》的各《志》，于是而写出了《斡鲁朵内官制考实》、《对〈辽史·百官志〉“殿前都点检司”及“宿卫司”的考察》、《〈辽史·百官志〉所记载的北面官》等篇论文。对于契丹王朝所建置的诸部族糺，日本的箭内亘、羽田亨、藤田丰八，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邵循正等史学家们，都曾进行过讨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所以直到目前，依然有人就此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磋商，有的人甚至以为糺字乃是契丹字混入汉字中的，其为说可谓愈出愈奇。我则一向以为，在契丹王朝期内，其所建置的某部族糺，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因而在其时，并无“糺军”这一名称，只有到金朝和蒙元，才把契丹王朝统治时所建置的各个部族糺，合并称为“糺军”。杨若薇同志很同意我的这一论点，她便极其勤奋地披阅了大量史籍，钩稽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这一论点确能成立，于是而写成了《契丹王朝“乣”之探讨及部族戍边制度》一文，进一步做出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得到了许多辽史研究者的赞同；辽金元史的专家杨志玖教授看到这篇论文之后，更大加赞赏说，这真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成功之作。另外，对于目前正在讨论的，契丹王朝在中京建成之后，是否即由上京迁都中京的问题，她也写了论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上述种种，都说明杨若薇同志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也说明我对她的治学精神所得的印象是经得起考验的。故当她的这本著作即将付印之际，我很高兴地为她写了这篇序文。

1988年5月9日　　　　

写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

《宋史》为书凡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当中是卷帙最多的一部。因其卷帙之多，故历来对于它的批评总少不了“芜杂”二字。其所以芜杂，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宋朝的官史种类特别多，文字记载特别详备，有《时政记》以记言，《起居注》以记动，又有《日历》综记言动二者。《日历》之外，既有《实录》，《实录》之外，复有《正史》。其臣僚士庶的私家著述经奏进或被旨而收入史馆中去的，在北宋与南宋都非常之多。据《元史·董文炳传》所载，当蒙古军攻陷南宋的首都临安以后，文炳即将宋史馆中的诸记注尽数收归于燕京，贮之于国史院中。到元朝臣僚受命纂修胜国史书的时候，这些旧的记注，自然是绝好的资料。史料虽左右逢源，史官却未必均具史才，稍一失于剪裁，昧于别择，芜累之弊，便因以不免了。

芜杂二字，若为转换一好的字面，则是详赡。我们现时对于古代的史事，唯患所知不能详尽。假如《宋史》的毛病只此一点，我们自不妨一反前人的论断，而予以好评，而不幸《宋史》于此外，还有很多别种缺点。

《宋史》中的纪、传、表、志、世家，来源极庞杂，抄撮于一书之内，遂致剌谬疏舛，抵牾矛盾等弊，莫不有之。现且只就其中《志》的部分而论：

既然南宋史馆中所存史籍俱已收贮于元都的史院之内，则《宋史》中的各《志》按理应都是由宋代所修各朝正史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等的旧志脱化而成的。宋代国史，现已全佚，就辑本《宋会要稿》及李焘《续通鉴长编》中所引各朝史志之文，取与《宋史》各志相照，知《河渠志》、《食货志》、《兵志》等，大都均采录旧史，少所改易，而《礼志》、《职官志》等，却又不然。今单论《职官志》：

《职官志》（《宋史》卷一六一至一七二）的各条当中散见有不少的“国朝”字样，当是元代史官录用旧文，而失于审订的。这使我们得知，《职官志》也并非出于元人之撰作。然这些旧文与《会要》、《长编》中所见的各朝史《职官志》之文每不相合，乃知《宋史》此志必系七拼八凑而成，而一切问题也便从此发生。今且只就其主要来源之一加以抉发，并论证其所以失误之故。（以下所引《宋史》文句，全据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

《宋史·职官志》的开端处，也和其他各志的开端处相同，是一篇总括的叙论，其中有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

这两段文字，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考》一《官制总序》中也找得出来，字句间并没有大不相同之处，只是《通考》于此段之前，先对宋以前各朝的职官加以论述，故于此段开首数语作：“宋朝（“宋”字疑原作“国”字，当由后来刻《通考》者所改。《通考》中所有“宋朝”字样均然。）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此外则：

类以他官主判，《通考》作“互以他官典领”。

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通考》作“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

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通考》作“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

丞、郎、员外，《通考》作“丞、郎、郎中、员外”。

十常八九，《通考》作“十常七八”。

官人受授之制，《通考》作“官人授受之别”。

于“十常七八”句下，《通考》更有“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云云一大段，其下方接以“至于官人授受之别”一段。

两书中的文句，虽然是小异而大同，但二者或许是同出于一源。《文献通考》一书本也是纂辑之功多，而撰作之处较少，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上面的比较，就贸贸然断定其孰为撰作，孰为抄袭；或孰为首抄，孰为转抄。我们再把《宋史·职官志》篇首的文字看下去：

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

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余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郎，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这两段也同样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的《官制总序》之内，其第一段且见引于南宋末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六《职官·六部门》。谢书于“各还所职”句下，紧接“神宗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云云数语，而附注云：“出《四朝志》。”此所谓《四朝志》者，是指南宋孝宗时候赵雄等所奏进的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而言。然则根据谢书中的这条夹注，或者可以使人认为《宋史·职官志》和《通考·职官考》必全是由《四朝史志》转抄而来的吧，然而跟着便又有问题。何以《宋史》对于《四朝史志》旧文的剪裁，与《通考》不谋而适同？即何以二者同将“神宗尝论苏绰”云云一段删去不载呢？又何以《宋史》自“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以下一大段，也恰恰与《通考》大体相同呢？这就不免使人怀疑到《宋史》或不无剽窃《通考》之嫌了。只是宋代正史中论列到神宗厘正官制一事的，在南宋赵雄等人所纂修的《四朝史志》之前，当北宋哲宗时候，就曾修成了一部《神宗正史》，其《职官志》中对此事之论述必特别详尽。现在此书既已不可得见，《宋史》与《通考》雷同之处，是否同自该书承用而来呢？对此问题，若不是李焘在《续通鉴长编》中供给了一项材料，我们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长编》卷三〇七，元丰三年八月乙巳载：

诏中书：“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小大详要，莫不有叙，分职率属，而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逮于末流，道与时降，因革杂驳，无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资硕辅，准古创制，义为可观。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官政，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宪章之意，参酌损益，趋时之宜，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厥恩数，悉如旧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欤！其应合行事件，中书条具以闻。”（原注：“《职官志》篇首云，熙宁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遂下此诏云云。”）

《四朝国史》之修纂，与李焘之修纂《续通鉴长编》几在同时，李焘且曾躬与修撰之事，所以《长编》中对于神宗一代典章制度的记载，凡其云据《食货志》或《兵志》等者，均指《神宗正史》中者而言，则此之所谓《职官志》，也即是说《神宗正史·职官志》。《宋史》不载此诏，其“熙宁末”诸语，与《长编》所引也不相同，则其不出于神宗史志，盖可断言。

我说《宋史》中“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一段，与《通考》“大体相同”，这意思自然暗示也还有些“小异”在内，但由这些“小异”之处所可证明的，不是两书的关系之疏远，却反而是两书的关系之密切。兹列举其异同如下：

《宋史》

（一）转行者易以及。及元祐初……

（二）枢密则加置签书

（三）悉仿机廷之号

（四）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通考》

（一）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祐初……

（二）枢密则加置签书，徽省则既罢复建

（三）悉仿机庭之号

（四）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名，书未成而边事起矣

就这四条看来，除最后一条为有意改正《通考》的字句外，其前三条则全是沿用《通考》原文，而有所脱误者。末条虽是有意的删润，而乃截取“官制格目”的“目”字使属下读，强凑为“目为正名”之句，上句既被腰斩，下句也极不通，则其为仓猝间生吞活剥《通考》之文字，必无可疑。

《通考·职官总序》对古往今来张官置吏的沿革得失，均予以通贯而又概括的叙述，虽或参用旧文，实亦掉以词华，如“走马承受”及“黄冠道流”等句是也。《宋史》为官修正史，根据东都迄于钱塘三数百年设官史实，何患其不能生一新的理解，立一新的议论呢？而乃募缘私人之残溺，以搪塞职责，实觉有些不甚相宜。

虽然，倘使见解恰正相合，对于《通考》中的议论确有先得我心之感，倒也不必勉强立异以为高。若是，则《宋史·职官志》总论部分之偶尔采用《通考》中的几段文字，终属情有可原。至于史实方面，则如前所述，当伯颜攻陷临安之后，已将其历朝史籍捆载而北，《实录》、《会要》、《正史》，莫不有之，在在可以参稽，可供采择，似只嫌文献之多，而绝不至患其不足，当无须再仰赖《通考》等私家纂辑之类书以为资据；而究其实又颇不然。兹姑举显而易见的几事为例：

《通考》卷五四《职官》八于记述诸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及诸阁待制之前，均各冠以总论一段，其《总殿学士》云：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近岁以待签枢云。

其《总阁学士直学士》云：

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直龙图阁，省郎、寺监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杂学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元祐二年，诏增复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绍圣三年，诏职事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后，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书、翰林学士之补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待制。

其《总待制》云：

宋朝景德元年置龙图阁待制，以杜镐、戚纶充，并依旧充职。祥符二年，诏班视知制诰，列其下。元祐令从四品，掌侍从，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到（按：当作“对”）或奏对。刘挚言：待制学士之选太滥（原注：“见学士门”）。王岩叟亦言：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

每条总论，实际是简括地综述前后制度的因革，与各条本文（如观文殿大学士条等）也都有些互为详略的关系。《宋史》于龙图阁学士条前，一字不易地抄袭了《通考》中《总阁学士直学士》条，而《总殿学士》与《总待制》两条却没有袭用，只于《观文殿大学士》条的起首处云：

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唯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

这明明是没有看明白《通考》中编置次第的用意，便妄为改删，而不知因为删改之无当，反更露了破绽出来。《通考·总殿学士》条，本以诸殿大学士及学士为限，《宋史》删去了“殿”字，而唯曰“学士之职”云云，是则翰林学士及诸阁学士，似已悉数包括在内，稍明宋代史事的人，当绝不至发生此等错误。这便可以十足地证明，《宋史》此条绝不是另有所本，乃是完全因为要掩饰抄袭《通考》之迹，妄为并改，而致铸成此错的。

然而其荒谬处还不止于此。

《通考》之叙述诸殿大学士、学士及诸阁学士、待制等，均以一殿或一阁作单位，而将大学士、学士或直学士、待制等合并叙述于一条之下。至于马端临本人的考证，以及所征引各家的议论，则均低一格或两格，而附录于各条正文之后。《宋史》诸殿学士、诸阁学士各条文字，均与《通考》完全相同，其为抄自《通考》毫无可疑。然所抄均为《通考》正文，其所附录的考订议论文字，则一概摒弃不取，而独将观文殿大学士及学士分条叙述，于《观文殿大学士》条，既照抄了《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的全文，而于其后却又另出《观文殿学士》一条。查《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云：

宋朝观文殿即旧日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学士称呼同真宗谥号，……更名观文殿。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时贾昌朝由使相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昌朝始。三年，诏班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书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出必为大学士。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得罪，罢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观文殿学士。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中兴后，非宰相而除者，自绍兴二十年秦熺（《宋史》误作蔡熺）始。熺知枢密院，郊祀大礼使，礼成，以学士迁，且视仪揆路，非典故也。乾道四年，汪澈旧以枢密使为学士迁。九年，王炎以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除。至庆元间，赵彦逾自工部尚书为端明殿学士，直以序迁至焉。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者，自绍兴元年范宗尹始。

这里所讲的，不但是观文殿大学士，也包括观文殿学士在内，《宋史》既抄录了这全段文字，则在题目中也应与《通考》一样，将学士附列于内才是；而却另列观文殿学士为独立的一条，该条全文为：

观文殿学士。观文殿，本隋炀帝殿名，国初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学士称呼正同真宗谥号，兼禁中无此殿额，其学士理自当罢，乞择见今正朝或秘殿以名学士，易之。”乃诏改为紫宸殿学士，以参知政事丁度为之。时学士多以殿名为官称，丁遂称曰丁紫宸。八年，御史何郯以为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殿为观文殿，即殿名置学士，仍以度为之。自后非曾任执政者弗除。熙宁中，王韶以熙河功，元丰中，王陶以宫僚，虽未历二府，亦除是职，盖异恩也。然韶犹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云。

在这一段文字当中，“改延恩殿为观文殿”，与观文殿大学士条重出，王韶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事，与本题全不相干，仅仅丁度为观文殿学士一事为切题之文。《通考》中之所谓“以宠辅臣之去位者”为极有关系之一点，反而未加采用，因而这一段的大部分全都是些题外的废话。然则写来何用呢？原来这本是《通考》附录于观文殿大学士条后的一段案语，因其为案语，故不妨与正文有重复处；也因其为案语，故不妨略有些别生枝节处。《宋史》拾人唾余而奉为珍宝，改作正文，标以题目，对于《通考》的体例既有所未审，而自己的剽窃之道前后也实未能一致。

史事的记载，只重在符实，旧史倘已有了精确难移的记述，固也仍然不妨因仍其文，因而《宋史》记事部分之抄袭《通考》，也并非绝对不可原谅；唯是抄袭自有抄袭之法，此所谓“盗亦有道”，若抄袭而竟至于拙谬到如下文所述的地步，却实在无法原谅了。

《通考》五四《职官》八《翰林侍讲学士》条有云：

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原注：《仁宗实录》）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后，王尚书宾为御史中丞，建请复开经筵，遂命兼侍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公徐师川二人，皆上意也。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alt、罗谏议汝楫并兼讲、读。绍兴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犹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原注：《朝野杂记》）

《通考》因为注明了材料的来源，所以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或则称名，或则称字，或则称其谥号，均一仍原书之旧，而不再改从一例。且《通考》为私家著述，体例即容有不谨严处，自亦无所不可。《宋史》为官修正史，既要进奏于当时的皇帝，也要征信于后代的读者，身份既极尊严，体例自须统一。然而看它抄用《通考》此文时，是否曾妥善地改正过：

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后，王宾为御史中丞，见请复开经筵，遂命兼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绍兴十二年，则万俟alt、罗汝楫，绍兴二十五年则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

改徐师川为徐俯，删“中丞”“谏议”等称，而且名之曰万俟alt、罗汝楫等等，这都改得很对；然查吕正献者，乃是吕公著的谥号，据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一〇所载《实录》中吕公著的附传，知其于神宗一朝即曾三兼经筵，后代人因为尊敬他的相业，所以多称其谥，而不称其名。元人纂修《宋史》，时移事易，自亦应照改徐师川为徐俯的办法，一律改正才是；今乃沿而用之，则修撰人必以为在神宗时候，有一个姓吕名叫正献的台谏官了。又查王唐公者，乃是王绹的字，钱士升《南宋书·文苑传》云：

王绹字唐公，审琦五世孙，建炎中为御史中丞，扈从南渡，拜参知政事。

《宋会要·职官》六《翰林侍读侍讲门》及南宋何异的《中兴学士院题名》中对王绹之直学士院及兼任侍读事，各有所载，当修撰《宋史》之时，所可能得到的有关王氏的材料必更多，乃竟不稍加检照，一方面既疑惑唐公未必是本名，一方面却又绝不设法求得其本名，乃即卤莽灭裂地删去一“公”字而弥缝了事。又查李心传《系年要录》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庚子记御史中丞万俟alt兼侍讲、左谏议大夫罗汝楫兼侍读事，知《通考》所引《朝野杂记》之文，谓二人“并兼讲读”者，亦即一人兼侍讲，一人兼侍读之意。今《宋史》于二人下删去此语，其意当是以董德元下之“并兼侍讲”句总接上文，如是则似万俟alt、罗汝楫于同时皆兼侍讲了。又查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七所著录乾道以后之著作佐郎有詹亢宗，云：“字道子，会稽人，王佐榜同进士出身，治《书》。”乾道九年，以谏官兼说书者必即此人，《宋史》作詹元宗，亦承《通考》之误。

然而其荒谬处也还不止于此。

《通考》五三《职官》七《御史中丞》条，于“绍兴十二年万俟alt又以中丞兼侍讲，由是言路始兼经筵”句下附注云：

祖宗时，台谏例不兼讲读，盖以宰执间侍经筵，避嫌也。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后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绍兴时，万俟alt、罗汝楫以中丞谏议兼，盖以秦桧之弟若孙相继为说书，便于传导。桧死，遂罢兼。庆元后，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

这段注文，很显然，也是采用《朝野杂记（乙集）》一三《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条的文字而有所删削的，因在下卷的《翰林侍讲学士》条内将此段采入正文，所以在此处即简括其文而列于附注，如此便不嫌其前后复出。《宋史·职官志》四《御史中丞》条，也全是抄自《通考》而又加以改窜过的，且把《通考》之正文及夹注混而为一，于是上段夹注出现于《宋史》正文中的已改为：

台谏例不兼讲读，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兼者三人，万俟alt、罗汝楫皆以秦桧意。庆元后，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矣。

在这样短短的一段当中，经过《宋史》纂修人稍加删润，便至少生出了以下的四种毛病：删去了避嫌之说，遂乃使人不知道台谏官所以例不兼讲读之故，此其一；吕正献仍未知改作吕公著，此其二；台丞之兼经筵，本以仁宗时候贾昌朝为始，《宋史》于侍讲学士条中已抄入《通考》之文而备载其事，于此乃复首自吕氏说起，又似台丞入经筵是从吕氏开端者，前后便不免自相矛盾（《通考》于中丞条内本只列为附注，不具重要性，故其从吕氏说起，与后卷之正文并不相妨），此其三；《通考》附注中删削《朝野杂记》之文，只曰：“中兴后兼者三人，皆出上意”，而不载明三人的姓名，这也是因为要在侍讲学士条内详叙其人其事，故此处不妨从略，修《宋史》的人乃竟健忘之极，忘记了在前卷《翰林侍讲学士》条内已曾将《通考》所引《朝野杂记》之文全盘抄入，且并妄改王唐公为王唐一事也竟尔忘记，于是乃又删去了《通考》注文中的“皆出上意”及“绍兴时”七字，而以万俟alt、罗汝楫两人的名字直承“中兴兼者三人”一句，是乃以为万俟alt和罗汝楫也在“兼者三人”之列了。然则与王宾、王绹、徐俯相加，岂不成了五人？此其四。大概元代与修宋史之人，确如其在《进宋史表》中所自道的，“述作之才有限，而报效之志无穷”，亟亟于书成以后升官迁秩的事，遇事便均草草了事，殊不知元朝皇帝固易欺骗，其何以征信于天下后世之翻读斯书者哉！

《朝野杂记（甲集）》一二《两镇三镇节度使》条云：

国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熙宁初韩魏公，元丰中文潞公，绍兴中吕诚公是也。然三公卒辞之。渡江以来，诸大将若韩、张、吴、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至三镇者三人：韩蕲王镇南、武安、宁国；张循王静江、宁武、静海；刘安城王护国、宁武、保静。

《通考》五九《职官考》一三《节度使》条于“中兴诸州改节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鼎盛，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等句下，采录此段列为附注，一字未予改易。《宋史·职官志》六《节度使》条文字全抄《通考》，唯将此注文稍加改易为：

宋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韩琦，文彦博，中兴后吕颐浩是也。三公卒辞之。而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至三镇者三人：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张俊静江、宁武、静海；刘锜护国、宁武、保静。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七一有关于此注的一条云：

中兴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谓韩世忠、张俊、吕文德、岳飞、杨存中、刘光世也。吕当在杨刘之下。或云吕当作吴，吴玠亦尝兼两镇也。

今案：此说非是。大概钱氏看到《通考》作“吴”，与《宋史》有异，而不敢断言《宋史》此条即完全从《通考》抄袭而来，又不知《通考》原亦抄自《朝野杂记》，所以只于末尾说“或云吕当作吴”，他自己的意思，却以为吕字为指吕文德而言。查吕文德以拒抗蒙古收复泸州之功，于度宗时加宁武保康军节度使，其后不久即复为蒙古所赚，而至于疽发背死，姑不论其功业不能上与韩、张、刘、岳诸人相比，其年代也远在李心传《朝野杂记》成书之后。且《宋史》中并没有为吕文德立传，更岂肯把他与诸大将相提并论呢？因知《宋史》之作“吕”，纯系出于校刻之误，当不是修纂者有意改动的。

然而吕字之误，虽不能归罪于史臣，这却并不是说史臣们所改此段注文已全然妥善。

李心传对本朝勋旧示其崇敬，故《朝野杂记》中对韩文吕诸人均称其封号，而曰韩魏公、文潞公、吕诚公，其下亦遂以“三公卒辞”句承接之。《宋史》于三人既均改用其名，于“三公卒辞”句却承而用之，殊为不当。又如安城王者，本为刘光世卒后于孝宗乾道八年所追加之封号。《宋史》乃张冠李戴，误以为刘锜，殊不知锜不唯未曾兼领三节镇，且并不曾兼领两节镇，而其生前身后，也从不曾受封为王也。

《朝野杂记（甲集）》一一《镇抚使条》有云：

镇抚使，旧无有，建炎四年，……时剧盗李成在舒蕲，桑仲在襄邓，郭仲威在维扬，薛庆在高邮，皆即以为镇抚使。

《通考》六二《职官》一六《镇抚使》条，大体均依据《朝野杂记》此条而修成者，《宋史》则又全袭《通考》之文。然在高邮之剧盗薛庆，《通考》作许庆，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七五所载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任李成等人为镇抚使之诏命，及李心传《系年要录》同日之记事，亦俱作薛，不作许，是知《通考》作许庆，乃以许薛音近而致误者，其误当也出于刊工。然《宋史》对此则又懵然弗晓，也承袭着《通考》之误，而作许庆了。

《朝野杂记》一书，对宋代的朝章国典、礼乐政刑诸大端，所载其兴革损益之迹，大都粲然具备。考求宋代制作者，自必须于是而取征，故马端临于《通考》中多所采录：或稍加删削，而列入正文；或全篇悉载，而作为附注。《宋史》纂修之时，去《通考》成书之时间未远，《朝野杂记》一书，并非难得，乃竟不知取而参稽，一切唯从《通考》辗转稗贩，结果遂不免失厥本真了。

书籍因传写或刊刻之故，每易增加许多讹误，从《宋史》所抄袭于《通考》中的各条看来，可知在初刻本的《通考》中，便已有了不少讹夺之处。然其中的许多处所，也尽可从情理上察知，而应即取他书加以参稽者，可惜这又不是与修《宋史》的人们所能做到的。于是而又有“卫尉寺并入工部”之谬说：

《通考》卷五五《职官考》九《卫尉寺》条末句云：

中兴后，废卫尉，并入工部。

案卫尉寺所典掌的事项，是仪卫兵械甲胄之政令，以及内外作坊输纳兵器时辨其名数，验其良窳等等，与工部有何干涉，而于中兴后乃并入其内呢？是则《通考》此文之必有讹误，不待证而已可知。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卫尉寺门》最末条云：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卫尉寺并归兵部。

李心传《系年要录》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申载是日省并之省局寺监凡十有三，其中亦云：“卫尉寺归兵部。”从而可知《通考》中的“工”字亦出于传刻之误。《宋史》“卫尉寺”全条均照抄《通考》文字，于“工”字乃也因仍未改，倘有人不明白《通考》《宋史》二者间的主与盗的关系，而取此二书以证明其他书中“并入兵部”说之非，则误人不已甚乎！

有清一代的考据学家们，用力于《宋史》者不能说很少，然就其所作成的考证文字而论，如邵二云的《南江札记》，钱竹汀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以及四库馆臣的《四库全书考证》中《宋史考证》部分，大都是对其琐细处加以指责，而列传部分所占成分为最多。因现时所见的宋人文集中，还保留着不少的碑传志状，可供与《宋史》各传相参，故此事较易为力。至于《职官志》中的重大谬误，却从无一人加以摘发。明人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对《宋史》也仅稍加补苴或删润，其《职官志》中则并补苴之功也极少有。结果，也只是以讹传讹。本文也只是就《宋史·职官志》与《通考·职官考》具有源流关系者略事胪举，以为例证。两书的纠葛，并不以上述诸事为止，而《宋史·职官志》之所本也非仅《通考》一书，因而其中还尽有较上举各点更为重大的谬误之处，在此一概不能列举，其详具见拙作《〈宋史·职官志〉考正》中。

《通考》这部书，有些人深加推许，如《四库提要》是；但通常也有人因其无大异于南宋晚年的别种类书，如章如愚的《山堂考索》等，便目为专备射策之用的工具书，而加以鄙视，如章实斋是。今将价值判断姑置不论，其中既是门分类别，而又本末备悉，修《宋史》者为贪图方便而加以剽取，虽终有失史局之尊严，假使所抄尽得其当，我们自也不必深责；今所抄乃至远在《通考》原文之下，且更多因毫厘之差而致千里之谬，则何如直截了当地取《通考·职官考》的全部而借作《职官志》呢？

赵瓯北《二十二史札记》二三《宋辽金三史》条谓元人修《宋史》前后有数次，至顺帝诏宋辽金各为一史时，各史之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实则《通考》成书以后，于元仁宗延祐六年四月，方经王寿衍奏进，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六月，方降旨令饶州路誊写刊印。史馆据以抄袭者，必是已经刻成之本，则其事必在顺帝降诏修纂之时，然则赵氏谓其时纪、传、表、志均已完备亦误。

一九四一年夏写于四川南溪县之板栗坳

（原载《文史杂志》2卷4期，1942年4月）

《〈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

壹、自　序

《宋史》为书，近五百卷，部帙之富，居廿四史之首位。然其书本仓猝修成，史臣取了目前，潦草将事，故其纰缪疏舛之处，亦视各史为独多。明清两代屡有倡议重修之人，且有已将成书刊布者。然对《宋史》本书实未能先为之条分件析，洞察其各部分症结所在；仅模糊笼统，谓其义例之未善而遽予更改，谓其文字之芜累而遽予删除，是则所加诸未能征信于世人之书者，仍为不足以取信于世人之道，其果为功为罪，正难遽断，此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之所以未能取重于史林也。窃不自揣，欲萃其精力，广征天水一代之史册，取与元修《宋史》相校雠，勘正其谬误，补苴其疏脱，考论其得失，疏通其晦涩，探索其源流，汇为《宋史校正》一书，使《宋史》之长短利病，毕皆呈露，议改修者庶可就此而得所凭藉。今诸志之雠勘已粗就伦绪，其中之亟须陈献于方家之前以相商榷者，则《职官志》之校稿也。

《四库提要》于《崇文总目》下有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而不知《职官志》之于《艺文志》，其荒谬更为过之。施国祁尝谓《金史》之病有三：曰总裁失检，曰纂修纰缪，曰写刊错误。执此而论《宋史·职官志》，亦莫不恰中其失。聊举数证，以实吾言：

晚唐五季，藩镇乱离，赵宋开国，务惩厥失。其设官分职之际，亦多寓有此意。如枢密院为袭晚唐制也，然唐之枢密使以宦者为之，至宋则概用士人，与中书对称二府，分持文武之柄，既以分宰相之权，且足使统兵之将不得操行兵之符，而制令之臣又不得统内外之兵，此与唐之用意，区以别矣。诸路州军，在唐仅一使以临之者也，至宋则既夺其兵柄，又分其职事于帅、漕、宪、仓四司，且复遍置倅贰以分长吏之权，斯又足使身膺一路之寄者不得有所展布矣。凡此皆所以收相互维制之效，以防大臣擅国及藩镇陆梁之祸。而其官员之冗滥，政治之因循，即均以此为基因。举述此事实而阐发其底蕴，应为总序之所有事，而《宋史·职官志总序》之中，则未尝及于此也。

神宗厘革官制，为新法中之一大节目，虽以元祐诸大臣之力复旧章，对此犹未稍置异词，知其确为犁然有当而不可移易者矣。盖当北宋初叶，官爵秩名，纷错失序，如尚书、侍郎、给谏、卿监、郎中、员外郎之属，本皆职事官也，而有其名不任其职，谓之寄禄，仅以为叙迁之阶。幕职令录本州县之属官，而乃有以某路某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某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有以某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某州州学教授者；有以某军判官为阶官而试秘书省校书郎者；舛乱可笑，于斯为极。神宗于元丰中本《唐六典》而加以董正，首使中朝百僚，各正厥名，各还所职，宋之官制，至此方纳于正轨。《宋史·职官志总序》之中，虽约略涉及此事，而各卷正文则言之极不详晰，有仅述元丰以前之制者，有但载厘正以后之制者，其宋初诸臣列传之中，更多误以尚书侍郎等为职事官而一概存之，以大夫郎为散官而强半删之，知其于纂修之际，对当时更改之由，已不深悉，殆所谓不知而作者矣。

然揆厥情势，实不应尔。两宋文事极隆，史学尤盛，其记载本朝史事者，有官修之《实录》、《日历》、《会要》、《起居注》、《时政记》及各朝正史；私家著述，于表、纪、志、传诸体之书，更无所不备。洎临安既陷，史馆所储，悉归燕都（见《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末叶三朝，亦均在内（见《宋季三朝政要》卷首自识语），故欧阳玄于所撰《进〈宋史〉表》中，亦谓“视金源其未远，alt石室以具存”，是则载笔诸臣，大可曲汇旁通，取作凭藉，非有书阙简脱、文献不足之苦也。即或迫于期会之促，苦无从容熔铸之暇，则取前修之所已备，剪裁修润之使无复沓抵牾之失亦可也；若必舍此而乞讨于稗贩之手，捃摭于类事之家，则为事理之所不可解，而《宋史·职官志》固又甘落下乘，而奉类书为祖祢矣。

自北宋罢诗赋而以经义论策取士，古今典制，为决科发策之士所必诵习，然而事类浩瀚，獭祭难周，各种“类书”遂乃应时纂辑。当代官制既亦须网罗于内，编纂者乃就列朝《正史》及《会要》、《日历》、《实录》之属为取材之所。作始者区分汇录，草创规模；继起诸家则修饰润色，踵事增华；及夫南宋末年之所修，于两宋官制因革，记载已臻详备，条贯亦既分明，实已具备正史志书之规模。元代史臣，苟自审“述作之才有限”，如《进书表》之所云云者，则选取类书中较为完善之一家，详慎比勘而补正之，即以移充正式之史志，则虽不足自解，而为情终犹可原。顾乃矜于史局之尊严，不敢依样以画葫芦，既须剽窃，复图掩饰，割裂联缀，仅乃成篇。而复出之以苟且，不肯通全志而加以综核，遂至有诸书同载一事，因文字稍有不同而均被采录者，如卷九、卷一〇复出之《勋官》、《检校官》、《功臣号》等条是也；有某书征引旧文有讹，而不知覆按原书，以致因仍差失者，如《文献通考》引《朝野杂记》而误薛庆为许庆、误朱震以秘少兼侍讲为以秘少兼崇政殿说书是也。其以昧于当时情事而致误，如名姓之舛误，年月之讹夺，节次之颠倒，称谓之违失等，更不知其几何也。

以上所举，唯以出于总裁失检及纂修纰缪者为限，亦尚未足以概其他失，其刊写之讹脱更不与也。以史学最盛之朝，其典章制度乃仅得此等拙劣之史志以传后，斯可憾已。是故《宋史》之其他部分，尽有稍稍增益或删削即可底于完善者，而以《职官志》挂漏之独多，舛误之特甚，非彻首尾而重修之则不可。吾学未逮而妄欲先试诸此，恐所见之或未当而所言之容有诬也，爱先举此校读之稿以为验，是为《〈宋史·职官志〉考正》焉。

贰、凡　例

一、本文所引《宋史·职官志》之原文，一依涵芬楼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其书为配合元至正初刊本及明成化重刊本而成。凡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者，元刊本也。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者，明刊本也。《职官志》一二卷中，唯卷一一为元刊，余均明刊。

一、本文所据主要参证资料者为：

《宋会要辑稿》（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爱日精庐活字本）

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广雅书局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川仁寿萧氏刻本）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适园丛书》本）

李攸《宋朝事实》（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程俱《麟台故事》（同上）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敬乡楼丛书》本）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清钱塘汪氏仿宋刊本）

叶梦得《石林燕语》（叶德辉《郋园丛书》本）

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儒学警悟》本）

程大昌《考古编》（同上）

徐度《却扫编》（《学津讨原》本）

孙逢吉《职官分纪》（《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

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刊本）

刘子实《翰苑新书》（明万历金陵周氏仁寿堂刊本）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明嘉靖三衢夏氏刊本）

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书局刻本）

一、宋代各朝《会要》，经元迄明，多所散佚。明修《永乐大典》时，取文渊阁所藏二百零三册之残本，分门散隶于各韵之中。宣德间文渊阁火，残存之本乃亦同归于尽。清嘉庆中，大兴徐松方自《永乐大典》各韵中重为辑出，而以卷帙浩瀚，刊写两难，终清之世，唯原辑之稿本孤行，故明清两代之治宋史者无一人得见此书。今得影印本，遂亟取以与《宋史》对读，本文中所取材于《宋会要》者亦遂视各书为独多。然《宋会要》之辑录实出于匆遽之间，嗣后未曾再经细校，其部类比次，又大体依据《宋史》各《志》之门目为准，坐是而差谬讹夺，随在不免。本文于征引之际，倍极审慎，凡有他书可相比照者，亦一并引录，以资佐证。

一、南宋诸家所修“类书”，大都辗转抄引，其记载宋代官制较详而流传至今者，厥唯上举章如愚、刘子实、谢维新三家之书。章书成于宁宗时，谢书成于理宗时，刘书之成当亦与谢书相先后。三书所载事目均多雷同，而以谢书刘书之间为尤甚：所列条目，所述沿革，同者盖将什九。则似三书之间，应有源流关系存在。然细核其相同各节，章书时次居前，而其所载出典反不及刘书、谢书之完备；即刘书谢书之所载，亦多有此具彼阙、此阙彼具者，知其时必尚有为各书共同祖述之一书，而今亡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之《职官考》，其正文同于刘谢二家之书者亦什八九。然刘谢两家亦有互异之处，如刘书前集（九）《太守》条引《中兴会要》之文，于“许通差武臣一次”句下有一段云：“绍兴元年知越州陈汝锡言：‘诸路守臣并许节制管内军马，除逐州遇有缓急事宜合依前项指挥听从本州守臣节制外，所有事干一路军政，及合隶帅司差发之类，并令遵依旧法施行。’诏申明行下。”同卷通判条夹注中有“经总制钱旧法守贰通掌而隶提刑司”云云一段，为谢书《太守》条及《通判》条所不载。谢书后集卷七六《教授》条云：“国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按：四书院下原各有夹注一段，兹从略），未建州学也。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乞请太学助教杨光辅充本州讲书，从之。余镇未置学也。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也。宝元元年颍州守臣蔡齐请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或本处举人举有德艺者充。当时虽置教授，或用兼官，或举士人，委于漕司而未隶朝廷也。”层次极为清晰，而刘书《教授》条所载则较此大简。其外取舍繁简之不同犹难殚数。而凡此诸处，《通考》均与谢书相同。因知其渊源所自，盖为《合璧事类》而非《翰苑新书》也。《宋史·职官志》袭用之书非一，而其径自《通考》出者为数最多。今于校读之际，于此等源流关系均加探究，故所藉赖于章、刘、谢、马诸家之书者亦至繁夥。

一、《通考》所载宋代职官，大体虽与《合璧事类》相同，而其间亦时有详略互异之处。今查凡《通考》所无而仅见于《合璧事类》之条目，《宋史·职官志》苟亦有之，则二者间之内容必多异；凡《合璧事类》所无而仅见于《通考》之条目，《宋史·职官志》苟亦有之，则二者间之内容大体上必不殊。且凡《通考》录用《合璧事类》之成文，偶因传写而有所失误者，《宋史·职官志》亦皆踵讹袭谬，未予是正。据知《宋史·职官志》之与上举二书相雷同者，必皆出自《通考》而与《合璧事类》则无直接之因缘也。故于对读考校之际，虽取章、刘、谢、马诸家之书而并用之，就中实以用马书之处为尤多。其间有《通考》改易《合璧事类》之文而有迹象可寻、或《通考》有误而《合璧事类》本不误者，即引录《合璧事类》之文以相比证。虽分疏之际不免辞费，顾亦所以明《宋史·职官志》中若干条目之来源在此而不在彼耳。

一、《宋史·职官志》中条目之不出于《通考》者，亦必出于另一成书，其书为何，今未能明。其中有行文顺序与《通考》异而记叙之谬误与《通考》同者，则二者又必同出一源。本文遇此种情形，间亦录而存之，为俟异日探求其本源也。

一、昔人校正《宋史》之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提要》中引有沈世泊《宋史就正编》内驳正《宋史》者数条，而沈氏此书则未为《四库》所收录，故今亦未能得见，不知其书之内容果何若。余如武英殿本《宋史》各卷后所附载之《考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及邵晋涵《南江札记》中之考订《宋史》部分，均以列传为多，涉及《职官志》者寥寥无几。凡诸书所已论及而又为我之所同意者，即不在文中重复论述，凡诸家之考论犹有疑文剩义者，则更摘出参决之。

一、本文为求易于征信起见，取证唯求其充，推考唯求其尽，虽一字、一词、一年月、一名氏之是正，亦往往反复辨说，期于无可置疑而后已。文字芜累，读者谅之。

一、继本书而可谋定稿付印者，为《刑法志》、《河渠志》、《兵志》及一部分列传之校稿。

一、心未周浃夫全史，功力仅及于饤饾，此固通学之所不屑为，而我则未能优为之者。考论之所不中，念虑之所不周，雠勘之所疏漏，参照之所未及者，不知凡几，愿受宏雅之指教焉。

1941年9月8日写于四川南溪县之板栗坳

（原载《读书通讯》第62期，1943年3月）

附录：

陈寅恪先生所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讹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及南来之后，同寓昆明青园学舍，而寅恪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固难与之论学论史，但当时亦见先生甚为尘俗琐杂所困，疑其必尠余力，可以从事著述。殊不意其拨冗偷闲，竟成此篇。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噫！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傭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覉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庶几益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而全书遂可早日写定欤？癸未一月二十七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

原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序言

宋代的职官制度，就其部门与层次来说是错综复杂的，就其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又是胶葛混淆的。因此，它自来被宋史的研究者们视为畏途，望望然去之，避之唯恐不远。然而照实说来，在宋史研究领域里，它却是一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对于宋代职官制度了解的多少，是会在质的方面，决定一个宋史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的，尽管其研究课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我的朋友当中就曾有人说：“职官制度方面的事，即使你不去管它，它也要来管你，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一类问题。”这些话，都是正得我心之所同然的。

在宋代职官制度中，其最为通常出现的，关系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升迁、黜降事件的，一个是有关铨选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磨勘的问题。前一个，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的一种制度，到宋代却又具有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一些特点；后一个，虽也是属于前代已有的考核制度之一种，但不仅这一名称为宋朝所首创，其所实施的种种细则，也是前代所不曾有过的。因此，我们似又不妨说，对于铨选、磨勘等问题如缺乏清晰的概念和透彻的理解，对于宋代的职官制度也就会随时随地遇到一些扞格难通之处，从而也就无法真正领悟。

《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中，但在章惇的传中，却插入了如下几句话：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

李纲的《梁溪全集》卷一六〇也有《书章子厚事》一文，文中有一段说道：

方子厚当轴，士大夫喜抵呵其失；然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诸子虽擢第，仕不过管库、州县。岂不贤哉！

以上两段引文所反映的是，在宋代的大小官僚们的仕宦进程中，有的人可以利用其既得的特权，可以令其子弟不依铨选的固定程序而快速晋升；而被一般人认作并非善类的章惇，却独能奉公守法，令其子弟均按部就班地听候铨叙机构的注拟。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在唐代即已有了“循资格”的死板规定，作为入仕人群升迁调补的准则和限制；到宋代，科举之盛更远非唐代之所能比，官僚群体之员额也几乎是年有所益，月有所增，于是待次待阙于铨部者纷纷扰扰，于是铨部在极端正常的情况下（即非徇私枉法时）也只能做到“资深者序进，格到者次迁”的地步，自无法使得非常之才得以尽快地脱颖而出。这对于造成宋代吏治之因循保守，显得奄奄无生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倘若不深入理解铨选在宋代职官制度中所占有的地位，就连章惇所具有的那一独特的美德也无法领会，更何论于对宋代的官制以至对宋代政治历史的研究呢？

《宋史》的《范仲淹传》，于记叙其在庆历三四年（1043—1044）内推行了一些新政，后因遇到很大阻力以致不能不离开参知政事的职位时，对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作了一段总的评述说：

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宋史》的《苏轼传》载有苏轼于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之时，在由黄州去常州的途中特地与王安石会晤时的一段谈话，其最末一事为：

王安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安石笑而不言。（按：《宋史》此段当抄自邵伯温《闻见录》。）

上面的两段引文，一则反映出，对于磨勘法之改进和加密，竟可以使一个参知政事因而去职，足证磨勘法在官员群体中的牵动面如何之广；二则反映出，官员群体中人，为企图把磨勘提前半年进行，竟至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谋求。这就又都反映出，磨勘问题关系到一个官员的仕宦进程，是如何重要的一个问题。

总括上面的一些论述，我们说，铨选与磨勘二者，乃是宋代职官制度中极为关键的事，是研究宋代职官制度史者不可不首先董理清楚的问题，自然是没有任何过分之处的。

在50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学生“向科学进军”的本领，我曾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而向学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者。当时的学生正热衷于讨论“理论挂帅”、“以论带史”和“论史结合”等等的问题，大都把我的意见认为是“老生常谈”，是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因此，它所起的引导作用实极微末。然而，到1958年的教育革命期内，北大历史系的一部分学生为批判我的学术思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以我所提出的治史的四把钥匙作为批判对象的。有的大字报上还突出地画出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用以象征马列主义，并向我质问道，为什么竟把这一把最灵验的钥匙撇开不谈？当时我心想，倘若我真的把马列主义降低到与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诸门类同等的水平，那岂不将构成更严重的错误吗？只因当时我并没有进行答辩的资格，所以就默尔而息了。事后，虽经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郭沫若、胡乔木分别在报刊上或会议上为我所提出的四把钥匙进行了平反，然而年轻人真肯使用这四把钥匙（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把）去研治史学者，却依然是为数寥寥。

在真肯使用四把钥匙治学的青年学子当中，邓小南竟也是厕身其中的一人。照实说，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隋唐的职官制度、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一，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而小南则又把她所传承于王先生者推衍到宋代职官制度和铨选制度的研究，终日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她以“水滴石穿”的功力，努力去攻克宋史研究中的这一坚硬堡垒。其研究成果则是目前要奉献于专家学者面前的这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已曾在国内各地的期刊上刊出过，也大都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品评。有的人说，她的这些文章，反映了她的基本功底的深厚扎实、逻辑思维的周密谨严，诠释精当，剖析和论述也都层次井然；有的人则说她的选题难度大，而她却能够开掘得很深，阐释得很透，随时随地都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读之者不致产生“陈旧”、“平庸”和“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人又说，对于北宋前期官、职、差遣的分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的文章并非太少，其中有些或则就事论事，或则蹈故袭陈，而她的论文却出手不凡，将官与差遣分离的历史过程追本溯源，爬梳得一清二楚，犁然有当；有的人则更说，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把官制史的研究放在广泛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进行，这是就制度论制度者永难望其项背的。这些话，虽大都出之于同行同道的史学研究者之口、之手、之文，似乎不免有内台喝彩之嫌，但实事求是地加以衡量，我却也觉得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揄扬过分或失实之处，用特摘述于此，以代替我要说的一些内举不避亲的话语。

我还想说一些离题稍远的话。如今的世道，大家，特别是不少的青年人，都成了急功近利主义者，都急于求得声名和财富。这种歪风邪气，不幸竟也污染到学术研究的领域，更不幸是竟也污染到宋史的研究领域中来。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我们应当奋力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树立一种笃实的学术风气，应当对于正在走着淳朴务实道路的青年学子和学女，尽可能给予鼓励和扶持，使其辛勤笔耕的成果不至湮没无闻，使一些不仅能弄清史实而且有独到见地的著作能够一批批涌现出来。此事看似微末，然而我国学术事业的振兴，再缩小范围来说，我国宋代史事研究的振兴，实利赖之。爱藉这本小书印行的机会，对于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老辈学者和操文衡、主编政的先生们提出这一呼吁。

1991年5月20日于北京大学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宋史·刑法志〉考正》序

《宋史》中的志凡十五种，共为一百六十二卷，差不多占《宋史》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在整部二十四史当中，不但志的卷数全都没有这样多，在一书中志的比例数达到这样高的，也再没有第二种了。

在《宋史》的十五种志当中，《刑法志》共只三卷，是卷数最少的一种，然而在这三卷书中，其有待于我们考索订补的问题，却不是各志中为数最少的一种。

一、《宋史·刑法志》的来源

我对《宋史·刑法志》的渊源力为探索的结果，在今天，还只能得出以下的三项答案：

第一，《宋史·刑法志》不是直接以宋代《国史》中的志作蓝本，稍加删改而成的。

第二，《宋史·刑法志》当中的一部分记事，是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的《刑考》抄袭来的。

第三，《宋史·刑法志》的记事，除抄用《文献通考》外，还从别的书中采摭了一些。所以它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以下，我对这三项答案稍加论证。

在《宋史》诸志的小序当中，有好几种都曾说到它自身的渊源。例如《五行志》的《序》末说：“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礼志》的《序》末说：“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舆服志》的《序》末说：“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选举志》的《序》末说：“今辑旧史所录，……概括归类，作《选举志》。”既有这样的声明，知其取材必不外乎宋《国史》的各本志。

在元代设置史局纂修《宋史》的时候，宋代《国史》中的上述各志既还都完整可作依据，其中的《刑法志》断不会单独残缺散失；如不曾残缺散失，则修《宋史·刑法志》的人断不应不加参考采用的。然而事实却是非常奇怪，不但在《宋史·刑法志》的《小序》中没有说到导源于《国史》旧志的话，我们把现尚散见于史册中的宋代《国史·刑法志》的片段文字与《宋史》本志对比，见其间异同甚大，也适足证明二者间确实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神宗元丰七年三月乙巳，记“详定重修编敕所”修《元丰编敕》成，删定官崔台符、王震等迁官赐银绢事，其下附载夹注一段说：

《刑法志》云：初议修敕必先置局，诏中外言法之不便与约束之未尽者，议集然后更定。所言可采而行者，赏录其人。书成，诏中书枢密院及刑法司律官，俾参订可否以闻。

始，《咸平敕》成，别为《仪制令》一卷，天圣中取《咸平仪制令》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庆历嘉祐皆因之。《熙宁敕》虽更定为多，然其体制莫辨。至元丰修《敕》，详定官请对，上问敕令格式体制如何，对曰：“以重轻分之。”上曰：“非也。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之谓格，设于此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知此。‘有典有则，贻厥子孙’，今之敕令格式则典则也。若其书备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

这一段文字，李焘所依据的必是北宋《国史·刑法志》中的一段。《宋史·刑法志》第一卷中也载神宗和臣僚谈论敕令格式的这件事，但文字与此段大不相同，对于敕和令所下的界说，也正和此段互相颠倒。今查《宋史》本志中的一段，和洪迈《容斋随笔》的“敕令格式”条文字完全相同，我们姑不论其为直接或间接抄自洪氏之书，其与《国史·刑法志》之绝无因缘，却是可以断言的。

《续通鉴长编》于同一年月日又载有更定治盗重法事，首谓“自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著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以下便详载“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等条文，即上文所说元丰中更定的治盗重法。条文后有附注说：

《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时。因《编敕》成，附见。须细考之。

《宋史·刑法志》也载“治盗重法”先后的几次演变，行文和《长编》不相同，而在“凡劫盗罪”云云句上，首冠“熙宁四年”四字。李焘在《国史》旧志中“不得其时”，而《宋史·刑法志》则标举了确切年份，这使我们又可断言：《宋史·刑法志》的这一段，一定不是删改《国史》旧志的文字而成，而必是从另外的史书中采辑来的。然据《长编》所说，知道“凡劫盗罪当死者，……妻子编置千里”等条文，乃是“元丰更定”的新办法。《宋会要·刑法门》也载有一事云：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监院御史赵alt言：“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者，妻子编管。元祐新敕一切削去，前此编管者宜不少，请令从便。”从之。（《宋会要·刑法》四之三〇及六之二〇凡两见。）

这是一条极有力的佐证，可以证明编管盗贼妻子的办法，确实是在元丰中才立定的。今查《史志》此段与《文献通考·刑考》六记载订立治盗重法事的文字全同，《通考》也正是系其事于熙宁四年的。两书对于这件事情为什么系错了年份，我们虽然不能考知其故，但此项错误之首出于《通考》，《宋史》本志此段记事必是全自《通考》照抄而来，却又是一桩极明显的事。

就以上两例推考，自然可以知道：假如在元代修撰《宋史》之日，负责《刑法志》的史官曾有宋代《国史》的《刑法志》作蓝本，他们断不会弃置上引两段于不顾，而却这样东鳞西爪地去拼凑缀辑的。他们既不曾用旧史《刑法志》作底本，则《宋史·刑法志》的全部纪事，不唯与旧史志文相异者是从他书采掇而来，即其与旧史偶同的，也一定不是直接导源于旧史，而是辗转从他书中辑录来的。

以上是对于第一项答案所提供的论据。至于修《宋史·刑法志》的人们究竟何以弃置旧史本志不用，我对这一问题还是无法加以解说的。

《文献通考》之作成，下距《宋史》之纂修，尚有二十几年。书成之后，先经王寿衍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誊写进呈，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降诏“校勘刊印”，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方设局纂修宋、辽、金三史。大约在《文献通考》刻成之后，立即列置史局，备修史诸人的参考。因为其中所载多为历代的朝章政典，且多半直到南宋为止，对于负责修撰《宋史》诸志的人遂特别重要。故如《宋史·职官志》，其中不但大量地抄袭了《通考·职官考》的记事文字，连其中所载入的诸家以及马端临本人的议论，也袭用了很多。《宋史·刑法志》抄袭《通考》的情形，大致与《职官志》是相同的。今且摘录其中抄袭迹状最显而易见者数事为例：

一、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有安定妇人杀害了其夫前妻的儿媳，朝廷为此事曾特别降诏立法，原诏见《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刑法类》上，其末尾几句是：

今后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

《长编》所录节文与此全同。《通考·刑考》九引此数句，改作：

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

一字之差，原意大改。而《宋史·刑法志》所载此诏节文，却完全和《通考》相同。

二、《通考·刑考》六记仁宗天圣五年（1027）陕西旱灾事，其下却附载司马光论除淮南京西盗贼事宜的一道奏札。今查天圣五年司马光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那道奏札实际上乃是英宗治平元年（1064）所上，先后相差几四十年。这样明显的错误，史官们竟也漫不加察，《宋史·刑法志》中竟是一字不易地照抄了《通考》这段记事和司马光那道奏章。

三、仁宗景祐二年，侍御史庞籍上疏，请求郊祀后不要大赦，《通考·刑考》一二《赦宥》门把庞籍的奏疏节录了一段，却只说“言者以为”云云，而不著庞籍姓名。于庞疏节文之后，《通考》中附加一段文字，说明此疏未被采行之故。《宋史·刑法志》的末卷之末，也有庞籍此道奏章的节文，也只说“言者以为”云云，其下也附说未被采行之故，而整段文字也和《通考》完全雷同。

四、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二，有一条记苏颂于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以处流罪人事，《通考·刑考》七将此条引入而误脱“置”字，《史志》卷三也引入了，而也一样的漏去了“置”字。

五、《通考·刑考》卷六于熙宁八年李逢、王廷筠、赵世居、李士宁诸人狱事下，附载一段按语云：

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既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诏狱盛于熙、丰之间，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其置狱之本意自有所谓，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则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于轻施也。

这段按语是较记事正文低两格的，故必是马端临本人的议论，而在《宋史·刑法志》卷二，于同一狱事之下也同样有一段议论说：

若凌迟腰斩之法，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盖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

两相比较，《史志》中的斧凿之痕犹自可见。然则我们断言《史志》中的一部分记事是从《通考》抄袭来的，当不会有丝毫诬枉之处了。

《宋史·刑法志》中的记事，凡其不是照抄或改削《文献通考》中的文字的，大部分也可以在现尚传世的两宋官私史书中找得一些线索出来。可惜线索只是线索，其因袭的迹状全不像因袭《通考》那样的明白易见，所以我们不能再确指某一种书是修志者确曾从其中采辑了某条记事的“源头书”。然而像专记南宋史事的几部书，如熊克的《中兴小历》、留正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以及书坊编刻的《宋史全文》等等，其中或多或少，总都有一些和《宋史·刑法志》似有源流关系的条目。这些条目即令不是直接从上举各书中引录而来，也必是辗转从另外的一些什么书上零星稗贩来的。这样自然便又归结到我的第三项答案：《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是从许多种书册中渔猎而来，既不是单从《文献通考》的《刑考》各卷中的条目摘抄而成，也不是单就另外的某“一”种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刑法史志之类删削润色而成的。

二、《宋史·刑法志》的疵病及本文的作意

归纳《宋史·刑法志》当中的各种毛病，大致可以区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年代和时次的错误。例如太宗淳化中因蔡州的知州张荣和推官江嗣宗宽恤罪人而下诏褒奖，《史志》误以为真宗时事；钦宗靖康初治误国害民诸臣僚罪，最先赐死和被杀的是李彦王黼二人，其后为梁师成，再后才是梁方平，而《史志》则误以梁方平为最先就戮之人。

第二，地名和人名的错误。地名如金州误为房州，广安军误为广定军之类；人名如陈纲误为陈纶，朱巽误为朱选，胡思误为胡思文之类。

第三，记事自相矛盾。例如设置审刑院事，《史志》既以为是太祖时候的事，又以为是太宗时候的事。又如记诉理所事，《本志》与《安惇传》有出入；记同文馆狱事，《本志》与《刘挚传》不尽同。

第四，叙事不能原始要终。例如《史志》的第一部分本是记述各朝编修和颁行格令诸项经由的，但对《宋刑统》的修撰却一字不提，只于叙述新修《编敕》既成之后，附着“诏与新定《刑统》并颁天下”一句。又如不载哲宗元祐中施行阶官犯赃罪者不带左右字之制，而于高宗绍兴中施行其制却特加记载。

第五，类例区分不清。《宋史·刑法志》三卷中，只有第一卷开首记格令的部分，第二卷末记诏狱的部分，第三卷的后半记配役、赎刑、赦宥诸部分，算是分类比较清楚的，此外则全无标题，只是把一些相类甚或不相类的事件笼统叙述下去。我们现时参照《宋会要辑稿》，赵汝愚编《国朝诸臣奏议》、《文献通考》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诸书中刑法门的分类，虽也勉强可以把《史志》三卷区分为若干门类，然每一类中总不免有出乎其类的事例，而在不同的两门类中又不免有互相类似的事件。

第六，叙北宋事较详，叙南宋事太略。《宋史》的通病之一，是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四库总目》的《宋史提要》说：“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并且举出《文苑》和《循吏》两传为例。钱大昕也说：“《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南渡诸臣传不备》条）《刑法志》中也正有这种毛病。其对于南宋一代刑政的叙述，属于南渡初年的则失之于“丛冗无法”，属于宁宗以后的则失之于“首尾不具”。

第七，删改旧史文字而失其原意，甚至和原意完全相反。例如引录陈次升论强盗计赃法的奏状，而改其“并增一倍”句为“并减一倍”；引录利州路铃辖论纽绢估赃的奏状，而改其“多不至重法”句为“多至重法”等。

第八，抄袭旧史文字而不稍检照，遂乃以讹传讹，甚至愈失愈甚。上文所举《史志》袭用《通考》诸条，均可为例，这里不再多举。

在这八类之外，也还有一些毛病，例如刊写方面的讹误，将“纸”误为“缗”，“枷”误为“加”，“粮”误为“量”等。因其不是修撰人的过失，故不再列举。

《宋史·刑法志》的全部记事既是有所承袭的，则上举八种疵病必也有一大部分是从旧的书册中沿袭了来，而不是由纂修《史志》的人制造出来的。事实虽或如此，而在负责纂修《史志》的人，却不能以此作为辞责诿过的藉口。因为，修志时参考所及的各种书籍，或为私修，或属野史，或者为著作人的学力和成见所拘牵，或者为著作时的材料和时势所限制，其记事自难期其不偏不曲，翔实周到；《宋史》是易代之后的政府设置专局纂修的，各种志书依理是应由各部门的专门学人分别负责的，修成之后又一定是要凭藉政治力量使其必传于后世的，如此则史臣于秉笔之际必须具有一些责任感，于缀辑任何一条记载时，必先明悉本事之原委，比考诸书之异同，确证某说之是非，须待事状灼然，方可下笔写定。而《宋史·刑法志》的撰人却把这几项必须经由的手续和步骤概置不顾，只顾卤莽灭裂地袭用旧说，而又一方面用则不疑，一方面率意改削，遂致歧互纷错，集诸般瑕累之大观。这与阿鲁图在《进〈宋史〉表》中所说的：“旧史之传述既多，杂记之搜罗又广，于是参是非而去取，权丰约以损增”诸语，也显然是全不相符的。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不专向《刑法志》的作者加以指责呢？

尽管《宋史·刑法志》中可訾议的问题这样多，过去治《宋史》的学者们却都不曾注意及此。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把《刑法志》三卷删并为一卷，又标明门类，加以区分，又从列传中钩出数事移于志中，对于《刑法志》总算用过一番工夫，然而对于志中所有的各种差谬，却全未加以补正，一切都照原样移植在《新编》当中。清代武英殿刻本的《二十四史》，在纪志表传之后大都附有考证文字，而独于《宋史·刑法志》三卷则不著一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也仅举述《刑法志》与列传相重复之文字两段。而谭瑄为续北宋刘筠的《刑法叙略》而作的《续刑法叙略》，也和《宋史新编》一样，只是节抄《史志》之文，毫无考索订正之功。大约是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得书不似今日之易，汇集资料的工作也不似今日之方便，所以不易引起校雠比勘的动机；再不然，便是因为过去的学人大都还是读书万卷不读律的，所以要特意避开《刑法志》而不予注意了。

我对于《宋史·刑法志》的考订工作，本是和考订《宋史》中另外的几种志的工作同时进行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的中期，我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往四川南溪，研究所藏书之富，为当时后方任何图书馆所不能及，所以我的考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因为有些图书是在后方无法得到的，遂只将《〈职官志〉考正》一种整理付刊，另外的几种全都没有完成。前年复员来平，稍得多见一些后方所不可得见之书，便又取未完各稿重加订补，而因为《刑法志》的卷数最少，毕事最易，所以我的订补工作便又先从《刑法志》开始。

我先后两次所翻阅的有关宋代史事的官私书册，其成书大都是在《宋史》以前的。《宋史·刑法志》中的记事，十之八九都可以在这些书册中找得出来。所以，不论它们和《史志》之间有无何等因缘，只因其成书均较早，其中的记载较与直接史料相近，故其可以信赖依据的程度均较《史志》为高。我藉用这一些较早的记载，将《宋史》本志的全部记事加以比勘，较量其异同，论证其是非，订正其讹谬，补苴其疏失，一切都和《〈职官志〉考正》的作法略相似。只有上述第六类的毛病我不曾加以救正，因为那是重修《史志》者的工作，已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以内的事了。

我很盼望有专精法律的学人，依此考订结果，更广采两宋官私史籍中有关刑政各故实，重订义例，重行排比，为《宋史》重新作出几卷有条有理的《刑法志》来。这工作，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

1948年9月10日广铭自记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商务印书馆，1949年12月）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

一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历史不能割断，论述宋代文化自然也须如此。单以隋唐为上限，宋代文化发展的基因之从这两代传承而来者就难以枚举。姑举几件重要性较大的来说：

士族地主势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等等。

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日益普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到宋初，大部头的儒书和佛道典籍都能结集刊行，则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通俗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唐政府禁止私人印制历书，可以为证。）

开始于隋唐之际的科举制度，规定一般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这不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从中选拔大量行政官员，而其影响所及，在那些中选的“英雄”之外，还育成了大量著名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传世诗篇，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种极特殊、极丰富的瑰宝。

唐朝还通行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举子在应试之前，先须向主司投献所业以求得赞扬，叫“行卷”，也叫做“温卷”。所进献的文章，大都是举子们的“力作”，可以表见其“史才”、“诗笔”和“议论”的，例如《玄怪录》、《传奇》之类的作品（见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举子们既多从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对古文的复兴起了催化的作用。

以上举述的种种条件（当然还有未被列入的其他许多条件），到北宋期内，交错杂糅，相互影响，经常地产生着一些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这种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随处可见，而宋代的科举制度更是集中体现这种作用的事项之一。

二

科举制度在唐代即已显示出了上文所举述的那些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它已突破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笼络文人学士和选拔官员的狭隘效果。到了宋代，对于科场考试的一些法规显然比唐朝更严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温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许。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九月载：

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同书卷四，乾德元年（963）九月丙子载：

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

这都是北宋建国之初就发布的诏令。我以为，这些诏令，在扩大应试者的范围方面和防制权贵人物对科第的把持、垄断方面，都是能发生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已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原居社会下层的人群得有较多活动机会；所以，宋王朝的当政者们，只经常提及重农的原则，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再呼喊抑商的口号；而在科举方面，也经常考虑要尽可能给予身居社会中下层的士子以出身的机会。这自然也应作为当时综合性良性循环的有机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国内的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

三

在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和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且都骎骎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一事实，从唐代后期以来已促使知识分子群中的许多人萌生了一种意识：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有人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出了《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释道相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释道都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释道二家以及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抵排、交斗和交融，从而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就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界限来说，也非复孔门四科和六艺（射、御二者除外）之所能涵盖；就其义理的深奥精密来说，也非复由先秦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之所能企及。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

四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始，就在试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有焚书坑儒之举。到汉武帝，则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未真正做到）。北魏、北周、晚唐、五代期内所发生的“三武”“一宗”的毁灭佛法的事件，不论其各次的历史背景如何，总之都是要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但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藉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在科场考试方面，不但在考官们命题时并不以儒书为限，多杂出于老庄之书，致使“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情况，早在王安石成名成家之前便已开其端倪；对于应考人士的答卷，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也都不做任何规定和限制。司马光在宋神宗初年所上的《论风俗札子》（《温公文集》卷四六）中就已说道：

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

既然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禁遏”的趋向，可见已经是“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其所由来者渐矣”了。司马光本人虽未入于老庄，然而他和稍早于他的江西李觏却都有怀疑和非难《孟子》的著作；欧阳修则公然倡言《周易》中的《系辞》非孔子所作。这样一些言论，并不曾被北宋王朝或当时的学者目为非圣无法。

至于宋神宗曾一度试图用《三经新义》统一举子们的论点，那也仍然不成其为文化专制。因为《三经新义》的本身，就把释道和先秦诸子书中的“合乎义理”的言论采摭于其中了。元祐党争也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整个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却并未为所阻遏。

上述种种，既表明了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政策（尽管不是他们有意识地制定的）对当时学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

自来的论史者大都认为，宋代文化之兴盛，主要应归功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还有人更具体地落实到宋初几个皇帝的“右文”政策上。我则以为，“重文轻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契丹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从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既不能轻武，而宋太祖本人就是以掌握军权而夺取了政权的，深知高级将帅的篡夺之祸必须加以防范，所以在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与他同辈分的几个将帅的兵权，到宋太宗时，则又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得“将在外”也必须严遵君命；至于其所以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则只是希望藉此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于所谓的“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作出来的，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即使北宋王朝的上述种种举措，对其时文化的发展也不无某些好处，但与当时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所起的作用相较，则是显然微小的。

与明朝的统治稍作比对，就可知文化专制主义之施行与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衰落的密切关系。

朱元璋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他取得政权之后，采行了极其横暴的极权专制主义。他在文化事业方面所推行的专制主义则集中体现在各级科场的“制艺”亦即所谓的八股文上。自从元朝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恢复科举制度以来，所定《考试程式》虽然已规定了必须从《四书》中出题，答卷则必须用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且还规定了字数，其后并有人作出《书义矜式》（即以其本人所作经义之文作为举子的范本），遂而成为八股文的滥觞；然而，严格而呆板的八股程式，毕竟还没有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颁布。明朝建立以后，一心想加强专制主义的朱元璋，对这种考试规定极为赞赏（他与朱熹同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专力推行，八股文的体式遂被固定下来（而且一直推行到清王朝的末期）。这样一来，科举制度在唐宋两代所起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便一概消失，转变为禁锢和僵化读书应试生员思想的桎梏。近今还常常有土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的出现，可见其毒害至今尚未清除净尽。因而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所培育出来的真正有贡献的学者，为数实在不多。有一些不肯入此牢笼的人，如李时珍、徐霞客等等，反而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作出度越前人的成绩来。在两宋期内居于全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硬是被明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断送了。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说八股文的祸害甚于秦之焚书，这确实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至理名言。

六

尽管如前所论述，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在此就且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同志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始。虽然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北宋而未及南宋，而在这一时限之内，又还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

陈植锷同志这篇论文，取材广泛，思路畅达，所发议论比较鲜明、新颖，文字表达能力也强，所以，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颇有可读性。

既然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既然就中随处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到之见，在其中便难免有不能立即获得公认者。例如，王安石因撰《三经新义》而除左仆射时，他在所进《谢表》中有云：

孔氏以羁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殁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

作者把这段文字引入到论文当中，但在这段引文之前，他先已引用了程颐论当时学术界有三弊的一段话：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毁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然后他把王、程二人的话加以比并牵合，说道“传注之博溺心”，即批评训诂之学；“章句之文胜质”，则批评文章之学；“淫辞诐行”指佛老等异端。把传注等同于训诂或无问题；把章句等同于文章似乎就不甚切合；王安石对佛老的态度与二程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把王文中的“淫辞诐行”与程文中的“异端”都直指为佛老，那就更有商榷的余地了。再如作者把北宋的儒学分为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阶段，且是论文中的一个着力论述的部分，这在答辩的当场，便已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当然，这些也可以说是属于见仁见智的不同，是值得进行商榷，而不能遽断其孰是孰非的问题；或者更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而这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是更会发生一些有益的作用的。

曾经有人把清代的学术文化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拟，也曾有人把宋代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则以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向，不论与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但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我热切希望陈植锷同志如能继此论文之后，再把他论述的时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其中所论述的课题，由儒学、理学、文学等精神文化而扩及于由两宋人士所创造、发明或发展、改进了的物质文化诸方面，使读者藉此能窥得宋学的全貌，那就将是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史的一桩更大的贡献了。

宋学之所以繁荣昌盛，作者在论文的开端便已有所论述，但他很快就进入本题，对于宋代文化发展的渊源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都没有展开论述，我所写的这篇序引，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粗看似乎离题较远，实际上，我是想要就这一课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一个侧面，作一些鸟瞰式的补充，而且要使它成为与这篇论文有内部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愿作者和读者们读后所得的印象，能与我的这一意愿相符合，因再赘数语于此。

1989年9月4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
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一、北宋政权赋予募兵制度的种种妙用

当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初，他就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他所最为关注的，是要革除掉晚唐五代期内的一些主要弊政，以免重蹈它们的倏兴忽亡的覆辙。他运用这一原则来“创业”，他的继承人则更要充分运用这一原则去“垂统”。当他的令弟赵光义以阴谋诡计夺取到帝位之后，在宣告即位的《赦书》当中，就有如下几句话：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乙卯）

这几句话，不但很扼要地概括了赵匡胤在位期内一切军政措施的最微妙用意，而且表明了赵光义还要把它作为他本人及其世代继承人奉行无失、并要随时加以充实的一个传统家法。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另一种说法，叫做“防微杜渐”，而在“防微杜渐”方面所最经常采用的办法，则是对于牵制作用的充分利用。在北宋前期的张官置吏方面最能具体地体现这一精神。例如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北宋则既在宰相之下设置了参知政事；又把晚唐曾权宜设置的枢密院定为常设机构，设置枢密使副以分宰相的军政之权；设三司，置三司使副以分宰相的财政之权；而诸路州郡，也于长吏之下设置副贰，并使其遇事可以专达，甚至以“监州”的身份自居，使长吏无法专擅。而在其军事制度和设施方面也同样最能具体地体现这一精神。我现在只就这后一事加以论述。

北宋王朝把全国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兵也被称为正兵，他们负荷着守卫和征战的职责；厢兵则多是因身材不够魁伟、体力不够健壮，而不能编入禁军中的人，他们只在诸路州郡供杂役，虽有兵的名称，却无战守之责。这两种兵，都是由北宋政府招募而来，按月、按节或按年付与一定数量的廪给、衣粮、赐与和特支等等。

所谓北宋的募兵制度，主要是指禁兵和厢兵而言的。

北宋的乡兵是指：在与辽、夏搭界的缘边诸路，或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诸路，间或也在内地的某路，按居民各户丁壮数目，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抽调出来，编制而成的。在农闲季节有时也加以训练。他们是专供诸路随时调用的“土兵”。北宋政府有时也把乡兵刺为正兵。

蕃兵是指：在西北缘边诸路，羌族种落甚多，不相统一，把其中汉化较深、与汉人关系较好的所谓熟户或属户中的壮丁编制而成的。

乡兵和蕃兵既都是由抽调征发而来，而不是由北宋政府用一定数量的“廪给”、“请受”雇佣来的，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也必须由北宋政府给予一些物质资助，但这二者基本上不能列入“募兵制度”的范围内，而只是“募兵制度”的一种补充物。

北宋王朝所施行的募兵制度，如所周知，是从晚唐、五代继承下来的。但是，自从它开始继承沿用之日起，它即又赋予这一制度一些前所未有的妙用，亦即功能或职能，以贯彻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就当时一些军事设施和有关的言论稍加剖析，可以概括出下述诸事：

第一，北宋政权之所以沿袭五代梁、晋、汉、周旧规，不选取一个有山溪之险可以依恃之地，而选取一个四战之区的开封为其首都，原因在于开封最便于接受东南诸路的漕运；而其所以那样仰仗东南漕运，则是因为它是“依重师而为国”、“国依兵而立”，必须为赡养这些师旅而准备足够的食粮之故。但是，它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委派在与辽、夏为邻的沿边诸路，经常肩负着战守重任的封疆大吏，也照例都是以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任正职（例如安抚使），以真能带领兵马的武将任副职（例如安抚副使）。这样就使军人气焰无法高涨，也不能不受制于文职官员了。这是北宋政权有意识地使高级文官与禁军将帅互相牵制，以收取互相制约的作用。

第二，晁说之（1059—1129）的《嵩山文集》卷一，收有他在元符三年（1100）写给宋徽宗的一道《应诏封事》，其中叙述了一个故事说：

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之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从赵匡胤的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以实施募兵制度而使得兵与民截然划分开来，成为两个互相绝缘的社会人群，是感到如何的高兴。而他的继承人和北宋政权的一些御用史官们，对此也都倍加赞赏，因而也都要继续奉行。记载北宋仁宗英宗两朝史事的《两朝国史志》（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四）》转引）论及北宋兵制时说道：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

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然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alt，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皆为良民之卫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在元丰五年（1082）六月壬申也载有宋神宗赵顼论述北宋兵制的一段话：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之权〕，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从上面的三段引文，可知不论是北宋的皇帝或史官，在论述募兵的用意时，全都十分强调把各地“失职犷悍之徒”收编在军队当中的重要意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实即专指被从土地上排斥出来的破产失业农民。把他们招募入伍，豢养起来，首先就会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当中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现政权多获得一些保险系数。当被招募入伍的破产农民既已转化为职业兵，长时期脱离乡村居民大众之后，便不会再与他们一致行动。当农民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群起反抗现政权时，他们不仅不与之协同动作，且还要为现政权进行武装镇压。这样，就把一些本来可能反抗现政权的潜在力量，转变为维护现政权的力量了。反转来说，也因为兵、民既已截然划分，不可能再一致行动，则如一旦在军队当中发生了意外动乱或哗变时，各地村居农民自也不会随同他们一起闹事了。

第三，北宋禁军所负荷的职责，不只是卫护宫禁和京城，而且要戍守外地州郡及边疆地区，负担着对内的镇压（例如对起义农民或少数民族，以及各种叛乱事件）和对邻邦的防御、征讨等等任务。因此，在内外驻军的数量和比例上，便也不能不大费一番心思，以求能够做出符合于互相制约原则的种种安排。前所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所载宋神宗的谈话，也还有涉及这一问题的一段。他说道：

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甚至于，驻屯在京城之内的亲卫诸军，与驻屯在京城四周畿辅地区的禁军，在分布上也寓有使之彼此互相制约的作用。这在南宋人王铚所撰《枢廷备检》（见王明清《挥塵录·余话》卷一）中曾有所论列：

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

从赵匡胤对禁军屯驻地区和人数比例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在“居常思变，居安思危”，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惟恐其统治权因这样那样的疏忽大意而致失坠。无怪乎他感觉到“为天子亦大艰难”，“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第四，在将帅与士兵之间，在驻军与地方之间，都要用屯戍和“更戍”（即换防）的办法而使之不至相互结托，结为不解之缘。据《文献通考·兵考（五）》说：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

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国合为一家，无复如曩时之难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旧，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于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于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

尽管“议者”所提出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然而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一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改行将兵法之前，却大体上还都是按照“更戍”法办事的。这说明，要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正是北宋王朝实施更戍法之用意所在。

第五，是使直接带领军队的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枢密院首长互相制约。这在范祖禹于元祐八年（1093）所上《论曹诵札子》（见《范太史集》卷二六）中有较详明的论述：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枢密之权偏重，动为国患，由乎握禁旅又得兴发也。今副都承旨（按指曹诵）为枢密属官，权任管军，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范祖禹在此文中所表述的是：北宋建国之始，当它制定军事制度时就寓有一种用意，即要使直接领兵的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如军队的调遣、换防以至战时的战略决策等），以防范他们利用机会发动军事异动以至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枢密院正副长官，虽有权调遣军队，制定战略决策等事，但他们手下却又无一兵一卒，因而他们就更不可能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之类的事了。

二、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从北宋建国初期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在此九十年内，北宋政府所雇佣的禁军和厢军的数量，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与日俱增的。据《宋史·兵志（一）》所载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先后统治期内，其各朝所养禁军和厢军的数字如下：

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与厢军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禁军马步合计共为十九万三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十八万五千。）

太宗至道年间（995—997），二者总数为六十六万六千。禁军马步军合计为三十五万八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三十万八千。）

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二者总数为九十一万二千，禁军马步合计为四十三万二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八万。）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二者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马步合计为八十二万六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三万三千。厢军数字之所以较前减少，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厢军升为禁军了。）

自庆历以后，北宋全国的职业兵的数字略有减少，所以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之数应为北宋一代所豢养的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但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却说：“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1049）兵已一百四十万矣。”王铚的话也当是有根据的，若然，则北宋所养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便应为一百四十万。）

（二）

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引录了孙洙评述北宋兵制的一段文字，说道：

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alt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孙洙在这里所列举的，虽说是“离为六七”，却无一而非厢军。我们要在此加以评述的，主要却在于禁军。也就是，在禁军数量最多之日既已达八十余万，何以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当中总是不能取得胜利呢？这在北宋当时就已有很多议论，而其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些竟是由北宋王朝所实施的雇募制度本身所带来、所产生的。因为这些弱点是逐渐暴露出来的，是积渐而成，并且日益严重，所以称之为“积弱”。今综述如下：

第一，北宋政权在沿袭施行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时，既然把重点放在“收养失职犷悍之人”方面，这些人一被招募入伍，便终身“仰食于官”，虽在疾病老衰之后也不被淘汰，成为终身制的职业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一些老弱不堪战斗之人和一些气锐力强的少壮者混杂在一起，到一旦临阵斗敌之时，势必要大大影响士气。仁宗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见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卷一二〇）中说道：

今河北、河东养兵三十余万，五十年矣，……就三十余万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之累。是骁壮者不可不拣练，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骁壮者不拣练则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则费广。费广则民疲，民疲则不自爱。养殆兵以卫不自爱之民，臣恐朝廷之忧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也。

《宋史·吕景初传》载吕景初于宋仁宗晚年所上奏章也说道：

比年招置〔士兵〕太多，未加减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率以败。……望诏中书、枢密院，议罢招补而汰冗滥。

第二，北宋王朝派遣禁军出外戍守，却又采用“更戍”之制，基本上每三年变更一次防地，以求收取“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效果。然而这样施行之后，并没有持续太久，其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当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第二次出兵北向，意图恢复燕云诸州，不料又大败而归之后，于端拱二年（989）下诏要群臣上疏论列“御戎之策”，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章中举述了两年前战争失败的多种原因，其一为：

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

到仁宗庆历之初（1041），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持状态，而历次战役，总以宋军吃败仗之时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这年上《论兵策十四事》，其第十事为：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昨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一旦骤徙泾原，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今请诸路将佐，非大故毋得轻换易，庶几责其成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第三，在北宋开国初期，对于其所招募到的禁军还肯依时加以教阅，到后来，屯驻各地的禁军将校，对所谓教阅训练等事，大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并不肯认真严格执行。如苏舜钦写给范仲淹的《谘目（二）》（见《苏学士文集》卷一〇）所说：

今诸营教习固不用心，事艺岂能精练？盖上不留意，则典军者亦不提辖，将校得以苟且，隳弛纪律，加之等级名分，往往不肯自异，至于人员（按指将校）与长行（按指士兵）交易饮博者多矣。如此则约束教令岂复听从？故出入无时，终日戏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

“骄惰”到何等程度呢？单就驻在首都的禁军来说，就已出现了如欧阳修在《原弊》（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九）一文中所说的情况：

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在首都的尚且如此，在外地诸路州郡的更不问可知。

在与辽政权的疆界相毗邻的河北、河东诸路，按道理是最应把驻军精加训练的吧，却又恰恰相反。自从在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盟约”以后，北宋王朝惟恐辽朝抓到口实，藉故挑衅，对于北方边防沿线的守军，竟至连教练也不敢进行，连营寨和防御工事也不敢修葺。这不是心甘情愿地要在军事上出现“积弱”的结局吗？而这个结局也果然到来了。在田况所上《论兵策十四事》中，所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的情况是：

沿边屯戍骑兵，军额（按即番号）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骑、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以具有上述种种弱点的军队而想望战必胜，攻必克，那只能是梦想，于是，在多次接触的过程当中，辽与西夏的部队全都深知北宋禁军之并非劲旅，因而也全都不把它放在眼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1040）四月乙巳所载：

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按此为河北乡兵名称）。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盖〔土丁〕天资勇悍，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廪，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一经王拱辰指出辽人“不畏官军”的事实，北宋王朝立即下诏在河北添补土丁，可见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禁军也是缺乏信心的。至于西夏人之对于北宋禁军，那就更加轻视了。司马光在治平二年（1065）所上《言西边上殿札子》（见《传家集》卷三五）中说道：

其（按指西夏）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为：东方客军（按指禁军）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长极边，勇悍善斗，若先事剪去，则边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时可以通行无碍也。

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的《上皇帝书》（《栾城集》卷二一）中说道：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按此指仁宗庆历年间宋夏交战事），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按即西夏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

这里不但反映出来，在西夏人心目中，北宋禁军之如何不堪一击；即以苏辙对北宋禁军所作的概括，即“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材愈薄”诸语，必也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因而也必然反映了北宋社会人群对禁军的舆论和评价。而这也的的确确就是王安石实行将兵法以提高禁军战斗力，实行保甲法企图逐渐以民兵制代替募兵制的直接原因之所在。

三、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献通考·兵考（四）》引录的《两朝国史志》还有下面的一些话：

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巨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于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后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世之议者不达，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优坐食之校。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哉。

《两朝国史志》是记载仁宗和英宗两朝的时事和政典的。其中指责“世之议者”所提出的“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优坐食之校”的意见，以为这是一种不够通达的意见。事实上，如在当时抱持这类意见的不是很多，断断不可能致使史官们取来作为指责对象。甚至还可以说，凡是当时对这事提出意见的，除如韩琦等极少数人外，几乎再难找见不属于这个“不达”的“世之议者”一派的。今略举数人的议论如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于明道二年（1033）七月甲申载范仲淹所上《陈〔救弊〕八事疏》，其所论第四事为：

国家重兵悉在京师，而军食仰于度支，则所养之兵不可不精也。禁军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带者，降为畿内及陈许等处近下禁军，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万人则百万缗矣。七十岁乃停放，……乡园改易，骨肉沦谢，羸老者归复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国用，既废之后复伤物情。

同书卷一一四及《宋史·兵志》（八）均载三司使程琳于景祐元年（1034）所上奏疏，其中有云：

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按指戍守边地之禁军）一兵之费，可给屯驻（按指就地招募之“土兵”）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

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

自咸平（998—1003）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

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绌也。

范仲淹没有把禁军的骑兵与步兵分开，而笼统地说“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这大概是一个平均数字。程琳则把骑兵与步兵的岁给分别列举了。按北宋时的规定，骑兵每指挥为四百人，步兵每指挥为五百人，依此核算，则每一骑兵每年约费百贯以上，每一步兵约费六十四贯左右，而这还只是正常规定的廪给，其他“给赐”、“特支”之类还都不包括在内。假如一股脑儿全计算在内，则其平均数字也与范仲淹所说的大致相似。

范、程二人还都是只就禁军中每个士兵的费用说的，没有谈到禁军将校的费用。而在为数已达七八十万人的禁军当中，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级将校，他们的“月俸”，据《宋史·兵志》（八）所载，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至三百，凡二十三等。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合并了许多军营，减掉了低级将校“十将以下三千余人”（按，十将与将虞候为同一等级，其下则只有押官与承局，二者亦为同一等级，是为军校之最低级），“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是则“十将”等低级将校的月俸当为十二贯左右。至于“上军”和“诸军”的“都校”，即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其月俸则自百千至五十千。这类人员的总数也是大得可观的。

范、程二人所谈都只限于禁军，关于厢军的费用，他们也都没有谈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1047）岁末附载三司使张方平的奏疏（《乐全集》卷二三作《论国计出纳事》）有云：

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通人员（按指将校）、长行（按指士兵）用中等例，每人约料钱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alt绢六匹，绵一十二两，随衣钱三千，计每年共支料钱二百四十万缗，粮一千二百万石，准例六折，米计七百二十万石，alt绢二百四十万匹，绵四百八十万两，随衣钱一百二十万缗。每次南郊赏给六百万缗。内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若马数全足，计六万有余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其系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并本道土兵，连营仰给，约二十余万人，比屯驻戍兵当四十万人。……

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衣食，无有解期，七八年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正救。请举一事而言，则他可以类知也：景祐中天下预买alt绢一百九十万匹，去年至买三百万匹，诸路转运司率多诉者，有司未如之何。议者徒知茶盐诸课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详求其故，法实不弊，势使然尔。置兵有策则边费可省，边费省则兼并之民不能观时缓急以侵利权，然后有司得制其轻重矣。

引文的第一段，所说虽也只限禁军，而且只限于新增置的四十万禁军，然却是包括将校、士兵二者而进行统计的。可惜其中未将粮、绵、alt、绢等折价计算，因而难于和范程二人所举费用进行比较。（《乐全集》卷二四载张方平在治平末又上《论国计事》，其中又说：“冗兵最为大患。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余指挥、四十余万人，是增岁费二千万缗也。”这却又只谈士卒的岁给而不包括将校在内了，所以他前后两文所举数字并不等同。）其第二段则是主张对“坐而衣食”的百万禁军加以裁减，然后有关财政的各种问题才可得到解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壬戌载：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议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尤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彦博与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养兵太多尔。若不减放，无由苏息。……”

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伏睹朝廷昨降诏旨，委诸路转运使等第选退州郡老弱兵士，……议者谓练士省财，兹实为利。……缘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按指老弱兵士），冗食未去不可以节财用，财用未节不可以除横敛，横敛未除不可以宽民力，民力未宽不可以图至治。欲求至治，宜以去冗食为先。”

司马光《传家集》卷三五，收有治平二年（1065）二月所上《言招军札子》，其中也说道：

庆历中赵元昊叛，西边用兵，朝廷广加招募，应诸州都监、监押募及千人者皆特迁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众，国力愈贫。近岁又累次大拣厢军以补禁军之数，即目系籍之兵已为不少矣，何苦更复直招禁军及招饥民以充厢军？臣不知建议之臣曾与不曾计较今日府库之积以养今日旧有之兵，果为有余、为不足乎？

庞、文、何和司马四人所论虽均更笼统，但却全是属于反对“养不战之卒”、“优坐食之校”一派的。

蔡襄的《忠惠公文集》卷一八，有《论兵十事疏》，是他在治平元年（1064）任三司使时写进的。其中论“养兵之费”一事说道：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在这篇《论兵十事疏》之后，蔡襄还附列了关于军费的一个大的账单，今也照抄于此：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钱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余）。

匹帛绢alt

收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绢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郊赏给不在数内。绫罗锦绮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余）。

粮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七万二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八石。

管军及军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万四百六十九束。

管军及军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四百六十四束（八分）。

夏秋税所纳

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

匹帛——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斗——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

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在内，其余所阙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并课利、折科、诸般博买应付得足。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臣恳恳而言，盖见其本末。不早图之，是谓失策矣。

蔡襄写这道奏章和开具这个账单时，他正在三司使任上。他开的这个账单如此具体细致，其确凿可靠，自不容我们再存在任何疑点。然而，他说“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五十千”，这与范仲淹、程琳的估计相差将及一半，这倒是比较不易理解的（因为我觉得范程二人所举数字都不会是有所夸张的）。好在蔡襄自己已经说过“此其大较也”（大较即大略、大概），范程二人所说当然也都是属于大略的推算，因而也就不必再细加核实了。

在这个账单的最后，蔡襄核计了一下养兵费用在当时北宋王朝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说道：“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这个统计数字，与蔡襄在前此不久所奏进的《国论要目十二篇》（见《忠惠公文集》卷一八）中之《强兵篇》所说也并不相同：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蔡襄在相距不久的时间内所上的这两道奏章，先既说了“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接着却又说“养兵之费”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常居六七”，好像蔡襄并不知道这两个统计数字是大有区别的，亦殊令人难解。但不论就二者中的哪一个来说，总也可以看出，因养兵费用之庞大，使得北宋王朝的财政经常处于拮据困乏的窘境之中，却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蔡襄所说，终于还只是处于静态中的养兵费用，实际上，即使把对辽或对西夏的历次战役所临时增加的军费概不计入，在平时，北宋戍守各地的禁军也是每三年就要“更戍”、要流动的，而这就又要支付极大的一笔开支。在苏轼的一篇题为《定军制》的文章（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八）中，曾论及此事说：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刍粟。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出戍禁军每三年一次的换防，的确要等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其所耗费的钱财，为数当然也很庞大，然而这却是并未列入蔡襄的账单之内的。

另外，据贾昌朝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所上《乞裁减冗费疏》（见《宋诸臣奏议》卷一〇一《财赋门》）说：

臣尝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了足。其三年赏给，仍出自内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矣。

贾昌朝曾在什么年代做过哪个“畿邑”的令长，无可考知。疏中说，除“郊赉”由内府支给外，其余均由禁军所驻屯的这个“畿邑”扣留的民户赋输供应。他还据以推断，驻有禁军的其他郡邑一定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出戍外地州郡的大量禁军中，必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廪给并不由三司支付，而是由其驻在的州郡扣留的民户赋输供应的。所以在王铚于建炎四年（1130）所修撰的《枢廷备检》中也说道：

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

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原误“亩”，据《历代兵制》卷八引文改）而给一散卒矣。

王铚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王朝的三司一年的收入，说养兵之费“常什八”，也是就三司的全部收入说的；其所说“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则是既不入于三司，也不计入三司的支出数字之内的，与贾昌朝所说“留万户赋输”于畿邑作为三千禁军的费用乃同一类事体。

把三司的全部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使得北宋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而戍守各地的禁军还需要各州郡以民户“赋输”供其耗费，“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意即可以想见北宋王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窘状况。所以，最后还得归结为一句话：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募兵制度给予北宋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

北宋政权实行募兵制度的主要用意之一，是要把一些可能反抗现政权的潜在力量转变为维护现政权的力量。这一目的，部分地达到了，却没有完全达到。有许多次农民起义，就首先是由哗变的军队引起的。对北宋政权来说，这也不能不算是一种消极作用。然而对于北宋时期的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来说，募兵制度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应当给予充分估计的。

如上所述，自从北宋王朝建立以来，在其招募士兵时候，就以社会上的“失职犷悍之徒”作为主要对象。所谓失职，主要是指从土地上、从农业生产上被排斥出来的那些人；所谓犷悍，是指身体魁伟，而且“孔武有力”的那些人。总之，原都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些强壮劳动力。

在真宗仁宗相继统治期内（998—1063），为了抵抗来自北方（辽）和西北方（西夏）的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北宋王朝招募农民从军的事也愈来愈多。据《宋史·兵志（七）》载：

仁宗天圣元年（1023），诏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募兵。当部送〔阙下〕者，刺“指挥”二字，家属给口粮。兵官代还，以所募多寡为赏罚。

又诏益、利、梓、夔路岁募兵充军士，及数即部送，分隶奉节川效忠、川忠节。

于是远方健勇失业之民悉有所归。

在北宋时期，农业生产力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牲畜和机械所起的作用还居第二位。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强壮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军队，成为职业兵，并形成一个寄生的社会人群，一律从壮健到老年永远脱离农业生产，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当然是十分严重的。在这种情况出现后，北宋的高级统治阶层也不能视若无睹。因此，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正月甲戌，宋廷下诏说：

天下承平久矣。四夷和附，兵革不试，而边未撤警，屯戍尚繁。吾民氓从军籍者多，而服农功者寡。富庶弗臻，其殆以此。执政大臣其议更制兵农、可以利天下、为后世法者，条列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

欧阳修也在康定元年（1040）所写《原弊》中说道：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

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

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

庆历六年（1046）十二月，权三司使张方平也写了一道《再上国计事》（见《乐全集》卷二三），其中也说：

连营之士日增，南亩之民日减。迩来七年之间，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织妇莫能给其衣食。生民之膏泽竭尽，国家之仓库空虚。而此冗兵狃于姑息，寝骄以炽，渐成厉阶。然且上下恬然，不图正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

但是，尽管诏令中已经强调指出，因招募农民入伍的过多，以致服田力穑者过少，而使社会不能富庶；尽管欧阳修、张方平也极中要害地论述了一遇凶年就大量招兵的做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如何严重；而在此以后，北宋的各级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做法，有计划或无计划地招募农民参军的事依然层见叠出。例如《文献通考·兵考（八）郡国兵》载：

仁宗皇祐（1049—1053）中，京东安抚使富弼上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兵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以骑兵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为教阅壮武、威勇。分置青、莱、淄、徐、沂、密、淮阳七州军。征役同禁军。

河北的这次水灾，发生在庆历八年（1048），并非皇祐年间，在皇祜元年（1049）的二月，富弼就因安置这批流民的功劳而受到进秩的奖励（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六）。富弼上此奏章的时间，可能在进秩受奖之后。奏章说“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九指挥为四千五百人，此为“尤壮者”之数目，究竟被招募的“伉健者”共有多少人呢？据苏轼所撰《富弼行状》，在三十万流民中被富弼“募以为兵者”实乃万有余人，其余的全被安置到京东路所属的州县中去了。但不论如何，说明到此时仍是一遇凶年就要大量招收饥民为兵。这些被募为兵的农民，从此便再也不可能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于至和二年（1055）五月乙丑载有知谏院范镇的奏疏说：

臣比奉使河北还，伏见河北连岁招兵未已，皆是坊市无赖及陇亩力田之人。……况今田甚旷，民甚稀，赋役甚重，国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

方契丹贪利而不敢动之时，其民（按指宋民）宜富实而反日以困，国用宜饶足而反日以蹙，此无他，兵多而民稀、田旷而赋役重也。

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

最后，我再引录刘敞的一首“古诗”为证。《公是集》卷一八有一首题为《荒田行》的七言古诗，其作年已很难考知，其全诗云：

大农弃田避征役，小农挈家就兵籍。

良田茫茫少耕者，秋来雨止生荆棘。

县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庆。

从今无复官劝农，还逐鱼盐作亡命。

上面举述的这些言论和事件，尽管还都没有提供出精确的数据，使我们可据以做出更精确的论证；但它们却终于还能反映出来：由于养兵数额经常在百万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陆续招收，在农业生产方面因失去了这样多的劳动力而致产生了农田荒芜，水利失修等等的现象，却已经是朝野上下、社会舆论所一致承认的事实了。

（二）

以下，我把论述范围紧缩在北宋的心腹地带，特别是当时属于京西路的一些州郡的情况，引录部分有关资料，稍加分析，用以说明募兵制度在这一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方面所发生的消极影响。

《宋诸臣奏议》卷一〇五《财赋门》，载有宋太宗时的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于至道二年（996）所上《乞从京东西起首劝课疏》，其中说：

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税十无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户，又有惰农废业之夫。坐家破逃者则奸伪日生，赋额岁减，赋额减则国用不丰，国用不丰则配率科敛无所不行矣；惰农废业者则游手日众，地利斯寡，地利寡则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则争盗杀伤无所不至矣。……

又臣常由衔命出入，所见抛荒田畴，或倚枕沟渠，或比邻城郭，……而皆卒（率？）是污莱，极目无际者。臣亦尝询问，备得缘由。皆谓朝廷累下诏书，许民复业，虽官中放其赋税，限以岁时，然乡县之间行用非细（按：意即并不严格照办），且每一户归业，即须申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责问，继踵到村。其免税之名已受朝廷之赐，而逐时之费逾于租赋之资。……以此逃亡不还者遂逐食于他乡，复归田里者亦无门而力穑。

引文的第一段，指明北宋国都附近的一些州郡，随处都有大面积抛荒的土地；第二段则是指明，土地荒废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人手之不足，人手之所以不足则是由于，或因赋繁役重，或因私债所逼，都不能不抛家舍业，走上流亡道路。流亡人群何所归趋呢？陈靖文中并未涉及此问题。对此，我们今天根据情理加以推测，这些逃亡人群的极大可能的归趋应是：一部分“逐食他乡”；一部分则自相聚集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武装力量；更有一部分，甚至是最多的一部分，则被北宋王朝作为“失职犷悍之徒”而加以招募，使之变为永远过寄生生活的职业兵。当北宋政府下诏安辑流民归还本乡本业时，走上前两种道路的人容或有真的返回的，尽管其最终结局仍是“无门力穑”，因而“绝意归耕”，重新再去流亡；其被招募入伍的，不论其为禁兵、厢兵，却决不会因此而再回到农业生产岗位上去。到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环绕开封周围的三二十州的州境之内，之所以有那样多抛荒的土地，农民之被招参军的数额过多，总应是极重要的原因之一。

欧阳修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写了一篇《通进司上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五），其中有云：

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

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唯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

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五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

欧阳修在文中所论述的只限于京西路的诸州郡，其所举土地荒废原因，一为“人不勤农”；二为役重而逃亡者多；三为被抽调充乡兵者约四五万人，他们都放弃农业，不耕而食。第一个原因过于空泛，我们可以置之不论。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役重而逃亡者多。有了这一原因，势必又要出现如欧阳修在《原弊》中所说一遇凶岁的那种情况，由于农民逃亡者多，州郡吏大量招兵，而穷困农民也争往“投之”，以致在每次招募之后，留在农业生产上的尽属老弱，较健壮者大都从军入伍，转变为职业兵，终身不再服田力穑。北宋政权一直在持续奉行其“收天下失职犷悍之徒”去当兵的政策，而“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也一直以从军入伍为其主要归宿。因而，对于京西路诸州郡内抛荒土地之大量出现，就必须由它承担一部分乃至一大部分的责任。第三个原因，即抽调乡兵，加以教习，使其“遂弃农业”。在宋仁宗统治期内，不但把许多地方的厢军提升为禁军，且还把陕西等地的乡兵“刺充保捷指挥，差于沿边戍守”（司马光《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中语）。从欧阳修在这道奏疏中所说情况看来，可知对于京西路诸州郡内的乡兵也是施行同样办法的。在这一地区的幸而不曾流徙的农民当中，再抽调出四五万乃至更多的丁壮，当然要使这个久已荒废的地带更无法把农业生产恢复起来了。

苏辙的《栾城应诏集》卷一〇，收有他写的关于“民政”的几道《进策》，其第三道有云：

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今者举千里之地废之为场，以养禽兽而不甚顾惜，此与私割地以与人何异！

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其间犹未甚远也。盖修败补阙亦旬月之故耳，而独患为吏者莫以为事。

若夫许州，非有洪河大江之冲，而每岁盛夏，众水决溢，无以救御，是以民常苦饥而不乐其俗。夫许，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节度之所治，使岁辄被水而五谷不熟，则其当时军旅之费，宗庙朝廷之用，将何以供？此岂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

苏辙的《应诏集》乃嘉祐五年（1060）经杨畋奏荐于朝者，则上引一文至晚当作于嘉祐五年前。文中也是集中论述京西路诸州郡土地荒废的情况和原因。其中除与陈靖、欧阳修两人大致相似相同的一些论述外，还更把许州地区的农田水利情况作了古今对比，并且引用了“野人”的话，把京西诸州郡土地之所以“堙废而不治”，归咎于“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这一事实。我以为，这个“野人”的话是切中要害的。这不只是指明了一个历史的原因，也指明了一个一直持续存在着的现实的原因。因为，倘若这个原因已不持续存在，则“农夫逃散”、“流亡”之后，宋政府不再把他们收养为兵，在北宋政权统治了数十年后，便不应再有“废县罢镇”的事，更不会再出现“今者举千里之地，废以为场，以养禽兽而不知顾惜”的事。

基于以上对陈靖、欧阳修、苏辙三篇文章的分析，又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自五代以来，直到北宋中叶，京西路诸州郡之所以一直存在着大面积的抛荒土地，这是与当时实行的募兵制度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说，我在引述和分析陈靖、欧阳修、苏辙三人的文章时，并没有举出北宋王朝针对着与这些文章相应的时间、地区而特地颁降的招兵诏令，因而说服力还不免微弱。对此，我的回答是：在凶荒年份或流民众多地区，州郡长吏之大量招兵，乃是遵依北宋王朝的既定政策照例奉行的，原无需宋廷特降诏令。只有出现了特殊严重的情况时，才会有诏令另作规定。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于仁宗明道元年（1032）载有两事：

〔二月〕丙寅诏：淮南民大饥，有聚为盗者，其令转运使张亿经画以闻。

〔三月〕乙亥诏：淮南饥民有愿隶军而不中者，听隶下军。

宋廷连续颁降这两道诏令的背景是，在天圣九年（1031），淮南地区遭受了特大的灾荒，好多农民都相聚造反，所以宋廷诏令转运使张亿措划对策，其中当然就包括了招兵的办法。然而招募禁军厢军各类兵丁，其身长都须符合于不同的尺寸才行，这样则淮南地区的灾民中不少人必有因身长不及格而不被收容于军队中的，仍将成为可忧虑因素。因此就又下了第二道诏令，等于说，过去所定身长尺寸，目前全可废除，尽量把这批灾民收纳于军队中好了。这正好反映出来，如果不是需要打破旧规，则照定章而募流民为兵，是无需宋廷特降诏令的。

再就前所举述的富弼在青州招募河北流民为兵的事例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庆历八年夏季，黄河在河北地区数处决口，因而在七月戊戌就下诏说：“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但从富弼在皇祐初所上的那道奏章看来，他之所以招募那些伉健流民从军，却只是因为“悯其滨死，防其为盗”之故，并不是为遵照七月戊戌的那道诏令才那样做的。既是如此，则说他只是遵依北宋王朝的既定政策而照例奉行的，岂不是更为恰当些吗？

（三）

不管我国历史学界的学者们把北宋和南宋划归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或后期，当其时，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却仍是能够适应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生产力仍有发展余地的。绝对不能认为，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的障碍和桎梏了。所以，北宋（甚至南宋以及更后的元、明）的社会经济仍是处于继续缓慢发展的时期，而绝对不能说封建社会已经面临着它的崩溃或没落时期。说募兵制度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好的影响，这也只是说，倘若不受到与募兵制度有关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妨碍，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本来是会更好些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

王安石的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全是以他的“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为支柱，才得以贯彻始终地实施的。他对于北宋王朝自其建立以来即沿袭施行的募兵制度的力谋改革，也具体体现了他的“三不足”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祖宗不足法”一事。

王安石在有关财政经济的立法方面，特别着重于发展生产，亦即重在“开源”。但他却绝对不是只顾开源而不要节流。在他的新法中具备了既能节约大量财政开支，又能达到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发展农业生产（亦即开源）的目的的，则是他对于兵制的改革。

王安石改革兵制的终极目标，是恢复古代曾经长久施行过的民兵（亦即征兵）制度。他所制定施行的保甲法，是通向民兵制的一项过渡办法，决不应把它作为王安石改革兵制的终极目标。

以下，我把王安石有关改革兵制的言论和举措稍加列举，对他之所以要改革兵制的用意和设想略加论证。

一、募兵制度应当废除的原因何在

（一）

北宋建国之初，其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创法立制，主要是在于力矫唐末五代以来的各种积弊。而其所以独独沿袭行用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其主要用意则又在于利用其“兵民分离”这一作用。这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曾有一段极明确的记载：

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匡胤的这番话，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之所以沿袭前代的募兵制度，只是因为它能使兵与民截然划分开来，使之成为两个互相绝缘的社会人群之故。

在宋太祖以后的几位继体守文之君，即太宗、真宗、英宗诸帝，也都在一贯地继续行用募兵制度。宋神宗赵顼，虽是一个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运动（包括施行保甲制度的某些改革措施）的人，而对于宋太祖之袭用前代的募兵制度及其用意所在，他却一直还是赞不绝口的。例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在元丰五年（1082）六月壬申载有宋神宗论北宋兵制的一段谈话说：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之权〕，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在从宋太祖到宋英宗这一期间，尽管也有一些臣僚发表议论，指出募兵制度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一直还不曾有人要从根本上加以全盘否定，要把它整个儿加以废除。然而王安石在进入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不久，便在他的《熙宁奏对日录》中记有他于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十九日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说：

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

叔（按，即陈升之，他字叔暘）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按，即费用）尤不易。”

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

佥以为如此。

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自《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转引）

《续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也载有王安石对宋神宗论述募兵与民兵的一段话，其中有云：

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按指保丁、民兵）之比。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兵考（五）》也载有一事说：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安石曰：“……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

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按，自五代后梁时即在招募入伍士兵之面部刺字，以防其逃跑，故亦称募兵为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

从王安石这几段话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要把募兵制度废除，而恢复古代曾经长久实施过的征兵制度，亦即寓兵于农的民兵制度的。《文献通考》说他要在废除募兵制度之后“而行保甲”，那是不够确切的。保甲只是王安石要在逐步废除募兵制的过程中采取的一个过渡办法，决不是他改革兵制的全进程的最终点。

赵匡胤对于募兵制度最加赞赏的一点，是它能使兵和民截然分离；而王安石所指出的募兵制度的最大弱点，却正在于它的“以民与兵为两”；赵匡胤认为，收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于军队之中，用军事纪律对他们管束起来，这是募兵制度的另一个应加赞赏之处；而王安石则以为专召“天下落魄无赖之人”为兵，乃是“守五代乱亡之遗法”，不但“不足以致安强”，而且“宗庙社稷之忧亦在于此”。所以又成了他对募兵制度进行指摘的另一致命弱点。上述二事，虽都不是先立定一个反对“祖宗之法”的意念，然而在其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始终贯串着一个“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见，却必然也是无法那样坚持的。

（二）

王安石之所以要对募兵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减缩财政开支的意图，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北宋雇佣兵的数额，在仁宗晚年曾达到一百三四十万人，英宗时候虽有减少，然而曾先后两次充任三司长官的蔡襄之上书呼吁养兵费用数额过于庞大，却正是英宗在位期内。到宋神宗继位，王安石操持了政柄之后，除如前引《文献通考·兵考（五）》所载，他曾与宋神宗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的那段谈话而外，在《续通鉴长编》卷二二一，也于熙宁四年（1071）三月甲午写道：

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

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

同书卷二三一，又于煕宁五年（1072）三月甲申写道：

〔王安石〕因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

他从消极方面来作推断，则说“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说如不改变募兵制度，“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从积极方面来作推断，则说若能把兵制改革，“即中国可以富强”。这些话语，就是把“富、强”并提的。其意以为，如不改革兵制，固然不能改变“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势，而专从财政经济上着眼，也同样不能改变目前的“困敝”问题。也就是说，王安石把募兵制度之能否改变，认为也是理财方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尽管在王安石一生的言论当中，对于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发表过多少明确的指责意见，然而，赵匡胤对于沿袭前代实施募兵制度是那样地踌躇满志，而王安石则是立志一定要把募兵制度废除，这却无论如何不能不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其改革兵制的政治实践当中，也恰恰是贯串着一个“祖宗不足法”的指导原则的。

二、改革兵制的长远设想及其未能实现之故

（一）

王安石所制定推行的保甲法，不只是用什什伍伍的办法把农村居民加以编组，而且还打算依照预定的先后步骤把全国各路各州郡的保丁挨次在农隙给予军事教练。这一措施，在当时就受到保守派人物的强烈反对，就中尤以司马光的反对意见最为突出。司马光于元祐初（1086）所上《乞罢保甲状》中，既说保甲法实施之后，使得“畎亩之民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见者无不惊骇、叹息，“以为不祥”；还说保甲法只是一种“驱民为盗”、“教民为盗”和“纵民为盗”的制度。总之是其坏无比的一种制度。直到近代，由于蒋介石王朝也曾一度推行了“保甲法”，有人便为之追根溯源，以为这是取法于王安石的“保甲法”的，于是又对王安石其人其法大肆抨击，说王安石之所以创行此法，乃是专为防范劳动人民的革命活动，专为镇压劳动人民的。这样的议论，虽与司马光的议论完全是反背着的，但所采取的完全否定态度，则是全然相同的。

从司马光反对保甲法的言论当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王安石在实施保甲法过程中所已经收到的一些效果，即大量的农村丁壮都已“戎装执兵”，接受到军事训练了。被司马光加以否定的一些事项，倒正是我们应当加以肯定的事项，此容在下文再进行论述。至于近、现代人对王安石的保甲法所进行的攻击，却是有失公道的。第一，说它有防范和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这虽不诬，但这却是任何剥削阶级政权的武装力量所全都具有的职能之一，决不能说保甲法较之募兵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凶恶。第二，王安石实施保甲法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通向民兵制即征兵制的桥梁，作为加强军事实力的一种途径，藉以改变北宋王朝“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积弱局势；而蒋家王朝所实行的保甲法，则是与其时军事、国防完全无关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专以防范人民大众的革命活动为其唯一任务的。因此，是不能把这二者相提并论的。

（二）

《续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1071）三月丁未载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段谈话：

今所以为保甲，〔为其〕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

这番话是王安石在刚刚开始推行保甲法的时候说出的，其中已经很明确地说到他此后所准备采取的步骤及其长远打算，那就是：首先，要使农村丁壮人人都学得一套作战本领，熟悉战场上的种种规程；其次，要保丁轮流去执行正规兵的防守任务；再其次，对于禁军缺额不再招募补充，而只以受过训练的保丁填补。这样，则日久天长之后，募兵因老病逃亡，数额日益减耗，到那时，除了极少数常备兵须依旧召募，此外则一律是平时从事农耕，战时束装从戎的“民兵”了。而上述种种，却正是司马光自始至终所要竭力加以反对的。

王安石何以不采取断然措施，把当前豢养的百余万的雇佣兵一律令其解甲归田，而却必待他们发生自然减员之后，才用保丁去补充、取代呢？这是因为，王安石深知这些应募入伍的职业兵，长久以来，处于“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苏轼《应诏策·练军实》文中语）的情况下，已经都变成了口馋体懒、好逸恶劳的人，如一旦令其全部解甲归田，则归去之后，也都不肯或不能再去从事农业劳动，那就仍是社会上的寄生虫，是非徒无益，且将有害的。王安石所作《省兵》诗中有句云：“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骄惰习已久，归去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正是极其明确清晰地表述了他本人的这种想法。

当王安石依照他的这些预定步骤对兵制进行改革时，前后曾不只一次引起皇帝赵顼的疑心和顾虑，这又反映出来，在赵顼本人，虽然为求减少财政开支之故，对于王安石的推行保甲法也表示同意并加以支持，而在另一方面，他却是希图在最大幅度上把募兵制度保留下来的。而这就使得王安石不能顺利实现其恢复民兵制度的终极目标了。姑举几个例证于下：

例一，前所引录的《文献通考·兵考（五）》所载宋神宗质问王安石的话，有云：

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

例二，《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1072）五月丙戌载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次对话：

上批付中书：“保甲，浮浪无家之人，不得令习武艺。”

安石曰：“须随材等第与收拾。”上终虑浮浪人习学武艺为害，以保甲不如禁军法严密。

安石曰：“保甲须渐令严密。纵使其间有浮浪凶恶人，不胜良民之众，即不能为害。”

例三，同书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载赵顼与王安石的一次谈话说：

上曰：“保甲要亦未可便替正军上番。”

安石曰：“王安礼所奏固云：‘俟其习熟〔武技〕，乃令上番。’然义勇（按，此指河东乡兵）与东军武艺亦不相较。……今募兵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较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

例四，《续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1073）八月丁酉载：

上曰：“如保甲、义勇，将来岂不费粮草？”

安石曰：“保甲、义勇，乃须计置减募兵，以其粮米供之。如府界罢四千兵，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所费十之一二。”

上曰：“府界募兵亦未减得。”（按，《长编》卷二三六，于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条附注，引《神宗正史·兵志》之文，此句作“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窠坐，即不要此四千募兵，可指合要兵数，减此四千。今京师募兵，逃、死、放、停，一季亦须及数千，但勿招填，即是减得。”

从上举四例可以看出：当王安石要把各地保丁都在农闲与以军事教练时，宋神宗则以为，对一些“浮浪之人”如一律教以武艺，那倒反而是要为害的；当王安石要使保丁轮流上番代替正兵时，或代替正兵去从事战守时，宋神宗则以为保丁远不如正兵之可靠；当王安石要用部分保丁代替禁兵拱卫京城时，宋神宗则以为强干弱枝的政策，正是体现在以足够的禁军护卫京城这一点上，从而“畿内募兵之数”绝对不应再予减损。既是如此，那就只能让募兵制与保甲法永远并行不悖，民兵制度也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实现之一日了。

三、反对刺面、刺手背，主张“以礼义奖养”

前已言及，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之后，在其立法创制方面，几乎是把五代期内的弊政都作为鉴戒的。然而对于募兵制度，他却独独沿袭行用。甚至连同后梁朱温所创行的，在士兵脸上刺字的办法，他也沿袭行用。《宋史·兵志（七）》说：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按即朱温）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黵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

“黵面”就是“黥面”，也就是在脸上刺字。这本是从古以来对罪犯施行的一种刑法，而今竟用之于新被召募入伍的士兵，可见是把士兵与某些罪犯同样看待，是把他们看作低贱人和下等人的。后代所广泛流行的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很可能就是从北宋一代开始编造出来并广泛传布的。

王安石对于在士兵的脸上刺字的办法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主张通过保甲法的施行，通过对保丁普遍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使募兵制逐步地为民兵制（亦即征兵制）所取代，而对于参加军事训练的保丁，在保甲法中却是绝对没有关于黥面、刺字等类规定的。

北宋所施行的募兵制度，只是指那些被召募而来，在入伍之后即终身成为职业兵或职业役兵的禁军与厢军二者而言。在此二者之外，还有不列入募兵之内的乡兵和蕃兵两种。蕃兵是由居住在西北边境上的少数民族诸部落的壮丁组织而成的，乡兵则是在与辽、夏搭界的河北、河东、陕西诸地，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从民户中抽调、编组而成的。这两者基本上都不由北宋政府按月或按年付与固定数量的廪给、粮饷或衣赐、犒赏等物，基本上也并不脱离农、牧业，所以不被称为募兵。

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的乡兵，也各自有其番号，例如神锐、忠勇、强壮等等，然而一般则通称之为“义勇”。这些被称为“义勇”的乡兵，虽非募兵，虽不在面部刺字，一般说来却是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的。而这种刺手背的做法，在王安石也是很不以为然的。在我已于前面摘引的王安石那一条《熙宁奏对日录》中，在他与宋神宗的那些对话之下，紧接着就有涉及此事的一段，今再摘录于下：

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

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

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

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

这是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十九日的一次对话。当其时，保甲法还没有提出，故只就与保甲略相似的义勇展开了议论。王安石在这里所提出的“义勇不须刺手背”，而只“当以礼义奖养”，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见解，是从北宋直到南宋的所有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全都不曾提出过的一种卓识。他所说的“当以礼义奖养”，就是说应向他们灌输一些封建时代的伦常道德，例如忠君爱国等类教条，藉使他们乐于为维护封建国家和封建统治阶级而出力效劳。他不但这样说了，当他日后推行保甲法时，也完全是这样做的。

若问：在实行保甲法的同时，对于一些新召募入伍的士兵，王安石何以没有提出废止黥面的主张呢？

答曰：王安石在其推行保甲法后，对于保丁并不刺面，也不刺手背。在他计划中的一些步骤，是对于死伤逃亡的正兵不再招补，是要逐渐地用保丁去代替正兵，最终完全实现其以民兵制度代替募兵制度的长远设想的。他的这一长远设想倘能实现，则在全部民兵之中，就断断乎不会再有被黥面或刺手背的人了。

（原载1980年“宋史研究会”年会
编刊之《宋史研究论文集》）

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的《枢廷备检》

——为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

《四库全书》的《史部·政书类·兵政之属》中，收有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八卷，其卷一述周朝兵制，卷二述两汉，卷三述三国、两晋，卷四述南朝，卷五述北朝，卷六述唐，卷七述五代，卷八述宋。然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均不见《历代兵制》之名。再查蔡幼学撰陈傅良《行状》，叶适撰陈《墓志铭》，楼钥撰陈《神道碑》，三文虽都写得十分周详，然也都不载及此书。只有陈的门人曹叔远于其《止斋先生文集序》中，在叙述了他把陈傅良的诗文裒次为《止斋文集》总五十一卷之后，说道：

若成书，则有《读书谱》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未脱稿，则有《诗训义》、《周汉以来兵制》、《皇朝大事记》……别自为编，附识其目，庸熄淆乱。

这篇序文作于嘉定元年（1208），亦即陈傅良死后的第五年，当然是第一手资料，是最可信据的资料。其中所说的《周汉以来兵制》当即指《四库全书》所收的《历代兵制》，而它是被列入“未脱稿”的几种著作之内，可知此书中必还有“阙然”未及讲述的朝代。但我们所见的《四库全书》本以及《守山阁丛书》等各种刻本，却如上所述从周到宋，并无短阙，而四库馆臣对此书所作的《提要》，还特别对其论述宋代兵制的最后一卷加以赞扬。今将《提要》全文照录如下：

《历代兵制》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这篇《提要》把讲述宋代兵制的第八卷作为《历代兵制》一书的最重要的篇章，突出地加以评介，又把宋代兵制所发生的流弊作为本卷的侧重点而特加致意，以为作者生“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认真说来，这篇《提要》是写得不恰当、不得《历代兵制》一书的要领的。因为，如果说卷七讲述五代兵制的一篇是“追言”宋代兵制“致弊之本”，固还勉强可以理解，而它却是依两周、两汉、三国、两晋的朝代先后顺序挨次讲述的，怎么能说作者“著为是书”是专为了“追言”宋代兵制的“致弊之本”呢？

再退一步说，即专就卷八讲述宋代兵制的一篇而论，也并不是偏重在叙述宋代兵政之弊，而是用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宋代兵制的优点。兹举下述几段为证：

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

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备北藩）〔拒虏〕；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遏西戎。倾心委之，谗谤弗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

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惟帑库独推）〔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必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

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赋税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间。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

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

上引诸段文字，与“追言”宋代兵制的“致弊之本”是全无关系的。通过这几段文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从宋初以来创立兵制的主旨所在，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其地方文武官员的设置，财政制度的建置，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中心而进行安排的。这也颇能启发我们对于已经沿用了千百年的“宋代重文轻武”之说之究竟正确与否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如果要追究两宋武力不竞的终极原因所在，我认为，那是还应向自宋太宗即位以来的最高阶层所一贯奉行的那种战略战术去探求，并不是应由其所创建的兵制专任其咎的。

我们再细审《历代兵制》的第八卷全文，其开头的一大段，乃是从“唐自盗起山陵，藩镇窃据”说起，以下即对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倏兴忽亡的因由，作了简单概括的叙述。这些话语，既有与卷六、卷七中的话语重复的，也有与卷六、卷七中的话语互相矛盾的。而其写作体例则与卷一至卷七的写作体例全不相同：前七卷在几句正文之下大都附以双行注语，卷八则通篇未附夹注；前七卷在几段正文之后大都附有作者的大段案语，卷八则通篇未附案语。照此情况看来，第八卷显然与前七卷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而曹叔远在《止斋文集·序》中既分明把《周汉以来兵制》置诸陈傅良“未脱稿”诸书的序列之内，据此则可断言，陈傅良只写了《历代兵制》的前七卷，其第八卷乃是后来刻书人任意从其他文籍中掇拾了来而补入其中的。《历代兵制》这一书名，自然也不是陈傅良所拟定的。

八卷本的《历代兵制》的第一次刻本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所为，我现在还都未能考知。但它既未为《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则其行世最早也应在十三世纪中叶之后，而其收作卷八的这一整篇文字，则是从王明清的《挥麈录·余话》卷之一的《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一条内移录来的。《挥麈录》的各集现均有刊本流行，故此事极易检照坐实。只是在《挥麈录余话》此条的开端处，还载有王明清如下数语：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今藏于右府。其详已见《后录》。独有引文存于家集，用录于后。

庚戌是建炎四年，即1130年。王明清的先人，即《默记》一书的作者王铚，是一个“尤长于国朝故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语）的人。他于建炎四年正任枢密院编修（见《挥麈后录》），故被旨修《祖宗兵制》。《枢廷备检》的原作虽在当时即已“藏于右府”，但经王明清所抄录在《挥麈余话》中的一个副本，却在陈傅良未谢世之前的十二世纪的最后十年内便已写成，并于1200年由赵不谫刊布于世。是则《历代兵制》第八卷之必系自《挥麈余话》移录而来，自勿须更加论证。

既然查明《历代兵制》卷八全篇作者为王铚，其写作时间是在宋高宗喘息未定的南渡之初，所反映的概属北宋一代军政，则四库馆臣为该书所撰《提要》中所说的：

盖〔陈〕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

岂不全都成了不着边际的废话了吗！

把并非世所难见的王铚的著作，硬塞进陈傅良的一本“未脱稿”中去，使陈傅良可能会因此而蒙受抄袭的恶名，这当然是不知出自何人的一桩不正当的行为；但从生于二十世纪的我们看来，却又正可以从这桩不正当的作为当中得到某些好处，这就是，它使此文有了可资校对比勘的另一个版本。

当王明清撰写《挥麈录》以至《挥麈余话》诸集时，大都是写成一集即随时印行，所以在他生前就已亲自看到了各集的刊本。直到近世，还有宋刻各集的残本以及明人的影宋抄本。但是，根据现尚可以见到的一些最早的传本看来，其最初的刻本在校勘方面大概就做得不够细致，其传刻传抄次数越多，脱漏、衍讹之处自也越多。今单就《枢廷备检》一篇而论，其被移录为《历代兵制》的第八卷虽不知确在何时，但两相对照，其可以相互校正之处甚多。前段引文中，凡用圆括号括起者，即均《历代兵制》传写脱误之处，其用方括号括起者，则俱依据《挥麈余话》校正补充者也。

然亦有可据《历代兵制》引录之文以校正《挥麈余话》之失误者。例如：

1．《枢廷备检》开头述唐末五代兵制之弊一段，涉及朱温的几句，《挥麈余话》所载为：

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

其中之“却迁洛阳”一句，应据《历代兵制》改作“劫迁洛阳”。

2．同段中涉及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的几句，《挥麈余话》所载为：

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囗王室，皆悲叱愤懑，坐视凶逆。

其中之“旋以遐方”，应据《历代兵制》改作“徒以遐方”；“同盟欲囗王室”，应于“欲”下补“救”字；“皆悲叱愤懑”之“叱”字应改为“咤”字。

3．其下述宋太祖躬定军制一段，涉及“转员”规定的几句，《挥麈余话》所载为：

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

其中的“转员之例”应据《历代兵制》改作“转员之制”，“定其功实”应改作“定其功赏”。

4．同段中涉及教阅的几句，《挥麈余话》所载为：

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骄锐出矣。

其中的“选为”二字应据《历代兵制》改作“选其”，“骄锐”二字应改作“骁锐”。

5．下文谈及转运使的一段，《挥麈余话》所载为：

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

《枢廷备检》是讲述北宋军事制度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而上引一段，又是全文中一段很重要的文字，因为它所说的是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理论根据。然而只因脱落了一个字，其文义脉络便不易寻索，因而，应依照《历代兵制》于“富室连我阡陌”句上加一“曰”字，前后文义脉络便清楚得多了。

6．其下又有叙述州郡长吏及其职权的一段，《挥麈余话》所载为：

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

与《历代兵制》相校，知“令委贰郡者”当作“尽委贰郡者”；“节度州有三印”当作“节度、观察、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云云句，当作“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句当作“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故命师”云云句，“师”字应作“帅”。

7．其下叙述明赏罚的一段，《挥麈余话》所载为：

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逾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

这里的最末一句，据《历代兵制》应作“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

8．其下论及宋代冗兵冗费一段，《挥麈余话》所载为：

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

校以《历代兵制》，则“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句应作“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应作“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在前一句中既已明言“以百万之兵”耗费天下“户口”的“岁入之数”，则决不应再涉及田亩，因“岁入之数”中决不包括农亩在内也。

仅就以上所举八事（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一些条目），已可以知道，由于有人（尽管不知何时何人）把《枢廷备检》从《挥麈余话》移录到《历代兵制》第八卷中，虽使陈傅良蒙受了冤枉，而却使得《枢廷备检》得到了可资校勘的另一传本，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明代以来的一些藏书家和校勘学者，都未能察觉到《历代兵制》第八卷与《挥麈余话》所载《枢廷备检》之雷同，所以都未能把此条校改得文从理顺。据一斑以窥全貌，则《挥麈录》各集中的脱漏错讹之多可以想见。然而这既说明了对《挥麈录》各集的校勘确实是一件极艰巨的工作，同时却也说明它又是一件亟需有人奋勇承担的工作。1961年上海中华书局曾印行的那一校点本，校勘既极不精细，断句也颇多错误，是应当有人出而对之重新加工的。

1990年6月15日完稿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寓

（原载《纪念陈垣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一、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和宋朝家法的形成

当赵匡胤夺取到政权之日，他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五个短命王朝，即在五十三年的时间内，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八个姓氏的十三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的短命王朝，这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北宋政权处于中原的开封，所统辖的境土还很狭小，而中原地区之外，在北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在太原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汉；在长江流域的上下游及其附近，则有在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还有在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这些割据政权的出现，是唐代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物产丰富，而这些政权的军事实力却都不够强大。赵匡胤曾经随从周世宗出师征辽，虽也收复了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十六州中瀛、莫两州，但这两州并不是以武力攻取到的，而是两州守臣望风迎降的。如再前进去攻打幽州，则须打硬仗。恰巧这时周世宗因病班师，征辽之役便告终结。但赵匡胤却因此认识到“当今劲敌唯在契丹”，所以在他夺得政权后就对契丹采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去消灭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在他在位的十七年内，除在太原的北汉是宋太宗即位后于979年把它灭掉的以外，黄河流域以南的诸州郡已都归入宋政权的统治之下了。

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初，对内部的篡夺成风的局势必须刹住，对外部的分崩离析局面也必须加以结束，而且还要防范其重演。所以，赵匡胤在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宋太宗以阴谋取代了他哥哥的皇位之后，第二天就在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说：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长编》卷十七。《宋大诏令集》亦有此日之大赦诏，但内容大异，无此诸语。我另有文论其异同之故。）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最确切地概括了宋太祖在位的十七年内所有政治、军事设施的微妙用意，亦即其精神实质。诏中“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两语，并不表明宋太宗对其令兄也要做一个“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的人，而是他也体会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实在是巩固政权最可取的一个法宝。所以，他不但继承了这一法宝，而且还从各个方面加以发展。

牵制作用的充分利用，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的组织方面。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政权屡经更易的原因，在于操实权的武将和藩臣。而赵匡胤在掌握军事实权之后，很快即得以黄袍加身，更主要是由于他与一些军事首脑人物，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结为十兄弟，从而得到他们的助力之故。十兄弟中人，既有拥立之功，也有可能对赵匡胤其人并不真诚拥护，若然，就随时可能发生黄袍加于其他人身上的事。所以，在建隆初元，赵匡胤即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世间盛传的“杯酒释兵权”那一戏剧性事件则是查无实据的），取消了殿前都副点检的职称，而分别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即所谓三衙，名义上是由枢密院而实际是由皇帝直接统领。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都是十兄弟中人，所以成为解除兵权的主要对象。而后来消灭南方诸割据政权时，所用的统兵将帅如曹彬、潘美等则皆为后起人物。

宰相权大也常常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五代虽无此事例，而历代所发生的这类事件却不少。所以，从宋初开始，就对相权加以分割。前代的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北宋初年则设置了枢密使，以使宰相不能掌管军政，枢密院与宰相府对称二府。设置三司，号为计省，三司使则号为计相，以使宰相不能过问财政。

宰相的职权被缩小，又都是用一些文人充当，因而其对国家大事所能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涑水记闻》卷三载一事云：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韩王东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原注：富公云）

太祖口中所说“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这句话，不正可反映出，他并不把国家大事的决策之权交与宰辅们吗！

设置枢密使的用意，也不专在于分宰相之权，而且是用以与带兵的大将起互相牵制的作用：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大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

到宋太宗时，不但把枢密院的制令之权归于皇帝，而且对带兵出征作战的大将，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对大将在前线上的举动也加以限制。这也成为宋朝的一条家法，从而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因为，战争现场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统兵将帅有主动权，能灵活机动；捆住了前线将帅在指挥上的因时因地制宜之权，那就等于把主动权交于敌方了。因为在其时信息的传递太慢，对战争是无法遥控的。

为了使割据局势不重演，便把州郡长官的权力也大大收缩，正如朱熹所说：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法制》）

为了束缚文武臣僚的手脚，不使其喜事兴功，而只能循规蹈矩，还有另外的一些相应的传统作法——亦即家法，那就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叶适的《水心别集》卷一〇《始议二》有云：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按：此“人”字指辽、夏、金），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

当时的宰相，从太祖太宗时的赵普，到真宗时的李沆，即都以不生事为原则。《邵氏闻见录》（卷六）谓赵普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长编》（卷五六）载李沆“自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王旦的《神道碑》（《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二）则说他“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长久如此因循，便造成了王安石所说的那样一些弊端：

本朝累世因任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临川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第一个对这样的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寇准。《宋史·寇准传》载（《长编》所载同）：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

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九《宋朝堂除及资格》条也载：

寇忠愍议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公曰：“用一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

就此两事，便足以看出寇准是一个真正具有宰相识见的人。然而正如南宋的叶适所说：“至咸平、景德初，资格始稍严。一寇准欲出意进天下之士，而上下群攻之矣。”（《水心别集》卷一二《资格》）事实上就正是因其如此，使他不可能久居相位的，因为他背离了宋朝的家法了。所以即使不因王钦若的“孤注一掷”的谮言，他也不会久于其位的。这次罢相之后，宋真宗还向新拜相的王旦说：“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从另一方面看，这几句话也正是反映出寇准敢于任责的精神。

澶渊之盟，史书所载多不符实。寇准之迫使宋真宗亲征，似过于孟浪，叶适亦谓寇准在其《论澶渊事宜》中并未提出有把握的办法，只不过说到需要时便急调某某军护驾而已。但在当时情况下，非出此策，则只有迁都逃避，如真迁都，那就有可能助长辽军威风，将如后来宋高宗南迁时一样了。

在这次罢相的十多年内，即在真宗去世以前，寇准又曾两次入朝作宰辅，但也全未久于其任，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即又被罢免。当他在天禧三年（1019）第三次进入政府时，“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宋史》本传）建议真宗禅位的事虽因“谋泄”而失败，寇准也因此而又被罢斥，但他敢于作这样的建议，说明他具有出众的胆识，是敢于以天下之重为己任的人。只可惜这样的作风与宋朝的家法大相背戾，所以注定要失败。

当宋真宗有一次要用寇准为当政大臣时，有人以为寇准的作风与其他大臣截然不同，便请问所以要用寇准之故，真宗回答说，要使一些意见不同、作风不同的人共谋朝政，他们互相之间便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这表明宋真宗是在恪守家法，要使大臣们彼此间互相制约。宋神宗用王安石为宰相，要他实行其变法的主张，同时却还想把反对变法最力的司马光提升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虽未肯就职，而保守派的文彦博却继续做了多年的枢密副使，还把另一个一直反对新法的冯京用为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尽管宋神宗始终不曾吐露其用意所在，其不欲使王安石独断专行，要安置一些人对他进行牵制，则是显然可见的。从而可知，充分利用臣僚间的牵制作用这一道家法，宋朝的皇帝们大多是在奉行不替的。

宋太祖还曾非常郑重地把募兵制度宣告为他的一大传家法宝，希望他的继承者也要继续奉行不变。

募兵制度本是从唐代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并非北宋政权所创建。但宋太祖对于这一制度却别有会心，特加赞赏，一定要把它确定为不可改变的制度。北宋末年的晁说之曾在其《元符三年（1100）应诏封事》（《嵩山文集》卷一）中追述这一事实说：

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

这番对话反映出来，宋太祖之所以要把募兵制度作为传家法宝，是因为，通过施行这一制度，可以把军人与民众截然分割开来，使两者可以不至互相影响，协同动作。但施行后所产生的流弊，却决非太祖始料之所能及。为充分利用这一制度，宋政府凡遇有水旱之灾的年份和地区，即在其时其地大量招募（有时甚至是强制）灾民入伍当兵，供其衣食，以免他们集聚于山林川泽之中，成为反抗政府的一支力量。然沿用未久即弊端丛生：招募不已，员额日增，老弱参杂，训练全废，已全非英勇善战的劲旅。建国八十年后，军人数量已达一百四十余万，成为国家财政的极大负担，使北宋政权日益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

二、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变法

（一）庆历新政

宋仁宗在位，首尾共为四十二年（1022—1063），正居于北宋一代的正中间。庆历共八年（1041—1048），又正居于仁宗统治的正中间。在这期间，国境之内已经发生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和兵变事件，西夏又与辽互相配合，对北宋构成了极严重的威胁。辽于1042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即瀛、莫二州），使得北宋朝廷一度陷于张皇失措的情况下，结果派富弼出使，以增加岁币二十万（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告结束。

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所上《言事书》中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的窘态，在这时已经毕露。这使得宋仁宗也深感内外交迫的严重性，便把当时深孚众望的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召入政府，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朱熹曾说：“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

又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用人》）

又说：“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同上书卷二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范仲淹在接奉手诏之后，奏进了一道《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其首段有云：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其下他就把他所认为可以“端本澄源”的，列举了十事：

一曰明黜陟　　二曰抑侥幸　　三曰精贡举

四曰择官长　　五曰均公田　　六曰厚农桑

七曰修武备　　八曰减徭役　　九曰覃恩信

十曰重命令

其中的前五项，全是关于澄清和改善吏治的问题。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致再爆发反抗斗争。

正是吏治的问题，才是既得权势、地位的阶层最切身的问题，必然会遇到极大阻力。而在这几项政令发布推行之后，果然就遇到了。反对者造谣中伤，谤议日甚，最后便说范、韩、富、欧阳等人结为朋党，构成了宋朝的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于是，在庆历四年的下半年，他们都被排斥出政府，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随之而一一宣告废罢。

单从表面现象看，庆历新政的失败，似乎并非由于抵触了宋朝的某种家法之故，仔细加以推考，却也不然。

宋太祖在夺得政权的第三年（962）的九月，即曾下诏说：“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长编》卷三）这是针对自唐以来在进士考试中每每发生门生座主结为派系的情况而发的。而如前节所引述，宋真宗也曾发表过要使大臣们彼此“异论相搅”，则各自“不敢为非”的意见。这都说明，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最害怕的，是在朝的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以致成为中央集权的一个分割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在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从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一道家法。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三月癸未，在下诏令“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时，仁宗就曾嘱咐辅臣说：“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长编》卷一〇七）反映他对于朋党具有何等高的警惕性。

范仲淹、韩琦于庆历三年进入北宋中央政府，并受命出谋献策以“兴致太平”之后，他们和富弼、欧阳修等人，几乎可以说是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有时且还互相推崇。这自然容易招致朋党之讥，而事实上也确已发生了这样的讥议。范、韩、欧阳诸人，对此不但不稍加避忌，却反而对之直认不讳。欧阳修甚至还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极力论证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小人则皆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为朋党的。这就更授予反对派以口实和把柄。于是而“谤议浸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迫使韩、范、富、欧阳最终不能不离开北宋中央政府。所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它抵触了宋朝的家法。

（二）王安石变法

（1）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逝世，宋神宗以十八岁的少年继承帝位。他急于求治，想望出现国富兵强局势。他起用富弼重登相位。却不料富弼的官僚积习已极深重，他不但劝说神宗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而且“惑道家全神养气之言，徇曲士忘名忌满之节，不以天下之重易其爱身，不以万务之急妨其养性”。“屡以旧疾谒告，入则随众循旧，不欲有为；退则谢客杜门，罕通人事”；“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范忠宣公奏议》上《论富弼入相久谢病不出》）这种作风当然要使神宗大为失望。而这时的王安石却正以其政治主张和个人操行而深孚众望，大家都以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司马温公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熙宁二年（1069）神宗便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曾在嘉祐四年（1059）上了一封《言事书》给宋仁宗，力陈北宋王朝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全已不能适应当时“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因而造成了“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艰危处境。他认为，必须把这些旧的法度（即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度）加以“改易更革”，使其能适应现实局势，才能把危机扭转过来。

做了参知政事的王安石，要把他的变法理想逐步实现。他向神宗面陈：“变风俗，立法度”和“奖用功实”乃是当前国家大政的当务之急。然而变法必然要遭受到官绅豪强享有特权阶层的强烈反抗。为事前作好应战的精神准备，他又向宋神宗明确提出：“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这几句话也表明了他自己勇往直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态度和信念，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原则，就是王安石为迎接这场战斗而提出的，用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原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这三个原则对扫除思想障碍，打退守旧派人物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天变不足畏——当王安石变法之始，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顽固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们，就全都拿“天变”来吓唬宋神宗，妄图以此阻挠变法工作的进行。例如，当宰相富弼听到王安石有“灾异非人事所致”的议论时，立即说这是“奸臣”的“邪说”，并且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他还为此而专向宋神宗建议说：方今“诸处地动，灾异，宜且安静。”（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熙宁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吕诲也在熙宁二年六月专为弹劾王安石而上疏说：“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今方天灾屡见，人情未知，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宋文鉴》卷五〇）

面对着保守派假借“天变”来破坏新法的种种言论，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阐明他的“天变不足畏”的观点，用作反击保守派的锐利武器。他一则说“天上的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地上的山川丘陵万物之形，其变化规律都是可以通过钻研、根据数据而加以掌握的”。（《临川文集》卷六六）再则说：“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蚀、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司马温公文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熙宁八年（1075）冬天，守旧派又借彗星的出现攻击新法时，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道：“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戊戌条）但很可惜，这一次却未能把守旧派的恶意叫嚣镇压下去，而且导致了他的第一次罢相。

关于“祖宗不足法”——司马光于嘉祐六年（1061）向宋仁宗奏进《五规》，其中的《惜时篇》说：“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到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更利用向神宗讲述西汉史事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议论。文彦博也当面向宋神宗说：“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司马光等人所以拼命要维护祖宗之法，一方面固然是为儒家的“敬天”、“法祖”思想所支配，另一方面则是要藉此维护他们那一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权益。

王安石对北宋王朝的乃祖乃宗所创立的财赋、军事、教育、选举诸方面的规章制度，大部分都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在嘉祐四年（1059）写给仁宗的《言事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当时的“法度”要大作一番“改易更革”，以适合于当前“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在熙宁元年（1068），当谏官吴申上疏，说应该“谨奉祖宗成宪”时，王安石就向神宗说道：“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同时，他在写给宋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当中，列举现行法度的种种弊端，并且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特大水旱之灾，所以才得“无事”，否则必会发生大乱子的。可见非“改易更革”不可。王安石当政未久，司马光就写信给他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真可谓“一语破的”。

由此可见，“祖宗不足法”的现实政治意义，在于反对北宋王朝建立以来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在于要对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裁，而从其思想路线来说，则是对保守派的“法祖”思想的否定。

关于“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要使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们免于遭受豪强兼并之家的蚕食而致倾家荡产，并使地主经济能保持其正常的发展。他知道，这样的变革“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言之豪右”。（《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这后一种人，“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既然如此，则在每一种新法触犯到“豪右”们的某种特殊权益时，作为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言人的官绅士大夫们，必然要站出来大吵大闹。正像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说的：“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唯其是“前知其如此”，所以就在变法之前定出了“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用以排除那些来自保守派人物的议论的干扰。

王安石既深信他所主持的变法适合于当前“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所以在熙宁三年（1070）他回答神宗关于“三不足”的问话时，就说道：“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在谈论关于役法的改革时，王安石又说道：“朝廷制法，当内自断以义，而要久远便民而已；岂须规规恤浅近人之议论！”在另一次对话中，王安石则向宋神宗说：“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三）王安石这种坚定不移、顽强奋斗精神，正就是他“径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的一个精神支柱。

王安石所认为“不足恤”的“人言”，只是那些顽固地站在官绅豪强大地主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变法，坚持要开历史倒车的那些腐儒俗儒们的言论。对于他们以外的人们的言论，王安石不但尊重，而且是积极访求的。例如，在熙宁二年（1069）的三月，亦即在其变法的最初阶段，王安石就向宋神宗建议说：“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按指新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陈述。”而每当推行任何一种新法之前，也无不是广泛征求官员和民户的意见。有时还明确规定，要先把新法条文在各地揭示，须待“民无异词”，然后才能实施。

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拒谏”、“遂非”、“执拗”，南宋朱熹指责王安石“违众自用”、“足己自圣”，显然都是恶意诬蔑。

（2）王安石所要“改易更革”的对象，是宋朝的太祖太宗所制定的那些法度，而他变法改制的远大目的，则是富国和强兵，以求能够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的民族矛盾。

从学术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使儒家学说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深化和提高的；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战国时期的法家都很重视农耕和打仗这两件大事。曹操在《置屯田令》中也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性措施也主要是劝农、教战二事。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提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先”。依据这样的见地，他制定了“农田水利法”以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以抑制豪强兼并之家的高利贷；制定了“免役法”以“释天下之农归于田亩”，使农业劳动者尽可能多地回到农业生产上去；制定了“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确定地权，借以尽量纠正豪强人家“有产无税”、贫穷人家“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他所以要改变雇佣兵制的用意之一，也是为了不使过多的劳动力去充当寄生的职业兵，以求能够出现“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的景象。

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王安石曾向宋神宗说：“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甲申条）而这就正是促使他在变法过程中要练兵讲武、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原因。王安石认为：秦之“所以兵众而强”，是由于商鞅实行了“什伍之法”的缘故；北宋养兵虽多，其战斗力却很弱，则是因为把兵和民截然分开的缘故。他的结论是，北宋政府“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治强”。因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除了实行“将兵法”而“择将付以职”，把现有的雇佣兵加以教练，以求提高其素质和作战能力外，也采用“什伍之法”而把居民联为保甲，使农村中的大多数壮丁都能受到军事的教练，都能具有当兵作战的能力之后，先使民兵与募兵相参为用，最后则完全以征兵制度代替募兵制度。此外，王安石还设置了“军器监”以专力讲求和改善兵器的制造。

王安石还经常把历史上一些法家人物变法的经验取作借鉴：他曾向宋神宗称赞吴起在楚变法“务在富国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又曾向他说：“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当他要改革科举的考试办法时，所持理由是，当时的“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这段话与李斯建议焚书时所持理由全然相同。当宋神宗要用韩维做御史中丞时，王安石说，韩维“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这更是直接使用李斯“焚书之议”当中反对颂古非今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了。

儒家把《春秋》的地位高抬在其他诸“经”之上，甚至要以《春秋》治狱，要依《春秋》经义来“断天下之事，决天下之疑”。王安石却不但不把《春秋》列作一般举子们研习和应试的经典，而且还在熙宁四年（1071）十月明令规定，所有“奏补初仕”人和得替应“守选”者，全须经流内铨试断案或律令大义，然后才能按等第高下分别注官（《长编》卷二二七）。到熙宁六年三月，更把这一规定的范围放宽，“凡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要注官，全须经由这类考试才行（《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八年七月又下令，进士高科者亦须试律令大义、断案（《长编》卷二六六）。王安石注重法治的精神在这件事上是表现得很突出的。

上述种种可以说明，王安石不仅继承了法家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也是采行了法家的道路的。而这种种，又全都是与北宋建国以来所传承的指导原则（亦即家法）大相背离的。

三、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宋朝家法的关系

王安石在熙宁初年所陆续制定和推行的新法，在他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罢相之后，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之日为止，基本上都在继续施行。而在这一整段时期之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之中，基本上也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王安石的变法不能算是失败的。至于宋神宗逝世之后，保守派人物登上政治舞台，颟顸粗暴地把新法一律推翻，我认为这也不能算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在我所写《王安石》那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曾列有《新法的失败》一节。在那一节中，我是从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标（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改变“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峻局势）着眼，认为他的这一目标远未达到，所以应算作失败。现在，我要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所以遭致某些失败的一个缘由。

一般人全都认为：得君之专，皇帝对他的信任之笃，在北宋一代的宰相当中几乎是无人能与王安石相比拟的。事实上，这看法未免失之肤浅，如能洞察到深层，便会知其却并不如此。当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时，只有在不太明显地触犯北宋家法的项目上，宋神宗才肯全力予以支持，而凡触犯到其祖传家法的项目，宋神宗就会表现出犹疑以至深切的疑虑。正是君相之间的这种见地的歧异，使得王安石的变革工作经常从神宗那里得不到支持，有时甚至遭遇到挫折。王安石之所以罢相，特别是第二次罢相的真正原因，这应当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尽管因为它是潜在的而非显露的，从而历来不曾为论史者所注意。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不说王安石的变法毕竟得算是失败了的。下边，我再列举一些有关事例略加述论。

1．宋初的立法是要把财政和军政大权都从宰相职权中分割出去的。王安石在当政之后，尽管主管财政的三司依然存在，然而他却首先就设立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其用意就是要把财政权收揽到他的职权范围以内来，所以司马光在写给他的信中，把“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在军政方面，尽管专主其事的枢密院也还存在，然而他却向神宗说道：“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很明显，他是把军政也要收揽到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来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不甚久即又废除；而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进行官制改革时，他不论怎样也不肯把枢密院撤销。从这两事正可反映出来，他对于王安石那种想把军政、财政和民政诸大权一律集中于宰相的做法，内心里是不会完全赞同的，虽则他不曾明白说出过。

2．募兵制度是被宋太祖明确肯定为“可以为百代之利”的，其用意则是要把兵与民截然分割开来。在弊端丛生之后，欧阳修吕景初等人都曾先后上疏论列过，然而却都只提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而没有人敢于提议改变这一制度。王安石却提出，“募兵之害”正在于“分民与兵为两”，所以主张先以实行保甲作为过渡阶段，然后以民兵制度取代募兵制度。他“直情径行”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而在实施过程当中，宋神宗却又随时随地表示迟疑，不予同意。例如：

当王安石最初谈及应以民兵代替募兵制时，神宗就反问王安石说：“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文献通考·兵考（五）》）当王安石建议减募兵之数，移其费用于训练保甲时，神宗又回答他说：“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条）在另一次对话时，神宗更重申了实行募兵制的原意，说道：“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甲子条）言外之意，反映出他对于实行民兵制度总是不那么赞成的。但既是如此，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宋神宗亲自推行新法之时，何以保甲法还在继续推行而未予废罢呢？我认为这问题是很容易解答的：宋神宗只是把保甲法作为募兵制度的一个补充物而继续推行的，已不再打算用它取代募兵制度了，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与王安石推行此法的原意已大不相同了。

3．“将从中御”是宋太宗规定的一种办法，他在位期间宋对辽的历次战役，全是采用的这种办法。真宗时宋辽间的澶渊之役，一切战略战术决策也全如此。仁宗时宋与西夏的几次战役，根据范仲淹曾与韩琦发生主守主攻的争议来看，似乎战争决策之权已全部交付与守边的文武大臣，实际上则是因为，那时北宋朝廷上最高统治集团中，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在战略决策方面作出主张，而且走马承受往返奔命，宋廷也不是全然不想进行遥控的。更何况，当时战争前沿各路的部署，都是文臣为正，武帅为副，文武足可互相制约，也就足可保证不至发生问题了。然而王安石在当权之后，当其要作军事筹策时，却公然对太宗以来的这种做法进行了讥议：

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唯王超、傅潜（按：两人皆庸将）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创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

这样的议论，正是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那一见解的具体体现。且还不只如此。当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由王韶发动的为断西夏右臂而经营河、湟蕃部的战争，受到枢密使文彦博等大臣的反对，宋神宗也因“群疑方作”而屡次表示要“中止”其事。王安石却以宰相身份力排众议，给予王韶以支持和鼓舞，并致函王韶，付以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加制御。在取得胜利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虽也极为嘉奖，但对王安石继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到元丰四年（1081），即王安石罢相后的第五年，宋神宗发动了泾原、秦凤等五路大军去进攻西夏。每路都分别设置一个统帅，却不设总统五路的大帅。大帅的职责实际上是由远在开封的宋神宗承担的。他分明还在继续其“将从中御”的家法。可见，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那种议论及其实践，内心是怀有抵触情绪的。

王安石是一个意志极端坚强的人，在他做宰相的最初几年，凡他认为应兴应革的事，如得不到宋神宗的同意，他必定要尽力说服他，甚或与之力争，以求自己的见解能被采纳和实行。他是不肯轻易动摇和灰心的。马永卿在《元城语录》中所记刘安世的一段话正是这样说的：“〔金陵〕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但到后来，特别是在他第二次入居相位之后，宋神宗对他的意见基本上已是以不再支持、不肯听从之时居多了。这又正如吕本中的《杂记》所载：“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事到如此地步，王安石只有一走了之了。在王安石去职之后，表面上新法虽还继续推行，就其实质而言，有一些却已不符合于王安石立法的原意了。

但是，元丰年间新法的变质，只是由于宋神宗不肯背离其乃祖乃宗所订立的家法之故，这与宋徽宗时蔡京假藉新法之名而胡作非为，是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

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一、南宋初年政府内部抗战派与屈服投降派的斗争

女真贵族在公元1125年把辽的天祚皇帝捉获，最终把流亡中的辽政权消灭掉之后，立即掉转矛头，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对华北以至中原的广大汉族地区肆行掠夺、焚杀和蹂躏，两度包围了北宋的首都开封，在1127年春间终于又灭掉了北宋政权，并把北宋的徽钦二帝俘掳北去。

公元1127年的夏历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当时也称做南京）。

赵构登上皇帝宝座，并不等于已经把宋政权重新建立了起来，而要想重建宋政权，亦即要想组成一个粗具规模的政府，具备一种能够同金国相对抗的气势，其势必须起用一个负时誉和孚众望的人物做宰相才行，而这样的人物是只有在主战派中才能找得出来的。

李纲在北宋末年，当女真兵马第一次南侵时，曾极力反对迁都（实即逃跑）之议，初则主张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及勤王之师大至，就又提议扼守河津，切断敌兵的粮道，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俟敌人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待其半渡而击之。而这一次守卫开封的一切部署规划，就都是由李纲负责措划的。只因后来李纲又被排斥出去，他的一切规划也都被推翻，北宋政权乃也随之而为女真军所灭亡。北宋的灭亡，更加证实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和抗战部署之英明正确，真所谓“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必亡”者，李纲遂乃成为抗战派人物中声名最高的一人。也因此，赵构才起用李纲做了重建的宋政权的第一任宰相。

然而，新皇帝赵构的怯懦卑鄙，是和乃父乃兄并不两样的。他曾一度到金国的兵营中做过人质，亲眼看到过女真兵马的野蛮残暴，因而已经患有严重的恐金病。他也深知北宋政府的军队都已被金人打垮，而他所新建的军队则仅仅能够充当他的禁卫之用，他决不肯把它放在抗击女真南侵军的斗争上去。因此，尽管他起用了抗战派的李纲作宰相，而他本人却从来就没有认真作过抗击金人的打算。他所最亲信听从的，是一味要向金朝屈服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二人。

既然如此，所以从宋政权重建之日起，在其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在如何对待金人的问题上，就已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两派人的斗争是围绕着以下的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对金和战的问题，二是建都在哪里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被金人俘虏了去的徽钦二帝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只是如何对待女真入侵者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

女真兵马虽然打垮了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吓倒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人民。自从金兵侵入华北地区以来，特别是，自从北宋政府答应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之日起，河北河东的人民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绝不肯去作女真统治者的顺民。河东人民组成的忠义民兵，号称红巾军，到处邀截金军，以死力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土地，不但把金军长时期牵制在太原城下，而且曾几乎攻破金军的西路统帅粘罕的大寨。他们在已和金军周旋了很久之后，便总结出一条经验，以为女真兵马毫不足畏，他们的兵械并不甚精，其所以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他们心协力齐，奋不顾死之故。红巾军的成员也都能心协力齐、奋不顾死，因此，只要他们能得到很好的组织和领导，能得到宋政府的正规军的应援，双方很好地配合，便可以“尽执敌人戮之”。河北地区的人民，也是自从境内遭受到女真兵马的蹂躏之后，就靠山的入山结寨，靠水的入水结寨，稍后，这些散处各地的忠义社，以马扩、赵邦杰等人结扎在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上的兵寨为中心，互通消息，互为声援，形成了几十万人的游击队伍。

事实是，正是因为河东河北忠义民兵的游击活动把女真兵马牵制在黄河以北，使其无力继续南侵，赵构才得以在应天府从容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宋政权既已重建之后，若认真打算抗击金人，单靠政府的军队既还不能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因而真正可以倚恃的也只有这些人民武装力量。主战派的李纲进入政府之后，认为最急先的任务就是料理河东和河北。他选用了前此曾在抗金战争中有所表现、享有声名的张所和傅亮分别担任了河北的招抚使和河东的经制副使，要他们把两地的忠义民兵加以组织和领导，并用宗泽为开封留守。宗泽立即赴任，在那里召募战士，修造兵器和防御工事，并且与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前此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看到宋政权已被金兵所颠覆，也“皆赴东京留守宗泽纳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一《捕贼下》），要共同抗击入侵的金人。

这些策划和布置，使得刚刚重建的宋政权立即具有了稳定的态势。因此，在事过几十年后，南宋的学者朱熹还说道：“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可是，赵构、汪、黄等人的心怀中所打算的，却是和李纲的这些措划、部署全然不同的。赵构害怕金人，但他对人民力量的畏惧远远超过了他的害怕金人。在他看来，如果使这些忠义民兵的力量在抗击金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则必然要对赵姓统治权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因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他不但在对金屈服投降或依靠人民武装以抗击金人的两种做法中宁肯选取前者，而且在心里还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罪恶打算：他希望假手于女真兵马而把这些忠义民兵消灭掉。李纲的一些措划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变为现实，张所和傅亮对于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刚开始着手整编工作，赵构、汪、黄等人已从种种方面加以阻挠：张所和傅亮的职务先后相继被他们解除了；河北河东忠义民兵的首领们，不论怎样向他们请求支援，他们也全都置若罔闻。

关于建都何地的问题，在李纲看来，最好还是回到开封去。如果一定要迁都，那就只能选取西北的长安，因为那是一个更适宜于抗击金人的地点，更适宜于采取积极措施的地方；他反对迁都到长江下游的建康或其他地方去，因为，那是以迁都之名而实行逃跑，是不但会更招致金兵的深入追逼，而且会瓦解自己的士气的。而在赵构、汪、黄等人，却正是一天天在盘算着要从应天府首先逃往扬州，再从扬州逃往建康，在那里，不但可以远离开金兵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对那些地方的繁华景物尽情地享受一番。赵构虽同时下令给长安、襄邓和建康，要这三地都做好他去“巡幸”的准备，而实际上他却是和汪、黄等人专在准备逃向扬州的事。

关于如何对待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的问题，在李纲看来，这事情完全取决于宋政府的实力如何：如果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真能“枕戈尝胆”，以从事于“内修外攘”，把自身的力量充实壮大起来，则二帝不俟迎请就自然可以归来。因而，他是反对以迎请二帝的名义而遣使于金的。赵构对于这一问题，在其心的深处，也有一套见不得人的想法。他实际上是惟恐金人再把他的父兄释放回来，那样他就又将不能继续坐在皇帝宝座上了。正因为他也明知单凭派遣迎请使臣决不会真能把他们迎请回来，他倒越要派人前去迎请。他的真实打算是：假手于以迎请为名的使臣，向金国的当权人物表达他要对金屈膝投降的愿望。

如何对待这三个问题，在原则上既有极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且还愈演愈烈。李纲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去就力争，最后遂以李纲的罢相作为这两派人物、两种主张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结局。李纲在相位共仅七十几天。紧接在李纲罢相之后，他在相位期内的全部施为，除宗泽尚留在开封留守任上外（那是因为没有人敢去接替他的职务），其余全都随之而废罢了。在这年十月，在金人并无再次南下迹象、前线并无任何警急情况下，赵构、汪、黄等人自动放弃了应天府，把新建的政府南迁到扬州去了。

宋廷的南迁，等于明确表示情愿放弃河东、河北的土地和人民，女真贵族们便也要进一步把全部河东、河北之地攫为己有，并加强其控制。他们首先把军事力量集中在这一地区，向各处的忠义民兵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到一些最主要的民兵营寨都被金军攻破之后，金军的主力便又渡河而南，向着宋廷所在的扬州进发。

金军的这次南犯，是被宋廷的南逃吸引了来的。宋廷继续向南逃跑，金军便也继续向南追逼。赵构在1129年正月又从扬州狼狈渡江南遁，由镇江转往杭州，金军就也一直继续追赶下去。赵构虽在到达杭州后就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始终奉行逃跑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从扬州逃跑得太不及时。在被追逼得穷蹙无计的情况下，赵构仍然执迷不悟，不知翻然改悔，去号召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从事于对金的抵抗，反而在这一年内几次三番地奉书给金国的军事首脑粘罕，向他乞哀，更加死心塌地地要把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拱手奉献给金人。他在一封乞哀书中竟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altalt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记事附注所录《国史拾遗》摘引）

在赵构的意想中以为，既然表现了这样一副可怜相，就应当可以打动粘罕的慈悲心肠了吧；既然自动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就应当可以满足女真贵族的贪欲了吧。殊不知这时金国的军事首脑，正被一连串的胜利搞得头昏脑胀，得意忘形，赵构的乞哀书只越发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越发助长了他们对武力的迷信，他们越发认为，只要不放松地追赶下去，就可以把赵构捉到，就可以再一次把宋政权颠覆，因而，对于赵构在乞哀书中所哀恳的一切，他们总是不理睬、不考虑的。

当金兵已经由江宁、苏州而向浙江东西路进发时，赵构乃又从杭州出走，经由越州和明州，到这年的腊月，采取了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把政府官员大量遣散，只偕同着几名高级官僚，从明州坐上几只楼船，避难到海中去了！

南宋小朝廷的下海，又一次证明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及其战略部署的正确，倘使南宋政府不采取屈服逃跑政策，那是不会落到如此狼狈穷蹙的境地的。

二、秦桧的当权及其出卖祖国的罪恶活动

在建炎年代当中（1127—1130），尽管赵构始终是处在要向金人投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但南宋政府的军队和各地的忠义民兵，都在人自为战、军自为战的情况下，到处与南犯的金军相周旋，使其不能在江南地区横行无阻；而且在几年的鏖战过程中，也终于锻炼了几支劲旅出来。例如，在1129年十一月，张俊就曾在明州打败过兀术所率领的女真兵马；在1130年内，当兀术的军队屡次受挫于江浙地区的民兵，因而宣称“搜山检海”已毕，要率军北返的时候，在黄天荡被韩世忠军阻截了四十余日而不得通过；以后不久，岳飞就又由宜兴出师去收复了江东的军事重镇建康城。

金军这次渡江南犯，本是打算把赵构捉获、把南宋政权消灭掉的，其结果却是，不但这些目的全没有达到，而且不断地遭受到一些挫折。到这时，女真贵族们才认识到，单凭靠军事力量而想把南宋征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们从此把政策作了某些改变，采取了两种手法来对待南宋：“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而且在1130年就把这政策见诸实施：在这年九月树立了伪齐傀儡政权；同时又以兵力侵占了秦川五路之地；这年十月，把汉奸秦桧放归南宋，使其到南宋政府内部去做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女真贵族之所以选中秦桧为其代理人，乃是因为，秦桧自从作了金人的俘虏以后，就竭智尽虑地替女真贵族策划如何征服南宋的事。他代替宋徽宗上书给粘罕，向他建议，派遣一名宋廷旧臣南归，使其劝说赵构屈膝称藩，“世世臣属，年年输贡”。他自己更向女真贵族们表示，愿意担任这个政治掮客任务。1129年，秦桧充当了金国另一军事首脑挞懒的军事参议，随同南犯的金军而到达淮东。金军攻打楚州不下，秦桧便代替挞懒作了一道檄文，劝说楚州的军民投降金人。经过诸如此类的一些事件，女真贵族们知道秦桧是一个最能顺承意旨的奴才，所以就选定了他。

把秦桧放回南宋，何以就一定能够使他打进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之内呢？这是因为，当时宋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金方，女真贵族们的予取予求，赵构无不唯命是听。这是女真贵族们所深知，也是秦桧所深知的。因此，秦桧在回到南宋之后，有把握能使赵构急于同他见面，而他果然立即为赵构所引见了。

秦桧在金国已经居住了好几年，对金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应已不算很少，倘使他这时还多少具有一些民族意识或还没有完全背弃其民族立场的话，在他第一次见到赵构的时候，所应当做的最首要的事情只应是，向他如实地揭发金的统治集团间所存在的一些弱点，例如军事首脑人物粘罕、挞懒、兀术等人之间的龃龉不和和矛盾斗争等事，藉以加强赵构对抗金斗争的信心，但是，秦桧这时已是一个完全变了节的人，已变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顺奴才，因此，他见到赵构之后，只是向他表明了：自己之如何如何为挞懒所器重，南宋之如何如何应降服于金，以及他之情愿而且能够担任投降掮客等等。甚至于，连向挞懒乞降的一封“国书”，秦桧也早已代替赵构拟好了。

赵构在引见秦桧之后，自称曾终夜喜而不寐。于是秦桧立即成为南宋政府的要员，不出几个月的时间，已由礼部尚书而参知政事，而正式拜相，赵构要依靠他来进行对金投降的种种勾当了。

秦桧在做了宰相之后，首先在宋金关系上所提出的对策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也就是说，目前居处在南宋政府统治区域之内的，不论是官僚豪绅或军民人等，凡是原籍贯在河东、河北的，都要还诸金人；凡是原籍贯在中原的，都要还给伪齐刘豫。这八个字的对策，看似简单，其中所包含的罪恶阴谋却是很复杂也很险毒的：

第一，它意味着要使南宋自动解除武装。从北宋到南宋，在一般人的意想中，总是认为，生长在西北地区的人勇武善战，生长在东南地区的人则不然。李纲作宰相时曾向赵构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这种意见，不论其正确性如何，在当时却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而南宋初年政府军队中的兵和将，极大多数正就是出生在陕西、河东和河北的。也正因其如此，所以在1129年二月，金人攻陷扬州城时，就在城内揭榜，要“西北人从便归乡”，其用意就是要瓦解南宋的武装力量。秦桧的这个对策如见之施行，那当然首先就要把出生在北方和中原地带的兵卒和将官一律遣返原籍，其结果就是自动解除武装。

第二，这将使得华北和中原的居民，不论遭受到敌伪的何等奴役，再也不敢投奔南宋境内，因为投奔了去最终也还得被遣送回来。而这也就等于替敌伪安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这等于承认了华北和中原之地正式归于敌伪所有，恢复失地之事再也不容提及了。

在汉奸秦桧的这个对策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高得骇人，因而，不但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不只当时全国的人，“无贤愚，无贵贱”，都“交口合辞以为不可”（《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戊午谠议序》）；就连赵构也觉得不能通过，他向人说道：“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在这一情况下，南宋政府的谏官上章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秦桧不能不在1132年内又从南宋政府被贬谪出去。

从这里可以看到，赵构有要对金投降的一面，但也还有和女真贵族们相互矛盾的一面。在要投降而不可得的时候，他有时就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允许他们用武力去对金斗争；而在秦桧，却一心只是要执行他的作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职务，在不论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他和女真主子之间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在赵构的“两面”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他要对金投降的一面。因此，他虽然在还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情况下同意把秦桧贬斥出去，却也从此把秦桧牢牢记在心头。到投降机缘再度来临时，他仍然是要依靠秦桧负责去干有关投降的各种勾当的。

1135年金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挞懒推倒了粘罕，自己成为最掌权的军事首脑人物。赵构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又可以乘机进行投降活动了，便又把秦桧召回政府，先是做枢密使，后来就又重登相位。秦桧在此后悍然不顾一切地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架势，赵构在此后的对金问题上也一切都要听从秦桧任意摆布了。

三、围绕着所谓绍兴和议的斗争

秦桧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日，也正是主张武装抗金最力的岳飞通过战斗的实践而成为抗金斗争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之时。

1133年，南宋政府把东起江州、西到江陵的这一广阔地区作为岳飞和岳家军的防区。从这时起，岳飞就从抗金战争的全局着眼，确定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要和在河东河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的忠义民兵密切联系，配合行动。第二年，他就率军从这一军区出击伪齐，收复了襄阳、唐邓随郢四州和信阳军。是因为南宋政府严格限制他“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不得宣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所以他才没有更向前进军。1136年，岳家军的一部分又从襄阳出发，长驱北上，一直打到了洛阳西南的长水县境。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也都起而扰乱敌人的后方，准备接应岳家军过河北进。这一次也是因为南宋政府不肯积极支援，以致最后不得不在“钱粮不继”、“在寨卒伍有饥饿而死者”的情况下，又把军队抽回。

这些事实说明，敌伪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原和河朔的失地，并不是不能恢复的。因此，到1137年春，岳飞又上书给赵构，表示岳家军要把“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责任承担起来，要求让他伺隙而动，提兵直趋京洛，并渡河“长驱其巢穴”。他还自己提出限期说，“亦不过三二年间，可以尽复故地”。他所要求于赵构的，一是派遣韩世忠张俊出师京东诸郡；二是“戒敕有司，广为储备，俾臣得一意静虑，不为兵食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必能济此大事”。然而，这是和赵构心怀中的想头全然相左的，因而没有得到赵构的认可。

挞懒在金国成为头号有权势的人物之后，因为与伪齐刘豫素有矛盾，到1137年冬他便废掉了刘豫及其傀儡政权，刘豫的旧部有的就率众归降于岳飞。敌伪间矛盾的加深，正又是南宋报仇雪耻和收复中原河朔的大好时机。岳飞又一再上书给赵构，要求把岳家军的兵力再行增强，让他去完成收复中原的大功。他还向枢密院的负责人表示：“若不把握今日良机，待至时移事易，劳师费财也必难成功。今岁若不出师，我即要纳节致仕！”这一切依然和前此一样的毫无结果。

一直处在要投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的赵构，其所以在1137年初又把秦桧召回南宋政府，则是想利用挞懒在金国掌握大权的机会，通过秦桧而使其投降夙愿得以遂行。

秦桧在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后，立即开始了对金投降的活动。把前一次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事作为经验教训，秦桧在这次重进入中央政府之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摆出了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份，处处挟其女真主子的威势而对赵构肆行要挟。对一切仇恨女真入侵者的人，他都怀有莫大的仇恨。他胁迫赵构把对金“讲和”的事交与他全权处理，不许群臣中任何人加以干预；他以迎请宋徽宗的尸身为名，派人到金国去向女真贵族表示：这次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彻底对金投降了。

1138年，金国派了“江南招谕使”，携带着金主的诏书，要在杭州举行一次受降的典礼：要南宋把国号取消，要赵构把帝号取消，由金主册封赵构做他的藩属，做刘豫第二，而且要赵构亲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他携带来的那封诏书！如果赵构一一遵办，那么，徽宗的尸身即可送还，原属伪齐统治的地区也可以转交赵构统治。

这可见，在讲和的名义之下，金国所要达到的，依然是“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赵构如果照金人要求而一一遵行，从金国来说，那正是通过多年的征战而未能如愿以偿的，这次却反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国”了。

然而赵构竟下了一道手谕，藉口于“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而要不顾一切地“欲屈己就和”了。

南宋朝廷上的臣僚们群起反对赵构、秦桧的这种卖国投降活动。他们痛切指陈：自从宋金发生军事冲突以来，金人就不断地用“讲和”之说玩弄宋方，曾经以此来松弛北宋的边备，索取巨万财帛，而最后还是把北宋政权消灭掉；现今又以此来“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要借此而使南宋的将帅解体，麻痹宋人的斗志，涣散宋人的同仇敌忾之心；如果再度陷入这一圈套之中，就更将经受不起金人的袭击，金人就更可以为所欲为，肆意进行其侮弄了。更何况，如果就答应了金国的这种种无理要求，实际就是金人以尺纸之书而灭南宋，这怎能叫做“讲和”呢？

面对着这些深切著明的议论，面对着这般慷慨激昂的群情，秦桧再也找不到任何道理来为自己的卖国罪行作辩解，他只是悻悻然地说，不应当总是揣测敌人包藏着这样那样的阴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应当“以智料敌”；而应当相信敌人有要求和平的真情实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应当“以诚待敌”（《宋史》卷四三《秦桧传》）。这是一副十足的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嘴脸。他把所有反对投降的人都加以罢斥，最后就由他代替赵构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了金国的诏书，完成了投降的仪式。

赵构、秦桧的对金投降，只能代表南宋政府中一小撮民族败类。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的官吏士大夫和军民人等，对他们的这一行径是一致极力反对的。作为抗战派代表人物的岳飞，在接到宣告“和议”成功的诏令之后，又上表慷慨陈词，说道：

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这就是明确表示：对于赵构秦桧所已经做成的卖国罪行是根本不予承认的；他坚决主张，在今以后仍然必须以武力去打击女真入侵者，不但不能屈膝在女真贵族面前而做他们的藩属，且还必须把女真贵族制服，而令其称藩于南宋。

和战之权既一直操在女真贵族手中，女真贵族们的胃口和贪欲就永无满足之时。投降和受降的议定，是在1139年春间的事，而到1140年春，女真贵族就又完全翻脸变卦，一心想把南中国也放在他们直接统治之下，不愿再假手于赵构秦桧等人而只进行间接的统治了。他们撕毁了所谓的“和约”，兀术在1140年夏间又带领兵马大举南侵了。岳飞在知道兀术要从开封南下的时候，就发兵北上，要迎头去痛击金人，要把他在前此的章表中所陈述的壮志雄图付诸实践，并要以抗金战争的实际行动给予投降派以致命打击。

岳飞在这次出兵之前，原曾接到赵构的几道御札，督催他兼程北上，务必在闰六月内完成击敌的大功。但岳家军的总部出发未久，秦桧就又胁迫赵构派李若虚前来劝说他停止前进，或索性班师返回鄂州。岳飞坚决拒绝接受这一乱命，并且以民族大义驳斥李若虚的说词，使得李若虚无言答对，岳家军乃按照原定的计划向前进发。

在和金军遭遇之后，岳家军在颍昌战役、郾城战役和临颍县小商桥的战役中，都和金军打了硬仗，都打败了金军，而且严重消耗了金军的有生力量。岳家军的先遣部队，勇往直前，北进收复了郑州，又转而西进收复了洛阳。渡过黄河去统领忠义民兵的梁兴、董荣等人，则在河东攻占了绛州的垣曲县、翼城县和赵城等地，在河北的大名、澶州等地截获金人正在输送途中的金帛纲和马纲。河北的豪杰也都在约日兴师，要作为岳家军的应援；居民也都暗自积聚兵仗和粮食，引领等候岳家军的过河。在金军方面，则兀术已令随军老小尽先离开开封，渡河北返，有准备从河南总撤退的模样了；金政府的号令在河东河北地区都已不易推行了。

岳家军这次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自从宋金发生战争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它充分说明了，宋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军的绝对优势已经不能再保了。

然而，当岳家军逐步踏进胜利门槛，使得女真贵族开始发生惊惶战栗的时候，秦桧和赵构也竟随之而惊惶战栗起来。这在赵构，是出于他的不敢斗争，怕斗争的胜利会“引惹”起金人更大规模的军事侵犯；而在秦桧，则在战栗之余就又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最关键的时刻为他的主子效犬马之劳，要尽一切可能阻止住岳家军的进程，如果做不到的话，就索性假手金人把这支军队消灭掉。

金军有从河南撤退的迹象，同时也有在开封背城借一、集中全力作一次最后挣扎的可能。为求再给予它一次严重打击，逼使它非从河南撤退不可，单靠岳家军便难以奏功，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军队的配合作战才行。岳飞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政府奏陈，请其下令给诸路军队“火急并进”，协力去收复开封，首先把金军赶回河北，然后他就可以渡河北上，去收复河朔。

秦桧从岳飞的奏章中知道岳家军正处在与金军大决战的前夕，知道它如得不到友军的配合就很可能被金军打败，遂利用这最紧急的时刻，不但不下令给诸路友军令其“火速并进”，却反而下令给岳飞，要他“措置班师”！

岳飞再上书陈说，当此胜利已经在望之际，措置班师则机会实在可惜，因而仍请下令给淮东、淮西诸路军队，急速配合前进。汉奸秦桧却利用这公文往返的时机，把原来驻扎在宿州、亳州和淮水北岸的张俊和韩世忠的队伍全部撤回淮南，让金军可以一直推向淮水北岸，使其可以对岳家军构成从正侧两面合击之势，使岳家军陷入于如不班师便要丧师的严重关头。到这时，岳飞才看清了秦桧的险毒阴谋，在班师和丧师二者间加以抉择，他只能忍令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而遵命班师。

岳家军在攻城夺地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虽然被秦桧一齐断送掉，它所赢得的一种精神上的战果，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却一直起着作用：它使得醉心于武力征服的女真贵族们又一次从迷梦中清醒过来，又重新认识到，宋政权终于还不是仅凭靠武力就可以征服得了的；它使得南宋各阶层中人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更为增强，使他们的战斗情绪都更加昂扬起来。然而，令人痛恨的是，秦桧和赵构是连这种精神战果也要极力加以销铄蹂躏，务要把它摧残得一干二净而后才以为快的。

在1141年内，秦桧一方面又加紧了对金投降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把南宋的国防力量从根本上加以摧毁：解除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取消了三大将的宣抚司（即总司令部），藉向金人表示彻底投降的诚意。这年秋季，女真贵族知道南宋已自动解除了武装，就又要借用军事讹诈以加强政治的压力。他们通知南宋政府说，又要“水陆并进”、“问罪江表”了，若想讨饶，就必须依从两事：一是把淮水以北割归金国；二是杀害岳飞，并把岳家军彻底摧毁。秦桧表示唯命是从，于是，在1141年十一月，双方又一次订立了“讲和”的正式“盟约”：从此南宋取消独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以北之地全部割归金人；每年由南宋向女真贵族交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1140年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分明是节节胜利前进，而且分明已经攻克了郑州和洛阳，挺进到黄河南岸了，却硬要把这些战果完全牺牲，硬要使十分有利的局势整个逆转，把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一起断送，把南部中国的命运硬拖入更危难险恶的途程之中。到此，秦桧和赵构之成为我们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由他们自身的这些罪恶行径作出了判决了。

以下，还必须对几个错误的论点加以驳斥。

一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曾经有好几个人，先后相继，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南宋在当时如要继续以武力抗击金人，则军费负担实在太重，将更使得民不聊生。所以秦桧的坚主对金讲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对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说，为秦桧作这样的辩解是枉费心机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说过，秦桧、赵构对金讲和的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这话说得很对。在对金乞降的过程当中，秦桧虽先已把南宋的国防力量摧毁，但从南宋初年以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藉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为之”（《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以后他更逼令各州县把民户所有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皆“估为物力”，依其数目多少而摊派各种捐税差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这只是把老百姓更推向贫困冻馁的深渊，何曾使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星半点的减轻呢？

另一个是：也是从二十年代以来，就有人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在南宋初年，张韩刘岳等大将全都是非常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样说，事实上就等于说岳飞之被害是完全应当的，是没有什么冤枉可言的。这是为秦桧、赵构残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及岳飞之理。今竟先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个是：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迎二圣，归京阙”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1135年以后，宋徽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所以，从1136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略谈宋学

一、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

我在此首先纠正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提法。由翦伯赞主编、于1962年首次印行的《中国史纲要》，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是由我执笔撰写的，我在这一部分的《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中，开头便说道：

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两宋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

我现在必须说，上面的这几句话是完全说错了的，是亟应加以纠正的。

把理学家们称作一个新儒家学派，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出现在理学家们以前和以后，或与理学家们同时，而却都不属于理学家流派的一些宋代学者，也同样可以称作新儒家学派，这样就容易把他们混同起来了。而且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的出现，是在程颢、程颐逝世之后，在他们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们大力宣扬其师说之后的事。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南宋前期，亦即在12世纪的中叶，才形成了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的。这从南宋反对理学家最力的陈亮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证据。陈亮有一篇《送吴允成运干序》，是写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的，序中有两段说：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集》卷二四）

陈亮还写有一篇《送王仲德序》，序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语：

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同上）

《送王仲德序》虽未著明写作年份，就其语气看来，必与前序相距不会很久，还可能是在1190年之前。由此上推二十几年，则当为宋孝宗即位初期，亦即隆兴、乾道年间（1163—1173）

依照陈亮在上引两篇序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语，我们断定理学之形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并在当时的部分学士大夫中间形成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乃是在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应当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既然如此，则在北宋后期尽管有二程、张载等人的出现，尽管他们也都收徒讲学，却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

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北宋一代的儒学家们，尽管绝大多数还都尊奉儒家学说为正宗，然而他们的思考方法及其所钻研的课题，都已与由汉到唐的儒生们大不相同。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

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

二、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

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代代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

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是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繁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宋代的学者，则大都趋向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所以，宋学是作为汉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乃是汉学所引起的一种反动。

宋学又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经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互相渗透、互相摄取的一个产物。他们从佛道两家所摄取的，笼统说来是偏重在义理方面和心性修养方面的一些东西，而对儒家的主张一直坚守不变的，则是那个经世致用的原则。理学家则是专讲求修养身心性命之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甚至把经世致用的原理原则也都弃置不问了。南宋的张栻评述前代的学风时，曾谓当时的“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出现在南宋期内的理学家们，正就是“求道者反不涉于事”的那样一些人物。他们是把宋学更加深邃化、抽象化了的一些学人。

儒学家们把研究、思考和探索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而转向义理，是从唐代后期就已开始了的。韩愈的文集中有一篇《施先生墓志》，其中有云：

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

我们从这几句话所得到的消息是：当时已经有人不肯信奉前代儒生的笺注，而要另辟蹊径，透过字面自行寻求其义蕴了。至于韩愈本人，则更如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所说，他是“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开启后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的一个人物。

唐代后期的儒生们之所以感觉到必须开创一个新的治经和治学的途径，是因为他们看到，佛家和道家这两个教派的教义和学术思想均极盛行，都已比儒家学说占有优势，他们便要急起直追，充实、革新以至改造儒家学说的内容，以求与佛道两家相抗衡。汲取佛道两家学说中的某些成分，用以充实儒家学说，正就是为求达到以相抗衡的目的。

三、佛教和佛学对晚唐至北宋的儒家的影响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只是一种宗教，而非学术流派。佛学的传入，是指佛教经典著述被大量翻译为汉文而言。此事之开始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清谈之风盛行之时，而玄学与清谈，又都是以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糅合物为内容的。学术界的这种气氛，对于佛典及其义理的接受准备了良好条件。所以，讲习佛教经、论之风，在南朝就大为兴盛，其时出现了很多知名的“经师”和“论师”。

佛教经、论讲说日久之后，讲说人的意见不免发生分歧，都各自在理论方面有其独特发展，而且也多与儒道两家互相糅杂。于是，各派的学说也不再恪守师说，而多有所改造。例如，著名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其为说即都非复印度的原貌。禅宗所倡导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宝不假外求”，“明心见性，即证圣境”，和“顿悟成佛”等言论，实皆渊源于魏晋玄学，而一概皆非从印度传来者。所以，禅宗这一佛教宗派，实际上乃是中国僧人所创立。就后来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来说，也以禅宗为最大。

隋唐时期，佛教的各教派都自称本派为得正法、受真传，藉以为本派力争正统地位，于是就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例如禅宗本肇始于弘忍（602—675）的“东山法门”，或大鉴禅师慧能（638—713），然而这一派的徒众们却一定要追认由南天竺来华的菩提达摩（？—536）为其始祖。天台教本智alt（智者大师，538—597）所创立，而其徒众必上溯至慧文（东魏北齐间人）、慧思（515—577）。陈寅恪先生说，天台宗是佛教各派中吸取道家义理最多的一个宗派。

各个教派之所以大搞上述那种“定祖”活动，主要原因是为了争取法统（亦称道统）。每个搞学问的佛教徒，此后无不分属于这一宗或那一宗。而这一宗和那一宗之间，又全都壁垒森严，互相攻击。

佛教各派在“定祖”之后，又复离析为一些支派。从而又产生了“传衣钵”、“传灯”、“法嗣”、“血脉”等说，在各支派相互之间，又展开了谁是衣钵真传（亦即道统嫡传）的斗争。如禅宗则又有了北宗和南宗，天台宗则又分为“山家”和“山外”等。

很明显，佛教内部的这些“定祖”和争道统的事件，也给予晚唐以至宋代的儒家们以极大影响。就连平素以“攘斥佛老”自诩的韩愈，也在其《原道》一文中写道：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段文字，是兼有“定祖”和明确儒家道统体系的两种意义在内的，其为从佛教徒摹拟而来，自属无可怀疑。而自韩愈第一次倡为此说之后，两宋的儒家，包括理学家们在内，即使对韩愈的学问文章有所不满的人，也都毫无异议地信从其说。及相沿既久，除近代的陈寅恪先生以外，竟也是很少人觉察到韩愈此说的渊源所自了。

佛教各宗派的学说，给予晚唐以至两宋的儒学家们的另一重大影响，则在于：佛学家们的讲论，大都注重于身心性命的所谓内向的修养工夫，其时的儒学家们有鉴于此，便也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例如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就写了一篇《复性书》，内容是把《小戴礼》的《中庸》篇中的“尽性命之道”的道理加以阐发。认为《中庸》中所讲的这番道理，后世“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可见他之所以谈论“复性”，乃是要在讲述身心性命之学方面，与佛道两家争夺领地的。到宋代的儒家学者（包括理学家们），更都把《大学》、《中庸》提到与《论语》、《孟子》同样的重要地位了。

佛教的传教和讲学的活动，给予晚唐以至两宋的儒家的第三种影响，则是书院的出现。

佛教徒集中在寺院里面，他们的生活来源，最初只是靠“行乞”和“受请设会”（即由施主布施）二者，但从南北朝时期起，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法，寺院的财产大都极为雄厚，各拥有大量田园。这对各教派的发展起了不小推动作用。例如，天台宗的创始人智alt所在的天台山国清寺，不但拥有大量田园，陈朝的皇帝还下令把始丰县（后改天台县）的全部赋税割归天台山上这座寺庙，因此它就成为传布“天台教法”的基地了。

寺庙具备了经济实力，不只是传布佛学的基地，当然也是发展佛教的基地。在唐代，各地的寺庙中即多频繁地进行“僧讲”（专对寺院内的僧众讲说佛教经典）和“俗讲”（专对不出家的世俗人讲说通俗道理，意在募集钱财）。

佛教和佛学的这种传布方法和发展情况，自然也给予儒家学派一些影响、刺激和启发，使他们想方设法进行反对、斗争，以求与之抗衡。从晚唐、五代即已出现，到北宋而出现较多的儒家们所建立的书院（且不说北宋朝廷下令各州郡设立的那些官办学校），我以为，是应当向佛教的上述种种活动情况寻求其原因的，至少也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在建立宋学进程中几名最突出的人物

欧阳修写了一本名叫《归田录》的笔记。在这本笔记的开头处他就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当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1】

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

这一条记事透露给我们的消息是：佛教的势力，经过从北魏到五代后周所谓“三武”“一宗”的严重打击，在政治方面已经甘愿居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佛教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上的势力也都随之而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它的影响仍然是弥漫于社会上各个方面的。甚至北宋政府也还设置了译佛经的机构，继续翻译。

单就宋代的儒家学者钻研学术的风气来说，一方面是和唐代李翱之阐发《中庸》中的微妙道理那样，尽量向儒家经典中所涵蕴的义理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则直接把佛家以及道家所宣扬的思想学说搬运进来，藉以发扬光大儒家的理致和学说。

《宋元学案》是把胡瑗（993—1059）列居宋代学者首位的。但在胡瑗以前，生活于真仁之际的晁迥，既“宗尚佛乘”、“归心释教”，又把“老、庄、儒书汇而为一”，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者面目出现的人物。他的著述，既有属于道家方面的《道院别集》，也有属于释家方面的《法藏碎金》。《郡斋读书后志》引王古语，以为晁迥著作中的“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迨也”。而《宋史·晁迥传》也概括地说：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言”。据此当可窥见其学术趋向之一斑。

在北宋一代的学术界，晁迥并不占有什么地位，所以他的名字在《宋元学案》中一次也不曾提到。但是，他把儒释道同等对待，不囿于一家一派的成见，不入主出奴，这种趋向，却是和“宋学”家们研究学术的风尚全相符合的。

被《宋元学案》列于首位的学者胡瑗，在北宋一代的学者中确实是一位影响极大，从而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自来为学人所重视的“明体、达用”二事，在胡瑗的治学、讲学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白。据《吕氏家塾记》（自《五朝名臣言行录》转引）所载：

安定先生（即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讲于〕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

薛季宣的《浪语集》卷二三有《又与朱编修书》，其中也说道：

尝谓翼之先生所以教人，……成人成己，众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无精粗，无小大，是故致广大者必尽精微，极高明者必道中庸。滞于一方，要为“徒法”、“徒善”。汉儒之陋，则有所谓章句家法；异端之教，则有所谓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册，人存乃举”，礼仪威仪，待人以行，智者观之，不待辨而章矣。

蔡襄在其所撰《胡瑗墓志》（《忠惠集》卷三三）中也有云：

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自为《胡氏口义》。

蔡襄在这里所说的《胡氏口义》，应是包举五经而言，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却只有《周易口义》和《洪范口义》两种。但从《周易口义》即可看到，胡瑗所大异于前代学者的是：他既不讲“互体”，也不讲“象数”，而是开了以义理讲述《周易》的先河。而在《洪范口义》当中，他更能驳正前代儒生的注疏而独抒心得。而从其在苏、湖学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来看，则又正如薛季宣所阐明的，体现了《中庸》篇中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旨意。而这种种，既从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于由汉以来的儒生们章句训诂之学的抵排，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从佛教徒们“弘扬教旨”的实践受到了启迪和诱发。

王安石（1021—1086）的出生虽稍晚于胡瑗，然在宋学的建立方面，却毋宁说他是更为重要的一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

王安石对于“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是史有明文的，这表明了他对章句训诂之学的最彻底的反对；他与吕惠卿、王雱等人共同撰写的《三经新义》，则又都是全力阐明各经的义理内涵的。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在《王介甫临川集》一三〇卷和《王氏杂说》一〇卷下的解题中，都引入了蔡卞所作《王安石传》（可能是《神宗实录》中的附传）中的话，而以《王氏杂说》下所引录的文字较多，今转引于下：

蔡卞为《安石传》，其略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郡斋读书志》在《字说》二十卷的解题中还说道：

蔡卞谓介甫晚年闲居金陵，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为此书，与《易》相表里云。

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

在《临川集》的解题中也引用了蔡卞所撰《王安石传》中涉及《字说》的几句，与上段引文字句稍异，再摘抄于下：

晚以所学，考字画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杂说》是王安石早年的著作，《字说》是王安石晚年的著作，而其内容却都着重于“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就连《字说》这部本应专讲文字学的书籍，竟也能透过字画的“奇耦横直”而深入探讨“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周易》相表里。尽管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这些话不无夸大阿私之处，但王安石的著作当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个探求义蕴的宗旨，却总是无法否认的事吧。而这与朱熹所揭示的“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云云的道理，岂不是全相符同的吗。

在北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卷六载有一事云：

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按即潘兴嗣）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论人物，曰：“某人可抨。”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抨。”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戏之耳！”

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也说道：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

上面的两段引文都可证明，王安石是只用“义理”作为他决定是非取舍的唯一标尺，而不考虑其说究竟发之于儒家、佛家或道家。所以，那班“元祐学者”说他的《字说》“糅杂释老”，是十分正确的。

另外，据《郡斋读书志》及《附志》所载，王安石既曾编撰过《楞严经解》一〇卷，又曾编撰过《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而他的儿子王雱，和新党中的吕惠卿、陆佃、刘仲平诸人，也都各编撰了《老子注》二卷。王雱和吕惠卿还都有《庄子注》十卷。这可见，熔儒释道于一炉，偏重义理之学，以求通经致用，在变法派的人物当中是莫不皆然的。这对宋学的建立当然是树立了功勋的。

程颢、程颐兄弟更把儒家学说向着抽象的方向和玄妙精深的方向以及专从事于个人身心修养的方向推进，更由其一传再传的门弟子们推波逐澜，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这一学术流派。

因为要“致广大”，所以要经世致用，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因为要“尽精微”，所以都要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这二者，可以概括为宋学家们所都具有的特点。倘若这样的概括基本无误，则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司马光以及三苏等人，也全都可以归入宋学家这一流派之内的，尽管他们的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上文所举诸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见解有大不相同之处。

司马光编写了一部不朽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只因不曾在个人身心修养方面下功夫，竟至被程颐讥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程颐专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而被胡瑗的门生顾临讽刺道：“欲与程正叔诸人同为山居，专治《通典》一二年，如此则学问应变无不浃洽矣。”（二事均见吕本中《师友杂志》）我以为，从这两个故事，正可以体察出宋学家与理学家的区别所在。

宋廷南迁以后，理学的流派虽已形成，在学术界和思想界虽都已声势很大，影响很大，但仍不能说它已经居于支配的地位。例如当时先后出生在浙东金华、永嘉诸地的吕祖谦、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人，他们就决不应列入理学家中，而是只能被称为“宋学家”的。今把这几个人的学术梗概举述于下：

吕祖谦（1139—1181）是金华人。他的学问渊源，是“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液无所偏滞”的（其弟祖俭所撰《圹记》中语）。他特别注意研究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对于苏轼的文章也深所喜爱。且都因此而受到朱熹的批评。

郑伯熊（？—1181），是永嘉人。他一方面私淑于程门弟子周行己，在经学的研究上却极推崇王安石的弟子龚原，而在写作文章时则取法于苏轼。在行己方面他取法于北宋的吕公著和范祖禹，在论事方面则又羡慕汉的贾谊和唐的陆贽。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学问趋向，既要探求义理之微眇，也注意考论古今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

薛季宣（1134—1173）也是永嘉人。他虽是程门的再传弟子，而却告诫学者不要“徒诵语录”（当即指当时最流行的二程语录）。他对于六经百家、礼乐兵农以至方术兵书、地形水利，无所不通，而对于历代制度的本原尤所致力，总想通其委曲以求见之事功。

陈傅良（1137—1203），是温州瑞安人。从他的师承来说，吕祖谦、张栻、郑伯熊和薛季宣都应列入。他把那几个人的学术荟萃于一身，更进而精研经史，贯穿百家，考核历代礼乐政刑损益异同之所由然，藉以综理当代的一些现实问题。所以，他既是一个把“经制之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人，又是一个不但“知古”而且最为“知今”的人。

陈亮（1143—1194），是婺州永康县人。他对于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诸人都相当敬重，而且还曾选取他们的著作编辑为《伊洛正源书》以备日览。元代的刘埙甚至还有“龙川理学以程氏为本”之说。但他有时却又向人说道：“亮以豪狂驰骤诸公间，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终不近。”（《与韩无咎书》）又曾说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平生志切抗金复仇，所以治学也以治史为主，他要从史书上考究历代盛衰原因，特别是对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和某个王朝由中衰而复兴的历史，以便能为现实服务。在文章方面他也是喜欢苏轼并取法于他的。

叶适（1150—1223），也是永嘉人。他可以说是一个把南宋浙东诸学者的经义和经制以及经世致用之学集其大成的人。他在义理之学方面有极高深的造诣。他不但傲视当代的那些理学家们，而且拔本塞源，认为理学家们最推崇的《周易》中的《十翼》非尽孔子所作，作《大学》的曾子和作《中庸》的子思，都不是孔门的真传。对于历史和文学，他都极重视，对于吕祖谦所编《宋文鉴》极为推崇，并认为南宋一代的文章之沦坏，应由伊洛学者负其责。

以上，我只是就两宋的学术界中举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说明他们乃是当时最有实力因而也最有影响的一些学者，并用以证明，不但因二程、张载等人的学说流行较晚，在北宋一代的学术界不曾取得支配地位；即在南宋一代，尽管有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出现，然而理学家们的声势仍然未能笼盖了当时的学术界，与之并驾齐驱的，至少就可举出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浙东学派，以及专重史学的蜀中的李焘、李心传、王称、彭百川等人。

注　释

【1】　宋太祖时，杭州钱氏吴越政权尚未纳土归附，赞宁为钱氏署为两浙僧统，不应为相国寺僧录，欧阳修所记僧名盖误。

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

——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

一

北宋一代，是儒家学者们的觉醒时期，当时绝大部分的儒学家们，都在努力于振兴儒学，要使儒家学派的地位重新居于佛道两家之上，改变长期以来佛道两家的声势都凌驾于儒家之上的那种状态。但其中的一些人，仍像唐代的韩愈、李翱那样，只是拘守着儒家旧有的思想壁垒，作为反对佛老的基地。由于不可能扩大其阵地，遂也不可能扩大其战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幸绝大多数学者是并不如此的。

尽管在《宋元学案》中并不曾给予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是，我们却必须注意到，从北宋前期直到南宋后期，渊源于澶州的一个晁氏家族，先后绵延不断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其中最早的一人，则是显名于真宗仁宗之际的晁迥（951—1043）。他一生累官至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官位不可谓不高。但《宋史》本传说他善吐纳养生之术，可知其必然信奉道家之说，并实行道教的养生术。本传还综括地评述说：迥“通释、老之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言”。他的裔孙晁公武在所著《郡斋读书志》中，既著录了晁迥著述中属于道家方面的《道院别集》，也有属于释家方面的《法藏碎金》，而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还引用了王古的话，以为晁迥著作中的“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及也”。这反映出，晁迥确实是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一个人；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家学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更须注意的是，晁迥的这种学术取向，不但为晁氏一族的学者所世代承袭，综观北宋一代的学术界，这种学术取向也是颇有其代表性的。正是这个总的取向，才构成了宋学这一学术流派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或明或暗地吸收和汲引释道两家的心性义理之学于儒家学说之中，使儒家学说中原有一些抽象的道理更得到充实和提高，不但摆脱了从汉到唐正统儒生的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也大不同于魏晋期内的玄学的空疏放荡，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宋学的结构。假如说，晁迥所代表的还只是这一学术取向的初期，那么，活跃于北宋中期的学术界的王安石（1021—1085），则是推动这一学术取向达于高峰的一个代表人物。

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之后，被派往扬州做“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在那里为了读书和著书，常达旦不寐。他写成了《淮南杂说》十卷，一经流布，见者便比为《孟子》。

《淮南杂说》一书大概在南宋以后即已失传，我们现在只能从当时人诋毁此书的文章中略得窥见其内容的一二。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做御史中丞的杨绘，上疏《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见《宋诸臣奏议》卷八三），其中引述了《杂说》的三段话：

其一是引《杂说》曰：“‘鲁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汤之仁，则绌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则用郊不亦可乎？’”

其二是引《杂说》曰：“‘周公作天子礼乐可乎？’曰：‘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而报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之谓称。’”

其三是引《杂说》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贤而求贤审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贤而佐王以有天下，其功岂小补哉，与夫妇人女子从夫、子者可同日语乎？”

杨绘所摘引的《杂说》诸条，与孟子的劝齐宣王“行王政、毋毁明堂”以及武王灭殷乃是“诛独夫纣”而非“弑君”诸议论固大致相似，但《孟子》书中还有很多章节乃是谈说道德仁义和尽心知命、存心养性等事的。而如蔡卞所说，正是因《杂说》之出，才使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这就使我们可据以作出推断说，当时人之所以把《杂说》与《孟子》相比，必不是因为杨绘所举述的那些条目，而是因其多谈道德性命之故。在现在王安石的文集当中，就还收录了许多篇这类的文章，这是足可为证的。

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要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向他说道：“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王安石事迹（上）》）这两条记载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两道信息：其一是，他青年时期的第一部著作刚问世，由于其中像《孟子》一样多谈及性、命、心、气等问题，就为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奠定了较高的地位，而在他入参大政之前，他已经以“知经术”名家了。其二是，王安石的研究儒家经术，是为了经理世务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专事记诵其文辞，或陷溺于先儒的繁琐传注之中。

在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在宋神宗与他谈论过“知经术”与“经世务”的问题之后不久，王安石与其子王雱等人就受宋神宗之命训释《周礼》、《诗》、《尚书》这三部儒家经典。《周礼义》是由王安石一人撰写的，《诗义》是由王雱“训其辞”、王安石“训其义”的，《书义》也是由王安石父子合力撰写的。在进行训释的实践过程中，他们所依循的宗旨也不外下述两条：一为阐明其义旨，二为通经以致用。这从王安石为这三部书所写的《序》中全可以找到最明确的论据。例如，在《周礼义序》（《临川文集》卷八四）中他有两段文字说：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

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陛下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

从此中的“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诸句看来，其通经之为求致用的旨意自然是很明白的。在《诗义序》（《临川文集》卷八四）中他有一段文字说：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

这番话，表明了王安石父子对于《诗》的训释，也是把着重点放在“道德”、“礼义”和“微言奥义”诸方面，而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事却并不成为重点。至于因为有得于《诗》的一言而被孔子悦而进之的子贡（赐）和子夏（商），则也是因为，孔子称赞了“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便联想到《诗》中的“如切如错，如琢如磨”；孔子答复子夏问“素以为绚兮”的《诗》句如何解释时说“绘事后素”，子夏因而接连问道：“礼后乎？”这使孔子深为赞赏，说道：“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从王安石所引述的这两个例证中，也可看出，其父子二人训释《诗》的着重点真乃在于“微言奥义”。

在《书义序》（《临川文集》卷八四）中，最主要的一段文字是：

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颂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只所以为愧欤。

既然要把训释后的《尚书》使天下后世都能“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而又要把《尚书》所载古代君臣对话的深渊涵义加以阐明，这正好说明，他们所撰作的《书义》是既要发挥其义理，也要使其能够经世致用的。

在早年撰作了《淮南杂说》、中年完成了《三经新义》的王安石，到他晚年罢相而退居江宁之后，却又集中精力去撰作了一部《字说》。在《字说序》（《临川文集》卷八四）中他对撰作此书的宗旨交代说：

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生至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

余读许慎《说文》而于书之意时有所悟，因序录其说为二十卷，以与门人所推经义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记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浅陋考之，且有所不合。虽然，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余赞其始，故其教学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则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据此可知，王安石是认为，不论在文字的读音方面或在其形体方面，全都具有一定的“义”，他撰作《字说》，就是要把每个文字的“义”揭释出来，使读过此书的人，“对于道德之意”便大都可以理解了。

南宋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的《王介甫临川集》下，于《读书后志》中的《王氏杂说》下，都引录了蔡卞所作《王安石传》（可能是附在《神宗实录》后的）中的一大段话；今稍加并合，引录如下：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

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晚以所学，考字画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也载有朱熹的一段谈话说：

荆公作《字说》时，只在一禅寺中，禅床前置笔砚，掩一龛灯，人有书翰来者，拆封皮埋放一边，就倒禅床睡少许，又忽然起来写一两字。看来都不曾眠。字，本来无许多义理，他要个个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顾得前后，要相贯通。

蔡卞说《字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朱熹也说，他要就每个字都寻求其“义理”，而且要照顾前后使相贯通，《字说》之因此而致穿凿附会之处固极多，但王学之重视义理也极为明显。

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蔡卞的这些话，同样是说，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的探索研究方面，也起了由汉到唐的诸代之衰。我以为，王安石对于这一评价，确实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二

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方面之所以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主要还应归功他对于佛老两家的学术和义理不存门户之见，凡其可以吸取之处，一律公开地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加以吸取之故。这有以下的事例可以为证：

《郡斋读书志》的《子部·道家类》中著录了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等变法派人物各都作有《老子注》，在《解题》中则特别说道：

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曾子固讽舒王嗜佛》条载：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名兴嗣）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抨？）。子固曰：“弇用老而逃禅，亦可一秤（抨？）。”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载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云：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一篇《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也有如下两段话语：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按：此均《周易·系辞》中语），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上）·释书类》载有《楞严经解十卷》，谓系“王荆公安石所解也”。王安石何以在浩瀚的佛经中专对此书加以解说呢？那就只能是因为此书的内容，主要是在于“阐明心性本体，为一代法门精髓”之故。

从以上五条引文和记载看来，可知王安石是只以“义理”作为他衡量是非、决定取舍的唯一标尺，而不考虑其说究竟发之于儒家、佛家或道家。

实际上，从王安石看来，还不只是佛道两家所讲说的，凡合于“圣人之大体”的义理是可取的，在老、释以外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中，也各都有其合于义理、可以吸取的成分。当他在变法时期，就大量地采行了法家的一些治术。南宋张九成在为刘安世《尽言集》所作的《序文》中即说，王安石所学的是申商刑名之术，而“文之以六经”。这虽不免过甚其词，却也不妨用来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评论。甚至对于孟子所竭力反对的杨朱墨翟之道，王安石也认为：“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是也。圣人之道兼杨、墨，而无可无不可者是也。”（《临川文集》卷六八《杨墨》）程颢曾向宋神宗说过王安石“博学多闻”的话，我则以为，王安石最应该肯定的，是他的“兼收博采”。晁说之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说《新经义》“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商刻核之说以为理”，也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从唐的韩愈李翱，到北宋前期的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虽全都是力求抬高儒家地位的，但他们的思想活动全都局限在儒家学派本身的领域之内，而没有再向新的领域进行展拓，这就正如王安石所说的，“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临川文集》卷七三《答曾子固书》）。只有像王安石这样，把释道及诸子百家兼容并取，而仍以儒家的学说义理为本位，为主体，自然就会使儒家的学说义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能扩展到一个崭新境界了。

然而我们还须进一步说，王安石虽则有取于释、老、申、商等诸子百家，他却并不是一味地无选择地盲目信从其中的任何一家。《郡斋读书志》不是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吗，然而在他写的《老子》一文（《临川文集》卷六八）中却说道：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所以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

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

这段文章表明，王安石对于他素所喜欢的《老子》所讲的道理，也是采取了批判性的吸取，而不是全然陷溺其中的。

王安石采用了申不害、商鞅等刑名法家的治术，这也是历来的学人（清朝中叶的蔡上翔应除外）所公认的，然而他在《三不欺》一文（《临川文集》卷六七）中却说道：

昔论者曰：“……君任刑，则下不敢欺。”……西门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谓“民免而无耻”者也，然则刑之使人不敢欺，岂可独任也哉。……

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盖亦非专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汉，吏不能废——民以为西门君所为，不从吏以废也。则豹之德亦足以感于民心矣。”然则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无以怀之而惟刑之见，则民岂得或不能欺之哉！

这又可见，王安石虽认为刑名法术是为政者可以采行的途术之一，而并非离开德教的感化而可以独任的。

三

综上所述，可知不论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以及援诸子百家以入儒，在王安石，当然就是想用释、老、法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之可以吸取、值得吸取者，尽量吸取来以充实和弘扬儒家的学说和义理，在政治的实践中也同样如此。在王安石的文章中，他曾不止一处写出一些比较“辩证”的话。例如，在《非礼之礼》（《临川文集》卷六七）中他写道：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altalt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贵乎权时之变者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盖所谓迹同而实异者也。

又如在《禄隐》一文（《临川文集》卷六九）中，他也写道：

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

上引两文都是说，“萧条异代不同时”（并且还应包括异国异地）的圣贤，就其某些言行的表象来说虽未必全同，而其全都符合于道，则是无异的。以此与上文所引《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所载王安石对宋神宗所说的“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合看，前者是就时间的差异看，后者是就地域的差异看，这等于现在我们所常说的，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处理具体事物的方法，则允许有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灵活性，所以他才主张广泛吸取释老以及诸子百家之说以充实和丰富儒家学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王安石兼收博采之后，果然使此后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但能在“纸上谈兵”，而一切都能贯穿在政治实践当中，使内圣外王的概念真正得到了具体体现。

上文已经说到，王安石当政之后，曾奉神宗之命，从事于《周礼》、《诗》、《尚书》三经新义的修撰，三书先后修成之后，便“颁于学官，用以取士”。到宋哲宗即位，司马光被起用，新法一一全被废罢，并明令禁止学者学习《字说》，而对于《三经新义》则不但未予禁止，且仍然受到好评。例如最忠实于司马光的刘挚，在元祐元年（1086）论劾国子司业黄隐排斥《三经新义》的奏疏中说道：

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义说，得圣人之意为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与先儒之说并行而兼存，未尝禁也。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辄尔妄意迎合傅会，因欲废安石之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辄排斥其说，此学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业虽有间，然至于经术学谊，有天下公论在，岂隐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书，又禁学者之习，此何理哉。（《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七月末）

清代全祖望，在其为《周礼新义》所作的《题词》中也说道：

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易传》不在三经之内，……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

《三经新义》早已失传，现在我们仅能看到关于《周礼新义》和《毛诗新义》两书的辑本。其中的注释，确如全谢山所说，“言简意赅”，文字不甚多。从中也找不出某些注释出自道家、某些出自佛学的明显迹象。这是由于，王安石已经把这两家之学融会贯通于胸中，随文取用，浑然天成，全不采用寻章摘句的“集注”的方式，所以《三经新义》就不像《字说》那样，在元祐年间被“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郡斋读书志·〈字说〉解题》）了。

清代乾嘉学派中的大师戴震（1724—1777）在其《答彭进士允初书》（中华书局校点本《孟子字义疏证》附载）中，有一段指斥宋儒的话：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书以读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曰：“吾所得者圣人之微言奥义。”而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

戴震的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宋代的程、张、朱、陆等理学家而发的，实际上，宋代的不以“理学”名家的某些学者，包括王安石在内，其学术取向也完全属于戴震所指斥的范围之内。戴震力图维护儒家学说的纯粹性，故对宋儒的这种学风不胜其愤愤。但他却不知道，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和学说，全不能一成不变，而是必须随时有所改进和发展的；他把宋儒的糅杂释道作为孔孟的罪人，我们用发展观点来看，却正应把宋儒视为弘扬了儒学的一群有大功之人。王安石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如上所述，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由于他曾一度得君当政，他的学术思想在士大夫间所产生的影响，终北宋一代也同样无人能与之相比。周敦颐（1017—1073）也是把释道（特别是道）二家的义理融入儒家的学者，其在义理方面的造诣也较高，但他在北宋的学术界毫无影响，二程也绝非他的传人。对此，我已另有《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加以论述（见《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二程学说之大行，则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事，故周密谓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而盛（《齐东野语》卷一一《道学》），当他们在世之日，直到北宋政权灭亡之时，所谓理学这一学术流派是还不曾形成的。

再概括一下：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

对于北宋政权之灭亡，应负主要罪责的君相，是宋徽宗和蔡京。在他们胡作非为，置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于不顾的同时，他们却一直打着一个推行王安石的新法的幌子。于是，到北宋覆亡之后，一般人不予认真辨析，便也以为亡国之祸当真是由新法招致，遂致新法的名声扫地，而王安石及其一派的学术著作和思想议论，也随之而无人敢于公然地加以继承，而所谓的“荆公新学”便从此日益式微了。

我们可否这样设想：假如王安石不曾参预大政，不曾变法改制，他的那些学术思想见解，在他生前虽未必能那样风行于一时，到他的身后，却必定还要被治经术的儒家们长久传承的。

四

以下，我要附带谈一下关于理学这一儒家流派的开山始祖的问题。

我尽管说了如上那些话语，却决不是有意要把王安石拥上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的地位。这不单是因为此事决不会为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人物如二程、朱熹等人所接受、所承认，还更因为，王安石公开地吸取释老诸家的义理以阐释儒家的经典，而又用这样的“经术”去经理世务，即付诸政治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学，单就这点而论，他与宋代正宗的理学家程、朱等人就是大有区别的。程、朱一派的理学家们，虽然有时也把内圣外王的主张挂在嘴上，实际上他们却是专讲求内圣而不讲求外王。例如，朱熹在从政之后，虽然面对着的是女真强敌当前，境内民困财乏的局势，而他上疏给宋孝宗，总是把“正君心”作为头等重要事，而把如何御侮、安民、理财、练兵等事一律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当他评价当代的从政人员时也是如此。例如他在给杜叔高的信中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所下的评语即为：“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见而已耶。”（《朱文公集》卷六〇）我对这番话觉得很难理解。我实在不知道，如果辛弃疾早就像朱熹那样，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多用工夫，究竟对他所做的哪些事业能够更加“俊伟光明”一些？

总之是，理学家们所着重的，只是内圣的工夫。在此，我要套用王安石批评老子的那些话语来批评理学家们：理学家们也是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不足为，故也抵去刑、政、兵、农而唯道之求，他们也是犯了脱离实际而务高之过。这与王安石之对于内圣外王同时并重，是大异其趣的。所以，不能把王安石称为理学这一儒家学派的开山祖。

另外，我还记起了，在1947年的新年后不久，当时做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曾在那时叫做北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做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宋代理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所讲说的内容，我现在已一概记不起来了。近来从耿云志先生所编《胡适年谱》中又看到对此事的记载，《年谱》对讲演内容也未述及，只说他“认为‘理学之开山祖师’是司马光”。我认为，胡先生当时如果确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也是不够恰当的。我觉得司马光是一个具有务实思想的人，大概他也与司马迁一样，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他编写《资治通鉴》，想用历代治乱兴衰具体事例作为济世济民的借鉴和殷鉴；对于大谈性、命、心、气的孟子，他就写了《疑孟》一书以相诘问。他在熙宁元年（1068年）做翰林学士时，就上了一篇《论风俗札子》（《温公集》卷四十五），其中主要是指责进士科场的风习，说举子们把“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并说：“性者子贡之所不及〔闻〕，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他的见解如此，议论如此，与偏重阐发儒家的义理的王安石既大不相同，而从二程以来的理学家们，对司马光的学术也都不十分尊重。因此，把司马光推上理学家祖师爷的宝座，当然是很不合适的。

然则理学家的祖师爷究应归之于谁呢？答曰：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而理学之成为流派，则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事。

1990年12月7日完稿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992年2月17日重加改订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

一、小　引

周敦颐（1017—1073）生活在北宋中叶，曾任虔州南安军司理参军，湖南郴县、桂阳县和洪州南昌县的县令，也曾做过广南东路的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著有《太极图》和《通书》。卒于宋神宗的熙宁六年，年仅五十六岁。他一生的官位既不很显达，他的著作在北宋一代也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到南宋初年为止，他是一直不曾被认作重要学人的。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为他撰写了一篇《行状》，去求他生前好友潘兴嗣据此《行状》写了一篇《墓志铭》。《行状》早已失传，不知潘兴嗣所作《墓志铭》与《行状》中的记叙有无歧异或有多大的歧异。在《墓志铭》中，潘兴嗣却只用了“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的话概括了周敦颐的学问，别无与其学术师承及传授有关的字样。他的另一好友蒲宗孟也为他写了一篇很简短的《墓铭》，在《铭》前也只说道：

吾尝谓茂叔为贫而仕，仕而有所为，亦大概略见于人，人亦颇知之。然至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则世人未必尽知之也。于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写其所好，以寄之《铭》云。（《周元公集》卷四《事状》门附载）

其《铭》辞的全部都是着意描绘其“孤风远操”云云诸端，而并无一语道及周的学术造诣及其源流。到周敦颐去世二十一年之后，即宋哲宗的绍圣元年（1094），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由知定州贬知英州，是年七月南行过庐山下，作了一首《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诗中有云：

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

这是全篇诗中最主要的几句，这几句所描述的，全是属于周敦颐的品德性行方面的，也无一句谈到他在学术方面的造诣。

到周敦颐去世整整三十年之后，即宋徽宗的崇宁元年（1102）秋，又有一位著名诗人黄庭坚行经江州，去江州城外走访了周敦颐的故居（此据黄alt编《山谷年谱》），应周敦颐的儿子寿、焘二人的请求而写了一首《濂溪诗》，诗前冠以长序云：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

任司理参军，运使以权利变其狱，茂叔争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敛手听之。

赵公悦道号称好贤，人有恶茂叔者，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

其为使者，进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岁乞身，老于湓城。……

茂叔短于取名而勇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二子寿、焘，皆好学承家，求余作《濂溪诗》，思咏潜德。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生平之志终在丘壑，故余诗词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豫章文集》卷一）

为要发周敦颐的潜德之幽光，故黄山谷把这首诗的序引写得如此之长，然而只是着意于描绘其“人品甚高，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以及“短于取名而勇于求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等有关其品格方面的事，对其学术造诣及其来龙去脉，则也一概不曾涉及。其诗的词句中也同样如此。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一心要把周敦颐的学术地位及其对当代和后代的学术影响加以夸大和拔高，对于潘、黄诸人所作的评价深感不满，便十分遗憾地向他的学生们说道：

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朱子语类》卷九三）

尽管朱熹对潘黄等人评价周敦颐的文字如此不满，而除潘黄诸人之外，却并无更多的人对周敦颐的学术作过论述，真正像朱熹所说，在北宋一代，确确实实是“无有知其学者”。而从南宋前期以来的几位理学家，特别是朱熹，却偏要根据一些并不确凿的事由，把周敦颐的学术地位提高。这就造成了从南宋迄于近今，一直在纠缠而一直还未得到确切答案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写这篇文章，其意图就是想对于周敦颐的学术源流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二、关于周敦颐的师承问题

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作翰林学士的朱震写成了一部《汉上易集传》，在其《进书表》中，有一大段文字叙述《易》学在北宋一代的传授源流，说道：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

朱震为了表述自己的学术渊源有自，而把周敦颐的师承及其传授都指名道姓地说了出来。但他的这番话是否都有根有据，确实可信呢？这却是难以简单地作出判断的，不然的话，就不会从南宋一直纠缠到近今而仍未休止了。现在，暂把周敦颐是否传《太极图》于二程的问题留待下文讨论，先讨论一下穆修是否曾把《太极图》传授给周敦颐的问题。

对于朱震所说穆修传《太极图》于周敦颐之说，首先表示异议的是朱熹。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说道：

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按：即指潘兴嗣所作《墓志》）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胡〕公盖未见此《志》而云云耳。

潘兴嗣在周敦颐的《墓志》中不曾提及穆修传《太极图》于周的事，朱熹便据以断定《太极图》乃周所自作，而不是有所受于人的。

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这个判断，在一次致函朱熹时，他说道：

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潘清逸诗文可见矣，彼岂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亲师承濂溪，当时名贤居潘右者亦复不少，濂溪之《志》卒属于潘，可见其子孙之不能世其学也。（《象山全集》卷二）

陆九渊所持的反对理由只此两点：一是朱震所述《太极图》的传授源流“其必有考”（意即或许有据）；二是潘兴嗣在周的《墓志》中之所以不载《太极图》之传授，是因为潘兴嗣的学识不能理解周氏，而周的子孙又“不能世其家学”之故。但这两个理由全是陆九渊的臆断之词，既不足以折服朱熹，更不足以使后人相信无疑。因此，我们还应就这些问题作跟踪的考察。（陆函谓“明道伊川亲师承濂溪”，其误与朱熹正同，此当于下节详论。）

最先谈及穆修的《易》学授受的，是程颢所写的《邵康节先生墓志》（《二程全书》卷四一），其中说：

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其所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

这段文字所述，有一点应予注意：邵雍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长于周敦颐六岁，而且生于中原地区的共城，但他却只是穆修的再传弟子，而不是及门弟子。

在晁说之（1095—1129）的《嵩山文集》卷一九，有一篇《李挺之传》，写于北宋末年，其中所述穆修传《易》于李之才的事实甚明确，其中却未谈及《太极图》事。《传》云：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师河南穆伯长，……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

伯长之《易》受之种征君明逸，种征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

今也先就这篇《传》中所涉及的陈抟、种放以外的几个人的年岁考察一下。穆修为郓州汶阳人，后徙家蔡州，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卒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之才生年无考，但天圣八年（1030）既已“同进士出身”，估计其年龄必已在二十岁以上，则当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之前，他卒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舜钦为梓州铜山人，后家苏州。他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是则李之才、苏舜钦均年长于周敦颐十岁左右。当穆修卒前，他们都已是成年人，所以都能从学于穆修（《宋史·苏舜钦传》谓“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这与《李挺之传》所说“亦从伯长受《易》”之说稍不同）。而周敦颐则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方生于湖南道州之营道县，至天圣九年（1031），年十五，方到开封去依靠他的舅氏郑向（据度正所编年谱）。以此与朱震的《进书表》所述种种相对照，自不免启人疑窦：何以穆修不肯把《太极图》传授于已成年的李之才、苏舜钦等人，而专要授予最后到来的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学童周敦颐呢？而何况，周敦颐于天圣九年方到开封，翌年九月穆修即病死在回蔡州的途中（一说死在蔡州家中），在这个短促的时间之内，周敦颐果曾得到从学于穆修的机会吗？对此，事实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从而朱震所独家提出的“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之说，便只能是一种无稽之谈了。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总结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确实是如朱熹所说，是周敦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由穆修传授给他的。然而正因如此，却更证明了周敦颐所接受的道家者流的思想是非常深重的。清代的全祖望在其《周程学统论》（《宋元学案·濂溪学案》附录）的最后，说：“而‘无极之真’（按：即指《太极图说》），原于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书，斯则不易之论，正未可以表章于朱子而墨守之也”，这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一种武断。

在度正所编的《濂溪先生年谱》（《周濂溪集》卷一〇）的最后，还附载一事云：

或谓先生与胡文恭公（按：即胡宿）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遂同授《易》书。

今查《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四有为胡宿撰作的《墓志》，说他卒于治平四年（1067），年七十三。据此上推其生年，当为宋太宗的至道元年（995）。是则胡宿年长于周敦颐二十二岁。《墓志》谓胡宿于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乙科，其时周氏方在童年，且尚未至开封。到景祐四年（1037），周的母亲去世，葬于润州其舅氏郑向的墓旁。即便此时有可能与胡宿邂逅相遇，其时胡宿已仕宦十数年，周敦颐也已因郑向恩荫而入仕两年，两人均不可能长期逗留其地，则共同学《易》于僧人寿涯之说，自也必然是一种无稽之谈，我们也不必再加追寻了。

三、关于周敦颐学术的传授问题

对于朱震所说的“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这句话，虽然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而对于他紧跟在这句话后面的“敦颐传程颢、程颐”一句，则南宋学者均不曾有根本加以否定者：他们或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或则以为周所传授于二程的，虽非《太极图》，但二程的学术思想渊源则是出自周敦颐的，亦即认二程乃周敦颐的嫡传。其最先就朱震的那番话表示意见的，是胡安国的儿子，张栻的老师胡宏的《周子通书序》（《五峰集》卷三）：

《通书》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颐，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学所自，或曰传《太极图》于穆修也。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此殆其学之一师欤，非其至者。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这段引文的前一部分，对《太极图》并不十分推崇，认为，即使周敦颐真曾由穆修授以《太极图》，那也只是“其学之一师”，而真能体现周氏学术的最高成就的，却是与穆修无关的《通书》。《通书》才是周敦颐传授给二程的真正衣钵。这可见，他对于周、程间的传道授业关系，是完全肯定的。

不属于理学家的群体之内的曾几（1084—1166），对于周与二程间的学术源流关系，也是与胡宏持说相同的。他在《永州倅厅拙堂记》（引自《周濂溪集·附录》，《茶山集》有诗无文）中说道：

二程先生，一世师表，而问学渊源，实自濂溪出。〔濂溪之〕工于道乃如是。

胡宏的学生张栻在所作《道州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记》（《南轩集》卷十）中说道：

……言学而莫适其序，言治而不本于学，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极矣。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推之于治，先王之礼乐刑政，可举而行，如指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从而得其说，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教，盖在此而不在乎他。

在张栻的文集中，为周濂溪祠堂而写的文章，并不只此一篇，凡涉及周与二程间学术传承关系，他的用语总是有意的使其含混一些，决不用“受学”一类字样，以免发生罅隙，授人口实。然而他的主要用意，却还是认为二程继承了周氏的学统，而又把它发扬光大了的。

朱熹于宋孝宗乾道初年编撰《伊洛渊源录》，把《濂溪先生事状》列于卷首，分明等于佛家各宗派中之“定祖”。故《四库提要》说：“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朱熹写的这篇《事状》与潘兴嗣所撰周敦颐的《墓志铭》颇有不同，而其最大的区别所在，则是他在《事状》中着重提出：

先生博学力行，闻道甚早。……尝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在南安〔为司理参军〕时，年少，不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学焉。……而程公二子，即所谓河南二先生者也。

这里所说的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乃是二程幼年时候的事，只能算是启蒙教师，而不可能传授道德性命等高深学问。但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又有进一步的说明：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先生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

据我看，朱熹写这段文字，下笔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他写成《伊洛渊源录》之后，汪应辰已经向他一再提出过异议了，所以，不惜多费笔墨，委曲迂回地来证成他的观点。还不惜引述祁宽的无稽之谈以为证。而其实这也全属枉然。今且把汪应辰在致朱函中两次所提异议摘录于下：

一次说：“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又一次说：“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尝从学’，则无害矣。”（均见《文定集》卷一五）朱熹的答复，容在下文引述。

在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中，朱熹都承认潘兴嗣在周氏《墓志》中的记述，承认《太极图》乃周敦颐所作，而不是由穆修传授与他的，这比胡宏借用“或曰”二字而仍引用朱震之说，以为《太极图》乃穆修所传授，在语气和态度上，都明朗确定得多，因而也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了。至于《太极通书后序》中所提及的程颢所作两篇《墓志》及程颐的《颜子好学论》，都是要藉以证明二程确系传承周氏之学统的，今也分别摘录于下，容待下文进行讨论。

《李仲通铭》即《二程遗书》卷四一之《李寺丞志》，《志》文的叙事部分无何特殊之处，其重要部分当为《铭词》，全文如下：

二气交运兮五行顺施，刚柔杂揉兮美恶不齐。禀生之类兮偏驳其宜，有钟粹美兮会元之期。圣虽可学兮所贵者资，便儇皎厉兮去道远而展矣。仲通兮赋材特奇，进复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亏，秀而不实圣所悲，孰能使我无愧辞。后欲考者观铭诗。

《程邵公志》（同上）是程颢为其早亡的次子端悫（幼名邵公）所写的《墓志》，其涉及阴阳性命之说的则是最后一段：

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揉者众，而精一者间或值焉。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吾儿其得气之精一而数之局者欤。天理然矣，吾何言哉。

程颐的《颜子好学论》，是他肄业于太学时，掌教的胡瑗为太学生出的试题，虽与程颢所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颇为相似，然而总不能说胡瑗是接受了周敦颐的学说才命此试题的；而程颐以这篇论文得到胡瑗的赏识，并即“延见，处以学职”之后，也一直没有人说程氏乃是窃取了周氏之说立论的。是则朱熹举此文来证明程学导源于周，显然是强为牵合的。程氏的论文我也不再摘引了。

总之是，经过朱熹等几次三番地力加论证之后，伊洛渊源于濂溪之说便为理学家们的徒众所普遍接受，形成了一种一定不易之论。史弥远在粉碎了韩侂胄一派的势力之后，到宋宁宗嘉定年间，便大力为理学家们翻案，并先后为几位重要的理学家追赠定谥。嘉定九年（1216），在朱熹、张栻诸人已经赐谥之后，魏了翁和任希逸便又分别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请谥。他们的奏疏中所持的理由，特别是在太常寺定谥的拟议当中，全都是综合了南宋以来理学家们对周、程所作的评价。例如魏了翁为周敦颐请谥的奏疏当中说道（按：因避宋光宗之讳，故奏疏中均改称周为周颐）：

盖自周衰孔孟氏殁，……而颐独奋乎百世之下，穷探造化之赜，建《图》著《书》，阐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其遗言者始得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盖有不足学者。于是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道命录》卷九）

到嘉定十二年（1219），由太常丞臧格写定了一道《谥议》，其中更把周敦颐的学术造诣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也把他与二程的学术传承关系加以肯定。说道：

自孟轲氏没，异端滋炽。重以专门于汉，清谈于晋，至唐则文艺益工，展转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几于蠹蚀不存矣。……宋兴，……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学渊懿，超然自达，复出乎万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极》有图，所以发是理之幽秘；《易通》有书，所以阐是《图》之精微。《图》有无穷之义，《书》有不尽之言。学者潜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气五行之运，如是可以见中正仁义之本，如是可以识神物动静之别。……要之，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师传，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极其本统。……谨按《谥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学力行，会道有元，脉络贯通，上接乎洙泗；条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几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后，观圣道者必自濂溪始。（《道命录》卷九）

南宋嘉定年间，权相史弥远为了巩固他的政治权势，必须力反韩侂胄当政时的所作所为，所以对于从北宋到南宋的理学家们，作了一系列的表扬和褒奖的工作，而一切又都是参照朱熹生前所发表的意见办理的。从此以后，以周敦颐为祖师爷的这个所谓“濂洛关闽”的宋代理学家的系列组合便人为地构成了。

而其实，这个系列组合是勉强拼凑在一起的，特别是濂洛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只是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之下，是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和论证的。主要是因为此说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正月，因有诏禁程颐之学，徽猷阁待制胡安国（即胡宏之父）闻之，便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高视阔步，岂其行哉！

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八）

胡安国此奏当中，是认为程颐于千载后直接上承孔孟之道的，不但没有提及程颐与周敦颐有师弟子的关系，而且在所举述的从嘉祐到熙宁的重要儒家学者当中，也根本没有周氏其人。

又如上文所引述，胡宏、朱熹都是力主二程继承并发扬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的，但在他们自己的文章当中，有时就不免对此说作了具体的否定。例如胡宏的《程子雅言后序》（《五峰集》卷三）中有一段文字说道：

自秦焚书坑儒以后，章句紊乱，六经之义，浸微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专用己意训释经典，倚威为化，以利为罗，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罗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间经术颓靡，日入于暗昧支离，而六经置于空虚无用之地。方其时也，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实生之，当五百余岁之数，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然风气未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世，先进高第相继以亡；伊川先生以一己之力横制颓波，是以六经之文犹有未赞者，而先生已没。然大纲张理者亦多矣。

在这一大段文字当中，在其所述王安石当政前后五十年的时期内，在北宋的儒家学派的活动人物当中，何曾有周敦颐其人在内？而且二程乃是“天实生之”以“当五百余岁之数”的人物，何曾说到启其端者还有周敦颐其人呢？又还说程颢和他的高足相继沦亡之后，便只剩了程颐一人，“以一己之力横制颓波”，是则不但二程并非继承和发扬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人物，在那整个五十年内的北宋学者中，也根本没有周敦颐的任何一个门徒在内。这岂不是把周敦颐在北宋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都一笔勾销了吗？

朱熹在《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也说了与胡宏相类似的一句话：

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

话虽仅此一句，而其“潜台词”的含义，却也是与胡宏一样，是在说：在二程之前，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继承孔孟的千载不传之绝学的。难道这不也是已经把周敦颐在儒家的学统或道统中的地位一笔勾销了吗？

朱熹在《太极通书后序》中用来证明伊洛渊源的论据，《李仲通墓志铭》和《程邵公志》中所涉及的阴阳、动静、性命等等，乃是在大量吸收了释道二家学说的宋代儒生们（包括王安石等学者在内）经常涉及的命题，既非周敦颐的独得之学，程颢的那两段议论也决非从《通书》中引申而来。所以，朱熹在这篇《后序》以及《语类》所载他的谈话中，虽都似乎言之凿凿，而在他答复汪应辰表示异议的两次来信时，第一次复信中说道：

“受学”之语，见于吕与叔所记二先生语中，云“昔受学于周茂叔”，故据以为说。

这是把他在《伊洛渊源录》中所用的“受学”二字，推到吕大临所记的《二程语录》上面去了，颇有苏东坡“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意味，等于说，是否确凿恰当，我是不负其责了。表明朱熹在此似已不坚持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之说了。

在答复汪应辰第二次的来信时，他又说道：

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书》、《太极图》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也。（两函均见《朱文公文集》卷三〇）

在汪应辰的有理有据的质疑问难之下，朱熹只能表示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并表示要按照汪应辰的意见加以改正。然而，朱熹是一个最好负气求胜的人，他虽然说“来教为得其实，敢不承命而改”，在他心的深处却仍是不肯服输，所以在这两句话前，他先写了“然以其迹论之”一句，暗示汪应辰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观察问题；而在这句话之后，又建议汪应辰把《通书》和《太极图》去仔细研读体味一番，那就必会受到补益，必能从思想脉络上了解二程与周敦颐的学术关系的实质了。因此，他不但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对“受学”之说稍加改正，反而还向他的门徒们把汪应辰批评了一番。在《朱子语类》卷九三记有一事云：

汪端明（按：即汪应辰）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

这岂不是又把写给汪应辰的复信中的话全部推翻了吗？

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了一篇《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其中有一大段文字是：

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是理者，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按即《孟子》）之所传也。盖其所谓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是岂离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为一物哉！……顾孟氏既没，而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学者茫然莫知所适：高则放于虚无寂灭之外，卑则溺于杂博华靡之中，自以谓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自先生出，始发明之以传于程氏，而其流遂及于天下，天下之学者于是始知圣贤之所以相传之实乃出于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这一大段文字的前一部分，把周敦颐的学问，描述得极高明而尽精微，博大精深，但这与《语类》中所说“二程之业广”一语不免有些不合，周氏之学既已广博到无所不包，二程更向哪里去拓而广之呢？其后一部分，则仍是坚持二程为传周氏之学的，仍是不肯考虑汪应辰函告他的那些意见的。

然而，一个佐证不够充分的论断总不会具有说服力的。所以在朱熹的身后，仍不断有人对他的论断提出异议。例如，在明代，则有丰道生说过（据《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转引。疑原出丰氏《易辨》中，今未见其书）：

二程之称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虽有吟风弄月之游，实非师事也。至于《太极图》，两人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盖明知为异端，莫之齿也。

说二程认《太极图》为异端，恐出丰氏武断，但谓“两人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以及说二程之对于周氏，“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这却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黄百家在《学案》中谓黄宗羲曾作诗驳斥丰氏之说，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可能，参与《宋元学案》编纂工作的全祖望（1705—1755），也是不以朱熹的论断为然的，他所撰写的《濂溪学案·序录》就这样说：

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按：即吕希哲）已明言之，其孙紫微（按：即吕本中）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于马（按：指司马光）邵（按：指邵雍）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

全祖望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这段话，实事求是，公正平允。然而我所不解的是，他何以只举述二吕的话作证据，而对于一条最直接、最原始、最重要也最可信据的资料：即程颐为程颢所作《行状》中的一大段有关论述，反而放过不用呢？

生年稍晚于全祖望的戴震（1723—1777），在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中，就根据程颐这篇《明道行状》而不只一次地否认周程之间的师生关系。例如在《孟子私淑录》卷下就写有如下一段话：

曰：周子之学，得于老释者深，而其言浑然与孔孟相比附，后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考其实，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言“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其不得于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尝师事亦明矣。见周茂叔后乃出入于老释；张横渠亦访诸释老之书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犹驰心空妙。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释为借阶，虽终能觉悟老释之非，而受其蔽、习于先入之言而不察者亦不少。周子论学圣人主于无欲，……以老释废学之意论学，害之大者也。

戴东原在这里说二程之学不出于周敦颐，完全正确；但说“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却不免把前因后果颠倒了。事实是，因为朱熹衷心敬佩周敦颐，才硬把周程之间的关系制造成师弟子的关系的。这一点似乎还并未为戴东原所觉察。

在此，我仍觉得有必要把《明道先生行状》中的某些有关部分再加摘引，并稍稍进行一些分析。

《二程遗书》卷四二载《明道行状》全文，其中有一大段文字，说道：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

在这段文字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以下诸点：

1．程颢在少年时闻周敦颐论道，即“厌科举之业”（周敦颐非科举出身，所以他平素对科举制度也必不会加以赞扬），然据《行状》所述，他却是在“逾冠”之年即“中进士第”，可见他从周敦颐所受到的这一启发，也并未遵行。

2．程颢虽然从与周敦颐相见之后即“慨然有求道之志”，然而也还是“茫然莫知所适”，亦即并未从周敦颐得知求道的门径，是在他“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十来年之后，才“返诸六经而后得之”的。由此可见，程颢后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敦颐并无丝毫干涉。程颢如此，程颐当然更是如此。

3．程颢也和韩愈一样，认为“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所以他自己“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可见他也并未把周敦颐放在心目当中，并不认为他已能够算作继承儒家道统的一人，因而周氏本人也就不具备可以被继承的学统了。

4．程颐所说其兄在学术领域中的主要活动，是“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这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的内容全然异趣。朱熹只想凭借《李寺丞墓志铭》和《程邵公志》两文而硬要把周程牵合为一，这是无法令人折服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二程决不是受“学”（理学）于周敦颐的，特别是对于他的《太极图》和《通书》，二程是都不曾接触过的。

四、短　结

根据以上三节的考察和论证，我们可以把周敦颐的学业，其师承与传授，以及他在北宋儒家学者中的地位，综括为如下数事：

一、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是他本人深造自得的著作，而决非受之于穆修的。从他的著作的内容看，知其学术思想所受道家的影响必甚大，但他与陈抟、种放等人之间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传授关系。至于他究竟受学于何人，则于史无征。

二、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二程以外，在北宋人的文献记载当中，也找不到有任何人曾经受学于他。所以他的学业，在北宋一代并未见有人加以称述和表彰。到南宋孝宗时候，经胡宏、张栻，特别是朱熹才得揭出其人其书而大加表扬，使之著称于世。

三、在宋人的记载当中，也找不到周敦颐与其同时代的主要学人互相商讨、切磋学术问题的痕迹。仅在其裔孙所编《周濂溪集》的附录当中见有以下两条：

1．王荆公为江东提点刑狱时，已号为通儒，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2．谢无逸志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议论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

这两条记载虽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毕竟还是与论学论道相关的。除此以外，与周敦颐关系较多的，如赵抃、吕陶、程师孟等人，则都是因宦游各地而成为知交的，虽相互间多有酬唱赠答之作，却都不是涉及学问的事。就连推崇周氏备至的朱熹，如我在此文引言中所引用的，他也不能不以十分遗憾的口气说道：“濂溪在当时，……无有知其学者。”语气尽管遗憾，却道出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以为，如果专就北宋时期内的学术界来说，周敦颐在其时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

（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1988年12月17日初稿

1991年2月2日订补

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陈亮同朱熹关于王霸义利的一场争论，开始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持续了将近三年之久，最终还只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然而它是南宋思想界一个重要事件，对当时的思想界既搅起了一大波澜，对以后的思想界也具有很大影响。

陈亮是一个才气横溢，在生活作风上有些不拘小节的人物。他同朱熹相识，大概是在淳熙五六年（1178或1179年）内。介绍他们认识的是金华的学者吕祖谦。此后二人便不断有些来往。而在淳熙五年（1178），陈亮在写给宋孝宗的一道奏章中，对当时的儒者们作了严厉的批评，写道：“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些话当然会为朱熹所不满。到淳熙八年（1180）冬，吕祖谦去世了，陈亮在祭吕文中写有“孝悌忠信常不足以应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等话语，朱熹闻知后，更认为这些言论太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规范，过分地离经叛道了。

淳熙十一年（1184）春，陈亮因受乡人诬告而被关进牢房，作了将近百日的囚徒才获释放。朱熹在闻悉陈亮入狱时并未设法营救，到他风闻陈亮获释时，却写了一信给陈亮，对他进行规劝。信的主要内容是说，陈亮的系狱，他虽还不知其原因所在，也许是全然冤枉的；但从陈的平日言行来说，似乎也有足以招致怨谤之处。因此，他进一步奉劝陈亮说：

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对于朱熹这番奉劝的话，陈亮认为全都不能接受。他遂写信给朱熹，对他所劝告的一些意见进行辩论。战幕从此揭开。陈亮对于“醇儒”问题的意见，我已在《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一文中讨论过，现只把有关“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论争阐明一下：

陈亮认为，朱熹把他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些论点归纳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完全误解了他的原意，他写给朱熹的回信中说：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长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甲辰秋书》）

陈亮信中的前一段话，其所谓伊洛诸公及近世诸儒，分明是指二程及其徒众（包括朱熹）而言。因为在程颢《语录》中，就记有他说的：

三代之治，顺理（按：此理字当即天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二程遗书》卷一一）

而在他于熙宁二年（1069）上的一篇《论王霸札子》（《二程遗书》卷三九）中也说道：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倚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陈亮信中的后两段话，则主要是对于自己的王霸义利观点所做的明白确切的解释。把这些话换用现代语言加以概括，应为：

从三代的禹、汤、文、武，到汉祖、唐宗，全都是用王道和义理治理天下的，所以都能享国长久。三代之君的所作所为，无往而非王道和义理；汉祖唐宗之所作所为，则间或有背离了义理和王道之处。在他们之间，就以王道义理来说，只存在程度的区别，而并无本质的差异。因而不能把这种观点归纳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决策布政都做到十分圆满适当的，就是王道，就是行了天理；只做到几分适当而做不到十分圆满的，就可算做行霸道，重功利。故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乃是出于一个源头（亦即一元），而不是有两个源头（亦即二元）的。

所谓杂霸，也是本源于王道的。像近世诸儒那样，把自身讲说的一套称做仁义、王道，把汉祖唐宗做成的功业叫做利和霸；诸儒的讲论固很美好，汉祖唐宗的业绩也同样美好。这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呢。

朱熹认为陈亮的这番议论仍极错误，便在回信中提出一系列的反驳和诘难：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朱熹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日益退化而非进化的，只认为尧舜三代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后则一代不如一代，故唐太宗就远远不如汉高祖了。陈亮的历史观虽也不能称之为历史进化论，但也并非退化论，至少，他是并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对于朱熹的那种观点，他当然不能接受。因此，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朱熹，其中有关对王霸义利观点再作解释的一段是：

惟圣为能尽伦，自余于伦有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亮非喜汉唐获禽之多也，正欲论当时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纯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终归于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一》）

朱熹又写回信争辩。现也只摘录其有关王霸义利的两段于下：

来教云云，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

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是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这不但是寸步未让，而在信的最后，朱熹还用极其严厉的口吻指责陈亮说，如果还不放弃这种错误议论，“窃恐后生传闻，轻相染习，使义利之别不明，舜跖之途不判，眩流俗之观听，坏学者之心术，不唯老兄为有识者所议，而朋友亦且陷于收司连坐之法，此熹之所深忧而甚惧者”。此信更明白地反映出来：对于王道和霸道，义理和功利，朱熹都是持二元论的。

正因为朱熹的斥责如此严厉，陈亮更不能不把自己的论点不惮重复地再做一次辩白，以求取得朱熹的正确理解，他又回信说：

来谕谓亮“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如此则不独不察其心，亦并与其言不察矣。

亮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惟其做得尽，故当其盛时，三光全而寒暑平，无一物之不得其生，无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尽，故虽其盛时，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运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时而夭阏者，人遂其性亦有时而乖戾者。……

来书又谓：“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不当以不尽者为准”，此亦明言也。而谓汉唐不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便以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间以何为真心乎？（《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二》）

这信中所说的“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也仍是在说：三代的禹汤文武，是能彻头彻尾地推行仁义之政，推行王道的；汉祖唐宗所推行的政令虽间有背离了仁义，不尽符合于王道之处，然就其大本而论，却也只是一个“尽”与“不尽”的问题，亦即只是量的区别而并无本质的差异。北宋的儒家学者司马光在其所著《迂书》的《道同》条中，所表述的正是与陈亮完全相同的意见，亦即认为，王道与霸道二者之间，只是程度的区别而非本质的差异。故标题为《道同》。《道同》全文为：

合天下而君之之谓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处乎内，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职废，齐桓、晋文纠合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为侯伯，修旧职也。伯之语转而为霸，霸之名自是兴。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岂有二哉！得之有浅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诸水，为畎为浍，为谷为溪，为川为渎，若所钟，则海也。大夫、士，畎浍也；诸侯，溪谷也；州牧，川也；方伯，渎也；天子，海也。小大虽殊，水之性奚以异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〇二，字句与《传家集》及《司马温公集》所载均稍不同。）

司马光此文写于元丰六年（1083），其中的有些话，我怀疑是针对程颢《论王霸札子》而发的。它的写成，下距朱陈的这次辩论已整整百年。在此一百年内，从无一人对司马光的这番话提出过商榷意见。《朱子语类》中记有朱熹论述司马光言论著作处甚多，也无一处涉及这段议论。然而他对陈亮的这封信却是不肯轻易放过的。他又写答书给陈亮说：

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来谕所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者，正谓此也。然但论其尽与不尽，而不论其所以尽与不尽，却将圣人事业去就利欲场中比并较量，见有仿佛相似，便谓圣人样子不过如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者，其在此矣。……

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则其为金为铁固有定形，而非后人口舌议论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改功利之铁以成道义之金，……谓汉唐以下便是真金，固无待于点化，而其实又有大不然者。盖圣人者金中之金也，学圣人而不至者，金中犹有铁也。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

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铄，淘择不净犹有可憾；今乃无故必欲弃舍自家光明宝藏，而奔走道路，向铁炉边查矿中拨取零金，不亦误乎！（《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宋代的理学家们称为从尧舜到孟子转相传授的“心法”，亦即孟子之后便不得其传的“往圣绝学”。朱熹用这种“心法”和“绝学”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他认为世道人心、社会风习都在倒退，故不能拿汉祖唐宗与禹汤文武对比；而陈亮却从来不承认这样的标准，所以他又写了反驳意见给朱熹，说道：

亮大意以为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不应二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也！

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拄，人物赖以生育。今指其闭眼胡做时便以为盲，无一分眼光；指其开眼运用时只以为偶合，其实不离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闭眼耳，眼光未尝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岂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

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秘书亦何忍见二千年间世界涂涴、而光明宝藏独数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时而若合符节乎？（《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秋书》）

朱熹接到此信之后，是感到大不耐烦了呢，是觉得莫可奈何了呢，还是丧失了最后必胜的信念了呢？总之是，只极其简单地，而且是颇含鄙夷意态地，写给陈亮一封回信，说道：

诲谕缕缕，甚荷不鄙。但区区愚见，前书固已尽之矣。细读来谕，愈觉费力。……以往是非不足深较，如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则有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陈亮见此信后，自然也要识相一些，遂于淳熙十三年（1186）秋写回信给朱熹时，只在中间插入了如下一段文字：

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于至公者也。……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录，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此数书未能免罪于世俗，而得罪于门下士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对于朱陈二人的这场争辩，浙东学派中的陈傅良（陈亮的好友之一），在与陈亮经过一度曲折商讨之后，当即做出表态，明确表示同意陈亮的论点。

陈亮是把他与朱熹争论的往返函件随时转告陈傅良的。在最初，陈傅良大概也并没有认真体认双方的论点，而就写信给陈亮，把双方的论点作了概括和评论，说道：

以不肖者妄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止斋文集》卷三六）

这等于对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但也反映出来，他对于陈亮在与朱熹辩论中所再三申明的关于王霸义利的观点并未真正理解。例如，陈亮认为，汉祖唐宗施政决策时的用心，基本上是出于道心而非私心，他们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此。而陈傅良却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就与陈亮的原意完全背戾，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陈亮对此无法接受，便又写信给他，对自己的论点再郑重申明道：

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间如明星皎月，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安得有所谓暗合者乎！

天理人欲，岂是同出而异用？只是情之流乃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论乃与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之以跳踉叫呼，拥戈直上；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嗟乎冤哉！吾兄为一世儒者巨擘，其论已如此，在亮便应闭口藏舌，不复更下注脚；终念有怀不尽，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复云云。（《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九《与陈君举》）

陈傅良对此信的回答，内容与前信大不相同。他不但表示倾向陈亮的论点，还对朱熹的论点进行了驳诘。只是认为，陈亮在写给朱熹的那些辩论信件中，语气颇像禅宗和尚们的“当头棒喝”，措词有失于轻率和欠斟酌处，遂被朱熹捉到话柄了。他写道：

元晦往复诸书，何尝敢道老兄点当得错？只是〔老兄〕书中词气全似衲子面棒之语，不应写在纸上，一便传十，百便传千。岂可不忍耐特择言语，却乃信手添起，后生胡乱模画，而元晦亦赶趁出了无限不恰好话。……

且汉唐事业，若说并无分毫扶助正道，教谁肯伏？……“暗合”两字如何断人？识得三两分便有三两分功用，识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识了，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决无全然不识，横作竖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晓，不须多论。

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纤自占便宜，其间时有漏气言语，元晦执以见攻，盖是忠爱。然亦缘要攻老兄漏气去处，遂把话头脱体蹉过。（《止斋文集》卷三六）

陈傅良还有写给朱熹的两封信，其第二封的末段有云：

如永康往还〔诸书〕，动数千言，更相切磋，未见其益。学者专务夸毗，浸失本指。盖刻画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以此益觉书不能宣，要须请见究此衷曲耳。（《止斋文集》卷三八）

这正好是一个佐证，证明陈傅良第二次写给陈亮的信中那些同情和支持的语言，确是他的由衷之言，并非因受到陈亮的责怪而写来敷衍塞责的。

浙东学派的另一学者叶适，也是陈亮的好友之一。他在陈亮死后为《龙川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有云：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

这些话都是指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而说的。引文的末句的大意是说，朱熹对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观点虽不赞成，然而他终于未能把陈驳倒。

我认为，朱陈之间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因此，在这场笔墨官司之后，在陈亮既已把自己的王霸义利的观点反反复复地作了解释之后，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这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1984年春初稿，1987年第一次修改于日本东京

1989年冬再次修改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陈亮反儒问题辨析

在由“四人帮”发动的大谈“儒法斗争”的一场闹剧中，南宋的陈亮，因为曾和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展开过一次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便被“四人帮”的御用学者们吹捧为“法家”，为十二世纪内反儒的急先锋。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所制造的包括“儒法斗争”问题在内的种种奇谈怪论，已经逐渐地挨次得到了廓清和纠正；但是，陈亮是一个反对儒家的健将这一论点，似乎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澄清。而其实，这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个谬论。

一、陈亮认为儒家只是先秦以来各种
学派中的一派，并不反儒

陈亮曾对儒家下过一个界说，并曾经明确表示过他对儒家的态度。那是在宋孝宗的淳熙十一年（1184）的夏间，他因受诬陷系狱半年，刚被释放出来，就接得理学大师朱熹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规劝他要改变他的思想作风，要努力把自己改变为一个“醇儒”。陈亮对朱熹的这一规劝深不谓然，在写给朱熹的回信当中，便对于儒家发出了如下的一些议论：

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

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敢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说而后学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

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按指朱熹）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不然，亮犹有遗恨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甲辰秋书》）

在接到朱熹的答书之后，陈亮又在下一年（1185）的春间致书朱熹，其中又对儒家发了一番议论：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也。如圣人，方是成人。……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处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子夏、子张、子游皆所谓儒者也，学之不至，则荀卿有某氏贱儒之说，而不及其他。《论语》一书，只告子夏以“汝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闻也，则亮之说亦不为无据矣。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家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

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徇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溶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一》）

对上面引录的这两段文字加以分析和概括，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个论断：

1．对于孔子、孟子其人及其言论，陈亮都是非常尊重的。把他们尊为古圣先贤，而且简直达到了“吾无间然矣”的程度。《荀子·儒效篇》中把仲尼、子弓称为“大儒”。陈亮却不把孔孟二人置于儒家之列，也不把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

2．陈亮认为，是孔子的门人子夏、子张和子游等人，因气魄不够，才力不足，才从智勇仁义和才德俱全的“成人之道”中分离出一个支派而称之为儒。尽管儒家学派在同时并存的各学派中算得一个大门户，然而“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任何一个学者，都应当是学作一个“成人”亦即“圣人”的。

3．陈亮对于儒家学派是采取批评态度，而不是予以全称肯定的。所以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敢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说而后学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而早在淳熙八年（1181），他所作《祭吕东莱文》中也曾对儒家学派深致其不满：

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谲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陈亮集》增订本卷三二）

这段批评的矛头所指，也不是孔子，而是号称孔门之徒而并未得其真传的所谓儒家者流。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的评论是：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这是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的。陈亮之对于儒家，也是这样的。上面所引录的几段文字，是偏向于否定方面的；下面，再引录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并对儒家加以肯定的一些话语。

其一是，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的一段话：

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乱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前汉以军吏立国，而用儒辄败人事（此据宋刊《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及明永乐中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二所收此文改正。自明成化以来所刻《陈龙川文集》均将“辄败人事”四字改为“以致太平”，与陈亮原意完全相反了），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陈亮集》增订本卷一）

其二是，他在《与应仲实（孟明）书》中的一段话：

儒释之道，判然两途，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处吻合无间”，而高明之士犹曰：“儒释深处，所差秒忽尔”。此举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虽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将杀己，且骂而且饮之也。……苟无儒先生驾说以辟之，则中崩外溃之势遂成，吾道之不绝如缕耳。（《陈亮集》增订本卷廿七）

这段文字明确反映出来，在佛与儒二者的交斗中，陈亮是把儒家学派称之为“吾道”，而竭尽全力加以维护的。

其三是，当陈亮与朱熹为了“王霸义利之辨”而论战正酣之时，陈亮在写给陈傅良的一封信中，却推崇陈傅良说：

吾兄为一世儒者巨擘。（《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九《与陈君举》）

这里的“儒者巨擘”诸字，只是用以称颂陈君举的，是既非微词，也无贬义的。

其四是，他在《勉强行道大有功》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话：

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从容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而责事之不效，亦可谓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惧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九）

且不说“人心之危”云云诸句与儒家的讲说很难找出差异，单从这最末一句即可看出，在这里，陈亮是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摆在儒家一边的。

其五是，他在状元及第后的《谢恩》诗的末联云：

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这岂不更是以儒臣自称了吗？

既然司马谈对于儒家者流有褒有贬，而历来不曾有人称他为反儒的学者，那么，陈亮之对于儒家，也是既有所批评也有所肯定，有时且竟态度显明地站在儒家立场上，这就当然也不应当把他称作反儒的学者，更不是什么反儒的急先锋了。

二、陈亮所反对的只是南宋的理学家（即道学家）

（一）

北宋的理学，在朱熹编著的《伊洛渊源录》行世以后，世人便都以为由周敦颐开其端，周敦颐将其学传授于程颢、程颐兄弟，二程又把它加以发扬光大，而二程的表叔张载，也在这同一时期崛兴于关中。陈亮也在朱熹此书的影响之下，对于这四位学者都非常推崇。他说周敦颐“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对于二程和张载，陈亮则援引当时社会舆论给予他们的评价，说道：“世以孟子比横渠，而以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伊洛正源书序》）尽管他对于二程、张载之忽视历代的典章法度也颇为不满，如他在《三先生论事录序》中所说：

昔顾子敦尝为人言：“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盖不独今日也。……先生之学，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为先生之徒者，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间；因取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录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目曰《三先生论事录》。夫岂以为有补于先生之学，顾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陈亮集》增订本卷廿三）

尽管在陈亮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辨的过程中，陈亮于乙巳春致朱熹书中也有如下一段话语：

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领宏阔，如何担当开廓得去？惟其事变万状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节处，其皎然者终不可诬耳。〔汉〕高祖、〔唐〕太宗及皇家太祖，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预，则过矣。……道非赖人以存，则释氏所谓千劫万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论正在于毫厘分寸处较得失，而心之本体实非斗饤辏合以成。此大圣人所以独运天下者，非小夫学者之所能知。使两程而在，犹当正色明辨。（《陈亮集》增订本卷廿八《乙巳春书之一》）

在同一年春间的另一封信中，陈亮又向朱熹提及关于管仲的评价，以为：

孔子之称管仲曰：“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则亦近于来谕所谓“喜获禽之多”矣。功用与心不相应，则伊川所论“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时而判乎？（《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二》）

陈亮与朱熹所进行的关于王霸义利的一场争辩，是因陈亮不同意朱熹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其中包括道统问题和不传之绝学问题）所引起的，而在陈亮写给陈傅良的一封信中，却有如下一段话：

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乃与天地日月雪冤，……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嗟乎冤哉！（《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九《与陈君举》）

这可见，他虽以朱熹其人作为直接争辩对象，而其锋芒所向，却是要透过朱熹而远射二程的一些思想见解的。

但是，上面引录的陈亮对二程和张载的评论，只是说，陈亮曾经指出：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些偏颇之处，因而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自然仍不能根据这些话就断言陈亮是反对这些人及其全部学术思想的。试看，陈亮不但把周敦颐的《太极图》、张载的《西铭》、二程关于《周易》和《春秋》的解说编辑为《伊洛正源书》（今按：单从这书名也可知他是受了《伊洛渊源录》的影响的）“以备日览”，而且为了救偏补弊，他还把二程与张载关于法度的讨论文字和平居议论编辑为《三先生论事录》；还作了一篇《西铭说》，强调说，《西铭》之书和程颐推崇《西铭》的一些话语都是“昭乎其如日星”的；而且，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辨，而在陈亮甲辰（1189）秋致朱熹的信中还说道：“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这种种，都足以说明，对于被一般人认作北宋理学创始人的周、张、二程，陈亮不但不是一贯持反对态度，且还经常表示一些敬佩之意，所以元刘埙在其《隐居通议》中有龙川理学以程氏为本之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对于上举北宋诸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二程，陈亮是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是“一分为二”地对待他们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还必须承认，陈亮对他们的肯定是较多于否定的。

（二）

“四人帮”在提出所谓“儒法斗争”和大搞所谓“评法批儒”之时，强迫全国的学术界用同一个口径讲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思想、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的历史，当其时，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被强制编写了《儒法斗争简史》一类的书，而在这类书中，又无一例外地都把陈亮塑造成中国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头号英雄人物。他们用作陈亮反儒的最主要的根据，是陈亮于淳熙五年（1178）《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如下一段文字：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辛卯、壬辰（按：即孝宗乾道七八两年，1171、1172）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

陛下厉志复仇，……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陈亮集》增订本卷一）

以这段文字作为陈亮反儒的例证，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却又不能不注意，陈亮在这里所斥责的，乃只限于“今世之儒士”，而不是泛指自周秦以来的所有儒士。更确切地说，是连北宋时代的儒士也不包括在内，而是专指宋廷南渡以后的儒士。这在陈亮于绍熙元年（1190）写的《送吴允成运干序》中可以找到更为明确的交代：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四）

在陈亮的《送王仲德序》中也有如下一段话语：

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陈亮集》增订本卷廿四）

上面的两段引文中，都说到“往三十年时”如何如何，“近二十年之间”又变得如何如何，虽然后一篇文章的写作年份还难确定，但与上一序的写作年份总应相去不远。今也定为1190年左右，由此上推二三十年，也可证知陈亮所极力反对的儒生，乃是专指和他同时代的那班理学家们。这在他与朱熹辩论王霸义利的文字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他在甲辰（1184）秋写给朱熹的信中有一段说：

李密有言：“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

他在乙巳（1185）秋写给朱熹的信中又有以下两段话：

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犹是小事，而向来儒者所谓“只这些子殄灭不得”，秘书便以为好说话、无病痛乎！……

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若知开眼即是个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同上）

在这里，陈亮对其当代理学家们的斥责，较之他的《送吴允成运干序》和《送王仲德序》是更为严厉的。这两信都是写给朱熹的，朱熹是当时理学界的大宗师，究竟陈亮在此两信中以及上引两《序》中所严厉痛斥的当代理学家，是否也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甚或就是以他为主要对象的呢？我以为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细致分析才能作出正确判断的问题。

（三）

陈亮对于宋室南渡后的理学家们一系列的抨击言论，深深触怒了作为当时理学大宗师的朱熹。对于陈亮每一次所发出的这类言论，在朱熹的文章或语录当中大都可以找得出反应。这使得朱熹对陈亮其人是不胜其鄙夷的。以至在陈亮死后，其子与婿去求朱熹写一篇墓志铭，朱熹却只写了“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十二字（《朱子语类》卷一〇七）。可以推想，倘不是出于卫道的用心，朱熹一定是不屑于与陈亮书信往返得那样勤的。事实上，说来也许会使人感到奇怪，我以为陈亮不但没有把朱熹摆在他所抨击的理学家之内，而且对于朱熹的道德、政见和学术造诣还是由衷地景仰钦佩的，尽管在辨析王霸义利的过程当中，他的许多重要意见完全与朱熹背道而驰。

我的此说，乍看虽似怪论，实际却极平实，因为它有如下的许多根据：

一、每逢朱熹生朝，陈亮总是派人送些礼物给他。即在争辩王霸义利的过程中也并不废此礼数。如不值朱熹生朝，陈亮每次派遣人送信与朱时，也仍是常常致送一些礼物，借以表示其敬意。这敬意却又是真诚的而决非虚假的。这在他于甲辰秋致朱熹书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

痛念二三十年之间，诸儒学问各有长处，本不可以埋没，而人人须着些针线，……独秘书杰特崇深，负孔融李膺之气，有霍光张昭之重，卓然有深会于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缕缕也。……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临染不胜浩叹之至。（《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

陈亮以朱熹与历史上建立过大功名大事业的人物孔融、李膺、霍光、张昭等相比拟，尽管朱熹本人还并不以为然，在他的答书中还说道：“李、孔、霍、张则吾岂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为同甫愿之耳。”但陈亮之所以对朱熹特加敬重，这段话却表述得极为明确。那就是，陈亮并不把朱熹认作“风痹不知痛痒之人”，或“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的人，而是把他认作一个能够对挽救当前的世局和国运有所作为的人。

如果陈亮仅仅在朱熹面前说这样一些奉承恭维的话，那当然不免有阿谀之嫌，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许多与朱熹毫无关系的处所，陈亮对朱熹也只是一味称赞而不稍作微词的。例如在他于淳熙十年（1183）写给辛幼安殿撰（弃疾）的一封信中有云：

亮顽钝浸已老矣，……平生所谓学者又皆扫荡无余，……真不足置齿牙者。独念世道日以艰难，识此香气者，不但人摧败之，天亦僵仆之殆尽。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alt就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九）

在他于淳熙十五年（1188）写给张定叟侍郎（杓）的一封信中有云：

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适还从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额，不敢以意分先后，亮时实亲见之。（同上）

在他于绍熙三年（1192）春写给章德茂侍郎（森）的第二封信中亦有云：

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无时不相闻。各家年龄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语所谓“痴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七）

在他于绍熙三四年内写给林和叔侍郎（大中）的一封信中亦有云：

朱元晦人中之龙也，屡书与朝士大夫叹服高谊不容已，……其降叹如此，举天下无不在下风矣。（同上）

从以上这些书信中所反映的，可以看出，陈亮之对于朱熹，与朱熹之对于陈亮恰恰相反，不论他们进行论战之前或论战之后，他对朱氏都是由衷地佩服和景仰的。

若问：陈亮对于朱熹既然那样的敬佩，何以又在有关王霸义利的问题上，与朱熹争辩不休呢？

答曰：这也同样得用一分为二的原则来解释：陈亮所敬佩于朱熹的，是他的人品和学业，是他的政治见解和精干能力；而其所始终不肯苟同的，则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前者是属于实际的行为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后者则是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权其轻重，度其长短，偏重点自然是在于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具备了前一方面的那许多条件，就已证明朱熹的确是一个像李膺、霍光那样的人物，是一个在济世济民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是一个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有重大关系的人物；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历史观点的问题，在陈亮看来，这不但是厚诬了许多圣帝名王和昔贤往哲，且使天地日月受到冤屈，并且与历史发展真况也不相符合，所以非与之争辩不可。不但争辩，而且要争辩到使朱熹改变甚至根本放弃其这一观点才行。然以此问题与前者相较，毕竟要算次要的问题，而且也无损于朱熹的道德品质、政治谋猷和本领。既是如此，所以陈亮虽在与朱熹进行关于王霸义利论战的同时，以至于论战休止之后，其敬重朱熹的心意却始终未或稍变。而这种敬重，又确是由衷的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矫情造作出来的。这既不表明陈亮的议论和行动之间有不相符合乃至自相矛盾之处，因而也就丝毫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或值得奇怪之处了。

三、陈亮对儒家所最重视的伦常道德
（孝悌忠信）的评价

（一）

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病卒，陈亮在祭他的文章中，既对儒家有不敬之词，还有“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等语句。朱熹在看到之后，竟至火冒三丈，曾与他的学生有如下一段对话：

陈同父祭东莱文云：“在天下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先生曰：“若如此，则鸡鸣狗盗皆不可无！……”又云“同父在利欲胶漆盆中”。（《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朱熹于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答陈亮书中又说道：

向见《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与聚头作如此议论，近见叔昌、子约书中说话，乃知前此此话已说成了！（《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孝悌忠信是儒家主张虔诚奉行的伦常道德，而陈亮从治理天下国家的角度着眼，却非常清醒也极为正确地认识到，单凭孝悌忠信是不能应付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别是那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处于极度紧张情况下的南宋中叶的世局。所以陈亮于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写给朱熹的信中又写了如下一段话：

匡章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孟子独礼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为可贵耳。（《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二》）

综合陈亮在上引各文中所表述的对孝悌忠信这类伦常道德的评价，当可看出，这与曹操当年下令物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平天下之术”的人物的思想是颇为相近的，尽管陈亮对于曹操也并不完全加以肯定。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些议论，才惹得朱熹极端不谓然的。《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载一事云：

因言：陈同父读书，譬如人看劫盗公案，看了须要断得他罪，及防备禁制他，教做不得；他（按指陈亮）却不要断他罪，及防备禁制他，只要理会得许多做劫盗底道理，待学他做。

我想这必然就是针对上边引录的陈亮的那一类言论而发的。

（二）

上文作出的一些分析和论断，我相信都是不会有很大错误的。下面，我将以上文那些论断为基础，进而推翻那已经流传了将近八百年的关于陈亮的一桩公案。

宋孝宗是由宋高宗收养在宫中的一个远房的宗室子，然他对于高宗却是极尽奉养服侍之能事。宋光宗是孝宗的亲生子，情况却大异于孝宗之于高宗。光宗的妻子李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泼妇。在光宗即位之前，她与孝宗曾发生过几次语言上的误会，到孝宗既已禅位给光宗而退居重华宫去做太上皇之后，李氏已成为皇后，她便时常挟制光宗，使他不能按照一定的节序到重华宫去谒见孝宗。这种背离封建教条的行为，惹得南宋朝野议论纷纷：上自宰辅，下至布衣，有人面谏，有人疏陈，都要光宗按时去朝谒重华宫。但都未生效。在绍熙四年（1193）的重阳节后，光宗宣称要到重华宫去朝谒，百官也都已立班静候，不料光宗刚走近御屏，李皇后又赶来挽他回宫，说道：

天色寒冷，官家且〔回宫去〕进一杯酒。

这又使得百官和侍卫全都失色相顾。而班列中的中书舍人陈傅良，赶紧就趋前拉住皇帝的衣据，要他莫再回宫。李皇后大骂陈傅良说：

这里是什么去处，你秀才们的驴头要被砍掉的呀！

陈傅良紧接着便在殿下恸哭起来。然而终于还是无济于事，皇帝赵惇终究被李后拖回宫中去了。（此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条）

在扮演这一幕颇带戏剧性事件的同一年，即绍熙四年的早些时候，是依例应当举行进士考试的年份，陈亮从三衢监狱中释放出来虽还不满一年，但也到临安去应试了。他顺利通过了礼部的三场考试，并且被列名为第三，而等待着去对策大廷。

皇帝赵惇因受制于其悍妇李氏，以致与其父赵眘的关系搞得那样糟糕，而这次殿试策问题目却是以如下的文句开头的：

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一《廷对策》）

在这段话语中，只是从“临政五年”一句以下才是与试者应进行回答，有文章可做的地方，在此句之上，则只能算作引子或套语，应试者原可不必加以理睬，更不必对之作任何应答的。然而陈亮对之却别有会心，他不肯把它放过不管，而是作出了如下一段文章：

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同上）

这段文字当然是极力为皇帝赵惇的不孝行为进行开脱的。意思是说赵惇作皇子和太子的时期内（亦即孝宗在位的时期内），他从父亲那里所接受到的言传和身教已经够多，已经有了受用不尽的准则和榜样，又何在乎继承帝位以后频频去朝谒重华宫的一些形式上的礼貌呢！

陈亮的这段对策，深受赵惇的赞赏，说他“善处人父子之间”，把他擢为状元。但它也引起了当时人和后代人的许多非议。例如，与他同时的危稹评论说：

陈同甫上书气振，对策气索，盖要做状元也。（《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清代的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的小序中既说：

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

而在其所作《陈同甫论》中又说道：

嗟夫，同甫当上书时，敝屣一官，且有逾垣以拒曾觌之勇，而其暮年对策，遂阿光宗嫌忌重华之旨，谓“不徒以一月四朝为京邑之美观”，何其谬也！盖当其累困之余，急求一售，遂不惜诡遇而得之。……

永嘉（按指陈傅良）经制之学，其出入于汉唐之间，大略与同甫等，然止斋进退出处之节则渺渺不可及矣。即以争过宫言之，同甫不能无愧心。可谓一龙而一蛇者矣。（《鲒埼亭集》卷二九。亦收入《龙川学案》）

上引这些非议之词，其焦点无不集中在陈亮的殿试对策的那段文字上。谴责陈亮对赵惇的不孝行径曲为回护，以求攫取自身的科名；科名虽已取得，却使自己的晚节有了“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惭德。

在距今四十六七年前，当我写《陈龙川传》时，对于陈氏的这段对策文字，我也认为是不免有些“曲学阿世”，有意逢迎的；然而我却又为他辩解说：“世事是那样的艰难而又那样的容易，只要稍微掉以匠心，不惜枉尺以直寻，便可以求则得之。事实上这也是每个举子都暗自理解的诀窍。既然不能‘高尚其事’，而须参加省试和殿试，借机向皇帝或当权大臣说些逢迎话、恭维话，那就只看谁能逢迎得最好、恭维得最高了。可惜陈氏是在受尽百般折磨之后才理解得这机关，才实际加以运用，而也果然就取得了效果。”

（三）

近些年来，经过翻复思考，我认为上面所举述的，对陈亮殿试对策中的那段话的解释，包括我自己的解释在内，全都是一些曲解，因而一律应予推翻。

在陈亮于淳熙八年所写的《祭吕东莱文》中，不是已经有“孝悌忠信不足以趋天下之变”的话吗？

在陈亮于淳熙十一年写给朱熹的信中，不是已经因孟子对于通国皆称其不孝的匡章独加礼貌，而称颂孟子“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吗？

试想想看，陈亮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民族大敌当前，战祸旦夕难免，民族之劫难，国祚之存亡，全都值得担心和忧虑。在这样一种动乱的时势格局之下，单凭靠“孝悌忠信”能够应付得了吗？如果在最高统治集团当中能出现一个具有大智大勇可以应付这种局势的人，岂不正是符合时代的需要，而可以让他放手去经营谋画吗？怎么还能再用乡愿式的道德规范对于他求全责备呢？

当孝宗赵眘于1162年夏受禅即位之日，赵惇已经十六岁，对于一些人事和世局，已应能有所理解。自此而至1189年孝宗之禅位于他，恰恰是二十七年。在这一时期之内，南宋虽也不曾在武装斗争方面制胜金人，然而孝宗却是一改高宗赵构所一贯采取的对金屈辱降服政策，经常在考虑着用武力进行抗拒的事，也经常擢用一些有志于恢复的人。只因在采取实际措施时，总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致使他的壮志雄图屡屡受挫，而终于未能得到任何幅度的实现。这不能不算有违他的初心。这也就是说，赵惇在作皇子、作太子的长时期内，既朝夕随侍于孝宗身旁，他所耳濡目染的，无非是报仇雪耻、恢复失地等类的国家大事，倘若他真能依照“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的那种古训去笃实践履，那已十分符合于“达孝”的标准，又何在乎即位之后，一月四朝重华宫那种仅仅属于表面上、形式上的礼节呢？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可以说，陈亮的这段对策，只是反对那些专讲形式的虚文琐节，而不是对于孝道的根本否定。这与他在《祭吕东莱文》中所说的“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才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等语的主旨，也是完全一致的。怎么能说他是为了要做状元而故作曲笔以求迎合呢？

实际上，陈亮的这全篇对策，有许多地方全都是表述他平素的思想见解的，并不只上述那段文字为然。例如，在上述那段文字之后，陈亮又进而论述人君应当负荷的职责，共为“师道”和“君道”两个方面，在其论述“师道”的部分，就有一段文字说道：

吾夫子列四科，而厕德行于言语、政事、文学者，天下之长俱得而自进于极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荡荡乎与天下共由于斯道。（《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一）

首先，这段文字的词句，有很多是和他的送吴允成、王仲德两序文中的词句相同的；而其大意，既是对《祭吕东莱文》中的“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两句的阐明和发挥，也是陈氏对于他乙巳年致朱熹书中所说的：

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处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乙巳春书之一》）

这段话语的阐明和发挥。

以上的论证，我也同样相信它是不会有很大错误的。那么，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我们就又可进一步作出论断说：陈亮于绍熙四年表述在他的殿试对策中的全部议论，全都与他平素的思想见解相符合，其中并没有为了攫取功名而做的违心之论，如危稹、全祖望等人所说的那样。

明万历年间所刻二十六卷本《龙川文集》，卷首有郭士望序（见《陈亮集》增订本《附录》），序中也曾对陈亮的《对策》中受人讥评的那几句话作过辩白，今摘抄于下：

或者谓一月四朝之说为曲笔阿人主，不知人主束缚太急，责备太过，则患其显有所出事而旁有所迕逸。假令光宗疏问视之节而断然与金绝，日夕讲求刷耻之务，则重华宫之青草，孰与夫五国城（按此指宋徽钦二帝葬身之地）之悲孟婆（按指塞外风霜）、叹马角（按指归还无日）者哉？故迂回以之于正，此真善处人父子之间者矣。

从“假令”云云以下诸语，我认为都是很有见地、很可取的，所以抄在这里以作我的同调，并以结束本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

一、一个忠义奋发、始终一节的爱国志士

辛稼轩从事于各种社会活动、并且也从事于诗文歌词创作活动的年代，是从公元1161年到1207年这四十六年。

在这一时期之内，统治着淮水以北广大中原华北地区的金国，其实力虽已逐渐衰颓下去，对中原华北地区汉族人民的横暴的奴役和压榨，却不但丝毫没有放松，且反而在随时加紧；对于积贫积弱、腐朽无能的南宋政权，它也依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而，贯通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课题，和它的稍前与稍后的几十年内并不两样，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铁骑的蹂践、摧残乃至毁灭，以及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贵族的奴役压榨之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作了这一特定时代的起讫标志的，主要的还不是辛稼轩个人参加社会活动和他本人的死亡等事件，而是：1161年为金主完颜亮所发动、后来却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女真兵马的南侵之役，和1206到1207年为韩侂胄所发动、后来也同样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南宋军队的北伐之役。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金两国间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

完颜亮是在1153年把金的首都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的，在此以后，他便连续不断地向汉族地区居民大量地签兵征饷，积极从事于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的准备。到1161年，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已深、痛已钜、而怒已盈”（《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便趁着完颜亮亲自督率大军南侵的时机，相互聚结起义。爆发于现今山东省中部、泰山周围的山区中的起义军，同时就有两支：一支的领导人是济南的一个农民，名叫耿京；另一支的领导人便是刚满二十一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辛稼轩。耿京领导的一支，由于劳动人民踊跃参加，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但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却都还徘徊顾望，不肯去厕身于这个农民所领导的行列中，辛稼轩却带领他所聚合的两千人率先投归耿京的旗帜下，担任了耿京军的“掌书记”，和耿京共同擘画一切，使得这支起义军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起义军的活动，动摇了金政权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统治，也严重地影响了南侵金军的士气军心。当完颜亮急切地迫令金军于三日内渡江南下时，军中将吏便同谋把他杀害，一面派人去与南宋议和，一面便引军北还。南宋政府只以金军撤退为莫大之幸，不敢设想利用金国的混乱局势，与中原华北地区的起义民军密切配合，进一步反击敌人。辛稼轩这时遂向耿京建议，要主动地去与南宋政府联系，以便双方协同作战，给予女真统治者以致命打击。嗣后他即与贾瑞等人奉派为起义军的代表，去与南宋政府进行商洽。

不料在辛稼轩等人南下之后，起义军中的部将张安国被金人所收买，把耿京阴谋杀害，把起义军大部遣散，劫持着另一部分去投降了金人。金政府立即派张安国去做济州（今山东巨野县）的知州。辛稼轩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得到这一事变的消息，就在那里组合了五十名忠义军人，驰骑直趋济州，于五万人众中把叛徒张安国捉获，缚置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并即带领他们南向急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直到渡过淮水才得休息。

年轻的辛稼轩，初出茅庐，就以这样一些英雄行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景仰称赞，在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斗争当中，长时期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南宋政府从来就是害怕忠义民兵的，辛稼轩“壮岁旌旗拥万夫”而南下之后，首先便被解除了武装，稍后又被派往江阴军去做签判；他部众万余人，只被当作南下的流民而散置在淮南各州县当中。

宋孝宗受禅继位之后，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主持军队，于1163年对金发动军事攻势，不幸在符离地方为金人所败，于是张浚等人又被排斥出政府，主和派的人物和议论又在南宋政府中占了优势。辛稼轩在这时不顾自身官职如何低微，挺身而出，独抒所见，就宋金双方的和与战的前途具体分析，写成论文十篇，名之曰《美芹十论》，于1165年奏陈给孝宗皇帝。在论文的序引当中，他首先指出，对金的斗争亟应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尽管张浚的符离之败使宋方遭到很大损失，但与秦桧当政期内所奉行的屈辱政策相较，攻战虽败，终于还表现出一些生气；而秦桧为求媚敌，对士气和民心极力加以摧抑销铄，其所起的坏作用却是十分酷烈的。因而，万不可为了这一战役的挫败，就要改变乃至放弃恢复大计。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不论在如何艰困的局势下，辛稼轩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

《十论》的前三篇，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分析了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恶、怨恨和仇视情绪之日甚，及金的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互相倾轧、猜忌和残杀的真相，因而得出结论说，金不但不可怕，而且有“离合之衅”可乘。《十论》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转被动为主动、抓紧时机进军恢复等事提出意见，并作了具体规划。他以为首先应当破除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间的，认为“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一种谬见，破除了这种谬见，才可以有信心，谈自治。他建议：迁都金陵，并停止交纳给金朝的岁币。这样作，内可以作三军之气，外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进取的气势，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他主张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因此他具体指陈，出兵伐金应先从山东入手。山东民气劲勇，乐为内应，而金人在山东的军事布置又比较薄弱，故兵出山东，则山东指日可下，攻下山东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大有可能了。

1170年，虞允文正在南宋政府做宰相，他是曾于1161年在采石打败过金军的人，在当时的高级官员当中，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朝气、敢作敢为的人。辛稼轩希望他真能在抗金斗争中建立一番功业，便又写成九篇论文，名曰《九议》，陈献给他。《九议》的内容，除包括了《美芹十论》中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外，还有：一，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不要因小胜小败而轻易改变成算。二，应当尽可能利用敌方的弱点，扩大其内部的矛盾。三，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到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因而他们不能只着眼于私人利害而避开这一任务。

不论在《十论》或在《九议》当中，辛稼轩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智计韬略，而且也贯注了充沛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他希望藉此能对南宋的当权人物给以鼓舞，把他们拔出于消沉畏缩的气氛之中，把勇气和战斗情绪振作昂扬起来。然而，不论《十论》或《九议》，不论在宋孝宗或虞允文那里，都没有换回辛稼轩所预期的反应，他们甚或根本就不曾加以重视。尽管如此，到《十论》和《九议》逐渐传布开去之后，由于其中的议论“英伟磊落”（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八《辛稼轩集序》），却终于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给予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各阶层的人员，唤起或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刚满三十岁的辛稼轩，不但早已“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当时的一些爱国志士以及更广大的社会人群，也都已认识出他是一个结合了多方面智计干才的英雄豪杰人物，而以必能建立丰功伟业期待于他了。

但是，不论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爆发多少次给予南宋以可乘之机，不论中原和华北的汉族人民如何殷切地企望南宋政府用军事力量把他们从女真贵族的压榨下拯救出来，自然更不论辛稼轩和其他爱国志士们如何殷切期待一个效命于民族斗争的机会，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敢把抗金斗争任务列入日程之内，不敢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把它引导到反抗金人的斗争上去。因此，辛稼轩不但在投归南宋的最初几年只是浮沉于下级僚吏之中，即在他的才干谋略已经有所表现，已被公认为英雄豪杰人物时，也还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了几任地方官。从1182年到1203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的岁月之内，除曾一度出任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抚使共不满三年外，他是完全被南宋政府弃置不用的。

1203年，独揽政治军事大权的韩侂胄，为求提高自身的威望，要起用一些负有时誉的人物，要发动对金的军事攻势，要建立一番功业。辛稼轩在这年之前本是韩侂胄所极力排斥的一人，这年夏天竟又被他起用为浙江东路的安抚使。1204年春初被皇帝召见，改命为镇江知府。当他被召见时，爱国诗人陆放翁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他，把他和管仲、萧何相比，劝他不要介意于过去的受排斥，而要勇往直前地把克复中原的事业担当起来（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七，《送辛稼轩殿撰造朝诗》）。当他到镇江去上任之日，镇江的学者刘宰也在欢迎书中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而且说道：“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刘宰《漫塘文集》卷一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一般士大夫们对辛稼轩的期待之殷切与远大。

辛稼轩这时一方面明确断言金国必乱必亡，另方面却又认为南宋还并未曾具备对金用兵取胜的条件。他以为，不应当像南朝宋文帝元嘉年中对拓跋魏的军事那样：不精确估计双方实力的对比，就草率地盲目进取，那反而是只会“赢得仓皇北顾”的。因而，他向宋宁宗和韩侂胄强调提出：应当大力从事于准备工作，应当把对金用兵的事委托给元老重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而这所谓元老重臣，他必是当仁不让地也把自己包括在内的。所以他到镇江上任之后，立即布置了军事进取的准备工作：先派遣间谍深入金国，去侦察其兵马数目、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帑廪位置等，又赶做军装一万套，要在沿边各地招募土丁以应敌（程珌《洺水集》（嘉靖本）《丙子轮对札子》之二）。

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一些纨绔之徒，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对金作战的主张既已取得社会舆论的赞同、支持，他们便认为这是极易建立的功勋，是唾手可得的功名，竟不愿意再假手别人，或与别人共成其事。因此，辛稼轩做镇江知府还不满十五个月，一切施设还没有安排妥当，便又被韩侂胄及其喽啰论劾为“好色贪财”，把他罢免。一个老而益壮，生气勃勃如虎（刘过《龙洲集·呈稼轩诗》有“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句。陆游《剑南诗稿》卷八〇《寄赵昌甫诗》亦有“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句），而且自愿献身于抗金战线上的辛稼轩，只得再回到铅山去过田园生活了。此后不久，韩侂胄以郭倬、皇甫斌等人率师伐金，不幸正如辛稼轩所担忧的，这次战役只换来一个惨败的结局。到1207年秋，南宋的大仇未复，大耻未雪，辛稼轩的平生志愿百无一酬（谢枋得《叠山集》卷七，《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个一代英豪人物，还不满六十八岁，就赍志以殁了。

二、一个有良心、有干才的地方官

从1172年到1207年这三十五年内，辛稼轩先后两次在上饶和铅山赋闲家居，就占去了二十年以上的岁月，另外的十多年虽仕宦于外，而被南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绝大多数是州郡的长官或某一路的监司。尽管当时士大夫阶层中许多人都替他感到委屈，认为这是“大材小用”，然而，凡是辛稼轩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为时久暂，在地方事业方面总都有一番兴建。

1172年，辛稼轩被派作滁州的知州。滁州地僻且瘠，且屡经兵燹灾荒，这时候的景况是：城郭已荡然为墟，人民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市上没有商贩，居民甚至于养不起鸡豚。辛稼轩到任之后，看到了这种萧条景象，也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都是乐于服田力穑、勤于治生的，他便首先申请南宋政府把这里的民户前此所欠缴的课税全部豁免，把此后的课税定额减轻，并把征收期限放宽，以便农民能尽力于垅亩，流亡在外的也乐于再回到本乡本业。对于行商坐贾的税收额也加以轻减，并在州城之内兴筑了一些邸店客舍，以招徕商贩，振兴商业。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经过了半年多的时光，滁州的景象便大为改观，“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了（此段据周孚《蠹斋铅刀编》卷二三《滁州奠枕楼记》及崔敦礼《宫教集》卷六代严子文作《滁州奠枕楼记》）。

从1175年到1181年这几年，辛稼轩宦游于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诸路，担任过提点刑狱、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务。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在上述地区之内曾屡次爆发过小规模起义事件：1165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以政府向各地民户强制派销乳香作为导火线，在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起义；1175年（孝宗淳熙二年），以赖文政为首的几百名贩卖私茶的人起事于湖北，流转于湖南、江西等地，这次事变后来就是由辛稼轩带兵到江西去扑灭了的；1178—1179年两年内，以政府强制征购粮米过于苛暴为导火线，爆发了以连州的李晞、郴州的陈峒等人为首的武装暴动；1179年在湖南广西交界处还爆发了以李接、陈子明为首的起义。这些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爆发这些事件的基本原因何在？辛稼轩巡回往复于这些地区，察视询访为日既久之后，对于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答案。他在1179年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上书给宋孝宗，对当时农民的疾苦之所在，亦即不断爆发小规模武装暴动的基本原因之所在，作了如下的描述和分析：

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臣试为陛下言其略：

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

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

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

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者。

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

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

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然此特官府聚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

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

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辛稼轩诗文抄存·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辛稼轩虽是南宋统治阶级当中的一员，他所说的上面这一段话语，却几乎像是代表呻吟于苛暴的压榨剥削下的劳动人民说话，几乎像是代表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提出控诉，这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当中，虽还不能说绝无而仅有，却也实在是很难得的。

辛稼轩任湖南转运副使不久，即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1180年春，他下令给湖南路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浚筑陂塘。其所以这样做，一则要使官米能在青黄不接时候，真正为贫苦劳动人民所食用，二则陂塘修成便可使一路农田大得灌溉之利。（《宋会要辑稿·水利（四）》）在同一年内，他还创置了一支二千五百人的飞虎军，战马铁甲，一应俱全。只是在修造营栅时候，适逢雨季，所需要的二十万片瓦无法烧造，辛稼轩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限两日内送往营房基地，当即付与瓦价一百文。所需瓦片在两天内便如数凑足。为了扩展道路，所需石块数量也很大，辛稼轩调发在押的囚徒到长沙城北驼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罪情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石块数目，作为赎罪代价。石块也在短期内如数凑足。（参据《宋史·辛弃疾传》和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临事之智》条）1181年，辛稼轩改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其时江西各地正遭逢严重旱灾，他到任之后，立即在各州县的大街要道上张贴出八个大字的布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宋史·辛弃疾传》）前一句是逼迫囤积粮米的人家必须把它粜卖出来，后一句是严禁缺粮人家向囤粮户强行劫夺。这一简捷了当的措施，不但在当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到元、明、清诸代也还被流传为救荒史上的佳话。

辛稼轩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关怀，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的作风，也和他对于祖国的热爱相同，是一直继续到他的晚年而无或稍异的。1203年，他六十四岁，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他到任后就向宁宗皇帝奏陈本路害农最甚的六件事，请求明令停罢，并着各路的监司和朝内监察人员纠察，凡州县官吏犯有这类害农罪行的，即加弹劾罢免。其所举六事之一，便是：“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纳”，以饱私囊。（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五）》）

从上举事例，可以看出：辛稼轩的作风是，勇往直前，果决明快；在他作地方官的时期内，他能够关心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能够对他们的疾苦病痛根源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且也的的确确曾经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实政。像他这样的一个地方长官，毫无疑问，是一定会受到他仕宦所在各地人民大众的欢迎的。

三、论稼轩词

辛稼轩一生所写作的歌词，为数很多，流传到现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共还有六百二十多首，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是数量最多的一家。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及其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体裁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然而，辛稼轩之所以比两宋其他词人获得更高的声誉，其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崇高的地位，上述诸端虽也都是重要原因，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别有所在。

摆在南宋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和斗争任务，主要的是以下两个：一个是，不但要能抵抗得住女真的兵马，使其不致再随时南侵，而且要更进一步，把女真贵族在中原和华北的统治根本推翻。这一历史使命，就是从南宋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为求解除严重的军事威胁，也同样是绝对必要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统治阶级能善于把全国的力量加以组织和引导，才可能把这一任务胜利完成。另一个是，对于南宋政权的专制淫威和苛暴剥削，必须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反抗，以求能把劳动人民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稍加改善。

假如我们承认，一个真正的文艺作家，不会不关心其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不会不关心其同时代人民大众的休戚苦乐；假如我们承认，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能反映它那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他现实问题；那么，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所应加以揭发或暴露，描绘或歌咏的，便只应当以与上述问题有关的事项为其主题和主体，而不应当是此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一部分则钻到“理学”的领域中去，虽也揭橥出“民胞物与”的口号，却把与“民”与“物”最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全不加以理会，甚至把理财、用兵等事也全鄙为俗务，不屑于稍加之意；终日只是玩弄概念，故作玄虚，藉口于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实际上只是以此作为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还有一部分，则又只把目光和心力全都贯注在猥琐庸俗的个人生活上面，吟风弄月，留连光景，在其作品中所描述、所表现的，只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些次要的乃至全无重要意义的节目，例如良辰美景、离愁别恨之类。词藻虽或有巧拙美丑之不同，情致却大都颓废低沉，是只可供清客贵妇人们浅斟低唱、娱情解闷之用的，全然缺乏生命力的一些靡靡之音。虽是写在漫天烽火的紧张斗争年代，其中却显现不出丝毫的战斗紧张气氛。

真正能够集中表现当时勤劳勇敢的人民大众呼声，因而也就成为南宋文坛上的中流砥柱的，是陆放翁和辛稼轩等人。

辛稼轩既然是当时民族斗争战线上的一员战士，是一个始终很英勇地参加这一火热斗争的人，平生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以这样的一个人而藉歌词作为“陶写之具”，这就显然用不着证明，他的歌词必和那一时代的现实本质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这种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在辛稼轩的作品当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各种特点：

第一，辛稼轩对于侵占了中原和华北的女真统治者具有强烈的仇恨感，具有要复仇雪耻的炽烈愿望，因而，充盈于他的各个时期和各种形式的作品之内的，是一种跃然纸上的壮健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以报仇雪耻、整顿乾坤的事业自勉，也经常以此策励他的朋辈。例如，当他守滁州时，曾在一次登楼远眺时触景生情，因而写成一首《声声慢》以见意：

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

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对于做建康留守的史正志，他鼓励他说：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做宰相的叶衡，他鼓励他说：

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洞仙歌》）

对于一个要到汉水流域赴任的人，他策勉他说：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

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

破敌金城雷贯耳，谈兵玉帐冰生颊。

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满江红》）

在饯送张坚去守汉中时，他首先想到汉中是西汉肇兴王业的地方，在当前，岂不也是进取关中的大好基地吗？他因而写成《木兰花慢》一首以示此意：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

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然而他所面对的现实情况，却又不能不使他有所感慨：

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当郑汝谐在知信州任上被宋孝宗召见时，他赋词相送，加以鼓舞，说道：

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

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具有高度爱国热情而却始终不得其用的陈亮，他更怀着无限敬爱和同情，特地“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破阵子》）

第二，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飘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虚玄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痛心和憎恨之余，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例如，他的“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句，寓意虽并不十分显露，然已使得宋孝宗大不高兴（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辛幼安词》条）；为庆祝韩元吉的寿辰而作的《水龙吟》，则很明显地是藉王衍作为南宋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一般“骚人墨客”只把离愁别恨、儿女情怀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国家、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却几乎在他们的作品内容中占不到地位，辛稼轩也在歌词中对此有所责问：

今古恨，几千般，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

他自己，被南宋政府长时期投置闲散之地，有时虽也勉强找一些话语来开解自己，说什么：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

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

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

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

而他的真情实况，却老是在殷切地系念着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他的愁和恨也全都集中在这里：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

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他对自己之壮志难伸、之被人随意摆布，也常常在歌词中以讽刺、牢骚语句表示愤慨：

绿涨连云翠拂空，

十分风月处，著衰翁。

垂杨影断岸西东。

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

还自笑，人今老。

空有恨，萦怀抱。

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

瓠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满江红》）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alt，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

难道此生将终于再得不到为国家、为民族、为生民而效命的机会了吗？在实在感到不能忍耐时，他便再藉歌词来抒发这种郁闷情怀：

笑吾庐，门掩草，径生苔。

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

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

老去浑身无著处，天教只住山林！

百年光景百年心。

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临江仙》）

第三，辛稼轩不但在仕宦期内能注意劳动人民的疾苦，采取一些为他们兴利除害的措施，在其歌词当中，也常常流露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切。谷物的丰收或歉敛，农夫的愁眉或笑语，便常是他所注意的。例如，在他的一首《浣溪沙》词中就有这样的几句描述：

父老争言雨水匀。

眉头不似去年颦。

殷勤谢却甑中尘。

对于正在仕宦途中的友朋，辛稼轩也总是劝勉他们能够做体察民隐、去民疾苦的好官吏。例如，在饯送郑如崈去做衡州守的席上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

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

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

有的朋友如果真地这样做到了，他便加以歌颂。例如，他在信州守王桂发离职时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

秋水见毫发，千尺定无鱼。

在信州通判黄某离职时所赋《玉楼春》有句云：

往年altalt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

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笑语。

第四，这才应当谈到本节开端处所提及的那一特点：辛稼轩不但把词用来咏物、抒情，而且用以写景、叙事，用以寄感慨，发议论。唯其能够随歌咏和抒写对象之不同而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曲调，故就稼轩词的体裁和形式而论，也都是脱落蹊径、不主故常的，其繁富多样也遂为南宋其他词人之所不能比拟。再则，他虽是在戎马仓皇之中成长起来的，但他阅读的书籍十分广博，记忆力也很强。特别是在闲居上饶、铅山期内，插架书籍甚多，可以经常地出则“搜罗万象”，入则“驰骋百家”（刘宰《漫塘文集》卷一五，《贺辛待制知镇江启》），胸中遂也贮有万卷之富。所以在他写作歌词时候，能把经史百家随心如意地驱策在他的笔下，因此，使用典故之多，也成为稼轩词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凡此诸处，都可以体现出稼轩词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综括上述诸事，即：辛稼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的满怀忠愤，他的奋斗精神之始终昂扬，他对南宋的腐朽颓废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讽刺和指责，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疾苦的关怀，他的敢于代表人民大众提出其要求和控诉，以及他的博学多闻，作品题材之广阔与体裁之多种多样，更通过他的圆熟精练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这种种条件合拢在一起，就使得稼轩词充满了生动深厚的现实内容，具有洪亮的声响和充沛的感染力量。从南宋以来，虽即有人以为稼轩词豪放雄浑，非词家正宗，但同时也就有人为之辩解，以为若不如此，而单在“风情婉娈”方面兜圈子，“则亦不足以启人意”（陈模《怀古录》卷中，《论稼轩词》条）。我是完全同意后一种议论的。正是因为辛稼轩开拓了歌词的领域，才使他能够异军特起，“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稼轩词》条）。也正因为如此，当辛稼轩在世之时，他的词就已成为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写作歌词时争相摹拟的榜样，他的朋辈更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慷慨激越的篇章。在辛稼轩去世之后，涵蕴在他的作品中的这种发聋振聩、唤醒战斗精神的雄伟力量，对后代读者也继续起着启迪和鼓舞作用。

以上所论，是只指稼轩词中最具特色、最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言，是只指其中之足以致辛稼轩于不朽之域的那一部分而言，而不是说全部稼轩词都是合于上举诸条件的。在稼轩词中，还有很多首是写得“情致缠绵、词意婉约”的。这一部分，正因其符合于词家之所谓正宗的作风，它们的好处，也就和当时一般词人的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历来谈及此事的，多举“咏春”的《祝英台近》一首为证，以为“此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实则属于这一类的单纯抒情作品，在稼轩词中是还可以举出许多首的，这在范开第一次编刊《稼轩词》时就已在序文中说，其中有许多是“清而丽、婉而妩媚”的了。这部分作品只是说明：所谓正宗词人的长技者，在以豪放雄浑著名的辛稼轩的笔下，不但并不短缺，较之别人且竟是更能优为之的。然而，不论怎样，稼轩词之所以可贵，却毕竟不在这一方面。另外，稼轩词中也有一些意兴颓唐、意境凡近的篇章，这些词历来不曾受到重视，不曾发生过多少影响，在我们，也姑且置之于存而不论之列吧。

最后，我要征引宋人的一段笔记，通过其中一件故事来看取辛稼轩的创作态度。岳珂《桯史》卷三中的《稼轩论词》条记一事说：

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

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由此可见，辛稼轩的学识尽管博洽，才气尽管磅礴，而他的作品，却大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工夫才得完成，并不是灵感一到即率尔操笔、一挥而就的。

1961年12月3日，改旧作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原载《稼轩词编年笺注》）

后　记

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原因是，岳珂在这条记事中，一则说稼轩“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云云；再则说“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云云。

我在熟读之后，越来越感到费解的是：稼轩既然认为岳珂的意见“实中予痼”（打中了“掉书袋”的要言），从而重加玩味，进行改写，天天琢磨，然而经过累月修改的刻意经营，这几句词究竟改成什么样的文句了呢？根据现在（应当说是从南宋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所能看到的不只一种版本的《稼轩词》来说，我们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实是原封未动，连一个字也没有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

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决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出于我的武断了。

至于稼轩词之具有千锤百炼的工夫，从各种版本的《稼轩词集》中同一首词之间而多有不同的字句，即可得知一些消息，正无须用岳珂的这段记事来作证，特别是在我既已察知其确为谎言之后。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以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藉以去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

邓广铭　写于1991年3月16日

辛稼轩归附南宋的初衷和奏进
《美芹十论》的主旨

——纪念辛稼轩诞辰850周年

一、辛稼轩归附南宋政权的初衷

辛稼轩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作为山东地区二十万起义军的领袖耿京的代表，往南宋王朝去联系共同抗击金政权的军事行动。宋高宗当时正因劳师而进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他召见了辛稼轩等一行代表之后，非常高兴，立即授予耿京和辛稼轩等代表以正式官职。不幸的是，在辛稼轩与诸代表返回山东向耿京复命的过程中，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以张安国、邵进为首的一伙人，阴谋杀害了耿京而投降了金人。辛稼轩在返命途中闻悉之后，便绕道海州，从那里的起义军阵营中调拨了一支人马，直趋张安国所在的济州（今山东巨野），从几万人当中把张安国捉挟出来，缚于马上，并号召了大量人群起而反正，跟随辛稼轩一同驰马南下。路途中有时匆忙得饥不暇食，渴不暇饮，一直奔驰到长江岸边才得停歇。

这一场斗争，情况尽管极其险恶，但却十分突出地显示出辛稼轩是上马能够杀贼、下马能够草檄的文武全才。而这时候的辛稼轩才仅仅是过了二十一周岁的一个青年。

虽然起义军的领袖耿京已被杀害，虽然起义军的主体已经溃散，可是，当辛稼轩捉缚了张安国而南下之际，追随他而一同南下的，还大致将近万人。这就是他几十年后还在一首《鹧鸪天》词中，怀着十分的自豪感所描述的那种场景：“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在辛稼轩的想望当中，原以为，追随他而一同南下的这上万名兵丁，渡江之后，将会被南宋政府加以整编、补充和训练，再在抗击金人的战场上为他们派上用场。这种想望，尽管在满腔热血的辛稼轩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与刚刚受到金主亮大军南侵的威胁和震惊、刚刚因金国贵族的内讧而以金军的撤退为大幸的南宋王朝的决策者们的想法，却是完全对不上号的。在后者的意想中，是只希望战火从此停息，使他们能够得以苟安于东南半壁。而何况，由辛稼轩率领南下的这大批人马，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批败兵溃卒，根本算不得一支壮勇的实力，怎么还肯对之进行补充和改编呢？和辛稼轩的想法完全异样，南宋政府把他带领来的大批起义群众，一律当作归正归明军民（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作来自金国的一批投降者），让他们分别聚居在淮南地区去吃救济粮，而这救济粮却又只以半年为期，半年之后呢？那就任其流浪散亡，各人自谋生路去了。所以，到隆兴元年（1163）十月，南宋的工部尚书张阐就上疏论列此事，说道：

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今逾期矣，官不能给，则老弱饥饿者转而它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伤国体。（《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屯田》）

张阐奏疏中所指陈的，其人则系由北方归正而来之民，其数额则是动以万计，其时间则是在隆兴元年中间已经超过了吃救济粮的半年期限，这当然就是指追随辛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渡江南下的那些起义军民而言的。

在遣散追随辛稼轩南渡的起义群众的同时，前此授予辛稼轩本人的“天平军节度掌书记”的名衔自然也不须宣告而作废。再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呢，那就只能在低层次而又闲散的文职官员中去考虑，却决不肯再考虑在军事方面、在抗金的战场上让他继续发挥其作用了。但具体的安排，在绍兴三十二年内并没有作出来。

辛稼轩出生在金王朝统治下的齐州历城县。从他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成年后亲身经受的女真统治者的残暴压榨，从书册中所接受到的一些民族思想，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事物，促使他在成年之后，立即投笔从戎，成为农民起义军领导阶层中的一员，立志要推翻女真贵族的统治，把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平时在《孙子兵法》和史书所载战例中学习战争，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后，又在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战争。到他“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时，虽还不能说他的胸中已经蕴藏了几十万甲兵，但从他的思想准备来说，他却是想要继续投身于抗金的军事活动中去的。所以，在他渡江而等于被解甲之后，选定滨江的一个军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作为他的栖身之地（此据铅山《辛氏宗谱》所载稼轩《历仕始末》），而本身的前途还无定着之时，在绍兴三十二年末的立春之日，他赋写了《汉宫春》词一首，聊以抒发他当下的情怀。全词是：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词中的“年时”，为山东人习惯用语，指去年或前年而非指昔年；“西园”则只能是辛稼轩自指其济南故居；与下片的“转变朱颜”句合看，均可证此词必作于稼轩南渡伊始之时。其时稼轩风华正茂，而又正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故又继以“清愁不断”三句。然而正因是南渡伊始，稼轩对南宋王朝最高层次当政者们的对金战略决策尚缺乏透彻的了解，故还不只怀抱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且还要与塞雁的北归争个谁后谁先。

这首词写得很有情致，也很有气魄，真可谓出手不凡。尽管如此，辛稼轩在奔赴南宋后所要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却毕竟不在于写出几首好听、好看、好唱的歌词，而要写出贡献他的智计和韬略的平定大敌的策划，以及由当代英豪（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把这些策划付诸行动的战斗实践。

可能就在写成那首词之后不久，南宋政府宣布，要辛稼轩去作江阴军的签判，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闲散的文职官员。这就辛稼轩本人来说，总会或多或少地要发生“铩羽”之类的感觉亦即失落感的。但辛稼轩是个豁达豪爽人，在他看来，个人的得志与否是次要的事，不能为这类事而消磨掉自己的英雄气概和壮志宏图。于是，他就从京口转往江阴军去任职了。

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刚刚受禅即位的新皇帝宋孝宗，也是一个长久以来就抱有恢复中原、报仇雪耻的大志的人，他即位刚满一年，就采纳了张浚的建议，委任张浚、李显忠、邵宏渊等人发动了一次对金军的战争。然而可惜的是，一则对这次战争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都极不充分，事出仓猝，并没有作出周密的战略决策；二则所委任的最高督帅张浚乃是一个“将略非所长”的虚骄夸诞人物，李显忠则虽立过一些战功，却也吃过几次败仗，虽忠勇而并非将才，邵宏渊更庸懦无能，浪得名位，在这次战争发动之始，为了争名争利，就与李显忠矛盾得不可开交。于是乎，在初战获得小捷之后，战局立即发生了剧变，金将调集重兵反攻，宋军几乎未予还击，就全部狼狈溃退了。辛稼轩原怀抱着极大的希望注视着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却只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四十年后，辛稼轩向其友人程珌谈及此事时仍说：符离之战，宋兵简直是“不战自溃”的，其在当时所给予辛稼轩的刺激之深痛，当可想见。在无法排遣这种忧伤惨痛情怀时，在隆兴二年（1164）的暮春，他又在江阴军的官舍中赋写了如下的《满江红》词：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上片中的“一番风雨，一番狼籍”，自是指符离之役而言。下片云云，则表明前途之暗淡渺茫，难于捉摸。这使他觉得，他再也不敢替最高层的决策者们去代筹国家的军政大计了。这表明辛稼轩确曾因符离溃败的消息而一度陷入极度沮丧迷惘的困境。

然而在熬过了这一短暂的悲观失望的时光之后，辛稼轩猛然意识到他所面临的严峻的局势，迫使他必须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因为，在吃了这次惨重的败仗之后，南宋的朝野上下，军民人等，绝大多数都陷入几近绝望的颓丧氛围之中了，倘让这种消极气势长此继续下去，那将会酿铸成更为糟糕和危险的结局。辛稼轩觉得他有责任把这种危机加以拯救，“回狂澜于既倒”，把弥漫于朝野的消极气势振作起来，把人们的低沉颓丧情绪昂扬起来。于是从隆兴二年（1164）的夏秋之间开始，他就计划并动笔写一组有关南宋军政大计的论文，定名为《美芹十论》，要呈献给孝宗皇帝。

《美芹十论》的全文于第二年，即乾道元年（1165），陆续写完，写完后便由江阴军送往临安（今浙江杭州）去了。

《美芹十论》究为何年奏进，我在所编《稼轩年谱》及《辛稼轩诗文抄存》中均依辛启泰所编《稼轩集抄存》之说，定为乾道元年乙酉，几年前又有人提出异议，以为应从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定为乾道四、五年稼轩任建康通判时。今按：乾道元年奏进之说，是确凿不可移易的。因为，一则张浚卒于隆兴二年，而在进呈《十论》之时，稼轩还未闻张浚的死讯；二则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下半年内，南宋从金人手中光复了海、泗、唐、邓四州，到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在宋金重订的和议中，规定“两国疆界一如绍兴之旧”，于是上述四州又归属金国。而在《十论》的《察情第二》中却有“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等语，可证其撰写这段文字的时间，必尚在隆兴二年十一月之前，则乾道元年（1165）写完奏进，自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二、《美芹十论》的主旨所在

辛稼轩之所以要撰写和进呈《美芹十论》，既然是以振作低沉情绪、昂扬士气民心为目的，他自然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消极情绪和改变对符离丧师的沉痛评价。所以，在其开宗明义的进呈《十论》的《札子》当中，就明确地说道：

唯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绍兴〕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犹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咋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这番苦心孤诣的话，虽主要是在于长南宋皇帝和文武大臣的志气，但他所希求的，决不只是一种短期效应，因为《十论》的正文所论述的，就全是属于战略性的、有关长治久安的一些军政大计。

《美芹十论》共分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个篇章。据辛稼轩在奏进《十论》的《札子》中说，前三篇是论述金方所存在的诸多弱点，后七篇是论述南宋朝廷之亟应施行的。总起来看，他是在把宋金斗争格局下的，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民心的向背、聚散，作了全面的探索、估计和分析、比较，从而做出积极性的建议的。《美芹十论》虽是分为十个篇目撰写的，实际上却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如何才能在战争中争取到主动地位，才能够战胜攻取，完成恢复失地的大业。

《十论》的最后一篇——《详战》，是辛稼轩集中表述其对付金军的战略策略的一篇。在这一篇里，他不再谈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应当具有的各种准备，因为在前几篇中已经说过了，他直截了当地谈说对金用兵应当如何把兵力作最适当的部署。他指出：对于已经定都于燕京的金王朝来说，山东地区的地势，以常山之蛇为喻，正属于金方军事布局上的首脑地位，而开封、洛阳和关陕地区，则居于金方军事上的蛇身、蛇尾地位。然而金方目前的军事部署，却把重点放在开封、洛阳、关陕三地区，在山东地区的备御力量却极为“简略”。针对着这一情况，辛稼轩作出了一个“诳乱敌人耳目”的亦即佯攻的对策。他建议：凡金人屯驻重兵的地方，宋方也遥遥相对地集结重兵。例如，集结重兵于川蜀，就佯称“关陇之地是秦汉故都，形势险要，我是非争不可的”；集结重兵于襄阳，就佯称“洛阳是吾家祖宗陵寝之地，已多年不曾前往祭奠，现在是非争不可的”；集结重兵于淮西，就佯称“汴京是吾家宗庙社稷所在之地，更是一定要争取回来的”。三地都作出进取的姿态，而实际上却都按兵不动，目的只在于吸引住敌人布置在汴京、洛阳和关陕三地的兵马，甚至还要使之调集更多的人马以防守与宋搭界的各州郡，使其陷入“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局势之中，而我们却把真正要攻取的目标放在敌方并不屯驻重兵的山东：在山东的沿海州郡（包括登、莱、沂、密、淄、潍），用战舰驰突其境，把敌方布置在青、密、沂、海等州的几千名士兵吸引了去，使山东之地事实上成为“虚邑”，则“虚邑”中的居民必起而为乱。乘此时机，选一将领，以最精锐的部队，组成一支奇兵，由沭阳急行军北进，与山东起而反金的民军协同作战，正如痛击蛇首，蛇身蛇尾自然无力相应一般，山东之地即指日可下。山东已下，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金人只有塞南门而守燕京一法。这是所谓“避实击虚”、“避险击易”之法；较之“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寸攘尺取为恢复之计”，那是有把握得多的。

（按：《详战》篇所建议的这个以三路驻屯之兵诳乱敌人耳目，而由沭阳出精锐奇兵直取山东的对策，是辛稼轩在南渡之后即已构想成熟的一个方案。据《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篇载：

辛弃疾颇谙晓兵事。云：“……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他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著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兵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才据山东，中原及燕亦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

是时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

辛稼轩于何时何地与张浚相见而有了如上的一番谈话，现在虽已无明文可考，但据张浚所答“某只受一方之命”一语看来，则可断言其时间必定在隆兴元年宋孝宗决定委任张浚督师北伐之后，双方部队尚未接战之前，亦即仍当在隆兴元年之内。是则至少在其撰写《详战》篇两年之前，此一构想已如成竹之在胸矣。）

集结于川蜀、襄阳和淮西的三路大军，各以何人为统帅呢？这自然不是辛稼轩所应提出、所能提出的。但因其只是用来牵制敌军的，所以，他以为“将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锐”；山东沿海州郡的部队也与此相同。但由沭阳北进的奇兵，既然一定要收取战必胜、攻必克的战果，那就必须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和精锐果敢的士卒。在《详战》篇中虽然也没有谈到统帅这支奇兵的具体人选，而在稍后几年写给丞相虞允文的《九议》当中，他却说得十分具体：

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按：此指山东地区对金朝造反的居民），如是不十日而至兖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

这里指名的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都是和辛稼轩在山东同时乃至同伙起而反抗金的统治的，他们对于山东的民情和地理形势等都十分通晓，所以在攻取山东的那支奇兵当中，都应当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然而，在这里，辛稼轩独独没有提到他自己。但我觉得，有充分理由可以推断说，辛稼轩必是认为，只要他的条陈能为朝廷所采纳，他的建议能被认真地加以施行，他就必会被起用于这支奇兵之内的。比如说，用他为这支奇兵统帅人物的参佐之类的职任，以使他得以展其军事长才。

遗憾的是：辛稼轩把《详战》篇的意想在符离之战以前向张浚提出，张浚以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之内回绝了他；而今他又把这一建议写为《美芹十论》的末篇，而《美芹十论》在进呈到朝廷之后，却也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宋孝宗和陈康伯、汤思退等执政大臣的理睬；就连他在几年之后写给新上台的宰相虞允文的《九议》（其中也写进了以奇兵直取山东的构想），我们也看不到虞允文曾做出什么回答。

三、南宋王朝不使辛稼轩担任军职的原因

辛稼轩南归后的最初几年，只是浮沉于各地方的中下级官员职位上，到淳熙二年（1175），南宋政府因苦于茶商军的流徙久久不能平定下去，便起用他为江南西路的提点刑狱，令其带兵去进行镇压。在茶商军果然被他镇压下去之后，他便先后被派往荆湖南北及江西诸路担任监司或帅臣之职。从淳熙九年（1182）起，因受人弹劾，官职被罢免了，便在上饶城外新营建的宅第当中闲居达十年以上。其后又被起用到福建作监司及帅臣，仅及三年又罢官而归，移居铅山，又闲居将近十年。其后又被起用为浙东帅臣及镇江知府，均未久于其任，即又被罢免而退居铅山。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八月病逝于铅山宅第。在他病逝之前四天，南宋王朝因对金发动的战争一败涂地，又急忙起用辛稼轩为枢密都承旨，可能是真心要使辛稼轩施展其军事长才了，然而当这道敕令送达铅山时，大概已经在稼轩身亡十几天乃至几十天之后了。

这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在嘉泰四年（1204）稼轩六十五岁时所写的一段《跋绍兴辛巳（按：即三十一年）亲征诏草》。那段跋语的全文为：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雠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

我今模仿那段跋语，试写成以下诸句：

使稼轩得用于隆兴之初，可以大展其军事的长才；使稼轩得用于乾道年间，可以立不世之大功。今竟使稼轩专以词人被称于后世也，悲夫！

我于半个世纪以前编写《辛稼轩年谱》时，在《谱》前的概述中曾写有如下数语：

然而谗摈销沮，南归四十余年间，强半皆废弃不为时用，用亦不得尽其才。遂乃自诡放浪林泉，藉歌词为陶写之具，而世亦竟以词人称焉！

可证我在研究稼轩生平和业绩的伊始，就已有了这样的感慨情绪。几年前，我在《灵溪词说》中读到叶嘉莹教授的《论辛弃疾词》的长篇论文前所题三绝句之一为：

少年突骑渡江来，

老作词人事可哀。

万里倚天长剑在，

欲飞还敛慨风雷。

可见她对于稼轩的行藏用舍诸大端深致慨叹，也是全得我心之所同然的。

已成过去的历史事件，自然不能再用新的假设作代替。那么，辛稼轩在南归时既然是以“锦襜突骑”的青年人带领着千军万马而渡江的，在南归后不久即又向南宋君相呈献了足以表现其军事韬略的两组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而且以通晓军事知名于时（选派他去平定久未能平的茶商军一事，足可为证），何以南宋王朝竟不肯让他担任真能指挥部队作战的军职，或是能参预决策的高级军事行政职务呢？我试图从《美芹十论》和《九议》当中探索出较为符合情理的解答，探索的结果如下：

一、在《九议》的第九篇中有云：

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媢，有位者相轧，旧交怨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

这里所指陈的，是南宋王朝高级文武臣僚间的派系斗争。其中既有南派与北派的互相倾轧，又有北派人物间的自相倾轧。辛稼轩是北人，他所知北人中间的内幕情况自然较多。而他又是一个在宋王朝南渡三十多年之后才南渡的北人，在朝臣中既无旧交，自然更难成为新贵。宋王朝之南迁杭州，和晋王朝之南迁建康时几乎一样，凡与王室同时南迁的那些官僚士大夫们，对于几年后、十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才渡江而来的人们，不仅心存歧视，甚至还会有非我族类之感的。辛稼轩之所以不能厕身于南宋王朝军政决策的集团之内，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在《美芹十论》的《防微》篇中，辛稼轩先举述了南人之因失意而投降金人的，说应于事先加以防范；继又论述说，亟应对“归正归明”的军民加以“优恤”，“以纾其逃死蓄愤、无所伸诉之心”。在最后，他又引用了《战国策·赵策》中记“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一节内的几句话语而引申道：

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言之，则是为贤母；从妻言之，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

对于辛稼轩的这段文字，我们应当深切地加以领会。文字虽然简短，其中却包涵着无限辛酸的愤激。尽管辛稼轩是“抱忠仗义”而渡江的，是怀抱着“用之可以尊中国”的抱负而渡江的，但如上文所说，他的南渡毕竟后于宋政权的南渡三十五年了，凡在这时候或其稍前稍后南渡的人，一概被南宋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人称做归正人或归明人（在北宋，归正人和归明人原是有区别的，到南宋，这两种人的界限已很模糊，所以稼轩也统称之为“归正归明军民”）。而归正归明军民，如上文所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实际上又只是降兵、降将、降人的代称，是一种并不光彩的称谓。而在这种人群当中，又确实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些人在南归之后，又想方设法请金方指名把他要回，乘机向金人输送有关南宋军政方面的一些情况，藉以谋取某种私利。所以，辛稼轩又在《防微》篇中举述了一些事例，请南宋政府预作防范。然而回顾自己，却也是被人认作归正归明人群中之一员的，并因此而不为南宋政府所倚重，故不能不于此发出这种伤痛的慨叹。我以为，辛稼轩在此后虽也“屡膺阃寄”，却终还不能说他在宦途中已经得遂所愿。如果想探索此事的最深层的原因，那似乎只有从《防微》篇中这几句伤心话里才可求得的。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
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

——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侂胄》书后

郑骞教授的《辛稼轩与韩侂胄》一文，曾发表于1948年的《再生月刊》上，当是他去台湾之前，任职于上海暨南大学时所作。可惜我于其时未得看到。1991年夏，台湾大学的一位友人从郑先生的《景午丛编》中抽印了这篇文章和《辛稼轩的一首〈菩萨蛮〉》惠赠与我，我才得以看到。不幸在此后不久，郑先生便去世了，致使我无法把读后的意见直接与他商讨，只能写出来就正于爱读辛词的朋友们。

《辛稼轩与韩侂胄》文中所论皆为辛韩二人在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见解诸方面的关系，这本是已经从南宋末一直讨论到今天而迄今未能得到共识的一个问题，我在此刻也不愿就此更行饶舌，而只想就他在这篇文章中对辛稼轩作于一个“立春日”的一首《汉宫春》词的解释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先把郑文中与此词有关的几个主要段落照抄如下：

向来热衷之士所以不甘闲废有两个缘故：闲不起与闲不住。前者是经济压迫，后者是精神苦闷，正如俗话所说“挑水的放〔不〕下扁担”。当韩侂胄转变作风收揽人望的时候，辛稼轩落职家居已竟很久了，恐怕已是既闲不住又闲不起。他听到韩侂胄提议举兵恢复的消息，很兴奋而又很怀疑，怀疑韩侂胄和他左右的那些庸材们是否能胜此重任。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汉宫春，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首词全文如下：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恢复的呼声，消沉了二十多年，一般志切国仇，思欲自效的人士，正像冬天蛰伏一样寂寞苦闷，一旦有在高位者重提此事，还不是像美人头上春幡袅袅，告诉我们春天已到了么。偏有一些人主张持重，这与早春的风雨余寒一样地使人不快。虽然如此，春天总是要来的，久蛰思动的志士们已像燕子般作起青春之梦了。可惜主持春之筵席的人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并没有把色香味俱佳的黄柑拿来荐酒，只堆了一盘子韭菜当作珍馐美味，这比风雨余寒还要可厌可怕。无疑的，这是讥讽韩侂胄的用人不当。的确，韩的左右像陈自强、苏师旦那等样人，也不过等于一根韭菜而已。然而这种情形并非长久如此。韩的作风转变了，他已竟像东风的薰梅染柳而逐渐网罗英俊，而且恐怕不久就要网罗到自己头上，这岂不是求仁得仁？干脆出山好了。事情又不是这样简单。英俊才智之士虽被引用，贪庸诌佞之辈却没有去，黄柑青韭弄在一起，这叫甚么味道。南宋偏安积弱，数十年人不知兵，恢复之事本来就没有把握，再加上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个局面，如何能作乐观。然则自己就是出去，也未必能有甚么作为，何苦淌这浑水。想要坚卧不起吧，已竟六十多岁，难道还能再活六十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也不愿意覆掉这个难得而且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左思右想，怎么也不合适：清愁不断，连环难解，此之谓也。总而言之，恢复中原，决非易事，恐怕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在这时候，抬起头来看看，碧空万里，白雁数行，他们倒先回北方去了。这种滋味，真够受的。周介存说：“辛词之怨，未有怨于此者。”当然是如此，稼轩一生家国身世之感，全寄托在这首词上了。

鲖阳居士解释东坡卜算子词，说是刺时感遇之作，被王渔洋骂为“村夫子强作解事”。我这样解释稼轩汉宫春词，曾对一位自称专治纯文学的朋友谈过，他好像也不以为然。我却要坚持我的见解，因为有史实作根据，不像鲖阳居士那样无中生有，全凭臆测。不过我们要知道这是感兴，是寄托，不是灯谜、隐语。在作者写作的时候，内心外境，融为一片，以象征之笔出之，所谓化境是也。讲时无可奈何，只好这样分析开来讲。若以为稼轩作此词时，像作灯谜一样，一句一段的影射出来，当然天下之大无此笨伯。

以上，我不惮其烦地把郑文中牵涉到辛稼轩作于某个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诠释文字全部抄引了来，原因是，为恐稍有删节便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的失误之故。

在不会发生断章取义的条件下，我却要说，郑先生对辛词《汉宫春》的解释，尽管迂曲缭绕地写了那样多的文字，其结果却是全都不得要领，全无是处的。

郑文中说，他“曾对一位自称专治纯文学的朋友谈过，他好像不以为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大概是说，他的这些解释都“有史实作根据”，并不是那位“自称专治纯文学的朋友”所能领会、通晓，所以他“也不以为然”。作为曾经编写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我，并不是一个“专治纯文学”而是以治史为专业的人，我却也不同意郑先生对辛稼轩的这首《汉宫春》所作的那些解释。郑先生说，辛稼轩在这首词中所表述的，“是感兴，是寄托，不是灯谜、隐语”，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他解释这首《汉宫春》时所采用的虽然貌似“以词证史”或“以史注词”的方法，实际上却全是当作灯谜和隐语来进行猜测的。他所引征的史实，全是生拉硬扯了来，与稼轩在此词中的用事是毫不相干的。我在此如果也套用王渔洋贬责鲖阳居士的话，以为郑先生也是“村夫子强作解事”，我觉得是并不苛刻的，虽然郑先生在文中先已为自己排除了这一贬责。

郑文中以南宋人物来阐释这首《汉宫春》词句，最具体的莫过于“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两句，而其“强作解事”之甚也莫过于对这两句的诠释了。他说，“无疑的，这是讥讽韩侂胄的用人不当。的确，韩的左右像陈自强、苏师旦那等样人，也不过等于一根韭菜而已”。把陈自强、苏师旦等小人比作韭菜，当然也就是把包括辛稼轩本人在内的一些有志于恢复的人们比作“色香味俱佳的黄柑”了，试问，在历代的诗赋和骈文散文当中，可曾真有任何一处出现过这样一个取譬的吗？这样的牵强附会，一个“专治纯文学”的人固已不以为然，在我这个专治史学的人看来，是更加不以为然的。

我以为，辛词中的这两句，乃是从苏东坡的《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中的“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两句中脱化而来，而宋人所编《集注分类东坡诗》于前一句下引赵次公注云：“故事：立春日作五辛盘也”，于后一句下引赵次公注云：“黄柑以酿酒，乃洞庭春色也。”而用黄柑酿酒的最原始出典，也见于苏东坡《洞庭春色》诗的小《引》中。其《引》文有云：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以饷其犹子德麟，德麟以饮予，为作此诗。

根据这段《引》文和赵次公在东坡的《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中所作的注释看来，知道东坡诗中的“辛盘得春韭，腊酒是黄柑”二句，仅为紧紧扣合立春的节候而云然，此外别无更深的寄托、隐喻和影射。辛稼轩的“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二句，既也是写于立春之日的，又明系自东坡的《立春日小集》的诗句脱化而来的，则其纯系为扣紧立春节而别无寄托、隐喻和影射，也是必然而无可疑的，何得无中生有地从中寻绎出“像陈自强、苏师旦那等样人也不过等于一根韭菜而已”的涵义呢？

郑先生把“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这两句，翻译为“他并没有把色香味俱佳的黄柑拿来荐酒，只堆了一盘子韭菜当作珍馐美味”，这也说明，他对稼轩在此词中遣词造句的法式，从而对这两句话的涵义，并未真正领悟。因为，这里的“黄柑荐酒”只是说荐黄柑酒，而不是说用黄柑作为酒肴；“更传青韭堆盘”句则应译为“岂能再传送上堆有青韭的五辛盘！”把“更”字作为“岂能再”一语使用，在唐宋人的诗词中既不乏其例，在稼轩词中也不止此一处。例如：

1．在“和范先之送祐之弟归浮粱”的《鹊桥仙》中有句云：“啼鸦衰柳自无聊，更管得离人断肠！”

2．在起句为“病来自是于春懒”的《杏花天》中有句云：“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

这两例中的“更”字与这首《汉宫春》内“更传青韭堆盘”句中的“更”字，都是必须作“岂能再”解（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更”字条），而不能译为别种字样的。因此，《汉宫春》中这两句的大意，应正确译为：连节日应备的黄柑酒都未备办上桌，岂能再传送五辛盘到桌上来呢！

郑先生认为辛稼轩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汉宫春”的写作，是“当韩侂胄转变作风收揽人望的时候”，是在稼轩本人“落职家居已竟很久，已是既闲不住又闲不起”的时候，是当“他听到韩侂胄提议举兵恢复的消息”的时候，虽始终并未指明其确为何年所作，但稼轩于嘉泰三年（1203）既已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而韩侂胄之“转变作风、收揽人望”又均系嘉泰二年（1202）才开始的，是则等于已经说明，这首《汉宫春》乃是写于嘉泰三年的立春之日的，其年稼轩为六十四岁。然而稍加推考，此说是无法令人信从的。首先，此词的下片说到：“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这里的“朱颜”二字，毫无疑问，是稼轩自指其本人，倘若真为六十四岁所作，当然是不可能以“朱颜”自况的。而且，以“朱颜”形容自己的状貌，在六百几十首稼轩词中只此一见，其“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之《水调歌头》，乃稼轩四十岁时所作，其中已有“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等句，则此以“朱颜”状述自己之《汉宫春》词必更为其四十岁以前若干年所作，何得与韩侂胄当国时事有任何关系？其次，词中有“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句中的“年时”、“今宵”和“西园”虽都是些含糊语词，都不能用作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的定语，因而都被郑文略过不谈，但我认为，这些字样全都不失为探求此词作年的一些根据。因为，“年时”一词，犹言昨年或前年，直到现代还是山东济南周围各地的习惯用语，是仅指前一两年而不是指昔年，以“今宵”对“年时”，更可作为明证。是则这首词中的“朱颜”，也就是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拥有上万人马而渡江南下的那位“壮岁”人物，他料定今宵会入梦中的昨年见过的燕子，其所飞往的“西园”，自然也必指历城郊外辛家宅院中的园子。如此则此词之作必当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渡江南下后的第一个立春之日。

在1984—1985年内，铅山县的一位友人为我借得《铅山辛氏宗谱》第一本（据云共五本），这是一部记录在明代从福建迁往铅山的一支辛姓人家的族谱，但因辛稼轩也是一位移居铅山的人，而且享有大名，所以也把一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收录于内，对于稼轩的子嗣后裔一未叙及，却说他们因犯罪逃避他乡，改姓辜（“辛”上加“古”）了，这当然全出捏造。但《历仕始末》所述稼轩生平事历却极完备，尽管因辗转传抄之故而多有讹脱，然其可靠性，其必出于南宋人手笔，则全无可疑。想即自清人辛启泰所见以稼轩为始迁祖之铅山辛氏宗谱摘抄来者，惜此谱今尚未能访得。

《稼轩历仕始末》说，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渡江南下之后，“初居京口，后卜居广信带湖”，据此可知，稼轩在渡江之初是寓居京口的，而以金的新息县附宋并“尽室而南”的范邦彦一家，也已于一年以前（即绍兴三十一年）寓居京口。范邦彦有一女儿，恰与稼轩同龄（稼轩“寿内子”的《浣溪沙》词起句为“寿酒同斟喜有余”，其下更有“两人百岁恰乘除”句可证），即同为二十三岁。既同是他乡流寓人，又属“忠义相知”，在先后相继来寓京口之后，稼轩遂即成了范家的郎婿（据牟alt《书范雷卿家谱》）。根据这些考索，可以断言，辛范的成婚，必即是绍兴三十二年内事，而这首《汉宫春》的写作，其时间也必然就是在这一年腊月二十二（1163年1月28日）的立春之日，地点则必是京口。

虽是燕尔新婚，却也是临时营求到的寓所，因而在迎接过江后的第一个立春节日的时候，由于家中的一切设备还都很简陋，餐桌上便只能是草草杯盘，既拿不出黄柑酒，更摆不上五辛盘。然而即使这简陋的家况，也说明稼轩这时毕竟有了一个家了。稼轩有一首《满江红》词，起句为“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知其为隆兴二年（1164）之作，也可证稼轩在抵达江南之后即也有家有室了。

因为是在“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所以辛稼轩一方面满怀着打回老家去的壮志雄图，一方面总还是念念不忘家乡间的一些景致和风物，所以在上片既有“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之句；在下片则又有“清愁不断，问何人能解连环”之句，并用“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作了结语。

我的朋友中，也有人虽大致同意我对这首《汉宫春》词意的解释，却又以为词中的“美人”并非泛指，而是专指其新妇；下片的“朱颜”也非稼轩对自己的状述，而也是指其新妇而言。我以为，即使接受这一意见，对于我所认定的此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也还是不能改动的。

附记：上面讨论的这首《汉宫春》，在我编写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直到1978年重印的那一版，因为当时未作较大的改动，所以还是把它放在《作年莫考诸什》的那一卷中。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我看到了那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之后，以其中的“初居京口”句与牟alt《书范雷卿家谱》中所述范邦彦与稼轩“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之事，以及刘宰所撰《范如山行述》中所述范邦彦“开蔡城以迎王师，因尽室而南”诸语并合思考，遂得断言稼轩之完婚必即在绍兴三十二年，而此词之作必在同年末立春之日。故在八十年代后期改编《稼轩词编年笺注》时，即将此词移冠全书之首。如在八十年代之前得读郑先生此文，亦不可能写出此篇《书后》，最多不过批评他对黄柑青韭两句的牵强附会的解释是“强作解事”而已。

1992年4月15日完稿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时年八十五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2期）

辛稼轩“书东流村壁”的《念奴娇》的
写作时、地问题

——与陈志昂君商榷

一、小　引

辛稼轩是一位爱国词人，这已成为八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共识，自不须再作论证。但是，说辛稼轩是爱国词人，乃是从辛词中的一些重要篇章而得出的一个论断，是就其词中的主旋律而得出的一个定语，如果把稼轩的每一首词都理解并解释为寓有恢复失地、报民族仇、雪国家耻的作品，那就必定要失之穿凿、失之牵强附会了。因为，辛稼轩毕竟也是具有七情六根的人，他总不免有时为一些身边琐事，或本身承担的工作的顺利与否，而致情感上发生喜怒忧苦等等的变化，或在与朋友觥筹交错之际而有所感触，遂即赋写歌词。在全部稼轩词中，属于这样一些类型的为数是不少的。即如此刻我所要特地对其涵义进行商榷的，稼轩“书东流村壁”的《念奴娇》词，我就认定它只是赋写闲情逸致的一篇作品，而决非涉及国家民族的新仇旧恨的。我以为，只有如此认定，才可能对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作出符合事实与情理的解答。

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梁启超、启勋昆仲早就提出了与此正相反背的意见；而到近今，在《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一期上，又刊出了陈志昂君的《稼轩词〈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考辨》一文，其所辨诘的主要对象，还是我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对此词的诠释以及所拟定的它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现在先把此词全文抄录于下：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我在《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定此词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稼轩三十九岁时所作，并于注中说道：“玩此词语意，盖亦稼轩江行途中所作，则东流村壁者，乃指东流县境内之某村，而非村以东流名也。梁启超于《韵文与情感》中解释此词，谓东流为‘徽、钦二帝北行所经之地’，而定此词为稼轩少年时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经行其处时所作，盖误。”

二、陈志昂君的新作

在这里，我只对梁启超之说作了“盖误”二字的判词，而未详细论述其所以为“误”；并且，对其介弟梁启勋在《稼轩词疏证》中对梁启超说所作的引申、补充和阐发的一些话语也一字未加引用，这自然较难使人信服。因此，陈志昂君在其所作的《考辨》中，为了就梁氏昆仲之说与我所主张之说进行对比以决定取舍，便从《稼轩词疏证》中引录了如下的大段文字：

此词见甲集，作年无可考。唯相传写徽钦二宗北狩之事，词意甚似。……徽钦二宗北行之途径，据史文所载，则自汴梁，经浚州、真定府、中山、代州而至云州，东行至燕山府，住愍忠寺，乃再折而东北行，至会宁，终于韩城。以今地理释之，则由开封经彰德、正定、保定，入龙泉关，斜掠太原东境，北行而之大同，又东折而至北京，住宣武门外法源寺，再出关至吉林之阿城县，终于延吉之五国城。若此词之本事果如所传，则东流村或当在豫北、南直隶之间。考先生到此地之机会，一在儿时随乃祖宦游开封时……一在《美芹十论》札子所云，两随计吏抵燕山视形势之时，一在天平节度使耿京幕中时。凡此，皆二十二岁以前之事，若二十三岁南归后；则绝对无缘重履此地矣。果如是，则此词当是绍兴三十二年壬午以前作。……但东流村之所在地，一时无可考……池州有东流县，但县而非村，且非徽钦二宗北行所经之地。

在列举了梁氏昆仲之说和拙见的异同之后，陈君继即表态说：

那么，究竟此词作于何时何地，内容究竟如何？现在我们细味词中各语，觉得仍以梁氏昆仲之说为近似。简言之，此词当是稼轩南渡以前，客游徽钦二帝北狩行经之故地，闻故老追述当日情状，痛感国家兴亡，愤而有作，题写于东流村之壁间的。

此下，陈君就进而“依上述认识”，对此词的每一句都作了解说，都解释为寓有国亡君辱的悲愤沉痛情绪之句。例如对“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两句的解释是：

显然，所谓“旧恨”，是二帝北狩，东都沦陷之痛史；“新恨”则是康王南渡、偏安江左之残局。诚如梁任公所说，来到徽钦二宗北行所经之东流村，“把稼轩的新愁旧恨一齐招惹出来了”。

总之，陈君对这首《念奴娇》词全部语句的解释，全都是用以支持和落实梁氏昆仲的两个论点的，那就是：（1）此词为稼轩经行徽钦二帝被俘虏北去时所曾经过的一个处所有感而作的；（2）他一定是把新作的这首词书写在一个名叫东流村的墙壁上的。

三、一个完全正确的论断

然而，陈志昂君对梁氏昆仲的论点并不完全表示赞同，所以他只说，对于此词作于何时何地的问题，他“觉得仍以梁氏昆仲之说为近似”，而并不予以全盘肯定。事实上，他对梁启勋在《稼轩词疏证》中所设定的这首《念奴娇》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是全部都予以否定，都全由他自己另立新说的。

梁启超认为宋徽宗、钦宗父子被金人俘虏后同路北行，梁启勋更把他们父子二人北行的路径在《稼轩词疏证》中指实为“自汴梁，经浚州、真定府、中山、代州而至云州，东行至燕山府，住愍忠寺……”，这与史实全相背谬，陈志昂君根据《宋史》、《金史》中的有关《纪》、《传》、《宋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以及《续资治通鉴》等书，而得出一个结论说：

综合诸史记载，可以知道：徽钦二宗是被金人分别劫持，先后两批，分两路北迁的。金帅斡离不，劫持徽宗，于1127年三月丁巳，由汴京北行，经滑州北去。钦宗在粘没喝军中，于同年四月庚申朔，由汴京西行，至郑州始折行而北。盖金兵南侵时即分东西二路，粘没喝为左副元帅，自太原伐宋，斡离不为南京路都统，自燕山进兵；最后会师于汴京。北返之路线，即其进兵之路线，而分别虏去宋之皇帝与太上皇为战利品。

尽管陈君在这里所使用的只是一些间接史料而无一种最原始的史料，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正确的。

四、一个基本正确的论断

至于斡离不和粘没喝两路人马离汴以后的北行路线，陈君也“参照诸史，大致划出”。今摘录其所划斡离不及宋徽宗的一路如下：

斡离不及徽宗一路（东路）系由滑州（今河南省滑县）而浚州（河南省今浚县），过邯郸、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邢台、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入城休息两天，至中山（今河北定县）。前此皆急行军，至此稍稍缓行，于是年五月十八日入燕京，次日，馆于延寿寺。

这段叙述，基本无误。但陈君如能采用更较原始的史料《靖康稗史》中的《呻吟语》，则徽宗北行沿途情况就更为详晰了。《呻吟语》虽自始即不著撰人，这可能是有意地不愿透露其姓名，但其作者乃是一个随从在徽宗身边一同北行、最后又返回南宋的一人，其所记有关各人的言行皆亲见亲闻，千真万确，却是可以断定的。它的史料价值之高，是远远胜过曹勋的《北狩见闻录》的。今就《呻吟语》摘录有关诸事稍作补充：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上启跸，共车八百六十余两，发自刘家寺（寨），夜宿封丘界……

四月朔，宿胙城界……

初二日，河北报惊，停车两日。虏遣兵士先渡。

初四日，抵沙店。

初五日，渡河，宿滑州。

初七日，次汤阴。……

初八日，次相州。……连日雨，车皆渗漏，避雨虏兵帐中者，多奸毙。

十二日，次邯郸。所行非驿道，几不辨路。

十五日，次邢州。连日风雨，车折马倒，被掠者死亡日甚。

十六日，次都城店。……

十八日，次柏乡。渡河后，居民尽矣。荆榛瓦砾中尸骨纵横，御车牛马时有倒毙，离割争啖。被掠者日以泪洗面。……

二十一日，次栾城。

二十三日，至真定。太上与斡酋并辔入东门，馆静渊庄。……以修车换马，驻跸三日。……自刘家寨至真定八百里。

二十四日，斡酋设席宴太上、诸王毕，又设席宴郑后、妃嫔。

二十五日，斡酋以紫罗伞迎太上围猎。……

二十七日，太上与斡酋行，余屯真定城外。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杀之，以城降。

二十九日，太上、斡酋回真定。

三十日，斡酋令太上、郑后、贡女三起先行。五月十三日抵燕山。计程五百三十里。

五月初一日，真定万户宴斡酋，帝姬、王夫人等坐骑以从。番人聚观如潮涌。屯驻四日，候诸军尽发。初五日起程。十七日抵燕山。

十八日，斡酋请太上看球射。旋送太上、郑后以下九百余人馆延寿寺。

根据以上所引录的《呻吟语》诸条记载，可以证知陈文所说“入真定城休息两天”，“至中山以前皆急行军，至此稍稍缓行”，宋徽宗“五月十八日至燕京，次日馆于延寿寺”诸语，都是与史实小有出入的。但是，尽管如此，陈君所划的徽宗北行路线毕竟还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有了如上所举的一个“完全正确”的论断和一个“基本正确”的论断，陈志昂君是大可以在此两个论断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而驳斥梁氏昆仲以东流村在徽钦二宗被俘北行时经行之地一说的。因为，徽宗北行时所经行的有明确记载的城市镇店如彼其多，何以辛稼轩在经行时全无感触，而独独对一个本属子虚乌有的东流村感慨系之呢？这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使梁氏昆仲无言可答的吗？然而，值得人们慨然兴叹的是，陈君不肯如此这般地思考，却偏要离奇古怪地制造出如下两个荒诞无稽之谈。

五、一个荒诞无稽之谈

陈君说：

稼轩两次赴燕京应试北上的途径，当系由济南北行至沧州，沿运河直抵燕京，而不可能枉道西行，由邯郸、邢台北行，经正定、定县到燕京，更不可能南下豫北了。换言之，稼轩赴试之路线，与徽宗北狩之路线，为东西两条大致平行之线，两线绝无相交的可能。纵令徽宗经行之豫北、冀南有东流一村，稼轩亦无从过而题壁。

这简直是一番梦呓语言！这在陈君虽有姑妄言之的自由，而在我却也觉得有请君住口的权利。赋予我以此种权利的，恰恰是辛稼轩本人，是他自身的经历和言谈。

在南宋程珌的《洺水集》（明嘉靖刻本）中，载有他的一篇《丙子轮对札子》，其中有一段说：

甲子（按：即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其年稼轩六十五岁）之夏，辛弃疾尝为臣言……于是出方寸之锦以示臣，其上皆虏人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夫将帅之姓名。且指其锦而言曰：“此已费四千缗矣。”又言：“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弃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

照文中所说，对于“中山之为州”，辛稼轩既那般熟悉，而且明言是他“少年所经行者”，这不正可证明，当辛稼轩“两随计吏赴燕山谛观形势”之时，恰恰是由真定而中山，最终达于燕山的吗！有何根据，说他是取道沧州的呢？

六、又一个荒诞无稽之谈

陈君又说：

总之，东流村必在燕京附近。最有力的证据为：冀豫之间，迄未发现东流之地名，而北京附近则确有以东流村名者，即昌平县之大东流、小东流是也。

为了证实这一论断，陈君分为几个层次说道：

考二帝在燕京，约住四五个月。至秋，徙居中京。……考中京（内蒙古大明城）在燕京之东北。二帝迁徙之路线可能是：出通天门或拱辰门，北行至小汤山，然后折行而东，至顺义、怀柔，趋古北口。果如此，则必经东流村。（按：陈君已考定，通天、拱辰为当时燕京之北门，但陈君只说，二帝离燕京时“可能”出此二门，我不禁要问：“可能”二字何以服读者？）

在全文的结论中，陈君更把他的论据明确交代出来，其意大概以为，这样就会使读者再也不能加以否认了。今也全部照抄于此：

总结全文，结论如下：

1127年秋，徽、钦二帝离开燕京继续北行，出通天门或拱辰门，至昌平县，止宿于东流村，故吏遗民有饯送于牤牛河畔者。三十年后，即1157年，稼轩十八岁，再赴燕京，入春闱。考试已毕，清明节后，出城北抵燕山谛观形势，至东流村，父老为说二帝北行情景。夜寒难寐，追思父老之言，新愁旧恨，不可抑止，乃作此词，并书于壁间。此词盖稼轩集中今日所可考见作年最早之作，足以表明少年辛弃疾早熟之爱国思想及创作才能，值得我们特加重视。

笔者想到此文论点，时在1958年。是年早春，笔者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于车水马龙中忽见一面红旗迎风招展，其上大书“东流村”三字。一个闪电般的念头掠过笔者心头：“这不是稼轩题壁的东流村吗？”数十年来人事倥偬，未能对此问题详加考索，而此念头未尝一日去怀也。近日稍加钩稽，成此戋戋一文，谬误必多，深望海内方家有以教我。

根据陈君的这些话语，我们有足够的材料可以溯述他这篇文章的成因了，那就是，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猛然看到写着“东流村”三字的一面红旗，使他联想到辛稼轩“书东流村壁”的那首《念奴娇》词，拼命要把辛稼轩“两赴燕山谛观形势”的燕山解释为直指横亘于今昌平县北境的燕山山脉，而不承认其所指为北宋一度改称燕山府的燕京城；徽钦二帝由燕京继续北行的路线，他也不顾史书的记载并武断地说成由燕京的北门北行，至牤牛河畔的东流村，止宿一夜方又折而东行；辛稼轩在燕京考试之后，为了“谛观形势”，特地前去燕山脚下，又恰好到了东流村中，得以从父老口中闻知二帝经行情况，遂有感而赋此词。

在这里，我们要向陈志昂君发问：

一、你从哪种史志中找见，在十二世纪的前半就在昌平县有个东流村呢？

二、辛稼轩之“两抵燕山谛观形势”，以其晚年守镇江之日派遣间谍深入金境时所提要求作参考，乃是指“谛观”从真定、中山沿途直至燕京内外的各种军事布置而言，这在当时的燕京城以北二百余华里之外的燕山，非宋金战争涉足之地，辛稼轩有何必要到那里去“谛观形势”呢？

三、你既明明看到南宋晚年江万里的《宣政杂录》中记有“太上北狩，经蓟县梁鱼务”的事迹，而且还明明知道“此说出自宋人，蓟县在燕京正东偏北，为出榆关赴中京可能经过之地”，有什么理由反而“仍然认为，二帝离燕，出通天、拱辰门北行之可能性为大”呢？

又，即如宋徽钦二帝离燕京更走向东北，其最初一段行程，旧说皆以为经过蓟县，陈君创为出燕京北门而北行绕昌平北境之说，乃无凭无据之谈。若谓著《宣政杂录》的江万里去北宋之亡已百数十年，而且身居南宋，对于徽钦被俘入金之后的活动乃得之传闻，所载容有未可尽信之处，那么，且让我再举《呻吟语》中的一条记载来作证。《呻吟语》关于二帝离燕京更向东北迁徙的记载为：

虏以康王兵盛，又请二帝北徙。九月初三日，出燕山东门，民皆涕泣跪送。过石门（按：石门在蓟县西北之盘山中，因有二大石对峙，故名），至景州（在今遵化县境内），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按：当即今滦河）、泽河，过大漠，十月十八日抵中京。

根据这段记载，宋之被俘皇帝由燕京更向中京进发，是出燕京的东门取道于蓟县，而绝不是出燕京北门而绕道昌平北境的。

七、此词究竟作于何年何地

以上所辨析的，全部都是关于稼轩的这首《念奴娇》的写作地点的问题，而且，只是说它决不能写于某地，而没有说它必定写于某地。至于这首词之写作年份，则陈志昂君的意见与梁氏昆仲的意见是并无不同的，那就是，写于稼轩十八岁第二次抵燕京应试之年。陈君还就此问题于文中设为一段问答说：

或曰：稼轩南归时，仍是横槊少年，如此词作于南归以前，则其时稼轩尚未弱冠，何得有华发之叹？其实，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在文学中是常见的。忧能伤人，不是一句空话。

这番话也完全错误。辛稼轩诚然有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丑奴儿》词句，说明他在少年时所赋写的词中多有夸张语句。然而，在“尚未弱冠”之年便已在词中自叹因忧愁而生了许多白发，这却不能成为艺术的夸张手法而只能成为笑谈了。

辛稼轩三十九岁那年，在“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的《水调歌头》中已有“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诸语，把“老”与“白首”相并使用，虽然其间也不无夸张成分，但当时的稼轩必已有了一些白发却是可以相信的。《念奴娇》下片最后几句为：“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既然对方当面如此惊问，则同样可以证知其必已有了一些白发。这怎么能是一个“尚未弱冠”的人所可用的夸张手法呢！

所以，总结来说，我在《稼轩词编年笺注》当中对于这首《念奴娇》词的写作时、地的安排还是比较妥帖的，那就是：稼轩三十九岁那年（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在江行途中，写于池州东流县某村的墙壁上的。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

一、司马光《记闻》的撰写和整理

司马光在宋哲宗初年身居相位期内的一些政治设施虽基本上无足称道，但他在当政之前的十多年内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却真正称得起是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史巨著。他虽然不曾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那样，标举出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著述宗旨，但每一个读过这部二百九十四卷大书的人，总都可以体会到，他确实也是把司马迁所标举的宗旨贯穿在全书当中了的。

我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全都有极重视近现代史的传统，这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对于隋唐五代史事的特别致详，而其对此期内史事的记述和考异也都更较精确。然而司马光是生在北宋中叶的人，当他能够参加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活动之日，上距北宋之建立已将及百年，所以，只有宋朝建立以后的历史才能算做他的现代史，而司马光也确实是有意于此，即还准备写一部《资治通鉴后纪》，也就是北宋建国以后的历史。《记闻》一书，则是司马光平时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一些与国家的军政大事、或列祖列宗、或文武大臣、或朝章政典、或契丹、西夏等有关事项，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通鉴后纪》之用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九七《经籍考》中的史部传记类，于《温公日记》下引录了“巽岩李氏”（按：即李焘）叙述此事的一段话说：

文正公初与刘道原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纪》。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祐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纪》之具也。自嘉祐以前，甲子不详，则号《记闻》；嘉祐以后，乃名《日记》；若《朔记》，则书略成编矣。始，文正子孙藏其书祖庙，谨甚。党祸既解，乃稍出之。旋经离乱，多所亡逸。……事亦有与《正史》、《实录》不同者，盖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是，此文正“长编”法。

今按：李焘说《记闻》之所以取名为《记闻》，乃是因为其中所记皆嘉祐年间以及更在它以前的事，各事发生的年月日既不能详知，所以只好使用一个比较含混的名称。此说实大误。一则《记闻》中的记事，如卷六《冯拯河南人》条和卷八《李文定迪》条，均称仁宗为“今上”，可见所说嘉祐年间事并非全属事后追记，因而不存在“甲子不详”的问题；二则其中所记决不止于嘉祐，有关神宗一代的事也很不少。而被李焘引录于《续通鉴长编》神宗朝中的条目就很多。一段短短说明，竟有这样多的错误，殊难索解。然说《记闻》为《后纪》之具，却证明了这部《记闻》，确实是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后纪》而储备的资料汇编之一种。

但是，司马光这部随手记录的杂记，不但司马光本人在世时不曾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在他身后，直到北宋灭亡，也还是没有人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虽然在社会上已经广泛地流行着它的一些传抄本。这些，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四绍兴六年八月己亥的一段记事中可以考知：

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槙为嗣，而槙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范）冲令编类进入。冲言：

光平生记录文字甚多，自兵兴以来所存无几。当时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议论，宾客游从、道路传闻之语，莫不记录。有身见者，有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细书连粘，缀集成卷。即未暇照据年月先后，是非虚实，姑记之而已，非成书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孙植皆不以示人，诚未可传也。臣既奉诏旨，即欲略加删修以进。又念此书已散落于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删之适足以增疑，臣虽不敢私，其能必人以为无意哉。不若不删之为愈也。辄据所录，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要之，此书虽不可尽信，其有补治道亦多矣。

于是冲裒为十册上之……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

这段记载透露了以下几种信息：一、范冲所整理的，是司马光的那份手稿，而不是经过传抄的本子；二、范冲对于司马光的这份手稿，只有在有根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敢于正误、补阙；三、对其中的记事重复而文字稍有详略不同的，尽量两存其说而不予删除；四、在范冲整理之后，是把它分别装订成十册的；五、书名是《记闻》二字。

二、《记闻》的最初刊行及其真伪问题

宋高宗之命赵鼎谕范冲编类《记闻》，虽不知确在何时，但前引《系年要录》的记事，于绍兴六年八月既已说“于是冲裒为十册上之”，可见在其时已经整理完毕。然而整理完毕之后却并未继之以刻印行世。原因是，赵鼎同司马光后裔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金人灭掉北宋，把司马光的从孙司马朴俘虏北去，且要“悉取其孥”的时候，朴子倬就是因赵鼎把他匿于蜀中而得免的（见《宋史·司马朴传》）。范冲是参与修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的儿子，南宋初年，他寓居衢州（见《宋会要·崇儒》五之三〇），司马光的南下的家属就“存养”在他的衢州家中（见《宋会要·选举》三二之一八）。同时，他与赵鼎的关系也极为深厚。到绍兴七年，赵鼎被秦桧排斥出南宋政府，自然也要连累到范冲，连累到范冲所整理的司马光的《记闻》，使其不可能再付之手民，刻印行世。

在范冲把司马光的《记闻》进行了编次整理而呈缴宋高宗十来年后，即大约在绍兴十五年，建州的书坊中却私自刻印了这部《记闻》。到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槙（即把司马光的书籍生产皆荡覆了的那个司马槙的儿子，见《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闻知此事或亲见此书之后，便上疏声明，说此书乃是假冒司马光之名的一部伪书，于是南宋政府又诏建州守臣将此书版毁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记其事云：

〔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左承务郎新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故事。缘曾祖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伋特迁一官。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当时建州的刻本，是把书名刻作《司马温公记闻》的。这个刻本的卷数，这里没有谈到，但可断言，它必然不是经范冲整理过的那个本子（理由详后）。至于司马伋声明此书为伪作，说司马光平日并无这种论著，这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在南宋人的所有记载当中，是找不出任何一条可以与之互相印证的资料的。恰恰相反，在朱熹的《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一文中有云：

绍兴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杰之祸，自信安来客崇安，予得从之游，……时又尝问炳文：“或谓《涑水记闻》非温公书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温公日录（按：此为按日记录之意），月别为卷，面记行事，皆述见闻，手笔细书，今可覆视，岂他人之所得为哉。特其间善恶杂书，无所隐避，使所书之家或讳之而不欲传耳。”

范仲彪是范冲的儿子，据其所述“温公日录，月别为卷”，大概是范冲加以整理编次之前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见的《记闻》，虽分卷有所不同，其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则是各本都相同的。范仲彪既看到了手写的原稿，则《记闻》乃司马光所作为无疑。在黎靖德编的《朱子语类》卷二三〇，又载有朱熹晚年对其门人的一段谈话，说道：

《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原注：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

这里所说的范太史即范祖禹，其孙即范仲彪。朱熹这段谈话虽只是简括复述了范仲彪当面告他的那些话语，但他却添加了当他编撰《八朝言行录》时吕祖谦兄弟亦来辨一事，而且继之以“为子孙者”云云诸语，可见他是坚决确认《记闻》为司马光所作，决非别人“妄借名字，售其私说”而伪为之的。

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四，有一条的标目是《〈纪闻〉非温公所为》，文中说道：

温公著《纪闻》，多得于人言，则有毁者或失其真之说，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纪闻》非公所为，然后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间。最后，予读东坡悼《徐德占诗》，……乃知《纪闻》所传不足信。

文中的“或者”，必即指司马伋而言，但在此句之下，紧接着就加了“然后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间”一句，则吴曾之意明明是并不同意“《纪闻》非公所为”这一说的。而且，《能改斋漫录》的这一条，开头就很肯定地说“司马公《纪闻》”云云，而上面所摘引的一段，也很肯定地说“温公著《纪闻》多得于人言”，则其认定《纪闻》确为司马光所撰写之书，是毫无疑义的。如果仅因这一标目而即断言吴曾认为《纪闻》非司马光所撰写，那只能说是没有读懂吴曾此条的文义。

南宋晚年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了《涑水记闻》十卷，其下所加的《解题》是：

司马光撰。此书行于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以为讳，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伋季思遂从而实之，上章乞毁板，识者以为讥。

从《解题》的第一句话就可看出，陈振孙也是把《涑水记闻》肯定为司马光的著作，而对司马伋之加以否认，则在末尾说“识者以为讥”了。

但是，陈振孙所写的这一段《解题》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根据司马伋奏疏所说，建州所刻书名为《司马温公记闻》，而见于前引吴曾《能改斋漫录》中的也只作《纪闻》，南宋孝宗年间晁公武所著《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也作：“《温公记闻》五卷——右皇朝司马光撰，记宾客所谈祖宗及当时杂事。”虽然这里所著录的五卷本《温公记闻》是否即建州的那个刻本还难考知，但李焘的《续通鉴长编》成书于孝宗淳熙十一年以前，其中引用司马光此书之处极为繁夥，或作《司马光记闻》，或作《记闻》，通全书无一处冠“涑水”二字者，当可证知，在南宋前期，《记闻》的传抄本还并没有统一在“涑水记闻”这一名称之下，因而，绍兴十五年建安刻本之名称，是《司马温公记闻》而非《涑水记闻》，是断然没有问题的。而且，建安所刻虽未必即是晁公武所著录的那个五卷本《温公记闻》，却也无法确证其必然不是；而《直斋书录解题》直截了当地以为司马伋请求毁板的就是十卷本的《涑水记闻》，亦即经范冲分装成十册的那个本子，这就不能不令人发生疑窦了。其次，从宋高宗的绍兴八年到绍兴二十五年，正是大奸大恶的权相秦桧势焰高涨之日，而当时吕夷简的后裔，在社会上与政治上享有较高的名望与地位的，只有与赵鼎相交甚厚的吕本中一人。陈振孙所说“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者，当即为朱熹附注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五《御史中丞孔道辅言行录》中的吕本中的那番话，今全录如下：

公（按：指吕夷简）孙中书舍人本中尝言：温公《日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伪。如郭后之废，当时论者止以为文靖不合不力争，及罢诸谏官，为不美尔；然后来范蜀公、刘原父、吕缙叔皆不以文靖为非。盖知郭后之废不为无罪，文靖知不可力争而遂已也。若如此记所言，则是大奸大恶、罪不容诛；当时公议分明，岂容但已乎！

今查吕本中是死于绍兴十五年的，在他去世以前很久，就已经因为与赵鼎相好之故，而为秦桧排斥于官场之外了，他对于《涑水记闻》的这些批评，与秦桧的旨意断然是毫无关涉的，然则何以会使得司马伋如此畏惧，以致“遂从而实之”，且至于请求毁弃书板呢！显见得此说是不可信据的。

三、司马伋奏请禁绝《记闻》的真正原因

上一节内曾说到，南宋初年范冲寓居衢州，存养了司马光的家属，司马伋当时尚在幼年，当即为受到范冲存养的人之一。范冲于绍兴六年之前受宋高宗之命编次《记闻》的事，他决无不知不闻之理。而到绍兴十五年他竟出面声明《记闻》非其曾祖所撰作。对这种不惜变乱事实厚诬祖先的行径，当然不能用吕姓人家的不满为解，而必须向当时的政治气候方面去找出说明。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中，在绍兴十四年内写道：

桧为上言：赵鼎欲立皇太子（按：此指绍兴七年赵鼎居相位时建议立孝宗为太子事），是待陛下终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谋密计，深不可测，与范冲等咸怀异意，以徼无妄之福。——冲尝为资善翊善，故大方诬之。

桧乞禁野史。

同传又在绍兴十五年内写道：

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

而在前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所载司马伋奏请“降旨禁绝”《记闻》的一段文字之下，又写道：

至是，秦桧数请禁野史，伋惧罪，遂讳其书，然其书卒行于世。

自从绍兴五六年以来，在是否把当时已经选定并收养在宫中，而且已经就读于资善堂的赵伯琮（按：即后来的孝宗）正式立为皇太子的问题上，南宋政府的大臣们是有不同意见的：赵鼎、岳飞以及充任资善堂翊善（按：即教师）的范冲等人是赞成的一派，而秦桧及其党羽则以高宗今后还可能有自己的亲生子，便主张把立太子事推迟若干年后再定。到绍兴十四年，前一派人物已在政治上一败涂地（绍兴十一年，范冲病死，岳飞被害，赵鼎则已斥居远方），而秦桧们却仍在继续就这一题目大作文章，摧残异己。因此，《系年要录》中所说司马伋的“惧罪，遂讳其书”，既完全可以否定陈振孙所提出的因吕夷简后裔的不满“遂从而实之”之说，决非单纯因“秦桧数请禁野史”之故（《记闻》编写于五六十年前，是不会遭秦桧之忌的），而是还要藉此一举，表示他与赵鼎、范冲诸人“划清了界限”，免得再受到他们的连累。司马伋的这种心计果然换来了回报：在奏疏递达后的五天之内，南宋政府就明令“司马伋特迁一官！”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于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还有一段记事：

三省枢密院言：“士大夫当修行义以敦风俗。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以后，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收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臣等愿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庶几士风丕变，人知循省。”诏刑部开具，申省取旨。

秦桧是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的，则十一月庚午三省枢密院所上的这道奏札，显然是针对着秦桧当政擅权期内所造成的极恶劣的政风士习而言的。而首开这种风气之先的，从现在所能查检到的南宋人的记载来看，却不能不推司马伋其人了。

元胡三省在其《通鉴释文辩误》的《后记》中有一段文字说道：

绍兴两国讲和，金使来问：“汝家复能用司马温公子孙否？”朝廷始访温公之后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从曾孙也，使奉公祀，自是擢用。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

文中所说司马伋为时人所误而编刻的书，乃是指《通鉴前例》而言。《通鉴前例》今佚，据胡氏所言，知其必为极少可取之作，而司马伋竟对之进行了编辑加工，并且刻印行世，这足以证知他的学术水平不过尔尔。但胡氏认为司马伋之所以为此，乃是因为他“欲昌其家学”之故，这却大谬不然了。《记闻》乃举世公认为司马光的著作，范冲所整理的那个本子且是司马光亲手所写，司马伋何以反而加以否认呢？胡三省对此事不容不知，何以竟不予指出而稍加讥刺呢？大概是爱屋及乌，对于大贤之后特地要心存宽厚的吧。

胡三省在他的这篇《后记》里，还引录了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一条记事：

司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弹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治平四年解中丞还翰林，而此章乃熙宁三年者，季思为妄人所误，不能察耳。（今按：此条见《容斋随笔》卷九）

季思为伋之字。他把《弹王安石章》这一伪品刻入温公集中，究竟是为“妄人所误”呢，还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主动羼入的呢？综合司马伋的诸多行径来看，我倒认为这是出于司马伋的故意妄为的。

四、《记闻》的广泛传布和它所起的作用

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学士大夫们，甚至皇帝当中的高宗和孝宗，一方面对于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极为尊重，另一方面对于三苏（特别是苏轼）的文章也极为仰慕，出现了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情况。所以，尽管因司马伋的曲意逢迎秦桧而致有绍兴十五年毁弃《温公记闻》书板的事，而终因《记闻》所记皆宋哲宗朝以前的一些人和事，并不深遭时忌，成书于绍兴十五年的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当中，即抄有大量的《涑水记闻》的条目，可知当时还有别本流行。故《系年要录》于叙述了有诏毁板事后，接着便说了一句“然其书卒行于世”。而《直斋书录解题》中《涑水记闻》解题的第一句也说“此书行于世久矣”。可知那道毁弃《记闻》书板的诏令发布后也只成为一道具文，并没有妨碍到《记闻》的别种抄本之依旧流传。但是，不论哪一种抄本或刻本，必都是出之于范冲所说的“散落于世”的那些传抄本，而不会有任何一种是出之于经范冲编次整理过的、司马光亲手书写的那一稿本的。因为，如前所说，在范冲把整理过的本子进呈给宋高宗后，仅仅过了一年，赵鼎范冲等人便都被秦桧排斥出南宋政府，那个稿本自然也就长期搁置在宫廷之内而为外间所无法得见了。也因此之故，所以在南宋一代流行在世间的本子，有的分作五卷（如《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有的分作十卷（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有的分作三十二卷（如《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而目前尚可看到的明清两代人的抄本和刻本，既有分作两卷的，也有分作十六卷的，如果追溯这些本子的来源，也未必不是各各都有南宋传本为依据。关于它的名称，则既有作《司马温公记闻》的，也有作《温公记闻》的，也有单作《记闻》或《纪闻》的，也有作《涑水记闻》的。就其彼此间的这些歧互看来，可知其来源决非一个。可能是到南宋晚年，各种抄本和刻本才大都采用《涑水记闻》这一名称的，然而卷数却依然未能一致起来。

经我们校点辑补后的《涑水记闻》，其条目的总数共为四百九十六，而其被引录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的为一百九十二条，被引录于李焘《续通鉴长编》中的为二百一十二条，被引录于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中的为一百二十八条。上举诸书，除《事实类苑》对当时以及后代历史学界的影响比较还不算十分重要以外，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李焘的《续通鉴长编》，则都是南宋以来的谈论北宋史事和评价北宋人物者所要依以折衷的著作。

司马光未等到实现他撰写《资治通鉴后纪》的计划，就去世了。南宋李焘编写成的一部将近千卷的《续通鉴长编》，不但实现了司马光的一桩宿愿，而且，不论在编写的体例方面或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方面，李焘也是谨守司马光的榘矱而不敢违失的。所以，在《记闻》所记录的四百九十余条目当中，被李焘引入《长编》的正文、或附注于正文之下的，竟占五分之二以上。《记闻》本是司马光随手札记的一些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事目，准备将来撰写《通鉴后纪》时采择、或只供“考异”之用的，即使司马光自身撰写《通鉴后纪》，自亦不可能把《记闻》所记全部采入，而李焘所采竟为数如此之多，也可以说，他已经使司马光为撰写《通鉴后纪》作准备的用意得到实现了。

江少虞、李焘、朱熹三人从《记闻》中引用的条目，彼此间有重复的，也有很多并不重复的。把这三家所引用的条目加在一起，即使不计入重复的，为数也已超过《记闻》全部条目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一统计数字，足可说明，《记闻》受到南宋学者们的何等重视，从而也就可以说明，它本身具有何等的史料价值了。

当然，属于司马光这一派系的人认为有史料价值的记载，不属于这一派系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意见；被宋代学者们认为有史料价值的记载，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重新予以估价。所以，尽管这部《记闻》只是为他所计划编写的《通鉴后纪》贮存的资料之一种，司马光本人，就还写有《朔记》和《日记》，也都是为写《后纪》准备的资料，而且尽管与《实录》、《正史》等等相较，《记闻》在《通鉴后纪》（如果进行编写的话）中所占比重又必然极为微末，我们似乎无法单凭这部《记闻》，而评价司马光对其当代历史的认识、理解和造诣之深浅，评价他对当代人物的褒贬之是否公允；然而，窥豹一斑，因小可以见大，单就这部《记闻》，我们总还是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体认的：

首先，如第一节中引用的李焘文中所说那样，司马光之作《记闻》，只是将其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一些事件随时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撰写《后纪》时“递相稽审，质验异同”之用，这既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所采行的“长编”法，同时也就是他写《通鉴》时所创立的“考异”法。而考异这一体裁的创立，不仅为后来的李焘、李心传诸史学家所沿用（尽管他们都没有使用“考异”这一名称），实际上对于撰写历史书籍，也从此别开了一个蹊径，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其次，《记闻》的每条记事的前后，必注明其事为某人所说，一如引用前人的论著必须详注其出处那样，这在宋人的笔记当中也是极为独特罕见的。从这类细小事件上，又正可看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司马光，即使在写一些简短的札记时，也还是从不松弛他的那副谨严、认真的态度的。

用《记闻》作为书名，而书中所记事目绝大部分也确实是得自所闻和所传闻的，这就使得，因传闻而致失实的毛病，在《记闻》中便在所难免了。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举述了有关徐禧的几件事，以为“《纪闻》所传不足信”。另外，则如第十六卷中的《郑侠》条说，“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郑侠的这道奏章，现仍保存在他的《西塘集》中，其中并无“天旱安石所致”云云一段话，可知这段记事并不可靠。然而这条记事下，原已注明是从范尧夫等三人听来的，正如在关于徐禧的记事下注明“得于王熙”一样。司马光在这些误记之处所应承受的责难，只是不经核实而采取了有闻必录的态度加以传布罢了。宋朝《国史》中和元修《宋史》中的《王安石传》都相沿采用了《记闻》的这段记载，这自然是司马光所不曾预料到的了。

至于说，在《记闻》的全书之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这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这意见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在一切有关政治问题的议论上，司马光从来都不掩饰其保守派的观点、立场，当他独居斋舍记录自己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大大小小事件时，倘若采取了相反的观点、立场和态度，那岂不更难取信于读者了吗？清人蔡上翔，为论证司马光王安石二大贤并无意见分歧，竟至在《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序文》中，断言《涑水记闻》非光所作，乃是“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所伪为的。现在我却要反讥蔡氏说，像你那样肆臆武断的一些话语，才真是只有“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的人说得出来的呢！

五、驳王明清《玉照新志》中有关
《涑水记闻》的一条记事

南宋人王明清在其《玉照新志》卷一，有一条记事说：

元祐初修《神宗实录》，秉笔者极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张是也。故词采粲然，高出前代。绍圣初，邓圣求、蔡元长上章，指以为谤史，乞行重修。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记闻》，如韩、富、欧阳诸公传，及叙刘永年家世，载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诋永年、常山，吕正献之评曾南丰，邵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之类，取引甚多。至新史，于是《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且究问前日史臣，悉行迁斥，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修焉，号朱墨本，陈莹中上书曾文肃，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也。

王明清的这段记载，主旨是要说明，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初修的《神宗实录》中，从《涑水记闻》中“取引”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后来受到蔡京、邓润甫的攻击，在改修《神宗实录》时便一概以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的记载取而代之，而且还因此把参与初修的黄、秦、晁、张诸人“悉行迁斥”。清代的四库馆臣对此说深信不疑，于是在《涑水记闻》的《提要》中说道：“是光此书实当日是非之所系，故绍述之党务欲排之。”我却认为，这段记载是颇可怀疑的。因为：第一，据本文第一节所引李焘的话看来，在司马光逝世之后，他的子孙把他的《日记》、《记闻》、《朔记》藏之祖庙，因恐引惹是非，所以“谨甚”。是在“党祸既解”之后，才稍稍传布出来的。既是如此，在元祐初年初修《神宗实录》之日，黄、秦、晁、张诸人根本不可能看到《记闻》其书，如何能从其中取引任何资料呢？第二，对韩琦、富弼、欧阳修诸人，在《涑水记闻》与《熙宁奏对日录》当中固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有关刘永年家世、邵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诸事，在现今传本《记闻》中均不载，且都是与政局全不相干的小事，在两书当中是绝对不会恰恰有针锋相对的记载的，然则如何能用王安石的所记去更换司马光的所记呢？这又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有此二者，我就敢于断言，王明清的这段记事是必不可信的。

在王明清这段记事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神宗实录》的初修本与重修本的问题，却确实是北宋晚年的一大公案。重修本把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尽量取引，陈瓘在其致曾布书信中，和他在奏进给宋徽宗的《四明尊尧集》的《序》中，都用了极为类似的话语，说道：

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辩》。

在《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谈论宋朝法制的部分，也有如下两段话语：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卞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

先生问〔黄〕alt：“有山谷《陈留对问》否？”曰：“无之”。曰：“闻当时秦少游最争得峻，惜乎亦不见之。陆农师却有当来《对问》，其间云：‘尝与山谷争入王介甫“无使上知”之语。’又云：‘当时史官因论温公改诗赋不是，某〔人〕云：“司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叙与诸公争辨之语。’”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证知，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只在于王安石的《日录》，却绝未涉及《记闻》，所以，真正成为“当日是非之所系”的，乃是《熙宁奏对日录》而非《记闻》。蔡卞等人虽把司马光作为主要攻击对象，但主要是反对他的一些政治设施，与《涑水记闻》一书则全不相涉。

跟在《神宗实录》后面而开始纂修的《神宗正史》，也因新旧党人的意见不同而在哲宗一朝未能成书。据《宋史》卷三四八《徐alt传》载，当徐alt于徽宗即位后迁中书舍人时，他曾向徽宗论及此事，说道：

“《神宗正史》，今更五闰矣（按即十二年），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议论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alt草诏戒史官，俾尽心去取，毋使失实。

据“今更五闰”句，知《神宗正史》之着手修撰，至晚在元祐三四年便已开始。而徐alt只说范祖禹等人只采用司马光的“家藏记事”，而不是说他们专用《记闻》，而且其下还有“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一句，则其所说“司马光家藏记事”决非专指《记闻》而言。所以，徐alt的这番话只是《玉照新志》那条记事的反证，而并非它的旁证。

六、王明清的那条记事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

王明清是南宋中叶的人，他所说初修《神宗实录》时就从《涑水记闻》中取引了甚多的条目，虽然必非事实，但他举述的那些条目，例如有关韩琦、富弼、欧阳修的行谊，有关刘永年的家世、徐德占的母事、以至邵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之类，必都是他从当时流行的《涑水记闻》中亲自逐一看到过的，而且必为同时代的人所有目共睹的。但是，在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抄本和刻本的《涑水记闻》当中，仅能检索到有关韩、富、欧阳及徐禧的几条，其余则一概无踪无影。《四库提要》对此曾加以解释说：“明清所举诸条，今乃不见于书中，殆避而删除欤。”我以为，这一解释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从南宋绍兴中此书流布以来，特别是从孝宗、光宗、宁宗以来，也就是说，从王明清在世之时直到他的身后，《涑水记闻》这部书，一直再没有因遭受政治斗争或学术思潮的压力而致必须有所删除之事。陈振孙所说吕夷简的后人对《记闻》的某些条目不满虽确有其事，而与刘永年、邵亢、陈升之也完全无关，自然也不须把这些事加以删除。然而，王明清所举诸条，既为当时人都可向《涑水记闻》加以检照的，而当时又不曾有任何人指明这些条目之并不存在，则其决非出于王明清的虚构也极明显。然则这一问题究应如何解决，我只能把它在此提出，以求教于博雅君子，我本人则深愧无能为力了。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

一、《辨奸论》真伪问题的缘起

（一）《辨奸论》的首次出现

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世间流行着一种传言，说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5）的苏洵，生前曾写了一篇《辨奸论》，是专为指明王安石的奸诈而发的。根据现尚传世的一些宋人笔记来说，最先记及此事的，是成书于宋徽宗末年（1125）的方勺的《泊宅编》（三卷本），其次则为刊行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的邵伯温的《闻见录》，再次则为撰写于绍兴五年（1135）的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今将三书所记摘抄于下：

《泊宅编》卷上第三条记事为：

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原注：介甫不修饰，故目之囚首丧面。）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洵退，于是作《辨奸论》行于世。是时介甫方作馆职，而明允犹布衣也。

《邵氏闻见录》卷十二，所载《辨奸论》撰写的原委为：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辨奸论》一篇，为荆公发也。（按：此下为《辨奸论》全文，兹不具录。）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余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

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司马温公初亦以为不然，至荆公虐民乱政，温公乃深言于上，不从，不拜枢密副使以去。又贻荆公三书，言甚苦，冀荆公之或从也，荆公不从，乃绝之。温公怅然曰：“吕献可之先见，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献可之前十余年，岂温公不见《辨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所载《辨奸》之撰作缘由则为：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稍（按：此字各本多误作少，此从涵芬楼校印《宋元人说部书》本——引者）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

以上所引出于北宋末、南宋初三种笔记关于《辨奸论》撰写及传布过程的记载，彼此间虽也有些歧互不尽符同之处，但他们全都认为《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而不稍存疑，则是一致的。稍后于此，吕祖谦把《辨奸论》收录于《皇朝文鉴》当中，朱熹也把此文摘录于《五朝名臣言行录》的苏洵的《言行录》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也从后人搀入张方平《乐全集》中的那篇伪品《文安先生墓表》（此详下文）照抄了《辨奸论》全文，及“尝试评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诸评语。可证他们对此文为老苏之作，也都是深信不疑的。自此而贯通元明两代，读史者更无一人对此文之为老苏所作提出过异议。

（二）清初李绂对《辨奸论》作者的质疑

到清代初年，生于江西临川县的李绂，因与王安石生同乡里，对王安石的生平行实特加注意，当他看到坊间刻本《苏老泉集》中的《辨奸论》后，便写了一篇《书后》，说道：

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本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载有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叙《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日情事求之，固参差而不合也。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辞句皆同。然则斯言其有耶？抑无有也？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辞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旋以驳开封尹失入为御史举奏，又以争舍人院申请除改文字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

按《墓表》又云：“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按曾文定公作荆公母夫人墓志云卒于嘉祐八年，叙七子官阶，称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是荆公母卒时官甚卑，安见士大夫皆往吊哉。以文定与荆公同时，其为此《表》，不应舛错如是。

又考文定镇益州已为大臣，老泉始以布衣见知，年又小于文定，其卒也官止丞簿，而《墓表》以先生称之，北宋风气近古，必不为此。曾文定为二苏同年友，其作《老泉哀词》，直称明允；乃伉直如张文定，反谦抑过情如是，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

老泉之卒也，欧阳公志其墓，曾子固为之《哀辞》。老泉以文字见知于欧阳公，又以“不近人情”之说相谢，果尝为此文，则欧阳公必见之，而《墓志》中不及《辨奸》，子固《哀辞》亦不及《辨奸》，即当时或不然之，而欧曾全集从不及《辨奸》，《表》谓“当时见者多谓不然”，是此文已流布矣，何欧曾独未之见乎？且子固谓“《志》以纳之圹中，《哀辞》则刻之墓上”，是既有《哀辞》，不应复有《墓表》矣。老泉以治平三年卒，四年葬，张文定又同时在京师，欲为《墓表》宜即在葬时，今《墓表》不著作《表》年月，固已非体；而《表》中及荆公命相，则神宗之世矣，何其迟耶？《墓表》有“蜀无人”之语，而东坡谢书又云“秦无人”，辞既重复，文气又相类，则亦邵氏所赝作耳！不然，东坡谢书感激至于流涕，其后为张文定志墓，叙其与父相知，绝不及此《论》何也？

老泉文峻洁无长语，尝言作文比喻不可太多，而《辨奸》一篇援引肤漫，既引王、卢，又引竖刁三人，又引“用兵者”，何其多耶？其立论既勉强而不可通，其措辞又粗鄙而不可解也。谓其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矣，又谓其“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人之为人，言与行二者而已，言孔老，行夷齐，又何多求焉？……履夷齐之行可谓“阴贼险狠”乎？……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盖《辨奸论》断非老泉作也。（《穆堂初稿》卷四六）

在写过此文之后的若干年，李绂又得见十五卷本的《嘉祐集》，见其中并无《辨奸》一文，遂又写了第二篇《书后》（见同书同卷），说道：

余少时阅世俗刻本《老泉集》，尝书其《辨奸论》后，力辨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相半。欲得宋本参考之，未之得也。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而无疑，而又叹作伪者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

李绂的这两篇《〈辨奸论〉书后》，尽管其写作的动机主要是要为其乡贤辩诬，但围绕《辨奸》问世的可疑诸点，基本上他已提出，他在文中所举述的理由、所作出的论证，也都是极为坚强有力、具有说服力的。

（三）蔡上翔对《辨奸论》作者的再质疑

年辈较晚于李绂的另一个江西人，金溪县的蔡上翔，集一生精力写成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专为表扬王安石的学行和申雪王安石所受诬枉而撰写的。此书完成于十九世纪之初。在它行世以后，直到本世纪的初年，凡评述王安石的历史者，如梁启超等人，几乎都把它作为取材渊薮。实际上，蔡上翔一生并未得见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一书，在采用史料方面是存在着极明显的缺陷的。而蔡上翔的著作态度又十分偏执，悍猛武断的气势贯串于全书之中，实在有失公允。例如，他在此书的《序》中，竟把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琐语》与魏泰的《东轩笔录》、邵伯温的《闻见录》平列在一起，只因各书中都有诋毁王安石的记事，便断言这几种书全都是“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所撰作的，意即署名为司马光撰写的两书都是伪品。又说“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年谱考略·序》）然则《温国行状》是什么人假苏子瞻之名而伪造的呢？蔡上翔却不肯（当然是不可能）作进一步的考求了。

尽管如此，蔡上翔继李绂之后对《辨奸论》所作的辨伪文字，却基本上不是专凭意气而是比较平允可取的。在《年谱考略》卷十嘉祐八年记事内，在依照《宋文鉴》而引录了《辨奸论》全文之后，蔡上翔附有一篇《考略》说：

世传王介甫之奸，苏明允能先见，故其作《辨奸》曰：“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知著”，则固杰然以静者自负矣。又曰：“贤者有不知”，则由“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予考嘉祐初介甫声名甚盛而事权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贤者为何人，而贤者又曷为而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之事也？是虽为《辨奸》缘起，则已支离不成文理矣。既以王衍、卢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阳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何也？史称卢杞有口才，体陋甚，鬼貌蓝色，谓“容貌不足以动人”可矣，谓“言语不足以眩世”可乎？史称杞“贼害忠良，四海共弃”，名列奸臣，为唐室大憝，则以卢杞一人比介甫足矣，而又曰“合王衍、卢杞为一人始足以祸天下”何也？易牙杀子，竖刁自宫，开方弃亲，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后乘人主荒淫，以祸人国者也；若介甫之奸未著，而明允特先为辨之”，既曰：“合王衍、卢杞为一人”，又曰“非特易牙、竖刁、开方三子之比”，明允见微知著果若此乎？后来介甫之奸果至于是乎？

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则必庸流乞丐，穷饿无聊之人而后可，庆历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进士，已践仕途，四年，曾子固称其人为古今不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至和二年，初见欧阳公，次年，以王安石吕公著并荐于朝，称安石德行文章为众所推。则年三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师，始识安石，安有胪列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潞国若此哉！且自庆历二年由签判淮南，至嘉祐初已十五六年，无非在官之日，中间所交若曾子固、孙正之、王逢原、孙莘老、王深父、刘原父、韩持国、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龚深父，皆号为一时贤者，而无一人为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唯吕惠卿，后人以为安石党，考嘉祐三年欧阳公与介甫书，乃始称道其贤，是介甫识惠卿甚迟，而与之共行新法，又为明允所不及见者，彼造谤者，此外欲实指一好名之人为何人，造作语言为何语，私立名字为何名，其将能乎？周公谨曰：“苏明允《辨奸》，尝见陈直斋先生言：‘此虽为介甫发，亦似间及二程，所以后来朱晦庵极力回护，云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后来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说。’”予谓二说皆非也。直斋似据“收召好名之士、颜渊孟轲复出”语，以为间似二程，不知洛学兴于熙丰，则当嘉祐之初，明允何尝知有二程？苏程洛蜀分党，实成于元祐，明允安得有间及二程之事？况伪造安道《墓表》、子瞻《谢书》者，已明言为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宁二年当国，七年辞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辞，遂不复出。当时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为“为天下患”，果有如王衍清谈败俗乎？果有如卢杞贼害忠良乎？果有如竖刁、易牙、开方三子祸起宫闱，倾人家国乎？则以为“遂中他说”，而其实无一中也。诸君子亦知《辨奸》支离无据，故为此揣摩料度之言，而不知实非明允作耳。

穆堂李氏谓前明嘉靖间所刻《嘉祐集》十五卷本，为王氏藏本，并无《辨奸》一篇。乾隆己酉，予亦于书肆见此书，则穆堂断为邵氏伪作无疑也。《辨奸》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本山巨源语，而《宋文鉴》及《名臣言行录》皆曰羊叔子。考《晋书》，王衍尝诣祜，祜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其语与巨源略同。彼作伪者既援引错误，而《文鉴》、《言行录》俱不及察，遂从其原本录之，及传之既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则今世所传本是也。……

惟“卢杞奸邪，终成大患，阴贼害物，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见于吕诲《十事疏》，“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则明允《管仲论》有之，……此皆作伪者心劳日拙，剿袭之所由来也。

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时事，偏见独识固多有之，然能自畅其说，实为千古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恶有《辨奸》乱杂无章若此哉！

我不惮其烦地抄录了李绂和蔡上翔二人论证《辨奸论》决非苏洵所作的几段文字，其原因，是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可取的。据我的孤陋寡闻的知见之所及，在他们的这些文章相继问世之后，除处在李绂之后和蔡上翔之前的《四库全书》的修纂者们持有异议外，似不曾有人写过反驳他们的文章，可以证明他们二人的意见是为一般学者所接受的。但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却撰作了《〈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首先作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刊出，至九十年代初又稍加订补，收入他的《献疑集》中。此文对于李绂和蔡上翔二人围绕《辨奸论》所提出的疑难，所表述的意见（即我在上文所抄引的那些），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即坚决认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认为收录了《辨奸论》全文于内的《文安先生墓表》确为张方平所作，苏轼文集中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也决非后人所伪为，就连李蔡二人所指出的《辨奸论》中一些不合逻辑乃至前言后语自相矛盾之处，章先生也都一一加以分辨和维护，如此等等。他旁征博引，面面俱到，的确称得上是一篇力作。但在我多次读过之后，却终还觉得他对李蔡二人的驳难，并未能真正把他们的意见驳倒，而他所提出的各个论点，其所具有的说服力也颇显微弱，因特再写此文，提出我的一些意见，与章先生进行商榷。

二、与章培恒教授商榷有关《辨奸论》的诸问题

（一）《辨奸》不是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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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绂、蔡上翔二人指出的，《辨奸论》中不合逻辑、支离不成文理的特甚之处，凡有两端：

其一为“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这几句话的前后自相背谬本极明显，一个被“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的人，分明是一个丧失了理性和正义感的卑鄙小人，怎么能称之为“贤者”呢？蔡上翔于《考略》中追问文中所指“贤者”为何人，又曷为而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之事”，已属不必；而章培恒先生对此却力加分疏和曲为回护，并指实这里所称的贤者，即指不但不能察知王安石之奸而且对他“推许甚至”的欧阳修、文彦博、曾巩等人，认为“贤者并非完人，何以不能有‘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之事？”且还举出了王安石曾说曾巩“时时出于（离开）中道，这按之封建道德，即使不比‘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更严重，至少也是同等的错误，但王安石却认为巩‘岂不得为贤者哉’，然则贤者而有‘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之失，何足为奇？”我认为，把“出于中道”与“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等同起来，实在是过于牵强，而把欧阳修、文彦博、曾巩一并推入犯这类过失的人物当中，更是使人无法接受的议论。

其二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这段文字之前后自相矛盾也极明显：正如李绂所说，一个“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的人，其言行均已达到很高尚的境界，何以竟又成了一个“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的人呢？至于“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云云诸语，《辨奸论》的作者的关键用语在于“收召”二字，李绂对此已曾作了驳诘说：“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这已足可使撰作《辨奸论》的人张口结舌，窘于作答；而蔡上翔却更列举出从王安石庆历二年进士及第之后迄于嘉祐初年所有交游的名单，自曾子固、韩持国、刘原父、龚深父等十一人，以为他们“皆号为一时贤者，而无一人为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彼造谤者，此外欲实指一好名之人为何人，造作语言为何语，私立名字为何名，其将能乎？”令人颇感冗赘委琐。不料章培恒教授对李绂的话未予置理，对蔡上翔的这番话却斤斤争辩不休，不但说蔡氏所列名单中人都是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而且说仅举此十一人并未把王安石当时的交游列举完备，于是又增添了吕惠卿、梅尧臣、曾布等人于内，甚至说：“衡以当时关于‘党’的概念，从张方平这段话中（按即《墓表》中‘党友倾一时’云云一段）也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与王安石交游并称赞他的人，包括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在内，都是‘党友’。换言之，王安石当时的这些朋友都是‘党友’。”（《献疑集》页55）这已经把问题牵引到远离主题的境地了，而章文更进一步嘲讽说，当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之时，“《辨奸论》作者尸骨已朽，蔡上翔却要他来回答‘造作语言为何语，私立名字为何名’，这本身就是滑稽的事”（《献疑集》页45）等几段话，就会更令读者感到辞费和莫名其妙了：首先，《辨奸论》之所以举数王安石“收召”某一类人物，主要是要藉以烘托出王安石的“奸”行，而与曾巩、韩维、刘敞，特别是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交游，却是终仁宗之世万万不会有人以“奸”相讥的，是则这一大段纠缠文字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其次，章文以为蔡上翔要求尸骨已朽的《辨奸论》的作者回答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然则死于十九世纪初年的蔡上翔，到本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却为文对之进行斥责，其本身岂不同样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商榷史事，评论古人，何得有如此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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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有描述王安石做事不近人情的一段文字，说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对这一段话，只须用李绂所说的“其立论既勉强而不可通，其措辞又粗鄙而不可解”，作为笼统概括的评语原已足够，而可惜李绂却又说什么“闻犬彘食人食，不闻人食犬彘之食”，以致连蔡上翔也讥之为“舍其大而摘其细”。然而蔡氏本人却又就“面垢不洗，衣垢不浣”的事斤斤争辩说，此“必庸流乞丐，穷饿无聊之人而后可，安有胪列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持国若此哉！”这就又惹得章培恒教授大作文章了。他说，“嵇康‘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性复多虱’（《与山巨源绝交书》），难道嵇康就是‘庸流乞丐穷饿无聊之人’么？盖‘面垢不洗，衣垢不浣’本是魏晋名士风度之一，后世文人学士不修边幅者，亦不乏此等表现。只要不是庸俗势力之辈，并不会把这看作是‘庸流乞丐穷饿无聊之人’的行为和‘一至此极’的丑恶。故南丰、庐陵、潞国一再称道安石之贤，并不能证明王安石不可能有此种名士风度。”（《献疑集》页42）这段文字是否作得跑了题了？《辨奸论》本是以此作为王安石的一些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加以胪举，并硬要以此为契机而推导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这一结论的，怎么可以与嵇康以及后世文人学士不修边幅者相提并论，并说成是王安石的一种“名士风度”呢？然而经过对这段文字的这番探讨，却又恰恰暴露出《辨奸论》的另一要害：撰造一些莫须有的生活细节而称之为不近人情，由不近人情而生硬地推导出“大奸慝”的结论，这是完全缺乏逻辑性的推理，反映出作者文笔的过分的拙劣！

基于上举诸事，我可以有理有据地断言：《辨奸论》决不是一篇好文章，章先生虽极力加以辩解也是枉然的。

（二）《辨奸论》决非苏洵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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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第一节所引述，李绂是把十五卷本《嘉祐集》认作最先编定的，因而最可靠的本子，其中既并无《辨奸》一文，遂断言《辨奸》非苏洵所作。章文也从《嘉祐集》的版本着手，对此结论加以驳诘说：“第一，曾巩《苏明允哀词》谓洵有文章二十卷，‘行于世’；欧阳修为洵所撰《墓志铭》及张方平所撰《墓表》，亦皆谓其有集二十卷。是十五卷本并非苏洵文集原本，不能因十五卷本《嘉祐集》不收《辨奸论》就认为苏洵文集原无《辨奸》。第二，《文献通考》著录苏洵文集并不完整，不但曾经在宋代‘行于世’的二十卷本未著录，尚有南宋绍兴年间所刊十六卷本《嘉祐新集》（并有附录二卷）亦未著录，……其中即收有《辨奸论》。由于十五卷本并非苏洵文集原本，那么，到底是不收《辨奸》的十五卷本《嘉祐集》更接近苏洵文集的原貌，还是收有《辨奸》的《嘉祐新集》更接近苏洵文集的原貌。是十五卷本在前还是十六卷本在前，还是一个问题。在这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怎能因十五卷本不收《辨奸》，就断言十六卷本的《辨奸》为赝作？……第三，李绂所见嘉靖张镗刊本系从宋刊巾箱本出，清代亦曾翻刻，四库馆臣曾以清刊十五卷本《嘉祐集》……校徐乾学藏宋绍兴时刊《嘉祐新集》，谓十五卷本较绍兴刊十六卷本‘阙《洪范图论》一卷，《史论》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论》中为《史论》下而阙《史论》下一篇，又阙《辨奸论》一篇，……中间阙漏如是，恐亦未必晁、陈著录之旧也’。……可知十六卷本确较现存十五卷本接近苏洵文集原貌，……然则不因比较接近苏洵文集原貌的十六卷本收有《辨奸论》而信其为真，反因较之苏洵原集已亡佚甚多的十五卷本失收《辨奸》而断言其为伪作，显系本末倒置之论。至于十六卷本《嘉祐新集》既较接近苏洵文集原貌，何以要于书名中增一‘新’字？疑即因增收了二卷《附录》的缘故。（《附录》中收有张方平《墓表》，而《墓表》写于哲宗时，后于曾巩写《哀词》甚久，自为作《哀词》时已‘行于世’的二十卷本所不可能收入，而为十六卷本所新增。）”（《献疑集》页37、38）

今按，章文此段的用意，主要在论证绍兴年间刻成的十六卷本《嘉祐新集》，较之“阙漏甚多”的十五卷本的《嘉祐集》，更接近于曾巩在《哀词》中所说“已行世”的二十卷本的苏洵文集，所以《嘉祐新集》中所收的《辨奸论》为苏洵所作，是不容怀疑的。但我对此说是颇不谓然的。第一，二十卷本的苏洵文集在曾巩所作《哀词》中既已谓其“行于世”，则其编辑与传布必其二子所亲为，假如其中已收录了《辨奸》一文，何以邵伯温还特别指出“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呢？而且，何以在张方平于元祐年内又将其全文“具载”于《墓表》中时，竟又使苏轼那样地感激涕零，如其在谢张方平的信中所说呢？一个最合乎逻辑的答案自应为：在最初编成的二十卷本老苏文集中必无《辨奸》在内。二十卷本文集之不加收录，正反映出老苏根本就不曾写有此文。第二，十六卷本《嘉祐新集》后之《附录》二卷，纯系用作老苏曾作《辨奸》之证物者，实际上却反而暴露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愈盖弥彰伎俩，欧阳修所撰《墓志》与曾巩所撰《哀词》既全未附入于老苏文集之内，何以独独要把张方平所撰《墓表》与苏轼的谢张书缀辑于此呢？显然是作伪心虚，故弄此一障人神志的玄虚的。此容于下文更加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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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绂力主《文安先生墓表》决非张方平所作，乃系后来人所伪造者，其所持重要理由之一为：“老泉之卒也，欧阳公志其墓，曾子固为之《哀辞》，子固谓‘《志》以纳之圹中，《哀辞》则刻之墓上’，是既有《哀辞》，不应复有《墓表》矣。”章文对此竟又提出了大段反对意见，以为：“墓表与哀辞不能混同，挚虞《文章流别论》：‘哀辞之作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词。’又云：‘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墓表即所谓‘立碑于墓，显之衢路’者，非哀辞之比。故在《文心雕龙》中，碑碣述于《诔碑》篇，哀辞则论之《哀吊》篇，二者截然有别。轼、辙兄弟皆知名文人，于礼非懵无所知者，岂有不为其父树墓表，而仅以哀辞刻之墓上之理？又，《文章流别论》说：哀辞‘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文心雕龙·哀吊》也说：‘以辞遣哀盖下流（下流指卑者而言，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铃木虎雄《校勘记》）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是哀辞本施于卑幼，而轼、辙兄弟竟以哀辞刻于其父墓上，于心何安？故衡以情理，轼、辙兄弟必当代其父乞墓表，绝无乞哀辞之理。然则曾巩何以作哀辞？赵翼《陔余丛考·碑表志铭之别》：‘古人于碑志之文不轻作，东坡答李方叔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风斯下矣。’曾巩‘少许可’，已见上述；当是轼、辙兄弟为其父乞作墓表时，巩以为苏洵无功德可纪，‘碑志之文当纪功德’（《文心雕龙·诔碑》所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俊伟之烈，此碑之制也’），故以哀辞代之，此实与苏轼所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同意。但在轼、辙兄弟，自不忍竟以哀辞刻于父墓而不为立墓表，故为苏洵别乞墓表，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得云‘既有《哀辞》，不应复有《墓表》矣’？”（《献疑集》页52、53）

今按：章文这一大段，自始至终全都是只凭揣测悬想和推论，强词夺理地撰构而成，因而是全然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说，其中的疏失太多。第一，《哀辞》说苏洵于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二子：轼，为殿中丞直史馆；辙，为大名推官。其年，以明允之丧归葬于蜀地。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予为辞以哀之，曰：‘铭将纳之于圹中，而辞将刻之于冢上也。余辞不得已，乃为其文曰……”这里明明说出曾巩之所以作《哀辞》，乃是应苏轼兄弟之请，“辞不得已”而为之的，章文何所据而说“轼、辙兄弟必当代其父乞墓表，绝无乞哀辞之理”呢？第二，不论《文章流别论》中或《文心雕龙》中对哀辞与碑诔所下的定义，全不等于政府所颁发的文章程式，对后代作者全不会起规范作用。曾巩所作的《哀辞》，说老苏的文章，“其指事析理，引物托谕，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实已极尽赞扬之能事；其下还说：“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能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瘴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古人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曾巩于《哀辞》缕述了老苏文章之美妙处如此其多，章培恒教授何以全都视若无睹，而妄肆揣度道：“当是轼、辙兄弟为其父乞作墓表时，巩以为苏洵无功德可纪，……故以哀辞代之。……但在轼、辙兄弟，自不忍以哀辞刻于父墓而不为立墓表，故为苏洵别乞墓表，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呢？

章文中的这一段，既不能持之有故，又不能言之成理，所以全不具备说服力。而其所以要如此这般地写出，说穿了，都又只是为了论证张方平所作老苏《墓表》的真实性，从而论证《辨奸论》确出老苏之手之故。今且于下一段专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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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对于张方平确曾撰作《文安先生墓表》一事，真可谓曲尽维护之能事。例如《墓表》中叙述说：“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以为几于圣人。”并以这段叙述作为《辨奸论》中所以写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诸语的根据。李绂对这几句话大加驳斥，认为“以当日情事求之，固参差而不合也”。“命相之制词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及闻也”。蔡上翔对此亦掊击甚力，说道：“所最可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谬至此？”这的确是击中《墓志》要害的一些话，说明《墓表》如出自张方平之手，是决不会把时次颠倒错乱到这等地步的。然而对于这样无法掩饰的硬伤，章文却也凭空悬拟出一种假设，以求把这漏洞曲为弥缝。因而说道：“故《墓表》‘其命相制’语当有讹字，《墓表》出自《乐全集》，该集系张方平命两个略通文墨的小吏据其历年所作文章的草稿编次抄写而成，抄完后方平也未覆阅（见《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方平既‘性资疏旷，不堪拘束’，其草稿中何能没有字迹潦草，涂改互乙之处，略通文墨的小吏，又怎能抄得毫无讹误？”“综上所述，‘其命相制’四字中显有鲁鱼之讹。颇疑‘党友倾一时’句下原有一句‘其×相×曰’（意思当是‘其党相谀曰’之类，‘其’下、‘相’下原字难以悬拟，故以‘×’代之），然后接出‘党友’所称赞他的‘生民以来’云云，但‘其’下、‘相’下的这两个字在原稿中或经过涂改，或字迹太潦草，小吏看不清楚，而王安石作过宰相他们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就想当然地抄成了‘其命相制曰’。”（《献疑集》页58）

今按：在学术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依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原则时，我认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开的，放弃了小心求证，则大胆假设便只能成为飘荡虚浮、不着边际的一种幻梦。而不幸章文对出现于《墓表》中的“其命相制”云云诸语所做的假设确实是够大胆的，却没有能够去小心求证。即如关于《乐全集》的编辑和誊清，在张方平的《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中所说本为在他托付一个敏利而“稍知文章体式”的“吏人加以编次”使“各成伦类”之后，便令“书吏三数人抄录成卷帙。其间差错脱漏，悉不曾校对改证”。（《乐全集》卷34）章文把这几句话改造为《乐全集》“系张方平命两个略通文墨的小吏据其历年所作文章的草稿编次抄写而成，抄完后方平也未覆阅”，于是就进而做出“其命相制”乃是抄书吏人看不清原稿中潦草字迹而想当然地抄成了几个错字云云的大胆假设。实际上，真正出于“想当然尔”而不凭任何道理和证据的，倒是章文的这一假设。因为，在为书四十卷的《乐全集》中，何以其他诗文均不见有这样关系重大的抄写错误而独独发生在老苏的《墓表》当中呢？显见得这一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墓表》叙事时次的颠舛，是不能归罪于书吏而只能由撰作者负责的。正如蔡上翔所说，张方平是曾与王安石同朝共过事的人，他万万不会发生这种错误，则《墓表》断非张方平所作，而应是一个北宋末年人所伪为，嫁名于张方平，并在宋高宗绍兴年间首先附录于《嘉祐新集》，其后又在孝宗乾道年间乘刻印《乐全集》的机会而把它搀入其中的。《墓表》把《辨奸论》全篇录入，正反映出《辨奸论》的社会信誉在南宋初年还正有待于宣扬、提高和巩固。总之，《文安先生墓表》本身即是伪品，更怎能用它来证明《辨奸论》为老苏所作呢？

欧阳修所作老苏的《墓志铭》（《文忠公集》卷三三）的最后有云：“君生于远方，而学又晚成，常叹曰：‘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然则非余则谁宜铭？”曾巩于《苏明允哀辞》的最后也说明此文是经苏轼兄弟之请而写的（原文已引见上段）。如果真有章文所悬想的那一周折，是因苏轼兄弟不满于《哀辞》的体制而又特请张方平撰写《墓表》，则张方平必更于《墓表》叙述这一周折的原委，而在《墓表》中却无一字道及此事，且并根本不提苏轼兄弟于何时何地请他写此《墓表》之事，则其必为后人假名所伪为，乃事之极为晓然者。

另外也还可举一佐证：《宋史·张方平传》的末段载一事云：“〔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过见之，曰：‘人固难知也！’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祐贡举，或称其文学，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尝与语也。’弼有愧色。盖弼素亦善安石云。”今查富弼之由判亳州而落使相改判汝州，为熙宁四年六月内事，倘若老苏果曾于嘉祐年间写有《辨奸论》指述王安石之奸邪而甚为张方平所赞赏，并被他评定为“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则在张富此次对话时，张氏断不应只谈自己而抹煞老苏的先见之明，张方平既仅仅提他于皇祐年间知贡举时“恶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尝与语”，却绝无一言涉及《辨奸》，这岂不足可证明，直到老苏逝世五年之后，张方平还不曾知道世间有《辨奸》一文，如何能在稍后几年的元祐年间就写老苏的《墓表》而郑重其事地把《辨奸》全文收录于其中呢？

也还可再举一旁证：司马光的忠实信徒、元祐年中朔党的头面人物刘安世，其门生马永卿记录他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后的一些言论，编成《元城语录》一书，其中有一条为：

凡人有善有恶，故人有毁有誉，若不称其善，而并以为恶而毁之，则人不信有是恶矣。故攻金陵（按指王安石）者只宜言其学乖僻，用之必乱天下，则人主必信；若以为以财利结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卢杞，大佞如王莽，则人不信矣。盖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无是事，则与夫毁之之言亦不信矣。

刘安世在这番话中举出了各式各样诋毁王安石的语言，却独独不见《辨奸论》中的丑诋，岂不正可反证，直到大观年间，所谓的那篇《文安先生墓表》还并没有编造出来吗！

4

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婺州州学教授所刻《嘉祐新集》十六卷后，除附录了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外，还附录了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其所以增加这一《附录》，只是因为伪作《辨奸论》的人，做贼心虚，故又羼入此二文以示《辨奸论》之渊源有自。今既于上文辨析了《墓表》之绝非张方平所作，则苏轼的此一谢函亦必然随之而暴露其为伪品的面目，这本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可是章文却不肯进行这样的逻辑推理，而要专从《苏轼文集》的传刻情况论证这一谢函之不伪。其论据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杭蜀本同。”“《东坡别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矣。”其后，更据此而加以延伸并作出推论说：“宋刊杭本苏轼集今不可得见，《东坡集》宋刊本虽尚有存者，而借阅不便，幸明成化刊本《东坡七集》尚可利用。该书卷首李绍《序》云：‘海虞程侯……既以文忠苏公学于欧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复遍求之，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知《东坡七集》的前六集，卷帙悉依宋时曹训所刻旧本，一无增减，凡曹训旧本所无的作品，悉皆编入《续集》中。因此，从《东坡七集》的前六集中，完全可以看到宋曹训刻本的面貌。”（《献疑集》页33）究竟曹训的刻本是依据哪一种旧刻本而刊行的呢，章文举不出任何明确证据，于是就采用了所谓的排除法，以为它所依据的，第一，不是麻沙本《大全集》；第二，不是杭本和建安本；第三，也不是吉州本；第四，它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蜀本的集名、卷数都一样，所以，它当即据蜀本覆刻，而且断言其“一无增减”。

根据上段论述，知章文所依据的是明代成化年间刻本的《东坡七集》，因为其中的《东坡文集》卷二九中收录了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还因为它是覆刻宋曹训刻本而“一无增减”，曹训刻本既已被推论为覆刻蜀本，而蜀本又与杭本相同，是则见于成化刻本《东坡文集》卷二九之《谢张太保撰先公墓表书》，必即为杭本之《东坡文集》卷二九所收录者，而杭本在东坡无恙时已行于世，则此《谢书》必系东坡的真品。今按：章文这一层一层的论断，全都是不能不令读者置疑的。因为，只凭了书名和卷数的相同而即作出“一无增损”的断语，这是极为粗率、绝难见信于人的。试想，仅仅羼入一封《谢书》，何至会改换书名和卷数呢？《谢书》之羼入，固绝非迟至明代成化年间刻苏集者之所为，但如上文所论，《乐全集》中之老苏《墓表》既系张方平身后某妄人托名之伪作，则东坡《谢书》必亦系某妄人托名之作，乃北宋末方出现者，何得见之于“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之杭本、蜀本坡集之内呢？

5

东坡兄弟对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虽大都（不是一概）持反对意见，但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操行品格却均未加以诋毁，更从无引用《辨奸论》中文句或其中论点之处。苏辙在晚年谈及青苗法时，也只认为他“不忍贫人而深嫉富人”，因而称之为“小丈夫”；苏轼则于王安石卒后追赠官爵的制词当中对之大加赞扬，这都说明他们对王安石的评价与《辨奸论》中的评价绝无丝毫相同之处。这只能证明在老苏生前必未抒发过像《辨奸论》那样的言论，而不能解释为东坡兄弟的思想见解全已背离了其父的轨道。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逝于金陵。司马光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因为自身也正在病中，便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虽然也理所当然地说到王安石在用人和推行新法等方面的严重过失，但信的第一句话却是“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出之于司马之口的这一句话，在当时确实是极有代表性的。在当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替皇帝撰作的《王安石赠太傅制》更明显地表述了这一积极的肯定性评价。这与《辨奸论》之对王安石私德之大肆抨击，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兹抄录其全文于下：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痛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据我看来，苏轼撰写的这篇制词，完全是以司马光写给吕公著的那封信为基调的。然而苏轼毕竟是文章老手，在“信任之专，古今所无”句下，本应继之以依据司马光致吕公著信的后段，贬抑王安石当政期内推行新法及其用人诸失，而他却巧妙地把司马光信中那段贬抑语意完全避开，突然跳跃到“遽起山林之兴”上面去了。因此，从“制脑”开始，全篇制词都是以赞诵王安石的节义文章和激流勇退的出处大节为事的，对王安石行己涉世的私德方面何尝有些许不满之词呢！

在南宋的高孝两朝内，曾有两人认为苏轼的这篇“制词”是对王安石隐含菲薄之意的。其一为陈善，在他的笔记《扪虱新话》中，有一条记事的标题为《苏氏作〈辨奸论〉憾荆公》，而其第一句则为“《辨奸论》、《王司空赠官制》皆苏氏宿憾之言也”。其下即专述《辨奸》出现原委，至末尾方又谓：“赠官制当元祐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以此知王苏之憾固不独论新法也。”另一人为注释苏轼文集的郎晔，在这一篇《制词》的后面也附加了几句话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既然说“其言皆有微意”，那就应当至少举一两句加以阐释作为范例，然而郎晔没有这样做，却一概让览者自己去探索，可是在此以后的九百年内，也并没有人做这样的探索，也许有人曾经探索而没有得出相应的答案。直到1980年章培恒先生撰写《〈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时，才因受到了陈善的那句“《辨奸论》、《王司空赠官制》皆苏氏宿憾之言”的启发，对苏轼的这篇《制词》作了一番别有会心的解析：他说《制词》的第一段（按即宋人通称为“制脑”者）并非用来“赞美王安石”，而只是“一般地泛论‘希世之异人’，第二段才说到王安石本人。第一段和第二段是两相对照，以贬斥王安石。例如第二段的‘方需功业之成’，即谓王安石用事多年，功业尚未建成，与第一段所说‘希世之异人’‘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两两相形，显然有讽刺安石之意。所以，第一段并不是说王安石已经做到了‘希世之异人’所做的那些事，而是说明‘希世之异人’应该做到哪些事，以显出安石与‘希世之异人’的根本区别。”（《献疑集》页74）

今按：章文的这段议论（或称为剖析）实在可称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因为，据我所知，宋代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们所作的有关升除或黜罢重要官员的“制词”，全都是依照一定模式的，即开头处先用一段笼罩全文的话语，称为“制脑”。“制脑”中的词句，虽都是贴切着或针对着某个受体或对象而发，却又全都是比较概括，比较原则性，而并不指点出所贴切、所针对的事件、人员的。只有在“具官某某”云云以下，才完全进入具体的陈述和品评。苏轼的这篇《制词》也是符合这一通行的模式的。试看，“制脑”中所举述的“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等事项，哪一项不是依据王安石身前所已经享有的声誉而概括出来的呢？“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两句更是如此。一个建立了这样业绩的人，当然就是“希世之异人”了。章文硬要说《制词》第一段，乃是苏轼悬想出一个“希世之异人”，用来显示第二段以下所叙述的王安石的功业学行都远远不能与“希世之异人”相比，这只能表明：一方面是对宋代通行的这类制词的体式不甚知晓；另一方面则是，思路被偏见引入误区，对这篇《制词》的主旨便肆意进行歪曲了。其奈事理彰明较著，单凭靠这些翻云覆雨手法，是既不能证明《谢张太保书》确为大苏的真品，也无法使这篇《制词》之所云云，能与《辨奸论》那篇伪品中任何论点挂钩的。

（三）《辨奸论》的作者非邵伯温莫属

根据以上各节所考论，可以确切无误地断言《辨奸论》决非苏洵所作，《文安先生墓表》决非张方平所作，《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也决不出于苏轼之手，基本上和清人李绂、蔡上翔的意见是相同的，并且是对章培恒教授反驳李绂、蔡上翔二人的意见一并予以推翻了的。但是，《辨奸》、《墓表》、《谢张太保书》各为何人所伪作，是否也都如李、蔡二人所断言的三者全是邵伯温一手所伪为的呢？章培恒教授的文章既然以《〈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作了标题，似乎也不会轻易地接受这样的论断，因此，我现在只能再从《辨奸论》初传于世时那些“诡秘莫测”的踪迹中探索一点头绪出来，先判定《辨奸》究竟何人所撰造，并连带地判定另两文的作者。

如本文开端所述，宋人笔记中谈及《辨奸论》的，似以《泊宅编》为最早，其次则为《邵氏闻见录》，现在就这一问题稍加申论。

方勺的《泊宅编》有三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三卷本刻印在前，十卷本刻印在后。章文举出了七条证据证明三卷本《泊宅编》的成书行世当在宣和七年（1125）（见《献疑集》页81），我认为这个论断是确切可信的。

章文另有一段说：“即使方勺所记不尽确实，但至少在其作《泊宅编》三卷本时，已经有了《辨奸论》这一作品。且方勺于此条既未引录《辨奸》原文，也未介绍文章具体内容，足证当时《辨奸论》已在流传，读者并不陌生。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冷门文章，方勺即使不引全文，也应对其具体内容作些介绍，以免读者莫名其妙。”（《献疑集》页31）我觉得这段话也说得合情合理，十分恰当。然而当我按照章文所据以判断方勺的那条记载乃出现于《辨奸》已经流传之日的诸条理由，去追寻一篇更为原始的出处，却认为邵伯温在《闻见录》中的记载是完全符合条件的。因为，它既抄录了《辨奸》的全文，而且对其出现所引起的反响，也都原始要终地作了叙述，“以免读者莫名其妙”，不正可证明《辨奸》在其时还没有“流传”，还“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冷门文章”吗？这也就反映出来，这条记事的出现，是在方勺《泊宅编》那条记事之前的。其中虽抄录了《辨奸》全文，却没有著明出自何书，这就又不免启人疑窦，以为他所引此文，并非是他的创获，实际上乃是他所创作。其中虽谓“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却又没有从那样“多”的“以为不然”者中举出任何一人作为例证，这就分明是欺人之谈了。另如其中所说“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和“岂温公不见《辨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则又分明是用来为托名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和托名于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两件伪品打掩护的，则此两件伪品亦必全出于邵伯温一人之手，又等于由邵伯温本人自行招供了。

说《辨奸论》、《文安先生墓表》和《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全为邵伯温一人所伪作，这本是李绂和蔡上翔早已做出的判断，但章文力反此说，引用了邵伯温《闻见录》的《自序》所说：“伯温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得前言往行为多，……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接着又引用了伯温子邵博为《闻见录》所写《序》中的几句：“先君子平居如斋，淡然无甚好，惟喜著书。此书独晚出，虽客寓疾病中，笔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褒扬甚备。博不肖，终无以显先君之令德，类次其遗书既成，于绝编断简之中得《闻见录》，为次第二十卷，并传于代。”章文遂即据此两段引文而进行论述说：“是伯温死前，此书犹在笔削过程中，尚未杀青；分卷编次之事，皆伯温死后邵博所为。伯温卒于绍兴四年，其死时《闻见录》既尚未定稿、分卷，则绍兴二年之序当非成书后所撰，而为着手著书时之作。……而在宣和七年（1125），即邵伯温动手写《闻见录》的七年之前，方勺已在《泊宅编》三卷本上卷中提到了《辨奸论》。……所以，《辨奸论》至迟在公元1125年已经流传，并由方勺写了有关此文的记事，那么，又怎能因为邵伯温于1132年开始撰写的《闻见录》中录载了《辨奸论》全文，就一口咬定《辨奸论》是邵伯温伪作呢？”（《献疑集》页30、31）

今按，章培恒教授在这里所一再用力强调的论点及其立论的基础，全都是不够坚强，因而也是说服力不足的。试问：邵伯温于绍兴二年冬所写的《自序》，明明说“类之为书曰《闻见录》”；“类”者编次之意，“之”字则必指已经写成的若干条记事而言，倘非已经积累了许多条目，邵伯温将要把什么编类为书呢？而今硬要把“类之为书”解释为“着手著书”之时，岂非有意改变其语意吗！而且既然要“类之为书”，可知其所写成的条目必已很多很多，显然不会是在很短的岁月内写成的。依次推测，则如有关《辨奸论》等条乃是绍兴二年的七八年前乃至十来年前，亦即早于三卷本《泊宅编》中那条记事两三年所写成，而且在写成之后，为求扩大其影响而广为散布、宣扬，致使方勺在闻悉之后立即笔之于《泊宅编》中，这不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吗？如邵博《序》中所说，《闻见录》的刊行乃是邵伯温逝世以后的事，但未印全书之前，并不排除有某些条目先已采用了传抄或刻印的办法而流行于世。章文就也引用了王安石的《与孙子高书》，其中有云：“独因友兄田仲通得进之仲宝，二君子不我愚而许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置疑于人，抑二君子之过，岂某愿哉。兄乃板其辞以为贶，是重二君子之过而深某之惭也。”可见在宋代，刊印篇页不多的文章或文献资料，乃是极容易、极常见的事。所以，不能把《闻见录》印行于绍兴四年以后，用来反证邵伯温关于《辨奸论》的那篇记事并非在宣和七年之前早已流传于世。张方平撰作老苏《墓表》和苏轼函谢张方平撰《墓表》的信息，既然也都是在邵伯温这同篇记事中第一次透露出来的，当然也就可以断言其为邵伯温所伪为了。至于《墓表》所记苏洵写作《辨奸》的年份与《闻见录》所记并不相同，那更是作伪者故意用来迷惑世人，使其不觉为出自一人之手的。

（四）一点补充

《邵氏闻见录》实可称之为一部谤书，其中的虚枉不实和诽谤某些人物的记载实在太多，特别是有关王安石的记事，更多颠窜事实，虚构诬陷者。例如该书卷一三，有记叙李承之（按：李名师中）言行的一条，其中说“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即曾因包拯之拜参政而正色告人说：“包公无能为。今天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元人所修《宋史》，于《李师中传》也照抄了《闻见录》这段话，并在所附的《论》中说道：“师中豫识安石于鄞令，以为目肖王敦，将乱天下，盖又先于吕诲矣。”今查刘挚所撰《李师中墓志铭》和《东都事略·李师中传》全不载此事，岂不又可证明其为邵伯温所杜撰吗！这只更反映出它真正是一部“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的著作。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把当时和后代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引入误区者，除《辨奸论》一事之外，还有王安石再次入相时处理宋辽双方划分地界的一事，今也附着于此，以示断言邵伯温伪造《辨奸论》之非诬。

经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政权的燕云十六州，后周世宗曾出兵收复了在今河北省的瀛、莫二州，其余各州则直到宋神宗熙宁初年无任何变化。但到熙宁六年（1073）和八年（1075），契丹却两次派遣萧禧来与宋朝交涉，说宋方在濒临蔚、应、朔三州（均在今山西北部）的南偏所营垒铺屋，都侵占了契丹境土，因而需要重新划界。宋神宗对此极感紧张和恐惧，深怕万一应付不好，契丹便会以兵戎来临。王安石却主张与之据理力争，绝不能示弱于契丹，以为示弱太甚反而更会招致其以兵相临。当神宗一再表示契丹的军事力量强大，非宋的兵力所能抵当时，王安石也一再向他申明：“惟其未有以当契丹，故不宜如此。凡卑而骄之，能而示之不能者，将以致敌也；今未欲致敌，岂宜卑而骄之，示以不能？且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还说：“陛下何为忧之太过？忧之太过，则沮怯之情见于外，是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

尽管王安石在与宋神宗每次讨论到是否应与契丹重划地界时，都一贯坚持不能示弱示怯的意见，而宋神宗却一直还很担心，以为若不对契丹的要求稍事应付，恐怕契丹难免要兴兵来犯。到熙宁八年夏，北宋政府终于派出韩缜等人负责去与契丹划界，他们秉承着宋神宗的指示，便依照契丹所提要求而重定了双方的界址。然而就是在这样做了之后，当宋神宗于这年七月向王安石表白说：“度未能争，虽更非理，亦未免应付。”王安石却依然不肯改变自己的意见，回答神宗说：“诚以力未能争，尤难每事应付。‘国不竞亦陵’故也。若长彼谋臣勇将之气，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

以上的这几段叙述，全是见于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二六二至二六六各卷所载的，而李书则是依据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写成的，当然应算作第一手的、最可信的史料了。

然在事过五十年后，邵伯温在《闻见录》卷四写下了有关契丹与宋争地界的大篇记事，其首段所记为：宋神宗闻“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划，神宗许之而难其人”，后来要派遣刘忱为使，忱对便殿，以为“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忱出疆，帝手敕曰：‘虏理屈则忿，卿姑如〔彼〕所欲与之。’忱不奉诏。”及熙宁八年，“虏又遣萧禧来，帝开天章阁召执政与〔刘〕忱、〔吕〕大忠同对资政殿，论难久之。帝曰：‘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今两遣使，岂有中辍之理。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诚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曰：‘今代北之地安可启其渐！’……执政皆知不可夺，罢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大忠亦乞终丧制。”今按：以上所记各事，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中有关纪传相比核，知其全与史实相符合，说明其各有所据；但到这篇纪事的最后，却又写道：

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去之必固与之也。”以笔划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忱、吕公大忠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

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对于这段记事，我也曾就现存的为北宋神、哲、徽、钦诸朝人士所撰写的各种文献稍加比核，结果却是毫无所得，与开篇之首段记事之均能寻得其渊源者大不相同。既然连蛛丝马迹般的依据也没有，其最恶毒的“韩公承荆公风旨”一语，更全属无稽妄说，而邵伯温却绘声绘影地如亲临其事、亲见其人般地做了这样的描述，其用意无非是要撰造事端，对王安石进行诋毁诬蔑，把他描绘成一个误国误民的罪恶人物，如他撰造《辨奸论》所使用的卑鄙伎俩是如出一辙的。而且《辨奸论》全篇的论述王安石势必将为天下祸害，一律出于推测和悬拟，而关于与契丹划地界的记事，则编造得十分具体。一虚一实，这两条记事正起了互相配合的作用。

在邵伯温这段“欲取姑与”的记事传世之后，后来的史家，除李焘没有完全加以信任外，其余的则无不全沿用其文，遂致这一史实整个被颠倒竄乱了。其贻误世人，更是远在《辨奸论》之上的。故因辨《辨奸论》之伪而附论及之，以为邵伯温伪为《辨奸论》之旁证。

（原载《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年）

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

一、《太平治迹统类》的作者彭百川其人

南宋赵希弁的《郡斋读书附志》于《丛书类》中著录了《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五卷，只在其解题之末交代了“眉山彭百川编集”一语。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于《典故类》也著录了《皇朝治迹统类》七十三卷，在其解题的开端也首先交代了“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一句。但有关彭百川的生平事历，则不但在这两部书中不曾涉及，在其他书册中也很难找见。只有魏了翁《鹤山文集》卷五九收录了一篇《跋丹稜彭君墓志铭》，其中稍有涉及而却又引致了后人的一些误解。今将此《跋》中有关诸语摘录如下：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绍熙之元葬其亲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亘尝为之铭。寻牵于阴阳拘畏之说，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与铭牾，则俾予识其末。呜呼，自义理不竞，封alt大事乃尽操之巫史。……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为所怵，动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独异耳。彭君饬身嗜学，卒老布韦。百川之通赡，当有以卒其志者。

魏了翁这篇《跋》，是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他在知眉州的任上应彭百川之请而写的。从其中我们又可知道，彭百川是眉州所属丹稜县人，他既是一个因为相信巫史而缓葬其亲二十年的人，也是一个学问通赡可以继述其父亲的嗜学素志的人。（在此，应当指出后人对魏《跋》中所用语言的一些误解。《跋》中所说“饬身嗜学，卒老布韦”的彭君，乃是指已经逝世多年的人，即彭百川之父，而非指求他写此跋语的彭百川，这是极为明白的。然而在乾隆年间编撰的《丹稜县志》中，却收录了乾隆二年的进士彭遵泗的一首《怀布衣叔融诗》，其中有句云：“吾家有子云，嗜学老韦布。”而近出《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也在彭百川名下称许为“好学不辍，终老布衣”。这都是把乃父的行谊错放在乃子身上了。）

根据魏《跋》，我们还可以推知彭百川的约略年岁。《跋》称彭百川本欲于绍熙元年庚戌（1190）葬其父，则其时彭百川至少当已及弱冠之年，若年岁更幼，则似无缘能自作主张。准是而推之，则当生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前后，迨至嘉定二年祈求魏了翁写此跋语时，当为三十六七岁。其年魏了翁为三十二岁，则彭氏当长于魏氏四五岁也。

魏《跋》仅说及“百川之通赡”，而无只字道及其述作，意者在嘉定二年《太平治迹统类》之编纂或尚未开始，或方在经始而不愿告人。就一些迹象考察，我们可以断定，《治迹统类》之完成，应在宁宗末年或理宗初年（说详下文），是则彭百川之逝世最早亦当稍晚于此时，其享年至少当为六十四五岁也。

二、《治迹统类》应归属史部的
哪一类迄未得到正确安排

赵希弁的《郡斋读书附志》著录了《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五卷，解题谓：“右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上自艺祖而下至于孝宗，凡二百门云。眉山彭百川编集。”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把二书合而为一，著录为《皇朝治迹统类》七十三卷（据《读书附志》，知七十三当为七十五之误）。解题谓：“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枢《通鉴本末》条例，为前集四十卷，中兴后事为后集三十〔五〕（三）卷。”这两种书的《解题》中全都没有谈到《治迹统类》的完成年份及其进入南宋政府史馆的年份。《宋史·艺文志》著录《治迹统类》于《史部·故事类》中，而于《故事类》之末附有小注云：“彭百川《治迹统类》以下，不著录七部。”对这句小注如何理解呢？这就只能再反观《宋史·艺文志》的序文，就中去求得解释。《艺文志》的序文称：

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益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例之。

这里所说的“为书凡四”的“宋旧史”，系指《三朝国史》（记太祖、太宗、真宗朝事）、《两朝国史》（记仁宗、英宗朝事）、《四朝国史》（记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朝事）和《中兴四朝国史》（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事）。所谓“彭百川《治迹统类》以下不著录七部”者，即指《中兴四朝国史》的《艺文志》所未著录。而其所以不予著录，则必是迄于宁宗之死，其书尚未进御于史馆之故。据此又可推知，《治迹统类》之进御最早当为理宗初年，而其完稿之期，最早亦须在宁宗末年也。（《洪业论学集》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辨》一文，其中引及《太平治迹统类》，所注成书年代为“约1196”，想系纯出推测之言，是不可靠的。）

最早著录《治迹统类》的《郡斋读书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虽都异口同声地说，《治迹统类》是仿照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而编撰成书的，然而，《附志》把它列入《类书类》，《书录解题》则把它列入《典故类》，《宋史·艺文志》则又把它列入《故事类》中。经元迄明，《治迹统类》不但已为世所罕见，且仅存者也已残阙大半。故见于明英宗正统中杨士奇等人所编《文渊阁书目》中者，仅为“《宋太平治迹》一部四册”，下注“阙”字，是知只《太平治迹统类》一种，其所存已不及一半了。及明宪宗成化中此书又由文渊阁散出，乃为叶盛的《菉竹堂书目》所著录，仍仅残存四册，而列入卷二之《经济类》中。清修《四库全书》时，所征得之《太平治迹统类》，篇卷较明文渊阁本不啻倍蓰，然而篇章次第，杂乱不堪，仅稍加编次而收录于《杂史类》中。

我们在今天看来，上述诸目录对于《太平治迹统类》的分类和编置，全都是不够恰当的。

三、《太平治迹统类》是李焘《续资治
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

《郡斋读书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全都说《治迹统类》是仿《通鉴纪事本末》的条例而撰写的。今按《通鉴纪事本末》乃是把《资治通鉴》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的体裁，其全部纪事内容，则无任何一事不是从《资治通鉴》脱胎而来的。既然《治迹统类》的前后集都是纪事本末体裁的书，则也必然都有其所从脱胎的源头书。其记述南宋高孝两朝史事的后集，即别署《中兴治迹统类》者，自南宋以后即不复有人提及，可能在元代就已亡佚，故现在我们无法论证其脱胎所自究为何书。至其前集，即别署《太平治迹统类》者，则据我们审读的结果，发现它不仅正文中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全从《长编》摘抄而来，甚至李焘所作的附注，也间有被彭百川照抄来的。例如，《长编》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丙戌，载三省奏修订诸路役法事甚详，李焘于其下附注说：

元祐于役法留意如此，不久复为绍圣所坏，甚可惜也。

彭百川于《统类》的《熙宁元祐议役法变更》目中除摘抄了《长编》元祐七年九月丙戌条“三省奏”云云大段文字外，于正文后也照抄了李焘的那几句话。所以，可以断言，彭氏书即是把编年体的《长编》改编为纪事本末体裁的一部书。

李焘也是眉州丹稜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卒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当李焘卒时，估计彭百川约为十一二岁，似不可能与李焘有师承关系。

《长编》是李焘积四十年的功力写成的一部北宋编年史巨著。此书行世之后，在李焘故里四川地区一时成为热门研究课题。据潼川吴泳在《答邓子辨书》（《鹤林集》卷三二）中所说，同时并起的作者就有：

间者乡里范洁斋作《〈长编〉举要》，李悦斋作《十朝纲要》，又有眉山杨明叔者，纂成《〈长编〉纪事》，流传世间，本末粗为详备。

这里所说的杨明叔即杨仲良，他竟也是与李焘同为眉州人。杨仲良的生卒年及生平事历均已无考，但他所作的《长编纪事本末》却流传至今，虽然其中已颇多残阙。《四库未收书目》为此书所作《提要》中谓，《长编》之徽钦两朝既皆已阙失，藉此得以考见崖略，故尤为可贵。彭百川亦与杨仲良同时致力于《长编》之一人，其为吴泳信中所未道及者，当系由于吴泳见闻不周之故。而彭百川的这部《皇朝治迹统类》除了后集（即《中兴治迹统类》）已完全佚失外，前集（即《太平治迹统类》）则因一向只是抄本流传之故，也是篇卷断烂，文字讹夺，较之杨仲良的书为尤甚。假如能得到细致的校补和整理，至少当也能与杨仲良的书起到同样的作用。

《太平治迹统类》既然是改编《续通鉴长编》而成书的，何以不像杨仲良那样，取名为《长编纪事本末》呢？根据我的推想，其原因必是：彭百川的原意是想把北宋九朝和南宋高孝两朝都编成一种纪事本末体裁的书，所以冠以《皇朝治迹统类》之总名而更区分为前后两集，前集更取名为《太平治迹统类》，后集更取名《中兴治迹统类》。前集基本上是由《长编》改编而成，后集改编何书而成，今固难于考知，然高宗一朝所依傍者，若非熊克之《中兴小历》，必即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孝宗一朝虽无由考知，但此两朝之必非仅据一书改编而成则可断言。既然如此，彭百川当然不能把他所编集的书的前一部分称之为《长编纪事本末》，后一部分的记高宗朝事者称之为《中兴小历》或《系年要录》纪事本末，而把记孝宗一朝事者则更称之为某某书的纪事本末，因为那样就过于繁琐了。至于是否有避免与杨仲良书的名称重复的因素在内，则因二人从事于《长编》的改编究竟孰先孰后不可考定，故只能置而不谈了。

四、《太平治迹统类》在南宋以后的流传情况

（一）元明两代不绝如缕

《治迹统类》的前后两集，在成书之后，可能是只有抄本流传而并无刻本的。但以一蜀人之书，而南宋王朝及袁州的赵希弁、湖州的陈振孙均有收藏，知其流布比较广泛。元朝于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拟修宋辽金三史时，翰林直学士袁桷在所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中，曾将《太平治迹统类》列为应加搜访的遗书之一。而在苏天爵所作《袁桷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中，称其所“条具凡例及当用典册，……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故《太平治迹统类》一书虽为元王朝所不具备，袁桷却必曾寓目。袁桷在《事状》中还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至于元廷曾否依照袁桷的建议而真正搜访、传录过这些书，那就不得而知了。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编撰的《文渊阁书目》卷六著录“《宋太平治迹》一部四册”，下注“阙”字，说明只是一个残本。看来，这残存的四册，大概连全书的一半也不到，至于后集《中兴治迹统类》，则从此《目》开始即不再见于著录，知其在此以前即已亡佚了。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等编录文渊阁见存书为《内阁藏书目录》，就连这个残本也不见踪影了。据朱彝尊《跋重编〈内阁书目〉》（《曝书亭集》卷四四）说：

《内阁重编书目》八卷，万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奉内阁谕令“校理”，能传等稍疏诸书大略，合乎晁氏陈氏之旨。今以正统六年《目录》对勘，四部之书十亡其九。……是则内阁藏书至万历年已不可问。重编之书，殆取诸刑部行人司所储，录之以塞责尔。呜呼，设一典籍掌十万册之书，立法苟且已甚，以杨士奇之得君，且奉诏编《书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一个收藏十万册书籍的内阁大库，只用一个人管理它，则其藏书之大量丢失自不足怪，所以只隔了一百五六十年，便已十亡其九。但残存的四册《太平治迹统类》之由内阁大库出亡，却应在最早的一批丢失书籍之内，甚至是在《文渊阁书目》编成二十年之内，因为叶盛于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所编《菉竹堂书目》卷二《经济类》中却出现了“《宋太平治迹》四册”，其为文渊阁原藏之残本当无可疑。然而，不及百年，叶盛的五世孙叶恭焕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为这个《书目》作“跋”时，已称菉竹堂的藏书已大半散亡，这部残书此后也全无消息，此后大概是真正不可问了。

据我们所知，明人所藏的内容比较多的《太平治迹统类》，是明朝后期江宁焦竑（1540—1620）家的一个藏本。它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所有传本的一个共同祖本。这个本子现今也已亡佚。在王士稹《带经堂集》卷七一，有他为这个本子所写的一篇《跋》，全文如下：

《太平治迹统类》七十三卷，宋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兴后集三十三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赵希弁《读书附志》。此前集，尚有讹阙，秣陵焦氏本也。

此跋虽短，却有小误。合观陈赵两书，知彭氏书之总名为《皇朝治迹统类》，其前集别名《太平治迹统类》，凡四十卷，后集别名《中兴治迹统类》，凡三十五卷。《太平治迹统类》既为前集之专名，共四十卷，自不得谓其包有后集，共七十三卷。此后清代学者之为是书写题跋者，包括朱彝尊、钱大昕二人在内，对此亦大都未能辨析，因而多以为目今所存者为《太平治迹统类》之前集，其后集则已亡佚；或则省去“太平”二字仅称之为《治迹统类》而与《后集》并举。凡此皆为未曾辨明此书总名与前后集别名之区分而致误者。特在此指出其误，后不复及。

（二）清初龚翔麟和朱彝尊的两个抄本

清初人之最先借焦竑藏本传抄者，为钱塘之龚翔麟（蘅圃），是为玉玲珑阁本。此本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我们未得寓目。其乘龚翔麟假书方便而同时传抄者则为秀水之朱彝尊，是为曝书亭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朱抄本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抄成，抄成之后，朱氏即在书前亲自抄录了陈赵二家的《解题》，更于其下写了一段“题识”说：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本四十卷，钱塘龚主事蘅圃借抄于上元焦氏，其文讹阙至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先后倒置。因以意次第编录，冀访得善本再订正焉。康熙庚午六月朏，竹垞朱彝尊书。

根据这段“题识”，直接借书于上元焦氏者乃龚翔麟，朱彝尊则因与龚是同里契交，又属至戚，遂也乘此机会而同时另抄了一部。他们奇书共赏，疑义与析，朱彝尊所说的“以意次第编录”者，很可能在龚氏的抄本上也同样是如此处理的。总之，龚朱两抄本之间并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但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四五，还收有他的如下的一篇《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统类〉跋》：

《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傭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欲校定甚难。然是书储藏者寡，存之笥，冀与博闻者审定之。

在印本《曝书亭集》流布之后，凡没有见到朱抄原本，没有读到朱氏写在书前的那段“题识”的人，便都以为朱氏传抄在前，而龚翔麟则系从朱氏本转抄者，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根据朱氏的“题识”而断言龚抄在前，朱本从龚本转抄，则朱《跋》“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家”一语转成欺人之谈，当然也是错误的。

在前引王士稹的《跋》中，已谓焦竑所藏本虽仅前集而“尚有讹阙”，而在朱彝尊的《题识》和《跋》中，一则曰：“其文讹阙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先后倒置。因以意次第编录”；再则曰：“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傭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欲校定甚难。”据此可知，焦竑所藏本虽篇叶较多，而已次第混淆，卷帙杂乱，字句讹阙，已大非彭百川原作篇目卷次的本来面目了。因其问题太大太多，一时难于订正，故朱彝尊也仅能“以意次第编录”，而不能恢复四十卷之原貌，因而成为一个分篇不分卷的本子。假如在传抄焦氏藏本时，朱、龚二人是同时进行，并共同商酌作业，如我在前面所推想的，则龚翔麟的抄本的编次情况也当与朱抄本大致从同。

（三）龚抄本的流传情况

龚翔麟抄本于乾隆中归吴县袁廷梼（又恺），袁氏为吴中富绅，家有五砚楼，蓄书万卷。乾隆五十七年（1792）钱大昕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于袁家获观此书，并跋其后云：

《宋史·艺文志》：彭百川《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卷，与陈赵二氏所言卷数小异。今《中兴》书久不传，无从决其然否。即此编，亦未有卷第，文义多不相属。秀水朱氏于此书病其难读，盖世所传本大略相似耳。

袁廷梼的后人家道中落，其书亦逐渐散出，龚翔麟原抄之《太平治迹统类》初为福州陈征芝所得，至同治四年（1865）而又售于居官福建的周星诒（浙江山阴人）。周氏购得此书之后，曾立意加以校订。据他所写长篇跋语说：

竹垞太史得此书于焦弱侯家。原本为装治者颠乱卷帙，传抄本别用格纸缮写，先后舛错，文义难寻。尝自为跋，苦其难读。《四库全书提要》亦云“校勘未能尽通”，是世无善本久矣。

此为龚蘅圃先生翔麟玉玲珑阁旧藏。先生与太史同里契交，书籍传抄，有无通假，屡见集中。此当即自曝书亭本所出，故其舛误亦如太史所云。不知何时流转入吴，为五砚楼所得。又恺先生手录陈赵两目识语，并编总目装入卷端。后经竹汀学士借观，手识数行，云世传本大略相似。卷中有朱笔校订，仅十数叶而止，当亦为又恺先生同时人笔。想以寻检贯串，致力甚难，方始发端，畏难中辍也。

夫以博通淹雅如太史、学士，藏弆美富如蘅圃、又恺，而此书卒未能一还旧观，则学者快读之望正无日也。乙丑之冬，购自陈氏带经堂，久置箧衍，今年曝书检出，欲合李氏《长编》、江氏《事实类苑》、《长编纪事本末》、《燕翼贻谋录》、杜氏《琬琰录》及所藏宋编年诸史、写本《太常政和礼书》、诸家地志、杂家小说、文集，统为勘校，默计诸书不下二百余部，卷帙繁重，检读不易，计非四五年不能一周。孱躯苦病，又汇簿书，仅阅此一过而止。夫以贻二十年心力搜聚诸书，两宋之有关史学者，仅少《靖康小录》、《丙丁录》残本、《北盟会编》、《中兴两朝圣政》、《学士院纪事本末》数书而已，而卒以冗病不能孴校，后此欲校此者又苦无书，盛业难成，徒为长慨耳！宝儿他日能就诸所聚发愤为之，使供暮年遣日，当胜于甘肥之养也。末卷脱落残损，当求他本补完之。庚午四月十三日，已翁在汀州记。

跋语虽长，犹未尽意，于是有了另一段跋语：

此书数经传写，鲁鱼亥豕，触目都是，不仅如太史所云错简而已。诸家著录绝无道及宋板者。又恺同时藏书巨家，如抱经、千里、菉饮、仲鱼、荛圃、梦华、疏雨、漪塘、安道、文游、冲之、枚菴诸先生，皆以秘籍善本互相转录，亦无道及此书善本者。今世碌碌，并不能举其书名，善本之求断已绝望。欲抒榛芜，惟有汇校，若但就本书寻检错简，徒费日夕必无益也。周季贶。（以上两《跋》，均见《适园丛书》本《太平治迹统类》卷末。）

周星诒念念不忘地要对《太平治迹统类》进行彻底的校勘，而竟因本身冗病而半途打了退堂鼓，便把这一“盛业”寄托在他儿子的身上。却不料，在写成这两篇跋语之后不久，他本人在邵武府同知任上被“窐误遣戍”，知府蒋凤藻赀以三千金，遂以所藏精本悉归蒋氏，《太平治迹统类》从此乃又成为蒋氏铁花馆中物了。

此书在蒋氏铁花馆中存储亦未甚久，即又归于吴兴张钧衡，张即又稍加校订，刻为《适园丛书》之一种，并也写了一篇长《跋》附于书后，略谓：

今得元和蒋香生旧藏玉玲珑馆抄本，其误均如竹垞所言，分篇不分卷。竹垞‘跋’亦作四十卷，疑就《通考》所言卷数。似联篇直抄者。以卷帙厚则剪分之，不问纸之完缺，事之首尾。朱龚至戚，疑即竹垞所见本。如传抄至再，必稍整理矣。后有钱辛楣先生手书跋语，亦云难校。……

龚氏原书，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或三四字，或十余字，则不相联属。其中有缺数字者，有缺十余字者，多则十余行，少则六七行，后则文从字顺，约三十二三行，又花阙如前。似此者共七卷。八卷以后有缺叶缺行，不似前此之花缺。再思其故，必是宋本大册细字，首册蛀蚀而成此式，当就所剩者录出耳。因就周季贶跋中所云宋代诸书次第检出，细细增补，亦有各书俱无，只可仍其旧式。八卷以下略省功力。当其难时，有翻阅累日仅校得一二叶者。其困苦如此。因竹垞、辛楣两先生病其难校，衡虽末学，努力为之，凡一年六个月粗毕，恐讹舛尚不少，须竢博学家订补，而开山之功亦有微劳，谅亦不忍抹杀。

又，初看是书时，疑其补录北宋九朝，何以徽钦事迹标题俱无，与今所存“长编”无异？疑其从《长编》抄出者。校勘一过，方知其从《元祐党事始末》之下直接《契丹、女真用兵始末》，具见史识（章实斋《湖北通志·明季社事》后即继以《流寇》，用意俱同。）《长编》所缺熙宁元年至三年，绍圣元二三年事实，屡见后《祖宗圣学》、《祖宗制科取人》、《祖宗用度损益》、《官制沿革》、《兵制损益》七篇中，亦至徽钦止，方知崇宁、政和诸事，撰者以非治迹去之矣。其为原书无疑。而浙局撰《长编拾补》未搜及此，亦足见是书之难得。……因与《朝野杂记》均刻而传之，固《提要》所并称者。岁在阏逢摄提格（按：即甲寅，民国三年，1914），吴兴张钧衡跋。

《适园丛书》本的《太平治迹统类》现已流布世间。它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个刻本，也是明清以来网罗群书（依照周星诒所开书目）认真校勘过的唯一的版本，虽然如张氏《跋》中所说，其中舛讹尚有不少。至于龚抄原书，则在张钧衡身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图书馆，今则又随该馆一同迁徙到台湾去了。

（四）朱抄本的流传情况

朱抄本的最确凿的证物，是朱彝尊在抄毕后亲笔抄录于书前的赵希弁、陈振孙的《解题》和他自己亲写的一段《题识》，此外，在第一叶还钤有朱氏的三颗印章：“竹垞藏本”、“秀水朱彝尊锡鬯氏”、“竹垞”。此书于何时离曝书亭而他适，他适何家，行踪似极难考索，但可以断言者，世上迄今尚有数种号称曝书亭抄本之《太平治迹统类》，或则由《曝书亭集》而过录了朱氏的《跋语》，或则虽已照抄了朱氏在书前的《题识》，而所钤盖的却并非朱氏的“秀水朱彝尊锡鬯氏”等三颗印章。故亦极易暴露其非真品。

即如清乾隆中编修《四库全书》时，侨居杭州之汪启淑（原徽州歙县人）进呈书籍为数甚多，《太平治迹统类》亦其中之一，据称此即朱彝尊之原抄本，而馆臣为《太平治迹统类》所撰《提要》，亦即据此本撰成。今查朱氏原抄之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其书首尾俱无汪氏收藏印记，且无汪氏曾经收藏之任何痕迹。又，凡经进呈于四库馆内之书，特别是凡经采用为底本之书，总应有办理《四库全书》机构著录之任何痕迹或所钤印章，而目今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抄本之书前书后，亦全无任何此类印记。据此，我们可以怀疑，经汪启淑所进呈于四库馆之《太平治迹统类》，未必即是朱彝尊所抄之原本（当时冒充朱彝尊原抄之本甚多）。

朱抄本的一个最确凿无疑的下落则是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在由朱氏的曝书亭到丁氏的八千卷楼之间，还应有其他的居停主人与书斋，我们却是寻找不到任何踪迹，丁丙在得到此书之后，即在书后写了一段跋语，虽其中并无任何新意，但为了明了此书的周流辗转之迹是何等不易，也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皇朝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朱竹垞抄本）

陈振孙《书录解题》：“皇朝治迹统类七十三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条例，为前集四十卷，中兴后事为后集三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云：“上自艺祖，下至孝宗，凡二百门。”康熙庚午六月朏朱彝尊识云：“《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本四十卷，钱塘龚主事蘅圃借抄于上元焦氏。其文讹阙至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前后倒置。因以意次第编录，冀访善本再订正焉。”四库馆即抄此以入著录，并云：“此书于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条分缕析，多可与史传相参考。虽传写久讹而规模终具。阙其断烂之处而取其可以考见端委者，固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相同矣。”有“竹垞藏本”、“秀水朱彝尊锡鬯氏”、“竹垞”三印。

在这篇《跋》中，丁丙不惮其烦地，把已经过录或题写在书前陈赵二氏的《解题》和朱氏的《题识》重行过录，而对于他所应着重提及的关于此书的来历却一字不提，实在可怪。朱抄本原只分篇而不分卷，目前存储于南京图书馆的原书依然如此，而丁丙却于书名下首先注明为三十卷，盖受《四库提要》影响致然，而不知与所“跋”之本并不相符。丁《跋》又谓“四库馆即抄此以入著录”，此亦仅据《四库提要》云然，实亦别无显证。

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丙因经商失败，亏损巨万，遂将八千卷楼藏书悉数售于江南图书馆，即今之南京图书馆。迄今犹完好存储于该馆内。

（五）由龚、朱两抄本衍生出来的其他抄本

上海图书馆所藏谦牧堂旧藏本——此书系今人黄裳先生于1950年得自北京隆福寺书肆中者，因在书前也过录了朱彝尊的《题识》，黄氏遂在该书首叶写了如下一段《题记》：

此潜采堂抄本《太平治迹统类》五本，得之京城隆福寺坊中。卷首竹垞手题五行，宛然真迹。犹是谦牧堂原装，少有脱线及失去封面处，手为重订，不更有其旧式矣。此书传世绝罕，旧椠无闻。此竹垞老人据旧抄手为铨次之本，尚未分卷。赵宋一代史籍，此最罕觏，盖秘册也。此番重入春明，未得一书，只此五册，尚是名物。以压归装，欣喜之至。返沪后题记。庚寅春仲黄裳。

按：此本我们尚未得目睹，书前之题记及印章，皆沪上友人代查函告者。黄先生谓“卷首竹垞手题五行”，则似与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抄真本全相符，想系摹拟朱氏手迹而过录者，故黄氏断为“宛然真迹”，而不知其全为仿制品也。朱氏《题记》下钤有“朱彝尊锡鬯印”之白文方印一，当亦系伪为之者。朱印之上为一“谦牧堂藏书印”，亦白文方印，则不知是真是假。查“谦牧堂”乃满人揆叙之堂名，揆叙为清初大学士明珠次子，精鉴别，富藏书，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此书如确为谦牧堂所曾收藏，则其抄成上距朱氏本抄成之年盖不甚久。

上海图书馆藏彭元瑞旧藏本十册——此抄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不等。卷首抄录《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介绍此书之一段文字云：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四十卷

右宋眉山彭百川撰，详记北宋治迹。旧本流传甚少，失其卷目，文多讹阙，今本乃朱彝尊以意编录之者。百川又有中兴后集三十三卷，今未见。

其后即为彭元瑞之简短跋语：

此本购自马氏丛书楼，列目不分卷，讹字极多，犹是竹垞未编时本也。芸楣记。

彭《跋》所说的祁门马氏，实乃居于扬州之马曰琯与马曰琯兄弟。马氏所居园亭有小玲珑山馆，内有丛书楼，藏书之富，著名东南。至其所说此“犹是竹垞未编时本”，则因彭氏未见朱抄原本，误以朱氏《题识》中“予以意次第编录之”为区分卷第，而不知朱编正是“列目不分卷”本也。除短跋外，彭氏于此本最前数篇亦间有朱笔校语，但为数甚少。例如，有改“乾德六年”为“开宝六年”者，有改“大输激水”为“大轮激水”者，亦有因不便改写而用签条标出者，如“太祖太宗授受之懿”目内，“乙卯，大赦天下，……其赦文略曰：‘先皇帝勤政启国，宵旰临朝……宜体朕心。’”（按：诏文共二百余字）彭氏于此条上粘签条云：“赦文，《长编》无。”似此者凡三处。据此可知彭氏所据以校勘者为李焘之《长编》。

此本篇目之下，首为“知圣道斋藏书”、“南昌彭氏”及“遇读者善”三印，其下为“结一庐藏书印”。结一庐为清光绪间仁和朱澂之居第，据知此本在知圣道斋之后与归入上海图书馆之前，又曾一度为仁和朱氏所收藏。

北京图书馆所藏三种——一种为十册，一种为六册，另一种为五册。均不分卷，无序跋，无印记。当亦均从龚抄本或朱抄本转抄者。

武清曹效曾（贯之）校订本——十册，现藏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书前书末各有“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及“竹垞”两印，虽均显系坊间书贾所伪为，然亦恰可证知此本之必亦从龚朱二氏本辗转抄来也。此本原亦分篇不分卷，后又有另笔注出其卷次，疑其为依照库本或《适园丛书》本添入者。

清末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本——此本十二册，《皕宋楼藏书志》有著录，亦系分篇而不分卷者。民国初年此书流入东瀛，为静嘉堂文库藏书矣。

（六）《四库》著录之三十卷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杂史类》中著录了《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谓系“江苏巡抚采进本”。其所撰《提要》全文如下：

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书凡八十八门，皆宋代典故。《文献通考》载前集四十卷，又后集三十三卷，载中兴以后事。此本乃朱彝尊从焦竑家藏本传抄，但有前集，不分卷数。又中间讹不胜乙。彝尊《跋》谓“焦氏本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傭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初，绍兴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实类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实》，与百川此书皆分门隶事。少虞书采摭虽富，而俳谐琐事一一兼载，体例颇近小说；攸书于典制特详，记事颇略；惟此书于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条分缕析，多可与史传相参考。虽传写久讹而规模终具。阙其断烂之处而取其可以考见端委者，固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均一代记载之林矣。

就这篇《提要》说，其中说得中肯和确得要领的话没有几句，却与书的标目发生了矛盾：在书名下明明注曰“三十卷”，在《提要》中何以又说“此本乃朱彝尊从焦竑家藏本抄传，但有前集，不分卷数”呢？假如分作三十卷的事是由四库馆臣所为，何以又不于《提要》中稍作交代呢？看来，这一错误之所以造成，完全是由于编录此书的馆臣先后失于检照之故。据《四库采进书目》所载，当时此书共采进三部：一为浙江汪启淑家进呈曝书亭写本（估计并非原抄而是转抄本，说见前），不分卷，十册；一为两淮盐政进呈本，不分卷，二十册；一为江苏巡抚进呈本，三十卷，十册。据我推测，不论这三种本子中有无朱抄真本，其内容却必是篇次相同的，因为，自清初以来，亦即自有了龚朱两家的抄本之后，一切传抄本无不渊源于两家，而两家的抄本，又全都是经过朱彝尊的“以意次第编录”，内容之层次是完全相同的。其区分为三十卷之本，内容也不会独异。馆臣之采录为底本者为江苏巡抚采进之三十卷本，而据以撰写《提要》者则又为另一采进本，亦即不分卷本，又始终不曾两相检照，未能察觉其立目、立说之相互歧异，遂致此破绽亦始终未被弥缝。

究竟是谁把朱彝尊所“编录”的分篇不分卷的《太平治迹统类》区分为三十卷的呢？张钧衡为《适园丛书》本所作《跋》有云：“后又得艺海楼（按：此为仁和顾沅藏书楼名）传抄阁本……分三十卷，大约馆臣以意分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亦谓此书“因岁久散乱，颇多讹阙，《四库全书》著录，厘为三十卷”。今据《四库全书采进书目》所载江苏巡抚采进之本，知其早在采进之前已既区分为三十卷，则馆臣区分之说可不攻自破。然江苏巡抚采进之本出自何家，其中有无题记或区分卷次者之名氏，今俱无可考知，所可知者，仅为此书之分卷必就龚朱两本之传抄本而为之者，其时间至晚当在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之前。

自从《四库全书》著录了三十卷本，后出各本便全都统一在这种编制之下，甚至有的旧抄本（如曹效曾校订本）也在篇名旁追补了卷次。实际说来，这种已经通行的三十卷本的篇目划分，是极为粗率而不够精确的。例如：

《哲宗弃四寨》

《哲宗擒鬼章》

《哲宗朝议弃西夏地界》

这三篇本当合为一卷，而今本竟把前一篇与《哲宗委任台谏》合为卷二十，把后两篇与《熙宁元祐议役法变更》合为卷二十一；又如：

《祖宗制科取人》

《累朝任用逸民》

《祖宗科举取人》

这三篇也应当合为一卷，而今本竟把前两篇与《祖宗圣学》合为卷二十七，把后一篇单独列作卷二十八。错杂无伦，固知其决不出于高明之家之手也。

这位并不高明的区分卷第者，对于他为什么把旧来的四十卷合并为三十卷，也竟没有作任何说明和交代，使我们此刻对此问题只能稍作一些推测。我认为，龚、朱两家的抄本，既有如朱彝尊所说，“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以致接处文理不属”，而更为严重的，则是朱彝尊所说的，“其文讹、阙至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错讹的文字，就现存的部分还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其“阙”、“失”的部分究竟有多少，我们却无从知道了。而就朱氏所重新编次的一些篇目看来，如《太祖太宗授受之懿》、《神宗开南江》、《神宗置南平军》等篇，文字即极为短少，与《祖宗科举取人》等篇之分量大不相侔，可知龚、朱两家的《太平治迹统类》之抄本，其中有些篇目之断烂程度必极严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分篇目者既勉强区分，区分卷第之时自难再凑足四十卷之原数，遂不得不改编为三十卷了。

五、《太平治迹统类》是否值得和可以整理

李焘的《续通鉴长编》是记述北宋一代史事最详赡、最富史料价值的一部书，可惜因其卷帙之繁富，传抄传刻均大非易事，在明代编修《永乐大典》时，其书是否还完整无缺，殊难考知，此后更无人得见全书。《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内府，学者亦无缘得见。到清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经丢失了许多册，于是辑出的《长编》也不能不有所残缺：从太祖到英宗诸朝，虽也间有短少，而所短少的尚皆非整月乃至整年；神宗哲宗两朝，则熙宁年间缺三年，绍圣年间全缺；徽钦两朝更未辑得一字。所以在清代第一个为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写“题记”的朱彝尊就曾指出：

《长编》所佚，具见杨书。以杨书补《长编》而李书可全；杨书之所阙又以《长编》补之，而杨书亦可全。（此据谭钟麟《长编拾补》序文引，原始出处未见。）

实际上，此话并不十分确切。现存的《长编纪事本末》固然是一个残阙的本子，即使不然，由于杨仲良所立定的题目有局限性，有以意选择而略有偏颇之处，并不能像《长编》原书那样地包罗万象，所以，即使不残不阙，以其所有补苴《长编》之所无，也终不能使《长编》成为完书。然而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太平治迹统类》既然是《长编》的另一个《纪事本末》，彭百川所立定的题目虽然也有所偏重，但其倾斜面却在于典章制度和礼乐兵刑诸政的兴革沿变等方面，与杨仲良的书的取向互有差异，尚不只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于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条分缕析，多可与史传相参考”而已。只有把杨、彭两家之书兼收并取，才庶几可以使《长编》得以补足其所阙脱的绝大部分，尽管仍不能使之成为“完书”。

如果把《太平治迹统类》的存在价值只限于修补《长编》的残阙部分之用，那就实在是浅之乎其评价该书了。我们以为，在袁枢把《资治通鉴》改编为《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尽管《资治通鉴》在以后并无任何残阙不完之处，而袁枢的书却也一直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彭书之于《长编》，比之袁书之于《通鉴》，在质量上是否有优劣之分，似乎自来还不曾有人加以比较，作出评价，但就我们看来，彭书的内容，既偏重于典制的因革演变和兵刑礼乐诸大政的胪陈记叙，则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只在于，首先必须使这部残阙断烂的书得到认真的精审的整理和订补才行。然而，这是可能做到的吗？

我在前面之所以不惮烦劳地，引录了清代的那许多著名藏书家与著名学者对彭书所写的那许多题识和跋语，无非是想藉以说明，彭书的整理和订补乃是一桩极难奏功的事。例如，从朱彝尊开始，他就已经在《题识》中说：

其文讹阙至不可读，并其卷目失之，先后倒置，……冀访得善本再订正焉。

在短《跋》中又说：

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傭书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欲校定甚难。然是书储藏者寡，存之笥，冀与博闻者审定之。

作为乾嘉学派的主帅之一的钱大昕，在苏州袁廷梼家见到此书之后，也重复朱氏的意见，说道：

即此编，亦未有卷第，文义多不相属。秀水朱氏于此书病其难读，盖世所传本大略相似耳。

也是在此书存储于袁廷梼家时，还经过不知什么人用朱笔校订过最前面的十数叶，据后来周星诒推测，大概也是“以寻检贯串致力甚难，方始发端，畏难中辍也”。

此后此书即辗转为周星诒所购得。周氏可称为校勘学家，他不但藏书多，而且有许多书都经他亲自校勘过。对于这部《太平治迹统类》也有意作一番彻底的校订和整理。他想集合家中所藏《长编》、《名臣碑传琬琰集》、《长编纪事本末》等书二百余部，用四五年的时间去从事这一工作，但实际上，一则因在官员职位上，公务棼繁，二则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不济，便又感到心虽有余而力实不足，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不料为时未久，即因“罣误遣戍”而把所藏珍贵书籍一律出售于别人，致使此计划完全落空。

到清朝末叶湖州张钧衡买得此书并想把它刻入《适园丛书》中时，遂依照周星诒所开列的书目，全部聚拢在一起，次第检出，细细增补，费时凡一年又半，粗得毕事，即刻作《适园丛书》之一种。而据我们今天看来，张钧衡的开山微劳虽不可抹煞；而其中讹舛脱漏仍随处可见，大概比张氏自己所估计的还要严重得多。

经过如上所举述的那样一些著名学者、藏书家、校勘学者所手订、所雠校梳理过而终于不能恢复其原面目之仿佛的一部书，我们今天再侈谈校订和整理，并希图还原其本来的面目，是否是可能的和可行的呢？我认为，这要从两个方面作出回答。首先是，如我在前面所论定的，《太平治迹统类》乃是把编年体的《长编》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一部书，则专从理论上讲，凡属彭书错乱残损而在《长编》尚属完整的部分，只据《长编》而细致地重新加以排比即可；《长编》所残阙的部分，则还有大致自《长编》摘抄而成的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十八卷本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当是南宋书坊假名李焘而从《长编》摘录之本，其文句大致均自《长编》照抄不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于《史部·编年类》之《存目》中）等，只须充分利用这少数旧籍作为基干依据，整理订补的工作基本上就可以做好的。周星诒和张钧衡之所以那样地广搜博采而终于并未取得成功，正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采用“獭祭”办法，反而不能“用志不纷”之故。

彭元瑞曾经对《太平治迹统类》进行过校勘，所校勘的虽仅寥寥数条，然而已经发现了书中所载的宋太宗的即位诏文，为《长编》之所不载。据此看来，说《太平治迹统类》只是《长编》的纪事本末，仅用《长编》及由《长编》摘抄而成的几种书就可对它作好整编和校勘的工作，岂不是大成问题的吗？

我认为，彭元瑞的校语，并不能证明彭百川的书不是改编《长编》而成。在此，我们可以举述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中的一段记事为证。杨书之完全由《长编》改编而成，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在其书的第十三卷《李顺之变》一篇，开首即记述了：

淳化四年，蜀土富饶，……及王师取之，……不数年，孟氏所储之物悉归于内府矣。……而言事者竞起功利……司计之吏皆析秋毫，……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鑃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聚徒众起而为乱，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者。

计共三百六十余字，为辑本《长编》之所脱阙。此段下又有两段：

十二月，西川都巡检使崇仪使张屺与小波斗于江原县，屺射中小波额，既而屺为小波所杀，小波亦病创卒，众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顺为帅。

初，小波之党才百人，州县失于备御，所在盗贼争附之，……遂至数万人。陷永康军及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纵火大掠，留其党守之，进攻成都。

这两段共计也有二百余字，也为辑本《长编》所脱阙。今按：杨书之完全脱胎于《长编》既毫无可疑，而《长编》对于淳化年间王小波李顺起义这样的大事之必然会原始要终地加以记述也同样是毫无可疑的；然则只见于《纪事本末》而不见于《长编》的这些大段记载，除了认定它们是原本《长编》所有而为辑本《长编》所脱漏掉的，更能作出何种足以服人的解释呢？

准此而论，现行的辑自《永乐大典》的《长编》，其自太祖至英宗诸朝的记事，虽表面看来似是完整无阙的，实际上的残阙讹脱之处却也是所在多有的。而宋太宗即位诏之所以只见于《太平治迹统类》而不见于《长编》，更可以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这一问题。今先照《适园丛书》本《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太祖太宗授受之懿》一目中记述太宗即位诏的全条文字抄录如下：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赦文略曰：“先皇帝勤劳启国，宵旰临朝，万机靡倦于躬亲，四海方成于开泰。念农民之疾苦，知战士之辛勤。氛祲尽平，生灵永逸。而寒暄或（据《宋大诏令集》当作“遘”，此盖以避高宗讳而改）历，寝疾弥留。方臻偃革之期，遽抱遗弓之叹。猥以大宝，付予冲人。宜覃在宥之恩，俾洽维新之泽。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扰外境。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alt门使即时引对。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长编》卷一七，系此事于开宝九年九月，其文为：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扰外境。（此下直至“宜体朕心”句，与《治迹统类》字句全同，不备录。）

把两书对宋太宗即位大赦诏的记载并列于上，我们自可一目了然：辑本《长编》此条，乃是因把修史者为此诏令所作的提纲“大赦天下”云云句，与诏令中的同一句相混，辑录者在抄毕提纲之句之后，便粗率地放过了诏令前半的一百余字，而直接从该句下文“令缘边禁戢戍卒”云云抄起，遂致彭元瑞误以为“令”字以下乃是记述另一事件，非诏旨中文，因而有了“赦文，《长编》无”的签条。如以为原本《长编》就是如此，那就未免厚诬李焘这位大史学家了。

正因为彭百川不把他所编写的书取名为《长编纪事本末》，在他编撰《太平治迹统类》时就可以有较多的回旋活动的余地，在必要时，他就可以对《长编》叙事的不足甚至失误之处进行一些补正了。于此且举一事为例。

宋神宗元丰八年，汴京的开宝寺贡院失火，礼部改用别所举行了进士的考试，其后又以神宗病故，哲宗居丧，不能亲自主持殿试，遂即以省元焦蹈为状元，以刘逵为第二人。《长编》于这年五月丙辰载：“正奏名进士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并释褐。”并于其下附注云：

《政目》于五月六日书“放进士焦蹈以下”。《登科记》焦蹈第一人，刘逵乃第二人。不知何故焦蹈独不释褐。

这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目内，宋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丙申条载：

赐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原注：徐处仁、谢良佐、白时中、郑居申、薛昂、丘常、孙渐、刘洵仁、王裒、侯蒙、刘正夫、宋鼎）并释竭。……逵，随州人。（原注：是榜状元本焦蹈，蹈卒。）

这段文字中的第一条附注，是彭百川依照他自己所规定的编撰此书的体例而写出来的。《长编》的惯例是，每次进士考试放榜之后，它大概都只举出状元及第者一人的姓名，而以“以下若干人”概括之，而彭百川则必连同状元以下的五七人的姓名都加以举述。不只元丰八年一科为然也。第二条附注，则回答了李焘在《长编》纪事的附注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些修修补补文字，虽与纪事本末的体例不尽相符，然而补前修之未备以相辅相成，我以为倒是更胜于拘守原文的。（焦蹈举进士第一，于揭榜后六日身亡，此事唯见于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草腰带听声》条，龚书成于淳熙九年，而李焘卒于淳熙十一年，故不及见其书也。）至于在《熙宁元祐议役法变更》篇中附加了秦淮海论役法的大半篇文章（《淮海集》卷一四《论议上》），那更是充分利用其有回旋余地的条件了。可是，也有彭百川本为一些不正确的记载或传闻所误，而即以讹传讹，用来改变了《长编》原来的记载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

《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985）三月己未载：

上御崇政殿覆试礼部贡举人，得进士须城梁颢等百七十九人。庚申，得诸科三百一十八人，并唱名赐及第。唱名自此始。

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的《祖宗科举取人》篇内所记此事除混入雍熙二年正月己巳诏之下以外，在文字方面大致皆与《长编》所载相同。然而在“夏四月丙子，复置明法科”云云一条记载下却又加有“附注”说：

甲科梁颢，年八十二，作状元，张惟明、钱若水、陈允省元。

这一条“附注”必然是原在“得进士须城梁颢等百七十五人”一句之下，因断烂残阙而致传抄时错了位的。其中以张惟明等三人均称作省元已颇有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是关于状元梁颢的年岁上。梁颢年八十二状元及第之说，首见于陈正敏的《遁斋闲览》，陈书今佚，但在洪迈的《容斋四笔》卷一四有《梁状元八十二岁》一条，对此说加以驳正云：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颢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今按：《容斋四笔》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其刊行也必在彭百川撰写《太平治迹统类》之前许多年，彭氏对这条纠驳文字竟无所闻知，竟在这里沿用了陈正敏的误说，这就不能说是对《长编》的补充，而只能说是制造混乱了。

以上反复论证了《太平治迹统类》乃李焘《续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彭书虽间有补正李书之处，但就大体说来，这一判断是不会错误的。至于所说用李书校订彭书之事，从道理上固是讲得通的，但要付诸实践则是大有问题的。

六、《太平治迹统类》的校补订正是
一桩异常艰巨的工作

整理校订之不易奏功，其故何在？这就是我要回答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太平治迹统类》不曾被四库馆臣校订整理过，这在我们看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免受清人的肆意窜改。特别是对于辽、西夏和吐蕃诸部落人名、官名与地名的乱改，使读者实在感到混淆杂乱。《长编》因系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对上述诸端自然全都受到酷刑般的践踏，有待于我们再去加以校订，令其还原。属于北宋前五朝的《长编》，虽然我们还可见到一个一〇八卷的南宋刻本或其传抄本，但那只是一个节本，较辑本约少了一半以上，经其摘录之处固可据以校订，其所不收录的部分，和神、哲、徽、钦四朝，《太平治迹统类》便成了不可或阙的参校书籍之一了。

《太平治迹统类》对于辑本《长编》之可以起到匡谬正误和补充阙漏的作用，尽管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晚清人编辑《长编拾补》时，以及在七十年代内上海的一些学者对辑本《长编》进行点校时，全都没有使这部书充分发挥其作用。今但从点校本中以千百计的失误中摘举一例如下：

《适园丛书》本《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太宗经制契丹》篇中，于记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八月杨业败于契丹，被俘绝食而死后，继谓：

其败也，麾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亡益也；倘鸟兽散，尚可亡还报天子者。”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

此在南宋刻一〇八卷本之卷二七，文字与此全同。此中之“倘鸟兽散，尚可亡还报天子者”一句，在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引录的《杨文公谈苑》中作：

倘鸟兽散，尚有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

这句话的意思原很清楚，是杨业要他麾下仅余的百余人各自四散逃命，其中如有人能逃回汴京，便可以把他们在前线上这一艰苦奋战的状况向皇帝陈报清楚。不料四库馆臣因随时要对民族偏见提高其警觉，竟把“鸟兽”二字误解为对契丹军队的诬称，因而把此句改作：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亡益也。倘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

敌人正对杨业的部队取得了歼灭性胜利，杨业与其所部百余人且俱将不免，在这种情况下怎还能希望敌人有“作鸟兽散”的时刻呢？而四库馆臣的这种不近情理的荒诞改动，又竟吓住了我们的点校《长编》的人们，他们虽然也号称用宋刻一〇八卷本《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辑本《长编》作了校勘，而对此处四库馆臣的窜改却不敢恢复其原来的文句，既不惜厚诬李焘，也不惜贻误读者，这真令人大不可解。而更为大不可解的是，在已印出的二十册点校本《长编》当中，类似这样的错误却是还多得无法枚举！而其所以如此，主要的（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未能使《太平治迹统类》充分发挥其作用之故。

对于《太平治迹统类》之显而易见的可以利用之处，迄今既还不曾有人加以充分利用，对于此书之断烂讹夺，须要人们认真加以比勘订正的地方，其难度之大远远非前者之所能比，自然更迄今无人出而问津了。既然前代学者不曾在整理此书的工作上为我们提供可取的成果，而此书本身又断烂残损，几乎已体无完肤，我们今天却偏要置各种艰难困窘于不顾而校勘整理这部书，要使它成为一部可读的书，在宋史的研究领域中，增加一部比较重要的史籍，这究竟能否做到呢？经过一番短期的整理实践之后，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向关注此事的朋友们宣告说：这一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太平治迹统类》这部书，有一个奇怪现象，即在每条记事之前，大都缺乏一个准确的年月日。根据我们推测，这大概是由于虫蠹断烂逐处皆然，或则年月日下记事全缺，或则记事之上年月日已经不存，“傭书人”虽亦间或把断烂部分的上下文接抄，不但使得“接处文理不属”，如朱彝尊之所云云，而某事发生的时次亦每致先后失序；而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凡遇年月日残缺以及大段文字残缺之处，“傭书人”即不加隔断而前后牵合为一。举凡似此等处，我们都很难对《长编》细加检索而就能为之补足。

书中亦有年月日标著分明，而本身即先后失序者，例如《适园丛书》本卷二十《哲宗委任台谏》篇中有几条的序列为：

例一：〔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八日〕戊寅侍御史刘挚又言：“〔蔡〕确〔章〕惇欺罔先帝无所不至，今犹在庙堂亲近陛下……乞臣前后章疏付外施行。”

今按：辑本《长编》卷三六三，此日确有刘挚论奏蔡确之长篇奏章，但并非论奏蔡确章惇二人者。而上引奏疏之内容，则见于《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1086）二月丁卯，乃监察御史王岩叟长篇奏章中之一段。

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刘挚论奏蔡确的奏章，本也是长篇大论的，彭书乃错出于元祐元年二月甲申左谏议大夫孙觉……又奏：“蔡确已迁出东位……以肃群臣异同之意”句下，且仅存“乞罢一蔡确，上以安朝廷，下以安生民而慰忠臣义士之望，臣不胜愤懑忧国爱君之至”几句结语。

例二：彭书于元祐元年二月甲申孙觉的“又奏”当中，不仅混入了刘挚奏章的几句结语，而自其开头的“宜早赐罢免”一句的“宜”字以下，从“确缜二人”以至“以肃正群臣异同之意”诸语，也全是混入的而非孙觉“又奏中”所有的语句。

彭书二月丁卯又载，王岩叟又奏：“确、惇佞人之杰，天下之人见其罢黜，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矣。惟裁酌早赐施行。”今查《长编》是日所载王疏，其中只有“伏见蔡确章惇佞人之杰也，天下之人见其”十数字，其余亦皆非王奏中所有的语句。

今按：上面举述的羼入孙觉的“又奏”和王岩叟的“又奏”中的这两段文字，全是苏辙奏章中的一些语句。《长编》卷三六七于元祐元年二月丙戌（二十七日）载有左司谏苏辙的长篇奏章，其濒临末尾的一段是：“所有确缜其余罪恶，臣未敢细陈，先论大体。伏愿陛下思祖宗付嘱之重，深察方今事势为至艰至难之时，早赐罢免确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上以肃正群臣异同之论，下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矣……”

例三：彭书于元祐元年二月甲申记事的最后一条为：“又侍御史刘挚言职役免役利害等事。”

今按：据《长编》所载，刘挚这一奏章乃是元祐元年正月丙申（初七日）奏进者，系于二月甲申之后显然错误。又按，刘挚此奏在他的许多篇奏章当中是比较重要的，自不应单单标举了一个题目了事。于此更可看出，彭书的断烂残阙，绝不是如张钧衡在跋语中所说，仅仅前八卷为较甚，而必是贯通全书莫不皆然的。凡此等处，既须还原其确实的时日，也须补入其重要内容，但摘录之文能否与彭书原来摘录者相符合，那却又是大成问题的。

例四：彭书于前条之后，又载：“三月丙午，左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见自冬涉春，时雪未降……丰年之应固未为晚。”其下为“王岩叟言新法害民”（原注：见《宣仁门》），再下为“刘挚又四上章言蔡确十罪，当罢”。其下为“辛亥，朱光庭言：‘方今圣政日新……愿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王岩叟又言：“蔡确章惇奸邪……上答天意，下慰人心。”

今查《长编》，朱光庭的这一奏章，乃是元祐元年正月辛丑（十二日）所上，月非“三月”，日非“丙午”。

王岩叟言新法害民之疏，当即其论役法之疏，据《长编》，乃是元祐元年正月戊戌（初九日）所上。

侍御史刘挚之“四上章言蔡确”，《长编》于元祐元年正月庚戌（二十一日）连载三疏，于正月丙辰（二十七日）又载一疏，无一疏为三月丙午所上。

朱光庭言“方今圣政”与王岩叟又言“蔡确章惇奸邪”二事，据《长编》则全为元祐元年正月辛亥（二十二日）事，非三月辛亥。

上举数例，皆摘自彭书卷二十之《哲宗委任台谏》篇中，亦即在三十卷本《太平治迹统类》之后半部分，即张钧衡所说错乱讹夺较少的部分，而其错乱情况犹且如此，则被张钧衡指为错乱残阙最甚的前八卷，其情况更可想见。单是为了摘引前面所举的几条例证，以及在《长编》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费去不少的时间与精力，如何还敢侈谈对彭书全部进行校补和整理？因此，到头来，我们仍然只能像从朱彝尊到周星诒到张钧衡诸人那样，徒然望书兴叹，而感到无从着手整理校订之苦。

这篇文章的写成，得力于刘浦江同志的帮助甚多，文中的部分意见和部分资料，也是由他提供的。特在此声明，并表示感谢之忱。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初稿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改订

校点本《宋诸臣奏议》弁言

一

元朝的史官们所纂修的宋史，虽以芜杂和疏漏见讥于后人，然而在他们的《进宋史表》中有总括评述两宋朝政世风是非得失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云：

至若论其有弊，亦惟断以至公，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

我以为这几句概括是比较扼要的。这里所说到的“声容”、“武备”、“成效”诸端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我们居今日而要对这些“陈迹”进行研究，则当时当事人的一些“论建”，却正是我们所应凭藉的最富有价值的资料。因为，它们的内容所表述的，不论是否正确，是否切实可行，以及是否有私心偏见等等，却毕竟都是最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宋人的论建之多，对于我们研究宋代史事的人来说，正构成一个最为有利的条件。

生活在南宋中期的赵汝愚，是宋朝皇帝的宗室。他在宋孝宗的乾道二年（1166）以状元及第之后，曾先后任秘书正字及秘书少监等职，因得亲见北宋一代的“忠臣良士”的“便宜章奏”，并亲加“收拾编缀”，在“历时浸久”之后，其“箧中所藏殆千余卷”。收录了这许多资料之后，却又感到，“每究寻一事首尾，则患杂出于诸家，文字纷乱，疲于检阅”，于是，到淳熙九年至十二年（1182—1185），当他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之日，便又和他幕府中的几位僚友，“因事为目，以类分次，去其复重与不合者”，厘定为后来刻印的这个一百五十卷本《名臣奏议》（以上所述过程，均据赵汝愚《乞进皇朝名臣奏议札子》）。

二

赵汝愚自述在其厘定成书的过程中，曾“去其复重与不合者”。“去其复重”是为了删繁就简，极易理解，但何为“不合者”呢？这当然是指不合于编辑这部《名臣奏议》的宗旨的一些奏议而言。那么，此书的编辑宗旨又是什么呢？这在赵汝愚的《进皇朝名臣奏议序》中已有所说明：

恭惟我宋艺祖开基，累圣嗣业，……凡以开广聪明，容受谠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为相，务行新法，违众自用，而患人之莫己从也，于是指老成为流俗，谓公论为浮言，屏弃忠良，一时殆尽。自是而后，alt谀之风盛而朋党之祸起矣。臣伏睹建隆以来诸臣章奏，考寻岁月，盖最盛于庆历、元祐之际，而莫弊于熙宁、绍圣之时。

在《皇朝名臣奏议》编类成书六十年后的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赵汝愚的孙子赵必愿和福建路提点刑狱史季温前后相继，把此书的刻版、印行工作全部完成，史季温在跋语中又把赵汝愚的编类宗旨加以阐发说：

夫以先朝名公巨卿章疏，联篇累牍，未易管窥，然要其大纲，则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说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说以祸天下。始作俑者，未尝不痛恨于荆舒也。明鉴之垂，前车之戒，凡有志于国家者，其可舍是而他求哉！

根据以上几段引文，可以知道，赵汝愚所谓合与不合，作为其厘定全书时录用或丢弃标准的，基本上只是依其是否为熙宁新法的参与者来作决定。

三

《皇朝名臣奏议》的全部选目，更极其明确地体现了赵汝愚及其僚友所用来厘定全书的这一宗旨。例如，在其开宗明义的《君道门》，列作第一篇的就是司马光的《论人君之大德有三》一疏，而在全书的一百五十卷内，收入司马光的章疏竟达一百四十六篇；另外，司马光的同道、同志、友朋和门徒们的奏疏收入书中的更不计其数。对于推行和赞助新法的那一群人物，则除收录了王安石的六篇外，对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的奏疏则全部连一篇也未收录。而其中所收录的王安石的六篇，则是：

1．卷二十二《君道门·诏令类》收录了他的《乞追还陈习误罚诏示信令》。

2．卷五十二《百官门·台谏类》收录了他的《论孙觉令吏人书写章疏》。

3．卷五十六《百官门·给舍类》收录了他的《论舍人不得申请除改文字》。

4．卷八十七《礼乐门·宗庙类》收录了他与别人合上的《议僖祖祧迁》。

5．卷一百九《财赋门·新法类》收录了他的《论本朝百年无事》。

6．同卷还收录了他的《乞戒耳目之欲而自强以赴功》。

在这六篇奏章当中，除《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是王安石抒发其政治改革见解的简括性的短文而外，其余五篇全都是他针对某一临时发生的具体事件而发，不代表他的济世大略和政治见解，而他在嘉祐四年（1059）写给宋仁宗的《言事疏》，洋洋洒洒，规模宏阔，较之司马光等人的一些泛论治体的文字，气势宏伟，格调高尚，而竟置之“不合”之列而屏弃不收，更不用说涉及他创立各种新法或为维护各种新法而写的各道奏章了。但在卷一百九《财赋门·新法类》所载陈襄的《乞罢均输》奏疏之下，用小字附录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订立的《均输法》（此文亦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转运使门》，文前冠以“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字，《王文公文集》及《临川文集》之《杂著类》亦均收此文，而标题则作《乞制置三司条例》（《王文公文集》作“条制”）。综合各书所载《均输法》文章的情况看来，可以推知，这一法令必为王安石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名义而创立的，王安石两种文集中的标题全是不对的），尽管是小字附录，却毕竟可藉以与反对派的议论互相对照，既能反映立法本身之有无失误，也可反映反对者意见是否真能击中要害。所可惜的是，对于其他各种新法，例如青苗、免役、保甲等等，这本《奏议》却都只是收录了反对派的一面之辞，不免令人觉得赵汝愚总还是陷于政治偏见之中，在编选过程中不能廓然而大公。

四

然而，如果专以陷于政治偏见之中归咎于赵汝愚，却也不免同样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自北宋末年的蔡京与宋徽宗等人，长时期冒着继续推行新法的名义，号称崇宁，而实际上从事于丰亨豫大、荒诞奢淫的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置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于不顾，终于招致了北宋政权的覆亡结局。洎南宋政权建立之后，举国上下，包括一些有识之士在内，便都不免用极其简便的逻辑推理，由“崇宁”而上溯到熙宁，由蔡京而上溯到创立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吕惠卿、章惇等人，把他们作为集矢之的。试看早于这部《皇朝名臣奏议》而成书的，由吕祖谦所编定的《皇朝文鉴》，在其所收录的一百五十来篇北宋诸臣奏议当中，也只收录了王安石的《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和《论孙觉令吏人书写章奏札子》两篇，既无真正详明恺切地表达了王安石政见的其他奏章，更无变法派中其他任何一人的奏章。

由此可见，在南宋的那般政治气氛之下，只要有人打算编辑一部北宋臣僚的奏议总集，即使不是赵汝愚而是另外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其编辑的方式方法虽或可以不同，而其收录和屏弃某些人物的奏章的标准，却必会是小异而大同的。洎明朝建立之后，北宋亡国之恨在一般士大夫的头脑中已不复像南宋士大夫那样深重，对变法派的人物和言论，也不再像南宋人那样地加以敌视，所以，反映在明朝永乐年间由黄淮、杨士奇所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的各门类中，则不但收录王安石的奏疏达十数篇（包括《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内），王安礼、曾布诸人的奏章也都有所收录。吕惠卿、章惇等人的奏章之所以未被收录，则必是由于他们并无文集传世之故。至此乃可证明，赵汝愚所定立的编书宗旨，乃是时代局限使然，而不须过分加以指责。

五

我以为还应当更进一步来说。在前面，我只说了赵汝愚所编《皇朝名臣奏议》，虽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政治成见和偏见，但那是时代局限所致，是可以而且应予理解的，这毕竟还是属于消极方面的意见，而对于他编的这部书所具有的，和我们应予肯定的积极意义并未加以阐述，这仍然是不够全面的。故特在此补述。

在唐代，唯有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刊行传世，到北宋，则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流行，个人的奏议辑印单行者，如《范文正公奏议》、《包孝肃奏议》等，为数便已不少。到南宋孝宗时候，浙东学人吕祖谦于所编《皇朝文鉴》中选入了北宋臣僚奏疏一百五十余篇，被朱熹称赞说：“其所载奏议，亦系一时政治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尽在其间。”（转引自《文献通考·经籍考》）于此可见，奏章一类文字与一代政局和历史的关系是何等密切。然而《文鉴》中所收录的奏章，一则为数甚少；二则是以人区分而不是以事区分的；三则是作为文章选入而不是作为史料选入的，故均不标著其进呈年月。这些情况对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是都会有些不便之处的。

在吕祖谦编成《皇朝文鉴》之后不久，赵汝愚就把供职三馆时所收录的千余卷北宋臣僚的章奏进行删削厘定，“因事为目，以类分次”，并且一一推寻其奏进的岁月，使能稍见事由的原委本末，其目的是要使它“上可以估时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备有司之故实，史氏之阙遗”，是“广记备言，务存圣代之典”，总而言之，是作为一种历史典籍，供后来的治史者参考使用而编纂的。

赵汝愚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由福建安抚使调充四川安抚制置使。是在四川帅任上，赵汝愚把已经编选毕事的《皇朝名臣奏议》奏进于朝，从而深为孝宗所赞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在赵汝愚的《行状》中有较详的记载：

公尝以本朝名臣议论，自建隆以来迄于靖康，以类编次，后成三百卷，遂奏请择其中尤切于治道者为百五十卷上之。孝宗尝谕宰臣周必大等曰：“治道尽在此矣。”洎公进登枢管，故事诣重华宫，方叙谢，孝宗曰：“……卿在蜀时，所进《奏议》极好。朕尝谓此书可与《资治通鉴》并行。”故尝易名其书为《治道集》，盖用孝宗奖谕之语也。（今按：赵汝愚的行状不知何人所撰写，全文今不可得见。此段引文，皆自南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九，绍熙四年赵汝愚同知枢密院事条转引）

到宋理宗的淳祐十年（1250），此书在福建即将刻印完成之日，另一位宗室赵希瀞到福州去作知州并兼福建安抚使，他应邀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其开头的一段话就说道：

福国忠定赵公以宗臣帅长乐，政成多暇，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稡为一编。汇分昈别，冠《君道》，跗《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不载。

这段话语，既肯定了赵汝愚编纂此书时所用的依事目区分门类的方法，更铺述了他所收章奏内容覆盖面之周浃。虽语意颇似称颂，而按之赵书的实际内容，却是全相符合的。

回溯赵汝愚编纂这部《奏议》之初，当朱熹闻知他要采用分门编辑办法时，便曾向他说道，“只是逐人编好。因论旧编《精义》，逐人编，自始终有意。今一齐节去，更拆散了，不见其全意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但并未为赵汝愚所采纳。清代的四库馆臣为赵书所作《提要》中就此两种意见评论说：

今此集仍以门分，不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说。盖以人而分，可以综括生平，尽其人之是非得失，为论世者计也；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为经世者计也。平心而论，汝愚所见者大矣。

我以为，如果把此中的“为经世者计”增改为“为经世洎治史者计”，那就把赵书所能起的作用概括的更为周全了。尽管如此，其所作“汝愚所见者大”的总结，却是极为允当的。

六

在赵汝愚为其所编《奏议》所作的《序言》及其进书《札子》中，都自称其书为《皇朝名臣奏议》，在史季温的序文中，则称之为《国朝名臣奏议》。而在史季温、赵必愿（汝愚之孙）和朱貔孙诸人先后关注之下刻印成功的《奏议》全书，前后却一致都作《国朝诸臣奏议》。皇朝与国朝，固可互换；名臣与诸臣，寓意却自有别。何以有此改动呢？四库本的《提要》推测说：“盖以中有丁谓、秦桧诸人而改其名欤。”我以为，除掉这种推测也很难再找出别的解释。若然，则书名的改换应出于赵汝愚、史季温等人的主张。现在我们把校点本改名为《宋诸臣奏议》，更属理所当然的事。

史季温的《序文》说，这部《奏议》编成之后，曾在四川刻印过，后因蒙古兵侵入四川，刻版被毁，世间并无传本。而淳祐年间朱貔孙鸠工所刻之本，印本之传世者真可谓不绝如缕。然而淳祐以后却再不见有人重刻此书。其原因所在，据我推测，当由于明朝永乐年间由黄淮、杨士奇编成了一部《历代名臣奏议》之故。既然是历代的名臣奏议，当然也包括了北宋一代的臣僚奏议在内，因此，在一般读书人和刻书人想来，《宋诸臣奏议》自然没有再刻印的必要了。认真说来，这却是很有问题的。第一，赵汝愚收录在《宋诸臣奏议》中的文章，《历代名臣奏议》并没有全部收录在内。根据我们的统计，收入《宋诸臣奏议》中的奏疏，为《历代名臣奏议》所未收，并在今存任何其他书册中所不能找见者，共四十三篇。可知《历代名臣奏议》是不能取代《宋诸臣奏议》的。第二，《历代名臣奏议》中的宋人奏章确有自《宋诸臣奏议》转录者，但一经转刻，必有脱误。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〇三收录苏轼《乞依旧制许臣僚上殿疏》，然而此疏中间竟将王存的《乞收百官转对封章留中采择》奏疏的一部分混入于内（两文同见赵书卷七七）。似此情况决非只此一处。第三，《宋诸臣奏议》分十二门，纲举目张，涵容广阔；而《历代名臣奏议》则分六十四门，名目繁多，义例混杂，原疏之针对性转被模糊。北宋名物制度，有与其前后诸朝代名同而实异者，因其名目之同而错杂地列置在一起，也不免会制造混乱的。基于上述种种，我们认为，尽管有了《历代名臣奏议》，为了攻治北宋史事者的方便，赵汝愚所编《宋诸臣奏议》却仍有其独立存在、单印流行的价值。于是，从八十年代前半开始，我和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几位同仁决定要把赵汝愚所编《国朝诸臣奏议》进行点校，要尽最大努力使这部书以最完整的面貌重新流布。

我们当今所能见到的《国朝诸臣奏议》只有南宋淳祐年间的刻本，却没有淳祐年间或南宋末年的印本。只有一部并不完整的宋刻元印本，早已流入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中；留存在国内海峡两岸和流入日本的静嘉堂文库的，也全不完整，却又全都是元明两代的递修乃至抄配本。我们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来缩微胶片，复原后用为点校的底本，其残缺篇卷则补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印残本。除以各本对校外，更取北宋诸家文集、总集及《续通鉴长编》等书进行了他校。

先后参加校点的人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吴同宝、张希清、孔繁敏、杨若薇、邓小南、马力、李孝聪、臧健等同志。成于众手，势必有参差不齐，体例不尽相同之处。在最初，我本打算，待他们把全书校点完毕之后，我再从头到尾做一番覆校的工作，整齐而划一之。奈以工作的进展迟缓，到初校初步完毕之日，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精力衰惫，自审实在无力承担这一繁重的覆校工作，便商请北大历史系副教授张衍田先生代作覆校，其后他因忙于教学工作，覆校仅及全书三分之一而又中止。至1991年又商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智超先生再把全书通体覆校一过。智超以一年多的时间专心致力于此，补苴罅漏，匡正失误，用力至勤。迄今方可谓《宋诸臣奏议》的校点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作为一个首先倡议这一工作的人，作为一个始终关注这一工作的人，当此大功告成之日（尽管还有待付印），总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谨藉校点本的印行机会，就我所知见，略述这部书的编纂和刊布流传历程如上，以供读者参考。

（原载《大陆杂志》第八十七卷第五期，1993年5月）

再论《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
真伪问题

——与崔文印君商榷

近两年内，我先后读到了崔文印君论述《大金国志》的两篇文章：一篇题名为《〈大金国志〉初探》，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另一篇题名为《〈大金国志〉新证》，发表在同一刊物的1984年第3期上。这两篇文章都表现了作者的治学之勤和勇于提出问题。但对文中的两个最关重要的结论，我却认为不免失之穿凿，因而不敢苟同。我所指的两个结论，一个是他在第一篇中断定《南迁录》不是伪书；另一个是，他在第二篇中认为《大金国志》的前半部分为宇文懋昭所写，其后半部分则是由另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狗尾续貂的。

一、《南迁录》果可视为信史吗？

《初探》一文共分四节，其第三节的标题是《史源辨证》，全节文字都在论证《南迁录》的真实可信，并驳正了前此许多人把《南迁录》定为伪书的那些论点。我觉得作者的意见都是难以成立的。分论如下：

1．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一直未改。金章宗在位十九年，先后共用了明昌、承安、泰和三个年号，而《南迁录》却于开篇之处，就叙说金世宗卒于兴庆四年，章宗继位后改元天统，天统四年诛杀郑王允蹈等事。历来的评述《南迁录》者无不以此为最坚强有力的证据之一而断定其为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初探》的作者，对于世宗之卒于“兴庆四年”无法作出解释，只说“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言外之意，大概是说，在“进一步研究”之后，他总能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对“天统四年”，则因《金史》于明昌四年载有诛杀郑王允蹈一事，便异想天开地推测说：“‘天统’极可能是‘明昌’的别称，或女真文‘天统’与‘明昌’字义相同，故在汉文中便出现了这样的异称。”然而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者却又充分自信地说道：“《南迁录》决非伪书，这里不见于《金史》的年号，倒是极值得研究的。”根据迷离惝恍的设想，而即武断地做出这样那样的结论，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未免失之过分轻率了。

2．据《金史·世宗诸子传》中记有宣宗贞祐年间太康县人刘全诡称爱王的事，作者便在《新探》中说：“《南迁录》所载爱王大辨事并非子虚乌有。”还说道：“《南迁录》详细记载了爱王连结鞑靼、反抗朝廷的经过，章宗屡欲招之，都没有成功。这使我们想到，章宗一生对世宗诸子深恶痛绝，诛杀、禁锢几乎殆尽。对照爱王大辨之事，其原因就更加清楚了。”这段文字实大有问题。《南迁录》中所记的爱王诸事与《金史》所载爱王事，时间地点全大相悬殊。《金史》中的爱王为乱乃宣宗时事，他只活动于今河南、江苏、安徽搭界诸处，不曾到过更北的地方，根本无所谓联结鞑靼等事，怎么可以合二为一，硬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事件捏合在一起，而说用以对照章宗要把世宗诸子尽加诛杀禁锢的事“就更加清楚了”呢？

3．《初探》文中还引用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说的“厥后金人徙汴，其臣张师颜者作《南迁录》，载孙大鼎疏，备言遣桧间我以就和好。于是桧之奸贼不臣其迹始彰矣”等语，以为正是《南迁录》才“第一次揭露了秦桧为金人间隙（奸细？）的真面目”。接着又说：“罗大经非常留心宋的掌故和轶闻，他在《鹤林玉露》中所记红袄军领袖李全等言论和活动片段，便多能与正史相印证，并且可补正史之阙。”作者在此所用的逻辑推理是：既然罗大经所记红袄军事是可信的，则他所记的其他事件，包括他对《南迁录》的引用，便也一概可信。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南宋的史学名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当中早已对《南迁录》作出了“事悉差误，盖南人伪为之”的判词，而且还写了《〈南迁录〉辨》这一专著以力证其伪；赵与时在《宾退录》中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论证《南迁录》之必伪无疑。李、赵的言论均早于罗大经许多年，二人在史学上的地位也都较罗大经高出甚多，何以《初探》的作者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作者对李赵二人的意见无力予以反驳之故。我不曾设想作者竟不知有李、赵二家之说。

4．《初探》的作者还说：“孙大鼎其人不见于《金史》记载，但从《大金国志》看，他应是卫绍王一朝的一位重要人物。”据《大金国志》所记，在金廷讨论是否南迁汴京的过程中，孙大鼎的确是一个屡屡出现的人物。然而，《初探》的作者应该知道，《大金国志》中所有有关南迁事件的记载，无一字一语不是从《南迁录》抄袭来的。这说明，作者是想用《南迁录》的记载，作为《南迁录》决非伪书的旁证。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呢？

5．《初探》的作者又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连四库馆臣都承认，‘《金史》所载宣宗见浮碧池有狐相逐而行，遂决计南迁，其事实本此书。’可见元人并不认为《南迁录》不可信，至少认为并非全不可信。史臣在正史中留下了采摭它的明显痕迹，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对此，我们又不禁要问，如果《金史》中确实采摭了《南迁录》的这条记载，作者何以不直接抄引《金史》的原文为证，而要转弯抹角地借用四库馆臣的话来作证呢？想来作者在《金史》中并未查得此事，所以只能乞灵于四库馆臣，殊不知这番话乃是四库馆臣的梦呓语，对作者的论点是起不了任何帮助作用的。

综观上举各条，可知作者虽千方百计地要证明《南迁录》之决非伪书，无奈所举述的理由全不充分，所列举的证据全经不起推敲，结果还只落得徒劳无功，《南迁录》之为伪书，仍是一个扳不倒、推不翻的精确论断！

二、《大金国志》的前半部与后半
部都出自一人之手

《〈大金国志〉新证》一文，其主旨是要论证，《大金国志》这部书，其全书虽“都是采摭他书史文而成的”，但这书的前半部，即从金太祖到海陵王完颜亮诸卷，编书人“在摘取史文的过程中，注入剪辑之功，分类排比之功，乃至必要的撰述之功等等”，表现了编辑人具有较高的史学水平；而世宗以后的诸帝纪，则表现了编辑人恰恰缺乏上述的那几种功力，虽同样是抄书，他却“破坏了所抄诸书的‘神奇’之处，而提供给我们更加腐朽的东西”。因此，作者断言，前半部必出自宇文懋昭之手，而且确为宋理宗端平元年奏进南宋政府的；后半部则是一个不知名的、史学水平很低的人在元朝初年所续编的，是一部分狗尾续貂之作。也因此，作者把前半部称为“原作”，把后半部称为“续作”。

在《新证》第三节《原作述略》中，作者对《大金国志》的前半部分大加赞扬，对其后半部则大加贬抑，说道：

本书卷十五以前的诸帝纪和《开国功臣传》等原作，采摭诸书史文，和续作有着显然的不同，如果说续作不少地方，如《章宗纪》之于《南迁录》，是抓住一书一抄到底的话（作者在另一段批评“续作”的文字中也强调说：“特别是本书《章宗纪》，基本是张师颜《南迁录》的照抄。”），那末原作则是根据不同问题，对史书进行精加选择，并且总是采录一书的部分内容，绝无一抄到底的情况。

这段话，和作者在《初探》一文中的论述是恰恰自相矛盾的。作者在《初探》中说：

需要说明，《大金国志》采摭《南迁录》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它并没有全部照搬原书，而是对史实予以选择。

两段文字，同是谈的《大金国志》中的《章宗纪》抄录《南迁录》的问题，在写《初探》时作者认为它是出自宇文懋昭之手，于是就说他“采摭《南迁录》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它并没有照搬原书，而是对史实予以选择”；到写《新证》之时，作者又认为它并非宇文懋昭所写，于是就又改口说，“《章宗纪》之于《南迁录》，是抓住一本书一抄到底”，“基本上是张师颜《南迁录》的照抄”了。这样地“随机应变”对于所探讨的客观实体不严肃对待，而只把它当成“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意加以摆布，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

作者硬要把《大金国志》分割为“原作”、“续作”两部分，硬要说“原作”出于宇文懋昭之手，宇文的史学水平高，故他在抄引旧史时能条分缕析，能把灵活性与准确性相结合；而“续作”部分则非宇文所编写，而是一个史学水平很低的人所编写，是“粗制滥造”，不能与“原作”相比拟的。这一论点，事实上是绝对难以成立的。因为，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用的书，从《直斋书录解题》“伪史类”所著录的书，从元朝编修辽宋金三史时当时学者所建议搜访的书目看来，关于金代朝野史事的记载，大多是从金太祖到完颜亮时期的，世宗以后的则绝无而仅有。前一时期的资料多，故当撰写《大金国志》前半部的帝纪和后边的《开国功臣传》时，搜采时即可左右逢源，内容编写得比较充实；世宗以后的官私记载，除《实录》外既极少，文献无征，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只能东拼西凑一些明知不可信据的东西如《南迁录》之类以充塞篇幅了。到金朝灭亡前后，则既有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壬辰杂编》，还有王鹗的《汝南遗事》、杨奂的《天兴近鉴》（今佚）等书可供猎取搜讨，以致就连《新证》的作者也只好说“《义宗》一卷写得尚较具体，错误也较少；……竟与《金史》所记完全相同”了。其所以出现这种“貂尾续狗”之故，为什么《新证》的作者不稍加解释呢？

在《新证》一文的最后，作者作了一段总结，说道：

综上所述，宇文懋昭的原书，并不是一部记述金朝始末的全史，它只是一部记述从太祖到海陵四朝的开国史。这部开国史，实际上也是南宋的一部中兴史，它以海陵的南伐失败而结束。显然，这样的史书，对南宋来说，不仅有参考价值，而且有鼓舞作用。因此，本书在端平元年上奏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这时正是宋蒙联合，决定包围汴京，攻打蔡州的关键时刻。但战局发展很快，作者大概并没有想到，他的书上奏之时，金朝已经灭亡五日了，只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关系，捷报还未传来罢了。“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应该是本书上奏的真实日子，故续作者为了于史有征，并没有改它。如果这是续作者随便写上的日期，估计他不会愚蠢到如此地步，竟写上这样一个显然不可能的日期。

应该说，这段总结是作者费尽心思而撰作出来的，然而也应该说，这段总结是一无是处的。在此，我只好把一张王牌打出来让作者慎重思考一番了。这张王牌其实并非我所独有，是任何一个读过《大金国志》的人所全都操有的，《新证》的作者更必然早就掌握它了，只是为了要独抒他的“创见”，把这张王牌有意地视若无睹，避而不谈罢了。王牌非他，就是那篇《经进〈大金国志〉表》。这篇进书表，《新证》的作者不但承认其确为宇文懋昭所作，对其所署年月日，也认为决非后人改过的。今将全文抄录于下：

臣懋昭上言：窃惟纪外国之历年，简书具在；考累朝之文馆，事迹难磨。爰辑遗文，少裨渊览。

伏念臣偷生淮浦，窃禄金朝，少读父书，因获清流之选；日亲文苑，粗知载记之详。迹其所以兴亡，是以可为鉴戒。其《金国志》，起自武元天辅，至于义宗，九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编，卷分条别。本其初兴之地，势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谋，志吞四海。饕淫日积，篡弑相仍。虽运数之使然，亦事机之适尔。独世宗宽厚，遂得小尧舜之称；然泰和昏荒，已阶周幽厉之衅。日斜西崦，数到尽头。皇天从而降灾，圣明为之启运。

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文武，德运圣神。新天开地辟之规模，奋雷厉风飞之气势，奏蔡城之凯，人睹汉官威仪；清关洛之尘，民快唐家日月。皇灵远被，天意交归。由江汉而出师，愿见旧时天子；从淮西而入觐，永作皇家老臣。臣干冒天威，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臣所辑《大金国志》谨随表上进以闻。

臣惶惧惶惧，顿首顿首，昧死谨言。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臣宇文懋昭上表。

把这篇《经进〈大金国志〉表》与《〈大金国志〉新证》最后的那段结论对照来看，任何人都会发现，《新证》一文的那段总结，处处都是和《经进〈大金国志〉表》中的话显相背戾的。例如：

1．进书表中明明说道：

迹其所以兴亡，是亦可为鉴戒。其《金国志》，起自武元天辅，至于义宗，九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编，卷分条别。

这不就是说，《大金国志》的内容，是包括了金太祖到金义宗这九朝的从建国到灭亡的全部事迹吗？在这里，不论从言内之意或言外之意加以理解，是绝对地寻绎不出宇文懋昭有任何暗示，表明他只是写到海陵王就停笔了的。

2．进书表中还明明说道：

独世宗宽厚，遂得小尧舜之称；然泰和昏荒，已阶周幽厉之衅。日斜西崦，数到尽头。

这就更具体地谈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以及更后的处于危急存亡情况下的诸帝，全已被他记述到《国志》中去了。然而《新证》的作者，既在第一节中断言“宇文氏原书不可能有世宗以后的十卷帝纪”，又在总结中说：“宇文懋昭的原书，并不是记述金朝始末的全史，它只是一部记述从太祖到海陵四朝的开国史。”这岂不是置面对着的铁的事实于不顾，而硬要随心所欲地编造一些荒唐语言吗！

3．进书表更明明说道：

奏蔡城之捷，人睹汉官威仪；清关洛之尘，民快唐家日月。

这不就是说，在他进这部书时，不但已经把迁往蔡州的金政权消灭掉，而且连所谓“端平入洛之师”也已经发动了吗？既然时间的下限已经包括了这些事件，《新证》的作者却偏要在文章的总结中说：

因此，本书在端平元年上奏便不是偶然的了，因为这时正是宋蒙联合，决定包剿汴京，攻打蔡州的关键时刻。但战局发展很快，作者大概并没有想到，他的书上奏之时，金朝已灭亡五日了，只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关系，捷报还没传来罢了。

这除了使人怀疑《新证》的作者故意制造混乱，对不曾读过《大金国志》的人进行欺骗而外，还能作出其他什么解释呢？

三、简短的结论

我觉得在此有必要再把几个问题重新明确和阐明一下。

1．张师颜的《南迁录》是一本彻头彻尾出于捏造的伪书，想用任何办法委曲加以维护也是枉费心机的。

2．《大金国志》一书，全部皆出自一人之手。其前后各卷之间的编辑水平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完全是由于资料的充足或短阙所造成的。决非前十多卷帝纪乃是一位高手所编写，而后面的若干卷则是由一低能人所编写的。

3．《大金国志》当中，既出现了宋理宗的庙号，又到处称元朝为大朝，元兵为大兵，元使为天使，则其编辑成书必当在南宋已为元兵灭掉之后。其在《经进〈大金国志〉表》的最后所署时日乃是采用倒填年月日办法的，是不足信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契丹国志》条说：

其书陈氏《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元袁桷《清容集》卷四十一有《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一篇，所列遗书凡一百四十余种，尚无此书。可见元初未行于世。至苏天爵《滋溪文集》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始云：“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知其书当出于〔元〕中叶以后矣。

我觉得这里对《契丹国志》编成及流传的时间的估计是可以信据的。《大金国志》的成书年代，只能稍晚而不会稍早于《契丹国志》，则其亦必在元代中叶以后、苏天爵提出其《三史质疑》之前，也是断然无疑的。依我推测，这两部《国志》必为当时坊肆书贾同时所编撰，前者称“奉敕”而撰是写来骗人的，后者说曾经奏进于南宋政府也同样是写来骗人的。

4．奏进《大金国志》的人，所署姓名为宇文懋昭，《四库提要辨证》的《契丹国志》条中以为，此书虽系元人假叶隆礼之名所伪撰，而考之史乘，在南宋末年却确有叶隆礼其人；遂据此进行推测说：“懋昭始末虽不可考，亦必实有其人。”对他的这一推测我却认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把《进书表》中所说的，“臣偷生淮浦，窃禄金朝”，和“从淮西而入觐，永作皇家老臣”，以及落款处所自署的“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合并来看，其中实在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南宋既已改授他为承事郎工部架阁，就不应当在改授的头衔之上再冠以“归正人”字样，在南宋的官私书册当中，是绝对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来的；又，如前所论，《大金国志》之成书应在元朝中叶以后，则其编撰者无论如何不得在南宋之端平元年即已以“老臣”自称。这种种的抵牾不合，实已足可否定“懋昭亦必实有其人”之说。则《新证》作者所再三强调的“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应该是本书上奏的真实日子”云云，也就不攻自破，毋须再在此浪费笔墨了。

（原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4月）

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

一、陈集由四十卷减缩为三十卷及其后
诸刻本编次校勘中的一些问题

《陈龙川文集》是在陈亮死后，由他的儿子陈沆编成的。叶适的《水心文集》卷十二有一篇《龙川文集序》，叙述《龙川文集》的编辑经过说：

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最著者也。子沆聚它作为四十卷，以授予。……

予最鄙且钝，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犹以为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尽矣。今其遗文大抵斑斑具焉，览者详之而已。

陈亮死于绍熙五年（1194），叶适的序文写于嘉泰四年甲子（1204）的春季，则陈沆为其父所编的四十卷本《文集》，至晚在嘉泰三年便已完成。

在《水心文集》中还有一篇《书龙川集后》，其中又谈到了《龙川文集》刻印的事：

余既为同甫序《龙川文集》，而太守丘侯真长（按，即丘寿隽）刻于州学，教授侯君敞、推官赵君崇岩皆佐其役费。同甫虽以上一人赐第，不及至官而卒，于是二十年矣。遗稿未辑，愈久将坠。

根据这篇《书后》的开头两句，知丘真长刻于州学的《龙川集》，必即是陈沆所编的那个四十卷本。而据“同甫不及至官而卒，于是二十年矣”两句推算，知《文集》之刻成又较其编定恰恰迟了十年，则当为嘉定七年（1214），或其稍前稍后的事。只是下面的“遗稿未辑，愈久将坠”二句，有些难以理解：既然四十卷本的《文集》已经编定、刻成，怎么还说“遗稿未辑，愈久将坠”呢？若说不是指此四十卷本而言，然则又何所指呢？

南宋末年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所著录的，则在《龙川集》四十卷之外，还有《外集》四卷，其下所附《解题》的全文是：

永康陈亮同父撰。少入太学，尝三上孝庙书，召诣政事堂。宰相无宏度，迄报罢。后以免举为癸丑进士第一，未禄而卒。所上书论本朝治体本末源流，一时诸贤未之及也。

亮才甚高而学驳，其与朱晦翁往返书所谓金银铜铁混为一器者可见矣。平生不能诗，《外集》皆长短句，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晓也。

叶适未遇时，亮独先识之。后为《集序》及《跋》，皆含讥诮，识者以为讥。

这段《解题》后来被马端临一字不改地抄入《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中。而元末所修《宋史·艺文志》中，也同样作《陈亮集》四十卷，《外集》词四卷。

据上引诸条记载，可以证知，从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世上所流传的《陈亮文集》，一直还只是由陈沆编定、由叶适作《序》、由丘真长刊行的那一个四十卷附外集四卷本。

直到明朝初叶，也还不见有人重刻过这部四十卷和外集四卷的陈亮诗文词集。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宋代的那个刻本，在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的漫长时期之后，传本既皆残缺不全，木版自更无可踪迹。这时，陈亮的故乡永康县有一个名叫朱润的人，自称是陈亮的“九世甥孙”，集资修建了一个龙川书院，并以余资刊行了由同邑汪海辑补的三十卷本《龙川文集》。在此以后，又有明世宗嘉靖年间福建晋江史朝富的一个刻本；明万历丙辰永康王世德的一个刻本（此本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之祝文、祭文全都删除，故仅二十六卷），明末崇祯年间钱塘邹质士的一个刻本；到清代，又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义乌县陈坡的一个刻本，同治七年（1868）永康县胡丹凤的一个刻本和同治八年（1869）同县应宝时的一个刻本；到1974年则又有中华书局的一个标点本。

出现在明成化以后的所有刻本，我都翻阅过，知其都是直接或间接沿袭汪海辑补、朱润集资刊行的那个三十卷本而来的。所以，从陈亮文集之由几绝而又得复续这一角度来说，汪海与朱润二人所建立的功劳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但是，这个汪辑朱刻的三十卷本，也给其后的所有刻本，从而也给其后的所有读者，有意无意地制造了许多混乱和足以贻误之处。例如，汪海当时搜辑到的《龙川文集》大概已经是一个残缺得很厉害的本子，所以叶适在《书龙川集后》中所提到的《春秋属辞》三卷便未被收录，而原为《外集》别行的长短句却又混入了这个本子之内。这自然是因为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中，所得只限于此，便只好因陋就简，抱阙守残，既属莫可奈何，自也应予谅解。但是，这个刻本中的问题，却并非只此一端，而是还另有一些经汪海、朱润横加涂改和窜乱之处。这在清同治八年永康应宝时所刻《龙川文集》卷末所附常熟宗廷辅致应宝时的两封信中即已多所揭发。他的第一封信中论证了最早出现的三十卷本《龙川文集》，曾被书贾伪称为宋元刻本者，实乃明代成化年间的一个刻本：

承示龙川一集，窃尝反复读之，知书贾之所谓宋版，实则明成化间所刊之书院版也。

按《永康县志》载，“龙川书院在龙窟山小崆峒，明成化间里人朱彦宗建”。则成化以前并无书院可知。今集首卷末行题“龙川书院朱彦霖捐赀刊行”，疑“宗”乃“霖”字之讹。（广铭按：“彦宗”非“彦霖”之误，宗氏此说非是。1991年冬承永康友人龚剑锋君示知，永康迄今尚存有《龙窟朱氏宗谱》，《谱》中载有《明处士匏庵君行状》，谓处士朱海字彦宗，匏庵乃其别号，以赀产甲于乡，捐馀积重刊《龙川文集》，并新其书院。他卒于成化七年（1471）闰九月，其时《龙川文集》大概并未刊成，故后来刊成时只列入其胞弟朱润彦霖之名。）又每卷第二行称“九世甥［孙］（据成化原刻本增）朱润刊行”，以字义核之，疑“彦霖”即“润”之字，当取霖雨润物也。……惟第二行均经铲去，而第七卷及第十六卷尚有“明邑后学汪海辑补”八字，仿佛可认。则辑者汪海，刻者朱润，字画较然。卷末附录《书院记》，必是两公所作，（广铭按：《龙川书院记》今亦尚附存于《龙窟朱氏宗谱》中，其作者为曾任金华提学使之刘alt，而非朱海、朱润或汪海。记中略谓“里人朱希成”，尝欲就陈亮所建书院旧址重建而未果，“其孙彦宗、彦霖昆季乃创书院三楹，捐膏田数亩入院，择师儒，严教诲，合陈朱二氏子弟洎远方愿学者居焉”。《记》中未道及朱氏昆仲与汪海刊印《陈亮文集》事，可证重修书院事在前，刊刻文集事则在稍后。）详著创建之由；卷首亦当有序，申明复刊之故。第以版式差近宋元，不知何时流入坊肆，奸黠书贾恶其害己，遂并刊去之以售其伪，此事之瞭然者也。

其第二封信中则揭露了成化本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使者来，辱示齐校《龙川集》一部，复续领到旧刻成化汪氏本、嘉靖史氏本、同治胡氏本各一，而辅箧中适携有崇祯邹氏本，因参错读之，曲折之故，可略而言。盖龙川原集四十卷，邱侯真长刻于嘉定间者，流传至成化，已阅二百六七十年。更历两朝，洊经兵燹，非独版本久毁，即卷帙亦复丛残。汪朱两君以创建书院之馀赀，复辑此编行世，岂非陈氏功臣？然读书未深，复局于方隅之见，取《三国纪年》一编，改纂原文，回易次第，以求合于《紫阳纲目》，而东莱文字遂并罹其灾；乐府四卷，选存三十阕，绌吟风弄月之辞不登只字，而汲古跋尾至误冤其子。凡此，皆有意尊崇，转成僭妄。

一《进〈中兴论〉》札子也，而以为《序》；一授职《谢表》也，而以为《笏记》；文、目全不相应。

《问答》十二道，《谢安比王导》四论，《经书发题》七通（原注：与问答相类，但有问无答耳。玩“发题”二字可见），《国子》、《传注》等十策，疑即水心《序》所谓《陈子课稿》，当时私拟程试之作，与水心之《永嘉八面锋》相似，今忽搀入箴铭赞有韵之文，前后绝不相蒙。

别律于歌而类歌于词；《与范东叔》一书也，析而为二；《与吴益恭》明是两篇，而一缺其尾，一缺其首，遂合为一。凡此亦题署失当，编次无法。

至脱文，如《书林勋〈本政书〉后》，《与陈君举第二书》、《祭徐子宜内子文》（原注：“今已补完”）、《东阳郭德麟哀辞》之类；误字，如兢竞、误悟之类；皆未能补正，又无足论矣。

然摹印之久，虽刓弊已甚，实有可证他本之讹者。……则成化本之在今日，不可谓非硕果也。（广铭按：宗氏所见的这个成化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经核对，书板铲削诸处，与宗氏所指述者全合。）

宗廷辅在写给应宝时的两封信之外，还对成化本《龙川文集》全部进行了一番校勘工作，并写成一篇很详细的《札记》（实即校勘记），也一并附刻在应宝时刻本的后面。宗廷辅在作《札记》时，参考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以及成化以后《龙川文集》的各种刻本，尽其可能做了一些发覆正谬的工作，可取之处颇多。所以，宗氏实在也可以算是对《龙川文集》立了大功的人。今仅抄录《札记》中关系较重大的诸条于下：

（一）在原书卷一〇《上光宗鉴成箴》“误我丰年”句下，宗廷辅的《札记》是：

“误”原误“悟”，今正。按《集》中字以声谐而误者，若悟误，常尝、宜疑、尉慰、与于、军君、帅率、番翻、犹由尤、固故顾、服伏覆之类；以形似而误者，若少小、且其、因固、还远、运连、辨办、担檐、强疆、生主王、讲构讳之类，几乎连篇皆是。今悉核正。偶举一二，以见其凡。

（二）在原书卷一二《三国纪年序》下，宗氏的《札记》是：

按先生撰《序》时，《朱子纲目》尚未出，仍首魏，次蜀，次吴。《序》当云：“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者也。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魏实代汉，吾以法纪之。魏之条章法度，晋承之以有天下，于是乎有《书》；其诏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传》。不关事几世变之大者不载，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蜀实有纪，其体如传，条章不为书也，诏疏不为志也。《志》曰《蜀略》，悲其君臣之志也。吴与蜀同，彼是（原注：“疑‘此’字”）不嫌同体也。《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吴蜀合而附之《魏书》，天下不可无正也。魏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为《三国纪年》终焉。”而昭烈以下五赞，亦当系《司马懿》条后。明朱汪二君恐其与朱子帝蜀宗旨不合，径移易其文以就之，并涂抹东莱之文以证之，而“合汉魏吴而附之”之句终不可通。今东莱元书已见《附录》，而卷末改本仍不加刊削，以备参考。

（三）在原书卷二五《祭李从仲母夫人文》的“岂龟趺之足徵”句下，宗氏的《札记》是：

“徵”元作“正”。按宋人忌讳繁多，元本删削殆尽。然亦alt有存者。故景弇、耿弇，魏证、魏徵，往往错出。今悉仍其旧，示慎也。惟此篇之“足正”及《何少嘉墓志铭》之“是恶证也”之“证”，易于误读，悉改从“徵”。

从明朝的成化年间到清朝的同治年间，亦即从十五世纪的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其间恰恰已经相隔了四百年。宗廷辅在极少凭藉的情况之下，深思熟虑，为从明成化到清同治年间几次刻印的《龙川文集》作了一个大部分论证谛当的总结，这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另外还应提到的一事则是，陈亮文中多称北方各少数民族以至女真人为“虏”，这在明代诸刻本中当然全都照刻不误，而清后期诸刻本中，则因避满族统治者的忌讳，对“虏”字大都改换了。例如，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把“东晋百年之间未尝与虏通和”改为“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把“昔者虏人草居野处”改为“昔者金人草居野处”。这类窜改，在应刻本中也都依照宗廷辅的校订而一一恢复了成化本的原样，这也应是宗廷辅的一大劳绩。

然而毕竟还是因为他取资参证的书物太少，即不但成化年间辑印《龙川文集》时所用的宋刻残本，因已事隔四百年而无法看到，就连一些选录陈亮文章较多的几种书籍，例如南宋人编选的《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明永乐中黄淮杨士奇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他都未见到；甚至与陈亮交往很多的一些人物的著作或有关记载，他参考所及的也极为有限。在这样的局限之下，宗廷辅所作《札记》及其写与应宝时的信中所论述的，自然就难免要发生不尽完备、不中肯綮之处。今姑举以下事例为证：

（一）陈亮写与朋友的书信，《文集》的各种刻本，大都只在标题中标举其官称或别号，宗廷辅一律要补入收信人的本名，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竟不知章德茂名叫章森，范东叔名叫仲艺，石天民名叫斗文。

（二）宗廷辅详细地揭发了成化本《龙川文集》的辑刻者对《三国纪年》的有意篡改其次第，以求合于朱熹的《通鉴纲目》，发覆之功，确堪称许（尽管他想复原的陈亮原文也还未能尽与原文相合）；但在《文集》卷十的《酌古论》中，陈亮原作中的次第，是《曹公》、《孙权》、《刘备》，而从成化本起，却被颠倒为《先主》、《曹公》、《孙权》了，这却未为宗氏所察及。

（三）在道光年间刻本的最后，附录了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十七的一条：“‘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又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其下即又引录清初何焯的话说：“今《龙川集》无此文。惟《上孝宗第三书》有‘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为大臣论者如此’。同甫方以有为望孝宗，不应作此语，此必为俗本所节删也。当以厚斋所引，补而正之。”宗廷辅在其致应宝时第二书中批评何焯这段议论说：“天下不可以无此人数语，王伯厚明言龙川科举之文，何义门疑即《上孝宗第三书》佚语，固未必然，然寥寥数言，不成片段。”这几句话实在说得过于轻率。因为，“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三句，乃是陈亮写在《扬雄度越诸子》一文中的话，而此文在成化以来《龙川文集》的各刻本中无不收录；因而何焯所说“今《龙川集》无此文”者，只是指“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诸语而言。王应麟明说这是陈亮的科举之文，而何焯却以为是《上孝宗第三书》中被俗本删节之语，因此，倘若真个依照何焯意见而“以厚斋所引”来补正《上孝宗第三书》之文，那必将造成大错。宗氏以为何焯的论断“固未必然”，已嫌语意含糊，而他竟不知道“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三句见于《扬雄度越诸子》一文中，却也认为这是何焯所称不见于今之《龙川集》者，岂不过于粗率了吗？

陈亮《上孝宗第三书》中的“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二句虽并非俗本所删改，而《上孝宗第三书》中却确有从成化刻本以来即被肆意窜改了的文句，所改文字虽亦无几，文义所关却极为重要。何焯所说不见于“今《龙川集》中”的那段文字，也只是不见于从成化以来《龙川集》诸刻本中，如果仅此一段，那也确是“不成片段”的，更不能成为一篇，然其全篇迄今还完整存在，只是为成化以来传刻《龙川集》者，以及何焯、宗廷辅诸人的知见均所未及而已。

时至今日，上距陈亮去世的绍熙五年（1194）已经是七百九十年，距离四十卷本《龙川文集》的初次刊行，也有七百六十年了，距离成化年间朱润、汪海所辑刊的三十卷本的印行，也有五百年了，四十卷本的《龙川文集》虽然更加无缘得见，然而我却有幸经美国友人亚利桑纳大学的田浩教授提供给我一部南宋人编刻的《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缩微本，尽管还不可能根据此本来完全恢复四十卷本《龙川文集》的原貌，却可以补入不少的篇章。而对于三十卷本中所收录的文章，既可以补正其许多处脱文和错字，更可藉以纠正从成化以来被朱润、汪海所肆臆妄改的许多处所，例如《上孝宗第三书》中妄改的文句和《三国纪年》的次第等等。一些五百年来的未发之覆，藉此书而得以抉发出来，不禁为之拍案称快。

二、《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

陈亮卒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叶适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陈集之最初编刻印行在嘉定年间，叶集之最初编刻印行则当为理宗的宝庆（1225—1227）或绍定（1228—1233）年间。是则这部《二先生文粹》之刊行，最早也当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以后，最晚也不得晚于度宗的咸淳之末（1274）。这也就是说，它必然还是南宋晚年的一个刻本。书前饶辉序谓刻于嘉定壬申，颇可疑。因序文中全属空洞的、不切实的语言，且有两处谓“先生之文”如何如何，故知其绝非为陈叶二人之《文粹》而作，当为书肆中人胡乱拼合、张冠李戴者。据此当可断言，其文末所著年月，必与陈叶二人《文粹》之刊行年月全不相干。

书中凡遇宋朝皇帝的名字，均一律避讳，例如“齐桓公”作“齐威公”，“一匡天下”作“一正天下”之类。另外，凡遇“国朝”“祖宗”及“陛下”等字样，也一律或提行，或空格。这也都可作为南宋刻本的证明。

全书共四十一卷，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一卷。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但中缝全不刻书名，亦不著卷数，更都没有刻工姓名。

此书各卷均有“文登于氏小觞谟馆藏书”印，在解放前则是南京“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在南京解放前被运往台湾。

书中不是把陈叶二人的文章截然分作前后两个部分，而是把两人的文章分卷交叉编辑的。兹将其前后两集中收录陈文诸卷之目录抄录于下：

《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前集目录

卷之一至卷之三为《书疏》。载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卷之六为《史传序》。载陈亮高士传序　忠臣传序　义士传序　谋臣传序　辩士传序　英豪录序　中兴遗传序　二列女传

卷之七为《书》。载陈亮答朱元晦第一书　答朱元晦第二书　答朱元晦第三书　答朱元晦第四书　答朱元晦第五书

卷之八为《三国纪年》。载陈亮三国纪年序　魏武帝赞　魏文帝赞　魏明帝赞　齐王、高贵乡公、常道乡公、陈留王赞　荀彧赞　荀攸赞　贾诩、程昱、郭嘉、董昭赞　钟繇、华歆、王朗赞　陈登、田畴赞　崔琰、毛玠赞　袁涣赞　刘晔、蒋济、刘放、孙资赞　夏侯玄、李丰、张缉赞　王凌、令狐愚、毌丘俭、诸葛诞赞　嵇康、阮籍赞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赞

汉昭烈皇帝赞　汉后主赞　诸葛亮赞　庞统、法正赞　关羽赞

吴武烈皇帝、长沙桓王赞　吴大皇帝赞　会稽王、景皇帝、归命侯赞　张昭、周瑜赞

建安七子赞（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　陈瑀　应玚　刘祯）

曹植赞（附录）　诸葛亮（附录）　邓禹耿弇（附录）　吕东莱书（附录）

卷之十七至二十为《酌古论》。载陈亮酌古论序　光武　曹公　孙权　刘备　孔明上　孔明下　吕蒙　邓艾　羊祜　苻坚　韩信　薛公　邓禹　马援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马燧　李愬　桑维翰

《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后集目录

卷之一至卷之五为《策》。载陈亮廷对　问答上（凡十二道）问答下（凡十二道）　任子宫观牒试之弊　人法　子房贾生孔明魏徵何以学异端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　国子　铨选资格　变文格　传注　度量权衡　江河淮汴　四弊（官民农商）　制举

卷之六至卷之七为《论》。载陈亮中兴五论序　中兴论　论开诚之道　论执要之道　论励臣之道　论正体之道　谢安比王导　王珪确论如何扬雄度越诸子　勉强行道大有功

卷之九至卷之十为《汉论》。载陈亮七制　高帝　文帝　景帝　孝宣　光武　明帝　章帝

卷之十一至十三均为《汉论》。三卷所载《论》题皆西汉高帝朝至平帝朝事，凡四十一道，文长不录。

卷之十四至十六为《策》。载陈亮策问凡四十一道。

卷之十九为《语孟六经发题》。载陈亮《发题》：易（阙）　书　诗　周礼　礼记　春秋　论语　孟子

卷之二十至二十一为《序》。载陈亮书欧阳公文粹后　类次文中子引书类次文中子后　书文中子附录后　伊洛正源书序　三先生论事录序　春秋比事序　书林勋本政书后　跋朱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　送丘秀州序　三七叔祖主高安簿序　诸生赴补序　吴恭父知县序　徐子才赴富阳序　陈童子序

三、五百年来的一些疑误得到了解决

这部《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以下简称《文粹》），既然有一个完整的本子一直流传到今天，则在明清两代必也有些学者可以看到它。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黎谅收辑叶适的文章，要重新编刻《水心文集》时，他所访求到的“遗本”，首先就是这部《文粹》，其事既极自然也极合理。然而，不但成化年间辑印《龙川集》的汪海、朱润二人所不曾见到，即此后历次传刻《龙川集》的，包括宗廷辅应宝时二人在内，也全都不曾见到过它，这就不免使我们既感到可怪，也感到惋惜了。不然的话，一则出现在《龙川集》中的属于脱漏讹舛一类的问题可以稍少一些，二则经汪海、朱润所肆意窜乱的一些问题也早可得到解决了。下边，我从这两类问题中分别举述一些关系比较重大的例证。

第一类，属于阙漏讹舛的，也就是说，是由客观原因所造成，而非出于汪海、朱润的有意制造的：

（一）陈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见《文粹》前集卷二和三十卷本《龙川集》卷一。《文粹》本有一段文字是：

孔子伤宗周之无主，痛人道之将绝，而作《春秋》。其书天王之义严矣：书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之不可置中国于度外也；书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

其见于《龙川文集》者，则自成化以来的诸刻本，全都把“书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之不可置中国于度外也”两句脱漏掉了。

（二）成化本卷二十所载陈亮于淳熙十一年甲辰秋间致朱熹书中，在“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两句之上，有“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八字，语意不完，明有脱漏。在清代的道光本以及宗廷辅的《札记》中，均称据《朱子全集》而于八字之下补入“并立为三者，以其有是气也”十一字，今据《文粹》前集卷七所载此信，知在此八字之下所应补的乃是如下二十字：

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

（三）王应麟得见四十卷本《龙川文集》，他从中引录了“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一段话，以为可以“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汪海、朱润辑刻《龙川文集》时失收此文，遂致清初的何焯和清末的宗廷辅都作了一些推测，而又全都不得要领。在《文粹》后集卷四所收录的《策》共四篇，第一篇题为《任子宫观牒试之弊》，第二篇题为《人法》，都是三十卷本《龙川集》卷十一《策》的门类中所未收的，而王应麟所称赞为“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的那几句，正就是《人法》一文开始的话。《人法》一文，是论述人治和法治二者间的关系的，是陈亮文章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其值得称许之处实不只开头的几句。全文一千三百余字，今仅摘录其最前的一段和最后的三段（段落是由我区分的）于下：

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自有天地而人立乎其中矣，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无法矣。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

（中略）

夫取士任官之法，未有密于今日者也。然艺祖立法之初，糊名誊录未尽用，与其他所以防禁之严未尽举，而进士高第多为时名臣；磨勘年劳未尽立，与其〔他〕所以升转之格未尽定，而当官任职皆有以自见。盖取士贵得人，任官贵责效，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盖取士任官不胜其条目之多，而人愈苟且，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

治兵理财之法，亦未有密于今日者也。然艺祖立法之初，兵大较以严阶级、惯驰驱为本，而苛碎之禁尚多阔略，使人得以自奋；财大较以裕根本、谨废置为先，而隐漏之方尚多遗余，使人得以取办。盖治兵贵制敌，理财贵宽民，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亦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盖治兵理财不胜其条目之细，而事权愈轻，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

今儒者之论则曰：“古者不恃法以为治。”而大臣之主画，议臣之申明，则曰：“某法未尽也，某令未举也，事为之防不可不底其极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说便于今而不合于古，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所以上贻有国者之忧，而勤明执事之下问。而愚之说则曰：“天下不可以无法也，法必待人而后行者也。多为之法以求详于天下，使万一无其人而吾法亦可行者，此其心之发既出于私，而天下之弊所以相寻于无穷也。”使立法者得是说而变通之，岂惟弊源之瘳有日，而三代立法之意，艺祖立法之初，当自今日而明矣。《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愚不胜惓惓。

宋朝的家法之一，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其所以“不任官而任吏”，就是因为，既然制定了繁密的条法，只须有一个熟悉这些条法的“吏”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袭故蹈常是最稳妥的，而贪功喜事则是会出风险的。所要求于“吏”的既然只是奉行文书，那也就用不着区别他们的智愚贤否和才不才了。所以，实际上，“不任官而任吏”既是“不任人而任法”的一个先行条件，倒过来也可说它是“不任人而任法”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陈亮认为这是当时一切时弊的最大根源之所在，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推论到“取士任官”和“治兵理财”等问题，以为专任条法的结果，取士则不贵于得人，任官则不责以行政的实效，治兵则不以制敌为专务，理财则不考虑“宽民”的原则，以致“天下之弊”“相寻于无穷”。这里所表达的是陈亮蓄之有素的意见，也是当时浙东学派中人大都具有的共同认识。

陈亮此文作于何时？这是有案可稽的。在吴子良的《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有《陈龙川省试》一条，其全文如下：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笑云：“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云：“出门便见‘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举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这可见，此文乃是陈亮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时（这次礼部考试后的殿试时，陈亮中了状元），对第三场《策问》的答卷。所以王应麟在《困学记闻》中说：“此龙川科举之文也。”

（四）《文粹》后集卷十一至十三，全部皆是《汉论》。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在陈亮的其他文章中竟找不到任何线索。但其中的一些意见乃至词句，与他和朱熹争辩王霸义利问题的书信中的意见和词句颇多相同之处，疑即写于淳熙十一年陈亮受诬系狱之前，亦即淳熙八、九、十诸年，陈亮局处家乡以教读为业的时期之内。在汪海、朱润于成化年间辑印《龙川集》时，四十卷本中的《汉论》部分可能已断烂得无法整补，所以就全部不予收录了。然而偌大的篇幅，即使残阙断烂，总不至连一点蛛丝马迹也不存在吧，如还有一星半点的残迹，何以竟不肯在序跋之中粗略地交代一下呢？

成化本《龙川集》中所存在的这类抱残守阙的问题，在当时，既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而非编刻者所特意制造（其实，上举第一例中所脱漏的二十个字，也可能是在刻书时手民漏刻一行，而校勘疏忽未能察觉所造成的），我们虽然应予以体谅，但对于下面所要揭发的，出于汪海、朱润之有意窜乱的那些篇章和语句，我们却只能步宗廷辅的后尘而大加谴责了。

第二类，属于汪海、朱润之故意窜改，以致贻误后代学者垂五百年，因《文粹》的出现才得以揭穿其骗局的：

（一）宗廷辅在《札记》中断言，陈亮《三国纪年》的原来次第，必是“首魏、次蜀、次吴”的，三十卷本中的《三国纪年》的次第，包括最前面的一篇《序》，则是经汪海、朱润依照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而径加移易的。于是他又根据这一推理而把被颠倒了的那篇《序》文重新颠倒了一番，以求恢复陈文的原来面目。然而他终不敢自信其必能与陈亮原序全相合，故在应刻本中仍一依成化本之旧而未加改动。今取《文粹》相校，知宗氏所改确有未尽相合之处，而原序中还有被汪海、朱润删落之句，宗氏当更无法补入了。今将《文粹》本所载原《序》中的这段文字抄录于下，以相比勘：

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正，变之大者也。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

今按，以上一段，成化本“先主”句与“魏氏”句次序颠倒，且将“君臣”误为“诸臣”。宗廷辅所改均是。

魏实代汉，吾以法纪之。魏之条章法度，晋承之以有天下，于是乎有《书》。其诏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传》，不关事几世变之大者不载，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

蜀实有《纪》，其体如《传》。条章不为《书》也，诏疏不为《志》也，未成其为天下也。《志》曰《汉略》，悲其君臣之志也。

今按，这一段首句中的“蜀”字，自成化本以来改为“汉”字，且把全段移至“陈寿之《志》何取焉”句下，宗廷辅既把全段文字移至“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句下，并将“汉”字还原为“蜀”字，这些改动全是正确的；但其间的“未成其为天下也”一句，乃是承接上面“蜀实有纪”诸句而申述其所以这样做的理由的，成化本嫌其有失蜀汉之尊严，遂从删除，宗廷辅自然不可能加以补正了。

吴与蜀同，彼是不嫌同体也。《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

今按，宗氏以为此段中之“彼是”当作“彼此”，意虽可取，惜与原作不合。

合而附之《魏书》，天下不可无正也。

今按，宗廷辅在“合”字下多加了“吴蜀”二字。

序文之后的各条目，陈亮原著本是以曹魏的君臣传赞居前，其次方为蜀汉君臣传赞，再次则为孙吴君臣传赞；其见于成化本中的，则为求其能与被窜乱移易的序文相应合，便把蜀汉君臣提在最前，与曹魏君臣交换位置了。

汪海、朱润对《三国纪年》的《序》及其《传》、《赞》之所以敢于“改纂原文，回易次第，以求合于《紫阳纲目》”，自必是因他们料度世人不可能再见到宋刻四十卷本的《龙川文集》，而他们二人又根本不知道还有一部别行的《文粹》之故。但陈亮原即附在《三国纪年》之后的吕祖谦的一封信，则见收于《东莱文集》当中，而《东莱文集》则一直流传较广，且一直未受残损，而汪海、朱润也竟悍然改易其前后次第，致使如宗廷辅所说，“而东莱文字遂并罹其灾”。这就不能不算作掩耳盗铃的蠢事了。我猜想，宗廷辅之所以能觉察成化本中的《三国纪年》已被“改纂原文，回易次第，以求合于《紫阳纲目》”，必即是先从吕祖谦的这封信找到缺口和破绽的。只因这已与陈亮文不全相干，在此也不再深论。

（二）陈亮的《酌古论》，是其早年的作品，其撰作时间更远在朱熹编写《通鉴纲目》之前，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自然更不会出现。所以，在《酌古论》中论及三国时期的一些人物时，其先后次第如《文粹》卷十七的目录所载，是先之以《曹公》，继之以《孙权》，最后才是《刘备》；然而在成化本中，也是为了“求合于《紫阳纲目》”，竟把论刘备的一篇移易在《曹公》之前，而且改题为《先主》。这一项窜改，不但为成化以后的所有刻本所承袭，甚至也未为宗廷辅所觉察。

（三）在十二世纪后半的南宋国境之内，自命得先圣不传之绝学的程朱一派的理学家们，在政治上虽还不曾跻身于操权得势的地位，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却是占有相当优势的。然而，出生于当时浙东地区的一些学者，例如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却并不依傍他们的门户。特别是永康县的陈亮，真可算其时的一个特立独行之士。他曾在写给宋孝宗的一道奏章中，痛斥当时那些“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和“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儒士“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然而他也承认儒家乃是孔子弟子子游、子夏等所建立的一个学派，而且是先秦各学派中声势较大的一个学派。他认为一个“醇儒”并不等于一个完人（即“成人”）。所以，说陈亮是一个尊儒的人固不妥当，说他是一个反儒的人也同样是不妥当的。这就是陈亮对儒家所持的真实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在他的《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便有如下的一段话：

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烂熟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以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皇帝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前汉以军吏立国，而用儒辄败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此据《文粹》前集卷二）

这段文字的意义原极分明：是以北宋的治术与前汉的治术作对比的。他认为，宋初重用儒家人物，故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大行于世，使得北宋前期的统治也大沾其光，但其产生的流弊却是，天下之士皆委靡不振，文弱不堪，一旦遭遇祸乱，皆不足为用。而前汉建立政权之初，则是依靠萧何、曹参那样一些刀笔吏，甚至文化水平比萧曹更差的人而成事的，其间虽也有像郦食其那样的儒生，并曾向刘邦建议封六国之后，然经张良借箸以筹，力言不可，刘邦又恍然大悟，骂郦食其说：“竖儒几败乃公事！”陈亮所说的“用儒辄败人事”，即指此事而言。其下的“要之人各有家法”诸句，则是对上文的总结，意谓宋有宋的家法，汉有汉的家法。宋朝家法在奉行既久之后，虽也不能因为出了流弊而轻易改动，但稍加变通却是应当的。

在明代汪海、朱润的脑海中，大概只铸定了一个儒术定于一尊的模式，也许根本不知道刘邦斥责郦生的那段故实，看到“用儒辄败人事”一句，便不免觉得有些刺眼，且可能认为此言出自陈亮之口也不是光彩的事，于是又逞肆其卤莽灭裂之技，把这句话改为“而用儒以致太平”。所改虽仅四字，意义却有霄壤之别了：原文说宋朝以儒立国，所以曾出现过“儒道之振优于前代”的情况；前汉以军吏立国，对儒生的意见大多拒不采纳，也就是说，在前汉前期的七八十年内，是不曾依靠儒术以为治的。把“辄败人事”改为“以致太平”，岂不是北宋与前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家法”，竟尔殊途同归，获致了全然相同的效果了吗？此其一。前汉到武帝统治之时，虽曾有董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献策，但汉宣帝告诫他儿子时却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曾有“用儒以致太平”的事？四个字的篡改，竟把陈亮诬陷为毫无历史常识的人了。此其二。陈亮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辨时，在其致朱熹的信中曾说道：“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存。”这就是说，汉唐的“家法”虽都不奉行儒道，然而也照样都能立国久长，这与“用儒辄败人事”的论点正是互相贯通的；既将此数字进行涂改，则相隔仅仅数年，而陈亮的议论竟前后判若两人了。此其三。据此三者，可知汪海、朱润的这一卤莽灭裂行径所造成的后果是如何荒谬，如何恶劣！世有“明人刻书而书亡”之说，虽或有过甚其词之处，从上举一些例证看来，却也不是无因而发的。

成化间辑刻的三十卷本《龙川文集》，竟被此后所有刊刻《龙川文集》者奉为祖本，不但对它的一些脱漏错误之处少所订正，即对其有意窜乱窜改之处，也都沿讹袭谬，懵然不察。以致五百年来的学者，对《龙川文集》传诵称引，为汪海、朱润所愚所欺而无所觉知。故今不惮烦琐，胪举例证，写成此文，以补五百年来阙佚之文，以正五百年来未正之谬，以发五百年来未发之覆，我想，这也还是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事。

（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

《稼轩年谱》，现在行世者已有三种：最早出的，是附在《稼轩集抄存》中的，辛启泰所编撰的一种，作于清嘉庆年间（十九世纪初年）。其次，是陈思先生所编撰的一种，发表在《东北丛镌》第七和第八两期中，时为民国十九年（1930）的七八两月。其出版最晚，然而却未必是最晚作成的一种，是梁任公于民国十八年（1929）患病期内所编撰者，属稿未完，便病逝于医院中。在任公先生逝世后，这书未即付印，直到去年（1935），由林宰平先生出面编辑了《饮冰室合集》和《专集》，这部未完成的最后遗作，方得于今年在中华书局印了出来。

在辛氏和陈氏所编撰的两种《年谱》里边，对于事件的安排都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任公先生未及见陈氏的一种，则其重新编撰的用意是在于补辛氏旧谱之阙失。稼轩的文章，现在传世者已经绝少，也许自认对作诗一道非其所长，平素避之甚力，因而所作的诗亦无多，唯于词最为擅长，所作独多，雄伟豪放，给予后代的影响也最大。而要考见稼轩的性格及其为人等事，在今日的我们，便也只好向他的词集中去求得。但这里的首要工作，是必须先能将各词作成的年代的先后考求出来，然后其思想、其志趣，其处世接物的态度等方面的变迁，方能有清楚的脉络可寻。倘不如此，对于稼轩之所以为稼轩，便难得有真切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辛启泰所编的旧谱中，最大的缺点就正在他把这一问题疏忽了，对于稼轩词的系年的工作，全然没有作。任公先生的性情和怀抱，都和稼轩很相近，因而他对于稼轩的词，爱好最笃，体会最深，在还没有看到辛氏的旧谱以前，便已作过《稼轩词系年考略》一文，嗣后又见到《唐宋名贤百家词》中的《稼轩集》，发现其中最大特色在含有编年意味，于是即加以爬梳抉剔，一一为之推定或断定其作成的时日，欲藉是而将稼轩的全面貌表现出来，烘托出来，而辛启泰旧谱中的错误和缺陷，也便可以因此而得所补正。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稼轩所作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然而这几句竟成了任公先生的绝笔，事实上也就等于任公先生自己写就了挽词。这之后，稼轩还有六七年的寿命，在这年谱中便一概从阙了。

既然是在患病期间所撰写，而且自开始至停笔，为时仅仅一月（民国十七年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中间犹有因病而搁笔的八九天（九月二十七至十月五日），则实际上这年谱乃是于三周之内所写就的，一方面是病体的限制，一方面是时间的限制，对于参考书籍的翻检自不能周遍，因而这已经写起了的，也必然还是未定之稿，其中编次的错误，是还有不少的。单看各年的记事格中有多少“待考”的字样，便可知道任公先生为这年谱还替自己预定下了多少工作。在他逝世之后，继续这工作也便成了后死者的责任。

承担了这项责任而出现的，是任公先生的六弟仲策（启勋）先生作的《稼轩词疏证》一书。在各种版本的稼轩词集中，都缺乏注释和对于本事的考证，这《疏证》本算弥补了这项缺憾，而因其最为晚出，得以集稼轩词之大成，其中共收词六百二十三首，较之其他各本，这里的数量为最多。其编次方法，大体上也是依据任公先生所考订的结果，分别系属于各年之下。于每首之下，先录饮冰室校勘，次录饮冰室考证，又次则为仲策先生的案语。其间有因任公先生翻检未周，考证不甚正确者，则修正之；未备者，则补充之。以年为序，厘为六卷。自属稿至全书完成，为时共四十日左右。

《疏证》中首载林宰平先生序文，对于仲策先生的这番工作，备极推崇，如谓：

仲策此作，可谓能继饮冰未竟之业；而补苴订正之功，尤不可没。惜乎饮冰之不及见也。

仲策所疏，如《感皇恩》滁州送范绹词，据《南宋文范》周孚《滁州奠枕楼记》，证明稼轩莅滁任在乾道八年。……《满庭芳》和洪景伯及游豫章东湖三词，引景伯词集《盘洲乐章》，证明在淳熙八年辛丑。《水龙吟》中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引《南宋文录》洪景卢所作《稼轩记》，证明淳熙十一年甲辰稼轩在湖南。《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据景卢《稼轩记》及辛敬甫编稼轩年谱，证明带湖新居落成于淳熙十二年乙巳，并知移帅隆兴府乃在十二年。同调，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引《历代诗馀》赵和章及邱宗卿和章，知淳熙十一年甲辰初冬，稼轩犹在湖南。又稼轩落职家居之年，《宋史》本传失载；辛敬甫旧谱，罢官在戊申；饮冰推定为丙午、丁未间；仲策根据《西河》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一首，有“对梅花更消一醉”句，知必在冬日。而乙巳冬之《菩萨蛮》，有“霜落潇湘白”之句，知乙巳犹在湖南。又据洪景卢《稼轩记》，证明稼轩乙巳在湖南，则江西送钱仲耕之作，必在丙午冬（饮冰以为乙巳作），是冬稼轩尚在江西安抚任，则落职必为丁未无疑。……书中创获类此者，多不胜举，读者当能详之。

又云：

仲策此作，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踪迹，俱略可悉。……读兹编恍然如与前人几砚相接，謦咳相通，其愉佚酣适、狂歌痛饮、慷慨郁勃不平，举可于词中遇之。循文抚迹，历历在目，若稼轩未尝舍我辈而去也者。乌乎，文字之为用岂不伟哉！

我们把这部《疏证》细读下去，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和林先生发生同感的，但也有许多地方仍使我们觉得仲策先生翻检尚欠周到，考证尚欠正确，对于任公先生所遗留在《年谱》中的罅漏和错忽，仍未能尽其补苴订正之能事；而有时，在已经任公先生考证明确了的地方，《疏证》中反更弄错。林先生在序文中所誉为创获的若干点，都是与稼轩的出处遭际有莫大关系的，要明悉稼轩的身世，这几点正都是关键枢纽之所在，可惜在辛氏陈氏以及任公先生所作的《年谱》中大都没有正确的考证，加以订补自是最为急需的，然而见之于《疏证》中的结论，却依然是并不正确的。即如被林先生誉为“创获”的诸点，我们仅就中摘引了八事，而在这八事之中，第一事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其余数事，则凡《疏证》中所下的论断，几乎无一不大有问题。今依事件的先后，问题的性质，归纳为以下诸点，分别加以考察，以期对各问题求得一最后的定论。

一、稼轩帅湖南的年代及其为时之久暂

稼轩由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宋史》中记载此事并未标明年月。但在稼轩的词集中，有《水调歌头》一首，题中有“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诸语；又有《摸鱼儿》一首，题中亦有“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诸语；则其事在淳熙六年毫无可疑。在三种《年谱》当中，也全将此事系于此年之下。而在陈氏谱中，且还根据《水调歌头》中之“序兰亭”和《摸鱼儿》中之“匆匆春又归去”两语，定其离武昌上潇湘之时间为三月，当亦无可置疑。

《宋史》中之所谓“改湖南”，是说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而为湖南的，其知潭州和兼任湖南安抚乃是以后的事，辛启泰谱中以为至湘之初即知潭州并兼湖南安抚，不无小误。陈谱根据《续资治通鉴》中淳熙六年六月丙戌孝宗褒奖湖南帅王佐的话，以及八月壬辰孝宗所付稼轩“手诏”中“今已除卿帅湖南”的话，推定稼轩之兼帅即在淳熙六年七八月间。梁氏谱中，根据《朝野杂记》“淳熙七年春有人疏论湖南乡社，下安抚司议，帅臣辛某覆奏云云”的话，亦推定其帅湖南必在六年，并谓“殆因盗势猖獗，朝廷不得不用将才也”。考证都算精确。

稼轩在湖南帅任，共有多少岁月呢？对于此事，在《宋史》和稼轩的文章中都没有明白的记事可据，于是在这三种《年谱》中便各执一说了：

辛启泰谱于淳熙十二年下写道：“先生年四十六，帅湖南。尝度马殷故垒，起盖砦栅，至是告成，绘图缴进，上始尽释前疑，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于十三年下书云：“先生年四十七，赴江西安抚任。”这是以为稼轩之在湖南帅任，是从淳熙六年春直到十二年的年尾的。

陈谱中在淳熙九年下书：“帅湖南。——飞虎军成，加右文殿修撰，再任。”于十年下书云：“任湖南帅。……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下附考证云：“按先生于淳熙六年八月自湖南漕帅湖南。八年飞虎军成，加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年八月再任期满，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造朝拜‘御书阁额’之赐。……赴江西任当在本年冬间。”于十一年下即书“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并书“辛启泰谱谓本年帅湖南，误”。这是说稼轩之帅湖南，只到淳熙十年为止，较旧谱中减少了两年。

梁谱中则以为稼轩之加右文殿修撰及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乃在淳熙十一年甲辰，其考证云：

本传未言移帅江西在何年，知必在本年者，《朝野杂记》于《殿前司摧锋军》条下称“淳熙七年辛幼安为潭帅，募八千人训练之。其冬赐名。十年夏，改隶御前江陵军，明年，赵卫公为帅，奏乞移其军屯江陵……。”可知先生以十一年罢潭帅，其来代者则赵卫公也。惟交代在何月则无可考耳。计先生自淳熙六年春夏间由湖南漕使转任帅职，至是已满五年，生平所历官，以此次为最久任，而被谤亦最重，谢叠山所谓“中年被劾一十六章”者，什九当在此时期。先生有《别湖南部曲诗》云“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似仍属以谗罢职，殆孝宗鉴其孤忠，特量移他路以塞言者之口耳。

照这样说，则辛氏之离去湖南帅任是在淳熙十一年中间，较辛说提早一年，较陈说则又展迟一年。

《疏证》中不同意任公此说，于题为《带湖新居将成》之《沁园春》一词下，附有案语云：

伯兄谓此词为淳熙十年癸卯作，盖未得见洪迈记文之故，据此文知先生之带湖新居乃落成于淳熙十二年乙巳。……此文虽未署年月，但查辛敬甫所编先生《年谱》淳熙十二年乙巳之记事，谓先生是岁帅湖南，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与洪迈记文结语正相同，可知带湖新居乃落成于乙巳也。伯兄以为移帅隆兴在十一年甲辰，读景卢此文，知旧谱不误。

又于《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再用前韵》一词下，附有案语云：“题云送东归，及首句之‘伫立潇湘’，亦可证淳熙十一年甲辰，即带湖新居落成之前一年，先生犹在湖南也”，并因丘宗卿之和词，而断定“是年秋尽冬初先生犹在湖南”。

三说当中唯有辛谱所举佐证最少，而《疏证》中竟代为补了出来，则三说似都已“持之有故”了，而不幸各人所举的证据都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因而三说之中竟无一说能够符实。陈谱中淳熙九年的“再任”和十年的“再任期满”等说，乃是臆揣之辞，并无出典，难作根据。梁氏所引《朝野杂记》的文字，却恰恰可以推翻他自己所作的结论。

查《朝野杂记》所说“明年赵卫公为帅”之赵卫公，乃指赵雄，但在《宋史·赵雄传》中，却只见他曾任湖北帅而没有帅湖南的事。又《杂记》中之所谓明年，既系指淳熙十一年而言，而淳熙十一年赵雄即恰正在湖北帅任。证据凡二：

第一项证据即在《朝野杂记》当中，且与任公先生所引的一段在同一卷内。《杂记》甲集卷十八，《荆鄂义勇民兵》条下云：

淳熙初，张钦夫为帅，益修其政。……钦夫殁，教阅遂弛。后四年，赵温叔为帅，复举行之。……时十一年冬矣。

第二项证据，在《叶水心文集》卷九的《江陵府修城记》中：

丞相卫国赵公，……莅荆六年，……天子迁赵公金紫光禄大夫以宠褒之，……去江陵而判其乡资州。

叶氏此记作于绍熙元年八月，上推六年亦正在淳熙十一年。此均可证知赵氏之帅湖北乃始于淳熙十一年。据叶文更可知道，赵氏之在湖北帅任，是一直继续到绍熙初元的。

到此，我们当可知道，梁谱所引《杂记》的文字，只有开头的“淳熙七年辛幼安为潭帅，募八千人训练之”两句是与稼轩有关的，其下的“改隶”、“移屯”诸事，与稼轩无干，且亦与湖南帅无干。如以此即推定赵氏为代稼轩之人，并推定赵氏赴任即稼轩去任之时，自属大错。

《疏证》中承认辛谱中淳熙十三年离湖南帅任之说，并代替辛谱补充了许多证据，宜若可信了，实际上却是错得更远。在《疏证》的本身，我们也能够找出反驳的证据来：

《疏证》卷一中有《满庭芳》三首，一为《和洪丞相景伯韵》，一为《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卢内翰》，一为《游豫章东湖再用韵》。在梁谱中以为这三词“决为淳熙丁酉（四年）作”，其所持的理由是：

盖其时景卢在豫章，已有《满江红》词可证……。二洪告归后常相合并，而景伯卒于淳熙十一年甲辰二月，虽距本年尚有七年，然先生自本年冬离江西赴行在，即转任湖北、湖南，乙未冬乃得归，而景伯已前卒。故除本年以外更无与景伯酬唱之机会也。

《疏证》中照录这段考证之后，又另加案语云：

景伯有词集名《盘洲乐章》，其眉韵《满庭芳》题曰《辛丑春日作》：“华发苍颜，年年更变……。”原唱在淳熙八年辛丑，则先生和韵必非淳熙四年丁酉可知。和韵二首自是同时作。

这是订正任公先生前面的那段话的，但这些唱和的词既是诗人互相过从时所作，若认定是作于淳熙八年，则势必先有一个前提，即：当淳熙八年，洪氏兄弟退居豫章之时，稼轩也正在豫章。否则，既尚任湖南帅，必难再分身到千里外和洪氏兄弟去酬酢。然而这与“淳熙十三年离湖南帅任”之说岂不自相矛盾了吗？大概梁仲策自己也早已感觉到这矛盾了，所以在《疏证》中的其他处所，于考求稼轩的官历及行踪时候，均未一加征引。而其实，这考证是非常精确、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淳熙八年，稼轩是的确已经回到江西了。而其离开湖南帅任的时间，则更早于此时，至晚当不出淳熙七年的冬季。

查杨万里的《诚斋集》卷一二五《宋故华文阁直学士赠特进程公墓志铭》中有云：

公讳叔达，字之诚，……淳熙七年五月除湖南转运副使，帅刘焞久病废事，民方怨咨，公为辨讼决囚，涤滞除弊。

从此我们知道，在淳熙七年五月后的某一时期之内，刘焞是曾作过一任湖南帅的。

又查《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有云：

公讳椿，字寿翁，……年六十九即上章请老，越再岁……复起公以显谟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飞虎军新立，或以为非便，公曰：“长沙一都会，……二十年间大盗三起，何可无一军？且已费县官缗钱四十二万，民财力不可计，何可废耶，亦在驭之而已。”异论乃息。……未满岁，复告归。……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享年七十有三。

由六十九而越再岁，当为七十一，淳熙十年为七十三，则其七十一岁，即起任湖南帅时，正为淳熙八年。从此又可知道，李氏之任帅必在刘焞之后，而刘焞之去任当即在淳熙八年。

又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所藏广西临桂龙隐岩题刻中，有刘焞于庚子（淳熙七年）六月初伏偕其同僚共饮弹丸新岩下之题名一份，又可知刘氏其时尚在静江府任，其改帅湖南又必在七年六月以后。

综上所云，则刘焞任湖南帅之时期，必在淳熙七八两年中，其必为稼轩的继任人，毫无可疑，如是则稼轩之离湖南帅任又焉得而不在淳熙七年秋冬之际？

二、稼轩帅江西的年代及其为时之久暂

《宋史》稼轩本传，于叙述其在湖南帅任的治绩之后，即继叙“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各谱中对此均无异词，可知稼轩于离湖南后即迳赴江西帅任（陈谱于此间夹叙造朝谢赐阁额一事，纯系诬词，因此诗乃黄公度献媚秦桧之作，已收入《知稼翁集》，辛启泰竟又误收于《稼轩集抄存》中，陈氏则又以讹传讹也）。既于上文考知其去湖南当在淳熙七年秋冬之间，其赴江西任即应在此时。但《续通鉴》于是年十一月犹载知隆兴府张子颜奏言云云，是其时稼轩必尚未抵任，但据上文提及的与洪景伯、景卢兄弟唱和以及游豫章东湖的《满庭芳》词三首，则无论如何，八年春间即已在江西帅任矣。

和在湖南帅任一样，稼轩之任江西帅也没有很久，即因被人弹劾而落职罢任，各谱中既将帅湖南的时间各都延长了三五年，对其赴江西帅任和去江西帅任的时间自然也就全无正确的推算了。辛谱系其事于淳熙十五年戊申，所据为稼轩《沁园春》一词题中的《戊申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及《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的《鹧鸪天》中“二年历遍楚山川”诸语，其为误谬，梁谱中已加辩驳。陈谱系其事于淳熙十二年乙巳，并未举出证据，只因《鹧鸪天》中的“萦绿带，点青钱，东湖春水碧连天”诸语而定其季节为春天。梁谱亦系其事于十二年，却根据“和韩南涧”并“寿韩南涧”的《水龙吟》及《菩萨蛮》诸词，而定其季节当在秋冬之间。我们既已将稼轩赴江西帅任的年代较各谱均提前了三五年，则各谱中所推定的去职年代及所举各证，便全都失去了效力，今仅举一二例稍加驳正，并将正面的证据提出，以证明稼轩之离任确在何时。

稼轩有《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的《西河》词一首，梁谱中认定该词是在江西任内所作，而不能确指其年份，即附列于淳熙十二年乙巳所作诸词之后。《疏证》中列此词于十三年丙午，并于词后附加《案语》云：

伯兄亦以此词为乙巳作，但据洪迈之《稼轩记》，知乙巳先生犹在湖南。又据先生乙巳冬之《菩萨蛮》，有“霜落潇湘白”之句，可证乙巳冬犹在湖南。此词作于江西，而有“对梅花更消一醉”及“岁晚渊明归来未”之句，其必为丙午冬无疑矣，因移于此。

既知“乙巳犹在湖南”诸说之如何远于事实，则此段话当无须深辨。按题中之钱仲耕，名佃，苏州常熟人，据《金华府志》，钱氏于淳熙八年知婺州，《苏州府志》更详记其知婺州前后的事迹云：

出为江西路转运副使，时盗赖文正起武陵，朝廷调兵讨之，佃馈饷不乏。继使福建，再使江西，奏蠲诸路之逋。淳熙八年，婺州饥，且缺守，上曰：“钱佃可守郡”，既至，祷雨，鬓发为白，劝分移粟，所活口七十余万，政甲一路。提举朱仲晦与陈亮书云：“婺人得钱守，比之他郡事体殊不同。”

案，此中所引朱熹写与陈亮的信，乃是写于淳熙九年者，是年夏秋间陈亮给朱子的信中也同样提及钱氏：

钱守虽有爱民之心，而把事稍迟。

此均可证明《金华府志》和《苏州府志》中所载钱氏于淳熙八年知婺州的话为不误。那么稼轩送钱氏知婺州的《西河》一词，亦必是作于淳熙八年可知。词末有“对梅花更消一醉”语，《疏证》据以推定为冬日所作自甚确。其下既复有“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岁晚渊明归来未”之句，知直至是年岁晚稼轩仍居官豫章，犹未因言者而去职也。

查吕祖谦的《东莱吕太史文集》的《附录》中附有辛稼轩的《祭吕东莱文》，文前的小序中稼轩所标举之时日及所系之官职均极明确，今照录于下：

维淳熙八年岁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奉议郎充右文殿修撰、知隆兴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主管江南西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辛弃疾，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宫使直阁大著吕公之灵。

在祭文的最后部分的几句则是：

弃疾半世倾风，同朝托契，……兹物论之共悼，宁有怀于私惠。缄沉辞于千里，寓哀情于一酹。

这里可以明确证明，直到这年的十一月，辛弃疾还是在江西安抚任上的。与上引“岁晚”云云的词句也正相符。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罢官归去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

杨万里撰《特进程公叔达墓志铭》中，于叙述程氏在湖南的事迹之后，又有云：

〔淳熙〕九年七月，再除浙西提点刑狱，……八月，除秘阁修撰，知隆兴府。见上，极论郴桂盗贼之由，抚御之要。……洎至洪，……十二月，进集英殿修撰，因任。……帅洪五年，前后蠲除民赋……论者以为多于王仲舒云。（《诚斋集》卷一二五）

据此，则自淳熙九年八月直至淳熙十四年，均为程叔达帅江西之任期，稼轩之被代与去职，至晚也当不出九年的中秋。在这里，又须把辛、陈、梁诸谱及《疏证》中所都曾引用过的《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的《鹧鸪天》词，再取来作一番讨论了：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但将痛饮酬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萦绿带，点青钱，东湖春水碧连天。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

辛谱中以为稼轩于十五年罢江西帅，因此将此词编入十五年戊申；梁谱以辛谱为误，遂把它改编入淳熙四年丁酉；《疏证》中又举出反证二事，以为淳熙四年稼轩之离豫章乃西行而非东下，迁调而非放归；且其时带湖新居未成，去无所归，均与“明朝放我东归去”一句不相合，因而仍将该词移在十五年戊申。这些纷纭议论，其实是无一不错的。

今案，词中所谓“二年历遍楚山川”者，盖指淳熙三年由江西提刑调京西转运判官，翌年又由京西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不逾年即又改帅江西而言也。“萦绿带，点青钱，东湖春水碧连天”者，均状述目前之景物，知其离别豫章之时令必然是在春季，而不是其他季节，则显然与第二次帅江西罢任之季节不合，因而它只能是淳熙五年（1178）由江西帅召为大理少卿时所作，固不必在此多所纠缠也。

补记：当写作此文时，《宋会要辑稿》的影印本尚未出版，在此文发表后不久，我即从该书之《职官·黜降官门》查得一条云：“淳熙八年十二月二日，右文殿修撰、新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落职罢新任。”据此可知其罢江西帅任盖即在八年十一月内，我引用杨万里撰《程叔达墓志》而推定为在九年中秋节前亦不合。1986年9月读后记。

三、带湖新居落成的时间

当稼轩还没有罢官之前，他先已在当时的江南东路上饶县建造了一所居第。在稼轩词集中，有许多首都是与此事有关的：有的作于新居未成之前，有的则作于既成之后。如不能将这一新居落成的年代考清，稼轩的许多事迹便将连带地考不清楚。而辛谱中对此事竟无只字道及，陈谱、梁谱及《疏证》当中，对此事又各异其说，而结果却又一无可取。

陈谱于淳熙八、九、十这三年中均记此事：于八年下录本传“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故以稼名轩”诸语，及洪迈《稼轩记》、陈亮与稼轩书“如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诸语，并据《续通鉴》淳熙八年八月改除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之记事，以为朱子潜入看稼轩新居必在自南康赴行在时。于九年下记稼轩有《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于十年下记淳熙造朝拜御书阁额之赐，并谓“时带湖新居落成，所以御赐阁额”。

既说朱子已于淳熙八年潜入去看，且将洪氏所作《稼轩记》也列于八年之下，而于九年方列入稼轩之带湖新居将成词，于十年方谓“时带湖新居落成”，那么，这新居究竟是成于哪一年呢？且洪文末尾明有“……侯名弃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抚江南西路云”诸语，谱中既将稼轩之帅江西列作十一年之事，则其事安得先预言于洪氏八年所作之文章内？二说显相抵牾。（其“造朝拜御书阁额之赐”云云，更属张冠李戴的诬枉之辞，上节已予辨正。）

梁谱亦将带湖新居将成词及《新居上梁文》编入淳熙十年，盖因任公先生未及见洪氏《稼轩记》之全文，便只将见于《上饶县志》所引的一节，一并录于十年之下，并于《考证》中证明此数者均是作于稼轩未离湖南以前者。

此说之为《疏证》所订正，已见前引，《疏证》作者因已见到洪景卢氏记文之全，因其结语与辛谱淳熙十二年乙巳之记事正相同，乃维护辛谱之说，并谓“据此文知先生之带湖新居乃落成于淳熙十二年乙巳，则所谓将成者，其必为十一年甲辰无疑矣”。

案，洪氏的记文，的确是考证带湖新居的规模及其建造时期的绝好材料，从这篇记文的本身，或以稼轩的词与这篇记文合看，便可以考知其作成的年代；实无须藉重于辛谱，因辛谱本身已多有不可靠处，哪有被取作旁证的资格？

记文之末段有云：

若余者怅怅一世间，不能为人轩轾，乃当急须袚襫，醉眠牛背，与荛童牧竖肩相摩，幸未黧老时，及见侯展大地，衣锦衣，归来竟厦屋潭潭之乐，将荷笠棹舟，风乎玉溪之上，因园吏内谒曰：“是尝有力于稼轩者。”侯当辍食迎门，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间石细读之，庶不为生客。……侯名弃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抚江南西路云。

这可见此文之作必在洪氏闲居乡里之时。查洪氏于淳熙七年秋自建宁任归，至十一年春方起知婺州，是后又供职临安等地，至绍熙二年方重归鄱阳，则此文之作必在淳熙七年秋季之后，十一年春季之前。但稼轩之任江西安抚既考知其为七年冬至九年中之事，则据文中最末一语可知其必作于八年为无疑。但作于八年的什么季节呢？如果将稼轩词与洪氏记文相参看，对这问题我们也可找到解答的。

稼轩的《和洪丞相景伯韵》、《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卢内翰》和《游豫章东湖再用韵》的《满庭芳》词三首，《疏证》中引用洪景伯《盘洲乐章》中的原唱，定为淳熙八年辛丑春日所作。在前边我们已说明这考证是非常精确的，可惜《疏证》中未能使此数词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在《游豫章东湖再用韵》一首中，有稼轩自加的注语二处：前阕的末句“挥毫罢，天颜有喜，催赐尚方彝”，其下注云：“公在词掖，尝拜尚方宝彝之赐。”后阕是：“只今江海上，钧天梦觉，清泪如丝，算除非痛把酒疗花治。明日五湖佳兴，扁舟去，一笑谁知。溪堂好，且拼一醉，倚杖读韩碑。”其下注云：“堂记，公所制也。”从上一注语，我们知道其所称之“公”乃是指“洪景卢内翰”而言，从下阕的词意，我们知道这是在洪景卢的《稼轩记》已经作成之后，所以稼轩想象着一旦罢官归去之后要倚杖欣赏洪氏的大作，则所谓“堂记”者即必是指《稼轩记》无疑。从知记文之作成必在淳熙八年岁首，稼轩刚刚抵江西帅任的时候。

既是如此，则稼轩的《新居上梁文》和《带湖新居将成》诸词之作成，以及这带湖新居的落成之年，便都可推定其为此时之稍前或稍后的事。朱熹于是年八月由南康赴行在，路经上饶时候，已在新居主要部分落成之后，当能潜入去看了。

四、稼轩起任闽宪及闽帅的年代及其为时之久暂

《宋史》稼轩本传中，于稼轩罢江西帅任之后，复书：

久之，主管冲佑观。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尝摄帅，……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

对于稼轩之起任闽宪，这里是明指为绍熙二年的事，然而与稼轩的词对看，两者又有不符合处。词中有《浣溪沙》一首，题为“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壬子为绍熙三年，非二年。因为有这样的出入，在《辛谱》和《疏证》中，便又都发生了问题。《辛谱》于绍熙二年辛亥下书云：“起为福建提点刑狱官，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于三年壬子下书：“是年春赴闽帅任，别瓢泉，赋《浣溪沙》词。又是年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赋《水调歌头》词。”于四年癸丑下书云：“在闽帅任，有是年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经从建安，席上和陈安行舍人韵《西江月》词。”于五年甲寅下书云：“在闽帅任，以台臣弹劾，丐祠归。”这是维持《宋史》中二年任闽宪之说，以为二年由闽宪被召见之后，于三年又出为闽帅，其“别瓢泉”之词即是时所作，于三年内且又有召见之事。

然而词题中明明说是“赴闽宪”，不应强改宪字为帅字以相牵合。

陈谱中于二年书“起福建提点刑狱”，于三年书“春，赴闽宪，别瓢泉”，于四年书“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梁谱与陈谱均同，惟各年下均附有考证。二年下之考证云：“起任闽宪盖在本年冬，其赴任则在次年，有《浣溪沙》词题可证，本年盖始终仍家居也。”三年下之考证云：“以闽宪摄闽帅，当是本年事。”四年下之考证云：“旧谱皆以任闽宪与任闽帅合在一年，考先生在宪任上虽尝摄帅，并未真除。传文于起福建提点刑狱后，次叙召见授京职，次乃叙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明非一时事。奉召在壬子，入见在癸丑春，词题中时日可稽，故知帅闽决为本年事也。”五年下之考证云：“丐祠归在何年，史无明文，惟闽中所作词颇多，且多有可推定为去年作者，则截至去年腊尽尚未去任可知。窃疑其丐祠得请当在夏间。试将左列《行香子》一词以意逆志，所推或当不谬。”

《疏证》中于此独持异词，其在《常山道中即事》之《浣溪沙》词下所附案语云：

《宋史》：绍熙二年二月甲申，以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召见。常山乃浙江衢州府属，与江西接邻，是年先生居上饶，若召见赴行在，必道出常山，舍此而外，先生似无缘在常山道中也。姑以系于二年辛亥。

伯兄谓“起任闽宪在二年冬，赴任则在三年”，盖本传只言二年起用而无月日，唯《宋史》及《续通鉴》则详书二年二月甲申（即初五日），伯兄殆但据本传推测而未查史鉴也。唯二年春以召起用，三年春乃赴任，亦大奇。然而瓢泉一阕《浣溪沙》，先生固明明自书《壬子春赴闽宪》也。常山道中词若果为赴行在之道中作，则当在夏秋之间，盖篇中所书皆夏秋间景物也。如此，则二年春以诏起用，夏秋间赴临安陛见，明春乃赴闽任，故此词当是辛亥作。

这案语中的要点是：1．稼轩之起用，是绍熙二年二月甲申。2．其官职自始即是福建安抚使，非先任提点刑狱。3．其赴召陛见，事在绍熙二年夏秋间，陛见后方于三年春赴任。4．根据在“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词下之案语，还可补一要点于此，即稼轩之帅闽乃是继赵汝愚之后任者。

又，《疏证》于“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之《水调歌头》词下，加有案语云：

《宋史》载先生为福建安抚未期岁而治绩大著，乃台臣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遂乞祠归，是以此词颇多幽愤语。

又于“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经从建安，席上和陈安行舍人韵”之《西江月》词下，加有案语云：

陈安行名居仁，庆化人。庆元元年以宝文阁待制知福州，即接先生后任者。

把这几段考证的话合拢来看，我们颇觉得不胜离奇：第一，所谓“二年二月甲申以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召见”之说，《宋史》中根本无此记载；《续通鉴》虽有此文，然亦无“召见”二字。第二，《续通鉴》于三年九月壬子，又记有“以知福州赵汝愚为吏部尚书”一事，《疏证》既认定稼轩为继汝愚后任者，则《续通鉴》二年二月中关于稼轩的记载显系有误，何得取以为证？第三，见于稼轩之词题中者明明是“壬子春赴闽宪”，何能以为是赴闽帅任？第四，“三山被召”与因被人弹劾而乞休，显系两事，何得并为一谈？第五，若以为被召之后即继以退废，则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诸事置于何所？第六，既已将“三山被召”与被劾乞归合为一事，则绍熙三年既已离职，何得将庆元元年知福州之陈居仁认为“接稼轩之后任者”？凡此种种，不但与任何史志都有不合，即在案语本身，前后便已不胜其矛盾了。

《宋史·光宗纪》云：

二年二月甲申，福建安抚赵汝愚等，以盗发所部，与守臣监司各降秩一等，县令追停。……三月丙寅，诏福建提点刑狱陈公亮知漳州。

《续通鉴》所以将稼轩之帅福建定为绍熙二年者，必是因这段文字而弄错，把“降秩”误会为“罢任”，遂以为稼轩即于此时受诏前往继任了。《疏证》的作者也误将《续通鉴》此文认作信史，遂乃大上其当。据《本纪》中三月丙寅的记事，知稼轩之起任闽宪，也绝非这年二月间事，且也未必即是直接代陈公亮之任者。因此，对于任公先生的考证，我们觉得大致是没有错误的，即使稼轩拜命于二年辛亥的任何月中，其赴任则确在壬子年的春天。及岁暮被召，奉命即行，途中度岁，于正月四日道经建安，均有《浣溪沙》及《西江月》等词题可证。在临安一度为朝官之后，方又于四年出任闽帅。其节次与《宋史》、《福建通志》以及由词中可以考见之稼轩事迹全无不合。

稼轩之出任闽帅，以楼钥《攻媿集》中之制词与《福建通志》参看，知系接郑侨之后任者，时为四年八月。至翌年八月便又被詹体仁所代，任期整整一年。

除上文所考辨的各问题之外，其为各《年谱》及《疏证》中所错安排了的事件还非常之多，但以上诸点要均是纲领或关键所在，理清了这几点，其他的问题便有很多可以附带解决了，因不于此一一论列。

但即单就上所列举的诸端看来，各《年谱》以及《疏证》当中，竟然包括了这样多的严重错误，尤其是《疏证》一书，其作者虽藉口要完成任公先生的遗志，然而具有多少复杂问题的稼轩词，《疏证》的工作竟于四十日内草草了事，其中有多少可以明白考知的本事，《疏证》中都错得一塌糊涂，如《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一词，既不能查知张仲固名叫张坚；又不能查知张仲固于淳熙七八年间任江西转运判官，与稼轩为同年居官豫章之人；更不能查知张仲固之帅兴元即是淳熙八九年间事；而却任意强解，于此词下竟附了几百字的长篇案语，而结果却无一语道着肯綮。其他如将《渔家傲·为余伯熙察院寿》词中之余伯熙臆断为徐元杰，而不知徐元杰乃绍定间进士。对《满江红·送徐抚干之官三山》题中帅闽之马会叔，不能查知其名叫马大同，亦不能查知其帅闽乃淳熙十六年事，而列其词于十五年戊申。诸如此类，多不胜举。这些，对于后来有志研究稼轩生平或其诗词的人，所能给予的助力未免太少，而所能贻害之处怕又不免太多了。因此，对《疏证》这一著作，如果我们不能说“有不如无”，那么，至少也还是等于没有作的。今后要研究辛稼轩及其词的人，一切还都得另作一过。

重新写一本可靠的《稼轩年谱》，重新编一部详明正确的《稼轩词疏证》，在现在，是需要的。

1936年冬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原载《国闻周报》第14卷第7期，1937年2月）

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

稼轩词自来传诵极广，而历代刻本实未多见。《刘后村集》有《辛稼轩集序》，于稼轩词备极称扬，可知此全集中必包括词集在内（《后村诗话后集》亦谓“辛诗为长短句所掩，集有词无诗”），此一本也。岳珂《桯史》卷三《稼轩论词》条有云：“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所引《序文》不见于现行各本之中，当为另一本也。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五载：“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刻《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云是“新刻”，而吴《序》复不见于他本，则又为一本也。刘辰翁《须溪集》有《稼轩词序》，谓是宜春张清则刻，其在宋末或元初虽莫可考，要之又尝有此一本也。以上四本既均无传，其编次，其篇卷，其各本相互间及其与现存诸本间之关系各何若，俱所不晓。兹仅就现存各本而论，虽优劣互殊，究其本源均不出四卷本及十二卷本二者。

十二卷本收有“丁卯八月病中作”之《洞仙歌》，丁卯即稼轩卒年，则其编刊必在稼轩卒后。此本之流传至今者，有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孙粹然张公俊之刻本（原为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今归北京图书馆）。依此本重刻者，明嘉靖中有历城王诏校刊于开封之本，有李濂序文及批点。毛晋收入《六十名家词》中者，则又由王诏本出，唯删去序文批点，且并十二卷为四卷，以牵合《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卷数而已。有清一代之研读稼轩词者，毛本几为唯一之凭藉（四库所收亦毛本，当纂修时竟不能得一别本以相参校，可见）。辛启泰刻入《稼轩集抄存》者亦即此本。顾王诏刻本颇不免于明人刻书率意窜乱之恶习，甚至有因祖本偶有脱页，遂乃牵合前后绝不相干之二词而为一者，毛刻亦均未能是正。光绪中临桂王氏四印斋取《六十家词》中之《稼轩词》而重刻之，复据广信书院本还原其卷第，而对自王诏以来各本误处亦稍稍有所勘正。此十二卷本流传之梗概也。

四卷本中，凡稼轩晚年帅浙东、守京口时作品，概未收录，则各集之刊成当均在宋宁宗嘉泰三年前。《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均是此本，南宋人所征引之稼轩词与此本亦率多相合，盖当时最为通行者也。明吴讷采入《唐宋名贤百家词》，汲古阁亦有影宋精抄之本。然在有清二百余年中独寂然无闻。十数年前，武进陶氏始影刻甲乙丙三集，行款阙笔等与汲古阁抄本俱同，其祖本疑即汲古阁之抄本。梁启超于得此影刊三卷之后，又于天津图书馆发现吴讷之《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对此四卷本曾一再为文表扬，世人乃加注意。惜此《百家词》为极拙劣之抄本，错讹极多，不堪卒读。陶本刻印虽精而校勘则不精审，鲁鱼亥豕亦所不免。涵芬楼于光绪末收得汲古阁精抄之甲乙丙三集原本，后即列名于《四部丛刊三编》预告中，而以缺丁集故，迄未印行。1939年春沪上书贾突持丁集一册赴北平张允亮氏处求售，索价甚昂，张氏以误记涵芬楼收有四集全帙，遂即退还其书。事为赵万里先生所知，料度其或即毛抄原本，而又深恐其从此再致亡佚，遂于是年夏间赴沪之便踪迹得之，见其字迹行款及其前后收藏印记，知果与涵芬楼所藏前三集为一书，乃亟告张元济先生购得之，不唯使汲古阁旧物得成完璧，且即为之影印流布，而宋刊四卷本之原面目亦依稀隐约可藉以推见。此又四卷本由晦复彰之经过也。

汲古阁影抄四卷本之精，由涵芬楼新印本所附《校记》及夏敬观、张元济《跋文》中已可概见。其余胜处，梁启超亦已言之綦详。虽然，犹有可以补充之一事：十二卷本之题语及词中字句，多经后来改定之处，改动后之字句大都较胜于四卷本，则当是稼轩晚岁所手订者。然见于词题中之辛氏友朋，其名姓、字号、官爵等亦间有通各卷各阕而悉改从一律者：如与傅先之唱和诸作，大多以“提举”相称，而傅氏曾任知县，曾充通判，曾领漕事，各词实不尽作于其既充提举之后；又如与徐衡仲唱和之作，其以“抚干”相称者，亦未必均作于徐氏充福建安抚司干官之后。凡此等处，四卷本均一仍原作时所著之称谓而未改。吾人于千载下而欲对其各词作年稍加钩考，此实为极好之资据。且范开序甲集有云：“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四卷本题语既未经后来改动，故其宾朋杂遝、觥筹交错之胜迹留存独多。如甲集《满江红》“折尽荼alt”阕，题云：“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侍者飞卿奉命书。”着语未多，风流尽得；十二卷本改为“饯郑衡州厚卿席上再赋”，非特意趣较逊，亦且失却一段故实矣。

此外则梁、夏、张诸跋及胡文楷《校记》中，亦尚多未尽的当之处，兹略申所见如下：

梁启超《跋》首谓《稼轩词》在宋有三刻，除四卷本及十二卷本外，另一为长沙之一卷本。其言曰：“《文献通考》著录《稼轩词》四卷（《宋史·艺文志》同），而引《直斋书录解题》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为多。’或误以为此四卷者即长沙本，实则直斋所著录乃长沙本，只一卷耳。”今按：《书录题解》所著录之《稼轩词》亦明言为四卷，其下注文，与《文献通考》所引正同，并无“一卷”字样。且直斋于《歌词类》起《南唐二主词》、《阳春录》等，中包《于湖词》、《稼轩词》，迄于《鹤林词》、《笑笑词》，共凡百家，于《笑笑词》下有总括之注文云：“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是已指明其所著录之四卷本《稼轩词》即其注中之所谓长沙本者，梁氏必谓另是一本，误矣。

梁《跋》谓四卷本之最大特色为含有编年意味，张《跋》亦谓他本以词调长短为次，四卷本则以撰作先后为次。按：所谓编年意味者，实仅能适用于甲集，而其适用之程度，亦只可谓凡见甲集中者必为某年以前之作，其中编次，虽非严格依词调长短为先后，然仍是同调之词汇录一处，其撰作之先后实不能依编次顺序以求之也。

梁《跋》谓：“甲集编成在戊申元旦，明见范《序》，其所收诸词皆四十八岁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时所作，既极分明。”今按：此说有范《序》之作年为证，似可无问题矣，而实亦不然。甲集凡同调之词均汇录一处，独《声声慢》、《满江红》二调均于卷末重见，其《满江红》“折尽荼alt”阕，与十二卷本改正之题语相参，知其为送郑厚卿赴衡州守任之作。查《永乐大典·衡字韵》中载有南宋人所修《衡州图经志》之全文，其中于南宋一代之郡守所载甚详，而在孝光两朝之郑姓者，仅有郑如崈一人，为继刘清之之后任者；到任于淳熙十五年四月，至绍熙元年正月被劾去。“崈”与“厚”义甚相近，知稼轩所饯送之郑厚卿必即淳熙十五年抵衡州之郑如崈。然则饯词之作亦必在十五年春荼alt方开之时。据此推知甲集卷尾重出二调中之各词，必为书将刻成时又陆续收得者，其中亦必有若干首为淳熙十四年后之新作，非皆作于稼轩四十八岁之前也。

梁《跋》又云：“乙集于宦闽时之词，一首未见收录，可推定其编辑年当在绍熙二年辛亥以前。”此亦不然。查乙集《清平乐》“诗书万卷”阕题云：“寿赵民则提刑，时新除，且素不喜饮。”赵民则名像之，杨诚斋为作《行状》，有云：“改西外知宗，……未几即拜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建台之始，风采一新。未几，请为祠官，丞相京公镗遗公书……”据《福建通志·宋代职官·文臣提刑》门，稼轩之后为卢彦德（即屡见稼轩词中之卢国华），卢后即赵像之。楼钥《攻媿集》中有《赵像之除福建提刑制》，亦在《福建提刑卢彦德除本路运判制》之后。据此诸事，知赵民则之除提刑乃在稼轩帅闽之时（稼轩帅闽有送卢国华由闽宪移漕建安词），其时已为绍熙五年甲寅矣。梁氏后于所作《稼轩年谱》中，将《最高楼》“吾衰矣”阕编置宦闽诸作之末，其《考证》有云：“此词题中虽无三山等字样，细推当为闽中作。……故以附闽词之末。”而此词原即为乙集所收录者。是则梁氏已不能坚守己说；殆于编撰《年谱》之顷，已察知《跋》语所云之有误乎。

梁《跋》又云：“丙集自宦闽词起收，其最末一首为辛酉生日，盖壬子至辛酉十年间，五十三岁至六十二岁之作。”今按：丙集所收“建康中秋为吕叔潛赋”之《太常引》，至晚当作于稼轩二次官建康之淳熙元年；《鹧鸪天》“聚散匆匆不偶然”阕，题云“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乃淳熙五年去江西帅任时作；《满庭芳》“倾国无媒”阕乃和洪景伯韵者，洪氏原作今存《盘洲集》中，词下自注为“辛丑春日作”，则淳熙八年稼轩再度帅江西时也。此均远在稼轩绣衣使闽之前十余年，不得谓为“自宦闽词起收”。

夏《跋》谓：“《稼轩词》往往以乡音叶韵，全集中不胜枚举。……如《浣溪沙》之‘台倚崩崖玉灭瘢’句，是用《汉书·王莽传》‘美玉可以灭瘢’，此词用《元》、《寒》韵之‘瘢’、‘言’、‘轩’，与《真》、《谆》韵‘颦’、‘村’同叶，殆亦其乡音如此……，而三本‘瘢’皆作‘痕’，匪特不典，且忘‘言’、‘轩’亦在《元》、《寒》韵。此类妄为窜改之迹实不可掩。”今按：夏氏此见甚卓。其所指之词见四卷本丙集，其在十二卷本中者，则自王诏校刊本至四印斋本确皆改“瘢”为“痕”。当吾未见大德广信书院原刻本时，曾疑此项改动乃稼轩所自为之者，因十二卷本中此首之后尚有用同韵之一首，起句为“妙手都无斧凿痕”，不押“瘢”字，遂推想以为是必在后阕未作之时，前阕已既改定矣。及检对大德刻本，见两首起句全押“瘢”字，乃知改“瘢”为“痕”，盖始于王诏校刊本，若非出自李濂，殆即出自王诏。夏氏因未得见大德刻本，故未能发此覆耳。

夏《跋》又云：“《感皇恩》题‘读《庄子》有所思’，三本皆作‘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详此词未有追挽朱子之意，且朱子不言老、庄，稼轩奈何于读《庄子》时追念朱子耶？此六字不知从何而来，亦必后人妄增。”今按，《感皇恩》全词云：“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自不能忘堪笑。朝来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前片云云，自是读《庄子》之所感，后片之白发句，则明是闻故人噩耗而发者，而子云以下诸语，更为最适合于朱晦庵身份之悼语。《玄经》句用以喻朱氏注释经传之各著述，江河二句则系隐括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以反讽当时攻道学禁伪学之徒者，实寓有若干隐痛在内。当丙集刊布之时，韩侂胄势焰正盛，盖不欲以此引惹纠纷，故于题中削去刺人耳目之朱晦庵云云而改著“有所思”三字以为代；洎夫十二卷本编刻之时，则韩氏已被诛戮，遂得无所避忌而复其原题之旧，此绝非不明曲折之人所能凭空增入者也。至其所以将《庄子》与朱氏牵连于一处者，则题中一“闻”字即足为最好之说明，必是适在稼轩披读《庄子》之顷，遽得朱氏之死讯也。夏氏将此一字轻轻放过，遂致不得其解矣。

张《跋》谓：“诸家所刊，在是编外者，有词一百七十九首，岂即出于范《序》所言近时流布海内之赝本欤？”今按：四卷本编刻于稼轩在世之时，故凡稼轩晚年帅浙东、守京口诸作皆不及收录，而在此期内所作各词，如“会稽秋风亭观雨”之《汉宫春》，“京口北固亭怀古”之《永遇乐》等，不惟时人争相传诵，而一时词人如姜白石张南湖等人亦均有和章；另据岳珂《桯史》之记事，则知凡此诸词不但确为稼轩所作，且均为稼轩极得意之作，此断断不容稍存疑念者。十二卷本编次体例颇精严，稍涉轻儇或拙滥之作，尚多摈而不录，更无论于赝鼎矣。是则其余之一百七十余首，凡载在十二卷本内者均不生真伪问题，张氏于此，盖不免疑所不当疑矣。且范开之所编定者甲集也，其中所收才逾百首而已，此明见范氏序文者也，后来所出乙丙丁三集是否亦出范氏手编，颇不可知，必如张氏所云，应须并此三集中之各词亦置诸可疑之列，又何止以一百七十九首为限哉。此尤为说之必不可通者矣。

夏张两先生如是云云者，盖皆为证实四卷本所以较他本优胜之故。然四卷本佳处故自有在，且两先生与梁任公《跋语》中所举他例已极繁夥，尽足证明四卷本之优越而有余，实无须再假藉于此数端以为重，更无待于过分贬抑他本而始显见。然则右之驳难，虽似为他本辩解，而于四卷本之价值固无丝毫之减损也。

涵芬楼影印四卷本，分装二册，而《校勘记》乃另成一巨册，其量不为不多，宜其详实可凭也，而竟又不然。兹姑举数例，略见一斑：

壹、四卷本与各本均异而为《校记》所漏列者：

一、丙集三十二至三十四叶，凡词十一首，均列置《浣溪沙》调名下，而其中实杂有《摊破浣溪沙》四首，此两调字句多寡不同，自来词家亦不混为一谈，不知此处何竟参差互出。在十二卷本中，将《摊破浣溪沙》另行编次，而汇录于《添字浣溪沙》（四印斋本俱改作《山花子》）调名之下。此其所关非小，不知校者何以存而不论。

二、乙集《鹧鸪天》“千丈阴崖百丈溪”阕，前片末句为“横理庚庚定自奇”，此乃脱胎于山谷诗句者，故十二卷本于句下有注云：山谷《听摘阮歌》云：“玄璧庚庚有横理。”乙集无此注文，《校记》中亦未之及。

贰、四卷本仅与某某本不同而《校记》误以为与各本全异者：

一、甲集《满江红》“鹏翼垂空”阕，“料想宝香黄阁梦”句，毛本辛本“黄”误作“熏”，王氏四印斋本不误，而《校记》乃云“三本‘黄’作‘熏’”。

二、乙集《一枝花》“千丈擎天手”阕，“双眉长恁皱”句，毛本辛本脱“恁”字，王本不脱，而《校记》乃云“三本无‘恁’字”。

叁、四卷本与三本全不同而《校记》误以为仅与某某本异者：

一、甲集《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阕，“共西风只等送归船”句，王、毛、辛三本“等”俱作“管”，而《校记》只云“毛本辛本‘等’作‘管’”。

二、乙集《水调歌头》“寒食不小住”阕，“小”字三本俱作“少”，而《校记》只云“毛本辛本‘小’作‘少’”。

肆、四卷本与各本不同处被《校记》妄加改动者：

一、乙集《生查子》“青山非不佳”阕，四卷本题作“独游西岩”，三本俱无题，而《校记》以为“王本‘西’作‘雨’”。

二、丙集《浣溪沙》“细听春山杜宇啼”阕，题为“泉湖道中，赴闽宪，别诸君”。三本均作“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而《校记》乃云“三本作‘季春赴闽宪，别瓢泉’”。

校书如秋风中扫落叶，自来从事于此者即多深感其难，然苟慎审为之，疏漏亦非绝不可免。且辛启泰本出于毛氏《六十家词》本，毛本出于王诏本，王本今犹具存，则校勘之时舍毛辛二本而独取王本及四印斋本相参覆可也，今乃舍本逐末，反致顾此失彼，以如此巨量之校语，乃使人绝不敢稍存信心，殊为遗憾耳。

1940年7月写于昆明靛花巷三号

1958年6月改写于北京大学

（原载《责善半月刊》第2卷14期，1941年10月1日）

论赵匡胤

一

赵匡胤于959年6月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其后不多天周世宗病死，他的年方七岁的儿子继承了帝位。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引起了赵匡胤夺取政权的野心，他便极力对后周政府中某些职位较高的军政人员进行笼络。到960年正月初，在赵匡胤“自编自导”之下，演出了一幕富有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终于把后周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从此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爆发于第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从中原地区开始的，到八十年代，起义的农民军从关中撤离，又是在中原地区被扑灭了的。紧接在农民战争之后，黄河下游的几个封建割据军事势力之间便又火拼起来，使得潼关以东和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人民日夕处在战祸之中，生产事业全部遭受到破坏，或则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局势一直延续到北宋政权建立之日，基本上并没有结束。

我说从960年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这意思是说，北宋从后周政权所承袭下来的地盘，只是黄河中下游以南以北以及淮河流域各地，而在黄河流域的河东（今山西省）尚有一个北汉小王国，河北北部从易州、幽州向东向北则早被石敬瑭出卖给契丹国（辽国）。此外，从长江上游到长江下游，在成都，在常德，在江陵，在杭州，在金陵，都有一个独立小王国。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州和泉州，也各有一个割据势力存在着。

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也因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症，那就是：从第八世纪晚年以来，唐政府明令改变了税收制度，放弃了租庸调法而改用两税法，不再依照纳税户的丁口而只依照其地产多少而抽取国税。尽管两税法并没有施行得很久，其定章即为唐政府自身所破坏，然而从此以后，即从晚唐以至五代十国，各朝代的政府对于农田的分配问题却全都不再过问，对于农业劳动人手的移徙流亡也都不再关心了。再加之以从第九世纪后期以来的长时期的战乱频仍，特别是在遭受战祸最久最惨的中原和华北地区，生产事业不能正常进行，大量人口不断地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社会上的病象自然也要益发复杂化和严重化了。

基于上述种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属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具体内容是：1．农村中破产失业人口之日益加多；2．一方面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人民，而诸路州县却又都有大量荒地不得开发；3．豪强人家之肆行侵夺兼并，以及包庇大量的附庸户；4．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日益加剧，还正在替土地兼并开辟道路。

第二，是如何使赵姓政权能够巩固，使它能够益寿延年，而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的问题。

第三，是如何把已经继续了六七十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如果从唐代中叶以后即已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算起，便应当说已经继续了近二百年了）加以结束的问题。

第四，是如何把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以便能够凭藉长城作为国防线的问题。

二

我在上面所举述的，是说，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上和军政局势方面的一些客观情况和现实问题，都要求着新掌权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予以适当的解决。在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的主观认识上，对上述诸问题的缓急轻重的判断，和我在上面所安排的层次和地位却还是有着区别的。

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短命，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在太原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所推翻、后晋是被契丹侵略者所颠覆的以外，其余各朝则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因此，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手之后，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因此，赵匡胤和他的亲信辅佐人物如赵普和赵光义等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驾驭那些操持军事实权的人物，如何削弱州郡长吏的事权和实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纯属于政治权术和浮现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种种问题上去。

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为不使他们再有篡夺政权的可能，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的第二年，即把禁军（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军队）中资历最高的几个首领，例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们都是赵匡胤在一年前图谋夺取后周政权期内所结拜的“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赵匡胤夺取政权的活动当中，他们都曾出过力，都应算是开国元勋，所以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都“偃蹇骄纵”，多不奉法）的兵权先后解除掉，提拔了一批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此以后，即对禁军中的统兵将领时常加以更调，要使其“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范部队与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感情和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彼此移易，名义上是要藉此使士兵们“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却是要藉此防范任何部队与任何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从唐代晚期以来，封疆大吏和州郡长官都因辖区太广，事权太高，并拥有大量军队，而致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小王国。其完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对之固莫可奈何；其在表面上尚与中央政府维持着某些关系的，也常常使最高统治者感受到彼将“取而代之”的威胁。在事实上，朱温就是以一个藩镇而夺取了唐的政权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为求这一弊端不再继续发生，在政权建立之后，便从种种方面着手一些防范措施：缩小州郡的辖区，收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削弱地方政府的军事实力，把地方长官一律改由文臣担任，且于长官之外添置通判，使其互相牵制，使地方长官处理政务时不能独断独行。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于其所管辖下的任何州郡都可以操纵如意，地方上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更不会再有“称兵犯阙”的事情发生了。

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因而前代的皇帝也曾有受制于权相，甚或统治权为权相所篡夺之事。为防范这一弊端，赵匡胤在建立政权之初，不但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而且把晚唐五代期内所曾权宜设置过的三司使副和枢密使副都定为正规的常设官员，以三司使副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以枢密使副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三司使号称“计相”，枢密院则与中书对称“二府”，可见其事权是不相上下的。而枢密使副的设置还具有另一妙用，那就是：与禁军中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因为枢密使虽负责军政，但他仅有制令之权而本身并不统领任何军队；禁军中的高级将帅虽统领军队，然而他们却不操行兵之符，没有发号施令之权。这样就使得不论枢密使副或高级将领全无法利用军权来发动政变了。

总括来说，赵匡胤为使其政权不至很快地再转移到别姓手中，在开国之初，对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各种机构的设置和各种官员的安排，是在充分利用互相牵制的作用，几乎完全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在这样原则之下的一些措施，到后来虽也生出了种种重大的流弊，但赵姓的统治却确实因此得以持续下去，北宋没有再蹈五代之覆辙而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

从907年到959年这五十三年之内，共总更换了五个朝代，更换了八姓十三君。就这八姓十三君当中的任何一姓一人的主观意图来说，他们必然都在企图使其统治权能长时期不至失坠，然竟无一人能够遂其意愿。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却独能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的运用和种种具体的措施而把北宋朝代的年寿延长下去了，单从这一效果上着眼，也足可看出，赵匡胤是自有他的高明之所在的。

朝代像拉洋片般地快速更替，其关系和影响所及，并不是只限于封建统治者们，更不是只限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即如后梁和后唐、后汉和后周诸政权的更替之交，无一次不是大动干戈于邦域之中，因而无一次不是使境内百姓遭受到兵火涂炭的。因而站在其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说，也绝对不会愿意这样的篡夺之祸连续重演，而只是希望其及早结束了的。赵匡胤既然以种种谋虑和措施而把政权稳定下来，不论在他的主观意图当中是否曾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而客观效果所及，却使当时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至再陷溺在战祸之中，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加以肯定的。

三

周世宗在位初年，就常致恨于中原政府辖境之日蹙，而考虑到向外用兵开疆拓土的事。他从956年开始，即连续不断地出兵攻击南唐。958年将南唐江北州郡全部攻占，到959年遂又转师北向，希图以兵力去恢复燕云十六州之地。进入契丹境后，契丹的莫州刺史和瀛州刺史即相继举城而降。因周世宗在军中得病南还，此后在军事上也便不曾再有进展。

照这形势看来，假如周世宗不死，则可以断言，他以后用兵的首要目标必还是去攻燕云诸州，而不会马上再转向南方诸割据势力中之任何一国的。

然而周世宗终竟是死了，赵匡胤把后周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了，对于战略计划中究竟应先向北进或先向南进的问题，赵匡胤的决策不同于周世宗了。

当周世宗南征北伐时候，赵匡胤每一战役都是参加了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所知所闻，对于环峙在四周围的一些敌对势力加以权衡，认为“当今劲敌，唯在契丹”，单凭靠中原地区的人力和资财而想去和契丹打硬仗以夺取燕云诸州，是会要遭遇危险的。因而，他决定把收复燕云诸州的事放到将来去解决，只在北边国境线上的重要军事据点配置一些精兵和战将，对契丹只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守势布置。

南方诸割据政权所占地区大都是物产很富饶的，经济作物的出产和商业的繁盛也为中原地区所不能及，而南汉的首都广州则自唐代以来便已成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这些割据政权的军事实力全都是比较薄弱的，把这些独立小王国的军事力量加在一起，能否抵得过契丹一国的力量，也还很难遽断，而在事实上，在各个政权的内部以及它们的相互之间，还经常发生一些军事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又消耗掉很大的一部分力量。赵匡胤在即位之后不久，就根据这些情况而做出一种决定：要把军事的主要矛头指向这些独立小王国，而先去把它们各个击破。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是天府之土，得到那一地区，对于宋廷的财政既必会大有裨益，而从那里顺江而下，以及从湖湘南趋岭广，也最为方便。因此，赵匡胤便又把对这些独立小王国行师用兵的步骤作了如下的决定：“先取西川，次及岭广、江南。”其后实际用兵的次第，第一步是取得了两湖，第二步才去消灭了后蜀，再以后便以次而及于两广，吴越和福建则自动归附，到975年灭掉南唐，南方的割据势力基本上全告结束。这期间，只有在攻取两湖和西蜀的工作上与原来的决定稍有出入，其馀则大致上全是依照预定的步骤而完成了的。

北汉的境土并没有包括现今山西省的全省之地，其军事力量也并不大。但在宋初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用兵计划时，考虑到它是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如对它用兵，势不免立即与契丹正面冲突，所以本是准备最后去解决的。但在969年，北汉统治集团内讧，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亲自领兵去攻太原，在围攻期内，契丹发兵救援北汉，宋军乃仓皇撤退，军粮器甲一并遗弃。到976年，南方的军事工作已基本结束，宋廷便派潘美等人再去攻打太原，结果是，仍因契丹出兵相救，又致无功而还。

不灭掉北汉，赵匡胤当然是不肯甘休的。到一旦灭掉北汉之后，收复燕云的问题必立即提到日程之上，也是可以断言的。只可惜赵匡胤没有来得及亲自按照预定计划去完成最后的两项工作，他在976年的冬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于烛影斧声之下了。

对于赵匡胤之不肯继承周世宗的尽先攻取燕云十六州的计划、而竟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近来有很多同志都认为这是很失策的。他们以为，当后周和北宋的交替之际，契丹的穆宗皇帝是一个十分荒淫腐化的人，契丹贵族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因此而益形剧烈，所以在周世宗北伐时候，大军进入河北境内，契丹治下的汉将纷纷举城迎降，出兵仅四十二日，周师已迅速克复燕南之地。如果不是周世宗因患病而还师，则幽州也必将继燕南之地而迅速为周师所克复了，只可惜赵匡胤改采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遂致契丹势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失掉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时机，也失掉了解除契丹威胁的最好时机。他们甚至还说：北宋之所以先后处于契丹、女真威胁之下，以及北宋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衰弱的朝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建国之初采用了“先南后北”的战略。

我以为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并不十分确切的。第一，对于当时契丹的国力不应作过低的估计。说契丹因穆宗皇帝之昏庸而致国势为之衰弱，这是没有根据的。北宋在968年和969年曾两度进攻北汉，前者是穆宗在位之末年，后者是刚在穆宗被近侍所杀之后，都应算是契丹内部最混乱的时候，而北宋的军队却在太原城外两次为契丹兵所打败，这不是正好说明其时契丹的军力还较北宋为强吗？第二，对于周世宗的北伐，不应做过高的估计。瀛莫诸地之取得，并不是因为打败了契丹，而是各地的汉官举城降附的。假如周世宗不因病还师，而直前去进攻幽州，幽州为契丹屯驻重兵之地，双方势须展开激烈的战斗，我认为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周师之必胜、幽州之必为周师所攻克的。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在979年乘攻灭北汉的余威而转师进攻幽燕的时候，当进入河北之初，契丹易、涿、顺、蓟诸州的守臣也都举城降附于宋，而到宋兵围攻幽州时却被契丹打得大败。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假如周世宗去攻打幽州，一定不会遭致像赵光义一样的失败的后果呢？第三，赵匡胤自即位以后就不断地向他的臣僚们谈论到究应如何去收复燕云失地的事，可以说他是念念不忘于此事的。既念念不忘，而竟又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可见他对于这一计划之决定，必是从当时现实情况出发，而不是随随便便决定了的。试想，后来在分裂割据局面已经基本结束之后，赵光义既没有后顾之忧，且还有全国的人力物力为后盾，而竟还丧师于幽州城下；在赵匡胤夺得政权之始，仅仅以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又如何能对契丹操必胜之券呢？

一个国家，只有联合而为统一的集权国家，才有机会谈到真正的文化经济上的进步，也才有机会谈到本身独立地位的确保，也才可以保证国家能及时准备进行积极的防御。这是亘古亘今都可以适用的一种道理。周世宗没有能够通过自身的政治实践而体认出这个道理，赵匡胤体认出来了，因此，他才能断然地改变了周世宗的作法，决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收获到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的胜利果实，使得全国广大人民长期存在的迫切愿望，在第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内得以实现，倘使赵匡胤在即位之初即依照某些同志替他设计的用兵步骤，不先去结束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只凭靠中原地区的实力而就先与契丹去打硬仗，那就只会是一种军事冒险，其结果，北宋又将不免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不但燕云诸州之地不能收复，割据局面的结束也必然又要推迟若干年了。

四

我在上边说，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作出的一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和他所采用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全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因而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必要而且可能做的一些工作，赵匡胤全都做了；正相反，有些比较上述诸措施更加必要也更加迫切的事，竟没有受到他的注意，那就是，我在第一节所列举的第一类问题，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封建政权的最主要的社会支柱，是占农业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小土地所有者、富裕农民和地主阶级中之最下一层，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向政府提供各种封建义务的人。北魏、隋朝以至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们之所以企图推行均田制度，之所以要从种种方面向豪族大姓展开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的斗争，之所以各都作出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治措施，不过就是企图调整和提高这般自耕农民与中小地主在全部农业经济当中的地位和比重，保障小农经济的正常发展，藉使他们真正能成为封建政权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柱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一些社会经济立法，不论对于封建政权或社会生产事业来说，都是会发生良好作用的。

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对于上述这一问题竟全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只看到前此几十年内封建上层人物在政权的转移当中所起的作用，以致把这般人物错认作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对他们的既得权益，只想从政治上予以保障和纵容，绝不想加以限制或干涉。因而，在处理土地问题上，从北宋政权建立之始就决定“不立田制”，也就是“不抑兼并”，认为“富室田连阡陌”，那只是“为国守财”，遂至对于“田亩转移、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诸事，一概任其发展，而不肯加以“考按”。在这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有着大量的因为遭受到兼并之祸而破家荡产、走上移徙流亡之路的人群。对于这一社会现象，赵匡胤和他的臣僚们竟不肯予以正视，不知道采取一些积极方面的措施。甚至于在其京城开封附近，“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一二”，弃为污莱者十之八九，十国旧境之内也是“污莱极目，膏腴坐废”（这都是由于长时期的战乱频仍，各地人民因战祸而陷于死徙逃亡的结果），而宋初的统治者也竟不肯把这些荒地分授给各地大量存在的无地可种的劳动人民。

北宋政府虽不把荒田分授给人民去垦种，却把原从这些土地上榨取的租赋徭役一律分摊在各该地区现有的纳税民户身上。又因拥有大量土地的官绅大地主大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或则以种种办法巧为逃避，遂致“征役不均于苦乐，收敛未适于轻重”的现象在北宋初年便已十分严重。

在五代十国期内，不论建立在中原的政权或是割据一方的小王国，全都在农业税收之外更有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最普遍的则是所谓“身丁钱绢米麦”以及“丁口盐钱”之类，较不普遍的，在中原则有“雀鼠耗”之类，有自后唐以来按亩征取的农器税，在江东则自南唐以来有随同正税交纳的“盐米”和“芦alt”等等。赵匡胤取得政权之后，在宋代的官史中虽一致夸说“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划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事实上却是把各个政权所增加的苛捐杂税全都继承了下来。凡其原以身丁为对象而征取的，则统名之为“丁口之赋”，凡其原以羽毛皮革等物为名而后来改征钱绢的，则统名之为“杂变之赋”。农器税和江东地区的“盐米”“芦alt”均照旧征收，而税米“加耗”且成为全国通制。北宋初年对五代十国期内的“无名苛细之敛”究竟“革”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来的。

每当大量的农民由于地主阶级的压榨和统治者们的苛暴而被从土地上排斥出来之后，他们便会纠集起来而从事于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历史上有许多朝代就是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了的。这样的一些事实，以赵匡胤为首的宋初最高统治集团是知道的，而且也在设法加以防范。他们所采取的防范办法，不是要制定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和措施，不是想通过轻徭薄赋、“为民制产”等等的道路，而是全然异样的一种办法。那就是被赵匡胤取名为“养兵”的一种政策。

募兵制之所以从唐代后期以来就逐渐形成，以及后来之所以成为各割据政权通用的制度，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农村中破产失业人口之日益加多。这一社会现象，使得应募入伍者可以源源而来，而统治阶级也企图利用召募“亡命”“流民”入伍的办法，把这般失业人口加以收容和豢养，免得他们去集结在山林之中，从事于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赵匡胤等人认识到募兵制所具有的这一方面的作用，遂即打算充分利用这一作用。他们绝不设法恢复前代所曾施行过的寓兵于农的征兵办法，不设法使农业生产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而却是：对军队员额不加限制，平时即在与日俱增，一遇凶年饥馑更大量召募饥民，把某些种类的罪犯也尽量编配在军伍之中。其总的目的，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失职犷悍之徒”全都集中起来，加以豢养，使其听从统治者的驾驭和指挥，成为支持和保卫封建政权的武装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兵和民便会截然分离，则在遭逢凶年饥岁之时，纵或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又只会有“叛兵”而人民不会相从以“叛”。赵匡胤把这种无限制的召募办法称为“养兵”政策，而且自夸这是可以成为“百代之利”的好办法。

由于北宋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和作法，这就使得从晚唐五代十国以来所已经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社会病症，在北宋建国以至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之后，不但一概没有得到纠正，且还都在继续蔓延滋长。到后来，北宋政府便也不可避免地要从许多方面自食其果。在这里，我且只举述以下两方面的事情作为例证：

一、因为宋廷纵容兼并，兼并之家大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于是在北宋开国三五十年之后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土地归于官绅豪富形势之家，而赋税徭役的负担则集中在一般不能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中下等级的民户身上。进入十一世纪之后，根据宋代人所作的估计，在全国的耕地总面积当中，“租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政府仅能向另外的那十分之三的土地抽取税赋。中下等级的民户为逃避此项难堪的繁重赋役，又全都千方百计地隐瞒丁口，或去托庇于豪强兼并之家。“诡名挟佃”、“诡名寄产”以及“诡名子户”等情事，遂致普遍存在于各地。北宋政府虽也规定每逢闰年由各州县政府陈报户口升降实数，但每次每地所报口数均仅为户数的两倍上下（有时仅是一倍半上下），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而宋廷对之却始终不以为怪，也始终不加“考按”。人口当中的主户与客户（即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户口）的比例，前后大致皆为二与一之比，而在主户当中却还包括了大量不向政府提供任何封建义务的豪强形势之家。这就是说，北宋政府等于自行削弱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它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人力物力实在是不够壮大和富足的。

二、宋初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大量破产失业的劳动人民视若无睹，不肯把荒地分配给他们，不肯给以任何种生产条件，使其得以重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而竟还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召募入伍，使其与农业生产永远脱离关系，其结果，又使得在北宋政权既建之后，投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人手不能随时有相应的增加，其农业生产因而也就不能随时有相应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由于军队数额的不断增加，官僚体系的随时扩大，寄生阶级日益庞大。为了豢养这样多的冗兵、冗官、冗员，尽管北宋政府的税收来源在茶盐酒税和商税方面比之前代都已大有增加，却终于还不能不随时加重农村当中纳税民户的赋税徭役，这就又使得当时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地位日益下降，被迫走上流徙“亡命”之途者日益加多。到第十世纪的晚年，爆发于四川地区，在王小波、李顺领导下的农民暴动，已首先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到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内，相继爆发在黄河中下游各地的农民起义，其次数已是一年多于一年，声势更是一伙强似一伙了。

这一切事件的根苗，都是赵匡胤在北宋初年所手自培育起来的。然而，倘使他和他的佐命大臣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向问题能有一些正确认识的话，他们原是有条件制定出一些较好的政策、作出一些较好的措施和安排来的。

（原载《新建设》1957年第5期）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

自中唐以后，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再加以控制约束，于是便形成了各藩镇的割据之局：武人称霸于一方，享有其地的政治经济诸大权（军权自更不用说），宛然一个小朝廷的规模。其地位的继承问题，中央政府也同样没有权力去过问，一任各藩镇之自为授受。但因各藩镇的情形也多是兵悍将骄，上下全无体统可言，故其首脑人物的产生和铲除，乃竟至全然依系于将弁和士卒的倾心与否。得到他们的拥戴，便做得成一方的霸主；失掉他们的欢心，便难保生命于旦夕。这样的风气既经造成之后，一般野心的军人政客，则又均设法操纵这般既骄纵而又单纯的群众，以图攫取地位和权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论在后来渲染得如何有声有色，实际上也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所屡经演出的戏剧之一幕，虽则幕后还大有值得研讨的症结在。

宋太祖是一个具有较高明的政治手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当他取得了军权和财权之后，便将此三者极灵活地予以运用，将残唐五代的局面予以全盘的改革，赵家的统治权遂得稳定；将士以爱憎而废立首脑的事件，也遂以这次的陈桥事件而告了终结。

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候的各个朝代那样，倏然而兴，忽然而亡，则所谓陈桥事件的真相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被称作所谓“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之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权不但稳固，而且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面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读史的人，遂使这事件直到如今在人们的意想当中至少还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印象：有些人以为这事件的主动者既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本人，是他居心要夺取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因而认为这次把戏全是宋太祖一人在幕后摆布妥当了的；另外有些人，则由于后来宋太祖之传位于其胞弟太宗一事，断定这事件的发动者和主谋人物，是太宗赵光义和赵普以及一般将士们，而与宋太祖本人原无干涉。陈桥事件之所以成为“千秋疑案”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不论一般史学家们如何逢迎了宋朝皇帝们的意旨而粉饰掩盖，对这事件却终于还留下了一些漏洞。从这些漏洞当中，我们得以窥察出一些微妙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对此久悬未决的一桩疑案作成一个定谳。

记载陈桥事件的材料，我们现今所可得见的，以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为最早；而其参合众说，委曲周悉，最称详尽的，则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涑水记闻》卷一记此事云：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军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甲辰将旦，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alt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揽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

《记闻》这一段记事，只是笼统地表明陈桥事变乃出于从征将士的拥立，其涉及太宗的，只“入白太祖”一事，至于赵普其人，则连姓名也未曾一见。

《长编》卷一对于此事的记载，将《记闻》中的前段文字全行采入，另外更加进了《记闻》所未载的许多事：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议。

壬寅，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alt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匡义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诸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复集，露刃大言曰：“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俟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赟驰告殿前都指挥使浚仪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阳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立待旦。太祖醉卧，初不省。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普与匡义入白太祖，诸将已擐甲执兵，直扣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不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曰：“惟命是听。”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

《记闻》中所泛说的将士，在《长编》的这段记事中已指实为赵普、石守信、王审琦以及赵匡义等人，是则在黄袍加身之前的一切过程，宋太祖概未置身于内，则其未曾预闻，好像是可信的。而且，由赵普与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场合所举述的事例来看，也更可证成此说。《长编》卷二于建隆二年秋七月载其事云：

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涑水记闻》卷一亦载此事，较此稍略。）

就这段记事看来，赵普和宋太祖所深怀忧虑的，既然是将士欲富贵者之起义拥戴和主帅之失掉其自由，则其暗中所引为前车之鉴的，当然就是陈桥事件，深怕将士们再用此故伎而将黄袍硬披在某一主帅的身上去。他们全没有担心于主帅的自行发动。这岂不也正好反映出如下的一件事实，即：陈桥事件当中，身为主帅的赵匡胤，原也是个被人逼迫而失去自由的人，所以那次“黄袍加身”的勾当，定非出于他本人的策画吗？如是则《长编》卷一所记赵普、赵匡义等人的种种活动也便应当可信了。

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赵普和赵匡义之为陈桥事件的出谋划策人物，本为《涑水记闻》所不载，到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中方添加进去，此据前面所引两书记事已可看到。然则《长编》中是根据什么而添加进去的呢？其所根据的材料究竟可靠与否呢？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考察。

《长编》记陈桥事，于“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诸句下，有附注云：

《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今按：所谓《旧录》，是指太祖死后太宗在位时候第一次所修的《太祖实录》而言；所谓《新录》，是指宋真宗即位后重修的《太祖实录》而言。何以太祖的《实录》修成之后，又须重修一次呢？《长编》卷三五于淳化五年夏四月记有太宗的一段话，可对此问题予以解答：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洎、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泌、范杲同修国史。

先是，上语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阙然。宜令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这些话已十足地表明了太宗的意思是想把陈桥事件引为己功，而对于《太祖实录》中之未曾特别着重此点则深为不满，故于命官纂修国史之初，即明白示以此意，国史既然本此意思修成，则太祖的《实录》也不能不本此意思改造，以期二者之能以符合。于是到了真宗便再命史官重修，算是完成了太宗的一桩遗志。《宋会要辑稿·实录院》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载李焘的章疏中也有云：

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秘书少监、国史院编修官李焘言：“窃见太平兴国三年初修《太祖实录》，命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董淳、赵邻几同修，而沈伦监修，五年成书。及咸平元年，真宗谓伦所修事多漏略，乃诏钱若水、王禹偁、李宗谔、梁颢、赵安仁重加刊修，吕端及李沆监修，二年书成。前录文武臣僚止九十一传，沆整其阙缪，合成一百四传。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职官》一八之六九）

《旧录》中既然也载及太祖被拥上马后约束将士等事，则是对于受禅之事并非阙略，然而《新录》却又于此等处“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则其凡所加详之处，必皆为揣摩着太宗的私意而制造的，当无可疑。太宗之所以极端关心此事，是因为：他之继太祖而为皇帝，本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此事另详拙作《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文内），为欲掩盖此事实，乃造作了种种证据，以证明太祖早已决意传位于他，其最好的理由，自然莫如说因他在陈桥事件中之曾立有大功。横竖太祖已死，不能起而反驳，于是尽量示意于史臣，使其特别提高他在陈桥事件中的地位，把他描绘为主要策动人物。史臣们既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事项可资补述，窘迫之余，乃设为太宗与赵普的种种谈论，以及其应答一般将士的话语，欲藉这些空洞的词句以混淆天下后世的听闻。其结果乃至于把太祖自行约束士兵的话也改为太宗马前所献之策了。所以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一）说道：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遗书》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

《长编》所记太宗在陈桥事变中的诸事，既是完全本之于国史及重修的《太祖实录》，又岂能让人相信得过呢。

《长编》中关于赵普各项活动的记载，除了依据国史及重修本《太祖实录》之外，另外还参用了赵普自作的《飞龙记》。《长编》于“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曰”诸语下，有附注云：

赵普《飞龙记》云，〔李〕处耘亦同普晓譬诸将。按《国史》，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即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遂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然则晓譬诸将，独普与太宗耳，处耘必不在也。今削去处耘名。

《飞龙记》一书，现在不可得见，但既出自赵普之手，则其记陈桥事件，也必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特别提高，侈张其攀龙附凤的大功。然因其与国史和重修本的《太祖实录》同样，全缺乏真实的事项作根据，仅凭执笔者之逞臆妄说，遂使各书间不免有所抵牾而不能一致。因知《飞龙记》之不可信处，绝不限于李焘所指陈的一点了。

既然国史、《太祖新录》、《飞龙记》诸书关于赵匡义、赵普二人的记载是不可靠的，则二人为陈桥事件中主要出谋划策人物之说也便是不可靠的了。

然而，主谋的人物虽不是赵匡义和赵普，而有“杯酒释兵权”时候赵普和宋太祖所举述的例证，则其主动人物应该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而依然不得说一切皆出于宋太祖本人吧？

事实上也并不然。

《长编》卷四于乾德元年二月记另一件解除兵柄的事云：

丙戌，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对于广政殿，赐袭衣、玉带。上欲使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上迎谓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案：此事亦最先见于《涑水记闻》，以《长编》系有年月，故用之。）

这是赵普和宋太祖两人间私下的谈话，没有任何顾忌和避讳，所以赵普即引陈桥驿的往事以为鉴戒，并且和盘托出宋太祖当时辜负后周世宗的事，而太祖也绝不再打官腔，说什么“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此宋太祖初自陈桥返都时对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所说的话）等类的话头以自解，则知当时负人之谋，确是先由太祖所发动，而不是“麾下欲富贵者”所为的。而其于“杯酒释兵权”时向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如彼云云者，乃是因为君臣之分已经确定，既不好明白揭穿往事的真相，更难于当面直指石、王各怀有篡夺的野心，所以才缘饰为“麾下”所为，以资樽俎之折冲罢了。

且即单就《长编》所记陈桥事件的文字推求，其字里行间已经大有耐人寻味之处：

《长编》于开卷记契丹入寇，宋太祖受命出兵一事，便先已有了“太祖掌军政六年，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议”等等的话。所谓“拥戴之议”者，乃是史家惯用的一种饰词，实则即等于说宋太祖看到后周当时孤儿寡妇的局面而已生了“是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了。

于记述大军出城之后，《长编》又插入两句云：“纪律严甚，众心稍安。”明明是为了抵御契丹的入侵而出兵，何以在大军出城之前，人心不能稍安呢？这又可见当时赵匡胤的用心必已等于曹魏末年司马昭的用心，已经是路人皆所周知的事，而因为当时“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对于这支赵家兵自然也深恐其不出城便先谋篡窃，果尔则未必能免于劫掠之厄，所以莫不心怀惴惴。

《长编》又谓：“军校苗训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谓太祖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此天命也”一句，凭空而出，而说的人和听的人均不以为突兀，也可证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知道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苗训的迎合话语，也不待费词便都可理解了。

除以上各条之外，在《长编》、《涑水记闻》、《龙川别志》和《东都事略》等书中，也还可以找出更为直接、更较积极的证据来：

《长编》卷一于太祖建隆元年八月有记事云：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私为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将聘孝明皇后，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纳采，上甚德之。于是自许来朝，命改镇邓。恩宠优渥，旧臣无与比者。

同书卷四于乾德元年十二月又记云：

右拾遗浦城杨徽之亦尝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于是亦出为天兴令。

查孝明皇后乃是宋太祖于周世宗显德五年为殿前都点检时所娶的继室，在那时候便已有人“潜意推奉”，而且已被杨徽之看出了“有人望，不宜典禁兵”（这等于说有不臣之迹），是知宋太祖之窥窃周室的大位，当周世宗在世时便已开始了。

苏辙的《龙川别志》卷上有一条记事云：

周显德中，以太祖任殿前点检，功业日隆而谦下愈甚，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今淮南都园则溥所献也。惟范质忠于周室，初无所附。及世宗晏驾，北边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陈桥，军变。既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太祖登正阳门望城中，诸军未有归者，乃脱甲诣政事堂。时早朝未退而闻乱，质下殿执溥手曰：“仓卒遣将，吾侪之罪也。”爪入溥手，几血出。溥无语。既入，见太祖，质曰：“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

《涑水记闻》卷一有一条记事中云：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

《东都事略》卷一三《宣祖昭宪皇后杜氏世家》亦有云：

及太祖为群情拥戴，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后曰：“点检已作天子。”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这三条，和前引《长编》所载张永德和杨徽之事，正可相互证发，均可说明宋太祖要篡窃后周帝统的意思蓄之已久，至少在世宗显德中年以后已经有此意了。

《涑水记闻》卷一还有一条云：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这一条，一方面说明宋太祖早已有了篡周的种种布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北征出师之前，他更是如何地在加紧策动，以使此事能尽早实现。然竟至归而谋诸妇人女子，不也几于自败“乃公家事”耶！

所谓“千秋疑案”者，到这里，实在已经毫无可疑的地方了。现再简单概括其全部过程，应为：从后周世宗的显德中叶起始，宋太祖因为已经攫得兵权，且已典领禁军，对于后周的天下便已存了觊觎之心，遂即开始取法于王莽篡汉前谦恭下士的办法以收络人心，不唯与武人王审琦、石守信等结为义社十兄弟（见王巩《闻见近录》及李攸《宋朝事实》），甚至连丞相王溥也“阴效诚款”，可见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到，只以周世宗毕竟是个英明之人，所以暂时隐忍不发以待机会。可巧又正逢天不祚周，世宗于显德六年以三十九岁的年龄逝世，继位的恭帝年仅六岁。这寡妇孤儿的局面，自然被宋太祖认为绝不可失的良机，遂即于世宗逝世的次年正月藉了出兵的机缘而采取行动了。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是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之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

（原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44年1月）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

宋太祖夺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却不料他的天下也被别人在儿子、夫人的手中劫夺了去。当宋太祖开国之后，曾用尽心计，立定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却也不料“季孙之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劫夺的人非他，即太祖的介弟赵光义，庙号称为太宗者是。

我说太宗的继统是用劫夺的手段取得的，这不唯与历来谈这问题的人的意见相反，即现今也尚有许多人对这问题仔细研究推考，所得出的结论，也和我在上边所说的大不相同。

我知道，在现今也还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上边我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把这许多史料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是可以证明宋太祖太宗之兄终弟及，乃是出于他们的母亲杜太后的意思的；第二类，则可证明这传弟而不传子的主张，一切皆出于太祖本人。

所可惜的，是这两类材料多少总有些歧互难合之处，因而它们并不能并行不悖。自然，人们还可以说，只须二者之中有一类是可以信靠的史料，岂不也就很够推翻上边的那项结论了吗？无奈，这两类史料又不是正相反背着的，因而，证明了此一类之为伪，仍不足表明另一类之必真。

我说的这两类史料，其中所举述的事由虽不相同，而其说明宋太宗之承统乃是受有遗命的，则并无二致。我以为，假如这两项遗命中之任何一项，不论是杜太后的或宋太祖的，在当时确实是太宗承统的依据，则在他继承帝位之初，必即应昭告天下，俾众周知。若然，则在所公布的一项材料之外，便绝无另行制造一种理由或藉口的需要，且亦根本无此可能。然而，当太宗即位之初，想来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并没有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而塞疑窦。是则太后或太祖之果曾有遗命与否，大可怀疑，因而在这两项史料当中，是否果有可以凭信的一种，也自然难以遽定了。

就这两类史料出现的时间而论，大都是在太祖去世之后不久，便陆陆续续地相继问世了。这，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嫌其不免出现得太早了些，牵涉在问题中的一大批人物既尚多存在，恩怨避忌之类便在所难免，则记事的人势不能不有所回护或文饰；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嫌其出现得太迟了些，倘若所谓太后的顾命或太祖生前有意传国于太宗的种种表示，有一种能在太祖去世之前公之于世，这问题的解决岂不容易得多多了吗？

今且将两类史料分别汇录于后而推考之。

一、辨杜太后榻前遗命之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记事有云：

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后聪明有智度，尝与上参决大政。……及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复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同书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记事有云：

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即留承宗（赵普子）京师，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

始，太祖传位于上，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耶！”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以上两段史料的来源，据李焘自己在夹注中所说，是本之于重修的《太祖实录》（李焘原称为《新录》）、《太宗实录》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且云在初修的《太祖实录》（李焘原称为《旧录》）中，本没有这项顾命之说。此项记事的后半段（至“或曰”为止），《太宗实录》和《涑水记闻》所记全同；前半段，《新录》便颇有与《记闻》歧互处：《记闻》所记太后临终的遗命是：

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

这“二弟”二字，实即是“两个弟弟”，乃是指太宗和廷美二人而言。而《新录》中却只说：

汝后当传位汝弟。

去掉一个“二”字，是仅指太宗说，并不包括廷美在内了。

又《记闻》所载太后顾命时的在场人物只有太祖和赵普二人，而《新录》当中则说太宗也是当时在场的一人。

前一事，留待后面去讨论，现在先论后者。

照《新录》所说，当杜太后临终顾命之顷，太宗也是在场的一人，则大位授受是何等大事件，其事之必为太宗所牢记，断无可疑，是则当太祖在位之时虽藏之金匮，而在太宗继嗣之初，却应当首先启金匮而示臣民，何以必待赵普陈诉而才想起，如《太祖实录》中所说的呢？这在《太祖实录》（《新录》）和《太宗实录》二者之间，便显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李焘看出了这个矛盾，却又极力想牵合润饰，于太后顾命之事，从《记闻》不从《新录》，定为太宗不尝与闻，且于记事之下附加一段考语云：

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释然。若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盖《正史》、《新录》容有润色。按《太宗实录》载普自诉章，其辞略与《记闻》同，当顾命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故必以《太宗实录》及《记闻》为正。

经过李焘这一番修润调和的工作，在《续通鉴长编》的本身虽已前后相应合，然在《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二者之间，其冲突之点固犹自存在也。

今查《太宗实录》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之后钱若水等人所修，次年，即咸平元年，八月，书成，上之。同年九月，又命若水等人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六月书成，上之。这期间，充任史官的王禹偁因犯了“以私意轻重其间”的罪过，被察觉了出来，落职出知黄州。除此之外，从事于重修《太祖实录》的人，几乎就是纂修《太宗实录》的那一班人，人员既大体相同，时间又先后相接，何以对于同一事项的记载竟先后有所差异呢？单就这项差异加以推考，我们便可以有如下的一种揣测：

当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史官们极想体会着太宗的遗意，为他的承统事件找出一种根据，然而又实在并无这等事项，遂乃从原出虚构的纷杂传说中选用了太后顾命之说。及至《太宗实录》既经进呈之后，又奉命重修《太祖实录》，这时因要圆《太宗实录》中的谎，自亦必须插入此事。然前后的执笔者未必皆属某一个人，于前此所载节次之详已不能悉记，既未能时时检照，亦遂不能处处吻合，结果遂有漏洞发生了。

王禹偁《建隆遗事》云（案《遗事》已佚，今从《长编》卷二二转引）：

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万机之暇，召晋王、秦王（原注：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及皇子南阳王德昭、东平王德芳（原注：皆上子也）及皇侄公主等，共宴太后阁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不谓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晋王、秦王起谢之。既而后谓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战图功，万死而遇一生，方致身为节度使，及受天命，将逾一纪，无日不征，无月不战，历尽艰危，方成帝业。汝辈无劳，安坐而承丕绪，岂不知幸乎！久后，各不得负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后将付何人？”秦王曰：“愿立南阳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则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渝。渝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谢太后。

太后又谓上曰：“可与吾呼赵普来，令以今日之约作誓书，与汝兄弟传而收之。仍令择日告天地宗庙，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时如太后旨，召赵普入官，令制文。普辞以素不能为文，遂召陶谷为文。别日，令普告天地宗庙，而以誓书宣付晋王收之。上崩，兴国初，今上以书付秦王收之。后秦王谋不轨，王幽死，书后入禁中，不知所之。上子南阳王，寻亦坐事逼令自杀。传袭之约绝矣。

这段记载较《涑水记闻》又多出了几个枝节：

《记闻》谓赵普书遗命而藏之金匮，此则谓陶谷为文而宣付晋王。历代均认顾命为无上重大事件，凡是受顾命的臣僚，其传状中莫不大笔特书，诸史的《陶谷传》中则均无一字与此事相涉，知此言必妄。此其一。

赵普若果真是“素不能为文”，则太后、太祖、太宗等人断无不知之理，亦即当太后要立誓书之时，断无舍众人而独召普令制誓文之理；若赵普并非“素不能为文”，则既已受召入宫之后，又断无轻轻易易即可将制文之责辞卸了的道理。此其二。

若誓书果由太宗收藏，则至太宗即位之顷，断不会继续秘而不宣。此其三。

至“秦王谋不轨，幽死。上子南阳王寻亦坐事逼令自杀”云云，李焘已于《长编》的附注中加以驳诘云：此尤误。不知德昭自杀乃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罢开封尹也。节次颠舛，其误至明。此其四。

除以上各节外，所余文字大都与《记闻》略相同，如谓太宗、廷美同受顾命，以及太后意欲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等。以两书文义之多合，世间遂多相信其说。《长编》太平兴国六年廷美得罪之记事下李焘附加考语云：

按禹偁《遗事》既与《国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颇与太宗传位之迹略相似，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马光《纪闻》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盖当时多有是说也。

事实上，李氏之所承认“或如此”者，也仍有其解说不通之处。《遗事》力言廷美为杜太后所生，《记闻》中综称太宗及廷美为“二弟”，当亦即认廷美为杜太后所出，然《长编》及《宋史·廷美传》于廷美卒后均载有一节云：

其后太宗从容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军器库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

据此，则廷美乃是太祖、太宗的父亲私于太宗乳母耿氏而生的，后来耿氏另嫁一赵姓人家，杜太后遂即收养廷美为己子。然若果真如此，即使杜太后能有“不独子其子”的道义，又何至遽尔即愿其“以次得国”呢？且世所认为杜太后遗命之最具深意的地方，是在其意欲国有长君，免蹈后周柴氏的覆辙一点上，然而据李焘在《长编》卷二建隆二年杜太后遗命之记事下所加考语：

廷美当是时才十四岁，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岁，其齿盖不甚相远也。舍嫡孙而立庶子，人情殆不然。

这显然是表示不信任了。（上引数语，与《长编》太平兴国六年记廷美得罪之文字及李氏按语又颇相抵牾，不知出于李氏之失察抑或有意为此疑案以启示后人。然即此亦更可见，要想对这一公案加以顺理成章的解说，是一件如何困难的事情了。）

以上的问题既各都有其不能成立之处，所余的便只有廷美曾为开封尹一事了。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事。有许多人均以为太宗是以开封尹入继大位的，继位之后即以开封尹之位畀廷美，这不明明表示是在遵依杜太后的遗命，要于身后传位给廷美吗？我看来是并不然的。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是：太宗之得国，全仗赖他的种种阴谋。当其窥伺之际，势必广结奥援（别详后段）。为与德昭相抗，自须与廷美结为一体，因而不但厚遇廷美，且厚结廷美之党类赵廷俊，以示无间，并企图得其报效。如是则在未曾得位之前，必曾用“兄终弟及”的空言对廷美作诱饵；及既已得位之后，舆论未洽，政权未固，且尚有太祖之子德昭、德芳在，是又不能不将前此的空言作出真要兑现的态势，以免廷美之发生异论而附于德昭，此廷美所以有开封尹之命也。其后德昭、德芳相继不得令终，其间未必没有廷美的助力在内。及德昭、德芳全已铲除，太宗的地位也已十分巩固，这时已经没有再需要廷美的地方，而廷美便一变而成为太宗的眼中钉了。想到在太祖的时候自身于暗中所经营的一切，便不免对廷美怀着一份戒惧之心，于是面孔一变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政策，不唯旧事不再提起，且复造为种种罪状而加诸廷美之身，先之以剥夺其事权，继之以远窜于涪陵，终之以残害其生命而后已。这其间，不唯太宗不曾顾念到杜太后的遗言，乃至廷美本人最须持此以作自身之护符者，也不闻其曾有任何一次提及此言而藉以为重，则杜太后之果有遗命与否，岂不断然可晓了吗。

二、辨宋太祖素欲传弟之说

《长编》卷二七开宝九年六月有记事云：

上以晋王光义所居地势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行〕自左掖门，至其第，遣工为大轮，激金水河注第中，且数临视，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钟爱。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上数幸其府，恩礼甚厚。尝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王觉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苏息，上乃还。疾良愈，复往视之，赐以龙凤毡褥。又尝宴宫中，王醉，不能乘马，上起送至殿阶，亲掖之。王帐下士蒙城高琼左手执镫以出，上顾见，因赐琼等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令尽心。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晋邸高仰不能及水，晋王不自行设法，太祖亦不使晋王自行经营，而乃不惮烦劳，再三亲临监工，为大轮激水注入第中。这件事几乎使人怀疑到太祖之为此，未必不是一种“厌胜”的举措，而于此事之下乃忽然综述晋王受太祖恩礼诸事，且终之以“太祖间谓近臣”云云，情事极觉可怪：一者，史中记录太宗之事，在此时此事之前已有无数起，何以不先不后而独将此事补记于太祖垂死（事在同年十月）之前呢？二者，太祖平素与群臣从容谈论诸语，莫不随时随地由史臣记入《宝训》、《日历》（案：宋之《日历》虽始于开宝七年，但其前即有《内廷日历》，记对见辞谢等事，见《宋史·扈蒙传》）之中，并皆详记其月日及参预臣僚姓名。“晋王龙行虎步”云云，关系于宋之国统者何等重大，何以不在当时记下，而仅于此作一追记，且复笼笼统统，曰“间谓”，曰“近臣”，而于时、地、人物竟无一能够指实呢？三者，或以为记此言者已知太后早有顾命在前，太祖此语只不过重申太后之意，故未特别重视。殊不知各书所载顾命之事，均谓经赵普记录之后即藏之金匮，太宗尚且待即位六七年后方因赵普自诉而启匮得知，余人当更不得与闻。因而，当太祖突然明言太宗“异日必为太平天子”之时，朝臣乍悉其事，应如何喧腾诧异，乃竟不闻有一人论及其事，似皆已认为当然，此亦事理之绝不可通者。四者，凡“生时有异”一类的话，均史臣于帝王身后文饰之词，若在生前即据此而论断一生之福德，则太祖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较太宗生时之“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者，远为过之，太祖又何得妄自菲薄而谓“福德非吾所及”呢？何况本是史臣追美所惯用的一类话头，而竟谓出自太祖之口，亦极不类。因而我们可以断言，《长编》中的这段记事，不论其本之何书，必为太祖身后史官之所伪为，是不能认作信史的。

《长编》于前条记事下又引蔡惇《夔州直笔》云：

太祖以晋王尹京，对罢，宣谕曰：“久不见汝所乘何马，牵来一观。”遂传呼至殿陛下御马台，敕令晋王对御上马。太宗惶惧辞逊，乃密谕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马，何辞焉？”太宗骇汗趋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马，遂再拜乘马驰走，回旋于殿庭而出。太祖示继及之意也。

今案：《直笔》中这段记事与杜太后顾命之说实在不能两立。如果承认这条记载是可信的，则太后顾命之说便等于完全被推翻。所以李焘为要维持顾命之说，只列此文于附注而聊存一说，且于其后加以考语云：“按：太祖继及之意盖先定于昭宪榻前矣。今不取。”我们现在既已断言太后顾命说之出于假造，则《直笔》云云将因而不得不是确凿可信的吧？恰恰相反。唯其断定了前者之出于伪为，才证明了后者之也难凭信。因为：太后顾命一说之所以造成，完全是由于太宗袭位缺乏任何理论上或事实上的依据之故。太宗为开封尹，其事始于建隆二年的七月，不论这“对罢宣谕”一事是否即在太宗尹京之初，使果有其事其语，则天子无戏言，出口已成法，支持太宗承统的理由焉得更有强大于此者？太宗及其臣僚又何所为而不取此一事大笔特书于《国史》、《实录》之中，而必另行制造太后遗命等等谰言以欺人欺世呢？只此一点已可证知其为事理之所必无了。另外，前段用以诘难“龙行虎步”云云所举述各理由，一部分也大可移用于此处，兹不再赘。

又，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载一事云：

太祖幸西都，肆赦。张文定公齐贤时以布衣献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陈其事。文定以手画地，条陈十策。……内四说称旨，文定坚执其六说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车驾还京，语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汝可收之，使辅汝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进士榜，决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抡选，置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尽与京官通判。文定释褐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为相。

自从有了这条记载之后，李焘于《长编》中采之，元人修《宋史》，于《张齐贤传》中也采之。于是又有人举此以为太祖有意传位于太宗之确证。殊不知魏泰之为人最好假造故事，其《笔录》中所记各事，出于凿空驾说者即非常之多。单就其所记张齐贤一事而论，倘太祖真认齐贤为有宰辅之器，则自身何以“不欲爵之以官”而必留待异日太宗之收用？倘太宗果曾听取了太祖的这番话而立意拔擢齐贤，则可用之术亦多矣，何必定待齐贤举进士之时？且太宗既“决欲置于高等”矣，以天子之力何患其不行，而何以有司又竟至“失于抡选”呢？凡此也都是绝对解说不通者。《实录》中的《齐贤附传》（今存《名臣碑传琬琰集》中）谓齐贤为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今查《宋史·选举志（一）》云：

太宗即位，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锡宴开宝寺。帝自为诗二章赐之。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

据此所说，是年之举进士及第与夫试诸科及九经合格者，无一不优等授官，而其授京官通判者则以甲乙第进士及九经为限，非如魏泰所说，“一榜尽与京官通判”也。其优予官阶之原因，则由于太宗初即位欲多得人才耳，倘仅为一张齐贤，则又何必检阅贡籍而搜罗十举至十五举之进士诸科，更何所为而亦优待至于试九经不中格诸人哉？且《实录·张齐贤传》中亦不云曾有此事，则《笔录》之必误已可知。又查齐贤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同签书枢密院事，雍熙三年七月即出知代州（见《宋史·宰辅表》），及端拱二年七月，赵普又上章力荐齐贤才堪大用，亦仅谓其“素蕴机谋，兼全德义，从来差遣，未尽器能。虑淹经国之才，堪副济时之用。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以及“齐贤德义，素为乡里所推，而又深知福业，谨择交游，中外卿士举无出其右者”。齐贤因此荐疏才得重入政府为枢密副使，其后方由参知政事而加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使无赵普之推荐，则齐贤于太宗在位之日能否重召入朝实所难知。然则《东轩笔录》所记太祖云云，其必出于魏泰之捏造更可知矣。

三、辨赵普录遗命藏金匮之说

再考赵普上书太宗自陈其曾受太后顾命之事，也颇觉难通。普之为人，得失之心极重，倘真曾受太后顾命，则在太祖已崩之后，太宗即位之初，即使太宗于此事初无所闻，普又岂肯错过此机会，而不赶速宣扬以明示自身为受有付托之重臣，以博取太宗的欢心，并以恢复自身于太祖晚年所失之相位？乃竟郁郁河阳，坐视怨家仇人卢多逊之跋扈飞扬，似若无一策之可措；至太宗即位已及六年，与藩邸旧臣共谋铲除廷美之时，始乘机陈述一切，并自告奋勇，愿亲任究察奸变之责，方得再登元辅，其间似极尽隐忍之能事，此其故果何为者？

且如顾命之言果曾由赵普书而藏之金匮，其后又果系因赵普之亲自陈说而方得启封，则顾命元老，疏慢已久，太宗于洞悉一切之后自应对赵普因感德而加优礼，而乃于穷治秦王廷美及卢多逊诸人罪后，不旋踵即罢相出镇邓州（见《宋史·宰辅表》），至身故之后，太宗尚念念不忘其旧恶，又是何故呢？《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七月有记事云：

乙巳，太师、赠尚书令、真定忠献王赵普卒。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开国忠臣，久被病，亦冤累尔。”冤累盖指涪陵悼庶人也。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语，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岂当咎余！但愿速死，血面论于幽冥以直之”。是夕卒。己酉，上闻讣悲悼，谓近臣曰：“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社稷臣也。”

据前半云云，知赵普于究治秦王廷美事至死尚内疚于心，则可见其当时用心之惨毒。以此报效太宗，终于并没得到太宗的信任。狱事甫毕，太宗对普之恩礼即衰（见《长编》太平兴国八年六月），身死之后也只换得太宗的“倾竭自效”的评语，于顾托大事并未道及一字，且复谓其“向与朕尝有不足”，此又可证明赵普之与太宗，在太宗尚未即位之前，是必只有大怨而绝无大德可言的。

太宗说赵普对他“尝有不足”，且是“众人所知”的事情。《长编》中于此处没有载明这所谓“不足”者究指何事，而在卷十四太祖开宝六年八月，赵普罢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时却曾说道：

普独相凡十年，沈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普既出镇，上书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长编》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记事中之所谓“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者，即指此书而言；而太宗所谓“众人皆知”的赵普对他“尝有不足”者，也必即指赵普书中所极力否认的曾“轻议皇弟开封尹”一事而言，此亦即李焘考语中之所谓“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者也。但是，我很疑心赵普这封信未必果是太祖之时所曾奏上者，即使果是，则自“昭宪太后”以下云云，也必非当时所实有的话语。从《长编》中一些无意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在太祖时候，赵普和太宗的对立局势非常明显，几有不能两立之势。如于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记宋琪授太子洗马事有云：

乾德中，左补阙蓟人宋琪为开封府推官，上（太宗）时尹京，初甚加礼遇。琪与宰相赵普、枢密使李崇矩善，多游其门，上恶之，白太祖出琪知陇州，移阆州。上即位，由护国节度判官召赴阙，……丁巳，上召见诘责，琪拜谢，请悔过自新。乃授太子洗马。

宋琪因交通赵普而为太宗所摈斥，直到太平兴国的中叶还不稍存宽原之念，而须逼令拜请悔过方可，则在太祖时太宗与赵普的恶感之深可知。

《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亦载一事云：

先是，上与赵普言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材力，当世罕有。……普心忌瓒，……复遣人至潼关阅瓒等囊装，得金带及他珍玩之物，皆封题以赂刘嶅。嶅时在皇弟开封尹光义幕府，瓒等乃皆伏辜。狱具，普白上，言瓒等法当死，上欲贷之，普执不可，上不获已，庚戌，诏并削籍，瓒流沙门岛，……嶅免所居官。

同书卷一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庚戌也记有一事云：

河决澶州，东汇于郓、濮，坏民田。上怒官吏不时上言，遣使按鞫。是日，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弃市，知州、左骁卫大将军杜审肇免归私第。恕，博兴人，事皇弟光义于开封，为判官，颇尽裨赞。尝谒宰相赵普，会普宴客，阍者不通，恕怒而去。普闻之，亟使人谢焉，恕遂去不顾，普由是憾恕。及上为审肇择佐贰，普即请用恕，光义留之弗得。居澶州几二年，竟坐法诛，投其尸于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于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后数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谓恕罪不至此，普实报私怨耳。

冯瓒因交通藩邸幕僚而被赵普认为当死；姚恕亦是太宗藩邸属官，亦遂非罪而死，《长编》中谓“普实报私怨”，而其所述之私怨实乃睚眦细故，绝不至因此致死，是则姚恕的死因必全由于他对太宗“颇尽裨赞”之故。由是可知，赵普对于居藩邸时候的太宗，必无异于他后日对于秦王廷美的一切。

两人关系既如彼其恶劣，则赵普在太祖面前必时常有些不利于太宗的话，当可断言。且如太宗所说，在当时实已“众人皆知”，到出镇河阳之时，又岂能遽尔上书太祖，将前此的话一概加以否认呢？此“上书自陈”一事之所以不可信也。

退一步说，对于“上书自陈”一事，姑不加以全盘否定，但太后顾命金匮藏书之说既已在此书中提及，则太宗即位之初实是最需要旧事重提之时，应把“金匮藏书”作为他继承皇位的最重要的依据，然而在太宗的《即位大赦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中，以及在后来改写的那首《即位大赦诏》（《长编》卷一七）中却全未提及杜太后有何遗命；即在此后的六、七年内，不唯赵普未再道及，其他朝内朝外群臣也无一人道及，岂非至可怪异之事？由于后来之未提，足可证赵普于开宝末即容有上书自陈之事，书中亦断不会包括有顾命云云一节。此可证这道奏疏的内容，至少亦有一部分必不可信也。

附记：还有一说，谓“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这更是作史者惯用之饰词，而与宋太宗即位的史实更不相合。但《宋会要》及《宋大诏令集》中均载此一诏命，今依《宋大诏令集》卷七《遗制》目下所载抄录其全文于下：

开宝遗制（开宝九年十〔一〕月甲寅）

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某：天钟睿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蕃，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祚。

今按：这篇《遗制》，全篇都是空洞无实之词。开头的“修短有定期”云云数语，就都极空泛。从“朕生长军戎”一直到“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诸句也没有反映任何具体情况。至于说“授以神器，时惟长君”两句，更是专为与所谓杜太后“病榻遗命”相应合的。遗命说之诬妄不实，本文第一节已加以驳正，《遗命》中传位“长君”之说既出捏造，此处自不须再赘驳语。此下的“丧制以日易月”一直到“共辅乃君，永光丕祚”云云诸语，更无一不是一般泛用的词句，与宋太祖、太宗二人的继承关系全不沾边。而且从太宗即位以后直到他去世为止，为了这一皇位继承问题纷纷扰扰，疑窦丛生，却无一人（包括李焘）藉用这一遗诏，作为证据，则其纯属后人捏造，用以填补一个不应有的空白，事极显然。只因近年有人偶尔见此《遗制》，因其未能鉴别真伪，遂至自称为一大发现，故特作此附记，略作考证于此。

1995年12月广铭记

四、太宗居藩邸时恣纵不法诸事考略

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自告奋勇，甘愿做帮凶以铲除廷美及卢多逊等人。其所加于廷美的罪状，除诬陷其欲于太宗泛舟金明池时乘机窃发一事之外，其他各节，与太宗居藩邸时之所行所为是并无十分不同之处的。若即以此而判定廷美是“恣为不法，心存非分”，则太宗当年之蓄意何在，实又等于不打自供了。

释文莹于《玉壶清话》卷七载，开宝初，曾有一殿前都虞候奏太祖云：“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太祖不唯没有听信这番话，反而认其人为离间，“亟令诛之”。后来太祖的不得传子，即正在失此一着。如果他死后有知，知道太宗夺取了大位，心头大概也会浮起“悔不听从殿前都虞候之言，以至今日”的一种念头吧？可惜文莹不曾将“肆意”“纵法”“结豪俊”等等事实列举出来，我现在向《宋史》及《长编》中稍稍加以钩稽，也得到太宗不少的恶迹，今稍举数事如下：

（一）多养力士

《宋史》卷二七五《郭密传》云：

郭密，贝州经城人，躯干雄伟，膂力绝人。……以知瀛州马仁瑀荐，隶晋王帐下，给事左右。

同书卷二七六《王昭远传》云：

昭远形质魁伟，色黑……，有膂力，善骑射。少时，入山捕鹰鹘，值涧水暴涨十余丈，昭远升大树，经宿得免。尝涉河，冰陷二公傍，共援出之，昭远神色自若。喜与里中恶少游处。……南游京师，事太宗于晋邸，特被亲遇，常呼其小字。

同书卷二七九《戴兴传》云：

戴兴，开封雍丘人。年十余岁，以勇力闻里中。及长，身长七尺余，美髭髯，眉目如画。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

同书同卷《张凝传》云：

张凝，沧州无棣人。少有武勇，倜傥自任。乡人赵氏子以材称，凝耻居其下，因挟弓与角胜负。约筑土百步射之，凝一发洞过，矢激十许步，抵大树而止，观者叹服。节帅张美壮之，召置帐下。太宗在藩邸，闻其名，以隶亲卫。

同书同卷《李重贵传》云：

李重贵，孟州河阳人，姿状雄伟，善骑射。少事寿帅王审琦，颇见亲信，以甥妻之。补合流镇将，镇有群盗，以其尚少，谋夜入劫抄。重贵知之，即筑栅课民习射，盗闻之溃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干，召隶帐下。

同书同卷《刘用传》云：

刘用，相州人。……用晓音律，善骑射，事太宗于晋邸。（余传所载尚多，兹俱从略。）

（二）招纳亡命

《宋史》卷二七五《元达传》云：

元达，初名守旻，洺州鸡泽人。身长八尺馀，负膂力，善射。家业农，不任作苦，委耒耜，慨叹而去之。事任侠，纵酒。尝醉，见道旁槐树，拔剑斩之，树立断。达私喜曰：“吾闻李将军射石虎饮羽，今树为我断，岂神助欤？”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时郡以户籍调役，达当送徒阙下。行数舍，乃悉纵之，曰：“吾观汝曹亦丈夫也，岂乐为是哉？可善自为计，吾亦从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至则达援弓引满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间，为乡里患。太宗居晋邸时，达求见，得隶帐下。尝侍太宗习射园亭，命之射，达射四发不中的，已而连中，上喜，为更其名曰达。

同书卷二七九《王汉忠传》云：

王汉忠，字希杰，徐州彭城人。少豪荡有膂力，形质魁岸，善骑射。节帅高继冲欲召至帐下，汉忠不往。因殴杀里中少年，遂亡。……其父遣人追及于萧县，汉忠不肯还，西至京师。太宗在藩邸，召见，奇其材力，置左右。

（三）受收赂遗

《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所记冯瓒因以金带珍玩赂开封府属官刘嶅，几被赵普置之死地一事，已具见前引。该项记事之后有李焘的考语云：

《新录》又称“刘嶅等已别从处分”，恐瓒金带等不独赂嶅一人也。大抵新旧录载此事，亦若有所避忌，故不甚详。当细考之。

李氏这段话，实等于明说受冯瓒之赂遗者，亦必有太宗在内，故《实录》中记其事均闪烁其词。或更甚而是，凡冯瓒所封题赂遗刘嶅之物，全是想假手于嶅而致送太宗的。

（四）私结禁近军校

《宋史》卷二六〇《田重进传》云：

田重进，幽州人。形质奇伟，有武力。周显德中应募为卒，隶太祖麾下。从征契丹，至陈桥还，迁御马军使。积功至瀼州刺史。……重进不事学。太宗居藩邸时，爱其忠勇，尝遗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晋王赐也，何为不受？”重进曰：“为我谢晋王，我知有天子尔。”卒不受。上（太宗）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

今案：田重进因拒受太宗的赠物而被太宗认为“忠朴”，则太宗遣人私相馈送的初心，必欲使重进作一些不忠于太祖的事体，亦即太宗在当时确有某种阴谋可知。

在史官们的极端隐讳之下，在现存的史料中，尚可以找得出以上种种不法事迹，太宗居藩邸的行径岂不可以想见？秦王廷美的罪状，据各书所记也不过“交通卢多逊，顾望咒咀”，“私遗多逊弓箭”，“尝使王继勋求访声妓”，“又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遣阎怀忠诣淮海王钱俶求犀玉带、金酒器”，“又尝遣怀忠赍银碗、锦采、羊酒，诣其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潘潾营燕军校”等事。以两人事状相较，则晋邸中的太宗比秦邸中的廷美，其恣纵不法，却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太宗以此得国，而廷美却以此而丧身了！

五、烛影斧声与太宗之逆取

关于太祖之崩与太宗即位的经过，据李焘所说，《国史》及《实录》中均未道及，唯《国史·符瑞志》记太祖违豫，命内侍王继恩设醮及道士张守真降神之说。私家对此虽有记载，而各书所载亦多不同。如记太祖之崩，释文莹《续湘山野录》云：

祖宗潜跃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于杳冥间作清徵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间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遍访之。人或见于alt辕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跸与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它，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宿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上常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以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蔡惇《夔州直笔》云（案：《直笔》已佚，今从《长编》转引）：

太祖召陈抟入朝，宣问寿数，对以“丙子岁十月二十日夜或见雪，当办行计；若晴霁，须展一纪”。至期，前夕，上不寝，初夜，遣宫人出视，回奏“星象明灿”。交更，再令出视，乃奏“天阴”，继言“雪下”。遂出禁钥，遣中使召太宗入对，命置酒，付宸翰，属以继位，夜分乃退。上就寝，侍寝者闻鼻息声异，急视之，已崩。太宗于是入继。

王禹偁《建隆遗事》云：

上将宴驾，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见于寝阁。上曰：“朕知此疾必不起，要见卿等者，无他，为有数事未暇行之，卿等将笔砚来，依吾言写之，身后切须行之，吾瞑目无恨也。”遂授普等笔砚，上自陈述，普等依上言而写数事，皆济世安民之道。普等因呜咽流涕而言：“此则谨依谟训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见陛下处置。”上曰：“何事也？”普等曰：“储嗣未定，陛下倘有不讳，诸王中当立何人？”上曰：“可立晋王。”普等复曰：“陛下艰难创业，卒致升平，自有圣子当受命，未可议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还，陛下宜熟计之。”上曰：“吾上不忍违太后慈训，下为海内方小康，思得长君以抚之，吾意已决矣，愿公等善为我辅晋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赐普等，令归第。翌日，上崩于长庆殿。由是晋王闻普等有此奏议，大衔之。嗣位后，坐多逊事连秦府，贬死于岭表。赵普以妇人取媚于禁中，遂获免。

上引三文，《长编》均采录于太祖逝世记事的注文之内，李焘的意见，以为《野录》与《直笔》所载，虽亦均有错误之处，但大体相同而也大体可信；《遗事》云云则最乖谬。其于《续湘山野录》文后所加考语有云：

文莹所言道士不得姓名，岂即张守真耶？或复一道士也？恐文莹得之传闻，故不审。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

于《夔州直笔》文后所加考语有云：

按：惇所载与文莹略同，但即以道士者为陈抟耳。抟本传及《谈苑》，并称抟终太祖朝未尝入见，恐惇亦误矣。当是张守真也。

于《建隆遗事》文后所加考语有云：

谨按：世所传《建隆遗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谬不可信。盖开宝六年八月，赵普已罢相出镇河阳，后三年太祖宴驾，此时赵普实在河阳，安得与卢多逊并居相位耶？又《遗事》第七章，称杜太后及太祖召晋王、秦王、南阳王等，相约传位，陶谷为誓书，赵普告天地宗庙，此固不然也；设如所言，则太祖传位晋王，约已定于建隆初矣。开宝末命，宰相又何请耶？就使复请，则决非赵普也。且《遗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当参同，今第七章既云尔，其第十一章又云尔，岂不自相矛盾耶？

李焘对于各家的驳难，所见大都极是。经过这样一番甄辨别择，在《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的正文之中，对于太祖之死与太宗之袭位二事，乃综合而为如下的一段记载：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十月〕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李焘自注云：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其记太宗嗣位之情形者，有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和《宋史》中的《程德玄传》及《马韶传》，而两传所言便自不合。今与《长编》所引《国史》中两人传文比对，知《宋史》中程、马两传全自《国史》移录而来。其《程德玄传》云：

程德玄，字禹锡，郑州荥泽人。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颇亲信用事。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栉，诣府，府门尚关。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盘桓久之。俄顷，见内侍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德玄因从以入。拜翰林使。

《马韶传》云：

马韶，赵州平棘人，习天文三式。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骇，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诏践祚。韶以赦获免。逾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

《涑水记闻》所载与《程德玄传》大体相同而更为详悉，因而李焘于《长编》中便不取韶传之说，只取其文列入附注，于正文中则参取《记闻》与《德玄传》文而记其事云：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李焘自注云：此据司马光《记闻》。《记闻》误以王继恩为继隆，程德玄为贾德玄，今依《国史》改定。）

对于这两个问题，李氏博采精核，作成了如上的两段记事。自是之后，详情大白，定论已出，似乎再不至有何疑而难解之处了，事实上却又不然。《长编》一出，反而把此事造成了千古一大疑案，经元、明、清三朝而未能折衷于一是：其间如元陈𣐕的《通鉴续编》，胡一桂的《史纂通要》，明刘定之的《宋论》，以及杨维桢、梁寅诸人的文章，皆依《长编》之说。陈𣐕且于“烛影斧声”一段记事之下，不取《记闻》及《程德玄传》所记各节，而即接以“俄而帝崩”一语；刘定之则采取世传金粘罕乃太祖复生以斩绝太宗子孙之说，是均已直截了当地谓太祖之死是太宗所谋害的了。元黄溍、明宋濂、丘浚、程敏政则均为文力辨其诬妄；清高宗于《通鉴辑览》中更斥李氏为污蔑太宗；明商辂等修《续纲目》，李东阳等修《通鉴纂要》，则均依违两可，正文不书其事，而别著数语于圈外以示传疑。

后人之所责难于李焘者，盖以其引录《续湘山野录》之文，暗寓太宗有篡弑之行耳。实则李氏于《野录》文字均依原文移录，只不过改太宗“有不可胜之状”为“有所逊避之状”，改太祖“引柱斧戳雪”为“引柱斧戳地”改“好做好做”为“好为之”，且于其上又加“大声”二字而已。在增改之后，实并未曾将《野录》中的文义更行加重。且既删去其“是夕太宗留宿禁内”诸语，是不啻已将《野录》中足以启人疑窦之处全行删除。则后人之责难，不加之于文莹而加之于李氏，未免不公。然而寻索文莹云云之用意所在，既云“就寝鼻息如雷霆”，是暗示太祖是晚大有异状也；云“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太祖已崩”，是暗示太祖之崩与太宗必有极密切之关系也。如此则虽有下面“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等语，其主要用意是在说明太宗有篡弑之行，却并不因此而掩饰得住。因而，如以文莹所记为确，则太祖必即死于太宗之手，《记闻》及《国史·马韶传·程德玄传》所载各节便全不足取；若认太祖并不死于太宗之手，太宗之即位也确如《记闻》及《国史》所载，则《野录》中的记事又必全然诬妄。李焘于不能两立之说乃稍加删润，兼采而并用之，则也确有难以辞其责之处。

二说既不能兼取，对于李焘所失于抉择的问题我们究应如何抉择呢？

对于“烛影斧声”一说，清高宗诸人之持反对论者，其心怀中多半先横亘着一个维持风教的观念，不全取决于证据之确凿与否。程敏政于《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见《篁墩集》卷一一）中甚至说：

矧《类要》（今案：指宋朝《类要》所记陈抟见太祖之说，即前引蔡惇《夔州直笔》文字也）、《野录》皆托于佛老之徒之口，纵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于无乎。予之所笃信者，温公《记闻》之外，一无取焉尔。

以这样的态度，当然无法可以确断一种史料之真假而使我们心服。从我们前所列举的宋太宗的各种行径看来，他蓄意窃取皇位，盖已非一朝夕。太祖年岁较他所长无几，几时才可能等到太祖之死而使他有乘机窃取之便呢？为求急于满足此迫切的欲望，也许太宗真能干一出极其狠残的行为，如《野录》所说的吧？然而就别种事实以及太宗即位之后的情形看来，则太宗的即位虽亦确由劫夺得来，而太祖之死却非“烛影斧声”所致。因而对于文莹的记载我们也终觉得不是全部都可凭信的。理由是：

第一，是程敏政曾经说过的：“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雠急变大不得已之谋，又必假手他人然后如志，未有亲自操刃为万一侥幸之图于大内者。”然而买通太祖的左右，伺机而采取紧急行动，却是可能的。

第二，也是程敏政曾经说过的：“德昭因他人行赏，一言之愤，不惜一死；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但我们还须考虑到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势态之下，不论德昭有何反抗言动，也不会允许有人笔之于书的。

第三，程德玄于太祖宴驾之前夕不离晋邸，马韶亦于是时冒禁网而趋赴晋邸，此在二人传文中虽均故作暧昧之辞，实际上二人必均是因太祖病危，受太宗之命而给事左右，以谋乘机实现其劫夺皇位之素愿者。王继恩之不召德芳而特召太宗，亦太宗平素之所勾结而约定如此者。以事后对三人之酬赏为证，知在当时三人奔走之功自属确有，是亦即证明《国史》及《记闻》所载各节，为《长编》所采取而与《野录》相冲突者，反而是合于事实的。此既可信，则《野录》云云便在所必黜矣。

既然认《国史》和《记闻》的记载是可信的，则宋后遣王继恩召德芳之说也是可信的。由前节所举太宗私结太祖的近臣田重进一事，知田重进虽拒其恩礼未受，受之者却一定大有人在，而王继恩便必定是其中之一。受恩十载，报命一旦，所以在受到宋后之命以后，不召德芳而召太宗。其所谓“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意素定”者，亦事后史臣所造之饰词，证以《国史》《实录》之不载此事以及本文第一、二节中所论各点，此当毫无可疑。因为从没有人认为太祖有传立太宗之意，所以宋后才遣王继恩去召德芳，及继恩不遵宋后之意而擅自召来了太宗，则其时宋后、太宗及王继恩等人之间必大有一番争论冲突，而宋后与太宗便从此结下了深仇，于是到宋后死后太宗乃特别贬损其丧礼，使百官不得成服。王禹偁因私论此事，且至贬知滁州（见《长编》至道元年五月）。前后节次历历可考，均可证《野录》之说为不符实。是则太宗之得国虽是全然出于逆取，而其所用手段则尚未至惨毒到灯下弄斧的程度。

为争夺皇位，历代均不免发生一些残酷的祸变，而在赵宋初年便有了这样的一出。德昭、德芳二人均非宋后所出，宋后之舍德昭而召德芳，或由于对德芳之偏爱，或因欲利用德芳冲龄而自身可以操权之故。但舍长立幼，终未必能餍服人心，所以，即使大位不被太宗所劫夺，怕也不免酿成德昭、德芳兄弟二人的争夺之祸。德昭之所以肯拱手而臣服于太宗，后来且被迫害致死，也未必不是因为宋后此举所激成。太宗乘袭了此种弱点而劫夺了皇位，所以也就能够始终安然无事了。

（原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

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

一、从“斧声烛影”一案说起

宋太祖、太宗兄弟间帝位的传授和继承，即所谓的“斧声烛影”事件，从太宗在位之日迄于而今，已经有无数人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有的已用文字写出，有的则只是口耳相传。但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也大都不直接写出或说出，而是把主要用意留在潜台词当中，作为言外之意和画外之音。例如，在《宋史》卷三三的《孝宗本纪》（当然是从宋的《国史》沿袭而来的）的开端处就出现过这样一个哑谜：

及元懿太子（按：即高宗仅有的一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按：即哲宗废黜的孟后）亦自江西还行在（按：此事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而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按：此宋太祖陵名）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感叹。

绍兴二年（按：即公元1132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

上引这段记载，自“右仆射范宗尹造膝以请”以下，语意都较明显（虽然也都把要说的主题留作画外音和潜台词），是说，应当把皇位还之于太祖的后裔。言外之意即都认为太宗之继承皇位本是以极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从而在范宗尹以至娄寅亮诸人的奏事之前，却首先记述了孟太后秘密告知宋高宗的她的一场“异梦”，并立即使得“高宗大悟”。何以对这场“异梦”的内容竟秘而不宣呢？根据已经宣示的范宗尹、娄寅亮诸人的建议，可以推知，“异梦”的内容正所谓欲盖弥彰：无非是宋太祖突然出现在她的梦中，告诉她，他一定要把被宋太宗用篡弑手段夺去的皇位还要由他的直系后裔夺取回来！

关于“斧声烛影”的案情，在两宋期内即有极为庞杂的记述；自明代的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考证此事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这一案件之纯属篡夺性质，已是不容怀疑的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例如宋太宗究竟是采用何种手法把宋太祖置之死地的，这却因为年代过久，证人证物早已经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关于案情的这一部分，我们仍须称之为千古之谜。

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
所载宋太宗的《即位大赦诏》

上述“斧声烛影”那一幕篡弑惨剧，是发生在宋太祖的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夜间的，到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一日甲寅，宋太宗就登上了皇位，二十二日乙卯，就发布了他即位的诏书。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关于发布即位大赦诏的全条记事为：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挠外境。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alt门使即时引对。

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我每读《长编》至此，总感觉这一道即位诏书似乎过于简单草率，而其上下文义也似乎不相连属。我便又去翻检杨仲良的《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其中《太宗受位》一篇大半残阙，故对此诏无一字涉及。我又去翻检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实际上这也等于是另一种《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尽管它未取用这一名称），在其卷二第三篇《太祖太宗授受之懿》中，果然找到了这道诏书，而其诏文也确实比较《长编》详明一些。今仍将其全文抄录于下：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赦文略曰：

先皇帝勤劳启国，宵旰临朝，万机靡倦于躬亲，四海方成于开泰。念农民之疾苦，知战士之辛勤。氛祲尽平，生灵永逸。而寒暄或厉，寝疾弥留。方臻偃革之期，遽抱遗弓之叹。猥以大宝，付与冲人。宜覃在宥之恩，俾洽维新之泽。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挠外境。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alt门使即时引对。

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这里所载的诏文，已明白指出是被节略了的，而非其全文，但比《长编》卷一七所载，却多出了自“其赦文略曰”至“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共一百零六字。原因何在呢？清代的一个藏书家彭元瑞在其所收藏的一部《太平治迹统类》的抄本上，在这段赦文上签贴了一句校语说：“赦文，《长编》无。”此话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虽从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即都曾加以著录，而都不曾指明其为李焘《续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到清朝以来的传抄收藏和整理此书的朱彝尊、周星诒、张钧衡等人，也全都未能察觉到这一问题。其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些人不曾把彭书与《长编》细加对勘过之故。我于去年写成了《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探索》一文，论证其书实为与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同一类型的书，我的这一判断，铁案如山，无法摇撼。既然如此，便可断定《太平治迹统类》所载宋太宗即位时的《大赦诏》，也必是从李焘的《长编》抄来，而其所以为现今行世的辑本《长编》所不载，则是在传抄或辑录的过程当中所漏掉的。其脱漏之迹原也十分明显：“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诸语，是《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两书所都有的，但这只是全段记事的一个提纲。自“其赦文略曰”以下才进入这段记事的正文。然从“其赦文略曰”开始，在节录赦文“先皇帝勤劳启国”云云八十六字之后，才出现了赦文正文中的“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诸句。这里的“大赦”二字前有一“可”字，“咸除之”作“咸赦除之”，分明与提纲中的语句有别，而一个“可”字也正符合于诏书的语气。无奈传抄或辑录人员刚把“提纲”诸语写完，视线立即跨越到“可大赦天下”云云诸语，把一个极关重要的“可”也没有看到眼中，竟又径从“令缘边禁戢戍卒”云云诸句抄起了。彭元瑞当是最先为辑本《长编》（可能是最先抄成的文渊阁本）所误的人，故于其所藏《太平治迹统类》此诏之上，作一校语谓“赦文，《长编》无”。此后爱日精庐和浙江书局所刻《长编》以及中华书局新印行的点校本，全都未能根据《太平治迹统类》把大赦诏中这段脱文补入。

大家都知道辑本《长编》从英宗治平之末到神宗熙宁三年四月的各卷全阙，哲宗元符以后和徽、钦两朝各卷也全阙，浙江书局刊行时还曾根据别的史书对此所阙诸卷作了《拾补》；却不知英宗以前的二百多卷也并不都是完整无阙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杨仲良的书名叫《长编纪事本末》，其书全部都是把李焘《长编》的按年月日记事的文字，改编为按一种事件或制度的原委始末而使之独立成篇，对于《长编》之所不载者，一事也不予增补。然而在杨书的卷十三《李顺之变》一目下，所载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件的过程，为辑本《长编》卷三四、三五、三六所脱漏者，凡有二十九条。今列举部分阙文如下：

1．此篇开端所载“淳化四年，蜀土富饶，丝帛所产”云云条，近四百字。

2．“十二月西川都巡检使崇仪使张玘与小波斗于江原县”条，计五十四字。

3．“初，小波之党才百人，州县失于备御”条，计一百四十余字。

4．五年四月，“己酉，王继恩言，王师破贼五千众于柳池驿”条，计四十五字。

5．五月“戊辰，王继恩奏成都平，群臣称贺”条，计十三字。

6．“初，郭载奔东川，上表自陈”条，计五十六字。

7．“甲戌，诏利州兴元府洋州西县民”条，计二十八字。

8．“丙子，李顺支党……十二人并磔于凤翔”条，计三十六字。

以下还有字数多少不等的二十一条，俱为辑本《长编》所脱漏，此不备举。在三卷书中，就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所可校勘而得的竟如此其多，其原因殊难索解。但用此证明辑本《长编》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以前的二百零九卷，其每一卷也并非都是辑录李焘原著完整无阙，则是极为有力的。在得出了这一结论之后，则见于《长编》中的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之残阙不完，只能归咎于传抄或辑录《长编》的人员之草率马虎，致使辑本《长编》出此纰漏；而不能像彭元瑞那样，断言“赦文，《长编》无”了。

尽管辑本《长编》中所载宋太宗的即位大赦诏因传抄或辑录者之潦草马虎而致只剩了简单的几句；尽管《太平治迹统类》所载这道诏文也只是一个节略本；但在两书当中却都著录了诏文的末段，即“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诸语。而这几句话，由我看来，实乃这道诏文中最为紧要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宋太宗对为他所杀害的宋太祖在开国致治十七年之内，建立规章制度时所执持的部分原则，做了一番综括和提炼，精心结撰出来的。而且，还不只是对太祖一代统治立法原则的总结，还不只是“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而是还要加以发展，加以扩充，作为他本人篡夺到皇位之后的治国安邦的途术。例如，在宋太祖统治期内，不断地南征北伐，但他对于从事南征北伐的将帅，却从不做一些束缚其手脚的规定；到太宗即位之后，却也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运用在军事行动方面，于是而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甚至还实施“锦囊妙计”的办法，把出征将帅临机应变的主动权尽可能予以剥夺。这种限制出征将帅的机动权的办法，即所谓“将从中御”，后来且被视为不可更改的“家法”。通贯北宋南宋两代，这一“家法”一直在贯彻执行。宋代武功之不振，尽管还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但开始于宋太宗统治时期的对武将的这一防范政策之作祟，却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一个原因。既然对文武百官的曲意防范是宋太宗自己选定设定的用作继往开来的主要准则，所以这几句话实乃宋太宗的《即位大赦诏》中最为紧要的话语。

三、《宋大诏令集》所载宋太宗《即位大赦诏》

可是，关于宋太宗《即位大赦诏》的问题还不能只像上节文字所论述的那样，很容易地完全得到解决。因为，即使在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当中，在所载此诏的正文之前，分明还冠以“其赦文略曰”五字，这说明这里所收录的，毕竟还不是《即位大赦诏》的全文。带着这一问题，我便又去翻检不知编辑于谁何人之手的《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校印本）。此书的卷一即为《帝统》门，此门的开头即为《即位》类，此类的第二篇即为此诏。今将此诏的题目与诏文完全照录于下：

门下：王者继统承祧，所以嗣神器；节哀顺变，所以宁万邦。顾历代之通规，谅旧章而可法。先皇帝勤劳启国，宵旰临朝，万机靡倦于躬亲，四海方成于开泰。念农民之疾苦，知战士之辛勤。多垒尽平，生灵永逸。而寒暄遘厉，寝疾弥留。方臻偃革之期，遽起遗弓之叹。猥以神器，付予冲人。遵理命而莫获固辞，涉大川而罔知攸济。负荷斯重，攀号莫任。宜覃在宥之恩，俾洽惟新之泽。可大赦天下。云云。

恭惟先皇帝推诚损己，焦思劳神。念将士之忠勤，知战伐之辛苦。衣粮禄赐，无非经手经心；土地官封，不惜酬功酬效。生灵是念，稼穑为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尽去奢华。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贡，殿廷碎珠玉之珍。狱讼无冤，刑狱不滥。凡开物务，尽立规绳。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不敢逾违。更赖将相公卿，左右前后，恭遵先旨，同守成规，庶俾冲人，不坠鸿业。宣布遐迩，咸使闻知。

这里所载的这篇制词，首尾完备，语气连贯，其完整性当无可疑。只有第一大段的“可大赦天下”句下的“云云”二字，是表示稍有删节，而所删节的乃是一般大赦诏中的几句惯用语言。亦即《太平治迹统类》中所已经摘录的，自“常赦所不原者”至“alt门使即时引对”诸句；虽被删落，而读者都可知道被删落的是些什么文句。

其后我在李攸的《宋朝事实》（清人辑本）卷二《登极赦》门也看到了这一《登极诏》的全文，与《宋大诏令集》所载字句仅有下列诸处的不同：

1．“多垒尽平”——《宋朝事实》作“氛祲尽平”。

2．“猥以神器”——《宋朝事实》作“猥以大宝”。

3．“不惜酬功酬效”——《宋朝事实》作“不惜酬勋酬效”。

4．“不贪□□”——《宋朝事实》作“不贪游宴”。

5．“凡开物务”——《宋朝事实》作“凡关物务”。

6．“不敢逾违”——《宋朝事实》作“岂敢逾越”。

7．“恭遵先旨”——《宋朝事实》作“共遵先志”。

8．“宣布遐迩，咸使闻知”——《宋朝事实》无此八字。

据《宋朝事实》不但可以填补《宋大诏令集》所阙的“游宴”二字，其他歧异之处，似乎也较胜于《宋大诏令集》，只因它是一个辑本，故此文仍以《宋大诏令集》为主。

文章写到这里，一个哑谜便浮现出来了：怎么由同一个宋太宗在同一天发布的《即位大赦诏》，其文句和内容竟然如此不同呢？特别是，我在上一节中着重进行了分析和阐发的自“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至“谨当遵承，不敢逾越”那一段，何以在《宋大诏令集》所载此诏的全文中竟不见踪影了呢？

我以为，如果想用文字的脱漏或错简之类的校勘学用语来解释是无法说得通的。若真想把这一哑谜猜破，大概只有与本文第一节所谈的“斧声烛影”一事互相联系起来进行推测（当然也仅仅是一种推测）才行。因为，若不能“由此及彼”，便不可能“由表及里”，把此事的底蕴揭穿。

“斧声烛影”那一幕“篡夺”事件，当然不会是一桩“突发”事件，而是宋太宗蓄意已久的一个阴谋的乘“机”发作。这个“机”，究竟何时能够出现，宋太宗的阴谋究竟何时才能得逞，这却是连宋太宗本人也难以预计、预知的。不知是一些什么主客观条件的汇合，在开宝九年（976）十月癸丑（二十日）这一天的夜晚，使宋太宗得到了实现其阴谋的机会，他就恶狠狠地对其老兄下了毒手。从其蓄谋已久来说，此事虽不能算作突发；从其发动时间之并非出于预定来说，则还不能不算作事出仓猝。既然是变起仓猝，则有关宋太宗即位的典礼仪式，包括其《即位大赦诏》在内，也全都只能取办于仓猝。从《宋史》和《长编》等书，都看不出宋太宗在即位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像另外一些新皇帝在正常情况下继承皇位时那样。他的《即位大赦诏》虽不知出于何人手笔，但其同为取办仓猝的一道诏书，则是定然无疑的。因此，其最初发布的一篇，必即是《宋大诏令集》和《宋朝事实》所收录的那一篇。在那一篇中，专从遣词造句等方面来看，是可以看到许多有欠斟酌或不符合于宋太宗当时的身份之处的。例如，“小子”和“冲人”自来都是用于以年幼的皇太子继承皇位时的诏书内的语词，宋太宗的年龄仅小于太祖十二岁，而且所藉口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法，而在《宋大诏令集》所载诏文中，却有：

1．“猥以神器，付予冲人”句；

2．“负荷斯重，攀号莫任”句；

3．“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句；

4．“庶俾冲人，不坠鸿业”句。

这些文句（实际上还不只是这些文句），当然因诏文是在匆忙急遽之中所草成，且还必定是由宋太宗临时找来与他素有较密关系、却未必擅长撰作这类文字、像为宋太祖草拟“即位诏”的陶谷那样的人。这篇“制词”不论出自何人之手，必定是经过宋太宗的审阅然后才发布出来的。但那时宋太宗所最关心的，是把刚刚篡夺到手的皇位如何保全得住的问题，此外一切全是属于次要的，可以暂时不必过分认真计较的问题。及至他的三弟秦王廷美和太祖的儿子德昭、德芳先后都被用阴谋诡计加以诛除之后，宋太宗自审政权已经牢固，局势已经稳定，他便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书面的记载和传后的史册上去。他于在位的二十二年之内，单为了要遮盖“斧声烛影”事件而把《太祖实录》一再重修，与赵普协力捏造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填塞于其中。对于那道已经颁布全国的《即位大赦诏》，他便也越来越感到语气颇不对劲儿，读来颇有些刺耳，看来颇有些刺目。于是，不知是在什么年月，他又授意于不知谁何人士，令其将此诏全文大作一番改动，把那些有失体统的话概予删除（仅有一处还留有“冲人”二字），改完后颁之史馆，取代最初发布的那一篇。从此以后，凡《实录》、《国史》等属于官史系统的史书自然全都采用改写的这篇制词；而前此颁行全国的那一篇却不可能再下令收回或禁止传抄和保存。这就是《宋大诏令集》、《宋朝事实》与《长编》、《太平治迹统类》所载同一诏书而内容竟大相歧异的根由所在。

在此我还想再说一遍：既然后来改写的那道诏令，是经过宋太宗的深思熟虑、耳提面命地授意于某一文臣写成的，再以此诏与宋太宗在位期内的一切作为，与太宗以后两宋帝王都把这一诏旨作为家法而奉行不替诸端来看，则对于后来改写这一诏旨的重要性不论作了怎样的衡量和估计，我以为总也不至过分的。

上面所论述的一切，虽全是由推理而不是由充分的实证得来，但是，在实证全已被泯灭，捏造的谎言已经充塞于各种官私记载之后，除了推理论证之外，实在是别无方法可想的。爱写成这篇猜谜的文字，我自以为谜底已被猜中，究竟是否如此，极愿高明的读者有以教之。

（原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县人，这在《宋神宗实录》的附传（现存《名臣碑传琬琰集》中）、《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王安石传》当中，所载全是一致的。

但王安石并不是诞生在临川县，而是诞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的官舍中的，因为他的父亲王益那时正在临江军做判官。（以上皆据《清江县古迹志》，是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转引的。）记载王安石诞生的年月日时最详确的则是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漫录》卷一〇《王公进退自安》条谓“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今查辛酉为宋真宗之天禧五年，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到1991年的12月，正是王安石诞辰的九百七十周年。

王安石在少年期内曾随同他的父母寓居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从此以后，江宁府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到宋神宗的熙宁九年（1076），他第二次辞掉宰相职位之后，首先是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亦名蒋山）的正中间，修盖了几间房屋，取名为半山园，全家居住在那里。但到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害过一场重病之后，他觉得半山园和近几年内购置的一些田地，全都是些赘物，便把它们一并捐献于钟山的僧寺，而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小独院，移居其中。到宋哲宗元祐元年的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就因病死在这所小院中。（《宋史·王安石传》谓卒年六十八，八乃六之误。）

王安石的父母全都是死在江宁、埋葬在江宁的。王安石死后也埋葬在江宁，但并不与他的父母葬在同一茔地。《景定建康志》卷四三，虽仅有“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一句极简单的记载，但我们据此可知，在王安石死后，乃是由他的诸弟在他原所居住的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后选取了一块墓地埋葬的。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有《哀王荆公》七绝两首，其中有云：“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据知王安石的丧葬之事必只是靠他的诸弟办理的。

南宋周alt的《清波杂志》卷一二，有一条记载说：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曾子开有《上荆公墓》诗，见《曲阜集》。

以周alt此说与《景定建康志》所载相较，《建康志》所载应为可信，周alt可能是将王墓的位置记错了。检曾肇的《上荆公墓》诗（《曲阜集》卷四），其中也有“华屋今非昔，佳城闭不开”两句，佳城者坟墓也，既以华屋与佳城并提，亦可证王安石墓必与其生前曾居住过的半山园相比邻。即使退一步说，承认周alt的记载亦可备一说，而王安石死后之葬于江宁，并非归葬抚州，毕竟还是确定无疑的。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发冢》条载：

冢墓被发，即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明武宗的正德四年为公元1509年。《野获编》的这条记载（我认为它是可以相信的）等于告诉我们说：直到十六世纪之初，王安石的坟墓仍在江宁原地，未被迁移到其他地方。

写到这里，我很想再插入我自己的一段感慨，是久已积存在我胸怀中的一段感慨。我以为，像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所说，王安石的“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而他任宰相期内的变法改制诸措施，也“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等于说，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已具备了不朽的条件。而身任宰相的司马光，虽是王安石长期以来的政敌，当他在病中听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之后，立即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要他向皇太后和皇帝建议，对王安石的身后事应“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于是北宋朝廷果然追赠他为太傅。然而除此以外，由于司马光正在“以母改子”的藉口之下，大力贬斥熙宁元丰期内参与推行新法的各级从政官员，这种严峻局势使得王安石的故旧全都畏罪之不暇，谁敢再出面冒此风险？遂致前来祭吊和赠送祭品赙礼者也绝少，出现了张舜民《哀荆公》诗中所描述的“门前无雀罢张罗，元（玄）酒生刍亦不多”的凄凉场面。不但如此，《景定建康志》所载宋人茔墓，大都在标题之下附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何人撰墓碑，何人撰墓志，并摘录其中一段关键语句，而独于王安石墓，则仅为“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九字，这反映出，在王安石墓前绝无神道碑这物事，而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于礼于理，都是应当于墓前建立神道碑的。更为可怪的是，不但在《景定建康志》的“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的九字标题之下不曾道及何人为作墓志铭，不曾摘录墓志铭中的片言只字，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及各种文献当中，竟也找不出有关王安石的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而从《野获编》中的《发冢》一条，我们才得知埋藏在王安石坟墓中的，只是一块“墓碣”，亦即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礼遇实在过分地凄凉了。

以下且再回到本题。

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临川县作知县的应云alt刻印了王安石的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中之《临川先生文集》即据应刻影印），他在文集的序文中说：

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之二十二世〔侄〕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这里的“公墓不知所在”一句，既表明了这位应知县的历史知识有欠广博，也反映出王安石的第二十二世〔侄〕孙对于他的祖先的墓地同样茫然“不知所在”。这也进一步说明，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坟墓并无由江宁迁移到抚州之说。所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序言总论》中便批评应《序》说：“公薨，葬于江宁，‘公墓不知所在’一语，当时何不知删之！”《年谱考略》是十九世纪初年才写成的，而蔡上翔曾亲到临川县进行过调查访问，他的这一评语又证明了，直到十九世纪初年，王安石墓仍无从江宁迁回抚州之说。

王安石既非诞生于临川，死后也未归葬于临川，在他的幼年少年期内，和后来宦游各地期内，虽都曾回临川去过，但全都不曾久住。总计他的一生，居住在临川原籍的日子是并不很多的。然而，不论如何，他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在那里有他祖传的宅第和田产，却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北宋末年到元代，到抚州去做知州的，还相继有人在州城之内为王安石立祠宇，加以纪念。现在尚可看到的记述王安石祠宇的文字，最早的一篇是陆九渊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所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象山文集》卷十九），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一段文字为：

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1119—1125）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alt圮已甚……郡侯钱公（按：即钱象祖）……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祭焉。

其次是元人虞集约写于元顺帝初年（1333或1334）的《王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五），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几段文字为：

至顺二年冬，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就养郡中，过故宋丞相荆国王文公之旧祠，见其颓圮而叹焉。侯闻之曰：“是吾责也。”乃出俸钱，命郡吏……经营焉。……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

按《郡志》，宋崇宁四年（1105），郡守田登为堂于守居之侧，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钱某更筑祠，而象山陆公九渊为之记。

公故宅在城东偏盐步岭，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则侯用吴公之言也。……使人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诵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发焉，……其于人心风俗岂小补哉。

虞集还在这篇记文之后系以“迎享送神辞”，其词有云：

澹澹荒陂，晨曦载晖。言采其芹，迟公来归。山川出云，无往不复。草有零露，在彼灵谷。寻穷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庶几来食。

根据上引陆九渊作的《祠堂记》，得知在抚州城内王安石故居的墓址上建立祠堂，乃是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事，三十年代初又曾修葺过，到八十年代后期又经郡守钱象祖“撤而新之”。而据虞集作的《祠堂记》，则又谓据旧来的《郡志》所载，在十二世纪初年，作抚州知州的田登就已在知州居第之旁特辟一房，并绘制了王安石的肖像设置其中，即作为王安石的祠堂。看来，这个临时布置的祠堂，因其不是特意建造的，到田登去职之后便不再继续存在了，所以在十多年后，临川县的“乡贵人”又“属县立祠”于已成丘墟的王安石的故庐的基址之上。虞集在《祠堂记》中所述经塔不台又一次把颓圮的旧祠“作而新之”的，也是在抚州城东偏盐步岭王家故居基址上的这一所。

虞集虽引用《郡志》的旧文，说在崇宁四年郡守田登曾“为堂于守居之侧，肖公像而祠之”，而在钱象祖于王安石故居的废墟上修建了祠堂之后，以及元代的监郡塔不台重修了这一祠堂之后，在陆、虞二人的《祠堂记》中却全未再说到这幅画像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之二，有从《抚州府志》引录的《书王文公祠记》一文（我检雍正年修《抚州府志》，未获见此文），文的作者为明朝后期人，可惜未载明其姓名。文章的后半，在谈到塔不台“重加缮治”的王文公祠堂再经废圮之后说道：

祠宇为居民侵削，仅有存者。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牒相沿，为公弟安上后。国初有名孟演者，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顺、成化间（按：即十五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孙宗琏两以遗祠转典与千户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数百年，鲜完如故，若有呵护者。每一拜观，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认安礼之后，嘉靖二十五年，请托千户熊邦杰，以力夺之，知县应云alt遂祭于其家。二十六年，府同知陈一贯复以米二石易荆国、夫人像，并付之守祠者，犹记岁月直书其事于祠壁云。

根据此文所说，田登于崇宁中所绘制的王安石像，在明代，除中间曾一度辗转于私人之家以外，最终还是保存于祠堂中的。但不知在什么时候，此像却又转到东乡县的王安上（安石之弟）后裔家中。此事见于蔡上翔所撰世居东乡县黎墟的王交三的《墓志铭》（《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一）中：

东乡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后也，世藏有荆公画像，君（按：指王交三）又亲往求之。至则设几席焚香，戒余具衣冠肃拜，然后得从瞻仰焉。

据蔡氏的《题王荆公画像》（《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一文所说，他之“得拜公像于东乡友人王交三家”，乃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事。王安上后裔和王交三所居住的东乡县，则是明代析临川、金溪、安仁、进贤四县之地而建置的一个县，其位置在今临川县东北。

据我所闻，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十年浩劫之前，这幅画像仍存藏在东乡县的王姓人家，而且我的友人还赠送了这幅画像的一张照片给我，这就是我插入拙著《王安石》书前的那一幅。在十年动乱期内，这幅画像却又不知去向了。

虞集在《祠堂记》中说郡守田登于崇宁四年“肖公像而祠之”，这表明，这幅画像必是由田登请人绘制的，但蔡上翔在其书陆游的《入蜀记》后的一段文字（《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中却说：

荆国文公画像，予尝一见之。及阅陆务观《入蜀记》，谓李伯时尝图公像于定林〔寺〕昭文斋，所谓“著帽束带，神采如生”，与予所见图悉合。则知此轴亦出于伯时之手无疑也。

今查李伯时卒于崇宁五年，是田登建祠之日尚在世，但仅据“著帽束带，神采如生”一事而即断言“此轴亦出伯时之手无疑”，则似涉孟浪。因其时李伯时已为极负盛名的画家，果为他所重作，则在画幅之上必应署其名号，或则由田登或当地的文人学士们把此事加以记述，今既全无此类蛛丝马迹可寻，则与其像蔡上翔那样硬下判断，似还不如仅仅作出一种推测说：这幅画像，很可能是由田登请了一位丹青手，到金陵钟山定林寺的昭文斋摹写下来的，也许更合乎事实一些。

上述种种，特别是关于王安石的故居墓址及其身后的墓葬之所在，既都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考，本都已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十年浩劫的后期，“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恶作剧，把王安石摆布为中国历史上重要法家人物之一，大加称颂，致使他红极一时，于是而王安石的故居何在，也随之而成为临川与东乡这两县的地方人士争论不休的问题。东乡县人所持的理由是：王安石的后裔所世代居住的上池乡，正就是从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是在明代被从临川县析出而入于东乡县的。王安石的画像为上池王家所长期保藏就是明证。近年似又有人说，王安石的坟墓也在东乡县境内的某山。事实上，他们所持的理由和所举的证据全都是不够充分的，不能成立的。因为，东乡的上池，只是王安上后裔的居地，并非自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王安石的坟墓，也从来没有由江宁迁回临川或东乡的记载。关于王安石画像的流传经过，则如上文所说，更不能证明其与王安石旧居的关系。王安石的临川旧居究竟在哪里呢？答曰：在临川县城之内，而不是在临川县城之外的任何地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就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一篇《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当中。《记》中有云：

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吾庐当丘上。自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庐为近者邪！

这段文字，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旧宅，是在临川县的县城之中。而临川县城，亦即两宋抚州州治之所在，从宋迄今，不曾有所移徙，因而王安石的旧宅也万无并入东乡县境之内的可能。

1984年冬草成初稿

1992年8月22日改订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

——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

一、兴建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披

万春圩是十一世纪后半期内大江南岸一区规模最大的圩田。它是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修建成功的，是在一区已经废弃了八十年的旧圩废址上修复起来的。它的修复，不仅使圩内的十万多亩土地保证能有较好的收成，而且还能对附近地区的群小圩起一些屏蔽作用，当它能经受较大水灾的冲击而不致毁坏时，附近的群小圩也能“恃以无毁”。

规模这样大，关系这样重要的这个万春圩，当其进行修复时，包括从规划到组织人力、施工、落成，究竟谁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对于这一问题，在湖南常德县新出土的北宋人张颙（1008—1086）的《墓志铭》（张问撰）中可以找到一个粗略的答案：

……寻除江东转运使……

李氏据江南时，太平州芜湖有圩，广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岁得米百万斛。其后圩废，地为豪姓所占。公见其利，募民之愿田者，筑堤于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自是，岁得米八十万，租入官者四万。民仰其利，名之曰万春圩。

在这段文字当中，既没有叙说雇募民工、进行修复的过程，也没有叙说在施工之前，有人主张修复、有人大力反对的经过，仿佛只因张颙见其有利，经他一声号召，“愿田”之民一拥齐上，万春圩就建造成功了。倘使万春圩的修复如此简而易行，那就只能由张颙居其首功了。这段叙述显然是过分简单化了。

比较详实确凿的答案，在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中可以找得出来。《万春圩图记》中关于修复万春圩的缘由，有如下一些记载：

……芜湖县圩之大者，……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

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按，“可讲”即应进行商讨。此下沈披就举述了五种反对修复的意见，并逐条加以反驳。此不录。）

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按，“其词”即指沈披对五种反对意见的反驳之词），即报可。……乃遂兴之。

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凡四十日而毕。……

凡发县官粟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

圩既成，天子赐其名曰万春。……（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长兴集》。）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看来，可知倡议修复万春圩的，是江南东路转运使张颙、转运判官谢景温和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三人，而坚持可行，并举述了种种强有力的论据以驳斥反对派的意见的，则是沈披。到施工阶段，从雇募穷民，至“授其方略”，也全都是由沈披负责的。这就明确说明，兴复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二、沈披是什么人？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篇《沈周墓志铭》，其中说，沈周有两个儿子，长名沈披，次名沈括。据知沈披沈括为胞兄弟。

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都有沈括的传，却没有沈披的。因此，关于沈披的生平行实，我们知道的不够多。甚至他做宣州的宁国县令，其上任卸任各在哪一年，我们也不能确知。今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技艺》卷十八，知道沈披是一个善射的人，而且“自能为弓”，在他离开宁国县令任所之后，又曾任常州团练推官和北宋王朝的卫尉寺丞；据曾巩所撰沈周妻《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知道他在宋神宗熙宁初年曾任国子博士，是一个很有吏材的人；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六五，知道在熙宁八年（1075）沈括奉命出使契丹，去办理代北三州的地界交涉时，沈披正在雄州任安抚副使；在熙宁十年夏，他又曾任福建路驻泊都监，不久即因自陈“未谙军政，恐误任使”而被撤换了（《长编》卷二八三）。在此以后的一些年代中，他又曾做了一些什么事，以及他死在何年，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三、说沈括修复万春圩完全是无中生有

（1）兴建水利工程确是沈括的长技之一

沈括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知识的学者和科学家，是十一世纪后半期一位最富有科技知识和才能的人，这是从北宋末年以来历代学人所一致公认的。

我现在在这里只谈谈他与水利工程有关的一些事。

沈括从最初进入仕途，在做海州沭阳县主簿时，就疏浚境内的沭沂二水，筑成百渠九堰，使二水受到制约，使沿流的七千顷农田受到灌溉之利。到熙宁五年（1072），北宋王朝募集应天府、宿、亳、泗等州饥民浚治河道时，沈括受命提举其事，并令其“相视开封府界以东，沿汴官私田，可以置斗门、引汴水淤溉处，以闻”（《长编》卷二三八，九月壬子）。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五有自述其履行此次任务的一条记载：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alt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

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就京城东数里白渠心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亦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予因决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现行各种版本的《梦溪笔谈》，此条文字均多脱误，胡道静校注本亦然；今据《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壬寅条附注引文补正。）

这也充分反映出来，测量地形（而且是用水准测量方法），浚治水渠，修筑堤堰、斗门等类的事，都可算是沈括的长技之一，他都是优为之的。可是，却绝对不应当以此作为根据，就断言芜湖的万春圩也是经由沈括修复的。因为，沈括和万春圩的关系，仅仅是由他撰写了一篇《万春圩图记》，而《万春圩图记》中又分明叙说道，当时任宣州宁国县令的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主张修复万春圩的是沈披，总管五县丁夫，授以方略，亲自主持了修复万春圩的施工的也是沈披。在这些过程当中，沈括是一概没有参加在内的。

从《万春圩图记》的最后一段文字，也可以说明作《万春圩图记》者虽是沈括，而作圩者却是沈披。文云：

予独悲夫作者之意：尝谓予言，“天下之财不足以相养，岂独野人之忧，在上者所当任也。江南之斥土如万春者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益希，其过江南者不资。异时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应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万春甚力，其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者，意岂独万春而已也。……”

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于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欤。

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乃辑其说而序其下。

这里所说的“作者”，是指作圩的沈披，这里前后凡四见的“予”字（“予且使”句中的“予”字乃沈披自称，应除外），则是作《万春圩图记》的沈括自称，文义层次极为分明。若把二者混而为一，对这段文字就无法解说得通了。

（2）问题发生在吴允嘉重编本《长兴集》的肆意篡改处

那么，怎么竟然产生了沈括做宁国县令、修复万春圩这一误说，而且目前大家还在以讹传讹，几乎使这一误说有“定于一尊”的趋势呢？寻根究源，致误之因盖在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书局刻印的《沈氏三先生文集》。

所谓《沈氏三先生文集》，是把沈遘的《西溪集》、沈括的《长兴集》、沈辽的《云巢集》合刻在一起的。其最初，是在南宋初年，由一个名叫高布的人校勘刊布在括苍（今浙江丽水县），取名为《吴兴三沈集》。当时，沈括的《长兴集》是四十一卷，到明人照宋本重刻时，却已短缺了卷一至十二、卷三十一、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各卷，共仅剩了十九卷。重刻者遂把这三个文集的卷数并作八卷，并改名为《沈氏三先生文集》。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夕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三编中据以影印的那个本子。

浙江书局刻印的《沈氏三先生文集》，是早已由清初人吴允嘉重新辑补编定了的，书名虽沿用明刻本之旧，其编次和内容却都与明刻本不同。今姑且单就《长兴集》一种来说：明刻本《长兴集》并作两卷，吴允嘉的重编本则又分作三十卷。其最前三卷，全是从其他书册中搜罗到的沈括的一些骚、赋、诗、歌及序、说、议、论等类作品，还在第三十卷增收了沈括的《自志》一节。这毕竟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长兴集》刻本。

然而由吴允嘉制造出来的错误也很不少。比如说，钱塘的沈同和沈周是胞兄弟，沈同生一子，名叫沈扶，沈周生二子，名叫沈披和沈括。这在王安石所撰《沈周墓志铭》、《沈遘墓志铭》和曾巩所撰《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中均有明确记载，这几篇墓志且都被吴允嘉收录在这个刻本的第六十二卷中了，而吴允嘉竟还不知道沈披沈扶各为一人，他竟在《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的“子曰披，国子博士”句下附加注语说：“按，王荆公曾行国子博士沈扶制，此作披，未知孰是。”这岂不是把沈扶沈披合二而一了吗？

就因为吴允嘉不知道沈扶沈披各有其人，在他校勘过的《长兴集·万春圩图记》当中，竟至把“宣州宁国县令沈披”、“披还”等句中的“披”字一律改作“括”字。只有“披总五县之丁”一句中的“披”字未被篡改，那大概是由于他误解了这一字义，不曾把它理解为人名，所以才幸而得免。就因为这一“披”字被保存下来，更可证明，前面的两个“披”字，全是被吴允嘉硬改为“括”字的。另外，“转运使武陵张颙”句中的“颙”字也误刻为“颗”，这却不知是否应由吴允嘉负责了。

吴允嘉制造出来的这几个错误，导致了我国在本世纪内所有研究沈括生平事迹的人们全都上当受骗，以讹传讹地说什么沈括曾经做过宁国县令，曾经在转运使张颗的支持之下修复过万春圩。在《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沈氏三先生文集》印行之后，仍未能将此讹传之风刹住；甚至于出现在目前各种期刊中的有关沈括生平的论述，依然在踵讹袭谬。

（3）五十年来有关沈括的论著举例

在最近的五十年内，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著，应以已故张荫麟教授的《沈括编年事辑》为首篇。此文是在1936年《清华学报》的第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

在近代研究沈括的论著中，张文既是一篇“荜路褴褛，以启山林”之作，其中偶有疏舛之处，自属难免。而且，其所偶有的错误，也大都被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并纠正了，我在这里不再涉及。我在此需要指出的，只是关于兴复万春圩的一事。张荫麟在《沈括编年事辑》的“嘉祐六年——三十岁”下，首先就断言沈括这年“官宣州宁国令”，继即从浙江书局本的《长兴集》中摘录了《万春圩图记》的大段文字。文中凡被吴允嘉改沈披为沈括之处，全都一仍其旧。当然，若不如此，则引文前的“官宣州宁国令”一句便失去了根据了。然而，这也就把此后对沈括的研究工作引入了一个岔路。

但是，对于《沈括编年事辑》中的这一错误，我们终还是应当加以原谅的。因为，当张荫麟编写这篇文章时，《四部丛刊》三编还没有印行，明覆宋本的《沈氏三先生文集》很不容易看到，比较容易看到的，只有浙江书局的那个刻本，无可校正，自然易为吴允嘉的无知妄改所迷误。

继《沈括编年事辑》之后而出现的，把对沈括的生平与著述的研究又大大向前推进了的，则是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这部书在校勘和注释方面，用力甚勤，搜讨甚广，不但对《梦溪笔谈》一书作出了贡献，对沈括一生的事迹也辑录了不少资料。所可惜的是，此书体虽大而思不精，以致书中也存在一些不应有的疏忽大意和错误之处。例如，就校勘方面来说，我在上面所引之“国朝汴渠”云云一条，在现行诸刊本的《梦溪笔谈》中都颇有讹脱，可根据李焘《长编》附注中的引文补正好几个极关重要的字，而胡氏却没有这样做。（《长编》中还有几段引文，都有可以补正现行诸本《梦溪笔谈》的脱误之处，胡氏也都没有据以校正。）就对沈括事迹的考证来说，也同样为吴允嘉重编本《长兴集》中那篇《万春圩图记》所误。在《梦溪笔谈》卷三“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云云一条下，既照浙江书局刻本《长兴集》一字不改地抄录了《万春圩图记》的全文，又于其下附加按语说：

《笔谈》云：“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按之《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正为县令于宁国也。

宋朝的规定是，凡资历较高的人去做县长，叫做知县；较低的则叫做县令。但是，知县也罢，县令也罢，在那时全都被目为一县的“父母官”或“主宰”，因此，凡居官某县的人，当其自称时，只能说某年任某地某官，而决不会称为“客居某地”。所以，根据沈括的“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一语，正可证知当时在宁国县做县令的是沈披，而沈括则只是随其兄在那里闲居而已。

《梦溪笔谈校证》之编写与成书，均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时《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的明覆宋本《长兴集》早已出书，而胡氏竟不用以校正吴允嘉所制造的种种错误，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要说到的第三个人和第三种著作，是已故张家驹教授的《沈括》。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印行的。

《沈括》的第一章的标题是“时代、家世和早期活动”，其最末一节的标题则是“有关圩田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一节中，张家驹把沈括的《万春圩图记》依照浙江书局本译为白话文，共占了五页以上的篇幅。其所谓有关圩田的理论，就是《万春圩图记》当中所胪举的反对修复圩田者所持的五种理由，以及沈披对此五种理由的逐条驳斥。其所谓有关圩田的实践，就是《万春圩图记》中所叙述的募集穷民，授以方略等项事体。其中，沈披之名既仍写作沈括，转运使的名字也仍然误作张颗，而未照《四部丛刊》三编本改作张颙。

张荫麟之所以把万春圩的修复归功于沈括者，以其撰写《沈括编年事辑》时《四部丛刊》三编尚未出书也；胡道静之所以把万春圩的修复归功于沈括者，以其校注《梦溪笔谈》时未暇取《四部丛刊》三编中之《长兴集》与浙江书局本作校对也。张家驹在编写《沈括》一书时，这两种版本的《长兴集》他不但都已看到，而且也进行了对证，经过对证之后，他在书后附录的《沈括事迹年表》中的嘉祐六年记事后，作了一条考证说：

《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宋本《沈氏三先生文集》所载《万春圩图记》，说修圩的是宁国县令沈披，不是沈括，显有错误。沈括本年在宁国，《笔谈》和本集中都有记载：前者说，“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后者在《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一文中说：“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比三年，……后十四年，予自禁庭谪守宣州。”括谪宣州是在熙宁十年（1077），上溯十七年恰为本年（按指嘉祐六年）。“披”、“括”字形相似，当是传写之误。清吴允嘉《重编沈集》俱作沈括者是。

这段论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对沈括“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的话，决不能理解为“官于宁国”，我在上文已经谈及此事。第二，吴允嘉重编的《长兴集》，除辑补了明刻本中所缺佚的一些诗文外，其余则一律沿用明刻本，既是如此，则重编本与明刻本间所有文字的歧异，若不是出于吴允嘉的有意改动，则必是因传刻而致误；而所谓“传刻致误”，当然也只能指重编本而言。可是，张家驹却说什么明刻本系因传刻吴允嘉的重编本而致误的，这就不但把这两种刻本的源流关系颠倒，也等于把明清两代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转运使武陵张颙”，浙江书局刻本误作“张颗”，张家驹也以讹传讹，作“张颗”而不作“张颙”，大概他也把《四部丛刊》三编本中的“颙”字断定为“当是传写之误”了！

然而，不论怎样，既有了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又有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又有了张家驹的《沈括》，他们雷同一说，都把修复万春圩的功劳写在沈括的账上。于是，“三人成市虎”，此后所有论述沈括生平事迹的人，再无一人敢于不沿袭此说了。特别是在“四人帮”大搞所谓儒法斗争史以来，他们为要制造一个从古到今的法家体系，硬给沈括戴上一顶法家的桂冠，而对之大加吹捧。他们对于学术领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肆意加以践踏，致使学风文风迄今犹未能彻底清除其污染。因而，近年以来各种期刊所发表的有关沈括生平的论述，更众口一词，无不大力表扬沈括修复万春圩的功绩，而不知这纯属张冠李戴。这样做，即使并无哗众取宠之心，却也大不符合实事求是之意。所以，我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并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聊以对上引诸文中的失误稍加针砭云尔！

（原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

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

一、对于近几年讨论这一问题的回顾

1978年夏，我和李培浩同志合写了一篇题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的文章，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上刊出之后，引起了一场较为热烈的讨论。从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看来，其中反对我们的意见的为数较多，也有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又作了补充论证的，还有对我们的意见部分赞同、部分反对的。

在讨论开始以后，我虽然又曾写了文章，继续阐明并坚持我自己的一些论点，但同时我却也感觉到，在讨论文章当中，有的不免夹杂着一些意气用事的成分，有些偏离学术讨论正轨的势头，似乎只企图以标奇立异来取胜，却不肯平实谨严地在摆事实（即持之有故）讲道理（即言之成理）方面尽最大努力。例如：

有的人因为葛胜仲所撰《王登墓志铭》中没有指明王登父子所败剧贼为宋江，对他的论点不利，便悍然武断说，这篇《墓志铭》虽然撰写出来，但未被采用；真正刊之石上、埋入土中的，却是由别人改写的一篇，在改写的这一篇中才明确提出王登父子所破剧贼名叫宋江的。这篇改写的《墓志铭》出自何人手笔，他从哪儿看到的，却一概未作交代，足证此说纯系他所捏造。

有的人不知道为宋江取绰号为“呼保义”乃是南宋中叶以后的事（因为在龚圣与的《赞》中还是把“呼”字与上句的“称”字相对为文，还是只作动词用的），对于范圭所撰《折可存墓志铭》中所载“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诸语也视若无睹，却硬说折可存所捕获的只是一个绰号“赛保义”的人，是范圭把他误认作“呼保义”宋江了。

有的人未能把《折可存墓志铭》所说“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语和《宋会要》所载奉命镇压方腊的“京畿第四将”关合为一，不知道这个不具姓名的京畿第四将实即折可存其人，却反而推论说：折可存分明曾从征方腊，而《宋会要》却不载其人其事，所以也不能因《宋会要》不载宋江之名而即否定他也曾从征方腊。

有的人对于南宋史籍中所记宋江事之纷杂歧互情况无法作出解释，便只好去拾取日本学者的一点牙慧，说道，当时既有一个投降宋廷并去征讨方腊的宋江，还有一个在京东地区从事反宋斗争的宋江；并且从我们的文章中摘引了一段，加以颠倒改易，却指责我们的文章竟写得如此不通！

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可能是我们第一篇文章的命意措词有偏颇之处，因而激致如此的吧；可能是在我们续写的答辩文章当中，绝对化的肯定或否定语气稍多，以致又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吧。总之，我感觉到，长时期如此这般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把讨论引向深入，使问题得到恰当正确的解决的。因此，我就偃旗息鼓，默不作声了。

当然，我们所抛出的引玉的砖，也确实引出了一些好文章，其中之最应举出的一篇，则是复旦大学陆树仑同志的《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两三事》一文（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2、3期），那的的确确是在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此文共分三个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那篇《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而发。现特摘述于下，也略参以己意。

1．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投降的资料，和我们的文章中否认宋江曾经投降所持的论据，逐条加以辨析，最后极为审慎地作出论断说：“否定宋江投降的记载，目前尚缺乏足够材料。在未被否定之前，若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的，但不宜断言这是捏造。”现经马泰来先生揭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证实，宋江等人之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我们断言其为南宋人所捏造，是完全错误的（说详下文）。

2．关于宋江是否打方腊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同样是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从征方腊的资料（亦即近年来持宋江从征方腊说者所持论据）逐条加以辨析，虽然所得的结论与我们的文章相同，即宋江不曾从征方腊，但他所作辨析之精辟确当，却远非我们那篇文章之所能及。

3．关于宋江“就擒”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考定台州起义军首领吕师囊之被擒是在宣和三年十月，还考定在扑灭这支起义军的战役中，张思正、折可存、杨震诸人都是参加了的，从而指明张政烺、严敦易两同志和我们的文章所作的论断都不正确。这一论断也颇有说服力。在这一节内，作者还说，《折可存墓志铭》中的叙事颇有溢美失实、不可信据之处，这自然也是对的；但对《墓志铭》所载“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一事，也断言“那是不可能有的事”，这却不免有些武断了。因为，不论范圭如何夸大折可存的事功，他是决不敢伪造皇帝的一道《御笔》的。如说这道《御笔》不只是颁降给折可存一人的，当有可能，但折可存必为颁降这一《御笔》的对象人员之一，也是不容置疑的。在这同一段文字的末尾，和在这一段以下的几段文字里边，陆树仑同志又指出，我们那篇文章用《折可存墓志铭》中关于捕获宋江的记载，来否定宋江的一度接受招安，根本排除宋江有降而复叛的事实，也“是无说服力的”。并又附带说明：“尽管‘降而复叛’还带有推断性质，证据也还不足，但与事理还是密合的。”此时此刻，我不但要接受这个推断，而且还可以把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作为一个确凿证据，证明宋江之“降而复叛”，乃是“铁案如山摇不动”的一桩事实。

二、对李若水《捕盗偶成》诗试释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刊出了马泰来先生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我读过之后，深感自己的弇陋太甚，惭愧无似。过去我只曾翻阅过一卷本的李若水《忠愍集》，竟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不全的本子。北京大学图书馆分明有一个从四库本抄来的三卷本《忠愍集》，因为未加注意，也竟不曾去翻阅。一卷本的《忠愍集》是只有文、没有诗的，所以，我只是在读过马先生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李若水有《捕盗偶成》一诗，才知道此诗中谈到了宋江等三十六人一同接受招安的事。马先生已曾把这首诗的全文抄录出来，并已作了一些说明。我今为了便于发表一些浅见，特再把全诗抄录于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马泰来先生发现了这首诗，并立即把它提供出来，这就把与历史上的宋江有关联的诸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这首诗的前八句，全都是叙述宋江等三十六人从起义到受招安的事。诗中把这一系列复杂过程都作为发生在“去年”一年之内的事，这是诗的字句限制使然，当然是不够确切的，我们对此自不应以词害意，一味地拘泥在字面上边。我以为，“去年”二字是被用来与第九句中的“今年杨江”云云表示时间区别的，是只指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骑肥马、率众卒一同进入开封的年份说的。因此，不应理解为宋江等人于起义的当年就接受了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不论如何，这八句诗总已雄辩地说明，在包括折可存部在内的北宋部分官军，于镇压了方腊之后而“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这一事件之前的某年某月内，宋江等三十六人是的确曾经一度投降过北宋王朝的。同时这也就证明，我们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中坚决反对宋江曾经投降之说，是完全错误的了。

所有主张宋江投降北宋王朝的人，最常引用为论据的一条史料，是《宋史·张叔夜传》中的如下一段：

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东都事略·张叔夜传》唯无“擒其副贼”句，余与《宋史》文字大致相同。）

我对于这一段记载，本是不甚相信的。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切合情理之处。现在读了李若水的这首诗，更证明我的存疑是真正疑到点子上了。因为，诗中既然说“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这怎么能是作战失败、副将被擒、迫不得已而投降的情况呢？这几句诗所反映的，只能是：宋江等人的起义部队“横行”于山东河朔等地，屡次打败北宋官军，宋廷在感到难于用军事进行征服之后，便下诏招安；不知经过了一些什么周折，宋江等三十六人便率领所部（“狞卒肥骖”）一齐接受招安了。如果一定要说宋江等人的这次投降必然与张叔夜有关，则也只能是由张叔夜担任了说客，由他与宋江进行联系，最后取得这样一个结果而已。

如果对《捕盗偶成》的前八句作这样的解释是不错的话，那就还可以连带地说明，宋廷之所以招安宋江等三十六人，并非如《宋史·侯蒙传》所说，是因为采纳了他的“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的建议而这样做的。再从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即自“今年杨江起河北”以下诸句看来，也正可以得出宋江必不曾从征方腊的结论。在此且让我们再把“今年杨江起河北”以下八句略作解释如下：

我们只知道这里的“今年”是与上文的“去年”相对而言，而其究竟具体指哪一年，则无法确说。杨江是什么人，我也遍查未得。既然说它“战阵规绳视前作”，当知这支起义军的人员和作战能力，都是和宋江等三十六人所领导的一支相仿佛的。其使北宋王朝之深感难以单凭武力制服，自也与“前作”大致一样。所以河北居民便又纷纷议论，不愿意宋廷再发兵去从事“征讨”（因为官兵一到，便必将造成一次灾难），而只希望宋廷对之进行“招安”。李若水当时是刚刚进身到统治阶层当中的一个人，对北宋王朝正怀抱着无限忠诚，对于河北居民的这些议论自然是要反对的。而“去年”对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招安，并没有使宋廷收取到任何效益，这更证明“招安”之决非上策。尽管当李若水写作《捕盗偶成》这首诗时，宋江等人投降北宋王朝为时已一年左右，他们虽尚未“复叛”，却早被李若水视为值得担忧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了。这不正好反映出来，宋江等人不曾在宋廷镇压方腊的事件中效过劳、出过力吗！

在南宋人编写的一些史册，例如《林泉野记》和《十朝纲要》等书中，都说宋江于受招安后，随即随从北宋官军南下去镇压方腊。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不但信从此说，且更详加描绘说：

帮源洞（按：此为方腊起义军最后的据点）形势，以洞后为最险，而〔宋〕江与刘镇诸军实次洞后。于时分兵两路，前后夹攻。其率先入洞纵火者，后路军也。而江实隶后军，且“擒其伪将相，送阙下”，又有上苑洞之捷。则江降后实曾隶属童贯，参与攻方腊之役。特以偏裨隶人麾下，史纪之不详耳。其盛为后来人所传称，不尽无因也。

这一大段叙述，有一部分是有旧史为据的，但也有一部分则是凭空增益之词，这在陆树仑同志的文章中已作了有力的反驳，我在此不再赘论。但从《捕盗偶成》中的“去年”、“今年”这两个时间定语既已得知，李若水是在宋江投降已一年左右才写这首诗的，假如宋江投降之后实曾隶属童贯，参与攻方腊之役，而且确曾“擒其伪将相，送阙下”，那正说明北宋之招安宋江，已经收到了极好的效益，也正说明招降政策之确为上策。既然如此，则在李若水的这首诗中，便必然要多少有所反映，至少也不应出现“招降况亦非上策，政（＝正）诱潜凶嗣为虐”这样的语句。因为，“政诱潜凶嗣为虐”的句意，等于在作不祥的预测，在指责北宋王朝养痈贻患，自行设置一个潜在的动乱因素，为自己埋伏一种隐患，而这就理所当然地要为李若水所反对了。倘若说，宋江虽确已在镇压方腊的战役中“立了功勋”，只因李若水当时还是一个“无路扪高天”的“小臣”，这件事不在他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列，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了北宋王朝的招安、得意洋洋地进入开封城时，李若水也并不在开封，而他却能状述其事如亲眼看到一般，何至在相隔一年之后，在他的居地并无变动的情况下（说详下文），而竟对宋江等人的消息就杳无闻知了呢？

总之，从李若水这首《捕盗偶成》诗的全部措词命意来看，我认为，其所反映的，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却又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军而班师经开封时，颁降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给他们，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又把他擒获了。

三、宋江的投降、复叛和最后被擒的
确实年月仍难考定

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这与判断宋江等人之于何时投降，何时复叛，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李若水既未在诗题下明著其写作时地，我在此也只能略作推考。

李alt的《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按：《宋史·徽宗纪》“河北路”作“江北”，“楚州”作“楚、海州”。）

《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载：宣和二年十二月，“宋江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上举这些史籍，或云“出降”，或云“就擒”；或谓其事在宣和三年二月，或谓在是年五月，或又谓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参差歧互，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就其时间来说，均不出宣和二、三年（即1120、1121年）内。那么，李若水在与此相应的年份之内，究竟是在何地、居何职呢？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一，靖康二年（1127）二月二十一日，于李若水因痛骂女真军事首脑而被杀害之后，载有《靖康忠愍曲周李公事迹》一篇，文中有云：

公姓李氏，讳若水，……洺州曲周县人。……政和八年嘉王榜敕赐同上舍出身。初任迪功郎，大名府元城县尉。时河朔盗贼起，以捕获功改承事郎。复以功赏转宣教郎，授平阳府司录。宣和六年春，试学官，有司爱其文典雅近古，擢为第一，除济南府府学教授。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得知李若水在政和八年（1118）（按，这年十一月改元重和，故旧史多改称这年为重和元年）以后直到宣和六年（1124）以前的这七年内，先是任元城县尉，后又改任平阳府司录。他“以嘉王榜敕赐同上舍出身”一事虽在政和八年三月，但他授官必稍迟，而其莅任的确实时日更难考求。这是因为，在宋代，凡是初授官的人，一般都是要“待阙”的，虽则时间的长短并不相同。据此推考，李若水之莅任元城县尉，最早不得早于政和八年的秋冬，最迟还可能在宣和元年（1119）以后。今姑假定他是宣和元年到任的，则到宣和三年冬方满一任，其改平阳府司录应为宣和四年（1122）内事。似此，则在宣和元、二、三年内，李若水均应在元城县尉任上，而《捕盗偶成》一诗亦必在此期内所写。因在改官平阳府司录之后，一则其地远离河北，二则司录的职掌也与捕盗不相干了。

元城县是大名府亦即北宋所建陪都北京的赤县。《捕盗偶成》的末联虽有“无路扪高天”的慨叹，但那是因为李若水当时还只做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县尉），而并非因为元城县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县份。李若水在元城县写作的《捕盗偶成》，对于宋江等人受招安后进入开封府城时的情况既能描述得那样详悉，假如宋江当真参加了镇压方腊的战役，仍在元城的李若水何以竟又杳然无所闻知呢？

李若水任元城县尉的时间，与我们所假定的可能有些出入。即：假如他在政和八年秋冬间即已莅职，则在宣和三年的秋冬前便应离去；假如其莅职是在宣和元年的秋冬间，则须待宣和四年的秋冬前方能离去。但不论怎样，见于他的诗中的“去年”“今年”字样，与南宋史籍所载宋江出降年月还是合得拢的，如果《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的宣和二年十二月出降之说是正确的，则此诗必为宣和三年所作；如果《十朝纲要》或《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宣和三年二月或五月出降之说是正确的，则此诗必为宣和四年上半年内所作。诗中既断言招安之非上策，知宋江不曾从征方腊；诗中既还只把受招安的人视为潜在的祸根，知宋江直到此时还不曾“复叛”。至其何时复叛，何时又被擒获，这最好等待以后更能找到确实的资料时再为论定。但在宋江确曾一度投降北宋王朝，又确实不曾从征方腊，并确实是既降复叛，这几个主要问题既已得到证实之后，则其何时复叛以及何时又被北宋官军擒获的问题，似乎也都不必急于寻求答案了。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

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

——与罗忼烈教授商榷

一、小　引

可能是在1983年初，我收到了香港《明报月刊》1982年8月号刊出的罗忼烈教授的《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一文的复制本，大概是罗先生自己寄我的，当时看过之后，觉得他所有离开经济生活这一主题而发的一些议论和评价，都较公允，而凡他围绕辛稼轩的经济生活所举述的例证、所抒发的议论，我则大都不敢苟同。也曾想把我的一些意见及时写出与罗先生商榷，但当时正有积压已久的许多事情有待料理，不暇兼顾及此，一经搁置，稍久便又因年老健忘，完全把它忘记了。1990年秋，去江西上饶参加纪念辛稼轩诞生850周年的学术会议，罗教授未去与会，会上却又把他的这篇文章的油印本散发给每个人，据说也是罗先生临时由香港寄至上饶的。看了之后，加拿大籍华裔叶嘉莹教授和我都在会上即席发表了几点不同意见。到这时，才又想起，这原是在几年前我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文章，也想到，罗先生必还一直坚持他那篇文章中的全部论点而无稍改变，因又写此一短文与之商榷。

如我在前面所说，在罗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所有离开辛稼轩的经济生活的一些议论和评价，我到现在也还认为都是公允谛当的，所以现在所要与他商榷的，只是有关稼轩的经济生活的几个问题。

罗文的最后一段说：

我非常喜欢稼轩词，他为人那种亢爽、豪迈、洒脱的气质我是由衷欣赏的，他的爱国精神更值得肃然起敬。然而他到底是人，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有缺点的。我所指出的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果属实，“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于稼轩的整个形象仍然是无损的。

这段文字说明，他对自己在文中所举述的诸多论据（亦即稼轩的罪证）之是否确实，是没有把握的；然而就他于此文刊布之后十年来，仍不惮烦劳地重行印制寄与纪念辛稼轩诞生8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罗先生切盼他的论断能得到与同道们相商榷的机会，然毕竟也还反映出罗先生对于自己的此文是具有很强的自信心。然而事实上，文中所论稼轩的经济生活，却确实是大有商榷的余地的。

二、辛稼轩决非庄园主

我首先要与罗先生商榷的，是他在文中说，稼轩在上饶和铅山“拥有两处大庄园”一事。罗文说：

但从淳熙八年开始，他毕竟求田问舍了，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田舍。这一年冬天他又被劾罢官，在罢官前，他早已把江西上饶县城外带湖一大片土地买下，大兴土木，建筑亭台楼阁，总名叫做稼轩。这个大田庄规模如何？

此下他就摘引了洪迈所撰《稼轩记》中的大段文字来回答这一问题：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侯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

在这段引文之后，罗教授又写道：

里面有山有水有稻田，除了一百栋（按“栋”《稼轩记》原作“楹”，任意改字，似亦欠妥）房子之外，还有稼轩、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满栽竹林的青径、种满海棠的锦路。此外，还有南溪、篆冈、蔗庵和接待宾客的雪楼，见于他的词，洪迈没有提到。这个大庄园还没有完工的时候，碰巧朱熹回朝路经上饶，暗地里走去看看，结果大开眼界，……叹为“耳目所未曾睹”，其不同凡响可知矣。……这样庞大的园林豪华府第，需要多少建筑费？岂是薪俸可以应付的？还有以及维持这种排场的消费呢？他罢官后就定居于此，享受优哉游哉的生活，赋词言志说：“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衡门漂亮到这个田地，当然大可以栖迟了。既然不是“耕田而食”的老农，偶而在亭边“植杖而耘耔”，也不失为风雅之事。

这一个被罗先生称做“大庄园”，“大田庄”和“庞大的园林豪华府第”的辛稼轩的带湖居第，其规模究竟庞大到何等程度？罗文并未说得具体，而只引用洪迈《稼轩记》的“既筑室百楹（而且把“楹”改为“栋”），财占地十四”和“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等语句，让读者驰骋想象去进行测度：既然百栋房舍才占去十分之四的地段，则另外的十分之六的地段，其广袤岂不更为可观了吗？一区稻田居然达十弓之广，则建立在左偏的整个“圃”的总面积，岂不也同样更为可观了吗？（在稼轩自作的《新居上梁文》中还写了“白水田头，新荷十顷”之句，虽属无限夸张之词，却正符合罗教授为文的用意，不知罗氏何以竟未取作带湖大庄园的证物。）事实上，这都是罗先生避实就虚，故意把稼轩的带湖居第渲染得堂哉皇哉的。我们只需把他从《稼轩记》中删掉的几个具体数字替他填补出来，带湖的辛宅的规模便可非常具体明确地显现出来了。

罗氏抄引的洪迈的《稼轩记》，于“前枕澄湖如宝带”句下删掉了的字句为：

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识其处，天作地藏，择然后予。

这些数字最具体地说明了辛稼轩在上饶城北所购买的旷土的面积：长一千二百三十尺，五尺为步，约为二百四十六步；宽八百三十尺，约为一百六十六步。长宽相乘，共为四万零八百三十六方步。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除之，得一百七十亩有奇。而其“居然衍十弓”（一弓即一步）的稻田，即使为正方形，占地也不足半亩。即使在所建百楹（在此我必须重申，把“百楹”任意扩大为“百栋”，这是大不应该的）新房舍之内，有几间修建得讲究一些，致使朱熹叹为“耳目所未曾睹”（此为陈亮致稼轩函中所转述。陈函中尚有“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等语，说得更为抽象），但毕竟还只是朱熹一人这样赞叹，而从辛稼轩失掉官位、退居上饶居第之后，在与他过往较多的友人的文字中，却再不见有人作同样的赞叹，可见也只是稍不一般的几间房屋，称不起“豪华的府第”和“庞大的园林”。

在从“命田边立亭曰植杖”直到“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诸句之下，《稼轩记》原还有“而主人初未之识也。绘图畀予，曰：‘吾甚爱吾轩，为我记。’”诸语，也被罗教授删掉不录，这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些话所反映的是，直到洪迈写这篇《稼轩记》之日（淳熙八年，1181年）为止，辛稼轩与洪迈都同样只是从某一位“建筑师”（姑用此名称）所绘制的一幅平面图上知道这一所辛家宅院的设计规模，而那些只“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的植杖亭以及至集山楼、婆娑室等等，还都只是一些待陆续修建的空中楼阁。这些计划中的建筑物，是否都在后来一一依次修成了呢？我看，并不曾。因为，在稼轩居住上饶期内所赋写的大量诗、词、文章中，全无一处再提到过这些亭楼甚至那片“居然衍十弓”的稻田的名字。我怀疑：记中所说“前枕澄湖如宝带”的澄湖，大概就被改名为带湖了，稼轩自己在《水调歌头》中说，“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稼轩所购荒土，长仅千二百余尺，宽仅八百余尺，故这里的“千丈”只能是艺术的夸张，罗教授幸勿再取此作为辛家“大庄园”的证据），而这在洪迈的《稼轩记》中原是不曾提到的；而后来被火烧掉的雪楼，也可能即平面图中原拟取名为“集山”之楼，否则“集山楼”何以一直不见提及呢？这可见，原平面图上的设计，施工时又大有改变，并不是在此后都一一“规岁月绪成之”的。

辛稼轩有一首“赋稼轩，集经句”的《踏莎行》词，其上片为：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罗教授在描述带湖“大庄园”的一节里，也把这几句全都抄引了来，紧接着就又说到：“衡门漂亮到这个田地，当然大可以栖迟了。”这令人读来不免感到不易索解。因为，词牌下既然已经说明是“集经句”来咏稼轩的，自然不可能句句都切合这所宅院的实际情况，但不论其联系实际与否，对“衡门”一词的解释却是从来并无不同的，那就是只用一条横木搭成的一个极其简陋的门。是则辛稼轩之所以把《诗经·陈风》中的这两句诗移用来状述自己的庭院，无非是要表明，自己的门户虽然简陋，却经常在门口憩息徘徊；从哪里找得出“衡门漂亮到这个田地，当然大可以栖迟”的涵义呢？

罗教授还在带湖居第中添入了《稼轩记》所未提及的“南溪”，这确是稼轩于定居上饶新居之后，就其居第之后山所开凿者，大概也确是居第中的景观之一；至于他所添入的蔗庵，那恐怕要发生侵犯别人产权的问题了。单就稼轩“和信守郑舜举韵”的《水调歌头》一词虽不易考知“蔗庵”产权之应属谁何，而在韩元吉的《南涧甲乙稿》中却有一首《题郑舜举蔗庵诗》，其中且有“岂知刺史宅，跬步睟清景”等句，则蔗庵乃郑舜举之宅第无疑。郑舜举名汝谐，于淳熙十二年（1185）曾为信州守，所以也在上饶有自己的住宅。它肯定不在带湖辛宅之内。

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和“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而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和“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罗文又说：

在带湖的后几年，他又看中了邻县铅山期思周氏的地产瓢泉，到手后开始经营……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因为带湖的雪楼被火烧掉，他就索性搬到瓢泉新居去。新居如何，不见有像洪迈那样的记载，不得而详，但从稼轩词里，建筑物至少有停云堂和秋水堂（又叫秋水观）。新居本来只打算作别业，规模一定比不上带湖；料想也不会相差太远，所以不妨安土重迁。

除了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不妨安土重迁”令人不知如何索解外，此句之上之所云云，都只是以“建筑物至少有停云堂和秋水堂（又叫秋水观）”为根据而作出推测说：“新居本来只打算作别业，规模一定比不上带湖，料想也不会相差太远。”而在此段的开头处，却早已说稼轩在铅山期思所“看中了”的，是“周氏的地产瓢泉，到手后就开始经营”，其用意显然是要把瓢泉周围描绘（其实纯属虚构）为辛稼轩后半生所经营的与带湖“庄园”的规模“不会相差太远”的第二个“庄园”或“田庄”。事实上，这些话全都是经不起验证的。例如罗氏所提及的稼轩“看中了期思周氏的地产瓢泉”，根本就是一件莫须有的事。在起句为“飞流万壑”的《洞仙歌》题语中，稼轩明明说“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这哪里有看中了周氏土地的意思呢？再看他已把周氏泉改称瓢泉，并已在那里修建了可以下榻的房舍时所赋“题瓢泉”的《水龙吟》，起句为：“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这是嘲弄自己，幻想把半山喷泻到房檐前的水珠变为琼珠以解救自己长期以来的贫困。下文又说：“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这里又道出了他把周氏泉改名瓢泉的用意所在。他“再到期思卜筑”的《沁园春》词中也有句云：“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其在已经移居瓢泉之后所赋《祝英台近》有小序云：“与客饮瓢泉，客以泉声喧、静为问，余醉，未及答，或者以‘蝉噪林愈静’代对，意甚美矣，翌日为赋此词以褒之。”词的下片有云：“一瓢饮，人问，‘翁爱飞泉，来寻个中静；绕屋声喧，怎做静中境’？”我引用了稼轩词中的这许多话语，其目的只是要说明，稼轩之初去期思，是为了“访泉”，及访泉得泉之后，便为之改名瓢泉，以表示要在这里享受箪食瓢饮的生活情趣。为求栖身，也只想“着个茅亭”。即在全家移居期思之后，也无非又多盖了一些“茅庐”。罗氏何所依据而为他再虚构一个“田庄”和“庄园”呢？〔更应特别注意的是：辛稼轩的“再到期思卜筑”以下诸词，均系作于他“席卷福州，为之一空”（何澹弹劾稼轩奏疏中语）以后者，而他所设想构筑的，却竟还只是一些朴素的而非豪华的居室。〕

三、还须澄清的几个问题

（一）罗忼烈教授在1982年寄与我的《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的抽印本的书眉空白处，补写了庄绰《鸡肋编》中所载“建炎之后，以国用窘匮，群臣锡予多从废省”一条，及“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一条，而于其后批注一语云：“可见南宋官吏俸给之薄。”

今按，《鸡肋编》所记两条，前一条不但写明了特定的时间，而且写明了所“废省”的只是对群臣的“锡予”而非俸禄；后一条也不但写明了“绍兴中”，而且写明了“减半支给”“俸给米麦”的只是那些“以军功入仕”的“武臣”而非全部官吏。因此，根据这两条记事而得出“可见南宋官吏俸给之薄”是错误的。

（二）罗文说，“在宋代著名的词人中，像稼轩这样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殊不多见”。然后他就以稼轩与“一生赋闲”的姜白石、“宦海浮沉四十年”的周清真、“在被贬到黄州以前也做过几次州府长官”的苏东坡三人相比，说周苏二人都“始终不免宦囊羞涩”，或晚年生活“依然相当潦倒”；而“辛稼轩为刘过壮行色时，一送就是一千缗”。

辛稼轩于南归（1162）后的最初十年内一直是浮沉下僚，但在乾道八年（1172）春即出知滁州，在任两周年。其后即“顷列郎星，继联卿月”，到他罢江西帅任而退居带湖的时候，他已经“三分帅阃，三驾使轺”。而从绍熙三年（1192）春到绍熙五年（1194）秋，又曾任福建提刑，摄福建帅事，迁太府卿，任福州守兼福建帅。其后赋闲家居铅山近十年，于嘉泰三年（1203）夏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帅，四年春改知镇江府，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兼江西帅，未到任即被罢免，此后即又返铅山家居，直至开禧三年（1207）秋稼轩病逝，其间虽又有知绍兴府（兼帅浙东）、知江陵府（兼帅湖北）及试兵部侍郎之命，但均未就任。根据上述经历看来，只应拿一些曾经几度担任过封疆大吏的人来与稼轩相比才较合适，而罗氏却专以几位词人的生活情况与稼轩相比，这似乎不免拟于不伦了。

宋代的外官，特别是知大州郡兼帅任的，除了按月有较优厚的薪俸之外，还按月有固定的公使钱，还特置公使库，储存此钱，可见其数额之大，并且允许用之回易。另外还有多少不等的职田。这些都可算合法收入，都可由他支用，以至归为己有。有许多做地方官的用这些收入刻书。辛稼轩任湖南帅时，就曾为他的朋友周孚刻过《蠹斋集》。他在帅浙东时，不但“为刘过壮行色时，一送就是一千缗”，还为杜仲高开了山田，还要为陆放翁修盖新房舍，后以放翁坚辞遂止。这种种，当然都是要从这笔收入中开支的。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耐人寻味的问题”。一千缗也不过只占公使钱和职田收入当中的一小部分，另外的部分当可供赋闲时家庭的费用了。（罗氏根据我写的《稼轩年谱》说辛稼轩侍妾至少六人，儿子九人，女儿可知者二人，“家庭成员这么多，婢仆自然数不在少，加上起居饮食的种种设备，日常生活所需，要长期维持真不容易”。这其中所说的“侍妾至少六人”，我应承认，这是因我用词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因为稼轩词中所见的，只是他先后有六名侍女而不是妾，即不是他的家庭成员。而且六名侍女在稼轩词中各只出现一次，知其必是在先后不同的年份中生活在稼轩身旁。我把她们称为“侍妾”是错误的。当然九个儿子两个女儿也实在可算得一个大家庭了。但以稼轩多次担任大州府的长官，他的俸给等收入也很可观，供养这样的家庭是完全可能的。）

（三）罗文还引用了朱熹写给黄商伯的信，说他曾扣留了挂着“江西安抚”占牌的贩牛皮的船只，后得辛书，说是“军中收买”。朱熹虽然发还了他，但仍觉得“亦殊不便也”。罗氏接着便做出判断说：

看来这一船牛皮本是见不得光的，被查出充公后，才以公物之名要求发还。朱熹够认真，稼轩也够肚量……稼轩有的地方确实有些那个。

既说这船牛皮“是见不得光的”，又说“稼轩有的地方确实有些那个”，这当然就是判定辛稼轩干的是见不得人的走私活动，而走私的物品又是属于政府禁止私人运销的军用物资牛皮，对于稼轩所说的“军中收买”则不予置信。我却觉得，对辛稼轩的“军中收买”一语，是应当相信的。因为，稼轩每任州郡长吏，每每有所创建。如他任滁州知州时，就创建了奠枕楼和繁雄馆。他任湖南帅时，于淳熙七年（1180）创置了飞虎军，据《宋史》辛传载：“经度费巨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任福建安抚使时则“置备安库，积钱至五十万缗，用以籴米粟，供宗室及军人之请给”（《宋史》本传）。在知镇江府时，则以禁旅不可用，乃欲招募沿江土丁万人，并先在镇江制造了一万件红衲备用（见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依此类推，稼轩帅江西时，必也将创建军旅以为维护地方治安之用。此事在南宋史籍中虽无直接记载，但在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湖南飞虎军》条却载有一事云：

淳熙四年春，枢密院言：“江西、湖南多盗，诸郡厢禁军单弱，乞令两路帅司各选配隶人置一军，并以敢勇为名，以一千人为额。”其后〔湖南〕帅臣王佐、〔江西帅臣〕吕企中以为亡命之徒恐聚集作过，遂不行。

我们据此可以推想，稼轩于淳熙八年再帅江西时，必也是忆及枢密院前此的建议，还因鉴于建湖南飞虎军时所受的挫折，故只能先暗自进行。以先须购置一些军需物资，故遣客舟置备牛皮也。朱熹之所谓不便，亦只是谓其种种手续不合耳。

（四）罗文说，稼轩“几次被弹劾都和财政有关，这就难免令人怀疑了”。其下文并具体地列举出：“淳熙八年（1181年）稼轩由江西帅改除浙江提刑，还未赴新任，就因御史王蔺的弹劾免职，罪名是：‘辛弃疾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绍熙五年（1194年）稼轩帅福建时被谏官黄艾弹劾，罪名是：‘严酷贪婪，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又奏他一本，说：‘弃疾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开禧元年（1025年）稼轩除知隆兴府，臣僚又有人弹劾他，说：‘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因而罢职提举宫观，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尽管罗氏在下文又作出解释说：“稼轩屡次被弹劾罢官，主要原因不在于贪财和严刑，是由于政治斗争”；但既已把“几次被弹劾都和财政有关，这就难免令人怀疑”的大前提摆在前面，这几句解释的话就实在显得软弱无力了。

究竟辛稼轩的贪污、裒敛的罪状能否成立呢？我以为的确是不能成立的，全都是由政治上的敌人诬构而成的。我的论据是，在这些弹劾章疏之外，当人们谈到辛稼轩其人时，即使指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决无一人提及他曾经犯过贪污罪行。例如，当宰相王淮要起用稼轩为某官时，却有些人说他难以驾御（杨万里撰《王淮神道碑》）；当王淮要用稼轩帅某路时，枢密使周必大却表示，辛氏杀人太多，我们难代替他承当这一恶名（张端义《贵耳集》）；朱熹知南康军时，虽曾截留过辛氏派出贩运牛皮的客船，但当后来与人谈及辛氏时，却只是不胜其赞叹地说：“辛丈（按：指稼轩）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亦必不以贤者之言为忤也。”（《答杜叔高书》）当稼轩起为闽宪，向朱熹问政时，朱熹也只答以“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这当然都是有针对性的话语，但其中没有示意要他力戒贪财一事。这些事例，岂不都可以反证那些弹章中的话纯属一些诬蔑之词吗！

最后，我还想举一事为证：稼轩是死在开禧三年（1207）九月的，距离他最后一次做镇江知府相隔仅仅二年，距离他被弹劾为“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仅仅一年。按照情理推测，如果他真的在历任外官时都贪污黩货，则他死后必有大量遗产，而事实如何呢？照宋人所撰《辛公稼轩历仕始末》所说，稼轩于庆元中移居铅山期思市瓜山之下以后，“所居有瓢泉、秋水”，“卒之日，家无余财，仅遗生平词诗、奏议、杂著、书集而已”。然则他贪污所得，究竟用在哪里去了呢？

（原载宋史研究会1992年年会编刊《宋史研究论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稼轩词甲集》序文作者范开家世小考

一、小　引

为了要参考论述辛稼轩词的几篇文章，也为了要拜读悼念夏承焘先生的几篇诗文，特请友人代购来《词学》第六辑一册。翻读之际，看到了蛰庵先生的《范开》一短文。读后深受启发，但也觉得略有应加商榷之处。今先摘录此文的前段于下：

稼轩词集有淳熙戊申正月门人范开序。此人仕履，诸家均未考得。或疑即集中之范廓之，亦即信州本词集中之范先之。余近在嘉庆《松江府志》中得范开所撰《龙潭寺记》，署“嘉定己卯夏五月既望竹洞翁记”。文谓“相国成公季子吴越钱沆为华亭舶官，因天台僧磊云言龙潭感通之异，故奉先世所藏佛牙、五色舍利凡二百余颗，俾作庵供。忽青蛇出现，众所共睹。洛人范开，久客钱门，远陪东阁，目击胜事，因公以记文见属，遂尔有作”。由此可知范开盖洛人，晚年号竹洞翁，别稼轩后尝依钱象祖，课其子沆也。嘉定己卯去淳熙戊申已二十一年，其时稼轩已下世，范殆已逾古稀矣。

在半个世纪之前，我曾写过一本《辛稼轩年谱》，于淳熙九年条下曾从《至元嘉禾志》卷二〇摘引了竹洞翁的《白龙潭记》（实即《龙潭寺记》），并据其中的“洛人范开”句，断言“则其祖籍应为洛阳”（因宋室南渡后，洛阳即陷入金朝统治下，知范开本人必非仍居洛阳）。但我在《辛谱》内，除断定其祖籍为洛阳外，以下的一些考证文字则又全无一字说得谛当，故也仍然是“考”而未“得”，故蛰庵所说的“均未考得”的“诸家”，应亦包括我在内。只是在读了蛰庵此文之后，才又引发起我要再作一次考证的念头，所以觉得十分可感。考证留待下面再作，现且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即范开是否于“晚年自号竹洞翁”的问题。

二、范开与竹洞翁并非一人

读过蛰庵文后，我才去查阅嘉庆《松江府志》，该《志》卷七五《名迹志（二）》载：

西禅寺，在府西白龙潭上，宋嘉定间僧法因建，洛阳范开有记。端平间赐额西禅兴福寺，又名龙潭寺。

而在《记》文的上端，嘉庆《松江府志》也标有“宋范开记”四字。这一条题语和文前的“宋范开记”四字，是《至元嘉禾志》的《白龙潭记》文前所不载的。其所云此寺为宋嘉定间僧法因建，证以文中之“嘉定丁丑，乡之乐善学佛者，为其（按指乡人黄道）落发、披伽黎、受具足戒。法因其名也”诸语，自无可疑；但谓“洛人范开有记”，则于《记》中似难找出“内证”。因为，《至元嘉禾志》和嘉庆《松江府志》中所载的这同一篇《记》文，尽管详略有所不同，字句亦间有歧异，即如在《记》文最后的几句话，在《至元嘉禾志》中为：

洛人范开，久客钱门（按：此指钱象祖之家），远陪东阁（按：此指象祖之子沆，上文曾称钱象祖为相国成公，故此处称其子钱沆为东阁，亦犹称皇太子为东宫也），目击胜事，因公以记文见嘱，又恶得而辞焉。姑述见闻之有可书而书焉。若夫地之兴废、与夫龙之隐现神奇，凡耳目所不接而不可诘者，皆略而不书，君其问诸水滨。嘉定己卯夏五既望，竹洞翁记。

嘉庆《松江府志》所载，却把“姑述见闻”至“问诸水滨”诸语全都不载，而以“嘉定己卯”云云直承“恶得而辞焉”句，但省略掉的也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对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生任何影响。

根据我对上举两《志》所都载入的那些话语的理解，我认为：“以记文见嘱”者是范开，而受嘱撰写这篇《白龙潭记》（即《龙潭寺记》）者则是一个未透露真实姓名的竹洞翁。嘉庆《松江府志》认定那篇《记》为范开所作，则是把范开与竹洞翁合为一人了，是不对的。蛰庵发表在《词学》第六辑的《范开》一文，可能是从嘉庆《松江府志》看到了两处题语都标著了范开之名，不免先入为主，不稍存疑，当他摘录《龙潭寺记》末尾的那几句话时，便缩改为“洛人范开，久客钱门，远陪东阁，因公以记文见属，遂尔有作”了。并且继即说道：“由此可知，范开盖洛人，晚年号竹洞翁，别稼轩后尝依钱象祖课其子沆也。”今按，“洛人范开，久客钱门”之句，显然不是范开的夫子自道，而是出之于他人之手之口的，因而，把原文的“又恶得而辞焉”改为“遂尔有作”，使读者只能认定此《记》乃范开所作，又必会联带地把范开与竹洞翁认作同一个人，这多少总有些转换原文的概念之嫌的。试想，在这里刚刚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籍贯，在隔了不满百字之后的落款处，何以竟又隐姓埋名地以“竹洞翁”自称了呢？这总是不易讲得通顺的一个问题。

我曾把上述意见函告蛰庵，却没有获得他的同意。但我又蒙他告知，《龙潭寺记》的原刻石，迄今尚存于世。刻石既存，自当有拓片流传。我不知蛰庵是否目睹或藏有此拓片，而在我闻悉之后，却百般求索而迄今犹未得见。万般无奈，只好向仅能找到的编刻较早的正德《松江府志》去对证，在此志卷一八的《寺观（上）》果然找到了《白龙潭记》，《记文》作双行小字，而在《记文》之前，却有大书的两行题语云：

西禅寺，在府西白龙潭上，宋嘉定间僧法因建，端平间赐额西禅兴福寺，又名龙潭寺。

这两行题语，除缺少“洛阳范开有记”六字外，与嘉庆《松江府志》卷七五的题语全同，而在《白龙潭记》的标题之上，也根本没有“宋范开记”四字；《记文》中涉及范开的几句，则作：“洛人范开，久客钱门，目击胜事，以记文见嘱，姑述闻见之可书者。”这里删掉“因公”二字，使“以记文见嘱”直承“洛人范开”，可证正德时的修志人，也是把范开认作“以记文见嘱”者而不是他“遂尔有作”的。到此，就更可使我们斩钉截铁地作出判断：不论“洛阳范开有记”或“宋范开记”，都是由嘉庆《松江府志》的纂修者们误解了自“洛人范开”至“因公以记文见嘱”的句义，而又自作聪明、望文生义地添加出来的，在此《志》编刊之前，是不曾有人把范开认为《白龙潭记》的作者，因而也不曾有人把范开与竹洞翁认为是同一个人的。

范开其人的生平事历，除知其曾在稼轩门下达八年之久外，又从《白龙潭记》中知其后又曾“久客”钱象祖之门，大概是教读钱象祖的诸子，此外则难尽考知；但关于他的家世，则略可考见其梗概，如下节之所云云。至于竹洞翁的姓名籍贯及其生平，则真正是一概“无可奉告”了。

三、论证范开是范祖禹的后裔

在辛稼轩的词集中有一首送范廓之的《醉翁操》，在调名下有较长的一段小序，今录其全文于下：

顷予从廓之求观家谱，见其冠冕蝉联，世载勋德。廓之甚文而好修，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即位，覃庆中外，命国朝勋臣子孙之无见任者官之；先是，朝廷屡诏甄录元祐党籍家。合是二者，廓之应仕矣。将告诸朝，行有日，请予作诗以赠。属予避谤，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廓之请。又念廓之与予游八年，日从事诗酒间，意相得欢甚，于其别也，何独能恝然。顾廓之长于楚词而妙于琴，辄拟《醉翁操》，为之词以叙别。异时廓之绾组东归，仆当买羊沽酒，廓之为鼓一再行，以为山中盛事云。

在1938年我编写《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时，我接受了梁启超认定范廓之即范开的字（后以避宁宗嫌名，改先之）之说。后又从《至元嘉禾志》的《白龙潭记》中看到“洛人范开”字样，遂即定范开之祖籍为洛阳，而到元祐党籍碑去查找范姓人物，所查到的，除吴郡的范纯仁兄弟三人，四川华阳郡的范百禄、范祖禹二人外，仅有江西南城之范柔中一人。华阳、吴郡范氏皆望族，其后裔即使在南宋移居他地，自亦不会改其祖籍为洛阳，因而推测范开可能为范柔中之后，但柔中祖籍是否与洛阳有关，则置而未论。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对《辛谱》及《稼轩词笺注》屡加修改，而对这一问题亦竟未再忆及。今读蛰庵文后，方恍然联想到，此一“洛人范开”，与江西南城之范柔中全无关联，实即华阳范祖禹之裔孙也。

范祖禹曾参加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的工作，《宋史》本传说他因此而“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其后虽因司马光的荐举而到开封去做官，以及晚年曾出知陕州，贬谪永、贺、宾、化诸州，估计他的家属并未随同前往，亦即仍留居洛阳。他有两个儿子，长曰范冲，次曰范温。范温是秦观的女婿。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卷四载有他的一段故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常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按：“山抹微云”为秦少游《满庭芳》词中名句，必即是此侍儿在家会上歌唱者。）

在这条记载中，蔡絛虽说他曾帮助范温得到了官职，但究系何官何职，并未指实，而在此以外，范温的仕宦履历又全都无考。范温有两个儿子，一名仲艺，字东叔；一名仲芑，字西叔；皆进士出身，也都曾仕宦于南宋朝廷和某些州府，且都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陆游、陈亮等相交往。与其父相较，范仲艺弟兄二人的知名度都是稍高些的。然而不论范温或其二子，全都是自称或被称为华阳人士，而从未自称或被称为洛阳人的。

范冲的情况却不然。我虽迄今并未见到他自称为洛人的记载，但在他于宋高宗绍兴五六年内（1135、1136）整理的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手稿中，保留了涉及吕夷简谗害宋仁宗郭后的事，夷简裔孙吕本中深为不满，便向人说道：“温公《日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五）。这里所说的“洛中人家子弟”，当然是指范冲其人，尽管范冲在宋室南渡之后也已与司马光的后人以及赵鼎一家全都迁移到衢州去居住了（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二之一八）。

范冲也有两个儿子，长名仲熊，次名仲彪。此二人也都是自称或被称为洛阳人的。范仲熊的生卒年俱无可考。当金人出兵进攻北宋时，适任河内县丞。靖康元年（1126）末，他受怀州（怀州与河内均为今河南泌阳）知州霍安国之命，与金方军事首脑进行谈判，曾一度为金人所扣留，遂于其时写《北记》一书。此书已佚，但徐梦莘于《三朝北盟会编》中曾有数处摘引其中的大段文字。如卷六一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记事引《北记》云：

仲熊遂在北城上见〔霍〕安国，坐间见金人差泽州书吏一人来下文字，……安国云如何回答，即遣仲熊行。须臾一燕人来相揖，少顷有三十余骑来相揖，……内有燕人云：“是做《唐鉴》者孙子也。”

同书卷六三，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记事又引《北记》云：

前知泽州（今山西晋城）高世由，金人差为西京留守。仲熊遂因高世由令其子往粘罕寨献酒回讫，说与世由：“闻说龙图（按：当指高世由）得国相（按：指粘罕）指挥，招集西京人还业。仲熊亦是西京（按：即洛阳）人，合还乡里。”……世由即达一书于番官韩仆射云：“世由初至洛阳，人情未安，有土豪范仲熊，见在郑州收管，乞令还乡同共干当。”韩仆射以书呈，粘罕不乐，曰：“范仲熊是结连背叛不顺大金之人，偶已贷命，不欲根治。今来高世由知其土豪，当此之际，却令还乡，有何意思！”令元帅府依此批下。高世由得之大恐，遂止。

从上引两段《北记》的文字可见，范仲熊不但自称为洛阳人，而且还被人称为“洛阳土豪”。也许范仲熊当时在洛阳已购置了许多田产，所以才被称为“土豪”的吧。此事大概已难考知了。但范仲熊虽不久即从金人的羁留中解脱出来，而其在此以前和以后的政治活动，却都有不少问题。例如他的初次得以“仕宦为吏”，据王庭秀《阅世录》所说，是“在宣和末进用，实出梁师成门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廿二，建炎三年四月甲寅记事），可见是很不光彩的。到他由金返宋之后，不久即又在“明受之变”中参与了苗傅刘正彦的集团，被升擢为吏部员外郎，以致在事败后受到了“除名，柳州编管”的处分（同上条记事）。五年之后虽又因赦而叙复官职，而到绍兴十六年（1146）秋季，他到了杭州，却又因被人弹劾，“诏令临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后不得至行在。”（《要录》卷一五五，是年七月丙子记事）。这样一个范仲熊，官职和居址既都徙移无常，想来他只好始终自称为洛阳人了。

范仲彪字炳文，其生卒年亦俱无考。他平生以何为业，是否曾有过一官半职，也同样无法考知。其姓名见于宋人史籍文集中的只有两处：

其一为《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1150）六月末有一条记事云：

是夏，故相赵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丧归葬于衢州常山县。时李光之狱始竟，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杰与鼎有宿憾。杰知中外士大夫平时与鼎有简牍往来，……可为奇货，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酿为名，驰往掩取。……蒙之书片纸遣仆自后垣出，密以告汾，趣令尽焚箧中书及弓刀之属。比兵官至，一无所得。杰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与故侍读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诉于朝，太师秦桧咎杰已甚，诏移蒙之兰溪尉，下其事于浙东安抚司，事遂息。

在这条记事中，除了说范仲彪为范冲之子，并因受到赵鼎、赵汾父子的连累而曾被拘絷外，再未多提供有关范仲彪生平事迹的任何一条信息。

其二为朱熹的一篇文章。《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中涉及范仲彪者凡有数事：

绍兴己巳（1149），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杰之祸，自信安（今浙江衢州）来客崇安（今属福建），予得从之游。炳文，唐鉴公诸孙，尝娶温国司马氏，及谏议大夫（按：司马康卒后赠右谏议大夫）无恙时为子婿，逮闻文正公事为多，时为宾客道语不厌。且多藏文正公遗墨。尝示予以《潜虚》别本，则其所阙之文尚多，问之，云：“温公晚著此书，未竟而薨，故所传止此。”……

是时又得温公《易说》于炳文，尽《随卦》六二之半，而其后亦阙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誊温公手摹（稿？）适至，而兴亡之故，所存止此。……

时又尝问炳文：“或谓《涑水记闻》非温公书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温公日录、月别为卷，面记行事，皆述见闻，手笔细书，今可复视，岂他人之所得为哉。特其间善恶杂书，无所隐避，使所书之家或讳之而不欲传耳。”

炳文又云：“金虏入洛时，从温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盗，执以见其渠帅，帅问何人，应曰‘司马太师家也’。群盗相顾失色，且讯虚实。因出画像及敕诰之属示之。则皆以手加额。既而俯仰叹息，谓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师之言，不使吾属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杀掠者，蔡京、王黼辈亲旧党与耳，汝无忧惧为也。’亟传令军中，无得惊司马太师家。又揭榜以晓其后曹。以故骨肉皆幸无他，而图书亦多得全。”

朱熹这篇《书后》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写的，当时范仲彪明明早已移居信安，而朱熹却仍称之为“洛人”，此又足印证，范冲及其后人，已是举世公认的洛阳人。文中所记述朱熹与范仲彪的会面长谈，是在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据上文所引《系年要录》，其事却应在绍兴二十年。文中说范仲彪成为司马康的子婿时，司马康尚无恙，此则大有问题。据范祖禹所撰《司马康墓志铭》（《范太史集》卷四一），司马康之卒在哲宗元祐五年（1090）九月，并谓康有三女，“长适假承务郎杨克觐，先君卒；其二皆幼”。是知范仲彪与司马康女之成婚，决非司马康生前之事。再查范冲之卒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十五，由此上推其生年当为治平四年（1067）。假如范仲熊、仲彪兄弟二人之出生均在范冲二十岁之后至三十岁之前，大致相当于哲宗元祐之初至绍圣之末（1086—1097），是则在司马康病卒之前，即便仲彪已既出生，亦不过为一两岁之婴儿，至金兵入侵，仲彪伴同司马光家属逃难之时，当已是三十六七岁之人；迫与朱熹会晤之际，应已在六十岁左右了。范祖禹在《墓志》中还说，司马康与他“同修《资治通鉴》，同为正字、著作，同修《实录》，同侍经筵，相与犹一体”，是则仲彪自童幼之时即可由其父祖口中习闻司马光家情事，固不必专待与司马氏成婚之后也。仲彪之婚娶司马康之女，为朱熹这篇《书后》所提供的理应受到重视的一个信息，而竟是这样一个附着了极大谬误的信息，不免令人遗憾。可是，不管怎么说，范仲彪之为司马康的子婿（虽不知其成婚究在何年），却是确凿无疑的。

既然范冲及其后裔一直自称或被称为洛人，则见于竹洞翁《白龙潭记》中之“洛人范开”与稼轩《醉翁操》词小序中所称“元祐党籍家”后人的范廓之，亦即于淳熙十五年（1188）为《稼轩词》（甲集）作序而自称门人的范开，其为同一人亦自可以断言。小序还说：“异时廓之绾组东归，仆当买羊沽酒，廓之为鼓一再行，以为山中盛事云。”这反映出，范开必仍居住在衢州。衢与信相距较近，又同在一交通要道上，故一旦范开仕宦而还家乡，即可随时去信州而与稼轩相会也。但是，他究竟是仲熊之后呢，是仲彪之后呢？是仲熊或仲彪的子嗣呢，还是哪个人的文孙呢？对于这一问题，就缺乏任何资据可以推考了。然而我却偏想凭空测度一下。

我在前面以范冲的生年（1067）为根据，推断范仲彪之生年当在元祐五年前后，这样就较朱熹所述仲彪生年推后了将近二十年。如果这一推测不中不远，范仲彪的年龄应长于辛稼轩五十岁左右。则其子嗣之年龄均应长于稼轩。范仲熊之子嗣更是如此。据此推算，则于孝宗淳熙九年（1182）赴信州从学于稼轩之范开，应为仲熊或仲彪之文孙而非其子嗣。范开如于淳熙九年为二十岁左右之人，则其辞别稼轩赴杭求仕之绍熙初元，尚未满三十岁；到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竹洞翁作《白龙潭记》时，为近六十岁之人。至其父为何人，其祖为仲熊抑为仲彪，则全都是更难考知，而也似乎无需考知的一些问题了。

《白龙潭记》中说范开“久客钱门”，此事始于何年虽亦难于考知，但这句话却也反映出来，他的赴杭求仕的意愿大概未能得遂，在虚此一行之后（或者更晚许多年）就到钱象祖家去作客了。

199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草成初稿

1992年9月10日写成改订稿

（原载《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宋史》岳飞、张宪、牛皋、
杨再兴传考源

一、官史中的岳飞和家传中的岳飞

赵瓯北《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条有云：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然有另为编订而反失当者：如《张宪传》开首即云：“飞爱将也。”盖旧史宪传本附于《岳飞传》之后，故从飞叙入，今宪另为一卷，不附飞后，则此语殊无来历。又，《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李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三州，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按，此乃总叙飞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亦以《皋传》附《飞传》之后，故《皋传》末又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皋传》亦另为一卷，不附于飞，而《皋传》末总叙飞之处却未移在《飞传》后，遂觉《皋传》反多此赘词。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

今案，赵氏此段所见极是，但以为诸传皆本于宋代的国史旧文，又以为张宪、牛皋两人的《传》本皆附载于《岳飞传》后，则皆出于臆测，而且全没有测中。

南宋人士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官史的系统，如《日历》、《实录》之类，全是出之于秦桧及其私党之手的；另一个是家传的系统，最早问世的为《岳鄂王行实编年》，是出于飞之孙、霖之子岳珂之手的。当时几部重要的史学著述，如熊克的《中兴小历》、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都是以官史为本的。而对于后代影响最大的却是岳珂所作的家传。

官史既出之于秦桧的子弟党与之手，对于岳飞的功绩遂多有意加以湮没，且还虚构了许多罪状以溢其恶。到后来，李心传等人再据以纂修史书，虽然也明知道有许多事件是为秦桧的奸党所捏造或删除了的，例如绍兴十年（1140）六月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秩，在当时的《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却单单不载岳飞的，李心传便在《系年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朔日之记事下附《案语》云：

《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

这证明李心传等人对于当时的国史，特别是国史中关于岳飞事功的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熺等人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使后来读史的人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系年要录》、《北盟会编》等书中所记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而致失实的，较之其所能加以考辨纠正的处所，到底还占了多数。

《行实编年》出于岳珂之手，到处可以察见他的孝子慈孙的用心，为了表彰其祖德，有时乃竟不免虚构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行以溢其美，和一般家传所惯有的毛病相同。

就因为有上述诸项原因，见于官史系各书中的岳飞，和见于家传系诸书中的岳飞，虽同是一人，而却具有几乎全不相同的两种面貌。

到元朝设置史局纂修《宋史》的时候，史官们却漫不加察，竟将这两个系统中迥不相同的材料收录于一书之中。《宋史》中的《高宗本纪》全篇抄自官史系的《高宗实录》，而《宋史》中的《岳飞传》则直接抄自章颖所撰《南渡四将传》中的《岳飞传》，间接出自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

取《宋史·高宗本纪》与《系年要录》、《北盟会编》、《中兴两朝圣政》等书所引《高宗实录》之文相校，二者的源流关系极为明显。依宋代实录的体例说，其一代重要文武官员，各有一篇传记附在其中，叫做《附传》。岳飞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被祸而死，《高宗实录》中自然一定有岳飞的一篇《附传》。这篇《附传》的内容如何，现虽无法得知，但其绝不会和《实录》正文大有歧互，如《宋史·岳飞传》之与《高宗本纪》那样，却可断言。高宗一代的《实录》，共五百卷，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所载，知是分为前后两次修成的：第一次由傅伯寿主撰，修至绍兴十六年而止，为书二百八十卷，于宁宗庆元三年缴进。第二次由袁说友主撰，续成绍兴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间事，为书二百二十卷，于嘉泰二年缴进。岳珂之撰成《鄂王行实编年》却是在嘉泰三年。是则当史官纂修《高宗实录》之际，关于岳飞的事迹还只能就《日历》而取材，所以其所作的《岳飞附传》，一方面既不会和《实录》的《本纪》部分有何违异，另一方面更万不会和岳珂的编年中所记各事全然暗合。

北宋一代，在《日历》、《实录》之外还有纪传体的官史一种，称为国史或正史，如《两朝国史》，《三朝国史》及《神宗正史》之类。其中所载臣僚传记称为正传。南宋末年，也曾打算合高、孝、光、宁四代而纂修《中兴四朝正史》，李心传即曾奉命专修四朝帝纪，但迄于宋祚覆亡，并未成书。则《宋史·岳飞传》也无渊源于那里的正传的可能。

归根结柢说来，《宋史·岳飞传》的直接来源只是《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外此绝无第二种。现且进而一论《四将传》的成书原委。

二、《宋南渡四将传》和《宋南渡十将传》

《宋南渡四将传》今未见其书，我所见公私藏书家的目录中也全都不见著录。现时传世的，只有《宋南渡十将传》，也题作章颖撰，四库只存其目而不收其书，其《提要》云：

十将者，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也。刘、岳、李、魏四传，开禧二年表上，后六传未上。核以《宋史》本传，此所采摭未为详核，且抑世忠于胜、显忠后，似亦未安。子盖、宗颜战功寥寥，允文亦侥幸不败，乃与诸人并数，皆未免不伦也。

这里所指责的编次之失当，话虽不错，却正表明四库馆臣原不知此乃由《四将传》扩展为《十将传》所致，至于说“核以《宋史》本传，此所采摭未为详核”，却并不然。十传之中，只有《吴玠传》极疏略，似是属笔未成之稿，其余九传无不详核完赡，取与《宋史》各本传相核，知其全从此出，且其抄袭之迹亦尚多显然可见者。

在什么时代，经由何人之手，才把《四将传》增益为《十将传》，现时均难考知。甚至后六传是否出于章颖之手也极可疑。因为章颖于撰成《四将传》之后，又写了一篇《序文》，后于奏进之时，又作了一篇《进书表》，两文全是述说他所以弃置别人而特别为此四人作传之故。这《序文》和《进书表》并不见收于现行的《十将传》内，四库馆臣大约全未得见，所以不能考知该书的源流始末。现据道光《新喻县志》卷九《章颖传》所载，抄录于下，一以存此久佚之文，一以见其述作之意。其《序文》云：

南北既分，辽、金之患不息，武备不可一日废也。天下大物，凝而为难。器既裂矣，往事不足深咎，独于机会之来而再失之为可鉴耳。以遐外之所为，岂能并天下哉，特乘中国之弱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易服也。吾民固尝恶边外之患而思中国之德矣。是时北方州郡吾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选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抚字也，特劫于一时之威而为之屈，鼓而行之则丑类却，抚而定之则民心从，梁、齐、宋、鲁之地不难服也。蕞尔女直，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谋，譬诸为盗，不敢有其物，而寄诸其邻，故寄之刘豫者七八年。是时关陕河东之地，南失之而未能取，北取之而未能定，西夏欲收女直之敝而取之矣。交兵十余年，中国之兵日精，中国之威日振，向之阻兵诸酋，至有涕泣辞行不敢南侵者。臣伏读高宗圣训有曰：“今虽以檄呼虏人渡江，必不敢来矣。”又其种类怙势争权，内自相疑，非诛则殒，惟兀术在耳，而兀术屡困于我师：固尝见顺昌之旌旗而走，闻岳飞之军来而遁，知李世辅之归而避。北方之民延颈企踵以望王师之至者，盖非朝夕也。兀术虽握兵在汴京，亦归辎重不复为久留计。自相桧为谋自私，沮败成事，有诏班师，而人皆痛哭。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自亶不君而亮继之，行以无道，剪灭其宗支而虐用其民，褎乘其机而取之，人心固未服也。山东河北之人，倡议者响应，魏胜首事于东，大河南北盖蜂起矣。迁延岁月而机不留，安得不长太息哉。中兴以来，诸大将宣皇威、敌王忾，垂功名于竹帛，纪勋伐于金石，眷遇始终，无遗憾者。独此四臣，或困于谗奸，或抑于媢嫉，虽忠根于心，义形于色，誓不与贼俱生；而志不获伸，目不瞑于地下。迹其规恢次序，实系当时之强弱，关后世之理乱，使不详记而备载之，则孰知机失于前而患贻于后世哉。此臣之所以为作传之本意也。诗曰：“无竞惟人”，中国之所以大竞者，非以其人乎。兹故摭其鏖锋力战、将士用命之时，奇谋硕画、行师攻取之宜，而载之书。吁，何世不生才，天佑我宋，安知无四臣出而为国家用，故揭而出之，使边外知中国有人也。

其《进书表》也收录于《续宋会要》中，见徐松辑本《宋会要稿·礼》五九之二〇。其文字与《新喻县志》所载间有异同，今据《会要》抄录全文于此：

章颖上所撰《刘岳李魏四人传表》言：天扶昌运，必生御侮之臣；帝念隽功，当有特书之史。事关劝激，迹贵昭明，敢裒竹帛之藏，仰彻冕旒之听。臣粤若稽古，谁能去兵？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固所难能；闻鼓鼙而思将帅则求之已晚。欲厉有为之志，当于无事之时。仰维国家之兴，尤得人材之盛：开基创业，虓将云蒸；复古中兴，虎臣角立。率厉熊罴之士，扫空蛇豕之群。名书旂常，功耀天地。或绘像于原庙，或侑食于大烝。爪牙宣勤，项背相望。当时称颂，姓名可止于儿啼；后世传闻，韬略尚警于敌胆。顷纷纭于议论，稍变易于是非，事实浸以湮微，士气为之沮抑。虽已加于褒典，犹未快于舆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刘锜，甚隽顺昌之战，大摧兀术之锋，谁其妨功而害能？遂尔投闲而置散！故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赠太师岳飞，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于垂成。既挠良谋，更成奇祸。事皆有证，其书虽见于《辩诬》；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李显忠，家世诸李，父子一忠。缚撒里曷若鸡豚，视伪齐豫如犬彘。气吞逆虏，志在本朝。当其杖策之归，适近櫜弓之际。故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赠宁国军节度使魏胜，为山东忠义之冠，当清口寇攘之冲，虽血战于淮阴，竟身膏于草野。况又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虽生未及尽俘于丑类，其没或能为厉于敌人。宜有屡书，以旌多伐。况方大规恢之略，所宜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运庙谟，日开公道，用宣昭于赏罚，以驾驭于豪英。代不乏人，用则为虎。西有梁洋之义士，东多荆楚之奇材，怒发冲冠，雄心抚剑。傥在上有激昂之术，则凡人怀奋发之心。臣尝忝史官，获观旧载，悉纪当时之实，以尘乙夜之观。伏乞断自宸衷，付诸东观，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事虽已往，可为鉴于将来；谋或有遗，几成功于今日。臣所撰到《刘岳李魏传》，缮写成计七册，谨随《表》上进。

其所以在南宋初年的大批将领之中，特地选取了这四人而为之作传者，在这一《序》、一《表》中均已力加说明，乃是因为此四人遭际屯蹇，或为秦桧谗害，或者天不假年，均致材未得展、志不获伸之故。韩世忠、张俊、虞允文等六人，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便又可以断言，这六个人的《传》必非作于章颖。在现行《十将传》中，前四传均于标题之下载有“史官章颖撰进”字样，后六传则不著撰述人名氏，这也等于说明，后六者不出自章颖之手，而是后人取来附丽于《四将传》之后的。既是如此，则《四库提要》所指责的“抑世忠于胜、显忠后，似亦未妥”一事，也便不应致责于章氏了。

《新喻县志》于《章颖传》所载《四将传》的《序》、《表》之后还载有明代习嘉言的《跋章文肃〈四将传〉后》一文，其中有云：

右《四将传序》并所进传《表》，各三篇，宋礼部尚书谥文肃公章颖所撰也。……文皆俊伟谅直，而激厉之意见诸言外。……惜所谓《四将传》者不见于世，所存者仅此耳。

习嘉言为章颖乡人，曾与修明《宣宗实录》等书，并非乡曲孤陋寡闻之士，而所言如是，知《宋南渡四将传》一书在明代中叶已为世人所罕见。其原因，据我测想，或即是由于《十将传》已经流行，无须再单独刊行之故。若然，则《四将传》之被增益为《十将传》，其事当在南宋末年。

附记：此文全篇皆1944年暑假期内在迁至四川南溪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草成，所用史料亦全都取资于该所之图书馆所藏图书。当时只看到《宋南渡十将传》一书，对《宋南渡四将传》则仅从《宋会要辑稿》及《新喻县志·章颖传》后附载各文略得窥其梗概，至其书之是否尚有仅存于世者，则实难测度。近年内方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人黄丕烈校补过的影宋抄本《经进皇宋中兴四将传》，亟往借阅，乃知其书《传》文虽尚完备，而书前只有章颖的《进书表》，却无其《序》文。其《进书表》之字句，与《宋会要辑稿》及《新喻县志》所载亦极少歧异之处。故我现在亦一仍旧作，未加更易。——1992年8月6日广铭记。

三、《鄂王行实编年》和《四将传》中
《岳飞传》的源流关系

据章颖进《四将传》的《表》中所说“臣尝忝史官，获观旧载，悉记当时之实，以尘乙夜之观”诸语看来，似乎这四篇传全是根据当时史馆所储的各种官史修撰而成的。取刘锜、魏胜、李显忠三传以与现存官史系各书对勘，两方所记全部都可以吻合无间，知章氏此言并不虚妄。独其中岳飞一传，却是与官史系的记载合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再与岳珂所撰《鄂王行实编年》对勘，则见二者的叙事顺序及其行文用字，什九从同，知章氏撰述《岳传》之时必仅取《行实编年》稍事删润，对官史系诸书实未尝加以参稽。

岳珂所编纂的《金佗稡编》，卷一至卷三为《高宗皇帝宸翰》，未署编次年月。卷四至卷九为《经进鄂王行实编年》，序末署“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务郎新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臣岳珂谨上”。卷一〇至一九为《经进鄂王家集》，所署编次年月同上。卷二〇至二五为《吁天辨诬录》，无撰述年月，但亦系嘉泰三年奏进者。卷二六至二八为《天定录》，序末署“开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岳珂序”。这可见全书之修成及其奏进，均为开禧二年以前事。而章颖之奏进《四将传》则在开禧二年，上距岳珂之撰进《行实编年》已有四年光景，故得以取作蓝本。且当岳珂缴进《行实编年》之后，必即付之史馆存储，或者章颖所用的即是这一份奏呈之本。若然，则就《四将传》中的《岳飞传》而论，章颖在《进书表》中所说“尝忝史官、获观旧载”的话，也并不含有虚妄的成分在内了。

《行实编年》既已存诸史馆，且也被章颖认为全部均可凭信，则似乎不必另行删削改作，徒为重复，然而章颖终又这样复述一遍者，其原因，当如其在《进书表》中所说：“事皆有证，其书虽见于《辨诬》；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所以他又以史官的资格写此传，将私人的述作予以官方的证实，以使其易于“取信于后世”。只可惜章氏的史学修养并不太高，不能将岳珂的缘饰溢美诸处加以甄汰。遂致以讹传讹，对于岳飞的庐山真面目反而有所掩蔽了。

前见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载金毓黼先生《宋国史所载岳飞战功辨证》一文，于岳飞进军朱仙镇一事，引录《系年要录》附注所载吕中《大事记》中“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京四十五里矣”及“飞忠孝出于天性，……，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等语，以为李心传于《系年要录》正文不载朱仙镇之役，却把吕中《大事记》记朱仙镇事特地引在附注中以存其事。金氏且从而作出一段结语云：

是则飞进军至朱仙镇，岳珂记之、吕中记之，李心传又从而两记之。其云“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尤与《稡编》、《宋史》所记吻合。南宋时朝野传说，盖甚藉藉。……

是知《要录》所记，亦未尝不与《稡编》诸书相符。特以载入自注，与正文违异，故不为世人所重视耳。

推绎金氏所说，必是以为当李心传修撰《系年要录》之际，岳珂的《行实编年》尚未问世，李氏不得取而参详，幸好其时已有吕中的《大事记》出，遂急取而摘录于注文之中，以补正文之所未备。假如此说能够成立，则不但朱仙镇事件可以证明为实有，即我们前面所说记载岳飞事迹的书籍全不外乎家传和官史两个系统，也将因此而发生问题。吕中的《大事记》所载岳飞事件，既不同于官史，又不本之于岳珂之书，岂不是在上述两家之外尚别有私家的记载吗？若然，则章颖的《岳飞传》是否又有取材于《大事记》的地方呢？

这些推想，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吕中的《大事记》现已不传，各公私藏书目录也均不载其书，盖其书以议论为主，是专为一般场屋之士而作，故不被世人所重，因而其果成书于何时，也便无从考知。但据载在《系年要录》、《中兴两朝圣政》诸书中的各段《大事记》看来，知其成书必在《金佗稡编》刊布之后，其中所载岳飞事迹，全都是本诸《金佗稡编》的。当李心传纂修《系年要录》之际，《金佗稡编》既尚不及见，自更无缘采录此书。因而被金氏认为李心传的《自注》者，实际上并非《自注》，乃是后人附入的。此事在《四库提要》中早已提及，大概是被金氏偶尔忘记了。

《系年要录》是到南宋理宗宝祐初（1253）才刻版于扬州的，宋亡以后，流传绝少，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得一传本录入，而世间仍难得传本。《四库》所收即是自《永乐大典》辑出之本，正文下附载后人搀入之文字甚多，绝非李氏原稿中所应载、所能载者，想为宝祐初刻书人或明修《永乐大典》时所窜入，故四库馆臣于《要录》的《提要》中云：

原本所载秦熺张汇诸论，是非颠倒，是不待再计而删者，而并存以备参稽，究为瑕累。至于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然今无别本可校，理贵阙疑，姑仍其旧，其中与《宋史》互异者，则各为辨证，附注下方。

是则在今本《系年要录》之中，实具有几种性质不同的注文：第一种是李心传的《自注》，其性质略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多半是说明其材料的来源，或则是别著异说异闻，而附及其所以去取折衷之意；第二种是李氏原稿所不载，到后来刊行时候被刻书人采取诸家议论附刻其中的，南宋末年的书铺中这种风气极为盛行；第三种则是如《四库提要》所说，当修《永乐大典》时或者又有连类而附入的；第四种则为四库馆臣所加的《驳正》或《辨证》文字。若笼统看过，以为所有附注皆是李心传所亲加，便大误特误了。

即以朱仙镇事件为例，此事既为《系年要录》正文所不载，如《大事记》中的一段文字果是李氏亲自引来的，则必于这段引文之后另加案语，说明其何以不把此事写入正文之故；若此事之有无在李氏认为“疑不能明”，则亦必在引文下方附载“当考”一类的字样，而所有见于《系年要录》注中的《大事记》引文之后，全不见有李氏的只字片语，则此种注文应归属于第二或第三种内，而非李氏的《自注》，固极明显。

既是如此，我们便又可进而得出以下的几个结论：

一、吕中的《大事记》一书，为李心传修《系年要录》时所不及见。《系年要录》之成书约在开禧、嘉定之间，《大事记》的成书最早也不得早于此时。

二、根据《系年要录》诸处所引《大事记》之文而论，其中所记岳飞事全是本诸岳珂的《行实编年》的，所以不但“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此外也无一处不“与《稡编》《宋史》所记吻合”的。

三、吕中的《大事记》既是沿袭家传系统的一种记载，则本文第一节把宋人所作岳飞传记区分为两个系统，并无错误。

四、然则章颖所撰《岳飞传》，到底还只是依据《行实编年》而绝未参考另外的任何公私记载的。

四、《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和《宋史》岳飞、张宪、
牛皋、杨再兴四传的源流关系

《宋史·岳飞传》的文字虽是通篇采撷《四将传》中的《岳飞传》而成，取二者而加以比勘，却又发现其间颇有一些异同之处。几年前我曾将此两传作过一次详细的校雠，《校勘记》细碎繁琐，不能在此全部写出，现且只举两事：（《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后来又被岳珂收入《金佗续编》的《百氏昭忠录》中，改题为《经进岳鄂王传》，现为避免混淆，以下即简称此传为《鄂王传》，《宋史·岳飞传》则但称《史传》）。

一、《鄂王传》谓当杜充继宗泽为开封留守时，“贼王善、曹成、张用、董彦政、孔彦舟率众五十万薄南薰门外”，后经岳飞击破，贼众遁逃，“王善围陈州，纵兵出掠”。这里的王善，《史传》均作黄善。

二、《鄂王传》谓当岳飞由建康退师屯宜兴县时，“郭吉在宜兴，掠吏民令佐，……飞及境，吉已载百余舟逃入湖矣。飞遣部将王贵、傅庆将二千人追而破之，驱其人船辎重以还。群盗马皋林聚精锐数千人，飞遣辩士说之”。这一段，在《宋史·岳飞传》中则改作：“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前者是说马皋林为一匪首，他集聚了数千精锐之士，岳飞派遣辩士去说降了他；后者则以马皋、林聚为两个人，且不是匪首而是辩士，岳飞是得此二人的口舌之力，才把郭吉的部众完全降服了的。

就第一例说，岳珂所作的《鄂王行实编年》中也作王善而不作黄善，《宋史》作黄，显然是错误了的。这错误也可能是由手民造成，但现时所见《宋史》莫不皆然，则必是在元代初次镂版时便已刻错了。

就第二例说，《鄂王行实编年》记岳飞遣辩士说降匪首马皋林事，也与《鄂王传》文字从同，则《宋史》以马皋林聚作为两人，且以为即是岳飞用以说降郭吉的辩士，又显然是弄错了的。《宋史·岳飞传》的来源，即令不是《岳鄂王传》，最多也还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鄂王行实编年》。而今和这两者都抵牾不合，知其必是当抄录之际，卤莽粗疏，未暇稍加思索、核对，遂致大违原意而亦不自省察了。

在《鄂王传》和《宋史·岳飞传》中，像这样的异同出入之处也还有的，然而凡《宋史》之异于《鄂王传》者，无一不异于《行实编年》，因而对这所有的异同出入之所以发生，也全都是可以引用上项道理加以说明的。

除了这样的异同之外，《鄂王传》与《宋史·岳飞传》在文字的繁简上也还有所不同。然而由于下举几事，即：一、《宋史·岳飞传》的行文，通体均较《鄂王传》更为简括，绝无增益之语句。二、凡《宋史·岳飞传》所举述之事实，《鄂王传》中无不有之；但《鄂王传》中所举述之事实，《宋史·岳飞传》却并不全有。三、《鄂王传》为剪裁《行实编年》而成，而《宋史·岳飞传》之叙事层次与取舍之间，全与《鄂王传》同，若史传亦系直接裁剪《行实编年》者，则二者之间断难一一巧合如此。因而我们断定：《宋史·岳飞传》乃是出于章颖的《经进岳鄂王传》，而非出于《鄂王行实编年》；也决非如赵瓯北所说，出于另外的什么国史之类的。

不但《宋史·岳飞传》完全出自《岳鄂王传》，《宋史》中的《张宪传》也是从那里撷取了来的。在《张宪传》全篇中，其为修撰《宋史》的人所增益的，似乎只有赵瓯北指为“殊无来历”的“飞爱将也”一句，在此句下便接以“飞破曹成，与徐庆、王贵招降其党二万”等事，疏漏之极，而于其受诬而死，却特别致评，文字又全与《鄂王传》相同，知其与《岳飞传》必同出一源。

《宋史·牛皋传》则是拼截了两种极不相同的记载而成的，其拼凑之迹至今还很显然，修《宋史》的人，并没有稍施联缀融铸之功而使其天衣无缝。今且先录其传文于此。

牛皋字伯远，汝州鲁山人。初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众与战，屡胜。西道总管翟兴表补保义郎。杜充留守东京，皋讨剧贼杨进于鲁山，三战三捷，贼党奔溃，累迁荣州刺史、中军统领。金人再攻京西，皋十余战皆捷，加果州团练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为同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转和州防御使，充五军都统制。又与孛堇战鲁山邓家桥，败之，转西道招抚使。伪齐乞师于金入寇，皋设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敌兵悉众来，伏发，俘其酋豪郑务儿，迁安州观察使，寻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知蔡州，遇敌战辄胜，加亲卫大夫。会岳飞制置江西湖北，将由襄汉窥中原，命皋隶飞军，飞喜甚，即辟为唐邓襄郢州安抚使。寻改神武后军中部统领。伪齐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阳六郡，敌将王嵩在随州，飞遣皋行，裹三日粮，粮未尽，城已拔，执嵩斩之，得卒五千，遂复随州。……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宣抚司罢，改鄂州驻札御前左军统制，升真定府路马步军副统总管，转宁国军承宣使，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十七年上巳日，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皋遇毒，亟归，语所亲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

初，秦桧主和，未几，金人渝盟入侵，帝手札赐飞从便措置，飞乃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经略东西京、汝、郑、颍、陈、曹、光、蔡诸郡。（案以下全见第一节赵瓯北札记，此不重出。）

上引传文的第二段自“初秦桧主和”，至“世以为恨”，赵瓯北以为是“总叙飞功”而“非叙皋功”，遂推想以为旧史中必是以《皋传》附《岳传》之后，故尔如此。实则这一段本即是章撰《岳鄂王传》的末段，本不独立，故总述岳飞所遣各部将之战功。修《宋史》者乃割裂而入于《牛皋传》内，极为无当。

传文的前一段，自“牛皋字伯远”至“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其中如叙飞遣皋攻随州事，谓三日之粮未尽而敌将王嵩成擒，与《岳鄂王传》（《宋史·张宪传》同）所载“飞遣宪复随州，敌将王嵩不战而遁”云云，大相径庭，知其必是另有所本。今检《系年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正月载：

是月，京城留守上官悟以京西南路招捉司中军统领牛皋为本司同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皋，鲁山人，初为射士，聚众与金人战，以功补官。金人蹂践京西，皋数战皆捷，知汝州王俊假皋武节大夫果州团练使。至是，为留司所辟。

同书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丙申又载：

直徽猷阁权主管浙西安抚大使司公事范正舆言：“京西路提举军马彭圯、牛皋……皆愿听刘光世节制。”诏并进官，仍赐敕书奖谕。其实皋等未尝来归，盖谍者吴珣诈为之以要赏也。

同书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庚戌又载：

襄阳镇抚使李横为神武左副军统制、京西招抚使。初，横既进兵伪齐，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添差郑州兵马钤辖牛皋……以所部兵与横会，横以便宜命皋为蔡唐州镇抚使，……言于朝，……遂以皋为左武大夫安州观察使。

《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二《归正人》上亦载：

〔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襄阳府邓郢州镇抚使李横奏：“近有知汝州彭圯、并京西北路提刑牛皋，各率所部背伪归正，并保明一行将佐，委是忠节得用之人，望赐优恤。”诏：“彭圯、牛皋下有功将佐，候李横具到功状给降恩命外，可令学士院先降敕书奖谕。其牛皋等令李横抚谕存恤，候立功日优与推恩。”

二十四日，李横奏：“归正将帅各系伪齐左降官品、北移职任，遂致离间，复归陛下。为今日计，宜因其所供官色，更不穷治，便以授任，使之北行。今有淮庆军承宣使提点京西北路刑狱公事牛皋，乞差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知蔡州。臣已牒牛皋先次系衔，庶得新边有人弹治。……逐官系初来归附，若待奏报，恐失机会。臣已牒令管干上件职事讫，乞赐给降告敕。昨来探报递到伪齐招诱诸处文榜，内牛皋系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添差充郑州兵马钤辖。”从之。

从以上几段引文，知道牛皋于建炎之末绍兴之初曾一度投降伪齐刘豫，《宋史·牛皋传》不载其事，当是由于史官曲意加以回护之故。除此一点之外，《系年要录》及《会要》所载各节，与《宋史·牛皋传》的第一段全相符合，则《宋史》此一段必出于宋代国史，毫无可疑。

《宋史·杨再兴传》叙事简略，而与《鄂王行实编年》及章撰《岳鄂王传》所涉及再兴各事则大有出入，今取《系年要录》及《会要》所载再兴事逐条比照，知其全篇皆本诸宋代国史。大概是修《宋史》者看到，如果单独刺取章撰《岳鄂王传》中所载杨再兴事迹，无法敷衍成篇，所以舍此而采用《国史》旧文了。

（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3期，1947年5月）

附记：此文在《复旦学报》刊出时，原题为《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其上篇为《考源》，下篇为《辨误》。下篇所论述的问题，在其后大都改写为专题论文，故今全部删除，只将上篇重载于此。

“黄龙痛饮”考释

一

岳飞的“嘉言懿行”，从南宋以来一直被历代人广泛传诵的，为数很多，那句“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更是最能激励人心，因而也最为后人所赞赏，在进行民族斗争时最为人们乐于引用的名句。

这句话的出典所在，一般人所最常见也最容易见到的，是《宋史》卷三六五之《岳飞传》。《宋史·岳飞传》全部是从南宋章颖撰写的《中兴四将传》中的《岳飞传》照抄来的。而章颖所写《岳飞传》，则又是把岳珂所写《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削而成的。

岳珂是岳飞的孙子，是岳霖的儿子。他所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岳飞一生的事迹极为详细。但是，由于岳珂是在岳飞被杀害已经六十多年之后才开始编写这部传记的，尽管他在调查访求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终于无法把岳飞生平事迹搜集齐全。因此，《行实编年》当中的记载，即不免有疏缺、失实，甚或因要发扬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有意虚构之处。现且单就其中关于“黄龙痛饮”一事的记载来进行考察。

《行实编年》卷五，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兀术奔京师”（京师指开封）条载：

及是，朱仙镇之捷，先臣欲乘胜深入，……虏所置守令熟视莫敢谁何。自燕以南，号令不复行。兀术以败故，复签军以抗先臣，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乃自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先臣亦喜，语其下曰：“这回杀番贼，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时方画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桧私于金人，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先臣将成功，大惧，遂力请于上，下诏班师。

这几段引文中所说的“朱仙镇之捷”，就完全是出自岳珂所编造而非实有的一桩事件。此容另文论证。至于这句话以外的那许多话语，岳珂却都是有所依据的。依据所在，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准备谥岳飞为忠愍公的那篇《忠愍谥议》（见《金佗续编》卷一四）。《谥议》有云：

……既而被命招讨河北，蔡人来迎亦如之。唯恐公至之晚。遂进屯颍昌。……捷书至幕府，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虏酋虽签军，无一从者，乃自叹曰：‘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

公至是喜甚。语其下曰：“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由是虏始倡和议，以成吾兼爱之仁。盖以公威灵气焰，日辟故疆，莫之能御也。……

请谥以“忠愍”。谨议。

有旨：令别拟定。

上面引文中的第一段，其根据何在，我尚未能查知，其第二段，即关于“黄龙痛饮”的那几句，则是与黄元振编写的《岳武穆公遗事》中的一条记事有关系的。《岳武穆公遗事》被岳珂收录在《金佗续编》卷二七当中，那条记事因多次传刻刷印而致断烂残阙不全。今照录其全文如下：

尝军行遇雨，公下马徒步，属官（原本“官”下阙五字）里，至一庙宇少憩。公劳勉属官（原本“官”下阙五字）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须习劳其（原本“其”下阙五字）安逸。故雨中徒行，以习劳也。

庙（原本“庙”下阙五字），公指山问属官曰：“诸公识黄龙（原本“龙”下阙五字）其下，城如此山之高。某旧能饮，（原本阙五字）尝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饮，□主上（原本“上”下阙四字），自后不复饮。俟至黄龙城，大张乐（原本“乐”下阙四字），以观打城，城破，每人以两橐alt金（原本“金”下阙四字）今日之劳。”

有一属官曰：“某不要公（原本“公”下阙四字）要观公之志，直欲恢复燕地，荡其（原本“其”下阙四字）中原而已也。”

《金佗稡编》及《续编》现存的主要版本中，最早者为元朝至正年间刻板的明印本，但其中已有不少阙字。现在我们并找不到更早的刻印本来加以补正。今姑按照其所残阙的字数试为填补如下：

尝军行遇雨，公下马徒步，属官〔亦相随，行数〕里，至一庙宇少憩。公劳勉属官〔曰：“诸公劳甚〕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须习劳其〔身，不可但图〕安逸。故雨中徒行，以习劳也。”

庙〔旁有一小山〕，公指山问属官曰：“诸公识黄龙〔府乎？飞尝至〕其下，城如此山之高。飞旧能饮，〔因不知节制〕，尝有酒失，老母戒飞不饮，〔后〕主上〔亦痛戒飞〕，自后不复饮。俟至黄龙城，大张乐，〔开戒痛饮〕，以观打城，城破，每人以两橐alt金〔帛，以酬赏〕今日之劳。”

有一属官曰：“某不要公〔金帛，某但〕要观公之志，直欲恢复燕地，荡其〔巢穴，岂唯〕中原而已也。”

我所补入的这些字句，可能与黄元振的原文有不尽相符之处，但从大意和主旨来说，却不至有很大的出入。

相信了黄元振的这条记载，我们便不能不更进一步追问：岳飞所曾亲自到过其城下的那个黄龙府，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去过黄龙府的？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论在《鄂王行实编年》或《忠愍谥议》以及《武穆谥议》当中，都找不出来。因为，自从第十世纪中叶直到十二世纪初年，那时一般人所说的黄龙府，是指辽政权在辽太祖阿保机逝世之地所命名的一个城镇，稍后，这个城一度废而复建，城址也略向东北移徙，新址即现今吉林省的农安县。在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过程中，黄龙府曾一度成为战略要地，从此它的名声就更大起来。但是，它距离北宋的北部边界线远达数千里，是宋的军队和军官绝对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更何况，岳飞的足迹，依照《鄂王行实编年》和《忠愍谥议》所载，是连北宋的北部边界线也不曾到过的，还怎能到过黄龙府城下呢？

二

《鄂王行实编年》对于岳飞参军初期的一些事迹是这样说的：

宣和四年，壬寅岁，年二十。真定府路宣抚刘alt募敢战士备胡，先臣首应募，alt一见大奇之，使为小队长。相州剧贼陶俊、贾进攻剽县镇，……先臣请以百骑灭之。alt与步骑二百，……遂俘获其众，余党尽散。……得先臣和讣，跣奔还汤阴。……会朝廷罢敢战士。……

宣和六年，甲辰岁，年二十二。……是岁投平定军为效用士，稍擢为偏校。

靖康元年，丙午岁，年二十四。夏六月，路分季团练知其勇，以百余骑檄往庆阳、榆次县觇贼，谓之硬探。……尽得其要领以归。……间行归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府河朔，至相州。先臣因刘浩得见，命招群贼吉倩等。……倩等罗拜请免，相率解甲受降。……未几，以檄从刘浩解东京围，与虏相持于滑州南，……以功迁秉义郎。大元帅次北京，以先臣军隶留守宗泽。

以上所引录的岳珂的这几段记载，据我看来，其真实性都是大有问题的。只因这类问题，与我们所要论述的这一主题不全相干，所以我在此不再进行论证。我现在只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照岳珂所说，岳飞参军以后最初几年的活动，除一度曾“投平定军”而到今山西的庆阳、榆次作硬探以外，其馀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定相州地区的“剧贼”和“群贼”，其足迹并没有越过真定府而向北更进一步。没有越出过宋的北部边界线，自然更不可能接触作为敌方军事重镇的黄龙府了。

在《忠愍谥议》当中，叙述岳飞的初次参军则是从他进入赵构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之日说起的。也照抄如下：

盖尝迹公际遇之始，自我太上皇凤翔于河朔，公已先负敢死名，受知大元帅府，此殆天授也。

在投入大元帅府以后不久，岳飞即随同赵构和重建的宋政权而逐步南移，以至最后渡江南下，其间也绝对没有到达大名府以北的任何城镇的事。

三

在上述两种记载中无法求得的答案，在黄元振的那条记载当中却是可以探求得一条线索出来的。且让我们对黄元振的那条记载再进行一番分析。

那条记载的最后两段是说：岳飞向其随行的属官说，等到攻打到黄龙府城下时，他要开戒与将士们张乐痛饮，而到把该城攻下之后，他要赏赐给作战将官每人两橐𫙢金帛。而当岳飞刚说完这番话语之后，随行的属官之一便向他说道：“我并不希望您赏赐金帛，我最高兴的是得知您的雄心壮志，是要一直去收复燕山之地，是要扫荡敌人的巢穴，并不是只满足于收复中原之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岳飞口中所说的，明明是“黄龙府”和“黄龙城”，而到他的属官的口中，却又变为“燕地”亦即燕山府城了。当时的燕山府，实即今天的北京城。这就足以证明，岳飞所说的“黄龙府”与其随行属官所说的“燕地”（即燕山府），实际上是指同一个城镇而言。同时还可证明，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决不是指辽朝在今吉林省农安县所建置的那个黄龙府，而是指辽朝所建置的南京析津府，在其一度归属北宋时曾被改名为燕山府，其地即我们今日的首都北京城。

我们今日的首都北京城，在历史上虽然先后也曾有过种种名称，例如析津府、燕山府、大兴府、燕京、中都、大都等等，却从来没有把它称之为黄龙府的。而岳飞独独把它称作黄龙府，这显然是错误的。他所以发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我们却无法考知。

岳飞自称他曾经到过黄龙府（即燕京）城下，并称那座城的巍峨雄伟，同他行军遇雨，在一庙宇休息，与随行属官讲这番话时所目睹的那座小山相似。然则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曾经到过燕京城下的呢？

前面所已引用的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载，是说岳飞在宣和四年初次参军时，是在真定府安抚使刘alt部下充当了一个小队的敢战士的头目，其所接受和执行的任务，则是去平定相州地区内的“盗匪”。我认为这段记载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据的。原因是，这些部分在其他任何书册中全都找不到可以互相印证的记载。能够找出互相印证的资据的，只有刘alt当时的确是充任真定府的安抚使和关于“敢战士”二事。前一事可以取证于《宋史·刘alt传》，传中说明，刘alt在宣和四、五年内确是在真定府路担任安抚使的；后一事则不但有《忠愍谥议》中那句“公已先负敢死名”可以为证，而在《金佗续编》卷一四还收录了一篇《武穆谥议》，是宋孝宗淳熙五年拟定奏上的，其中有云：

盖公自结发从戎，有大志，雄勇绝人，每以关张自许。太上皇开大元帅府，公以敢死名被知遇，自是授任，摧坚陷敌，至绩用显白，声名彰灼。

这两篇《谥议》都很明确地透露了出来：岳飞在投入赵构的大元帅府之前，就已经以“敢死”知名，则在其初次参军时就是参加了敢死队（亦即岳珂所说的“敢战士”），这应是确实可信的。从岳飞之不曾黥面看来，又可推知他在参军之初就已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必是已经充当了一个小小的头目。但既然叫做“敢死队”，而岳珂在《行实编年》中也分明说，刘alt是为了“备胡”（即抗拒辽人）而募集“敢战士”的，则只能是当与辽军作战，在需要攻坚城、破硬阵时组织起来，而决不会是在镇压任何地区的小股“盗匪”之时组成的。因此，我以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言，岳飞之亲到燕京城下，亲眼看到那座巍峨高大的城垣，必是在1122年冬十月北宋军队攻打辽的南京城的那次战役中。

在1122年内，北宋凡两次出兵征辽，目的都是要收复燕京。第一次是在这年五月，以童贯、蔡攸充任正副统帅，由种师道率东路兵趋白沟，辛兴宗率西路兵趋范村。及辽军前来迎击，宋的两路军都被打得大败而归。第二次是在这年十月，由童贯派遣大将刘延庆和辽的降将郭药师领兵十万出雄州，渡白沟河，至良乡县。然后，郭药师与杨可世等又率骑兵六千夜渡卢沟河，黎明时分即夺迎春门而攻入燕京城内。及辽将率精兵三千在城内展开巷战，宋军又被打败，死伤过半，郭药师、杨可世皆弃马缒城而出。刘延庆虽还在卢沟河南岸，却深恐辽兵追来，乃先自烧营而遁。

身任敢战士小队长的岳飞，这时就率领其所属若干人，可能还有由中队长或大队长率领着数量更大的一支敢战士队伍，当宋辽两军已在燕京城内巷战之时而方赶到燕京城外，未及攻入城内，郭药师、杨可世等已缒城而出，这支敢战士队伍便也只能随之仓皇南逃了。所以，岳飞在这次北征之役中的收获，仅仅是有缘目睹了一次燕京城垣的如何巍峨高大而已。

四

《忠愍谥议》和《鄂王行实编年》都把岳飞与部将们谈“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这番话的时间，定为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在颍昌打败了金军之后，我以为这是未必可靠的。因为，黄元振所编写的《岳武穆公遗事》，全部都是追记其父黄纵在岳家军中任“主管机密”时所亲见亲闻的。黄纵是在岳飞赴湖南镇压杨么起义军之前到岳家军中供职的；到绍兴七年（1137），岳飞因收编刘光世的军队未成而负气请求宫祠之日，黄纵向岳飞说道：“今事既乖，则纵亦将归养以为后图，他日从公未晚也。”岳飞便听从了黄纵的申请，让他离开岳家军回家去。据此可知，岳飞说那番话应在绍兴七年之前，更确切些说，应在绍兴六年秋间岳飞由襄阳进军去攻取镇汝军和蔡州等地之时。

五

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黄元振的《岳武穆公遗事》究竟是在哪一年编写成功的，虽已难以确考，但其中既以“武穆公”相称，则其写成必在岳飞定谥为“武穆”之后；而《忠愍谥议》的写作时间则更在《武穆谥议》的一年之前，如是则见于《忠愍谥议》中的“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那一段话，便不可能是根据黄元振的《岳武穆公遗事》写成的。既是如此，又怎能用黄元振的那一段记载来解释、论证《忠愍谥议》中的那几句话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黄龙痛饮”云云那段话，是岳飞在某次行军遇雨，在一庙宇休息时向随行的属官说出的，这是必须承认的一桩史实。另据《金佗续编》卷一三所收录的《给还御札手诏省札》所述，在宋孝宗淳熙初年，南宋政府的国史院日历所屡向岳飞家属索取岳飞的行状，和岳飞生前所接受的“御笔手诏真本”，以及所有与他的生平行实有关的文字记载，以备参照采择。由此更可推知，当南宋王朝要为岳飞举行“易名之典”时，必曾对他的言行和事迹进行过一次广泛的征集和搜罗，而不会只限于向岳飞的家属索要。当其时，黄纵去世已近二十年（据汪应辰为黄纵作的《墓志》，他是绍兴二十九年去世的），而岳飞讲话时在场的随行属官必还有在世的，其中可能有人把岳飞与属官这次的对话追记下来，进送上去。文中所记情节，自然也不会与黄元振所记有太大的出入。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可能是，当黄元振闻悉南宋王朝要给岳飞定谥之时，就特地先把岳飞与部属的这次对话追记下来，进送朝廷之上以备参照的。我以为，从作为《忠愍谥议》中所载“黄龙痛饮”诸语的根源来说，上举两种可能，或彼或此，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不论属此属彼，对于前面所进行的分析，所得出的论断，全都不会有所动摇、有所影响的。

六

最后还必须说到的一件事，就是：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述及岳飞曾到过燕京城下的事。

今按，岳珂所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才写完刻印的。这时候，上距岳飞被害之绍兴十一年，已经六十多年，上距岳飞诞生之年则是整整一百年。根据岳珂的自述，在他编撰《行实编年》的进程当中，曾经：

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备。……盖五年而仅成一书。

话虽如此，但当时的官私著述当中，所有涉及岳飞的“嘉言懿行”的记载，在秦桧凶焰高涨之日，已大都遭受到“秦火”之厄，所以，虽经岳珂的穷搜冥索，所能搜集到的材料为数实并不很多。岳飞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北地区的农村中度过的，那时他只是一个农家子弟，一个庄客，其事迹当然受不到任何人的重视；即在他投身军伍中的初期，职位还很低微，活动范围也仍不出河北地区，其事迹也同样不会受人重视，更不会有人把它记载下来。到岳珂编写《行实编年》时候，时间已相距八十余年，河朔地区陷入金人手中也同样是八十余年了，调查访问的工作实已无法进行。于是，当他撰写岳飞青少年时期的事迹时，就只凭靠其孝子慈孙的用心，捕风捉影地虚构一些事迹以填塞这一大段空白。例如，他虽知岳飞是在宣和四年投身于真定府路安抚使刘alt所召募的军队之中，并且参加了敢死队，却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哪一个具体将官所率领的部队之中，究竟是干了一些什么事；便凭空撰造了被派去收拾相州地区某支盗匪的事件，对于岳飞亲口所说曾经到过黄龙城下的话，反而无法插叙进去，便只好弃置不顾，以致造成了一桩千百年来难于落实、更难于核实的疑案。这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深致遗憾的。

（原载《文史》第七辑，1979年12月）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南宋高宗赵构的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率军北上，抗击由金朝女真军事贵族兀术统帅的南侵兵马，在郾城战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锐部队——拐子马。这一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还在普遍流传。但是，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样的装备，这却从南宋以来的史书上，就有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又详细地加以解释说：“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按即皮绳）。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此说既出，章颖在《南渡四将传》的《岳鄂王传》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飞传》中也加以沿用。从此，对于拐子马的解释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诸多的附会错讹，却也从此铸定，踵讹袭谬，牢不可破。计其时间，已将近八百年了。我认为，再不应让这一误解继续流传下去了。因特写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探索出来，而把历来（特别是从岳珂以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关宋、金战争史料中出现较早的“铁浮图”、
“拐子马”、“扢叉千户”、“河北签军”、“左护军”诸词

（一）

“拐子马”这个名词，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关武备和军事的史料中就已经出现，并不是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才出现的。在记载宋、金战争的史料中，“拐子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1140年五月的顺昌战役中，也不是在记载这年七月郾城战役时才出现的。

当金朝的军事统帅兀术于1140年率军南侵，于六月间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境内时，原先奉命去驻守开封的南宋将官刘锜，这时恰正带兵行进到顺昌，便在顺昌城内进行防御部署。有一个名叫杨汝翼的文人，这时也跟随刘锜在顺昌。他亲眼看到这次战役的全部过程，事后便写了一篇《顺昌战胜破贼录》（按，此书全文俱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附注中亦引录此文，但谓系郭乔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详记这次战役经过，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环合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损七八。

这是南宋一代的历史记载当中，最先提及拐子马的。而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物事，在杨汝翼的文章中却找不到解释。我们也把这一问题留到下文去解决，在此先把见于这段引文中的另外两个名词，即“扢叉千户”和“河北签军”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扢叉千户”？这在《金史·兵志》的“禁军”条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说：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

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

这里的“猛安”，是按女真语音转写为汉字的，意译就是“千户”。“扢叉”与“合扎”自是同一女真语音的汉字异写。因此，“扢叉千户”与“合扎猛安”这两个词儿，不论就其语音或语义来说，是全然等同的，即同是汉语中的“侍卫亲军”之意。所以，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也说金的四太子兀术以“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兀术自将的牙兵，当然也就是他的侍卫亲军了。

《金史·兵志》说“合扎猛安”的编制，是在贞元迁都之后才组成的。按所谓贞元迁都者，是指1153年金主完颜亮由金的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1140年的顺昌战役中既已出现了“扢叉千户”的名称，则其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绝对不会在1153年之后。可见《金史·兵志》的这一条记事，必有年代上的错误。今查《金史》卷一九《世纪补》的开头，记叙金太祖的第二子完颜宗峻的事迹，说在太祖天辅五年（1121），完颜杲都统诸军攻取辽的中京时，完颜宗峻“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与杲俱袭辽主于鸳鸯泺”。据此可知，在金太祖开国之初，就已经建置了“合扎猛安”亦即“扢叉千户”了。是则其事应早于顺昌之战二十几年，早于完颜亮的迁都燕京三十几年。但尽管如此，《金史·兵志》对于“合扎”（亦即“扢叉”）这一语词的解释却是完全正确的。

《顺昌战胜破贼录》说兀术的“自将牙兵”“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这里也颇有语病。因为，所谓“又号‘扢叉千户’”一句，只应是承接上文的“自将牙兵”而言；而所谓“虏号‘铁浮图’”，则又应是仅仅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只是说，因为这支部队的装备都是“重铠全装”，望之若铁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铁浮图”的称号（按实说来，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自将牙兵”与“扢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部队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则决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而是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所以，在汪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札子》（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二）当中，把兀术“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并述写其装备说：“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据知《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扢叉千户”和“自将牙兵”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我再重说一遍：兀术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术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二）

据《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拐子马的名称是出之于“河北签军”之口的，是金国部队中的“河北签军”向南宋军队讲话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因此，“河北签军”在这里的关系极关重要。我们应当尽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签军”。

《宋会要辑稿》的《兵》门《归正》类，在绍兴三年（1133）载有一道诏令说：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来多系驱掳河北等路军民，号为签军，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念皆吾民，深可怜悯。兼自来招收投降汉儿签军等，并皆优补官资，支破请受。可令岳飞：如遇外敌侵犯，措置说谕，有率众来归，为首之人，仍优与推恩。（《兵》十五之三）。

汪藻《浮溪集》卷二《论侨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论及签军的一段，说道：

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号为签军。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一旦与我为敌者，岂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为其劫质，以死胁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尝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而来〕归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

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卷七，也有一条谈及此事，后来且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河北签军”者，就是指河北地区民户中被金国统治者强迫征调参军的那些人。这些被驱掳从军的人，在每次战争中，还都被迫最先上火线去“冲冒矢石”。

从上面的引文还可看出，全部的河北签军，其人既全是汉族的人，他们所讲说的自然也全都是汉族的语言。既然如此，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也只能是汉族语言，而断然不会是女真语言。

（三）

河北签军告诉南宋军队的话，第一句就是“我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这里的“左护军”究作如何解释呢？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庚子条所载，南宋王朝在这一天把它所统辖的军队，由原来的神武军改名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人马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的称前护军，岳飞的称后护军，而刘光世所部人马则称左护军。到绍兴七年（1137）八月，刘光世的一员部将郦琼率领刘家军一部叛降了伪齐。一年以后，伪齐被金人所废，这支军队的下场，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编，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签兵丁时，总是尽先征签那些曾经做过正规军人的人，在绍兴十年（1140）金军大举南侵之前，为郦琼所劫持而投降伪齐的刘光世的旧部，不论是被改编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发到前线上去。这些在阵地上主动向南宋军队搭话的“河北签军”，因其本来就是刘光世的旧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说“我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了。（但是，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的《御前诸军》条内，所述行营护军的前后左右各军及其将领，均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同。例如，说张俊部队改称前护军，韩世忠部队改称后护军，岳飞部队改称左护军，刘光世部队改称右护军。不知两书何以歧互如此。今与南宋其他史籍相参证，知《朝野杂记》此条所记多误，故不取。）

二、对“铁浮图”和“拐子马”最早的错误解释

在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顺昌府作地方长官的是陈规，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国的南侵兵马已经进入顺昌境内之后，陈规与刘锜共同负责措置守御事项，汪若海则因须往杭州去乞援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挈带眷属离开了顺昌。

从宋钦宗赵桓即位以后，在关于是否割三镇的问题上，在委任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及赵构由相州到归德去践皇帝之位的问题上，汪若海都曾参加过谋议，因而在当时是被称为“深沉有度”的人。可是这次之挈眷南行，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是被描述为临阵脱逃的。事实上，汪若海这次到杭州也并没有请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顺昌去做通判，却也是在顺昌战役已经结束、顺昌的安全已经可以确保之后。

汪若海为要表明自己也是这场顺昌战役的直接参与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阵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备朝廷之采择”。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术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拒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至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术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术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询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图）”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如“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三人为伍”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作的错误解释移用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贻误千载，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1140）夏、秋间在颍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的幕僚的人，更都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生平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藉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未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术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有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身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联”，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而为一，而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1206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
“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即是毫不改动地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说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义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之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有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因而妄加之名目耳。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刘锜传》中的拐子马一词而发的，但在《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图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身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凭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乃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除“东西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知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编纂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阵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的，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口，而非出于女真族士兵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在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只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另有新加的涵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于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条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利、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日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外城》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修筑在汴京城的各个近水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城；设置在正面大阵两翼的骑兵部队，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它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便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夷狄》门载，朱熹曾向他的学生说，当宋徽宗派人去与金人联系夹攻辽朝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往高丽的两位医师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又说：“女真作一阵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胜之。”对于被高丽国王称为“甚好”的女真阵法，朱熹继即加以解释说，“盖如拐子马之类”。按照《武经总要》所说，“拐子马阵”乃是北宋对敌作战时所常摆布的一种阵式，怎么被说成是女真的一种甚好的阵法呢？可见朱熹已不知拐子马的确凿涵义了。

岳珂和章颖，较朱熹更为晚出，对于拐子马一词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义，硬把“铁浮图”和“拐子马”二者牵合为一，并借用汪若海对“铁浮图”的错误解释来解释“拐子马”，另外还附益了“三人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等话语，以致与“拐子马”的确切涵义就不能不愈去愈远了。

六、纠驳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
和“拐子马由此遂废”诸谬说

（一）

金朝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壮所组成的部队，或从其所统辖的各少数民族征调来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骑兵。只有从汉族地区征签的兵丁，才编制为步兵队伍，而且在作战时，总要他们首先去“冲冒矢石”。如《归潜志》所说，每当金朝下令签军之时，居民则“号泣怨嗟”，州县均为之“骚动”，“驱此辈战，欲其克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军的主力，及其恃以取胜的，当然只有骑兵，包括被汉族士兵称作铁浮图和拐子马的那些部队。打了胜仗，固应归功于他们；打了败仗，也同样得归咎于他们。而从宋、金间发生战争以来，金的主力部队被宋军打败的事却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实编年》以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只要铁浮图、拐子马一上阵，便战无不胜，只在郾城战役中，才被岳飞识破其弱点，“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才第一次把铁浮图、拐子马打败，而且，“拐子马由是遂废”。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宋军以大刀、长斧入金阵而砍其马足，并因此而战胜金军的事，在郾城战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载：绍兴四年（1134）十月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打败金军，其过程是：“韩世忠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将挞也“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嵬军（按，即韩世忠的侍卫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金的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2．《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谈话：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按，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语类》卷一三六载有另一人所记此次谈话，末段作：“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十数人。”）

上引这些资料中所说的，全都是宋军用斧或长斧或大刀斫断马足而战胜金军的事，而所战胜的金军，又都是“人马都全装”的“铁骑”，其中自也必然包括有铁浮图和拐子马。因为，既然以上十万的大军作战，而其中竟无劲旅，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杨汝翼、汪若海两人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军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都已参战，而且都被打败了。既然如此，则说在郾城战役以前，铁浮图、拐子马不曾被宋军打败过，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真相的。

（二）

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既然是左右翼骑兵，则说在郾城战役之后，金人在作战时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骑兵，这显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阵如一旦打了败仗，难道也要从此不再设置正面大阵吗！事实上，金国自从发动侵宋之师以来，一直就在使用着所谓“三生阵”，而这“三生阵”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两翼在内的一个统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话》（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转引）中有专记此事的一段文字：

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陈己见以闻。

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徼。旗头死，从〔者〕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圆阵当锋，两翼夹攻，既为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是不可能因某个局部的一次胜败而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从南宋的许多史书的记载上，在郾城战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军在与宋军作战时，还照样在两翼配置精骑，亦即照样使用“拐子马阵”。例如：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五，于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十八日记宋军于柘皋镇大破金军事，说道：

兀术率铁骑十余万，分两隅，夹道而阵。……王德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阵动。……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大破之。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记这次战役的文字，还可得到一些补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

可见宋军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马阵，所使用的办法，和大仪镇、顺昌城诸战役完全相同，是以长斧入阵，“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的。这既可说明，用麻扎刀砍断马足，从而使金的骑兵大受挫败，这并不是由岳飞创造发明的一种办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过的；还可说明，岳珂所说，在郾城战役之后，“拐子马由此遂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战役一年的柘皋战役中有拐子马的出现，在郾城战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仍然说金方使用拐子马参加战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所载：

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通关陕。……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

尽管在此以后，拐子马一词确实是极少出现了，但是，它之所以极少出现，也仍然不是因为“拐子马由此遂废”，而是因为，这时宋、金军队中的将官与士兵（包括金军中的签军在内），全已换了一代人，在他们的口语和词汇当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马”这个词儿，都不再以此称呼金军的两翼骑兵，从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记载当中，这一名词也随之而逐渐消失了。

（原系《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附录）

《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
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

一

《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卷五，在记述了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家军向北挺进，与金朝兀术的南侵军作战，取得了郾城之捷以后，又载：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阵。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先臣遂令李兴檄陵台令朱正甫行视诸陵，辑永安、永昌、永熙等陵神台，枳橘、柏株之废伐者，补而全之。……

先臣欲乘胜深入，两河忠义百万，闻先臣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赍兵仗粮食，团结以徯先臣。……时方画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桧私于金人，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先臣将成功，大惧，遂力请于上，下诏班师。……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

先臣嗟惋至泣下，东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诸军既先退，先臣孤军深在敌境，惧兀术知之，断其归路，乃声言：将翌日举兵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为先臣〔内应〕，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师。……

及至蔡，有进士数百辈，及僧道父老百姓坌集于庭，进士一（？）人相帅叩头曰：“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先臣谢之曰：“今日之事，岂予所欲哉！”命出诏书置几上，进士等相帅历阶视之，皆大哭，相顾曰：“然则将奈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为汝图矣。”乃以汉上六郡之闲田处之，且留军五日待其徙。从而迁者，道路不绝。今襄汉多是焉。

方兀术夜弃京师，将遂渡河，有太学生叩马谏曰：“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盖阴知桧与兀术事，故以为言，兀术亦悟其说，乃卒留居。翌日，果闻班师。……

先臣抑郁不自得，自知为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乃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上赐诏，谓其“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不许。奉诏自庐入觐，上问之，先臣第再拜谢。

虏人大扰河南，分兵趋川陕，上命先臣应之，以王贵行。

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虏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悉其众围秉渊。先臣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

虏再攻颍昌，上命津发人民于新复州军据险保聚。

我摘引在上面的这些段落（包括被我从中删节的一些话），是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全书中最用力刻画的章节。就这些段落，也的确可以看出岳珂的文章是如何的流利畅达，因而就为后来章颖写的以及《宋史》中的《岳飞传》所全部照抄。但是，我以为，若只把这几段文章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固应算作上乘之作，若把它们作为历史文章来看，那就大有可疑之处了。

把可疑之处加以归纳，我在此先要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岳飞以及岳家军是否真曾到过朱仙镇，而且曾否在那里打败过金军兀术的部队的问题。

第二个是，岳飞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班师南返的？在班师之前，是否有十二道金牌急加敦促的问题。

第三个是，兀术是否有夜弃开封，以及是否有太学生叩马而谏的问题。

第四个是，岳飞究竟在何时出兵援救淮宁（即陈州）的问题。

二

（一）在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刊布之前，在南宋人的所有著作当中，即不但在涉及南宋历史的各种体裁的史籍当中，而且在各种笔记或任何体裁的文章当中，全都没有说到岳飞和岳家军曾经北进到朱仙镇，而且在那里曾以五百骑兵大败金朝兀术十万之众的事。

尽管在岳飞被杀害之后，秦桧的凶焰正在日益高涨，官修史书的执笔者非秦桧的亲属即其党羽，他们对岳飞和岳家军在抗金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要尽量掩没或篡改；而私人著述中涉及此事的，也大都为了避免祸害而自行销毁灭迹；然而，在此期间的一些官私文字记载，终于还为我们留下来一些蛛丝马迹，成为我们对岳飞与朱仙镇曾否发生过关系的问题加以探索和考证的资据。单就我所看到的来说，就有以下几种记载：

（1）南宋郑刚中的《北山文集》卷一，附入了郑良嗣（按即刚中子）所追述的郑刚中在绍兴十二年正月《与北官分画疆界事》的全文，其中有一段对话为：

北官於陵赞谟尚书、孟浩郎中及境。……

赞谟笑曰：“都丞（按即郑刚中）亦不可说道‘上国无所还’。且如国王（按即金之越国王兀术）年里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县，讲和后一时退还江南了。”

先君曰：“尚书（按即於陵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之理〕？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

郑刚中和於陵赞谟这次对话的日子，上距岳飞之死并无多日，其中所说“往时岳飞兵至郾城”，当即指绍兴十年夏秋间岳飞与兀术作战事，然而只说岳家军到了郾城，并没有说更向北进至朱仙镇。

（2）《靖康稗史》七种之一的《呻吟语》中，摘引了《燕人麈》中的许多条记载，其中有一条说：

时左帅兀术（原注：名宗弼）、右帅讹里朵（原注：名宗辅），新用事。兀术尤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玠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燕人麈》不知是何人所作，但既自称为“燕人”，则必是沦陷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一个人，他所举述的岳飞对兀术的战功，也只说到颍昌之战，而没有说到朱仙镇。

（3）《金佗续编》卷一四《忠愍谥议》有云：

既而被命招讨河北，蔡人来迎亦如之（按上文有“闻公军至，相率焚香迎拜”句，故此云“亦如之”），唯恐公至之晚，遂进屯颍昌。又进取曹、濮。

这篇《谥议》是淳熙四年（1177）写的。这里所摘引的最后一句，是指岳家军的别动部队而言，而岳家军的基本队伍则是“进屯颍昌”。

（4）《金佗续编》卷一四还收录了一篇《武穆复议》，其中有云：

其后北虏渝盟，空国来寇。公径绝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锋；独与兀术对垒于郾城，卒毙其将阿李朵孛堇等而走其师。

《武穆复议》是淳熙五年（1178）写的，其中说岳飞“独与兀术对垒于郾城”，并即以此事作为岳飞本人最卓越的一次战绩，可见在绍兴十年（1140）北向进军时，岳飞本人是没有从郾城更向北进的。

（5）《金佗续编》卷三〇收录了王自中写的《郢州忠烈行祠记》，其中铺叙岳飞抗金战功的一段文字是：

其后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许昌（按即颍昌），以瞰陈留（按即开封）。夷人畏远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谓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谋未及展，事忽中变。

王自中的这篇文章是写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的，其时岳飞所遭受的冤祸已经得到平反和昭雪，且已受谥武穆，所以文中对岳飞的功业备极推崇，然而却也只说到颍昌之战为止，没有说他再向北进。倘使岳飞果曾率军抵达了距离开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那就已经是兵临开封城下，不应还说什么“以瞰陈留”了。

（6）熊克《中兴小记》卷二八，于绍兴十年六月末载：

时湖北宣抚兼招讨使岳飞遣统制官张宪与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遂复颍昌。宪又与战于陈州境，败之；飞别遣统领官杨成与金战于郑州境，败之；复陈、郑二州。而飞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按，清人辑本《中兴小记》中，兀术原改作乌珠，阿李朵孛堇原改作鄂尔多贝勒，郾城原误偃城，今俱加校改。）

这段记载是比较笼统的，每个战役的日期也全未明确说出。把这些战役一律放在这年的六月内，更是错误的。但其中所说张宪克复了颍昌府，岳飞亲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却是和其他记载全相符合的。

（7）《岳侯传》（按此传不知系谁所作，全文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载：

绍兴十年，金贼兀术侵犯河南，……侯又遣张宪、傅选与韩常战于颍昌，常军大败，……张宪屯兵陈州，侯〔领〕兵自屯郾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为久驻之计。……

侯在郾城，遣杨再兴、李璋将骑军三百，为二队，至近临颍，遇兀术大军，战，杨再兴、王兰战殁。侯整龊军马，连夜起发，于次日早拂明至小商桥，离临颍二十里下寨。有探骑报曰：“夜来三更，兀术并韩常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

这里所载诸战役虽都无明确时日，但说岳飞本人是驻屯在郾城县，其间仅曾一度到过小商桥，却是极为明确的。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于绍兴十年的闰六月和七月内分别载有以下数事：

〔闰六月〕二十日壬辰，张宪克颍昌府。

〔七月〕八日乙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创。

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役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

此后没有好久，就记载了岳飞奉诏班师的事。可见岳飞这次出兵抗击金人，其本人的最突出的功绩，是在郾城县亲自与兀术对阵的战役；而岳家军基本部队的最突出的功绩，则是攻克和确保颍昌府的两次战役。

（9）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于绍兴十年闰六月载：“丙申，张宪复淮宁府。”卷一三七又于同年七月载：

己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百人而退。

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这里所载岳飞与岳家军同金军作战的时间与地点，都和《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大致相同。仅仅在文字上稍有不同罢了。

以上引录的这些记载，写作的时间虽有先后之不同，但即使其中最晚的一种，也是写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问世之前的。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概括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在绍兴十年的一次对金作战中，岳家军的基本队伍的战绩的顶峰是克复而且进驻了颍昌府，岳飞本人则只是屯驻在郾城县，并且亲自在那里打败了兀术；不论岳飞本人或其基本部队，是全都不曾到过朱仙镇的。

（二）《鄂王行实编年》记述朱仙镇之役的这段文字，其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根据《金佗续编》卷一三所收录的淳熙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的一道《给还御札手诏省札》所载，我们知道，在岳飞被杀害以后，他生前所收到的“御笔手诏”一律都被没收，存放在杭州的左藏南库内，后经岳霖的陈请，又全部得以发还。后来被岳珂编入《金佗稡编》中的《高宗皇帝宸翰》，编入《金佗续编》中的《丝纶传信录》，看来就都是那次发还给岳家的那批文件。这批文件后来便成为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的一种重要资据。

《金佗稡编》的卷一〇至卷一九，收录了岳飞生前的奏状、公牍、诗、文等等，定名为《家集》。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这部分文字，都是由其父岳霖“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记于稗官之直笔”而征辑起来的。尽管还有一些“散佚不可考”的，以致《家集》所收并不完备，但单就其所已经收录的这一部分来说，也同样是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的一种重要资据。

涉及岳飞和岳家军于绍兴十年北上抗击金朝南侵军的历次战役的，在《家集》的《奏议》类中收录了以下十二件《捷奏》：《复颍昌捷奏》、《陈州颍昌捷奏》、《郑州捷奏》、《漫独化捷奏》、《复西京奏》、《龙虎等军捷奏》、《复南城军捷奏》、《郾城北并垣曲等捷奏》、《小商桥捷奏》、《河北颍昌诸捷奏》（据此奏内容，“颍昌”应为“孟州济垣县”之误）、《王贵颍昌捷奏》、《临颍捷奏》。在《高宗皇帝宸翰》当中也有与上举某几件《捷奏》相对应的诏旨。而岳珂在述写《行实编年》绍兴十年诸战役时，基本上也是依照这些《捷奏》的内容而加以铺述的。每当岳珂的叙述脱离开这些《捷奏》稍远时，便不免出现错误或漏洞。例如关于郾城的战役，在《捷奏》当中只提到岳家军的“将士各持麻扎刀、大斧入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的事，却并不曾说到金军中有什么“拐子马”，而岳珂在《行实编年》中记述这一战役时，却偏偏参照杨汝翼、汪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两篇文章，加进了一大段关于大破拐子马的描绘，因而铸成大错。对此，我已写了《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加以辨正。

在上举岳飞的十二件《捷奏》当中，和宋高宗在此同一时期内降付给岳飞的各件诏令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朱仙镇这一地方的。而《行实编年》于叙述了郾城、颍昌诸战役之后，却凭空添出了描述岳飞进军朱仙镇，以及以五百骑兵大败十万金兵于朱仙镇，迫令兀术奔还开封的一大段文字，即我在本文开头处所引录的那些。然而，这段描述文字虽则很长，其中却又只是笼笼统统地说什么“对垒而阵”，“遣骁将奋击”，既不明确指出兀术如何以其十万之众与宋方的五百人骑“对垒”；也不明确指出岳飞所遣“骁将”系何人；更没有说明双方交战究竟在何日何时；这和岳珂叙述前此各战役时的行文体例迥不相同。这就足可证明，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

也曾有这样一种意见：经岳霖、岳珂父子两人所征辑到的岳飞生前的奏议、公牍、诗文等等，并不是已经完备无所缺佚，宋高宗和南宋政府给予岳飞的诏令、指挥等类文件也同样必有所散佚，既是如此，则关于朱仙镇战役的捷奏或奖励诏旨等文件，可能就正是在散佚之列的。我认为，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此事既不见于《鄂王行实编年》刊行前的任何官私史书，则岳珂自应有一孤本秘件为其根据，而凡属岳珂独得的文字记载，则已全部被他收录在《金佗稡编》或《续编》当中了，其中并无此事的任何踪影。既无通行之记载，又无独得之秘籍，然则何所据而云然呢？因此，我断定它出自岳珂的虚构，这绝对不会冤枉他的。

三

（一）如上节所考论，岳飞和岳家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既全不曾到过朱仙镇，则当岳飞奉诏班师时必不是从朱仙镇撤退的，这本是一言可决的问题。但岳飞与其基本部队究竟是从哪里撤退的呢？这在南宋的许多史籍中都有很明确的记载。例如：

（1）《岳侯传》于叙述岳飞由郾城进抵小商桥之后，继即说岳飞申奏朝廷，欲乘势追赶金兵，却被秦桧、张俊等人阴谋沮坏。其下即云：

时侯屯军于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侯承宣诏，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术闻知，断我军路，故虚张其声，科买布帛，造战牌，言进兵北讨。兀术使人听探，闻知侯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余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裴城（按：今郾城仍有裴城乡。岳飞自其大本营班师，退四十五里而至郾城所属之裴城，此实不由朱仙镇班兵之铁证），先令牛皋备战。时有人报兀术曰：“南家兵奔走，已弃颍昌。”兀术提兵复迫侯军。侯屯于蔡州。

（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于绍兴十年七月载：

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亦于同年七月壬戌载：

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金人闻飞弃颍昌，遣骑追之。……飞还至蔡州。

（4）同书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条，于附注中引赵甡之《遗史》云（《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七亦引录此文）：

先是，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

（5）《中兴小记》卷二八，在绍兴十年六月末记述了“岳飞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之后，接着就叙述一些别的事件。到闰六月戊戌，方又写道：

赐诸帅诏曰：“狂敌不道，荐肆凶残。王师所临，无往弗克。捷奏继至，俘获踵延。尚虑狃吾屡胜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岂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灭为期。咨尔六军，咸体朕意。”

湖北宣抚兼招讨使岳飞时屡获捷，至是，诏书不许深入，飞遂班师。而所取州县，旋复失之（原注：《野记》）。

根据上面引用的这五种记载，可知岳飞这次奉诏班师，其部队是从西京洛阳以至郑、陈、汝州、颍昌府这一广大地区南撤的，而其本人，则是如《遗史》、《北盟会编》及《系年要录》所说，是从郾城县撤退的，否则也只能如《岳侯传》所说，是从颍昌府撤退的。总之，无一书曾提及从朱仙镇撤退的事，可证岳珂所描绘的岳飞由朱仙镇退师时的那一场面，尽管有声有色，却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二）《行实编年》说，秦桧“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这段话的根据必即是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当中的那篇《岳侯传》，而对其中所叙事由和情节又稍以己意做了一些修改的。即如“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两句，就是把《岳侯传》中“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两句改造而成的。其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则是因为，岳珂在南宋王朝发还给他们家中的那一大批诏令当中，实在找不到有连续发出的促迫岳飞班师回朝的这样一批诏令出来。根据岳珂在《淮西辨》（见《金佗稡编》卷二二）中所说，在绍兴十年岳飞率军北进，迎击金的南侵兵马的战役中，“首尾两月余，奉御札者又二十有三焉”。而这二十三道“御札”，又全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日子里发出来的。这一事实，证明《岳侯传》中的那条记载并不符实，迫使他不能再照抄《岳侯传》中的原文，遂即把“诏书”改作“金书字牌”，以避免因“查无实据”而致露出马脚。事实上，这样的改动，其结果也还是徒劳，也仍然不能不暴露出其事之纯出虚构。

在此，我们先来弄明白什么是“金书字牌”的问题。

北宋人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门中，有一条记载说：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宋会要辑稿》的《急递铺》门也载：

〔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犹（尤？）速于急递。（《方域》一〇之二五）

据此可知，“金书字牌”乃是递送最紧急的公文时所使用的一种凭证，持有这种凭证的传递公文人员，到任何驿铺都可换乘新马，藉以保证能日行五百余里。但“金书字牌”和紧急文书终究不是一码事，持有“金书字牌”的递送公文人员，同时还非得另有一份例如“军前机速处分”之类的紧急公文不可。在岳飞的《画守襄阳等郡札子》（见《金佗稡编》卷一〇）中就曾说道，“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准御前金字牌，伏蒙圣慈特降亲札处分，令臣条具襄阳、随、郢利害”，可为确证。因此，尽管岳珂把《岳侯传》中的“诏书”改为“金书字牌”，希图藉以避免人们认真地去追查这些“诏书”；而其结果，人们依然要“顺藤摸瓜”，要根据这十二道“金书字牌”，而追问其每一次所递送的诏书或亲札究竟何在。既然连一道也找不出来，岂不足可证知，所谓用十二道“金字牌急脚递”递送的十二道诏书，一概都是属于子虚乌有的吗！

从情理方面来说，一日而发下十二道金书字牌、递送十二道诏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岳飞当时率军屯驻在郾城，与南宋王朝所在的杭州相距约两千里，即使是“金字牌急脚递”，最快也得四五日的时间才可到达，往返日程合计，则需要八九天的时间。既然诏书的内容是要岳飞班师回朝的，则在派遣“金字牌急脚递”把这诏旨递送出去之后，总应等到岳飞有不肯遵命班师的表示之后，才可能发出第二道；倘若南宋王朝料定岳飞不肯遵命班师，因而要再三加以敦促，则日发一道也还可以理解；而今竟是在同一日内，每隔三五十分钟即派遣一次“金字牌急脚递”，连续派遣竟达十二次之多，这就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了。

《岳侯传》虽不知究系何人所作，但其中叙事至绍兴三十年（1160）为止，且称宋高宗为“上”，既不称做太上皇，更不称其庙号；称岳飞为“侯”，既不称为武穆，更不称为鄂王；则知必是写于宋高宗绍兴之末尚未禅位于孝宗之时。其中所述岳飞生平事迹，基本上是符实的，所以徐梦莘把它全文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当中。但其中终也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如把参与秦桧杀害岳飞阴谋的罗汝楫误为罗振，即其一例。而错得更为明显的，则是“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一事，所以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述岳飞自郾城班师事时，虽然采用了《岳侯传》中的一些文句，却没有采用“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事，而只把这段文字收录在正文之下，作为附录。（单就对于这一事实的取舍来看，似乎李心传的史识超出乎徐梦莘之上，实则不然，徐梦莘对其所录用的史料，一律是照录原文，不作删改的。）

四

（一）《岳侯传》中说，当岳飞在郾城把兀术的军队打败，又连夜起发，赶到了小商桥，离临颍二十里下寨时，探骑报告说，“夜来三更，兀术并韩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到下文说到岳飞奉诏班师时，又说岳飞奉诏之后，恐兀术闻知，断截宋军归路，便虚张声势，佯称进兵北讨，兀术使人探听，闻知岳飞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余里”。尽管上文有兀术、韩常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之说，但下文的“引兵夜遁”却决没有指明是从汴京向北逃遁的。所以，李心传在《系年要录》中记述这次班师事件时，就把《岳侯传》中那一大段文字简括为：“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表明他并不认为兀术曾离汴京北遁。由此可见，岳珂在《行实编年》中所说的“乃声言将翌日举兵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为先臣〔内应〕，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全都是把《岳侯传》中的记载加以提高、夸大而撰造出来的，与当时的事实全不符合。

（二）岳珂在《行实编年》中叙述兀术夜弃开封，将遂渡河，有太学生叩马而谏云云一段，绘声绘影，颇富有戏剧性。但细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整段文字只能算做岳珂的一段文艺创作，却决不是具有哪怕只是少量真实性的历史记录。我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

第一，在南宋方面的官私文书记载当中，全都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蛛丝马迹。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续编》当中的各类文字，也全都如此。至于刘光祖的《襄阳石刻》和章颖的《经进岳鄂王传》，则都是从岳珂的《行实编年》转抄来的，自然不能作为佐证。

第二，在金朝统治区域内的官私文书记载以及元末所修的《金史》当中，也全都找不出关于此事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三，能不能说，在岳珂撰写《行实编年》之际，他确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载（不论其出自南宋人之手，或系金国人的记载而流传到南宋的），后来却又亡佚了呢？我以为，倘若确有此事，则断不会只成为岳珂所独得的一种秘籍，亦即在《三朝北盟会编》或《系年要录》当中，断不会弃而不取，致使连丝毫踪影也不得留存下来。

基于上述三点，我断定：太学生叩马而谏兀术之事，纯属无稽之谈，纯为岳珂所虚构。

五

《岳侯传》在记述了岳飞奉诏班师，已弃颍昌诸地之后，接着又写道：

侯屯于蔡州。时梁兴在河北绛州，尚未得知。侯谓诸将曰：“梁兴现在河北，与金人决战，退走翼城县；赵秉渊战守淮宁，亦不知南归。”侯遣李山、史贵将兵救梁兴、赵秉渊等回蔡州。兀术不敢进兵。诸将军人马依次调发归江夏，自将二千骑取顺昌入淮赴诏。

在这段文字里，把转战于河北、河东地区的梁兴与“战守淮宁”的赵秉渊并提，而且说岳飞派遣李山、史贵去援救梁、赵二人回蔡州，这都是很不确切的。而且，只说“赵秉渊战守淮宁”，却没有说赵秉渊当时是陈州（即淮宁）的知州，更没有说赵秉渊从何时起做了陈州的知州。这些，也同样不够确切。然而，它却毕竟反映出：在岳飞班兵回到蔡州之前，赵秉渊就已经在为保卫陈州而与金军作战了，而且是在对赵秉渊发出救兵之后，岳飞才令在蔡州的诸部将带领人马回江夏（即武昌），其本人才取道顺昌“入淮赴诏”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对于赵秉渊之知陈州，李山、史贵之救援陈州诸事，都有明确日期：

〔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于陈州，克陈州。——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

〔七月〕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

〔八月〕六日丁丑，李山、史贵、韩直败金人于陈州。——初，张宪得陈州也，岳飞令统制赵秉渊守之。金人围陈州，飞统制李山、史贵与刘锜军统制韩直及金人战于城下，败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在七月壬戌记述岳飞还至蔡州后遣李山、史贵以兵援赵秉渊事，其文字基本上是从《岳侯传》摘录来的，所不同的，是它已明确说到，赵秉渊在其时已经是“知淮宁府”了。而它于七月乙丑（二十四日）又载：

是日，金人遣翟将军围赵秉渊于淮宁府，李山、史贵及刘锜军统制官韩直共击退之。秉渊闻岳飞已去，遂弃城南归。（原注：《日历》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赵甡之《遗史》亦以为丁丑日事，恐误。）

这段记载，不但指明金方围攻淮宁府的是翟将军的部队；而且还进一步叙述了，金军虽被李山、史贵等人打败，但赵秉渊终于还是放弃了淮宁府而南归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不同，它是把淮宁之役系在七月二十四日，亦即在岳飞自郾城回军三日之后。它虽没有明著所本，但它必有最确凿的依据则可断言，否则，李心传便不会在这段记事之后又自作附注，对《日历》和《遗史》中所系月日（也就是《三朝北盟会编》所系月日）加以纠正了。

综合上面引录的各种记载，可以知道：1．赵秉渊之做陈州知州，是在岳飞派驻陈州的刘永寿、史贵擅自弃守之后，奉岳飞之命，于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进入州城的。2．李山、史贵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陈州城下打败了金人翟将军的部队。3．在《宋高宗日历》和赵甡之的《遗史》以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当中，则都是把解陈州之围的那次战役误系于八月初六日的。

到此，我们且再回头看一下岳珂在《行实编年》中对这几件事的记载吧。他分明写道：

先臣……奉诏自庐入觐。……

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虏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悉其众围秉渊。先臣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

虏再攻颍昌，上命津发人民于新复州军据险保聚。

照此所说，是在岳家军已经大部分回到武昌，岳飞本人已经经过庐州而到杭州去朝见了宋高宗之后，才又委任赵秉渊去“知淮宁府”的。究竟是谁委任的，是在八月的哪一天到任的，这里没有说明。金人于何时“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于何时“又悉其众围秉渊”，岳飞又在何时何地“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更全都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只就“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这句，也足可看出岳珂之任意颠倒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已达到如何鲁莽灭裂的地步了。因为，照《系年要录》所说，李山、史贵在七月二十四日已解淮宁之围，到八月上旬，赵秉渊说不定已经放弃淮宁南归了；即使采用《高宗日历》和赵甡之《遗史》之说，把李山、史贵解淮宁之围推迟到八月初六，也照样可以证明赵秉渊知淮宁府必是远在八月以前的事。而金人之再度占领颍昌，也是岳家军自颍昌撤退后不久的事，也同样不会在八月以后。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岳珂把这几桩历史事实搞得如此颠倒错乱，究竟用意何在呢？除了暴露岳珂对其祖父的业绩不肯严肃认真地对待以外，除了暴露岳珂对于宋金战争的史实不肯严肃认真地对待以外，不是再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了吗！

（原载《文史》第八辑，1980年3月）

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今年春间，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正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量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助益，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再论》，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一、这首词肯定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岳飞是河北的一个农家子，少年时曾在北宋大官僚安阳韩琦的后裔家中作过佃客，年二十以后投身军伍，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了不朽勋业。在他三十九岁那年，即被赵构秦桧诬陷、惨杀。

似这般出身的一员武将，他有能力填写这样一首词吗？换言之，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岳飞的作品吗？

我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

尽管岳飞之孙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宋史》中的《岳飞传》完全脱胎于此书）中所说的，岳飞在少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等话语是不尽可信的；然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上书论事”，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这就足可证明，他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乐府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必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则必皆岳飞亲自写作的。这说明，岳飞是具有写作《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的。

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今摘引几段于下：

一、建炎四年（1130），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余驻大兵宜兴，（沿）〔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岳珂编《家集》卷一〇）

二、岳飞从广德军又“拥铁骑千余”回驻宜兴之后，同年六月又在宜兴县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写了一段《题记》说：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此据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摘引。岳珂所编《家集》亦收此文，文句较简略，标题为《五岳祠盟记》。）

三、绍兴二年（1132）七月，岳飞因追剿军贼曹成的匪众而进军湖南，当他班师经过永州祁阳县的大营驿时，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其文为：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岳珂编《家集》卷一〇）

四、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一，有一条记事：

绍兴癸丑（按即绍兴三年，亦即1133），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五、在岳珂所编《家集》卷一〇，还收录了两首律诗，都没有载明写作年月和地点。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题翠岩寺》，全文为：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这里既有“秋风江上驻王师”句，又有“山林啸聚何劳取”句，则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镇压了虔州和吉州两地的起义群众之后，也可能是在追歼曹成所率领的那股游寇之后，也可能是在镇压杨幺所率领的湖湘地区起义群众的前后。虽难断言其确在何时，但总应写在绍兴二年至五年这一时间内，却是可以判定的。

另一首律诗的题目是《寄浮图慧海》，其全文为：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岳飞只有在绍兴六、七两年内，为了守母丧，以及为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事而与张浚发生嫌怨，曾先后两次在庐山住了较长的时日，估计他与浮图慧海的相识相熟，也应在此时期内。因此，这首七言律诗的写作时间，最早应在绍兴七年他又回到鄂州军营之后，最晚应在绍兴十年进军中原去抗击女真铁骑的稍前或稍后。

以上引录的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其内容所表达的，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此“国”字只指宋政权，非指“中国”）思想，全都可以证明，他随时随地都是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的：他讨平了流窜湖南的军贼曹成，而却说他的志愿唯在于“扫清胡虏”，仅仅平定了“蜂蚁之群，岂足为功”；他提兵镇压了虔吉二州的农民起义军，而却说他只是志在“斩除顽恶（按指女真入侵者）还车驾”；他既一再说要“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又一再表示“必期清塞水”，“直欲镇边圻”，“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上边引录的这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当中的这些语句，按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练，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岳飞写在广德军金沙寺的《题记》中，有“俟立奇功，殄丑虏，……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诸语；写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的《题记》中，亦有“即当深入虏庭，……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诸语；《题翠岩寺》诗中有“功名直欲镇边圻”句；《寄浮图慧海》诗中有“功业要刊燕石上”句；〔这些语句所表达的志趣，粗看来似与《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意不相符合，实则也并不然。前几句所表达的是他的愿望，及至已经得到了节度使等类的很高的官衔之后，再与夙志稍加对照，便感到这功名并非因“镇边圻”而得，而这“功业”也更远远不能刊刻在燕然山上，当然他就要视同“尘与土”了。〕

（更正：上边括入方括号内的这段文字，是我在1981年所写原文中的语句。在写的过程中，我就察觉到，把《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句解释为他对功名的鄙视，把它视同尘土一般，是与岳飞从建炎四年以来各次所写的《题记》和诗歌中立志要“勒功金石”的语意情调全不相合的，尽管如此，我却并没有再向深层探索，再对《满江红》的整体结构作进一步的思考，而只迂回宛转地加以疏通，作出了如上的一段说明。及全文在《文史哲》刊出之后，我的老友诗人臧克家兄连写两信给我，提出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最通达、最准确的解释，接读之后，我立即省悟到：只有改从他的解说，才真能把此词解说得怡然理顺。遂于1992年7月31日，把上段文字改正如下）：

这些话语所表达的志趣，和“三十功名尘与土”正是一脉相通的：前面的那些话语所表达的，是他要以自己的战绩去赢得功名的愿望，“三十功名”之句则是在奔驰各地、以脚踏实地的战绩而获得一些功名之后，用来表述自己的心情。故此句之“尘与土”与下句之“云和月”皆实写而非虚写。上句写获得荣名之过程，下句则写战斗实践之经历，各均寓有得之维艰之感也。

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

二、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的几个论点和论据

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余先生的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焘先生所反复加以论辩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出的疑点是：

1．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

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其言曰：

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文，连累及他，忧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分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的一些疑难问题之后，据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很久很久再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直到去年，我才从报刊上看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又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意见。但是，意见尽管很有分歧，而彼此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据，却大都不出余、夏两先生所已经使用过的那些。因此，我现在仍只对余、夏两先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商榷。

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家集》之中？

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1203）写的，而到端平元年（1234）岳珂又把《金佗稡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抄》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云麓漫抄》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径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录者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托，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疑了。

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的吗？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馀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1450、1451）内，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让我再在这里重说一番：既然在十五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内，先有了袁纯把《满江红》收录在内的《精忠录》刻本的行世，继之又有了汤阴秀才王熙所写《满江红》的刻石矗立在汤阴岳庙当中，怎么能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到十五世纪末叶的明孝宗弘治年间麦秀实始刻石，并坐十六世纪中叶编刻《岳集》的徐阶首先以伪为真之罪呢？更怎么能如夏承焘先生所说，到十五世纪的九十年代之末，一个生在与汤阴相毗邻的浚县的王越，在贺兰山对鞑靼打了一次胜仗之后，竟又亲自或由其幕僚来冒名作伪呢？此真所谓“铁证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者，余、夏两位先生先后所提出的意见，在这些铁证之前，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才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有了上面所作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辩，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

1．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首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

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如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摹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故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更何况，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族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之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不广，而不应再作过多的推论。其实，何只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就连岳飞写在“题记”当中和《题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爱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行世之前，章颖的《宋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这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纪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触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总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朔而“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进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像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本；更不像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文史哲》1982年第1期）

附录：

臧克家与作者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

恭三：

今天下午，极疲累，因上午二客人来，谈甚久，午饭后，脉搏间歇频繁，不得转侧而卧。下午，收到《文史哲》，鼓其余“勇”，一气读完你的大作，大快我心，立即走笔。我痛心于《满江红》著作权之被剥夺，此感情作用也。而你的堂堂大文，则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甚得我心！

对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我与你及一般讲解不同。我在你文引此句高头题了两个句子（这是我读书的习惯）：“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如我所解，始能与全词高昂气概吻合。不知老友以为然否？

克家　二月五日灯下疾书

恭三：

昨晚灯下，兴致冲冲，急草一函，以表对你的大作欣慰之情。

今再就“三十功名尘与土”发挥几句：

“八千里路云和月”，亲经实感也，将“三十功名尘与土”解为“视功名如尘土”，则成为抽象的、象征的了。与词意不合，此其一。

整个词的调子，慷慨激昂，忽插此“消沉”意味一句，不合二也。

我的解说，乍看似上下二句同一意思，实则，“三十功名”是纵写，“八千里路”是横写也。

你这专家，请看如何？

克家　二月六日下午

克家：

连接两封来信，读后心情，畅快无似。

让我先在此表示：你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的解释，确实是至当不易之论。是你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得来，不但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将是后来人所无法摇撼的。

只有照你的解说，才能把“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二句解释得通畅无阻。因为，这两句既是相对为文，而又不是以前句的虚写对后句的实写的，则其与后句中“云和月”相对的“尘与土”，当然只能是指他长期战斗生涯中所亲自践履过的尘与土，而不会是视同尘土的抽象虚拟之辞。至于用前一句的纵写对后一句的横写，这更显而易见，可惜在这次的讨论文章中，还无一文把它道破。

也只有依照你的解说，才不但能使“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的意境“与全词高昂气概相吻合”，且还能使这一句与岳飞其他诗文中所表现的意境全相吻合。我在《再论》中所引录的建炎四年岳飞的两篇《题记》当中，一则说：“俟立奇功……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再则说：“如或……深入虏廷，缚贼主蹀血马前，……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寄浮图慧海》诗中则又说“功业要刊燕石上”。这些话语的意境，何尝是把功名视同尘土呢？

我对“尘与土”三字既然还承袭着错误的理解，因而便不免感觉到这一句与其他诗文意境不相和谐。为求弥合其间的歧异，在《再论》第一节的最后，我曾费了许多笔墨。在得到你的这一解说之后，那一段文字便应全部作废了。古人惯用“一字之师”，而今我也套用此语，拜你为“三字之师”吧！可是说也奇怪，我们已是近六十年的老友，平时见面虽不是太多，然而每次促膝相谈，总都是上下古今，合“纵”连“横”，无所不谈，何独于这首《满江红》词，在许多人已经展开争论之日，甚至在我也已经决定参加讨论之时，而竟并无一次谈及呢？

《再论》中的论点得到你的赞同，“尘与土”三字又得到你的精辟的解析，这都使我极感欢欣鼓舞。但是，你说《再论》对《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已“给以科学上的论证”，这却大有“内台喝彩”之嫌。我在文中所作出的论断，尽管在我是具有自信的，而且也已经得到你的赞同，但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我的论断究竟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否，毕竟还得看看有怎样的反应，不能遽尔视为定论。老友且先拭目以待吧！此复，祝好！

广铭　2月8日

陈龙川狱事考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中说：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当淳熙五年，……诣阙上书，……书奏，孝宗赫然震动，……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衔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励志读书，所学益博。……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词，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寻绎这段文字，陈氏的系狱，前后共是四次：第一次是为了醉中戏为大言而涉犯上，第二次是为了家僮杀人于境，第三次是为了宴会中有毒害人的嫌疑，第四次是为了促使吕兴、何念四殴杀吕天济的嫌疑。首二次应是在淳熙五年以后连续发生的，后二次则是发生于淳熙和绍熙之间的。自《宋史》一出，以后各史书对于陈氏狱事的记载，便完全以此作了根据。近来间有人对此记事发生疑心，却未能予以充分的论证，以确断其误或不误。

《宋史》中的这些记载，是都有其来源的。而且那来源，还都好好地保存到现在。其一是叶适所作的《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另一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中《天子狱》一条。叶适文字中的一段是：

前此，乡人为宴会，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狱矣；民吕兴、何廿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数岁无所得，复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直其冤，得免。（《水心集》卷二四）

此与《宋史·陈亮传》所叙后二次狱事之文字几完全相同，知《宋史》所本为此。《四朝闻见录》甲集《天子狱》条下的记事为：

永康之俗，固号珥笔，而亦数十年必有大狱。龙川陈亮，既以书御孝宗，为大臣所沮，报罢居里，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甲命妓饮于萧寺，目妓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谓乙曰：“陈亮为左。”乙又谓甲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以次呼“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澹闻而衔亮，未有间。时澹已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复告之县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属也，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闻于孝宗，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

居无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于境外，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以为亮实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气绝复苏者屡矣，不服。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尝讼僮于县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计，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轩辛公与相婿素善，亮将就逮，亟走书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

此较《宋史》所记前两次事件的文字为详，而由二者的文字对看，知此段实即《宋史》之所本。然这段记事中毫无年月可寻，所记与叶适在《墓志铭》中所说的又完全两样，故《宋史》中叙为另外的两次。而将二叶所记相加，适成四次。

但在《龙川文集》中，我们却只能找出他两次入狱的痕迹，且又全不发生在淳熙十年之前。吕祖谦是陈亮平生最知心的人，在淳熙五、六、七各年中，二人交往书信最频繁。其中毫不见有陈氏入狱的迹影。他在写给韩无咎的信中诉说其所受的困厄也只说：

会亮涉历家难，穷愁困顿，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尝及者，不幸十余年之间，大父母、父母相继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复与士齿。今但与妻孥并力耕桑，以图温饱，虽书册亦已一切弃去。（《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七《与韩无咎尚书》）

这封信是写于淳熙六年的，其中并未道及入狱的事。而且叶适与陈氏的交谊，虽次于吕氏，但亦甚笃，既为陈氏作《墓志》而叙及其两次系狱的事，何以更有所漏略而留待叶绍翁氏加以补述呢？凡此，我们都不能不有所怀疑。

现在依照《宋史·陈亮传》叙事的序列，将叶绍翁所记的两次狱事试一一考订其发生的时间：

他所记第一次的系狱，仅仅牵涉到何澹一个人，说他那时候正作刑部侍郎，又正对陈氏怀有夙恨，所以便趁机报复了一下。但在《宋史·何澹传》中，仅说他曾作过兵部侍郎，无作刑部侍郎之说。再查其作兵部侍郎的年代，是在孝宗淳熙晚年，《宋史·何澹传》说：

澹本周必大所厚，始为学官，二年不迁，留正奏迁之，澹憾必大。

由《两朝纲目备要》及《宋史全文》中，知道何澹所作的学官是司业，经留正奏迁后又作了祭酒。其时已经是孝宗淳熙十三、四年。以后又为权兵部侍郎，到光宗受禅后除右谏议大夫，绍熙元年春同知贡举，二年秋即因母丧去职。留正于淳熙九年至十二年间知成都府，十三年方签书枢密院事，何澹在留正入相后方得由司业而迁为祭酒，倘使确曾作过刑部侍郎也必更在此后。又按陈亮与何澹间如确有仇恨，又确因何澹为考试官时黜抑陈氏所致，而何澹之同知贡举却在光宗绍熙元年春，则在淳熙时候，尤其是在淳熙十年之前，绝不会有藉了自己的权势而酷待陈氏的事。

但这还只能摆脱了何澹对陈氏的关系，并不能说明陈氏在淳熙五、六年间之不曾入狱。那么，试再就叶绍翁所举陈氏首次入狱的原因而考明其发生的年月：

据绍翁所说，这原因既是为了落魄醉酒，和同乡狂士某甲醉后戏为大言而致犯上，因被某乙告发。这事件，在陈氏的一位同乡吕皓的《云溪稿》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大言犯上的主犯，实是吕皓的长兄吕约。吕皓的《上孝宗皇帝书》中说：

仇人怨家，所竞不满百钱，至诬臣之兄以叛逆，诬臣之父以杀人，叛逆天下之大怼也，杀人天下之元恶也，非至棘寺终不能以自明。……狱告具而无纤芥之实，卒从吏议，以累岁酒后戏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后果有一、二戏言，而岂有异意？此所谓言动之过，而非故为之者也。深山穷谷之中，筚门圭窦之下，一时之戏言固不宜尽律以文法；且仇怨告讦之情，累岁不可知之事，所不应治也。

其《上王梁二相书》中也有同样的话，并说：

……夫深山穷谷之中，闾阎败屋之下，酒后耳热，不识禁忌，此唐明皇所谓三更以后与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寻而穷究之，则辗转相讦，疑似相乘，人无置足之地矣。今以累岁不可知之事，恍惚诞谩之言，一时告讦而使坐之，其将何所逃罪？……最其甚者，一行平人，本有何罪，因皓之兄得罪于仇人而皆有所坐！

这辩诉中所说的情形已和叶绍翁所记的很相似了，而在吕皓的《上丘宪宗卿书》中，更明白说出了“同里陈公”牵连在杀人一案之内，而这位陈公且是一位“名世之奇士”，可知这里所指定是龙川，也可知龙川的被累只是宴会中置药谋毒一案，而与犯上案无涉。其共同的原告为同里中的卢氏父子，其发生的时间是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春。从《陈亮集》中，也能很清楚地将此次事件的经过情形查得出来。

这是陈氏系狱的第一次，而在叶适所作的《墓志铭》中却不曾叙及。这并不是叶适的漏略。由吕皓所上的书中，可知叶适所记因宴会中置药谋毒害人的嫌疑而入狱的事，实即这次入狱的确实原因。而关于置药杀人嫌疑之所由起，在吕皓《上丘宪宗卿书》中说道：

乡之奸民卢氏父子屡假是非以疑上司州县之听而不已，既诬某之兄有狂悖等语，事方得直，又复诬某之父与同里陈公药杀其父，虽有如阁下高明洞达，烛见物理，巨细不遗，亦未免致疑焉。……试以卢氏诬告之事，平其心而察之，使有人当十目所视而且饮他人之酒，后有一人几半月而死，病寝之际，医卜交至其门而皆能证其状，死且十日，其子忽声于众，谓“某与某药杀我父”而闻之官，官既穷究其事，决不复疑之而使之再冤也，真金顾岂嫌于数煅，但某父当兹垂白之年，复使婴木索，被箠楚，必无更生之望矣。有子三人，长既系于官，季则尚幼，某苟不知奔走哀号于前，庶几万一有以释阁下之疑，而脱老父无罪而践九死之地，则不可为人子矣。……今以名世之奇士，与乡闾之平民，皆职某之由，无故而屡遭械逮。尚复有面目俯仰乎天地间耶！

这案情至此便已完全明白：最初的起因，本是由于吕约和卢氏父子因有不满百钱的争论而结了仇隙，于是卢氏父子便摭拾了吕约在几年前所演的一幕滑稽剧而告发了他的叛逆之罪，其中牵连了不少的闾里平民，但其中有无陈氏在内，则殊难必。因为，据《陈亮集》（增订本卷三五）《孙贯墓志铭》看，吕约乃是陈氏的学生，其受学且早在乾道七、八年间，则师生间绝不会共同扮演那样的滑稽剧。若说陈氏之被累乃因其为吕约之师，倒是较为可能，但亦仅属可能，却未必即因此而入狱。嗣至吕约的叛逆罪名将要宣告不能成立，罪犯们全都可望开释的时候，卢家的作父亲的忽而病死，其子为要继续致吕氏父子于死地，于是乃将父亲的死因归咎在若干日前一次宴会的事情上，而以置药谋害罪告发了吕约的父亲吕师愈，另外也还涉及陈亮。根据吕皓的这封信，陈亮的入狱必是在这次的告发之后。

因为后一罪状乃是确实牵涉到陈氏的，所以叶适写入《墓志铭》中。因为前一件事最易被人引为笑谈，而且既被吕氏牵连入狱，在人们的谈笑中，自也难免将陈氏牵混于内，所以叶绍翁便又根据了传闻而记入《四朝闻见录》中，而不知那只是风影之谈。陈亮于《陈春坊墓志铭》中自述其系狱原因，只说是“药人之诬”，于甲辰答朱熹书中也只说“初欲以杀人残其命”，更可证叶适所记为符实。

除了二叶所记一虚一实的两种原因之外，这次的狱事还有另外的一些复杂背景。吕皓《上丘宪宗卿书》中又说：

自为富不仁之说不明，居民上者每以疑心待天下，谓凡汉吏号为良为能者，不过击搏一二豪姓巨族以扶植善弱而已，往往果于破坏富民而不之恤。殊不知……自我国朝纳天下于法度准绳之内，以至于今，富室无巨万之积，方且敛手就约束，求容于里巷，以庶几卒岁之安，岂有稔恶之久而不败者乎？而上之人又从而疑之，常怀忿疾之心，以幸疑似之事，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率由小人巧计投上之所疑而因以坏也。某生长闾阎，盖多见之，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而岂谓今日遽见于吾家乎！

且某家世业儒而不废耕耨，代守勤俭以谨持门户，由是衣食之具仅免求人，而人亦未有以为疑也。时饥则随所有以济人之急，……而乡之奸民卢氏父子屡假是非以疑上司州县之听而不已。

据此，则知卢氏的告讦，官吏的重治，虽则都是以临时发生的事情作为藉口，而背后的重大原因却是为了共同妒视吕家的资产之富。再看叶适所作吕师愈的《墓志铭》，说他“用一扇十年，尚补缉之；道遇坠炭数寸，亦袖携以归”，则说不定是吕氏家人因富有之故而平素既骄且吝，有以致之的。

陈亮的情形，也不是很单纯的，在他的甲辰答朱熹书中说：

如亮今岁之事，虽有以致之，然亦谓之不幸可也。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初欲以杀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推狱百端搜寻，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状》一言之误，坐以异同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最好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之势，鼓合州县以求赂，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若其真好贿者，自应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间一等官人，相与为私，孰能御者？何至假秘书诸人之势，干与州县以求贿哉！狱司吹毛求疵，若有纤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躯矣。……

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所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尝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唠噪，见人说得不切事情，便喊一响，一似曾干与耳。凡亮今日之坐谤者，皆其虚影也。惟经狱司锻炼，方知是虚。然亮自念，有虚形而后有虚影，不恤世间毁誉怨谤，虽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祸。（《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

在乙巳春间给朱熹的另一封信中说：

丘宗卿亦受群儿谤伤之言，半间半界，州府卒归狱于赵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复问矣。世途日狭，亮又一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转陷于榛莽而无已时也。（同上）

他还在《谢王丞相启》中说：

伏念某性固小异，命亦多奇，纵居不择乡，岂为恶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径，宁通小吏之金钱！（《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六）

这些话语，至少又可证知两事：一为陈氏的罪名，除了置毒杀人之外，还有干预州县、贪求贿赂一项；二为其时的当政者立意惩治“道学”，而也认陈氏为其中人士之一，所以特别加重治罪。

抄引了以上许多文字，我的意思只在说：陈氏的首次系狱，是由平素所积累的许多复杂原因所造成的一件事实，叶绍翁所记的狂言犯上案中，也把陈氏牵连在内，实出于传闻之误；而叶适所记，则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种。只因为叙事和年代的不够明确，便被《宋史》编撰者误认作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次狱事了。

在吕皓的《上丘宪宗卿书》中曾说到丘氏对吕父及陈亮的置药杀人的事也不免致疑，在陈氏写与朱熹的信中也有“丘宗卿亦受群儿谤伤之言，半间半界”的话，更可证知不但吕、陈为同一案件中的犯人，且可知这一案情，其中各犯人的罪名，前后是有过几次的改变的。

这次的案子，是结束在淳熙十一年五月末，据陈氏与朱熹书，知其被释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另据吕皓的《畏天惧法碑》，知吕师愈的被释是在同月的二十九日。又据陈亮的《陈春坊墓碑铭》说：

甲辰之春，余以药人之诬，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脱。（《陈亮集》增订本卷三六）

由五月二十五日上推八十日，为三月初五，则陈氏入狱的日期，也可约略求得了。

既然确定了陈氏第一次系狱是在淳熙十一年，而且二叶所记的两种罪名只是这次系狱的许多种原因中之两种（而且是一虚一实），则他们所记后一次的系狱事迹，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决了。

叶绍翁所记是说，在陈氏第一次脱狱之后，又发生了“家僮杀人于境外”的事，叶适则说是有“民吕兴、何廿四殴吕天济且死”；叶绍翁记为“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叶适则记为“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复取入大理”；援救陈氏最力的人，叶绍翁以为是辛弃疾，叶适则以为是少卿郑汝谐。既有这许多不同的节目，于是《宋史》又将绍翁所记列为陈氏第二次的系狱，而将叶适所记列为第四次的。

依了叶绍翁所记这次的入狱原因，我们到《陈亮集》中去找，在其《谢郑侍郎启》中，可找见下列的话：

俄而积世之冤，端若从天而下：涂人相杀，罪及异乡；当路见憎，勘从旁郡。恟恟之势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长之福；十目十手，具知来历之非。莫弭人言，爰兴诏狱。是非错出，真伪相淆，不以大公而并观，孰从众证而细考？附法以杀，虽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单词而无据！（《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六）

这里所记，和叶绍翁所谓“家僮杀人于境外”，以及“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等事，完全相合，其所指自是同一事件。另外，陈亮还有许多谢启，其中的措辞与所述诬枉的情形也全相同，如《谢胡参政启》有云：

老之将至，乃挂网罗。苟有一迹之可疑，岂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适值途穷。一口传虚，絷路人而为罪；三年置对，任狱吏之便文。不思讼者之谓谁，但使仇人之逞志。鞫之又鞫，疑于无疑。（同上）

《谢陈同知启》有云：

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虽路人亦甘于就絷；至遭毒手，盖坐客尽知其为冤。第以当路之见憎，况复旁观之共谤。怨家白撰于其外，狱吏文致于其中。俨然凶人，无一可免。置之诏狱，凡百谓何！（同上）

《谢罗尚书启》有云：

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睠木索之皆具，宁发肤之可全！苟以疑似残其躯，岂敢为当涂而自爱；至于罗织剿其命，亦恐成圣世之失刑。竟不察于人言，爰特兴于诏狱。半毫以上，皆凿空无据之词；十目之间，有左验甚明之实。（同上）

这些谢启中既都说到路人相杀，则毫无问题，都是第一次出狱之后同时发出的。此外更有谢留丞相、葛知院、何正言诸启，也是的。今查胡参政为胡晋臣，于光宗绍熙元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参知政事；陈同知为陈骙，于绍熙三年六月至四年三月同知枢密院事；罗尚书为罗点，于绍熙三年至五年为兵部尚书；留丞相为留正，于淳熙十六年至绍熙五年为丞相；葛知院为葛邲，于绍熙元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知枢密院事；何正言为何异，于绍熙四年为右正言。从这里可以断定，这次狱事的发生，是在绍熙初年，其了结的时期，至早和至晚，都不得出绍熙三年，即陈氏举进士之前一年。叶适于所记后一次的狱事之下，即紧接着一句“未几，光宗策进士，擢第一”的话，则与叶绍翁所记的后一次仍不得不是一件事。谢启中之尤关重要的，是写给郑侍郎的一件，其中所叙的事既同于叶绍翁的记载，而谢启的受者郑侍郎，又正是叶适所记的少卿郑汝谐。有如一座桥，这谢启使二叶的记事有了联系。案郑汝谐在《宋史》中无传，据《青田县志》，他是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孝宗时因丞相洪适的推荐授两浙转运判官，转江西转运使，入为大理少卿，持公论释陈亮，历官吏部侍郎。此必是当陈氏系大理狱中的时候，郑汝谐适为大理少卿，而当陈氏被释之后，向诸人致书道谢的时候，已经又改为吏部侍郎，故陈氏即以侍郎相称。而《青田县志·艺文志》中，也采入陈氏这一谢启，并于其下注云：“郑侍郎名汝谐。”二叶所记之为一事，至此当更无可疑。则叶适所记的吕兴、何念四二人，其中必有一人曾作过陈亮的家僮，而吕天济必即是叶绍翁所说“曾辱亮父”的人。

这次的狱事，所以又使得二叶有了不同的记载，固然是由于传闻异词，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和上次的狱事一样，这次亦复有些别的背景。从《陈亮集》中可以考见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人人都知道他的贫困，但又多见其有“任侠豪强”的行为，于是不免起了疑忌而谋加摧残。其《谢葛知院启》说：

既置身于无用，宜取祸以难明。下流而致缙绅之见推，从何自取？穷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无因。谓其豪强，处以任侠；加虚谤于实事，入信语于疑心。……酝在平时，合成奇祸。重以当涂之立意，加之众怨之凿空。（同上）

《谢郑侍郎启》说：

身名俱沉，置而不论，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怨有所归，谓可从于勿恤；内常无歉，岂自意其难明！（同上）

《谢何正言启》说：

同故旧之戚休，乃名任侠；通里闾之缓急，见谓豪强。欲为饱暖之谋，自速摧残之祸。谤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变生意料之余，三肱并折！（同上）

可见这次的狱事，依旧是陈氏平素的行为不为世俗所谅解而引惹来的；其因家僮杀人于境外而受牵累，又只是仇家临时攫得的藉口而已。

陈氏为其妻弟何少嘉所作的《墓志铭》说：

绍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狱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无疾而死，予为之惊呼曰：我其不免于诏狱乎，少嘉死，是恶证也！（《陈亮集》增订本卷三六）

其所作《凌夫人何氏墓碣铭》又说：

未几而坚母亦死，实绍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铭其墓，……余心许之，而困于囚系，小定，则坚来曰：“坚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坚母于县西三里，……墓内之志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

按十二月丁酉为十七日，据上引两段文字，可知陈氏此次入狱，必在绍熙三年十二月。又据陈亮《与章德茂书》，知此次系狱的地点，是在大理狱三衢分狱中。

在陈氏谢启中所屡次提及的“当路见憎”，以及叶适所说“谕监司选酷吏讯问”的那位台官，大概都是指何澹说的。因为，何澹于光宗受禅后即改除谏议大夫，绍熙元年春礼部试时又曾知贡举，其威权正日渐增加。如果将叶绍翁所记“何澹校亮文而黜之”的事，定为发生于此年，两人自此有了仇隙，则于是冬陈氏系狱，也正是何澹有机会而且有权力进行报复的时候。

叶绍翁的记事中，错误并不止一端。其所记后一次的狱事，说“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说“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在我们既已考知陈氏第二次系狱的确实年月之后，即可知这两点也是完全弄错了的。陈氏的父亲次尹，也作过狱囚是事实，但那事实却是发生在乾道二年至四年的，他的死去是在乾道九年十二月（见《陈亮集》增订本卷三五《蔡元德墓碣铭》），到淳熙时候尸骨已枯，自不能再入州圄。王淮罢相，事在淳熙十五年夏，到光宗受禅后去职已久，自也无预于陈亮系狱的事。然而这错误的两点，却又全被《宋史·陈亮传》沿袭了。

陈氏于绍熙三年春出狱，次年春即状元及第，又次年即逝世。在淳熙十一年之前，不曾有过系狱的事；在淳熙十一年和绍熙元年至三年的两大狱事中间，也不曾有过系狱的事；在绍熙三年被释之后，更不会再有过系狱的事。因而，陈氏一生共仅系狱两次，是一件确确凿凿的事。二叶所记的不同的原因，只是由“亲见之与传闻之”的不同所造成的罢了。《宋史》误记为四次，那是撰修人应负失察之责的。

最后，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证据，那便是陈氏自己于状元及第之后和去世之前不久所写的《告高曾祖文》中的几句话：

高安既殁，十年之间，亮两以罪系棘寺，实为我祖先之羞。（《陈亮集》增订本卷三〇）

高安，是指陈氏的叔祖陈持而言，因为他曾作过高安县主簿。据吕祖谦所作陈持的《墓志铭》，他是卒于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的。自淳熙二年至绍熙三年，前后共将二十年，而陈氏却说“十年之间两以罪系棘寺”，可见他的系狱，自淳熙二年以来共只两次。而这两次又都是在由绍熙三年逆溯而计的十年之内发生的，则以上所论述的各点，到此已完全成为定案了。

（原载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3月12日）

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

朱熹弹劾唐仲友悦斋的事，其起因如何，由于唐氏文集的失传，我们只能在朱氏的文集中看到一面之词，即他弹劾唐仲友的六道奏章（《朱文公文集》卷一八、一九），但奏章中颇有深文周纳之处，而个中真相则无从考知。在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一则中云：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其中既说是“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当然最好能找到二人的日记一看，但王季海虽然做过不少年岁的宰相，而身后却没有著作流传下来，周平园的集子卷帙浩繁，其中也有他从政时的日记，而朱唐交奏的事却并不见有只字道及。单据周密的记载看来，这一桩公案之所以造成，其关键全在陈同父的身上，如果没有陈氏构陷唐氏的一番话，朱熹便不会再到台州去巡按，自然也就不会有跟踪而来的种种是非了。

在周密的这段记载之前，尚有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卷三关于此事的一段记载云：

金华唐仲友字与正，博学工文，熟于度数，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使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唐为太学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

唐知台州，……政颇有声，而私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同甫访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时高炳如为台州悴，才不如唐，唐亦颇轻之。晦翁为浙东提举，按行至台，炳如于前途迓而诉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颇骇。唐与时相王季海为乡人，先密申朝省避嫌，及晦翁按章后，季海为改唐江西宪，而晦翁力请去职。

据此段所说，则唐之忤朱，虽也由于陈氏之谗言，而主要的却还是由于高文虎的谮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完全相信周密的记载，在好几个地方均加引用，如《帝王经世图谱》的提要中有云：

朱右《白云稿》有题宋濂所作《仲友补传》云：“在台州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利赖焉。”则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与朱子相轧，盖以陈亮之诬构。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交奏始末》一条，《台妓严蕊》一条，其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又，《龙川文集》的提要中有云：

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于朱子，朱子不疑。

又，《龙川词》的提要中有云：

考亮虽与朱子讲学，而不废北里之游，其与唐仲友相忤，谗构于朱子，朱子为其所卖，误兴大狱，即由亮狎台州官妓，嘱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之故。事载《齐东野语》第十七卷中。

但《宋元学案》全谢山所修撰的《说斋学案》中，则又偏信《荆溪林下偶谈》中的说法，认为《齐东野语》归其罪于陈氏为失实，并以为“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

今按：朱熹之纠弹唐氏，态度至为峻激忿厉，而其弹章中所列举的罪状，却只是反覆于狎昵官妓严蕊等人，以及所谓促限催税、蓄养亡命等事，甚至以官钱刊行荀、扬诸子之书也被列为罪状之一，则可见其有意周纳，盖是先已决意要加之以罪而临时捃摭数事以为辞者。藉此可以断言，朱氏之所以出此，必系对唐另有私憾，而此私憾之生又必系有人居间拨弄而成者。

士人或官吏之狎妓，在宋代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如单以此事向朱氏陈诉，当不会使他如彼其忿忿，则用作拨弄的口实者，自必于狎妓之外另有对朱氏个人简傲不恭之处。《荆溪林下偶谈》仅记高文虎的迎诉而不记其所诉为何，殊失简略，而《齐东野语》所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的话，倒很像当时必不可少的诬词，无怪乎《四库提要》信之不疑了。但若因为相信《齐东野语》中所载的诬词近真而即断言造作诬词的就是其所指的陈同甫，便不免又发生问题了！

以《龙川文集》和《朱文公文集》以及《朱子年谱》诸书合看，知道朱氏和陈同甫有一次的晤面是在朱氏做了浙东提举之后，淳熙九年的正二月之交。到这一年的秋七月，朱氏方由绍兴府的属县而巡历到台州界内，弹劾唐氏的事情也即在这一月内发生。留台不去，前后凡六上弹章，至八月十八日才又离开台州到处州的缙云县去。在春初朱陈晤面之顷，虽也曾约定了下一次晤面的时间和地点，但直至弹劾唐氏的事情发生之时，甚至直到更后，这约会始终没有实践。则周密所说“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按台”云云，其节次并不相合。

又查朱、陈二人相见之后，朱氏首先致信陈氏，邀他偕同陈君举一同到绍兴官舍去见面，陈氏则先是因为等待陈君举，后来又因为天气的早热，终于并未前去，只在这一年的夏秋二季中往返了两次书信，这些书信在两人的文集中现在还都可以查到，其中亦全无一语涉及唐氏。

唐氏在被弹劾之前，本已有了提点江西刑狱的除命，因了朱氏的逼胁，这新的任命终于被罢，而在罢唐之后，却又改除朱氏提点江南西路刑狱，使他填了唐氏的阙，这似乎是当朝的人故意向朱氏开此玩笑，使他蒙受“蹊田夺牛”之讥，朱氏当然非力辞不可，于是在九月中旬便回到了福建的武夷山中，此后半年有余，朱、陈之间连信息也没有再通。到淳熙十年的秋季，陈氏方才写信给朱，其中的一大部分均是论朱、唐事件者：

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小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震》之九四有所谓“震遂泥”者，处群阴之中，虽有所震动，如俗谚所谓“黄泥塘中洗弹子”耳，岂有拖泥带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以秘书壁立万仞，虽群阴之中亦不应有所拖带；至于人之加诸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凡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既为此辈所附托，一旦出于群疑之上而有所举措，岂不为其拖带乎！况更好人恶人，皆因其平时所不快而致其拖带之意，秘书虽屹然为壁立万仞之举，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论，惟亮此论为甚平，未知秘书以为如何？……刘越石一世豪杰，乃为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谓“远佞人”者，是真不可不远也。……

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然穷困之中又自惜此泼命，一笑。（《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癸卯秋书》）

从末段的几句话看，知道在唐氏本人亦以“相谮”致疑于陈氏，故陈氏亟以自白，则吴子良和周密二人的记载也全算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倘使陈氏果有谮唐的话语，应是在淳熙九年春初与朱氏晤见时候说出的，而朱氏的仓遽按台乃远在半年之后，已可证此种假定之不能成立。又，倘使如吴子良所记，先有陈氏诉唐私于官妓的事，后有高炳如迎诉于途的事，而认为二者都为朱氏忿忿于唐氏的原因之一，也觉于事理不合。因为，官吏私于官妓既为宋代惯见的事，则偶尔向人道及并不能算作“相谮”；如果以为如此便是“相谮”，则既已谮于朱氏面前，而又于致朱的书信中自行否认其事，出尔反尔，反更足以招致朱氏的轻蔑，此在陈氏固必不肯为，在任何人也必不会出此的。更何况此书前面的许多话语全是对朱氏所进的诤言，其中首先即谓朱氏在台州的措置虽可震动一时，而终犯了《震》之九四所谓“震遂泥”之弊，后面又说这是受了奸狡小人的蒙蔽而阴相附托，且又说“物论皆以为，凡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则暗中所指必系不待言说即为朱氏可喻之人，而朱氏回信中对此亦不加辩白，又必系朱氏一方面既承认其自身确是为人蒙蔽，另一方面也承认陈氏暗中所指为奸狡小人者确为不诬。可惜他们都未肯明指其姓氏，传闻失实，陈氏竟代替了他们指为奸狡小人者而受谤，我们虽欲为陈氏申雪，也遂苦于难确指此小人之为谁何。在没有办法之中，我们还只好取信吴子良所说的下半段，并采取全谢山的判词：“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

（原载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7年5月27日）

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

陈龙川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举进士第一，次年即在家逝世，享年五十二岁。各书所载，率皆如此。唯在李幼武《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一六《陈亮传》中有云：

绍熙四年举进士，上亲擢之第一。授建康军节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今按：陈氏生于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至绍熙五年（1194），依中国计算年龄的旧法，恰为五十二岁。《言行录》中既也承认陈氏卒于绍熙五年，则其“享年五十有五”一句，显系错误。这错误若不是刻书的手民所造成，则必出于撰作者推算之偶尔未审，是可以断言的。

关于陈氏的死因，最先加以记载的，是叶水心（适）的《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其中说：

光宗策进士，擢第一。既知为同甫，则大喜曰：“朕亲览，果不谬。”授建康军签判。

同甫虽据高第，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未至官，病，一夕卒。（《水心集》卷二四）

这分明说陈氏乃是因病致死的。而他的病又是由于平素的忧患所积成，并非单纯的临时病症。据“形体外离”句，或可推想为因中风而致体形稍变或嘴歪眼邪之类，病重则易致猝死也。

吴师道的《敬乡录》，也沿用叶氏此说，以为陈氏是患病死的。

只有方回在其《桐江集》中，对于陈氏的死因有另一种说法。

《桐江集》卷三有《读〈陈同甫文集〉跋》三篇，第一篇是记叙陈氏和朱子以及陈止斋（傅良）诸人辩论王霸义利一案的本末的。第二篇是评论陈氏的文章和气度的，其结尾云：

同甫幸脱囹圄，卒不令终，殆器识亏欠为之。惜其遇朱、吕二公而不能有所化也。

第三篇首段节录叶水心记叙陈氏两次系狱的文字，次段即依据自己的传闻而驳正叶氏的记载，末段则详记陈氏不得令终的原委。其全文如下：

陈同甫两下大理：其一，乡人宴会，末胡椒置同甫羹中，同坐者归而暴死，疑有毒，连坐及同甫。其一，民吕兴、何廿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复入大理。——此叶水心所书墓铭也。

然予闻婺之富人子携妓游某寺，登讲堂，妓歌《降黄龙》劝酒。富人子，alt子也，容令如即尊位状，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兴大狱。孝宗抹狱卷，置不问。水心不书。

又同甫魁天下而归，虐使桶匠，欲取其女，俾为方桶。桶可圆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匠恨甚，以桶刀杀之。水心亦讳不书。曰：“病，一夕卒。”非也。

侂胄得志，庆元党五十九人，有起废为尽力者，叶水心且不免，使同甫无恙，其出处向背，盖未可知云。

此中所述陈氏系狱始末，所谓“予闻”也者，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记大致相同而又较略，当即本于叶书，其为诬妄不足信，我在《陈龙川狱事考》一文中已详加考辨，兹不再赘。至其所述陈氏死于非命的事，于情于理也全不相合。因为：

第一，木桶并非“可圆不可方”，因而“俾为方桶”并不能构成一件刁难的事实。

第二，陈氏既经大魁天下，倘使确欲得一桶匠之女，要威吓或要利诱，似乎都不缺乏更有效的方法，因而按之正常事理，可断言其绝不会拿造方桶的题目与桶匠为难。

第三，陈氏于及第荣归之后，所作有《刘和卿墓志铭》及《吕夫人夏氏墓志铭》等文，前一篇作于绍熙四年九、十月间，其中有云：

今年夏秋之交，余得第东归，趋本郡谢，则闻君死矣。……余自念投老，蒙上误恩，擢先众俊，精神筋力，往往尽矣，愧无以报称也，将遗落世事，痛自啬养，以庶几万一焉，而敢费心思于文字间以重其羞？

后一篇作于绍熙五年春季，其中有云：

余方叨被误恩，褒嘉之语，非所宜蒙；训诫之辞，不遑宁处。思所以休息暮年而报称天地之造者，惧未之逮，而敢言文乎。

从可知陈氏在打算以一身而任天下之重，惟恐自身的筋力和精神衰弱不济事，而在加意地保养调护。在此情况下，其不会有荒唐无耻之行，不会有要强取桶匠女儿的事，更是可以断言的。

第四，陈氏一生与道学家们对立，其同时以及稍后的道学家或附和道学家的人们，对于陈氏的一言一行莫不伺隙加以掊击，单是朱熹批评陈氏的话，在其《语类》中即已够特辟专篇，倘使陈氏的死因确如方回所说，朱氏师生绝不会等闲放过不提的，然而各家的记载中却都不见此说。方回生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上距陈氏之死已将近四十年，其作此篇《跋文》之时，更已入于元代，距陈氏之死已及百年，突然出此怪说，而又不明载其本之何书或闻诸何人，实际上也就无异于自行标明其为一桩无稽之谈了。

第五，方氏之为人，倾诈翻覆，备极恶毒，具见于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方回》条，兹摘录于下：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徽人也。其父南游，殂于广中。回，广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

其处乡，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遂一向寓杭之三桥旅楼而不敢归。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

时年登古稀之岁，适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成父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仁近有诗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方尝有句云：“今生穷似范丹。”）于是方大怒其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遂比今上为朱温。即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只言六臣，未尝云比上于朱温也。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之原本，手碎之，乃已。

先是，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所谓十可斩者，盖指贾之倖、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严州。

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橐。

有老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及来杭，复见其跪起于北妓之前，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大略云：

“在严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

寓杭之三桥旅舍，与婢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淫也。

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为无人，大言无当，以前辈自居，骄也。

一人毁之则呼号愤怒，略无涵养，褊也。

在严日，事皆独断以招赂，不谋之同寅。专也。

有乡人以死亡告急者，数日略不之顾。吝也。

凡与人言，率多妄诞。诈也。

回有乞斩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侥幸也。

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邸，买少艾之妾，歌酒自娱，至于拜张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买果肴以悦其婢。每见猥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者乎！

使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

其说甚详，姑书其大略如此。

其为人既如此恶滥无行，而又企图用文字将此等恶迹加以掩饰，藉以欺蒙千百年后的读书人，且将中年以前的作品如特为献媚于贾似道而作的《梅花百咏》等篇，概不收录于文集之内，故《桐江集》内所收大都入元以后之作。其中弹劾贾似道诸疏虽作于宋末，但文前均附有《上书本末》，知其亦为后来所追记。凡此晚年诸作，几于言必称程朱，对于非程朱派的人物则肆口丑诋，处处皆装腔作态，企图厕身于道学之林。其所记陈氏不得其死的事，必即是以这样的居心而特地捏造者。

全谢山在《陈同甫论》中，对于方回这篇《跋文》也曾加以痛斥：

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诋同甫，谓其登第后以渔色死非命，是则不可信者。同甫虽可贬，然未许出方回之口，况摭流俗人之传闻以周内之哉！（《鲒埼亭集》卷二九）

全氏此论，虽似乎是以人废言，而以方回的为人，他的话却的确是在所必废的。

以上云云，虽则对于方回的话已经加以驳斥，而对于龙川之因“病”致死，却还没有举出确凿的证据，今且列举于下：

陈龙川活得艰辛，死得寂寞。死了之后，他平生的友朋之中，竟很少人肯为文哀悼他。朱熹没有作，陈止斋也托词于“不胜悲”而没有作。作了的，似乎只有辛稼轩和叶水心二人，而在这两篇祭文中便都可找出陈氏因病致死的佐证。

辛氏的祭文有云：

闽浙相望，音问未绝，

子胡一病，遽与我诀！

呜呼同父，而止是耶！（《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一六）

这几句简单的吊语，很明确地说明陈氏之死只是因为病，字里行间，绝无可以启人疑窦的暗示。

叶氏的祭文有云：

子不余谬，悬俾余铭。

且曰“必信，视我如生”。

畴昔之言，余不敢苟。

哀哉此酒，能复饮否？（《水心集》卷二八）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的《水心合铭陈同甫、王道甫》条，可作为叶氏这几句话的详细注脚看：

水心少与陈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不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责，切中其病。是时水心初起，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中与子辨。”故水心祭龙川文云：“子不余谬，悬俾余铭，且曰‘必信，视我如生。’”……

水心既尝为铭，而病耗失之，后乃为集序，精峭卓特，叹其才不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谓同甫之学唯东莱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夺，而予犹不晓。皆所谓“必信”者。……

水心于龙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说，而后辈不知本末，或以为疑，此要当为知者道也。

今按，吴子良生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上距陈氏之死为时仅三年余。到十六岁他从学于叶水心的弟子陈耆卿，二十四岁以书通叶水心，再后便成了叶氏的及门弟子。对于龙川的生平行实，以及他和叶氏的关系，吴氏的见闻自当较为的实，因而他这段记事也必不至有何不可靠处。从这条记事当中，我们当能推绎出一个结论来，即：既然在垂死的时候还能托铭于人，则陈氏绝非暴死的。

但叶氏的祭文中一则曰“悬俾余铭”，再则曰“畴昔之言”，似乎陈氏之向叶氏托铭未必即在垂死之时，是则吴子良的“垂死犹托铭”一语是否有时间错误还不无可疑，我们似还不能据此即断定陈氏之并非突然而死。但叶氏的祭文并未注明作于何时，假如作于陈氏去世多日之后，则所谓“悬”，所谓“畴昔”者，仍只是指陈氏垂死之际而言。即再退一步说，“垂死”二字即使不可确信，而吴子良的记载却并不因此而全部可疑。其“铭或不信”云云，与叶氏祭文全相合，更是不容有误的。那么，陈氏于托铭时既嘱叶氏以“必信”，而叶氏于祭文中又以“余不敢苟”相告，则叶氏在《墓志铭》中所说的“同甫虽据高第，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未至官，病，一夕卒”等语，绝不会有“不信”的成分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一方是本证旁证俱全，另一方是人证物证均缺，然则方回的一段记载，即使不以其人而废，岂不也终被全然推翻了吗？

（原载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7年3月25日）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

一、邓广铭的学术道路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清代的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士；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1】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幹、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专题实习”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2】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3】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4】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5】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6】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7】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8】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9】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10】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次年春，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这篇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当时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11】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12】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13】

这篇成名作发表之时，邓广铭正好30岁。半个多世纪后，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14】就在去年，他还对女儿邓小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15】所谓“三十功名”，就是指的这篇文章。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在这期间，给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是赵万里和傅斯年。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想系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故次年春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遂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16】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屡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17】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又经胡适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18】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19】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要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他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信中称他“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其实他那时已作过考订的亦不止后来发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还说：“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另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凡例”中，还提到对《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订，但大概都没有最后定稿。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C. C派刘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往往要降格做副教授，当傅斯年提出名义问题时，邓广铭并无异议。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当郑天挺询问邓广铭的意向时，他这样回答说：“如果单纯就我与胡、傅两先生的关系来说，我自然应当应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样单纯。胡、傅两先生事实上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都很深厚，都有义务那样做。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无任何关系，因而不能跟随他们采取同样行动。”【20】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请看看这份著述目录：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过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以致历史系的某位教授说：“邓广铭现在成为‘作家’了！”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开始了。次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是他57岁到70岁之间，正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最成熟的时期。

这期间他写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争议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广铭商量，请他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补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广铭此次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而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得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后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21】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邓广铭在年过70以后，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青春。他一生中的这最后20年是他学术贡献最大的时期。就学术成果而言，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1983）、增订校点本《陈亮集》（1987）、校点本《涑水记闻》（1989）、《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辛稼轩诗文笺注》（1996）、《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王安石》修订本（1983、1997）。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40多篇论文。甚至在年过90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直到住进医院时为止。

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贡献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史学后备人才，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这种贡献的价值也许比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义。

二、邓广铭的学术贡献

中国的断代史学是从本世纪新史学兴起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宋代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先宋时代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历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本世纪之前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

张荫麟（1905—1942）是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馀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邓广铭晚年谈及张荫麟时，说“张是清华大学的才子，陈寅恪很赏识他，但张教书、治史都不成功”。【22】对他评价很低。公允地说，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3】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24】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教授早已被公认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90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25】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唯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26】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究竟占有怎样一个位置？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为数不多。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

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乣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乣军”，某部族乣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在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27】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28】后来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则将他最终引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29】我请周一良教授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清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教授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也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岳飞传》一书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此书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使邓广铭教授终身难忘。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教授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几部谱传著作之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一部高品质的传世之作。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填写的三部代表论著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岳飞传》和《王安石》，可见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和份量。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写信给邓广铭教授，提出修订的建议或增补的资料。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教授又花费很大精力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教授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邓广铭教授对此的反应是：“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30】我们不妨说，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教授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教授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几年前，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撰写的《自序》中说：“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漆侠教授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非常后悔没有及早促成邓广铭先生主编一部《辽宋夏金史》，藉以偿其夙愿。【31】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32】

长期以来，邓广铭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现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已经由我协助他完成了点校工作，而他却来不及写这部《校勘释例》了。

邓广铭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遂由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教授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行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33】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教授从教六十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在他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代史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公认，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是尤为突出的。

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小南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老实说，傅斯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算不上一流的专家，但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文革”以后，邓广铭教授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作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几经周折，山东大学执意不肯放人，只是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教授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杨伯峻（《左传》研究）、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教授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邓广铭教授致力于学术振兴的用心和努力。1979年，邹衡教授因《商周考古》一书的出版而得到一笔稿费，在“文革”结束不久的当时，人们实在无法接受知识分子在工资之外还领取稿费的事实，很多人都认为这笔钱应该上交系里，邓广铭教授独持异议：“在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还有人肯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应该予以特别奖励。不但不能收缴他的稿费，反而应该给他发奖金才对！”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教授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教授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三、邓广铭的学术品格

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大概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首先从学术态度说起。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修养。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大都经受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学风的严谨在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建国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教授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34】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教授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去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教授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35】

对邓广铭教授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馀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按照邓广铭教授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谈起过他的设想：“《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36】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37】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从邓广铭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就连他80岁以后写的文章还常有句子结构很复杂、逻辑很严密的表述，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论著既是如此认真地写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碍”而删改文字。1996年，邓广铭教授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说：“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教授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教授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章学诚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38】邓广铭教授在为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以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再准确不过地点出了邓广铭教授的治学风格。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教授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比如关于金军拐子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在邓广铭教授的论著中，从来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向旗帜鲜明。

史识当然不是没有凭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学养。史学之道，但凡“独断之学”，必定有赖于“考索之功”，否则“独断”就难免沦为“武断”。对于邓广铭教授那一代人来说，考证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长处，而他在考证方面的擅长，即便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可以看出邓广铭教授的史学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响，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自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批判，邓广铭教授近年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39】邓广铭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这与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一个意思。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铭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广铭教授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40】实际上，邓广铭教授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41】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42】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43】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念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44】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45】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邓广铭教授的文风，杨讷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邓先生在指摘别人时的确用词尖锐，甚至使人难堪，……部分由于他的个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风的影响。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坛健将，喜欢用尖锐言词写作或辩论的，人数真不少。他们对别人尖锐，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尖锐。邓先生从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会受那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46】这段话隐含着当代学者的一种价值倾向：对老一辈学者锐利的文风可以理解，但并不赞赏。

顾炎武曾提出一个理想的学者标准：“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47】邓广铭教授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规范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学问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太多，这里只想就一件小事来谈谈他的人格风范。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他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在去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91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48】看到这封信，我对邓广铭教授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为，这是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语的最好诠释。

——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注　释

【1】　邓广铭：《自传》，载《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13期，1935年8月29日。

【3】　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载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

【4】　据邓广铭教授晚年回忆说，傅斯年当时对这篇《陈龙川传》并不十分欣赏，他曾在胡适家中翻阅过这部稿子，后来对他的远房侄子、邓广铭的同班同学傅乐焕说：“他的文字虽写得不错，可简直是海派作风！”（见前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一文）傅斯年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可能是因为这部《陈龙川传》征引史料不注出处的缘故。

【5】　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1996年11月；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6】　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北大史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

【8】　据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30年代前半期在史学系担任兼职教师的赵万里和方壮猷也分别讲授过宋史和辽金元史；但邓广铭没有提到他是否选修过这两门课程。

【9】　见前揭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

【10】　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11】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　见前揭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

【14】　王汝丰：《邓老谈往》，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5】　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16】　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8年6月6日。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复印件承柳立言先生提供。本文所引邓广铭致傅斯年函件均为此同一来源。

【17】　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7年4月22日。

【18】　见前揭邓广铭《自传》。

【19】　见前揭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20】　见前揭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

【21】　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　见前揭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

【23】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按陈寅恪所称“新宋学”实际上是指宋代史学，这一名称极易产生歧义，故本文不取这种说法。

【24】　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

【25】　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26】　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27】　牛大勇编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1997年刊行。

【28】　见前揭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

【29】　见前揭周一良《纪念邓先生》。

【30】　《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版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1】　见前揭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

【32】　关于邓广铭教授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贡献，请参看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11期。

【33】　参见邓广铭：《我与〈光明日报·史学〉》，《光明日报》1993年4月26日；穆欣：《理解与合作——忆邓广铭教授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34】　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四把钥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5】　李新：《无限的哀思——悼念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36】　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

【37】　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

【38】　《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中）。

【39】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0】　陈智超：《崇高的责任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41】　《国闻周报》12卷43期，1935年11月4日。

【42】　《学术集林》第13卷，1998年5月。

【43】　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

【44】　同上。

【45】　《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6】　杨讷：《走近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47】　《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48】　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

邓广铭学术年表

邓广铭，字恭三。

1907年，一岁。

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城南齐家庄。

1913年，六周岁。

入读私塾，历时七年半。

1920年，十三岁。

秋，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学三年。在校期间首次接触到新文化思潮。初读《胡适文存》，“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了地位”。（《自传》）

1923年，十六岁。

夏，考入设于济南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文学家的臧克家、李广田等结为同窗好友。在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校长王祝晨倡导下，阅读大量介绍新思潮的报刊杂志，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等；校方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使学生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1924年，十七岁。

秋，加入由高年级同学创办之“书报介绍社”，得以恣意浏览南北各地所出之新书，受到了“真正的启蒙教育”。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并且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为，对于其后的治学道路，起到了一些导向作用。

1927年，二十岁。

秋，升读后期师范（相当于高中）二年级。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是冬至北京，旁听北京大学英语课程。

1928年，二十一岁。

夏，因学费无着，返回山东。四处谋求职业。

1930年，二十三岁。

秋，前往北平，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一方面入读北平私立文治中学毕业班，以期取得高中毕业文凭，报考大学。

1931年，二十四岁。

夏，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

1932年，二十五岁。

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周作人学术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做详细记录，9月由北平人文书局出版。夏，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中名家累累，有胡适、傅斯年、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极一时之盛。

1933年，二十六岁。

北京大学二年级。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等共同编辑文学刊物《牧野》，于该刊发表《创刊号题词》及杂文、文学作品多篇。

1934年，二十七岁。

5月30日，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共同致信于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建议“为了中国的学术界”，“以北大再来一次活跃的史学运动”。

1934年秋至35年夏，

北京大学三年级。与傅乐焕、张公量共同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主编），开始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国闻周报》及《益世报·读书周刊》等报刊发表书评等类学术文章。

1935年秋至36年夏，

北大四年级。选修胡适“传记专题实习”课，以《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获指导教授胡适赞赏。大学毕业。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与罗尔纲合作整理所藏缪荃孙《艺风堂》之金石拓本，并协助钱穆先生整理校点为讲授“中国通史”而搜辑之资料（亦即后来钱穆所撰《国史大纲》之“长编”）。

1937年，三十岁。

《〈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刊出，获得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大家之好评，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资助。七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为日寇占领，北京大学决定南迁。转往“北平图书馆”继续研究工作，受到赵万里先生多方帮助。

1938年，三十一岁。

春，完成《辛稼轩年谱》初稿。夏，于北平西北城寓庐撰成《辛稼轩年谱》编例。秋，应北京大学师友召邀，准备次春南下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1939年，三十二岁。

编写完成《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编成《辛稼轩诗文抄存》。

夏，自天津遵海而下，经上海、香港、越南绕道前往云南昆明，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初秋途经上海，往谒任教于之江大学的夏承焘先生。

1940年，三十三岁。

是年一月，夏承焘为《稼轩词编年笺注》作序，称“予友邓君恭三治文史，瞭然于递嬗之故，出其绪馀，为《稼轩年谱》，并笺其词，曩余获见一二，惊为罕觏。顷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读其全稿。钩稽之广，用思之密，洪兴祖、顾嗣立之于昌黎，殆无以过”。春，完成《稼轩词编年笺注》例言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

旁听陈寅恪先生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实际上成为助教，日夕亲其謦欬。“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自传》）在昆明期间，与毛子水先生切磋往来颇勤。

11月，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此后两年间从事于《宋史》部分志、传之校正工作。

1942年，三十五岁。

春，前往重庆，任中国文化服务社编审，主编《读书通讯》。发表《〈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

1943年，三十六岁。

秋，由傅斯年先生推荐，受聘于内迁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等课程。

《〈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发表。陈寅恪为之作序，称誉云：“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同年，《陈龙川传》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宋史·职官志〉考正》获第三届教育部社会科学类学术三等奖。

1944年，三十七岁。

是秋，带领复旦大学史地系高年级学生参观在重庆举行之文物展览，曾昭燏亲自解说，李济作总结报告，学生获益良多；又徇学生之请，请傅斯年、郭沫若至史地系作学术演讲。

《韩世忠年谱》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陈龙川传》再版。发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辛稼轩交游考》、《〈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等篇文章。

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撰写《岳飞》一书。再回李庄，搜集有关岳飞资料；是冬，《岳飞》写成。

1945年，三十八岁。

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

“八·一五”抗战胜利之日，《岳飞》印出发行。“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自传》）

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其未回国就任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应傅斯年先生邀约，决定回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

1946年，三十九岁。

5月7日，由重庆飞返北平，自次日起，应代理校长傅斯年要求，协助工作，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无聘书、无薪给之兼任秘书；8月，校长胡适就职后，仍兼任校长室秘书。

10月，任天津《大公报》副刊《文史周刊》执行编辑（胡适主编）。

同月北大正式开课，任史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及《隋唐五代宋辽金史》课程。

1947年，四十岁。

发表《〈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

同年出版《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稼轩诗文抄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

1948年，四十一岁。

发表《〈宋史·职官志〉考正》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完成《宋史·刑法志〉考正》。

协助胡适、黎锦熙订补《齐白石自述编年》，自《白石诗草》及其朋辈的著作中搜辑出有关白石生平的资料，与二先生共同写成《齐白石年谱》。

发表《汉武帝的“王霸并用”的治术》、《西周初年的封建》、《北宋旧党人士的“两截底议论”》、《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及《揭发“国定错误”废除“国定课本”》等篇文章。

1949年，四十二岁。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月初，将《齐白石年谱》定本寄交已经离开北平的胡适。3月，与胡适、黎锦熙合编之《齐白石年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宋史·刑法志〉考正》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0年，四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51年，四十四岁。

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由是年起，北大史学系、清华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天津《大公报》编辑《史学周刊》，代表北大史学系参与其事。

秋，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之文理学院各系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原址，史学系改称历史系（由翦伯赞担任系主任）。

此后多年间讲授《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宋史专题》及《史学方法论》、《唐宋农民战争史》等课程。

发表《论岳飞》、《论钟相、杨么的起义和岳飞的绞杀起义军》等文章。

1952年，四十五岁。

发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等文章。

1953年，四十六岁。

是年《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创办《史学》专刊，在范文澜、翦伯赞领导下，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编辑。仍代表北大历史系参与其事。

《王安石》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表《“铜活字”和“瓢活字”问题》、《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等文章。

1954年，四十七岁。

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因批判胡适之唯心主义，批判胡风之“反革命文艺思想”，学校停课甚久，于其间将旧著《岳飞》大加修改，易名为《岳飞传》。

发表《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爱国词人辛稼轩》等文。

1955年，四十八岁。

出版《岳飞传》（北京三联书店版）。

1956年，四十九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在《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撰成二书之《题记》。

《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等文章。

1957年，五十岁。

夏，“反右”运动起，学校停课数月搞运动。

《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1978年、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发表《论赵匡胤》、《评向达教授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文章。

1958年，五十一岁。

参加“双反运动”（后改为“拔白旗运动”），历史系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因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历史系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我这面白旗。结局是宣布不许我再上课。”（《自传》）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负编辑之责，专刊之领导仍为范文澜、翦伯赞二人，由邓广铭、陈庆华、田余庆、张寄谦四人任执行编辑。

1959年，五十二岁。

郭沫若、翦伯赞相继在《光明日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学术界讨论与关注，旋即在《史学》上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一场讨论，影响及于全国。后因陈伯达的干预而中止。

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设计工作。

与王振铎合作，为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撰写《苏颂》篇（1963年修订再版）。

1960年，五十三岁。

参加由周扬领导之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之讨论会。

1961年，五十四岁。

翦伯赞在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讨论会上接受编写《中国史纲要》之任务，其后即以全力编写该书之宋辽金史部分。

发表《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

1962年，五十五岁。

年初，于苏州南林饭店讨论《中国史纲要》稿；是冬，《中国史纲要》之《宋辽金史》、《元明清史》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五十六岁。

恢复为学生讲课资格。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刊出孙达人批判“让步政策”之文章，继而引起一场讨论。

发表《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及《唐宋庄园制度质疑》等文章。

1964年，五十七岁。

秋，至顺义县天竺公社楼台村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五十八岁。

夏，由顺义县返回北京。

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京沪各地逐渐展开批判吴晗的运动，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姚文对于吴晗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66年，五十九岁。

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题为“陆平、宋硕、彭珮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全国性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旋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免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成为革命之“对象”。自9月开始，或在北大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于“劳改大院”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获准至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标点工作，但不久即被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押回北大，进行批斗。

1969年，六十二岁。

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与北大教职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阳湖畔之鲤鱼洲，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1971年，六十四岁。

5月初，返回北大。9.13林彪事件后，北大大批师生员工返校。

1972年，六十五岁。

在军宣队领导下，在昌平献陵村“开门办学”，参加劳动。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时，“据说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派员商洽，请将旧作《王安石》中叙述“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当年出版。先生坚持“旧作必须进行大量修改，只扩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绝难了事”（《自传》）。其后，受到“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诸闹剧之干扰，出版社要求《王安石》一书须富于“时代气息”，因而一改再改。

1975年，六十八岁。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六十九岁。

10月，“四人帮”被捕，十年“文革”浩劫结束。

1978年，七十一岁。

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拨乱反正。

将1954年改写过之《岳飞传》重新大幅度修订，修订工作亘时五载，改写部分占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

发表《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等文章。

1979年，七十二岁。

痛下决心抓本系师资力量建设，同时力排众议，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书，经删削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内容后再版发行。

发表《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黄龙痛饮”考释》等篇文章。

1980年，七十三岁。

是春，与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共同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秋，“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严中平，另一位副团长王毓铨）。冬，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出任该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年中国宋史研究会于上海成立，被推举为会长。

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以及《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等文章。

1981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呼吁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求“多出人材，快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同年辞去北大历史系主任职务。

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辽宋西夏金史主编。

发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以及《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等文章。

1982年，七十五岁。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担任该中心主任近十年之久，“在此十年之内，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自传》）。

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后改任顾问）。于河南郑州参加并主持第二届宋史年会。

发表《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等文章。

1983年，七十六岁。

代表社会科学界，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顾问）。

《岳飞传》（增订本）、《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七十七岁。

夏，于民盟中央举办的第二期“多学科学术讲座”作“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学术讲演。

秋，于杭州参加并主持第三届宋史年会，发表《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讲话。

是冬，率大陆宋史学者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次国际宋史研讨会，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海峡两岸学者得以直接见面，交流学术意见。

邓广铭、程应鏐主编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表《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文章。

1985年，七十八岁。

5月，与徐规共同发起，北京大学与杭州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祖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宋史国际学术盛会。

《岳飞传》（增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七十九岁。

发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考》、《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等篇文章。

1987年，八十岁。

4至5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访问日本。

于石家庄参加并主持宋史学会第四届年会。

在求实出版社《中国古代史讲座》发表《两宋辽金史简述》；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校点增订本《陈亮集》。发表《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等篇文章。

1988年，八十一岁。

退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赴广东中山大学参加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闭幕式上发言。

与漆侠合著之《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9年，八十二岁。

主持编辑出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发表《关于周敦颐的师承与传授》、《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以及《胡适与北京大学》等篇文章。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之《涑水记闻》于中华书局出版。

1990年，八十三岁。

发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以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等篇文章。

1991年，八十四岁。

8月，与漆侠联合发起，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共同主办第二届中国国际宋史研讨会。

10月，值胡适诞辰百周年纪念之际，赴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之“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平议》之学术报告。

是年辞去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之职。

发表《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探索》、《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陈傅良的〈历代兵制〉与王銍的〈枢廷备检〉》等文章。

1992年，八十五岁。

是春，于开封宋史学会年会上，辞去宋史研究会会长一职，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发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等文章。

撰《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自传。

1993年，八十六岁。

3月，南下杭州参加岳飞诞辰八百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之学术讲演。

发表《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校点本《宋诸臣奏议》弁言、《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以及《我和北大》等篇文章。

1994年，八十七岁。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等学术论文三十九篇，附录包括《自传》、《主要著述目录》等。

1995年，八十八岁。

《辛稼轩诗文笺注》（邓广铭辑校审订、辛更儒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表《〈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我与胡适》等文章。

编辑《邓广铭治史丛稿》，12月，撰成该书自序。

1996年，八十九岁。

发表《〈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辨诬》、《略论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之我见》以及《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等文章。

8月8日，与冰心、贾兰坡、季羡林、柴泽民、王蒙等五十五人联名上书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紧急拯救三峡文物。

1997年，九十岁。

《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发表。

3月，完成“四写王安石”工作。

5月，《辛稼轩年谱》（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6月，《邓广铭治史丛稿》作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之学术论文四十八篇。

7月，因病住入友谊医院。卧病中修改完成《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一文，校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校样，安排了有关《宋诸臣奏议》的出版及本人学术全集的编纂事宜。

10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计划继续修订《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等三部著作，由于卧病而未竟其志。

1998年，九十一岁。

1月10日上午9时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1月17日，遗体告别仪式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

为黎东方《细说中国历史》所作序文、与刘浦江合作之《〈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刊出，《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发表。

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被公认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

（参考：《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传》

关国煊“史学家邓广铭”，台湾《传记文学》七十二卷第三期，1998年3月

《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

《“文革”初期〈文汇报〉的一份“内参”》，《百年潮》1999年8月）。

邓小南　刘浦江　聂文华编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丛书策划：张文定

第一批出版书目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　　汤一介

清史探微　　　　　　　　　　郑天挺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侯仁之

中诗英韵探胜　　　　　　　　许渊冲

西方心理学大纲　　　　　　　唐　钺

杜甫评传（上中下）　　　　　陈贻焮

邓广铭治史丛稿　　　　　　邓广铭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周一良

厉以宁　秦宛顺　编著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厉以宁，秦宛顺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18078-5

Ⅰ．现…　Ⅱ．①厉…②秦…　Ⅲ．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材　Ⅳ．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937号

书　　　名：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

著作责任者：厉以宁　秦宛顺　编著

责任编辑　：仙　妍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78-5/F·26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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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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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0印张　489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2版

　　　　　　2010年11月第3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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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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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上编

导言

第一章　效用、价值和均衡价格

第一节　边际效用

第二节　需求和供给

第三节　价格的决定　均衡价格

第四节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第五节　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

第二章　成本、收益、厂商均衡

第一节　成本

第二节　收益

第三节　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第四节　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第五节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第六节　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第三章　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

第一节　生产函数和等产量曲线

第二节　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第三节　规模经济

第四节　机会成本和生产可能性

第四章　交换　交换最优条件及其与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第一节　交换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第二节　交易成本

第三节　交换最优条件

第四节　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第五章　收入分配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第一节　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

第二节　工资理论

第三节　利息理论

第四节　地租理论

第五节　利润理论

第六章　公共产品　收入再分配

第一节　公共产品

第二节　财政和收入再分配

第三节　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第四节　通货膨胀和收入再分配

第七章　消　费

第一节　消费曲线和储蓄曲线

第二节　消费者的行为

第三节　消费函数理论及其发展

第四节　恩格尔定律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第八章　国民收入

第一节　国民收入统计中的五个总量

第二节　收入的流量

第三节　收入的决定

第九章　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第一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

第二节　商品市场和货币商场的均衡

第三节　政府起作用时的收入均衡

第十章　封闭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管理

第一节　宏观财政政策的运用

第二节　投资乘数和预算乘数

第三节　宏观货币政策的运用

第四节　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因素

第五节　“相机决择”菲利浦斯曲线

第六节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及其对策

第十一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第一节　收入均衡公式的扩展

第二节　国际经济中的“传递”

第三节　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

第四节　对外均衡曲线

第十二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管理

第一节　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兼顾

第二节　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措施

第三节　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交替使用

第四节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条件下对外不均衡的调节

第十三章　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增长

第一节　引致投资

第二节　加速原理

第三节　乘数与加速系数的结合

第四节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第五节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第六节　关于零增长的争论

第七节　关于最优增长的争论

第十四章　经济活动的规范

第一节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第二节　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和补偿原则

第三节　偏好与选择

第四节　衡量国民福利的尺度

第五节　平等和效率的交替问题

第六节　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面利益的协调

第十五章　决策理论

第一节　古典决策原则及其缺陷

第二节　令人满意的标准和近似解

第三节　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

结束语

下编

第一章　数学推导

一、消费者均衡

二、收入和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三、需求函数的特性

四、静态市场模型

五、动态市场模型

六、蛛网模型

第二章　数学推导

一、成本、收益和利润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三、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四、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五、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第三章　数学推导

一、生产函数

二、生产要素的最小成本组合

三、生产要素需求函数的特性

第四章　数学推导

一、交换的均衡

二、交换的最优条件——交换均衡的必要条件

三、二人二物交换的均衡（n＝2，m＝2）

第五章　数学推导

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均衡

二、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三、生产的均衡

四、二要素二产品的生产均衡（m＝2，n＝2）

五、交换最优条件与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第六章　数学推导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

二、完全垄断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

三、关税效应

四、公司所得税效应

五、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第七章　数学推导

一、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二、杜生贝相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三、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

四、弗里德曼消费函数

五、合理预期的动态消费函数

六、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

七、凯恩斯消费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

第八章　数学推导

一、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国民收入

二、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九章　数学推导

一、投资乘数

二、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

三、投资函数

四、IS—LM曲线

五、有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六、生产部门

第十章　数学推导

一、完整的凯恩斯模型

二、总需求函数

三、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四、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

五、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六、菲利浦斯曲线

第十一章　数学推导

一、有国际贸易的商品市场

二、有国际贸易和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三、对外部门（国际市场）及其均衡

第十二章　数学推导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二、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条件的影响

三、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交替使用

第十三章　数学推导

一、加速原理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三、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四、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第十四章　数学推导

一、显示性偏好和选择

二、收入再分配的经济福利

第十五章　数学推导

一、单目标决策

二、多目标决策

三、决策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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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等。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6年荣获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

秦宛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留校工作至今，1979年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运行、数量经济分析，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分析、经济计量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教育投资决策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等，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序

罗志如

经常听到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高等院校中学习政治、法律、历史、哲学、外语等专业的学生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书籍和论文很难读懂；甚至一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和学习财经专业的学生也有类似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我想，这与这些同志缺少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借助于某种经济学辞典或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名词解释之类的工具书，多少有些用处，但通过这类工具书所能了解到的，毕竟是零碎的、非系统的知识。我们需要有一部适合我国读者的、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参考书，以供研究世界经济、经济管理、世界近代现代史、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方面的同志阅读，使他们能尽快地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概貌。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代光、厉以宁同志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它从学派背景提供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每个主要经济学派别的学术渊源、基本分析方法、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政策主张，以及各派之间的异同比较等等。但它并不是一部概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参考书。

现在，厉以宁、秦宛顺同志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合作编写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一书。这是一部主要供综合大学文科和外语专业学生、财经院校学生、理工农林院校管理专业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业余自修经济学课程的青年阅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参考书。它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释和简要的评论，由厉以宁同志执笔。下编为有关经济学命题的数学推导，由秦宛顺同志执笔。厉以宁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近年来讲授比较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课程；秦宛顺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近年来讲授数理经济基础、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等课程。他们各有所长，又都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比较了解青年学生在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易于产生哪些疑难问题，以及怎样才能使学生较巩固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由他们两人合作编写这样一本书，我认为是很合适的。

他们的初稿写成后，我有机会先读了一遍。我感到这本书是有特点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文字简练、通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的阐释清楚易懂，适合于初学者阅读，而对有关经济学命题的数学推导，则不仅可以有助于加深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而且也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分析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某些基本论点。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章节的安排来看，它们是比较适合我国的读者的。全书的章节安排如下：先谈价值和价格，接着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理论，然后是国民收入、收入均衡和需求管理（先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后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再谈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增长，最后两章则是规范和决策理论。各章前后衔接，内容由浅入深，由微而宏，由实证而规范，再加上导言和结束语，导言中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作了评述，结束语里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和社会学化两种趋势，这样，在本书上编大约三十万字的篇幅内，基本上能使读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梗概的了解。如果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再读胡代光、厉以宁同志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那么既可以了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经济学和标准凯恩斯经济学的要点，又可以了解现代凯恩斯主义两大分支和各个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说，所以说，这两本书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

然而，我感到的不足之处是：本书在提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论点和分析方法可供参考或借鉴时，往往言之过简，没有展开。例如，书中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下关于供给弹性、需求弹性的分析还是有用处的，或者说，关于平均成本、平均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分析还是可供参考的。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究竟应当如何利用这些分析方法，它们能够被利用到何种程度，通过这些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内有效，我觉得他们没有展开论述。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厉以宁、秦宛顺同志。一方面，在他们手头没有现成的经济统计资料可以被利用，而缺乏实际资料，问题势必很难讲清楚。另一方面，如果要补充上有关的经济统计资料，也许本书的篇幅将会增加很多。因此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下个人的一点希望：希望厉以宁、秦宛顺以及其他一些对经济计量方法有研究或有兴趣的同志，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方面再下些功夫，今后能提出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来。

上　编

导　言

一

现代西方经济学按照考察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领域。宏观是“大”的意思，微观是“小”的意思。宏观经济学就是“大经济学”，它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社会就业、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财政和金融等等之间的关系。微观经济学就是“小经济学”，它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的成本、价格、产量和雇佣人数等如何确定，分析收入如何在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分析单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制约，以及分析单个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和供求的变动等。

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即一般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的，有不同学派（如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这些学派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全都采取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又称总量分析方法，这就是考察国民经济中的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消费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一般物价水平等的变动。

包括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在内的宏观经济学，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刻化条件下，为适应政府“调节”国民经济、“医治”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只研究个别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无法对国民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作出解释，为此，就有必要进而分析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解释国民经济中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的原因，推测国民经济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医治”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对策。尽管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和瑞典学派都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变动并提出应付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对策，但它们的分析既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困境。但也应当承认，宏观经济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言，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例如一定条件下投资的增加可以引起收入增加的分析，水费、储蓄、收入和就业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分析、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等，都含有某种合理的成分，不能一概予以否定。

本书在概述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说时，主要以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基本观点为内容，较少涉及非凯恩斯派的宏观经济学说。

二

微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宏观经济学而言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采取个量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单个市场的价格和供求的变动等。

微观经济学也不是西方理论经济学（即一般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属于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从历史上看，有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虽然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等主要经济学流派都着重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微观经济学理论同样在发展。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者们补充和发展了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的学说，并以此来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垄断与竞争、计划与市场、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以及消费者行为、投资风险和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因素、对价格波动的“合理预期”等问题。微观经济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前提。这就是说，在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考察时，应当对单个经济单位（例如单个企业、单个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有所了解，在对社会的总供给、总需求和一般物价水平进行分析时，应当对单个商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宏观经济学是不研究这些个量的变动的，宏观经济学在分析有关经济总量时，通常假定个量为既定的、已知的量。个量的变动由微观经济学来考察。

西方微观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内容可供我们参考和利用。例如在研究单个商品的供求变化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时，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供给弹性、需求弹性的分析；在研究单个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时，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平均成本、平均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分析；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各个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促进生产量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分析；在研究消费者行为及其变化时，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不同收入水平下家庭消费支出的型式，以及市场价格波动条件下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等等，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时的参考和借鉴。

本书在概述西方微观经济学说时，主要是以马歇尔及其追随者关于局部均衡、垄断竞争和福利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为内容。

思　考　题

一、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二、什么是微观经济学？

参考书目

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载《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3期。

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载《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

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6期。

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厉以宁：《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前言》，载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

厉以宁：《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能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吗？》，载《新时期》，1981年，第9期。

厉以宁：《资产阶级经济学与当代帝国主义》，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9期。

第一章　效用、价值和均衡价格

第一节　边际效用

一、欲　望

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通常从欲望（wants）的研究开始。欲望是指人们的需要，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觉。

关于欲望或需要的学说，目前最流行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关于欲望或需要层次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人的欲望或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即生存的需要。这是最底层的需要。

第二，安全的需要，即希望未来生活有保障，如免于受伤害，免于受剥夺，免于失业等。

第三，社会的需要，即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

第四，尊重感的需要，即需要有自尊心以及受别人的尊重。

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最高层的需要。

这五种欲望或需要中，第一种是人的最基本要求，后四种统称为心理的需要。从欲望或需要的层次来考察，人的欲望或需要通常被认为是无穷的。这些欲望或需要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前一种欲望或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甚至部分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后一种欲望或需要。所以，欲望或需要实际上是无穷的。

但是，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方式却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第一，客观能提供的物品是有限的，一定的经济资源只能提供一定的产品。第二，时间是有限的，生命有限，一个人一生不过几十年，而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就不能使一切欲望或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同一时间内，往往只能选择一种或少数几种欲望或需要来满足。第三，由于一定的欲望或需要的满足要以他人提供的劳务为前提，而他人提供的劳务是有限的，因此，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方式也只能是有限的。

这样，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谈到经济学的定义时，往往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即经济学研究如何以有限的方式来尽量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其中包括：第一，如何利用已有的经济资源；第二，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第三，如何选择满足欲望或需要的方式；第四，在必要时如何牺牲某些欲望或需要来满足另外一些欲望或需要。

简单地说，罗宾斯（L. Robbins）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著名经济学论文《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所谈的定义，即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这一定义，至今仍然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1】

二、效　用

效用（utility）就是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一种商品或劳务是否具有效用或效用的大小，以它能否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为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效用本身并不含有伦理学的意义。这就是说，一种商品或劳务是否具有效用，看它能否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而不论这一欲望或需要的好坏。例如，吸毒，从伦理学看是坏欲望，但毒品（如鸦片、吗啡）能满足这种欲望，它就具有效用。

负效用（disutility）是指某种商品或劳务所具有的引起人们不舒适或痛苦的能力。例如，某人吃三碗饭已饱，再吃第四碗饭，身体就不舒服。所以第四碗饭对他而言，具有负效用。

效用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冰块在夏天是有效用的，在冬天，对于正常的人没有什么效用，但对于发高烧的病人却可能有效用。又如，在江河边上，一杯水对于人没有什么效用，而对于沙漠中的旅行者来说，一杯水的效用就很大。

同一物品对两个人而言，效用大小是不可比的。例如，一人爱喝酒，一人根本不喝酒，于是一瓶酒对于这两个人的效用大小无法比较。

同一物品对同一人而言，效用大小可比。仍以饮酒为例。如果某人想喝酒。他手头一瓶酒也没有，这时一瓶酒对他的效用很大；如果他手头已经有了好几瓶酒，这时一瓶酒对他的效用就小。

三、边际效用

1．边际效用的定义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也译为限界效用，指最后增加的一单位商品或劳务所增加的效用。

按照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of Value）的观点，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是形成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效用必须同物品的稀缺性相结合，才能形成价值。一物品越稀缺，边际效用越大，价值也就越大。所以，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关于价值的基本原理是：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被认为是衡量价值量的尺度。

2．效用单位　基数效用

效用单位是人们用来衡量效用大小的单位。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就是指用效用单位来表示的效用。例如，一件上衣对某人的效用是十单位，一块面包对他的效用是二单位等。按照效用基数论的观点，不同物品或同一物品对一个人的效用大小可用效用单位多少（1、2、3……）来衡量。

3．边际效用递减

同一物品的每一单位对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同，随着所消费的物品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utility）。

请看下列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表：

上表说明，随着物品消费单位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如果边际效用为负数，那么总效用也会减少。

总效用曲线和边际效用曲线的形状见下页附图（以U表示效用，Q表示物品消费单位）。

四、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指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或劳务付出的价格与其实际付出的价格的差额。这一概念是在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中首先使用的。

总效用曲线图

边际效用曲线图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愿付出的价格－消费者实际付出的价格＝边际效用－实际价格。

消费者剩余被认为完全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有实际收入。

消费者剩余可用下表说明：

边际购买就是边际效用等于实际价格时的购买，例如上表中的第五瓶汽水就是边际购买。边际效用等于实际价格时的价格就是边际价格。

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通常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用来表示消费者福利的增加，意思是说：只要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大于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消费者心理上就得到了较大的满足，这也就是消费者得到的福利。

五、关于边际效用概念

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概念之间还不能划等号。在西方经济学界，即使有些人不同意边际效用价值论，但并不完全否定边际效用概念作为一种经济分析工具的有用性。

在经济分析中如何运用边际效用概念，被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1．消费者在对不同的商品进行选择时，通常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概念。例如，一个消费者在进入市场时，他手头的货币总是有限的。他面临着不同的商品。各种不同的商品的效用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先后次序和等级高低。消费者总是用手头的货币先购买对他说来边际效用最大的商品。比如说，假定这时他家中没有粮食，粮食对他的效用最大，他就会先买粮食，剩下的钱再买其他商品。

2．消费者在对现期消费与未来消费进行选择时，通常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概念。例如，一个消费者手头的货币总是有限的，如果现期消费多了，未来消费就少，反之，未来的消费多了，现期消费就少。这时，他将会考虑物品的现期的边际效用的大小和未来的边际效用的大小，把手头的货币作适当的分配，其中有多少用于现期消费，多少用于未来消费，以便使自己得到尽可能大的边际效用。

3．对一定的资源进行利用时，通常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概念。例如，只有一单位水时，作为饮料的边际效用最大；再增加一单位水时，可以考虑作为洗脸、漱口用；再增加一单位水时，可以考虑作为洗衣服用。对这个消费者来说，随着水的效用递减，水的用途也就逐渐推广。这种情况对于生产领域也是适用的。生产者在面临一定量的经济资源可供利用时，将根据边际效用的大小合理地配置该种经济资源于各种用途。

4．在时间的分配上，通常也需要运用边际效用的概念。例如，晚上有业余时间三小时，如果某人认为这段时间用于学习，效用最大，他将在晚上进修；如果认为现在需要增加收入，他将加班加点工作；如果认为这段时间看一场戏，效用最大，他将会去看戏。如果每天晚上都有三小时空闲，他将如何支配？这时，他将会运用边际效用概念，把业余时间作适当的分配。

由此可见，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们经常运用边际效用概念来使用手中的货币，利用各种经济资源，以及分配自己的时间。

第二节　需求和供给

一、需　求

1．需求　需求价格

按照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解释，需求（demand）是指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对商品的需要。需求有两个条件：第一、消费者愿意购买；第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仅有第一个条件，只能被看成是欲望或需要，而不是需求。例如，一个有1000万户的国家，居民对电冰箱的需要是每户一台，但在一定价格条件下，国内只有1/5的居民户对电冰箱有支付能力，这样，国内对电冰箱的需求将是200万台，而不是1000万台。

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称为需求价格，它取决于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

需求一般随价格上升而减少，或随价格下降而增加。【2】

2．需求表　需求曲线

根据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所列成的表，叫需求表。

需求表

根据此表绘成的曲线就是需求曲线。

以P表示价格，Q表示数量，DD表示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明价格与数量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以上所考察的是个人需求表和个人需求曲线。假定市场上有若干个消费者，就可以综合所有的个人需求数量得出市场需求数量。市场对某种物品的需求数量为一定价格前提下所有个人对该物品的需求数量的总和。

需求曲线图

于是，根据价格和市场需求数量可列出市场需求表和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表的格式与个人需求表的格式相同。市场需求曲线与个人需求曲线的形状相同。

3．需求曲线的例外

一般商品的需求与价格成反比，即随着价格的增加，需求减少，因此，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但是，有些商品并不是这样。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可能遇到以下几种例外的情况：

第一，某些商品的价格越下降，需求就越小。例如珠宝、项链这类装饰品，是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如果价格下降，它们不能再代表这种社会地位与身份，对它们的需求就只会减少。

第二、某些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越大。例如：古董、古画、名贵邮票这类珍品，往往是价格越高，越显示出它们的珍贵性，从而对它们的需求就越大。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需求曲线可能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情况，即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小；价格与数量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如下图中的需求曲线：

第三，某些商品，小幅度升降价，需求按正常情况变动；大幅度升降价，人们就会采取观望的态度，需求将出现不规则的变化。例如，证券、黄金市场上就常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的需求曲线可能呈现下述状态或其他不规则状态（见下图）。

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中所要研究的，主要是一般的需求与价格变化的关系，即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

4．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异同

首先来看看这两种曲线的形状。

这两种曲线的形状是相同的，都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边际效用递减曲线图上，OX（数量）是自变量，OY（效用）是因变量，它表明：数量变了，效用跟着变；在需求曲线图上，OX（数量）是因变量，OY（价格）是自变量，它表明：价格变了，数量跟着变。

边际效用递减曲线图

需求曲线图

二、供　给

1．供给　供给价格

按照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解释，供给（supply）是指某一时间内，生产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愿意并可能出售的产品，其中包括：新提供的物品和已有的存货。

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接受的价格，称为供给价格。它取决于生产一定量商品所付出的边际成本。【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越高，生产者越愿意提供产品，因此，供给一般随价格升降而增减。

2．供给表　供给曲线

根据商品价格与供给量的关系所列成的表叫供给表。

供给表

根据此表绘成的曲线就是供给曲线。

以P表示价格，Q表示数量，SS表示供给曲线。

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价格与数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关系。

以上所考察的是个人供给表和个人供给曲线。假定市场上有若干个生产者，可以综合所有的个人供给数量得出市场供给数量。市场对某种物品的供给数量为一定价格前提下所有个人对该物品的供给量的总和。

供给曲线图

于是，根据价格和市场供给数量可列出市场供给表和市场供给曲线。市场供给表的格式与个人供给表的格式相同。市场供给曲线与个人供给曲线的形状相同。

3．供给曲线的例外

一般商品的供给与价格同向变动，即随着价格的上升，供给增加，因此，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是，有些商品并不是这样。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可能遇到以下几种例外的情况：

第一，劳工的供给被认为是例外的。在开始阶段，工资水平提高后，劳工供给增加。但工资水平上升到一定限度后，劳工对货币的需要被认为不那么迫切了，工资再上升，劳工的供给也不会增加，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因此，劳工的供给曲线先是递增，然后是一条垂直线，或者是一条向后弯曲的线。

劳工供给曲线图

第二，某些商品价格提高后，人们开始把存货拿出，但价格上升到一定限度后，人们意识到这是值钱的商品，于是人们不再拿出存货，供给反而减少。古董、古画、名贵邮票这类珍品的供给，往往如此。

第三，某些商品，小幅度升降价，供给按正常情况变动；大幅度升降价，人们就会采取观望的态度，待价而沽，供给将出现不规则的变化。例如，证券、黄金市场上就常有这种情况。

以上两种情况下的供给曲线可能呈现下述状态或其他不规则状态（见右图）。

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中所要研究的，主要是一般的供给与价格变化的关系，即价格上升时，供给量增加；价格下降时，供给量减少。

第三节　价格的决定　均衡价格

一、均衡价格

1．均衡价格的定义

如前所述，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供给价格是指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接受的价格。西方经济学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概念。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也就是这种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给曲线相交时的价格。请看右图。

右图中，DD是需求曲线，SS是供给曲线。纵轴OY表示价格，横轴OX表示数量。E是均衡点。EM＝OP，表示均衡价格。PE＝OM，表示均衡数量。

2．均衡价格的形成

均衡价格被认为是经过市场供求的自发调节而形成的。可以用下表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

从表上可以看出，当价格为7时，消费者认为价格太高了，所以需求量为零；生产者则认为这个价格最合适，所以供给量为6。当价格为1时，生产者认为价格太低了，所以供给量为零；消费者则认为这个价格最合适，所以需求量为6。由于供求不一致，所以价格连续波动不已。只有当价格为4时，供给量和需求量才一致，所以，如表上所示，均衡价格是4，均衡数量是3。这时，供给与需求一致。

下面用曲线图来说明供求趋于一致的过程。先看价格高于均衡价格的情形（见左图）。

假定均衡价格为OP，均衡数量为OM，均衡点为E。现在价格上升到OP′，高于均衡价格OP，于是需求量就下降为OM′，小于均衡点的需求量OM；另一方面，供给将增多，供给量因价格上升而增为OM′，大于均衡点的供给量OM。这样，就形成了供过于求，FG（即M′M″＝OM″－OM′）横线表示供给大于需求的数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需求少，供给多，这将导致价格下降，一直下降到均衡点E，价格为OP时，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从而达到了市场均衡。

再看价格低于均衡价格的情形（见下图）。

如果价格降为OP″，低于均衡价格OP，那么需求量将上升到OM″，大于均衡点的购买量OM；另一方面，由于价格由OP降到OP″，生产者不愿出售自己的产品，于是供给量将下降到OM′，小于均衡点的出售量OM。这样，就形成了供不应求，JK（即M′M″＝OM″－OM′）横线表示需求大于供给的数额。但这也是暂时的现象。需求多，供给少，这将导致价格上升，一直上升到均衡点E，价格为OP时，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从而达到了市场均衡。【4】

供求定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是市场价格变化的基本定律。它是指：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将会上升；需求小于供给，价格将会下降。市场的一切交易活动和价格的变动就受这一定律的支配。这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经济活动。

3．均衡价格论简评

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他用商品的均衡价格来代替商品的价值，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他的价值论。根据他给均衡价格所下的定义，均衡价格取决于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需求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供给价格由边际成本决定。

均衡价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用价格来代替价值，用市场价格的决定来代替价值的决定。实际上，供求关系只能说明市场价格是如何围绕着价值而波动的，它不能说明价值本身及其决定问题。

二、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移动　从旧的均衡到新的均衡

以上在谈到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和均衡价格时，是从价格变化引起供给和需求变化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说，需求曲线表示一系列价格以及同它们相对应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供给曲线表示一系列价格以及同它们相对应的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这些考察都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前提。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产品的价格以外，影响供给的基本因素还包括：第一，生产成本以及影响生产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第二，企业的目标；第三，技术水平和生产量的变动；第四，竞争对手的多少；等等。【5】影响需求的基本因素还包括：第一，消费者人数的多少；第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第三，消费者的偏好；第四，替代品的价格和供求变动；等等。【6】

因此，一旦价格以外的其他条件发生变动，整个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就会发生移动。

1．供给曲线的移动

左图是供给曲线移动的情况。原来的均衡点是E₁，均衡价格是P₁，均衡数量是Q₁。现在，由于其他条件变化的结果，供给增加，供给曲线移到S₂。由于供给曲线移动的结果，在价格为P₁时，产量达到Q₃。但需求并没有变化，于是供给大于需求。这将引起价格下降到P₂。在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₂的相交处，形成新的均衡点，即E₂。新的均衡价格为P₂，新的均衡数量为Q₂。

供给曲线的移动表明旧的均衡被破坏和新的均衡形成。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表明供给的增加；向左移动，表明供给的减少。

2．需求曲线的移动

左图是需求曲线移动的情况。原来的均衡点是E₁，均衡价格是P₁，均衡数量是Q₁。现在，由于其他条件变化的结果，需求增加。需求曲线移到D₂。由于需求曲线移动的结果，在价格为P₁时，需求量达到Q₃。但供给并没有变化，于是需求大于供给。这将引起价格上升到P₂。在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₂的相交处，形成新的均衡点，即E₂。新的均衡价格为P₂，新的均衡数量为Q₂。

需求曲线的移动同样表明旧的均衡被破坏和新的均衡形成。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表明需求增加，向左移动，表明需求减少。【7】

三、均衡概念

1．均衡的含义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均衡（equilibrium）是指经济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处于一种暂时稳定的状态。均衡并不意味着不会再变动。均衡价格就是一例。在均衡点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这时供给与需求一致，如果它再变动，供给与需求就会不一致了。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均衡也是指一种分析方法而言。它是指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用来分析经济中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例如，通过对均衡价格的分析，可以说明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均衡总是有条件的。均衡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达到的；条件变了，均衡就不存在。所以，经济总是处在一种均衡（旧均衡）的破坏和另一种均衡（新均衡）的建立的过程之中。从动态的观点看，均衡是短暂的，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2．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来分析单个市场、单个商品的价格与供求关系变化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它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的价格与供求的影响。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提出垄断竞争理论，发展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8】

3．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来分析市场上所有各个市场、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关系变化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各个市场、各种商品的价格与供求都是互相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不仅受它本身供求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影响。所以，一种商品价格与供求的均衡只有在所有商品的价格与供求达到均衡时才能确定。一般均衡也译为全部均衡。它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洛桑学派的瓦尔拉。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发展了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考察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法。【9】

四、支持价格与限制价格

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被认为都是政府以干预的方式使价格脱离市场供求力量形成的均衡价格状态的结果。

1．支持价格

支持价格是指政府为了扶植某一行业而规定的该行业产品的最低价格（例如，政府为了扶植农业，实行农产品支持价格）。

实行支持价格将会产生如下的后果（见左下图）。

左图中，S表示供给曲线，D表示需求曲线。

原来S与D在E点相交，均衡价格为P。现在政府规定了最低价格Pa，价格由P提到Pa，高于均衡价格。Pa与原来的需求曲线D在E₂相交，需求量为Q₂；Pa与原来的供给曲线S在E₁相交，供给量为Q₁，结果，社会上出现了过剩供给，即Q₂Q₁。为了不使价格下跌，过剩供给由实行支持价格的政府收购，作为储备。如果一旦取消支持价格，则价格仍会下降到均衡价格水平。

2．限制价格

限制价格是指政府为了防止物价上涨而规定的某种物品的最高价格。限制价格也就是冻结物价（例如，政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上涨，实行粮食的限制价格）。

实行限制价格将会产生如下的后果（见右下图）。

原来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在E点相交，均衡价格为P。现在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Pb。价格由P降到Pb，低于均衡价格。Pb与原来的需求曲线D在E₁相交，需求量为Q₁；Pb与原来的供给曲线S在E₂相交，供给量为Q₂；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过去的需求。这将产生以下几种结果：第一，排队抢购；第二，政府不得不实行配给制；第三，出现黑市贸易，这时的黑市价格最低是在Pc。Pc不仅高于Pb，而且高于P。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对于市场经济的后果的分析，虽然是建立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它们考察了人为干预之下的价格变动与市场供求变动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可供参考之处。

第四节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一、需求弹性

在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中，弹性（elasticity）是指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微小的百分比变动所作的反应。设有X，Y两个变量，X对Y的弹性的一般公式是alt

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是指因价格变动或收入变动而引起的需求的相应的变动率。需求弹性一般可分为需求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与需求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前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后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10】

1．需求价格弹性

根据前面已经讲过价格与需求变动之间的一般关系，价格上升或下降会引起需求量的减少或增加。但需求的相应的变动率，因商品而异。按弹性绝对值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纵轴OY表示物价，横轴OX表示数量，dd为需求曲线。

第一种情况，无需求弹性

这种情况下，需求曲线的斜率为无穷大，需求弹性为零，这时，无论价格如何变动，需求量都不会变动。这是罕见的例子，通常认为火葬费用就是一例。

第二种情况，需求弹性无穷大

在这种情况下，需求曲线的斜率为零。需求量的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如果价格稍有下降，需求量便为无穷大，而价格稍有上升，则需求量将减少到零。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需求弹性系数等于1

在这种情况下，当价格为D时，需求为B；当价格为C时，需求为A，□CPAO＝□DRBO，这同样是罕见的例子（见右图）。

第四种情况，需求弹性系数小于1

在这种情况下，当价格为D时，需求为B，当价格为C时，需求为A，□CPAO＞□DRBO。生活必需品多属于这种情况（见下左图）。

第五种情况，需求弹性系数大于1

在这种情况下，当价格为D时，需求为B；当价格为C时，需求为A，□CPAO＜□DRBO。奢侈品多属于这种情况。（见上右图）

设e代表需求价格弹性（e又称为需求价格弹性系数），P代表价格，∆P代表价格的变动量，Q代表需求量，∆Q代表需求的变动量，则需求价格弹性公式为：

需求价格弹性公式表明：需求价格弹性等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除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由于价格与需求量二者成反向关系，所以比值为负数。这一负的比值所表明的是：当价格上升1％时，需求量所减少的百分比；或者，当价格下降1％时，需求量所增加的百分比。

2．需求收入弹性

设em代表需求收入弹性，M代表收入，∆M代表收入的变动量，Q代表需求量，∆Q代表需求的变动量，则需求收入弹性公式为：

由于收入与需求量二者成正向关系，即收入增加时，需求一般也会增加，所以比值为正数。这一正的比值所表明的是：当收入上升1％时，需求量所增加的百分比，或者，当收入下降1％时，需求量所下降的百分比。

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因商品而异。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所占比重将会减少，用于购买奢侈品的支出所占比重将会增加。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讲授第七章《消费》时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需求弹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需求弹性，特别是需求收入弹性，回避了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这是它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但把弹性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之中，还是有用的。如果能按不同阶级和阶层进行分组计算，并考虑到影响居民需求变化的其他有关因素，那么需求弹性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仍有一定的参考性。

二、供给弹性

供给弹性（elasticity of supply）是指供给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而言，它表示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供给的相应的变动率。【11】

供给弹性的五种情况：

根据前面已经讲过的价格与供给变动之间的一般关系，价格上升或下降会引起供给的增加或减少。但供给的相应变动率，也因商品而异。【12】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纵轴OY表示价格，横轴OX表示数量，SS表示供给曲线。

第一种情况，供给无弹性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无穷大，供给弹性为零。这时，无论价格如何变动，供给量不会变动。这是罕见的例子，通常认为只有极其稀缺、珍贵和无法复制的物品才会出现这种情形。

第二种情况，供给弹性无限大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的斜率为零。这时，供给量的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如果价格稍有上升，那么供给量便为无穷大，而价格稍有下降，供给量则减少到零。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供给弹性系数等于1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与供给量成等比例变动。这同样是罕见的例子。

第四种情况，供给弹性系数小于1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第五种情况，供给弹性系数大于1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量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供给弹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供给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行业（labour-intensive industry）的产品增加供给容易，供给弹性大于1；而资本密集型行业（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的产品涉及到设备、技术等问题，增加供给不容易，供给弹性小于1。【13】

设es代表供给弹性（es又称供给弹性系数），P代表价格，∆P代表价格变动量，Q代表供给量，∆Q代表供给变动量，则供给弹性公式为：

供给弹性公式表明：供给弹性等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除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

由于价格与供给量二者成正方向关系，所以比值为正数。这一比值所表明的是：当价格上升1％时，供给量所增加的百分比；或者，当价格下降1％时，供给量所减少的百分比。

供给弹性概念与需求弹性概念有着相似的理论上的缺陷，但如果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者的生产关系特点，进行分组考察，并考虑到影响产品供给变化的其他有关因素，那么供给弹性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性。

三、蛛网理论

这里所要考虑的是均衡的恢复与稳定条件问题。前面已经谈到，供求的变动可以使价格离开原来的均衡点。但这种偏离均衡点的情况是不是持久性的呢？价格离开均衡点后，其距离是不是会越来越远呢？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如果不引入时间因素来考察均衡的形成和稳定的条件，称为静态均衡分析。如果引入时间因素来考察均衡状态的变动过程，也就是考察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称为动态均衡分析。【14】

蛛网理论（eobweb theorem）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关于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它的内容是考察价格波动对下一个周期产量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均衡的变动。它假定需求弹性为既定（比如需求弹性系数为1），因为供给弹性系数不同，产量的变化也就不同。

第一种情况：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小，最后恢复均衡。如下图：

图中，D表示需求曲线，S表示供给曲线，E为均衡点，OP为均衡价格，OQ为均衡产量。纵轴OY表示价格，横轴OX表示数量。

变动的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产量增为Q₁，大于均衡数量Q，于是供大于求，买主为Q₁付出的价格为P₁，低于均衡价格P。

第二阶段，由于P₁低于P，所以卖主把产量由Q₁减少为Q₂，小于均衡数量Q，价格上升到P₂，高于均衡价格P。

第三阶段，由于P₂高于P，所以卖主把产量扩大到Q₃，大于均衡数量Q，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又跌到P₃，仍小于均衡价格P。

第四阶段，卖主把产量又减少到Q₄，小于均衡数量Q，从而价格上升到P₄，大于均衡价格P。

……

最后，恢复均衡。右图可以说明价格趋向于均衡价格P的过程。t表示时期。

因此，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被称为“蛛网稳定条件”。“蛛网”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价格和产量的连续演变过程，在图形上同“蛛网”相似。

第二种情况：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大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大，离开均衡点越来越远。如右图：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与产量变动的过程与前一种情况下相同。但是，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大，无法恢复均衡。右上图说明价格离开均衡价格P越来越远的情形。

因此，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大于需求曲线斜率被称为“蛛网不稳定条件”。

第三种情况：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等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波动始终按同一幅度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和产量既不回到原来均衡点，也不会离均衡点越来越远。在图上形成的是首尾相连的完整的蛛网。至于蛛网离开均衡点的远近，则根据市场波动的大小而定。

右图可以说明价格始终按同一幅度循环进行。

在数值上供给曲线斜率等于需求曲线斜率被称为“蛛网中立条件”。

蛛网理论通常被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中某些产品价格和产量之间的关系，即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以P表示价格，Q表示产量，D表示需求函数，S表示供给函数，t表示时期，那么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说明这种关系：

Pt＝D（Qt）

Qt＝S（Pt－1）

这些公式在进行农产品市场分析时有一定的参考性。【15】

第五节　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

一、序数效用

以上在谈到效用时，指的是基数效用，就是用效用单位来表示的效用。但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用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用代替基数效用。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只能按先后次序来排列，其理由在于：既然效用是指个人的偏好，个人偏好是心理活动，无法计量，所以只有根据偏好程度排列为第一，第二，第三……，而不能用基数1，2，3，……来表示。或者说，能够判断的只是某人对A的偏好超过对B的偏好，对B的偏好又超过对C的偏好，而不能判断A的效用为B的若干倍，或C的效用为B的若干分之一。【16】

二、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进行微观经济分析时常用的一种分析工具。它是序数效用分析的基础。【17】

无差异曲线表示消费者在一定的嗜好、一定的技术条件和一定的资源条件下，选择商品时对不同组合的商品的满足程度是无区别的。

假定有面包和布两种商品，按A、B、C、D四种方式组合。这四种组合对某个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是相同的（见下表）。

根据上表，在平面座标图上，以一种商品（如面包）作为横轴，另一种商品（如布）作为纵轴，把各点连接起来，可以画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表明：线上的任何一点给某个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相同的。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条无差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其斜率为负。这表明：一种商品增加时，另一种商品将相应地减少。两种商品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方面是互相替代的。

应当注意的是：一定的无差异曲线是在一定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下得出的。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与商品的价格不同，就可以有其他组合方式，从而可以产生若干条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如右图。

这些不同的无差异曲线（L，M，N，O，P……）的含义是：凡是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它所代表的满足程度就越高；相反，凡是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近，它所代表的满足程度就越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的满足程度是相同的，不同的无差异曲线满足程度不同。

例如，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无差异曲线M上的A点和B点表明，3单位布和1.5单位面包或2单位布和2单位面包的组合可以给消费者以同样程度的满足。但在离原点O较远的无差异曲线N上C点和D点则表明，三单位布和二单位面包的组合，或二单位布和三单位面包的组合，才能给消费者以同样程度的满足。所以，N线所代表的满足程度高于M线所代表的满足程度。

上述不同的无差异曲线L，M，N，O，P中的任何两条无差异曲线不可能相交。如果它们相交，那就与无差异曲线的定义相矛盾。

三、边际替代率

为了使一个人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不变，某一种商品数量增加时，需要牺牲另外一种商品的数量。在维持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增加一单位的某种商品而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单位，称为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人们为得到某一单位的某种物品而愿意牺牲的另一物品的数量是递减的。这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可以用上面举过的面包和布的组合为例：

假设某人有1单位面包和6单位布（D组合方式），他再得到1单位面包，愿牺牲3单位布（由D变为C组合方式），再得到1单位面包，愿牺牲1单位布（由C变为B组合方式），如果再得到1单位面包，则只愿意牺牲0.5单位布（由B变为A组合方式）。这就是边际替代率递减。

如果把货币作为一种商品，那么情况就更加清楚了。这里，可用前面在谈到消费者剩余时举过的例子来说明。

消费者买第一瓶汽水，愿付出50（元）

消费者买第二瓶汽水，愿付出25（元）

消费者买第三瓶汽水，愿付出15（元）

消费者买第四瓶汽水，愿付出10（元）

消费者买第五瓶汽水，愿付出5（元）

可见，每多买一瓶汽水，消费者愿意付出的货币额是递减的。

这表明，边际替代率概念和边际替代递减规律概念以边际效用概念和边际效用递减概念为出发点。

假定为X，Y两种商品。X替代Y的边际替代率以MRSXY来表示，X和Y的边际效用以MUX和MUY来表示。则：

四、商品的互补性

商品之间有两种关系：替代性和互补性。两种商品互为补充，共同满足一种需要，这两种商品就具有互补性，或者说，这两种商品成为互补品。在互补的情况下，1单位X一定要有一定单位Y作为补充，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眼镜架和眼镜片是互补品，每一副眼镜架必须配上两块镜片，才能满足需要。

于是，眼镜架（Y）和眼镜片（X）可以有各种组合方式。

在商品之间有完全互补关系的条件下，无差异曲线成为以直角弯曲的直线。如下图：

A、B、C、D都是无差异曲线。在无差异曲线A上，有三个点，即a₁，a₂，a₃，

a₁——三副眼镜架和二块眼镜片，

a₂——一副眼镜架和二块眼镜片，

a₃——一副眼镜架和八块眼镜片，

由于一副眼镜架必须有二块眼镜片补充，才能满足需要，所以，a₁，a₂，a₃在满足需要的程度上是无差异的。

五、个人最佳购买行为

1．消费可能线

消费可能线（consumption-possibility line）又称预算线（budget line），或价格线（price line）。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用来分析个人最佳购买行为和消费者均衡的工具，它被用来表示在一定的个人收入和商品价格的条件下，个人可能买到的商品的数量。假定有X，Y两种商品。X商品每单位5元，Y商品每单位20元，某人收入100元。如果他把这笔收入全部用来买X，则可买20单位；全部用来买Y，可买5个单位。在图上可以作出消费可能性曲线。

纵轴表示对Y商品的可能购买量，横轴表示对X商品的可能购买量。ML线表明消费的可能性。消费可能性线ML以内任意一点（如N）表明消费者还有潜力，即还能用他的收入买到更多的商品。而消费可能性线ML以外的任意一点（如J），表示消费者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无法达到这样的消费水平。ML线上任意一点，则是消费者所能够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购买。

2．商品有替代关系时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

图中有五条无差异曲线：A、B、C、D、E；只有C与消费可能性线ML在P点相切，A、B与ML相交而不相切，D、E与ML既不相交也不相切。根据前述同一平面座标图上不同的无差异曲线的含义，就满足需要的程度而言，A＜B＜C＜D＜E，但是消费者无法达到D和E。因此，个人最佳消费行为在C与ML的相切点P上。这时，他可以购买OS的Y商品和OT的X商品。

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在无差异曲线C上，就满足需要的程度而言，P₁＝P₂＝P，但P₁，P₂都是消费可能线所达不到的，只有P点可以达到。无差异曲线B虽然也与ML相交于Q₁和Q₂，但B所给予消费者的满足需要的程度小于C。因此，C线上的P点是现行收入和商品价格条件下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点。

3．商品有互补关系时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

商品有互补关系时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确定与商品有替代关系时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确定相同。

如左图所示，A、B、C、D、E为无差异曲线，ML为消费可能性。ML与C在P点相交。这时，消费者可购OS的Y商品与OT的X商品。P点是现行收入和商品价格条件下的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点。

4．消费可能线的移动

一定的个人收入和一定的商品价格条件下有一定的消费可能线。个人收入变动或商品价格变动后，消费可能线将会移动。例如，假定商品价格不变，个人收入增加了，新的消费可能线就会是M′L′，它将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B）相切。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点就变为P′（见下图）。在这种情况下，M′L′的斜率与ML的斜率相同。

如果收入不变，商品价格变动，结果是否产生新的消费可能线，以及新的消费可能线的斜率是否不同于原来的消费可能线，取决于价格变动情况。如果产生新的消费可能线，则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点也将移动。

如果收入不变，一种商品价格不变，另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其结果必定产生新的消费可能线，并且其斜率将不同于原来的消费可能线的斜率，从而个人最佳购买行为的点必定移动。

六、消费者均衡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消费可能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之点，被称为消费者均衡点。在这一点上，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收入与商品价格水平在购买一定数量的物品时，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消费者均衡是指在一定收入和一定价格条件下，购买一定物品的一定数量的消费者所能获得最大满足的状态。

假定消费者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商品：X与Y。MUX，MUY分别表示消费者购买X、Y时得到的边际效用。PX、PY分别表示X、Y的价格。L表示收入的边际效用。那么消费者购置X、Y中的任何一种商品时，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

在X、Y可以供选择时，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

这个公式表明：消费者花钱买商品时，从商品得到的边际效用等于付出收入的边际效用。这时的个人消费行为（购买行为）就是个人最佳消费行为（购买行为）。【18】

思　考　题

一、解释效用和边际效用的概念。

二、什么是消费者剩余？

三、举例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

四、说明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的后果。

五、解释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概念。

六、解释无差异曲线概念。

七、举例说明个人最佳消费行为的确定。

八、评述边际效用价值论。

九、评述均衡价格论。

十、简评蛛网理论。

参考书目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卷，1981年版，第三篇，第二、四、六章。

希克斯：《价值与资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一、二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四章；中册，1981年版，第二十、二十二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章。

第二章　成本、收益、厂商均衡

第一节　成　本

一、成本的定义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成本（cost）是指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的费用，成本也叫生产费用。

生产要素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时所投入的经济资源，它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enterpreneurship）。

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所说的成本中包括了正常利润（normal profit）。正常利润被认为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或称为“管理的报酬”。超额利润（excess profit）则不包含在成本以内。

二、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

1．总成本

总成本（total cost）是生产某特定产量所需要的成本总额，它包括两个部分：固定成本（fixed cost）与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

固定成本是在一定限度内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费用，如厂房费用、机器折旧费用、一般管理费用、厂部管理人员的工资。只要建立了生产单位，不管是否进行生产，都需要支出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是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费用，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支出、生产工人的工资等。

2．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average cost）是平均每个单位产品的成本。

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

由于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所以平均固定成本在一定限度内必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由于可变成本是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所以平均可变成本也会随产量变动而变动。但变动的趋势要根据生产的具体情况而定。产量增加后，平均变动成本一开始可能下降，但产量增加到某一限度后，平均变动成本将会逐渐上升。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谈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时再来讲述。

3．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是生产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或者说，边际成本就是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品而使总成本变动的数值。

三、成本曲线

以上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总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定义。下面再举例说明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总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表

总成本（TC）、边际成本（MC）、平均成本（AC）曲线通常以这样的形状出现（见下图）。

总成本曲线图

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E相交，并通过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定义所决定的。前面已经指出，平均成本的变化要由全部产品均摊，边际成本的变化由最后一个产品承担，因此，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动较早，平均成本曲线的变动较晚。边际成本曲线先下降，平均成本曲线后下降，或者边际成本曲线先上升，平均成本曲线后上升。

如果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那么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单位平均成本就比以前小一些，所以平均成本是下降的。反之，如果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那么，每增加一单位产品，单位平均成本就比以前大一些，所以平均成本是上升的。这样，就不可能发生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而平均成本曲线反而下降，或者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而平均成本曲线反而上升的情况。【19】因此，边际成本曲线只能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之相交。

那么，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能否在E以外的任何一点相交呢？请先看下图：

设有两条边际成本曲线（图上的虚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在X、Y相交。左边一条虚线在与平均成本曲线于X点相交前，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相交后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但从图上所看到的是：平均成本曲线在与虚线相交于X点后，并没有立即上升，而是仍然下降，直到通过E点才上升。所以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右边的一条虚线在与平均成本曲线在Y点相交前，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相交后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但从图上所看到的是：平均成本曲线在与虚线相交于Y点之前就已经上升了。所以这种情形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可见，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只能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E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交。【20】

四、长期成本

以上关于成本的分析都是就短期成本分析而言。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不同。在这里，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的不同，不是单纯指时间的长短，而是指生产要素能否调整来说的。在微观经济学中，短期是指这样一个时期，企业在这段时间内不能调整生产要素。因此，短期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长期是指这样一个时期，企业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从而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可以变动的。这样，长期成本中没有固定成本，一切成本都是可变成本。

长期成本曲线图如下：

它和短期成本曲线的一个区别是：长期成本曲线是从原点开始，逐渐向东北方向延伸。这表明：产量为零时，成本也为零，而不象短期成本那样，产量为零时，仍有一定的成本。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了解短期成本曲线与长期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应当先说明最佳生产设备和最佳产量。根据他们的解释：

最佳生产设备指最适宜于生产特定的产量的生产设备；

最佳产量指在该种设备条件下生产出最适宜于生产的特定产量。

这样，可以把短期成本曲线与长期成本曲线的关系表述如下：

1．由于长期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使它们达到最佳的程度，所以无论哪一种产量都是利用最佳生产设备时的特定产量。

2．由于短期无法调整生产要素，所以短期内有浪费设备或对设备利用不当的情况。

3．只有在短期生产最佳产量的场合，短期成本才与长期成本相等。在其他场合，短期成本必定高于长期成本。

请看左图（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曲线图）。图中F₁表示生产250单位产品的最佳生产设备；F₂表示生产500单位产品的最佳生产设备；F₃表示生产1000单位产品的最佳生产设备。SC₁、SC₂、SC₃相应地表示三条不同的短期成本曲线。LC表示长期成本曲线。

从图上看出，只有当生产出最佳产量（250单位产品，500单位产品，1000单位产品）时，短期成本曲线与长期成本曲线相切，这时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相等。在其他点上，短期成本都高于长期成本。

长期成本曲线是由无数条短期成本曲线与之相切而形成的。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生产设备可以无限地细分，从而会有无数条短期成本曲线，每一条短期成本曲线都有一个点与生产最佳产量的规模相适应。例如，产量可细分为Q₁，Q₂，Q₃……Qn，短期成本曲线相应地有SC₁，SC₂，SC₃……SCn。生产Q₁时，宜采用SC₁的规模，生产Q₂时，宜采用SC₂的规模，……，生产QN时，宜采用SCn的规模。这样，把SC₁，SC₂，SC₃……SCn曲线与横轴Q上的Q₁，Q₂，Q₃……Qn垂直对应的点连接起来，就可构成一条连续的曲线，即长期成本曲线。

所以说，长期成本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有一条短期成本曲线与之相切，整个长期成本曲线是由无数条短期成本曲线与之相切而形成。因此，长期成本曲线又被称为短期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

第二节　收　益

一、收益的定义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收益（revenue）是指生产者出卖商品的收入。有三个基本的收益概念，即总收益（total revenue）、平均收益（average revenue）、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

1．总收益

指生产者将产品出售后所得到的全部收入。

总收益＝平均收益×产量＝每个商品的卖价×产量

2．平均收益

指生产者出卖一定量商品时，从出售每单位商品所得到的平均收入，即平均每个商品的卖价。

3．边际收益

指生产者每多出售一个商品而使总收益增加的值，也就是最后一个商品的卖价。

总收益又分为价格不变条件下的总收益和价格递减条件下的总收益。

在价格不变条件下，不论产量如何增加，单位产品的卖价都一样。单位产品的卖价不仅等于平均收益，而且等于边际收益。可看下例：

价格不变条件下的总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增加生产，不影响单位产品的卖价。

在价格递减条件下，单位产品的卖价只等于平均收益，不等于边际收益。可看下例：

价格递减条件下的总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增加生产，就会使单位产品的卖价下降。

二、价格不变条件下平均收益曲线、边际收益曲线与需求曲线的重叠

先看下图。以P表示价格，Q表示产量。

dd表示需求曲线，MR表示边际收益曲线，AR表示平均收益曲线，E表示需求弹性。

为什么dd，AR，MR三条线重叠呢？为什么这条重叠的线与横轴平行呢？

这是因为：在价格不变条件下，市场上的消费者接受既定价格，他们在既定的价格条件下购买商品；生产者也接受既定价格，在既定的价格条件下出卖商品。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时都不能影响价格。生产者多卖一个单位的商品，既不会使卖价上升，也不会使卖价下跌。因此，对生产者而言，平均收益总是与边际收益相等，AR与MR重叠。消费者对一单位商品的买价就是生产者对一单位商品的卖价。消费者接受现行市场价格，这时，需求弹性是无穷大的，即不论需求量多少，价格总是既定的，所以dd线就是AR线，也就是MR线，dd线与横轴平行。

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

对一个厂商而言，一般说来，它的原则就是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即MR＝MC。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被称为最大利润原则。【21】

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这说明还有潜在利润没有得到，厂商将会继续增加生产，而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反之，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厂商就亏了本，他会减少产量，一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厂商把可能赚到的利润都赚到了，这对他最有利，所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就被称为最大利润原则。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到的最大利润，是指最大的正常利润而言，而不包括超额利润，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正常利润包含在成本之内。

第三节　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竞争的条件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又称纯粹竞争，是指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情况。完全竞争的条件是：

1．有大量的卖者与买者，任何一个卖者或买者都不能影响这种商品的价格。

2．产品是同质的、无差别的。

3．各种生产资源可以完全自由流动。

4．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市场情况有充分的知识，也就是说，市场信息是畅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它们是充分掌握的。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需求曲线（dd）、边际收益曲线（MR）、平均收益曲线（AR）重叠，它与平均成本曲线（AC）的最低点相切。边际成本曲线（MC）通过这个相切点。厂商的产量由MR与MC的相交点（MR＝MC）决定，在一定产量的条件下，产品的卖价由dd（AR）决定，成本由AC决定。请看左下图：

图中，E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点，OP为均衡价格，OQ为均衡产量。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均衡点E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境界。这是因为：

对生产者来说，这表明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生产者能用最低的平均成本，生产出OQ产品，因此，能实现最大的正常利润（符合MR等于MC的原则）。如果再多生产一个产品，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就高；如果少生产一个产品，产量减少，平均成本也上升。因此，只有E是最佳点。

对消费者来说，这时的平均成本最低，所以商品价格也就最低。当然，消费者总希望买价越低越好，但是，如果商品价格更低，那就会使产量减少，其结果反而会使价格上升。

对整个市场来说，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状态被称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市场价格大于均衡价格，厂商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超额利润会吸引新厂商加入，产量增加，价格下降，于是超额利润减少，产量也就接着下降，这一过程直到市场价格降到均衡价格水平，超额利润完全消失为止。

第二种情况，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厂商有亏损，于是厂商退出该行业，产量减少，价格上升，产量又增多，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市场价格又达到均衡价格水平时为止。

在上述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都必然发生流动，各自朝着被认为更有利的行业转移。而在均衡点上，现有的厂商不打算退出（因为没有亏损），新的厂商也不打算加入（因为没有超额利润的吸引）。这时，人力、物力、财力被认为可以最合理地分配到每一个部分，于是就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力”。

三、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从厂商均衡的角度来分析，短期与长期的含义在于：在短期内，厂商的规模和厂商的数目都是不变的（因为时间过短，厂商来不及调整规模，新厂商也来不及加入该行业），而在长期内，不仅厂商的规模可以调整，而且厂商的数目也是可以增减的。

短期内，由于厂商规模不变和厂商数目不变，厂商可以赚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见下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需求曲线dd（AR＝MR）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G，即在G点上，MR＝MC，GQ＝OP，OP为市价，OQ为产量。平均成本曲线与GQ在F相交，这时总成本（包括正常利润）为altONFQ，从而厂商可以得到超额利润altNPGF。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是：MR＝MC，但MR＞AC。

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状态是不易保持的。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资源可以自由转移，一旦某行业出现超额利润，就有新的厂商加入。这样，每个厂商的销售量就减少，价格下跌，一直到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相交点E为止。这时，超额利润不复存在，也不再有新的竞争者加入该行业。于是在E点形成长期均衡。由此可见，短期均衡只是暂时现象。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考察，完全竞争可以使厂商把生产规模调整到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超额利润不复存在，新厂商不会加入。正如上图所示，OP′是长期均衡价格，OQ′是厂商的长期均衡产量，总卖价等于总成本。所以，长期均衡的条件是：MR＝MC＝AC。【22】

根据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关于成本的定义可知，尽管在厂商的长期均衡中，不再存在超额利润，但由于成本已经包括了正常利润，所以厂商并不是“无利可图”的。在长期均衡状态中，厂商仍愿意从事生产和经营。

第四节　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垄断的条件

完全垄断（complete monopoly），又称独家垄断，是指市场处于完全由一家厂商所控制的状态。

完全垄断可分为两类，完全政府垄断（如邮政业务，铁路国有化条件下的铁路运输业务），完全私人垄断（如根据政府授予的专营权或专利权而产生的私商对某种商品的独家经营，或由于资本特别雄厚而建立的排他性的私人经营。如城市中由私商独家经营的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

二、完全垄断条件下价格和产量的决定

1．决定的原则

由于独家厂商控制市场，所以垄断者总是根据已知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高价少销、低价多销之间进行选择，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2．价格和产量的决定

可以根据下图来分析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

（1）完全垄断条件下，需求曲线与平均收益曲线的重叠

由于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独家规定卖价，购买者对某一数量的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对厂商来说也就是出售该商品时每单位商品的卖价，因此，从图上看出，需求曲线（dd）是与平均收益曲线（AR）重叠的。

（2）与需求曲线重叠的平均收益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需求曲线与平均收益曲线重叠，并且，这条重叠的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是因为：厂商的总收益是价格递减条件下的总收益，厂商每少提供一单位商品，卖价就会上升，每多提供一单位商品，卖价就要下降，所以平均收益曲线向右下方倾斜。【23】

（3）边际收益曲线位于平均收益曲线左下方

这时，厂商的平均收益随着商品出售量的增加而递减，厂商的边际收益也随着出售量的增加而递减。但由于在平均收益递减的条件下，边际收益总是小于平均收益，因此，边际收益曲线位于平均收益曲线的左下方。下表可以说明边际收益小于平均收益的情况。

边际收益、平均收益、总收益表

如表上所示，在商品量为1时，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是相等的，随着单位商品量的增加，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之比越来越大，所以，在完全垄断条件下，位于平均收益曲线左下方的边际收益曲线，不可能与平均收益曲线重叠或平行，二者的距离将越来越大。

（4）产量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决定产量仍然是根据MR＝MC的原则，即厂商仍需要让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商品的成本使总成本所增加的值（MC）恰好等于增售该单位商品的收益使总收益所增加的值（MR）。如果MR＞MC，表明继续增产仍可增加收益，如果MR＜MC，表明继续增产将会使收益减少。因此，MC与MR的相交点E′就是决定厂商产量之点。如上图所示，厂商的产量应是OQ。

（5）垄断价格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产量决定后，可根据需求曲线（dd）的情况确定价格。从图上可看出，MR与MC相交为E′，因此产量定为OQ。E′Q线向上延伸，与dd线相交于G。因此，价格定为QG。QG＝OP。所以，OP就是这时的垄断价格。

（6）成本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总成本仍然是按平均成本与产量的乘积决定的。从图上可以看出，QG（表示价格）与AC（平均成本）相交于F，所以altONFQ是总成本（包括正常利润在内）。

（7）超额利润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产品是按垄断价格（OP）出售的，总收益是altOPGQ。altOPGQ（总收益）－altONFQ（总成本）＝altNPGF。altNPGF是超额利润。这时，它又被称为垄断利润。由于厂商控制了市场，别的厂商无法加入该行业，所以厂商的垄断利润可以持久存在。

三、完全垄断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均衡

在完全垄断条件下，独家厂商控制市场，不发生新厂商加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均衡既是长期均衡又是短期均衡。【24】

前面在谈到短期和长期的含义时已经提到，短期与长期之不同不但在于新加入者能否加入市场，而且也在于厂商能否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从新厂商不能加入该行业的意义来说，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均衡既是长期均衡又是短期均衡，但从厂商调整生产规模的可能性来看，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仍是有区别的。

长期均衡条件下，厂商可以调整生产规模，所以，垄断利润（超额利润）至少应等于零。如果垄断利润为负值，厂商必定不愿意生产。【25】

短期均衡条件下，厂商来不及调整生产规模。这时，如果不进行生产，厂商仍然负担固定成本。所以，尽管垄断利润（超额利润）小于零，但只要产品的生产和出售能使厂商少受固定成本的损失，也就是说，只要产品的平均可变成本低于产品的卖价，厂商仍愿意从事生产，然后他再设法调整生产规模。只有当产品的平均可变成本高于产品的卖价，即厂商除了受固定成本的损失而外，还要受可变成本的损失时，厂商才会停止生产【26】。

第五节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一、垄断竞争的条件

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是指包括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性质的市场情况，也就是处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一种市场情况。

垄断竞争的条件是：

1．厂商的数目比较多，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2．产品之间存在着差别，即指同种产品在质量、包装、形状、商标，以及厂商地址、服务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垄断就是因为产品有差别而形成的。

由于厂商众多并且各家厂商的产品都有特点，所以这时市场上兼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特点，形成垄断竞争。

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短期均衡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短期均衡被认为与完全垄断条件下的情况一样。厂商这时可以得到超额利润，即垄断利润，因为在短期内新厂商不容易加入该行业，该行业的厂商数目不变。

短期内，厂商即使不生产也要负担固定成本，所以厂商是否继续生产，也同完全垄断条件下一样，要以产品卖价是否低于平均可变成本为转移，而不以有无超额利润为转移。

三、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

关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可先看下图。

图上，dd（AR）表示短期需求曲线。

MC与MR在E相交。厂商把产量定在OQ。EQ线向上延伸，在G点与dd（AR）相交。QG＝OP。OP就是这时的价格。

QG与AC相交于F。altONFQ是总成本，altNPGF是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存在吸引新加入者进入该行业。

新加入者加入后，整个行业供给量增加，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dd），就会不断向左下方移动，一直移到d′d′。d′d′与AC在F点相切，这时的价格为ON。于是altONFQ既是总成本，又是总卖价。超额利润消失。

超额利润消失后，新厂商不再加入，这样便达到长期均衡。【27】但是，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虽然都不存在超额利润，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下图和下表是这两种长期均衡的比较：

垄断竞争下的长期均衡

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

如图所示。

续　表

由此可见，尽管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短期均衡与完全垄断条件下一样，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却不同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在生产设备充分利用程度上的差别和价格上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不能只看到垄断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状态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状态都不存在超额利润，而把这两种状态混为一谈。

四、垄断竞争的利弊

1．对消费者的利弊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竞争对于消费者来说，利弊同时存在。它对消费者之弊是：与完全竞争条件下相比，消费者要付出较高的价格。它对消费者之利是：由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是单调的，垄断竞争条件下产品是多样化的、有差别的，于是就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此外，由于商标、厂商地点和服务态度等都能构成产品的差别，所以这被认为能够促进厂商保持商标信誉，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方式，从而有利于消费者。

2．对生产者的利弊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竞争对生产者来说，利弊也是同时存在的。它对生产者之弊是：与完全竞争条件下相比，生产设备这时往往得不到充分利用，没有达到最佳产量，形成资源的浪费。它对生产者之利是：垄断竞争被认为是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这是因为：在完全垄断条件下，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不容易产生重大的技术创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因为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收益的垄断，也不容易产生重大的技术创新。介于两者之间的垄断竞争，既有竞争对手的威胁，又有一定的垄断因素可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最能促进技术创新。【28】

第六节　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一、寡头的定义

寡头（oligopoly）是指这样一种市场情况，在这种市场上，有少数几家厂商供给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这几家厂商的产量在该行业的总产量中各占较大的份额。寡头垄断的关键问题是：每家厂商首先要推测竞争对手的产量，然后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本厂产量。【29】

寡头是垄断的一种，寡头又称寡头垄断或寡占。

二、寡头价格，操纵价格

操纵价格（administered price）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寡头垄断条件下的价格的一种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价格并非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少数寡头垄断者通过协议或默契作为行政措施而制定的。所以操纵价格又称管理价格。

价格领袖制（price leadership）是操纵价格中的一种。在价格领袖制之下，由某一行业中最大的厂商或最有影响的厂商先定价或它与同行协商后定价，定价后同行其他厂商都遵从。

在生产条件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寡头垄断者一般不会因需求变化而随之调整卖价。所以，寡头价格一旦确定后，就不会轻易改变。在经济衰退时，如果产品销售不出去，寡头宁肯减少产量也不肯降价，或者只轻微降价，以免造成价格的“雪崩”。在经济复苏时，寡头垄断者通常用扩大产量的方式来增加收益。

三、寡头协议的不稳定性

寡头协议或者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卡特尔（cartel）是有形的寡头协议中最常见的一种。它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厂商为垄断某一特定市场而建立的组织。

包括卡特尔在内的寡头协议虽然有一定稳定性（这表现在寡头价格一旦确定以后，不会轻易改变），但它也可能是不稳定的。

先看下图。

假定某行业有A、B两家企业，各自生产情况不同，各有自己的边际成本曲线。设厂商A的边际成本曲线为MCa，厂商B的边际成本曲线为MCb。

现在假定A、B两厂商达成协议或组成卡特尔，这时全行业相当于一个企业，其边际成本曲线是MCa＋b，MCa＋b小于MCa或MCb。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

如果以TC表示总成本，∆TC表示总成本增量，那么，

在∆Q为既定时，∆TCa＋b小于∆TCa或∆TCb，所以，MCa＋b小于MCa或MCb。【30】

全行业的需求曲线为dd，MCa＋b与MR在G相交，根据MR＝MC的原则，所以全行业产量确定为OQa＋b。全行业需求曲线dd与平均收益曲线AR重叠，GQa＋b的延伸线与dd相交于H，于是价格确定为OPa＋b。A、B两厂商按实力分配全行业产量OQa＋b，厂商A的产量为OQa，厂商B的产量为OQb，OQa＋b＝OQa＋OQb。

尽管达成了寡头协议，但A、B两厂商都不会因此而满足，因为它们有各自的边际成本曲线（MCa，MCb）；MCa，MCb分别在E、F与边际收益曲线（MR）相交。如果A、B两厂商按各自的规模生产，产量可以分别达到alt与alt价格可以分别达到Pa与Pb。altPa＞Pa＋b，Pb＞Pa＋b。这样，A、B两厂商都认为协议不完全符合自己的利益；按OQa，OQb分配全行业产量，按OPa＋b出售产品，被认为是避免两败俱伤的权宜之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如果一旦外界情况发生变化，它们就要打破原来的协议。这就是垄断协议的不稳定性。

四、寡头市场与其他市场的比较

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可以把微观经济学中所提到的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这四种市场类型进行一些比较：

思　考　题

一、举例说明总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

二、为什么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必然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交？

三、试述短期成本曲线与长期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

四、为什么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被称为最大利润原则？

五、用曲线图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六、如果考虑到生产规模调整问题，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有何不同？

七、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长期均衡与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长期均衡的比较。

八、为什么寡头价格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

九、用曲线图解释卡特尔的不稳定性。

参考书目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下卷，1981年版，第五篇，第一、二章，第十四章。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书，1958年版，第四章。

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二十五、二十六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中册，1981年版，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章。

第三章　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

第一节　生产函数和等产量曲线

一、生产函数

1．定义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表示生产要素的某一种组合同它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也就是说，它表示一定的产品数量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在一定组合比例下的投入量。假定有a、b两种生产要素，用来生产产品，那么生产函数表示以一定量的a和b可能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最大产量。生产函数总是以技术水平的已知为前提的，如果技术水平变化了，生产函数就要改变。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

假定QX代表产量；a、b、c……n代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则生产函数的方程式就是：

QX＝f（a、b、c……n）

这一方程式的含义是：在既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在某一时间内为生产出Q数量的X产品，取决于所用的a、b、c……n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如果a、b、c……n为已知，那么就可以知道QX的最大数量。或者，如果QX为已知，那么也就可以知道所需要的a、b、c……n的最低限度的投入量。

2．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柯布（Charles W. Cobb）和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1899年到1922年美国的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对产量的影响，得出这一期间美国的生产函数，这就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如下列公式：

Q＝kLaC1－a

其中，Q代表产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C代表资本投入量，k是正常数，a是小于1的正数。这一公式表明，在总产量中，工资的相对份额是a，资本收益的相对份额是1－a。根据美国统计资料，20世纪以来，a＝3／4，1－a＝1／4，这说明每增加劳动1％所引起的产量的增长，将三倍于每增加资本1％所引起的产量的增长。这一结论被认为与美国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3∶1）大体相符。

如果生产要素使用量为λ倍，那么：

k（λL）a（λC）1－a＝λkLaC1－a＝λQ

这一公式表明：生产要素使用量增加的倍数与产量增加的倍数是相等的。【31】

二、技术系数

为生产某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叫技术系数（technological coefficient）。技术系数分为固定技术系数和可变技术系数。前者是指：生产某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是不变的。后者是指：生产某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是可以变动的。如果是固定技术系数，那么生产要素彼此之间不能替代；如果是可变技术系数，则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是可变的，即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如果多用某种要素，就可以少用另一种要素。

三、等产量曲线

等产量曲线（isoquant）是用来表示一定技术条件下，可以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生产出来等量的产品。

例如，假定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有四种组合方式（A、B、C、D），结果能生产出等量的产品（谷物）。

如下表：

那么，根据表中所列的生产300单位谷物时各种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可以画出等产量曲线：

右图的等产量曲线表明：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例如，多用劳力，少用土地，或多用土地，少用劳动，可以得出相等的产量。

同一个平面图上，可以有许多条等产量曲线。如下图：

图中Q₁，Q₂，Q₃，Q₄这四条不同的等产量曲线所表示的产量不同，它反映了生产水平的不同。

但同一平面图上没有两条等产量曲线可以相交。如果两条等产量曲线相交，这说明同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可以生产两种不同的产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只能生产一种产量。可看左下图。

该图是错误的。假定等产量曲线Q₁和Q₂相交于G，这意味着，在G点上，OY数量的A生产要素和OX数量的B生产要素既可以生产出Q₁，又可以生产出Q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四、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和“脊线”

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可以为负，也可以为正。

当等产量曲线斜率为负时，表明两种生产要素可以互相代替，一要素增加，另一要素减少。（右图中，从a到a′，从b到b′，从c到c′，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均为负）。

当等产量曲线斜率为正时，表明两种要素必须同时增加才能达到一定产量。（右图中，从a、b、c以上，或从a′，b′，c′以右，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均为正）。

等产量曲线的斜率还可以为零或无限大。例如，a，b，c点以右的虚线部分，等产量曲线的斜率为零，等产量曲线的切线与横轴平行，a、b、c点以上的虚线部分，等产量曲线的斜率为无限大，等产量曲线的切线与纵轴平行。这两种情况表明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完全不能替代。

换言之，生产要素完全无法替代时的等产量曲线为与纵轴平行的线同与横轴平行的线成直角相交的形状。如下页图。

把不同等产量曲线斜率为负的一段两端连接起来的两条线（图中的ac，a′c′）称为“脊线”（ridge line）。“脊线”表明生产要素替代的有效范围。超过“脊线”之后，两种生产要素不能有效地代替，厂商是不会在这“脊线”以外的范围从事生产的，因为在“脊线”以外从事生产，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必须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

如果生产要素完全无法替代，则两条“脊线”已合并为一条“脊线”，即OR，厂商只能在OR线上选择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32】

五、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

在均衡时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以后，它与另一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变动率就是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they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假设以X，Y表示两种生产要素，PX、PY分别表示X与Y的价格，ES表示替代弹性，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的公式则为：

这一公式的含义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使用量要受到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的影响。

生产要素替代弹性有以下各种情况

1．生产要素替代弹性为零

假定技术系数是固定的，替代弹性则为零。这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不能互相替代，无论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变动，也不能以另一种生产要素来代替。

2．生产要素替代弹性为无穷大

假定技术系数是完全可变的，则替代弹性无穷大。这说明两种生产要素完全可以互相替代，如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则可以由另一种生产要素代替。

3．生产要素替代弹性一般在零到无穷大之间

根据上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定义，当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时，生产要素替代弹性为1。

六、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在等产量曲线的斜率为负的前提下，两种生产要素可以互相替代。在产量不变条件下，一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投入量与另一种生产要素减少的投入量之比，称为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of factors）。

以MFS表示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则有：

MFS＝-∆X／∆Y

上式的含义是：当Y变动1单位时，X变动多少。X与Y可以同时增减或此增彼减，因此，∆X，∆Y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例子来说明：

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的组合产出一定的产量。二者有替代关系。当劳动力的使用从1单位增加到2单位时，土地的使用从原来的6单位减少到3单位，即减少了3单位。这时，MFS＝3。

这表明：第二个单位的劳动力可以代替3单位的土地。

再增加1单位劳动力，土地使用量由原来的3单位减为2单位，即减少了1单位。这时，MFS＝1。

这表明：第三个单位的劳动力可以代替1单位的土地。

以后如果再增加1单位劳动力，土地使用量的减少将会小于1单位。

这一切说明了，生产要素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如果用曲线图来表示，那么等产量曲线必定凸向原点。

七、最小成本组合

以上在谈到生产要素替代时只是初步涉及了价格问题，现在进一步讨论，考虑到价格因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最小成本组合？

以PX表示生产要素X的单位价格，以PY表示生产要素Y的单位价格，则：

这就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least-cost combination principle）。其含义是：当｜∆X｜PX＞｜∆Y｜PY时，应少用X多用Y；当｜∆X｜PX＜｜∆Y｜PY时，应多用X少用Y。【33】

在这里还应当注意到：当所用生产要素价格同比例变动时，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没有影响；在生产要素X和Y可以互相替代时，X的价格变动对Y的需求变动的影响，与Y的价格变动对X的需求变动的影响是对称的；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随生产要素价格变动而呈反方向的变动。【34】

八、等成本线

假定X、Y两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为已知，厂商用来购买X、Y的支出为既定，那么，就可以找出购买X、Y的等成本线（isocost curve）。等成本线就是表示相等的成本可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的轨迹。

例如，每单位X的价格为5元（PX＝5），每单位Y的价格为10元（PY＝10），厂商有30元、40元、50元的支出时，购买情况如下：

根据上表可做出等成本线L₁，L₂，L₃（见下面两图）：

三条等成本线L₁，L₂，L₃，分别表示支出为30元，40元，50元时的购买情况。

只要两种生产要素价格不随购买量变动而变动时，等成本线必定是一直线。等成本线的斜率表示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比率。

根据上表，PX＝5，PY＝10，

这两个图的含义是一样的，因为前一图上，X为横轴，Y为纵轴；后一图上，X为纵轴，Y为横轴。

九、扩展线

如下图所示，每一条等成本线都与一条等产量曲线相切。相切点被认为是最合适的生产要素的组合点。这就是说，在既定成本时，相切点表明厂商可以达到的最大产量。如下图所示，等成本线L₂与等产量曲线Q₂相切于a，与等产量曲线Q₁相交于b，c₀根据等产量曲线的定义，Q₂所表示的产量水平高于Q₁，因此a比b，c更为适宜。虽然Q₃所表示的产量水平高于Q₂，但L₂无法与Q₃相交或相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a是最合适的生产要素组合点。

把图上三个切点（a₁、a、a₂）连接起来的线——OE线就是扩展线（expansion path），其含义是：在已知生产要素价格的前提下，厂商扩大生产顺着这条线的途径进行，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时可以使成本最小。

即使在生产要素无法相互替代时，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线的相交点仍然是最适合的，如左图：

这时，扩展线OE的含义仍然是：在已知生产要素价格的前提下，厂商扩大生产应顺着这个途径进行。

第二节　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它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连续地把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所得到的产量的增量是递减的。简单地说，就是指：如果一种生产要素固定不变，那么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使用，到一定程度后，收益将递减。例如，在生产中，假定产量由劳力和资本设备两种生产要素所产生。如果只增加设备而不增加劳力，或者只增加劳力而不增加设备，那么设备（或劳力）增加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使产量的增加额下降。

农业中关于施肥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实验表明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存在的。例如，在一块同样面积的小麦地里连续追加化肥，每单位化肥所引起的产量的增加额先递增，然后就递减。【35】但这仅仅适用于技术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技术不会停止不变，因此不可能把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成是生产理论的基础。

二、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边际产量曲线

总产量（total product）就是生产要素投入后的总产量。

总产量被生产要素投入量除，就是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

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是指最后增加的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引起的产量的增量。

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见下表。

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表

从表上可以看出，随着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边际产量是递增的，但递增到一定限度后，就转而下降了。由于边际产量的上升和下降，总产量也随之上升和下降。

根据上表，可以绘出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纵轴OY表示产量，横轴OX表示生产要素投入量，TP表示总产量曲线，AP表示平均产量曲线，MP表示边际产量曲线。总产量曲线的形状如下：

总产量曲线图

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的形状如下：

平均产量、边际产量曲线图

平均产量的变动虽然也呈现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但是，边际产量的下降在前，平均产量的下降在后。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时，平均产量递增。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时，平均产量递减。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时，平均产量最大。所以，边际产量曲线必定通过平均产量曲线的最高点。【36】

三、生产要素合理投入区域

总产量曲线图和平均产量、边际产量曲线图都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区域：平均产量递增区域，从零到平均产量的最高点（M）；

第二区域：平均产量递减，但边际产量仍大于零，所以总产量仍然递增，直到总产量到达最高点；

第三区域：边际产量为负，总产量也递减。

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边际产量曲线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它们不仅说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总产量、边际产量、平均产量都是先增后减的，还且还说明了厂商的投资（生产要素的投入）的合理区域。

假定厂商不考虑单位产品的成本，而希望得到最大的产量，那么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以Q₂为最恰当，因为这时总产量最大。

假定厂商考虑单位产品的成本，不要求得到最大产量，那么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以Q₁为最恰当，因为这时平均产量最大。

但无论如何，生产要素投入量超过Q₂以后，对厂商来说，任何好处都没有，生产要素投入量尚未达到Q₁水平，厂商也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得到的好处。所以，合理区域应在Q₁和Q₂之间（第二区域）。

四、生产要素合理投入点

以上提到了生产要素投入的合理区域。但如何在这一合理区域中再找出一个合理的投入点呢？

通常可以用总产量曲线和总成本曲线来判断。如右图。

图中，纵轴OY表示成本或收益，横轴OX表示生产要素投入量。有一条与总成本曲线TC平行的线，该线与总产量曲线TP与R相切。这时，从R作垂直线与横轴相交于D。RQ为总产量与总成本之差额中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它表示最大纯收益。【37】　因此，OD是最有利的生产要素投入量。

如果采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也能确定生产要素合理投入点。如下图。

图上，MC为边际成本曲线。MP为边际产量曲线，它也就是边际收益曲线（MR）。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在MR与MC相交点N，将有最大收益。因此，生产要素合理投入点应为D，OD是最有利的投入量。如果投入量小于OD，MR＞MC，再增加投入仍可增加收益。如果投入量大于OD，MR＜MC，则新增加的投入大于新增加的收益。

应当注意的是，MP（MR）曲线与MC曲线在图上有两个相交点。前一个相交点位于第一区域，即平均产量上升阶段，后一个相交点位于第二区域，即平均产量已越过最高点的阶段。合理投入点的选定应在第二区域内，如N的对应点D。

五、人力投资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有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物质资本指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资本，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等。

人力资本指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资本，主要指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程度与健康状况。

人力资本的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不可能被转让或转移。人力投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用于教育、卫生保健的支出等。教育支出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一项支出。因此，在计算人力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时，通常主要计算教育的成本和收益。

教育的成本包括教育费用（其中既有个人负担的教育费用，也有公共负担的教育费用）和学生因上学所放弃的收入。

教育的收益包括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是指：个人受教育后所提高的劳动的质量给个人追加的收入。这种个人收益是递减的，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上学所放弃的收入越来越多，为上学而付出的成本也就越来越大。

社会收益是指由于劳动力的质量提高而对全社会所带来的好处。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之所以重要，因为熟练劳动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要素，通常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节　规模经济

一、规模经济的含义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也是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是指厂商采用一定的生产规模而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因此，规模经济也就是指生产规模变动而引起的收益的变动。

规模经济变动与收益递减规律是有区别的。

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组合条件下，当其他生产要素不变时，某一种生产要素的变动而引起的收益的变动情况。规模经济变动则指：当所有生产要素同时增减时，也就是当整个生产规模变动时，所发生的收益的变动情况。

无论在考察规模经济变动时还是在考察收益递减规律时，都以生产技术水平不变作为前提。

二、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

规模经济可以从内在经济（internal economies）和外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两方面来分析。

内在经济是指：一个生产单位在规模扩大时从自身内部所引起的收益的增加。例如，规模扩大后内部分工更加精细，可以减少管理人员的比例，可以购买大型的生产设备，可以充分利用副产品，可以减少生产、购销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内在经济的表现。

与内在经济相对的是内在不经济（internal diseconomies）。内在不经济是指：一个生产单位在规模扩大时由自身内部所引起的收益的下降。例如，因规模过大而使得管理不便，管理效率降低，内部通讯联系费用增加，在购销方面需要增设机构等。

外在经济是指：整个行业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而使个别厂商所得到的好处。例如，整个行业的发展，可以使个别厂商得到修理、服务、运输、人才供给、科技情报等方面的方便条件，从而使个别厂商减少成本支出。

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外在不经济是指：整个行业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而使个别厂商成本增加，收益减少。例如，整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使招工困难，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地价上涨或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从而使个别厂商减少了收益。

三、规模收益的变动

1．规模收益递减

规模扩大后，收益增加的幅度小于规模扩大的幅度，称做规模收益递减。这种情况是规模不经济的结果。

规模收益递减也包括了这样一种变动，即规模扩大后，不仅收益增加的幅度小于规模扩大的幅度，而且收益绝对地减少，即规模扩大使边际收益为负数。

2．规模收益递增

规模扩大后，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称做规模收益递增。这种情况是规模经济的结果。

规模的扩大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后，规模收益递增将变为规模收益递减。

3．规模收益不变

规模收益不变是指规模增加幅度与收益增加的幅度相等。

这通常是从规模收益递增转变为规模收益递减之间的过渡阶段所发生的情形，它不可能持久。

4．适度规模

无论从一个厂商还是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看，都有适度规模的问题。适度规模的原则，至少应该是使得规模收益不变。它应尽可能使规模收益递增，而不能使规模收益递减。【38】

规模小于适度规模的厂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规模大于适度规模的厂商将会分解为较小的生产单位。

第四节　机会成本和生产可能性

一、机会成本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是指把一定的资源在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产量的价值，或者说，机会成本是指利用一定的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

例如，一块土地可以种植小麦或大豆。为种植小麦而放弃的大豆的产量成为生产小麦的机会成本。又如第二节在谈到人力资本时已经指出的，学生上学而放弃的就业可能得到的收入，成为学生为上学而付出的机会成本。

二、生产可能性：潜力与过度

生产可能性是指一定的资源条件下利用现有资源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

例如，现在资源如果全用来生产X产品（如消费品），可能生产OD单位；如果全用来生产Y产品（如资本品），可能生产OA单位；如果用来生产X、Y两种产品，那么可能有各种不同的X的产量和Y的产量的组合。例如在C点上，表示可生产出OB数量的Y产品，OE数量的X产品（见下图）。

图上的AD线被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或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也可称为转换线（transformation curve）。

生产可能性曲线说明在一定的技术与资源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产量。它被用来选择各种生产的组合。它还可以说明潜力与过度问题，因为生产可能性曲线内任何一点（如U）都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使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的任何一点（如V），则是现有资源条件下达不到的。

总资源不变但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或生产技术水平不变但总资源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位于右上侧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在一定的技术与资源条件下可能达到更高的产量。如右图。

三、产品不能无限细分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右图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图形是以产品可以无限地细分这一假定作为前提的。由于产品可以无限地细分，所以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一条连续的曲线。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某些单位产品不可能细分。例如，面粉、棉纱、石油、煤炭等产品通常被认为属于可以无限细分的产品之列，而轮船、汽车、机床、服装之类的产品则必须以艘、辆、台、件等单位来计量，它们不可能无限地细分。因此，一定的资源用来生产不可能无限细分的产品时，只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组合。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就不是连续的曲线，而是一定数量的产品组合点之间的连接线。见下图。

图上，L、M、N、O、P、Q六个点表示Y和X两产品仅有的六种组合方式。L表示资源全部用来生产Y产品时的组合方式，Q表示资源全部用来生产X产品时的组合方式，M、N、O、P则表示一定数量的Y产品与一定数量的X产品的组合方式。除了这六种组合方式以外，不能再有其他的组合方式。

V点处于L-M-N-O-P-Q线的右侧，仍然表示现有资源条件达不到。至于图上的U点，虽然它处于LMNOPQ线的左侧，表示仍然有潜在的资源可利用，但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种潜在的资源，究竟能以何种组合方式生产出X、Y两种产品，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考虑产品不可无限细分的特点。

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总资源不变，但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或生产技术水平不变，但总资源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但只有在产品可以无限细分时，位于右上侧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产量一定高于左下侧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产量。

四、边际转换率

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明的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人们如何利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在生产方面进行选择，以便尽可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但要多生产X产品，就必须减少Y产品的生产。这就涉及X、Y两种产品的转换问题。

从生产可能性曲线图上可以看出：增加1单位Y产品是以减少一定量单位的X产品为代价的；为增加1单位Y产品所必须减少的X产品的数量，被称为边际转换率（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假定增加1单位Y产品必须以减少2单位X产品为代价，设Y产品的边际成本为10（MCY），X产品的边际成本为5（MCX），则在均衡时边际转换率的公式为：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的价格，以PY表示Y产品的价格，PX表示X产品的价格，边际转换率公式也可写成：

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随边际转换率而有所不同。【39】按边际转换率来区分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有以下三种形状：

1．机会成本递增，边际转换率增大，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是从原点向外突出（即凹于原点），因为随着一种产品数量的增加，为增加该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也将逐渐增大。右图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就是这种形状。

2．机会成本递减，边际转换率减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是向原点凸出。这是因为：随着一种产品数量的增加，为增加该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见下左图。

3．机会成本不变，边际转换率不变，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是一条直线，因为随着一种产品数量的增加，为增加该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始终相等。见下右图。

思　考　题

一、说明平均产量变动和边际产量变动的关系。

二、解释“脊线”概念。

三、用曲线图说明等成本线和扩展线。

四、如何确定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区域和合理投入点。

五、规模经济变动和收益递减规律的区别。

六、举例说明机会成本概念。

七、解释产品不能无限细分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图形。

八、说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与边际转换率之间的关系。

九、将本章所讲授的下述各名词同第一章讲授过的下述名词进行比较：

1．边际效用递减与边际收益递减。

2．无差异曲线与等产量曲线。

3．消费可能线与等成本线。

4．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

5．消费可能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

参考书目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卷，1981年版，第四篇，第一、三、十一、十三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五章；中册，1981年版，第二十七章。

陈振汉、厉以宁：《工业区位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四章。

厉以宁：《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载《外国经济学评价》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四章　交换　交换最优条件及其与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第一节　交换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一、交　换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专业化和分工使得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区都能最有效地使用其特殊的技能与资源，但同时又使得人们之间和地区之间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交换既是专业化和分工的结果，它又促进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

二、货　币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东西。

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对商品的购买力。货币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内市场购买力，一般叫作货币的对内价值（或价格）；另一种是国外市场购买力，一般叫作货币的对外价值（或价格），也叫汇价或汇率。

货币的职能被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种：

1．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作为流通手段。这是货币最主要的职能。

2．货币作为计价尺度或计价单位，或作为记账的单位，用来表示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

3．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即作为延期支付的手段。

4．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即作为保存价值的手段。

三、格莱兴定律

格莱兴（T. Gresham）是16世纪英国的商人、金融家，曾经担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他提出：同一种金属铸币，由于重量与成色不同，在按同一面值流通时，良币立即退出流通领域，化为贮藏，市面上充斥的都是劣币，这就是格莱兴定律（Gresham's Law）。格莱兴定律也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原则。

格莱兴定律是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但至今仍然适用。例如，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外币与本国货币同时流通，本国货币实际上贬值而外国货币币值不变，人们就保留币值不变的货币于手中，市场上充斥的都是贬值的货币。

四、狭义的货币和广义的货币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货币被区分为狭义的货币和广义的货币。

狭义的货币通常用M₁来表示。

M₁＝现金＋商业银行活期存款。

现金包括：金属铸币、纸币和辅币。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指可以随时提取的银行存款。这种存款之所以可以被当做货币使用，是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这种存款开出支票来支付。

广义的货币通常用M₂，M₃……来表示。

M₂＝M₁＋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

M₃＝M₂＋各种定期储蓄存款。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关于M₂，M₃等的解释并不一致。这里所介绍的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

五、货币的供给与需求

关于货币的供给和需求问题，主要在第九章中论述。在这里只对有关的概念作一些初步的表述。

1．货币需求

对货币的需求被认为取决于人们的三种动机：

（1）交易动机，指人们需要保留货币在手中，以应付日常生活与企业生产的支出。

（2）预防动机，指人们需要保留货币在手中，以应付临时的、预料不到的支出。

（3）投机动机，指人们需要保留货币在手中，以便在有利可得的场合进行投资或购买。

2．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被认为是由金融当局调节的。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与选择哪一种定义的货币（M₁或M₂或M₃）有关。

六、货币流通速度

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每1单位货币（例如一美元）平均使用的次数。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人们保持货币的平均时间，它可以用货币供应量除交易总额而计算出来。

以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M表示货币供应量，P表示价格，Q表示成交的商品和劳务总量，PQ表示以一定货币单位计算的交易总额，那么：

MV＝PQ

或，

这一方程式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lrving Fisher）首先提出的，所以又称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或交易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 C. Pigou）根据马歇尔的学说，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方程式。

以M表示货币需求量，即人们为应付日常支出而经常平均保存于手中的货币量。Y表示以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40】k表示人们手中经常保持的货币与以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这样，

M＝kY

这一方程式被称为剑桥方程式（the Cambridge equation）。由于这一方程式中的M的数值与交易方程式中的M的数值是相同的，Y的含义与交易方程式中的PQ的含义也是相同的，而k则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倒数，

因此，这两个方程式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解释并无区别。

第二节　交易成本

一、定　义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交易成本是指交易部门（即为市场服务的部门）为提供便于交易的劳务而付出的成本。它是产品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交易部门提供了劳务，才能使商品在各个经济单位之间转移。

交易成本由交易部门提供的劳务决定，一般说来包括：

1．市场信息成本，指有关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的成本：市场信息之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价格的信息。

2．合同谈判成本，指为订立合同而进行谈判所支出的成本。

3．合同履行成本，指为了使合同得以履行而必须支出的成本，如制定与执行经济法和进行诉讼的费用。

4．运输成本。

二、交易成本与市场规模

一般说来，市场规模的递增将使交易成本递减，即市场规模越小，单位商品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越大，反之，市场规模越大，单位商品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越小。

交易成本可分为最初成本与边际成本。最初成本是固定的；边际成本，即追加的成本，越来越少。这是因为：

1．从信息成本看，一个企业本身规模的大小与市场规模大小都影响信息成本。企业规模大，取得市场信息比较容易，平均每单位产品负担的信息成本也较少，这是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而市场规模越大，提供的市场信息越充分，越迅速，这也是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

2．从合同谈判与履行成本看，它与市场信息成本是相似的，并且同市场信息的完备程度密切相关。买卖双方对市场信息了解得越充分，谈判越容易进行，合同谈判成本就越低。合同履行成本与合同总数有关，合同越多，合同履行成本就越低，反之，合同越少，合同履行成本越高。

3．从运输成本看，最初的建设成本是很高的，但以后的追加成本将减少。

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增加总收益，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加以说明。假定单位产品的价格构成中90％是生产成本，10％是交易成本。再假定总消费的60％是在市场上购买的，假定产品由生产者手中到消费者手中平均转手三次。那么，如果交易成本下降10％，总收益的增加将是：

10％×3×10％×60％＝1.8％

这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单位产品交易成本每下降10％将使总收益增加1.8％。

假定单位产品价格构成之中交易成本所占的比重越大，假定总消费之中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假定单位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转手的次数越多，那么，单位产品的交易成本下降所引起的收益的增加就越多。

由此可以看出，在价格构成不变和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在交换领域中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增加总收益。

第三节　交换最优条件

以上两节分别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交换的基本概念和对交易成本的分析。下面转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交换最优条件的论述。

一、交换最优条件的含义

假定A、B进行交换。如果交换使双方都感到最大满足，这就被称做最优交换。

交换最优条件与前面已经提到的边际替代率有关。边际替代率是指每增（减）1单位产品所要减（增）的另一产品的数量。

假定A有产品X，B有产品Y，交换中必须使A与B两人的X和Y的边际替代率相等，这样双方才都满意。否则，交换后双方或至少有一方感到不满足，这就不是最优交换。所以交换最优条件就是交换双方用以交换的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

二、艾奇渥斯盒状图

艾奇渥斯（F. Y. Edgeworth）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他运用无差异曲线来说明交换的最优条件。

根据第一章已经谈到的无差异曲线的定义，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给予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是一样的，较高的一条无差异曲线与较低的一条无差异曲线相比，它意味着消费者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下左图表示交换双方中的一方（A）的无差异曲线ⅠA，ⅡA，ⅢA。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两种产品。

下右图表示交换双方中的另一方（B）的无差异曲线ⅠB，ⅡB，ⅢB。

现在，将B的无差异曲线图旋转180°，然后与A的无差异曲线图相合，则得到盒状图，即艾奇渥斯盒状图（Edgeworth box diagram）。

在右图中，ⅠA与ⅢB相切于P₁，ⅡA与ⅡB相切于P₂，ⅢA与ⅠB相切于P₃。通过P₁，P₂，P₃的线CC′被称为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

契约曲线CC′就是交换双方进行交换的最理想之点的轨迹，因为CC′上所有的点都说明交易双方用以交换的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41】

三、交换均衡

怎样说明契约曲线上的交换是双方都能最大满足的交换呢？先看下图。

图中，D点是ⅡA和ⅠB的相交点。E点是ⅠA与ⅠB的相交点。TT′线通过D点与ⅡA相切。SS′线通过D点与ⅠB相切。P₂是ⅡA与ⅡB的相切点。P₂是ⅢA与ⅠB的相切点。

可以把D点与P₂相比较。

在D点，A的满足程度是ⅡA，B的满足程度是ⅠB；在P₂点，A的满足程度仍然是ⅡA，但B的满足程度则是ⅡB；因此，当A的满足程度不变时，由D移到P₂，B可以增加满足程度。换言之，在D点，如果A满足了，但B并没有满足；只有在P₂时，A、B双方才都达到最大满足。

再把E点与P₃相比较。

在E点，B的满足程度是ⅠB，A的满足程度是ⅠA；在P₃点，B的满足程度仍然是ⅠB，但A的满足程度则是ⅢA；因此，当B的满足程度不变时，由E移到P₃，A可以增加满足程度。换言之，在E点，如果B满足了，但A并没有满足；只有在P₃时，A、B双方才都达到最大满足。

由以上可知，在契约曲线以外任意一点，必然有一方未得到最大满足，只有在契约曲线上，双方才能都得到最大满足。

双方最大满足之点是在一条既与A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又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直线上（如图上的LL′线，或MM′线，或NN′线）。它与A、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之点就是最大满足之点。如果这条直线只与一方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而不与另一方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如图上的TT′线只与A的无差异曲线ⅡA相切，而不与B的无差异曲线ⅠB，ⅡB，ⅢB相切，或如图上的SS′线只与B的无差异曲线ⅠB相切，而不与A的无差异曲线ⅠA，ⅡA，ⅢA相切），那就说明这条直线上的点不能使双方在交换中都得到最大满足。

如果双方在交换中并未得到最大满足，那么交换可以继续进行（例如，A愿意继续以X向B换取Y，或者B愿意继续以Y向A换取X），一直移到契约曲线CC′线上的一点为止。

A、B双方的交换达到契约曲线上的一点时，双方都得到最大满足。如果一旦越过了这一点，双方中必有一方不满足，或双方都不满足，所以契约曲线上的点就是交换均衡点。交换最优条件就是交换均衡条件。【42】

第四节　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一、生产最优条件

西方经济学家说明生产最优条件的方法与说明交换最优条件的方法一样，即都是利用艾奇渥斯盒状图来说明的。

先看下面两个等产量曲线图。

假定生产者A与B，用生产要素L和C进行生产，分别生产X与Y两种商品。左图上的ⅠX，ⅡX，ⅢX，表示A生产者生产X的等产量曲线；右图上的ⅠY，ⅡY，ⅢY，表示B生产者生产Y的等产量曲线。根据前面已经讲述过的关于等产量曲线的定义，在一定的资源（L、C）条件下，同一条等产量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明L、C两种资源的组合可以生产出相等的产量。等产量曲线距离原点越远，说明产量越高。

现在，把右图旋转180°，然后与左图相合，则得到盒状图如右：

把两条等产量曲线相切之点P₁，P₂，P₃连接起来，可以得到一条契约曲线CC′。这条契约曲线CC′表明：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在既定数量的资源被最有效利用时所能生产的不同商品的最大产量组合，即生产最优条件。【43】

为什么契约曲线上的点能表示生产最优条件呢？

可以用图上的D、E与P₁、P₃来进行比较。在契约曲线CC′以外的D点上，ⅠX与ⅡY相交。由D移到P₁时，A的等产量曲线仍是ⅠX，但B的等产量曲线是ⅢY。这说明：如果A的等产量曲线不变，那么在D点，B并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即不符合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而只有到达P₁点时，在A的等产量曲线不变的条件下，B的产量才符合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同样的道理，在契约曲线CC′以外的E点上，ⅠY和ⅡX相交。由E移到P₃时，B的等产量曲线仍是ⅠY，但A的等产量曲线则是ⅢX。这说明：如果B的等产量曲线不变，那么在E点，A并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即不符合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而只有到达P₃点时，在B的等产量曲线不变的条件下，A的产量才符合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

A、B双方的生产达到契约曲线上的一点时，双方都可以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达到最大产量。如果一旦达不到这一点，双方之中必有一方不符合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所以契约曲线上的点就是生产均衡点。生产最优条件就是生产均衡条件。

二、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交换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是指同时满足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的要求。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说明这一结合时，运用了边际社会替代率（marginal social rate of substitution）、边际社会转换率（marginal soci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社会无差异曲线（social indifference curve）、社会转换曲线（social transformation curve）等概念。现先将这些概念解释如下：

1．边际社会替代率

边际社会替代率是指为了使社会上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产品效用或满足程度不变，减少某一产品的数量所要求相应地增加另一产品数量的比率。

2．边际社会转换率

边际社会转换率指为了增加社会上一种产品，必须减少的另一种产品数量的比率。

3．社会无差异曲线

社会无差异曲线指在一定的偏好、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按照一定价格和收入，表示产品的各种组合对社会各个消费者同样满足的一条曲线。边际社会替代率体现于社会无差异曲线上。

4．社会转换曲线

社会转换曲线指在一定的偏好、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按照一定边际生产成本，表示生产要素的各种组合对社会各个生产者都同样适合的一条曲线。边际社会转换率体现于社会转换曲线上。

5．生产和交换最优条件的结合点

生产和交换最优条件的结合点就是社会无差异曲线与社会转换曲线的相切之点。如下图。

在图中，FC是社会转换曲线，线上各点表明X、Y两种产品的结合对社会各个生产者都是适合的。L₁，L₂，L₃是社会无差异曲线，每一条线上各点对社会各个消费者都给予同等程度的满足。社会转换曲线FC与社会无差异曲线L₃不相交也不相切，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满足社会各个消费者的要求的产品的组合方式，与适合于社会各个生产者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是不一致的。假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不变，那么必须降低社会各个消费者的满足程度的要求，即必须把社会无差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才能使整个社会的交换和生产都达到最优状态。【44】

社会转换曲线FC与社会无差异曲线L₁在S和T两点相交。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个生产者使生产要素的组合所达到的最大产量，还可以满足社会各个消费者的更大程度的要求，所以这也不是社会的交换和生产所达到的最佳状态。

只有在社会转换曲线FC与L₂相切之点P上，对社会的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最为适合。这时，整个社会的交换和生产都达到了最优状态，所以P是生产和交换最优条件的结合点。

三、经济效率的含义

以上在谈到交换最优条件、生产最优条件、交换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时，都涉及了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一词是指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

经济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要以生产者达到的产量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来判断。只要生产要素的组合所达到的产量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满足，那就表明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效率。假定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后的产量能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满足，那么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前相比，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将是更有效率的。如果生产要素组合所达到的产量能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而任何重新组合都只能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减少，那么这就表明经济处于最有效率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 Pareto）首先提出来的，所以经济最有效率的状态又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境界（Pareto's optimality）。

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长期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境界。本章所谈到的交换最优条件、生产最优条件、交换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点，也都是帕累托最优境界。下面，在第十四章中，还将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效率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思　考　题

一、解释M₁，M₂，M₃。

二、什么是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

三、什么是交易成本？它同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如何？

四、利用艾奇渥斯盒状图来解释交换最优条件。

五、说明交换均衡的含义。

六、利用艾奇渥斯盒状图来解释生产最优条件。

七、利用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社会转换曲线来解释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八、说明经济效率的含义。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五章，中册，1981年版，第二十七、三十二章。

格拉夫：《理论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0年版，第二章。

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0年版，第八章。

第五章　收入分配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本章和下一章讲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基本原理。要了解这些基本原理，应当先分析生产要素的需求、供给和价格均衡。

第一节　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

一、分配的定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的分配被认为与生产要素价格有关。社会各阶层居民提供了生产要素，这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所以分配就是指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后所得到的收入及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四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者相应地得到四种收入：劳动的供给者得到工资，资本的供给者得到利息，土地的供给者得到地租，企业家才能的供给者得到利润。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生产者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支付的这些报酬构成生产成本。

二、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生产要素的价格被认为取决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它们由市场供求自发调节。这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与产品价格形成的相同之处。但在产品市场，需求来自个人，供给出自厂商；而在生产要素市场，需求来自厂商，供给出自个人。这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与产品价格形成的重要区别。现分别叙述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1．生产要素的需求

（1）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或间接的需求，它取决于利用该种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需求。【45】如果市场上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增加了，那就会增加对生产该种产品的生产要素的需求。

（2）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取决于厂商的下述愿望：以最低成本生产一定的产量，或者，在一定产量下获得最大利润。

（3）在谈到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时，应排除厂商的其他社会、政治的考虑，诸如名望、乡土感等。

（4）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厂商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变动，取决于该生产要素本身的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对某一生产要素的需求，要根据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变动幅度和替代程度大小而定。

（5）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将影响对生产要素的需求。

2．生产要素的供给

生产要素的供给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边际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特点以及各种生产要素需求者和供给者情况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只简单地提到有关生产要素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原理。关于各种生产要素需求和供给的具体情况，将在下面讲授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时再谈。

三、边际生产力和边际收益产量

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这个术语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于19世纪末年首创的。按照克拉克的解释，最后追加的生产要素单位的生产率称为边际生产力（或边际生产率）。

如果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出一定的产品，那么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不变，而继续追加另一种生产要素，每一追加的生产要素单位的生产率将会递减。这被称为边际生产力（率）递减规律。

边际收益产量（marginal revenue product）指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追加某1单位生产要素增加的产量所带来的收益。以MRP表示边际收益产量，以MPP表示边际生产实物量，以MR表示边际收益，则

MRP＝MPP·MR

某一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就是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边际收益产量也是递减的。

最后雇佣的那个工人所带来的产量称为劳动边际生产力，或劳动边际收益产量。

最后追加的那个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量称为资本边际生产力或资本边际收益产量。

生产要素供给者被认为是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边际收益产量而取得各自的报酬的。【46】

四、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

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均衡条件就是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边际收益产量。见右图。

以纵轴OY表示价格，横轴OX表示某生产要素的数量，SS表示供给曲线，MC表示边际成本，AC表示平均成本，MRP表示边际产量曲线。

图中的E点就是某一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点。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每一个厂商对于某一生产要素的购买量在该生产要素总供给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他的购买量不足以影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所以，这时该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平均成本，等于它的价格。该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如上图所示）。换言之，某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这表明：供给者多提供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只能得到那么多的卖价，不管他提供多少单位的生产要素，他在市场上只能得到相同的单位价格。【47】

在图上，边际收益产量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是因为：在产品价格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为已知时，这条曲线就是厂商对某一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当技术和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连续增加该种生产要素，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它必定向右下方倾斜。换言之，某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愿意为该种生产要素支付的价格是随该种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边际收益（MR）等于平均收益（AR），所以边际收益产量等于边际产值（the value of 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边际产值就是边际生产实物品与产品价格的乘积。

以VMP表示边际产值，MPP表示边际生产实物量，P表示产品价格，则

VMP＝MPP·P

前面已经谈到了边际收益产量是边际生产实物量与边际收益的乘积，即

MRP＝MPP·MR

既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MR＝AR＝P

所以：

VMP＝MPP·P＝MPP·MR＝MRP

这样，边际收益产量曲线与边际产值曲线重叠在一起（见上图）。

生产要素价格均衡的含义在于：从需求方面看，某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愿意按该种价格来购买该生产要素；从供给方面看，某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愿意按该种价格来出卖该生产要素。如图上所示，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看，OP就是某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OQ就是该生产要素的均衡产量。【48】

第二节　工资理论

一、用边际生产力概念解释工资水平

1．工资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

根据边际生产力概念，工资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雇主雇佣的最后那个工人所增加的产量等于付给该工人的工资。如果工人所增加的产量小于付给他的工资，雇主就不会雇佣他；相反，如果工人所增加的产量大于付给他的工资，雇主就会增雇工人。只有在工人所增加的产量等于付给他的工资时，雇主才既不增雇也不减少工人。

2．实物工资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

以纵轴OY表示实物产量（件数），横轴OX表示工人人数。

现以某皮鞋厂的情况为例。

在右图中，AW′为皮鞋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当厂商雇佣三个工人时，边际产量最大，雇工超过三人，边际产量递减。如果雇九个工人，这时，最后一个工人（即第九个工人）的产量为二双皮鞋。如果雇佣十个工人，这时，最后一个工人（即第十个工人）的产量为一双皮鞋。因此，雇十个工人时，付给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一双皮鞋（OW），其余的工人都按一双鞋付工资。在雇佣十个工人时，全部产量为OAW′M，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为OWW′M，其余的AWW′用于分配给其他生产要素。如果社会上的工资水平为二双鞋，那么雇主就只会雇九个工人，不会雇第十个工人；如果社会上的工资水平为半双鞋，厂商就会雇第十一个工人（假定第十一个工人的边际产量是半双鞋）。

3．货币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以纵轴OY表示货币工资（元），横轴OX表示工人人数。

现将上面所谈的情况用货币值来表示。

假定工人的工资一天为一元，一双鞋的价格为一元。如果第十个工人日产一双鞋，在日工资为一元和每双鞋价格为一元的条件下，厂商就雇佣十个工人。如果日工资水平为二元，第九个工人日产二双鞋，厂商就雇佣九个工人。如果鞋上涨到二元一双而日工资水平仍为二元，则厂商仍雇佣十个工人，因为尽管第十个工人仍然生产一双鞋，但边际产值是二元。

二、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

以克拉克（Clark）的边际生产力概念来解释工资水平的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不够全面，因为这只能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方面的原因。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则被认为可以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说明工资水平的决定。根据这种解释：

从需求方面看，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或劳动的边际收益产量。厂商愿意支付的工资水平，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从供给方面看，工资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即劳动者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费用，以及劳动者所需的教育、训练费用。第二、劳动的负效用，或闲暇的效用。

工资水平的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见下图。

以纵轴OY表示工资率，横轴OX表示雇佣量。

右图中，DD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SS表示劳动力供给曲线，E是均衡点，OP是均衡工资率，OQ是均衡条件下的雇佣量。

第一章在谈到劳工供给曲线的特点时曾经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劳工的收入上升后，劳工可能不再因工资率上升而增加劳动的供给，甚至反会减少供给。这样，劳工供给曲线将呈现为一条垂直线或向后弯曲的曲线。于是工资水平的决定过程如下：

如下面左上图所示，劳工供给曲线SS逐渐成为一条垂直线，DD与SS相交于E，在E点（均衡点），工资率为OP。如果需求由DD移到D′D′，由于SS在E点以上已成为垂直线（表明劳工供给这时不变），D′D′与SS相交于E′，于是工资率上升为OP′。至于雇佣量OQ，则不随工资率的上升而增加。

再看下图：

图中，劳工供给曲线成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DD与SS在E与E′两点相交，相应地有两个均衡工资率，即OP和OP′，有两个均衡条件下的雇佣量，即OQ和OQ′。这种情况仍然表明能够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来说明工资水平的决定：在第一个均衡点E，工资率为OP，雇佣量为OQ；在第二个均衡点E′，工资率为OP′，雇佣量为OQ′；OP′＞OP，但OQ′＜OQ。

三、工会起作用条件下工资的决定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工会被看成是劳动供给的垄断者（卖方垄断），这主要由于工会被认为能够控制劳工供给量，控制工资率。

如上图所示，工会采取限制劳工供给量的措施（如限制非工会会员受雇等），劳工供给由SS移到S′S′。相应地，雇佣量由OQ下降为OQ′，工资率由OP上升到OP′。

又如左图所示，工会人为地提高工资率，即由OP上升到OP′，或促使政府规定最低工资率，使工资率不得低于P′P′线。原来劳工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为E，OP为均衡工资率，OQ为均衡条件下的雇佣量；现在，在工资率为P′P′的条件下，劳工的需求曲线DD与P′P′相交于G，雇佣量也就减少到OQ′。

以上说明工会起作用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与均衡价格论并不矛盾，而仅仅表明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工市场上的工资决定的特点而已。

第三节　利息理论

一、用边际生产力概念来解释利息水平

根据边际生产力概念，利息取决于资本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如果劳动量不变，继续追加资本，则每一资本单位的产量也要递减，最后追加1单位资本的产量（产值）称为资本的边际产量（产值），又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边际生产率）。正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即最后追加的1单位资本（K）的产量（产值）决定利息（I）的多少。见右图。

在右图中，AW′是资本边际生产力曲线，全部产量为OAW′M，利息为OWW′M，AWW′则分配给其他生产要素。

二、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利息理论

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正如以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工资水平的说法被认为不够全面一样，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利息水平也被认为不够全面。建立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利息理论，从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解释利息的决定。

从需求方面看，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资本的需求者之所以需要借入资本，是因为借入的资本能给他带来收益。如果最后借入的1单位资本的产量（产值）大于他所支付的利息，他还会继续供入；如果最后借入的1单位资本的产量（产值）小于他所支付的利息，他是不会借入资本的。所以从资本的需求方面看，为最后追加的那个单位产量（产值）所需要的资本量，也就决定了利息量。

从供给方面看，利息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成本，后者可以表现为现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率。【49】

由此可见，利息被认为是由可供借贷的资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图中，纵轴OY表示利息率，横轴OX表示借贷资本的数量。DD表示借贷资本需求曲线，SS表示借贷资本供给曲线，E是均衡点，OP是均衡利息率，OQ是均衡条件下的借贷资本量。

如果法律规定了最高利息率，使利息率不得高于一定的百分比，那样将会使得借贷资本供求脱离均衡点。

如图所示，所规定的最高利息率OI低于均衡利息率OP水平，这样，借贷资本的供给点将移到G′，借贷资本的需求点将移到H′。G′H′＝GH。GH就是资本供求无法适应（供不应求）的数量。

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利息理论表明：利息率越高，对资本的需求越少，利息率越高，则资本的供给越多。总之，资本的需求和供给都被认为对于利息率变动是敏感的。这就是有关均衡利息率的初步表述。但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利息率的决定要比这复杂得多。所以关于资本需求、资本供给和利息率水平问题将在第九章中作进一步论述。【50】

三、纯粹利息率概念

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所讨论的利息和利息率，通常是理想的借贷资本市场上的利息率。这时的借贷被假定为没有任何风险的。在理想的借贷资本市场上，资本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就是这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利息率，或称为纯粹利息率（pure rate of interest）。

纯粹利息率不等于实际利息率。实际利息率的决定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些因素，例如借贷的风险程度、借贷的期限长短（这也与借贷风险程度有关）等。因此，各种风险程度不等和借贷期限不等的借贷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实际利息率。各种实际利息率与纯粹利息率之间有不同的差距，但它们都以纯粹利息率为出发点，并随纯粹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

第四节　地租理论

一、租金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租金（rent）是指生产中使用某一特定资源所支付的报酬。地租（land rent）是租金的一种，是指使用土地（包括地面、矿藏、水域等）而支付的报酬。有时，“rent”一词既指租金，也指地租而言。

二、地租的决定

土地被看成是资本的特殊形态，地租被看成是利息的特殊形态，因此，按照边际生产力概念，既然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

但是，土地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区别。这就是：资本的供给可以是无限的，而土地的供给则是有限的；同一块土地租给某人，就不能再租给其他人。因此，土地的供给被认为缺乏弹性，土地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

由于土地供给没有弹性，所以需求成为决定地租的唯一因素。一定数量的土地的使用代价取决于土地需求者所支付的竞争性价格。如下页左上图。纵轴OY表示地租水平，横轴OX表示土地数量，SS表示土地供给曲线，DD为土地需求曲线。

SS与DD相交于E。OS为土地数量，ON为这种条件下的地租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所以地租有上升的趋势。如下面左图。

在下页右图中，SS是土地的供给曲线，DD是原来的需求曲线，ON是原来的地租水平；对土地的需求上升后，D′D′，D″D″是新的需求曲线，ON′、ON′是需求提高后的地租。NN′、N′N″就是需求增加后所提高的地租。

三、级差地租

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位置不同，从而产生了级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级差地租被认为可以用边际生产力概念来解释。先看下面两个图。

假定只有土地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从下面两个图可以对优等地与劣等地的情况进行对比：

这表明优等地边际生产力大，地租多；劣等地边际生产力小，地租少。两者的差额PW′W″Q就是级差地租。

四、边际土地

从上面的两个图可以看出，地租量是与工资量（以及其他生产支出）直接有关的。如果工资（以及其他生产支出）上升，地租将会减少。那么，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土地质量较次的土地是否会产生地租呢？或者说，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维持在一定水平，最劣等土地是否会产生地租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说明什么是边际土地（marginal land）。

所谓边际土地，是指这样一种土地，它在使用过程中所生产的产品仅够支付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而没有剩余，这样的土地是不会产生地租的。

假定有同等面积的A、B、C、D、E五块土地，土地质量不同。A土地最肥沃，E土地最次。假定同等面积土地上的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相等，但产值不同，那么地租量也就不同。

D土地是不产生地租的边际土地。它只能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耕地，而不会有人承租。E土地不仅不产生地租，而且如果耕种的话，反而会有损失，因此，E土地不仅不会有人承担，连土地所有者自己也不会耕种它。

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假定人口增长了，对粮食需求增大了，于是农产品价格也会上升。假定D土地产值由50增加到55，这样，它就会发生产值大于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的结果，从而产生地租。假定E土地的产值（50）等于工资和其他生产支出（50），它就成为边际土地。这表明，人口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上升将使可以耕种和可以出租的土地不断增多。

五、准地租和经济地租

在西方经济学中，准地租（quasi rent），或译为准租金，是指使用土地以外的其他资源（如厂房、设备等）时所支付的报酬。它之所以被称为准地租，是因为这种资源从短期考察，数量也是固定的，其供给弹性几乎等于零，如果厂商利用较好的厂房、设备，在进行生产时所支付的生产支出较少，从而使总收益与生产支出之间形成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在性质上类似地租，它归厂商所有。

准地租仅仅存在于短期内。从长期看，这些资源的数量是可以增加的，从而其供给弹性不等于零。资源供给的增加将使总收益与生产支出之间的差额不再存在，于是准地租也不再存在。

但在长期内，由于需求的增长，能使生产要素供给者取得超过他要求得到的收入，这种多得到的收入被称为经济地租或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生产要素供给者多得到的这种收入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地租，因为其性质与地相似。

例如，工人作为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分为A、B两类。A类工人要求得到的月工资是300美元。现在厂商需要1000工人，但他只雇到600名A类工人。所缺400名工人，厂商只好退而求其次，雇佣B类工人。B类工人要求得到的月工资是350美元。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而A类工人的供给又不能增加，于是厂商只好向每个工人支付350美元工资。A类工人原来要求得到的月工资是300美元，现在对劳力的需求增大了，所以A类工人得到的是350美元的月工资。他们每人得到经济地租50美元。B类工人则得不到经济地租。这种经济地租被称为劳动的经济地租（economic rent of labour）。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可能获得相类似的经济地租。

由于经济地租是由生产要素供给者获得的，所以它又被称为生产者剩余（producer's surplus）。

生产者剩余与第一章中谈到的消费者剩余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是由实际发生额（实际收入额或实际支付额）与心目中的数额（愿意接受的数额或愿意支付的数额）之差形成的。二者不同之处是：消费者剩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而并不是实际收入的增加；生产者剩余则是实际收入的增加。

第五节　利润理论

一、正常利润与超额利润

前面已经指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正常利润包括在成本之中，它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就长期而言，正常利润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企业家得不到正常利润，他就会退出生产过程，生产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利润中超过正常利润的部分被称为超额利润。按照熊彼特（J. Schumpeter）的解释，超额利润是创新（innovation）的结果。没有创新，就没有超额利润。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引进一种新产品；

2．引进一种新技术；

3．开辟一个新市场；

4．获得一种原材料的新的供给；

5．生产组织方法上的一种新发明及其应用。

以上五个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的实现都是创新。

创新并不简单地等于发明（invention）。发明是发明家的事，创新是企业家的任务。企业家把新的发明引入经济领域中，就是创新。创新是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例如汽车是发明家的发明，但企业家将汽车引入经济领域，使之在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创新。

企业家是指那种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才能进行创新的人。他可能自己拥有资本，也可能自己不拥有资本，但善于运用资本。

创新带来超额利润。但当别人起来模仿后，超额利润就逐渐消失。当大多数人都模仿后，超额利润就不存在。但创新会不断出现。新的创新又会带来新的超额利润。

创新往往要冒风险，模仿则可以少冒风险，甚至不冒风险，所以创新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也可以说成是承担风险的报酬。

创新需要冒风险，但并非任何冒风险的事情都是创新。单纯的投机行为和买彩票是冒风险，但毫无创新的意义。各种证券投资有时也要冒风险，但也不等于创新。因此，对于并非来自创新的风险所得到的报酬的性质，需要再作进一步分析。

二、风险的报酬

风险（risk）是指投资者所面临的赢利或亏损的可能性。例如买一种证券，赢利的可能性是50％，亏损的可能性是50％。投资者尽管事先不知道这种证券是赢利的还是亏损的，但他知道赢利或亏损的可能性。

投资者总是宁肯少冒风险，投资于有把握赢利的事业中。但某些投资是需要冒风险的，为了消除人们对风险的厌恶，那就必须把承担风险的损失放在正常利润之内。

例如，有A、B两种投资机会。投资于A是肯定赢利的或不亏损的，投资于B则有亏损的可能性。这样，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投资于B的产品的售价就应当高一些。价格中所高出的那部分就是对于风险的补偿或给于冒风险者的报酬。如果没有这种报酬，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于B了。因此，这一类投资风险的报酬不属于超额利润，而属于正常利润。

三、垄断利润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专卖（monopoly）和专买（monopsony）可以产生垄断利润。专卖，是指生产者在出售产品时可以规定价格，而买方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专买，是指购买者在购买产品时可以规定价格，卖方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大公司可以既成为专卖者，也成为专买者。当大公司独占市场或参加寡头联合时，它是专卖者。当大公司成为某种产品的大买主，卖方不得不接受大公司规定的收购价格时，大公司成为专买者。

因此，专卖和专买可以使专卖者和专买者得到垄断利润，这种利润被认为是牺牲一部分生产要素供给者或消费者的利益而引起的，是社会收入再分配的结果。

专卖和专买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通常也是受到指责的，因为它们被认为使社会收入的分配有利于专卖者与专买者，而不利于消费者或生产要素的一般供给者。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剥削”（exploitation）一词。他们认为“剥削”与专卖和专买有关，即认为这是流通或交换中产生的现象。

关于专卖所造成的“剥削”，先看下图。

图中，纵轴OY表示价格，横轴表示数量。

假定某厂商是某种产品的专卖者，MC表示该产品的边际成本，P表示该产品的卖价，MR表示边际收益，即多出售1单位产品可增加的收益，VMP表示边际产值，MPP表示边际生产实物量，MPP表示边际收益产量。根据前面已经说过的：

MRP＝MPP·MR

VMP＝MPP·P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由于　　　　MR＝P

　　所以　　　　VMP＝MRP

但现在，在专卖条件下，

P＞MR

VMP＞MRP

VMP大于MRP的部分就是专卖所得到的超过正常利润的部分，也就是“剥削”。

如上图所示，在数量为D时，如果按MR＝MC的原则生产产品，价格水平应定为A，但由于存在着专卖，价格水平可以定为P，这样，PA意味着来自专卖的“剥削”。

关于专买所造成的“剥削”，见下图。

假定某厂商是某种产品的专买者。以P表示该产品的卖价，MR表示边际收益，VMP表示边际产值，MRP表示边际收益产量。如果卖方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P＝MR

VMP＝MRP

在图上，VMP与MRP两条曲线是重叠的。但在专买条件下，买方是强有力的，卖方成为买方规定的价格的接受者。这时，买方将按MR＝MC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购买量，并根据市场供给曲线SS，按价格K来支付。K所代表的收购价格水平低于P。

如上图所示，在数量为Q时，由于存在着专买，PK意味着来自专买的“剥削”。

四、亏损的含义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亏损（loss）一词有双层含义。

一种含义：由于生产要素收入等于工资、利息、地租和正常利润的总和，而工资、利息、地租都是不能变动的量，而正常利润则表现为一种可以伸缩的量，所以当产品的出售在弥补了固定支出之外，剩下的部分不能支付正常利润，或只能支付正常利润的一部分，而不能支付正常利润的全部时，这就被称为亏损。这时，亏损的含义在于：“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并未得到它应当得到的全部报酬。

另一种含义：作为企业家才能报酬的正常利润被列为管理人员薪水，与工资同样看待，而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分为企业自有资本与借入资本两项。付给借入资本的报酬，即利息支出，被认为是不能变动的量，而企业自有资本的报酬，即股息，则表现为一种可以伸缩的量。所以当产品的出售在弥补了固定支出之外，剩下的部分不能支付股息，或只能付给少量股息，这时被称为亏损。这时，亏损的含义在于：资本中的企业自有资本部分作为生产要素，并未得到它应当得到的全部报酬。

五、利润在经济中的作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利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由于利润是对企业经营者才能的报酬，所以它既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报酬。

2．利润（包括正常利润与超额利润）是投资的吸引力；要经济增长，就不能没有投资，从而也就不能没有利润。

3．超额利润是创新的动力；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创新，从而也就没有对创新的模仿或创新的推广。

4．利润使投资者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利润，有些行业或有些产品的生产就不会有人愿意从事。

5．利润刺激厂商去取得与巩固垄断地位，包括专卖和专买的地位。

6．某些厂商获得较多的利润后，其他厂商受到刺激，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营，退出某个行业，加入某个行业，因此，没有利润，就没有资源的重新配置。

思　考　题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

二、劳工供给曲线垂直或向后弯曲时的工资率的决定。

三、工会如何影响工资率？

四、根据均衡价格论说明利息率水平。

五、用边际生产力概念解释级差地租量。

六、解释准地租和经济地租概念。

七、创新的含义及其与利润的关系。

八、来自专卖的剥削和来自专买的剥削的比较。

参考书目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四、十二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六篇，第一、二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中册，1981年版，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章。

第六章　公共产品　收入再分配

第一节　公共产品

一、政府参加收入分配的前提

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来进行。政府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参加收入再分配。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政府之所以参加收入再分配，是因为：

1．政府提供了一种服务。它可以根据这种服务来取得收入。政府的服务中最重要的是“公正”与“安全”。“公正”是指制定法律；“安全”的范围比较广，诸如国防、交通安全、国内治安、消防等等，都属于政府提供的“安全”的范围。

2．公民也愿意让政府征税，即同意把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去支配。这是因为：每个公民都要考虑“公正”与“安全”的收益与成本问题。纳税是为取得“公正”与“安全”所付出的成本；由于有了“公正”与“安全”而使公民在经济等方面得到的好处就是纳税的收益。成本与收益相比，如果收益较大，公民就会认为纳税是值得的。

3．公民之所以同意政府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拿走再分配给他人，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之间有某种依存关系。因此，为了不减少自己的利益或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公民将会同意政府充当自己与他人之间收入转移的代理人。

二、政府提供的服务的独占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公正”与“安全”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就是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独占性。这种独占性使得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相当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可以按垄断价格向受服务者收取报酬——税金。

“公正”与“安全”是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项目。除此以外，政府还提供其他服务，如公共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城市建设等。这些服务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公正”与“安全”，并且不一定唯一地由政府来提供，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政府仍可以按垄断价格征收报酬——税金。

三、公共产品及其与私人产品的区别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政府向居民户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称。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诸如国防、警察、司法、经济调节、教育、卫生等，都包括在内。

私人产品指一般生产要素供给者通过市场经济所提供的产品与劳务，它由居民户或厂商所提供。教育、卫生保健等服务，部分地由政府提供，部分地由私人提供，因此它们可能既是公共产品，又是私人产品。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被认为主要在于：

1．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收费（征税）意味着政府参予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这一点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最重要的区别。

2．公共产品的享用不是排他性的，它由全体公民享用；而私人产品的享用有排他性。

3．公共产品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垄断价格）向公民征收报酬，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成本按政府预定的税收计划在公民中进行分配。私人产品则由居民中或厂商向享用者直接收费。

4．私人产品是谁享用谁交费，而对于公共产品，或者，不享用者也要交费（指纳税的普遍性），或者，某些享用者可以不交费（指免税户）或少交费（指减税户）。

5．公共产品的决策过程要比私人产品的决策过程复杂得多，因为私人产品是通过市场经济提供的，只要买卖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就行了，公共产品则需要有某种不同的决策方式。一般说来，有三种不同的决策方式：第一，由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第二，少数服从多数；第三，全体一致通过。

这三种决策方式的成本不同。公共产品的成本可以分为决策成本（decision-making costs）与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决策成本指达成此项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精力与费用；外部成本指达成此项决策所引起的人们的不满足程度。少数人说了算的好处是节省达成决策的时间、精力与费用，但可能引起较多的人的不满足；全体一致通过则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足，但达成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费用可能非常大。公共产品的不同决策方式的成本如下：

公共产品的决策应在以上三种方式中权衡比较，选择恰当的方式，以便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尽可能小。

当私人对公共产品的决策不满足时，除了忍受以外，还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离开国境，这时私人所付出的成本是迁移费用；第二，从持不同政见到反叛，这时私人所付出的成本可能是无限大的（即以个人死亡作为代价）。

第二节　财政和收入再分配

一、财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收支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是通过以下这些途径进行的：

1．政府通过征税，使得某些私人手头的资金减少，使他们不能把这些资金用于私人消费和储蓄。

2．政府把征税得来的收入通过转移支付使得一部分人增加收入，从而可以增加私人的消费和储蓄。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对某些阶层或某些个人的津贴、补助等等。

3．政府通过征税、补贴或收购影响产品与劳务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生产要素供给者和消费者的收入。例如，政府增加烟酒税，提高烟酒价格，从而改变烟酒与其他消费品之间的价格比率，这样就会影响烟酒和其他消费品的销售量，从而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收入。又如，政府为扩大防务支出，增加对钢铁的需求，促使钢铁价格上升，这又使一切利用钢铁作为原材料的民用消费品价格上升。这样，政府不仅增加了钢铁生产者的收入，而且减少了钢铁消费者和以钢铁作为原材料的民用消费品的消费者的收入。

4．政府通过某些公共服务支出，使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不受益；或者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多，另一部分人受益较少。例如，政府用于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使有子女受教育的家庭的受益大于某些无子女受教育的家庭的受益，这样也就等于增加了有子女受教育的家庭的实际收入。但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点：由于政府的某些服务支出是“集体消费”的（例如进行城市绿化和负责消防工作等方面的支出），所以很难估算出哪些居民由此得到较大的好处，哪些居民由此得到较少的好处，从而很难计算政府的支出所引起的居民之间收入再分配。

此外，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收支的变动来影响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引起居民收入的变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收支的变动来影响需求水平，影响物价水平，从而引起居民收入的变动；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收支的变动来影响借贷资本的供求比例，影响利息率水平，从而引起居民收入的变动，等等。

总之，财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财政对于各阶层居民的收入的影响，有必要对税金转嫁问题进行分析。【51】

二、税金转嫁

纳税人并不一定是税金的最终负担者，因为纳税人可以把税金转嫁给他人负担。税金转嫁（tax shifting）指税金负担的转移。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税金的转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转嫁的方式分为向前转嫁（shifting forward）和向后转嫁（shifting backward）。向前转嫁指纳税人用提高商品或劳务的价格的方式，把税金转嫁给商品或劳务的消费者；向后转嫁指纳税人用少付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把税金转嫁给生产要素的供给者。

税金的最终负担点称为税金归宿（tax incidence）。这时，税金已无法转嫁出去了。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各种税收的转嫁情况如下：

个人所得税不能转嫁，因为这种税是由个人最终收入支付的。

财产转移税也不能转嫁，因为这是财产额的直接扣除。

关税、消费税（营业税）可以转嫁，它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财产税（房产税与地产税）能否转嫁要由房地产的性质与使用方式来决定。房产取决于谁居住，如房产主本人居住则不能转嫁，如出租给别人居住，则可以转嫁或部分转嫁；工商业房产税可以转嫁或部分转嫁到商品与劳务中，由消费者承担。地产税主要取决于土地的用途，如用于土地所有者个人的享受（如作为花园、草坪）则无法转嫁；如出租或用于企业经营（农业用地、工商业用地等），则可以转嫁，至少部分转嫁。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公司所得税的转嫁问题上有较多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公司所得税不能转嫁，因为利润是企业经营的结果，所得税最终要从公司利润中取出；【52】这样，公司所得税是由资本所有者负担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关于公司所得税的转嫁问题，要区分两种情况：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公司所得税不能转嫁，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可以转嫁，因为垄断者可以预计到应纳税款的多少，在定价与支付工资时把应纳税的情况考虑进去，从而将税金转嫁给消费者与工人。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某些税金即使可以转嫁，但并非每一个纳税人都能够把它转嫁出去。某种税金在理论上的“转嫁可能性”与实际的转嫁不是一回事。转嫁能否成为事实，除与厂商的边际成本有关而外，还取决于产品和劳务的供求关系：

1．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弹性越小，销售量变动受价格变动的影响越小，从而越容易将税金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反之，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弹性越大，价格变动对销售量的影响越大，税金转嫁越不易实现。

2．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弹性越小，生产量变动受价格变动的影响越小，从而生产者越不容易通过减少产量和提高价格而将税金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反之，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弹性越大，价格变动对生产量的变动越大，从而生产者越容易通过减少产量和提高价格而将税金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3．从生产要素购买者角度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越大，购买者越不容易将税金负担转嫁给生产要素提供者，因为生产要素购买者如果想降低生产要素价格，生产要素供给者将会减少供给量。反之，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越小，生产要素购买者就越容易把税金负担转嫁给生产要素供给者。

4．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也影响税金的实际转嫁情况。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完全可以替代或有较大的替代性的条件下，如果对两种生产要素征收的税率不同，那么税金负担较高的那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不容易将税金转嫁出去。

三、直接税与收入再分配

直接税（direct tax）通常是指其负担不能转嫁的税，包括根据收入和财产所征收的税（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财产税、财产转移税等）。

间接税（indirect tax）通常是指其负担可以转嫁的税，包括与商品的交易相联系的税（如消费税、关税等）。

但上述定义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不精确的，因为公司所得税、财产税能否转嫁或部分转嫁，并没有定论。

下面，先分析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与收入再分配的关系。【53】

1．个人所得税与收入再分配

（1）如果实行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它将具有减少收入集中的性质，因为在这种税制之下，收入愈多，税率愈高。

（2）如果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减、免的优惠规定，则可以抵消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减少收入集中的作用。

（3）个人所得税，特别是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对人们在工作与“闲暇”的选择中起作用。它使有较高收入的人，宁愿要“闲暇”，而不愿多工作，从而可以影响人们的收入。

（4）如果公债利息或存款利息收入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而其他收入则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会影响资金的分配，影响人们对消费或储蓄的选择，并由此影响人们的收入。

2．公司所得税与收入再分配

企业分为公司企业与非公司企业。经济也相应地分为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在市场经济中，对非公司企业按个人所得税征税办法征收所得税，对按公司形式的企业（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向公司部门征收公司所得税后，将减少公司部门的纯资本收益率。这样，公司部门的资本可能向非公司部门转移，直到两个部门纳税后的纯资本收益率均等化为止。因此，公司所得税的征收对资本所有者来说，两个部门（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的资本的实际收入都下降了。

（2）公司所得税使公司部门的资本外流，产量下降，使非公司部门有资本流入，产量增加。在需求价格弹性不变的条件下，这将引起公司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和非公司部门的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将因此受到影响。

（3）在公司所得税导致资本从公司部门流出的同时，公司部门的劳动力也会流出。在非公司部门有资本流入的同时，劳动力也会流入非公司部门。如果非公司部门并不按照与公司部门同样的比例使用资本和劳动力，那么劳动报酬必定发生变动，从而影响人们的收入。

（4）当资本和劳动力由公司部门向非公司部门转移时，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也有可能从公司部门向非公司部门转移。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他生产要素供给者的实际收入，取决于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

（5）由于公司所得税的征收将减少公司部门的纯资本收益率。所以，从长期来说，公司部门可以用减少产量的方式来提高价格，以维持纳税前的收益水平。如果公司部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公司部门的产品的购买者的实际收入将减少。

3．财产税与收入再分配

（1）财产税对于货币收入具有递减性（或称累退性）。这就是说，家庭收入越多，家庭用于财产税方面的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这种情况在房产税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家庭缴纳的房产税与家庭的货币收入相比是递减的。

（2）在假定房产税可以由房产主转嫁给租户的前提下，低收入家庭虽然自己没有房产，但实际上负担了房产税，从而减少了实际收入。

（3）假定人们把购买财产作为一种储蓄，那么在消费或储蓄的选择中，财产税通常使人们宁愿选择消费而不愿选择这种方式的储蓄，从而将影响人们的资金的使用，影响人们的收入。

4．财产转移税与收入再分配

财产转移税通常包括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予税等，它被认为能弥补个人所得税的不足之处，但它对收入再分配有以下后果：

（1）在生前消费与转移财产的选择中，财产转移税越重，人们的生前消费就越多，这样就会影响人们的资金使用，从而影响人们的收入。

（2）在财产集中与财产分散的选择中，因为每宗财产转移税都有起征点，这就使人们利用分散财产的办法来逃避税收；另外，如果财产转移税是累进的，就更要加剧财产分散，从而影响人们的收入。

四、间接税与收入再分配

1．消费税

消费税是对消费项目（包括商品与劳务）所征收的税。【54】它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在于：

（1）从短期看，消费税对货币收入具有递减性，这就是说，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税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税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地要少一些，这是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是递减的，储蓄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是递增的。

（2）从长期看，如果储蓄只不过是迟延的消费，那么消费税对收入分配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储蓄作为终身年金，而且又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这部分收入就永远不负担消费税了。

（3）对奢侈品征收的特殊消费税，对货币收入而言具有递增性，因为高收入家庭所消费的奢侈品多，负担的奢侈品特殊消费税就多，低收入家庭所消费的奢侈品少，负担的奢侈品特殊消费品也就少。

（4）如果只对消费品征收消费税，而对劳动免税的话，于是就将影响产品和劳务之间的替代，从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收入发生影响。

（5）如果劳动的供给有较大弹性，那么人们将发现，由于消费税使价格上升，增加的劳动收入所能买到的产品将比以前少些，这样就会使劳动的供给量递减，也就是说，人们不愿加班加点。这也反映了消费税对人们的收入发生影响。

2．关　税

关税是指一国对出入国境的产品征收的税，主要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55】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如果关税能使本国消费者以受保护的本国商品代替较廉价的外国商品，其后果是把本国消费者的收入转移给受保护的本国商品的生产者，这是一种给本国生产者的间接津贴。它引起本国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转移。

（2）如果被保护的本国商品主要由本国高收入家庭消费（如奢侈品），并由本国低收入者生产（低收入者作为雇工或小生产者进行生产），那么这时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后果是：收入由高收入家庭转移给低收入者。反之，如果被保护的本国商品主要由本国低收入家庭消费（如生活必需品），并由本国的大企业生产，那么这时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后果是：收入由低收入家庭转移给大企业。

（3）如果关税不足以减少本国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消费，那么，这对本国生产者不起间接津贴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这部分收入转入政府手中，它对收入再分配的后果取决于政府如何利用这笔收入。

第三节　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一、洛伦茨曲线

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经常使用统计学家洛伦茨（M. Lorenz）提出的检定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下列曲线图来表明收入分配情况。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曲线被称为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

图中，OI表示收入百分比，OP表示人口百分比，连接两对角的直线（45°线）是绝对平均曲线（a），线上任何一点到纵轴和横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对角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总人口中每一定百分比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也占一定的百分比。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情况正是如此，那就说明社会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

图上，OPY线是绝对不平均曲线（c）。这条线表示：社会成员中，除一人以外，其余的人的收入都是零，而这最后的一人则得到收入的全部。

实际收入分配曲线（b）介于绝对平均曲线（a）与绝对不平均曲线（c）之间。在这条曲线上，除了起点（零点）与终点（Y点）以外，任何一点都是两轴的距离不相等。每一点都表明：占总人口的一定百分比的人口拥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越接近，社会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反之，这两条曲线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二、基尼系数

基尼（C. Gini）是20世纪初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他根据洛伦茨曲线图找出了判断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或称洛伦茨系数（Lorenz coefficient）。

在上图中，A表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B表示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那么：

如果A＝0，基尼系数＝0，收入绝对平均；如果B＝0，基尼系数＝1，收入绝对不平均。基尼系数在零与一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越接近于收入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越不平均。【56】

三、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表示财产分配的平均程度

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不仅被用来表示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而且也被用来表示财产分配的平均程度。见下图。

OI表示收入或财产百分比，OP表示人口百分比，a表示收入或财产绝对平均曲线，b表示收入分配曲线，d表示财产分配曲线，c表示收入或财产绝对不平均曲线。

根据英国、美国等国的经验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实际财产的分配要比实际收入的分配有较大的不平均程度。这是因为：虽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人们拥有的财产不同，人们的收入状况也会有差异，但某些人的收入并非来自财产，而是来自劳动，来自经营管理。加之，由于各人能力不同，即使拥有同等数量财产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财产收入。因此，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并不一致。还应当注意到，财产分配不平均有历史的、制度的原因。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存在，使得财产分配的不平均这一社会既成事实不可能很快改变。所以财产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

四、财政收支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检验

财政收支（包括税收和政府支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以及它们究竟是促进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的平均还是加剧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的不平均，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可以利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加以检验。

例如，纳税前的基尼系数与纳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以判断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政府增加职工教育支出前的基尼系数与增加职工教育支出后的基尼系数相比，也可以判断职工教育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

第四节　通货膨胀和收入再分配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据大多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物价水平的一贯的和相当程度的上升被称为通货膨胀。这里所说的“一贯”，是指持续不断的，而不是间断性的；这里所说的“相当程度”，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对经济发生影响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有关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对策的论点，将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叙述。这里只涉及他们对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看法。

二、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

1．实际收入变动是判断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影响程度的标准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对物价上升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进行分析：

（1）如果物价上升，而货币收入也同比例上升，结果将是实际收入不变。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不发生影响。

（2）如果物价上升，某一居民集团通过加班工作，使货币收入同比例上升，结果实际收入也不变。但这种情况下，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损害，因为这一居民集团的成员多付出了劳动（或牺牲了闲暇），才能维持同样的实际收入。

（3）如果物价上升，某一居民集团的货币收入未能同比例上升，结果实际收入减少了。这种情况下，这一居民集团的成员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损害。

（4）如果物价上升，其他条件不变，某一居民集团的货币收入以更大的比例上升，结果实际收入增加了，那么，这一居民集团的成员从通货膨胀中得到了好处。

（5）如果人们预料到物价上升的幅度，在货币收入的条款中把预料到的物价上涨估计进去了，这样可以使实际收入不变成者减轻实际收入变动的幅度。

以上是关于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总的影响。下面，分别就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项收入再作进一步的考察。

2．通货膨胀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动

（1）工资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被认为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延（time lag）的长短，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延与劳工市场的松紧成反比。这就是说，如果市场上劳动力过剩，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间间隔就大；如果市场上劳动力缺乏，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间间隔就短。

（2）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延，被认为与工会的议价力量成反比。这就是说，工会议价力量强，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间间隔就短；工会议价力量弱，通货膨胀后，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间间隔就长。

3．通货膨胀与利息率调整

通货膨胀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债务人得利，债权人受损失。

通货膨胀后，利息率的调整也有时延的问题。利息率调整的时延，被认为与借贷市场的松紧成反比。这就是说，如果市场上借贷资本供给充足，通货膨胀后，利息率调整的时间间隔就大；反之，时间间隔就短。

4．通货膨胀与地租或其他租金的调整

当地租和其他租金以货币形式表现时，通货膨胀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承租人得利，出租人受捐失。

通货膨胀后，地租和其他租金调整的时延，被认为与利息率调整的时延相似。

5．通货膨胀与利润的变动

（1）通货膨胀后，利润因货币工资率调整时延长短而受影响：货币工资率调整的时间间隔越大，利润越多；反之，利润越少。当货币工资率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时，利润不变。

（2）尽管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如果厂商采用按本加成定价方式，则利润可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6．收入指数化

收入指数化是用来抵消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影响的一种手段。收入指数化是指按照物价变动状况自动调整收入，例如根据生活费指数或根据消费品物价指数自动调整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实行收入指数化被认为可以消除或缩短通货膨胀后货币收入调整的时延。但收入指数化本身并不能对付通货膨胀。它被认为是一种与通货膨胀“共处”的办法。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指数化甚至会加速通货膨胀，因为它将导致收入调整与通货膨胀交替进行下去。

由于西方国家官方公布的生活费指数或消费品物价指数往往人为地压低了消费品和劳务价格上升的幅度，而且所选择的消费品和劳务项目不能反映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因此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以此为根据的收入指数化仍然不能弥补通货膨胀给固定货币收入者所带来的损失。

7．通货膨胀与财富的再分配

通货膨胀不仅引起收入的再分配，而且也引起人们持有的财富的再分配。每一个人的财富的净价值是他的资产值和负债值之间的差额。人们持有的资产包括：房屋，土地，存款，债权，股票和债券，耐用消费品，珍宝，现金等。因此。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人们的财富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四点：

（1）资产与负债的差额。

（2）资产的构成状况。尤其是存款和现金在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3）负债的偿还条件，即债务是否按照物价指数调整来偿还（是否属于保值债务）。

（4）通货膨胀引起的相对价格的变动状况，尤其是房屋、土地、耐用消费品和珍宝的相对价格的变动状况。

利息率的调整和收入指数化，被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通货膨胀对财富再分配的影响，但不能消除这种影响。

思　考　题

一、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与私人产品的区别。

二、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三、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四、说明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六、收入指数化的含义。

七、通货膨胀对财富分配的影响。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八、九章。

雷诺兹：《微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十六、十七章。

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四、五、六章。

王茂湘：《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进税制和“收入均等化”学说的欺骗性》，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4期。

第七章　消　费

第一节　消费曲线和储蓄曲线

一、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

1．消费函数（consumptio function）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广泛使用的一种分析工具，它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呈同方向的变动，但变动的幅度不是等比例的。

消费函数公式：C＝f（Y）

在这一公式中，C指消费，Y指收入。

2．储蓄函数（saving function）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种分析工具，它表示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储蓄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但变动的幅度不是等比例的。

储蓄函数公式：S＝f（Y）

在这一公式中，S指储蓄，Y指收入。

消费与储蓄之和就是收入：Y＝C＋S

或者说，消费就是收入中未用于储蓄的部分；储蓄就是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

二、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

1．消费倾向（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消费倾向可以分为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和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1）平均消费倾向表示一定量的收入中的消费额，也就是平均每单位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

（2）边际消费倾向表示变动的收入中的消费变动额，也就是收入每变动一单位时的消费变动额。或者说，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

2．储蓄倾向（propensity to save）指储蓄在收入中的比例。储蓄倾向也可以分为平均储蓄倾向（APS）和边际储蓄倾向（MPS）。

（1）平均储蓄倾向表示一定量的收入中的储蓄额，也就是平均每单位收入中储蓄所占的比例。

（2）边际储蓄倾向表示变动的收入中的储蓄变动额，也就是收入每变动一单位时的储蓄变动额。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是指储蓄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

根据消费与储蓄之和等于收入这一定义，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储蓄倾向之和必定等于1，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也必定等于1。

三、消费曲线

消费曲线是用来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函数关系的曲线。

图中横轴表示收入水平，纵轴表示消费水平。OR为45°线。OR线上任何一点都表示C＝Y。CC′为消费曲线（consumption curve），它向右渐升。CC′与OR相交于B，表示收入为OA时，消费为AB，C＝Y，所以B点称为收支平衡点（breakeven point）。在这一点上，收入全部被消费掉（OA＝AB）。

图中，在B点之左，C＞Y，，表示有负储蓄（negative saving）。在B点之右，C＜Y，表示有正储蓄（positive saving）。

当Y为零时，消费为OC，表明这是不依存于收入的消费，称为“自发性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图中，当收入为OM时，RE为储蓄，EM为消费。

四、储蓄曲线

储蓄曲线是用来表示储蓄与收入之间函数关系的曲线。

图中，横轴表示收入水平，纵轴表示储蓄水平。SS′为储蓄曲线（saving curve）。收入线（横轴）上的B点是收支平衡点，B点之左有负储蓄，B点之右有正储蓄。当收入为OF时，RF为储蓄。

五、长期消费曲线与短期消费曲线

1．长期消费曲线

从长期看，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固定比例，C＝KY（K为常数），这种关系又称为长期消费函数关系。在长期内，收入为零，消费也为零。这是因为从长期考察，没有收入就不会有消费。

长期消费曲线图如下页左图（OR为45°线，OC为长期消费曲线）。

长期消费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 S. Kuznets）根据美国1869—1938年的统计资料得出的。

2．短期消费曲线

上右图的C₁，C₂，C₃，均为短期消费曲线。较高的短期消费曲线表示较高的消费水平。短期消费函数公式为：C＝a＋bY。当收入为Y₁时，消费为A；当收入为Y₂时，消费本应在E，但由于C₁已变为C₂，所以消费为B；当收入为Y₃时，消费本应为F，但由于C₂已变为C₃，所以消费为D。把长期观察值A、B、D……连接起来，得出长期消费曲线。

在对短期消费曲线与长期消费曲线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的是：短期内可以假定一定的消费独立于收入，即可以假定没有收入也会有消费；但在长期内，收入为零时，消费也为零。

短期消费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密西斯（A. Smithies）根据美国1923—1940年的统计资料得出的。

第二节　消费者的行为

一、简单的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行为或称消费行为（consumer behavior），是指消费者的支出或消费者的购买活动。

在西方经济学中，简单的消费行为理论说明：消费者的支出或购买活动仅仅受价格变动的影响。这就是说，如果消费者收入不变，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依价格升降成反方向变化，商品价格的递减同时表现为消费品购买者的递增；似乎只要价格水平能被消费者所接受，消费者就愿意按既定价格水平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

简单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需求理论。第一章所谈到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需求与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就是关于简单的消费者行为的说明。

二、吉芬之谜

吉芬之谜（Giffen's paradox）是上述简单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例外。

吉芬（R. Giffen）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他对爱尔兰的土豆销售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某些商品（如土豆）价格上升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也上升；价格下跌时，对它们的需求量也减少。这种反常的情况称为吉芬之谜，或称为吉芬效应（Giffen effect）。凡是呈现这种反常的变化的商品被称做吉芬商品（Giffen goods）。

吉芬商品是低档商品中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低档商品都是吉芬商品。吉芬商品的需求量之所以同价格变动成正比关系，是因为：这种商品（如土豆）价格上升，意味着穷人实际收入少，穷人不得不多消费这种商品（人越穷，吃土豆越多），少消费其他商品（人越穷，吃肉越少），所以尽管该种商品价格上升，对它的需求量反而上升；反之，这种商品降低，意味着穷人实际收入多，穷人少消费这种商品（穷人收入多了，就少吃土豆），多消费其他商品（穷人收入多了，就多吃一些肉）。所以尽管该种商品价格下降，对它的需求量反而下降。

吉芬商品的需求曲线如右：

横线表示需求数量，纵轴表示价格水平，D为需求曲线；价格为P₁时，需求量为Q₁；如果价格由P₁上升到P₂，需求量反而上升到Q₂。从整个需求曲线的形状来看，价格小于P₁和价格大于P₂时，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这属于正常的需求曲线状态，但价格在P₁和P₂之间时，需求曲线的斜率为正，这属于反常状态。【57】

三、社会学的消费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T. B. Veblen）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消费理论。根据这种消费理论，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不能单纯用价格变动来解释，而必须考虑社会学因素的影响。凡勃仑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主要论点是：

1．在社会上，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把比自己高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消费行为的典范。

2．社会上实际存在着两种消费方式，一种是家庭中的消费，另一种是大庭广众之中的消费，前者比较俭朴，后者比较奢侈，因为这种消费是给别人看的、“摆阔气”的，可称为显眼的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3．由于手工业品有艺术性，所以它们反而适合收入高的阶级，机器制成品是大众化的，适合于收入低的阶级，所以人们收入越多，越爱用手工艺品，这就是消费中的复古趋势。

四、消费者的货币幻觉

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由于消费者的货币幻觉的作用，人们的消费行为往往与简单的消费行为理论不符。比如说，在人们的货币收入和物价同比例上升的条件下，人们的实际收入是不变的。这本来不至于影响实际消费支出。但消费者有货币幻觉，他往往只看到货币收入的增加，而不注意物价的上升，于是自以为实际收入增加了。因此，他会按自己的货币幻觉去行动，即在物价上升和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自己的购买量。

五、刺激—反应公式

关于消费者的购买动机，西方经济学中较早的分析方法是采用刺激——反应公式，即认为任何消费都是人们受到外界一种刺激时所作出的反应。

以S表示刺激（Stimulus），R表示反应（Response）。S→R公式被认为相当于经济中的投入——产出（input-output）公式。S相当于投入，R相当于产出。

但是，S—R公式逐渐被认为过于简单。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刺激（S）与反应（R）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需要补充到里面去。应当补充的中间环节，包括：

理解（perception，简写为P）即认为人们应当先理解购买的意义，才能决定是否购买，或购买什么。

学习（Learning，简写为L），即认为人们应当先了解所要购买的东西，需要有消费知识，才能对刺激作出反应。

判断（Judging，简写为J），因为可供选择的商品很多，所以人们需要对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比较，作出判断，才能实际购买。

这样，刺激——反应公式应该是：

六、目标的引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消费者心理时，一些人侧重于对消费者个人动机的分析，即强调消费者的动机的推力（push of the drive），另一些人则侧重于消费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即强调所谓目标的拉力（pull of the goal）。按照这种观点，消费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要比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追求更加重要。比如说，消费者本来不想购买某种时装或耐用消费品，但在产品本身的吸引下，或在广告的吸引下，决定改变主意，花钱去购买该种时装或耐用消费品了。

第三节　消费函数理论及其发展

前面已经谈到，消费函数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它是凯恩斯首先提出的，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通常被称为绝对收入假定（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一、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

凯恩斯认为，实际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是正数，但小于1，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并不按同比例增加，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58】

根据绝对收入假定，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所以平均消费倾向总是大于边际消费倾向。【59】

二、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

美国经济学家杜生贝（J. S. Duesenberry）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其主要论点是：

1．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别人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影响。这被称做消费的“示范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

由于存在着消费的示范作用，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就不一定是递减的。

2．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受本人过去收入与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是消费习惯起作用的结果。

由于存在着消费习惯的作用，因此，消费者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者在收入减少时宁肯运用储蓄来维持已达到的消费水平，而不愿意改变消费习惯，减少消费。这样，在社会的收入减少时，消费习惯有可能使消费支出不变或只有轻微的下降，从而不至于影响社会需求量。这被称做消费的“制轮作用”（ratchet effect）。【60】

关于高峰时期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可用下图来表示。Y表示收入，C表示消费，YY表示收入水平，CC表示消费支出水平；tb表示繁荣时期，td表示萧条时期。YT₁，YT₂表示收入第一高峰，收入第二高峰。

如图所示，消费支出线变动要比收入线的变动平稳得多。在繁荣时期可以有较多的储蓄，而在萧条时期，将以储蓄的大大减少来维持一定的消费支出水平。

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把消费者的收入分为一时收入（transitory income）与持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把消费者的消费分为一时消费（transitory consumption）与持久消费（permanent consumption）。

在这里，一时收入是指瞬时间的、偶然性的收入；持久收入是指消费者可以预料到的长期性的收入。

一时消费是指非经常性的、不在计划中的消费支出；持久消费是指正常的、计划中的消费支出。

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在某一时期的收入等于一时收入加上持久收入，消费者在某一时期的消费等于一时消费加上持久消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时收入和一时消费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率，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率，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率，但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比率。

以Cp表示持久消费，以Yp表示持久收入，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Cp＝KYp

K依赖利息率、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总物质财产等因素而变动。

持久收入假定强调了消费者未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61】由于人们可以动用预计到的未来的收益，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消费者的现期支出可以大大超过现期收入。

四、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定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F. Modigliani）研究了一个消费者一生中不同的阶段与消费之间的关系。【62】这一学说被称为生命周期假定（life-cycle hypothesis）。他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少年（t₁）、壮年（t₂）、老年（t₃）；在少年与老年阶段，消费大于收入，在壮年阶段，收入大于消费；壮年阶段多余的收入用于偿还少年时期的债务或储蓄起来用于养老。从右图中可以看出人生三阶段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图中CC为消费曲线，YY为收入曲线，A、B为少年与老年的负储蓄，D为壮年的正储蓄。

生命周期假定有时也被称做持久财产假定。这是因为，根据生命周期假定，既然消费的变化同人的一生不同阶段有关，所以消费与财产之间、尤其是与一生的财产之间有联系。这样，这一假定被称为持久财产假定。

从财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一个家庭即使没有收入，只要有财产，消费就可以进行。消费与家庭理想中要保持的财产额和家庭实际的财产额相联系。如果财产已经达到所要保持的数额，余下的部分可以用于消费；如果还没有达到，收入就有可能转为财产，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同它的财产水平之间保持稳定的比率。当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使得家庭的财产状况发生变化时，其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就受到影响。

五、詹姆斯·摩根的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定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摩根（James Morgan）等人提出了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假定。他认为，现在人们往往是先决定消费，再去设法取得收入。这是因为：第一，现在有消费信贷，所以人们可以在没有现期收入或收入不足时以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第二，现在的就业门路比较多，人们可以通过加班加点、寻找第二职业或让主妇就业等途径取得收入。由于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结果，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消费者都可以使自己的购买超过现期收入。

以上，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詹姆斯·摩根等人实际上都谈到了消费和未来收入（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都认为人们的现期消费要受到预期收入的制约。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可以把消费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概述如下：本期消费是预期收入的函数，而预期收入又是以往所有各个时期的收入的函数。【63】

六、卡托纳的短期变动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卡托纳（G. Katona）认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虽然是一种短期分析，但并没有包含消费者延期购买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足之处。他认为，关于消费与收入之间函数关系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之一在于：从长期看，可以不考虑延期购买问题，而短期内则应当考虑它。他提出，凯恩斯只考察了“购买能力”（ability to buy），而没有考察“购买意愿”（willingness to buy）。人们延期购买则是与“购买意愿”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们出于对时局的看法和对行情的预测，往往会推迟购买，而这些影响推迟购买的因素都是不能确定的，所以从短期看，消费情况随时随刻都在变化；越是长期，消费者的行为越有规律，越容易预测；越是短期，消费者的行为越不确定，越难预测。他认为，对消费支出问题，不能单纯从收入或财产方面进行分析（“购买能力”的分析），而要进行消费心理分析（即“购买意愿”的分析）。

七、休茨的季度分析

丹尼尔·休茨（Daniel B. Suits）认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因而提出季度分析作为补充。季度分析是极短期分析的一种，它是在季度基础上研究收入和消费关系的变化。休茨指出：在季度分析中，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根本无效，因为在极短期内，收入比消费支出稳定，收入的变动落后于消费支出的变动，收入和消费之间不存在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休茨认为，在极短期的分析中，除了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态度这一因素而外，还要考虑货币因素，即消费者手中的现金和一切易于变为现金的资产，以及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消费信贷等。

八、霍塔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假定

美国经济学家霍塔克（H. S. Houthakker）和泰勒（L. D. Taylor）认为，以往的消费理论只谈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已经持有的消费品数量这一因素，如考虑到这一因素，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就有所不同。消费品存量主要指耐用消费品存量，它分为理想的存量与实际的存量。每个消费者心中希望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存量（理想的存量）和已经持有的存量（实际的存量）的差额决定了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而这一差额又取决于已有消费品的折旧率。每个人想通过现期支出调整消费品存量，使它保持某种平衡。如果某种消费品的实际的存量已经同理想的存量一致了，那么即使消费者收入增加，他也不会再购买该种消费品。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以上这些假定并不互相排斥，它们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些假定的互相补充，有助于对消费函数理论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由于消费者受到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和本人主观条件（生活习惯等）的影响，实际上往往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达到的效用最高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往往是落后于希望中的最佳消费的。这一点被认为消费者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64】

第四节　恩格尔定律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一、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消费结构可以分为宏观消费结构与微观消费结构。宏观消费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的消费结构；微观消费结构是指一个家庭或个人的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有若干种分类方法。常用的是以下三种：第一是按吃、穿、住、用划分，这是最普通的分类方法。第二是按消费品的耐用性和非耐用性划分，在非耐用消费品中包括劳务。第三是按消费的社会功能划分，即分为生理的消费与社会的消费，社会的消费中包括同“关系集团”（reference group）有关的消费以及同“上升愿望”有关的消费。“关系集团”是指：消费者在一定的社会中总是有形或无形地隶属于一定的集团，消费者个人总是在心理上把自己与这个集团联系起来。因此消费支出中就有一部分用于表现自己属于该关系集团，或者说，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行为与这一集团的评价标准保持协调，就需要通过自己的消费支出来使生活方式与该集团的一般生活方式相一致。“上升愿望”指许多人并不满足于现在所隶属的关系集团，他的眼光要往上看，向高一阶层的生活方式看齐，或者，他为了实际上变更自己的社会地位，要求进入社会地位上较高等级的关系集团，他必须有相应的消费支出，因此消费支出中就有一部分用于实现这种“上升愿望”。

二、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E. Engel）是19世纪德国的统计学家。他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

恩格尔定律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或，

R₂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根据恩格尔定律而得出的比例数。

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不仅食物支出方面存在着上述递减的情况，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支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于衣服和住房的支出所占比重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上升之后，也会递减。

三、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

根据恩格尔定律，可以得出如下的食物支出曲线，它又称为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

图中，Y表示收入，F表示食物支出，当收入由Y₁上升到Y₂时，食物支出由F₁上升到F₂；当收入由Y₂上升到Y₃时，食物支出由F₂上升到F₃。把图中的A、B、C…点联结起来，便得出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在Y为纵轴，F为横轴的平面坐标图上，恩格尔食物支出的斜率大于1。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除食物支出以外，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支出也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这样，单独考察衣服支出、住房支出的变动情况，也可得出与此相似的恩格尔（衣服、住房）支出曲线。

四、恩格尔定律的适用范围

1．恩格尔定律的适用条件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恩格尔定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下是普遍适用的：

（1）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

（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

2．对恩格尔定律的补充

在考察现代经济中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应当考虑以下这些因素的影响：

（1）城市化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当家庭从农村迁入城市时，家庭收入一般增加了，但食物支出的增长往往更快，甚至可能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食物支出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在农村时，自给性食物占的比例很大，而城市居民所消费的食物几乎全部都是从市场买进的。

（2）食品加工工业的影响

食品加工工业使食品价格上升，因为通过加工，要加上很多附加的费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所吃的食物绝大部分是食品加工工业的产物。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多，所吃的食品加工业的产品也越多，这样，即使在消费者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的食物支出仍增大了。

（3）饮食业的影响

必须区分“在家内吃”和“在外面吃”。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在家庭以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而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外吃饭的次数也增加（包括在饮店和旅馆里吃，食堂里吃）。在家外吃饭的食物支出中包括了食物加工和服务费用。因此，随着“在外面吃”的次数的增加，使得在消费者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的食物支出仍增大了。

（4）食物本身构成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谷物在食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减少，肉乳品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这样也就增大了消费者的食物支出。

总之，恩格尔定律虽然总的说来仍被认为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构成的变化等因素，那么在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食物支出有可能增加，而如果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的话，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增加的幅度可能更大。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五、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消费结构变化最基本的因素是收入。除此以外，各种商品和劳务之间的价格比率（相对价格）、广告、消费知识、消费习惯以及修理业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谈到收入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时，应当了解以下几个概念的含义：

自由选择消费（optional consumption），又称随意的消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是指：当消费者的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并且社会上的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消费项目后，消费者能够对消费项目进行自由的、随意的选择。在自由选择消费的条件下，收入、价格、消费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不规则的变化，人们可能购买在局外人看来是完全不需要的消费品，甚至购买者本人事先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他可能漫无目的地进行购买。

相机处置的收入（discretionary income）和相机处置的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又称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是指：消费者的总收入或总支出中，除去专门用途的支出（包括生活必需支出、义务性支出、习惯性支出等）以外所余下的收入（或支出）。这一部分收入（或支出）可以由消费者自由支配，相机地进行处置。这一部分收入（或支出）在消费者总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大小，与消费者收入水平有关。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相机处置的收入（或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消费者之所以能进行自由选择消费，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自由选择消费，与相机处置的收入（或支出）的大小有关。

六、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经济后果

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经济后果被认为可以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分析。

1．对家庭而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以下两种后果：第一，家庭负债额可能增大；第二，家庭将寻找增加收入的门路（如兼职、加班、主妇就业等）。

2．对社会而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以下三种后果：第一，影响部门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部门结构也要发生变化。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一般来说，部门结构变化的规律是：农业部门缩小，服务业部门扩大，加工工业部门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变化不大，因为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加工工业为它提供设备。第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随着消费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对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需求将会相应地变化。第三，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自由选择消费的增加，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上升，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有可能下降，这就会引起投资率下降，资本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放慢。

思　考　题

一、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

二、长期消费曲线和短期消费曲线的关系。

三、什么是吉芬之谜？

四、绝对收入假定、相对收入假定、持久收入假定比较。

五、恩格尔定律及其适用范围。

六、说明自由选择消费概念。

七、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经济后果。

参考书目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八、九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一章。

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版，第十、十一、十二章。

刘涤源：《凯恩斯消费倾向理论剖析》，载《经济科学》，1981年，第1期。

厉以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前言》，载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

厉以宁：《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消费行为理论述评》，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第八章　国民收入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角度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从本章起，进而阐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观点。

第一节　国民收入统计中的五个总量

一、国民收入统计中五个总量的定义

国民收入统计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概括性的表述，它反映一个国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和综合性成果。现代国民收入统计中常用的五个总量是：

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写成GNP）

国民生产净值（Net National Product，简写成NNP）

国民收入（Natiional Income，简写成NI）

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简写成PI）

个人可支配收入（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简写成PDI）。

这五个总量的定义是：

国民生产总值：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一年内用于销售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的总和。【65】

国民生产净值：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一年内用于销售的一切产品和劳务价值总和减去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资本所余下的部分。【66】

国民收入：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的总和。

个人收入：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个人一年内所得到的收入的总和（包括劳动收入、业主收入、租金收入、股息和利息收入、来自政府的救济金和补助金等）。

个人可支配收入：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个人一年内所得到的收入总和中扣去个人纳税部分所余下的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或者用于个人消费，或者作为个人储蓄。

二、国民收入统计中五个总量的关系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把国民收入统计中五个总量之间的关系表述如下：

国民生产总值－资本消耗＝国民生产净值，

国民生产净值－（间接税－津贴）＝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公司利润－社会保险税＋股息＋政府转移支付和利息支出＝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个人纳税＝个人可支配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消费＋个人储蓄

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些关系：

这只是一个简图。它只表明国民收入统计中五个总量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表明国民收入创造与使用的全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留在本章第二节结束部分再用图式来说明。

三、国民收入的分类统计方式

可以按不同的分类方式来统计国民收入：

1．按部门分类统计国民收入

按部门分类统计就是根据国民经济部门的划分方式，把各部门的国民收入汇总起来，就得到国民收入数字。

农、林、渔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采掘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建筑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商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金融、保险、不动产创造的国民收入

运输创造的国民收入

电信和公用事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服务创造的国民收入

政府和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由国外获得的纯收入

合计：国民收入

2．按法定组织形式分类统计国民收入

按法定组织形式分类统计就是把各种组织形式的国民收入汇总起来。

企业（包括公司企业和非公司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

政府创造的国民收入

家庭和社会团体创造的国民收入

由国外获得的纯收入

合计：国民收入

3．按最终用途分类统计国民收入【67】

按最终用途分类统计是指根据国民收入的使用方法来统计国民收入。

个人消费支出（包括耐用品、非耐用品、劳务支出）

私人国内投资（包括新建筑、设备、储备的变动）

商品和劳务净输出

国家购买的商品和劳务

合计：国民生产总值

减去：资本消耗

合计：国民净产值

减去：间接税

加上：津　贴

合计：国民收入

4．按收入项目分类统计国民收入【68】

按收入项目分类统计是指按国民收入的来源来统计国民收入。

工资和薪水

非公司企业的收入

私人租金收入

公司利润收入

纯利息收入

合计：国民收入

从理论上说，按以上四种分类方法所统计出来的国民收入数字应当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实际计算结果仍有出入，因为存在着统计误差）。

四、国民收入的组成

在上述关于国民收入的分类统计中，按部门分类来统计国民收入的方法，又称部门法。它从结构（部门结构）的角度计算国民收入。按照这种方法，国民收入等于国民经济中一切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按法定组织形式分类来统计国民收入的方法，也是从结构（组织形式结构）的角度计算国民收入。按照这种方法，国民收入等于国民经济中一切组织形式（企业、政府、家庭、社会团体等）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按最终用途分类法来统计国民收入的方法，又称最终产品法或支出法。它从需求的角度计算国民收入。按照这种方法：

国民收入＝消费支出＋投资支出

　总需求＝消费品需求＋投资品需求

　　　　＝消费支出＋投资支出

所以，从需求方面看，国民收入等于总需求。

按收入项目分类来统计国民收入的方法，又称成本法、生产要素法或收入法。它从供给的角度计算国民收入。按照这种方法：

国民收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

　总供给＝各个生产要素供给的总和

　　　　＝各个生产要素得到的收入的总和

　　　　＝工资＋利息＋租金＋利润

所以，从供给方面看，国民收入等于总供给。

五、国民生产净值与国民收入的区别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民生产净值与国民收入这两个总量，不仅数量上有差异，而且理论意义也不一样。

从理论意义上说，对于国民生产净值，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资本消耗（固定资产折旧额，或固定资产损耗补偿额）就是国民生产净值。

对于国民收入，是从分配（即生产要素收入）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它等于分配给各个生产要素的报酬的总和。

从数量差异上说，根据前面所述，国民生产净值－（间接税－津贴）＝国民收入。

可见，二者在数量上的差异在于（间接税－津贴）这一部分。

间接税是一种虽由企业缴纳，但并非由企业负担的税。企业在制定产品价格时要考虑到间接税的缴纳，它们把间接税支出附加在成本之上。因此，间接税表现为产品的销售价格与成本（即生产要素的报酬）之间的差额。间接税作为产品价格附加，即不是任何生产要素所提供的，也不归任何生产要素供给者所得到，因此在计算国民收入时，应把间接税扣去。

至于津贴，即政府给予企业的津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负税（即倒付的税），所以从间接税中应扣去津贴数额。

这样，国民生产净值减去间接税，再加上津贴，在数量上就相当于国民收入。

六、最终产品概念

最终产品（final goods）是指最终供人们使用的产品；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计算产值时，只计算最终产品的价值。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不同。【69】中间产品并不是最终供人们使用的产品，它还要经过若干次加工，才能成为最终产品。计算产值时，如果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包括在内，就会形成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

以下面几种情况为例：

在上述第一种场合，棉花是最终产品；在第二种场合，纱是最终产品；在第三种场合，布是最终产品；在第四种场合，成衣是最终产品，棉花、纱、布在这里都是中间产品。

在进行产值统计时，只计算每一种场合最终出售给消费者的产品的价值，这样才不至于重复计算。

或者，可采用增加价值法（value-added method）来计算。所谓增加价值是指商品销售收入与生产商品时所使用的原料、燃料、动力等中间费用之间的差额。只把每一个生产阶段的增加价值加在一起，这样也可以避免产值统计中的重复计算。

应当指出，这种只计算最终产品，排除中间产品的产值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可取的。

第二节　收入的流量

一、存量与流量

存量（stock）与流量（flow）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存量是一定时点上存在的变量的数值；流量是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变动的数值。例如，人口总数是一个存量，它表示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时刻的人口数；人口出生数是一个流量，它表示一定时期内（比如说一年）新出生的人口数。又如，国民财富是一个存量，它表示某个时点的国民财富的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则是流量，它们分别表示某段时期内（比如说某一年）所创造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和国民收入。

存量与流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流量来自存量，比如说一定的国民收入来自一定的国民财富，或一定的人口出生数来自一定的人口总数。流量又归入存量之中，比如说新创造的国民收入计入国民财富中，新出生的人口数计入人口总数中。流量分析和存量分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是指对一定时期内有关经济总量的产出、投入（或收入、支出）的变动及其对于其他有关经济总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存量分析是指对一定时点上已有的经济总量的数值及其对于其他有关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两部门经济

现代西方济学家认为，要分析国民收入流量，可以从最简单的经济模型着手。假定一国是封闭型经济，对外贸易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可以略去不计。假定一国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因此也可以略去不计。这样，经济中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企业”和“居民户”。这样的经济被称为“两部门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居民户的关系如下：

①——居民户向企业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企业才能）。

②——企业运用所得到的生产要素，生产出商品和劳务，卖给居民户。

以上是实物形式的流动。

③——企业以货币形式向居民户支付生产要素的报酬（工资、利息、地租、利润）。

④——居民户用各自的货币收入向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务。

以上是货币形式的流动。

假定既没有注入量，也没有漏出量，那么，上述收入流动将循环不已。

三、注入和漏出

注入（injection）是指企业得到的追加的投资；漏出（leakage）是指居民户用一部分收入作为储蓄。

在这里，投资之所以作为一种注入，是因为投资意味着企业在取得居民户向企业购买商品所支付的收入之外，又取得了另外来源的收入，企业利用这两个来源的收入支付生产要素的报酬，生产商品。储蓄之所以作为一种漏出，是因为储蓄意味着居民户从企业得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的扣除额。这些报酬在扣除了储蓄额之后，才被用于向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务。

如果加上注入与漏出，那么收入流动的情况（只从货币收入流动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这个图式基本上说明了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循环流量。

在有了漏出与注入后，为了保证国民收入的循环流转顺利进行，可以作这样一个假定，即假定居民户把储蓄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中，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又把这些储蓄贷给企业，企业利用贷款作为投资，那么漏出量（储蓄）又回到循环流转的路线之中。如果居民户用储蓄购买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企业利用证券销售的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其结果也一样。

这时的循环将是：

但如果居民户不把储蓄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或不去购买企业有价证券；或者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把这些储蓄贷给企业，那么这些储蓄便找不到回到循环流转之路。这时，除非企业能从其他方面取得注入量（投资），否则生产不可能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最后，可以用图式把国民收入创造和使用的全过程表述如下。这个图又称为国民收入循环流转图。【70】

第三节　收入的决定

一、收入的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

根据上述有关国民收入的含义，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分析国民收入。

1．从供给方面分析

前面已经说过，从供给方面看，一国的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内各生产要素供给的总和（指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供给的总和），也就是说，等于各个生产要素相应地得到的收入的总和，即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的总和。而各个生产要素收入中，除了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外，余下的收入用于储蓄。所以，

国民收入＝消费＋储蓄

2．从需求方面分析

前面也已经说过，从需求方面看，一国的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内国内用于消费的支出和用于投资的支出的总和，也就是说，等于国内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的总和，亦即消费与投资的总和。所以，

国民收入＝消费＋投资

用C表示消费，用I表示投资，用S表示储蓄，用Y表示收入，那么：

Y＝C＋S

Y＝C＋I

C＋I＝C＋S

所以I＝S

二、收入的决定

由于国民收入既可由供给方面，又可由需求方面来进行分析，即

Y＝C＋I

Y＝C＋S

I＝S

所以，可以用储蓄与投资来决定收入水平，或者用消费和投资来决定收入水平。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常用的两种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方法。

1．储蓄与投资决定收入水平

以纵轴表示储蓄或投资，横轴表示国民收入，见下图：

图中，SS为储蓄曲线，表示居民户储蓄的量，II为投资曲线，表示企业投资的量。SS为II相交于E。在E点上，I＝S。这就是国民收入均衡水平。此时，国民收入为OH。

如果收入大于OH，例如为OM。与OM垂直的MM′线与II线的相交点，必定在E点之右，此时S＞I。

如果收入小于OH，例如为ON。与ON垂直的NN′线与II线的相交点，必定在E点之左，此时S＜I。

但OM和ON都不可能持久。这是因为，在E的右方，S＞I，厂商的产品卖不掉，必定要缩小生产，解雇工人，国民收入将下降；在E的左方，S＜I，厂商的产品供不应求，必定要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国民收入将增加。所以只有E点才是国民收入均衡点。

2．消费与投资决定收入水平

以纵轴表示消费或投资，横轴表示国民收入，见下图：

图中，45°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示厂商用于生产要素的支出等于出售产品的收入，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C表示消费曲线，C＋I表示（消费＋投资）曲线，C＋I与45°线相交于E，这表示生产要素支出此时等于出售产品的收入，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OH就是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71】

E的左方或右方都表示C＋I≠C＋S，这两种情况也都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在C＋I与45°线的相交点E，才是国民收入均衡点。

3．储蓄－投资决定方法与消费－投资决定方法的一致性

在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之点，S＝I。在C＋I曲线与45°线相交之点，C＋I＝C＋S。这两种决定收入的方法是一致的，现在将上面两个图合并为一个图（见下页图）：

图中，当国民收入水平为OH时，S曲线与I曲线相交点E₁，C＋I线与45°线相交点E₂，在同一条与OH垂直相交的直线上，E₁H线与E₂H线重叠。I曲线与OH线的距离，等于C曲线与C＋I线的距离。如果国民收入水平大于OH，或小于OH，即S＞I或S＜I，那就不可能出现C＋I（总需求）＝C＋S（总供给）的状况。当然，应当补充说明一点，正如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无论是根据上述储蓄与投资决定收入水平的分析，还是根据上述消费与投资决定收入水平的分析，都只是说明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的决定，但这时的国民收入并不一定能实现充分就业，这时的收入均衡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均衡。因此切不可把国民收入均衡水平的决定理解为充分就业均衡水平的决定。【72】

4．收入决定的例证

下面，用一些数字为例来说明收入的决定。

表中（5）＝（2）＋（3），即总供给等于厂商的生产要素的支出；（6）＝（2）＋（4），即总需求等于厂商出售产品的收入。

第（5）栏的数字与第（1）栏的数字是一致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构成这一时期的总供给，而生产要素供给者为提供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构成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因此总供给与国民收入的数字相等。

为什么第（6）栏的数字与第（5）栏的数字有可能不一致呢？这是因为：第（6）栏，即总需求，等于厂商出售产品的收入，只有在厂商出售产品的收入与生产要素供给者因提供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要素而得到的报酬一致时，总需求才等于总供给，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并不一定一致。如表中A、B两种情况所示，这时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处于收缩之中，总供给将会减少；又如表中F、E、D三种情况所示，这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处于扩张之中，总供给就会增大。只有在表中所列的C情况时，总需求才与总供给一致。这才意味着达到了国民收入均衡水平。

思　考　题

一、简述国民收入统计中五个总量的关系。

二、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国民生产净值和国民收入的解释。

三、按最终用途分类和按收入项目分类说明国民收入的组成。

四、什么是最终产品？什么是增加价值法？

五、用图式说明两部门条件下的收入循环流转。

六、用图式说明国民收入的创造与使用的全过程。

七、用图式说明储蓄与投资决定国民收入水平。

八、用图式说明消费与投资决定国民收入水平。

参考书目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六、七章。

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二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十一章。

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版，第二、三章。

戴世光：《外国经济统计指标方法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章。

厉以宁：《怎样换算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介绍苏联经济学家库德罗夫的看法》，载《经济参考资料》，北京大学经济系，1979年6月。

第九章　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谈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均衡和需求管理的基本论点。本章和第十章以封闭经济为对象；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以开放经济为对象。

第一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

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国民收入均衡的原理出发，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前一章所述，在收入循环流转的过程中，如果设想一国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的总支出能买尽该国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生产的全部产品，那么必须使得：

总支出＝总收入

总支出包括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利息收入、地租收入和利润收入，所以根据定义，总支出就是总需求，总收入就是总供给。

总支出等于总收入，就是：

总需求＝总供给

也就是：

消费＋投资＝消费＋储蓄

这被称为国民收入均衡公式，它可写成：

C＋I＝C＋S

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的分析，就从这里开始。

一、社会就业量的决定

什么是就业（employment）和失业（unemployment）？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作出各种规定，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什么样的人算做就业或失业，什么样的人不算就业和失业。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想工作而没有工作就是失业，处于受雇和“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状态就是就业。【73】“自我雇佣”也可以译为“自立”或“自营”，是指自己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社会就业量由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这两个因素决定。

总供给价格是指全体厂商雇用一定量工人时所要求得到的产品总量的最低卖价。它取决于总成本，而总成本的大小又依工资率和生产技术水平为转移。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工资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或劳动的边际实物产量。

总需求价格是指全体厂商雇用一定量工人时预期社会对产品愿意支付的总价格。根据上一章的分析，总需求价格取决于社会对产品的购买数量，也就是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大小。

可以用左图来说明社会就业量的决定。

图中，D表示总需求价格，Z表示总供给价格，N表示就业量。DD曲线向右上升，是因为就业人数越多，厂商预期产品销售额越大，从而总需求价格越大；ZZ曲线向右上升，是因为就业人数越多，厂商为此所支付的工资成本越大，厂商要求得到的总卖价也越大。DD与ZZ相交E，这时的就业量为N。

当就业量为N₁时，D₁＞Z₁，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于是价格看涨，厂商会增加产量，增雇工人。就业量就由N₁向右移动。

当就业量为N₂时，D₂＞Z₂，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厂商或者不能按自己要求的卖价出售商品，或者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这样价格下跌，厂商会减少产量，解雇工人。就业量就由N₂向左移动。

只有在DD与ZZ的相交点E时，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处于均衡状态，厂商才既不缩小生产，也不扩大生产。这时，厂商雇用N₀的工人。

因此，社会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均衡状态。

二、凯恩斯以前的国民收入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学说

1．萨伊定律

萨伊（J. B. Say）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他认为供给自行创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这被称为“萨伊定律”（Say's Law）。

萨伊指出：任何一次卖都必然是买，在交换中，货币只是在刹那间起中介作用；卖主得到货币，马上又会购买商品，所以卖主同时也是买主，供给者就是需求者。由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一种产品的生产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所以不论产量如何增加，产品不会发生过剩，至多只有暂时的积压。

萨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这是因为：第一，他相信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他相信，在一切听从于市场供求的支配的条件下，如果产品增加了，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在价格下降到零之前，产品一定会卖光。按照这种说法，一切想找工作的人也不会长期失业，因为市场上有人失业，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工资下降后，失业者也就会被雇用了。总之，他认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作用必定使得供给和需求一致。第二，他的写作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这时物价急剧上升，货币被认为是“烫手”的，人们都不愿意保留货币，人们一卖出商品，就赶紧去购买，卖买之间衔接很紧，这样，也就促使他得出“任何一次卖都必然是买”的看法。

2．利息率自动调整储蓄和投资

根据萨伊定律，人们出售商品后，就会立即购买商品。但假定人们并不把出售商品的收入全部用掉，而是把一部分作为储蓄，这样一来，供给与需求不就不一致了吗？

但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理论从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作用出发，认为这种不一致即使有可能出现，那也是暂时的，利息率的上升和下降，会自动调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使二者一致，从而也就使供给与需求一致。【74】

按传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看法，利益率的这种调节作用与利息率同利润率二者的关系有关。储蓄代表货币资本的供给，投资代表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社会上的货币资本的供给者之所以储蓄，是为了获得利益，货币资本的需求者之所以借入资本，是为了通过投资取得利润。利息率高，人们愿意储蓄；利息率低，人们就减少储蓄。利润率接近利息率，人们不愿投资；利润率越是高于利息率，人们就越愿意投资。

假定利润率是既定的，利息率取决于货币资本的供求情况：储蓄多了，利息率下降；储蓄少，投资多，利息率就上升。

根据定义，总需求＝消费＋投资

　　　　　总供给＝消费＋储蓄

因此，

（1）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表明社会上投资少了，储蓄多了。但储蓄增多，利息率就会下降，较低的利息率会自动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投资。

（2）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表明社会上投资多了，储蓄少了。但储蓄减少，利息率就会上升，较高的利息率会自动刺激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投资。

根据萨伊定律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利息率自动调节储蓄和投资的学说，生产过剩、大规模失业现象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稳定的、顺利运行的。但是，这种理论被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萨伊定律和关于市场自动调节的传统经济理论的破产，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

凯恩斯原来是接受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但后来逐渐改变了观点。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他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对国民收入均衡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提出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称做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次“革命”，它通常被称为“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现将凯恩斯对国民收入均衡问题的解释概述如下：

1．有效需求的定义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是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所以有效需求可以被看成是总需求。

2．均衡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均衡

社会就业量被认为取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

但均衡可以是充分就业均衡，也可以不是充分就业均衡。下图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图中，D表示总需求价格，Z表示总供给价格，N表示就业量。D₁D₁曲线与ZZ曲线相交于E₁，达到了均衡。这时的就业量为N₁。假定这时社会上劳动力多，必须使就业量为Nf，才能达到充分就业。如果D₁D₁与ZZ相交于E₁，那么社会上就有N₁Nf（即ONf－ON₁）的失业。因此，这时虽然达到了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均衡，但却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凯恩斯采取的是短期的数量分析方法。他假定社会结构不变，并假定现有的劳动力的技巧5和数量不变，现有的资本设备的质量和数量不变，现有的生产技术、竞争程度不变，以及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不变，等等。这就是说，他除了假定社会结构不变以外，还假定总供给量是不变的。由于总供给短期不变，所以社会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如上图所示，ZZ短期不变，原来就业量取决于D₁D₁，现在D₁D₁上升到D₂D₂，于是D₂D₂与ZZ相交点Ef便决定就业量。由于Nf表示充分就业量，从Ef作一垂直线在Nf点与横轴ON垂直相交，所以Ef就是充分就业均衡点。E₁与Ef相比，E₁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点，这时存在着失业（ONf－ON₁）。

关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点E₁，如果就D₁D₁与ZZ相交的意义来说，在这一点上，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如果就D₂D₂与ZZ相交的意义来说，那么在这一点上，D₂D₂＞ZZ，所以相对于充分就业均衡点Ef来说，E₁实际上处于不均衡状态。图上，D₂D₂＞D₁D₁，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表明充分就业均衡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之间的差距。失业（ONf－ON₁）正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失业量的大小取决于充分就业均衡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之间差距的大小。

3．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情况下都处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状态。【75】这是因为“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起着作用。换言之，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引起总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关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第七章在讲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时，已经谈过了。它是指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用于储蓄的部分越来越多。凯恩斯把这说成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心理规律。

下面，举例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

凯恩斯认为，对消费者个人与家庭说来，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对全社会说来，这种递减也是存在的。因此，按照这一心理规律，随着社会的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于是就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即消费不足。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指资本预期利润率，也就是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这也被凯恩斯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心理规律。【76】资本边际效率之所以递减，是因为：第一，投资越多，对资本设备的需求越多，资本设备的价格越高，为添置资本设备而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所以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将下降；第二，投资越多，产品的未来的供给越多，产品的未来销路越受到影响，所以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将下降。

可以用下图说明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

图中，横轴X表示投资数量，纵轴Y表示资本边际效率高低，当设资为OG时，资本边际效率为OD；当投资为OH时，资本边际效率为OE；投资为OI时，资本边际效率为OF；把A、B、C……点连接起来，就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曲线（MEC）。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对投资的吸引力减少，投资者对未来失去信心，这就引起对投资品需求的不足，即投资不足。

凯恩斯还认为，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其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大幅度下降所引起的投资需求急剧减少。

资本边际效率的计算如下：

以R₁＋R₂＋R₃＋…＋…＋Rn表示一系列未来年份的收入（或投资收益）；

以CR表示重置成本；

以r表示资本边际效率，即人们对可以提供（R₁＋R₂＋…Rn）一系列收入的资本CR的预期收益率；

这样，

例如，一台机器成本为10000元，寿命为20年，每年可得到净收益（扣去营运费用后）1000元，即：

r是上式中唯一的未知数，所以可以算出r的数值（r为每年6％）。

由上式可知，如R不变，CR价格越上升，则r越小，如果CR不变，R越小，则r越小。

凯恩斯认为，投资除了与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有关而外，还与现行利息率的高低有关。如果现行利息率高于资本边际效率或等于资本边际效率，投资被看成是不合算的。只有当现行利息率低于资本边际效率时，投资才有利。为此，就需要对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进行分析。

（3）流动偏好

流动偏好（或译为灵活偏好）是指人们有一种愿意保留灵活的现钱于手中的心理动机，即人们总想在手头保存一定量的货币，以便应付日常开支、意外开支和进行投机活动。【77】利息是人们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放弃货币的这种流动性（灵活性）的报酬。

凯恩斯认为，利息是一种纯粹货币现象，是由对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供给决定的。这就是说，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对货币的需求）和货币数量（货币的供给）。【78】但流动偏好的作用使得利息率的降低总有一个限度，不能太低，否则人们宁肯保留货币于手中。

由于投资取决于利息率与预期利润率的关系。如果预期利润率不变，利息率越低，厂商越愿意投资；反之，厂商就越不愿意投资。

流动偏好使利息率不能降得太低这一现象，可以用下图来说明：

图中，横轴（M）表示货币数量，纵轴（i）表示利息率水平，L是货币需求曲线（或称流动偏好曲线）；M是货币供给曲线。假定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决定，所以它是垂直的。L与M相交于A，此时利息率为i₁，如果想降低利息率，则扩大货币供给的数量，即把M增加到M′。L与M′交于B，此时利息率为i₂。由于流动偏好的作用，B点之右，利息率不再降低了。所以，B点之右被称为“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或“凯恩斯陷阱”（Keynesian trap），即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利息率不会再下降。【79】【80】

前面已经谈到，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的预期利润率）是递减的，而流动偏好的作用使得利息率不能降得太多。这样，根据资本预期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差额来作出投资决定的厂商，将不愿意投资，可见流动偏好也是引起投资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上就是凯恩斯利用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的解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概括起来就是：

这里一共列出了影响总需求的五个因素（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中央银行政策）。这五个因素中，收入水平是既定的，中央银行政策也假定是既定的，因此，总需求就由其他三个因素决定。

4．非自愿失业概念

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只承认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ployment）与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自愿失业是指劳动者不愿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率和现行的工作条件而引起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指由于季节的、技术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原因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充分就业被认为不同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存在发生矛盾，这就是说，即使社会上存在自愿失业与摩擦失业，仍应被视为充分就业。

凯恩斯提出了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的概念。非自愿失业是指劳动者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率与现行工作条件，但仍然找不到工作。这种非自愿失业被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所以又称为“需求不足的失业”（demand　deficiency unemployment）。

在凯恩斯看来，只要消除了非自愿失业，也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根据萨伊定律，通过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供求将会一致。如果劳工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工资就会下跌，工资下跌后，厂商将增雇工人。工人除非不愿接受降低了的工资率，否则就不会失业。但根据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的概念，问题不在于工资是否下降，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即使愿意接受降低了的工资率，仍然没有雇主会雇用他们；换言之，假定产品没有销路，哪怕工资再低，并且工人愿意按低工资被雇佣，厂商也不打算增雇工人。因此，要消除非自愿失业，关键在于提高有效需求。

四、过度需求

按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商品供过于求，存货越积越多，厂商不得不收缩生产，解雇工人，于是就会发生萧条，产生失业；反之，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升，社会上就会产生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已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闲置的设备也都使用了，过度的需求不能促使产量增加，而只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由于过度需求的存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作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81】

可以用下图来说明这一问题：

纵轴（P）表示物价水平，横轴（Q）表示产量水平。

图中，D₁，D₂，D₃，D₄，D₅，表示不同水平的总需求；Qf为现有资源能达到的最大产量（充分就业产量）。

价格为P₁时，总需求为D₁，产量为Q₁；

价格为P₂时，总需求为D₂，产量为Q₂；

价格为P₃时，总需求为D₃，产量为Qf；这时已达到最大产量，因此总需求继续增大（由D₃上升为D₄，D₅），但产量不变（仍为Qf），而价格则分别由P₃上升到P₄，P₅。

把A、B、C、D、E连成一线，为通货膨胀轨迹。其中，CE段意味着过度需求的存在，所以CE段被称为真正的通货膨胀。

五、紧缩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

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失业以及过度需求引起真正的通货膨胀这两种情况已如上述。下面再用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

图中，纵轴（Y）表示总需求水平或价格水平，横轴（X）表示总供给水平或产量水平，45°线上每一点表示总需求与总供给一致，或表示价格水平与产量水平相适应；Qf表示最大产量线（充分就业线）；C＋I是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所要求的总需求曲线，它与Qf线相交于E点，所以在E点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这就是充分就业均衡点。

C₁＋I₁为实际的总需求线，它与45°线相交于F，与Qf线相交于E₁。这时，实际的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要求的总需求，实际的产量Q₁低于充分就业产量Qf，所以这时有效需求不足，存在着失业。EE₁被称为紧缩缺口（deflationary gap）。

C₂＋I₂是另一条实际的总需求曲线，它与45°线相交于G，与Qf线相交于E₂。这时，实际的总需求高于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总需求，但实际产量仍为Qf，所以这时有过度需求，发生通货膨胀。EE₂被称为通货膨胀缺口（inflationary gap）。

第二节　商品市场和货币商场的均衡

一、两种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

经济中存在着两种市场，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凯恩斯本人考察了商品市场上储蓄和投资的变化或者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如何决定收入水平的问题，而没有对商品市场上收入水平的变化和货币市场上利息率水平的变化同时进行考察。稍后，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 H. Hansen）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问题作了分析，他们的分析被认为是对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学说的重要补充和修正。希克斯和汉森提出的是IS—LM分析方法。在这里，I指投资，S指储蓄，L指流动偏好（货币需求），M指货币供给。IS曲线表示投资—储蓄曲线，LM曲线表示流动偏好—货币供给曲线。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是S＝I，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是L＝M，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点是IS曲线与LM曲线的相交点。现将希克斯—汉森的两种市场均衡分析的要点概述如下。

二、IS曲线

1．均衡国民收入

首先考察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

如前所述，S＝I是这个市场的均衡条件。

图中，I₁，I₂，I₃……表示不同水平的投资；【82】【83】S线表示储蓄S和国民收入Y的关系。I₁与S相交于E₁，I₂与S相交于E₂，I₃与S相交于E₃……。与E₁，E₂，E₃相对应的国民收入Y，Y₂，Y₃称为均衡国民收入。

2．IS曲线

以Y表示国民收入，i表示利息率。

S同Y、I同i的关系如下：

投资（I）是利息率（i）的递减函数，即利息率上升，投资减少；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

储蓄（S）是国民收入（Y）的递增函数，即国民收入增加，储蓄也增加；国民收入减少，储蓄也减少。

这样，当商品市场均衡（I＝S）时，有I（i）＝S（Y），即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储蓄增加。见IS曲线图。

图中，由i₁→i₂，则Y₁→Y₂；反之，由i₂→i₁，则Y₂→Y₁。

IS曲线表明：要使投资与储蓄均衡，国民收入变动和利息率变动必须互相配合。

三、IS曲线的产生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可看下面的商品市场均衡图。【84】

上图分为四个象限。

第二象限中的II线，表示投资是利息率的递减函数。如果利息率为i₁，则投资为I₁。

第三象限中的45°线，表示线上的任何一点，投资必等于储蓄。根据第二象限所示i₁与I₁的关系，可以知道，当投资为I₁时，储蓄将为S₁。

第四象限中的SS线，表示储蓄是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根据第三象限所示I₁与S₁的关系，可以知道，如果要使得储蓄为S₁，那么就应当有Y₁的国民收入水平。

现在再考察第一象限。

第一象限中的IS线就是上面的IS曲线图中的IS线。由第二象限所示i₁与I₁的关系，以及第四象限所示S₁与Y₁的关系，可以知道，在已知国民收入水平Y₁和利息率i₁的前提下，IS线上的A点就是投资与储蓄的均衡点。换言之，只有在国民收入水平为Y₁和利息率水平为i₁时，才能使投资（I₁）等于储蓄（S₁）。

假定利息率由i₁上升为i₂，那么如图上所示，从第二象限中可以知道投资将下降为I₂，从第三象限中可以知道储蓄将下降为S₂。而要使储蓄为S₂，那么从第四象限中可以知道，国民收入水平也将下降为Y₂。这样，在IS曲线上将会有投资与储蓄的新均衡点，即B。换言之，只有在国民收入水平为Y₂，利息率水平为i₂时，才能使投资（I₂）等于储蓄（S₂），才能达到商品市场的新的均衡。

四、LM曲线

1．均衡利息率

在考察货币市场均衡之前，先分析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如前所述，L＝M就是这样的均衡条件。

图中，L′，L″，alt……表示不同水平的流动偏好；【85】M₀表示给定的货币供给。【86】L′与M₀相交于E₁，L″与M₀相交于E₂，Lalt与M₀相交于E₃……。与E₁，E₂，E₃相对应的利息率i₁，i₂，i₃，称为均衡利息率。

2．LM曲线

前面已经谈过，货币需求包括：日常需求（交易动机）、临时需求（预防动机）、投机需求（投机动机）。用L₁表示前两种需求，用L₂表示后一种需求。前两种需求依存于国民收入水平（Y），是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可以用L₁（Y）来表示；后一种需求依存于利息率水平（i），是利息率的递减函数，可以用L₂（i）来表示。因此：

M＝L₁（Y）＋L₂（i）

由于L₁是Y的递增函数，Y增加则L₁增加。L₂是i的递减函数，i增加则L₂减少。现在，假定M不变，Y增加。由于Y增加，L₁也增加；为了使M保持不变，那么必须使L₂下降。而要使L₂下降，i应当增加。所以，M不变时，Y增加，i也增加。

同样的道理，假定M不变，i减少。由于i减少，则L₂增加；为了使M保持不变，那么必须使L₁下降。而要使L₁下降，Y应当减少。所以，M不变时，i减少，Y也减少。

见下面的LM曲线图。

图中，由i₁→i₂，则Y₁→Y₂；反之，由i₂→i₁，则Y₂→Y₁。

LM曲线表明：要使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均衡，国民收入变动和利息率变动也必须互相配合。

五、货币市场均衡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可看下面的货币市场均衡图。【87】

图上分为四个象限。

第二象限中的LL线，表示L₂是i的递减函数。如果利息率为i₁，则货币的投机需求为alt

第三象限中的∠OMM′和∠OM′M′都是45°。OM表示固定的货币供给量。OM＝OM′。这表明，从OM线上看，如果货币的投机需求为alt则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是alt

这样，从OM′线上看，货币的投机需求为alt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就是alt

在第四象限中，OK线表示国民收入水平与货币的日常临时需求之间的关系。由于L₁是Y的递增函数，所以，如果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为alt那么，国民收入应达到Y₁的水平。

现在再考察第一象限。

第一象限中的LM线就是上面的LM曲线图中的LM线。由第二象限所示的i₁与L₂的关系，以及第四象限所示L₁与Y₁的关系，可以知道，在已知国民收入水平Y₁和利息率水平i₁的前提下，LM线上的A点就是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换言之，只有在国民收入水平为Y₁和利息率水平为i₁时，才能使L＝M。

假定利息率由i₁下降为i₂，那么如图上所示，从第二象限中可以知道货币的投机需求将增加为alt从第三象限中可以知道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将下降为alt而要与alt相适应，从第四象限中可以知道国民收入水平将降为Y₂。这样，在LM曲线上将会有货币供给与需求的新均衡点，即B。

六、IS—LM　分析：两种市场均衡

这里，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在一起分析，即把IS曲线与LM曲线合并在一起分析。【88】

图中，在IS线上任何一点表示I＝S；LM线上任何一点表示L＝M；IS与LM相交于E。E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I＝S，L＝M。因此，iE是同时考虑两种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均衡利息率，YE是同时考虑两种市场均衡条件下的收入水平。

IS线的右侧意味着I＜S，IS线的左侧意味着I＞S。

LM线的右侧意味着L＞M，LM线的左侧意味着L＜M。

如果把这个平面图分成四个区域：

IS线的右侧和LM线的左侧为第一区域。该区中的任何一点（如a），表示I＜S，L＜M；

IS线的右侧和LM线的右侧为第二区域。该区中的任何一点（如b），表示I＜S，L＞M；

IS线的左侧和LM线的右侧为第三区域。该区中的任何一点（如c），表示I＞S，L＞M；

IS线的左侧和LM线的左侧为第四区域。该区中的任何一点（如d），表示I＞S，L＜M；

上述这四个区域中的点都表明两种市场都不均衡。

IS和LM两条线上除相交点以外的任何一点，都表明只有一种均衡，而没有两种均衡。

只有在IS和LM的相交点E上，才同时达到两种均衡。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IS—LM分析的意义在于：

第一，IS—LM相交点为E；假定E为充分就业均衡点，那么，E是偶然的、例外的情况，而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达到E，是不容易的（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小于充分就业均衡才是通常的情况）。为此，有必要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两种市场的均衡（见下一节）。

第二，政府应采取什么样措施达到E？那就应该调节i和Y，而在调节i和Y的过程中，应使I，S，L₁，L₂，M等变量的变动保持协调（见下一章）。

应当指出，IS—LM分析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分析，而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变动。如果要考虑劳动力供求的变动，则必须对生产函数和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进行分析。【89】

第三节　政府起作用时的收入均衡

一、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也对经济活动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是政府所遵奉的基本经济原则，政府一般不采取系统的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的措施。政府只被当做“守夜人”。所以有关政府不起作用的假定基本符合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

二、“三部门经济”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为了进一步考察国民收入的均衡，特别是为了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调节之后国民收入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政府的干预、调节对社会就业量和物价水平的影响，有必要引进政府的经经济活动于收入循环流量的模型中。引入政府这部分的经济活动之后，“两部门经济”（企业和居民户）便扩展为“三部门经济”（企业、居民户和政府）。考虑商品市场均衡的“三部门经济”通常被称为“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90】

这时，国民收入均衡公式成为如下情况：

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的需求

　　　＝消费＋投资＋政府的支出

以G表示政府支出，则有：

Y＝C＋I＋G

总供给＝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提供的劳务

　　　＝生产要素的报酬＋政府劳务的报酬

　　　＝（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税金

　　　＝（消费＋储蓄）＋税金

以GT表示税金，则有：

Y＝C＋S＋GT

要使国民收入均衡，就必须做到：

C＋I＋G＝C＋S＋GT

如果C＋I＋G＞C＋S＋GT，就会出现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这时，可用减少政府支出，或者用增加税金，或者双管齐下的办法来使公式的两端相等。

如果C＋I＋G＜C＋S＋GT，就会出现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这时，可用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少税金，或者双管齐下的办法来使公式的两端相等。

在C＋I＋G＝C＋S＋GT中，如果两边消去C，则有I＋G＝S＋GT，或I－S＝GT－G，I－S是投资储蓄之差，GT－G是财政收支之差。因此，

投资储蓄之差＝财政收支之差

在公式两端不相等时，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收支之差使之与投资储蓄之差相等。

三、财政收支与国民收入的决定

前面谈过用储蓄—投资方法和消费—投资方法来决定国民收入水平。在经济中引入财政收支以后，国民收入的决定方法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先看储蓄—投资决定方法（见下图）：

图中，投资线II与储蓄线SS相交于E，国民收入为OH。现在I之上加上政府支出G，SS与（I＋G）相交于E′，国民收入由OH增为ON，即增加了HN。

再看消费—投资决定方法：

图中，（C＋I）与45°线相交于E，国民收入为OH。现在有了政府支出G，（C＋I＋G）与45°线相交于E′，国民收入由OH增为ON，即增加了HN。

当经济中出现紧缩缺口时，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可以弥补紧缩缺口。如图所示，假定E′N表示充分就业线，E′N与45°线相交于E′，E′为充分就业均衡点。但实际总需求曲线是（C＋I），这样，增加G后，就可以弥补紧缩缺口。

减税的作用也与此相似。可以把减税看成是C的增加或I的增加。在出现紧缩缺口时，C的增加或I的增加同样能弥补紧缩缺口。

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缺口时，用减少财政支出或增税的办法即可以使通货膨胀缺口消除，因为减少财政支出或增税的作用都和减少C和减少I相似。

四、政府在实现两种市场同时均衡中的作用

前面在谈到IS—LM分析时已经指出，只有在IS曲线与LM曲线的相交点上，才能达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在这一点以外的任何区域，都表示或者是I≠S，或者是L≠M。此外，即使在IS曲线与LM曲线的相交点上，达到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但这时的国民收入（即产量）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国民收入（充分就业水平上的产量）。因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生活中引进政府这个因素被认为是必要的，即不仅可以运用政府的作用来使得I＝S，L＝M，而且可以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在充分就业水平的国民收入上实现。

先看下图。

以Yf表示充分就业水平的国民收入（充分就业水平的产量）。

Y₀表示实际的国民收入（实际产量）。

ISf表示为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投资—储蓄曲线。

IS₀表示实际的投资—储蓄曲线。

图中，Y₀为小于充分就业所要求的国民收入水平。这时，IS₀与LM曲线相交于E。尽管这时处于IS—LM的均衡点，但由于不符合充分就业的要求，所以应依赖于政府的作用来实现新的均衡。假定通过政府的作用，国民收入由Y₀增加到Yf。在新的均衡点E′上，ISf与LM相交。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不变，社会的流动偏好也不变，LM曲线仍与过去一样，那么，与新的均衡点E′相适应的利息率将是i₁，它高于原来的利息率i₀。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矛盾，因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由Y₀到Yf），对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也会增加，而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对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的增加将使得可以用来满足货币的投机需求的货币减少，所以利息率上升了。根据利息率水平与预期利润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可知，利息率水平上升对投资将是不利的。因此，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观点来看，政府就应该不仅注意国民收入的增加，还要注意货币供给量的调节。

鉴于上述新产生的矛盾，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运用政府的力量同时变动IS曲线与LM曲线，是实现两种市场新的均衡的必要条件。见下图。

如图所示，在IS₁与LM₁相交的E₁点上，国民收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Y₁）。假定政府在促使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增加货币的供给，那么将会发生以下的情况，即在IS曲线向右移动的同时，LM曲线也向右移动，IS₁→IS₂，是投资增加的结果，LM₁→LM₂，是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假定在IS₂与LM₂相交的E₂点上达到了新的均衡点（充分就业均衡点），那么这时Y₂表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i₂表示为充分就业均衡所要求的利息率水平。【91】

在下一章谈到需求管理时，将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具体的政府调节措施加以概述。

思　考　题

一、自愿失业、摩擦失业、非自愿失业概念。

二、凯恩斯以前的国民收入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学说。

三、凯恩斯关于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论述。

四、什么是“凯恩斯陷阱”？

五、用曲线图说明紧缩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

六、IS曲线的含义。

七、LM曲线的含义。

八、LS曲线与LM曲线相交的含义。

九、I－S＝GT－G这一公式的由来及其政策含义。

参考书目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十一、十五章。

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五、六、九章。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0年版，第三、四、五章。

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版，第五、九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二、十三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章。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六章。

厉以宁：《三十年来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载《河北学刊》，1981年，创刊号。

第十章　封闭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是指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收入流量与均衡分析而制定的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政策主张。

需求管理以凯恩斯经济学的收入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依据。这就是：

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由于需求不足，产生萧条和失业，从而应当刺激和扩大总需求。

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由于有了过度要求，产生通货膨胀，从而应当抑制和减少总需求。

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协调时，为什么只调节总需求一方呢？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就业量被认为取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但凯恩斯所进行的是短期分析，即假定在短期里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力的数量和技巧等不变，所以就把经济调节的重点放在调节总需求上。换言之，需求管理是在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条件下对总需求的管理。【92】

第一节　宏观财政政策的运用

需求管理主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对一定的经济总量发生作用，使之增加或减少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目的是使经济保持稳定，也就是使经济既维持充分就业，又避免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彼此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宏观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政府的公共工程支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政府对居民户的各种支付等）。

一、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

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在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时，政府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松”或“紧”的政策。“松”就是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紧”就是增税，缩减财政支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如下：

萧条时期，减税（包括免税、退税）。如果这时减税，居民户将留下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消费将增加；减税和居民户增加消费的结果，企业将乐于增加投资。这样，总需求水平就上升，有助于克服萧条。

或者，扩大财政支出，包括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增加居民户的消费和促使企业投资，提高总需求水平，有助于克服萧条。

通货膨胀时期，增加税收。如果这时增加税收，居民户留下的可支配收入较少，从而消费将减少；增税和居民户减少消费的结果，企业将削减投资。这样，总需求水平将下降，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

或者，减少财政支出，包括减少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压缩居民户的消费和限制企业的投资，降低总需求水平，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

二、宏观财政政策实行中的困难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虽然鼓吹使用宏观财政政策，但他们也指出，政府在运用这一政策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以税收政策为例，可能遇到的困难有：

第一，增税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会遭到选民的反对，实行起来不得不审慎。

第二，减税虽然不会遭到选民的反对，但萧条时期即使减税，人们并不一定把少纳税的钱用于购买商品，并且很可能用于储蓄，所以减税不一定增加消费，增加投资。

第三，税收的变动——从方案的提出、立法机关的通过到税务机关的执行——有时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等到具体执行时，客观形势与提出方案时相比，可能已经大不相同了。

在运用财政支出政策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

第一，政府要减少对商品的购买（如减少军事订货、公共工程项目订货）是困难的，这会遭到大企业的反对，实行起来不得不审慎。

第二，政府要削减转移支付（津贴费、救济金）或压缩公共服务支出，也是困难的，这会遭到选民的反对，实行起来也不得不审慎。

第三，政府增加转移支付虽然不会遭到选民的反对，但萧条时期，人们不一定把多得到的钱用于购买商品，并且很可能用于储蓄，所以政府增加转移支付不一定增加消费，增加投资。

第四，政府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有时也会遭到大企业的反对（这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即使不遭到大企业的反对，但从决定建设公共工程，到开工兴建，并使之在经济中起到调节总需求的作用，也有一个过程。它们往往不是短期内能收效的。

尽管在运用宏观财政政策时会遇到上述困难，但在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和财政支出作为调节总需求的手段，不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三、财政赤字及其弥补

按照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反萧条的办法去做，即为了克服萧条，消灭失业，政府必须减少税收，或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那就会有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需要弥补。怎样弥补呢？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认为：财政赤字的弥补不能靠增税或减少财政支出，因为那样是达不到克服萧条的目的的。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是靠发行公债。但是，公债券应当卖给谁？并不是任何人购买公债都有助于“医治”萧条。必须区分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1．政府发行公债，如果由企业和居民户用手头的现金来购买，那就减少了企业和居民户本来准备用于购买投资品与消费品的支出。政府靠出卖公债券所得到的钱是用于政府支出的，因此，政府支出的增加与企业和居民户支出的减少恰好抵消，结果并不能增加社会总需求，达不到“医治”萧条的目的。

2．政府发行公债，如果由企业和居民户用银行存款来购买，那么银行只好减少对企业的放款，或抽回对工商企业的放款，结果，企业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恰好抵消，总需求仍然没有扩大，政府想“医治”萧条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3．政府发行公债，如果卖给商业银行，结果也不能扩大总需求，因为商业银行本身资金有限，它们买了公债，就会减少对企业的放款或抽回对企业的放款，这样仍减少了企业投资额。

可见，在萧条时期，只有当商业银行的钱放不出去时，只有当居民户和企业手头有闲置的资金而又不打算存入银行或购买商品时，商业银行、企业、居民户购买政府发生的公债券，才有助于扩大总需求。

但如果政府把发行的公债券向中央银行换取支票（或卖给中央银行），那将会引起另一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把公债券作为存款交给中央银行后，中央银行给财政部以支票簿，财政部就可以把支票作为货币使用，扩大支出。这种方法被认为简便易行，既可弥补财政赤字，又可以扩大政府支出，从而扩大总需求。

四、赤字财政的必要性

根据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财政收支应当服从于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是维持充分就业的需要。如果政府拘泥于财政预算平衡这一目标，那就无法克服萧条。从这个意义上说，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是必要的。

萧条时期，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公债，也被他们认为有利无弊。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公债的债权人是本国公民，债务人是政府。本国公民是纳税人，而政府则被认为是公民的代表，所以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这等于自己欠自己的债，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只要政府不垮台，公债的增加不会给债权人带来危险。政府也不急于把债务都还清，因为政府的债务可以一届一届传下去，公民的债权也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三，政府债务总额与国民收入总是保持一定的比例：经济繁荣时，债务总额会减少些；经济萧条时，债务总额会增大些。由于发行公债的目的在于调节经济，“医治”萧条，只要克服了萧条，公债发行也就减少或中止了，所以不必为公债的发行担心。

这就是宏观财政政策运用中的所谓“公债哲学”。

五、财政盈余及其处理

按照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必须多收税，减少支出，或双管齐下。如果这样，那就会有财政盈余。怎样对待这些盈余呢？他们认为：

政府不应当在这时花掉财政盈余，因为在通货膨胀时花掉财政盈余，政府支出就会增大，总需求也会增大，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政府也不应当在这时用财政盈余来偿还政府欠公众的债务，因为如果这时用财政盈余来偿还政府债务，那么公众手中就会增加一笔现金，这样又会增加消费与投资，达不到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

根据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应把财政盈余作为财政部的闲置资金冻结起来，这时不应动用它们，而要等萧条时再使用。

六、补偿性财政

“补偿性财政”一词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双重含义。

一种含义是指用财政支出的增加或减少来补偿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减少和增加。前面在谈到财政收支差额与储蓄投资差额的关系（I－S＝Gt－G）时，已经对这种意义上的补偿性财政作了解释。

另一种含义是：政府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来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这就是不以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考察财政收支的平衡，丰歉交替，以丰补歉，达到维持经济稳定的目的。

七、关于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

增加财政支出来补偿私人投资之不足，是萧条时期运用宏观财政政策的一项内容。但这里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公共支出的增加是否对私人投资发生“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所谓“挤出效应”是指：增加某一数量的公共支出，就会减少相应数量的私人投资，从而总需求仍然不变。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挤出效应”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的理由是：

1．如果政府用于公共支出的钱来自私人的纳税，那么公共支出的增加与它们排挤掉的私人支出是等量的。

2．如果政府用于公共支出的钱来自向私人的借贷，那么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挤掉”私人投资额，而不会使总需求增加。

3．不管政府用于公共支出的钱是用什么方式筹集的，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变或只有很少增加，那么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确实是存在的。见下页右上图。

图上，纵轴（i）表示利息率水平，横轴（I）表示私人投资水平。在没有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当利息率为i₁时，私人投资为I₁。假定增加了公共支出，即对货币的需求增大了，但货币供应量不变或只有很少增加，于是利息率由i₁上升到i₂，这样，私人投资就由I₁减少到I₂。（OI₁－OI₂）就是被排挤掉的私人投资。

但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所谓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他们的看法是：

1．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总需求适用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条件下，因为在小于充分就业均衡时，有效需求不足，私人宁肯把钱保留在手中而不愿支出，或者商业银行有钱而贷不出去，这才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去填补私人支出不足。可见事实上并不存在萧条时期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排挤问题。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后，再增加公共支出才会排挤私人投资。

2．影响私人投资的不仅仅是利息率水平一个因素，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即预期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如果增加了公共支出能提高预期利润率，那么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而言，不是“挤出”，而是“挤入”，即不是排挤，而是吸引。事实上，在萧条时期，公共支出被认为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因为这时的预期利润率很低，私人投资者对利润前景缺乏信心，裹足不前，而增加公共支出后，既能增加政府对私人的订货，又能增加消费者的收入，从而扩大市场需求。这样，私人投资者对市场前景也就加强了信心，私人投资将逐渐增加。

3．从增加公共支出对利息率水平的影响来看，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假定货币供应量能随着公共支出的增加而相应地调整，那么不一定会发生利息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的状况。

（2）即使货币供应量不变或只有很少增加，利息率会上升，但由于利息率上升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程度相对于预期利润率上升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程度而言，是较小的（换言之，私人投资者对预期利润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利息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所以萧条时期增加公共支出不可能“挤出”相等数量的私人投资。至多只会出现下述情况（见下图）

图上，45°线与C＋I（政府增加公共支出前的总需求水平）相交于a，此时国民收入为Y₁。增加公共支出G后，C＋I＋G与45°线相交于C，此时国民收入为Y₃。

即使货币供应量不变，利息率上升后私人投资有所下降，但由于私人投资对利息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小于对预期利润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所以私人投资只减少KI。K为正数，但小于1。KI＜I，这样，45°线与C＋I＋（G－KI）相交于b，此时的国民收入为Y₂。

Y₂虽小于Y₃，但仍大于Y₁。

第二节　投资乘数和预算乘数

一、投资乘数

乘数（multiplier）又译作倍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它被用来分析经济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大小。

投资乘数是指：当政府采取措施（如运用财政支出）来使国民收入恢复均衡时，政府投资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的大小（即政府投资增加可能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

投资乘数与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有关。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投资引起的连锁反应越大，总收入增加得越多。可看下面的例子。

1．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80％，政府投资100万元。

以K代表投资乘数，则

2．假定消费倾向为66.6％，政府投资100万元。

可见，投资乘数就是一定的投资增量同由此直接间接引起的收入增量之比，即alt

由于收入增量（ΔY）等于投资增量（ΔI）与消费增量（ΔC）之和，或等于储蓄增量（ΔS）与消费增量（ΔC）之和，所以上述公式可以变为：

alt就是边际消费倾向，alt就是边际储蓄倾向，所以投资乘数是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或（1－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93】

不仅增加政府投资有乘数作用，任何私人投资的增加也同样具有乘数作用，其道理是相同的。

在社会中，由于一个人的消费支出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另一个人的收入中除去用于储蓄的部分，余下的就是消费支出，它又成为别人的收入……这样，增加消费支出同增加投资一样，也有乘数作用。

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也有乘数作用，即引起国民收入直接间接减少的连锁反应。

乘数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 F. Kahn）于1931年提出的。后来凯恩斯加以利用。反驳凯恩斯的人指出，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1，投资乘数将是无穷大，所以投资乘数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其实，凯恩斯已经指出，边际消费倾向为1和边际消费倾向为0都是极端的情况，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边际消费倾向为1作为否定投资乘数概念的理由。

由于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变动有乘数作用，而投资乘数的大小又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所以凯恩斯认为，消费的扩大是提高总需求的途径，储蓄的增加则会导致需求不足。凯恩斯引用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作家孟德维尔（B. Mandeville）的讽喻诗《蜜蜂的寓言》作为立论的依据。孟德维尔想通过这个寓言说明：个人的劣行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个人的美德（俭朴）对社会是不利的；消费、奢侈虽然在道德上是“劣行”，对社会却大有好处。凯恩斯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这一点，并用投资乘数的作用来加以“证实”。他认为富人生前建造豪华住宅，死后大修坟墓，对社会都是有益的，都能起到促进经济繁荣的作用。

二、投资乘数与就业量的变动

前面已经谈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社会就业量是同国民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的；假定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不变，国民收入的增减将引起就业量增减。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投资乘数原理运用于就业理论中，得出下列看法：

假定每增加1万元收入可以增加1人就业，假定增加政府投资为100万元，那就可以增加100人就业。这被称为投资对就业的第一轮影响。由于投资乘数的作用，投资的增加使收入一轮一轮地增加，从而就业也会一轮一轮地增加。在边际消费倾向为80％时，投资乘数为5，即100万元投资能使收入增为500万元。500万元收入可以使500人得到工作。

所以，政府投资的乘数作用是政府“以就业维持就业，以就业扩大就业”方针的理论依据。

反之，在政府减少支出引起收入一轮一轮地减少时，就业量也会一轮一轮地减少。这也是投资乘数对就业的作用的表现。

三、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前提

根据凯恩斯的论述，收入可以分解为投资和消费，又可以分解为消费和储蓄。由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即消费函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从而作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的储蓄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即储蓄函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稳定的。这样，在消费函数或储蓄函数为既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投资可以引起收入的某种程度的增加，即投资的乘数作用可以相当顺利地发挥出来。这是发挥投资乘数作用的第一个前提。

投资乘数作用得以发挥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可以被利用。如果没有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包括熟练的劳动力），那么投资增加后，并不能使产量和收入增加。

第三个前提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被利用。下面，根据希克斯的解释，从封闭经济条件和开放经济条件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来分析这个问题。先谈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某些产品存货不足，那么只能依靠下述两种方式来弥补产品不足的困难，一是用劳动代替资本（即用人力代替物资），二是从其他工业部门抽调产品来供给某一部门的需求。第一种方式仅限于生产设备不足的情况，因为生产设备不足，可以靠多雇佣劳动力来替代。但这种替代的规模毕竟是有限的。只要最重要的物资供给不足，乘数的作用就会发生障碍。再看上述的第二种方式，即从其他工业部门抽调产品来供给某一部门的需求。如果是从投资品工业中抽调的话，那么某一种投资的扩大是以牺牲另一种投资为代价而进行的。如果是从消费品工业中抽调，那么投资的增加引起消费的缩减，从而使就业的增加发生困难。总之，无论是从哪一类工业部门中抽调产品，投资能否净增加都难以确定。所以存货不足将使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变得无效。

现在再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假定处于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在增加投资后，如果发现物资供给不足，便可以从国外进口，以满足由于投资增加所造成的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追加的需求，使乘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或者，它可以减少出口，截留某些部门的产品，供应国内经济的需要。但实际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应当注意期初的外汇储备和向国外取得信贷的可能性。假定一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或者有把握能从国外取得足够的信贷，或者能对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施加有力的影响，那么增加投资以后，一旦发生了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就可以用增加进口或减少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国内的产品短缺。这时，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将是有效的。假定一国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又没有把握从国外取得足够的信贷，或者它无法影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那么增加投资以后，即不能靠增加进口，又不能靠减少出口来弥补国内的产品短缺，投资的乘数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在这种场合同样会变得无效。

由此可见，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被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成是“萧条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唯有在萧条时期，才有闲置的设备和原料，才有过剩的劳动力，才有足够的消费品存货，从而才能使投资的乘数作用不受阻碍地发挥出来。

四、预算乘数

预算乘数包括政府支出能乘数、赋税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观点可概述如下：

1．政府支出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是指政府的支出能使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政府支出乘数实际上就是政府赤字预算乘数，因为在这里，不考虑预算平衡问题，只考虑政府支出问题。【94】在这里，可以把政府的任何支出都看成是政府投资，即：G＝I。

以KG表示政府支出乘数，

其道理是与投资乘数一样的。

用b来代表alt即b等于边际消费倾向。

则

2．赋税乘数

赋税乘数是指政府增加或减少税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程度。【95】由于税收增加，国民收入减少；税收减少，则国民收入增加；所以赋税乘数是负值。

以KF表示赋税乘数，∆T表示赋税变动额，则：

根据上述投资乘数理论，并把消费支出看成投资，则：

根据消费增量与赋税增量的关系，征税额变动后的消费变动额之绝对值应为征税变动额乘以边际消费倾向，即：

这样，

3．平衡预算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等于政府支出乘数和赋税乘数之和。【96】

以KB表示平衡预算乘数，则有：

平衡预算乘数主要用来作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的参考：

（1）如果政府需要扩大国民收入的话，就应扩大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但政府支出应扩大多少，税收应减少多少，应根据KG，KT，KB而定。

（2）如果政府要抑制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应减少，税收应增加；政府支出的减少程度和税收增加程度，也应根据KG，KT，KB而定。

应当注意的是：平衡预算乘数之所以等于1，是以纳税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政府支出接受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等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假定前者与后者边际消费倾向相等，则KB＝1；假定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一样，则KB≠1。

第三节　宏观货币政策的运用

货币政策又称金融政策。凯恩斯派的宏观货币政策是指：通过中央银行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然后通过利息率的升降来增加或减少投资，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趋于一致的一系列措施。

在西方经济学界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凯恩斯只重视政府预算的作用和财政政策的效应，而不重视货币因素的作用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某些凯恩斯的追随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至于把凯恩斯说成是“财政主义者”，把凯恩斯的学说看做“财政调节理论”。其实这是对凯恩斯本人及其学说的误解。不仅凯恩斯向来就是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了《货币改革论》、《货币论》等重要著作），而且就是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仍然重视货币因素的作用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在凯恩斯体系中，既然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所以货币政策也是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而不是临时的应急处方）来对待的。

一、支票流通和银行的派生存款

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利用凯恩斯派宏观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情况，首先应当弄清楚以下几点：

1．法定准备金

法定准备率（legal reserve ratio）指以法律规定的商业银行对于存款所必须保持的准备金的比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必须按照法定的比率保留规定数额的准备金（即法定准备金），其余部分才能用作放款。例如，如果法定准备率为15％，那么在商业银行吸收到100万元存款时，至少应留下15万元作为法定准备金，其余85万元才能贷出。

2．支票流通

商业银行代客户办理结算业务。存款人可以用支票偿还各种款项。支票作为货币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因此，银行的活期存款增加意味着货币流通量的增加。【97】

3．银行的贷款转化为客户的活期存款

由于支票作为货币在市面上流通，所以企业在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

以后，一般并不是取出现金，而是把得到的贷款作为活期存款（又称派生存款），存入同自己有往来的商业银行中，以便随时开支票使用。

4．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倍数增长

这是乘数原则在银行存款和贷款活动中的体现。假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占存款总数的20％，某家银行吸收存款1000万元，可以放款800万元。得到这笔800万元贷款的企业把它作为活期存款，存入与自己有联系的另一家银行中。这家银行得到800万元存款，留下20％法定准备金，又放款640万元。如此下去，各个银行存款总和为：

1000万＋800万＋640万＋512万＋…＝5000万元

银行贷款总和则为：

800万＋640万＋512万＋…＝4000万元

通常所说的银行通过存款和放款“创造”货币，就是指此而言。

以R表示最初存款，D表示存款总额（即最初存款“创造”的货币总额），r表示法定准备率，r小于1，n趋于无穷大。

假定存款额为既定的，法定准备率越低，银行存款和放款增加的倍数越大；假定法定准备率不变，银行吸收的存款越多，银行“创造”的货币总额也就越大。

以Km表示货币创造乘数（money creation multiplier），或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

二、关于货币和债券之问进行选择的假定

宏观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机制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促使利息率升降，从而影响投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作了一个简单的假定，即假定人们只在货币和债券这两种形式之中进行选择，债券是货币的唯一替代物。

如果只是在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货币多了，人们就想购买债券，债券价格就上升。

根据下列公式：

债券价格与债券收益大小成正比，债券价格与利息率高低成反比。债券价格上升意味着利息率的下降。所以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债券价格上升，也就是导致利息率的降低。

这一假定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即如果容许人们在货币、债券、商品、土地、珍宝、房屋等多种资产形式之间进行选择，那么货币多了，所有那些可供选择的物质形式的资产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而不一定表现为债券价格的上升，从而货币供给增加不一定会降低利息率，甚至还会提高利息率（因为货币供给增加表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这时购买房屋、土地、商品等比购买债券更加有利，所以货币供给越多，预期通货膨胀率越高，利息率可能越高）。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息率，从而促进投资增加的一整套凯恩斯派的宏观货币政策就没有什么效力了。【98】

三、宏观货币政策的内容

凯恩斯派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是同上述有关货币和债券两种资产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假定分不开的。下面概述一下凯恩斯派宏观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

宏观货币政策中的三项主要措施是：调整法定准备率、调整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1．调整法定准备率

法定准备率的降低会引起存款和贷款的增加，法定准备率的提高会引起存款和贷款的减少。因此，萧条时应降低法定准备率，使货币量增加，利息率下降，这样就使资本家愿意投资；相反，通货膨胀时应提高法定准备率，使货币量减少，利息率上升，这样就使资本家减少投资。

2．调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率

这一措施又称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或再贴现政策（rediscounting policy）。

萧条时，中央银行降低贴现率，这样，商业银行将向中央银行增加再贴现金额，以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扩大放款；同时，随着中央银行贴现率的降低，商业银行的利息率也将随之降低，从而导致其放款增加，企业投资扩大；相反，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减少向中央银行的再贴现金额，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信用将紧缩；同时，随着中央银行贴现率的提高，商业银行的利息率也将随之提高，从而导致其放款减少，企业投资减少。

3．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open-market operations）是指在公开市场上，中央银行卖出或买进政府债券，以调节货币供应量。

在萧条时，中央银行买进政府债券，把货币投入市场。具体过程是：中央银行用支票向公众支付，那些向政府出售政府债券的个人或企业则把支票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存款增加后，可按照法定准备率，将增加的存款中的一定份额作为增加的放款，从银行得到贷款的单位又将此款再存入银行……，这样，根据货币乘数的作用，将使商业银行的存、放款增加若干倍，于是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大，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多，总需求扩大。

此外，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还将导致债券价格上涨。根据债券价格与利息率成反比例变化的关系，债券价格上涨将引起利息率下降，这也会促使投资增多，总需求扩大。

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卖出政府债券，使得货币回笼。具体过程是：购买政府债券的个人或企业用支票支付，即从银行抽出存款，接着银行便减少放款，或向企业收回放款……，结果，根据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流通量将相应地减少，于是利息率上升，投资减少，总需求缩小。

此外，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政府债券，还将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根据债券价格与利息率成反比例变化的关系，债券价格下跌将引起利息率上升，这也会促使投资减少，总需求缩小。

除上述三项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主要措施而外，中央银行有时也采取“道义上劝告”（“打招呼”）的做法，即中央银行官员通过各种方式以及同私人接触的机会，对商业银行在放款和投资等业务方面应采取的措施，给予指导、暗示或告诫，希望商业银行配合。但这种劝告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四、宏观货币政策本身的局限性

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虽然主张运用宏观货币政策，但他们也指出，中央银行在实行宏观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遇到下面这些不利的情况：

第一，萧条时期，商业银行认为放款的风险较大，通常不愿扩大放款，因此尽管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来促使商业银行扩大放款，商业银行仍要考虑放款风险问题。

第二，萧条时期，企业的预期利润率较低，通常不愿多向银行借款，因此，尽管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来降低利息率，企业可能并不增加借款。

第三，通货膨胀时期，尽管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来提高利息率，但企业感到这时借款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仍愿意增加借款，而置较高的利息率于不顾。

五、从资产结构角度对宏观货币政策效应的进一步考察

为了进一步考察宏观货币政策的效应，根据希克斯的观点，还可以把资产分为营运资产和储备资产两大类。大部分物质资产、现金、顾主的欠款都列入营运资产。储备资产是指非正常使用但作为储备的资产，例如，备用的机器设备和材料存货之类的资产都列入储备资产。

根据这样的分类，营运资产包括两部分，即物质营运资产和金融营运资产。储备资产也包括两部分，即物质储备资产和金融储备资产。金融储备资产，是指为了“灵活性”而作为储备保留起来的流动资产，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随时有“灵活性”可供支配。但是，即使没有这种金融储备资产，这并不等于没有“灵活性”，因为企业向银行借款或透支，也可以满足“灵活性”的需要。

这样，从金融储备资产的结构这一角度来考察，企业的经济可以相应地分为“自有部分”和“透支部分”。

“自有部分”——指企业拥有自己的金融储备资产，靠它提供“灵活性”以备不时之需的那部分经济。

“透支部分”——指企业虽然不拥有自己的金融储备资产，但可以通过向银行借款或透支来保证“灵活性”的那部分经济。

希克斯指出，这样划分之后，就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效应的大小。

在“自有部分”的经济中，总的说来，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是重要的。尽管从长期来说，降低利息率之后可以刺激投资（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看到了这一点），但作为短期现象，投资意味着金融储备资产的减少，意味着“灵活性”的损失，所以降低利息率不可能对投资有较大的作用（希克斯认为凯恩斯虽然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但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在“透支部分”的经济中，企业的“灵活性”依赖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本身的“灵活性”又依赖于中央银行，因此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可以对“灵活性”发生影响的。银行体系的权力在“透支部分”的经济中（或者在“透支部分”占主要地位的经济中）要大得多。因此，按照希克斯的解释，宏观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它对企业金融储备资产中的“透支部分”的影响而表现出来。

第四节　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因素

一、财政制度中的自动稳定因素：内在稳定器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指出，除了政府政策的人为干预而外，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中，还有一些能有助于经济自动趋向稳定的因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又称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例如：

1．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按照需求管理的做法，在萧条时，本应当减税，但实际上，由于经济萧条，这时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都已经减少了，征税额已自动减少了。这正与政府的意图相吻合。

在通货膨胀时，本应当增税，但实际上，这时的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都已经增加了，征税额已自动增加了。这也与政府的意图相吻合。

2．失业救济金和各种福利费的支出

在萧条时，本应当增加这些方面的支出，但实际上，由于经济萧条，失业人数多了，社会保险基金中的失业救济金以及社会保险以外的各种福利支出都自动增加了，它们起着抵消个人收入下降的作用。

在通货膨胀时，本应当减少这些方面的支出，但实际上，这时失业人数少了，社会保险基金中的失业救济金以及社会保险以外的各种福利支出都自动下降了，它们起着抑制个人收入增加的作用。

3．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

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是指政府为了保证农场主的一定收入，对某些农产品采取价格维持的措施，例如规定一定水平的维持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这一水平，政府将按照支持价格收购【99】，或允许农场主以农产品作为抵押，从有关的信用部门取得贷款。

实行这种价格维持制度的结果：

在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下跌，政府根据农产品价格维持方案向农场主支付货币，增加了农场主的收入。

在通货膨胀时期，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可以抛出手中的农产品，从而抑制了农产品价格上升。

二、经济中对于通货膨胀的自动调节因素

那么，通货膨胀会不会无止境地加剧呢？物价会不会无止境地下跌呢？在某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由于经济中存在一些自动调节因素，通货膨胀实际上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这方面的主要解释有：

1．利息率效应（凯恩斯效应）

根据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学说，通货膨胀后，假定货币供应量不变，那么日常交易用的货币（货币的日常需求）增加了，从而投机用的货币（货币的投机需求）减少了。由于投机用的货币同利息率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投机用的货币减少，利息率将上升，投资将减少，总需求也将减少，这样就阻碍了通货膨胀的加剧。【100】

相反，物价下跌后，假定货币供应量不变，日常交易用的货币减少了，投机用的货币增加了，利息率也就会随之下降，从而投资增加，总需求扩大，阻碍了物价的继续下跌。

2．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庇古效应）

实际货币余额是指以货币持有人手中购买力来表示的货币数额。

按照庇古的观点，通货膨胀后，实际货币余额少了，这意味着货币持有人的财富的减少，于是人们将减少消费，接着总需求将减少。总需求的减少起着抑制通货膨胀继续加剧的作用。

反之，物价下降后，实际货币余额多了，这意味着货币持有人的财富的增加，于是人们将增加消费，接着总需求将扩大。总需求的扩大起着阻碍物价继续下跌的作用。

3．累进所得税效应

累进所得税是按货币收入计算的。通货膨胀后，人们货币收入增加，于是有较多的人进入较高的纳税等级，其纳税额将增加，这将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加剧。【101】

物价下跌后，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的货币收入减少，于是有些人将降入纳税较低的等级，其纳税额将减少，个人消费将增加，这也会阻碍物价的继续下跌。

但在西方经济学界，对庇古效应和凯恩斯效应，有些入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累进所得税效应，一般还是承认的，但前提是累进税率不变。如果累进税率变了，那就会发生不同的结果。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无论是财政制度中的自动稳定因素，还是经济中对通货膨胀的自动调节因素，都只能起到减缓通货膨胀和萧条的作用，而不能改变整个通货膨胀或萧条的趋势。这就是这些因素的作用的局限性，因此需求管理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以上谈到了凯恩斯关于政府起作用条件下收入均衡的基本原理和需求管理的理论依据。这些都是在对总需求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得出的论点；前面，在简单凯恩斯模型（第九章第三节）中已经提到了这些论点。现在，在考察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基础上，如果再加入生产函数和劳动力供求问题，那就可以得出完整的凯恩斯模型。

简单的凯恩斯模型（IS分析）考察的是商品市场的均衡；扩展了的凯恩斯模型（IS—LM分析）考察的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完整的凯恩斯模型考察的则是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据克莱因（L. Klein）的概述，完整的凯恩斯模型如下：

1．储蓄等于投资（IS分析，即商品市场的均衡）

2．货币供给等于流动偏好（LM分析，即货币市场的均衡）

3．货币收入等于实际产量和价格水平的乘积

4．实际产量是就业量的函数

5．工资率等于价格水平和边际实物产量的乘积（劳动力需求方程式）

6．就业量是工资率的函数（劳动力供给方程式）

这六个方程式被认为是完整的凯恩斯理论体系。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就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根据的。【102】

尽管这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凯恩斯模型，但这里仍然只是短期分析，因为它假定资本是一个既定的量；并且这个模型只是静态模型，而没有考虑时间因素。

关于凯恩斯模型的动态化，将在第十三章有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的部分再作概述。

第五节　“相机决择”菲利浦斯曲线

一、“相机决择”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政策理论中，“相机决择”方法（the discretionary approaches）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进行需求管理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各项调节措施的特点，机动地决定和选择当前究竟采取哪一种或哪几种措施。

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被认为各有特点。具体来说：

1．不同措施的作用的猛烈程度不一样。例如，宏观货币政策中，有的措施起作用比较猛烈（如法定储备率的调整），有的起作用比较缓和（如公开市场买卖）。

2．不同措施的政策效应的时间间隔（时延）不一样。财政政策的变动，有时需通过立法机构，货币政策的变动则通常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从这一点来分析，财政政策起作用的时间间隔较长。但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政策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货币政策则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从这一点来分析，货币政策起作用所需的时间间隔又较长。不仅如此，同一种政策中，不同的措施起作用的时间间隔也不一样。仍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例，有的措施起作用较快（如法定储备率的调整），有的起作用较慢（如贴现率的变动）。

3．实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不一样。每一种紧缩措施都可能遇到阻力，但阻力大小不一样。大体上可以这么说，货币政策遇到的阻力小于财政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增税遇到的阻力也许更大些。

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措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一成不变的需求管理方式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二、“临界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是说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应付失业与通货膨胀，而只是在政府认为已超过“临界点”（critical point）之后才有必要采取干预的措施。“临界点”是指政府对于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的“社会可接受程度”的理解。【103】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临界点”也有所不同。各国的政治、历史条件使该国政府认为多大百分比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是“社会可接受的”。

如果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在一起，这个百分比值通常称为“社会不安指数”（the discomfort index）或“困难指数”（the misery index）。它被认为可以作为测量社会经济不稳定程度的综合指标，政府将参照这个指标来制定调节措施。【104】

三、菲利浦斯曲线

1985年，当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菲利浦斯（A. W. Phillips）依据1861—1957年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关系作了一条曲线，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有交替关系。【105】菲利浦斯曲线的图形如下（见下图）：

图上，W表示货币工资率，纵轴alt表示货币工资率增长率，横轴U表示失业率。

曲线L就是菲利浦斯曲线，当失业率由U₁降到U₂时，货币工资率增长率就由alt上升到alt这表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增长率之间有一种交替关系。

由于货币工资变动率与物价上涨率相关，而通货膨胀率又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因此以后经济学家们也就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用菲利浦斯曲线来表示。

在左图中，菲利浦斯曲线表示通货膨胀率（以P表示）与失业率（以U表示）此长彼消，即失业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就较高；反之，失业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就较低。假定4％的通货膨胀率和4％的失业率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临界点”，那么图上阴影部分表示安全范围。当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处在这个范围之内时（如图上的B），政府不必采取调节措施进行干预，而在安全范围之外的点（例如图上的A、C），政府就要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如在A点时那样），或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如在C点时那样）。

对于需求管理来说，菲利浦斯曲线被认为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因为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实行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

菲利浦斯曲线虽然被凯恩斯的追随者所接受和运用，但从理论上说，这已经不是标准凯恩斯理论的体现了。根据标准的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不是并存的。但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则是：尽管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交替关系，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较低的失业率是并存的，或者较高的失业率与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是并存的。这就不符合标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加之，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交替关系意味着：通货膨胀并不一定是过度需求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需求拉上的，因为通货膨胀被看成同货币工资率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从而它是另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即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wage-push inflation）。

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和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profit-push inflation）属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范畴。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把通货膨胀归因于商品生产成本的增长（或者是由于工资成本的增长，或者是由于利润的增长，或者是工资和利润共同增长），也就是归因于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变动。【106】

四、菲利浦斯曲线的恶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利浦斯曲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这说明必须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才能使失业率下降到一定点；或相反，要用更高的失业率才能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一定点。这还说明原来定的“临界点”不能用了，应当修订新的“临界点”。

如图所示，L，M，N为三条菲利浦斯曲线。图上有阴影部分为“临界点”之下的“安全范围”。但当菲利浦斯曲线向上移动，由L变为M后，M不通过这个有阴影的部分。这表明：此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需求管理措施，都不能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到“临界点”之内，于是只得提高“临界点”。图上的虚线框框，就表明提高了的“临界点”后的“安全范围”。但当M移到N后，这样的“临界点”也不适应需要了，除非再提高“临界点”。

假定失业率不因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而变动，那么菲利浦斯曲线可能成为一条垂直线。

图上的NN线，就是一条垂直的菲利浦斯曲线，它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或长期的交替关系）。据弗里德曼解释：这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的均衡失业率。【107】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上升（如图所示，由P₁上升到P₂），从较长时期来考察，失业率不会下降（始终为ON）。这样就使经济中形成了失业的“硬核”。

弗里德曼还认为，如果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使市场机制失去作用，那么菲利浦斯曲线可能成为一条正相关的曲线，如上图中的N′N′线。

这说明，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将越严重。菲利浦斯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成为垂直线，或变成正相关的曲线，都意味着单纯以宏观财政政策或宏观货币政策为内容的需求管理的失灵。

第六节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及其对策

一、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协调

按照标准凯恩斯理论的宏观经济分析，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本来是可以协调的，因为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只要消除了需求不足而又不造成过度需求，那就可以既有充分就业，又有物价稳定了。这就是说，在充分就业达到之前，不会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后，需求继续增大，形成过度需求，这时才会有真正的通货膨胀。

但事实上，在充分就业之前，社会上的物价往往已经上涨。20世纪60年代末年起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被认为很难运用标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来解释。上一节提到的菲利浦斯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变为垂直线，或成为正相关曲线，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反映。

1．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原因

（1）用市场的不完全性来解释

这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托宾（J. Tobin）、杜生贝等人为代表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据说，市场上存在两大垄断力量——大公司和工会，它们分别控制了物价和工资，形成“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即价格易涨不易跌；工资易升不易降。物价上升，工资跟着上升；工资一上升，公司又按本定价，物价再度上升，于是引起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前面已经谈到，这种由工资上升所引起的物价上升被认为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一种。

关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可看下图。

以纵轴（P）表示价格，横轴（Q）表示产量，dd₁，dd₂表示不同水平的需求曲线，SS₁，SS₂表示不同水平的供给曲线。

如图所示，SS₁与dd₁相交于A，此时的产量为Q₁，价格为p₁。

假定工资成本上升，供给曲线由SS₁上升到SS₂，结果，将出现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需求也随之上升（由dd₁变为dd₂），这样便可维持原来的产量Q₁，SS₂与dd₂于C点相交，此时价格由P₁上升到P₂。

另一种可能性是：需求不变（仍为dd₁），于是产量将下降到Q₂，SS₂与dd₁相交于B，价格则由P₁上升到P₂。

但这两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必须在政府采取扩张政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政府不采取扩张政策，则将出现上述第二种可能性。因此，由P₁上升到P₂，称为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至于上述第一种可能性之下的通货膨胀，有时也被称做混合的通货膨胀，即兼有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性质的通货膨胀。

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之所以发生，原因还不止于此。

此外，还应注意到，劳工市场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工人的工种、技术、年龄、地区、性别都不一样。劳工市场可以分为许多个别市场，这些市场之间很难协调，于是就会出现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例如，以工种和技术水平来说，市场上失业的是泥瓦工、木工和非熟练工人，职位空缺的则是机械工、电工或熟练工人，这样，失业额与职位空缺额是无法抵消的。劳工市场的地区结构的不协调，情况也与此相似。

由于“工资刚性”的作用，社会上有人失业，工资水平并不因此下降，社会上有职位空缺，工资水平就会上升，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推动物价上涨。于是，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转化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转化为失业与物价上涨并发。这被认为是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原因。

（2）用结构理论来解释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等人用结构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他们认为，经济部门可以分为两大类，扩展中的部门和停滞的或衰退的部门。前一类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得较快，后一类部门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各部门工人都要求“公平性原则”，即要求在工资报酬方面一视同仁。前一类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货币工资率也相应地上升。后一类部门的工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不管本部门是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或是否盈利，也要求提高工资，否则以罢工相威胁。为了避免因罢工造成更大的损失，后一类部门的企业不得不仿效前一类部门那样提高工资率。但由于后一类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样对全社会来说就形成货币工资率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情况，结果造成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根源于部门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发生上述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时，经济中原有的失业不但不会因物价上涨而减少，甚至有可能因后一类部门的企业盈利状况的恶化以及它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技术措施而增加。这样也就形成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

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可用下面几个图来说明：

先看下图，即菲利浦斯曲线图。纵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轴表示失业率。a为菲利浦斯曲线。在通货膨胀率为P时，失业率为U。

现在将全国的产业部门分为X、Y两大类。假定两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相等的，其工资水平一样高，失业率也一样多。

以Ux，Uy分别表示两个部门的失业率；Uxy表示全国平均的失业率。则：

假定通货膨胀率以物价上涨率来表示，而物价上涨率完全受工资水平的影响，以Wxy表示原来的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Wx，Wy分别表示两个部门原来的工资水平，则

假定两个部门的扩展速度一样，那么上图中的菲利浦斯曲线是适用的。这条菲利浦斯曲线a，既是全国的菲利浦斯曲线，又是X部门和Y部门的菲利浦斯曲线。

下面，假定X为扩展中的部门，Y为停滞中的部门。由于X为扩展中的部门，其工资水平将提高（假定由Wxy上升到W₁），失业率将减少（假定由Uxy减少到U₁）。Y虽然为停滞中的部门，但援引“公平性原则”要求仿照X部门提高工资：由Wxy上升到W₂。假定其工资水平提高得不像X部门那样多，即W₁＞W₂＞Wxy。

至于Y部门的失业人数，则增长了。假定由Uxy增加到U₂，并假定Uxy－U₁＝U₂－Uxy，则有右图。

这样，就有了两条菲利浦斯曲线：a和b。菲利浦斯曲线a适合于X部门，菲利浦斯曲线b适合于Y部门。以上是在假定W₁＞W₂＞Wxy条件下得出的。

如果W₁＝W₂，W₂＞Wxy，

或者，W₁＞W₂，W₂＝Wxy，

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根据X、Y两部门工资水平和失业率变动情况，再看全国的菲利浦斯曲线的位置。

由于Uxy－U₁＝U₂－Uxy

但由于W₁＞Wxy

W₂≥Wxy

则alt必定大于Wxy

这就是说，在Y部门援引“公平性原则”提高工资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将在Wxy之上；并且根据W₁与W₂的差距，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或等于W₁，或在W₁之下。

假定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在Wxy之上并在W₁之下，这样，全国的菲利浦斯曲线c将处于菲利浦斯曲线a的右上方，而在a与b之间（见下图）。

这表明：由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全国菲利浦斯曲线的恶化。

2．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对策

（1）工资—物价管制

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被认为不足以应付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因此，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工资—物价管制政策。这种政策又称收入政策（incomes policy），主要指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

工资—物价管制政策旨在限制工资上升，其矛头是对准工会的。其理由是：只要工资不上升，物价就不会上升。但有时，政府为了不让工会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也采取管制物价的措施。但对物价的限制与对工资增长率的限制相比，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

工资—物价管制的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硬性冻结，即禁止工资和物价上涨。第二、工会与企业自愿议定，共同遵守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措施。第三、以增税或减税作为惩罚或奖励以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又称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凡遵守规定的工资增长界限的企业和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得到减税优待，以示奖励；凡违背这一规定的，就对企业加重征税。由于企业不按规定给工人增加工资要受到惩罚，雇主就可以以此来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

（2）人力投资

由于劳工市场结构不协调而造成的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条件下的失业，通常属于结构性失业。政府的人力投资（人力政策）被认为可以解决失业与职业空缺的矛盾，因为这将使不适应雇主要求的工人和失业者有机会重新受训练，或迁移到适宜于他们就业的地点去。

（3）部门之间的协调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和失业的结构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建议应使各部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波动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部门兴起，有些部门衰落，这就发生劳动力能否转移到新工作岗位去的问题，而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适应问题。如果部门比例不协调，将加剧失业状况。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因某些产品供求失调而推动的物价上涨，特别是为了避免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求失调，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必要的。

（4）实行微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货币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包括税收结构政策和公共支出的微观化。税收结构政策并不是指变动税收总量，而是指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各种税的税率和施行的范围等。公共支出的微观化并不是指变动财政支出总量，而是指在一定的财政支出总量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种项目的数额。

微观财政政策的用处在于影响需求和供给的结构，以缓和由于供求失调引起的经济波动。

微观货币政策包括利息率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节。它旨在通过各种利息率的差别的调整，以及通过各种信贷数额和条件的变动来影响存款和放款总额，以调节货币流通量。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上述这些据说可以缓和或消除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措施，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收到政府和经济学家所预期的效果。就以工资—物价管制措施为例，它的实施即使能暂时限制工资率的提高，但却无法制止物价的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一方面与“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预定效果相抵消，另一方面又使职工的实际收入下降，从而使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如果说收入政策所采取的是极端的形式（包括对物价的冻结），那么马上就会使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向借以调节生产要素供给的资源配置机制失灵，硬性的物价管制将造成黑市，将促使资本朝着比较易于逃避监督的地区和部门流动，经济效率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扩建和新建会停顿下来，这一切又会加剧失业率。同时，私人资本必定使政府预定用来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的一切措施受到极大的牵制。如果收入政策采取的是指导性的措施，那么私人企业不一定按照政府的指示去做，除非它们认为这样做恰恰符合自己的盈利意图。如果政府采取法律形式硬性管制物价，那么私人企业不愁找不到可以逃避管制的途径，而且一旦有势力的集团认为这些管制触犯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它们甚至可以迫使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改变政策。

思　考　题

一、在需求管理中如何运用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

二、宏观财政政策在实行中的困难。

三、需求管理中的公债发行。

四、投资乘数及其适用范围。

五、银行如何通过存款和放款“创造”货币？

六、宏观货币政策的内容。

七、财政制度中的自动稳定因素。

八、解释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

九、解释“相机决择”和“临界点”。

十、菲利浦斯曲线及其恶化。

十一、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

十二、评所谓菲利浦斯交替关系。

十三、什么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十四、评托宾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解释。

十五、什么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年版，第十三、十六、十七章。

希克斯：《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年版，第一讲。

戴维·沃尔斯维克：《需求管理终结了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八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章。

厉以宁：《评美国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之间的论战》，载《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第2期。

厉以宁：《三十年来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载《河北学刊》，1981年，创刊号。

第十一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第一节　收入均衡公式的扩展

以上两章概述的是假定封闭经济时所发生的情况。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以一个封闭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理论考察的对象，他很少涉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把收入均衡学说和需求管理扩展于开放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凯恩斯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对凯恩斯学说所做的补充和发展。

一、存在国际商品流动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从比较简单的开放经济分析起。假定只存在对外贸易关系。这样，国民收入均衡公式的两端都应当把对外贸易额包括在内。

1．收入均衡的公式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简单的开放经济条件下，

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国外市场的需求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

总供给＝消费＋储蓄＋税金＋国外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报酬

　　　＝消费＋储蓄＋税金＋进口

因此，国民收入均衡意味着：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消费＋储蓄＋税金＋进口。

在这里，出口额之所以放在总需求一端，是因为出口额意味着国外市场对本国商品有需求；进口额之所以放在总供给一端，是因为进口额意味着国外向本国提供了生产要素，从而应取得生产要素的报酬。

现用下述图式来表示有对外贸易条件下的收入流量：

以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G表示政府支出，GT表示税金，X表示出口额，M表示进口额，则上述国民收入均衡公式表述为：

C＋I＋G＋X＝C＋S＋GT＋M

公式两端同时去掉消费一项，并假定政府收入和支出相等，那么，

（S－I）＝（X－M）

（S－I）是储蓄投资差额，（X－M）是进出口差额。

这两个差额中，任何一个差额都有可能通过调整另外一个差额来加以变化。

例如，假定储蓄100亿元，投资80亿元，出口60亿元，进口60亿元，代入（S－I）＝（X－M）公式：

（100－80）≠（60－60）

即（S－I）≠（X－M）

调整的办法是：可以设法增加出口20亿元。

（100－80）＝（80－60）

即：（S－I）＝（X↑－M）

或者，可以设法减少进口20亿元。

（100－80）＝（60－40）

即，（S－I）＝（X－M↓）

或者，可以减少储蓄20亿元，或增加投资20亿元。

此外，还可以兼用上述各种方法。

通过上述调节，从理论上说，国民收入均衡被认为是有可能恢复的。【108】

2．汇率和收入均衡

假如其他条件相等，只考虑进口与出口及其变动，那还涉及汇率问题。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为了保持国民收入均衡，必须使汇率（指自由市场形成的货币兑换率）既不高于货币价值，也不低于货币价值（指固定汇率或官价）。在生产能力、消费者偏好和收入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汇率高于货币价值，实际上就形成货币的升值，这时进口会增加，出口会减少，收入均衡就不能维持。如果汇率低于货币价值，就形成货币的贬值，这时出口会增加，进口会减少，收入均衡同样不能维持。

汇率决定可以按照均衡价格的原理来说明。见下图：

以R表示汇率（即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币的价格），

Q表示外汇数量，

DD表示对外汇的需求，

SS表示外汇的供给。

如图所示，DD曲线与SS曲线相交于E，OR₀为均衡水平的汇率，或称均衡汇率，OQ₀为均衡水平的外汇数量。

由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相对价格的变动，相对利息率的变动，对本国货币的未来汇率的预期的变动，以及居民偏好和生产条件的变动等等，对外汇的需求和外汇的供给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动，汇率也会因此发生变动。

3．外贸价格与收入均衡

在上述收入均衡公式中，假定外贸价格为既定。在汇率为既定的前提下，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变动的结果会引起进口、出口量的变化，从而就破坏了原有的收入均衡。

4．收入均衡的短暂性

如前所述，汇率与外贸价格都要受世界市场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世界市场本身的变动是频繁的，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只可能出现短暂的收入均衡，而且是事后均衡，即经过调整而来的均衡。但即使如此，收入均衡也不易保持下去。经济始终处在由收入均衡到收入不均衡，由收入不均衡再到收入均衡的过程中。

二、存在国际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现在，不仅考虑到国际贸易，而且也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这时的收入均衡公式如下：

总需求＝C＋I＋G＋X＋IF（外国在本国的投资）＋RF（本国在外国投资的收益）

总供给＝C＋S＋GT＋M＋if（本国在外国的投资）＋rf（外国在本国投资的收益）

这里应说明的是，为什么IF和RF列入总需求，而if和rf列入总供给？

IF是指外国在本国的投资。它与国内投资（I）、国内消费（C）、政府支出（G）一样，都意味着对本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因此列入总需求。if是指本国在外国的投资，它应被看做IF的一个负项。IF－if，是外国在本国的投资与本国在外国的投资的净余额。既然IF列入总需求，所以if就应列入总供给。

rf是指外国在本国投资的收益。它与国内生产要素供给的报酬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作为生产要素供给的报酬，它应列入总供给。RF是指本国在外国投资的收益，它应被看做rf的一个负项。rf－Rf，是外国在本国投资的收益与本国在外国投资的收益的净余额。既然rf列入总供给，所以Rf就应列入总需求。

如果，总需求＝总供给

则，C＋I＋G＋X＋IF＋RF＝C＋S＋GT＋M＋if＋rf

假定I＝S，G＝GT，公式两端都消去C，则：

（X－M）＝（if－IF）＋（rf－Rf）

在这里，对外贸易和投资收益都是流量，不是存量，即都是指一定时期内的发生额，不是一定时点的累计额。

为了保持收入均衡，根据上列三个差额公式，对外贸易差额可以通过调整资本流动差额来进行调节。如果要避免因贸易顺差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就可以增加资本输出；如果要避免因贸易逆差引起的总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就可以吸收外国资本流入。这是运用上述三个差额公式来进行调节的基本方法。

此外，在必要时，可以截留外国在本国的投资收益或限制其回流，以促进收入均衡的实现。还可以调节本国在外国的投资收益，使其回流，或转化为当地的再投资，或向第三国转移，以促进收入均衡的实现。

三、存在国际商品流动、资本流动、人力流动条件下的收入均衡

现在再加上国际间人力流动这一项。先作几种假设：

第一，假定人力流动在经济方面造成的结果是一国居民在另一国取得工资收入，而不考虑随身带走的资本和其他后果（如由此引起的技术水平的变动等）。

第二，假定人力流动都是成年劳动力，不考虑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第三，假定一国居民在另一国取得的工资收入都流回本国，不在当地使用。

这样，可以得出一个进一步扩展了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公式：

总需求＝C＋I＋G＋X＋IF＋RF＋WF

总供给＝C＋S＋GT＋M＋iF＋rf＋wf

在上式中，WF是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的工资收入，wf是外国居民在本国提供的劳动力要素的报酬，即外国居民从本国取得的工资收入。

在这里，wf同国内居民所取得的工资收入一样列入总供给一端，而WF则是此项收入的一个负项。wf－WF，是外国居民从本国取得的工资收入与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的工资收入的净余额。既然wf列入总供给，所以WF应列入总需求。

假定I＝S，G＝GT，IF＝if，RF＝rf，并且公式两端均消去C，那么，

X－M＝wf－WF

这样，可以通过各国间工资支付差额的调整来恢复收入均衡。这就是说，在一定的场合，可以出口劳动力以取得从国外得到的工资收入，或限制国外劳动力的进口，等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均衡公式中至少有六个差额（S－I，G－GT，X－M，if－IF，rf－RF，wf－WF）可以被用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均衡。

第二节　国际经济中的“传递”

一、“传递”的含义

“传递”（transmission）是指一个国家发生的国民收入不均衡（如通货膨胀、失业，或两者并发）如何对另一国发生影响，以至于影响后者的国民收入均衡。比如有甲、乙两国，乙国原来没有通货膨胀，甲国发生了通货膨胀。但甲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到乙国，使乙国也发生通货膨胀，这就叫“传递”。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传递”的学说，就是要说明通货膨胀或失业是如何在国际间蔓延的。

由于各国的经济相互影响，所以一次萧条或一次通货膨胀虽然首先发生于某一个国家，但会逐渐蔓延到整个世界。“传递”的速度有快有慢，各国受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这些都是研究“传递”时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均衡的破坏与恢复，必须研究来自外国的、对该国收入均衡的冲击。

前一节已经谈到，国际经济活动基本上包括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人力流动。因此，“传递”也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和国际人力流动渠道这样三个渠道来进行。

二、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传递”

一国可按不同地区分为若干局部的、地区性的市场。一个地区的供求失调会引起与它有联系的地区的物价上涨或下跌。地区间的“传递”主要是通过国内贸易渠道而进行的。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有共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关税、进出口限制等。但是，只要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还不致于把一国开放经济变为封闭经济，那么在国际经济中仍会发生通过贸易渠道发生的“传递”。

那么，“传递”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进行的呢？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把一国经济划分为开放部门与非开放部门。开放部门指直接与国外市场有联系的部门。非开放部门指同世界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

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传递”的过程是：

1．世界市场价格变动→国内开放部门价格变动→国内非开放部门价格变动。

2．国内价格变动→产量与就业变动。

因此，国内产量与就业的变化间接地受到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的影响。

影响国际贸易渠道“传递”的因素包括：

第一，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就是一国与世界市场有直接联系的部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具体地说，一国的生产量、消费量和就业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市场有关，这对于“传递”有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大，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越大。

第二，一国进出口在世界总进口值与总出口值中的比重，以及一国对某些世界性商品的供求在该种商品的世界总供给量和总需求量中的比重。这就是一国贸易结构对“传递”的影响。

第三，在考察“传递”过程时，还必须注意到双边贸易关系。在两国有贸易关系时，两国在贸易方面的依赖程度影响着“传递”。如果甲国同乙国的贸易额在乙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那么甲国的价格变动对乙国经济的影响（或乙国的价格变动对甲国经济的影响）也就很可能是不重要的。

第四，“传递”过程与有关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关。换言之，“传递”依赖各国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来阻止本国经济可能遭到的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

三、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进行的“传递”

1．传递方式

（1）一国在经济衰退时期从国外抽回短期信贷，停止向国外供给信贷，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企业发生支付困难，引起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况。或者，一国在经济衰退时期，无法到期偿还欠国外的债务，使国外的债权人受损失，从而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混乱。

（2）通过国内利息率与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的差异和调整而进行的“传递”。

例如，某一个国家发生资本过剩或资本严重缺乏，国内利息率将有较大幅度的变动，于是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并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变动。这样又进一步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并对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发生影响，其他国家的利息率有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的过程。于是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将随世界通货膨胀率一起波动。

（3）通过国际收支差额的调整进行“传递”。

例如，假定世界通货膨胀率高于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世界市场货币充裕，信用松动，国内货币供给不足，信用紧缩，那样，资本将流入国内，产生国际收支盈余。这时，该国为了避免资本流入过多，将会扩大信贷，扩大货币流通量，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一致，从而资本不再流入。这就意味着世界通货膨胀“传递”到国内来了。反之，假定世界通货膨胀率低于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一国国内货币供给多，信用松动，资本将流往国外，于是产生国际收支逆差。这时，该国为了避免资本流出过多，将会紧缩信贷，减少货币流通量，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使之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一致，从而资本不再流出。这就意味着本国的通货膨胀向外“传递”了。

（4）通过“汇率调整”而进行的“传递”。

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自由市场汇率的变动而进行的“传递”。另一种情况是通过一国货币的正式贬值而进行的“传递”。

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往往不一致，如果一国货币供给过多，实际上货币已经贬值，汇率已经下跌，于是人们预料到该国货币即将正式贬值，其他各国持有该国货币的人纷纷抛出该种货币，这样就会使金融市场造成混乱，从而对各国经济发生影响。金融危机（或称信用危机）就是某种货币实际上已经贬值，但官方尚未宣布贬值之前，持有该种货币的人纷纷抛出该种货币所引起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国政府通过正式宣布的通货贬值，以扩大出口，阻止进口。这种办法实际上等于把“失业”输出到国外。它同国际贸易渠道的“传递”结合起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

（5）国际游资的冲击。

国际资本中没有固定投放场所的那一部分被称为国际游资。这种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任意流动，随时可以冲击其他国家，引起它们经济波动。

2．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渠道“传递”的因素

以下几个因素被认为是比较主要的：

（1）一国吸收外国资本的数量和本国投放于国外的资本的数量；

（2）一国银行存款中来自国外的存款所占的比重以及存款人的国别构成；

（3）一国货币持有人手头的外国有价证券和外币的数额及其国别构成；

（4）一国国内利息率与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的差异大小以及二者调整的时间间隔大小；

（5）一国汇率的实际贬值与正式贬值的时间间隔大小以及贬值的幅度；

（6）各国政府对待外资和本国资本外流的经济政策、汇率政策。

四、通过国际人力流动渠道进行的“传递”

在分析国际人力流动对于各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国际人力流动不同于国际商品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下述特点：

1．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相比，在现阶段，国际人力流动（指移民工人）往往有较大的季节性质、临时性质。

2．由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现阶段，国际人力流动往往是阵发的，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明显。

通过国际人力流动渠道而进行“传递”的方式主要如下：

如果甲国发生物价上涨，甲国每年有大批工人到乙国去工作，这时，甲国工人的工资要求可能比一年前高一些。如果乙国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工人，而来自甲国的工人又在乙国工人总数中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样，甲国工人的较高工资要求可能导致乙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推动乙国物价上升。可见，工资变动是“传递”的方式之一。

在上述条件下，如果乙国发生经济衰退，不得不大批解雇来自甲国的移民工人，假定甲国移民工人没有其他出路，只得返回甲国，于是甲国的失业者增加，甲国的经济也将因此发生影响。可见，解雇是另一种“传递”方式。

但相对于国际商品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而言，国际人力流动的影响是较次要的。

五、无形的“传递”——跨国界的示范作用

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和国际人力流动渠道的“传递”，被称为有形的“传递”。跨国界的示范作用被称为无形的“传递”。

例如，甲国物价上升，工人进行斗争，使工资上升。乙国物价没有上升，甲国工会的行动对乙国工会有示范作用，所以乙国工会也仿效甲国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结果乙国的物价也上升了。

又如，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互相参考，当甲国采取某种政策（如变动关税率、加强进口限制，外汇管制、移民限制，或采取其他经济政策）时，乙国也会仿效，采取类似的措施，或针对甲国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报复性措施。这样也就发生跨国界的示范作用。

第三节　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

前一章已经谈到，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本身大得多。这就是投资乘数的作用。在对外贸易中，情况也是如此。进出口数额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比进出口数额变动本身大得多。这就是对外贸易乘数（foreign trade multiplier）的作用。【109】要了解对外贸易乘数作用，应当先分析边际进口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import）。

一、边际进口倾向

在C＋I＋X＝C＋S＋M这一公式中，如果C、I、S不变，要使X＝M，必须使∆X＝∆M。

边际进口倾向就是增加的收入中用来购买进口品所占的比例。

以m表示边际进口倾向，

KF表示对外贸易乘数，则：

假定增加的收入中有alt用于购买进口品，则KF＝3。

假定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购买进口品，则KF＝1。

当KF＝1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如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消费与储蓄比例、价格等不变），那么出口增加不会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的增加起连锁的推动作用。

二、边际进口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

由于出口增加所增加的收入，既用于消费，又用于储蓄，既用于购买本国产品，又用于购买进口品，所以，出口增加的收入的倍数的大小，既取决于边际进口倾向alt又取决于边际储蓄倾向alt这样，

这就是说，边际进口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越小，国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越大。反之，边际进口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越大，国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越小。

三、对外贸易乘数的政策含义

由于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经常小于1，这就意味着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中，总有一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这样就会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的增加起连锁的推动作用。可见，只要增加的收入中有一部分被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出口是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应当扩大出口，并且使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

四、对外贸易乘数与边际投资倾向

边际投资倾向是指收入增量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所占的比例。

在考察对外贸易乘数时，正值的边际投资倾向与正值的边际储蓄倾向起着相互抵消的作用。

如果，alt

则，alt

五、开放经济中的投资乘数

正如出口增加将会通过乘数作用而使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一轮一轮地增加一样，外国在本国投资的增加（假定这些投资的结果将增雇本国工人或增购本国生产的产品），本国在外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假定增加的投资收益流回本国），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工资收入的增加（假定增加的工资收入流回本国），都能通过乘数作用使本国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一轮一轮地增加，增加倍数的多少仍与这些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进口倾向等有关。

反之，外国在本国投资的减少，本国在外国投资收益的减少，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工资收入的减少，也都能通过乘数作用使本国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一轮一轮地减少。

六、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在运用中的局限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时，也指出了这一乘数的作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

1．假定国内已经处在充分就业状态，这时出口继续增加意味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将出现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出口增加所引起的总需求增加与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总需求增加还有所不同。增加投资虽然也会引起通货膨胀，但从动态看，它目前虽然引起通货膨胀，但过一段时期以后将会形成新生产能力，供给将增加，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过度需求。但是，出口所形成的过度需求本身并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在国内充分就业时，如果扩大出口，就应当相应地增加进口，以避免出现因过度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

2．假定国内已经处在充分就业状态，这时出口继续增加所造成的过度需求将推动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这将削弱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采取抵消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措施，否则出口的继续增加不可能长期维持。

3．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考察，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包括世界的总进口价值不变），这时，除非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否则出口无法继续增加。但是如果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那么私人企业会因利润率的下降而不愿扩大产量。所以，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只有在世界总进口值增加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只有世界总进口值增加了，一国才能连续扩大出口，并通过出口来增加本国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

4．在考察对外贸易乘数作用的发挥时，还必须考虑到进出口弹性的大小。进出口弹性包括：进口需求弹性（本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进口供给弹性（进口商品供给者对该种进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出口需求弹性（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出口供给弹性（本国对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有关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基本原理，本书第一章已经谈过。由于不同类型的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不同，因此，笼统地谈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的发挥是有局限性的。

以上说明，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即使一国的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小于1，但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的发挥只有在国内处于小于充分就业均衡、世界总进口值增加等条件下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第四节　对外均衡曲线

一、对外均衡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外均衡（external equilibrium）又称国际收支均衡（balance of payments equilibrium），它是指一国处于国际收支既没有盈余，又没有赤字的状态。

如果以BP表示国际收支，那么对外均衡的条件是：

BP＝0

前面在谈到开放条件下的收入均衡的差额时谈到涉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四项差额，即：

X－M（进出口贸易差额），if－IF（对外投资和外国对本国投资差额），rf－RF（外国在本国的投资收益和本国在外国的投资收益的差额），wf－WF（外国居民从本国取得的工资收入与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的工资收入的差额）。这四项差额中，第一项是进出口贸易差额，又可称净出口额，以F来表示，第二项和第三项可以合并，统称为资本流动差额，又可称为资本净流出额，以K来表示。第四项为转移支付差额，可以假定为零。

这样，BP＝F－K，

要使BP＝0，

则必须使F＝K。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出口是汇率的函数，进口是国民收入和汇率的函数。

假定不考虑汇率的变化。进口是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国民收入越大，进口额也越大）。由于进口是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净出口额（F）就是国民收入（Y）的递减函数（国民收入越大，净出口额越小）。

在资本流动方面，资本流入额是利息率的递增函数（即利息率越高，资本流入额越大），资本流出额是利息率的递减函数（即利息率越高，资本流出额越小）。

这样，就可以用右图来说明对外均衡关系。

该图分为四个象限。

第二象限表示利息率与资本净流出的关系。KK线表示资本流出曲线。由于资本流出额是利息率的递减函数，所以，当利息率为i₁时，资本净流出额为OK₁。

第三象限中的45°线表明：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明F＝K，即净出口额等于资本净流出额，即BP（国际收支）＝0。由第二象限所示的i₁与K₁的关系，已知在i₁的条件下，资本流出额为OK₁；从45°线所示的直角三角形两边关系可知：OK₁＝K₁G，K₁G＝OF₁，所以OK₁＝OF₁，即资本净流出额与净出口额相等。

第四象限表示国民收入与净出口的关系。FF线表示出口曲线。由于净出口额是国民收入的递减函数，所以，要使得净出口额为OF₁，国民收入必须相应地达到Y₁的水平。

现在再看第一象限。在已知i₁和Y₁的条件下，这时的对外均衡点就是A。

如果利息率由i₁上升到i₂，则资本净流出额由OK₁下降到OK₂，净出口额相应地由OF₁下降到OF₂。而为了使净出口额为OF₂，国民收入必须相应地由Y₁增加到Y₂。在已知i₂和Y₂的条件下，这时的对外均衡点就是B。

AB线就是对外均衡曲线EE′。【110】

二、对外均衡曲线

上图中第一象限表示的就是对外均衡曲线图。

对外均衡曲线是一条向右方逐渐上升的曲线，这是因为：

BP＝F－K

由于F是Y的递减函数，所以Y越大，则F越小。要使BP＝0，应使F＝K；既然F减少了，K也应相应地减少。由于K是i的递减函数，所以而要使K减少，i必须增大。这样，Y的变动方向和i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EE′曲线必然向右方逐渐上升的理由。

三、汇率变更与对外均衡曲线的移动

以上并未考察汇率的变更问题。但前面已经指出，进出口都是汇率的函数，因此汇率的变更必定引起对外均衡曲线的移动。

如果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出口将增加，进口将减少，EE′线将向右方移动。

如果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出口将减少，进口将增加，EE′线将向左方移动。

如上图所示：

EE′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明F＝K，即既无国际收支盈余，又无国际收支赤字。

EE′线右侧的任何一点，由于与Y相配合的i过低，所以，BP＜0，表示国际收支有逆差。例如图上的a点，此时国民收入水平为Y₂，利息率水平为i₁。由于Y₂大于与i₁相配合的Y₁，所以与Y₁时相比，进口较多，净出口较少；或者，由于i₁低于与Y₂相配合的i₂，所以与i₂时相比，资本流入较少，资本净流出较多。这样，在a点上，必定有国际收支赤字。如果变更汇率，实行货币贬值，EE′线将向右方移动，一直移到使a点恰好位于EE′线上，国际收支赤字也就消失了。

EE′线左侧的任何一点，由于与Y相配合的i过高，所以BP＞0，表示国际收支有盈余。例如图上的b点，此时国民收入水平为Y₂，利息率水平为i₃。由于Y₂小于与i₃相配合的Y₃，所以与Y₃时相比，进口较少，净出口较多；或者，由于i₃高于与Y₂相配合的i₂，所以与i₂时相比，资本流入较多，资本净流出较少。这样，在b点上，必有国际收支盈余。如果变更汇率，实行货币升值，EE′线将向左方移动，一直移到使b点恰好位于EE′线上，国际收支盈余也就消失了。【111】

由此可知，对外均衡曲线右侧的任何一点，表明国际收支有逆差；对外均衡曲线左侧的任何一点，表明国际收支有盈余。这对于下一章将要概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思　考　题

一、简述扩展了的国际经济中的收入均衡公式。

二、用均衡价格理论说明汇率的决定。

三、简述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进行的“传递”。

四、简述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进行的“传递”。

五、什么是对外贸易乘数？它的政策含义如何？

六、简述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在运用中的局限性。

七、图解对外均衡。

八、简述对外均衡曲线的确定和含义。

参考书目

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8、9章。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惠廷：《国际贸易金融与国际汇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二、三章。

谢泼德：《国际经济学》，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2年版，第十、十一章。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八章。

厉以宁：《评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世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载《世界经济》，1979年，第5期。

第十二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管理

第一节　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兼顾

根据上一章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均衡原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世界范围内各国的需求、就业、物价波动和进出口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应由许多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一国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既要维持国内均衡，又要维持对外均衡，如果各国都能实现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世界经济就有可能处于稳定状态。

所谓国内均衡，正如第九章已经谈到的，是指既无通货膨胀，又能实现充分就业。所谓对外均衡，在上一章也已经指出，是指既无国际收支盈余，又无国际收支逆差。但一国要同时维持国内的均衡和对外均衡，被认为是不容易的。

国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的组合情形，可能会有以下几种：

第一，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

第二，国内均衡和对外不均衡，

第三，国内不均衡和对外均衡，

第四，国内不均衡和对外不均衡。

下面，可以用图来表示（见右图）：

图中，横轴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大小，自左向右，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纵轴表示国外生产的商品价格（Pf）与国内生产的商品价格（Pd）的比率。如国内生产的商品价格为既定，则纵轴自下而上，意味着国外生产的商品价格的上升，即本国货币的贬值；自上而下，意味着国外生产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即本国货币的升值。

II′线表示国内均衡线。II′线的左侧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即存在着失业；右侧意味着存在着过度需求，发生通货膨胀。

EE′线表示对外均衡线。EE′线的左侧表示国际收支有盈余，右侧表示国际收支有赤字。

II′线与EE′线相交于0点。0点称为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点，此时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也达到了国际收支均衡。

II′线与EE′线的相交，把上图分为四个区域：

在W区——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盈余；

在X区——失业，国际收支盈余；

在Y区——失业，国际收支赤字；

在Z区——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

根据II′线的斜率和EE′线的斜率，II′线和EE′线相交后可能形成不同的角度。而II′线和EE′线的斜率，那么正如在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在讲授IS曲线、LM曲线、EE′曲线以及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收支均衡时已经指出，由利息率（i）、国民收入水平（Y）、货币数量（M）、流动偏好（L₁和L₂）、净出口额（F）、资本净流出额（K）、以及投资与利息率的函数关系、储蓄和国民收入的函数关系、货币的日常和临时需求（L₁）与国民收入的函数关系、货币的投机需求（L₂）与利息率的函数关系、资本流动与利息率的函数关系、进口与国民收入的函数关系、进出口与汇率的函数关系等等所决定的。因此，II′线与EE′线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垂直相交。

第二节　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措施

根据上述关于收入均衡的原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是通过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差额的调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均衡通过（S－I），（G－GT），（X－M），（if－IF），（rf－RF），（Wf－WF）六个差额的调整来进行。

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有助于调整这些差额的措施。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措施的使用，可以达到各种目的。

在对外均衡方面，假定不考虑国际间人力流动，而只考虑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问题，实行上述政策、措施的结果也可以达到各种目的。

这些政策、措施的效应是：

一、松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将引起国内需求的扩大和国际收支紧张。具体说来，它们对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作用包括：

1．国内失业率下降；

2．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国内需求，进口额将增大，这将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3．利息率下降，减少资本流入；

4．工资上升，从而对出口不利；

5．通货膨胀率上升。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将抑制国内需求并使国际收支好转。具体说来，它们对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作用包括：

1．国内失业率上升；

2．国内需求缩小，减少进口，这将导致国际收支好转；

3．利息率上升，减少资本外流；

4．通货紧缩；投资减少；

5．物价下降。

三、货币贬值【112】

货币贬值对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作用包括：

1．以外币计算的出口价格下降，出口增大；

2．以本国货币计算的进口价格上升，进口减少；

3．出口增大和进口减少将导致国内失业率下降；

4．出口增大和进口减少将引起物价上涨。

四、货币升值【113】

货币升值对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作用包括：

1．色以外币计算的出口价格上升，出口减少；

2．以本国货币计算的进口价格下降，进口增加；

3．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大将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

4．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大将引起物价下降。

因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要同时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需要把这些政策、措施结合起来运用。

上一节中曾提到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四种组合：

第一种情况，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这被认为是理想的情况，不需要政府采用什么调节措施。

第二种情况，国内均衡和对外不均衡。由于国内均衡，因此政府可以不必采取使投资与储蓄趋于均衡的措施，而只需要采取有助于恢复对外均衡的措施。如调整汇率。

第三种情况，国内不均衡和对外均衡。由于对外均衡，因此政府可以不必采取使国际收支趋于均衡的措施，而只需要采取有助于使投资与储蓄趋于均衡的措施，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

第四种情况被认为是比较复杂的。它又可以细分为四种类型：

1．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这时，通常认为可以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以消除失业，另一方面使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同时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以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外流。

2．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这时，通常认为可以实行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和减少资本流入。但由于资本流入减少（或资本外流增加），可能引起国内资本不足，所以可以同时实行其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金融措施。

3．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这时，通常认为可以提高利息率，以抑制总需求和减少资本外流。但由于资本外流的减少（或资本流入的增加）有可能增加国内资本供给，达不到抑制总需求的结果，所以可以同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措施，以抑制总需求。

4．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这时，通常认为可以一方面紧缩财政支出以抑制总需求，另一方面使货币升值（或通过货币自然升值）以增加进口，同时可以实行紧缩性的金融措施，以配合紧缩性财政措施起到制止通货膨胀的作用。

在所有上述情况下，考虑到资本流动并非仅仅取决于国内外利息率的差异，而且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外汇管制措施有时是必要的。同时，考虑到对外贸易额的变化并非仅仅取决于商品价格和汇率，而且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对外贸易管制措施以及双边、多边贸易协定有时也是必要的。

第三节　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交替使用

现在，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内不均衡和对外不均衡可能是一个连续过程，因此建议依次交替使用各种宏观调节措施。这些宏观调节措施交替使用的结果，将使经济中出现“停停走走”（stop-go）的现象。“停停走走”被认为是政府的有意识的安排。这是因为：在复杂的开放经济格局中，要使一国长久地保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应当根据变化中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相机地选择宏观调节措施，交替使用，使经济在“停停走走”中前进。

可以有交替使用各种调节措施的不同方式。先看第一种方式。以II′线表示国内均衡线，EE′线表示对外均衡线。II′与EE′相交于0，0为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点。Pf表示国外价格，Pd表示国内价格。

假定从X₁开始。X₁处于II′左侧，这时有失业；X₁处于EE′线左侧，这时有国际收支盈余。由X₁开始，先实行松的财政政策，或松的货币政策，解决失业问题。到达Y₁，这时已无失业，但国际收支却出现了赤字。

由Y₁开始，或者实行货币贬值，或者听任货币自然贬值（由国际收支赤字引起的货币自然贬值），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到达Z₁；Z₁处于II′线右侧，这时有通货膨胀，但Z₁处于EE′线上，这时国际收支赤字已消失。

由Z₁开始，实行紧的财政政策或紧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到达W₁；W₁处于II′线上，通货膨胀已消失，但W₁处于EE′线左侧，这时有国际收支盈余。

由W₁开始，或者实行货币升值，或者听任货币自然升值（由国际收支盈余引起的货币自然升值），以减少国际收支盈余，于是到达X₂。

从X₂开始，又可以采取再一轮的交替性调节措施，即：

松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货币升值。

如果II′线的斜率越大，或EE′线的斜率较小，则各种调节措施交替使用的结果，将会离均衡点越来越近。

但是，如果II′线的斜率较小，或EE′线的斜率较大，则这种交替使用调节措施的方式的结果，将会离均衡点越来越远（见下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应当考虑另一种交替使用各种调节措施的方式：

在X₁点，这时有失业，国际收支有盈余。

由X₁开始，先实行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失业问题，这时国际收支盈余继续增大，到达W₁。

由W₁开始，实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经济进一步推向高涨，到达Z₁。这时，国际收支均衡，但存在通货膨胀。

由Z₁开始，实行货币升值，国际收支出现赤字，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到达Y₁，这时过度需求消失，但国际收支赤字较大。

由Y₁开始，实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达X₂，于是出现了虽有失业，但国际收支均衡的状态。

从X₂开始，又可以采取再一轮的交替性的调节措施，即：

货币贬值→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升值→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其结果，将会离均衡点越来越近。【114】

第四节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条件下对外不均衡的调节

一、问题的复杂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国要同时实现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是不容易的。就国内均衡中的充分就业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来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较高的工资不利于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从而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再从国内均衡中的物价稳定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来说，二者也存在矛盾。这是因为：当国内需求愈来愈大，物价水平不断提高时，为了抑制物价上涨，往往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商品或减少国内商品的出口，以缓和市场压力，这样会使国际收支恶化。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又将影响本国通货的地位，这又为物价继续上涨准备了条件。

不仅如此，正如第十章中已经谈到的，与标准凯恩斯经济学所述不同，通货膨胀与失业还有可能并发，单纯的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并不足以在应付失业的同时再应付通货膨胀。如果实际生活中确实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并且这种并发症又与对外不均衡交织在一起，那么前两节中所谈到的需求管理就不够应用了。可以举宏观货币政策中的利息率调节措施为例。假定客观上存在着的是下述情形；

有较高的失业率，

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资本外流，国际收支有较大逆差。

这时该怎么办呢？假定采取紧的宏观货币政策，即抽紧银根，实行高利率政策，那么其结果可能是：

资本可能流入，或资本外流量减少，国际收支有好转；

通货膨胀可能被抑制到某种程度；

但与此同时，失业状况会进一步恶化，而失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必将迫使政府放弃高利率政策，从而前功尽弃，通货膨胀率又回升，资本外流现象又将恢复。

反之，假定不实行紧的宏观货币政策，而实行松的宏观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实行低利息率政策，那么其结果可能是：

失业有所缓和，失业率可能被抑制到某种程度；

但与此同时，资本外流加剧了，通货膨胀率更高了，这又势必迫使政府放弃低利率政策，从而前功尽弃，失业率又回升了。

可见，在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条件下的对外不均衡的调节问题，要比前两节所分析的复杂得多。

二、微观经济政策的采用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应付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时，所采用的工资—物价管制（收入政策）、人力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公共支出结构政策、利息率结构政策和信贷结构政策等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应付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条件下的对外不均衡问题时仍然是适用的，但由于这时涉及对外经济关系，所以还必须用微观的对外经济政策（如外贸管制政策、外汇管制政策等）来配合。

他们认为：

1．虽然充分就业会形成较高的工资水平，不利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但如果同时采取适当的外贸政策（如出口津贴、进口限制），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仍可以加强本国商品的竞争能力。

2．虽然低利息率有可能促使资本外流，但如果同时采取适当的外汇管理和对外投资管理措施，或采取投资税优惠的办法，那么仍可以防止资本外流，甚至还能吸引外资流入。

3．在不影响国内就业人数减少、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如发展国际航运与保险业，发展旅游业、短期移民出境做工等）。

4．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发行债券的办法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三、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floating exhange rate）是指让一国货币的汇率自由升降，以便为这种货币在自由市场上找到一个符合实际的汇率水平。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时，浮动汇率也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维持对外均衡的灵活办法（当然，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浮动汇率也可以被用来维持对外均衡，以代替货币的正式贬值或升值）。

以R表示汇率，Q表示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数量，D表示国际市场上对本国货币的需求，S表示国际市场上本国货币的供给。

如图所示，假定原来的需求曲线为D₁，供给曲线为S₁，这时，均衡汇率水平为R₁。官方制定的汇率就以此为准，所以R₁也就是汇率的官价。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增加了，而本国货币的供给不变，于是市场汇率就高于官价。从图上看出，当需求曲线由D₁上升为D₂时，如果本国货币供给仍为S₁，那么D₂与S₁相交，市场汇率由R₁上升到R₂。

如果不采取浮动汇率，即仍然需要维持汇率的官价，那么该国中央银行有必要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即抛出本国货币，收购外币和黄金，以便消除市场汇率高于官价的差额。于是，供给曲线由S₁变为S₂，S₂与D₂的相交点仍维持R₁的汇率水平。

再看另一种情况。仍假定原来的需求曲线为D₁，供给曲线为S₁，均衡汇率水平（即官价）为R₁。

现在，国际市场上本国货币供给增加了，而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不变，于是市场汇率就低于官价。从图上看出，当供给曲线由S₁上升到S₂时，如果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仍为D₁，那么S₂与D₁相交，市场汇率由R₁下降到R₀。

如果不采取浮动汇率，即仍然需要继续维持汇率的官价，那么该国中央银行有必要增加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即抛出外币和黄金，以稳定本国货币的官价。于是，需求曲线由D₁变D₂，S₂与D₂的相交点仍可维持R₁的汇率水平。

以上这些做法，无论是由中央银行收购外币和黄金还是抛出外币和黄金，都被认为花费的代价过大，而且往往容易引起更大的外汇投机和金融市场混乱。

浮动汇率的采用则被认为可以避免这种缺陷。在浮动汇率条件下，在市场汇率同官价有出入的时候，一国中央银行不必立即采取措施去维持官价，而可以听任汇率自由升降，或听任汇率在一定时期内自由升降，或听任汇率在一定幅度内自由升降。

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官价，这说明本国货币的需求大于供给，本国货币实际上已经升值了。升值到一定程度，出口贸易会遇到困难，出口会减少，进口会增加，国际收支将出现逆差，或顺差将缩小，于是外汇市场上对本国贸币的需求将减少，高于官价的市场汇率将自行下降。

如果市场汇率低于官价，这说明本国货币的需求小于供给，本国货币实际上已经贬值了。贬值到一定程度，出口贸易会好转，出口会增加，进口将减少，国际收支将出现顺差，或逆差将缩小，于是外汇市场上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将增加，低于官价的市场汇率将自行回升。

假定自由浮动的结果最终不能使汇率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而停留在某一水平就不动了，那么也可以根据这种情况，重新确定均衡汇率水平，以此为根据来重订官方汇价。

如图所示，R₁表示官价水平，R₁线以上的波动线表示汇率的向上自由浮动，经过t时期后，当它到达r₂时不再升降，而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就可以把官价订在R₂的水平。

R₂线以下的波动线表示汇率的向下自由浮动，经过t时期后，当它到达r₀时不再升降，而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就可以把官价订在R₀水平上。

总之，浮动汇率虽然不可能直接消除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但由于它能使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所以对促进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是有利的。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反对浮动汇率，其主要理由是：听任汇率浮动将增加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不稳定性，并影响国内进口商品的价格波动，从而不利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

思　考　题

一、松的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维持对外均衡中的作用。

二、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时的调节措施及其理论依据。

三、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时的调节措施及其理论依据。

四、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时的调节措施及其理论依据。

五、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时的调节措施及其理论依据。

六、交替使用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两种方式。

七、为什么说“停停走走”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安排？

八、在维持国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中如何使用微观经济政策？

九、浮动汇率的效应。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三十五章。

惠廷：《国际贸易金融与国际汇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版，第三、十四章。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五章。

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二、四章。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八章。

厉以宁：《评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世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载《世界经济》，1979年，第5期。

第十三章　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增长

第一节　引致投资

一、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

1．自发投资

在这一章以前，本书中曾多次谈到过投资。以上所谈到的投资，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称为自发投资（autonomous investment）。自发投资是指这样一种投资，它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因素，不受国民收入或消费的变动的制约。例如，由于心理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或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投资，就是自发投资。

2．引致投资

引致投资（induced investment）是指由于国民收入或消费的变动而引起的投资。例如，收入增加了，投资也会增加，这样的投资就叫做引致投资。引致投资又称诱发投资。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所研究的，就是引致投资或诱发投资。

二、超级乘数

超级乘数概念是希克斯提出的。超级乘数作用与引致投资有关。

希克斯指出，要说明投资的乘数作用，必须考虑存货情况。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实际存货数量，另一是合意的存货水平。合意的存货水平是指厂商所预期的存货数量；假定实际存货数量少于合意的存货水平，他们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设法减少销售量或增加进货量，使二者相适应；反之，假定实际存货数量大于合意的存货水平，他们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设法增加销售量或减少进货量，使二者相适应。但不管怎样，存货的调整不会立即实现，存货的调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现在假定期初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增加投资后，乘数发生作用，实际存货数量就会不断减少，但只要实际存货数量依然大于合意的存货水平，那么乘数的作用仍会发挥出来。这就是凯恩斯谈过的正常乘数的作用。【115】希克斯认为，到此为止，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是有效的。但如果实际存货数量下降到合意的存货水平之下，厂商将会设法增加实际存货，于是这时就产生增加存货的投资愿望，这是一种引致投资（即诱发投资）。一旦有了引致投资，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的增加将会超过凯恩斯所提出的那种正常乘数的作用，而出现一种“超级乘数”的作用。希克斯指出，凯恩斯没有超级乘数概念，他对投资乘数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

总之，希克斯认为，超级乘数的作用是最初投资和增加存货的引致投资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超级乘数的作用大于正常乘数的作用。

第二节　加速原理

一、定　义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是用来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与投资的变动之间的关系的经济理论。其内容是：收入的增加将引起消费的增加，但要增加消费品的数量，资本品的数量必须相应地增加，因此收入的增加必将引起投资的增加。

加速原理所要说明的与投资乘数所要说明的不同：投资乘数原理说明投资的变动将会如何引起收入的变动；加速原理说明收入的变动将会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116】

为了说明收入变动与投资变动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先了解资本产量比率（capital-output ratio）和加速系数（accelerator coefficient）这两个概念。

二、资本产量比率和加速系数

1．资本产量比率

资本产量比率为资本与产量之比。

如果生产100万元的产品，需要300万元的资本。资本产量比率是alt即3。也就是说，每生产1元的产品，需要3元资本。

2．加速系数

加速系数又称加速数（accelerator）。加速系数为资本增量与产量增量之比。

在这里，资本增量就是投资。因此，

如果增加投资30万元，可以使产量或收入增加10万元，加速系数是alt即3。也就是说，每增加1元的产品或收入，需要增加3元投资。

三、净投资和重置投资

为了说明加速原理，需要区别净投资（net investment）和重置投资（replacement investment）。净投资是指资本总量的新增加部分。重置投资指用来补偿陈旧的资本设备的投资。

净投资与重置投资相加，称为总投资（gross investment）。净投资可以为正值、负值或等于零。但总投资至少也应等于零，而不可能小于零，因为一个企业投资最少时就是本期不购买任何机器设备。而由于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重置投资，所以净投资有可能是负数。【117】

净投资取决于收入的变动情况。重置投资取决于原有资本设备的数量、构成和使用的年限。

四、加速原理举例

下面举例说明加速原理。

假定某企业原有100台机器，每台机器生产产品10件。

假定每加速原理举例

年有10台机器被磨损，需要重置。假定企业年产量等于年销售量。假定开始时所有机器都充分利用，则历年投资变动情况如上表。

如表上所示：

第一年。由于原有机器充分利用，年产量（销售量）为1000件。本年只需重置10台机器。没有净投资。

第二年。生产量维持上一年的水平。原有的机器充分利用。仍只需重置10台机器。没有净投资。

第三年。由于产量增加了100件，因此需要净投资购买10台机器。除这10台机器外，还需要重置10台机器。共购买机器20台。由第三年的情况可以看出，由于产量（收入）虽然只比上一年增加10％，但投资却比上一年增加100％，即由原来每年购买十台机器变为购买20台机器。

第四年。产量再增加100件，年产量达到1200件，即增产9％。但这一年的总投资的水平不变（净投资购买10台机器，重置10台机器，即仍购20台机器）。

第五年。产量增加了50件，即增产4％。投资量由20台降为15台（净投资购买5台机器，重置10台机器，共购15台机器）。

第六年。产量不变，即仍为1250件。不需要净投资，只需要重置10台机器。

第七年。产量减少了100件，即下降到1150十件。生产1150件需要115台机器。由于上一年使用125台，所以这时企业既不需要净投资，也不需要重置投资。净投资、重置投资、总投资都是零。

第八年。产量又减少50件，即下降到1100件，需要机器110台。净投资为零，重置投资仅为5台。

第九年。产量再度下降100件，即下降到1000件。这时，净投资、重置投资、总投资又都是零。

应当注意的是，从第七年到第九年，产量年年下降，所以或者不需要更换机器，或者只需要更换5台机器。但可以仍按每年重置10台机器计算，而以净投资为负值作为抵消。这样，在上表中，第七年到第九年的净投资不是零，而分别是-10，-5，-10。

五、净投资和总投资的公式

以上说明：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收入的变动同投资变动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二者不是同比例的，并且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对以前的年份连续进行考察，不能只看某一年。同时，必须把投资区分为净投资与重置投资，才能说明收入变动与投资变动的关系。

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说明净投资和总投资的变动。

以Y表示产量或收入，K表示资本，C表示资本－产量比率altt表示时期，则有：

以I表示净投资，则有：

It＝Kt－Kt－1

It＝CYt－CYt－1＝C（Yt－Yt－1）

如果Yt＞Yt－1，则It＞0；

如果Yt＜Yt－1，则It＜0。

以重置投资为D，总投资为G，则有

G＝I＋D

Gt＝It＋Dt＝C（Yt－Yt－1）＋Dt

现将上面所举的加速原理的例子用货币值表示。假定产品每件1万元，机器每台20万元（见下页表）。

表中，alt

将表中数字代入总投资公式：

例，以第4年为t，则

例，以第7年为t，则

Gt＝2（1150－1250）＋200＝2（－100）＋200＝0

例，以第8年为t，则

Gt＝2（1100－1150）＋200＝2（－50）＋200＝100

例，以第9年为t，则

Gt＝2（1000－1100）＋200＝2（－100）＋200＝0

六、加速原理作用的进一步说明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1．根据加速原理，投资并不是产量（或收入）的绝对量或其变动的绝对量的函数，而是产量（或收入）的变动率的函数，即投资的变动取决于产量（或收入）的变动率，而并非取决于产量（或收入）的绝对量或变动的绝对量。

2．根据加速原理，投资的波动大于产量（或收入）的波动。产量（或收入）的轻微变动，投资支出会有较大的变动。

3．根据加速原理，要想使投资水平不至于下降，产量（或收入）就必须继续增长。如果产量（或收入）的增长率放慢了，投资也会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即使产量（或收入）并未绝对地下降，而只是相对地放慢了增长速度，也可能引起经济衰退。

4．由此可以知道“加速”一词的含义。“加速”是指：当产量（或收入）增长时，投资是加速增长的；当产量（或收入）停止增长或下降时，投资是加速减少的。

5．加速原理必须在没有生产资源闲置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如果企业处于开工不足和机器设备闲置的条件下，那么，当收入增长后，企业不必要添置新的机器设备，只需要动用闲置的机器设备就行了。

第三节　乘数与加速系数的结合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只注意到投资乘数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加速系数的作用，而为了说明消费、投资、收入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必要把乘数的作用和加速系数的作用结合起来考察。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模型（汉森-萨缪尔森模型），就是说明乘数和加速系数相互作用的一种理论。

一、乘数与加速原理模型是【118】

设，边际消费倾向为b，alt

　加速系数为a，alt

现期收入为Yt，

自发投资为I₀，

由前期收入决定的现期消费为Ct，

Ct＝b（Yt－1）

由消费变动而引致的投资为Ii，

Ii＝a（Ct－Ct－1）

现期投资为It，

It＝I₀＋Ii＝I₀＋a（Ct－Ct－1）

这样，乘数与加速原理模型则是：

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结合举例

如边际消费倾向、加速系数、每期自发投资为已知，就可以推出以后各期的收入。

假定alt（指收入增量中有50％用于消费），

alt（指每增加1元投资，可使收入增加1元），

I₀＝1000亿元（例如，以政府支出作为自发投资，政府每年支出1000亿元）。

根据上述数字列出下表（见下页）。

以上是乘数与加速系数相结合时的收入变动情况。假定不考虑加速系数的作用，只考虑乘数的作用，那么收入的变动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

以K表示乘数，

即　K＝2

这表明：在只有乘数作用的条件下，收入不会波动，而只可能不断上升。在乘数为2时，收入最终接近于期初收入的一倍。

由此可以了解到乘数作用与乘数—加速系数结合的作用的不同（上表只说明乘数起作用时的情况）。

三、乘数与加速原理结合所说明的问题

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结合说明经济中消费、投资与收入是相互影响、相互调整的。假定自发投资为一固定的量，靠经济本身调整，它就自发地形成经济的周期波动。经济周期中的高涨阶段和低潮阶段正是由乘数与加速原理结合的作用所决定的，它使经济自动从高峰到谷底之间摆动。

用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结合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若干种解释中的一种。【119】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根据上述情况，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以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他们指出，在政府调节经济时，可以掌握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可以调节投资。上述的波动情况是在自发投资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政府及时变更政府支出或采取影响私人投资的政策，可以使经济的变动比较接近政府的意图。

第二，可以影响加速系数。假定不考虑收益递减问题，加速系数与资本—产量比率的数值是一样的。所以，政府采取措施影响加速系数就是影响资本—产量比率；这就是说，政府应通过适当的政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的经济效果。

第三，可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通过适当的政策，影响人们的消费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从而影响下一期的收入。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从动态的角度看，单纯的加速原理或乘数原理只有理论意义，而没有实际意义。汉森和萨缪尔森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结合作为政府按照收入变动趋势来调节经济生活的依据，这被看成是在动态经济学领域内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

四、经济周期波动的上限和下限

通过乘数和加速系数的结合，经济中将自发地形成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周期由扩张过程和收缩过程所组成。但无论是扩张过程还是收缩过程，会不会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希克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提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上限（ceiling）和下限（floor）的概念。

经济周期波动的上限，是指产量或收入无论如何增加都不会越过的一条限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限，是指产量或收入无论如何收缩都不会由此再往下降的一条限界。

经济周期波动的上限取决于社会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和一切生产资源的可以被利用的限度。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社会上一切可以被利用的生产资源都被充分利用了，那么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就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经济活动到达上限，产量就会停止增加，投资也就会停止增加或减少。

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限取决于总投资的特点和加速原理作用的局限性。前面已经提到，总投资不可能小于零，因为一个企业投资最少时为本期不购买任何机器设备，即总投资等于零。既然如此，经济的收缩就有一个限度。加之，前面也已经提到，加速原理必须在没有生产资源闲置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如果企业因经济收缩而处于开工不足之中，那么企业就有闲置的机器设备，加速原理就不起作用了。既然加速原理不起作用，只有乘数还起作用，而边际消费倾向又不可能等于零，所以经济收缩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停止收缩，一旦收入不再继续下降，重置投资的乘数作用就会使收入逐渐回升。

以上关于经济周期波动上限和下限的分析，以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假定为前提。如果其他情况变化了，经济周期波动也就不以上述的上限和下限为界。

第四节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点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不同，经济发展是指一国由不发达状态转入发达状态。经济发展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且还包括了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用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作为衡量“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例如规定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若干美元以上的为“发达”，若干美元以下的为“不发达”，而把制度、结构的变化作为“暗含”的标志。但也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区分方法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全部内容。【120】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的局限性问题，本书下一章将另有专节来讲述。

在衡量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对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对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进行衡量，都应采取不变价格计算，以便把物价变动的影响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中消除。

在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后，可按下列公式来计算年平均增长率。

以t表示期终的年份，b表示开始的年份，n表示这段时间内的年数，r表示平均增长率，则：

GNPt＝GNPb（1＋r）n

用对数方程来解：

开始的年份和期终的年份的选择十分重要。如果从萧条年份开始，以高涨年份结束，那么计算出来的年平均增长率将是偏高的。反之，如果从高涨年份开始，以萧条年份结束，那么计算出来的年平均增长率将是偏低的。所以选择开始的年份和期终的年份时，应当使二者处于经济周期中的同一阶段。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什么样的增长是合乎理想的？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合乎理想的增长？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三种：一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 E. Harrod）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 D. Domar）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二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 M. Solow）、斯旺（T. Swan）和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 Meade）所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三是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N. Kaldor）、罗宾逊夫人、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L. Pasinetti）所提出的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本书中只介绍有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内容。【121】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

哈罗德从凯恩斯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在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以G表示收入（或产量）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以K表示投资与产量增量之比，即加速系数；以s表示收入中的储蓄比率；I表示净投资；S表示储蓄。

哈罗德的基本公式是：

GK＝s

由于，

所以，

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公式。可见，GK＝s公式与S＝I公式是一致的。【122】

三、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

多马的出发点与哈罗德相同，只是表述方式有所区别。在多马的经济理论中，以σ表示加速系数的倒数，即资本生产率（指每增加一单位投资能增加的收入或产量），alts表示储蓄在收入中的比例：alt

多马的基本公式是：

这仍然是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公式。【123】

由于多马和哈罗德所谈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四、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的含义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从凯恩斯的S＝I这一公式出发，认为要使经济均衡增长下去，那么，一个国家每一时期的储蓄应当全部转化为投资。

2．由于储蓄比例与资本生产率（资本—产量比例的倒数）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率，这样既可以在资本生产率为既定的条件下，用改变储蓄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率，也可以在储蓄比例不变的前提下，用改变资本生产率的办法来使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

例如，在alt公式中，如果σ＝0.25（即每增加1单位投资可增加0.25单位的产量），或K＝4（即增加1单位产量需增加4单位资本），s＝0.2（即储蓄占收入的20％），那么，alt或G＝0.25×0.2＝0.05，这就是说，经济可按5％的年增长率增长。

假定现在准备把年经济增长率由5％提高到8％。

那么，在资本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应将储蓄比例由20％提高到32％，

或者，在储蓄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应将资本生产率由0.25提高到0.4（即增加1单位投资可增加0.4单位的产量），

或者，采取部分提高储蓄比例，部分提高资本生产率的办法。例如，将储蓄比率由20％提高到25％，同时将资本生产率由0.25提高到0.32。

即0.08＝0.25×0.32

3．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凯恩斯采取短期分析方法，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只注意投资在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投资在总供给方面的作用。但由于投资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所以投资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可以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具有生产能力效应，可以增加总供给。

以总需求为D，总供给为Q，

与凯恩斯理论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即使在分析投资两重性时，仍然是以凯恩斯的基本公式S＝I为依据的，因为要使S＝I，应使∆S＝∆I；与凯恩斯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指出了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可对以下两图进行比较。

下面上个图就是第八章已经讲过的储蓄与投资决定收入水平图。这时是短期分析，没有考虑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

下面下图就不同了。

如图所示，第一年I₁与S相交于E₁，这时的国民收入水平为OY₁。

假定资本生产率是1。在这种情况下，K表示资本与产量的函数关系，这时K是45°线，即产量的增量与投资是相等的。由于资本生产率为1，并且考虑到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所以I₁使生产能力增加Y₁Y₂（因为∠KY₁Y是45°，OI₁＝E₁Y＝Y₁Y₂）。于是第二年的国民收入水平将为OY₂（比第一年增加了Y₁Y₂）。

但随着Y的增大，S也会增大。为了抵消所增加的S，使S与I仍保持相等，于是I也会由I₁增加到I₂。I₂与S在E₂相交。

以后各年的I、Y都将按照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是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不曾涉及的。

在这里，K的斜率是与资本生产率大小有关。K的斜率是资本生产率的倒数。当资本生产率为1时，K为45°线。资本生产率越小，K的斜率越大。

4．哈罗德提出的合意的（或译满意的、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 rate of growth）概念。

合意增长率指均衡增长率。

现用下例来说明。

假定：消费倾向alt

资本生产率σ＝0.25（即增加1单位资本可以增加0.25单位产量），

年增长率G＝5％，

第一期产量或收入为100。

可以列出下表：

表上各期的产量或收入是用下列公式计算出来的：

这时，G就是均衡增长率，即5％。

五、均衡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

按照哈罗德的看法，均衡增长率之所以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因为在这种增长率条件下，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相等的。

以上表所列数字为例。投资与储蓄，以及投资增量与储蓄增量始终是相等的。投资与储蓄都按每年5％的速度增长。经济如果按这样一条途径增长下去，就是有保证的或均衡的。

但均衡增长率并不等于实际增长率。

设均衡增长率为Gw，实际增长率为Gt。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或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一定相等，Gw与Gt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Gt＞Gw，那么社会的总需求将超过扩大了的生产能力，其结果将是通货膨胀。如果Gt＜Gw，那么扩大了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充分利用，就会开工不足，于是，投资与收入也将下降，会引起失业。只有在Gt＝Gw时才能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均衡增长。

均衡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不一致性，可用下列公式来说明。

以Kw表示合意的投资与产量比率，Sw表示合意的储蓄比率；

以Kt表示实际的投资与产量比率，St表示实际的储蓄比率。

关于均衡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关系，还可用下图来进一步说明。现将资本生产率假定为0.5（即增加一单位投资能增加0.5单位的收入或产量）。K的斜率是资本生产率的倒数，因此K的斜率为二。

当投资为I₁时，第一年的国民收入水平由Y₁上升到第二年的Y₂。由于K的斜率为2，所以E₁Y₁＝FY₂＝2Y₁Y₂，这是符合均衡增长条件的。

假定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不一致，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即收入的增长小于Y₁Y₂在资本生产率为0.5的条件下，均衡增长条件为E₁Y₁＝FY₂＝2Y₁Y₂，现在，既然实际收入增长小于Y₁，Y₂，那么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量就小于E₁Y₁所提供的生产能力，于是意味着有过剩的生产能力。

前面曾经指出，加速系数的发挥作用以没有生产设备闲置为条件。由于有了过剩生产能力，加速系数的作用将受到限制，以至于消失。这将对以后各年的收入变动产生连锁反应。所以，一旦实际增长率限低到均衡增长率之下而出现了最初差距之后，那么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以后必然越来越大。

第二种情况：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即收入的增长大于Y₁Y₂。在资本生产率为0.5的条件下，均衡增长条件为E₁Y₁＝FY₂＝2Y₁Y₂，现在，既然实际收入增长大于Y₁Y₂，那将出现资本短缺，即E₁Y₁所提供的资本显得过少了。为了补足这个短缺额，投资必定超过储蓄。一旦出现了实际增长率的偏离，也将对以后各年的收入变动产生连锁反应，即投资越来越大于储蓄，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的差距也必然越来越大。

因此，均衡增长途径被说成是“剃刀的锋口”，意思是说，均衡增长过程不易保持，只要实际增长率开始稍稍偏离了均衡增长率，两者的差距以后将越来越大。

从政策含义上说，这表明：要维持长期的均衡增长，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保持一致。

六、自然增长率概念

哈罗德进而考察了自然增长率。

自然增长率是考虑到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因此，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条件下社会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

设Gn代表自然增长率。哈罗德认为，自然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之间会出现三种情况：

1．Gw＞Gn，这时由于劳动力不足而使经济呈现长期停滞趋势。

2．Gw＜Gn，这时会因劳动力过多而造成工资低廉，因而可能出现“长期兴奋”状态。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做到既没有通货膨胀又没有失业。

3．因此，Gw＝Gn才是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

把均衡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三者结合在一起考察，从长期看，应当是：

Gw＝Gt＝Gn

但是，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意哈罗德的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劳动力不足只会产生“短期停滞”，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是必然的趋势，技术创新将节省劳动力，使劳动力显得过多，工资相对低廉，从而会造成“长期兴奋”；另一方面，劳动力过剩，也只会产生“短期兴奋”，从长期来看，由于大量失业的存在，会导致供给大于需求，从而会造成“长期停滞”。

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于Gw≠Gn的后果有不同的看法，但Gw＝Gn仍被看成是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

七、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得出按人口平均的经济增长率。

以g表示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

s表示储蓄比例，

n表示人口增长率，

σ表示资本生产率，

则有：

g＝σs－n

这就是按人口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这一公式并不十分精确，但大体上可以用来进行概算。这是一种比较简便的计算方法。

例如，

则：

这表明：在上述σ、s、n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每年是3％。

再假定人口增长率（n）是1.5％或1％，

资本生产率（σ）是0.25或0.33，

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g）由1％增加至8％时，所要求的储蓄比率（s）的大小如下（见下页表）。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从两个表的比较可知，在既定的储蓄比例前提下，降低人口增长率和提高资本生产率，对于提高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是何等重要。

八、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考察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Q表示产量。在固定的资本和劳动力之比（K/L）条件下，等产量曲线是成直角形的，因为K增加而L不增加，则Q不变，这时有过剩的资本设备；或者，L增加而K不增加，Q也不变，这时有过剩劳动力。因此，要实现均衡增长，K与L必须等比例增长。【124】下图说明这一关系（图中，Q₁，Q₂，Q₃表示不同水平的等产量曲线）。

现在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即等量的K与较少量的L结合生产出一定单位的Q，于是K/L线变为（K/L）′线，这意味着当资本设备过剩时，可以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达到充分利用设备以增加Q的目的。

假定K∶L原为1∶3，社会有300万单位K，300万单位L，这时社会只能有100万单位Q（Q₁）。

如果K∶L变为1∶1，则可以生产出300万单位的Q（Q₃）。

可以从下图看出这种变化：

图上，K/L线表明：在K有300万单位，L有300万单位时，由于K/L为1∶3，所以在K与L的结合点a上，产量为Q₁，K有200万单位过剩。

（K/L）′线表明：在alt时，在K与L的结合点b，c，d上，产量分别为Q₁，Q₂，Q₃。在d点上，产量为Q₃，K没有过剩。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固定的K与L的比例条件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的。K与L的可变比例不在这个经济增长模型考虑之列。

第五节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

早在1956年，索洛和斯旺就分别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后来，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又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作了系统的表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既有凯恩斯经济学的成分，又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成分，这是它的理论特征。【125】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反映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下列两个假定上。这两个假定是：

第一，假定有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但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互相替换的，资本和劳动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组合。而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按固定比例组合的。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这一假定，既然资本和劳动可以按不同的比例进行组合，一定量的资本可以吸收不同数量的劳动，那么资本—产量比率也是非固定的，或者说，资本—产量比率的倒数——资本生产率——是可变的。一定的资本量同较多的劳动力相结合，资本生产率就较高；反之，一定的资本量同较少的劳动力相结合，资本生产率就较低。这一点也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不同，因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和劳动的固定比例出发，总是假定资本—产量比率为既定，而在既定的资本—产量比率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储蓄比例）呈同一方向的变化。

第二，假定在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则不包含这样一个假定。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怎样得出这种假定的呢？要知道，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既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是可变的，而一切经济活动又都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一切被投入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生产要素闲置的问题。

正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于是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来有意义的实际增长率（或实际产量）与可能的增长率（或可能的产量）之间的背离状态，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实际增长率（或实际产量）就是可能的增长率（或可能的产量）。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

可以先回顾一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增长条件的说明。

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Y表示收入。

如要Y增长，那么K与L必须按比例增长。

假定∆K和∆L是按比例增长，那么就可以有∆Y，

假定∆K＞1而∆L＝0，或∆L＞1而∆K＝0，那么∆Y只可能等于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K与L应当保持固定比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与此不同。

以a表示资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b表示劳动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换句话说，a和b分别表示反映资本和劳动对收入增长（即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这样，只要规模收益不变，则：

由于假定a＋b＝1，上式可以写成：

两端各加上alt得下式：

这一公式意味着什么呢？

公式的左端是指国民收入增长率（或产量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也就是平均每人的收入的增长率。

公式的右端是指a与alt的乘积。关于a的含义，前面已经谈过了。alt是指资本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的增长率。

因此，上述公式意味着：

如果资本增长率alt与劳动力增长率alt相等，即alt那么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率alt也等于零。

为了使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率大于零，则资本增长率必须大于劳动力增长率。

由此可以了解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只要资本的边际产品大于零，如果平均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增长率为正数，平均每人收入增长率也就是正数。同时，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假定每个新工人所使用的资本数量与每个老工人（现有工人）所使用的资本数量相等，那么单单为了使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资本装备，就必须从现期收入（现期产量）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新工人的资本装备，于是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说：劳动力人数增加得越多，越迅速，经济中要求追加的投资量就越大，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就越难以提高。假定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alt作为目标，那么，或者应当控制劳动力人数的增长率alt或者应当提高资本生产率，否则就只好降低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

三、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以上所考虑的经济增长，以技术不变为前提。现在把技术进步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以λ表示技术进步，则有下列公式：

两端各加上alt得下式：

由于加上了技术进步（λ）这个因素，可以看出这个公式与前面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的公式不同之处。

现在，假定技术进步是正数，即使资本增长率alt与劳动力增长率alt相等，即alt那么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率alt也不会等于零，而会是正数。同时，为了使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率大于零，资本增长率可以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也可以等于甚至小于劳动力增长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即λ的值。当然，如果λ的值为既定，那么alt越大于alt越有利于平均每人收入的增长率。

由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含义：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体现于物质资本（资本存量）之上，也可以体现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只要技术进步是正数，它对经济增长率总是有利的。

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估算

平均每人收入（产量）增长率中究竟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功于技术进步？在这里，可以把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小当作一个余量来对待。这就是说，总产量增长率中，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长率，其余的部分可以归因于平均每个单位劳动和资本投入量所增加了的产量，即统称为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的作用。

根据上述公式：

移项后，

假定K和∆K，L和∆K，Y和∆Y已知，

那么λ的大小将依赖a的大小而定。

例如，已知　∆K/K＝2.0％（资本增长率）

　　　　　　∆L/L＝0.7％（工时增长率）

　　　　　　∆Y/Y＝3.1％（收入增长率或总产量增长率）

　　　　　　a＝0.25（资本收益占收入的比例，或者说，资本量每增加1％将引起产量增加0.25％）

则：

这表明，在上述条件下，总产量增长率（3.1％）中有2.1％归因于技术进步，即产量的增长有大约2/3归因于技术进步，1/3归因于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长。

假定∆K/K，∆L/L，∆Y/L的数值不变，a由0.25变为0.50，那么λ的数值也会相应地变化。

这表明，技术进步的作用减少了，3.1％的产量增长率中有1.75％可以归因于技术，即产量的增长大约56.5％归因于技术进步。【126】

第六节　关于零增长的争论

一、零增长论的提出

零增长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

1968年，西方一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新闻文化等界的名流聚集在罗马，讨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生态平衡问题。这就是所谓“罗马俱乐部”的由来。他们呼吁注意增长中的生态平衡问题。1971年，福雷斯特（J. Forrester）发表了《世界动态学》，1972年米多斯（D. H. Meadows）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些著作分析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零增长理论。

二、零增长论的要点

零增长论者认为，如果经济不受阻碍地继续增长下去，那么到公元2100年，因为环境污染，粮食不够，人口过多，自然资源消耗完，将出现“世界的末日”，人类将毁灭，所以他们要求从现在起实现零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保持生态平衡。

三、反对零增长论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论点

零增长论遭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1．零经济增长并不能达到生态平衡的目的，只不过使人类稍许推迟了所谓“世界末日”的来到，因为即使经济增长率为零，污染并不减少，资源的消耗也不会减少，而会照目前的速度继续污染下去。要消灭污染和减低资源损耗，必须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在零经济增长率之下，是不可能新建或扩大有利于改善环境的部门的。所以，他们认为，零增长率并不能防止污染，也不能防止资源枯竭。要解决污染和资源问题，必须发展新的技术，这也需要经济继续增长，用经济增长来克服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

2．零经济增长将大大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性。这是因为：社会为了保持零经济增长，必须使现有工作岗位的总数不变，如果现有工作岗位总数增加了，经济就会增长。但是，现在各种工作岗位的差别很大，职业有好有坏，工作条件也不同。于是，争夺工作岗位的斗争要比经济增长条件下激烈得多。零增长条件下，低收入的人无论个人如何努力，都没有可能被提升。加班加点也是不允许的，发明创造也不允许，因为这些都不符合零增长的要术。既然一切都要保持现状，从而零经济增长的社会将成为一个僵化的社会，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不平等将永远保存下去，甚至还会扩大。

3．零经济增长条件下，社会效率将大大降低。这是因为：零经济增长要求零技术进步，不允许技术创新。个人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因此将消失。于是必然使社会上许多人有混日子的思想，社会思想将混乱不堪。这样，在“自然末日”尚未到来之前，“社会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4．零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如果零增长，就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发达国家也不愿意零增长，它们认为，单靠本国零增长，而其他各国的经济仍然像过去一样增长，那么，大气、海洋同样会被污染，自己仍然遭受损害。既然任何一国都不愿实行零增长，所以零增长只是一种空想。

5．要实现零经济增长，必须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政府要监督企业的投资率、生产规模、产量、雇用人数、工作时数等等，否则，不能保证零增长的实现。这样，在还没有实现零增长之前，庞大的官僚机关已建立，财政负担必将大大加重。这也将是对社会的灾祸。并且私人企业能用各种办法来逃避检查，使政府的监督难以收效。

总之，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零经济增长是不能实现的，也是不应该实现的。

第七节　关于最优增长的争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多数人不同意增长论的观点。既然零增长被认为有弊无利，而又难以实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才是所谓最优的呢？问题自然而然地涉及最优增长这一概念本身。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优增长论的出现是比较早的。拉姆赛（F. P. R. amsey）发表于1928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的《数理的储蓄理论》一文，被认为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它的主题是：社会应当把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储备？或者说，多大的储蓄比例是最优的？长时期内，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最优增长的讨论围绕着目前的经济增长与未来消费水平的关系而进行。能够使未来消费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增长率，被认为是最优增长率。根据这种标准，最优增长率主要取决于现期消费和投资之比，或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果现期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大一些，那么未来消费就不会增加很多，因为投资所占的比例小了。反之，如果现期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小一些，增加了投资，未来消费就能增加较多。但如果现期消费过少，投资过大，那么未来消费也不一定增加得很快，因为影响增长率的不仅包括现期的投资率，而且也包括现期消费水平。因此，最优增长率的确定实际上是现期消费和投资之间最适当比例的确定。

怎样确定现期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最适当比例？

在有关消费和投资比例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曾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讨论了这个问题。【127】尽管各派的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公式则是被多数人接受的，这就是：【128】

平均每人消费额＝平均每人实际产值－平均每人投资额

在一定的劳动力数量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要使平均每人消费额达到最大限度，必须使平均每人实际产值尽可能大，或使平均每人投资额尽可能小。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投资比例，被认为是最优投资比例。按最优投资比例实现的经济增长，是最优增长。

如果投资比例大于这一限界，那么投资的增加并不能使总产值增加，也就是并不能使平均每人产值增加。这是因为，投资的增加使平均每人投资额提高了，这样，平均每人消费额会降低；平均每人消费额的降低就妨碍总产值的增加。如果投资比例达不到这一限界，总产值和平均每人产值都会减少，这样，平均每人消费额也就不会达到最大限度。

结论是：希望前一代人按照能使平均每人消费额未来达到最大值的投资率来安排现期的消费和投资，以便后代人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消费水平。

但这种对最优增长的理解目前日益受到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怀疑。

持有异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最优增长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

他们问道：为未来最大限度消费而减少现期消费和增加投资，值得吗？为未来消费而节俭、储蓄，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只要经济还能够继续增长（不管增长率是大还是小），后代人反应会比这一代人富裕，生活比现在好，那么这一代人有什么必要减少现期消费，使后代人在生活水平上大大超过这一代呢？

持有异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最优增长概念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假定后代人与这一代的看法是一样的。最优增长意味着，要以最适当的投资率安排现期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以便使未来能够有最大限度的消费，而未来最大限度的消费据说是后代人的愿望。然而这种假定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由于经济增长，后代人的消费品会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心理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的消费风尚可能与今天大不一样。后代人很可能要求摆脱消费品的包围，鄙弃过多的消费品。

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代人心目中的“最优”恰好等于后代人心目中的“最优”。

思　考　题

一、引致投资的定义。

二、举例说明加速原理的作用。

三、为什么投资不是收入绝对量或收入变动绝对量的函数，而是收入变动率的函数？试举例以说明之。

四、为什么加速原理必须在没有生产资源闲置的条件下才起作用？

五、举例说明乘数和加速系数的结合。

六、如何运用乘数和加速系数的结合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

七、希克斯关于经济周期波动上限和下限的解释。

八、为什么说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收入均衡学说为基础？

九、均衡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概念。

十、关于零增长的争论。

十一、关于最优增长有无必要性的争论。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四章。下册，1982年版，第三十七章。

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811年版，第二、三、四章。

德尔别尔格、麦克多噶尔：《宏观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2年版，第十三、十四章。

陈振汉、厉以宁：《工业区位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章。

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二、六章。

厉以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起飞”的争论和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第二版中的答辩》，载《国外经济学评介》，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厉以宁：《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载《国外经济学评介》，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十四章　经济活动的规范

第一节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一、流行的经济学定义

根据西方目前流行的（但并非普遍接受的）定义，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人们和社会如何作出“选择”，以便有效地利用各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满足既定目标。【129】

根据这一定义，在资源稀缺而目标为既定的前提下，经济学将对这样四个问题进行研究：

1．生产什么产品（What）？

2．怎样进行生产（How）？

3．为谁进行生产（For whom）？

4．现在生产还是将来生产（When）？

但“选择”的原则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在“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上，人们会问：为什么要生产这一种产品，而不生产另一种产品？为什么这一种产品生产得多，另一种产品生产得较少？这就与“选择”的原则有关。在“怎样进行生产”，“为谁进行生产”，“现在生产还是将来生产”这些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先确定“选择”的原则，是不可能作出“选择”的。

考虑到“选择”的原则，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活动的规范问题。他们把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两类，经济活动的规范或经济中的“选择”原则，被认为是规范经济学的对象。

二、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作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定，分析与预测行为的经济后果。它所力求说明的是“是什么”（what is）的问题，或者说，它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作出了某种选择，将会带什么样的后果？

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是有一定前提的，因此有关经济行为的假定十分重要，分析和预测都是在这种假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如果甲引起乙，那么乙就引起丙”，或者“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有了丁，必然同时出现戊”等等，就是实证经济学的命题。至于甲、乙、丙、丁、戊的出现是“好事”还是“坏事”，则不在讨论之列。

实证经济学不回答是否应作出某种选择的问题。

三、规范经济学

规范经常学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所力求说明的是“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或者说，它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作出这种选择，而不作出另一种选择？

价值判断对规范经济学是非常必要的。例如，甲引起丙，乙引起丁。丙与丁相比，丙是“好的”，丁是“不好的”，所以甲与乙相比，甲是“好的”，乙是“不好的”。换言之，规范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甲、乙、丙、丁的是非善恶之分。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比较

1．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人把实证经济学比作天文学，把规范经济学比作占星学。天文学研究天体运动规律，不涉及对这件事的评价问题。占星学根据星相，估计吉凶祸福，涉及评价问题。这说明，实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不涉及评价问题；规范经济学则对经济运行进行评价。

2．实证经济学是一种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判断，它是在既定的假定之下来进行判断的。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检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例如，5％的年经济增长率是目标，在多大的储蓄比例和加速系数之下，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实证经济学的课题。实证经济学可以检验这一结论是否正确。规范经济学则是伦理的判断，它并不是先去检验经济运行过程，而是先去检验假定本身，并通过对假定的检验，再对经济运行过程作出判断。例如，假定5％的年增长率是目标，规范经济学就要讨论这一假定本身是否正确，5％的年增长率能否成为目标，等等。它认为只有从伦理的角度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才能对经济运行过程作出判断。

3．但无论实证经济学还是规范经济学都与目标问题有关。目标是分层次的。越是高级的目标越具有规范性，目标层次越低，越具有实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不是矛盾的。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应当是互相补充的。

4．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实证经济学，但其中又都有规范经济学的因素。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在涉及消费者偏好的问题和收入再分配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规范经济学的成分。又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充分就业的含义、经济增长的后果，这些也都具有规范经济学的含义。至于制度经济学，则主要是一种规范经济学。

第二节　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和补偿原则

一、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

规范经济学要讨论经济行为的伦理标准。但规范经济学本身并不等于伦理学。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从伦理的、人道的立场来考虑，而必须从经济学本身来论证收入的再分配能否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economic welfare）。能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的就是“好的”，使社会的经济福利减少的就是“不好的”。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于收入分配理论时，就曾这样讨论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人们对满足的一种评价，它的范围很广，其中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福利。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经济福利是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庇古说，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对持有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贫民的货币收入很少，因此一英镑对他说来，边际效用很大；相反，富人的货币收入很多，对他说来，货币的边际效用很小，所以从富人那里取走一英镑给穷人，对富人说来效用是减少很小，对穷人说来效用的增加却很大。因此，把富人手中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手中，能够使社会的总效用增加。

庇古的福利理论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旧福利经济学。正如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谈过的，效用基数与效用序数不同，庇古的论点建立在效用基数论之上，因此那些不同意效用基数论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庇古的论点不能成立。根据效用序数论，效用只能排列先后次序而不能以基数来计量。

二、帕累托最适宜条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运用

建立在效用序数论之上的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最适宜条件论或最优境界论。

按照帕累托的观点，假定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还能使有的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不以别人的福利减少作为代价，那就表明社会的福利这时仍有可能增加，社会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假定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对这种状态的任何改变都不能再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这才表明社会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境界被称为帕累托最适宜条件或帕累托最优境界。【130】

如果按帕累托的这一观点，收入再分配就应被排除在福利经济学的讨论之外，除非收入再分配做到使一些人的收入增加而又不使另一些人的收入减少，否则便不符合帕累托最适宜条件。

因此，新福利经济学的讨论通常从收入分配为既定这一前提出发。这是它与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的显著区别。

三、卡尔多补偿原则

补偿原则的提出是新福利经常学关于福利的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31】

卡尔多是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之一，也是补偿原则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否定收入再分配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补偿原则。他认为，市场上的价格变化或任何政策所引起的市场上的价格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失。到此为止，尽管有人受益，还不能认为社会上的福利增加了。因此，必须采取补偿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使受损失者得到补偿，结果将形成一些人仍然受益，另一些人虽然受损失，但得到了补偿，这才是社会的福利的增加。

这里所说的补偿，可以是实际补偿，也可以是虚拟补偿。所谓虚拟补偿是指并非直接使受损失者得到补偿，而是政府通过支出增加了社会福利，这仍然可以看作是受损失者实际上没有受到损失。

四、希克斯补偿原则

新福利经济学的另一研究者希克斯对补偿原则的解释与卡尔多相似。这两种解释通常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简单地说，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就是：如果在补偿受损失者之后，受益者的情况仍比过去好，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就比过去好。

但希克斯在论证虚拟补偿方面，比卡尔多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对受损失者，不必由受益者来补偿，而可以通过社会效率的提高自然地进行补偿，同时，虚拟补偿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是一种未来的补偿，只要社会提高了效率，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社会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受益者。

五、西托夫斯基标准

美国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 Scitovsky）在研究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原则之后，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只注意到原来的收入分配状况，而忽略了改变后的改入分配状况，于是可能出现这种矛盾：按原来的收入分配来看，通过虚拟补偿的检验，以改变后的改入分配为佳，但如果按改变后的收入分配来看，通过虚拟补偿的检验，又以原来的收入分配为佳。

因此，西托夫斯基采取了检验福利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指：

第一个标准——在新情况（A）之下，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是否有可能使得每一个人都比原来的情况（B）之下好些。

第二个标准——在原来的情况（B）之下，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是否不可能使得每一个人都比新情况（A）之下好些。

采取“双重标准”检验，可能有四种结果：

如果第一个标准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标准为不可能，那么可以得出“A比B好”的结论。

如果第一个标准为不可能，而第二个标准却可以达到，那么可以得出“B比A好”的结论。

如果第一个标准和第二个标准都可以达到，那就得不出“A与B相比，谁优谁劣”的结论。

如果第一个标准和第二个标准都不可能达到，那么也得不出“A与B相比，谁优谁劣”的结论。

总之，西托夫斯基提出的检验福利的标准是：既从正面进行检验，也要反转过来进行检验。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论的矛盾。

六、李特尔标准

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I. M. D. Little）认为卡尔多—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关于补偿原则的论述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事实上都只把虚拟补偿作为检验福利的标准，回避了实际补偿问题（也就是收入再分配的实际后果问题）。于是李特尔提出了“三重标准”，即：

（1）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满足了吗？

（2）西托夫斯基标准满足了吗？

（3）收入再分配是适当的，还是糟糕的？

李特尔用实际收入或福利是否真正增加（而不是潜在的增加）来判断收入再分配是“适当的”还是“糟糕的”。这就是上述第三个标准。

第三节　偏好与选择

一、偏好与福利

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福利涉及人们的主观评价，而人们的主观评价又表现在人们的偏好与选择上。

如果人们喜爱A而不喜爱B，那么，A多了，就增加人们的福利，而B再多也不会增加人们的福利。如果人们既喜爱A又喜爱B，那么无论A增加还是B增加，都意味着人们福利的增加。如果人们既喜爱A又喜爱B，但对A的喜爱大于对B的喜爱，那么等量的A的增加和B的增加，使人们的福利增加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有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研究福利的变化，应当分析人们的偏好与选择问题。

二、个人的显示性偏好

首先从个人偏好谈起。萨缪尔森提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概念。【132】

假定市场上有A、B可供选择，但个人购买A而不购买B。为什么个人会有这种选择？可能是由于A比B便宜。假定A并不比B便宜，那么这必然是由于个人对A的喜爱超过对B的喜爱。这种显然地流露出来的对A的喜爱或对B的不喜爱，被称为显示性偏好。

假定市场有A、B、C……可供选择，个人对A的喜爱超过B，对B的喜爱超过C，那么他对A的喜爱也必定超过C……。这就是个人的选择顺序。个人的福利与个人的偏好和选择顺序有关。

三、个人偏好与社会福利

社会由无数的个人组成。各人的偏好不同，选择顺序不同。那么社会的福利应如何确定呢？萨缪尔森等人进而讨论了社会福利函数问题。

假定社会只有X、Y二人，各人有各人的效用水平，它们取决于各人的偏好和选择顺序。设X、Y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UY；社会福利函数为W。

那么，社会福利函数将是UX和UY的函数：

W＝W（UX，UY）

这一公式的含义是：社会福利取决于社会各个成员的效用水平。

四、最大社会福利

个人最大福利涉及个人的偏好与选择，社会最大福利又与组成社会的一切个人的最大福利有关。由于个人有自己的选择顺序，因此，要确定最大社会福利，必须设法从所有个人的选择顺序推导出社会的选择顺序。【133】

但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 J. Arrow）认为，由于个人的偏好和选择顺序的差别的存在，所以不可能从个人的偏好和选择顺序推导出社会的偏好和选择顺序。这一论点被称为阿罗定理。

因此，最大社会福利只可能是假定社会偏好和选择顺序为已知的条件下的最大福利，而且它可能不止一种，因为影响社会福利的变量的排列组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五、福利的相对性

有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福利本身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完全取决于自我的感觉。人与人之间不可比，在偏好与选择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而且个人的偏好与选择也会不断变化，因此自己与自己相比，也有局限性，自我的比较仅在一瞬间起作用。比如说，一个人不能回答“我比别人幸福，或者我比别人不幸福”这样的问题，只能回答“我此时此刻感到幸福或不幸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甲比乙幸福，或甲比乙不幸福”，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这就是相对福利概念。

根据相对福利概念，收入均等化措施不仅不是增加福利的措施，而且很可能是增加烦恼的措施，这是因为：收入的差距缩小了，对差距的敏感性反而增大了，人们对差距越是敏感，就越感到苦恼。

根据相对福利概念，既然福利是相对的，个人收入增长并不能说明一定比过去幸福，关键在于周围的人的收入是否也有所增长，如果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个人并不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

根据相对福利概念，社会动乱的原因不在于绝对福利没有增长，而在于相对福利没有得到满足。一些人虽然生活比过去改善，但他们仍然感到自己落后于另一些人，或认为别人的生活改善得更多，这种不满情绪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第四节　衡量国民福利的尺度

一、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局限性

在本书第八章中，已经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方法。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念，社会福利的大小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来衡量的。一国国民生产总值越多，则福利越大；平均每人的国民生产总值越多，象征着国家越先进。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怀疑。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是有局限性或缺陷的，其主要局限性或缺陷在于：

1．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不能反映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或不满足程度，不能反映人们在职业中的愉快或不愉快。

2．闲暇不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所以人们因劳动日缩短而得到的闲暇不被承认是福利的增加。

3．国民生产总值是总量指标，它只反映总产量，而不反映产品的类别。国民生产总值不能说明一国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哪些是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些产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人们的福利。

4．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只反映产品数量和价值的变化，而不能反映产品的质量与质量的改进。例如，拿今天的家庭电气用具与三十年前相比，质量有了很大改进，这能增加人们的福利，但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只是家庭电气用具产值的增加，而无法反映质量提高及其对人们福利的影响。

5．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噪音以及其他对居民生活不方便之处，在这一总量指标中反映不出来。

6．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反映出产品的占有与分配状况。

二、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校正

鉴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在衡量福利方面的上述局限性或缺陷，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 Nordhaus）和托宾（Tobin）提出了“经济福利尺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简称MEW）这一新概念，后来，萨缪尔森又称之为“纯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简称NEW）。

“经济福利尺度”和“纯经济福利”的含义是一样的，它们是对于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校正。其校正的方式是：

1．应当加上闲暇。这是因为，闲暇的增加（工作时间缩短）虽然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但却意味着人们精神上满足程度的增加，也就是福利的增加。

2．应当加上主妇的家务劳动的价值。这是因为，主妇提供的劳务（烹调、缝纫、卫生等）虽然不计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中，但其性质与市场上提供的劳务是一样的。如果主妇不提供这些劳务，家庭成员为得到同样的劳务，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从而必须付出货币，所以应当对主妇提供的劳务估算市场价值。

3．应当减去为消除污染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因为，如果企业造成了污染而又没有采取措施，那么为了使环境恢复原状，社会必须支出一定的费用。只有支出这些费用才能消除污染所造成的危害。于是有必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这种将化环境的费用，否则国民生产总值就被夸大了。

4．应当减去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现代城市生活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噪音、交通拥挤、生活不舒适等的代价）。

诺德豪斯、托宾、萨缪尔森根据近几十年美国的统计资料指出：按人口平均的MEW或NEW的增长要比GNP慢；而为了取得MEW的增长，往往需要牺牲一些GNP的增长。

三、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国际比较的困难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的经济学家和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指出，即使不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能否作为衡量福利的尺度的问题，要把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进行比较，并想通过这种国际比较来说明各国福利的多少，这也是十分困难的。困难主要在于：

1．各国总产值和国民收入计算方法不同给国民收入国际比较带来的困难。

当前世界上有两大核算体系。一是联合国1968年公布实行并向市场经济各国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另一是1971年联合国公布的适用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前者在西方各国被采用，后者被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一切与产品和劳务提供有关的活动都作为生产活动，相应地，一切货币收入都计入国民收入之中。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则把生产限制于物质产品生产和物质性劳务上，它只计算物质产品和物质性劳务的产值。这两种核算方法所得出的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数值很难进行比较。

2．各国商品化程度不同给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国际比较带来的困难。

即使所要进行比较的两国采用同一种核算体系，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货币收入计算，即以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来计算，以及由于两国商品化程度不同，使得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较不易说明问题。例如有A、B两国，A是发达国家，商品化程度高，绝大部分产品进入市场；B是发展中国家，商品化程度低，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自给性的，不进入市场，不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这样，按货币收入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指标是不可能反映B国生产的真实情况的。

3．各国产品结构和价格结构不同给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国际比较带来的困难。

即使所要进行比较的两国采用同一种核算体系，并且商品化程度相近，但两国产品结构和价格结构的不同，也使得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例如有C、D两国。C国是工业国，出口工业品，进口农产品；D国是农业国，进口工业品，出口农产品。在价格方面，C国国内工业品相对便宜些，农产品相对昂贵些；D国国内农产品相对便宜些，工业品相对昂贵些。在进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时，如果统一按C国的价格计算，D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偏高。这是因为：

D国的国民生产总值＝D国农产品数量（较多）×C国农产品价格（较高）＋D国工业品数量（较少）×C国工业品价格（较低）

计算结果显然对D国有利。

相反，在进行国民生产总值国际比较时，如果统一按D国价格计算，C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偏高。这是因为：

C国的国民生产总值＝C国工业品数量（较多）×D国工业品价格（较高）＋C国农产品数量（较少）×D国农产品价格（较低）

计算结果显然对C国有利。

如果两国产品都按世界市场价格计算，那么其中有很多产品并没有世界市场价格，因此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仍是困难的。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有上述这些困难，所以不可能利用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多少或人均值的多少来衡量两国福利的大小。

第五节　平等和效率的交替问题

一、平等和效率的矛盾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所说的效率就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他们看来，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于：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提供报酬，这些报酬构成人们的收入；要促使经济效率增长，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从而使收入有差别；这样，要做到收入均等化，就不能使社会保持高效率。这一矛盾被称为平等与效率的交替。

个人所得税率过高被认为虽然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却妨碍效率，因为这会引起工作与闲暇的替代【134】、储蓄与消费的替代【135】、财产集中与分散的替代，同时还会引起财产向国外转移和人才向国外流动问题。这些都是经济效率的损失。

过多的失业补助金、救济金等福利措施也被认为虽然有助于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但妨碍效率，因为这会使失业者不急于寻找工作和挑剔职业，使低收入者不急于提高效率，不努力工作。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假定人们的收入分割不受市场调节，而是取决于市场以外的因素，从而割断了收入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那就会出现既无平等又无效率的状态。既无平等又无效率的状态被认为比平等与效率的交替更糟。

二、平等与效率的先后次序

假定平等和效率都是社会目标，那么，在次序上究竟应当谁先谁后？

有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经济学家）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的地位。他们的理由是：

1．效率是同市场竞争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竞争又同“自由”联系在一起。没有“自由”就没有市场竞争，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效率。因此，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把把“自由”放在优先地位。

2．效率本身意味着“公平”。据说，效率来自个人的努力程度，效率反映了勤奋。如果不重视效率，就是对勤奋的挫伤，对懒惰的鼓励，所以应该把效率放在首位。

另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那些赞成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经济学家）主张把平等放在优先的地位。他们的理由是：

1．平等被认为是一种“天赋权利”，竞争所引起的收入差别是对这种“天赋权利”的侵犯。

2．效率本身不仅不意味着“公平”，而且它来自“不公平”。据说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中，各人拥有的工具不一样，占有的资源不一样，这样就造成有人效率高，有人效率低。第二，各人生活史不一样，有人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效率高；而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效率就低，所以效率不一定是勤奋的结果。第三，市场本身并不是公平的，它并不完全按个人的勤劳与懒惰给以报酬，其中有经济原因（比如说，完全竞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市场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也有非经济原因（例如性别、种族、年龄、宗教的歧视等等）。

两派对平等和效率的价值判断不同，不可能在平等和效率的先后次序上取得一致意见。

三、平等与效率的协调

有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假定平等与效率是同样重要的，那么就应该设法以尽可能小的不平等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率，或者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平等，以便尽可能地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协调。他们认为，平等与效率的协调途径主要有：

1．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支出

据说，这样既能照顾到平等，又能照顾到效率。增加教育支出，一方面可以使低收入者获得赚取较高收入的能力，使他们能适应经济中的变动，有助于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以有利于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从教育的社会受益来看，它能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也有利于效率的增加。

但这种办法被认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学生家长之所以送子女深造，主要是因为他们指望子女将来有较多的收入（指将来有超过其同辈人的收入），所以这些家长本人是不同意收入均等化的，如果真的收入均等化了，他们可能不会送子女深造。

2．福利措施的修订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福利措施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宽容性措施，例如对年老、残废、病人、孤儿的救济，这被认为出于人道的考虑。另一类是给予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工作或收入较低的人的补助，这种补助的发放反映了平等与效率的矛盾，所以社会对这些人不应按固定数额给予补助，否则将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建议将固定数额的低收入补助改为工时津贴、负所得税等。

工时津贴是指按实际劳动的工时数给低收入者以津贴，使低收入者必须工作。如果低收入者不做工就得不到工时津贴，少干一小时工作就少得到一小时津贴。

负所得税是指由政府规定一个“收入保障额”，在个人收入为零时，政府按“收入保障额”给以补助，在个人收入大于零，但小于一定数额时，政府给予某种补助，但这种补助是递减的，并且应当使受补助者的总收入（个人收入与政府补助之和）大于个人收入为零时由政府补助的收入，据说这样就不会影响低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

3．税收规则的修订

为了协调平等与效率的矛盾，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还建议停止实行过高的、累进率过大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征收办法，开征某些既可以促进效率，又不会妨碍平等的税收，例如特种消费税、城市土地税等。

4．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

劳动力的流动包括“水平流动”（跨部门、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和“垂直流动”（人们在社会中“等级”的变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既有利于创造平等的机会，又能鼓励人们的上进心，有利于提高效率。相反，假定人为地堵塞劳动力流动的渠道，则会造成既无效率，又无平等的状况，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

四、政策安排方面的平等与效率交替

当前，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理论中的平等与效率交替和政策安排方面的平等与效率交替还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由于“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是资本主义各国政党竞选纲领的重要项目，特别是执政党得以获取选票，继续当政的一项资本，所以执政党一旦提出这种口号，就不会轻易放弃它们。但在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时，执政党不可能用长期牺牲效率的办法来大搞福利补助和津贴。其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政府把竭力避免因大量增加福利支出而加剧通货膨胀；它将不得不把相当大的政府资金用于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各种投资；第二，即使不采取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办法（如扩大各种福利支出）来缩小收入差距，而采取有助于通货收缩的办法（如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来缩小收入差距，但经济效率的降低或经济效率提高得过于缓慢对整个经济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必须对收入均等化措施采取审慎态度。

出于这些考虑，政策安排方面的平等与效率交替与所谓“政治周期”联系在一起。“政治周期”的含义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随几年一次的大选而变化。这就是说：在临近大选时，政府为了取得选民“信任”，往往扩大政府开支以减少失业和救济贫民，一旦大选结束，新政府组成后，为了弥补财政中的窟窿，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率过高，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往往压缩福利支出。这时，政府宁肯多要“效率”，少要“平等”，因为“效率”将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好好工作”（workfare）比“好好生活”（welfare）的口号被喊得更响，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六节　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面利益的协调

以上谈到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对收入分配、偏好和选择、福利的衡量、以及平等与效率的矛盾等问题的一些观点。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要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既应当尊重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自由性，又应当考虑个人实际收入的变动和对个人损失的补偿；既不能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大小作为衡量福利的尺度，又不能不注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既应当注意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又不应当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他们看来，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不仅如此，社会固然是由无数的个人组成的，但社会不等于个人相加的总和。他们指出，从社会结构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三种基本力量所组成，这三种基本力量是：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利益不同，如何使三方利益协调一致或尽可能协调一致，便成为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深感兴趣的课题。

一、若干假定

在考察这一课题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先按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作出若干假定：

1．假定政府是中立的，即既不偏袒企业界一方，又不偏袒工会一方。假定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它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解决国内的就业和供求协调问题。换言之，假定政府以“稳定中的增长”或“增长中的稳定”作为首要目标。

2．假定这是一个开放经济体系，政府还有必要实现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目标，即力求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持汇率的稳定。假定不考虑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和人力的流动，只考虑国际间商品的流动，那么一国汇率稳定条件将是进出口增量的相等。

3．假定企业界的目标是以最小成本生产出一定的产量，或以一定的产量取得最大收益，而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或“公司良心”。

4．假定工会的目标是使工会会员取得尽可能多的货币工资，至少应使货币工资的增长率等于利润的增长率，而不考虑工会的“社会责任感”或“政治目标”。

5．假定企业界能够控制价格，而工会又能控制货币工资率，而不考虑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情况。

6．假定政府只使用财政手段，而不必使用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策。

二、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假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可以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存在着三大目标：

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2．汇率的稳定。

3．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比。

这三大目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所说的六个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充分就业；第二，物价稳定；第三，经济增长；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第五，收入均等化；第六，资源有效配置【136】）并没有多大出入，因为按照三大目标的分析方法，前三个经济政策目标被归纳到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个目标之中了，后两个经济政策目标则用上述的第三个目标来表示，第四个经济政策目标就是上述第二个目标。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政府的目标。由于就业与供求协调被认为是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目标不会引起企业界和工会的异议。

汇率的稳定也是政府的目标。由于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目标也不会引起企业界和工会的异议。

问题在于上述第三个目标。由于假定政府是中立的，它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力求使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比相等。然而，企业界却要求利润有更大的增长率，否则企业界的积极性将被挫伤，工会要求货币工资有更大的增长率，否则它将以罢工来对付。

可看下页图。图上，

以alt表示货币工资总额的增长；

alt表示利润的增长；

N表示就业人数的变动；

alt表示消费的货币支出的变动；

C表示实际消费的变动；

Qp表示私人领域总需求的变动；

Y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Cd表示单位产品成本的增长率；

P表示单位产品价格的增长率

I表示投资的实际价值的变动；

alt表示上述第一个目标，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alt表示上述第二个目标，即出口增长与进口增长相等，也就是汇率稳定；

alt表示上述第三个目标，即收入分配协调，也就是货币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保持适当的、公平的比率；

G表示政府的手段（指政府能通过财政支出的变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W表示工会的手段（指工会能促使按人均计算的货币工资增长）

m表示企业的手段（指企业能按成本定价，以维持一定的利润）。

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的关系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三大目标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这个目标基本上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变动来实现，但其他两个目标（即汇率稳定和国内收入分配协调），只有在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合作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而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这个目标，也是必须在政府、工会、企业界合作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的，因为私人领域总需求取决于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其中，实际消费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变动和单位产品价格的变动；实际投资又取决于利润的变动和私人总需求的变动。不仅如此，私人领域总需求的变动还影响下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由此可见，要达到以上三个目标，三方必须合作。

但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矛盾的存在使上述目标难以实现。这主要表现于：

第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是很难保持平衡的。如图上所示，进出口总额增长的平衡由单位新产品价格增长率所决定。单位产品价格增长率越大，出口越困难；国内价格越高，进口越多。但是，企业总是按成本加成来规定价格，工会总是根据物价提出增加货币工资的要求。因此，工会与企业的矛盾，即货币工资增长与利润的矛盾，必然使得进出口增长平衡这个目标不易实现。

第二，从图上可以看出，要使这些目标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就业人数为既定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技术改造与进步。但国民生产总值能否增长，这又与上一期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所决定的私人总需求有密切联系。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上一期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取决于货币工资增长和利润增长的情况，也就是取决于alt与alt之比。上一期的收入分配越是不协调，下一期的各个目标就越难解决，而这些目标越难解决，也就不可能使后续时期的收入分配协调的状况有所好转。这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三、低劳动生产率的困境

上面提到的恶性循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通常被称做低劳动生产率的困难。这就是说，低劳动生产率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使国际收支逆差增大，使收入分配不能协调，使国内出现不稳定的形势，从而阻碍劳动生产率状况的改善。反之，高劳动生产率将使国民生产总值有较快增长，使国际收支好转，使收入分配趋于协调，使国内出现较稳定的形势，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以TR　表示总收入；

TC　表示总成本；

M　表示利润；

P　表示平均价格；

Q　表示企业产量；

W　表示企业工资总额；

L　表示企业雇工人数。

则有：

如果在（2）式的右方乘以W/W和L/L，则有：

（3）式可以改为

在这里，W/L表示平均每人的工资，即平均工资率，可以用a表示。L/Q是Q/L的倒数，即平均每人产量的倒数，平均每人产量就是劳动生产率（K），所以L/Q就是1/K，因此：

从（5）式中可以看出：在alt和P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劳动生产率（K）低，那么平均工资率（a）必定是低的。

在alt和a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劳动生产率（K）低，那么价格水平（P）必定是高的。

从（5）式中还可以看出，这个等式中一共有P，TC，M，W，a，K六个变量。其中，平均工资率（a）取决于工会的态度，它不是企业界能决定的。TC中除工资成本外，还包括非工资成本，是非工资成本同规模经济和物价水平有关，也不是企业本身能任意决定的。M是企业的目标，企业不愿改变它，或者说，企业不愿使它减少。P是平均价格，并非取决于个别企业。W是企业工资总额，它取决于企业雇工人数和平均工资率，其中除平均工资率取决于工会的态度外，企业雇工人数也与工会的态度有关。这样，对企业说来，它能支配的因素首先是劳动生产率（K）。

再看（5）式。假定P已知，TC，W，a都不变，那么K小，M也小，K大，M也大，即低劳动生产率导致低利润，高劳动生产率导致高利润，而且这样也不会同工会的目标发生冲突。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企业摆脱困境和避免与工会在平均工资率、企业工资总额上发生冲突的最好途径。

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要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也是必要的，因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进出口增长平衡（即汇率稳定）目标可以实现，而且可以使企业界和工会的冲突趋于缓和，使货币工资和利润同时增长，实现国内的稳定。

由此可见，提高劳动生产率被认为是使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利益协调的重要途径。

四、不增加投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既然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的稳定和多种目标的实现说来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需要增加投资，包括资本设备的投资和人力投资。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投资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第一，前期的利润；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第三，可以得到资金的来源（包括利息率的高低和贷款条件）。

假定不增加投资，而是以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资源为条件，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那也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里既有技术因素的作用，也有管理因素的作用，并且在许多场合下，技术因素的作用和管理因素的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

管理因素之所以被认为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以不加剧企业界和工会的冲突为限制条件。单纯通过增加投资和发挥技术因素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固然得以提高，但如果由此引起企业界和工会的冲突的加剧，那么仍然不能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因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必须对企业界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或企业内部的人群关系进行研究。一旦问题涉及人群关系，纯经济分析被认为是有局限性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人群关系的研究与经济活动规范的探讨有密切联系。

五、强制、激励和适应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强制、激励和适应代表着处理企业内部人群关系的三种方式。相应地，对如何实现企业目标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论。

采取强制方式的理论依据是：据说，人类的天性是不爱劳动的，必须用外界的压力，才能使人们去接受工作。这样，在企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制性是必要的。这种强制性包括有形的强制和无形的强制。有形的强制包括对工人进行约束的各种规章制度；无形的强制包括企业内部客观环境所形成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使工人受到它们的影响而不得不接受企业的目标。

采取激励方式的理论依据是：据说，人类并不是天生不爱劳动，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工作与工作后所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函数关系，一旦工人了解到这种函数关系后，利己主义的动力将推动工人去接受企业的目标，并愿意承担责任。因此，依靠强制性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企业目标，而应当采取激励的方式，即促使工人从利益上来考虑本人工作的后果，从而把工人的目标纳入企业的目标之中。

采取适应方式的理论依据是：据说，激励方式虽然优于强制方式，但激励到一定程度后将会失去作用，所以应该采取更高级的方式，即适应方式。适应是指：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工人感到自己就是企业的一部分，主体与客观不可分，自己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也不可分，而在激励的条件下，工人尽管能得到利益，但仍然感到企业是外界，是异己的，因为任何程度的工资率增长和任何数量的福利津贴，都无法使工人感到已经得到“公平的”报酬，甚至利润下降为零也不能使工人产生这种感觉。只有通过“适应”，使工人感到自己与企业同一，企业的利益就是工人的利益，企业的困难就是工人的困难，企业与工人一起，共同享受经济繁荣和企业兴旺的好处，共同承受经济衰退和企业衰败的厄运。这就是“适应”。一旦工人与企业之间存在着适应性，那么工人将产生一种新的动力，不会提出被企业认为难以接受的工资增长率，甚至不会因其他企业的较高工资待遇而更换工作。于是企业内部关系不再表现为劳资关系，而是表现为“伙伴关系”。

那么，怎样实现工人与企业之间的适应呢？改变公司董事会的组成，让工人董事参加董事会；吸收工人代表参加管理，并参预重大决策；使工人获得企业的股票并分享企业利润等，被认为是可行的。这些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工业民主”。

除此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应当从文化、心理方面着手，使企业与工人消除心理的隔阂，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家庭式”的气氛等。

他们认为，这正是理想的企业内部的人群关系，如果能实现这种适应性，不仅劳动生产率是以持续增长，而是可以使前面提到的各个目标得到实现，使平等与效率问题得以解决。

思　考　题

一、西方目前流行的经济学定义，并对之进行评论。

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比较。

三、补偿原则论的要点。

四、解译显示性偏好概念。

五、解释相对福利概念。

六、MEW和NEW的含义。

七、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说明不了福利问题？

八、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及其协调方式。

九、解释“政治周期”概念。

十、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利益协调的学说。

十一、“适应”的含义，并对之进行评论。

参考书目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上册，1979年版，第十章。

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0年版，第六、七章。

陈岱孙：为厉以宁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一书写的《序言》，载《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载《经济科学》，1981，第3期。

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五、六章。

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十一章。

季谦：《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福利”概念的讨论》，载《国外经济学评介》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十五章　决策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的决策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经济中有关决策的理论问题，而有关决策的理论问题是与经济学的对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上一章一开始就已谈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经济学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因此，经济中的决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既然在任何情况下能被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一个社会必然面临着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部门或单位的问题。这是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一个部门或单位在得到资源以后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和管理，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率。这是决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经济中的决策就是要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货币资源等等的配置）和利用。

决策所遵循的原则称为决策原则。现在先谈西方经济学中的古典决策原则。

第一节　古典决策原则及其缺陷

一、古典决策原则

古典决策原则是指从古典学派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一直沿用的决策原则。它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人”，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考虑最优化，总是选择最优方案的决策者。例如，在生产中要求最低成本，最大产量；在销售中要求得到最大利润，最大市场份额；在资源分配方面要求最合理的或最有效的分配；作为消费者，要求得到最大效用，最大满足。

根据古典决策原则，在决策中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决策者在进行边际分析时，根据递增或递减中数量的变化去寻找最优解。

古典决策可以分为单目标决策和多目标决策。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寻找最优解，区别在于选择的目标的数目不同。【137】

二、古典决策原则的缺陷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了古典决策原则的缺陷。他认为古典决策原则和缺陷在于：

1．忽略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的存在

忽略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古典决策原则的第一个缺陷。实际上，过去才是已知的，未来则是不确定的。经济生活中充满着大量不确定性的因素，决策者并不能充分估计到前景。

2．忽略现实世界中的非线性关系

古典决策原则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它往往把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当成是线性关系。实际上，现实世界的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关系相当复杂，而古典决策理论将这种复杂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因此，即使是非线性规划，它仍然舍弃了许多复杂的因素，把现实世界当成是一种理想的模型。

3．忽略决策者主观条件的限制

忽略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忽略决策者由于时间与精力的有限所遇到的困难，被认为是古典决策原则的第三个缺陷。实际上，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因此，在决策者面前没有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他也无法知道一切可供选择的方案所得到的结果。由于没有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又不知道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古典决策原则所要求的最优选择就不能成立。

因此，西蒙认为，古典决策原则是没有实用价值的。

三、数学上的最优解

西蒙认为，在复杂的客观世界中，有些问题也许根本不存在最优解，而另一些问题也许存在某种可能的最优解，但这种最优解只有在必须了解到充分信息之后才能做出，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它始终只是可能存在的最优解。例如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但价格又是千变万化的，很难认为已经充分掌握了价格的信息。同时，价格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还有其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信息也不可能被充分掌握。由此可见，最优解的前提实际上是不具备的。

西蒙还指出，对于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利用一些数学工具，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得出数学上的最优解。但数学上的最优解只不过是简化了的客观问题的最优解，它不等于现实的复杂世界中的最优解。那么，数学上的最优解是不是没有用处呢？西蒙指出，它仍是有用的：尽管它不等于现实的复杂世界中的最优解，但却可能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解。为了说明什么是近似解，应当先了解西蒙关于令人满意的标准的解释。

第二节　令人满意的标准和近似解

一、令人满意的标准

“令人满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过得去”。

令人满意的标准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只要选择和确定了上限和下限，那么在上下限范围内，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令人满意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标准。例如，吃菜有三个要求：低廉、营养、口味。每个要求都可能有最优解。但如何同时满足三个要求，使三个要求都是最优解，那是十分困难的。【138】简化了的标准就是要在这三种要求中都规定出上下限，然后在这三种上下限之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西蒙提出了“管理的人”的概念。“管理的人”是指并不按古典决策原则行事，不以最优化作为标准的人。简单地说，“管理的人”是现实世界的人，而不是理性世界的人，是讲究实际的人，而不是脱离实际的人，他的标准是令人满意的标准，而不是最优标准。

二、令人满意的解——近似解

近似解是指：要设法找到一个适合令人满意的要求的解，而不一定是最优解。比如说，在一块面积很大的玉米田里找玉米，如果要找一个最长最大的玉米，必须测定所有的玉米。但如果把寻找最长最大的玉米的要求改成寻找一个能使寻找者一次吃饱的玉米，那么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寻找起来也就容易得多。第一次所碰上的玉米能填饱肚子，就解决问题了。再比如说，要寻找一根针，不一定要找最尖的那根针，因为要找最尖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拿来进行比较，而如果改换成寻找一根尖的能缝衣服的针，那就简单多了，这就是把最优化变成令人满意的标准的例证。换言之，近似解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令人满意的解。

西蒙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比较简单的、涉及的变量是比较少的，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用微积分的方法求极大值和极小值，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世界中所适用的正是这种近似解。他认为，“最好的”往往是找不到的。如果一个人永远企图找到“最好的”，那么往往不仅找不到“最好的”，甚至连“好的”也找不到。相反地，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找一个“好的”，在找“好的”过程中，也许能碰上一个“最好的”。

三、“近似最优解”

由于令人满意的标准与选定的上下限有关，所以上下限越接近，就越同最优解相近。可以把上下限比较接近时的解法称做“近似最优解”。即使如此，它仍不同于最优解，但由于最优解不可能找到，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近似最优解”是比较合理想的。

当然，上限和下限之间的间隔越大，越容易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上限与下限之间的间隔越小，寻找令人满意的答案相对说来也会困难些。

这里还涉及一个决策的成本问题。上限和下限的间隔越小，决策的成本相对地就要大一些。上限和下限的间隔越大，决策的成本相对地就要小些。当然，成本还必须同收益进行比较，上限与下限之间的间隔大小可能涉及收益的大小。因此，既考虑决策的成本，又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才能确定上限和下限的间隔的大小。

四、“搜索”式的解法

搜索式的解法是一种求近似解的方法。它又称逐步推进法。它作为一种决策方法，其要点是：边列方案，边评价，边选择。例如，先列出一个初步方案，以此为出发点，深入一步去寻找次级方案，找到后，再深入一步去找第三级方案……，等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案后，就作出决定。如果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第三级方案，就回过来从另一次级方案向下搜索；如果对次级方案都不满意，就回过头来从另一个初步方案往下找。如此一步一步寻找下去，一直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为止。

这种解法好像一棵树的分岔一样，树干之上有几根较粗的树枝，每一根较粗的树枝上又有若干分枝……，所以它又可称做“搜索树”（决策树）解法。【139】

西蒙认为，利用“搜索树”解法来寻找令人满意的解，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与树岔的分枝安排有关。如果树岔上的分枝安排得恰当，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搜索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深度搜索

前面谈到的那种搜索方法就是深度搜索，这就是从一个初步方案步步深入去寻找令人满意的解，找不到再回头从另一个初步方案开始再次搜索。其缺点是不能很快找到一个解。

2．广度搜索

这就是先对尽可能多的初步方案进行选择，选择后再一步一步往下搜索。它的优点是可以节省时间，如果寻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就到此为止，不必再深入下去了。

3．预先择优的搜索

这实际上是把深度搜索和广度搜索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先列出几个可供选择的初步方案，进行评价，预先择优，然后从选出的最好的初步方案出发，再深入一步去搜索。如果寻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再回过来从次优的初步方案出发，再深入下去找。这种方法是实际生活中通常使用的。

五、修改标准是允许的

西蒙认为，古典决策模型是封闭模型，选择的标准是既定的、不容更动的。但在“管理的人”的决策原则中，标准可以根据情况修改。如果找了一阵后，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那就可以修改标准，然后，根据新的标准再去寻找。

第三节　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

一、总目标和子目标

总目标是组织的目标。一个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下面总分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各有相对独立性。所谓相对独立性是指：各个部分可以相对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必求助于其他部门。相对独立到何种程度，可以用各部分之间的信息传递量来衡量。西蒙提出，如果一个部分同外界的信息传递多，内部信息传递较少，这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有必要进行调整。

组织之下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目标，即子目标。子目标是适应组织内部分工的要求而建立的。

总目标和子目标都应当明确化。不明确各级目标的区分，不可能对效率进行测量。

总目标与子目标往往有冲突。冲突主要在于组织以下的各部分往往强调子目标而忽略总目标，把子目标放在总目标之上。

总目标分解为子目标，但总目标不等于子目标的简单的相加。如何处理好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关系，便成为决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协调总目标和子目标的矛盾，以及子目标之间的矛盾方面，西蒙提出了“缓冲带”的想法。他举例说，假定对下一年度的生产和销售进行预测，组织之下的生产部门估计偏高，销售部门估计偏低，预测不一致，两部门之上的组织就应对此协调。如果协调了，下一年底的产品既不会有积压，也不可能脱销。但这样的协调并不容易，因为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组织的预测没有把握。于是就应针对不确定因素建立一个“缓冲带”，以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例如，在建立储备问题上，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可以增加“缓冲储备”。

二、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比较

1．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被认为各有利弊

分散决策之弊主要有下述四点：

（1）总目标不被重视，子目标凌驾于总目标之上。

（2）缺乏长远考虑。

（3）子目标之间互相冲突，并且往往顾此失彼。

（4）组织下面各个部分之间互相牵制，力量抵销。

由于这些弊病，结果达不到总目标，或者经济效率有损失。集中决策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病。

2．集中决策之弊

集中决策之弊主要有下述四点：

（1）由于信息是分散的，所以集中程度越高，信息越不完备，越难作出正确的决策。

（2）客观情况的变化是迅速的，集中决策很难作出及时、灵活的反应和处理。

（3）难以对决策的后果有客观的、清晰的了解。

（4）组织以下各部分缺乏动力，因为动力是与各部分的自身利益直接联系的。这样，各个部门就缺乏首创性。

由于这些弊病，结果达不到总目标，或使经济效率有损失。分散决策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病。

三、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西蒙对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看法如下：

1．程序化决策是指目标十分明确，判断目标实现程度的标准也十分明确的决策。这种决策可以从数量上加以判断，而且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已知的。它通常重复进行，按顺序进行；既然程序已经固定下来，可供选择的方案已知，所以遇到什么情况照例作出什么反应。

日常经济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决策是程序化决策。以企业存货来说，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本身就有存货的一套程序，应当存多少货，每批进货多少，这套程序已经固定下来，于是就不必另外去找新的方案。这种决策叫做程序化决策。

2．非程序化决策是指目标和判断目标实现程度的标准还不十分明确的决策，它通常是指一次性的、偶然性的决策，新遇到的情况下的决策，没有固定的程序可以遵照的决策。例如市场情况突然变动之后的存货数量和进货方式，就属于非程序化决策。

3．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是两个极端。许多决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兼有两者的因素，或侧重于前者，或侧重于后者。

4．从组织中的基层到最高层来看，可以看到：越是上层，它所面临的决策越具有非程序化的性质，越是基层，它所面临的决策越具有程序化的性质。特别是在最高层，所面临的决策多数是非程序化的。所以，要协调上层与基层之间的关系，必须了解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的决策之间的特点以及各自在决策中所具有的作用。

与此有联系的是，组织中越是上层，所面临的问题越有可能产生自组织外部；越是下层，所面临的问题，越有可能产生自组织内部。而来自组织外部的问题，显然是主要属于非程序化决策方面的。

5．非程序化决策和管理人员的创造力

非程序化决策没有规定的、明确的程序可以依循，因此往往要依靠管理人员的判断能力，要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创造力。判断一个人的能力的大小，可以对他在非程序化决策方面的能力来进行考察。但这种考察方法也并不被认为是始终有效的，因为所面临的现实世界既是如此复杂，能在一个领域内作出很好的判断的人，不一定在其他领域内也能作出很好的判断。

四、如何协调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之间的协调应通过以下这些途径。

1．目标的协调，这被认为是决策协调的前提。目标的协调是指如何把子目标纳入总目标之中，并且不让组织之下的各个部分的子目标互相冲突，抵消力量。但为了不影响组织之下各部分的主动性、积极性，应当在制定总目标时考虑到组织分工以后组织之下各个部分的特殊利益。

2．根据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特点，分级决策，分组负责。

3．信息沟通。

决策依靠信息。信息包括来自组织外部的信息和组织内部的信息。越是上层的决策，所需要的来自组织外部的信息就越多。因此，信息沟通对任何一个决策单位来说都是不可少的。

4．信息的筛选。

信息过多，会有大量多余信息。多余的信息是一种干扰。信息过多和信息不足对于正确的决策是同样有害的。因此不仅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而且需要控制信息量。信息的输送有一个规定的限度，超过了应该输送的限度的信息就不应当向有关部门输送。要知道，经过选择的信息才是有助于决策的。换句话说，应当输送的只限于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5．发挥集中决策的权威性分散决策的灵活性。

决策而没有权威等于没有决策，所以决策的权威是必要的；尤其是集中决策，更需要发挥其权威性。但与此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分散决策的灵活性。西蒙指出了古典决策理论和现代决策理论对命令来源理解的不一致性。他认为，在古典理论中，下级只能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如果一个下级可能从不同的上级得到不同的命令，并且这些命令有矛盾，那么下级就不知所从，工作中将出现混乱。因此，古典决策理论中，只强调一个命令来源。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日常处理事务的组织都不会绝对地按一个命令办事，而会既由上级下达命令，又由其他职能部门下达命令，因此命令来源不止一个。如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有明确的职责范围，下级就可以知道如何听取命令。而下级由于有分散决策的灵活性，所以在职责范围内，可以不理睬来自上级的不正确命令，或者对之重新解释，按自己的理解来执行。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命令来源不止一个，而在于部门之间职责范围的明确，在于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在于上级下达命令的正确程度，以及下级对整个组织目标和任务的了解，对命令的理解正确与否。

6．决策的时机的掌握。

无论集中决策还是分散决策，都遇到如何及时地作出决策的时间的问题。掌握决策的时机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人的知识、精力的有限，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对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能掌握决策的时机。这样，组织之下的各个部分就有责任提醒上级注意这样的时机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散决策也是在给集中决策作准备。

7．秘书在决策中的作用

根据现代管理理论，秘书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从事信息的筛选，二是为决策工作准备必要的资料和手段，三是提醒领导及时进行决策。

思　考　题

一、什么是古典决策原则？它被认为有哪些缺陷？

二、令人满意的标准和近似解。

三、搜索式的决策方法。

四、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利弊比较。

五、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特点。

六、信息沟通和筛选的意义。

参考书目

享利·艾伯斯：《现代管理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0年版，第三、十二、十七章。

赫伯特·西蒙：《讲演集》（1980年11月在天津大学的讲演），天津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资料室编印。

范家骧：《西蒙等人的现代决策理论》，载《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结　束　语

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日益朝着“数量化”的方向发展，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种情况使经济学家热衷于经经济范畴的探讨和严格的数学推导。瓦尔拉、马歇尔、费雪、凯恩斯，都是循着或基本上循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计算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于动态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热”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加强了。经济学的书籍和论文中充满了数学公式。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相对于早期西方经济学那种缺少数量分析的情形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经济研究是需要定量分析的。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把数学和计算技术引进经济学领域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成绩，应当予以适当的肯定。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错误，但从定量分析这一点来看，他们毕竟做了些多少有益于经济学发展的工作。

但如果认为“数量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唯一趋向，甚至认为定量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唯一方法，那就不正确了。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只是其趋势之一，定量分析也只是方法之一。正如本书第十三章的最后部分和第十四章中所述，当前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另一个趋向，即经济学的“社会学化”，也就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的趋向。“数量化”和“社会学化”这两个趋向同时存在。20世纪70年代，即“边际革命”一百年之后，西方经济学中这两种趋势并存的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学中数量分析的趋向越来越加强的同时，就已经产生了经济学“社会学化”的趋向。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就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把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缪尔达尔（G. Myrdal）、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等人又在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他们指出了数量分析的局限性，认为必须依赖更广泛的非经济因素的考察才能说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经济问题。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合流趋势会大大加强起来？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应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进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这种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实现经济的增长。为了维持经济稳定，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人为地刺激需求，以缓和失业现象。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也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刺激投资的灵丹妙药。一切为了“充分就业”，一切为了“经济增长”，这就是战后长时期内热衷于数量分析的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导思想。

然而事实确凿表明，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通货膨胀对于整个经济是有害的，它使得收入分配进一步失调，使经济危机更加复杂化。至于失业现象，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新技术的采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多，而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相反地，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恶化反会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是不可避免的。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既不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原因，又提不出可以应付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处方，于是凯恩斯主义在流行了二三十年之后，被认为“失灵”了。这种情况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怀疑。

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所表明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生态平衡被破坏、资源供给紧张、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城市交通阻塞和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败坏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的病症。

一些认为数量分析有较大局限性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不满意于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主张探讨社会的“质”的方面的经济学家，认为以追求经济增长率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失调的、病态的社会。正如本书第十四章所指出的，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个人福利和生活质量在经济增长率之类的数量指标的掩盖下被忽视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单纯归咎于经济增长本身，似乎这一切都是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经济增长本身感到了怀疑，“反增长”的情绪滋长起来了。20世70年代，“零增长理论”或“增长极限论”的流行、“增长价值怀疑论”的抬头等等，都说明这种“反增长”的情绪是有一定市场的。它们反映了当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经济学家声称，资本主义社会在把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的基本目标时，当物质产品达到一定的丰裕程度之后，一方面固然仍旧存在着“富裕中的贫困”，但另一方面，即更重要的方面，丰裕却带来了新的烦恼。这意味着，丰裕的物质产品或高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表示社会福利的增长，甚至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另一种苦闷，意味着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不满足。

因此，20世纪70年代，正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在高度经济增长而带来一系列“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条件下，西方经济学家日益使经济学“社会学化”。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合流，既应当被看成是前一阶段过分迷恋于数量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做法的一种抵制，也应当被看成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深刻化、复杂化的一种反映。

作为当前西方经济学的趋向之一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采取定量分析方法时所不曾注意的，而且也是一般的单纯经济因素分析不可能涉及或回答的。

这些经济理论问题是：

（一）究竟什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福利能不能用物质产品的多少来衡量？

本书第十四章已经谈到，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些人提出要把“自由”或“效率”作为最终目标，另一些人则提出要把“平等”作为最终目标。但是他们全都强调所谓“人的价值”，认为“人的价值”比物的价值或产值更为重要。他们全都认为福利的大小不能用物质产品的多少来衡量，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既然经济学应当探讨“人的价值”，那么福利就同“自由”（首先指“选择的自由”）或“平等”（首先指“权力的平等”）有关，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物质产品的多少才被认为具有意义。显而易见，有关“自由”或“平等”的含义的讨论是不属于纯经济研究领域之内的。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虽然并未直接地提出把“自由”或“平等”作为社会的最终目标，也不公开地在经济研究中论述所谓“人的价值”问题，但他们也指出了用物质产品数量来衡量福利的不可靠性，强调福利的大小只能由个人的主观感觉才能予以判断。这样，福利问题就必须重新探讨，纯经济因素的分析被认为是狭隘的、片面的。

（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为什么它会引起效率的损失，不能达到设计者们所预期的效果？

这也是当前西方经济学家都感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本书第十章中曾谈到，为了应付萧条，政府应扩大各种转移支付以及增长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使西方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获得了一个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有力的根据”，即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人道的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变成了“福利国家”。然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果却表明：不仅社会矛盾并未缓和下来，人民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不满有增无减，而且社会的经济效率却大大降低了。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既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又成为阻碍经济效率提高的原因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们的打算落空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西方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普遍的社会保障接近于对“懒汉”的奖励，而为了筹集社会福利经费而实行的税收政策则是对“勤劳者”和“有能力者”的惩罚，因此“福利国家”只是具有“公正”的形式，实质上是“不公正的”。他们主张，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正”，为了增进社会的经济效率，有必要大大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修改现行的福利制度。但在坚持国家调节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他们认为，社会福利支出是缺乏弹性的，社会保障措施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它们只能比现在已经实行的再增加，再扩大，而一旦已经付诸实施，就很难取消或削减，否则将会引起一场社会骚乱，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效率损失还要大得多。这些看法都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实施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协同研究的课题，纯经济因素的分析是无济于事的。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化”是否已达到了极限？为什么“国有化部门”的效率低，亏损大？发展私人经济是否一定有损于“公共利益”？“非国有化”是否必要，有无可能？

这些问题也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学与社会学需要共同加以探讨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除了一部分经济学家还坚持“国有化”方向而外，不少经济学家今天都对“国有化”持有怀疑的或否定的态度。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各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时，它们是得到社会各界的较广泛的支持的。但在“国有化”实行了二三十年后，资本主义各国都出现了有关“国有化”的效益问题的讨论，以及“国有人”是否值得，“非国有化”是否必要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化部门”的最大弊端在于效率低，亏损大，它们实际上是在挥霍国库的资金，假如这些部门由私人来经营，肯定要比国家经营更有效率。于是问题集中到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国有化部门”的效率为什么低？二是发展私人经济一定有损于“公共利益”吗？这两方面的问题，据说都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

关于第一个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有化部门”的低效率主要来自负责官员缺少经营的责任心、企业缺少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雇工缺少同企业领导保持“一致”的心理状态。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私人经济利益是导致企业负责人关心企业经营成果的动力，但“国有化部门”缺少这种动力；市场竞争导致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创新技术，但独家经营的“国有化部门”感觉不到竞争的压力；至于“国有化部门”的职工，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在“国有化部门”工作与在私营企业中工作有什么不同，仍认为自己是受雇用的被剥削者，因此他们不可能同企业领导保持“一致”。反之，由于“国有化部门”规模巨大，从业人数众多，所以工会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些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往往首先发生于“国有化部门”（例如英国近年来的煤矿工人罢工、铁路工人罢工等）。这种情况与“国有化”鼓吹者原来的设想恰好相反，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一旦实行“国有化”以后，职工就会产生积极性，就会同企业领导合作。

这些经济学家由此认为，要消灭“国有化部门”的低效率和亏损状态，必须先解决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心和职工同企业当局心理上的“协调”等问题，而这些都不是纯经济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援引古典经济学关于“利己心”与“利他性”的论述，认为私人经济活动虽然是受人的“利己心”支配的，但如果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供求自发调节，那么私人经济活动最终将是“利他的”，从而是增进“公共利益”的。他们主张“非国有化”的主要理由就在于“论证”私人经济活动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他们正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替私人资本辩解的。而反对“非国有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除了认为私人经济不可能不损害“公共利益”而外，还强调了“非国有化”的难以实行，其理由也是社会学方面的，即认为把已经“国有化”的部门转为私营部门，将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协调，引起工会的反对和社会的动乱，最终将使得这些部门的状况比“国有化”阶段还要糟糕。这就是说，一个部门，如果已经实行了“国有化”，那就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由“国有化”向“非国有化”转变的后果。

（四）为什么说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从而必须从社会学方面去研究有效的对策？

本书第九章中谈到，按照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为了缓和失业现象，刺激需求被看成是有效的对策，而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则主要从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同职业空位对就业者的技术要求不相适应来解释。这些分析都属于数量分析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内，有些经济学家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现状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当前的美国、英国和西欧大陆，失业问题具有越来越显著的社会学性质。例如，职业有“好”有“坏”，失业者对职业的“社会等级”的挑剔是很突出的，以至于一方面“坏”职业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失业者宁肯坐领救济金，而不愿改变自己对职业的选择和爱好；又如，企业一般不愿雇用新工人，愿意雇用连续工龄长的老工人，企业在生产任务减少时，往往宁肯让设备闲置，也不轻易解雇老工人；企业在生产任务增加时，宁肯让老工人增加工时，也不准备立即增雇新工人；再如，地区劳动力的流动被认为要比以往想象的困难得多，劳动者考虑到工作地点的文化、教育、社交等条件，不愿离开自己比较满意的地点，这样也就很难使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地区之间实现劳动力的调剂，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不能单纯用劳动力的供求和货币工资率的变动来说明就业问题及其对策，而应当对失业的社会学原因进行研究。

通货膨胀问题也与此相似。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通货膨胀的原因和过程时，侧重于分析货币供求数量的变化及其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过度需求引起的，那么抑制需求便成为基本对策；如果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资成本上升而引起的，那么对工资增长率的限制便成为基本对策。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的通货膨胀之后，感觉到通货膨胀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了。例如，人们对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测对于通货膨胀的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们根据历史的经验，作出预测，从而在一切交易活动中把预计的价格变动率包含在内，并对政府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做法进行预测，再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一来，通货膨胀一经开始，就难以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互相盘算，彼此斗法，以免自己吃亏，而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也注定无效，因为公众事先就估计到政府的行动，早已采取预防性措施了。又如，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工会组织、各个居民集团在经济行为方面都是相互模仿的。一个单位增加了工资，多发了津贴或奖金，另一个单位的工会和职工就受到了“启示”，也会起来仿效，而不问本单位是否盈利，是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个居民集团在社会福利方面得到了某种好处，另一个居民集团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否则它就认为自己吃了亏。于是社会上在增加工资、津贴和福利方面形成了你追我赶，相互看齐的局面。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在实行增加居民收入的措施时必须照顾“左邻右舍”的关系。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通货膨胀传递中的示范效应”问题。所谓“示范”，就是指“模仿”与“看齐”而言。这样的问题据说也必须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才能予以说明和找到对策。

（五）为什么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结果很少灵验？人们的经济行为究竟主要受什么因素支配？为什么经济学家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

那些认为数量分析有很大局限性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结果很少被证明准确无误？他们指出，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社会不等于实验室，经济活动太复杂了，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社会是复杂的集合体，很多情况不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述，所以没有一个经济计量模型（特别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能够称得上是非常准确的，要使它那么准确，也很难办得到。在这里，政治因素、偶然性起着很大作用。比如说，由于没有预料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和石油的大幅度提价，这方面的经济和预测就不可能灵验；由于没有估计到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及其对世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这方面的经济的预测也不可能准确。这些都是近年来怀疑经济计量模型的作用的西方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但是，除了政治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外，这些经济学家还注意到人们的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美国的居民往往不按照“常规”去行动。例如，1968年美国政府增加了联邦税，减少了消费者收入，但消费者的支出却维持不变；1970年美国政府降低了税收而使消费者保留了较多的收入时，消费者却不增加购买。又如，有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利息率上升时，人们并不增加储蓄，利息率下降时，储蓄反而增加了；往年畅销的商品，今年不一定销得出去，多年滞销的花色品种，一下子成了热门货；有钱的家庭不用雇工，主人自己从事园艺劳动，自己粉刷墙壁，其目的并非在于省钱，而在于个人的兴趣；有些人明明知道存在着高额的个人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但仍拼命攒钱，这些财富并不准备留给亲属，而是想把它们作为自己“成就”的象征，等等。美国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分析了这些现象，提出了“是人们合理还是经济学家错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学家的观念和判断出入很大，这就不能不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究竟什么是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

既然人们经常不按照“常规”行事，人们在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时，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评价标准、相互间的影响、对未来的估计等等来作出决定，所以就很难用通常在经济预测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预测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在判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的经济变动时之所以常常不准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单纯着眼于经济变量的分析，而忽略了社会学方面的各个有关因素。

因此，经济学的“社会学化”之所以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成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趋向，甚至是比“数量化”更为重要的趋向，正因为定量分析不能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六）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关键何在？为什么企业内部关系的“适应”比任何强制原则或物质报酬原则更为重要？怎样才能促使企业内部关系趋于“适应”？

本书第十四章中还谈到，关于企业内部的关系，企业界以往通常强调两项原则，一是强制原则，即按照一定的规章和纪律，强制实行，企业从业人员必须服从这些规定，二是激励原则，即利用货币来促使企业从业人员接受企业的目标，促使他们较好地实现它。但这两项原则是明显地存在着缺陷的，按照这两项原则来处理企业内部关系，不仅不可能出色地达到企业的目标，而且不能使企业免除内部关系的紧张状态，包括劳资关系的紧张、管理体制方面上下级关系的紧张、同事之间关系的紧张，等等。于是作为强制原则和激励原则的补充或替代物，“适应性原则”日益受到了重视。所谓“适应”，是指企业应当使内部的成员感到自己与企业“合为一体”，从而激发出新的工作动力。这样，彼此之间不仅有“谅解”和“信任”，甚至会建立起共同的信念和对企业目标的责任感。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把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企业内部关系及其遵循的原则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在日本，这种“适应性”比较明显，而且在增进企业效率中起了较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一点被认为与货币工资率的高低和劳资集体谈判力量的对比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民族传统、社会与家庭观念、文化与历史影响等密切有关。他们感到，在美国和西欧所缺少的正是类似的社会条件，因此就很难实现这种“适应性”原则，但这主要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学的问题。

以上，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社会保障制度、国有化和私人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和失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企业内部关系等六个方面概述了当前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合流过程中所研究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学化”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例如消费风气、闲暇的利用、收入分配的差距、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后果、家庭型式的变动、“自我服务”的趋势、妇女的经济地位、小企业的作用等等，都涉及许多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因此，在积极主张经济学扩大研究范围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将有一个“广阔的前途”。

然而，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数量分析的局限性和经济学的“社会学化”的意义的讨论，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只有丰富的物质产品但缺乏精神文明的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病态的、失调的社会；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是如此复杂，不可能依赖经济计量模型来认识它们和解决它们；在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不能认为物质报酬原则能够包办一切；在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出现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者必须重视它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中，过去一直不重视定量分析，现在逐渐了解到定量分析的意义，对之有所重视，这一点十分必要。但我们同样应当了解数量分析的局限性及其可能造成的错觉，同样不能忽略非数量分析与社会学因素。经济学中的数量分析与非数量分析是互相补充的。忽视任何一方都会阻碍经济学的前进。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经济学中的各种数量分析，只有在它们以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的前提下，它们才能被用来说明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思　考　题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化”的背景。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主要从哪些方面来论述数量分析和纯经济因素分析的局限性？

三、怎样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学化”？

参考书目

陈岱孙：《为厉以宁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言》，载《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导论、结束语。

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十章。

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某些动向》，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厉以宁：《论当前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合流趋势》，载《世界经济》，1982年，第3期。

厉以宁：《陷于困境中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载《红旗》，1983年，第4期。

注释

【1】　关于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

【2】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三、需求函数的特性。

【3】　关于边际成本的定义，参看第二章第一节。

【4】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四、静态市场模型。

【5】　关于影响供给的基本因素的分析，参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五章。

【6】　同上书，参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四章。

【7】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二、收入和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8】　关于垄断竞争问题的局部均衡分析，参看第二章第五节。

【9】　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不在本书阐述范围之内。关于希克斯等人运用一般均衡方法来分析投资、储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之间关系的论述（IS－LM分析），参看第九章。

【10】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二、收入和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11】　这里只分析供给价格弹性。在有较大自给程度的某些商品生产和劳务提供方面，可能存在供给收入弹性，它表示因供给者收入变动而引起的供给的相应的变动率。例如，农家养鸡，出售鸡蛋，如果农民收入增加了，向市场提供的鸡蛋数量可能减少，这种情况下，供给收入弹性将是负值。又如，城乡居民将住所中的空余房间出租，如果居民收入增加了，可供出租的房间数也会减少，供给收入弹性也是负值。

【12】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二、产品供给函数和要求需求函数特性。

【13】　关于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问题，参看第三章。

【14】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五、动态市场范型。

【15】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六、蛛网模型。

【16】　关于偏好的分析，参看第七章和第十四章。

【17】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一、消费者均衡。

【18】　参看第一章数学推导：一、消费者均衡。

【19】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服装店生产100套衣服，平均成本每套10元。现在它生产第101套衣服。如果这套衣服的成本低于10元，那么这101套衣服的平均成本必定下降；如果这套衣服的成本高于10元，那么这101套衣服的平均成本必定上升。

【20】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一、成本、收益和利润。

【21】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一、成本、收益和利润。

【22】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23】　应当注意的是：边际成本曲线（MC）与平均成本曲线（AC）仍在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E相交，但无论是平均收益曲线（AR）还是边际收益曲线（MR）都不经过E点，所以产量的决定或价格的决定都与E无关。

【24】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三、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25】【26】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指出，政府经营的某些不以利润为目标的完全垄断性质的企业（如邮政局等）是特殊的例子，上述分析对之并不适用。

【27】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四、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28】　关于技术创新问题，不在本课程讲授范围之内。参看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有关熊彼特及其追随者关于技术创新的论述。

【29】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五、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30】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三、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4．多工厂一市场的均衡。

【31】　参看第三章数学推导：一、生产函数；4．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性质。

【32】　参看第十三章中关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资本和劳动按固定比例组合的论述。

【33】　参看第三章数学推导：二、生产要素的最小成本组合。

【34】　同上书：三、生产要素需求函数的特性。

【35】　据美国的一次农业实验研究，施用氮肥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如下：

（转引自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36】　边际产量曲线通过平均产量曲线的最高点，是由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定义所规定的。如上右图所示，MP和AP在M点相交，在M点之左，MP＞AP，所以AP必定上升；在M点之右，MP＜AP，所以AP必下降。参看第三章数学推导：一、生产函数；1．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关系。

【37】　参看第二章数学推导：一、成本、收益和利润；3．厂商的最大利润原则。

【38】　参看第三章数学推导：一、生产函数；二、规模报酬。

【39】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四、二要素二产品的生产均衡；4．生产可能线。

【40】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参看第八章第一节。

【41】　参看第四章数学推导：三、二人二物交换的均衡。

【42】　参看第四章数学推导：一、交换的均衡；二、交换的最优条件。

【43】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三、生产的均衡；四、二要素二产品的生产均衡。

【44】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五、交换最优条件与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45】　参看第三章数学推导：三、生产要素需求函数的特性；第五章数学推导：二、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46】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均衡；3．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47】　可以把生产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均衡图同第二章中谈过的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均衡图比较一下。在那里，dd（需求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线；dd线、AR线、MR线三者重叠。在这里SS（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线；SS线、AC线、MC线三者重叠。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那里谈的是产品市场的情况，厂商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而这里谈的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厂商以生产要素购买者的身份出现。

【48】　参看第五章数学推导：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均衡；二、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49】　根据这种解释，利息被看成是“节欲”、“等待”的报酬，或“延期消费”的报酬。

【50】　参看第九章中关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的各节。

【51】　第十章和第十二章将对政府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作较深入的考察。

【52】　参看第六章数学推导：四、公司所得税效应。

【53】　关于税收与收入再分配关系的进一步考察，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平等和效率的交替问题”。

【54】　参看第六章数学推导：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二、完全垄断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

【55】　同上书：三、关税效应。

【56】　参看第六章数学推导：五、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57】　吉芬商品的需求曲线可列入不规则的需求曲线一类。参看第一章有关需求曲线的部分。

【58】　关于凯恩斯的学说，主要在第九、十章中阐述。

【59】　参看第七章数学推导：一、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60】　同上：二、杜生贝相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61】　参看第七章数学推导：四、弗里德曼消费函数。

【62】　同上：三、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

【63】　参看第七章数学推导：五、合理预期的动态消费函数。

【64】　参看第七章数学推导：六、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

【65】【66】　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由国外获得的纯收入，称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写成GDP）。

【67】　参看第八章数学推导：一、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国民收入，1．投入产出表，（2）F系统。

【68】　参看第八章数学推导：一、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国民收入，1．投入产出表，（3）VA系统。

【69】　参看第八章数学推导：一、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国民收入，1．投入产出表，（1）I－O系统，（2）F系统。

【70】　可以把这个图同本章第一节中的国民收入统计五个总量之间关系的简图比较一下，看看它们有哪些不同。

【71】　参看第八章数学推导：二、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72】　根据凯恩斯的学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均衡通常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下一章的基本内容。

【73】　不要把统计工作中所规定的就业或失业同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就业或失业概念混为一谈。比如说，统计工作中可以规定年满18周岁并且已满90天未找到工作的人算是失业。在经济学中就很难局限在这样的规定上，难道17岁零11个月的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不算失业，难道89天未找到工作的人就不算失业？

【74】　以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i表示利息率，Y表示国民收入。

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可以写成下列方程式：S（i）＝I（i）。可把这个方程式同下面将谈到的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方程式相比较。

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方程式是：S（i，Y）＝I（i，Y）

【75】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三、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76】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三、投资函数。

【77】　参看第四章第一节。

【78】　以M表示货币数量（货币的供给），L表示流动偏好（对货币的需求），i表示利息率，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k表示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凯恩斯的货币供求方程式（或称流动偏好方程式）是：M＝L（i，Y）。

可以把它同第四章第一节中提到的传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相比较。后者是：M＝kY。

【79】　可将这里所概述的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同第五章谈到的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利息理论进行比较，看看二者有何不同。

【80】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四、IS—LM曲线，2．货币市场，（3）凯恩斯陷阱。

【81】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四、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

【82】　由于纵轴表示投资或储蓄水平，所以位于上方的投资水平表示投资有较高的水平。I₃＞I₂＞I₁。

【83】　不同的储蓄水平表示均衡收入水平高低。可用储蓄曲线与各投资水平相交点的位置来说明。由于I₃＞I₂＞1₁，则有S₃＞S₂＞S₁。S₁对应的均衡收入为Y₁，S₂对应的均衡收入为Y₂，S₃对应的均衡收入为Y₃，所以Y₃＞Y₂＞Y₁。

【84】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四、IS—LM曲线，1．商品市场。

【85】　由于纵轴表示利息率水平，横轴表示货币供应量，所以任何一条流动偏好曲线与位于其右上侧的流动偏好曲线相比，前者一定代表较低的流动偏好水平，后者一定代表较高的流动偏好水平。这是因为：在等量货币供给条件下，前者意味着较低的利息率水平，后者意味着较高的利息率水平；或者，在同一利息率条件下，前者意味着较少的货币供应量，后者意味着较多的货币供应量。

【86】　M′，M″，alt都是垂直线；越往右表示货币供给水平越高。

【87】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四、IS—LM曲线，2．货币市场。

【88】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四、IS—LM曲线，3．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

【89】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六、生产部门。

【90】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二、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

【91】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五、有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四、IS—LM曲线，4．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

【92】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二、总需求函数。

【93】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一、投资乘数。

【94】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二、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3．政府赤字预算乘数。

【95】　同上：三、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5．赋税乘数。

【96】　参看第九章数学推导：三、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4．政府平衡预算乘数。

【97】　参看第四章第一节中关于M₁的解释。

【98】　参看胡代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7—79页。

【99】　参看第一章中有关支持价格的部分。

【100】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四、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2．自动调节因素，（1）凯恩斯效应。

【101】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四、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2．自动调节因素，（2）累进所得税效应。

【102】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一、完整的凯恩斯模型。

【103】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六、菲利浦斯曲线，3．工资率、生产率与通货膨胀。

【104】　如果把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社会不安指数”或“困难指数”对比，将得出“经济业绩指数”（index of economic performance，简称EPI）。EPI＝［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100

【105】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六、菲利浦斯曲线。

【106】　参看第十章数学推导：五、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107】　“自然失业率”学说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在本书概述范围之内。请参看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四章。

【108】　参看第十一章数学推导：一、有国际贸易的商品市场；二、有国际贸易和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109】　参看第十一章数学推导：一、有国际贸易的商品市场；3．对外贸易乘数。

【110】　参看第十一章数学推导：三，对外部门（国际市场）及其均衡。

【111】　参看第十一章数学推导：三、对外部门（国际市场）及其均衡；4．汇率调整。

【112】　参看第十二章数学推导：一、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二、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条件的影响。

【113】　同上。

【114】　参看第十二章数学推导：三、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交替使用。

【115】　参看第十章有关投资乘数的部分。

【116】　参看第十三章数学推导：一、加速原理。

【117】　比如说，一个工厂这一年不购买任何机器，这样，净投资、重置投资、总投资三者都是零。但从另一角度看，不管该工厂这一年是否购买机器，原有机器中必定有若干台需更新。在总投资为零的情况下，假定需更新的机器为n台，那就意味着净投资为-n台。

【118】　参看第十三章数学推导：一、加速原理；3．乘数与加速系数交互作用模型。

【119】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其他解释，例如维克赛尔和熊彼特的解释，不在本书概述范围之内。可参看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七、八章。

【120】　参看厉以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起飞”的争论和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第二版中的答辩》，载《国外经济学评介》，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1】　关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可参看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三章。

【122】　参看第十三章数学推导：二、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123】　同上：三、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124】　参看第三章中有关生产要素组合的部分。

【125】　参看第十三章数学推导：四、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126】　参看第十三章数学推导：四、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127】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不在本书概述范围之内。可参看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三章。

【128】　这一基本公式来自：

　　　　　国民收入＝消费＋投资

　　　　　消费＝国民收入－投资

【129】　参看第一章。

【130】　参看第四章第四节。

【131】　参看第十四章数学推导：二、收入再分配的经济福利。

【132】　参看第十四章数学推导：一、显示性偏好选择，1．显示性偏好。

【133】　参看第十四章数学推导：一、显示性偏好和选择，4．最大社会福利。

【134】　参看第十四章数学推导：一、显示性偏好和选择，2．收入与闲暇的选择。

【135】　同上书：一、显示性偏好和选择，3．消费与储蓄的选择。

【136】　参看张培刚、厉以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章。

【137】　参看第十五章数学推导：一、单目标决策；二、多目标决策。

【138】　参看第十五章数学推导：二、多目标决策。

【139】　参看第十五章数学推导：三、决策树。

下　编

第一章　数学推导

一、消费者均衡

1．效用最大化原理

（1）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效用函数

设qi＝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的购买量，i＝1，2，3，…，N，U＝消费者的效用，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2）消费者的约束条件

设Y＝消费者的收入

pi＝第i种商品的市场价格，i＝1，2，…，N。

由于只考察完全竞争的情况，因而对个别消费者而言，pi＝常数，则消费者预算线为

消费者预算集为

D＝｛（q₁，q₂，…，qN）｜p₁q₁＋p₂q₂…＋pNqN≤Y，q₁≥0，…，qN≥0｝

当N＝2时，如下页图所示，AB为预算线，三角形AOB为预算集。

（3）效用最大化原理－消费者均衡

给定收入Y和价格p₁，p₂，…，pN，在约束条件（1.2）下，消费者选择商品组合alt使效用函数（1.1）达最大值：

alt称为最优商品组合，或称消费者的均衡点。

2．最优商品组合满足的必要条件

（1）必要条件

设拉格朗日函数为

其中λ是拉格朗日乘数。

最优商品组合alt满足必要条件：

其中　　　alt

（1.4）可写成等价形式

（2）必要条件的几何解释（N＝2）

给定预算线p₁q₁＋p₂q₂＝Y，必有一条特定的无差异曲线U（q₁，q₂）＝U₀与其相切，切点E的坐标alt为最优商品组合，切点E为消费者均衡点。

［证明］

在切点alt处，预算线斜率＝无差异曲线斜率，即

这表示alt满足方程组（1.5），因而为最优商品组合。

（3）边际代替率、替代弹性

在均衡点alt处有

（i）无差异曲线斜率为负，即alt

（ii）商品1替代商品2的边际代替率alt

（iii）商品1替代商品2的替代弹性

3．最优商品组合满足的充分条件

（1）充分条件

在alt处，加边海赛（Hessian）阵，

的顺序主子式是正负相间的，即

其中　　　alt

（2）充分条件的几何解释（N＝2）

若在alt处满足充分条件：

则无差异曲线U（q₁，q₂）＝U₀在alt处是凸向原点的。

［证明］　一般来说边际效用alt则根据隐函数定理，由U（q₁，q₂）＝U₀可解出q₂＝q₂（q₁），且alt于是

即在alt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

4．需求函数

方程（1.4）可写成

雅可比（Jacobi）行列式

其中alt

由充分条件（1.6）知，在alt处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1.7）可求出

于是第i种商品的需求函数为

第i种商品的需求量alt是N种商品价格p₁，p₂，…，pN和收入Y的函数。

（1）自价格弹性

一般地Ei＜0，若｜Ei｜＞1，则第i种商品为奢侈品，若｜Ei｜＜1，则第i种商品为必需品。

（2）互价格弹性

若Eij＞0，则第i种商品与第j种商品互为代用品；

若Eij＜0，则第i种商品与第j种商品互为相关品（互补品）。

（3）收入弹性

若EiY＞0，则第i种商品为正常品；

若EiY＜0，则第i种商品为劣等品。

二、收入和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1．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将（1.8）代入（1.7），然后对Y偏微商得

（1.10）的矩阵形式为

由充分条件知alt因而H⁻¹存在，由（1.10′）得

令alt表示alt中（i，j）元素，于是

alt可正可负。

2．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

让pj变动而其他商品价格和Y保持不变，将（1.8）代入（1.7），然后对pj偏微商，得下列方程组

于是得

由（1.10″）可知

所以　　alt

希克斯把第j种商品价格pj对第i种商品需求量的影响alt分成两项：

第一项alt为收入效应。这是指当pj变动而其他商品价格和收入以及所有商品需求量均保持不变时，引起消费者实物收入的变动。由（1.7）第一个方程得alt于是收入效应项alt即pj通过Y对alt产生影响。希克斯称alt为收入补偿变量。若alt在消费预算中所占份额愈小，则pj变动所引起的实物收入变动也愈小。

第二项alt为替代效应。若给消费者收入补偿alt则pj对alt影响只有替代效应，用alt表示，于是有

由上式可得

alt可表示成

图示如右。

几何表示（N＝2）（见下页图）：

设（p₁，p₂，Y）相应的均衡点为alt且让p₂、Y保持不变而p₁变动至p₁＋∆p₁（不妨令∆p₁＜0），则预算线由Ⅰ转动至Ⅱ，均衡点A变动至alt（预算线Ⅱ与另一条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在原无差异曲线上必有一点alt其切线平行于Ⅱ，于是有

3．替代项alt的特性

（1）对任意i，j，当i≠j时，alt

［证明］　∵alt为对称矩阵

∴alt也为对称矩阵，因此alt于是

由此和（1.13）可得

一般来说alt若两者相等，则alt即收入对alt的弹性＝收入对alt的弹性。

（2）对任意i，alt

［证明］　∵alt元素的代数余子式与alt符号相反，因此alt又∵alt∴alt

由此和（1.13）可知

（3）alt

［证明］　令alt表示alt中（i，j）元素对应的代数余子式，则alt因为alt所以alt

又由alt知

由此可得

（4）alt

［证明］　由（1.15）和（1.14）知

三、需求函数的特性

1．间接效用函数定义

设qi＝第i种商品需求量，pi＝第i种商品价格，U＝消费者效用，Y＝消费者收入，则间接效用函数V定义为

它表明给定一组（p₁，p₂，…，pN，Y），间接效用函数值为最优商品组合alt的效用，即

2．由间接效用函数导出需求函数

设V（p₁，p₂，…，pN，Y）是一次可微的，alt则第j种商品需求函数为

［证明］　设（p₁，p₂，…，pN，Y）相应的最优商品组合为altalt即alt

令pj有一个增量∆pj，而其他商品价格和收入均不变，则pj变动的收入效应使Y有增量alt由于

则　　　alt

于是　V（p₁，…，pj＋∆pj，…，pN，Y＋∆Y）－V（p₁，…，pN，Y）≥0

令∆pj＞0，因alt则由上式可得

当∆pj→0时，必有∆Y→0。上式两端取极限得

令∆pj＜0，同理可得

于是有

因alt所以有

3．间接效用函数特性

（1）单调性

若alt则alt

若Y₁≥Y₂，则V（p₁，…，pN，Y₁）≥V（p₁，…，pN，Y₂）。这表明V（p₁，…，pN，Y）是价格的递减函数，是收入的递增函数。

［证明］　令alt所对应的最优商品组合为altalt即alt且

但altalt

所以　　　alt

于是　　　alt

同理可证第二个结论。

（2）零次齐次性【1】

［证明］　设λ为任意非零常数，

（3）拟凸性【2】

设λ为任意常数0≤λ≤1，alt和alt为任意两个点，令

要证　　alt

［证明］　反证法。假设　alt

设alt对应的最优商品组合为alt即altalt

∵alt

∴alt

同理　　alt

（1－λ）×（1.16）＋λ×（1.17）得

则有　　alt

这与假设矛盾，从而证明了结论。

4．需求函数的五个特性

（1）非负性。即alt

［证明］　因为V是pj的递减函数，∴altV是Y的递增函数，∴alt因此

（2）可加性。即alt这表明消费支出不能超过消费者的收入。

［证明］　因为V（p₁，…，pN，Y）是零次齐次函数，则依欧拉定理【3】

又因alt所以

（3）零次齐次性，即对任意非零常数λ

alt这表明消费者无货币幻觉。

［证明］　因V（p₁，…，pN，Y）是零次齐次函数，则alt为r＝-1次齐次函数【4】。

（4）对称性。即alt

由此式可证对称性。

（5）单调性。即对任意i有alt

［证明］　在（1.18）中令i＝j可得

根据V（p₁，…，pN，Y）的拟凸性可知

而alt所以alt

四、静态市场模型

1．模型

设qd＝市场需求量，qs＝市场供给量，p＝市场价格，Y₀＝消费者收入（外生变量），则静态市场模型为

2．求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所以根据隐函数定理，由（1.22）可求出均衡价格为

在均衡时，alt因此均衡数量为

或　　　alt

3．收入变动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

（1）收入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由（1.22）得

因alt所以alt这表明均衡价格alt是收入Y₀的递增函数。

（2）收入变动对均衡数量的影响

由（1.25′）得

这表明均衡数量是收入Y₀的递增函数。

五、动态市场模型

1．模型的建立

（1）基本假设

（i）给定某单一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qd＝a－bp（a＞0，b＞0）和市场供给函数qs＝-c＋dp，其中qd、qs、和p都是时间t的连续可微函数：qd＝qd（t），qs＝qs（t），p＝p（t）

（ii）alt即对任意时刻t

其中α为调整常数，α＞0。

（2）模型

由（1.26）得alt将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代入，得一阶常系数微分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　　alt

2．求时径　p（t）

方程（1.27）的特解为alt　　（b＋d≠0）。

方程（1.27）的通解为altA为任意常数。

（1.27）（1.28）的定解为alt

3．时径p（t）的收敛性

（1）当b＋d＞0（d＞-b）时，则alt即p（t）是收敛的。

（2）当b＋d＜0（d＜-b）时，则alt即p（t）是发散的。

4．p（t）的三种情况，以b＋d＞0为例：

（1）当alt时，则对任意t，alt

（2）当alt时，因p′（t）＜0，所以p（t）是递减的；又因p″（t）＞0，所以p（t）向下凸。

（3）当alt时，因p′（t）＞0，所以p（t）是递增的；又因p″（t）＜0，所以p（t）向上凸。

六、蛛网模型

1．蛛网模型的建立

（1）基本假定

（i）市场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滞后的，即第t期供给量alt取决于t－1期的价格pt－1；

（ii）市场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瞬时的，即第t期市场需求量alt取决于本期价格pt；

（iii）市场平衡条件为市场清销，即alt

（2）蛛网模型

由（1.30）—（1.32）得一阶常系数差分方程

设初始条件为　　alt

2．价格时径pt

（1.33）的特解为alt

（1.33）的通解为altA为任意常数。

（1.33）（1.34）的定解为alt

3．pt的收敛性

（1）当b＞d时，alt即pt是收敛的；

（2）当b＝d时，alt不存在，即pt不收敛；

（3）当b＜d时，alt即pt是发散的。

4．pt的类型

因b＞0，d＞0，所以pt有三种类型：

第二章　数学推导

一、成本、收益和利润

1．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关系

在特定生产技术水平和特定生产要素价格下，厂商的总成本C、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都是其产量q的函数

（1）在经济学中假定AC曲线是U形曲线，所以AC是向下凸的，即alt

可以证明MC曲线的上升段相交于AC曲线的最低点。

［证明］　由（2.2）可得

根据上述假定，AC在特定产量q₁处达到最小值。由极值的必要条件得alt

由（2.4）得

当q＜q₁时，MC＜AC；

当q＝q₁时，MC＝AC；

当q＞q₁时，MC＞AC。

即MC曲线相交于AC曲线最低点。

由极值的充分条件得alt由（2.5）得

alt即MC曲线的上升段相交于AC曲线最低点。

（2）MC曲线最低点一定在AC曲线最低点左边。

［证明］　若MC在q＝q₂处达到最小值，则alt由（2.5）及alt得alt即MC最低点一定在AC最低点左边。

2．边际收益与平均收益关系

若厂商的需求曲线为p＝p（q），其中p＝厂商产品销售价格，q＝厂商产品的产量，则厂商的总收益R、边际收益MR和平均收益AR均为产量q的函数；

（1）由（2.8）知厂商的平均收益曲线与其需求曲线重叠。

（2）边际收益曲线在平均收益曲线左下方。

［证明］　由（2.7）（2.6）得

因alt所以MR≤AR。即MR曲线在AR曲线左下方。

（3）边际收益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

由（2.9）得

其中alt为厂商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于是

对于｜E｜＞1的q值，MR＞0，R是q的递增函数，

对于｜E｜＜1的q值，MR＜0，R是q的递减函数，

对于｜E｜＝1的q值，MR＝0，R为常数。

3．厂商的最大利润原则——厂商的均衡

在上述同样假定下，厂商利润π是产量q的函数：

（1）厂商获最大利润的必要条件（厂商均衡条件）是

（2）厂商获最大利润的充分条件是alt即

由（2.11）所决定的产量qE称为厂商的均衡产量。将qE代入厂商的需求函数得厂商的均衡价格pE＝p（qE）。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1．完全竞争的特点

（1）厂商的需求函数为　p＝p₀，其中p₀为市场清销价格。

（2）边际收益等于价格。这是因为alt

（3）在均衡产量qE处，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这是因为在均衡时MC＝MR＝p₀。

（4）厂商利润可表示为π＝R－C＝qp－q·AC＝q·（p－AC）

2．厂商的短期均衡

给定厂商短期边际成本函数SMC，

（1）厂商短期均衡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在均衡产量qE处，

（2）厂商短期均衡利润有三种情况：令AC（qE）＝ACE，π（qE）＝πE，

当p＜ACE时，πE＜0，厂商亏损＝qE（ACE－p）；

当p＝ACE时，πE＝0，厂商获正常利润；

当p＞ACE时，πE＞0，厂商赢利＝qE（p－ACE）。

3．厂商的长期均衡

（1）长期均衡条件为在均衡产量qE处，MC＝MR＝AC＝p₀。

［证明］　在长期均衡条件下π（qE）＝0，由此可得AC（qE）＝p；所以在qE处MC＝MR＝AC＝p₀。

（2）在qE处AC＝minAC（q）。这是因为MC曲线在均衡点E与AC曲线相交，则E点必为AC曲线最低点，（见第42页图），因此AC（qE）＝minAC（q）。

4．完全竞争条件下长期均衡的经济效益

（1）AC（qE）＝minAC（q），这表明资源得到合理使用。

（2）p＝MC（qE），这表明价格是最高经济效益的价格。

（3）p＝minAC（q），这表明销售价格等于最低成本，从而对消费者有利。

（4）π（qE）＝0，这表明厂商只获正常利润。

三、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1．厂商长期均衡条件：在均衡产量qE处

（1）MR＝LMC，其中LMC是厂商长期边际成本函数；

（2）alt

（3）π≥0。

2．厂商短期均衡条件：在均衡产量qE处

（1）MR＝SMC；

（2）alt

（3）π≥-FC，其中FC＝厂商的固定成本，为厂商产量等于零时必须支付的成本。

3．完全垄断的经济效益

令p（qE）＝pE，MR（qE）＝MRE，MC（qE）＝MCE，π（qE）＝πE

（1）价格大于边际成本pE＞MCE。

［证明］　因厂商需求函数p＝p（q）是q的递减函数，所以在均衡产量qE处，pE＝ARE＞MRE，而MRE＝MCE，因此pE＞MCE。

（2）价格大于最低平均成本：pE＞minAC（q）。

［证明］　因πE＝qE（pE－ACE）≥0，所以pE＞ACE≥minAC（q）。

（3）设完全垄断的均衡价格为pE，均衡产量为qE，完全竞争的均衡价格为p₀，均衡产量为q₀，则pE＞p₀，qE＜q₀。

［证明］　因为pE＞minAC（q），而minAC（q）＝p₀，所以pE＞p₀。

（4）完全垄断产生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

［证明］　因为完全竞争消费者剩余alt完全垄断消费者剩余alt所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altalt其中qE（pE－p₀）是消费者损失转移给垄断厂商的；alt为消费者无谓损失。

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剩余alt完全垄断条件下生产者剩余alt所以生产者剩余的损失altalt其中-qE（pE－p₀）是生产者负损失，即由消费者转移来的收入；alt是生产者无谓损失。

4．多工厂—市场的均衡

（1）问题提出

垄断厂商有多个工厂生产同一产品在同一市场销售，那么如何确定各工厂产量使垄断厂商获最大利润？

（2）假设条件

不妨令垄断厂商有A、B两厂，

（i）由于两厂技术条件不同，则两厂边际成本MCa，MCb分别为

其中qa、qb分别为两厂产量。

（ii）由于两厂产品都在同一市场出售，所以具有同一的价格p和边际收益MR。垄断厂商需求函数为p＝p（q），q为垄断厂商总产量。

（iii）由（2.13）和（2.14）按产量加总得到垄断厂商的边际成本为

MC＝α＋βq　（β＞0）

其中q＝qa＋qb，alt

［证明］　∵alt

令MCa＝MCbaltMC，qaltqa＋qb，则

即MC＝α＋βq，　且β＞0。

（iv）MC与MCa、MCb关系

由加总过程可知

MC（q）＝MCa（qa）＝MCb（qb），q＝qa＋qb

并且MC，MCa，MCb均是产量的递增函数，所以

MC（q）＝MCa（qa）＜MCa（q）　　（∵qa＜q）

MC（q）＝MCb（qb）＜MCb（q）　　（∵qb＜q）

因此　　　　MC（q）＜min｛MCa（q），MCb（q）｝

即MC曲线在MCa曲线和MCb曲线的右下方。（见第49页图）

（3）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确定

A厂和B厂分别按照利润最大条件MR＝MRa和MR＝MCb确定其产量为alt所以alt而垄断厂商也按照利润最大条件MR＝MC确定其产量q*，所以MR＝MC（q*）。由于alt由加总过程可知alt即两厂均衡产量之和alt为垄断厂商获最大利润的产量。

将q*代入需求函数可求出均衡价格p*＝p（q*）。

多工厂一市场均衡条件为

5．同产品多市场的均衡

（1）问题提出

某垄断厂商将同一产品在多个市场销售，该产品在各市场价格应如何确定使厂商获最大利润？

（2）假设条件

不妨设有A、B两个市场，

（i）由于是一家厂商生产的产品，所以在各市场销售的产品其边际成本都等于MC。

（ii）由于各市场需求条件不同（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各市场有各自的需求函数和边际收益函数

其中qa，qb分别为A、B市场的销售量。

（iii）由（2.15）（2.16）按销售量加总可得到整个垄断厂商的边际收益函数

（3）各市场均衡销售量和均衡价格的确定

由A、B市场利润最大条件MC＝MRa和MC＝MRb分别求出其均衡销售量alt和alt整个厂商也按照MC＝MR确定其均衡总销售量q*，则一定有alt并且均衡条件为

将alt和alt分别代入需求函数求出均衡的价格分别为alt

（4）均衡价格与需求的价格弹性关系

令alt若alt则alt其中Ea、Eb分别为A，B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

四、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1．假设

（1）由于各厂商产品有自己的特点，则一特定厂商有自己的需求函数

它表示当所有其他厂商的价格都保持不变时，本厂价格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

（2）由于厂商众多，实际上厂商又面临另一个需求函数

其中p为市场价格，q表示该厂商在市场总需求量Q中所占份额，若市场为N家厂商所平分，则q＝Q/N，需求函数（2.18）随厂商数目N变动而变动。

2．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1）特点：厂商边际收益函数

随需求函数F₁（q）变动而变动。在短时期内需求函数F₂（q）不变。

（2）短期均衡条件：在q＝qE处有

（2.19）表示厂商利润为最大的条件，因而qE为厂商均衡产量；

（2.20）表示qE同时也是现实的需求量。

（3）长期均衡条件：在q＝qE处有

由（2.21）可以证明

（i）在q＝qE处　MR₁＝MC，这说明qE为均衡产量；

（ii）π（qE）＝0，即厂商在均衡产量qE处获正常利润。

［证明］　因alt所以由（2.21）可得在q＝qE处，alt因此alt

由（2.21）还可得π（qE）＝qE［F₁（qE）－AC（qE）］＝0。

由（2.22）可知qE是现实的需求量。

（2.21）和（2.22）用几何语言可表述成：需求曲线F₁（q）与AC曲线相切于E点，并且需求曲线F₂（q）在E点与AC曲线和F₁（q）曲线相交。

（4）长期均衡的经济效益

因为alt所以F₁（q）曲线不可能相切于AC曲线最低点，因此AC（qE）＞minAC（q），p＝F₂（qE）＞minAC（q）。

五、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厂商均衡

这里仅讨论双头垄断。

1．假设

（1）两家垄断厂商生产同质产品，它们面临同一条市场需求曲线

其中q₁，q₂分别为第一、第二家厂商的产量，而q＝q₁＋q₂为市场需求量，p＝市场价格。

（2）第一与第二家厂商的收益分别为

成本函数分别为C₁＝C₁（q₁），C₂＝C₂（q₂）。两家厂商利润分别为

由此可知每家厂商的收益和利润不仅受本厂产量影响，而且受竞争对方产量的影响。

寡头垄断的关键问题是：每家厂商首先要推测竞争对手的产量，然后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本厂产量。

2．古尔诺（Cournot）方法

（1）假设

（i）产量设定，即两家厂商产量q₁和q₂是独立变量，而市场价格p是因变量，它们面临共同的需求函数（2.23）。

（ii）每家厂商推测竞争对方的生产量为某个常数。

（2）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第一家厂商利润为最大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为

第二家厂商利润为最大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为

（3）反应函数

（2.26）、（2.27）可写成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2.30）可确定第一家厂商的反应函数为

同样由（2.28）、（2.29）可确定第二家厂商的反应函数为

（2.32）和（2.33）表示一家厂商利润最大的产量是竞争对方的产量的函数。

（4）均衡点

（i）在常态情形下【5】，反应函数的斜率满足

［证明］

其中alt

由常态假设知，F′（q）＜0，alt所以A＞0，因此altalt

同理可证alt

（ii）均衡点

（2.32）、（2.33）可写成

因为alt根据隐函数定理，由（2.35）、（2.36）可解出均衡点坐标alt

3．斯达克贝尔（Stackelberg）方法

（1）假设

（i）第一厂商是“单纯生产者”，它以其反应函数（2.32）q₁＝f₁（q₂）进行生产。

（ii）第二厂商是“狡猾生产者”，它预料本厂生产行为对第一厂商产量有影响，第二厂商以第一厂商的反应函数（2.32）来推测它的产量，因而第二厂商的利润只是本厂产量q₂的函数

其中q＝f₁（q₂）＋q₂。

（2）反应函数

第二厂商利润为最大条件alt即

由（2.38）可求出第二厂商新的反应函数

第一厂商的反应函数仍为（2.32）

（3）均衡点

由（2.39）、（2.40）可求出均衡点坐标alt由（2.34）和alt的递增性，可以证明alt并且alt其中alt为古尔诺方法所得到的均衡点坐标。

4．张伯伦（Chamberlin）方法

假设市场需求函数和两厂商成本函数分别为

则两厂商利润分别为

πi＝Ri（q₁，q₂）－Ci（qi）　　i＝1，2，

张伯伦方法要点是以两厂利润之和为最大来决定两厂的均衡产量。

为使两厂利润之和为最大，则两厂商均衡产量取决于

求解（2.41）、（2.42）得均衡产量alt

于是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为alt

5．贝特兰（Bertrand）方法

（1）假设

（i）价格设定，价格为独立变量，而需求量为因变量，两厂商的需求函数为

（ii）两厂商成本分别为C₁＝C₁（q₁），C₂＝C₂（q₂），两厂商利润分别为

贝特兰方法要点是每家厂商推测对方厂商的价格为某个常数，然后使本厂利润达最大。

（2）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

令p₂＝常数，第一厂商利润最大的p₁满足必要条件

再令p₁＝常数，第二厂商利润最大的p₂满足必要条件

求解（2.46）、（2.47）得均衡价格alt再代入（2.43）、（2.44）求出均衡产量alt

第三章　数学推导

一、生产函数

1．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关系

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K＝资本投入量，L＝劳力投入量，q＝产量，于是劳力和资本的平均产量分别为

劳力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1）MPPL曲线下降段相交于APPL的最高点。

［证明］　由（3.2）可得

根据收益递减规律，APPL是向上凸的，所以在特定劳力投入量L₁处APPL达到最大值的必要条件为

由（3.4）知，在L＝L₁处

APPL达最大值的充分条件为alt

由（3.5）知，在L＝L₁处

由（3.6）、（3.7）便知，MPPL曲线在下降段相交于APPL的最高点。

（2）若MPPL在L＝L₂处达最大值，则MPPL曲线的最高点必在APPL曲线最高点左边（L₂＜L₁）。

［证明］　因MPPL在L＝L₂处达最大值，所以alt由（3.5）知alt即在L＝L₂处，APPL曲线是上升的，这表明MPPL在较低劳力水平处达到最大值。

MPPK曲线与APPR曲线之间关系可进行同样讨论。

2．规模报酬

设生产函数（3.1）是r次齐次函数，则对任意非零常数λ都有f（λK，λL）＝λrf（K，L）

当r＞1时，规模报酬递增；

当r＝1时，规模报酬不变（固定规模报酬）；

当r＜1时，规模报酬递减。

3．产量弹性与生产力弹性

（1）劳力和资本的产量弹性分别定义为

这说明产量弹性为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比率。

（2）生产力弹性

当全部生产要素以同一比率变动alt时，生产力弹性为生产量的相对变动与生产要素相对变动比率：

可以证明：生产力弹性等于各生产要素的产量弹性之总和：E＝Ek＋EL。

［证明］　由（3.1）得

4．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性质

其中A，α，β为正常数，A表示厂商技术水平。

（1）（3.8）为α＋β次齐次函数

［证明］对任意非零常数λ

F（λK，λL）＝A（λK）α（λL）β＝λα＋βF（K，L）

由此可知

当α＋β＞1时，规模报酬递增；

当α＋β＝1时，规模报酬不变；

当α＋β＜1时，规模报酬递减。

（2）产量弹性与生产力弹性

由（3，8）得lnq＝lnA＋αlnK＋βlnL。劳力和资本的产量弹性为

生产力弹性E＝EK＋EL＝α＋β

（3）边际技术代替率alt

［证明］　由（3.8）得

又因alt所以alt

（4）替代弹性σ＝1

［证明］　由（3.9）得　　alt

所以　　alt

（5）等产量线斜率为负，且凸向原点

［证明］　因alt所以等产量线斜率为负。

因alt

所以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二、生产要素的最小成本组合

1．问题提出

（1）假定

（i）给定厂商生产函数

其中q＝产量，xi＝第i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i＝1，2，…，N。

（ii）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N种生产要素价格P₁，P₂，…PN是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时的价格，对个别厂商而言是已知常数。

（2）厂商的目标函数——成本函数

（3）厂商的约束条件

其中alt＝特定生产量。

（4）最小成本的要素组合问题：在约束条件（3.12）下，求生产要素组合alt使厂商成本为最小，即

alt称为最优要素组合。

2．最小成本的必要条件

设拉格朗日函数为

最优要素组合所满足的必要条件为

其中alt或写成等价形式

3．必要条件的几何解释（N＝2）

在（x₁，x₂）平面上，px₁＋px₂＝C为等成本直线族。对于特定的altalt是一条特定的等产量线，它与等成本线相切的切点坐标altalt为最优要素组合。

［证明］　等产量线斜率alt等成本线斜率alt因为在alt处等产量线斜率＝等成本线斜率，所以alt或alt即alt满足（3.16），所以是最优生产要素组合。

4．最小成本的充分条件

（1）充分条件：在alt处，加边Hessian阵alt

其顺序主子式均为负值，其中altj＝1，2，…，N

（2）充分条件的几何解释（N＝2）：在alt处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证明］　由特定等产量线alt

可解出x₂＝x₂（x₁），并且斜率alt于是

因在alt处f₂＞0．λ＞0，alt所以在alt处alt即等产量线在alt处是凸向原点的。

5．生产要素的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

（1）求生产要素的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

（3.15）可写为

雅可比行列式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3.18）可求出要素需求函数

将（3.19）代入（3.11）得成本函数

（2）举例：假设生产函数为

q＝AKαLβ

其中A，α，β为正常数，A表示厂商技术水平。

最优要素组合所满足的必要条件为

（i）生产要素需求函数为

其中alt对q的弹性alt即产量愈大，对alt的需求也愈大。alt对技术水平A的弹性alt即技术水平A愈高，对资本需求愈小。资本的自价格弹性alt即资本价格愈高，对资本需求愈小。资本对劳力的互价格弹性alt即劳力价格愈高，对资本需求愈大。

（ii）成本函数为

其中alt成本对资本价格弹性alt成本对劳力价格弹性alt成本对产量弹性alt即资本价格、劳力价格或产量愈高，成本也愈高。

三、生产要素需求函数的特性

1．成本函数定义

这表明给定一组价格和产量（p₁，p₂，…，pN，q），所对应的成本是最优要素组合（x₁，x₂，…，xN）下的成本（最小成本）：

2．由成本函数导出要素需求函数

若成本函数（3，21）是连续可微的，则要素需求函数为

［证明］　设（pi，p₂，…，pN，q）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alt即altalt而其他价格和产量均不变，则对（p₁，…，pi＋△pi，…，pN，q）而言，要素组合alt

就不一定是最优的，即C（p₁，…，p₁＋△pi，…，pN，q）

于是得

令△pi＞0，则

两端取极限得

令△pi＜0，同样可得

所以　alt

3．成本函数的特性

（1）对要素价格的一次齐次性，即对任意非零常数λ，

C（λp₁，λp₂，…，λpN，q）＝λC（p₁，p₂，…，pN，q）

［证明］　由　（3.21）得

（2）对要素价格的单调性，即若alt则

这表明成本是要素价格的递增函数。

［证明］　设（p₁，…，alt，…，pN，q）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alt所以alt但对（p₁，…，alt…，pN，q）而言，alt就不一定是最优要素组合，因此

因为alt所以

即　alt

（3）对要素价格的凹性，即

设alt和alt是任意两组价格，令

则altalt

［证明］　设alt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alt则alt但对alt和altalt而言，alt就不一定是最优组合，因此

（1－λ）×（3.23）＋λ×（3.24）得

（4）对产量的单调性，即若q₁≥q₂，则C（p₁，…，pN，q₁）≥C（p₁，…，pN，q₂）。这表明成本是产量的递增函数。（请读者自证）

4．要素需求函数的特性

由于要素需求函数是成本函数派生出来的，那么可由成本函数特性推导出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1）对要素价格的零次齐次性

［证明］　因C（p₁，p₂，…，pN，q）是对要素价格的一次齐次函数，所以alt是对要素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即altalt是对要素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

（2）非负性，即alt

［证明］　因C（pi，…，pN，q）是pi的递增函数，所以alt

即alt

（3）对称性，即对任意i，j，但i≠j，有alt

［证明］　alt

（4）对要素价格的单调性，即alt这表明要素需求量是自价格的递减函数。

［证明］　因C（p₁，…，pN，q）对要素价格而言是凹函数，则Hessian阵

是半负定的，因此alti＝1，2，…，N，所以alti＝1，2，…，N。

第四章　数学推导

一、交换的均衡

1．假设

（1）在交换市场里参加交换的人有n个，提供交换的物品有m种。每个交换者各带一定数量的物品到市场，以便进行交换，alt表示第i交换者所带来的第j种物品的数量。

（2）xij表示第i交换者得到最大效用的第j种物品的保有量。交换后，若alt则表示第i交换者购买了第j种物品；若alt则表示交换者出售了第j种物品。供给量对价格完全没有弹性，因而alt视为常量。

（3）p₁，p₂，…，pm分别表示第1至第m种物品的价格，其中任选一种物品（例如第m种物品）为标准物品，而令其价格为1，其他m－1种物品的价格是与第m种物品价格相比较决定的，这样所定的价格p₁，p₂，…，pm是一种相对价格，其中pm＝1。

2．交换者的约束条件

第i交换者带到市场的收入Yi决定于他所带来的物品数量和价格

这就是第i交换者所能支付购买m种物品xij，j＝1，2，…，m的收入，因此支付于购买物品的收入为

或者写成

这表示超额需求必等于零。

3．交换者的目标函数——效用函数

第i交换者的特定效用函数为

4．交换的均衡问题是在（4.1）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4.2）的极大值问题

二、交换的最优条件——交换均衡的必要条件

拉格朗日函数为

条件极值的必要条件为

（4.3）的等价形式为

其中　alt

由此可知交换均衡的必要条件为

（4.5）是mn个未知数xijj＝1，…，m，　i＝1，…，n，mn个方程组，这称为交换的最优条件。

求解（4.5）得

这称为最优交换组合。

三、二人二物交换的均衡（n＝2，m＝2）

1．假设

（1）交换者A，B在交换市场里交换X和Y两种物品。XA和YA是交换者A对X和Y的保有量，XB和YB是交换者B对X和Y的保有量。在交换市场里X和Y的交换总量分别是已知常数X₀和Y₀，即

XA＋XB＝X₀，　　　　YA＋YB＝Y₀

（2）A，B交换者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uA＝uA（XA，YA）

uB＝uB*（XB，YB）

令　X＝XA＝X₀－XB，　　　　Y＝YA＝Y₀－YB

则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2．交换最优条件

由（4.5）得

其中pX和pY为X和Y的价格。

设A、B的边际代替率分别为

则交换最优条件（4.7）可表示为

满足（4.8）的交换组合（X，Y）称为最优交换组合，或称为最优点。

3．效用可能线

将契约曲线上任一点P的坐标（X，Y）代入效用函数得效用组合（uA，uB），它表示为uA，uB平面上的一点R。当P点沿契约曲线移动时，它对应的R点的轨迹，称为效用可能线。效用可能线上任一点的坐标表示在特定的产品交换总量X₀和Y₀下，交换者A、B的最大效用组合。

4．几何表示——艾奇渥斯盒状图　（见75页上图）

交换者A的无差异曲线斜率alt

交换者B的无差异曲线斜率alt

由（4.7）可知在最优点处

A的无差异曲线斜率＝B的无能异曲线斜率，即在最优点处两条无差异曲线相切。

契约曲线是最优交换组合（X，Y）［满足交换最优条件（4.7）］的轨迹，即A、B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轨迹。契约曲线的方程可写为

第五章　数学推导

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均衡

1．问题提出

（1）假设

（i）给定厂商的生产函数

其中q＝产出，xi＝第i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

（ii）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产品价格p，生产要素价格p₁，p₂，…，pN是外生变量，在下面讨论的问题中是固定不变的。

（2）目标函数——厂商利润

厂商的收益和成本分别为

厂商利润为

要素市场均衡问题是求要素组合alt使得厂商利润（5.3）为最大：

alt称为最优要素结合。

2．要素市场均衡必要条件为

或　alt

即　alt

这表明第i种要素的边际实物产量＝第i种要素的实物价格，即生产要素的实物报酬是按其边际生产力（边际实物产量）支付的。

3．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设生产函数（5.1）是一次齐次函数，即固定规模报酬，则N种生产要素将它们生产的所有产品全部分配殆尽：

p·q＝p₁x₁＋p₂x₂＋…＋pNxN

［证明］　因生产函数（5.1）是一次齐次函数，则根据欧拉定理得

由（5.5）可得

p·q＝p₁x₁＋p₂x₂＋…＋pNxN

4．要素市场均衡的充分条件

在最优要素组合alt处，海赛阵

是负定的，即顺序主子式是正负相间的，其中alt

5．要素需求函数，产品供给函数和利润函数

（5.5）式可表示为

其中alti＝1，2，…，N。

雅可比行列式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5.7）求出要素需求函数

将（5.8）代入生产函数（5.1）可得产品供给函数

将（5.8）代入（5.3）可得利润函数

6．要素价格变动对要素需求的影响

将（5.8）代入（5.7），然后对pi求偏微商得

因为J＝H是负定矩阵，则得

可知　alt　j＝1，2，…，N

其中alt为H⁻¹中（j，i）元素。

要素价格变动对要素需求的影响：

（i）对任意i，j，i≠j，alt

［证明］　因H为对称矩阵，H⁻¹也为对称矩阵，所以

（ii）对任意i，alt

［证明］　因H为负定矩阵，H⁻¹也为负定矩阵，所以alt

因此alt

7．价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由（5.10）可得

［证明］　由（5.10）可得

由（5.5）可得

同样由（5.10）可得

二、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我们首先定义利润函数，然后由此派生出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由利润函数定义直接推导出利润函数特性。由此再导出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1．利润函数的定义

若给定生产函数（5.1）和要素、产品价格p₁，p₂，…，pN，p，则利润函数定义为

利润函数定义表明任给一组（p₁，…，pN，p），可以求最优要素组合altalt因此利润函数在（p₁，…，pN，p）处的函数值就是在最优要素组合alt处的利润，即

2．由利润函数派生出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

若利润函数（5.11）是连续可微的，则要素需求函数为

alt　i＝1，2，…，N产品供给函数为

［证明］　设（p₁，…，pN，p）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则有

令p有一增量△p，则对（p₁，…，pN，p＋△p）而言，要素组合altalt就不一定是最优的，于是

所以

令△p＞0，则有

令△palt+0，则上式为

令△p＜0，同理可得

于是有

同理可求证

3．利润函数特性

由利润函数定义直接推出其特性如下：

（1）一次齐次性

［证明］　对任意非零常数λ，均有

（2）单调性，即π（p₁，…，pN，p）是产品价格p的递增函数，是要素价格pi的递减函数。

［证明］

（i）令p¹≥p²，设（p₁，…，pN，p²）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alt即alt

但对（p₁，…，pN，p¹）就不一定是最优要素组合，所以

因而π（p¹，…，pN，p）是p的递增函数。

（ii）令alt

设（p₁，…，alt…，pN，p）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alt于是有

因此π（p₁，…，pN，p）是pi的递减函数。

（3）利润函数的凸性

［证明］　任给alt和0≤λ≤1，

令　alt

pλ＝（1－λ）p¹＋λp²

设alt对应的最优要素组合为alt则

4．产品供给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特性

（1）零次齐次性

［证明］　因为π（p₁，…，pN，p）是一次齐次函数，所以

alt是零次齐次函数。

（2）非负性

［证明］　因为π（p₁，…，pN，p）是p的递增函数，所以alt因此altalt

因为π（p₁，…，pN，p）是p₁的递减函数，所以alt因此altalt

（4）单调性，即alti＝1，2，…，N，alt

［证明］　因π（p₁，…，pN，p）是凸函数，所以海赛阵

是半正定的，因此alti＝1，2，…，N，

三、生产的均衡

1．问题提出

假设有n家厂商，生产S种产品。用yij表示第i家厂商生产第j种产品的产量。在生产过程中使用r种生产要素，用Xij表示第i家厂商所使用的第i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

第i家厂商的生产函数（联合生产函数）为

第i家厂商的利润为

其中altpi表示产品j和要素j的价格。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Xij表示第i家厂商产品数量与生产要素投入量。当Xij为正时，它表示产品的数量；当Xij为负时，它表示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则厂商利润可表示为

其中pi为价格，m＝r＋S。生产函数表示为一般形式

（5.17）表示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一切组合所必须满足的生产技术条件，其中当Xij为产品数量时，其值为正；当Xij为生产要素投入量时，其值为负。

生产的均衡问题是第i家厂商在（5.17）的生产技术条件约束下求其利润函数（5.16）的极大值问题。

2．生产的最优条件——生产均衡的必要条件

拉格朗日函数为

极大值的必要条件为

令alt则（5.18）可以写成等价形式

在（5.19）中有以下三种情形：

（1）当Xij与Xik均为生产要素时，则fij和ik分别表示第i家厂商第j种和第k种生产要素对全部产品的边际生产实物量，即MPPj＝fij，MPPk＝fik。比率alt是两种生产要素技术代替率，即

由（5.19）可知，在均衡时，两生产要素有技术代替率等于两种要素价格之比

（2）当Xij与Xik均为产品时，则比率alt为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当均衡条件（5.19）可知，在均衡时，任意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这两种产品价格之比，也等于两种产品边际成本之比，即

（3）当Xij为产品，Xik为生产要素时，在均衡时，有

因为　fik＝第k种生产要素对全部产品的边际生产实物量，alt＝第k种生产要素对第j种产品的边际生产量，所以上式表示第k种生产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值。

综合上述，生产均衡条件（n家厂商，m种产品）为

这是mn个未知数Xij　i＝1，…，n，j＝1，…，m，mn个方程的方程组。

四、二要素二产品的生产均衡（m＝2，n＝2）

1．假设

（1）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X和Y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两种生产要素L（劳力）和C（资本）。两家厂商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2）两家厂商使用的生产要素L和C的资源是一定的，即LX＋LY＝L₀，CX＋CY＝C₀，其中L₀和C₀为常数。

令　L＝LX＝L₀－LY，　　C＝CX＝C₀－CY

代入（5.21）得

2．生产最优条件

由（5.20）知

满足（5.23）的要素组合（L，C）称为最优要素组合。令MPPij为第i种生产要素对第j种产品的边际生产实物量，则（5.23）为

3．艾奇渥斯盒状图（见第77页图）

产品X的等产量线斜率alt

产品Y的等产量线斜率alt

由（5.23）可知，在最优要素组合（最优点）（L，C）处，产品X的等产量线斜率＝产品Y的等产量线斜率，即在该点处两条等产量线相切；反之，两条等产量线相切的切点坐标必满足（5.23），是最优要素组合，因而是最优点。

契约曲线是坐标满足（5.23）的点的轨迹，或者说是两条等产量线相切的切点轨迹。契约曲线表示为

∅（L，C）＝0

它表示在资源总量不变条件下最优资源分配。

产品X和Y的边际技术代替率分别为

在最优点处

4．生产可能线

（1）生产可能线构成

契约曲线上任一点P（L，C），将其坐标代入生产函数（5.22）得两产品产量组合（X，Y）。在XY平面上对应于一点Q（X，Y），Q点之轨迹称为生产可能线TT′（见上图），表示为

（2）边际转换率MRTXY

MRTXY为生产可能线的负斜率

（3）在生产均衡时

五、交换最优条件与生产最优条件的结合

1．假设

（1）在一个社会里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C和劳力L。依特定生产技术和C、L的特定投入量生产两种产品X和Y。两种资源C和L的总拥有量是一定的：

LX＋LY＝L₀　　CX＋CY＝C₀

X和Y的生产函数为（5.22）。

（2）在该社会里有两人A和B，交换X和Y两种产品。两产品交换总量是给定的，即

XA＋XB＝X₀，　　YA＋YB＝Y₀

两人的效用函数为

（3）社会福利函数

社会福利W是两人效用uA，uB的函数

2．当交换和生产同时达到均衡时，边际代替率等于边际转换率

［证明］

（1）设Q（X₀，Y₀）是生产可能线（5.25）上的均衡点，由（5.27）知在Q处转换率具有确定的值为alt

（2）由（4.8）知对于特定的产品数量X₀，Y₀，交换的均衡条件为在契约曲线ψ（X，Y）＝0上任一点R（X，Y）处均有

于是在契约曲线上任一点R处都有

3．总效用可能线

对于特定生产资源C₀，L₀，有一条特定的生产可能线（5.25），在（5.25）上任一点Q（X，Y）表示最优产量组合。将Q的坐标代入（5.30），可求出最优交换组合alt再将alt代入（5.28）可求出最优效用组合（uA，uB）。最优效用组合的轨迹称为总效用可能线。记为

4．最大社会福利

（1）目标函数——社会福利函数

（2）约束条件——总效用可能线

U（uA，uB）＝0

（3）最大社会福利问题是在（5.31）约束条件下求社会福利函数（5.32）极大值问题。

（4）必要条件

拉格朗日函数为

L＝W（uA，uB）－μU（uA，uB）

则求社会福利函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是

由（5.33）可求出最大社会福利的效用组合alt

（5）几何解释

在uAuB平面上，社会福利函数（5.32）为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族，约束条件（5.31）为总效用可能线。总效用可能线与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坐标，即为最大社会福利效用组合alt

5．社会福利最大产量、个人的分配和生产要素的分配

设已知最大社会福利效用组合为alt

（1）将alt代入（5.28）得

求解上述方程组得alt

（2）求alt处的alt再根据（5.30）求MRTXY。

（3）将求得的MRTXY代入（5.26）得

与（5.25）　　　　Q（X，Y）＝0

联立求解得（X′，Y′），即最大社会福利总产量。

（4）A、B个人分配

交换者A所分配到的产品alt

交换者B所分配到的产品alt

（5）生产要素的分配

将X′，Y′代入（5.22）

求解得L*，C*，则两种生产要素的分配为LX＝L*，CX＝C*；LY＝L₀－L*，CY＝C₀－C*。

6．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

为达到交换和生产的均衡，则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技术代替率等于两种生产要素价格比率，即

（2）边际转换率等于边际代替率，即

（3）边际代替率等于两种产品价格比率，即

（4）边际产值等于生产要素价格，即

由（5.34）得

由（5.36）得

将（5.40）代入（5.38）得

将（5.41）代入（5.39）得

因为MRSXY、MPPLX和RTSCL在前面已经求出，所以只要知道pY，由（5.40）－（5.42）就可求出pX、pL、pC。如果将Y产品当作标准品，令pY＝1，则可决定产品X、劳力L和资本C的相对价格pX，pL，pC。

第六章　数学推导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

1．假设

（1）市场供求关系为

其中p＝市场价格。在均衡时，qd＝qs＝q。对生产者来说，（6.1）、（6.2）分别是平均收益函数和边际成本函数。

（2）政府对每单位产品征收t元税金，使生产者平均收益（AR＝p）减少t元，即使（6.1）平均收益曲线（需求曲线）向左下方平移t距离，这相当于（6.1）在p轴上的截距减少t。

在均衡时，（6.1）、（6.2）可写为

其中a是（6.1）在p轴上的截距。

2．消费税对均衡价格p和均衡数量q影响

每单位产品征收t元消费税，相当于截距a减少t。a变动对p和q影响如下：由（6.4）、（6.5）得

F（q，a）＝D（q）＋a－S（q）＝0

由此可得

由（6.4）、（6.5）直接可得

或　　alt

3．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动

设在征税前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为p₁，q₁，每单位产品征收t元消费税后，均衡价格为alt均衡数量为q₂，p₂为q₂处的市场价格，alt

消费者剩余损失

＝征税前消费者剩余－征税后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损失

＝征税前生产者剩余－征税后生产者剩余

4．消费税的效应

随着供给函数的不同，消费税的效应也有不同情况：

（1）alt（供给函数p＝p₁，是水平供给曲线）

（i）均衡数量下降，q₂＜q₁。

由（6.6）得alt当a减少时，均衡数量q也随着减少，因此q₂＜q₁。

（ii）市场价格上升，上升幅度为p₂－p₁＝t。

由（6.7）得alt均衡价格不变，因此alt

因为D′（q）＜0，q₂＜q₁，所以alt

（iii）政府征收税金＝tq₂＝（p₂－p₁）q₂。

（iv）全部消费税都转嫁给消费者。

由（6.8）可知

消费者剩余损失

alt（v）生产者不负担任何税金。

由（6.9）可知

生产者剩余损失＝0，因此生产者不负担税金。

（vi）全社会产生了无谓损失

（2）alt（递增供给函数）

（i）均衡数量下降q₂＜q₁。

由（6.6）知alt所以当征服税金（a减少）时，均衡数量也减少。

（ii）市场价格上升，上升幅度p₂－p₁＜t。

由（6.7）知alt因此均衡价格随a减少而减少，所以alt因此alt

（iv）把税金的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

消费者剩余损失

（v）生产者负担一部分税金。

生产者剩余损失

（vi）对社会产生无谓损失

（3）alt且D′（q）－S′（q）＜0（递减供给函数）

（i）均衡数量下降，q₂＜q₁。

因alt，所以q₂＜q₁。

（ii）市场价格上升，上升幅度为p₂－p₁＞t。

因alt所以均衡价格上升alt因此altalt

（iv）将全部税金都转嫁给消费者，并且消费者将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生产者。

消费者剩余损失

（v）生产者剩余损失

（vi）全社会的无谓损失alt

（四）altD′（q）－S′（q）＞0（后弯的供给函数）

（i）均衡数量上升，q₂＞q₁。

因为alt所以当a下降时，q增加，因此q₂＞q₁。

（ii）市场价格下降，p₂＜p₁。

因为alt所以均衡价格P随a下降而下降，因此alt

（iv）税金不转嫁给消费者，并且消费者还获得一部分福利。

消费者剩余损失

（v）生产者负担全部赋税，并且转移给消费者一部分福利。生产者剩余损失

（vi）全社会获得福利＝负无谓损失

（5）alt（供给函数q＝q₁，垂直的供给曲线）

（i）均衡数量不变，q₂＝q₁。

因alt所以q₁＝q₂。

（ii）市场价格不变，p₁＝p₂。

因alt所以均衡价格随a同比例变动，因此a下降，均衡价格也不降，且alt

（iii）政府税金alt

（iv）消费者无任何损失。

（v）生产者负担全部税金。

生产者剩余损失alt

（vi）全社会没有产生无谓损失。

二、完全垄断条件下的消费税效应

1．假设

（1）垄断厂商的平均收益函数（需求函数）为

其中a为平均收益函数在价格轴上的截距。边际收益函数为alt

（2）厂商的边际成本函数为　MC＝MC（q）

（3）若政府对每单位产品征收t元消费税，则厂商平均收益减少t元，因此平均收益曲线向左下方平移t距离。由（6.11）知边际收益也减少t元，即边际收益曲线向左下方平移t距离。

（4）政府征税前，厂商均衡数量为q₁，均衡价格为p₁；政府征税后，厂商均衡数量为q₂，均衡价格为alt令p₂为q₂处的市场价格，altalt

2．完全垄断条件下消费税效应

（1）均衡数量下降，q₂＜q₁。

厂商均衡的必要条件为　MR＝MC，

或　　F（q，a）＝MR－MC＝D（q）＋a＋qD′（q）－MC＝0

厂商均衡的充分条件为alt即

于是有

因此当征税（a减少）时，均衡数量也随之减少，∴q₂＜q₁。

（2）市场价格上升，p₂＞p₁，并且当MC不变时，有alt

（3）政府税收额alt

（4）厂商承担全部税金

设MR′为征税后边际收益函数，且MR－MR′＝t

生产者剩余损失

（5）消费者剩余损失

（6）全社会的无谓损失

三、关税效应

1．假设

（1）某一进口商品X的国内需求函数和国内供给函数分别为

其中qd＝X的国内需求量，qs＝X的国内供给量，p＝国内市场价格。设p₀＝商品X国内市场均衡价格。

（2）在自由贸易（未征收关税）情形下，市场价格为p₁（p₁＜p₀），则

q₁d＝D（p₁）＞D（p₀）＝S（p₀）＞S（p₁）＝₁s

即在p＝p₁时，国内需求量alt国内供给量alt进口量alt

（3）进口每单位商品X征收t元关税，在征收关税后，国内市场价格为p₂＝p₁＋t，则p₁＜p₂＜p₀。

2．关税效应

（1）消费效应

即国内对商品X需求下降。

（2）保护效应

即国内对商品X供给增加

（3）税收效应

政府所征关税

（4）就业效应

因商品X国内供给量增加，所以国内就业量增加。

（5）收支余额效应

征税后进口量为

所以进口量减少。若出口量不变，则使国际收支改善。

（6）分配效应（见右图）

国内需求和供给函数也可表示为

p＝D⁻¹（qd）

p＝S⁻¹（qs）

消费者剩余损失

其中P₁P₂AD面积是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的收入，ACD面积是无谓损失。

全社会的无谓损失

（7）贸易条件效应

各种效应可能互相冲突，例如保护效应再大，使价格高到不能进口，则税收效应将全消失。

四、公司所得税效应

1．假设

（1）厂商利润函数为

π＝R（q）－C（q）

（2）公司所得税税率为tπ。

（3）厂商均衡数量为q₀，均衡利润为π₀＝π（q₀）。

2．公司所得税效应

若政府按税率tπ征收公司所得税，则厂商利润变为

π*＝π（q）－tππ（q）＝（1－tπ）［R（q）－C（q）］

公司所得税效应如下：

（1）均衡数量不变。

（2）市场价格不变。

（3）政府税金＝厂商利润减少＝tππ₀。

（4）消费者利益不受影响，全社会不会产生无谓损失。

［证明］　厂商征税前的均衡数量q₀满足必要和充分条件

由条件（6.13）可知，方程（6.12）有唯一解。

设征税后厂商均衡数量为alt则alt满足必要条件为

因为1－tπ≠0，所以alt满足

MR（q）－MC（q）＝0

即满足方程（6.12），由于方程（6.12）有唯一解，所以

由于均衡数量不变，所以市场价格不变。

厂商纳税后利润损失＝π（q₀）－π*（q₀）＝tππ₀＝政府税金。

五、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1．洛伦茨曲线参数方程

设收入变量的分布密度为ρ（u）。若总人口数为N，则收入等级在u到u＋du内人口数的频度为ρ（u）du，所以在该收入等级内的人口数为Nρ（u）du．这样收入少于y的累计人口数为alt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为

p（y）表示收入少于y的人口分布函数。

收入少于y的所有人的累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为

其中alt是收入的期望值或社会总平均收入。

I（y）表示收入少于y的所有人的收入的分布函数。

洛伦茨曲线的参数方程为

其中y为参数，y＞0。

洛伦茨曲线是以P为横轴，I为纵轴的坐标平面上的一条曲线。（如第106页图所示）

2．洛伦茨曲线特性

（1）特殊点上的值

由参数方程显然可知

p（0）＝0，I（0）＝0，它表示0％的人口其收入为0％；

p（∞）＝1，I（∞）＝1，它表示100％的人口其收入为100％。

（2）当0＜y＜+∞时，洛伦茨曲线是递增的。

［证明］　洛伦茨曲线斜率

因收入水平y＞0，总平均收入μ＞0，所以y／μ＞0，因此洛伦茨曲线在0＜y＜+∞上是递增的。

（3）洛伦茨曲线是下凸的。

［证明］

所以洛伦茨曲线是下凸的。

3．洛伦茨曲线的明显形式

若已知人口的分布函数alt则洛伦茨曲线的明显形式为

其中p⁻¹是p＝p（y）的反函数。

［证明］　因为p＝p（y），所以Y＝p⁻¹（p），代入（6.14）得

令u＝p⁻¹（v），则v＝p（u），而dv＝p′（u）du＝ρ（u）du所以

4．基尼系数

（1）定义（见第106页图）

G称为洛伦茨曲线的基尼系数或洛伦茨系数。

（2）特性

（i）显然　0≤G≤1。

（ii）当洛伦茨曲线越远离45°线时，G就越大，反之就越小。G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因此G也称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系数。

第七章　数学推导

一、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1．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特性

设C＝消费者的计划消费支出，Y＝消费者收入，则C是Y的函数C＝C（Y）。其特性为

（1）边际消费倾向alt这表示消费是收入的递增函数。

（2）边际消费倾向alt这表示由收入增量所引起的消费增量小于该收入增量，这是经济系统稳定因素之一。

（3）在通常情形下，alt由此可得：若MPC＜APC，则APC是Y的递减函数。

所以APC为Y的递减函数。

2．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关系

（1）若已知消费函数，则由Y＝C＋S可求出储蓄函数，反之亦然。例如若消费函数是线性函数C＝a＋bY（a＞0，0＜b＜1），其中截距a＝自发性消费，斜率b＝边际消费倾向，则对应的储蓄函数也是线性的，S＝-a＋（1－b）Y。

（2）若0＜MPC＜1，则0＜MPS＜1。

［证明］　因　C＋S＝Y

所以

因为alt所以alt即0＜MPS＜1。

（3）MPC＋MPS＝1

　　APC＋APS＝1

二、杜生贝相对收入的消费函数

1．杜生贝消费函数

设Yt＝第t期收入，Y₀＝过去最高收入，St＝本期储蓄，Ct＝本期消费，则本期平均储蓄倾向alt是本期收入与过去最高收入比率alt（相对收入）的函数：

其特性为平均储蓄倾向alt是相对收入alt的递增函数，即

由此可知平均消费倾向alt是相对收入alt的递减函数。

2．实例　在线性情形下杜生贝消费函数为

杜生贝利用美国1923—1940年的统计资料求出参数a，b的估计值，得

当经济增长率为3％时，则alt代入得平均储蓄倾向alt平均消费倾向为alt

三、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

构造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所依据的消费理论是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和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一生各期收入的期望值有关。

1．目标函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设T＝消费者一生中的消费期数，Ci＝消费者第i期的消费支出，i＝1，2，…，T，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这表明消费者的效用U是其生命全程中各期消费支出的函数。

2．约束条件——预算线

假设已知消费者一生中各期收入流量Y₁，Y₂，…，YT以及利率r，那么

一生总收入现值＝各期收入贴现值的总和

一生总消费支出现值＝各期消费支出贴现值的总和

消费者的预算线为

3．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消费者选择消费组合alt在预算线（7.2）的约束下，使效用函数（7.1）达最大值，即

alt称为最优消费组合。

4．最优消费组合的必要条件

拉格朗日函数为

最优消费组合满足必要条件为

求解得

这就是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它说明第t期消费支出Ct是各期收入和利率的函数。

5．几何解释（T＝2）

（1）预算线

或　　C₂＋（1＋r）C₁＝Y₂＋（1＋r）Y₁

在（C₁，C₂）平面上是一条斜率＝-（1＋r）的直线，预算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收入组合，当Y₁，Y₂增加时预算线向右上方平移；另一个因素是利率r，预算线斜率由r决定。

（2）无差异曲线族U（C₁，C₂）＝U₀（U₀为任意常数）

（3）预算线（7.3）与一条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坐标alt

为最优消费组合。

四、弗里德曼消费函数

1．弗里德曼假定

（1）持久消费Cp与持久收入Yp：

（i）持久收入Yp定义为一个消费单位预期一生中收入的数学期望。持久消费Cp是由持久收入所决定的消费支出。

（ii）Yp和Cp是不可观测的，是随机的。

（iii）Yp和Cp之间关系；Cp与Yp成固定比率alt或Cp＝kYp，其中固定比率k由非收入因素（利率、资产等）而定。

（2）一时消费与一时收入Yt：

（i）对全社会而言，一时收入Yt和一时消费Ct的数学期望值等于零。即

E（Yt）＝E（Ct）＝0

（ii）Ct与Yt之间不相关，ρ（Ct，Yt）＝0，

　　Ct与Yp也不相关，ρ（Ct，Yp）＝0，

　　Cp与Yt也不相关，ρ（Cp，Yt）＝0，

其中ρ为相关系数。

（3）实际收入与实际消费

（i）Y和C是实际观测到的收入和消费。

（ii）Y＝Yp＋Yt（实际收入＝持久收入＋一时收入）

　　C＝Cp＋Ct（实际消费＝持久消费＋一时消费）

（iii）设alt＝全社会实际收入平均值，alt＝全社会持久收入的平均值，则alt

设alt＝全社会实际消费平均值，alt＝全社会持久消费的平均值，则altalt

2．弗里德曼短期消费函数为

C＝a＋bY

其中C＝实际消费，Y＝实际收入，a、b为参数。

［证明］

（1）对实际收入为Y的家庭阶层而言，一时消费的平均值为零，Ct＝0，从而由C＝Cp＋Ct得C＝Cp。

（2）对实际收入为Y的家庭阶层

若alt则Yt＞0，因而Y＞Yp；

若alt则Yt＝0，因而Y＝Yp；

若alt则Yt＜0，因而Y＜Yp。

（3）由（1）、（2）可得

若alt则alt

若alt则alt

若alt则alt

（4）由（3）可见，alt≠常数，则alt不为固定比率，而是随Y增加而递减，因而可表示为C＝a＋bY。

五、合理预期的动态消费函数

令Ct＝第t期消费，alt期收入的预期值，则

由于alt是未知的，那么alt可以表成t期实际收入Yt与前期收入预期值alt加权平均值

即用本期经验（本期实际收入Yt）来修正前期收入预期值alt而得到本期收入预期值alt上式经反复代入得

这表明t期消费支出是本期收入和前期消费支出的函数。

六、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

令alt＝在t时平均消费支出的希望值（使效用最高的消费支出），则alt是本期收入的函数

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因消费者已经签订了合同，无法改变购买，或因习惯嗜好，不能立刻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等等，因而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不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及时把消费调整到alt而是处于Ct的水平（t期实际消费），显然Ct的效用不可能高于alt的效用，当消费者将消费调整到alt需要一段时间，这就是滞后调整问题。

消费希望值与消费实际值的关系表示为

上式左端表示消费者从t－1期到t期的实际调整量，上式右端表示消费者应当达到的调整量。λ称为滞后系数。例如λ＝0.5，表示他调整了一半，λ＝0.8，表示他调整了80％，滞后系数越大，说明调整得愈快。

由上式得到

将此式代入原方程得

Ct＝λa＋（1－λ）Ct－1＋λbYt

这就是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

七、凯恩斯消费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

1．单一家庭的消费函数

（1）单一家庭的消费行为

（i）目标函数——效用函数

设　U＝一个特定家庭的效用，

　　qi＝第i种商品的需求量　　i＝1，2，…，n

　　bi＝本期终了时持有的第i项证券　　i＝1，2，…，S

　　m＝本期终了时持有的现金余额

则该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ii）约束条件

已知　pi＝第i种商品价格　i＝1，2，…，n

　　　y＝本期非利息收入

　　　m₀＝本期开始时持有的现金余额

　　　bi0＝本期开始时持有的第i项证券　i＝1，2，…，S

　　　ri＝bi0的利率　i＝1，2，…，S

则该家庭约束条件为

其中

alt＝本期终了时现金余额＋本期终了时持有的全部证券

　　　　＝本期终了时的流动资产

alt＝本期消费支出

alt＝本期开始时现金余额＋本期开始时持有的全部证券

＝本期开始时的流动资产

alt＝本期利息收入

（7.5）即为

本期终了时的流动资产＋本期消费支出

＝本期开始时流动资产＋本期利息收入＋本期非利息收入

（iii）家庭的消费行为是在（7.5）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

（7.4）的极大化。

（2）效用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拉格朗日函数为

必要条件为

这是一个n＋S＋2个未知数（q₁，…，qn；b₁，…，bs；m，λ），n＋S＋2个方程的方程组。

（3）商品与流动资产数量需求函数

求解（7.7）得商品与流动资产数量需求函数为

（4）家庭消费函数

令alt＝消费支出

alt证券持有总数

若有一个适当的加总过程（略），则（7.8）可写成

其中P和r为加总后的价格和利率。

若（7.9）均为齐次函数，则（7.9）可表示为

若（7.10）均为线性函数，则（7.10）可表示为

2．凯恩斯消费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

（1）社会需求函数

把（7.11）各量加下标i（p和r除外），将（7.11）加总，则得社会需求函数

其中d₂，d₈，e₂，e₃，f₂，f₃为参数的加权平均值，而权数为货币收入或流动资产，例如

权数为alt如果收入的分配和财产的分配在短期内没有剧烈变化，则可以视这些加权平均数为稳定的参数而不是变量。

（2）凯恩斯消费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

由加总过程知alt将其代入（7.12），然后消去alt得凯恩斯消费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

在通常情形下d₇＝0。

第八章　数学推导

一、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国民收入

1．投入产出表

如果一个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那么就可以编制投入产出表。利用它可以详尽地研究系统内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形式为

表内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投入产出（I－O）系统；第二部分是最终需求（F）系统；第三部分增加价值（VA）系统。用货币单位来计量，该表为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1）I－O系统。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N个经济部分，用编号1—N表示，例如1代表农业，2代表渔业，3代表林业，4代表采矿业等等。行编号i表示第i部分，同样列编号i表示第i部门，相同的行编号和列编号代表同一个部门。

I—O系统构成了一个N×N矩阵，第i行第i列元素xij代表第i部门流向第i部分的产出，同时也代表第i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第i部门的产出。由于它需要在第j部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加工，所以称为中间产品。矩阵中可能出现一些零元素，这说明在两个部门之间没有流量或流量微不足道。

第i行N个元素相加alt表示第i部门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所提供的中间产品总额。

第j列N个元素相加alt就是中间成本，它表示第j部门所消耗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总额。

（2）F系统。F系统是由最终产品构成的。i部门的产出，一部分作为中间产品留在I—O系统中，另一部分用来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它们是最后的成果，故称为最终产品。

F系统包括的最终需求有消费C（包括家庭消费和公共消费），投资I，政府支出G，出口E和进口-M。

我们对最终需求的每一列求和，然后再加总得到一个基本等式

即　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中间产品不计入GNP内。

（3）VA系统。VA系统包括工资W（劳动力消耗），固定资产消耗K（折旧），利润盈余P，税收T（包括所得税、间接税、周转税），津贴-S（对某些部门提供的补贴）。

将VA系统每一行相加，然后再加总得到另一个基本等式

国民生产总值＝工资＋租金＋利润＋税收－津贴

2．总产出与最终产品关系

第i部门总产出

其中Xij——中间产品，Fi——第i部门提供的最终产品总额。

令alt它表示第j部门每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第i部门的产出，称为生产技术系数。

将Xij＝aijXj代入（8.1）得

令i＝1，2，…，N　得

令

A称为生产技术系数矩阵，它是平稳分布的，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X称为总产出向量。F称为最终产品向量。

方程组（8.3）的矩阵形式为

X＝AX＋F

或　（I－A）X＝F　其中I为N阶单位阵。

两端乘以（I－A）⁻¹得

这表示X随F变化而变化。

3．总产出与增加价值的关系

第j部门增加价值

令j＝1，2，…，N得

令alt

则（8.5）的矩阵形式为

这说明总产出向量X随Y变化而变化。

二、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1．简单凯恩斯模型

其中Y＝国民收入，C＝全社会总消费支出，I₀＝自然性投资（常数）。方程（8.6）称为定义方程式，它是恒等式。方程（8.7）称为行为方程式，在这里是消费函数。

2．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8.6）、（8.7）可表示为

所以根据隐函数定理，由（8.8）可得均衡国民收入

若消费函数（8.7）是线性的，即

C＝a＋bY　　（0＜b＜1）

则均衡国民收入为

由（8.8）可求得

国民收入Y是投资I₀的递增函数。

第九章　数学推导

一、投资乘数

1．投资乘数的定义

设Y＝收入，I＝投资，则投资乘数定义为alt在一阶近似下，altalt其中∆I＝投资增量，∆Y＝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该投资增量∆I所引起的收入增量。

2．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关系

设边际消费倾向为b，则投资乘数alt

［证明1］　离散情形

假定在一个经济体系内，第0期有∆I的自发投资增量，则∆I为第0期收入增量∆Y₀＝∆I，同时又引起第1期消费增量为

∆C₁＝b∆Y₀＝B∆I

∆C₁又成为第1期收入增量

∆Y₁＝∆C₁＝b∆Y₀

一般地第t－1期收入增量∆Yt－1，引起第t期消费增量

∆Ct＝b∆Yt－1

而∆Ct即为本期收入增量

∆Yt＝∆Ct

于是得

∆Yt＝b∆Yt－1

由此可得第t期收入增量

∆Yt＝b∆Yt－1＝b²∆Yt－2＝…＝bt∆Y₀＝bt∆I

将各期收入增量加起来得

　∆Y＝∆Y₀＋∆Yi＋…＋∆Yt＋…

　　＝∆I（1＋b＋b²＋…＋bt＋…）

因为0＜b＜1，所以alt因此

即投资乘数为

［证明2］　连续情形

由简单凯恩斯模型（见第八章数学推导二）得

3．投资乘数与边际储蓄倾向

设边际储蓄倾向alt则投资乘数alt

［证明］　因为alt所以alt因此

4．一次投资

一次投资就是在第0期增加投资∆I，而自下一期起又恢复原投资水平。由上可知，第0期投资增量∆I，引起第t期收入增量为

∆Yt＝bt∆I　t＝0，1，2，…

因为0＜b＜1，所以当t增加时，∆Yt递减，且当t→∞时，∆Yt→0。

5．持续投资

持续投资就是自第0期起每期都增加投资∆I，则有

由此可得第t期收入增量为

由此可知∆Yt随t增加而增加，且alt

二、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

1．模型

其中G₀＝政府支出，I₀＝投资，政府税收函数为T（Y），（0＜T′（Y）＜1），在特殊情形下，T＝T₀（特定值）或T＝kY（0＜k＜1），Y－T（Y）＝可支配的国民收入。

2．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由（9.1）、（9.2）得

因为　　alt

所以由（9.3）可求得均衡收入alt

若税收函数为T＝kY，且C＝a＋b（Y－kY），则均衡国民收入为

3．政府赤字预算乘数

由（9.3）得

当T＝T₀时，alt

于是在T＝T（Y）情形下，

政府赤字预算乘数

4．政府平衡预算乘数

平衡预算是指：政府支出G₀＝政府税收T₀。

在（9.3）中令T（Y）＝G₀，则

因此平衡预算乘数

5．赋税乘数

令T＝T₀，由（9.3）得赋税乘数为

由此可知均衡收入alt随税收T₀，增加而减少。

三、投资函数

1．凯恩斯投资理论

（1）资本边际效率

设（i）一项投资（购买耐用资本设备）的重置成本为ps；

（ii）这项投资的收益流量为R₁，R₂，…，RN，其中Rt＝第t期收益，N＝这项资本设备的使用期数；

（iii）贴现率为ρ，因为第t期收益贴现值alt

所以第1至N期收益贴现值总和alt

若存在一特定的贴现率ρ*，使得

则特定的贴现率ρ*称为资本边际效率，ps称为资本供给价格。

（2）在均衡时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

设r为市场利率，第1至N期收益流量按利率贴现值总和＝alt

若alt则称pd为该项投资的资本需求价格。

若ρ*＞r，则ps＜pd，厂商愿意投资而不愿储蓄；

若ρ*＜r，则ps＞pd，厂商愿意储蓄而不愿投资；

若ρ*＝r，则ps＝pd，市场达到均衡，

所以在均衡（ps＝pd）时，ρ*＝r。

（3）投资I是资本边际效率ρ*的函数I＝I（ρ*）。由于在均衡时ρ*＝r，所以投资I为利率r的函数I＝I（r），且alt

即投资I是利率r的递减函数。

2．投资函数（一般情形）

设时间区间0≤t≤T为厂商的计划时期，ρ＝贴现率。

（1）厂商的目标——利润函数

（i）厂商收益

设y（t）＝厂商的产出流量，p（t）＝产出价格，则厂商收益R（t）＝p（t）y（t），厂商在0≤t≤T期间总收益贴现值alt

（ii）厂商支出

设N（t）＝劳力投入量，W（t）＝工资率，则厂商购买劳力总支出贴现值alt

设I＝投资（在开始时购买资本设备的货币支出，）q＝新资本设备价格，alt＝新资本设备，则购买新资本设备支出＝alt

（iii）厂商预期利润

（2）厂商的约束——生产函数

其中N＝就业量（劳力投入量），alt＝新资本设备，K＝由过去至现在所积累的资本存量＝alt

设产品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产品的需求函数为P＝P（y），需求的价格弹性alt

（3）厂商的行为是在（9.5）约束条件下求（9.4）的极大化问题。

（4）投资函数（对资本品的需求函数）

将（9.5）代入（9.4），则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

即

于是得投资函数

（9.6）是P，y，N，K，ρ，q和alt所满足的方程式。

（5）（9.6）的意义

因为alt＝在t时的边际收益，alt＝在t时新资本设备alt的边际生产力，alt＝在t时新资本设备的收益，alt＝新资本设备alt总收益的贴现值，q＝新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所以（9.6）表示新资本设备总收益的贴现值＝新资本设备供给价格。

（6）劳力的需求函数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为

即

于是得

或　　　alt

（9.7）为劳力需求函数，它表示劳力的边际生产力价值等于货币工资率。

3．投资函数（特殊情形）

（1）假设

（i）需求弹性η＝常数　（0≤t≤T）；

（ii）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

其中B，α，β，γ₁，γ₂均为常数；

（iii）alt　　　（0≤t≤T）。

（2）投资函数

由（9.8）得alt

由（9.6）得alt

于是得

所以

于是得凯恩斯投资函数

若q＝p，则（9.9）可写成

（9.9）的货币形式为

或

I＝I*（py，ρ，qK）

令Y＝py，ρ＝r（r为利率），qK＝常数，则（9.11）为

（3）投资函数的弹性

在T＝0的某个邻域内，投资函数可能变成无贴现率弹性。

［证明］

由（9.10）得

因

所以alt是T的递减函数

因当T＝0时，alt所以随着T的下降，alt绝对值下降。因此，在T＝0的某个邻域内投资对贴现率是无弹性的。

四、IS—LM曲线

1．商品市场

（1）商品市场由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构成

其中I＝投资，S＝储蓄，Y＝收入，r＝利率。alt表示当r不变时，储蓄S是收入Y的递增函数；alt表示在Y不变时，S是r的递增函数；I′（r）＜0表示投资I是利率r的递减函数。

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2）IS曲线

由（9.15）得

因alt所以根据隐函数定理由（9.16）可求得IS曲线方程

（9.17）表示当商品市场均衡时Y与r应满足的关系。

由（9.16）可得

这说明IS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r是Y的递减函数。

2．货币市场

（1）货币市场的构成

其中Md＝货币需求量，Ms＝货币供给量，M₀＝特定的货币供给量。方程式（9.18）是货币需求方程式或流动偏好方程，且Md是Y的递增函数，是r的递减函数。（9.18）为货币供给方程，货币供给量是由政府金融部门确定的。

（2）LM曲线

由（9.18）－（9.20）得

因alt所以由（9.21）可求出LM曲线方程

由（9.21）可得

所以LM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r是Y的递增函数。

（3）凯恩斯陷阱

由（9.21）还可得

若当0＜r＜r₀时，alt（流动偏好函数L对r是完全弹性的），则称（0，r₀）为凯恩斯陷阱。因此在凯恩斯陷阱（0，r₀）内alt即在陷阱内货币供给量M₀对利率r无影响。

3．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

由（9.16）（9.21）得

雅可比行列式为

由（9.23）可求得均衡收入alt和均衡利率alt

4．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

（1）投资意愿的变动

设投资函数I（r）＝I₀＋I*（r），I₀＝自发性投资。由隐函数求导公式得

所以　　alt

则　alt

由此可知自发投资I₀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均衡收入alt和均衡利率alt都增加；反之当I₀减少时，则产生相反的效应。

（2）储蓄意愿的变动

令　　　　　　　　S（Y，r）＝S₀＋S*（Y，r）

其中S₀＝储蓄意愿。

由（9.23）知alt因此

所以　　alt

由此可知当储蓄意愿S₀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alt和alt均减少，反之，alt和alt均增加。

（3）货币供给量的变动

因为alt

所以

因此　alt

由此可知当货币供给量M₀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alt随之增加而alt随之减少。

（4）货币需求量的变动

流动偏好函数可以表示为

L（Y，r）＝ι₁（Y）＋ι₂（r）

其中ι₁（Y）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量，ι₂（r）为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量。

令ι₁（Y）＝kY，因alt

所以alt

当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量增加（k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均衡收入alt减少，均衡利率增加。

五、有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1．有政府部门的商品市场

其中C＝消费支出，I＝投资，Y＝收入，G₀＝政府支出，r＝利率。

（9.24）、（9.25）分别为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行为方程式），（9.26）为国民收入定义方程式，T＝T（Y）为政府税收函数。

由（9.24）－（9.26）得

因alt所以由（9.27）可求得

这就是IS曲线方程。

即IS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2．有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由于有政府部门的货币市场均衡方程不变，因此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条件为

雅可比行列式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9.29）可求出均衡收入alt和均衡利率alt。

3．政府赤字支出对均衡收入的影响

雅可比矩阵为

又alt由（9.29）可得

所以　alt

由此可知，当政府增加支出而其他条件不变时，均衡收入alt和均衡利率alt都增加。

有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与有政府部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比较：

因

所以IS—LM模型政府赤字乘数＜简单凯恩斯模型政府赤字乘数。

政府税收函数为T＝T（Y）时的乘数

4．当政府平衡预算时对均衡收入的影响

令政府税收函数T＝T₀，且T₀＝G₀（平衡预算）。

因alt所以

则　alt

因　alt

所以IS—LM模型政府平衡预算乘数＜简单凯恩斯模型政府平衡预算乘数。

5．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联合效应

均衡收入alt与均衡利率alt是政府支出G₀和货币供给量M₀的函数

于是得　alt

（1）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单独效应

alt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支出的变动所引起的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变动。这是财政政策的单独效应。

alt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变动。这是金融政策的单独效应。

（2）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联合效应

altalt表示当政府支出G₀和货币供给量M₀同时变动时所引起的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变动。这是财政与金融政策的联合效应。

（3）政府支出G₀和货币供给量M₀同时增加的联合效应

因alt又因alt当G₀、M₀同时增加（dG₀＞0，dM₀＞0）时，

这表明联合效应使均衡收入增加，使均衡利率减少。

（4）当G₀增加同时M₀减少时的联合效应

因alt又因alt于是当G₀增加，同时M₀减少（dG₀＞0，dM₀＜0）时，

这样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则产生较差效果。

6．IS曲线和LM曲线的弹性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效应的影响

（1）IS曲线的弹性愈小，金融效应也愈小。

在IS曲线上，alt

在均衡点alt上，IS曲线弹性愈小，表示alt在该点上愈小，所以alt也愈小，即金融政策效应愈小。

（2）当LM曲线弹性无穷时（凯恩斯陷阱），金融政策不起作用而采用财政政策。

因为在凯恩斯陷阱内Lr＝-∞，alt采取金融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已不能增加均衡收入alt而采用财政政策提高均衡收入alt

当LM曲线的弹性等于0时，则alt即财政政策已不能增加均衡收入alt而采用金融政策。

六、生产部门

1．古典模型

（1）生产部门由下列方程式构成

其中y＝实物产出（实物收入）＝alt＝实物工资率，N＝就业量，Ns＝劳力供给量。

方程式（9.30）为生产函数，由于是短期分析，所以假定资本是固定的（K＝K），且实物产出是就业量N的递增函数，劳力的边际生产力f′（N）是N的递减函数。

方程式（9.31）是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由（9.31）所确定的就业量Nd为劳力的需求量。由（9.31）得

劳力需求量Nd是alt的递减函数。

方程式（9.32）是劳力的供给函数，劳力供给量Ns是alt的递增函数。

（2）均衡实物产出yf，均衡实物工资alt和均衡就业量Nf的决定。

（9.30）－（9.32）可写成

雅可比行列式

因f″＜0，h′＞0，所以｜J｜＞0，因此由（9.33）可求出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yfalt和Nf。

（3）劳力供给增加的影响

令alt当N₀变动时对yf、altNf的影响。

alt由（9.33）得

因此随N₀增加，yf增加，Nf增加而alt减少。

（4）劳力需求变动的影响

由于固定资本alt的变动和技术进步影响劳力边际生产力，从而影响劳力的需求量。

（i）固定资本存量alt的变动

令altalt所以

因此yf，Nf，alt随alt增加而增加。

（ii）技术进步的影响

令f（N）＝f*（N）eλt　λ增加表示技术进步，λ＞0。

所以

因此技术进步（λ增加），Nf和alt都增加。

2．总供给函数

（1）总供给函数是指全社会愿意而且能够生产的总产出（总供给）与价格P之间的函数关系

（2）总供给函数的构成

上式可写为

雅可比行列式

由（9.36）、（9.37）可得实物收入alt和就业量alt

将（9.38）表示为

（9.40）就是总供给函数。

（3）总供给函数的特性

因alt所以

因此alt即总供给Y是价格P的递增函数。

（4）工资上涨对总供给影响

因alt所以

因此　alt

由此可知对特定的价格P且生产技术不变，则当货币工资W上涨时alt减少。

由（9.36）得

F₁＝y－f（N（P，W））＝0

则有　　　alt

因alt所以alt即当y保持特定水平和生产技术不变时，W上涨，价格也上涨。

（5）生产技术进步对总供给影响

令f（N）＝a＋f*（N），其中a增加表示平均生产力提高。因altalt所以

则有alt这说明对于特定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当生产技术进术（平均生产力提高）时，总供给也提高。

由（9.36）得

则有alt因alt所以alt

因此对于特定工资水平和实物收入水平，当技术进步（a增加）时，价格下跌。

第十章　数学推导

一、完整的凯恩斯模型

1．凯恩斯模型

（1）支出部门　（商品市场）

其中C＝消费支出，I＝货币投资，Y＝货币收入，G₀＝政府货币支出，r＝利率，P＝价格，T₀＝政府税收。

（2）货币部门　（货币市场）

其中Md＝货币需求量，Ms＝货币供给量。

（3）生产部门

其中Ｗ＝货币工资率，N＝就业量。

支出部门的均衡条件为

其中alt＝实物收入。（10.9）就是用实物量表示的IS曲线方程式。

货币部门的均衡条件为

其中M₀＝货币供给量，由政府金融部门确定，可视为常数。alt为实物货币供给量。（10.10）就是用实物量表示的LM曲线方程式。

由（10.6）（10.10）得凯恩斯模型：

雅可比矩阵为

雅可比行列式为

｜J｜＝（f″h′－1）I₁M₀／P³＜0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10.11）可确定各变量的均衡值rf，Pf，yf，Nf，alt在以下的讨论中各量均取相应的均衡值。

2．财政政策的影响

令alt＝政府实物支出，由（10，11）得

而

其中alt

所以

则

由此可知，当政府实物支出增加（α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Pf和利率rf上升，而yf，Nf，alt不受影响。这说明只增加财政支出而没有其他条件（例如提高生产率）相配合，则只能使价格上涨。

令alt＝政府实物税收，则

这说明当政府增加实物税收而其他条件不变时，物价Pf和利率rf下降，但yf，Nf，alt不变化。

令alt＝消费支出，其影响相当于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效应。

3．金融政策的影响

因　alt

由（10.11）得

所以

由此可知，在其他情况不变而仅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价格Pf与货币供给量M₀按相同增长率增长，rf，yf，Nf，alt均不受影响。

4．货币持有量改变的影响

令alt代表货币持有量，因为

所以由（10.11）得

则

因此当货币持有量降低（M′₀减小）而其他情况不变时，价格上升，其他变量均不受影响。这相当于货币供给量提高所产生的效应。

5．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令f（N）＝y₀＋f*（N），y₀表示平均生产率，因为

所以

则

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平均生产率提高（y₀增加）时，实物收入以与y₀相同的比例增加，价格和利率减少。

二、总需求函数

1．总需求函数的构成

总需求只涉及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由（10.11）得

雅可比矩阵

求解（10.12）得

（10.13）就是总需求函数。它依赖于价格P、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变量。如果金融政策变量（M₀）和财政政策变量alt保持不变，则总需求是价格的函数

2．总需求函数特性

由此可知当政府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改变时，社会总需求是价格的递减函数，利率是价格递增函数。

3．货币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当价格与财政政策不变时，金融政策改变（名目货币供给量M₀增加），总需求增加，利率下降。

4．财政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当政府实物支出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总需求和利率都增加。

同样可得

即当政府实物税收增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总需求减少。

三、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1．凯恩斯陷阱

（1）假设

（i）需求不足，即总需求alt小于总供给y；

（ii）总需求y所相应的利率alt处在凯恩斯陷阱内，即在alt处，Lr＝-∞。

在这样的情形下会产生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2）需求方面

由于总需求alt是价格P的递减函数，因此P下降使总需求alt增加。由（10.14）知

由于alt处于凯恩斯陷阱内，所以Lr＝-∞，因此alt所以P下降，使alt增加甚微。

由（10.15）知

当Lr＝-∞时，alt因此当采用货币政策（提高货币供给量M₀）时总需求也不能增加。

（3）供给方面

因总供给y是价格P的递增函数，所以价格P下降，使总供给y减少，又因alt所以总供给减少，使就业量也减少。若价格下降至P₁，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达到均衡），则在P₁处总供给y₁＜yf（充分就业时总供给），因此当总供给为y₁时的就业量N₁＜Nf（充分就业量），产生了Nf－N₁的失业量。

2．无弹性的投资函数

（1）假设

（i）需求不足，即总需求＜总供给；

（ii）投资函数对利率是无弹性的，即alt

（2）需求方面

由（10.14）知alt由（10.15）知alt所以当价格下降时，使总需求无法增加；当采取金融政策（M₀增大）时，也不能使总需求增加。

（3）供给方面

当价格P下降，总供给减少，从而使就业量减少，因此达到新的均衡（总需求＝总供给）时，就业量＜充分就业量，于是产生了失业。

3．过高的货币工资率

设在充分就业时的工资率为Wf，若将工资率提高至W₀＞Wf，则会发生小于充分就业均衡。

若工资率固定在W₀处，则劳力供给函数表示为

于是（10.11）最后一个方程式变为

在此情形下

其中altA＝Ly－BLr，a＝M₀f″－W₀Af′。

于是有

则

由此可知当货币工资率W₀上升时，rf，Pf，alt均上升，而yf，Nf则下降。当W₀固定不变且大于充分就业的货币工资率时，则在新的均衡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量，因而产生了失业。

4．过高的实物工资率

若实物工资率＝alt且大于充分就业时实物工资率，则产生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在此情形下，（10.11）中劳力供给方程式应为

于是

其中alt则

所以

当alt上升时，rf，Pf，上升，yf，Nf减少，因此当实物工资率alt固定在特定水平上且大于充分就业的实物工资率时，在新均衡条件下，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量，产生失业。

所以在这样情形下，即使增加政府财政支出（G₀／P增加），也不能使就业量增加以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只能使物价上涨。

四、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

1．过度需求通货膨胀的原因

（1）假设

（i）社会生产已达最大产量yf（总供给达最大），yf保持不变；

（ii）过度需求，即继续增加政府支出，消费和投资等。

（2）在这样情形下，价格P上涨，即产生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又称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证明］　支出部门、货币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平衡条件为

其中T＝T（Y）税收函数（0＜T′（Y）＜1），B＝B₁（Y）出口函数（B′₁（Y）＜0），yf＝最大产量。或

雅可比矩阵

其中　Q＝1－b＋bT′（Y）－B′₁（Y）＞0，而

　｜J｜＝yf（QLr－I₁ LY）＜0。

于是

由此可知在社会生产达到最大产量（即总供给达最大）情况下，再增加政府支出（增加民间投资、增加消费等），则引起货币收入增加，价格上涨，即产生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

由于当y＝yf时，alt所以有alt因此当P上涨时，货币工资率也上涨。

2．自动调节因素

当发生过度需求的通货膨胀时，在经济系统内会产生自动调节因素，使通货膨胀自动停止。

（1）凯恩斯效应

如果货币供给量M₀不增加，则物价上涨使交易性货币需求成比例增加，从而使通货膨胀不能继续而会停止。

［证明］　设交易货币需求量为I₁（Y）＝kY（k＞0），于是

L（r，Y）＝I₁（Y）＋I₂（r）＝kY＋I₂（r）

由（10.16）得

所以

通货膨胀自动使k增大（交易性货币需求增加），使货币收入减少，价格下降，利率上升，从而使通货膨胀自动停止。

（2）累进所得税效应

设税收函数T（Y）＝tY，t＝税率（0＜t＜1）。由（10.16）得

所以

当通货膨胀发生时，货币收入增加，使累进所得税税率上升，从而使价格下降。

（3）对外贸易效应

设出口函数B₁（Y）＝d₀＋d₁Y（d₀＞0，d₁＜0），若国内通货膨胀大于国外通货膨胀，则会减少出口。由（10.16）得

所以

国内通货膨胀大于国外通货膨胀使出口减少（d₀减少），从而使货币收入减少，价格下降，利率下降。

（4）货币幻觉效应

如果消费者有货币幻觉，则消费者以货币收入作为其消费的依据，因此当消费者货币收入增加而实物收入没有变化时，货币幻觉使消费者增加储蓄，降低边际消费倾向b。

令alt则

在货币幻觉下，消费边际倾向b降低，从而使货币收入，价格，利率均降低。

五、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假设社会总需求保持不变，若货币工资率的增长率大于生产率的增长率，则产生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1．由本章三．　3可得

由此可知，货币工资率过速提高引起物价上涨，使实物收入和就业量减少。

2．由于社会总需求保持不变，则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或金融政策使yf增加恢复到原水平

由本章三、　3经计算还可得

由此可知当政府增加支出（G₀／P增大）时，实物收入和就业量增大，但又使物价继续上涨。

由上可知，若W₀又提高到更高水平上，则保持社会总需求不变，物价继续上涨。

六、菲利浦斯曲线

1．工资率增长率、物价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关系

（1）工资率增长率GW

设W＝货币工资率，P＝物价，则工资率的增长率GW定义为

即　　alt

对离散情形（∆t≡1）有

alt（工资率增加的百分数）

（2）物价增长率Gp定义为

即　　　alt

对离散情形（∆t≡1）有

（3）生产率的增长率GMPP定义为边际生产力（MPP）的增长率

对离散情形（∆t≡1）有

GMPP＝∆lnMPP

（4）GW、GP和GMPP之间关系

因　　　alt

所以　　　　lnMPP＝lnW－lnp

则　　　alt

或　∆lnMPP＝∆lnW－∆lnP

所以　GMPP＝Gw－GP

即　生产率增长率＝工资率的增长率－物价增长率

或　物价增长率＝工资率的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

2．菲利浦斯曲线

（1）失业率定义为

其中L＝劳动力总数，N＝就业量。

（2）工资率增长率alt与劳力需求的关系

设D＝劳力需求量，S＝劳力供给量，则D－S＝劳力的过度需求，alt＝劳力过度需求占劳力供给量的百分数，表示对劳力需求的程度。

工资率的增长率alt是alt的递增函数

（3）alt是失业率U的递减函数

这表示当失业率U愈大，则对劳力的需求alt愈小，反之当失业率U愈小，则对劳力需求alt愈大。

（4）菲利浦斯曲线

由上面二式得

在alt坐标平面上，（10.19）的图形为菲利浦斯曲线。由此得

因f′＞0，g′＜0，所以alt即工资率的增长率alt是失业率U的递减函数。

（10.19）可表示为如下的特殊形式

其中a，b为参数，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求出参数a，b的估计值。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菲利浦斯曲线是不同的。

3．工资率、生产率与通货膨胀

设生产率增长率alt

若alt

则由GMPP＝GW－GP得

即有通货膨胀。

若alt则alt即没有通货膨胀。

设U*＝社会允许失业率，则N（U*，alt）称为临界点，

alt称为安全区。

（1）临界点N在菲利浦斯曲线左边alt

令alt

若alt则alt即有通货膨胀且失业率大于允许失业率。

若alt则alt即没有通货膨胀，但失业率增加。

若alt则alt即有通货膨胀，但失业率小于允许失业率。

（2）临界点N在菲利浦斯曲线右边alt

若alt则alt那么U₁＜U*，即有通货膨胀，失业率小于允许失业率。

若alt则alt即没有通货膨胀且失业率小于允许失业率。

若alt则U₁＞U*，即没有通货膨胀，但失业率大于允许失业率。

第十一章　数学推导

一、有国际贸易的商品市场

1．商品市场由下列函数构成

（1）投资函数

投资I是利率r的递减函数

（2）消费函数

消费C是收入Y的递增函数

（3）进口函数

进口额M是收入的递增函数

（4）出口函数

出口额X决定于国际市场，是外生变量，取固定值X。

X＝X₀

2．均衡收入的决定

由国民收入的定义方程式得商品市场均衡条件，即有国际贸易的IS曲线方程式

其中alt＝边际消费倾向，s＝1－b＝边际储蓄倾向，

　　alt＝边际进口倾向。

根据隐函数定理，由（11.1）可决定均衡收入为

这就是有国际贸易的IS曲线方程，其斜率为

这表示IS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3．对外贸易乘数KF

（1）对外贸易乘数与s、m关系

将（11.2）代入（11.1），由隐函数求导公式得对外贸易乘数

对外贸易乘数KF是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下，均衡收入对出口额的变化率，KF依赖于边际储蓄倾向s和边际进口倾向m，当s或m减小时，对外贸易乘数KF增大。

（2）对外贸易乘数与投资倾向关系

设投资函数为

I＝I（r，Y）　　alt

则对外贸易乘数可表示为

其中alt为边际投资倾向。由（11.4）可知边际投资倾向增加使对外贸易乘数增大。

4．对外贸易乘数的动态化过程

设第0期有一个出口额的增量∆X₀，第0期收入增量∆Y₀＝∆X₀。

第1期的消费增量、进口增量及收入增量分别为

∆C₁＝b∆Y₀　∆M₁＝m∆Y₀

∆Y₁＝∆C₁－∆M₁＝（b－m）∆Y₀

第t期消费增量、进口增量和收入增量分别为

于是得差分方程

因而∆Yt＝（b－m）t∆Y₀＝（b－m）t∆X₀

所以由出口额增量∆X₀所诱发的收入增量为

这和用比较静态分析所得的对外贸易乘数公式（11.3）是一致的。

5．出口量X₀增加对进出口差额（净出口额）F＝X－M的影响

因m＞0，s＞0，所以alt即当出口额增加时，净出口额F以较小比例增加。

6．F随X₀变动的动态化过程

设第0期有一个出口额增量∆X₀，于是∆F₀＝∆X₀，∆Y₀＝∆X₀。

第t期净出口额增量

∆Ft＝-m∆Yt－1

所以出口额增量∆X₀所引起的净出口额增量为

因此

二、有国际贸易和政府部门的IS-LM模型

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为

Y＝C［Y－T（Y）］＋I（r）＋G₀＋X₀－M（Y）

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L（Y，r）＝M₀

其中M₀＝货币供给量，L为流动偏好函数。

IS-LM模型为

雅可比矩阵为

由上可知，根据隐函数定理，由（11.5）可求出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

出口额X₀变动对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影响：将（11.6）代入（11.5），根据隐函数求导公式得

所以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出口额X₀增加时，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都增加。

三、对外部门（国际市场）及其均衡

1．货物及劳务的出口与进口

（1）进口函数

设M＝进口额（向国外所付货物和劳务的支出），Pd＝以国内货币计算的价格，Y＝国内收入，则进口函数为

M＝M（Pd，Y）

其中alt即进口额是收入的递增函数，alt即进口额是国内货币价格的递减函数。

（2）出口函数

设X＝出口额（由国外所获得的货物和劳务的收入），Pf＝以国外货币计算的价格，则出口函数为

X＝X（Pf）

其中alt即出口额是国外货币价格的递减函数。

（3）进出口差额（净出口额）为

F＝X（Pf）－M（Pd，Y）

其中Pd＝RPf，R＝汇率，Pd和Pf为汇率R的函数。

2．资本的流入或流出

（1）资本的流入

设XK＝资本流入额，r＝利率，则资本流入额是利率的递增函数

（2）资本的流出

设MK＝资本的流出额，则资本的流出额是利率的递减函数

（3）资本流动差额（净资本流动额）

K＝XK（r）－MK（r）

其中alt即净资本流动额是利率r的递增函数。

3．对外均衡条件

设BP＝净国际收支额，则

BP＝F＋K

当BP＞0时，表示该国有国际收支盈余；当BP＜0时，表示该国有国际收支逆差；对外均衡条件为BP＝0，即

这表示对外均衡曲线BP在（Y，r）平面上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在对外均衡曲线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均衡点。

若A（Ya，ra）点在对外均衡曲线BP右边，则表示有国际收支逆差（BP（Ya，ra）＜0）；若A（Ya，ra）在BP曲线左边，则表示有国际收支盈余（BP（Ya，ra）＞0）

［证明］　设alt在BP曲线上，即alt

即　　　alt

因　　　alt所以若A点在BP曲线右边（Ya－Y′a＞0），则BP（Ya，ra）＜0，即有国际收支逆差；若A点在BP曲线左边，altalt则BP（Ya，ra）＞0，表示有国际收支盈余。

4．汇率调整

因Pd＝RPf，所以当Pf固定时，汇率R上升时表示本国货币价格上升，R下降表示本国货币价格下降。

（1）汇率R变动对出口额影响

因为Pd＝RPf，所以当国内货币价格Pd固定而汇率R上升（下降）时，则国外货币价格Pf下降（上升），使出口额X增加（减少），这是因为

（2）汇率R变动对进口额影响

因Pd＝RPf，所以当国外货币价格Pf固定而汇率R上升（下降），则国内货币价格Pd上升（下降），从而使进口减少（增加），这是因为

当其他条件不变而本国货币价格上升（R上升）时，进口额M减少；反之，当其他条件不变而本国货币价格下降（R下降）时，进口额增加。

（3）汇率R变动对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影响

由（11.7）得

因alt即国内收入Y随R上升（贬值）而增加。

因alt所以alt即利率r随R上升（贬值）而下降。

第十二章　数学推导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汇率变动对进口额影响

（1）进口需求函数与进口需求弹性

设DM＝进口需求量，alt＝进口的本国货币价格，则进口需求量是本国货币价格函数

进口需求弹性ηM为

（2）进口供给函数和进口供给弹性

设SM＝进口供给量，alt＝进口的国外货币价格，则进口供给量是国外货币价格的函数

进口供给弹性　εM为

（3）汇率变动对alt和alt影响

设R＝汇率，则alt当R增大时，就表示本国货币贬值。alt和alt都是汇率R的函数。

在均衡（进口需求量DM＝进口供给量SM）时，则有

在均衡时，DM＝SM，则

在通常情况（ηM＜0，εM＞0）下，alt即当R上升时，alt上升而alt下降。

（4）进口额M（进口总值）对汇率的弹性

在均衡（DM＝SM）时，有

［证明］　因alt所以

（5）汇率变动对进口额影响

在一般情形下，ηM＜0，εM＞0，由（12.1）知

当｜ηM｜＜1时，ηMR＞0，表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进口额增加，当本国货币升值时，进口额减少；

当｜ηM｜＝1时，ηMR＝0，表示当本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对进口额无影响；

当｜ηM｜＞1时，ηMR＜0，表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进口额减少，当本国货币升值时，进口额增加。

2．汇率变动对出口额影响

（1）出口需求函数与出口需求弹性

设DX＝出口的需求量，alt＝出口的国外货币价格，则出口的需求函数与需求弹性分别为

（2）出口的国内供给函数与出口的国内供给弹性

设Sx＝出口的国内供给量，alt＝出口的本国货币价格，则出口的供给函数和供给弹性为

（3）在均衡（DX＝SX）时，有

（4）出口额X（出口总值）对汇率弹性在均衡时为

（5）汇率变动对出口额的影响

在通常情形下，ηX＜0，εX＞0，所以ηXR＞0，因此当贬值（R上升）时，出口额增大；当升值（R下降）时，出口额减少。

3．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因国际收支差额F＝X－M，所以

在通常情形（ηX＜0，ηM＜0，εX＞0，εM＞0）下，

当｜ηM｜≥1时，alt因此当贬值（R上升）时，则国际收支差额F增加，可以改善国际收支；

当｜ηM｜＜1时，alt则当贬值（R上升）时，可能国际收支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坏；当升值（R下降）时，在alt情况下，国际收支差额F增加。

当贬值时，国际收支改善条件：ηM＋ηX＋1＜0，此时有

即　ηXR＞uηMR

其中alt

当贸易平衡时，即X＝M，则u＝1

若ηM＋ηX＋1＜0，则alt

即当贬值（R增大）时，国际收支得到改善。

二、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条件的影响

1．贸易条件定义

2．当εXεM＜ηXηM时，alt即当贬值（R增大）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三、各种宏观调节措施的交替使用

1．假设

B＝净出口额（进出口差额），A＝消费＋投资＋政府支出，R＝国外价格与本国价格之比，F＝财政政策参数（它可以是政府支出、税率，也可以是货币变量），当F上升时，表示实行松的财政政策；当F下降时表示实行紧的财政政策，Y＝国内收入。

假设所有商品相对价格不变。

（1）B是R的递增函数，是Y的递减函数：

（2）A是F、Y的递增函数

（3）国内收入定义为

2．对外均衡曲线EE′和国内均衡曲线II′

对外均衡曲线EE′和国内均衡曲线II′方程式分别为

（1）EE′斜率

因alt

（12.2）两端对F求偏导数得

所以

因此

由于alt所以由（12.3）可得

为对外均衡曲线EE′的方程式。

EE′曲线斜率为

（2）II′斜率

因alt所以由（12.4）可得国内均衡曲线II′方程式

II′曲线斜率为

这些条件一般可以满足，故有kE＞0，kI＜0。

3．稳定性问题

先考虑kE＋kI＞0的情形（见第213页图，F相当于图中的GNP）。

（1）迭代格式（宏观调节措施交替使用）

由

得迭代格式

取定初值F（1），R（1），固定R使F增大，由X₁（F（1），R（1））点→y₁（F（2），R（1））点，其中F（2）＝I（R（1）），固定F使R上升，由y₁（F（2），R（1））点→Z₁（F（2），R（2））点，其中R（2）＝E⁻¹（F（2）），固定R使F下降，由Z₁→W₁（F（3），R（2））其中F（3）＝I（R（2）），固定F使R下降，由W₁→X₂（F（3）R（3）），其中R（3）＝E⁻¹（F（-3）），如此连续迭代下去，可收敛于均衡点0。

（2）迭代收敛

设EE′和II′曲线斜率kE和kI为常数，则

因kI＜0，kE＞0，kE＋kI＞0，所以alt因此当kE＋kI＞0时，迭代是收敛的。

（3）迭代收敛条件

［证明］

由（12.7）知上式分子＞0，又因alt所以kE＋kI＞0，则迭代收敛。

（4）（12.7）经济解释

因A＝C（消费）＋I（投资）＋G₀（政府支出）－T（税收）

所以alt

其中alt＝边际储蓄倾向，alt＝边际投资倾向，alt＝边际税收倾向。

因B＝X－M，所以

其中alt＝边际进口倾向，alt＝边际出口倾向。

若alt是可忽略的，则收敛条件可表示为

或　alt

对于kE＋kI＜0的情形（见第214页上图，F相当于图中的GNP），可以证明迭代过程（各种宏观调节措施交替使用）是发散的。

第十三章　数学推导

一、加速原理

1．资本与投资关系

（1）净投资的定义

设K＝K（t）为资本存量，则净投资定义为

在离散情形下，第t期净投资为

It＝Kt－Kt－1＝∆Kt

（2）由净投资求资本存量

若已知净投资I＝I（t）和原始资本K（t）｜t＝0＝K₀，则时点t的资本存量为

在离散情形下，第t期资本存量为

2．加速原理

（1）资本系数的定义

资本存量K（t）与产出（收入）Y（t）的比率称为资本系数，即

（2）加速原理的假设

在短时期内，资本系数u是固定不变的，即不随时间t变动而变动。

（3）加速原理可表示为

在离散情形下，加速原理可表示为

It＝u（Yt－Yt－1）＝u∆Yt

这表示第t期收入增量∆Yt诱发净投资It。

［证明］　因K（t）＝uY（t），u＝常数，所以alt

又因alt所以alt

（4）净投资与收入变化率关系

在某个时程内，若alt（收入变化率为正），则I（t）＞0；若alt则I（t）＜0。

因为alt所以在某个时程内，若alt则altI（t）是t的递增函数；若alt则altI（t）是t的递减函数。

在离散情形下，若第t期收入增量∆Yt＞0，则所诱发的第t期净投资It＞0；若∆Yt＜0，则It＜0。

（5）设D（t）＝折旧，则毛投资为

在离散情形下，可表示为

Igt＝u（Yt－Yt－1）＋Dt

3．乘数与加速系数交互作用模型

已知模型为

其中b＝边际消费倾向（0＜b＜1），α＝加速因子（α＞0）。

将（13.2）代入（13.3）得

将（13.2）、（13.4）代入（13.1）得

Yt＝bYt－1＋αb（Yt－1－Yt－2）＋G₀

于是（13.1）－（13.3）等价于二阶常系数非齐次差分方程

（13.5）的特解为

其中alt＝政府支出乘数。

（13.5）对应的齐次差分方程为

（13.7）的特征方程为

（13.8）的判别式为

特征方程（13.8）有两个相异实特征根λ₁，λ₂，因此齐次差分方程（13.7）的通解为

非齐次差分方程（13.5）的通解为

其中A₁，A₂为任意常数。

关于Yt的特性：

由（13.8）的根与系数之间关系得

λ₁＋λ₂＝（1＋α）b，λ₁λ₂＝αb

因0＜b＜1，α＞0，所以λ₁＋λ₂＞0，λ₁λ₂＞0，由此可知λ₁＞0，λ₂＞0，即Yt是非振荡型的。

由上可知（1－λ₁）（1－λ₂）＝1－b＞0，则λ₁与λ₂只能有以下两种情况：

（i）λ₁＞1，λ₂＞1（αb＞1）

当t→∞时，Yt→∞，因此Yt是爆炸的，发散的。

（ii）0＜λ₁＜1，0＜λ₂＜1（αb＜1）

当t→∞时，alt因此Yt是阻尼的，且收敛于alt

（2）alt

特征方程（13.8）有重根alt

齐次差分方程（13.7）的通解为

于是非齐次差分方程（13.5）的通解为

其中A₃，A₄为任意常数。

关于Yt的特性：

因为alt所以Yt为非振荡型的。

（i）0＜λ＜1　（αb＜1）

alt因此Yt是阻尼的，且收敛于alt

（ii）λ≥1　（αb＞1）

alt因此Yt是爆炸的，发散的。

（3）alt

特征方程（13.8）有一对共轭复根

其中alt

令alt则齐次差分方程（13.7）的通解为

非齐次差分方程（13.5）的通解为

关于Yt的特性：

（i）R＜1　（αb＜1）

altYt是振荡的，阻尼的，且收敛于alt

（ii）R＝1　（αb＝1）

Yt是振荡的，单一的和不收敛的。

（iii）R＞1　（αb＞1）

alt因此Yt是振荡的，爆炸的和发散的。

由上可知Yt的特性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b和加速因子α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下表所示：

b和α之间关系可图示如下

在（α，b）平面上有三条曲线：

曲线Ⅰ：alt

曲线Ⅱ：alt

曲线Ⅲ：b＝1

因为alt

所以f（α）在α＝1处达到极大值，且在α＝2处是拐点，当0＜α＜2时，f（α）向上凸；当α＞2时，f（α）向下凸。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1．哈罗德模型的假设

（1）平均储蓄倾向（储蓄－收入比率）s是固定不变的：

其中St＝t期计划储蓄＝t期实际储蓄，Yt＝t期收入。

（2）预期资本系数u是固定不变的：

其中∆Yt＝Yt－Yt－1＝t期收入增量，It＝t期计划投资，u表示增加一单位产出厂商愿意支付的投资量。

（3）平衡条件

即计划投资＝计划储蓄。

2．哈罗德保证增长率

将（13.13）（13.14）代入平衡条件（13.15）得哈罗德增长模型

sYt＝u∆Yt

即　　　alt

哈罗德的保证增长率GW（预期增长率）为

保证增长率取决于平均储蓄倾向和预期资本系数。

3．实际增长率

（1）实际资本系数u*

设alt期实际投资，∆Yt＝t期收入增量，则实际资本系数

u*表示增加一单位产出实际所花费的投资。

（2）实际增长率Gt

由（13.13）知实际储蓄St＝sYt，由（13.18）知实际投资alt由于实际投资总是等于实际储蓄，所以

u*∆Yt＝sYt

即　　　alt

实际增长率Gt是现实的增长率，则

实际增长率取决于平均储蓄倾向和实际资本系数。

4．保证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关系

分三种情形讨论：

（1）u＞u*

（i）因u＞u*，所以GW＜Gt。

（ii）GW与Gt之差继续扩大，永远达不到GW＝Gt。

这是因为当u＞u*时有I＞I*（计划投资＞实际投资），又因I*＝S（实际投资＝实际储蓄＝计划储蓄），所以I＞S（计划投资＞计划储蓄），因此总需求＞总供给。这样可促使生产增加，从而继续提高实际增长率，进而使GW与Gt之差继续扩大，永远达不到GW＝Gt。

（2）u＜u*

（i）因u＜u*，所以GW＞Gt。

（ii）类似推理可知总需求＜总供给。这样使生产减少，从而继续减少实际增长率，进而使GW与Gt之差继续扩大，永远达不到GW＝Gt。

（3）u＝u*

（i）因u＝u*，所以GW＝Gt。

（ii）由u＝u*可得I＝S，所以总需求＝总供给。由此使得保证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三、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1．多马模型的假设

（1）需求方面：设边际储蓄倾向s是固定不变的（即边际消费倾向＝1－s＝常数），于是投资乘数可表示为

由此可得

即　　　alt

这表示投资的第一个作用：当投资增加（增加对资本设备的购买）时，通过投资乘数作用使收入增加。

（2）供给方面：设产出X－资本K比率q＝X／K，是固定不变的，即

X＝qK

两端对t求导得

由投资定义知alt所以有

这表示投资的第二个作用：投资增加使生产设备扩大，增加社会生产能量，进而使收入增加。

（3）均衡条件是需求收入增加等于供给收入增加，即

这是生产设备得到充分利用的均衡。

2．投资增长率

由（13.19）－（13.21）得

于是　　　alt

由此可得

或　　　　　　　　I（t）＝I₀esqt

其中I₀＝I（t）｜t＝0。

3．收入增长率

在均衡时，计划投资I＝计划储蓄S，又因为S＝sY，所以I＝sY。

由（13.20）（13.21）得

由此得

或

Y（t）＝Y₀esqt

其中Y₀＝Y（t）｜t＝0。

在多马的假定下，投资增长率＝收入增长率＝sq，称为均衡增长率。

4．人均收入增长率

假设

（1）人口N的增长率为n，即alt

（2）人均收入为AY，即alt则人均收入增长率

［证明］　由AY＝Y／N，得

lnAY＝lnY－lnN

于是　　　　alt

所以　　　　　　　　　g*＝sq－n

5．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函数

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产出（收入）是资本的固定比率，因而其生产函数为

Y＝qK

这表示生产仅依赖于资本量和生产技术。由此可知：

（1）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和劳力投入量必保持固定比率。

（2）若劳力增加而资本不增加，则产出（收入）也不能增加。

（3）若劳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则实际增长率＜资本增长率。

（4）若保持经济按均衡增长率增长，则劳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

6．边际储蓄倾向s＝s（t）的情形

当边际储蓄倾向是t的函数时，由（13.22）得一阶微分方程

设初始条件为I（t）｜t＝0＝I₀，则求解可得

四、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1．萦洛模型的假设

（1）设生产函数为

在完全竞争下它有三个特性：

（i）规模报酬不变，即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函数。

（ii）资本与劳力是可充分替代的，即可以有无穷多个资本和劳力组合生产同量产出，这说明产出一资本比率q＝Y／K不是固定比率而是可变的。

（iii）边际生产力递减：MPPK＝fK＞0，MPPL＝fL＞0，altalt

（2）边际储蓄倾向s＝常数，劳力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GL＝常数，因此，alt其中L₀＝L（t）It＝0。

（3）均衡条件：计划储蓄S＝计划投资I。

2．收入增长率GY与资本增长率GK和劳力增长率GL的关系

其中α＝资本报酬份额，1－α＝劳力报酬份额。

［证明］由（13.23）得

两端除以Y得

所以　alt

因（13.23）为一次齐次函数，所以由欧拉定理可得

于是

令alt在完全竞争情形下，alt为资本报酬率，α＝资本报酬占产出的份额，α＜1，于是alt＝1－α＝劳力报酬份额，因此

GY＝αGK＋（1－α）GL

这表示各个生产要素增长对收入增长的贡献。

3．索洛的均衡增长

（1）当GY＝GK时，才达到均衡增长，即alt

［证明］　因S＝sY，alt所以由均衡条件I＝S，可得alt

因此

由（13.24）得

在上二式中α，s，和GL均为常数，则GK，GY仅与q有关。由GY＝GK可推知，alt若GY＞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则q＝Y／K增大；又因

即当q增大时，GK增长速度大于GY增长速度，所以一定能达到GY＝GK。因此仅当GY＝GK时，才能达到均衡增长。

（2）在均衡（q＝q₀）时，GY＝GK＝GL＝sq₀

［证明］　因当q＝q₀时，（13.25）、（13.26）为

而GL＝sq₀，所以当q＝q₀时，GY＝GK＝GL＝sq₀。

4．人均收入增长率GAY

设alt则

因为在均衡时，GK＝GL，所以GAY＝0；若要使GAY＞0，则必须GK＞GL。

5．生产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当考虑生产技术进步时，生产函数（13.23）可表示为

Y＝F（K，L）eλt

其中λ表示技术进步增长率。

在均衡增长时

GY＝GK

所以

收入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率λ，劳力增长率GL和劳力报酬份额（1－α）。

6．资本—劳力比率alt的时径

（1）alt满足下列一阶非线性微分方程

其中GL＝劳力增长率，s＝边际储蓄倾向。

［证明］　因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函数，所以令alt得

令　　alt则

Y＝Lφ（K*）

因　　altS（t）＝sY，所以由平衡条件得

因此

又　alt

两端对t求导得

由上可得K*所满足的微分方程

（2）若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L1－α

则

其中　alt

即资本—劳力比率K*＝K／L的永久平衡值为alt即资本与劳力是同阶的。

［证明］　因alt所以代入微分方程（13.27）得

令Z＝K*1－α，则由（13.28）得

初始条件为

（13.29）的通解为

即　alt

由（13.30）得

因此

取极限得

第十四章　数学推导

一、显示性偏好和选择

1．显示性偏好

利用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证明需求函数特性：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1）需求曲线特性

假设

（i）消费者购买X和Y两种商品，alt和alt分别表示两种商品需求量的组合，alt和alt表示两种商品组合相应的价格。

（ii）消费者在alt下对商品组合A的偏好和在alt下对商品组合B的偏好是相同的，则价格变化与数量变化满足如下关系：

［证明］

（i）在价格alt下，消费者对商品组合A的偏好超过对B的偏好，则购买商品组合A的支出不超过购买B的支出：

（ii）在价格alt下，消费者对商品组合B的偏好超过对A的偏好，则消费者购买商品组合B的支出不超过购买A的支出：

移项合并得

即　　alt

（iii）（14.2）－（14.1）得

即　∆pX·∆qX＋∆pY·∆qY≤0

若A和B是两个不同的商品组合，则有

由（14.3）可证需求曲线特性：

（i）当商品Y的价格固定不变（∆PY＝0）时，则由（14.3）

可得　alt

这表示当商品X价格上升（∆pX＞0）时，对商品X的需求量减少（∆qX＜0）；反之，当X的价格下跌（∆pX＜0）时，则对商品X的需求量增加。

（ii）当商品X价格固定不变（∆pX＝0）时，则得

∆pY·∆qY＜0

即Y的价格与对Y的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

（2）受补偿的需求曲线

由假设（ii）知，消费者对A和B具有相同的偏好，那么A和B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即A和B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因此假设（ii）相当于假设在不同价格水平下对商品组合A和B的购买，已补偿了消费者实物收入之变化。在这里，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只是替代效应。由（14.4）所表示的需求曲线特性是受补偿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特性，即当价格Px由alt上升至alt时，消费者获得收入补偿（即受补偿后的收入水平刚好能购买原来的商品组合）以维持实物收入不变，则对X的需求量由alt减少至alt（替代效应为负）；反之，当价格由alt下降至alt时，消费者获得负的收入补偿（扣除由于价格下跌所带来的使实物收入提高的那一部分收入）以维持实物收入不变，则对X商品需求量由alt增加至alt

2．收入与闲暇的选择

（1）目标函数——效用函数

设Y＝消费者收入，K＝消费者闲暇，则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2）约束条件

设D＝在所考察期间内消费者的时间

D－K＝在所考察期间内消费者工作时间

W＝单位时间的工资率

则闲暇、工作与收入关系（约束条件）为

（3）收入与闲暇的均衡为在约束条件（14.6）下，求收入与闲暇组合alt使效用（14.5）达极大。

（4）最优收入——闲暇组合alt

所满足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令拉格朗日函数为

L＝U（Y，K）＋λ（WD－WK－Y）

则必要条件为

由上可得用闲暇交换收入（工作）的边际代替率为

充分条件为在alt处，｜H｜＞0，其中

（5）工资率的变动对工作意愿影响

将alt代入（14.7），根据隐函数求导公式得

于是得

因H（2，2）元素的代数余子式与｜H｜符号相反，则alt

因此当工资率W上升时，替代效应使alt减少

收入效应alt（假定alt），当W上升时，收入效应使alt增加。

若替代效应（绝对值）超过收入效应（绝对值），则alt即当工资率W上升时，替代与收入效应联合作用使闲暇alt减少，使工作时间增加。

若收入效应（绝对值）超过替代效应（绝对值），则alt即当工资率W上升时，收入与替代联合效应使闲暇alt增加，使工作时间减少。

3．消费与储蓄的选择（时间偏好）

（1）目标函数——效用函数

设C₁＝目前（本期）消费支出，C₂＝将来（下期）消费支出，则效用函数为

（2）约束条件

设给定本期与下期收入Y₁和Y₂，已知利率为r，则消费者预算线为

若消费者选择了C₁＜Y₁，则在本期消费者有正储蓄S₁＝Y₁－C₁＞0，因此在下期消费者消费支出＝本期收入＋储蓄＋利息，即C₂＝Y₂＋S₁（1＋r）＞Y₂。

若消费者选择C₁＞Y₁，则在本期消费者有负储蓄（借债）S₁＝Y₁－C₁＜0，因此下期消费者消费支出C₂＝Y₂＋S₁（1＋r）＜Y₂。

（3）消费者消费与储蓄的均衡条件为

由（14.10）可决定最优消费组合alt

若alt则alt其中alt（正储蓄）；

若alt则alt其中alt（负储蓄）。

4．最大社会福利

（1）目标函数——社会福利函数

设社会里有N个人，ui＝第i个人的效用函数，i＝1，2，…，N，则社会福利函数W是N个人的效用u₁，…，uN的函数

（2）约束条件——总效用可能线（福利边界）

在总效用可能线（14.12）上任何一点（u₁，…，uN）都是生产者及交换者达到均衡时N个人所可能达到的效用组合，它表示在特定生产资源、特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个人特定效用函数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能够提供的最大效用组合。

（3）最大社会福利问题是在（14.12）约束条件下求效用组合altalt使社会福利函数（14.11）达到极大

alt称为最大社会福利点。

（4）最大社会福利点alt应满足的必要条件

令拉格朗日函数

L＝W（u₁，…，uN）－λp（u₁，…，uN）

则最大社会福利点alt应满足的必要条件为

二、收入再分配的经济福利

1．所得税与货物税

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T元相当于消费者货币收入减少T元。政府征收货物税（单位商品征收t元）相当于该商品价格上升t元。假设政府征收货物税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政府为了获得特定数额的税金，采取个人所得税方式比采取货物税方式使消费者损失较少。

［证明］　设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其中q₁，q₂为两种商品的需求量。消费者的预算线为

其中商品价格P₁、P₂和收入Y是既定的。

最优商品组合alt所满足的必要条件为

其充分条件为在（q₁，q₂）处

｜H｜＞0，其中alt于是可得

所以　　　alt

假定政府征收相同数额的税金T，对个人所得税而言，消费者收入减少T元，即∆Y＝-T，征收所得税后，消费者损失alt其中

对货物税而言alt∆P₁＝t，征收货物税后消费者损失alt其中alt

所以　alt

即征收同量货物税消费者损失＞征收同量个人所得税消费者损失。

2．房租津贴的社会福利

（1）问题提出

政府房租津贴可采用两种方式：

（i）给予某特定现款作为房租津贴，这相当于提高了居民的货币收入。

（ii）政府代付一部分房租，这相当于使房租价格下降，从而使居民获得房租津贴。

在居民获得相同效用水平下，政府采用第二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使住房消费量增加，对整个社会福利有利。对此结论作如下证明。

（2）居民的效用函数、预算线及其均衡条件

效用函数为

U＝U（x，y）

其中x＝住房消费量，y＝货币。

预算线为

pxX＋y＝Y

其中px＝房租价格，Y＝收入，py≡1。

居民房租均衡条件为

由此可求出均衡住房消费量alt

（3）两种津贴方式的社会福利效应

由上可得

（i）当政府采用第一种津贴方式，使居民货币收入增加∆Y＞0，则住房消费量的增量为

（ii）当政府采用第二种津贴方式，使房租价格Px下跌（∆Px＜0），则住房消费量的增量为

（iii）采取两种方式使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则第二种方式的收入补偿变量＝第一种方式的收入增量，即alt于是得

因alt∆px＜0），所以

即采用第二种方式住房消费量增量＞采用第一种方式住房消费量增量。

3．政府限量政策的再分配效应

设产品需求函数为p＝D（q），（D′（q）＜0），产品供给函数（边际成本函数）为P＝S（q）（S′（q）＞0）。

令均衡点为（q₀，p₀），政府将产量限定为q₁＜q₀，则

（1）消费者损失alt

（2）生产者损失alt

（3）alt

［证明］　因q₁＜q₀，所以

（1）消费者损失＝限量前消费者剩余－限量后消费者剩余

（2）生产者损失＝限量前生产者剩余－限量后生产者剩余

（3）全社会的无谓损失

4．保证价格的效应

设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₀，q₀，若政府将价格限定在p₁＞p₀，则

（1）消费者损失alt

（2）政府支出alt

（3）生产者损失altalt

（4）全社会无谓损失alt

其中alt

（1）消费者损失＝限价前消费者剩余－限价后消费者剩余

（2）政府购买剩余产品alt的支出alt

（3）生产者损失＝限价前生产者剩余－限价后生产者剩余

（4）全社会无谓损失alt

第十五章　数学推导

一、单目标决策

假设有n个变量x₁，x₂，……，xn，已知f（x₁，x₂，…，xn）和gi（x₁，x₂，…，xn）（i＝1，2，…，m）是x₁，x₂，…，xn的函数。

单目标决策就是指在约束条件gi（x₁，…，xn）≥0（i＝1，2，…，m）下，求一组变量x₁，x₂，…，xn的值，使f（x₁，…，xn）达最优（最大或最小）。缩写成

或

称x₁，……，xn为决策变量，f（x₁，…，xn）为目标函数，gi（x₁，…，xn）（i＝1，2，…，m）为约束函数。

由于目标函数只有一个，所以称为单目标决策。

在经济中常遇到的目标函数最优问题是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产值最大，费用最小。约束条件多是指资源有限，如收入、资本、劳力、设备、原料等的有限拥有量。

二、多目标决策

假设有n个变量x₁，…，xn，记X＝（x₁，…，xn）T，已知

F（X）＝（f₁（X），f₂（X），…，fp（X））T（P＞1）

G（X）＝（g₁（X），g₂（X），…，gm（X））T

其中fj（X）＝fj（x₁，…，xn）（j＝1，…，P），gi（X）＝gi（x₁，…，xn）（i＝1，2，…，m）。

多目标决策就是指在约束条件G（X）≥0下，求X使F（X）达最优（其中fj（X）可达最大或最小）。缩写成

称x₁，…，xn为决策变量，g₁，…，gm为约束函数，f₁，…，fp为目标函数。

由于有多个目标函数，所以称为多目标决策。

但是实际问题中使多个目标同时达到最优的决策变量是很难寻求的，因此常采用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法。

三、决策树

1．决策模型

V＝F（Ai，θj）　i＝1，…，m　j＝1，…，n

V＝价值，是Ai，θj的函数；

Ai——决策者可选择的措施，称为行动方案（或决策变量）；

θj——决策者面对的现实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称为自然状态（或状态变量）；

Vij——当决策者采取措施Ai，而现实出现状态θj时的益损值；

V＝（Vij）是m×n矩阵，称为益损矩阵。

图示如下：

2．决策树

决策方法有多种。这里只简略介绍常用的决策树方法。举例说明。

（1）一厂商为生产某种产品，设计两种基建方案，一是建大厂，一是建小厂，建厂投资分别为300万元，160万元，两者使用期限均为十年。估计在此期间，产品销路好的概率为0.7，两方案年度益损值列表如下：

这里益损值可理解为以货币计算的收益（单位：万元／年），问应采取何种方案收益最大？

决策树如下：

计算②③点的益损期望值：

　比较②③两点可知建大厂方案较好。

（2）若上例分为前三年后七年两期考虑。据市场预测，前三年销路好的概率为0.7，而如果前三年销路好，则后七年销路好的概率为0.9，如果前三年销路差，则后七年销路肯定差，问建大厂，建小厂哪个方案好？

决策树如下：

计算各点的益损期望值

比较点②③可知道大厂方案较为合理。

（3）上例中若先建小厂，如果销路好，则三年后考虑扩建，扩建投资需140万元，扩建后可使用七年，每年的益损值与大厂相同，问此方案是否更为合理？

决策树如下：

计算各点的益损期望值

　比较点②、③可知，三年后扩建比建大厂方案要优越。

决策树方法使决策者有顺序有步骤地进行决策，对于较复杂的决策问题，特别是多级决策问题，此方法比较方便简捷。

注释

【1】　若对任意非零常数λ都有f（λx₁，λx₂，…，λxN）＝λrf（x₁，x₂，…，xN）则称f（x₁，x₂，…，xN）为r次齐次函数。若r＝1，则f（x₁，x₂，…，xN）为一次齐次函数；若r＝0，则f（x₁，x₂，…，xN）为零次齐次函数。

【2】　设y＝f（x₁，x₂，…，xN），D为其定义域，λ为任意常数0≤λ≤1，alt和altalt是D内任意两个点，令alti＝1，2，…，N若altalt则称f（x₁，x₂，…，xN）为拟凸函数。

【3】　欧拉定理：设f（x₁，x₂，…，xN）是r次齐次函数，则

若f（x₁，x₂，…，xN）是零次齐次函数，则

【4】　若f（x₁，x₂，…，xN）为r次齐次函数，则

为r－1次齐次函数。

【5】　常态情形是（1）p＝F（q）是q的递减函数（F′（q）＜0）。（2）p＝F（q）是向上凸的（F″（q）＜0）。（3）边际成本alt是递增的alt

后　记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靳云汇、彭松建、梁小民三位同志的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罗志如教授，他不但审阅了全稿，而且为本书写了序言。

考虑到一些在职的、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读者的需要，每一章后面列了有关的参考读物的目录，以供他们阅读，但只列出有中译文的西方经济学著述和国内出版的论著，而没有开列外文的参考书目。因此，在本书结尾部分，我们再列出四种英文读物，供有阅读英文经济书刊能力的读者参考。

1. R. G. Lipsey & P. O. Steiner, Economics, 5th. ed., 1978, New York.

2. Derek Morris, ed., Th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UK, 1977, Oxford Univ. Press.

3. E. Shapiro, Macroeconomic Analysis. 4th ed. 1978, New York.

4. W. E. Mitchell, J. H. Hand & I. Walter, ed., Readings in Macroeconomics: Current Policy Issues, 1974, New York.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不少欠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厉以宁　秦宛顺

1983年5月，北京大学经济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探微／郑天挺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17651-1

Ⅰ．清…　Ⅱ．郑…　Ⅲ．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Ⅳ．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1286号

书　名：清史探微（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郑天挺　著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651-1/K·070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2.25印张　385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2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出版说明

序　季羡林

原序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

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

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

墨勒根王考

释“阿玛王”

多尔衮与九王爷

清史语解

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

明清的“两京”

中国古代史籍的分类

中国的传记文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

《张文襄书翰墨宝》跋

《恬盦语文论著甲集》序

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

《莲华盦书画集》序

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纪念孟心史先生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附　景印《三国志注补》序

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

张穆《斋集》稿本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

《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历史上的入滇通道

关于古地理学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清代的幕府

清史研究和档案

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马礼逊父子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

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

“黄马褂”是什么？

清代考试的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

满族的统一

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

牛录·城守官·姓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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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曾参与厦门大学的筹建并兼任校图书部主任。1924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先后在北大预科部、中文系、史学系和文科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史学系主任和校秘书长。1938年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校秘书长。1952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1963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81年任南开大学顾问。主要著作：《清史探微》、《清史简述》，主编《明清史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联合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和《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主持点校《明史》（中华书局版），主持辑录《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专题史料集。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50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2003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谟、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26种。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被重印，有的印书超过5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收入。

名家名著即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的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序

季羡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郑毅生（天挺）的《清史探微》。征序于汤一介教授。一介谦辞，推给了我。我何人哉，敢于佛头着粪耶！我也不敢写。继思我毕竟同毅生先生有六年同事之谊。像我这样的北大老人已经不多了，觉得又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我之进退，实为狼狈。

既然非写不行，但自己对清史确无研究，对书中宏论，实不敢赞一辞。退而求其次，只好敲敲边鼓，提几点希望。这不过是藏拙的一种方式而已。

第一个希望是，北大历史系能够重现当年的辉煌。有人真正能承毅生先生的衣钵。在当年全盛时期，历史系教师阵容之强冠全国。自先秦时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坐镇，极一时之盛。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些教授调离北大，其中就包括毅生先生。于是金瓯残缺，阵容难整。到了今天，虽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一些领域内仍居全国领先地位；但是当年那一个能成龙配套的阵容已不复存在。这不利于北大历史学科的发展。这并非空发思古之幽情，实在是形势逼人。希望校领导和历史系全体同志有以改变之。

第二个希望是，大振清史研究，特别是满文研究之雄风。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满文是清宫廷官方语言。满文历史资料充斥故宫。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更为全世界有关学者所共知。在中国研究清史和满文，特别是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实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环顾中国学坛，研究清史者人数不多，研究满文者人数极少，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者，则更如凤毛麟角矣。而在日本，以及西欧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则研究满文而卓有成就的学者则并不少见。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不能不说这是天大的憾事。当年范老（文澜）曾努力聘请还活着的满族遗老，为青年学子讲授满文，其用心良苦，眼光远大，令人敬佩。后遂无问津者。希望有关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认识到这一个危机，努力矫正之。

第三个希望是，希望我上面的两个希望都能够实现，而且是越快越好。是为序。

1999.2.1

原序

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证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长乐郑天挺书于昆明靛花巷公舍之及时斋。翌晨闻美国罗斯福总统于其日逝世，即以此书为之纪念。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

一　清代以满洲表部族

满洲之名，前史未见，明末建州女真始以自号。后世或目之为地名，（日本人）或目之为国号，（《实录》）或目之为部族之称；（《满洲源流考》）溯其原始，则或谓由于建州声转，（《东北史纲》）或谓由于西方佛号，（《满洲源流考》）或谓由于族内尊称；（《明元清系通纪》及《满洲字义考》）其说夥颐，非本篇所能尽。

清官书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称：

按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师室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案此所引经文，据石峻先生考订，所谓“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盖出于密教经典，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则无所据，或出于喇嘛传说，或由作者增文杜撰。其引翻译名义集亦有删节，曼殊华言妙，曼殊室利乃妙吉祥也）

《满洲源流考》撰始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其说盖本于高宗御制全韵诗自注。（《源流考》卷一并载其文）案满洲一词，满洲字作，音妈因朱（manchu）。曼殊室利梵文作Manjucri。所谓西藏岁献丹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云者盖属汉语译文，西藏朝贡清廷始于崇德七年即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十月，王氏《东华录》记其仪注有宣读达赖喇嘛来书之语，然书文失载，其原文尚待深考。《西藏考》（撰人未详，记事迄乾隆元年，见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附录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布鲁克巴（即不丹）及噶毕东鲁卜奏书，其于清廷概称“天下含生共戴满主西天大主”，《卫藏通志》（撰人未详，旧云和琳，余疑出于松筠幕府）卷十五引作“天下含生共戴满洲西土大主”，则与乾隆所述盖不相侔。所谓满主是否曼殊之译文或满洲之别译，亦待详考。然终清之世以满洲为部族之称，与汉人对列，则未尝稍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印行）卷四称，“（天命十年九月）甘泉铺南海州所属张屯，汉人欲叛，密以人通毛文龙，文龙遣兵三百夜袭其屯，屯中满洲人身无甲胄与之战，杀其四人，敌遂败走。”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五月初五日庚午太宗遗朝鲜王书曰，“自后若有尔国逃人，我即捕送，我国之满洲汉人……逃至尔国，尔即捕送。”（王氏《东华录》天聪二）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正月十六日癸卯，太宗遣萨哈廉语诸汉官有曰，“尔汉官皆谓满洲官员虽娴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又云“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氏，朕与诸贝勒又散给诸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王氏《东华录》天聪九）均以满洲与汉人并称。是未入关前已然，非出后人改定。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述满洲源流，谓“其国定号满洲”，并注云“南朝误名建州”。《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王氏《东华录》崇德一，十一月十五日乙卯条）远在《满洲源流考》之前，其说应较可信。然考录中称为国者，大明朝鲜而外，凡有哈达，兀喇（乌喇），辉发，夜黑（叶赫），胡笼（扈伦），胯儿胯（喀尔喀），蒙古插哈拉（察哈尔），蒙古廓儿沁（科尔沁），蒙古兀轮特（兀鲁特）诸名；其中哈达，兀喇，辉发，夜黑又或称为部，不曰国；又或称为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夜黑部，辉发部；胯儿胯又或称为蒙古国胯儿胯部。插哈拉，廓儿沁，兀轮特在王氏《东华录》概称部不称国。是《武皇帝实录》之所谓国，仍属部落之称。又《武皇帝实录》于太祖幼时述曰，“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哲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作：“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一作完颜，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集部……争为雄长，互相攻战”）又于辛卯年（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述曰，“时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内阴二卫，（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作：“未几，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讷殷二路”）同引夜黑兵将满洲东界叶臣所居洞寨劫去。……太祖曰……朱舍里、内阴是我同国，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劫掠我寨，盖水必下流，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矣。”内阴部既为“环满洲国扰乱”诸部之一，何以复有“是我同国”之言，既曰“是我同国”，何以致有“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之说？可知其所谓国实指部族，与国无涉。意谓朱舍、里内阴二部远引异族加兵于同族也，此盖译文者之疏。然则《武皇帝实录》所称其国定号满洲，实即部族定号满洲。《清史稿·太祖纪》不取其文，易为“号其部族为满洲”（卷一），盖非无故。洲字本训水中居地，与原野迥殊，不曰满州而曰满洲，实避土地之名。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四月甲辰，太宗遗明使李喇嘛书曰，“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遂欲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而返”，（王氏《东华录》天聪二）是当时关外固自仍其本称。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

二　满洲先世在元明之地位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谓清代祖居长白山东南鳌莫惠之鳌朵里城，（卷一）鳌朵里王氏《东华录》作俄朵里，注曰：一作鄂多理，盖入关后改定之译文，孟心史先生以为即元初之斡朵怜万户府。（《明元清系通纪》前编二）案《元史》五十九《地理志》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称：

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

斡朵怜或作斡朵里，《明实录》，《朝鲜实录书》，及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龙飞御天歌》均见之。明洪武二十年（丁卯，1387年）于其地置三万卫，（《明史》四十一《地理志》）明年徙开元。《明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称：“先是诏指挥佥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于溪塔子口，邀击官军，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卷一八九）是元明以来我国疆圉固极于其地。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诸路万户府下曰，“其官皆世袭”（八页），又卷九八《兵志》一曰，“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皆世其官”。（一页）是斡朵怜万户盖世袭之官与土官等，而所谓“各仍旧俗”，“随俗而治”，亦与西南土司无殊。《元史·兵志》又云，“辽东之乣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寸白即爨焚，畲为畲客，（或曰畲蛮）皆地方之土族。女真与两者并列，更知元初定制东北与西南初无二致。降及明初，踵事不改。《明英宗正统实录》一七四，正统十四年正月乙酉，英宗致速达可汗书称：“彼女真野人地方，附近辽东境，皆我祖宗开国之初设立卫分，给印授官，管治人民。”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五《东北夷·海西》条称，“洪武初归附，高皇帝为设都司卫所，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属，不给官禄，听其近边驻牧，保塞不为寇。”陈仁锡《潜确类书》卷十四《区域》九《四夷》三《东北夷·女直》条亦称：“其酋长为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诸职，给之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崇祯十三年刻本）此与《明史》七六《职官志》所称“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之西南土官，更无差异。永乐七年于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辖建州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温千户等所二十，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七年闰四月己酉《实录》，及《王享记》）并与兵二百同往护印。永乐十二年又益以辽东都司兵三百，敕逾二年遣还。（十二年闰九月壬子《实录》卷九十三）是建置之始，任流官，调客兵，与其他行政区域同。（孟森：《清朝前纪》一称，奴儿干都司不设府县，亦与辽东各卫所之隶属都司相等）其后都司虽废，而关系未断，来朝晋禄史不绝书，而官辽东者若王翱、马文升、张学颜更以能威辑东北号名臣。清太宗自谓“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盖亦未尝不以边民自命也。（天聪四年木刻《谕官军人等榜文》，见《国学季刊》一卷二号）

《英宗实录》一七四，正统十四年正月乙酉，英宗致瓦剌速达可汗书，有云：“去岁秋，女真野人卫分都督、都指挥等官来奏，尔瓦剌遣头目把秃不花等同兀良哈达子赍文书到各卫……朕览其词，皆诱胁之意……彼女真野人地方……皆我祖宗开国之初设立卫分。……今可汗欲诱其往来交通可乎？且尔处亦有部属人民，朕遣人招之而来，可汗之心安乎？”是明初女真与瓦剌虽同为边外民族，而与明朝之关系固自不同，其地位亦夫异。

据此可知，所谓“满洲”，久在疆理，早沾政化，元明授以爵禄，给之敕印，俾其世守，其性质实类近于西南大姓锡名自保之土司，其拥众抗命亦犹田州之岑猛，永宁之奢崇明，水西之安邦彦。迨其兵力强大，边吏委之外族以卸罪，世遂以域外拟之，过矣！

三　爱新觉罗得姓稽疑

明永乐初，循洪武故事，于建州头人多赐以汉字姓名，若阿哈出之名李思诚，（《清史稿》作李诚善）释加奴之名李显忠，昝卜之名张志义，阿剌失之名李从善，可捏之名郭以诚皆是。（永乐元年九月，八年八月《实录》卷七一）逮其子孙间亦蒙其赐姓，若释加奴子曰李满柱，阿哈出孙，猛哥不花子曰李撒满哈失里，李满柱子曰李古纳哈，均见之《明实录》，但仅蒙其姓未尝立汉名。当时赐姓以李氏独多者，窃谓由于唐开元中尝赐黑水靺鞨部长国姓，名之曰李献诚，（《金史》一）故其俗相沿以为尊贵。若建州之王杲，王兀堂，哈达之王台，无涉于赐姓，亦非族氏相袭，《清史稿》谓明于东边酋长称汗者皆译为王某，（列传十《万传》）疑不尽然。杲与兀堂皆未尝称汗，或其先世尝赐姓完颜，或冒金国姓，故冠以王姓耳。（《金史语解》称完颜汉姓曰王）

清代先世或称之为童氏，或称之为佟氏。明初，《朝鲜实录书》，《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下）称猛哥帖木儿为童猛哥帖木儿，其父曰童挥厚，子曰童仓；万历十七年《明实录》称奴儿哈赤为佟奴儿哈赤，《皇明从信录》及《东夷考略》均称奴儿哈赤姓佟，明末钱谦益称清太祖为佟奴，（《初学集》四十三《岳忠武王画像记》）张鹤鸣谓清太祖与佟卜年同姓不同族。（《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条。案：佟卜年，辽阳人，万历进士，实汉人）童佟一音，是其姓历二百年未尝或改，盖与一时诡冒者不同。然既非明代锡姓，亦非汉字对音，其得姓之由必自有故。且汉姓累千，独以童氏为称，亦当有文献足据。

稻叶《清朝全史》引朝鲜李朝太祖（李成桂）《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有“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见《李朝太祖实录》卷八，影印本，页349）之语，又云，“古论与夹温皆其姓也”。豆漫汉语为万户，斡朵里即《元史·地理志》之斡朵怜，火儿阿即胡里改，托温即桃温，皆合兰府水达达路之万户府。或谓“夹温”为爱新二字之双声互转，又谓为“金之合音”，窃以为不然。夹字属见母，为牙音；爱字属影母，为喉音；温字新字属心母，为齿音；声类迥殊，通转为难。合音之说较近。然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同属建州女真，果因与金同部而得姓，二人不应有别；且“夹温”合音为金自成义意，若“古论”合音则当为昆（平声）为困（去声），更无名义可寻；至“高”仅一字，且无从翻切矣，故亦不能无疑。

稻叶君山以为“夹温”、“古论”皆属官名，其说尤妄。此二称他处未见，且不得其解，一也。女真旧俗，凡官名称号皆系于姓名之下，《松漠记闻》卷上：“辽亡大实林牙亦降”条，注曰：“大实，小名，林牙，犹翰林学士。虏俗，人皆以小名居官上。”《太祖武皇帝实录》之称“黍儿哈奇（名）贝勒（爵）”，“呵呵里（名）厄夫（即额驸）”，“非英冻（名）扎儿胡七（官）”，“胡儿刚（名）虾（官）”，“厄儿得溺（名）榜识（称号）”，“厄一都（名）把土鲁（称号）”，皆其证。夹温果为官名或称号，不应系于名字之上，二也。（黍儿哈奇即《清史稿》之舒尔哈齐，出燕即褚英，呵呵里即何和礼，非英冻即费英东，胡儿刚即扈尔汉，厄儿得溺即额尔德尼，厄一都即额亦都，《清史稿》均有传）豆漫已为官名，何以又重系以官名，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同为万户何以所系又不同，而高卜儿阏又作何解？三也。

窃谓“夹温”、“古论”及“高”，盖三万户之姓氏，朝鲜不辨女真土俗之但称名字，于其来附，一一询其姓氏冠之名上，而“夹温”、“古论”为汉姓所无，与“高”氏之习见者不同，故复特释之曰，“古论与夹温皆其姓也”。如其所知未确，不应更有此释，高卜儿阏虽未明其姓氏，然如其非高氏则原注不应无释，此可推而知。阏在汉字有四读，均喉音，其所对女真语今不可考。万历时有卜儿汉，为叶赫贝勒之弟。（《从信录》在《东华录》作布尔杭古）正统时有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实录》）郎字盖汉姓，其例正同。又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杀后，其子童仓逃至朝鲜，同往者有百户高早化，岂高卜儿阏之族人欤？（并见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实录》卷三十六）

《金史》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三年（1173）五月，“禁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又卷八，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二月，“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二十页）；又卷九《章宗纪》，明昌二年（1191）十一月，“制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前后十九年间，三由国家示禁，当时风气之盛可知。以胡姓译从汉姓，盖倾慕汉化之一端。明永乐十一年，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有“佟答剌哈”，（《明实录》及《东夷考略》同，《潜确类书》作佟答剌）“王官音保”、“赵锁古奴”、“张察罕帖木”之名，（据稻叶引内藤拓本）是冠汉姓之俗始终未替。《金史》卷末，《金国语解·姓氏类》凡列国姓某汉姓曰某者三十一条，钱大昕以为即大定明昌间（1161—1195）所译，（《廿二史考异》八四）其说是也。案《元史》一四九《王珣传》称，“王珣……本姓耶律氏，世为辽大族，金正隆（1156—1160）末，契丹窝斡叛，祖成从母氏避难辽西，更姓王氏”，与《语解》“耶律汉姓曰王”合。《元史》一六二《李庭传》称，“本金人蒲察氏，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与《语解》“蒲察曰李”合。《元史》一七九《萧拜柱传》称，“契丹石抹氏也，曾祖丑奴……仕金为古北口屯戍千户”。与《语解》“石抹曰萧”合。又元石抹也先子曰查剌，（《元史》一五〇《石抹也先传》）《耶律秃花传》（《元史》一四九）称之为“札剌儿”，而王恽《史忠武公家传》称之为“萧札剌”。（参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太宗三万户名不同》条）父子异姓，必其先尝冠萧氏，所译亦与《语解》合。是其时译改汉姓皆有一致之规则，并非各徇己意，而《金史语解》所列姓氏亦即当时之通例。犹之后魏孝文帝改拓拔为元，步六孤为陆，上下相守，不可或易。故《语解》小序申之曰，“国姓为某汉姓为某，后魏孝文帝已有之矣”。惟《元史》一六二《刘国杰传》称其“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以乌古伦改译刘氏，与《语解》“乌古论曰商”不合，或偶尔例外，或别有其故，今不可考。《金国语解·姓氏类》有“夹谷曰同”一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金人姓氏亦有“夹谷曰同”一条）夹谷，乾隆十二年钦定《金国语解》注满洲字为，音喀哷固，其字疑即夹温之称所自来。夹谷为金源白号之姓，（《金史》五十五《百官志》）据《元史》一七四《夹谷之奇传》，夹谷本加古部，盖以地为氏。金天辅时有夹谷谢奴，隆州纳鲁悔河人；（《金史》八一）又有夹谷吾里补，暗土浑河人；（同上）正隆时有夹谷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金史》八六）；大定时有夹谷清臣，胡里改路桓笃人；（《金史》九四）又有夹谷守中，咸平人。（《金史》一二一）其所居固待详考，而上京，隆州，胡里改，则皆清代祖居周近。所谓“夹谷曰同”者，承上文“完颜汉姓曰王”而省，（应曰“夹谷汉姓曰同”）谓金源姓氏之夹谷易汉姓则曰同。夹谷既译为同，则金人之冠同姓者必自夹谷氏出。同，童，佟，三姓同音，而童最习见。窃疑在金本曰同，朝鲜讹而为童，故称童猛哥帖木儿。佟在辽东最为大族，清太祖慕之取以自重，故易为佟。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书》与《龙飞御天歌》时代相若，所据皆当时记录，而一称童猛歌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夹温他书未见，疑即夹谷。温乌浑切，魂韵，谷古禄切，屋韵，在声韵规律无可通假。且温字朝鲜读为On，谷则读为KOK，（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方音字汇》）相去尤远。然同为合口一等字，异国远道口耳相传或以致讹。《金史国语解·人事类》有“蒲阳温曰幼子”一条，蒲阳温，乾隆时注满洲字音“费雅音顾”，即诸书所谓“费扬古”，则女真旧音以温对古亦非绝无轨迹可寻。又《龙飞御天歌》原注下文有“托温”字，或缮写错行因以致误，均未可知。至阿哈出之姓古论，当即乌古论也。（乌古论，部名，据《金史》六七《乌古论留可传》在统门浑蠢水合流之地。案统门即今图们江，浑蠢水即珲春河）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称始祖布库里英雄，（《史稿》作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并于爱新下注曰，“华言金也”，于觉罗下注曰，“姓也”。案《金史国语解·物象类》，“金曰桉春”，武英殿本桉作按，《钦定语解》谓“按春即（爱新）”，满字音读阿伊西恩。（《金史》二十四《地理志》又曰“国言金曰按出虎”，盖对音别写）其姓不见《金史》，《八旗氏族通谱》叙列满洲氏族，有金元旧姓，有新兴大族，或以部为氏，或以地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名为氏，独其国姓于此数者皆无与。《武皇帝实录》称布库里雍顺（原作英雄）答三姓酋长之问，自言“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觉罗”。（自言）王氏《东华录》称，布库里雍顺既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天命一）（母命）而《清朝通志》（旧称《皇朝通志》）卷一又称，“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托之神异）记述各异，若有所隐避。世之论者多据《武皇帝实录》注文为之说，以为太祖托之金源同姓以自高门第，就文籍证之，盖亦不然。《实录》注例，于诠释满洲语处多系以华言二字，其一词为两字连缀而成者亦不分离，如黑秃阿喇，下注曰，“黑秃，华言横也，阿喇，岗也”，是也。其一词分为二注者必分标华言二字，如牛录厄真，于牛录下注曰“华言大箭”，于厄真下注曰“厄真，华言主也”。今爱新觉罗为一姓，而《实录》分为二注，一称华言，一无所称，明示二者有别。所谓“姓也”之注，盖与“虎栏哈达”下注“山名”，“酸”下注“酸，地名也”之类相同，乃言觉罗为姓氏之一，非谓华言为姓也。《清朝通志》一《氏族略》称“国语以金为爱新，觉罗，姓也”，不言“以姓为觉罗”而言“觉罗，姓也”，其意甚显。满洲语姓氏之姓为，（《清文启蒙》卷一，第二页后）读为哈拉（Hala），凡询人姓、氏自答姓氏皆用之，（《启蒙》卷二第三十四页）无言“觉罗”者，尤其明证。（觉罗满洲音读基伊优罗鄂）

清与金源有连，明人习闻之，但所传有不同，在清人亦无所讳。《明会典》一百七《礼部》六五《东北夷》条，“女直……为金余孽”，此本就宗族言之。天启二年（清天命七年，1622）五月，王纪、邹元标、周应秋定首祸狱疏乃称，“奴酋（清太祖）阿骨打（金太祖）之苗裔也”，（《两朝从信录》十三）直以清为完颜氏子孙。明末官吏尝掘断房山金代陵墓地脉，以厌其王气；（见顺治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戊午，王氏《东华录》顺治二十八）佟卜年之狱，刑部署部事侍郎杨东明论以大辟，谓卜年每岁必祭金世宗墓。（《牧斋初学集》五十《顾公大章墓志铭》）当时士大夫之所认定顾皆如此。崇祯二年（清天聪三年，1629年）清兵初次入塞，遣阿巴泰，萨哈廉祭金太祖，世宗之墓。（十二月十一日辛酉，王氏《东华录》天聪四）入关而后，崇敬之礼加于历代诸陵，世人益疑其与金代确同宗支。然金姓完颜，其部人号异姓完颜，支派藩衍，历久不衰，清代果其嗣胤，何不仍以完颜为姓而必别立新称？清高宗尝谓：“金源即满洲也”，（乾隆十二年丁卯七月十八日丙午，《东华录》二十六）又谓：“至如尊崇本朝者，谓虽与大金俱在东方而非同部，则其所见殊小。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氏，国语谓金曰爱新，可为金源同派之证。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我朝之臣仆”。（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八月十九日壬子，《东华录》及《满洲源流考》卷七）可知金清两代关系不在同姓氏而在同部族。清既臣属于金，当时必自有姓氏，且元初已受万户之封必为一代著姓，改而托之爱新觉罗者，因既已托始祖于天女感朱果而生，自不能仍袭旧姓也。

清制，凡显祖（清太祖之父塔克世）本支子孙（即太祖兄弟之子孙）为宗室，束金黄色带，号黄带子；兴祖（清太祖之曾祖福满）景祖（太祖之祖觉昌安）子孙称觉罗，束红色带，号红带子，其制盖仿自金代之宗室与同姓完颜。然金姓完颜，称完颜已足，清姓爱新觉罗何以仅称觉罗？《武皇帝实录》称：太祖赐胡里罕（即扈尔汉）姓觉落（觉罗），命为养子。（卷一戊子年，王氏《东华录》同）其事《史稿》本传失载，惟称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列传十二）既养为子，应蒙其姓爱新觉罗，何以仅赐姓觉罗？清代又有所谓“民觉罗”。《清朝通志·氏族略》一曰，“宗室觉罗之外有民觉罗氏，其族属之众者冠以地名，如伊尔根，舒舒，西林，通颜之类，（案冠地名觉罗氏凡八，其中伊尔根，满洲字作，华言民也，即民觉罗之本字，非地名）散处者上加民字，以不同于国姓也”。其于得姓命氏之由未著一字，独于“不同于国姓”郑重言之。夫清之国姓自属爱新觉罗，与觉罗显不相同，何必多此一民字耶？可知“觉罗”本女真旧姓，清之国姓即出于此，故于族人则称觉罗，赐姓则赐觉罗。同姓疏族加之民字以示别，其“爱新”乃太祖所加。所谓爱新觉罗者，谓金之觉罗氏也。觉罗为一姓之专称，非姓氏之泛称也。（宗室赐姓之称觉罗，固可以姓氏之泛称解之，若民觉罗则不能）

清代所谓觉罗氏，疑即《金史》之夹谷氏。《八旗氏族通谱》于金代氏族见之《金史》者一一注明，若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凡四十余姓。其见之《金史语解》者亦标出，若完颜氏，温特赫氏，尼玛察氏凡十姓，独不见夹谷氏。《金史金国语解·姓氏类》三十一姓。乾隆时均注以满洲字音，而删其汉姓，以为“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今既灼见其谬，岂可置之不论”。（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谕，《东华录》乾隆二十六）今参传世两本，核之八旗氏族，表列于次：

其间惟奥屯等四姓（有？符者）不敢确定，而夹谷居其一。夹谷，满洲字音喀哷固，通谱亦未见，惟与喀尔库一姓声近。喀尔库氏世居乌拉，族姓单寒，与夹谷氏之为金源巨室，散居上京，隆州，胡里改各地者不相当，且入元夹谷氏犹有显者，不应遂尔零落，绝非一姓也。夹谷氏宗支蕃绵，录谱牒者不当或遗，而《通谱》不著其姓氏，必已译改他字。觉罗满洲字作，音基伊优罗鄂与喀哷固之音亦不合，疑清高宗定《语解》时，故以满洲希姓喀尔库当夹谷氏以自隐。观于高宗钦定《满洲源流考》（四十三年），钦定《历代职官表》（四十五年），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年），改译《辽》《金》《元》三史（四十七年），复以满洲瓜尔佳氏当金之夹谷氏，其有意歧异隐避之迹可见。（《满洲源流考》七附《金史姓氏考》两见瓜尔佳氏，一云旧作夹谷，一云旧作古里甲，其迹甚显）私臆清代先世以童佟为汉姓，由于同字之转。同姓之来由于夹谷，清太祖重定姓氏，微易其字而为觉罗，复加爱新于其上，以示尊异。《氏族通谱》因其已为国姓改译觉罗，故不重出，又以清代托姓于天，故不复著其源流。夹谷与觉罗就声韵求之，惟夹觉同属见母，余无可通。然自来述女真对音者，如明安之为猛安，穆昆之为谋克，贝勒之为孛堇，（《清文鉴序》）穆苏之为马赤，（《清朝通志·七音略》）“音无的据，而义多牵合”，（《七音略》）其来久矣。僻居无书，莫从取证，姑存此疑，以待异日。

四　氏族与旗籍

满洲姓氏，据《清朝通志·氏族略》并合所列凡六百四十七，见之《金史》者约十之三，（《氏族略》一）而同姓未必同族。《八旗氏族通谱》于瓜尔佳氏载某与某同族凡二十余条，于纳喇氏著其别族有三。《清朝通志》以为“阅世既远，以姓为氏者或数典未忘，而以地为氏者往往混淆莫辨”；（卷一《氏族略》序）《清史稿》亦言，“满洲诸大家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战绩既著，门材遂张”，（《列传》二九传论）盖非谰语。故虽有清宗子亦有莫详其属籍者，若觉罗果科即其一例。谱录之难，古今同慨。

清太祖分隶国人于八旗，然隶满洲八旗者不必皆为满人。初蒙古来附皆隶满洲旗，其自明朝至者又入汉军旗，蒙古旗制既定，先已籍满洲、汉军者亦不复追改，（《清史稿》列传十六传论）如恩格德尔之隶满洲正黄旗，和济格尔之隶汉军正白旗，（并见《史稿》传十六）此一例也。蒙古旗分定后，尝因内附诸蒙古多违令，乃罢蒙古旗散隶满洲各牛录，于是明安改隶正黄旗，恩格类，布当皆改正蓝旗，（《史稿》传十六，其事系于天聪六年）传之子孙亦不复改，此又一例也。更有以功改隶者，顺治时喀兰图由蒙古正黄旗改隶满洲正黄旗，（《史稿》传十六《附洛哩传》）雍正时莽鹄立由蒙古正蓝旗改隶满洲镶黄旗，（《史稿》传七八）乾隆时张承勋由汉人归入汉军正黄旗，（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己丑，《东华录》一一九）同治时官文由汉军正白旗改隶满洲正白旗，（《史稿》传一七五）其例尤多。至后族之抬旗，则有孝康后家自汉军镶黄旗改隶满洲镶黄旗，孝仪后家自汉军改隶满洲镶黄旗，孝哲后（同治之后）家自蒙古正蓝旗改隶满洲镶黄旗。（《史稿》传二五五《崇绮传》）

满人命名，初取满文，继用汉义，历世既久，满汉遂致相互法效。若苏勒芳阿之为汉军马氏，（《史稿·封爵表》二，侯）官文之为汉军王氏，诚端之为朱明后裔，（《史稿·封爵表》二，一等延恩侯）赵珏之为阿尔泰玄孙（《史稿·封爵表》三，三等襄勤伯）尹继善之姓章佳氏，李荣保之为富察氏，若徒寻姓氏，往往失之。是故考族姓者不能仅求之于旗籍命名，此又治清史者所宜慎。

五　清代诸帝之血系

清代满汉之畛域甚严，婚姻嗣继各有规制，末季屡言化除满汉界限，终无成议。清初祖训，宫中禁蓄汉女，（《清史稿》列传一《孝庄皇后传》及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王氏《东华录》顺治二十五）而采女宫女之选又求自八旗（《清会典》九五《户口》条）及内务府属三旗，（《会典》八七）则宫闱之中宜无他族。然世祖诸妃有陈氏，唐氏，杨氏，苏氏；圣祖诸妃有王氏，高氏，袁氏，刘氏；世宗诸妃有耿氏，齐氏，李氏，宋氏，实汉姓。世祖纳石申女为恪妃，圣祖纳王国正女为密嫔，世宗纳年遐龄女为贵妃，（以上并见《清史稿》传一《后妃传》及《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一）高宗纳高斌女为皇贵妃，（《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一“皇贵妃高氏大学士高斌女”，《史稿·后妃传》改称高佳氏。斌子恒，恒子樸，恒孙杞，均姓高氏，斌从子晋，父名述，明凉州总兵，其为汉人无疑；但后入内务府为汉军耳）实汉人。若更进而一究清代诸帝母姓血统，太祖而外几皆非纯粹之满洲人。

清太祖之母宣皇后姓喜塔腊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奚塔喇氏，《八旗氏族通谱》作喜塔喇氏）为都督阿姑女，（《武皇帝实录》一），阿姑，《史稿》作阿古，（列传一）族系不详。日人稻叶君山谓阿古为王杲之转音。孟心史先生则考定太祖母为王杲孙女。（见《明元清系通纪》四，又别有专文。案孟先生《清朝前纪》十及十三尚主宣皇后为王杲女之说，嗣复改定）王杲者，嘉靖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及《清史稿》列传九）黠慧剽悍，数为明边患，李成梁破之，万历三年（乙亥，1575年）为哈达王台（清代记载所谓万汗）擒送京师，其子阿台居古勒寨，其后亦为成梁所破，而太祖之父祖同及于难，即太祖所藉为兵端者也。（阿台妻为景祖之女孙，礼敦之女，实太祖之嫡堂姊妹，太祖之母为王杲女孙，则阿台又为太祖之外祖行，此类缔婚在当时无嫌）《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祖继母归自哈达者识之甚详，而于太祖生母不著其国别族属，必其同为建州女真无待更言。《清史稿·王杲传》称“不知其种族”，（列传九）谓不知其姓氏所出耳，非谓不知其种族也。王杲既主建州，通蕃汉语，又为诸部酋长所尊信，其为女真无疑。据此太祖父系母系固皆纯粹所谓满洲人也。

清太宗之母孝慈后，姓纳喇氏，为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史稿》传一，《武皇帝实录》作杨机奴）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灭扈伦纳喇部据其地，改以地为姓。后迁叶赫河岸，因号叶赫纳喇氏，（《史稿》传十《杨吉砮传》）以别于乌拉，辉发两纳喇氏。（《清朝通志》三）初杨吉砮以少女许太祖，杨吉砮卒，其子纳林布录（《武皇帝实录》卷一，作纳林卜录）于万历十六年戊子送妹来缔婚，即孝慈后也。据此，太宗血统中实有蒙古血。惟自叶赫始迁祖星根达尔汉下逮杨吉砮，已历六世，（《史稿》传十）其间婚媾莫详，太宗之蒙古血成分或不甚多耳。孝慈婚后，叶赫仍与太祖贰，数相攻伐。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叶赫复以贝勒布杨古之妹许太祖，愿复缔前好。布杨古者布寨之子，清佳砮之孙，杨吉砮之侄孙，此女则孝慈后之从侄也。太祖聘之而未婚。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孝慈后疾笃，思见其母，太祖遣使迎之，叶赫不许。后卒，明年太祖怒伐叶赫，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卒灭之。而所聘之女亦二十年未成婚。叶赫更以他许，当时所谓北关老女系扈伦四部之亡者即其人。俗传清与叶赫以此成世仇，叶赫誓必覆清，清亦禁不与叶赫婚，清末违祖训，孝钦（慈禧）孝定（隆裕）两后相继入宫，清室遂亡。案太宗时有侧妃叶赫纳喇氏，为承泽亲王硕塞之母；高宗时有舒妃叶赫纳喇氏，为皇十子（未有名）之母，俗说绝不可信。

清世祖（顺治）之母孝庄后，（顺治时称昭圣太后，康熙时称昭圣太皇太后）姓博儿济吉特氏，为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见《史稿》传一《孝庄后传》。塞桑，《八旗氏族通谱》作寨桑，《史稿·外戚表》作宰桑。）世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史稿·外戚表》）为元太祖弟之裔，明洪熙间服属察哈尔，（《史稿》传三〇五《藩部传》）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塞桑之父莽古思（《武皇帝实录》作蟒孤，又作莽古，《史稿·藩部科尔沁传》作莽古斯，《太祖纪》甲寅年作莽古恩，恩为思之讹。）随叶赫等四部攻太祖不胜。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复败于太祖，乃遣使乞好，（此据《史稿》传三〇五《科尔沁传》，《武皇帝实录》通好系于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二年甲寅（1614年）莽古思以女妻太宗，是为孝端后，及天启五年即清天命十年（1625）塞桑之子乌克善复以妹妻太宗，是为孝庄后，孝庄后实孝端后之侄。据此，清世祖盖半属蒙古血。孝庄后母系不明，如非蒙古人则清世祖应为四分一蒙古血之混合血统，更就太宗之叶赫蒙古血计之，其成分更不只此。清皇室与博尔济吉特氏婚媾最繁，太祖一女，太宗十女，圣祖五女，高宗二女，仁宗二女，宣宗一女均嫁其族；太祖后妃一人，太宗后妃六人，世祖后妃三人，宣宗后妃一人，均娶于其族；而宗女宗子之婚嫁不与焉，但非皆一族耳。清代大征伐科尔沁必以兵从，而咸、同间僧格林沁为尤著，以故终清之世崇礼不衰。

清圣祖（康熙）之母孝康后（康熙时称慈和太后）为佟图赖女，图赖姓佟氏，原名盛年，父名养真，家抚顺，（《史稿》传十八《佟养性传》）实辽东汉人，（见后）太祖克抚顺，养真降。（《史稿》传二二《佟图赖传》）养真之降，图赖年已长，（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有功）其母应亦为汉人。《清会典》八三《太常寺勤襄公祠祝文》，称佟图赖妻为觉罗氏，（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庚子，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同）当属清宗室女。（顺治八年八月壬戌，王氏《东华录》顺治十七，称佟图赖为谭泰妹夫，谭泰姓舒穆禄氏，当别为一妻）是孝康后父为纯粹之汉人，母为纯粹之满人。然则圣祖盖属四分一汉血，四分一蒙古血，二分一满洲血而杂叶赫蒙古成分之混合血统。

清世宗（雍正）之母孝恭后，（雍正时称仁寿太后）姓乌雅氏，为威武之女（《史稿》传一）。威武，《清史稿·外戚表》作卫武，隶满洲正黄旗。乌雅氏世居哈达地方，哈达为扈伦四部之一，与满洲语言相通而统属不同。（《清史稿》传十《万传》。《武皇帝实录》一，辛卯年明万历十九年，“时夜黑国主……遣部下……来谓太祖曰，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太祖答云，我乃满洲，尔乃虎伦……”；又卷三，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明万历二十八年（己亥，1600年）清太祖征哈达尽收其国，于是哈达入于满洲，《清朝通志》三称威武之祖额布根国初来归，当即其时。额布根长子额森从征朝鲜有功，官至内大臣，即威武之父。是孝恭后盖满洲人，而世宗血统中有八分一汉血，八分一蒙古血，此外四分三皆满洲血而略杂叶赫成分。

清高宗（乾隆）之母孝圣后（崇庆太后），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为凌柱之女。凌柱为太祖时功臣额亦都弟额亦腾之孙，（《清朝通志》二）世居长白山。（《史稿》传十二《额亦都传》）钮祜禄氏为金代旧姓，见于《金史》，盖纯粹之满洲人。故高宗之血统仅有汉血十六分一，其余皆满洲血。

清仁宗（嘉庆）母孝仪后为清泰之女。（《史稿》传一）清泰姓魏氏，本汉军，嘉庆时以后故抬入满洲镶黄旗，改魏佳氏，（《史稿·外戚表》及传一）用孝康后后族抬旗例也。是仁宗血统中更有新汉血成分。孝仪后生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见《后妃传》）距入关八十四年。清泰官至内管领，父名武士宜，官内务府大臣，祖名嗣兴，官护军校，通显已久，其与满人之姻媾必非简单，则所含之新汉血尚难计算，或仅八分一或十六分一耳。

清宣宗（道光）之母孝淑后，姓喜塔腊氏，为和尔经额之女，隶满洲正白旗，与太祖之母宣皇后同姓。清文宗（咸丰）之母孝全后，姓钮祜禄氏，为颐龄之女，隶满洲镶黄旗，与高宗之母孝圣后同姓。皆纯粹满洲人。在有清诸帝中，太祖而后，宣宗文宗之满洲血成分最多，然仍含有汉人血与蒙古血成分。

清穆宗（同治）之母孝钦后（慈禧太后）姓叶赫纳喇氏，（《史稿·后妃传·外戚表》均作那拉氏）为惠徵之女，隶满洲镶黄旗，与太宗之母孝慈后同姓。清德宗（光绪）之祖母为宣宗庄顺妃乌雅氏，母为醇贤亲王妃叶赫纳喇氏，即孝钦后之妹。（《史稿》纪二十三）叶赫于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并于满洲，去孝钦生时（道光十五年，1835）已历二百十五年，所谓叶赫盖与满洲无复差异。是穆宗德宗之血统中满洲之成分益多，而蒙古与汉人之成分几于莫辨矣。

据上述可知清皇室血系之复杂，在宣宗以前累世均有新血素之参入，此与当时武功之奋张，文化之调融，不无关系。最趣者清世以龙兴东土朱果发祥之贵胄自衒，而不自知其为汉满蒙古之混合血统；雍正、乾隆轻藐汉人，时肆诋淇，而自忘其亦有汉人血素。设详求清代外戚血缘以作更密之探讨，可述者当尤过于此。

六　佟氏与汉人

清代国史称佟养真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贸易入明，（清国史馆《佟养性传》，《国史忠义传·佟养正传》，《清史稿》传一八《佟养性传》，钱大昕《潜研堂集》三七，在史馆作《佟国纲传》）其子姓遂以佟为氏，（《清朝通志》二《氏族略》）窃甚疑之。按《路史》，“夏太史终古归商后有佟氏”；《广韵》，“佟，姓也，北燕有辽东佟万，以文章知名”；《通志·氏族略》“北燕有辽东佟万，以文章知名”；《姓觿》引《千家姓》“辽东族，《北燕录》有辽东文士佟万，将军佟寿”；是中国旧有佟氏，且居辽东。明永乐时有都指挥佥事佟答剌哈，（见前）宣德时有都指挥佟胜，（见《重建永宁寺碑记》，稻叶书引）景泰时辽东有经历佟□，（见叶向高《女直考》）天顺时有自在州知州佟成，（见陈建《皇明通纪》，自在州据《一统志》即开原）成化时有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札，（见五年七月《实录》乙巳，卷六十九）嘉靖时有广宁卒佟伏，（见《明史》二一一《马永传》）其族姓虽不能详，然不必尽为佟佳氏，且太祖亦尝冠佟姓，则所谓因本姓佟佳而改佟氏，亦未必然。（稻叶谓太祖依妻族称佟氏，孟心史先生已驳之，见《清朝前纪》九）

至谓佟氏由边外新附，尤难征信。明末佟氏族人降满洲者，养真而外有养性，镇国，佟山，佟三，（见天聪五年五月庚子，王氏《东华录》天聪六，及《清史稿》传二一《孔有德传》）国印，（据天主教记载国印为国器亲弟）国祚（国祚万历时已官授辽游击）皆立功太祖、太宗之世；世祖及圣祖初年登朝列者，又有佟代，养和，（顺治二年江西总督，见王氏《东华录》，《史稿·疆臣表》失载）养甲，（养甲为佟山之侄，崇祯时已官总兵，弘光时提督南直盐法，见《东明闻见录》及《南明野史》下）养量，养巨，延年，康年，徽年，壮年，国允，国应，国鼐，国器，国祯，国佐，国卿：（康熙十五年琼州总兵，见《蠡勺编》十九）是其族实当时大姓，宗支蕃衍。《清国史忠义传·佟养正传》（即佟养真，避世宗嫌名改，见《史稿》列传二十二《佟图赖传》）称，“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遂家焉”；（《清史稿》传十八《佟养性传》称，“达尔哈齐子养真”子字为孙字之误）而养真之孙国纲自称臣高祖达尔哈齐贸易边境，明人诱入开原，（钱大昕《佟国纲传》）其言果确，则是其只身入明，仅传三世，子孙何以繁茂致此？史书不言养真与养性同祖，则最亲不过再从兄弟，至镇国、佟山更属疏族，明代塞外入边匪易，诸人果自外来，何以一时若是之多？此可疑者一。《清国史忠义传·佟养正传》称“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因家焉”；《清国史·佟养性传》称“先世为满洲，居佟佳……因业商迁抚顺”；（正编一，卷四）乾隆《一统志》四一，奉天府人物《佟养性传》“世居抚顺所，为商贩，以资雄一方”。是佟氏群从皆家抚顺。然据《皇明从信录》万历四十二年称，“奴儿哈赤复垦前罢耕地，开原参义薛国用力主驱逐，会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任……都御史廉知通夷佟养性，贳其重罪，令佯入奴反间”；《皇明通纪辑要》泰昌元年称，“御史舒荣都言……郑之（《东华录》作郑之范）察处县令，夤缘入辽，虐佟鹤年致养性外叛，以陷开原”；则养性实居开原。据《明史·王纪传》（二四一）养真族子卜年籍辽阳，（后移家居楚中，见《两朝从信录》眉批，章氏遗书《湖北通志》未成稿《卜年传》称寄籍江夏，当别有据。卜年之孙名世临，入清著籍江南上元，其拜先王父墓下诗有“孤忠未返辽东鹤，俎豆聊分江夏贤”之句，见沈德符选《清诗别裁》卷十四，则移居之说或较确。）不居开原亦不家抚顺。可知佟氏于时分居开原抚顺辽阳三地，果属入塞未久，何以分布如是之广？此可疑者二。佟卜年以进士历官南皮河间知县有声，迁夔州同知，未行，（《明史》二四一《王纪传》）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其辽之巨室，用为登莱监军佥事，军前赞画。（《两朝从信录》七，天启元年七月）明末礼部尚书顾锡畴为佟邦年之门生，（《明季稗史》二十《粤游见闻》）邦年爵秩不详，当为科第中人，亦卜年群从。（据《明季稗史》二三《东明闻见录》佟养和曾任清湖南监军、兵部侍郎，应亦明末科第）明制最重文官，举士尤严，其非土著者必须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清朝文献通考》四七，顺治元年定制盖全用明法）而任官更须三代清白，佟氏果新附未久，卜年、邦年何能应试得官？（朝鲜《宣祖朝实录》三十二年，万历二十七年，有明驻辽阳副总佟养正，孟心史先生以为即养真。以年代证之，疑不尽符。）养真避世宗嫌名改养正，《朝鲜实录》不应预为之讳也。明代自塞外入边，不外三途，一为扣关请附，一为久商潜住，一为略诱作奴。三者取得属籍均非易易。属籍不得，遑论其他？此可疑者三。太祖开国功臣有扈尔汉，（《史稿》传十二）巴笃理，（《史稿》传十三）努颜，（《史稿》传二八《席特库传》）皆佟佳氏。满洲士族固多氏同而所自出异，（《史稿》传二九传论）然巴笃理，努颜世居佟佳，当时不闻与养真兄弟相闻知，而必待太祖命其考订支派，叙为兄弟，（佟国纲自言见钱传）其原无瓜葛可知，况当时又焉得谱牒足据？此可疑者四。窃谓所谓达尔哈齐盖属伪托，其事实不足信。

佟养真以天命二年即万历四十五年降太祖，养性之降更在其前，其时尚无汉军旗之称，钱氏《佟国纲传》谓“初养正（真）之来归也例入汉军”。（卷三七）盖据家传之词，未加考证。太祖既下抚顺，编其降民为一千户，（《武皇帝实录》二）而官兵仍明制之旧，由李永芳统之，（同上）其后乃籍明边丁壮为兵，（《稿》传一八）清官书称之为旧汉兵，（《通考》一七九）太宗天聪间始改置成军号乌真超哈，即汉军之始，以佟养性为昂邦章京，汉语总兵，石廷柱副之，并谕养性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养性娶宗女，号施武里额驸，施武里又作施吾理，见《史稿》本传，又作西屋里，见清国史馆本传，天聪四年喇嘛法师宝记碑汉字称驸马，见《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一三五页）其时汉人初自成军而以养性总之必非无故。养性既卒，（天聪六年）石廷柱代之为昂邦章京。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八月，乌真超哈分为两翼，廷柱辖左翼，马光远辖右翼。（以上并据《清史稿》传一八诸人本传。王氏《东华录》系太宗谕佟养性之语于天聪五年正月乙未，系乌真超哈之名于八年五月庚寅，系满洲各户汉人十丁授绵甲一命马光远等统之于天聪七年七月辛卯朔。《清朝文献通考》一七九系定乌真超哈之名于天聪八年改定八旗官名之后）廷柱，辽东人，亦自托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光远，大兴人；二人均以明将归降，当时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并称汉将。（汉将之称见《史稿》传一八《马光远传》）天聪十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群臣上表劝进，汉官亦五人列名。可知初时统乌真超哈者皆汉将。崇德中汉军八旗制定，（王氏《东华录》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丙申，设四固山，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六月甲辰，设八固山）隶佟养性子于汉军正蓝旗，（《史稿》传十八）隶佟养真子于汉军镶白旗；时去养真之降已二十余年。据此可知，入关以前清人未尝目佟氏为满洲。

更证之明末记述。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九，谓“奴酋（清太祖）倡逆而佟养真等佐之，明弃我之冠裳，甘为贼之肺腑”，（天启元年十月）解学龙《饬玩惩贪疏》，谓“李（永芳）佟（养性）二贼虽倾心于奴，但非彼族类，终不能释奴之疑”；（《两朝从信录》二十，天启四年二月）皆明其本为汉人。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千总杜茂以奸细被诬，词连佟卜年，卜年故为熊廷弼所荐，兵部尚书张鹤鸣与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明史》二四一《王纪传》，《两朝从信录》九、十三、十四）当时疏奏繁多，好事者或谓其与“建酋”同姓，时祭金代陵墓，或谓其交通李永芳，谗害毛文龙，（《两朝从信录》十四，兵部上言，奸细关系宗社，奉圣旨，毛文龙因拿佟养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处监军，谗害毛文龙云云）然均无据，卒以佟养真近族论流三千里，（《明史·王纪传》作二千里）瘐死狱中。佟养真自言其祖为佟卜年之曾祖，（《两朝从信录》九，天启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张鹤鸣奏疏引养真供词。）设果有所谓达尔哈齐其人，自边外来归，何难援之定谳？而卜年卒长系以死，必明廷上下深知佟氏之世居辽东，确为汉人，不能以诬。据此可知明末汉人未尝目佟氏为女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戊申圣祖生，王氏《东华录》称“母曰佟氏”，（二十二）十八年正月世祖遗诏称“朕子玄晔，佟氏所生”。（三十六）王氏《东华录》康熙总纪称“母孝康章皇后佟氏”，均不称佟佳氏；康熙十六年册佟国维女为贵妃，二十年进皇贵妃，二十八年册为皇后，谕旨亦均称佟氏不称佟佳氏。（并见王氏《东华录》，盖本于《实录》。《清史稿·圣祖纪》、《后妃传》、《外戚表》及《清朝文献通考·帝系考》均改佟佳氏）据此可知佟氏自称出于佟佳氏之说，在清初皇室亦未尝许之。康熙时吴伟业为佟彭年有年之母刘淑人墓志，称其孙十三人，命名皆冠以国字，盖为佟图赖族人。志中一曰“在我本朝佟为贵族”，再曰“维佟氏远自晋魏”。（《梅村家藏稿》卷四十八）据此可知清初汉人亦未尝以满族目佟氏。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清圣祖推恩母氏所出赠佟图赖一等公，（《清文献通考》二五系在八月）以其子佟国纲袭，二十七年（《史稿》本传在二十年）国纲上疏言：“臣家本系满洲，臣高祖达尔哈齐贸易边境，明人诱入开原。比太祖高皇帝（太祖于康熙元年改谥曰高）遣使入明，臣叔祖佟养性备述家世求使者代奏。即蒙太祖谕云，朕福晋佟佳氏塔本巴颜之女，尔佟姓兄弟分散入汉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抚顺，将臣族人居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尚宗女，赐号施武里额驸，令与佟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图诸大臣考订支派叙为兄弟。臣家族籍既明，请赐改隶满洲。”事下户部，户部议将国纲族人改归满洲，仍留于汉军旗下，佟氏文武官俱留现任，其编审册内改称满洲，从之。（《史稿》传六八《佟国纲传》及《潜研堂集》三七）其时距养真之降已七十年，入关亦四十五年，关外老臣，死亡殆尽，其所述太祖之语，莫可究诘。所可疑者，佟氏之请何以迟至数十年后始为之？而户部之议何以仅予其名，（改归满洲）不予其实？（仍留于汉军旗下）既准之后，何以独其本支改入满洲，（《清史稿》传六十八《佟国纲传》）而他支仍隶汉军旗？（《史稿·诸臣封爵世表》四，佟养性正蓝旗汉军；《史稿》传六〇：“佟凤彩汉军正蓝旗人，养性从孙也”）窃谓清代满洲与汉军本非平等，初时佟氏自谓旧居佟佳以地为氏者，盖攀援以求容，其后求改属籍者盖假藉以自尊。部臣明知其疑，而佟氏方在贵盛，子弟遍于内外，有女宠为皇妃，（孝懿后佟国维女，时为皇贵妃）且皇帝之舅，莫敢违忤，故有此两全之议，议定之后复迟阻其行，编审册内有意不予悉改。

清代所谓汉军旗，盖清初汉人之降者，清高宗尝言“汉军其初本系汉人”，（乾隆《东华录》十五，乾隆七年四月壬寅）是其明证。在清廷视之亦与汉人相若，康熙三年，尝命以汉军京堂官归入汉缺，与汉人一体升转，（王氏《东华录》康熙三年闰六月丙戌，康熙四）其一例也。

据上列数事证之，佟氏确为汉人无疑。

当佟国纲请改隶满洲，同时正白旗汉军内大臣和硕额驸华善亦疏言：“臣高祖布哈原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授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臣曾祖阿尔松阿嘉靖间袭父职，臣祖石翰移居辽东，临卒遗命诸子立功以归本国。及太祖高皇帝兵取广宁，臣父石廷柱开城门归顺，太祖见而喜曰：此我国人也，特赐御用鞍马，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系满洲，故命为满洲甲兵额真，后又命为统领汉军额真，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实系满洲。”（《潜研堂集》三七《佟国纲传》）事同下户部，议并同。案华善所述较之佟氏尤离奇。所谓建州左卫即清太祖本支所自出，成化间正明廷对建州两剿一抚多事之际，从未见布哈其人。一也。成化末去天启二年廷柱之降已一百三十六年仅传四世，年代不能相符。二也。乾隆二十九年修《清一统志》四一《奉天府·人物门》有石廷柱小传，称其“先世为辽东武弁，父翰始家焉。天命七年来归”。《一统志》小传盖本之未修改前之国史旧传，最为近真，华善所述与之不合。三也。窃疑石氏请改之私，伪托之迹，盖均与佟氏同，而户部亦以其方在贵盛不敢驳。（华善额驸内大臣定南将军，石琳云南巡抚，石文炳福州将军）所异者，《清史稿·外戚表》于佟图赖已称满洲镶黄旗，而《封爵表》于石廷柱仍称汉军正白旗，《清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列佟图赖于满洲异姓封爵之内（卷二五〇），而列石廷柱于汉军异姓封爵之内（卷二五四）耳。盖所许编审册内改称满洲之议，不知何时潜易之矣。（佟养性一支亦未改当属同时同议）

七　清初通婚政策

清初广与他部通婚，盖为一代国策。太祖时，若哈达部，乌喇部，叶赫部，董鄂部，苏完部，渥集部，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喀尔喀部，其部长莫不与太祖近属相婚嫁；而一时亲近大臣，若额亦都，（娶太祖妹，继娶太祖女。）何和礼，（娶太祖女）费英东，（娶太祖孙女）杨古利，（娶太祖女，但《公主表》不录。）康果礼（娶穆尔哈齐女）之属，既崇之以爵秩，复申之以婚姻，其汉人初降者亦间及焉。世传清代汉满不通婚，证之清初史实颇有不合。《明实录》载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五月初一日癸未，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奏，谓李如柏曾纳素儿哈赤（舒尔哈齐）之女为妻，即太祖之侄女，此汉满通婚之最早者。（永乐时后宫有猛哥帖木儿家人，见《朝鲜实录书》不计。）清太祖下抚顺，明守将李永芳降，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之；（《史稿》传十八）太祖建号，佟养性以潜行输款为明吏置之狱，脱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史稿》传十八本传，《清朝通志》作太祖孙女）此建号后之通婚。清太宗既下大凌河，兵部贝勒岳托主善养汉人，凡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其兵士则先察汉人女子给配，余察八贝勒下庄头女子给配；（天聪六年正月十五日癸丑，王氏《东华录》天聪七）太宗善之，命德格类安插大凌河汉人于沈阳，以国中妇女配之，不足，令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此太宗时未尝禁汉满通婚之证。然当时方以明朝相攻伐，义属敌国，故通婚必由君上主之。入关之初，满洲以战胜之威，与汉人未能辑睦，多尔衮摄政患之，于顺治五年（戊子，1648）八月二十日壬子，谕礼部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不必经由国家允许）二十八日庚申，又谕户部定婚嫁报部之法，并定“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见顺治十一）意在禁其横扰，是入关而后且加之劝导。故顺治时，吴应熊娶太宗第十四女，尚之隆娶硕塞女，（《公主表》）耿精忠娶豪格女，（《史稿》传二六一《附吴三桂传》）耿昭忠娶苏布图女。（《史稿》传二一《附耿仲明传》）康熙时，耿聚忠娶岳乐女，（《公主表》）孙承运娶圣祖第十四女。固所以结功臣心，实亦为之倡。康熙四年（乙巳，1665）定例，“宁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听”。（《清朝文献通考》二〇三）所谓民人概指旗籍以外之汉人，流徙民人既准嫁与旗下，其良家自更无禁。

《户部则例》卷一《户口·旗人嫁娶门》有“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之规定，满汉不通婚之说似仿于此。但则例明定已许字者仍准完配，惟须将此出嫁旗女开除户册，至民人之女嫁与旗下为妻者概无所禁；是其意非不许汉满通婚，仅于满人之嫁汉人有限制耳。（其重要原因，实为选秀女）逮同治四年（1865）六月复定“旗人告假出外已在该地方落业，编入该省旗籍者，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是其限制又只行于京师矣。（以上并据同治十三年校刊《户部则例》）光绪而后，谈国是者每以化除汉满界限为言，皆首举通婚。然稽之典制实无禁止明文，故光绪二十七年饬通婚之谕亦含浑其词，谓“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六《户口》二）以强为之说。窃疑汉满通婚法令固无明禁，而习俗形成之藩篱甚严，汉满不相婚嫁，汉人之畏避或更甚于满人也。

八　选秀女之制

清代后妃多嫔自名门，亦一代制度之善者。若佟图赖，国维，舒明阿，（佟图赖之后，官杭州将军，为宣宗孝慎后之父）一门三皇后莫论矣。圣祖孝诚后父噶布拉官至内大臣，祖索尼辅政大臣，曾祖硕色巴克什；孝昭后父遏必隆官至辅政大臣，祖额亦都一等大臣；世宗孝敬后父费杨古官右卫将军步军统领；高宗孝贤后父李荣保官察哈尔总管，祖密思翰户部尚书，伯马齐大学士；仁宗孝和后父恭阿拉官礼部尚书；宣宗孝穆后父布彦达赉官户部尚书；文宗孝德后父富泰官太常寺少卿，祖祺昌兵部员外郎，曾祖明山刑部尚书；穆宗孝哲后父崇绮状元吏部尚书，祖赛尚阿大学士；莫不累叶通显。其故皆由于后宫之选出自秀女。

清制，秀女阅选以三年为率，由户部移文八旗都统造册，请旨阅选。凡京职满洲蒙古护军领催（正五品武职）以上，汉军笔帖式（文职七八九品不等）骁骑校（正六品武职）以上，外任同知（正五品文职）游击（从三品武职）以上，驻防副都统（正二品武职）以上；现任官员之女，年在十三岁以上，（《清会典》八七《内务府·会计司》）十七岁以下，（《户部则例》一《户口·选验秀女》条）身无残疾，且未缠足者，始能备选，其公主之女，（始自嘉庆五年，见《户部则例》）达海子孙之女，（《史稿》传十五，盖尊其创造满洲字之功）官阶在前述各职以下者之女，（外任如仅官同知游击者其女亦不备选，官阶尚须在其上）官吏缘事革职者之女，八旗闲散人等及兵丁之女，（其得有顶戴无实职者同）在京孤孀之女其父原非五品以上文职四品以上武职者；均不送选。其制，武官严于文官，外官严于京官，驻防严于外官，孤孀严于现任职官，盖重家教也。秀女入宫，妃、嫔、贵人，下逮答应惟帝命，但贵人以上必选自世家女，（《史稿·后妃传》序）其选阅之严，与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者迥异。故有清皇子之母鲜有出身微贱者。圣祖尝谓胤禩之母良妃卫氏母家为贱族，（《史稿》传七。王氏《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甲午，五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案《史稿·后妃传》及《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一《帝系考》三均作卫氏，惟《通考》二四二《帝系考》四又作魏氏，卫、魏两氏八旗氏族均无之，盖汉军也。余别有文）然妃父阿布鼐尝官内管领（《清通考》二四一），亦内务府正五品文官，与孝仪后之父同，家世固非明末之武清、嘉定比也。（明慈圣太后之父武清侯李伟微时业圬，崇祯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微时寄食人家代为管库，此清代所绝无。并见《枣林杂俎》）清代皇室教育远胜于明，或亦以此。

清宫内之汉姓女子，汉军秀女而外，或选自汉官（世祖时），或纳自潜邸（世宗高宗时），其制与秀女异。

九　余论

世传清高宗（乾隆）出自海宁陈氏，孟心史先生尝考之，搜讨甚富，其文尚未及见。然以时证之，高宗生时，（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世宗方居潜邸，（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封雍亲王）春秋鼎盛，（年三十四）且尚有子，（高宗为世宗第四子，第一子弘晖为孝敬后所生，康熙四十三年年八岁殇，其时高宗未生。第二、三子生卒待考。高宗即位后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己丑谕曰，“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云云，是高宗生时三阿哥弘时未殇也）又何必急急于夺人之子以为己子耶？附之篇末，以当余论。

1943年6月27日大雨中初稿成于昆明靛花巷

1944年4月11日讲于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

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

今天我们只谈谈满洲入关前后的几种礼俗之变迁。关于前清礼俗上变迁的材料，昆明能够找到的很少，所以仅仅排比一些文献；有许多私家著作，稍涉可疑或出于想象，全不敢取，因之所得更少。因为它本身未必全是一个问题，所以不一定有解答，更谈不到发明。

严格来说，在历史上我们所要谈的这一段时期，应该称作建州女真或后金，但我们为简便及通俗起见，题目同内容仍称为清或满洲，其中所涉事迹，为引征方便也用清朝的纪年，同时是名从主人的缘故。

清之先世在明曰建州卫，元为斡朵怜万户，再前为金，女真，渤海，靺鞨，勿吉，挹娄，肃慎；为中华古代民族之一，详见《金史》世纪，《两唐书·靺鞨传》，《魏书·勿吉传》，《三国志·东夷传》，《通典·边防》等，兹不多述。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知道这部分人民从前无文字，穴居无宫室，裸袒无衣冠，无棺殓之礼，有车马麻布，知耕稼，劲悍善射，俗编发，然而不洁。不过这是历史上记载，至金源已不尽然。金献祖所居，别人呼作纳葛里，纳葛里就是汉语居室。金昭祖死后，他的仇人欲夺其柩，可知当时已有棺椁。到了明代建州更不同。虽然在荒僻塞外，不惟有屋宇，更有很好的烟囱装置在屋外，院落有围栅，城寨更有砖石的墙。至于文字，金朝的女真字虽然亡逸，可是努尔哈赤仿蒙古字又作了满洲字。衣冠有了规制，表现出他们的特点，那就是帽上的红缨，所以当时有红缨满洲之号。（王氏《东华录》顺治八，顺治四年五月乙巳条）舆服丧葬由具备而趋于奢侈，衣服有了缎绣，马鞍有雕饰，丧葬不但讲求且重厚殓。最显著的是人民不但不“不洁”，而且注意修饰，甚至于讲求得太过，以致清太祖说，“愚暗之夫……所修治者宴会时服饰，此与妇人何异”？（天命六年七月甲子，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太宗说，“近见新进少年诸臣，每至朕前，言动举止，专事修饰，未足凭也”，（天聪五年七月辛巳，王氏《东华录》天聪六）一类的话，屡次下令告诫。（以丈夫比女子，是当时一种较重的责辱，如代善同布扬古说，“汝非男子，乃妇流耶”之类，见《武皇帝实录》卷三）可知这部分人民，他们本身的进步与改革，以及吸收大多数人的文化是很快的。

在清太祖、太宗时候，这部分人民的礼俗方面，也有显著的变迁，入关后更不同。

一　渔猎

渔猎本是女真旧俗，可是这时候已经不是纯粹经济的渔猎生活，而为一种娱乐同消遣。天聪五年（1632）六月，太宗同他的群臣到浑河上游捕鱼，一直玩了五六日到了抚顺；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死，他是当时赞助太宗汉化的最重要的人，大家全很伤痛，于是太宗同代善及代善长子岳托往浑河“观鱼舒忧”，以所得的鱼分给新附的蒙古和汉官；崇德三年（1638），清命岳托、多尔衮由墙子岭入塞，分道南扰，翌年班师，岳托同弟马瞻阵亡，代善追痛其二子，于是太宗率诸王大臣同他到浑河捕鱼“以娱之”，并设大宴；这可见当时纯以渔捕为娱乐。

打猎的习俗更盛于捕鱼。在入关以前，几于一年有三四次大规模的打猎，天聪四年五月、十一月、十二月凡三次，六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凡四次，九年三月、四月、八月凡四次。每次少则三四日，多则二十四五日以至三十日。天聪九年八月丙午，出榆林边射猎，九月辛未还，凡二十五日；崇德二年十一月庚寅猎于打草滩，十二月癸未还，凡二十三日；崇德七年十一月甲戌猎于克勒开原，闰十一月甲辰还，凡三十日；至于每猎在十日左右是最常见的。每年行猎季节，多在冬季农闲，春秋亦有，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当时凡出军凯旋要行猎以为庆祝。天命十年（乙丑，1625），清太祖命王善，达朱户征瓦尔喀部，俘获甚众。四月初二日己卯军还，太祖出沈阳城迎之，翌日至避荫地行猎，凡四日然后祭旗朝谒，并以所猎的兽犒宴军士同降人。凡有忧患亦要行猎以为排解。天聪九年（乙亥，1635）九月二十四日辛未，代善以其子尼堪祜塞病，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又崇德六年（辛巳，1641）九月清太宗与明帅洪承畴相距于松山，而其妃宸妃死，太宗还沈阳追伤不已，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诸王贝勒劝其出猎，遂猎于蒲河四日。可知当时行猎亦是一种消遣与娱乐。所以在行猎时遇有意外即行停罢。崇德四年（己卯，1639）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宗与代善等猎于英格布占，代善射獐，马蹶伤足，太宗为之裹伤，遂令罢猎；崇德七年（壬午，1642）十二月初二日，太宗同诸王大臣猎于叶赫，到了十二日丁丑，太宗忽然得病，大家亦请求罢猎，不许。有时因为疾疫流行，也会举行田猎。

此外，行猎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在太祖、太宗时累以出征行猎并举，劝勉群下。太祖说，“愚谙之夫，出猎行兵之事，漠不经心”。（天命六年，1621，七月二十五日甲子，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太宗说，“凡出兵行猎不至错乱，庶大事可成”。（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十九日甲午，王氏《东华录》天聪五）又说，“今若不时亲弓矢……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得饬乎”？（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二十八日丁酉，《东华录》崇德二）可见当时行猎，是一种训练，以为行军之准备。所以行猎之纪律，与行军一样，不准乱行，不准断围，不准践踏田禾，不准斫伐山木。太祖时将部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就是后来的佐领，为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华言是主。满洲旧俗，凡出师行猎，不论人数多寡，全依照族寨而行。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率十人而行，各依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名曰牛录厄真，后来官制即取于此，这是出猎制度演为军队制度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打猎时进行的方向与行列不得错乱，不得逗留在后，圈场的包围圈不得间断，在当时禁令很严，每旗令大臣一人专司统辖，（天聪六年，1632年，十二月癸酉，《东华录》天聪七）凡有违犯者，即就取其箭，以为猎后惩责的根据，大都用鞭责或罚薪。有一次在都尔鼻城一带田猎，代善第四子瓦克达乱行，太宗甚怒，代善遂亲自鞭之三次，瓦克达幼弟马瞻在旁因兄被责而哭，太宗说：“尔不继加辱詈，乃反哭之，理宜然乎？”（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初五日辛未，《东华录》崇德二）又有一次在博硕堆行猎，右翼叶臣所属合围中断，有黄羊逸出，为硕托所见，当时鞭责了一人，又将余人送兵部议罪。（崇德三年，1638年，三月初一日甲子，《东华录》崇德三）至于军士践踏田禾者，重则射之，轻则鞭之，（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初五日癸卯，《东华录》崇德七）斫伐山木者，即行执究，（天聪六年，1632年，十二月初十日癸酉，《东华录》天聪七）其罚尤重，太宗时虽然常用行猎来奖励武事，但不使他无节，因为多行猎可使马匹疲瘦，所以尝以此为代善的罪状，（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东华录》天聪十）并且告之都察院人员，如自己逸乐畋猎，教大学直谏无隐。（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十四日丁巳，《东华录》崇德一）

太宗在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二十五日丁卯，曾对诸固山贝子说：“昔太祖时，我等闻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毬，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惟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穷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自爨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向前，而惟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东华录》崇德一）这虽是太宗勉励群下的话，但也可看出其时渐习富厚，不耐劳瘁，行猎风气渐渐不为大家所重了。入关以后，其风更替。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壬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王氏《东华录》顺治十五）这还是祖风，结果他去了二十七天（十二月初九日戊子）死在喀刺城，后来用以解忧的射猎便不更见。顺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丁卯，世祖时年十岁，幸边外阅武，据《清文献通考》卷二七〇说，就是行猎。后来世祖亲政以后自己曾说：“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日无暇晷，心常念兹不忘也。”（顺治十年三月初二日戊辰，《东华录》顺治二十）可见远不如前。康熙初常在南苑行围，平定三藩后又累巡塞外举行校猎，但每岁亦不能“二三次”了。康熙二十一年春，圣祖自关外回京，因见吉林兵丁役重差繁，遂将围猎规制加以改定，并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不可时加责罚，苛求琐屑。遇有猛兽，须小心防御，以人为重，勿致误有所伤。”（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丙寅，《东华录》康熙二十九）这与在关外时行猎情形大不相同。至于康熙偶尔用了本人射得的鹿尾，（二十二年七月己卯）钓来的鲢鲫，（二十一年三月丙辰）献给他的母亲和祖母，（《史稿·后妃传》）还有些旧日风气。其后每年的秋狝，（《清文献通考》二七〇）实在只是游幸，而八旗官兵的冬初步猎，（《大清会典》九七《八旗都统·训练》）更属具文。至于渔更不用谈了，不惟最初的意义不存，就是旧俗的形式也没有了。

二　祭告

《金史》二十八《礼志》说：“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1123）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1149—1152年）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可知女真拜天旧俗，最初只是望天而拜，随时随地均可，方向则向东。（据《金史》二，太祖伐辽，出门举觞东向，祷于皇天后土）后来才设位而祭，最后乃有固定地点，至于南北郊那当然是渐染汉俗所致。满洲入关前，固定的祭天的地点就是所谓堂子，而一般设位而祭的“位”，全是立旗八面为代表。《武皇帝实录》说，阿巴泰等攻札鲁特部凯旋，太祖出城四十里迎之于古城堡，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事在天命八年五月，见卷四）《东华录》说世祖梦“列旗吹角，对天稽首”。吹角就是吹螺，想来这是当时的仪式。（事在顺治九年十一月初四壬申，顺治十九）

满洲风俗，凡有大的盟誓，全要杀乌牛白马祭告天地，将所杀牛、马削肉留白骨以祭，并设酒一杯，肉一碗，血一碗，土一碗，对天地而誓。誓词中说，“如背盟则似此血出，土埋，骨暴而死；如践盟，则食此肉饮此酒，福寿永昌”。太祖在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同叶赫，哈达，辉发，乌喇盟，天命四年（1619年）十一月，同喀尔喀盟，天命九年（1624年）二月，同科尔沁盟，太宗在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同朝鲜盟，全是如此。在天命九年以后两次盟誓，祭祀时又加了“焚香”，这是渐染外族风俗。盟誓誓词在双方用同样的词句。但太宗在天聪五年（1631年）十一月，同明降将祖大寿誓，大寿还是用“谨具香帛昭告于上帝神祇”，这可见当时汉俗绝没有用土骨血设誓的习惯，而满洲也不像强迫蒙古人、朝鲜人的样子来强迫汉人。入关以后，这种祭告少见了，尤其是法定的制度里，我们在《大清会典》卷三十七，圜丘第二成陈设图里看，所列的祭器全是些簠簋笾豆，祭品也是些黍稷枣栗，虽然也有牲牢，可是不见乌牛白马，这完全汉化了。

三　祭堂子

祭堂子就是清代固定祭天的所在，是两座南北对面的神殿，一座方形在北，南向，名叫祭神殿；一座圆形在南，北向，名叫圜殿。圜殿南院庭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杆子的石座，其后又有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为皇子王贝勒等致祭之用。《清史稿·礼志》四说：“清初起自辽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可见其来已久，必是旧俗。入关以后建堂子于北京东交民巷玉河桥东，庚子以后，改立于东安门外之南。在没有堂子的地方，仍是设座而拜。堂子一词比较晚出。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来侵，太祖统兵拒之，《东华录》说，先率诸贝勒诣堂子拜祝，（天命一）在《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满洲实录》的汉文里则说“谒庙”；又天命三年太祖以七恨告天对明出兵前，在《东华录》也说“谒堂子”，（天命二）可是在《武皇帝实录》只说告天，不言祭堂子。《满洲实录》的汉文则作“谒玉帝庙”。可知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汉译。在《满洲实录》的满文里，上面所引的“谒庙”、“谒玉帝庙”全作（tangse），就是堂子的还音。

祭堂子典礼不一，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祭堂子，是国家的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满洲大臣及从征将士陪祭，这是公的祭祀；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等，则为皇室或皇帝个人的祭典，是私的祭祀，私的祭祀，无须陪祀。入关以前，凡元旦皇帝须先祭堂子后方能御殿受朝贺，如皇帝因病不能亲诣，须派员行礼，崇德八年元旦，太宗不豫，命亲王以下诣堂子行礼，就是一个例，这与历代郊天大祀是一样的重视。与祭的人，崇德元年定制：自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其后改为满一品文武官以上，（《会典》八八《内务府·掌仪司》）《清史稿·礼志》四说限贝勒以上，后又限郡王以上，是不对的。在限制内是不能僭越的。元旦祭堂子前，并在堂子悬挂纸钱，这亦是满洲旧俗，意义不甚明白，它的限制亦很严，崇德四年元旦，贝子硕托因为越分在堂子悬挂纸钱，降为辅国公，并罚银五百两。在入关前，元旦祭堂子是一个重要典礼，入关以后记载不常见，或因习见之故。凡出兵征伐，无论是否亲征，均应率从征将士先诣堂子行礼，天命三年太祖攻明，崇德元年太宗征朝鲜，（据《史稿·礼志》九）全是如此。因为当日是皇帝亲自临阵，所以规定凡出征诣堂子，皇帝应该军服骑马，（《会典》三五《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案清制皇帝衣色用明黄，惟祀天则用蓝色）凯旋诣堂子，则在班师回京之后，皇帝应先祭堂子然后还宫，天聪二年三月，太宗征察哈尔还沈阳先诣堂子，即其一例。后来出兵凯旋的诣堂子，渐渐变成了中国历代帝王所行的祃祭，有时亦省略了，如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亲征噶尔丹，七月初六乙未，抚达大将军福全师行，《东华录》只说，“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康熙四十六）没有说祭堂子。（三十五年二月，三度讨噶尔丹，于三十日丙辰诣堂子行礼，亲领六军启行）而于三十六年噶尔丹之死，亦只在闻信后“于行宫（布古图）……率文武官员行拜天礼”，（四月十五日甲子，《东华录》康熙五十九）班师回京以后并没有诣堂子行礼。在清初满洲习俗中，祭堂子是保存旧俗最多最虔诚的一种，可也不如入关以前了。但有清一代祭堂子有几点还保存关外习惯：一、祭堂子时兵部陈八旗蒙古画角海螺，行礼时螺角齐鸣，饶歌大乐备而不作，与其他祭祀不同。二、堂子的圜殿同黄龙大纛全是北向，行礼时向南而拜，这与汉俗的向北而拜不同，也与金朝的向东而拜不同。三、祭圜殿以后要祭黄龙大纛，虽亦行三跪九叩礼，可是不用鸣赞官赞礼。清制汉官不参加祭堂子，（自康熙十二年始）蒙古王公亦不参加，或者就是因为不同俗之故。

私的祭堂子，多半遣所司代表致祭，间或皇帝亲临。祭祀时亦有几点可以注意的：一、临祭时由坤宁宫中将所祭的神位或神像移来，（佛菩萨关帝）祭毕送还。二、皇帝或主祭人坐于祭神殿檐下东向，俟司祝祝祷后入殿行一跪三叩礼，礼毕仍出殿外，从祭的王公大臣等不行礼不入殿，皇帝不亲临王公大臣就不到。三、祭时由萨满（司祝）祝祷，歌“鄂啰罗”，弹三弦，拍神板，并举刀指画，祝词初用满洲语，乾隆后改汉字。四、祭品用饽饽，熟豕，每年正、四、七、十各月，并用马牛荐神。（见《清会典》三十五《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及八十八《内务府·掌仪司》，《清史稿·礼志》四，《清文献通考》九十九）五、祭毕，撤祭品赐从祭的王公大臣。六、祭毕还宫，仍至坤宁宫行礼。这当然全是旧俗的保留。所谓“萨满”实际就是女真族中的巫。祭祝的仪注很繁，容另谈。杆祭是立杆子于圜殿南面庭院中石座上而祭，杆子又称神杆，采松木长三丈径五寸，树屑留枝叶九层。祭杆子和祭堂子，其意全在祈福或禳解。堂子又是皇室的祭祀所在，所以立杆的前后，（皇子在第一排，亲王在第二排，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递降）神杆的数目，（旧制，王贝勒祭三杆，贝子公二杆，将军一杆，后改入八分公以上均祭一杆，将军等不立杆致祭）致祭的日期，（皇帝在月朔，王贝勒以下各以次轮，凡祭三杆者，上旬先祭一杆，其余二杆，在中旬以后祭）均依照主祭人的爵秩，加以严格限制，不准僭越，不准多祭，也不准争竞。皇族以外的官员庶民，不准入堂子致祭，更不准私家建立堂子，但事实上八旗各家莫不有其杆子，莫不有其祭神之所，以维持其旧俗，到清末还有存在的，可是虔敬不如前了。

四　丧葬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八月十一日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清太祖卒，十二日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其后（后称大妃即多尔衮之母）被迫以身殉。《武皇帝实录》说，“乃与帝同柩，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卷四）所谓同柩，其事甚怪，据《东华录》说实在是同时殓，辰时棺殓，巳时移榇出宫，当日即行埋厝，可谓简单之至。录中并没说到臣下的服制，也没有繁文缛节的仪制，我们于此可以窥见当时满洲的质朴风气。到了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八月初九日亥时（夜九时至十一时）太宗死时就大不同了。在顺治《东华录》卷一所记当时丧仪，有百官及命妇的缟素，截发，哭临，斋戒斋宿，以及禁止屠宰等，我们用明代制度一为比较，知道这已渐渐汉化了。太宗于天聪八年（1634）二月初五日壬戌定丧祭例，（天聪九）旧习的变更想是自此开始。入关以后《会典》中更有详密的规定，汉化的程度愈高。然而其中亦还保留些满洲旧俗。第一是截发。凡是父母之丧或帝后大丧，（旧俗后丧不截发辫，康熙后改）成服时男子全要截发辫，女子要截发。所谓截发辫又称剪发辫，又称割辫，（《清文献通考》一四八，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东华录》康熙四十）应当是将辫子长发剪去些，究竟剪多少，如何剪，则不清楚。据道光十三年孝慎后丧仪，当时因皇子年幼遂无截发辫礼节，（《会典事例》四八八）是必有长辫乃可截，则所剪必多。（当时宣宗第一、二、三子均已卒，文宗年三岁，所谓皇子即指文宗）乾隆尝说，自行剪发为国法所最忌，（《东华录》八十八，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当即指此。中国古制，丧服中只有发，（周）敛发，（唐）披发，（唐明）而没有截发。（此俗清末仍存，见《会典事例》四七三）第二是丹旐。凡人死，丧家应立丹旐于门前，男在左，（其右为鼓）女在右。（其左为鼓）所谓丹旐就是红色长旙，用丝织品制成，上有织金龙凤绮，男用龙，女用凤，以绮文多少为尊卑。皇帝用织金九龙绮，皇后用织金九凤绮。（《会典》九十《内务府·掌仪司》三）设木座立高竿悬挂。每天黎明悬出，日暮取下，放在棺柩旁侧，发引时用丹旐为前导，殡后焚掉，看来是用作招魂的。《清会典》五十四注“旗人用丹旐，汉人用铭旌”，可知这是满俗，而且并没有强迫汉人去用。第三是殷奠。在移殡以前，择期将死者生时所着衣服焚燔，并焚大量楮帛，在清代礼制里叫做殷奠，是一个最隆肃的仪式。太宗于天聪二年正月初五日丁卯下谕国中，“凡送死者殉葬焚化之物，各遵定制毋奢费”。（《东华录》天聪三）并定官员各限焚三袭，庶人各一袭，不得新制，（《清文献通考》一九五《刑考》一）就是指此而言，可见由来已久。降及清末，奢风更甚，竟有作锦绣新衣来焚的，孝钦后的殷奠礼就是一例。（《红楼梦》六十九回说，尤二姐死后，贾琏开了尤氏箱笼，有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一齐包了自己提着来烧，就是写当时旗俗）第四是百日剃头。满洲人头顶边缘的头发是要时常剃去的，但是遇父母之丧或帝后之丧则不准剃，必须候到一百日满，这是服丧的表示之一。剃头是满俗，居丧不剃头应该也是满俗，但是百日不剃头，在太宗同世祖的丧仪中全没有明白提到。王氏《康熙东华录》一，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丙申称，“上诣世祖章皇帝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而没有说是否剃头。圣祖之丧，据高宗说，世宗于移葬后始剃头。圣祖于二月二十三日满百日，三月二十七日移葬，是则剃头在百日期满之后。（《会典事例》四五八）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孝惠章皇后之丧，于三月十五日百日期满，圣祖命诸人均于四月初七日移葬后再行剃头，亦在百日期满之后。（《事例》四七七）据此可知，百日剃头之期亦可改变，但不能在百日之内。乾隆以后，百日剃头遂明定于丧制内，并且不许满百日后不剃。（《会典事例》四八二）至于在百日以内剃头的治罪尤严，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孝贤后之丧，都司姜兴汉，知府金文醇，总河周学健，巡抚彭树葵、杨锡绂，总督塞楞额，全以在百日内剃头几乎处斩，后乃特赦。（《东华录》二七，二八）第五是摘冠缨。满洲礼服，帽顶用红缨为饰，遇丧事就将红缨摘去，也是表示服丧之意。康熙十三年孝诚后之丧，因对三藩用兵，曾令军前不摘冠缨，于是成了后丧定制，乾隆时又恢复一律仍摘冠缨。

太宗以后的丧仪虽说沿袭明代，可也稍有增减。如明自世宗死后已免命妇哭临，而清朝仍袭用此制。或者由于关外不知，遂不及改。又明成祖死后禁屠四十九日，清太宗死时仅禁十三日。（世祖死后就禁四十九日了）明制皇帝死，太子及诸王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服内停音乐嫁娶，（《明史》五十八《礼志》）事实上多半以日易月，嗣天子多丧服百日。清太祖卒于八月，至除夕已历一百三十九日。而太宗以国丧为理由，停止了除夕同元旦的乐舞大宴，自己并且素服居丧，（天聪二）这既不同于古时的二十七日，也不同于通行的百日，然而也并不是实行二十七个月的礼，因为在二年七月已有大宴的记载，（天聪三）尚未满二十七个月。在上面所说的除夕这一天，太宗曾命达海往三大贝勒家议事，达海所看见的情形是：太宗是素服居丧，俯首独坐；代善（太祖子）是素服俯首卧榻侧；阿敏（太祖侄）是与三福金同坐，福金盛服，阿敏垂泣；莽古尔泰（太祖子）是与弟妹盛饰筵宴，女乐吹弹为戏。（《天聪东华录》一，天命十一年十二月戊辰）这更可证明当时还没有确定的丧仪，太宗的停止宴乐以及同代善的在一百四十日后还素服，不过是盲日的模仿汉化，而阿敏、莽古尔泰家人的盛装倒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大清会典》五十一，规定皇帝大丧，京朝官二十七月不作乐，期年不嫁娶，较之明朝群臣辍乐百日，官停婚嫁百日，民停婚嫁一月的规定，亦重得多。

女真有丧葬较迟，所以满洲风气不注意坟墓的修治，太祖殓后即日埋于城内，经过三年到天聪三年二月十三日己亥改葬于石觜头山，又经过五年到天聪八年十月初六日己丑，始命加建寝殿，植松木，立石象，狮、虎、马、驼等。自己说是“仿古制行之”，（天聪九）实际是效法明朝，这亦可看出当时的汉化。

入关以后殡葬习惯中，还有几点是清朝自认为国俗的。高宗尝言，“我满洲旧制，凡侧室虽生有子女者尚不得与本夫合葬，盖以名分所在，不可逾越”，（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十八日己酉谕钟音，见《乾隆东华录》八十七）世祖生母孝庄后不袝葬昭陵，别建昭西陵，后人多以为疑，我想就是为此。又孝庄后死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定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引，圣祖不许，群臣根据“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逾年”，及“素无久留寝宫之例”的理由来争，（《东华录》四十）后来勉强定为正月十一日。又如丧中遇清明祭祀不用祭文，遇冬至日祭祀不许哭，（《清文献通考》一四七）亦是其例。

五　殉死

清太祖死，诸王逼乌喇纳喇后殉，（纳喇后是多尔衮之母，清代官书改称大妃，此据《武皇帝实录》）又有二庶妃阿迹根代因札亦殉；（《武录》）太宗死，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殉；（《顺治东华录》一）世祖死，妃栋鄂氏殉，（《清史稿》传一《世祖贞妃传》，又《康熙东华录》一，二月壬辰）侍卫傅达理殉；（《康熙东华录》一，四月壬午）太祖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事在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九月，见《武皇帝实录》）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殉；（顺治八年二月癸巳，《东华录》顺治十六）岳托死，其福金殉；（事在崇德四年四月初一日戊子，见《东华录》崇德四）可知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的旧俗，并不仅限于殉君上。（明太祖殂，殉葬宫人甚多，所谓朝天女户是也。英宗以前仍以宫妃殉葬，英宗遗命禁，见《明史》五十八《礼志》十二）殉死有是自己情愿的，也有不是情愿的，可是自称愿殉而不果殉的，则为大家所不齿。雅荪尝自矢欲殉太祖，后来迟迟不死，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太宗杀他还以不果殉为罪。（王氏《天聪东华录》四）乌喇纳喇后之殉太祖，诸王逼之甚急，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其事说，“后……有机变……留之恐后为国乱，（太祖）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于是……自尽”。（卷四）是否太祖遗命事不可知，就是真有遗命的话，而“虽不从不可得也”一语，在今日读之还觉得有些余懔森森，无怪《东华录》后来将他删节了。当时还有因嫡庶不和，而强迫殉身的事。所以天聪八年二月初五日壬戌定丧祭例时定了一条，“妻愿殉夫葬者仍予表扬，逼侍妾殉者妻坐死”，（王氏《东华录》天聪九）就是为防止其害而设。

奴仆殉主入关以后亦禁止了，事在康熙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乙卯，《东华录》只说，“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而没有说到他的原因。（康熙十三）据涵芬楼秘笈《松下杂抄》说，是由于朱裴的请求。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顺治三年进士，《清史稿·附刘楗传》。（传五十一）传云：“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以时代核之，恰正相当，《杂抄》所说应该不误。（《红楼梦》十三回述秦氏死后有侍婢瑞珠触柱而死，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殓之，亦是描写旗人旧俗）

六　婚嫁

在《太祖武皇帝实录》说，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太祖聘布羊古（《东华录》天命一作布扬古）之妹，用鞍马盔甲等物作聘礼，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布占泰（《东华录》天命一作布占泰，乌喇贝勒。）聘蒙古明安（科尔沁贝勒）之女，用盔甲十副，貂裘猞狸狲裘共十领，羊裘十领，金银各十两，骆驼六只，马十匹鞍俱备作聘礼，可以看出当时婚嫁聘礼以鞍马盔甲为主。这是他们的旧俗，还遗留着男子因武勇而得妻的余绪。其后虽然仪文繁褥，可是其意不改。顺治八年世祖大婚，纳采礼用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具，银盆一具；（《清会典事例》三二四）其余亲王以下的聘礼也还保存着鞍马甲胄的馈赠。但是因为汉化的缘故，又加了许多金约领，金簪，金珥，金钏，衣帽，表里，衾褥之类，甚至还有绵三百斤。（《会典事例》三二五）至于公主下嫁外藩，额驸于鞍马甲冑以外，还要进骆驼，（《会典》二九《礼部·婚礼》二）这与布占泰之聘明安女儿相同，想是用蒙古习俗。

在关外时婚礼，最重的是亲迎同大宴。《武皇帝实录》载称，戊子年，（万历十六年，1588）“哈达国万汗孙女阿敏姐姐（胡里罕贝勒女也），其兄戴鄯（《东华录》天命一作戴善）送妹与太祖为妃，亲迎之至于洞（地名）……戴鄯同妹至，太祖设宴成礼”。又“初太祖如夜黑，其国主杨机奴……言我有小女堪为君配……太祖遂聘之，杨机奴故后，子纳林卜禄于是年（戊子）九月内亲送妹于归，太祖率诸王臣迎之，大宴成婚”；（《东华录》天命一作叶赫贝勒杨吉砮子纳林布禄）又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将妹……送太祖弟黍儿哈奇（舒尔哈齐）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卷一）又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内兀喇（乌喇）国布占太送满太之女（名阿巴亥）与太祖为妃，太祖以礼迎之，大宴成婚”；又壬子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明安贝勒……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卷二）又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札伦卫（札鲁特）桩农（钟嫩）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鲁贝勒（代善）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以礼受之”；（卷二）又“蒙古廓儿沁（科尔沁）蟒孤贝勒（莽古思）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贝勒迎至辉发国胡里气山城处（扈尔奇山），大宴以礼受之”；（卷二）可见当时婚礼质朴而亲敬。大宴的意义是要亲族会面，承认这个婚礼，如果不到就是不赞成，阿敏以女许嫁蒙古，初时太宗不知，后来宴会太宗也不赴，就是不承认的表示。（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王氏《东华录》天聪五）入关以后，世祖在顺治八年同十一年举行了两次大婚，（《会典事例》三二四）所谓亲迎仪式没有了，这是汉化以后皇帝地位加高，所谓“天子无亲迎礼，汉晋以来皆遣使持节奉迎”的缘故。

《大清会典》二九《礼部·婚礼》一，所载大婚礼注，同《明史》五五《礼志》九，天子纳后仪，（正统七年定）大同小异，更可见清初的效法明制。再从他们的不同之处来看，也可得到一些保存下来的满洲旧俗。

清制有“皇后凤舆启行出大门，前导命妇四人，后扈命妇七人，均乘骑”。（《会典事例》三二四）这是明朝所无，清朝末年也取消了。（穆宗德宗大婚均无之。）我想这是关外亲迎风俗的遗留，当时人人善骑，同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扈从亲迎的妇女也骑马。

明制，有“（皇后入内殿）帝……具衮冕，后……更礼服，同诣奉先殿行谒庙礼，祭毕还宫合卺”。（《明史》五五）这是清朝所无。清制皇后娶入宫以后，“皇帝御太和殿赐后父及亲属燕，王公百官咸与。皇太后御慈宁宫赐后母及亲属燕，公主、福晋、大臣命妇咸与。吉时届，宫中设燕行合卺礼”。（《会典》二九）并无谒庙礼。这种燕后父母同亲属的仪式，我想就是入关前所谓“大宴成礼”，“设宴成礼”的遗俗。至于不谒庙，也是因为旧俗没有。明制天子虽然不亲迎，可是皇后舆入宫以后，有“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的规定，还有夫妇敌体之意，清朝并此去掉，同他旧俗相去更远了。

汉族习惯上所谓外亲妻亲的尊卑，在满洲旧俗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缔婚只注意本人，而不注意其他。多尔衮同豪格是叔侄，可是二人同娶于桑阿尔寨之女，为姐妹。清孝端后同孝庄后是姑侄，可是先后嫁清太宗，在顺治初年同时称皇太后。世祖废后同孝惠后也是姑侄，而先后嫁世祖。太宗的三、四两公主下嫁外家，行辈也不同。（参看《清史稿·外戚表》、《公主表》及《后妃传》）

又如太祖同叶赫部太杵子孙的婚媾也很复杂，行辈也不一：

乌喇部贝勒同太祖的媾姻的情形也相同，太祖既娶布占泰侄女，而布占泰又娶太祖第四女，相差两代：

至于阿敏以亲女嫁蒙古塞特尔，自己又娶塞特尔之女，二人互为翁婿，（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王氏《东华录》天聪五）尤为奇特。这种现象，入关以后渐渐没有了。（同治时孝哲后与珣妃为侄姑，偶尔一见）《会典》中（卷五四《丧礼》五）明显的表列了外亲服图，（母族）妻亲服图，（妻族）户律中规定了外姻有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无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会典事例》七五六，所谓无服尊幼如父母之堂姨，子孙妇之姊妹等）并且禁止了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这完全是汉化的表现，所谓“外属无服尊卑不通婚”，（《通典》六〇）从唐朝早已如此了。姑舅两姨姊妹的不能通婚，是因为他们尚有缌麻之服，可是这与后来的习俗并不相合，所以雍正以后将他解禁，听从民便。

七　剃发

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是满洲人的特别表征，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人分作左右两辫也不同。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父母之丧同国丧以外全不准养长，应时时剃除，名为剃发，或称剃头。这是与清朝相终始从未改变的一种满洲习俗。清太祖天命四年以后，凡其他部族投降加入满洲集团的，无论汉人朝鲜人，全以剃头为唯一表示。《武皇帝实录》天命六年记辽阳之胜说，“其余官民皆削发降”，又说：“辽阳既下，其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卷三）削发就是剃发。在以前纪天命三年下抚顺，四年下开原，全没说削发剃发事，可知天命四年以前尚无此例。天聪元年七月太宗答朝鲜王李倧书，谈到“前剃发降我”的人民遣还的事；（王氏《东华录》天聪二）崇德元年十二月征朝鲜之役，太宗告谕朝鲜人民说，“尔等既降，勿逃避山谷，宜速剃发在家”。（王氏《崇德东华录》一，十二月壬午）可见当时朝鲜人降附亦须剃发，但其后何以复允朝鲜保存全部留发旧俗则不可知。清太宗时几次入塞扰明，经过的地方官民时有剃发出降者，如天聪三年十月经汉儿庄城，四年正月攻永平城。（并见王氏《东华录》天聪四，天聪五）但不知清兵退出之后，已剃发者明朝如何处治？在当时明清屡次战争中，明朝文武官员被擒获的，也以不剃发为不投降表示，大凌河之役，明监军道张春被擒不肯剃发，清太宗令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后来终于不降而死。（天聪五年十一月丙戌，王氏《东华录》天聪六）洪承畴松山之败，于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被擒，未死亦未剃发，四月初一日张存仁建议太宗说，“窃思承畴欢然幸生，是能审天时达时务……宜令其剃头在官任使”。（王氏《东华录》崇德七）是被擒四十余日尚未剃发，可以看出他于死节投降两途尚在徘徊，到五月五日他朝见太宗想来已剃发了。

多尔衮率兵入关，与吴三桂晤于山海关前，命三桂兵以白布系肩为号，当时三桂兵尚未剃发。多尔衮入关以后，凡迎降的全要剃发，非迎降的传缴限期剃发作为归顺的表示。然而当时令禁并不甚严，且听自便，明朝廷臣投降者亦在观望。冯铨、孙之獬、李若琳之流，因故明阉党关系被科道纠弹，他们就以于众人未剃之先首先剃发改换满装为人所忌自解，（顺治二年八月丙申，王氏《东华录》顺治五）可知当时剃发尚不普遍。顺治二年六月以后，福王覆亡，多尔衮谕多铎说：“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丙辰，王氏《东华录》顺治四）又谕礼部说：“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二年六月丙寅，王氏《东华录》顺治四）自此法令加严，而刑戮随之！二年十月孔文以孔子子孙为理由不愿剃发及改服制，他说：“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多尔衮摄政批答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十月戊申，王氏《东华录》顺治五。蒋氏《东华录》作孔闻漂，系在八月）这是当时一件趣事，也可看出人民的不愿剃发。其后清兵在江南各地的大屠杀，全导因于剃发。田仰指剃发为名在通州如皋海门起兵；（顺治二年七月丁丑，王氏《东华录》顺治五）江阴耄老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口号，抵制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令，起义抗清八十日；（《江阴城守记》）嘉定因剃发令到县，民众大哗，以“为我保此发肤”的口号，各乡义兵不约而起，与清军拒守二十余日；（《嘉定县乙酉纪事》，《痛史》本）吴江也因为不肯剃发杀县令，邅层城；（《启祯记闻录》五）他们全以碧血殉了发肤！

八　衣冠

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的显著差别，一个是缨帽箭衣，一个方巾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一个窄瘦，一个宽博。满洲服装最初也不是大家一致的，在传统的相近习俗下仍许随从各人之便。清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初二日乙丑，清太宗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东华录》天聪七）七年六月初九日己巳又谕官民冠服遵制画一。（王氏《东华录》天聪八）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丁酉，太宗谕诸王贝勒说，“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余俱令遵国初定制仍服朝服”。（《东华录》崇德二）便服同朝服分别言之，可知当时尚不能完全画一，更可见满洲服装曾经一度改革。这个改革，是将服装式样，同颜色加以规定加以统一，其时间应该在天命初间，就是太宗谕内所称国初。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太祖赐蒙古克石克图靴帽衣带，（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尚有貂镶朝衣）五年二月赐色特希尔蟒衣裘帽靴带，（《东华录》失载）三月赐色本蟒衣轻裘靴带，这种赐予衣服应该全照规定格式作成。

多尔衮入关以后下令明朝臣民衣冠皆用清朝制度，（顺治元年五月己丑，王氏《东华录》顺治二）但并未严厉执行。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己亥山东巡按朱朗启多尔衮说，“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礼乐覃敷文教，顷闻东省新补监司三人俱关东旧臣，若不加冠服以临民，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伐之将，乞谕三臣各制本品纱帽圆领临民理事”。多尔衮特允其请，说，“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制”。（王氏《东华录》顺治三）可见当时不但汉人没有改满装，而满官还要用明服。这是因为多尔衮本人汉化程度较深而且倾慕汉化，所以如此，但是一般满洲人是不赞成的。所以在福王覆灭以后，服装之禁亦严，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丙寅严行剃发谕内原有“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的话，（《东华录》顺治四）过了五十三日到七月初九日戊午（中间有闰六月）又谕礼部说，“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王氏《顺治东华录》五）于是衣冠之禁也和剃发同样严了，因不改衣冠而被刑戮的也同样多。顶发一剃不易复留，衣冠旧者也不易即毁，因之人民服装时有反复，而政令也时有张弛。《启祯记闻录》所记苏州情形可作一例：

乙酉（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服冠□。由是抚按镇道即换钹帽箭衣”。案此新旨当即七月戊午的谕。（卷六）

十二月十九日“迎春，府卫县官俱汉冠吉服束带”。（同上）

丙戌（顺治三年，1646）四月初八日，“苏松新兵道行牌云，大兵将至，士庶不许方巾大袖，速更满洲衣帽”。（卷七）五月二十六日，“土公（国宝）悬示皋桥，欲士民俱遵满装，一切巾帽俱不准戴，巾铺歇闭改业，违者重责枷示”。（卷七）十一月初一，复严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责，巾即扯毁，由是举监生儒皆戴小帽，士庶漫无分别。（卷七）

丁亥（顺治四年，1647）“新正，城市俱服大袖，月余因贝勒王自浙回兵……抚按有司申饬，衣帽有不能备营帽箭衣者，许令黑帽缀以红缨，常服改为箭袖，由是人尽加红绒一撮于帽顶”。（卷七）

壬辰（顺治九年，1652）六月，“抚台（周国佐）又忽申巾帽之禁，十五日兵卒复抢扯人帽，行人多顶凉笠”。（卷八）

在满洲人严厉执行汉人满装的时候，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汉人女子始终没有接受满洲装束，直至清朝覆灭时止，女子礼服仍是凤冠霞披，便装仍是上衣下裳，所以在民间传说上有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有人说这是洪承畴的政策，其实不然。或许是因为女子不出门，而棺殓别人又不易见，所以仍在保存着故国衣冠。民国十年以后女子盛行旗袍，这也是前人想不到的。

有清一代不改他本来的服制，这是他们传统国策之一。清太宗曾谆谆训谕诸王，“凡言语衣服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以“金熙宗完颜亮变易祖宗衣冠制度，循汉人之俗，服汉人衣冠，尽亡本国言语”为戒。并且说，“朕所以谆谆训谕者非为一时计也，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无变弃祖宗之制耳”。（崇德二年四月丁酉，王氏《东华录》崇德二）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己巳御史匡兰兆请用衮冕朝祭，世祖不允。（王氏《顺治东华录》一六）后来高宗于乾隆十七年三月在箭亭刊泐卧碑，重申太宗禁止效汉人服饰制度之意，（《乾隆东华录》三五）又于序《礼器图式》时说：（乾隆二十四年奉敕修，三十一年重加校补凡二十八卷，名《钦定皇朝礼器图式》，见《四库总目》八二，《清朝文献通考》二二二《经籍考》十二作十八卷）“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癸未又说：“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深可畏也。……朕确然有见于此，是以不惮谆复教戒，俾后世子孙知所法守，是创论实格论也。所愿弈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实有厚望焉。”（《乾隆东华录》七六）他一再说服制改易关系国祚，似乎笃信甚坚，所以癸未一谕不但“申谕中外”，而且“仍录一通”，悬勒于皇子读书所在的“上书房”。清代服制直至覆亡没有变革，此数谕关系甚大。但是制度虽然未改，而瘦窄的风气却早已荡然无存。

以上所举的清初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法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

1942年12月8日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演，
承何鹏毓先生笔记。嗣复增加例证，广为此篇。

1945年3月18日识于昆明靛花巷

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一　包衣名称的解释及包衣的性质

包，汉语为家，衣为虚字“的”字；包衣译汉语为“家的”或“家里的”。

清太祖时的八旗制度，每一固山（旗）由一贝勒主之，此贝勒同他旗下所属的人有主仆之分，旗下之人大部分应服役于国，小部分则给使于旗主贝勒之家，此给使于家之人就是所谓包衣，后来名为包衣佐领，其服役于国的后来名为旗分佐领。凡是隶包衣的，不必再服国家兵役，工役，或其他劳役；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七月初五日辛未，太宗对群臣说，“朕侍卫四十员，乃太祖在时免役者，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王氏《东华录》崇德二）可以推证。包衣为给使之人，实即家仆，大都从侍很久，并且下及子孙。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九月初一日壬午考试儒生，得二百人，“凡在皇帝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皆拔出”。（《东华录》天聪四）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己卯，又议考试，“满、汉、蒙古家仆俱不准与试”，当时祖可法，张存仁以为“前科取士（天聪三年八年两次）有奴仆中式者即行换出，仁声远播，今忽改此制，恐多费更张……各家奴仆皆宜准其考试”。（王氏《东华录》崇德三）前曰“包衣下”，后曰“奴仆”，可知两者无别。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初八日庚戌议觉罗画特失误军机罪，拟革职，籍没家产，编入包衣佐领，圣祖以为“觉罗（皇帝同族）编入包衣佐领为奴似属不便，著免其编入包衣佐领”。（王氏《东华录》康熙三十一）可知“包衣”即是“奴仆”。在法律上，他们的隶属，居住，生活，婚娶全无自由，而且他们的奴籍是子孙相续的，非得主人的特许不能脱离。所以就性质说，包衣就是私家的世仆。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包衣之所谓奴仆，只是对他们主人而言，他们可能另有自己的官阶，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奴仆。

包衣既然专给使于旗主不再服公役，依理旗主不应于包衣以外再役使其他普通牛录（旗分佐领）之人，但这种限制后来渐渐废弛。雍正时削夺旗主之权，在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又下谕申明此禁，说，“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使，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列名请旨”。（《雍正上谕》）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列名请旨的各项职事，就是旗分佐领下不应作而应由包衣下作的。

二　包衣的产生

包衣之制，实际上远在旗制创立以前，因为这是他们的旧俗，不过旗制定后包衣成了一个法定组织，更制度化了。《八旗通志》说，正红旗包衣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位”，镶红旗包衣第三参领第一佐领，“国初编立……随贝勒褚英分封时立”。既曰随，必是先有这些人而后定为制度，褚英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还没有成立，可见包衣在旗制之前。《金史》一三三《张仅言传》，称其年数岁，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长侍世宗读书，遂使主家事，绳检部曲，一府惮之。世宗即位，凡宫室营造，府库出纳，行幸顿舍皆委之，就是后来所谓包衣。

因为包衣制度发生在八旗制度之前，所以清初的宗室贵戚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王氏《顺治东华录》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称：“有遗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四页）这是顺治即位初一个大狱，兹不详述。所谓包衣大就是包衣头目。塔瞻为扬古利次子。扬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扬古里（卷二页一），是太祖太宗时名将，崇德二年死于征朝鲜之役，追封武勋王，在清入关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袭超品公，后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尝作过固山额真。太宗初立，于天命十一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王氏《东华录》注称，“额驸扬古利前此已授一等总兵官，其秩在贝勒之次……不预此”。（天聪一）仿佛是因爵高而不入选，但扬古利亦未能与贝勒同样的主旗务作旗主。据此可见，不是旗主不是固山额真也可以有包衣。《清史稿》列传十二《扬古利本传》称，“扬古利手刃杀父者……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其家之有包衣当因额驸之故。但《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武皇帝实录》全没有太祖女嫁扬古利的记载，惟有《清朝通志·氏族略》二称，太祖“命其子扬古利入侍，以公主降焉”，又《天聪东华录》亦称扬古利为额驸，似乎本传所称并非无因。当时所谓额驸，本不专指娶太祖太宗女儿的人，如佟养性娶宗女，（《史稿》传十八下同）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均称额驸，扬古利或亦其类；否则必因获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载。扬古利、塔瞻父子家既有包衣，其他戚畹勋爵之家亦必不能没有。

太祖起兵时追随的人很多，这些人全是后来的勋戚，他们全有给使的仆役，就是包衣。当时旗制未定所以未尝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未尝因之取消。但包衣的主人爵秩有尊卑，地位有高下，因而包衣也有等差。包衣之下还用包衣，主人之上仍有主人。所以有一时期，分隶上三旗包衣佐领下的皇帝包衣，与分隶下五旗包衣佐领下的王公包衣，以及勋戚功臣家的包衣，其他私家的包衣，统称包衣，一无差别。逮后包衣制度日严，名称相同易于混淆，私家“包衣”渐改他称。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谕吏、礼、兵三部说，“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概行严禁”。这里所说的“家仆”，以及《会典事例》中所谓“旗下家奴”，（光绪十二年本卷一一一六）《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同治十三年校刊本卷一）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

三　包衣的来源

包衣的来源，有的是战争俘获，有的是罪犯子孙，有的是分拨，有的是占取，入关后又有所谓投充。满洲人以外还有汉人。凡是加入的，统名为编入包衣。王氏《东华录》说，太祖攻下抚顺之后，论功行赏，以俘获人口分给各营，这是俘获的例子。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幽禁以后，谣传将他的一个儿子给巽亲王为奴，一个儿子给承泽亲王，诸妇女悉配夫，阿济格听说之后忿怒欲拆毁监房。（顺治八年十月庚申，王氏《东华录》顺治十七）这虽未成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罪犯子孙为奴，在亲王亦不能免。（《儿女英雄传》所述长姐儿即分给功臣家之罪犯子女）分拨是将奴仆由父兄家拨给子弟家，占取是将旁人的奴仆作为自己奴仆，投充是汉人投旗下充当奴仆。投充的原因，最初是因为旗下汉人有父母、兄弟、妻子不在旗籍（未被俘获或未投降仍住原籍者）而情愿入旗同居的，所以准其投充入册，（《会典事例》一五六，顺治元年例）后来贫乏无业的人，也多投靠勋戚之家，藉以种田赡生。（王氏《东华录》顺治八年八月辛酉、癸酉条。顺治十七）更有无聊之人欲倚旗人权势投充作恶，或悍仆欺压故主，或部民欺压本官，或倾陷富室，慢侮缙绅，或占骗人口财物。（《会典事例》一五六，顺治二年例）甚至有富厚之家携带房地投充旗下，名为带地投充。但旗人对抗充之人不惟无恩惠可言，甚者残虐不堪，所以演成后来的“逃人”事件。

凡编入包衣的，子孙世世永在包衣，惟遇立功绩，或罪案昭雪，或其他特别原因，才可以“发出包衣”。清初定制：凡攻战首先登城的八旗壮丁准其开户，（《会典事例》一一一三《分析户口》条）并将胞兄弟嫡伯叔带出，这是立功除奴籍的例子。顺治时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后来世祖认为问罪太过，又将他“发出包衣”，这是减罪的例子。（康熙六年七月十七日己未，王氏《东华录》康熙七，苏克萨哈罪状第十八款）又上述太宗时考取儒生的拔出包衣，就是特别的原因了。八旗定例，奴仆全是子孙永远服役，（《户部则例》四）家奴的子女名曰“家生”，（《户部则例》四）又曰“家生子”，（《会典事例》一一一三）《红楼梦》四十六回称鸳鸯为“家生女儿”，四十五回称周瑞之子非“家生子儿”，皆此类。是不能脱离主人他去的，所以包衣也是一样，除非有上面的“发出”或“拔出”的原因。

四　包衣的组织

包衣的组织最初很简单，包衣之上只统以包衣大。后来改同普通八旗一样，最下层的称为“包衣下人”，其上有“包衣大”，“包衣大”之上又有“包衣佐领”，“包衣参领”。包衣佐领原名包衣牛录，（见顺治十年正月乙未，王氏《东华录》顺治二十）是旗制创立后给使于旗主的一个组织单位，他的组织，人数，与旗分佐领即普通牛录相等。包衣参领原名包衣扎兰，组织也同普通参领一样。包衣大，就是包衣长，大为满洲语头目之意，（或译作达）包衣大汉字译为管领。（《清史稿·世祖纪》一，顺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王氏《东华录》顺治四引作“禁内务府管领等私收投充汉人”）“包衣下人”又称“包衣佐领下人”，就是一般包衣的基本组成分子，所谓家仆了。

入关以后，满洲八旗因统属不同，地位不同，分为二等：天子自将的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余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各旗包衣也分为两个系统：上三旗的包衣称为“内务府属”，下五旗的包衣称为“五公府属”。（《会典事例》一一一三《分析户口》条顺治九年例注）上三旗属于皇帝，包衣就是皇室的仆役，当时管理皇室事务的为内务府，所以称为内务府属。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之语，（天聪四）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谕有“朕之包衣牛录下”之语，（顺治十七）全是指内务府属而言。上三旗之称虽在入关以后，但内务府创立则在入关以前，其时日已不可考。内务府首长名为总管，满洲语称为包衣昂邦，昂邦汉语就是总管，可知内务府制度是由包衣制演化而成。包衣的职务是在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所以内务府的职守也不外乎此。然而在中国皇室，这些事原是属于宦官职掌的，所以包衣制在实际上是同宦官制度不并容的。（顺治八年三月壬午，王氏《东华录》十六，有“御前包衣昂邦”的记载，这是随侍的一个例子）

五　入关后关于宦官的几次争斗

明末李自成军进攻北京，在宣府、居庸率众迎降的是监视太监；自成围北京，开门迎接的是督理城守太监；多尔衮入关，首先在皇城用明朝卤簿御辇跪迎的也是故明内监。所以在这两次大变动中，明朝的太监并没有受到影响淘汰与屠戮，正如太监杜勋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和其他太监所说的：“吾曹富贵固在也。”（《明史》三〇五《宦官高起潜传》）虽然李自成曾下令尽逐内竖（同上），但为时不久满洲入关，他们依然盘踞在宫廷禁掖之内，时时想继续恢张其权势。而明朝降清的旧臣，鉴于明末阉寺之祸，对于入清以后的太监更加意防嫌，随时裁抑，恐其再起。他们的政治立场显然，所以在清初有几次的暗斗：

一次是禁内监收租。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多尔衮以为差官必致扰民，不许，命归并有司，另项起解。（顺治三）这时顺治帝等还没有至京师。这是太监们的第一次尝试。

一次是禁内监朝参。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礼部奏：“内监仍故明例，每遇朝参，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于体未合。嗣后内监人员概不许与朝参，亦不必排班伺候。”从之。（王氏《东华录》五）明朝太监用朝服仿照外廷仪注参加朝参山呼，是熹宗以后的事，旧制只许常服叩头呼万岁。（《酌中志》及《烈皇小识》）太监朝参这件事，在顺治元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就纠弹过，以为“辱朝廷而羞当世”，可是未成功。（见凌扬藻《蠡勺编》十九，粤雅堂本）礼部这次的启奏，必是因为在顺治二年元旦时还有太监在文武诸臣班列之前朝参，所以特加裁禁，以免三年元旦的重演。当时主持礼部的，汉侍郎是李若琳、高尔俨，两人全是二臣传人物。高尔俨是李若琳所荐，李若琳是冯铨徒党，冯铨又是魏忠贤遗孽，他们同太监不无瓜葛，这次的启奏应该是代表当时一般舆论。

一次是禁在外太监私自入京。顺治三年定：“先年内监曾经发回者，若非奉旨取用，有地方官文书起送，而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卫充军。”（《清会典事例》一二一六）这是为防止明末已斥的阉党复起。

一次是顺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己亥的罢织造太监。（王氏《顺治东华录》六）

在这时，清朝由多尔衮摄政，他是汉化很深的人，时同汉官接近。（见《多尔衮摄政日记》）所居在南池子，（今名普度寺，俗称玛哈噶喇庙）不在宫禁，所以能不受太监的包围，因之太监权势日微。顺治八年世祖亲政以后，在顺治九年九月初四日癸酉，裁了户部制造等库太监五十五人，（《顺治东华录》十九）十月初二日庚子，又裁了工部各监局太监一百十三人（同上）。这是反宦官极盛时代。宦官为求生存，尽力包围世祖，于是有十三衙门之设。十三衙门之设，《清史稿·职官志》五说在顺治十一年，《清朝通志》六六说在十三年，实在是在十年。在入关以前，清朝自谓“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康熙东华录》一，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但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太监。王氏《东华录》（崇德七）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丙寅，记贝勒杜度之死，有太监焚瘗纸人一事，（顺治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记宗室巴布海家有太监，全可以推证。然而他们仅执奴仆贱役，与近侍不同，并且人数很少，来源不明。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癸亥，开始正式酌用内官，世祖谕内院说：

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来始具其职，所司者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未尝干预外事，秦汉以后，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岂其君尽暗哉？缘此辈每以小忠小信固结主心，日近日亲，易致潜持朝政。且其伯叔弟侄宗族亲戚实繁有徒，结纳搢绅，关通郡县，朋比夤缘，作奸受贿，窥探喜怒，以张威福。当宫廷邃密，深居燕闲，稍露端倪，辄为假托，或欲言而故默，或借公以行私，颠倒贤奸，混淆邪正，依附者巧致云霄，迕抗者谋沉渊阱，虽有英毅之主，不觉堕其术中。权既旁移，变多中发，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谕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王氏《东华录》顺治二十）

这些新建立的衙门，就是所谓内十三衙门，简称为十三衙门，又称内十三道。（《玉林国师年谱》）谕内对于历代宦官的情弊可以说是洞照无遗，而防范之严（八个不许）亦可以说是至详且备。世祖时年十六岁，就他的才识经验不会如此，据后来康熙即位后诏书，这是受满洲佟义同内官吴良辅的蛊惑而然，此外当然还有一二大臣与之同恶相济。这种改变，绝不能为当时所满意。所以到七月初四日丁酉，（本年清闰六月）都察院承政（满左都御史）屠赖等因雨潦进言说：

至前代不似我朝，左右有内大臣，侍卫随从，内务有包衣大臣章京管理。今奉上谕设立司礼监等衙门，寺人与近臣兼用。夫宫禁使令固不可无寺人，但不必专立衙门名色，止宜酌量与近臣兼用以供使用可也。（王氏《东华录》二十一，蒋氏《东华录》七）

他以有包衣大臣为理由，反对寺人的专立衙门，是根据旧制立论。屠赖，《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一上作图赖，他同入关初破李自成隆福王的图赖不是一个人。这次进言是都察院的全体，由他领衔，所以说屠赖等。当时汉左都御史为赵开心，汉副御史为张朝琳、林德馨。世祖的答复相当客气，有所解释，也有所反诘。他说：

此所奏是。……今总管内事乃勋旧大臣，忠诚为国，朕自无虑，万一有如冷僧机其人者，专权作弊，何以防察？因分设衙门使各司其事，庶无专擅欺蒙之患。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著仍遵前旨行。（同上）

冷僧机是不久以前杀掉的多尔衮党，所以之反诘。在十三衙门设立后八十四日，世祖发生废后之议，我们推想这也是出于太监们的迎合献计，因为就旧俗，就祖制，全无此必要。我们于此也可看出当时太监们的不惜任何手段以求见好，以遂牢笼，而增高其权势。

十三衙门既设，复于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己卯改为十四衙门，因为太宗时原设有尚方司，废之不便，所以仍复设立。（王氏《顺治东华录》二三）当时太监的势力虽然抬头，然而一般汉官还在尽力抑制，尤其怕厂卫的复活。世祖本人善画，时常以画分赐廷臣。当时并入銮仪卫的明代锦衣卫旧缉事员役，遂在内院门首访察受赐之人，给事中张国宪深恐重蹈明代宦官以锦衣卫为爪牙的覆辙，请求禁止，世祖允许了。（《史稿》传三一《季开生传附张国宪传》）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同时世祖本人虽然用宦官但并不放任，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辛巳命工部立铁碑，文曰：

皇帝敕谕：（《东华录》二十四无此四字）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东华录》作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东华录》作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东华录》作遵行。铁牌照片见《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亚细亚》二〇页插图）

在十三衙门内本有尚宝监，专司皇帝宝玺。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辛亥，又于外廷设尚宝司衙门，置满汉官员，专理用宝事务。（王氏《顺治东华录》二十五）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己亥，又以事简员多复行裁去。（同上书二十六）在这小小的兴废中也可以看出外廷与内官势力的消长。尚宝司之设是在监视尚宝监，分宦官之权，十三年的裁撤，是太监职权的贯彻。

在顺治十五年，正是宦寺极盛时代，而交通外廷官员事发。二月十四日癸巳，世祖谕吏部：

设立内监衙门官员原止令供办宫闱事务，不许干预朝政，交通外廷。是以朕于新旧内监各员特立铁牌，屡行禁饬甚严，不意乃有行私纳贿之徒。朕密行采访得其奸弊，已命内大臣严行审拟。事内有见任官员私相馈遗者，亦有罢任官通同贿赂者，深可痛恨。此辈坏法通贿，科道各官为朕耳目，岂无见闻？乃竟不行指参，殊负朝廷设立言官发奸摘弊至意。尔部即行传知。（王氏《东华录》顺治三十）

这是告发之始，还没有问出主名，告发情节亦不明，世祖责言官不指参，似乎告发之人并非科道。三月初七日甲辰，又谕吏部：

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乾交结通贿，请托营私，吴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提拿。其余行贿钻营有见获名帖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币帛等物者，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官员人等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自谓奸弊隐密，窃幸朕不及知。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尽皆断绝，如仍蹈前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尔部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严饬。（王氏《顺治东华录》三〇）

顺治时凡公私大狱莫不详密侦鞫，惟独此案既没有宣布告发之人，又没有公布审判经过，关于交结案情，通贿数目，全没叙述，太监只提到吴良辅，外廷只提到王之纲、王秉乾，显然是意存包庇，欲用“姑从宽一概免究”以结束此案。吴良辅是世祖最信任的太监，在世祖逝世前五日，他在法源寺祀发替世祖出家，世祖还去看。（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王氏《东华录》于此谕下有“良辅寻伏法”五字，《清史稿·世祖纪》遂于其日书“内监吴良辅受贿伏诛”，实在错了。这次大案其后又经了两次会议方始结束：

（四月二十六日）壬辰，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陈维新，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贿结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得旨：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往盛京，后因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妻子兄弟流徙盛京，家产籍没。陈维新姑免死，并父母妻子见弟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俱姑免死，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王氏《顺治东华录》三〇）

（七月初九日）甲辰，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等会审广东雷州道王秉乾，以地方僻远希图规避，贿属内监吴良辅撤回另选得实，拟立斩。得旨：王秉乾着免死，革职，籍没，鞭一百，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王氏《顺治东华录》三一）

陈之遴，浙江海宁人，原任大学士；吴惟华，顺天人，原任漕运总督。二人当时全是废员，或者希冀复任，所以贿赂吴良辅；也可能是被人诬陷。（吴梅村与陈之遴为儿女亲家，集中于陈之遣戍，似深惜之。）吴良辅案是外廷与宦官斗争最激烈的一幕，当时外廷诸臣，满人与汉人，汉人与汉人，均显有尔我之分，二人是否罪有应得，尚待史料证明。

顺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甲申，司吏院（司吏院就是司礼监提高职权以后的名称。）咨吏部，请照各院监官品级议兼卿寺等衔，吏部不敢驳，以奏世祖。世祖虽然没有许可，可是将宦官的职名加以厘正。就当时情形来看，十三衙门中较大的已改监为院，司礼监改为司吏院，俨然以内廷的吏部自命，于吏部用咨文，视若平行，真可谓毫无忌惮。（王氏《顺治东华录》三十四）幸而不久十三衙门取消，否则不知更要发生什么事！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殂，遗诏以十四事自罪，第十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同上，三十六）

遗诏由王熙，麻勒吉起草，（《康熙东华录》一）奏明皇太后（孝庄文皇后）而后发布。遗诏内容同世祖行事判若两人，王熙自著年谱于草遗诏事又多隐晦，故史家颇疑遗诏经太后同满大臣改换，不是世祖阅定之原稿。圣祖（康熙）即位，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乙未，又下诏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说：

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大抵委用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我朝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恣肆贪婪相济为恶，假窃威权要挟专擅，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挠乱法纪，坏本朝醇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通国莫不知之，虽置于法，未足蔽辜。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已服冥诛，著削其世职。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王氏《康熙东华录》一）

此诏重申世祖遗诏之意而口气加重，想是辅政四大臣承孝庄后之意而发。所谓“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就是恢复皇室包衣制。谕中所述罪状，应该全实有其事。十三衙门成立不过八、九年已恣肆如此，必然有许多故明老监逞其余恶，无怪为满洲旧人所不能容，就是汉人也必深以为忧惧。假使当时不行废斥，更加以厂卫为之爪牙，晚明阉寺之祸的重演，绝无疑问。又谕内称“吴良辅已经处斩”，其死当在此诏以前，《清史稿·圣祖纪》六，于二月十五日乙未罢内官之上，又书“诛有罪内监吴良辅”，也错了。

清官书全说“国初置内务府”，（《清文献通考》八三，《清通志》六六，《历代职官表》三七）而没有说到确实设置年月；内务府制度本由包衣演化而成，包衣又是满洲旧俗，所以难确定他的起始。至于内务府组织的完成则在康熙以后。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赍，造作，牧厩，供应，刑律等事，统以总管大臣，其下分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段，衣，茶，皮，瓷六库。各司均铸给司印，各库钧铸给图记，所以可单独对外。此外又有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号内三院；总理工程处，养心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御书处，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织造监督；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参看《清史稿·职官志》五，《大清会典》八七，《会典事例》一一七〇，《清朝通志》六六，《清朝文献通考》八三，《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二五）各司的职掌同设立的先后，以及与十三衙门的分合蝉递，见下页表。

至于十三衙门的名称次序，各书亦不尽同，见下页表。

内务府总管大臣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为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也有郎中等官，又有司库，正六品。全是由上三旗满洲及内务府包衣人等遴充，间或亦有下五旗满洲人。所以内务府成立，而宦官的势力锐减。

清代皇室的财富库藏既操之内务府，而江宁，杭州，苏州的织造监督，京师崇文门监督，各省的工关户关监督，全由内府官属兼充，或由内务府大臣兼理。（《史稿·职官志》一《户部》）取索漫无限制，典藏亦无稽考，所以内务府实在是奢汰贪婪之薮。清朝诸帝往往用它私其所亲。所谓贵幸之臣，椒房之戚，大都管理过内务府。如明珠，高恒，（慧贤皇贵妃之弟）金简（淑嘉皇贵妃之弟）父子，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全是显著的例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丁丑，圣祖将废太子胤扔，在布尔哈苏台行宫，集群臣面数胤扔罪状，其中有一条说，“朕知胤（原作允）扔赋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致使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王氏《康熙东华录》八二）这明显地看出内务府对于太子的予取予求，惟恐他不方便。太子如此，皇帝可知。鄂尔泰是雍正朝名臣，世宗说他所以赏识鄂尔泰的原因，是由于在藩邸时，鄂尔泰作内务府员外郎拒绝了他的请求，（《清史稿》传七五《鄂尔泰传》）这亦可看出当时皇子对内务府的需索无人敢拒绝。全祖望作赵殿最神道碑，说到殿最离去工部尚书的原因，他说：

故事，内务府有营造率资经费于工部，然府员滥支冒销以为习惯，工部莫敢谁何也。公（赵殿最）独正色裁抑之。会重筑郊坛驰道，公庀材数工，核减府员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内务府诸郎群聚而谋所以去公者……。（《鲒埼亭集》一八）

内务府的腐败情形于此可以概见。直至清朝覆亡未尝稍改。所以内务府的代替宦官只是制度的改变，而政务本身并没有进步，所不同者，宦官是少数人把持的，是终身的，是国家法令所不易及的；而内务府人员虽以上三旗为基本，但人数较多，他们是流官，有升转，有外用，有京察，不能永久把持，且在国家法令层层监督下，他们虽然奢汰贪昧，但是还不能因之作恶。

上三旗包衣形成内务府后，组织逐渐加强，而下五旗包衣在雍正以后则逐渐变质。此为世宗消灭旗主势力之政策，其详可参看孟心史先生《八旗制度考实》。在乾隆以后更许汉军旗人出旗，其变革更大。

在十三衙门废除以后，关于太监的选验，（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先由礼部报名）补放，管理，惩处，全由内务府掌仪司同会计司主管，升迁降调并咨吏部；在宫内则统之于敬事房，其首领名曰宫殿监督领侍。（《史稿·职官志》五《宦官·敬事房》，“甄别调补内监”）关于太监的法令，有宫中现行则例，会典太监事例等，立法甚密，意在防微杜渐，以绝奸萌。世宗、高宗严以驭下，纲纪肃然，高宗尤为峻厉，虽微细琐事，亦不稍假借。太监苏培盛于雍正时尝与庄亲王胤禄并坐接谈，又在“九州清宴”饮馔，遇见和亲王（弘昼）、宝亲王（即高宗）延坐共食。高宗即位以后遂大加申斥，认为狂妄骄恣，并且有“若……仍敢蹈袭前辙，妄自狂纵……立行正法”之谕。（《乾隆东华续录》一，雍正十三年十月丙子）高宗即位后，他的弟弟弘瞻（当时称为圆明园阿哥，见《乾隆东华录》一，雍正十三年九月庚子）派太监王自立请安，称他为“汗阿哥”，他认为称谓不当，重责了王自立四十板。（《乾隆东华录》一，雍正十三年十月癸未）乾隆四年十一月，有太监李蟠往弘晳（圣祖废太子胤礽之子）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于是高宗命将李蟠夹讯并将总管太监议罪。（见十二月初一日癸酉《东华录》乾隆十）很可看出他防范的无微不至。乾隆三十九年高朴在热河揭发太监高云从将记名人员记载泄漏于外，审问属实，牵连到大学士于敏中等多人，于是将高云从处斩，案中牵涉的观保，蒋赐棨，吴坛，倪承宽等革职拟斩，后来从宽释放。并且一再追究，故使株连。（《乾隆东华录》八〇卷，七月甲戌、乙亥、丁丑、己卯、庚辰、辛巳；八月丙申、癸卯；九月壬子，甲寅，丁巳诸条。）于敏中当时虽免治罪，（仅交部议处）但传说他于乾隆四十四年病喘还没有死，高宗就赏赐他一件饰终之典的棺殓用的陀罗经被，于是他不能不自杀。（《清史稿》传一〇六《于敏中传》论）后来高宗还以严嵩比之，（本传及《乾隆东华录》一〇二卷，五十一年二月壬午）全是由于交结高云从之故。又如高宗巡幸滦河，巡检（从九品官）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级，仍谕内监在外生事者听人责惩，（《史稿》本纪十二，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更是有意扼抑内监，使他们不敢为恶。嘉庆时内监吴天成因内外交结，常永贵因骄纵无法，萧得禄因滥保非人，均降革惩戒，还略有父祖遗风，（《清史稿·职官志》五）但已不如从前之严，后来更因宽弛而有内监刘金，刘得财，杨进忠，阎进喜等交通天理教林清之变。到了道光时，鉴于前失，束驭复严，内监曹进喜因向吏部查问各省道府名单，革去五品总管，重责二十板，（三年）马长喜因假冒顶戴，招摇进香，按律治罪。（五年）虽然峻厉较之乾隆时相差已远，但宦官仍赖以不敢凶恣横暴。

同治以后，慈安，慈禧以母后临朝，太监地位较前又稍不同。廷臣恐怕他们因之渐渐专擅威权，造成汉唐之祸，所以在外廷特加防范。同治三年御史贾铎以太监将库存段匹裁作戏衣论劾，四年御史穆缉香阿以慎选左右侍从为言，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安得海捏称织办龙衣坐船到德州，将他查拿正法。十一年御史袁承业以太监开列店铺蓄养戏班为言，十二年御史文明以太监越礼驰行为言，光绪元年翰林院侍读宝廷以严宦寺杜干预为言，（《史稿》传二三一）十二年御史朱一新以太监李莲英随同醇亲王奕巡阅海军为言，二十年御史安维峻以中日和议出自李莲英为言，二十七年两广总督陶模以裁减宦官改用士人为言。这些事虽然有的实行有的未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清末太监的气焰不致太高，行为不致太纵，全有赖于这些清议与果决。

汉朝宦官利用了他们的密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朝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清朝宦官没有这些凭藉，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

1943年9月13日写，1944年1月4日

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晚会讲

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

清顺治初，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为往史之所无，举世骇怪，颇多蜚语⁽¹⁾。尝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其源盖出于族中旧俗。建国伊始，典制未备，二三功高懿亲，位登极爵，莫可更晋，乃加称谓于封号，用示尊异，未暇计及体制当否。以视后世之加“世袭罔替”，“赏食亲王双俸”，“赏穿四团正龙补服”，“赏戴三眼花翎”诸类，用世禄章服之虚荣，以赏懋功而无嫌于视听者相去盖甚远。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庚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崩，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定议，翊戴帝子福临即帝位，是为世祖；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范文程启多尔衮入定中原。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乙丑（初八日），多尔衮拜奉命大将军，统军南下。既逐李自成，入京师，乃迎世祖迁都燕京。十月乙卯朔，世祖诣南郊，祗告天地，并祭宗庙社稷，甲子（初十日）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²⁾，丁卯（十三日）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其时，若礼亲王代善，镇国公阿拜，饶余郡王阿巴泰，镇国公巴布泰，英亲王阿济格，辅国公赖慕布，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均太祖（努尔哈赤）子，于世祖为伯叔；若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子务达海，镇国公汉岱，贝勒拜音图均显祖（塔克世）孙，色勒为景祖（觉昌安）曾孙，皆于世祖为从叔；而仅多尔衮称“叔父王”，济尔哈朗称“叔王”，而以二人同辅政，且封亲王久，多尔衮又有入关功，非他人所可比拟，乃别加“叔”，“叔父”之字以尊宠之，非家人通称也。“叔父王”，“叔王”为爵秩专称，与“皇叔父”，“皇叔”之通称者有别。顺治四年，甘肃巡抚张向曾以题报本内仅称“皇叔父”，遗“摄政王”三字，革职拟罪⁽³⁾，亦以此也。

“叔王”之制盖昉于太宗时代善之封“和硕兄礼亲王”，而“兄王”之称又源于“大贝勒”。太祖建号天命，封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弟子阿敏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皇太极（即太宗）四贝勒。其后诸子弟封贝勒者多，于是此四贝勒遂有“大贝勒”之目，号“四和硕大贝勒”⁽⁴⁾。太宗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莽古尔泰与太宗争论于城西山冈，莽古尔泰举佩刀前向；其后代善等拟其御前持刀罪，“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⁵⁾，可知诸贝勒之名位不与“大贝勒”等，而同一名爵阶秩有等差，其制早始于此。逮天聪六年二月壬申（初四日）定仪仗制，“凡近地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三柄，校尉六名；大贝勒旗二对，伞一柄，校尉四名；诸贝勒等各旗一对，伞一柄，校尉二名”，而其别益显。太宗初立，以代善等为其兄，不以臣下视之，朝会皆引与同坐。天聪十年四月丁酉叙功，册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示以兄礼敬之，于是乃成爵秩之号，与其他亲王有别。

英亲王阿济格与多尔衮及豫亲王多铎同为太祖大妃乌喇纳喇氏子，⁽⁶⁾而齿居长。多铎既卒，阿济格自请为“叔王”，遣吴拜、罗玺启摄政王多尔衮曰：“郑亲王乃叔父之子，予乃太祖之子，皇上之叔，何不以予为‘叔王’，而以郑亲王为‘叔王’？”多尔衮使吴拜报之曰：“‘叔王’原为亲王，尔原为郡王……郑亲王虽叔父子，原系亲王，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⁷⁾据此可知“叔王”之为尊爵，其阶上“亲王”一等，不以齿亦不以亲也。

顺治三年五月丁未，苏尼特部腾机思等率所部叛奔喀尔喀部硕雷，命豫亲王多铎往征之，十月凯旋，四年七月晋封多铎为“叔王”，《东华录》顺治九，记其事曰：

七月庚子朔，摄政王传集内大臣，各部尚书，启心郎等谕之曰：“兹内大臣，礼部佥以和硕德豫亲王剿灭流寇，底定陕西，殄福王，平江南，及击败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硕雷汗，厥功甚懋，应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予初亦念及此，尚以王为予季弟，故犹豫未果。然予恭摄大政，简贤黜不肖，国之巨典，乌容瞻顾。尔等偕诸王定议以闻。”众佥以为然。于是进德豫亲王多铎诫之曰：“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

辛丑（初二日）上御太和殿，册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两，白金万两，鞍马一匹，空马九匹。增册文曰：“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同上）

曰：“厥功甚懋，应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曰“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则“叔王”之为亲王建功晋封之阶可知也。

世祖即位，代善以年高病足不复与军旅政事，虽以太宗时之“和硕兄礼亲王”，而入关不得晋爵“伯王”。顺治四年，济尔哈朗以府第逾制罢辅政，仍称“和硕郑亲王”，及多尔衮卒，再辅政，复封“叔和硕郑亲王”。则“叔王”之称以功不以亲，又可知。

就仪制言之，“叔王”与“亲王”差异尤显，而“叔王”与“叔父王”亦有别。《东华录》称：

顺治元年十月辛未（十七日），定诸王，贝勒，贝子，公俸禄：摄政王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镇国公辅国公俱六百二十五两⁽⁸⁾。

顺治元年十一月甲午（初十日），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下护卫员数：摄政王三十员……辅政王二十三员……和硕亲王二十员……多罗郡王十五员……多罗贝勒十员……固山贝子……六员，公……四员⁽⁹⁾。

顺治三年十二月丁酉（二十五日），定诸王入朝降舆及朝列坐次仪注：辅政王入午门至太和门降舆，德豫亲王、肃亲王、英郡王入午门至昭德门降舆，诸王俱午门外降舆⁽¹⁰⁾。……（前已定叔父摄政王于午门内从便下轿）

“叔父”与“叔”在汉族家人称谓上原无歧异，而顺治初摄政王与辅政王以“叔父”与“叔”分冠之，尊卑秩然如此。其在文移题奏遇“叔王”及“摄政王”称号之抬写，亦与“亲王”异。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双抬；九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本，辅政叔德豫亲王亦双抬，与皇叔父摄政王同，其例正多。

总上列诸事观之，可知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之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

“叔王”之制如此。“皇父”之称应不相远。然济尔哈朗、多铎本世祖之叔，“叔王”之封固无僭越，而多尔衮终非世祖之父，当时不疑嫌悖，必以“皇父”为称者，其故亦可得而述。

多尔衮以“叔父摄政王”专政久，勋绩甚懋，而爵无可迁，就家人行辈言之，亲尊于伯叔者惟父耳。左右献谀乃以“皇父摄政王”之称进，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此其故一也。

多尔衮初摄政尚守臣节，朝贺赐予皆修臣礼，《东华录》称：

顺治元年四月乙丑（初八日），上御笃恭殿，赐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大将军敕印……王受印敕行三跪九叩头礼⁽¹¹⁾。

顺治元年九月癸卯（十八日），上驻跸通州，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迎驾，上遣人赐王鞍马一，王跪受讫，偕诸王至通州见上，跪候驾过。上至行殿……诣上行三跪九叩头及抱见礼⁽¹²⁾。

顺治元年五月己丑（初二日），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睿亲王进朝阳门。……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辇”……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¹³⁾。

顺治二年十月戊子（初十日），赐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济尔哈朗，和硕肃亲王豪格马各一匹，王等跪受，入武英殿叩首谢恩出。上遣冷僧机、巴哈谓摄政王曰，“凡遇朝贺大典，朕受王礼，若此等小节，不必行此大礼”。王曰，“上年幼冲，臣不敢违礼，俟上春秋鼎盛，凡有宠恩，自不敢辞”⁽¹⁴⁾。

均其明证。逮执政稍久，渐恣放自擅，视朝臣若臣仆。此由于骄纵者半，由于左右谄谀者亦半。《东华录》称：

顺治二年五月丙戌（初五日），辅政王济尔哈朗及内大臣等定议，以皇叔摄政王代天摄政，虽赏罚等于朝廷，而体统尚未崇隆。夫为皇上辅国立政，所关至重，一切仪制亦应加礼……⁽¹⁵⁾。甲辰（二十三日），礼部议定摄政王称号及仪注：凡文移皆书“皇叔父摄政王”。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演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俱启传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往，列班跪送。候王回……遇元旦及庆贺礼，满、汉文武诸臣朝贺皇上毕，即往贺皇叔父。……若赍食于诸亲王及饶余郡王，俱立受不叩头；承泽郡王衍禧郡王以下跪受叩头……⁽¹⁶⁾。

于是摄政王之体制，视诸王益崇，而文武百官之于摄政王亦犹于皇上。然此仅示尊于群臣，尚未疏略礼注于世祖也。顺治四年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遣索尼、冷僧机、大学士范文程……等启摄政王曰，“今国家既定，享有升平，皆皇叔王福泽所致。其元旦节皇叔父王于皇上前行礼，及百官行礼起立以待，进酒时入班行跪礼，俱行停止。我等所以启请者，知皇叔父王体有风疾，不胜跪拜，恐勉强行礼，形体过劳，国政有误”。摄政王从其言，谕曰：“止今年率众行礼毕就座位，进酒时不入班行跪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¹⁷⁾自是而朝会燕飨，不复跪拜。其时君威隆肃，揆之臣仪微嫌亏略，欲弥其阙，惟以皇帝所尊者称之，于是乃有“皇父”之号，此故二也。

当清太祖、太宗两帝之崩，多尔衮皆有缵承大位之机，而太宗崩时其势尤可自为。其事在官书已削节无存，然钩稽旧文尚可窥知一二：

顺治八年二月己亥（二十一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诏示中外。诏曰：“郑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巽亲王同内大臣等合词奏言，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贝勒大臣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皇上因在冲年，曾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以皇上继位，尽为己功。……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位，以挟制中外。……”⁽¹⁸⁾

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二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余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且前此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也，尔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因此不立。……”⁽¹⁹⁾

顺治五年三月己亥（初四日），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及公扎喀纳，富喇塔，努赛等共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罪状。……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郑王云，摄政尚未知，待与众商之。……于是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当两旗大臣，谋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及议时乃言我意亦如此。……擅谋大事，其罪一也⁽²⁰⁾。

顺治九年三月癸巳（二十二日），世祖发出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罪状。其中一款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舅阿布太及固山额真阿山曾有言，两黄旗大臣愿皇上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前亦述此言。夫两黄旗阿布太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尔等耳，更有何人”⁽²¹⁾？

据此可知太宗之崩，继位人选时有四议：一、多尔衮；二、肃亲王豪格；三、世祖福临；四、豪格称帝，福临为太子。而多尔衮独排众议，弃尊荣，翊戴福临即大位。此清高宗（弘历）所誉为“史册所罕睹”者也⁽²²⁾。然究其心志，初非无意于此。其详固莫可得见，惟世祖于顺治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癸巳），发布拜尹图等五人罪状时，有一款曰，“睿王曾云，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证”云云⁽²³⁾，可知多尔衮虽翊戴世祖，自居摄位，而实有以世祖为储贰，自为皇帝之意，左右希旨，遂上“皇父”之号，此其故三也。

考之满文题本，“皇父摄政王”满文作（哈阿，安；伊；阿，玛阿；斡阿，昂。Han i ama wang）译言“汗（君）的父王”。满文，（阿玛 ama），汉语为“父”。此种称谓施之外人，在汉族伦理观念上，除寄养之外决不可通，而当日略不避忌加之多尔衮者，疑在满洲旧俗向有呼尊者为父之例。《太祖武皇帝实录》称，丙申（明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东华录》作事如父）又戊申（明万历三十四年）秋九月，“布占太遣大臣来求曰：吾累次背盟获罪于恩父，诚无颜面，若得恩父之女与我为妻，吾永赖之”。又壬子（明万历四十年）冬十二月，布占太令兀巴海把土鲁乘舟而来，立于舟上呼曰：恩父汗兴兵无非乘怒而来，今恩父之怒已息，可留一言而去，如此遣使三次。布占太又亲率六将乘舟来至河中，于舟上顿首呼曰：兀喇国即恩父之国也……”。又“……布占太对曰：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²⁴⁾。《东华录》及《开国方略》诸书，凡记布占太与太祖对语，均有父子之称，其非泛泛之词可知也。乌喇贝勒布占太事清太祖如父，遂称之为父，此一例也。《元朝秘史》中亦有称他人为父之例：

卷二，“帖木真说，在前俺的父（额赤格）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惕种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额赤格）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边黑林住着，我将这祅子与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个将着那袄子送去。见了王罕，帖木真说：在前日子，你与我父亲（额赤格）契合，便是父亲（额赤格）一般，今将我妻上见公姑的礼物将来与父亲（额赤格），随即将黑貂鼠袄子与了”⁽²⁵⁾。

卷三，“于是帖木真，合撤儿，别勒古台三个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脱斡邻勒王罕处去。到了说，不想被三种篾儿乞惕每将我妻子每掳看要了，皇帝父亲（罕、额赤格）怎生般将我妻子救与么道”⁽²⁶⁾。

王罕为元太祖之父执，而称之为“父亲”，为“皇帝父亲”，盖太祖尝事之如父也⁽²⁷⁾。满洲与蒙古同为边外民族，其风俗多有相似处，疑此种称尊敬如父者为父，盖金、元以来之旧俗也。郑亲王济尔哈朗为清太祖弟舒尔哈齐子，而其宠赐无间于太祖诸子，史称其“幼育于太祖宫中”，疑亦事太祖如父而称之为父者也。“皇叔父摄政王”满文作（哈阿，安；伊；额，伊，珂额；阿，玛阿；斡阿，昂。Han i ecike ama wang），译言“汗（君）的叔父父王”。世人徒疑其后之称“皇父”为可骇怪，不知在称“皇叔父”时，早用“阿玛”（父亲）之称矣。凡此所称父《满洲实录》三满文均作阿玛ama。（俗称叔，只用eshen不加ama字）

“皇父摄政王”既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其后《实录》所以削之不书者，盖汉化日深，渐觉其事之有嫌僭越不相称耳。然其事见于蒋良骐《东华录》，则在乾隆三十年尚不深讳⁽²⁸⁾。多尔衮除封后，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始有诏重葺其茔域⁽²⁹⁾；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始复还其爵号⁽³⁰⁾；八月二十五日入祀盛京贤王祠。以意度之，官书之尽削皇父之事，当亦在其时。四十三年正月复多尔衮爵号谕中，有“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并交国史馆恭照《实录》所载，敬谨辑录，增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之语。既遵之增补，必亦遵之削节。史称《顺治实录》重修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四年十二月告成，其书即蒋氏《东华录》所从出，尚无“皇父”之讳，则其后《世祖实录》必尚经校改也。

“皇父摄政王”之体制仪注，今无完确之文献足据，所可知者，凡朱笔批票本章，皆用“皇父摄政王旨”字样，不用皇帝朱批，一也。皇父虽较皇帝为尊，而其仪注则次于皇帝，内外题奏或仅称“皇上”，或仅称“皇父摄政”，或“皇上”“皇父摄政王”并称，但无列“皇父摄政王”于“皇上”之前者，二也。“皇父摄政王”告群臣称“旨”，皇帝告君臣称“敕”，三也⁽³¹⁾。又顺治六年赐祭朝鲜国王礼物，皇父与皇帝所赐亦有差别，其单如次⁽³²⁾：

据此可知“皇父摄政王”之一切体制均下于皇帝，与“太上皇”固不同也。

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之时日，《东华录》与《清实录》，《清史稿》所载各不同：

蒋氏《东华录》卷六曰：（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初八日），恭奉太祖配天，四祖入庙，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文曰，“……溯推原本，追崇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高祖妣为原皇后；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曾祖妣为直皇后；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祖妣为翼皇后；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为宣皇后。聿成大典，敷布多方，备此明禋，预申虔告”。余文同覃恩大赦。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九页）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一曰：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十一日），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尊四祖考妣帝后尊号，礼成，诸王群臣上表称贺，是日大赦天下。诏曰，“……特大赦天下以慰臣民，应行事宜条列于后：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院部大臣集议具奏……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王氏《东华录》曰：（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冬至（初八日），祀天于圜丘，奉太祖武皇帝配享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高祖妣为原皇后；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曾祖妣为直皇后；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祖妣为翼皇后；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为宣皇后。上诣太庙致祭上册宝。辛未（十一日）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上列祖尊号礼成，御殿受朝贺，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部院诸大臣集议具奏。”⁽³³⁾

《清史稿》列传五《睿忠亲王传》曰：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此外若清国史馆《宗室王公传》中之《多尔衮传》及《清史稿·世祖本纪》皆削而不书。据蒋氏《东华录》及《清史稿》本传说，多尔衮称“皇父”，盖与覃恩大赦同时；据《清实录》及王氏《东华录》说，则在覃恩大赦以后，经群臣集议而始定。考是年十一月辛酉朔，戊辰冬至祀天为初八日，辛未覃恩大赦为十一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有十一月十一日覃恩大赦诏（图一），文与《实录》同，则皇父之称盖经群臣集议而后定；是称“皇父”确在十一日以后，然其时日尚有待于新史料之证明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库档案已封存，无可取证；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顺治五年十一月题本为数较少，又无称“皇父”者。今所见旧档，称“皇父”最早者为史语所藏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工科给事中魏象枢《圣朝大礼既行亟请更正会典》揭帖一件耳⁽³⁴⁾。

1936年7月25日北平西城

小将坊胡同二十三号

篇中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清代档案均李光涛先生检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档案均杨向奎先生检示；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清实录》由刘官谔、单士元两先生检示；满文均由李永年先生音释：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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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惟孟心史先生以为皇父之称犹古之尚父，见《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2) 其后以御史赵开心言，改称皇叔父摄政王，但玉宝仍作“叔父摄政王宝”，北大藏有钤宝之令旨。

(3) 见顺治四年四月丁酉，《东华录》顺治八。

(4) 四和硕大贝勒之称见天聪四年六月阿敏罪状谕。

(5) 见天聪五年十月癸亥，《东华录》天聪六。

(6) 见《清史稿·后妃传》，四页，及天命《东华录》。

(7) 事在顺治六年六月壬寅，见《东华录》顺治十二，及《清史列传》二《多尔衮传》。

(8) 顺治三。

(9) 同上。

(10) 顺治七。

(11) 顺治二。

(12) 顺治三。

(13) 顺治二。

(14) 顺治五。

(15) 顺治四。

(16) 同上。

(17) 顺治九。

(18) 顺治十六。

(19) 顺治五。

(20) 顺治十。

(21) 顺治十八。

(22) 《清史列传·睿忠亲王传》及乾隆《东华录》。

(23) 《东华录》顺治十八。

(24) 均见故宫博物院印本卷一及卷二。

(25) 叶德辉刻本卷二第四十页。

(26) 叶刻本卷三第三页。

(27) 高宝诠《元秘史李注补正》卷二第九页。

(28) 蒋氏自序曰：“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案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抄，逐年编载，祗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

(29) 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丁亥尝修葺一次，见《东华录》顺治二十。

(30) 多尔衮夺爵后，凡文书涉之者概称睿王，亦有称墨勒根王者，详见拙作墨勒根王考。

(31) 《明清史料》二九三，五一七。

(32) 《明清史料》六六八。

(33) 卷十一。王氏《东华录》本从《清实录》出，但未录全文亦明言其为覃恩之公告；又《实录》外间罕觌，故并录之。此据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本。

(34) 今畿辅丛书本《寒松堂集》卷一收有此疏，已芟刈皇父字样矣。

墨勒根王考

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十二月初九日戊子，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卒于喀喇城。二十五日甲辰，追封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凡十四字，时太祖、太宗尊谥亦均十四字）庙号成宗，袝于太庙。（蒋氏《东华录》六及《清史稿》列传五本传）八年辛卯二月十五日癸巳，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私制帝服，及生前逆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多尔衮罪状，二十一日己亥，乃诏示天下追夺封号，并其母妻所得封典，（母曰孝烈武皇后，妻曰义皇后，见蒋氏《东华录》六及《清史稿》传五。）其嗣子多尔博亦归本宗。（《清史列传》五。多尔博本豫亲王多铎子）

多尔衮执政久，内外庶政多与之相关涉；既追夺封谥，凡事涉多尔衮者，官书概避称“睿王”。王氏《东华录》顺治八年辛卯闰二月乙亥（二十八日），刑部审议刚林等罪状，议称，“刚林初在盛京，曾犯大罪应死，蒙皇上恩宥，乃不思感激图报，反依附睿王，朝夕献媚。”（顺治十六）九年壬辰正月乙未（二十三日），“郑亲王、巽亲王会议具奏，向睿王于诸臣皆得恣意妄行，以索尼为主报效，不惜性命与之抗拒，恶之，遂托言遣祭昭陵，无故削职，令守昭陵。臣等议，索尼功大应留，优升二级，于二等伯再加一级为一等伯”。（顺治十八）十年癸巳（1653年）三月丁亥（二十一日），“谕工部，睿王坟园因伊罪恶竟行废坏，似属太过；其房屋门墙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令信郡王拨人看守”。（顺治二十）八月己丑（二十六日），谕礼部，“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顺治二十一）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正月戊戌（十三日）谕诸王大臣等，“……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故于满兵之艰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顺治二十四）十六年己亥（1659年）十月乙卯（二十八日）“先是上谕议政王大臣等，巽王满达海，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谄媚抗朕之睿王，及睿王死分取其人口财货诸物……朕故宣示其罪……”。（顺治三十三）凡此均其例也。

顺治八年以后，章奏中往往有称“墨勒根王”者，其时宗室及藩王中均无此封号，官书亦不载，然以其事迹考之，盖即多尔衮也。

顺治十年四月初六日，刑部尚书交罗巴哈纳为公报故明宗室朱同事题本，（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又据兖州府署印推官刘中砥呈复……再查前日奉旨严缉务获，乃墨勒根王之行；近奉恩纶宽宥明宗，乃皇上之恩纶也，或宽限仍缉振会，或缓赦转请从宽，此典出自宪台，非卑职所敢轻议”。

又，“……查核已数，往返推敲又极详切，该县之印结并阖乡保之结状昭然，适与恩赦相符。朱同，振会，锡侯，宁所，自应概为宽释。况严缉振会乃墨勒根王之行，宽宥明宗，实皇上新猷之焕也”。

又，“今查朱同原系故明宗室，实未谋叛，止因怀疑滋惧，随改姓易名，于顺治七年三月十三日奏旨究拟，屡因无明宗应拟正律，不敢擅释，是以就‘谋叛未行为首’律拟绞，尚未结案。……今案查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皇上躬亲大政恩诏（是日颁诰大赦天下）……即为具题释放”。

案顺治七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已罢辅政，（济尔哈朗以四年二月罢信义辅政叔王，见《东华录》顺治八）豫亲王多铎亦已前卒；（多铎以四年七月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三月卒）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三人虽理六部事，但仅以不须入奏者为限。（《东华录》七年二月辛亥，顺治十四）其时执政者惟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而已。内外政事批票红本，概以皇父摄政王谕行之，此云“顺治七年三月奉旨究拟”，又云“前日奉旨严缉务获，乃墨勒根王之行”，则所谓墨勒根王者，非摄政王多尔衮莫属。

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刑部尚书图海等，为请旨同户部会议事题本（北京大学藏），“据额伦告称，我哥哥家管家吞太，他自巧饰，将我家人十户，并我哥哥家人两户，共十二户开出。有墨勒根王抢北京来后，我们听见，到户部说，‘与他们开户我们原不知道，今可还写在档上。’有户部大人查档。吞太等他自己将人口开出，屡次亦有开出，亦有写入档内者。开户伦亦不知道，我家管家也不知道。若果将我家人十户分出，我家管大（家）为何不去写，岂肯教别人家管家去写？户部问吞太等供称奴才是实等语。查档，家里档上的也有，分写的也有，故此将家产断与我。启叔和硕郑亲王说户部徇庇。交与刑部。吞太等又巧辩我不是奴才。因此户部大臣问罪，吞太等十二户断出，叔王同刑部审结，差刑部章京老插到北京启墨勒根王。老插回说，王爷吩咐户部大人问罪，吞太等十二户断出，将我哥哥因占各户人口有罪免罪，后再做这样，决不轻放等情。……”

济尔哈朗以顺治元年九月扈世祖入北京（《清史列传·宗室王公传》二），五年九月拜定远大将军征湖广，七年正月凯旋，此外未尝离京师。此云“叔王同刑部审结”，又云，“到北京启墨勒根王”，盖当济尔哈朗未在北京时；然南征不得复同刑部结案，则此事尚在世祖未入关前也。世祖初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同辅政，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济尔哈朗与世祖仍留关外。其时虽未迁都，而内外政令均由多尔衮于北京发之。此案既经叔王与刑部审结，而复差刑部章京到北京启墨勒根王，则墨勒根王之权位必远在六部及郑亲王之上，以当时制度推之，除多尔衮无足以当此。题本中又有“墨勒根王抢北京”之语，亦即指多尔衮之率兵入关；此抢字盖档案中遗存之珍贵史料也。济尔哈朗以顺治九年二月再封“叔和硕郑亲王”，此本乃就其后封爵而言，非当时即有此称。

顺治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内大臣鳌拜等，为给白塔人役口粮事题本（北京大学藏）“内有墨勒根王下打牲人四百一十五名，亦交与辛太监管属”。

此本无可资证。然王公之打牲人而劳内大臣为之分配管属，则其封爵已除可知。顺治十年时王爵黜革者惟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及郡王劳亲数人，（劳亲以六年十月封亲王，七年八月改多罗郡王，均无封号；官书但称“王劳亲”，或称“劳亲王”）证之前列两题本，则此墨勒根王亦指多尔衮也。

墨勒根王，满文题本作（墨，额，哷歌额，恩；翰阿，昂Mergen Wang），汉语为聪明王，盖即汉文睿亲王封号所从出。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清太宗征察哈尔多罗特部，胜之，三月戊辰（初七日）还沈阳，于途中大宴。太宗曰，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于是名贝勒多尔衮为墨勒根代青（见《东华录》天聪三，《清史稿》本传作墨尔根代青，《武皇帝实录》作默里根歹青）亦即此字。墨勒根于满语本为善射者之称，引申而为聪明之义，代青daicin则蒙古语“统率者”也。

据此，可知所谓墨勒根王实即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既夺爵，章奏中不愿见其名，乃以满语旧封称之，亦犹官书之称睿王也。俞正燮《癸巳存稿》九《墨尔根王府》条称，“墨尔根王为睿亲王……今墨尔根王府在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乾隆时所立也”。是道光时仍沿其称以名睿亲王。墨尔根王之号，疑为入关前世俗通称，其后官书之称“睿王”，即用其例，故不称睿亲王。满语名称能久传于后，应亦以当时习用之故。

1936年10月北平小将坊胡同23号

释“阿玛王”

清初耶稣会士之书牍及著作中，时见Amavan或Amawang之名，国内译籍或译为阿玛王，实即多尔衮也。

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四十九《汤若望传》，有“皇叔阿玛王”，（一九八页）及“先是阿玛王擒永历太后例纳（Helene）及其他妃主送京师”（一九九页）之文。其原文未见，而擒永历太后事则甚可疑。案永历时称太后者有二，一为桂端正常瀛正妃，一为永历生母。桂王正妃或云王氏，（《明史》一二〇，《行在阳秋》，《粤游见闻》，《南疆逸史》，《南明野史》卷下）或云马氏，（《明季南略》十四《永历骑射》条。）时称太后；永历生母或云马氏，（《逸史》）或云范氏，（《野史》）或云王氏，（《南略》）时称圣后，徽号曰昭圣仁寿太后（《南疆逸史》）。当日与永历皇后并称“三宫”。永历五年，即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永历太后殁于田州，七月十八日葬两江之宋村山，谥孝正。（《南明野史》卷下，《行在阳秋》失载。《南疆逸史纪略》三作葬南宁杨美山）无被清廷俘获事。至圣后则随永历迁安龙，迁云南，入缅甸，复为缅人送之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与爱星阿奏捷，所谓“永历及其眷属全获无遗”，（王氏《东华录》康熙二）即有圣后在，（《行在阳秋》永历十六年四月皇太后王氏不食崩，他书未见）永历蒙难，圣后及后嫔俱入京，（《南疆逸史纪略》三）其时多尔衮逝世逾十年矣。多尔衮摄政时，孔有德等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即永历元年）十二月尝俘获永历太子及朱明宗姓等二十七人，（王氏《东华录》顺治九）其中不闻有永历太后或妃嫔，《汤传》所记必有误。案永历太后笃信天主教义，永历太监庞天寿与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相从甚密，均见之西方载籍，《汤传》所指必为永历圣后，而其年时则在永历遇害之后，但擒之者非多尔衮耳。

然吾人不能以此而疑阿玛王之非多尔衮。

中国现实情形（The Present State of China）第一书（Letter Ⅰ）载Lewis Le Comte，Jesuit致Pontchartrain书称：

鞑靼王崇德（Tsonte）无暇享受他的战胜之一切。他仅即帝位而死，遗留行政的管理和六岁幼子的照顾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名阿玛王（Amavan），征服了所有尚未归服的省份。一个亲王应得的钦慕，不仅为他的勇敢和品行常常留意于成功，而且亦为他的忠贞和本分。当幼王及龄，他即交还他的政权，并且尽力在帝国中效忠新王，像他当年为他自己一样。

书中所述，其时其人就清史证之非多尔衮莫属，而其事则微异，盖异国远人追述旧事不能近真。（氏于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抵北京，书牍当作于其时）

阿玛王，其字源于满洲文之，音斡阿昂，即汉字王爵之王对音，音阿玛，华言父也，两字译言父王。多尔衮摄政后，其满文称号莫不系此二字。所谓“皇叔父摄政王”，在满文无“摄政”字而有“阿玛”字。见之文书，铸之印信。余疑当日世祖（顺治）在宫中于多尔衮亦必有此称，即世俗所谓“寄父”也者，故登之称号，以为独尊。（参看《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

多尔衮生平称号最多，天命、天聪时俗称之九王，天聪二年赐号墨勒根代青。崇德元年封睿亲王，世祖即位称摄政睿亲王，顺治元年十月封叔父摄政王，通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改皇父摄政王，既卒（顺治七年十二月）谥成宗义皇帝，削爵谥（顺治八年二月）后官书称睿王，俗称墨勒根王，乾隆四十三年追封谥曰睿忠亲王。此均见之官私记载，确然无疑。毛奇龄《后鉴录》又称之为台星可汗，当必有所据。台星之原文未详，疑与墨勒根代青之“代青”同源，或蒙古人于多尔衮摄政后尊之为可汗，故有此称也。

1940年11月17日昆明

靛花巷雨中，时离北平三年

多尔衮与九王爷

王氏《东华录》，顺治四年（1674年）四月壬申朔，“庚辰（初九日）顺天巡按廖攀龙奏剿土寇捷音，奏内称皇叔父摄政王为九王爷，命革攀龙职，下刑部拟罪”。（顺治八）其事甚可怪。时多尔衮摄政已四年，如旧无九王之号，攀龙何所据而敢以之入章奏。如确有此称，又何为革职拟罪？

明末档案称多尔衮为九酋，（《明清史料》乙编五七一页）阿济格为八酋。（同上丙编五六九页）日人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尝引朝鲜孝宗李淏为世子时手记，其中记诸王拥立世祖事，称礼亲王代善为大王，英亲王阿济格为八王，多尔衮为九王，豫亲王多铎为十王：（但焘译本上二，一〇五页）是多尔衮之号九王爷，凿然有据，非同虚构矣。

多尔衮为清太祖第十四子，依序宜称十四王，（嘉庆中，宣宗以皇二子称二阿哥，端亲王绵忻以皇四子称四阿哥。道光时，恭亲王奕以皇六子俗称六爷，醇亲王奕以皇七子俗称七爷）不得称九王。如依爵，多尔衮之权位甚尊，不得列第九。然则“九王爷”之称又何所自？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乙酉，清太宗称尊号，改元崇德，建国号曰清。二十三日丁酉，叙功，册封代善为兄礼亲王，济尔哈朗为郑亲王，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岳托为成亲王，阿济格为武英郡王，（王氏《东华录》天聪十一）是为清代封王爵之始。其后硕塞之封承泽亲王，尼堪之封敬谨亲王，博洛之封端重亲王，阿巴泰之封饶余郡王，瓦克达之封谦郡王，勒克德浑之封顺承郡王，均在顺治时。崇德中封王者既仅七人，不应有“九王爷”之号，则当时此称，不专指王爵而言可知矣。

清太祖时，尚无王爵称号，（其后亲王、郡王之王字，在满洲文均依汉字对音）惟贝勒最尊，国人往往依其爵秩仿汉法称之曰王。其后于贝勒上复立亲王、郡王二阶，王与贝勒乃别为二，《清史稿》、《东华录》诸书所称大、二、三、四贝勒，在《太祖实录图》汉文注及《太祖武皇帝实录》均作大、二、三、四王，而在《满文老档》及《实录图》满文注仍作贝勒。（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谓，“崇德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之贝勒汉文俱作王……乾隆重修之《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复改大王、二王之王字，仍为贝勒”。（见民国二十五年《故宫文献论丛》，论述二）天聪四年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有“钦奉皇帝敕旨八王□令旨”之语，（《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一三五页照相）此八王即阿济格，乃贝勒也。是则译贝勒为王，在天聪初已然。代善时号大贝勒，而李淏手记称之为大王，可知手记中之所谓王，实即《史稿》、《东华录》及诸官书所称之贝勒。九王即九贝勒也，然其事不见于官书，殆俗称耳。

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太宗），在太祖时四人并列。代善为太祖第二子，号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太祖第五子，号三贝勒；皇太极为太祖第八子，号四贝勒；而阿敏以太祖弟子亦号二贝勒。据此，可知当日之序列，不以太祖之子为限，亦不专依长幼，惟就同爵秩者以年齿定其先后之序。多尔衮之序列第九，称九王爷，盖亦如此。（《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于甲寅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二十日条下，称莽古尔泰为太祖三子，皇太极为四子，盖因三贝勒、四贝勒而误）

清太祖、太宗时，大、二、三、四贝勒（即大、二、三、四王）之称，见之于官书；八、九、十王（即贝勒）之称，又见之于朝鲜世子手记及明末档案；然则五、六、七三王（贝勒）又何人乎？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八月太祖殂，九月朔，诸贝勒议请皇太极继大位，是为太宗。《东华录》称，太宗既立，欲诸贝勒共循礼仪，行正道，交相儆戒。九月初二日辛未，率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十四人誓告天地。此十四贝勒中，阿敏及济尔哈朗为太祖弟舒尔哈齐子，为太祖之侄；杜度为太祖长子褚英子，岳托、硕托、萨哈廉三人为代善子，豪格为太宗子，均太祖之孙；其余七人则为太祖之子。（天聪一）《东华录》中备载盟誓全文，其衔名序列如此，必有所据。

誓文中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三人，列于代善等三人与阿济格等三人之间，益以清太宗适共十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皇太极既称大、二、三、四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又号八、九、十王，则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岂所谓五、六、七王欤？至杜度以下五人，与代善等行辈不同，故虽同为贝勒而不得随之序列。

《太祖武皇帝实录》称，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二日，太祖与带善（代善），阿敏，蒙古儿泰（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垒（德格类），迹儿哈朗（济尔哈朗），阿吉格（阿济格），姚托（岳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求福佑；（见卷三，此事《东华录》失载）天命九年（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太祖与蒙古胯儿胯（喀尔喀）缔盟，二月与廓儿沁（科尔沁）缔盟，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阿巴泰），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寨桑武），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杜度），姚托台吉，芍托台吉（硕托），沙哈量台吉（萨哈廉）十三人与誓，列名号誓词中。二者均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领首，盖以其为四大贝勒。（卷四）六年祝天殿以岳托，九年誓词殿以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均以子侄继伯叔，行辈秩然，亦与十一年誓文同。然其间名号则小异。六年四大贝勒下列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少阿巴泰、多尔衮、多铎。无多尔衮（十岁）、多铎（八岁）者，应以二人年尚幼，其无阿巴泰则以爵秩未崇未能与闻。阿巴泰为太祖第七子，母曰皇妃伊尔根觉罗氏，（《清史稿》、《东华录》作侧妃，《武录》作皇妃。）太宗即位后尝自求和硕贝勒，代善等共责之，以为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托、硕托，早从五大臣议政；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在太祖时使领全旗，先入八分，阿巴泰不应与之比拟；可知其爵秩次于诸人，故迄九年始与盟誓之列。九年誓词中德格类下多寨桑武一人，其人为舒尔哈齐第四子，济尔哈朗兄，《史稿》无传，天命六年三月尝与德格类安抚三岔河海州，九年以后事迹无闻，或其已死，故十一年共誓不与。据此，是名号预否虽有不同，而其先后次第未尝或紊，其为当时规制可知。

太祖十六子，长子褚英早逝，太宗时存者，前述八人而外，尚有阿拜（三），汤古岱（四），塔拜（六），巴布泰（九），巴布海（十一），赖慕布（十三），费扬果（十六）等七人，当时阿敏等以弟子尚得号贝勒，而七人皆太祖子竟无与，此亦清代“皇子不必定封王”祖制所自始，而诸人母氏贵贱亦有关。《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后者四：一为先娶之后，即褚英、代善之母，其后官书改称元妃；一为继娶之后，即莽古尔泰、德格类之母，官书改称继妃；一为中宫皇后，即皇太极之母，官书称孝慈高皇后；一为继立之后，即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之母，官书改称大妃。此诸后所生之子，莫不与贝勒之选。《武皇帝实录》中称皇妃者一，即阿巴泰之母，官书改称侧妃；又称妃者三，即余子之母，后官书改称庶妃；《清史稿》传四《太祖诸子传》称阿拜一母，汤古代、塔拜一母，巴布泰、巴布海一母。《武皇帝实录》于太祖诸子遗赖慕布、费扬果，《东华录》遗费扬果，据《史稿》则赖慕布母亦庶妃，而费扬果不详所自出。此诸妃所生之子，惟阿巴泰预贝勒，母称皇妃，盖其位较他妃为尊耳。或谓费扬果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余更疑其人即《武皇帝实录》所言八固山中四小王之一（天命十一年六月），而太祖预使领全旗而由皇太极代主者也。当时未预共誓者或以年幼之故。（多铎仅十三岁，费扬果应更小）

据上述推之，可知清初俗有十贝勒之称，亦曰十王，起自天命季年，其人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也，阿巴泰为太祖第七子，本太宗之兄，依齿不应列太宗下，但太宗封贝勒在前，早有四贝勒之号，且清初“大贝勒”与“诸贝勒”爵秩亦有等差，此阿巴泰所以仍居第五也。《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有“十固山执政王”之称，与此不同，或纂述偶误，今本《实录》删之仍称八旗是也。

五、六、七王之称，记载罕见，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三十三，天启七年三月登莱巡抚李嵩塘报，有“天启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辽总兵毛文龙揭帖，正月十四日奴兵八万余众兵犯抢，大王子带领四万余贼实抢铁山……十六日大王子急调铁山六王子兵来，云务要并力夹攻，活拿职去”一条，其所谓王子即贝勒。抢铁山盖指朝鲜之役，事见天聪元年三月十四日辛巳《东华录》，录称，“阿敏等奏，正月辛巳（十三）至明哨地……壬午（十四）夜薄朝鲜义州，竖梯攻城……是夜分兵捣毛文龙所居铁山，杀明兵无算，文龙遁往岛中未获”即此事。（天聪二）当时奉命统兵征朝鲜者有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六人，《东华录》暨《史稿》本传失载分兵攻铁山之人，所谓六王子者谁属莫能决。六王子是否八王之讹亦莫定。此役代善未尝从，所谓大王子者亦误也。然而当时确有六王子之称则据此可知。（朝鲜世子手记称济尔哈朗为幼置王，或其称在前，遂沿用不改）

顺治而后，多尔衮以皇叔父王摄政，位在诸王上，廖攀龙仍以旧爵俗称呼之，宜其获罪，非当时别有所讳。

1936年11月16日北平旧作

1944年4月2日改订

清史语解

读史之难，难于熟知史乘用语之当时含义，其杂有异文殊俗者为尤甚。清社之覆，去今仅三十年，然读《史稿·礼志》“堂子祭天”，“坤宁宫祀神”所述，已不识所谓。吾侪生长清季，颇闻其典章往事，且复如此，他莫论矣。清代入关之初，立制多沿旧名，观于开国诸臣与雍、乾以后诸臣列传，及《东华录》所节太祖、太宗与世祖《实录》，可以窥其邅递之迹，而读史者亦殊其难易。往尝有志于读史释词之作，顾惭谫陋，不敢自信。近陈寅恪先生于《读书通讯》论史乘胡名考证之要，读之心喜，因取清史习见满语加以诠释，明其本义，申其蕴潜，广三史语解之简约，异厉氏拾遗之驳芜，聊当初读清史者翻检之助，以言考证则吾岂敢。

一齐下喇哈番

或作一齐虾喇哈番，官名，就是汉文郎中。崇德三年七月改订官制，定各衙门有理事官，顺治时改称郎中，十五年七月定满字称一齐下喇哈番。初秩三品，后改五品，又改四品，康熙九年定正五品。分司理事，各有专职，所以通称为司官。

一齐额尔机哈分布勒哈番

官名，汉文称右通政。通政使司初设有左右通政，满员三品，汉员四品，顺治改正五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乾隆十三年四月裁。

一尔希哈番

官名，汉文称少卿。初大理寺少卿满员三品，汉员四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太常寺少卿定正四品，光禄寺少卿正五品，鸿胪寺少卿从五品。

土黑勒威勒

清初凡职官及世爵犯罪较轻者，多罚“土黑勒威勒”，就是轻的罚俸。“土黑勒威勒”一词，在《清史稿·刑法志》，《清会典》同《会典事例》的吏部、刑部，《清朝通志·刑法略》，《清朝文献通考·刑考》，全没有提到，所以当初制度不详。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土墨勒威勒》条，只说，“顺治中百官罚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中尚沿旧制，未久停止”。也没有说到办法。

天聪七年二月十七日己卯，王氏《东华录》称：

先是库尔缠……遣往朝鲜……及至彼国，复索烟、币诸物，比还，为部中人搜获。法司议革职治罪，上宥之，但罚“土黑勒威勒”。（天聪八）

崇德三年三月初一日甲子，王氏《东华录》称：

先是行猎博硕堆时……席翰、康喀赖二甲喇合围中断……贝子硕托……令伦拜、屯齐哈二甲喇驻其断处，及回队后见屯齐哈围亦断。……遂……送伊等于兵部议罪。议革席翰、屯齐哈甲喇章京任，罚马……罚康喀赖“土黑勒威勒”。……上命革锡翰、屯齐哈甲喇章京任，免罚马，仍罚“土黑勒威勒”，康喀赖亦罚“土黑勒威勒”。（崇德三）

崇德七年正月初七日丁丑，王氏《东华录》称：

召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集笃恭殿，谕曰：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公俱有一定名号，今不遵定制概称王贝勒，何以示别耶？此后若有违禁妄称者罚“土黑勒威勒”，闻人谄奉僭称而不斥责者俱罚“土黑勒威勒”。（崇德七）

崇德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己丑（原作己酉误），王氏《东华录》称：

上幸马馆，见部臣役民夫修路不分高下皆增土修治。以工部役民无状，罚承政萨木什喀、参政裴国珍，启心郎喀木图“土黑勒威勒”。（崇德八）

此四条《清史稿·太宗本纪》及诸人本传均不见。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癸卯，王氏《东华录》载：

论征明违律将士罪……杨古利出边时不劝武英郡王殿后，坐是罚“土黑勒威勒”。（崇德一）

此事《史稿》本纪亦不见，《杨古利传》（列传十三）仍作“罚土黑勒威勒”，没有解释。天聪四年十月十六日辛酉，王氏《东华录》称：

谕曰：时值编审壮丁……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罚“土黑勒威勒”，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罚“土黑勒威勒”。（天聪五）

《清史稿·太宗本纪》一叙此事只说，“谕编审各旗壮丁，隐匿者罚之”；《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叙此事也只说，“今时值编审壮丁，如有隐匿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等俱坐以罪”（页六五九六），全没有说到“土黑勒威勒”的本义。崇德三年七月十六日丁丑《东华录》：

谕礼部曰：……凡出入起坐有违误者，罚“土黑勒威勒”。一切名号等级久已更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崇德三）

这分明是两回事，可是《史稿·太宗本纪》二把他连为一起，说：“出入坐起违式及官阶名号已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崇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辛未，《东华录》称：

叶臣坐其下顺托惠挟仇强夺额克亲俘获妇女，罚“土黑勒威勒”，仍鞭顺托惠一百，贯耳鼻。（崇德三）

此事《史稿》列传二十《叶臣传》不载，《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叙此事，只有“顺托惠鞭一百，贯耳鼻”，（刑一）而没有说到叶臣。据此可知“土黑勒威勒”一词，后来的史官已经不大知道他的意义，所以遇着他总是含糊规避。至于处罚的办法更难知了。

蒋良骐《东华录》八，顺治十八年四月，有根据红本记录一条，我们就之勉强可以知道一些罚“土黑勒威勒”法则。原文是：

吏部尚书伊图等题：“为本年三月奉旨，‘部院官员罚土黑勒威勒者，不论有前程与白身，应照职任处罚。或任大罚少，或任小照前程罚多，似属不均。尔部照依职任大小分别议奏。钦此。’臣等谨遵旨议得，凡部院尚书有一品二品者，侍郎有三品二品者，郎中有三品四品五品者，员外郎有四品五品者。主事有四品五品六品者，其品级先后所定之例虽异，俱因除授部院之职支俸，为部院事务罚‘土黑勒威勒’，俱各照职俸每十两罚一两。若此内除部院职任之外有大任大前程者，除大任大前程之俸，亦照依部院职任按俸罚处可也。’奉旨“依议”。（卷八）

此谕不见于《清史稿》及王氏《东华录》。所谓部院职任是指现任的本职，所谓大任是指临时的差遣，所谓大前程是指世袭的封爵。同一官职而品级不同是清初政策，满汉官员不一致，职任繁简亦有分别。据此“土黑勒威勒”罚则是十分之一，但是职任品级规定不同，各人兼职不一，俸给标准不免参差，至是始定依现任本职俸给处罚。

这种轻微的罚俸，我们推想是满洲旧俗，源于薄扣工资，所以仍用满语旧名，其上更有罚牛马、罚银、罚赎身、革前程等，以治更重之罪。这是一个系统。

入关后，另外还有较重的罚俸。顺治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戊戌，工部侍郎刘昌因奉差事竣不先还朝竟自回家，罚俸一年。（《东华录》顺治十八）顺治十年四月初九日甲辰，大学士陈名夏，尚书陈之遴因议任珍罪主张勒令自尽，不合典例，罚俸一年。（顺治二十）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乙卯，吏部尚书朱玛喇等以误诠房之骐为山东驿传道，朱玛喇赎身革尚书，金之俊罚俸一年调用，木成格罚俸六个月。（顺治二十一）顺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庚戌，吏、户二部以不深究朱世德亏空额税一案，侍郎海尔图、苏纳海、白色纯等革任，并革世职，罚俸一年，启心郎苗澄、韩世琦等留任，罚俸二年。这种重的罚俸是沿袭明法，本来限于汉官，顺治十一年正月以后，因祁通格之言亦加于满员。（顺治二十六）上面朱玛喇不罚俸，海尔图罚俸，就是这个原因。这又是一个系统。

在同一期间，两种不同系统的罚则并行国内，自然不妥，而且不公。所以康熙十年六月参合两者又定了罚俸自一月递增至一年的法则。（《东华录》康熙十一）凡依律文，公罪应笞一十者罚俸一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杖六十罚俸一年。私罪应笞一十者罚俸两月；二十罚三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后来又有抵消办法，凡因功记录一次者抵罚俸六月，因军功记录一次者作二次计，抵罚俸一年。见《会典》卷六。自此以后，“土黑勒威勒”一词遂不常见，而他的意义也就湮没了。

1943年8月26日昆明

牛录额真

又作牛禄厄真，明人记载作牛鹿。牛录汉语是大箭，额真是主。满洲旧俗，凡出猎行围，每人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旗，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清太祖自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五月起兵以后，相从的人日多，但还没有一致的组织，凡出师行军不论人数多寡全依照族党屯寨而行。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始将部众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立一牛录额真管属。于是牛录额真成为官名，而牛录亦成为满洲兵民组织之基本单位，八旗制度即基于此。初时满洲人口不足，兵民不分，牛录是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军队单位，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就是一旗。旗制创始年月，现已无考，只知原有四旗，后增为八旗。其后兼并渐广，人口增多，无须人人作战，改用选拔军士办法，于是牛录成为单纯之行政单位，牛录额真只“掌稽所治人户田宅兵籍，以时颁其职掌”。（《会典》九十五）又以人户滋生日蕃，每衍殖三百人别增一牛录，于是甲喇、固山之组织亦渐改。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四月定管牛录者称为牛录章京，即前此之牛录额真，顺治十七年三月，又定牛录章京汉字称为佐领，秩正四品遂永为定制。太祖建国以前，东北地方部落甚繁，种姓不一，凡有挟丁口来归者全籍为牛录，使他为牛录额真领其众，顺治时定汉字称为世管佐领，（《史稿》列传十四《博尔晋传》）其余的为普通佐领。但各族归附不同，情形不同，牛录编立其牛录额真人选除授亦不同，于是演成不同之制度。《清朝通志》六十八说：“佐领（即牛录额真）之制，有世袭，有公中。世袭佐领有四等：国初各部落长率其属来归，授之佐领以统其众，爰及苗裔曰勋旧佐领。其率众归诚，功在旗常，得赐户口者，曰优异世管佐领。其仅同弟兄族里来归，固授之以职，奕叶相承者，曰世管佐领。其户少丁稀合编佐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者，曰互管佐领。皆以应袭者引见除授。公中佐领则因八旗户口蕃衍，于康熙十三年以各佐领拨出余丁增编佐领，使旗员统之。”

《清会典》九十七，将优异世管佐领与世管佐领并为一，统称世管佐领，其子孙递袭佐领办法并有详密之规定。《清史稿》列传十四《康果礼传》称，“康果礼……为绥芬路屯长……与其弟……率丁壮千余来归，太祖……分其众为六牛录，以康果礼……世领牛录额真”。这就是所谓勋旧佐领。《清史稿》列传二十三《逊塔传》称，“逊塔……安费扬古孙也，父硕尔辉。安费扬古既卒，太祖以所属人户分编牛录，授硕尔辉牛录额真。卒，逊塔嗣”。《清史稿》列传十七《武理堪传》，“太祖初起，武理堪来归。……旗制定……分辖丁户为牛录额真……二子吴拜、苏拜。……吴拜已代父为牛录额真”。这就是所谓优异世管佐领。至于世管佐领、互管佐领，更不胜举。在天聪八年四月至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之间，又有所谓牛录章京世职，如《清史稿》列传十七《阿什达尔汉传》，“（崇德）六年……降世职为牛录章京”。《安达立传》，“天聪九年授牛录章京世职”。（《史稿》列传十七《附鄂莫克图传》）这与牛录额真、牛录章京、世袭佐领均无关，而是一种褒叙勋绩，酬庸懋赏的世袭的封爵。牛录章京世职在顺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甲申改为拜他喇布勒哈番，（顺治《东华录》九）乾隆元年七月十六日戊申，又改称汉文骑都尉。

扎兰达

《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顺治十六年，“定京城贼盗伤人该管官处分之例。兵部以京城被盗伤人，拟该管扎兰达罚俸，拨什库鞭责。上以所议太轻，命将扎兰达革职，拨什库送刑部拟罪，著为例”。案《清会典》九九《步军统领》下有捕盗步兵尉掌“缉捕盗贼稽查奸宄”，《清朝通志》六八作捕盗校，疑即所谓扎兰达。

扎拦厄真

即甲喇额真。

扎尔固齐

扎尔固齐为清太祖时官名。又作扎儿胡七，即《元史》之扎鲁忽赤，所谓断事官也。（《元史》八七《百官志》三《大宗正府》）《清史稿》列传十三《巴笃理传》，“太祖察巴笃理才，使为扎尔固齐”；又列传十五《额尔德尼传附噶盖传》，“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又列传十五《满达尔汉传》，“父雅虎率十八户归太祖，太祖以为牛录额真，隶满洲正黄旗，擢扎尔固齐”；全没有说到职掌。惟《史稿》列传十二《费英东传》说，“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

案《清史稿·太祖本纪》，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以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东华录》乙卯年十一月纪其事，说：

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太祖）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闻。（天命一）

据此，扎尔固齐职掌似乎全在听讼。但费英东于任扎尔固齐后奉命伐瓦尔喀部，巴笃理任扎尔固齐后积战功授游击，雅虎任扎尔固齐后伐东海卦尔察部，并不专司听讼。当时文治武功未尝分离，扎尔固齐是太祖部下综理军民的高级官吏，权秩很崇，一时任其职者，如费英东、巴笃里、噶盖、雅希禅（《史稿》传十四）、博尔晋（同上）、阿兰珠（《史稿》传十三《附西喇布传》）、雅虎之流，全是才猷懋著文武兼资的，所以他们的职务不仅限于初审审判，无事时在内理民，有事时率众出征，《实录》及《东华录》不过举其一端而已。

扎尔固齐之设置，《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东华录》全系于太祖天命前一年乙卯（万历四十三年，1615）之末总叙内，《清史稿·太祖本纪》亦如此，但上面加有“是岁”二字。《实录》还是存疑的态度，《史稿》就肯定了。可是我们在诸人本传里看，噶盖任扎尔固齐职在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以前，费英东任职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以前，阿兰珠任职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以前，（本传称“阿兰珠旋擢扎尔固齐，从伐乌拉”，乌拉亡于癸丑。）可见扎尔固齐之设不在乙卯年。费英东于乙卯年列五大臣，《清史稿》列传十二本传称，“岁乙卯……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扎尔固齐如故”；既言如故，必非初设，可见扎尔固齐设置与五大臣不是同时，而在其前。直到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九月，太宗设置八大臣、十六大臣，扎尔固齐始废。

《清史稿·太祖本纪》所说“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一语，亦有可疑。《太祖武皇帝实录》于乙卯年述扎尔固齐只说，“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卷二），所谓理国政听讼大臣满语谓之“达拉哈辖”，都堂就是“扎尔固齐”，并没有说到两者有正副主辅之别。上面所引《东华录》虽有“佐理国事”之语，但其意包括理政听讼大臣而言，是说两者皆佐太祖，而不是扎尔固齐佐理政大臣。扎尔固齐之设远在理政大臣之前二十余年，不应先有副而后有正。费英东戊戌以前已为扎尔固齐，乙卯任理政大臣仍兼其职，及天命五年三月十二日丙戌费英东死，史官仍系其衔曰，“左翼固山额真总兵官一等大臣扎尔固齐费英东卒”，（《东华录》天命三）界属副贰，何必终身兼之？窃疑两者各有职掌，不相统属，而品秩微有高下。在先满洲所属部众不多，以扎尔固齐管理其人民间相互的问题与争议，其后部众日多，相互之关系日益复杂，又有旗与旗间的问题，官署与官署间的问题，这些本来是由太祖自己解决的，所以又设理国政大臣来辅佐。而扎尔固齐的职掌还是在管理其人民间相互的问题与争议，不过他变作第一审，上面更有第二审第三审而已。——当然有战争时还要从征。

扎尔固齐一名，没有确定的汉译。《清史稿·刑法志》三，天聪《东华录》一，均作“理事十大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都堂”，《清史稿·太祖本纪》，诸臣列传及天命《东华录》全用满名。当时满洲称明朝“巡抚”曰“都堂”，扎尔固齐亦称都堂的缘故，大约是比照其品秩而定。

《清朝通志》三《氏族略·呼尔哈氏》条称，康喀赉授扎尔固齐预十六大臣之列。案康喀赉佐管镶蓝旗预十六大臣，见《天聪东华录》一，但扎尔固齐是十大臣，与此无涉，《通志》以扎尔固齐与十六大臣连书，岂太宗时尚沿扎尔固齐之称，抑史官之误？待考。

1943年8月3日昆明

巴牙喇

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摆牙喇、摆呀喇、摆押拉，汉语精锐内兵，后来定汉字译名为护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恨兴兵攻明事称：

次日（十四日）分二路进兵，令左侧四周山兵取东州、马根单二处，亲与诸王率右侧四固山兵及八固山“摆押拉”取抚顺所。（卷二）

《东华录》记其事作：

癸卯（十四日）分两路进，令左翼四旗兵取东州、马根单二处，上（太祖）与诸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护军兵取抚顺所。（天命二）

又《东华录》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壬子称：

（明总兵）李秉诚……来援沈阳，营于白塔铺……我国雅荪率精锐护军二百往侦。（天命三）

《武皇帝实录》作：

李秉诚……来援，至白塔铺安营……满洲雅松领二百健兵探之。（卷三）

同日《东华录》又称：

……乃收军，上（太祖）率诸贝勒引护军营沈阳东门外，令诸将率大军屯于城内。（天命三）

《武皇帝实录》作：

帝（太祖）收兵，诸王各领健卒于东门外教场安营，令众将率大兵屯于城内。

据此，巴牙喇汉字译名未确定前，尚有健兵、健卒等数称，但全不是后来的法定译名。

太祖时，军队以牛录为基本单位，其上辖以“甲喇”同“固山”，全国共分八固山，即所谓八旗。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分八路而进，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当兵刃相接之际，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不令下马，势有不及处相机接应。（《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东华录》乙卯年十一月，天命一）所以在隶属上军队虽分列八固山，但在军队性质上又分为三等，因此演变成后来的前锋，护军，骁骑，步军等制，其最先形成单独组织的是巴牙喇，就是后来的护军。

巴牙喇是在各牛录选拔的精壮，每牛录十七人。（《清会典》九六《八旗都统·兵制》，《广阳杂记》一）据《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

（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帝（太祖）自将诸王臣领大兵取沈阳……令右固山兵取绵甲战车徐进击之，红号巴牙喇不待绵甲战车至即进战。帝（太祖）见二军酣战，胜负不分，令后兵助之，遂冲入。（卷三）

又：

（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遂令（右四固山）绵甲军排车进战东门敌兵，其营中连放枪炮，我兵遂出战车外，渡濠水呐喊而进，两军酣战不退。有红号摆押拉二百杀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杀入，大明骑兵遂走。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俱杀入夹攻之，其步兵亦败。（卷三）

可知巴牙喇的职务偏于策应、冲杀与防护，所以能在固山外自成组织。《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二引天聪七年大阅后清太宗谕八旗护军之言：

如敌不战而走，则选精骑追之，追时护军统领勿往，但引纛结队蹑后而进，倘追兵误入敌伏，或众方四散追逐遇敌兵旁出，护军统领即接战。

用意亦同，更可证明。此事《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初七日丙寅只有“大阅”两字，（天聪八）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他的内容与清初的军令相合，应该是有根据的，不过护军统领之名是史官追改的。上面《实录》所称“白号”，“红号”，《东华录》作“白甲”，“红甲”，是甲胄的颜色，不是固山的旗别。当时八固山的巴牙喇多协同作战不分旗，所以称为“八固山摆押拉”，“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

巴牙喇选自各牛录，而各牛录又属于各王公大臣，所以各王公下全有巴牙喇。天聪五年八月初十日辛亥，《东华录》述围大凌河城之役，有“明人有出城刈禾者，布颜图率兵追之斩三十人，莽古尔泰，德格类下摆牙喇兵斩十八人，济尔哈朗下摆牙喇兵斩十五人”的记载。（天聪六）又九月十六日丁亥有“上（太宗）闻锦州增兵来援，亲统兵前行……上命众军止中途，与多铎率亲随摆牙喇兵二百同往”的记载。（天聪六）这就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谓各王部下摆押拉。此种以主管将领姓名称军队的制度，据《东华录》及《清朝文献通考》一七九说，在天聪八年五月五日庚寅始废。（天聪九）

巴牙喇之组织称巴牙喇营，每旗以巴牙喇纛额真统之，其下有巴牙喇甲喇额真，（天聪八年四月初六日辛酉改额真为章京）巴牙喇壮达，及巴牙喇。《清朝文献通考》一八〇说，“天聪年间设巴牙喇营”，又一七九，于天聪八年五月五日庚寅改定诸营名色下说，“巴牙喇为护军营之始”。仿佛巴牙喇营始于天聪八年。但《清史稿》列传十四《康果礼传》称“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寻擢巴牙喇纛章京，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又同卷《扬善传》称，“太宗即位，旗设调遣大臣二，扬善佐镶黄旗，寻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聪）三年从伐明”；则巴牙喇营的设立实在天聪八年前。

巴牙喇虽分旗设纛额真，可是仍然联合作战。《清史稿》列传二二《图赖传》说：

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将刘方亮以千余人出关觇我师，图赖与阿济格尼堪等令正黄、正红、镶白、镶红、镶蓝等五旗各牛录出巴牙喇兵率以击敌，大败之。自成闻败，亲率马步兵拒战，又征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相助，贼连夕攻我垒皆败走，遂破潼关。（《史稿》原文镶均作厢。又刘方亮应作芳亮）

图赖是正黄旗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是正白旗巴牙喇纛章京，当时还有阿尔津是正蓝旗的，（《史稿》二二《阿济格尼堪传》）他们协同作战而且不一定用自己本旗的兵。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作战时不以每牛录下全部巴牙喇为单位，使他们全部出马，而以巴牙喇中之每一个人为单位临时挑选。如崇德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兵从密云县北墙子岭毁墙入明境，分为四路，令纛章京图赖率右翼每牛录巴牙喇兵一名，及喀喇沁每旗巴牙喇甲喇章京一员，从岭之右侧步越高峰而进。（崇德三）崇德元年十二月，清太宗亲征朝鲜，二十一日闻朝鲜四道合兵来援，遂选八旗每二牛录巴牙喇一人，每两旗甲喇章京一员，以阿尔津统之截其来路；（崇德一）又遣巴牙喇纛章京巩阿岱等率每牛录巴牙喇一人往助多铎。在每个牛录巴牙喇中选拔一二人，自然是精锐中之精锐，各人不在同一牛录，各不相习，自不能联合退缩或作恶，只有勇往直前了。

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甲戌，定武职汉字官名，寻又议定巴牙喇纛章京称护军统领，巴牙喇章京称护军参领。巴牙喇壮达，称护军校。（见《清朝文献通考》一七九，《东华录》失载）乾隆以后定制：护军统领八旗各一人，正二品；护军参领每旗满洲十人，蒙古四人，正三品；副护军参领如参领数，正四品；委署护军参领每旗七人，系五品虚衔；护军校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一人，从六品；随印笔帖式每旗各二人；门笔帖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各十人；护军满洲蒙古每佐领下各十七人。（《会典》五九《兵部·官制》及九八《前锋统领》，《通考》一八〇）至汉军旗则无之。

巴牙喇在清入关前及初入关战功甚著。《史稿》列传二十《齐尔格申传附巴都里传》称“明年（崇德四年）从济南还师，出青山口，明师追至，巴都里率所部还战，巴牙喇兵有被创坠马者，令他兵护以归”，知巴牙喇兵皆用马，所以骁捷善战，所在奏功。顺治以后详定营制，以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等守卫禁门。下五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各守王公府门，遇行围出征八旗一律分拨。雍正三年定八旗护军均司禁卫，（《清朝文献通考》一八〇）旧日的效用全失。护军之拔补，亦定为由护军统领会同本旗都统于本佐领下骁骑、执事人、教养兵、步兵、闲散壮丁内，遴选善于满语，弓马娴熟，人才壮健者补用，（《会典》九八《护军统领》）所得人才更不如前。

1943年8月13日昆明

巴牙喇壮达

壮达或作专达，汉语队长，巴牙喇壮达，汉文官名称护军校。每牛录（佐领）下巴牙喇（护军）十七人，巴牙喇壮达（护军校）一人。天命时已有此官。清初名臣若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博尔辉、（《史稿》传三三）舒里浑、（《史稿》传十三《附达音布传》）崆古图、（同上）鳌拜，（《史稿》传三六）皆起自巴牙喇壮达，是满洲一种进身之阶。入关后定护军校由本佐领下前锋、亲军、护军、领催，（骁骑步军及驻防全有领催，相当于校。）及食四两饷银之执事人内遴选，（《会典》九八）资格大差，升迁亦难，大不如前。

巴牙喇甲喇章京

或称巴牙喇章京，官名，汉文称护军参领。额亦都之孙陈泰，于天命时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其设官在纛章京以前。清初道喇以巴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巴牙喇甲喇章京，在天聪时，（《史稿》列传十四《附康格里传》叶玺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喀尔嘻，没于阵，赠巴牙喇纛章京，在顺治时；（《史稿》传十三《附常书传》）又天聪时，额色赫以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史稿》传二十五）我们于此更可看出当时之重视巴牙喇。（参看《巴牙喇》条）

巴牙喇纛章京

官名，汉文称护军统领。刘献廷《广阳杂记》一，“每八旗满洲有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止管摆呀喇，掌龙纛”，即指此。所谓巴牙喇纛，是一面大旗，颜色各如其本旗旗色，（两黄旗，黄色，余同。）裁成三角形，镶边作火焰状，直长五尺五寸，斜长七尺三寸。旗上绘龙，竿长一丈二尺，铁顶，有缨，正红旗垂黑缨，余旗用红缨。（《清朝文献通考》一九四）旗上龙形多用织金，所以名为织金龙纛，又名龙纛。巴牙喇纛与八旗之旗不同处在一为方幅，一为三角。《清通考》一九四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均方幅，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均左幅稍锐。”“左幅稍锐”，其意不明，但据下文所述，绝非三角形。《广阳杂记》谓，“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实不然。都统兼辖本旗军民，所谓“掌宣布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会典》九五）而巴牙喇纛章京只掌巴牙喇兵之政令。都统秩正一品，纛章京秩二品。伊尔德于天聪五年（1632）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八年（1651）始授本旗（正黄）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济格尼堪于崇德四年（1639）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五年（1648）始授正白旗（本旗）满洲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尔津于崇德二年（1637）任纛章京，至顺治十一年（1654）始迁固山额真；其间相距很远，权秩大不同。

巴图鲁

巴图鲁又作把土鲁，汉语英雄。即《元史》之拔都，（卷一五六《张弘范传》）拔都鲁，（卷一七四《郝天挺传》）八都，（卷一二〇《术赤台传》）《元秘史》之把都儿。

满洲习俗好以称号加人，大都照其人性行定一美名，清太祖用它表彰部下的才能和功绩，于是有所谓赐号，成了一种恩荣。太祖时，巴雅喇赐号卓礼克图，（《史稿》传二）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扈尔汉赐号达尔汉辖，（《史稿》传十二仅作达尔汉）武纳格赐号巴克什；（《史稿》传十七）太宗时，多尔衮赐号墨尔根代青，（《史稿》传五）多铎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史稿》传五）李国翰赐号墨尔根侍卫，（《史稿》传二三）全是其例。多尔衮、多铎因为天聪二年伐察哈尔多罗特别有功赐号。《东华录》纪其事说，“三月戊辰（初七日），上将还沈阳，于途中大宴。上曰，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云云。（天聪三）可以看出当时赐号的郑重。

赐号中最习见的是巴图鲁，因为它是表示武勇的，所以又称为“勇号”。巴图鲁勇号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不再加别的字，是普通的；一种巴图鲁上再加其他字样，是专称的。

普通的勇号只是清开国初有。太祖以前称巴图鲁的有礼敦，（《史稿》传二）太祖时以额亦都为最先，（《史稿》传十二）其后又有穆克谭，（《史稿》传十三《附巴笃里传》）喀喇，（同上《附达音布传》）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吴巴海，（同上《附吉思哈传》）多尼喀，（《史稿》传二〇《附齐尔格申传》）苏鲁迈（同上《附叶臣传》）等。这种普通巴图鲁称号全加在本人原名之下，如《太祖武皇帝实录》丁亥年称，“八月内令厄一都（额亦都）把土鲁领兵取巴里代城”。（卷一）又天命九年称，“大父李敦把土鲁”，（卷四）（李敦即礼敦，太祖之伯父，此云大父，译文之误）是其证。其后改为加在本人原名之上，如《东华录》之称“巴图鲁额亦都”是。

专称的勇号，如舒尔哈齐赐号青巴图鲁，（《史稿》传二）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史稿》传三）安费扬古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二）本科理赐号苏赫巴图鲁（《史稿》传二九《敦拜传》）之类全是。最初专称的称号——包括勇号与非勇号——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所以称称号就不再称原名。《太祖武皇帝实录》二，癸丑年称：

太祖子古英把土鲁，侄阿敏，及非英冻（费英东），呵呵里厄夫（何和礼额驸），打喇汉虾，厄一都（额亦都），雄科落等奋然曰……

古英把土鲁是代善，打喇汉虾（达尔汉辖）是扈尔汉，雄科落（硕翁科罗巴图鲁）是安费扬古，全不写本人原名。《实录》二，天命元年称：“帝遣答儿汉虾（达尔汉辖），雄科落二将领兵二千征东海查哈量部（萨哈连）。”又卷四天命八年称：“十月二十日大臣搭儿汉虾（达尔汉辖）卒，年四十八。”全是一样。上面所述是清代入关前的旧俗，其后称号之下仍列本人原名。《武皇帝实录》三，天命五年“九月皇弟青把土鲁薨”，在《东华录》作“九月甲申，皇弟青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天命三）这是史官用后来的制度追改的，与赐号的原意不符了。

专称的勇号和其他称号，同时不应有两个一样，以避重复，但不同时则可。安费扬古于太祖时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死后劳萨亦于天聪八年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同年图鲁什亦追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因为他们不是同时生存的。这种制度后来亦破坏了。嘉庆初，乌什哈达号法福哩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附惠伦传》）富志那号法福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三）王文雄号法佛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三者满字实同。同治六年七年间，赵德光，（《史稿》传二一六）周达武，（《史稿传二一七）李长乐，（《史稿》传二一八）同时赐号博奇巴图鲁。同治元年，余际昌，（《史稿》传二一六）滕嗣武，（《史稿》传二一八）曾国荃，（《史稿》传二〇〇）同时赐号伟勇巴图鲁。程学启，（《史稿》传二〇三）郑国魁同时赐号勃勇巴图鲁。这全是赐号不胜其多的缘故，揆之入关前制度不是对的。但赐号的人既不以称号代替本人原名，则重复亦不要紧了。

称号有时亦可更改，太祖长子褚英初号洪巴图鲁，后以破布占泰功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宣宗时，齐慎赐号健勇巴图鲁，后以从征回疆立功，改号强谦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附杨芳传》）文宗时，鲍超赐号壮勇巴图鲁，褫夺后又以援曾国藩祁门功，赐号博通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九六）凡有新号，旧号即废，不能并存。咸丰八年田兴恕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史稿》传二〇七）同治二年李长乐赐号侃勇巴图鲁，次年又赐号尚勇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八）这不是典制，而是主政的疏失。

勇号的赐予，在表彰武功，所以没有等第，亦无间文武。有的以小官得赐号，有的虽大官而不得。咸丰四年，虎坤元以守备（正五品）赐号鼓勇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僧格林沁赐号湍多巴图鲁时已是郡王、内大臣、（正一品）参赞大臣；（《史稿》传一九一）咸丰三年，戴文英以千总（从六品）赐号色固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托明阿赐号西林巴图鲁，已是绥远将军襄办军务（从一品，《史稿》传一九〇）。又如袁保恒以翰林院编修赐号勒伊勒图巴图鲁，（《史稿》传二〇五）胜保以内阁学士帮办河北军务赐号霍銮巴图鲁，（《史稿》传一九〇）蒋益澧以知府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刘腾鸿以知县赐号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全是文职；而曾贞干赐号迅勇巴图鲁（《史稿》传二〇〇）时，更是从八品的教官——训导。

专称的勇号，初用满语冠于巴图鲁之上，如青巴图鲁、古英巴图鲁之类，是为清字勇号；后来加用汉字，如武勇巴图鲁、壮勇巴图鲁之类，是为汉字勇号。汉字勇号全用两个字，而下一字总用勇字，所以他的变化只在上一个字，在乾隆末柴大纪赐号壮健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六）蔡攀龙赐号强胜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这种例子后来是没有的。勇号的清字和汉字没有什么分别，满人可以赐汉字勇号，汉人亦可以赐满字勇号。福康安号嘉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七）达三泰号常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果权号志勇巴图鲁，（《史稿》传二四一）是满人赐汉字号；德楞泰号继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一）是蒙古人赐汉字号；罗思举号苏勒芳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张国梁号霍罗绮巴图鲁，（《史稿》传一八八）唐友耕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是汉人加赐清字勇号。

清字勇号和汉字勇号本来没有轩轾，李续宾由知府赐号挚勇，其弟续宜由知府赐号伊勒达；（《史稿》传一九五）岑毓英由道员赐号勉勇，其弟毓宝由道员赐号额图珲。（《史稿》传二〇六）这是最显著之例。穆宗、德宗之时，武臣立功往往由汉字勇号改赐清字勇号，谓之换号，《清史稿》称之为晋号。如郭宝昌以卓勇巴图鲁晋号法凌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五）张文德以翼勇巴图鲁晋号达桑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六）雷正绾以直勇巴图鲁晋号达春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陶茂林以钟勇巴图鲁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其例甚多。这是因为军事正亟，不能不强为分别以济爵赏之穷，在前是没有的。杨遇春于乾隆六十年由守备赐号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杨芳于嘉庆五年由参将赐号诚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皆历阶至大将封侯，四十年称号不改，未尝有所谓晋号！

入关前，赐号者甚多，康、雍、乾之间虽有许多次大征伐，可是一时名将如岳钟琪、（《史稿》传八三）策凌、（《史稿》传八三）哈元生、（《史稿》传八五）葛尔弼（《史稿》传八五）之流，全没有赐过勇号。乾隆二十年以后，本进忠号法式善巴图鲁，（《史稿》传九八）海兰察号额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八）舒亮号穆腾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始渐重见，但不是人人可得。如蓝元枚，（《史稿》传一一五）董天弼，（《史稿》传一一六）和隆武（《史稿》传一一八）等，虽然功勋懋著，赐花翎，赐袍服，赐鞍辔，赐荷包，赐银币，别的赏赐很多，而未尝赐勇号，与咸同以后大不同。这亦可看出赐号风气的先后转变。

1943年10月17日昆明靛花巷

巴克什

清入关前，赐读书识文墨者之普通称号曰巴克什，与武勇之称巴图鲁同。若额尔德尼、（《清史稿》传十五，下同）达海、尼堪、武纳格、（《史稿》传十七）希福、（《史稿》传十九，下同）范文程、硕色（《史稿》传三六《索尼传》）等皆是。《史稿·额尔德尼传》称，“兼通蒙古汉文……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希福本传称，“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武纳格本传称“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可知当时所注意是在通译外族语言文字。但得“巴克什”赐号者，并不全是文弱书生，像武纳格就是有名的大将，因为当时文武没有分途。

“巴克什”又作“榜识”，或作“榜式”、“巴克式”。最早见于万历十九年（1591），遣巴克什阿林察持书谕叶赫。（《东华录》天命一，十四页）凡赐号的，最初皆系于本人原名之下，其后亦改在原名之上，《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祖建号时称，“厄儿得溺榜识接表”，《东华录》作“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实录》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取抚顺后至明边时称，“乃遣厄儿得尼榜识令二王停兵”，《东华录》作“乃遣巴克什额尔德尼令两贝勒勿进兵”；（天命二）是其证。康熙八年五月初七日己亥，准达海立碑，当时谕称，“达海巴克式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著追立碑石”；（康熙《东华录》九）又《清史稿·达海本传》载“圣祖咨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传十五，并见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戊子，《东华录》三十。）可见康熙时“巴克什”称号还写在原名下面。天命《东华录》将“巴克什”写在原名上面，大概是雍正十二年以后校订《实录》时所改。

太宗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四月初一日丙戌，设置文馆，分两直，达海、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吴巴什记注时政得失。（王氏《东华录》天聪四，及《史稿》传十五《达海传》）文馆满语曰笔帖黑色，（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辰《东华录》，案《史稿》传十九《宁完我传》作笔帖式）其本义原为书房。凡通文史命直文馆者，授官参将游击，皆号榜式，通称儒臣，又称文臣；其以儒生俊秀选入文馆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清史稿》传十九论，又传二五《蒋赫德传》）于是“巴克式”（榜式）乃近于官名，称者较多。当时官名有笔帖式，（天聪三年二月初二日戊子，《东华录》天聪四）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庚辰改官制，立六部，各部又设“办事笔帖式”，遂更定“文臣赐号榜式者许仍旧称，余称笔帖式”。（天聪六）巴克什之称复严。《史稿·达海本传》说他于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可是《东华录》在天聪三年四月已称榜式达海，这种赐号以前所称榜式，就是因为入直文馆之故，到五年七月既申非赐号不得称“巴克什”之令，而达海博通蒙汉文字，所以重行赐号。

文馆初设，制度和组织全不完善，宁完我于天聪五年十二月上疏，说文馆是“官生杂处，名器弗定”。（《史稿》传十九）王文奎（后复姓沈）于天聪六年八月上疏论及文馆，说，“自达海卒，（六年七月）龙什罢，（六年六月）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哄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文奎又说，“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所谓榜式是赐号之人，笔帖式是直文馆授官之人，秀才是没有授官之人，所谓官是指笔帖式或授其他官职之人，生就是秀才。

文馆分直始于天聪三年四月，可是相类的工作早起于清太祖时。《史稿·希福本传》说他在太祖时召直文馆，《雷兴传》说他在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史稿》传二六《附马国柱传》）《达海传》说太祖召直左右，命他翻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可知在太祖时已有同样组织，不过没成正式制度而已。天聪时先后参加文馆的人，可知者有达海、库尔缠、希福、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蒋赫德、王文奎、刚林、（以上并见《史稿》本传）罗硕、（《史稿》传十四《附扬善传》）苏开、顾尔马浑、托步戚多、吴把什、查素喀、胡球、詹霸、（以上见列传十五《达海传》）高鸿中、（见传十九《宁完我传》）罗绣锦、（传二六《附马国柱传》）朱延庆、（见传二十七《申朝纪传》）张文衡、（见天聪九年二月初三日甲申，《东华录》天聪十）梁正大、齐国儒、（以上见天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甲辰《东华录》龙什、恩国泰、江云深、孙应时、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以上并见《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等，亦可谓一时之选，不知时论何以鄙薄若是。苏开以下三人，文馆初设与达海、刚林同任翻译；吴巴什以下四人，与库尔缠共记时政，入文馆甚早。江云深以下数人，即文奎疏中所谓“哄然而来，群然而去”之“秀才八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书史，及撰拟表章；一名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疏；一名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各设大学士，学士，以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分领之，佐以罗硕、罗绣锦、詹霸、胡球、王文奎及恩国泰，（崇德元年五月初三日丙午，《东华录》天聪十一）全是文馆旧人。顺治元年入关，沿袭明朝官制设翰林院，次年以翰林官分隶于内三院，改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重新分设翰林院，并定翰林院满字名称为笔帖式衙门。在制度上虽然是文馆演变成为内阁，可是在满洲名称上实际是翰林院承继了文馆。

自从天聪五年七月以后人直文馆者不称“巴克什”，顺治五年刚林以后亦没有再赐巴克什称号的，（《史稿》传三二）其后唯一仅存的只有宿卫内廷宫门的“阅门籍护军”，满文还称为巴克什，（《会典》九八）这是从记注起居递遗下来的。

1943年9月11日昆明

包衣大

大，汉语为长，包衣大就是包衣长，意为仆役头。内务府设官有包衣大，汉文名管领，秩正五品。《清史稿·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东华录》作禁内务府管领等私收投充汉人云云，是其证。崇德三年四月十二日乙卯，《东华录》记岳托新福金诉其大福金事，中有大福金遣包衣大准布录、萨木哈图前往恐吓一事。岳托是代善长子，崇德元年封成亲王。（《稿》传三《附代善传》）据《八旗通志》镶红旗包衣第二，参领第一、二佐领，全是岳托分封时所立，所以岳托亦是当时旗主之一，这些“包衣大”全是他所属包衣下的头目，给使于他家的。《顺治东华录》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称“有遗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这是顺治即位一个大狱，兹不详述。所可疑的是塔瞻家何以有“包衣大”？塔瞻为扬古利次子，扬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杨古里，（卷二，页一、页三）是太祖、太宗时名将，崇德二年死于征朝鲜之役，追封武勋王，在清入关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袭超品公，后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尝作过固山额真。太宗初立，于天命十一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东华录》注称，“额驸扬古利前此已授一等总兵官，其秩在贝勒之次……不预此”。仿佛是因秩高而不入迭，但扬古利亦没有同贝勒一样主旗务作旗主。《清史稿》传十三《扬古利本传》称，“扬古利手刃杀父者……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案《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及《武皇帝实录》，全没有太祖女嫁扬古利的记载，但天聪《东华录》亦称扬古利为额驸，似乎本传所称并非无因。当时所谓额驸，不专指娶太祖、太宗女者，如佟养性娶宗女，（《稿》传十八）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同上）均称额驸，扬古利或亦其类，否则必因获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载。塔瞻之母是否即此清代皇室之女，今不能确知，扬古利既为额驸，必有随嫁之包衣大，应无疑问。但我怀疑入关以前一般宗室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有包衣就有包衣大。塔瞻家之有包衣大并不是因为父为额驸。太祖初起兵几年追随的人很多，他们全有给使的包衣，就是仆役。当时旗制未定，所以不会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不会因之取消，有一时期勋旧的包衣与分隶各旗包衣佐领下的包衣，同时并存。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谕吏、礼、兵三部，所说“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这家仆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分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逮后包衣制度日严，私家的“包衣”渐渐改称，成了《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

包衣昂邦

昂邦汉语为总管，包衣昂邦是官名，汉语称内务府总管，又称总管大臣。顺治八年三月初五日壬午《东华录》，“先是搜获英王藏刀四口，刑部不行奏上，但告知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将刀交御前包衣昂邦收之”。所谓御前包衣昂邦就是在御前的内务府总管。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赉、帑项、造作、牧厩、供应等事，即所谓皇帝包衣。入关以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天子自将，谓之上三旗，隶内务府的全是上三旗。内务府制度由包衣演化而成。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谕有“朕之包衣下”，这全是所谓内务府。顺治十一年置内十三衙门，（《清朝通志》六六作十三年，误）宫廷给使由宦官主持，设官亦旧臣与宦官并用，（《史稿·职官志》五）于是内务府制度中废，世祖遗诏以此自罪。圣祖即位后，于顺治十八年二月才又恢复。其后定制：内务府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段、衣、茶、皮、瓷六库，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监督，又有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刊刻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清朝通志》六六）康熙十三年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亦由府兼辖。于是阉宦之权全归内务府。各司的职掌同它与内十三衙门之分合，可参见《清代包衣制与宦官》。

内务府总管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有司库，正六品。（《会典》卷三，卷八十七，《史稿·职官志》五）织造官由内务府司官兼管。

厄夫

或作额驸，汉语为女婿，系在人名之下作为尊贵称号。如《太祖武皇帝实录》数称“呵呵里厄夫”，“恩格得里厄夫”，“答儿汉厄夫”，“查哈量厄夫”等全是。后来改译额驸，又系在本人名字之上，如“答儿汉厄夫”，《东华录》作“额驸达尔哈”。（天命四年八月己巳）《太祖武皇帝实录》修于天聪，所保存的是当时制度。《东华录》所据是乾隆校订后的实录，可知额驸称号系姓名之上是入关以后的制度。

王甲

完颜的别译。部族名，又姓，以部为氏。

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

甲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师。四月初八日，清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为大将军统兵南下，进略中原。会明平西伯吴三桂亦自山海关致书，请选精兵入关。四月廿一日多尔衮师至山海关，与李自成马步兵二十余万遇，破之，入关。五月初一日多尔衮至通州，初二日入北京，初六日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六月十一日多尔衮等议建都燕京，九月十九日清世祖（顺治）始入京师。在世祖入关前，多尔衮以摄政居北京，前明内阁六部均治事如故，实为当时政令所从出，内外臣工章疏文移，除多尔衮外，亦均以北京为中枢；而名义上之行政元首则仍居盛京。王氏《东华录》于世祖入关前后，其书法有显然之区别。世祖未入关前，于臣工言事均称“启”。如顺治元年六月戊午（初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启言，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七月丁亥（初二日）“礼部启，定鼎燕京，应颁宝历……”；八月戊辰（十三日）“山东莱州府知府黄纪启言，大兵自晋临秦，贼势不支……”；九月戊子（初三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请收民间兵器马匹入官”是也。至世祖入关后，则称“奏”。如十月丙辰（初二日），“给事中郝杰奏，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十一月乙酉（初一日），“大学士冯铨等奏，翰林院明初原定正三品衙门……仍宜复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是也。世祖以九月甲辰入京师，翌日乙巳（二十日）即书“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等奏，潞泽所属州县俱委员管理”，尤为显著。往时尝疑此仅史官书法之变易，继见清初档案，始知所谓“启”者，盖当时文书之名。

自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以迄世祖迁都，为期甚暂，且新国初建，疆土未广，今存档册不若统一中原后之多。今录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朱帅（此字未识，上从心从音从犬，下从金）启本于次：

见任直隶真定府监纪巡捕同知今署大名府知府事，臣朱帅　谨

启：为恭谢报仇

洪恩，钦沐维新雅化，再请大张挞伐，亟灭闯逆，以安社稷，以慰舆望事，窃照臣庆籓宗裔，叨蒙换授，初除饶令，继拔今职，惟失竞业官守，敏勉孝忠，以益奋初心。岂期莅任未及月余，贼变竟出意外。臣幽居抱痛，卧薪苦尝，辛庇我

王上轸念
先朝夙好，义激剿除同仇，励兵数战，逆寇狼奔。畿辅一带官民伏威，复睹天日，各官荷理原职。不惟臣庶顶戴报复，即

先帝亦瞑目地下矣。臣自贼逃窜之际，统率各镇绅衿军民人等，乘机鼓舞，亲冒锋刃，颇斩多贼，保全城池。因而绅衿等众，共泣拥臣料理原务，已经塘报在部可察。伏思臣谱丝

先帝，谊切宗臣，仰感浩荡

天恩，思投诛仇
大义，又不啻异姓臣子之奋激者。奈臣卑力微。惟尽赤有心，雪愤无地，是以匍匐遥恳，再请我

王上赫怒振威，整兵西伐。且臣近闻，败贼飞遁固关之日，晋地忠良即时遍起，悉皆见机抗贼拒城。但我兵追缓，渠竟肆志，遂缘榆次县抗拒，攻洗其城，而众县始畏恶敛迹，引领云霓。似此愈宜顺天应人，急剪破胆穷寇，提兵长驱虎穴。想山陕之士民，人人箪食壶浆，处处望援水火，何难乘胜扫荡，一鼓成擒之为愈也。况今日文武际会，济济多人，戡乱大定，在此一举。臣虽愚陋，委署大名府事，敢不竭力抚绥，以报

王上。但闯逆未灭，谊不共生，伏望

睿电采纳臣言，速擒死贼，馘告天下。料天下之人，必百叩感戴，臣犹（尤）焚香而拜祝。庶黔黎之鸡犬桑麻，又有宁日，而家国之土谷财用，不致消耗。是

明良喜起之盛世，再见今朝，而一道同风之至治，诚可试目俟也。
臣不揣为此冒昧激切上陈，如果臣言不谬，叩祈

敕部施行，臣曷胜激切战栗恃

命之至。为此具本，专差官刘国鼎赍捧，谨具启

闻。

自为字起至本字止计伍百伍拾陆字纸一张

右谨　启

闻

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见任直隶真定府监纪巡捕同知今署大名府知府事臣朱帅

吾人于此，得以略窥当时章奏程式，其可述者约有五事：

一、当时章奏皆上之多尔衮：《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己丑（初二日），“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睿亲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是入京之始，故明官民即以君上视多尔衮，异国远道于关外政事固不能深知，此清高宗（乾隆）所谓“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者也。故当时章奏皆直上多尔衮，无称皇上者，与世祖入京后之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并称者不同。

二、称多尔衮为王上：朱帅启本三称王上，均双抬，盖指多尔衮。此与宝应刘氏食旧德斋藏《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合。（《摄政王起居注》今由故宫博物院印行，改题《多尔衮摄政日记》）《多尔衮起居注》五月二十九日记曰：“大学士等入见，户部官启事毕，王上曰：‘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顺治元年七月镇守真顺广大等处副总兵王燝揭帖有“窃照职谫劣庸流，谬蒙公举，谨遵令旨入阙朝见，荷蒙王恩，隆以御宴，锡以貂裘，……微职何幸，欣逢王上不次恩遇”之语，（《明清史料》六七）此均以“王上”称多尔衮之显证。又北大藏顺治元年七月初六日镇守紫马三关专辖四路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郝之润恭报官兵军马数目文册题本，有“伏乞王上鉴查，亟复旧制，敕部议复”之语，王上亦双抬与此同。

三、官员于多尔衮自称臣：朱氏启本前后及文内皆自称臣，亦与多尔衮起居注合。起居注中六月初三日记曰：“王顾问‘代王有遗腹子否，知他住处否，有赡养否，著抚按查明与他养赡’。大学士冯等叩头谢。王问云‘给代王养赡为何叩头谢？你们到底是念你旧主’。大学士冯等对‘王尚且笃念，何况臣等’。”则当时虽大学士亦称臣也。

四、上书称启：今所见顺治元年十月以前章奏：七月初六日郝之润本（北大藏），八月二十九日凌本（中研院藏，见《明清史料》八一）均称“题”；七月十四日朱朗本，（北大藏）八月初二陈大猷本，（中研院藏，见《明清史料》七五）均称“启”：盖递嬗之际，典制未一，遂至参差。然以用“启”者为多，（《明清史料》，第一册收十八件称启者八，称题者一，余为塘报揭帖）且与《东华录》合。前录朱帅本内，称“谨具启闻”；又七月十四日朱朗本，称“为此具本谨启请旨”；七月二十七日，冯铨洪承畴本，称“谨启”：（《明清史料》七二）当是其时上书摄政王定制。《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己亥（十二日）“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今王代天行仁……宜将内院通达治理之人，暂摄吏兵二部事务。……启入，摄政睿亲王报曰‘尔等言是……’”；又正月丁未（十八日）“都察院承政公满达海等上摄政二王启曰：……”；又四月辛酉（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摄政王启曰：”；……皆其证也。

五、称多尔衮之言为令旨：顺治元年七月初六日郝之润为恭报官兵军马数目题本内有“军兵应否补其原额，未奉令旨，不敢擅募”；八月十九日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为刊历事奏本内有“随奉令旨治历大典……”；此所谓令旨，盖即多尔衮之旨，亦当时定制也。中央研究院藏顺治元年七月郝之润揭帖，有“其四路官军皆地方土著，已奉令旨，不敢概为传剃”；（《明清史料》六八）又七月初七日署保定巡抚丘茂华启本，有“谨此申报情形，延颈殿下令旨”；（《明清史料》七〇）八月十二日署保定巡抚丘茂华启本有“内院抄传奉摄政王令旨”：（《明清史料》七八）尤其显证也。

朱帅启本后有“自为字起至本字止，计五百五十六字，纸一张”一行，此明代公文定制，所以防涂改增损。汤若望为刊历事奏本之末，有“自为字起至本字止计五百九十七字，纸二张”一行；中央研究院藏原任陕西三边总督李化熙启本，其末亦有“自为字起至本字止，计二百八十字，纸一张”一行；（《明清史料》七九）又崇祯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朝鲜国王李倧奏本，亦有“自为字起至此字止，计字八十九个，纸一张”一行：均其证。此制顺治入京后渐废。附志于此，以验文书演变之迹。

1936年3月3日夜

（原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3月26日《读书周刊》）

明清的“两京”

明太祖于公元1356年进据金陵（当时名为集庆路），利用金陵的形势同地位，作为他事业发展的基础。1368年大明建国，定金陵为国都，称南京（当时开封称为北京），目的在“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到1378年又改称京师。明成祖即位以后，因为他兴起北平，与北平有三十二年深密的关系，同时注意到北方疆土之辽阔与边防之重要，遂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成祖本人时常驻居北京，各部主要官吏也随之北上裁决政务，称为行部，而南京则由太子监国。自此，政治中心渐渐由南京移到北京。到1431年，正式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

在明代迁都以后，因为南京曾经作过六十六年的都城，又是明太祖孝陵所在，所以体制上始终没有降低。在南京有六部，有卿寺，有科道，并且有宗人府；只是没有“献替可否，票拟批答”的内阁。南京官署的职掌、分司，依然遵守旧制，没有改变；只是员额较少。他们主管的范围，虽然限于南京，不复照顾全国，但是各部依然有尚书、侍郎，各司依然有郎中、员外，品秩和北京一样。在南京有多量的军队，有四十九卫，有五军都督府，有守备，有操江，一切留守防护的工作异常完备。在南京有著名的国子监——所谓南监，学生自四方来学，出版的书籍通行全国。所以体例上我们看不出前后的差异。至于文物之盛，也依然与首都一样。

但是，在心理上，人们的观感就多少有些不同，南京和北京官吏的官阶虽然相同，而北京是国家最高政令所从出，是政治中心，所以一般官吏全愿留在北京，在嘉靖时，南京礼部尚书缺员，竟没有一个合于资格的人愿去。南京职官，虽然有时候不过是一个迁转阶级，而大家看来，总觉有些像左迁。事实上，也实在如此。嘉靖初年，李梦鹤被荐为御医，有人说他是贿赂桂萼而得，经法司审问定罪，后来又有人证明说是法司故意构成赃罪，于是刑部的郎中员外全都夺职，而刑部尚书周伦亦调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党争中，遇到机会一如京察，把反对党挤到南京去更是常有的事。所以南京有时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失意人的聚集所。话虽如此，可是陪都究竟与普通城市不同，在南京，有天堑的形势，有开国建都的荣誉，有充足的保卫布置，有完备的崇高体制，有深入人心的陪都偶像，而且交通便利，地位适中，这全不是其他城市所能具备的。一般想以学问结纳天下知名之士的人，除了北京，全愿意住在南京，像明末复社黄宗羲、万泰、顾杲、杨廷枢、沈士柱，以及侯方域诸名士，就是其例。一般不得意而有才华，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招纳游侠，谈兵论政，与朝士广通声气，沽名钓誉，希冀起用，北京既不便住，只好流寓南京，像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便是其例，所以南京往往是众流所汇。南京既有它特殊的条件与政治地位，每当国家发生存亡问题的时候，朝野人士总是首先想到它。崇祯殉国以后，史可法诸人所以很迅速地能在南京建立一个规复的中心，也就因为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

清太祖于1625年自东京迁都沈阳，1634年定名为盛京，1644年多尔衮入关，迁都北京，中间只有二十年历史。建都的期间，较之明初的南京相差很多，而且盛京的经营，全在太宗时候，当时满清只是一个塞外小国，一切体制虽说摹拟明朝，然而规模太小，不能与北京相提并论。多尔衮入关以后，他觉得“燕京势据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所以决议迁都北京。现在虽然没有看见当时沈阳人们对于迁都态度的史料，可是我们从满洲人们以往反对迁界凡，反对迁沈阳的情形，以及多尔衮六月建议迁都，而世祖九月才入关的事实来看，可以想象到，当时在沈阳的人对于迁都北京是很迟疑的。

清朝迁都北京，于是盛京仅成为东北的政治中心。入关以前，满洲人口少，迁都后，大部分相从入关，盛京只有小部分驻防。及因为保全地利的关系，许多山林矿产，全部封禁。因此，清代的盛京与明代的南京，体制上大不相同。最初在盛京设置内大臣为留守，后来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给镇守总管印，后来又改昂邦章京为将军。他的职责是“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这是明朝南京所无的。清代在盛京也设了各部，掌管盛京同边外的事务，但只有户、礼、兵、刑、工五部，而没有吏部，各部只有侍郎一人而没有尚书，此外也没有卿寺科道，这是与明代南京不同的。在盛京五部的官吏，只用满人，不用汉人，这也与清代北京各部满汉员额并设的制度不同。所以清代盛京的体制，远不如明代南京的隆重。又因为当时交通的困难，盛京虽距北京只有千余里，但许多人视为畏途。乾隆时候，有个人叫世臣，去到盛京作礼部侍郎，他非常不满意，作了许多诗，诗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我们于此可以推想当时一般人对于盛京是如何的怕去，如何的不愿久居了。

原载《周论》第一卷四期，1948年2月

中国古代史籍的分类

今天我们在考古发现的古器物中，特别是殷商的甲骨卜辞、两周的青铜器铭文和汉代的木简记录，随时可以遇见极珍贵的片段的历史记载。虽然字数不多，而故事具体，这就是最原始的历史资料。中国现存的最早历史书，像《竹书纪年》、《尚书》、《春秋》，正是这些记载的汇集。

春秋鲁文公七年，夏四月，“狄侵我西鄙”⁽¹⁾的记载，和卜辞中“……五月丁酉……土方征我于东鄙，二邑……”⁽²⁾的记载，是相差不太多的。春秋鲁襄公十一年的“春王正月作三军”⁽³⁾，和卜辞的“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⁴⁾，也是相差不太多的。史称孔子“因史记作《春秋》”⁽⁵⁾，这种体裁一定是鲁旧史的本来面目。金文中的长篇记载，和《尚书》的文字也相差不太多。像记载关于西周分封时候受民受疆土的大盂鼎，像记载周夷王征伐狁的虢季子白盘，汇集起来实在就是一部《尚书》。值得注意的，在那么古的时期，我们的历史记载，在文字形义上、语法上、词汇上、体裁结构上，已趋于定型，而且这种定型不断地发展。所以说，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刘向校中秘书⁽⁶⁾，刘向死，他的儿子刘歆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七略》。班固根据它写成《汉书·艺文志》。它把中国图书分成七类：辑略（总类），六艺略（六经），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⁷⁾。那时，历史书籍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类，像《国语》、《世本》、《战国策》、陆贾《楚汉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司马迁《史记》）等，都列在《六艺略·春秋家》内⁽⁸⁾。这一方面反映史籍还不如诗赋（《汉书》《艺文志》所列凡百六家）、兵书（凡五十三家）之多，也反映当时史籍的地位和六经可以相比。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荀勖根据魏郑默的《中经》作《新簿》，改图书的七分法为四分法，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六艺（《六经》，包括《尚书》、《春秋》）及小学（文字）等书；乙部为诸子、兵书、术数；丁部为诗赋、图赞及家书；而以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书入丙部⁽⁹⁾，于是历史书籍独立成为一大类。其后，宋元嘉八年（431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齐永明（483—493年）中谢朏造《四部书目》，梁初（502年）任昉造《四部目录》，全用四分法。宋元徽元年（473年），王俭撰《七志》，第一为《经典志》，包括六艺（经）、小学、史记、杂传，而以道佛经书附见七志之末，成为九类。梁初（502年），又有《五部目录》，四部外别立“术数”一部。梁普通（520—526年）中，阮孝绪造《七录》用七分法，一经典录，二记传（史书）录，三子兵录，四文集录，五技术录，六佛录，七道录⁽¹⁰⁾。分类方法虽各不同，而历史书籍除了《尚书》和《春秋三传》传统地列入经典以外，大都自成一类（王俭《七志》不同），次序逐渐列在诸子前面。唐初修《隋书》，贞观十年（636年）奏上⁽¹¹⁾，《经籍志》按经、史、子、集次序分为四部，从此直到清朝相沿不改。所不同的，《隋志》附列道经、佛经于集部最末，而两《唐书》之后，佛经、道经书目不再详列，只在子部道家类附列神仙家和释氏⁽¹²⁾，或附道释诸说⁽¹³⁾，或附释氏神仙类⁽¹⁴⁾。

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图书目录中，历史书籍能够独立成为一类，说明历史研究的发达和历史研究地位的提高。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和古史两类一共列有114部，4996卷，其中只有4部400卷，也就是说总卷的8％，是汉以前作者所著。正史类有东汉史10种，晋史11种；古史类有东汉史4种，晋史11种⁽¹⁵⁾，都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家著作，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根据唐初国家藏书实数，参考旧录，分图书为四部。这是在《汉书·艺文志》以后，第一部著录图书的史书，也是现存的第一部用四部分类的目录书。它分史部为十三类，就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种区分和标目，后来玄宗时毋煚有简括的解释。开元九年（721）整理图书，修成《群书四部录》⁽¹⁶⁾，不久，毋煚又编成《古今书录》⁽¹⁷⁾。毋煚说：“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百衲本作‘曰正史’，脱‘一’字），以纪纪传表志（百衲本脱一‘纪’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隋志》作‘目录’），以纪史策条目”⁽¹⁸⁾。这种分类，直到五代修《旧唐书·经籍志》（简称《旧唐志》），北宋修《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都没有改变，但在应用上颇多参差。

《隋志》和《新唐志》把陈寿的《三国志》列在正史类，而《旧唐志》把《三国志》分割成三部，《魏国志》列在正史，而《蜀国志》、《吴国志》列在伪史类。《隋志》把刘艾的汉灵献二帝纪列在杂史类，而新旧两《唐志》把它列在编年类。《隋志》把刘景的《敦煌实录》列在霸史类，而两《唐志》把它列在杂传类。《隋志》是据武德五年（622年）到贞观十年（636年）的见存书目编辑的⁽¹⁹⁾，《旧唐志》是据开元盛时（721年）书目编辑的⁽²⁰⁾，唐代实录列到中宗⁽²¹⁾；《新唐志》是据昭宗时（889年）的书目编辑的⁽²²⁾，唐代实录列到武宗⁽²³⁾。三书根据的都是唐代书目，所以分类大体相同；而图书区分不尽一致，正说明它的分类不够明确。

隋、唐志的分类，只从旧有书籍出发，对于新书体裁往往不能包括。例如，唐苏冕叙述唐高祖到德宗九朝制度的沿革损益，编成《会要》四十卷，这是一种新体裁的史书；唐杜佑的《通典》也是一部分类叙述政治经济制度的书籍而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这都是过去没有的，史部十三类都列不进去，于是《新唐志》把它放在子部类书类⁽²⁴⁾。唐景龙四年（710），刘知幾写定《史通》，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和批判历史编纂的书，它和旧日徐爰的《三国志评》一类的史论书是不同的，由于没有可以分入的子目，《新唐志》于是把它列入集部文史类⁽²⁵⁾，和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评》（《诗品》）同列在一起。

元至正五年（1345年）修《宋史》，杂采宋仁宗时的《崇文总目》，徽宗时的《秘书总目》，高宗时的《中兴馆阁书目》和宁宗时的《中兴馆阁续书目》并加以宁宗以后的藏书，编成《艺文志》（简称《宋志》）八卷⁽²⁶⁾。史部也为十三类，但和前史有所不同。它删去《起居注》类，把其中的书籍散列于编年（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别史类（如《穆天子传》）；又加了史钞一类，把荀绰《晋略》（《隋志·杂史类》有荀绰《晋后略记》），范祖禹《唐鉴》（清《四库》列入史评类），杨侃《两博闻》（清《四库》列史钞）等书列进去。宋代也是中国史学最发达的时期，史籍繁多而且有新创的体裁，《宋志》和前史一样，在子目上未能给予解决。《史通》还列进集部文史类，《通典》和《唐会要》、《五代会要》不列在子部类事类，新出的郑樵《通志》列入史部别史类，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列入史部目录类（《清志》自成一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列入史部《编年类》（清《四库》自成一类），而史部传记类还收入了很多史料笔记。《四库总目》说它“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²⁷⁾，是对的。

清修《明史》，《艺文志》以明人著述为限，前代著作概不列入。史部分十类，以编年并入正史，删去目录和霸史两类，其余仍沿《宋志》之旧。这固然由于明代著作实际只有这些门类而另外也由于史官的过分审慎，所以目录类虽有国史《经籍志》，而终于不列。永乐中黄维等纂辑《历代名臣奏议》，隆万中张瀚辑有《明疏议辑略》，崇祯中陈子龙辑有《明代经世文编》，这是新兴的一种政论汇集，应该属于《史部》，而《明志》把它都列在集部总集类⁽²⁸⁾。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这是清代的官定图书目录。史部分为十五类：正史、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史钞、地理、职官、目录九类沿用旧目，改霸史为载记，改故事为政书，增加了纪事本末、诏令奏议、时令、史评四类。史评类在南宋高似孙《史略》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已立有专目；时令类的书籍，宋明志都收入子部农家类⁽²⁹⁾，《文献通考·史部》也有专目；《诏令》《宋志》列之《别史》，《奏议》《宋志》列之《集部·别集》，分合都不妥当。

《清史稿·艺文志》完成最晚（1928年）它按照《四库总目》的分类和标目，分《史部》为十六类，而将金石书籍从目录中分出，别立《金石》一类。这是采用张之洞《书目答问》的说法，张之洞又是采用郑樵《通志·艺文略》的说法。

历代史籍的分类，各家书目各有不同，大都随着史籍的发展和新体裁的出现而有所变更，当然都不够完备更谈不到科学（和今天的科学的图书分类不同）。为了便于按图索骥地去找旧日史籍，我们把它表列于下：（见下页卧表）

上面根据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五种所谓正史加以比较，附以《清史稿·艺文志》。《汉书·艺文志》采用七分法，所以不列。尤侗有《明史艺文志稿》，朱师辙有《清史艺文志稿》，与两史不尽相同，已独立成书。明焦竑有《国史经籍志》，傅维鳞《明书》也有《经籍志》，都“冗杂无绪”，远不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适园丛书》本）的“赅赡”。古人图书目录有专为指导读书而编的，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衢州本、袁州本两种版本，清光绪长沙思贤精舍刻王先谦校本，以袁州本校衢州本最方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十通》本），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本），《四库简明目录》，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吴兴丛书》本），清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补正本》，都可供参考。至于专门叙列历史书籍的，有宋高似孙的《史略》（《古逸丛书》本），虽然粗糙一些——在宝庆元年（1225年）用了二十七天写成，——但他的闻见是渊博的。清章学诚有《史籍考》，可惜没有完成。

《史籍考》是毕沅创始的，他仿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分史籍为一百十二子目⁽³⁰⁾，起稿未成而死，“遗编败麓，断乱无绪”⁽³¹⁾，章学诚“因就其（毕沅）家，访得残余，重订凡例”，改分为十二纲五十七目⁽³²⁾共三百二十五卷⁽³³⁾。残稿极小部分曾刊印于民国二年的《中国学报》，后传为国会图书馆所得，实不确。《章氏遗书补遗》仅存《史考释例》和《史籍考总目》两篇。

（原载《历史教学》1961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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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三经》，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13页。

(2) 《殷墟书契菁华》二。

(3) 《十三经》，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227页。

(4) 《殷契粹编》597片。

(5) 《史记》四七《孔子世家》，百衲本，第27页。

(6) 《汉书》十《成帝纪》，百衲本，第5页。

(7) 《汉书》三十《艺文志序》，百衲本，第1—2页。

(8) 《汉书·艺文志》，百衲本，第7页。

(9) 《隋书》三二《经籍志序》，百衲本，第4页。

(10) 以上均见《隋书·经籍志序》，第4—6页。

(11) 《旧唐书》三《太宗纪》，百衲本，第4页。

(12) 《新唐书》五九《艺文志》，百衲本，第4—8页。

(13) 《旧唐书·经籍志》，百衲本，第3页。

(14) 《宋史》二百五《艺文志》，百衲本，第7—20页。

(15) 《隋书》三三，百衲本，第1—2页。

(16)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马怀素传》称在八年，百衲本，第十四页。

(17) 《旧唐书》四六《经籍志序》，百衲本，第二页。

(18) 同上。

(19) 《隋志·总序》，百衲本，第六页。

(20) 《旧唐书》四六，百衲本，第二页。

(21) 同上书，第二十页。

(22) 《新唐书》卷五七，第二页。

(23) 同上书，卷五八，第七页。

(24) 《新唐书》五九，百衲本，第二十页。

(25) 同上书，卷六十，第十五页；徐爰书列入杂史类，见卷五八，第五页，徐爰书《隋志》列在正史类《三国志》下，见卷三三，第一页。

(26) 《宋史》二〇二－二〇九。

(27) 万有文库本，第1776页。

(28) 《明史》九九，百衲本，第二三－二四页。

(29) 《宋志》有蔡邕《月令章句》、唐玄宗删《礼记月令》等，《明志》有冯应京《月令广义》。

(30) 《史考释例》《章氏遗书补遗》，嘉业堂本，第五〇页。

(31) 同上书，第五九页。

(32) 同上书，第五〇页。按同书第五九页《史籍考总目》，实十一部五十五目，另《制书》二卷。

(33) 同上书，第六〇页。

中国的传记文

这里所谓传记是取现今通用的意义，传记两字连词，就是旧日叙述个人生平行事颠末的人物传，英文所谓Biography。与古代“经传说记”（见《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传》）固不相干，也与“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四库总目》），“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不同。章实斋先生所谓“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文史通义·传记篇》）《四库总目·史部》有传记类，不过他兼收记事之杂录，与现今的范围又不尽同。

中国旧日的传记文，就形式来看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按年编列的年谱，一类是综合叙述的碑传。就性质来说，凡是传、墓志铭、神道碑、哀启、征文启、事略、行述、行状、逸事状、遗事、诔赞、寿文等，虽然体裁不同，可是全属传记。若是就作者的立场和关系来分，又有史书里面的传，志乘里面的传，家谱里面的传，以及外传、别传、小传和自己作的自传种种的不同。可以很详，可以很略，可以记述许多事，可以记述一两件事，是没有一定的。可是对于这所要描写的主人翁的姓名、别号、籍贯、生卒，一生的事实，是要记述的，除非不知道或者是世人周知无须更说的。好的传记更要把这个人的个性、风采、言谈、思想举止、神态，用文字或事迹衬托出来。

中国最早的传记，除了经、子里面有几段以外，要推史书里面的史传。这一班历史家或者说传记作者，他们写起传记异常审慎，异常小心，他们尽量征求异说，尽量采摭史料，但是他们绝不马虎、绝不苟且，对一切一切的事件都要辨别他的真伪，都要追寻他的真实性。因为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这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也是他们自负的责任。所以他们在写传记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求真。他们反对不正确的“苟求异端，虚益新事”，他们反对漫无选择的“务多为美，聚博为功”，他们尤其反对“故造奇说，妄构史实”。所以他们对史料的来源要追求，对传说的真伪要辩证，对事实的先后要注意。一本书靠不住他们绝不引；一件事有可疑他们绝不引；一种传说有矛盾他们绝不引；一种传闻出之于敌国远道他们绝不引；一种奇说为事理所必无他们绝不引；他们绝不使“异辞疑事，远诬千载”。

因为传记作者同历史家写传记叙事的求真，所以他们不乱写，同时也不多写。他们提倡简要，反对文字的繁复，希望“文约而事丰”，所以他们主要尚简。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话笼统的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关涉所以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经学？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学家他们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繁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尖垢都捐，华逝实存，滓去沈在”。

传记作者叙事还有所谓用晦。因为他们尚简，所以有许多事迹他们不明显的直说，而用旁的方法委婉地点出来，烘托出来。或者是只说大的方面、重要的方面，而将小的、轻的不说，使读者自己去体会。他们主张“略小存大，举重明轻”，希望“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反对“弥漫重沓”。《史记·项羽本纪》，记楚军追汉军于睢水上，说“汉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这是形容汉军败北的情形，可是并没有直说汉军之败。《淮阴侯列传》，记萧何追韩信的事说，“何闻信亡，不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在这一段叙事里衬托出来萧何对于韩信之钦佩，汉高祖对于萧何之倚任，而韩信的才略以及他的重要，也自然地烘托出来，可是全没有明说，这就是所谓用晦。

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他们叙事还有几件禁忌的事。第一是忌诡异。凡是神怪不经之谈，离奇诡异之说，纵然确有这种传说，也不必把他写入传记。例如说一位帝王或一位名臣，生时有什么祥异，死时有什么朕兆，这全是很可笑的。所以沈约《晋书》为刘知几所讥。但是这种毛病直到清朝人的传记里还有。第二忌虚美。对于一个人的过分称赞或者一件事的过分夸张，全是不妥当的，写在传记里面是不应该的。《北齐书·王琳传》，说他“故及于难，当时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戯欷流涕”；《东观汉记》说，“赤眉降后，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卷二十三）虚美太过，至今传为口实。第三忌曲隐。一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做事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在传记里面全应该叙述，不能只述其善而曲隐其恶。但这更是历代作者不能免的通病了！

上面所说的全是传记批评家或史学家他们所悬的标准。当然在作者方面未必全能做到。在中国旧日传记作家里面，或者说历史家里面，当然要推司马迁为第一。《史记》里面许多传记，他能够把一个一个不同的个性描写出来；他能够把一件一件不同的事情叙述出来；能够把一句一句的言语记录出来；使读者仿佛见到当时的神情，这是别人所不及的。他在《项羽本纪》里写樊哙在鸿门之会的情态，当时神气，跃然纸上。所谓“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双方的紧张情绪，有如目睹。下面所谓“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赐之卮酒”是项羽的话，“则与斗卮酒”是项羽左右的动作，“哙拜谢，起，立而饮之”是樊哙的动作。假使一一点明了叙说，当时神情就失去了，所以太史公一气写下来，以保存当时的神情。又如《留侯世家》里面，记载项羽在荥阳围汉高祖，汉高祖很忧惧，同郦食其商议立六国后，以桡楚权，张良反对这个主张，说了八不可。太史公写这次对话情形很长，他用了“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的同样笔调写了八次，除了每段中一个曰字以外，没有别的表示说话的字样。他这是极力描写当时对话的急遽状态。“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以上几句是张良说的；“曰未能也”，是高祖说的；“其不可一也”，又是张良说的；后面七段全是一样。这是就当时口语据实而书，你不仔细去看，觉得毫无头绪，你仔细一看，语气神情就如同画在纸上一样了。后来像《三国志》算是史书中好的了，可是《秦宓传》记宓与张温问答，一句一个曰字，远不如《史记》之紧凑了。但是《史记》也有时候喜于文字见奇诡，（钱大昕《经史答问》）如《东方朔传》之类，所以扬雄说他“爱奇多杂”，（《法言》）然而那在全书中是很少的。

《史记》以后的史传，要推《汉书》最好，当然他有许多是用《史记》旧文。有人说，“《史记》之文，其袭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汉书》之文，其袭《史记》者必不如《史记》”。（《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汉书》）这句话固然稍刻，也是实话。《汉书》里面，像《李陵传》叙霍光、上官桀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事；《苏武传》叙单于使李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事；《朱买臣传》叙买臣拜会稽太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邸事，都极有情趣，而行文亦委婉有致。然而传神方面较之《史记》则稍差了。《汉书》而外，只有《三国志》严整、简洁，比较能叙事。他往往在写个人行事以外，加上点与朋友的书札，当时的言谈，以及旁人的评论。这样可使读者在事迹以外得到些关于这个人的其他方面的概念。例如《简雍传》、《伊籍传》，记二人的滑稽机辨。《许靖传》载袁徽与荀彧书，宋仲子与王商书。《黄权传》载司马懿与诸葛亮书，《董和传》载诸葛亮与群下教，这许多书札，受者与授者并非传中人，可是书札的内容涉及传中人，我们就书中所涉可以知道其为人。《姜维传》载郤正论维之言，当时人的意见自然得真，且可作客观的批评与本传参证。这些方法，后来就少用了。再后的史传，《后汉书》、《宋书》只是文章好，其余的越后越坏。史书以外，作传记学太史公的更多，但是好传记也少。后来传记所以不好的原因，大概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文字本身。古人言文一致，所以写下来的文字就同语言一样。后来文字与语言越离越远，拿古代的文字文法写后世的语言，所以语气神情不能充分表现。传记作者既不肯用当时的语法和习惯的词句来写当时的事情，记当时的对话，还要去学那更古的文法，用那早不通行的字句，以自衒古奥，于是越学越坏，越不近真实情况。隋炀帝看见李密状貌神气有些不凡，有些可怕，不教他作亲侍，《旧唐书·李密传》写作，“帝曰，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已经不像当时口语，《新唐书·李密传》改为，“帝曰，此儿顾盼不常，无入卫”，相差更远了。杨素看见李密骑在牛上读书，觉得奇怪，蹑其后问之，《旧唐书·李密传》作，“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新唐书》改作，“何书生勤如此？”更不像了。宋祁《新唐书》列传最喜用古字古义，使人读了不知所谓，且时时发生奇异可笑词句。如“规相屠戮”，（《王世充传》，谋相屠害也）“磔之火渐割以啖士”，（《薛仁杲传》，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也）“味之珍宁有加入者，弟使他国有人，我恤无储哉”，（《朱粲传》，食之美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也）“君脍人多矣，若为味”，（《朱粲传》，闻卿啖人作何滋味也。）“诚能投天会机，奋襼大呼”，（《刘文静传》，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也）“是子固在，宜斥丑处”，（《李百药传》，以上均依旧书传文译释，此丑处犹恶地）“祸隙已牙”（《长孙无忌传》，已牙已萌也）之类，这是作者的好奇，不能全怪文字了。

第二，由于作者技巧。古人写传记，还是平铺直叙的多，非不得已不用追叙的章法，就是《左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也是在一篇的开头。可是后来写传记的人都嫌平铺直叙太呆板，太没有波澜，于是把一段叙事里面加了好几个追叙的“初，如何如何”，“始，如何，如何”，以为这才有势，这才是技巧，不知使读者更觉得头绪纷繁，无从了解，所谓古文家又讲些篇法章法，以及于义法，方法越多，技巧越劣。有的模仿《左》、《国》，有的模仿《史》、《汉》；有的模仿韩、欧，模仿越多，离开真实越远，使读者越不明了。这种过于重视法度的毛病，虽几个大家有时亦不无可议，我们亦不必为之曲讳。例如归有光《先妣事略》，文章极简练，可是中间一段，“……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骤读之，仿佛孺人之死在声喑以后甚久，与饮螺水无关。可是用前面的文章一对照，孺人生于弘治元年，十六岁归归氏，前后生子女八人，弘治凡十八年，加上正德八年，正相符合，可见是饮螺水而死；假使他写明白一点岂不更好？姚鼐《周梅圃君家传》，是他自己很自负的一篇传记，他说，“传取事简，以为后有良史，取吾文登之列传当无愧”，可是他在全传里没有载明周梅圃的生卒年龄，通篇没有说到周的时代，只有“当是时，王亶望为浙江巡抚”一句可以考见年代。但是要从王亶望作浙江巡抚的时候来推求周梅圃的年代，那未免太周折了。（王亶望作浙江巡抚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至四十五年三月）又如汪琬的《江天一传》，在七百五十字的短文里，用了一个当是时，一个先是，一个当，这是他极力的盘行跌宕以取势，在我们看起来大可不必。所以在某一种论点下，文章尽管是好文章，然而未必是好传记。

第三，由于传统观念。写传记的人往往囿于传统的观念，不知不觉地跟着走。譬如写忠臣烈士，因为他的忠烈，于是把他一切全写得很好，纵然有不好的事也就隐讳不说了。一个奸臣，纵有好事，也只轻描淡写地写几句，或者竟不说。像明朝严嵩，文章作得很好，可是大家从不提起他的文章，也没有一个人读他的文章，甚至有人看见他的《钤山堂集》，主张把它烧掉。就是《明史》本传，也只说他“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而已。又如宋朝欧阳修，词作得很好，在词里可以看出他的性情是多么风流蕴藉，可是在中国道学家认为他同韩愈是直接孔孟道统的人，就认定他是一个道学家，从不提起他的风流蕴藉的真实性情，只在说他的攻异端扶正道。《宋史》本传说他“终身为文……折之于至理”，又说他“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我们看了这个传，哪里会晓得这个人就是“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作者呢？又如韩愈、柳宗元的文名著于后世。在《史》、《汉》里面凡是著名文豪全要把他的文章载入传内，所以两《唐书》全把韩的《进学解》、《谏佛骨表》、《祭鳄鱼文》、《潮州谢上表》，收入本传，文章虽然很好，但祭鳄鱼事终归怪诞，而传内更说，自是潮人无鳄患，未免不经。《新唐书》又把《平淮西碑》收入《藩镇·吴少阳传》，这篇文章“点窜尧典、舜典字”，诚然是唐朝的著名文字，可是他的内容同事实颇有出入，在史法上不无可议，如李光颜、乌重胤除授在元和九年，韩公武、李文通在十年，李愬在十一年，前后不同时，而碑文连续而写作曰某曰某，各以其兵进战，变成同时了；又称裴度为丞相，与唐朝官兵不合；光颜、重胤、公武全是双名，可是碑文有时候写成“颜胤武”，或者写“颜胤”；文虽简可是事未核。（参阅《潜研堂文集》卷一三《答问》一〇）其实这篇文章大可不录进去。柳宗元文名在宋朝更胜于前，所以《旧唐书》本传很短，而《新唐书》加得很长，所加进去的文章，如《与许孟容书》、《贞符》等，既与本人事迹不相涉，又与时事毫无关系，更可不必。又如相传柳敬亭说《水浒》武松景阳岗打虎，说他闯进店去大吼一声，屋中空酒瓮嗡嗡作响，描写得多么微细、多么入神。可是吴伟业作《柳敬亭传》并没谈到这些，而说，“或问生（指柳）何师？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又说他，“与人谈……澹辞雅对，一坐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梅村家藏稿》卷五二）大有替他掩饰的意思。这因为在当时士大夫眼光里，说书是贱艺，吴伟业肯给他写传已经很大胆，很脱俗，若不写得同世俗意见相近一点，更要受指摘了。又如沈近思是清朝有名的理学家，可是少年时曾在灵隐为僧，在理学家看来佛是异端，所以励廷仪所作《沈端恪公神道碑》，于此一字不提。

第四，由于作者主观。写传记的人最容易用自己主观来写旁人的言行。假如作者自己是崇拜英雄的，就把一个英雄描写得如他心目中所想象的英雄一样，而不管那个人的本来面目如何。一个生活浪漫自命风流的作者，他描写下的文人才子也同他自己一样，而不管那个人的真正生活如何。这样用主观来写传记，常常把许多个性不同的人写成一样。写孝子总是哀毁骨立；写节妇总是贤孝贞淑，凡是学者总是励志笃学；凡是武将总是武勇善射，千篇一律。《三国志》说，钟会少敏慧，《旧唐书》说，张蕴古性聪敏，杨炯幼聪敏，《新唐书》说，苏颋弱敏悟，韦渠年少警悟，褚亮少警敏，房玄龄幼警敏，长孙无忌性通悟；《旧唐书》说，白居易聪慧绝人，《新唐书》说，柳宗元精敏绝伦，韦陟秀敏异常，《宋史》说，张方平少颖悟绝人，欧阳修幼敏悟过人，《明史》说，胡翰幼聪颖异常，张居正少颖敏绝伦，史传词句历千年而如一。又如我们在现在发现的石刻古物里面，知道尉迟敬德是一个好佛的，可是两《唐书》本传全没提到，而说他“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像一个好道的。这是传记作者在写传记时有所去取。又如清乾隆时，在毕沅幕府中人都不愿接近严长明，因为他议论多而不同，且喜欢骂人。可是钱大昕所作《严道甫传》说，他以“周览古今载籍，遍交海内贤俊”自命，并且说，“听其议论经纬古今，混混不竭，可谓闳览博物文字之宗”。这固然是钱氏忠厚之言，但一方面也有他的选择。（《潜研堂文集》卷三七）所以传记里面最坏的，他们往往忘了所写的人的个性，忘了所写的人的学识才情同环境，只凭自己的主观。

第五，由于史料不够。后世作传记，无论官书私志，所根据的材料多半是本人子孙所作的行述哀启，或是门生故吏所作行状家传，或是达官贵人所作的墓志铭神道碑，通篇全是称颂的话，既不考订，又不核对，以致错误矛盾随时可见；至于“直”、“实”相差更远。这种情形由来已久，朱子在南宋时已感觉到。他看见《宋徽宗实录》里面的传，详的只是写行状，略的又恰如“春秋”一样，首尾又不成伦理，更无本末可考，所以他主张改革，可是没有成。直到清朝还是如此，凡是国史省县志要立传的，全把他一生事迹一条一条地写成节略，送进去以备采择。这里面只有些生卒年月，仕进先后，既没有批评也没有比较，本人的议论主张逸闻遗事，更不敢多写了；尤其缺略的是家庭环境，童年教育，同生活情形。根据这样的史源，只有像春秋一样的了。我们看清代的国史列传就可以知道了，那如何会有好传记？史料的不够，其关系较上面四种更大，更是没有好传记的最大原因。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一部史料正确、没有虚妄、没有隐讳，不受文字束缚，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不受文章法度束缚的罗思举自述的年谱，后来叫做《罗壮勇公年谱》。

1942年10月稿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

这里辑录了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档案二百二十件。

大库是清代内阁庋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之南，协和门之东，是两座上下各五间向北开窗的旧式楼房，它的西邻就是内阁。两楼平列一排，分为东西，中隔走道，所以又称为东库、西库，一共二十大间。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书籍、表章及档册等，又称实录库，由内阁之满本房掌管；西库贮存红本，由内阁之典籍厅掌管。但这种分存的情况，时常小有变动，如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的红本因为西库已满改存东库，就是一个例子。（关于大库情况，参看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徐中舒《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

大库所藏，以红本为最多。清朝以内阁总理全国政务，所谓“掌宣纶，赞理庶政”（《康熙大清会典》卷二，页一），因此全国的公文都要经过内阁。雍正七年（1729）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1732），内阁的职掌稍分，事权渐小，但“票拟本章”，“钞发谕旨”，还在内阁（清孔宪彝《内阁汉票签中书舍人题名序》），这一部分工作并没有变更，所以所谓“红本”仍由内阁存贮大库。

清制，各行政机关为公务给皇帝的公文称为题本，为个人事给皇帝的公文称为奏本，通称为“本”。（清朝还有所谓奏折，是另外一种给皇帝的公文，与奏本不同）在公文手续上，中央机关——六部及各院、府、寺、监的本，直接送达，称为部本；地方机关——各省将军、督抚、提（提督）镇（总兵）、学政、盐政、顺天奉天府尹、盛京五部的本，要先经过通政司，然后送到内阁，称为通本（《嘉庆会典》卷二，页一）。无论部本、通本，都由内阁签票处拟具批答，这就是所谓票拟，又叫票本，又叫票签。票签经皇帝核定以后，由批本处用朱笔誊写于“本”的右上角，因为批字是红的所以称为“红本”。红本每天由六科给事中到内阁收发红本处领出，然后传抄于各机关，年终由六科再送还内阁，贮存大库西库（《嘉庆会典》卷二，页六、页八、页二一），因此西库又称红本库。

每年存入大库的红本，大约总有一万四五千件（清查红本数目档，康熙十九年份共一万五千八百零二件，康熙二十年份共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五件），累年堆积，数字异常之大。加以大库没有专门负责的员工，满本房与典籍厅只是管稽查和锁匙（《嘉庆会典》卷二，页十七至十八）；建筑又不完善，潮湿霉烂，雨淋虫蚀（《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堂谕），无人过问。历年既久，残缺不全者，清末遂检出焚化。现在所存清代档案所以不很完整，年代不衔接，都由于此。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大库因年久失修，雨后墙倒（《天咫偶闻》一卷，十七页），光绪二十五年兴工修缮（故宫藏光绪二十五年《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称“将实在残缺……者一并运出焚化，以免堆积，而便开工”，又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等《奏报皇史宬尊藏实录圣训遗失折》称“实录向存内阁大库，前于光绪二十五年因库内渗漏，奏请兴修，当将实录、圣训移置文华殿东庑”，可见兴工在二十五年），大库的贮藏情况才为大众所知。宣统元年（1909）库墙又坏，倾倒更多，特别是西库的墙，于是将实录、圣训暂移于西库南面的银库（《列朝实录圣训函数档》），档案原要检查焚毁，一部分暂移文华殿两庑，大部分仍堆库内，后来罗振玉告之张之洞，装袋移出，暂存学部，又移国子监。其中所藏书籍由张之洞建议筹设京师图书馆（《宣统政纪》卷十八，页二〇，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宣统二年六月库房修齐，实录、圣训仍送还大库，而档案与书籍因有张之洞建议之故，始终没有送还。1913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移出尚未送还之档案交其保藏（沈兼士《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1916年历史博物馆移设午门，此项档案也移至午门。（金梁《瓜圃丛刊叙录》二十页《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叙》作天安门，又系于1921年，误）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这不过举成数而言，据金梁所记卖出后情形，“堆置彰义门货栈三十屋，连前后五院露积均满，高与檐齐”，当然无从计算，也无法计算。）卖给了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金梁《访求记叙》）。罗振玉听到，于1922年2月，用一万二千元把它买了回来。大部分寄存北京商品陈列所，后移善果寺庙中，小部分运到天津博爱工厂，从事整理，印行了《史料丛刊初编》。1924年，罗氏选择一部分自存，其余的卖给李盛铎。1928年12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李氏购得此项档案，1929年8月将这批档案集中在北京午门西翼楼上开始整理，整理后，一部分重要的在1933年一度装箱南运，不久复运回，改在北海蚕坛整理，1936年又迁运南京一百箱，先后印行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集，丁集付印尚未出版；此外还有其他数种。其未经南运部分，大半是三法司案卷及碎烂档案，始终存在午门及端门（徐中舒《再述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的分析》，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来交由北京大学管理。

罗振玉自己留存的一部分档案，后来迁运旅顺，于1934年成立大库旧档整理处，从事整理，1936年移送奉天图书馆储藏，后并入沈阳博物院（详见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九卷一期），今称东北图书馆。罗氏又印行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1934年）、《明季史料零拾》六种（1934）、《清史料零拾》二十六种（1934年）、《史料丛编》二集（1935）、《清太祖实录稿》三种。1949年10月东北图书馆印行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

当1922年罗振玉收购大库档案的时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改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改文科研究所）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有一部分，因此于5月12日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5月22日得到允许，几经交涉，7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但这并不是馆存的全部，历史博物馆他们还留下极小一部分。

1924年11月，溥仪离开故宫，清宫物品开始清点。192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设文献部，后改掌故部（1927），又改文献馆（1929），最近又改档案馆（1951）。先后接收了清内务府档案（1925），军机处档案（1926），清史馆档案（1928），刑部档案（1929）。而内阁大库因地址在东华门内，属古物陈列所管辖，不在故宫范围之内，直到1930年才正式点查，中间经过很多周折。1931年1月文献馆开始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先后印行《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及其他许多专编。

就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大库档案主要的分散在下列五部门（见下页）。此外流入私家的还有不少，近年各部门也陆续买回一些。

北大呈准将历史博物馆这批档案移运来校（1922年），随即由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教职员、研究生、毕业生、在校学生和校外专家，组织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改明清史料整理会）。因为这是一件开创的工作，没有较多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借鉴，而且数量太大，内容复杂凌乱，经过几次讨论，于7月2日公布了下列的整理计划：

第一步　形式分类及区别年代。形式分类则分誊黄、敕谕、诰命、实录、试卷、表、题本、报销册等类。年代则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

第二步　编号摘由。如题本、报销册两项，为档案之大宗，并多系重要史料，故先着手。题本则就内容摘录年月、机关或区域，及事实因果情形。再以事实性质，归纳成若干总类（如命案、盗案、钱粮、俸饷、建筑、财政、军政、学政、国际事件……等等）；总类之下又分细目（如命案中分因奸谋杀、因仇谋杀、因戏误杀……等等目）然后编号上架。报销册则摘录年月、机关或区域及名目。大别之有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建筑、浚治、清丈、盐引、课税、织造、鼓铸、物价、给发勘合火牌、内府食品、支用柴炭煤斤案件汇总，及大进大出黄册各类。至于各项档案中之特别重要者，随时提出公布。

第三步　报告整理成绩，研究考证各重要事件，及分别编制统计表。凡各项已编号摘由之档案，分别编目或录全文登载本校日刊公布。其他如大政变、文字狱及一切史乘不详之事件，则加以考证，编为报告。题本、报销册分类后，即编成各地风俗状况、犯罪行为、历朝对于人民之待遇、物价之比较……等等统计表。即无甚重要之贺表、会试卷……等等，将来亦拟利用之以编成历朝职官人名表，地方文风统计表。其余如公文程式及文字递变之调查，历朝官印之编谱，皆拟酌量缓急，分别进行。（稿本《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就从7月4日开始在北大第三院着手整理。整理手续：先将木箱或麻袋一个一个的打开，其中档案全部出晒，去垢，铺平，抑直；再按照第一步办法分别种类、年代，然后编号、填表、摘由；手续既完，再按字号装架。如遇有事由比较特别的，另行提出。当时每开一箱或一袋，要等分类摘由完毕，才再开旁的。这样作法不免迂缓。因此在第二年（1923年）6月2日讨论工作时，就根据过去经验决定将所有的麻袋、木箱逐渐开拆，按照案件的原名，分为题本、报销册、揭帖、贺表、誊黄等类，再区别朝代先后，插架陈列；摘由工作则俟此项手续完了后，再行着手。并决定利用暑假期间教室、人力的空暇，作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如清理题本时，将第三院大礼堂之桌椅分为二十多组，每组列成门形，桌面分贴清代九朝年号，和满文、杂件、残件等标签，随解袋随去土，随分形式随按年代搁置桌上，至于摘由留待另外去作。这样，从7月18日起，至10月3日止，整理结果，总计分完七百多麻袋，所剩只有五分之一了。过去整理时，凡各种无类可分的文件，全存在一起，称为杂件，不再仔细分，这次也先分为刑事案件、考功簿记及行文档册等类。再将考功类中分为考核、履历、议叙、画到簿、名册……等；行文类中分为行文底账目、画行簿、移会、知会、杂项账目、缴奏清册、注销册、挂号簿、丝纶簿……等。全按照原件标目，登记，编号。

第一步的整理手续——分朝代，分种类，装架陈列——直到1923年11月才完成。因为从前没有过这样的集体整理工作，又因为大库档案问题曾轰动一时，所以国内学术界很注意这件事。有的来参观，有的托为搜查资料（如托查天主教案件、江宁织造案件、贵州考试及其他政务案件），但是当时的工作缺点太多，自己实在不能满意。后来沈兼士主任曾作过一次自我检讨，说：

我们从前在北大初整理档案的时候，大部分精力和工夫，均耗费在初步的形式整理上面。因为要将数十万件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一依据名目，排比时代，这是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桩工作。加之整理时的尘垢太多，眯目塞鼻，竟致同人中胡鸣盛君病眼，魏建功君伤肺。当时辛劳的情形也就可以想像。但那时候的经验太少，所以方法上仍有不少的缺点；

一、太重形式，只知区别名称，排比时代，而忽略档案的内容。

二、只知注意档案本身，而忽略衙署职司文书手续之研究，遂使各类档案，均失掉它们的联络性。

三、过于注重搜求珍奇之史料，以资宣传，而忽略多数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

这些错误，都由于没有把各种档案综合的研究，深刻的观察，所以结果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内容，仅知其区别而不知贯通，仅知有若干不相连属之珍异史料，而不知统计多量平凡之材料，令人得一种整个的概念。（《文献特刊》：《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四页）

这些话全是实在的。我们在1924年5月21日从新拟订了今后继续整理档案办法，于是工作方向就转到：一、摘录明题行稿（最初是摘录，后改全抄），二、编报销册目录和各种档案目录，三、整理清代题本内容，分类摘由，四、校订旧编书籍。因为北大所藏的档案，以这几方面比较的多而且重要，所以先从这些着手。我们先后印行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三册（1924年）、《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题本）一册（1924年）、《整理明清史料要件报告》一册（1924，年）、《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第一册（1925年）、《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四卷（1930年）、《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1931年）、《明南京车驾司职掌》一册（1934年）、《崇祯存实疏钞》八卷十六册（1934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一册（1935年），与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一册（1947年）。

关于题本的内容分类，区分了下列几类：

贪污，叛逆，屯垦，刑罚，漕粮，灾荒，河工，纠参，贼匪，敷陈，田赋，盐务，隐匿，粮饷，例行，铨叙，兵马、奏销，鼓铸，茶马，俸银，遗民，仓谷，科举，考核，差派，驿递，征伐，赈恤，明藩，贡进，通商，采买，杂课，边防，关税，户口，钱法，蓄发，库藏，抚缓，印信，推荐，织造，圈地。

关于报销册的内容，区分了下列几类：

文职汉官领过俸米俸银册，京察官员册，京察笔帖式册，大进大出黄册，户部用过缎匹颜料数目册，盛京户部考成黄册，地丁本折钱粮册，江苏省城各衙门地亩项下钱粮册，奉天退圈地亩钱粮册，漕白钱粮册，南秋米粮册，各仓库收放钱粮数目册，盐课数目册，盐课销引册，钱粮事迹册，编审过盐丁数目册，盐务笔帖式银两册，灶丁应征银两册，各省滋生增益屯丁数目册，各卫所屯粮屯丁册，屯亩起存小粮考成职名册，额征民屯地丁钱粮册，丁口数目册，各省编审过人丁数目册，各省编审过军丁数目册，额征学租并应扣空缺银两册，文武官役俸工银两数目册，各官应扣空缺银两数目册，匠役口粮收放数目册，蜡茶颜料油麻缎纱等项钱粮册，杂项钱粮册，礼部用过钱粮数目册，礼部坛庙祀册，兵马钱粮册，朋桩皮脏银两册，截旷小建银米册，买马数目册，勘合火牌册，各标营官员品级及增设案由册，重囚招册，刑事案件册，工部用过钱粮数目册，太常寺用过钱粮数目册，光禄寺用过钱粮数目册，条奏事件册。

这样的整理，较之最初所定第二步计划已加推广，已从形式的分类进入内容的分类，从搜寻珍异史料进入普遍的整理。直到解放前，我们大体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北京解放以后，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所长深深感到，我们所藏这些已整理出来的宝贵档案必须赶快公开，没有整理出来的档案必须加紧整理，以供大家利用，要使它从满足少数人的研究愿望，进入公开的随意广泛利用。因此我们工作集中到下列几项：

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没有抄齐的补抄。

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的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

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

四、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

在1923年9月30日研究所（当时称为国学门）同人在城南龙树寺抱冰堂开第一次恳亲会席上，我们曾经宣布：

国学门搜集及整理所得之各种材料——当然不限于档案，完全系公开的，供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可以随意的作各种的研究，绝对无畛域之限制，这是应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稿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览》——1922年至1927年，第五章第十一页）

现在我们不但还维持着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强向这方面去作。

1950年5月4日，我们将所中收存的档案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承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宝贵意见和鼓励，并且建议我们将展览的史料全部印行。我们接受这个提议，更搜集了一些别处所藏的大库档案，辑成这本《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其中一百零三篇是明末兵部的题行稿。题行稿是明代公文的习用名称，但《明会典》里没有见过。题指题本，行指各机关互相通知的行文，如咨、札、手本、揭帖之类（各部给部院和督抚的公文用咨，给总兵及属下用札，给太监用手本，给司礼监用揭帖）。同一事件，一方面先要拟题稿报告皇帝，一方面在得到皇帝批示后，再拟行稿通知有关部门和个人，内容既然相同，为了节省时间人力，在拟稿时将行稿粘在题稿后面，只写案由和批示，其详细内容即照题稿所叙抄录。本来是题稿行稿两个文件，但两者合在一起分不开，因此称为题行稿。六部对于政务执行，全要经过这样的程序，所以题行稿数量比较多。本书所收的这些题行稿，本属明代兵部的档案，其所以在清代内阁大库中发现，是因为清初纂修《明史》时，缺少天启四年（1624）、七年（1627）《实录》及崇祯以后（1627—1644年）事迹，曾下令全国查送，这就是兵部查送来的材料（事在康熙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1665年）。正由于此，这一批原始资料才保存至今。

这些文件全是明朝统治者的官方公文，立场当然有问题，可是里面也还保存着许多从未发见的资料，有些并且是明朝实际政治的最初报告和处理意见，可以由此洞见统治者的真面目。因此在史料价值上也还有它的相当地位。

明末农民起义，参加的很多，一般记载全说是“胁从”，或者说是“奸民”、“饥民”，《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更说，崇祯十三年（1640年）以前，农民起义军“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张献忠传》说，“入黄州，黄民尽逃”，但是我们在本书这些文件里却看到不同的记载。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进入山西和顺县，当时的报告说：

探至金上村，有和顺县逃出乡民毕希然言说，县内有句连，奸细预先妆（装扮）锄田的人，白天锄田，夜晚守城上宿，因此里应外合，偶于本（六）月十三日三更举火呐喊，将城被贼抢掠（夺取）。（一六四页）

所说“里应外合”“举火呐喊”，就将县城夺下，一定响应的人很多，既然装扮锄田的人，一定是和农民连结在一起，可见和顺县是在农民协助下占领的，《明史》所说“民皆保坞堡不下”“民皆逃”是不确的。至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山西的“荣河、河津、稷山、绛州俱自己开门”（四二七页），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阳和将士人民俱欲迎‘贼’”（四五一页）的记载，倒可以与史书相印证。崇祯十年（1637年）山东有三个农民军先后被俘遇害，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全是农民军起义后自动参加的。在山东报告全案的公文里说：

当面质之时，犹敢为贼张威，藐我（明）兵之寡弱。……如被虏之民，死生悬于贼手，有所呼而不敢不应，有所胁而不得不从，犹曰势出无奈；如陈斗魁之愿投跟随，崔文举之刺释投入，傅一春之投为步卒，夫谁呼之而谁胁之乎？此三犯者……不畏朝廷，不惜性命，喜为贼用，甘为贼死，刀锯在前，略无恐怖……。至如傅一春者，口供为秀才之子，曾从父读书，胸中了了，矢口成章，非不识一丁者比，自以双亲皆为贼所手刃，不以为怨，反以为德，所述在贼营甘食美衣，□□角，且感且颂……（二〇九页）

这样的忠烈慷慨，充分证明了起义军的自发自愿，始终不渝，使明朝的官吏也不能不感叹于“夫谁呼之而谁胁之乎”？《明史·李自成传》又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入陕后，“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但是我们看见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的文件说：

迩来降贼绅士，实繁有徒，负圣朝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地方二三奸徒，贼尚未薄城下，辄先倡说远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幸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四二九页）

可见当时的迎接农民军的也有所谓“士大夫”在内，至于农民军的“杀绅衿富民”（四三〇页）“焚烧宦舍富屋”，是为了“为民除害”。类似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当时具体情况的史料在本书是随处可见，不及多举。这也是我们所以决定印行这本书的原因。

为便于读者参考起见，在本书末我们附录了一个“年表”，由于我们的学识谫陋，其中疏漏错误一定很多，还请读者多加指示，以便改正。

在北大先后参加整理大库档案，和参加明清史料整理会的人，有沈兼士、朱希祖、孟森、单不庵、马裕藻、陈汉章、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程郁庭、滕统音、郭振唐和陈垣、马衡、沈士远、胡鸣盛、顾颉刚、魏建功、傅汝霖、袁同礼、李泰棻、张凤举、黎世衡、杜国庠、王光玮、杨栋林、刘绍陵、刘澄清、连荫元、张步武、潘傅霖、魏江枫、陈友揆、李开先、赵冠青、李振郑、李德启、单士元、吴世拱、王崇武、杨向奎、罗福颐、张怀礼、戴文魁、蓝文卿、孙钺、于石生、袁良义、张汉清、崔季五；主持展览的人有孙钺、于石生、张怀礼、蓝文卿；参加本书编纂的人有孙钺、于石生、蓝文卿、张汉清、袁良义、蔡美彪、崔季五。附录的年表出于袁良义。并识于篇末。

1951年5月4日郑天挺识于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

《张文襄书翰墨宝》跋

前年一月，余在长沙获见许溯伊先生同莘致孟心史先生森书，略曰：

承询燕斋之名……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后署广东臬司，总办洋务局，本总署章京，俸满外用，故有熟悉洋务之称，与沈芸阁同为文襄倚任⁽¹⁾。

时心史先生已归道山，书既莫达，亦不详其问题所在。顷得《张文襄书翰墨宝》，而心史先生之所询问适见于此。

《张文襄书翰墨宝》上下二册，民国三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都四十八叶，为札六十通。其中致燕斋者二十八，致芸阁者二，致芸阁、黼侯、燕斋者一，致芸阁、燕斋者一，致燕斋、湘雯者一，致黼侯、燕斋者一，致杞山、燕斋者一，致营务处者一，致牙捐局者二，无款字者十六，无款字而称蒋大人者六，皆文襄手书，为《张文襄公函稿》所未收⁽²⁾。前后无题识图记，编次凌乱⁽³⁾，未知旧藏谁氏。诸札亦无年月可考。惟其中谈冯军⁽⁴⁾，谈钦防⁽⁵⁾，谈刘永福⁽⁶⁾，谈唐薇卿⁽⁷⁾，谈西征洋款⁽⁸⁾，谈沙面巡勇⁽⁹⁾，谈闱姓⁽¹⁰⁾，谈广西科场经费⁽¹¹⁾，谈粤盐加价⁽¹²⁾，则文襄督粤时所作也。文襄以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壬申奉命署两广总督⁽¹³⁾闰五月二十三日到任⁽¹⁴⁾，七月初三日乙巳实授，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丙辰调湖广总督，十月二十二日离任⁽¹⁵⁾，在粤五年⁽¹⁶⁾。册中二叶唐将军赴滇还桂无期一札，与《张文襄公电稿·致龙州李护抚台（秉衡）电》词意相若，时在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四十一页参钱委朱一札，与《张文襄公奏稿·潮纲废驰委府兼办片》合，事在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十三页撤委通判陶某一札，其人于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为文襄奏劾⁽¹⁷⁾；二十六页移廉镇一札，事见《奏稿·筹设镇缺》折，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粤中各路防营分别裁留，文襄于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入奏，广东闱姓驰禁，于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获准。⁽¹⁸⁾刘永福率部抵省，事在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¹⁹⁾，而册中五页、七页、八页、三十九页均涉及之；又十九页一札有明年之语，自注曰十二年：则册中诸札盖作于光绪十一、十二年也。

册中所称芸阁为沈镕经之字，杞山为萧韶之字⁽²⁰⁾，燕斋者即孟心史先生以询许溯伊先生而溯伊先生以为瑞璋者也。然瑞璋以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己丑升江西按察使，留粤不应过久。文襄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请定盗案就地正法章程》折，尚有署按察使瑞璋之名，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请严定械斗专条》折已称按察使于荫霖，瑞璋离粤当在其时，十一年年终以后诸事非所及知。册中十四、十五两页致燕斋札，有“致吴丞书已阅悉，阁下非病乃谦耳。此有成案，去年两淮运同委广西候补道程垣生署理，可署两淮不可署两广乎？本省从前亦有西盐道署鹾篆成案，何嫌何疑，况系代理耶？”之语，案瑞璋以光绪十年正月初七日由浙江宁绍台道升两广盐运使⁽²¹⁾，入粤在文襄前，文襄奏疏数见其名⁽²²⁾，履任已久，不应更有代理之说，则燕斋非瑞璋之字更可知矣。

册内诸札致燕斋者独多，余亦与之有关⁽²³⁾，疑皆出自一家，所谓蒋大人者，既燕斋之姓也。十九叶查运库拨解西征洋款数目札致蒋，而二十四叶催解应还西征洋款札则称燕斋，其证一。四十一叶参潮桥运同札致蒋，而二十叶委署潮桥运同札则称燕斋，其证二。三十九叶查刘永福营营官刘正兴委员殴辱广西守备叶有春事札致燕斋，而四十一叶询刘正兴、叶有春案已问明否札则称蒋大人，其证三。九叶唐吏部拟撤回驻下冻妥否札致燕斋，而二叶唐底营不能远悬下冻宜屯何处札则称蒋大人，其证四。十八叶一札称燕斋都转，而二十五叶一札称蒋都转，其证五。据此，燕斋之为蒋姓明甚。册中数称燕斋观察则其本职为道员，考其时广东以候补道代理盐运使，而蒋姓者姓惟蒋泽春一人。《文襄奏稿》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潮纲废弛委府兼办》片，三月二十四日《陈明广东洋务情形》片，五月二十二日《财政艰窘分拟办法》折，所谓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即其人也。

文襄督粤之始，广东布政使为龚易图⁽²⁴⁾，按察使为沈镕经⁽²⁵⁾，两广盐运使为瑞璋。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丁酉以沈镕经为云南布政使，次日戊戌以于荫霖为广东按察使⁽²⁶⁾，三月十二日辛亥龚易图与湖南布政使庞际云对调，实均未履任。《奏稿》八，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筹议闱姓利害请暂弛禁》折所列广东三司仍为龚沈瑞之名，《文襄函稿》三《上阎丹初中堂书》谓“龚蔼人（易图）才具可爱，疏放可惜，以调湘部文到太迟，而臬擢滇藩沈不能接署，不得及早交卸，致有此变，殊为惋惜”，可证其时均未履任。其所谓“致有此变”者，盖指十一年六月龚易图为邓承修所劾，九月革职事。四月三十日戊戌庞际云与沈镕经对调，六月沈镕经接任⁽²⁷⁾，而于荫霖未到粤，遂以瑞璋署按察使，以蒋泽春署盐运使。册中九叶一札称芸阁廉访，燕斋观察，十七、十八页一札称芸阁方伯，燕斋都转，是蒋之署任与沈之履任同时。十月二十六日辛卯瑞璋迁江西按察使，以王毓藻为两广盐运使⁽²⁸⁾，及于荫霖到任而瑞璋离粤，王毓藻到任而蒋泽春卸署职。

清季地方交涉事件率由关道管理，广东无专办洋务关道，光绪七年派粮道专管寻常洋务，各国领事狃于故常，事无巨细仍径达督署，九年遂命龚易图以布政使兼管紧要洋务，易图离任由瑞璋以盐运使兼办，文襄称其“于各国情性风尚及各口通商条约均能谙习”⁽²⁹⁾。瑞璋离粤，复由蒋泽春以署盐运使兼理。泽春为广西候补道，同治二年破信都陈金刚有功⁽³⁰⁾，光绪十年八月云南巡抚张凯嵩遵保人才首及之⁽³¹⁾，中法越南战起，文襄设东西转运局以输饷械⁽³²⁾，命泽春与瑞璋、阎希范总理东局⁽³³⁾，尝称其“明亮老成，凝重得体”，其行辈似前于文襄也。

许溯伊先生早入文襄幕府，并为编定遗集⁽³⁴⁾，于文襄一时僚佐最称熟谙，此盖因瑞璋与蒋泽春同时同官，职务先后按替，偶尔颠倒耳。瑞璋之字未详，疑即册中之黼侯。二十一页垫解西振续捐一札称黼侯廉访，其时升任臬司为沈芸阁镕经已履藩任，新任臬司于次棠荫霖尚未到粤，广东唯一瑞璋署臬司耳，非其人别无足以当之者。且垫解西振续捐，事属盐榷，不涉臬司，而札中黼侯与燕斋并举⁽³⁵⁾，必二人皆与运使有关，时瑞璋以盐运使代臬司，正与此合，则黼侯为瑞璋字又可证也。

1940年6月22日昆明靛花巷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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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治史杂志》第二期拙作《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

(2) 《张文襄公函稿》六卷，《续编》一卷，民国九年许同莘辑，铅字排印本。

(3) 第二十九页前后倒置，四十八页前幅应接二十七页，四十一页后幅应接三十七页，文义甚明。

(4) 第二页致蒋札。冯子材军。

(5) 第二页致蒋札。

(6) 第三十九页致燕斋札。

(7) 第二页。唐景崧时以吏部主事统军援越，故九叶致燕斋札又称唐吏部。

(8) 第十九页致蒋札，西征指越南出师。

(9) 第七页致蒋札。

(10) 第五页，无款字。

(11) 第四十四页致燕斋札。

(12) 第三十二页致燕斋札。

(13) 《光绪东华录》五十九。本文所举时日系干支者悉出《东华录》，后不复注。

(14) 《张文襄公奏稿》七，《到两广任谢恩》折。

(15) 《奏稿》十八，《恭报交卸两广督篆》折。

(16) 《清史稿》本传谓在粤六年，盖举首尾而言。

(17) 《奏稿》九，第二十八页，《甄别贪劣不职正佐各员》折。

(18) 《东华录》六十六，又《奏稿》八，第十六页，《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19) 《奏稿》十一，《刘永福到粤》折。

(20)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21) 见《越缦堂日记》四十一册，七十四页，《东华录》失载。

(22) 《奏稿》七，第三十三页，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设东西转运局》片；《奏稿》八，第十七页，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均有瑞璋名衔。

(23) 致芸阁两札，一称与燕斋筹商，一称燕斋都转均此。

(24) 《东华录》五十八，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任。

(25) 《东华录》五十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癸酉任。

(26) 由湖北荆宜施道迁，见《越缦堂日记》。

(27) 《张文襄奏稿》十，第十一页，《为沈镕经请恤》折。

(28) 由江苏督粮道迁，见《越缦堂日记》四十五册六十一页。案《东华录》七十三，王事失载，瑞璋事系于二十四日己丑。

(29) 并见《奏稿》八，第二十一页，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请派瑞璋兼办洋务》片。

(30) 《清史稿》二一一《张凯嵩传》。

(31) 《东华录》六十四。

(32) 《奏稿》十，第三十三页，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设东西转运局》片。

(33) 《奏稿》十一，四十四页，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陈明广东洋务情形并委蒋泽春兼办》片。

(34) 《函稿》外，《奏稿》五十卷，《电稿》六十六卷，《公牍稿》二十八卷，均许氏辑。

(35) 二十一页潮桥运同一札亦黼侯燕斋并举。

《恬盦语文论著甲集》序

莘田集其所作序跋文字为一编，署曰《恬盦语文论著甲集》，余首受而读之。

窃惟序跋文字体式无碍，包罗万有，古人精蕴，往往而在。就有清诸老言之：王怀祖《淮南子杂志后序条》六十四例，古人校雠科律盖莫能外。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举《通鉴》七病，涑水之用心与其得失灿然具见。戴东原《水经注序》谓经例云过，注例云径，又谓《水经》上不逮汉，下不及晋初，此杜君卿、王伯厚、顾景范、胡朏明所不及知，千载之秘于焉以启。钱晓徵跋《经典释文》，凡正陆氏经文用字不当六事，跋《说文解字》，凡正大徐妄以意说二十二字；卢召弓《新唐书纠谬跋》凡正吴氏不细审前后三事；皆因其书以订正乖违。全绍衣《斯庵沈公诗集序》辨明史郑延平沉鲁王之诬，假其诗而旁疏时事。钱晓徵《春星草堂诗集序》谓有四长，才学识情；张皋文《词选序》谓词之至者罔不恻隐盱愉，不徒雕琢曼饰，虽一家论文指明，足以昭示千古。钱晓徵《黄昆甫先生集序》，卢召弓《周礼订义书后》，登一时师友过从；朱锡鬯《北窗灸輠跋》，全绍衣《姜贞文先生集序》备作者颠末行事，卢召弓《古文孝经孔氏传序》，论次古文升降显晦之迹，黄太冲《明文案序》偻陈有明文章胜衰振废之由。凡此之属，其所涉不徒一书一事已也。而论者或侪之空率酬应之列，不将失之！（谈允厚、黄太冲两先生入清始卒）

莘田此集凡收文十二篇，各有精虑，并皆赅洽：其序《续方言稿》，则比勘杭、戴两氏之书，兼纂诸家续作末本。跋《韵史》，则抉其改定字母，拘守五声，误解等呼，臆易反切四失。跋段校释文，则索王、陈诸家移录先后，考核释文版本源流。跋宋大字本尚书释音，则参摭徐、卢、段、王诸家校本是非。跋法校释文，则举其创通音例，辨章音类，精研等韵，据音正字四长。跋唐写本释文残卷，则证明唐宋两代改窜释文系于文字者众；牵涉音韵者寡。跋韵学源流，论莫氏所疑于广韵者类多精辟。跋声韵同然集，则究求作者生平，更寻诸家改择反切无功之故。跋韵学残卷，则考守温生卒里居，考守温字母为三十，考守温三十字母无正齿音二等及轻唇音，考等韵创自唐时，门法繁于宋代，并辨增删字母得失。序七音略，则推阐宋元等韵流派，韵图肇始，七音略与韵镜异同，至治本与殿本浙本疏密。序十韵汇编，则遍叙新出韵书大凡，及遮罗补缀以研覃求新之要。跋蒙古字韵，则订提要之误，辟近人之疑。学者于此，分之可以明学问之流变，窥音韵之精微，穷旧籍之渊奥，衡作者之纯驳，合之可以为文字音韵训诂之通说，悟治学之轨则，其所涉亦不徒一书一事而已也。

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用敢逞其愚陋，弁言卷首，为读者告。

此集清钞既竟，莘田以十二月十七日付之剞劂，以申敬于国立北京大学，会余病失期。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

1943年1月16日愚弟及时学人郑天挺谨序于昆明。

（原载《图书月刊》第三卷第一期。国立
中央图书馆。1943年11月）

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

去年秋，吴兴徐森玉先生道经乐山，见永历十年石刻于凌云寺侧，及来昆明，以语如皋魏建功先生，建功贻书乐山杜道生先生，求为拓寄。今年春，余读于学无不暇簃。碑题重修凌云寺记，为文十五行，行五十字，楷书，字径寸余，下截多漫漶。记后题大明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孟夏月谷□，其后列衔名十行如次：

碑末下角有□官胡永清慕时达数字，当为立石职官也。

丙申为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时永历帝已入云南⁽¹⁾，孙可望驻贵州⁽²⁾，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镇汉中⁽³⁾。乐山明为嘉定直隶州，清因之，康熙十二年升为府，以其地置乐山县，北距成都三百九十里⁽⁴⁾，岷江径城东南会大渡河入犍为，大渡河径城西南复会青衣江⁽⁵⁾，水陆辐辏，常为军事所资。顺治初明清迭为攻守，往复数四。案《清史稿·世祖本纪》及吴三桂李国翰诸传自顺治九年（壬辰，永历六年）三桂国翰克成都嘉定后，不言其地复入于明⁽⁶⁾，惟李国英传有“十一年加兵部尚书，时可望等破成都，重庆、夔州、嘉定皆为明守”之语⁽⁷⁾，与此碑合。碑记云：“……因是与同事诸将军□□囊中，鸠工采木，不移时而正殿金像经楼廊庑次第成焉。……因报命孔急，未暇勒石。会至仁浩荡，泽及枯骨，复敕蓉城建斋以苏幽滞，继上峨山转诵贝叶，事峻与众共议因（阙九字）固陋集而为□□朽云。”是其营造尝因清军进据而中辍，两军争拒之频从可知矣。

杨威见《清史稿》吴三桂传及孔有德传，其人于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尝屯阳朔、永福间，数为全节所败⁽⁸⁾，顺治十六年（己亥，永历十三年）二月与马宝李如碧等降于吴三桂，次年七月三桂部勒降兵分置十营，威以副将管义勇后营总兵官事⁽⁹⁾。结衔所称都督□事盖为都督佥事，明制都督佥事正二品，无定员，盖恩功寄禄也⁽¹⁰⁾。凡总兵官例以三等真署都督（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之，故都督佥事恒为总兵加衔。平虏及其下之灭虏怀远诸营，他处未见，晚明新立者也。

狄三品见《明史》二七九《樊一蘅传》，《清史稿·吴三桂传》及《明季南略》、《南明野史》、《客滇述》、《行在阳秋》诸书。其人初从孙可望为总兵讨叛夷，顺治八年（辛卯，永历五年）十二月永历帝由土司入黔境过逻江，三品扈跸以行⁽¹¹⁾。其后任建昌总兵，封德安侯⁽¹²⁾。顺治十四年（丁酉，永历十一年）十月可望降清⁽¹³⁾，次年清军三路窥取滇黔，十二月沐天波奉永历走迤西，艾能奇子承业纠三品劫驾，事泄⁽¹⁴⁾。十六年二月三桂入云南，三品与庆阳王冯双礼自金沙江奔建昌，三桂发檄招之，密授方略使谕川南诸将，三品降，执双礼以献⁽¹⁵⁾，七月封抒诚侯⁽¹⁶⁾。三品爵历大略如此。碑中结衔右军下当为“都督府□都”五字，明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为武职之最崇者⁽¹⁷⁾。其曰“挂援剿副将军印”，明制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归则纳之。至“后将军”则后起者也⁽¹⁸⁾。

祁三升见《明季南略》、《南明野史》、《行在阳秋》及《求野录》诸书。其人初从李定国统龙骧营，定国出粤，留之于蜀，孙可望令镇遵义。及顺治十三年定国奉永历入滇，调三升，而可望亦使人调之，三升谓其所部曰“国主”（谓可望）安西（谓定国）旧主义均，今安西尊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众皆诺，于是整旅还滇，可望遣兵追袭，三升辎重尽失。十月达行在，封咸阳伯⁽¹⁹⁾。明年以迤西平定进侯爵⁽²⁰⁾。顺治十五年（戊戌，永历十二年）七月定国秉黄钺三路出师，命三升出中路壁鸡公背，粮少运艰，士不宿饱，十二月定国兵溃炎遮河，三升之师亦大溃，永历遂走迤西⁽²¹⁾。明年正月帝次永昌，进腾越，复闻定国磨盘之败，从臣多叛去，乃决意入缅，遂出铁壁关，关外即缅境也。四月，三升帅师上表迎帝，缅人请敕止之，诡言航闽，三升捧敕痛哭遂撤师⁽²²⁾。既而与定国不合，独走户腊，吴三桂遣官招之，十八年（辛丑，永历十五年）二月率兵七十余人降⁽²³⁾。七月清授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²⁴⁾。碑中结衔挂印下当为“□军都督府□都督”。征虏左将军亦后起。明仁宗洪熙元年（乙巳，1425），制颁诸号将军印十，辽东曰征虏，但有前将军无左将军也⁽²⁵⁾。祁、狄两衔并有□□命字，当为钦命二字，然就阙泐处度之，似又不仅此，疑莫能明。

陈起龙其人未详。明制王府置护卫，设护卫指挥司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²⁶⁾，此云亲军卫疑为晚明护卫之改称，起龙之结衔盖指挥同知也。

所谓“□王驾前”王字上画微低，疑当为主字，盖“国主驾前”也。张献忠既死西充，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冯双礼等率残众入贵州，可望用任僎议自号为国主⁽²⁷⁾，所部亦以国主称之⁽²⁸⁾。此所谓国主驾前即可望麾下也。驾前二字本施诸君上之辞，非诸王所可僭，其时永历称帝已十年，不应更有“□主”之称，且当时除“国主”外，亦从无“□主”之名，则非可望实无足以当“□主驾前”之尊。案永历九年云南宜良县东岳庙常住碑记有“驾前总镇阎臣”衔名，阎臣为可望部属，是可望之称国主与“驾前”二字之专属可望，不仅一时一地为然，其所称由来久矣。或疑南明诸将骄僭，驾前之称不必限于君上，而“国主”未必非“国王”。果尔则所谓□王亦即秦王孙可望。案明代宗藩封四川者，有成都之蜀王，叙州之雍王、申王，保宁之寿王。雍王、申王未之藩，寿王随徙德安，惟蜀王传世最久，张献忠陷成都，合宗均被害⁽²⁹⁾。国变后，宗王惟瑞王常浩奔重庆，亦死献忠之难⁽³⁰⁾。此外无入蜀者，则□王非明藩可知。永历时异姓封亲王者三：孙可望以五年（辛卯，顺治八年）封秦王（永历三年陈邦傅胡执恭矫诏封之，五年二月始补赍金册真封），李定国以十年（丙申，顺治十三年）封晋王，刘文秀亦以十年封蜀王。献忠死，定国、文秀、艾能奇等均兄事可望⁽³¹⁾。四川再入于明，布置遣将皆可望主之，守将白文选亦可望部，可望虽自驻贵州，未尝不可留亲军一部于川以为耳目（起龙为指挥同知仅领亲军之半）此其一也。狄三品为可望部将，祁三升留蜀亦受可望命⁽³²⁾，二人位望远在陈起龙上，而推起龙为序者必以其为主帅亲军指挥，敬示尊崇，此其二也。定国以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二月扈永历帝入滇都，三月进藩王（前封西宁王），其时虽与可望携贰，尚非决裂，如以定国记室金惟新为吏部侍郎，封可望扈卫张虎为淳化伯（均在三月）⁽³³⁾，遣白文选、张虎赍永历玺书谕解可望（六月），送可望宫眷入黔，定国亲饯之郊外（八月），使可望留滇大营及旧标还黔（明年正月）诸事，其所以慰结之者盖无微不至。且定国新败之余（顺治十三年二月败于南宁），唯恐可望蹑其后（定国率残卒数千迎扈，复遣兵守盘江以备可望）⁽³⁴⁾，刘文秀以顺治九年（壬辰，永历六年）保宁之败，废弃守滇，十三年以迓永历与定国同晋藩王，久闲复出，力尤单弱，必不敢更遣亲军入川，抑亦无此余力。此其三也。据此，起龙结衔“□王”其非晋王蜀王而为秦王，可推而知。总之盖谓孙可望也。

“南藩管理事务参□”一职，他处未见。明代职官以参称者有南京兵部尚书之参赞机务⁽³⁵⁾。侍郎之参赞军务，惟正统元年甘凉用兵命之，后改赞理军务⁽³⁶⁾。通政使司之左右参议正五品，承宣布政使司之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及武职之参将，明初五军都督府有参议正四品，后改掌判官。均与此不合。卫指挥使司理杂务者曰管事⁽³⁷⁾，亦无管理事务之称，窃疑亦南明所创始。

案明代之称诸王，或曰王，或曰府，或曰邸，或曰藩。李定国初封西宁王，当时称之曰西府⁽³⁸⁾，曰西藩⁽³⁹⁾，刘文秀尝封南康王，南藩之称必指文秀无疑也。洪武三年王府置参军一人正五品，九年改参军为长史，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此云管理事务参□，疑即参军，当为晚明改变者也。文秀以十年三月封蜀王，碑记仍用南藩者，疑其人南府旧僚未授新职，故沿旧称耳。昔徐文贞志杨忠愍墓，称王弇山为藩参⁽⁴⁰⁾，以其方官浙江布政使司在参政也，与此无涉。

永历建号十五年，政令尝及两粤川湖黔滇诸省，以视圣安思文，不可同日而语，徒以托命边徼，播迁靡定，遂致记注有间，典章莫稽，良可慨矣。此碑虽微，顾有可补史籍之阙者。披读既尽，因掇拾所可知者著之于篇，以为考史之助云尔。

1939年3月13日草于昆明柿花巷述德寄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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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二《行在阳秋》。

(3) 《清史稿》列传二六一《吴三桂》。

(4) 《清史稿》卷六九《地理志·四川》。

(5) 《清史稿》卷六九《地理志·四川》。

(6) 《清史稿》卷五《世祖纪》二；八年九月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十月辛酉李国翰会吴三桂征四川。九年七月丁亥吴三桂与李国翰定漳腊、松潘、重庆……围成都，故明帅刘文秀举城降。十月甲寅，孙可望寇保宁，吴三桂李国翰大败之。

《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九年七月，三桂与国翰遣兵西抚漳腊松潘，东拔重庆，进攻成都，明将刘文秀弃城走，复进克嘉定，驻军绵州，文秀及王复臣……围巡按御史郝浴于保宁，浴趣三桂等赴援，击斩复臣，文秀引兵走。

《清史稿》二三六《李国翰传》：九年与三桂督兵复成都、嘉定，遣将徇重庆、叙州，皆下……十年以四川平，命与三桂还镇汉中。

(7) 《清史稿》卷二四〇。

(8) 《清史稿》卷二三四《孔有德传》附《全节传》。

(9)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十五年。

(10)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11) 《南明野史》卷下四八页。

(12) 《行在阳秋》作安德侯，《东华录》作德安侯。

(13) 《清史稿》卷二四八《孙可望传》。

(14) 《南明野史》卷下六四页。

(15) (16)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十二年。

(17)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18) 明太祖征闽，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廖永忠为副将军。北取中原，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征北副将军。征王保保命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征夏命傅友德为前将军。

(19) 《南明野史》卷下五七页作咸宁伯。《行在阳秋》、《东华录》均作咸阳侯。

(20) 《南明野史》卷下六一页。

(21) 《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七《求野录》。

(22) 《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七《求野录》。

(23) 《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二《行在阳秋》。

(24)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

(25)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26)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27) 《清史稿》卷二二四《李定国传》。

(28) 《南明野史》卷下。

(29) 《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

(30) 《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五》。

(31) 《南明野史》卷下四九页。

(32) 《南明野史》卷下五七页。

(33) 《南明野史》卷下五八页。

(34) 《南明野史》卷下五五页。

(35) 《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36)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37) 《明史》卷七六《职官五》。

(38) 《清史稿》卷二二四《李定国传》，《南明野史》卷下五五页。

(39) 《明季南略》卷一六。

(40) 《明文在》卷八〇。

《莲华盦书画集》序

贵竺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余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晚年潜翳古寺，出其余绪以为书画，见者惊为瑰宝，而文名反为所掩。

先生作书兼综晋唐篆隶，而一出之于己。二十以前规模黄、米，二十后肆力于颜，写麻姑仙坛记小字本逾百过。既精说文，好金石，尝杂其锋势于行楷。民国元、二而后，益以峻朴出之，雄遒茂密，体韵丕变。或以为酷似北碑。先生闻之曰：吾以隶法运颜平原耳！喜作汉分，于史晨、礼器、曹全诸碑得其神趣，而诏学者学隶则以三颂。三颂者：郙阁、西狭、石门也。尝谓方圆并用，疏茂相成，浑灏流转，自然庄重雍容，莫三颂若。于篆最喜琅邪台、峰山刻石，早岁作篆多法秦刻，其后乃参以鼎量印及汉碑碑头笔意，仍以小篆为规。虽嗜吉金文字而不事临抚，以古籀多凿文，晚近笔墨未偁，又字少不足于用也。

先生论画，必欲胸无古人，目无今人，以为胸无古人则无藩篱，目无今人则无瞻循。四十以前不常作画，友好投赠，偶一为之。中岁登泰山泛西湖，归而壹志作山水，峰峦崿，烟云郁勃，盖往往皆自写其胸臆者也。间作花卉杂物，辄题以诗或小词，时号三绝。丙寅得风疾，以残臂挥毫，韵势宕逸，稍异于前，然腰肢不胜，故作画尝多于书。自号姚风，盖比于杨凝式之杨风也。庚午后，书益清而画益妍，体又不变，未几卒。

盖先生书画凡三变焉：四十前规抚古人，四十后自立家数，一变也；丙寅得疾后之宕逸，一变也；庚午后之清妍，又一变也。天挺尝问书画之要，先生曰：意在笔先，无囿一格。呜呼！此先生之所以不朽欤！

先生生于光绪二年丙子。今岁干支再值，令子苍均昆仲出先生遗墨景印行世，以天挺从先生久，嘱一言为之序，谨撮先生书画先后之次著于篇，以俟世之征书画史者。

1936年4月21日长乐弟子郑天挺谨序

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
——纪念孟心史先生

孟心史先生以1931年重来北平，讲学北京大学。时北平图书馆新成立，广事访求；故宫博物院亦在点查，珍籍秘录一时纷出。先生既熟于史事，嗜学尤力，终日汲汲，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言，盖远迈于旧日之所作，有功于学术亦最宏。

心史先生晚年撰述以《明元清系通纪》最为巨制，用力亦最勤，自谓留意者二十余年⁽¹⁾。其书初名《清朝前纪》⁽²⁾，继改《满洲开国史》⁽³⁾，迭经增补于1934年易今称。明元谓明代纪元，清系谓清代世系，盖谓以明代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也。心史先生以清代肇基与明代开国相先后，清代以孟特木为始祖，追尊曰肇祖原皇帝，其行事在明太祖洪武间已可考见，其后历代皆与明诸帝相循而下。肇祖尝事朝鲜又臣属于明，子孙世奉朝贡，受明之恩遇甚厚，太祖努尔哈赤齐身自朝明者三次，而清世尽讳之。开创之迹，《清实录》既蒙昧不能自明，臣明而后复讳而不著，其在明世国史亦多削而不存，于是搜辑群籍旁及国外史料作为长编，欲以补明清两史之阙，兼发清世隐讳之秘。自孟特林、充善、妥罗以下，兴景显三祖迄于太祖、太宗，皆抉其事迹先后依年编次，太祖、太宗自有《实录》则但详其所不载或始已载而终削者。清代祖先事迹在明以前及无年可记载或不能系于一年者，若满洲名义，布库里英雄，女真源流，建州地址变迁之类，列作前编，以便省览。其编年纪事则谓之正编。

通纪取材大抵以明历朝《实录》及《朝鲜实录书》为主，辅以刊版行世之书，钞本秘籍难以征信者皆不随意取证，委巷传说更无论矣。心史先生自言，慎之又慎，不敢徇一时改革之潮流有所诬蔑于清世，非虚语也。正编纪事始自洪武四年（1371），永乐元年（1403）而后排年叙次。先生自计全书约二百五十余万言，大体均已成篇，惟明末数年尚待勘定。1934年9月，前编四卷及正编五卷刊行，其后陆续付印，迄1937年夏行世者凡前编四卷正编十五卷，约九十九万余言，叙至嘉靖三年（1524）章成事止，章成者，保能之侄，时为建州左卫都督。

心史先生既以阐明清先世史实为志，故《通纪》中记事居十之八，考订居十一强，论评说明居十一弱。莫不原原本本不厌其详，观于宣德八年（1433）一年之事至五万六百言，弘治四年（1491）一年之事至四万八千言，可以觇之矣。尤留意于考证，其辨正前说者不一而足。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托始于布库里英雄，以肇祖孟特木⁽⁴⁾为其裔，日本学者则谓清始祖即为肇祖，别无布库里英雄其人。心史先生据《元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龙飞御天歌》，知猛哥帖木儿本为斡朵里豆漫，豆漫者，女真语万户也，斡朵里即元史之斡朵怜，元诸路万户皆世职，猛哥帖木儿既为豆漫必承袭有自，《朝鲜实录书》称猛哥帖木儿父挥厚为豆万，豆万即豆漫，则万户世职不自猛哥帖木儿始更可知，清代始祖不托之挥厚而托之布库里英雄，必当实有其人也⁽⁵⁾。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谓建州女真先处开元，自来谈地理沿革者若陈芳绩、李兆洛、杨守敬，皆以元之开元路为即开原，清末屠寄知开元开原之非一地，而以开元治黄龙府即今吉林农安县，日本学者又谓开元在鸭绿江西，其说不一。先生据金、元、明诸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实录书》，谓开元在极东濒海地今珲春以东朝鲜会宁境，其地即清自承之祖居斡朵里也⁽⁶⁾。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钱谦益《初学集》均称清太祖为王杲余孽，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近时中外学者遂疑清帝系出建州右卫，心史先生考之，知清实左卫之后非右卫也⁽⁷⁾。《清史稿》以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别派，与清代宗系无涉，心史先生据群籍证猛哥帖木儿即肇祖孟特木。并定清先世宗系：布库里英雄为一世，范察为三世，肇祖为五世，董山兄弟为六世，石豹奇与妥罗为七世，兴祖为八世，景祖为九世，显祖为十世⁽⁸⁾。他若辨《朝鲜实录书》之木答兀即《明实录》之杨木答兀⁽⁹⁾，《明实录》之高早化即《朝鲜实录书》之枣火⁽¹⁰⁾，《朝鲜实录书》中之土老即《明实录》之脱罗，《清实录》之妥罗⁽¹¹⁾，《明实录》中李吾哈与李斡黑二名互用，即《朝鲜实录书》之李兀哈⁽¹²⁾；《朝鲜实录书》中管秃与权豆二名互用，即《明实录》之阿古⁽¹³⁾，童仓与董山之非一人⁽¹⁴⁾，冬果、东果、栋鄂之为一地⁽¹⁵⁾，清堂子所祀邓将军之为邓佐⁽¹⁶⁾，建州左卫女真属兀良哈⁽¹⁷⁾之类：均能不惑浮说，独抒精蕴，其有功清史远非前哲所可拟也。

有清一代以八旗为与前朝分别之制，治史者或以其与兵事相关，目之为清世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或以其与户籍相关，如《清史稿·食货志》附八旗丁口是也。并属膜外之谈，于八旗本质未尝深解。心史先生考之清初史料知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一国尽隶八旗，以八和硕贝勒领之为旗主，八旗各有土田、各有人口、各有武力、各置官属，各任工役，旗下之人谓之属人，属人于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共议国政商国事，无一定之君主，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议有不合或其人不纳谏、不遵道，则更择有德者立之。凡战争有所获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此清太祖所定之制，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也。太宗以来苦心变革，寖抑旗主之权，逐次更易各旗旗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而各旗属人亦不能于皇帝外复认本人之有主。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八旗旧制乃为新法隐蔽迨尽。先生钩剔官书中旁见侧出不经意而流露者，著为《八旗制度考实》⁽¹⁸⁾，以穷其本源。执其说以证清初史事，莫不豁然贯通。先生更考得清初八旗正黄、镶黄属之太宗皇太极，正白属之多尔衮，正红属之代善，正蓝属之莽古尔泰，镶白属之多铎，镶红属之阿济格，镶蓝属之阿敏。太宗一人领两旗者，其镶黄一旗太祖留以自待，未及命而身殁，遂由太宗兼之，太宗殁，世祖继领之，及多尔衮殁，其众亦入于世祖，此后世“上三旗”所以由天子自将之敌（亦即君权逐渐扩张之证也）。凡此皆《八旗通志》所不载，前哲所不详，而心史先生钩稽独得者也。

清世宣付国史立传之人，《清史稿》未尝毕收，而清国史馆列传诸家传钞本与印行本增缺亦不尽同，心史先生乃汇集《清史稿》、《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满汉名臣传》、《贰臣传》、《叛臣传》、《国朝儒林文苑传》，并传钞诸本辑为一编，名曰《清史列传汇编》。以人为纲，凡诸书传文备录之，一书而诸本文字不同者分注之，事涉两歧者考订之。凡录稿百数十厚册，欲送商务印书馆印行，已有成议而卢沟桥变起。今原稿半存北平松公府，半存先生故居。

心史先生于1934年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三案者：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与雍正入统也。世人每以多尔衮称皇父与孝庄后不祔太宗陵寝为太后下嫁之证，且有传钱谦益以礼部尚书进大婚仪注者。先生谓多尔衮皇父之称犹之尚父仲父，纯为报功不关渎伦，皇后不祔葬者，清历朝有之，不独孝庄一人，皆不足为下嫁之证，谦益入清未尝为礼部尚书，进仪注事尤不足信。顺治出家之说，世喜以吴伟业赞佛诗为证，心史先生据《玉林国师年谱》、《王文靖公自撰年谱》、《张宸杂记》，证顺治之确死于痘。雍正之夺嫡入统，传言本多，心史先生钩稽史料，谓传位遗诏由隆科多所口传，隆科多之能口衔天宪处分嗣统，则由身为步军统领、警跸武力实在掌握，而年羹尧方为陕西四川总督，统重兵以扼允，故世宗得安然即位，隆、年之宠异以此，其后隆之禁锢，年之赐死，亦未尝不由挟功泄漏之故。

心史先生晚年考证清代史事文字甚多，散见于《国学季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文献论丛》、《读书周刊》、《文中周刊》，惟1937年所作《香妃考实》一文未出版而事变起，国人尚未尽见。先生证香妃入宫在乾隆二十三年前，其时回疆未平定，乾隆五十三年四月香妃卒，侍高宗者逾三十年，卒时太后已前卒十一年，世俗所传乾隆为求妃而兴师及太后赐妃死之说，盖皆委巷之谈，即世人艳称之香妃画像，亦与东陵所悬遗影不尽符。心史先生尝欲自辑所作清史考证文字为心史丛刊续编，由开明书局印行，为北京大学文史学会丛书之一，亦以事变中辍。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行世，心史先生据以校赵、戴两家之书，知戴氏之书不尽与《大典》本合，益信戴书之出于赵。尝欲纂《大典》戴、赵《水经注》合校，为抉疑之一助，未及成而忧国致疾竟不起，仅撰论文数篇见《文献论丛》及《读书周刊》。盖其时先生清史巨著将观成，移其兴会专治《水经》，假以年岁必有非常之观，而大变猝作，赍志以殉，惜哉！惜哉！

天挺以1929年获交先生哲嗣心如于杭州，1931年秋始拜见先生于北平，古城人海，会晤颇稀。1934年余得见钞本《国史列传》二百册，知心史先生方辑《清史列传汇编》，亟以送之先生，是为余与先生以学问相往还之始。余旧治国志，继探求古地理、心仪赵诚夫之学，偶得赵氏《三国志注补》，付之景印，既成以序文实《读书周刊》，先生方校《大典·水经注》，读之大喜，为跋尾一篇论赵氏生卒年岁，余于赵氏年岁，亦别有论列，遂书陈其所见。旧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久置箧衍，亦以就正于先生，是为余与先生论学之始。1937年卢沟变作，余从诸先生后守平校，先生时督其所不逮，以是过从渐密。十一月余从平南来，别先生于协和医院，执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诀！先生负经世志。光绪末佐龙州戎幕练新军，民国初列国会议席，1928—1929年钮永建主苏政挽先生参大计，皆多所建白，惜为史学之名所掩，至民国以来通行之商法出自先生手定，世人更莫之知矣。

先生既归道山，两公子均在南，常州同乡诸公为经纪其丧，并嘱先生弟子四人点查遗稿封识之，扃贮北平先生故居。余在长沙，有许溯伊先生同莘自汴致书先生，同人嘱余存之，此书先生既不得见，因录于此，以见先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书曰：

承询燕斋之名，弟一再考据，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后署广东臬司，总办洋务局，本总署章京，俸满外用，故有熟悉洋务之称，与沈芸阁同为文襄倚任。至刘永福部将只有黄守忠并无方姓其人，彼时粤中将弁有水师提督方耀、潮州营游击方恭，又有率勇援闽之副将方友升，皆与永福不相联属，此见于文襄电牍者也。

心史先生讳森，字莼孙，晚号阳湖孑遗，江苏武进人。心史为先生写作之别署，今人习称心史之号鲜用莼孙者矣。闲尝与先生谈及郑所南，先生笑曰，吾之心史与铁函无干也，因并识于篇末。

1939年5月19日昆明才盛巷
（原载北大史学系《治史杂志》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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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明元清系通纪自序》。

(2) 1930年列入《中央大学讲义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凡十四万言。

(3) 1932年在北京大学开设课程，称《满洲开国史》。

(4) 孟特木《清史稿》作孟特穆，布库里英雄《清史稿》作布库里雍顺。

(5) 《通纪》前编，第七至十二页。

(6) 《通纪》前编，第四十三至五十三页。

(7) 《通纪》前编，第四十二页，正编卷一第三十五页，卷五第二十六页。

(8) 前编九页，正编卷一第七十页。案先生此说其后颇有修订，以布库里英雄为一世，范察为二世，董挥厚三世，肇祖四世，充善楮宴五世，石豹奇六世，兴祖七世，景祖八世，显祖九世，太祖十世，见所编清史讲义。

(9) 正编卷三，第二十九、三十七页。

(10) 正编卷四，第二页。

(11) 正编卷十三，第十五、二十八页。

(12) 正编卷七，第十八、三十页。

(13) 正编卷一，第七十五页，卷四第一页。

(14) 正编卷四，第五十二页，卷五第五十八页，卷六第九页，卷七第二十三页。

(15) 正编卷四，第一百一页。

(16) 正编卷九，第三页。

(17) 正编卷三，第十六、二十二页。

(1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三分。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清代治《三国志》者，以何义门焯《读书记》，陈少章景云《校误》，⁽¹⁾杭堇浦世骏《补注》，越诚夫一清《注补》为较先。杭、赵二书尤繁博负盛名。顾两家所述，颇多雷同，今分列于后。（两书校勘略）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凡六百五十六条⁽²⁾，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与之雷同者四百二条（其中六条刻本删），《杭州府志》谓“赵氏所引皆杭氏所未采”⁽³⁾，盖不然也。赵书之所征引七、八倍于杭书，其雷同者仅此，本不为多；且两书均参稽旧籍，原书具在，尤无足异。惟论定之说，若“东郡”，“徐爰”，“周生烈”，“关羽滩”，“诸葛恪伐蜀”诸条，亦复相同，则不无可疑；况两氏生同时，居同里，交谊素笃乎？

杭世骏序《东潜文稿》，称“吾友赵君诚夫”⁽⁴⁾，赵一清序《道古堂外集》，称“堇浦杭太史余垂髫友也”⁽⁵⁾，二氏宜若为同辈矣。然以年岁及两家事迹考之，世骏盖先缔交于一清之父者也。世骏《赵谷林爱日堂吟稿序》⁽⁶⁾曰：

余少时锐意科举之学，先师（沈似裴）又禁不得为诗。后得交于赵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园亭甲于通邑。其时沈个庭、符药林两诗人皆主其家。尝所往来吴明经绣谷，厉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则蒋径之羊、求也。霜宵雪昼，时过二林吟屋，效刘、白之倡酬，斗孟、韩之联句，余乃稍稍自见。

又《赵母朱孺人寿序》⁽⁷⁾曰：

余与谷林伯仲申登堂之敬者逾二十年，推襟送抱，意甚得也。山条水叶之嬉，明笺酒坐之乐，余未尝不在。一言之甘苦，一字之疾徐，讨论而削夺之，较量于要眇之间，其所以益余者非一日矣。余屡与计偕而不合，留京师，时时周恤余家。与人言，数严敬之友，则余与厉兄樊榭为称首。

全祖望《赵谷林诔》⁽⁸⁾亦曰：

谷林语其长君一清，谓执友中所当严事者，莫如堇浦与予。

据此，世骏实一清之父谷林先生昱之执友，于一清为前辈也。一清《符药林先生传》称“先生殁而先君子小山之友尽矣”⁽⁹⁾，时世骏尚健在，其所以遗之者，当因与其过从最密，视为己友也。

杭世骏生卒年岁，各家记载颇有异同。许宗彦《杭太史别传》称“太史生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卒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¹⁰⁾。《疑年录》则称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年七十八⁽¹¹⁾。应澧《杭先生墓志铭》又称“以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庚辰考终里舍，年七十有八”⁽¹²⁾。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则称“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¹³⁾四说各不相同。依许说，世骏应年七十七；依应说，世骏应生于康熙三十四年；依龚说，世骏应卒于乾隆三十八年。案厉樊榭鹗《杭可庵先生遗像记》⁽¹⁴⁾称“堇浦小于鹗四岁耳”；厉氏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生，既长生世骏四岁，则世骏应生于三十五年。世骏《金存斋墓志铭》⁽¹⁵⁾亦云：

君同堂兄弟凡六人，余则棠棣鄂不之数适叶。亡兄年龄与君诸兄相亚；余生于子，维甸公仲子自白生于丑，君生于寅。嬉游追逐，若舒雁行，相得尤欢。

此云“余生于子”，而康熙三十五年太岁适次丙子，世骏生于康熙三十五年盖无可疑。

《疑年录》称杭氏年七十八，应澧《杭先生墓志铭》亦称年七十八，应氏为世骏之女夫，所记当无误。然杭氏既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年七十八，则应卒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不得卒于三十七年壬辰。是‘年七十八’之说与‘卒于三十七年’之说必有一误。案应氏《杭先生墓志铭》称“以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庚辰考终里舍”，据是年七月为甲午朔推之，其月无庚辰日，而三十八年七月为戊午朔，其二十三日则适为庚辰。窃意应氏以女夫之亲，志窀葬之文，既具载其卒逝时日，不宜有误，此必传钞者误三十八为三十七耳。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谓杭氏卒于癸巳，汪曾唯尝据癸巳无南巡事，以纠其谬⁽¹⁶⁾；其事虽无稽，然其癸巳之说固自有所本也。杭氏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卒，年七十八，是钱氏《疑年录》所载为最确。

赵一清生卒年月，《文献征存录》，《国朝耆献类征》，《武林耆旧续集》，《国朝杭郡诗辑》，《两浙轩录》，《清史列传》，《清史稿》，《杭州府志》均失载。赵氏《东潜文稿》中可考其生平者以《大母朱太君安葬记》，《亡女哀诔》，及代其父谷林所作《铁岩公行状》为较详。其《大母朱太君安葬记》曰：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于先祖东白府君先陇——上虞县朱家滩老子山之麓。……先祖安土已三十一年……小子缅承嫡长，世守宗祧，从十五龄以往再得凭棺一恸。摩挲往复，可称厚幸⁽¹⁷⁾。

是一清年十五其祖葬，葬后三十一年而其祖母葬。据此以推赵氏年龄，可得两说：

一，自乾隆二十年乙亥（1775），上溯三十一年——换言之即葬祖之年并计在内——至雍正三年乙巳（1725），为赵氏十五岁。

一，自乾隆二十年乙亥上溯三十一周年——换言之即葬祖之年另计一年——至雍正二年甲辰（1724），为赵氏十五岁。

依前说，乾隆二十年，赵氏应年四十五岁，而生于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依后说，应年四十六岁，而生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

赵氏《亡女哀诔》曰：

汝生之年，实为作噩。汝死之日，月掩蟾魄。凶随书至，声与泪落。我年二十，驾言远适，挥手出门，汝才孩赤，呱呱而啼，转睐砉騞。胜衣以往，长成巾帼，摊书对酒，曾未违隔。……我再入都，岁曰庚午，六月十三，送我廊庑⁽¹⁸⁾。……

《尔雅·释天》大岁“在酉为作噩”。乾隆庚午（十五年，1750）以前，雍正七年（己酉，1729）乾隆六年（辛酉，1741）皆逢酉；女之生年当在此二年中。证之上述乾隆二十年一清年四十五或四十六，则雍正七年一清应年十九或二十，乾隆六年一清应年三十一或三十二。诔中有“我年二十，驾言远适，挥手出门，汝才孩赤”之语，则以雍正七年为合。又“汝生之年，实为作噩”，与“我年二十，驾言远适”，分别而言；可知赵氏生女与远游必非同在一年。赵女既生于雍正七年，赵氏远游必不在七年。且雍正六年七年方修《西湖志》，一清与分校之任⁽¹⁹⁾，亦不能远离。赵氏远行既不在雍正七年，则雍正七年赵氏必非二十岁，应以年十九岁为合。雍正七年赵氏十九，实生于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小于杭氏世骏十五岁。其葬祖母之时年四十五而非四十六也。

世骏与一清之父谷林相交逾二十年，两家集中唱和之作甚多。谷林富藏书，所居小山堂插架之盛为两浙冠⁽²⁰⁾。世骏有所见，每为致之。——阎氏《古文尚书疏证》⁽²¹⁾，宝庆《四明志》⁽²²⁾，开庆《四明续志》⁽²³⁾其尤著者也⁽²⁴⁾。一清与世骏髫龄相识，而过从之密当始于雍正六、七年。其时两家同在杭州，世骏既与谷林日为诗酒之会，复与一清及一清叔父意林（名信）同在西湖志局⁽²⁵⁾。世骏与一清之研经考史，砥励学行亦在其时。一清《松吹书堂记》曰：

堇浦先生度屋之东偏隙地数弓，筑而居之，既成，选妙手图之，合诸同好为诗歌以落之。丹　不施，丝竹不设，朋侪晨夕前于后喁，清籁徐响，琅然中节，默若有会，听若可乐，此松吹之所以名堂也。

先生家食贫，绩学不倦。三礼三传，疑义与析，而尤长于论史。于班、范两书有补注，《北齐书》有疏证。且于金源一代之制，详其人物，纪其风土，遗文佚事多所援据，窃附于裴松之、颜师古之流。又将冥搜群籍，取新旧《唐书》考竟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于尽善。亦复不余弃，引余为助，徒以抱惭弇陋，悦其意而卒莫之能助也。今先生方上承明诏，裒对大廷，使得遂窥中秘之藏，用展所学，于其生平庶几无负⁽²⁶⁾。

此记年月虽无考，然《道古堂诗集·过春集》有“忆松吹堂前芭蕉有寄”诗；《补史亭剩稿》有“霜降雨中厉二鹗、汪五沆过松吹书堂”诗，均在世骏入闽之前，堂之成必在一清未远游时。记中有“今先生方上承明诏，裒对大廷”之语，盖补作于世骏荐举“博学鸿词”后也。世骏《道古堂文集》有《与赵诚夫书》⁽²⁷⁾曰：

仆于《旧唐书》怪其颇有抵牾，欲效吴缜《纠谬》之例，掎摭其疵病；辄念刘氏一代史才，不当以纤悉之未善，为朴学自衒之口实，随事观理，遂忘攻击，此书终不敢以苟作。然有所疑者数事，吾子方卒业旧史，蓄而不以告亦失先圣所以启助之意。……仆以顽虚，吹毛曩哲，盖以决游、秦之疑，非为修欧阳之隙。之论，吾子原其意而考其辞，斯未必非刘氏之药石也。

又有《再与赵诚夫书》⁽²⁸⁾曰：

仆阅景文之所笔记，则谓以对偶之文非宜入史传，如壮士施粉黛，笙簧佐匏鼓。间尝以《英华》，《册府》，《唐大诏令》诸书，暨有唐一代硕士巨卿之著作，证之于刘氏之书，其去取亦有未为尽当者。景文之为纪传，盖有鉴于唐氏之诏册存之不可以尽存，不存则蹈于挂漏之议，遂复以断割而成其忍，乃倡为《笔记》之所云以自救其简略之失，或者可以解于后世焉。

欧公志表颇有裁断，然《乐志》尽削去乐章不载，匪惟赓续谐叶之道尽失，且并有唐一代之雅颂无可复寻。而其尤　缪而不可依据者，莫如宰辅世系一表。仆尝欲援南北八书以抉摘其舛误，吴兴沈君东甫方合钞新旧之书，世系固辨之也详。东甫立志专，而用力勤，斟量繁简，考正同异，其为功于两史也甚巨。虽然仆犹窃有憾也。《六典》，《通典》之制度，开元之《礼》，元和之《志》，《律》之《疏义》，王溥之《会要》，其可以订得失而资证据者，固不胜渔猎焉；东甫乃沾沾以两史毕功乎？每欲发愤以补其阙，家贫不足以营副墨，辄嚄唶而中止。吾子年齿鼎盛，家之藏书甲于寰海，胸之记览富于老成，不朽之业及今不为，将复谁待也？仆虽懦钝，尚能与于复审之役，维吾子鼓勇而创稿焉。

赵《记》所谓“亦复不余弃，引余为助”者盖即指此。杭氏《诸史然疑自序》谓“刘煦《唐书》赵上舍一清所赠”当亦在其时。然其后两氏于《唐书》均无成书。

赵一清以雍正八年离家远游，年二十；当系与其叔意林同入京师。一清代其父谷林所作《铁岩公行状》曰，“公念先子之故，顾余兄弟极厚。自打箭炉回（雍正八年），家弟意林游学成均，得与公周旋”，当即其时也。一清与其叔意林同为监生，同年离家，必系同行。一清《亡女哀诔》有“胜衣以往，转成巾帼，摊书对酒，曾未违隔”之语，其后眷属当亦北上，且留京甚久也。意者当时赵殿最官京师，一清从之以就北闱也。杭世骏《咸淳临安志跋》称“辛亥岁同在志局，尺凫（吴焯）携是书来，予与赵子诚夫共相参校，乃得睹悉真赝，辄叹求书之难”；钱泰吉《曝书杂记》中引一清《咸淳临安志跋语》有“雍正庚戌辛亥间修《浙江通志》，开局于南榷关署，以白金一斤从竹垞之孙稼翁购得”之语。岂一清庚戌入京试毕即归，辛亥复携眷北上欤？

乾隆元年谷林、意林及世骏同举“博学鸿词”，世骏及第授编修，而二林报罢。意林随南归，谷林仍留京师，卜居斜街；世骏诗“大科未得继裴、陆，小经差喜穷颜、严，斜街卜宅迹转晦，寒庐僵卧神尤恬，酒人吴（廷华）、全（祖望）日过访，同队一一游鲦鲇”⁽²⁹⁾，盖记当时事也。时一清与世骏过从尤密。杭氏集中有“赵上舍一清屡以蹄果饵见饷赋谢”，“赵一清惠松门鲞赋谢”，“七夕雨后赵上舍过访书堂，余以张公子（芸）佳招不值率赋奉简”，“过赵一清用东坡《梁左藏会饮傅国博家》韵”，均在其时。七夕雨后诗中有“瓜果转从儿女乞”，过赵一清诗中有“岩岩酒阵朝飞檄，兔琖鸡缸纷不一”，可见馈遗酬酢之频。世骏送一清南归诗“耦耕旧约词空费，作伴还乡愿又虚”；“平生一段怀人意，为尔临歧雪涕书”；尤见交谊之厚。

一清代其父作《铁岩公（赵殿最）行状》曰：“适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公谓余兄弟谬堪斯选，为言于临川李公巨来（李绂），遂以贱名送入内阁；意林亦为家银台晴川先生（赵之垣）所举。旋各报罢，意林南归侍省，余淹迹都门。……迨公解组，余亦南旋⁽³⁰⁾。”赵殿最于乾隆四年以“庆成灯”事被议告归，谷林南旋当亦在四年⁽³¹⁾。一清南归则在谷林之后。杭世骏《翰苑集》有《送赵一清南归》诗⁽³²⁾，列于“雨后招同夏检讨之蓉，金国簿焜，金编修文淳，张孝廉芸集疏雨书堂，分得江字”一诗之后；“十月二十五日武殿试传胪，门下士贾生廷诏、白生钟骧皆赐一甲及第，赋此志喜”一诗之前。清制，新进士选入翰林者，初授庶吉士，以满汉大臣各一充教习；并选侍讲侍读以下官资深学优者，分司训课，各小教习。三年试其等而进退之，曰散馆；其及格留馆者授编修检讨有差⁽³³⁾。金文淳为乾隆四年进士，诗称金编修则当在乾隆七年散馆以后。贾廷诏武进士第一亦在乾隆七年。杭氏诗集皆按年编次。送赵南归诗列于两诗之间，亦必作于乾隆七年，可知赵氏南归必在七年也。一清既归，世骏亦于八年（癸亥）解职，二人复会于杭州。其后两氏分走南北，过往之迹，集中所见，不若在京师时矣。然于论学析疑，仍往复不辍。乾隆二十八年一清序世骏《道古堂外集》曰：“未几归乡里，名益震，望下风而愿从游者日益众。堇浦乃辑《道古堂诗文集》各数十万言，其词典以纯，其气宏以放，既已巍然大观矣。余方闲居小山堂，注释《水经》，偶获创解辄示堇浦；堇浦亦以其所心得者示余。”可以见其略矣。

据《东潜文稿》，一清于乾隆十五年复入都⁽³⁴⁾，十六年游恒山，客浑源（有《恒游记》），二十一年客山西阳曲（有代作《翼然亭记》），二十四年客直隶顺德，定州（有代作《重修龙冈书院碑记》、《新建定武书院碑记》），又客山东新泰（有代作《重修羊太傅祖墓祠堂记》）湖南辰州（有诗）⁽³⁵⁾。盖家事渐落，不得不旅食于外。赵氏《亡女哀诔》“女执女红，劈缕唾绒……昔也华，聊可娱目，今兹蕉萃，以供旨畜”。又有“我再入都，岁曰庚午……弥历滞淫，转更贫窭”。其困厄之状溢于笔墨。

一清卒逝年月，亦无可考。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诏求遗书，浙江省于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年开局访求，曾采一清所著《水经注释》以进⁽³⁶⁾，是一清卒逝必在三十九年以前，其年龄不能逾六十五也。兹略次杭、赵两家大事，各系年岁于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公元1696。

杭世骏生。赵一清之父昱（谷林）年八岁。

四十四年，乙酉，1705。

全祖望生。杭世骏年十岁。

五十年，辛卯，1711。

赵一清生。全祖望年七岁。杭世骏年十六。

雍正元年，癸卯，1723。

赵昱年三十五，厉鹗年三十四，杭世骏年二十八，全祖望年十九，共为文酒之会。赵一清年十三。戴震生。

二年，甲辰，1724。

杭世骏年二十九，举乡试。

三年，乙巳，1725。

赵一清年十五，葬其祖母。

七年，己酉，1729。

杭世骏年三十四，赵一清年十九，同在志局。

八年，庚戌，1730。

全祖望年二十六，入京。赵一清年二十入京。

十年，壬子，1732。

全祖望年二十八，北上，举顺天乡试。赵一清年二十二居京师。

十三年，甲寅，1735。

杭世骏年四十岁，《石经考异》成。

乾隆元年，丙辰，1736。

全祖望年三十，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杭世骏年四十一，试博学鸿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赵昱年四十八试博学鸿词报罢，留京师。

赵一清年二十六居京师。

二年，丁巳，1737。

全祖望年三十三南归。杭世骏年四十二，赵一清年二十七同在京师。

七年，壬戌，1742。

赵一清年三十二南归。全祖望年三十八居里中。杭世骏四十七官京师。

八年，癸亥，1743。

杭世骏年四十八解职南归。

十一年，丙寅，1746。

杭世骏年五十一，全祖望年四十二，赵一清年三十六，是年春同在杭州。

十二年，丁卯，1747。

赵一清年三十七，其父昱卒，年五十九。

十四年，己巳，1749。

全祖望年四十五，校《水经注》。赵一清年三十九，杭世骏年五十四，同在杭州。戴震年二十七。

十五年，庚午，1750。

赵一清年四十，再入都。

十六年，辛未，1751。

赵一清年四十一游恒山。乾隆南巡，全祖望年四十七，杭世骏年五十六，同往吴下迎驾。

全祖望为杭世骏复审《汉书疏证》。

十七年，壬申，1752。

全祖望、杭世骏同在广东。

十九年，甲戌，1754。

赵一清年四十四，自序《水经注释》。戴震年三十二。

二十年，乙亥，1755。

全祖望卒，年五十一。杭世骏年六十。赵一清年四十五，葬其祖母。

二十四年，己卯，1759。

赵一清年四十九，在直隶。

二十八年，癸未，1763。

赵一清年五十三，序《道古堂外集》。杭世骏年六十八。戴震年四十一，入都。

三十八年，癸巳，1773。

杭世骏卒，年七十八。戴震年五十一，入四库馆。

三十九年，甲午，1774。

戴震年五十二，校《水经注》成。

四十年，乙未，1775。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付梓。

四十二年，丁酉，1777。

戴震卒，年五十五。

五十一年，丙午，1786。

赵一清《水经注释》付梓，毕沅为之序。

五十三年，戊申，1788。

杭世骏《道古堂外集》付梓，毕沅助其成，并为之序。

五十九年，甲寅，1794。

赵一清《东潜文稿》付梓。

杭、赵两氏以何时补注《国志》，记载有阙，莫得而详。世骏《诸史然疑自序》：

余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学。贫无全史，且购且读。一日率尽一卷，人事胶扰，道涂奔走，祁寒盛暑，未尝一日辍也。风雨闭门，深居无俚，则又倍之。阅五年而始毕功。又一年而以《通鉴》参校史外，又益以旧闻，三千年之行事较然矣。于诸史中，以意穿穴有得，则标举其旨趣，前人所论不复论，前人所纠者亦不复纠也。《史》、《汉》考证业有成书，断自后汉以迄六代，唐宋以还论之不胜其论，纠之亦不胜其纠也。刘煦《唐书》赵上舍一清所赠，穷日夜观之，重复错缪远逊欧、宋，间一论列，呫呫不胜其繁。闻吴兴沈东甫征士有《新旧合钞》一书，余未及……⁽³⁷⁾。

又《补史亭记》曰：

作亭者何，补史也。史何补，补《金史》也。杭子疏证《北齐书》既毕功，越明年，乃补《金史》⁽³⁸⁾。

杭氏自序其治史之述作如此，而未及《国志》之有专书。《诸史然疑》中考《国志》者凡六条；其书虽有疑为“后人钞其遗稿录之成帙”者⁽³⁹⁾，然当其草创时，杭氏治《国志》尚无专书可证也。赵一清《松吹书堂记》历叙世骏史学著述，亦无补注《国志》之目；《书堂记》作于世骏应大科时，然一清以雍正八年入京，其所述或为八年以前事，则在雍正八年前世骏尚未补注《国志》亦可证也。

《道古堂文集》有《与张曦亮书》曰：

比读陈寿三《志》窃怪裴世期之集注尚有阙焉，因更广采异闻以增益其所未备。然其间疑意累累，以臆妄解，略得一二。后问太鸿，便知“溺攒”、“落度”之说。昨者酒座未罄所谈，退谨疏明其辞，以附尘记室。舍其大而重问其细，谅吾子不以是为鄙也⁽⁴⁰⁾。

曦亮为张熷字⁽⁴¹⁾，太鸿为厉鹗字⁽⁴²⁾。书中言“后问太鸿”，又言“昨者酒座未罄所谈”，作此书时三人必同在一地。案全祖望《张南漪墓志铭》称“南漪不喜为场屋之文，故科举累失利，甲子（乾隆九年）王侍郎晋川⁽⁴³⁾见其对策奇之，置之副车；丁卯（乾隆十二年）竟荐之；天子诏求明经之士（事在乾隆十四年），梁尚书芗林⁽⁴⁴⁾又与侍郎交登启事，故南漪久留京师。会召对之期在明年，南漪乃有金溪之行，舟至三衢，暴病，返棹，抵家五日而卒”⁽⁴⁵⁾。可知张氏与杭氏从容论学，必在乾隆十四年之前。然自乾隆元年以后，杭氏官京师，八年始南归；厉氏又久客祁门马氏⁽⁴⁶⁾，往来祁、杭间，三人聚合殊少。三人之核史辨疑必在乾隆元年以前，而此函之作亦必在世骏应大科之前。据此可证世骏之有志广采异闻以增益《国志》裴《注》所未备，必在雍正八年以后，乾隆元年之前。其时赵一清逾冠未久也。

赵氏《注补·楚王彪传》尝引“杭氏世骏曰”云云，其文见《三国志补注》卷三⁽⁴⁷⁾，可证杭氏著书在赵氏之前，而赵氏并曾见之。至杭氏是否曾见一清之书，亦有可资旁证者数事：

《吴志·黄盖传注》引《吴书》曰，“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世骏《补注》引黄《笔记》曰，“后汉尚书令黄香之孙守亮字子廉为南阳太守……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⁴⁸⁾。而一清则谓“黄香是江夏安陆人，香子琼，琼子琬，无守亮其人者……不知黄氏何从而得此说”⁽⁴⁹⁾。世骏如先见一清之书，必不徒引黄说，此一事也。

《魏志·王凌传》“军到丘头”，世骏据《水经注》引《魏书·郡国志》注曰“宣王军次丘头，王凌面缚水次，故号武丘矣”⁽⁵⁰⁾。一清则谓“司马懿虽尝讨凌至丘头，而武丘之名至司马昭克诸葛诞始改，见《晋书·文帝纪》”⁽⁵¹⁾，世骏若先见赵书必不仍其误，此二事也。

《魏志·楚王彪传》“七年徙封白马城”，世骏据《陈思王集》以为“《志》称徙封白马，而《集》称四年白马王朝京师则当时未有此封，宜称吴王”⁽⁵²⁾；而一清则谓“诗序既有白马之文疑是史误”⁽⁵³⁾。世骏若先见其文，必有申说，此三事也。

《蜀志·诸葛亮传》“好为梁父吟”，世骏据《艺文类聚》“步出齐城门”之词，以实武侯《梁父吟》⁽⁵⁴⁾；而一清引何义门说曰“蔡中郎《琴颂》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乡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传之词，盖非其作”⁽⁵⁵⁾。此四事也。

魏武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以见匈奴使者，其事不经；惟见《世说》第十四，及《语林》⁽⁵⁶⁾。刘知几尝著论以难之，以为“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⁵⁷⁾；然传世裴《注》实无此文。杭氏书中备引刘说，而一清则谓“世期未尝采此事入注，不审知几所云何谓也”⁽⁵⁸⁾？此五事也。

凡此诸说均以赵书为长，而世骏无所增益于其书，足征世骏未见赵氏《注补》，尤非剿袭赵书也。

世骏既未见一清之书，是一清之书雷同于世骏。推原其故，不外三途：一、一清剿袭杭书；二、世骏以初稿付一清，而一清损益之；三、世骏、一清同治《国志》，一清有所发明以示世骏，世骏遂以入书。今案一清书内于顾炎武⁽⁵⁹⁾，顾祖禹⁽⁶⁰⁾，姜宸英⁽⁶¹⁾，朱彝尊⁽⁶²⁾，阎若璩⁽⁶³⁾，李光地⁽⁶⁴⁾，何焯⁽⁶⁵⁾，陈景云⁽⁶⁶⁾，全祖望⁽⁶⁷⁾诸家说，皆明标姓氏，自非攘美窃名之流，其非剿袭杭书更不待辨。古人同治一学，相互勘正，若全祖望为杭世骏复审《汉书疏证》之类⁽⁶⁸⁾，所在多有，偶或雷同固不能目为剽窃，吾人不应以疑词厚诬贤者也。世骏始补裴注，一清方居京师，不能相与上下其议论；今两书义例相同，征据旧籍亦复相近，意者其世骏入京后以初稿付一清而一清损益之乎？

世骏“怪裴世期之集注尚有阙焉，因更广采异闻以增益其所未备”；综其条例约得十事：曰音义，曰地理，曰典制，曰人物，曰史实，曰杂事，曰异闻，曰考证，曰校雠，曰典籍。然“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故细大不捐，瑕瑜互见”⁽⁶⁹⁾。且所据佚书若司马彪《战略》、《丹阳记》、《齐地记》、《洛阳宫殿簿》之类，或引自《太平御览》，或引自《水经注》、《世说注》，世骏但举原书，不著所从出，其失一也。《御览》、《水经注》、《艺文类聚》之属，仅登正文，不称篇次，其失二也。杂引异说，不加裁定，若《魏志·文帝纪》既引《城冢记》、《太平寰宇记》谓文帝陵在偃师县首阳山，复引《通典》谓富平有荆山沮漆水西有魏文帝陵，自相抵牾，有疏抉择，其失三也。前贤旧说，或略所本，如《魏志》三《少帝纪》“孔晏乂”一条，出何焯《义门读书记》，世骏但称愚案，其失四也。世骏之书，稗贩为多，不下己意，其失五也。至若《四库全书提要》所讥“稗官小说，累牍不休”；“蔓引卮词，多妨体要”⁽⁷⁰⁾者，盖不胜其论矣。

一清继作，捃摭益富，考订綦详，颇矫世骏之违枉。其尤显著者：——《御览》、《水经注》、《寰宇记》之属，皆详其篇次，佚书皆标所从出；一也。晦词疑义，能加诠定：若《武纪》“鉴镜不忘谓己割其鼻也”⁽⁷¹⁾；《诸葛亮传》“西南夷谓爷为索，关索寨即关爷寨，皆尊称也”⁽⁷²⁾之类；二也。一时典制，多详其因革：若《武帝纪》“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于三年置军师祭酒，然考之诸臣传无全称军师祭酒者”⁽⁷³⁾；“《宋志》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长史而已，此谓于《汉》旧仪之外别增二官，非谓尽省前职也”⁽⁷⁴⁾之类；三也。州郡建置分省，一一详考：若荆州之吴蜀分领，南北双立⁽⁷⁵⁾；临卬汉晋皆属蜀郡，不属汉嘉⁽⁷⁶⁾之类；四也。诞谩杂说，若杭书之“崔琰捉刀”、“张飞豹月乌”之类，概从芟汰；五也。此一清之长也；然于“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其体全类图经。虞荔之《鼎录》，陶宏景之《刀剑录》，皆按年编入；而钟繇等传《书评》、《书品》动辄连篇；其例又如杂记”⁽⁷⁷⁾，后人之所讥于世骏者，皆踵袭无遗，为例仍未纯也。

洪亮吉《三国志补注序》曰“令子宾仁于先生身后能一一刊先生之遗书，俾之流布”⁽⁷⁸⁾，毕沅《道古堂外集序》曰：“先生《道古堂集》已刊于吴中，今令子宾仁复以先生《外集》十种就质于余，余既服先生于学之勤，又嘉令子之能承先志，遂为分俸助刊。工甫竣，而余适奉恩命擢督楚中（事在乾隆五十三年），因匆匆为记其原始如左。”⁽⁷⁹⁾是杭书为其子宾仁所刊行，竣功于乾隆五十三年；然未刊布前，浙江省已采进其书，著录于四库。今考文澜阁《四库全书》本《三国志补注》⁽⁸⁰⁾与通行之《粤雅堂丛书》本、《道古堂外集》本，颇有差异。《四库》本每卷分标子目，如《张辽传》、《于禁传》之类；而通行本但依《国志》卷次总称《张乐于张徐传》。《四库》本先标志文，次举裴注（低一格）然后低二格以列补注；通行本志注不并举，补注低一格。《四库》本分卷与编列先后与通行本有殊。窃意杭氏原稿并非完书，亦未经勘定，后人但就稿本誊钞付梓，故先后未能齐一。又其所征据如《殷芸小说》，一事重见；诸葛连弩，误阑裴注；魏文帝陵自相抵牾；益可证其非审勘之定本也。

赵氏《三国志注补》光绪中始刻于广雅书局。稿本旧藏钱唐丁氏八千卷楼，今归南京国学图书馆。安岳陶元珍先生尝取以校刻本，辑其有关考证而为刻本所遗者成《补遗》一卷。钱泰吉《曝书杂记》谓“赵东潜一清评注《三国志》，地理为详，《方舆纪要》，《一统志》细书简端，字数几倍本书。今在岱峰（金氏）处，岱峰欲缮写清本未能也”。未审今传稿本是赵氏手录否？赵书抉择虽精，于裴注旧文亦有阑入⁽⁸¹⁾。又如《鼎录》、《刀剑录》、《九品书》、《城冢记》之类，无关史事，本属赘文。然同一《鼎录》于《武帝纪》、《文帝纪》则著之，于《董卓传》则略之；同一《刀剑录》于《明帝纪》、《袁绍传》、《郭淮传》则著之，于《周瑜传》则略之；同一《九品书》于《钟会传》、《吴主传》则著之，于《钟繇传》、《刘劭传》则略之；此决非有所剪裁于其间。可知赵稿亦属抄最之长篇未尝成书也。

窃谓杭、赵两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其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征据相近。然两书均未完成，故两家集中未及其事。两氏既卒，后人得其遗稿，辗转传录，遂并行于世。实则，若以毕沅、王先谦两家《释名疏证》例之，赵书既行，杭书可废；惜乎一清未能全袭世骏之文而辨证之也。

1936年7月6日

（《国学季刊》五卷四期）

附　景印《三国志注补》序

陈寿《国志》蹑迹班书，比辔《东观》，最称嘉史；而裴松之采掇异同，刊补脱漏，撰集成注，尤号该密。裴氏表上其书，谓：

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氏既“务在周悉”，又自著义例如此，后世或疑其志广异闻，无涉诂训，与应、晋注史殊科。（洪亮吉，《杭堇浦先生三国志补注序》：夫惟通训诂则可救塾师之失，服虔二十一家之注《汉书》是也；亦惟隶故事则可以救词人之失，裴松之之注《三国志》之类是也。）夷考其实，斯不尽然：

《魏志·武帝纪》，“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注“眭申随反”；《文帝纪》，“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注“槥音卫”；又“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注“椑音扶历反”：此明音切者也。

《武帝纪》，“司马法将军死绥”，注“《魏书》云，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注“《三苍》曰，肄习也”；《王粲传》，“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注“臣松之曰，貌寝谓貌负其实也，通侻者简易也”：此诂训者也。

《任城王彰传》，“乘胜逐北，至于桑乾”，注“臣松之案，桑乾县属代郡，今北虏居之，号为索于之都”；《蜀志·诸葛亮传》，“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注，“《汉书·地理志》曰，泸为水出牂牁郡句町县”，《吴志·孙权传》，“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注“巴丘今曰巴陵”；《蜀志·后主传》，“后主至湔”，注“臣松之案，湔县名也，属蜀郡”：此释地理者也。

《魏志·武帝纪》，“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注“《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组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组，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蜀志·二主妃子甘皇后传》，“《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注“礼云上古无合葬，中古后因时方有”；《吴志·三嗣主传》，“使察战到交阯调孔爵大猪”，注“臣松之案，察战吴官名号，今扬都有察战巷”：此诠典制者也。

凡此均前史旧注之恒例也。又或疑裴氏有志未竟，散置偶见；（《四库总目》曰：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于《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魏志·凉茂传》忽引《博物记》注一镪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尚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观其于音切垂八十事，知亦非确论也。大抵裴氏鸠集为工，傍摭甚富，而史实与训诂繁简相殊，多寡斯异，非必故为轩轾，意有偏废也。

清代治陈书者，以陈少章景云，何义门焯，杭大宗世骏，赵东潜一清为较先。各补遗逸，并有发明；赵氏《三国志注补》最以恢博著。其书规检裴注，征据尤勤。综所补正，约得十事：

一曰音义：卷一，“河内太守缪尚留守”，补注“缪当作樛，音留”；卷四十三，“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补注“孟康云卑音班”；卷十七，“追至祁口”，补注“祁口即沶口……一清案，沶音怡……祁阳……《晋太康地志》作沶，音祁”；卷一，“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虚”，补注“《尔雅·释器》木谓之虚”；卷一，“仁风扇鬼区”，补注“鬼区即九区也，古九鬼同字”：是也。

二曰地理：卷一，“注在故市乌巢屯”，补注“一清案，故市汉县，属河南郡，后汉县废，在今郑州北”；卷一，“若寻西山来者”，补注“西山当指太行山”；卷一，“注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补注“一清案，《郡国志》首司隶，次豫，冀，兖，徐，青，荆，益，扬，凉，并，幽，而以交州终焉，合得十三州，此云十四州，以为参错。……盖十四州当数雍州，建安中分凉州置，见《晋书·地理志》”；卷十五，“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补注“《晋书·地理志》……统领八，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酒泉，敦煌，西海。一清案，西平郡分金城郡置，西郡分张掖郡置，西海郡即故居延国，并汉献帝时立为郡，其余皆故郡也”；卷四十七，“烧安成邸阁”，补注“《两汉志》，汝南郡安成侯国，一清案，安成城在河南汝宁府东南十七里，疑迂远，寿州南有安成县城，梁普通五年豫州刺史裴邃攻寿阳之安城，既而马头、安城皆降，宜此为是，盖吴境不得越淮而北至汝南也，三国时魏边境戍守处也”：是也。

三曰典制：卷一，“初置军师祭酒”，补注“一清案，祭酒之称，周末有之……军师祭酒本汉官，见《后汉书·郡禹传》……”；卷十一，“迁伊阙都尉”，补注“伊阙都尉即灵帝八关都尉之一”；卷二，“注帝怒遣刺奸就考”，补注“一清案，《宋·百官志》，刺奸主罪法”；卷二，“注皆假节鼓吹”，补注“《宋书·乐志》鼓吹盖短箫铙哥，……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卷三，“其减鞭杖之制”，补注“《晋书·刑法志》，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是也。

四曰人物：卷一，“山阳太守袁遗”，补注“《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曰，绍从弟”；卷一，“注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补注“《后汉书·宦者传》，赵忠安平人……灵帝时迁中常侍，封列侯，后领大长秋”；卷十四，“巨鹿太守李邵”，补注“李邵亦见《司马朗传》，《蜀志·杨戏辅臣赞》，字叔南者又一李邵也”：是也。

五曰载籍：卷十三，“注《魏名臣奏》”，补注“《隋书·经籍志》，《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陈寿撰”；卷一，“注习凿齿《汉晋春秋》”，补注“《隋书·经籍志》：《汉晋阳秋》四十七卷，晋阳太守习凿齿撰”；卷四十七，“注《孙子兵法》”，补注“《隋书·经籍志》：《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是也。

六曰故实：卷一，“注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绝而复绍”，补注引《前汉功臣表》，《曹参传》，《后汉书·和帝纪》以实之；又“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补注引《后汉书·曹腾传》，《袁绍传》注引《续汉志》以明之；又“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补注引《后汉·李膺传》，《太平御览》，《世说》，《英雄记》以补之：是也。

七曰异同：卷二，“注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补注引《宋书·符瑞志》许芝奏，以见异文；卷二，“以孔羡为宗圣侯”，补注引《后汉书·儒林·孔僖传》注作崇圣侯；卷一，“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长奴拒险，洪不得进”，补注“《后汉书·董卓传》言董承患韩暹乱政，潜召操，此云承拒曹洪，二文不同”：是也。

八曰违误：卷一，“绍又尝得一玉印”，补注引《后汉书·徐谬传》注，谓举玺向肘乃是袁术；卷二，“帝疾笃，召……征东大将军曹休”，补注引《晋书·宣帝纪》，证顾命辅政非四人，曹休无受遗辅政之事；卷三，“秋七月壬寅”，补注“一清案《晋志》亦作七月己巳，疑壬寅误”：是也。

九曰史法：卷四，“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补注“一清案景元元年即甘露五年，盖史氏追改之，陈承祚独于是年分别纪之，非常之变不没其实，真良史也。此本之春秋定公元年书法”；卷九，《夏侯惇传》，补注“案承祚以夏侯与诸曹互列一卷，正隐寓操为夏侯氏子，至操以女妻懋，盖欲掩其迹，所谓奸也”：是也。

十曰校雠：卷一，“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补注“一本无众字”；卷八“单于执杨至黎阳”，补注“何云北宋本执作与”；卷一，“注太祖一名吉利”，补注“《太平御览》卷九十三引《魏志》注，太祖上有‘曹瞒传曰’四字，今本脱”；是也。

顾其所述，间有舛错。若《钟繇传》“尸主事之臣，栒音荀豳地”；《刘放传》，“祋音都活反，祤音诩”；乃裴注之旧文。《魏武帝纪》，“操虽不就东郡之命，当时犹以此称之”，《陆逊传》，“关侯濑与白帝城相对文义，上删濑字下去城字，史之省文”，实杭氏《补注》之成说。又杂引《拾遗记》、《刀剑录》、《鼎录》诸书，无干史实，颇伤芜秽。疑此为赵氏抄撮之长编，未尝勘定，然其采摭恢宏，抉摘精审，要亦裴氏之亚也。

尝谓《国志》一书，考订证遗前哲肆力已多，今治斯史，允宜钩稽群籍，求其通贯。建安以降，竞尚屯田；《吕蒙传》称“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户”，是吴尝以屯田兵户为赏赍之资，其制若何？盐铁之利，两汉行罢靡常，廷议纷呶，《吕义传》，传称“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张裔传》称“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则蜀尝行之，其利弊若何？《许靖传》“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夷越蜂起，州府倾覆”；《零陵先贤传》“刘巴入交阯，与交阯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是由交州入中国通道不一，其兴圮若何？管宁、张弥乘海以入辽东，公孙度越海以收东莱诸县，景初元年公孙渊自立为燕王，魏明帝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是其时海运大昌，其经涉若何？《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魏明帝纪注》“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其技巧若何？诸若此类，不可胜举，倘得深识，究其指要，以视考求于一文一物之间，不亦多乎！

赵氏此书，久未付梓，稿本旧藏钱唐丁氏八千卷楼，光绪中叶始刻于广州，充流殊鲜。（前在蜚英阁书肆，见光绪乙未瑞安黄氏钞本《广雅书目》，史部独无赵书）。爰付景印以广其传。道光中吾乡梁氏章巨求赵氏遗说辑入《三国志旁证》，以今本对勘，间有异同。又刻本校雠亦多疏略。参稽订正，留以俊之有志。

1936年2月8日

（原载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六十五期）

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

孟　森

赵东潜所著书，今所盛行于世者，为《水经注释》，所知其名而未见者，为《直隶河渠水利书》。今又知有《三国志注补》一书，前未之知，由郑君序文发表乃知之，自愧弇陋已甚，然其甚愿见此书之意，则尤殷矣。东潜之《水经注释》，为郦学中绝作，非数十年不能成。然其《直隶河渠水利书》，则就畿辅一隅，用郦书义例为之，得书至一百三十二卷之巨，身后又为戴东原所冒占，至阑入戴氏遗书中，为戴氏遗书未刻稿本。迨再被窃于王履泰，化名为《畿辅安澜志》，嘉庆朝进献得官，又刻入武英殿丛书中。东原子中孚愤欲叩阍，段茂堂书其事于《东原年谱》，又一再致书于直隶督方维甸，维甸为前直督方观承之子，观承督直时，始聘赵东潜修此书，东潜殁而书未刊行，阅数年聘戴东原整理前稿，东原遂奋笔加损其间，重定卷数为百零二卷，公然作为戴氏书，以稿托之曲阜孔葓谷，葓谷于东原殁后，总辑为戴氏遗书，而此《直隶河渠书》在列矣。此系另一公案，尚容别纪。

东潜年寿不永，而所成皆绝巨之书，令后人钦仰畏服。考钱宾四先生《近三百年学术史》，多载学人略历，东潜盖殁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其生年不详。据《东潜文稿》，中有《工部尚书赵铁岩行述》，铁岩为东潜从父，东潜奉其尊人功千先生命，代作此文，文中皆作功千语气，谓铁岩与先君子年相若，幼同学，出入与俱，则东潜之祖，年不过等于铁岩，至乾隆九年铁岩卒，得年七十有七，功千为作行述而东潜执笔，以二十年为一世之差计，是年功千不过五十九，东潜不过三十九也。后二十年为乾隆二十九年，东潜卒，至多不过六十左右人耳，著作之富如此，非卷帙繁多之谓，卷帙多而书中所用功力，皆穿穴万卷，而后可得一篇两篇之作，老辈记问之淹博，惟有令人骇叹。又其东潜之号，百余年所习称，其实乃先世所居村名，初非取其字义为号。《铁岩行述》言先世宋宗室，南渡后有万廿二府君，家于越之尖山，其后曰祥三府君，自尖山迁上虞县之镇龙乡东潜村，是为赵卷桥支派之祖，则东潜乃其小宗分派之所居，其地亦当不在杭州。迁杭后，始世以东潜为与大宗之别，晚自称东潜老民，犹是不忘其所始云尔。后遂以东潜所自署，并以自名其稿，举此皆以赵东潜为赵一清之别号，而于其本字诚夫反不及东潜之著，今亦仍其习称，不必复加分别，亦苏氏老泉之例也。

东潜卒以乾隆二十九年，问宾四以所从出，宾四言随手录记，一时忘所录何书，惟其可以相证者，东潜就《直隶河渠书》之聘，以甲申年离直，而《东潜文稿》中，有《泰山五汶考》五篇，第一篇后署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病中书，第二篇署其明日又记，第三篇署后三日又书，第四篇署后二日又书，时为二月晦，第五篇署晦日灯下又书，盖皆数日间事，而《河渠书》之不卒业遂归，自必有不能卒业之故，二月间作文已称病中，一病遂致不起，故不能再返直，无可疑也。段茂堂谓不知东潜卒年，疑戴校《水经注》之画与东潜相同，为乾隆三十年乙酉，东原已从事治《水经注》之后，东潜窃戴绪论而改定之，盖据东潜《水经注释自序》，书成于乾隆十九年甲戌，戴读《水经注》始于乾隆三十年，故疑东潜书为三十年后窃戴绪论以自改。不知戴偷赵书，铁证日出，反谓东潜身后，能为偷戴之事，此茂堂尊师之过，不自意身列戴门，几有与盗同污之辱，反为真盗抵赖诬拔，思之可笑。东原《水经注》一案，张石州发之，魏默深证之，杨惺五、王静安覆勘定之，今日《永乐大典·水经注》行世，纵复有左袒东原者，亦已无可疑议，余别有《大典》戴、赵《水经注》合校，陆续写印，为抉疑之一助，又有代梁曜北复段茂堂书。总撮其意，皆将就正于世矣。

东潜学力绝伟大，而文字殊非所长。以《铁岩行状》一文论，首言公生有异禀，方面大耳，颜色微赪，体白如瓠，吐音洪亮，少遇异人曰：“君他日之徐公也。”时冢宰徐文敬公里居，故目之云尔。尝祈梦于忠肃公祠，梦锡以金盆，命之盥，既又命之，益自负，读书立志，弱冠受知学使沔阳杨公入邑庠。康熙壬午，年三十六，以《春秋》举于乡，明年癸未成进士，云云。铁岩名殿最，国史自有传。其立身当官，自有本末，可以为传人，《清史稿》漏不列传，非也。若谓其见识于异人，征梦于于忠肃祠，而后自负，而后读书立志，则不成乎为赵铁岩，此东潜之陋也。且于事实亦多不合，冢宰徐文敬者，钱塘徐潮，以吏部尚书乞体，殁谥文敬，乞休归里，事在康熙四十九年，其官冢宰，亦自康熙四十七年始，铁岩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已登第，既仕于朝，达则为卿贰，与乡先辈颉顽，亦意中事，何得以少遇异人，作术士悬揣之搜词，且叙在弱冠入邑庠以前，至迟亦必二十岁以前之事，其时徐亦初登第之京秩，或且并未登第之年，徐以康熙十二年成进士，铁岩以康熙七年生，若云少有异征，正当在髫龀已见，此贪述委巷语而忘考两公之年齿也。又以壬午为铁岩三十六岁，亦与乾隆九年年七十七之说不合，当作三十五。以一家群从之亲，叙述行实，尚有此体，亦由不检而然。故知行文与治学有截然不可合一者。作考订之文，精当固密，作叙述之文，并应略用考订之道而失之，不亦异乎。因见毅生先生文，喜赵东潜复有名著发见，辄书以促其成，会偿快睹之愿，然泛滥所及，适又翘东潜之短，东潜固不以文字名世者，颇与今时学风为合，东潜绝学，具在天壤，固亦不应以是为嫌也。

全谢山作《赵铁岩神道碑》，所书颇有出于《行述》之外。言世宗深知公，一日燕见，九卿侍坐，竞进谈禅，世宗顾而问曰，汝亦能知否？对曰：“臣未之学也。”世宗笑曰：“曷试之。”即拈一语，公以儒言对，世宗顾谓诸臣曰：“真钝根也。”当时公卿以谈禅为容悦之道，奉世宗为师为祖，成圆明居士语录，夸耀机锋，丑态可掬，铁岩能被顾问，正以其所眷重之故，欲引入拈槌柱棒之列，铁岩竟不顾，帝亦以钝根笑之，不加猜忌，在帝为自知有惭德，欲以佛法自障，铁岩非触其所忌，正觉玄虚作态之无谓耳。此等记载颇有味，而《行述》无之，东潜叙事之文，识力不逮可想。铁岩于谢山，为鸿博举主，谢山以举人留京师，铁岩亲往访，求以光其荐剡，此岂非古人之所为，谢山言之，东潜治《水经注》，与谢山尤莫逆，岂有不知其事者，而亦不入《行述》，皆失之也。铁岩宦业，东都宁古塔船厂，以汉员整饬旗下积弊，为向例所未有，而使打箭炉，安戢藏卫，理漕治河，皆有名绩。及长工部，以裁损中饱，遭忌获谴而归，国史既传之，而《清史稿》不载，故曰史稿之漏失，非晚近疆臣之偶被芟削比矣。

再读《东潜文稿》，有《大母朱太君安葬记》一篇，首言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1756）丙申，奉大母朱太君之柩，合葬于先祖东白府君先陇。末言先祖安土已三十一年，启视灵泉，黝然者漆也，盎然者气也，泽流而不竭，居正而不偏，小子缅承嫡长，世守宗祧，从十五龄以往，再得凭棺一恸云云。然则东潜当乾隆二十年，去其大父之葬期三十一年，而其时则为十五岁，是葬太君时为四十六岁也。上溯康熙四十九年（1623）庚寅，是其生年，下至乾隆二十九年（1778）甲申卒，得年五十五，东潜生卒可考者如是，并以复钱宾四先生。

1936年9月13日

*　*　*

日昨以旧稿实《读书周刊》，承心史先生宠赐跋尾。天挺考求东潜卒年，久而未获，今先生据宾四先生所见，参之集中文字，定为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78），可谓不移之论。东潜述作泰半散佚，《直隶河渠水利书》既为豪者所劫，《褚堂闾史》亦亡其正编：钱仪吉《赠赵鹿潭序》称“戊寅（嘉庆二十三年）夏，余于湖州书船中又见东潜《评注三国志》，为同里金氏得之者”，则《三国志注补》之不散亡者盖亦幸矣。尝怪一清子载元历守大郡，获交于并世通人毕、谢之流，独不能裒辑父书，传之后世，又无碑传之文以为显扬，致一代伟著几于湮没。读先生此文知有“《大典》戴、赵《水经注》合校”之作，阐幽抉微，必多发明，海内学者必以先睹为快也。天挺谨识。

九月十四日

（此文曾载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六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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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府志》称陈景云有《三国志校误》，或谓即《四库》所收之《三国志辨误》。

(2) 通行《粤雅堂丛书》本，《道古堂外集》本实仅六百三十八条，今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增补十六条，分改二条，共得此数。

(3) 《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五《人物》八《文苑》二《赵昱传》“子一清字东潜，精舆地学，凡海内郡邑志，山经，水记，罔不搜览。撰《水经注释》四十卷，《朱笺刊误》十二卷，附录二卷，足为郦氏功臣。又补注《三国志》，征引极博，皆杭世骏所未采”。志修于清光绪中叶，续修于民国初年，印于民国十一年。

(4) 《东潜文稿》卷首；《道古堂文集》卷十一题曰《赵勿药文集序》。

(5) 《道古堂外集》卷首：《东潜文稿》无之。

(6) 《道古堂文集》卷九，十六页。

(7) 《道古堂文集》卷十七，四页。

(8) 《鲒亭集》卷十九，五页。

(9) 《东潜文稿》卷上，六十四页。

(10) 《鉴止水斋集》卷十七。

(11) 《疑年录》卷四。

(12) 《道古堂文集》卷首。

(13) 《定盦文集补篇》卷四。

(14)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15) 《道古堂文集》卷四十四，十七页。

(16) 汪刻《道古堂集》卷末轶事。原文曰“高庙南巡六次，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并无癸巳之年。其曰大宗返舍是夕卒，当是传述之误”。

(17) 《东潜文稿》卷上，五十二页。

(18) 《东潜文稿》卷下，九十八页。

(19) 见《西湖志》衔名及《东潜文稿·西湖非明圣湖辨》。

(20) 《鲒埼亭文集》卷十九《赵谷林诔》。

(21) 阎书时鲜传本，杭氏为之钞录，一存谷林许，一存马涉江。见《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尚书疏证跋》。

(22)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四明志跋》。

(23)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四明续志跋》。

(24) 谷林兄弟既殁，家事日落，其藏书均归祁门马氏曰琯曰璐兄弟，而小山堂亦易他姓。据孙锵《褚堂闾史考证校勘记》“今象山试馆前赵氏小山堂故址也”，即今杭州高级中学东文龙巷。

(25) 雍正修《西湖志》职名，分修内有“荐举博学鸿词浙江甲辰科举人拣选知县臣杭世骏”及“荐举博学鸿词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监生臣赵信”，分校内有“杭州府仁和县监生臣赵一清”。

(26) 《东潜文稿》卷上，四十八页。

(27) 卷二十，七页。

(28) 卷二十，十页。

(29) 《道古堂诗集》《翰苑集·题赵五徵君昱秋芙蓉馆吟稿后，即次其答郑筠谷侍读韵》。

(30) 《东潜文稿》卷上，八十八页。

(31) 厉鹗《樊榭山房全集》卷十有《角招》一阕，自序曰：“予与赵谷林长安别三年矣。戊午初冬，谷林自北归，相见于邗城，尘衣风帽同话旧游，凄然枨触予怀也。家山渐近，又复薄遽分手，予归杭当在冬杪，谷林家西池梅花下谈之乐，计日可待。因用白石老仙自度曲所云黄钟清角调者制一阕寄之”。戊午为乾隆三年，与《铁岩公行状》不合，两存之。

(32) 《道古堂诗集》卷十，九页。

(33) 《皇朝文献通考·职官考》。

(34) 《亡女哀诔》“我再入都，岁曰庚午（乾隆十五年），六月十三，送我廊庑。”

(35) 《两浙轩录》卷三十四。

(36)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王亶望序“乾隆壬辰之岁，天子缉熙典学，发明诏下各直省征访遗书。于是浙……设法开局。……自壬辰秋迄甲午之夏，作十二次综录奏进，凡为书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为卷凡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不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册”。赵氏《水经注释》在戊集。

(37) 此序见本书，《道古堂文集》未收，光绪中汪曾唯辑入《道古堂集外文》。

(38) 《道古堂文集》卷十九，二十一页。记中有“余偷息化舒之世，名位不达，室无赢粮，堂有危齿”之语，则作亭时盖在入京就试大科之前。又杭氏《道古堂诗》有《补史亭剩稿》，所收为庚戌八月以后，迄入闽以前之作，则亭当作于雍正七年。

(39) 见《四库全书提要》。天挺案《杭氏七种》有乾隆元年刻本，《诸史然疑》在其中，《提要》所云亦未尽然。

(40)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十一页。案书中所问数条，皆不见补注。

(41) 张熷字曦亮，一字南漪，浙江仁和人。著有《读史举正》四卷。

(42)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辽史拾遗》十卷。

(43) 王会汾字荪服，号晋川，无锡人。乾隆九年、十二年两为浙江乡试正考官。

(44) 梁诗正字养仲，号芗林。

(45) 《鲒埼亭集》卷二十，九页。

(46) 《鲒埼亭集》卷二十《厉樊榭墓碣铭》“予交樊榭三十年。祁门马嶰谷兄弟延樊榭于馆，予每数年必过之。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

(47) 《三国志注补》卷十九，七页。原文见杭氏《补注》卷三，十一页。

(48) 《三国志补注》卷六，十七页。

(49) 《三国志补注》卷五十五，一页。

(50) 《补注》卷四，六页。

(51) 《注补》卷二十八，二页。

(52) 《补注》卷三，十一页。

(53) 《注补》卷十九，七页。

(54) 《补注》卷五，六页。

(55) 《注补》卷三十五，一页。

(56) 据《史通·暗惑篇》。

(57) 《史通·暗惑篇》。天挺案，《四库全书总目》谓“至于崔琰捉刀刘孝标《世说注》中已辨裴启《语林》之误，乃弃置刘语，而别引《史通》之文”云云；其语似误。今《世说注》中仅引《魏氏春秋》及《魏志》各一条，未有辨证之词也。

(58) 《注补》卷十二，二页。

(59) 卷二十九，一页引顾炎武说。

(60) 卷十六，四页引顾祖禹说。

(61) 《注补》内卷一，十九页；卷十，五页；卷十三，六页；均引有姜说。此外尚多不备举，下同。

(62) 卷四十八，九页，引朱说。

(63) 卷一，五十六页，引阎说。

(64) 卷二十八，十四页引李说。

(65) 书中引何说最多，如卷一，五页。

(66) 引陈说亦甚多，如卷九，七页。

(67) 卷一，四十一页，引全说。

(68) 《鲒埼亭集》卷二十二，二十二页《范冲一穿中柱文》。

(69)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

(70)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

(71) 卷一，二十六页。

(72) 卷三十五，五页。

(73) 卷一，二十一页。

(74) 卷一，三十五页。

(75) 卷一，三十八页。

(76) 卷三十二，十二页。

(77) 《四库全书总目》。

(78) 《卷施阁文》乙集卷六。本书无之。

(79) 《道古堂外集》卷首。

(80) 今存国立北平图书馆。

(81) 卷十三，二页官此栒邑注；卷十四，六页祋祤注；均裴注原文。

张穆《斋集》稿本

张石州先生《斋文集》八卷，诗集四卷，清咸丰八年寿阳祁叔颖寯藻刻于京师，版今存北平琉璃厂开明书局。张氏名穆，字诵风（见程鸿诏《张先生小传》），一字石州，又字硕洲（《张先生小传》），初名瀛暹（《山西通志》），山西平定人。清道光间以文章名都下，与光泽何愿船秋涛并精西北地理。祁叔颖称其“为人豪放明锐，极深研几。于经通孔氏微言大义，精训诂篆籀；于史通天文，算术及地理之学；议论穿穴今昔，熔冶四库百氏”。又称其“学不专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诣。涉历世故，益讲求经世之学，于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尤所究心。然性刚负气，锋颖逼人”。祁寯藻《斋文集序》旌德吕羲音贤基称其“揅经似贾长头；考史似刘子元；谭地理似郦善长，王伯厚；论治体似陆敬舆，白居易；行谊卓绝，文词瑰伟，则似萧颖士，徐仲车”。（何秋涛《斋文集序》）何愿船称其“笃志儒先，淹贯四部”。（《斋文集序》）其为时流所倾挹如此。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殁于京师，年四十五。所著有《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顾亭林年谱》、《阎潜丘年谱》及《斋诗文集》。

《斋集》为张氏门人青阳吴子肃履敬，子迪式训兄弟所裒辑。集中各有题序，记其原委甚详。子迪序曰：

师殁于己酉冬，同志诸先辈命训检点遗书，无任散佚。因取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说文属》及诗文手稿友人书札，锁置一筍中。仓猝之间，颠倒凌乱，不能无负于平生之意，愧恨如何可言。检既毕，谨呈何子愚先生，以俟子贞世丈典粤试旋清厘校订。已而贞丈甫归，即持服南下。先以《游牧》、《地形》二书付何愿船师，其余杂稿权封置京中。事会难齐，有非意料所及者。至壬子秋，贞丈起复入都，旋又使蜀，于是举杂稿并付愿船师，斋遗集始萃一处。不数月，愿船师亦从军吾省，行期甚迫，乃许以杂稿付训兄弟编次，又言《游牧》、《地形》二书已录副本，可存都中。数日后，军事益急，忽改行期，仓皇南下，训不及追送，仅从杨缃芸世丈处取得杂稿及书札一束，于是师之遗文遗书又判然两地矣。既承愿船师及缃丈之命，即与家兄子肃一一清厘，分为十二卷，应试策论随笔杂记，留待续编，不敢杂厕也。

子肃序曰：

师既殁，所著书稿辗转归于子贞世丈，及愿船先生处，越三年诗文杂稿始归余兄弟，余悉为愿船先生携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咸丰七年）季春，贞丈再入都，闻诗文稿编成已久，与缃芸世丈议，始有刊行之志，因商之寿阳相国，遂醵金鸠工。又越四月，愿船先生由闽北上，携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及《说文属》并残稿数种，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

先后八年，离合数四，而卒底于成，诸人可谓笃于风义者矣。

月前，保古斋书贾送来《斋集》稿本十二册，凡为文八，为诗四，册各一卷，编列次第与刻本同，无序及总目。或用竹纸，或用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稿纸，或就刻本辑入，缮校精密。用连筠簃稿纸者，疑张氏生前定稿；用竹纸者，吴氏兄弟所手录，即祁叔颖序中所谓“诗文杂稿属其门人吴子肃子迪昆季裒辑缮写”者也。稿中勾勒之处甚多，并用朱笔识行款，盖付梓时原本也。

稿本中，勘校者三家。其一，粘签钤“思复斋”白文小章，莫详其姓字，祁，何，二吴序中均未及其人。其一，字较小，或缀签，或记眉上，题秋涛按云云，则何愿船笔也。其一，字较大，识于书眉，无名款；据卷二《楚论》何愿船识语“贞翁以为无味何耶”云云，知其为道州何子贞绍基笔也；字亦绝似。思复斋勘定数则，刻本多依之改正，以意度之，审阅最先；何愿船识语有涉何子贞处，则在三家中当为最后。

集中《二十二人解》、《成即古称字说》、《上帝甚蹈义》诸篇，何子贞以为可删；《正月瞻乌义》、《楚论》、《与陈颂南先生书》诸篇，何子贞以为可商；《俄罗斯事补辑》一篇，何愿船以为偶误；而刻本均仍稿本之旧。知稿本虽经两何勘定，付刻时亦未能尽从也。

稿本初定卷次，与付梓时颇多参差，今检其目，凡缺文稿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各卷，其详莫得而窥。岂即何愿船所谓“复请子贞删定”，而吴子迪所谓“应试策论随笔札记留待续编，不敢杂厕者”欤？

张氏诗文杂著存稿，强半涂乙丛残，吴子肃兄弟取残帙断纸排比迻誊，始勒成一书（见何愿船序）。然当时访求未周，颇多疏漏。如文集卷三《书蒙古源流后》以下四篇，稿本原阙，付梓时始补入。又《王会篇笺释序》一篇，亦稿本所无，刻竣后续得其稿，附入三卷之末，列为补遗，是其证也。案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道光十七年重刻本，有张氏序文（用瀛暹名），今亦不见于集，以此例之，所遗尚多。张氏负重望于当时，中年以前壮游南北，其所论述必不仅此，安得有志者再事摭辑以补二吴之阙！

近顷以来，取稿本与刻本比雠而读，乃次其同异，兼掇诸家识语，备审览焉。（以刻本为主，取稿本校之。）

《斋文集》卷一　稿本卷一作第一。

《经说》附杂考二篇　稿本原作“《经说》二十篇”，继用朱改“经说”二字。

《爻法之谓坤解》　稿本同。

《舜典王肃注考》　稿本同。

《二十二人解》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此有成说，不必存。”

《昆仑虚异同考》　稿本同。

《允征序义》　稿本同。
孔冲远尧典正义　一节　稿本冲远作仲远。何子贞批曰：“此可删。（大字）仲远雷作冲远。”（小字）

《淇奥正义纠谬》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此论可不发。”

《隰则有泮解》　稿本同。

《青矜城阙解》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难免附会。”

《正月瞻乌义》　稿本同。

《淮有三洲考》　稿本同。

《上帝甚蹈义答赵伯厚》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无味。”

《翦商解》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易翦为践，效康成易经字之法，吾不敢也。”思复斋签曰：“惠氏栋据《尔雅释诂》‘翦勤也’，意谓太王自豳迁岐，始能光复祖宗，修朝贡之职，勤劳王家也。勤已具践义。余皆成说，似可不存。”

《释媒氏文争义》
亦既教之乃曰耻之　稿本“乃曰耻之”下，原有“民将遵其教而冒其耻乎，抑恤其耻而违其教乎？且三十不取，二十不嫁，其父母必非得已也。稍或过时，为子女者即悍然不顾相率淫奔，而媒氏置如罔闻，曰，吾正以耻之也。毳衣之大夫丧其棱威矣，此殆衰季所必无之典”数语。思复斋签曰：“民将遵其教至必无之典，数语拟删。”

《瓦屋考》　稿本同。

《篲勒解》　稿本同。

《成即古称字说》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此见积古斋款识，应删。”

《栈字说》　稿本同。

《沾沁疑义》　稿本同。

《阳冰说答祁叔颖尚书》　稿本“叔颖”作“淳父”，继改。何子贞批曰：“可。”

《斋文集》卷二　稿本作《斋文集》第二。

《论》附书后一篇　稿本原作“论议六篇”，继用朱改与刻本同。

《楚论》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无味。”何愿船批曰：“秋涛曰：此非论楚也。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者，深得立言之法。贞翁以为无味何耶？”

《海疆善后事宜重守令论》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何待言之论。”
方今良法美意　稿本“方今”原作“今国家”三字，继用朱改。
是以当极盛之时　稿本极作全，时作朝，继用朱改。

《弗夷贸易章程书后》　稿本同。
听弗夷习教授徒诳惑愚民何也　稿本原作“听弗夷习教授徒，诳惑愚民，窃恐不十年间大江以南非国家有也”。何子贞改。

《俄罗斯事补辑》　稿本同。
复东南流至黑龙江入东海　何愿船签曰：“秋涛案：石州此作，全用松文清公《绥服纪略》原文，而此段言水道者，松公原文有误，石翁亦沿之未改。所云复东南流至黑龙江入东海者，斯松公之误也。盖土喇河即图拉河，其水源与黑龙江上源东西相望，近在数百里间。然黑龙江水流入东海，而土拉河水西流入鄂尔浑河，鄂尔浑河北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北至俄罗斯界入白哈儿湖，即此所云拜噶勒淖尔，下流则北流入北海矣，以为入东海者误也，以为合黑龙江者尤误也。”

《颂》　稿本原无，朱笔增。

《资敬延祺之颂并序》　稿本同。

《赞》　稿本原无，朱笔增。

《潜丘像赞》　稿本同。

《铭》　稿本原无，朱笔增。

《宋紫端研铭》　稿本同。

《太平有象研铭》　稿本同。

《寿序》　稿本原无，朱笔增。

《方牧夫先生寿序》　稿本同。

《日照许肃斋先生寿序》　稿本同。

《外姑刘太宜人寿序》　稿本同。

《斋文集》卷三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七，继用朱改第三。

《书》　稿本原作《书札》十五篇，继用朱改“书”字。

《复谢阮芸台相国书》　稿本同。

《与祁叔颖枢密书》　稿本叔颖原作淳父继改。下同。

《与陈颂南先生书》　稿本同。何子贞批曰：“酌之。”

《复徐松龛中丞书》　稿本同。

《与徐仲升制军书》　稿本同。
嗣于午桥礼部叔颖大农处敬闻威信　稿本叔颖原作淳父继改。

《与直隶某方伯书》　稿本同。

《序》　稿本原无，朱笔增。

《西域释地序》　稿本同。
令子叔颖侍郎　稿本叔颖原作淳甫，继改。

《说文解字句读序》　稿本同。

《程侍郎遗集初编序》　稿本同。
而春海程公之考　稿本春海上有“户部侍郎”四字，继删。
祁叔颖尚书日往省　稿本叔颖原作淳父，继改。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既望序　稿本原作“道光二十有五年端蒙大荒落三月既望平定张穆序”，继改。

《使黔草序》　稿本同。

《汉石例序》　稿本同。

《落楼文稿序》　稿本同。

《癸巳存稿序》　稿本同。
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礼部房　稿本礼部原作侍御，继改，下同。
仪征初竟未之见也　稿本原作“竟未之见也”，继用朱改“竟”为“初”。刻本两字并存。
后十年　稿本“后”上有“逮”字，继用朱勾去。
巨册数十　稿本原作巨册十余，继改。
不足赡妻孥　稿本“赡”下原有“其”字，继删。
因与偕谒祁叔颖学使　稿本叔颖原作淳甫，继改。
七月学使邀赴金陵　稿本“七月”上有“逮”字，继用朱改。
余从得存稿副本　稿本原作“余从假得理初手校存稿副本”，继用朱删“理初手校”四字。
又越六年丙午　稿本原无，仅一“为”字，朱笔增。
忘年折节　稿本原无，朱笔增。
至其学行本末则程春海侍郎两序详言之兹不复缀云　稿本原作“序行遗书盖不胜车过腹痛之感云”。

《重刻元遗山先生集序》　稿本同。
而京华旅食囊橐萧然乃节啬佣书余资　稿本原作“州中有资力足任期役者，尚不乏人，乃募商积年，卒无肯赞成之者，不得已节啬佣书余资”，继改。

《重刻吴才老韵补缘起》　稿本同。

《书蒙古源流后》

《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

《蒙古游牧记自序》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以上四篇稿本无。夹签云：“《韵补缘起》后，加入《书蒙源后》，《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蒙古游牧记自序》，《北魏延昌地形志自序》四篇。”刻本目录注曰：“卷中续得稿补刻者共文四篇，故不复羼入他卷。”即指此。

《题词》　朱笔增。

《镜镜詅痴题词》　稿本即就灵石何氏连筠簃丛书原刻辑入。
海孽鸱张　稿本“张”原作“状”，继改。

《元朝秘史译文抄本题词》　稿本同。

《亭林年谱题词》　稿本同。

《潜丘年谱题词》　稿本同。

《补遗》　本无。

《王会篇笺释序》　稿本无，刻本目录原注云：“序一篇，刻竣后始得此稿，故附入三卷之末。”

《斋文集》卷四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六，继用朱改第四。

《跋》附记一篇　稿本原作跋十四篇，继用朱改。

《沈果堂钞尚书古文疏证五卷本跋》　稿本同。

《书吴侍御奏稿后》　稿本同。

寿阳祁叔颖侍郎　稿本叔颖原作淳父，继改。

《少谷山人尺牍跋》　稿本同。

《广洗心诗跋》　稿本同。

《黄忠端与乔柘田尺牍跋》　稿本同。

《跋富川令秦公徇忠遗笔》　稿本同。
道光二十九年谷雨日记　稿本“记”下原有“立夏后二日书”六字，朱删。又篇末原稿尚有一条，文曰：“新修《一统志》于吾州人物下，载有孝行刘锐者，其人与吾家望衡而居，不孝不友，行同无赖，兄弟兴讼十年不解。以素与学书某昵，嘉庆初元诏举天下卓行之士，锐以二十缗付学书某，遂饰举孝行，部议予旌，今《一统志》居然载入，此则国史馆据州县解到文案之确证也。又道光八九年间，山西布政使叶绍本以微时掌冠山书院教，颇为州人所礼，及是思所以褒异平定者，札饬教官广举忠义孝弟之人。学正傅美成因而大纳赇赂，自四五百缗以至一二百缗，屠酤牧竖轰然以忠义孝弟闻者，至二十余人之多，皆刊木置主，崇祀勿替。万一将来更修《统志》，则此二十余人亦平定州申报所首及也，附识于此，以谂来者”一则，思复斋签云：“此条拟删”，朱笔乃勾去之。

《渔洋草稿跋》　稿本同。

《黄孝子万里寻亲图记》　稿本同。

《虢季子白盘文跋》　稿本同。

《竟宁雁足镫铭跋》　稿本同。

《鄐君开通褒余道题字跋》　稿本同。

《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稿本同。
皆继孔龢而掌领其事者也　稿本句下原有夹注云：“此碑地字他字也旁与秦篆字形略同，而笔势小变，系旁糸旁幺皆斜画左出，不作弯环之笔”一则，继删去。

《延熹封龙山碑跋》　稿本同。

《青主先生手评曹全碑跋》　稿本同。

《旧拓孔褒碑释文并跋》　稿本无“并跋”二字。
以备好古者审览云　稿本“备”字以下阙，注“下阙”二字。
敬案己酉秋日　稿本无敬字。
师得微波榭旧拓孔褒碑　稿本师作先生。
附书篇末以识感云　稿本作“附识于此，以申悲感，门人吴履敬谨记”。

《魏张黑女墓志跋尾》　稿本同。

《北齐李清报德像碑跋》　稿本同。
功上脱一字　稿本“功上”原作“造下”朱改。

《旧拓醴泉铭跋》　稿本同。

《明拓李思训碑跋》　稿本同。

《宋拓张长史尚书省郎官石记跋》　稿本同。
直俗书伪托　稿本原作“直屠沽俗书”，朱改同刻本。

《宋拓柳诚悬书左神策军纪圣德碑跋》　稿本同。

《斋文集》卷五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八，朱改第五。

《碑铭》　稿本原作“碑志十二篇”，朱改“碑铭”二字。

《诰授振威将军太子太保四川提督齐勇毅公神道碑铭并序》　稿本原作《齐勇毅公神道碑铭并序》，继改。

《墓志铭》　朱笔增。

《诰授光禄大夫河南山东河道总督赠太子太保浑源栗恭勤公墓志铭》　稿本原作《浑源栗恭勤公墓志铭》，继改。

《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铭》　稿本原作《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铭》，继改与刻本同。

《诰赠奉政大夫左春坊左赞善候补东河县丞外舅赵君墓志铭》　稿本同。

《拣选知县李君墓志铭》 稿本原作“《清故拣选知县怡山李君墓志铭》，前正白旗官学教习候选知县门人张穆撰并书”，继改同今本。

《传》　朱笔增。

《高要苏封君家传》　稿本同。
旁魄而论之　稿本原作“申论之”，继改。
任力以养　稿本原作“服贾以养”继改。

《诰授振威将军太子太保齐勇毅公家传》　稿本同。

《行述》　朱笔增。

《例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显考晓沜府君暨显妣王宜人李宜人行述》　稿本同。
兄弟无尔我分　稿本句下原有“兄弟五人析产后一如未析时”一句，继删去。

《先兄补庵府君行述》　稿本同。

《斋文集》卷六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十，朱改第六。

《祭文》　稿本原作《祭文哀词》十篇，朱改祭文二字。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稿本原作《公祭亭林先生落成文》，朱改。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稿本原作《公祭亭林先生生日文》，继用朱改。

《公祭栗恭勤公文》　稿本同。

《公祭祁恭恪公文》　稿本同。

《公祭苏封翁文》　稿本同。

《祭任太素先生文》　稿本文前原有“道光二十年龙集庚子，秋九月，宜祀之辰，姻愚侄张穆谨以瓣香清酒，遥哭奠于故藤令姻伯任太素先生之灵曰”云云，继删去。

《祭伯兄文》　稿本同。

《祭三兄文》　稿本同。
穆曰可奈何　稿本原作“穆曰然则奈何”，墨笔改同今本。
赖叔颖先生力为之部署　稿本叔颖原作淳甫朱改。
除叔颖幼章两先生周恤外　稿本叔颖原作淳甫，墨改。
呜呼痛哉　稿本原作“兄乎痛哉”，墨笔改为呜呼。

《哀词》　朱笔增。

《静涛张君哀词》　稿本同。

《斋文集》卷七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十一，朱改第七。

《事略》　稿本原作“事略一卷”，朱改“事略”二字。

《故内阁学士前仓场侍郎会稽莫公事略》　稿本即就原刻莫公事略辑入，篇中删易甚多，察其笔迹与朱笔勾勒行款者相同。疑遵石舟先生原稿校正者也。“故”上有“清”字。
嘉庆元年散馆一等三名二年充国史馆纂修　稿本原无，继增。
大考二等一名　稿本原无“一名”二字，继增。
得士郑兼才等八十人　稿本原无，继增。
充日讲起居注官实录纂修五月派教习庶吉士十月　稿本原无，继增。
三月大考二等五名　稿本原无“五名”二字，“二等”下有“以本官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字，继改。
得士谭仲璐等二百四十人是月复升太常寺卿　稿本原无，继增。
五月派充教习副总裁　稿本原无，继增。
得士李炳春等九十四人　稿本原无，继增。
十五年巡抚阮公元聘主蕺山书院讲席　稿本原无，继增。
又尝因常州帮武弁旗丁与办漕各州县互讦牵控多人满侍郎润祥议交刑部审讯公议咨交两江总督就近鞫之润祥持不可公不为屈因各执奏陈辨上前仁宗命军机大臣传问卒从公议　稿本原作“又尝与满侍郎润祥议事不合，各执奏陈辨上前，仁宗为合解之”，继改。
满汉各寮　稿本“各”原作“客”，继改。
奏上上特谕军机大臣曰尔等阅此奏必谓朕勃然矣不然朕幼承皇考明训选择名师教读颇涵养工夫事愈大而心愈细情愈急而气愈和数十年来守之不失尔等均所深悉朕断不受其欺罔亦不肯从重治罪特将原折朱批交尔等阅之以示承朕涵养之功　稿本原作“当户部覆奏之上也，右侍郎汤公金钊独具折自行检举，称仓储不宜清查，以放代盘未见其利，不敢扶同称为良法美意，前户部三次议覆仓场随画诺咎无可辞，请交部议处。上斥其毫无定见，首鼠两端，失协恭和衷之义。然侍郎于此事实亦未得要领，但信公素学，必不妄相纠弹，故引咎之诚，无愧古人。其以向来清查库贮之说比例仓储，则非也”。继签改如今刻本，而移此数语于后文“天下诵之”之后。
于是满汉两尚书　稿本原无“于是”二字，继改。
天下诵之　稿本此下有“当户部覆奏之上也”云云数语，见上。
公旋亦感末疾　稿本原作“旋感末疾”，继改。
子一钟珣　稿本原作“子一京”，继改。
谨撰　稿本原作“前正白旗官学教习候选知县甥平定张穆谨撰，”继删去衔名。

《斋文集》卷八　稿本原作《斋文集》第十二，朱改第八。

《事辑附碑铭一篇墓志铭一篇》　稿本原作《事辑一卷附碑志一篇》，朱改。

《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辑》　稿本即就原刻事辑辑入，增益甚多，疑遵石舟先生自订本改正。
八岁希音堂剩稿陈先生寿序　稿本陈先生下有珮翁二字，继删。
二十三岁而器重少梁独至。夹注案少梁名斗南　稿本原无夹注，继增。
阶平先生空山堂集晋阳东归纪……送至南关停车话别诸生凝立怅望良久然后去　稿本原无，继增。
二十四岁空山堂集示门人张佩芳等札闻汝等来蒲已有定期不胜忭慰……又诗集有秋日同衡儿门人姚廷瑞张佩芳张映衡五姓湖泛舟联句　稿本无，继增。
慨然有千载之志夹注孙观察星衍岱南阁集……不徒以科名自见　稿本原无夹注，继增。
三十五岁　选任歙县夹注案歙方盛送府君调任合肥诗……实未莅任也　稿本原无夹注，继增。
三十六岁　其二建书院夹注殷煜送府君调任合肥诗……夜气清时戒牧牛　稿本夹注原无此数语，继增。
其六禁淫祠夹注又吕邦宏诗注公禁夜戏妇人烧香婚夕闹房　稿本夹注原无此数语，继增。
三十七岁　夹注又案翠岩精舍刻郎氏奏议注……标题都数与宜宾本同　稿本夹注原无此二则，继增。
三十八岁　歙县志府君重修先农坛记……于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即工十一月工成　稿本原无，继增。
二十六年辛卯四十岁　稿本作三十六年，刻本误。歙县志府君崇贤祠记……乃放尚贤意颜之曰崇贤　稿本无，继增。
二十七年壬辰四十一岁　稿本作三十七年，刻本误。
夹注歙吴珏送张老父台调任合肥诗序……窃愿索傅家之传云尔　稿本无，继增。
十一月二十八日先考生　稿本无，继增。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二岁　稿本无，继增。
府君仓社考题词……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稿本无，继增。
四十七岁　大胜在署时夹注案是年先大母陈太宜人携先考侍曾大父母归里　稿本夹注无此数语，继增。
四十九岁　与州牧江公夹注名恂字子九号蔗畦仪征人官至庐州府知府　稿本原作“名恂，号蔗畦，仪征人”继改同今刻本。
又逾月余至泗州夹注又案蔗畦太守之子德量……即此碑也稿本夹注原无此数语，继增。
孙穆编并识夹注晋江陈庆镛填讳　稿本原无夹注，用大字题“诰授朝仪大夫前工科给事中翰林院庶吉士户部员外郎晋江陈庆镛顿首拜填讳”，继删改用夹注。

《诰授奉政大夫翰林编修记名御史张君配王宜人李宜人合葬碑铭》元附　稿本用木刻原本辑入。篇首原有“翰林院编修道州何绍基书并篆额”一行，篇末原有“道光二十九年月日立石”一行，继删。何子贞批云：“此下二篇不应入《斋集》。”

《补庵张君墓志铭》原附　稿本同。

《斋诗集》卷一　稿本卷前有总目一叶，题“以下二卷起丁酉讫壬寅作，旧稿散乱，今分体约略编次”。数语。
诗集以下，但注其歧异之处，不复详列。

《漫河道中》　稿本此题下有重五日次汶上题壁一首，诗曰：“去年重五纵冶游，促弦合坐酒家楼。紫衫碧蘸颇黎碗，香雪绕裾色不秋。今年客游直重五，菖蒲花开村店午。瓦盆春老挹盈尊，绮梦深宵何许？梦人璇城是耶非，霞标画舸织如飞，晴湖波沸鱼龙上，认取卢郎夺锦归。”缀签曰：“此首拟酌”，继墨笔钩去，题“不写”二字。

《己亥正月三日江阴大雪登楼晓望分得雨字》　稿本楼上有“伫月”二字，继改。缀签曰：“题中数字拟改。”

《斋诗集》卷二　稿本同。

《送赵君心园归寿阳用春圃五兄韵》　稿本春圃原作淳父，继改。

《徐州试院寄怀春圃校射韵二首》　稿本春圃原作淳圃，继改。

《宿迁道中三首》
似闻蚣婿语秋来　稿本蚣蝑原作蚣，朱识云：
“二字必有误，宜阙之，当作蚣蝑。”

《斋诗集》卷三　稿本卷前有总目一叶，题云，“以下二卷，自癸卯讫己酉作，原稿依年月编次，今不复分体”，继删。

《题叔颖尚书近作诗卷》　稿本叔颖原作甫，继改。

《读元秘书志四首书箑赠何愿船比部》　夹注时愿船为余校是书

甚核　稿本原无书箑以下云云及注，朱增。

1936年1月8日

（原载《益世报·读书周刊》）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新唐书》二百十六《吐蕃传》谓：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此说《通典》一百九十《西戎吐蕃》条，《旧唐书》一百九十六《吐蕃传》，《唐会要》九十七《吐蕃》条，《通考》三百三十四《四裔吐蕃》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五《四夷》，《宋史》四百九十二《外国吐蕃传》均未见，不审《新书》何所据？

案发羌之称始见于《后汉书》一百十七《西羌滇良传》，传曰：

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滇良父子……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子滇吾……。滇吾子东吾……，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迷吾子迷唐……。和帝永元四年（92）……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十二年（100年）遂复背叛……明年……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阵，斩首四百余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

大小榆谷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杜佑《通典》一百八十九《边防·西戎羌无弋》条作大小榆中⁽¹⁾，注曰：“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间。”案榆中后汉县名，属凉州金城郡⁽²⁾，此云，“大小榆中”，又云“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间”⁽³⁾，金城西平两郡相去四百九十里⁽⁴⁾，明其非在一地亦非指榆中县治也。《通典》一百七十四《州郡·金城郡五泉县》条注曰：“汉金城县地。汉榆中县故城在今县东。后汉时羌乱，隃麋相曹凤上言⁽⁵⁾，西羌为寇，自建武以来，以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北阻大洞，因以为固，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通典》于《边防》称大小榆中，于《州郡》称大小榆谷，明其同地而异名；其系于榆中县故城下者，以地距县较近。《太平寰宇记》以为县即大小榆谷，斯未尽然。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谓谷在河州西⁽⁶⁾，今甘肃省临夏县西⁽⁷⁾。

允谷允川亦不见于《两汉志》。案《水经注·河水篇》⁽⁸⁾，“河水自河曲又东径西海郡南。汉平帝时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远方，讽羌献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筑五县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纷乱，郡亦弃废。河水又东径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钟存所居也”；据此可知允川盖在榆谷之西。《水经·河水篇》⁽⁹⁾“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注曰：“金城郡治也，汉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为修远县，河水径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汉书》九十九《王莽传》：“莽既致太平……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莽……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据此则允谷盖在允吾县也。《后汉书》称：“河北大允谷”，《水经注》亦辨“河水径其南，不在其北”，尤可证也。《续汉志》允吾属金城郡，其故城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¹⁰⁾。

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¹¹⁾。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¹²⁾《后汉书》以为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¹³⁾。《水经注》曰：“河水屈而东北流，径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¹⁴⁾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¹⁵⁾嘉庆《重修一统志》谓：“河州边外河曲之地。”⁽¹⁶⁾其地盖当今青海省东南境。

迷唐世居河北大允谷，后徙大小榆谷，于允川战败远逾赐支河首以依发羌；以今地准之，盖自甘肃中部黄河之北徙居河南，更由其西越青海东南部而始得达。其迁徙之迹，皆自北而南。就后汉时地理观之，析支河首在金城郡之南，其西北为西域鄯善车师诸国，其东为河关，其东南为蜀汉，皆非发羌也；可知迷唐所逾而远依者，必在其南或西南，而析支河首之南及西南皆今日西康西藏之地也。《通典》一百九十《边防·西戎党项》条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大唐贞观三年……后，诸部相次内附，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又一百七十六《州郡》云山郡奉州条曰：“奉州蛮夷之地，南接吐蕃”；是古析支以南为吐蕃所居，尤无疑义。据此可证发羌之地望实与吐蕃旧居⁽¹⁷⁾相当，而《新书》所述亦信而有征矣。

今日西藏自称曰Bod-Yul⁽¹⁸⁾，Bod谓其民族，而Yul则指国家。欧西学者以西藏入中国版图久，其往还早始于李唐，不应无称其民族土名之对音，于是自Abel Rémusat以迄Bretschneider，Bushell，Rockhill，Chavannes，Kynner，Laufer诸家均以为吐蕃之“蕃”应读为“波”，以期与Bod之音相对⁽¹⁹⁾。Pelliot氏虽议其非，亦未能有所论定⁽²⁰⁾。窃疑中国史传之所谓发羌，实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广韵·月韵》发，方伐切，为合口三等非母字，Karlgren氏拟读为⁽²¹⁾。案《说文》“發从弓癹声”；“癹从癶从殳”，段玉裁注：“癶亦声，普活切”滂母；“癶读若拨，北末切”帮母：均属重唇。而从發得声之字，撥北末切帮母，鏺普活切滂母，亦并属重唇。钱大昕云：“古读發如撥。《诗》‘鳣鲔發發’，《释文》补末反，此古音也。‘一之曰觱發’，《说文》作滭冹，此双声，亦当为补末切，《释文》云如字，误矣！《说文》冹分勿切。”⁽²²⁾（原注，古读分如邠，本重唇。）此古音上发可读撥之证。

伊兰语之Bāmiyān据Marquart氏《伊兰考》以为即中国《北史》九十七《吐呼罗传》之范阳国⁽²³⁾。范阳国见《隋书》六十七《裴矩传》，八十三《西域漕国传》作“帆延”；《新唐书》二百二十一《西域谢传》作“帆延”，“梵衍那”，“望衍”；《大唐西域记》作“梵衍那”；慧超《五天竺传》作“犯引”。范防鋄切，帆符咸切，梵扶泛切，犯防鋄切，均属奉母字；望武方切，又巫放切，均属微母字；而俱用之以对b声。鱼豢《魏略西戎传》有“汜复国”，Pelliot氏以为即Bambykê⁽²⁴⁾，汜孚梵切，亦属奉母字。此在译文对音上轻唇音可用以对重唇音之证。《大集经·月藏菩萨分》以“弗利赊”对Puriçd，“弗色迦罗”对Puskara，“富楼沙富罗”对Purusapura；弗分勿切，富方副切，均属非母。此轻唇清音可用以对重唇清音之证。Chavannes氏谓《宋云行纪》之钵芦勒，《志猛传》之波伦，《玄奘传》之钵露罗，均为Bolor之对音⁽²⁵⁾；钵北末切，波博禾切，均属帮母。《元史》称北庭为别失八里，盖Bešbalig之对音，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别史把，清改为巴什伯里；⁽²⁶⁾；八博拔切，巴伯加切，伯博陌切，亦均属帮母。俱用之以对b声，此重唇轻音可用以对重唇浊音之证。《大集经·月藏菩萨分》以“多罗比尼”对Talapini，以“毕姜阇”对6ikamja，以“鞞提诃”对6ideha；毕卑吉切，鞞并弭切，均属帮母，而以之对6；比房脂切，属奉母，而以之对p。此重唇清音可与轻唇浊音互对之证。

轻唇音与重唇音，清音与浊音，重唇轻音与轻唇浊音，既可互对，则用轻唇清音之发以对重唇浊音之b，亦非不可能之事。《北史》九十七谓“大月氏国都剩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弗敌沙Chavannes氏以为即Badakhshân之对音⁽²⁷⁾；弗分勿切，属非母，此其证也。

伦敦博物院印度部所藏敦煌写本藏文注音《阿弥陀经》尝以发对Pad⁽²⁸⁾，与Bod尤近。p、b仅清浊之别。入声收t之字译写中往往以对d；如“佛陀”为buddha之对音，以佛对bud；白达为Bagdad之对音，以达［d'at］对dad，皆其证。合口三等之亦或变为a，或变为o。若从补末切［puət］之音，则uə中和为o，于势尤顺⁽²⁹⁾。综上列诸证观之，以发字对Bod音在古音及译写上，或尚无异议。

发羌之地望既与康藏相应，而读音又与Bod相合，则发羌之称盖源于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似亦可无疑。

Pelliot氏于敦煌得十世纪末汉语吐蕃语合璧字书⁽³⁰⁾，其中西藏语Bod对称为“特番”，读若。窃疑此乃释Bod之义，或当时吐蕃亦作特番，或吐蕃某一部族之人别有特番之名，绝非Bod之对音。我国翻译国外文字，为习诵之便虽于对音时有省略，如“阿修罗”之作“修罗”⁽³¹⁾，“迦毗罗婆”之作“迦毗”⁽³²⁾，“腊伐尼”之作“临猊”⁽³³⁾诸类，似尚无增益对音之事。若“失范延”⁽³⁴⁾之与“帆延”乃外国地名繁简之殊，非对音时有所增饰。故在未得藏语其他读音以前，固不能以特番为Bod之对音也。

1938年6月13日蒙自

（原载《史语所集刊》八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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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典·羌无弋》条“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后徙大小榆中”。

(2) 《续汉书·郡国志》。

(3) 唐金城郡治五泉，故城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平郡治湟水，故城在今青海乐都县。

(4) 《通典》一百七十四，金城郡西至西平郡四百九十里。

(5) 曹凤上言亦见《后汉书》一百十七《西羌·滇良传》。

(6) 见《一统志》兰州府山川第十一页。又案《通鉴》卷二百十胡三省注：“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牧畜，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九曲军今青海化隆县，在甘肃临夏之西北。

(7) 临夏县在甘肃中部之西，清曰河州，民国初改导河县，十七年又改今名，西与青海省接壤。

(8) 武英殿聚珍本卷二第十四页。

(9) 武英殿聚珍本卷二第二十五页。

(10) 《嘉庆一统志》兰州府古迹第一页。

(11) 《后汉书·西羌传》语。

(12) 《水经注·河水篇》二引，聚珍本十三页。

(13) 《后汉书·西羌传》。

(14) 河关县故城在今甘肃临夏县西。

(15) 聚珍本卷二，第十三页。

(16) 《一统志》青海厄鲁特第三十四页。

(17) 唐以后吐蕃始大盛，其地乃东与松茂隽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旧时所无也。

(18) René Grousset, Histoire de L'xtrême-Prient第三六〇页；藏人自称其国为Bod-Yul，自称其人为Bod-Pa。

(19) 见《通报》1915年刊，一八至二〇页，伯希和《汉译吐蕃名称》。冯承钧译本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六一至六三页。

(20) 伯氏曰或者秃发，吐蕃，Tüpüt，Tibet几个名称皆是同一名称之几个写法，然若将其牵到西藏土名之Bod，似乎为时过早。见《汉译吐蕃名称》。

(21) 《分析字典》二二八页，又《中国音韵学研究》八七一页作。

(22) 《十驾斋养新录》卷五，第二十五页。

(23) 见Godard, Hackin Pelliot附考之《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冯承钧译本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至十四页。

(24) 见《亚洲报》1921年刊上册一三九至一四五页，《魏略西戎传中之贤督同汜复》，冯承钧译本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五至二二页。

(25) 《通报》1905年刊，《魏略西戎传笺注》。冯承钧译本见《史地丛考》八九页。

(26) 见《元史》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洪钧《元史译文补正别失八里》条，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十二。

(27) 《通报》1907年刊，《大月氏都城考》。冯承钧译本见《史地丛考》八三页。

(28) 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六〇页。其注音出于唐人。

(29) 罗常培说。

(30) 见《亚洲报》1912年刊下册五二二页及《通报》1915年刊一八至二〇页《汉译吐蕃名称》。冯承钧译本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六一页。

(31) 《法苑珠林》九。

(32) 《大集经·月藏菩萨分》第十七品。

(33) 佛诞生之腊伐尼园Lumbini，《法琳辨正论》引《魏略西域传》作临猊。

(34) 《隋书·炀帝纪》有失范延，即《裴矩传》之帆延为šir-i-Bāmiyān之对音，译言范延城，此其具足称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

《隋书》八十三《西域传》，《北史》九十六《附国传》⁽¹⁾，《通典》一百八十七《南蛮》均有附国，其名前史所未见，《通典》以为“隋代通焉”，理或然也，惟《通典》又注曰：“案其地接汶山故为附焉。”斯不能无惑。徼外异族，我国大都因其自号对音以为之称，其以特异风土得名者，若赤土，女国⁽²⁾，山国⁽³⁾之属，屈指可数。附之为义初非显豁，且与风土无关，天下名山大川莫不可附，汶山何得专之？案汶山即岷山⁽⁴⁾。《隋书》二十九《地理志》汶山郡左封县注曰：“有汶山”，临洮郡临洮县注曰：“有岷山崆峒山”，《新唐书》四十《地理志》陇右道岷州和政郡溢乐县注曰：“有岷山”，《旧唐书》四十同，谓在县南一里：《通典》一百七十六《州郡》濛阳导江县注曰：“有汶山有玉垒山”；《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剑南道彭州导江县注曰：“西有岷山玉垒山”；《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剑南道茂州汶山县注曰：“有龙泉山岷山”。考隋左封县后周所置，本汉蜀郡蚕陵县地⁽⁵⁾；隋临洮县西魏所置，本汉西南部都尉临洮县地⁽⁶⁾；唐导江县本汉蜀郡郫县地⁽⁷⁾，唐汶山县本冉駹地，汉为蜀郡汶江县⁽⁸⁾；其地虽连杂氐羌⁽⁹⁾，早入疆理，附国地果近接，何以旧籍无闻？《汉志》谓岷山在西徼外⁽¹⁰⁾，《后汉书》谓西南夷在蜀郡徼外⁽¹¹⁾，是汶山之间皆西南夷所居。汶山连绵千里⁽¹²⁾，西南夷君长数十⁽¹³⁾，其间大种若莋都冉駹白狼之属，诸史屡书，附国果与邻比，何以史不复见⁽¹⁴⁾？

窃疑所谓附国之附，即后汉发羌发字一音之转，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¹⁵⁾。案《说文》附从阜付声，《广韵》去声遇韵附，符遇切，为奉母合口三等字，今读为fu⁽¹⁶⁾。附字今音与Bod虽不尽合，然古音其发声为b属唇音浊声字，《后汉》译Kabud为高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陆德明《音义》附蒲口反⁽¹⁷⁾，可证也，关于外族语言之对音，本难纤毫毕肖，而于声韵之术未娴以前尤甚。Karlgren氏尝谓中国于域外借字多曲改读音，以自适其习惯，甚者至使外人不能得其相近音值⁽¹⁸⁾，Pelliot氏亦谓，自汉以来龟兹，丘兹，丘慈，屈茨诸名，仅可以作Kuci之土名写法，而不能作Kuci之对音⁽¹⁹⁾。《四库总目》亦云“译语对音本无定字”⁽²⁰⁾。是则以“附”译Bod非不可能。梵文称西藏为Bhota，为Bhot；近英人或称藏为Pö⁽²¹⁾，均以对藏文之Bod此不严格对音之成例。

《隋书·西域传》曰：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²²⁾

又曰：

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²³⁾

案《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二，悉州，东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左封县东南至州二十里，左封今四川松潘，此云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则远在松潘徼外，以地望度之，实当今西康西藏之境。《嘉庆一统志》雅州府在四川省治西南三百四十里，打箭炉厅在府西五百九十里，喇萨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²⁴⁾，唐尺略小于明清营造尺⁽²⁵⁾，则以里程计之，去今拉萨东二千里许即入附国境。《明史》三百三十一《乌斯藏传》，“在云南西徼外，去……马湖府千五百余里”，又四十三《地理志》，“马湖府……东北距布政司千一百里”⁽²⁶⁾，与此合。丁谦《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曰：“附国部境盖在四川打箭炉边外，明正宣慰司所属各土司地。”案《清史稿》五百十三《四川土司传》，“明正宣慰使司其先系木坪分支……住牧打箭炉城……原管有咱里土千户，木噶……四十八土百户”⁽²⁷⁾。其地明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明史》谓其在四川徼外，地通乌斯藏，唐为吐蕃，元时隶吐蕃宣慰司⁽²⁸⁾。以方位言丁氏之说似可信，然打箭炉全境东西距仅六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三十里⁽²⁹⁾，似不足以容附国，且地距成都不足二千余里，窃谓附国部境更逾而西，《明史》所谓乌斯藏在长河西之西，是其地也。即今康藏境⁽³⁰⁾。

传又谓：

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

《隋书》八十三《西域女国传》，“女国在葱岭之南。”⁽³¹⁾案隋唐史籍所称女国有二，西女国在海与拂菻接⁽³²⁾，距中国辽远，此盖东女国也。《旧唐书》一百九十七《西南蛮东女国传》，“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东与茂州党项接”。《新唐书》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东女国传》，“东女亦曰：苏伐刺拏瞿咀罗（Suvarnagotra），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通典》一百九十三西戎朱俱波“在于阗西千余里，其西至渴槃国，南至女国三千里”。古于阗国在新疆塔里木河南和阗河流域，即今和阗一带，是东女盖位于今新疆西南境外，《隋书》谓附国西有女国，《新书》谓东女东与吐蕃接，则附国在今康藏境似无疑议。党项羌《隋书》谓其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³³⁾，《旧唐书》谓其“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³⁴⁾，北接土谷浑”，又谓其“在古析支之地”，“贞观三年……举部内属……列其地为轨州”⁽³⁵⁾。《嘉庆一统志》五百四十六“析支在河州边外河曲之地”，河州今甘肃临夏县，所谓河曲即玛楚阿，青海东南境也。轨州旧治在四川松潘西北⁽³⁶⁾，西北与河曲接。地当西倾，岷山，卬崃积石，巴颜喀喇群山之间，故曰：“连山绵亘数千里。”其西南即今西康西藏境。是故以地望度之，所谓“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者，非康藏不足以当之。

传又谓：

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³⁷⁾，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³⁸⁾

又谓：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

嘉良夷未详。案《旧唐书》四十一《地理志》雅州都督府武德元年领十六县，中有嘉良，六年省。《新书》四十二《地理志》雅州严道县注曰：“唐初以州境析置濛阳，长松，灵关，阳启，嘉良，火利六县，武德六年皆省。”是则省入严道县也。严道即今雅安，地接康定，方位差进。然传谓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今雅安周近惟青衣大渡两水为大，两水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果属其地不应无说，疑其名偶同耳。《新唐书》四十三下《地理志》诸羌羁縻州天宝前隶雅州都督府者二十一，中有东西嘉梁州⁽³⁹⁾。《宋史》八十九《地理志》成都府路雅州领羁縻州四十四，亦有东西嘉梁州，《元丰九域志》卷十羁縻州同。《新唐书》谓其距雅州西五百余里之外，为通吐蕃所经⁽⁴⁰⁾。案唐宋雅州入元隶四川行省西蜀四川道成都路；至元二十年割属陕西行省土蕃宣慰司⁽⁴¹⁾，其边外诸地统于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明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⁴²⁾，即今西康东境，其地望相当，字音亦近，岂其地欤？

丁谦《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谓“嘉良水当即鸦江，附国水当即布垒楚河”，虽无的证，然今成都西北大水惟雅，金沙，澜沧，怒江，雅鲁藏布最大且南流，与《传》合，说亦近似。雅江，《嘉庆一统志》作雅龙江⁽⁴³⁾，在打箭炉西南二百八十里，与里塘分界，南入冕宁县西界折东流，经西昌县西南转南，至会理西合金沙江亦名泸水，俗称打冲河，源出巴颜喀喇山，番名齐齐尔哈纳河⁽⁴⁴⁾。布垒楚《嘉庆志》作布赖楚即金沙江上游。源出拉萨西北，入喀木⁽⁴⁵⁾境名布拉楚河，南流少西八百余里至巴塘西名巴楚河，又东南流入云南境为金沙江⁽⁴⁶⁾，一曰犛牛河⁽⁴⁷⁾。

更以附国风土证之，亦与康藏为近。《传》谓其“无城栅……垒石为而居……其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状似浮图”⁽⁴⁸⁾，此今日所谓“碉楼”、“碉房”，而唐人所谓“雕”与“彫”也。《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传》，“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唐李贤注曰：“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通典》一百八十七《南蛮》冉駹条同，注曰：“今彼土夷人呼为彫。”《旧唐书》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传》亦谓，“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形制皆与似，盖同一物。丁谦谓即碉之转音⁽⁴⁹⁾，其说近之。《西藏记》谓“自炉至前后藏各处，房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黄沛翘《西藏图考》六谓“西藏多碉楼”，又谓“藏王所居曰诏……四围无城郭，就居人所住碉楼环绕相联以为藩篱”，其遗制也。《传》又谓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宜小麦青”青《通典》作青斜⁽⁵⁰⁾，《北史》作青稞。其说举《旧唐书·吐蕃传》“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麦，豆，小麦，乔麦”，合。青即青稞，今曰青稞麦，又曰稞麦，似麦而瘠长，《明一统志》谓为卫产⁽⁵¹⁾，松筠《西招图略》曰“藏地无米，惟产稞麦，番兵粑是食”，即其物。《传》又谓其“用皮为舟而济”，此亦藏俗。《元和郡县图志》三十二嶲州西泸县，“泸水在县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⁵²⁾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胜七八人”。《太平御览》六十五泸水条引《十道志》曰“泸水出蕃中”，又曰：“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为船，方涉津涘。”唐西泸旧县在今西昌县西南⁽⁵³⁾，泸水上游即雅龙江，故曰“出蕃中”。犛皮为船，迄今沿用，藏人航行江河悉赖之。《西藏图考》卷三谓“察木多人往西海者”，由此（达颜崇古尔渡）用皮船渡”，又卷六谓“由隆竹松过彭阿有铁索桥，设有皮船，济渡”。《卫藏通志》卷三谓雅龙江“用牛皮船为渡”，均其证。《传》又谓“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案任豫《益州记》，“嘉鱼细鳞似鳟鱼……大者五六尺”⁽⁵⁴⁾。《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七引《唐书》曰，“吐番国有藏河，去逻些三百里，东南流，众水凑焉，南入昆仑国，其中有鱼，似鳟而无鳞”⁽⁵⁵⁾。鱼莫不有鳞，必其鳞细不易辨耳。一谓似鳟而无鳞，一谓细鳞似鳟鱼，二者必为一物。是附国之嘉鱼即吐蕃藏河之鱼，此亦可为附国即西藏之一证。《西藏记》，盛绳祖《卫藏图识》所谓细鳞鱼，王我师《藏炉游异记》所谓“土人呼为龙种，小口细鳞，金色赤尾，皮厚如牛革”者，当亦即此。

《传》又谓：

附国南有薄缘夷。⁽⁵⁶⁾

薄缘之名他处未见，疑即今之不丹。不丹在西藏之南，薄缘在附国之南，地望相当，且对音亦近，余别有说⁽⁵⁷⁾。

综上数事可证附国之确属藏地，其名盖取于Bod之对音。然有不能自解者，《隋书》谓“大业四年（608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其时下距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之始贡仅二十六年，果属旧藩重至，何以更立新名⁽⁵⁸⁾？《通典》纂于大历元年（766年）⁽⁵⁹⁾，其时与吐蕃交往频仍，果属一地，何以并为之立传？谓非一地，则附国吐蕃同属西羌大种，何以群书之记附国于大业后事别无增益？其记吐蕃始于贞观，前亦无闻？两族之通中国有若相续，抑何巧合？窃疑大业离乱，册籍遗阙，易代而后，老吏不存，新朝饰来远之名，遂肇新称以夸胜前代，后世史官⁽⁶⁰⁾莫稽旧典，传疑互见，相循不改，非必确知其为两地也。

今为此说于古籍虽无可征据，而近人所修《清史稿》实先吾言之，录之以证吾说：

西藏《禹贡》雍州之域，汉为益州沈黎郡徼外白狼乐木诸羌地，魏隋为附国，女国及左封⁽⁶¹⁾，昔卫，葛延，春桑，迷桑，北利，模徒，那鄂诸羌地，唐为吐蕃。⁽⁶²⁾

其左封以下诸羌名同见于《隋书·附国传》，所谓“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者也。

1938年6月初稿草于蒙自，1940年2月14日改成于昆明北郊冈头村，时阴历庚辰人日。

（原载《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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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史·附国传》全袭《隋书》之文，略无增减，疑《北史》阙此传，后人以《隋书》补之。

(2) 《隋书》八二《赤土传》：“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又八三《女国传》：“其国代以女为王。”

(3) 《通典》一九一楼兰注：“此国山居，故名山国。”

(4) 《禹贡》：“岷嶓既艺。”《史记·夏本纪》作汶蟠，《索隐》曰：“汶一作岷”；《水经·江水注》“岷山又谓之汶”；《元和郡县图志》三二：“汶山即岷山也。”汶岷两字互用，《清一统志》亦然。

(5) 《元和郡县图志》三二剑南道中“悉州左封县：周天和元年于此置广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左封。”又曰：“悉州显庆元年分当州置。”又曰：“当州本汉蚕陵县地。”蚕陵属蜀郡见《汉书》二八《地理志》上。唐广德初陷于吐蕃。元隶土蕃等处宣慰司，见《元史》六十；明为松潘卫，见《明史》四三；凊为松潘厅，见《清见稿·地理志》一六，《嘉庆重修一统志》四一九，即今四川松潘县。

(6) 《隋书·地理志》：“临洮西魏置曰溢乐，并置岷州……大业初州废，更名县曰临洮。”《新唐书》四十《地理志》溢乐县注：“本临洮。”《旧唐书》四十曰：“秦临洮县……后魏……改……为……溢乐。”《元和郡县图志》三九陇右道：“岷州……在秦为陇西郡临洮县地，自秦至晋不改……上元二年因羌叛陷于西蕃。”清《嘉庆一统志》二五五谓：“宋熙宁六年收复，仍曰岷州和政郡属秦凤路；绍兴元年入金改为祐州；十二年收复，徙废。元复置岷州。……明洪武十一年置岷州卫。……雍正八年改为岷州属巩昌府。”即今甘肃岷县。

(7) 《元和郡县图志》三一剑南道上：“导江县本汉郫县地，武德元年于灌口置盘龙县……二年又改为导江县。”汉郫县属蜀郡见《汉书》二八上；其地入宋隶成都府路，永康军，见《宋史》八九；元改灌州属四川行中书省成都路，见《元史》六十；明曰灌县，属四川成都府，见《明史》四三；清仍之，见《嘉庆一统志》三八四。故城在今四川灌县东。

(8) 《元和郡县图志》三二剑南道中：“茂州……本冉駹国……元鼎元年以冉駹为汶山郡，今州即汉蜀郡汶江县也。”又：“汶山县本汉汶江县地，晋改为广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汶山县。”其地五代属蜀，宋曰茂州通化郡属成都府路，元属土蕃宣慰司，明曰茂州属四川成都府，清直隶四川省，今曰茂县。

(9) 《隋书·地理志》语。

(10) 见《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氏道注，岷本作，古字通。

(11) 见《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序》。

(12) 清《嘉庆一统志》四一九松潘厅山川岷山下引《括地志》曰：“岷山在溢乐县南，连绵至蜀几二千里。”又三八三四川统部形势下引杜光庭曰：“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

(13) 见《汉书》九五《西南夷传》，《后汉书》一一六《西南夷传》。

(14) 附国尚见于阎立本《西域图》，《新唐书》二二二下《南蛮南平獠传》，《太平御览》七八八卷，《通志·都邑略西南夷》，《文献通考》三二九卷，但文字相若，事无所增，盖皆用《隋书》为本者也。《西域图》唐阎立本绘，褚遂良书，见元鲜于枢（伯机）《困学斋杂录》，录称，“杭士王子庆收《西域图》，阎中令画，褚河南书。丹青翰墨，信为精绝。意当时所图甚多，今止存四图，前史逸而不书今录于此。附国者……”云云，其文略同《隋书》。鲜于枢精鉴别，审定当不差，惟谓“前史逸而不书”则非也。《困学斋杂录》收入《畿辅丛书》，其所称《西域图》，张政烺先生以为当是《职贡图》之残本，其说甚是。两图均不见于《新书·艺文志》，惟《宣和画谱》卷一载御府所藏阎立德画四十有二，其中有《西域图》二《职贡图》二。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阎立本》条称：“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宣和画谱》卷一《阎立德》条称：“唐贞观中，东蛮谢元深入朝，颜师古奏言，昔周武时远国归款，乃集其事为《王会图》，今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因命立德等图之。……故李嗣真云：‘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谓立德立本也。”谢元深即东谢蛮，《旧唐书》一九七《新唐书》二二二下有传。《旧书》传称：“贞观三年元深入朝……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是则图写之始，初无定称，职贡，西域，外国，王会，其实一也。伯机所见之四图，当即宣和时内府所藏之两西域两职贡也。图作于贞观三年，其时吐蕃未始贡，故仍沿附国旧称。宋李薦（方叔）《德隅斋画品》谓“《番客入朝图》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日作，粉本，鲁国而上三十有五国，阎立本所作《职贡图》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旧本乎”（《顾氏文房小说》本第一页）。其说与诸家不同。窃疑李氏所称摹元帝旧本，盖举其大体，或指其章法气韵而言，非必卉服鸟章之异一一从旧本而来。惜其目不传，无从断定。

(15) 参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一分，拙著《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16) Karlgren氏拟古音读为b'ǐu，见《分析字典》47页；据罗常培氏《唐五代西北方音》推得条例第八世纪音应读为b'vy见《唐五代西北方音》164，165页。中外学者又或拟古音为*b'ǐug。

(17) 蒲口反应读为*b'ug。《玉篇》作布口切。徐铉《说文》“附……符又切”，段玉裁注曰：“案此音非也，当云蒲口切。”

(18)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 23.

(19) Pelliot, Note Sur Les anciens noms de Kuca, d'Aqsu et d'Uc-Turfàn. T'oung Pao, 1923, p. 127.

(20) 《四库总目》七一《史部》二七《地理类》四《诸蕃志》，“所列诸国，宾瞳龙史作宾同陇，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罗拔史作阿蒲罗拔，麻逸史作摩逸，盖译语对音本无定字，龙陇三声之通；登丹蒲婆麻摩双声之转，呼有轻重，故文有异同。”

(21) C.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p. 1.

(22) 《通典》作西夷，无南字。阎文本《西域图》蜀郡作蜀都。

(23) 《西域图》同《通典》作“东西四千五百里”，《新唐书》作“横四千五百里”。

(24) 分见卷四百二，五四七。

(25) 唐尺据王国维氏所测约当清营造尺九寸七分，明尺较清营造尺微弱，清营造尺合公尺P. 32。

(26) 案马湖府今四川屏山县，见《嘉庆一统志》三九五。

(27) 《嘉庆一统志》四〇二雅州府建置沿革：“明正长河西鱼通安远宣慰司在打箭炉，明置……辖咱哩土千户及木噶等四十八土百户。

(28) 《明史》三三一《西域传》三。

(29) 见《卫藏通志》卷一五。

(30) 《明史》三三一“成化十七年礼官言乌斯藏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嶲之南，壤地相接”。按长河西今西康康定县。

(31) 《通典》一九三西戎五女国：“隋时通焉，在葱岭之南。”

(32) 《新唐书》一四六下《西域康国传》附载诸国名，“波刺斯……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种，皆女子……附拂菻”。案拂菻大秦也，或以为即罗马。《旧唐书》一九八《大食传》“又有女国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33) 卷八三《西域传》。

(34) 《通典》一九〇作“南杂春桑迷弃等羌”，迷弃当即《隋书》、《北史》之迷渠。

(35) 其后诸姓酋长皆来内属，太宗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

(36) 《嘉庆志》四一九松潘厅“废轨州在厅西北，汉党项羌地”。

(37) 《通典》同《北史》无东字。

(38) 《北史》无相字，《通典》作不能统一。

(39) 《旧唐书》未见，案《旧书·地理志》雅州生羌生獠羁縻十九州有寿梁州，疑为嘉梁之讹。

(40) 《新唐书》二二二下《两爨蛮传》，“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阳曰夔松曰始阳皆诸蛮错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五百余里之外有……东嘉梁西嘉梁十三部，……皆羁縻州也”。

(41) 《元史》六十又作土蕃招讨司。

(42) 《明史》三三一有传。

(43) 见卷四〇〇，四〇二，五四七山川条。

(44) 《嘉庆志》卷三〇五谓即古之若水。若水见《水经注》卷三十六。

(45) 喀木即康（Kham），治今昌都县。旧称东自鸦龙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为康，见《清一统志》四一三。清黄沛翘《西藏图考》二“喀木亦曰康即今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之地”。

(46) 《嘉庆志》五四七。此小金沙江也，大金沙江谓雅鲁藏布江。

(47) 见《卫藏通志》卷三。案藏语谓牝犛为dri，故西籍今译为Di Chu或Dre Chu，Chu藏语河也。《清统志》谓即古之绳水。绳水见《水经》三六《若水注》。

(48) 《通典》注与巢同。阎立本《西域图》作巢。

(49) 丁氏又谓即《新唐书·骠国传》之舍，即碉之本字，并见《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舍见《骠国传》，附《三王蛮传》。

(50) 《通典考证》曰：“刊本讹斜，据《隋书》改。”案今本均未改。

(51) 《嘉庆一统志》四一九松潘厅土产“清稞春种秋收，似麦而瘠长，日用所食。《明统志》卫产”。卫产者卫藏所产也。

(52) 《清统志》引作浚急。

(53) 见《清统志》三〇五卷。西昌县清属四川宁远府，今划入西康省。

(54) 《太平御览》九三七引。

(55) 此数语今本《旧唐书》未见，盖逸文也，疑《吐蕃传》刘元鼎自吐蕃使回奏中语，即《新书》所谓“直逻些川之南百里藏河所流也”云云之本文：《御览》成于太平兴国八年，其时《新书》未修，卷首之《经史图书纲目》《唐书》与《旧唐书》并列者，盖后人所增。

(56) 《北史》无南字。

(57) 见《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58) 《隋书》于贞观十年成，正当吐蕃始贡之会。

(59) 李翰《通典》序“大历之始，实纂斯典。”

(60) 《通典》之成去贞观初百三十余年。

(61) 左封各书均同，惟丁谦《考证》谓即今瞻对，盖以封为对。

(62) 《清史稿》卷五二五，列传三一二，《藩部》八《西藏传》。

《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隋书》八十三《西域附国传》谓“附国南有薄缘夷”，薄缘之名旧籍未见，窃疑即今西藏南界山国之不丹。不丹或译布坦⁽¹⁾，盖Bhutan, Bhotan之对音。其名源于梵文之Bhotânta，华言西藏底，梵文又有称之曰Bhotânga，意谓西藏之一部⁽²⁾，其人自称其地则曰Duk，华言雷龙原⁽³⁾，藏人称之为Brug-Pa，我国旧籍或译布鲁克巴，或译布噜克巴⁽⁴⁾，与西藏同属Bhutias Tephu族，为红教喇嘛地⁽⁵⁾。地在西藏之南，《卫藏图识略》上番界，谓“西南接布鲁克巴”，《西藏记》谓“离藏西南约行月余”，《卫藏通志》谓“正北至西藏所属之帕克城”。余尝疑附国为Bod之对音，传中所述与不丹之方位适相合⁽⁶⁾。

案《广韵》入声铎韵，薄傍各切，並母开口一等⁽⁷⁾；平声仙韵，缘与专切，喻母合口三等。《说文》缘从系彖声；彖，《广韵》通贯切，去声换韵，透母合口一等。缘既从彖得声，古音应读为。就韵母言之，合口呼之与开口呼之tan固不相蒙，然吾国旧借于域外人名地名对音则不乏以合口对开口之例，若《佛国记》以拘萨罗对kosala，《洛阳伽蓝记》以朱驹波对Karghalik，《大唐西域记》以笯赤建对Nejkend，《继业行记》以布路对Bolor，《诸蕃志》以宾瞳龙对Panduranga，《西游录》以五端对Khotan，《元史》以妥欢对Togan，均其例证⁽⁸⁾。至若对音之遗尾音不译，若Parthuva之译番兜⁽⁹⁾，Kapica之译罽宾⁽¹⁰⁾，Ambulima之译庵跋离⁽¹¹⁾，Bokhara之译捕渴⁽¹²⁾，更属数见不鲜，是则以薄缘对Bhotônta或Bhotânta，固非旧例之所不许也。其人既有本称，藏人名之亦有专呼，而独以梵文播之中土以为名者，盖天竺声教远被，借之以自重，且冀其或已传入也。

不丹史迹荒邈莫详，西人述其事者或著始于1670（康熙九年）之藏兵入境⁽¹³⁾，或著始于1772（乾隆三十七年）东印度公司之经营⁽¹⁴⁾，立意不同。《清史稿》于《藩部西藏传》，《属国廓尔喀传》皆著布鲁克巴之名，而未尝为之立传。不丹古史Lho-i Chöjung⁽¹⁵⁾既不可得，我国载籍所谓布鲁克巴于唐时归附，尝赐印册曰唐师国宝之印⁽¹⁶⁾，亦待考证。惟其国于雍正十年（1732年）内附，十二年入都贡献⁽¹⁷⁾，十三年正月我国派千总李仁自藏经十七站，千四十里而至布鲁克巴之札什曲宗⁽¹⁸⁾，则事非伪托，学者固可遵而求之也。

1942年8月26日，在昆明写

（原载《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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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袁昶《卫藏通志后序》。

(2) Bhota者梵文言西藏，见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768。anta者梵文言底，同上书，42页，L. Austine Waddell于所著Lhasa and its Mysteries第六十三页谓Bhotan义为“The end of (Bhot) or Tibet，”其说是也，梵文anga华言部分，见Monier-Williams字典7页。

(3) L. Austine Waddell，Lhasa and its Mysteries，p. 63“In the land of Thunder—Dragon”.

(4) 《西藏考》，《西藏记》，《卫藏图识》，《清史稿》作布鲁克巴，《卫藏通志》作布噜克巴，《西招图略》两字并用。

(5) 《西藏考》，《卫藏通志》卷十五《卫藏图识·图考》下。

(6) 案《西藏记》，《卫藏通志》均谓布鲁克巴在西藏西南，惟《西藏考》作西北，北字误，应作西南。

(7) Karlgren拟古音读为b'ak，见《分析字典》231页；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拟读为b'ag，见28—29页。

(8) 此举所见之书，非谓始于其时，可参考冯承钧《西域地名》及所译诸书。蒙古通用之畏吾儿文字无代表g-h之字母，故欢（h-）可对g。

(9) 《汉书》九六《安息国传》。

(10) 《汉书·西域传》。

(11) 《孔雀王经二译》。

(12) 《大唐西域记》。

(13) 十三版《大英百科全书》。

(14) Ronaldshhy. Land of the Thunderbolt, p. 197.

(15) C.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p. 55, 其字亦作Lhohi Chö. jung。

(16) 《西藏考》，《西藏记》，《卫藏通志》均著其事。三书以《西藏考》成书最先，《通志》最后。

(17) 《西藏考》，《西藏记》下卷《外番》，《卫藏通志》十五，《卫藏图识·图考》下谓其“本西梵国属，雍正十年始归诚”。

(18) 见《西藏考·附录》。

历史上的入滇通道

古代入滇的东、南、西三道：

历史上关于入滇道路的记载，最早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楚威王（《后汉书·华阳国志》说在楚项襄王时）命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庄蹻所循而上的江，据《通典》卷一八七夜郎国注说就是沅水；《华阳国志》又说他“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且兰即今贵州平越，可知庄蹻是由湘西经贵州而入滇的。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东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吃到蜀枸酱，问知是从西北牂牁江而来，牂牁江自夜郎出番禺城下，江广可以行船，于是蒙上书请“浮船牂牁出其不意”以攻南越。所谓自西北出番禺城下的江，就是现在西江。西江上通浔江，浔江通郁江，郁江通盘江，盘江东西二源全在云南境；又从郁江上通右江，右江上源名西洋江。西洋江由广西边境百色上达云南剥隘。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南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发巴蜀兵以临滇，其后命王然于喻滇王，以及蜀汉诸葛武侯之渡泸，他们的详细路程虽不得知，但全是由四川南行至云南。这可以说是古代入滇的西道。大概古代入滇大道不出这三线。《史记·西南夷列传》还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一个记载，前人解释五尺道多半说是形容地之险狭，如淳说：“道广五尺。”司马贞说：“谓栈道广五尺。”颜师古说：“其处险厄故才广五尺。”全没有举其所在。李泰《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唐初郎州后改播州（《新唐书》四十一《地理志》），就是现在贵州遵义。但《通典》卷一七六又说：五尺道在戎州棘道县，就是现在四川宜宾县。两说不同，相距甚远，又无其他证据，不知是否直达云南。

唐代的南北两路：

唐代通云南多经过四川，大道有南北二路。当时南诏蒙氏先都蒙舍川（今蒙化西北）后都羊咀（今大理）。交通的中心在现今迤西。《蛮书》上说：“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石门在今四川庆符县南，隋史万岁南征所开。《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所说“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趋云南”即此道。鲁望就是现今曲靖。《蛮书》说过石门外第九程是鲁望即蛮汉两界，曲州、靖州废城皆在；旧《云南通志》说靖州故城在南宁县南十五里（阮氏《云南通志》三十五），南宁民国改称曲靖。昆川就是现今昆明，《蛮书》说拓东城凤伽异所置，其地汉旧昆川。可知唐代入滇的北路是从今四川南部庆符县之石门南下，经过曲靖、昆明。《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戎州开边县注所引贞元十年（794年）袁滋，刘贞谅使南诏的路，也是这条线。（余别有《唐使南诏路考》）

《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嶲州越嶲郡注说：“有清溪关”，《蛮书》说：“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759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为嶲州界。”因为关在黎嶲两州交界处，所以《新唐书》与《蛮书》所记不同。就现在来说，就是西康汉源县南。唐邛部属嶲州故城在今西康越嶲县北。会通河今名老口河，源出西康会理，东南入金沙江（阮氏《云南通志》二十五，《清一统志》三百五四川宁远府）。但会通河之名不见于《通典》、两《唐志》、《蛮书》、《南诏野史》等书，怀疑是会同之讹，会同城在今西康会理县北，总之经过会理是无疑的。可知唐代入滇的南路，是从四川西部今划入西康省之汉源县以南的清溪关南下，经越嶲，会理渡金沙江而入云南，《新唐书》四十二《地理志》嶲州越嶲郡注所引贞元十四年（798年）刘希昂使南诏的路，同《蛮书》内自四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开塞里数所列路程，《一切经音义》八十一《求法高僧传》内从蜀川南出，经越嶲，永昌西行入天竺的道，全是这条路。关于《蛮书》记载可参阅向达先生《蛮书校注》，见国立北京大学《文史》专刊。

五代及元的通道：

五代通云南的大道，据《五代会要》所载，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云南使赵和是从大渡河黎州入中国，这还是唐代的南路。至于宋代，因为书阙有间就不大清楚了。元宪宗二年（壬子，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忽必烈以皇弟奉命帅师入云南，次年自临洮次塔拉，分三道进兵大理。忽必烈由中道，经满陀城过大渡河，渡金沙江至大理北四百余里之摩娑部界。详细的路程现在学者还在研究，但他所走的路全是崎岖的小道。《元史》说，“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又说“山径盘屈，舍骑徒步，（郑鼎）尝背负世祖以行”，可以想见其困难。（见卷四《世祖本纪》，又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卷一五四《郑鼎传》，鼎传误世祖为宪宗，宪宗未尝至云南。）忽必烈即位以后，所开的云南站赤道路，就《元史·本纪》所载，还是从叙州、乌蒙走水路，或是从庆符经盐井到中庆走陆路，（见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本纪，同《永乐大典》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站字。）叙州就是宜宾，乌蒙就是昭通，盐井就是盐津，中庆就是昆明。这条路就是唐代北路。

明清驿路：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命傅友德、兰玉、沐英分两路入滇，一路由永宁（四川叙永）趋乌撒（贵州威宁）；一路由辰，沅（湘西）趋贵州经普定（安顺），普安攻曲靖（《明史》一二九《傅友德传》）。前者虽然由川入滇，可是与唐代的南北路又并不尽同，后者大体相当于古代入滇的东道。在当时，由辰、沅经贵州入滇并不是通衢大道，而且群山盘郁，所以明太祖谕傅友德说：关索岭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章潢《图书编》康熙《云南通志》引杨士云《议开金沙江书》）。关索岭在今贵州镇宁县西，关岭县东，（滇黔以关索岭称者五，黔之镇宁，滇之寻甸、新兴、澂江、江川是也，见阮修《云南通志》二十引程封《关索岭辨》。）是崖岭重叠之处。太祖所谓正道在西北，是指唐代由四川入云南的南路。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既定，太祖命置邮传通云南，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明史》三一一《四川土司传》，其事不限于乌蒙诸部也）驿站既通，于是自湘西至贵州，由贵州入云南，成了明清两代的大道。虽然迂回于万山之中，可是入滇正道惟此一线。

到了明朝嘉靖以后，许多官吏以及本省士绅全主张多开通道，大概有三种主张。万历时在京滇籍官员王元翰同云南会试举人杨提等主张另辟新道，由广西府（今云南泸西县），入广南府（今云南广南县）再入粤西田州（今广西百色）可以水道下留都，陆道达湖广常德，以为“不惟宽夷足容九轨，且较之走贵州者捷近数千里”（王元翰《凝翠集》）。嘉靖时滇宦杨士云以及云南巡抚黄衷、汪文盛、巡按毛凤韶等则先后主张利用金沙江，以通四川马湖府（阮氏《云南通志》四十二引康熙《通志》）。天启时云南巡抚闵洪学又主张滇路粤蜀并开（阮志四十一），一路从金沙江趋会川（今西康会理）建昌（今西康雅安）入川；一路从田州归顺（今广西靖西）、泗城（今广西陵云）、安隆（今广西西隆）分道入粤。一路是唐代的南道，一路相当于古代的南道。事实上，这几种新道，因种种障碍全没实行。当时闵洪学赴云南巡抚任，因为安氏事起，黔道梗阻，是从湖南湘潭走衡（今衡阳）、永（今零陵）到广西又经桂平（今县下不复注）苍梧溯浔江而至南宁，再从养利经龙英土界（今广西龙茗）入云南，从广南至临安（今建水）再入昆明。这条路是他所说的归顺一线。他从南宁到临安走了五十多天，而且艰苦备尝，其交通不便可知，无怪新道难成了（阮志四十一）。

据《清会典事例》从湖南常德到云南昆明的驿道所经如下：湖南武陵（今常德）——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州（晃县）——贵州玉屏——青溪——镇远——施秉——黄平——青平（炉山）——贵定——贵筑——清镇——安平（平坝）——普定（今安顺，今之普定为旧定南所）——镇宁——永宁（关岭）——安南——普安——普安厅亦资孔驿（今属盘县）——云南平彝——南宁白水驿（今属曲靖）——沾益——马龙——寻甸易隆驿——嵩明杨林驿——昆明。

这同现在的公路所经实在一样。清代除了入黔驿道而外，又有入川一道，就是：沾益——宣威——贵州威宁——毕节——四川永宁（叙永）——也同现在的公路所经一样。

此外清代还有运铜的四道，同运粤盐的一道。清制云南省广南，开化两府办销粤盐，粤盐全是从百色方面进来，这就是所谓运盐一道。清代各省鼓铸制钱的白铜，全仰给予云南的汤丹厂，汤丹山在会泽西南一百六十里，今属巧家县境内（王昶《云南铜政全书》）。当日所产的铜全要设法运至四川泸州，沿江而下，集中于汉口，因为出产的多，同各省需要的切，所以从出厂到泸州分了四条运道，以求敏捷：一道由汤丹厂用车运至寻甸，再经贵州威宁而到永宁（叙永）转泸州；一道由汤丹厂用马驮至东川（会驿），经鲁甸、奎乡、昭通、镇雄而到永宁转泸州；一道由厂车运至寻甸，然后由罗星渡水运到泸州；一道由厂马驮至东川，然后由盐井渡水运到泸州（阮志七十六）。当日白铜是云南出境物品大宗，因为输运的多，所以随之而往来者也多，虽是运铜的道，也成了交通要道了。

1942年10月20日昆明

（原载1943年3月，《旅行杂志》第17卷第3期）

关于古地理学

一

古者，丽于天者谓之天文，积于地者谓之地理，（《周易》，《吕氏春秋》，《论衡》，《汉书·郊祀志》）理本治玉之称，（《说文解字》）谓之地理者，以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周易·义疏》）川泽陵衍各有形兆，故地理亦称地形。《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虞翻王廙均注形为山泽，（《周易集解》，《太平御览》）其明征也。亦或称曰舆地，则申车底之义，以为负载之义耳。（《史记》索隐）自班孟坚志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风俗之由来，以地理名篇，遂成地志之专称。后儒继作，宪章为多，虽有纷更，终莫之能易也。

二

古代地书仅载方域山川土宜地俗，或综其宏纲，或条其纤目，若《禹若》，《职方》，及《管子·水地》，《淮南·地形》之属，其大较也。自《山海经》旁述胜迹，太史公兼言水利，《汉书·地理志》以星野户口益篇，《太平寰宇记》以人物艺文入录，而方域志书条目遂广。清初修《一统志》，其府县所载，凡分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一门；缕析丝分，务衒赅博。风气所趋，州县志书尤多踵华。于古人所谓“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而舆图反若附录”（《四库总目》）者，盖莫能免焉。杜君卿曰“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通典》）过此以往，非所尚也。

三

吾国地志既分载方域山川人口风俗物产，故其书之分类亦不相远。清代四库收书，列地理类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目，是为地书部居厘定之始。其后毕沅，章学诚，张之洞续有分合，终不逾其范。此虽书录之部居，然潜研地理学者固可循而求之也。

四

昔汉高入咸阳，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汉武封三王，御史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是知古昔地理记载属诸政典，藏之秘府，守在官司，非民间归儒所得肄习。太史公紬石室金匮之书，其所记，但述河渠而已，盖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隋书·经籍志》）不容其更述也。逮成帝时，刘向略言郡国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列风俗，班孟坚辑而论之以入《汉书》，于是地理一志遂为后世官史不可或缺之目，而兰台之秘亦随之传在民间矣。

魏晋而后，地学益昌，长篇巨制，往往而有。若晋裴秀《禹贡地域图》，挚虞《畿服经》，阚骃《十三州志》，齐陆澄《地理书》，梁任昉《地记》，陈顾野王《舆地志》，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其尤著者也。唐魏王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梁载言《十道志》，亦一代巨著。赵宋地书之称者，则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丰九域志》，欧阳之《忞地广记》；而乐书最称赡博，然体例之变亦自兹始。元有岳璘《大元一统志》，明有魏俊《大明志》，李贤《大明一统志》皆官书也。卷帙虽繁，疏缪时见。明代徐宏祖有游记十二卷，均步履所经，非同耳食，则又卓然高视于前代者也。

往昔交通未繁，故地理载籍多以华夏为限，其述外夷者，则有宋法显《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长春真人西游记》，明费信《星槎胜览》诸作，虽属叙述异域之书，然其耳目所经，仍不越东亚一洲也。

有清一代，地学最盛。语乎总志，则《大清一统志》最为大观。余若赵一清，戴震，全祖望，张匡学，杨守敬，王先谦之于《水经注》；顾祖禹，胡渭，钱大昕，钱玷，洪亮吉，李兆洛，陈芳绩，魏源之于古地理；黄宗羲，齐召南，洪颐煊，陈澧，吴承志之于水道；徐松，张穆，李文田，何秋涛之于西北地理；均一代之宗匠，精博可信。

大柢地理之学，愈后而愈精。若夫考求一代因革，辨究经文史事，则前代地书有足取焉。

五

自班孟坚首志地理，而西汉郡国之开置，疆理垦田，户口，厘然昭晰；嬴秦以前，惜罕专书。然文献所存，非无足征。今考古地理，即以班志为断，凡先汉文献有关地理者，先辨其信讹，次寻其本真，更进而求古代之方域及所知边裔之界限。若夫郡县建置之沿革，历代幅员之展蹙，则沿革地理之事也。

（选自1935年北京大学《古地理学讲义》）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二十年前，吴晗先生首先介绍了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¹⁾，近来我们也时常提到它。但是对于这一资料所叙述的情况，是在元末还是在明初，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解释。有的认为叙述的是元末丝织业⁽²⁾，有的认为是明初丝织业⁽³⁾，有的认为是明初棉织业⁽⁴⁾。这些不同说法，只有对于棉纺织问题的意见谈到自己的论据⁽⁵⁾。

《织工对》记载的是杭州相安里故事。徐一夔从洪武五年（1372年）作杭州府学教授⁽⁶⁾，在职很久，那么，《织工对》作于明初而记载的是明初事，是有可能的。但是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丁丙作的《始丰稿跋》说：“前稿三卷……共五十四首，皆作于元至正间。”⁽⁷⁾《织工对》收在《始丰稿》卷一里面，也就是前稿第一卷里面，照丁丙说法，应该是在元末至正年间所作。

丁丙的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翻检一下徐一夔的《始丰稿》，可以看出他的编排全有一定的体例。他将文稿十四卷分成四组，即前稿三卷，后稿上三卷，后稿中三卷，后稿（应该作后稿下）五卷。每组都按文章体裁分类，分类次序在四组中大体是一致的。假使不是为了有所区别，绝没有这样分组的必要。我们再看四组文章的写作年代，除了没标明年月的以外，第一组前稿，即卷一至卷三，都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他投降明太祖以前⁽⁸⁾；第二组后稿上，即卷四至卷六，都在他降明以后到洪武十年（1377年）之间；第三组后稿中，即卷七至卷九，都在洪武十年到十五年（1382年）之间；第四组后稿，即卷十至卷十四，都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他的文稿既然分组，各组文章的年代又有一定断限，可见他是按年分组编排的。前稿三卷所收的文章既然都在至正二十七年以前，丁丙的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织工对》虽然没标明年月，但收在前稿第一卷内，说它是元末至正间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徐一夔在元末是否曾到过杭州呢？

徐一夔是浙江天台人⁽⁹⁾，徙居嘉兴⁽¹⁰⁾。他在至正时，自己曾说：“余游杭久”，但是中间曾“流落他郡”⁽¹¹⁾。又说：“余记甲午、乙未岁，与博陵崔元初会于西湖之上⁽¹²⁾。”甲午是至正十四年（1354年），乙未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写过一篇《清隐轩记》，记中说明癸巳年他在杭州⁽¹³⁾；癸巳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他的朋友梁寅有一篇《赠徐大章（一夔）序》，其中也说，“迨庚寅岁之夏……留钱唐（杭州）逾一月，于贤士大夫因多见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于是邦，为侯泮助教”⁽¹⁴⁾；庚寅是至正十年（1350年）。据这些记载，可知徐一夔在元末曾经住居杭州很久，虽然中间也常到别处，但是至少在至正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也就是他三十二岁、三十五岁、三十六岁、三十七岁的时候⁽¹⁵⁾确在杭州。当然，徐一夔决不仅这几年在杭州，他在《谢危大参书》中有“今年三月访俊禅师于钱唐”⁽¹⁶⁾的话，而他写的《晏居记》⁽¹⁷⁾、《序灌园生》⁽¹⁸⁾、《西岭草堂续记》⁽¹⁹⁾都是他在杭州的事，那么，他住在相安里和织工谈话是有很多可能机会的。

《织工对》关于工资有“日佣为钱二百缗”一句，“缗”字是可注意的一个字。缗就是贯，一缗是一贯，就是一千钱。这是元代通俗惯用语⁽²⁰⁾，到明初，由于钱法改变，钞值不同，就不沿用了⁽²¹⁾。徐一夔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给具庵法师写的《夕佳楼记》，说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召具庵法师到南京，后来“有旨命还山，寻敕有司给舟，且出内库钞十五贯为道里费，送至山中”⁽²²⁾；洪武二十年（1387年）写的《俞子中墓碣》说潭王朱梓“赐钞若干贯，俾其家为石刻费”⁽²³⁾；全用的是贯字而不是缗字。可见徐一夔用贯字和用缗字是有时间上的区别的。《织工对》用缗而没用贯，正说明是在元末所写而不是在明初。

元朝除了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曾经一度短期使用铜钱而外⁽²⁴⁾，其余都是用钞。元初时至元宝钞与中统交钞并行，后来专用至元宝钞⁽²⁵⁾。钞币又称楮币，就是纸币，以钱为单位，每张有以文（个）计的，有以十计的，有以百计的，有以贯计的，贯是最高单位。贯以上还有锭，但是没有标明为锭的钞币。纸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是用国家力量强制通用的一种货币记号，它只是象征地表现它所代表的货币（铜钱）量。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也不能兑换和它同名称的货币⁽²⁶⁾。在封建的元朝更是如此。当时钞币没有确实的物资储备⁽²⁷⁾，“行之既久，物重钞轻”⁽²⁸⁾，于是最高单位的贯（缗），成为经常使用的单位。几次改变钞法，换发新钞，也没能树立住信用。到了至正时，更是“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²⁹⁾，于是实行了最后一次的变更钞法，依然没有挽回。各地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元朝统治者“多印钞以贾兵”⁽³⁰⁾，“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³¹⁾，于是物价更高，钞值更低。

明朝建国，先只用钱，以四百文为一贯。到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³²⁾。大明宝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六等，以贯为最高。“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³³⁾。明代钞币依然没有储备，它的贬值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初期的钱钞兼用，同时明太祖政令严峻，对钞法用政治力量控制很紧，因之钱钞比例的规定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始终不改⁽³⁴⁾。当然，事实上市价不是没有变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两浙已经是“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³⁵⁾，只等于官价的16％。福建、两广、江西各地也差不多。

必须指出，明初钞币的贬值绝不如元末的严重。我们从明初四十年钞和米的官定比价（钞和米的交换比例）看：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三月，己丑，五页。案：《明史稿·志》六〇《食货志》二，二页，和《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二页，全作“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皆折输米一石”，与此不合。另据《太祖实录》卷一〇四，五页，洪武九年二月庚子有“文武官吏俸，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支，每钱一千，钞一贯，各抵米一石”一条，可证《明史》和《明史稿》十贯的“十”字，是“一”字的错误。

④见《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二页。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二九，《户部》十六《征收》，一页，有“〔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每五贯准米一石”一条，与《食货志》所载相差一半。案《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四页，“洪武十八年十二月己丑命户部，凡天下有司官禄米以钞代给之，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可证《食货志》并没有错误。很可能是收税粮的折合价与发禄米有所不同。

⑤见万历《大明会典》，明版第三册，卷二九，《户部·征收》，一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五月，甲子，影印本，一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二——三页。

①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四一，《官民户口盐钞》，一〇九页。《春明梦余录》卷三八，二五页，所载洪武二十四年泰州灶户支食官盐折米相同。

②③《明史》八〇《食货志》四，七页。

④⑤《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六月，戊申，四页。

⑥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二九，《户部·征收》，一页。

⑦⑧《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十月，癸未，四页。

⑨《明太祖实录》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二页。

⑩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三九，《户部·俸给》，八三页。

①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四一，《户部·官民户口盐钞》，一〇九页。

②万历《大明会典》第三册，卷三一，《户部·钞法》，十五页。

根据上面所列，可以看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官定米价折钞每石始终没超过五贯，也就是说钞币的价值始终维持在初定标准的20％以上。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折收的官价是否与当时市价相当？明太祖在初行钞法规定折纳税粮官价的时候，就提出，折纳税粮，正欲便民，务减其价，勿泥时直可也”⁽³⁶⁾的指示，可见在政策上原来就不要求根据市价制定官价。后来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陕西折收夏税时，户部拟议麦一石收钞二贯二百文，明太祖以为太重，命止收一贯五百文⁽³⁷⁾；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又虑有司折收〔税粮〕过重损民，特命米一石止折钞一贯”⁽³⁸⁾；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议收各处逋租，每钞五贯折米一石，明太祖以为“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³⁹⁾，改为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这些事例都说明事实上明代折钞代米的官价与钞米的市价是有距离的。但是，这几个事例都是朱元璋为了表示自己的关心人民生活并且在一定限制的范围内折收，而有意特别压低的，所以官价和市价相差很远。在其他情况下，一般同时有征收又有支付的时候，户部官吏是不会定的离市价太远的。即从上面所举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例子看，户部原拟的钞五贯折米一石，约当钞币最初比价的20％，这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钞币贬值到16％（见前）的情况是相近的。可见洪武时金银粮布的折钞官价虽然和市价不一样（市价也随时涨落），但也不甚相远。

元末至正十五年（1355年），钞二两五钱当实银六分五厘⁽⁴⁰⁾，说明钞值当时改行中统交钞新钞，已贬到2.6％，照元初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⁴¹⁾的规定，也贬值到5.2％。这还是至正十年（1350年）变更钞法后初期的情况⁽⁴²⁾，后来更低。所以就钞币贬值情况来看，元末是远比明初严重的。因此，织工食宿而外每日还给二百缗工资的这种情况，在元末出现的可能性远比明初出现的可能性高得多。

从上面谈的：《始丰稿》的体例，《织工对》所用辞汇，元明钞值的比较各方面来看，我们认为《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记的是元末情况。

但是，《织工对》尽管是元末的记载，而“日佣为钱二百缗”这句话，仍然是可疑的。因为元末钞币虽贱，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工人一天可以得二百贯工资的其他证明。从一般工资看：

延祐七年（1320年）十一月真定路言……近来米价翔贵，民匮于食，有丁者正身应役，单丁者必须募人，人日佣不下三五贯。⁽⁴³⁾

元统元年（1333年）前修成都都江堰，“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⁴⁴⁾。

至正九年（1349年）五月庚子，“诏：修黄河金堤民夫日给钞三贯⁽⁴⁵⁾。”

至正十五年（1355年）闰月壬寅，“以各卫军屯田京畿……日支钞二两五钱⁽⁴⁶⁾。”

根据上面几个例子，可知元末一般工资每天不过钞币三贯至五贯。假使它们指的是至元钞，折合中统钞也只有十五贯至二十五贯⁽⁴⁷⁾。虽说元未钞币越来越贬值，但从二十五贯到二百贯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再从元末社会情况看，每天二百贯工资也是可疑的。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至正十九年（1359）平江（苏州）城内有一家的猫掉在枯井内，“适邻家浚井，遂与井夫钱一缗，俾其取猫”⁽⁴⁸⁾。

《辍耕录》又说，至正二十四年（1364），松江盗发古墓，出土一个水滴，非常珍异，有人“捐钱五十缗买之归”⁽⁴⁹⁾。

杨维桢《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记》说，至正八年（1348年）在苏州建造都水司衙门，只用了四万缗⁽⁵⁰⁾。

叶子奇《草木子》说，“自秦王伯颜专政（元统元年至至元六年，1333—1340年），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十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⁵¹⁾。

这几个例子，虽然时间上略有先后，情况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四万贯可以建造衙门，几十贯可以买官，五十贯可以买古董，一贯钱可以托人下井取猫，总和每天工资二百贯的说法，联不到一起。

《辍耕录》还有一条谈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杭州米价，说：“至正己亥（十九年）冬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杭州〕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城内米价涌贵，一斗直二十五缗⁽⁵²⁾。”陶宗仪和徐一夔是同时的人，也住过杭州，这个记载应该是可靠的，而且和其他物价也是相应的。在围城米价涌贵时候，一斗米才卖二十五缗，绝不可能一个织工一天反得二百缗的工资。所以《织工对》里所说的工资是可疑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织工对》还是记载明初的情况呢？也不然。

洪武时，在京城应役的夫役，“若差使数多，做工日久，照例每日给工钱五百文，坊长减半”⁽⁵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对工匠“日给钞贯”，但《会典》失载数目⁽⁵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海运官军“每人日支口粮二升”⁽⁵⁵⁾；洪武六年（1368年）定凡公差经过驿站的“正官一员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米二升”⁽⁵⁶⁾；洪武十三年（1380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⁵⁷⁾。通过这些不同身份的工钱，口粮，分例，廪膳的每日规定看，每天二百贯工资在明初是更不可能的。

《明太祖实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一月丙辰，上御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粱纨袴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⁵⁸⁾这时候正是明朝统治者禁用铜钱，而白银在市面广泛流通遭到禁止的时候⁽⁵⁹⁾，所以这个五百贯是钞币而不是铜钱。当时户部拟议的官价，五百贯折米一百石，合白银五十两，合黄金十两⁽⁶⁰⁾，这确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可知在钞币贬值的洪武末年，二百贯也还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不必说洪武初年与中叶了。

明代王叔英写的《二孝子传》，也有一个故事。他说，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一个官吏朱季用作了五个月的福州知府，后来“论罪作城须（逮到南京出钱雇工修城），役严偿重，日用钱数十缗。季用……谓〔其子〕煦曰，吾资力岂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忧”⁽⁶¹⁾。于是朱煦冒死代父上书，得到赦免并复原官。”“日用钱数十缗”已使一个中上级官吏感到“吾资力岂足堪此”而以死为快，可见就当时社会情况来看还是个相当的数字。那么，在洪武时，“日佣为钱二百缗”更不可想象了。

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我总怀疑《织工对》中关于工资的“日佣为钱二百缗”这个记载，里面一定有错字。最初我怀疑“缗”字错了。有同志向我指出，“缗”字笔画多，不容易错，可能是“日”字为“月”字之误。这话在校勘学上是有理由的⁽⁶²⁾。此外“二百缗”也有可能是“二十缗”的错误⁽⁶³⁾。但我都还没找出其他根据。

另外我还想附带谈一个问题。明末清初孙承泽写的《春明梦余录》中说：“至至正中，中统〔钞〕以废，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名曰新钞，二贯准旧钞十贯，以至料钞十锭（五百贯）易斗粟不得。洪武循元制宝钞，立法甚严，令官民通用，欲其流行，甚于刀泉，后竟壅格不行，但以供颁赐虚名耳，不但不可易斗粟也。”⁽⁶⁴⁾他认为明代钞币的贬值更甚于元代。

元末，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见于《元史·食货志》⁽⁶⁵⁾，是我们熟悉的。但是他所说洪武宝钞“后竟壅格不行，但以供颁赐虚名耳，不但不可易斗粟也”，是指的洪武年间还是洪武以后呢？文字是笼统的。我个人看法他是指的洪武以后。

首先孙承泽在同一书中曾说过：“国初禁金银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钱，法至善也。自污吏不便于行钞，故钞法日废，而民间有换易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甚便⁽⁶⁶⁾。”又说：“明初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闽广。宣德（1426—1435年），正统（1436—1449年）以后，钱始用于西北，自天顺（1456—1464年）、成化（1465—1487年）以来，钞之用益微⁽⁶⁷⁾。”他并没有说洪武时钞币已不值一文，而认为钞法彻底破坏是在天顺以后。那么，他前面所说“但以供颁赐虚名”的一段话是根据什么呢？这是由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曾一度议行钞法。当时有桐城生员蒋臣言钞法可行，而专管钱钞的户部侍郎王鳌永也以为钞必可行，于是特设了一个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但是商民反对，“无肯应者”，以致“京商骚然，绸缎各铺皆卷箧而去”。因之，发生了争论：“内阁言：‘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上（明思宗）曰：‘高皇帝时如何偏行得？’内阁对：‘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设教，当时只赏赐所折俸用钞，其余兵饷亦不曾用也。’”⁽⁶⁸⁾这只是当时内阁大学士对思宗的追问支吾之词，没有事实根据的。

从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洪武时的宝钞除了赏赐、折俸以外，还是通用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修苏州府学，据王鸣吉写的《苏州府学庙貌记》说：“辄以禄米易钞得若干缗，市丹垩，给工费，不逾月而告成⁽⁶⁹⁾。”这是用钞购买货物和发给工资的例子。

“洪武十九年（1386年），四月，己亥，陕西西安府言，本府仓储已多，今年夏税请折收钞”。⁽⁷⁰⁾这是一府赋税全部折收钞币的例子。

“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丙寅，遣右军都督佥事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耕牛万头。”⁽⁷¹⁾这是用钞大量购买的例子。

洪武二十年左右，潭王朱梓因为俞子中死后没有墓碑，所以“赐钞若干贯，俾其家为石刻费”⁽⁷²⁾。这虽然是赏赐，但为私人馈赠而且指定用途。这又是一个例子。

不但洪武时钞币一直在市面通用，就在永乐钞币更加贬值的时候，也还是通用的。杨士奇记永乐十九年（1421年）苏州虎丘云岩寺修妙庄严阁的情况说：“又三年阁成……其材之费为钞三十余万贯，金石彩绘之费六十余万贯。”⁽⁷³⁾可见工料都还是用钞支付。说明所谓洪武时“只赏赐及折俸用钞”的话，是不可信的。至于所谓“其余兵饷亦不曾用〔钞〕”的话，是由于洪武时实行卫所屯田制度，根本没有“兵饷”，不是不用钞。

最后，关于《织工对》叙述的是丝织业还是棉纺织业问题，在这篇文章和《始丰稿》中其他文章都没有直接的说明。当时住过杭州的像杨维桢、陶宗仪、叶子奇、刘基诸人的著作中，也没有可以证明的直接史料。

元朝在杭州设有织染局⁽⁷⁴⁾，而织染局掌织造段（缎）匹⁽⁷⁵⁾，说明杭州是元代的丝织业中心，当然这不能证明它的棉纺织业不发达。

陶宗仪和徐一夔同乡同时，也到过杭州，他对木棉纺织最感兴趣。他写的《南村辍耕录》里，详细叙述了松江乌泥泾农民种植木棉，以及元代黄道婆从厓州回松江，教给农民“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它郡，家计就殷”⁽⁷⁶⁾的情况。他的书中也偶尔涉及旁处的纺织，但没谈到杭州。当然这也不能证明它就不能有个四、五架机的小作坊。

杭州在元末如果有很兴盛的棉纺织业，可能会在上面许多人的记载中说到，可是没有。因此，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正面证明。

从旁证看，我同意黎澍同志通过织机与织工数目比例来求证明的方法⁽⁷⁷⁾。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二卷《机式》条：

“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衢盘，下垂衢脚。对花楼下掘坑二尺许，以藏衢脚。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其素罗不起花纹与软纱绢踏成浪梅小花者，视素罗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织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闲住花楼，亦不设衢盘与衢脚也。”⁽⁷⁸⁾

据此，织起花纹的丝绸需用两人，一人踏织，一人提花；不起花纹的只用一人踏织，不用提花的人。在《天工开物》所附花机图和《农政全书》所附织机图⁽⁷⁹⁾都是一人在上，一人在下，二人分工表示的很清楚。

至于棉布的纺织情形，《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都说的不多而且无图，因为“织机十室必有，不必具图”⁽⁸⁰⁾。《农政全书》谈到织麻布的布机，附有图样，只用一人踏织⁽⁸¹⁾。我们从《天工开物》所说“织苎机具，与织棉者同”⁽⁸²⁾这句话，可以知道织棉布机也是用一个人。再从《天工开物》所说腰机的用法：“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普天织葛苎（麻）棉布者用此机法，布帛更整齐坚泽，惜今传之犹未广也。”⁽⁸³⁾又可知道织麻织棉一样可以用腰机，更证明织棉布每一架机只需要一个人工作，和织丝绸每架机需要两个人工作的，有所不同。

明代陈汝锜的《短书》，有这样一段记载：“曾见陕西抚院贾待问疏称，该省应造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龙凤袍共五千四百五十匹，额设机五百三十四张，该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该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余名。”⁽⁸⁴⁾可见丝织所用工匠，每机一张，除了织工一人以外，还要有挽花匠二三人不等，挑花、络丝、打线工匠更多。他这里说的是官手工业，可能额设的工人多一些，但每机不只用一个工人是可以确定的。

《织工对》的前段说，“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后段更明确地说“工凡十人”。织工数多于机具数一倍，正好两个人用一架机。这正是丝织的情况而不是棉织的情况。因此，说《织工对》叙述的是丝织业织工而不是棉织业织工，不是没有理由的。

总起来说，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徐一夔《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

1957年6月12日

（原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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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第5期，《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

(2)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88页；《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76页。

(3) (5) 《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13页。

(4)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67页。

(6) 徐一夔：《始丰稿》卷六，光绪甲午（1894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往哲遗著》本，九页。

(7) 《武林往哲遗著》本《始丰稿》卷末，一页。

(8) 《始丰稿》卷五《送刘崇明还江西展墓序》：“上平两浙之岁，余亦以遣至京师”（一四页）。案朱元璋得杭州、湖州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得温州、庆元在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9) 《明史》二八五《文苑传·徐一夔传》，影殿本，一四页。

(10)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一页，《徐一夔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艺圃搜奇》，商务铅印本二七六五页。

(11) 《送勤上人卒业天竺序》，《始丰稿》卷二，二三页。

(12) 《题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复行实后》，《始丰稿》卷三，四页。

(13) 《始丰稿》卷一，一七页。

(14) 《始丰稿附录》，二页。

(15) 《始丰稿》卷三《通危大参书》说：“一夔今年四十有五”（七页），这封信据同卷《谢危大参书》是和他得建宁路儒学教授敕牒同在一年（八页），至正二十三年（1363）他写《嘉兴路新建儒学记》（卷二，一三——一五页），自署建宁路儒学教授，文中又说当时他“侨居嘉兴之野”，“又俾助教诸生”，假使他早已得敕牒作教授，嘉兴就不会叫他屈作助教了。元朝教授是路学的主持人，只有一个。因此，至正二十三年可能就是得敕牒的时候。如至正二十三年他四十五岁，十五年正好三十七岁。丁丙《始丰稿跋》说，徐一夔洪武五年作杭州府学教授时“年五十有四”，与此相合。危素为参知政事，在至正二十年（1360）正月到二十四年（1364）五月，见《元史》卷四十五和卷一百十三。

(16) 《始丰稿》卷三，八页。此信写于至正二十三年。

(17) 《始丰稿》卷二，一页。

(18) 《始丰稿》卷三，一页。

(19) 《始丰稿》卷二，八页。

(20) 例如：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四部丛刊》三集本，一五页）；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苏刻本，一二页）；元、赵孟：《蔚州杨氏先茔碑铭》，“省民钱五万余缗”（《松雪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一页元，揭傒斯：《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各以私钱五千缗倡之”（《揭文安公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一五页）；这些都是，我们只各举一条。

(21) 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封赏功臣》条，“上赐〔王〕弼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茔”（《纪录汇编》卷七十二，二五页）；“〔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辞归，赐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茔”（同上）。这里所说缗钱，是区别于钞券的铜钱。清朝，汪琬、朱彝尊写的《徐一夔传》，都说徐一夔奉命编纂《大明日历》之后，明太祖给他三个绮缯（绣花荷包），“装钱六缗”（《始丰稿附录》三页），这是从宋濂：《送徐教授纂修日历还任序》中的“乃诏赐文绮纤缯各三，装钱六千文”（同上，一页）改的，因为缗字是更文雅一点的古字，并不是用明朝当时习用语。

当然不是说明朝就没有再用缗字的。王鸣吉在洪武十五年作的《苏州府学重修庙貌记》，有“辄以禄米易钞得若干缗”（《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四库珍本二十九页）；方孝孺在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后写的《信国公（汤和）神道碑铭》，有“钞以缗计者一万五千”（《逊志斋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一三页）；杨士奇在宣德十年写的《忠定蹇〔义〕公墓志铭》，有“赐钞万缗”的话（《皇明文衡》卷八十六，六页）；可知明朝仍有用缗字的。但是，汤和事在《明太祖实录》作“钞三千锭”（卷二四〇，五页）；杨士奇在永乐二十一年写的《虎丘云岩寺重修记》就不用缗，而称“为钞三十余万贯”（《皇明文衡》卷三四，五页）。说明缗字还不是像元末那样通用。

(22) 《始丰稿》卷七，一二页。

(23) 《始丰稿》卷十三，一二页。

(24)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百衲本，二三页。

(25) 《草木子》谓“行之四五十年，中统〔钞〕以费工本多，寻不印行，独至元钞法通行”（卷三，三〇页）；《元史·食货志》谓“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卷九三，二二页）。两说不同。此据《草木子》。又《草木子》谓至元钞凡十等，《元史·食货志》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六均谓至元钞凡十一等，多五文一种。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122—125页，“钱币：价值记号”。

(27) 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杂制篇·元世祖中统至元间立钞法》条：“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苏刻本，三〇页）

(28) 《元史》卷九三，二二页。

(29) 《元史》卷九七，五页。

(30) 《始丰稿》卷二，八页。

(31) 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封赏功臣》条，“上赐〔王〕弼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茔”（《纪录汇编》卷七十二，二五页）；“〔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辞归，赐缗钱五万治第，钞二千锭葺先茔”（同上）。这里所说缗钱，是区别于钞券的铜钱。清朝，汪琬、朱彝尊写的《徐一夔传》，都说徐一夔奉命编纂《大明日历》之后，明太祖给他三个绮缯（绣花荷包），“装钱六缗”（《始丰稿附录》三页），这是从宋濂：《送徐教授纂修日历还任序》中的“乃诏赐文绮纤缯各三，装钱六千文”（同上，一页）改的，因为缗字是更文雅一点的古字，并不是用明朝当时习用语。

当然不是说明朝就没有再用缗字的。王鸣吉在洪武十五年作的《苏州府学重修庙貌记》，有“辄以禄米易钞得若干缗”（《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四库珍本二十九页）；方孝孺在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后写的《信国公（汤和）神道碑铭》，有“钞以缗计者一万五千”（《逊志斋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一三页）；杨士奇在宣德十年写的《忠定蹇〔义〕公墓志铭》，有“赐钞万缗”的话（《皇明文衡》卷八十六，六页）；可知明朝仍有用缗字的。但是，汤和事在《明太祖实录》作“钞三千锭”（卷二四〇，五页）；杨士奇在永乐二十一年写的《虎丘云岩寺重修记》就不用缗，而称“为钞三十余万贯”（《皇明文衡》卷三四，五页）。说明缗字还不是像元末那样通用。

(32)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二页。《明太祖实录》卷九八，一页。

(33) 《明史》卷八一，二页。

(34) 万历《大明会典》第二册，卷三一，一五页，《钞法》，洪武二十六年，壬申“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文”。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二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己丑，五页。

(3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四月，己亥，八页。

(38)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五月，甲子，二页。

(39)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十月，癸未，四页。

(40)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七《妥欢帖睦尔可汗本纪》下，三页，至正十五年闰月壬寅注。当时改行中统交钞新钞，并没有用“两”“钱”标额的，所说的“两”，就指的“贯”。

(41) 《元史》九三，二一页。

(42)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钞法》，四页，“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遂定更钞之议。……”据《元史》卷四二《顺帝纪》，定议实行变更钞法在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己巳，时方国珍已起义两年；立宝泉提举司在至正十一年十月癸未，时刘福通、徐寿辉已于同年五月、八月先后起义；印造新钞在至正十二年正月丙午朔。

(43)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滹沱河》，百衲本，二〇页。

(44)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二《蜀堰》，一一页。《元史》这段话是根据揭傒斯的《大元敕赐修堰碑》。《四部丛刊》本《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二《大元敕赐修堰碑》作“不役者三日□缗”，最要紧的一个字缺了；《粤雅堂丛书》本《揭文安公文粹》卷二，作“不役者二日□缗”，也缺了最要紧的一个字。现在用《元史·河渠志》的说法。又据碑文这是元顺帝即位时的事。

(45)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百衲本，一页。

(46) 《元史》卷四四《顺帝纪》七，百衲本，二页。此云二两五钱就是新中统钞二贯五百，合至元钞五贯，合老中统钞二十五贯。

(47) 元代至元钞与中统钞原来一律通用，至元钞一贯折中统钞五贯，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钞法》。后来始专用至元钞。至正十年又一度改用新中统钞。

(48) 《南村辍耕录》卷十一《枯井有毒》条，《四部丛刊》三集本，一一页。

(49) 同上书卷十九，《神人狮子》条，一三页。

(50) 《东维子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一页。

(51) 《南村辍耕录》卷四《杂俎》篇，苏刻本，一七页。

(52) 同上书卷十一，一四页，《杭人遭难》条。

(53) 明洪武《诸司职掌》，工部，屯部，夫役，《玄览堂丛书》四九册，四四页。此书《刑部职掌》曾引洪武二十三年事，应作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

(54) 万历《大明会典》十一册《工部·工匠月粮直米》，五四页。洪武二十四年条失载数字。永乐十九年条下称，“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粮三斗，无工住支”。

(55) 万历《大明会典》二册《户部》，二三四页。

(56) 万历《大明会典》三册《户部》，九〇页。

(5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二页。

(58)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七页。

(59)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钞一贯只折钱一百六十文，下诏禁用铜钱，三十年十月户部折收逋赋，钞五贯折米一石，均见前。这时白银的使用见于《实录》的亦较前增多，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遂有“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之命，见《实录》卷二五一，三页。

(60)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四页。

(61) 《皇明文衡》卷六十，《四部丛刊》本，一三页。朱煦在《明史》卷二九六《孝义传》有传。

(62) “月”误为“日”，属于形近而讹，在古书是常见的。如果是每月工资二百缗，那么每天只有六七缗，以元末杭州最贵的米价每斗二十五缗计算，每天约合米二升五左右，每日二升五合米的工资还比较合乎当日工资一般情况。当然这还需要其他史料证明。

(63) 如果每日工资有二十缗，也合到八升米价，还是比一般的高。

(64) 《春明梦余录》卷三八《户部四·宝钞局》。古香斋刻本，二四页。他在这条所说“二贯准旧钞十贯”，“二”字应作“一”。因为新钞一贯准至元钞二贯，至元钞一贯准旧钞五贯。

(6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下，五页。

(66) 《春明梦余录》卷三八《户部四·钱法》，一八页。

(67) 《春明梦余录》卷三八，二四页。

(68) 此段引文，均见《春明梦余录》卷三八，二五至二六页。

(69) 《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四库珍本，二九页。

(70)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八页。

(71)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四页。

(72) 《始丰稿》卷一三，一三页，《俞子中墓碣》。

(73) 杨士奇：《虎丘云岩寺重修记》，见《皇明文衡》卷三四，《四部丛刊》本，五页。

(74)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二〇页。

(75) 《元史》卷八九，一七页。

(76) 《南村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条，《四部丛刊》本，一一页。

(77) 《历史研究》，1956年，第四期，一三页。

(78) 《天工开物》，《国学基本丛书》本，三六页。

(79)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四，附《织纴图谱》，铅印本，四八页。

(80) 《天工开物》卷上《乃服·布衣》，三九页。

(81) 《农政全书》卷三六，七三页。

(82) 《天工开物》卷上《乃服·夏服》，三九页。

(83) 《天工开物》卷上《乃服·腰机式》，三六页。

(84) 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卷五，康熙刻本，八页。

清代的幕府

一、清代幕府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自州县到督抚，总要聘请几位能干的或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师爷。法令文献上称为幕宾、幕客（均见雍正元年正月朔谕巡抚及三月乙酉谕吏部）、幕友（《管理内务府现行则例》卷三引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上谕），还有西宾、宾师（均见民国·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幕僚、馆宾等称，一般统称幕府。

幕府制由来已久。宋代《册府元龟》有幕府部，上溯到周礼六官六军的吏属、春秋诸国的军司马尉侯（卷七一六），其说尚有待进一步考订。清雍正帝说：“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元年三月乙酉谕），似乎也迟了一些。我们感到，《史记》上所说，张耳“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的客；“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卷八七，《李斯列传》）的舍人；近年考古发掘汉墓壁画上的门下史（《望都汉墓发掘报告》）的史，都应该是和幕府制有关的原始职称。

幕府人员由府主自己选聘，与正规官吏由考试铨选登进的不同。明王守仁曾说：“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贤才荐之于朝，则评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间舍短录长之意，若非明言，谁复知之。”（《王文成公全集》卷十五，《答方叔贤》）这里说的自己用人，就指的是幕府人才。既属自己用人，自然不限资格，不分亲友，不问相识与否。这种情形，一直延及到清代。从顺治十七年（1660），河道总督朱之锡偕僚属捐银赈济灾民受奖（《清史列传》卷八，《朱之锡传》），康熙二十六年（1687），云南提督万正色以纵容幕客家人借造册勒索被议（《清史传列》卷九，《万正色传》），可知顺、康时已有幕府人员。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并令“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清世宗实录》卷五）从此幕宾取得法律上正式地位。这里的“历练老成”本无客观标准，故“深信不疑”便成为有清一代延请宾客的唯一条件。

二、清代幕府的情况

清代参加过各级地方机构幕府的人员很多，现在选择一部分，列表于下：

从上表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各时期的幕府工作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到各个幕主的要求和幕宾的贡献也不一致。此外还有几点和一般想象不同：1．武官衙门同样有公文往来，因此也有幕宾。如万正色纵容幕友勒索被议，同治时蒋曰豫曾参某总戎幕（《清史列传》卷七三，《蒋曰豫传》）均是证明。2．京官本无幕宾，但用教读老师代作诗文的不少。乾隆十五年（1750年）赵翼在大学士汪由敦家教他的儿子读书，前后七八年，赵翼说汪的“诗文多余属草”（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汪文端公》条），实在就是变相的幕宾。3．幕府人员有名位极低的，左宗棠幕有魏景韩，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左已死）还是从九品，就是官吏的最低级（《郑孝胥日记》，见《历史与文物资料》1979年第四期）。

三、清代幕宾的来源

清代选聘幕客，来源大致有下列几种——当然不仅这十四种：

——朝廷指派。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赵翼由广西镇安府知府奉命参阿里衮云南军幕，继阿桂、傅恒到滇，仍在幕府凡二年（赵翼：《檐曝杂记》卷三；《清史列传》卷七二，《赵翼传》），事后仍回镇安府本任。赵翼在军颇有建议，他写的《皇朝武功纪盛》，其中缅甸一役，魏源说他“亲在行间，闻见最确，叙述勃勃有生气”（《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古微堂本二六页）。

——随长官出差。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阿桂以吏部员外郎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兵营办事（《清史列传》卷二六，《阿桂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孙士毅以内阁侍读随大学士傅恒督师云南，主章奏（《清史列传》卷二六，《孙士毅传》），刘秉恬以吏科给事中随赴军营（《清史列传》卷二七，《刘秉恬传》），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种随长官出征，易见才略，所以最为同侪羡慕。阿桂、孙士毅也以此役而露头角。傅恒督师金川时，幕府参佐多军机章京，练达军事，故奏报情形极为详畅。额勒登保经略川楚，奏调郎中胡思显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陈不讳，得到好评。（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这都是奏调属员的明显事例。

应该指出，这种调取平日熟悉的人员随营入幕以备委用的情况，必须经皇帝批准。在雍正六年（1729年）以前，各省督抚赴任，均如当时“上谕”所言，凡“有奏请将平日所知人员带往以备委用者，朕因督抚事务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属可行，是以允从所请，令其带往，酌量题补。近闻督抚等带往人员，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群相趋奉而指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议论而以为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日生，以至流言不少。”并举广东巡抚杨文乾请带王士俊、殷邦翰往广东，阖省人心不服；江苏巡抚陈时夏请带蔡益仁往江苏，而江南人指为陈时夏之耳目；甘肃巡抚莽鹄立请带朱亨衍、李敏德、傅树崇往陕西，原为备办军需，而不令效力办理一事，反一人委署二缺，使试用之员不行委署为例。认为这样，“所带之二三人其得力有限，而沮众人效力之心，则为益少而无益多。”因命从前各省督抚大吏所请带往之人，“俱著回京”。（《清世宗实录》卷七一，第十二至十四页）

——特殊机会物色得来的。浙江学者陈潢，精水利，有才久不遇。一次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上，非常豪迈，为靳辅所见，遂各处打听，设法将他请来。康熙十年靳辅任安徽巡抚，十六年任河道总督，陈潢都在幕府。靳辅治河有功，二十三年（1684）康熙巡河，问靳辅：幕府里帮助你的是谁？靳辅回答说是陈潢。张霭生《河防述言》一卷，记述的就是陈潢的治河意见，《四库》附在靳辅《治河奏绩书》之后，陈潢原著名《河防摘要》。（《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卷七一，《陈仪传·附陈潢传》。又《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地理类二）又如毕沅在陕西见黄景仁都门秋思诗，十分欣赏，请他到西安，也是一例。

——国内著名学者。乾隆时，章学诚“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廷丞甚敬礼之。”（《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章学诚传》）戴震、汪中和章学诚都是当时著名学者。章学诚和严长明等人又都曾在毕沅幕府（《清史列传》七二，文苑传）。毕沅和朱筠、阮元幕府广聘当代学者，最为有名。后来还有许多学者在幕府修志书、主讲书院。如陶澍请赵绍祖（安徽人）修安徽省志；陆建瀛请冯桂芬（江苏人）修两淮盐法志；阮元请谢兰生（广东人）修广东通志；李鸿章请黄彭年（贵州人）修畿辅通志；劳重光请郑献甫（广西人）主讲广州书院（《清史列传》七三），刘蓉请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清史列传》七六），都不是由于本省的人而由于是全国著名学者。国内著名学者包括科学家，如梅文鼎在李光地幕，李锐、罗士琳均入阮元幕，李善兰在曾国藩幕。（《清史列传》六八、六九）

——国内名流。卢见曾乾隆十六年任长芦盐运使，十八年调两淮盐运使，“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数十人为上客。”（《清史列传》卷七一，《卢见曾传》）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清史稿·邓廷桢传》）

——地方人士。清代文官不能官本省，教官不能官本府，地方绅（退休官吏）衿（秀才）又不许干预公务。康熙时屡诫退休人员子孙“务为安静”（《清史列传》卷七，《冯溥传》），康熙十八年黄机以“居乡谨饬安静”特旨召用（《清史列传》卷五，《黄机传》）。所谓安静就是不参与地方事务。因此地方官只能依靠幕府了解一些地方情况。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湖广总督，一到职就派人找他得意门生罗田人周锡恩（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五一页，又八一页），即其例。咸丰间，张亮基、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先后请左宗棠、刘蓉、郭崑焘入幕，都是湖南人。骆秉章以后，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接着做湖南巡抚，都邀郭崑焘继续任幕府。光绪时，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东南政事多咨商于张謇（南通人）、赵凤昌（常州人）等人，张之洞两次暂调两江总督，也都是找他们，由于他们是江苏地方人士。

——丁忧人员。清制汉官父母死，均须离职守制，称为丁忧，但可以作幕。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说，“松相国（松筠）督两广时，余堂叔（姚）兰扆运同时丁内艰（母死），在其幕府”可证。王先谦年二十父死，他自己说“偷生奉母，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武昌见父执……荐入……原总兵王吉幕（《王祭酒年谱》卷上，咸丰十二年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沈曾植（浙江嘉兴人）丁母忧，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请他去帮忙，并提出“墨绖不辟兵戎”作理由，他没有去，第二年，他应张之洞两湖书院之聘（《沈寐叟年谱》第三三页）。丁忧人员，有的是一时名流，专门学者，或者是政治上有阅历的人，暂时延入幕府，所起作用往往比经常在幕的人还要大，而且接触面也宽。

——退休或失意官吏。延聘这些人和延聘丁忧人员意义相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阅历和失败经验都可吸取。这种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人借入幕立功以便复起，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王昶以刑部郎中因案革职，云贵总督阿桂请带往云南军营效力，自备资斧（不支薪俸和差旅费），后经二年复官主事（《清史列传》二六，《王昶传》）。一类是本人受有挫折，想借旁人的地位，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清末最多。如张佩纶、文廷式、梁鼎芬、蒯光典、汪康年、赵凤昌，他们不但无所顾忌，而且还广通声气。他们也不只在一个人的幕府中。

——京官。清制，未补缺的京官，允许请假，一般暂到各地入幕，过几年再回京。李鸿章先后在福济（安徽巡抚）、曾国藩幕，已是京官（翰林）。光绪时，张之洞在湖北，京官往投的很多，他也尽量招纳到各书院、学堂或局所，其实就是幕府。当时人将这些京官分为三类：一是有罣误失意的朝士，如上面提到的蒯光典、梁鼎芬；二是告假出京的朝士，如周树模、屠寄、黄绍箕；三是广通声气的朝士，如文廷式、张謇。（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条）

——新贵。所谓新贵，清代多指新中举人、进士或点翰林的人。林则徐年二十举乡试，福建巡抚张师诚辟佐幕（《清史稿·林则徐传》）。后来郑孝胥以光绪八年的福建解元，第二年会试前进入李鸿章幕府（《郑孝胥日记》），不久离开。于式枚光绪六年进士翰林，九年已在李鸿章幕（同上），都属于这一类。此外，清代还有一种腐朽风气，中进士后往往请假回籍，顺道或绕道拜访相识的地方疆吏，疆吏也就送这班新贵一些“赆敬”（银钱），或是书院的“关书”（聘书），就是通俗所谓打秋风。在新贵是乘机勒索，在疆吏是一种拉拢，虽贤者不免。清代许多年谱，谈到他在中进士后往某某地方，而不说去的原因，大抵属于这一类。

——秀才。《清史稿·陈銮传》：“銮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陈銮是湖北江夏人，是外地的秀才。本省的秀才作幕的更多。乾隆十四年（1749年），浙江学政于敏中上言，浙江省生员（秀才）在外欠三考者（三次岁考）七十余人，请定限咨催回籍补考（《清史列传》二一，《于敏中传》），也可能由于浙江学幕的人多。

——门生故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进士题名碑作李文玕）和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同年，在京时，李鸿章尝向曾问业，是年家子又是门生，后到江西投曾幕。薛福成的父亲薛晓帆是曾国藩的门生，早死，同治四年（1865）曾北上镇压捻军，张榜招贤，薛福成在宝应以“门下晚学生”名义上书，条陈八事，曾招他入幕（《庸庵文外编》卷三）。张之洞到湖广，首先找周锡恩入幕府，就是他的门生。门生前代称为门弟子，就是学生。清代所谓门生，范围较广。凡是教读老师，统称受业师，凡是科举考试取录自己的，统称受知师。无论受业受知，自己统称门生，终身尽礼。乾隆时，一度认为，受知师才是自己仕进的引导者，受业师与仕进无关，应该加以区别，但是行不通。此外还有拜老师，又称拜门，既非受业，又非受知，结为师生关系，清末最盛。

——亲属。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清醒的人多数认为“至亲不可用事”和“用亲不如用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诸暨县知县黄汝亮的重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平阳县知县黄梅的苛敛，以至获罪，都是由于子累。（汪辉祖：《学治臆说》）

——专业幕宾。就是学幕的人，又称刑名或刑钱师爷，也就是通俗所称的“绍兴师爷”。这是幕客的主流。

四、绍兴师爷

绍兴，清代是府名，府辖八县：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今天的绍兴县在清代是山阴、会稽两县。不是说八县人人都学幕，像绍兴著名学者章学诚、李慈铭就未尝学过；也不只限于绍兴附郭的山阴、会稽两县，像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就是萧山人；也不是除了绍兴以外无人学幕，像《幕学举要》的作者直隶名幕万维翰，就是江苏人；《入幕须知》五种主编同光时名幕的张廷骧也是苏州人。（《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刻本）汪辉祖曾引雍正初“刑名幕友胡某歙（安徽）人”的事（《续佐治药言·删改自首之报》）。

过去学幕，有专门的学识和训练，称为幕道或幕学（汪辉祖：《学治臆说·得贤友不易》条），虽然没有固定的学校、学程和年限，可是要拜师，要分别行辈。所以嘉庆时梁章钜虽讽刺“绍兴三通行（即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皆名过其实”，“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但也不能不承认“亦究竟尚有师传”（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条）。清代地方官署，除了武职和盐粮以外，都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财政和建设不分。一个知县，既要管理全县的行政事务，还要审理裁决民刑案件（刑名），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钱谷），还有往来文件（挂号），缮写公私函件（书启），考核征收田赋（征比）。因此，作幕也学习这五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审判的量刑轻重，裁决的是否合理，以及收支的报销（清代四柱清册以银两为单位，两以下小数达十三四位），不但是民人是否服从、上级是否批准的关键，更是一个官吏的成败升黜的根据。所以“刑名、钱谷，实总其要”，更是学幕的主要项目。学习的基本材料，“全在明习律例”，“律文一定不移，例则因时更改”。例案太多，虽有“通行”（通知各省府州县的文件），但不随时汇集公布，全靠各人的抄录札记，学幕师徒之间的传授大都在此。这可以说是业务学习。

此外还有品德修养的学习，就是“俨然以宾师自处”。什么是以宾师自处呢？就是要做幕主的朋友和老师，知无不言；而不要做他的属员，听命唯谨。因此要求做到三点：尽心，尽言，不合则去。所谓尽心尽言，就是“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尽心之欲言”，“官幕如同船合命”（《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药言》）。所谓不合则去，就是“礼貌衰（降低），论议忤（意见不合），辄辞去。”（《学治臆说·得贤友不易》）这种情况，据汪辉祖说是他“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时的情况。又说，“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案汪氏乾隆十七年（1952年）年二十三，所谓年三十七、八，应是乾隆三十一、二年，所谓又数年，如以五年计，则在乾隆三十六、三十七年。粗略地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大都如此，乾隆三十年有点放松，到乾隆三十五年就不太坚持了。但是不合则去的精神还存在。我听章廷谦先生（绍兴人）说，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绍兴师爷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路费）”，这是多么坚强的不合则去的保障。

绍兴刘大白先生曾和我说，绍兴师爷还常出去游学，就是在作幕几年之后到各地上级衙署访问，寻求更多的例案，以为深造。

大白先生还谈过，绍兴师爷还创造了“江山一统”的分类法。将汉字按江山一统四字的第一笔，点、直、横、撇分四部，较部首分类简便的多，容易检查。他们的笔记标题、案牍索引、各种簿册（汪辉祖《学治说赘》列有稽狱囚、查管押、宪批、理讼四簿，又有客言、堂签二簿，和正入、正出、杂人、杂出四簿。又《学治臆说》说“事须谨慎者，或密书手折志之。”所以他们的簿册是很多的）都按这样分类。（大白先生三十年代初逝世，他著作很多，不知此二事已否发表？）

清代地方官署，不论大小，都有幕学师爷。看事务的多少，定人数的多少。最简僻、最小的官署，也要有一人兼管刑名和钱谷，一人兼管书启、挂号和征比。清代末季，一般都以亲属管理出纳财务，等到离职才请钱谷师爷办交代，而刑名老夫子是不可缺的。所以所谓绍兴师爷是和清代相终始的。

附带说明一下，幕宾和胥吏，身份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不能相混。

五、清代幕宾的地位

清代幕府人员统称幕宾，由幕主自己延聘，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因此，他们的聘辞、工作安排、人数以及束修多少，都独立于官府之外。他们的工作称为馆地，或简称馆，入幕称为到馆，离去称为辞馆。他们和幕主的关系是宾主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他们称幕主为主人，为东主、东翁，或称东家；幕主称他们为西宾、西席，为老夫子；旁人都称他们为师爷。幕宾与幕宾之间，也是平等的，不因各人的年龄、行辈、学识、地位而有高下。至于他们各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自当别论。

幕宾在馆，礼遇隆重。清代是历史上封建等级比较严格的时期，中叶以后，由于保举、捐纳打破了限制，加快了升迁，而等级差别仍然存在。各省下级对上级要行跪拜或者请安礼（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三，《拜礼》条）。请安是屈一膝，俗称打千（或作打跧）。但是幕府主宾相见，均止相对长揖（深躬作揖）。设宴总是幕宾上座。如家内有教读的老师，老师在上；或设两席，教读老师坐东一席，幕宾坐西一席。（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四八页）教读老师是不参加政治性宴会的。曾国藩每天要陪幕宾吃饭，幕宾不到齐他不先吃（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条）；郑孝胥光绪九年入李鸿章幕，李鸿章亲自督察童仆给他安搭床铺（《郑孝胥日记》）。从这些小事都可以看到幕宾的地位。乾隆时，陈道（字绍洙，江西新城人，著有《凝斋遗集》）的儿子陈守诚任浙江金衢严道，他写信给他儿子说，“幕中诸友，须情谊亲洽，礼貌周到，不可似向年疏忽。饮食酌定数品，只一二席稍丰，时常陪饭，便令厨子不敢省减。”又说，“诸友馆谷（工作的报酬），逐季送清”，又说，“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宜礼貌相别，无出恶声。”（陆耀：《切问斋文抄》卷十一，服官类，陈绍洙《官戒·示长儿》）对幕宾是这样的恭敬周到。但是在幕宾方面，还是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之感。

幕宾的工作报酬，称为束修、岁修，或馆谷，每年或每季由延聘的幕主自行致送，不在公家支出之列。但事实上还是由幕主的岁俸和养廉中支付。在乾隆时“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佐治药言·俭用》条，书作于1785年），如果十五六人每月五十金，一年就需银万两，而州县处处需钱应用，因此竟出现了“所入廉俸即尽支领，亦不敷延请幕友”（《清史列传》卷三四，《姚文田传》，嘉庆十八年奏疏）的情况。也就必然导致“钱粮不能不额外加增，差徭不能不民间摊派”了。

由于幕宾的岁修不由公家开支，因此他们不算官员，不能由官吏调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直隶总督方受畴延请现任通判陈建帮办幕务，受到弹劾。嘉庆帝指出督抚大吏不准以属员帮办幕务，屡经降旨饬禁，方受畴身任总督，养廉优厚，非不能延请幕友者，乃令现任通判陈建入幕办事，既旷职守，又招物议，实属违制（《清史列传》卷三三，《方受畴传》），受到严厉批评。

幕府既不能由职官兼充，因此遇有劳绩也不能奖叙。雍正三年（1725）议年羹尧罪状时，有“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一款。道光十四年（1834），闽浙总督程祖洛将幕友陈时等五人保列议叙，道光帝以督抚幕友例不准邀议叙，下部议处（《清史列传》卷三七，《程祖洛传》）。这种措置显与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嗣后督抚所延幕客，将姓名具题，果称厥职，咨部议叙的规定不符，是后来改的。雍正知道田文镜的幕客有邬思道，李卫幕客有鲁锦，必由于造册报部所以知道。因此认为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旨并未实行，也是说不通的。

从记载看，游幕的人大都为了解决家庭生活。汪辉祖在他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一点。乾隆时诗人黄景仁，家很穷，将出游幕，明白说过：“母老家贫，后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清史列传》卷七二，《黄景仁传》）。同时学者程晋芳，就是当时盛传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的鱼门先生。他家本来富有，到了晚年，“家赀尽，官京师至无以举火”。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请假到西安，目的是“将谋诸毕沅为归老计”，到西安只一个月就死了（《清史列传》卷七二，《程晋芳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看到，家庭生活优裕的人，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安国之子和孙），梁玉绳、梁履绳兄弟（梁师正之孙，梁同书之子），他们家没有作幕的人。

游幕既是为了疗贫，而幕宾又不算是正当出身，所以多数人在游幕之后再应科举考试。汪辉祖作了十七年幕宾，去考举人，录取后又作了七年幕宾，经过四试考取进士（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说明科举在幕宾心目中，同样是向往的。《三家诗拾遗》的作者范家相，会稽（今绍兴）人，“弱冠薄游为人主幕务，稍废学，年至四十，母责其泯泯无闻，乃复杜门研诵”，考取进士。（《清史列传》卷六八，《范家相传》）所谓“泯泯无闻”，正反映封建社会对作官的倾慕心情。这种作幕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相当多。戴震先在秦蕙田幕后举乡试（《清史列传》六八本传），林则徐、陈銮先在百龄幕后中进士（梁章钜：《浪迹续谈》），都是。

清代幕宾，有些先做官后入幕，有些先入幕后做官，有些由幕入官然后再入幕，有些由官入幕然后再做官，情况不尽相同。

幕府的工作，以刑名、钱谷为主，因为每个机关都需要，但又不是任何读书人都擅长。于是出现了由幕府人员编书、著书、印书的工作。著名大幕如阮元幕府编的《皇清经解》和《国史儒林文苑传稿》，王先谦幕府编的《皇清经解续编》，毕沅幕府编的《续资治通鉴》，张之洞幕府编的《广雅丛书》，和其他幕府所编的地方志，都有一定贡献。在幕府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作更多。

评阅试卷也是幕府人员的工作之一。这里说的试卷，指学政科考、岁考和各书院的考课。道光十七年（1837年）祁寯藻为江苏学政，“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清史稿·祁寓藻传附子祁世长传》），可见对评阅试卷的重视。至于乡试阅卷另有同考官，是不能由幕府代阅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江南乡试正考官文庆私带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帮同阅卷，革职。这又是对科举考试不许由幕宾代阅的明显事例。

地方官的经常行政工作除了刑名、钱谷以外，还有批牍，就是批答文件，也要请人协助。涉及方面更广，需人更多，也就不限于一定范围。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出自幕府。官文作湖广总督，“钜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于幕友家丁”（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不认真做事的官吏大都如此；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劳”（《清史稿·陶澍传》），勇于做事的官吏更靠幕府协助。当然也有不用幕友的。赵申乔“在官不延幕客，案牍皆手理，属吏服其公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八二，浙江，名宦，《赵申乔传》；《清史列传》卷十二，本传系于康熙四十一年升任浙江巡抚时），就是一个。

曾国藩在咸、同之间，“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他“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这显然比幕学的五个方面更加宏阔。当时实际政治的要求已不同于前，时代变了，幕府人才的要求也变了，不再是从前所谓绍兴师爷了。

六、清代幕府发展的三阶段

从上面我们看出，清代幕府本身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初到道光末为第一阶段，咸丰初（1851）到光绪中为第二阶段，光绪中（1889）到辛亥革命为第三阶段。也就是以曾国藩的幕府班子和张之洞移督湖广后的幕府班子作主要划分界标。

1．1851年以前的二百年

清自入关到道光末，虽然年代很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快，政治事变很多，但地方政府的幕府组织变化不很显著。

大致来看：咸丰以前各地方政府的幕府班子至少有这样的特点：1．国家法令对幕府的限制较严；2．幕主对幕宾的礼貌尊崇；3．幕宾守正，自我要求严；4．幕宾管理的事务，除了特别指定以外，以刑名、钱谷、文书为主。

2．咸丰初到光绪中

咸丰以后，由于时事的发展，各地幕府情况也与前时不同。

首先表现在幕宾的人数加多，这是行政事务加多的反映。新事物需要新知识新研究，就需要新人才。薛福成记曾国藩的先后幕宾凡八十三人，他本人和他不知道的还不在内（《庸庵文编》卷四）。这种情况的促成是由于：1．鸦片战争后，中外通商以及海防事务的加强，如黎庶昌（后出使日本）、薛福成（后出使英法意比）、陈兰彬（后出使美国）诸人的入幕；2．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罗泽南之流“各举平素知名之士召练乡勇”（杨昌濬奏陈左宗棠勋绩折，见《清史列传》卷五一，《左宗棠传》），用以镇压太平军，因之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这班人都入曾幕；3．军兴以后，捐输、厘金等等一时蜂起，不由地方州县经手，这方面的人员莫不入幕，李瀚章就是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经收厘税最早的一个人（《清史列传》卷五九，《李瀚章传》）；4．由于当时需要更多更强的人才工作，许多官员得到“破格录用”（《清史列传》卷四九，《刘蓉传》），造成“军兴以来，奏调人员往往不次骤迁”（咸丰十一年给事中何璟上疏，见《清史列传》卷五四，《何璟传》）的局面，奏调人员大都是参加幕府的人，这就成了官吏升迁的捷径，于是希望作幕宾的更多了。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

其次，道、咸以前幕府中宾主是个人与个人的平等关系，没有职务上的上下级区别。咸丰以后，幕府人员有的参加了治军、作战、筹款、征收的实际工作，就出现了职称，也就产生了等级差别和一系列奖惩制度，幕府制有了变化。但不参加实际行政工作的幕府，仍然保持原来礼数。李元度咸丰三年入曾国藩幕办理营务，十年（1860年）九月在徽州战败，曾国藩把他弹劾，革职拿问（《清史列传》卷七六，《李元度传》），处理是严厉的。但曾国藩对其他无职责的幕友，还是每天早晨同他们下围棋（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四，《曾国藩始生》）。这是和过去有同有不同的地方。

至于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幕宾品德方面，和道、咸以前还是一样的。当徽州战役后曾国藩追究李元度的战败责任时，李鸿章正在曾国藩幕府（咸丰八年李入曾幕，见《清史列传》卷五七，《李鸿章传》），很不以为然。他同另一幕友向曾国藩力争不得，竟辞去。薛福成这样记载了他们的对话：

李：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我自属稿。

李：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听君之便。（《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李离开曾幕到江西闲居，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曾国藩到安庆以后，才又约李到幕府中来。应该指出，曾、李争论时，薛福成还未入曾幕，可能得之传闻，而且写在曾死以后，也许有些夸大，但是结果李鸿章离开曾幕确是事实。幕宾不合则去的自我要求还是存在的。左宗棠在西北时，幕府中吴观礼、施补华的“见机而仆”，李云麟的“不欢而散”（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十四页），都由意见不合中途离去。

在咸丰以前，幕宾只对幕主负责，并随幕主的任职为去留，幕主离职幕宾也连带离去。除了个人的行为须负法律责任外，是不负行政责任不受行政处分的，可以说是“置身事外”（雍正语。雍正元年三月乙酉）。咸丰以后，地方事务加多，幕宾经管的文件也多起来，这就出现了幕宾与外间的联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凡见骆的人，骆总让他们去见左师爷（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幕府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更加提高了。

咸丰以后，各处幕府人员加多，幕宾岁修已非官员私人名义所宜担负，逐步移在书院、书局、修志局或其他局所支应。这样就出现了新的职名（总办、帮办等）。

咸丰军兴，许多著名人物由幕府变成高级官吏，如胡林翼、左宗棠、刘蓉等，在平等地位、同样名称的幕府中，自然出现变更称谓的要求。胡林翼幕均称罗泽南为罗山先生（《庸庵文编》卷四）是一证明。

有许多新起业务，涉及全国或两省以上，虽由一地主持，但用一省的幕宾名义终嫌不便，如芦汉铁路、内河轮船、湘鄂电话等等，都改新称。

还有政治原因，如御史朱一新光绪十二年八月论巡阅海军太监李莲英随往，将蹈唐代覆辙，降职，一时名震全国，张之洞遂请他到广州广雅书院作山长，主持讲学。书院是省级官吏设立的，但又在官厅系统之外，山长（院长）名义清高，对省级官吏没有上下关系，对清廷来说调解了一次争议，这样安排朱一新是适宜的。而张之洞也自认是“意在激励风节，利害非所计”（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五七页）。

3．清末二十年

清代疆吏的幕府，光绪中叶以后又和咸丰时不同，这是外患日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认为是由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废山长制度而为分教制度”，“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因而“幕宾制度永除”，给他加以“破坏中国宾师之罪”（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罢除宾师》条引陈颂万语。陈颂万字子大，湖南宁乡人，曾在张之洞幕府），其实并不尽然。

张之洞出生在他父亲的知府衙署里，从小就熟知幕宾情况，他对幕宾是否另有看法，不得而知。他自己聪敏多才，光绪八年第一次做地方官就未用文案。他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光绪十年到两广总督任，初到“就命司道首府各举候补官才胜文案者入署办事。”（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这种情况，过去也有。道光元年（1821年）戴敦元任江西按察使，“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余事”（《清史稿·戴敦元传》标点本一一五五一页），是由于自带人少还是反对幕府制度，尚难证实。

清代各省书院，由督抚聘请名家掌教，称为山长。原以八股、试帖为主，后来加课经史。讲学外，每月考试两次，上半月由省级官吏考试评阅，称为官课；下半月由山长考试评阅，称为师课。成绩优秀的给以奖金，称为膏火。这就是所谓官师二课。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书院设山长（校长），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各有分教（院长），后到湖广又设两湖书院，先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六门，后改经学、史学、地舆、算学四门，有分教，无山长。后来学校制度建立，书院制度废，聘请改为任命。

同治八年（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建文昌书院（后改经心书院），聘黄彭年为主讲，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聘王轩为令德堂主讲，实即山长，其时还没有分校、分教之名。光绪十七年屠寄、易顺鼎分教两湖书院，而没有山长，所以说山长的废除是从张之洞在湖广开始，是可信的。

但这只是职名改换，关系并不大。陈颂万又说：“张之洞莅鄂，废去聘请之幕宾刑名师爷，刑名、钱谷皆领以札委之文案，文案决事于本官”（《世载堂杂忆》），这就涉及制度本身的根本改变了。陈颂万曾作张之洞机要文案（赵凤昌亦是机要文案），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文案在张之洞幕府原称文案委员。委员用作官职名称，见于乾隆时《幕学举要》，原指临时委派的监督或调查人员。如庄头当差地亩被灾，“令其呈明内务府，俟内务府委员到境同州县会勘，造具册结，给委员带回”。（浙江书局本二九页）委员本人还有他自己的本职。其后成为正式职称，变成了委派人员的专名。各省习用已久。咸丰七年王庆云作四川总督，到川抽收厘金，命司道慎选委员，并议定委员明给薪水，另外还有辕门收呈委员等（《王文勤公年谱》，《到川抽厘》，家刻本第四九、五四页）。张之洞到湖广后使用更广泛，如洋务委员、文案委员、矿政局委员、无烟药厂委员等，比比皆是。文案委员实即原来幕宾里的文书、书启。幕宾，原来是朋友地位，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幕宾之间原来彼此平等，现在上面加了领导，有了等级；幕宾原来是礼聘的，现在换了札委（命令委派）；幕宾原来是私人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吏；幕宾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性质变了，地位也变了。咸丰以来培养政治人才的幕府制度不复存在，而变成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各人在主管事务中锻炼成长。

这时，外事交往多，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旅游武昌（今武汉），张之洞命辜汤生以洋务委员名义招待（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七三页），这样比起私人幕宾的名义较为礼貌，而且看不出地位高下。

附带指出，光绪时的督抚，由于政务发展，他们的职责已不尽同于前。咸丰末出现外重内轻局面（咸丰十一年何璟奏，见《清史列传》卷五四本传），光绪十年中法战起，何璟任闽浙总督，屡请南北洋拨师船赴援，“旨下皆不能应。”在前，“外省官吏于劝捐抽厘等事，往往侵蚀分肥，饱其私橐，遇有他省人员前往试办，必多方掣肘，不使其废然思返不止”（同治元年三月谕，见《清史列传》卷五五，《晏端书传》），说明各省早已有排挤外来人员情事。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来议粤汉铁路事，清廷命商部（中央）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地方）妥筹办理。张之洞认为“参以商部，必多枝节，如无掣肘，庶几有成”（致军机大臣瞿鸿禨书，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一八八页），于是商部不问粤汉事。可见清末地方疆吏权势之大。地方疆吏所依靠的是地方财赋、地方企业和地方人士，这些经手的人，大都是新旧幕府。直到辛亥革命，像周馥和李鸿章，杨士骧、徐世昌和袁世凯，张鸣岐和岑春煊，尽管名义不同，都有幕府渊源。这些便造成了后来的军阀割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六期）

清史研究和档案

清代的历史档案及解放以前的整理状况

一　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研究明代、清代的历史比研究历代的历史有其优越的条件，这是由于明代、清代的《实录》都保存下来了。明清以前的《实录》已大都亡佚，只有唐《顺宗实录》保存了下来，宋《太宗实录》只残存八卷，惟独明清的《实录》全部都有。研究清史比研究明史条件更好，不仅有《实录》，而且还有很多历史档案资料。

对历史档案的应用方面，过去研究历史的人虽也承认历史档案的价值，但是利用《实录》的比较多，而直接利用档案原件的较少。原因在于过去对档案的保存很不注意，档案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尤其是地方性档案很少保存下来。据了解，地方档案多为私人所有，谁做官离职时就由谁带走，要不带走，以后稽考查询起来就回答不出来了。在西方国家利用历史档案也只是近几百年的事。他们的若干部有关历史的著作，都充分地利用了历史档案。我们中国，利用历史档案就早得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引用了档案，有时还引用了全文，如在《秦本纪》内就引用了官文书：秦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云云。古代修《实录》也是靠的档案资料。清《宣统政纪》，在每条记载下都注明出处，有的注明“折包”，这就是当时的档案。从这一例可见修《实录》是要根据档案的，当然此外还根据“宫门钞”等等。又如《光绪东华录》是在《德宗实录》未修之前编出来的，《德宗实录》是宣统元年开始修，到民国时才修好，而《光绪东华录》是在宣统元年出版的，所根据的也是档案资料。

现在看起来，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靠传说、靠记录流传下来，如无旁证都不尽可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学历史的人总愿意上档案馆参观、查找、抄录历史档案的原因。所以，历史档案保存下来，不仅可供当代的历史学者研究，也可以供后代的历史学者研究利用。

二　整理清代历史档案的成果

自从内阁大库档案散出以后，有五十多年了。所谓“散出”，是指这批档案1922年给罗振玉买去以后算起的。这段时间内，经过许多整理工作，出版了专书，写出了专门的文章，如徐中舒、方甦生等。根据档案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也不少。成果很多，贡献很大。

一般说，解放以前出版的历史档案资料大略有三种体例：

第一是摘要选辑，抄录全文。就是把重要文件选出，全文辑录。最早是罗振玉及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这些档案中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是难得的价值大的文件印出，只看内容重要，不作分类，也不按年代排。罗振玉把编《史料丛刊》本身就作为研究，为研究而出版，其实对历史档案内容并没有进行什么研究，只是初步认为有价值就拿出来编印。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又不同，也是全文选辑，但是他们的作风是凡重要的史料都先写了文章以后才公布，故此有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先发表了文章，引用了档案，过些时才公布档案本文。《明清史料》也不分类不分年代，只有标题摘由，各个文件自为起迄，另占一页。一百页一本，十本一编，互不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读者可以自己分类改装。

第二是按年编列，抄录全文，甚至保存原来格式。如沈阳出版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按年代排列，不分类。

第三是专题编辑，抄录全文。同一专题的档案按年代先后编在一起。故宫文献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印的属此类。如：故宫文献馆出的《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及北大出的《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和李自成史料等皆是。

以上三种体例，共同点是抄录全文，不删不改，不同者是有的分类，有的编年，有的不论。这三种体例，在今天看来，就很不够了。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的就与过去不同了。过去出版的在方法上是不够科学不够正确的，形式、编列上也是不够科学的，例如保留原来抬写行款，分类不细等等。

三　整理历史档案中遇到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档案数量多，非常之多。在历史研究中，材料越多越困难。过去研究古代史，年代越古，文章越多，特别是研究甲骨文的最多，因为甲骨文反正就那么多片，可以翻来覆去地在其中深入研究，后代史料多，就需要时间了。研究清史的文章更少，材料太多，看不完全，就不敢轻下结论。历史档案就是多，一麻袋装了许许多多，在故宫端门楼上就堆了一千几百麻袋，不经过清理，就无法使用。问题在于太多，太多就要求整理，越多就越要求赶快整理。

第二个困难是乱。档案原来是整齐的，一装麻袋自然就乱了。既然装在麻袋里，就没有了系统，要找出系统，很难很难。从今天去看我们当时的整理，一定感到很可笑，用的方法是极笨的。最早是在北河沿原来北大三院那个地方，第一步先分朝代，一张桌子摆一朝，重复的多，一件事有好几个文件，尤其是三法司的档案更复杂，因此要求非分类不可，非摘由不可，不然无法利用。

第三个困难是档案不全。历史档案没有全的，一件事没有从头到尾完整齐全无缺的。比如关于文化的不多，经济的也不多，政治的较多，军事的有一些。每一历史事件也不全，有散失残缺的，有雨淋虫咬、霉烂掉的。内阁大库过去没有开北窗，容易发霉，下雨开窗就淋湿，坏的很多。按清朝的规定，凡霉烂的就可以毁掉。大规模烧毁是在庚子以后，那是有意识地烧毁。正因不全，才要求非深入研究不可，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到底联系如何，不深入研究，无法弄清。

了解了过去整理历史档案的困难，就要求今天应进一步改进，不整理不分类就不能利用，要利用不能不进行研究。

过去整理时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今想起还很痛心，就是把档案的满汉文两部分硬给拆开了。清入关后定制，满文和汉文都是国家法定文字（在前，蒙文也是一种，共三种），一切宫殿、城门、坛庙、陵墓的牌匾，太庙的神牌，以及印玺、关防等，都是满汉文并列。满文是右行的（由左向右写），汉文是左行的，两种文字并列，分不出那个尊，那个卑，那个是主，那个是从，称为满汉合璧，也称清汉合璧。题本也是满汉合璧的。左一半满文，右一半汉文，合成一件公文。满汉文的内容是一样的。当时衙署都设有笔帖式，就是“翻译清汉章奏文籍”的（《清会典》卷三）。只有内务府、满洲八旗少数几个衙署，由于主官不识汉文，或事极机密，可以单独用满文题奏，但为数甚少。现存的满文档案中并非全部都是单独文件，很多是我们当时整理有意把它拆分为二的。到清代后期不用满文了。咸丰以后很少用，同治帝、光绪帝、慈禧太后都不懂满文，也就不用了。我们过去整理时，为什么将满汉合璧的题本拆分为二，使满文汉文成为两个独立文件？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庋藏占用的空间。因为满汉文的内容既是一样，研究时用一种就够了，我们都不懂满文，而且怀疑翻译得不尽精确（康熙时有此指摘，见王氏《东华录》），所以重视汉文档案。现在看来这是很错的。不但破坏了文物的完整，违背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文件都是独立单行的。

过去我们在北大整理的历史档案，也有分类，但是不十分科学，有些是主观的。为什么那样分？因为当时心目中有几个对清史大概了解的问题和自己所关心的历史事件，如文字狱等，因此就照这样来分类，不是客观地根据历史档案内容去分，而是凭一点历史知识和主观的爱好去分。也编了号，分了类。分类有的太宽，有的太细，许多分类很难划清，分错的也有，可能一个问题分入两类了。这都不是从历史档案本身来分的，主要是没有按档案科学办事。过去已整理的，今天重新再搞，是太费事了，将来有必要和可能时再重新搞一下。沿用旧的分类法，到处皆如此，是个通病。有许多中国历史档案流落到英法博物馆去，仍用旧时汉学家的分类法。许多图书馆也是这样。只好暂用旧的方法分类，作些补救办法，利用旧的编号，重做目录，细分专题，多加索引等查找工具。

从来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从兴趣出发，有人搞《红楼梦》研究，就特别注意曹寅、李煦，有人对洪承畴有兴趣，就专搞洪承畴的档案，所以过去虽也有成绩，但成绩不大。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从事整理是从文物观点出发多，从历史观点出发少。所谓“从文物观点出发”，就是说只要一件档案文件很完整，很少见，不管内容如何，便把它专门装裱保存起来，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附照片，就是从文物观点出发，认为价值很高。一件入关前“七大恨”的布告，觉得很珍贵，装裱起来了，给参观者的印象也以为是价值高了，因此当作珍品，结果许多损失了，抗战以后找不到了。如孟森引用过的“七大恨”布告，我引用过的“皇叔父摄政王”宝玺图样，都不见了。

过去遇到的许多困难，因为没有正确方法作指导，所以整理起来问题很多。

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

清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专著最少，研究最少。过去研究时许多观点是跟着外国走的，这部分必须重新来搞，必须加强。这与整理历史档案分不开，要用整理历史档案来带动清史研究。“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但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不以任务带动，可能研究更难，应该利用其积极一面。把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结合，一起推动，就可以用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历史档案很多，整理不易。在科学家看来，进行一件事，在理论上都研究透了，但具体做起来，工作量还是不能减少，比如需要一千个工作日，须有一千人一天才可完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有的人不多，人少所需时间就长，就赶不上利用，要想快就得人多。想在这方面找窍门，科学上尚无根据，是易出毛病的。

两者怎样结合？这要从两方面做起：一是结合历史整理档案；二是根据档案改造历史。

从结合历史整理档案方面来说：第一，研究历史要根据档案来研究，这在过去已有一定的经验。过去配合清初历史研究，整理并利用了一部分档案，许多历史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了。如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过去尚成问题，只有蒋良骐《东华录》提到，《实录》没有记载，成为疑点，后来从档案中看到有不少文件称“皇父”，这问题就解决了。再如中国与罗马教廷斗争问题，过去不大知道，发表了康熙帝和罗马教皇来往文书后就清楚了，当时对天主教有过争论，中国并没有屈服。又如江南织造管的什么事，从印出的曹寅、李煦奏折中看得很清楚，他们报告米价、雨量以及重要案件，等于情报机构。不过，过去是从兴趣出发来进行的，这样很不符合今天的要求。

第二，要整理好清代的档案，也必须对清代的历史有所了解。如清代的历史有哪些特点，怎样分期，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等等。

我个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这个阶段（1644至1911年），或者说到鸦片战争为止（1644—1840年），大约具有如下特点：

1．清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国从未进入过资本主义社会，外力侵入后，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封建社会末期，只有晚期。

2．是孕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已萌芽，但社会本身仍是封建经济，二者均在发展，有时前者抬头，有时后者抬头。农业技术、农具、农产品品种均有发展进步，但仍停留在个体生产上。毛主席所说的封建经济四个特点，还处在自然经济阶段，手工业技术、工具、分工都有进步，但只停留在手工操作上，没有发展到机器生产。商业广泛发展到内地、海外都有，但没有从事扩大再生产，而是买地，从事农业生产。

3．是满族社会上升时期。由于满族进入封建社会不久，仍在上升阶段，这与已经腐朽的封建社会不大相同，政治上经济上不像明代那样因循衰败。

4．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一个时期。不是说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是从清代开始，而是指的如下三方面：我们今天的疆域是当时确定下来的；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统一巩固了。这三者的发展和巩固是从清代开始的。

5．是抗拒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过去总是说清代对外国是屈辱投降的，其实在鸦片战争前都是抗拒外国的。中国从明代起，就有抵抗外侮的传统，从来如此。

6．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后的推动社会发展时期。

关于清史的分期问题，整个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现在有三种分期法，即：按断代分，1616至1911年（天命元年至宣统三年），从关外建国开始，共二百九十六年；按通史分，1644年入关前应入明史不算，从1644至1911年（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共二百六十八年；按社会发展阶段分，从1644至1840年（顺治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一百九十七年。

究竟按什么分为好？我个人看法是：1616至1643年（天命元年至崇德八年），一般称为关外期，共二十八年；1644年（顺治元年）入关后分为三期：前期、中期、后期。

前期：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八十年，即1644至1723年（顺治元年至·雍正元年）。其中又分两段：前段从入关到统一，共三十八年，即1644至1681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年）；后段从统一到摊丁入亩，共四十三年，即1681至1723年（康熙二十年至雍正元年）。为了便于深入研究，前段还可用1661年（顺治十八年）南明抗清力量瓦解为界，再分两小段；后段可用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界，再分两小段。这都是重要事件。

中期：1723至1840年（雍正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一百一十八年，包括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的前二十年。分两段：前段从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共七十四年，即1723至1796年（雍正元年至嘉庆元年），还可以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回疆奠定为界，再分两小段；后段1796至1840年（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共四十五年，还可以1813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北京起义为界，再分两小段。从1723至1760年，清代国力和生产发展还是上升的，以后到1796年逐步下降，到1840年出现鸦片战争。

后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即1840至1911年（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共七十二年，归入近代史，另有分段办法，这里不谈。

关于清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

1．摊丁入亩。一般都说摊丁入亩促进了生产，因为封建剥削减低，人身依附减轻，劳动情绪提高，形成所谓“康乾盛世”，特别是乾隆一朝，现在谈的较多。认为这一时期在对外贸易、疆土、外交、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都有了发展等等。对这些究竟怎么估计，值得研究。生产是否提高，这与摊丁入亩有无关系？有关系。西欧封建国家都有人口税，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取消。中国不同，封建国家时期就取消了人口税。比我国更早是有的，但是作为封建国家时期取消人口税则是没有的。把人口税并入土地税，人身依附土地的关系减轻了，自由多了。可以考察一下，摊丁入亩以后，农民是否减轻了负担。

2．资本主义萌芽。一般说，十六世纪中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我同意此说，现在史学界多数从此说。到清代中叶乾隆一朝，还在萌芽，时间很长。问题在于：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二百多年，萌芽一直在缓慢发展，没成长起来，是什么原因？封建社会缓慢发展，是受到阻力，究竟什么阻力使萌芽缓慢发展？在西方，阻力是宗教，在中国，阻力是什么？这么长时间，乾隆时期生产都有发展，为什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到鸦片战争后却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阻碍它的发展？

3．西方资产阶级资本发展靠原始积累，拿东方国家殖民地做它的积累源泉，使东方国家生产力的正当发展途径受到破坏，作为帝国主义本国生产发展的手段。在中国没有这一套。中国在海外发展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所谓地理大发展比郑和下西洋都晚。郑和比他们早了八十多年，关系也深，为什么没有拿南洋做我们的积累源泉？这确是我国民族的光荣。爱好和平在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

4．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富庶的时期常常即是进入衰弱的时期。唐玄宗、宋徽宗、明神宗（万历）时代是如此，清高宗（乾隆）也是如此。对此究竟怎样认识、怎样分析、怎样解释？究竟是怎样衰弱下来的？怎样会在1840年给外国资本侵入的？历史上由盛而衰是常有的事，一般是农村剥削加深，高利贷加重，矛盾激烈化，人民反抗，天灾增加。清代中叶是否也是如此？深度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5．乾隆帝自鸣得意地夸耀“十全武功”，写了《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自称“十全老人”、“五福五代堂”。这十次“武功”是征准噶尔二次，平大小金川二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进军邻近国家四次（缅甸、安南，廓尔喀二次），奠定回疆一次。他如何夸耀且不管，单说他这些战争的军费从何而来？历史记载说的每年国库收入四千多万两，支出三千多万两，尚有节余，可是这里面并未算入“武功”的用费。两次准噶尔战争用去二千三百万两，大金川战争用七百七十五万两，小金川战争用六千三百七十万两，台湾战争用八百万两，缅甸战争用九百十一万两，安南战争用一百万两，廓尔喀还不计在内，回疆战争可能用七八千万两。哪来的许多钱？每年收入才四千万两，当然不够开支。历史上没有记载，只说库存若干。于是问题来了：库收未增加，打仗要用钱，还免钱粮七次，结果尚有库存。这钱从哪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来。这只有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线索，找痕迹。

最大一次军费是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用了一亿两。此事历史上也有一点记载，1801年（嘉庆六年）捐官收了七百万两，九年（1804年）又捐官收了一千一百万两，以后十一年（1806年）、十三年（1808年）、十五年（1810年）各有若干万两，后来又有一次三千万两，合共收捐官费七千万两，可是这笔钱还不够一次镇压起义的军费开支。

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江、浙，七次东巡山东泰山，五次西巡大同、五台，沿途支出都是人民所出。《南巡盛典》都不提钱从哪里来。这到哪里找材料？只有从历史档案中一星半点透露出来，别的书很少。

所以说，应该根据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重要线索来整理历史档案。结合历史整理档案，过去曾有过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吸取。

从根据档案改造历史方面来说，应如何根据历史档案来改造历史呢？

第一，阶级矛盾逐渐激烈化的问题，在历史上反映的不够多，许多事实尚不明了。如欠租问题，过去认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农民应交租而不交，但从资料看并非如此。乾隆时秦蕙田谈到土地情况前后不同，说从前租佃关系问题在“畏地主欺压佃户，现今则忧抗欠不交”。说明乾隆以前欠租之事不多，到晚期才有。这说明什么？首先是地主压迫厉害，农民不能欠租；其次是除非有灾害，农民也绝不会欠租。佃农欠租，根据浙江志书里记载，康熙年间即已有了，前此还很少见。当时地主剥削很重，佃户交不起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佃户有了组织，不过这并非什么正式组织，而是一种临时联合，可见已经不是一家一户欠租，而是合伙欠租。这从历史档案中也多少看到一些反映。如黄中坚（苏州人）《叙农册》（《蓄斋集》）说，苏州一带水旱频仍，租户结盟抗田主。这说明佃户结盟团结起来集体欠租，不这样就会受压迫。乾隆时江苏巡抚陈大受提出，吴中佃户抗租久成固习。档案中又有这样的反映，江苏巡抚陈宏谋“业佃公平收租”告示中说出因农民有组织才欠租，说农民中倡不还租之说，刁恶成风，把持粮店，于是地主也联合起来，勾结地方官，拿究农民。从欠租看来，是逐步尖锐化、激烈化了，爆发了小规模的起义。从《实录》看，乾隆年间有多次抗租记载：六年九月间，江苏靖江县农民因为地主租税太重，联合赴县要求减租。同年在崇明，农民结盟不许还租。十一年浙江永嘉佃户胡廷三结众抗租不交，典史干涉令之解散，被农民所打。二十三年崇明以姚八为首的农民聚在庙里焚香结盟抗租，把官兵打退，这已具有小规模起义性质。可是这些事在《实录》只写一句话，《实录》是根据档案修的，可能在档案中能发现材料，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把历史充实，以补充历史。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展的阻碍是什么人、什么制度、什么事？有人已注意及此，但尚无成果。何时开始的，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而为什么延长二百年，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历史档案中，如文献馆印的李煦奏折中就有反映，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一折，提出预为采办青蓝布匹，说是每年户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每次给十六万两银子，考查结果，此项布产自上海民间，说明这是家庭手工业。一面交国税，一面养家，与农业结合，到秋后才织布。建议如在头年预先付银，价钱可少些，因在春天农忙时收买，农民积极性不高，可先给钱使用，以后就在农闲时随织随收。并提出不用牙行佣钱，从容付料，每次可省二万两。这样一个简单的奏折，告诉我们：康熙三十四年间已有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这是国家包买商。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茶商到杭州买茶，就是预先付钱，次年收货。可见早已有了，但为什么不发展，不扩大呢？都值得研究。要是有人怀疑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举这例子即可证明。现有的材料，一个是在笔记里，一个是在历史档案里，特别是在三法司档案里，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以充实历史，解决历史问题，改造历史。类似的问题还很多，比方过去知道手工作坊工人多是计时工资的，在江苏碑志中看到，康熙时已有计件工资，已不是封建传统。按月工资外，规定交多少货，超过的给计件工资，价钱比计时高，以刺激生产。这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后来也没有推广？但凡新的东西出来，在旧封建体系内是不容许存在的，一出现就有矛盾，有斗争。如果新的东西力量大，就起来了，而旧的东西又不肯让路，就让新的东西自己死亡，订个办法，把它订死。这办法很厉害，过个十年八年，新的东西就不起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旧两方面斗争很激烈。苏州丝织业很发达，因织机常坏不灵，忽然出来了一种新行业，专门擦洗布机。新的分工出现了，本来可以促进新的工业，可是它给订了个合同，只限用你三个人，不许用别人，到死为止，于是限制住了这种行业的发展。清初出现过许多新东西，但过了不久就自生自灭。这中间，斗争一定很激烈。这些材料如果收集起来，就大有可研究之处。如上述李煦提出不经过牙行经纪封建剥削，这也是个新东西。这种牙行不是西方那种行会，而是保存一己利益的把头性的封建性的组织，如果取消了，发展下去，可能走上资本主义。

第三，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在三法司档案中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为什么封建社会这么长？正是因为有这四权。族长祠堂管的事情很多，神权起绝大的作用。剥削都通过此四权，整个社会就操在四权手上。比方表现族权的族谱家规，就在从前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书也都不大出现，不大知道，其实日寇每到一地，总是找族内年长的人来掌政。封建社会许多事情不经过族长就没法办，除国法外，由族长掌握，族产也由他掌握。哪家有人结婚，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不通过族长不行。江苏有一个故事：有一家女儿订婚订的外村人，族人不答应，认为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并非门当户对，就不能嫁出去，最后只好取消婚约。比如同姓人诉讼，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农民，就必须先经过族里排解，否则不许打官司，这在族谱上都作了规定的。一般说，开祠堂大门是件了不起的事，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可以打死人，可以“沉潭”。这四条绳索真正在控制着封建社会，过去没有研究过。大量材料都在历史档案中，如果能整理出来，对历史就换了面貌。

第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政治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研究历史离不开这个斗争。历史写出来以后，都是冠冕堂皇的，好像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斗争，其实多得很。许多斗争都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同他的弟弟斗争，他的弟弟主张恢复奴隶制，单住一处，努尔哈赤主张封建制。又同他的儿子褚英斗争，历史上没有说，连褚英怎么死的也不说，现从档案证明，褚英是被努尔哈赤杀死的。清初康熙时内部斗争事件都记在懋勤殿的密档里（现存台湾省），以前傅增湘做故宫图书馆长，曾看过这个密档的说明，内部斗争很激烈，因此没有发出，留中了。又如徐乾学与噶盖不和，劾徐的奏折全部留中，《实录》没有记载，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历史上只说他劾徐，很简略，从历史档案可以知道其矛盾何在。这方面东西较少，除《实录》外，知道的很少，只有靠历史档案来解决。

所以，根据档案改造历史，是搞档案的和搞历史的都应该注意的。我说的以整理档案带动历史研究，只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谈的。档案学是科学，有它的科学方法。

对历史档案资料的认识

历史档案有一定的局限性，以题奏本章为例，一定要封进才起作用。普通小问题在各部就解决了，而各部的档案早已散失。不封进就无法知道。顺治三年民族矛盾很尖锐，强制汉人穿戴满族衣冠，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这五件事都定了法律，不准说，不许奏，奏来也不许封进，故此没有档案，档案中可能看不见这五类事情的报告，但是并非说没有这些事实，应加注意。密折留中没发下，历史上根本不记录，也不等于当时没有矛盾，这是溥仪出宫后才发现的。所以不能以历史档案之有无定事实之有无。故此档案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研究，历史档案有其局限性。而且官文书只反映当时的政局、政策，这也是局限性。例如：顺治元年至七年多尔衮摄政，一切大政都是多尔衮定的，与顺治帝无关。多尔衮地位很高，权势很大，瞧不起满人贵族，对他们很不客气，免官的免官，处刑的处刑，就是他的胞弟也免不了受到降级处分。如果因此误会为满人贵族无势力，没有优越地位，与汉人一样，那就错了，这只是多尔衮个人对某一满人贵族个人的不满而已。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就有反复，推翻了多尔衮的作法。所以这要分别清楚，不能认为历史档案所反映的，都是当时的共同情况，不能以历史档案的特殊情况概括当时一般情况，作为通行的制度。

官文书中的诉讼文书，只反映一时一地情况，全国不平衡。这种例子很多，如禁佃为奴一事，明末清初普遍地以佃户为奴，清入关后，顺治十七年禁止了，佃户成为自由民。但档案中却有这种记载：康熙二十年安徽尚有为奴之事，据皖抚徐国相揭发，某家买了三厘地，佃户是个全劳力，他买地的目的是为了买这个佃户为奴。因为压迫重，佃户不干，遭毒打后，以银二十五两赎身，后来援禁奴例处理了。又如物价问题，李煦常奏报物价、米价，有时有意涨落，从中作弊。这都是特殊现象，如果误作一般现象就错了。反之，也有可能某一特殊现象扩大为普遍现象的。用历史档案材料还要广泛地反复地与其他资料进行对比。

诉讼文书有的是有不实不尽之处的。《能改斋漫录》甚至还说，凡诉讼文件多不可靠。许多口供官方往往加以改动，经过当堂笔录、画押，就不能翻供。我就见过改过的笔录。为了要划一格式，由官删改，有时出入很大，轻重差的很远，如“故杀”与“误杀”就大不同了。要通过广泛联系，从各方面去考查，否则就是孤证，不能作为事实根据。

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档案资料就不能发挥应起的作用。例如杨光先（清初人）反对用大西洋历法推算，经过斗争，一度胜利，第二次实验失败了，免去钦天监监正职务，当时康熙帝有上谕，刑部议斩，康熙帝赦免了。罗马教廷印了这些档案文件，只说处斩，却不印免死的上谕，造成印象好像杨失败被杀了。如果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从人民反对用大西洋历法看来，是不可能杀的。仔细研究之后，知罗马教廷发布的档案不完全。又如文字狱档案中，一般结论认为全是反满民族斗争，并不正确，仔细看看，还有阶级矛盾。清人认为你是臣子，不能犯上，犯了就要杀头，并不是民族问题。当然要找也有，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处死者中也有满人鄂昌，是诗人，写有反对统治者的话。所以应该去重新分析文字狱性质，沿袭清末说法是不够的。党争也是如此，总说是满汉两党，不对，和珅与阿桂是对头，都是满人。不要仅从民族矛盾看问题，清初有民族矛盾，到后来还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多。道光五年，御史汪世绂奏折说到粮船纤工帮会，很有价值。船户分为新安、老安、潘安三帮（教），过去不注意这个材料。安清帮是后来同治、光绪年间粮船帮会，被解释为反动性的，说是“保安清朝”，其实不对，实际是粮船组织，因河道浅窄，船户要抢水抢闸，一帮和一帮之间就有冲突。这与小说《施公案》里讲的粮船过渡、打架，赢的先走对照，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帮会是人民自卫组织，是封建时代一种带迷信的家长制的组织形式，现在看来自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当时却是人民组织。如果不用正确的理论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档案，就不能使历史档案发挥应起的作用。

（原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一期）

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依然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在广大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不依赖交换，排斥交换，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个别地区和行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冲不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和阻挠，很难得到发展，自然经济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一大障碍。要发展经济，社会要进步，必须打破自然经济状态。

（一）清代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顽固结合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农民利用农业所生产的棉花，自家纺纱织布，即所谓男耕女织。成品用于自家消费，纵或有少量多余的出卖，以补助生活，维持简单的农业再生产，维护封建的农业经济。所以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是封建农业的附属部门，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它不是商品经济的成分，也不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清代农民家庭纺织业的地区很广，多数是农民自纺自用，但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已经将相当多的纺织品投入市场了。上海县就是这种情况。上海在清代属于松江府，松江及其临郡苏州府，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农民种植棉花多于种植水稻，产棉很多。上海棉纺织很发展，人们使用脚踏纺车，可以一手纺三纱，所谓“人劳而工敏”（同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一个人一天可以织布一端，有的能织两端，生产量很大。由谁来纺织呢？并不是专业的纺织工人，而是农民。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写道：

淞南好，妇苦最农家。午汗花田锄蔓草，宵饥蚊窟纺棉纱，商女弄琵琶。

原注：木棉须芟草六七次而后开花，若梅雨连绵，草甦棉困，工必倍之。……故农妇于盛夏必曝赤日中，无歇午者；夜归又纺纱以换米。

淞南好，耕织不辞劳，刷布经车沿架走，收花灯竹插檐高，辛苦利如毛。

原注：“以木棉纱上经车，于官道理其绪，曰经布；浸以面浆，置竹架上匀刷使干，曰刷布，然后上机。

这两首古诗很生动地反映了上海农村家庭纺织业和农业紧密结合的情况。“午汗花田锄蔓草”，农民于盛夏在棉田中挥汗锄草，勤于棉花生产，收成之后，有的径直将棉花拿到集市上去卖（所谓“收花灯竹插檐高”，是早市，专收棉花）。但大多数自行纺纱织布——“刷布经车沿架走”，织布是家家户户的事业，而且纺织不是在棉花收成后的冬季农闲时节，“宵饥蚊窟纺棉纱”，在酷热的夏天蚊咬虫扰的艰苦情况下，从事纺织，农妇一年四季都在进行织布生产，劳动是异常艰辛的，但收入却很少——“辛苦利如毛”，这微薄的收入是农民生活支出的重要部分。当时当地的县志就说：农民“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恃此”（同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又：“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说明当时洋行来收棉布，市价每天有涨落。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农民将耕和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耕，部分地解决粮食问题和提供纺织业的原料；织，补助生活之不足，维持农业生产经济。在这里，家庭纺织业虽然很发展，产量也很可观，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但它并没有同农业分离，没有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没有突破家庭手工业这一关，所以这种耕织结合的农民经济，依然是自然经济。上海的家庭手工业的这种状况，异常典型地反映了清代自然经济的两方面情况：一是发达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这种结合，不是一般的结合，而是顽固的结合，这种家庭手工业不但不是瓦解自然经济的因素，而成为维护它的因素。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上海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尚且与农业密切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状态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那里家庭手工业还不甚发展，经济不发达，就更不能冲破自然经济了。

（二）清代自然经济的牢固还表现在族权、神权同乡镇经济的结合上

乡镇经济是掌握在地主绅士、祠堂族长手中的地主集体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制度盛行，宗族聚居，自相往来，形成小天地，而与社会上的其他宗族则少联系，这本身就是自然经济状态的一种表现。宗族有它的组织形式祠堂，许多宗族有集体的经济，拥有祠田、义庄田和义塾田，这些田地的收入归宗祠所有，用于祭祠祖先、修理祠堂、坟墓，开设义塾，奖励读书科举，救济鳏寡孤独和贫苦族众。这些土地及其经营管理，掌握在祠堂族长或捐建人的地主手中，它名义上为宗族共有，实际上是地主经济的一种形式，所以宗族经济是与族权相结合的地方地主经济。

地主绅士还掌握地方上的“仓”、“会”经济，仓是义仓、社仓、常平仓等，有民资官办或民办的不同形式，大抵是由官僚地主分子捐田捐粮，储于义仓，青黄不接或荒年时出粜或贷于贫民，会是各种祈神赛会、财神会，它也有经济，也是借贷性组织，不过这种经济同神权联系罢了。仓、会经济是办理地方“公共”事业的，比宗族经济作用范围要广一些，它也是一种地方性的地主经济。

地主阶级搞乡镇经济，是“敦本”的措施。宗族、仓、会经济的赈济和借贷，为贫穷农民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农业生产，提供谋生条件，维持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的本业，而不让农民彻底破产，改从商业或成为手工业劳动力后备军。“敦本”就是抑末，就是限止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所以大搞乡镇经济是地主阶级保护封建经济、自然经济的一种手段。

地主阶级的乡镇经济增强了地主绅士、宗族族长在地方上的政治权力。他们称霸一方，农民若不服从，将首先在经济上受到制裁。村镇的茶馆成为绅士解决纠纷的场所，“施政”的“公堂”了。

（三）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折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摧残。资本主义萌芽是新事物，但同封建主义旧制度掺和在一起，它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和限制。

苏州的丝棉纺织业中，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在它的染踹业中，至迟在康熙九年（1670年）就出现了记件工价制度。踹匠每踹布一匹，工价银一分一厘，布商按踹匠踹布数量发给工钱，实行的是记件工制，当时米每石银一两一钱左右，一石米是一百四十斤，以价银一两计算，踹匠踹布一匹工价可买米一斤半，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一匹布价银五钱左右，踹匠工价相当于布价的百分之二点二，布工价制定之后，就基本固定了，详细情况请见下表：

从1670年至1872年为时二百年，踹匠工价银从每匹一分一厘增为一分四厘，纯增三厘，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七。二百年间仅仅提高了这一点，可是布价在直线上升，增长了十几倍，米价也增长了几倍，工价、布价、米价三项的增长率以工价为最小，比不上布价增长的零头，它的价格基本上是冻结的。记件工价制度，在当时是新事物，工匠多生产，可以多得工价，比起固定工价讲，它可以调动工匠劳动兴趣，增加劳动强度，提高产量。因而这种工价制度具有优越性，它的出现还是好事。但是工价冻结，在整个社会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等于降低劳动力价值，降低工匠生活水平，不仅不能调动工匠生产热情，相反破坏了工匠生产积极性。工匠反对布商的残酷剥削，进行了要求提高工价的斗争，还多次“叫歇”停工，但是布商同封建政府相勾结，残暴地镇压工匠的运动，在略微增加工价的条件下，迫使工匠复工生产，所以封建制度在压制新事物，阻挠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踹匠和机匠招工中，渗透着封建因素。1741年（乾隆六年）以前，苏州机匠揽工不是自由应雇。苏州织造所辖机匠，若有年老告退，因病死亡，出了缺额，由管事人在机匠的子侄中挑补，与原匠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不能顶补。管事人为了获得分外收入，往往向机匠子侄敲诈勒索，或者以他人顶替。1741年苏州织造特立碑禁止管事人的需索陋规，重申机匠子侄补缺的原则（《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七页《苏州织造府严禁织造局管事向年老告退及病故机匠子侄堪行顶补者需索陋规并隐瞒不报碑记》）。这种顶缺制度是封建性的，使人们之间构成封建关系，机匠不能自由应雇，但是机房可以自由遣散机匠，机匠又不能自由辞工。机匠经过斗争，道光二年（1822年）取得自由揽工的权利，但承揽时，须到机房（机户公所）出立字据，保证“安分工作”，不敢白吞丝经。这种合同，是封建性的束缚，踹匠也非自由雇佣，苏州的踹匠不是本地人，而系江南其他府县或江北、安徽人，他们多靠乡亲关系，联带而来。踹匠入坊，要请人作保，入坊后还要实行连环保，一人出事，同保者也受牵联，这就是踹匠与坊主关系中的封建成分。就是这些浓厚的封建因素，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

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满清入关以后，正规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两者全有一定的数额而且是经常设置的，所以称为额设制兵。此外还有“土兵”，是少数民族部队，虽然也是经常设置的，但为数不多，只在四川、甘肃、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有之（《清史稿·兵志》五）。又有“乡兵”、“团练”、“练勇”、“防军”等等，都是临时招募专备一事之用的，事定即行裁撤或者改编，所谓“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清史稿·兵志》四），所以不算作正规军队。同治以后，陆续采用新式枪械，训练新式军队，于是“练军”、“防军”、“防练军”、“新军”、“自强军”、“得胜军”种种名称随之而起，后来划一改为陆军，逐渐淘汰了绿营，成为正规军队，但是新军制计划没有完成，清朝已经灭亡。

八旗兵是满清在关外原有的军队，它和八旗户口是分不开的。满洲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汉语译为佐领），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汉语译为参领），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洲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的颜色作旗帜，因此汉语就译“固山”为“旗”。当1601年时，满洲人少，只分四个“固山”，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1615年，人口增多，又加了四个“固山”，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了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简称正黄旗；镶红色的黄色旗帜称为镶边黄旗，简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三色也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案《八旗通志》及《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全认为1614年已改八旗，但《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它的说法，作1615年）。最初每旗全由一个满洲大贵族管理，永久不变，称为“固山额真”，译汉语就是旗主，这是氏族制的残余，后来逐渐改变，入关后已没有固定的管理贵族，“固山额真”的名称也在1723年取消，改为“固山昂邦”，汉语的译名在1660年定为“都统”，其后没有变动（《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由于人口的增加，牛录的数目也加多，但清统治者不愿多加固山，于是打破五个甲喇编一固山这一户口编制的限制（军队中还存在），所以清朝只有八旗。

在最初成立旗的时候，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洲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1635年，因为蒙古人渐多，于是另外成立蒙古八旗，旗色与原来八旗相同，将原来的八旗称为满洲八旗。但是原在满洲八旗中的蒙古人并没有拨出来，所以满洲八旗内还有蒙古人（《清史稿》列传十六传论）。1631年，将各旗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王氏《东华录》），后来定名为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9年分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四旗（《清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局版，页七）。1642年也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满洲、蒙古相同，取消了黑色。清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实际是二十四旗（《清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局版，页四），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又称“旗下人”，编入某旗即为某旗人，他们的子孙也算某旗人。八旗户口三年一调查，不许旗外的人假冒入册，也不许旗下人远离本人所属的牛录（佐领）居住（《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三，商务小字本，页一）。

八旗人户在居住上，屯驻上，行军、狩猎上，以及祭祀班列上，全有固定的方位：黄旗在北，白旗在东，红旗在西，蓝旗在南。同时分为左右翼，左翼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又称东四旗，右翼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又称西四旗。任何场所它的方位次序都不能变（《光绪会典》卷八四，页一）。顺治以后的八旗，又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其余五旗称为下五旗。这是入关前旗主制的残余，由于皇帝原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这三旗后来号称“天子自将”（《会典事例》卷一一〇六，页一），皇帝的宿卫就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上三旗的包衣（管理家内事务的奴仆）也就成立了一个内务府。其他五旗原来的旗主是贵族，五旗的人与后来的皇帝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担任皇帝侍卫，而管贵族王公的事，五旗的包衣也就由各旗自己管理。此外，八旗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皇帝的儿子成年以后拨入下五旗）。

清代制度，“八旗子弟，人尽为兵”（《清史稿·兵志序》），凡男丁年在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差”（《会典》卷八六，页一），但不是同时人人入伍，而是按照兵丁类别，定出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武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余丁”。“余丁”和不满十六岁的“幼丁”，可以挑补“养育兵”，就是预备兵（《会典》卷八六，页一）。

清代八旗兵分亲军、骁骑、前锋、护军、步军五种。又从上列各营内选拔神机营，从前锋营内选拔健锐营，从骁骑营汉军内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从满洲蒙古习火器的兵中选火器营，是为特种兵。现在把它表列于下（《光绪会典》卷五二、卷八六、卷八七）。

清代八旗兵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城内外，名额时有增减，清末凡十二万三百零九人（《清史稿·兵志》一，页十九）。在北京以外分驻的称为“驻防”。北京附近的驻防称为畿辅驻防，有二十六处，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八人；在东三省各城的驻防有四十四处，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人；在各省的驻防有二十四处，五万五千五百二十一人（《会典》卷八六，页二）：合计驻防兵凡十万五千一百二十人。在清代，八旗兵一共是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人（曾国藩说八旗兵“其额数常不过三十五万”，似误）。

满族人数少，它在向外用兵时候，每得一地，总要留一小部军队驻守，监视当地人民，例如1629年留英俄尔岱驻守遵化，1630年留阿敏驻守永平，后被明朝人民驱逐出关，这是驻防之始。清人入关（1644年），留何洛会驻防盛京，1645年3月遣八旗兵驻防济宁，6月遣八旗兵驻防西安，11月遣八旗兵驻防江宁、杭州，以后遍及全国的各冲要大城。从这里可以看出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驻防兵又都是八旗兵，对于人民的压迫和扰害比一般军队更甚。1687年，王鸿绪曾说：“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慌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清史稿》列传五八《王鸿绪传》）这虽说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并没有例外。

绿营兵又称绿旗兵，是满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它和八旗兵不同之处，除部族关系外，“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局版，页一）；就是说，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人有挑补兵丁的义务，而汉人（不包括汉军）对于绿营是自由应募。

清代的绿营兵，北京和各省全有。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会典》卷八七，页五）；在各省的按照地方的大小、远近、险要，人民的多少（《会典》卷四七，页四），列汛分营。由各省总督统辖的称“督标”，巡抚统辖的称“抚标”，提督统辖的称“提标”，总兵统辖的称“镇标”，将军统辖的称“军标”（只四川、新疆有之），河道总督统辖的称“河标”，漕运总督统辖的称“漕标”（《会典》卷四三，页二）。标以下设“协”，副将统之；“协”下设“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之；“营”下设“汛”，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之（《会典》卷四三，页二）。兵分三种：有马兵，有战兵，有守兵；战兵、守兵全是步兵（《会典》卷五二，页一）。濒海、濒江的地方又有水师（《会典》卷四，页一）。绿营兵丁练习弓箭、鸟枪、藤牌、长矛、云梯；水师则练习水战（《会典》卷四九，页一）。全国绿营兵在1812年凡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清史稿·兵志》二）。

清代八旗兵和绿营兵全是薪给制，每月有一定的“饷银”，每年有一定的岁米。数目多寡不等。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一两五钱，每月支米三斗（以上见《光绪会典事例》，商务小字版，卷二五四，页一及卷二五五，页一。所载与刘献庭《广阳杂记》略有不同。又刘氏以一斛为五斗，四十八斛即二十四石，疑太高，似是一斛为一斗。）因此清代的兵饷占每年岁出的一半，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清初的岁出，凡银二七，三八八，五八八两，而兵饷占银一三，四九二，七五五两（《广阳杂记》卷二，石印本页十四），为百分之四九点二。其后兵饷续有增加，1766年增到一千七百多万（《清史稿·食货》六），而岁出总数约三千三百七十万，占百分之五〇点四。这只是经常的饷米，至于内外战争的需索供亿，动辄好几千万，并不在内。

1644年满清入关，军队作战以八旗满洲蒙古兵为主，汉军和投降的汉兵只在次要地位，1646年以后汉军与满洲兵并重，1650年以后就以新旧汉军为主了，八旗满洲蒙古兵已成次要，这说明八旗满洲蒙古兵的质量已逐渐较汉军降低。1675年满清皇帝公开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清史稿·本纪》五，顺治十四年正月）。到了1673年，三藩事起，八旗兵（包括汉军）差不多已不能作战，满清统治者只好利用汉人的绿旗兵，前后动员了四十万人（《清史稿·兵志》二），每次作战，全是绿营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随于后。但是没有很久，绿营兵也和八旗兵一样了，1687年，王鸿绪已经指出，“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清史稿》列传五八《王鸿绪传》）。1730年以后，满清统治者随时随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渐同虚设；最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绿营除了个别部分坚强抵抗以外，几乎每战失利，因而后来也就不能不提议裁汰了，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没有裁尽，绿营的空名目依然存在着。

上面提到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这一点从满清统治者所规定的军队任务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如侍卫亲军的“宿卫扈从”（《会典》卷八二，页一），八旗步军的“守卫巡警”（《会典》卷八七，页五），绿营的“慎巡守，备征调”（《会典》卷四二，页二），京营的“稽查巡缉”（《会典事例》卷五四六，页一），全是其例；而步军统领的“统辖京营，总司缉捕”（同上），更为明显。军队用途既然不放在捍御外侮保卫人民上，训练自然成了虚文，因之兵丁也就成为不生产，不训练，迫害人民的暴力工具，清代军队窳败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一点也正说明阶级社会的武装部队的本质。

1954年12月12日。

（原载《历史教学》1955年第一期）

马礼逊父子

十九世纪初，英国鉴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节马戛尔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国的失败，又看到法国利用天主教神甫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面貌作掩护，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国作先遣部队。1805年（嘉庆十年）就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教士到中国来，这个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后来他自己译成中国汉字叫马礼逊。马礼逊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1798年加入长老会（Oresbyterian Church），1804年入传教士传习所（Missionary Academy）训练，1805年决定来中国传教后，在伦敦学习医学和天文学，并向中国旅英侨胞杨三达（译音，原作Yong Samtak）学习中国汉文。1807年（嘉庆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纽约，又坐帆船渡太平洋来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1915年中文版，第八页），于9月7日到达广州（麦湛思Geo. H. McNeur：《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简称《梁发》，广学会1939年中文版，第八页），后来移住澳门。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努力进修中国语文，从事翻译基督教圣经。他的中国文程度相当好，1815—1823年曾编《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据说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释的（夏燮：《中西纪事》卷八，光绪七年活字版，第十页；又十六卷，第五页），因此，1824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 R. S.）。他还写了一部中国文法，和几部有关“汉语”的小册子。他译圣经，1813年以后是由米怜（Dr．William Milne）协助的，1819年11月新旧约全部译竣，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国只是零星雕版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1810年9月印行的（《梁发》，九页），因此认识了刻字工人梁发，又叫梁阿发（1789—1855年）。梁发在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入基督教，1832年（道光十二年）编印了一部《劝世良言》，其中全是梁发自己阐发基督教教义的文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版，第六九页），后来洪秀全在广州考试得到这本书，受到启发，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他在澳门翻译圣经时，同时兼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译员（Translator）。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7月英国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他原来的姓名是William O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简称Lord Amherst，当时中国公文也称之为“罗耳阿美士德”［六个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简称的译音，罗耳就是Lord，见《嘉庆朝外交史料》，故宫版，五册，第三五页，《清史稿·邦交志》二译作罗尔美都，《中西纪事》卷三译作罗尔美，可能是截用了几个字）来中国，马礼逊随之作译生（Inter Oreter公文中称为译生，实在就是当时所谓“通事”），一同到北京。马礼逊当时是以“在澳贸易夷商”的资格（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八页）充任“译生”（同上书，第十二页），《清史稿·邦交志》二称马礼逊为“副贡使”（第二页），是沿袭《中西纪事》（三卷，第六页）的错误。这一次的副贡使有两个，一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礼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国私人记载全认为副使是马礼逊，可见他在当时非常活跃。这次通使，因为京津没有通译人，“广东省派来通事（口语翻译人）尚未到来”（广惠奏折，《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十三页），中国官厅认为“该国译生（指马礼逊）言语尚为明白，而天津别无通晓夷语之人，只可暂令该国译生传语”（同上），于是马礼逊成了两国的共同译员，中国的文书也交他翻译（《中西纪事》十六卷，第五页）。他在1824年回英国一次，携带大批汉文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全由其家人捐赠伦敦大学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国时曾协助成立伦敦“语言学校”（Language Institution）。1826年再来广州。1834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死在中国（《梁发》，第七六页）。他在中国时期，中国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没有办学的事迹可考，但他和米怜在马六甲（Malacca）曾办了一个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以训练远东传教士，这个书院在1842年以后，迁到香港（《梁发》，第二三页）。我们从马礼逊到中国以后的简历里面，可以明白看出当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侵略的时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以及所谓教育家，他们的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马礼逊正是这种四位一体的代表者。

这是最先到中国的马礼逊，他的名姓，在中国官书中，或写马礼逊，或三字全加写口字偏旁，或写玛礼逊，我们现在为了容易区别姑且称他为老马礼逊。

老马礼逊的长子叫做John Robert Morrison，我们姑且称他为小马礼逊，他在1814年（嘉庆十九年）生于中国澳门，因此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十六岁（1830年）就在广州作英国商人的通译，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马礼逊对中国社会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团的腐败和贿赂方法他全明白，1834年梁发为了散发传教的《圣经日课》，被广州官吏通缉，梁发的伙伴也被逮捕，小马礼逊曾经用了八百元的贿赂，赎出被捕的人（《梁发》，第八二页），这不是一个普通外国人所能做到的，加以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因此当时中国有人传说他不是英国人，而是“汉奸之仕于英者”（《中西纪事》八卷，第六页）。老马礼逊死了之后，小马礼逊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及通译员。1839年以后，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全由他经手翻译。第一次鸦片战争，小马礼逊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随英国将领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译义律，当时有两个义律，这是后到中国的一个）和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这是先到中国的一个，林则徐在广州销毁鸦片烟，代表英国交涉的是这个人）同乘兵船到天津，与琦善会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十五卷，第十四页，托浑布奏折，又十六卷，第二页，伊里布奏折，《中西纪事》五卷，第四页）。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国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Oottinger，1789—1856）同船进犯南京，在吴淞遭到陈化成的痛击，由于他知道牛鉴的庸懦和沿江一带中国没有设防，所以鼓轮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结扬州汉奸江寿民挟兵索贿银六十万两（《中西纪事》八卷，第四页）；到了南京，他又声言要入城就食，索办饷糈三百万两（同上书，第五页）；在南京，一切谈判全由他“来往传说”（同上书，第七页），时常谩语恫吓，中国将士全“愤愤请决战”，而牛鉴“无意战守”，“惴惴恐误抚局”（同上书，第五页），于是终成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缔定以后，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二卷，第三七页，伊里布奏折），到福建厦门（同上书，六三卷，第三八页，怡良奏折），总是横生枝节，“逞刁挟制”（同上书，六四卷，第三六页，伊里布奏折）。当时小马礼逊的狠毒是与璞鼎查一样的，所以中国记载中璞、马并称（《中西纪事》三卷，第十一页）。怡良在报告璞鼎查到厦门情况的奏折中说，“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狯万端，大率（小）马礼逊、罗伯聃二人为之导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四卷，第三三页）；梁宝常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报告罗伯聃病死的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同上书，七六卷，第三一页）；全可以反映出当时人对他的憎恶。因为小马礼逊帮同英国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让后，英国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1843年，小马礼逊患疟疾死在香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八卷，第十九页，耆英等奏，“今马礼逊于闰七月初五日因热病暴毙”），璞鼎查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一大灾难”（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说明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中国是多么大的灾害！

小马礼逊的名姓，在中国公文中，和他父亲一样，全加写口字旁，这是当时译音字的通例；其他书中，如《中西纪事》，《清史稿》等，写作马利逊，以与他父亲马礼逊有所区别，或者写作马履逊（见祁奏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八卷，第四十页），也是译音。在梁发的书信中将小马礼逊中文名字写作马儒翰（《梁发》，第八二页），儒翰是他名字John的译音，这种译音比通常用的约翰要更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达洪阿，姚莹根据台湾俘获的英国人的供词，说英人“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人名赞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二卷，第二四页），也是指的小马礼逊，赞臣的名字不知其来源，可能也是John的译音。

马礼逊父子在英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劝世良言》于梁发（一般记载在1836年，也有人说在1833年），梁发受基督教义于马礼逊，是众所周知的，而江宁条约由小马礼逊作通译，也是众所周知的，两者中间只隔六年，因之，读史者往往以为前后两马礼逊是一个人。老马礼逊死于1834年，中西记载相同，无可怀疑。洪秀全得《劝世良言》，已在老马礼逊死后。南京定约，老马礼逊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马礼逊，当时人都很清楚，所以译名有意差异一个字以示区别（马礼逊与马利逊）。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宝常报告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的最明白：“马礼逊（三字加口旁）即马履逊，非伦（二字加口旁）即匪伦，俱系该逆夷头目，能通晓汉字汉语，并非幕客。马礼逊父子同名（其实是姓），其父死之后，现在之马礼逊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缘夷人谓小为秧，故名秧马礼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六卷，第四十页）可知当时就有小马礼逊之称。夏燮《中西纪事》也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随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马礼逊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随璞鼎查到南京的马礼逊，“非前后一人也”（八卷，第九页），但他以为“马礼逊”是“英人专司文案之官名，如汉人参军长史之类”，不是人名，那是错误的。《中西纪事》又说，“马利逊之见于档案者凡三，嘉庆二十一年副罗尔美行，道光二十年副义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书其官名”（八卷，第九页）；也是错误的。随义律北上和随璞鼎查北上的实在同是小马礼逊。“马礼逊”是英美常见的姓，夏氏《中西纪事》说，“近日英人刊行之书，有马利逊所著外国史略，纪五口通商以后事甚详”（八卷，第十页），这是另一马利逊，并不是马礼逊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过去英美人称之为“马礼逊大街”（Morrison Street），也与马礼逊父子无关，这个马礼逊或译莫利逊，名叫George Ernest 1862—1920年（《庚子使馆被围记》译为莫理逊，《八国联军志》译为毛黎森），是澳大利亚人，英国的新闻记者，1897年来到北京，作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义和团及日俄战争时尝作通讯报道，1907及1910年曾在中国作窥探旅行，1912年作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是一个最熟悉中国情况的人（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马礼逊的夫人给她丈夫写了一本传记（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 D.By Mrs. R. Morrison），1839年在伦敦出版。夏燮说：“西人有撰马礼逊传者，是为嘉庆二十年来中国之副使（误，见前），其名曰罗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中西纪事》八卷，第十页），不知是否马礼逊夫人的书已译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种？1844年英国《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马礼逊的传记，我都没见过，上面所写除了中文书和注明出处的以外，是根据《英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转引的材料。

现在把几个有关的年代简单写在下面：

（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二期）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¹⁾

一

宋景诗⁽²⁾是山东省东昌府堂邑县刘官庄人⁽³⁾，刘官庄就是现在堂邑县西北的小刘贯庄（《武训历史调查记》）。他出身农民，很穷，卖过豆腐（《武训历史调查记》）。身材高大⁽⁴⁾，会武术。《清平县志》说他“以武技名”，《曲周县志》说他“幼习角羝戏，以膂力雄一乡”，胜保说他“略知阵法”⁽⁵⁾，他的武艺应该是精练的。

宋景诗生于1824年，即清道光四年⁽⁶⁾。他在1854年（咸丰四年）曾经参加军队，隶山东巡抚张亮基部下⁽⁷⁾，不久离去。在镖局住过几年。他在乡村威望很高，又精通武艺，许多人家请他作教师。在堂邑武家庄武赞化家内教练很久⁽⁸⁾，又在清平白家住过⁽⁹⁾，1861年（咸丰十一年）又到冠县韩姓家内作教师⁽¹⁰⁾。

清代记载中，有的认为宋景诗是“捻党”，如《清史稿·胜保传》称“捻首宋景诗”⁽¹¹⁾，《恒龄传》称“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复叛”⁽¹²⁾，《剿平捻匪方略》里面更多。有的认为宋景诗是白莲教徒，也有的认为他是八卦教徒。但胜保说他“虽曾助教，其始并非习教之人”⁽¹³⁾。本来这种反对统治阶级的所谓“教”，只不过是团结群众的一种方式，参加者未必全是习教的人。当时“教军”和“捻军”虽经联合作战，但在系统上和领导上宋景诗和“捻党”没有直接关系。

二

1861年（咸丰十一年）在山东省新黄河（大清河）以北，运河以西的堂邑、馆陶、丘县、冠县、莘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以宗教名义出现的农民起义，宋景诗就是这次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这次起义虽是以宗教名义出现，但其本质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的农民革命。

因为这次起义是以宗教名义出现，所以清朝统治者的书籍里称之为“丘莘教匪”⁽¹⁴⁾，或称“教匪”。胜保认为他们全是“白莲教”⁽¹⁵⁾，而据当时成志（参将）在馆陶张官寨俘获的李大箫的谈话（三月初五日），他们所习的是“天龙八卦教”，其组织和旗别如下：

乾卦兑卦 | 白　旗 | 从世钦、程顺书、安兴儿、安喜儿、石天雨等。
坤卦艮卦 | 黄　旗 | 张善继、张玉怀、张殿甲、孙全仁等。
震卦巽卦 | 大绿旗 | 杨泰、杨福龄等。
| 小绿旗 | 雷凤鸣、王振南等。
离　卦 | 红　旗 | 郜老文、苏落坤、穆显荣、穆显贵、张桐、张宗孔等。
坎　卦 | 蓝　旗 | 左临明。后与黑旗合。
| 黑　旗 | 姚泰来、宋景诗、朱登峰、杜慎修等。
未　详 | 花　旗 | 杨朋岭、杨朋山、杨朋海等（杨泰之子，《清史稿·本纪》二十一作杨朋岭）⁽¹⁶⁾。

“八卦教”本来是“白莲教”的分支⁽¹⁷⁾，两者没有差别。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在四十年以后，1899年在山东平原、恩县起义的朱红灯，也称“天龙”，也称“离卦教”，也是以红色为标志⁽¹⁸⁾，正与上面所说相同。可见这个反封建统治的八卦教一直深潜民间，传布没有停歇。

1861年在山东东昌府属起义的农民军，发动是很快的：

二月十一日（阴历，下同） | 黄旗军攻入丘县城，后转冠县。
十九日 | 蓝旗军大绿旗军攻入冠县城，随出屯城外。
十九日 | 黄旗军围攻莘县。
二十二日 | 黑旗军攻聊城。
二十五日 | 黄旗军攻入莘县城，随出屯北门外诸村。
二十九日 | 花旗军攻入馆陶城。三月三日离去。
三月初一日 | 黄、蓝、红、黑旗军分屯冠县馆陶交界诸村。
初三日 | 蓝旗军、黄旗军再入丘县县城，随出屯城外。
初四日 | 农民军攻入观城县城，随转入清丰县境。
| 红旗军攻入阳谷县城，随即离城入朝城寿张境。
初八日 | 小绿旗军围攻馆陶县城。初十日引去。
初十日 | 红旗军攻入堂邑县城，随渡河东进。
十一日 | 农民军再入阳谷城。
十七日 | 农民军攻入濮州城。
十七日 | 农民军攻入朝城县城。
十九日 | 农民军围寿张县城。
二十二日 | 农民军攻入范县城。
二十二日 | 黑旗军由侯垌集至梁家浅渡运河，进攻博平城。随又退回河西。
二十五日 | 花旗军进攻堂邑，白旗军红旗军继进。这时在莘县和聊城之间的沙镇地方左右数十里有农民军万人以上。
四月初八日 | 农民军进攻东昌府城（聊城）。
二十五日 | 黄旗军围攻威县。
| 这时黄旗军张玉怀驻莘县，黑旗军宋景诗驻朝城，小绿旗军雷凤鸣驻堂邑⁽¹⁹⁾。

这些农民起义军里，黄旗张善继是“教首”，但不是总的指挥。杨泰、雷凤鸣、张殿甲、石天雨、左临明、宋景诗分领各旗军队⁽²⁰⁾，不相统属。其中黄旗张玉怀、张殿甲，黑旗宋景诗，小绿旗雷凤鸣最有名⁽²¹⁾，而尤以黑旗军声威最壮，《清平县志》说他“部伍整齐，骑卒精健”，胜保说“群匪引以为重”⁽²²⁾。起义军多数是冠县、莘县、堂邑三县的农民，参加秘密结社——当时称为“习教”的有十分之六⁽²³⁾。他们分头进兵，而以临清县与丘县之间的邵家庄、侯家寨、王家庄、下堡寺、张三寨五处地方为后方根据地，“壁高堑深”，保卫的非常坚固，随时与前方相呼应⁽²⁴⁾。

革命的爆发，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参加的人数异常之多，而军容也异常之盛。统治者的记载中也不能不承认说，“从乱者如归”⁽²⁵⁾；“遍地皆贼，四五百里间，钲鼓烽烟，声色不绝”⁽²⁶⁾；“贼帜连逶，五色闪动，戈矛如林”⁽²⁷⁾。当时农民军的军械，不但有刀矛，而且有大炮、小炮、铜炮、铁炮、云梯、最使清朝统治阶级畏惧的还有一种用牛马曳运的“三层炮楼”⁽²⁸⁾，可以架炮十二尊。这全是人民自己的储藏、创造，或从敌人处夺来的。当时农民军的费用，全是人民捐输的，胜保的奏折中说，“朝、莘、冠、馆一带，富户良民竟有不惜重资捐为白莲教名目者”⁽²⁹⁾，这是掩饰的话，实在就是农民支援农民军的一切。

农民起义军所到，一定要攻城。城池攻下以后，一定“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³⁰⁾，一面救出自己的伙伴，一面彻底消灭敌人可能利用的一切物资房舍。因此，农民军在入城任务完成以后，就分屯城外，或移军旁处，绝不坚守。

三

宋景诗这部分农民起义军，是二月二十二日在聊城县的沙镇迤南刘家河张八庄附近发动的⁽³¹⁾，起义后首先进攻聊城，聊城是当时东昌府的府城，清军防守最严。这一支农民军在初起义时只有几百人，后来发展的人数异常之多，最后竟过万人⁽³²⁾。他们用纯黑色为旗帜，号黑旗军，公推宋景诗为大元帅，杜慎修、曹三墩子鼓、许船五作先锋⁽³³⁾。参加的人，知名的有张二麻、桑振河、赵六虎子、周义⁽³⁴⁾、朱登峰、吴松峰、薛法起、刘厚德、郭景辉、杨殿甲、杨殿乙（杨二马韂）张洛钧、刘希武、霍进山、岳金声诸人，还有宋景诗的兄弟宋景书、宋景礼、宋景春，侄子宋忠昭、义子宋喜。后来旁旗的农民军有许多也参加了黑旗军⁽³⁵⁾。

宋景诗的黑旗军里面，骑兵比步兵多，约为五与一之比⁽³⁶⁾。这是他作战实践的结论，他认为“步勇不耐驰逐”⁽³⁷⁾，所以他喜用骑兵。因此，他行军异常迅捷，敌人总追他不到。

黑旗军的纪律好，当时统治集团也承认他们经过的地方是“沿途尚不滋扰”⁽³⁸⁾，到今天广大人民还在赞颂着（《武训历史调查记》），不是没有理由的。

黑旗军同其他各旗军一样，全是当地农民，有聊城、莘县、堂邑、冠县、馆陶各县人。他们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以起义后他们的革命事业时常为地主阶级武装的“民团”所破坏或阻挠，所以他们对地主“民团”的阶级仇恨是明确而深刻的，一直作着坚强不懈的斗争。《山东军兴纪略》说他们“庐（房屋）贿（财产）荡尽，势必寻仇报复”⁽³⁹⁾，这只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看法。而“庐贿荡尽”一句话，正说明了当时“民团”的与人民对立。

四

由于农民军发展的迅速，在四十天之间，攻下了丘县、冠县、莘县、馆陶、观城、阳谷、堂邑、濮州、朝城、范县等许多州县。当时的公文中，有“六州县官吏，不知存亡”，“七州县无官无兵”⁽⁴⁰⁾，“八州县均被贼扰，官多迁避”⁽⁴¹⁾这样的记载。清廷之狼狈情况，可以想见。这一带地方和直隶省的大名府、冀州毗连，清兵更怕“窜至直境”⁽⁴²⁾，直攻北京。这时，清朝的大将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被捻军打得“全队溃散，军械遗失”⁽⁴³⁾，河南也正吃紧，清政府觉得威胁最大的还是山东西北这一块地区。因此，命僧格林沁的军队向北开，由长沟移到邹县（运河之东），又从邹县移到曹州（运河之西，黄河之南），以防教军和捻军联成一片。又命胜保率军队向南开到景州、德州⁽⁴⁴⁾，同时谭廷襄（西）、文煜（北）、清盛（东）、西凌阿（南）等派兵四面进攻。清反动统治者想用绝对压倒的兵力并勾结反动地主武装的“民团”，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公私廨舍无半椽，城堞全圮，居民无一户”的农民军所不守的几个空城⁽⁴⁵⁾，而且“周遭数十里无人烟，亦无刍豆薪米（人民拒绝支应）”⁽⁴⁶⁾。

当时战争情况，约略如下：

1861年（咸丰十一年） |
五月初七日（阴历，下同） | 清军分三路攻馆陶，农民军退。
十四日 | 清军陷冠县城。
十八日 | 绿旗、黄旗、黑旗军渡运河而东，与清平县博平团战。随回河西。
二十日 | 黑旗宋景诗与清军骑兵大战。
廿六日 | 清军陷堂邑县城。
| 这时堂邑附近数十村全有农民军，而以莘县东北三十里的沙镇地方为中心。
廿八日 | 清军攻陷桑阿，桑阿也是农民军主要根据地。
六月初一日 | 清军攻沙镇，农民军引退。
初二日 | 清军攻莘县大败。
初五日 | 清军攻陷大李王庄。
| 清军攻陷莘县。
初九日 | 胜保与宋景诗进行暂时妥协。
十一日 | 清军攻陷张秋。
廿二日 | 宋景诗部反对清军点验。
| 红、白、黑三旗军在莘、冠、陶馆一带活动。
七月初一日 | 黄旗张善继、黑旗左临明在威县遇害。
初九日 | 农民军红、蓝、黑、白四旗攻莘县。
十八日 | 清军命宋景诗打莘县农民军，宋军到，农民军退，没有战争。
| 本月农民军重整旗色，活动于莘、堂、冠、朝四县。
| 清军谭廷襄在聊城，乌尔贡札布、保德在堂邑，成志在莘县，郝上庠在阳谷。胜保驻兵在朝城西北五十里外。
八月 | 农民军张玉怀、程学书受伤，张殿甲、程五姑（女）阵亡。
九月 | 农民军大绿旗、大红旗等部仍在活动。
十月初四日 | 农民军击败清军郝上庠，杀之。
十一月 | 时农民军只原来的黄旗张玉怀、郜老文，小绿旗雷三（即雷焕）、穆显贵、张宗孔，小黄旗王玉符，大绿旗杨福龄（即杨奇峰）、杨朋岭、丁泰和几部尚有活动，人数不如前此之多。
十一月廿五日 | 张玉怀、雷凤鸣、程顺书等部与清军议和，郜老文部没有参加⁽⁴⁷⁾。

五

在1861年阴历正月，清朝统治者想用分化手段破坏农民阵营，于是下令“招抚”⁽⁴⁸⁾。胜保统兵南下之后，更利用“招抚”来扩充自己部队。到了阴历六月初九日，胜保和宋景诗成立了暂时妥协⁽⁴⁹⁾，改宋军为靖东营⁽⁵⁰⁾。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玉怀、杨朋岭、雷凤鸣、程顺书、从世钦等，也通过清军周士镗⁽⁵¹⁾、王观澄与胜保议和，改编为诚顺、禧顺、庆凯等营，和胜保的亲军大小红旗队，与靖东营合计有七营。

宋景诗与胜保的议和，清政府是不放心的，但是还想笼络他。八月初七日给他“五品顶戴蓝翎”⁽⁵²⁾，九月初二日给他“都司衔，花翎”⁽⁵³⁾，十一月二十二日给他“参将”⁽⁵⁴⁾。一月一升迁，正是统治者的收买毒计，宋景诗并没有落在他们的圈套里。

由于1861年末山东东昌府属的军事渐趋和缓，而太平军与捻军进攻安徽颍州（阜阳），清朝就命胜保统兵到颍州，并命宋景诗等部七营随行。这是统治集团的调虎离山计，宋军等是不愿意的，几次想离开，没有成功。1862年阴历五月，太平军攻下陕西山阳县（靠近湖北），六月陕西西安、同州（大荔）回族起义，七月清政府又调胜保到陕西，宋景诗部队也到了陕西，驻扎同州和潼关，后来调往三原。终于在十一月初三日，宋景诗自动引所部从陕西韩城县和山西荣河县之间的茶峪、白马渡口过了黄河，到了山西省境。渡河后，经稷山、绛州（新绛）、平阳（临汾）、赵城、灵石、介休、平遥、寿阳、平定，出固关入直隶（河北省）境，又经南宫、清河、枣强入山东境，于二十六日到达临清。沿途自称是“遣撤回籍之勇”，走的很快。到赵城，副都统常海劝他不要回山东；到南宫，直隶总督文煜又派人劝他；当然许了他们很多条件，但他们坚决地回到原籍。

宋景诗部回山东的前后情况，是这样的：

1861年（咸丰十一年） |
十二月（阴历） | 清政府命胜保率军往颍州。
1862年（同治元年） |
正月（阴历，下同） | 胜保南行，命靖东等七营由馆陶、大名开往河南。张玉怀、杨朋岭不愿同去，引部队向东北走，二十日至元城境（今并入大名），二十四日回山东莘县、朝城，张玉怀要求回家耕种，不许。
| 胜保令宋景诗靖东营驻颍州府西北太和县前线。
二月十七日 | 宋景诗自动引军队到河南陈州（淮阳），联合雷凤鸣、诚顺营至开封索饷，景诗并要求回家耕种。
廿八日 | 宋景诗部队自动到兰仪（兰封），又到中牟，想渡黄河未成，胜保派人把他们劝回去。
五月 | 太平军攻破陕西山阳县。
六月 | 西安回族起义。
七月十九日 | 清派胜保统兵到陕西，宋景诗部一同入关。
十一月 | 清胜保褫职，以多隆阿代之。宋景诗率所部经山西、直隶回山东，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临清。计有马队一千五百余人，步队三百数十人。
1863年（同治二年） |
三月廿四日（阴历，下同） | 宋军战胜柳林团，杀其团首杨鸣谦。
三月 | 清直隶总督刘长佑命参将王永胜引宋军入直隶（河北省），景诗不从。
| 这时在东昌府的农民军以绿旗杨朋山（原来是花旗），红旗戴韭（即戴兴隆），白旗李单锏（即李文光），黑旗李络力量较强，又有张锡珠更著名。
五月 | 清军僧格林沁、刘长佑准备联合进攻宋军（北大藏《钟秀函稿》）。
五月 | 这时候农民起义军张锡珠阵亡，杨朋山、张玉怀、张金堂、程顺书、戴韭、李文光先后遇害（程、戴、李死于六月初七日），杨朋岭、张广德与清军妥协，李茳、张洛钩、常三老虎、武敏合、张奉春势微不成队，多数农民军全加入宋景诗部。宋景诗驻堂邑西北辛集之东（《钟秀函稿》说驻冈屯），部队分布附近各村。
六月初八日 | 清军刘长佑、僧格林沁进攻宋军（《钟秀函稿》）。
七月 | 刘长佑移军临清。
八月 | 清军僧格林沁移军东昌（聊城）。
八月十六日 | 宋军退往直隶开州（濮阳），入河南浚县，临漳，转直隶成安、邯郸、永年、曲周、平乡、巨鹿、隆平、新河、武邑、阜城、东光，山东陵县、平原、高唐至清平，渡河而西，九月初一日回到堂邑，莘县（《剿平捻匪方略》）。在长期的游击迁徙中，宋景诗始终跟着他的部队。
九月初三日 | 宋军复到开州（濮阳）。
初六日 | 宋景诗因军事不利乘船入大清河，顺流而北，至东阿，登陆，翻山而去，清军尾追，不知所往。实在他是回到捻军的根据地去了。农民军先后失败。清丁宝桢滥杀起义军士及其家属⁽⁵⁵⁾。

六

宋景诗和胜保的妥协，是甘心背叛投降呢？还是受了诱惑（后来悔悟）呢？还是因为环境不利，实行退却，以求蓄积力量，再向敌人进攻呢？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帮助我们具体分析。

我们初步——只是初步——看到：

当时清兵四面围攻，兵力很厚，而且封锁亦严。

宋景诗是通过“从政”（人名）向“成禄”（人名）接洽，得到胜保同意而成立妥协的。成禄是直隶副将，随大名道王榕吉初到山东⁽⁵⁶⁾从政是老白莲教徒，道光时因为“习教”被清朝充军到新疆⁽⁵⁷⁾。“从政”和“成禄”“胜保”两个人之间，过去并没有特殊关系。宋景诗通过“从政”而妥协，一定同“从政”有过商洽，得其同意。

宋景诗和胜保妥协以后，清军命他会攻冠县，但他没有去，官书说，“景诗部众携贰，不能出队”⁽⁵⁸⁾。教军攻莘县，清军命他去打，未交锋而教军撤退⁽⁵⁹⁾，所以清朝统治者说他，“不惟不肯剿贼，而且潜与贼通”⁽⁶⁰⁾。可知宋景诗在当时没有倒戈反攻自己的战友，而教军也知道宋氏的真意所在，所以一遇到，就“彼此吹唇唱吼而退”⁽⁶¹⁾。

宋景诗与胜保妥协后，他们的旗帜曾经一次自己调整。《山东军兴纪略》说，“景诗部曲未降者二三千，阳与景诗为难，各旗群匪亦扬言恨景诗，以示景诗之无贰也。于是［张］玉怀、［杨］朋岭、［程］顺书、［张］殿甲、［张］殿乙、高思继等均张黑旗，留边月自别。”⁽⁶²⁾调整后的旗色如下：

黑旗白月　宋景诗部

黑旗黄边　张玉怀部

黑旗白边　程顺书部

黑旗绿边　杨朋岭部

黑旗红月　高思继部

黑旗红边　靳三部⁽⁶³⁾

值得注意的是所列的人本来不属于黑旗，而现在将各部旗色完全划一，定为黑色，以自己原来的旗色改为镶边。黄旗的张玉怀部改为黑旗黄边，白旗的程顺书部改为黑旗白边。显然是有计划地重新组织起来，布置起来，表示以宋景诗为首脑，而这次暂时妥协是大家一致的。

清朝统治者始终不以宋景诗的“招抚”为然，后来在宣布胜保罪状时还曾特别提出来，认为是“养痈贻患”⁽⁶⁴⁾，而宋景诗也始终在警惕着，防范敌人的阴谋。这个矛盾，从妥协开始就存在着。

1951年10月7日写于北京，10月27日修正

附记

195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贝喜发教授（Prof. Siegfried Behrsing）来中国访问，对宋景诗领导的农民起义十分注意。他看见我这篇短文，曾两次来信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并将50年代出版社的印行本作了详细的校对，非常可感。我在本书已照他的意见一一改正了。贝喜发教授回国之后，写了一篇“中国方面关于宋景诗农民起义的著述”，登载在柏林《德意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通报》，1956年，4卷，1期。他将中国有关宋景诗起义的史料和论文，都作了介绍，这篇短文全部译成德文，并加了一一一个脚注，画了一张地图，作了四种详细的索引。对两国文化交流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我谨在此向贝喜发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

1956年冬，看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前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所藏清军机处档案中的胜保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二十一日奏折，附有《宋景诗自叙》，对研究宋景诗早年历史很有关系，为宋景诗起义史料所未收，抄录于下：

宋景诗自叙

（原称《照录宋景诗呈递投诚禀词》）

具禀罪人宋景诗，山东东昌府堂邑县人，年三十八岁。谨禀督办直隶山东军务胜大元帅麾下。窃身自幼学习枪棒，业在前任山东巡抚张大人帐下教练乡勇，平贼得功，授赏六品顶戴。兹因家贫难度，在冠县韩千总家教传枪棒。适值教匪作乱，冠县衙蠹张梦兰、张东泗、沙思德、郭太和、沙德与身素有仇衅，串通冠县县主朱瑞果借端栽害，指身与教匪相通。冠县县主误信其言，差票锁拿，被身殴打不堪。自知殴差犯罪，王法难容，因聚众谋反。意在扫除贪官衙蠹，非敢窥伺神器。且身素日曾在镖局住过数年，南北二京学习枪棒者不止数千人皆与身为生死交，一闻身被株连，持械相助者数日中即得一万余人。遂自冠、莘、馆陶而丘县，而堂邑，而曲周，而东昌。自知罪该万死，梦寐之中思欲邀我朝天恩，行文招安，以开三面之网，真意投诚，自持不贰之心，乃信息难通，关说无人。今幸蒙胜大元帅推诚招安，情愿将军器枪炮呈献麾下，以表真心。为此，伏乞恩施格外，带罪平贼，凡黄河以北，大名以东，济南以西，如有贼匪即效力剿除，以赎罪过。惶恐谨禀。

这里最后几句，可能是宋景诗当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说要求清朝划黄河以北，大名以东，济南以西，这一地区作为他的防区，区内治安由他负责，也就意味着清军不能进入区内。

195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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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载天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40期，上海《大公报·史学周刊》第41期，原名《宋景诗起义史实初探》，作于《宋景诗史料》及《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发表以前，尚未及参考改作。

(2) “宋景诗”在《剿平捻匪方略》里写作“宋憬诗”，这是清朝统治者故意改写的。《清平县志》写作“宋景师”，有的书上写作“宋景时”，全是笔误，因为宋景诗的弟弟名叫“宋景书”、“宋景礼”，是按五经名称排的，应该写作景诗才对。《清实录》、《山东军兴纪略》、《清史稿》等多数史书全作“宋景诗”。

(3) 见《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注。《临清县志》作“小李官庄人”，《曲周县志》作“冈家屯人”，《清平县志》作“宋家小屯人”。

(4) 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钟秀函稿》，附山东坐探明桂手折说，“宋景诗……高身量，额盖上有高粱粒大一个黑猴子”。“黑猴子”是突起的黑痣。

(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引胜保奏折。

(6) 我在初稿中说，“宋景诗的生年，没有记载。据1863年（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山东坐探明桂给钟秀的牒报（原称《禀内手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说：‘宋景诗年约四十上下’，那么，他应该生在1823年（道光三年）前后”，是不对的。现据清军机处档案《宋景诗自叙》，1861年（咸丰十一年）年三十八岁的记载改正。——1956年12月补注。

(7)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8) 见《山东军兴纪略》卷一六，页二。武家庄不知是否即武训所住之武庄，武赞化的侄子武敏合也是起义农民领袖之一。

(9) 《清平县志》说他“佣于邑白姓”，不知是佣工还是教习武术。

(10)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注。

(11) 《清史稿》列传卷一九〇，页三。

(12) 《清史稿》列传卷一九一，页九《僧格林沁传》附传。

(13)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14)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三。

(1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一。

(16)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二、三。

(17)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18)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19)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

(20) 胜保奏疏，见《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一。

(21)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二。

(22)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23)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三。

(24)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九。

(2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二。

(26)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一，页一。

(27)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四。

(28)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四。

(29)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页一三。

(30)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二。

(31)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

(32)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五；又卷一五，页五《钟秀函稿》。

(33)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34)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一，胜保奏折。

(3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四，页二四。

(36)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五，页三“宋众马勇一千五百，步勇三百数十”。

(37)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五，页四。

(38)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五，页二，多隆阿奏。

(39)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五，页三。

(40)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四。

(41) 《清文宗实录》卷三四八，页一二。

(42) 《清文宗实录》卷三四八，页二四。

(43) 《清文宗实录》卷三四一，页五。事在咸丰十一年正月。

(44) 《清文宗实录》卷三四八，页二四。

(4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七。

(46)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一五。

(47)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至一三。

(48) 《清文宗实录》卷三四一，页九。

(49) 宋氏“妥协”日期，《清文宗实录》卷三五五，页一六，咸丰十一年六月甲申条，据胜保奏折说在六月初九日；《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说在六月十三日；《临清县志》第一册页一五，说在十一月；以《实录》为确。

(50)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51) 周士镗是胜保的幕府，见《清穆宗实录》卷四，页八。

(52) 《清穆宗实录》卷二，页一六。

(53) 《清穆宗实录》卷七，页七。

(54) 《清穆宗实录》卷一〇，页一六。

(55)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四至一六。

(56)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页九。

(57)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四。

(58)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一〇。

(59)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八。

(60) 《剿平捻匪方略》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王兰谷奏折。

(61)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五，页五。

(62) “边”指旗帜上镶的边子。“月”，有人说是旗帜穿在竿上的那一部分，有人说是旗帜上面的圆光标志，也有人说是在旗帜上面画个月牙标志，以最后一说为可信。1954年补注。

(63)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三，页七。

(64) 《清史稿》列传一九〇《胜保传》。

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然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常的外交关系，但是还没有外国公使驻在北京。1858年（咸丰八年）中国先后同英、法、美、俄四国订立天津条约，才商定各国可以在北京设置公使馆，派遣公使来华。1859年6月英国以远东舰队护送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任，他们想沿白河驶入北京，要求中国撤除白河的防守军备。中国反对他们的武装护送，请他们由北塘陆路进京。由于他们不听制止，武力进驶，中国击沉了英国战舰三艘，射击伤亡四百六十四人。于是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战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三月二十五日）、英国公使卜鲁斯（三月二十六日）、帝俄公使把留捷克（七月八日）于1861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七月二十日）于1862年，先后来京⁽¹⁾。这是外国派驻北京的第一批使节。

这一批外国公使到达北京后，就在东交民巷附近设立了公使馆。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附近一带是当时北京城内的行政区。在那里有十五六个主要行政机构，许多的庙宇、会馆以及市民住宅，满洲举行祭祀的“堂子”也在那里。这些新成立的公使馆之所以集中在东交民巷，一来由于俄国陆路通商时代的招待所“俄罗斯馆”原在那里，二来也由于当时有关招待外宾的许多机构，如礼部、理藩院、会同四译馆、鸿胪寺、四译馆公馆（招待所）等全在附近⁽²⁾。

1900年，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列国的侵略，展开民族自卫自救的义和团运动，6月20日围攻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中国人民和机关先期迁离，使馆人员和教徒都集中在英国使馆⁽³⁾同肃王府⁽⁴⁾。这是后来列强在“使馆界”占用中国人民房产的张本，也就是他们在“使馆界”要“自行防守”的借口。

1900年8月14日，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民族自卫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焚杀淫掠好几个月之后，于12月22日⁽⁵⁾由十一国向中国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款——就是和约的草约，在“赔款”、“惩凶”、“道歉”、“驻兵”、“削毁大沽炮台”种种强横无耻的要求以外，第七款又提出：“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境界，自行防守，界内不宜扎华人。”⁽⁶⁾这个大纲是英国使馆译成中文送交奕劻和李鸿章阅看，由奕劻等于12月25日寄到西安军机处，12月26日军机大臣荣禄先回一电，说“第七款各国使馆屯扎卫队当议定兵数，不得过多，亦须有约束章程，免致越界滋事”。当时清朝反动政府统治者很怕“有碍回銮”（西太后等回北京），所以注意“越界滋事”，还教奕劻等“竭力磋磨”（磋商），但是第二天12月27日清朝政府就全部正式核准，在给奕劻等的电报里说：“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⁷⁾清朝政府所以这样迅速地核准草约，固然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环伺于外，实在也由于统治阶级根本对于条文未加考虑，像张之洞之流在当时还算比较明白的人，也认为“其势不能不允⁽⁸⁾”。这一班人不但没有为人民着想，甚至于也没有为自己办事便利着想，只是恭顺地听自己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驱使。奕劻和李鸿章在1901年1月13日“遵旨画押”，这个草约因为不必另请批准，也不互换，所以也就没有人再去研究⁽⁹⁾。1901年9月7日中国和十一国签订的和约（所谓辛丑和约），是完全根据草约议定的，其中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按照西历1901年1月16日，即中历上年11月26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¹⁰⁾，就是草约第七款的加强加密。从此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史上添了一个新花样、新名词——“使馆界”。

在“使馆界”交涉过程中，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回忆。一件是：1901年3月，领衔公使葛络干（西班牙）提出使馆扩充界图，东至崇文门大街以东，南至大城根，西至前门迤东，北至长安街迤北。照他的说法，不但使馆界尽量扩充，而且把周围的马路包括在界内。马路包括在“使馆界”内，中国人就不能通行，那么，北京东城的交通大道就全被隔阻了。后来再三交涉，才改为东至崇文门大街西十丈，西至距前门六十丈，北至长安街，但街南应拆去房屋十五丈，这才让出了通行的街道。他们的理由是“第七款奉旨批准，有自主防守之权，其扩界拆房皆为防守地步”⁽¹¹⁾。一件是：使馆界的西界原定距前门六十丈，因此东交民巷“敷文”牌坊以西地区不在使馆界内。刚巧敷文坊以西有一块较大空场，靠近美国兵房，1901年和约签订后，美国要求中国把它辟为花园，准许中外人民游览，那时候中外人民共同游览是做不到的，因此中国没有答复。不久美国人用木栅把它圈起，又不久平为操场，又不久改筑砖墙，其后又在墙内盖楼，最后成了美国兵营的一部分⁽¹²⁾。一件是：东交民巷之北，原有“兵部街”、“工部街”，两处道路（在今东长安街之南，早废），也不在使馆界内，1902年英国公使要求中国修筑马路，中国没有答复，于是英国越界代修，修好之后不准中国车马行走，而使馆界也就随之展宽⁽¹³⁾。一件是：“使馆界”划定以后，界内的中国公私房地无条件地拨归各国使馆使用或拆毁，中国人民迁出界外。长安街路北拆去的民房有一千四百多所，共一万六千多间，议定房地价三十五万两，这一笔款按理应由使馆付给，但是他们始终不肯，甚至于无赖地说，如果中国不为代付，他们要在“赔款”内自行从丰定价扣拨。结果还是由中国筹付了⁽¹⁴⁾。这些故事，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的蛮横、欺诈的真面目。

在“使馆界”划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在四周筑起高厚的围墙，墙上满布炮位、枪眼，墙内有美、法、德、英、意、日、俄七国设立兵营驻兵，墙外各留空地，作为操场，标着“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使馆界”内自设警察和管理人员。中国的部队和警察不能穿过“使馆界”，中国不能管理界内的行政，不能在界内征收捐税，不能在界内执行任何职权，中国人民不能住居界内，不能在界内有土地所有权。俨然在中国国都之内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严重的侵犯，也是对中国人民巨大的侮辱。

自从解放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过去某些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的兵营，要一律收回，所有兵营及其他建筑全要征用。1月7日把这个办法通知在东交民巷有兵营的美、法、荷（借用德国兵营）三国，限他们定期腾交。1月14日、16日先后收回东交民巷内法国兵营地产三十三亩六分四厘，荷兰使用的前德国兵营二十六亩，美国兵营三十三亩八分，并征用地面上所有建筑。从此东交民巷才算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领土，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使馆界”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在东交民巷内有了中国的机关，住了中国的人民，挂了中国的五星红旗，站了中国的人民警察与公安部队。所有过去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锁链完全粉碎了！几千年来的强大民族强大国家，经过一百一十年的暂时衰弱，又重新站起来了！我们今天回想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所以要提出“辛丑条约”和“使馆界”，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原载1951年9月7日《进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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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交聘表》。

(2) 参阅光绪《顺天府志》卷七；陈宗蕃：《燕都丛考》二编，四页至二〇页。

(3) 康格夫人：《中国来信》（Mrs. E. H.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109页。

(4) 《庚子北京事变纪略》，载《义和团》资料第二册，四〇二页。

(5) 这个日期系根据“辛丑条约”弁言。康格夫人《中国来信》192页，《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六九页），全说在12月24日提出。

(6) 奕劻、李鸿章致西安军机处电，载《西巡大事记》卷四，六页。

(7) 《西巡大事记》卷四，七至八页。

(8) 张之洞筹议回銮电奏，载《西巡大事记》卷四，一一页。

(9) 盛宣怀敬电：载《西巡大事记》卷四，二〇页。

(10) 《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四九七页至四九八页。

(11) 奕劻、李鸿章歌电，载《西巡大事记》卷七，一五页。

(12) (13)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一三页。

(14) 奕劻、李鸿章各国使馆所占民房议定给价请饬拨的款折，载《西巡大事记》卷九，三〇至三二页。

“黄马褂”是什么？

“黄马褂”是清朝官吏的一种制服，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政权，拿来收买、愚弄、麻醉他的仆从们的一种工具，本来值不得再谈。近来各地方讨论电影《武训传》，许多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简单加以说明。

清朝官吏的制服有礼服（当时称为朝服、补服）、常服、行服、雨服四种。（《清会典图》有详细的说明和图样）行服是行军和旅行的服装，主要的是骑马时候所穿。有“行袍”和“行褂”。行袍同长袍一样，但是大襟右下角比左面和后面剪短一尺，所以又叫“缺襟袍”。行褂穿在袍的外面，长只到股，袖只到肘，（《清会典图》卷七十五，长与坐齐，袖长及肘）衣短是为了骑马方便，短袖是为了射箭方便，所以又叫“马褂”，满洲话叫“额伦代”，（额伦代是短袖马褂，另有长袖马褂叫做“倭拉波”）有一个时期汉话又称为得胜褂。

在清代，皇帝出门有许多“内大臣”和“侍卫”随从着他，保卫着他，这些人全要穿行褂，帽后戴孔雀翎，还要佩刀。（最挨近皇帝的不佩刀）他们所穿的行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作成，没有花纹和彩绣，所以叫“黄马褂”。（《清会典》卷八十二注，《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七，《会典图》卷七十五，·及同治三年五月庚戌《东华录》。又康熙时，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壬戌条，称“黄马褂”为“黄褶”）明黄就是淡黄，是当时帝王专用的颜色，（一般贵族只能用金黄色，就是深黄色，平民只能用杏黄色，就是发红的黄色）所以在专制帝王时代是名贵的，黄马褂是天子近侍的服装，一般甘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也是羡慕的。封建统治者就利用了这种心情，拿黄马褂作为赏赐仆从们的奖品，表示承认他们做了亲近侍卫，拿它作工具，收买他们，麻醉他们，愚弄他们，利用他们，使他们长期为统治阶级服务，以便封建统治更加巩固。于是产生所谓“赏穿黄马褂”。

上面所说侍卫等人穿的黄马褂，是由于职任关系而穿的，如果职任解除，不做侍卫或内大臣等，就不能再穿，（《会典》八十二）所以这种的黄马褂叫做“职任褂子”，满洲话称为“秃山”褂子。至于“赏穿黄马褂”就不同了。

“赏穿黄马褂”又有两种。一种是打猎校射时候所给。清代在咸丰以前（1861年以前），每年秋天要到木兰（河北省承德市北四百里，今名围场县）大猎二十天，（《清通考》一三九）称为“行围”。在打猎时候射得鹿的，（西清：《黑龙江外纪》）打猎完毕蒙古人在路上献禽的，（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六）“全赏给黄马褂”，或其他奖品。这种行围时所得的黄马褂，只有在行围时能穿，平时不能穿。（《养吉斋丛录》卷十六）打猎期间往往要比赛射箭（校射），汉满文武官吏全参加，射中五箭的分别奖赏（汉官只要中三箭），在官阶较高，得赏次数已多的人，可能得到黄马褂，（《清史稿》列传一六九《瑚松额传》，道光九年，1829年）这都属于行围褂子。

还有一种是真正的“赏穿黄马褂”，用以奖赏有功的高级武将，或统兵的文官。凡是得到的，任何时间全可以穿。这是清代统治者进一步的麻醉办法。这种武功褂子，道光以前较少看到，（《东华录》，嘉庆十年二月丙辰，引乾隆四十一年四月谕，所列赏功的办法全没有提到黄马褂。）应该是咸丰以后才盛行的。清朝统治者收买武人的封建工具，有：加“巴图鲁”勇号，“赏戴花翎”，“赏穿黄马褂”，以及封爵、世职等等，而黄马褂则是比较高的一种。我们看《清史稿》的列传，所有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反革命刽子手，几乎很少没得过黄马褂。其中也很少是由较低官阶而得到的，（列传卷一八八至二〇六）因为“黄马褂”要与“侍卫”的其他条件（品级花翎等）结合，不是孤立的奖品，不可能没有具备其他条件而先得到。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恶毒手段，一步进一步，一样换一样地延长对臣仆们的愚弄和统治。文官赏穿自乾隆十一年始。（《养吉斋丛录》二十二）

这三种黄马褂后来的功用不同，所以统治者就在形式上稍稍加以区别，职任和行围的褂子是用黑色钮绊，武功的褂子用黄色钮绊（和马褂同样颜色），这一点点区别也是统治者的深意所在。

黄马褂就是这样一件东西。

至于武训有没有得到“黄马褂”呢？我可以确定地说没有。第一，“黄马褂”是给和军事有关人员的；第二，“黄马褂”是给高级官吏的；第三，“黄马褂”是与“花翎”、“品级”配合的；第四，“黄马褂”是最高的奖赏，要记载在史书上的。这几个条件，武训全没具备。就是说，在统治者看来，那时候武训还不够“赏穿黄马褂”的资格。如果当时武训果真得到黄马褂，袁树勋的公文里一定要大书特书，也不会认为是“仅予寻常旌表”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说武训得过“黄马褂”呢？我想这是后来捧武训的人拿近代勋章的眼光看“黄马褂”，以为像武训这样人总应该戴一个勋章，于是找出了“黄马褂”，而忘了在清代统治者对于“黄马褂”还另有它一套办法。

清代记载武训的文字，从来没说他得过“黄马褂”，在抗日战争以前关于武训的记载，只说有得过“黄马褂”的传说，还在疑似之间；抗战后许多记载才坐实了武训得过“黄马褂”；到了电影“武训传”，竟加重的描写，说武训得了，穿了，而又扔开了。这是这一个小故事的发展经过。

（原载《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二五期，署名及时）

清代考试的文字
——八股文和试帖诗

清代考试的文字，主要包括两方面：一、八股文；二、试帖诗。

一、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大体沿用唐宋以来的制度，而变更了一些做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据《明史·选举志》上讲，这种办法是明太祖和刘基两人规定的，这个说法是否确实，已经不好考订了。这种办法，在明代就是要求考生答卷必须“代圣人立言”，只能用孔子的口吻写文章，不许发挥自己的意见。清代又加了一层限制，要求“代圣贤立言”，这个圣贤又包括了宋儒，就是除了圣人孔子，还要用贤人朱熹的口气说话。对于篇幅，明代要求四书的题目须做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须做三百字以上。清朝顺治二年规定，四书文每篇不超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又宽至六百五十字。可是人们越写越多，渐成喜为长篇的风气，动辄千言，又多是肤词滥调。五十四年乙未科会试，有个叫尚居易的，一篇文章写了一千二百多字，初拟第一名，后来决定取消他的资格。乾隆四十三年，明确规定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超过此限的概不录取。

就格式讲，这种文章不能写成一般的散文，必须要用排偶，要讲对仗。这样就形成了明清时期所特有的内容僵死、形式固定的八股文。

八股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章？现在已经非常不易找到了。许多书中都有所解释，如说：八股文是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二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亦称为八比。

在我的藏书中，有几本清代刊印的当时考试人的试卷。这里我们举几个实例。

首先看一下破题和承题的写法。

光绪庚寅（光绪十六年）恩科（因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次年特别开恩，例外增加的一科），会试的题目为：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这是用《论语》中的两章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题目，这种题目叫做大题（当时的题目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大题，就是用经书中的几句话或者一章、两章作为一个题目，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种是小题，只用经书的一句，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一种叫做接搭题，就是把两句话截头去尾，如“不亦乐乎人不知”。俞曲园在河南做学政时就喜欢出接搭题，出的奇奇怪怪，后来为此受到御史的参劾，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出接搭题了。但也有人认为接搭题好，它把极不相干的话连在一起，就不只是考文字，而且可以测验出一个人的智慧）。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孔子的文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而关于性和天道他却从来不讲，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子路凡是听到老师的话都要照着去做，如果做不到，他就非常害怕听见。这里讲了“闻”、“行”两个方面，考生就应该把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概括起来。这次会试的第五房同门姓氏试卷中有一篇张叙宾的文章，他是这样开头的。

闻有难以言传者，无不可以行励也。（破题）盖由文章而推之性与天道，秘于言，宜体诸行也。子路之恐，亦同一励行于闻之意耳。（承题）

开头两句既点明了“闻”，又点明了“行”，将题目的要义一语道破，这就是所谓“破题”。接下来三句进一步说明了“闻”与“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承题”。

下面接着写道：

且圣教本无隐，而时欲无言，亦以道不远人，第求诸言不若实课诸行耳。行所得闻，而未闻者可默会焉；并行所已闻，而可闻者且递引焉。此其诸智者知之，勇者励之，而圣教难宣之隐与学人务实之修，类举之，无难显白于天下。（见《第五房同门姓氏》）

这一段即是“起讲”，文章就从这里入手了。此后再分成几股，然后结束。

张叙宾为河北磁县人，时年四十一，生于1850年。会试中式第四名，殿试三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二等。即用知县。

下面再看夏寅官文：

两贤造道之深，愚柔宜勉矣。（破题）夫由易闻而知难闻，子贡之明也；由已闻而励未闻，子路之强也。愚柔其勉之哉。（承题）（见《第七房同门姓氏》）

夏为江苏东台人，时年二十五，生于1866年。会试中式第六十四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六名。翰林院庶吉士。

另郑叔忱文：

尊所闻而行所知，两贤之学进矣。（破题）夫子贡之述所闻，子路之策所行也，均有得于既闻既行后耳。故并志之。（承题）（见《第七房同门姓氏》）

郑系生父，时年二十八，生于1863年。会试中式第七十二名，殿试二甲一百十七名，朝考一等第七名。翰林院庶吉士。

下面再看分股的写法。

光绪甲午（光绪二十年）顺天乡试，试题为“诗曰：衣锦尚絅。”锦，是丝织品中最华丽的一种；絅，是一种麻布制作的罩褂，比较粗糙。意思是，穿着最精美的丝织品的时候，外面再加上一层粗糙的罩褂。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诗人知草衣卉服，特为上古之遗风，则入朝庙而黼黻休明，正有取朱绿苍黄之用。

诗人知正笏垂绅，悉遵一王之定制，则考缋事而设施采色，谁能掩山龙藻火之辉。（见肖开甲文）

这是两股。两股的字词之间完全对仗，结构完全相同。

清朝在乾隆以后，曾一度规定把中股和后股合成一股，名之为“大股”。这样，八股就成了六股了。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大股写得如何，非常之重要，评判文章的优劣，主要看大股。当然文章的开头如果不能惊人，别人也就不看下文了，因而破题、承题也有决定意义。有的文章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之后，也有再写一至三句结束全篇的，一般这几句结束语都是颂扬之辞。

八股文有没有范文读本？有的。乾隆认为，人心士习、风会所趋，关系着国家的气运，所以他下诏要编一本可供士子楷模的八股文范本，“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于是，桐城派的鼻祖方苞就根据这一精神，选录了明清两朝名家的时文，编成四十一卷，题名《钦定四书文》，颁行全国。这是最早的八股文示范。嘉庆时，又有路德编选的《小题正鹄》，专选小题文章。这本书在当时和以后影响相当大，因为考进士一般出大题，考秀才一般出小题，路德的《小题正鹄》正是为适应大家考秀才的需要而编的一本模范文选，所以很受欢迎。可是那些有了出身的人，认为这类东西是不屑一看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清史稿·艺文志》也不把八股文算作著作，《小题正鹄》之类都没有列入，尽管它当时最流行。只有方苞编选的《四书文》列入了《艺文志》，因为这是奉皇帝的命令编选的，前面标有“钦定”字样，他不敢不登。

八股文来源于宋朝的四六。四六和骈文不同。六朝和唐尚骈文，骈文专尚词藻和对仗，不用虚字，而四六不尚辞藻，常用虚字。另外明朝时焦丽堂还有一种说法。说八股文源于元曲。这种说法可能也有它的根据，因为元曲都有曲牌，若干曲牌组成一篇和八股很相像。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人都曾猛烈地反对八股文。鲁迅特别指出八股文的坏处，说这是蠢笨的产物，文章之所以要一股一股地定出格式，是为了考官看起来省力，应试人也不费事。（《伪自由书·透底》）

八股文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一种好的文体。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它的批评很多。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它不仅规定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且对于书、经的解释只能以朱熹的注解和《高头讲章》为准，这就局限了人们知识的范围，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写文章本来都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八股文不允许谈自己的意见。对儒学经典，绝不许可议论它的是非。就是说它对，也只能按照朱熹的讲法，说它怎样对、什么地方对，不能另外有什么讲法。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一套是要所有的人们服从的，这就变成了一种法令。在体裁形式方面，它规定固定的模式、死板的层次、字句还要讲对仗，使人们的思想陷于僵化，陷于保守和顽固。所以到了后来，八股文越来越衰微平淡，越来越只为应考人设想，越来越趋于简易，仅仅成为一种考试的工具，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连所谓代圣人立言、概括经义都没有了。清代虽然不断有人说它不好，虽然不断进行所谓改革，但始终没有改掉。直到戊戌变法之后，形式上去掉了八股文改为策论，但实际上还是一样，因为出的题目还是那样一种题目，写的文章还是那么一类文章，并没有超越许多，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后来又改新式学校了，八股文都不讲了，而大家所学的仍和八股差不多，尽管文体有所改变，不像原来那样死板，由八股改为策论，由按部就班的体例改为可以自由发挥，这是解放了一些。但就拿策论来说，字数仍有一定限制；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能违背当时的政治倾向。考试的文字是这样；考试以外，像当时的《清议报》、《时务报》、《国际报》的文章，虽然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但还是说空话的多，讲实际的少。它们当然很有不少了不起的文章，像梁启超的文章，有的真是如同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撒开思想的缰绳，纵横驰骋，可是最后落实了，还是很空洞。所以整个看起来，八股的害处很大，不仅害了明清两朝，在清末取消八股之后，仍然长时间文风不正。后来又有党八股，也正是老八股罪状在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无论新八股、老八股，必须一律扫荡。

当然，八股文自身也有个变迁过程。就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曾不断讨论，希望有所改革。雍正就曾一再强调八股文必须做到“清真雅正”，也就是真实、明白；乾隆也曾要求做到“词达理醇”，也就是词语通达、道理纯正。乾隆说过：“古人论文，以浑金璞玉不雕不琢为比，未有穿凿支离可以传世行远者。至于诗赋不免组织渲染，亦必有真气贯乎其中乃为佳作。”乾隆十年乙丑科会试，他就因为第一卷文太繁缛，不如第七卷清真，亲将第七改为第一。可见他们本来的要求还是好的，只是人们没有做到，完全照一个格式去写，越写越坏。我们如果把清朝和明朝的八股文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清朝的八股文确实十分清楚。尽管它严重束缚着思想，必须照孔子的话来写，但写得明白。我们从史书里也可以看到，清代的官方文字——上谕，没有一篇是难懂的，都是把话清楚地说出来，没有词藻、废话，从它入关直至灭亡，基本都是如此。而明朝不同，尤其是明末，那些皇帝的上谕和群臣的奏折，实在很不好懂，有一种离开事实的调子。明末的许多批红出自太监之手，成为一种“太监体”，非常晦涩。所以，就明清相比，清朝又比明朝差强一点。当然，我们说清朝比明朝好一点，并不是要提倡它，只是说明清同样以科举取士，这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试帖诗

前面谈了八股文。八股文不能离开经义，不能离开孔子的言论，不能违背朱熹的注解，所以也叫做“帖括”。试帖诗的“帖”，和“帖经”、“帖括”的“帖”，是同样的意思，即不能离开诗题任意发挥。最初，试帖诗也是根据孔孟之道来阐述的，后来发展成为用帖试这种体裁来描绘古人诗句的含义。

试帖诗有它一定的格式。

试帖诗的题目前面一律有“赋得”二字，下面接着是一句古人的五言诗，后注“得×字”，限定必须用这个字的韵，又注“五言六韵”或“五言八韵”，要求写的诗要用六个韵或八个韵，即写成十二句或十六句的五言排律一首。

什么叫“赋得”？前人有过不少解释，但都不很准确。实际上，这是由元朝以来至明初的一种白话演变出来的一个词。“赋”，就是诗，“得”，就是“合乎”的意思，就是说，要作一首诗，来描写出“五色诏初成”的意境。过去写布告，往往开头写“照得”如何如何，如“照得民为邦本、本因邦宁……”，这是从元朝来的一种白话，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例行的官样文章。试帖诗用“赋得”之成为一种习惯用语，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我们现在发现朱元璋的许多文告、信件，如他给徐达的信，很多都是用白话写的，不是当时文言文的写法。那么，为什么不说是从元朝开始的呢？因为明初的白话和元朝的白话不同，元史和元代碑铭中引录的元朝白话，多带着明显的蒙古民族的特点，而明初的白话大都是汉人的日常口语。“赋得”，这是汉人的说法。因为试帖诗题前都有“赋得”二字，所以又称这种诗为“赋得体”。诗题后面注明“得×字”，除了必须按照这个字用韵以外，还要在诗的第二句或第四句的末尾把这个字用上，如“得成字”，末尾必须出现“成”字，出现晚了不行。作诗之前先规定用韵，所谓赋诗先赋韵，这是旧日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相传梁武帝有一次让人作诗，那人说，你得先给我一个韵。可见，这种习惯那时就已经有了。

试帖诗也有破题，但和八股文不同。八股文要求开头用两句话点明题意，试帖诗则要求前四句诗中一定要包含题目的全部文字，至少，如果题目是一句五言诗，也得用上四个字，如果是一句七言诗，也得用上六个字。否则就不合格。

例如，光绪甲午（光绪二十年）顺天乡试“赋得五色诏初成　得成字五言八韵”题下，其中杨恩元的一首试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的：

丹诏崇朝下，

鸿文妙手成。

十行词绚烂，

五色字晶莹。

这里，第二句末尾用上了“成”字；“成”、“莹”，都是成字韵；诗题中的五个字，前四句里用上了四个字，这是允许的。

杨恩元，贵州普定人，光绪四年生，时年十六，得是年顺天乡试第七十五名。

又如，光绪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会试试帖诗题为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　得山字韵　五言八韵”，其中杜德舆诗的前四句是：

四处云齐合，

苍苍识旧颜；

补非拈画笔，

缺不露春山。

黄惠安诗的前四句：

一角苍崖缺，

云刚出岫间；

补来非炼石，

齐处竟成山。

杜文第四句末尾用了“山”字；“颜”、“山”，皆山字韵；前四句包括了题目当中的全部七个字。黄文包括了六个字，“间”、“山”亦山字韵。

试帖诗除头两句外，以下直到末尾都要对仗，这是从唐人的排律出来的。诗的结尾部分，所谓“合”，照例也都是颂扬。以上所举两例，都是如此。

作试帖诗，关键在于掌握对仗。这是怎么学的呢？原来，当时孩子从启蒙的时候就有一种“对课”，专门学习做对子。开始比较简单，如老师说个“走”，学生就对个“跑”，老师说个“天”，学生就对个“地”。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接着一个词一个词地对，然后一句话一句话地对，逐渐复杂起来。作诗先从练对子开始。蔡元培先生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就曾谈到过这种情况。

八股文有模范选本，试帖诗也有模范选本。编选《小题正鹄》的路德和别人共同编选的《七家诗》就是一种，流传很广。当时准备参加秀才考试的，除了念《四书集注》、《高头讲章》，主要就是念《小题正鹄》和《七家诗》，这是他们答卷时可供模仿的直接参考书。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二期）

满族的统一

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的领土。王朝虽然更迭，领土人民始终是中国的，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新王朝的成立和巩固有一个过程，各地的土地人民隶属于新政权也有先后。在历史悠久土地广大的国家里，某一地方在某一时期还未隶属于新王朝，仍然打着旧王朝旗帜是常见之事，例如明洪武初年的云南，清顺治初年的厦门。这只能说它那时还不属于新王朝，而不能说它不属于中国。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¹⁾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²⁾。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³⁾，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⁴⁾。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⁵⁾，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⁶⁾，派人“巡边”⁽⁷⁾、“烧荒”⁽⁸⁾，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⁹⁾。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¹⁰⁾。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¹¹⁾，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¹²⁾，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¹³⁾，都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朝贡只是一种“互市”关系，这没有根据。如果确如他们所说，那么为什么努尔哈赤在三十四年之间只有四次朝明⁽¹⁴⁾？又为什么各少数族首领总是不断地要求互市，要求开马市、木市呢？

在明王朝封建政权下，关于属夷朝贡，贡期的规定，贡品的数额，贡道的指定，人员的限制，边关和沿途官役的勒索干扰，宫廷太监的规例，兵部、礼部、会同馆的挑剔，以及口译通事的刁难渔利，经纪商人的盘剥垄断，都给朝贡属夷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污辱，这在记载里很多。所以很少按年朝贡⁽¹⁵⁾。

明代东北少数族既然不寄希望于朝贡，那么为什么还去北京朝贡？原因各有不同，共同的一条是为了“领年例赏物”，回来好拿“赏物”骄傲旁族，表示臣属关系良好，借可以不受欺压；“本地所产”，也可以拿到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¹⁶⁾，所以争霸的部族都利用它并且控制着它。努尔哈赤当时互市在“抚顺、清河、宽奠、靉阳五处关口”。这才是它们真正的贸易所在。

明中叶后，朝廷越来越腐朽，部分属夷越来越强大，称国称汗。扈伦四部都自称为国；建州的王杲、王兀堂，哈达的万以及乌喇的布占泰都称汗⁽¹⁷⁾。但他们仍用原来受封的卫所名义到北京称臣朝贡。形成“其通于明皆以所领卫，令于所部则曰国”⁽¹⁸⁾的半独立局面。所以张居正执政时说：“今东患在属夷”⁽¹⁹⁾，甚至认为“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指的就是这种局面。这说明东北少数族的生产正在发展，明代社会正在变化。少数族要求统一，要求不受双重剥削和压迫，而明廷又振作不起来，不能阻止少数族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努尔哈赤本人正是发展变化中的一分子，在这个浪潮中，他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满族的统一，本人也承担了这个任务。

清代记载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于1583年（万历十一年）在明攻古勒城时被误杀，因此起兵替父祖报仇。此事经过，明代史书未见。但古勒城破和城主阿太被杀的时间在1583年二月⁽²⁰⁾，与清代记载相合。努尔哈赤以受害家属向明廷控诉，受到抚恤，是可能的。但起兵的话不免夸大。这时他只有战甲十三副，几十个人，力量微弱，只是开始单独活动。

从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招徕”和“攻取”了很多其他部族，并和明廷保持一定关系，经过六年，1589年提升为都督佥事⁽²¹⁾，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亲到北京朝贡⁽²²⁾。经过三十四年，1616年统一了东北，统一了满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王朝，就是清王朝的前身，有的书称为“后金”。历史家为了区别于1115年阿骨打建立的金王朝称为后金是可以的，说建立后金是不妥当的。满文老档虽然也有后金字样，也是为了区别，而且不如称金的多。我们今天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一进门就看见陈列的牛庄城云版，上面清楚铸着“大金天命癸亥（八年，1623）年铸”字样，不是后金而是大金。

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年纪已二十五岁，比起当时其他少数族贵族显得晚些，反映出他这一家在建州卫里是弱小的。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什么上层贵族，说明他后来的成功不是凭藉家庭关系而依靠的是生产和群众。

清初编年史总结他们胜利的年代和原因，有两条记载。一条在1588年（万历十六年）说：“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²³⁾。”时在所谓起兵的第六年，说明他们开始兴起。一条在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²⁴⁾。”时正在灭叶赫之后，说明他们统一了各少数族。两个年代都是关键的年代。另外明代编年史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说：“奴酋（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²⁵⁾。”这时努尔哈赤灭了哈达。在上一年本来已占据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而退出，又被叶赫侵略，明廷不管，努尔哈赤再度占领了它，所以明廷说“遂不可制”。这是明朝的总结，承认从此自己不能指挥努尔哈赤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年代。三个年代是努尔哈赤军事政治力量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界标。我们今天总结满族的发展和统一，用这三个年代作界标也相宜。明末东北的统一与满族的统一是一致的。至于1616年的建立统一政权，1618年第一次进攻明管城堡，虽然也是关键事件，但只是统一过程里面的一些成果。满族统一过程可概括如下：1583—1588年，是满族发生阶段；1588—1601年，是满族发展阶段；1601—1619年，是满族统一阶段。

第一阶段，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他，愿意合作的只是一些附近居住的几家被压迫的人。在得到明廷安抚后，依靠明廷威势，先后收附或征服了邻近的董鄂部、哲冻部、苏完部、苏克苏浒河部等的某些城。1586年杀了仇人尼堪外兰，1587年在平岗建立根据地，1588年开始与别的部族缔婚。这是努尔哈赤兴起阶段，也就是满族发生阶段。

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加紧靠拢明王朝，四次亲到北京朝贡，和几个强大部族通婚联盟，但很不坚固。这时开始向较远部族进攻，1591年攻长白山鸭绿江路，1598年远征安褚拉库路。1599年虎尔哈路降附，是远道来降中较早的。从1593年抗拒九部联军胜利以后，和扈伦四部发生矛盾，参与了他们之间的斗争。1595年攻辉发，1596年送布占泰回国为乌喇国主，1599年占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退出，1601年再度占领哈达灭了它⁽²⁶⁾。这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阶段，也是满族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努尔哈赤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赫图阿喇（1603）和一些自己施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后建立了独立的满洲政权——金（1616）。分别先后攻取了具有强大霸权地位的辉发（1607）、乌喇（1613）和叶赫（1619）。更广泛地向较远地区发展，1607年到了瓦尔喀蜚悠城，1609年到了瑚叶路，1610年到了绥芬，1616年到了黑龙江。同时加强了和蒙古族的和好。这是努尔哈赤完成东北少数族统一阶段，也就是满族统一完成阶段。

这三个阶段里，东北少数族各部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对明王朝朝廷的关系是错综曲折的。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不顾明廷干涉，第二次灭了哈达，似乎和明廷已经决裂，但事隔半年，当年十二月又亲到北京朝贡⁽²⁷⁾，明廷也不敢说什么，依然赐宴如例。朝贡回来，应该对明廷留有好感，但过了五年，1606年他又接受了蒙古上的尊号昆都仑汗（汉文作神武皇帝）⁽²⁸⁾，妄自尊大。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明廷一个中级武官巡边，自己跑去跪接⁽²⁹⁾，过了二十个月，1616年他又“黄衣称朕”了。这种反复，固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也蕴藏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满洲”这一名称。这在清初以前的历史上没有见过，是努尔哈赤创造的。他在何时创造，创造出来代替哪个他要避讳的名词，全无明确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他的始祖建国，“其国定号满洲”，应该是国名，又说“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又像是部族名或者是氏族名；又说，努尔哈赤生时，“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又像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名。同一本书里，记载不同，互相矛盾。许多处称“满洲国”，仔细分析，指的还是满洲族。在努尔哈赤称帝以前，无论是努尔哈赤一家，建州卫一部，建州女真这一氏族，从未建立过国家，所以“满洲国”只是努尔哈赤的假想，最初可能他想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后来随形势的发展，就把它扩大为表示全民族的名称了。

那时，明王朝称这个氏族为女真（女直），本民族自己称为珠申，努尔哈赤有意把它改为满洲。《满文老档》在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有一段纪梦的文字，同时出现了女直、珠申国、满洲国三个不同的名字⁽³⁰⁾。说明还未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自称用的是珠申国而不是满洲国。另外，凡是满、汉并举时，满文都写作“珠申”和“尼堪”。说明满洲名称出现后，珠申的名称仍在普遍应用，以至到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还要下令禁止再用珠申字样⁽³¹⁾。

当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强盛扩张的时候，1591年（万历十九年）叶赫压迫努尔哈赤割让一个城给它，派人对努尔哈赤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³²⁾，岂有分为五国的道理，现在你的土地比我多，应该划出一个城给我。努尔哈赤回答说，我是满洲，你是扈伦，你国土地虽大，我不能夺，我国土地你怎么能来强要。说明这时在努尔哈赤思想里，满洲概念是以国家主权为标准而规定的和后来不同，没有包括扈伦四国在内。语言相通应该合成一国的问题是叶赫提出来的，应该是各族人的多数愿望，努尔哈赤没有理解，严词拒绝了叶赫的要求。但是不久他就接过这个口号，提出“同一音语”（同一语言）问题⁽³³⁾，认为同一语言的国家应该统一。同时于1599年创制满语字母⁽³⁴⁾，成为语言固定下来的符号，为统一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终于在第三阶段实现了这种按语言的统一。于是满洲概念也从满洲国变为满洲族，成为后来的满族。所以满洲这一新名称的提出，促成了满族的统一，也促成了努尔哈赤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满族祖先靺鞨族建立过渤海国，经过二百十四年（713—926年）灭亡；女真族建立过全国性政权的金王朝，经过一百二十年（1115—1235年）灭亡；但直到努尔哈赤时期才算第一次全民族统一。

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活动招附各部的汉文记载里，经常见到部主（如董鄂部部主）、路长（如朱舍里路长）、城长（如兆佳城长）、城主（如洞城城主）、寨主（如马尔墩寨寨主）⁽³⁵⁾等名称，这些部、路、城、寨都是明王朝的卫所和所属地方。路就是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东华录》作“征渥集部所属瑚叶路”，又“兀吉部内瑞粉卫酋长吐朗”，《东华录》作“渥集部绥芬路长图楞”⁽³⁶⁾，都是证明。城就是所。他们不满足于明王朝卫所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名，而用自己统领的地名称长称主，但仍属于明王朝领土和统治之内。

在努尔哈赤活动初期，由于人口少、土地宽阔，又有强大部族包围，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叛变，凡归附的人全部迁到努尔哈赤住地附近，加以编制安排。1588年（万历十六年）对苏免部、董鄂部一部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蜚悠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多起来，中间间隔的部族也统一了，才不再全部集中，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东海萨连部（1616年）都是。这种集中居住，加以编制安排，是满族融合扩大的基础之一。迁移一地集中居住才能完成统一组织，促进统一生活和生产，也就是促进了融合。清初满族统一当然有其共同的物质条件，从历史上，集中居住也是促成条件之一。集中居住对促成满族的统一，从而又为全国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不是努尔哈赤当初所想得到的。

各少数族归附努尔哈赤的时间有先后，迁移集中的情况也不同，甚至同一家族也参差不齐。1588年栋鄂部长何和礼率所部归附努尔哈赤，他老婆领着一部分部队仍留原地，后来听说努尔哈赤把女儿又嫁给何和礼，于是一怒率领武装来向何和礼挑战，经过说服，她才罢兵归附⁽³⁷⁾。库尔喀部长郎柱是最先归附的部族之一，他只派儿子杨古利跟随努尔哈赤。不久郎柱被部众杀掉，他的老婆背负着小儿子骑着马左右射击才逃出来，后来部众也降附了努尔哈赤⁽³⁸⁾。1618年10月虎尔哈的纳哈达率部众一百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分列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还是有人愿意回去⁽³⁹⁾，当然都是他们首领的意见。这些故事反映出，就在同一部族里，他们上层之间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也是有所差别的，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动荡的，在变。

努尔哈赤正是在变化中的一个。在他开始活动的第二年（1584），一夜捉到一个贼，家人都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说，“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你来抢我，我就去抢你，而是想到“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⁴⁰⁾。从重视生产、重视粮食、重视战备这一观点衡量，他比当时其他一切奴隶主是进步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到建国以后，攻下城镇，首先清查粮食，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在右屯卫一次就运走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多斛，粟米一万五千二十多斛⁽⁴¹⁾。在他那个时代，交换是困难的。他注意交换所以重视商人和他们广泛往来。我们在满文老档和其他文献中看到，在他建国时至少有三个大商人成了他的高级将领。开原商人刘兴祚⁽⁴²⁾，后做副将；抚顺商人佟养性⁽⁴³⁾，后做总兵；清河商人李继学，做都司，他儿子李国翰在进入北京后做定西将军⁽⁴⁴⁾。另外还有一个马元龙⁽⁴⁵⁾。1616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派了商人渡黑龙江进入伯吉力三十六寨⁽⁴⁶⁾。这不仅是贸易，也是政治活动。1618年攻下抚顺，“有山东、山西、涿洲、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人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令归”⁽⁴⁷⁾，这更是政治了。

《满文老档》天聪五年（祟祯四年，1631）二月一日有下面记录：“南面刘五哥派五人由陆路送来：毛蓝布一百十八匹，合银七十一两；水银十四斤半，合银四十三两五钱；白蜡药二斤半，合银七两五钱；头簪，合银三两；针四万八千个，合银十两；缎一匹、纱一匹，合银五两；朱一斤，合银二两；烟叶一百八十把，合银四两；共合银一百四十六两。”⁽⁴⁸⁾此事不见于《东华录》。所谓南面，指鸭绿江口外皮岛周围小岛。皮岛自1629年明袁祟焕杀毛文龙后，这时在刘兴治控制下，第二年就失掉了⁽⁴⁹⁾。刘五哥不知是谁，大约是明军小军官，可能就是刘兴治兄弟辈。刘兴祚、刘兴治等兄弟五六人虽然先后被清廷杀掉，他们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关系原来是密切的。

这是一次数额较小的交易，皇太极招待殷勤，来时设宴，回去还派人相送。反映出清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关心。也反映出明朝正在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清人不得不如此到处走私。这次送货，已经不是实物交换，全用货币交换，也是值得注意的。

*　*　*

从上面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关于经济工作，努尔哈赤集团做得最为突出。提高经济活动水平，这在整个东北少数族里是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努尔哈赤利用这一条件，进行东北少数族的政治统一工作，因而无往不利。

（原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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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2) 《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3) 《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1456），《明一统志》修于天顺二年（1458），都说一百八十四卫。

(4) 万历《明会典》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卷一二五说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共四百二十三。

(5) 万历《明会典》。

(6) 《中山闻见录》卷一，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条。

(7)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乙卯年四月条。

(8) 《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

(9)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696—697页。

(10)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

(11) 《清史稿》，列传十，杨吉砮传。

(1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13) 《满文老档》，万历三十八年（1610）条，日本译本，1958年东京版，第3册1173页以下。

(14) 努尔哈赤自起兵到称帝，凡三十四年。其间仅在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朝明。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二五一、三二七、三六六各卷。有的书不算1592年一次，只说三次。

(15) 万历《明会典》卷一〇七，礼部，“建州海西岁一遣人朝贡”。

(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四月条。

(17)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20页，万历四十年九月条称“布占泰汗”。

(18) 《清史稿》，列传十，传论。

(19)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二，与辽蓟总督。

(20) 《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

(21)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

(22)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庚子条，卷二五一戊子条，卷三二七癸酉条，卷三六六乙丑条，《国榷》漏载1598年一次，孟森《清史讲义》不算1592年一次，认为只有三次。

(2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2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八月条。

(25)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条。

(26)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条，辛丑年正月条。王先谦《东华录》灭哈达列在己亥年，蒋良骐《东华录》同。

(27) 再灭哈达，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辛丑年正月条；朝贡事见《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丙寅条。

(2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丙午年十二月条。

(29)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甲寅年四月条。

(30)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37页。

(31)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十，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

(32) 王氏《东华录》天命一，辛卯年正月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无这里的八个字，作“总一国也”。

(3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四年八月条，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条。

(34) 王氏《东华录》己亥年二月辛亥条。

(35) 以上均见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3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酉年十二月条。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己酉年十二月条。

(37) 《清史稿》列传十二，《何和礼传》。

(38) 《清史稿》列传十三，《杨古利传》。

(39) 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天命三年十月丁卯条。

(4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五月条。

(41)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498页，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42)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二年九月庚申条。

(43) 《清史稿》，列传十八，《佟养性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195页。

(44) 《清史稿》列传二十三，《李国翰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0页。

(45)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3页。马元龙是译音，本名和事迹待考。

(46)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75页。

(4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条。

(48)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473页。单内“朱”未详。

(49)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天聪五年三月甲午条。

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

关于满族的起源，我没有深入研究。曾经想，如果将过去的原始记载，一部书一部书地分析，找出各书结论，然后合起来比较研究，汰疑存同；这样做，是不是比凭主观考虑，分别向各书略取需要的材料，所得结论，更能和事实真象接近？今天就先尝试一下⁽¹⁾。

为什么先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以下称《武录》）着手？一是由于它在1636年成书⁽²⁾，是清初用汉文写的第一部官书，时代较早；二是由于它的取材都是满洲初期的资料，如《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没有经过企图符合后来发展的润色；三是保存了一些原始历史资料，如《满洲源流》、《诸部世系》之类；四是由于它有自己的实践，不是抄录旧书，如它说，长白山之上“有一潭，名‘他们’”（卷一，一页）。“他们”为满语Tamun对音，后来写作闼门湖。这是当时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皇舆考》等书所没有的。不经过实践不可能知道。

《武录》没有说满洲名称的由来，只说满洲这个民族名称，在努尔哈赤以前，汉文和其他文字的记载，无论直接间接，都未见过，可知它是满族人的自称，而不是族外的他称。在努尔哈赤以后，满汉文的名称记载也从未说明它的来源，《武录》也一样，可知这个名称不是固有的，而是努尔哈赤新创的。但它是怎样构成的，却众说纷纭。

最近，我从王文郁的文章里得到启发。他认为，女真或许是满语复合词niru（披箭）jan（哨箭）的汉字对音，汉语意译就是“箭”，因此女真族就是箭族。我想，满洲（manju）这个努尔哈赤创立的名称，可能也是从这个线索考虑出来的。

过去孟森曾经设想，“满洲”语源可能是由“马法”来的，满族自称他们的首长为“马法”（汉语长老、首长、祖父），其意汉人不懂，见他们常说“马法”，以为是他们的国名，辗转传述，变成了满洲。孟森这种想法，是由同声字头——M启示的。满语majan（长披箭），滋乳为Mangga（硬，善射，才勇出群人），为Manggasa（好汉，Mangga的复数）。可能满洲一词语源就是从这里设想出来。当然，这是猜想。请懂满文的同志加以指正。我总想，从各族语音考求他们的历史文化，这是可用的方法之一。可惜我不懂满文。

《武录》说：“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东北之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湖里”（卷一，一页）。布库里山的所在，也是清史上争论问题之一。最近张璇如认为，布尔湖里（布勒瑚里）满语作Bulhuri（见《满洲实录》）和蒙语Bolgori（包勒果里）一样，都是“水清澈”之意，演变为名词Buleku（镜子），所以布尔湖里就是今日的镜泊湖。这就给满族沿牡丹江南迁的说法，提供了一个深入钻研的新证据。

《武录》在布库里英雄（布库里雍顺）建国时记述说：“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卷一，一页），并加注说：“南朝误名建州”，又记载说：“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卷一，三页上）。说明《武录》认为满洲是地名，是国名，而且就是明代的建州。我们看到，《武录》记载中，称蒙古胡笼（扈伦，卷一，三页下）均为国。《武录》称之为国的有大明国（卷二，四页上）、蒙古国（卷三，八页下）、胡笼（扈伦）国（卷一，一页），这些国都代表不同的民族。另外称国的还有兀喇（乌喇）、哈达、夜黑（叶赫）、辉发等，同时也称它们为部，并指出它们是自称为汗（卷一，三页上）、为国（卷一，四页上），说明它们虽自称为国，但不是一独立民族。我们还看到《武录》于辛卯年（万历十九年，1591）朱舍里、内阴（讷殷）二部联结夜黑（叶赫）抢劫叶臣洞寨时，记载努尔哈赤的话说，“朱舍里、内阴（讷殷）是我同国，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叶赫），劫掠我寨，盖水必下流，朱舍里，内阴（讷殷）二部终为我有矣”（卷一，十页上）。这时朱舍里、内阴（讷殷）二部并不在努尔哈赤统治之下，而称之为“同国”，可知《武录》里所谓“国”（自称的除外）实际意味着是“族”。就是后来的民族。在《武录》记载里，更多的体例是种族之下不加国字，如蒙古胯儿胯（喀尔喀）部（卷二，二页下），东海兀吉（渥集，又称窝稽）部（卷二，三页下），等等。当然关于族的概念，在满洲是先后不同的。

《武录》自注说，明朝误满洲为建州。建州是明代东北少数族最著名、最兴盛、最持久的居住地，知名人物很多。从满汉语言考察，“建”同“满”没有可以通转的迹象，可见不是误名，而是有意创立的新名。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把各族周知的“建州”改为新创的“满洲”，很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这一支系在建州女真的地位。努尔哈赤自叙他的世系，自都督孟特木（孟特穆）至他本人凡七代，只第一代和第四代有都督之称，而这两个都督，在《高皇帝实录》说是“讳”而不是官。（据王氏《东华录》）第五、第六代，就是他的祖和父，虽然替李成梁工作并没有什么官职。《老档》存录的明代敕书，也未见他们家的。这都说明他家在建州女真不是显赫的一家，甚至是无名的。这是当时少数族所重视的。努尔哈赤在攻破尼堪外兰之后，常以所得明廷赏赐宣耀于众，可以想见（《武录》卷一，九页下）。他这一家族在建州既无名望，另立新名，可以自称首长，这本是部族分裂的惯例。

努尔哈赤对于满洲的概念，经过几个不同阶段。最初是以满洲代替建州三卫，所以《武录》在努尔哈赤初生时记载说：“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卷一，三页上）。苏苏河部、浑河部在明代本属建州女真，而《武录》认为是在满洲国以外。其后1591年的记载，已用以代替建州女真，上面引的朱舍里条是其一例。还有《武录》辛卯年（万历十九年，1591）记载说，夜黑（叶赫）派人告努尔哈赤：“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努尔哈赤答说：“我乃满洲，尔乃虎伦（前称胡笼，即扈伦）”（卷一，九页上）。扈伦四部明称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有别。关于这段记载，在《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是这样写的：叶赫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加了“言语相通”一条理由，不知是否叶赫确有此语，还是《高录》追加的，还是《武录》漏掉的。但这个同一民族言语相通的概念，一直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常乐道（《武录》卷三，页八下），成为他们要求统一满族的依据。

《武录》没有关于满洲族以前的历史记载，但几次透露出和金朝的关系。天命三年（1618）征明，取抚顺所，“是晚，帝将先朝金史讲与恩格得里（恩格德尔）厄夫（额驸）”（卷二，十一页下）；天命四年破明杨镐进兵台，给朝鲜将领信提到“先朝大金帝”（卷三，四页下）；又说到“昔先金大定帝时”一段故事；在天命六年攻下辽阳，生擒张铨，皇太极劝他投降时说：“昔宋徽、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尚尔曲膝叩见”（卷三，十四页上，此条劝降语，《太祖实录》卷七同，而《东华录》不载），都说明当时自认为满洲就是女真，但未举其名。其后，皇太极于1629年军围北京，并命阿巴泰、萨哈连往祭金陵（其后明曾派人发掘金墓）。清初宣传之盛可知。但努尔哈赤两实录都不载他建国号曰金的事，似乎又有所避讳，值得探讨。

《武录》记载还有可注意的两事：

一、诸部世系“夜黑国始祖蒙古人，姓土墨忒（土默特），所居地名曰张，灭胡笼国（扈伦）内纳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纳喇，后移居夜黑河（叶赫河），故名夜黑”（卷一，三页下）。说明叶赫是从蒙古土默特移来，灭纳喇氏袭用其姓（《高录》所记大体相同）。

二、“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伊克得里），原系沙哈梁兀喇江（黑龙江）尼马谄部（尼马察部）人。始祖胜古力（《高录》作昂）移居渣鲁（渣鲁扎）后投纳喇姓哈羊干（噶扬噶）秃墨兔（图墨土）二人，杀七牛祭天，遂改姓纳喇”（卷一，三页下），说明辉发是从黑龙江尼马察部移来，投纳喇氏以七牛祭天，改姓纳喇。

这两条都说明满族的氏族常有外族移入，只从氏族判断部落是不够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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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为（1980年）长春开会作，临时有事未参加。

(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乾隆重修本，改大王、二王为大贝勒、二贝勒，见1936年《故宫文献论丛》李德启文。现行本仍作大王、二王，是出于祟德原本之证。

牛录·城守官·姓长
——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

我国东北三省在历史上和内地一样，都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直到1377年（明洪武十年）改置卫所，“府县俱罢”（《明史·地理志》）。满族兴起，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领满族军队进占抚顺，1621年（天命六年）进占沈阳、辽阳以后，除了明朝管辖区域，就不再见到卫所名称⁽¹⁾。1644年清政权迁进北京，建立全国政权，1653年设立辽阳府辽阳、海城二县，才又逐渐恢复府县制。但在十八世纪一十年代还依然“自奉天（沈阳）过开原，出威远堡关而郡县尽”⁽²⁾，就是说开原以北还未设州县。

满族进入北京以前，在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因为时较短，又非全国政权，因而历史工作者多不注意。今分别叙述如下：

一、牛录

牛录，满语是大箭。满族习惯凡行军出猎不论人数多少，都按各自的“族寨”（氏族、村寨）行进，猎时每人各出一箭，十个人立一总领，指挥进行，不许错乱，这个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在1601年，把自己原来的人和归附的人，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³⁾，用各族寨原来的氏族首长或军事首领为牛录额真，或者用立功将领为牛录额真⁽⁴⁾，不但管理权永久隶属于他，而且称为“管属”。额真满语是主，后改章京（职员），汉语称为佐领。从此牛录成为满洲军队、民户以及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但是它的编制也不那么严格。1610年额亦都将兵到东海渥集部，有十九个屯长率丁壮千余人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编为六个牛录，用原来的屯长六人为牛录额真⁽⁵⁾，这显然每个牛录不到三百人，而原来屯长有的也不是牛录额真。入关前满洲佐领共309个，又半分佐领（不足三百人）18个。到乾隆四十一年加到佐领676个，又半分佐领5个⁽⁶⁾。所以机械地按照八旗编制名额推算满洲当时的人数，并不是确切的。

牛录制是清代八旗制的基本组织。过去认为它只是户籍编制或军队编制⁽⁷⁾，都不正确。它的组织性质和职责比较广泛，简单地说：

——牛录是国家政权强制编成的，和各族自愿组合的部族联盟不同。

——牛录的组织照顾到部族差别，但它的领导人牛录额真是国家政权任命的，不是旗内选举的。

——牛录额真的任务是广泛而重要的，所以努尔哈赤在1618年遍谕各牛录说“凡所委托之事，若能胜任则受委托，若不能胜则勿受，不能胜任而强为之者其关系非止一身，若率百人则误百人之事，率千人则误千人之事，不知此事乃国之大事也。”⁽⁸⁾可知牛录额真不止是户口管理。

——牛录编制以壮丁三百人为标准，壮丁以年满十八岁或身高五尺为成丁。因此关于户口出生、死亡的登记，稽查婚姻承继、勘验分居同住、逃亡、缺少、乡居城居以及简选官员、拔补领催、马甲（骑兵）的调征，都由牛录管理，三年编审一次⁽⁹⁾。

——牛录是生产单位，1615年努尔哈赤命“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头于旷土屯田，积贮仓廪”⁽¹⁰⁾，这一事实我们在《满文老档》的1613年记载已经见过，我们注意到，它说在这一年开始征收谷赋（jekui alban），每一牛录出十丁，是男丁（haha）而不是奴隶（aha），在空地耕作，征收谷物⁽¹¹⁾。1620年，努尔哈赤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东海搬运汉人所煮的盐⁽¹²⁾，可见当时的劳动和生产都是牛录中的负担。入关后也还一样。

——牛录是满洲军队选拔的基层单位，满洲部队有不同的分工和训练，而士兵都从牛录的壮丁中选拔，称为挑补，挑补的标准是精壮而能骑射⁽¹³⁾，数额大约为牛录的三分之一，挑补后给以额定饷银，称为钱粮，俗称当差，又称吃钱粮，除了其他任用外，是终身的。

一般说，入关后每牛录要提供亲军二人，隶领侍卫或王公；前锋二人，隶前锋统领，护军十七人，隶护军统领；步军十八人，隶步军统领；骁骑二十人隶都统（《会典》九六）。然后混合编制，共同训练共同作战。在入关前没有这样严格细致，而选拔是一致的。

——牛录的名称，在清代记载最早见于1584年⁽¹⁴⁾，就是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的第二年，当时满洲牛录制度没有建立，显然是少数族固有的传统，努尔哈赤只是沿用并加以改变而已。制度上规定每三百丁编一牛录（汉语佐领），五牛录成立一甲喇（参领），五甲喇成立一固山（旗），一固山凡25牛录。八旗就是八固山，应共200牛录。1644年入关时，满洲已有牛录309个，又半分牛录18个，到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已增到676个佐领（牛录）又5个半分佐领⁽¹⁵⁾。这当然是由于人口繁殖，最高一级的八旗数额既不能变更，只好打破中下层限额规定。但是甲喇（参领）固山（旗）仍然作为行政等级保留下来，成为牛录的上级。

《满文老档》记载中，牛录下还有“他坦”（tatan）一级，一牛录下分四“他坦”，由章京领导，“分班轮值”⁽¹⁶⁾。又有“奇录”（kiru）⁽¹⁷⁾，头目称奇录额真，汉语译为小旗。地位较牛录低一级，后来都不见了。我们从牛录的设立沿革来看，一些人丁少的氏族既然同编一个牛录，那么在牛录内应该有他们的代表，由过去的姓长、村长担任牛录额真下面的拨什库（汉名领催）是相宜的。皇太极在编审壮丁时对于隐匿壮丁责成牛录额真、拨什库共同负责⁽¹⁸⁾，正由于此。后来只留拨什库名义，不另成为一级，或者由于人口繁殖，牛录内不同氏族都已分别建立各自的牛录了。

——牛录额真（佐领）在入关前和固山额真（都统）一样，都是全面领导的地方行政机构，1623年努尔哈赤勉励官吏“殚心竭力，各勤职业，复严察所属，使人不敢为恶”⁽¹⁹⁾。1630年皇太极命各牛录额真，注意壮丁的增减，马匹的羸耗，让他们“各尽心乃事”⁽²⁰⁾。1633年皇太级又专对各牛录额真提了几点要求：1．要亲到所管屯地察看；2．注意牛录居民的房屋田地住宅；3．注意种植的作物区别土地高下肥瘠；4．注意粪力耕牛；5．注意孤贫代种；6．差徭；7．注意习射；并说“如此方称牛录额真之职。”⁽²¹⁾这种对牛录额真的期望和要求，显然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准备。1636年皇太极规定，小事的赏罚由牛录额真审理，大案才送部⁽²²⁾。清代对地方官州县的要求是“各治其土田、户口、赋税、词讼”⁽²³⁾，这四项统统包括在牛录额真之内。1661年奉天府府尹张尚贤报告奉天情况时说：“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民凑集，仅有佐领（牛录额真）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²⁴⁾，更清楚说明牛录额真是地方行政的管理人员。从行政系统看，牛录相当于县一级，甲喇相当于专区，固山相当于省级。其涉及两旗之间的问题和相关事务则由中央机关处理，在努尔哈赤时代为五大臣札尔固齐，在皇太极时代为六部。

二、城守官

满洲军进入沈阳、辽阳以后（1621），辽河以东广大地区都归满洲，当地汉人有些逃往辽河以西，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努尔哈赤也迁都辽阳。1622年下广宁（北镇），便形成了汉人多于满人的满汉杂居的局面，这样又把河西各城堡的官民迁移河东。1625年又迁都沈阳。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夸耀地说：“昔我国满洲原与蒙古、汉人国别殊俗，今共处一城，如同室然，惟和给乃各得其所。”⁽²⁵⁾话虽如此，但在不同旗别下的不同民族杂居一地，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习俗差异，人事纠纷，而主管的牛录额真又分隶于八旗，不能越旗干预的。这就需要有超越旗别的共同官吏出来解决，于是地方上的城守官就出现了。

城守官来源于留守和镇守。1622年努尔哈赤征明，命铎弼等人留守辽阳，1625年扬古里以总兵守耀州城（故城在今辽宁海城县西南），这是过去没有的，一定有它的需要。1628年（天聪二年）满洲官员阿达海想投明，他假托捕鱼跑到黑赫阿喇，为萨尔浒城守将克彻尼阻回⁽²⁶⁾，这说明城守不是一个驻戍的军区，而是管理地方的军政联合机构。

《清太宗实录》在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戊子有这样一条记载：

命海州（海城）、耀州（海城西南）、鞍山、牛庄、东京（辽阳市）、撤尔湖（萨尔浒）、铁岭、甜心站（凤城县西北）、析木城（海城县东南，今同名）、咸宁营（沈阳本溪之间今名同）、张义站（沈阳西南）等处城守官员，三年任满者，赴沈阳考察功过。

这里十一处地方有同样名称的城守官，说明它是官名，它任满要到首都沈阳汇报工作，考察功过，说明它是地方行政官吏，而且它有一定任期三年，说明它是经常设立的地方行政官吏。这一切都反映出这十一个地方具有行政区划的标准。城守官这一名称，过去汉人政权中很少见，但在《清实录》中时常见到，最初用它称呼敌人守城的主要人员，如1593年称鼐护为扎喀城城守⁽²⁷⁾；1595年称克充格为辉发多壁城守；1621年取辽阳时称明守将为辽阳城守官⁽²⁸⁾。继而就用它称呼自己方面的地方驻守人员，如1621年称佟养真为城守游击，称汤站的守将为守堡官⁽²⁹⁾。当满洲贵族向明进军时，总要留几个重要人员作留守，如1631年七月清征明，命杜度、萨哈连、豪格等留守⁽³⁰⁾；1632年四月征察哈尔，命阿巴泰、杜度、扬古里等留守⁽³¹⁾。这留守在《满文老档》都作hecen tuwakiyame…de tebuhe，汉字也就称城守⁽³²⁾。当然他们不是些官而是贵族。至于城守官成为官名约在1631年左右，这一年七月“伊勒慎奉命统兵镇海州”，1633年汉军游击佟图赖统兵守旅顺口⁽³³⁾，而1632年又有上面所引城守官三年赴沈阳考察功过的谕旨，可以证明。

这种城守官，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住户部族的复杂而逐渐增加。1644年（崇祯十七，顺治元年），清贵族取得中央政权，迁都北京，八月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阿哈尼堪统左翼，硕詹统右翼，镇守盛京。在盛京总管的统辖下，任命了九个城守官⁽³⁴⁾。当时盛京的概念包括今天东北三省。后来继续调整，雍正时有十七个⁽³⁵⁾，乾隆时有九个⁽³⁶⁾，是随各时期的情况而演变的。城守官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对上有隶属，对下有领导，不但管兵也管民，不但管军事也还管生产。

三、姓长与乡长

在牛录额真领导下有喀喇达和噶珊达。喀喇在满语是姓，达是头目，我们可以译为姓长或族长；噶珊满语是村，我们可以译为村长，或屯长，或乡长。努尔哈赤在进行统一过程中，招附东北其他少数族时，在汉文记载里常常见到“路长”、“部长”、“部主”、“城主”、“寨主”等名称，都是明代卫所所属少数族的血缘团体或几个血缘团体的联合组织，他们原来都是本组织公同选举的，归附满洲之后，改为任命。

沙俄文献记载说，1651年（顺治八年）六月五日哥萨克的哈巴罗夫第一次侵入距雅克萨（俄名阿尔巴津）三日航程的黑龙江沿岸的一个村寨，遇到当地达斡尔族的一个头目和五十个中国人，遭到他们的共同抵抗，后来哈巴罗夫问，这里何以有中国人？得到回答说：“这些中国人是中国皇帝派来征收实物税的，经常有五十人轮班驻在那里。”⁽³⁷⁾这个文献明确表示出这一带地方早在中国清王朝统治之下，经常有五十人轮驻其他。所有当地居民都是中国的少数族，他们的头目都是由清朝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委用的。清代在东北少数族地区的基层组织是姓长（喀喇达）和乡长（噶珊达或译村长）。那里三个堡寨相连有三个头目，这就是三个姓长；三个堡相连，一定还有个乡长经理共同事务，至少有一个乡长兼任。这是清代对少数族管理的基层组织，上级由副都统领导，再上级由将军领导，直到乾隆中还是如此。日本间宫林藏写的《东鞑纪行》中附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月二十日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衙门给库页岛鄂罗标乡乡长、姓长的满文札记的模制品，就是很好的证明。

1677年（康熙十六年）派人探登长白山带路人猎户喀喇达额赫，就是猎户姓长。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国官员到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一带旅行，他看见当地人“间有藏先代所遗甲胄，及昔年充邻长、姓长官给顶戴文凭者，喜饮酒，醉则出其所有，夸耀于家人乡里之前”⁽³⁸⁾。这说明过去村长、姓长是广泛设立的。吉林市西南有东峨城，清初记载说：“旧为东峨大长鲁克素所居”⁽³⁹⁾；吉林市北乌拉街，“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系屯长买图管理，十四年设佐领”⁽⁴⁰⁾。所谓大长、屯长就是噶珊达。可知村长、姓长和牛录一样，也是行政单位。从行政系统看，姓长和乡长是平行的，而不是统属的。这从上述乾隆四十年三姓副都统衙门给鄂罗乡的札记上面乡长、姓长并列，可以知道。各族都是聚族分居的，一地只有一姓就有姓长管理，一地有两姓或几姓杂居就设立乡长由乡长管理。在达斡尔族居住地区，还有由“宗长”管理的，满语称为穆昆达，穆昆满语为族，是更近的血缘团体，见《满文老档》⁽⁴¹⁾，可知是满洲旧俗。满洲“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⁴²⁾，就是说，居住一地的人常常同姓一姓，因此同姓不一定同出于一个祖先。这和汉人的所谓“同姓不宗”相仿佛。努尔哈赤平定的辉发头目拜音达里，他的祖宗本姓伊克得里，迁移到纳喇氏住居的地方，举行了杀七牛祭天仪式改姓纳喇氏，就是一例⁽⁴³⁾。达斡尔族实行族外婚制，同一穆昆是不能结婚的，而同一喀喇的限制就不那么严，因此重视穆昆。每一穆昆都选一个穆昆达，管理全穆昆事务，凡有违法和争讼都由穆昆达裁决，不能解决时才送上级机关处理。据调查说，20世纪初仍然如此。由此可知它是一个行政单位，而不是氏族编制组织。一个地区，只是一姓聚居就设有姓长，只是一族聚居就设宗长，有几姓聚居就设村长。凡有村长的地区，村长是行政单位，姓长、宗长只属氏族血缘组织。不设村长的由姓长、宗长直接接受上级领导。

满族时常出现民族迁徙，最初可能由于生产需要，其后大都出于上层分子的管理需要。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洲过程中，总把新归附的部落迁到自己驻地附近耕牧，中途逃亡和抗拒被杀是常见的。1588年（万历十六年）栋鄂部何和礼归附迁来，而他的老婆领一部分部众仍留故地⁽⁴⁴⁾；1585年（万历十三年）库尔哈郎柱归附努尔哈赤，但没有迁徙，只派他的儿子扬古里到努尔哈赤处入侍，后来他的部落叛变，郎柱被杀⁽⁴⁵⁾；这些都说明各族本身是不愿意迁徙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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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式济：《龙沙纪略》。书中引1716年公文档案，应该作于此时。

(2) 雍正《盛京通志》即王河纂修的《盛京通志》，印行于乾隆末年；为了区别乾隆四十三年者，故名。卷十《建置沿革》说：“顺治元年悉裁诸卫”。但清代关外记载中早已不见卫所。乾隆中，《清朝通志》卷二八《地理略·辽阳州》条，有“天命十年于此设辽海卫，顺治十年改辽阳府”，铁岭条略同。既说设卫，又不说顺治元年罢卫，而且同书又有天命十年设海州，设盖州，设金州的记载，都无“卫”字，疑上面两个“卫”字是衍文。

(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故宫博物院本一至二页。

(4) 努尔哈赤分额亦都所部为三个牛录，由他的子孙世管。

(5) 《清史稿》列传十四康果礼传，又《清太祖实录》庚戌年十一月。

(6) 《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

(7) 《清史稿》列八旗于兵志，而八旗人丁编审列于食货志户口。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北京故宫博物馆本十一页。

(9) 《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三，八旗都统、户口。

(10) 《（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乙卯年六月条。

(11)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1955年东洋文库版27页。又1615年一条，55页。

(12)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1955年东洋文库版260页。

(13) 《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一。

(14) 《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王氏东华录》天命一，甲申年攻克瓮郭落城条。

(15) 《（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

(16)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55页，tatan汉语可译为部，喀尔喀王部，满语称喀尔喀五他坦。见老档日译本太祖部分499页。

(17)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494，495，503，696页。奇录又作噜。译为小旗，见《嘉庆一统志》卷六七，附编译语解。

(18) 《（王氏）东华录》天聪五，天聪四年十月辛酉条。拨什库汉语称领催，领头，催促，俗称催班。管理勤杂事务。

(19) 《（王氏）东华录》天命四，天命八年六月丁亥条。

(20) 《（王氏）东华录》天聪五，天聪四年九月戊戌条。

(21) 《（王氏）东华录》天聪八，天聪七年正月庚子条，原文夸张太过，只录其几个方面。

(22) 《（王氏）东华录》天聪六，天聪五年七月癸已条。

(23) 《清（乾隆）会典》卷四。

(24) 《（王氏）东华录》康熙一，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已条。

(25) 《（王氏）东华录》天命四，天命十年四月庚子条。

(26) 《（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天聪二年六月庚寅条，《清史稿》列传十四阿山传。

(27) 《（王氏）东华录》天命一，癸已年九月。

(28) 《（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天命六年三月条。

(29) 《（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天命六年七月己末条。

(30) 《（王氏）东华录》天聪六，天聪五年七月己亥条。

(31) 《（王氏）东华录》天聪七，天聪六年四月戊辰条。

(32) 《满文老档》太宗二，525页，729页。

(33) 《清史列传》卷四伊勒慎传、图赉传。

(34) 《（王氏）东华录》顺治三，顺治元年八月丁已条。

(35) 《（王何）盛京通志》卷十二。

(36) 《（乾隆）清会典》卷五九。

(37) 瓦·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1844年莫斯科本，中译本82页。

(38)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32页下。

(39) 王河《盛京通志》卷十五，城池考。

(40) 王河《盛京通志》卷十九，职官、佐领原作翼领。据《清朝文献通考》改。

(41)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142页，罗马字对音mukūn。

(42) 《清史稿》列传二九、传论。

(43) 《（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丁末年九月条；《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故宫博物院刊本三页下。

(44) 《清史稿》列传十二，何和礼传。

(45) 《清史稿》列传十三，扬古里传。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满洲（当时称为建州女真）的没落的上层分子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讨伐他的仇人，经过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满洲政权金国——后来称为清朝。又经过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满洲贵族统兵入关，逐步统治了明代原来的整个疆域。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才被推翻。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入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他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 ulha）。“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靉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1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四十三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八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靉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努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二四一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二九九页）。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二九一页）的记载。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十页，影印本九十三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七页，影印本137册）。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曰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12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二八册，四四九页）。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胄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剌温地面。又问曰：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宣祖》六九）。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从一个落后的社会阶段发展到新的社会阶段，不会是和平地过渡，中间必定经过社会革命，经过解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斗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努尔哈赤是没落的上层分子，也就是没落的奴隶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是有势力的奴隶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癸未）由于尼堪外兰（nikan wailan，又译尼康外郎，人名）向导明军进侵古埒城（gure，又译古勒，地名，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鼓楼），同被烧死在城内。明朝扶植尼堪外兰作建州的头领，尼堪外兰压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说，“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四页）。这里的“部下之人”，《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奴隶）。可知尼堪外兰原是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家的奴隶，后背叛，投降明朝，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豢养，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构成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属下奴隶的背叛主人，说明在努尔哈赤父祖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尼堪外兰也可能是由明朝统治阶级鼓动起来而不是自发的，但是一个奴隶能够起来站在奴隶主的反面，并使奴隶主的儿子归附自己，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危机了。

这种奴隶制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万汗（wan han，明朝记载称为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王氏《天命东华录》一，二一页）。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天命东华录》一，二四页）。

这种危机，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不相适应，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努尔哈赤必须建立新的经济方式，才能适应当时人民的要求，才能恢复他家族的声威，才能谋求建州女真的统一。

1583年努尔哈赤自立起兵时，清朝记载，都称起兵。朝鲜记载则说努尔哈赤“崛起为酋长”（《李朝实录·宣祖》卷一八九，乙巳年，1605，七月戊子条）。努尔哈赤在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和余希元说，“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三）。1596年的十三年前，正是1583年。可知在起兵的同时努尔哈赤已管事（就是自立为酋长），人数很少，只有遗甲十三副，因此不能不联合他族，于是和苏克苏浒部四个城寨主诺米纳等相与盟誓。“四酋谓太祖曰，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兄弟手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四页）。这里用的“编氓”，《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诸申”是“肃慎”和“女真”的对音（《满洲源流考》，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一至二页），后用作女真人的泛称（王先谦《天聪东华录》十，十四页），又后为“部下”“所属人员”（同上）的称谓，或解为“满洲之奴才”（《清文汇书》）、“满洲奴仆”（《清文鉴》），日本人译为“隶臣”（满和对译《满洲实录》，二五页）。当然，奴才、部下这种含义，不会是后人伪造的，而是早有的。其所以用作女真人的泛称，正反映它是奴隶制。在阶级分化之后，奴隶主称为“贝勒”或“按班”，于是被奴役的仍保留一般称谓的“诸申”。“诸申”和“阿哈”，意义是相同互用的。

诺米纳等四人请求不作“诸申”，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奴隶制；努尔哈赤和他们盟誓，同意他们的请求，说明满洲族的社会制度正在变化和发展。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接受了，“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六至七页）。这里所说的“养”，满文称为“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是语尾变化），在清初记载中常见，不仅是养活，而有抚聚恩养的意思。1618年，东海瑚尔哈部长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未带家小的回去，这些人留而不去，并且带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太祖武皇帝实录》二，十四页），在《满洲实录》满文中抚聚作“乌吉黑”（ujifi，养）。1619年，住开原的明朝官吏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太祖武皇帝实录》三，五页），也是抚育的意思。“若养之则降”，意思就是不要把他们俘虏去作奴隶。这些情况，也正说明了奴隶制的危机，旧有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努尔哈赤在1583—1588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八页）。在1589—1615年，“削平各处”（同上），建立政府。在1619年灭了叶赫，辽东边外“同一音语者”全统一起来。前后三十余年，他对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施行了不同策略。这些不同情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

1588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2页）。

1593年十月“遣兵征服朱舍里路……迁之以归”（王氏《天命东华录》一，十七页）。

1598年正月“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所属人民尽招徕之”（同上十九页）。

1599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同上二十页）。

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同上二十三页）。

1607年九月征辉发，“歼其兵，招抚其民，乃班师。辉发灭亡”（同上二十四页）。

1609年十二月“征渥集部滹野路取之，收二千户而还”（同上二十页）。

1625年八月，“征东海虎尔哈部，降其五百户，至是凯旋”（《天命东华录》四，10页）。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 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有所不同。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从虎拦哈达南岗，移赫图阿喇祖居，筑城居住，曾三次犒赏夫役（《清太祖武皇实录》二，二页），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复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宰牛羊犒赏筑城夫役五次（同上）。在1621年有一次还说，“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同上书三，十二页）？奴隶制下，筑城劳役当然由奴隶承担，这种犒赏，是不同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满文《满洲实录》在前一记载作：

“hecen（城）weilere（筑）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89页）。在后一记载作：

“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92页）。说明他们是在服徭役，不是奴隶苦工。

朝鲜申忠一《书启》说，1596年正月他在虎拦哈达城遇见搬运大木，凡“三四日程内（距离都城三四天路程的）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班）赴役，每名输十条”（《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四百四十九页上）。这也像封建性的徭役。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份。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十九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六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份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十九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千，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四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份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 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千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二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六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四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卷二，二十六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36），并到多尔衮统兵入关（1644），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先后微有不同，这只是封建制的逐步深化，而不是本质上有所差别。

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 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 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 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 etu共穿uhe 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和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十四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十四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一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二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努尔哈赤建立以自己家族为中心的政权，用自己兄弟子侄掌握兵权、政权、旗权。八旗制中有“世管佐领”用以统治投降的部族，用原来的族长作佐领世袭，在氏族制的废墟上改组为封建统治。《清史稿》列传十三《巴笃理传》：“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使兄弟分领其众。”（十三页）又列传十四《常书传》：“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一页）这都是所谓世管佐领。可知满洲建国之初，还有很浓厚的氏族色彩。这是努尔哈赤统治新兴的统一的满族联合封建组织的纽带。假设说当时还是奴隶制，是讲不通的，因为不可能强使家族内的子侄亲属变成世管佐领中的奴隶。

在我的不成熟的看法：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在封建制的初期，它的封建化是以后逐步深化的，逐步上升的。惟其是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所以它在入关后，能够不同于明朝的腐朽统治，而在祖国各民族通力合作下，对祖国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初期，除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农奴制集体生产，还有奴隶制生产的残余；同时也还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前一历史阶段的残余的存在，为后来的历史阶段所承认，它已经不同于原来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处在大国内的少数族，受到周围的影响不同，它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当然其中有一种是为主的，最后逐渐趋于划一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性质的标志。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符合多数民族的一般发展规律的。

（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六期）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

1962年我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曾宣读过一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试论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以求正于史学界。但当时我早已接受旁的任务，对发表的很多宝贵意见未能遍读，接着“文化大革命”又十年。1976年曾分别征询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可惜不很普遍。近来重读清史，感到这一问题，关系到满族历史的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的经过和对清初历史的解释，还是再进一步讨论一下比较好。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多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统治，满族是占一定地位的。当时满族是怎样追上了先进的生产力，又怎样挤进了统治阶层共同领导先进民族的先进生产一同前进，是不容存而不论的。

其次，历史研究是科学，科学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二十年前的旧说，能否继续存在，还有待于深入钻研以作实践检验。

再次，近年考古发掘的成绩和研究，异常丰富，关于东北的辽金时期墓葬反映出来的当时生活情况、已达到的生产力和一些社会形态，对清初有什么影响，是值得注意探索，应该加以比证的。

其四，近来《满文老档》已经译成汉文，日本人的新译本（东方文库本）早已出齐，入关前满族历史资料增加很多，正可以帮助我们作进一步分析。

下面分四点来谈。

一、清入关前满族的生产和社会情况资料零拾

我相信，解释历史，说明历史，总以根据具体事实加以比证，比较可信。但清建国前的历史资料较少。《满文老档》只存1607年（丁未，万历三十五年）以后的记载。（《满文老档》的汉文译本已完成，我尚未见。本文引用的是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的东方文库丛刊本。藤田胜二译本这次未用。至于金梁译本，未作参考。）1636年成书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稍迟的《满洲实录》只以努尔哈赤为主，明代和朝鲜记载较多，不免零散，且前人已有钩稽，至于晚出诸书又不免传讹讳避。现在约略提出几点简单意见：

——这时，多民族统一封建国家的中央王权和地方少数族的关系，异常明朗。

例如：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遣人劝止，并派兵进驻叶赫守卫，努尔哈赤也向明廷上书说明经过，亲身送到抚顺，充分表明满族是明王朝治下的一部分。由于当时满族隶属明廷，所以努尔哈赤不但知道本族的金朝历史，还知道本国各王朝的历史⁽¹⁾。他知道刘邦的出身类似村领催，赵太祖出身于街头游民；朱元璋父母早死，各处乞食，后作郭元帅的走卒⁽²⁾。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统属的少数族，是不会这样关心的。

少数族倾向于中心王权，是少数族的需要，也是双方的需要。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少数族防御外敌和保护少数族之间的互相防御。应该特别指出，双方的斗争也不断地发生。

——这一时期满族生产的提高。

17世纪初，满洲农业耕地面积显著增加。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廷召回宽奠一带民户归故土，“腴地遂为建州所得”⁽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明廷不许努尔哈赤收割柴河、三岔、抚安等地已熟田谷⁽⁴⁾。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清天命三年）九月秋成，满洲派八百人在浑河两岸收割，遭到明兵夜袭，杀了七十人⁽⁵⁾。这些都说明满族农业生产面积的扩大。抚安等地收割争议在四月，种的应该是小麦，浑河两岸的收割在九月，种植的应该是杂粮。《老档》常见高粱（sǔsǔ）的记载，这里秋收应该也是高粱。高粱一直是东北著名作物。

——传统生产的继续发展。

1588年（戊子，万历十六年）《武录》记载说，“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等皮，以备国用”⁽⁶⁾。这里提到的都是传统的著名交换商品，具有高度加工技术。这时既然“以备国用”，说明有关它们的一切技术，都经沿袭下来，并且加以发展了。

——一些新兴事物。

1599年（己亥，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仿蒙古字，创制满语字头，作成满语拼音文字。建国后，成为和蒙文、汉文三种并行的文字。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开始炒铁，开金银矿。

1606年（乙巳，万历三十三年）创制人参加工保存技术成功，可以经久不腐。

1612年（壬子，万历四十年）征乌喇，“盔甲鲜明”；1613年（癸丑年）努尔哈赤领四万人征叶赫，围兀苏城，满洲兵“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⁷⁾。这些记载，虽不免夸张，但可注意的是四万兵士人人盔甲，如果没有专业的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如果农业、商业没有相应地更高发展，也出现不了这么大的手工业作坊。

1615年（乙卯，万历四十三年）规定拾物办法。凡拾得失物的应归还原主（ejen），将原物分作三份，原主得二份，拾者（baha niyalma）得一份⁽⁸⁾。这里反映承认所有权。

1616年（丙辰，天命元年）正月，布告国中，开始养蚕，播种棉花⁽⁹⁾。

1616年六月有商人（hudai niyalma）到黑龙江岸三十六村⁽¹⁰⁾。

1618年（戊午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征明攻抚顺，遇雨，代善说，“天虽雨，吾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更虑何物沾濡”⁽¹¹⁾。这在当时也是突出的。

1620年（庚申年，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六月开始在海边煮盐⁽¹²⁾，十月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搬取⁽¹³⁾。

1623年（天命八年）四月试验焊接技术成功⁽¹⁴⁾。六月试烧石灰、试炼黄色火药成功⁽¹⁵⁾。

1624年正月，禁止汉人的小押店典当⁽¹⁶⁾。

二、努尔哈赤建国前的思想意识属于封建领主范畴

在努尔哈赤早期生活和行事中，有不少思想意识和奴隶主阶级不同，相反，还接近封建领主思想。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甲申岁（1584，明万历十二年）五月一夜，有贼逼近，太祖“以刀背击其首，昏绝于地，遂缚之。有兄弟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太祖曰：‘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不如释之为便’”⁽¹⁷⁾。奴隶社会如有所谓部属只能是奴隶，但奴隶的生活，奴隶主是不关心的，严格说，也不能称为部属。这里的存储粮食赡养部属，害怕粮食被掠部属逃散的情事和思想，不是奴隶社会所常见，显然是封建领主的思想。当然，部属也可以解释为奴隶社会的自由民，但为数不会多，更不会由于自由民的缺食影响到主要生产力的奴隶的逃散。

奴隶社会的掠夺行动是常见的，自己被掠转而掠夺旁人以取偿，更是数见不鲜。害怕自己粮食被掠，联想到部属逃散，并不想掠夺旁人以取偿，这也不是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反映。

——癸卯年（1603，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移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劳夫役”⁽¹⁸⁾。乙巳年（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三月在赫图阿拉“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犒赏工役五次”。后来，天命六年（1621年）闰二月记载说：“筑萨尔浒城毕。帝曰：‘筑城之夫最苦，可赐牛以劳之。’群臣曰：‘与其用国中之牛，盍俟掠大明牛驴而给食之。’……帝……曰：‘今尔等之意实不欲出己之财故耳。’……正言间，副将博尔晋后至。帝问曰：‘自何来，如是喘息，想徒步来耶？’博尔晋对曰：‘自筑城处来。’帝曰：‘尔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遂赏牛散盐，犒劳夫役。”⁽¹⁹⁾这类事一再见之于记载而且有时还遇到不同意见，都说明这是新兴事物。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清实录》记载说：“太祖查本国寒苦旷夫（无妻男子）千余皆给配（选择女子给他作配偶）。中有未得者，发库财与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悦。”⁽²⁰⁾后来其他部族归附，拨供他们奴仆（aha），总是以若干对（juru）计数。若干对就是若干对夫妇。天命三年（1618年）十月，东北虎尔哈部（hurha gurun）首领（amban）八人归附，拨给他们每人奴仆二十人，《满文老档》作各给奴仆十对⁽²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都作“男妇二十口”⁽²²⁾。气说明奴仆都有配偶。显然，这种配偶是主人为他们决定的。这种关心到奴仆家庭生活的思想情况，反映出当时奴仆的身份不同于西方奴隶社会的奴隶。奴隶社会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它怎么会关心到奴隶们的生活呢？两种职任相当的低层分子，所受的关怀不同，身份不同，正反映出入关前满族社会发展形态已经超越了奴隶社会阶段了。

存在决定意识。上述思想不是努尔哈赤个人所独有，而是社会变化的共同反映。否则他的兄弟亲族和部下，也不会同意他的主张。所以清建国初的一切措施，只归功于努尔哈赤个人智慧，而不承认社会的变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满汉两族人民在东北杂居已久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间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交流，多数是从民族杂居获得的。满族农业的发展，得力于汉族和朝鲜，前文已谈过，现在只谈满族进入辽沈以前在宽甸的一次满汉两族的长期杂居。

明万历元年（1573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向兵部侍郎汪道昆建议，将辽东镇的孤山堡参将移驻宽奠堡（今宽甸县），所辖屯驻点也相应分别改建戍地，一共六个堡⁽²³⁾。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来由辽东巡抚张学颜次第完成⁽²⁴⁾。同时于万历四年（1576年）在宽奠设仓建学，并于永奠堡⁽²⁵⁾北设关开市，“许宽奠等处东夷易换米布猪盐，即以市税充抚赏”⁽²⁶⁾。这里所称东夷，指包括王杲、王兀堂的建州女真，永奠开市也同后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戊子年（1588年）记载的“抚顺、清河、宽奠、靉阳四处关口”相符，说明记载是真实的。

这一事件本来只是国内行政区划的变更，但是李成梁等人为了夸张自己，竟说成“展拓宽奠六堡”，甚至说是“展拓新疆”，明代记载也就沿用不改。实在是错的。

六堡所在，约今辽宁省新宾以南，丹东以东，鸭绿江以北，宽甸、永甸、长甸一带。据明人记载，“宽奠等六城，延袤八百里”⁽²⁷⁾，“在边墙外二百里”，“周围皆有山林，中间膏腴平坦”⁽²⁸⁾，“逼近建州卫，夷夏错居”⁽²⁹⁾，“土脉肥美”（张学颜），为“女真所必争之地”，在六堡移驻之前，“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悍民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张学颜）据此，可知宽奠等六堡是宜于农业种植的地区，“夷夏错居”，而建州的扩张力量最大。这时建州声势强大的首脑是王杲、王兀堂。万历四年努尔哈赤只有十八岁。

宽奠移驻之后，自然“将有引起女直积愤之事”（张学颜疏），而且既然官吏移驻，设关建学，汉族的农民、商人当然也就相随而来。据后来熊廷弼调查，“居民（汉民）告垦（请求开垦）自万历十三年（1585年）间已有之”⁽³⁰⁾。当时中原土地几乎全部为地主贵族所占有，农民只好到边区觅地垦种。但是边区土地早有少数族居住，必致发生争论，甚至抢掠杀戮。于是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间，“复委官传调夷人（少数族）公同踏勘，以居民现住为界”（熊廷弼疏），说明当时宽奠一带的居民是满汉杂居的。发展不同的两个民族杂居，必然导致生活、生产的无条件交流。这种移住居宽奠的汉族军民，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已有六万多人⁽³¹⁾。这时努尔哈赤已经强大，宽奠的明廷官吏感到威胁。于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赵楫商定，招宽奠等六城人“尽归故土”⁽³²⁾。其中有许多是“因避差徭繁重”⁽³³⁾逃来的。“居民安土重迁，几至激变”，于是命参将韩宗功“率军数千人焚其室驱之”，“招徕六万余人尽归故土”。但是“凡壮勇之人（壮劳力）皆逃入建州，腴地遂为建州所得”⁽³⁴⁾。从而宽奠等六堡的汉族官吏不能再至。蹇达、赵楫和李成梁反冒以为功，得到嘉奖。这一问题，后为宋一韩揭发，明代称为“弃地啖虏”，或称“弃地”，掀起一次激烈的政争。明人一般意见认为，这是由于努尔哈赤“日益富强，威制群雄，李成梁再起帅辽，亦不能制，割宽奠六堡畀之，仅饵之而已”⁽³⁵⁾。后来李成梁也因此罢免。李成梁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任辽东镇总兵二十二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重任总兵，又经过六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始罢。

东北所谓甸子，是指山林中间肥沃可耕的小块盆地。熊廷弼曾说，“佃子地只一山沟，不可堡而守”⁽³⁶⁾。这是从军事上建置堡垒的观点来看的，不能理解为不能耕种的穷山沟，否则就不会造成“凡壮勇之人皆逃入建州，腴地遂为建州所得”的局面。壮勇之人既然逃入，生产技术一定也同时留下，腴地既为所得，生产方式也为所得，发展不同的两个民族长期杂居，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调融，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宽奠六堡是否全部归入建州——努尔哈赤。

除了上述明代记载外，我们还得到下列旁证。（一）、所谓弃地问题发生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时建州贡使朝见，有大哈（《国榷》作火哈）等二人出班次，冲御道，投掷印文一纸，词极谩。大略言，彼疆界九百余里，以新立碑碣为卷案（根据），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徭繁重，逃在彼境，久假不归”⁽³⁷⁾。这一记载说明宽奠六堡确是由努尔哈赤统治了。（二）、《山中闻见录》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请遵谕减车价人贡，还张其哈喇佃子，（指宽奠一带，见《读史方舆纪要》引《边防考》）即（李）成梁所弃地也”。既请退还，必然已竟归属了他。（三）、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杨镐征辽，分四路合兵攻取赫图阿拉（新宾），南路总兵刘铤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出掠马甸趋宽奠进攻⁽³⁸⁾，既然以宽奠作为主要进攻的一路，可证六堡是努尔哈赤占据的地方。

从六堡移驻到所谓弃地，中间凡三十三年，再到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又经过十二年，这四十五年的满汉杂居，虽然人数比例悬殊，但年代很长，他们相互之间的生产交流、生活交流联系之久，影响之大，绝不下于社会大变动时期被征服的居民对胜利者——侵略者的影响。这也值得注意。

四、努尔哈赤最初建立的政权就是封建制国家的政权

1616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国家政权，改元天命，国号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前一年（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记载说（次序不是原来的）：

（一）“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凡专名都照常用字改。下同），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梅勒额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二）“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太祖五日一朝。……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

（三）“太祖谕群臣曰：‘……今国事繁琐，须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国统军者多，则济事几何！若有临阵英勇者赐以官赏，有干国忠良者用以佐理国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讲古今，有才堪宴宾客者用以宴宾客，各处搜罗可也。’”

（四）“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支，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于是设仓官十六员，吏八员，执掌出入。”

这是为了说明即将成立的新国家的政权性质。第（一）条说明组织；第（二）条说明设官等级；第（三）条说明选拔人才；第（四）条说明生产和储备。前三条反映出等级制度，后一条反映出徭役地租，两者都是封建制的特征。

其实这些制度在满族的出现，远在这时以前。

1584年（甲申，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攻翁鄂洛城，重伤昏迷几死，城破，诸将愤恨地寻找射箭的二人要杀掉。努尔哈赤认为战斗中奋勇杀伤应该奖励，而且他们既降，将来一定会为我用，不能因为射伤过我就杀掉。不但不准杀，相反，“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³⁹⁾。这事远在建国前三十二年，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应该是满族固有制度。但奇怪的是努尔哈赤在第二年（1583）进攻界凡寨时，这只是五十人、甲二十五副，以至大败，这时哪里会有六百人可以拨派呢？那么，这里的所谓各三百人是否指的专事生产的奴隶？也不会。因为如果对新归附的人如此，原来的几十人又怎么办？他绝不会有那么多的奴隶。记载说，“赐以牛录之爵”“厚养之”，应该是按照牛录额真的待遇来赡养，是等级的一级，这时努尔哈赤还未设立牛录额真，只是象征性的待遇。直到1601年（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开始设立牛录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八旗制。

《满文老档》对牛录以下的等级记载较详：每男丁（haha）三百人立一牛录（niru），每一牛录设一额真（ejen，汉语主，后称佐领）。牛录额真下设二岱子（daise，汉语副职，或代理，后取消），四章京（janggin，办事员），四村拨什库（gasan bosoku，村领催，后称领催）。三百丁分编四塔坦（tatan，汉语住处、窝铺，后取消，相当于班），由章京领导，分班轮值⁽⁴⁰⁾。这一记载连同上面所引牛录以上的分级，层次井然，充分表明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其后多次显出它的作用。

1619年（己末，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六月攻破开原城，《老档》记载中出现的有⁽⁴¹⁾：

固伦主（geren i ejen）

固山主（gusai ejen）

梅勒主（meiren i ejen）

五牛录主（Sunja nirui ejen，后称甲喇）

牛录主（nirui ejen）

在这次庆功赏赐中又分八等⁽⁴²⁾：

第一等，固伦主诸大臣，银二百两，金五两。

第二等，固山主诸大臣，银一百两，金二两。

第三等，大臣（ambasa）一级，银三十两。

第四等，大臣二级，银十五两。

第五等，大臣三级，银十两。

第六等，大臣四级，银五两。

第七等，牛录主，银三两。

第八等，巴牙喇的奇录主（Kirui ejete），银二两。牛录章京，银二两。

1621年（辛酉，天启元年，天命六年）攻下辽阳后的庆功赏赐如下⁽⁴³⁾：

等级的差别如此鲜明，说它们还停留在奴隶主发展阶段，是不可理解的。

应该指出，上面三个统计都是建国以后出现的事实，但建国前如果没有多年实行等级制的习惯基础，也决不会在建国五六年后就执行的这样细密顺利。说明在建国前已有等级制。

还有一点，建国初期，官员时常改变，但尽管名称不同，忽满忽汉，而它的等级区分是严格的，不许混乱的。说明它是制度。

满族实行劳役地租在《满文老档》亦有记载。

《老档》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一条说，每一牛录出丁（haha）十人，牛四头，于空地耕种，征收米谷（jeku）⁽⁴⁴⁾。这一条比上引《实录》早二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十二月一条说，每一牛录出十丁四牛耕种空地，年产谷米全数储存仓库（Ku，汉语对音），作为课赋（alban）⁽⁴⁵⁾。这一条，《武录》、《高录》都系于本年六月，《高录》称它为屯田。

两条所述是一回事，不过前条联系在征收田赋下面，后条联系在建仓储贮下面。正因为它的重复出现，更证明它是确实的。也就是说，这是建国前已经存在的。

从这两条中明显看出，当时制度是以牛录的组织为基础单位，要求出丁出牛，在空地上耕种，全部收获作为课赋（alban）——劳役地租。至于牛录的其他丁壮则在本牛录分得的土地上从事耕种，自己食用。即所谓家田（boo usin）⁽⁴⁶⁾。

其后，国土日广，制度也随时发展。1621年（辛酉，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命在明朝弃地上设立八贝勒拖克索（jakūn beile i takso），见《老档》闰二月二十九日条⁽⁴⁷⁾，由拨什库（bosoro，领催）管理⁽⁴⁸⁾。《实录》失载。1621年七月十四日还有一条说，这天宣布分田消息，将海州（今海城县）、辽东（今辽阳）明人土地三十五万垧（inenggi）分给居民。每丁（haha）种粮五垧，种棉一垧，每三丁种公田（alban usin）一垧。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负公役。⁽⁴⁹⁾《实录》也不载。

拖克索就是汉语的田庄，《清文鉴》译为庄屯，早见于朝鲜记载。田庄制度清代屡经变更，而拖克索的名称直至入关后，始终不改。1625年（乙丑，天命十年）10月3日一条说：诸贝勒的庄（拖克索），一庄十三丁（haha），七牛，田一百垧（cimari），其中二十垧为公田，八十垧自己食用。总兵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一庄⁽⁵⁰⁾，《武录》不载，制度又有改变。但前后主要耕种人都是壮丁（haha）。haha的身份是自由民，不是奴隶。

《武录》记努尔哈赤同继母分居时说，“家私止给些须”。家私，《满洲实录》作家产，满文作aha ulha。aha是汉语奴仆，ulha是汉语牲口牛马。《武录》记壬子年（1612，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说，“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⁵¹⁾。仆，《满文老档》作aha，民作jusen⁽⁵²⁾。天命三年（1618，戊午，明万历四十六年），使犬部头目来降，“俱给妻奴牛马房田衣物”⁽⁵³⁾。奴，《满文老档》亦作aha⁽⁵⁴⁾。

《太祖实录》天命六年（辛酉，1621）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来降，各给他们奴仆牛马房田，《满洲实录》汉文卷七同，满文奴仆作aha。《武录》天命九年（1624）嘻尔喀恩格德尔来，赐以“人牛”，《满洲实录》作“田卒耕牛”⁽⁵⁵⁾，《老档》作“近侍（gala hanci takūrabure）”，满洲男（haha）女各五人和砍柴汲水男女各五人⁽⁵⁶⁾。《老档》还有takūrara aha（役使奴仆）和harangga jusen（属下人）并列⁽⁵⁷⁾；还有takurara aha和booi aha（包衣奴仆）并列⁽⁵⁸⁾。应是takurara aha专事耕种，和从事家庭劳役的包衣（booi）不同。

aha，《清文鉴》译作奴仆或只称奴，我过去译作奴隶。现在考虑，《清文鉴》的译法比较妥当。因为译为“奴隶”易于使人联想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实际上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一）满族在十六、十七世纪之际，已不使用原始的或粗笨的生产工具。（二）当时奴仆生产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全部缴给主人，自己也分到一些。（三）满族奴仆的身份虽低于主人，但主人不能任意处死他们，把他们不当人看待。天命七年（1622）六月阿纳妻残虐使女（booi hehe）处死刑⁽⁵⁹⁾，就是显著例子。（四）包衣也服兵役。（五）直到清亡时，满族人民还对清帝称奴才，这时封建制已高度发展了。

满族建国时，既有和平民身份不同的奴仆存在，是否仍然属于奴隶社会？不能。因为当时的主要生产者不仅是奴仆（aha），还有更广泛的平民男丁（haha）。我们应该根据每一时代全面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当时社会的发展阶段，奴仆的参加生产只是旧制度的残余现象。犹之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役使黑人，虽然也是奴隶生产劳动，但我们不能说美国当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　*　*

这是我最近的学习。我觉得，满族在清入关前的社会发展已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接近事实。还请大家多加指正。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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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232页。

(2)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760页。

(3) 《国榷》，卷八十，铅印本第4962页。

(4) 《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第七页。以下简称《武录》。

(5) 《武录》卷二，第一三页；《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108页。

(6) 《武录》卷一，第八页下。

(7) 《武录》卷二。

(8) 《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56页。

(9) 同上，《太祖》第68页。

(10) 同上，《太祖》第75页。

(11) 《武录》卷二，第十二页上。

(12) 《老档》，第241页。

(13) 《老档》，第260页。

(14) 《老档》，第737页。

(15) 《老档》，第781页。

(16) 《老档》，第882页。

(17) 《武录》卷一，故宫铅印本第六页。

(18) 《武录》卷二。

(19) 《武录》卷三。

(20) 《武录》，卷二，第四页下。

(21) 《老档》，日本译本，第112页。

(22) 《武录》卷二，第十四页。

(23)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24)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

(25) 《读史方舆纪事》卷三十七，辽东都指挥司，“长奠堡在宽甸南百里，其东北五十里为永奠堡”。“俱万历六年置”。王河《盛京通志》及《嘉庆一统志》均不载。据卢骅同志函告，永奠堡即今宽甸县永甸公社，位于凤（凤城）上（河口）线铁路永甸站。

(26) 《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六及卷一二九。

(27)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熊廷弼疏》。

(28) 《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

(29) 《国榷》卷八十，第四九六二页。

(30)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熊廷弼：《勘明抚镇弃地啖虏疏》。

(31)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四、卷四五五。

(32)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四。

(33)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

(34) 《国榷》卷八十，万历三十四年己末，第四九六二页。

(35) 《山中闻见录》卷二。

(36) 《山中闻见录》。

(37)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国榷》卷八十一。

(3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39) 《武录》卷一，故宫本第七页上。

(40)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55页。

(41)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155页。

(42)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159页。

(43)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297页。

(44)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27页。

(45)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55页。

(46)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404页。

(47)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277页。

(48)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273页。

(49)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356页。

(50) 《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第993页。

(51) 《武录》卷二，第五页。

(52) 《满文老档》，《太祖》，第19页。

(53) 《武录》卷二，第十一页。

(54) 《满文老档》，《太祖》，第83页。

(55) 《满洲实录》汉文卷七，《辽海丛书》本第14页。

(56) 《满文老档》，《太祖》，第885页。

(57) 《满文老档》，《太祖》，第583页。

(58) 《满文老档》，《太祖》，第616页。

(59) 《满文老档》。

后　记

1980年，郑先生的《探微集》在中华书局出版后，他曾表示：能否只将内收之清史论文编为一集，仍名《清史探微》。可惜不久他即遽尔去世，未能如愿。

最近，为了庆祝母校北大百年校庆，经汤一介教授热情推荐，北大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文定先生又热情联系，方使郑老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其后，又蒙季羡林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谨向汤、季、张三先生以及为本书出版热心帮助的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书中前25篇文章，有23篇系三四十年代郑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所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系整理北大明清档案时所写；《宋景诗》等三篇文章，系五十年代初在北大讲授近代史时所写。

抗战期间，郑先生在昆明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他经常结合西南地区史实进行教学及研究，很受联大师生及史学界重视。其中《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文字不长，曾得陈寅恪、罗常培、邵循正等教授的帮助。陈先生曾为该文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罗先生就音韵学方面提供有关证明，邵先生则据波斯语为之补充译文；陈先生并对文中论点予以肯定。当时蒙自虽地处西南一隅，但师友每多集聚一堂，同桌食饭，共住一楼，每日数见，对学术问题时有磋商，彼此团结共勉，实为学术界之一段佳话。为了怀念老一辈的友好情谊，缅怀这一难忘的时刻，我把老先生这组文字也收集进来。

郑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主持1980年南开大学明清史讨论会所提交的《清代的幕府》一文。他年轻时即已注意此问题，并向熟悉清末掌故的刘大白先生等人请教。这篇文章确实是一篇有功力，显示先生渊博学识的论文。先生年逾八十，尚孜孜不倦，撰写巨篇文字，不仅令人敬重，尤使我辈羞愧万分。

郑克晟

1997年11月14日于南开东村

许渊冲　著

中诗英韵探胜

（第二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诗英韵探胜／许渊冲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17152-3

Ⅰ．中…　Ⅱ．许…　Ⅲ．古典诗歌-中国-英语-翻译-研究　Ⅳ．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5937号

书　　　名：中诗英韵探胜

著作责任者：许渊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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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The Book of Poetry

1．周南·关雎

2．召南·摽有梅

3．召南·野有死麕

4．邶风·静女

5．王风·君子于役

6．秦风·蒹葭

7．秦风·无衣

8．小雅·采薇（选段）

9．大雅·生民（选段）

10．周颂·酌

Chapter Two　The Verse of the South

11．屈原　离骚（选段）

12．屈原　云中君

13．屈原　湘君

14．屈原　湘夫人

15．屈原　国殇

Chapter Three　Poetry of the Han Dynasty

16．项羽　垓下歌

17．刘邦　大风歌

18．刘彻（汉武帝）　秋风辞

19．古诗十九首

20．陌上桑

Chapter Four　Poetry of the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21．曹操　观沧海

22．曹植　七哀

23．孔雀东南飞

24．陶潜　归园田居（一）

25．陶潜　归园田居（三）

26．陶潜　饮酒（五）

27．陶潜　责子

28．陶潜　挽歌诗（一）

29．西洲曲

30．木兰辞

Chapter Five　Tang Poetry Before Li Bo

31．王勃　滕王阁序

32．贺知章　回乡偶书

33．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34．张九龄　自君之出矣

35．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36．王翰　凉州词

37．王之涣　登鹳雀楼

38．孟浩然　春晓

39．王昌龄　闺怨

40．王维　山中送别

Chapter Six　Li Bo and Du Fu

41．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42．李白　月下独酌

43．李白　独坐敬亭山

44．李白　早发白帝城

45．李白　哭宣城善酿纪叟

46．杜甫　望岳

47．杜甫　兵车行

48．杜甫　春望

49．杜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50．杜甫　登高

Chapter Seven　Tang Poetry After Du Fu

51．高适　燕歌行

52．刘长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53．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54．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55．白居易　长恨歌

56．白居易　琵琶行

57．柳宗元　江雪

58．元稹　行宫

59．贾岛　寻隐者不遇

60．李贺　马诗

Chapter Eight　Late Tang Poetry

61．杜牧　赠别

62．温庭筠　更漏子

63．温庭筠　梦江南

64．李商隐　锦瑟

65．李商隐　无题

Chapter Nine　Lyrics of the Five Dynasties

66．韦庄　荷叶杯

67．冯延巳　蝶恋花

68．李煜　菩萨蛮

69．李煜　虞美人

70．李煜　浪淘沙

Chapter Ten　Song Lyrics Before Su Shi

71．柳永　雨霖铃

72．范仲淹　渔家傲

73．晏殊　浣溪沙

74．欧阳修　临江仙

75．王安石　桂枝香·金陵怀古

Chapter Eleven　Su Shi

76．苏轼　江城子

77．苏轼　水调歌头

78．苏轼　永遇乐

79．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80．苏轼　水龙吟

Chapter Twelve　Song Lyrics After Su Shi

81．晏几道　鹧鸪天

82．黄庭坚　清平乐

83．秦观　鹊桥仙

84．贺铸　青玉案

85．周邦彦　兰陵王·柳

Chapter Thirteen　Southern Song Lyrics

86．李清照　渔家傲·记梦

87．李清照　声声慢

88．吕本中　采桑子

89．岳飞　满江红

90．陆游　钗头凤

91．陆游　诉衷情

92．辛弃疾　摸鱼儿

93．辛弃疾　采桑子

94．姜夔　扬州慢

95．吴文英　风入松

Chapter Fourteen　Dramatic Songs of the Yuan

96．《西厢记》　惊艳（选段）

97．《西厢记》　酬韵（选段）

98．《西厢记》　闹简（选段）

99．《西厢记》　酬简（选段）

100．《西厢记》　哭宴（选段）

Bibliography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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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中译英作品有《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英国企鹅丛书），《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等；中译法作品有《古诗词三百首》等；外译中的有英国的德莱顿、司各特，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的文学名著。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On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to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This book presents 100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dated from 11th century BC to AD 14th century, with two or more different versions to each of them, in order that the reader may see more clearly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beauty of Chinese poetry or, in the words of John Turner, "the most literary, the most artistic, the longestestablished civilization that exists." This book also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sterpieces such as the Book of Poetry and Homer's Iliad, Tao Yuanming and Wordsworth, Li Bo and Byron, Du Fu and Shelley, Wang Shifu's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and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etc. Therefore, it is predictable that this book will make a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troduction

Ⅰ

There are one billion people wh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another billion who wield the Chinese, so the translatio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the oth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 As the English is an inflexional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a hieroglyphic one, their transl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asks for translators.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s described by I. A. Richards (1953, p. 250) is "very probably 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 It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s is implicit in the former but explicit in the latter.

Difficult and complex as vers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s, different versions began to appear as early as the 18th century. As John Dryden (1631-1700) pointed out, verse translation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is "metaphrase" or word-by-word and line-by-line literal translation as advocated by Ben Jonson. The second is "paraphrase or 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 where the author is kept in view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not to be lost, but his words are not so strictly followed as his sense; and that too is admitted to be amplified, but not altered." The third is "imitation" or adaptation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assumes the liberty, not only to vary from the words and sense, but to forsake them both as he sees the occasion."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was the first to practise all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lation for Chinese poetry. "His literal version is metaphrase," said Professor Fan Cunzhong in 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1981/5), "while his metrical version is, we may say, half-way between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Unlike a translator, an imitator is not in duty bound to find a parallel for every phrase in his original. He may select. He may amplify. Taking only some general hints from the original, he can write as if the original writer were an Englishman addressing an English audience of the late 18th century. It is natural, therefore, that Jones's metrical version should be typical 18th century verse," which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English poets of the 19th century like Byron, Shelley, and Tennyson (See V. de Sola Pinto: Sir William Jone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 Pt. 4, 686-694, esp. 687-688, 693). "The polished simplicity of the original," continued Professor Fan, "is entirely lost in a mass of conventional verbiage.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t can hardly be called translation. To borrow a term from music, it is but a variation of a theme from a poem in the Chinese Book of Poetry."

Ⅱ

James Legge (1814-1897) was the second scholar to translate the Book of Poetry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ne literal and the other metrical. Here is his "metaphrase" of the first stanza of the first poem of the Book of Poetry:

Kwan-kwan go the ospreys,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This stanza of a nuptial song describes a young man thinking of his love on hearing the soft cry of a pair of water birds. What are these birds? Are they ospreys which live on fish-eating? No. Legge himself admits in his Not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bird of prey into a nuptial ode was thought, however, to be incongruous." So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word "turtledoves" instead. Since the Chinese word with an ambiguous meaning capable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has no exact equivalent in English, we can only translate it by an approximate English word. As the Chinese is not an onomatopoetic language, the harmonious note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birds answering each other cannot be accurately described in the original. In fact, their soft cry is less like "kwan-kwan" than "kwa-kwa" or even "ku-ku". If the birds are turtledoves and not ospreys, then the low sound they make should be "coos" instead of "kwan-kwan."

In line 2 of the original, the place where the water birds are crying is also capable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t may be an islet or simply a sand bar.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t so precise as the English, it would be better to denote the place by a word of vaguer meaning such as waterside or rivershore which may apply both to an islet and a sand bar.

In line 3, Legge uses three adjectives to modify the young woman: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saying in his Notes that "modest" is to be understood of the lady's mind and "retiring" of her deportment. It seems very exact, but the Chinese words have a vague meaning and "modest" and "retiring" form together a phrase which simply means "beautiful" or "slender", so Legge'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is on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form but not in sense.

In line 4, Legge follows strictly the word order of the original and calls the young man "our prince". But now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this poem is only a folk song collected by royal musicians from the countryside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so the young man and woman are only common people and not princes. I think it better to retranslate this stanza as follows: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A maiden fair he loves.

Ⅲ

Herbert A. Giles (1845-1935) was a translator highly praised by Lytton Strachey, who said in Characters and Commentaries (1933) that the poetry in Giles's version "is the best that this generation has known." If Legge's version is "metaphrase", then Giles's may be said to be half-way between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closer to the former than to the latter. We may read for example his version of Yuan Zhen's At An Old Palace in Chapter Ⅷ.

For anothe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Giles's version of Li Shangyin's Souvenirs with mine:

You ask when I'm coming: alas not just yet...

How the rain filled the pools on that night when we met!

Ah, when shall we ever snuff candles again,

And recall the glad hours of that evening of rain? (G)

You ask me when I can come back, but I don't know,

The pools in western hills with autumn rain o'erflow.

When by our window can we trim the wicks again

And talk about this endless, dreary night of rain? (X)

The original is susceptible of two interpretations for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 verb in line 2 is in the present or past tense. Giles selected the past and entitled his version Souvenirs, those of the glad hours of an evening of rain. But most Chinese critics would select the present and that night become dreary. If the translator's selection should reflect the poet's preference, we may conclude Chinese poetry tends to be more melancholy than English verse.

Ⅳ

If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practised by Legge and Giles are "metaphrase" and "paraphrase", then that of Ezra Pound (1885-1972) may be called free translation or even "imitation". For instance, we may read Pound's version of the elegy on the deceased Lady Li written by Liu Ch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156-87BC):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The first four lines are metaphrased or paraphrased, but the last couplet cannot be found in the original and may be called a new conclusion of Pound's own. The multiple comparison of the dead woman with "a wet leaf" is considered a success. But the image of yellow leaves can be found in another poem by Liu Che, Song of the Autumn Wind. It can also be found in other poems by other Chinese poets, for example, in Lu Lun's Grief in Autumn:

As years pass by, grey grows my hair;

When autumn's come, the trees stand bare.

Perplexed, I ask the yellow leaf,

'Do you like me feel gnawed by grief?'

Did Pound draw inspiration from other poems or poets? I can not say for sure. But, anyhow, his version may be classified as "imitation" for he has only taken some general hints from his original or other poems written by other poets.

But his "imitation" is not always successful. For instance, in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we find the following:

At sixteen you departed,

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

And you had been gone five months.

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

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

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

Too deep to clear them away!

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

This poem has found its way into Helen Gardener's New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972) and Norton's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74), but I am afraid it would seem more narrative and less lyrical than the following version:

I was sixteen when you went far away,

Passing Three Canyons studded with rocks grey,

Where ships were wrecked when spring flood ran high,

Where gibbons' wails seemed coming from the sky.

Green moss now overgrows before our door,

Your footprints, hidden, can be seen no more.

Moss can't be swept away, so thick it grows,

And leaves fall early when the west wind blows.

Here we may catch a glimp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epic and Eastern lyric.

Ⅴ

If Giles's translation is half-way between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then Arthur Waley's (1889-1966) is half-way between "metaphrase" and "paraphrase". Giles is on the side of rhymed verse for "rhyme", as says Swinburne in his Essays and Studies (1875), "is the native condition of lyric verse in English; a rhymeless lyric is a maimed thing." Waley, on the other hand, is against the use of rhym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verse. "The restrictions of rhyme necessarily injure either the vigour of one's own language or the literalness of one's version." Or as he puts it more briefly, "If one uses rhyme,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sacrifice sense to sound." Now, let us compare his rhymeless version with a rhymed one of Cao Song's Protest.

The hills and rivers of the lowland country

You have made your battleground.

How do you suppos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Will procure firewood and hay?

Do not let me hear you talking together

About titles and promotions;

For a single general's reputation

Is made out of ten thousand corpses. (W)

The lakeside country has become a battleground.

How can the peasants and woodmen live all around?

I pray you not to talk about the glories vain;

A victor's fame is built on bones of soldiers slain. (X)

Which version has injured the vigou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uch prosaic long words as "promotion" and "reputation" or such poetic diction as "glories" and "fame"? Which version has injured the literalness of the version: "the lowland country" or "the lakeside country", the "corpses" or "bones of soldiers slain"? It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see the rhymed version has not sacrificed sense to sound.

For anothe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Waley's rhymeless version and another rhymed one, of Bo Juyi's Red Cockatoo:

Sent as a present from Annam—

A red cockatoo

Coloured like the peach-tree blossom,

Speaking with the speech of men.

And they did to it what is always done

To the learned and eloquent.

They took a cage with stout bars

And shut it up inside. (W)

Annam has sent us from afar a red cockatoo;

Colored like peach-tree blossom, it speaks as men do,

But it is shut up in a cage with bar on bar

Just as the learned or eloquent scholars are. (X)

This quatrain has revealed the fate shared by bird and men, by intellectuals ancient and modern. Waley writes, says New Stateman, "as one might talk, he accommodates the deep with the trivial; he delicately, cooly enchants." But in the present version, I find him talking less like a poet than like a prosaic writer, less delicately than coolly, and his version less deep than trivial, for he has sacrificed beauty to truth.

Ⅵ

If Waley's free verse translation is half-way between "metaphrase" and "paraphrase", then that of Witter Bynner, like Giles's rhymed version, is half-way between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Unlike Waley's prosaic version, Bynner's is more poetic for he has performed "the miracle of identifying the wonder of beauty with common sense," as he says of the Tang poets he translated in his Jade Mountain published in 1929. For instance, we may compare his version and Innes Herdan's, of Du Shen-nian's On a Walk in the Early Spring:

Only to wanderers can come

Ever new the shock of beauty,

Of white cloud and red cloud dawning from the sea,

Of spring in the wild-plum and river-willow....

I watch a yellow oriole dart in the warm air,

And a green water-plant reflected by the sun.

Suddenly an old song fills

My heart with home, my eyes with tears. (Bynner)

We two are just wandering officials

Taken unaware by the freshness of season and scene:

Pink clouds rising from the sea at daybreak;

Spring edging the river with plum and willow.

Mild air excites the golden oriole;

Clear light twinkles in green duckweed.

Suddenly I hear you singing an old tune

And home thoughts fill my eyes with tears. (Herdan)

Herdan's free verse translation is half-way between "metaphrase" and "paraphrase", closer to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 for she tries, as she says in her 300 Tang Poems published in 1973, "to keep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as it is possible to do in a language so utterly different". In hers we find only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e wonder of nature, but in Bynner's a subjective, lyrical narration of the wonder not only of nature but also of the poet, especially in lines 2-4 and 7-8 in which we can see the miracl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wo wonders.

The same is true of his version of Du Fu's well-known verse in A Spring View:

Though a country be sundered, hills and rivers endure;

And spring comes green again to trees and grasses

Where 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

And 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

According to most Chinese critics, lines 3-4 should mean that the poet sheds tears on seeing the fallen petals and feels grieved on hearing the singing birds. If so, there is only common sense without wonder of nature. When Bynner says it is the petals that are shed like tears and the birds that are grieved for loneliness, we see even flowers and birds share the poet's feeling and common sense, and become wonder of nature. Here we may say Bynner has outdone the original.

Ⅶ

Henry H. Hart is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translator who has modernized his version of ancient Chinese verse, perhaps because "poetry", as Herbert Spencer said, "should diminish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minds of the writer and reader." Afraid the modern Western reader might fail to see "the universal humanity which shines through every line"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and "the beauty which i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for those who trouble to seek it out," as he says in A Garden of Peonies published in 1938, Hart has translated three book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in the form of modern American verse. Fo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his modern version and my rhymed one, of Wang Wei's Man and Nature:

Day after day

In vain we labor—

And grow old.

So come,

Empty a cup of wine

With me.

Waste no pity

On the falling blossoms,

Year after year

They will come again

With spring. (Hart)

From day to day man will grow old,

So drink the cup of wine you hold.

Don t grieve o'er flowers falling here;

They'll come with spring from year to year. (Xu)

We cannot fail to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omantic quatrain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a modern poem of the 20th.

It is true that before Hart, Amy Lowell (1874-1925) has already modernized her version of Yang Yuhuan's Dancing:

Wide sleeves sway.

Scents,

Sweet scents

Incessant coming.

It is red lilies,

Lotus lilies,

Floating up,

And up,

Out of autumn mist.

Thin clouds

Puffed,

Fluttered,

Blown on a rippling wind

Through a mountain pass.

Young willow shoots

Touching,

Brushing

The water

Of the garden pool.

But in Hart's version, what we see is a Chinese poet and his philosophy of life, while in Lowell's, it becomes an American dancer instead of an ancient Chinese. Lowell has modernized few of her versions but Hart, many. So I would regard him as the initiator of modern American verse into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Ⅷ

In the 1940s appeared two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oems: 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Soame Jenyns and published in London and The White Pony edited by Robert Payne and published in New York. Both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translators practise "metaphrase". "It has seemed best to translate the poems as simply and literally as possible," says Payne. "The Chinese has therefore been translated line by line—without rhyme, for to have succeeded in rhyme would have necessitated padding out the lines or so changing their forms that they would have become unrecognizable." But we shall find out if we compare Jenyns' rhymeless version and my rhymed one, of Du Fu's Coming across a Disfavored Musician on the Southern Shore of the Yangzi River:

In the old days I saw you at the palace of the prince of Chi,

And I often heard you before the halls of Tsui Chiu.

South of Yangtze it is still peaceful and the scenery is good,

And now in the time of falling blossoms I meet you again. (Jenyns)

How oft in princely mansions did we meet!

As oft in lordly halls I heard you sing.

The South with flowers is no longer sweet;

We chance to meet again in parting spring. (Xu)

In which version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more striking? Has the rhymed version padded out its lines and changed their form? I think it has padded them no more than Payne has loaded with notes his version of Li Shangyin's Inlaid Psaltery:

I wonder why the inlaid psaltery has fifty strings.

Every string and peg evokes the beautiful years,

Dawn-dreaming Chuang-tzu, the hovering butterfly;

In spring the Emperor's heart haunting the cuckoos,

Moonlight in the blue sea, pearls shedding tears,

In the warm sun the jade in the blue fields engendering smoke—

So should our loves endure, being filled with memory;

But already these days are fading into the years.

*Li Shangyin is tenuous and recondite; nearly every poem needs a long commentary. Chuang-tzu is, of course, the famous philosopher who dreamed he was a butterfly. The soul of the emperor Wu returned in the shape of a cuckoo. The "pearls shedding tears" may refer to mermaids— "in the outer southern seas there are mermaids who can weave under the sea and whose tears are pearls." Huai Nanzi claimed that pearls wax and wane with the moon. The legend of the fields may refer to the poor man who planted jade that flowered, ate the fruit, and with it won the beautiful lady; it probably has an evasive sexual meaning. No one quite knows what the poem is about, and what the inlaid psaltery represents, but there is, at least in the original, an extraordinary effect of a stream of images that dissolve into one another and gain brightness from their dissolution. In Chinese the poem is sharp-edged as well as pleasantly obscure.

We may compare Payne's version with mine in Chapter IX to see which has padded out its lines or loaded it with notes, and which would make the reader feel the regret of the bygone years as sweet as an amorous dream, as dazzling as the wings of a butterfly, as sad as the cuckoo's heart-broken song, as pale as the tears in a mermaid's eye and as dim as vapor rising from sunburnt jade?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reproduce the extradinary effect of a stream of images that dissolve into one another and gain brightness from their dissolution?

In 1956 appeared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ed by Kenneth Rexroth (1905-1982), whose versions, according to Renditions Nos. 21 & 22, "are probably second only to Ezra Pound's Cathay among al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verse in terms of their superb vital idiom as well as their popularity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hailed it 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ly sensible books of poems in the American idiom'.... In 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s published in 1969, sixteen poems by Rexroth are selected and fourteen among them are translations from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Rexroth's translations "do not follow closely the source texts; instead, the source texts by and large only serve as a departure point from which his imagination soars freely....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his translations often lie in the passages which he rendered most freely and which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Chinese texts.... what are the innovative devices with which he... improves on the source texts?... A close scrutin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reveals how constantly Rexroth improved on his drafts and tried to transform his materials into concrete, exact, and vivid imagery. The mere 'paths' are turned into 'shattered pavements' which are much more concrete and echo the theme of a ruined palace. In the first version, the pipes 'moan' in the storm, in the second they 'roar' while in the final version, they 'whistle and roar'. 'Whistle and roar' are verbs which can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sound of organ pipes. Also, Rexroth first changed the 'autumn colors' to Autumn leaves, and finally into 'red autumn leaves'. This process clearly shows Rexroth's attempt to avoid abstraction and to render his imagery colorful, specific and precise."

Judging from the above, we may say Rexroth practises "imitation" more than "paraphrase".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practises "metaphrase". Fo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his version and mine, of Du Fu's following quatrain:

White birds, grey river.

Scarlet flowers, green hills.

I watch Spring pass.

I doubt home return. (Rexroth)

Against the water blue birds look more white;

On the green hills red flowers seem to burn.

Alas! I see another spring in flight.

Oh, when will come the day of my return? (Xu)

In this quatrain there are four things (river, birds, hills, flowers) painted in four colors (blue, white, green, red). As the original is already colorful enough, Rexroth uses "metaphrase" instead of "imitation", but he interpolates approximations of antithesis where there is none implied in the original, and as a result, he fails to bring out Du Fu's feeling of bitterness, that is, his homesickness set off by the beauty of the scenery. Therefore, we may conclude that he has sacrificed sense to form, and truth to beauty.

Ⅸ

In 1965 appeared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ms translated by Angus C. Graham, who says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element in poetry which travels best is of course concrete imagery"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 is the Image." Since every translation involves loss, the question is what the translator chooses to lose: image or idea. Since every translator chooses to preserve what he considers essential and to lose what seems of minor importance, Graham chooses to preserve the imagery at any cost. For instance, we may compare his version and mine, of a couplet from Li Shangyin's Untitled Poem ii: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 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o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Graham)

When doors were locked and incense burned, I came at night

And left at dawn when windlass pulled up water cool. (Xu)

This couplet hints at a tryst of the poet with his love. The image of gold toad carved on the lock is a symbol of the closed door. The door was not closed till night, so the locked door becomes a sign for the nightfall. The night is the time of the tryst, so it is only circumstantial when compared with the love affair. Thus we see the images of door, lock, gold toad cannot be considered essential in this couplet. Nor can that of jade tiger carved as an ornament on the windlass over a well. As people used a windlass to draw up water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poet's departure at dawn implies he passed the night in the bedchamber of his love, so the morning is also circumstantial. The images of well, windlass, rope, jade tiger, all are of minor importance. As Graham would lose the idea of tryst rather than the images of gold toad and jade tiger, I think he has sacrificed the essential to the non-essential.

Chinese imagery may have multiple meanings. Graham would not lose any of them. An example is his version of a couplet from Du Fu's Autumn Meditation:

The clustered chrysanthemums have opened twice in tears of other days:

The forlorn boat, once and for all, tethers my homeward thoughts.

Then he makes the following comments:

"Is it the flowers which burst open or the tears, the boat which is tied up or the poet's heart? Is the 'other day' past, or a future day which may be as sad as the two autumns in which he has already seen the chrysanthemums open in this unfamiliar country? Are the tears his own, or the dew on the flowers? Were they, or will they be, shed on another day, or is he shedding them now for the sorrows of another day? Are his hopes wholly tied to the boat which may take him home, or tied down once for all by the boat which will never sail? Is his heart tied here with the boat, or has it travelled home in his imagination to see other chrysanthemums in his former garden? Most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by commentators and the ideal translation would allow all of them; this is the kind of language which does mean all that it can mean."

Since there is no ideal translation, I think the best version is that which chooses the essential at the sacrifice of the non-essential.

Ⅹ

In the 1970s appeared two importan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oems: Sunflower Splendor translated by fifty American scholars and A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 translated by John A. Turner. Sunflower Splendor represents an unprecedented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lars who insist on accuracy as well as readability. In my opinion, they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Arthur Waley and practise "metaphrase." On the other hand, Turner resumes the tradition of rhymed version maintained by Giles, Cranmer-Byng, Budd, Martin, Waddell, Gaunt and Fletcher, which has been broken since the 1940s. As he writes in his Preface, "My intention is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of a poem read like a poem itself. Accordingly, I do not comply with the modern fashion of putting Chinese verse into line by line prose... I believe that poetry cannot really be translated into prose. The translation of a poem into prose, which is merely verbally accurate, is not itself a poem and remains a crib. It misses the point and soul and reason of a poem, its specific beauty." In my opinion, the method he follows is "paraphrase". We may read for example their different versions of Li Bo's quatrain, Seeing Meng Haoran off to Guangling in Chapter Ⅵ.

These two collections include not only regulated poetry but also tuned lyrics, that is, lyrics written to a certain tune, of which the title refers simply to the metrical pattern and in most cas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em's content. For instance, we may read Turner's version of Wen Tingyun's lyric written to the Tune of "Dreaming of South River Land":

My dressing done,

Alone I sit to scan the tide.

A thousand sails go past the shore,

But not the sail I am waiting for.

The slanting sun

Reddens the waters many a mile:

And still I mournfully gaze on

Toward Whiteweed Isle.

The lyric's content deals with a wife's waiting in vain for the return of her husband and has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une title Dreaming of South River Land. The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3/5A/7/7A/5A//

The numerals in the diagram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ach line and the capital letter "A" stands for the rhyme used in the original.

Ⅺ

In the 1980s, all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lation have developed and reached their new apex. The "metaphrases" has, on the one hand, developed into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in Willis Barnstone's version of Li Qingzhao's poem which should be read down from right to lef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developed into modernized verse without punctuation in the Elek Book of Oriental Verse (1979). For example, we may read C. H. Kwôck & Vincent Mchugh's version of Wang Wei's quatrain, Seeing Master Yuan off to His Mission to Kucha:

City on Wei

the morning rain

wet

on light dust

Around the inn

green willows

fresh

I summon you:

Drink one more cup

No old friends, my friend

when you speed westward

past Yang Kwan

The "imit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theme and variations in the Elek Book of Oriental Verse. For instance, the eight lines of Li Shangyin's Bright Lute has been expanded into a theme of four stanzas or sixteen lines, and into variations of five stanzas or thirty-seven lines.

The "paraphrase" has also developed in my version of 600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in which I have tried to bring out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in sense, in sound and in form. I say "beauty" instead of "equivalence" or "resemblance", for a translated text which resembles the original in form may not be as beautiful in sense. As to preserve the beauty of manner as well as the matter of the original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of literary tasks, we shall discuss i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Ⅻ

What i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verse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is an art of turning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I say "art" and not "science", because I think science, as John S. Mill writes in What Is Poetry, "addresses itself to the belief;" poetry or art, "to the feelings. The one does its work by convincing or persuading; the other, by moving. The one acts by presenting a proposi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by offering interesting objects of contemplation to the sensibilities." So science, including linguistics,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verse translation. If the formula for science is 1＋1＝2, then that of verse translation may be 1＋1＞2.

As we know, Ezra Pound speaks about the way words transmit an electricity among themselves, generate and intergenerate certain qualities and combinations of energy by their very position in a work. "Three or four words," he says, "in exact juxtaposition are capable of radiating this energy at a very high potentiality.... (The) peculiar energy which fills (words) i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of centuries of race consciousness, of agreement, of association." I think the energy which fills the words may serve to explain the formula 1＋1＞2. The word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re richly filled with such energy because Chinese verse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For instance, we may reread the couplet in Du Fu's Autumn Meditation which has multiple meanings.

Is a verse of multiple meanings translatable? It depends on your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If you think translation is science and its formula is 1＋1＝2, and if you believe to translate is to find the exact equivalence or hundred per cent resemblance, then poetry is untranslatable. If you think translation is art and its formula is 1＋1＞2, and if you believe to translate is to find partial equivalence or convey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then poetry is translatable to a certain degree or even to the nth degree. For example, I may cite Innes Herdan's version of Li Shangyin's couplet describing the poet's longing for his love:

Grief at the morning mirror—

cloud-like hair must change;

Verses hummed at night,

feeling the chill of moonlight....

The original of this couplet is subject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ho is grieved? Whose cloud-like hair? By whom are verses hummed at night? Who feels the chill of moonlight? To each question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answers: the poet, his love or anyone. If every woman is grieved for fear lest her hair should turn grey, and if she hums verses and feels the chill of moonlight, then this is only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without any personal emotions involved, and she is only a common woman. If the poet is grieved for fear lest his love's hair should change, then we know he is deep in love. If the woman feels the chill while the poet hums verses in moonlight, then we know she is also deep in love and there is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ir hearts. Thus we see the three interpretations convey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in different degrees, from the lowest to the highest. Therefore,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first principle of verse translation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to the highest degree possible. In other words, a verse translation should lose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If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beauty preserved in the version, I think it would be wrong or at least paradoxical to say that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A translated vers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oet's idea and the translator's language. Its style cannot be hundred per cent the poet's nor the translator's. When there is unity between the poet's idea and language, or contents and form, or spirit and letter, or matter and manner, the style will be the poet's more than the translator's.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the style will be the translator's more than the poet's. For instance, Innes Herdan's version of Li Shangyin's couplet quoted above seems to say that everyone feels the grief at the morning mirror and the chill of moonlight, but in effect Li means the poet or his love feels the grief and the chill, so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oet's idea and the translator's language and Herdan's style is her own more than the poet's style. But I think a translator's style should be truer to the original idea than the original language.

ⅩⅢ

The second principle of verse translation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usicality (or beauty in sound) of the original. By musicality we include rhyme, rhythm, alliteration, assonance, etc. As all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are written in rhyme, no English version could reproduce an effect similar to the original if no rhyme were used. Fo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Rexroth's and my version of Li Qingzhao's Weary Song to a Slow Sad Tune written after the death of her beloved husband.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Rexroth)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and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Xu)

The original verse ends with the sound (i) to show the poetess's bitter grief. Rexroth's assonance (seek and clear) convey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original beauty in sound. His repetition even resemble the original in form. But his omission of the subject turns the verbs "search" and "seek" into imperatives and the reader would not know it is the poetess who was seeking, so he fails to bring out the original beauty in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hyme used in my version conveys to a higher degree the musicality of the origina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ertion of "what I miss" and "I know not what it is" reveals the "energy" —to use the term of Ezra Pound—radiated from the four juxtaposed Chinese words, and conveys the original beauty to a higher degree than Rexroth's version. By mere coincidence, "miss" and "cheer" are assonan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and make my version read like the original and resemblance in sound may help to reveal the poetess's bitter grief all the better. That is to say, the musicality of the version may help to bring out the beauty in sense.

ⅩⅣ

The third principle of verse translation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beauty in form. By form we include line length, verse pattern, repetition of words, parallelism in structure, etc. If the original line is long, 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shorten it in his version, nor lengthen it if the original is short. This may be illustrated by two versions of Lu You's lyric written to the tune of Phoenix Hairpin: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 wrong, wrong! (Xu)

Our long long years of separation

With deep sorrow are fraught:

All, alas, is irredeemable,

Irredeemable, irredeemable. (Huang)

The original verse is written in three lines, the first version has preserved the original beauty in form while the second has not.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original contain each four words, and those of the first version, six syllables each. The third line of the original contains three repeated monosyllabic words, so does that of the first version, but the second has repeated three words of five syllables, too long to read as beautiful as the original, so it has neither preserved the original beauty in line length nor in verse form, and not even in repetition of words.

Parallelism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regulated poetry for at least in the two middle couplets of the eight-line verse the paired lines are syntactically parallel, and each word contrasts in sense with its counterpart in the other line. For example, we may read the following couplet in Du Fu's On the Height: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Here we find the two lines syntactically parallel. It is said that in English strict parallelism without the repetition of a word is nearly impossible, while parallelism involving repetition will quickly seem rigid and monotonous. But in the above version we find only unimportant particles repeated without entailing rigidity or monotony just as we see in Pope's couplet:

Be not the first by whom is new is tried

Nor yet the last to lay the old aside.

It is true that in the second line of Du Fu's couplet the word "roll" is repeated while in this version it is not. Is it not a loss? So it is, but the loss is compensated for by the repetition of "hour"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the original. Then this may be called a loss at sunrise with a gain at sunset. Other examples of parallelism may be found in Bo Juyi's Everlasting Regret:

The moon viewed from the tent sheds a soul-searing light;

The bells heard in night rain make a heart-rending sound.

This shows that eve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beauty in form is not beyond a translator's reach.

ⅩⅤ

The last question is how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beauty in sense, in sound and in form. In my opinion, to preserve the beauty in sense, we may use the method of "paraphrase" (free or liberal translation); to preserve the beauty in sound, we may use the method of "imitation" or adaptation; to preserve the beauty in form, we may use the method of "metaphrase" (or literal translation). There is no hundred per cent literal translation nor hundred per cent liberal translation. Every translated text is literal or liberal transl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For instance, we may compare the three following versions of Wang Wei's quatrain, Bird Call Valley:

Man at leisure, cassia flowers fall.

The night still, spring mountain empty.

The moon emerges, startling mountain birds:

At times they call within the spring valley.

(Pauline Yu)

Free and at peace. Let the sweet osmanthus shed its bloom. Night falls and the very mountains dissolve into the void. When the moon rises and the birds are roused, their desultory chirping only accents the deep hush of the dales.

(Weng Xianliang)

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ll unenjoyed;

When night comes, hills dissolve into the void.

The rising moon arouses birds to sing;

Their fitful twitters fill the dale with spring.

(X. Y. Z.)

The first version is a literal translation to a high degree. It is nearly a word-by-word and line-by-line version, still it is not a hundred per cent literal translation. for there is the insertion of the preposition "at" in lines 1 and 4, and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n lines 2, 3 and 4. The second version is halfway between free translation and "imitation" or adaptation, for the words in the original are not strictly followed, the sense of "leisure" and "empty" is amplified and that of the last line is altered. However, it is not yet a hundred per cent free translation or "imitation", for the words "night", "mountain", "moon", and "birds" are still strictly followed. The third version is also half-way between free translation and "imitation", but it has preserved to a higher degree the beauty in sense, in sound and in form.

As a French translator says, "Traduire, c'est comprendre et faire comprendre." (To translate is to understand and to make understand.) If that may serve as a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then the first version of Wang's quatrain has met the requirement. But, I think, to translate a literary work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and make understand but also to enjoy and make enjoy. If that is the requirement of a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n the second version of Wang's quatrain may be said to have met the requirement. What is more, to translate a verse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and enjoy but also to delight and make others delight in it. If a verse translation can preserve to a high degree the original beauty in sense, in sound and in form, then, as Edmund Spenser says,

What more felicity can fall to creature,

Than to enjoy delight with liberty.

Fate of the Butterfly

X. Y. Z.

May 1—20, 1989

Revised April 18, 1991

Chapter One
The Book of Poetry

The Book of Poetry is the earliest anthology of verse in China, consisting of 305 poems dating from between the 11th and the 6th century BC. It i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music into four main sections: 160 Lyrical Songs, 74 Festal Odes, 41 Epical Odes and 40 Sacrificial Hymns.

"Poetry," said Confucius (552-480 BC), "may serve to inspire, to reflect, to facilitate communion or intercourse and to give vent to grievances." The Lyrics serve chiefly to inspire; the Epical Odes, to reflect; the Festal Odes, to facilitate communion and give vent to grievances; and the Hymns, to inspire and reflect. Of course, all the poems reflec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life of the Zhoua dynasty (1122-255 BC): the Lyrics describe the life and feeling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Odes and the Hymns, those of the nobles.

"History," said Professor Feng Youlan (1895-1990),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philosophy, cannot be as perfect as philosophy. In compensation, man tries to give philosophy an imaginary realization which is fine arts, including poetry". In the Book of Poetry we find not only actual but also imaginary realization of philosophy for it includes both historical and legendary aspects of human life. Hymn 303, for example,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stanza:

Heaven sent Swallow down

To give birth to the Sire

Of Shang who wore the crown

Of land of Yin entire.

This stanza tells us the legend that the founder of the House of Shang was born around 2300 BC when his mother bathing in some open place took an egg dropped by a swallow and swallowed it. The philosophical idea embodied in this legend is that the king rules by decree of Heaven. Ode 245 The Birth of Our Lord of Corn selected in this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Hou Ji, the legendary ancestor of the Zhou people and reputedly the first farmer. Hou Ji's mother Jiang Yuan conceived him after treading on the footprint of a god, and from birth he enjoyed divine protection. More wonderful still, as soon as he grew up he knew. how to plough and grow grain, and the ode describes the abundance of his various crops; this hero personif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en of old to conquer nature, their inventiveness and ingenuity. Such poems were obviously based on early legends, hand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If the Chinese epic begins with legends, it ends in history. Hymn 304, for instance, records the deluge in Stanza 1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Xia dynasty by the Martial King of Shang in 1766 BC in Stanza 6.

1. The Sire of Shang was wise;

Good omens had appeared for long.

Seeing the deluge rise,

He helped Yu stem the current strong....

6. His banners flying higher,

His battle-axe in his fist,

The Martial King came like fire

Whom no foe could resist.

Xia be was like the roots

Which could no longer grow

When he lost his three shoots,

Wei, Gu, Kun Wu, Tang's former foe.

So the Martial King ruled high and low.

Yu was the first king and Jie the last of the Xia dynasty (2205-1766BC), Wei, Gu and Kun Wu were Jie's allies, and Tang was the Martial King of Shang. Yu was well-known for checking the floods and Jie for his love of a beautiful lady. Here Jie is compared to the root of a tree and his allies to three shoots cut down by the Martial King with his battle-axe. The philosophical lessons drawn from these stanzas are that nature can be conquered by man and the evil by the good.

If history mingles with legends in the Hymns, the Odes may be said more historical than legendary. For example, Ode 250 relates how Duke Liu, an ancestor of the Zhous, led his people from Tai to Bin, where they opened up wasteland, built houses and settled down.

Duke Liu crossed the mountains

And saw a hundred fountains.

He surveyed the plain wide

By the southern hillside.

He found a new capital

Wide for his people all.

Some thought it good for the throng;

Others would not dwell there for long.

There was discussion free

Whether they would agree.

This stanza shows that there was not only wise leadership but also democracy in ancient China. Ode 237, for another example, describes a descendant of Duke Liu named Tan Fu, who migrated from Bin to Mount Qi in 1325 BC. First he and his companions lived in caves, then they tilled the land and erected temples and city walls.

They brought basketfuls of earth

And cast it in frames with mirth.

Then they beat it with blows

And pared the walls in rows.

A hundred walls did rise;

Drums were drowned in their cries.

This stanza shows that the leader and the people labored and lived together and there wa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se two odes are not full of miraculous happenings like Hymns 303 and 304, but describe the two great migrations in a plain and matter-of-fact way, giving forceful expression to the people's joy in pioneering and their industry. Ode 236 is an epical poem describing how the Martial King of Zhou overthrew the last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1122 BC.

Shang's troops did wield

Forest-like flags afield.

We took oath on the Plain

To start the campaign:

"God's overhead.

Don't shrink in dread!"

The battlefield's wide,

War chariots strong,

The steeds we ride

Gallop along.

Our Master Jiang

Assists the king

To overthrow the Shang

Like Eagle on the wing.

A morning bright

Displaced the ni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mark that images and similes are used in the Odes as well as in the Hymns: the flags are compared to trees in a forest and Master Jiang, chief-of-staff of the Martial King, to an eagle on the wing, and even the philosophical idea is termed in the image that a bright morning displaced the night.

If the Hymns and the Epical Odes celebrate the deeds of heroes, the Lyrics and some of the Festal Odes reflect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For instance, Lyric 154 describes the peasants'simple life and honest feelings throughout the year. Each family has to work hard and is heavily exploited. They plough, weave, hunt, build houses, store ice and brew wine for their master, but go hungry themselves and complain:

In days of first moon the wind blows;

In those of second weather's cold.

We have no garments warm to wear.

How can we get through the year?

Ode 167, for another example, tells of the hardship of the garrison troops stationed at the distant frontiers to keep back the Huns. The last stanza selected in this book and entitled Home-Coming After War gives a moving description of a soldier's misery when, bound home at last, he suffers from cold and hunger on the road.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poetry may serve not only to reflect but also to give vent to grievances.

The bulk of the Lyrics are song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Though their theme is the same they possess great variety, presenting all the sadness and joy of lovers' partings and reunions. Many descriptions of first encounters, pledges of faith and secret assignations show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love in those days for ordinary people. Lyric 23 A Deer-Killer selected in this book tells how a hunter in the woods meets a maiden whom he finds as lovely as jade, and how he wins her. The fresh openness of feeling here harmonizes with the sense of spring in the countryside. Lyric 42 A Mute Maiden selected here relates how two lovers arrange to meet at the city wall; but when the young man comes the maiden hides herself, throwing him into an anxious quandary. The ingenuous couple in this poem are full of life. Other songs which describe young people singing and dancing or young lovers meeting during festivals are pulsing with joy and reveal a comparative freedom in love. But that certain restrictions existed can be seen from songs like Lyric 76, in which a girl longs for her lover but dares not let him come to her because she dreads what her parents, her brothers and the neighbors will say.

Some lyrics describe woman's task and life after marriage. Lyric 8 was a song sung at work by women gathering plantain seed which was believed to help them to become pregnant after eating it. The three stanzas, twelve lines in all, repeat each other except for the use of six different verbs to show the whole process from setting out to returning with full skirts; and the simple words and rhythm are gay and evocative.

We gather plantain seed.

Let's rub it out with speed!

We gather plantain ears.

Pull by handfuls with cheers!

We gather plantain seed.

Let's fill our skirts with speed!

We gather plantain ears.

Belt up full skirts with cheers!

Lyric 82 describes the happy life of a hunter's wife:

"At shooting you are good;

I'll dress the game as food.

Together we'll drink wine

And live to ninety-nine.

With zither by our side,

At peace we shall abide."

Lyric 66 My Man's Away selected in this book, on the other hand, describes the lonely life of a woman whose husband is "away to serve the State". Lyrics 35 and 58 are ballads about wives forsaken by their husbands, which show that there was no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even in ancient days. Although marriage might be unhappy, a single woman or an old maid still longed to be married and a young man still longed for a fair maiden, as shown in Lyrics 20 and 129 selected here. Therefore, poetry should serve not only to reflect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o give vent to their grievances but also to inspire them to noble feelings.

A Fair Maiden, the very first poem in this book, inspires people to love virtue and beau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tes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music. For according to Confucius, music imitates the harmony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rites, its order. The rites may serve to secure the mean in one's desires and music, in one's sentiments. The former may regulate one's mind and the latter may harmonize one's feelings. With both, man could live a happy life in a peaceful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Hymn 293 The Martial King selected here inspires the nobles to worship Heaven and their ancestors. By the worship of one's ancestors as gods, the Chinese epic deifies human beings, while the Homeric epic describing gods as men humanizes Deities.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 inspired the Chinese to become as good as their forefathers, while that of Deities was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religion. Thi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f the Lyrics and the Hymns serve to inspire and reflect, the Festal Odes then serve chiefly to facilitate communion and intercourse. The very first ode facilitates the King's communion with the lo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tes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music.

Let offerings appear

And lute and strings vibrate!

If you love me, friends dear,

Help me to rule the State!

In Ode 166, which is responsive to the preceding ode, the lords feasted by the king desire for him the blessing of Heaven and his ancestors.

May Heaven bless our king

With great security,

Make him generous and bring

Him great felicity

That he may do more good

And people have more food!

If the Odes facilitate the intercourse of the nobles, the Lyrics then facilitate the commun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Lyric 133 Comradeship selected in this book, we find the soldiers' feeling to share their battledress with their comrades in weal and woe. According to the Annals, this ode was sung by Duke Ai of Qin when he despatched troops to the rescue of the Chu capital besieged by Wu armies. This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an epical poem in Chinese history. In Homeric epics we find more discord than communion between gods and between men.

There is also discord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Lyrics, as shown above, serve to give vent to the grievance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Odes, that of the nobles and officials. For example, Ode 205 points out that some officials lead a life of leisure while others do all the hard work.

Some enjoy rest and ease;

Some worn out for the State.

Some march on without cease;

Some lie in bed early and late.

Some know not people's pain;

Some toil for State affair.

Some long in bed remain;

Some laden with great care.

This contrast between minor officials and the great shows the sharp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r and the lower ranks at court. Ode 203 voices the hatred of the conquered nobles of the Shang for the Zhou conquerors, contrasting the former's misery with the latter's easy life. The Shang poet enumerates the stars in heaven which do not live up to their fine names:

In south the Winnowing Fan

Cannot sift grain for man.

In north the Dipper fine

Cannot ladle good wine.

The Winnowing Fan cannot winnow, the Dipper cannot hold wine and its handle is turned towards the west so that the Western Zhou conquerors can use it to plunder the East. These strange images vent the poet's indignation by showing that there is deceit even in the sky—even Heaven is unjust. In the Homeric epic the poet gives vent only to Achilles'wrath at the death of his friend Patroclus.

Two devices are commonly employed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frequent use of simile and metaphor and the practice of starting a poem by evoking images quite apart from the central subject. Lyric 113 is a good example of a poem in which an animal is compared to a certain type of man.

Large rat, large rat,

Eat no more millet we grow!

Three years you have grown fat.

No care for us you show.

We'll leave you now, I swear,

For a happier land,

A happier land where

In our own place we'll stand.

The longing to go to "a happier land", in other words a society free from tyranny and exploitation, was of course an empty dream at that time; yet it shows the author's rebellious spirit. Sometimes the images first mentioned are related to the general theme like the rat, but again there may be no connection. Certain images have emotional associations; others are chosen solely for the sake of rhyme. For instance, the first stanza of Lyric 112 reads as follows:

Chop, chop our blows on elm-tree go;

On rivershore we pile the wood.

The clear and rippling waters flow.

How can those who nor reap nor sow

Have three hundred sheaves of corn in their place?

How can those who nor hunt nor chase

Have in their courtyard badgers of each race?

Those lords are good

Who do not need work for food!

The first three lines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 subject.

Another striking feature of these poems is the repetition of whole phrases and stanzas, done perhaps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action, or simply for effect (See the above-cited Lyric 8). The metre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may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etrasyllabic, pentasyllabic and heptasyllabic lines as well as lines of irregular length. The tetrasyllabic lines were the earliest, and most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re in this form (See Home-Coming After War selected here), which had already reached maturity.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oems are rhymed. The vocabulary is a rich one. In addition there are choruses and refrains.

Some critics say that there was no epic in ancient China, without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epical odes and the Greek epic: the former are historical, emphasizing truth and virtue, while the latter are legendary, emphasizing beauty and violence. For example, we may compare the above-cited stanzas of Ode 236 with a stanza of Pope's translation of Homer's Iliad, Book ⅩⅥ, lines 486-499.

Thestor was next, who saw the chief appear,

And fell the victim of his coward fear;

Shrunk up he sat, with wild and haggard eye,

Nor stood to combat, nor had force to fly;

Patroclus mark'd him as he shunn'd the war,

And with unmanly tremblings shook the car,

And dropp'd the flowing reins. Him'twixt the jaws,

The javelin sticks, and from the chariot draws.

As on a rock that overhangs the main,

An angler, studious of the line and cane,

Some mighty fish draws panting to the shore:

Not with less ease the barbed javelin bore

The gaping dastard; as the spear was shook,

He fell, and life his heartless breast forsook.

This is a meticulously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death of Thestor, a Troyan chieftain killed by Patroclus, a Greek chief and Achilles' best friend. The javelin takes away Thestor's dignity as a human being even before it takes his life. He is gaping, like a fish on the hook. The comparison of Patroclus to an angler emphasizes the excitement of the battle. It is sai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Bernard Knox that "Homer's lines here combine two contrary emotions: the human revulsion from the horror of violent death and human attraction to the excitement of the violent action. This passage is typical of the poem as a whole. Everywhere in it we are conscious of these two poles, of war's ugly brutality and its 'terrible beauty.'... Achilles is a man who lives by and for violence, who is creative and alive only in violent action." Contrary to Homer's or Pope's elaborate and precise description, the Chinese epical odes are simple and concise. Abhorent of violence and excess, the Chinese try to secure the mean in their desires and sentiments. Neither violent death nor violent ac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enemy troops defeated and killed are compared to trees cut down, which would bring about no human revulsion; the victorious chief-of-staff is compared to an eagle on the wing, which would arouse no emotional excitement. In a word, we may say that the Homeric epic appeals to passion and the Book of Poetry to reason.

The Chinese hero looks like Hector, the Troyan hero who fights bravely but reluctantly, whose background is civilized life—the rich city life with its temples and palac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family, and whose preeminence in peace is emphasized by the tenderness of his relation with his wife Andromache. Read for instance the parting scene between them in Homer's Iliad, Book Ⅵ, lines 624-637:

"Andromache! my soul's far better part,

Why with untimely sorrows heaves thy heart?

No hostile hand can antedate my doom,

'Till fate condemns me to the silent tomb.

Fix'd is the term to all the race of earth;

And such the hard condition of our birth:

No force can then resist, no flight can save,

All sink alike, the fearful and the brave.

No more—but hasten to thy tasks at home,

There guide the spindle, and direct the loom:

Me glory summons to the martial scene,

The field of combat is the sphere for men.

Where heroes war, the foremost place I claim,

The first in danger as the first in fame."

If we compare this farewell speech of Hector's with Home-Coming After War seleced in this book, we shall find Homer's description explicit and Hector's sorrow profound, bu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warrior's parting grief implicit and suggestive. Though the Chinese soldier is reluctant to go to war, his reluctance is not fully expressed but merely hinted at by the willows' reluctance to part from him. The symbol of willows also shows that there i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poetry while in the Homeric epic we find confrontation and discord between them.

To sum up, good at describing strong men and strong feelings, Homer glorifies the heroism of warriors; true to daily life of common people, the Chinese poets celebrate the industry of peasants and hunters. The former is romantic and beautiful while the latter is realistic and truthful.

1．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Ode (Guan Ju)

Kwan-kwan go the ospreys,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gather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lutes, small and large, let us 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cook and present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bells and drums let us show our delight in her.

James Legge 1871

(2) A Fair Maiden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A maiden fair he loves.

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

Of cresses here and there;

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

For the good maiden fair.

His yearning grows so strong,

He cannot fall asleep;

He tosses all night long,

So deep in love, so deep!

Now gather left and right

The cresses sweet and tender;

O lute, play music bright

For the bride sweet and slender!

Feast friends at left and right

On cresses cooked tender;

O bells and drums, delight

The bride so sweet and slender!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is the first poem in the Book of Poetry probably compiled in the sixth century BC. It describes the life and love of Chinese people living about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first stanza the method of association is used. That is to say, on hearing a pair of waterbirds, the young man thinks of the fair maiden he loves; in other words, he associates his own love with the love between two birds.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method of association is again used; that is to say, on seeing water flow left and right of the cress, the thoughts of the young man wandered left and right of the cress-gathering maiden. In the third stanza we find narration instead of association, and repetition is used within one line while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third line simply repeats that of the first.

This poem shows first there was some freedom of love in those days for ordinary people. Secondly, there was mor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primitive society than in feudal society. Thirdly, the Chinese people lived a simple, happy rural life and loved labor, for example, plantgathering. Fourthly, the culture of that time was rather highly developed for on the one hand, they had such musical instruments as lutes, bells, drums and on the other, the methods of narration, comparison and association were used in their songs. Read Shelley's Love's Philosophy and you would marvel at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oetic minds severed by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fountains mingle with the river

And the rivers with the ocean,

The winds of heaven mix for ever

With a sweet emotion;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single,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another's being mingle—

Why not I with thine?

From A Fair Maiden to Love's Philosophy we can see civilization progress just as a river flows from its fountain in the Orient to the ocean in the Occident.

2．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1) Why Don't the Men Propose?

The plums are ripening quickly;

Nay, some are falling too;

'Tis surely time for suitors

To come to me and woo.

See more and more are falling

From off the parent tree.

Why don't the men come forward

To win a maid like me?

At length upon the plum-tree

No fruit can be espied,

Yet no one comes to court me,

Nor bid me be his bride.

C. F. R. Allen 1891

(2) Plop Fall the Plums

Plop fall the plums,

Seven yet to pluck.

You who court me,

Get ready for your luck.

Plop fall the plums,

Three still on the bough.

You who court me,

It is time now.

Plop fall the plums,

All gathered in.

You who court me,

Just a word to win.

Bian Zhilin 1978

(3) The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The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One-third of them away.

If you love me at all,

Woo me a lucky day!

The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Two-thirds of them away.

If you love me at all,

Woo me this very day!

The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Now all of them away.

If you love me at all,

You need not woo but say!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The first poem of this anthology deals with a young man yearning for a fair maiden and the second with an old maid yearning to be loved. The first tells us that the marriage of a young couple is celebrated with music while the second shows that an old maid might be married without any ceremony. In the first, we do not know what the fair maiden thinks; in the second, the heart of the old maid is bared before our eyes: we know she is bold, frank and straightforward. In the first, the method of association is used while in the second we find that of climax, that is, a number of words used in an ascending order of rhetorical forcefulness, for instance, one-third, two-thirds and all.

As for the form, the first poem of this anthology is regular: each verse has four words or characters. The second poem is irregular: the first line of each stanza has only three words while the other lines have four. But this irregular poem has its own regularity: The first and third lines are repeated twice, which may be called uniformity in diversity. In the second (the last stanza excluded) and fourth lines, all the words are repeated except the third one, which may be called diversity in uniformity. Here we see that as early as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Chinese poetry assumed varied forms of beauty. Therefore, a translated verse should seek to preserve as much as possible not only the matter of the original but also the beauty of manner.

The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may remind us of an ancient Egyptian poem on the pomegranate versified by Ezra Pound and Noel Stock.

The pomegranate speaks:

My leaves are like your teeth

My fruit like your breasts.

I, the most beautiful of fruits,

Am present in all weathers, all seasons,

As the lover stays forever with the beloved,

Drunk on "shedeh" and wine.

All the trees lose their leaves, all

Trees but the pomegranate.

I alone in all the garden lose not my beauty,

I remain straight.

When my leaves fall,

New leaves are budding.

What a striking contrast we find between the Egyptian and Chinese poems! The pomegranate stands for everlasting beauty and youth while the mume symbolizes an oldening maid whose youth, once worn out, can never be renewed as the budding leaves of the pomegranate.

3．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

无使尨也吠！

(1) In the Wilds There is a Dead Doe

In the wilds there is a dead dóe;

In white rushes it is wrapped.

There was a girl longing for spring;

A fine gentleman seduced her.

In the woods there are tree stumps;

In the wilds lies a dead deer,

Wrapped and bound with white rushes.

There was a girl fair as jade.

"Ah, not so hasty, not so rough!

Do not move my girdle kerchief;

Do not make the dog bark."

Wuchi Liu 1975

(2) A Deer-Killer

An antelope is killed

And wrapped in white afield.

A maid for love does long,

Tempted by the hunter strong.

He cuts down trees amain

And kills a deer again.

He sees the white-drest maid

As beautiful as jade.

"Oh, soft and slow, sweetheart!

Don't tear my sash apart!

Hark! lest the dog should bark!"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poem describes the love-making between a hunter and a beautiful maiden. It may be compared with an Egyptian love song written about 1500 BC and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and Noel Stock:

With candour I confess my love;

I love you, yes, and wish to love you closer;

As mistress of your house,

Your arm placed over mine.

The Chinese maiden does not "confess" her "love" for the man, nor does the Chinese poet depict the closeness of their bodies, but only describe their garments ("girdle" or "sash") and the external world ("white rushes" and barking dogs) to hint at the love-making. In a word, Chinese poetry is implicit and suggestive while Egyptian poetry is explicit and descriptive. This i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that distinguish Chinese verse not only from Egyptian but also from European verse.

4．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1) Trysting Time

Ⅰ

A pretty girl at time o'gloaming

Hath whispered me to go and meet her

Without the city gate.

I love her, but she tarries coming.

Shall I return, or stay and greet her?

I burn, and wait.

Ⅱ

Truly she charmeth all beholders,

'Tis she hath given me this jewel,

The jade of my delight;

But this red jewel-jade that smoulders,

To my desire doth add more fuel,

New charms tonight.

Ⅲ

She has gathered with her lily fingers

A lily fair and rare to see.

Oh! sweeter still the fragrance lingers

From the warm hand that gave it me.

L. Granmer-Byng 1909

(2) A Mute Maiden

A maiden mute and tall

Trysts me at corner wall.

I can find her nowhere,

Perplexed, I scratch my hair.

The maiden fair and mute

Gives me a grass-made flute.

Playing a rosy air,

I'm happier than e'er.

Coming back from the mead,

She gives me a rare reed,

Lovely not for it's rare:

It's given by the fair.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A Mute Maiden describes three trysts between two lovers. In the first stanza the mute maiden does not appear on the scene, but we can imagine how beautiful she is in the eyes of her lover. Seeing him scratch his hair, we know how deep he is in love and how tactful she is to put his love to the test. In a word, we can feel her presence in her absence and hear her eloquence in her silence. This shows how skilful ancient Chinese poets are in their art: their poetry is more suggestive than narrative.

In their second tryst, the maiden is mute, but the grass-made flute she gives to her lover is so eloquent as to voice his deep love for her and his joy on receiving her gift. In their third tryst, she is still mute and her gif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rare reed. Rare or not, any gift from her will make him happy. Here we see the method of empathy was used as early as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last two lines of the last stanza may be considered as forerunner of Ben Jonson's To Celia:

I sent thee late a rosy wreath,

Not so much honouring thee

As giving it a hope that there

It could not wither'd be;

But thou thereon didst only breathe

And sent'st it back to me;

Since when it grows, and smells, I swear,

Not of itself but thee!

5．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鸡栖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1) Song

My lord is gone away to serve the King.

The pigeons homing at the set of sun

Are side by side upon the courtyard wall,

And far away I hear the herdsmen call

The goats upon the hill when day is done.

But I, I know not when he will come home.

I live the days alone.

My lord is gone away to serve the King.

I hear a pigeon stirring in the nest,

And in the field a pheasant crying late.

—She has not far to go to find her mate.

There is a hunger will not let me rest.

The days have grown to months and months to years,

And I have no more tears.

Helen Waddell 1913

(2) My Man's Away

My man's away to serve the state;

I can't anticipate

How long he will there stay,

Or when he'll be on homeward way.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The fowls are roosting in their nest,

The sheep and cattle come to rest.

To serve the state my man's away.

How can I not miss him night and day?

My man's away to serve the state;

I can't anticipate

When we'll again have met.

The sun's already set,

The fowls are roosting in their nest,

The sheep and cattle come to rest.

To serve the state my man's away.

Keep him from hunger and thirst, I pray!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According to James Legge, the theme of this poem is "the feeling of a wife on the prolonged absence of her husband on service and her longing for his return". Who or what is her husband, a lord or a common people? On what service, manual or military? Judging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ural scene, the husband is more likely a farmer than a lord. We may say that this poem reveals ancient people's love for peaceful life and implies their dislike for war.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oem with Auld Robin Gray by Lady Anne Lindsay (1750-1825), which begins by the following modernized stanza: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old, and the cows at home,

And all the world to rest are gone,

The woes of my heart fall in showers from my eye

While my goodman lies sound by me."

You will find the same rural scene, the same unhappy wife and the same contrast between love and duty. The Chinese wife is unhappy because her husband is away on service; the English wife is unhappy because her husband lies in bed beside her, because she is married to him not for love but for duty. Here you see that the theme of both poems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duty and love. It is duty which has separated the Chinese couple and united the English one that has saddened the two wives. And here you may find on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6．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1) The Reeds

The reeds are luxuriant and green,

The white dew has turned to frost.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beyond the waters.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long.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in the middle of the waters.

The reeds are exuberant and strong,

The white dew has not yet dried.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near the river-bank.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hard.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on a shoal in the waters.

The reeds are flourishing and lush,

The white dew is still falling.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near the riverside.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tortuous.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on an islet in the waters.

Gladys Yang etc. 1983

(2) The Reeds

The reeds grow green;

Frosted dew-drops gleam.

Where's she so sheen?

Beyond the stream.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long.

And downstream, lo!

She's thereamong.

The reeds turn white,

Dew not yet dried.

Where's she so bright?

On the other side.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hard.

And downstream, lo!

She's far apart.

The reeds still there,

With frost dews blend.

Where's she so fair?

At the river's end.

Upstream I go,

The way does wind.

And downstream, lo!

She's far behind.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James Legge said, "This piece reads very much like a riddle." "Someone tells how he sought another whom it seemed easy to find, and yet could not find him." If we believe what he said, this poem may become a narrative dealing with friendship. But most Chinese critics agree that this poem is a love song, opinions differ only as to whether the lover is a man or a woman. Yang uses "him" but I use "she" and most Chinese critics are on my side.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three stanzas describe the season when the reeds turned from green to frost-white. The dreariness of autumn may be easily associated with the weariness of the man in search of his love. The next two lines tell us vaguely where his love is without describing her physical beauty. The last four lines depict his fruitless, hard, long journey in search of his love. The harder and the longer his journey, the more fruitless his search would appear. The more inaccessible his love, the more beautiful she would appear, not only in the eyes of the searcher but also of the reader. This method may be called "non-descriptive description" an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iece with Byron's Beauty's Daughter:

There be none of Beauty's daughters

With a magic like thee;

And like music on the waters

Is thy sweet voice to me:

When, as if its sound were causing

The charmed ocean's pausing,

The waves lie still and gleaming

And the lulled winds seem dreaming.

If the English beauty is like music on the waters, then the Chinese beauty may be likened to music beyond the stream.

7．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1) How Can You Say You Have No Clothes?

How can you say you have no clothes?

I'll share with you my padded robe.

The king's dispatching his troops to battle,

Let's make ready our dagger-axes and spears.

Together with you, I'll fight our common foe.

How can you say you have no clothes?

I'll share with you my undershirt.

The king's dispatching his troops to battle,

Let's make ready our lances and halberds.

Together with you, I'll set off to war.

How can you say you have no clothes?

I'll share with you my humble skirt.

The king's dispatching his troops to battle,

Let's make ready our armour and weapons.

Together with you, I'll march to the front.

Hu Shiguang etc. 1983

(2) Comradeship

Are you not battle-drest?

Let's share the plate for breast.

We shall go up the line.

Let's make our lances shine.

Your foe is mine.

Are you not battle-drest?

Let's share the coat and vest.

We shall go up the line.

Let's make our halberds shine.

Your work is mine.

Are you not battle-drest?

Let's share the kilt, the rest.

We shall go up the line.

Let's make our armor shine.

We'll march in lin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e people of Qin declare their readiness," said James Legge, "and stimulate one another, to fight in the king's cause. I can get no other meaning but the above out of this perplexing piece. The Pre-face says it is condemnatory of the frequent hostilities in which the people were involved by a ruler who had no fellow feeling with them, but I can see no trace in it of such a sentiment." I agree with Legge and I think the Preface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in which every poem should provide a moral lesson as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terpreted, even where there is none for the reader.

The three stanzas of the poem are almost the same except for the rhymes in lines 2, 4 and 5. This shows the original attaches a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form or manner (including rhyme) as to the sense or matter. In other words, sense or matter is necessary but form or manner is sufficient. That is to say, a rhymed poem, if translated in a prose form, would only tell us what it says, but not how well it is said. Such a translated verse may be called a version but not a good poem. In poetry, the manner how is sometime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tter what. For instance, the last word in line 4 or 5 is chosen not only for the sense but also for the rhyme. If the word did not rhyme with line 2, the poet would certainly use another synonymous expression instead. This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translate a rhymed poem in rhyme, for a translated verse un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form cannot be said to be faithful at all.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oem with the following stanza in Soldier's Joy of Robert Burns:

I am a son of Mars, who have been in many wars,

And show my cuts and scars wherever I come:

This here was for a wench and that other in a trench

When welcoming the French at the sound of the drum.

The English poem gives us a vivid picture of an individual private while the Chinese only presents one common feature of a typical good soldi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ieces reve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form different characters.

8．小雅·采薇（选段）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1) We Pick Ferns, We Pick Ferns (selections)

Long ago we set out

when willows were rich and green.

Now we come back

through thickly falling snow.

Slow slow our march.

we are thirsty, we are hungry,

our hearts worn with sorrow,

no one knows our woe.

Burton Watson 1984

(2) Home-Coming After War (selections)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 long the way;

Hard, hard the day.

Hunger and thirst

Both press me worst.

My grief o'erflows.

Who knows! who knows!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f the preceding poem describes the soldiers' comradeship and joy, then this stanza paints their sorrow and grief when they come home after the war against the wild trib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is stanza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of Walt Whitman's Come Up from the Fields, Father.

Lo, 'tis autumn,

Lo, where the trees deeper green, yellower and redder,

Cool and sweeten Ohio's villages with leaves flattering in the moderate wind,...

These verses seem to be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Chinese stanza developed and modernized.

Fast as she can she hurries, something ominous, her steps trembling,

She does not tarry to smooth her hair nor adjust her cap.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American soldier's mother may be contrasted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tarrying on his way home.

Sickly white in the face and dull in the head,

This line may be compared with snow bending the bough. Of course, it is not snow but the mother's face that is white here, and it is the soldier's death that bends her head.

By day her meals untouch'd, then at night fitfully sleeping often waking,

The American mother's meals untouched may be contrasted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hunger and thirst. Whitman's verse shows that a single Chinese soldier's sorrow has deepened into an American family's inconsolable grief.

9．大雅·生民（选段）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载震载夙，

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alt，厥声载路。

……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

茀厥丰草，种之黄茂。

实方实苞，实种实褎，

实发实秀，实坚实好，

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

(1) Sheng Min (selections)

1 The first birth of (our) people

Was from Keang Yuen.

How did she give birth to (our) people?

She had presented a pure offering and sacrificed,

That her childlessness might be taken away.

She then trod on a toe-print made by God, and was moved,

In the large place where she rested.

She became pregnant; she dwelt retired;

She gave birth to, and nourished (a son),

Who was How-tseih.

3 He was placed in a narrow lane,

But the sheep and oxen protected him with loving care.

He was placed in a wide forest,

Where he was met with by the wood-cutters.

He was placed on the cold ice,

And a bird screened and supported him with its wings.

When the bird went away,

How-tseih began to wail.

His cry was long and loud,

So that his voice filled the whole way.

5 The husbandry of How-tseih

Proceeded on the plan of helping (the growth).

Having cleared away the thick grass,

He sowed the ground with the yellow cereals.

He managed the living grain, till it was ready to burst;

Then he used it as seed, and it sprang up;

It grew and came into ear;

It became strong and good;

It hung down, every grain complete; —

And thus he was appointed lord of T'ae.

James Legge 1871

(2) The Birth of Our Lord of Corn (selections)

1st Stanza. Who gave birth to the Lord of Corn?

By Lady Jiang Yuan he was born.

How did she give birth to him? How?

She made her sacrifice and vow

So that she might not childless go.

She trod on footprint of God's toe,

And stood there long, alone at rest,

And she was magnified and blessed.

Then she conceived and would see none

Until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3rd Stanza. The Lord was placed in narrow lane,

Where he was milk'd by cow and sheep.

He was placed in a wooded plain,

A woodman fed him in forest deep.

He was placed on the coldest ice,

Birds came to warm him with their wings.

When flew away those birds so nice,

The cry was heard of the nurseling's.

He cried and wailed so long and loud,

His voice was heard by roadside crowd.

5th Stanza. The Lord of Corn knew well the way

To help the growing of the grain.

He cleared the grasses rank away

And sowed with yellow seed the plain.

The new buds began to appear,

They sprang up, grew under the feet.

They flowered and came into ear,

They drooped down, each grain complete.

They became so good and so strong,

Our Lord would live there all along.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e legend of the Lord of Cor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iest epic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stanza describes the conception and birth of the Lord; the third the perils of his infancy and the fifth his contribution to agriculture. The growth of the grain was thought to depend on the seasons given by heaven and the nourishment given by the earth; but the Lord of Corn added to these the wise application of human labor and skill. Here we see humanity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divinity in ancient China.

If we compare this poem with the ancient Homeric epics Iliad and Odyssey, we may find that the hero of the Chinese epic is a man while those of the Greek were gods and demigods. Chinese heroes are wise laborers and Greek heroes and heroines are brave warriors. Laborers love the land and industry and warriors the sea and adventure. The former are content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and the latter to conquer nature. In short, the Chinese poem is more historical and less literary than Homeric epics. In other words, we find more truth than beauty in the Chinese epic.

The birth of the Lord of Corn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birth and death of Abel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Bible:

"And 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she conceived, and bore Cain, and said, I have gotten a man from the Lord. And she again bore his brother Abel. And Abel was a keeper of sheep, but Cain was a tiller of ground....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they were in the field, that Cain rose up against Abel his brother, and slew him."

Here we see the prototype of civil strife between land tillers and nomadic tribes, which develops into the strif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birth of the Lord of Corn may also be compared with Milton's Ode on 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

This is the month, and this the happy morn

Whereon the Son of Heaven's Eternal King

Of wedded maid and virgin mother born,

Our great redemption from above did bring;

For so the holy sages once did sing

That He our deadly forfeit should release,

And with His Father work us a perpetual peace.

We see both Christ and the Lord of Corn are born of virgin mothers, which shows that they know only their mothers, and not their fathers. Christ is called Son of Heaven's Eternal King while Chinese emperors take the style of Son of Heaven, which shows that religion plays a far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West than in China, and exercises almost as great an influence as emperors in the Orient. Religious or secular, both should secure "a perpetual peace" for the people.

10．周颂·酌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

时纯熙矣，是用大介。

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　

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1) Choh

Oh! powerful was the king's army;

But he nursed it in obedience to circumstances while the time was yet dark.

When the time was clearly bright,

He thereupon donned his grand armour.

We have been favored to receive

What the martial king accompanied.

To deal aright with what we have inherited,

We have to be sincere imitators of thy course, (O king).

James Legge 1871

(2) The Martial King

The royal army brave and bright

Was led by King Wu in dark days

To o'erthrow Shang and bring back light

And establish the Zhou House's sway.

Favored by Heaven, I

Succeed the Martial King.

I'll follow him as nigh

As summer follows spring.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This is one of the oldest hymns composed in the 11th century BC.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of the Book of Poetry, this hymn was made to announce in the temple of King Wu or the Martial King (reigned 1122-1115 BC) the completion, by the Duke of Zhou, of the martial dance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king in the overthrow of Sha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ou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Rites, a young man should learn to play music, read poetry aloud and perform the martial dances. This shows how important this hymn was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nobles in ancient China.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mark that the image of "light" is used in line 3 of the second version as in Epical Ode 236 ci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chapter:

A morning bright

Displaced the night.

Lines 5 and 6 show the king's worship of Heaven and of his ancestors; the pronoun refers to the young king who succeeds his father with the Duke of Zhou as regent. Lines 7 and 8 confirm what we have said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is, music imitates the harmony and rites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Therefore, it is natural for King Cheng to imitate and follow his father as summer follows spring. If we compare this hymn with the Psalms in the Bible, we shall find the former secular and the latter religious. Tha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hapter Two
The Verse of the South

If the Book of Poetry is the earliest anthology of realistic poems composed by common people in North China, then the Verse of the South may be said to be the earliest collection of romantic poems written by a Southern poet, Qu Yuan (340-278 BC), who lived at a time when romanticism or shamanism in the South came into contact with realism in the North and who became the greatest lyrical poet in ancient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contact.

Qu Yuan's best-known work is his autobiographical long poem, Sorrow in Estrangement which depicts his grief of being estranged from the undiscerning king, whom he refers to by such epithets as "Fair One" or "Godly One". He compares his longing for a ruler who would recognize his true worth to the quest for an ideal mate, which has built up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tradition of using the beauty to symbolize the sovereign and fragrant plants to represent loyal ministers. His love for the ideal was so passionate that he could not bear the stern reality and finally he drowned himself in the River Milo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 which has become a holiday for Chinese people to commemorate his death.

Other poems attributed to Qu Yuan include Nine Hymns and Nine Elegies. The former are songs dedicated to gods or goddesses. Their form is suggestive of drama, in which a male or a female shaman donned elaborate costume and makeup, and singing and dancing, invited the god or goddess to an amorous encounter. As sacrifices to the gods were occasions for courtship, the mention of love in these poems is natural, whether it is the love of man and woman, of god and goddess, or of god and mortal. For instance, in The Lord of Cloud the songstress professes love for the god; in The Lord of River Xiang, it is the god paying court to the goddess; in The Lady of River Xiang,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lovesick goddess that is portrayed. There is only one hymn which makes no mention of love, that is the poem praising the fallen warriors.

"Qu Yuan's poetic imagination is unrivall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said Guo Moruo. "Wind, rain, thunder and lightning, clouds and moon, become his attendants and charioteers. Phoenix and dragon draw his chariot. He gallops to the sky and reaches heaven's gate,... Heaven and hell alike appeared to him as places where the spirit could not dwell.... for nothing good was to be found there. One's native place was best." This reveals his love for his country and his journey to the sky may be compared with Dante's ascent to Heaven in his Divine Comedy.

"Few poets indeed in the world," concluded Guo Moruo, "can rival him in his sincerity, imaginative power and brilliance, nor in the wealth of imagery, lyrical qualities and diversity of forms of his poems. A poet who had such deep love for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will for ever be remembered."

11．屈原　离骚（选段）

……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

(1) Encountering Sorrow (selections)

I yoked a team of jade dragons to a phoenix-figured car And waited for the wind to come, to soar up on my journey.

In the morning I started on my way from Ts'ang-wu;

In the evening I came to the Garden of Paradise.

I wanted to stay a while in those fairy precincts,

But the swift-moving sun was dipping to the west.

I ordered Hsi-ho to stay the sun-steeds' gallop,

To stand over Yen-tzu mountain and not go in.

Long, long had been my road and far, far was the journey:

I would go up and down to seek my heart's desire.

I watered my dragon steeds at the Pool of Heaven,

And tied the reins up to the Fu-sang tree.

I broke a sprig of the Jo-tree to strike the sun with:

I wanted to roam a little for enjoyment.

I sent Wang Shu ahead to ride before me;

The Wind God went behind as my outrider;

The Bird of Heaven gave notice of my comings;

And the Thunder God told me when all was not ready.

I caused my phoenixes to mount on their pinions

And fly ever onward by night and by day.

The whirlwinds gathered and came out to meet me,

Leading clouds and rainbows, to give me welcome.

In wild confusion, now joined and now parted,

Upwards and downwards rushed the glittering train.

I asked Heaven's porter to open up for me;

But he leant across Heaven's gate and eyed me churlishly.

David Hawkes 1959

(2) Sorrow After Departure (selections)

(I kneel aground and plead my case, oh!

Mh heart is glad to find the true.)

Dragon and phoenix start my race, oh!

I rise on wind into the blue.

At dawn I leave the E'ergreen State, oh!

At dusk I reach the mountain's crest.

I halt before Celestial Gate, oh!

To see the sun sink in the west.

I bid the Driver of the Sun, oh!

To Holy Mountains slowly go.

The way ahead's a long, long one, 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

I drink my steeds in the Sun's Bath, oh!

I tie their reins to giant tree.

I break a branch to brush Sun's path, oh!

I wander for a while carefree.

The Moon's Charioteer goes before, oh!

The curtain-rolling Wind runs after.

To clear the way the phoenixes soar, oh!

The Lord of Thunder bursts in laughter.

I order giant birds to fly, oh!

All day long, by night as by day.

The whirlwinds gather up on high, oh!

The rainbow greets me all the way.

They part and join in proper order, oh!

In various nues and up and down.

To open I bid Heaven's Porter, oh!

He looks at me with a deep frown.

X. Y. Z. 1994

The lord of thunder urged me to delay.

I bade the phoenix scan the heaven wide;

But vainly day and night its course it tried;

The gathering whirlwinds drove it from my sight,

Rushing with lowering clouds to check my flight;

Sifting and merging in the firmament,

Above, below, in various hues they went.

The gate-keeper of heaven I bade give place,

But leaning on his door he scanned my face;...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1980

(3) Commentary

Li Sao (The Lament, Encountering Sorrow or Sorrow in Estrangement)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works of Qu Yuan, it ranks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oems in Chinese or world poetry. It describes the search and disillusionment of a soul in agony, riding on dragons and serpents from heaven to earth (See the selected passage, Journey to the Sky). By means of rich imagery and skilled similes, it expresses his loyalty to the king and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For me departure could arouse no pain;

I grieved to see his royal purpose vain."

"I did not grieve to see them (fragrant plants) die away,

But grieved because midst weeds they did decay."

This long lyrical poem touches upon various historical themes intermingled with legends and myths. For instance, Lines 3 and 4 of Hawkes' translation mention Ts'ang-wu, the region where the legendary Emperor Shun is buried, and Hsuan-fu, the Hanging Garden in the Magic Mountain of Kunlun, which is God's seat on earth and the doorway into heaven. It depic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that time and the destinies of the states of ancient China: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The traitor's son, clad in prodigious might,

In incest sinned and cared not what was right.

He revelled all his days, forgetting all;

His head at last in treachery did fall.

And then the prince, who counsels disobeyed,

Did court disaster, and his kingdom fade.

A prince his sage in burning cauldrons tossed;

His glorious dynasty ere long was los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uling groups is repeatedly described, while the poet affirms his determination to fight and die for justice:

"But since my heart did love such purity,

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To die for righteousness alone I sought,

For this was what the ancient sages taught."

This love for purity and righteousness accounts for the poem's splendor and immortality. In a certain sense, this poem may be compared with Dante's Divine Comedy.

12．屈原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1) The Lord Among the Clouds

I bathe in orchid water,

wash my hair with scents,

put on colored robes,

flower-figured.

The spirit, twisting and turning,

poised now above,

radiant and shining

in endless glory,

comes to take his ease

in the Temple of Long Life,

and with the sun and moon

to pair his brilliance.

Riding his dragon chariot,

drawn like a god,

he hovers and soars,

roaming the vastness;

spirit majestic,

but now descended,

swiftly rising

far off to the clouds.

He looks down on Chi-chou,〔1〕

the regions beyond,

crosses to the four seas;

what land does he not visit?

I think of you, Lord,

sighing.

You afflict my heart

sorely, sorely!

Burton Watson 1984

(2) To the God of Cloud

Bathed in orchid-scented dews

And dressed in robes of varied hues,

With fleecy hair you slowly rise

To beautify the morning skies.

Within your deathless hall at noon

Your whiteness rivals sun and moon.

The dragon is your charioteer,

You waft and wander far and near.

In silver drops you come with rain;

On wings of wind you rise again.

You gaze upon the land with ease;

You float o'er and beyond Four Seas.

Longing for you, I can't but sigh,

My yearning heart to you would fly.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Perhaps this is the first Chinese poem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sonnet. Opinions differ as to whether it is a hymn dedicated to a god or a goddess. Hawkes and Watson entitle the poem The Lord Within (Among) the Clouds and the Yangs The Lady of the Clouds. I side with the former for I find the word "lord" in line 13 of this poem.

In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original, the verbs to bathe and to dress have no subject and we are not clear who bathes and dresses. Hawkes uses "we", that is, the witches or songstresses; but in line 13, contradictorily he says "I think of my lord with a heavy sigh."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he speaks of one songstress or many. Here Watson is consistent, using "I" in the first line as well as the last. On the contrary, the Yangs think it is the god or spirit, not the songstress, that has been bathed in sweet dews.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ich interpretation is right. Since cloud may be formed by evaporated dews, I think it would be natural for an imaginative poet as Qu Yuan to personify the cloud and compare its formation to a bath. The new-born colored cloud in the morning looks like a robe of varied hues, so I follow Yangs' interpretation. Besides, all translators agree that this was a hymn to the god or goddess of Cloud, then it would seem illogical to men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em the songstress who should bathe in orchid water.

The description of clouds at sunrise and sunset may be compared with Shelley's Cloud. The Chinese poet says the cloud has fleecy hair and the English poet compares it to fleece-like floor. The former says it lives in a deathless hall; the latter, "I (the cloud) change, but I cannot die." The first says, "The dragon is your (cloud's) charioteer," the second, "Lightning my (cloud's) pilot sits." Qu Yuan says, "You (cloud) float over and beyond Four Seas;" Shelley says, "over earth and ocean the pilot is guiding me (cloud)."

When there is only on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se, it is not so difficult to translate the poem as when opinions differ. In the latter case, I think the best translation would be the most beautiful, not the most truthful one, for here it is not easy to decide which interpretation is truer to the original.

13．屈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及，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桂櫂兮兰枻，斲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鼌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1) Lord of the River Hsiang

You, my Lord, have tarried long in your journey.

Ah, who has kept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islet?

Beautifully dressed and finely adorned,

I cross the stream in a cassia raft.

I bid the Yuan and Hsiang still the waves,

And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flow placidly.

I look for my Lord, but he stays behind;

Playing the panpipes, of whom do I think?

Driving the winged dragon, he travels northward,

As I wend my way to Lake Tong-t'ing.

With ivy and orchids for a curtain,

Oars made of iris, banners of magnolia,

I'll sail toward Ch'en-yang on the distant shore.

As I cross the Great River, my spirit form I reveal.

Revealing my spirit form avails naught;

Tenderly, my maid heaves for me a long sigh.

My tears coursing down in a stream;

In my seclusion, I think of you without end.

With cassia oars and magnolia planks,

I chop ice on piles of snow;

Pluck woodland vines in the water,

Or gather lotus flowers on the treetop.

When hearts are alien, matchmaking is labor lost;

Affection lightly given is lightly severed.

Over rocky shoals the waters flow sluggishly,

While the winged dragon soars into the sky.

Faithless friendship leads to long complaints.

Failing to come as promised, he tells me he's not free.

At dawn I gallop along the riverbank;

At dusk I halt my steps in a northern islet.

The birds alight on the roof top;

Waters gird my house below the hall.

I cast my jade ring into the river,

Drop my girdle gems on the shore of the Li.

Plucking sweet herbs in this fair island,

I'll send them as a token to my handmaid.

Time once gone by will never come back;

I will just loiter around to ease my mind.

Wuchi Liu 1975

(2) To the Lord of River Xiang

Why don't you come, still hesitating?

For whom on midway isle are you waiting?

Fair and duly adorned, I float

On rapid stream my cassia boat.

I bid the waves more slowly go

And the river tranquilly flow.

I wait for you who have not come;

Playing my flute, with grief I'm numb.

In dragon boat for north I make

And zigzag up to Dongting Lake.

Ivy behind, lotus before,

Orchid for flag, ceder for oar,

I gaze on the lake's farthest side;

My soul can't cross the river wide.

Across the river I can't fly;

For my distress my handmaids sigh.

My tears stream down and slowly flow;

Longing for you, I hide my woe.

With orchid rudder and cassia oar,

I break the ice and snow before,

As plucking ivy from the stream

Or lotus from trees in a dream.

The go-between cannot unite

Two divided hearts whose love is light,

As on a shallow stream can't float

Even a winged dragon boat.

Faithless, you are deceiving me;

Breaking our tryst, you say you're not free.

At dawn I drive my cab by riverside;

At eve on northern isle I stop my ride.

Under the eaves the birds repose;

Around the house the river flows.

I throw in water my jade rings

And cast away my offerings.

I pluck sweet flowers on the isle

And give them to maids poor but not vile.

Lost time cannot be found again;

From thinking of you I'd refrain.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e spirit of the River Hsiang (Xiang), " says Professor Wuchi Liu in his version of this poem, "has been variously interpreted as either a male (as in this translation) or a female deity. The disappointed lover in the song is supposed to be a shaman (in this case, a female one), who failed to meet the Lord of Hsiang in a rendezvous."

The first stanza is a speech addressed by the Lady to the Lord. A Chinese critic says that the first couplet reveals the Lady's love for the Lord by asking two questions which show her eagerness to see him and her doubt about his tarrying. The second couplet dealing with her dress and adornment reveals her desire to please him, which is also a sign of love. The third couplet reveals her care for him by bidding the river to flow slowly lest it should tarry his boat coming upstream. The last couplet of the first stanza describes her disappointment and sorrow when he failed to come to meet her in the rendezvous.

The second and third stanzas are a narrative of the Lady's journey to meet the Lord. Stanza 4 describes her vain effort on the voyage. It is as difficult for her to advance on the cold, clear water of River Xiang as if she were breaking ice and snow with her maids, plucking from the stream the ivy which grow only in the woodland, or gathering from the trees the lotus flowers which grow only in water. Stanza 5 is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Lady's doubt and voices her complaint, which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lines from an ancient Egyptian poem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and Noel Stock:

I tell my heart: My lord

Has moved away. During

The night moved away

And left me. I am like a tomb.

Stanza 6 describes the continued journey of the Lady. Some Chinese critic says that the "cab" in line 1 may refer to the dragon boat and the northern isle is the place for rendezvous, where she does not find the Lord but birds under the eaves and water around the house. The last stanza describes the despair of the Lady who throws in water the jade rings given by the Lord and plucks sweet flowers which can not be given to him.

If we compare the first stanza of this poem with The Quiet Girl in the Book of Poetry, we fi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disappointed lover well analysed in the Verse of the South. If we compare the second stanza with The Reeds, we find the description in the Book of Poetry simple and vague and that of the dragon boat detailed and elaborate. If we compare the last stanza with Fruits from Mume-tree Fall, we find the old maid straightforward and the Lady of the River delicate. In short, we can find in this poem the development or progress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to the Verse of the South.

14．屈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alt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alt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茞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1) The Lady of the Hsiang

The Child of God, descending the northern bank,

Turns on me her eyes that are dark with longing.

Gently the wind of autumn whispers;

On the waves of the Tung-t'ing lake the leaves are falling.

Over the white sedge I gaze out wildly;

For a tryst is made to meet my love this evening.

But why should the birds gather in the duckweed?

And what are the nets doing in the tree-tops?

The Yuan has its angelicas, the Li has its orchids:

And I think of my lady, but dare not tell it,

As with trembling heart I gaze on the distance

Over the swiftly moving waters.

What are the deer doing in the courtyard?

Or the waterdragons outside the waters?

In the morning I drive my steeds by the river;

In the evening I cross to the western shore.

I can hear my beloved calling to me:

I will ride aloft and race beside her.

I will build her a house within the water

Roofed all over with lotus leaves;

With walls of iris, of purple shells the chamber;

Perfumed pepper shall make the hall.

With beams of cassia, orchid rafters,

Lily tree lintel, a bower of peonies,

With woven fig-leaves for the hangings

And merilotus to make a screen.

Weights of white jade to hold the mats with,

Stone-orchids strewn to make the floor sweet:

A room of lotus thatched with the white flag

Shall all be bound up with stalks of asarum.

A thousand sweet flowers shall fill the courtyard,

And rarest perfumes shall fill the gates.

The hosts of the Chiu I〔2〕 come to meet her:

Like clouds in number the spirits come thronging.

I'll throw my thumb-ring into the river,

Leave my thimble in the bay of the Li.

Sweet pollia I've plucked in the little islet

To send to my far-away Beloved.

Oh, rarely, rarely the time is given,

And I wish we could sport but a little longer.

David Hawkes 1959

(2) To the Lady of River Xiang

Descend on Northern Isle, my dear,

But I am grieved to see not clear.

The ceaseless autumn breeze too grieves

The Dongting waves with fallen leaves.

I gaze afar' mid clover white

And wait for our tryst at twilight.

Among the reeds can birds be free?

What can a net do on the tree?

White clover grows beside the creek;

I long for you but dare not speak.

I gaze afar, my beloved one,

I see but rippling water run.

Could deer find food within the door?

What would a dragon do ashore?

At dawn by riverside I urge my steed;

At dusk across the western stream I speed.

For you bid me to come today;

Together we're to ride away.

A midstream palace shall be made,

O'er its roof lotus weave a shade.

In purple court thyme decks the wall,

With fragrant pepper spread the hall.

Pillars of cassia stand upright,

And rooms smell sweet with clover white.

We weave the ivy into a screen

And spread the ground with its leaves green.

The cornerstones shall be white jade,

And fragrance of orchids shall not fade.

On lotus roof let vetch be found

And fresh azaleas around.

The courtyard filled with herbs so fair,

The corridor with perfume rare.

All gods will come from mountains high

Like clouds that overspread the sky.

I throw, when waking from my dream,

My shirt with sleeves into the stream.

I pluck sweet flowers on the bay,

I'd give to strangers far away.

Lost time can't oft be found again,

From thinking of you I'd refrain.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f opinions differ as to whether the deity in the preceding poem is a god or a goddess, then all the critics and translators agree that the deity in this poem is a lady. " According to one tradition," says David Hawkes, "there were two ladies of the Hsiang (Xiang), the wives of (Emperor) Shun who is buried in the Chui I Mountain."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deities in both poems may be considered females. Most critics think that this poem is a song sung by the Lord to the Lady of River Xiang.

The first line of the first stanza has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most commentators think that the descent of the Goddess is a narration, but one critic says that it is a prayer of the Lord. I agree with the latter for it would be incoherent and illogical to describe the Lord waiting for the Lady if she had already descended on the Northern Isle. The Isle was the place of rendezvous. That is why the preceding poem almost ends with the Isle where the Lady stops her ride and this poem begins with it. If the first describes the doubt and complaint of the disappointed Lady who fails to meet her love in a rendezvous, then the second depicts the hope and dream of the disappointed Lord in another tryst. In the former, we find an analysis of the Lady's inner world; in the latter, a description of the outer world to reveal the Lord's inner one. The Lord says implicitly that he is grieved for he cannot see clear. What he sees dimly is the Dongting Lake grieved by the ceaseless autumn breeze with fallen leaves. That is to say, his grief is reflected in the sorrowful Lake.

In the preceding poem, the Lady compares her difficulty in meeting the Lord to plucking woodland ivy from the stream or gathering from trees the lotus growing in water; in this poem, the Lord compares his situation to a bird which cannot fly freely among the reeds or to a net on the tree which cannot be used to catch fish in water. In the former, the Lady voices her doubt and complaint explicitly then she drives by the riverside; in the latter, the Lord drives by the riverside from dawn till dusk and then he expresses his hope rather implicitly by a dream. The two poems have a similar ending: both end by throwing something in water and plucking flowers not for the beloved one so as to show their respective disap-pointment and despair. Some critics say that the last stanzas of the two poems are chorus sung by the Lord together with the Lady. These two poems seem a dialogue of two lovers.

The dream of the Lord may remind us of Coleridge's Kubla Khan: or a Vision in a Dream:

So twice five miles of fertile ground

With walls and towers were girdled round:

And there were gardens bright with sinuous rills

Where blossom'd many an incense-bearing tree;

And here were forests ancient as the hills

Enfolding sunny spots of greenery....

It was a miracle of rare device,

A sunny pleasure-dome with caves of ice!

15．屈原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1) Hymn to the Fallen

"We hold our flat shields, we wear our jerkins of hide;

The axles of our chariots touch, our short swords meet.

Standards darken the sun, the foe roll on like clouds;

Arrows fall thick, the warriors press forward.

They have run our ranks, they have crossed our line;

The trace-horse on the left is dead,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wounded.

The fallen horses block our wheels, our chariot is held fast;

We grasp our jade drum-sticks, we beat the rolling drums."

Heaven decrees their fall, the dread Powers are angry;

The warriors are all dead, they lie in the open fields.

They set out but shall not enter; they went but shall not come back.

The plains are empty and wide, the way home is long.

Their tall swords are at their waist, their bows are under their arm;

Though their heads were severed their spirit could not be subdued.

They all fought so well—in death are warriors still;

Stubborn and steadfast to the end, they could not be dishonored.

Their bodies perished in the fight; but the magic of their souls is strong—

Captains among the ghosts, heroes among the Dead!

Arthur Waley 1918

(2) For Those Fallen for the Country

We take our southern spears and don our coats of mail;

When chariot axles clash, with daggers we assail.

Banners obscure the sun, the foe roll up like cloud,

Arrows fall thick; and forward press our warriors proud.

Our line is broken through, our position o'errun,

My left-hand horse is killed and wounded my right-hand one.

The fallen horses block my wheels and I am stayed,

In vain I beat the sounding drum with rods of jade.

By angry Powers' order our men should be slain,

And here and there our warriors' corpses strew the plain.

They came out not to return to where they belong:

The battlefield's so vast, their homeward way so long.

With sword in hand and long bow captured from the west,

Though head and body sever, their heart's not repressed.

They were indeed courageous and ready to fight,

And steadfast to the end, undaunted by armed might.

Their spirit deathless is, although their blood was shed,

Captains among the ghosts, heroes among the dead!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State of Qin in the west and the State of Chu in the south. A fierce battle was fought, which is vividly described in the first stanza of this poem. What are the weapons the Southern warriors used? Arthur Waley, David Hawkes,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ll say that they held shields, which were a defensive weapon. But Herbert A. Giles says it was spears that they took and Burton Watson says it was halberds, both of which could be used in an attack. I adopt Giles' translation and some of his rhymes.

The second stanza records the defeat of the general of Chu and the death of Southern soldiers. We find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horses of the general whose duty is to beat the drum to encourage his soldiers in the battle. But the defeat and the death of the warriors were attributed to the decree of Heaven, which reflects the superstition and fatalism of the Southern people at that time. If we compare these two stanzas with the Martial King's victory over Xia Jie cited in Chapter One, we find the description of general and soldiers, chariot and horses more pictorial than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last stanza of this poem is a hymn to the fallen. Although dead, the warriors still hold swords and bows in hand, which shows how steadfast they are to the end. The long bow is captured from the hand of Western soldiers, which suggests how courageous they are in battle. Courageous and steadfast, they should have come out and returned safe and sound, yet they are slain and their corpses strewn on the vast battlefield, which would of course draw tears from the reader. This last stanza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ending of The Battle of Maldon (lines 300-315):

There was stiff fighting. | Will the stronger
Warriors in the warfare, | Here our leader
Overcome by their wound, | A man among men.
Steadfast they stood, | ...
and warring they fell. | courage the keener,
and covered the earth. | as our strength lessens.
... | lies death-wounded,
Hearts must the higher be, | ...

The English leader dies a man among men and the Southern general dies a hero among the dead. This shows that the defeated hero is glorified in the East as well as in the West. But we find misery of war in Chinese poetry but heroism of warriors in old English verse.

注　释

〔1〕Designation for a region in north China, one of the Nine Provinces of ancient China.

〔2〕The Chui I Mountain.

Chapter Three
Poetry of the Han Dynasty

After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 of Qin in the west and the State of Chu in the south (See Commentary on the Hymn to the Fallen), the King of Qin conquered all the other States and founded in 221 BC the Qin dynasty, with himself as First Emperor. He employed such harsh measures to suppress opposition, burn classics and bury scholars alive so as to bring unity to the nation that he aroused widespread hatred and revolt. In 206 BC the Qin dynasty was overthrown by General Xiang Yu of the State of Chu. In 202 BC Liu Bang defeated Xiang Yu and founded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During the Han's four hundred years of relative peace and stability,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flourished as a result of the founding of a state university—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day Peking University—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field of poetry, lyrical works were composed in the form that derived from the Nine Hymns of the Verse of the South, using a six-or seven-character line broken in the middle by the breathing particle "xi." For example, you may read songs composed by General Xiang Yu, Emperors Liu Bang and Liu Che in this anthology.

Besides the works assigned to a known author, we have anonymous folk songs which take their name from a government office called the Music Bureau, set up around 120 BC by Emperor Wu or Liu Che to collect folk song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empire. These folk songs reflect the lives and hardships of the common people. Some use lines of irregular length and others are predominantly in five-character lines, which may be said to be forerunners of Tang poetry.

16．项羽　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1) Song of Kai-Hsia

Strength I had to uproot hills,

my spirit dominated the age;

Now in this hour of misfortune,

my dappled steed cannot flee.

Dappled steed, unable to break away,

what hope is left?

Ah, Lady Yu, my Yu,

what will become of you?

Ronald C. Miao 1975

(2) Xiang Yu's Last Song

I could pull down a mountain with my might,

My fortune wanes and e'en my steed won't fight.

Whether my steed will fight, I do not care.

What can I do with you, my lady fair?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t is said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that as a lad, Xiang Yu (232-202 BC) studied to be a scribe. Failing in this, he took up swordsmanship. When he failed in this again, his uncle was angry with him, but he said, "All scribes do is to make lists of names, and swordsmen can only fight a single foe: that is not worth learning. I want to learn how to fight ten thousand foes." Thus his uncle taught him military strategy, but he refused to study to the end.

When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crossed the River, Xiang Yu looked on and exclaimed, "Why not take over from him?" He rose in arms at the age of twenty-three and becam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orces of different revolting States at twenty-six. In eight years he had fought more than seventy battles, conquered every foe he attacked and was never defeate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aid in his last song "I could pull down a mountain with my might."

This noble young general was no match for the middleaged king of Han, Liu Bang, who preferred to fight with his wits instead of brute force. Although Xiang Yu had defeated Liu Bang many times, at last he was besieged by the army of Han at Kaihsia, with only a handful of troops and right out of supplies. "It is because Heaven is against me," said Xiang Yu, "and not because my generalship is at faul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sang "My fortune wanes" (in line 2) when he rose at night to drink in his ten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Xiang Yu sang his last song several times and Lady Yu joined in for she followed him wherever he went. Tears coursed down his cheeks, while all his followers wept and bowed their heads in sorrow. That is the reason why Xiang Yu said that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fair lady. Lady Yu was so beautiful and so well-known that her name became the title of a song to be su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Xiang Yu's parting song sung before his fair lady may be compared with Antony's swan song sung before the Egyptian queen in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I am dying, Egypt, dying; only

I here importune death awhile, until

Of many thousand kisses the poor last

I lay upon thy lips.

Antony was to blame because he had lost the world for his illicit love with Cleopatra while Xiang Yu won for his heroic death the high praise of posterity.

17．刘邦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A Great Wind Rises

A great wind rises; the clouds are scattered.

Lord within all the seas, I return to my home land.

Where are my warriors to guard the four frontiers?

Lu Zhiwei 1935

(2) Song of the Big Wind

A big wind rises, clouds are driven away.

Home am I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

Where are brave men to guard the four frontiers today!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Liu Bang (256-195 BC) was born in a peasant family, became a petty official and rose in arms against the House of Qin at the age of forty-eight. He knew he was not Xiang Yu's equal in courage and in magnimity. But as it is said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since Xiang Yu could not appoint worthy commanders, all he had was the courage of a single man. On the contrary, Liu Bang, though not a good general, was a good commander of generals. He relied on brave men and rewarded those who had served him well so that everyone would submit to him. Once Xiang Yu made a proposal to him to settle the issue by hand-to-hand combat, he declined with a smile, preferring to fight with his wits. This may remind us of what Octavius Caesar did in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Ⅲ, vii:

Eno. So hath my lord (Antony) dar'd him (Octavius) to single fight.

Can. Ay, and to wage this battle at Pharsalia

Where Caesar fought with Pompey. But these offers

Which serve not for his vantage, he (Octavius) shakes off.

In the East as in the West, it was the wits that defeated the courage, and Liu Bang became the first emperor of Han.

It is said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that when enemy states were overthrown, the wise minister was killed. Liu Bang did put to death his wise general Han Xin whose ability he feared, and Yin Bu who revolted against him. When the revolt was put down, he passed on his way back to the capital his native land where he feasted his countrymen old and young and sang the song of Big Wind.

In the first line of this song, Liu Bang compares himself to the big wind and to clouds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the throne. He has swept away all these heroes just as the big wind has blown the clouds away. Here we seem to hear with what proud joy he sings the first verse which sounded like Julius Caesar's "vins (I came), vis (I saw), vaincs (I win)." In the second line we can read his satisfaction at his success and in the third his worry about the security of his empire. Here we seem to hear him say to his countrymen, "Pledge your loyalty to the throne!" In short, these three verses reveal the genuine joy and hidden sorrow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Han dynasty.

18．刘彻（汉武帝）　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1) Amari Aliquid

The autumn blast drives the white scud in the sky,

Leaves fade, and wild geese sweeping south meet the eye;

The scent of late flowers fills the soft air above,

My heart full of thoughts of the lady I love.

In the river the barges for revel-carouse

Are lined by white waves which break over their bows;

Their oarsmen keep time to the piping and drumming....

Yet joy is as naught

Alloyed by the thought

That youth slips away and that old age is coming.

H. A. Giles 1923

(2) Song of the Autumn Wind

The autumn wind rises and white clouds fly,

When leaves turn yellow, wild geese head for southern sky.

The orchids and chrysanthemums still sweeten the air,

Oh, how can I forget my lady sweet and fair!

I go aboard a bark to cross the river long;

It reaches midstream when I see the waves turn white.

The flutes and drums keep time to the rowers' song,

But sorrow comes when pleasure reaches its height.

How long will youth endure when old age is in sigh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Liu Che (156-87 BC) was the seventh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who reigned as long as fifty-five years. His reign was an epoch-mark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for he had on the one hand expanded his empire's territory and on the other established Confucianism as state religion, elevated intellectuals to high positions and set up the Music Bureau to collect folk song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empire. In short,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flourished during his reign and he composed verse himself.

This Song of the Autumn Wind was written in 113 BC when Emperor Wu (Liu Che) made at the age of forty-four an inspection trip in present-day Shanxi Provinc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ad this song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Emperor's Song of the Big Wind. Both begin with wind and cloud, but in the Big Wind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 to symbolize the First Emperor's rivals all swept away in time of war, while in the Autumn Wind "white clouds fly" high to show the prosperity attained in time of peace. When the world is under his sway, the First Emperor thinks of his homeland while Emperor Wu longs for Lady Li who is sweet as the air sweetened by autumn flowers. What worries the First Emperor is the four frontiers while Emperor Wu's worry is the fleeting of four seasons. Here we see Liu Bang's feeling more political and Liu Che's more personal.

Liu Che's song may also be compared with Shelley's Ode to the West Wind. Shelley's west wind drives not only loose clouds but also leaves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tic red" and blows over the waves "overgrown with azure moss and flowers so sweet." In Liu Che's autumn wind, "white clouds fly," "leaves turn yellow," flowers "sweeten the air" and "waves turn white." In a word, Shelley like the west wind is a "destroyer" while Liu Che like the autumn wind is an observer or enjoyer. Shelley said,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Like withere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This shows he is not only a "destroyer" but also a "preserver". What the autumn wind preserves for Emperor Wu is the memory of his "lady sweet and fair." That is to say, Liu Che enjoys the past and Shelley the future. Shelley says, "Make me thy lyre, even as the forest is!" We see the poet and the wind become one, while Emperor Wu is never one with the autumn wind nor will he be its flute. The key verse in the emperor's song is "But sorrow comes when pleasure reaches its height". What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Shelley's key verse: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The English poet seemed to say, on the contrary, "Pleasure or happiness will come when sorrow reaches its height." On the other hand, we seem to hear the Chinese emperor sigh: "If Autumn comes, can Winter be far behind?" Here lie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nd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the one is pessimistic and the other optimistic.

19．古诗十九首

其　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1) Selections from the "Nineteen Old Poems of the Han"

Ⅰ

On and on, going on and on,

away from you to live apart,

ten thousand li and more between us,

each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sky.

The road I travel is steep and long;

who knows when we meet again?

The Hu horse leans into the north wind;

the Yueh bird nests in southern branches：

day by day our parting grows more distant;

day by day robe and belt dangle looser.

Shifting clouds block the white sun;

the traveler does not look to return.

Thinking of you makes one old;

years and months suddenly go by.

Abandoned, I will say no more

but pluck up strength and eat my fill.

Burton Watson 1984

(2) Nineteen Old Poems

Ⅰ

You travel on and on

And leave me all alone.

Away ten thousand li,

At the end of the sea.

Severed by a long way,

Oh, can we meet someday?

Northern steeds love cold breeze

And Southern birds warm trees.

The farther you're away,

The thinner I'm each day.

The cloud has veiled the sun,

You won't come back, dear one.

Missing you makes me old,

Soon comes the winter cold.

Alas! of me you're quit,

I hope you will keep fi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n the Nineteen Old Poems we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kind of poetry that employs a five-charactered line instead of the four-charactered line typical of the Book of Poetry. Its freshness and vitality exercis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The first of the Nineteen Old Poems deals with one of the deep-rooted human feelings, that of regret at separation, common to Chinese people since olden days. It is all the more touching for this feeling can equally apply to the man who is out far away and the woman who is staying at home.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n Watson's version it is the woman who is traveling and in mine the man. But most critics and commenttators, including the late Professor Chu Zi-qing, think it is the woman at home who is speaking. Though the speaker is a woman,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writer is a woman too. Since many allusions can be found in this poem, many critics think that the writer is a learned man.

In the first line of the original, the same word is repeated four times. The repetition of four monosyllabic words does not seem monotonous, but shows on the contrary, the farther the husband goes away, the lonelier the wife becomes. Here, Watson has well done in repeating four times the same adverb "on". But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ond line seems wrong for the original does not mean that the wife is going away from the husband to live apart, but only implies how much she is grieved to be separated from him. If they had been severed by death, she could have done nothing but submit to fate. But he is alive and severed from her, so she feels much more grieved to be left alone. Lines 3-6 show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becomes longer and longer and her despair more and more bitter.

Lines 7 and 8 are susceptible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Both the steed that loves the north and the bird that loves the south may allude to the husband who should love his home and his wife as the steed and the bird do.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husband and wife are separated as the northern steed and the southern bird are, and they should miss each other just as the steed misses the north and the bird the south. Lines 9 and 10 say further that they are not only separated by boundless space but also by endless time, so her grief also becomes boundless and endless. Lines 11 and 12 say still further that the distance in space and in time is not so long as that between their hearts, which is an unconsolable grief.

Lines 13 and 14 show that the wife, though separated in time, space and heart from her husband, still loves him so much that she can not refrain from missing him and she misses him so much that she has grown old without noticing the passing of time and the coming of winter. The last two lines reveal the depth of a fond love unabated by time and absence. Though abandoned, the wife still wishes that her husband would keep fit. Hers is really a selfless love. Compare it with the following stanza from Sir Thomas Wyatt's Lover Complaineth the Unkindness of His Love, we can see what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an abandoned Chinese wife and an abandoned English lover who said to his love:

May chance thee lie withered and old

In winter nights that are so cold,

Plaining in vain unto the moon;

Thy wishes then dare not be told.

Care then who list, for I have done.

20．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归来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问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1) The Lady Lo-Fu

On a bright and sunny morning,

From her mother's house there came

One who needed no adorning, —

Lo-Fu was the lady's name.

On her arm a basket swinging,

Made of silk her own hand weaves,

Forth she wanders blithely singing,

Bent on gathering mulberry leaves.

From her head in graceful tresses

Falls the fine and lustrous hair,

While each shapely ear caresses

Just one pearl of beauty rare.

Purple bodice, broidered quaintly,

Silken skirt with amber lace,

Gave the touch demure and saintly

To her sweetly winsome face.

Travellers dropped the loads they carried,

And in wonder stroked their chin;

Young men, whether free or married,

Doffed their hats a glance to win.

Farmers stay their hand in ploughing,

Peasants stand as in a dream,

Now and then the trees allowing

Of the girl a passing gleam.

On this morn an Envoy passing

From a mission to the sea,

Where much wealth he'd been amassing,

Saw Lo-Fu beneath a tree.

For her silkworms food providing,

Work she did with greatest zest;

All her friends around residing

Owned her silk was of the best.

Near the tree the Envoy stopping

With his escort in array,

Soldiers boughs of mulberries lopping

Helped to make a fine display.

From his retinue emerging

Came the Envoy's trusty man,

Who his master's message urging,

Gently asked her name and clan.

"Lo-Fu," came the answer proudly,

"Of the ancient house of Ts'in!"

Adding, too, a little loudly,

"And my age is seventeen."

"Will you join me?" asked the Envoy,

"Sharing all my wealth and power,

All the treasures of this convoy

Would not far exceed your dower!"

"You have a wife," she answered coldly,

"And most foolish are, I fear;

"I," she added firm and boldly,

"Also have a husband dear.

"And my husband is the leader

Of a thousand horsemen brave,

Midst who not one base seceder

Would another captain crave!

"On his charger, white and fiery,

'Mongst the troop he's first espied,

Soldier-like, erect and wiry,

With his keen sword by his side.

"When but fifteen he enlisted

Without patronage or fame,

And at twenty, unassisted,

Officer at Court became.

"Then at thirty, unexpected,

Captain in the Royal Clan;

Now at forty he's selected

Chief commandant of Ch'ang-an.

"Gallant, but of gentle bearing,

When the battle's fought and won,

For the praise of men less caring

Than the meed for duty done.

"Yes, a clear-eyed, clean-souled hero

Is the man I'm praising now,

And your value sinks to zero

When compared with his, I vow.

"True, a lowly work I'm doing,

And the silk we use I spin,

But remember you are wooing

Lo-Fu of the House of Ts'in."

Charles Budd 1912

(2) The Roadside Mulberry

The rising sun from southeast nooks

Shines on the house of Qin, who

Has a daughter of lovely looks;

The daughter calls herself Luo-fu.

She picks mulberry leaves still new

To feed silkworms in southern nook,

Her basket's bound with silk thread blue,

Of laurel bough is made a hook.

Her hair is dressed in pretty braid,

Like moonbeams her pearl earrings shine,

Of yellow silk her apron's made,

Her cloak of purple damask fine.

When she is seen by passers-by,

They stroke their beards and there take root;

When she appears in young men's eye,

They doff their caps and make salute.

The ploughman thinks not of his plough,

The hoer leaves in field his hoe.

Back, they find fault with their wives now,

For they have seen Luo-fu aglow.

From the south comes the governor,

Whose carriage and five stop and stay.

He sends men to inquire of her.

"Who are you, pretty maid?" ask they.

"I call my humble self Luo-fu."

"Pretty Luo-fu, how old are you?"

"My age is still less than a score,

But much more than fifteen, much more."

"Our lord bids us to ask Luo-fu,

Will you ride with our lord, will you?"

Luo-fu steps forth and makes reply:

"What nonsense you are talking! Why,

Your Excellency has his wife;

I have my husband dear for life.

There are more than a thousand steeds

In the east that my husband leads."

"But how can I your husband know?"

"Ah, by his horse as white as snow,

Whose tail is tied with a blue thread,

With golden halters round its head;

By the sword with its hilt of jade,

For which its weight in gold he paid.

"At fifteen he was a junior clerk;

At twenty he did a courtier's work;

At thirty he wore chamberlain's gown;

At forty he was lord of a town.

"His face and skin are white and fair,

A rather long beard he does wear.

In the Court he walks to and fro,

And goes to the palace with steps slow.

Among the thousands in the hall,

He's deemed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f all."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is one of the longest and best-known narrative poems collected by the Music Bureau of Han dynasty. It consists in a dramatic dialogue between a faithful, beautiful woman and a frivolous governor.

This folk song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consists of twelve lines (1-12) describing the beauty of the faithful wife named after the well-known Luo-fu of Zhao State (404-221BC).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poem is also entitled "Song of Luo-fu". But in the first part there is only one line portraying her person while all the other verses deal with her basket, earrings, apron and cloak.

The second part consisting of eight lines (13-20) describes the impression Luo-fu left on the onlookers. This may be compared with Homer's or Pope's description of Helen, of whose matchless beauty no word is said, but what it is Homer shows us by its effect on the Troyans.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oem is a dialogue consisting of 33 lines(21-53). The faithful wife told the faithless governor about her brilliant husband, who might well be said to be an ideal man. And this poem may be contrasted with A Faithless Man in the Book of Poetry, in which a good housewife complained of her faithless husband:

E'er since he married me,

I've shared his poverty....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He changes all along....

Three years I was his wife

And led a toilsome life.

Each day I early rose

And late I sought repose.

He thought it not enough

And began to become rough.

From this we find that faithfulness is considered the obligation of a wife and not of a husband. From then on begins the in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woman.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can also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Luo-fu is less than twenty years old while her husband more than forty. Here ari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her husband is really "lord of a town." If he was, it would not be proper for his wife, not even for his concubine, to pick mulberry leaves to feed silkworms. So some critics think the lordship is a pretext the country woman uses to bluff the governor away. This shows that Luo-fu is not only beautiful but also clever enough to outwit a high official.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portraits of Luo-fu and her husband. Not a word is said of her face and skin and her history but five lines are used to depict his. Yet we can easily imagine that her beauty outshone his, judging by the fact that she has won the admiration of so many people. Her physical beauty is visible but not directly portrayed while her wit or mental beauty is invisible but vividly described. Here we see the poet's art of description.

If we compare The Roadside Mulberry with Keats'Belle Dame sans Merci, we shall find the Chinese poet sympathizes with the belle dame and the English poet, on the contrary, with the knight at arms.

Chapter Four
Poetry of the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Chinese history was marked by unification, division and reunification. Liu Bang unified the country and built up his empire in 206 BC but the Han dynasty fell in 220 AD and the empire split into the "Three Kingdoms" of Wei in the north, Shu in the west and Wu in the south. The dynasty of Wei was set up by Cao Cao (155-220 AD). Cao Cao was not only a military leader but also a poet who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nd continued to write in the old four-character verse form. Cao Pi (186-226), his eldest son who succeeded him on the throne and forced the last emperor of Han dynasty to abdication,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the Verse of the South and began to write in seven-character verse form. For example, the first four lines of his Song of a Lonely Wife in the North read as follows:

The weather turns cold when bleak blows the autumn breeze;

The leaves shiver and fall; into frost dew-drops freeze.

Swallows in group fly south together with wild geese.

Missing you so far off, my heart is not at eas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song with The Sea of his father. Both of them talked about the bleak autumn wind, but the father thought of "the monstrous billows" surging up high and of his own lofty aspiration while the son became sympathetic with a lonely wife and thought of a peaceful home life. What is true of father and son is equally true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Han dynasty and his grandson Emperor Wu. Emperors and kings, ministers and generals, all were poets bred in the same tradition, in the folk songs of the common people. No wonder John Turner said in his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longest-established civilization that exists," unrivaled in world history.

Cao Zhi (192-232), the third son of Cao Cao, was also well-known for his literary talent, especially for his five-character verse. He won the favor of his father at the age of ten and lost that of his eldest brother, who later became the first emperor of Wei and ordered hi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write a poem within the time of taking seven paces.

Pods burned to cook peas,

Peas weep in the pot:

"Grown from the same trees,

Why boil us so hot?"

In the version above, one English word is used to represent one Chinese character so that the reader may know the form in which the Chinese poets made their verse.

Besides the works of the three Caos, we have selected in this book a popular balade entitled A Pair of Peacocks Southeast Fly composed around 220 according to the preface. It was the longest narrative poem telling how the feudal ethics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destroyed the happiness of a young couple, who were unable to overcome it unless in death.

In 280 AD the "Three Kingdoms" were reunified by the Jin dynasty (265-420). The Confucian doctrines that had formed the official found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were in some degree discredited with the decay and collapse of the Han and interest in the transcendental thought of Taoist philosophy revived. During the Jin dynasty most scholars tried to escape reality and the best-known poet was Tao Qian (Tao Yuanming, 365-427) who retired from official life to a pastoral one of farming and writing and became the archetype of the "hermit poet" at the foot of the famous Mount Lu, the "Southern Mountains" that he mentioned in his poetry. Many of his poems described the quiet joys of country life, though others spoke of famine, drought and similar hardships. The Taoist side of his nature told him h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such a life of seclusion, but his dedication to Confucian ideals kept him longing for the less troubled times of the past when virtue prevailed and a scholar could in good conscience take an active part in state affairs. Unable to attain this ideal, he sought solace in wine and verse.

Tao Qian died seven years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Jin dynasty whe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Buddhism began to make itself felt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of which the rise and fall were much talked about in later poetry. In this book we have selected the Song of the Western Islet, the first poem describing a dream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well-known Song of Mulan which sang the praises of the first legendary Chinese heroine in war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ut we regret to have left out the Shepherd's Song, of which we find only the following version:

By the side of the rill,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The grassland stretches 'neath the firmament tranquil.

The boundless grassland lies

Beneath the boundless skies.

When the winds blow

And grass bends low,

My sheep and cattle will emerge before your eyes.

21．曹操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Viewing the Ocean

(The Chieh-shih Mountains are on the coast of northern China overlooking the Gulf of Pohai.)

East looking down from Chieh-shih,

I scan the endless ocean:

waters restlessly seething,

mountained islands jutting up,

trees growing in clusters,

a hundred grasses, rich and lush.

Autumn wind shrills and sighs,

great waves churn and leap skyward.

Sun and moon in their journeying

seem to rise from its midst,

stars and Milky Way, brightly gleaming,

seem to emerge from its depths.

How great is my delight!

I sing of it in this song.

Burton Watson 1984

(2) The Sea

I come to view the boundless ocean

From Rocky Hill on eastern shore.

Its water rolls in rhythmic motion,

And islands stand amid its roar.

Tree on tree grows from peak to peak;

Grass on grass looks lush far and nigh.

The autumn wind blows drear and bleak;

The monstrous billows surge up high.

The sun by day, the moon by night

Appear to rise up from the deep.

The Milky Way with stars so bright

Sinks down into the sea in sleep.

How happy I feel at this sight!

I croon this poem in deligh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n 207 AD Cao Cao (155-220), King of Wei, who had unified northern China, came to the Rocky Hill, which is now situated 8 kms north of Changli County and 15 kms west of the sea, and wrote this poem which described not only the external world but also his own internal world, that is, his unbounded ambition. Just as the sea seemed able to swallow sun and moon, Cao Cao thought he could conquer Wu in the south and Shu in the west and unify the whole country. His grand army, boasting eight hundred thousand men, marched south against the eighty thousand strong Wu navy. Just as Antony who was good at fighting by land lost the battle at sea against Octavius, Cao Cao was defeated by General Zhou Yu at Red Cliff, which was often glorified in later poetry for it was a victory against heavy odds.

The first two stanzas of this poem are realistic, written in a simple and plain style and the third more imaginative, written in a picturesque style, which may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Shelley's Cloud:

Till the calm rivers, lakes, and seas,

Like strips of the sky fallen through me on high,

Are each paved with the moon and these.

Watson's diction is more fit to translate the third stanza while mine the first two.

22．曹植　七哀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1) Lament

Streams of light play softly on the tower, it seems the moon is loath to move away. For here's beauty wilting, tender sighs telling of a tender heart in pain. Who may it be? A wife in name, in truth a widow.

"Alone! alone all these years. I know I'm going to the bottom, even as mud in a puddle, while you—you're like the dust on the highroad, drawn upward in a dizzy whirl. Originally of the same clay, we are now far apart. When, if ever, are we to meet again?

"Would that I were the wind, that I could rush across the land to your embrace! But if you shut me out, where should I go?"

Weng Xianliang 1983

(2) Seven Sorrows

Softly on the tower streams of light play;

It seems the moon is loath to move away.

For here is beauty wilting, tender sighs

Telling of a tender heart in pain, which cries.

May we ask who is there so full of ruth?

A wife in name, a widow, ah, in truth!

"You are far, far away for o'er ten years;

I am alone, alone and oft in tears.

"You're like the dust drawn upward on the way;

Like mud in dirty water still I stay.

One sinking, the other swimming we remain.

If ever, when are we to meet again?

"Would that I were the wind from the southwest,

That I could rush across the land to your breast!

From your embrace, if you should shut me out,

Where should I go? Where should I roam abou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Most critics agree that Cao Cao and Cao Pi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nd the Verse from the South but Cao Zhi (192-232) opened up the era of the Wei and Jin poetry. His poetry excelled his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diction, in structure and in musicality. He was not so forceful as his father but more lyrical than his brother. During the reign of his father, he was the prince in favor;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he was banished from the capital by his brother.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is poetry became melancholy and sorrowful after he was 29.

If we compare his Lament with Cao Pi's Song of the North, we find both describe a lonely wife longing for her absent husband. In Cao Pi we only see the poet's sympathy with the woman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by a long war; in Cao Zhi, the abandonment of the woman alludes in effect to his own banishment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ust" and "mud" applies not only to husband and wife but also to the two brothers. In other words, Cao Pi's poem is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a woman's sorrow while Cao Zhi's expresses his subjective or personal feeling. So we may well say his poetry surpasses his brother's in depth and in strength.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sense often goes beyond the words. A good translator should not only translate the words but also bring out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 Weng Xianliang is one of the best verse translators I have ever read. His version, though in prose, has succeeded in bringing out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to the best advantage. For instance, the first six lines of this poem may be transliterated as follows:

Bright | moon | shines | (on)high | tower
Streams | (of)light | are | linger- | ing
Above | is | sorrowful | thinking | woman
Sad | sighs | tell(of) | greater | grief
May(we) | ask | the | sigher | who
(They)say | (she)is | a | wanderer's | wife

In the first two lines, Weng adds an adverb "softly" and particularizes "lingering" into "loath to move away." Thus he has personified the moon and made the reader feel not only the moon's but also the poet's sympathy with the lonely wife. Lines 3-4 tell us about the woman's longing, not about her beauty, but Weng compares her to a wilting flower and repeats the adjective "tender" so that his version wins more sympathy from the reader. In line 6, Weng contrasts "wife" with "widow" and "in name" with "in truth" and arouses our sympathy to the fullest extent. Therefore, his version may be said in a sense to have outshone the original. Here, I have tried to turn it into rhymes and I am not sure whether or not I am gilding the lily.

Cao Zhi's poem may be, in a sens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taken from Astrophel and Stella of 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

Then, ev'n of fellowship, O Moon, tell me,

Is constant love deem'd there but want of wit?

Are beauties there as proud as here they be?

Do they above love to be lov'd, and yet

Those lovers scorn whom that love doth possess?

Do they call virtue there ungratefulness?

It is true that Sidney talks about love and Cao alludes to brotherhood, but, if we take the proud beauty "in heavenly place" who scorns the lover on earth, for the emperor who scorns brotherhood, wont't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stanza read like those which reveal Cao's sorrow?

23．孔雀东南飞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举止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

“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

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

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

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

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

“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

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

“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

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

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

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

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

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

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

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

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

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衔泪答：“兰芝初还时，

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

适时还家门；不堪吏人妇，

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

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

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

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

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

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

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

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

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

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

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

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

“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

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

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

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

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

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

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

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

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

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

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

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

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

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

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

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

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

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

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

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

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

“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

严寒结庭兰。儿今日冥冥，

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

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

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

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

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

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

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

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

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

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

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1) The Bride of Jiao Zhongqing

Southeast the lovelorn peacock flies. Alack,

At every mile she falters and looks back!

At thirteen years Lanzhi learned how to weave;

At fourteen years she could embroider, sew;

At fifteen music on her lute she made;

At sixteen knew the classics, prose and verse.

At seventeen they wed her to Zhongqing,

And from that day what joy and pain were hers!

As work kept Zhongqing in the yamen far,

His absence made her love the deeper still.

She started weaving at the dawn of day,

Worked at the loom until the midnight hour.

The tapestries beneath her fingers grew,

Yet Zhongqing's mother sore berated her—

Not for poor work or any tardy pace,

But she was mistress: brides must know their place.

At length in sorrow to Zhongqing she said,

"If I have failed to serve your mother well,

Useless to stay.... Please go and tell her so.

Should she think fit. I fain would go away."

The husband, shame-faced, on this errand went.

"Mother," he said, "no lordly post is mine.

To wed Lanzhi was more than I deserved.

As man and wife we love each other so

That naught but death itself shall sever us.

Less than three years have we been wedded now;

Our life together is a budding flower.

Lanzhi, methinks, has done her best, no less.

Why treat her, then, with such unkindliness?"

To which the shrewish mother made reply,

"Dull are your wits and foolish. alt my sonl

Your wife lacks graces and she lacks good sense.

See her for what she is, self-willed and vain.

The very sight of her offends mine eyes.

I wonder that you dare to plead her cause!

A proper wife I have in mind for you....

Yonder she lives, a maid called Qin Luofu,

A matchless beauty she, upon my word,

And I have ways to compass her consent.

Now listen! We must get your slut away!

Yes, go must she, and go without delay!"

For filial piety he knelt him down,

And pitiful yet firm was his appeal.

"Mother, if'tis your will, cast out Lanzhi,

But do not think that I will marry twice!"

At this the mother's fury knew no bounds.

She ranted wildly, strumming on her stool:

"Is reverence for aged parents dead?

Defend a wife and flout a mother's wish?

This stranger in the house I will not bear,

And none henceforth to thwart my will shall dare!"

Zhongqing fell dumb before his mother's rage,

Made her a bow profound and went his way.

In tears and sorrow he sought poor Lanzhi,

Though little comfort for them both he knew.

"The thought of parting rends my heart in twain!

And yet my mother will not be gainsaid.

My duties at the yamen call me hence.

'Tis best you go back to your brother's home.

My yamen tasks complete, I will return

And take you with me to our home again.

It has to be, alas! Forgive me now,

And doubt not I will keep my solemn vow!"

"Nay, make no care to come for me again.

'Twas in the depth of winter, I recall,

I first came to this house a timid bride.

I bore myself with filial reverence,

Was never obstinate, self-willed or rude.

For three years, day and night, I toiled for her,

Nor recked how long that sorry state might last.

My only care to serve your mother's will

And to repay the love you bore to me.

Yet from this house I now am driven out...

To what avail to bring me back again?

I'll leave my broidered jacket of brocade,

(Its golden lacings still are fresh and bright,)

My small, soft canopy of scarlet gauze

With perfumed herbs sewn in its corners four.

My trunks, my dowry, too, I leave behind,

As fair as ever in their silken wraps—

Things, some of them, I had a fancy for,

Though now neglected and untouched they lie.

True, they are only cheap and tawdry wares,

Not nearly good enough for your new bride.

But you may share them out as tiny gifts,

Or, if you find no fit occasion now,

Keep them, my dear," she said, her eyes all wet,

"And her who owned them do not quite forget."

When the loud cock crow marked another day

Lanzhi arose betimes and dressed herself.

She put on her embroidered skirt of silk,

And silken slippers pleasing to the eye,

Studded her braided locks with jewellery,

Hung pearly ear-rings in her little ears,

With touch so delicate applied the rouge

Until her lips, already perfect, glowed.

Her fingers had a tapering loveliness.

Her waist seemed like a many-coloured cloud.

A peerless beauty did she look, and sweet

The grace with which she moved her little feet.

To Zhongqing's mother then she bade farewell

In tender words that found a churlish ear:

"Lady, I am of humble origin,

Not well-instructed and not well brought-up.

Stupid and shallow and inept am I—

A sorry mate for any noble heir.

Yet you have treated me with kindliness.

And I, for shame, I have not served you well.

This house for evermore today I leave.

And that I cannot serve you more I grieve."

Then, with the warm tears trickling down her cheeks,

She bade farewell to Zhongqing's sister dear:

"When to this house I first came as a bride,

Dear sister, you were just a naughty child.

See you have grown well nigh as tall as I.

Now I must bid a hasty, long farewell;

Yet, if you love me, sister, for my sake,

Be gentle to your mother, care for her,

When all the maidens hold their festivals,

Forget not her who once looked after you."

With blinding tears and with a heavy heart

She took her seat then in the waiting cart.

For fear of prying eyes and cruel tongues

Zhongqing would meet her where the four roads met.

On the rough road her carriage pitched and shook,

The wheel-rims clattered and the axle creaked.

Then suddenly a horseman galloped up,

Down leaped the rider eagerly—'twas he!

They sat together and he whispered low:

"My love shall last to all eternity!

Only a short while with your brother stay,

The little while my yamen duties take.

Then I'll come back.... Let not your heart be sore!

I'll claim you for my very own once more!"

Poor Lanzhi, sobbing, fondly plucked his sleeve.

"Oh, what a comfort to me is your love!

And if you cannot bear to give me up,

Then come, but come before it is too late!

Be your love strong, enduring as the rocks!

Be mine resistant as the creeping vine!

For what is tougher than the creeping vine?

And what more fixed than the eternal rocks?

Yet when I think upon my brother, lord

And tyrant of his household, then I fear

He will not look on me with kindliness,

And I shall suffer from his rage and scorn."

At length in tears the loving couple parted,

And lengthening distance left them broken-hearted.

When Lanzhi, all unheralded, reached home,

Doubt and suspicion clouded every mind.

"Daughter!" Her mother in amazement cried.

"Alas! What brings you unattended back?

At thirteen, I recall, you learned to weave;

At fourteen years you could embroider, sew;

At fifteen, music on the lute you made;

At sixteen knew the classics, prose and verse.

And then at seventeen, a lovely bride....

How proud I was to see you prosper so!

Yet, dear, you must have erred in deed or word.

Tell me the cause of your return alone."

Said Lanzhi, "Truly I am brought full low,

Yet in my duty did I never fail."

The mother wept for pity at her tale.

Upon the tenth day after her return

There came one from the county magistrate,

A go-between, to woo her for his son,

A lad who had bare twenty summers seen,

Whose good looks put all other youths to shame,

Whose tongue was fluent and full eloquent.

Her mother, hoping against hope, said, "Child,

I pray you, if it pleases you, consent."

To which, in tears again, Lanzhi replied:

"Dear mother, when I parted with Zhongqing

He said, 'Be faithful!' o'er and o'er again,

And we both vowed eternal constancy.

If I should break my word and fickle prove,

Remorse would haunt me till my dying day.

I pray you tell the marriage-maker so."

So to the go-between the mother said:

"O honoured sir. a stubborn child is mine,

But lately sent back to her brother's house.

A small official found her no good match—

How should she please the magistrate's own heir?

Besides, she is in melancholy state:

Young gentlemen require a gayer mate.

So the official go-between went off

And, ere reporting to the magistrate,

Found for the sprig another fitting maid,

Born of a nearby family of note;

And, haply meeting with the prefect's scribe,

Learned that His Excellency's son and heir,

A worthy, excellent and handsome youth,

Himself aspired to wed the fair Lanzhi.

So to the brother's house they came once more,

This time as envoys from the prefect sent.

The flowery, official greetings o'er,

They told the special reason they had come.

The mother, torn this way and that, declared:

"My child has vowed she ne'er will wed again.

I fear I know no way to change her mind."

But Lanzhi's brother, ever worldy-wise,

Was never slow to seize a heaven-sent chance,

And to his sister spoke blunt words and harsh:

"See you not, girl, how much this profits you?

Your former husband held a petty post.

Now comes an offer from the prefect's son:

A greater contrast would be hard to find.

Turn down this offer if you will, this prize,

But think not I shall find your daily rice!"

What must be, must be, then thought poor Lanzhi.

"Brother," she said. "what you have said is good.

I was a wife and now am none again;

I left you once and then came back again

To dwell beneath your hospitable roof.

Your will is such as cannot be gainsaid.

True, to Zhongqing I gave my plighted word,

Yet faint the hope of seeing him again!

Your counsel I must welcome as a boon:

Pray you, arrange the ceremony soon."

When he heard this, the official go-between

Agreed to everything the brother asked.

Then to the prefect's house they hurried back

To tell the happy outcome of their work.

It seemed so good a marriage for his son,

The prefect thought, that full of sheer delight

He turned the pages of the almanac.

And therein found the most auspicious date

To be the thirtieth of that same month.

Whereon he summoned his subordinates:

"The thirtieth is a heaven-favoured day,"

Said he, "and that is but three days ahead.

Have all in readiness to greet the bride."

The household was abuzz from floor to roof

As was befitting for a noble match.

There were, to fetch the bride, gay gondolas

Fresh-painted with designs of lucky birds

And silken pennants fluttering o'er the deck.

There were gold carriages with jade inlay

And well-groomed horses of the finest breed

With saddles shining, harness all bedight!

As for the presents, strings of cash they told

Three thousand, pieces of brocade and silk

Three hundred. And among those precious gifts

Were globe-fish brought from some far distant clime.

The welcoming cortege, five hundred strong,

Would gladden all eyes as it passed along.

In the bride's house the troubled mother said:

"Lanzhi, the prefect's messengers have come.

The welcoming party will arrive full soon.

'Tis time you donned your bridal finery.

You have agreed.... No time to tarry now!"

Lanzhi, too sad to utter any word,

Sobbed neath her kerchief to conceal her grief,

Her pale, pale cheeks all wet with bitter tears.

She dragged a chair with heavy marble seat

Towards the window where there was more light,

Took silk and scissors, measure, needle, braid,

Cut out in grief and wet her thread with tears.

Ere noon a jacket new and skirt she made;

By eve a wedding gown was all complete.

Then in the twilight, desperate, forlorn,

Out at the gate she stole to weep alone.

Then, suddenly, her sobbing died away...

Far off she heard a horse's anguished neigh!

Oh, that familiar neigh! Yet why so sore?

Indeed Zhongqing was riding fast that way.

The master had heard news, lost heart, asked leave.

The very steed, too, his forebodings shared.

At last, her straining eyes perceived him clear:

His presence filled her with both joy and pain.

Patting the horse, she heaved a woeful sigh.

"Zhongqing, my darling, at our parting dire

None could foresee the course events would take.

You cannot guess my abject misery,

But all we hoped is now an empty dream.

My mother you knew well. My tyrant brother,

'Twas he who schemed to wed me to another.

Now that the die is cast by fate austere,

What more can you expect of me, my dear?"

Zhongqing, heart-stricken, forced himself to say,

"May you know every happiness, Lanzhi!

The rock stands fixed, unyielding evermore,

But oh! I fear the fibres of the vine

Have lost their toughness all too easily...

May you be rich and live in happy state,

But as for me, why, death shall be my fate!"

That stung her to the quick, but she replied,

"Why say such cruel things to me, my dear?

We both are shipwrecked on the sea of life,

Our vessels foundered by the ruthless gale.

Life has enjoined that man and wife must sever:

Let us both die, and be one flesh for ever!"

Long hand in hand they stayed before they went

With mournful steps and slow their several ways—

Two lovers, parting, knowing all too well

That death alone could make them one again.

All roads to joy fast blocked, they did not quail,

But vowed to terminate their tragic tale.

When Zhongqing, heavy-hearted, reached his home,

Straight to his mother's room he went, and bowed.

"The weather changes, mother. Bitter cold,

A terrifying wind sears leaf and tree.

The frost congeals the orchids, all the flowers,

And Zhongqing's life, too, draws unto its close.

His sole regret is leaving you alone,

But 'tis his own desire to end life so—

No ghost, no devil, mother, holds him thrall!

Your son is like the rocks of Nanshan Range,

Immutable in death, immune to change."

The mother heard these words in sore amaze,

But guessed their cause, and pitied him in tears.

"My son, sole heir of noble family,

What great and glorious prospects lie ahead!

Why for a wanton should you think to die,

One so inferior in every way?

As I have told you,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re dwells a paragon of loveliness.

Soon will I send a go-between to her,

And long and happy years be yours, my son!"

But he kept silence, bowed right low, and left,

Long, long his empty room he paced, and thought

A myriad thoughts of Lanzhi, love, and death.

Oft glanced he sadly towards his mother's room;

The world seemed shrouded in a pall of gloom!

The day for Lanzhi's splendid wedding came,

She lonelier than ever mid the throng.

She waited, waited till the night should fall.

At last the turmoil ceased, the guests thinned out.

"This is the day," she mused, "my journey's end.

My soul will wander, though my corse remain."

The pond's dark waters beckoncd, cold and chill.

Barefoot she waded in, and all was still.

Though for the news Zhongqing was half-prepared.

It nowise lighter made the dreadful blow.

Beneath the courtyard trees release he sought,

Turned him southeast, and then the rope went taut...

Linked in a common grief, the families

Buried the lovers fond on Mount Huashan.

And all around the graveyard grow dark pines,

Through all the changing seasons ever green,

With cypress interspersed and wutong trees.

Like loving arms the branches intertwine,

And lovingly the leaves and sprays caress;

And in the foliage dwell two little birds.

That mate for life, whose very name is love.

They cross their bills and sing to one another

Their soft endearments all night long till dawn,

And passers-by stand spellbound at the sound,

And lonely widows wake to hear and muse

Upon this story of a bygone day

Which shall endure till all shall pass away.

Eric Edney and Cao Dun 1984

(2) A Pair of Peacocks Southeast Fly

During the reign of Jian An (196-219)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as a local official in the prefecture of Lujiang called Jiao Zhongqing, whose wife, Liu Lanzhi, was sent away by his mother and vowed never to marry again. Compelled by her family to break her vow, she had no recourse but to drown herself in a pool. On hearing the news, Zhongqing hanged himself on a tree in the courtyard. The following poem was composed by contemporaries in their memory.

A pair of peacocks southeast fly;

At each mile they look back and cry.

"I could weave," said Lanzhi, "at thirteen

And learned to cut clothes at fourteen;

At fifteen to play music light;

At sixteen to read and to write.

At seventeen to you I was wed.

What an austere life I have led!

You're an official far away;

I toil as housewife night and day.

At daybreak I begin to weave;

At night the loom I dare not leave.

I've finished five rolls in three days,

Yet I am blamed for my delays.

Not that my work is done too slow,

But hard your housewife's role does grow.

If Mother thinks I am no good,

What use to stay although I would?

Will you come and to Mother say,

Send me back home straight, straightaway?"

Jiao Zhongqing came home at her call

And said to his mother in the hall,

"I'm destined for a humble life,

By fortune I have this good wife.

We've shared the pillow, mat and bed,

And we'll be man and wife till dead.

We've lived together but three years,

Which not too long to me appears.

S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I find.

Why should you be to her unkind?"

His mother said then in reply:

"You are indeed short-sighted! Why,

This wife of yours with me goes ill;

She always does whate'er she will.

I've been offend'd by her for long.

How dare you say she's done no wrong?

In the east there's a match for you,

A maiden whose name's Qin Luo-fu,

A peerless beauty of this land.

I'll go for you to ask her hand.

Now send your slut out of our door!

She should not stay here any more."

Zhongqing knelt down with trunk erect

And said to her with due respect,

"If you should send away my wife,

I won't remarry all my life."

The mother was angry at his word,

Her strumming on the stool was heard.

"Has filial reverence come to nil?

Defend your wife against my will!

You are such an ungrateful son!

Of your request I will grant none."

Zhongqing dared not speak any more,

But bowed and entered his own door.

He tells his wife when she appears,

His voice chock'd so with bitter tears,

"Not that I would send you away,

But Mother won't allow you to stay.

Return to your brother's house so

That to my office I may go.

When I have finished my work, then

I'll come and fetch you home again.

Do not be grieved to say adieu,

But keep in mind what I've told you!"

"Nay, make no care to come for me!"

To her husband addresses she.

"One early spring day, I recall,

I left home for your entrance hall.

I've done what Mother ordered me.

Dare I be careless and carefree?

I do hard labor day and night;

Alone I toil with all my might.

I think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Still with Mother I can't get along.

To what avail to talk about

My return now I'm driven out!

"I'll leave my jacket of brocade,

Whose lacings bright of gold are made,

And my canopy of gauze red,

Whose four corners with perfume spread,

And sixty trunks and coffers tied

With silken threads all in green dyed,

Where different things you will find;

Not two of them are of a kind.

They are as cheap as I, it's true,

Not good enough for your spouse new.

So as gifts you may share them out,

As we can't meet again, no doubt.

Keep them in memory of me!

Forgetful we can never be."

At dawn she rose at the cock's crow

And made up with care, ready to go.

She put on an embroidered gown

And checked it over up and down.

She put on shoes made of brocade,

Of tortoise shell her hairpin's made.

Her waist was girt with girdle white,

Her earrings shone like moonlight bright.

She had tapering finger tips,

Like rubies were her rouged lips.

She moved at slow and easy pace,

Unrivalled in the human race.

She came to his mother in the hall,

Who said no tender words at all.

"While young, before I was a spouse,

I lived but in a country house.

Not well instructed or wide read,

For noble heir I was ill-bred.

Though kindly you have treated me,

Yet I'm not dutiful," said she,

"So I must go back in despair,

Leaving to you all household care."

She said to his sister good-bye,

Bitter tears trickled from her eye.

"When your brother and I were wed,

You came around our nuptial bed.

You are as tall as I today,

When I am to be driven away.

Take good care of your mother old,

An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ousehold!

When maidens hold their festive day,

Do not forget me while you play."

She went out and got on the cart,

Tears streamed down, heavy was her heart.

Jiao Zhongqing rides before, his mind

Turning to his wife's cart behind.

The cart's rumble's heard to repeat,

The husband stops where four roads meet.

He gets down from his horse, comes near

His wife and whispers in her ear,

"I swear not to leave you long, my spouse.

Return now to your brother's house.

When I have finished my work, then

I'll come and fetch you home again.

I swear to Heaven high above

That forever will last our love."

Lanzhi says to her husband dear,

"I'm touched by your love sincere.

If I am engraved deep in your mind,

Come then in time and not behind!

If as the rock your love is strong,

Then mine as creeping vine is long.

The vine's resistant as silk thread;

No one could lift a rock o'erhead.

But my brother's temper is hot,

Look on me kindly he will not.

I am afraid he'll never care

What I like, and it's hard to bear."

They wave their hands with broken heart,

From each other they will not part.

Lanzhi came to her mother's place,

Feeling embarrassed in disgrace.

Her mother clapped loud in surprise:

"How can you come back in this guise!

You were taught to weave at thirteen;

To cut the clothes at fourteen;

At fifteen to play music light;

At sixteen to perform the rite.

At seventeen you were a bride,

By your husband you should abide.

Had you done nothing wrong at all,

why come back alone to my hall?"

Lanzhi told her mother the truth,

Who was moved to tears, full of ruth.

She had been back many a day,

A go-between then came to say,

"Our magistrate has a third son,

Whose good looks are second to none.

Though at eighteen or nineteen years,

For eloquence he has no peers."

Her mother said to her, "Consent

To this proposal benevolent!"

But she only answered in tears,

"Can I forget my married years?

My husband vowed when we parted then,

Never should we sever again.

If I should break my word today,

I would regret for e'er and aye.

Will you please tell the go-between

Gently and clearly what I mean?"

Her mother told the messenger,

"This humble daughter of mine, sir,

Sent back by an official of late,

Can't match a son of magistrate.

Why not inquire another house

Where may be found a better spouse?"

No sooner had gone this messenger

Than came one from the governor.

"You have a daughter fair," said he,

"Of an official's family.

Our governor has a fifth son,

Unmarried, he's a handsome one.

My lord's secretary asked me

His lordship's go-between to be.

I was told to say openly

I come for my lord's family.

His son will have your daughter for spouse,

That's why I'm sent to your noble house."

Mother Liu thanked the messenger,

But said she could not order her

Who'd made a vow, to break her word.

By Lanzhi's brother this was heard;

As it troubled his worldly mind,

He spoke to Lanzhi words unkind.

"Why don't you, sister, think it o'er?

You left then an official's door;

Now you may marry a noble son,

Good luck comes when bad luck is done.

If you refuse this honor great,

I know not what will be your fate."

Lanzhi replied, raising her head,

"Brother, it's right what you have said.

I left you once to be a spouse;

Sent back, again I'm in your house.

So I'm at your disposal now.

Can I do what you don't allow?

Though I vowed to my husband dear,

Yet we can't meet again, I fear.

So you may marry me at will,

My obligation I'll fulfill."

The go-between learned what they said,

To his lord's house he went ahead.

He said his errand was well done,

The lord rejoiced for his fifth son.

He found in the almanac soon

The auspicious date of that moon.

He said to his subordinate,

"The thirtieth day is the best date.

That is only three days ahead.

Arrange the marriage in my stead."

The lord's order was given loud;

People bustled like floating cloud.

They painted with bird designs the boat

And with dragons the flags afloat.

A golden cab with wheels trimmed with jade

And golden saddles for steeds were made.

Three thousand strings of coins were sent

And silks to the bride with compliment.

Delicacies from land and sea

Were brought by two corteges or three.

Mother Liu told her daughter, "Word

Comes from the governor—have you heard? —

Tomorrow is your wedding day.

Put yourself in bridal array.

Make your own dress ere it's too late!"

Lanzhi sat in a pensive state.

She sobbed 'neath her handkerchief,

And streaming tears revealed her grief.

She dragged a marble-seated chair

Towards the window in despair,

In her left hand the scissors bright

And silk and satin in her right.

At noon a jacket new was made

And at dusk a robe in brocade.

Behind dark clouds the sun down crept,

Grief-stricken, she went out and wept.

Zhongqing, at this news of his spouse,

Asks leave and starts out for her house.

After a short ride on his way,

His horse makes an anguished neigh.

This neigh is familiar to her ears;

She comes out before he appears.

She gazes afar, at a loss

What to say when he comes across.

She pats the horse when it comes nigh,

And then says with a woeful sigh,

"Alas! since you parted with me,

What's happened we could not foresee.

Our hope cannot be realized.

On hearing this, you'll be surprised.

I was compelled by my own mother

Together with my tyrant brother

To wed another man at last.

What can we do? The die is cast."

Jiao Zhongqing tells his former wife,

"I wish you a happier life!

The lofty rock steadfast appears;

It will st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owe'er resistant the vine may be,

Twill lose its toughness easily.

May you live happier day by day!

Alone to death I'll go my way."

"Why say such cruel things to me?"

To her former husband says she,

"We are compelled, both you and I.

How could I live if you should die?

E'en dead, let us together stay!

Forget not what we say today!"

They stand long hand in hand before

They go each to his or her door.

No lovers know a sharper pain

Than to part till death joins them again.

They're willing to breathe their last breath;

A severed life is worse than death.

Jiao Zhongqing went home full of gloom,

He went straight to his mother's room.

"Today the cold wind blows down trees;

Bitten by frost, the orchids freeze.

I fear my life will end like the tree,

Leaving you alone after me.

That's what such forbodings proclaim.

Don't lay on gods or ghosts the blame!

May you like hillside rock live long,

With your four limbs both straight and strong!"

On hearing this, his mother shed

Copious tears before she said,

"As son of noble family,

A high official you should be.

How could you die for such a wife?

Don't play down on your noble life!

There's a maiden in east neighborhood,

Beside her no one else is good.

I've asked her to be your spouse;

Soon the reply will come to our house."

Zhongqing retired to his empty room,

Determined not to be a bridegroom.

He sighed and glanced towards the hall,

Seeing his tragic curtain fall.

In the blue tent on her wedding day

Lanzhi heard cows low and steeds neigh.

At dusk the ghostly twilight waned;

The guests gone, lonely she remained.

"My life," she thought, "will end today,

My soul will go, but my body stay."

She doffed her silken shoes to drown

Herself in uprolled wedding gown.

This news came to her Zhongqing's ear;

He would not be severed from his dear.

To and fro in the yard paced he,

Then hanged himself beneath a tree.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y died,

Buried them by the mountain side.

Pine trees were planted left and right,

And planes and cypresses on the site,

Their foliage darkens the ground;

Their branches intertwined are found.

A pair of peacocks fly above;

They are well known as birds of love.

Head up, they sing song after song,

From night to night, and all night long.

A passer-by would stand spellbound;

A lonely widow would wake dumfound.

Men of posterity, I pray,

Do not forget that bygone day!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A Pair of Peacocks Southeast Fly was the longest narrative poem in Chinese history. It relates the tragedy of a couple separated alive and reunited after death. It is true that there were poems dealing with such a theme in the Book of Poetry, for instance, The Faithless Man. But in that poem the couple were separated because the man was faithless, while in this folk song the wife was compelled to divorce as a result of the feudal despotism. Therefore, the former has not such social significance as the latter.

This long poem is not only lyrical but also dramatic. Its plot is complicated, the four or five characters true to life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true to the characters. If we compare the heroine with Homer's Penelope, we find both of them hard-working and faithful in love, but the Chinese wife obedient and submissive and the Greek heroine tactful and resourceful. The one finds salvation in death while the other in life. That is perhaps one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omen.

Besides, the Chinese heroine compares her love to the silk thread, which may remind us of Robert Frost's Silken Tent:

She is as in a field a silken tent

At midday when a sunny summer breeze

Has dried the dew and all its ropes relent,...

But strictly held by none, is loosely bound

By countless silken ties of love and thought

To everything on earth the compass round,...

Of course, the American woman in Frost is freer, more sensitive, more confident and more resistant than the Chinese wife in the Peacocks.

24．陶潜　归园田居（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 Once More Fields and Gardens

Even as a young man

I was out of tune with ordinary pleasures.

It was my nature to love the rooted hills,

The high hills which look upon the four edges of Heaven.

What folly to spend one's life like a dropped leaf

Snared under the dust of streets,

But for thirteen years it was so I lived.

The caged bird longs for the fluttering of high leaves.

The fish in the garden pool languishes for the whirled water of meeting streams.

So I desired to clear and seed a patch of the wild southern moor.

And always a countryman at heart,

I have come back to the square enclosures of my fields

And to my walled garden with its quiet paths.

Mine is a little property of ten mou or so,

A thatched house of eight or nine rooms.

On the North side, the eaves are overhung

With the thick leaves of elm-trees,

And willow-trees break the strong force of the wind.

On the South, in front of the great hall,

Peach-trees and plum-trees spread a net of branches

Before the distant view.

The village is hazy, hazy,

And mist sucks over the open moor.

A dog barks in the sunken lane which runs through the village.

A cock crows, perched on a clipped mulberry.

There is no dust or clatter

In the courtyard before my house.

My private rooms are quiet,

And calm with the leisure of moonlight through an open door.

For a long time I lived in a cage;

Now I have returned.

For one must return

To fulfil one's nature.

Amy Lowell 1921

(2) Return to Nature (Ⅰ)

While young, I was not used to worldly cares,

And hills became my natural compeers,

But by mistake I fell in mundane snares

And thus entangled was for thirteen years.

A caged bird would long for wonted wood,

And fish in tanks for native pools would yearn.

Go back to till my southern fields I would.

To live a rustic life why not return?

My plot of ground is but ten acres square;

My thatched cottage has eight or nine rooms.

In front I have peach trees here and plums there;

O'er back eaves willow trees and elms cast glooms.

A village can be seen in distant dark,

Where plumes of smoke rise and waft in the breeze.

In alley deep a dog is heard to bark,

And cock crows as if o'er mulberry trees.

Into my courtyard no one should intrude,

Nor rob my private rooms of peace and leisure.

After long years of abject servitude,

Again in nature I find homely pleasur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e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marked by its simplicity and that of the Six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by its elaboration. Tao Qian (365-427) was the last and greatest poet representive of Wei and Jin poetry. As a whole, his verse was marked by love of nature, of which this poem is representative. His feelings were not plainly expressed but revealed in sincere and suggestive expressions. For instance, in the simple description of his thatched cottage, the reader can feel his love for rural lif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ao's Return to Nature with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Tao) My only love was for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Tr. Arthur Waley)

(Wordsworth) Therefore am I still

A lover of the meadows and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Lines 102-104)

Here we see both of them are lovers of nature, but Tao is divorced from rustic life for thirteen long years while Wordsworth is her lover from youth to age.

(Tao) Where chimney smokes seem to waft in mid-air.

(Tr. Roland Fang)

(Wordsworth) and wreaths of smoke

Sent up, in silence, from among the trees.

Both describe the smoke, but Wordsworth is more objective while Tao more subjective for his chimney smokes seem reluctant to leave the village just as the poet is to part from mountains.

(Tao) Again in nature I find homely pleasure.

(Wordsworth) For nature then

(The coarser pleasures of my boyish days

And this glad animal movements all gone by)

To me was all in all. (Lines 72-75)

When these wild ecstasies shall be matured

Into a sober pleasure;... (Lines 139-140)

Here we see Tao's pleasure more plain and less intense than Wordsworth's. In short, we find in Tao the idea of a passive, tranquil lover of nature and in Wordsworth the image of an active, contemplative lover of beauty.

25．陶潜　归园田居（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1) Back to the Gardens and Fields (Ⅲ)

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s I sow my beans,

Their shoots are lost among the rank grass.

I rise early to clear away the weeds,

Till, hoe on shoulder, I plod home with the moon.

The paths are narrow, the green growths tall,

And the evening dews moisten my clothes.

What matters if I am wet with dew,

So long as I enjoy my heart's content!

Roland C. Fang 1980

(2) Return to Nature (Ⅲ)

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s I sow my bean;

Their shoots are lost among the rank grass green.

Early I rise to clear the weeds away;

I plod home, hoe on shoulder, with the moon ray.

The paths are narrow, tall are the growths new,

My clothes moistened by the evening dew.

What does it matter even if I'm wet,

So long as my heart's desire can be me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ao Qian's Return to Nature consists of five poems, of which the preceding one is the first and this is the third. The first describes the poet's cottage and the third relates his rural life. There is nothing more prosaic than this simple rustic life from sunrise to sunset, yet Tao makes it poetic by imparting to us his personal feeling which moves us to love what he loved. This poem may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stanza of Thomas Gray's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Graveyard: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Since Gray begins with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we cannot help feeling the shadow of Death; as Tao begins with the sowing of beans, we seem to feel the seed of life he sows in our heart. It is true that Gray also talks about the laborer:

Oft have we seen him at the peep of dawn

Brushing with hasty steps the dews away,

To meet the sun upon the upland lawn.

But the laborer who "brushed the dews away" is dead while Tao's hoer whose "clothes were moistened with dew" is alive and would impart to us his love of life.

This poem may also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stanzas of Robert Frost's Tuft of Flowers:

I went to turn the grass once after one

Who mowed it in the dew before the sun...

The mower in the dew had loved them (flowers) thus

By leaving them to flourish, not for us,...

"Men work together," I told him from the heart,

"Whether they work together or apart."

The American poe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en work together" whil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ill love to work apart. Tha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spirit.

Fang's version is ver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But with some slight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I succeed in turning it into a rhymed one. In line 2, I add an adjective "green" to rhyme with "bean;" in line 4, I replace "the moon" by "the moon ray" and invert the word order for rhythm's and rhyme's sake; in line 5 I add the adjective "new" to rhyme with "dew" which I omit in line 7; in line 8, I replace "to enjoy my heart's content" by "to meet my heart's desire" changed into the passive voice. If I may illustrate my methods of translation with mathematical formulas, I should venture to use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2＋1＝2 (Addition, to add words without changing the meaning)

2＋1＝2 (Omission, to omit words without changing the meaning)

2＋1＝1＋2 (Inversion of word order)

2＋2＝1＋3 (Conversion, to change into another form)

My equations should not be placed in the category of science but in that of art, for the heart has the reason which the mind knows not.

26．陶潜　饮酒（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1) Drinking Wine (Ⅴ)

Among the busy haunts of men I build my hut,

But hear no noise of wheels or trampling hoofs.

—You would stop to ask me how—

The distant heart creates a distant retreat.

Picking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ern fence,

Leisurely I look up and see the Southern Mountains.

The mountain air is good both day and night,

And the 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s together.

In such things I find the truth of life;

I would tell how, but have forgotten the words.

Roland Fang 1980

(2) While Drinking (Ⅴ)

Among the haunts of men I build my cot,

There's noise of wheels and hoofs, but I hear not.

How can it leave upon my mind no trace?

Secluded heart creates secluded place.

I pick fence-side chrysanthemums at will

And leisurely I see the southern hill,

Where mountain air is fresh both day and night

And where I find home-going birds in flight.

What is the revelation at this view?

Words fail me e'en if I try to tell you.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ao Qian wrote this poem probably in the year 417 at the age of 53, after the old cottage he described in Return to Nature was burned up in a fire. Lines 5-6 of this poem are the best-known vers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et's love of nature and freedom. The chrysanthemum, the last coldproof flower to bloom in autumn, is the symbol of purity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the Southern Mountain or Mount Lu in modern Jiangxi Province, that of tranquility, longevity and eternity. Therefore, the poet's love of chrysanthemum and mountain reveals his own character, pure and cold-proof as the one and tranquil and lasting as the other.

Line 7 shows the poet's deep love for nature and in line 8 the bird's flight symbolizes his life's journey and its home-coming alludes to his return to his native land. These eight lines sum up the pursuit, frustration, retreat and self-cultiv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in troubled times.

Line 9 evaluates what is said in the preceding vers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In fact, it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revelation at the view of homebound birds and something like the message in Frost's Tuft of Flowers:

The butterfly and I had lit upon,

Nevertheless, a message from the dawn,...

That made me hear the wakening birds around,

And hear his long scythe whispering to the ground,...

And feel a spirit kindred to my own;

So that henceforth I worked no more alone;...

Line 10 reveals the Taoist influence on the poet for we find in Zhuang Zi that words are used to convey ideas, so when ideas are conveyed, words may be forgotten. Therefore, when the poet says he fails to tell the revelation, he means he has got the idea so that he may forget the words. This is typical of his hermetic poetry.

27．陶潜　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1) Blaming Sons

White hair covers my temples,

I am wrinkled and gnarled beyond repair,

And though I have got five sons,

They all hate paper and brush.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A-hsuan does his best,

He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

Yung and Tuan are thirteen,

But do not know "six" from "seven."

T'ung-tzu in his ninth year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ings to eat.

If heaven treats me like this,

What can I do but fill my cup?

Arthur Waley 1918

(2) Blaming Sons

My temples now are covered with white hairs,

My skin is wrinkled, my muscles are slack.

Although I have five sons, none of them cares

To learn to read or write in white or black.

My eldest son already is twice eight,

For laziness none can be his compeers.

My second son will never dedicate

Himself to fine arts, though at fifteen years.

My third son is thirteen, so is my fourth one,

But they don't know how much makes six plus seven.

Nearly nine years old is my youngest son,

Amid the pears and nuts he is in heaven.

Alas! If such be the decree divine,

What can I do but drain my cup of win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e three preceding poems deal with the poet's love of nature and this one with his domestic life. Strange to say, a lover of nature should have blamed his sons for not having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What had education to do with a rustic life if the poet did not wish his sons to serve as officials? Here we see the Confucian ideal exercised a greater influence than Taoist philosophy on the hermit poet, who did not take an active part in affairs of state not because he would not, but because he could not.

We may compare Tao's poem with the following stanza taken from Lord Bacon's Life:

Domestic cares afflict the husband's bed,

Or pain his head:

Those that live single, take it for a curse,

Or do things worse:

Some would have children: those that have them moan

Or wish them gone:

What is it, then, to have, or have no wife,

But single thraldom, or a double strife?

Here we see domestic life plays not so important a part in the West as in China. Afflicted by domestic cares, the Chinese would measure out their life with wine cups as the Europeans with "coffee spoons" (T. S. Eliot).

28．陶潜　挽歌诗（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1) A Dirge on Myself

Where life is, there must be death.

An early ending is timely, no alloted span is shortened.

Last night like you I was man,

Today I am registered as a ghost.

My soul is scattered; whither has it gone?

The shrivelled form sojourns in empty wood.

Dear children miss their father and cry,

Good friends caress me and weep.

For gain or loss I no longer care.

Right or wrong how can I feel!

A thousand autumns, ten thousand years from now

Who knows, —glory or disgrace?

This is my only regret: —while living

I never had enough of wine.

Lu Zhiwei 1935

(2) An Elegy for Myself

Wherever there is life, there must be death;

Sooner or later we'll breathe our last breath.

Last night we lived as men who fill their posts;

Today my name's enlisted among the ghosts.

Where is my soul that's fled far, far away?

A shrivelled form in wooden box would stay.

My children seek after their father, crying;

My friends caress my dead body, sighing.

For gain or loss I no longer care,

And right or wrong is no more my affair.

Thousands of springs and autumns pass away,

So will disgrace and glory of today.

Perchance I may regret, while living still,

I have not drunken good wine to my fill.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ao Qian talked about his life in the four preceding poems and about his death in this elegy. What were the Confucian and the Taoist attitude toward death? Confucius said, "While we do not know life, how can you know about death?" According to Zhuang Zi, everything is most happy if only it lives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Since it is natural for man to live and to die, h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his life. Here we see Zhuang Zi's influence in the first verse of this elegy. But neither Confucian nor Taoist influence could help the poet to conquer his fear of death for neither had such "healing sympathy" as W. C. Bryant (1794-1878) mentioned in his poem Thanatopsis:

Earth that nourished thee, shall claim

Thy growth to be resolved to earth again,...

To be a brother to the insensible rock...

Thou shalt lie down... with kings,

The powerful of the earth—the wise, the good,...

The hills rock-ribbed and... the complaining brooks

That make the meadows green...

Are but the solemn decorations all

Of the great tomb of man.

Here we see the advantage of Christianity over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t could console man for death.

29．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1) West Island—Remember?

Plum blossoms snowing on West Island—remember? Now the plum trees are in blossom again, but he's up north. Why not send him a spray? Yes, send him a spray.

Remember the apricots ripening? Blushful beauty in summer dress, her hair the envy of raven fledgelings.

Remember the place? West Island is not far off. But to row over there of an evening, only to find the shrikes wheeling low and the wind sighing in the trees—ah!

The trees—do they know? Those in front of her house might notice the door open quietly in the morning, the would-be-happy maiden appear and, not finding the one awaited, make for the lake where lotus blooms glow softly red.

Lotus blooms are to be gathered in season. As summer passes into autumn, they grow to a height quite above the maiden in the boat.

She bows before the lotus. Look at the fruits, fresh and green as the spring of their being. These fruits let her cherish, for they are red at the core, full of quenchless fire.

The fire she will tend; but is it to be a memory, no more? She watches for the wild geese coming south. Skein after skein arrives, settling on West Island, but none has a message for her.

She goes to the top of her bower. High as it is, it fails to bring him within sight. All day long she stops at the balustrade, till the last glimmer of light dies out and the sky looks like a dark heaving sea.

"Draw up the blinds. Let me be face to face with the infinite.

"Unbounded as the blue expanse our freedom should be—at least in dream. Yet we are not free from sorrow, neither of us.

"Would the south wind have compassion and carry us back to West Island—in dream at least?"

Weng Xianliang 1985

(2) Song of the Western Islet

In dream I see mume blossoms snowing,

To Western Isle again I'm going;

I'll send a sprig to northern shore

For my beloved I see no more.

In apricot-yellow silk dress,

E'en blackbirds envy my dark tress.

Where is the Western Islet? Where?

I row across the bridge o'er there,

Only to find shrikes wheeling low

And through the trees at dusk winds blow.

Beneath the trees, inside the gate,

My hair adorned, I come to wait.

My lover comes not to my bower;

I go to gather lotus flower.

In south pool I pluck lotus red,

Which grows e'en high above my head.

I bow and pick some lotus seed

So green that water can't exceed.

I put some flowers in one sleeve,

Red at the core as I perceive.

He still comes not; I'm ill at ease

And watch for message-bearing wild geese.

The geese are mute just as the flower;

I go to the top of the tower.

To bring him within sight it fails;

All day long I stop at the rails.

In vain I lean on balustrade,

Letting fall my hands white like jade.

I see as I roll up the screen

The sky and waves in vain are green.

"Our dreams are boundless as the sea,

From grief nor you nor I am free.

Would that the south wind blow with zest

My dream again to Islet Wes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folk song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adictory in the poet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for the persona speaks now in the first person, now in the third; the season suddenly changes from spring to autumn and the scene abruptly shifts from the south to the west. But Weng Xianliang is one of the translators too deft to be baffled by such difficulties. He begins his version with a monologue of the narrator who talks to the maiden and to her lover so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person may be used. Then Weng changes the time from the evening to the morning so that the maiden may go out to the Western Islet and wait for her lover all the day long. And Weng adds "summer passes into autumn" so that the maiden who picks mume blossoms in spring may gather lotus blooms in the fall. The lotus should be green at the core, but Weng says they are red for they are full of quenchless fire. At last Weng ends his version by an epilogue of the maiden dreaming of a tryst with her lover on the Western Islet.

Would the reader be satisfied with Weng's magic of turning the evening into the morning? For my part, I think it would be more satisfactory to interpret this poem as a dream of the lovesick maiden so that all the contradictions might be easily resolved. Only in a dream can a persona transcend both time and space, pluck spring flowers and gather autumn blooms at the same time and stay on the southern shore at one minute and on the Western Islet at another. Therefore, this folk song may be said to be the first to deal with the stream of sub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poetry.

The theme of this poem is the lovesickness of the maiden, which is revealed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Dreaming of mume blossoms, naturally she thinks of her lover who had many trysts with her under mume trees on the Western Islet but who is now on the northern shore. So she dreams to send him a sprig and subconsciously in her ear ring her lover's words in praise of her beautiful black hair when she was dressed in an apricot-yellow silk dress. As one often forgets in dream what one wants to keep in memory, so she does not remember for a while where the Western Islet is till the image of rowing across the bridge emerges in her mind. But the tryst which has lef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n her heart is that of one evening when she saw shrikes wheeling around cypress trees, so she dreams of the trees and the house among them. Usually we have no idea of time in a dream. The more eager we are to see someone, the less often will he appear in our dream. So she forgets all about the mume blossoms she was going to send to her lover, and abruptly thinks of the lotus flowers she used to pluck in the southern pool, and we hav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lotus-gathering. The lotus bloom turns red at the core as she wishes, but her lover does not come to the tryst as she expects, so the scene shifts abruptly from the southern pool to the tower where she may wait for her lover all day long, forgetting to pluck flowers with her jade-white hand, of which her lover must have said something in praise so that it appears now in her mind's eye. She rolls up the screen with her hand to gaze at the waves, still cherishing the fond hope of her lover's emergence. At last she wakes up in despair and wishes to find him in another dream of the Western Islet.

This lovesick poem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Shelley's Indian Serenade:

I arise from dreams of thee

In the first sweet sleep of night,

When the winds are breathing low

And the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

I arise from dreams of thee,

And a spirit in my feet

Hath led me—who knows how?

To thy chamber window, Sweet!...

O lift me from the grass!

I die! I faint! I fail!

Let thy love in kisses rain

On my lips and eyelids pale....

Shelley describes a tryst as if it were a dream while the anonymous Chinese poet narrates a dream as if it were a real fact. The former is as explicit as the latter is implicit.

30．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Mulan, the Maiden Chief

Say, Maiden at your spinning-wheel,

Why heave that deep-drawn sigh?

Is't fear, perchance, or love you feel?

Pray tell—oh, tell me why!

Nor fear nor love has moved my soul—

Away such idle thought!

A warrior's glory is the goal!

By my ambition sought.

My father's cherished life to save,

My country to redeem,

The chargers of the field I'll brave;

I am not what I seem.

No son has he his troop to lead,

No brother dear have I;

So I must mount my father's steed,

And to the battle hie.

At dawn of day she quits her door,

At evening rests her head,

Where loud the mountain torrents roar,

And mail-clad soldiers tread.

The northern plains are gained at last,

The mountains sink from view;

The sun shines cold, and the wintry blast,

It pierces through and through.

A thousand foes around her fall,

And the blood stains the ground,

But Mulan, who survives it all,

Returns with glory crowned.

Before the throne they bend the knee,

In the palace of Changan,

Full many a knight of high degree,

But the bravest is Mulan.

"Nay, Prince," she cries, "My duty's done,

No guerdon I desire;

But let me to my house begone,

To cheer my aged sire."

She nears the door of her father's home,

A chief with trumpet's blare;

But when she doffs her waving plume,

She stands a maiden fair.

W. A. P. Martin 1912

(2) Song of Mu-Lan

Alack, alas! alack, alas!

She weaves and sees the shuttle pass.

You cannot hear the shuttle, why?

Its whir is drowned in her deep sigh.

"Oh,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Will you tell us? Will you speak out?"

"I have no worry on my mind,

Nor have I grief of any kind.

I read the battleroll last night;

The Khan has ordered men to fight.

The roll was written in twelve books;

My father's name was in twelve nooks.

My father has no grown-up son,

For elder brother I have none.

I'll get a horse of hardy race

And serve in my old father's place."

She buys a steed at eastern fair,

A whip and saddle here and there,

She buys a bridle at the south

And metal bit for the horse's mouth.

At dawn she leaves her parents by the city wall;

At dusk she reaches Yellow River shore.

All night she listens for old folk's familiar call,

But only hears the Yellow River's roar.

At dawn she leaves the Yellow River shore;

To Mountains Black she goes her way.

At night she hears old folk's familiar voice no more,

But only on north mountains Tartar horses neigh.

For miles and miles the army march along

And cross the mountain barriers as in flight.

The northern wind has chilled the watchman's gong,

Their coat of mail glistens in wintry light.

In ten years they've lost many captains strong,

But battle-hardened warriors come back in delight.

Back, they have their audience with the Khan in the hall,

Honors and gifts are lavished on warriors all.

The Khan asks her what she wants as a grace.

"A camel fleet to carry me to my native place."

Hearing that she has come,

Her parents hurry to meet her at city gate,

Her sister rouges her face at home,

Her younger brother kills pig and sheep to celebrate.

She opens the doors east and west

And sits on her bed for a rest.

She doffs her garb worn under fire

And wears again female attire.

Before the window she arranges her hair

And in the mirror sees her image fair.

Then she comes out to see her former mate,

Who stares at her in amazement great:

"We have marched together for twelve years,

We did not know there was a lass' mid our compeers!"

"Both buck and doe have lilting gait

And both their eyelids palpitate.

When side by side two rabbits go,

Who can tell the buck from the do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Mulan is the Joan d'Arc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is song is believed to be written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t has the rhymed versions of Budd, Martin and Xu, free verse translation of Waley and prose version of Weng. These different versions reveal different interes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ors and readers.

The original begins with the shuttle's monotonous sound to show that our legendary heroine was an industrious maiden born of common people and that the Chinese poet was interested in peaceful daily life. But Martin and Budd omit the first line, which shows that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monotonous repetitions.

Lines 5-6 are two questions put by the narrator, in which we can see his double concern for the heroine, but Budd puts the questions in the mouth of her neighbors, which reveals that the translator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logical than the lyrical side of the poem.

Lines 7-16 are Mulan's answer which shows that she was obliged to serve 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s sake, but Budd says it is for "honor" and Martin says it is for "glory", which are Western ideas imposed on the Chinese mind.

Lines 17-20 tell us how horse, saddle, bridle, whip were bought in the market. Here, Budd and Martin do better than Waley and Weng who say these things were bought in the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 markets respectively, which are true to the original in letter but not in spirit.

Lines 21-28 describe Mulan's journey to the front and her feelings on the way, but Martin omits her longing for her parents, which reveals the translator's interest only i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not in the internal world of the heroine.

Mulan's military life is narrated only in six short lines, which proves that the Chinese poet was not so much interested in heroic deeds as in human feelings. But Budd expands these six lines into more than ten, which reveals again his interest in adventurous life. On the other hand, Weng says in his version "every night she strains her ears—alas! only to hear the gongs of the watch punctuate the deathly silence." which shows his attention to the hardship of the war.

Mulan's return to the capital is narrated in eight lines and her return to her homeland in twenty-two, which further proves the Chinese poet's interest in describing characters instead of adventures. Here again Budd and Martin omit the last stanza in order to avoid repetition. Both of them ignore the fact that repetition was often used in ancient poetry in the East as well as in the West. For instance, in Sir Patrick Spens of the l4th or 15th century, we find two similar stanzas which read as follows:

Ⅷ

"O where will I get a gude (good) sailor

To take my helm in hand,

Till I get up to the topmast

To see if I can spy land?" —

ⅩⅣ

"O here am I, a sailor gude (good),

To take the helm in hand,

Till you go up to the tall topmast,

But I fear you'll ne'er spy land."

Judging by the above examples, we may say that repetition will make the translated verse read like an ancient ballad while omission and amplification (i. e., Martin and Budd) will modernize the version.

Chapter Five
Tang Poetry Before Li Bo

In 589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overthrown and unity was restored by the Sui (589-618), a short-lived dynasty whose second and last emperor, though notorious for his life of luxury, was a poet known for the following verse:

Here and there fly a thousnad dots of crows;

Around a lonely village water flows.

The poetry of that period tended to be shallow and mannered, ornate in diction and much given to the use of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parallelism, allusion and elegant variation. Read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oem of Shangguan Yi:

The royal cab leaves palace hall

For poolside garden'mid sweet songs.

The trees are loud with orioles'call;

On vernal shore grass grows in throngs.

The breeze can write with morning dew;

'Neath blue sky flowers bloom like snow.

Butterflies come now and anew;

The hills are warmed by evening glow.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618-712) Wang Bo (649-676) was the first poet to rise against the ornate style of Shangguan Yi and to develop a style of his own, but he and his three friends were criticized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Later Du Fu (712-770) wrote the following quatrain in support of the four pioneers:

Our four great poets have their own creative style;

You shallow critics may make your remarks unfair,

But you will perish with your criticism, while

Their fame will last just as the river flows fore'er.

Chen Zi'ang (661-702)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poet who succeeded in infus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tradition of Six Dynasties and Sui times by returning to the spirit of Han and Wei poetry and adapting its vigor and realism to the treatment of contemporary themes. He Zhizhang (659-744) was known for recommending Li Bo (701-762) to the emperor. Zhang Jiuling (673-740) became prime minister in 733-736 and he was as good a poet as a premier. Zhang Ruoxu was their contemporary who wrote palace poems not in the decorative, but in an easy and fluent style. Their poetry b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 from Early Tang to High Tang (713-770) poetry.

The High Tang period represented the peak of poetic excellence in Chinese history. It corresponds roughly to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Zong (713-755), a ruler whose early years on the throne were marked by power and splendor and whose later years by disastrous rebellion. Even the emperor (685-762) himself wrote the following verse while sacrificing to Confucius:

For what did you so busily strive, my Sage,

Expounding hard your doctrine in your age?

The Emperor's favorite Lady Yang, against whom the disastrous rebellion broke out, could make such a beautiful verse as the following quatrain on Dancing:

Silk sleeves are swaying ceaselessly with fragrance spread;

In autumn mist are floating lotus lilies red.

Light clouds o'er mountains high ripple with breezes cool;

Young willow shoots caress water of garden pool.

Perhaps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High Tang period was called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early Tang poets may be said to be precursors of High Tang poets. For instance, Zhang Jiuling and Zhang Ruoxu were forerunners of such nature poets as Meng Haoran (689-740) and Wang Wei (701-761). Chen Zi'ang and He Zhizhang ushered in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Li Bo, and Wang Bo's poetry was highly evaluated by the great realistic poet Du Fu.

Wang Wei is best remembered for his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he lived in his country retreats and the scenes that surrounded him there. As a celebrator of the quiet joys of rural life, he follows a line of development earlier explored by Tao Qian, though he writes with greater calm and detachment than had Tao. He does not assiduously seek out the picturesque elements in the natural landscape, but registers the scenes about him just as they appear to him. For example, he describes his Hut Among the Bamboos as follows:

Beneath the bamboo grove, alone,

I seize my lute and sit and croon;

No ear to hear me, save mine own;

No eye to see me, save the moon.

How heartily the poet enjoys his solitary rural life! We may compare this quatrain with the last stanza of Tao Qian's Return to Nature:

Into my courtyard no one should intrude,

Nor rob my private rooms of peace and leisure.

After long years of abject servitude,

Again in nature I find homely pleasure.

We see that Tao is afraid to be disturbed and Wang glad to be seen and heard by none; that is, Tao is negative and Wang positive. Therefore, we may say that Wang is calmer and more detached than Tao.

Meng Haoran was almost as well-known a recluse poet as Wang Wei. His younger friend Li Bo wrote to him the following poem:

Dear Master Meng, I hail you from the heart;

Of your high value all the world is proud.

Red-cheeked, from cap to cab you kept apart;

White-haired, you lie beneath the pine and cloud.

Drunken with wine as oft as with moonlight,

You love the blooms too much to serve the crown.

Of lofty mountain how to reach the height?

We can but breathe your fragrance the wind brings down.

Did Meng keep apart from the officialdom? I am afraid not. Premier Zhang Jiuling and Wang Wei were his good friends. Once he served as secretary under Zhang. Wang Wei even introduced him to the emperor, whom he offended by reciting the following verse of his own:

For lack of talent I'm forsaken by my lor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became a hermit lying beneath the pine-trees while old. He died after drinking his fill together with Wang Changling (698-756).

Wang Changling was well-known for his palace poems and frontier poems. On the one hand, he wrote on palace ladies who lost the emperor's favor:

She brings her broom at dawn to dust the golden halls,

And strolls about with round fan within the palace walls.

Her rosy color envies wintry crows' black one,

Oft bathed in favorable light of Royal sun.

He sympathized with the disfavored lady whose beauty could not outshine the ugly crow. On the other hand, he sympathized with the disfavored general who could scare away the enemy on the frontier but who was not promoted and ennobled by the emperor.

The moon o'er mountain pass is still the moon of yore;

The men who went to guard the pass are now no more.

Were Flying General still in Dragon City here,

No Tartar steeds would dare to cross the north frontier.

Xu Anhen was an official on intimate terms with Emperor Xuan Zong and always examined the emperor's literary draughts. He was a writer of palace poems, but his were more lyrical than other palace poems. For example, his Neighbor's Lute reads as follows:

The Bear athwart the sky, the night is waxing deep;

I gaze upon the moon, too sad to fall asleep.

Suddenly from the bower I hear a lute is played,

I know it must be she, my neighbor's lovely maid.

The music sweet reminds me of her eyebrows fair;

Her fingers must be cold when lively turns the air.

But locked are her doors for the eyes indiscreet,

So I cannot see her but in the dreamland sweet.

Wang Zhihuan (688-742) was well-known for his frontier poems, for example, Out of the Great Wall.

The yellow sand uprises as high as white cloud;

The lonely town is lost amid the mountains proud.

Why should the Mongol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s grow?

Beyond the Gate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

The poet did not say a word about the grief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ier, but it could be seen in the yellow sand and the lonely town and it could be heard in the Mongol flute and the winter wind. In short, the inner world is revealed by describing the external world.

Gao Shi (702-765) and Cen Shen (715-770) were two important frontier poets. As they were contemporaries of Li Bo and Du Fu, their verse will be studied in Chapter 7.

31．王勃　滕王阁序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1) Ichabod

Near these islands a palace was built by a prince,

But its music and song have departed long since;

The hill-mists of morning sweep down on the halls,

At night the red curtains lie furled on the walls.

The clouds o'er the water their shadow still cast,

Things change like the stars: how few autumns have passed

And yet where is that prince? Where is he? —No reply,

Save the plash of the stream rolling ceaselessly by.

Herbert A. Giles 1901

(2) The Pavilion of the King of Teng

The high pavilion

Of the King of Teng

Stands on the riverbank.

The tinkle

Of jade ornaments,

The songs of birds,

The strains of music,

And the rhythm of the dance

Are hushed forevermore.

On their southern course

The mists of morning

Drift past its painted beams,

And the rains

From the western hills

At sunset sweep by its lacquered screens.

The lazy clouds

Still cast their shadows

On the pool,

And the same sun

Looks sadly down from heaven.

How all has changed!

For how many autumns

Have the brilliant stars shone out!

Where is the emperor's son

Who dwelt within these walls?

Out the balcony

The long river flows ceaselessly, in silence.

Henry H. Hart 1931

(3) Prince Teng's Pavilion

By riverside towers prince Teng's pavilion proud,

But gone are cabs with ringing bells and stirring strains.

At dawn its painted beams bar the south-flying cloud;

At dusk its curtains furled face western mountains' rains.

Free clouds cast shadows in the pool from day to day;

The world and seasons change beneath the changing sky.

Where is the prince who in this Pavilion did stay?

Beyond the rails the silent River still rolls by.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Wang Bo (649-676) was the grand-nephew of Wang Ji but his genius outshone his grand-uncle's. At the age of six he began to write, and at fourteen he was invited to a banquet given by the governor of Hongzhou (present-day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on the 9th day of the 9th lunar month in 663, in celebration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vilion built by prince Teng (?-684), youngest brother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or, Wang Bo wrote this poem with a long preface. The governor was overwhelmed with admiration on reading the following couplet in the preface:

The colored clouds and lonely birds together fly;

The autumn water mingles with the boundless sky.

Line 1 of the poem gives us a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scenic splendor best-know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Line 2 which is narrative tells us about its changed condition after the banishment of the Prince. Here, Giles' translation is not so concrete as Hart's, but Hart mistook the ringing bells for singing birds. Lines 3-4, descriptive of the high altitude and long vista of the Pavilion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parallelism, which represents the influence of the Six Dynasties' poetry. But judging from Giles'version, the reader cannot know that the Pavilion was high and commanded magnificent views. Lines 5-8 are lyrical, telling us that nature does not change while the human world does. Here again Giles was wrong to say "how few autumns have passed." As a whole, his version seems embryonic while Hart's appears enlarged.

This poem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in Wordsworth's sonnet written Upon Westminster Bridge Sept. 3, 1802:

The City now doth like a garment wear

The beauty of the morning, silent, bare,

Ships, towers, domes, theatres, and temples lie

Open into the fields, and to the sky;...

The river glideth at his own sweet will:...

The English poet enumerates all the buildings of the City while the Chinese only mentions the painted beams and furled curtains of the Pavilion. The former is more exhaustive and the latter more suggestive.In the one we see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in the other that of man—the Prince—both present in their absence.

32．贺知章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The Return

Bowed down with age I seek my native place,

Unchanged my speech, my hair is silvered now;

My very children do not know my face,

But smiling ask, "O stranger, whence art thou?"

Herbert A. Giles 1898

(2) Coming Home

I left home young, I return old,

Speaking as then, but with hair grown thin;

And my children, meeting me, do not know me,

They smile and say: "Stranger,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itter Bynner 1929

(3) Home-Coming

Old, I return to the homeland I left while young,

Thinner has grown my hair, though I speak the same tongue.

My children, whom I meet, do not know who am I.

"Where are you from, dear sir?" they ask with beaming eye.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He Zhizhang (659-744)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695.Du Fu placed him at the head of the "Eight Immortal Drinkers":

"Zhizhang feels dizzy on his horse as in a boat.

Should he fall in a well, asleep there he would float."

At the age of eighty-four he returned to his native land by the side of Mirror Lake and wrote this poem on his way home.

In line 1 there is contrast between youth and age and in Line 2 between his unchanged accent and his changed hair. Here we can feel the implicit sorrow of the old poet. In lines 3-4 his sorrow is expressed not in a sad scene but in a merry one, not by what he says but by what the children ask. We can feel his emotion stirred up by the children's curiosity and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As he was over eighty then, the children might be his grandsons or granddaughters or children of other villagers. But all the translators use "my children" for it would seem more dramatical and more lyrical for the old poet not to be recognized by his own grandchildren.

This quatrain may also be compared with Wordsworth's We Are Seven. The English maid does not recognize her brother John and her sister Jane as dead, while the Chinese children does not recognize their grandfather though he is still alive. Life and death is a constant theme in Chinese poetry as well as in English.

33．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Regrets

My eyes saw not the men of old;

And now their age away had rolled.

I weep—to think I shall not see

The heroes of posterity!

Herbert A. Giles 1898

(2) 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have been—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will be—I see them not. 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alone I stand—in tears.

Weng Xianliang 1979

(3) Loneliness

Where are 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

And where are those of future years?

The 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

Here and now I alone shed tears.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Chen Zi'ang (661-702)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oet of Early Tang who defied the tradition of Six Dynasties and would return to the spirit of Han and Wei poetry, of which this quatrain on loneliness is typical. His proposal on political reform was once appreciated by the empress, but his outspoken criticism offended the authorities and he was soon degraded.

This quatrain was written during his degradation on the watchtower of Youzhou (present-day Beijing), which was built around 300BC by the King of Yan, who appointed his prime minister and commander-in-chief there. Now the degraded poet ascended the tower alone. It was natural for him to think of the King of Yan and his minister and general and to contrast their success with his frustration.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wrote the first two lines. Then again he contrasted the vastness of the earth with his own solitude so that he seemed all the more lonely and the last two lines won the reader's sympathy for an unappreciated talen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oem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in Robert Frost's Desert Places:

Snow falling and night falling fast, oh, fast

In a field I looked into going past,...

The loneliness includes me unawares.

And lonely as it is, that loneliness

Will be more lonely ere it will be less—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poet looked into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but the former felt lonely among men while the latter in desert places.

34．张九龄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1) An Absent Husband

Since my lord left—ah me, unhappy hour! —

The half-spun web hangs idly in my bower;

My heart is like the full moon, full of pains,

Save that'tis always full and never wanes.

Herbert A. Giles 1898

(2) Longing

Since, ah! you went away,

What grief my mind can sway?

I yearn like the moon at full:

Am duller day by day!

W. J. B. Fletcher 1929

(3) Since My Lord From Me Parted

Since my lord from me parted,

I've left unused my loom.

The moon wanes, broken-hearted,

To see my growing gloom.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Zhang Jiuling (673-740)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702 and became prime minister after Zhang Yue. Zhang Yue described his longing for home in the following quatrain My Delayed Departure for Home:

My heart outruns the moon and sun;

It makes the journey not begun.

The autumn wind won't wait for me;

It arrives there where I would be.

The sun, the moon, the wind are what we see in our daily life, but the poet infuses his own eagerness into them and they become something lyrical and poetic. Here we see how the wonder of beauty is identified with common things. On the other hand, Zhang Jiuling describes a wife's longing for her husband far from home by comparing her heart to the full moon which wanes day by day. Here the poet infuses the wife's sorrow into the moon and the aggrieved moon, in turn, seems to aggravate the wife's sorrow. In both poems the image of the moon is used to accentuate the love for home.

This poem has the rhymed versions of Giles, Fletcher and Xu and free verse translations of Hart, Kotewall and Smith. The former are free in altering the image of the original and the latter in changing its form. Giles who compares the wife's heart to the painful moon that never wanes succeeds in conveying the essential idea of her sorrow. Fletcher who omits the image of the loom fails to make the reader understand the wife is so deeply grieved that she cannot go on weaving. On the other hand, my version has intensified her grief by saying she is so broken-hearted that even the moon will wane at her sight. I think the best translation should be the one which could win more sympathy for the wife.

The image of the moon may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verse in Astrophel and Stella ⅩⅩⅪ of 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

"With how sad steps, O Moon, thou climb'st the skies!

How silently, and with how wan a face!"

The waning moon symbolizes a despised lover in the English sonnet and a lonely wife in the Chinese quatrain. Here we can perceive woman's different statu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history.

35．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The River by Night in Spring

In Spring the flooded river meets the tide

Which from the ocean surges to the land;

The moon across the rolling water shines

From wave to wave to reach the distant strand.

And when the heaving sea and river meet,

The latter turns and floods the fragrant fields;

While in the moon's pale light as shimmering sleet

Alike seem sandy shores and wooded wealds.

For sky and river in one colour blend,

Without a spot of dust to mar the scene;

While in the heavens above the full-orbed moon

In white and lustrous beauty hangs serene.

And men and women, as the fleeting years,

Are born into this world and pass away;

And still the river flows, the moon shines fair,

And will their courses surely run for ay.

But who was he who first stood here and gazed

Upon the river and the heavenly light?

And when did moon and river first behold

The solitary watcher in the night?

The maples sigh upon the river's bank,

A white cloud drifts across the azure dome;

In yonder boat some traveller sails to-night

Beneath the moon which links his thoughts with home.

Above the home it seems to hover long,

And peep through chinks within her chamber blind;

The moon-borne message she cannot escape,

Alas, the husband tarries far behind!

She looks across the gulf but hears no voice,

Until her heart with longing leaps apace,

And fain would she the silvery moonbeams follow

Until they shine upon her loved one's face.

"Last night," she murmured sadly to herself,

"I dreamt of falling flowers by shady ponds;

My Spring, ah me! half through its course has sped,

But you return not to your wedded bonds."

For ever onward flows the mighty stream;

The Spring, half gone, is gliding to its rest;

While on the river and the silent pools

The moonbeams fall obliquely from the west.

And now the moon descending to the verge

Has disappeared beneath the sea-borne dew;

While stretch the waters of the "Siao and Siang",

And rocks and cliffs, in never-ending view.

Charles Budd 1912

(2) A Moonlit Night on the Spring River

In spring the river rises as high as the sea,

And with the river's rise the moon uprises bright.

She follows the rolling waves for ten thousand li,

And where the river flows, there overflows her light.

The river winds around the fragrant islet where

The blooming flowers in her light all look like snow.

You cannot tell her beams from hoar frost in the air,

Nor from white sand upon the farewell Beach below.

No dust has stained the water blending with the skies;

A lonely wheel-like moon shines brilliant far and wide.

Who by the riverside first saw the moon arise?

When did the moon first see a man by riverside?

Ah, generations have come and past away;

From year to year the moons look alike, old and new.

We do not know tonight for whom she sheds her ray,

But hear the river say to its water adieu.

Away, away is sailing a single cloud white;

On Farewell Beach are pining away maples green.

Where is the wanderer sailing his boat tonight?

Who, pining away, on the moonlit rails would lean?

Alas! The moon is lingering over the tower,

It should have seen the dressing table of the fair.

She rolls the curtain up and light comes in her bower;

She washes but can't wash away the moonbeams there.

She sees the moon, but her beloved is out of sight;

She'd follow it to shine on her beloved one's face.

But message-bearing swans can't fly out of moonlight,

Nor letter-sending fish can leap out of their place.

Last night he dreamed that falling flowers would not stay,

Alas! He can't go home although half spring has gone.

The running water bearing spring will pass away;

The moon declining over the pool will sink anon.

The moon declining sinks into a heavy mist;

It's a long way between South River and East Sea.

How many can go home by moonlight who are missed?

The sinking moon sheds yearning o'er riverside tre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A Moonlit Night on Spring River" was the title of a palace poem composed by the luxurious last emperor of Sui, but Zhang Ruoxu (fl. 705) turned it into a lyrical poem under the same title, which has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This poem describes five beautiful scenes, that is, spring, river, flowers, moon and night. The very first stanza unrolls before our eyes the scroll of an endless river in the beautiful moonlight. The second stanza giv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moon in whose light flowers look like snow and whose beams seem to mingle with hoary frost and white sand. The third stanza turns from objective description to subjective reflection, and the fourth contrasts the brevity of life with the longevity of the moon. From the fifth stanza on, the personae come on the scene: a roving husband who sails on the river like a lonely cloud and his lonely wife leaning upon the rails, accompanied only by maple trees on Farewell Beach. Stanzas 6-7 describe the wife longing for her husband at the sight of the sympathetic moon which is shining on his face at the same time, but cannot bring his message to her. The last two stanzas, on the other hand, describe the husband longing for home at the sight of the moon on the river and the poem ends by saying "The sinking moon sheds yearning over riverside tree." That is to say, the husband yearns for his wife just as the moon yearns for the maple tree by her side. In this way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world mingle into one, and so will the poet's mind and the reader'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poem has enjoyed such popularity for such a long time.

If we compare this poem with Byron's So, We'll Go No More A-Roving:

"So, we'll go no more a-roving

So late into the night,

Though the heart be still as loving

And the moon be still as bright."

we find Byron's moon belongs to the external world and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internal world of the poet. On the contrary, the moon of the three Zhangs reflects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authors as if it belonged to their internal world.

36．王翰　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A Reason Fair

'Tis night, the grape-juice mantle high in cups of gold galore;

We set to drink, —but now the bugle sounds to horse once more.

Oh marvel not if drunken we lie strewed about the plain;

How few of all who seek the fight shall e'er come back again!

Herbert A. Giles 1898

(2) A Song of Liang-Chou

They sing, they drain their cups of jade,

They strum on horseback their guitars.

... Why laugh when they fall asleep drunk on the sand? —

How many soldiers ever come home?

Witter Bynner 1929

(3) Starting for the Front

The cups of jade would glow with wine of grapes at night,

Drinking to pipa songs, we are summoned to fight.

Don't laugh if we lay drunken on the battle ground!

How many warriors ever come back safe and sound?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Wang Han (689-726) was a frontier poet though as secretary of Premier Zhang Yue he had never been to the frontier. This quatrain begins with the wine of grapes which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Greec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Mu of the Zhou dynasty or Emperor Wu of the Han, and with the cup of jade glowing at night which was also the product of Western countries, so the very first line creates a frontier atmosphere and tells us there w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early as the Zhou or the Han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The second line is subject to thre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1) the pipa, a musical instrument which Giles replaced by bugle and Bynner by guitar, summoned the warriors to the battleground while they were drinking; (2) the warriors were playing music on horseback or (3) they were summoned while drinking to the pipa songs. I prefer the last to the first and think the second is a misinterpretation. As to lines 3-4, most commentators agree that they express the warriors' feeling of sorrow; some think that soldiers should make merry while they might since few could come back alive; only a few say that this shows the dauntless spirit of warriors in face of death. In either of the last two cases, this quatrain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in Jolly Mortals, Fill Your Glasses of Robert Burns:

What is title, what is treasure,

What is reputation's care?

If we lead a life of pleasure,

'Tis no matter how or where!

The English song has eight stanzas or quatrains but the Chinese poem has only one which expresses as much as eight, so we may well say that never has so much been said in so short a poem as a Tang quatrain.

37．王之涣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On Top of Stork-Bird Tower

As daylight fades along the hill,

The yellow River joins the sea.

To gaze unto infinity,

Go mount another storey still.

John A. Turner 1976

(2) Upward!

Westward the sun, ending the day's journey in a slow descent behind the mountains. Eastward the Yellow River, emptying into the sea. To look beyond, unto the farthest horizon, upward!upward another storey!

Weng Xianliang 1980

(3) On the Stork Tower

The sun beyond the mountains gl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X. Y. Z.

(4) Commentary

If the preceding poem has said much in a few words, then in this quatrain there is even more expressed in still fewer words. The Stork Tower was situated seven kilometres to the west of the Central Mountains stretching as far as 160 kms and rising as high as two. I am not sure whether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 sun sank behind the mountains situated to the east of the tower. The Yellow River coming from the north passed by the tower and abruptly turned to the east. What a grand view the tower commanded! The poet described such grandeur only in ten words as if he knew the magic of shortening a thousand miles into a foot. In the first two lines we see sky, land, sea, mountain and river. What more could the poet show us in the last two lines if he did not turn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and from description to imagin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poetry addresses itself to feeling or emotion and prose to reason or understanding. But Wang Zhihuan knew to please by reasoning in images. Perhaps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is quatrain i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upward-going High Tang spirit.

If we compare the first line with Byron's "The rounded red sun sinks down behind the azure hill" (Don Juan Ⅱ. 183), and the second with Tennyson's "They saw the gleaming river seawards flow" (The Lotos-Eater), we shall see two picturesque scenes, eastern and western, one as splendid as the other. Here, we may even say the poetic minds think alike and the poets' hands paint alike.

38．孟浩然　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Spring Dawn

I slept in spring not conscious of the dawn,

But heard the gay birds chattering all around.

I remember, there was a storm at night.

Pray, how many blossoms have fallen down?

Robert Payne 1947

(2) Spring Dawn

I scarcely knew it was dawn,

So sound was the sleep of spring;

Everywhere there was birdsong.

All night long was the sough of wind and rain;

How many flowers have fallen to the ground?

Shih Shun Liu 1968

(3) One Morning in Spring

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s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Weng Xianliang 1981

(4) Spring Morning

This morn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to a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X. Y. Z. 1984

(5) Commentary

Meng Haoran (689-740) was the eldest representative of pastoral poetry of the High Tang period. The Spring Morning is a very popular Tang poem which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has learned by heart, but it may have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Most scholars think that this quatrain shows the poet's love of nature. Line 1 tells us that he is intoxicated in the blooming spring so that he will not wake up. This may serve as a footnote to Li Bo's verse that Meng loves "the blooms too much to serve the crown." Line 2 shows his love of music in spring. By music some even include the vernal wind and rain. Others think that the wind and rain refer to officialdom, and pastoral poets and hermits are flowers not yet fallen, whose fragrance brought down by the wind from lofty mountains can still be breathed by lovers of nature.

This quatrain may be compared with Thomas Gray's Ode on the Pleasure Arising from Vicissitude, of which the first and last stanzas read as follows:

Now the golden Morn aloft

Waves her dew-bespangled wing,

With vermeil cheek and whisper soft

She woos the tardy Spring;...

See the wretch that long has tost

On the thorny bed of pain,

At length repair his vigour lost

And breathe and walk again:

The meanest floweret of the vale,

The simplest note that swells the gale,

The common sun, the air, the skies,

To him are opening Paradise.

In both poems we find the relativeness of pleasure and pain.

39．王昌龄　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1) Regret

A lady fair that nothing knows of care

In bright array

On a springtime day

Mounts to the tower of her leaf-emerald bower.

Sudden she sees the wayside willow trees

In light hues clad:

And her heart is sad—

She bade her lord win glory of the sword.

John A. Turner 1976

(2) Sorrow of a Young Bride in Her Boudoir

Nothing in her boudoir brings sorrow to the bride,

She mounts the tower, gaily dressed, on a spring day.

Suddenly seeing green willows by the roadside,

She sighs for her husband seeking fame far away.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Wang Changling (698-756) was best known for his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of which the Sorrow of A Young Bride in Her Boudoir was typical. He wrote on the one hand about soldiers' life on the frontier and on the other about their wives' grief at home. In this quatrain he combines the two into the bride's longing for her husband seeking fame in war. Instead of beginning the poem with her sorrow, he depicts on the contrary the gaiety of the boudoir, her dress, the spring day and green willows, and it is not until the last line does he come to the theme of the poem. This is a clever way of setting off sorrow by gaiety.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quatrain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taken from the modernized version of King Horn (c. 1250):

Horn was in pagans' hand

With his fellows of the land.

Beauty great had he,

As Christ would have it be.

The pagans wished to slay him

Or else alive to flay him....

Rymenhild, that sweetest thing,

Wakened then from her swooning.

"Horn," quoth she, "full soon

That shall all be done;

Thou shall be dubbed a knight

Within this sevennight...."

The Chinese bride is grieved that her husband has gone to war, seeking fame on the frontier. The English heroine, on the contrary, is glad that Horn will be dubbed a knight at the risk of being slain or flayed alive by the pagans. Here we see that the English worship heroes and love adventure while the Chinese prefer a peaceful home life to heroic deeds.

40．王维　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Seeing off a Friend

In the mountains, after seeing you off,

At sunset I close the brushwood gate.

The spring grass will be green again next year,

Will you, my prince, return or not?

Hans H. Frankel 1976

(2) Parting Among the Hills

I watch you leave the hills, compeer;

At dusk I close my wicket door.

When grass turns green in spring next year,

Will you return with spring once more?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This Poem," says Professor Hans H. Frankel of Yale University in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divides into two halves. The first couplet relates past and present events, the second one looks into the future.... The spring grass works as a multiple image of separation, expanding distance, affectionate linkage, and possible reunion. The seasonal regularity of plant growth is juxtaposed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human activity. The last line implies a wish that the departing friend will choose the alternative that accords with the natural cycle and with the speaker's desire. Besides the grass, other images of parting in this poem are the mountains, the sunset, and the gate. The prevailing mode of the first half is finality: the farewell is over, the sun is setting, the gate is closed. The gate, stand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poem, where past and present give way to the future, faces in both directions. The same gate that closed after the friend's departure may open again on his return. Thus the gate is not only an image of gloom but also one of hope. It is probably no accident that fei 'gate' is made to rhyme with kuei 'return'."

Frankel's remarks would be excellent if he could change his "gate" in line 2 into "door" and "or not" in line 4 into "no more" so that his view may be backed up by a convincing example.

If Wang Wei's "gate" is not only an image of gloom but also one of hope, then we may compare it with T. S. Eliot's "door" in Burnt Norton: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Into the rose-garden."

"The rose," says an American commentator, "a conventional symbol of human love and passion, is used by Eliot to suggest a mystical union of body and spirit." Then this poem may serve as a footnote to illustrate Wang's quatrain. That is to say, the present separation and the past union will also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people will meet and part again. The future reunion, in a sense, i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past. But Eliot's door opens to the union of body and spirit while Wang's gate to friendly reunion. Here we see the mysticism of the English poet which we do not find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writer.

Chapter Six
Li Bo and Du Fu

Li Bo (701-762) was the best-known poe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e was representative of High Tang culture, combination of North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the Book of Poetry and South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aoist philosophy and the Verse of the South. That is to say, the High Tang period was known for its cultural prosperity.

Li Bo's life may be summed up by Du Fu's quatrain To Li Bo:

When autumn comes, you're drifting still like thistledown;

You try to find the way to heaven, but you fail.

In singing mad and drinking dead your days you drown.

For whom will fly the roc? For whom will leap the whale?

In the autumn of his life, Li Bo could not fulfill his Confucian ideal to serve the country but wander lonely like a drifting cloud. Nor could he find spiritual freedom in Taoism which taught him to seek the way to heaven. So he could not but chant poetry and drink wine to drown his sorrow as described by Du Fu in Eight Immortal Drinkers:

Li Bo could turn sweet nectar into verses fine.

Drunk in the capital, he'd lie in shops of wine.

Even imperial summons proudly he'd decline,

Saying immortals could not leave the drink divine.

Here we see the tragedy of a genius staying lonely on earth like an angel fallen from heaven. When could he realize his aspiration to fly to the sky like the fabulous roc mentioned by the Taoist philosopher Zhuang Zi?

Li Bo's poetry is marked by masculin grandeur and natural grace. For example, The Waterfall in Mount Lu Viewed from Afar opens on a high pitch, unfolding grand scene right from the start, and keeps going at this high pitch to the end.

The sunlit Censer Peak exhales a wreath of cloud;

Like an upended stream the cataract sounds loud.

Its torrent dashes down three thousand feet from high,

As if the Silver River (Milky Way) fell from azure sk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on over the Eyebrow Mountains is characterized by a flowing grace from the open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o the close.

The crescent moon shines bright like Autumn's golden brow:

Its deep reflection flows with limpid water blue.

I'll leave the town on Clear Stream for Three Canyons now.

O Moon, how I miss you when you are out of view!

His imagery may also be sublime or graceful. One of his favorite images is the fabulous roc:

If once together with the wind the roc could rise,

He would fly ninety thousand miles up to the skies.

E'en if he must descend when the wind has abated,

Still billows will be raised and the sea agitated.

Here we may say the roc is as vigorous in body as the poet is in mind, and the giant bird symbolizes the poet's love of freedom. Another favorite image of his is the moon, for instance, in his wellknown quatrain A Tranquil Night: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see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The moon not only makes the poet think of home, but also conveys his sympathy to his friends, for example, to Wang Changling banished to the west.

All willow-down has fallen and sad cuckoos cry

To hear you banished southwestward beyond Five Streams.

I would confide my sorrow to the moon on high

For it will follow you west of the Land of Dreams.

Here the moon reveals the poet's love not only of nature but also of home and friends.

Li Bo's description of natural scene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swift imaginative sweep. For instance, he writes in Mount Skyland Ascended in a Dream:

Oh! lightning flashes

And thunder rumbles

With stunning crashes,

The mountain crumbles.

But he is not so good at describing human feelings and always compares them to natural phenomena.

Oh! ask the river flowing to the east, I pray,

Whether his parting grief or mine will longer stay!

(If he is happier to go than I to stay.)

—Parting at a Tavern in Jinling

Like floating cloud you'll float away;

With parting day I part from you.

—Farewell to a Friend

However deep the Lake of Peach Blossom may be,

It's not so deep, O Wang Lun! as your love for me.

—To Wang Lun

In these couplets his friendship with common people is revealed and his parting grief compared to the parting day, its length to a river and its depth to a lake.

Li Bo is little given to expressions of despair or bitterness. His poetry on the whole is calm, at times sunny in outlook. It appears to grow out of certain conviction that he held regarding life and art, out of a tireless search for spiritual freedom and communion with nature, a lively imagination and a deep sensitivity to beauty. For instance, he writes in Hard Is the Way of the World:

A time will come to ride the wind and cleave the waves,

I'll set my cloud-like sail and cross the sea which raves.

When he feels sad, he says in Invitation to Wine:

My fur coat worth a thousand coins of gold

And my flower-dappled horse may be sold

To buy wine that we may drown the woes age-old.

We can see that his woes are not short-lived personal sorrow but age-old common woes. His communion with nature may be seen in Sitting Alone in Face of Peak Jing-ting and A Reply:

Peach blossoms fallen on running water pass by,

This is an earthly paradise beneath the sky.

And his sensitivity to beauty may be found in many of his poems, for example, in Songs of the Southern Lass:

The waves of Mirror Lake look like moonbeams;

The maiden's dress like snow on waterside.

The rippling dress vies with the rippling stream,

We know not which by which is beautified.

In short, we may say that his sunny outlook grows out of his love for freedom, nature, friends, people, wine and beauty.

Du Fu (712-770) was as great a realistic poet as Li Bo was a romantic in Chinese literature. As Li was called "poet-immortal", Du was remembered by posterity as the "poet-historian" or "poet-sage" because he had mirrored in his work the world he lived in and revealed himself with candour and passion. While Li cherished now Confucian then Taoist ideal, Du was imbued with a strong Confucian sense of duty that kept him striving to serve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hope of helping to assuage the ills of the nation. In his poetry we find descriptions of the griefs that famine and misrule were inflicting upon his countrymen and himself on the one hand, and reproaches to those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so much misery on the other. For instance, he wrote on his way from the capital to Fengxian the following well-known couplet:

The mansions burst with wine and meat;

The poor die frozen on the street.

Li Bo also reproached the men in power, but he only said:

How can I stoop and bow before the men in power

And so deny myself a happy hour?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Li was subjective and romantic while Du was objective and realistic.

The same is true of their description of natural scenery. They both wrote about mountains, but we find in Li' s Mount Skyland an imaginary mountain "surpassing the five Peaks" in height, and in Du's Mount Tai really one of the five Peaks where "one boundless green outspread two States." They both described the Yangtze River, in Li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beyond the azure sky," which can only appear to our mind's eye, while in Du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from hour to hour," which is obvious to everybody. They both sailed through the three Canyons, we find in Li only the joy of the poet but in Du not only that of his family but also of all the peopl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s in the recaptured regions. They both wrote about the cloud and birds, but in Li's Peak Jingting we seem to see the poet lonely as the cloud and free as the bird, while in Du's Mount Tai the poet is only an observer of the rising clouds and the fleeting birds. They both described the rain, but Li did not like to see it coming "from dark, dark cloud," while Du felt happy to see it "mutely moisten all." When Li saw the moon on a tranquil night, he was drowned in homesickness without any minute description; when Du saw the moon in the capital, he thought of his wife in Fuzhou whose "fragrant cloud-like hair might be moist with dew" and whose "jade-white arms would feel the cold of clear moonbeams," which reveals a hearty homesickness on the part of the poet.

In expressing feelings, Li was more personal and Du more sympathetic. When Li spoke of the age-old woe, he meant his own aspir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when Du talked about his grief at the sight of his unroofed cottage, he also thought of other shelterless scholars.

Could I get mansions covering ten thousand miles,

I'd house all scholars poor and make them beam with smiles.

In wind and rain these mansions would stand like mountains high.

Alas! should these houses appear before my eye,

Frozen in my unroofed cot, content I'd die.

It is true that Li was also sympathetic, for instance, in the Song of the Towmen:

When tow-men sing their song's refrain

With broken heart, tears fall like rain.

Ten thousand quarry-men would groan

To haul to riverside rough stone.

If rocky mountains could have ears,

Would they not melt into sad tears?

but he only heightened the effect by personification without going into details as Du did. Besides, the people Li sympathized with were mostly his friends while Du's sympathy went beyond his own acquaintances, for example, to the conscripts.

In respect of historical personages, Li's affection went to Xie An who fought against heavy odds and won great victory in 352. His affection was revealed in his Song of Eastern Expedition of prince Yong:

If Master Xie again from Eastern Mountain rose,

He'd quell with ease the rebels as he'd sprinkle sand.

On the other hand, Du showed his admiration for Zhuge Liang (181-234) in The Temple of the Famous Premier of Shu:

"Before victory was won he died, which would e'er make

All heroes after him wet their sleeves with hot tears."

As Zhuge and Xie wer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we can see that both Li and Du aspired to be ministers to serve the emperor. When their aspir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Li would try to find spiritual freedom in Taoism while Du still wrote On the River:

No deeds achieved, in mirror oft I frown;

Unused for long, I lean on balustrade.

At this critical hour I'd serve the crown.

Though feeble, can I give up and evade?

Du might be symbolized by the "sick horse" he spoke to:

Thou hast been ridden long

Through cold, deep mountain pass.

In dust thou toilest along,

Sick by the year's end, alas!

or the "jaded horse" he talked about in Two Rivers:

My heart won't sink with sinking sun;

The wind blows my illness away.

A jaded horse may not have done,

Although it can't go a long way.

His favorite image was a lonely boat which "bears his declining years" and "ties up his home-bound heart." Here we see both Li and Du felt lonely, but Li was detached in his solitude while Du could not free himself from his attachment to the Tang dynasty. Tha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41．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Seeing Meng Haoran off to Kuangling

My old friend, going west, bids farewell at Yellow Crane Terrace,

Among misty blossoms of the third month, goes down to Yang-chou.

His lone sail's far shadow vanishes into the azure void.

Now, only the Long River flowing to the sky's end.

Paul Kroll 1975

(2) Farewell

—on seeing Meng Haojan off from Brown

Crane Tower as he took his departure for Kuangling

And so, dear friend, at Brown Crane Tower you,

Bidding the west adieu,

'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

Till in the vast blue-green

Your lonely sail's far shade no more is seen,

Only on the sky's verge the River's flow.

John A. Turner 1976

(3) Seeing Meng Haoran off at Yellow Crane Tower

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owers Yellow Crane

For River Town while 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

His lessening sail is lost in the boundless azure sky,

Where I see but the endless River rolling by.

X. Y. Z. 1987

(4) Commentary

This poem was probably written in 728 when the twenty-eight-year-old Li Bo parted with the forty-year-old Meng Haoran, of whose "high value all the world is proud," as said Li. The place where they bade farewell was Yellow Crane Tower where,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an immortal flew to heaven on the back of a crane. Hence, seeing an old friend off at the Tower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mmortal ascending to heaven and the white sail with the white cloud.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quatrain heaven and earth are joined together by the crane and a blissful atmosphere is thus created. Then the place where Meng was going was really a heaven on earth for Yangzhou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city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8th century. And the time they parted was the best season of the year when the rivershores were green with willows and red with flowers. So the blissful atmosphere continues to pervade all along the River. Then the poet watched his friend's ship sail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until it vanished from view and merged into the sky. Here we seem to see the poet's heart dilate and become boundless as heaven. In the end, what was left before the poet was only the rolling River and we seem to see his longing for his friend become endless as the River which also merged into the azure sky.

The first couplet of this quatrain is a beautiful narrative and the last a description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ere is not a single word about the poet's feeling, yet we can feel his heart beat with the rolling waves. Perhap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quatrain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the best of Chinese farewell poems. But I regret to find Kroll's version erroneous and Turner's lacking in the flowing grace which is typical of Li Bo's poetry. But if you compare this farewell poem with Byron's Childe Harold's Departure, you will find the English poet also writes with a flowing grace as the Chinese. For instance,

Adieu, adieu! my native shore

Fades o'er the waters blue;

The night-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

And shrieks the wild sea-mew.

Yon sun that sets upon the sea

We follow in his flight;

Farewell awhile to him and thee,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We see shores, waters, breakers and birds in these two poems, but the English waters are bule while the Chinese River yellow, the English bird is the wild sea-mew while the Chinese bird is the yellow crane. The English poet follows the sun in his flight and the Chinese watches the immortal in the crane's flight. Perhaps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yellow color is symbolic of Chinese terrestial culture while the blue of Western maritime civilization.

42．李白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 Last Words

An arbour of flowers and a kettle of wine:

Alas! in the bowers no companion is mine.

Then the moon sheds her rays on my goblet and me,

And my shadow betrays we're a party of three!

Though the moon cannot swallow her share of the grog,

And my shadow must follow wherever I jog,

Yet their friendship I'll borrow and gaily carouse,

And laugh away sorrow while spring-time allows.

See the moon-how she glances response to my song;

See my shadow—it dances so lightly along!

While sober I feel, you are both my good friends;

When drunken I reel, our companionship ends,

But we'll soon have a greeting without a goodbye,

At our next merry meeting away in the sky.

Herbert A. Giles 1898

(2) Drinking Alone Under the Moon

Among the flowers from a pot of wine

I drink alone beneath the bright moonshine.

I raise my cup to invite the Moon who blends

Her light with my Shadow and we're three friends.

The Moon does not know how to drink her share;

In vain my Shadow follows me here and there.

Together with them for the time I stay

And make merry before spring's spent away.

I sing the Moon to linger with my song;

My Shadow disperses as I dance along;

Sober, we three remain cheerful and gay;

Drunken, we part and each goes his own way.

Our friendship will outshine all earthly love;

Next time we'll meet beyond the stars above.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This dramatic monologue probably written in 744 begins with a contrast between the beauty of the scenery and the loneliness of the poet. As T. S. Eliot says in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a minute there is time

For decisions and revisions which a minute will reverse.

Indeed, Li Bo decided to drink alone in the beautiful moonlight among the beautiful flowers, but in a minute he revised his decision by inviting the moon in his cup and his shadow cast by moonlight to drink together with him. In another minute this revision was reversed for the moon and his shadow did not know how to drink. In still another the reversion was again reversed for the moon lingered to listen to his song and his shadow danced along with him so that they might make merry on that spring night. At last, the poet wished their friendship would outshine and outlast all earthly love, and this wish made his solitude all the more sensibly fel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monologue with Mr. Flood's Party written by A. E. Robinson (1869-1935), in which the speaker is an old man completely friendless, his only company a jug of liquor. He is so lonely he talks to himself:

"Drink to the bird." He raised up to the light

The jug that he had gone so far to fill

And answered huskily: "Well, Mr. Flood,

Since you propose it, I believe I will."...

For soon amid the silver loneliness

Of night he lifted up his voice and sang,

Secure, with only two moons listening,

Until the whole harmonious landscape rang. —

Here we find the American drinker hopeless and pessimistic for he lived in a real world while the Chinese poet in an imaginary one.

A legend went that Li Bo died as he had lived-in a trance of exquisite inebriation. Alone in a pleasure-boat after a night of revelry, he passed the time as he glided down the river, in writing this poem on himself, his shadow and the moon—that is why Giles entitled his version Last Words. He had written so far, when he caught sight of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on in the water, and leant over the side of the boat to embrace it. He was drowned; but the poem came safely to shore in the empty boat; it was his epitaph which seems more romantic than that of Keats: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43．李白　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1) Alone on the Ching-Ting Hills

The birds have flown away on pinions high,

A cloud in heedless mood goes floating by.

The two that never change their fixed regard,

Are ye, fair Ching-ting Hills, and I, your bard.

Ts'ai Ting-kan 1930

(2) Sitting Alone at Ching-Ting Mountain

The flocks of birds up high have flown away,

One single cloud moves leisurely along.

For looking at each other without getting tired

There is only Ching-ting Mountain.

Hans H. Frankel 1976

(3) Sitting Alone Facing Peak Jingting

All birds have flown away, so high;

A lonely cloud drifts on, so free.

We are not tired, the Peak and I,

Nor I of him, nor he of me.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Jingting Mountain is situated to the north of Xuancheng of modern Anhui Province, where Li Bo paid as many as seven visits and wrote this quatrain in the autumn of 753, not so much to describe the beauty of nature as to express his feeling of solitude after his alienation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poem, says Professor Frankel of Yale University in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Li Bo "prepares for the extraordinary conclusion by introducing two other natural phenomena, one representing togetherness and the other loneliness... The words 'single' and 'leisurely' in the second line apply not only to the cloud but also to the human spectator and to the mood of the entire poem. By first presenting and then removing the birds and the cloud, the poet intensifies the atmosphere of solitude and clears the stage for the two lone figures." But, to our regret, there is only one lone figure in Frankel's literal version, then, how can this figure look "at each other without getting tired"? The rhymed version of Ts'ai Ting-kan of Chicago University is better, but it fails to "intensify the atmosphere of solitude." My version emphasizes the commun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may remind the reader of the following verse in Byron's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Ⅲ, 1xxv):

Are not the mountains, waves, and skies, a part

Of me and of my soul, as I of them?

Is not the love of these deep in my heart

With a pure passion?

44．李白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Quitting Poti at Dawn

Poti amid its rainbow clouds we quitted with the dawn,

A thousand li in one day's space to Kiang-ling are borne.

Ere yet the gibbon's howling along the banks was still

All through the cragged Gorge our skiff had fleeted with the morn.

W. J. B. Fletcher 1918

(2) Homeward!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Homeward, out the gorges, out today!

Le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 mountains are all behind.

Weng Xianliang 1980

(3) Leaving the White Emperor Town at Dawn

Leaving at dawn the White Emperor crowned with cloud,

I've sailed a thousand li through canyons in a day.

With monkeys'sad adieus the riverbanks are loud,

My skiff has left ten thousand mountains far away.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Most scholars think this poem was written in 759 when the poet in exile, favored by a general amnesty, was on his way from White Emperor Town in modern Sichuan Province to Jiangling in modern Hubei Province. If so, Weng Xianliang's may be said to be the best prose version for it has expressed the feeling of joy not only of the absolved poet but also of the absolved translator who had been unjustly exiled to the coldes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for long, long years.

But, at variance with these scholars, I agree with the Japanese commentators who think this quatrain was written when the poet left home at the age of twenty-five, for it reads more like The Moon over Mount Brow than Mount Skyland Ascended in a Dream. If it were written after the amnesty, the exile would not have glorified White Emperor Town crowned with rosy or rainbow clouds, symbol of the Goddess trysting with King Xiang of Chu, which would only stir the poetic fancy of a youthful mi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poem there is a marked contrast between the long distance and the short time. To go a thousand li in one day's space would seem impossible in ancient China for human beings but possible only for gods and goddesses. Here we see the poet likened more to an immortal than to a man. In the second half we hear the sad adieus of monkeys who were considered as companions of Taoist immortals, and we see the fleeting movement of a skiff which looked like a leaf used by gods and goddesses to float on water. So a celestial atmosphere is created in this terrestial poem,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ome critics call this quatrain a masterpiece written by an immortal hand.

We may compare this celestial river with the Rhone i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Ⅲ, xciv):

Now, where the swift Rhone cleaves his way between

Heights which appear as lovers who have parted

In hate, whose mining depths so intervene,

That they can meet no more, though broken-hearted;...

We can see how different is Byron's river humanized and endowed with human and not celestial feelings.

45．李白　哭宣城善酿纪叟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1) Weeping for the Old Vintner

Vintner below Fountains Yellow,

"Spring In Old Age," still do that vintage?

Without Li Po there on Night's Plateau,

Which people stop now at your wineshop?

Arthur Cooper 1973

(2) A Dirge

Down there, master brewer, you'd still be practising your art. But how you'd miss me, old friend! For where in the realm of eternal night could you find such a connoisseur?

Weng Xianliang 1985

(3) Elegy on Master Brewer Ji of Xuancheng

For thirsty souls are you still brewing

Good wine of Old Spring, Master Ji?

In underworld are you not ruing

To lose a connoisseur like me?

X. Y. Z. 1987

(4) Commentary

This short elegy on an old vintner with whom Li Bo made acquaintance in 753 was written not long before the poet's own death in 762. It was impossible to write about the ten-year-long friendship in twenty words, so Li appealed to his imagination, saying that the vintner was still doing vintage in the underworld, which Cooper translates literally by "Yellow Fountains" and "Night's Plateau" and Weng paraphrases into "the realm of eternal night" while I use "thirsty souls" to imply that the dead might still drink from the fountain of wine. Weng uses the subjunctive to show that the poet knew the vintner was dead but wished he were alive. Cooper and I employ the imperative or indicative to reveal that the poet loved the vintner so much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he was dead. But, instead of voicing his longing for him, the poet asked if the vintner was ruing to lose his old connoisseur of win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longing became mutual and twice as great as a onesided love. It seems as if Li would follow his friend to the underworld where to drink his wine of Old Spring. So much has been said in so short a poem that we can see concision is one of the marke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ang poetry.

This short elegy may be contrasted with Shelley's long elegy on Adonais, of which the first stanza reads as follows:

I weep for Adonais—he is dead!

O, weep for Adonais! though our tears

Thaw not the frost which binds so dear a head!

And thou, sad Hour, selected from all years

To mourn our loss, rouse thy obscure compeers,

And teach them thine own sorrow, say: "With me

Died Adonais; till the Future dares

Forget the Past, his fate and fame shall be

An echo and a light unto eternity."

We see Shelley'sorrow pour out in a torrential rain and Li's bubble up like a dimpling fountain. The Chinese quatrain is simple, subtle and suggestive while the English poem is direct, profound and elaborate.

46．杜甫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Gazing at the Great Mount

To what shall I compare

The Sacred Mount that stands,

A balk of green that hath no end,

Betwixt two lands!

Nature did fuse and blend

All mystic beauty there,

Where Dark and Light

Do dusk and dawn unite.

Gazing, soul-cleansed, at Thee

From clouds upsprung, one may

Mark with wide eyes the homing flight

Of birds. Some day

Must I thy topmost height

Mount, at one glance to see

Hills numberless

Dwindle to nothingness.

John A. Turner 1976

(2) Gazing at Mount Tai

O Peak of Peaks, how high it stands!

One boundless green o'erspreads two States.

A marvel done by Nature's hands,

O'er light and shade it dominates.

Clouds rise therefrom and lave my breast;

I strain my eyes and see birds fleet.

I must ascend the mountain's crest;

It dwarfs all peaks under my feet.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Du Fu wrote this poem in 736 at the age of twenty-four when he travelled in modern Shandong Province. The first couplet tells us his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Peak of Peaks viewed from afar: it was one boundless green overspreading the ancient States of Qi in the north and Lu in the south. When he came nearer, he found the mountain a marvel done by Nature, so vast that its southern side was always sunlit and its northern side ever in shade. Here we hav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which read as follows:

(Fletcher) As a pole of shade and light

It sunders the dusk and dawn.

(Bynner) With the Twin Forces balancing day and night.

(Herdan) Nature endows it with a mysterious beauty,

On the one face sunlight and the other shadow.

(Wu) Its peaks screen daylight and cast shadows long.

(Xie) Its light and shade divide the dawn from dusk.

(Li) It divides north from south, dusk from dawn.

Here we see the whole gamut from Xie's literal to Bynner's free translation. Would they not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verse in Shelley's Mont Blanc:

Over whose pines, and crags, and caverns sail

Fast cloud shadows and sunbeams...

The longer the poet gazed at the mountain, the more he felt his soul cleansed by the layers of clouds rising therefrom until he could mark with wide eyes the birds flying back to their nest at dusk. This tells us how long he had been gazing and marvelling. But he did not commune and become one with Nature as Li Bo before Jingting Mountain. The last couplet tells us the poet's wish to ascend to the summit of Mount Tai, which seems to predict that one day he would surmount the Olympian summit of Chinese regulated poetry. But, to our regret, Turner's rhymed version in irregular form does not preserve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original.

47．杜甫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为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 Conscripts Leaving for the Frontier

Chariots rumbling; horses neighing;

Soldiers shouting martial cries;

Drums are sounding; trumpets braying;

Seas of glittering spears arise.

On each warrior's back are hanging

Deadly arrows, mighty bows;

Pipes are blowing, gongs are clanging,

On they march in serried rows.

Age-bowed parents, sons and daughters

Crowd beside in motley bands;

Here one stumbles, there one falters

Through the clouds of blinding sands.

Wives and mothers sometimes clinging

To their loved ones in the ranks,

Or in grief their bodies flinging

On the dusty crowded flanks.

Mothers', wives', and children's weeping

Rises sad above the din, —

Through the clouds to Heaven creeping—

Justice begging for their kin.

"To what region are they going?"

Asks a stranger passing by;

"To the Yellow River, flowing

Through the desert bare and dry!

"Forced conscription daily snapping

Ties which bind us to our clan;

Forced conscription slowly sapping

All the manhood of the Han."

And the old man went on speaking

To the stranger from afar:

"'Tis the Emperor, glory seeking,

Drives them'neath his baleful star.

"Guarding river; guarding passes

On the frontier, wild and drear;

Fighting foes in savage masses—

Scant of mercy, void of fear.

"Proclamations, without pity,

Rain upon us day by day,

Till from village, town, and city

All our men are called away.

"Called away to swell the flowing

Of the streams of human blood,

Where the bitter north wind blowing

Petrifies the ghastly flood.

"Guarding passes through the mountains,

Guarding rivers in the plain;

While in sleep, in youth's clear fountain,

Scenes of home come back again.

"But, alas! the dream is leaded

With the morn's recurring grief,

Only few return—grey-headed—

To their homes, for days too brief.

"For the Emperor, still unheeding

Starving homes and lands untilled,

On his fatuous course proceeding,

Swears his camps shall be refilled,

"Hence new levies are demanded

And the war goes on apace,

Emperor and foemen banded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race.

"All the region is denuded

Of its men and hardy boys,

Only women left, deluded

Of life's promise and its joys.

"Yet the prefects clamour loudly

That the taxes must be paid, —

Ride about and hector proudly

How can gold from stones be made?

"Levy after levy driven,

Treated more like dogs than men,

Over mountains, tempest riven,

Through the salty desert fen.

"There by Hun and Tartar harried—

Ever fighting, night or day;

Wounded, left to die, or carried

Far from kith and kin away.

"Better bring forth daughters only

Than male children doomed to death,

Slaughtered in the desert lonely,

Frozen by the north wind's breath.

"Where their bodies, left unburied,

Strew the plain from west to east,

While above in legions serried

Vultures hasten to the feast.

"Brave men's bones on desert bleaching,

Far away from home and love,

Spirits of the dead beseeching

Justice from the heaven above."

Charles Budd 1912

(2) Song of the Conscripts

Chariots rumble

And horses grumble.

The conscripts march with bow and arrows at the waist.

Their fathers, mothers, wives and children come in haste

To see them off; the bridge is shrouded in dust they've raised.

They clutch at the men's coats and stamp and bar the way;

Their grief cries loud and strikes the cloud straight, straightaway.

An onlooker by roadside asks an enrollee,

"The conscription is frequent," only answers he.

Some went north at fifteen to guard the rivershore

And were sent west to till the land at forty-four.

The Elder bound their young heads when they went away;

Just home, they're sent to the frontier though their hair's gray.

The field on borderland becomes a sea of blood;

The emperor's greed for land is still at high flood.

Have you not heard two hundred districts east of the Mountains lie,

Where briers and brambles grow in villages far and nigh?

Although stout women can wield the plough and the hoe,

They know not east from west where thorns and weeds o'ergrow.

The enemy are used to hard and stubborn fight;

Our men are driven just like dogs or fowls in flight.

"You are kind to ask me.

To complain I'm not free.

In winter of this year

Conscription goes on here.

The magistrates for taxes press;

How can we pay them in distress!

If we had known sons bring no joy,

We'd have preferred girl to boy."

A daughter can be married to a neighbour, alas!

A son can only be buried under the grass!

Have you not seen

On borders green

Bleached bones since olden days unburied on the plain?

The old ghosts weep and cry, while the new ghosts complain;

The air is loud with screech and scream in gloomy rain.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Du Fu is called "poet-historian" by posterity and the Song of Conscripts is typical of his historical poetry. This narrative song begin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parting scene followed by a long dialogue which relates the misery of war started in 750 by the emperor and in which we can feel the poet's indignation with the levy and his sympathy with the conscripts.

Different from the preceding regulated poem, this ballad contains lines of varied lengths, that is, three-character, five-character and seven-character lines. Three-word lines are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stanza as introductory verse, seven-word lines are employed in narration and five-word lines in the dialogue to show the oppressed feeling of the conscript bursting out in shorter breath. But Charles Budd translates this ballad in regulated stanzas which can not reproduce the undulation of the poet's feeling. What is more, he rewrites this poem with exaggeration so that his version reads more like Li Bo's romantic poetry than Du Fu's realistic verse, and in the parting scene his enlisted men seem more like volunteers than forced conscripts.

If we compare this song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in Shelley's England in 1819:

Rulers who neither see nor feel nor know,

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

Till they drop, blind in blood, without a blow.

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untilled field;

An army, whom liberticide and prey

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

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

We can see the English poet far more outspoken than the Chinese. What is more, Shelley even called the English people to revolt in Men of England:

Men of England, wherefore plough

For the lords who lay ye low?

Wherefore weave with toil and care

The rich robes your tyrants wear?

Sow seed—but let no tyrant reap:

Find wealth—let no impostor heap:

Weave robes-let not the idle wear:

Forge arms-in your defence to bear.

The Chinese poets were only indignant with the misrule and injustice in their country but none of them voiced his indignation as Shelley did. Perhaps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feudalism has ruled in China much longer than in the West.

48．杜甫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Spring—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State is destroyed; hills, rivers remain;

Spring: within the city wall, grass, trees are thick.

Emotion, fitting to the season; flowers bring a rush of tears;

I hate being cut apart; the song of birds quickens my heart.

Beacon fires burn incessantly; their flames connect this Third Moon with that of last year;

A letter from home would be worth ten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I scratch my white head; the hair is shorter than ever;

It is matted; I should like to knot it, but cannot succeed in thrusting through the jade hair-pin.

Florence Ayscouth 1928

(2) Spring View

On war-torn land | streams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er the years, |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Homes cut apart, |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The beacon fire | has gone higher and higher;
Words from household |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
I cannot bear | to scratch my grizzling hair;
It grows too thin | to hold a light hair-pin.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poem was written in the spring of 757 when Du Fu was still a captive in the capital occupied by the rebels. In the first couplet we see the contras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second line is antithetical: the city should be beautiful in spring but grass and weed overgrew in disorder. It also forms an antithesis to the first line: the capital in spring in contrast with the wartorn land.

The second couplet is also antithetical and subject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Most commentators think it was the poet who shed tears with a broken heart. But most translators prefer to personify the flowers and birds, for if flowers were moved to tears and birds cried with broken heart, then we can easily imagine how deep the poet's grief would be.

In the third couplet we find a contrast between war and peace symbolized by a letter from home. But the first line of this couplet is also subject to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war might have lasted three months or one year, that is, from the third moon of 756 to that of 757. Judging from the fact, I think it better to say "third moon" than "three months."

The last couplet gives a picture of the poet's grief, with which his hair grizzled and in which he scratched his hair until it grew too thin to hold a hairpin. But his grief was not only personal but also that of many people.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poem i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Du's poetry for it has exercised a deep influence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Japan.

If we compare this poem with Shelley's Dirge:

Rough wind, that moanest loud

Grief too sad for song;

Wild wind, when sullen cloud

Knells all the night long;

Sad storm, whose tears are vain;

Bare woods, whose branches strain;

Deep caves and dreary main, —

Wail, for the world's wrong.

We can see in both poems that wind, cloud, woods, grass, flowers, birds, all wail for the world's wrong. But in Shelley we find the lament of nature alone while in Du Fu that of nature as well as man.

Florence Ayscouth, co-translator of Amy Lowell, said, "I have also given, when practicable, the antithetical phrases so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tyle, but the beautiful form of Chinese poetry, its rhyme, its rhythm and tones—those are untranslatable." In my version I have tried the impossible and have the untranslatable translated.

49．杜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Hearing the Loyalist Troops Have Retaken Henan and Hebei

News from beyond the Sword Pass we have recovered the North.

When I first heard this, tears spattered my clothes.

I looked for wife and child: where could they be?

Putting away my books I madly rejoice.

By day give voice to song and freely drink:

Best time to go home companioned by Spring.

Starting from Ba Gorge, go through Wu Gorge, thence

Down to Shangyang and onward to Loyang.

Hsieh Wen Tung 1980

(2) Hailing the Recove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a flash comes the news: Central plains recovered;

Whereupon tears of joy wet my gown.

I turn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all sorrow gone;

In an ecstasy of delight, I roll up my books.

This day let me sing and drink to my heart's content;

With spring for company I'll return to my native place.

Through the gorges I'll sail;

In no time I'll reach Luoyang.

Li Weijian 1981

(3) Recapture of the Regions North and South of the Yellow River

'Tis said the Northern Gate has been recaptured of late;

When the news reaches my ears, my gown is wet with tears.

Staring at my wife's face, of grief I find no trace;

As I roll up verse books, my joy like madness looks.

Though white-haired, I would still both sing and drink my fill;

With verdure spring's aglow; it's time we homeward go.

We shall sail all the way through three Gorges in a day;

Going down to Xiangyang, we'll go up to Luoyang.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As Shelley said in A Skylark "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 thought," Du Fu's poems may be said to contain saddest thought congealed into tears. But this regulated poem of seven-character lines is an exception: it is his first poem of joy written in 763 when the lost territory occupied by the rebels were recovered by the imperial army. If Shelley's skylark is "like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then every verse of this poem of Du Fu's may be said to be joy embodied.

The glad news came in a flash and the poet's first reaction was to shed tears. Read in Shelley's Skylark:

If we were things born

Not to shed a tear,

I know not how thy joy we ever should come near.

Here we see the symbol of sadness in English poetry become that of joy in Chinese verse. Then the Chinese poet could find no trace of grief in his wife's face while the English poet said to the skylark:

Shadow of annoyance

Never came near thee.

While Du Fu said that his joy looked like "madness," Shelley said to the bird:

Teach me half the gladness

That thy brain must know,

Such harmonious madness

From my lips would flow,...

We see in both poems similarity between ecstasy of joy and madness.Line 5 of the original has two different versions: "white day" or "white hair." I think to sing and to drink by day would not be so mad as for a white-haired old man to sing and drink his fill, so I translate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version. Line 6 has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spring for company" or "while spring is aglow." I think to personify spring would better reveal the poet's rapture and fantasy, but I am afraid Du Fu is more realistic than fantastic, so I do not use personification in my version. In the last couplet the poet uses repetition to accelerate the ecstatic forward movement, which reads like Shelley's skylark's upward flight:

Higher still and higher

From the earth thou springest

Like a cloud of fire;

The blue deep thou wingest,

And singing still dost soar, and soaring ever singest.

In my version I use inner rhymes to accelerate the rhythm of the verse so as to paint in sound the poet's joy embodied in words.

50．杜甫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 The Heights

The wind so fresh, the sky so high

Awake the gibbons'wailing cry.

The isles clear-cut, the sand so white

Arrest the wheeling sea-gulls'flight.

Through endless Space with rustling sound

The falling leaves are whirled around.

Beyond my ken a yeasty sea,

The Yangtze's waves are rolling free.

From far away, in Autumn drear,

I find myself a stranger here.

With dragging years and illness wage

Lone war upon this lofty stage.

With troubles vexed and trials sore

My locks are daily growing hoar:

Till Time, before whose steps I pine,

Set down this failing cup of wine.

W. J. B. Fletcher 1929

(2) Climbing the Height

The wind so swift and sky so wide, apes wail and cry;

Water so clear and beach so white, birds wheel and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A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 I'm grieved at autumn's plight;

Ill now and then for years, alone I'm on this height.

Living in times so hard, at frosted hair I pine;

Cast down by poverty, I have to give up wine.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This poem written on the Mountain-Climbing Day, that is, the 9th day of the 9th lunar month in 767, was considered by many critics as the best regulated poem of seven-charactered lines in Tang poetry. So far as the style is concerned, the versification is so elaborate that there is grammatical parallelism throughout the poem, not only between two lines but also within the same line. For instance, the first line is parallel to the second, but within the first verse, "the wind so swift" is parallel with "the sky so wide".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second verse. So far as the language is concerned, we find such increasing density that the fourteen characters(wind, swift, sky, steep, apes, wail, sad; hurst, clear, beach, white, birds, fly, wheel)in the first couplet represent fourteen different images. In the second couplet there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changing season and the unchanged river, and the words "shower" and "hour" are repeated so that we seem to hear the rustling sound of the falling leaves and the wailing cries of the gibbons and to see the waves rolling by the beach where birds were wheeling in their flight.

The first half of The Height describes the autumn scenery and the second depicts the poet's feelings. The poet is grieved for eight reasons: (1) Autumn is dreary; (2) the poet is far from his homeland; (3) he is ill; (4) he is lonely; (5) the times are hard; (6) the poet is old; (7) he is poor; (8) he has to give up his last solace, win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oem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Shelley's 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 1818, Near Naples:

The sun is warm, the sky is clear,

The waves are dancing fast and bright,

Blue isles and snowy mountains wear

The purple noon's transparent might,...

The winds, the birds, the Ocean-floods

The City's voice itself is soft, like Solitude's.

... I sit upon the sands alone;...

Alas, I have nor hope nor health,...

Not that content surpassing wealth....

Smiling they live and call life pleasure:

To me that cup has been dealt in another measure...

And (I) weep away the life of care

Which I have borne and yet must bear.....

Both the English and the Chinese poet describe the sky, waves, isles, winds, birds and sands, but the one gives us a picture of "the purple noon" while the other one of the gloomy dusk. Both of them felt ill and lonely, but Du Fu's loneliness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gloomy scenery while Shelley's dejec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 bright picture.

Chapter Seven
Tang Poetry After Du Fu

If the Early Tang and High Tang period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a year, then the Middle Tang(771-835)can be likened to autumn, season of harvest. The revolt in 755 had an disastrous effect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of the Tang and the dynasty never recovered to former stability. In keeping with the changed nature of the times, poetry took on an increasingly autumnal air. On the one hand, Wei Yingwu(737-789)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pastoral poetry and wrote such wellknown verse as On the West Stream at Chuzhou:

Alone, I like the riverside where green grass grows

And golden orioles sing amid the leafy trees.

When showers fall at dusk, the river overflows,

A boat unmanned athwart the ferry floats at ease.

On the other hand, Li Yi(748-827)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frontier poetry and wrote well-known quatrains such as On Hearing a Flute at Night atop The Victor's Wall:

Below the Beacon Tower sand looks white as snow;

Beyond the Victor's Wall like frost cold moonbeams flow.

None knows from where a flute blows a nostalgic song;

All warriors lie awake homesick the whole night long.

Their poetry had not the tone of exuberance that had marked the earlier decades.

The most important poet of the Middle Tang period was Bo Juyi(772-846), who followed on the one hand Du Fu's realistic tradition and wrote such famous narrative poems as the Everlasting Regret, which enjoyed popularity even in Japan, and on the other, he made innovations and wrote New Music Bureau Ballads in a style marked by deliberate simplicity, which won him wide popularity among the public at large.

For example, he wrote in The White-Haired Palace Maid:

In empty chamber long seemed each autumnal night;

Sleepless in bed, it seemed she'd never see daylight.

Dim, dim the lamplight throws her shadow on the walls;

Shower by shower on her window chill rain falls.

Bo Juyi had many friends who also wrote in New Music Bureau Ballads, namely, Wang Jian(768-833), Li Shen(780-846), Yuan Zhen(779-830)etc. Wang Jian was better known for his palace poems, but he also wrote verse to show his sympathy with the soldier's wife:

Waiting for him alone

Where the river goes by,

She turns into a stone

Gazing with longing eye.

Atop the hill from day to day come wind and rain,

The stone should speak to see her husband come again.

Li Shen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nd wrote poems on the life of peasants:

Each seed that's sown in spring

Will make autumn yields high.

What will fertile fields bring?

Of hunger peasants die.

At noon they hoe up weeds;

Their sweat drips on the soil.

Who knows the rice that feeds

Is the fruit of hard toil?

Yuan Zhen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to that of Bo as two leading Middle Tang poets was well-known for the quatrain selected in this book and the often-quoted couplet:

No water's wide enough when you have crossed the sea;

No cloud is beautiful but that which crowns the peak.

Another important innovator of the Middle Tang period was Han Yu(768-824), who was better known as a leader of the old prose movement, which urged the rejection of the stilted and elaborately rhetorical prose style then in vogue in favor of a return to the simplicity and naturalness that had characterized the prose style of ancient times. In the realm of poetry, likewise, he strove for reform, working to do away with stale diction and to encourage greater freedom of form and expression. Meng Jiao (751-842) and Jia Dao (779-843) belonged to the same school of poets as Han Yu. Meng Jiao was best-known for the Song of the Parting Son:

The thread in mother's hand-

A gown for parting son,

Sown stitch by stitch, alas!

For fear of cold he'll stand.

Such kindness of warm sun

Can't be repaid by grass.

This poem would remind us of the Song of the Shirt of Thomas Hood (1798-1845):

With fingers weary and worn,

With eyelids heavy and red,

A woman sat, in unwomanly rags,

Plying her needle and thread—

Stitch! stitch! stitch!

The Tang poem only reveals the mother's love for her own son while the English song shows the poet's sympathy with all the poor women in the world.

Liu Yuxi (772-842) whose name was also often linked to that of Bo Juyi after the death of Yuan Zhen, was one of the leading poets of the Middle Tang period. Deeply imbued with a sense of history, he wrote many historical poems, one of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changeless hills round ancient capital still stand;

Waves beating on ruined walls, unheeded, roll away.

The moon that shone by riverside on flourished land

Still shines at dead of night o'er ruined town today.

In reply to Bo Juyi whom he met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banquet in Yangzhou, he wrote the following often-quoted couplet:

A thousand sails pass by the side of sunken ships;

Ten thousand flowers bloom ahead of injured trees.

Li He (791-817) who followed the romantic tradition of Qu Yuan and Li Bo, was fond of using mythological themes and the shamanistic imagery of the Verse of the South. His rich, allusion-laden poetry is obscure and even depressing, but it has exerci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 Tang poetry. He died at the age of twenty-seven and is often compared to the short-lived English poet John Keats.

51．高适　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著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1) "Song of Yen"

Border clashes flare northeast of the Empire;

Our general marches out to destroy the enemy.

Young men are by nature eager for brave deeds,

The Son of Heaven deigns to bestow them many favors.

Amid the sound of drums and gongs we head for Yu Pass;

Our flags snake round the Pinnacle Hill.

Military dispatches speed across the desert;

Tartar chieftain's hunting fire lights up Wolf Mountain.

The land is desolate to the farthest frontier;

Tartar riders storm past like wind and rain.

Half of our warriors fall on the battlefield;

Back in the camp beautiful girls still dance and sing.

In the vast desert frontier grasses wither in late autumn;

In the lone city at sunset few fighting men remain.

We brave the enemy's attack because of His Majesty's favors;

But the city is still under siege despite our efforts.

Clad in armor, we labor long and hard at garrison;

In streams of tears our loved ones should lament this separation.

South of town, young wives are about to break their heart;

To the north of Chi our soldiers vainly turn their head.

How could one pass the day in wind-blown frontiers?

In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borderland all is desolate.

The air of death hangs for hours like masses of clouds;

All night long in the cold watch, alarms continue to sound.

The dripping blood on our naked swords is all we see:

It is not for glory that we risk our lives.

do you not see

The hardships of war on the battlefield?

Even now we still remember the exploits of General Li.

Joseph J. Lee 1975

(2) Song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A cloud of smoke and dust spreads o'er northeast frontier;

To fight the remnant foe our generals leave the rear.

Brave men should go no matter where beneath the sky;

The Emperor bestows on them his favor high.

To the beat of drum and gong through the Elm Pass they go;

Round Mount Stone Tablet flags serpentine row on row.

But urgent orders speed over the Sea of Sand,

Mount Wolf aflame with fires set by the Tartar band.

Both hills and streams are desolate on border plain;

The Tartar horsemen flurry like the wind and rain.

Half of our warriors lie killed on the battleground,

While pretty girls in camp still sing and dance their round.

Grass withers in the desert as autumn is late;

At sunset few men guard the lonely city gate.

Imperial favor makes them hold the foemen light;

Their town is under siege, though they've fought with all their might.

In coats of mail they've served so long on the frontiers,

Since they left home their wives have shed streams of impearled tears.

In southern towns the women weep with broken heart;

In vain their men look southward, still they're far apart.

The northern front at stake, how can they go away?

On borders vast and desolate, how can they stay?

All day a cloud of slaughter mounts now and again;

All night the boom of gong is heard to chill the plain.

Each sees the other's sword bloodstained in the hard strife.

Will they care for reward when they give up their life?

Do you not know

The bitterness of fighting with the foe?

Can they forget the general sharing their weal and woe?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Gao Shi (702-765) was secretary to General Geshu, victorious defender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under Emperor Xuan Zong (reigned 713-755), on whose exploits a quatrain reads as follows:

When seven stars of the plough are at their height,

General Geshu lifts his sword at night.

No more barbarians dare to come in force

To plunder us of our cattle and horse.

Gao Shi became one of the best-known frontier poets of the High Tang period and the Song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was typical of his frontier poetry. He said in the preface to this war song, "In the year 728, a man came back from General Zhang's mission to the frontier and showed me his Song of the Yen Country. Moved by his depiction of the life of war and garrison, I wrote this poem in response to his."

This war song may be divided into seven stanzas or quatrains. The first stanza depicts the general's departure from the rear and from the capital; the second, the army's march through the Elm Pass (or Yu Pass), round Mount Stone Tablet (or Pinnacle Hill), over the Sea of Sands to Mount wolf, where they found the Tartar horsemen; the third stanza depicts the battle and the fourth the siege. Most critics think that in lines 11-12 the warriors'death and the general's life in the tent are contrasted, but one commentator says tha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esiegers withdrew for fear of being lured into ambush by the singers and dancers. In the fifth stanza we have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southern towns where lived the warriors'wives; in the sixth, a contrast between days and nights passed in the desert. This war song ends by an implicit contrast between two generals. When the poet says that the warriors could not forget General Li who defended the frontier without resorting to war, it may imply that they loved peace and would not remember the general who did not share their weal and woe. So,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poem is satiric in nature.

If we compare this war song with The Battle of Maldon which celebrates an event of the year 991, we shall find the Chinese poem concise and implicit while the English precise and explicit. Read the modernized version of linesl7-24:

Then Byrhtnoth drew up | his battle in order,
Rode and counselled, | and directed his men
How they should stand | and steadfast hold them;
He bade them rightly | their bucklers to handle,
To grip them firmly, | and to fear not at all.
When he had set the folk | in fair array,
He dismounted among | the men he loved best,
His houshold troops, | whose truth he knew.

We see there was more comradeship and social equality between the English than between the Chinese leaders and men.

52．刘长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 A Winter Scene

The daylight far is dawning across the purple hill.

And white the houses of the poor with winter's breathing chill.

The house dog's sudden barking, which hears the wicket go,

Greets us at night returning through driving gale and snow.

W. J. B. Fletcher 1918

(2) Encountering a Snowstorm, I Stay with the Recluse of Mount Hibiscus

Dark hills distant in the setting sun,

Thatched hut stark under wintry skies.

A dog barks at the brushwood gate,

As someone heads home this windy, snowy night.

Dell R. Hale 1975

(3) Seeking Shelter in Lotus Hill on a Snowy Night

At sunset hillside village still seems far;

Cold and deserted the thatched cottages are.

At wicket gate a dog is heard to bark.

With wind and snow I come when night is dark.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Liu Changqing was best-known for his five-character poems and Seeking Shelter in Lotus Hill on a Snowy Night was the first in the collection of his poetic works. This quatrain depicts his exile among the hills on a cold winter day when the sun is going to set (Here Fletcher's version mistakes sunset for sunrise) and the village is still far away. The very first line shows the poet's eagerness and anxiety to find shelter and we can feel the exile deserted as the thatched cottages are. That is to say, the poet's inner world and the external world become one in the first couplet. In the second couplet night comes, wind blows, snow falls and the traveller becomes more anxious. What joy is his to hear a dog bark at a wicket gate! The poet leaves it to your imagination just as he left the traveller stop in the dark without a farmhouse. That is to say, though words stop, the sense still goes on. This is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quatrain with Robert Frost's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

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

The horse's bells break the silence of the windy, snowy night just as the dog's bark does, but the dog is a domestic animal kept in the farmhouse while the horse is a draft and saddle animal ridden out of the house. The former may symbolize the stagnation or slow progr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latt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53．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1) The White Snow Song; A Farewell to Wu P' an-Kuan on His Return Home

The north wind rolls the dust along, and snaps the grass sere.

Why do the snowflakes fill the sky in the eighth moon of this year?

'Tis just as on a night in spring sudden the wind doth wail,

Then from a myriad pear trees fly the blossoms scattered,

And through the pearly lattice dew the curtains of my bed.

The fox-fur coat, nor quilted vest, may mitigate the cold;

But no respite tends the bowmen who escort the chieftain bold,

Who despite the bitter frost are clad in coat of iron mail.

From mile on mile the ice-bound tracts hedge in the Gobi Plains,

And league on league the sad clouds lower, and frozen silence reigns.

Last night the bold lieutenant purchased wine to speed the guest,

And music rose from lute, guitar, and sweet flute of the west.

Outside the yamen gate the snow drifted confusedly,

And rigid in the biting wind the red flag stood on high.

Escorting you upon your way, to the Eastern Gate I rode,

And there I marked the mountain path was filled with drifting snow;

Full soon you disappeared as up the winding way you go,

And wistfully I lingered where the snow your horses trode.

C. Gaunt 1919

(2) Song of White Snow in Farewell to Secretary Wu, Going Back to the Capital

Snapping the pallid grass, the northern wind whirls low;

In the eighth moon the Tartar sky is filled with snow

As if the vernal breeze had come back overnight,

Adorning thousands of pear-trees with blossoms white.

Flakes enter pearled blinds and wet the silken screen;

Nor furs of fox can warm us nor brocade quilts green.

The general cannot draw his rigid bow with ease;

E'en the commissioner in coat of mail would freeze.

A thousand feet o'er cracked wilderness ice piles,

And gloomy clouds hang sad and drear for miles and miles.

We drink in Headquarters to our guest homeward bound;

With Tartar lutes, pipas and pipes the camps resound.

Snow in large flakes at dusk falls heavy on camp gate;

The frozen red flag in the wind won't undulate.

At eastern gate of Wheel Tower we bid goodbye

On the snow-covered road to Heaven's Mountain high.

I watch his horse go past a bend and, lost to sight,

His track will soon be covered by the snow in flight.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Cen Shen (715-770) was as well-known a frontier poet as Gao Shi, and the Song of White Snow written in 754 was considered typical of his frontier poetry. The first four lines of the song describe snow on the frontier before the farewell, and the second couplet surpasses all the snow poems before it for its ingenuity of comparing winter snow to spring flowers. Lines 5-8 depict the bitter cold in the tent so as to form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e warmth of the farewell feast in lines 11-12. In line 14 the poet shows again his ingenuity in contrasting the frozen red flag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piercing wind and on the other with the white snow. Lines 15-16 describe the snow-covered mountain seen when the farewell is bidden and the last couplet only the snowy track seen after the farewell. In short, we see snow everywhere and all the tim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farewell so that we may say snow and farewell are ingeniously interwoven together in this poem.

If the snow scene in Cen Shen's Song is mingled with the poet's subjective feeling, then that in Thomson's (1700-1748) Winter is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The keener tempests come: and fuming dun

From all the livid east, or piercing north,

Thick clouds ascend—in whose capacious womb

A vapoury deluge lies, to snow congealed.

Heavy they roll their fleecy world along;

And the sky saddens with the gathered storm.

Through the hushed air the whitening shower descends,

At first thin wavering; till at last the flakes

Fall broad, and wide, and fast, dimming the day

With a continual flow. The cherished fields

Put on their winter-robe of purest white.

Here we see that the English poet's attitude toward nature is scientific and the Chinese, artistic.

54．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1) Demoted I Arrive at Lan-T'ien Pass and Show This Poem to My Brother's Grandson Han Hsiang

I sealed epistle submitted

at dawn to Nine-fold Heaven—

exiled at dusk to Ch'ao-chou

eight thousand leagues to travel

Wishing to save His Sagacious Brilliance

from treacherous evils,

could I have cared for the years that remain in my withered limbs?

Clouds straddle the mountains of Ch'in

where is my house?

snows crowd the pass at Lan

horse will not move

I know what the reason must be

that makes you come so far—

the better to gather my bones

from the shores of miasmic water

Charles Hartman 1975

(2) Written for My Grandnephew at the Blue Pass

To the Celestial Court a proposal was made,

And I am banished eight thousand leagues away.

To undo the misdeeds I would have given aid.

Could I've dared spare myself with powers in decay?

The Ridge veiled in barred clouds, my home cannot be seen;

The Blue Pass covered by snow, my horse won't forward go.

You have come from afar and I know what you mean;

Not to leave my bones there where misty waters flow.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Professor a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he capital, Han Yu (768-824) was exiled to the Blue Pass in 819 for he had submitted a memorial or proposal to the emperor in which he reprimanded the ruler for his devotion to Buddhism and the privileges he accorded to Buddhist monks. Han Xiang, his grandnephew, accompanied him as far as the Blue Pass and he wrote for him this regulated verse as his will or testament.

The first couplet is narrative in which we see the tragical destiny of a Chinese scholar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may remind us of that of a modern scholar. The second couplet is lyrical, in which we se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a typical Chinese intellectual, persevering and unswerving in his love of truth. The third couplet is descriptive in which we see the situation of a Chinese poet who could neither go forward for the way was buried in snow, nor look backward for the sky was veiled by barred clouds. The last couplet is the testament of an exile who would face death dauntlessly. In short, this poem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protest of a lofty soul against the misdeeds of an emperor.

This poem may be read together with A Grammarian's Funeral by Robert Browning:

Here's the top peak; the multitude below

Live, for they can, there:

This man decided not to Live but Know—

Bury this man there?

Here—here's his place, where meteors shoot, clouds form,

Lightnings are loosened,

Stars come and go! Let joy break with the storm,

Peace let the dew send!

Lofty designs must close in like effects:

Loftily lying;

Leave him—still loftier than the world suspects,

Living and dying.

Here we see lofty souls suffer alike, east or west, ancient or modern.

55．白居易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帷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 The Ballad of Endless Woe

The Lord of Han loved beauty;

In love's desire he pined.

For years within his palace

Such love he could not find.

A maiden in the house of Yang

To wedlock's age had grown.

Brought up within the harem,

And to the world unknown.

A lovely form of Heaven's mould

Is never cast aside.

And so this maid was chosen

To be a Prince's bride.

If she but turned her smiling,

A hundred loves were born.

There are no arts, no graces,

But by her looked forlorn.

'Twas in the chilly Springtime,

They bathed in Hua-ch'ing Lake;

And in the tepid waters

The crusted winter slake.

When thence attendants bore her,

So helpless and so fair;

Then first beat in her Prince's breast

Desire and tender care.

With cloud-like hair and flower-like face

Her tinkling footsteps ring.

How warm in her pure curtains

To pass a night of Spring!

The nights of Spring are short, alas!

Too soon the sunlit dawn!

From then no longer held the Prince

His Court at early morn.

But steeped in love, at banquet's side

No other business knew.

One Spring behind another came.

One night the next renew.

Although within his palace

Three thousand beauties dwelt,

His love for these three thousand

Did on one bosom melt.

When dressed, in secret chamber

Her beauty served the night.

In gilded hall, the banquet done,

The wine brought love's delight.

Her brothers and her sisters

Were ranked on steps of fame.

And all her humble cottage

Was lit with honour's flame.

Until throughout the Empire

All parents hailed with joy

The birth of some fair maiden;

And wanted not a boy.

The lofty palace balconies

Amid blue clouds abide,

Their fairy storm of sweet delights

Goes echoing far and wide.

'Twas wanton song, lascivious dance,

And stringed music's fire.

The whole day long the Emperor gazed,

And never seemed to tire.

When like an earthquake came the boom

Of drums and war's alarms,

To shatter that sweet rainbow song

Of Beauty in Love's arms.

The clouds of dust rolled gloomily

About the palace doors,

As chariots, troops of horsemen,

Went westward to the wars.

That lady fair would go with him,

And then she stayed again.

At last she came for forty miles;

And lodged her on the plain.

Alas! the armies will not start.

No hope is there at all,

Till those persuasive eyebrows

Before the chargers fall.

Her ornaments the earth receives;

Neglected there they lie.

Her feathers, golden hair clasp,

And pins her blood-stains dye.

Her Lord now cannot rescue.

His mantle hides his face.

With that last look the tears of blood

In trickling sorrow race.

The yellow dust is scattered wide,

And desolate the wind,

As up a spiral bridge of cloud

She leaves the earth behind.

Below great Omi Mountain

But rarely people go;

And dimly falls the sunlight;

And dull the banners flow.

Are green the streams of Szechwan;

And verdant Szechwan's hills

Yet morn by morn and night by night

What grief his bosom fills!

When from his tent the Moon he sees,

His breast is charged with woe.

The rain of night, the watches' bell,

Like torments through him go.

But loud rebelion's din resounds.

He to his chariot fares.

With steps unequal came he there;

And halting thence repairs,

Beneath the slope of Ma-wei,

And hidden in the soil,

He cannot see that lovely face

That death has made its spoil.

The prince gazed on his ministers.

Their tears together flow.

They eastward saw the city;

And turned their steeds to go.

Her lake, her garden still were there;

Unchanged were they all:

The lotus in the T'ai-yeh Lake,

The willow by the hall.

The lotus seemed her face to be.

Her brows the willows seem.

The sight of them made gush again

His tears in bitter stream.

When plum and peach the spring renewed,

And blossoms opened well;

When wu-t'ung leaves in autumn rain

Before the breezes fell,

Within the courts unheeded grew

And rank the autumn grass;

And all the steps were red with leaves,

Ne'er swept for him to pass.

The tresses of her comrades

Were newly streaked with grey.

The eunuchs of her palace

And women pined away.

The firefly flitting the room

Her spirit seemed to be;

The whole wick of his lamp he trimmed,

Yet sleep his eyes would flee.

How slowly through the dreary night

The bell the watches tolled.

How sleepless blinked the Milky Way,

Ere dawn the light unrolled!

When chill the roof where true love dwelt,

How thick the frost flakes form!

When cold the halcyon's coverlet,

Who then can make it warm?

In dreary gloom his life wore on;

And years have passed, I deem;

But never yet her spirit came

To soothe him in a dream.

By chance there came a wandering priest,

Was steeped in magic lore,

And skilled to call the spirit home

That dwelt on Pluto's shore.

In pity for the Prince's grief,

That never let him rest,

He, Fang-shih, sent to seek her,

And bade him do his best.

The driving power of air he fixed,

Like lightning thence he flew.

The highest heaven, the lowest earth

He searched through and through.

Above he searched the azure vault,

The yellow Styx below;

Both stretched in gloomy emptiness,

Nor traces of her show.

And then he learnt that on the sea

There was a fairy hill.

It stood upon the void obscure,

That glamour covers still.

Fair, glinting, high its turrets rose,

And spanned with rainbow hair;

Where many fairies stood about,

So modestly and fair.

And one among them, T'ai-chên called,

Than all the rest more are,

So white her skin, so sweet her face,

None could with her compare.

He knocked him on the fairy door,

The palace western hall;

And bade the young attendants

That lady fair to call.

And when she heard that tidings

From Han Huang waited by,

From out the silken curtains

Her dream did swiftly fly.

She thrust aside the pillow;

Her garments hurried on;

And through the rich-set doorway

Her wav'ring steps have gone.

Her cloud-like hair hung all awry,

So fresh from sleep the dame.

With coronal all slanted,

Into the hall she came.

Her fairy sleeves the wind blew up,

They floated on the air.

Like rainbows seemed her raiment,

Like wings her garment fair.

Her lovely face looked wist and sad,

And tears were in her eyes.

She seemed a sweet plum blossom

Where spring rain pearling lies.

Her heart she stilled; her glances veiled;

And thanked her Emperor's care,

"My voice," she said, "since parting,

My face my sorrows wear.

"In Chao-yang Court my love remains.

It knows no other sway.

Through palaces of Fairyland

But slowly drags the day.

"When I would turn my head to view

The world of men below,

I never can see Chang-an;

So thick the mist wreaths flow.

"But take the former things I had,

To show my love how true.

This ornament and golden pin

To take him, give I you.

"One half this golden pin I keep

Now broken in my grasp.

The other half to him I send,

With half this golden clasp.

"And tell him that my heart is fixed,

As true as is the gold.

In heaven mortals meet again.

I wait him purely bold."

The messenger was going thence.

He asked one word again.

"There is one thing," she said to him,

"Known only to us twain.

"The seventh moon, the seventh day

We stood in Chang-sheng Hall.

'Twas night, and none beside us;

We two were all in all.

"We swore that in the heaven above

We never would dispart:

One tomb on earth enclose of us

The frail and mortal part."

The heaven is vast; and earth is old;

And Time will wear away.

But this their endless sorrow

Shall never know decay.

W. J. B. Fletcher 1918

(2) The Everlasting Regret

The beauty-loving monarch longed year after year

To find a beautiful lady without a peer.

A maiden of the Yangs〔1〕 to womanhood just grown,

In inner chambers bred, to the world was unknown.

Endowed with natural beauty too hard to hide,

One day she stood selected for the monarch's side.

Turning her head, she smiled so sweet and full of grace

That she outshone in six palaces the fairest face.

She bathed in glassy water of warm-fountain Pool,

Which laved and smoothed her creamy skin when spring was cool.

Upborne by her attendants, she rose too faint to move,

And this was when she first received the monarch's love.

Flowerlike face and cloudlike hair, golden-headdressed,

In lotus-flower curtain she spent the night blessed.

She slept till sun rose high for the blessed night was short,

From then the monarch held no longer morning court.

In revels as in feasts she shared her lord's delight,

His companion on trips and his mistress at night.

In inner palace dwelt three thousand ladies fair,

On her alone was lavished royal love and care.

Her beauty served the night when dressed in Golden Bower

Or drunk with wine and spring at banquet in Jade Tower.

All her sisters and brothers received rank and fief

And honors showered on her household, to the grief

Of the fathers and mothers who'd rather give birth

To a fair maiden than any son on earth.

The lofty palace towered high into blue cloud,

With wind-borne music so divine the air was loud.

Seeing slow dance and hearing fluted or stringed song,

The emperor was never tired the whole day long.

But rebels〔2〕 beat their war drums, making the earth quake

And "Song of Rainbow Skirt and Coat of Feathers" break.

A cloud of dust was raised o'er city walls nine-fold;

Thousands of chariots and horsemen southwestward rolled.

Imperial flags moved slowly now and halted then,

And thirty miles from Western Gate they stopped again.

Six armies would not march—what could be done? —with speed

Until the Lady Yang was killed before the steed.

None would pick up her hairpin fallen to the ground

Or golden bird and comb with which her head was crowned.

The monarch could not save her and hid his face in fear,

Turning his head, he saw her blood mix with his tear.

The yellow dust spread wide, the wind blew desolate,

A serpentine plank path led to cloud-capped Sword Gate.

Below the Eyebrows Mountains wayfarers were few,

In fading sunlight royal standards lost their hue.

On Western waters blue and Western mountains green

The monarch's heart was daily gnawed by sorrow keen.

The moon viewed from his tent shed a soul-searing light;

The bells heard in night rain made a heart-rending sound.

Suddenly turned the tide. Returning from his flight,

The monarch could not tear himself away from the ground

Where' mid the clods beneath the Slope he couldn't forget

The fair-faced Lady Yang, who was unfairly slain.

He looked at ministers, with tears his robe was wet;

They rode east to the capital, but with loose rein.

Back, he found her pond and garden in the old place,

With lotus in the lake and willows by the hall.

Willow leaves like her brows and lotus like her face,

At the sight of all these, how could his tears not fall

Or when in vernal breeze were peach and plum full-blown

Or when in autumn rain parasol leaves were shed?

In Western as in Southern Court was grass o'ergrown;

With fallen leaves unswept the marble steps turned red.

Actors, although still young, began to have hair gray;

Eunuchs and waitingmaids lookd old in palace deep.

Fireflies flitting the hall, mutely he pined away.

The lonely lampwick burned out; still he could not sleep.

Slowly beat drums and rang bells, night began to grow long;

Bright shone the Milky Way, daybreak seemed to come late.

The love-bird tiles grew chilly with hoar frost so strong,

And his kingfisher quilt was cold, not shared by a mate.

One long, long yea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re parted;

Her soul came not in dreams to see the brokenhearted.

A Taoist sorcerer came to the palace door,

Skilled to summon the spirit from the other shore.

Moved by the monarch's yearning for the departed fair,

He was ordered to seek for her everywhere.

Borne on the air, like flash of lightning he fle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e searched through and through.

Up to the azure vault and down to deepest place,

Nor above nor below could he e'er find her trace.

He learned that on the sea were fairy mountains proud

That now appeared, now disappeared amid the cloud

Of rainbow colors where rose magnificent bowers

And dwelt so many fairies as graceful as flowers.

Among them was a queen whose name was "Ever True",

Her snow-white skin and sweet face might afford a clue.

Knocking at western gate of palace hall, he bade

The porter fair to inform the queen's waitingmaid.

When she heard there came the monarch's embassy,

The queen was startled out of dreams in her canopy.

Pushing aside the pillow, she rose and got dressed,

Passing through silver screen and pearl shade to meet the guest.

Her cloudlike hair awry, not full awake at all,

Her flowery cap slanted, she came into the hall.

The wind blew up her fairy sleeves and made them float

As if she danced the "Rainbow Skirt and Feathered Coat".

Her jade-white face criss-crossed with tears in lonely world

Like a spray of pear blossoms in spring rain impearled.

She bade him thank her lord, lovesick and brokenhearted;

They knew nothing of each other after they parted.

Love and happiness long end'd within palace walls;

Days and months appeared long in the Fairyland halls.

Turning her head and fixing on the earth her gaze,

She saw no capital' mid clouds of dust and haze.

To show her love was deep, she took out keepsakes old

For him to carry back, hairpin and case of gold.

Keeping one side of the case and one wing of the pin,

She sent to her dear lord the other half of the twin.

"If our two hearts as firm as the gold should remain,

In heaven or on earth we'll sometime meet again."

At parting she confided to the messenger

A secret vow known only to her lord and her.

On seventh day of seventh moon when none was near,

At midnight in Long Life Hall he whispered in her ear,

"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

The boundless sky and endless earth may pass away,

But this vow unfulfilled will be regrett'd for aye.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Bo Juyi (772-846) was the best-known poet of the Middle Tang period and The Everlasting Regret is the best-known of his poetry. This narrative poem relates the romance of Emperor Xuan Zong and his favorite Lady Yang. Fletcher's version begins with "The Lord of Han" without making it clear when a Tang poet said "Han", he meant "Tang." Stanza 15 is the end of the first part of this long poem, which deals with the happy lif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favorite lady.

The second part beginning from Fletcher's stanza 16 deals with the revolt in 755 and Lady Yang's death. Again Fletcher makes a grave mistake in stanza 17, saying the troops "went westward to the wars." In fact, the rebels were in the northeast, so the imperial troops went westward in flight, not to fight them. Stanza 18 describing the westward fligh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ady Yang, but Fletcher says that she would go and then stayed and came at last. Stanza 19 deals with Lady Yang's death, but Fletcher does not make it clear. Stanza 22 continues to relate the emperor's westward flight, which Fletcher mistakes for Lady Yang's ascent to heaven. Stanza 25, the end of the second part, describes not so much what the emperor saw and heard as what he felt on moonlit or rainy night, but Fletcher expands the original parallel couplet into four lines and fails to produce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the original.

The third part (stanzas 26-37) depicts the emperor's return to the capital when the rebellion was subdued, but Fletcher says to the contrary, "loud rebellion's din resounds." Stanzas 34-36 describing the emperor's lonely life after his return are very lyrical, but Fletcher overdoes the lyricism by transforming the firefly into the spirit of Lady Yang.

The last part (stanzas 38-60) depicting the Taoist's visit to Lady Yang in the fairy island is romantic, but Fletcher inserts in this Oriental poem such Occidental myth as Pluto's shore (stanza 38) and the yellow Styx (stanza 41), which, I am afraid, would be misleading. In stanza 51, Fletcher again overdoes Lady Yang's grief, saying her face and her voice wear her sorrow since parting, but this time, I think, what is overdone is well done, for it expresses Lady Yang's innermost feeling. In stanza 57, Fletcher says the messenger asked one word before going; in reality, it was Lady Yang who confided to him the following vow without being asked to:

"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

This imagery which Fletcher fails to reproduc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accentuates Lady Yang's love for the emperor and tells us why this poem is entitled The Everlasting Regret. The twined branches may remind us of the concluding couplet of Byron's Epistle to Augusta:

We are entwined—let death come slow or fast,

The tie which bound the first endures the last!

Bo Juyi's poem may be compared with Homer's Iliad. In the Greek epic, beautiful Helen was the cause of the ten-year-long Troyan war; in the Chinese verse, the beautiful Lady Yang was that of the rebellion in 755.

Bo's epic may also be compared with Dryden's Alexander's Feast, from which we select the following verse for example.

'Twas at the royal feast for Persia won

By Philip's warlike son—

Aloft in awful state

The godlike hero sate

On his imperial throne;

His valiant peers were placed around,

Their brows with roses and with myrtles bound

(So should desert in arms be crown'd);

The lovely Thais by his side

Sate like a blooming eastern bride

In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s pride: —

Happy, happy, happy pair!

None but the brave

None but the brave

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 the fair!...

—The princes applaud with a furious joy:

And the King seized a flambeau with zeal to destroy;

Thais led the way

To light him to his prey,

And like another Helen, fired another Troy!...

He raised a mortal to the skies;

She drew an angel down!

May we not say that the Chinese emperor also raised a mortal to the skies and Lady Yang was also an angel drawn down?

56．白居易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难，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1) The Lute

When darkness on the river fell

Beneath the grove we said farewell,

Where maple leaves o'erhead glowed fair,

Like blossoms in the autumn air.

The Host had from the saddle leapt,

The Guest on board his craft had stept;

The wine-cup passed, but ne'er a strain

From reed or string relieved the pain;

The parting cup no power possest

Of severed friends to cheer the breast;

And as we sadly drink the wine

The moon-beams in the cold wave shine.

But hark! a lute's sweet melody

Over the stream sweeps suddenly;

The Host seeks not his home again,

The Guest stands spell-bound by the strain.

Anon we hailed the moonlit tide,

But no responsive voice replied;

Nor might we learn whence flowed the stave,

For silence fell upon the wave.

And then the stranger's boat drew nigh,

And we our invitations ply:

The cups with wine replenishing,

And bidding them fresh tapers bring.

Again we urge, and yet again.

And yet for long we urged in vain:

Emerged the minstrel then, grown mute,

Hiding her face behind a lute.

Anon her circling arm she swings

And lightly sweeps the prelude strings:

E'en ere the tune was full expressed

Emotion thrilled within her breast.

And then a passionate refrain

From stricken chords burst forth amain,

Seeming to tell of wishes chilled,

And life with disappointment filled.

With glancing finger, head bent low,

In tuneful and unbroken flow

Eager she poured her inmost soul,

Nor sought her feelings to control.

Softly she now her plectrum plies.

Now to and fro it reckless flies;

Nor constant to one air she stayed,

But varied as her fancy swayed.

The great strings with a crash resound,

As when the rain-storm strikes the ground;

The small strings whisper manifold,

Like secret confidences told;

And then the vibrant chords outfling

A mingled crash and whispering,

Like shower of pearls, some large some small,

That on a jade-dish pattering fall.

Now like the oriole's liquid notes

From 'neath the flowers, the cadence floats;

And now with gentle murmuring

It babbles like a running spring.

Then as beneath an icy hand

The stream's congealed waters stand,

The melody's retarded rill

Brought gently to a halt stood still.

For secretly within her breast

Surged grief and hatred unexpressed,

Too deep for sound.

A moment's rest,

Then as the water hurled afar

When shattered is the silver jar;

Or as the clash of sword and spear

Upon the mail-clad cavalier;

So at the end of the refrain

Sudden the plectrum fell again;

Crashed all four strings with one acclaim

Like rending silk. Then silence came.

On either hand no word or sound

Awhile broke through the hush profound;

Only embosomed in the stream

We marked the autumn moon's white gleam.

The lute-girl with a sigh replaced

Her plectrum 'neath the chords to rest;

Smoothed out her robe, composed her mien,

And thus told what her lot had been: —

"Near the chief city of our State

My father's home was situate,

And there beneath the Ha-ma slope

I spent my earliest years of hope.

At thirteen summers I began

To learn the lute's four chords to span,

And soon where many talents shine

Among the foremost names was mine;

And when my notes the chamber fill

The Master always praised my skill.

My beauty soon drew on me there

The envy of deserted fair;

And all the gallants far and wide

To win my favour eager vied.

A single song brought rich reward

Of bright red silk, and on the board

Rapped out applause, and bodkins rare,

And silver combs from ladies' hair,

Were shattered by their owners fair,

By my sweet music wrought upon;

And stained was many a blood-red gown

In wine from skipping cups spilt down.

So year by year in ceaseless round

Laughter and gaiety abound;

Spring zephyrs kissed a careless maid,

And autumn moons shone on her head.

"But changes came. My brother left

For the wars: my mother died: bereft

Of these dear ones, my beauty's flower

Faded alack! each passing hour.

No more before my portals drear

Jostled the car and cavalier;

My day was past, my youth was fled,

So to a merchant I was wed.

Who much esteems his gains, and less

The one left in her loneliness.

To purchase tea he needs must go,

And sailed away a month ago,

So I must in an empty boat

Lone on the river idly float,

Encircled by the moon's bright gleam,

And by the cold and darkling stream.

And when I sleep, at dead of night

Sad dreams bring bygone days to sight;

And in the morn my eyes are red

With bitter tears in slumber shed."

When first I heard the lute, my heart

Was pierced by sympathy's quick dart;

But when I heard this tale, the pain

In frequent sighs broke out again.

"Companions in adversity

In this wild spot," I cried, "are we;

And those thus met, what need have they

Convention's canons to obey

Ere they hold intercourse of speech,

Though erstwhile each unknown to each?

The capital I left last year

And in malaise have sojourned here,

Disfavoured by the powers that be,

Prostrated by a malady.

Where music sweet, to this vile spot

A total stranger, cometh not,

I've never heard the whole year through

The sound of strings or pierced bamboo.

In damp and pestilential ground

Where watery wastes the city bound,

With stunted bamboo, sedges sere,

Surrounded is my lodging drear.

And what the sounds my ears assail

At dawn and eve? The doleful wail

Of gibbons, and the hideous cry

Of nightjars vexing constantly.

Spring days had flower-strewn banks, I own,

On autumn nights the moon shone fair;

Of what avail, when all alone

I had to drain the wine jars there?

I had forsooth the hill-man's song,

And village pipes played loud and long;

But oh! the discord and the din

That irked the ear they entered in!

But when the notes of your guitar

To-night came stealing from afar,

Methought I listened to the lays

Immortal genii wont to raise.

Nay go not yet; thy stay prolong;

Sit down, and play me one more song,

While I compose—meet attribut—

An ode in honour of thy lute."

Long had she stood, and thanking me

For these kind words the lute-girl sate,

And made again harmoniously

The chords beneath her hand vibrate;

But mournful now, and all subdued

The air to suit her altered mood.

Each motionless drank in again

The sweetness of the minstrel's strain,

And secret wept. I most of all

The sympathetic tear let fall,

With moisture from my eyes dropt down

Drenching the bosom of my gown.

C. Gaunt 1919

(2) Song of a Pipa Player

One night by riverside I bade a friend goodbye;

In maple leaves and rushes autumn seemed to sigh.

My friend and I dismounted and came into the boat;

We wished to drink but there was no music afloat.

Without flutesongs we drank our cups with heavy heart;

The moonbeams blent with water when we were to part.

Suddenly o'er the stream we heard a pipa sound;

I forgot to go home and the guest stood spellbound.

We followed where the music led to find the player,

But heard the pipa stop and no music in the air.

We moved our boat beside the player's to invite

Her to drink at replenished feast by lamplight.

Again we called and urged her to appear until

She came, her face half hid behind a pipa still.

She turned the pegs and tested twice or thrice each string;

Before a tune was played we heard her feelings sing.

Then note on note she struck with pathos deep and strong;

It seemed to say she'd missed her dreams all her life long.

Head bent, she played with unpremeditated art

On and on to pour out her overflowing heart.

She lightly plucked, slowly stroked and twanged loud

The song of "Green Waist" after that of "Rainbow Cloud."

The thick strings loudly thrummed like the pattering rain;

The fine strings softly tinkled in a murmuring strain.

When mingling loud and soft notes were together played,

'Twas like large and small pearls dropping on plate of jade.

Now clear like orioles warbling in flowery land,

Then sobbing like a stream running along the sand.

But the stream seemed so cold as to tighten the string;

From tightened strings no more sound could be heard to ring.

Still we heard hidden grief and vague regret concealed;

Music expressed then far less than silence revealed.

Suddenly we heard water burst a silver jar,

The clash of spears and sabres coming from afar.

She made a central sweep when the music was ending;

The four strings made one sound, as of silk one is rending.

Silence reigned left and right of the boat, east and west;

We saw but autumn moon white in the river's breast.

She slid the plectrum pensively between the strings,

Smoothed out her dress and rose with a composed mien.

"I spent," she said, "in capital my early springs,

Where at the foot of Mount of Toads my home had been.

At thirteen I learned on the pipa how to play,

And my name was among the primas of the day.

My skill the admiration of the masters won,

And my beauty was envied by deserted fair one.

The gallant young men vied to shower gifts on me;

One tune played, countless silk rolls were given with glee.

Beating time, I let silver comb and pin drop down,

And spilt-out wine oft stained my blood-red silken gown.

From year to year I laughed my joyous life away

On moonlit autumn night or windy vernal day.

My younger brother left for war, and died my maid,

Days passed, nights came, and my beauty began to fade.

Fewer and fewer were cabs and steeds at my door;

I married a smug merchant when my prime was o'er.

The merchant cared for money much more than for me;

One month ago he went away to purchase tea,

Leaving his lonely wife alone in empty boat;

Shrouded in moonlight, on the cold river I float.

Deep in the night I dreamed of happy bygone years

And woke to find my rouged face crisscrossed with tears."

Listening to her sad music, I sighed with pain;

Hearing her story, I sighed again and again.

"Both of us in misfortune go from shore to shore.

Meeting now, need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I was banished from the capital last year

To live degraded and ill in this city here.

The city's too remote to know melodious song,

So I have never heard music the whole year long.

I dwell by riverbank, on a low and damp ground.

In a house yellow reeds and stunt'd bamboos surround.

What is here to be heard from daybreak till nightfall

But gibbons' cry and cuckoo's homeward-going call?

By blooming riverside and under autumn moon

I've often taken wine up and drunk it alone.

Of course I've mountain songs and village pipes to hear,

But they are crude and strident and grate on the ear.

Listening to you playing on pipa tonight,

With your music divine e'en my hearing seems bright.

Will you sit down and play for us a tune once more?

I'll write for you an ode to the pipa I adore."

Touched by what I said, the player stood for long,

Then sat down, tore at strings and played another song.

So sad, so drear, so different, it moved us deep;

All those who heard it hid the face and began to weep.

Of all the company at table who wept most?

It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exiled blue-robed host.

X. Y. Z. 1987

(3) Commentary

The Song of a Pipa Player is as well-known as The Everlasting Regret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Japan. It was written in 816 when Bo Juyi, at the age of forty-five, was banished to Jiangzhou (modern Jiujiang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Song of a Pipa Player was the best narrative poem in Chinese poetr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Lord of Corn in the Book of Poetry, A Pair of Peacocks Southeast Fly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Song of Mulan in the Jin. It is better than these narrative poems because we find in it the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description and lyricism. For instance, the first line relates the parting and the second describes the riverside where the poet parted with his friend, but when the wind blew and maple leaves and rushes rustled, it seemed as if we heard the sigh of autumn, of the pipa player and of the exiled poet. That is to say, in the very first couplet we find narration, description and lyricism combined.

The first part (lines 1-14 in my version) is a prelude. The second part (lines 15-38) describes not only the music but also the pipa player and her feelings, her deep and strong pathos, her dreams which she had missed all her life long, in a word, her overflowing hear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escribe abstract music in words, but Bo Juyi compares it in turn to a pattering rain, to pearls dropping on a plate of jade, to warbling orioles, to sobbing streams, to water bursting a silver jar, to the clash of spears and sabres, to the rending of silk so that you can not only hear it but sometimes even see it before your eyes. In short, Bo knows the art of concretizing what is abstract. What is more, he knows how to reveal the hidden grief and the concealed vague regret by merging it into the scenery, for instance, into the autumn moon in the river's breast.

The third part (lines 39-62) depicts the happy bygone years of the pipa player so as to set off her present misery. The last part (lines 63-88)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couplet:

Listening to her sad music, I sighed with pain;

Hearing her story, I sighed again and again.

The first verse sums what is said in the second part and the next what is related in the third. The repetition of the word "sigh" has linked up not only the first three parts but also the last part, in which the poet sighed for his own misfortune. So the following couplet may be said to be the key-note of the whole poem:

Both of us in misfortune go from shore to shore.

Meeting now, need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ong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of Shelley's To a Lady, with a Guitar:

For it (the guitar) had learnt all harmonies

Of the plains and of the skies,

Of the forests and the mountains;

And the many-voiced fountains;

The clearest echoes of the hills,

The softest notes of falling rills,

The melodies of birds and bees,

The murmuring of summer seas,

And pattering rain; and breathing dew....

The pipa sighed for the dream the Chinese poet and the pipa player had not fulfilled in the past while the guitar did for that the English poet could not realize in the future.

57．柳宗元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River-Snow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A little boat, a bamboo cloak,

An 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Witter Bynner 1929

(2) The River Covered with Snow

Myriad mountains—not a bird flying.

Endless roads—not a trace of men.

Only an old fisherman in a lonely boat,

Angling silently in the river covered with snow.

Wu Ching-hsiung 1972

(3)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afloat, 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Liu Zongyuan (773-819)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with that of Han Yu in prose writing, w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pastoral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other three being Wang Wei, Meng Haoran and Wei Yingwu. Like Han Yu and Liu Yuxi, he was exiled to the southwest, where he wrote this quatrain, It i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of hermit poetry although it has only twenty words, but every word is concrete and makes an image. The first couplet begins with "a thousand mountains" and "ten thousand paths" which form a contrast not only with the bird and the footprint but also with the single boat and the lonely fisherman so that the solitude is accentuated. The snow-covered mountains and river shores provide a background which looks so cold and dreary that the cold-proof fisherman seems lonely and lofty, all the lonelier and loftier for he is fishing snow instead of fishing in snow. This old fisherman may be said to be the very picture of the lonely and lofty poet in exile.

If the Chinese poet was fond of comparing himself to a fisherman, then the English poet would fain describe the joy of a shepherd. We may read for example The Shepherd's Wife's Song by Robert Greene (1560-1592):

Ah, what is love? It is a pretty thing,

As sweet unto a shepherd as a king;

And sweeter too:

For kings have cares that wait upon a crown,

And cares can make the sweetest love to frown.

Ah then, ah then,

If country loves such sweet desires do gain,

What lady would not love a shepherd swain?

... He kisseth first, then sits as blithe to eat

His cream and curds as doth the king his meat;

And blither too:...

Upon his couch of straw he sleeps as sound

As doth the king upon his bed of down;

More sounder too:...

The shepherd was happy because he was content with his simple life, but the fisherman, symbolic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as not because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reality and he had "cares that wait upon" hi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sherman and shepherd is also on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58．元稹　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1) At an Old Palace

Deserted now the Imperial bowers

Save by some few poor lonely flowers....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s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Herbert A. Giles 1923

(2) The Ancient Travelling Palace

Empty and falling down is the ancient travelling palace.

The palace flowers put forth their red blooms in silent neglect.

Inside a white-haired palace woman

Idly mumbles of the glorious days of Hsuan Tsung.

Soame Jenyns 1940

(3) At an Old Palace

Deserted now imperial bowers.

For whom still redden palace flowers?

Some white-haired chambermaids at leisure

Talk of the late Emperor's pleasure.

X. Y. Z. 1984

(4) Commentary

Yuan Zhen (779-831)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with that of Bo Juyi, was one of the leading Middle Tang poets who wrote in a simple, plain style. His works include some poems written on the same theme and in the same rhymes as Bo's. For instance, his "imperial bowers" and Bo's "Shangyang Palace"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His "old palace" was deserted and its desertion was set off by the blooming of red flowers in line 2 of his quatrain. Line 3 is subject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Giles and Jenyns think there was only one white-haired dame in the old palace, but another version says:

A couple of white-haired courtesans sit idly,

Gossiping about the late Emperor with great gush.

and Dr. Lin Yutang writes as follows:

Some white-haired palace chambermaids are chattering,

Chattering about the dead and gone Hsuanchung regime.

Here a question arises: how many dames were there: one, two or some? Since the chambermaid could not speak to herself all alone, I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one" and think "some" better than "a couple". Another question: was th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as Giles said? Since it is not clearly stated in the original that she was not, I think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she was, for in that case the reader would be touched to the quick not only by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empire but also by the dame's personal tragedy. A third question: what were the dames talking about? The late Emperor's pleasure. Here the reader may refer to Bo Juyi's Everlasting Regret which has transcended time and space and become such an everlasting romance that it would afford pleasure not only to those white-haired dames but also to the reader of today. Does the "old palace" not look like Keats' "Grecian urn," the red flowers like his "happy, happy boughs" that cannot shed their leaves, and the white-haired dames like his happy melodist "for ever piping songs for ever new"?

59．贾岛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Seeking the Hermit in Vain

"Gone to gather herbs." —

So they say of you.

But in cloud-girt hills,

What am I to do?

Louise Strong Hammond

(2) A Note Left for an Absent Recluse

I ask your lad beneath a tree.

"My master's gone for herbs," says he,

"Amid the hills I know not where,

For clouds have veiled them here and there."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Contrary to Bo Juyi's and Yuan Zhen's simple and plain style, Jia Dao (779-843)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with that of Meng Jiao, was remarkable for being stiff and terse and was called "a lean monk lying in ice." He was well-known for his brains-racking in verse writing. One night, deliberating on a verse "The monk is opening the moonlit door," he was indecisive as to which word to use: "pushing" or "knocking," until he met with Han Yu, Lord Mayor of the Capital, who chose the word "knocking" for him.

The Note Left for an Absent Recluse is typical of the terseness of his verse. This quatrain i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hermit's lad, but what the poet said is not expressed but implied in the answer of the boy. In line 1, the poet asked the page where his master was; in line 2, what he was doing; and in line 3, where he had gone for herbs: all these questions are implicit.

The hermit did not appear in the poem, but we can detect his presence in his absence and perceive his image in this quatrain: he was lofty as the pine-tree in line 1, kind or healing as the medicinal herb in line 2, deep as the hills in line 3 and free and pure as the cloud in line 4. Not only can we see his image but also feel the poet's admiration for him and the poet's love of freedom as concretized in a hermit's life. So much has been said and revealed in twenty short words that we may say this quatrain is really typical of concise and implicit Tang poetry.

This poem is concise in that the subjects of the four lines are all omitted. First, let us transliterate these lines:

1.pine-tree | beneath | ask | the | lad
2.say | master | gather | herb | go
3.only | in | the | hill | midst
4.cloud | deep | not | know | where

The subject should be "I" or "the poet" in line 1; "the lad" in line 2; "the master" in line 3 and "I" or "the lad" in line 4; yet they are all omitted without leaving any misunderstanding, which seems impossibl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ould the translation be done in the original syllabic and rhyme scheme?" said Professor Fan Cunzhong in Foreign Languages 15. "In other words, could we just let one syllable in English represent one word in Chinese, which is monosyllabic,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serve the original rhyme scheme in the translation? To such a question, most of us I think would hesitate to say 'Yes'... But an American lady by the name of Louis Strong Hammond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and tried to demonstrate by her experiment that this could be done." But in her version "much has been left out: there is nothing about the boy or page under the pine tree, nothing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hermit who is a wandering monk like the poet himself. And what is said in the third sentence is suppressed rather than expressed." In short, "a lot of things are left out, as they must be, in order to transl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one word in Chinese, one syllable in English.'" But in my opinion, Hammond has preserved the essential and left out the secondary, and her version has gained more than it has lost.

Jia Dao's recluse may remind us of the Hermit in Coleridge's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It is the Hermit good!

He singeth loud his godly hymns

That he makes in the wood.

He'll shrieve my soul, he'll wash away

The Albatross's blood.

The Chinese hermit lives in the hills and the English in the wood. The former gathers herbs to cure our bodies of diseases; the latter "singeth loud his godly hymns" to shrieve our soul. The Chinese emphasize life in this world and the Christian in the other world.

60．李贺　马诗

其一

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

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

其四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其二十三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1) Horse Poems

Ⅰ

Noble indeed! Marks on his spine like a string of huge coins. His hoofs silvery white, as though born to trot in the clouds.

But where's the saddle cloth of brocade, the whip of gold? Yet unwoven, yet unwrought.

Ⅳ

No ordinary horse this, but a star incarnate, this charger of mine.

Stepping forward, I tap his frame. Bony, to be sure; yet it gives a metallic ring.

Ⅴ

Desert sands white as snow, with the moon hanging like a hook over the northern mountains.

He would look fine in golden headgear, galloping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night. But when is it to be?

ⅩⅩⅢ

"Immortal I shall be," says the Emperor, and heaps of gold go up in smoke—beautiful purple haze, but no elixir.

If only his horses were not miserable earthbound creatures!

Weng Xianliang 1983

(2) Horse Poems

Ⅰ

A string of coins upon his back, noble and proud,

His hoofs silvery white as though born to trot in cloud.

But where's the whip of gold, the saddle cloth of brocade?

The cloth is not yet woven; the whip not yet made.

Ⅳ

This is no ordinary steed

But an incarnate star indeed.

When I tap his bony frame, what's found?

I seem to hear metallic sound.

Ⅴ

The desert sands look white as snow;

The crescent moon hangs like a bow.

When would the steed in golden gear

Gallop all night through autumn clear?

ⅩⅩⅢ

"I'll have elixir," Emperor Wu says,

And heaps of gold go up in purple haze.

All steeds in royal stable, ah, must die,

For none of them can run up to the sky.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Li He (790-816) was a Middle Tang poet who exerci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 Tang poetry. Barred from taki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for the sake of his deceased father's name, he was deeply disappointed all his life long and died very young. His disappointment is revealed in the 23 Horse Poems. The first poem compares the poet to the noble steed born to trot in the clouds but unable to run up to the sky for lack of the golden saddle and whip. Poem 4 compares to a star incarnate the steed whose frame, though bony, would give forth a metallic ring when tapped. That is to say, the extraordinary horse, symbol of the poet himself, though lean, was swift, spirited and mettlesome. In other words, neither horse nor man can be judged by appearances. Poem 5 begin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battlefield with the moon hanging above like a bow used for shooting arrows, but ends with the regret that the steed could not gallop in battle for lack of the golden gear, symbol of high rank or position. This implies that the poet had no opportunity to display his talent. The last poem is a satire on the Emperor who tried in vain to seek immortality by extracting elixir from gold and to find horses to run up to the sky. The Emperor's failure to discover unusual talents foretells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Li He's poetry, in its haunting and morbid imagery, has provoked frequent comparisons with Baudelaire and other French symbolists. His Horse Poems, I think, may be compared with William Blake's Tiger in which the poet achieved his mature technique of compressed metaphor and symbol which explode into a multiplicity of reference.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In what distant deeps or skies

Burnt the fire of thine eyes?

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

What the hand dare seize the fire?...

When the stars threw down their spears,

And watered heaven with their tears,

Did He smile His work to see?

Did He who made the lamb make thee?

We see fire in the fearful tiger but we shed tears for the pitiful horse or the pitiful poet.

注　释

〔1〕Yang Yuhuan (719-756) was the favorite mistress of Emperor Tang Xuan Zong (reigned 725-768).

〔2〕The revolt broke out in 755 and forced the Emperor to flee from the capital.

Chapter Eight
Late Tang Poetry

If the major poets of the High Tang were Li Bo and Du Fu, then those of the Late Tang (836-907) were another Li and Du, that is, Du Mu (803-852) and Li Shangyin (812-858).

Du Mu was known to be a connoisseur of beautiful women, who chose to pursue a life of pleasure. For instance, he wrote in A Confession:

I roved the rivers, indulged in pleasure and wine,

With slender Southern girls dancing on palms of mine.

Having dreamed happy dreams ten years, I woke a rover,

Who earned in Mansions Green the name of a fickle lover.

In his poetry he prized himself for having shunned both "the orate and the strang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mmonplace and the vulgar" on the other. His seven-charactered quatrains are admired for their visual immediacy and delicacy of feeling.

Li Shangyin was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all the Late Tang poets. His seven-charactered regulated verse reads like Du Fu's and Han Yu's in syntax and structure, and like Li He's in diction and allusiveness. He is well-known for his ambiguous or obscure poems, often untitled, dealing with clandestine love. He was the first poet to write love poems in the modern sense who has left to posterity such unforgettable couplets as the following:

"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And candles but when burnt up have no tears to shed."

"Having no wings, I can't fly to you as I please;

Our hearts at one, your ears can hear my inner call."

"Let my desire not bloom and vie with vernal flower!

For inch by inch my heart is consumed by the flame."

"The setting sun appears sublime,

But O! 'Tis near its dying time."

The last couplet may be said to be the epitome of Late Tang poetry. His ambiguous verse is admired by modern obscure poets in China who consider him as their predecessor. It has exercise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the West even than Li Bo's or Du Fu's poems, for it was written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earlier than the French symbolist Mallarmé l'obscur.

Wen Tingyun (812-866) was the most important lyricist of the Late Tang, who composed verse to a certain tune—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lyric" may also be called "tuned poetry". It is true that poets before him had already composed songs or "lyrics": for instance, Zhang Zhihe's (742-782) "Fisherman's Song," Wei Yingwu's and Wang Jian's "Song of Flirtatious Laughter" and Liu Yuxi's and Bo Juyi's "Bamboo Branch Song". But it was Wen who transformed the tuned poetry from mere song of entertainment to verse of high literary quality. In his lyrics two main styles predominate: a richly embellished depiction of the abandoned woman as exemplified by "Song of Water-clock" (See), and a simple narration in the folk song manner as represented by Dreaming of the South (See).

Wei Zhuang (839-910)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with that of Wen Tingyun, was another important lyricist of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His lyrics are straightforward, narrative and colloquial, including direct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eelings and autobiographical details as opposed to Wen's indirect depiction of feminine feelings. What he adds to the lyric reveal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ornate style of Wen who excels in writing poems with implicit meaning while Wei is famed for explicit poetry.

In 881, Huang Cao led an army of sixty thousand peasant rebels into the Tang capital and proclaimed himself emperor. His ambition wa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on The Chrysanthemum:

"In soughing western wind you blossom far and nigh;

Your fragrance is too cold to invite butterfly.

Some day if I as Lord of Spring come into power,

I'll order you to bloom together with peach flower."

"When autumn comes, Mountain-Climbing Day is nigh;

My flower blows when others' season terminates.

All o'er the capital my fragrance rises sky-high;

You'll see the city clad in golden armor plates."

It is true that Huang Cao came in power with his voice rising sky-high over the capital clad in golden armor plates and steeped in blood. Bu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drawing near.

61．杜牧　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1) Farewell Poem

(Second of two to a girl of Yangzhou)

Passion too deep seems like none.

While we drink, nothing shows but the smile which will not come.

The wax candles feel, suffer at parting:

Their tears drip for us till the sky brightens.

Angus C. Graham 1965

(2) A Sad Farewell

Who love too much, they think

No love to know.

Still, as farewell I drink,

No smile I show.

The candle, as in pity of

This sad leave-taking,

Sheds its proxy tears of love

Until day's breaking.

John A. Turner 1976

(3) Parting

Deep, deep our love, too deep to show.

Deep, deep we drink; silent we grow.

The candle grieves to see us part:

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out heart.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The poetry of Du Mu (803-852) is admired for its visual immediacy and delicacy of feeling,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poem selected here. Its first line tells us a love too deep to show and its second couplet gives us a picture of tear-shedding candles so that we may immediately visualize a pair of tear-shedding lovers. The same is true of Robert Browning's Parting at Morning:

Round the cape of a sudden came the sea,

And the sun looked over the mountain's rim:

And straight was a path of gold for him,

And the need of a world of men for me.

When we see the sun looking over the mountain, we can visualize the golden path not only for the sun but also for the parting lover. As we have said above, Du Mu shuns both "the ornate" and "the commonplace" in his poetry, but Graham's version, I am afraid, is a bit prosaic and Turner's not very natural while mine is Weng Xianliang's versified.

62．温庭筠　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

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

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1) Tune: Song of Water Clock at Night

Incense from a jade censer

And a tearful vermilion candle

Evoked autumnal moods within the painted chamber.

Penciled eyebrows worn,

Cloud-like locks in disarray;

Long is the night, the covers and pillow cold.

Upon the Wu-t'ung trees

Falls a midnight rain,

Indifferent to the persistent pains of separation.

Leaf upon leaf,

Drop upon drop,

On empty steps it drips until the dawn.

William R. Schultz 1975

(2) Geng-Lou Zi (The Water Clock)

Embers of incense

In the jade brazier

With candle's crimson tears

Conspire

To glow on gilded walls,

Autumnal mood,

Faded make-up, hair awry,

Coverlet and pillow cold,

A long night

Ahead.

At midnight the rain

On the wu-t'ung tree

Not knowing the pain

Of loneliness

Falls leaf to leaf

Dripping

On the bare steps

Till dawn.

John Minford 1980

(3) Tune: Song of Water Clock at Night

The tearful candle red

And fragrant censer spread

Within the painted bower a gloomy autumn light.

Fad'd eyebrows penciled

And hair dishevelled,

She feels her quilt the colder and longer the night.

The lonely withered trees

And midnight rain and breeze

Don't care about her bitter parting sorrow.

Leaf on leaf without grief,

Drop by drop without stop,

They fall on vacant steps until the morrow.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Wen Tingyun (812-866)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poet known for his tuned lyrics, of which the subject may have no thematic connection with the tune pattern. For instance, the lyric selected here, which depicts the parting sorrow of a lonely woman, has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une title Water Clock. The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3/3A/6A//3/3B/5B//

3/3C/6C//3/3D/5D//

The numerals in the diagram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ach line and A, B, C, D stand for the rhymes used in the original.

Wen Tingyun's lyrics are admired for their profound refinement. As a Chinese critic points out, Wen "often takes several harmonious images, and randomly places them together, letting them blend naturally." In the first three lines of this lyric, for example, we see the images of censer and candle juxtaposed, the one spreading smoke and the other dim light, which combine to create a gloomy autumnal atmosphere in the painted chamber where the sleepless woman is yearning for her love. The next three lines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man with dishevelled hair and pencilled eyebrows worn, which shows that she has tossed from side to side all night long without falling asleep,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he feels her quilt all the colder and the night all the longer. In the second stanza, we see the gloomy scenery outside—withered trees in bleak wind and dreary rain which make her sorrow all the bitterer. What is more, both the leaves and the rain keeps on falling without stop, which makes her sorrow last as long as the leaf-shedding tree and the never-ending rain. Thus we see the scen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chamber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inner world of the lonely woman.

This portrait may be compared with Herrick's To Dianeme:

Sweet, be not proud of those two eyes

Which starlike sparkle in their skies;

Nor be you proud, that you can see

All hearts your captives; yours yet free:

Be you not proud of that rich hair

Which wantons with the lovesick air;

Whenas that ruby which you wear,

Sunk from the tip of your soft ear,

Will last to be a precious stone

When all your world of beauty's gone.

We might feel regret and sympathy for the lonely woman with tearful eye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admiration and antipathy for proud Dianeme with starlike eyes and rich, wanton hair.

63．温庭筠　梦江南

梳洗罢，独上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1) Yijiangnan

Washed and combed, she watches the river from above.

Many sails pass; she sees no signs of her love.

The slanting sun-rays cast a lingering glow;

The broad river in its continuous flow;

The islet with its plots of white flowers in bloom;

Each and all contribute to her utter gloom.

Xu Zhongjie 1986

(2) Tune: Dreaming of the South

After dressing my hair,

Alone I climb the stair.

On the railings I lean

To view the river scene.

A thousand sails pass by,

But not the one for which wait I.

The slanting sun sheds sympathetic ray;

The carefree river carries it away.

My heart breaks at the sight

Of the islet with duckweed white.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preceding lyric with this one. In the first, a lonely woman with disheveled hair is yearning for her love in her painted bower from night till morning; in the second, another with dressed hair is in the riverside tower from dawn till dusk. In the former, the vermilion candle spreads an indifferent light on the embroidery in the chamber; in the latter, the golden sun sheds sympathetic rays on the indifferent river. In the one, the drizzling rain does not care about the woman's parting sorrow; in the other, the flowing water cannot carry her sorrow away. In the preceding poem, the withered leaves keep on falling from the plane-tree which saw them stay together; in this lyric, white duckweed keeps on growing on the islet where they bade each other adieu. In The Song of Water Clock at Night we find a richly embellished depiction of the woman: her cloud-like hair, her penciled eyebrows, her painted bower, her jade censer, her vermilion candle, etc. In Dreaming of the South there is only a simple narration without embellishment: her dressed hair (not richly dressed), the riverside tower (not painted), the slanting sunrays (not golden sunshine), the islet white with duckweed (not overgrown with luxuriant grass) etc. In short, these two lyrics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Late Tang lyricist.

The images in these poems remind us of The Old Woman of Joseph Campell (born 1879):

As a white candle

In a holy place,

So is the beauty

Of an aged face.

As the spent radiance

Of the winter sun,

So is a woman

With her travail done.

The candle and the sun, images used for an old woman in the English poem, alas! are used for a young wife in the Chinese.

64．李商隐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 Jewelled Zither

Vain are the jewelled zither'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op, bears thought of vanished things.

The sage of his loved butterflies day-dreaming:

The king that sighed his soul into a bird:

Tears that are pearls, in ocean moonlight streaming:

Jade mists the sun distils from Sapphire Sward:

What need their memory to recall today? —

A day was theirs, which is now passed away.

John A. Turner 1976

(2) The Bright Lute Theme and Variations

The bright lute—to what end? —

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bridge

recalls a flowering year.

Chuang-tzu dawned, dreamed

of turning butterfly,

Wang-ti in spring

loved, wept and was a rose.

The vast sea, the moon full:

a pearl sheds tears!

The Blue Field, the sun warm:

jade gives off mist!

Did this scene wait

to hound the memory?

well, it is past and gone:

now all is vague.

1

Play the lute!

and she did, the god's daughter

so well the gods' eyes swelled with tears, and he smashed it in two.

How many years

double with sorrow, halve with tears?

2

To see the

light, to know

all is one:

butterfly

do I dream

you or you

me?

3

They named the city after me because

I turned spring floods away: but I had turned

a minister away to build canals

so that his wife and I

could flood each other. Now the nightingale

sobs blood into the rose: listen, they say

the Emperor is singing to his love!

4

The mind is on the water:

The fingers on the lute

strum empty chords

but the lute's belly

fills as the oyster fills with pearls at full moon

as the mermaids in the south sea spill

pearls from their weeping eyes.

The mind is in the mountains:

the fingers on the lute

pluck high, far notes

but the lute's belly

fetches them back and warms them as the sun warms

jade, the cold virgin from the hills.

Likewise the poem: STAND WELL BACK!

5

I stand. I sit. I dream. Or do I die?

Shui Chien-tung & Keith Bosley 1979

(3) 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sad have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prings:

Dim morning dream to be a butterfly;

Amorous heart poured out in cuckoo's cry.

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

From sunburnt emerald let vapor rise!

Such feeling cannot be recalled again;

It seemed long-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

X. Y. Z. 1987

(4) Commentary

Li Shangyin wa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ymbolist poet in China and The Sad Zither is the most ambiguous of his poems. It is subject to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some say it deals with the zither or the zither player, others say it was written in remembrance of his deceased wife or a beloved mistress, still others say it has epitomized the poet's sentimental life or his poetical or political career. I think the most beautiful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the best.

The theme of this poem is the vanished years evoked by the sad music of the zither: the dream-like youthful days as free as a butterfly, and the tragic romance ending in blood and tears. Now, the past buried like emerald evaporates in broad daylight, but under the moon the poet seemed to see pearl-like tears in his beloved's eyes. In a word, his feeling of sadness is as vague now as then.

If I am allowed freedom to alter the words in Shelley's 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 I would rewrite as follows:

Music, when amorous king dies,

Vibrates in the cuckoo's cries.

Odours, when butterfly's away,

Live in the Poet's dream by day.

Impearled tears, when the mermaid's dead,

For the beloved are shed.

My thought of you, when you are gone,

Dream-like Love shall slumber on.

65．李商隐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To ...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

The silkworm dies in spring

when her thread is spun;

The candle dries its tears

only when burnt to the end.

Grief at the morning mirror—

cloud-like hair must change;

Verses hummed at night,

feeling the chill of moonlight...

Yet from here to Paradise

the way is not so far:

Helpful bluebird,

bring me news of her!

Innes Herdan 1973

(2) To One Unnamed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And candles but when burnt out have no tears to shed.

At dawn I'm grieved to think your mirrored hair turns grey;

At night you would feel cold while I croon by moonlight.

To the three fairy hills it is not a long way.

Would the blue birds oft fly to see you on the height!

X. Y. Z. 1984

(3) Commentary

This untitled poem is even better known than the preceding one because of its second couplet:

"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And candles but when burnt out have no tears to shed."

This verse has made the poet immortal because of his immortal love: he would love as long as he lived just as the silkworm will spin silk until its death, and the grief of separation would gnaw at his heart just as fire will burn out the candle. For such a couple of lovers, how painful it is to sever, especially when it is not easy for them to meet! They feel all the more deeply grieved to see the fallen petals which the vernal wind cannot restore to the branch just as their love, however lasting, cannot keep them together.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in the morning, the poet does not see his own image but that of his beloved, and he does not worry about the grey hair on his head but on hers. Crooning verse at night, he does not feel the chill of moonlight, but it is she who does. This reminds us of another verse by Li Shangyin:

"Our hearts at one, your ears can hear my inner call."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the three fairy hills are far, far away, inaccessible to mortals, but in the lover's mind's eye it is not a long way and the legendary blue-birds might fly there on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So we may say this poem is lovesickness epitomized and concretized. It is something like Shelley's

"The desire of the moth for the star,

Of the night for the morrow,

The devotion to something afar

From the sphere of our sorrow."

Chapter Nine
Lyric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in 907, five short-lived dynasties were successively founded and overthrown from 907 to 960 and the unified empire was dismembered into te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s, of which the State of Shu in the west and that of Southern Tang in the east were well-known for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 When the regulated Tang poetry could no longer express adequately man's more refined and delicate feelings, the tuned lyric of irregular line-length began to take its place and evolved into a major literary form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The literary aspect of the tuned lyric was derived from the five-word and seven-word lines of the regulated verse but the musical aspect, from the popular songs and tunes introduced from Central Asia, India or Burma. For instance, The Buddhist Dancers (Se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unes, was said to be a song in praise of the hairdress of the Burmese empresses of the time. So the tuned lyric may be considered as a resul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s we have mentioned above, the State of Shu and that of Southern Tang were two cultural cente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In the former, the first anthology of song-lyrics entitled Collection amid the Flowers appeared in 940. Most of the lyrics in it can be called boudoir poetry, describing beautiful women heart-broken in elegant chambers, keeping cold, lonely beds beside a dimming candle or solitary screen, in the waning spring or at the dead of night, with their lovers having gone far, far away. The most important lyricists included in it were Wen Tingyun of the Late Tang and Wei Zhuang, who survived the downfall of the dynasty and was appointed to high office in the State of Shu. Other lyricists include Niu Xiji and Lu Qianyi who wrote the following lyric to the tune of Immortal at the River when the State of Shu was conquered by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ong:

All doors are double-locked, the garden waste is still.

Painted windows face the autumn sky, so sad and chill.

The royal flags have gone and left no trace, no flute is played In bowers of jade,

Gone with the wind its broken tune.

The mist-veiled moon

Knows not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it would peep

At dead of night into the palace deep.

In the wild pool red lotus blooms still stand;

They grieve in secret for the conquered land;

On fragrant petals dewdrops weep.

Lady Pistil, favorite of the last sovereign of Shu, who was famed for her poetry, was ordered to write impromptu the following quatrain at the capitulation of the State of Shu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ong in 965:

My lord erected 'surrender flag' on city wall.

How could a woman living deep in palace know?

They were disarmed,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in all,

Not one of them was man enough to fight the foe.

This show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beca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poet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other cultural center of the age was the State of Souther Tang(937-975), with its territory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modern provinces of Jiangsu, Anhui and Jiangxi, and its capital at Jiankang, modern Nanjing. Its sovereigns and ministers were poets and lyricists. For instance, Feng Yansi(903-960), prime minister of the Kingdom of Southern Tang, has combined the qualities of Wen Tingyun and Wei Zhuang, that is to say, his lyrics are as suggestive and associative as the former's and as lyrical and touching as the latter's. What Wei describes is usually a concrete event while what Feng does is an abstract state of mind. For example, he describes his grief in spring as follows:

Who says my grief has been appeased for long?

Whene'er comes spring,

I hear it sing

Its melancholy song.

I'm drunk and sick before the flowers from day to day

And do not care my mirrored face is worn away.

What was his grief in spring? As prime minister, he should worry about the destiny of his weak kingdom doomed to fall a victim to invasion from without. Here we see 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Feng and Wei: Wei makes the reader sympathetic with his personal destiny and Feng with the tragedy of his kingdom.

But Feng was excelled by Li Yu(937-978), the last ruler of the Southern Tang. Li Yu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the lyric poet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Most of his works are direct lyrical expression, revealing the depth of his private feelings. His unusual accomplish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Very few poets have gone through such a drastic change in the circumstance of their personal lives as he did. In his early years, as monarch, he indulged in a luxurious life at court. After losing his kingdom to the Song emperor in 976 and becoming a political prisoner in the Song capital, he began to live a life of suffering till his death. His tragedy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lyric of his, written to the tune of Dance of the Cavalry:

A reign of forty years

O'er land and hills and streams,

My royal palace touching the celestial spheres,

My shady forest looking deep like leafy dreams

What did I know of shields and spears!

A captive now, I'm worn away,

Thinner I grow, my hair turns grey.

O how can I forget the hurried parting day

When by the band the farewell songs were played

And I shed tears before my palace maid!

This lyric moves from distant past(lines 1-5)to the present(lines 6-7), and then to the more recent past(lines 8-10). To the poet himself the sweeping expanse of his lost kingdom symbolizes the limitless extent of the universe itself and the short history of his dynasty becomes a universal symbol of the time past. Here we se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is poetic style and that of Wen Tingyun and Wei Zhuang. The dominant theme in his lyrics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inner chamber, but extended to embrace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a kingdom and the vast expanse of an empire. The poet'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seem to gain a certain universal importance.

When compared with Wen and Wei, we may say Wen's lyric is descriptive and static and Wei's narrative and active while Li Yu who has followed the style of Wei rather than that of Wen, seems even more personal and subjective than Wei on the one hand, and able to view his own personal suffering in the light of the destiny of all mankind on the other. If we compare Wen's lyric to a richly-adorned lady and Wei's to a plainly-dressed beauty, then Li's may be likened to a woman who is beautiful whether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 In short, we may conclude that Wen's lyric is written with colored ink, Wei's with bitter tears and Li's with the blood pouring out of his own heart.

66．韦庄　荷叶杯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

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

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栊。

(1) To the Tune of "THE LOTUS-LEAF CUP"

An incomparable beauty so rare,

Upsetter of an empire,

No chance to meet again beneath the flowers.

Such sad blackened eyebrows, arched like distant mountains,

He cannot bear to think of them again.

She absently closes kingfisher-blue screens with gilt phoenixes,

Her dream nearly spent;

With its net curtains, the painted hall is empty.

No way in azure heaven to send a message;

How depressing, those familiar windows.

　John Timothy Wixted 1979

(2) To the tune of "Ho-Yeh Pei"

Rare indeed is a supreme beauty,

State-toppling,

Dateless for a tryst under flowers comely.

Her twin eyebrows like distant hills

Are too sad to bear more musings on ills.

Behind a blue screen with golden phoenixes unfolded

A dream wanes.

The silk-curtained painted hall is deserted.

No message can reach the trackless azure skies.

In the old chamber sorrow ever lies.

Chao Yung Hsu 1980

(3) Tune: Cup Made of Lotus Leaf

Can I refind the matchless mistress of my own

Who did enthrall the crown?

Where can we meet

Again'neath flowers sweet?

How can I bear

To think of her sad pair

Of distant-hill-like brows so fair!

Idly I veil the golden phoenix on the screen

So green;

It seems

Like fading dreams.

The silken curtains fall

In empty painted hall.

No message can be sent to pathless sky;

Seeing familiar windows close, I sigh.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Wei Zhuang(836-910)was almost as important a lyricist as Wen Tingyun. Compared with Wen's poetry, Wei's lyric is said to display a quiet limpidity in the midst of sensuous beauty, which has been likened to "the first day's bloom of the lotus flower" or to "a willow under a spring moon." The Cup Made of Lotus Leaf selected here was said to be written in thought of his beautiful mistress or concubine who was forcibly taken away by Wang Jian, sovereign of the Kingdom of Shu, and who, on hearing this lyric, refused to eat and died broken-hearted. The "crown" in line 2 of my version alludes to Wang Jian and the "pathless sky" in the last line but one to his forbidden palace or harem.

Besides this poem, Wei also wrote lyrics on dreaming of his favorite mistress, for example:

Last night at middle hour

I dreamed of you, who whispered on my pillow,

Your face still fair as peach-tree flower,

Your downcast brows like leaves of willow.

Half shy, half glad,

You'd go away but stop to stay.

I woke to find the dream so sad,

A grief not to allay.

Wei's poetry shows that he could not find solace but in dreams. This reminds me of the Dreams by Langston Hughes(1902-1967):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with snow.

Is not the American poet singing the song in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lyricist?

67．冯延巳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1) Die Lian Hua

How deep is the deep, deep courtyard?

Here I see greenish clouds profuse of the willow trees

And countless red curtains o'er the windows drawn.

Where the jade bridle and the carved saddle were wont to roam,

Lofty mansions now have screened from sight the Zhangtai Street.

In April's lashing rains and raging winds,

Towards evening all doors are closed.

"To keep Spring a little longer what shall I do?"

My tearful eyes beseech the flowers' counsel.

Yet to me the flowers deign no answer:

The raining petals borne along by the wind

Now pass the forsaken swing.

　Huang Hongquan 1988

(2) An Abandoned Woman

Deep, deep the courtyard where he is, so deep

It's veiled by smokelike willows heap on heap,

By curtain on curtain and screen on screen.

Leaving his saddle and bridle, there he has been

Merrymaking. From my tower his trace can't be seen.

The third moon now, the wind and rain are raging late;

At dusk I bar the gate.

But I can't bar in spring.

My tearful eyes ask flowers, but they fail to bring

An answer; I see red blossoms fly o'er the swing.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This lyric is written by Feng Yansi(903-960), but it is also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of Ouyang Xiu's Poems. It describes an abandoned woman, but before the woman it describes the man who has abandoned her, and before the man it describes the place where he is making merry with other women. In fact, even the place is not described for "it's veiled by smokelike willows heap on heap, by curtain on curtain and screen on screen." But the deeper the courtyard is, the more anxious and sorrowful the abandoned woman is in her lonely tower. The poet reveals the wife's anxiety and sorrow only by describing the willows, curtains and screens which veil her merrymaking husband from view.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wife's grief becomes deeper. Abandoned, she feels lonely. When spring is passing away in the third moon, she feels lonelier. If the weather were fine, she might be less grieved, but the wind and rain are raging as if a storm were blowing in her heart. If it were dawn, she might still cherish some hope, but it is dusk and the day is gone and she is hopeless. O how she longs to have some companion! But even the waning spring would not stay in her enclosed garden. What is left is only the mute flowers, but the flowers do not understand her and cannot speak. What is more, even the mute blossoms would fall and fly far away, leaving her all alone in an unconsolable solitude. Here we see how good the poet is at digging into the innermost feeling of a woman by depicting the outward circumstances.

The first stanza of this lyric may remind us of that of Keats' Hyperion, Book Ⅰ.

Deep in the shady sadness of a vale

Far sunken from the healthy breath of morn,

Far from the fiery noon, and eve's one star,

Sat gray-haired Saturn, quiet as a stone,

Still as the silence round about his lair;

Forest on forest hung about his head

Like cloud on cloud. No stir of air was there,...

The deep vale with forest on forest hung like cloud on cloud reads like the deep courtyard veiled by willows on willows like screen on screen. But Hyperion, Book Ⅰ alone has about four hundred lines and the Chinese lyric has only ten, which reveal the deep feelings of an abandoned woman. So we may say that Chinese verse is concise and English elaborate.

68．李煜　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1) To the Tune of P'u-Saman

Bright flowers and moon clouded by light mist.

A perfect time to go to my love.

Fearfully, I mount the fragrant steps,

Gold-embroidered slippers in my hand.

South of the painted hall we meet.

Briefly, I cling to him, trembling.

"So hard it is for me to steal away,

Love you now with all your heart!"

Ruth W. Adler 1980

(2) Tune: Buddhist Dancers

Bright flowers bathed in thin mist and dim moonlight,

'Tis best time to steal out to see my love tonight.

With stocking feet on fragrant steps I tread,

Holding in hand my shoes sown with gold thread.

We meet south of the painted hall,

And trembling in his arms I fall.

"It's hard for me to come o'er here,

So you may love your fill, my dear!"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Buddhist Dancers, as we have said abov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unes introduced from Burma and sung in praise of the hairdress of the Burmese empress of the time. Its tune pattern can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7A/7A/5B/5B//　　　5C/5C/5D/5D//

This Buddhist Dancers by Li Yu(937-978)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and perhaps unique poem written by a monarch about his tryst with the queen's younger sister.

With regard to its content,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instance, Kang-i Sun writes in her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The practice of creating a 'narrative' dimension in the literary tz'u, in the sense of maintaining a certain story interest, seems to have started with Li Yu. In the following song to the tune P'u-sa man, Li Yu's omniscient narrator describes,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 meeting of two lovers:... The impression of poetic distance in the poem results mainly from the fact that the narrator remains a mere observer, separate from the characters in the poem, so that what he tells resembles an episode of a story. The tz'u scholar Chan An-t'ai, in his discussion of this poem, has rightly said of Li Yu's narrative techniques that this can almost be said to have gone beyond the confinement of the lyrical tz'u, so as to possess a plot line and a style approximating drama and fiction."

"The effect of the narrative interest in the poem," Sun continues, "is also reinfor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character and her lover. And the sense of suspense is built up precisely because the series of actions performed by the central character cannot easily be foretold—for instance, very few readers would expect that she would make such an explicit request to her lover(lines 7-8)."

Ruth W. Adler writes in Renditions 1980, "in the poem by Li Yu 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something almost ominous. The moon is gloomy, the girl walks fearfully—one can almost sense her holding her breath—and when she reaches her lover, there is no basking in the warmth of mutual smiles. Instead, she leans against him, shivering, seeking not only his love, but refuge from the chill of the night and of her own apprehension."

Both of them say there is a narrator, but neither denies that her lover was the monarch himself, so I think it better to interpret this lyric as autobiographical. It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stanza of Robert Browning's Meeting at Night:

Then a mile of warm sea-scented beach;

Three fields to cross till a farm appears;

A tap at the pane, the quick sharp scratch

And blue spurt of a lighted match,

And a voice less loud, through its joy and fears,

Than the two hearts beating each to each!

The Chinese lyric describes a tryst of the queen's younger sister with the monarch in dim moonlight "south of the painted hall"; the English poem depicts a meeting of a sailor with his love in a farmhouse under "the yellow half-moon large and low". The Chinese palace lady treads "on fragrant steps" to meet her love; the English seaman crosses "a mile of warm sea-scented beach" to the farm. Although the personae and the settings in these two poems are different, the reader will not fail to see the trembling lovers fall into each other's arms and to hear "the two hearts beating each to each" in both poems. This Chinese lyric is explicit like an English verse and Meeting at Night reads like a classical Chinese poem.

69．李煜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Tune Pattern: The Beautiful Lady Yu

Spring blossoms and autumn moon—when will they end?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On the balcony last night, again an east wind,

The moon was so bright, I couldn't bear to look toward the old land.

The carved galleries and jade steps must still be there,

Only the rosy cheeks have changed.

I ask you, how much sorrow can there be?

It's just like a whole river full of eastward flow in spring.

Hans H. Frankel 1976

(2) Tune: The Beautiful Lady Yu

When will there be no more autumn moon and spring flowers

For me who had so many memorable hours?

My attic which last night in vernal wind did stand

Reminds me cruelly of the lost moonlit land.

Carved balustrades and marble steps must still be there,

But rosy faces cannot be as fair.

If you ask me how much my sorrow has increased,

Just see the over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This nostalgic poem is written to the tune of "Beautiful Lady Yu" whose pattern may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7A/5A/7B/9B//　　　7C/5C/7D/9D//

The rhythm demonstrates clearly the systematic alternation of long and short lines. Line 1 begins with two beautiful things in spring and in autumn but contrasts them with the suffering of the poet, a captive monarch who could not bear the sight of lovely scenes which would remind him of his happy bygone days. Here the confronta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is not directly stated but tacitly implied. Not only lovely scenes but such miserable ones as an attic in the wind would also make him think of his lost land. Here the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is explicit. In short, both resemblance and difference would make the poet suffer all the more.

The first stanza begins with the present and then contrasts it with the past; the second, on the other hand, begins with the happy past and contrasts it with the miserable present. The last line expresses the swelling fullness of the poet's lyrical voice. The river's eastward flow signifies for him not merely the flux of time but specifically the continuity of sorrow and the irretrievable loss of past happiness.

The poet's grief over his lost land may be compared with Byron's "over the unreturning brave" i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Ⅲ , Stanza 27:

And Ardennes waves above them her green leaves,

Dewy with nature's teardrops, as they pass,

Grieving, if aught inanimate e'er grieves,

Over the unreturning brave—alas!

Ere evening to be trodden like the grass

Which now beneath them, but above shall grow

In its next verdure, when this fiery mass

Of living valor, rolling on the foe

And burning with high hope, shall molder cold and low.

We see Byron express his grief by animating the inanimate and there i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Li Yu reveal his sorrow by contrasting the beauty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the suffering in his inner world. In a word, the English verse reads like a blazing fire and the Chinese like still water running deep.

70．李煜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1) To the Tune of "Waves Washing Sands"

Beyond the curtain,

Rain trickles on—

Lingering now Spring's last spell.

Silken quilts yielding

To the chill-at-dawn:

A dream it was—

With all the merriments of yore,

As if captive no longer.

Gaze not alone from the balcony,

For the landscape infinite extends.

How ever easier parted than met.

The river flows—

The blossoms fall—

Spring going—gone:

In Heaven as on earth!

Lin Tongji 1940s

(2) Tune: Ripples Sifting Sand

The curtain cannot keep out the patter of rain;

Springtime is on the wane.

In the deep of the night my quilt is not cold-proof.

Forgetting I am under hospitable roof,

Still in my dream I seek for pleasure vain.

Don't lean alone on railings and

Yearn for the boundless land!

To bid farewell is easier than to meet again.

With flowers fallen on the waves spring's gone away,

So has the paradise of yesterday!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Li Yu's Waves Washing Sand is as well-known as his Beautiful Lady Yu, but its rhythm is more irregular. Its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5A/4A/7A/7/4A//　　　5A/4A/7A/7/4A//

The first line is descriptive instead of lyrical, but the description of a dreary scenery reveals the poet's dreary mind, and the repetition of words in the original is replaced by that of(k)sound in my version so that the monotony can be felt. The waning spring makes the dreary night more unbearable. The poet could not escape from reality nor find solace except in dreams, but he was woken by the midnight cold which invaded his silken quilts and made his captivity loom all the larger.

The second stanza is more lyrical. We can see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rst: the fallen flowers symbolize the waning spring and the waves rise as a result of the pattering rain. The poet warned himself against leaning alone on the balustrade after he was woken out of his dream, lest he should remember the irretrievable loss of his past happiness. But the last line "in heaven on earth" is open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1. Where has spring gone? To Heaven or on earth?

2. The waning spring is the symbol of the lost land. The monarchpoet was in Heaven before he lost his land and is on earth now.

3. It is as easy for him to leave his country as for spring to pass away, but it is as difficult for him to recover his lost land as for heaven and earth to meet.

4. Heaven refers to the paradise in his dream and earth to the grim reality.

To sum up, we may find in the last line the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joy and grief, dream and reality. This is more fully explained by Kang-i Sun in her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To the poet himself the sweetness of a dream is forever associated with beautiful memories of the past, for dreams reflect the ideal world. The moments of dreaming in daily life resemble lyrical moments in the poet's creative life, since both are brief and beautiful. Without such a momentary but ideal world to escape into, life would indeed be unbearable. Yet it is even more unbearable for the dreamer to perceive the unbridgeable gap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upon awakening. What is common to both the dream world and the beautiful past is precisely this quality of evanescence. If the past is equivalent with dreams, then the present represents cruel reality."

This last line may remind us of Ferdinand's monologue in Shakespeare's Tempest, Act Ⅰ, Scene ii:

Where should this music be? I'th'air, or th'earth?

... Weeping again the King my father's wrack,

This music crept by me upon the waters,

Allaying both their fury and my passion

With its sweet air.

The music could allay Prince Ferdinand's passion and the fury of the waters, but Li Yu's lyric could not assuage his own grief and the fury of the emperor of Song, who ordered his death on reading these two poems. Therefore, we may say his verse was written not with tears but with blood.

Chapter Ten
Song Lyrics Before Su Shi

The lyrics predominant in the Five Dynasties were Short Tunes. The Northern Song(960-1127)poets who followed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Feng Yansi were Yan Shu(991-1055)and Ouyang Xiu(1007-1072). "As for the tuned poetry of Feng Yansi," said Liu Xicai, "Yan Shu has received its elegance, and Ouyang Xiu has inherited its profundity."

Yan Shu, prime minister of the Northern Song, as says Professor Chiaying Yeh, is a poet of intellect. His style is smooth as pearls and pure as crystals: there is no strong emotions, no striking language—neither color to dazzle nor vigor to impress. His emotions are like a placid pool and his intellect is always reflecting on his own experience, examining his own feelings and keeping them under control. For instance, when he saw flowers fall in wind and rain, he wrote the following verse:

How can I bear the fallen blooms in wind and rain?

Why not enjoy the fleeting pleasure now again?

He tried to keep his emotions under control by persuading himself to enjoy the present pleasures instead of grieving over the fallen flowers. In other words, he knew how to borrow a winecup from someone else to drown his own sorrow.

On the other hand, Ouyang Xiu was so exuberant that he refused to be depressed by sorrow. For example, he wrote the following stanza to a singing girl before parting from her:

Don't set to a new tune the parting-song!

The old has tied our heart in knots for long.

Until we've seen all flowers on the trees,

It's hard to bid goodbye to vernal breeze.

That is to say, if we have seen all flowers on the trees, then it would not be so hard to part from spring. Here we see Ouyang possessed a certain joie de vivre(joy to live)and knew how to seek emotional satisfaction in lyrics. Perhap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could enjoy the beauty of West Lake even when

All flowers passed away, West Lake is quiet,

The fallen blooms run riot,

Catkins from willow trees

Beyond the railings fly all day like mist in breeze.

Ouyang Xiu was better known as leader of the prose reform movem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and in verse he was considered the equal of Li Bo.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Imperial Academ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senior statesman Fan Zhongyan(989-1052), writer of frontier lyrics(See)who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Wei Yingwu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hort Lyrics these poets wrote were as restricted in form as in content, for the restriction in form had its impact on conten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length of the tunes, no matter how rich the feelings were or how complex the fluctuations might b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room for undulation and amplification. It was Liu Yong(987-1053)who began to compose a large number of Slow Tunes or Long Lyrics. Liu Yong was a popular lyricist skilled in music, who followe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Wei Zhuang and whose merits lay in narration combined with description, which necessarily required the Long Tunes. With the skilful use of this diversified form, he was able to transcend such conventional motifs as sorrows of love as well as remorse over separation and steer away from the domestic and the personal by giving voice to a deeper and more complex layer of meaning and wider horiz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such as the sense of desolation and the loftiness provoked by watching distant places. For example, he wrote:

Shower by shower

The evening rain besprinkles the sky

Over the river,

Washing cool the autumn air far and nigh....

From her bower my lady fair

Must gaze with longing eye.

How oft has she mistaken homebound sails

On the horizon for mine?

How could she know that I,

Leaning upon the rails,

With sorrow frozen on my face, for her I pine!

Another poet whose long lyric is selected in this book is Wang Anshi(1021-1086), prime minister well-known for hi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reform. Still another whose short lyric is selected here is Yan Jidao(1030-1106), son of Prime Minister Yan Shu and contemporary of Su Shi, whose lyrics will be studied after Su in Chapter 12.

71．柳永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 Tune: Yu Lin Ling

Now comes the note of the cicada

mournfully; at our place for parting

evening falls; the rainstorm that broke

has cleared away; we drink to each other

and I cannot say what is in my heart,

cannot forget; the boatman urges

departure; we clasp hands, faces wet

with tears; unable to say anything

because of the emotion of the moment;

and I know that soon I shall be far

from here, over the hills;

at night a mist will come

down from heavens, and soon

I'll be in Hupeh, where

skies are high, and ground low;

ever have people hated

leaving their friends, and now

the cold autumn with its sadness

on top of it all; maybe I have

drunk too much, but when I awake

where shall I be? Perhaps

by the willows and populars

in the morning wind under the setting

moon; I shall be away for long

and even if the weather is fair,

the scenery glorious,

I'll not care much; what use

to have such good things

and no friend to speak of them to?

Rewi Alley 1981

(2) Tune: Bells Ringing in the Rain

Cicadas chill

Drearily shrill.

We stand face to face at an evening hour

Before the pavilion, after a sudden shower.

Can we care for drinking before we part?

At the city gate

We are lingering late,

But the boat is waiting for you to depart.

Hand in hand, we gaze at each other's tearful eyes

And burst into sobs with words congealed on our lips.

You'll go your way

Far, far away

On miles and miles of misty waves where sail the ships

And evening clouds hang low in boundless Southern skies.

Lovers would grieve at parting as of old.

How could you stand this clear autumn day so cold!

Where will you be found at daybreak

From wine awake?

Moored by a riverbank planted with willow trees

Beneath the waning moon and in the morning breeze.

You'll be gone for a year.

What could I do with all bright days and fine scenes here!

Howe'er coquettish I am on my part,

To whom can I lay bare my heart?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Bells Ringing in the Rain is a tune composed by Emperor Xuan 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 memory of his favorite Lady Yang. As Bo Juyi wrote in the Everlasting Regret:

The moon viewed from his tent shed a soul-searing light;

The bells heard in night rain made a heart-rending sound.

After the death of his beloved Lady Yang, the emperor was so broken-hearted in seeing the moon or hearing the bells ring in the rain that he composed this tune so entitled to assuage his grief. Then Liu Yong(987-1053)adopted and changed this tune into a long lyric to depict the sorrow of separation, and his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ed as follows:

4A/4/4A/6/4/4A/6/5A/7/7A//

7A/8A/6/7A/4/8A/7/5A//

This lyric is representative of Liu Yong's Slow Tune in which the parting sorrow and autumn scenery have merged. It begins with the cicadas which should shrill in the heat of summer and which becomes chill now that it is autumn, so their trill seems to be a lament over the departure of summer as well as of the lover. The repetition of the[i] sound in the first couplet of my version appears fit to depict their parting grief. Usually the boat should set sail in the morning, but now it is evening, yet the lovers still stand there face to face, which shows their reluctance to tear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depth of their grief at parting. The rain which falls from the sky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ymbol of the tears falling from their eyes. Here we see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human feelings well blend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oem.

Then we have description of the lovers who could do nothing but stand there hand in hand, gazing into each other's eyes, and who could say nothing but burst into sobs with words congealed on their lips and swelling their breast. What are the congealed words? The poet gives us a picture of a lonely sail, symbol of the parting lover, of heavy clouds, symbol of his heavy heart, and the boundless sky, symbol of long distance. In short, the first stanza begins with an image and ends with another; both reveal the grief of parting.

But this grief cannot be solaced by the reasoning in the first line of the second stanza, for the heart has the reason which the mind knows not, and the lovers' grief is on the contrary intensified when they see in their mind's eye the weeping willows waving in the morning breeze under the waning moon, which looks like a broken heart. This image becomes a symbol of everlasting grief for the lovers will sever not for a short time but for a long year, so long as to cast a deepening gloom even over bright days and fine scenes. As the bright days and fine scenes and even her coquetry are imaginary ones, they serve only to set off the real grief of the lovers, which will grow as long as they are separated.

If the Chinese lyric is symbolic of parting grief, then English poetry is straightforward. For example, we may read the first three stanzas of Byron's Stanzas to the Po:

River, that rollest by the ancient walls,

Where dwells the Lady of my love, when she

Walks by thy brink, and there perchance recalls

A faint and fleeting memory of me;

What if thy deep and ample stream should be

A mirror of my heart, where she may read

The thousand thoughts I now betray to thee,

Wild as thy wave, and headlong as thy speed!

What do I say—a mirror of my heart?

Are not thy waters sweeping, dark and strong?

Such as my feelings were and are, thou art;

And such as thou art were my passions long.

In Byron's Stanzas the river has seen the lovers together; in Liu's it has seen them part. The Chinese stream is only symbolic of the poet's grief and the "riverbank planted with willow trees beneath the waning moon and in the morning breeze" is only an imaginary scene. The Italian river is not only a mirror of the poet's heart but also becomes one with the poet. Byron could betray his thousand thoughts to River Po, but the Chinese poet could find none to whom to lay bare his heart. By comparison we can perceiv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72．范仲淹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 On the Frontier

All aspects change on the frontier when autumn comes:

Wild geese fly southward without faltering;

Shouts echo on all sides along the border when the bugle blows;

Amid a thousand mountains,

In the spreading mists and the westering sun, the lonely citadel is closed.

A cup of poor wine, —my native land is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The Huns have not yet been conquered, I have no power to go home.

The Tartar flute comes wailing over a land frost-bound;

One can hardly sleep—

The general's white hair and the soldiers' tears.

Chu Dagao 1937

(2) Tune: Pride of Fishermen

When autumn comes to the frontier, the scene looks drear;

South-bound wild geese won't stay

E'en for a day.

An uproar rises with horns blowing far and near.

Walled in by peaks, smoke rises straight

At sunset over isolate town with fastened gate.

I hold a cup of wine, yet home is far away;

The Northwest is not won; I'm obliged to stay.

At the flutes' doleful sound

Over frost-covered ground

None fall asleep;

The general's hair turns white and the soldiers weep.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This poem was the first frontier lyric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ritten around 1040 when Fan Zhongyan(989-1052)was the general commanding the garrison stationed at modern Yan'an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Fan was the author of the famous quote that a scholar should be "first in worrying about the troubles of the world and last in enjoying its pleasures." This frontier poem, it is true, was written after Wei Yingwu's Hunnish Steed:

"The Hunnish steed,

The Hunnish steed,

Far away at the foot of Mount Rouge it will feed.

Now through sand, now through snow, it will gallop and neigh.

Looking east, looking west, it's lost its backward way.

Its way is lost,

Its way is lost,

The boundless grassland with the setting sun's embossed.

But Fan's is different from Wei's in telling us what he himself saw, heard, felt, thought and did in the far-off frontier town when autumn came.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nzas are closely linked up. When the poet saw the south-flying wild geese, he thought of his home far away in the south. When he heard the barbarian uproar and the horns blowing far and near, he could not fall asleep and his hair would turn grey. Stationed in an isolated border town, he thought of the northwest not yet conquered. Here we see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human feelings well blended together.

We can also find the blending of such feelings with the settings in English poetry, for instance, in Morte D'Arthur of Lord Tennyson(1809-1892):

King Arthur: then, because his wound was deep,

The bold Sir Bedivere uplifted him,

Sir Bedivere, the last of all his knights,

And bore him to a chapel nigh the field,

A broken chancel with a broken cross,

That stood on a dark strait of barren land.

The hero was wounded, the chancel and the cross broken, the strait dark and the land barren. We see there i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the setting in the English poem as in the Chinese lyric.

73．晏殊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Mutability

A new song, and another cup of wine!

An air of yesteryear is haunting still

This ancient lodge. But will that twilight day

That's sinking in the West come back again?

And ineluctably the blossoms fall.

And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And mournfully I tread the scented ways

Of this small pleasure-garden, to and fro.

John A. Turner 1976

(2) Tune: Silk-Washing Stream

I compose a new song and drink a cup of wine

In the bower of last year when weather is as fine.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like the sun on the decline?

Deeply I sigh for faded flowers' fall in vain;

Vaguely I seem to know the swallows come again.

Loitering on the garden path, I alone remain.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Yan Shu(991-1055)was prime minister and leader of hi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Fan Zhongyan and Ouyang Xiu. His poet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feeling and thought, that is to say, his verses appeal not only to our emotions but also to our intellect; in other words, they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a given situation and involve our philosophy of life.

The Silk-Washing Stream is typical of his lyrics. It was written for a songstress whom he loved and who sang the new song he composed and drank together with him in his bower on a fine day last year until the sun was on the decline. Now exactly one year has passed and again the sun is sinking, but the songstress does not come back, so he could only compose a new song and drink his cup of wine all alone. Here we see his emotions not like flowing water but like a placid pool.

If the first stanza is the past recollected, then the second is the present philosophized. Loitering in the garden now without the company of the songstress, the poet sees the path covered by fallen petals, symbol of the departure of spring as well as of the beloved, and a pair of returning swallows which he seems to have seen together with her and which forms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her not coming back. It is natural phenomena for flowers to fall and for swallows to return but when associated with the poet's feelings, they acquire a universal meaning and become symbols of whatever is beautiful in life.

If a poet responds only passively to life, registering experience as pure feeling, the poetry conveys emotion but lacks thought, making for superficiality. If a poet does not only experience reality but contributes a ray of understanding to his experience, then his poetry including thought with feeling will become profound. I think this can apply to Yan Shu's rational lyric.

This can also apply to John Donne's verse, for instance, in The Triple Fool:

Grief brought to numbers cannot be so fierce,

For he tames it, that fetters it in verse.

That is to say, if you can versify your grief, it will become your slave. Here we see thought or intellect can control feelings or emotions in Donne as in Yan.

74．欧阳修　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私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畔，傍有堕钗横。

(1) To the Tune of Lin-Chiang Hsien

A light peal of thunder

From beyond the willow trees.

Rain on the pond,

Falling,

Scatters and patters,

Upon the lotus leaves.

Across the western corner of the

Small house, a broken raeinbow hangs

Brightly, as I rest on the balcony,

Awaiting moonrise.

A swallow comes flying,

Taking a peek under the painted beam.

Jade hooks let the curtain hang loose.

The cool waves remain still,

A bamboo mat spreads unruffled.

Beside the twin crystal pillows

Lies a fallen hairpin.

Teresa Yee-wha Yu 1980

(2) Tune: Immortal at the River

The thunder faints away beyond the willows green;

The raindrops drip from lotus leaves after the shower.

An imperfect rainbow is seen,

Shut out of view by Western Tower.

We lean on rails alone

To watch the rising moon.

A pair of swallows flies back to the painted eave;

Through fallen curtain they peep and perceive

The wavy mat still spread

Cold on the bed

As if none had slept in,

But by the crystal pillows twin

There is left a hairpin.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It was said in the Anecdotes of Lyric Poets published in the 18th century, "One day when His Excellency Qian entertained his guests in his garden, a state-owned courtesan and Ouyang Xiu(1007-1072)were late in arriving. Asked for the reason, the girl said, 'I was suffering from the heat, so I went to sleep it off in a cool chamber. There I lost my gold hairpin which I haven't found.'"

"'If you can ask His Excellency Ouyang to write a lyric,' said Qian, 'you'll be compensated for it.'"

"Thereupon Ouyang composed impromptu a lyric to the tune of Immortal at the River. All those present applauded. The courtesan was told to pour Ouyang a cup of wine. A sum of money was drawn from the public coffers to pay her in compensation for her lost gold hairpin."

That is the prose version of this lyric. The verse version begins with the faint thunder to show the shower was over and only raindrops dripping from the lotus leaves could be heard. This may hint at the lovemaking of the poet with the courtesan. When they rose from the bed, they were attracted by the beautiful rainbow and watched it while leaning upon the railings until the moonrise.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y were late in arriving.

The second stanza is very subtle in hinting at the lovemaking by describing the bed perceived by the swallow to be spread with a wavy mat as if nobody had slept in. Notice the use of "as if" which implies really they had slept in the bed and the twin crystal pillows and the lost hairpin were the witness. Here their late arrival was again justified without leaving any trace of obscenity.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lyric was applauded by all those present.

This lyric may be compared with On a Girdle of Edmund Waller(1606-1687):

That which her slender waist confined,

Shall now my joyful temples bind;

No monarch but would give his crown,

His arms might do what this has done.

It was my heaven's extremest sphere,

The pale which held that lovely deer,

My joy, my grief, my hope, my love,

Did all within this circle move!

A narrow compass! and yet there

Dwelt all that's good, and all that's fair;

Give me but what this ribband bound,

Take all the rest the sun goes round.

Both the hairpin and the girdle belonged to the beloved mistress. The former is suggestive of what happened before, and the latter of what the poet wished to happen. This shows that Chinese poetry emphasizes the past and English poetry, the future. Besides, the former is implicit and the latter explicit in their description of love.

75．王安石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1) Tune Pattern: The Cassia Twigs Are Fragrant

I climb up and look down, letting my eyes wander.

Just now it's late autumn in the old capital,

The weather is turning severe.

For a thousand miles, the clear river is like silk

And the green peaks are like bamboo shoots.

The homebound sailboat rests its oars in the setting sun

And turns its back to the west wind.

The wineshop flag slants high;

Above the painted boat the clouds are pale;

On the River of Stars an egret rises.

It would be hard to do justice to this in a painting.

I think of the past,

Successive dynasties vying for glory.

I lament what happened outside the gate and upstairs,

Continuous sorrows and pain.

For a thousand years, leaning on lofty railings,

Facing this scene, people have sighed over glory and shame.

Past events of the Six Dynasties have flowed away with the river,

There's only chilly mist

And fragrant grasses stiff with frost.

Even now, singing girls

From time to time still sing

The old song of blossoms in the rear court.

Hans H. Frankel 1976

(2) Tune: Fragrance of Laurel Branch

I climb a height

And strain my sight;

Of autumn late it is the coldest time;

The ancient capital looks sublime.

The limpid River, beltlike, flows a thousand miles;

Emerald peaks on peaks tower in piles.

In the declining sun sails come and go;

In the west wind wineshop flags flutter high and low.

The painted boat

In clouds afloat,

Like stars in Silver River〔1〕 egrets fly.

What a picture before the eye!

The days gone by

Saw people in opulence vie.

Alas! Shame came on shame under the walls,〔2〕

In palace halls.

Leaning on rails, in vain I utter sighs

O'er ancient kingdoms' fall and rise.

The running water saw the Six Dynasties pass,

But I see only chilly mist and withered grass.

E'en now the songstresses still sing

The songs composed by captive king.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Speaking of The Cassia Twigs Are Fragrant by Wang Anshi(1021-1086), Hans H. Frankel says, "The first stanza describes the scene around Chinling(modern Nanking), the old capital of the Six Dynasties(222-589 AD). The second stanza contemplates the pas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esent. The two parts are closely coordinated. The first stanza contains many images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meditating on the past: looking down from a height, late autumn, sunset, a river, mountain peaks, clouds, boats and returning home."

"An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description," Frankel goes on to say, "is the intermingling of terrestrial and celestial features.... the egret in its flight links the earthly with the heavenly river."

"Parallelism within the line('outside the gate' and 'upstairs')replaces parallelism of neighboring lines."

"'The jade tree blossoms in the rear court,

When the blossoms open they won't last long.'

The poet perpetuates the song not out of defiance of the imminent disaster as Chen Shupao(the captive king)or ignorance as the singing girls, but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poetry has the power to recreate the past.... poetry can do what painting is unable to do, namely, view past scen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visible present. In poetry and song the glorious past survives and continues to live forever."

"Prophetic songs tend to be composed in times of moral decay, predicting the downfall of the ruling house. Thus Wang Anshi makes use of a historical theme to drive home a moral lesson." Could such a moral lesso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verse of Byron's(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Ⅳ, Stanza 182):

Thy shores are empires, changed in all save thee—

Assyria, Greece, Rome, Carthage, what are they?

Could the glorious past of Assyria and Carthage survive in this verse? The lesson we can draw, I am afraid, is that nature outlasts empires.

注　释

〔1〕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Milky Way.

〔2〕Rulers capitulated under the walls of their capital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221-280; 317-589).

Chapter Eleven
Su Shi

Su Shi, often referred to by his literary name Su Dongpo(1037-1101),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lyric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ned lyric in form may be attributed to Liu Yong, then its growth in content must be credited to Su Shi, who created the lyric in the mode of Tang poetry and in so doing broadened its horizon and elevated its status. He extended its scope to the extent that "there is no idea which cannot be expressed and there is no subject which cannot be treated" in his lyrics. His poetic diction ranged from colloquialism to classical expressions. The lyric form is his hand became a medium for writing farewell poems as well as elegies. It might even be used to express political ambition, patriotism,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His philosophy represents a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he writes in Spring in the Garden of Qin:

The lamp burns with green flames in an inn's lonely hall;

Wayfarers' dreams are broken by the cock's loud call....

A fluent pen combined

With a widely read mind,

Why could we not have helped the Crown

To attain great renown?

As times require,

We advance or retire.

The first two lines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Liu Yong; to serve the Crown and to attain great renown is his Confucian idea and to retire as time requires, and to be detached from gain and loss, his Taoist idea. As Ouyang Xiu said in a letter to a scholar, "If a person attains the Way, maturity will manifest itself spontaneously in his writing." Su Shi's mature ideas are reflected in such verse as:

Of Mountain Lu we cannot make out the true face,

For we are lost in the heart of the very place.

His rational verse is different from Yan Shu's in that his is more emotional and Yan's more placid.

Su Shi's style is exuberant and spontaneous, characterized by his virile quality and unrestrained nature. He is considered to belong to the "heroic" school of lyric, but he is also an innovator in writing lyrics of "delicate restraint". For instance, he writes in the Song of a Fairy in the Cave:

Your jadelike bones and icelike skin

Are naturally sweatless, fresh and cool.

The breeze brings unperceivable fragrance in

And fills the bower by the pool.

The broidered screen rolled up lets in

The moon, which peeps at you so fair,

Leaning upon the pillow, not asleep, a pin

Across dishevelled hair.

We two rise hand in hand;

Silent in the courtyard we stand.

At times we see shooting stars stray

Across the Milky Way.

How old has night become?

The watchmen thrice have beaten the drum.

The golden moonbeams fade,

Low is the Dipper's string of jade.

We count on fingers when the western wind will blow.

What can we do with years that drift as rivers flow?

The fair lady depicted in this lyric is no longer the king's favorite Madame Pistil, but an ideal beauty created by the poet. The "jadelike bones and icelike skin" refer not so much to her external beauty as to her internal purity, and the "unperceivable fragran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rfume of a palace lady. The moon peeping at her seems to bathe her jadelike bones and icelike skin in celestial light and purify her soul. Only the last two lines of the first stanza hint at the love-making between her and her lord. Set off by such fragrance and purity, their love is sublimated and becomes divine. The second stanza seems to describe a paradise on earth where Adam and Eve are together with the shooting stars, the Milky Way, the golden moon, the Dipper's jade string, the west wind, etc. Only the last line brings them back to earth where what they care about is still nature more than man, years that drift as rivers flow. What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his Madame Pistil and the women described by Wen Tingyun, Wei Zhuang and Liu Yong!

For another example, we may read hi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Bridegroom:

Young swallows fly along the painted eave

Which none perceive.

The shade of plane-trees keeps away

The hot noonday

And brings an evening fresh and cool

For the bathing lady beautiful.

She flirts a round fan of silk made,

Both fan and hand as white as jade.

Tired by and by,

She falls asleep with lonely sigh.

Who's knocking at the curtained door

That she can dream sweet dreams no more?

It's again the breeze who

Is swaying green bamboo.

The pomegranate opens half her lips

Which look like wrinkled crimson strips;

When all the fickle flowers fade,

Alone she'll be the Beauty's maid.

How charming in her blooming branch, behold!

A fragrant heart seems wrapped a thousand fold.

But she's afraid to be surprised by western breeze

Which withers all the green leaves on the trees.

When you come to drink to the flower fair,

To see her withered too you cannot bear.

Then tears and flowers

Would fall in showers.

The beautiful lady is the symbol of the poet himself and the pomegranate that of the lady. The swallows which none perceive show the quietude of the house, the painted eaves indicate the nobility of the lady and the shade of plane-trees(or phoenix trees)keeps away vulgarity. The round fan in autumn is a symbol of disfavor. It hints that the lady has lost her lord's favor just as the poet has lost imperial favor, though both of them are pure as jade. In her solitude she can do nothing but seek the lost favor in her dream just as the poet regrets his ideal world lost. But awakened by the breeze swaying the bamboo, she sees the pomegranate which is the very image of herself, and which blooms while all the fickle flowers fade just as the poet stands aloft and upright above the crowd. But the autumn breeze has withered all the green leaves and the trees shed fallen petals just as the lady and the poet shed tears. Here we see the images of the pomegranate, the lady and the poet combined into one: they are weeping over their golden hours of youth and beauty and their long-cherished ideal unfulfille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lyric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the best symbolic poem written by Su Shi.

If we compare Su Shi with Liu Yong, we may say when Liu combines the sublime with the graceful, he merges in the grand scenery, but still he cannot forget his gain or loss, nor can he leave behind the description of feminine charm and amorous feeling. But when Su writes the Red Cliff(See), he merges not only in the moonlit and wave-washed scenery but also in the history of great heroes so that he becomes careless about gain and loss alike. Such unworldly aspiration and upright personality in him, like winds in the sky and rain on the sea, can nowhere be seen in Liu's lyrics. His images of natural settings appear to be larger in scale and more expressive in function than Liu's typical elaboration of descriptive details. In a way, he combines Liu Yong's structure and Li Yu's images in constructing his poetic world. Liu lacks the kind of penetration and imaginative power to produce such lines as "Bot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re like dreams." That is perhaps the reason why Su is considered as the greatest lyrical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76．苏轼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Tune: Song of River City

The year Yi-mao, 1st month, 20th day: recording a dream I had last night. (Written in 1075. The dream was of the poet's first wife, Wang Fu, whom he married in 1054, when she was fifteen. She died in 1065, and the following year he carried her remains back to his old home in Sichuan and buried them in the family plot, planting a number of little pines around the grave mound. )

Ten years—dead and living dim and draw apart

I don't try to remember

but forgetting is hard.

Lonely grave a thousand miles off,

cold thoughts—where can I talk them out?

Even if we met you wouldn't know me,

dust on my face,

hair like frost—

In a dream last night suddenly I was home.

By the window of the little room

you were combing your hair and making up.

You turned and looked, not speaking,

only lines of tears coursing down—

Year after year will it break my heart?

the moonlit grave,

the stubby pines—

Burton Watson 1984

(2) Tune: A Riverside Town

Dreaming of My Deceased Wife on the Night of the 20th Day of the 1st Moon

For ten long years the living of the dead knows nought.

Though to my mind not brought,

Could the dead be forgot?

Her lonely grave is far, a thousand miles away.

To whom can I my grief convey?

Revived, e'en if she be, oh, could she still know me?

My face is worn with care

And frosted is my hair.

Last night I dreamed of coming to our native place;

She's making up her face

Before her mirror with grace.

Each saw the other hushed,

But from our eyes tears gushed.

When I am woken, oh, I know I'll be heart-broken

Each night when the moon shines

O'er her grave clad with pines.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Su Shi(1037-1101)was the first poet to write in the lyric form an elegy on his desceased wife, Wang Fu, who was also a lover of poetry. Seeing the mume trees in full blossom on a moonlit night in spring, Wang said to Su, "The spring moon is more cheerful than the dreary autumn moon. Why not invite your friends to drink under the flowers?" Su said her idea was really poetical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verse on the spring moon:

"Unlike the autumn moon which breaks the heart

Of lovers kept apart."

This anecdote tells us the love of a poet for his wife, and this lyric, his grief over her death. Kept far apart for ten long years and severed by the long distance of a thousand miles, they would not know each other even if she were still alive. We can easily imagine how much he is grieved now that she is dead and he is so lonely as to have no one with whom to share his grief. The more lonely he is, the oftener will he seek solace in his dream. But even in his dream he cannot unbosom his heart on seeing her tearful eyes, and his grief increases instead of being assuaged. Even awake, he is all the more heart-broken on thinking of her lonely grave steeped in the dreary moonlight. This lyric is a typical poem on conjugal love in ancient China. It may remind us of Edgar Allan Poe's elegy on his wife Annabel Lee:

For the moon never beams without bringing me dreams

Of the beautiful Annabel Lee;

And the stars never rise but I see the bright eyes

Of the beautiful Annabel Lee;

And so, all the night-tide, I lie down by the side

Of my darling, my darling, my life and my bride,

In her sepulchre there by the sea—

In her tomb by the side of the sea.

We find the American poet passionate and the Chinese profound.

77．苏轼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Remembrance in Mid-Autumn—to the Tune of "Barcarole Prelude"

"When did this glorious moon begin to be?"

Cup in hand, I asked of the azure sky:

And wondered in the palaces of the air

What calendar this night do they go by.

Yes, I would wish to mount the winds and wander there

At home; but dread those onyx towers and halls of jade

Set so immeasurably cold and high.

To tread a measure, to sport with fleshless shade,

How alien to our frail mortality!

Her light round scarlet pavilion, 'neath broidered screen,

down streams

On me that sleepless lie.

Ah, vain indeed is my complaining:

But why must she beam at the full on those that sundered sigh?

As men have their weal and woe, their parting and meeting, it seems

The moon has her dark and light, her phases of fulness and waning.

Never is seen perfection in things that die.

Yet would I crave one solitary boon:

Long be we linked with light of the fair moon

Over large leagues of distance, thou and I.

John A. Turner 1976

(2) Tune: Prelude to Water Melody

On the night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1076, I drank happily till dawn and wrote this in my cups while thinking of my brother.

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

Winecup in hand, I ask the sky.

I do not know what time of year

It would be tonight in the palace on high.

Riding the wind, there I would fly,

Yet I'm afraid the crystalline palace would be

Too high and cold for me.

I rise and dance; with my shadow I play.

On high as on earth, would it be as gay?

The moon goes round the mansions red

Through gauze-draped windows soft to shed

Her light upon the sleepless bed.

Against man she should have no spite.

Why, then, when people part, is she oft full and bright?

Men have sorrow and joy; they part or meet again;

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

There has been nothing perfect since the olden days.

So let us wish that man

Will live long as he can!

Though miles apart, we'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

X. Y. Z. 1982

(3) Commentary

This well-known lyric was written on the Mid-Autumn Day, i. e. ,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moon in 1076, when the poet was forced to leave the capital as a result of the shifts of power at court, to become magistrate of Mizhou, a poor district where officials under a cloud were sent. Seeing the bright full moon, the poet thought of his bright ideal unfulfilled, i. e. , to serve the Crown at court. But, instead of inquiring when he would be back to the capital, he asked Heaven how long the moon could be full—the full moon symbolized reunion. On second thought, he doubted whether the political climate at court would be benign for him. For fear of a baneful climate in the imperial palace, he would rather stay in Mizhou to while away his time in wine and song than go back to the capital. Here we see the conflict in his mind between going and staying,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between the worldly and the other-worldly, which is not plainly expressed but ingeniously implied in the form of a myth as if the poet were only a curious admirer of natural wonders. In effect, he was deeply concerned in human affairs as well. The emperor, on reading the first stanza of this lyric, said Su Shi was indeed loyal though he was not in the capital.

The second stanza tells us that, unable to solve this question, the poet was sleepless all night long, contemplating the moon through his window and endowing her with human feelings, joy and sorrow. When he compared the waxing and waning moon with meeting or parting lovers, he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perfect either in this world or in the other, so he melted his emotion in his reason or conquered the former by the latter, an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he thought that joy and beauty could transcend time and space and that a joy shared would be one multiplied. Here we see his Confucian idea of serving the Crown give place to his Taoist idea of detachment. Such a change of attitude was considered typical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who, in the words of Su Shi, would "advance or retire as times require.

This lyric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stanza of Shelley's 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 which reads as follows:

Spirit of Beauty, that dost consecrate

With thine own hues all thou dost shine upon

Of human thought or form, —where art thou gone?

Why dost thou pass away and leave our state,

This dim vast vale of tears, vacant and desolate?

Ask why the sunlight not forever

Weaves rainbows o'er yon mountain river,

Why aught should fail and fade that once is shewn,

Why fear and dream and death and birth

Cast on the daylight of this earth

Such gloom, —why man has such a scope

For love and hate, despondency and hope?

Shelley's first three lines may serve to illustrate why Su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might share the beauty displayed by the moon, and his last four questions may be answered by Su's philosophical statement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perfect since olden days. Thus we se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just as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should.

78．苏轼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alt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1) Void It Is

Moonlight, frost-white; a fair breeze blowing, cool as a mountain stream; what a vision, so vast, so serene!

The fish in their haven jump and splash about beneath lotus leaves that scatter pearls of dew. Here's solitude, life hidden from man's view.

Thrice sounds the drum for the midnight watch; a dead leaf, falling to earth, answers with a startling ring; and my dream, like a cloud sombrely drifting, is of a sudden torn asunder.

Where in this dark immensity is it to be recaptured, this dream of mine? Awakened, I step into the little garden; round and round I tread.

I, a weary wanderer far from home, cannot but turn a wistful eye towards the path over the mountains and my native land beyond.

The Swallow Tower, now a void. Whither is the Beauty fled? Void it is—what though the swallows remain?

Past and present—it's only a dream. But has anyone ever awakened? In vain I fret about the present and pine for the past.

Some day, some visitor at my Yellow Tower, gazing into the night, would pay me the tribute of a sigh.

Weng Xianliang 1983

(2) Tune: Joy of Eternal Union

I lodged at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in Pencheng, dreamed of the fair lady Pan-pan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lyric.

The bright moonlight is like frost white,

The breeze is cool like waves serene;

Far and wide extends the night scene.

In the haven fish leap

And dew-drops roll down lotus leaves

In solitude no man perceives.

Drums beat thrice in the night so deep,

E'en a leaf falls with sound so loud

That, gloomy, I awake from my dream of the Cloud.

Under the boundless pall of night,

Nowhere again can she be found,

Although I've searched o'er the garden's ground.

A tired wanderer far from home

Vainly through mountains and hills may roam;

His native land from view is blocked.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is empty. Where

Is the lady Pan-pan so fair?

In the Pavilion only swallows' nest is locked.

Bot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re like dreams

From which we have ne'er been awake, it seems.

We've left but pleasures old and sorrows new.

Some future day will others come to view

My Yellow Tower's night scenery;

Would they then sigh for me!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in Pengcheng(modern Xuzhou)was built by General Zhang(735-800)and inhabited by his son together with the beautiful Lady Pan-pan, famous singer and dancer of the time, who lived there alone for ten long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her beloved lord. As her lord was a friend of Zhang Zhongsu(768-819)and Bo Juyi(772-846), the two poets wrote the following stanzas in the same rhyme in her praise.

Zhang's "Pavilion of Swallows" :

Upstairs the dying lamp flickers with morning frost;

The lonely widow rises from her nuptial bed.

Sleepless the whole night long, in mournful thoughts she's lost;

The night seems endless as the boundless sky o'erhead.

　　　*　　　*　　　*

The pine before his grave is shrouded in sad smoke;

In the Swallows' Pavilion pensive she appears.

Her songs are hushed for buried are his sword and cloak;

Her dancing dress has lost its perfume for ten years.

Bo's "Pavilion of Swallows" :

Her room is drowned in moonlight and the screen in frost;

The quilt grows cold with dying lamp; she makes her bed.

The moonlit night in which Swallows' Pavilion's lost

Lengthens since autumn came for one who mourns the dead.

　　　*　　　*　　　*

Her silken dress with golden flowers fades like smoke;

She tries to put it on, but soon she melts in tears.

Since she no longer danced to the air of "Rainbow Cloak,"

It has been stored up in the chest for ten long years.

　　　*　　　*　　　*

On the 9th day of the 9th lunar month in 1078, Su Shi, prefect of Xuzhou, built the Yellow Tower in celebration of the victory he won in stemming the flood of the Yellow River. One month later, he lodged at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dreamed of the fair Lady Pan-pan and wrote this lyric. The first three lines depict an ideal natural scenery with frostlike moonlight and cool gentle breeze. We may compare these lines with what Su Shi wrote in his rhymed prose, First Visit to the Red Cliff:

The cool breeze on the river, the bright moon over the hills serve as music to our ears, as colour to our eyes; these we can take freely and enjoy for ever; these are inexhaustible treasures supplied by the Creator, and things in which we can delight together.

Lines 4-5 describe two beautiful natural phenomena: upward leaping fish and downward dripping dewdrops, symbols of rise and fall in the human world. Line 6 says, "In solitude no man perceives," and implies both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phenomena are only seen by the poet in his dream. Lines 7-8 tell us what the poet hears: the beating drum and the falling leaves which would sound loud only for a dreamer. Line 9 compares Lady Pan-pan to the Goddess of Mount Witch who would come out in the form of a cloud to the tryst with King Xiang of Chu. Not a word is mentioned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lady, but lines 11-12 depict the poet's search for her in the garden reveals his love of beauty.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poet comes back from his dream to reality: he can neither attain his ideal nor retire to his homeland, from which he is as far as Lady Pan-pan from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Then comes the climax of the poem: the poet compares his present with the lady's past and likens both to dreams. Lines 7-9 of this stanza reveal the poet's penetrative and imaginative power unequaled by his predecessors. The last three lines show his noble and vigorous aspiration and conviction that he can rival in immortality the heroes and beauties of the past, confident that future visitors of his Yellow Tower will sigh for him just as he sighs for Lady Panpan in the Pavilion of Swallows.

Shakespeare writes in his Sonnet 64:

When I have seen such interchange of state,

Or state itself confounded to decay,

Ruin hath taught me thus to ruminate—

That Time will come and take my Love away:

—This thought is as a death, which cannot choose

But weep to have that which it fears to lose.

We find the English poet not so detached as the Chinese.

79．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Meditation at Red Cliff

Eastward runs the Great River

Whose waves have washed away

All the talented and courteous men in history.

West of the old fort, they say, there lies Red Cliff

Where Chou, the young general in the t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Defeated the enemy.

Broken rocks pierce the clouds,

Thundering billows dash on the shore,

Rolling up thousands of flakes of snow.

What a picture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How many heroes there were at that time!

I cannot help thinking of the day

When Kung-chin first married Hsiao Chiao,

And with a bright warlike air,

A feather fan in his hand, a blue turban on his head,

Annihilated in the midst of his talk and laughter

The strong enemy who vanished like smoke and dust.

Travelling through the ancient kingdom in my imagination,

I should be laughed at for such sentiments,

Turning my hair grey so early.

Life is a dream, therefore to the river and the moon,

I sprinkle this bottle of wine!

Yu Minchuan 1947

(2) Tune: Charm of A Maiden Singer Memories of the Past at Red Cliff

The endless river eastward flows;

With its huge waves are gone all those

Gallant heroes of bygone years.

West of the ancient fortress appears

Red Cliff where General Zhou Yu won his early fame

When the Three Kingdoms were in flame.

Jagged rocks tower in the air

And swashing waves beat on the shore,

Rolling up a thousand heaps of snow.

To match the hills and the river so fair,

How many heroes brave of yore

Made a great show!

I fancy General Zhou Yu at the height

Of his success, with a plume fan in hand,

In a silk hood, so brave and bright,

Laughing and jesting with his bride so fair,

While enemy ships were destroyed as planned

Like castles in the air.

Should their souls revisit this land,

Sentimental, his bride would laugh to say:

Younger than they, I have my hair turned grey.

Life is but like a passing dream.

O Moon, I drink to you who saw them on the stream.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This is a representative piece of Shu Shi's heroic lyric. It is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piece that critics have considered his style to be "powerful and free." Different from the gentle lyric such as Joy of Eternal Union in which natural scenery is described as serene and tranquil, this lyric begins with an idea that all the noble spirits of a thousand years have passed away like the towering waves of the endless river. Here Su Shi creates a poetic situation in which he projects his own feeling not only onto human beings but also natural scenery so that great men and great waves mingle to form an image of grandeur. In lines 4-6 he narrows a thousand years down to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dgoms, the space to the Red Cliff and the heroes to General Zhou alone who defeated Cao Cao in 208 AD. Lines 7-9 provide a condensed view of natural settings in support of his lyrical voice: looking upward, he sees the form of chaotic peaks piercing the sky; looking downward, he hears the startling waves slapping the shore; looking afar, he sees the colour of a thousand heaps of snow. In short, all sense impressions are focused in his lyrical vision. Line 10 sums up the grandeur of nature and the last line ushers in the hero to match the grand scenery.

In the second stanza we see an ideal hero in General Zhou, brave and bright, in a silk hood, a fan in hand, accompanied by his beautiful young wife and defeating the strong enemy while jesting with her. This reminds us of General Xie An who fought against heavy odds in 382 and won victory while playing chess with a friend, and in whom Li Bo saw his ideal hero. This may also remind us of Du Fu's ideal hero, Zhuge Liang, who, in a silk hood, a fan in hand, "died before victory was won, which would often make heroes after him wet their sleeves with tears." From these historic figures we can know what an ideal hero should look like in a poet's eye.

Lines 7-9 contrast General Zhou's success with the poet's failure to fulfil his ideal. But who was sentimental? the poet, General Zhou or his wife? I think it could not be the first for he could not "revisit" this ancient kingdom, nor was the second a sentimental hero, so the third is the best and most beautiful interpretation. As the poet said i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Red Cliff: "if you look at its changeless aspect, all creatures including ourselves are imperishable." For "water flows away but is never lost;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but neither increases nor diminishes." So the poet drank to the moon on the river which had immortalized the heroes of the bygone days, for he was confident that he himself might be imperishable like the moon and the river. This thought has made the poet transcend time and space,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is lyric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typical of his powerful and unrestrained style.

One or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in England, Thomas de Hales wrote A Luve Ron(A Love Letter). The modernized version of two of its stanzas reads as follows:

Paris and Helen—where are they,

That were so bright and fair of face?

Amadas and Ydoine gay,

Tristram, Yseult, and all that race?

Hector, strong in battle array,

And Caesar, great in worldly place?

They all have glided from earth away

As sheaf from the hill, that leaves no trace.

They're now as though they never were here;

Of them are many wonders told,

Were it not pity for one to hear

How they were tortured and died of old,

And what they suffered in life while here.

All their heat is turned to cold.

Thus all this world doth false appear;

Foolish is he who in it is bold.

The English poet of the 12th century said that the heroes were "foolish" while his Chinese predecessor tried to immortalize ancient heroes. This show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culture over English culture of the Middle Ages.

80．苏轼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1) Tune Pattern: In the Water Sings the Dragon Matching Chang Chieh Fu's "Willow Catkins"

They are like blossoms, yet not like blossoms,

And no one pities them as they fall.

They leave home and drop by the roadside.

Examine them and you find

They lack feeling but have longing.

Their tender hearts are knotted and hurt,

Their lovely eyes are tired and drunk,

Wanting to open but staying closed.

In dreams they follow the wind a thousand miles,

Seeking the place their lover went,

Only to be wakened by the orioles' cry.

I don't regret that these blossoms have all flown away,

I regret that in the West garden the fallen red petals are hard to gather.

In the morning, after the rain,

Where are their remains?

All over the pond, a scattering of duckweed.

Of all the colours of spring,

Two thirds become dust,

One third flowing water.

When you look closely

They are not willow catkins, dot after dot,

But tears of separated people.

Hans H. Frankel 1976

(2)Tune: Water Dragon Chant

　　After Zhang Zhifu's lyric on willow catkins, using the same rhyme scheme.

They seem to be but are not flowers;

None pity them when they fall down in showers.

Forsaking leafy home,

By the roadside they roam.

I think they're fickle but they've sorrow deep.

Their grief-o'erladen bowels tender

Like willow branches slender,

Their wistful eyes, like willow leaves, near shutwith sleep,

About to open, yet soon closed again.

They dream of drifting with the wind for long,

Long miles to find their men,

But are aroused by orioles' song.

Grieve not for willow catkins flown away,

But that in Western Garden fallen petals red

Can't be restored. When dawns the day

And rain is o'er, we cannot find their traces

But in a pond with duckweeds overspread.

Of Spring's three graces,

Two have gone with the roadside dust

And one with waves. But if you just

Take a close look, then you will never

Find willow down but tears of those who sever,

Which drop by drop

Fall without stop.〔1〕

X. Y. Z. 1982

(3) Commentary

Many critics say this is Su Shi's best lyric on "external objects". Although it i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Zhang Jie's lyric to the same tune, yet it sounds like an original. Some critics think the rhythm and rhyme scheme of a tune is to a poet what clogs and fetters are to a dancer; others say the best dancer should be good at dancing in clogs and fetters, so Su is the best lyricist to write not only to the same tune but also in the same rhyme scheme as the original poem.

This lyric on willow catkins begins with an antithetic verse as ingenious as Shakespeare's "To be or not to be." The willow-down looks like a flower in form but not in spirit for it is not fragrant or beautiful, so it is unlike a flower. As it is not a flower, no one loves it nor pities it when it falls from the leafy tree, floats in the air and drops by the roadside. Line 5 of my version is the second antithetic verse: the willow-down has no feeling but sorrow. Here the poet personifies it or compares it to a love-sick woman whose heart is as tender as the slender willow branch and whose eyes look as graceful as willow leaves. Line 9 is the third antithetic verse which describes her eyes about to open yet soon closed, heavy with sleep. Open or shut, her eyes cannot find her lover, and even in dreams she is soon wakened by the oriole's warbling song which announces the end of spring.

The second stanza begins with an antithetic couplet: do not grieve for the willow-down flown away but for spring passed away together with it. Where has spring gone? It has also turned into dust and water just as the willow-down turns first into duckweed and then into the lover's tears. Here we see the willow-down and the lover become one, and the verse is not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e catkin but a subjective expression of the poet's feeling, so we may say it is more lyrical than descriptive.

On the contrary, Shakespeare writes in The Tempest, Act Ⅰ, Scene ii:

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

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

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This sea dirge is imaginative as Su Shi's dirge on the willow-down, but the image of eyes turning into pearls is rich and strange while that of duckweed turning into tears shows the poet's personal emotion.

From the five lyrics selected above we can see in Su Shi a typical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loyalty to the country, love for his family, admiration of the hero, adoration of beauty, sympathy with the people, communion with nature, courage before difficulty, detachment after misfortune, equanimity in solitude and delight in liberty. In short, Su Shi may be said to have epitomized Confucian and Taoist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注　释

〔1〕Thes post's own note: It is said that when willow down falls into the water, it turns into duckweed.

Chapter Twelve
Song Lyrics After Su Shi

Contemporary with Su Shi, Yan Jidao(1030-1106)was an emotional poet who responded to life passively and registered experience as pure feeling. He was one of the fondest lov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he wrote such a stanza as the following on a belle dame sans merci:

When will my lovesickness be done?

Not till I meet my beloved one.

Even if she loves me no more,

But when again we meet,

I'll tell her how much I adore

My lover sweet.

His lyrics, light and ethereal, seem to have a dappled grace like that of a dragonfly skimming over the water or a still lake rippled by a slight breeze. It excels in lilt and charm, helped in this by its metrical irregularity.

Huang Tingjian(1045-1105), whose name was often linked to that of Su Shi, was better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Yan Shu, Ouyang Xiu and Wang Anshi being also natives of modern Jiangxi Province. For instance, we may read his quatrain on The Twelve Peaks Viewed in Rain from Yueyang Tower:

Leaning alone on rails, I see the tempest break;

Twelve Peaks tower like twelve tresses of Fairy Queen

If I could view them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lake,

I'd see'mid mountain-high silver waves twelve hills green.

In lyric-writing, he was overshadowed by Qin Guan(1049-1100), follower of Su Shi.

If Su is a great poet, then Qin is a pure lyricist. He neither deals with ideal nor aspiration in his verse but describes the most subtle, the most delicate feeling. For instance, we may read the following Stanza:

The carefree flowers fly at ease as light as dreams;

The threads of boundless rain drizzle like tearful Sorrow.

The curtain idly hangs there, waiting for the morrow.

In this perfect fusion, says Professor Miao Yueh, emotion and setting enhance each other like pearl and jade in a necklace. This lyric may be compared to a gathering of beautiful ladies and young maidens in a garden pavilion, too selected not only for commoners but even for scholars and hermits. Its exclusive quality enables it to capture the subtle fragrance, the ineffable essence of an experience, and in reading it we feel transported to a purer and more mysterious realm, and 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an almost unbearable melancholy. Qin Guan has created with delicate imagery a unique world embodying his intimate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words are tangible, but their ultimate meaning is elusive. Though small and delicate in themselves, they have the power to suggest something much larger.

Zhou Bangyan(1056-1121)has summed up the lyrical achievement of the Northern Song. Follower of Liu Yong, he inherits the form from the mast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urpassing him in aspiration. In his lyrics personal emotions are felt by various objects; that is to say, the images of seemingly independent objects are in fact the symbolic extension of his private feeling. For example, he wrote the following stanza about the sorrow of separation:

The crows feel restless, startled by moonlight;

The water clock drips out as old grows night;

The windlass lifts water from the well painted gold.

She wakes me with her beaming eyes so bright;

I find the pillow wet with tears and cold.

In these five lines we find five images: restless crows, water clock, gold painted windlass, beaming eyes, wet and cold pillow. These independent images seem to have no relation among them but in fact the first three lines describe what the wife heard on the night before her husband's departure and the last two lines what the husband has seen on awakening. The fact that the wife can hear the crows startled shows that she cannot fall asleep at moonrise, that she can hear the water clock drip shows that she lies awake all night long, that she can hear the windlass lift water shows that she wakes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It is natural to wake up with sleepy eyes, so her beaming eyes reveal that she did not sleep all night long. The wet pillow proves that she has wept and the cold pillow shows that she has wept so long that the warm tears turn cold. Here we see all the images are symbolic extension of parting grief. If we compare this description of a sleepless night with Li Yu's "What can I do when sleep's destroyed in endless night" and Su Shi's "sleepless bed", we can see how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lyric composition. No wonder it is said that with Zhou's appearance the lyric reached its apex.

Even Emperor Hui Zong(1082-1135)was a lyricist himself. When he was captured by Jurchen invaders and sent to the north, he wrote a lyric to the tune of Hillside Pavilion.

My heart is overladen with deep grief.

How could a pair of swallows give relief?

Could they know what I say?

'Neath boundless sky my ancient palace's far away.

Between us countless streams and mountains stand.

Could swallows find my native land?

Could I forget these mountains and these streams?

But I cannot go back except in dreams.

I know that dreams believed can never be,

But recently e'en dreams would no more come to me!

Won't it remind us of Li Yu's "royal palaces touching the celestial spheres" ? The descendant of the Song emperor who had put Li Yu to death was in turn captured and put to death by Jurchen aggressors. Is it not right to say that 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

81．晏几道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alt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1) To the Tune of Che-Ku T'ien

Embroidered sleeves never let my jade cup go dry.

Then was I willing to risk a face flushed with wine.

She danced till the moon sank below the Willow Tower

And stilled the breeze coming off the Peach Fan by her song.

Ever since we parted,

Thinking of our meeting,

How often has my soul shared with yours the same dream!

Tonight I keep holding the silver lamp to you

For fear even now our meeting is but a dream.

D. C. Lau 1980

(2) Tune: Partridge Sky

Time and again with colored sleeves you tried to fill

My cup with wine that, drunk, I kept on drinking still.

You danced until the moon hung low o'er willow trees;

You sang until amid peach blossoms blushed the breeze.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But you're deep in my heart.

How many times have I met you in dreams at night!

Now left to gaze at you in silver candlelight,

I am afraid that you

Are but a dream untrue.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Just as Li Yu, son of Li Jing, outshone his father in composing lyrics, Yan Ji-dao, son of Yan Shu, was considered to excel the prime minister in writing verse. The father's style is smooth and polished as jade and pearls: there is neither color to dazzle nor vigor to impress; the son's is different: strong in emotion and striking in language, splendid as a multicolored piece of jasper. As Li Yu became a captive after the downfall of his kingdom, Yan Ji-dao led a humble life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This lyric tells us the poet's past pleasure and his present misery, and in particular, his sorrow of parting.

The first stanza is a recollection of the first happy meeting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beautiful songstress dressed in colored robe, who fills his jade cup again and again to show her care for him. The second line portrays the character of the poet who will keep on drinking though his face has been flushed with wine, which reveals the depth of his love for her. Lines 3-4 describe the songstress who dances and sings for him all night long to show how much she loved him.

The second stanza deals with their parting and meeting in dreams. Contrasted with the happy past and the happy dreams, the reality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ppears all the more sad. Then comes the climax, their face-to-face meeting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But the poet who used to take the untrue for true in dreams, comes to doubt whether the reality is a dream untrue. The last two lines may remind us of fair Madeline's vision in Keats' Eve of St. Agnes, Stanza 34.

Her eyes were open, but she still beheld,

Now wide awake, the vision of her sleep:

There was a painful change, that nigh expell'd

The blisses of her dream so pure and deep:

At which fair Madeline began to weep,

And moan forth witless words with many a sigh;

While still her gaze on Porphyro would keep;

Who knelt, with joined hands and piteous eye,

Fearing to move or speak, she look'd so dreamingly

In the Chinese lyric only the poet takes the reality for a dream, while in the English verse both the hero(Porphyro)and the heroine(Madeline)seemed dreaming.

82．黄庭坚　清平乐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1) Spring Is Gone

Spring is gone. Which way, which way? Whoever knows, let her forward this message: come back, come back and stay.

Spring is gone. Which way, which way? Who would know, if not you, Oriole? She answers in song, trills and twitters that nothing tell. Then she takes wing and, mounting with the wind, sweeps over the rose bush and—she too is gone.

Weng Xianliang 1985

(2) Tune: Pure, Serene Music Late Spring

Away Spring goes!

Which way, which way?

Whoever knows,

Please call her back to stay!

Spring's gone. Towards which land?

Ask orioles, who sing

A hundred tunes none understand.

Riding the wind, they're on the wing.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This lyric shows the poet's love of spring and his sorrow over her departure, but not a word of sorrow can be found. It seems to begin with a question which is not a question and to follow by an answer which is not an answer, but both question and answer reveal his love of spring or of beauty. Unable to find spring on earth, the poet goes to an imaginary world; finding not her trace there, he returns to the actual world and asks the orioles singing the praise of spring. But even the orioles fly beyond the rose bush, symbol of summer, then the poet is disillusioned and believes spring is past and gone. Here we see the poet alternate between love and sorrow, question and answer, the actual and the imaginary world, illusion and disilluion, and our mind undulates as his.

If we compare Huang's oriole with Keats' nightingale, we shall find the English poet also alternate between love and sorrow:

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

Or new Love pine at them beyond tomorrow

between question and answer:

Was it a vision, or a waking dream?

Fled is that music: —Do I wake or sleep?

between the actual and the imaginary world:

That I might drink, and leave the world unseen,

And with the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between illusion and disillusion:

Adieu: the fancy cannot cheat so well

As she is fam'd to do, deceiving elf.

The oriole which does not know whither spring has gone is gone with the wind, but the nightingale becomes immortal: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No hungry generations tread thee down;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This shows that reason or thought can refine and enhance feeling.

83．秦观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Queqiaoxian

Clouds have their peculiar flair and skill;

They can change their size and shape, as they will.

Stars have qualities more wonderful still;

The hopes of their fellows, they can fulfil.

In those celestial regions, high above,

As links for one star to approach her love;

They help "Lassie" to cross the Milky Way,

To see her "Laddie" once a year, this day.

Their love is like heavenly dew for gods to drink.

To the human level, it would never sink.

One rendezvous between them is of more worth

Than countless such as we have on this, our earth.

Their love is constant, as water is, in its flow.

Their lover's meeting is short, as sweet dreams go.

How she bears the sight of Magpie Bridge without a tear,

Which marks their separation for another year!

Since their affection is something that endure,

Must they bill and coo as daily renewer?

Xu Zhongjie 1986

(2) Tune: Immortal at the Magpie Bridge

Clouds float like works of art;

Stars shoot with grief at heart.

Across the Milky Way the Cowherd meets the Maid.

When autumn's Golden Wind embraces Dew of Jade,

All the love scenes on earth, however many, fade.

Their tender love flows like a stream;

Their happy date seems but a dream.

How can they bear a separate homeward way?

If love between both sides can last for aye,

Why need they stay together night and day?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According to a Chinese myth,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ing Maid or the Weaver, two stars separated by the Silver River, i. e. , the Milky Way, are to meet across a bridge built by magpies once every year on the 7th day of the 7th lunar month. This lyric which describes the love between these two stars begins with the floating clouds which look like works of art woven by the Maid and the shooting stars which seem to be the heralds of the lovesick Cowherd. When the Golden Wind embraces the Jade Dew, it implies the Cowherd embraces the Weaving Maid. The first stanza which begins with description and narration ends by the conclusion that celestial love is by far the higher and stronger than human love, for it has condensed one year's vigor into one night's. Dante's love for Beatrice at first sight which inspired him to write the immortal "Divine Comedy"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love divine.

Strong as their love i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ir heart must be burning like fire. On the contrary, the love which lasts long should be tender as a stream and pervasive as a dream. The second stanza which begins with description also ends by the conclusion that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for true lovers to stay together day and night. In both stanzas reason or thought refines and enhances feeling so that this lyric appeals not only to our emotion but also to our intellect and the result is greater depth.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celestial love described in Qin's verse with that in Keats' Ode to Psyche:

They lay calm-breathing on the bedded grass;

Their arms embraced, and their pinions too;

Their lips touch'd not, but had not bade adieu,

As if disjoined by soft-handed slumber,

And ready still past kisses to outnumber

At tender eye-dawn of aurorean love:

The winged boy I knew;

But who wast thou, O happy, happy dove?

His Psyche true!

Psyche is a lovely mortal beloved by Cupid, "the winged boy", son of Venus, Goddess of Love. After various tribulations, imposed by Venus because she is jealous of Psyche's beauty, Psyche is wedded to Cupid and translated to heaven as an immortal. We see the celestial love in the West is sensual while that in China is emotional. The one ends in happy union and the other in separation. Both Qin and Keats describe tender love and embraces, but the former is implicit and suggestive and the latter explicit and elaborate.

84．贺铸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1) The Long-Dyke Path

No more will her tiny feet tread the Long-Dyke Path,

I gaze only at the sweet dust on her departure track.

With whom is she spending her prime of years?

Where can she be? —on the crescent-moon bridge,

In the flower-filled court, behind the blue-laced window, inside the red-lacquered door?

No one is aware of her retreat save spring.

The blue clouds disappearing by degrees and the fragrant fields become dark,

While I compose with my gifted pen heart-rending lines in vain.

May I ask, "How much do your uneasy thoughts amount?"

As much as a river full of hazy grass,

A town full of wind-borne catkins,

And a sky full of plum-ripening seasonal rain.

Chu Da-gao 1937

(2) Tune: Green Jade Cup

Never, never again

Will you tread on the waves along the lakeside lane!

I follow with my eyes

The fragrant dusts that rise.

With whom are you now spending your delightful hours,

Playing on zither string,

On a bridge 'neath the moon, in a yard full of flowers,

Or at the curtained window of a crimson bower,

A dwelling only known to spring?

At dusk the floating cloud leaves the grass-fragrant plain;

With blooming brush I write heart-broken verse again.

If you ask me how deep and wide I am lovesick,

Just see the misty stream where weed grows thick,

The town o'erflowed with willowdown that wafts on breeze,

The drizzling rain that yellows all mume trees!

X. Y. Z. 1988

(3) Commentary

Some critics think this lyric is a love poem while others say it depicts the poet's disappointment and sorrow. I think lovesickness and sorrow are not incompatible.

The "trodden waves" and "fragrant dust" in the first three lines of the original are derived from Cao Zhi's poem on the Goddess of River Luo, so critics say the lover is an imaginary one, while others think it may be a real lover who could not come to the lakeside lane where the poet lived nor could the poet go to see her, so he could only follow her with his eyes or in his mind's eye. The next lines may be interpreted in a different way:

"With whom can I now spend my lonely hours... ?"

Then the last line of the first stanza should be altered as follows: "O it is only known to Spring!"

But most critics agree it is not the poet but his lover who should have spent her hours there.

The second stanza depicts the poet waiting in vain on the plain till dusk and coming back to write his heart-broken verse. The last four line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sorrow or lovesickness: it grows as thick as the weeds along the misty stream, as disorderly as willowdown overflowing the town, and as long as the drizzling rain that yellows mume trees. With these three images the abstract sorrow is made concrete, visible and tangible. And He Zhu was nicknamed "Yellow Mume" for that verse.

He Zhu's description of sorrow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stanza of Keats'Ode on Melancholy:

But when the melancholy fit shall fall

Sudden from heaven like a weeping cloud,

That fosters the droop-headed flowers all,

And hides the green hill in an April shroud:

Then glut thy sorrow on a morning rose,

Or on the rainbow of the salt sand-wave,

Or on the wealth of globed peonies;

Or if thy mistress some rich anger shows,

Emprison her soft hand, and let her rave,

And feed deep, deep upon her peerless eyes.

We may say that Keats' "weeping cloud that fosters the droop-headed flowers" is He Zhu's "drizzling rain that yellow all mume trees" anglicized, and the latter's "willowdown that wafts on breeze" and overflows the town seems to be the former's "April shroud" that "hides the green hill" concretized. The only difference may be that the Chinese lyricist describes lovesickness by such sad images as misty stream and thick weed while the English poet uses such beautiful ones as morning rose, rainbow and globed peonies.

85．周邦彦　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

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

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1) To the Tune of Lan-Ling Wang Willows

Rows of willows neatly shade the bank

Strand by strand they green the mist

Along the Sui Dykes—I know them already,

Branches trailing to the water, catkins blowing—hue and cast of partings

When I come, I climb the hills to gaze toward home—

Who knows what it is to be a weary stranger in the capital,

On the road of post stations

Year in, year out?

The willow strands I've broken measure out a thousand feet

Had I time I'd search for traces of the past

But once again, wine and sad music speed me on

Lanterns light the farewell diner

Pear blossoms and elm fires press toward the Day of Cold Hearths—

I hate the wind that carries me faster

As the boat poles the warm waves

Several stations have raced by before I turn

And see you at the far edge of heaven

Chill misery

Grief piled on grief

Gradually, the churning of the water where we parted

At the pier grows quiet,

Reluctantly, the sun sets on a boundless spring

I remember how we held hands by the moonlit pavilion

And listened to a flute at a dew covered bridge.

Lost in the past

Now like a dream

My tears fall stealthily.

Julie Landau 1980

(2) The Willow Tune: Sovereign of Wine

A row of willows shades the riverside,

Their long, long swaying twigs have dyed

The mist in green.

How many times has the ancient Dyke seen

The lovers part while wafting willowdown

And drooping twigs caress the stream along the town!

I come and climb up high

To gaze at my homeland with longing eye.

Oh, who could understand

Why should a weary traveller here stand?

Along the shady way,

From year to year, from day to day,

How many branches have been broken

To keep dear memories awoken?

Where are the traces of my bygone days?

Again I drink to doleful lays

In parting feast by lantern light

When pear blossoms announce the season clear and bright.

Oh, slow down, wind that speeds my boat like arrowhead;

Pole of bamboo half immersed in warm stream!

Oh, post on post

Is left behind when I turn my head.

My love is lost,

Still gazing as if in a dream.

How sad and drear!

The farther I'm away,

The heavier on my mind my grief will weigh.

Gradually winds the river clear;

Deserted is pier on pier.

The setting sun sheds here and there its vernal ray.

I will remember long

The moonlit bower visited hand in hand with you,

And the flute's plaintive song

Heard on the bridge bespangled with dew.

Lost in the past now like a dream,

My tears fall silently in stream.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Zhou Bangyan was once the rival of Emperor Hui Zong for the love of a famous singing girl Li Shishi. One night he was with her when the emperor came with a fresh mandarin orange. The poet hid under the bed, heard what they said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lyric:

Southern salt white as snow, northern knife bright as ice,

Her fingers fair a fresh mandarin orange slice.

In the just-warmed-up curtained room they are sojourning;

In animal-shaped burner incense ne'er stops burning.

As they sit face to face,

She plays on flute with grace.

To him she whispers low,

"Where will you go?

The watchmen have already gone three rounds.

Horse hoofs may slip on frosty grounds.

You'd better stay.

There are few people on the way."

Offended by this lyric, the emperor banished the poet from the capital. At his departure, Li Shishi came to see him off on the ancient Dyke where willow branches used to be broken off and presented to the departing lover. Zhou wrote The Willows for her and referred to her as his "love" in the lyric. The emperor, a lyric-composer himself(See Introduction), was delighted to hear Li sing this song and recalled the poet to the capital.

Zhou Bangyan developed a situation of poetic empathy in which the lyric self maintains a symbolic correspondence with external objects. In fact, the ancient Dyke, the wafting willow down, the drooping willow twigs, the setting sun's departing rays, all share the poet's parting grief. This grief, when shared by external objects, was not assuaged but intensified because the poet was a weary traveller who could neither tear himself away from his beloved one in the capital nor see his far-off homeland he had left for long, long years.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parting feast and the parting songs made the poet more reluctant to part, and he even implored the boat to slow down instead of speeding on. This implies that he was more willing to stay with his love than to go home. In the third stanza there is a seemingly antithetical verse: the setting sun sheds here and there its vernal ray. The ray is vernal because, I think, it keeps vernal memories awoken. The dearer the memories of the past, the more bitter the parting grief in the present. We see even the dear memories serve to set off the parting grief. Thus, Zhou opened up a new era for the Southern Song lyrics.

Such poetic empathy cannot often be found in English poetry. For instance, we may read the first two stanzas of Keats' Ballad: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O what can ail thee, knight at arms,

Alone and palely loitering?

The sedge has wither' d from the lake,

And no birds sing.

O what can ail thee, knight at arms,

So haggard and so woe-begone?

The squirrel's granary is full,

And the harvest's done.

We cannot say there is a symbol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knight and the withered sedge or the full granary.

Chapter Thirteen
Southern Song Lyric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960-1125)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 Kaifeng, though facing hostile neighbors abroad and troubled internally by fiscal difficulties, still exercised control over the country and permitted social and economical life to flourish and learning and arts to reach new heights of achievement. In 1125 the Jurchen people who had established a state called the Jin on the Song's northern border, marched south and forced the Song to move its capital to Hangzhou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1127-1279). Though it attempted to expel the invaders, such attempts proved unsuccessful and in time it concluded a peace treaty recognizing Jin sovereignty over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agreed to pay a yearly tribute in silver and silk. Many patriots spoke out against the humiliation of such a settlement and called for military action to remedy it. So the Southern Song poetry was marked by a patriotic fervor, of which General Yue Fei's lyric selected here is typical.

Li Qingzhao(1084-1151)who lived in the intervening period between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may be said to be the most remarkable lyric poetess in China. Her happy marriage figured in most of her lyrics, but as her husband died early, it was often nostalgically recollected in her later years(See Slow slow Tune). Her poetry reveals a mastery of language, a directness of diction and an honesty of tone. She could be both bold(See Pride of Fishermen)and delicate, languid and boiterous. After the Jurchen invasion, she wrote the following quatrain in remembrance of Xiang Yu who did not flee south beyond the river:

Be man of men while you're alive;

Be soul of souls e'en though you're dead.

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As Eugene Eoyang writes in Sunflower Splendor, "Her attempt was to establish life in words: poetry was for her a stay against time, a surety to blot out oblivion. She tried to recapture the past, to preserve the present,..."

Lu You(1125-1210)was born only two years before the Jurchen invasion, so his poetry is marked by a deep and abiding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nation,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laments for his captive countrymen in the north and spirited call for action to expel the hated invaders. His personal life was marred by a tragic love affair when he, as a young man, was forced to divorce his beloved wife at his mother's behest, and he wrote his well-known lyric to the tune of Phoenix Hairpin selected here. From 1170 on, he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various posts which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army garrisons in frontier regions(See Telling of Innermost Feeling). On his deathbed, he wrote his last patriotic poem, extorting his sons not to fail to report to his spirit at family sacrifices the news of the eventual recovery of the lost territory, which reads as follows:

After my death I know for me all hopes are vain,

But still I'm grieved to see our country not unite.

When Royal Armies recover the Central Plain,

Do not forget to tell your Sire in sacred rite!

Xin Qiji(1140-1207)wa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lyric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was a successor to Su Shi, taking the content over from hi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utting a tighter rein on prosody than his master. It was not until his appearance that the Lyric flourished and reached its apex. His reputation as the best lyric poet of the "powerful and free" school rests on his heroic sentiments expressed in such lyrics as Partridge Sky:

While young, beneath my flags I had ten thousand knights;

With these outfitted cavaliers I crossed the River.

The foe prepared their silver shafts during the nights;

During the days we shot arrows from golden quiver.

Even his love songs are sometimes permeated with patriotic sentiment. For instance, in Groping for Fish(See), the late spring may be said to be an image of the precarious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 patriotism exercis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other lyric poets.

Among the Southern Song lyric poets of the "gentle" school or of "delicate restraint", the best-known were Jiang Kui(1155-1221)and Wu Wenying(1200-1260). Successors to Zhou Bangyan, they had certain common features such as the painstaking choice of words and phrases, and the great attention they paid to the music and the description of subtle feeling. For instance, Jiang Kui wrote about his dream on the night of Lantern Festival, that is,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in 1197:

The endless River Fei to the east keeps on flowing;

The love seed we once sowed keeps on growing.

Your face I saw in dream was not clear to my eyes

As in your portrait; soon I'm wakened by birds' cries.

Spring not yet green,

My grey hair seen,

Our separation's been too long to grieve the heart.

Why make the past reappear

Before us from year to year

On Lantern Festival when we are far apart?

But his shortcoming was that the content of his poems tended to be ambiguous and empty, full of ornate classical allusions(See Slow Tune of Yangzhou).

Wu Wenying was one of the last remarkable Southern Song lyricists. In him we see the lyr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combined. He is as delicate and restrained as Zhou Bangyan and as powerful and moving as Xin Qiji. Read the following verse:

Where comes sorrow? Autumn on the heart

Of those who part.

See the banana trees

Sigh without rain or breeze!

Will you not find it as beautiful as Zhou Bangyan's lyric? Read another verse of the same poem:

O Willow twigs, long as you are,

Why don't you gird her waist and bar

Her way from going afar?

Will the willow twigs not remind you of Zhou's Willowand of Xin's "busy spiders" trying in vain to retain the departing Spring(See Groping for Fish)?

Toward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est-known poet of the heroic school was Wen Tianxiang(1236-1282), prime minister who led the royalist army to fight the Tartar aggressors in 1275. Defeated, he passed the Perilous Beach in 1276; captured in 1278, he passed the Lonely Ocean, a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en he wrote the following poem:

Delving in Book of Change, I rose through hardships great

And desperately fought the foe for four long years.

Like willow down the war-torn land looks desolate;

I sink or swim as duckweed in the rain appears.

For perils on the Perilous Beach I heaved sighs;

On Lonely Ocean now I feel dreary and lonely.

Since olden days there's never been a man but dies;

I'd leave a loyalist's name in history only.

On the other hand, lyric poetry of "delicate restraint"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with technical details of embellishment and by and by it lost its vitality. For example, we may read the following lyric of Jiang Jie(fl. 1274)translated by A. Ayling and D. Mackintosh:

With singing girls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in,

The candles flickering red

Outside the curtained bed.

By boat I travelled in my prime

And listened to the rain,

The river wide, the cloud banks low,

A lone goose calling in the west wind's blow.

And now inside a Buddhist cell

I listened to the rain,

The silver in my hairs

As numberless as stars.

Grief at parting, joy of greeting

Dispossess our peace;

So let them be; let them run on

Like rain dripping down on the steps till dawn.

86．李清照　渔家傲·记梦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1)Tune: Pride of Fishermen

　　A Dream

The morning mist and surging clouds spread to the sky;

The Silver River〔1〕 fades, sails on sails dance on high.

In leaf-like boat my soul to God's abode would fly..

It seens that I

Am kindly asked where I'm going. I reply,

"I'll go far, far away, but the sun will decline.

What is the use of my clever poetic line!

The roc will soar up ninety thousand miles and nine.

O whirlwind mine

Don't stop, but carry my boat to the three isles divine!"

X. Y. Z. 1986

(2) Willis Barnstone and Sun Chuchin's Version

Willis Banstone and Sun Chu-chin 1980

(3) Commentary

It is said that this lyric was writte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poetess' husband on the 18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n 1129. As a dream is often contrary to reality, this lyric is not written with "delicate restraint" as usual but in a "powerful and free" style, the same as Su Shi's. It begins with a picture dimly seen in her dream of the cloudy sky blending with the misty earth. Then the River of Stars above fades away and the sails below seems to dance on the wing and fly up to replace the stars in the Milky Way. The poetess feels her soul also fly up with them in a leaf-like boat to heaven where she seems to hear a voice asking where she would like to go back now that her husband has passed away. The first line of the second stanza again show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er dream to go up high and the reality that the sun is sinking down below. She is only good at writing clever poetic lines, but poetry proves of little use in the world. So she would soar together with the giant bird roc on the wing of the whirlwind straight up to the three divine isles where poetry might immortalize the good, the true and the beautiful, and where she might find her deceased husband just as the Taoist magician had found the soul of the beautiful Lady Yang for Emperor Xuan Zong of the Tang dynasty(See Bo Juyi's Everlasting Regret).

Li Qingzhao's Dream might be compared with Emily Dickenson's(1830-1886)Letter to the World:

This is my letter to the World,

That never wrote to me, —

The simple news that Nature told,

With tender majesty.

Her message is committed

To hands I cannot see;

For love of her, sweet countrymen

Judge tenderly of me!

Both the poetesses se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or Narture and the World, and both would follow Nature who is simple, tender and majestic and whose hands cannot be seen by mortal eyes, rather than the World who never writes to them but judges them harshly. However, the Chinese poetess seems to care more about heaven while the American can not free herself from the judgement of her "sweet countrymen."

87．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A Weary Song to a Slow Sad Tune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Hot flashes. Sudden chills.

Stabbing pains. Slow agonies.

I drink two cups, then three bowls,

Of clear wine until I can't

Stand up against a gust of wind.

Wild geese fly over head.

They wrench my heart.

They were our friends in the old days.

Gold chrysanthemums litter

The ground, pile up, faded, dead.

This season I could not bear

To pick them. All alone,

Motionless at my window,

I watch the gathering shadows.

Fine rain sifts through the wu t'ung trees,

And drips, drop by drop, through the dusk.

What can I ever do now?

How can I drive off this word—

Hopelessness?

Kenneth Rexroth 1956

(2) Sorrow

I pine and peak

And questless seek

Groping and moping to linger and languish

Anon to wander and wonder, glare, stare and start

Flesh chill'd

Ghost thrilled

With grim dart

And keen canker or rankling anguish.

Sudden a gleam

Of fair weather felt

But fled as fast—

And the ice-cold season stays.

How hard to have these days

In rest or respite, peace or truce.

Sip upon sip of tasteless wine

Is of slight use

To counter or quell

The fierce lash of the evening blast.

The wild geese—see—

Fly overhead

Ah, there's the grief

That's chief—

Grief beyond bearing,

Wild fowl far faring

In days of old you sped

Bearing my true love's tender thoughts to me.

Lo, how my lawn is rife with golden blooms

Of bunched chrysanthemums—

Weary their heads they bow.

Who cares to pluck them now?

While I the casement keep

Lone, waiting, waiting for night

And, as the shades fall

Upon broad leaves, sparse rain-drops drip.

Ah, such a plight

Of grief—grief unbearable, unthinkable.

John A. Turner 1976

(3) Tune: Slow, Slow Tune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h, 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

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e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Who will pick them up now?

Sitting alone at the window, how

Could I but quicken

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

Upon the plane-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s twilight grizzles.

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

X. Y. Z. 1981

(4) Commentary

This lyric writte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poetess' husb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poetry. It begins with repetition on repetition(See Rexroth's version). Line I tells us what the widowed poetess did; line 2 what she felt and line 3 her innermost feelings. Rexroth repeats "search" and "seek" in line 1, which may be interpreted as imperatives, so I think his version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form but not in sense. Turner's praiseworthy, elaborate version uses alliteration on alliteration and assonance on assonance, but I am afraid it may not read as spontaneous as the original, in which natural scenery or phenomenon and personal feelings merge into a pathetic poetic situation. Line 4(Rexroth's version)is open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most commentators say the cold season means autumn, but I think the lingering cold should refer to spring and the first stanza tells us what happened in one season and the second in another. Some critics even say this lyric has transcended time, for what the poetess depicts is an eternal image of grief. In lines 6-8(ibid.)the gust of wind only serves to show that she could not drown her sorrow in wine. In lines 9-11(ib.)the wild geese flying overhead only reminds her of the message her husband used to send her. Now that her husband was gone, the wild geese could bring her no more letters. The lingering cold, the wind at dusk and the wild geese all contribute to accentuate her grief in contrast with the happiness of the bygone days.

The second stanza in my version begins with the yellow flowers, symbol of herself, for she is frail and slender as the chrysanthemum, but she is in no mood to enjoy them or bury them, now that her husband who enjoyed them together with her is buried underground, though he is still alive in her memory, which makes her feel her loneliness and the creeping time all the more unbearable. The fine rain drizzling on the broad leaves of the plane trees may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stanza of Nie Shengqiong:

I seek again

Sweet dreams in vain.

Who knows how deep is my sorrow?

My teardrops on the pillow

And raindrops on the willow

Drip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indow till the morrow.

This shows that her grief is not hers alone, but that of all those who have lost or parted from their beloved ones. It has transcended time and space and become universal and even eternal. No wonder the poetess summed it up as "a grief beyond belief".

Elizabeth B. Browning(1806-1861)wrote in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43:

I love thee with the breath,

Smiles, tears, of all my life! —and if God choose,

I shall but love thee better after death.

May we not say that this verse has plainly expressed what the Chinese poetess implied in her lyric?

88．吕本中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1)Feelings at Separation

　　Tune Pattern: the Mulberrypicker

I wish you were like the moon on the river.

South, north, east or west,

South, north, east or west,

You'd always be near and never part.

I wish you weren't like the moon on the river.

Full for a time, it wanes again.

Full for a time, it wanes again.

How long for the wait for full reunion?

Hans H. Frankel 1976

(2) Tune: Song of Picking Mulberry

I'm grieved to find you unlike the moon at its best,

North, south, east, west.

North, south, east, west,

It would accompany me without any rest.

I am grieved to find you like the moon, which would fain

Now wax now wane.

You wax and wane,

When will you come around like the full moon again?

(3) A Free Translation

I regret you could not be like the full moon bright,

Shining all night.

Shining all night,

It is ever in view and never out of sight.

I regret that you are just like the fickle moon,

Waning so soon.

Waning so soon,

When will you wax again to turn my night into noon?

X. Y. Z. 1988

(4) Commentary

In this poem, as Frankel says in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 the vicissitudes of separation are compared to the movements and phases of the moon." "The points of resemblance and distinction are deftly and neatly divided between the two stanzas... At the same time, likeness and unlikeness are mingled in both stanzas. The poe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formal structure, with its parallels, variations, and repetitions, to bring out the tensions between closeness and separation, between constancy and change. These features are also embodied in the length of lines." Frankel also takes advantage of the formal structure in his version, but he fails to bring out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in sense and in sound, so I try to mak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and see if the free translation can be better than the literal on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lyric with Shelley's poem To the Moon:

Art thou pale for weariness

Of climbing heaven and gazing on the earth,

Wandering companionless

Among the stars that have a different birth, —

And ever-changing, like a joyless eye

That finds no object worth its constancy?

In both poems the moon is the symbol of constancy. In the Chinese lyric she is also ever-changing. In the English she is the symbol of loneliness while in the Chinese only the persona is lonely. Here we see the likeness and unlikenes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oems.

89．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淡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Manjianghong

My hair bristling with ire, I grimace in pain—

My grip on a rail, at a lull in a rain.

Eyes skyward turned, I make a desperate roar.

My inner self agitated to the core.

Battling hard and long—under moon or sun,

Up to thirty, few merits have I won.

Tarry not, to see youthful hair turning white;

Regret in vain, when old, one's pitiful sight.

Not yet avenged for the shame of Jingkang,〔2〕

My feelings about the defeat are strong.

I'd ride on a chariot as a he-man,

And make a break through the gap at Helanshan.〔3〕

I could feed on the Hun's flesh, forsooth,

In hunger—in the spirit of youth.

I could drink the Hun's blood in a jovial mood;

If I were thirsty enough, indeed, I would.

Let's start anew; regain land that was our own;

With triumph, present ourselves before the Throne.

Xu Zhongjie 1986

(2) Tune: The River All Red

Wrath sets on end my hair,

I lean on railings where

I see the drizzling rain has ceased.

Raising my eyes

Towards the skies,

I heave long sighs,

My wrath not yet appeased.

To dust is gone the fame achieved at thirty years;

Like cloud-veiled moon the thousand-mile land disappears.〔4〕

Should youthful heads in vain turn grey,

We would regret for aye.

Lost our capitals,

What a burning shame!

How can we generals

Quench our vengeful flame!

Driving our chariots of war, we'd go

To break through our relentless foe.

Valiantly we'd cut off each head;

Laughing, we'd drink the blood they shed.

When we've reconquered our lost land,

In triumph would return our army grand.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Yue Fei(1103-1141)was a famous general who defeated the Jurchen invaders at the age of thirty. When he was going to recover the lost Central Plain and bring back the two captive empero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Hui-Zong dated 1082-1135 and Qin Zong who reigned 1126-1127), he was called back by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put to death lest the new emperor should lose his throne if his father Hui Zong and his eldest brother Qin Zong should come back. This well-known lyric was said to be written when General Yue was recalled to Lin'an(modern Hangzhou),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written in the Record of the Historian that Ching Ke who was setting out to assassinate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259-210 BC), "sang a plaintive air which moved all to tears. Then he stepped forward and chanted:

The wailing wind has chilled the River Black;

Once gone, a hero never will come back.

After this, he sang a stirring martial air, which made their eyes bulge with anger and their hair stand on end." The first line of this lyric derived from the Record shows the general's hatred against the Jurchen aggressors as deadly as that of Ching Ko against the tyrant of Qin, although what he saw was the drizzling rain instead of the wailing black River Yi and what he did was "heaving long sighs" instead of singing a martial air.

Line 7 of the original is open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Xu's version the general grimaced in pain and made a desperate roar simply because he had battled hard and long and won but few merits. I am afraid this has distorted the true face of our national hero. I think it truer to history and to the general's character to say that his wrath was raised when he thought the thousand-mile land his army had recaptured was again lost to the Jurchen invaders when he was called back.

Some critics doubt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lyric because "Helanshan" was not the Jurchen capital. But, as Chinese poets often used the name of one object for that of another, I think "Helanshan" may be regarded as a metonym and the doubt can be removed. This lyric has exercised such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posterity that its authenticity becomes a question of minor importance.

Read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the modernized version of The Battle of Maldon fought in the year 991:

There was stiff fighting. | Steadfast they stood,
Warriors in the warfare, | and warring they fell,
Overcome by their wounds, | and covered the earth....
He full bravely | emboldened his fellows:
'Heart must the higher be, | courage the keener,
Will the stronger | as our strength lessens.
Here our leader | lies death-wounded,
A man among men....'" |

And you may say what the English poet wrote about the Earl of Essex can also apply to the Chinese general.

90．陆游　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1) Tune: Phoenix Hairpn

(Said to have been written in 1155, when the poet chanced to meet his first wife in the Shen family garden in Shao-hsing. They had been happily married, but the poet's mother forced them to divorce. At the time of the meeting here, both were remarried.)

Pink tender hand,

yellow-corded wine,

city crammed with spring hues, willow by garden wall:

east winds hateful,

the one I loved, cold—

a heart all sadness,

parted how many years?

wrong! wrong! wrong!

Spring as always,

Someone grown needlessly thin,

red tear stains wet the kerchief, soaking through mermaid gauze.

Peach petals falling,

stillness of a pond pavilion:

mountain-firm vows go on forever,

but a letter would be useless now—

don't! don't! don't!

Burton Watson 1984

(2) Tune: "Phoenix Hairrin"

Pink hands so fine,

Gold-branded wine,

Spring paints green willows palace walls cannot confine.

East wind unfair,

Happy times rare.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 wrong, wrong!

Spring is as green,

In vain she's lean,

Her silk scarf soaked with tears and red with stains unclean

Peach blossoms fall

Near deserted hall.

Our oath is still there. Lo!

No word to her can go.

No, no, no!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It is said that Lu You was good at writing poetry at the age of twelve and he married Tang Wan at twenty. They loved each other deeply, but his wife displeased his mother and they were compelled to divorce three years after their marriage. In 1155 Lu You, aged thirty, chanced to meet Tang Wan in the Garden of Shen, who, remarried, offered him the gold-branded wine, and Lu wrote this lyric on the garden wall.

Line 1 describes Tang's hands to show her beauty, and line 2 the good wine to hint at her love for him. Line 3 denotes the time when and the place where they met, and the slender willow branch may symbolize the emaciated divorced wife and the palace walls the confinement. The pink hands, golden wine and green willows are painted in bright colours to form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gloomy mood of the poet, who could not forget the painful divorce imposed on them, no more than the devastation brought by the east win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tanza the poet sighed again and again that it was wrong for them to be divorced.

Lines 1-2 of the second stanza may be considered as an echo to line 3 of the first stanza. Green spring, rouged tears and red scarf are also described to set off the grief of the divorced wife. Peach blossoms fall is the result of devastating east wind, and the desertion of the hall, that of the petals' fall, symbol of the end of their happy past. At last, the poet contrasts the past oath with the present silence and burst into tears.

On reading this lyric, Tang Wan also wrote one to the same tune,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world unfair,

True manhood rare.

Dusk melts away in rain and blooming trees turn bare.

Morning wind high,

Tear traces dry.

I'll write to you what's in my heart,

Leaning on rails, speaking apart.

Hard, hard, hard!

Go each our ways!

Gone are our days.

Like long, long ropes of swing my sick soul groans always

The horn blows cold,

Night has grown old.

Afraid my grief may be descried,

I try to hide my tears undried.

Hide, hide, hide!

It was said that she did not survive her lyric.

In 1200 the poet revisited the Garden alone at the age of eighty-four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quatrains:

The horn blows sad at sunset on the city wall;

In Garden of old days I find no poolside hall.

To see green waves beneath the bridge would break my heart,

For they have seen your swanlike shadow come and part.

Your fragrance has not sweetened my dream for forty years;

The willows grows so old that no catkin appears.

I'll soon become a clod of clay beneath the hill;

Again I come in tears to find your traces still.

His real love tragedy touches us even more deeply tha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91．陆游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1)To the Tune of Su Chung-Ch'ing

　　In the past, I travelled

Ten thousand miles in search of glory,

I was stationed at the Liang-chou border.

Where are my broken dreams of

Wilderness passes and rivers?

Dust has darkened my old sable coat.

The Tartars not yet defeated,

My temple hair has turned grey

And tears flowed in vain.

This life,

Who would have predicted?

My heart at Tien shan frontier

My body in a riverside lodge.

James P. Rice 1980

(2) Tune: Telling of Innermost Feeling

Alone I went a thousand miles long, long ago

To serve the army well at the frontier.

Now to the fortress town in dreams I could not go,

Outworn my sable coat of cavalier.

The foe not beaten back,

My hair no longer black,

My tears have flowed in vain.

Who could have thought that in this life I would remain

With a mountain-high aim

But an old mortal frame!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Lu You was a well-known patriotic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lyric tells us his innermost feeling, his grief at the loss of the Central Plain. The first stanza recalls his army life on the frontier when he was forty-eight years old. But his dream to recover the lost land could not be realized and the sable coat of cavalier was so long out of use that it was covered with dust. Here we se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oet'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second stanza the strength of Jurchen invaders is contrasted with his own weak health and old age, and in the last couplet we find a contrast between his means and end.

His patriotic lyric may be compared with Byron's verse on Greece i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Ⅱ:

Greece! change thy lords, thy state is still the same;

Thy glorious day is o'er, but not thy years of shame.

A thousand years scarce serve to form a state;

An hour may lay it in the dust: and when

Can man its shatter'd splendour renovate,

Recalls its virtues back, and vanquish Time and Fate?

92．辛弃疾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1) Tune: "Groping for Fish"

Written in the sixth year of Ch'un Hsi(1179), upon being relieved of my duty as Assistant Fiscal Intendant of Hupeh and sent to Hunan; at a farewell party given by my colleague Wang Chengchih at Hsiao-shan(Small Hill)Pavilion.

How much more

Of wind and rain?

Too, too hastily, spring will leave again.

Cherishing spring, I've long dreaded flowers budding too soon,

Still more, those fallen petals numberless!

Spring, please stay!

I've heard it said

Fragrant grasses at world's end obscure the way home.

No word has been uttered against spring,

Except, I imagine, there must be those untiring

Spiders at their web

By painted eaves

All day long, chafing at blown catkins.

Alas, the affair of Long-gate!

Likely, the hoped-for reunion again miscarried

When Delicate Beauty has earned another's spite!

True, a thousand taels of gold could buy a reconciliation;

Yet, so full and deep, to whom could this longing be told?

Please do not dance!

Have you not seen

Jade Bracelet and Flying Swallow all returned to dust?

Bitterest sorrow is aimless grief.

Do not lean against an overhanging rail,

For where the sun has gone down,

Beyond the mist and willow, is where my heart breaks!

Irving Y. Lo 1975

(2) Tune: "Groping for Fish"

In 1179, before I was transferred from Hubei to Hunan, Wang Chengzhi, a colleague of mine, feasted me in the Little Hill Pavilion and I wrote the following.

How much more can Spring bear of wind and rain?

Too hastily 'twill leave again.

Lovers of Spring would fear to see the flowers red'

Budding too soon and fallen petals too widespread.

O Spring, please stay!

I've heard it said that sweet grass far away

Would stop you from seeing your returning way.

But I've not heard

Spring say a word;

Only the busy spiders weave

Webs all day by the painted eave

To keep the willowdown from taking leave.

Could a disfavored consort again to favor rise?

Could Beauty not be envied by green eyes?

Even if favor could be bought back again,

To whom of this unanswered love can she complain?

Do not dance, then!

Have you not seen

Both plump and slender beauties turn to dust?

Bitterest grief is just

That you can't do

What you want to.

Oh, do not lean

On overhanging rails where the setting sun sees

Heart-broken willow trees!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Xin Qiji was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lyricis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lyric he wrote at the age of forty was considered an unrivalled one of the heroic school in the style of Qu Yuan's Verse of the South.

The first stanza seems to deal with a palace lady's love of spring. In fact, the departing spring is a symbol of the declining Song dynasty which could not survive the revolt within and the aggression from without. The flowers budding too soon allude to the premature counteroffensive and the fallen petals to the defeat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Jurchen invaders. Sweet grass stopping Spring from home-going may refer to the capitulationists preventing the emperor from adopting the policy of recovering the lost homeland. The busy spiders allude to the patriots who tried in vain to uphold the tottering Song dynasty.

The second stanza deals with the palace lady's complaint of the lost favor, which reflects in effect the poet's grief at his proposals not being accepted by the emperor. He compares himself to the Beauty and the capitulationists to green eyes. But the plump beauty referring to Lady Yang or Jade Bracelet(See Yang Yuhuan's Dancing)and the slender beauty referring to Flying Swallow, favorite lady of Emperor Cheng of the Han dynasty who reigned in the 1st century BC, both allude to the capitulationists. The bitterest grief sums up the central idea of this lyric, and the last three lines give us a dismal picture of the tottering Song dynasty, with the emperor like the setting sun and the patriots like the heart-broken willows.

This lyric may be called an elegy on spring or the grief of a disfavored consort. In a certain sense, it may be compared with Byron's Elegy on Phyrza:

The better days of life were ours;

The worst can be but mine;

The sun that cheers, the storm that lours

Shall nevermore be thine.

The silence of that dreamless sleep

I envy now too much to weep;...

In the English poem, the better and the worst days, the sun and the storm are contrasted; in the Chinese lyric, only the wind and rain are mentioned. The word "envy" used in a good sense in Byron is on the contrary used in a bad sense in Xin. The flowers budding too soon are also mentioned in Byron:

The flower in ripen'd bloom unmatch'd

Must fall the earliest prey;

Though by no hand untimely snatch'd,

The leaves must drop away.

And yet it were a greater grief

To watch it withering, leaf by leaf,

Than see it pluck'd today;

Since earthly eye but ill can bear

To trace the change to foul from fair.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s cannot bear to see the change from fair to foul, but Xin compares natural phenomenon to national affairs while Byron likens it to personal love. The one is more political and the other more lyrical.

93．辛弃疾　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Dr. Lin Yutang's Version

In my young days, I had tasted only gladness,

But loved to mount the top floor,

But loved to mount the top floor,

To write a song pretending sadness.

And now I've tasted sorrow's flavours, bitter and sour,

And can't find a word,

And can't find a word,

But merely say, "What a golden autumn hour!"

Lin Yutang 1930s

(2) Now I Know

In my youth I had no idea of what sorrow was,

And loved to go up lofty buildings.

Upon the lofty buildings,

For composing new poems I was forced to talk of sorrow.

Now I know sorrow thoroughly well,

And am loath to talk of it.

Loath to talk of it,

I say instead: "What a chilly autumn day!"

Chu Dagao 1937

(3) To the Tune of Chou Nu Er (The Ugly Valet)

Written on the Rocky Wall along the path in Bo Shan

When young, I knew not, ah, what Sorrow's taste be;

Fain would I climb the turret—

Fain would I climb the turret,

For new songs' sake, a-prattling loud on Sorrow's ways.

I've gone now through the numberless ways Sorrow be;

I'd tell the tale, but then—

I'd tell the tale, but then

I hail: These are jolly cool, bracing autumn days!

Lin Tongji 1940s

(4) Enlightenment

In youth, ere Grief to me was known

I loved to climb on high, I loved to climb on high:

In many a laboured lay

Grief would I there portray.

But now, with Grief familiar grown,

Slower to speak am I, slower to speak am I.

At most, I pause and say,

"What a fine autumn day!"

John A. Turner 1976

(5) Tune Pattern: The Ugly Slave

When I was young I did not know the taste of grief.

I loved to climb tall buildings,

I loved to climb tall buildings,

Composing original poems that artificially spoke of grief.

Now I fully know the taste of grief.

I want to speak of it but don't,

I want to speak of it but don't,

I just say, "what a nice cool autumn day!"

Hans H. Frankel 1976

(6) To the Tune of Ch'ou Nu Erh

In youth, not knowing what grief was about,

I loved to seek a melancholy spot,

I loved to seek a melancholy spot,

And for a new song I would pretend to speak of grief.

And now, knowing what grief is all about,

On the point of speaking, I hold back,

On the point of speaking, I hold back,

And say, instead, what a fine autumn, so very cool.

Dr. D. C. Lau 1979

(7) To the Tune of Ch'ou Nu Erh

When I was green and hadn't seen

The bitterness of sorrows,

And upper floors

I loved to gain:

And upper floors

I loved to gain,

To put in odes, très à la mode,

My sorrows, I sought'em!

Now all there's been, so that I've seen

The bitterness of sorrows,

I long to tell,

But I refrain:

I long to tell,

But I refrain,

And only say: "Cooler today,

Quite a nip of Autumn!"

Arthur Cooper 1984

(8) To the Tune of Ch'ou Nu-Er

In youth I knew not the taste of sorrow;

I loved going up the pavilion,

I loved going up the pavilion,

To make a new poem I made up sorrow.

Now that the taste of sorrow I have known,

I would rather become taciturn,

I would rather become taciturn,

Or say, autumn, rather cool it has grown.

Siu-kit Wong 1984

(9) A Diversion: After Hsin Ch'i-Chi

I am young,

And much too much in love

with pleasure

To know anything of love;

And yet I force myself to tell

of "lyric" sorrows.

You are old,

And they say

(you hold your peace)

That you've been "through the mill"

Strange, you never seem to speak

of anything but weather.

John Cayley 1984

(10) I'd Rather Not Tell

When I was young, to sorrow yet a stranger, I loved to go up the tallest towers, the tallest towers, to compose vapid verses simulating sorrow.

Now that I am to sorrow fallen prey, what ails me I'd rather not tell, rather not tell, only saying; It's nice and cool and the autumn tints are mellow.

Weng Xianliang 1985

(11) Caisangzi

While young, I didn't taste of sadness or despair.

That I must climb aloft is what I did care.

I strained too much after sorrow as the theme,

For a young poet to work out in his scheme.

Now, I have had my bitter cup to the brim.

The sorrow that I have tasted of is grim.

I was about to harp on gloom as a rule.

I veer and say, "Autumn has been fine and cool."

Xu Zhongjie 1986

(12)Tune: Song of Picking Mulberries

　　Written on My Way to Boshan

While young, I knew no grief I could not bear;

I'd like to go upstair.

I'd like to go upstair

To write new verses with a false despair.

I know what grief is now that I am old;

I would not have it told.

I would not have it told,

But only say I'm glad that autumn's cold.

X. Y. Z. 1986

(13) Commentary

Two of Xin Qiji's lyrics are selected here. In the first the poet compared his grief or regret at being unable to recover the lost land to a palace lady's at departing spring. "Bitterest grief," he wrote, "is just that you can't do what you want to." In the second lyric he expressed his grief by his reluctance to tell it. The first lyric is symbolic; the second philosophical. In the first there are so many allusions that no English or American scholar would try to translate them. The second is more colloquial and has twelve different versions.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m one by one.

Dr. Lin Yutang was the first to translate this lyric into English verse. He used rhymes in the first and last lines of the two stanzas, and he repeated the second line as the original did, but the "top floor" he used, though colloquial, reads rather prosaic. In the second stanza he was ingeneous to divide sorrow's flavours into "bitter and sour" so that it might rhyme with the final word "hour."

Professor Chu Dagao was the first to translate this lyric into free verse. His "lofty buildings" read rather imposing, but he was ingeneous to repeat the second line with some alteration or omission so that the third line is not a simple repetition but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st line than to the first in each stanza.

Professor Lin Tongji used the "turret" in his second line, which may remind us of an European castle instead of an ancient Chinese house. He employed rhymes in the last line of the two stanzas, and he was deliberate in choosing his diction.

John Turner wa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or of this lyric. He was very deliberate in using rhymes and his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med as follows:

8A/12B/6C/6C//　　　8A/12B/6C/6C//

For rhyme's sake he combined lines 2-3 into one and divided line 4 into two. He repeated the phrase "on high" which reads more poetical than the three preceding versions. But, as John Cayley writes in Renditions Nos. 21 & 22, "A couple of words—'ere', 'lay'; several inversions—, 'to me was known', 'Grief would I there portray', 'with Grief familiar grown', 'Slower to speak am I'; and the tell-tale capitalization of the noun 'Grief', suggesting allegory, even personification, in the west; all make this an archaized version."

Professor Hans Frankel was the first American translator of this lyric. His free verse translation is more colloquial and more literal than the preceding versions, but, I am afraid, not more poetical.

Dr. D. C. Lau was 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is lyric in Hong Kong. As John Cayley writes, "Prof. Lau's version is metriculously faithful to the articulate sense of the original poem. He is also the only translator known to me who raises the problem of a word in the two short lines of the first verse which has been variously translated by other translators as'on high', 'upper floors', 'tall buildings', and 'the storied tower'. Prof. Lau renders this word as 'a melancholy spot' because of difficulties with the existence (!) of 'tall buildings' in China for the implied purposes and because of the poetic associations of the word 'lou', literally' a lodge', with sadness. Here, we are dealing with one of those difficult and exacting problems which are the stock in trade of the serious translator, providing him with his greatest challenges but also, perhaps, his greatest pleasures. Prof. Lau has good reason for his choice, though I think his solution tends to play down the source of the poet's sadness, not just solitude but romance, adding new pain to loneliness."

Arthur Cooper is even more deliberate than Turner in using inner rhymes and end rhymes. His tune pattern may be diagrammed as follows(R stands for Repetition):

4A 4A/6R/4R/4RB/4R/4RB/4C 4C/6D//

4A 4A/6R/4R/4RB/4R/4RB/4E 4E/6D//

As John Cayley says, "Arthur Cooper's translation... made this('the taste of grief') 'the bitterness of sorrow' and it would be hard to do better." "The version of Arthur Cooper makes extensive, disciplined use of traditional metrics and his version comes across as an English song; and yet there are no inversions, no examples of archaic diction.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version must stand amidst the other poetry which is being created today."

Dr. Siu-kit Wong is another translator of this lyric in Hong Kong. In his version we find repetitions and rhymes, but I am afraid the repetition of polysyllabic words would sound monotonous and unnatural and could not produce the same aesthetic effect as that of monosyllabic words.

John Cayley is the youngest English translator of this lyric. He writes in his essay To Keep Them from Falling that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the version which does more than translate in a creative fashion, which 'adapts' or even alters the vision of the original." "I make no great claim for the worth of this version, though I hope it gives some pleasure.... If with anything, I am somewhat dissatisfied with the 'freedom' of the adapted form, not with the sense or the sentiments. Hsin Ch'i-chi, irreverent, robust and urbane as he undoubtedly was, would surely have understood."

Professor Weng Xianliang was the only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this lyric into poetic prose in a very creative way. He was deep in understanding and deliberate in his choice of words, for example, "vapid verses" and "mellow" autumn tints. But, as John Cayley says, "The poem has further attraction because of its simple, direct style(genuinely colloquial in the original), and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reserve and reticence implied in the final verse..." I am afraid Weng was not reticent in using "vapid" and not simple in using "mellow."

Professor Xu Zhongjie is an over-eighty-year-old translator who is good at paraphrasing a lyric into a regulated poem. As John Dryden said, he also chooses "paraphrase, or 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 where the author is kept in view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never to be lost, but his words are not so strictly followed as his sense; and that too is admitted to be amplified, but not altered." But I am afraid that professor Xu's version is not so poetical in sense as in form, nor so faithful in form as in sense.

As for my own version, I would leave it to the judgment of the reader.

This lyric of Xin Qiji'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Silent Lover of 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

Passions are liken'd best to floods and streams:

The shallow murmur, but the deep are dumb.

So, when affection yields discourse, it seems

The bottom is but shallow whence they come.

They that are rich in words, in words discover

That they are poor in that which makes a lover.

Can't Xin be likened to a shallow stream while young and to a deep one while old?

94．姜夔　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人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 To The Tune of Yangchou Man

On the day of Winter solstice, in the year 1176, I passed through Yangchou, where the snow that had been falling throughout the night had just stopped. Stretching before my eyes were all shepherd's purse and wheat. On entering the city and looking around, I found it was all deserted, with cold water, unnoticed, shining green. Gradually evening approached, and the garrison's bugles began to wail. Filled with sorrow and moved by the changes that had taken place over the years, I composed the following lyric to a tune of my own,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Old Man amidst a Thou sand Crags", has the abiding pathos of Shu Li("Luxuriant is the Broomcorn Millet").

In the famous city south of the Huai River,

On a scenic spot by the West-Bamboo pavilion,

I unstrap the saddle of my horse to rest awhile on my first trip there.

Travelling for miles in the spring breeze

I see only green shepherd's purse and wheat.

Since the incursions of Chin troops into the Yangtze region,

Even deserted ponds and lofty trees

Loathe the mention of war.

Towards evening,

Wails of plaintive bugles that raise a chill in the air

All come from the empty city.

Tu Mu, who once made his amorous sojourn here,

Would be dismayed if he should revisit Yangchou.

Though his verse on the round cardamom is well composed,

His poem on the dream of the blue chamber fine,

He would be hard put to it to express his deep feeling.

The Twenty-Four Bridges are still here.

In the centre of the lake, the water ripples,

And the cold moon makes not a sound.

The red Chinese herbaceous peonies by the bridge—

For whom do they bloom year after year?

Huang Kuopin 1980

(2) Tune: Slow Tune of Yangzhou

On Winter Solstice in 1176 I passed by Yangzhou. It turned fine after one night of snow. I saw the fields overgrown with wild wheat and weeds. When I entered the ruined town, I looked around and was grieved to see green water cold and to hear sad horns blow at dusk. I felt sad in comparing the present desolation with the past glory and composed the following lyric to a tune of my own, which reveals the grief of a ruined country, as says my old uncle-in-law.

In the famous town east of River Huai

And scenic spot of Bamboo West,

Breaking my journey, I alight for a short rest.

In breeze the three-mile splendid road did I pass by;

It's now o'ergrown with wild green wheat and weeds.

Since Northern shore was overrun by Jurchen steeds,

E'en the tall trees beside the pond have been war-torn.

As dusk is drawing near,

Cold blows the horn;

The empty town looks drear.

The place Du Mu the poet prized,

If he should come again today,

Would render him surprised.

His verse on the cardamom spray

And on sweet dreams in Mansions Green

Could not express

My deep distress.

The Twenty-Four Bridges can still be seen,

But the cold moon floating among

The waves would no more sing a song.

For whom should the peonies near

The Bridges grow red from year to year?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Jiang Kui, follower of Zhou Bangya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tands as the single most studied poet-musician in Chinese history. His poetry is a constant description of outside sensations and inner feelings: nostalgia for the singing girls,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for the occupied northern homeland, guilt of a jobless life, and escape from reality, which was frequently transformed into remininscences of glory of the past. His feeling of nostalgia is best illustrated in the lyric written on the Lantern Festival(See Introduction, Chapter 13).

His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is lyric selected here. It begins with a narrative of his first visit to Yangzhou, the most prosperous city in the world before the Jurchen invasion, which became now a ruined town overgrown with weeds and wild wheat. In this striking contrast we see his outside sensations reveal his inner feelings. Yangzhou was the place Du Mu the Tang poet had highly praised in the following quatrain written for a singing girl:

She is slender and graceful and not yet fourteen,

Like a cardamom on the tip of a new spray.

When vernal wind uprolls the pearly window-screen,

Her face outshines those on the splendid three-mile way.

But now the splendid three-mile road was deserted and no more pearly window-screens in the green mansions(brothels)nor fair faces of singing girls could be seen. Here we see another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prosperous Yangzhou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devastated one of the Song. The devastation is revealed by the war-torn trees the poet sees, the dreary horns he hears, and the cold at dusk he feels. Again his inner feeling is manifested by his outside sensations.

The second stanza alludes to another couplet of Du Mu:

The moon has lit up Twenty-four Bridges in view.

Where are the singing girls who played the flute for you?

Here we have a third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bright moon Du Mu had seen and the cold moon Jiang Kui saw, between the flute Du Mu had heard and the waves which echoed no longer the singing girls' song. For the third time the poet shows his inner feeling in his outside sensations. He expresses his feeling not only in what he sees and hears but also in what he does neither see nor hear but imagine. Thus this lyric ends with the image of red peonies which serves to set off the desertion of the Twenty-four Bridges by the beauty of their flowers, for the more beautiful the peonies, the drearier the scenic spot would appear. That is the reason why critics say the sense of this lyric goes far beyond its words.

The devastation described in Jiang Kui's lyric may be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Waste Land of T. S. Eliot(1888-1965).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In the Chinese poem we see a sad scene of a ruined town overgrown with weeds and wild wheat; in the English a cruel scene of the dead lan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 where beautiful flowers grew out of the corpses buried in the field. In the former there is only memory of glory of the past; in the latter memory is contrasted with the desire for beauty in the future, for Eliot goes on to ask:

"That corpse you planted last year in your garden,

"Has it begun to sprout? Will it bloom this year?

"Or has the sudden frost disturbed its bed?

"O keep the Dog far hence, that's friend to men,

"Or with his nails he'll dig it up again!

"you! hypocrite lecteur! —mon semblable, —mon frère!"

As Jiang quotes from Du Mu, Eliot adapts his verse from John Webster's White Devil, V. iv. lines 97-98 and Baudelaire's Preface to Fleurs du Mal

"But keep the wolf far thence, that's foe to men,

For with his nails he'll dig them up again."

(French) "hypocrite reader! —my likeness, —my brother!"

Here we se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s.

95．吴文英　风入松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

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

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

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1) To the Tune of Feng-Ju Sung

Listening to wind—to rain, I pass Grave-sweeping Day,

Too weary to write an epitaph for buried flowers.

Before the pavilion, green shade obscures our path of parting—

One sprig of willow, one inch of tender feeling.

Chilly in the spring cold I got drunk...

The chirping orioles mingle in my daybreak dream.

Day after day I sweep the wooded arbour in the West Garden,

Relishing the new clear weather as in the past.

Again and again yellow bees strike the swing's ropes

Where fragrance from her delicate hands still clings.

Grieved that her mandarin-duck shoes do not come,

Overnight, moss has grown on the secluded steps.

Grace S. Fong 1984

(2) Tune: Wind Through Pines

Hearing the wind and rain while mourning for the dead,

Sadly I draft an elegy on flowers.

We parted on the dark-green road before these bowers,

Where willow branches hang like thread,

Each inch revealing

One inch of feeling.

I drown my grief in wine in chilly spring;

Drowsy, I hear in dream the orioles sing.

In Garden West I sweep the pathway

From day to day,

Enjoying the fine view

Still without you.

On the ropes of the swing the wasps often alight

For fragrance spread by fingers fair.

I'm grieved not to see your foot traces; all night

The mossy steps are left untrodden there.

X. Y. Z. 1986

(3) Commentary

Xin Qiji, Jiang Kui and Wu Wenying(1200-1260)were the bestknown lyricis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Xin for his heroic style, Jiang for his musicality and Wu for his finely chiseled verse.

The lyric selected here was written in the West Garden by the side of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where the poet had lived in a bower together with his belov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poet employs the word "hearing" instead of the more usually used "seeing" so as to imply that he could not bear the sight of the departing spring on 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which fell on April 4th or 5th when flowers were falling in the south. He was so sad to hear the wind and rain that he would draft an elegy on the fallen blossoms. The word "draft" may be used as a noun meaning "grass" or "weed." Thus line 2 may be interpreted in a different way: the fallen flowers are buried in the midst of sad grass and weeds. In either case, we can see the tears of the poet in the falling rain. Line 3 tells us why the poet is grieved: it is on the willow-shaded road before his very bower that he had parted with his beloved one, so each raindrop falling from the willow branches would look like a teardrop from their eyes. What could he do but drown his grief in wine? Even drunk and asleep, he could not find his beloved in his dream for he was awakened by the song of warbling orioles.

If the first stanza reveals the depth of the poet's love, then the second tells us his fond hope. When the rain is over, he sweeps the pathway in the West Garden and buries the dead flowers as usual, in the vain hope that his beloved one would come again. But he could only enjoy the fine view alone, without her by his side. Suddenly he sees the bees alight on the ropes of the swing in which he did often see her sit before. Then the fondest illusion dawns on him that it must be the fragrance of her fair fingers still lingering on the ropes that attracts the bees. (This verse has won the admiration of many Chinese critics.) But this illusion is soon broken when he sees the moss-grown steps untrodden and her foot traces hidden thereamong. His disillusionment and disappointment are not described any further but left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reader. Thus this lyric has left a lingering aftertaste just as the fragrance left by the fair fingers of his beloved on the ropes of the swing. Here we see how poetry can produce an aesthetic effect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The fair hand described in this lyric may remind us of that in Keats' sonnet, Woman! When I Behold Thee Flippant, Vain:

... In truth there is no freeing

One's thoughts from such a beauty; when I hear

A lay that once I saw her hand awake,

Her form seems floating palpable, and near;

Had I e'er seen her from an arbour take

A dewy flower, oft would that hand appear,

And o'er my eyes the trembling moisture shake.

In Keats we find a combination of all senses, visual, auditory, tactile, kinetic, organic; in Wu we are impressed with the sense of smell in particular. In the former there i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nses: the hand can awake a song; in the latter there is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et with the object: each inch of willow branch can reveal one inch of feeling. The Chinese poet expresses his fond hope in a suggestive scene in West Garden while the English gives his a concrete description in the sonnet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Pillowd upon my fair love's ripening breast,

To feel for ever its soft fall and swell,

Awake for ever in a sweet unrest,

Still, still to hear her tender-taken breath,

And so live ever—or else swoon to death.

Here we see Keats feels the highest intensity of love as an approximation to death; he finds melancholy in delight and pain in pleas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poet tries to find delight in melancholy by drowning his grief in wine or indulging in fond illusion or happy reminiscences.

注　释

〔1〕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Milky Way.

〔2〕Jingka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n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1126-1127), who was captured by the enemy in 1127.

〔3〕Helanshan: a mountain in today's Cixi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4〕The Central Plain was occupied by the Jurchen invaders.

Chapter Fourteen
Dramatic Songs of the Yuan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Southern Song, the Mongols established the Yuan dynasty(1279-1368). During the 90 years of Mongol rule, new musical melodies and new genres emerged: song-poems or nondramatic songs, and dramatic songs. The new forms admitted freely the use of everyday colloquial speech, the idioms and slang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extra words in addition to what is required by the melody. Writers were skilled in their descriptions of sceneries and situations, persons and object(though sometimes trivial and humorous), and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The song-poems are basically lyrical in nature while the dramatic songs are not only lyrical but also narrative.

The most important poetic drama(or dramatic songs) of the Yuan was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written by Wang Shifu. It contains a narrative part in prose and a lyrical part in verse, and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acts with Act Ⅴ written by an unknown playwright, according to Jin Shengtan(1608-1661). Act Ⅰ describes the first meeting in the temple between the lovers, Zhang Gong, a young scholar, and Oriole, nineteen-year-old daughter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Cui. Act Ⅱnarrates how Zhang relieves the temple from the attack of the bandits and Madam Cui promises to marry Oriole to him, but she soon goes back on her words. Act Ⅲ describes the lovers' lovesickness. Act Ⅳ depicts their tryst in Scene i. In Scene ii, Madam Cui will not approve their marriage unless Zhang wins the laureate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held in the capital. Scene iii depicts their farewell and Scene iv ends with a dream in which they are reunited.

The first poem of this anthology is a love song selected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compiled in the sixth century BC and the last, love scenes selected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written in the 14th century AD. Twenty centuries have elapsed between the two books, in which we can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love poetry from the Zhou to the Yuan dynasty.

In A Fair Maiden, the first poem of the Book of Poetry, the young man see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cooing by the riverside longs for his beloved maiden, but the turtledoves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overs, let alone the riverside. But in the parting scene of the Western Bower, when the young Mistress sings:

The two love-birds torn apart bewail.

Eastward the oriole and westward the swallows flies.

the lovebirds, oriole and swallow, all are symbols of the lovers. When she sings:

"My tears would make the winding Yellow River overflow."

we see there is empathy between the Young Mistress and the river which could share her feeling of sorrow, while in A Fair Maiden, the water flowing left and right of the cress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yearning of the young man, and we have only a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lover who cannot fall asleep and tosses all night long. But in the parting scene, the Young Mistress is not only unable to fall asleep but also afraid "to see the curtained bed" for

Last night in warm embroidered coverlet spring dwelt.

Here we see love become deeper during the Yuan period tha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and we have a more pictorial description of the lover who sits at table, slanting his head,

Knitting his brows, as if half-dead.

He dare not let his tears fall from his brimful eyes

For fear his grief be known.

Seeing himself observed, he utters sighs,

Pretending to arrange his white silk gown.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food is only sweet cresses cooked tender; in the Western Chamber, the food and wine taste like muddy water, but

As mud the food is not so fine;

As water the wine is not so sweet.

In the former, we find only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in the latter, the subjective sentiment of the Young Mistress. Here, we see the Yuan poet more skilled in his descriptions of sceneries and situations, persons and objects, and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for Chinese poe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fter the elapse of two thousand years.

The progress made by Yuan dramatic songs includes that of Tang poetry and Song lyrics, For example, Master Zhang says at parting:

I retain my tears, and try to conceal them by hanging my head;

Though overwhelmed by my feelings, I assume a look of delight.

And the Young Mistress says:

My soul has already gone from me,

How can I follow you even in my dreams?

It is an imitation of the following verse written by Wei Zhuang of Tang dynasty:

Holding back tear on tear,

Bashfully I pretend to bow

And draw together half my brow.

Not knowing that my heart is broken,

I follow you in dreams unwoken.

For another example, The Last Stanza ends by:

All the world's grief seems to fill my breast.

How can such a small car bear such a heavy load!

It is an adaptation of the following verse of the Song poetess Li Qingzhao:

But I'm afraid the grief-o'erladen boat

On the Twin Creek can't keep afloat.

Therefore, the parting scene in the Western Bower may be said to have reached the apex of farewell poetry for it has profited from the farewell verse of Tang and of Song.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can also be compared with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find the sense of hierarchy predominant in the Chinese drama(the lovers' obedience to Madam Cui) and that of equality in the English tragedy(the lovers' disobedience to their parents). The Chinese Young Mistress is fond of recalling the joy of the past:

("Canst thou forget thy legs across mine,

My cheek against thine,

Hand in hand we did combine?")

while the Western lovers would enjoy the present:

(Juliet: I have forgot why I did call thee back.

Romeo: Let me stand here till thou remember it.

Juliet: I shall forget, to have thee stand there, Remembering how I love thy company.

Romeo: And I'll still stay, to have thee still forget,

Forgetting any other home but this.)

The Chinese lovers are conservative:

("Oh, do not swear

You won't come back unless you win the laurel crown!")

while the Western lovers show initiative(their secret marriage). The former are imaginative:

("Why like wine-flushed face is frosted forest red?

It's dyed in tears the parting lovers shed.")

and the latter realistic:

("Love goes towards love as schoolboys from their books;

But love from love, toward school with heavy looks.")

The Western Bower show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Master Zhang goes to atte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and Romeo and Juliet, that of Christianity:(The Friar says:

"For naught so vile that on the earth doth live

But to the earth some special good doth give;...

Virtue itslef turns vice, being misapplied,

And vice sometime's by action dignified.")

The first emphasizes compromise or even concession(Master Zhang concedes when Madam Cui goes back on her promise about the marriage)and the second, competition or rivalry(Romeo and Paris vie for the hand of Juliet). The one is more interested in nature

("What would I not have done

If autumn forest could hang up the setting sun!")

and the other in art:(Friar says to Juliet:

"And in this borrowed likeness of shrunk death

Thou shalt continue two-and-forty hours,

And then awake as from a pleasant sleep.")

The Chinese drama ends in a dream of reunion and the English tragedy in the death which reunites the lovers. In short, both are more lyrical than narrative.

The Yuan period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ransition from the predominance of lyrical poetry to that of narrative pros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it was prose that took the predominance over poetry, and not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in the Qing period(1644-1911)did the lyrical become as important as the narrative, but that question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book.

96．《西厢记》　惊艳（选段）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

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

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是兜率宫？是离恨天？我谁想这里遇神仙！

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破，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

(1) Beauty's Enchantment(selections)

Goodness knows how many thousands of beauties I have seen before,

But never have I seen such a delightful maiden as this!

My eyes are bedazzled, and speech fails me,

My soul has soared to mid-heaven!

Standing there with her fair shoulders at rest, she seems regardless of how admiration of her is expressed,

While she fondles the flower with a smiling face.

Is this a paradise, a heaven where no regrets reign?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 should meet here such an angel,

Who, whether pleased or displeased, is always a vision of beauty!

Looking at her profile, most becoming is her emerald ornament on her hair.

Her eyebrows, in the imperial style, arched like the crescent of the new moon,

Run into the side of her waved locks.

Before she has uttered a word, she blushes at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speak when others are present.

She opens her lips, red as cherries,

And reveals her teeth, white as jade,

And finally, after some hesitation, she speaks

With a sound like that of the oriole singing amid the flowers.

Every step she takes arouses one's affections.

When she moves, her waist is as graceful and supple as that of a dancer,

With a thousand attractions and ten thousand charms,

Like the drooping willow in the evening breeze!

S. I. Hsiung 1935

(2) Enchantment(selections)

Thousands of beauties I have seen before,

But not such charming face as this one I adore.

I'm dumb-found, dazzled are my eyes,

My soul has soared up to the skies.

Regardless of my admiration, still she stands,

Rubs shoulders with and fondles flowers with her hands.

Is this a paradise or a sorrowless sphere?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d meet an angel here!

Pleased or displeased, she's always a vernal vision fair.

Her profile most become the ornaments on her hair.

Her eyebrows arch like crescent moon

And slant upward into her cloudy forehead.

Before she says a word, she blushes soon.

Her lips are cherry-red,

Her teeth as white as jade.

She's speaking hesitantly to her maid,

Like oriole warbling'mid the flowers. Every pace

She takes awakens love.

When she is seen to move,

Her supple waist if full of grace

Like that of a dancer or drooping willow trees

Waving in evening breeze.

What a captivating sight!

What an intoxicating delight!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This monologue consists of four dramatic songs taken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Act I, Scene i. The first two songs relate how Master Zhang falls in love with Oriole at first sight; the next two describe Oriole's beauty, which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stanza of The Duke's Bride in the Book of Poetry composed in the 6th century BC.

Like lard congealed her skin is tender,

Her fingers like soft blades of reed;

Like larva white her neck is slender,

Her teeth like rows of melon-seed.

Her forehead like a dragonfly's,

Her arched brows curved like a bow.

Ah! dark on white her speaking eyes,

Her cheeks with smiles and dimples glow

Simile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heroine's eyebrows and teeth in both poems, but we find earlier similes static and later ones active. This shows the progress made by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wo thousand years.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hinese lovers with that of Romeo and Juliet in Shakespeare.

O, she doth teach the torches to burn bright!

It seems she hangs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Like a rich jewel in an Ethiop's ear —

Beauty too rich for use, for earth too dear!

So shows a snowy dove trooping with crows

As yonder lady o'er her fellows shows....

Did my heart love till now? Forswear it, sight!

For I ne'er saw true beauty till this night.

The last two lines show that Romeo falls in love with Juliet at first sight just as Master Zhang does when he says "Thousands of beauties I have seen before, /But not such charming face as this one I adore. /" But Romeo's description of Juliet is even more imaginary than Zhang's of Oriole.

97．《西厢记》　酬韵（选段）

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更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

她把我新诗和得忒应声。一字字，诉衷情，堪听。

语句又轻，音律又清，你小名儿不枉唤做莺莺。

你若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便是惺惺惜惺惺。

(1) A Poem And Its Response(selections)

Her face, so full of charms, has already driven me to distraction,

But, what is more, in her mind there lies deep wisdom.

She has responded to my impromptu verses so aptly,

Every word has revealed her feelings,

And is pleasant to hear.

Soft are her words,

And pure are her rhymes.

Justly are you named the Singing Oriole.

If you would but look at me without turning away,

Then we could carry on our rhyming till daybreak with the wall between us,

And there indeed would be a case of true understanding.

S. I. Hsiung 1935

(2) Verse Exchange(selections)

Her face so full of charms has enticed me away,

And what is more, I find

Deep wisdom in her mind.

She has responded to my verse without delay.

Each word reveals

What her heart feels;

It is pleasant to hear

For the listening ear.

Your words and rhymes are soft and clear,

Oriole, you are worthy of your name so dear.

If you but look at me without turning away,

I would rhyme with your verse till the break of the day.

Clever loves the clever

For ever and ever.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How to make acquaintance with one's love in ancient China?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She throws a peach to me;

I give her a white jade

Not in return, you see,

But to show friendship made.

When it came to the Yuan dynasty, educated youths exchanged verses instead of peach and jade. So Master Zhang crooned his verse:

All dissolve in moonlight,

Spring's lonely in flowers' shade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Where's her beautiful maid?

Oriole, the Moon's beautiful maid, responded to his verse without delay and in the same rhyme as his:

In lonely room at night

In vain spring and youth fade.

You who croon with delight,

Pity the sighing maid!

The two dramatic songs selected here show Master Zhang's admiration for Oriole's wisdom.

In the West lovers would exchange kisses instead of verses, as may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dialogue i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Romeo: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This holy shrine, the gentle fine is this:

My lips, two blushing pilgrims, ready stand

To smooth that rough touch with a tender kiss.

Juliet: Good pilgrim, you do wrong your hand too much,

Which mannerly devotion shows in this;

For saints have hands that pilgrims' hands do touch,

And palm to palm is holy palmers' kiss.

Romeo compares Juliet to a holy shrine and his own lips to pilgrims, which shows the deep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Western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oly shrine in the Buddhist temple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lovers. When Zhang says, "I would rhyme with your verse till the break of the day," it may remind us of the following verse in Romeo and Juliet:

Good night, good night! 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

That I shall say good night till it be morrow.

98．《西厢记》　闹简（选段）

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

小则小，心肠儿转关，教你跳东墙，女字边干。

原来五言包得三更枣，四句埋将九里山。

你赤紧将人慢。

你要会云雨闹中取静，却教我寄音书忙里偷闲。

(1) The Fuss About the Billet-Doux(selections)

Who has ever seen a messenger, sent with a letter, so thoroughly befooled by the sender?

Young though my Young Mistress may be, her mind is very crafty!

Telling you, her lover, to jump over the Eastern Wall, she wishes to carry on an intrigue with you,

As the poem hints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And at the trysting-plac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you betray me!

Wishing to carry on your love-affair, you select a retired spot in the crowded monastery;

And you want me to find time to take your letter, busy though I am!

S. I. Hsiung 1935

(2) The Billet-Doux(selections)

Who has e'er seen

A messenger befooled by the sender?

She is so keen,

Though she appears so young and tender.

She tells her lover to climb

Over the eastern wall for a tryst.

Five words hint at the time;

Four lines appeal to the lover missed.

About this critical affair, O mark!

I am kept in the dark.

You want the cloud

To bring fresh showers

For thirsting flowers

Rising above the crowd,

But order me to use my leisure

To gratify your pleasure.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In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Act Ⅲ, Scene ii, Oriole told Rose, her maid, to send to Master Zhang, the following quatrain:

Wait for moonrise in Western Bowers,

Where the breeze opens half the door.

The wall is shad'd by dancing flowers,

Then comes the one whom you adore.

The first line hints at the time of the tryst, the second means that the door will be left half open, the third tells him implicitly to climb over the wall in the shade of flowers, and the last promises her arrival to the tryst. Rose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quatrain and complains that she is "a messenger befooled by the sender" in the passage selected here. In fact, this message reveals Oriole's ingenuity, reticence and evasiveness(See A Mute Maiden selected on p.41).

On the other hand, Juliet is straightforward in the following soliloquy: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So Romeo would, were he not Romeo call'd,

Retain that dear perfection which he owes

Without that title. Romeo, doff thy name;

And for that name, which is no part of thee,

Take all myself.

Juliet's innocence and Oriole's reticence may be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and Chinese maidenhood.

99．《西厢记》　酬简（选段）

绣鞋儿刚半折，柳腰儿恰一搦，

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

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alt髻儿歪。

我将你纽扣儿松，我将你罗带儿解，

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

咍！怎不回过脸儿来？

软玉温香抱满怀。

呀！刘阮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

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

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

嫩蕊娇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

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

我忘餐废寝舒心害。

若不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

(1) Fulfilment of the Billet-Doux(selections)

Her embroidered shoes are only half a span long;

Her willowy waist, one hand could enfold.

Overwhelmed with bashfulness, she refuses to raise her head,

And rest it on the pillow embroidered with love-birds.

Her golden hair-pins seem to be falling from her locks.

The more disarranged her hair becomes, the more beautiful she appears!

I will unbutton your robe and untie your silk girdle.

A fragrance like that of the lily and musk permeates the solitary library.

You wicked one! Well do you know how to enslave me!

Oh! why do you not turn your face to me?

I clasp to my breast her who is like jade, but softer, and who is fragrant and warm.

Ah! At last, like Liu Yuan, I am in paradise.

The spring is here and the flowers are in bloom.

Her waist is like a willow in its pliancy.

The heart of the flower has been gently plucked,

And the drops of dew make the peony open.

Overwhelmed with joy,

I am as happy as a fish delighting in water.

And, like a butterfly, which keeps gathering the sweet fragrance from the delicate buds.

You half reject me and half welcome me,

While I am filled with surprise and love!

With my fragrant mouth I kiss your sweet cheeks.

The pure, white silk handkerchief

Is stained with spots of delicate red....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

I have defiled your virgin purity.

I had forgotten my meals and abandoned my sleep, and was prepared for the worst.

If I had not borne all this with sincerity and patience,

How could I have been able to end the bitterness of love with perfect bliss!

S. I. Hsiung 1935

(2) The Tryst(selections)

Your little shoes embroidered in silk thread,

Your waist as slender as the willow,

Bashful, you will not raise your head,

But rest it on the love-birds pillow.

Your golden hairpin seems to fall from your cloud-hair,

Your slanting locks make you look still more fair.

I will unbutton your robe and untie

Your silken girdle until you feel shy.

A fragrance, lily-like, permeates my cabinet.

You know how to enthral and entrance me, coquette!

O why

Do you not turn to me your face and eye?

No fragrance is so warm, no jade so soft and nice,

Ah! I am better than in paradise.

Spring comes on earth with flowers dyed.

Her willowy waist close by my side,

Her pistil plucked, my dewdrop drips

And her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

O'erwhelmed with ecstasy,

I feel as happy and as free

As a fish swimming in the sea.

I gather your sweet fragrance like a butterfly;

You half refuse and half comply.

I'm filled with love as with surprise

And kiss your cheeks and eyes.

With heart and soul I've loved you deep;

For you I have forgot to eat and sleep.

Had I not borne this with sincerity,

How could I win your virgin purity,

And end the bitterness

Of love with sweet caress!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The first poem describing love-making is A Deer-Killer in the Book of Poetry selected here, in which the poet only hints at the love-making by two lines:

"Oh, soft and slow, sweetheart!

Don't tear my sash apart!"

Then Cao Zhi(192-232)compared love-making to "cloud bringing fresh showers" for thirsting flowers, and it has become a euphem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Ouyang Xiu's lyric selected here, the poet also hints at it by two lines:

But by the crystal pillows twin

There is left a hairpin.

In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Act Ⅳ, Scene i, the verse "I will unbutton your robe and untie/Your silken girdle until you feel shy/" is derived from "Don't tear my sash apart!" And "my dewdrop drips/And her peony sips/With open lips" is "showers" and "flowers" crystalized and concretized. And the golden hairpin is not left "by the crystal pillows twin" but "seems to fall from your cloudhair" by "the love-birds pillow." Here we see the Romance reach a new apex in its description.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notice the love-making mentioned i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Act Ⅰ, Scene i.

Sampson: I will take the wall of any man or maid of Montague's.

Gregory: That shows thee a weak slave; for the weakest goes to the wall.

Sampson: 'Tis true; and therefore women, being the weaker vessels, are ever thrust to the wall. Therefore I will push Montague's man from the wall and thrust his maid to the wall.

But this dialogue is prosaic. A poetical description may be found in Keats' Eve of St. Agnes, Stanza 36:

Into her dream he melted, as the rose

Blendeth its odour with the violet,—

Solution sweet: meantime the frost-wind blows

Like Love's alarum pattering the sharp sleet

Against the window-panes; St. Agnes' moon hath set.

This stanza is implicit and suggestive as a Chinese poem while the Romance is explicit and symbolic as a European verse.

100．《西厢记》　哭宴（选段）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恨成就得迟；怨分去得疾。

柳绿长，玉骢难系！倩疏林，你与我挂住斜晖！

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

恰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

猛听一声去也，松了金钏；

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1) A Feast With Tears(selections)

Grey a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faded are the leaves on the ground,

Bitter is the west wind as the wild geese fly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How is it that in the morning the white-frosted trees are dyed as red as a wine-flushed face?

It must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tears of those who are about to be separated.

My regret is that we met so late,

And my sorrow is that we have to part so soon,

Long though the willow branches may be, it is impossible to tie to them the white steed in order to delay his departure.

I pray you, o autumn forest, to hinder the setting of the sun for my sake.

May his steed go slowly,

And may my carriage follow it without delay.

Just as we had declared our love openly for each other,

The first thing to happen to us is that we are to be separated.

When suddenly I heard a voice say "I am going,"

The shock made my golden bracelets too large for me!

When I saw in the distance the Pavilion of Farewell,

My body seemed to waste away.

S. I. Hsiung 1935

(2) Farewell Feast(selections)

With clouds the sky turns grey

O'er yellow-bloom-paved way.

How bitter blows the western breeze!

From north to south fly the wild geese.

Why like wine-flushed face is frosted forest red?

It's dyed in tears the parting lovers shed.

It's my regret

So late we met;

It grieves my heart

So soon to part.

Long as the willow branch may be,

It cannot tie his parting steed to the tree.

What would I not have done

If autumn forest could hang up the setting sun!

Go slowly, parting steed;

Cab, follow it with speed!

Of lovesickness just cured,

The grief of parting must now be endured.

"I'm going," when a voice is heard to say,

My body seems to waste away.

When the Pavilion of Farewell comes in sight,

My bracelet becomes no longer tight.

X. Y. Z. 1990

(3) Commentary

The first farewell song can be found i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its first stanza reads as follows:

A pair of swallows fly

With their wings low and high.

You go home in your car;

I see you off afar.

When your car disappears,

Like rain fall down my tears.

The separation is contrasted with the togetherness of a pair of swallows, and the contrast makes the parting grief more strongly felt. In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Act Ⅳ, Scene iii, the lovers' grief is set off by the departure of the wild geese flying for the warm south in late autumn, and the images of clouds, yellow blooms and wild geese are adapta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verse of Fan Zhongyan(989-1052):

Emerald clouds above

And yellow leaves below,

O'er autumn-tinted waves cold, green mists grow....

South-bound wild geese won't stay

E'en for a day.

The leaves dyed red "in tears the parting lovers shed" is an ingenious adapt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verse of Su Shi on willow down(See):

Take a close look and you will never

Find willow down but tears of those who sever,

Which drop by drop

Fall without stop.

The long, long willow branch which "cannot tie his parting steed to the tree" is another image inginiously derived from Qin Guan's(1049-1100):

I still remember the sympathetic willow tree

Whose long, long twigs once tied your boat for me.

But the image of autumn forest which cannot "hang up the setting sun" is entirely Wang's own. The last line "My bracelet becomes no longer tight" may be borrowed from Liu Yong's(987-1053):

I find my gown too large, but I will not regret;

It's worth while growing languid for my dear coquette.

In the Romance Oriole says, "It grieves my heart/So soon to part/" and Juliet is also grieved to part from Romeo when she says:

Wilt thou be gone? It is not yet near day.

It was the nightingale, and not the lark,

That pierc'd the fearful hollow of thine ear.

She is so much grieved to part from her lover as to mistake "the herald of the morn" for the bird of the night, just as Oriole is unwilling to part from hers as to wish the parting steed to "go slowly". We may conclude the Romance is as good a poetic drama in the Orient as Romeo and Juliet is in the Occident.

Bibliography

Allen, C. F. R. : The Shi Ching or Classic of Poetry. London, 1891.

Alley, Rewi:(1)Tu Fu: Selected Poems. Beijing, 1962. (2)Selected Po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ong Kong 1981. (3)Bai Juyi: 200 Selected Poems. Beijing, 1983.

Ayling, Alan & Mackintosh, Duncan:(1)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 London, 1965. (2)A Further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 London, 1969.

Ayscough, Florence:(1)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 Boston, 1929. (2)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 Tu Fu, Guest of Rivers and Lake. Boston, 1934.

Barnstone, Aliki & Willis: A Book of Women Poets. New York, 1980, 1984. Budd, Charles: Chinese Poems. oxford, 1912. Bynner, Witter & Kiang, kanghu: The Jade Mountain. New York, 1929, 1964, 1972.

Chu, Dagao: (1)Chinese Lyrics. Cambridge, 1937. (2)101 Chinese Lyrics. Beijing, 1987.

Cooper, Arthur: Li Po and Tu Fu. Penguin, 1973.

Cranmer-Byng, L. :(1)Book of Odes, Shih-King. London, 1906. (2)A Lute of Jade. London, 1909, 1911, 1913, 1915, 1917, 1918, 1926, 1936, 1944, 1959, 1978. (3)A Feast of Lanterns. London, 1916.

Elek, Paul: The Elek Book of Oriental Verse. London, 1979.

Fan, Cunzhong: Chinese Poet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in Foreign Languages No. 15). Shanghai, 1981.

Fang, Roland C. : Gleamings from Tao Yuan-ming. Hong Kong, 1980; Shanghai, 1984.

Fletcher, W. J. B. :(1)Gems of Chinese Verse. Shanghai, 1918. (2)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 Shanghai, 1933; Paragon, 1966.

Frankel, Hans H. :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Yale, 1976.

Gaunt, C. : A Little Garland from Cathay. Shanghai, 1919.

Giles, Herbert A. : (1)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London, 1898. (2)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923; New York, 1965.

Graham, A. C. : Poems of the Late Tang. Penguin, 1965, 1968, 1970, 1973, 1977, 1981.

Hart, Henry H. : (1)A Chinese Market. Beijing, 1931. (2)A Hundred Names. Berkeley, 1933, 1954, 1968. (3)A Garden of Peonies. Stanford, 1938.

Hawkes, David: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Oxford, 1959.

Herdan, Innes: 300 T'ang Poems. Taipei, 1973.

Hsieh, Wen Tung: Selected Poems of Tu Fu. Guangdong, 1985.

Hsiung, S. I. :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London, 1935.

Huang, Hong-quan: Anthology of Song-dynasty Ci-poetry. Beijing, 1988.

Jennings, William: 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 London, 1891.

Jenyns, Soame: (1)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London, 1940.(2) A Further Selection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London, 1944. Kotewall, Robert & Smith, Norman L. : The Penguin Book of Chinese Verse. Penguin, 1962, 1975.

Legge, James: (1)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 Kong, 1861-1872; New York, 1961.(2) 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 London, 1871; New York, 1967.

Li, Weijian: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Sichuan, 1985.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1935.

Liu, Shih Shun: One Hundred and One Chinese Poems. Hong Kong, 1967.

Liu, Wuchi & Lo, Irving Y. : Sunflower Splendor. New York, 1975.

Lowell, Amy & Ayscough, Florence: Fir-Flower Tablets. Boston, 1921, 1973.

Lu, Shuxiang: (1)One Hundred Quatrains by the Tang Poets. Shanghai, 1944; Hunan, 1980, 1981. (2)Ge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Shanghai, 1948, 1980;(co-ed.)Hong Kong, 1988; Taipei, 1990.

Lu, Zhiwei: Five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 Beijing, 1982; Hong Kong, 1984.

Martin, W. A. P. : 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 Shanghai, 1912.

Obata, Shigeyoshi: Li Po. New York, 1922.

Payne, Robert: The White Pony. New York, 1947; London, 1949.

Pound, Ezra: Cathay. London, 1915.

Rexroth, Kenneth: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New York, 1959.

Soong, Stephen C. : (1)Song without Music. Hong Kong, 1980. (2)Poetry and Poetics. Hong Kong, 1984.

Sun, Yu: Li Bo—A New Translation. Hong Kong, 1982.

Sun Chang, Kang-i: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Princeton, 1980.

Tsai, Ting-kan: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s. Chicago, 1932, 1971.

Turner, John A. : A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1976.

Waddell, Helen: Lyrics from the Chinese. Boston, 1913; London, 1934.

Waley, Arthur: (1)170 Chinese Poems. London, 1918; New York, 1919. (2)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New York, 1919, 1937. (3)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New York, 1923. (4)The Book of Songs. London, 1937. (5)Chinese Poems. London, 1946, 1976.

Watson, Burton: (1)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Columbia, 1965. (2)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Columbia, 1984.

Weng, Xianlia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Beijing, 1985.

Wixted, John T. : The Song-Poetry of Wei Chuang. Arizona, 1979.

Wong, Man: Poems from the Chinese. Hong Kong, 1950.

Wu, Juntao: Tu Fu—A New Translation. Hong Kong, 1980.

Xu, Yuan Zhong: (1)Su Dong-po—A New Translation. Hong Kong, 1982. (2)150 Tang Poems. Xi'an, 1984. (3)100 Tang and Song Ci-Poems. Hong Kong, 1986; Beijing, 1991. (4)Selected Poems of Li Bai. Sichuan, 1987. (5)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Lyrics. Beijing, 1990. (6)Song of the Immortals. Beijing, 1991; Penguin, 1994. (7)The Book of Songs. Henan, 1992. (8)The Book of Odes and Hymns. Henan, 1992. (9)The Book of Poetry. Beijing, 1993. (10)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Beijing, 1992. (11)Poetry of the south, Hunan, 1994.

Xu, Yuan Zhong etc. : 300 Tang Poems—A New Translation. Hong Kong, 1987; Beijing, 1988; 1991.

Xu, Zhongjie: (1)100 Chinese Ci Poems in English Verse. Beijing, 1986, 1987. (2)200 Chinese Tang Poems in English Verse. Beijing, 1990.

Yang, Xianyi & Gladys: (1)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Qu Yuan. Beijing, 1953, 1955, 1980. (2)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1983. (3)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 Beijing, 1984. (4)Poetry and Prose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Beijing, 1986.

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50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2003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谟、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26种。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被重印，有的印书超过5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心入。

名家名著即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的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丛书策划：张文定

第一批出版书目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　汤一介

清史探微　　　　　　　　　郑天挺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侯仁之

中诗英韵探胜（第二版）　　许渊冲

西方心理学史大纲　　　　　唐　钺

杜甫评传（上中下）　　　　陈贻焮

邓广铭治史丛稿　　　　　　邓广铭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周一良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郭象与魏晋玄学

（第三版）

汤一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汤一介著．—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06617-1

Ⅰ．郭…　Ⅱ．汤…　Ⅲ．郭象（252～312）—玄学—研究　Ⅳ．B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7628号

书　　　名：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汤一介　著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06617-1/B·026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出版部62754962

印刷者　：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0.5印张　342千字

　　　　　2000年7月第2版　2009年11月第3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出版说明

绪论

第一章　论魏晋玄风

一　何谓“魏晋玄学”？

二　魏晋玄学的产生

第二章　研究魏晋玄学的资料问题

第三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

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

二　魏晋玄学的评价

第四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上）

一　正始时期的玄学

二　竹林时期的玄学

第五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

一　元康时期的玄学

二　东晋时期的玄学

三　唐初重玄学

第六章　郭象的生平与著作

第七章　郭象与向秀

第八章　郭象与裴alt

一　“有始”与“无始”

二　“外资”与“独化”

三　“无为”与“有为”

四　“入世”与“超世”

第九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

一　关于“自性”的问题

二　关于“无为”的问题

三　关于“圣人”的问题

四　关于“无”的问题

第十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子》的旧说

第十一章　郭象的哲学方法

一　寄言出意

二　辩名析理

三　否定的方法

第十二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上）

一　关于“有”与“无”的问题

二　关于“动”与“静”的问题

三　关于“知”与“无知”的问题

四　圣人“可学致”与“不可学致”的问题

第十三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下）

一　“（命）理”与“自性”

二　“独化”与“相因”

三　“无待”与“有待”，“无为”与“有为”

四　“顺性”与“安命”

第十四章　郭象与王弼

附录　有关郭象的生平和著作的资料

参考书目

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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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50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2003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谟、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26种。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被重印，有的印书超过5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收入。

名家名著即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的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绪　论

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一个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分析的重要课题。这几年来，许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对进一步开展这门学科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本小书希望能在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上起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因此想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些探讨。

（1）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的最重要的问题

研究哲学史当然要研究某一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但严格说来，这些并不是哲学史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史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揭示人类思维在历史上如何发展的内在逻辑。比如说，先秦哲学思想由孔子发展到了孟子，它在理论思维的发展上有什么必然性？虽然这一发展的动因是社会矛盾提出的要求，但思维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部好的哲学史必然是既能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因，又能揭示出哲学思想这样一种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合乎于思维逻辑的发展；对哲学史上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也必然合乎于历史发展的本质，所以列宁说：“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和思维规律相吻合。”（《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魏晋玄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王弼、何晏，发展到竹林时期（254—262年）的嵇康、向秀，又发展到元康、永嘉前后（290年前后）的裴alt、郭象，到东晋则有张湛、道安，这个发展固然和当时社会的变动有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为什么由正始时期王弼、何晏的“贵无”（“以无为本”）发展到竹林时期嵇康的“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向秀的“崇有”（“以儒道为一”），又由竹林时期的玄学发展到元康时期裴alt的“崇有”（“自生而必体有”）和郭象的“独化”（“物各自造”），到东晋而有张湛的“贵无”（“群有以至虚为宗”）和道安的“本无”（“无在万化之先”），这一思想发展的过程有什么内在逻辑的必然性？本书打算围绕着对郭象哲学思想的分析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2）研究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是揭示理论思维发展规律的根本途径

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必然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由概念、范畴形成的命题（判断）和推理表现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思想发展就其内容说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恩格斯这里说的“以往的哲学”自然就包括哲学史的内容。一部科学的哲学史必然是能揭示人类认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在矛盾冲突中发展的规律，而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最基本的内容则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由于概念、范畴在哲学史中的发展反映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研究它的发展历史就是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在自己的思想中再想一次，当然是排除了种种偶然的、次要的因素，而抓住本质的、带规律性的内容。这种重新思索的过程，必然使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深化了，所以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7页）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更有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哲学有它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正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对这些概念、范畴就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范畴去套，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等同。在我国哲学史上，长期形成的一套概念、范畴，除少量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概念之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也是很鲜明的。例如，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这对范畴就非常重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对天人关系的问题比较重视，而且不同的哲学家对“天”的解释就不相同，对“人性”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了。早在先秦就有韩非的《解老》，它实际上就是对《老子》书中的一些哲学概念的含义的一种解释；东汉的《白虎通义》也对两汉某些哲学概念作了适应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说明；在王弼的《周易略例》、《老子指略》中也包含有用玄学思想解释哲学概念的意义；南宋陈淳作《北溪先生字义》对朱熹的范畴体系作了分析；清朝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一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并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理论思维水平。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在那时难道不是因为有一定高度的理论思维吗？我们今天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运用一套特有的概念、范畴来进行理论思维时，难道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吗？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比较强的哲学，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例如，在魏晋玄学中“有”、“无”、“体”、“用”、“本”、“末”、“一”、“多”、“言”、“意”、“性”、“情”、“独化”、“相因”、“名教”、“自然”、“无心”、“顺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都被成对地提出来了。这中间有的虽是先秦哲学中已有的，但在魏晋玄学中，它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含义更加明确了。本书打算以郭象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心，对魏晋玄学中的概念、范畴作些具体的分析。

（3）研究一个时期哲学家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方法，对了解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水平和它的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虽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往往是使这种由社会历史动因所产生的某种哲学思潮成为系统的完备的新学说的重要条件。没有建立哲学体系的新方法，则无以建立起新的哲学体系。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往往是在有了新的哲学方法之后，才为新的哲学思潮的广泛流传开辟道路，而且其影响往往及于史学、文学、艺术等等领域。哲学或者可以说有“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内容和他建立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法，都应是哲学史研究的课题。有时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身并不正确或者也不很深刻，但他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方法却可以很有水平，并表现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某些特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哲学史上某些哲学家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方法或者对我们更有启发。

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完备，是由于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出现而发生的。这种新的哲学方法称之为“言意之辩”。就魏晋玄学家说，几乎都讨论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王弼首唱“得意忘言”，嵇康继之；郭象又提出“寄言出意”，这也本之于王弼“得意忘言”。而“辩名析理”同样是这一时期玄学家共同采用的一种方法。

就“言”和“意”这对范畴说，它本身是个哲学问题，在魏晋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分三派：言不尽意派，如张韩有《不用舌论》，以言语为无用；言尽意派，如欧阳建有《言尽意论》，主张言可尽意；得意忘言派，如王弼、郭象、嵇康等均属之。王弼以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而“得意”必须“忘言”。但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如王弼、郭象等不仅讨论“言”、“意”本身这一哲学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作为建立他们哲学体系的根本方法。王弼言“贵无”，以无为本，而“无”作为宇宙本体无形无名，本不可说，那么如何把握这个作为宇宙本体之“无”呢？如果说，根本不能把握，那么就无法证明天地万物是“以无为本”，如果“本体”可说，那么“本体”就成为认识的对象，而有名有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这一玄学方法。魏晋玄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和儒、道，但是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庄子》一书指名道姓地诋毁孔子，这怎样调和呢？郭象《庄子注》采用了“寄言出意”的方法，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从王弼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如何论证“无”和“有”的“体”、“用”关系，而建立其“贵无”思想体系。从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解决当时调和儒、道这一难题，而建立了他的新哲学体系的。

魏晋玄学的方法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方法，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将不仅会丰富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研究外来思想文化的传入和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认识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方法

当前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表现为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世界的动荡不安、矛盾冲突，除了其他原因（如政治的、经济的）之外，思想文化传统的不同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其中就有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但是，由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思想文化的互相影响，在思想文化上的调和和互相吸收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更给予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欧，是西欧的历史条件下激烈动荡下的产物，因此仅就思想文化传统方面说，它对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则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那么也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生根、发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必须与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或者说必须通过对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否则就不能真正起作用。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不是也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应该说是可以的。就中国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哲学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还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哲学的中国哲学呢？这当然还要看一个时期，但我看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哲学思想（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这就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这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如何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如何由形式的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明显冲突，而最后融合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发展过程，将是很有意义的。

在历史上思想文化有不同的类型，怎样才能了解一种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必须在和另外的思想文化比较中来揭示。如果我们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比较，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的水平，而且也可以了解外来思想文化如何能为我们吸收、融化的原因。这种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和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地域的哲学思想相比较的分析研究方法，就是比较哲学。当前，我们应该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以建立适应当前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中国比较哲学。

科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应当力求能够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是同时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带有探索性的工作，应该敢于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这本小书提出和探讨了一些问题，虽然我对这些问题是认真对待的，但限于水平，有些看法是很不成熟的，甚至还可能是不正确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第一章　论魏晋玄风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理论思维水平所达到的高度。魏晋时期的玄学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郭象是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哲学发展的最高点。对一种哲学思潮发展的最高形态作具体的分析，应该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深入地把握这种思潮的各个方面。因此，本书打算通过对郭象哲学思想的分析，对魏晋玄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哲学史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起点，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研究历史科学应该遵循马克思这个科学论断：“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

一、何谓“魏晋玄学”？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我国最早出现“形而上”一词是《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西方哲学史上，原来亚里士多德把我们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叫做“第一哲学”。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亚里士多德毫不含糊地把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与其他的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存在的自在自为的性质的科学’。”据D. D. Runes的《哲学字典》说，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自身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 as such），这里“科学”一词是就古典的意义上说的，也就是关于“终极原因”的知识，即关于“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知识。这个“第一原理”（终极原因）被视为没有比它更高的、更完全的普遍性，它对人类的智慧说只能是靠其自身本性的能力得到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文版，对这里的“形而上学”有一条译注说：“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原，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这条译注对马克思这里所用的“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含义的解释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指把经济关系作为一种超验的、抽象的永恒观念来对待。所以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玄学）并不都是说的和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的方法。当然，前面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往往也是把世界的实质看成是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存在。我们把魏晋时期的哲学称为“魏晋玄学”大体也是在上面所说的那个意义上讲的。

“玄学”这个名称，见于梁沈约的《宋书》，该书《雷次宗传》曾说：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见。

然而或者在西晋时代已经使用了“玄学”这个名称，据《晋书》卷五四《陆云传》说：

（陆）云……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少年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近人章炳麟在《五朝学》中较明确地说明了“玄学”的性质，他说：

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于上，躁竞弭乎下。……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而在魏晋时一般常把“玄学”称为“玄远”之学，《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说：“上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又同书《规箴》说：“王夷甫（衍）雅尚玄远。”陆澄《与王俭书》说：“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嵩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隽神清识，能言玄远。”像这样用“玄远”一词说明当时学风的史料在魏晋南北朝时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不过，我们还要把何劭《荀粲传》中的一段话引用下来，因为它谈及这个名称的含义问题。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傅）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

按《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又同书《言语》中说：“裴仆射（alt）善言名理，混混有雅致”，而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说：“昔裴逸民（alt）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可见所谓“玄远”、“虚胜”、“名理”三者的含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名理”，开始盖为讨论“名分之理”，人君臣民各有其职守，如何使之名实相符而天下治，此为政治理论的问题；后来渐进而讨论鉴识人物的标准问题，于是“名理之学”趋向“辩名析理”，向着抽象原则的方面发展，如当时有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等所谓“四本才性”问题的讨论。“虚胜”则谓为“虚无贵胜之道”（语见章炳麟《黄巾道士缘起》），盖所论不关具体事实，而以谈某些抽象原则为高明，但似仍未离政治人伦的抽象原理而进入宇宙本体的形而上学领域。“善言虚胜”者必“善名理”，所以《世说新语·文学》说傅嘏“善言虚胜”，而《荀粲传》说他“善名理”，这就很自然了。然“善名理”者则不一定都能“达虚胜之道”，如上引材料说裴alt则是（这两条材料对裴alt的评论是否正确，当为另一问题，但可以了解当时认为“名理”和“虚胜”确有不同的含义）。“玄学”（玄远之学）则更前进一步，把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作为中心课题，要为政治人伦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而进入本体论问题的讨论。“玄远”在当时或有二义：说阮籍“言及玄远”，则指远离“事务”（世事），仍属政治人伦方面；而说荀粲“尚玄远”，则指远离“事物”，则属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虽然这二者往往联在一起，但意义则不相同。

魏晋玄学既然是要为天地万物（包括政治人伦）的存在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它所讨论的问题就必有其特殊的内容，这就是所谓“本末有无”问题。“本”为“体”（本体），“末”为“用”（功用），“有”即是有名有形的具体的存在物，指天地万物、政治人伦（名教），“无”则为无名无形的超时空的本体，名为“道”或“自然”。魏晋玄学所讨论的问题就是指作为无名无形的超时空的本体和有名有形具体的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魏晋玄学既然是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这样的本体论问题，而这种问题在老庄哲学中已经多少接触到了，所以在当时又常常把“玄远之学”直接称为“老庄”或“玄宗”、“玄虚”之学等等。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接着在列举山涛、夏侯玄、荀粲、王衍、嵇康、郭象、阮籍、谢鲲之后又说：“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洎及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这里的“玄宗”就是指“老庄之学”，所以干宝《晋纪·总论》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所谓“玄虚”也是指“老庄之学”，如《晋书·嵇含传》引含《吊庄周图文》：“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由此可见，魏晋玄学和老庄哲学的渊源关系之深。

如果我们给“魏晋玄学”作一个比较简明的说明，可以这样表述：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

二、魏晋玄学的产生

魏晋时期为什么产生魏晋玄学，这个问题可以从各个方面考察。例如，有说可以从汉末农民起义方面来考察，认为黄巾起义利用了道教，而道教所根据的经典之一是《老子》，因此说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正是从另一个方面利用《老子》而与农民起义相对抗。又有说，两汉流行的经学，后越来越烦琐和荒诞，但物极必反，思想因而向着简单和抽象的方面发展，因此老庄思想流行。还有一说，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士大夫难以全身保命，不如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世说新语·栖逸》“嵇康游于汲郡山中”条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些可能都是玄学产生的原因，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现象。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些分析上，是不足以说明玄学这样一种思潮之所以产生的，它没有能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作出说明。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衰落这是很自然的，但为什么作为玄学骨架的道家思想必然流行呢？两汉长达三四百年的统治中，儒家思想虽处于“独尊”的地位，而道家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却成了反对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的最重要的武器而长期流行着。据现存可查的史料，两汉治《老子》或“黄老之学”的有五十余家，可见其流行的一般情况。

在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中，“天道自然无为”可以说是两汉的主要思潮，从西汉末的严遵，经东汉初的桓谭，到王充、张衡、冯衍等，一直到东汉末的仲长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些哲学家用“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可以说是思想界里的一种净化运动，它不断排除着荒诞的、烦琐的神秘主义。这些哲学家所用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虽不能说全同于老子的学说，但无疑总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点王充在《论衡·自然篇》就说明了，他说他的学说“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意也。”

社会的大动荡，给思想的大解放创造了条件。在旧的统治思想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新的统治思想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一般说来，思想总是比较活跃，比较解放，因而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正是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人们就会有：现实社会的存在有什么根据？它究竟是否合理？理想的社会又应该怎样？等等问题不断提出。东汉末年，在儒家思想衰落的情况下，这时就出现了原来先秦六家名、法、阴阳、道等家相当活跃的新形势，而其中最可能继儒家而起的是道家思想，大家都想从各个方面回答现实中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说儒家思想衰落，并非说儒家所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已不再适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了，而只是说两汉以来的经学，为纲常名教合理性作论证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等已走入穷途末路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名教要继续下去，必须得到新的生命力，得到新的理论论证，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老子的道家思想不仅为此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现实所需要的，而且对当时的统治者从其性格的某一方面来说也是最可取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在两汉纲常名教已经和儒家思想结成一体，要反对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荒诞性，往往也不得不去批评“纲常名教”那一套，所以以老庄为骨架的玄学又有破坏“纲常名教”使人们从虚伪的礼教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为什么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对统治阶级来说用发展了的道家思想来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是最可能的而且是最可取的呢？这样的思想发展是否有其必然性呢？这就要我们从当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作些分析了。

汉朝选取官吏，地方用“察举”的方式，朝廷用“征辟”的方式，因此人物的品评鉴识就非常重要，而品评人物高下的标准为德性，即纲常名教所要求的品行性格。在东汉末，关于人物的评论，往往是对一个人一个人的具体评论，例如郭泰对黄宪和袁闳的评论说：“叔度（黄宪）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奉高（袁闳）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见《世说新语·德行》“郭林宗（泰）至汝南造袁奉高”条及注引《泰别传》）这里，郭泰只是对黄、袁等个人品德的具体评论。当时许劭兄弟颇有盛名，成为汝南名士，他们每月之初常选一个“题目”作为评论的对象，因而汝南地方称之为“月旦评”。有一次曹操要许劭对他进行评论，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曹操听了非常高兴。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许劭评论人物的标准仍依德行；第二，曹操看人物的标准和许劭根本不同，这样就出现了评论人物的标准问题。本来汉末这种评论人物的风气流弊很多，它不但造成一群一党的互相吹捧，而且使一些虚伪奸诈的人借着它可以招摇撞骗。汉末有晋文经、黄子艾靠着他们有点小聪明，而炫耀京师。他们自恃名声很大，朝廷征辟也不出仕；士大夫前去拜访，甚至他们都不接见。他们操纵着评论人物的舆论。后来是由于大名士李膺等的批评和揭露，才现其轻薄子的原形，而不得不逃离京师。（事见《后汉书》卷六十八《符融传》）由此可见，汉末的评论人物，“名”和“实”并不一定相符。所以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名实》中有一段批评的话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汉末社会混乱了，名不符实、名实颠倒错乱的情况当然是所在多有。因此，有不少思想家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这样就出现了对“名”和“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政治家崔寔深检名实，号称法家，著《政论》“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他说：“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千里，故圣王明主，其忧慎之。”（《全后汉文》卷四十三）仲长统《昌言》也说：“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他说：“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而徐干更申明“名”与“实”的关系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中论·考伪》）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名实问题，而多主张名必符实，因此名家思想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了。

汉魏之际所以注重名实关系问题，除上述原因之外，和曹操之重人才、好法术也大有关系。盖于乱世，要想成大业必注重人才的选拔，曹操用人举士，多重才力而不依德行。他前后下求贤令四次，建安十九年所下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因此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正是法家所注重者。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的评语说：曹操“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法必依实，亦关乎形名。由于曹操是法家，所以综核名实为当时所重视。曹魏时的思想家刘邵认为任用官吏，应有考核，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据所上《疏》提及，他作《考课》的目的在于纠正“能否混而相蒙”的名实不符等弊病。刘邵著有《人物志》，虽是讨论评品人物的标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正在于“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所以这书中《材能》篇谓：“或曰：人材有能大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照刘邵看，人材无所谓“能大不能小”，这样说是“名”不当“实”，而人材由于所能各异，因此只有“宜”与“不宜”的分别，这正如蔡邕《荐边让书》所说：“传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用于小，固有所不宜也。”（《全三国文》卷七十三）因此，“名”必与“实”相当，如果不符合事物的实际，这样也就是“非名”。接着刘邵在《材能》篇中列举了“八能”以说明才能之不同，而各有所宜任之官。由此可见，刘邵深受当时时代风气之影响，而颇具名家、法家的思想。

人物的评论固然必依于实际，而由于种种原因而对人物的要求不同，如乱世固然出英雄，而乱世也正需要英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英雄”？这就要有一个“英雄”的标准问题，以便人们在评论人物时有所遵循。据史书记载，在汉魏之际讨论品评人物标准的著作不少，据可考者至少有九种，而多已散失，现仅存《人物志》一种。从《人物志》的内容看，虽或不能说像后来的“四本才性”问题那样已经成为纯粹的“名理之学”，但也不再像汉末那样仅就具体人物的才性高下来进行评论（如“月旦评”）了，而进于对评论人物的标准和评论人物的原则等问题的讨论，这一情况实为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抽象的人物标准进行讨论，必然要用辩名析理的方法，因而讨论抽象原则的“名理之学”就大大得到发展。

刘邵《人物志序》把人物分成若干等，并为其定出不同的标准，他说：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按，即“伪”）似之难保。

刘邵对人物的看法，圣人自然是列为第一等的，而所谓“圣人”的标准在于他有“中庸”之至德；第二等是兼材之人（如伊尹、吕望、颜回等贤人），“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即在仁、义、礼、智等有些方面非常突出；第三等为偏至之材，“偏至之材，以才自名”刘昞注说：“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在此三等之外就是那些过分的狂者、不及的狷者和乱德之人，这些人都是末流人物，不必列在评论人物的范围之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邵评论人物虽主“因任授官，循名责实”，而评论人物的标准乃往往本之儒家，所以宋人阮逸的《人物志序》说这部书“太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之善志也”，而《四库提要》更明确地说：“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儒者也。”

汉魏之际道家思想之流行实亦与法家思想之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黄老与刑名本有内在联系。今本《尹文子》或为汉魏之际所修订过，其序中说：“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四库提要》说：“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黄老申韩之间。”本来，自战国至秦汉，道家与法家之间就存在不少的联系，“无为而无不为”本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而法家采之用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本是道家的重要命题，而法家用之为“权术”的根据。“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则有《解老》、《喻老》之篇。道家思想流行于汉魏之际，虽与法家思想流行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仍是它原在两汉三四百年中即与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相对立，故在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削弱的情况下，才有继之而起的可能。汉代末年，经学家马融和郑玄都曾注《老子》，重要思想家仲长统“服膺老庄”，约与刘邵同时而提倡老学的知名者有夏侯玄、荀粲、钟会、管辂、裴徽等等。《魏志·钟会传》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论》，而实形名家也。”（按：钟会有《老子注》已佚，散见于各种《道德经》注疏中）可见当时道家与名家也甚有关系。在这种道家思想流行的情况下，刘邵自不能不受时代风尚之影响。在《人物志》中，他不仅引用了《老子》的话，而且多据《道德经》以立论，如说“自然无为”、“虚下不事”、“卑让胜敌”等等，均以道家思想为立身行事之准则。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汉魏之际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儒、道、名、法合流的趋势。刘邵的思想正反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而成为过渡到魏晋玄学的一个环节。下面让我们通过《人物志》所谈及的几个问题，来探求“名理之学”向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明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一）才性问题

“才性问题”虽说不是在汉魏之际才提出来的，但到汉魏之际它却成为一个普遍重视的讨论之对象。“才”指“才能”，一般都是这样看；而“性”具体指什么，说法就不一致了。从孟子以来，就人的“性”（或叫“本性”或“天性”）说大体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者，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章炳麟《辨性》中说：“儒者言性者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扬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这五家虽对“性”的看法不同，但多从伦理道德的观点来看“人性”，如人性善，则只要“收其放心”、“反求诸己”，即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如人性恶，则只要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即可使人弃恶而为善。但到汉魏之际，天下大乱，需要有才干的人出来创大业，所以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他说：

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本来在汉朝，“察举”和“征辟”往往是根据德行，因此并不把“才”和“性”看成是可以矛盾的。但到曹操时就出了问题，“才”和“性”竟可有如此之差异。刘邵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才性问题的。从《人物志》一书看，刘邵很重视人的才能，他把人分成“圣人”、“兼材”和“偏材”，又把人物分成十二流品（类型），都是依据才能而划分的。但对人的才能由何而来，他仍认为“出乎性情”。“性”（或“质”），晋袁准《才性论》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由于人之性的不同，因此才能也就不同。“圣人”的“性”是“中和”（“中庸”），“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中庸之质，其质无名”，故能“调和五材”、“总达众材”。而其余的人的“性”则各据五常之性的一偏或兼而有之。这就可以看出，刘邵的所谓“性”也还没有脱离汉人讲的那一套，只不过是对“圣人”的“性”用了一些道家思想加以解释罢了。然而由于才性问题的提出，所以到曹魏当政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多起来了，有所谓“四本才性”问题的出现。《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条注引《魏志》说：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这四家讨论才性问题的具体内容已不可得而知，但所讨论的范围，已经进入抽象的“名理”，则是无可怀疑的，其所讨论的内容当然是“才”和“性”的关系问题。“才”这个概念的含义指的什么，大概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主要是讨论对“性”如何看法。到何晏、王弼时代，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以为必先给“性”下个定义才好讨论，否则无所适从。何晏《论语集解》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句说：“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但接着必然要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人之所受以生”的“性”是否合理？看来，何晏、王弼都认为“性”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性”即“理”也。何晏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渊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论语集解》卷三）王弼在《答荀融难弼大衍义》中认为，圣人能“以情从理”。在《周易·乾卦·文言注》中说：“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这里的“理”，都是指“性”说的。这样一来，“人性”就和“天理”相通了，而“理”又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即本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于是曹魏到正始时，由才性问题的讨论而进入了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以后几乎所有玄学家都把“人性”问题和宇宙本体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嵇康以“本之自然之性”为“人之真性”；向秀谓“人之性”为“天理自然”；郭象认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如果说王弼认为“性”即“理”，而“理”是一至高的统一本体，那么郭象的所谓“性”实际上也是“理”，但天地万物各有各的“性”，也各有各的存在之“理”，而没有统一的至高的“理”。

从以上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可知在魏晋之际，如何由才性问题的讨论，而发展到关于宇宙本体问题的讨论的内在逻辑联系。

（二）有无问题

魏晋玄学是讨论“本末有无”问题的，或说“以无为本”或说“自生而必体有”这样的“贵无”或“崇有”等哲学命题，并不是一下子突然提了出来的，它有一个不得不这样提出的过程。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目的论所采用的重要理论是改造了的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他用这个理论讨论到的仍是宇宙构成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宇宙本体方面的问题。由于他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因而在论人事方面也很重视“无为”，他说：“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禀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论衡·自然》）到魏晋之际，一些思想家沿着这种“无为”思想发展下来，而提倡“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这一“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本是法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由于当时的需要，刘邵《人物志》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但在刘邵的思想中似乎并未就此停止，他认为既然“君道无为”，那么也就是说君主和臣民应该有所不同，其本性应是“平淡无味”的，这样才可以“不与一材同用好”。至此，刘邵的思想已不仅限于君人南面之术，而进入才性问题的抽象讨论。

刘邵认为，君主应是具有“中庸之德”的，而所谓“中庸之德”（或称“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其质无名”。因此，“观人察质（性），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平淡”者才能真“聪明”，而“聪明”者未必能“平淡”。因为“平淡”者才可以“总达众才”；而“聪明”者只能以偏材或兼材取胜。“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如有一味则不能调和众味；必平淡无味，才可以调和以成众味。如有此名，则不能成彼名；故必“无名”，才可以“变化应节”。刘邵这些看法虽然还没有直接讨论到“有”、“无”问题，然而他显然已经注意到“无名”、“无味”、“无为”的作用。这样的看法，就它哲学上的意义看，可以说已经把“无”看成比“有”更为根本了。

王弼在《论语释疑》中说：“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这个观点和上述刘邵的看法大体相同。但问题是为什么圣人“其质无名”呢？刘邵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王弼则对它作了回答。《老子》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有名）”，王弼在这两章的注中说：“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蓄本体的“道”超言绝象，超时空，故“无名”，而天地万物乃是此本体的表现，是有形有象、在时空中者，故“有名”。圣人法“道”，但天下有百行殊类，因而要设官分职，立长官以统之。由于器是根据道而存在的，那么在社会上臣是由于君所设立的，因此就应该臣统于君。于是，王弼时就由君道“无名”、“无为”而进入“以无为本”的本体论问题了。

（三）一多问题

魏晋玄学在论证“无”和“有”的关系为“本”与“末”的关系时，使用了“一”、“多”这对概念，或者说“贵无派”借助了这对概念来论证其“以无为本”这个根本命题。

关于“一”、“多”问题，在先秦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接触到了，比如《老子》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是，在先秦对宇宙为什么由“一”而分化成“多”则并无说明。汉朝的哲学家讲这个问题时，往往也只是说宇宙是如此演变、如此构成而已，不论或以“元气”说解《老子》，或以“象数”学讲《周易》，“一”、“多”尚未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出现。汉魏之际，刘邵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一”、“多”关系问题，然而在讨论“主道”（主德）和“众材”的关系问题时实际上已把“一”看成为高于“多”，可以支配“多”，或者统帅“多”了。

照刘邵看，“平淡无味”的“圣王”才能“总达众材”；具有“中庸之德”的圣人才可以“变化无方，以达为节”。天下百行殊类，故必设官分职，来管理这些事务；而官吏各有各的专职，不能统一，故必有“总达众材”者，而此“总达众材”者只能是“一”，而不能是“多”，具体说此“一”应是君主，臣民应统一于君主，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流业》）。“致太平”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天下事务多种多样，变化无方，某种“才能”只能应付某一方面的事务，而不能应付其他方面的事务，这是由于具有这种才能的人的性质规定的。只有具有“中庸之德”的圣人，因“其质无名”，而“平淡无味”，不“与一材同用好”，这样才能“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有名”则陷于一偏而有方所，故不能“变化应节”；“无名”则无所限而无方所，方可“变化应节”。“有为”则各有其能，故不能“总达众材”；惟“无为”方可无不为，而能“总达众材”。

看来，刘邵虽已接触到“一”、“多”的关系问题，但仍停留在一般政治理论上，而没有进入宇宙本体问题的讨论。玄学家王弼则从“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的政治理论着眼，始进入讨论“一”、“多”关系的本体论问题。王弼说：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者，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老子》第二十八章注）

照王弼看，宇宙有一个最高的本体“道”或称为“无”，它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天地万物因它而如此存在，而有秩序，有条理。因此，在社会上也应有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他来统一全社会，使社会有秩序和条理。圣人看到了众多的臣民需要统一起来，要设官分职，“立官长”、“以寡治众”，所以王弼在论证统一天地万物的不能是“多”、只能是“一”时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第四十二章注）“一”就是“唯一”，而“唯一”只能是本体，不是本体则不能是“一”；“多”是现象，是本体的种种表现。这就是说，“万有”的存在是以“无”为根据的，是由“无”分化出来的，因此要由“无”来统一。这样王弼就给所谓“执一统众”之道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据。

（四）圣人问题

从儒家的观点看，什么样的人才是圣人，本不成为问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自然都是圣人。圣人应具有什么样的人格，本也不是问题，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或说是“五德”（仁、义、礼、智、信）具备而行以中庸者。但是到了汉魏之际，儒家思想衰落，因而“什么样的人才是圣人”，“圣人应具有什么样的人格”也就成了问题。魏晋玄学产生以后，几乎所有的重要玄学家都把“圣人问题”作为其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常常把儒家的圣人老庄化，或赋予圣人的人格以新的内容。刘邵《人物志》在圣人问题上颇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从两汉正统向魏晋调和儒道的过渡性。刘邵一方面仍推崇尧舜为圣人，而圣人是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而行道德教化于天下者；另一方面又认为圣人中庸无为、无适无莫，其质无名，中和平淡，是“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者（《释争》）。这两方面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刘邵本人确也没有对这两方面的关系从哲学上作过什么论述，这表现了他思想过渡性的特点，但这正是以后魏晋玄学所企图解决的问题。

在刘邵的《人物志序》中说：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这里从讨论“知人”的重要性，进而说明圣人的言行都是为了“知人”、“用人”，而“成天功”。照刘邵的看法，评论人物要看他的才性，而只有圣人才能穷究“性情之理”，选择“人才”才可以名副其实。《易》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见《系辞》），圣人君主设官分职，任选材能，各当其宜，则可“成天功”。所谓“成天功”者即谓“致太平”也。故可知圣人设官分职、任选材能的目的正在于“致太平”。这里，不仅表明刘邵利用儒家经典说明“知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反映他对圣人的看法，以为圣人的作用正在于完成最高的事功（“成天功”）。所以在《人物志》中，除了个别地方直接称颂老子之外，仍以“致太平”的尧舜等君主为圣人。《流业》中在叙人物之流品有十二之后，说：“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他认为君主是不应属于这十二类的，“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则不以事自任”。这就是说，只有君主（圣王）中庸无为，而使臣下都名副其实，名当其位，才可达到“致太平”的要求，“非圣人不能致太平”（语见《魏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圣人之所以能“致太平”，必因其具有不同于兼材、偏材的品质，因此刘邵又在《人物志序》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照刘邵看，“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九征》），而只有圣人才具备这种品质。所谓“中和”即“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目”就是“名目”的意思。“中庸”本来是儒家的思想，可是刘邵在《人物志》中常以老子学说来解释，他在《体别》篇中说：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硷，淡而不alt，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又《流业》篇中说：

若道（按：指“中庸之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刘邵这种用“无为”说明“中庸”的观点，对以后魏晋玄学必有影响。从王弼到郭象在讨论“圣人”问题时，往往都把“圣人”老庄化，而不以老庄为“圣人”。西晋何劭《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答裴徽的一段话，王弼认为孔子才是真正体会“无”的，而“无”（事物的本体）是不能用言语来说明的，所以孔子不说“无”（本体）而说“有”（现象），而老子并不真正懂得“无”，他把“无”作为认识对象，常去说那不能说的“无”，因而实际上还是把“无”看成了“有”。后来郭象也是这样来评论孔子和庄周的。在《庄子注序》中说庄周虽知事物之本体，但仍把它作认识的对象，把“本”、“末”割裂为二，而没有能融会为一，所以郭象并不认为庄周是圣人。相反，郭象的《庄子注》中把孔子视为圣人则到处可见，如《庄子·大宗师》中说：“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内者也。”郭象注却说：

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而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圣人必须是如孔子才能内外相冥，把“名教”和“自然”看成是一回事，什么事都可以作，只要是“无心而顺有”就可以了。无论王弼还是郭象虽都以孔丘为圣人，而老庄非圣人，但他们所说的圣人的人格都是以“无为”、“无心”或是“体无”为特征的。这种把老庄和周孔结合起来的说法，正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主流，刘邵的《人物志》虽然还不是讨论玄学的问题，但调和儒道的趋势已肇其端。

以上四个问题，从汉末到魏晋的思想发展看：“才性问题”是要给人性找存在的根据；“有无问题”是要给天地万物找存在的根据；“一多问题”是要给社会（当然是指封建社会）找存在的根据；“圣人问题”则是给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找根据。从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总问题，就是宇宙人生的存在的根据何在？刘邵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是汉魏之际的“名理家”、“清谈家”，在他的政治理论中接触到上述四个问题虽未从哲学上作出回答，但问题既已提出，就必然要从哲学上予以回答，因此有何晏、王弼等玄学家对这些问题作了哲学论证，而魏晋玄学生焉！

第二章　研究魏晋玄学的资料问题

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要掌握可靠的资料，而且要根据史料来得出结论或者说才可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流行着一种史学观点叫做“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就是从某一经典找出某一教条（论点），然后再从历史上找出例证。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很复杂的，在其中找到一两个貌乎符合所谓基本论点的材料是可能的，但第一这个材料是否可靠，第二对这个材料的解释是否正确，都是问题。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史料，应是“论由史出”，即论点应是根据可靠的史料得出。如果一个论点没有充分可靠的史料，我们只能存疑，或说明这一论点只是一个“假设”的说法，要等史料进一步证实，才可作为结论。研究“魏晋玄学”的史料很多，我只能选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加以介绍，有的史料因为有不同的看法，我的介绍会详细一些，有的只能简单做点说明了。

（一）刘邵《人物志》。这部书对于研究“魏晋玄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从它可以看到汉学向魏晋玄学是如何过渡的。据史书记载，当时讨论评品人物的书很多，知道书名的有：

《士操》一卷　　　　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　　　刘邵撰

《形声论》一卷　　　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　　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　　（与《士纬》相似，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　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　　撰者不明

《汝颍人物论》　　　陈群撰（见《全三国文》）

以上八种中的七种都已散失，有全书的只有《人物志》一种。《士纬》和《汝颍人物论》现仅存少量佚文。如果《人物志》也佚失，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可靠的材料来说明由汉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当然，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史料推测这个过渡，但没有充足的材料说明，总是缺陷。

《人物志》三卷十二篇，现存凉儒林祭酒刘昞注的《人物志》，唐朝大史学家刘知几《史通·自序》中提到这本书。到宋朝阮逸把这部书刻印出来，此后它才广为流传。现在古籍出版社出版有任继愈断句本。台湾刘君祖撰《人物志》有今译和解说、注释可用。汤用彤先生有《读〈人物志〉》一文，收入《魏晋玄学论稿》中，可参考。

（二）王弼的《周易注》（通行的本为《周易王韩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

《周易王韩注》十卷，其中“经”的部分为王弼注（一至六卷），“传”的部分为韩康伯注（七至九卷），第十卷为王弼的《周易略例》。对王弼的《周易注》，宋晁说之说：“其于《易》多假诸《老子》之旨，而《老子》无资于《易》者。”冯友兰认为“事实确实如此”，这大体是对的。王弼注《易》不同于汉儒的以“象数”注《易》，而在他用《易传》注《易经》，所以不能说王弼注《易》只取借于《老子》。本来在东汉末以前，“经”和“传”是分开的，《易经》上下篇只有卦和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而“传”又称“十翼”（《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但“大传”或专指《系辞》。到汉末，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在每卦的卦辞和爻辞后面都跟着有“彖曰”、“象曰”，后来又把“文言”纂入《经》中，我想这很可能是始于王弼。韩康伯名伯，是东晋简文帝时人（371年前后），王弼死于正始十年（249年），有说韩康伯是王弼弟子，这是不正确的，但韩对《易传》的注受到王弼的影响是无疑的，特别是其中引用了王弼的“大衍义”十分重要。前不久王葆玹同志在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卷五的疏中找到了一段王弼对“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注，我认为这很有意义，文如下：

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阴非阳，始谓之道，始得谓之神。

我想，也许王弼曾对《系辞》有注，而后散失。

《周易略例》作为第十卷附在《周易王韩注》后面，前有一唐四门助教邢璹的《周易略例序》。王弼的《周易略例》分《明彖》、《明爻变通》、《明卦适变通爻》、《明象》、《辩位》，此应为《略例上》，《略例下》则有论“体具四德”及“卦略”。《略例》可以说是从总体上讨论《周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此对魏晋时期的学术影响很大，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老子注》，王弼的思想可以说主要都包含在《老子注》中，据杨树达统计在汉朝研究《老子》的有六十余家（大概不止此），现存的汉朝较为完整的《老子注》只有两家，为严君平（他还有《老子指归》一书）和河上公。王弼《老子注》是否受到严君平的影响，要作进一步研究，但从思想上却可看到或有渊源关系。而王弼注与河上公注则很不相同。还有一部《老子想尔注》，有说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作的，如果真如此，那也应算是汉朝的《老子注》，但我认为《想尔注》更可能是张鲁的注，张鲁则为三国时人。

《老子指略》是由王维诚从《道藏》中发现。在《云笈七籖》中有“老君指归略例曰”一段，一千三百五十字。又在《道藏》有《老子微旨例略》一卷，二千五百五十二字，当为《老子指略》之全文。这一王弼佚文之发现非常重要，它可说明“魏晋玄学”确为一中国式的“本体论”。

《论语释疑》不是注解全部《论语》，而是王弼对《论语》疑难处的解释，它包含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后马国翰把《论语释疑》从《论语义疏》中辑出，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从《论语释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1）王弼企图调和孔老，意使两家接近；（2）王弼对儒家经典仍十分重视，注《易》，又解《论语》，所以也可以把他看成是经学大家。后来《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都是用的王弼《周易注》。

（三）《嵇康集》是研究嵇康思想的重要材料。有两个问题可以特别注意：（1）在《嵇康集》中保存了嵇康与当时学者讨论（辩论）的一些文章，例“养生”的问题、“公私”的问题、“宅有无吉凶”（住宅对生命有无影响）的问题、“音乐有无哀乐”的问题、“是否自然好学”的问题、“才性问题”以及‘圣人学致”问题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时期学者们所注意的是些什么问题。（2）在《嵇康集》中保存了一篇向秀的《难养生论》，它对了解向秀的思想很重要。谢灵运在《辨宗论》中说：“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向秀尝著有《儒道论》，可惜已佚失。如何说明向秀“以儒道为一”呢？《难养生论》应说是重要的材料。至于向、郭《庄子注》问题，当另行讨论。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对我们了解该集文义很有帮助。

《阮籍集》有多种版本，现在比较好用的是由李学勤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文选》、《玉台新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集》、《太平御览》等整理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籍集》。另有黄节注、华忱之校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亦可参考。阮籍著有《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即对“三玄”均有所论述，其《大人先生传》或可谓颇得庄子之奥义，《乐论》也是研究阮籍哲学思想之重要文献。

（四）裴alt《崇有论》：《魏志》卷二十三《裴潜传》注曰：“陆机《惠帝起居注》称：‘alt雅有远量，当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alt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崇有论》存《晋书·裴alt传》及《资治通鉴》中，但二者字句颇有不同。《贵无论》已佚失。《崇有论》很重要，它是了解“魏晋玄学”如何由王弼过渡到郭象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裴alt是否著有《贵无论》以及《晋书》中之《崇有论》和《资治通鉴》中之《崇有论》的不同应如何看，我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附于下：

裴alt是否著有《贵无论》

《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中说：裴alt“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惠帝起居注》作“alt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此处或是省略“崇有贵无”四字。又注引《晋诸公赞》说：“（裴）alt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晋诸公赞》或是省略“贵无”二字。然而《晋书·裴alt传》中则说：“alt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庞，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这里没有提到《贵无》。冯友兰先生认为，裴alt既然是反对“贵无”的，他怎么会写《贵无论》呢？因此，冯先生说：“《晋诸公赞》和《惠帝起居注》所说的《崇有》二论，‘二’字可能是‘之’字之误”，“‘贵无’二字大概是后人妄加的。”（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卷110～111页）冯先生这个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可讨论之处。

孙盛有《老聃非大贤论》一文中有一段说：“昔裴逸民（alt）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一方者耳。”（《广弘明集》卷五）孙盛，东晋初人，距裴alt去时未远，从他的论述看当是看到过裴alt的《崇有》、《贵无》二论的。因为裴alt主张“崇有”，所以他的《贵无论》“不达虚胜之道”；而他的《崇有》论则“为矫时流遁者”，故也“不达圆化之道”。从“贵无”方面说，是“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从“崇有”方面说，是“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这都是片面的，都是“不达圆化之道”。《世说新语·言语》中说：“裴仆射（alt）善言名理，混混有雅致。”何劭《荀粲传》中说：“（傅）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名理”与“玄远”当有所不同，而“虚胜”更近“玄远”。“虚胜”是“虚无贵胜之道”义（见章炳麟《黄巾道缘起》）。从《崇有论》看，裴alt确实“善言名理”，而“不达虚胜之道”。因此，从孙盛所论看，裴alt的二论没有能把“有”、“无”两方面统一起来。如果我们不能说明孙盛的话不可靠，那就不能否定裴alt著有《贵无论》。

还有进一步可以讨论的地方就是《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所节引的裴alt《崇有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中说“……裴alt著《祟有论》以释其蔽曰”云云，下引《崇有论》两段。对照《资治通鉴》与《晋书·裴alt传》所载《崇有论》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例如：

《晋书》“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资治通鉴》作“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

《晋书》之“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资治通鉴》作“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

像这样文字上的若干不同，无关弘旨，意思都差不多。但《资治通鉴》所录《崇有论》与《晋书》所载之《崇有论》其中有一段却有重大不同。《晋书》中之“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而《通鉴》则作“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原注：物之未生，则有无未分，既生而有，则与无为已分矣），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原注：遗，弃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脩也”。这里《通鉴》所录之文与《晋书》所载的者有明显的不同。我想，《通鉴》作者大概不会没有看到《晋书》所载的《崇有论》，而未照录，其原因现已不可得而知了。其所录《崇有论》两段出于何本，也未作说明，但一般说来《通鉴》所录均有所本，不过现在也无法考证了。但我们是否可假定，《通鉴》所本或早于《晋书》所本，因《晋书》中之“理既有之众”句，在《通鉴》中作“治既有之众”，此是否为避高宗讳呢？待考。

《晋书》中之《崇有论》明显地反对“有生于无”，如说：“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为然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子的书，虽然许多地方是有根据的，但他说的“有生于无”是片面的一家之言，难道也能认为是正确的吗？又如《晋书》中的《崇有论》认为，《老子》讲“静一守本”能使人心情平静，与《周易》“损”、“谦”、“良”、“节”等卦的主旨相合，但“静一守本”，并没有“虚无”的意思。总观《晋书》中的《崇有论》，当然是反对“贵无”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通鉴》中《崇有论》的“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云云一段。照《通鉴》所载的《崇有论》并注的意思是说：在“万物之有形者”（有形的世界）没有产生之前，存在着一个无形的世界；在“万物之有形者”产生之前，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尚未分开；当“万物之有形者”产生之后，它就与无形世界分开了，因此“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但在它产生之后，“万物之有形者”就以“有”（与“无”相对）为它存在的根据了，从而无形的世界（无）就为有形的世界（有）抛弃了。从这里看，裴alt是否确有另一篇讨论有形世界（有）和无形世界（无）关系的《贵无论》呢？甚至是专门讨论“无形世界”的论文呢？

在《晋书》的《祟有论》中还有一段话也许和“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有关，这就是：“夫（于）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据《晋书斠注》卷三十五说：“周家禄校勘记曰：语不可解，必有脱误。一去中‘于’字，读‘有非有于无，非无；无非无于有，非有’，而义仍不可解。”这段话确实难解。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对这几句话的注解是：“夫有非有，有，指个体生命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纵欲求生，反而使自己的生命遭到亏损，甚至死亡。于无非无，前面的‘无’字，指对物欲有所减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物欲有所减损，并不是消灭自己的生命。这四句是解释‘存亡交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魏晋隋唐之部）中说：“这四句相对为文，首句‘有非有’上当据下三句例增‘于’字。这四句话文字简约，意义不甚明晰。一说‘于有非有’指纵欲求生反而使自己的生命遭受到亏损。‘于无非无’是指对物欲有所减损，并不是消灭自己的生命。一说这是指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辗转变化。前说近是。”在“夫有非有”之中加以“于”字，成“夫于有非有”是合理的。冯友兰先生在《新编》中，则另有解释，他说：这几句话“其所以难解，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抄写的人把这十六个字抄在错误的地方，跟上下文都不接头，意思接不上头，而且把上下文的语气打断了；二是原来抄写的人把这十六个字的先后次序搞得颠倒错乱，以致不成句读。”（《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冯先生解释说：“这十六个字讲的是有、无两个范畴的正确意义，有、无两个字的正确用法”（同上）；“十六个字的次序句读应该是：‘夫有，非有于无，非有。于无，非无于有，非无’。意思是说，有是对无而言（‘有于无’），无是对有而言（‘无于有’），而且都是就具体事物说的。如果有不是对无而言，‘有’就没有意义（‘非有于无，非有’）。如果无不是对有而言，‘无’也没有意义（‘非无于有，非无’）。”（同上）冯先生并认为，这十六个字应紧跟在“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之后。以上几种解释也许都可以说得通。但是否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呢？这里我提出另外一种解释，或可作为裴alt作有《贵无论》之旁证。我认为，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十六个字应紧跟在“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之后是合理的；但他对十六个字的句读，改动太多，或很难成立。把这十六个字放在《通鉴》中《崇有论》“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之后，这样《通鉴》中的《祟有论》，这几句则是：“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夫于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这几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万物之有形者”，虽然是从无形的世界变化而来，但它产生之后就以“有”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性分），从而无形的世界就为有形的世界抛弃了。所以说对于“有”（有形世界）说，“无”（无形世界）不是“有”（非有，不是有形世界），那么对于“无”说，“有”也不是“无”（非无）。对于“无”说，“有”不是“无”，那么对于“有”说，“无”，也不是“有”。

我之所以这样来解释上引《通鉴》中《崇有论》是考虑到，裴alt作为一西晋时期的玄学家，不会不讨论到“有”和“无”这两个范畴的关系，这点冯友兰先生已注意到，所以他说：“这十六个字讲的是有、无这两个范畴的正确意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说，《通鉴》中《崇有论》“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后加上“夫于有非有”等十六个字，裴alt的“崇有”思想显得更完整。同时，我们这里也可以推测裴alt作《贵无论》的用意。

总之，从现存历史文献看，我们无法否定裴alt著有《贵无论》；那么我们能否从他的《崇有论》中推测其《贵无论》所讨论的问题呢？并为裴alt作《贵无论》找一合理的说明呢？我这里只是作了一个尝试，是否站得住，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了。

（五）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

详细内容参考本书《郭象与向秀》一章。

（六）张湛《列子注》。关于今本《列子》是否为魏晋人所伪造一向都有讨论。冯友兰先生认为，《列子》是魏晋人伪造，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如许抗生教授等认为非魏晋人伪造。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列子》八篇，而且有所散失，至魏晋而经搜集整理而成今本《列子》，因此其中不免有魏晋人增补之处，但其中大部分仍应是《列子》的原文。对此，我不作详细讨论。但张湛《列子注》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著作。《列子注》从一个方面说，它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湛企图调和“贵无”和“崇有”两派的思想。正是由于张湛要调和“贵无”和“崇有”两派，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致使魏晋玄学到东晋以后为传入的印度佛教哲学所延续了。这可以说，一种哲学思想其发展往往有一高峰，当过此高峰，则会为新的思想所代替。《列子注》还有一重要的价值，在其中保存了向秀的《庄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这对我们了解向、郭之不同，很有帮助。其中还部分地保存了何晏的《道德论》和《无名论》，对我们了解何晏思想很重要。

（七）刘义庆《世说新语》（包括刘孝标注）。一般介绍“魏晋玄学”史料的书文，大都没有把这部书专门列出，但我认为它对研究“魏晋玄学”的价值不在上列诸书之下。我们可有下列几点理由：第一，这部书不仅包含了当时玄学家的某些思想资料，而且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这就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某些玄学家的思想，例如嵇康、阮籍反对“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实是反对当时的“假名教”。第二，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某些思想家之间在思想上争论的原因。例如“四本才性”问题，为什么李丰讲异，王广讲离，而傅嘏讲同，钟会讲合，这和当时曹魏与司马氏的斗争有关。讲异、离者是附于曹魏的“唯才是举”，才德不必合；讲合、同的则为司马氏党羽，以为才德统一，他们讲“才德统一”不过是假的，唯其为假，故必如此说。第三，从一种学风层面看“魏晋玄学”，如当时讲“逍遥放达”的人很多，但是有的人是“行为之放”，仅得“放达”之皮相；有的人是“心胸之放”，则得“放达”之骨骸；有的人是“与自然为一体之放”，则得“放达”之精粹。又如对当时南北学风之评论，认为北方朴质，南方解放自由。“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牗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见识，好像平地看月亮，处处有月亮，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像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对太阳看得很真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序》）这些论说，对我们研究当时之学风颇为重要。

（八）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用魏晋玄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理论的书，它是使中国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最重要的著作。我认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美”的标准也许可以说是“情景合一”，而这个观点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有了，它一方面讲“情以物兴”（《铨赋》），感情（真情）由物之景而引起；另一方面又讲“物以情观”（同上），物之景由感情来表达。“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言外之意”，如说“情在言外”，“文外曲致”（《神思》），“夫隐之为体，意生文外”（《隐秀》），“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问题尝以“得意忘言”为其重要方法：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言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画外之景”、“言外之意”，故忘言象而得意。

（九）梁僧祐《弘明集》今本十四卷，这部书对了解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当时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佛教论文集，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文集，也不是某一派的文集，而是这一时代的佛教论文集。从这部书，我们大体可了解从汉末到梁初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和当时讨论的一些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部书不仅收入了当时佛教大德的论文，而且收入在某些问题上（如“神形问题”、“因果报应问题”、“沙门应不应敬王者”等问题）反对佛教的论文。

（十）僧肇《肇论》。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弟子，他“解空第一”。《肇论》与《弘明集》不同，它是僧肇一人的文集。《肇论》从佛教哲学方面说，它不仅代表了僧肇的思想，而且可以了解当时中国般若学者对“般若空宗”的不同理解。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面看，《肇论》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终结，中国佛教哲学的开始。魏晋玄学中有“贵无”、“崇有”两大派，僧肇提出“非有非无”的“不真空”理论，显然是接着魏晋玄学的两大派讲的，他发展着魏晋玄学。而《肇论》又是佛教著作，可是僧肇的《肇论》又是讨论当时的哲学问题，如“有无”、“动静”、“知与无知”、“圣人学致”等问题，用的也多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肇论》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开始。

（十一）葛洪《抱朴子》分内外两篇七十卷。据其《自叙》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这部书之所以重要，一是它为道教提出了一套宗教理论和实践其宗教理论的方法；二是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早期道教作为中国本民族宗教的特点；三是该书首篇《畅玄》意欲与当时的学术文化思想相接，使之具有一定的哲学理论意义。

（十二）成玄英《道德经义解》。此为研究“重玄学”的重要材料，其第一章对“同谓之玄”、“玄之又玄”的义解，说明了“重玄”之意义。此书经蒙文通先生整理，收入《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之中。

（十三）清郭庆藩《庄子集释》。该书有郭象注，成玄英疏，疏对“重玄”义阐述颇多，并可见所受佛教之影响，道、佛、儒三种思想汇合之趋势很明显。其哲学思想是以“道”（理）、“性”、“心”为架构。

（十四）要充分注意二十四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十一史。这些史书中，可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学者传记中常载有他们的著作。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利用和选择史料的方法问题。研究历史（包括哲学史）除了应该有敏锐的眼光，看出一时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所注重的问题，同样也得十分重视史料问题。有些学者，他们是思想家，他们写书，对文献史料利用则存在问题。例如熊十力无疑是个大思想家，但他往往是用历史史料来论证他的思想，因此他作为一位思想家说是很杰出的，如果推求其所说都符合历史事实，其对史料之解释是否确切，那就往往会有问题。有些学者治学谨严，但往往缺少自己的见解，虽然他史料的运用比较可靠，但对人在思想上启发不大。比较难得的是既是思想家又是严谨的历史家，这样的大家在历史上也不是很多的。在近现代，也许王国维可以算得上，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史学家，他对史料的运用和取舍都十分到家。那么我们对魏晋玄学的史料应如何运用和取舍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一）要注意一部书的“序言”和“篇目注”。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往往通过他们对经典的注疏表达他们的思想，例如王弼的《老子注》、程颐的《程氏易传》、朱熹的《诗集传》、王夫之的《周易外传》、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等。这些注释经典的书有的有“序”，有的无“序”。魏晋时人注释经典，有不少有“序”，甚或有“篇目注”。他们注释经典的宗旨大意往往在“序”和“篇目注”中表现出来。“序”为述全书大意，因此要了解注释者所述的全书宗旨，必须读其“序”；“篇目注”为述全篇大意，列举大纲，而发挥其思想。这里我将举两部书来说明这个问题。

郭象的《庄子注》前有一“序”，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概括了他注《庄子》的思想：

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这段话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和“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正是郭象《庄子注》的主旨。从本体论上说，郭象认为“万物自生”，“物各有性，性各有极”，没有一个产生万物的造物主或产生“有”的本体之“无”（“无则无矣，则无以能生”）。而认为每个事都依其真性而独立存在，甚似一种现象本体论。从人生哲学上说，郭象认为最高的人生境界是“圣”“王”的统一（合一），即那种“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圣王”。马克思说：“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作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问题，在我们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时，当然要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他的全部材料，但是经过研究把握住了反映这个思想家思想的基本命题之后，我们就能以这个基本命题为纲，从而把这个思想家的思想了解清楚。《庄子注序》中的那几句话，正是郭象思想的基本命题，把握了它，对郭象思想就像掌握了一把解剖刀而于解剖物一样，就可以把郭象的思想体系搞清楚了。

郭象《庄子注》的内七篇都有“篇目注”，而外、杂篇没有，这说明他更重视内七篇。我们对“篇目注”的思想有所了解，就可以较好地把握这篇注的内容。例如《逍遥游》的“篇目注”说：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这段“篇目注”的意思是说：事物虽有大小不同，但每一事物只要按照它的本性，做其应作的事，各自适当地守住其本分，都一样可以说是逍遥，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这正是郭象的重要思想，整个《逍遥游》的注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而且我们从这里也可看到郭象和庄子的思想之不同（详后）。另一本书是张湛的《列子注》，这部书前也有一篇“序”，在“序”中有这样一段：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

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了解张湛《列子注》的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一个基本观点，他要求解决人如何得以“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为此他构造了一个“群有”所归向“至虚”的超现实的世界（从这点看张湛又回到“贵无”派了）。他认为，“群有”（天下万物）这个现实世界是以一个超现实的“至虚”世界为其归依的。因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最后都是会消亡的，所以人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来源与去向，这样才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而回归于“至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列子注》八篇的“篇目注”，就可以了解整个张湛思想的结构了。

《列子注》的第一篇《天瑞》的“篇目注”是说事物的存亡变化，张湛认为，“群有”有生有化；而“本无”（本体之无）无生无化。第二篇《黄帝》的“篇目注”是说有变化。既然任何事物都有生有化，如果能顺应生死之变化，那么就能所适常通；如果任由自己的欲求而背离常道，那么必然遇到事情就很难行通。这里是就从现象方面看，事物虽有分别，但了解其来源与去向，就可以“超生死，得解脱”了。第三篇《周穆王》的“篇目注”是说无变化。张湛认为，生死、梦觉原其极（最后）本归于无物（太虚），故“生灭之理均，梦觉之涂一”。这是就本体上说，因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现象，现象虽有变化，但其本体则无变化。第四篇《仲尼》、第五篇《汤问》是说“玄照”，即讨论认识的方法、途径。“超生死”须靠智慧，从现象的变化中看到本体的不变化。而这种智慧是“无智之智”。“无智之智”才可以“寂然玄照”（因为“有智之智”就有分别；“无智之智”则可无分别，对生死也一样），无所根滞（“有智之智”总是持着某一方面，“无智之智”才可以超出限制，而无往不适）。第六篇《力命》的“篇目注”是说“知命”。有“无智之智”则可知命。“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虽此事未验，而此理已然，若以寿夭存于御养，穷达系于智力，此惑于天理也。”“寿夭”、“穷达”都是命定的，不是人为可以求的。如果想靠养生而长生，靠智力而富贵，这是违背“天理”的。第七篇《杨朱》的“篇目注”说“达生”。张湛认为，“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故当“纵情肆性”，而不“求余名于后世”，此“达乎生生之趣也”。这是张湛所说的一种人生态度。盖对“命”有了深刻的“玄照”（深入的观照）就可以达观地对待“生死”、“穷达”了。有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即在一生中应可任性自为，求欢于一世，而不必追求什么后世之名。第八篇《说符》的“篇目注”是说变通。“夫事故无方，倚伏相推，言而验之者，摄乎变通之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事物存在的内外条件是无穷变动的，圣人则可在变化中求不变。能任性自为就可以随机应变，不要持着什么，拘于什么，心安理得于变化之中，唯变是从。这八篇的“篇目注”构成了张湛的思想体系，它实是围绕着“超生死，得解脱”而展开的，所以《杨朱》中有一段注说：“此书大旨，自以为存亡往复，形气转续，生死变化，未始绝灭也。”人生是气之聚，人死是气之散，无论聚或散都在太虚之中。聚而为人，在太虚中为一物，散则是复归于太虚，此无非是形态的变化。生死虽然不同，但同为气之聚或散，在太虚中并没有消灭。因此，人生时应尽情任性，心安理得地唯变是从。（我看，这或颇有后现代的意味。）

（二）要注意从史料的对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关于这个方面可以用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来说明，在本书《郭象与向秀》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三）从思想发展的趋势（内在规律）来看史料的重要性。

有些史料的发现或被人们认识它的价值，对研究哲学史说十分重要。例如长沙马王堆发现的《经法》、《十大经》等，使我们对战国末以来的“黄老之学”有了认识，弥补了从老子思想发展到汉初黄老之学的空白。又《管子》中的《白心》、《心术》、《内业》等篇被提出来作为战国中期的一派代表作（或谓为宋尹学派之作，或谓为彭蒙、田骈一派之作），其中把“气”（精气）一概念提出，这就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并非偶然，以及战国末至秦汉谈到“气”，都不能不说受到了《管子》上述四篇的影响。因此，判断一种史料的价值应该注意它在整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如何，而思想的发展总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能构成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环节的史料应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些思想家、哲学家总结了以前思想的成果，创造了新的思想发展方向，在当时和以后都起过重要的影响。但也有些思想家没有对以前思想进行系统的总结，也没有开辟新的思想发展方向，但他的思想却反映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哲学思潮的过渡，这样的思想家也应受到重视。刘邵应属于这样的思想家。

刘邵是曹魏之初的人，这正是由西汉以来以儒学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思想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儒家这种统治思想的衰落，就为其他思想活跃起来开辟道路。刘邵《人物志》正产生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人物志》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包含着儒家的某些思想，而且还包含着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有着合流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人物志》了解到汉朝以来的学术风气将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而预示着一种新的学风将会出现。《人物志》是一部带有一定理论性的评论人物的书，它通过汉朝对具体人物的评论引向评论人物的一般标准和原则的讨论。它不仅涉及一些政治理论的重要问题，如“创大业需要英雄”，“致太平则有赖于圣人”等等，而且接触到后来魏晋玄学所重视的问题，如“才性问题”、“有为无为问题”、“有名无名问题”、“一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人物志》中尚不具备有哲学上的意义，而到魏晋则成为玄学家们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物志》是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让我们能了解到汉末到魏晋学术发展的趋势。还有裴alt的《崇有论》可以使我们了解王弼的“贵无”向郭象的“崇有”发展的必然性，此前已论，这里就不去讨论了。

（四）要注意史料的内证。

在中国古代，有些书流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散失了，而后来又发现了没有说明作者的书，但分析起来这本书可能是某作者的作品，并且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但旁证总还是间接的材料或后人的一些说法，不可能确切地说明问题。例如有一部注解《老子》的书，叫《老子想尔注》，这部书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记载是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序录》中说：“《想尔注》二卷。”下云：“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但后来的一些书，如唐玄宗所撰《道德真经疏本外传》中著录有“《想尔注》二卷”，注谓：“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但近代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本残卷的《老子》注，卷末题“老子《道经》上”，下注“想尔”二字分行，但没有说明是谁的注本。从字体上看应是南北朝时的写本，正因为它是较早的写本，对研究早期道教史非常重要。但究竟是谁对《老子》的注释呢？中外学者写了不少文章讨论，仍无法肯定，因为找不到可靠的内证。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中也作了讨论，认为应是张鲁完成的《老子注》，但也很难说是定论。

但有另外一本书，早已佚失，这就是早期道教的另一部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这部书《魏书·释老志》和《隋书·经籍志》都有著录，据载有二十卷之多，但后此书佚失，上个世纪50年代末汤用彤先生翻阅《道藏》，发现其“力字”部中有《老君音诵诫经》一种，但未说明作者。从书名上看，它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颇相似，且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这部书是“老君”赐给寇谦之的，所以称《老君音诵诫经》也可以。但是否因为书名相近就可以断定为寇谦之的作品呢？显然不能以此作为定论。于是，把《魏书·释老志》所录的有关内容与《老君音诵诫经》相比较，不仅思想一致，而且语言也大体相同，如《释老志》中说：

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查《老君音诵诫经》中说：

老君曰：吾以汝受天官内治……可比系天师同位……从吾此音乐之教诫，从天地一正变以来，不出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好宣教诫科律，法人治民。

又说：

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勤理道法……一从吾《乐章诵诫新科》，其伪诈经法，勿复承用。

其他尚有不少与《释老志》所录大同。有了这些内证，我们可以断定《道藏》中所存的《老君音诵诫经》是寇谦之的著作。有了《老君音诵诫经》，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就有了较可靠的史料。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早在1956年已有杨联陞等人讨论过，但因当时由于我国对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断绝，无法了解海外学术研究情况。

（五）如何看待史料中的矛盾。

史料中存在着矛盾，并不少见，有的是不同的书记载不同，见前面讨论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问题。但有的作者自己本身的著作中就有在思想上的矛盾，这如何办？例如在王弼的《老子注》与《老子指略》中就有两个不同的命题：“崇本举末”与“崇本息末”，这两个命题的涵义显然不同，《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中说：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如果能守住根本，那么其末枝的方面就可以保住，推崇本无而举出末有，治理国家的规则就同时都发生作用，这样邪伪的事就不会发生。）

第五十七章中说：

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用道来治理国家，就要推崇本无，而清除末有。）

这两种说法应如何解释，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王弼的体系中，其自身体系也存在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个命题并无矛盾。后一种意见说：“祟本举末”是就王弼思想体系的本体论方面说的，而“崇本息末”是就其政治观点说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前一种看法也许更能说明王弼哲学的特点。就三十八章注看，它也不仅仅是本体论的问题，因其后两句“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应说是“人事”问题。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任何思想家（哲学家）其自身的体系中往往都包含着矛盾，而是后来的哲学家发现其存在的矛盾，并试图解决其矛盾，把哲学思想推向前进。如果说这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不存在矛盾，没有后来哲学家可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那么哲学就没有发展了。王弼哲学之所以产生上述矛盾，我认为是在于他的哲学是企图调和儒道，解决当时有关“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然而儒道两家是两个不同的思想系统，调和是有困难的，为要照顾到两方面，难免产生矛盾。就其本体论说，他虽企图把“本体论”建立在“体用如一”、“本末不二”之上，但由于在他的论述中，提出“以无为本”的命题，而过分地强调“本无”的作用，容易发生否定“末有”的方面。所以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哲学应注意揭示其思想体系中的矛盾，并发现后来的哲学家是如何解决其矛盾的，这样我们才真正能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和学习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所以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加以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

上面我介绍了一点利用和选择史料的问题，目的是希望大家读书时仔细一点，要学会自己能从史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历史的重要本领之一，要能从已有的材料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并且能作出合理的说明，来揭示合乎历史真相的判断（但大体上说也只是“近似”的“真相”，因为“历史”和“写的历史”总是有一定差距的），并为我们今天所借鉴，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三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应如何下定义？可能有各种说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又说：

所谓形而上学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

毛泽东这种对“形而上学”或“玄学”的看法大概只能说是众多看法的一种，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和中西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毛泽东所说的“形而上学”或“玄学”显然不是“魏晋玄学”的“玄学”，或者说它不能包括“魏晋玄学”的“玄学”。而且在中西哲学史上，把“形而上学”看作仅仅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中“Metaphysics”我们翻成“形而上学”，不同的哲学家就有不同的说法（详下）。在中国最早出现“形而上”一词是《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是说“道”是无形无象的，“形而下谓之器”的“器”是说“器”是有形有象的，大概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到上个世纪20年代有所谓“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里的“玄学”是指“人生观”，目的是要对抗西方一统天下的科学，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称它为“新宋学”，这里的功过是非可以讨论，但不能把当时主张的所谓“玄学派”就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如果这样说，那么所谓“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不是也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了吗？所以研究哲学是不能简单化，只靠自己下定义就了事的，这样就会成为教条主义。

关于“玄学”或“魏晋玄学”有种种不同的英译：

（1）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esties;

（2）Mysterious Learning of Wei and Jin Dynesties;

（3）New Taoism (Neo Taoism)，这和把宋明理学译成New Confucianism一样；

（4）Dark Learning（幽深的学说，见于E. Zurcher的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除以上英译法外，尚可有其他译法，不详论。

关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据美国D. D. Runes的《哲学字典》上说：

（形而上学）是安得洛尼克（Andronicus ）约在公元前70年编亚里士多德的遗著时专门用的名称。

传统上给了它一个不大清楚的解释：“关于存有（存在）自身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 as such）。后来被解释为对“存在”（Being）的一个特殊方面的研究。因此，这里所谓的“科学”是指古典意义上说的，也就是关于“究极原因的知识”，即“第一原理”（宇宙规律）。这个“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s）被视为没有比它更高、更完全的普遍性，只能靠人类自身的本性的能力得到。

本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叫作“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所以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毫不含糊地把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称为它是一种‘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存在自在自为的性质的科学’。”在美国1982年出版的《美国传统字典》中说：

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系统地研究自然（nature）的第一的原理和终极的实在（reality），它包括对“存在”（Being）的研究（本体论，ontology），也常常包括宇宙构成的研究（宇宙论，cosmology）。

就上述两种对“形而上学”的解释上说，大体上是相近的，但也有点不同。就Runes所解释的Metaphysics大概只包括本体论（ontology）的问题，而不涉及“宇宙论”（cosmology）的问题，而《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则认为Metaphysics有时也包括“宇宙论”的问题。我想，后者对Metaphysics的解释可能更适合用于“魏晋玄学”。“魏晋玄学”虽说主要讨论的是“本体论”问题，但有的玄学家也讲“宇宙论”问题，例嵇康、阮籍，甚至王弼体系中也还残存着某些“宇宙论”的痕迹。上述对“魏晋玄学”的种种说法，我认为把它称为“新道家”（New Taoism）不一定合适，因为“新道家”这个名称没有能表达出“魏晋玄学”的特点。而且目前也有学者把汉初黄老之学称为“新道家”。我想，“魏晋玄学”如译成英文也许“Mysterious Learning of Wei and Jin Dynesties”较合适，它比较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魏晋学人也常把他们自己的学说叫作“玄远之学”（体玄识远）或“玄虚之学”，如说：

阮嗣宗……发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

借玄虚以自溺，引道德以自奖。（《晋书·嵇含传》）

流咏太素，俯赞玄虚。（嵇康《杂诗》）

所谓“玄远之学”就是说要远离事物（即要超越具体事物，探求现象世界存在的背后根据）和远离事务（超凡脱俗，而能逍遥放达的人生境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对“形而上学”有一条注释说：

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原始，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

这条注释对马克思在这里所用的“形而上学”涵义的说明是正确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指把经济关系作为一种先验的（即经济背后的）抽象观念来对待。从以上种种对“形而上学”的解释，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1）形而上学或玄学是研究宇宙存在的根本原因（第一因）或者说是“第一原理”的学问；

（2）形而上学讨论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

（3）形而上学是一种用思辨的形式讨论经验背后（超乎经验之上）的问题的学问。

我们说“魏晋玄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大体上是就以上意义上说的，它主要是一种以思辨形式讨论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如果我们给“魏晋玄学”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也许可以这样表述：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上述关于“魏晋玄学”的表述上，也许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从思想发展上看，它是老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是对汉朝的学术的一种扬弃，它用本体论取代了汉朝的“宇宙论”（即宇宙构成与发生问题）。

（2）“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也就是“无”和“有”的关系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即无名无形的“道”（形而上的“道”）与有名有形的“事物”（形而下的“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照当时主要玄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有”和“无”、“末”和“本”应该是统一的，但应统一在“无”。因此，“自然”和“名教”也应是统一的，但“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儒家和道家思想应是可以调和的。

（3）“魏晋玄学”以远离实际的形式来讨论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它是一种思辨形式的哲学。

（4）“魏晋玄学”相对于两汉经学，它对人们起着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5）“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哲学上企图调和儒道两家极有意义的尝试。“魏晋玄学”在魏晋时期，曾用许多不同的名称来表述，最普遍的名称是“玄远之学”，如说：

阮嗣宗……发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

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李秉《家诫》，《全晋文》卷53）

“上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

“王、庾皆隽神清识，能言玄远。”（陆澄《与王俭书》，《全齐文》卷15）

“属言玄远。”（始安王光《上明帝表荐王alt、王僧孺》）

“附会玄远。”（张镜《答淮南王义宣书》，《全宋文》卷49）

“幽人守虚，仰鑽玄远。”（庾敳《幽人箴》）

“王夷甫雅尚玄远。”（《世说新语》卷中之下）

“（谢）万……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世说新语》卷上之下）

“王夷甫虽尚玄远。”（《艺文类聚》卷6631《郭子》）

可见魏晋时言“玄远”是当时的一种学风。还有问题或可注意，当时的学风除用“玄远”表述外，有时也还用“名理”或“虚胜”来表述，如何劭《荀粲传》中说：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傅）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间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

又，《文心雕龙·论说》中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综名理。

《世说新语·文学》中说：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看来“名理”、“虚胜”和“玄远”三个概念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何在？关于“名理”当指“辨名析理”，《庄子·天下篇》郭象的最后一条注评论辩者说：

（辩者虽）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者乎？

关于“名理之学”早始于先秦，如惠施、公孙龙等，其实庄子也是一位“辨名析理”之大师，如他说：“判天下之美，析天下之理。”至魏晋玄学家多讲“名理”，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

夫不能辩名，则不能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以论实。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

嵇康《琴赋》也有：“非夫至精，不能与之析理。”《世说新语》中有“共谈析理，既共清言”；“辨析之谈”等等。所谓“名理”就是“辨名析理”。“辨名”，“名”是指“实”的；既然“名”是指“实’的，把“名”搞清楚了（开始“名”是指“名分”），有此“名”就应该有其“实”（表现这个“名分”的实际）。因此，“名”往往是表现“应然”（应该如此），并不一定是“实然”（实际如此）。如“应该如何”的“名分”搞清楚了，就是说对此事物的“道理”才能搞清；通过“辨名”才可以“析理”。

关于“虚胜”，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说：

裴仆射（alt）善言名理，混混雅致。

在孙盛《老聃非大贤论》中说：

昔裴逸民（alt）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

可见“名理”和“虚胜”多少有点不同。据章太炎的《黄中道士缘起》一文中说：“虚胜”是“虚无贵胜之道”的意思。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孙兴公自称他“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玄胜”是说以谈老庄的胜，“玄胜”就是“虚胜”，在魏晋时玄、虚两字常连用。

研究哲学应该有一要求，就是对每一概念的涵义该搞清楚。在这点上，西方哲学甚至印度哲学都比我们强。中国哲学有时讲什么“微言大意”，往往是对一些问题讲得“含糊不清”，才讲什么“微言大意”。这种作风一直到现在还很盛行。有时某领导作报告，本来就不知所云，然后要大家讨论，“领会精神实质”。如果他自己清楚，就应该把所谓“精神实质”告诉大家，免得浪费时间，正因他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精神实质”，才要你去领会。如果发生问题，就可以推说，你领会错了，他可以全不负责。我想，我们搞学问要把问题尽可能地弄清楚，没有弄清的问题，就应说明自己还没研究清楚。

“名理”、“虚胜”、“玄远”三个概念，我们应看到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可以说，它们是同一类的思维方式，即魏晋思辨哲学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所谓“名理”开始是讨论“名分之理”，人君臣民各有其职守，如果名实相符则天下治，此为政治理论的问题。后来进而讨论鉴别人物的标准和原则问题，立一些不同类型的人物标准（名），以便来评品现实的人物时有个标准可倚，如立一关于“英雄”的标准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例如从历史上看，张良可称为“英”，项羽可称为“雄”，而刘邦则可称为“英雄”。再进而向抽象原理方面发展，如讨论“才”、“性”问题，这就是说讨论到更加抽象的问题了。像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的“四本才性”问题，其中“才”指什么，“性”指什么，“合”、“同”、“离”、“异”如何解释等等，都是“名理”问题。

“虚胜”如理解为“虚无贵胜之道”，就是所说所论不关具体事（不仅人物），而以说某些抽象原理为高明，但似乎仍未离开政治人伦的一般原则，而进入宇宙本体的形而上领域。如何晏说“圣人无喜怒哀乐”，这只是说圣人的一种品德，或圣人作为人的一个方面。那么圣人为什么“无喜怒哀乐”呢？有什么本体论方面的根据呢？何晏进一步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这里涉及“情”、“理”、“道”等概念，应是形而上的问题，但为什么“凡人任情”、“颜回任道”则无所说明，因此还不能说它已经是一形而上命题。从这里，我们可说“虚胜”者必善言“名理”，所以《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傅嘏“善言虚胜”，而《荀粲传》中说他“善名理”，自然好理解了。然“善名理”的则不一定都能“达虚胜之道”，如前面引用的那两段关于评论裴alt的话，它们说明裴alt“善名理”而“不达虚胜之道”就是一例。当然这两段话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但当时人把“虚胜”看成比“名理”高一层，或可说是一般的看法。

据《荀粲传》，“玄远”之学应是把超言绝象问题作为讨论对象，也就是说要把天地万物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存在根据作为讨论对象，即要为人伦物理找一个形而上本体论的根据（最后因）。当然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家们在使用概念、名词时并不那么谨严，所以“玄远”也可以有多重涵义，其中有两种涵义比较重要：如说阮籍“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这里的“玄远”是指远离“事务”（世事），仍属于“人伦政事”方面；而《荀粲传》说荀粲“尚玄远”，这里的“玄远”不仅指远离“事务”，而且指远离“事物”，则属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了，或说涉及到经验之外的本体论问题了。这两方面虽有联系，但意义不同。

“魏晋玄学”在当时又往往直接把它称为“老庄之学”，如干宝《晋纪·总论》中说：“学者以老庄为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说：“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也有以“玄宗”或“玄虚”来说当时玄学的学风的。如《晋书·嵇含传》引嵇含《吊庄周图文》：“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北齐颜推之《颜氏家训·勉学》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接着在列举山涛、夏侯玄、荀粲、王衍、嵇康、郭象、阮籍、谢鲲之后说：“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由此可见“魏晋玄学”与老庄哲学的渊源关系之深。但是，我们要问“玄学”这一名称究竟何时才有？看来，早在西晋时已经有了，不过不像今天用得那么普遍，因此在史书中所用不多。《晋书》第五四《陆云传》中说：“（陆）云……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少年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日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晋书》系唐初所修，《陆云传》中“玄学”二字，是否西晋时已有，很难断定。但“玄学”这一名称在刘宋时可以说已得到公认，并成为与儒学、史学、文学并列的“四学”之一。《宋书·雷次宗传》中说：

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见。

又，《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中说：

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

这是有关宋文帝立“四学”的记载。司马光对此事有一段评论说：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从宋文帝立“四学”和司马光的评论，都是把“玄学”和“儒学”看成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而所谓“玄学”即“老庄之学”。司马光甚至认为它于“教化”无益。我们再看东晋以后的一些学者对“玄学”的评论，邓粲《晋纪》，卞壶批评王平子、谢幼舆的“放达”说：

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对玄学、清谈批评甚多，如说：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

又，干宝《晋纪·总论》中说：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

由此可见当时不少学者往往对“玄学”采取批评态度，认为它不是对汉以来儒学的某种发展。那么玄学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关于“魏晋玄学”如何产生，向来有不同看法，或者说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方面看到了它产生的一些现象。如说，由于汉朝的经学越来越荒诞和烦琐，而物极必反，当这种荒诞不可能再发展时，思想就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而趋于简单、抽象，而老庄思想本来就比较简约而抽象，于是它就应时而流行了。或者有认为，由于魏晋之际，天下纷乱，士大夫难有全身保命者，不如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世说新语·栖逸》“嵇康游于汲郡山中”条，注引王隐《晋书》中说：

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

《晋书·阮籍传》谓：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于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据载，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常常去阮籍家，想刺探阮籍有没有反对司马氏的企图，但钟会去时，阮籍常喝酒，喝得大醉，不省人事，使钟会无法得到什么证据，因而阮籍得以保全性命。

上面所说的“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能说明汉朝思潮发展到魏晋思潮的一般现象，或者说只是说明了“魏晋玄学”产生的外部原因。然而我们研究哲学思想的发展，则要求我们说明为什么汉朝的经学由玄学取代，为什么汉朝的宇宙论发展成为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用一些现象来说明，就应寻求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即内在逻辑。

为把问题说清，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宇宙论”（cosmology），什么叫“本体论”（ontology）。当然这两个名称都是由外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得了解它们的原意。宇宙论是由cosmology翻译过来的，cosmology释成宇宙论，有时也译成宇宙构成论。cosmology译成宇宙论是很不错的，据Runes的《哲学辞典》说：宇宙论是论及宇宙起源和它的构成这一方面的哲学，它和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相对而言。因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Being）的根据，并不涉及构成；宇宙论又和自然哲学相对而言，自然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对象的基本规律、进程和分类的。《美国传统字典》1982年版中说：“宇宙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涉及宇宙的起源、进程和结构。”

本体论是对ontology的翻译，onto可解释为existence（存在）或being（有）（见《美国传统字典》），所以ontology也可以译为“存有论”或“存在论”。照《美国传统字典》中说：本体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涉及“存在”方面的问题。Runes《哲学辞典》关于ontology的解释说：关于“存在”作为存在的理论（the theory of Being qua being）。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作为存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即关于事物本质的科学。所谓第一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它是关于对“存在”自身本质属性和终极原因的原则的研究。这就是说，“第一哲学”（或本体论）是研究“存在”（宇宙的存在）的根据的理论，宇宙如此存在的原因和根据何在。简单地说：cosmology是研究宇宙起源或构成的问题，而ontology是讨论宇宙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的问题（终极原因，final cause）。说宇宙（天地万物）是由物质构成的，或者说是由神创造的等等都可以是cosmology的问题。但它为什么如此存在，根据什么如此存在，这只能通过抽象的思维得到，这是本体论讨论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讨论汉朝的学说向魏晋的学说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如何自汉的宇宙论发展到魏晋的本体论学说。

我们知道，从汉末到西晋一百多年，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因而给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在旧思想无法统治下去，而新的统治思想又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一般地说思想总是比较活跃的，比较丰富多彩。正因为旧社会的瓦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就会不断追问：现实社会存在有什么根据，它是否合理？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是否会有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些问题都会被不断地提出来。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处在普遍不稳定的状况，原来自董仲舒以来的儒家思想已经很难对社会起维系作用，于是曾被“罢黜”的百家思想又活跃起来，名、法、道、阴阳等家的思想在社会上又渐活跃，而以道家思想最有影响。道家思想之所以更为活跃，有其历史原因。在西汉初年，黄老道家思想曾一度是统治思想，以后虽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道家思想却成为抵抗儒家正统思想的暗流。据史书记载，两汉时期研究老子思想的有六十余家，有些是从哲学上治《老子》，如严君平、王充等；有些是从政治理论方面研究《老子》，如郑均；有些民间宗教团体把《老子》抬出作为他们宗教理论的根据，如五斗米道。特别是，从哲学上看，当时与老庄思想相联系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对抗“天人感应”目的论的重要理论。它起着排除和净化烦琐的神秘主义的作用。这些思想家所提倡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虽说和先秦老庄思想有所不同，但从总的方面看它仍和先秦道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这点王充说得很明白，他说，他的“自然无为”思想“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意”。

汉朝选取官吏，地方用察举的办法，朝廷用征辟的办法，因此人物的品评鉴识非常重要，而当时品评人物的标准是所谓“德性”（德行），即纲常名教所要求的品行性格。在东汉末，关于人物评论往往是对个人的品行性格的具体评论。但对人物的评论应有一具体标准，因而其后讨论到评论人物高下的具体标准。《后汉书·许劭传》中一段记载说：当时许劭兄弟在汝南地区很有名，他们每月之初常选一个“题目”作为评论的话题，汝南地区称之为“月旦评”，有一次曹操要许劭对他作一评论，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大喜。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许劭评论人物的标准大体上仍是依德行；第二，曹操看人的标准和许劭很不相同。这就是说，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评论人物标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它涉及到人们如何看待人品的高下问题。我们今天也遇到了评论人物的标准问题，对社会来说，是有开拓精神类型的人好呢？还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人好呢？一般说有不少领导都不大喜欢开拓型的人，他们老爱提意见，往往想冲破旧框框，而被视为“离经叛道”。所以在一个社会的转变时代，价值观念的转变很重要。汉末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首先引起价值观的变化就在以人物评论的标准上。但在转变时期，评论人物高下、优劣的标准是不可能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而造成一些流弊，它不仅造成一群一党的互相吸捧，而且使一些虚伪奸诈的人可借此招摇撞骗，以行其奸。《后汉书·符融传》上记载：汉末有两个人叫晋文经、董文艾，靠他们一点小聪明，炫耀京师。他们自恃名声很大，朝廷征辟也不出仕；名士去拜访，他们也不接见。他们操纵着评论人物的舆论。后来由于大名士李膺等人的批评和揭露，才使之现轻薄之原形，而不得不逃离京师。由此可见，汉末的评论人物存在着“名”不符“实”的问题。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中有《名实》一篇，专门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并对汉末的品评人物“名”不符“实”的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因此，当时有不少思想家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批评，他们多半都主张“名必符实”。在这一关于品评人物的名实关系问题上，曹操选拔人才的标准起了很大作用。处于乱世的曹操欲“拨乱反正”，必重视人才的选拔，他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重才力而不重德行。他前后四次下“求贤令”，例如建安十九年下的“求贤令”中说：

夫有行（德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三国志·魏志》卷一）

因此，照曹操看，要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来给他一定的官职，给了某一官职就必须以他是否实际上能胜任此官职来考察他，“因任而受官，循名以责实”。陈寿《三国志》对曹操的评论说：

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

傅玄《上晋武帝疏》中说：

近世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形名。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三国志·杜畿传》，附于《杜恕传》中，恕说：

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

由于曹操重法术，所以综核名实为当时所重视。因此，名家与法家的思想始为流行。而道家思想本在整个两汉时期都是反对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的一种暗流思潮，而此时由于名家、法家思想的流行，而为道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汉魏之际道家思想的流行实与法家、名家思想的流行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黄老与刑名在历史上就有一定关系，在《史记》中有《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把老、庄、申、韩放在同一“列传”中不是无因的，如其中说：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今本《尹文子》或为汉魏之际修定过，其“序言”中说：

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

《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尹文子》：

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黄老申韩之间。

可见当时的道家与名家、法家的关系甚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汉魏之际，儒家思想的相对削弱，所出现的道家、名家、法家思想合流的趋势，因而在不少思想家的思想中都反映着。例如讨论“四本才性”问题的钟会，曾注《老子》，《三国志·钟会传》中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另一思想家刘邵，其《人物志》恰能较深刻地反映由汉至魏思想的转变的趋势，他的思想成为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人物志》一书的分析，探讨当时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思想问题，以说明汉魏之际的“名理之学”向魏晋玄学这种本体之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1）关于才性问题。

“才性”问题虽说不是在汉魏之际才提出来的，但它确实是在汉魏之际才被认为应普遍重视的问题。在东汉初，王充的《论衡·命禄篇》中已讨论过“才”、“性”问题，如说：“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临事知愚”属于“才”方面，而“操行清浊”属于“性”的方面。但两者是什么关系并未讨论。一般说，“才”是指“才能”，而“性”则往往指人之本有之天性。但人之所有之天性是什么，就各有各的说法了。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认为：“生之谓性”；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之“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者”，或“人之异于禽兽者”，但是这只是一般地可如此说，而具体而言则不同了，章太炎在《辨性》中说：

儒者言性者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扬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王充也。

这儒家五家对“性”的看法不同，都是从善恶来讨论人性，也就是说把“人性”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一般地说，在当时认为，“才”与“性”不同，但“性”是就人的本质方面说的，“才”是就人的功能方面说的。但到汉魏之际，天下大乱，需要有才能的人出来开创大业，需要有大才干的人出来，所以曹操提出“唯才是举”，把才能看得比德行重要，这就和汉朝大不一样了。汉朝无论察举还是征辟往往都是根据德行。照他们看，有德行的人必有才能，“德”、“才”并无矛盾。但到曹操时，竟然提出了“唯才是举”，可见当时品评人物的价值标准已大有变化，刘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才性问题的。《人物志》的“序”中依据“才能”把人分成若干等，又在《流业》中把人物分成十二流品（类型），它也是依才能来划分的。但人的才能由何而来，即人为什么有不同的才能，他仍认为是出于不同的“性情”（即“性”）。晋袁准《才性论》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性”有所不同，“才”也就有所不同。照刘邵看，“圣人”为什么能统帅各种“才能”，因为圣人之性是“中和”（中庸）的，“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中庸之质，其质无名”，所以能“调成五材”，“兼达众材”。而其余的人其“性”则是各据五常（五质）之性的一偏或兼而有之。刘邵对“五常”（五质）有如下的看法：

这里可以看出，刘邵所谓的“性”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汉人用“气”、“阴阳”、“五行”来解释的范围。例如王充说：

用气为性。（《论衡·无形》）

人的贤愚，贵贱都是因所受之“气”不同而使之。

刘邵也说：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九征》）

据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元一（元一之气）以为“质”，阴阳以为性，五行以为形。

《白虎通·性情》中说：

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不过刘邵比汉人前进一步，他提出圣人之“性”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的“性”，在于其性为“中和”，故说：“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九征》）这就是说，圣人之性是不能用“阴阳”、“五行”等来说明，因“阴阳”、“五行”等都有名有形，而圣人之性无名无形，于是关于“性”的问题，由此渐进入抽象的“名理”问题。但刘邵的《人物志》关于“性”的问题也就止于此，没有再深入讨论下去。接着，玄学家何晏、王弼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从给“性”下定义入手。何晏在《论语集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句注说：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人之所受以生”的“性”与“天道”是什么关系呢？何晏、王弼都认为，“性”应合乎“天道”（或“天理”），何晏说：

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论语集解》卷三）

王弼在《周易·乾卦·文言》的注中说：

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意思是说：不由乾卦的元亨利贞开始，怎么能贯通所有的事物呢？不以性统率情，怎么能长久的走在正道上呢？所谓“性其情”就是用“性”来支配自己的“情”，这样做事才能是合理的。圣贤是可以“以情从理”的。可见在王弼那里，“性”和“理”是一致的。“人性”和“天理”（“天道”）是贯通的。照王弼看，所谓“理”就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他说：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

事物不是不知其然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它的存在是根据它存在的“理”。“理”是什么？它是一抽象原则。于是魏晋玄学关于“才性问题”的讨论就进入了形而上的本体之学的领域了。

（2）关于“有无”问题。

魏晋玄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何从汉学演变成魏晋玄学有一个过程，可以说它是从“有为”、“无为”、“有名”、“无名”问题发展出来的。

两汉对宇宙的看法，多讲宇宙的构成和起源等问题，所以它是“宇宙论”的问题，儒家一系，如董仲舒认为：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

这是说天下万物如何生成，是由“天”生成的。《白虎通》更发挥了这类思想，如说：

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

陈立《白虎通疏证》谓：

《尔雅释文》引《礼经》云：天之言镇也，神也。

这就是说，“天”之所以能镇人，在于它是“神”，或者说它有“神性”，所以它能高高在上而治理人世，这可以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宇宙论”。汉朝思想的另一大系统为“道家”或说为“黄老学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一种“宇宙论”，如《淮南子·天文训》中说：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太昭”应为“太始”，是指天地还没有分化出来的状态，所以是混沌无形的样子。因此“道”是由“无形”（虚霩，即谓时空未分）的状态开始，从这一时空未分的状态而后才有没有万物的时间和空间（宇宙），其后才有构成天地万物的最初的（或最基础的）材料（元气），这种“元气”的清阳之气上升为天，重浊之气下沉为地，而后才有万物（包括人类）。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宇宙构成和发生的理论。其实属于儒家的扬雄也有类似思想，如他说：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alt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太玄·玄摛》）

“玄”指宇宙本源玄远幽深。也有另一种说法，据扬雄的《檄灵赋》、《解嘲》中对宇宙本源的论述，“玄”指“元气”，即阴阳二气未分化的统一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玄”是在幽深无形中，展开了万类，而不见其形。取养于无形而产生天，根据神明而规定法度，贯通古今开启万类，使阴阳展开而发气。一张一舒，就形成天地。所以在汉朝“玄”已有宇宙本源的意义，但大体上还是讨论宇宙论问题。在张衡的《灵宪》中说：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为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浑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庞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万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园以动；地动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天元，盖乃道之实也。

这是说无形之“道”的演化过程，如何由无形而至于有形，如何由静而动。这种说法也见于《淮南子》。张衡《玄图》中说：

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槖籥元气，禀受无原。

所谓“玄”也是说宇宙如何由无形而演化而有万物。在两汉之际，出现了一批《纬书》，据作《纬书》的人说：孔子先作了六经，又恐怕后人不能了解，所以又作了一些补充的著作，对“经”而言，名之曰“纬”。这当然是不可信的，只能认为它是汉人的作品。《纬书》中有一类是对《周易》的某些思想的发挥，它有《周易》关于世界图式（把八卦分配于四方、四时，从空间和时间方面建立一世界图式）和阴阳家的世界图式（把五行和时间、空间相配合而构成宇宙的图式），并吸收了有关“气”的学说构成了宇宙论，如《易纬·乾凿度》说：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从这段话看，还只是说宇宙如何从“无形”到“有形”，开头几句只是说，“圣人”根据宇宙本身的发生状况，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但在其最后则说：

圣人凿开虚无，畎流大道，万汇滋溢，阴阳成数。

又说：

是上圣凿破虚无，断气为二，缘物成三。

这实际上和上帝创世说没有多大区别了，当然也是一种宇宙起源的理论。中国的创世说或者是《易纬》开始有的。它和董仲舒的思想颇为相类，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乾凿度》无非是把“圣人”提高到“天”的地位。王充对从董仲舒到各种《纬书》作了批判，他采用的理论是“天道自然无为”的道家学说。他反对“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地产生人，也就是说他反对目的论的宇宙论，而主张自然论的宇宙论，如他说：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

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

“天”不是有意识地产生万物，万物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天”产生人没有什么缘故，那么产生万物也没有什么缘故。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会合，万物就自然的产生了，所以他说：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

为什么“天”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呢？照王充看，由于“天”、“地”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他说：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澹无欲无为无事者也。

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烝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王充对当时天人感应目的论的批评，虽利用了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但他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气”的变化，因此仍是一种宇宙构成学说，还没有讨论到宇宙本体的问题。由于王充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因而在人事上也很重视“无为”，如他说：

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禀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

到汉魏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因此有“虚君”的思想提出，而提倡“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这种思想，在先秦曾为法家的主张，也是汉初黄老之学的君人南面之术。但这种“君道无为”的思想，从另一方面看又是一种“尊君”的思想，因“君道无为”，才可以“无不为”。刘邵的《人物志》正反映这种思想。他认为，既然“君道无为，臣道有为”，那么也就是说君主与臣民本来有所不同，君主其本性是“平淡无味”，这样才可以“不与一材同用好”。至此，刘邵的思想已不仅限于君人南面之术，而进入了“才性”问题的讨论。

刘邵认为，君主应该具有“中庸之德”，所谓“中庸之德”（或“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其质无名”。君主之性不可以某一名名之。因此，“观人察质（性），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才）”。对人的考察，先应看他的“性”，然后看他的“才”。“平淡”者才能真聪明，而聪明者未必能“平淡”。因为平淡者才可以总达众才，而聪明者只能以偏才或兼才取胜。“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如有一味，则不能调和众味；必平淡无味，才能调和众味。如有此名，则不能有彼名；必“无名”才可以变化应节。如以“有为”治，则不能“无不为”；必“无为”才可以“无不为”。刘邵的这些看法虽尚未直接讨论“有”和“无”的问题，然而他显然已经注意到“无名”、“无味”、“无为”的意义。他的这些思想就其哲学意义上说，已经接触到，把“无”看成此“有”更根本。其后，有玄学家王弼把此问题引向哲学，如他在《论语释疑》中说：

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质备，五材无名。

最和谐的味是无味，是五味还未形成的；最高的音乐不能分别出五声，具备中和之质（性），对于五材说是无名。王弼的这段话与刘邵的观点大体上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为什么圣人是“其质无名”呢？刘邵并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而王弼则对此提出了他的看法。《老子》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始制有名”，王弼对这两句的注说：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按：意谓“有名”则不常），故曰道常无名。

（圣人）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由于本体的“道”，超言绝象，故无形，不系于某一方。不能有什么具体的名称，故曰“无名”，它不在时空中，永恒存在，而天地万物只是“道”的表现，所以是有形有象的，在时空中的，所以“有名”、“有形”。圣人效法“道”，但天下有百行殊类，形形色色，因此圣人就要设立长官（设官分职）来统帅各行各业。圣人能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呢？由于天下万物本来就是根据道而存在的，正因如此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由体现“道”的君主（圣人）来设立官职以统帅之。因此，“臣统于君”是合理的。于是，王弼为“君道无为”找到一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据。

（3）关于一多问题。

研究哲学史，对哲学家所用的概念范畴进行研究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到。

现在先说明一下，对概念有个分类问题。我们讲的“有”和“无”这对概念，是性质关系的概念。说“有”是指“万有”，指形形色色的存在物，这是实在的；说“无”在魏晋玄学中往往是指“有”背后的“本体”，即“有”之所以为“有”的根据，也可以说是“事物之理”，是“道”，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存在而有”（nonexistence but being），因此尽管它不是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但它不是“虚无”（nothing）。而“一”和“多”这对概念，它不仅是数量关系的概念，也是关系概念。韩愈在《原道》中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韩愈把概念分成“定名”与“虚位”两类。“一”和“多”可以说是韩愈所说的“虚位”一类的概念，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内容。

关于“一”和“多”这对概念，在先秦诸子中已所说很多，例如《老子》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说明“万物”（多）是由“一”分化出来的。《周易·系辞》中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说明“八卦”以至六十四卦（多）是由“太极”（一）产生的。但在《老子》和《周易》中，对“一”和“多”这对概念没有展开专门讨论。汉朝的哲学家也谈到“一”和“多”的问题，往往也只是说宇宙如此演变，如此构成而已。《淮南子·天文训》中认为天地万物的发生是由无形的虚廓而发展生成的：

虚廓（时空未分）→宇宙（有时空之分，但此为纯时空）→元气（纯物质，材料）→天地（初始的对立性质）→阴阳（天地会合而有阴阳，有对立性质的东西）→四时→万物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这也是一种讨论宇宙由“一”到“多”的过程。扬雄的《太玄》实是一部以“数”来讲宇宙构成。照扬雄看，天地以及万物都会以“数”表现，通过“数”的关系可以把握天地万物的演变及活动。在扬雄的哲学体系中，最高的范畴为“玄”，“玄”大体和老子的“道”相似，是宇宙混沌未分的状态。“玄”本身即包含“三”，即可三分为“天”、“地”、“人”；“三”又可以分为“九”（九洲）“九”又可以分为“八十一”（家）。因此，汉朝的哲学家往往只是在描述宇宙发展的过程中接触到“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但都没有从理论上来分析“一”和“多”这对概念的哲学涵义。到汉魏之际，刘邵《人物志》虽然仍未从理论论证上讨论“一”与“多”的关系，但他在讨论“主道”（主德，最高统治的品德）和“众材”（各种不同的材能）的关系问题时把“一”看成比“多”更高，它可以支配“多”，统帅“多”。如果说，在汉朝讲宇宙论多是讲的宇宙发生问题，是一个纵向的论述，重点是讲宇宙在时空中的发展，而刘邵讲“主德”与“众材”的关系，是一和多横向的关系，是在一个平面上讲“一”与“多”的关系。

照刘邵看，“平淡无味”的圣王才能“总达众材”；具有“中庸之德”的圣人才可以“变化无方，以达为节”。可以适应统帅各个方面，以使各种事都能行得通为规则。天下百行殊类，所以必须设官分职，来管理这些事务；而官吏各有各的专职，不能统一，因此必须有“总达众材”者，而此“总达众材”者只能是“一”，而不能是“多”。因为如果为“多”，仍不能统一。具体说来，这个统一者的“一”应是君主，臣民应统一于君主，所以刘邵说：

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人物志·流业》）

君主能守住“道”，臣民能各依他们的地位有序的生活，官吏们职责分明，而不乱，这样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我们知道，“致太平”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最高理想。天下事物多种多样，变化无方（不定），某种才能只能应付某一方面的事务，而不能应付其他方面的事务，这是由于这种才能的人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具有“中庸之德”（“中和之质”）的圣人（圣王），因“其质无名”，其性质不限于那一方面，对他的性质无法用什么具体的性质来说明，他是“平淡无味”、“不与一材同用好”，不和任何有某方面才能的人一样用其好坏，这样才能统帅不同的各种各样才能的人。“有名”就必定陷于某一方面，而不能适应其他方面。“无名”才可以不陷于某一方面，而可以应对任何方面。“有为”则各有其所为，不能为其所不能；“无为”则可以“无不为”，以便可适应各个方面。

刘邵的这些讨论，虽已接触到“一”、“多”问题，但在他那里仍然是个政治理论问题，尚未进入宇宙本体问题的讨论。为什么“无名”、“无为”的君主（圣王）能统一“有名”、“有为”的众材呢？这有没有哲学本体论上的根据呢？玄学家王弼从“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的政治理论问题，进而讨论了其哲学本体论上的根据，并且把“一”、“多”问题与“有”、“无”问题联系起来，或者说，是从“一”和“多”的关系来说明“无”和“有”、“本”和“末”关系。王弼对《老子》“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注说：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使复归于一也。

“朴”指“道”的本性，也可以说即“道”本身，《老子》第三十七章中说：“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这里的“无名之朴”就是指的“道”。“朴”是“道”的“真性”（“真性”见《庄子·马蹄》）。由“道”的真性散出表现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就像是器物一样。圣人体察到世界上的纷纭万事万物是由“道”所散出的表现，因而在社会上设立长官来统帅，把“善”的作为榜样，不善的作为借鉴，使天下的风俗化一，使之回复到统一的“道”。照王弼看，宇宙是由作为本体的“道”统一的。“道”也可以称为“无”，因其性为“质朴未分”，或谓“无性”（无规定性），天地万物由它而如此存在，而有秩序和条理。因此，社会上也应有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他来统一全社会，使社会有秩序和条理。那么圣王如何统一全社会呢？圣王需要设官分职，“立长官”，一层一层地管理社会，越往上就越集中，越少，因为“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作为“本体”的“道”或“无”，是不能分割的，是唯“一”，是大全；而“有”（万有）是众多的，（众多的）万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本体之“无”在支持它，把它们统一起来，由此王弼说：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

“一”就是“大全体”，是“唯一”（因为在“大全体”之外没有什么，所以是“唯一”）。“唯一”只是就其本体方面说的，不是讨论本体如何能把万物统一起来。“多”是现象，是本体的外在的种种表现。这就是说，“万有”的存在是以“无”为根据的，是由“无”（无规定性）而“有”（有规定性），“有”须由本体之“无”统一。这样王弼就给“执一统众之道”找到一个由政治理论通向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阶梯。在王弼的《老子指略》中对此问题可谓有较好的分析。

（4）关于圣人。

在中国哲学史中，圣人的问题常常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人是圣人？二是圣人是否可学致？

从儒家的观点看，什么样的人才是圣人本来不成问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自然都是圣人。圣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德（人格）本来也不成问题，其人格应是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或者说是有“五德”（仁、义、礼、智、信）具备而行中庸者。但到汉魏之际，儒家思想相对衰落，因而“什么人才是圣人”、“圣人应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等均发生了问题。至魏晋玄学产生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玄学家都把“圣人问题”作为其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常赋予圣人的人格以新的品德，甚至是把圣人老庄化，或者把儒家和道家的“圣人”的人格糅合在一起。刘邵的《人物志》在圣人问题上颇具有此时代之特色，表现着两汉儒学正统向魏晋调和儒道的过渡性。在两汉以儒学为正统，“五经”都立为官学，所以“礼教”（名教）盛行，对各种“礼”（典章制度）解释得很详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典籍，而且礼仪制度越来越烦琐，走向极端，从而出现了一些假的守礼教者，例如葛洪的《抱朴子》引汉人的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

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对当时烦琐、虚伪的礼教反感，于是出现了要求用某些道家思想来补充或纠正当时的“礼教”。我们可以看到，在刘邵《人物志》中，一方面仍然推崇尧舜等为圣人，而且认为圣人是“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能行道德教化于天下者；另一方面又认为圣人应中庸无为，无适无莫，其质无名。中和平淡，是能“静则嘿（音默，同默），泯（与之和）之玄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动则由恭（履正、守礼），顺之通路（而前进）”。前两句是道家思想的表现，后两句是儒家思想的表现。这两方面看来似有矛盾，而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没有对这两方面的关系有所论述，这大概也是他思想的过渡性的表现。

刘邵关于“圣人”的标准是糅合了儒道两家思想，但这两方面是拼揍在一起的，并没有成为一体，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自然会为当时的玄学家们所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从王弼到郭象等玄学家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圣人”？那些在汉朝曾为一些人们所标榜的“制礼作乐”、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已经逐渐被识破。从刘邵的《人物志》中已看到，原来的“圣人”标准已在改变，王弼顺此而进一步改变着“圣人”的形象，把圣人老庄化。可是如果直接说老子或庄子才是圣人，在当时情况下也还很难让人们一下子接受，因为四百年来孔子的圣人地位已经确立了。如何办呢？玄学家们采取了“把圣人老庄化，而不以老庄为圣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西晋何劭《王弼传》中记载了一段王弼回答裴徽的一段话：

（徽）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资”者，资借、依靠的意思。裴徽的问题：既然“无”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可是圣人（指孔子）没有讲到它，可是老子却常说“无”，为什么呢？王弼回答：孔子才是真正体会“无”的，而“无”（事物存在的根据，即本体）是不能用言语来说明的，所以不说“无”。而老子并不真正懂得“无”，把“无”也看成认识的对象（是可以说者），是可以用“名言”说的东西，因而常常说那不可说者（无），这实际上把“无”看成了“有”。这就说明，玄学家虽企图调和孔老，但实是在老庄思想“以无为本”的基础上调和孔老，形式上尊儒，而实际上崇老。另一重要哲学家郭象和王弼一样，他在《庄子序》中认为，庄子虽然能对天地万物的根本有深刻了解（知本），但他仍是把“本”作为“知”的对象，这就把“本”和“末”割裂开来了，是在“末”外求“本”，未能把“本”和“末”融为一体，所以庄子还未达“圣人”的境界。例如《庄子·大宗师》中说“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云云，本来庄子的意思是说，孔子常处于现实事务之中，而不能超然物外，而郭象对此，有一长段注说：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各种“理”中有其最高的一极（最根本的道理），这最高的一极“理”是游内（在日常事务之中）和游外（超然日常事务之外）相统一的、完全冥合的。没有最高的游外者，而不能最好地超越日常事务，自如地应付现实生活。最高明的游内者，他虽身在朝市，而他的精神完全可以达到超越现实的境界。所以圣人不执着任何事务，让一切都顺应自然；虽然时时都在现实生活之中，但却对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并无影响，随机应变地处理各种实际事物而神情自若，不为外物所累。这就是说，真正能游外的才能弘内。照郭象看，孔子是可以游外弘内，内外相冥，把“名教”和“自然”统一起来的圣人。圣人应可以在现实中处理各种事务，只要“无心顺有”就行。无论王弼，还是郭象虽然都说孔子是圣人，而老庄都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他们所标榜的圣人实已老庄化，都是以“无为”、“无心”、“体无”、“体道”为特征。这就是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外王”是合一的。这种把老庄和周孔结合起来的企图，正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主流。刘邵的《人物志》虽然还没有如王弼、郭象那样要提出一新的“内圣外王”的标准，但他企图调和孔子和老子已经有个开端了。

总结以上四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从汉末到魏晋的思想发展看，“才性”问题的讨论是要求给“人性”问题找一个新的根据；“有无”问题是给天地万物找一个存在的根据；“一多”问题是要给社会等级找一个新的合理根据；“圣人”问题则是要给人们塑造一个新的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这几个方面构成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宇宙人生存在的根据何在？刘邵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具有哲学思想的政治理论家，是当时所谓的“名理家”。在他的政治理论中虽然接触到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但却没有提高到哲学理论上给以解释，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所限。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会有哲学家出现来从哲学上讨论这些问题，并给以时代思潮所需要的回答，于是魏晋玄学产生了。

二、魏晋玄学的评价

有位同学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魏晋时期，那些最高统治者，如曹操提倡“唯才是举”，司马氏标榜“礼教”，特别倡导“孝道”，可“玄学”以老庄（或“三玄”）为骨架，它何以反而成为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潮呢？

的确，魏晋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或是提倡“唯才是举”，或是推崇所谓“礼教”，我们查看魏晋人的论著，讨论“礼”的学者非常之多，据钱穆先生考察，当时关于“礼”讨论的论述最多，《补三国志艺文志》中“礼类”著录有18部，《补晋书艺文志》中“礼类”著录有42家64部，仅何承天就有《礼论》三百卷（先为八百卷，后删为三百卷）。在这些论述中有很多对“三礼”的讨论，而特别多的是关于“丧服”问题的论述，这大概和司马氏标榜“孝道”有关。

我们知道，《十三经注疏》是继《五经正义》后的中国经学的一大结集，其中所收录的注解多为魏晋人的，如《易》为王弼、韩康伯注，《论语》有何晏集解，《左传》为杜预注解，《穀梁》为范宁注，《尔雅》为郭璞注，《尚书》为孔安国传，据说为晋人伪托（但此问题尚无定论）。可见当时注释儒家经典颇取得可观之成就（这当然和因汉朝的儒典注释多已散失有关）。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以看到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关“经学”的著述总有627部5371卷，加上知道书名，但已佚失的总共有950部7290卷，后张鹏的《隋书·经籍志补》又增加了392部，而其中关于“礼”的最多，共211部2186卷。可见儒家的经典在当时仍然受到重视。

我们知道，一般地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但是统治思想是否即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是否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我想，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统治阶级的思想有时可以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有时则不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恰恰是当时的非正统的异端思想，是反对统治阶级思想的思想。例如三四十年代，我国中央政府在学校里要学“三民主义”，提倡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这些难道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恰恰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代表着时代精神。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统治者提倡“礼教”，但也不能说它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表。往往正是“礼教”不行了，统治不下去了，统治者才更加提倡“礼教”；如果“礼教”对社会仍能起着维系的作用，那就没有必要去大力提倡它。魏晋时“玄学”非常流行，它代表着时代精神。当然“玄学”的流行，必然会引起正统派的批评和压制，这也正说明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批评尽管批评，可是“玄学”照样发展，谈“玄远”、善“清谈”的人照样受到重视和推崇。

一部《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名士的言行，是他们代表着时代精神，表现着魏晋哲学的风貌。

当时玄学这种思想虽在世家大族中很流行，但并不是全体世家大族都推崇它，甚至部分世家大族也反对它。我认为，玄学也许是部分世家大族的知识分子（士人）所提倡，它是当时部分士大夫为在魏晋这一文化转型期所需要寻找的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人格上的追求。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集团和当时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在各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相对地独立成为一个阶层，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例如齐国稷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史记》说他们是“不治而议论”的一批人，他们只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议论，进行批评，而自己并不直接从事政事。孟子和荀子都曾在稷下呆过，而且孟子作为“士”（知识分子）还提出过“以德抗位”的主张，即：王侯虽有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我孟子作为一知识分子可以用我的道德来和王侯对抗，因此有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之说。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却比较缺乏这种气概了。魏晋时期也有一批如当时稷下学宫中的那样的知识分子，东晋袁宏作有《名士传》，戴逵作有《竹林七贤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汉朝儒家经学发展到后来越来越烦琐、荒诞，在其很难继续发展时，总会有一个转向，于是魏晋玄学转向简约、理性。这有点像在西方五六十代有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流行，太烦琐，太规范化，因而到七八十年代就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出现，消解结构主义，提倡零碎化、多元化，反体系化。当然，一个社会总会分成若干阶层或集团，由于社会地位不同，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也会形成若干不同的思想流派。甚至同一阶层中也可能分成不同的集团。例如当今的西方哲学，很难找到一种主流思想，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很大影响。同在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既有萨依德的后殖民主义，又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还有各种基督教哲学，其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哲学思潮时，必须考虑到的。因此，对一种社会思潮的分析需要作多方面的考察。

我们应如何评价“魏晋玄学”呢？我打算从三个方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①魏晋玄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②魏晋玄学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的影响。③魏晋玄学对思想解放的作用。

（1）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我们常说，魏晋玄学是在当时世家大族中流行的一种思潮，这样笼统地说当然也可以。我过去讲课或写文章也这样说过。现在我想，魏晋名士也有不少是当朝大官，但他们做的官，往往是那些清闲高雅的高官。如果说，先秦时的某些“士”（知识分子）开始自觉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作为一个“不治而议论”的社会阶层出现，那么魏晋时期的某些“名士”又是中国历史上一群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形成，可以说是从东汉末的“清议”就开始了，“清议”发展到“清谈”。由于“清议”是对当时的政治进行议论和批判，引起了当政者的不满和感到危及统治，因而对当时议政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政治，即所谓的“党锢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议政”既不可能，于是转向“清谈”，谈一些超越现实社会政治的玄远之学，于是玄风大盛。由于谈远离实际的玄虚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要注重思辨，因而在理论思维上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先秦，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主要讨论宇宙论的学派（如阴阳家，如《管子》中的《内业》等篇），也有讨论本体论问题的（如《系辞》、《庄子》），还有宇宙论和本体论同时都讨论的（如《系辞》、《老子》等），我们可以说先秦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两大系宇宙论和本体论而言是一个源头。但到两汉时，中国哲学的主潮则是讨论宇宙的起源和构成的问题，例如《淮南子》、《春秋繁露》、《论衡》以及《纬书》等等。魏晋玄学一反两汉的宇宙论，而主要讨论本体论了。当时的玄学家（除个别人外，如嵇康）重点是在讨论“本末有无”，这样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他们已不大注意天地万物起源与构成，而所注意的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天地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何在？或者说是天地万物为什么如此存在着的道理。如王弼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如郭象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这都涉及“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广为流行，它在内容和方法上定有创新。从内容上说，魏晋玄学主要是讨论“存在”（“有”或“迹”）和“所以存在”（“无”或“所以迹”）的关系，亦即“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讨论“本末有无”的本体论问题必定会有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方法不是某种跟自己的对象和内容不同的东西。”天地万物有名有形，而某种有名有形的东西自身（有规定性）不能是别的有名有形的东西（有规定性）存在的根据或道理，故必求之于无名无形者（无规定性），于是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无规定性”的“无”才可以成就任何“有规定性”的“有”。为要论证“以无为本”，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新的玄学方法。本体之“无”（或“道”）无名无形，超言绝象，不可作为一般认识（知识）的对象；而“万有”（万物）有形有象，才是人们可以认识的对象。如果人们把无名无形的“本体”之“无”作为一般认识的对象，那岂不是把“本体”之“无”（无规定性之本体）看成和“现象”之“有”（有规定性之物）是一样了吗？这样“本体”就失去其作为“本体”。但是如果“本体”自为“本体”，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不能把握它的作用，那么“本体”就毫无意义，成为“虚设”，成为“空名”。于是王弼提出“得意忘言”的方法，用以解释“无”和“有”或“体”和“用”之间的关系。“本体”（或无规定性之“无”）虽超言绝象，但它是万有存在之根据，我们不能直接感知，但我们可以根据万有的存在得以知必有其存在的道理或根据。但所知之万有是“用”而非“体”，所以不能以“用”为“体”，就像不能执着“言”以为“意”一样（语言是有限的，意味是无穷的）。人们如果要“得意”、“达体”，就不能把“言”（用）当成“意”（体），因此通过“用”以达“体”，必须忘言忘象，不执着言象，以求“言外之意”、“象外之体”。“得意忘言”这一新的玄学方法给当时玄学家们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新眼光，而为新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象理论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对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哲学家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它们以新的意义。在魏晋玄学中，概念往往也如先秦以来的中国哲学一样是成对提出来的。如“有无”，“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王弼《老子》第十一章注所说的“无”是什么意思？是说“有”之可以被用，要靠“无”才能显示它的作用。如“体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王弼《老子》第三十八章注）虽然以无为用很重要，但是不能离开以无为体，只是因其以无为体，它才重要。如“一多”，“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众多的事物之所以能存在，其宗主必在于有其统一性。“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事物虽然众多，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抓住它们的统一性来驾驭之。如“本末”，“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王弼《老子》第三十八章注）崇尚本用以使其末显现出来，这样有形有名之事物都可以存在，而且不会离开根本的道理。如“性情”，“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王弼《论语释疑》）如果能用性指导情，则情都是正当的；如果是情近于性，有喜怒哀乐等欲望也没有什么妨害。如“名教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皇侃《论语义疏》）“诗书礼乐，治世之具；圣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时之弊；用失其道，则无益于理也……治世之术实须仁义。世既治矣，则所用之术宜废。”如“独化与相因”，“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如“内圣与外王”，“明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序》）这些都说明人们对哲学问题的认识深化，对中国哲学概念的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有了一套新的概念或赋予过去已有的概念以新的涵义，而形成了在中国哲学发展中有很大影响的新的命题，如“体用如一”、“本末不二”、“有无相因”、“物各自生”、“自生而必有体”，这些命题都包含着深刻的思辨意义，反映着思想的深化。

哲学的发展水平往往和它所讨论的哲学问题相关，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的孔、孟、老、庄等等都探讨过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儒家讨论的“天道性命”、“性情”、“仁义”、“中庸”、“形上形下”等等问题；老子讨论“可道”与“常道”、“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而庄子可以说讨论的哲学问题更多，例如“逍遥独化”、“物之不齐，物之性也”、“相对与绝对”、“知与所知”、“有我与无我”、“迹与所以迹”、“生死气化”等等。魏晋玄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三玄）的思想，可以说它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许多哲学问题：如“一般与个别”、“有限与无限”、“本体与现象”、“目的性与能动性”、“存在和所以存在”、“规定性与无规定性”、“自由与必然”、“相对与绝对”、“根据与条件”、“现实与超现实”、“抽象与具体”、“宇宙与人生”以及“境界的升华”等等问题。

如果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及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和今日西方哲学相比较，那不仅会使我们了解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在和西方哲学比较中发掘中国哲学的特殊意义。

（2）对人生态度的意义。

魏晋玄学是一种哲学，它和先秦以来的哲学一样，一方面它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锻炼提高着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另一方面，魏晋玄学作为一种中国哲学，它又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这种对人自身的身心内外的精神活动的反思，对自我身心的了解和证悟，是人“超凡入圣”的自觉，也体现着理论思维的超越。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对魏晋玄学家有严厉的批判，认为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是由于“玄风”引起的，在东晋时这种批评尤为激烈。由于当时的士大夫认为西晋之所以败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罪在于“玄风”的流行。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刺骄》中说：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才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夫古人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乎淫邪哉！

《晋书·范宁传》中载有一段范宁对当时“玄风“的批评说：

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

干宝《晋纪·总论》论晋之失谓：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东晋戴逵也对“玄风”作了批评，但他在《放达非道论》中对当时的“放达”之风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他说：

竹林之为放也，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也，无德而折巾者也。

《后汉书·郭泰传》中说：“（郭泰）尝于陈蔡之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抱朴子外篇》谓：“……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翫其形，而不统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傚，不觉其短，皆是类也。”

又《竹林七贤论》中说：

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追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诸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可见，有“玄心”的放达和无“玄心”的放达是不一样的。看来，东晋人批评“玄风”多半是站在所谓“礼教”的立场上，指责放达的“坏礼教”、“废仁义”。问题是当时所谓的“坏礼教”、“废仁义”于社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应当分析。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是因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之风引起的，还是因为那些提倡所谓“礼教”（实际上是“假礼教”）所造成的呢？还是由于真有“玄心”的放达之风引起的呢？这是个大问题。近代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如章太炎在《五朝学》中说：“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遣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貌举人，不在玄学。”所以如何看待魏晋玄风，是个价值观问题。今天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何在？往往也是由于那些口头上讲“廉政”、“反腐败”的贪官们，正是他们才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罪人。

我们来看看，被批评最多的嵇康、阮籍的人生态度如何。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呢，还是轻浮放荡的呢？阮籍有篇文章叫《达庄论》，是讲应该如何了解庄子的思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

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容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我们分析这段话，它的意思是：庄子的书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像没有听到过天地始有时的议论、远古时的微妙言谈呢！那时的主张正是对万物一点都不损害而使之形成和生长；万物都能形成生长，不被损坏，因而人们的精神才可以非常纯净；人们的形神（身体与精神）都能自己支配，这样才可以做到道德高尚；大家都讲忠信，而且上下平等。难道能允许今天说的和古时一样，可是虽说的相同，而意义大异；难道能够认为守本分，而和他说出的话对不上呢！？对这段话，概括起来或可说有三层意思：①要让万物自然而然的生长，不要损害它们；②人们应该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与精神，这样道德才是真诚的，讲的忠信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③应该言行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认为，这是阮籍所向往的人生态度。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司马昭为他的儿子司马炎欲向阮籍提亲，阮籍听到这件事，心里非常反对，每次司马昭和他谈论婚事时，他就拼命喝酒，一连喝了60天而不顾一切公事，于是司马昭不得不放弃这件婚事。另外还有一段记载：阮籍任步兵校尉时，遭母丧，消息传到，阮籍正与朋友下棋，这位朋友要立即告辞回家，阮籍非要分胜负后才让朋友离去。朋友走后，阮籍独自饮酒两斗，悲从中来，不能自禁，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当举行葬礼时，他吃了一盘蒸的干肉，喝了两斗酒，看了母亲最后的遗容之后，伏尸而哭，又吐血数升，瘦得不成人形。上面讲到阮籍的两段故事，表现了阮籍对“礼教”的反抗精神，他憎恨那些虚伪的“假名教”，而他是一个富于真感情、对母亲有真孝心的人，只是他的孝心不堪被世俗虚伪礼教所束缚。阮籍认为，与世俗礼教妥协会沾污自己的真孝心，于是对世俗礼教不屑一顾，故他才喝酒过量，然后痛哭而吐血，这表现了他的孝心出自真感情。所以明朝陈德文《刻阮嗣宗集叙》中说：

吾往读嗣宗诸文，率激烈慷慨。其心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旨远。

又，黄本说：阮籍“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钟嵘说阮籍的《咏怀诗》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我们读他的《咏怀诗》确实可感到他的“济世之志”。他作《首阳山赋》以伯夷、叔齐以自况，表示不愿和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其中有几句：“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射真。信可实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抱着所具有的专情，然可憎的群伪乱了真情；守住信实使不离去，宁愿与众不同而被排斥在外。）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争之处，他叹息地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实指司马氏当政时没有什么可当大任者。

嵇康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不仅表现在他的为人行事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诗文之中。一生逍遥放达，他对“放达”的看法是：“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私。”（《琴赋》，不是放达的人，不能无私，意谓：放达者，无私）在他的那《释私论》中，对什么是“无私”作了详细的说明：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不执着世俗）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alt，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矜尚”，矫揉造作；“任心”，任自然之心，不造作；“无措”，无置，没有影响；“通物”，通物情；“虚心”，情不系于欲；“匿情”，掩藏自己的感情而夸耀自己，是小人最可恨的地方；感情不被欲望所束缚而能不把心用在搬弄是非上，这是君子的行为。所以他在《家诫》中对他的儿子说：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裕：宽也）。不须作小小之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忘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后汉书·孔融传》中说：

融十六岁，张俭因事到孔融家找其兄褒，兄不在。融见其窘色，而留言。后事泄，俭走而收融、褒，融言：留俭者融也。

嵇康因反对“假名教”，蔑视司马氏政权，最后西晋司马炎把他杀了。临刑前三千多学生请求不要杀嵇康，并要求让嵇康作他们的老师。据记载，在嵇康临刑前，他从容地仰视夕阳，徐徐地向其兄要琴，弹完一曲《广陵散》说：“昔袁孝尼（准）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不愿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所以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竹林七贤）他们七人差不多都是反对旧礼教的，然而后人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年，季礼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陋于知人心。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季礼事见于《庄子·田子方》，应为温伯雪子事：“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成玄英说，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

我想，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说得确切一点或者说众多思想学说，都有两重性，既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也会有对人类社会产生消极的方面。玄学这种思潮，它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它作为当时玄学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可以对当时社会有积极意义，如阮籍、嵇康等用之以反对虚伪的礼教；但这种思潮也可以被一些人利用，作为放荡淫乱、伤风败俗之用。前面引用戴逵《放达非道论》及《竹林七贤论》已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王衍和胡毋辅之等应是利用放达的玄风，而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晋书》中说：

衍虽高居宰辅之重任，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

由这段评论，我们可以看出王衍的所谓“放达”，其所表现的“人格”了。据载，八王之乱时，王衍让其弟澄去荆州，族弟王敦去青州。王衍对他们说：这两个地方很重要，他自己留在京师，这样他们兄弟三人“足以为三窟矣”。（王衍谓澄、敦：“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后来，王衍被石勒活捉，他就劝石勒当皇帝，以求自免。这样就连石勒也看不起他，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也。坏天下正是君罪。”后石勒把王衍活埋了。可见王衍讲“玄学”，毫无理论的严肃性，可信口雌黄；讲“放达”、“风流”，却贪生怕死，败俗伤德，以至于卖主求活。胡毋辅之为“王衍所昵”，他以不穿衣裤为“放达”。所以魏晋玄风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对其“放达”应有所分别：①行为之放，仅得放达之皮相，如王衍、胡毋辅之之流，以矜富浮虚为放达；②心胸之放；得放达之骨髓，如嵇康、阮籍等即是，以轻世傲时，反虚伪浮荡为放达；③与自然为一体之放，得放达之精华，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即是。

（3）对思想解放的作用。

社会的大变动往往引起思想上的大动荡，而有利于思想的解放，这大概是一般的情况。魏晋玄风不仅表现了人们从传统的“礼教”中得到某种解放，而且表现了若干突出的特点。

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哲学作为一种思潮，归根结底，它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为肯定或否定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作理论上的论证。魏晋玄学当然也是如此。不过它的特点，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是远离事物（事务）的，因此它往往不是直接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问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去讨论“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圣人的人格应该如何”这样一些抽象的玄思问题。虽然他们所讨论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正是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但它可表现得与现实无关，或是对现实的否定。他们所讨论的“圣人的人格应该如何”，也正是从现实的理想与实际的分裂而有的问题，但它往往表现为不去评论具体的人物（“未尝臧否人物”），而讨论不着边际的“圣人人格”之类的问题。由于魏晋玄学这种远离实际的表现形式，因而能比较自由地思想，思想比较解放、自由、开阔。因此，魏晋玄学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不仅是两汉所不及，就是对先秦哲学来说也不逊色。

前面我们已经就魏晋玄学的新方法、新概念、新命题、新问题作了一些概述，我想，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的著作（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来看魏晋玄学思潮。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也是文学家，在古代文、史、哲大概是不分的。由于魏晋玄风的特殊作用，使得这些玄学家创作出不少优美、豪放、超绝的诗文。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一篇他的哲学代表作，但同时也是一篇美文，文中说：

圣人无宅，天地为容；圣人无主，天地为所；圣人无事，天地之故。

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

读阮籍文，使人确有一种超凡脱俗、飘然尘外之感。陆机《文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理论最早、最系统的论著之一，它不仅对文章类别（文体）、文学的来源、文学创作的规律、语言修辞等等方面作出独特的具有卓见的论述，而且把作品的自由创造表现在他的《文赋》之中，例如他说：文章应该能把广阔的天地都囊括在作者的胸中，把万物都alt铸在作者的笔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是何等的气魄。他又说：“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这种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追求“言外之音”、“弦外之音”、“画外之景”，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是非常宝贵的理论。阮籍的《咏怀诗》有八十余首，许多都反映他追求“自由”、“超然物外”的胸怀：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岭。

阮籍的诗中也有反映他的“济世之志”的篇章，如《咏怀诗》第五十三首：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伇，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又其第六十六首：

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这些诗又是何等的热情和严肃。在嵇康、阮籍之后的陶渊明可说其放达的“玄心”更为高超，他的《形影神赠答诗》可说达到了悟人生的极高境界，其中最后几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在大自然中，应自由自在，领略其中的奥妙，有什么可多虑的呢？只要自己能对生命自满自足，就可以“北窗下卧，自谓是犧皇上人”了。这是何等的逍遥、高朗的境界。陶渊明把“世界”看成一人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的世界，一切自然而然，生死是自然，富贵如浮云，其《归去来兮辞》最后几句：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臯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帝乡”见于《庄子》：“华封人谓尧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又，《五柳先生传》：

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又《拟挽歌辞三首》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绿。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这些诗文表现了陶渊明对生死、富贵的超然看法和对世俗的是非荣辱的超然潇洒态度，这正是他的心胸自由与自然为一体放达的表现。在他的《读山海经》中有几句，我对之十分欣赏：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吾亦爱吾庐……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汎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这种把时间、空间的有限都置之度外，从安身立命，一切自然自得，而去领略宇宙中的无穷乐趣。我们读这些诗文是不是也会感染上那种超越世俗是非、荣辱的人生境界的影响呢？陶渊明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人生的另一面，如读他的《咏荆轲》不能不被他的热情所感动，不能不为之慷慨流涕呢！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从陶的诗文中，我们深感有一种追求自由，又对人类的责任的承担，如他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读陶诗，必须用他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来读。

魏晋玄风所及，虽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可以使一些士大夫不关心社会，无所事事，甚至发展到精神空虚，生活腐化，道德堕落，而拿“放达”作为挡箭牌，这种倾向是应该否定的。但是，这种风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使一些士大夫保持着蔑视“名教”，傲然于天地之间，维护个人人格的尊严，不为世之名利所诱惑的品德，而创造出深刻的哲理和优美的诗文。

我们知道，世界是矛盾的，生活是复杂的，在任何社会都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在魏晋社会的玄风中也不可能例外。而且往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思潮的流行，就会出现为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倾向所利用，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研究哲学史，就是要揭示这个时代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歌颂其中的真、善、美，而鞭挞其中的假、恶、丑，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

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玄学的价值。这三个方面都是从真、善、美三个方面考虑的。魏晋玄学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特殊的贡献，使我们的哲学提高到探讨宇宙存在的最后原因（final cause）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领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虚伪礼教的束缚，而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独立人格的人。这一做人的精神境界，在中国过去（甚至今天）的社会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表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看法的改变。由于思想的解放，给人们带来了自由创作的可能，因而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中表现出追求自由的倾向，它成为人们“美”的重要标准。有“自由创作”才可能写出有生命力、有艺术价值的篇章。我认为，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观察魏晋玄学。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对此，我打算通过魏晋玄学讨论三个问题：①价值与时代精神；②价值的相对性；③价值的时效性和合理性。

（1）价值和时代精神。

如果说价值判断是表示一种爱好，一种对事物价值的评估，就一个一个的人而言对具体事物的爱好和评估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对一个时代来说，是不是社会上会有一种总的爱好和评估呢？我们知道，两汉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当时的思想家大都从儒家观点对事物作价值上的评估。当然，同时黄老思想也在流行，黄老思想在汉初大体上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即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东汉后，黄老与神仙家等方术相结合而成为道教，同时佛教也传入了。因此，到魏晋时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在一定程度弱化了的儒家，还有道家（老庄）、法家、名家以及道教、佛教等等。那么在魏晋时期哪一种思想代表着时代精神呢？应该说是以黄老思想为骨架而企图调和儒道的“玄学”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玄学家开始比较重视《老子》，因为《老子》中讲到“修身治国”方面还比较多，可是后来玄学越来越重视《庄子》，所以《世说新语·文学》中说：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要旨，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这是因为《庄子》一书的精神在逍遥放达，这一精神为玄学家所推崇，而成当时玄学家所喜爱的一种精神生活。所以当时评论人物高下，就常常看他是否能逍遥放达。在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中说当时的风气是：

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这就是说，当时的学风只注重《老子》和《庄子》。晋李充因其姓李，在他的《玄宗赋》中说：

慕玄风之遐裔，余祖皇曰伯阳。

东晋湛方正有《秋夜》一首：

拂尘襟于玄风，散近滞于老庄，揽逍遥之宏维，总齐物之大纲，同天地于一指，等大山于毫芒，万虑一时顿谍，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同体，岂复寿大于彭殇。

这种把“逍遥”、“齐物”看成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它成为当时的风尚和爱好。因此，也就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干宝的《晋纪·总论》中记：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

这句话，可以说对当时学者的精神生活的总体评估。

（2）价值的相对性问题。

这个问题中包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在一个时代里，可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的问题；二是，即使同一价值标准也有二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有个相对性问题。

宾克莱（L. J. Binkley）的《理想的冲突》一书，副标题是“西方社会中变化的价值观”，在其第一章《二十世纪的道德思潮》中有一节讲“相对主义的时代”，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进行各种价值判断。如果有人宁愿花十元钱看一出戏而就是表示，他相信在那特定的时间去看那出特定的戏比买那本特定的书更有价值。但是，人并不是认为看一出戏总比买一本书好，因为这样做就是赞成一种绝对的价值判断了。……倒不如说，人们的判断，是根据在一定特定时间内，把那出特定的戏和一本特定的书作比较而后得出的结果。L. J. Binkley, Conflict of Ideals: Changing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69.p.10.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种不同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一个时代的风尚的价值判断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上面引用的那本书中，宾克莱利用斯肯诺的《瓦尔登二号》对当今社会的批判为例说明价值的相对性。在《瓦尔登二号》中，其领袖人物叫弗雷泽，在他那个社会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竞争”，当代世界所体验到的一切挫折和矛盾都被消除了，以致没有一个居民对这个“理想”社会的目标提出任何问题。于是弗雷泽从外部世界邀请了一些学者到他的“瓦尔登二号”来看他搞得多么成功。弗雷泽在和这群宾客中的一位哲学家讨论时宣称：

这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个事实，不是个理论……我们只安排了一个世界，在这儿，严重的冲突发生得极少，或者，幸运一点儿，根本不发生。B. F. Skinner, Walden Two,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 1962.p.161.转引自L. J. Binkley: Conflict of Ideals, p.10.

但是，这位哲学家对弗雷泽关于“瓦尔登二号”的“美好生活”持重要的保留态度，他提出的问题是：

这果真是美好生活吗？人应该受条件作用影响而达到温温顺顺过生活吗？完全没有竞争，没有冲突是好事吗？（L. J. Binkley: Conflict of Ideals, p.10.）

这就是由价值观不同而对“美好的生活”的不同看法。在魏晋时，对玄学这种风气，自然也有不同看法，玄学家大多以“放达”的生活方式的“美好地生活”。但是，就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这种“放达”的生活态度。所以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任何“价值判断”只有其相对性。但是，就一个时代来说，尽管“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不可能统一，然而也总有某种价值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在魏晋时期，最高统治集团仍在那里提倡“礼教”，也有学者（士大夫）反对“玄风”，但是从历史的发展上看，我们不会用当时“礼教”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不会用当时的“礼教”来作为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不会把“礼教”看成是理想人格的追求，仍然是依玄学的风气作出价值判断。所以价值判断有其相对性，但它总要和时代精神相联系，才能对它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我们还必须看到，即使用一种价值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它也有二重性。我们前面说过，玄学这种“放达”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可以分为三类：①行为之放；②心胸之放；③与自然为一体之放。可见“放达”这种风气也有二重性，它可以为一些人用来作为其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挡箭牌；也可以为人们用来反对“假名教”，解放思想，树立把生死、富贵置之度外的人生追求。因此，我们对任何一种“价值判断”所具有的二重性要作分析，从中找出其真价值和假价值的分别。

（3）价值的效用性和理想性。

在谈到价值问题时，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谓“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或者说所谓“理想人格的价值判断”，是指在典籍中记载的少数圣贤的理想呢？还是指一般人在“日用伦常”中所表现的实际倾向呢？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和中国传统的看法可能不同。在西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距离较大，这也许和西方的二分思维模式有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些思想家则要求把他们的理想落实到生活实践之中，要求尽可能地缩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从孔子的“人能弘道”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如此。

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价值标准的根据问题以及价值世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儒家认为，理想社会的价值的根据是来源于神圣的“天”或“天道”、“天理”，虽说孔子不大讲“性与天道”问题，因为“天道”有其超越性，很难言说，但孔子的一生却在体会“天”（“天命”）付于人的价值，所以他说要“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讲人性善，认为“恻隐之心”等四大善端是天生的，来源于“天”，“天所与我者也”，所以他才说：“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到宋儒讲“天理”（太极），而“天理”具有超越性，是“合理的”、“至善的”，而“人人一太极”，“性即理”，所以“天理”落实到“人”，即“人”之内在性，所以王夫之说：“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这就是说，“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就是“天道”的“阴阳变化之秩序”，这就是“天人合一”学说的根本道理。“人道”和“天道”是不相隔的，“人道”和“天道”是个一贯相通的刚健大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这点看，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思想或与西方的柏拉图以至近现代以前的传统颇有不同。不仅儒家如此，道家传统也是这样。道家认为，在天地万物之前，有一超越现实“道”存在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后由这一超越的浑然一体的道产生天地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人必须效法于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结底“人”必须效法“道”的自然而然。庄子同样认为天人一体，他认为，“道”无所不在，天地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道”自然而然、逍遥自在地存在着、发展着。魏晋玄学继承发展了老庄思想，又要求能在现实中实现超越，所以王弼认为理想的社会和其人生态度应是“反本”（反回到“道”）、“体道”（体证“道”的根源性），实现崇本（道）以举末（儒）。郭象进一步认为，人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使其本性（自性）得到充分发展，“适性逍遥”，超越的人生境界就可以实现在现实社会之中，“游内”即“游外”，“游内”以“弘外”，内外相冥，这就是玄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魏晋玄学家有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自然就是他们的爱好，也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所在。但他们的理想效用如何，那就需要分析。玄学的表现形式是远离实际的，所以它的超越性较强。他们把这种远离实际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而又不离实际，或表现为对现实的否定，这就成为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效用性，使得人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解放，企图把自由实现在现实之中，于是造成了逍遥放达的风气，王坦之在《废庄论》中用“体远用近”来形容这种风气。超越性的“道”虽是很高的理想，有很高的超越价值，但它的效用则应在现实社会之中。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精神，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价值观。

第四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上）

对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如果能清楚明白地勾画出其发展的阶段性，找出其前后发展阶段性的逻辑联系，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揭示出了它的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只有揭示出一个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才可以说哲学史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

魏晋玄学的发展可分成几个阶段，我曾在本书初版中讨论过，当时我把玄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时期（240～249）的玄学；

（2）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时期（255～262）的玄学；

（3）以裴alt、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291年前后）的玄学；

（4）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317年以后）的玄学。

然而，我在本书初版的第112～113页中有如下一段：

魏晋玄学从何晏、王弼开始，特别是王弼对“有”和“无”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证，以“体”（本体）和“用”（功用、现象）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并提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所以“无”作为“本体”而在“有”中，要由“有”来呈现，因而视“体”、“用”如一。但是王弼体系中由于强调“无”的绝对性，所以又有“崇本息末”的思想，这样就造成了王弼思想体系中的自相矛盾。就其“崇本息末”方面说，可以引出否定“有”，而包含着“非有”的意思。王弼的“贵无”经过向秀、裴alt，发展到郭象的“崇有”。照郭象看，“有”是唯一的存在，在天地万物之外（之上）再没有什么作为它的“本体”（或造物主），万物的存在均根据其“自性”，而“自性”又是“忽尔而自生”的，所以他说：“无既无矣”，这样直接否定了本体之“无”，而包含着“非无”的意思。东晋张湛注《列子》，又企图在他的体系中同时容纳王弼、郭象两人的思想，他一方面说“群有以至虚为宗”，“无”（至虚）是“有”存在根据，“无”是“有”的本体，“无”是不生不灭、无聚无散的，而“群有”是有生有灭，有聚有散的，故“万品以终灭为验”，所以是“非有”；而“群有”又都是“忽尔而自生”，它的存在不是有目的有条件创造的，因而又可引出“非无”的思想。然而张湛上述两点，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是矛盾的，因而他的体系亦不严密。恰好般若空宗讲“非有非无”，它在理论体系上比张湛严密得多，因此可以说僧肇的“不真空义”是接着王弼、郭象而发展了玄学。僧肇的思想虽是从印度佛教般若学来的，但却成为中国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使魏晋玄学成为由王弼—郭象—僧肇，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发展圆圈。

上引这段话，除有些提法应修正外，在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问题上，看来也没有弄得很清楚。现在对此问题作些补充说明。把魏晋玄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是根据东晋袁宏《名士传》中的一段话所作出的，《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袁宏把从魏正始到西晋（265～317）的玄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盖因袁宏为东晋（317～420）初人，还不可能把其后的张湛列入他的“名士传”，作为第四个阶段。我在本书初版中把张湛作为第四阶段大体上说也是可以的，但并不完整。或者应把僧肇看成玄学发展的第五阶段。而这五个阶段的划分如果照列宁《谈谈辩证法》中所肯定的关于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圆圈”的思想，实际上可以归为三个阶段：即王弼（经过嵇康、阮籍、向秀、裴alt）—郭象（经过张湛、道安）—僧肇。这个圆圈，从哲学思想的发展上看是一螺旋上升的：“贵无”—“崇有”—“非有非无”，这是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的嵇康、阮籍、裴alt、向秀以及张湛、道安等是这个圆圈中的“正—反—合”三个环节中的某种过渡。因此，我以为应该对本书初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作些补充和修正。现此顺便说一下，中国哲学也许是由几个大的螺旋上升的“正—反—合”而构成其发展的全貌。“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哲学”构成第一个圆圈；“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构成第二个圆圈；也许可以预示着“宋明理学—西方哲学的传入—将来中国哲学的重建”可能又是一个圆圈。我本来打算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一课中讲的。（按：“论中国传统哲学”一课是1985年暑假后所开的课，只讲了第一讲：“当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意义”后因要出国开会而没有继续下去，因此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圆圈也没有再继续研究下去。现在看来，这个圆圈式的考虑是有点简单化。但我那时讲“当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意义”，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

一、正始时期的玄学

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以何晏（190～249）、王弼（226～249）为代表，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晋书·王衍传》中说：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用贵矣。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何晏、王弼“贵无（以无为本）”思想的简要概括：

（1）何、王的学说来源于老庄。《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附《何晏传》谓：晏“好老庄言”，《世说新语·文学》“何晏为吏部尚书”条注引《魏氏春秋》：“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同条引《弼别传》：“好庄老，通辩能言。”《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又注引何劭《王弼传》：“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老》、《庄》、《易》合称“三玄”。

（2）何晏、王弼的思想（立论）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列子·天瑞》张湛注引何晏《道论》谓：“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准则都是靠“无”得以形成和维系，所以“无”为“体”。

（3）“无”（本体）的作用非常之大（以无为用），它并非因为什么爵位而贵重。意思是说：它并不是什么人格神（如天帝）那样而贵重，“无”并无意识，它只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和道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就这点看玄学有反汉学目的论的意义。

据各种史科看，何晏、王弼虽好老庄，但在曹爽当政时，由于从汉刚过渡到魏未久，儒学虽衰，但余势犹存，所以何晏于注《老子》未毕而作《道德论》外，并撰《论语集解》；而王弼于注《老子》外，又注《易》，并撰《论语释疑》，可见他们也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从现存的史科看，何、王虽立论根据《老》、《庄》，重在发挥道家思想，并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但他们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故可谓为“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者也。

何晏、王弼虽都是“贵无派”，他们的思想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差异，大概王弼哲学的本体论意味比何晏对《老子》的阐发更深刻，且对《周易》和《论语》的义解颇多创新。在这里，我想只对何晏思想作点简单介绍，重点讨论王弼的思想，这样可以使我们更便于抓住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关联。

何晏，字平叔，仕魏，曾在曹爽集团中任吏部尚书，推行改制，正始十年被处死。好《老》、《庄》及《易》，为当时玄学领袖。《文心雕龙·文学》注引《文章叙录》谓：“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论》二卷（亡），《何晏集》十一卷。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道德论》已散失，仅在张湛《列子注》中引有《道论》一段，又引有何晏《无名论》一段，或为《德论》中之一段，待详考。这两段是研究何晏玄学思想最重要的史料。《论语集解》为集汉以来众家之注解，除何晏之注外，尚分别用了孔安国、马融、郑玄、周生烈、王肃、陈群等人之注。

何晏关于“贵无”学说之论述主要见于张湛《列子注》中《道论》和《无名论》。现录此二论于下：

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道论》）

……夫道者，唯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终莫悟，是观泰山崇崛而谓元气不浩芒者也。（《无名论》）

（1）从这两段所引的何晏之文可看出，他所谓的“道”是“无名”、“无形”的“无所有”者，因此也可名之为“无”。而“有名”、“有形”之天地万物是由“无”成就的，所以“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有名”的天地万物的根本是“无名”的“道”，之所以如此，是这个“道”隐藏而不易见其象。这就是说，“道”或“无”是“有”（有名、有形之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之由，即本体，这正和前引《王衍传》所说的“何晏……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相合。

（2）“无”和“有”的关系是，“有”因“无”而成为“有”，这是因为“唯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如果“无”有名，那怎么能“更当云无能名焉”？所以说“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正因为“道”是“无”，可以“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当然也可以“遍以天下之形形之”，故为“道之全”，即谓“道”乃为一“大全”。

（3）“道”（无）为“无所有”者，而与“有所有”虽为相对，但“无所有”之“无”与“有所有”之“有”仍是相通的。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天地万物都是以有名有形的“有”而存在着，但是任何有名有形的“有”必有其存在之故，即当有其“所以存在”之“无”为其存在之根据。在此或已可谓以“无”为本体，而“有”为依本体而存在之存在物。

（4）何晏在论“无”和“有”的关系时，又把“有”看成是由“无”所生所成，就这点看他仍未完全摆脱宇宙生成论之影响，从而仍未能合体用为一。这不能不说是由于《老子》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虽可视何晏思想为一种本体论，但又杂有若干“生成论”之因素，这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汉学之影响，在这点上形成了何晏哲学中的本体论与生存论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他的哲学不如王弼的本体哲学更圆通。

由于有关何晏哲学思想在《论语集解》中仍有一些，但较为零碎，我们不多作讨论。不过有一问题则不得不提，即“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此涉及有关“人性”之讨论。这个问题是王弼与何晏思想上的重要分歧，由此也可以看到何晏的本体哲学确不如王弼哲学高明。（详后）

王弼，字辅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末附有关王弼数语，另有何劭《王弼传》论弼甚详，《世说新语·文学》有数则关于王弼之事迹。何劭《王弼传》对了解王弼的思想和生平最为重要，现节录于下：

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

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隽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

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

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赋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王弼思想涉及的哲学问题很多，例如“有无问题”、“言意之辨”、“一多问题”、“动静问题”、“性情问题”、“名教与自然问题”等等，但归纳起来或主要为三个问题：①论老不及圣，即认为老子不如孔子高明，这是由圣人体道，讲到“有”、“无”之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于此问题中，亦涉及“一多问题”、“动静问题”、“自然与名教问题”等。②论圣人有情，即圣凡之不同和相同，此问题实与王弼所主张的“体用如一”有关，并涉及性与情之关系。③述《周易》之“大衍义”，据《周易》论“一多”、“有无”以证“体用如一”，以及“自然”与“名教”之关系。

（1）关于“老不及圣”是上引《王弼传》第一段裴徽与王弼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个常为士大夫等讨论的问题，如《周颙致张融书》：“王何旧说，皆以老不及圣。”（见《弘明集》）又《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条：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从裴徽与王弼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于老庄思想的流行，在士大夫之间都承认“无”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从而引起关于“圣人”问题的讨论，是老子比孔子更高明，还是孔子比老子更高明。这在当时自是个大问题。因为在汉朝已经确立孔子的圣人地位，《汉书·古今人表》把古今人分成九等，孔子列于上上，是属于圣人行列最高等的；老子列于中上，于“智人”之下；庄周则列于中下。裴徽提出的问题大概是当时讨论很多的。王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点也许可以特别注意：

第一“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由本体论方面来理解，一是由认识论方面来理解。

王弼认为，“无”是无形无名之本体，是不能说的。如果本体能说，那它（无）就是什么，既是什么，那就是有形有名的“有”。但作为本体的“无”虽然不能说，可并不是“虚无”（不是“不存在”）。如果“无”是“虚无”，那它怎么能成为事物之本体呢？“无”作为本体，它不是什么，只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但它超出事物而又不离事物，所以孔子说“有”而不说“无”。不说“无”，因为“无”不可说；而说“有”，因为“无”不离事物，故说“有”而达到“体无”。为什么“无”是“本体”，在这里王弼没有作更多的说明，便在《老子指略》中却有较充分的论证，这个问题，后面再讨论。

从认识层面说，“无”作为本体无形无名，不是认识的对象，因此不能用言语把握它，那么如何把握它呢？如果根本不能把握，就无法证实有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为了证实本体之“无”确实存在，所以必须说明本体之“无”可以由圣人体认，也就是说圣人只可以用其自备之智慧通过“有”而对“无”心领神会，以达到与“无”同体。“本体之无”对圣人说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于其心灵，而不能言说。

第二，“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不足”。王弼的意思是说，老子并不真正懂“无又不可以训”的“无”，这是因为他把“无”看成认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认识与智慧不同，认识要有外在的对象，智慧是要由心灵体证，看成可以说的东西，看成是“有”。那就是说，老子认识的只是“有”，把“本体”也看成是可说的东西，所以他常常说的正是他不应说的。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王弼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之处有两点：①孔子没有把“无”和“有”对立起来。孔子认为，“无”作为“本体”，虽不可说，但因为它不离于“有”，所以说“有”，就可以体“无”。说现象，可以通过现象对本体的心领神会，所以“体用如一”，“本末不二”。②圣人和道体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所以圣人可以“体无”，而老子要说那不可说的本体，这就是说他把“本体”看成对象，而不能与“本体”有内在的关联，不能与“本体”为一。东晋王坦之在《废庄论》中说：

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

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上述王弼思想的注脚。孔子并非是不能对超言绝象的本体心领神会，正因为他可以体证“本体”，所以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来揭示“本体”的作用。颜回难道不具备高超的德性，正因为他具备高超的德性，所以他才处处注意顺应道德规范。

王弼把孔子抬高到老子之上，这是历史已经造成的事实，他无法改变，也不必改变。但他给“圣人”以一种新的形象，这就是“圣人体无”，把道家的思想加到了孔子身上，当然他不是简单地把道家思想就说成孔子的思想，而是在不否定儒家原有的思想（名教）的基础上，为这一思想找一形而上的根据，或者说在道家思想中容纳某些儒家思想。这不能不说是王弼的高明之处，他把圣人的品格说成是：不废名教，而德合自然（“本体之无”）。王弼的这种思想在魏晋时影响很大，如后来乐广尝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就是认为，不应把“名教”看成和“自然”相对立的。郭象对孔子和庄周的看法实际上和王弼的思想更相近。如在郭象的《庄子序》中说：“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照郭象的看法，庄周虽对事物的根本（体）有所识知，但他却不了解“体”和“用”是统一的，即“自然”没有落实于“名教”，因此庄周的思想“虽当无用”、“虽高不行”。

顺便解释一下，在魏晋时常常把“自然”就理解为“道体”。本来在《老子》中“自然”一概念主要是说“道”的性质，如“道法自然”（第二十四章），“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等等，这里的“自然”是说明“道”的，意思是说“道”的特性是“自然”的，但到魏晋玄学中，往往有把“自然”等同于“道”的倾向，例如何晏《无名论》中说：

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

这里把说明“道体”性质（“特性”）的概念“自然”和作为“本体”概念的“道”等同起来，这表现了概念含义的变化。

王弼的“圣人体无”虽说是继承了老子道家的思想，但却是对老子思想的重大创新，从哲学上或可注意两点：“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老不及圣。这两点就当时的社会作用说，都表明王弼企图调和儒道。

（2）论圣人有情。关于王弼与何晏在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已见于前面引的何劭《王弼传》中。对那段话，先作一点解说。关于何晏“圣人无情”的观点虽已不可详考，但根据一些材料，大体上可以推知。何晏认为，“圣人”是纯粹的，是完全合乎“天道”的，所以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老子曰：“天道无情”，圣人法天，故亦应无情；而贤者则是以情当理者（情可以恰当地合乎理），所以贤人虽有情但能合理，而一般人也是有情的，不过他们往往是“违理而任情”（违背理而放任情），为喜怒哀乐所驱使而不能自拔，故何晏说：

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论语集解·雍也》）

王弼的看法与何晏不同：

第一，圣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不在于“有情无情”，而在于他的“神明”和一般人不同，“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所谓“圣人”之“神明”就是王弼所说的圣人“智慧自备”、“自然已足”，故能“应物而无累于物”，“体冲和以通无”，如说：“圣人有则天之德……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正由于圣人智慧自备，所以可对一切事物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处处合理（冲和），而与本体之无相通。

第二，圣人和一般人有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仍有喜怒之情，故王弼说，孔子对颜回“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王弼的这个看法根据于《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王弼在《老子》第三十二章注中说：“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应物而无累于物），不以欲害其神（有情有欲而不害其内在精神），则物自宾（宾服）而道自得也。”

第三，王弼认为，何晏对圣人有情无情的看法不正确，就在于他不了解圣人虽对事物有喜怒的感情反应，但他的“神明”（精神境界）并不会受到损害。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前面已引用了两条材料说明这是当时玄学家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盖何晏等人或未解圣人的人格德性，如果把圣人看成是在现实世界之外与一般人毫无共同之处的“神人”，这样就把圣人和一般人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那么圣人和一般人之间就无法沟通，也就是说这样势必把“理想境界”和“现实世界”、“自然”与“名教”视为两截，有“体”而无“用”了，有“本”而无“末”了。王弼思想的基本趋向却不如此，他认为“体”和“用”是统一的，故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必因于有”。因此，王弼认为圣人和一般人虽有不同的一面（神明），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圣人既可“体冲和以通无”，又能“应物而无累于物”。或者说，王弼恰恰是认为，圣人唯其“应物而无累于物”，方可“体冲和以通无”。因为，“理想境界”并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之外去追求（寻找），而即应实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名教”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是“天道自然”的体现。这里虽反映着王弼用道家某些思想改变或补充儒家思想，但他并不认为圣人应超世尘外，不应离开现实人生，圣人的人格德性并不表现在无喜怒哀乐之上，而是表现在他的“智慧自备”、“道同自然”上。从这里看，王弼的关于“圣人有情”问题涉及中国哲学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关于“性”与“情”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性情”问题是一很重要问题，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种或影响最大：一是认为“性善情恶”，一是认为“性静情动”，这两种看法虽也有若干联系，但实不相同，王弼的“圣人有情”可以说是与“性静情动”有关。在汉朝上述两种关于“性情”的观点都很流行。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有贪仁，阴恶阳善，性仁而情贪。王充《论衡·本性》有如下一段：

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按：此段未见今本《春秋繁露》）

又，《纬书》中也有类似的话，如：

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孝经援神契》）

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孝经钩命诀》）

而《礼记·乐记》则认为“性静情动”，如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按：《淮南子·原道训》也有相类似的话）

“性之欲”指“情”。后来刘向等均以动静论性情，而这种“人生而静”、“感物而动”的思想本与道家思想相合。在汉朝还有调和这两种思想的观点，如《白虎通·情性》中说：

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

此言“性动情静”与“性静情动”相反，盖因其根据乃在“性善情恶”，因《白虎通》引《钩命诀》：“情生于阴以计念（计算着自己的私欲贪念）；性生于阳以契理。”

王弼承袭道家系统，接过《礼记·乐记》“性静情动”的观点，在魏晋玄学中更有其深刻意义。为什么王弼提出与何晏“圣人无情”不同的“圣人有情”的看法呢？因为照王弼看，“情”乃人之“自然之性”（本有的一种天性），“自然之性”如何能去掉呢？圣人只能做到“动不违理”，“应物而无累于物”。至于为什么“情”是“自然之性”，则是因为“性静而情动”，不能只有静而无动，动和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动不可废。如果只有静而无动，那么就是只执著“无”，而否定“有”，只承认“体”，而丢掉“用”，这样本体之“无’，成为空无用的了，这就是说把“体”、“用”割裂为二。王弼要坚持“体用如一”，则不能不以“圣人有情”立论，故王弼说：“情近性者，何妨有欲。”

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王弼对“动”和“静”的关系的看法，《周易·复卦》注谓：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按：“动息地中”，复卦，震下坤上alt，震象征雷，雷是动的；坤象征地，地是静的。雷在地下，息而不动，即静止之意。照王弼看，本体之“无”是事物存在之根据，事物存在的根据只能是常态的，不能是变态的。常态是静，变态是动，所以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它终归要回归到它的常态，所以虽有“雷动风行”这样的变动的状态，但其本根（本体）并没有变动，即仍是常态。因为事物的变动（运动）总有停止的时候，说话不能老说下去，最终必有不说之时，所以动是相对的，静是绝对的；“动”是“用”，“静”是“体”。不能有“用”无“体”，也不能有“体”无“用”。王弼以此说明“性”、“情”之关系，使“性情问题”和他的本体之学联系起来，成为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思想。王弼关于“动静”关系的学说，有其深刻之处，即就任何事物说，它的运动最后归于静止，是可以的。但就宇宙全体说，这或许可以讨论了。是否宇宙全体最后归于“死寂”呢？这也许是科学问题。但就哲学说，“本体”即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本）为常静，无所谓“动静”；无所谓“动静”，即为常静。

其次，关于“圣人”问题。照王弼看，“圣人体无”，而“无”是“至静”（常静），“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寂然不动的“无”是天地万物的本根（本），那么圣人又为什么是“应物而无累于物”呢？这是因为王弼认为，“圣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无所作为的，而只是去体会那超言绝象的本体。《老子》第二十八章注中说：圣人“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因此，圣人要“应物”，否则如何能“移风易俗”呢？但圣人可“应物而无累于物”，这是由于他的“神明”与一般人不同，圣人智慧自备，道同自然，这点是圣人高于一般人的地方。所谓“智慧自备”就是说，圣人所以是圣人并非后天养成的，而是出于“自然”的，所以王弼认为“圣人天成”，“则天成化，道同自然”。圣人的为人行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并非故意如此。但是，一般人就不一样，一般人没有圣人的智慧，他们的为人行事往往不能符合道理，违背“自然”，矫揉造作，喜怒无常。圣人虽“有情”，但圣人就其本性说就是圣人，有圣人的智慧，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所以圣人是“不可学不可致”的，这又是魏晋玄学中一大公案，它和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讨论到。

（3）述“大衍义”。何谓“大衍义”？《周易·系辞》中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演也。“大衍之数”指演天地之数，最大的演变之数当然是天地之数了。何劭《王弼传》中说的“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一段，前面已录，现对这段话作一点解释。

这段话并没有直接谈到王弼对“大衍义”的解释，而是用开玩笑的口气对荀融说了一段话，意思是：你荀融呀，我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你见面了，可是你没有什么长进呀！而后这一段主要还是讨论“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王弼的意思是说：孔子这位圣人虽然“明足以寻极幽微”，就是说孔子智慧能洞察事物的奥妙，但是圣人也不能去掉其“自然之性”。这里“自然之性”是指“情”，本有的“五情”。对于颜回的德行，孔子当然早有所了解，但是遇到颜回不能不高兴，颜回死时，不能不悲伤。而你荀融却认为孔子没有能做到“以情从理”，以至无情。可是你难道不知道，五情这自然之性是任何人都不能去掉的。你的本事，我也早了解，可是分别这段时间，也还很想念你呀！我对你的了解，就像孔子对颜回的了解一样，不会有太多差错的。因此，这段文字，也只是再把王弼的“圣人有情说”具体化了，而更重要的是把“大衍义”的问题提出来了。

王弼论述“大衍义”的思想见于韩康伯的《系辞注》中，在“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下，韩注：

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汉朝的学者对“大衍之数五十”有种种解释，如：

京房：“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

马融：“易有太极谓北辰（指北极星）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季节、节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

这些对《周易》的解释就是所谓的“象数之学”，他们多是用天文历算、“数字”等等来解释《周易》。这和汉朝当时讲的宇宙构成论有关，用这套来讲宇宙的存在和变化。王弼抛弃汉朝的这一套，而从本体论上来讲宇宙的本源问题，王弼对“大衍义”的那段话的解释是说：《易经》是用五十来表现天地之数。在五十中，其中四十九是代表“多”，表示万物（数之极）的。“多”（万物）都有它的实际效用，所以说五十中有实际效用的是四十九，而那个无实际效用的“一”和四十九不同。可是没有具体实际效用的“一”，它的作用恰恰是贯通于“多”之中。“一”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数目，可是任何具体的数目都是由它成就。所以“一”就是指的《周易》中所说的“太极”，而四十九无非是象征着万物之多，因此它的意思是说四十九象征着数的极限；而那个四十九之外的“一”，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数字，它是蕴含在四十九中的“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贯通于四十九中的“一”，即是贯通于“多”中之“一”，这“一”是“多”之得以为“多”的根据。就像“无”（本体之无）不能从“无”方面来说明（或表现），它必定要从“有”（万有）方面来说明（或表现），所以人们要从有形有名的事物上去把握无形无名的它赖以存在的根据之“无”（本体之无）。

这里，王弼用“一”和“多”的关系来论证“有”和“无”、“体”和“用”的关系，正表明他哲学的思辨性。如他说：“以无为用，则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老子》第三十八章注）“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以往，岂足尊哉！故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第三十八章注）“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第十一章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第十一章注）“一”不是具体的数字，它是贯通于“四十九”（多、万物）中的，即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者；“无”不是任何具体的事物，而是使具体事物之得以成为有用之事物者。但贯通在“四十九”（多）中的“一”要由“四十九”（多）来体现；作为事物之所以为事物存在之根据的“无”（本体之无），即为“无”（无名无形，无规定性），就要由“有”（有名有形之“有”）上去把握和证成。但是要了解天地万物存在之原因和根据，不能只抓住现象不放，而要通过现象去把握其本体（所由之故，所以然之理），故王弼说：“知其母而执其子。”他的本体哲学是“执一统众”之道。在他的《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中有一长段说明这个问题：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万物”如大海之波，千姿百态，汹涌澎湃（多），而其本质为水，且为统一的水（一）；离开大海之波，也就无所谓大海之水；然而大海之水是“体”，大海之波则为大海之水的种种表现，为“用”。同样无大海之水，则无千姿百态、汹涌澎湃之水波，故当“守母存子，崇本举末”。大海之水为“一”，千姿百态之波为“多”，大海之水为“体”（母），千姿百态之波为“用”（子），这种“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思维模式正是王弼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新贡献，是对老子思想的新发展。盖在《老子》书中，还没有明确地用“体用如一”的思维模式表达出“有”和“无”、“多”和“一”的关系，“无”似仍在“有”之上，有创造万物的意味，如“道生一”、“有生于无”等等。（王弼注“道生一”谓：“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可无言乎有？……”注“有生于无”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王弼的这种“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如唐朝的华严宗讲“一多相摄”，宋朝以来讲“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一分殊”等等实际上都可以说是王弼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上面讨论的三个问题：“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圣人虽体“无”，而“无”超言绝象，故说“有”。盖有超言绝象之“无”，必有与之相对应之有形有名之“有”；“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以情从理”，盖有理必有情，有静必有动，理必由情体现，静必由动呈显，“无不可以无名，必因于有”（大衍义），“无”无以名之，必据“有”得以彰，盖因“无”无形、无名、无规定性，而必得以有名有形、有规定性之“有”才得以彰显。所有这三点都说明一个道理，即本体之“无”（体）和现象之“有”存在着不可分之关系，而这种“有”（有名有形、有规定性之千差万别之现象）必因于“无”（无名无形、无规定性之本体）而得以为“有”。至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王弼是如何论证“无”是“本体”，而“有”是本体之无的种种表现呢？或者说“有”正是因“无”而呈现为“有”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段王弼的文字最为重要。《老子指略》中有如下一段，对这一段，我将随文解说：

夫物之所以生（这里首先提出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就有其特殊的意思，他不是从“物”是什么说起，而是提出“物”为什么存在，要探求它存在的究极原因），功之所以成，必生于无形，由乎无名（这是他的立论，要证明的结论）。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无形无名者”即指“无”，它是万物［万有］的宗主，“宗主”是支持者［support］的意思）。不温不凉，不宫不商（是说本体之无没有任何规定性）。听之而不可得而闻，视之而不可得而彰，体之而不可得而知，味之而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混成，无分别状，无法给以规定性。“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这几句都说明“无”不可以作为感官认知的对象。）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经，由也，这里说“道”或“无”它是包容天地万物，没有不经过它的。“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见《论语释疑》）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有某种具体规定性者，就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有具体规定性者。也就是说，有此性就不能又为彼性。）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意同上，如是方形就不可能又是圆形）。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象有了一定的形，音有了一定的声，都是有规定性的，只有无形、无声的无规定的“大象”、“大音”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象和音）。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四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指金、木、水、火，由天地而有。太阴、少阴，太阳、少阳，由阴阳所分。如果没有具体的形象，那么无象之象的“大象”则无以呈现），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意同上）。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通过有具体形象的事物，那有规定性的事物，又不被其所限制，这样无象之大象，即无规定性的抽象的“象”才得以呈现），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适：执著；五音发而为声，但心无所执著，这样无声之大音才能为心所得到）。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音则风俗移也（从本体论落实到人生哲学和道德伦理）。

王弼这一长段是对他哲学本体论的说明，应该说具有很明显的思辨哲学的特点，它不是从具体经验出发，而是从一抽象的命题出发，来说明具体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道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必有其存在之宗主（support），此即为本体之无；而此无规定性的本体之无落实到现实中又必由有规定性之“有”（万有）才得以呈现，才可体察其存在，故可说“无”（或“道”）是“不存在而有”（nonexistence but being），它并非“虚无”（nonbeing）。我们对上引那段可作如下分析：

（1）立论：提出他要论证的论点，也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有形有名的事物之所以存在，人们的事业功绩之所得以成就，这都是有赖于无名无形者。所以无名无形者，是万物的宗主（存在之根据）。也就是说要为现象界找其终极原因或存在之理由（“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本体论就是要找事物存在的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存在之理。盖“经验论”必由具体经验经过推理以证明其立论之合理；而唯理论则必先立一自明之理（命题），然后依此命题作理论之推理，说明其理论之合理。王弼属于后者。

（2）论证一：无规定性之“无”才可以成就有规定性之有；而无规定性之“无”又必须由有规定性之“有”才得以呈现。对这个无名无形者要加以说明，但既为无名无形就不能直接说明，只能通过说它不是什么，从而表现出它是什么，这种说明的方法是老庄常用的方法，或叫负的方法、否定的方法。从负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来把握正的方面、肯定的方面，这个“无名无形者”不能是温、也不能是凉；不能是圆，也不能是方，它既听不到、看不到、摸不到、尝不到，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先天地生”的混成的“道”。有形就必和其他有形的事物有分别，所以有具体形象的形象就不可能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存的“大象”（象的一般，共相）；有具体声音的声音就不可能作成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存的大音。因此，“无形”才可以成就任何“形”，“无声”才可以作成任何“声”。只有“无”（不是什么，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一般”）才可以作成“有”（有具体规定性的万物），所以王弼在《老子》第四十章注中说：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王弼的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有形有名的具体存在物，而这些有形有名的具体存在物之所以如此存在，使之成为如此存在是由于本体之无。如果多种多样的具体事物都得以保全，必须回归到本体之无。故不能以任何具体的事物作为所有事物存在的根据，必须以无规定性的（不是任何具体事物的）“无”作为存在根据。但是，“本体之无”并不是在天地万物之外的另一实体。因为如果不通过有形有名的万物的存在，如何证明它有一本体呢？“现象”不存，如何有“本体”？这就是说，王弼看到“有”和“无”作为一对矛盾，不能只有矛盾的一方面，而无矛盾的另一方面，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形象又不拘于具体的形象，才可以把握无形无名之“大象”；只有通过具体的声音又不拘于具体的声音，才可以把握无声之“大音”；只有通过“有”才可以超越而把握“无”，故“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

（3）论证二：多样性的纷纭万物是否有统一性？王弼从“一”与“多”的关系来论证无名无形之“无”是有名有形的“有”的“宗主”。“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老子指略》）前面已经讨论过王弼论“大衍义”。“一”与“四十九”的关系就是“一”与“多”的关系，此关系即“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多种多样的事物必有其“统一性”，“万有”从根本上就必归于“一”。《老子》第四十二章注中说：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

又，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又，《老子》第三十九章注中说：

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

这几段都是讨论“一”、“多”关系，众多纷纭复杂的事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统一体。如何达到统一呢：是由无名无形的“无”来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们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说：对梨来说，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来说，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在的定在。而是我们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他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们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71～72页）王弼哲学正是从各种各样的水果中抽象出“水果”这一概念，把它作为苹果、梨等等的“本体”，但他不认为这“本体”是一“实体”，而是多样性的水果的水果“统一性”，这就是说“水果”这一观念体现在任何水果中，任何具体的水果如苹果、梨都可以叫它“水果”。因此，“水果”是一个“类”概念。把事物归类很重要，可以找到其统一性，即此类事物之“共性”，“水果”之“共性”，不是苹果、梨之特性。天下所有的事物排除了其特性（即事物的规定性），所谓的“本体”只能是无规定性的“无”。无规定性的“无”就成为统一所有有规定性的“有”。所以王弼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事物的存在都是必然如此，这是因为其背后都有统一的道理。任何有规定性的事物都不可能统一其他事物，只有无规定性的“无”（本体）才可以统一任何事物，就如无规定性的“无形”才可以作成任何形，“无声”才可以作成任何声。但无规定性的“无”并不是“虚无”，而是“不存在而有”（nonexistence but being），所谓“不存在”是指不是任何实体性的东西，也可以说不是在经验中的东西，因此在经验中它可以说是“无”但在思辨中它也可以说是“纯有”（pure being），所谓“纯有”才可以使万物“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4）证论三：把“天道”落实到“人事”。经世治国者必须掌握如“大象”的品格，无为无造，任自然，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归往，《老子》第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王弼注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朴，真也”，可说是王弼对“无”的一重要说明，“朴”是“道”的特性，也是“本体之无”的特性，故“本体之无”是真实无妄的。天下万物是由这真实无妄的“本体之无”所成的，因此它们也就必统一于“本体之无”。圣人的作用就在于把天下分散的事物统一起来，把好的合理的作为榜样，把不好的不合理的作为借鉴，使之移风易俗，达到统一于“自然”（按：魏晋时的玄学家以“道”为“自然”。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注“道法自然”谓：“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的目的。因为圣人可与“天地合其德”，“顺自然而行”，“因物自然，不设不施”。这就是王弼要论证达到的目的：“名教”出于“自然”，“人事”本于“天道”。所以在何劭《王弼传》中说：“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在《老子注》中多处谈到“大象”、“大音”、“大形”的问题，如第三十五章注：“大象，天地之母也。不炎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第四十一章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凉，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这些都是可以对上引《老子指略》的说明。

我认为，王葆玹同志在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中发现了一条王弼注《周易·系辞》的佚文，也许对了解王弼“以无为本”的思想很重要：

《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王弼云：“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阴非阳，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道”的本性是非阴非阳，非柔非刚，它什么都不是，是没有规定性的“无”，这样才能无所不适，变化莫测（无方所）。“无”无所滞碍，无所不通，“有”则有所滞碍，而只限于一隅。王弼把“无”（无规定性抽象概念）作为“有”（有规定性的万物）的“本体”，作为“有”存在的根据（理由，“物无妄然，必由其理”’，”那么“无”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照王弼的哲学体系看，“无”不是什么，如果是什么就不是“无”，“无”是超言绝象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对王弼的“无”进行分析解释呢？我认为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只说明历史上的哲学家他们自己如何说的就算了事，那么研究哲学史就没有用处，也表现不出我们比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在哲学理论上有所前进。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这就是说，他认为“无”无名无形（无规定性）所以不能说它是什么。但我们却应该说清王弼的这个不能说的“无”如何说，也就是要说明“这个不是什么的什么是什么”。照我们看，王弼所谓的本体之“无”实际上是把天下万物的一切属性都抽空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老子》第四十二章注中说：

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

事物的属性（规定性）包含的内容愈多，它就离“道”愈远；事物的属性包含的内容愈少，它就离“道”愈近。只有把事物的属性的内容全都去掉，才可以使“道体”（天地万物的本体）呈现出来。这个“道体”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最普遍的。《老子》第二十二章注“少则得，多则惑”说：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

这段的意思是说：“自然之道”就像树木一样，它的年轮越多，就离开它的根愈远；树木的年轮愈少，就离其根愈近。“多”就要远离本真（根本），就会迷惑（不知根本）；“少”就能得到根本，所以说“少则得”。我们可以说，王弼认识到概念的内涵越多，则所包含的事物就越少，只有把概念的内涵减损、抽象到什么内容都没有的“无”的地步，才能获得覆盖和贯通天地万物最广的外延，“无”不是什么才可以是什么都是的本体。这就是说，王弼把没有任何内容（或无任何规定性）的“无”作为本体，即把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概念作为“本体”。这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无”就像是一“纯形式”，也可以称之为“纯有”（不存在而有），不是任何实体性的东西，但它却不是“虚无”（nonbeing），而是“不存在而有”（nonexistence but being）。王弼的哲学大体如此，但是他的哲学的特点还不仅如此。王弼虽然把抽掉一切规定性的“一般”（最大共相）作为本体，但他同时认为“一般”（“一”）不能离开具体（“多”），抽象的无规定性的本体之“无”不能离开具体的有规定性的“有”来呈现，人们只能从“有”这个方面来把握“无”。这也许正是王弼“体用如一”哲学的特点。

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固然可以去分析它是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理论与经验论、一元论与二元论等等，但哲学史的研究如果只是为了说出某种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或者只是把判定某哲学体系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为目标，我想这是很不够的，也许可以说这对哲学“只是登堂，还未入室”。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能经过层层分析揭示其哲学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以便认识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人类的认识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都必然存在其自身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其体系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如何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或那样地得到解决或部分的解决，这也许是我们了解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问题。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段话，我想应受到我们重视：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143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认为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哲学体系，都不可能完全正确，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们曾为相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吃了大亏，使我们的哲学理论走了很大一个弯路，理论研究停滞了几十年。如果我们设想，有那么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那么人类的哲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而这种理论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主义”。当然王弼哲学也是一样。恩格斯有一段话，也许和上引罗素的话同样有重要意义，在他《反杜林论》一书附录中说：

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确，世界构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

我想，恩格斯这段话，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也对解剖王弼哲学的内在矛盾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弼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新贡献，“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这一思想包含着“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重要思维模式，对以后中国哲学有着很大影响。但是，王弼哲学是否能把他的这一思维模式贯彻到底，无矛盾地说明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呢？这是很有问题的。王弼企图用“体用如一”来说明，（即“以无为本”而“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前面未对“因”作解释，这里补充一下。《老子》第二十九章注中有两段：“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因”就是因顺的意思，万物的本性是顺自然的，圣人了解自然之性，故可应顺万物之情。“因于有”即因顺于有，不能离开有。）因此说“无”不是外在于“有”，即不是在“有”之外，“有”之先，也就是说“无”不是在“万有”之上的造物主，而是不离于“有”的本体。所以我们在他的《老子注》和《老子指略》中可以找到多处说明“有”和“无”关系的话，如第五十二章注：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又《老子》第三十八章注：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所谓“母，本也”，指“道”或“以无为本”，而“道”即“自然”，或说“自然”为“道”之特性。所谓“子，末也”，指各种各样的“事物”，包括“仁义”等“名教”，故曰“仁义母之所生”。王弼认为，如果一切都统一于“道”，那么任何事物虽有千差万别的表现而并不以自己为高明，也没有什么竞争。所以守住“本”（道、无、自然），以保存“子”（千差万别的事物，名教），推崇“本”而使“末”得以很好的发挥作用，那么各种各样有形有名的事物都可以存在，而且那些邪道就不会产生。如果丢掉了“本”，而只追求“末”，那么就会产生纷争、混乱，破坏“道”的“自然”本性。从根本上说，王弼认为，“本”和“末”并不对立，“守母存子”、“崇本举末”是合理的，是应该如此的。如果能把“本”把握住，那么“末”就自然合理地呈现。因此，“名教”出于“自然”，并且可以表现“自然”。如果这样，那么一切有形有名的事物都可以并存，而不会发生什么差错。这本是老子的思想，在《老子》第五十二章中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故在王弼的《老子指略》中也有“守母以存子”之说。因此，在王弼的学说中，“守母存子”应是其基本命题，这正是他“贵无”学说的高明处，他的“以无为本”的“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的本体论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不废名教而任自然”。可是，在《老子注》和《老子指略》中又多次出现了“崇本息末”这样的命题，这岂不造成王弼思想的矛盾吗？对此，我们可以有一种解释，也许因王弼对现实社会不满，所以他主张“崇本息末”。可是由王弼的“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基本观点看，本应不须在“有”、“末”、“用”等等之外去寻求“本体”，而是应通过“有”、“末”、“用”等等来把握本体，但又不能停止在“有”、“末”、“用”之上，把“有”、“末”、“用”等等当成“本体”，所以他反对“用其子而弃其母”、“弃其本而适其末”。看来，王弼为了防止“弃本适末”、“弃母用子”，而过分地强调了“本体”的绝对性和根本性，以至于把“本体之无”强调到成为高于（甚至可说是脱离）万物之上（之外）的绝对概念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王弼在答裴徽问时，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不讲“无”而讲“有”，正是由于孔子能做到不把“有”和“无”割裂为二之故，没有把“名教”和“自然”看成是对立的，如他说“绝仁非欲不仁，为仁则伪成”（《老子指略》）。“为仁”是说，故意去追求仁是由虚伪作成的。但是，从哲学上说，同时提出“崇本举末”和“崇本息末”两个命题，而且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即从概念上说未把“举”的“末”和“息”的“末”加以规定，就会形成矛盾。王弼哲学总的倾向虽企图调和孔老，把“名教”和“自然”看成是统一的，但由于他的思想基本是从老子来的，故不能不受《老子》的思想的影响，他对老子的思想的推崇之情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所在多有，这就和他的“体用如一”、“本末不二”、“不废名教而任自然”有着一定的矛盾。王弼对老子思想是深有体会的，在《老子指略》中主要是阐述老子的思想，所以对其他各家均有批评，如说：“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俭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家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得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为批判上述思想，王弼提出要“崇本息末”他说：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尝试论之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察善。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以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抱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看来，王弼虽有“崇本举末”之说，而其学说更在张老子“崇本息末”之义。《老子》第五十八、五十九两章注中皆提出治国之道在于“崇本息末”也。

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

其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谓：

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老子》第五十八章注）

又，第五十八章注“光而不燿”句下有：

以光鉴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隐慝也。所谓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

辟，法也。由于《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崇本息末”，王弼虽欲调和“本”、“末”，但终因其思想是崇尚老庄，故不能无此矛盾。这种把“本”（“道”、“无”、“自然”、“体”）和“末”（“万物”、“有”、“名教”、“用”）对立起来，可能和王弼哲学的“体用如一”并不彻底有关。王弼的本体哲学之特点是“末”不离“本”（“崇本举末”）、“用”不离“体”（“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用”不离“无”（“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名教”本于“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也就是说，不应把“本”和“末”、“体”和“用’，“无”和“有”、“自然”与“名教”分为两截是王弼本体哲学的特点。但是，在王弼的论述中确也包含着某些“体”离于“用”，“本”与“末”为二，“本体”先于“万有”而存的思想。这无疑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老子》中，既有本体论的思想，也有宇宙生成论的思想，二者并未分清。王弼企图分清二者，但也未能彻底。例如王弼对《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注说：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是说“道”，“道”超言绝象是不能由经验得到，但它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这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论”。但后一句，说“道”先于天地而存在，那就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生成论”的观点。在《老子》第一章中的注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注“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同出于玄”言，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同出于“玄”；“玄者，冥也”，言未分化；“默然无有”，即是本体之无。“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同出于“玄”，“非有”的“本体之无”则在“万有”之前，而成为天地万物之所由生者，王弼《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中说：“万物皆由道生。”这就可能有把“道”（本体之无）实体化的嫌疑了。因而王弼就和老子一样，从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走向把“道”看成是产生天地万物的东西了。可见，王弼虽然提出“无因于有”这样“体用如一”的本体论思想，但他并未能彻底贯彻。因此，在他的体系中，既有“崇本息末”的思想，又有“崇本举末”的思想。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其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延着“崇本息末”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否定“末”、“有”的意义，而强调“本”、“无”的绝对性；二是延着“崇本举末”的路向发展，进一步论证“本”、“末”的一致性。从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看，延着“祟本息末”思想发展的是嵇康、阮籍等，他们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进一步论证“本”、“末”之间统一性的就是向秀的“以儒道为一”。这样魏晋玄学就发展到它的第二个时期——竹林时期。

二、竹林时期的玄学

在魏晋玄学中，有一对很重要的概念：“自然”与“名教”。“自然”是《老子》中一重要概念，如“道法自然”，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其他各章中的“自然”大体上也都是说明“道”的状态。到汉朝，如王充讲“天道自然”，此“自然”仍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或指“自然现象”。魏晋时期，“自然”有多种含义：仍有“自然而然”义；也有如“道”，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本体）之义。在王弼的《老子注》中“自然”也往往是说明“道”的状态，如说：“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故物得至，而无辙迹也”，“因物自然，不设不施”等等。但也有把“自然”看成如“道”一样指“本体”（详下）。夏侯玄说得更明白：“自然者，道也。”故“自然”可是“定名”，也可说是一“虚位”。夏侯玄所说的“自然”就是“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在王弼的《老子注》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对“道法自然”的注说：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是说“自然”是“道”的本性，这里的“自然”仍是对“道”的说明。“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是说：“法自然”的意思是作为方的事物是照方的标准（方性）而成为方，作为圆的事物是依圆的标准（圆性）而成为圆。“方的事物”、“圆的事物”是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方性”、“圆性”是实际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理”（准则）。此事物如果根据其标准而存在，就是合乎“自然”。这就是说，“自然”是事物存在的标准或“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者（性）”，“自然”也是“无称之言”。因此，王弼说：“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其意趣（按：意谓‘意蕴’，内在之意义）不可得而覩”，这和他对“道”和“无”的说明是相同的。

“自然”在魏晋时期，除上两种意思外，还有以下几种意思：

①“自然”是“天然”的意思，如晋王廙《洛都赋》：“不劳煮沃，成之自然”，即是天生如此，原来如此。②“自然”有偶然的意思，如钟会《老子注》：“莫知所出，故曰自然。”郭象说：“物各自然，不知其所以然。”③“自然”还有必然的意思，如郭象谓“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等等。但这几种意思大体上都是说明存在之状态，而“自然”等同于“道”，则是魏晋时玄学家们把它看成是“道”的另一名称，即有“本体”义或“本根”义。

“名教”是什么意思？是等级名分道德教化的意思。可能最早见于《管子·山至数》篇：

名教通于天下。

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对“名教”有一解释：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

处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名教”的根本。“名教”的作用是什么呢？由于“名教”是以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为标准，据此以制定等级名分，遵循发扬道德教化。就此可知，“名教”是当时处理社会生活的准则。晋郑鲜之《滕羡仕宦议》中为“名教”的内涵作了一简单的说明：

名教大极（名教的最根本者），忠孝而已。

“忠”是就君臣关系而言，“孝”是就父子关系而言，这都是社会生活的问题。而“自然”是指宇宙（天地）本体（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本）。魏晋时把“名教”与“自然”看作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中评论夏侯玄说：“君亲自然，匪由名教。”（你崇尚自然，不根据名教）这是说夏侯玄把“自然”和“名教”看成是相对立的。盖夏侯玄认为，“自然”即“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源，或者说是宇宙本来的样子，因此是“先天的”；“名教”是人为的，是人们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设立的等级名分道德教化。这两者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呢？就袁宏批评夏侯玄看，夏侯玄或者认为“自然”与“名教”并不一致。《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乐广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可以一致的。王弼的论述中存在着相矛盾的看法，从他的思想体系看，应该认为“名教”与“自然”是一致的，“名教”本于“自然”，它不仅应当而且必然反映“自然”，故有“崇本举末”之说；但由于他的思想源于《老子》，故而不得不把“名教”又看成是外于“自然”，故有“崇本息末”之论。前面说过，竹林时期的玄学家有着两个不同的走向：一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一是“以儒道为一”的向秀。

嵇康（223～262）、阮籍（210～263）与何晏、王弼生约同时，而晚死十余年，他们作为竹林名士，其主要活动已经是在司马氏当政的时期了。曹魏政权对汉末说，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能阻止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司马氏作为世家大族政治势力集团的代表者，这个政权所赖以支持的集团势力一开始就比较腐败，当时就有说这个集团极为凶残、险毒、奢侈、荒淫，说他们所影响的风气“侈汰之乱，甚于天灾”。可是他们却以崇尚“名教”相标榜。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思想作风虽不完全相同，但多认为现实社会政治为不合理。嵇康是曹魏的亲戚，“与曹宗室婚”，从政治上说属于魏晋集团；从思想上说，又不满司马氏那套“伪名教”。阮籍也是反对当时“假名教”的，据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些我们前面已讲过。

嵇康、阮籍的政治态度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特别是影响了他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看法。王弼认为“名教”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反映“自然”，这是他哲学体系“体用如一”、“本末不二”所要求的。但嵇康、阮籍则认为，“名教”虽应当反映（表现）“自然”，而并不必然反映“自然”，甚至会背离“自然”。他们对“名教”的看法，虽然和当时的统治集团维护“名教”，而实际上是践踏“名教”有关，但从哲学思想的发展上看，也和王弼的“崇本息末”思想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关。嵇康、阮籍认为“名教”会背离“自然”，因此他们的思想以“崇尚自然”为特点。由于“崇尚自然”，因而也把他们看成“贵无派”。但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何王较严肃，有精密的思想体系；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说，何王思想多以《老子》为据，而嵇阮思想更近庄周。汤用彤先生论嵇、阮说：“放达之士，其精神近庄子，嵇、阮开其端，至西晋而达极盛。讲《老》、《易》者如王、何，较严正，以名教合自然。讲庄子者则较浪漫（romantic），反名教。”

从对宇宙的看法说，王弼等认为，“自然”即“道”，是天地万物之本体，而有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学说。而嵇阮认为“自然”是指宇宙本来的样子。宇宙本来是什么样子？嵇阮认为，宇宙由浑然一体之元气构成，此即“自然”存在之实在。而此宇宙乃一混沌、有秩、和谐之实体，此即“自然”存在之状态。关于嵇阮之学说，汤用彤先生说的应受到重视，现节录于下：

元气说。嵇康、阮籍把汉人之思想与其浪漫之趣味混成一片，并无形而上学精密之思考，而只是把元气说给以浪漫的外装。他们讲宇宙偏重于物理方面的地方多，而尚未达到本体论之地步。二人以阮籍思想较好，他有《通老》、《通易》、《达庄》等论。《达庄论》讲宇宙之实体与郭象等之说不同。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按：指所看见的）。”天地为两个，自然为一个；元气为自然，分而为天地，即阴阳。自然为一体，有时变为山河大地等等，所以他说：“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气”是恒常（constant），所以不能增减。“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身与神有何分别，阮氏未之明。“神”在阮氏学说中极为重要，因“神”可以说为元气。据他看来庄子之宇宙是元气、阴阳、五行等等，此说与王弼所说完全不同，王弼之学说，以为“有”是物质的实体（physical entity），“无”是logical，抽象的，并不离开“有”，不像“气”之包含一切。所以说阮籍之学乃为汉人之旧。

嵇康之《太师箴》说宇宙：“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宇宙为一浩浩元气，人生一切皆元气所造，元气衍而为阴阳五行，人乃或有“明（智）”或有“胆（勇）”及其他种种分别（此说并未超出形下之学说也）。

自然三义：自然为元气，盖就实体说；自然为“混沌”（“玄冥”）、为“法则”（“秩序”）、为“和谐”（“天和”），盖就其状态说。〔1〕

关于嵇康、阮籍“自然三义”，用彤先生论之甚详，在此我只简单作些分析：（1）“自然”是一混沌状态的无边无际之整体。照嵇阮看，“自然”作为一整体，天地万物都存在其中，都是它的一个部分，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至极之道，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达庄论》）。宇宙无所不包，一切东西都在其内。从时间上说，没有比它更早的，更长久的，故“太初如何，无先无后”；从空间上说，它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容的，故“自然无外”；从根本上说，它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源，故“莫究其极”。因此，在“自然”之先、之外就不应再有什么东西了。但在“自然”之内，相对地说则有万物的不同，若从整体的“自然”看，它们又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没有什么不同，故“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当其无外，谁谓异乎！”（《达庄论》）

（2）“自然”是一有秩序的统一整体。嵇康、阮籍认为，天地万物在“自然”中各有其一定的位置，就其时间方面说，都有常规，“四时有常序”；就空间方面说，都有规定的形体，“方圆有正体”；就人类社会说，本来就有规定的制度，“是以圣人以建天地之位，守尊卑之制”。因此，圣人应该根据“自然”本身规则来处理政事，“圣人明乎天人之理”，“以建天地之位”。如果能做到“祟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那么“名教”就和“自然”一致了。这种“名教”就是合乎“自然”的“名教”。

（3）“自然”是一和谐的有秩的统一体。嵇康、阮籍认为，“自然”之所以是和谐的，由于它是混沌无分别地存在着，因此是“和”；由于它是有秩的发展变化着，因此是“谐”。“自然”的和谐性是根据它的统一性和有秩性而有的。嵇阮都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因而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往往以艺术的眼光看待。他们常用音乐的和谐来说明宇宙的和谐，或者认为由于宇宙是和谐的才有音乐的和谐。阮籍在《乐论》中说：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

阮籍把音乐看成是“天地之体（本质）”、“万物之性（本性）”的表现。宇宙本身就像是和谐的音乐，如有韵律的诗一样，这是由于宇宙本是有秩的存在着，它超乎个人利害得失；既无利害得失，就无矛盾冲突，因此它是和谐整体。人类社会本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应该顺乎自然的规律，这样在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矛盾冲突，以达到“君静于上，臣顺于下”，“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的局面。既然“自然”是和谐的，反映“自然”的理想社会也应是和谐的，圣人事天治人，当以“和为贵”。音乐可以起陶冶性情的作用，使人心境平和，阮籍在《乐论》中说：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

《易·泰卦》“天地交泰”，王弼注谓：“泰者，物大通之时也。”交泰时运亨通。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使心与理相顺，和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

嵇康、阮籍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应和“自然”一样，是一个有秩的和谐整体，但是后来的政治破坏了应有的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态，造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嵇康在《太师箴》中说：

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嫡嫡相承以为用），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生二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不惜一切）。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同样很深刻，他说：你们这些人呀，争夺高高的位置，夸耀自己的才能，用权势凌驾在别人上面，高贵了还要更加高贵，把天下国家作为争夺的对象，这样哪能不上下互相残害呢？你们把天下的东西都据为己有，供给你们无穷贪欲的要求，这哪里是养育老百姓呢？这样，就不能不怕老百姓了解你们的这些真情，你们想用奖赏来诱骗他们，用严刑来威胁他们。可是，你们哪里有那么多东西来奖赏呀，刑罚用尽了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于是就出现了国亡君杀的完蛋局面。这不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君子所做的事吗？你们这些伪君子所提倡的礼法，实际上是残害天下的、使社会混乱的、国破家亡的东西，可是你们反而把它看成是美德善行不可改变的法规，这难道不太过分了吗？

照嵇康、阮籍看，这样的社会政治当然是和有秩和谐的“自然”相矛盾，因此他们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对“名教”颇多批判。在他们看来，所谓“名教”，是有违“天地之本”、“万物之性”的，“故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直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自然好学论》）。这种人为的“名教”只会伤害人的本性，败坏人们的德行，破坏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谐关系。由此，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说“老子、庄周是吾师也”。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从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看，是“贵无”派“崇本息末”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因为在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思想中已经存在“贵无”而“贱有”、“崇本”而“息末”的因素，据此进一步发展这个方面，就不难走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境地。这种逻辑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这个“一定条件”就是嵇康、阮籍所处的当时现实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他们自身的种种遭遇以及性格所导致的。

王弼哲学体系中所包含的矛盾，使魏晋玄学在发展中出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潮流。但是，王弼的思想的本质是主张“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所以调和“自然”与“名教”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也就是说王弼企图在思辨哲学的基础上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这本是他哲学体系的要求。盖中国哲学自先秦以来就有两大系，一为儒家，一为道家。在汉朝，从总体上说儒家思想是主流，但道家思想仍相当流行，据杨树达统计汉朝治《老子》者约有六十余家，而且成为一些思想家反对当时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理论支柱。到魏晋，玄学家虽然推祟老庄，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是不可能废弃“名教”的。因此，魏晋玄学家也不得不考虑儒道关系问题。不仅如此，如果能把儒道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做到“不废名教，而德合自然”，在“名教”中也可以达到超越的境界。王弼哲学本来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更多地在形而上层面上下工夫，而在人生哲学方面虽也讲了不少，但他的贡献无疑是在本体论方面。而在人生哲学方面，嵇康、阮籍作为“贵无”一派或可说贡献颇多，关于这点汤用彤先生的论述，应说很有意义。现节录于下：

（嵇康、阮籍）逍遥放任之人生观。王弼之学说，最后归于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此乃老子之学说。嵇康、阮籍之学说非自老子而来自庄子，得到庄子逍遥、齐物之理论，而用文学家之才华极力发挥之。他们虽也主张秩序，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学主逍遥。其人生哲学之要点：①超越世界之分别；②既超越分别，故得放任；③逍遥为放任之极（神游于无名之境）。

（1）超越世界之分别。所谓“超越世界之分别”者，乃谓不受世间人事的限制，不为礼法所束缚。而人世之礼法，乃至内外情欲、声音颜色等一切外在的东西能剥夺人之天性。至人法天顺自然，故无是非，无喜怒哀乐之情，此所谓“无情”是真正的无情，非以情从理。“无情”则能于世界无分别。盖若有主观之分别，则伤人身体与精神，使人不能表现其天真，如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嵇阮所希望者，乃在自然的状态中，有自然之流露。所谓伦常均非天真，有了伦常就使人有分别，有造作，有争斗，而不得反自然也。“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而“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在此两种不同之境界中，可以看出争与不争，分别与不分别之不同。嵇阮之学说本来自庄子多，而得之于老子少。他们要超出主观的分别世界，而达到无分别之世界，此属其人生观之消极方面。

（2）放任。嵇阮之人生观在积极方面则为放任。放任就能超越分别，即谓因超越分别而放任也。不为是非情欲所累，则其性超越，至人循性而动，应变顺和，超分别而游放，此即阮籍所谓之大人先生也。故曰：“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放任即顺乎自然，超越是非善恶之对立，此最和谐之境界也。能代表和谐者是音乐，音乐一方面奔放，另一方面有秩序，故人至放任境界是在无规定之中自有规定，如阮籍之“应变顺和”，嵇康之“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3）放任之极则为逍遥。受世界之束缚乃在于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累。嵇阮以为人有形神两方面，而神可以超然，所以逍遥即神游也。故至人即世界内的神仙，是神游之人，为理想之人格。阮籍有《大人先生传》，嵇康有《养生论》。他们所说的“至人”不仅是心理之描写，而且相信实有这种人，如阮籍《答伏义书》中就有这样的见解：“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此种神仙似的人物在现世界内就有，所以他说：“徒寄形躯于斯域。”至人可既不脱离形躯，又不脱离世界，而精神则能不受限制，故嵇阮之人生观乃由齐物而达逍遥也。

向秀（约227～280年），在嵇康、阮籍顺着王弼“崇本息末”方面发展玄学的同时，又有向秀发挥着王弼思想“崇本举末”的一面，而提倡“以儒道为一”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应说是玄学的主要倾向。

向秀虽与嵇康、阮籍等被称为“竹林七贤”，而且他和嵇康交往甚多，曾和嵇康一起在洛阳打铁，又和嵇康的另一好友吕安一起种菜。

据《世说新语·文学》的注引《向秀别传》所载，向秀与嵇康、吕安都很要好，但他们的性格很不相同，嵇康傲世而不羁，吕安放逸而凌俗，而向秀雅好读书（据《晋书》谓向秀“雅好老庄之学”），但他对儒家学说也颇有研究，他不仅有《周易注》，《向秀别传》说：“后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可惜已佚失，如果此书存，应是了解汉人注《易》与魏晋人注《易》之不同（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数条，但看不出有什么得要思想）；又有《儒道论》，此文已佚。向秀的最主要作品是他的《庄子注》，关于向秀与郭象注《庄子》的问题，我们有专章讨论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世说新语·文学》中说：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要旨。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可见向秀的《庄子注》在当时影响之大。据《向秀别传》，在向秀打算注《庄子》时，曾向嵇康、吕安说了他的这个想法，而嵇、吕二人却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这本书难道有注解的必要吗？这样做徒然会妨碍你能得到的享受。）但向秀还是作了注。在向秀完成对《庄子》的注后，送给嵇、吕看，吕安看了说：“庄周不死矣！”（庄周尚未死呀！）然而嵇康却说：“尔故复胜不？”（你认为你的注比别人的更好吗？）嵇康仍认为没有必要作注。可见嵇康与向秀虽为好朋友，但他们的思想作风却很不一样。研究向秀思想的材料，当然包含在郭象《庄子注》中，但对其中哪些是郭象注，哪些是向秀注，不易区分。当然我们可以根据张湛《列子注》中分别引用的向、郭注作为参考。看来，向、郭所注《庄子》虽有不同，但相同处是很多的。对向、郭之不同，后文将详细论述，而相同处，则在论述郭象思想中可包括，故不必单独讨论。可是向秀有一篇重要文章，是应该特别受到重视，这可以视为他的“以儒道为一”思想的很好证据，这就是包含在《嵇康集》中的他那篇《难养生论》。这篇文章是针对嵇康的《养生论》而发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故作《养生论》以表示他的超世之想，他说：

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而且嵇康认为，“名位伤德”，“厚味害生”，因此他说：“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引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善求而得之。”“调节嗜欲，全息正气”，以养息自己的身心，即可长生。但向秀和嵇康看法不一样，并对嵇康的论说提出批评和质疑。在《难养生论》中，向秀首先明确提出对人的性情不应压抑，他说：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

照向秀看，人的本性包含着“口思五味，目思五色”这样一些本能的欲望，这是合乎“自然之理”的（按：这点或与王弼的“圣人有情”有关），而用压制人的本性要求的办法求长生，是“悖情失性，不本天理”。从这点看，向秀的“自然之理”和嵇康、王弼对“自然”的看法不大相同。嵇康认为，“自然”是一统一的有规律的和谐整体，而人的本性本应“任自然”，应“少私寡欲”，“全息正气”。王弼认为，“自然”即“道”，乃天地万物之本体，无违无造，无适无莫。而向秀把人们生活中的一些欲望要求也看成是“自然之理”。然而如何能使人们顺应“自然之理”，而又不致造成社会混乱呢？这当然就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了。向秀认为，需要对人们的欲望要求“节之以礼”。这显然企图把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和人的本性又应受到“礼教”（即“名教”）的制约调和起来，这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很不相同了。因此在《难养生论》中，向秀一方面说：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从这里可以说，向秀把“恩爱相接”、“燕婉娱心”等等都认为是“天理之自然”，是人性之所不可易者，宜宣而不宜抑。进而，他的“任自然”与嵇康又不一样。嵇康《养生论》中说：

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向秀认为，这种养生之谈，是一种营营惜生而悖自然之理，所以他说：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

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后，实不可冀也。纵令勤求，少有所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灸，无忧而自默，无丧而蔬食，无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长生而不死，虽济万世犹不足以喜。言悖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耶？

向秀以人的自然欲望为天理自然，压制这种自然的性情来养生，则悖情失性，对生命是无益的。把生活中应有的欢乐都抛弃掉，这种长生有什么可以喜好的呢？何况以短短的一生抛掉生之欢乐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呢？但另一方面，向秀又认为，对人的情欲如果不加节制而至于背礼违俗，那也是不可取的，所以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减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耶？或睹富贵之过，因惧而背之，是犹见食而有噎，因终身不飡耳。

人的情欲主要应合情又合礼，追求“富与贵”也不是什么伤德之事，希求长生是不切实际的。向秀这些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从一方面看，具有从教条化的、束缚人的“名教”下使人得到解放的意义。他肯定了人们的感情欲望也是合乎天理自然的，这显然和汉学的传统不同，另一方面，在当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之下，提出了“当节之以礼”，肯定了合理的“名教”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种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和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的二分思维很不相同。这种思维方式应说是王弼的“体用如一”、“本末不二”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延续，或者也和王弼的圣人有情说有一定的关系。向秀哲学的重要意思或正在于此。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关的是向秀论“道”与“事”的关系，他说：

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而无雄。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王弼的“崇本举末”、“无必因于有”的另一种表示。但是在王弼思想中，由于他主张“以无为本”，虽立论在“体用如一”、“本末不二”上，然而过分强调“无”的绝对性、超越性和原始性，所以有时又把“无”看成是产生天地万物者，并和“万物”对立起来，而有“崇本息末”、“万物皆由道生”的说法。（有说此“生”只是说逻辑在先，而非谓时间在先。我想，这正是我们受西方哲学影响而有的一种诠释。我国古代哲学家或并无此说。我在讨论中国诠释学的论文中，曾说《系辞》本身很可能包含两个系统，一个本体论系统，一个宇宙生成论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在《系辞》中同时存在，《系辞》作者并不认为有什么矛盾。）向秀在“体用如一”、“本末不二”、“不废名教而任自然”方面受到王弼思想的影响，但从他思想的整体上看，他已从王弼的“贵无”思想向“崇有”方面转化了。顺便说一下，其实魏晋玄学家几乎都受到王弼的“有无之辨”思想的影响，而没有能完全摆脱王弼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都不能不讨论王弼提出的哲学问题。

在张湛的《列子注》中，我们可以找到向秀有关“崇有”思想的论述，如在《列子注》的“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的注下引了一段向秀的话：

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这段话有点难解，首先是“吾”是指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吾”指“任何一事物”的自称（我的存在=吾之生也），我认为也许“吾”指“生物者”、“化物者”，如果这样理解，这段话也许不大难解了。我想，它可以分以下四个层次：

（1）“生物者”、“化物者”的存在不是由其他什么东西使它存在的，“非吾之所生”应为“非物之所生”，这点可由下面的“非物之所化”证明。“则生自生耳”，这很重要，因向秀把“自生”概念引入其学说。而“自生”是“崇有”思想的基本概念。

（2）从逻辑上说，“生生者岂有物哉”是说：产生一切事物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产生它吗？因为，从事物的产生上说推到极点，产生一切产生别的东西的东西就不能再是被别的东西产生的东西，因此是“无物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生生者”之“生生者”。

（3）“生生者”既然是产生别的东西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东西所产生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什么东西所“生”的，也就是说“生生者”是“无生”（无所从生）的。“无生”才“无灭”。“化物者”既然是使其他事物变化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能使之变化的，所以它不是什么东西所“化”的，也就是说“化物者”是“无化”。“无化”才“恒常”。

（4）“若使生物者亦生”是说：如果“生生者”也是“有生”，那么它就和一般的有生有灭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了。“化物者亦化”是说：如果“化物者”也是在不断变化，那么它就和一般的变化无常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不生不化的才是有生有化的东西的根本。此可作两解：可解为不生不化者是有生有化者的本体；也可指是产生有生有化的“始生者”。我认为，作前一解是向秀的思想。

向秀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思辨性很强的，从逻辑推理上说，是可以说得通的。而且这一思想和王弼的思想也有相近之处。但可以注意的是，上引的那段话中，向秀引进了“自生”、“自化”这类的概念。这类概念在汉朝有的哲学家已多次使用它来反对当时的目的论，如王充说：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

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物自生而人衣食人……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

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烝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王充的“自生”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气”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什么东西使它们这样或那样产生的，这是针对当时目的论而发的，仍然属于宇宙生成论的问题。而向秀的那段话和王弼一样也是讨论形而上本体论的问题，是从原则上说“生生者”不能为他物所生，故是“不生”。那么如果“吾”不是说的“生生者”，而是指的“任何一物”呢？只要这个主语（“吾”）的意思变了，这段话的意思也就完全变了。如果把“吾”了解为“任何一物”，那就不是向秀的学说了，而是裴alt或郭象的学说。但从上引向秀那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王弼的“贵无论”在魏晋时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向秀以后的玄学发展看，裴alt提出“自生而必体有”（“自生”必须以“有”为本体）、郭象“万物自生”，都应是由向秀提出“自生”概念而引发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要把“有”和“无”（“现象”和“本体”、“殊相”和“共相”）、“名教”和“自然”真正统一起来，为它找到一形而上本体论的根据，在向秀的哲学中还没有很好解决。因为，他仍然承认有一“不生不化”的与“万物”相对的“生化之本”，这样世界仍是二元的，不是一元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二版中没有讲清楚，也可以说对上引向秀的那段话的了解不大正确。在前引向秀那段话里讲的“自生”、“自化”并不是说的“万物”的“自生”、“自化””，而是说“生生者”是“自生”的，故“不生”；“化物者”是“自化”的，故“不化”。问题是“自生”从一方面说可以是“不生”，但从另一方面说，“自生”仍是“生”，这就可能与“不生不化者”是“生化之本”相矛盾，如何解决？从逻辑上说，把“自生”的主体改变为“万有”或“万物”，这样矛盾可以说解决了，“天地万物”（物）、“纲似乎常名教”（事）都是“自生”的，不是外在的什么强加上去的，因此它们是合理的，这样“天地万物”、“纲常名教”也就是“天理自然”了。向秀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

从竹林时期玄学的发展看，王弼的“贵无论”引发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是向秀的“以儒道为一”，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但向秀并没有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样魏晋玄学就发展到元康时期的裴alt与郭象的玄学了。

注释

〔1〕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331～33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第五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

一、元康时期的玄学

西晋王朝统治了几十年，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当权的统治集团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越来越暴露了，加上北方民族的侵扰，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元康时期的玄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凡一个社会的存在已成为不合理的时候，当权的统治者往往要强调其统治的社会的合理性，同时某些士大夫出于其主观的愿望也会来制造现实社会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元康时期，某些名士利用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把它作为“放荡形骸”的工具，例如胡毋辅之之流，“至于裸裎，言笑忘宜”。因而也有一些名士对此不满，提出批评，如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可见“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仍是当时士大夫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那种只在生活上追求“放荡形骸”的名士，以“崇尚自然”相标榜，而他们在哲学上并无什么建树。他们的代表王衍也不过在形式上一再重复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信口雌黄”。因此，这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显然是于社会的稳定不利的。从一些士大夫的主观愿望说，则企图创造出一套更加强调“名教”的意义，或使“名教”与“自然”进一步调和的哲学思想。为了进一步解决“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得解决“本末有无”问题，即在“万有”之上（之后）是否有一本体之“无”（或者说是否应有一“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这样，元康时期的玄学就出现了沿着向秀思想发展的不同两支：一为裴alt，一为郭象。裴alt从反对“越名教而任自然”出发，在架空“本体之无”的基础上，抛弃“本体之无”，提出万物“自生而必体有”的“崇有”思想，认为“名教”本身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它本身，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的需要，不必在既成的社会之外去找它的根据。郭象从否定“无能生有”出发，提出“万物自生”，而肯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在于它的“自性”，因此事物既然存在了，它就不是不合理的，现存的即是合理的，“名教”（游内）与“自然”（游外）是合一的。这样魏晋玄学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期。

裴alt（263～300）著有《贵无》、《崇有》二论，而《贵无》已佚失。但从《资治通鉴》中保存的一段不同于《晋书·裴alt传》的《崇有论》，也许可以透出一点裴alt《贵无论》的主旨。裴alt的《贵无论》可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承认有一个“无形的世界”（无）；另一方面却把这“无形的世界”架空，认为在有形世界产生之后，无形世界对有形世界就无意义，无形世界就被有形世界抛弃了，而有形世界就独立运作。我们也许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假设《贵无论》是一篇批评和否定“贵无”思想的论文，其根据就在《晋书·裴alt传》中的《崇有论》中有一句“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如果这样，请看《资治通鉴》中的《崇有论》中的那句：

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原注：物之未生，则有无未分；既生而有，则与无为已分矣），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原注：遗，弃也）。

这段话前面我们已经做过解释，为了方便后面的分析，再作一点重复解释：有形的万物虽然是由混沌未分的无形的“无”所生，但是它存在之后就以“有”为自己的性分了（原注的意义是：“物之未生”是说，“物”还没有成为“物”时，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还没分开，但是既然有形世界产生了，那么“有”就与“无”完全分开了，也就是说“有”与“无”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无”就被“有”所抛弃了。这段话的整体意思是说：虽可以假定有一个产生有形世界的无形的世界，但一旦有形世界产生了，无形世界就被抛弃了，它对有形世界无任何意义。因此，有形世界的万物的存在是靠他们的自性而存在的，并不需要什么已被抛弃的无形世界作为它存在的根据。为什么裴alt要以这种方式讨论“有”与“无”的问题，我认为，这说明王弼“贵无”思想对魏晋时期一直有着重大影响，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都无法绕开这个问题。裴alt要建立他的“崇有”思想，必须给“无”一个位置，于是他虚设了一个“无”（无形的世界），然后又巧妙地把它抛弃，这样“有”（有形的世界），实际上就成为唯一存在的世界。因此，裴alt写《贵无论》的目的也许就在此了。而且只有这样，他的《崇有论》所讨论的主要就是“有”（有形的世界）的问题了。既然《崇有论》主要是讨论“有”的问题，那么在这有形世界中，无形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即是说对有形世界说，无形世界可以被视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有形世界中就不存在“无生有”的问题，“有”只能是“自生”的。在“原注”中有一句话似乎我们可以注意：“物之未生，则有无未分，既生而有，则与无为已分矣。”这实际上是说，万物没有存在之前，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是没有分别的。当有形世界出现以后，那么它就与无形世界分开而单独存在了，这就是说，其实有形世界是从一个与无形世界的混沌一体的世界分化出来。这个分化出来的有形世界好像是从无形世界中产生的，但实际上是从有无混沌一体中分化出来的。我想，也许作如此了解，对裴alt的《崇有论》才能作出合理的分析。有了这个前提，下面我试对《崇有论》作一解说。

裴alt写《崇有论》的目的是为了“疾世俗尚虚无之理”、“矫虚诞之弊”。但他不能也没有对“贵无”学说作完全否定。顺便说一下，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几乎都没有对王弼“贵无”学说作全盘否定，而且王弼哲学的“有无之辨”，使我们把魏晋玄学看成是一种本体论的模式。裴alt分析了产生这一学说的原因，肯定了它在一定限度内的意义。他认为，崇尚“自然”，主张“无为”的人有时看到了“欲衍情佚”（欲望太多，情感不当）、“擅恣专利”（一味放任，专门自利）的危害，从这方面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于人们在找寻产生上述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原因时，发现“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这样就提出“贵无”的理论和“贱有”的学说。裴alt说，这种看法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使人心平气和，是和儒家《易经》中“损”、“谦”、“艮”、“节”等卦的主旨相合的。但裴alt认为，这些看法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即“无为”好处的一面，但它却不能说是根本的道理。特别是如果把“无为”强调得过分，就会造成对社会不好的结果，他认为这样就会“贱有则必外形（以有形的事物的存在为不重要），外形则必遗制（抛弃社会存在的制度），遗制则必忽防（忽视规范和防犯），忽防则必忘礼（破坏礼教），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是说，提倡“无为”的人，从主张“无为”，发展到反对“有为”，从崇尚“自然”，发展到反对“名教”，这样的结果使“无为”的学说成为错误的而且是对社会有害的主张。原来向秀主张人们对欲望的要求应当“节之以礼”，而欲望要求“皆生于自然”，它有其存在的根据，因而是“合理”的。而“礼”是否也有其存在的根据，是否合理的呢？因为欲望要求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礼”是“人为”的，那么这种人为的“礼”（或者说是圣人制定的“礼”）有没有“合理”的根据呢？向秀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要维护“名教”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裴alt接着向秀的思想，在《崇有论》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在裴alt看来，有社会存在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就必然有贵贱的等级，有长幼的次序，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这样才可以维持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社会才能安宁。“礼”是由社会本身的需要而有，因此它是“合理”的，是必不可少的，根本不须要在它自身之外去找什么存在的根据。所以裴alt对当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作了严厉的批评。

为了维护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使等级名分的社会维系下去，裴alt提出必须“用天之道（合天时），分地之利（任地利），躬其力任（亲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劳而后飨（出什么力就享受什么成果）”；“居以仁顺（居官应仁爱顺民心），守以恭俭（守业应恭顺勤俭），率以忠信（以忠信为表率），行以敬让（做事要讲求敬让），志无盈求（志向不要有太大野心），事无过用（行事不要过分）”。裴alt说，这些就是“圣人为政之由”。

裴alt的《崇有论》不仅是为了指摘时弊，而且它对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也许更有意义。为了论证“礼”（名教）的存在本身的合理性，他提出“有”（他把“万物”称为“有”或“万有”，即一切存在的事物）并不需要另外去找它之外（之上）存在的根据，“有”作为“存在的”本身的存在就是它存在的根据。

“有”和“无”作为一对哲学上的概念，是由老子提出来的，如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等等。看来，在老子那里“有”已不是仅仅指某一具体存在事物，而是指所有事物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由万物抽象出来的“共相”。具体存在的事物，“物”是指一个一个的器物，如桌、椅，“事”是包括人们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如我讲课，你们听课，就是裴alt说的“形器之故有征”。玄学家讨论宇宙万物的问题，常用“有”来表明“事物”之全体，而“物”则表示一个一个的具体存在物，但他们在行文中这两个字也常常相混，这是由于我国古代哲学家对概念的分析很不重视，往往概念的含义很不明确，要我们来理清。我们一般把“有”译成“Being”，据《美国传统词典》中对“Being”的解释：

“That which can be conceived as existing. Absolute existence in its perfect and unqualified state，the essence of existence.”（“有”［或“存在”、或“存有”］被认为是存在着的。“有”是绝对的存在，有其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意义和状态，是存在的本性。）我认为，在这里“有”不应释成“Thing”（或Things），而应释为“Being”，但是否可以释为“existence”呢？据《美国传统词典》，它把“existence”解释为：

“The factor or state of continued being, as life.”（连续存在的实际或状态，例如生命。）“A thing that exists, entity.”（某物的存在，实体。）

“mode or manner of existing.”（存在的样式或方式。）

据此，有时“有”也释成“existence”，但是否也可以译为“Being”，因为这样更抽象，更一般。Runes的《哲学辞典》中说：

“existence: the mode of being which consists in interaction with other things.”（existence是说这样一种存在的式样，它存在于和别东西的相互关系之中。）

根据这些说法，我想，“有”译为“Being”较好。《崇有论》开头有如下一段：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

这段话是裴alt对宇宙人生的总体看法，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层意思：

（1）“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这是对整个宇宙的总体说明。对这句话有一种解释：最高的道是总括万有的，是万有的根本。这样解释就等于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这和全篇思想形成矛盾，也和王弼的思想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认为应解释为：整个无分别的群有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道”。这就是说，除了整个无分别的群有本身之外，再没有什么另外的“本体”了，或者说“道”就是“群有”的总称。这是从“群有”的总体上说，是从“全”（大全）上说，这个“全”可称为“有”。

（2）“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事物有不同的形式，以类而异，这样就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意谓：万物按其性质，区分为不同的类，这就是各种东西的类别）；有形有象的物体都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一切生长变化着的实体（意谓：具体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实体，在具体事物之外、之上、之后再没有什么实体了）。这是从“分”的方面说，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所不同，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物。

（3）“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化”：指万物的生长变化；“感”：指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作用；“理”：条理，秩序；“迹”：形迹，表现。万有的生成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正是其条理、秩序形成的根源。在这一点上，裴alt与王弼的看法很不相同。在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中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认为：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是由于有其统一的“理”而如此存在的。也就是说，“理”是“物”之所以为“物”如此存在的根据，因此“理”是“本”（“宗本”、“无”）。王弼追求的是事物的统一性，而统一在“理”（此“理”即“道”）。裴alt则认为，“理”是以“有”为其实体，即“理”依“有”而为其“理”。规律、条理是事物自身的规律、条理，它不是外加上去的，也不是不依事物而有的。

（4）“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既然万有互相区别为不同的种类，因此每一类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正因为各有所偏（各有各的功用），所以都不是自满自足的（不是不需要其他条件的），因此就需要依靠一些别的条件才能存在（才能生生化化）。这也就是说，任何一具体事物的存在都需要靠其他事物而存在。这是讲事物存在的“条件性”。

（5）“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万物的生生化化表现出来的形迹是可以探求的，这就叫作“理”；“理”之所以体现出来是因为有“有”（“存在者”，“理”的承担者）；“有”要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就要有所依待（有待），事物存在的“依待”叫作“资”（条件）；条件如果和事物的存在相适合（条件适合事物的存在），这就叫作“宜”（适宜）。能选择适合的条件，这就叫作“情”（合情理）。

（6）“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既生为有意识的人，虽地位不同，但是宝贵生命，找到适合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这段话可以说是裴alt比较系统地说明了天地万物存在的状况。但问题是如果追问下去，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有一个产生天地万物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个造物主，或者是由什么抽象的理作其主生之根据？如果这样，那就和裴alt的“总混群本，宗极之道”相矛盾了。因此，裴alt提出“有”是“自生”的思想。原来在向秀那里已经用了“自生”、“自化”等概念，但那是指的“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因为讨论宇宙的问题往往要问宇宙如何产生、如何存在。裴alt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

对这段话，我认为应该从裴alt是在“有”（有形世界）把“无”（无形世界）抛弃之后来理解。在“无”被抛弃之后，它对“有”就毫无意义了，“有”的产生和存在就和“无”完全没有关系了，当然“无”就不能成为“有”的产生者，也不能成为“有”存在的根据。所以《崇有论》讨论的是“有”（有形世界）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作如下理解：

（1）“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是讨论在有形世界中“无不能生有”。这里的“无”是指“不存在”（nonexistence），是指“虚无”，这是因为“无”已经被抛弃了，它对“有”不能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了。这就把“有”和“无”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有”和“无”之间没有同一性，裴alt了解的“无”和王弼了解的“无”的意思是不相同的。王弼认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即“无”作为本体是不能离“有”的；而裴alt则认为“有”（有形世界）是离（抛弃）“无形世界”而存在的。

（2）如果“无不能生有”，那么“有”如何产生呢？裴alt认为，“始生者，自生也”，从一开始“有形的世界”（有）就是“自生”的。这说明：第一，一开始“有”就是自生的，从而否定了“有”之外有一个产生“有”的东西。第二，说“有”已始生是“自生”，这意味着“有”（有形世界）还有一个开头。如果要问，这个“有”（有形世界）开头之前如何呢？在《资治通鉴》所引的那段话中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一个“有无混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在“有世界”出现之后就无意义了。这样说，裴alt并未深入讨论此问题。第三，“始生”是“自生”的，“始生”之后，就是生生了，即可以是由“此有”（指具体事物）生“彼有”。这里可能留下一个可以追问的问题：那么，那个“始生者”是什么呢？是不是也可能是个与“有”不同的造物主呢？

（3）“自生而必体有”。这是对上面说的可能产生的问题的回答。“自生”一定是以“有”为体，不是以“无”为本体。因此，“自生而必体有”这个命题在裴alt的《崇有论》中非常重要。这和“以无为本”的命题是相对立的。它说明万物的产生是以其自身的实际存在为本体（或实体），“有”即是其自身存在的根据，除万物自身之外，“无”对“有”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裴alt说：“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万物自生是以其实际的存在“有”为体，如果“有”受到损失，那么其生存就缺失了。存在着的事物以“有”为其自身的性分（存在的根据），那么“虚无”不过是“有”消失的状态。接着裴alt说：

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资养已生化的万有，不是“无”的作用所能保全的。治理已经存在的众人，不是“无为”所能驯服的。心不是事，但要做事必须靠心，不能因为做事的心不是事本身，就认为心是“无”。这就像工匠不是所做成的器物一样，工匠是制作器物的，不能因为制作器物的工匠不是器物本身，就认为工匠不存在。由此可见，成就“有”的都是“有”，“虚无”哪能对已经存在的众多事物有用呢？这就是说，裴alt认为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物理的、心理的、精神的、物质的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事物是“有”，而做成各种各样事物的“心”也是“有”，在“有形的世界”（有）中的一切都是“有”，“无”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也许存在几个问题：①“有”的涵义如何？看来，裴alt认为“物”是“有”，“事”是“有”，“心”也是“有”。这就是说，不仅山河大地是“有”，政治人伦、道德教化也是“有”。既然“有”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因此不仅山河大地的存在是合理的，一切政治人伦、道德教化也是合理的。这无异于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裴alt没有作出说明，而郭象对这个问题，有他的一种说明。②裴alt说：“始生者，自生也。”“始生”是什么意思？是说总天地万物最初产生之时是“自生”，还是指每一个具体事物产生之时都是“自生”，裴alt并没说清，看起来，是前面的一种意思。这个问题也由郭象作出了一种说明。③在裴alt看来，“物”和“事”都是“有”，这当然是可以的。郭象用“迹”和“所以迹”来区别“事”和“物”，从哲学上可说又前进了一步。因此，我们可以说郭象的“祟有”哲学不仅接着向秀讲，而且也是接着裴alt讲。

郭象（253～312）字子玄，《晋书》有传，《世说新语》多处记载了郭象的事迹。《晋书·郭象传》谓：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士传》说：象“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可见郭象在魏晋玄学中地位之高，同时也说明王弼是当时人所推祟的玄学主帅。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表达的，而理论思维必定是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按：范畴是指某一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如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十个范畴）构成。因此，通过对某个哲学家的概念、范畴的分析，这样不仅可以看到某个哲学家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家前后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其理论思维的水平和特点。在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必然会存在着由其所使用的概念构成的反映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这里我们将由对郭象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分析入手，以见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和哲学理论的结构。

我们不可能对郭象著作中的全部哲学概念进行分析，这当然也没有必要，只要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作出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样郭象的哲学体系也就可以搞清楚了。所谓一个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用这些概念足以说明这个哲学家哲学体系的构成、特点以及发展的水平。郭象的哲学体系如用一图表来表示大体如图所示：

“有”是郭象哲学体系中的最基本概念，是“唯一的存在”，其存在的根据不在自身之外，而即其自身之“自性”。每一事物依其“自性”而存在，必以“自生”、“无待”、“自然”为条件。事物的存在虽是“无待”，但如执著“无待”，则为“有待”，故必“无心”（无所执著），方可“无待”。“自然”因物而然，故应“顺物”，“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要把“物各有性”（自性）以及事物存在的形式“自生”、“无待”、“自然”等，观点坚持到底，则必有“独化”一概念。下面我们将对郭象哲学体系中的上述基本概念作些具体分析。

“有”：郭象把一切事物称为“有”，即所谓“存在着的”都是“有”。他的哲学体系从否定“无”作为“造物主”或万有存在的根据出发，来论证“有”是唯一的存在。他说：

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注）

这段话郭象说明了三点：第一，“无”不能生“有”，故“无”不是一实体；第二，“有”是唯一的存在；第三，“有”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绝对的。对此三点，郭象又从各方面作了论证。

为什么“无”不能生“有”呢？照郭象看，“无”就是“无”（nonexistence, nothing），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产生存在的东西呢？所以他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齐物论》注）如果“无”能生“有”，那怎么还能说它是“无”呢？因为能生“有”的必然是什么，而不能什么也不是，“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一无有则遂无矣。无者遂无，则有自欻生明矣”（《庚桑楚》注）。《庄子·天下》中说关尹、老聃的学说是“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即认为“有”生于“无有”而以万物之上的“太一”为宗主，但郭象的注却说：

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则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显然郭象是否定上述关尹、老聃的观点的，所以郭象认为“无”只是和“有”相对的一个概念，其涵义只是“无物”或“不存在”，即“有”的否定，它既不是精神性实体（如造物主），也不是物质性实体（如元气），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是一存在形式的概念，而非实体概念。

那么“有”为什么是唯一的存在呢？郭象对这个问题采用的是反证法，他提出存在的都是物，所以“万有”是唯一的存在，他说：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知北游》注）

所存在的都是“物”，所以“万物”是唯一存在的。“自然”是万物自然而然存在的状态，它只是说明“万物”自己存在着、变化着，没有一个东西使它如此存在着、变化着。“道”也并非一实体，而是“至无”，既然是“无”它就不可能在“有”之先存在，它仅仅是“物”所以如此运动变化的状态，“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由此可见，在郭象的体系中，“有”是最普遍、最一般的概念。

“有”既然是唯一存在着的，那么它的存在就是无始无终的永恒的存在。郭象说：“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时”（《知北游》注），“殊气自有，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赐，则有时而废”（《则阳》注）。照郭象看，不仅宇宙是“常存”、“常有”，而且每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也是“常存”“常有”的，如他说：“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化恒新也”，“不以死为死”（《田子方》注。按：《庄子》原为“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这样，郭象就从原来否定“无生有”的观点走向把具体的事物亦视为永远存在的了。这点要和他对“生死”的看法联系起来看（详后）。

“自性”：郭象称“性”为“自性”，或为“性命”，这都是说“此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者”。就事物的“自性”说，每一事物都各自有各自的“性”，而且各自的“性”都有其所能达到的一定限度，他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跂尚之所及哉？”（《逍遥游》注）“小年”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大年”如“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都是他们“自性”所规定的，不是能希求可以得到的。郭象说：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山木》注）

这就是说所谓“性”是“自然而然”的，即天然的，天生如此的，“不知其然而然，非性如何”（《则阳》注）。就这点看，郭象对“性”的看法是有合理因素的，因为任何事物之成为这样或那样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自然而然”如此的。那么每个事物的“性”又是如何呢？

郭象认为，每个事物的“性”都有其具体的内容，比如说马，它的“真性”不仅如庄周所说“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而且是要求为人们所骑乘的，“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马蹄》注）。对一般老百姓的“性”，郭象说：其“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废者，耕织也。”（同上）由于每个事物的“性”是天生如此的，不得不然的，因此是不能改变的，所以郭象说：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

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齐物论》注）

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外物》注）

“性”是不可改变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不错的，动物生而为动物就不能改变其“性”而成为植物，人生而为人也不能改变其“自然本性”而成为其他种类的动物。但问题在于，马的“真性”是否是“非辞鞍而恶乘”；是否一般老百姓的“自性”就是“衣食”、“耕织”，而“智者”就是天生的智者，“愚者”就应一辈子处于奴隶的地位？看来，郭象说“物各有性”并不全错，问题在于每个事物的“性”的内容是由郭象规定的，这就是他的所谓“自性”的秘密所在。

郭象不仅认为“性”是不能改变的，而且主张事物都应安于其“自性”所要求；如果能安于性命，那就是“逍遥”（自由）的了，他说：

夫以形相对，则太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齐物论》注）

物各顺性则足，足则无求。（《列御寇》注）

郭象提出“自性”这一概念，是为从“物”自身找其存在的根据，但是每一事物的“自性”的内容如何，则由郭象来规定，他把他为事物所规定的“自性”说成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因此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能“自足其性”，不以“形大为有余，形小为不足”，“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如果每个事物都能按照其本性的要求，在他性分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都是一样的“自由”，“逍遥一也”。

郭象为建立其“崇有”的思想体系，为把“物各有性”的思想坚持并发挥下去，他提出“自生”、“无待”、“自然”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方面表明事物存在的形式：“自生”表明事物发生的形式，“无待”表明事物存在的无条件性，“自然”表明事物的存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自生”：事物根据其“自性”而存在，而其“自性”只能是“自生”的；如其“自性”不是“自生”的，则是其他事物所给予的，推求下去势必又得承认有造物主或本体之无。所以“自生”这一概念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非常重要，他在《庄子注》中反复说明这一点。从我们上面所构造的图表中看，“自生”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郭象哲学体系的中心环节，它把“自性”和“独化”两概念联系起来。在《庄子序》中提出的郭象注《庄子》的基本思想“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正好说明这一点。“自生”这一概念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大体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涵义：“自生”意谓“非他生”，“自生”意谓“非有故”，“自生”意谓“非有因”。

郭象说：“欻然自生非有本。”（《庚桑楚》注）这里的“本”是指“根本”，即有“根据”的意思，“欻然”是说忽然发生。万物都是忽然自生的，没有什么使之发生，作为其存在的根据，所以说：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齐物论》注）。（按：《列子·黄帝》注：“向秀曰：块然若土也。”成玄英疏：“块然，无情之貌。”）

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岂有之所能有乎？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庚桑楚》注）

照郭象看，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如果此“有”能生彼“有”，此“有”则为彼“有”之根本，这样一来，此“有”则具有造物主的地位了。所以任何事物都只能是“自生”的，而非“他生”的。所以郭象说：“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天地》注）“独生而无所资借，生死出入，皆欻然自尔。”（《庚桑楚》注）事物既不是靠着“无”而存在的，也不是根据其自己主观的要求而生成的，而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地自然如此生的，如此存在了。

“自生”必“无故”，这点在郭象思想中同反目的论有关系。郭象说：

天不为覆，故能常覆；地不能载，故能常载。使天地而为覆载，则有时而息矣；使舟能沈而为人浮，则有时而没矣。故物为焉，则未足以终其生也。（《德充符》注）

故意做什么就会违背自然之性，而往往行不通，所以他说：“无故而自合者，天属也。”（《山木》注）郭象在《庄子注》中常用“自尔”一概念，而“自尔”这一概念往往和“自生”的涵义是相同的，如他说“欻然自生”、“欻然自尔”。又如他说“万物皆造于自尔”，“物各自生，而无所生焉”，都是“有物之自造”的意思。郭象说：

自尔，故不可知也。

设问所以自尔之故。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当顺之。（《天运》注）

一事物的生生化化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近因，可是对这事物生生化化的原因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和变化是根本没有什么原因的。如果人们硬要去追求，只会陷于困惑之中。所以郭象对《齐物论》“若有真宰”一节注说：

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

对万物的“自生”是不能去追问它为什么如此的。甚至，郭象更进一步论证说，万物“自生”是“无故”的，不仅是指没有其自身以外的目的；而且也没有其自身内在的目的，“岂有之所能为有乎”，所以“自生耳，非为生也”，也不是“有”有目的生的。就这一点看，郭象反对目的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其一定的意义。

万物“自生”既然是“无故”的，因而也是“无因”的。在郭象的体系中，“因”有两种涵义：一是“顺应”的意思，如说“达者，因而不作”，“因其性而任之则治”；另一则是“原因”的意思，如说“不知所以因而自因”，前面的“所以因”的“因”就是“原因”的意思，是说事物的存在是没有“所以因”的。郭象说：

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齐物论》注）

这里的“故”也是“原因”的意思，对事物的存在是不能追求其原因的，它的微妙的变化都是其自身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外在的条件的。为此郭象强调“因”是“自因”，如《齐物论》注：“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

“无待”：“无待”是说事物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它的生生化化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不需要等待任何条件而自己存在着、变化着。郭象说：

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

事物存在的正常状态是“无待”的，因为既然没有一个造物主，而它的存在也就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了。然而“无待”是不是否定了其他事物的存在呢？照郭象看，那也不一定。列子御风而行，虽“非风则不能行”，但列子“非数数然求之者”，即并非有意去追求它，因此他可以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而能无不成，这就是“无待”。郭象认为，此事物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另一事物而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如此的存在了，所以它不能作为别的事物存在的条件。郭象说：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逍遥游》注）

这段话看起来似乎和上面的一段话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这里郭象的意思是：第一，本来每一事物都是各有各的“自性”的，其“自性”是“自生”的，没有一个给予者。列子能御风而行，这是列子的本性，无论有风或无风都不影响他的御风而行的本性。因此，列子能御风而行的“本性”并不以“有风”为条件。第二，从列子必待风而行方面看，那么任何事不能“无待”，而都是“有待”的了。第三，因此对“有待”和“无待”去分别它们，只是一种看法。从事物都能“各安其性”，不去追求什么，“不为而自然”，“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涂”，这难道不就是“无待而常通”吗？第四，如果去追求“无待”，这实际上正是“有待”，因为你期待着去追求，那你的存在正是有条件的。第五，不去分别“有待”、“无待”，而“自足其性”者，才是真正的“无待”。盖任何事物使其性自足是不必求之于外的。郭象在《齐物论》注中有一段论“形”、“影”、“罔两”之间的关系很能说明他的观点，兹录于下：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与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识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若乃责此近因而忘其自尔，宗物于外，丧主于内，而爱尚生矣。虽欲推而齐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事物的存在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此事物由彼事物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无论“罔两”、“景”或是“形”都是独自存在的。如果要求追问此事物存在的“近因”，则可以无止境地追问下去，这就会忘掉事物是“自尔”的（“自尔故不可知”），这样就会失掉“自性”，而无所适从了。所以说事物依其自性自生，其存在本来是无条件的，如有条件则有造物主，故只有承认事物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才可以真正坚持事物的“自性”是“自生”的，它的存在是“无故”、“无因”的，而“造物者无主”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

“自然”：在魏晋玄学中，“自然”这一概念是有种种不同的涵义的，就郭象来说，由于他针对的问题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因此“自然”在他的著作中的涵义至少有五种，而这些不同的涵义又是相互联系的。

第一，天人之所为皆“自然”。在《庄子》书中“自然”往往是“天然”的意思，如说“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晋王廙《洛都赋》：“不劳煮沃，成之自然。”这里“自然”也是“天然”的意思。在郭象的著作中，“自然”固然有“天然”的意思，但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人为”也是“自然”。《庄子·大宗师》中说：“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周是主张要区分天和人之所为的，所以荀子说他“蔽于天而不知人”。郭象在这里注说：“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这就是说，郭象不仅把“天然”看成“自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也是“自然”。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人为”也是“自然”呢？

第二，“自为”是“自然”的表现。王弼说：天地任自然无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作，而把“自为”也看成是一种“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自然”有“无为”义。郭象也认为“自然”有“无为”义，他说：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秋水》注）

郭象把这种“自为”称为“自然”，即是说自己为自己，不是为别的东西，所以他又说：“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在宥》注）“自为”是“无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和“有为”不同的，“有为……不能止乎本性，求外无已”。那么“自为”是根据什么呢？

第三，“任性”即“自然”。王弼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方的东西是根据方的原则（方的标准）而成为方，圆的东西是根据圆的标准而成为圆，方得方之性，圆得圆之性，这就叫“法自然”或叫“法性”。但在王弼哲学中，这里“自然”概念指的是抽象的标准，具体事物应该根据抽象标准而成为具体事物，这就叫“自然”。郭象认为“自为”也是“自然”，但“自为”是根据什么，是不是任意而为呢，是不是故意而为呢？不是的。照郭象看，所谓“自为”就是根据事物各自的“自性”而“为”，这也是“无为”，他说：

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天道》注）

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注）

不因其自为而故为之者，命其安在乎？（《秋水》注）

“自然”就是“自然”，没有什么使事物这样或那样。任何事物都只能“率性而动”，而不能“故为之”，不要使人从己，也不要舍己从人，“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

第四，“必然”即“自然”。王弼认为，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在于有其存在之理，所以他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这是说事物存在有其必然性，“无妄”者，“不是没有根据”之谓也，其根据即在“必然之理”。郭象则认为，事物的存在是根据各自的“自性”，而“自性”是不可改变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岂有能中易其性者”。所以，此事物成为此事物是为其“自性”规定的，这种为“自性”所规定的情形叫“命”，即“必然性”，他说：

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天运》注）

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养生主》注）

“知命”者不作“无奈何”的事，这就叫作“自然”。

第五，“偶然”即“自然”。王充在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中，接触到偶然性的问题，他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论衡·物势》），“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论衡·自然》）。这里的“偶自生”是说自然巧合而生，是没有什么目的和原因的，因此王充的“自然”含有偶然性的意思。郭象在这个问题上继承了王充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事物据其“自性”而必然如此的存在着，这是自然而然的，必然如此的。但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必然如此”的存在着又是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道理的。或者说，你根本不可能去问它如此存在的原因，因此他讲的“自然”又有偶然性的意思，他说：

物各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齐物论》注）

就其“不知其所以然”说，“自然”就有偶然性的意思。所以郭象在说明事物的“自生”时，往往用“突然”、“堀然”、“欻然”等等，都是为了说明事物的存在是没有目的的，说不出原因的。

郭象关于“自然”概念的涵义有以上相互联系的五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后面两点，即“自然”既有“必然”又有“偶然”的意思。必然和偶然本是相对立的概念，但从辩证的观点看必然和偶然又是相互联系的，是能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又往往通过偶然性而表现。郭象用“自然”一词，既说明“必然”，又说明“偶然”，正是他认识到“必然”和“偶然”的相互联系：此一事物作为此一事物而如此地存在着，从一方面说是必然的，“物各有性”；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偶然”的，“忽尔自生”。在郭象的体系中，事物的存在必须兼有这两方面，缺一方面则非郭象哲学。黑格尔认为，必然的东西是这样的而不会是那样的，因为它是有原因的，偶然的东西则相反，它是没有原因的。郭象大概是了解这一点的。甚至可以说，郭象认识到说事物的存在是由于“自性”，而此事物之所以有此“性”，则是“欻然而自生”、“忽尔自生”，所以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郭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很有辩证意味的看法，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的意思。当然郭象的著作中没有“自由”一词，他用的是“逍遥”一词。郭象认为，事物虽有不同，但是都能“放于自得之场”，只要做到“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则“逍遥一也”。自己根据自己的性分所及，充分地、无限地去实现其“自性”，就是最大的逍遥，就是最自由的。如何才能充分地、无限地实现其“自性”呢？郭象认为，这就要求不把自己限于“一身”去分别自己是“大”还是“小”，因为“大”和“小”只有相对的意义。如果对于那些只具有相对意义的东西能不以为意，不要求一定这样或一定那样，就是“无待”，所以他说：

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逍遥游》注）

所以“逍遥”（自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无大无小”、“无生无死”的认识，就是“无待而逍遥”。“无待而逍遥”，则是“无方”（无方所），或叫“大方”，“踏于大方，不知所以然”。认识了自己，又不执著自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那就是说它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踏于大方”（即无方），无所限制。这种“踏于大方”的境界，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含有偶然性的意思。所以郭象的“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其必然性是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实现的，因此也就是说它是纯偶然的，碰上的。而其所谓“逍遥”当然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境界。

郭象关于“自然”的观念，在南北朝有很大影响，不少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的人都利用这种关于“自然”的观念。例如，范缜说：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南史·范缜传》）

他认为，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可寻。你萧子良碰巧落在编花席上，就富贵了，而我范缜落在粪坑里，就贫贱了。但范缜关于“自然”的全面了解，似乎也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相联系的观点，如他说：

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神灭论》）

就“自然”说，一方面是“不可知其然”的，“忽焉自有，恍尔而无”，但另一方面是根据“天理”的，各有其性。所以“自然”也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

后来朱世卿著《性法自然论》也是继承着郭象、范缜而发展的，他一方面说：

荣落死生，自然定分。（《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另一方面又说：

动静者莫有识其主，生灭者不自晓其根，盖自然之理著矣。所谓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同上）

譬如温风转华，寒飙扬雪，有委溲粪之下，有累玉阶之上。风飙无心于厚薄，而华霰有秽净之殊途；天道无心于爱憎，而性命有穷通之异术。（同上）

这些都有必然性寄寓于偶然性之中的意思。

“无心”和“顺物”（顺有）：郭象的“无待”概念中包含着一个问题，从任何事物的“自性”都是“自生”的方面看，它存在的根据只在其自身，因此是“无待”的；但从任何事物的“自性”所表现出的情况方面看，似乎又是“有待”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郭象认为，这种矛盾的出现全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因素引起的，如果任其自性，随遇而安，而能无所不成，则是“无待”。因此，对任何事物说，达到“无待”必然以“无心”为条件。郭象的“自然”一概念也包含着一个问题，它既有“无为”又有“自为”（特定的“为”）意思。那么这两方面如何统一呢？郭象认为，这本来是事物自身的矛盾，只能从事物自身方面去解决，因此必须“顺物”（顺有）。这样一来，本来是讨论事物存在的问题，却成了人们如何对待事物存在的问题。郭象说：“至人无心而应物，唯变所适。”（《外物》注）又说：“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群圣之所游处”（《知北游》注）。这都是说，圣人或至人对待事物应有的态度。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事物，虽属主观方面，但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依其“自性”而生生化化，对它们只能“因”，只能“顺”，而不能有所作为，“无心于物，故不夺物宜”，“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应帝王》注）。

“独化”：如果说“有”是郭象哲学体系中最普遍的概念，那么“独化”则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上述诸概念最终都是为了证成“独化”这个范畴的。所谓“独化”，从事物存在方面说，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而且此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郭象的这个观点是由“自生”、“无待”、“自然”三个方面引申出来的。

从“自生”方面，郭象说：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夫生之难也，犹独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故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己为也，而为之则伤其真生也。（《大宗师》注）

“凡得之者”云云是说凡得自性而为生者，从外面说不是由于“道”所给予的，从自身说也不是自己所能求得的，而且没有什么原因突然自己得以如此独立自足地存在着。“自得”是说“道”不能使之得而自得为生（“自生”）。既然是“自得”“生”，那就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考虑自身的存在而去追求之。“自得为生”，则任何事物都应是独立自足的，如果不是独立自足的，那或是“外资于道”，或是“内由于己”之为，这样就要否定“自生”了。

从“无待”方面，郭象说：

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

又说：

推而极之，则今之所谓有待者，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彰矣。（《寓言》注）

事物就其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待”，因为它们各有各的“自性”，都是相对的，但从能“自足其性”说，则都可以是“无待”的。而“性”既不是由外面所给予，也不是由自己主观求得，而是其自身所具有的。因此，对于事物存在的原因表面上看可以一层一层地追求下去，但追求到最后就可以看到“似有待而实无待”。如果人们要追问事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据，那你尽管无穷地追问下去，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无待”。由于刨根问到底，到最后所得的结果只能是“无待”，所以“无待”就是绝对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独立自足的。

事物的存在从一个方面说是必然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偶然的，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就是“自然”。郭象说：

卓尔，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唯命之从也。（《大宗师》注）

这里的所谓“天”是“天然”的意思，即“自然”，郭象说：“天者，自然之谓也。”人的存在和活动都是顺乎自然的，而这种顺乎自然正表现了人的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人的存在与活动既然是以其自身的生生化化为根据，那么人就可以在昼夜、寒暑等等变化之中，顺乎自然而不受外在的东西所影响，何况能卓尔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圣人又哪能不任其自化呢？既然是任其自化，这也就是他自己命中之事了。这就是说，表面上看来，任何人，包括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圣人，其存在与活动都是命定的，必须“安命”，所以郭象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秋水》注）这就是说，“安命”才可以真正的“逍遥”。盖任何事物只要在其性分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放于自得之场”，无往而不逍遥，又是可以自由的，苟“得其所，则物皆逍遥也”。

任何事物都是独立自足地存在着、活动着，这样就必须是此事物独立自足地存在着的同时也得让别的事物独立自足地存在着，这样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别的事物的关系问题。但是，从郭象的思想体系看，他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独立自足的存在，没有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照郭象看，正因为每一事物都是一独立自足的存在，那么如有一事物不能独立自足地存在，别的事物也就不能独立自足地存在，所以在事物之间，此一事物的“独化”必是彼一事物存在的条件，彼一事物的“独化”也必是此一事物存在的条件，“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因此，事物之间相互为因（条件）的功用，与顺应事物自身的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相比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事物的“独化”对其他事物才有意义。

如果说“崇有”是郭象哲学的起点，那么“独化”则是他的哲学的终点。他的哲学从反对有一本体之“无”或造物主，而只承认“有”是唯一的存在开始，到把一个个的事物都绝对化为独立自足的神秘的自在之物为止，这中间相当丰富地运用了思辨哲学特有的方法，在分析事物的种种矛盾中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上面我们分析了他的哲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就可以对郭象哲学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有一系统的了解了。

郭象的哲学体系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前面所讨论的是其“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下面将讨论他的“明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内圣外王之道”初见于《庄子·天下》，而后儒道两家亦多有论者。郭象欲排除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造物主，其目的还在于调和“自然”与“名教”，而合“内圣”与“外王”为一。《外物》注中说：“神人即圣人也，圣言其外，神言其内也。”《逍遥游》注谓：“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就此可知，《外物》注中所谓的“圣人”实指“外王”，而“神人”则指“内圣”，且“内圣”即可以是“外王”，并非为二。郭象合“内圣”与“外王”为一，其论证见于《大宗师》注。郭象注《庄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一段说：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观其与群物并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观其体化而应物，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超俗盖世之谈矣。

郭象的这段注可以说是了解其“内圣外王之道”的关键，分析起来可注意者或有四点：

（1）郭象认为，在所有的道理中有最根本的道理，这就是“内圣”与“外王”是相合一的，因为没有最高明的游于外而不冥于内者，也没有最高明的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这就是说“极高明”而必能“道中庸”，“道中庸”亦必能“极高明”。

（2）圣人之所以能“常游外以弘内”，关键在于“无心以顺有”，故《应帝王》解题谓“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逍遥游》注“至人无己”谓：“无己而顺物，顺物而王矣。”《人间世》注中说：“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据此可知，能“无心而顺物者”是能为“圣人”，也是能为“帝王”者。

（3）“无心以顺有”，即谓“无措于心”而“顺物自然之性”。圣王生活于现实社会之中必遇到种种事情，如遇事而“有心”（有意去做什么），那么必为“物”累，而不得“逍遥游放”，如“无心”，那么就可以“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了。“无心”则能“顺物”，《齐物论》注中说：“无心而无不顺。”盖因“物各有性”，圣人对“物性”是不能做什么，也不必做什么，只能让每个事物都顺其自然之性，故《达生》注中说：“各任性分之适而至矣。”如果每个事物都能按照其性分的要求生生化化那是最美妙的，这是因为：“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之不能，不得强为也。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外物》注）所以郭象说：“神人无用于物，而物各得自用，归功名于群才与物冥而无迹，故免人间之害，处常美之实。”

（4）一般人看到圣人“终日挥形”、“俯仰万机”，就认为“圣人”不能“遗物而离心”，不能“坐忘而自得”，这是因为他们只见其形，而未睹其神，这正是为一般俗人的见解所累，而不了解“内外相冥”的最高道理。至于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解释《庄子》，在《郭象的哲学方法》一章中详论，于此从略。

就以上所论，郭象的目的正是在于合“内圣”与“外王”为一，以消除“自然”与“名教”之分离，以证“出世间即世间”之理。关于这种“合内外”的思想在郭象的《大宗师》注中尚有多处，如说：“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夫与内冥者，游于外也。独能游外以冥内，任万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刑制，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以上郭象《大宗师》注所论，就其内容言，其一方面强调“游外”者才可以“冥内”，离人群者才是真正的“合俗”，坐忘者才能“应物”，如果不忘掉世俗的一切，那不过是俗中之一物，而不能应物而无累于物，非“体玄识远”者。另一方面又提出“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而要求“至德之人”照自己本性的要求去做，不要为“名声”和“政事”（刑制）所限制，这样才是真正的“礼乐复乎己能，忠信发乎天光”（《庄子序》），而能“畸于人（事）而侔于天（道）也”。在这里郭象无非是反复论证“不废名教而任自然”之意，此乃其“内圣外王之道”的要点。就其方法而论，郭象多运用“否定的否定的方法”，即用“否定达到肯定”。“离人”为否定，而恰恰可以达到“合俗”的肯定；“遗物”为否定，而恰恰得以“人群”，所以“夫与内冥者，游于外也”。这种“用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可以把看起来相对的两个方面调和起来合而为一。“名教”与“自然”是相对的两个方面，然而愈是任万物自然之性，则愈是能成就帝王之道。关于“否定方法”的意义详见于《郭象的哲学方法》一章。如果说《应帝王》之解题欲说明“内圣外王之道”在于“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那么上引《大宗师》的注，则在论证内外合一之方，而“大宗师”者，帝王之师也。故《大宗师》的解题说：“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

“圣人”是否可学可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弼首论“圣人”不可学不可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钟会等人又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而王弼却不赞成何晏的观点，他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劭《王弼传》）。照王弼看，因“情”乃人之“自然之性”，“自然之性”怎么能去掉呢？但圣人可以做到“动不违理”，“应物而无累于物”。为什么圣人可以做到“应物而无累于物”，而一般人做不到呢？这是因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的缘故。“圣人茂于人者神明”的意思是说，圣人“智慧自备”，“自然已足”。所谓“自备”，非学所得，非求而致也，故“圣人天成”。而嵇康《养生论》亦谓：“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郭象虽“崇有”，虽反对“贵无”，但在圣人的学致问题上却与王弼同。《徐无鬼》注中说：“圣人之形不异于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于精神，则始终常全耳。”郭象认为，就人之所以为人，在形体上，圣人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在“精神”上则和一般人完全不同。所以在《逍遥游》注中说，神人和一般人都一样“俱食五谷”，但神人之所以为神人，“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盖因人与人所禀受不同，即其所具有的“性分”不同，“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齐物论》注）。“性分”是不能改变的。故《德充符》注中说：“人之生也，非情（按：此谓故意追求）之所生也……有情于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以为圣贤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也。”离娄之明、师旷之聪，是天生的聪明，皆在其性分之内，不待外求，圣贤自为圣贤，故不可学致，“故学者不至，至者不学”（《庚桑楚》注）。

郭象为进一步论证圣人“特禀自然之妙气”，提出学“圣人”只能是“学圣人之迹”。《肤箧》注中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效法圣人只能是学他所表现出来的有迹可寻的种种形式。而圣人的那些活动的可寻之迹，是已时过境迁的活动，和效法者所处的时事毫不相干了，而成为无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把存在着的东西叫作“事物”，但“事”和“物”并不是一回事，“物”往往指存在着东西本身，而“事”则常指物的活动（主要是指人的活动）。郭象分别“迹”和“所以迹”，可以说看到了“事”和“物”的区别，或者说看到了看得见的“活动”（痕迹）和看不见的“本性”（内在本质）的分别。照郭象看，所谓“迹”是指事物（或圣人）活动留下来的痕迹，“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外物》注）。所谓“所以迹”是指事物（或圣人）自身之“自性”，“所以迹者，真性也”（《天运》注）。“真性”即指此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者。此马之真性可日行千里，这是他的“所以迹”；此马日行了千里，这是它的“迹”。“迹”和“所以迹”都是此事物的，不过一是此事物活动留下的“痕迹”，一是此事物之“自性”。有某种“自性”的事物，如果它活动了，则有其活动留下的“痕迹”。对于一事物说，它存在的根据是它的“自性”即“所以迹”，而人们对其“自性”（“所以迹”）是无法认识的，所能认识到的只能是某事物活动所留下的“迹”。

郭象为什么要提出“迹”和“所以迹”的问题？或有多重意义：

（1）郭象看到了事物本身和事物活动所留下的痕迹的区别。如果把“迹”看成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活动留下的痕迹，那么很可能得出有“造物主”或“本体之无”的结论。如果“迹”是事物本身，那么谁使它如此而不如彼呢？而把事物活动留下的“迹”和事物本身看成是有区别的，“所以迹”是事物自身，是一个一个以“自性”为根据的单独存在物，这样造物主或本体之无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当然，说事物自身是其自身的造物主亦无不可。可是，郭象认为“物各有性”，那无非是说每个事物自己就是自己的造物主，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只能造自己的造物主，这样也就否定了有一个唯一的统一的造物主了。而所谓“自己是自己的造物主”也就是郭象“造物无主”、“物各自造”的意思。“迹”是事物活动留下的痕迹，不是事物自身，因此它不是“实体”；“所以迹”是事物的自身，它是唯一存在着（或曾经存在着）的“实体”。因此，照郭象看来，区分了“迹”和“所以迹”可以更好地坚持“有”是唯一的存在。如果把“迹”和“所以迹”看成相对的存在，或两种不同的“实体”，这不是郭象的意思。郭象认为，如果把“迹”和“所以迹”看成两种不同的“实体”，不如对“迹”和“所以迹”双忘，《大宗师》注说：“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本来人就不能把自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同样如果去把外在的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加以执著，那么就是把“迹”当作“所以迹”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不如双忘，随时而迁，故《齐物论》注中说：“唯大圣无执，故芚然直往，而与变化为一，一变化而常游于独者也。”芚然，无所执而直往之貌。不仅“迹”是过去的东西，是“陈迹”，不应去执著；而且“所以迹”又是无迹可寻的，是“无迹”，也是无法执著的，人们只能随遇而安，无著无执，故可无往而不通了。《让王》注谓：“……曰：许由之弊使人饰让以求进，遂至乎之哙也。伯夷之风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圣人无迹，故无弊也……夫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圣者乃无迹之名也。”圣人无迹，故不可学致也。

（2）相对地说人们的认识只能认识事物之“迹”，即认识其他事物活动的痕迹，而不能认识其他事物的“所以迹”，也就是说不能认识其他事物的“自性”。如果不去区分“迹”和“所以迹”，那么就是说人们也可以认识其他事物的“自性”，这样就把别的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了。但照郭象看，每一事物都是一独立自足的存在，它不能作为认识的对象，故《齐物论》注中说：“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甚至圣人对其他事物也只能“无心而任乎自化”。人们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正是把“迹”当成了“所以迹”。本来“迹”只是某事物过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就去效法，要做圣人，可是所追求和效法的只是圣人之“迹”。而圣人之“迹”只是圣人所在时的所做所为，但它已经变为“陈迹”了，万万不可以用它作为“应变之具”。无圣人之性而去效法、追求圣人之迹，岂不要失去原有的本性，越追求就越错误吗？所以郭象说：“所以迹者，无迹也。”（《应帝王》注）事物的“自性”是无迹可寻的。从这点看，郭象的“所以迹”和康德的“物自体”颇为相似，“所以迹”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

（3）郭象提出“迹”和“所以迹”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人们安于其“自性”。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由于其“自性”所规定的，而“自性”又是自身所固有，不是谁给予的，因此就不能怨天尤人。每个事物由其“自性”所决定而只能有某种活动，帝王可以“戴黄屋”、“佩玉玺”，可以“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老百姓只能“耕织”，“守愚以待终”。老百姓如果去追求“戴黄屋”、“佩玉玺”，那就是想效法帝王，然而老百姓并不是帝王，无帝王之性而要去做帝王所做的事，这不仅追求不到，反而会丧失自己的本性。照郭象看，社会混乱就是由一些人违背自己本性去追求他不应追求的所造成的，所以他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要使社会安定就是要使各个事物顺其本性发展，“物各顺性则足，足则无求”（《列御寇》注）。

郭象的这一“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照我看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他必须论证他所构造的社会蓝图的合理性；二是他必须说明圣王之所以必有之必要性。对后一问题郭象作了说明，《人间世》注中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郭象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有一统治者（君主），如果没有一个统治者，社会或者解体，或者混乱，而且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然而他的这一社会必以一人为主的道理，和他的“独化”理论会发生矛盾。照郭象的“独化”理论看，每个事物都是按照其“自性”独立自足地生生化化的，其他事物对它不应发生什么影响，因此一人为主的统治者是没有必要的。当然，郭象可以说，他所说的“统治者”（帝王）正是对其他事物的生生化化不加干涉的统治者，他是“以不治治”者，是“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如果这样“帝王”（君主）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或者我们把郭象这种“帝王观”叫作“虚君论”。这种“虚君论”和当时鲍敬言的“无君论”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鲍敬言认为可以“无君”，而郭象认为“不可以无君”，但君主可以“无心而顺物”。

郭象的这种分“臣民”（多）与“君主”（一）的观点是否有其合理性，郭象又是如何论证其合理性，这就涉及他所构造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了。《齐物论》注中说：“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郭象用自然现象比附社会的人群关系，说不上是有力的论证，但它毕竟是当时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的写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等级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它是当然之理。《秋水》注说：“小大之辨，各有阶级，不可相跂。”郭象为进一步说明他的合理社会的蓝图，用“公私之辩”加以论证，他说：“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体，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各个等级的人都是有其相当的名分，并没有谁治谁的问题，而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耳目等等各有各的职能那样而互相配合。照郭象看，如果社会上的各个等级的人能各安其位，并不是谁为谁而存在，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合理的社会。这个观点和他的“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相一致。在什么等级安于什么等级之位，尽伦尽职，这就是“公”，反之就是“私”。所以他说：“若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地位全由其所禀受的“自性”所决定的，“自性”是天然如此不能改变，因此其社会地位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天理自然”。如果企图改变已定的社会地位，那就是“私”，这不仅做不到，而且会使自己陷入困境。《逍遥游》注中说：“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任何事物受它性分所决定，他所能活动的范围都是有极限的，越过其性分所允许的范围，必然失败。“自性”决定着事物活动的范围，决定着其社会等级地位，同时又以是否安于“自性”作为“公”与“私”的价值标准，而且在“适性”上又都可以叫作“逍遥”，故《逍遥游》的解题说：“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郭象的“合理”的社会蓝图难道不正是当时等级社会的模写吗？在魏晋世家大族统治的等级社会中，那个集团一方面希望各个等级的人都只能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即郭象所规定的“自性”）活动，另一方面世家大族本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可以“戴黄屋，佩玉玺”，可以“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无往而不为天下君”，他们的“逍遥放达”的范围是很广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制的。一般老百姓名义上也可以“逍遥放达”，但其实他们“自由”的范围是很小的。郭象的哲学，以“游外以弘内”取代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又用“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取代了“名教中自有乐地”。就前者说，可以避免使世家大族等级制度遭受破坏的危险；就后者说，又可以摆出超然物外不为世事所累的姿态。郭象依据当时世家大族统治的社会勾画出一幅“合理”的社会蓝图，这就是说他认为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实社会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就这方面说“现实的”确有其“合理性”。但是，对“现实存在着的”给予价值判断，如果从历史作为一发展过程的观点看，“现实存在着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现实存在着”总是某种“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统一，而且必定会由其具有某种“合理性”走向全然的“不合理性”。因此，批判哲学的批判功能是最可贵的人类精神。

二、东晋时期的玄学

张湛约生于公元370年前后，卒年不详。著有《列子注》，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中提到张湛的《养性集叙》，并说是书之“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在《养性延命录序》中说：“余因止观微暇，聊复披览《养生要集》，其集乃钱彦、张湛、道林之徒，瞿平、黄山之辈，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宝育。或鸠集仙经真人寿考之规，或得采彭铿老君长龄之术，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及招损于后患诸本，先皆记录。今略取要法，删弃繁芜，类聚篇题，分为上下两卷，卷有三篇，号为《养性延命录》。”可知，张湛对养生颇有研究。

张湛为东晋时人，此时佛教传入已久，道教也已渐成一颇有势力的宗教，社会风气有了很大变化，据《世说新语》可知当时对个人“生死”问题更为关注，张湛当然不能不受到影响。故在《列子注》中可见佛道二教之影响，据季羡林先生考证，《汤问》“偃师之巧”的故事和西晋竺法护所译的《生经》卷三里的一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因而说明这一故事是“《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1〕。注中又颇有“养生延年”之论，或亦受道教之影响。兹不详论。张湛在王弼、郭象之后，故其注《列子》不得不受魏晋玄学“贵无”、“崇有”这两大思想之影响，可以看出张湛企图调和上述两派之学说，并杂有汉朝以来的“气论”学说（这或与张湛注意养生有关），但一种学说要求调和多种学说往往会使其自身学说陷入矛盾之中。张湛的思想就是一例。

魏晋人注书，其宗旨大意往往在“序”和“篇目注”中表现得最清楚。“序”为述全书大意，故如欲了解全书思想宗旨，必细读其“序”；“篇目注”为述全篇之大意，列举大纲，而发挥其思想。故研究张湛《列子注》的思想，似可从此入手。

张湛注《列子》的根本思想在其“序”中表现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群有以至虚为宗”，二是“万品以终灭为验”。张湛认为“群有以至虚为宗”，“群有”的生生化化是以不生不化的“至虚”（至无）为其存在、变化的宗主，实际上认为在万物背后有一超现实的造物主。郭象哲学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调和“自然”与“名教”，以维护现存的世家大族的统治，而张湛哲学则是要解决个人生死、以求解脱的问题，即所谓“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这种企图超生死的人生观正是适应东晋当权的世家大族的需要。

《列子》一书是否为张湛所作尚无定论，但由他编定和加工则毫无疑问，则“注”为张湛所作。这本书虽不免有矛盾之处，但张湛的注则认为该书八篇的思想是一贯的。据他的“篇目注”并参照各篇中注的内容，则可知：第一篇《天瑞》说“存亡变化，自然之符”，“群有”有生有化，而“本无”不生不化。第二篇《黄帝》说顺生死，顺性命之道者，应理处顺，则所适常通；“任情背道，则遇物斯滞”。第三篇《周穆王》说无变化，“生灭之理均，觉梦之途一”，“神之所交谓之梦，形之所接谓之觉。原其极也，同归虚伪”。第四篇《仲尼》、第五篇《汤问》说玄照，超生死须借智慧，“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真智”为“无智”，无智之智则寂然玄照，无所根滞。第六篇《力命》说知命，“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无为，天理之所制”。第七篇《杨朱》说达生，“夫生者，一气之暂聚”，“暂聚者终散”而归虚，故当纵情肆性，而不求余名于后世，此达乎生生之极者。第八篇《说符》说变通，“事故无方”，圣人“倚伏变通”，“心乘于理，检情摄念，泊然凝定者，岂万物动之所能乱者乎！”从这八篇“篇目注”所包含的思想看，张湛是围绕着生死问题来注《列子》的。所以在《杨朱》于“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一段注说：“此书大旨，自以为存亡往复，形气转续，生死变化，未始绝灭也。”要超生死、得解脱，就不能从有存亡变化的“群有”自身方面去解决，而必须从不生不灭的至虚之“无”方面去看待。因而，为了解决生死、解脱等问题，就得承认超自然的“无”是“群有”的生化之本，而“群有”之生生化化又是一气之聚散，至虚之“无”乃无存亡变化。所以《列子序》所讲的两个根本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可以从八篇的“篇目注”得到证实。此段于前面介绍《列子注》时已有，为方便讨论张湛思想再重复于此。

张湛的哲学虽也是为门阀世族服务的，但是由于东晋时代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情况，因而“生死问题”始成为他们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张湛虚构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至虚”，用它作为现实世界存在的根据，并把认识“群有以至虚为宗”看成是人们解决“生死问题”、达到解脱的办法。“至虚”这个超现实的世界是人们所追求的最后归宿。首先，张湛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事事物物的存在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超现实的“至虚”才是永恒的、绝对的，因而千变万化、生生灭灭的“群有”从根本上说都要回到“至虚”，此名“反本”，“出无入有，散有反无”。第二，“群有”有始终、生灭、聚散，而“至虚”则无始终、生灭、聚散，他说：“生于此者或死于彼，死于彼者或生于此，而形生之主，未尝暂无。是以圣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灭，一气之变，所适万形。万形万化，而不化者存。”（《天瑞》注）“元气”无形无象，所适万形，故为生化之本。所谓“元气”者实即“至虚”（或曰“太虚”）之别名。既然具体的事物都是暂时的，而“至虚”之本体是永恒的，如果有此认识，那就可以超出生死的限制，而达到解脱，盖“俱涉变化之途，则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极之域，则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同上）。圣人能明白生死的来源去向，因而对生死是没有什么欢戚的。而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有所执著，有所分别，这就是“私其身”。人们的迷惑都是由于“私其身”引起的，而一旦能不“私其身”，认识到“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则可超生死、得解脱了。第三，得到解脱的圣人是“乘理而无心”者。所谓“无心”亦即不执著什么，因为“不执著什么”才可以“无东西而非己”，“常与万物游”。这样的“圣人”也就是“至人”，具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张湛说：“至于至人，心与元气玄合，体与阴阳冥谐，方圆不当于一象，温凉不值于一器，神定气和，所乘皆顺，则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伤。谓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岂用心去就而复全哉？蹈水火，乘云雾，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黄帝》注）这里，张湛所描写的“至人”真的成了所谓“神人”了。

如果我们把张湛与郭象的思想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而且也可以看出他受王弼思想的影响，而更近“贵无”派。

（1）“游外弘内”是郭象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张湛亦尝讲之，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则不相同，一是要解决“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一是要解决“生死问题”。郭象在《大宗师》注中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很明显，是要说明圣人可以不废“名教”，而德合“自然”，因此“外内相冥”。张湛《列子注》中也有一段讲“冥内游外”的，他说：

卒然闻林类之言（按：指林类论生死问题），盛以为已造极矣，而夫子方谓未尽。夫尽者，无所不尽，亦无所尽，然后尽理都全耳。今方对无于有，去彼取此，则不得不觉内外之异。然所不尽者，亦少许处耳。若夫万变玄一，彼我两忘，即理自夷，而实无所遣。夫冥内游外，同于人群者，岂有尽与不尽者乎？（《天瑞》注）

照张湛看，“有”和“无”不能说是一对矛盾，因为“无”是绝对的，在“绝对”之外不可能有和它相对立的“相对”。又如果把“无”看成和“有”是相对立的，那就有分别取舍，这不是“尽理都全”。盖从绝对的观点看（即从“无”的观点看），“尽”与“不尽”都是一样。如果能把握千变万化（“群有”）的不变的本体（“无”），把一切对立取消，那么生死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圣人顺性而无心，“顺性”则体道穷宗，与“无”为一；“无心”则同于物，与万物并游。顺一切物之性，任一切物之心，无为而无不为，故能超于一切分别（包括生死的分别），而得到解脱。所以张湛讲“冥内游外”和郭象讲“游外弘内”，其用意不同，他讲的是圣人超越一切分别的解脱之道，而其理论架构多与王弼“贵无”相类，而肯定“有”与“无”并非对立。

（2）郭象哲学旨在解决社会矛盾，调和“自然”和“名教”，张湛哲学旨在解决个人生死问题，要求达到自我的解脱，因此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

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其“自性”，每个事物的“自性”都有其极限，如果每个事物（当然主要是指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尽其“自性”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到达了理想的社会。能让每个事物最大限度地尽其“自性”，而又“无厝心于其间”，这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从事物自身说，则应各安于其“自性”，“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齐物论》注）。郭象并把这种“任性”、“自用”称为“无为”，“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天道》注）。当奴隶的应安于做奴隶，尽奴隶的职责；当统治者的也要安于做统治者，履行其统治的职责，各安其位，均应如此，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均见《齐物论》注）如果“志过其当”，那就是“私”，这样不仅破坏了“天理自然”，而且也要“伤其自性”，所以郭象对“公”和“私”的看法是：“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应帝王》注）这种顺性为公、违性为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正是在鼓吹“私”即是“公”。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正是每个事物充分实现其“自性”的结果才有所谓“相因之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若乃责此近因，而忘其自尔，宗物于外，丧主于内，而爱尚生矣”（均见《齐物论》注）。这就是说，“公”、“私”的标准，只是在于是否能实现其“自性”。如果“开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也”（《齐物论》注），这就是“私”，而“若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同上）。然而每个事物的所谓“自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郭象说“自性”都是自身之规定性，任何事物之生成为此或为彼是没有原因的，也是没有道理可说的，因而不必去追问这个问题。这正掩盖了事物差异的实质，使郭象得以根据世家大族的要求把现存社会中事物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为其“自性”，并把社会关系模式图中所谓的“任性”、“当分”，叫作“公”，这实际是最大的“私”。这样的处理“公”、“私”关系，正是郭象提倡“内圣外王之道”所要求的。

张湛和郭象一样，认为“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天瑞》注），且每个事物的“自性”不是由外物所给予的，是其自身所固有的，“至纯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于外”（《黄帝》注）。但是，他又和郭象不同，以为每个事物的“性分”虽是其自身所固有，但圣人却可以“陶冶”它，使之走正道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圣人所以陶运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犹役人之能将养禽兽，使不相残害也”（同上）。所以张湛说的“性各有所宜”只是说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适当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说它都是独立自足的存在。且张湛更进一步提出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他认为“群有”都是“一气之暂聚”，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所以互相之间不能没有影响，“人与阴阳通气，身与天地并形，吉凶往复，不得不相关通也”（《周穆王》注）。人们如欲超生死、得解脱，就得破“小我”，与“大我”（太虚）为一体，而如“私其身”，则不能超生死而解脱。所谓“私其身”，即谓对自身有所执著而使自己同整个宇宙分开，这样就不能与“太虚”成为一体，不能了解生死的来源与去向。然而张湛并不认为“公”是“与天地合其德”，他认为：“公者对私之名，无私则公名灭矣”，“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厝其公私之名”（《天瑞》注）。“公”与“私”是相对的，或者说，相对的事物才有“公”、“私”之分，故无“私”则无“公”。然从绝对的观点看，既无所谓“私”，也无所谓“公”，所以人们应从绝对的“至虚”的观点看问题，这样即可消除“公”、“私”的分别，也可以超乎一切的分别，包括生死的分别，而得到解脱。张湛要从根本上取消“私”和“公”的分别，也是他的思想体系所要求的。在张湛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绝对的本体——“至虚”，而这个“至虚”即无所不包的宇宙全体，所以从绝对的全体的观点看，在超现实的世界中，一切分别都不存在了，而无分别才是永恒的存在。张湛的这种观点，无疑仍须肯定一超越的世界存在，思维模式或更近何晏。

（3）郭象和张湛在生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表现了他们思想体系的重大差异。在郭象的思想体系中，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没有一个“生生者”，因此任何事物实际上都无所谓生灭。“生”是此物之“生”，“灭”也是此物之“灭”，“生”、“灭”，对于此物都是暂时的现象，无论它是“生”还是“死”都仍是此“有”，故“更相为始，则未知孰死孰生也”（《知北游》注）。物的生死并非其始终，“死生者无穷之变耳，非始终也”（《秋水》注）。任何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既为独立自足存在，故谓“永存”。所谓“永存”，并非“永生”，而万物“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即永远存在于变化之中，生死也是一种变化，一物的“生”即是此物的“生”，一物的“死”，也是此物的“死”，它“生”既不为他物所“生”，它“死”也不会变成为另一物，所以“生”和“死”对此物而言仅仅是其存在的不同表现。“生”是此物作为一“生物”而存在，“死”是此物作为一“死物”而存在，它只是存在形式的变化，并不影响每个事物的自身。因此，说“生”，说“死”，对一个事物的存在本身并无不同，而只是一种看法而已，因为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对于“生”说“生”是“生”，但对于“死”说“生”是“死”，所以“生”和“死”并非聚和散，而“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在郭象看，“生”和“死”对任何事物都是其存在的一种状态，“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死”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如果能“于死为存”，那么任何事物哪有不存在的时候呢？所以他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注）又说：“死亦独化而死也”，“死与生，各自成体”（同上）。既然“死”和“生”一样，都是事物存在的形式，那么就应该“生时安生”，“死时安死”，不以亡为亡，亦不以存为存，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超生死，得解脱”之道，而“存亡更在于心之所措耳，天下竟无存亡”（《田子方》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象在生死问题上的态度和他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即要求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随遇而安，顺性当分，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不像张湛那样，要求在所谓的超现实世界中）取消一切分别和对立，包括生死的分别和对立，而不求之于超现实的世界。

张湛既然把万物看成是相对的、暂时的存在，而只有“至虚”是绝对的永恒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都是有始有终，有聚有散。此一事物之“生”就是其始，或说是“聚而成形”；彼一事物之“死”就是其终，或说是“散而归太虚”。就万物说，有“生”就有“死”，“死”、“生”之不同只是相对的，因此对每个事物说，“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对万物本体（至虚）说，则是“不生”，故“亦无死”，即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所以张湛说：

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形，故能生形万物于我体无变。今谓既生既形而复反于无生无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复尔，非始终之不变者也。（《天瑞》注）

所谓“始终之不变者”即万物之本体，万物有存亡变化，而本体不变。万物之有生有形反于无生（死）无形（灭），就是返回“太虚”。所谓“太虚”，既是万物之本体，又是宇宙之全体，“太虚也无穷，天地也有限”（《汤问》注），“凡有形之域皆寄于太虚之中，故无所根蒂”（同上），盖万物之生生化化均在“太虚”之中。而所谓“太虚”，张湛有时又认为是“元气”，故说：“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杨朱》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湛的哲学思想虽以王弼、何晏“贵无”为基础，而又糅合着汉人的元气论。大凡追求“超生死，得解脱”之道者，都把现实生活中的生死看成是相对的，张湛正是这样。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因此才有生灭、聚散、始终之分。只有“群有”之宗主“至虚”才是永恒的、不变的、无生灭聚散的。他们这种在现实世界之外虚构一种超现实世界的理论，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生死问题成为不可克服的矛盾，又欲取消而不得其道，所以产生这种结果。由于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取消生死的对立，而只能求之于超现实的世界。人们如欲解决生死问题，就必须不执著暂时的、有生灭聚散的现实世界，而以“无智之智”观照“至虚”之本体，则可知“生灭之理均，梦觉之途一”，而达到“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这种“超生死，得解脱”的境界。这正是张湛哲学思想的特点和目的。

综上所述，郭象的思想体系均围绕着论证“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即否定本体之“无”；而张湛的思想体系则在“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即肯定本体之“无”。然而他们的哲学都是在分析“有”和“无”的关系中建立的，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郭象从“无”不能生“有”，而否定“有”之上存在一个作为其本体的“无”。他所采用的是否定的方法，即从反面来论证，例如他说：“谁得先物者乎？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知北游》注）所以所谓“六合之外”、“无何有之乡”、“圹埌之野”等等，实际不过在“日用百物”之中，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出处常通”，即是“独化于玄冥之境”了。郭象的哲学是以否定在现实世界之外有超现实的存在为中心课题。张湛则认为，“群有”有生有化，其所以有生有化，必有一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为宗主，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肯定法，即从正面来论证，如他说：“凡滞于一方者，形分之所阂耳；道之所运，常冥通而无待”，“至无者，故能为万变之宗主”（《天瑞》注）。张湛的哲学是以肯定超现实的存在为中心思想。

关于张湛的哲学思想，我曾根据汤用彤先生的三份讲课提纲整理成《贵无之学（下）——道安和张湛》一文，最初发表于《哲学研究》1980年7期，后又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卷中，现录其中一段请大家参考。

1．“群有以至虚为宗”

《天瑞》一篇即说存亡变化，故要在解释“群有以至虚为宗”。所谓“宗”者，创始命宗，为宗极、宗主之义，即“体”也，如说“至无者，故能为万变之宗主也”。盖佛教本无名宗，初亦无宗派之义，本无宗者，以本无为体也。

（1）群有万变，至虚不变。《天瑞》注曰：

夫巨细舛错，修短殊性，虽天地之大，群品之众，涉于有生之分，关于动用之域者，存亡变化，自然之符。（按：符，信也，验也；“自然之符”即“天瑞”也。）夫唯寂然至虚，疑一而不变者，非阴阳之所终始，四时之所迁革。

盖群有之变，依于至虚之不变，有不变而后乃有变，变不能自变，必有变之者。“变不能自变”者，谓变不能生，变不能化，此点系采自向、郭《庄子注》；“必有变之者”，郭象无此说，向秀注则或有（详后）。故张湛于《列子》“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下注曰：“不生者，生物之宗；不化者，化物之主。”不变如海，变如波浪，有不变故有变也。

（2）群有有形，至虚无形。盖既为群有必定有形，有种种之外形（form），最重要的是有物质的形体（physical figure）也。有形即有分别，故《天瑞》注曰：“夫体适于一方者，造余涂则阂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若温也则不能凉，若宫也则不能商。’”又曰：“质，性也。既为物矣，则方圆、刚柔、静躁、沉浮各有其性。”而至虚无形，则超乎一切分别，故曰：“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形，故能生形万物，于我体无变。”群有各有偏，虚则不偏，能不偏则能反其真，为能归根，归根则无物。“凡滞于一方者，形分之所阂耳；道之所运，常冥通而无待”。“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气，何气之无灵？然则心智形骸，阴阳之一体，偏积之一气，及其离形归根，则反其真宅，而我无物焉”。按，“气”有二义，总者为至虚（元气），别者为有形，此别也。

（3）群有有化，至虚无化，此言生灭。“万品以终灭为验”此语为“群有以至虚为宗”之张本。按张湛意，至虚与万品仿佛有绝对（absolute）与相对（relative）之关系，然其实他并不曾把这关系弄清楚。郭象《庄子注》“故不暂停”，意即谓无“故”，盖一切永远涉新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列子注》用此义谓宇宙潜化，万物不能逃变化，故曰：“生不可绝”，“死不可御”，没有不变化之物，万品皆在生灭变化之中，唯至虚不在变化之中。至虚不变，故能变；至虚无生，故能生。所谓有生之物，即为有形之物，“夫尽于一形者，皆随代谢而迁革矣，故生者必终。而生生物者无变化也”。且张湛用庄周“藏舟于壑”义说：“夫万物与化为体，体随化而迁，化不暂停，物岂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间，已涉万变。”此“向之形生非今形生”，言“万物”顿生顿灭，而“万物与化为体”，此言“化”即能变义也。群有既常生灭，而群有之本是什么呢？

（4）本无。相对的（relative）万有有生化，绝对的（absolute）“无”无生死，不变的能变者为一切变化之本，至虚不变无形，不变无形即无，至虚为本，故曰本无。张湛于《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下注曰：

庄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张湛引向秀语，意欲说明“群有有生，而无不生”。至虚者即至无。按，张湛所谓“无”与王弼、阮籍均不同。王弼所谓“无”并不是指“无有”，阮籍亦不是指“不存在”（nonexistence），然张湛所谓“无”则近于nonexistence。照他看“无”的意思中没有“有”（existence）的意思，反过来说existence就不是“无”。所以他说：

谓之生（有）者则不无，无者则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则有何由而生？忽尔而自生。忽尔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则本同于无；本同于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也。

凡是“生”都是有限的（finite），而“无”不能用“有限的”来解释，所以“无”和“有”的关系不能用“生”的关系来说明。所谓“生”只是在现象界中，而“形、声、色、味，皆忽尔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则无为之本”。“忽尔而生”似向、郭独化之说也。但“无为之本”则与向、郭（特别是郭）截然不同。从这里可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无者则不生”；二是“不能自生，则无为之本”。

“无者则不生”，盖“无”和“有”是对立的，“无为之本，则无留于一象，无系于一味”，此谓“无”若为圆、为黑，则方、白之物将何所有？而现象界有方、圆、黑、白……故“无”不能限于一象，所以“无”是不生不死的。如“无”能生能灭，则无以为“无”矣。所以他引用了向秀说的话：“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生”则有限，“无”则无限。有限的存在（finite existence）是有变化的，“尽于一形者，皆随代谢而迁革矣，故生者必有终”。有限的存在如图：

而“无”则无此性质。盖“有始即有终”是佛教“无常”之意。而佛教之涅槃，即不生；道教之成仙，即不死，张湛之学说与佛教之学说甚相近也。

又群有为相对（relative），有形有象，故曰“适一”。“无”，无形无象，故曰无方，或曰“无所寄”。“适一”者适于一方，方即有所限制也。万物各有所宜，各有其性，各有其理，“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方安于方，而不为圆，是有所宜也。性或理者，物之所生也。物者万物中之一物，其所由之理乃万理中之一理也。群有相对，一物之生与别物异，一物之形与他物不同，而“本无”或宇宙之本体其本身即是万理、即是万物，故张湛数次引向、郭语：“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就变化言，特殊的事物有始终、存亡、聚散等等，以群有有彼此，故而变之；全体则无方，无终始、存亡、聚散等等可言，故无变。有方之甲、乙，出入太虚，复归于太虚，此出彼入，此存彼亡，而太虚本身则无所谓出入、存亡、生死也。变化继续不断，其实无“所谓甲”、“所谓乙”，故曰：“方死方生，方生方灭，”而“无”则无聚散、生死等等，盖“无”者“群有之总名”也。张湛之说，初视颇类王弼或郭象，但其实本不同。王、郭说“无”，都不曾把它看成一实体，皆说体用不二，而张湛之说总仿佛在“有”之外别有一“无”。

“不能自生，则无为之本”。“群有”有始终、存亡、聚散等等，故有形有象；而“无”，则无始终、存亡、聚散，故无形无象，而“群有”则以“无”为之本。故张湛说：

聚则成形，散则为终，此世之所谓终始也。然则聚者以形实为始，以离散为终；散者以虚漠为始，以形实为终。

所谓“虚漠”者即是说“元气”，“元气”即有似今日之“能”（energy），是“守恒”（constant）的。元气所造之物有始有终，而本身是无生死、无尽、无限的，所以元气不是“物”。凡物皆有始有终，因其为元气之变化故也，故曰：“生于此者或死于彼，死于彼者或生于此，而形生之主未尝暂无。是以圣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灭，一气之变，所适万形。万形万化，而不化者存。”元气为“形生之主”，无始终生灭；群有有形，有始终生灭，如水之与波，波浪如物，而水为主，波浪虽有变化，而水是无变化的。从元气说，是无聚散的，所以“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从有限之物上讲，没有不死的，即佛教所谓“无常”，顿生顿灭，所以说，“成者方自谓成，而已亏矣；生者方自谓生，潜已死矣”。简而言之，无即是元气，因为“无”不是“有”之一，所以“无”无聚散，与有聚散之“有”相反，然是“有”之本。具体地说，即《列子》卷一中所说的“太易”，而“太初”，而“太始”而“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变化相因袭也。而元气浑然，是为太易。“太易者未见气也”，张湛注说：“易者不穷滞之称，凝寂于太虚之域，将何所见耶？如《易系》之太极，老氏之浑成也。”其后始有气，是为太初。其后始有形，是为太始。其后始有质，是为太素。“太易为三者宗本”，“虽浑然一气不相离散，而三才之道实潜兆乎其中”，“太易之义，如此而已，故能为万化宗主”。张湛之说实为宇宙论（cosmology），不过也是汉人元气说加上魏晋玄学老庄之意义也。

总之，张湛之宇宙观，以“无”为本体，而“群有”为现象。“无”非“有”之一，故不生；“无”非“有”之一，故无形；“无”非“有”之一，故无聚散、终始，而“群有”反是。

2．解脱由觉，沉溺因迷

张湛之所以有上述之宇宙论，乃以为这种说法能解决生死问题也。据上述宇宙论而知生死存亡皆为相对，则可免除这种烦恼，故沉溺因迷，而解脱由觉也。 《天瑞》“长庐子闻而笑之”句下注曰：

夫混然未判，则天地一气，万物一形，分而为天地，散而为万物。此盖离合之殊异，形气之虚实。

这一段是《列子注》的宇宙论。根据这第一点宇宙论乃有第二点，即下面一段注的对人生之看法：

此知有始之必终，有形之必败，而不识休戚与阴阳升降，器质与天地显没也。

天地犹言阴阳。物有生死，元气有显没而无生死。物和元气是本末的关系，所以不应说元气生万物，而只能说元气是不生不灭的。张湛有时如此说，或是其疏忽处也。既明生死存亡不过是这样虚幻之事，乃有下面一段第三点，即所说的人生学说：

彼一谓不坏者也，此一谓坏者也。若其不坏，则与人偕全；若其坏也，则与人偕亡，何为欣戚于其间哉！

“不坏”是从本体上讲，“坏”是从现象上讲。天地不坏者也，但因其亦是气之委结，故亦可谓坏。天地犹如此，何况于人。这是从一个观点说，但从另一观点说，则又可谓：

生之不知死，犹死之不知生。故当其成也，莫知其毁；及其毁也，亦何知其成？此去来之见验，成败之明征，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处容其心乎！

世界上的聚散离合都是暂时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无什么分别的。“即之”即与万物如一，知道生死的来源去向，那么对于生死就没有什么欢戚了。凡是有欢戚者，皆因不明此理。盖“俱涉变化之涂，则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极之域，则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常人执著分别，以生为实，而不知死。常人执此而非彼，执彼而非此，彼此者去来、成毁之根据。而达观之士，从全体看皆“即之”，乃“情无彼此”。常人不达观，私其身，认此现象为我而作种种分别，“认而有之，心之惑也”，是谓“贪天之功”，“饬爱色貌，矜伐智能，已为惑矣。至于甚者，横认外物以为己有，乃标名氏以自异，倚亲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借名位以动众；封殖财货，树立权党，终身欣玩，莫由自悟”。迷惘乃由“自私”（私其身），认万物之死灭，乃以为是他自己的死灭，所以有悲戚、烦恼，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惑”字。而达观之士所以能解脱，乃因其觉，能知事物变化之理，而本体未尝变化也。所以张湛说：“夫天地，万物之都称；万物，天地之别名。虽复各私其身，理不相离；认而有之，心之惑也。”

具体的事物有形有质，故有存亡聚散，盖从其形质方面看，以为自己有生有得，则私其身，此正如海波以为自己是波浪而不是海水。张湛说“公”，不是从“与天地合其德”方面讲，而认为“公者对私之名，无私则公名灭矣。今以犯天者为公，犯人者为私，于理未至……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爱吝，复是爱吝天地之间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爱吝者也”。“公”与“私”相对，相对的事物中才有公私，故无私亦无公。张湛心目中似乎在相对之外有一绝对，此似佛教“俗谛”与“真谛”之分。张湛或知真谛超四句义。（按：如后来《中论》一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吉藏《三论玄义》：“若论涅槃，体绝百非，理超四句。”）张湛说“公”与“私”和王弼、嵇康皆不同。王弼所谓“私”为“私其身”；所谓“公”即“无所不周”，即得到全体也。嵇康说“私”为“丧其自然之质”；而“公”则“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抱一而无措，则无私”。张湛说“私”近王弼，而说“公”则与之不同，此似受当时流行之佛教的影响也。

“私其身”即为“著物”，故序中说：“想念以著物自丧。”《周穆王》注曰：“愚惑者以显昧为成验，迟速而致疑，故窃然而自私，以形骸为真宅。孰识生化之本归之于无物哉！”“无著”则“不私”。如果认识到“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细相形，多少相悬，推之至无之极，岂穷于一天，极于一地”，而不执著什么就可得到解脱。

《列子注》第一篇、第三篇讲形上学，其余六篇皆讲解脱。张湛以为“顺心”、“无心”即可解脱（超生死）。盖所谓“性命”，即一人在宇宙中生死之暂时变化。顺性乃知其性之本原，即知其为一气之变也。“禀生之质谓之性”，“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生者一气之暂聚”。又顺性，顺物之性也，顺即不逆、不违、不造。“顺性”即“任心”。性本得元气之全，心本与天地合德。“顺性”、“任心”即体道穷宗，超乎一切是非、利害、分别。如此，则能顺一切物之性，任一切物之心，无为而无不为。盖从相对的观点看，乃有是非分别；从绝对的观点看，则超乎一切分别。故解脱须借智，此智是无智之智，即“无心”。无心者，以万物之心为心，亦即“皆即之”也。“乘理而无心者，则常与万物并游”。无心则同于物，与无为一，是反本之谓也。“泛然无心者，无东西之非己”，“冥绝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动矣”。无心而应，与物同化，是为圣人。在政治上说，圣人能任贤使能，圣人并不必能众人之所能，而在于他能使众人，故曰：“不能知众人之所知，不能为众人之所能，群才并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恶无好，无彼无此，则以无为心者也。故明者为视，聪者为听，智者为谋，勇者为战，而我无事焉。”又曰：“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则彼我之辩生矣。圣人对接俯仰，自同于物，故观其形者似求是而尚胜也。”张湛又相信圣人有神通，水火风雨皆不能伤，如佛家言有天眼通天耳通，故说：“至于圣人，心与元气玄合，体与阴阳冥谐，方圆不当于一象，温凉不值于一器，神定气和，所乘皆顺，则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伤，谓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岂用心去就而复全哉！蹈水火，乘云雾，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而限于一方者，各有所宜，则有缺点，不能为“至和”。圣人超乎一切分别，故能顺一切分别，在水为水，在火为火。盖圣人能“倚伏变通”，“心乘于理，检情摄念，泊然凝定者，岂万物动之所能乱者”！

觉则解脱，迷则委结。而解之者、体之者由于神智。神智不假于耳目，而寂然玄照，忘智则神理独运，感无不通。所以《列子序》中所说的，“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正是张湛所谓解脱而达到的最高境界也。

三、唐初重玄学

“重玄”这一概念是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但“重玄学”则是自东晋后逐渐形成的。敦煌写本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开题》残卷中说：

宗体者，夫释义解经，宜识其宗致，然古今注疏，玄情各别，而严君平《旨归》，以玄虚为宗，顾徵君《堂诰》，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晋世孙登，云托重玄以寄宗。虽复众家不同，今以孙氏为正，以重玄为宗，无为为体。所言玄者，深远之名，亦是不滞之义；言至深至远，不滞不著，既不滞有，亦不滞无，岂唯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百非四句，都无所滞，乃曰重玄。故《经》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段话包含三个意思：①解释经典要了解解释者的根本宗旨，可是对《老子道德经》深奥道理的注疏，往往各不相同。②对历史上《老子道德经》的重要注疏的宗旨分别作了介绍。其中特别说到孙登一派是“托重玄以寄宗”，并得“重玄”为正宗。③对“重玄”作了解释，要点在“岂唯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百非四句，都无所滞，乃曰重玄”。孙登，东晋人，《晋书·孙楚传》，谓其“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孙登《道德经注》二卷。在《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之《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中辑有孙登《道德经注》十七条。查此十七条中有两条很重要。一是对第四十二章“道生一”的注：“妙一宅于太虚之内，玄化资于圣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谓之生。”“妙一”指“道”，“道”作为本体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间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都是“道”的作用，前句言“体”，后句言“用”。因此天地万物是以“道”为根据而存在，这叫作“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登的思想颇受王弼的“体用如一”思想的影响，或可说“重玄”思想是由“贵无”（或所谓“贵玄”）思想发展而来。二是第四十三章：“柔能破刚，无能遣有，是以知无为之教大益于人。”“无能遣有”为“一玄”，故“大益于人”，此以“无为为宗”，再遣“无”，而至“以重玄为宗”，此或为由“一玄”至“重玄”之路，即由“玄学”至“重玄学”之发展理路。我们或可说自东晋孙登，中经诸多的佛、道学者，而至唐初成玄英才终于完成道教重玄学之哲学体系。下面将简略论述由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的发展过程。

1．魏晋玄学是先秦老庄思想的新发展

为了说明魏晋玄学所讨论主要是本体论问题，而汉朝哲学主要是讨论宇宙生成论问题，说明玄学发展的特点，应是有意义的。

汉朝哲学讲宇宙生成论问题大体有两类：一是讲宇宙如何由原始状态（最初状态）自然演化而有天地万物等等。例如《淮南子·天文训》中说：“道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宇宙在开始产生时呈现为全无规定性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状态；从这种未分的状态分化出时间和空间，有了时间和空间之后才有其中的未分的实体（元气），有元气就有一定的界限了（即可产生有规定性的东西），其轻清的上扬而为天，重滞的凝结而为地。这是《淮南子》所描述的宇宙生成的过程，汉朝许多著作大体上都有相类似的关于宇宙生成的说法，如《孝经纬·钩命诀》中说：“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形象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五气渐变，谓之五运。”所谓“五运”是说“元气”变化发展的五个阶段：由未分到开始发生，再发展到形成一定的形状，而后有固定的质体，最后形成具体的事物。又如王充也有类似观点，他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论衡·物势》），“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这都是说，天地之气相互交合，万物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这里王充主要是为反目的论而说的，但都说明万物皆由元气的相互作用而生成。这是汉朝哲学对宇宙生成发展的一种理论。另外还有一种宇宙生成论的理论认为，万物是由“天”有目的地产生的，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父者子之天，天者父之天。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又如《易纬·乾凿度》开头借黄帝之口说：太古之时，百皇开辟宇宙，拓破洪蒙（使天地有分），这样就有了伏羲氏。伏羲知道天有好生之德，从而造化百源，如此等等。这都是说，天地万物是由天神有目的造就的。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在基本形态上和汉朝的哲学很不相同，它主要不是讨论宇宙如何生成的问题，而是讨论宇宙的本体问题，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魏晋玄学如何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时代的变迁、儒学的衰落、学风的转变等等都会影响一种新的思潮的产生，在这里不必多讨论。这里只讨论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本体之学的理论问题。

《晋书·王衍传》谓：“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就此可知，何晏、王弼的哲学是由先秦老庄思想发展而来，其基本命题是“以无为本”，即“有”（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什么说他们的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以无为本”呢？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道”是没有办法说的，只能用“无”来说明，但是它贯通在一切之中，没有不是由它而成就的，所以只能比方着把它叫作“道”，它恒常不变而不是实体，所以没有形象。因此，王弼认为只能用“无”来规定“道”。那么王弼是如何论证“以无为本”这个命题呢？王弼有一篇《老子指略》，通过对《老子》这部书的总体分析来阐明其“以无为本”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王弼提出：声音有宫、商、角、徵、羽等等。声音，如果是“宫”就不能同时又是“商”，是“角”就不能同时又是“羽”；形状，如果是“方”就不能同时又是“圆”。只有“无声”才可以成就一切声音，“无形”才可以作成一切形状。因此，无规定性的“无”才可以成就一切有规定性的“有”。无规定性的“无”是什么意思，就像金岳霖先生说老子的“道”是“不存在而有”。也就是说，王弼的“以无为本”是说“无”是“本”而“有”是“末”，这就是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说魏晋玄学是先秦老庄思想的新发展？我认为主要之点是，在王弼注解《老子》时，对《老子》中可以被解释为“宇宙生成论”的思想，他往往给以本体论的解释，如《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注说：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意思是说，天下之物都是以有（有形有象的）而存在，万有之所以始成为万有，是以（无规定性的或无形无象的）“无”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如果要成全“有”，就要返回到它的根本“无”。又如王弼对《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解释是：“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万物万形总得有个统一性，如何能使千差万别的万物统一呢，只能是由“无形无象”的“无”来统一。照王弼看，从众多的有形有象的事物中应该找个统一性，然而统一不可能由某种具体的有形有象的东西来实现，只能由无规定性的“无”来实现，即由抽象的“一般”（共相）来统一具体的“个别”（殊相）。具体的事物（有）是经验中的，而无形无象的“无”是超于经验的。这样，王弼就把《老子》中原来具有某种生成论的因素转化而解释为本体论。这种例子很多，如对《周易·复卦》的注，《老子》第三十八章注等等，兹不赘述。由于王弼哲学是讨论“无”和“有”的关系，并认为“无”是“有”存在的根据（终极原因），因此被称为“贵无”派。不仅如此，王弼还提出，抽象的一般“无”是要由具体的“有”来体现的，他说：“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这就是说，“无”不可能由（无形无象）的“无”本身来表现，是需要通过（有形有象的）“有”来表现，所以要常常在有形有象的事物上，指示出它所根据的是本体之“无”。从这里看，王弼哲学已经意识到“无”（一般）和“有”（个别）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无”作为“体”、“本”，“有”作为“用”、“末”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往往说王弼哲学是“体用一如”、“本末不二”的哲学。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弼的著作中常常用“崇本举末”、“守母存子”来说明“无”和“有”之间的关系。

然而王弼的哲学体系并不周全，在他的论述中（注《老子》和《周易》）仍然有“生成论”的因素，例如《老子注》第一章对“两者同出异名”一段的注说：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

按：“玄”即“道”，即本体之“无”，或曰“无有”（不是“有”）。“天地之始”和“万物之母”同出于“玄”，则“本体”又在“万有”之先，且成为万有之所由生者，所以第三十四章注说“万物皆由道而生”，这就是说，王弼仍和老子一样未能完全把生成论的因素排除掉。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导致在王弼哲学中包含有“崇本息末”的观点。这是因为，在“道”产生万物之后，万物渐渐远离“道”，例如人就产生了种种“私欲”、“巧利”之类，而背离了“道”，因此要“崇本息末”，以达到“反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弼哲学中存在着矛盾。根据他的本体论“体用一如”的要求，得出的应是“崇本举末”；而根据他的生成论“万物皆由道而生”的要求，可以导致本末为二，而有“崇本息末”的结论。当然从总体上看，王弼哲学虽有矛盾，而“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仍是其思想的核心，是王弼哲学对老子思想的新发展。由于王弼的“贵无”思想强调的是“体用一如”、“崇本举末”，比较注意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方面，即共相方面，而相对地说对事物的特殊性方面，即殊相方面则较为忽视，因此玄学由正始时期王、何的“贵无”发展到竹林时期的玄学则分为两支：一支是更加崇尚自然，强调事物的统一性，主张“崇本息末”，这就是嵇康、阮籍的哲学；另一支则是向秀的哲学，向秀强调的是万物“自性”，这说明他注意到事物的特性。

王弼主张“体用一如”，故可要求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阮籍提倡废末归本，故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照嵇康、阮籍看，“自然”是一有序的和谐的整体，而人类社会开始时也是和谐的，但“名教”这类人为的东西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如嵇康在《太师箴》中所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厥初冥昧，不虑不营……茫茫在昔，罔或不宁。赫胥既往，绍以皇羲，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这就是说，社会由于各种智巧、争夺、自私的产生而越来越离和谐的“自然”远了，因此应破除那些违背“自然”的“名教”，使人类社会返回到符合“自然”要求的和谐统一的社会中去，即万物应回到那种种无分别的状态（无）中去。故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正是沿着王弼“崇本息末”的思路发展的。嵇康、阮籍这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正是以他们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前提的。上引《太师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一段正是说的宇宙由自然到社会的演化过程。又如《声无哀乐论》中说的“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谢，五行以成”，《达庄论》中说的“自然一体……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都说明嵇康、阮籍的哲学是一种宇宙构成论。因此，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对王弼中由宇宙构成论因素导致主张“崇本息末”而发展成的。

向秀主张“以儒道为一”（谢灵运《辨宗论》），认为“自然”与“名教”并不对立，这就是说，他的思路是沿着王弼“崇本举末”思想发展而成的。在向秀的《难养生论》中，他从批评嵇康《养生论》的观点出发，提出“自然之理”和“人为之礼”并不矛盾，因为“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无雄耳”（《列子注》引向秀语）。从这里看，向秀认为“道”和“事”是相连的两面，“自然”和“名教”自不相矛盾。为了强调事物的合理性，向秀提出“万物自生”的观点，这显然是针对“万物皆由道而生”的观点而发的，即是对王弼“贵无论”中生成论方面的批评。但向秀对王弼的批评似乎并没有涉及其本体论方面，甚至可以说他在某一方面仍然受到“贵无”思想的影响。在张湛的《列子注》中引有几十条向秀的话，其中对《列子·天瑞》“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句，张湛注说：

《庄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盖“生生者”不能是“物”，它必定是与“物”不同的东西。因为只要是“物”，它就有生有化，只有不是“物”而超越“物”者，才可以不生不化，这种不生不化的超越物者才能是生化之本。向秀一方面主张“万物自生”，另一方面又认为还有一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这样在他的体系中就形成了矛盾。

稍后于向秀的有裴alt，裴alt著《崇有论》，“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据《晋书》所载《崇有论》，裴alt和向秀一样，主张“万物自生”，反对“有生于无”，并且提出一比向秀更为明确的命题：自生而必体有。万物的自生是以其自身的存在为本体，这可以说《崇有论》既否定了王弼的“以无为本”，又抛弃了向秀的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为了强调每个事物都有其规定性（有其特性），《崇有论》中说：“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而且裴alt还提出来“理之所体，所谓有也”，“理”（规律）是以“有”（事物的存在）为其实体，即规律是存在的规律。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裴alt较好地解释了“万物自生”的观点。但在他的《崇有论》中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论中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这就是说，事物虽然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但它还有一个“始生”（开始产生之时），这就会被提出一个问题：在事物开始产生之前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在另一种版本的《崇有论》就出现了，即在《资治通鉴》卷八十二中所引《崇有论》中有一段与《晋书》所录的很不相同。《晋书》中的“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按：此据《晋书斠注》本，而《斠注》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同，中华本‘已’作‘己’），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这一段，在《资治通鉴》中则作：“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原注：物之未生，则有无未分；既生而有，则与无已分矣），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原注：遗，弃也）。”如果照《资治通鉴》所载，则“始生”问题或可较好解释：宇宙在有形之物产生之前，是有无未分的状态；有形者虽然生于无形者，但在有形者产生之后，它就与无形者分开了，于是无形者就为有形者抛弃。从这里看，万物之有形者当然有一个“始生”之时，而在万物之有形者始生之前，宇宙为一有无未分状态，而这种状态应是无始的。不过如果照《资治通鉴》所载之文，裴alt又会陷入如向秀同样的矛盾，即在“万物自生”（有）和生万物之“无”（此“无”或为无形者）之间形成矛盾。所以在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和“无”始终是诸玄学家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郭象的《庄子序》中提出，他注《庄子》是为了“明内圣外王之道”和“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后面一个问题是讨论有无“造物主”的问题，它涉及“有”和“无”的关系问题。前面一个问题是讨论“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郭象哲学也是由反对“有生于无”入手，他不仅认为万物都是“自生”的，而且万物之“自生”是因为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自性”。他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每个事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其“自性”；而且其“自性”都有一个极限，“有极限”是说有其自身规定性的极限。这说明郭象强调的是事物的特殊性（个性）。既然万物是由其“自性”作为其存在的根据，那么万物（有）就不是由什么别的东西生成的，所以《齐物论》注中说：“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特别是“无”不能生“有”，如《齐物论》注中说：“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邪，则胡能造物哉？”照郭象看，“无”就是“无”，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能产生“有”呢，“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齐物论》注）。因此，郭象认为万物的生成没有一个开始的问题，他说：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为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知北游》注）

一切都是物，没有先于物而存在的东西，“物”（有）是无始的，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没有什么东西使它如此存在。郭象的这一观点是对裴alt“始生”思想的否定。不仅如此，郭象还认为，既然万物是“自生”的，那么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由其自身内在的“自性”决定，因此它是独立自足生生化化的，这叫“独化”。如他说：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夫生之难也，犹独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大宗师》注）

“凡得之者”云云是说凡得自性而为生者，从外面说不是由于“道”所给予的，从自身说也不是自己所能求得的，而是没有什么原因突然自己得以如此独立自足地存在着。“自得”是说“道”不能使之得而自得为生（“自生”）。既然是“自得为生”，那就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考虑自身的存在而去追求之。“自得为生”则任何事物都应是独立自足的，如果不是独立自足的，那或是“外资于道”，或是“内由于己之为”，这样就要否定“自生”了。前面谈到裴alt认为事物的存在要靠一定的条件，“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而郭象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从原则上说都是“无待”（无条件），不需要靠外在的条件。他说：

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

如果找事物存在的外在根据，那么可以一直找寻下去，最后得出的结果只能是“无待”，所以事物独立自足生生化化的道理是很明白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象不仅以“万物自生”反对“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而且以“独化”思想反对“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的哲学是“无无论”。郭象哲学的特点与王弼不同，他只肯定万物（有）独立自足的存在，所寻求的不是万物的统一性（共性），而是寻求万物的特殊性（个性）。那么，郭象哲学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两个问题：一是万物是否有统一性？另一是万物的存在是否果真由其“自性”所决定？

上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和“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下面再讨论“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在《齐物论注》中，郭象说：“有无而未知无无也，则是非好恶犹未离怀。”意谓如果知“无无”，则是非、好恶皆可无措于心。这从方法论上说是一种取消矛盾的方法。而在当时玄学家们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照上引郭象的观点看，知“无无”才可以取消“自然”和“名教”的矛盾。庄子认为，崇尚自然的为“游于方之外者”，而提倡“名教”的为“游于方之内者”，而“外内不相及”（见《大宗师》）。而郭象则认为，“未有极游于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他企图弥合“游内”与“游外”之间的界限，以调和“自然”与“名教”，而“明内圣外王之道”。因此，郭象的“崇有”、“无无”思想又是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理论基础。故郭象的《应帝王》解题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

以上是对魏晋玄学发展的简略分析，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讨论两个问题：

（1）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似乎有一个问题，即阐述某一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设法把其思想体系说成是没有矛盾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会包含着某些矛盾，或者说存在着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才有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就是在解决“有”和“无”的讨论中不断发展的。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解决着矛盾的过程。

（2）每个时代的哲学往往都有其讨论的共同哲学问题，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自然也有它讨论的中心哲学问题，这就是“有无”、“本末”问题，存在与所以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他问题大体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例如王弼“贵无”，提出“以无为本”，并用“执一统众”来论证，以强调万物的统一性（共性）；而郭象“崇有”，以“万物自生”来论证，以强调事物的特殊性（个性）。因此，我认为研究哲学史应抓住每个时代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来展开，不能把哲学史的研究等同于“思想史”、“学术史”或“文化史”。

2．重玄学的产生和完成

自汉至唐，对《老子》（《道德经》）的注解，据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记载共六十余家，其中绝大部分为道士或与道教有关的人士所作。蒙文通先生《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2〕中所载的古注绝大部分也是为道士或与道教有关的人士所作。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道教特别重视注释《道德经》？照我看，他们都企图利用《道德经》这部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哲学著作为道教建构一种道教哲学理论，以与当时的佛教哲学相抗衡，或造成儒、释、道三家鼎立之形势。在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还把这一时期对《道德经》的注释分成若干不同宗旨的派别，现抄录于下：

《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符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祜、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杜光庭所举对《道德经》注释之派别，其中南北朝以降道士居多。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此时期阐释和发挥老子（道教的祖师爷）思想应从这些道士的注释中寻找。但查《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其中许多道士的注释所存仅几条或十几条，很难了解其思想之全貌。被视为道教重玄派的真正创始者成玄英的《道德经义疏》经蒙文通先生整理，可说为道教建立了较为有理论体系的哲学，开唐以后内丹心性学之先河。因此，本章将重点讨论成玄英的道教哲学。

《新唐书·艺文志》中有：“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又《开题序诀义疏》七卷，注《庄子》三十卷，《疏》十二卷。”注曰：“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在成玄英生平中可注意者，贞观五年曾赐号“西华法师”，贞观二十一年曾参与佛道之争。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下敕翻译《道德经》，成玄英曾参与此次译事，且与玄奘有关于“道”应如何译之争论。据载：始译“道”为“末伽”，但道士都反对，认为：“道翻末伽，失于古译，昔称菩提，此谓为道。”玄奘说：“今翻道德，奉敕不轻，须核方言乃名传旨。菩提言觉，末伽言道，唐梵音义，确尔难乖。岂得浪翻，冒罔天听。”成玄英则说：“佛陀言觉，菩提言道，由来盛谈，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玄奘又作了解释。最后虽依照玄奘的意见，把《道德经》翻译完了，但就这一争论，可说明成玄英对佛教之义确有了解。据慧远《大乘义章》谓：“道者，外国名曰末伽，此翻名道。菩提胡语，此亦名道……因中之道名为末伽，果中之道说为菩提。”因此，或者可以说在《道德经》中的“道”应可根据其不同之意，有的地方可译为“末伽”，有的地方或可译为“菩提”。后又对是否要译《道德经》的河上公序，成玄英又与玄奘辩论，结果是河上公序未翻。但此亦说明成玄英作为道士是尽力维护道教之立场。从成玄英参加这场佛道之争，可见他在当时道教界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和理论水平极高之道士。

成玄英的著作，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包含在郭庆藩的《庄子集解》中的《庄子疏》，这大概就是成玄英《庄子疏序》中所说：“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迹指归；不敢贻厥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郭象字子玄。成玄英疏解郭象的《庄子注》用了三十年的功夫，所以他确实“颇有心迹指归”。他的著作还有就是经蒙文通先生整理的《道德经义疏》和敦煌写本《道德经义疏开题》残卷。《道藏》中宋陈景元所集之《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其中收有成玄英的注。《全唐文》卷九二三收有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序》。又有《道书辑校十种》中，蒙文通先生辑出两条：《道德经》第十章“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成注谓：“天门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静而和柔也。”第五十七章“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成注谓：“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讳则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则权在下也，多伎巧则荡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则弊倖之兴不可革也。”成玄英或另有《老子注》，从所录之两条注看，它和成玄英的思想颇相吻合，故录于此。

“重玄”是根据《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提出来的。据现有史料，“重玄”这一概念到南北朝时已较为普遍的使用。有东晋孙登“托重玄以寄宗”（成玄英《道德经序诀开题》引孙登《老子注》语），佛教徒支道林和僧肇也都使用过“重玄”这一概念，至于道教使用这一概念就更为广泛。由于孙登的《老子注》已散佚，他的“重玄”思想故难以讨论。孙登为著《老聃非大贤论》的孙盛之族侄，孙盛在该论中有一段话，可看出东晋时对前此“贵无”和“崇有”的看法，文谓：

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虚达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道之为物，惟恍与忽，因应无方，惟变所适……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教虽一，而称谓之名殊目……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广弘明集》卷五）

孙盛批评“贵无”、“崇有”两派，认为他们都“不达圆化之道”而“各矜其一方”。这是否意谓着应超出“有”、“无”之对立，而达“非有非无”呢？孙登之“重玄”或已包含“非有非无”的意思？这有待新材料之发现方可解决。然有僧肇作《不真空论》，则旨在破“贵无”与“崇有”，以明“非有非无”之中道。王弼“贵无”，郭象“祟有”，一执著于“无”，一执著于“有”，各有所偏，僧肇《不真空论》虽直接批评的是当时三种对般若学的错误理解，但实亦是在解决魏晋玄学“贵无”、“崇有”各执一偏的问题。僧肇认为：一切事物（物理的、心理的）的存在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是“非有”；一切事物都可以因缘合和而成，故是“非无”。就像幻化人一样，幻化人不是真实的人，但仍可有非真实的幻化人。僧肇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其“不真”则“空”的理论。这种把“非有非无”作为一种方法，就是既否定“有”又否定“无”的“损之又损”的双遣法。只有把一切否定了，才可以证得“诸法本无自性”的道理。由此，僧肇在《涅槃无名论》中说：

夫群有虽众，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书不云乎，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为道者，为于无为者也。为于无为而曰日损，此岂顿得之谓？要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耳。

按：“涅槃，秦言无为”，“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均指佛教之“涅槃”境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群有”虽然众多，但总还是有限的；即使“群有”是有限的，要用才智去穷尽它，也是很难做到。何况“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它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怎么能用顿悟的方法一下子就得到呢？因此，要达到涅槃境界只能用渐修的方法，即通过“损之又损”而达到“无损”，直至涅槃境界。涅槃境界是损无所损了，也就是说通过“损之又损”的否定而必达到有所肯定的涅槃境界。这里或许给我们提示了一重要思想，即僧肇的《涅槃无名论》是用“损之又损”（亦即“非有非无”）的方法以达到重玄之域。看来，僧肇要求在破相之后，应有所建立。这在陈慧达的《肇论序》和元康对此序的疏中均有所透露。慧达《肇论序》中说：

……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至极之果，唯有涅槃。故末启重玄。明众圣之所宅……

元康疏谓：

“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者，此谓《般若无知论》也。涅槃正因，无有尚于般若者也。至极之果，唯有涅槃耳。般若极果，唯有涅槃之法也。故“末启重玄”者，以此因果更无，加上“故末”，后明此两重玄法。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也。前言真俗，指前两论；后言重玄，指后两论，此是必然，不劳别释。重玄者，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今借此语，以目涅槃般若，谓一切圣人，皆住于此，故名为“宅”也。〔3〕

如果说前引《涅槃无名论》中之“重玄之域”是指一种境界，则此处“重玄”兼有方法义。这中间重要的意思是“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故曰“重玄”。元康的意思是说，《肇论》四篇有前后演进关系，前两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是讨论“真谛”、“俗谛”问题，后两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则是讨论成佛之因果问题。后两论之论因果，般若为因，涅槃为果；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此即“重玄”。只讲般若一玄，未达极致，必有涅槃之“又玄”，至“重玄”方可彰圣。

从以上的材料和我们的分析，是否能说僧肇的学说中在借老子“玄之又玄”的“重玄”思想来表示般若破相为“一玄”，之后必以涅槃彰圣为“又玄”，“此是必然，不劳别释”也。如果我们从南北朝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看，东晋时般若学极盛，而宋齐之后有涅槃学之兴起，至梁大盛，这也正说明般若学与涅槃学前后相继之关系。在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相后，“佛性”才得以彰显，而通过修行达到“涅槃”才有可能。破除对世俗之一切执著（包括对“有”和“无”之执著），即“破相显性”，“重玄”就成为达到“涅槃”境界的方法。至于“什么是佛性”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梁宝亮《涅槃集解》列为十种，此非与本题有关，故阙而不论。但此时期佛教在中国之发展及其所讨论的问题，必对道教（道家）有所启发，而影响着隋唐道教（道家）重玄学之建立。

南北朝之道教学者的著作亦多释“重玄”。有释“重玄”为“重天”者，有释“重玄”为至善境界者，有释“重玄”为“道”者，有释“重玄”为“穷理尽性”者，如此等等。有《玄门大论》未详作者，但早于《本际经》，用精气神三者合一说“重玄之道”（《玄门大论·三一诀序》），于此始把道教之“三一为宗”与“重玄”思想结合；而《本际经》则宣称其宗旨为“最深最妙无上要术，开秘密藏重玄之门”。而“重玄”者“遣一切相”，以至于“遣无所遣”（卷八），“于空于有，无所滞着，名之为玄。又遣此玄，都无所得，故名重玄众妙之门”（卷一）。《玄门大论》与《本际经》或均受佛教之影响，此当另文详论。然这两种著作对成玄英、李荣的“重玄学”之建立则有直接影响。

“重玄”者，取之《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照《老子》第一章中说，“常道”虽不可道，但仍可由“有”和“无”两方面来把握，故曰：“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据马王堆帛书本）因此，要体认“道”必须从“有”和“无”两个方面的深刻体会来把握，反之，要了解“有”和“无”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对“道”有深刻之体会。王弼“贵无”，以“无”释“道”，以“无”为无规定性之“有”（pure being），故“无”为“有”之体，为“有”存在之根据。郭象“崇有”，以“有”自生，故否定“有”另有一存在之根据，“无”是“虚无”（nonbeing），故不能生“有”。僧肇既否定“贵无”，又否定“崇有”，提出“非有非无”之命题。僧肇阐发“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根据般若学之“诸法本无自性”之理论所建立。若万物无自性，则存在有何根据？成佛有何可能？故于般若破相之后，而有涅槃佛性学说出。唐初道教学者成玄英、李荣运用南北朝以来佛道二教“有”、“无”双遣之“重玄”思想资源，于双遣“有”、“无”之后，以“理”释“道”，实为道教（道家）理论上之一大突破。

成玄英、李荣以及后来的道教学者（如杜光庭等）均以“重玄”作为其学说之特征，如成玄英说他的学说“宜以重玄为宗”。那么成玄英如何解释“重玄”呢？他说：“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又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道德经义疏》第一章）此谓“一玄”。又说：“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同上）此说“重玄”。“一玄”是否定“贵无”和“崇有”，而达到“非有非无”；“重玄”进而要否定“非有非无”，以至“不滞于不滞”。盖因为如果执著僧肇“非有非无”的“不真则空”的理论，那么从一方面说，它也是一种执著；从另一方面看，在破除了一切之后，必须仍有所立，如佛教在中国，于般若学流行之后，又有涅槃佛性学说之兴起。成玄英的“重玄学”，无论其理路或思维方式无疑都是受南北朝佛教的启示而有的。

成玄英、李荣在破除了对“有”和“无”以及“非有非无”的执著之后，他们是如何建立他们的“重玄”理论呢？王弼以“无”释“道”，郭象以“有”释“物”，而成玄英以“理”释“道”。他说：“道者，理也。”并且成玄英用“重玄妙理”、“自然之理”、“虚通之妙理”、“实理”（真常之理）等等来对“理”加以规定和说明。从“理”是“重玄妙理”说，此“理”是在破除以“道”为“有”（实在的事物）和“无”（本无）之后的有所肯定的“理”。“自然之理”是说“理”不是人为的，“天道，自然之理也”（《老子》第四十七章注），“真实之道，则自然之理也”（《天道》疏），“玄道至极，自然之理，欲不从顺，其可得乎？”（《大宗师》疏）按：“自然之理”有规律的必然性义。他主要用“虚通之理”和“真常之理”来说明“道”。“虚通之理”是说“理”不是具体实在的事物，但它无所不在、无所不通，故亦非“虚无”，“夫知虚通之道者，必达深玄之实理”，此“虚通之理”必为“实理”，“实理”即“真常之理”，真实无妄而常存。成玄英用“理”来说“道”，此实为理论上之一大飞跃。“理”为虚通之实理，从而排除了“道”的物质之“实体性”，而“道”为“非有”；又排除了“道”的外在于物之“虚妄性”，而“道”又“非无”；进而又排除了“道”的“非有非无”之“无自性性”，而使“道”具有常存的真实无妄性之意义。这说明“重玄”（重玄之妙理）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作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之本体（宇宙本体）。

成玄英的本体论与王弼有同有异。其所同者，都认为天地万物有其所以存在之根据，即本体，且都用“体”和“用”来说明其所以存在之根据。王弼说：“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他注重的是“无”的“用依于体”。成玄英用“理本”来说明“理”是天地万物之本体，用“妙用”来说明“理”的“用”的奥妙。而成玄英的本体论与王弼的本体论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王弼以无规定性的“无”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而成玄英以有规定性的“理”（虚通之实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这或是在南北朝经过佛道发展之后而出现之结果乎？

《天地》疏中说：“虚通之道，包罗无外，二仪待之以覆载，万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最为物本。”“虚通之道”（“虚通之理”）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本，天地得到它就有覆载的功能，万物得到了它就得以存在，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总体（本体），总万物之理。成玄英进而提出“道”（或“理”）落实到众生，则为众生之性分。成玄英说：“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道”是天地万物存在之“理”，即宇宙存在之根据；人和其他众生从“道”所得为其“正性”，即完善之性分，是人存在之根据。这就是说“性”是人得之于“道”（“理”）而存在的内在本质，“性者，禀生之理”（《在宥》疏），“苍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于物也”（《马蹄》疏）。人如何实现其“正性”（真常之性）而通向“虚通之妙理”，即由个体之存在通向宇宙全体之存在？成玄英认为要靠“心”的作用。“心”（真常之心）是人的精神活动之主体，“夫心者，五脏之主，神灵之宅”（《达生》疏），“灵府者，精神之宅，所谓心也”（《德充符》疏），故“聪明之用，本乎心灵”（《大宗师》疏）。通过“心”的作用，进行自我修养，“穷理尽性”，这样一方面可以清除“违理”、“失性”的欲望，成玄英说：“夫苍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滞俗故也。既而无欲素朴，真性不丧，故称得也”（《马蹄》疏），“夫耽嗜诸尘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机神浅钝故也。若使智照深远，岂其然乎！”（《大宗师》疏）另一方面，通过心神之修炼，恢复“正性”，“心神凝寂，故复于真性”，达到同一宇宙本体，这就是“境智冥合”（天人合一）而至于“重玄之乡”。“六合之外，谓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也。”（《齐物论》疏）盖所谓“重玄之乡”即是超越自我与世俗之精神境界也。为此，成玄英提出“穷理尽性”作为达到超越境界之途径。从这里看，成玄英提出“重玄”之理通过“真常之性”（正性）而引出“真常之心”，“若能虚忘平淡，得真常之心”（《德充符》疏），即由本体论问题引向心性论之讨论。同样，成玄英又从“真常之心”的“穷理尽性”，通过“重玄”的“双遣有无”“超兹四句”，“离彼百非”，以实现“真常之性”，而通于“重玄之理”，而达到“重玄之乡”，企图解决本体（重玄之理）与境界之统一。“重玄之域”，《徐无鬼》疏谓：“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圣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辩，若以言知索真，失之远矣”。这说明，“重玄”不仅是方法，是理论，而且是境界。据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成玄英的哲学是由“理”、“性”、“心”三个概念所构成的一相当圆通之体系。

如果成玄英的“重玄学”只是由本体论引向心性论，这作为一种哲学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就这点说，成玄英哲学的路数大体和宋明理学有相似之处，即由本体哲学向心性哲学发展。从魏晋玄学的本体哲学到唐初重玄学的心性哲学，从中国哲学发展的理路看，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这大概和中国哲学重视精神境界之提高和以“内在超越”为特征有关，此非本题应讨论者，兹不赘述。但是，成玄英的“重玄学”如果只是这样一个理路，它并没有解决“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要达到的目标，它还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我们知道，道教所追求的目标与佛教不同，佛教追求的是“涅槃”，道教追求的是“成仙”，即长生不死。如果成玄英的“重玄学”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哲学（道教哲学），那么他的哲学就必须为道教追求的“长生不死”作理论上的论证。我们知道，道教的“长生不死”是与“气化”理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它以“精”“气”“神”三者的结合作为达到长生不死的途径。那么成玄英的“重玄学”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为了适应道教终极目标的要求，成玄英把“气”的概念引入他的体系。成玄英对《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注释说：

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

这条注的意思是说：“道”作为天地万物微妙的本体，无形无名，从“道”这个无形无名的本体演化出有形迹的东西，开始产生未分化的元气，然后分化为阴阳二气，阳气清轻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沉为地，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生人，有天地人而后有万物。在这里成玄英把“道”（理）看成是生“物”之本（本体），“自然之理，通生万物”（《齐物论》疏），而“气”是生“物”之元素，“气是生物之元”（《在宥》疏）。天地万物是据“道”（理）由“气”而生成，“妙本一气，通生万物”（《齐物论》疏）人得“正性”于“道”，由“精”、“气”、“神”三者结合而为具体的人，如果人能修心养气而志于“道”，就能返本归源，与“道”合一而长生。所以道教提出所谓“性命双修”，性功修心，命功养气。如何返本归源？照成玄英看，就要“宝神，惜气，固精，志道，不轻此身，故云自爱”。而“宝神”、“惜气”、“固精”是要通过“修道”（志于道）达到，而“修道”主要在“修心”，使“心”无执著，如“道”一样虚通，以得长生。故成玄英《老子》第十六章注说：“不知性修反德，而会于真常之道者，则恒起妄心，随境造业，动之死地”，而“心神凝寂，故复于真性，反于惠命”。

就上所论，成玄英的哲学体系又包容着一宇宙生成论的架构，从而使他的道教哲学得以成立。当然以这种道教哲学体系能否实现道教的终极目标——长生不死，仍是一大问题。因为成玄英还只是为道教创建了一套通向其终极目标的理论，并没有建构一套实现其理论的修持方法。到唐末五代兴起的“内丹心性学”才提出一套“性命双修”的修持方法，从而又把道教的宗教理论和方法向前推进了。至于“内丹心性学”的学理意义又当别论，此非本文所讨论，当对五代两宋金元之“内丹心性学”作进一步之研究。

成玄英等所建立的“重玄学”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可归为三点：

（1）如果说先秦道家（老子、庄子等）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发展，魏晋玄学为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意欲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调和儒道两家思想，那么唐初重玄学或可以被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它是在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吸收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佛教般若学和涅槃佛性学以及南北朝道教理论所建立的新的道家（道教）学说，並为后来的内丹心性学奠定了基础。这种中华文化发展的趋势可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儒、道、释三教之会通。

（2）道教自东汉建立以来，不少学者（如葛洪、寇谦之、顾欢、陶弘景等等）都在努力为道教建立哲学理论，但似乎都不成功，因此无法在哲学理论上与当时流行的玄学和佛教理论相匹敌。究其原因或有两点可注意：第一，没有特别注意通过注解《老子》、《庄子》，并在继承和发展魏晋玄学理论的基础上，来为道教建立哲学理论体系；第二，没有特别注意参与到当时哲学发展所讨论的问题中去，因此在“重玄学”建立之前道教哲学的理论水平不高。但“重玄学”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上述两个缺点。重玄学通过吸收和融化某些玄学和佛教哲学理论，并吸收了南北朝时期之道教理想，在注解《老子》和《庄子》的基础上为建立道教哲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路径。唐宋以后的“内丹心性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注重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注释，是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对儒家和佛教经典的注解同样也应注意）。

（3）我们常说，宋明理学一方面批判佛道二教，另一方面又吸收和改造了佛教和道教。但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宋明理学吸收佛教（禅宗、华严宗）的论述较多，而说到对道教的吸收则很笼统。“重玄学”以“理”释“道”，又提出“道者，虚通之理，众生之正性”，而“心”为精神之主体，“夫心者，五脏之主，神灵之宅”，通过“穷理尽性”，而实现与道合一，这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派）的路数极为相近。因此，我们似应更注意研究宋明理学与唐朝以来重玄学的关系，以便可以更好地理清隋唐以后儒道释三家之间的纷纭复杂的关系。

据以上所论，自汉以来，中国哲学是否可说由重宇宙构成论，而至魏晋而重思辨的玄学本体论之学，中经南北朝印度佛教般若学与涅槃学的冲击，至唐初有“重玄学”之产生，成玄英的“重玄学”实开宋代心性论之先河。这一宇宙论一本体论一心性论，能否可以说是自汉以来中国哲学进展的趋势？或应受到重视。

注释

〔1〕见《〈列子〉与佛典》，收入《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

〔2〕关于成玄英的著作可参见蒙文通先生的《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之“附录一：校记”，《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成都，巴蜀书社，2001；又参见李大华、李刚、何建明《隋唐道家与道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3〕此处引慧达、元康语可参见我指导的博士生强昱、崔珍晳的博士论文：《成玄英李荣重玄思想研究》和《成玄英的〈庄子疏〉研究》。

第六章　郭象的生平与著作

郭象字子玄，《世说新语·文学》引《文士传》谓象为河南人，《经典释文·序录》谓为河内人，约生于魏齐王芳嘉平五年（253年），卒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晋书》有传，《世说新语》多处载郭象事。

《晋书·郭象传》谓：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士传》说：象“慕道好学，记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尝与王衍、庾敳、裴遐诸名士游。本传中说：“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案，《语林》所载与本传不同：“王太尉问孙兴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辞清雅，奕奕有余，吐章陈文，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又《世说新语·赏誉》上说：“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晋书·裴秀传》附《裴楷传》中说：“楷弟绰……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云云。而《世说新语·文学》有更具体的记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王僧虔《诫子传》有“郭象言类悬河”之语；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有“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之语，如此等等。可见，郭象为当时清谈名家，玄学巨匠，当时人目“为王弼之亚”，其在魏晋玄学中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晋书·郭象传》谓：象“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又《晋书·苟晞传》中说：“苟晞字道将……复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世说新语·赏誉》：“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他不但热心追求名誉和权势，而且运用其权势作威作福。魏晋名士口谈“玄远”，自许“放达”，然往往是名利场中人，其言行不一若是，实为当时之世风。如嵇康、阮籍、陶渊明诸人确为凤毛麟角。至于郭象为何不就州郡之辟召，当是待价而沽，后应朝廷之召辟而出，且迁升很快，由司徒掾而黄门侍郎，后东海王越当政，又引为太傅主簿。据史载，东海王越是西晋朝政混乱之罪魁祸首，“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四海所知”云云。郭象在东海王越手下颇受重用，“操弄天权，刑赏由己”，“倾动一府”。由此可见，对郭象的为人评论很差。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政治声誉不好的人，在哲学思想上也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然统观历史，此或为腐儒之见解，左倾教条之认识。当然，具有极高尚人格哲学家，能为世人之模范，而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哲学与政治自然有关，但哲学并不等于政治，而且也不必然从属于政治。因此，有的哲学家在哲学上或甚高明为世所重视，而在政治上则幼稚、糊涂，甚至可以是争名夺利者，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何况，郭象的哲学本来就是主张既可“戴黄屋，佩玉玺”，而又可“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呢？魏晋玄学家又多为世族出身，更不足怪，《颜氏家训》中说：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臃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

颜之推这段话并非公允之谈，且是站在传统儒家立场来批评诸玄学家，其中对嵇康、阮籍等的批评更是偏颇之辞，兹不论。但是，当时不少玄学家，如何晏、王弼、郭象等等无疑在哲学理论的创建上和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上都堪称一流，而在人品方面却不为时人所称许。

据《晋书》本传，郭象除有《庄子注》外，尚著有《碑论》十二篇，早已亡失。《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辩命论》中说：“肖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李善注谓：“李肖远作《运命论》，言治乱在天，故曰论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故曰语其流。”此《致命由己论》亦早已佚失。《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太傅（脱“主簿”二字）郭象集》二卷，注云：“梁有五卷，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仍五卷。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著录有郭象之《论语体略》，此或如王弼之《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者。又《隋书·经籍志》尚著录有郭象的《论语隐》，此或如王弼之《论语释疑》者乎？江熙《论语集解》叙《论语》十三家，郭象为其中一家，可见《论语体略》是一家之言，在东晋时为人所重视。皇侃《论语义疏》引有郭象注数条（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郭象《庄子注》思想很一致，如“子曰：禹吾无间然矣”条，郭象注说：

舜、禹相承，虽三圣故一尧耳。天下化成，则功美渐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无所称，仲尼不能间，故曰：禹吾无间然矣。

这段话和《庄子·天地》中的一段注大体相同，其文如下：

夫禹时三圣相承，治成德备，功美渐去，故史籍无所载，仲尼不能间，是以虽有天下而不与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时而禹为最优，计其人则虽三圣，故一尧耳。

据《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载其余八条，现录于下，以便研究者作为参考。

（1）《论语·为政》第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谓：

万物得性谓之德，夫为政者奚事哉？得万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则归之，失其性则违之。

（2）《论语·为政》第二：“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谓：

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兴法辟以割物者也。制有常，则可矫；法辟兴，则可避。可避则违情而苟免，可矫则去性而从制。从制，外正而心内未服；人怀苟免，则无耻于物，其于化不已薄乎？故曰民免而无耻也。德者，得其性者也；礼者，体其情者也。情有可耻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则本至，体其情则知至。知耻则无刑而自齐，本至则无制而自正，是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按：以上两条释“德”为“得其性者也”，此正是郭象哲学之要点，他以“物各有性”立论，而《天地》注中说：“任其自得，故谓之德。”“任其自得”者即“任其自得之性”也。又，此二条皆阐释“以不治治之”之义，此亦为郭象思想之要点。

（3）《论语·述而》第七：“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注谓：

伤器存而道废，得有声而无时。

（4）《论语·先进》第十一：“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注谓：

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者与物化也。

按：《庚桑楚》注中说：“无人之情则自然，为天人。”又谓：“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爱恶失得无自而来。”郭象或与何晏同，主“圣人无情”，而与王弼“圣人有情说”不同。

（5）《论语·宪问》第十四：“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注谓：

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索己。故修己者仅可以内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岂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万国殊风，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极。若欲修己以治之，虽尧舜必病，况君子乎？今尧舜非修之也，万物自无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云行雨施而已。故能夷畅条达，曲成不遗而无病也。

按：《齐物论》注中有：“夫时之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这段注是基于“百姓百品”，高下自陈，皆天理自然，故当“以不治治之”，这正是上引之注所发挥之要旨。又《天地》注中说：“此乃圣王之道，非夫人道也。子贡闻其假修之说而服之，未知纯白者之同乎世也。”人之所能与所不能者非假修可得到的，全由其所具有之“自性”，故《外物》注说：“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6）《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郭象注曰：

无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从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毁誉不出于区区之身，善与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试之斯民也。

（7）《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郭象注说：

圣人无诡教，而云不寝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后通，习而后能者，百姓皆然也。圣人无事而不与百姓同事，事同则形同。是以见形以为己异，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诡哉！

（8）《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郭象注曰：

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阳虎劝仕，理无不诺。不能用我，则无自用，此直道而应者也。然危逊之理，亦在其中也。

按：此言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天地》注说：“圣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又《天下》注谓：“夫圣人统百姓之大情，而因为之制，故百姓寄情于所统，而自忘其好恶，故与一世而得淡漠焉。乱则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国异政，家殊风俗。”盖谓圣人自忘其好恶，因百姓之情而教，则天下治。

以上八条之注释和郭象《庄子注》中的思想完全一致，并有些字句亦相同，且往往用“寄言出意”的方法以释之，而使其解释得以圆通。

郭象尚有《老子注》，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著录有郭象《老子注》，并谓：“唐张君相《三十家老子注》有郭（象）刘（仁会）二家”云云。按，《三十家老子注》即《道德真经注疏》，旧题为“齐顾欢述”，此书决非顾欢述，是否为张君相“注疏”也很可疑，但为唐时人的注疏当无疑问（详见蒙文通《整理〈老子〉成玄英疏缘起》）。在《三十家老子注》中有郭象注二条：

虚其心，实其腹。郭曰：其恶改尽，诸善自生，怀道抱一，神和内足，实其腹也。

生而不有。郭曰：氤氲合化，庶物从生，显仁藏用，即有为迹，功不归己，故曰不有。

又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亦著录有郭象《老子注》，并谓“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晋时人”。彭耜《道德经集注杂说》中说：“广川董逌《藏书志》云：……唐道士张道相集注《道德经》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节解、严遵、王弼、何晏、郭象……而道相所集郭象、刘仁会……此十四家不著于志。按《志》称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后人之所增也。”可见宋时董逌或仍见有郭象注。故宋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中尚存郭象的两条注解：

湛兮似或存。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静，古今不变，终始常一，故曰存，存而无物，故曰似也。

谷得一以盈。郭象曰：谷，川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润，溪壑盈满。

按：郭象《庄子注》中尝引《老子》以证己说，但上录四条是否为郭象的注，当然还应作进一步考证，然目前尚未有足够之资料，故暂录于上，以备查用。

郭象的主要著作自然是《庄子注》，关于《庄子注》的问题将在下一章《郭象与向秀》中讨论，在这里只想讨论《庄子序》的问题。对于《庄子序》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此序确为郭象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序文开头一段，批评了庄子的学说，认为游谈乎方外，不能与化为体，此与《庄子注》中对庄子的评论相矛盾。”但是，从《庄子注》中可以看出，郭象在不少地方实际上批评了庄子，此将于本书《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中评论。特别是《庄子序》中说明了注《庄子》是为了“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这正是《庄子注》所阐明的主旨。还有学者认为：郭象《庄子序》是《庄子》的序，而不是《庄子注》的序，并认为在古抄卷子本的《庄子注》全文之末“以贻好事也”之后，所有的一大段，才是《庄子注序》。照我看，这个看法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盖魏晋时，有些注解前面也有序，其序就是其注的序，例如张湛的《列子注》前的《序》，就是《列子注》的《序》，但它标为《列子序》。正是这篇《列子序》集中地表达了张湛的哲学思想。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认为《庄子注》末所附的一段是《庄子注》的“后记”，或更为合理。现据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文录于后（有所删节），并略为解说：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异端为贵也（武内义雄云：政乃攻字之讹）。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武内云：《阏亦》，《释文》作《阏弈》，《困学纪闻》所辑《庄子》佚文中，有“阏弈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相谋”一条，《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从蒜山诗注》引之，当是《阏弈》篇首之语）、《意循》之首，《尾言》（武内云：尾言《释文》作《危言》。《寓言篇》，寓言、重言、巵言并说。据郭本《寓言篇》，则《危言》及《尾言》，皆《巵言》之误也）、《游易》（武内云：《游易》，《释文》作《游凫》。《困学纪闻》所辑《庄子》佚文中，有“游凫问雄黄”一条，《太平御览》引，当是《游凫》篇首之语）、《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梦书》（岷案：《释文·叙录》似作类，当从之。武内云：《梦书》，《释文》作《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徒难知，以因后蒙（武内云：因乃困之alt），令沉滞失乎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唯哉取其长达（武内云：令唯哉，乃今唯裁之alt），致全乎大体者，为三十三篇者（武内云：者乃焉字之误）。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蒙县人也（武内云：守乃宋字之alt）。曾为漆园史（岷案：《史记》本传，《释文·叙录》，史并作吏），与魏惠、齐王、楚威王同时者也（狩野（直喜）云：魏惠下脱王字。武内云：齐王，当作齐宣王）。

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有“案语”谓：

右“夫学者”以下二百二字，见《古钞卷子本》，他本无之，最为可贵。《释文·叙录》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武内义雄据之以断此文为郭象附于书末目录之序。狩野直喜据之以断文为郭象后语，自述其刊芟《庄子》，辑为三十三篇之意。岷谓此二百二字，措辞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当是郭象注《庄子》毕，偶记于篇末者。至其注《庄》大旨，则篇首之《序》，已尽之矣。

王叔岷所论甚当。据《汉书·艺文志》知《庄子》本为五十二篇。《经典释文·序录》谓，司马彪、孟氏之注本亦为五十二篇，且从今本《庄子》看，其“内篇”与“外篇”、“杂篇”所包含之思想也并不一致，许多学者认为“内篇”或为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杂篇”或为庄子后学（或庄子一派）所作。郭象删去原本若干篇，存三十三篇，意在把一些“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不类庄子思想的诸篇刊芟，以便更集中地阐释庄子的思想。盖先秦古籍，至汉多散乱，后经刘向整理，作有《序录》，班固据之以成《汉书·艺文志》，故知先秦古籍多经汉人整理而成，并非尽存旧籍原貌也。今本《列子》有些段落与《庄子》同，可证。故此“古钞本”后之文，或正如狩野直喜说，此文当是郭象“自述刊芟《庄子》，辑来三十三篇之意”，实为《庄子注》之《后记》也。又，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之“附录”，辑有郭象《庄子注》之佚文，可参考，于兹不录。

第七章　郭象与向秀

郭象和向秀都是魏晋玄学家中注《庄子》的名家。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今河南武陟），约生于魏明帝太和初（约227年），卒于西晋武帝咸宁末（约280年）。郭象字子玄，亦为河南人，生于魏齐王芳嘉平五年（253年），卒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郭象比向秀约晚三十年，故说向秀为竹林时期的玄学家，郭象为元康至永嘉时期的玄学家。

郭象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晋书·郭象传》和《世说新语》，其中最可注意的有三：

第一，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他年轻时就喜好老庄之学，为当时名士。所谓“好老庄”，当即指爱好以老庄为骨架的玄学。他能言善辩，所以王衍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又尝与裴遐辩论，使“一坐嗟服”。

第二，郭象初不就州郡辟召，这似乎是当时名士的作风，对地方官吏不大卖账。后来东海王越请他到朝中作官，他就出任了，官至太傅主簿。这时东海王越当权，郭象很能得到他的信任。郭象虽“好老庄”，但他并不远离政事，相反还有一些权力欲，所以史书记载都说郭象：“操弄大权”，“任职当权，熏灼内外”，“任事用势，倾动一府”云云。所以大家对他颇有议论，“由是素论去之。”可见，郭象比较热衷政事，这点正和他的哲学思想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完全一致。

第三，郭象的著作有“碑论十二篇”，但均已佚失，而其主要著作当然是《庄子注》了。可是对《庄子注》的著作权向来又有不同的看法。而研究郭象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根据这部书，因此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首先讨论清楚了。

关于今本郭象《庄子注》向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这部注是郭象剽窃向秀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是郭象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前一种说法主要是根据《世说新语·文学》中的一段话：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郭象传》也是这样说的，大概是引自《世说新语》。以后认为郭象的注是抄袭向秀的见于：唐末新罗学士崔致远的《法藏和尚传》、高似孙《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焦竑《笔乘》、胡应麟《四部正alt》、谢肇淛《文海披沙》、陈继儒《续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占毕从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简目》、陆以湉《冷庐杂识》、刘宗周《人谱类记》、顾炎武《日知录》以及近人杨明照《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寿普暄《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等等。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根据《晋书·向秀传》：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根据这段材料，对郭象注窃自向秀说疑之者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以及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等。

上面两段引文所说，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向秀的《庄子注》在当时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大大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郭象的《庄子注》对向注，无论是“窃以为己注”，还是“述而广之”，都说明郭象注曾深受向秀注的影响；又从“易《马蹄》一篇”，或“述而广之”，又都说明郭注和向注总有不同之处。它们之间矛盾的地方是：据上引《世说》，郭注对向注似没有什么大不同，是“其义一也”；据《向秀传》，则可认为郭对向注有较大的发展。那么到底哪一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呢？下面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郭象和向秀一样都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我们能看到的关于郭象的材料虽不很多，但也不算太少，除《晋书》有关各传外，《世说新语》和注保存有关郭象的材料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从这些材料来看，郭象注《庄子》一事虽有矛盾，但郭象在魏晋玄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世说新语·赏誉》中说：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alt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又说：

王太尉（衍）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又注引《文士传》说：

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

王衍是元康时代玄学的领袖人物，《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诸公赞》说：“夷甫（王衍）好尚谈称，为时人所宗。”庾敳作《意赋》言“至理归于混一”，也是当时玄学名家。郭象为王衍、庾敳所称道，当非偶然。《文士传》更说“时人”（指元康时人）咸以郭象为“王弼之亚”，把这和《向秀传》所说惠帝之世（即元康之时），郭象又“述而广之”云云联系起来看，郭象在玄学发展中的地位甚为重要。如果王弼是正始时的主要玄学家，向秀是竹林时的主要玄学家，那么说郭象是元康时的主要玄学家，当不过分。

（二）郭象除注《庄子》外，尚有其他著作，可供作为研究其思想之资料，帮助确定他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

魏晋玄学家以《易》、《老子》、《庄子》为他们研究、发挥玄学思想的主要著作，史称三书为“三玄”。除此之外，《论语》由于言简意赅，也是当时玄学家们发挥玄学思想的好资料。据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及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魏晋时注《论语》今可考者有五十余家，其数量当和“三玄”不相上下。主要玄学家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有《论语释疑》，后来皇侃又有《义疏》都是研究魏晋玄学的重要材料。《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都著录郭象有《论语体略》；《隋书》还著录郭象有《论语隐》。江熙《论语集解》叙《论语》十三家则有郭象书，可见《论语体略》是一家之言，在东晋时甚为人所重视。皇侃《义疏》引郭象注九节，同郭象《庄子注》的思想甚为一致，如“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句，郭注说：

舜、禹相承，虽三圣故一尧耳。天下化成则功美渐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无所称，仲尼不能间，故曰：禹吾无间然矣。

这段注和《庄子·天地》中的一段注文字大体相同：

夫禹时三圣相承，治成德备，功美渐去，故史籍无所载，仲尼不能间，是以虽有天下而不与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时而禹为最优，计其人则虽三圣，故一尧耳。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著录郭象《老子注》，并说：“唐张君相《三十家老子注》有郭（象）、刘（仁会）二家”云云。按《三十家老子注》即《道德真经注疏》，旧题为齐顾欢述。此书不是顾欢的“注疏”，是可以肯定的，是否即是张君相的“注疏”，也很可疑，但为唐时人的“注疏”则无疑问（详见蒙文通：《整理〈老子〉成玄英疏缘起》）。在这种《注疏》中引有郭象注两条。宋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中亦引郭象注两条，其一注“生而不有”句，郭注说：

氤氲合化，庶物从生，显仁藏用，即有为迹，功不归己，故曰不有。

颇似郭象的思想。又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列有注疏笺注《老子》者六十余家，其中第七家即为郭象。郭象《庄子注》中有许多地方都有见其依玄学新说解释《老子》的话，如《知北游》中对“失道而后德”等等的注释就是这样。据此，或者郭象确实注过《老子》。当然这个问题也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王弼注《周易》、《老子》，并作《论语释疑》，郭象注《老子》、《庄子》，并作《论语体略》，故时人赞扬他为“王弼之亚”，似甚相当。又据刘孝标《辨命论》说：“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李善注说：“李萧远作《运命论》，言治乱在天，故曰论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故曰语其流。”郭象此文已佚，然从李善注可知此文也与《庄子注》的思想颇为一致。

从这些情况看，说郭象的《庄子注》完全是把向注“窃以为己注”，似乎有些过分。

（三）自晋至唐，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都是两本并存

即使照上引《世说新语·文学》（《晋书·郭象传》同）所说，“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也说明当时两本同时流行。所谓“其义一也”，如果真的一样，或郭注仅仅是“定点文句”，而向、郭二《庄》，自晋至唐，长达三百余年，竟能长期同时并行，大概亦不可能。只有二《庄》内容不尽相同，长期得以同时并行，才较为合理。

《世说新语》注中关于向、郭《庄子注》的记载还有几条，也可看出一些问题：

1．“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孙）安，……及成，以示二子。”云云，这说明向秀注《庄子》是在嵇康被杀（262年）之前。故向秀注当属竹林时期。

2．“秀本传或言，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alt所注，以备遗忘”。这说明，向秀注也是在崔alt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只是向秀的《隐解》更带有时代精神，故“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这样的意义和《晋书·向秀传》所说郭象在向注基础上“述而广之”，致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比较相似。盖魏晋人注书，常常都是把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见解吸收在自己的注释中。

3．“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云云，刘孝标所见之向、郭的“逍遥义”是相同的，而与支遁义异，证明郭象确实吸收了向秀的许多见解。

4．注引《文士传》（东晋张隐作）“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又“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条注引郭象《庄子·齐物论》“天籁者吹万不同”句注。可见张隐、刘孝标等所见《庄子注》就有向、郭两本并存，所谓郭象把向秀注“窃以为己注”，在当时也难成立。

5．更重要的是，《世说新语》注本身就说明刘孝标所看到的向、郭注为不同的两种本子。《文学篇》“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条，注引郭象注《庄子》“天籁者吹万不同”句与今本郭注全同。而“庄子逍遥游篇旧是难处”条，注中有一大段叙“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可见刘孝标也知道郭象注和向秀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不同的地方非常重要，它比较有力地说明郭象注对向秀注有很大的发展。

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东晋张湛《列子注》，梁陶弘景《养生延命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李善《文选注》等，都分别说明所引用的《庄子注》，哪些是向秀的，哪些是郭象的。又东晋罗含《更生论》引向秀《庄子注》一条。

张湛《列子注》大约作于东晋中期，距离郭象逝世不过几十年，当时向、郭二注本尚同时流行，其中引向秀注四十余条，郭象注二十余条。《养生延命录》引向注四条，郭注一条。《经典释文》主要根据郭注本，但也引用向秀注六七十条。《文选》李善注引用向注只有几条，却大量引用郭象注。这一情况当可说明，从东晋到唐初，向、郭二本尚同样流行，唐以后郭象注就比向秀注流行更广，再后向注失传。这点还可从唐朝各种音义、音训的书得到证明，比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引书甚多，只用郭象《庄子注》，不引向秀《庄子注》。唐末新罗学士崔致远《法藏和尚传》，在说到法藏的《新经音义》（即《新翻华严经梵语音义》）时说：“《新经音义》不见东流，唯有弟子慧苑《音义》两卷，或者向秀之注《南华》，后传郭象之名乎？”可见至唐末，向秀注本已经失传。

上述各书所引郭象注和今本郭象注对照参阅，除少数例外，大都完全相同。这就说明，现存的郭象注，就是晋到唐时向、郭二《庄》同时并行的郭象注，因此把郭象注《庄》看做郭象著作是无问题的。问题是郭象注和向秀注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用上述各书的引用向秀《庄子注》和现存郭象《庄子注》对照，确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就说明郭象是大量地利用了向秀的旧注，但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些重大的不同。第一，《经典释文·序录》明确地说明：“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并注说：“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据此，向秀注本要比郭象注本少五六篇或七篇，故《世说》所谓郭象自注仅《秋水》等三篇则不确实。第二，上述各书引用二家注时，多为分别引用，有时则两注并存。例如，张湛《列子注》引向秀注“鲵旋之潘为渊”句是：“夫水流之与止，鲵旋之与龙跃，常渊然自若，未始失其静默也。”接着引郭象注：“夫至人用之则行，舍之则止。虽波流九变，治乱纷纭，若居其极者，常澹然自得，泊乎无为也。”（《黄帝》注）而今本《庄子》郭象注恰好将这两段合在一起，可见是郭象在抄录向秀注后，又加上了自己的话，使向注得到引申和发挥，扩大其思想。这就不仅是“定点文句”而已，而是“述而广之”了。这种情况在其他三种书的引用中也同时存在。第三，有些地方所引向注与今本郭注则很不相同。如《经典释文》所引向秀对《胠箧篇》“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等句的注，就和今本郭注很不相同。向秀是从“变化日新”来解释，他说：“事业日新，新者为生，故者为死，故曰圣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变，得实而损其名，归真而忘其途，则大盗息矣”。郭象则是用“独化”的思想来解释，他说：“竭川非以虚谷而谷虚，夷丘非以实渊而渊实，绝圣非以止盗而盗止，故止盗在去欲，不在彰圣知。”但“独化”这一概念各书所引向注不见，仅《列子注》中引有向秀一句说：“唯无心者独远耳”，或者后来郭象把“独远”发展为“独化”。第四，郭象注不仅许多地方采用了向秀注，而且也采用了崔alt注和司马彪注。《人间世》的解题郭象则全抄自司马彪，有些地方郭象注也采用了司马彪注，而不引用向秀注，如对“罔两”的解释。《释文》“罔两”向、郭二注并存，“郭云：景外之微阴也。向云：景之景也”。据《文选》卷十四李善注说：“郭象为罔两，司马彪为罔浪。罔浪，景外重阴也。”可见郭象是采用司马彪注。又《释文》“翛然”引向秀注为“自然无心而自尔”，又引郭象和崔alt注为“往来不难之貌”，此处郭象用崔注，而不用向注。郭象注《庄》，对前人旧注有所选择，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上面所举向、郭二《庄》的种种不同，虽然不很重要，因为仅仅靠这些材料似乎还难充分说明问题。如果能提出在今本郭象注中有和上述诸书所引用的向秀注，发现重要观点不同，这才能比较充分地说明问题。是否有这样的材料呢？经过核查是有的。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四）从郭象和向秀思想的两点不同，看《庄子注》的问题

今本郭象《庄子注》的基本思想，在《庄子注序》中，对它作了明确而精确的概括。尽管目前对此序是否为郭象所作尚存在着争论，但它概括地说出了这部注的基本思想，大概是不会有异议的。序中说这部注包含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明内圣外王之道”；二是论证“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前者代表郭象对社会问题的总看法，或者说是解决“自然”和“名教”关系的总命题；后者代表他对整个宇宙的总看法，或者说是解决“无”和“有”关系的根本思想。通观《庄子注》，它们也围绕着这两个观点而展开。但各书所引向秀注，则多与上述两个观点不甚相同。《列子·天瑞》“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句，张湛注说：

《庄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生也。吾之所化，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向秀这段话大概是注《庄子·大宗师》“生生者不生，其为物也，无不将也，无不毁也……”的。这里郭象是删去了向秀的注，紧接着他就用“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的观点来解释“生生”和“化化”。郭象注说：“任其自将，故无不将；任其自迎，故无不迎”等等，就是明证。而且上面说到《世说新语》注所引郭象注《庄子·齐物论》“天籁者吹万不同”句（今本郭注同）中说：

郭子玄注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则自然而已。然谓之天然，天然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这里用“自生”的观点否认有一“生有”者，显然是郭象的新思想。从上面抄录的《列子注》引用向秀的那段话来看，他并没有摆脱王弼、何晏“贵无”思想的影响，以为仍有一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这实际上是认为，在“万有”之上有一作为“万有”存在的根据的“无”，或者说有一“造物主”。郭象不仅否认“无”能生“有”，而且从原则上也否认有任何东西能产生天地万物，并且批判了有“造物主”的观点，他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齐物论》注）又说：“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庚桑楚》注）

在张湛《列子注》中，还引有向秀对《达生》“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句的注：

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今本郭注删去了“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句。删去这句和留下这句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贵无”派的玄学家往往把“自然”和“道”或“无”同等看待，即认为“自然”是先于万物而产生万物的“生物之本”，或说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和王弼、何晏同时的“贵无”派玄学家夏侯玄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王弼注《老子》“道法自然”句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这里，王弼也和夏侯玄一样，把“自然”解释为先于天地万物的无以名状的存在。向秀的注，以为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是“自然”，不管他对“自然”怎样解释，这种承认“相先”的观点，仍然表明他没有摆脱“贵无”思想的影响。而在郭象的注中则找不到“贵无”派“相先”思想影响的痕迹。而且郭象明确否认天地万物之先尚有任何先于天地万物的存在，从而堵塞了通向承认“造物主”的道路，如他说：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知北游》注）

这段注表明，确有以“自然”为一先物存在的实体者，故有“以自然为先”之说。郭象否认有“先物者”，并给“自然”下了明确的定义：“非有使然”，即“物之自尔”，这个观点也是贯穿在整个他的《庄子注》中。如《逍遥游》注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大宗师》注中也说：“人皆自然，则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象这样的观点，在郭注中不下十余处，不去一一列举了。

郭象和向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同，至少说明两点：一是，郭象尽管采用了向秀的注，但他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需要而有所选择，凡是不符合“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等思想的都在排除之列。因此，郭象的注只能是对向秀注的“述而广之”，不可能是把向注“窃以为己注”。二是，郭象和向秀上述观点不同，还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竹林时期向秀的思想正是正始时期王弼“贵无”向元康时期郭象“崇有”的过渡。如果依照这个发展线索来研究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能比较清楚地说明许多问题。

“内圣外王之道”几乎所有魏晋玄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郭象《庄子注》对这个问题却有他的特殊看法，即“圣人常游外以弘内”的新思想，向秀不仅没有这种思想而且还有相反的看法。

向秀除注《庄子》外，并著有《儒道论》一文（已佚），还注过《周易》，也已佚失，不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里还辑有数条，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思想。而另有《难养生论》一篇则比较重要，因为这篇文章涉及当时人们所注意的“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前面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对于所谓“自然”，魏晋玄学家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从根本上说都是把“自然”和“名教”看成为一对矛盾，并用种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嵇康作《养生论》，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嵇喜：《嵇康传》，《文选》李善注引）因而嵇康认为，“调节嗜欲，全息正气”，即可长生。向秀作《难养生论》，表示不同意嵇康的观点。他认为，人们的“求食”、“思室”等等是“自然之理”，不应压制；为了求长生而压制这些“自然之理”是“悖情失性”、“不本天理”，不仅做不到，而且会使生活失去其意义。所以在他批判了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以求长生的种种做法之后，说：“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耶？”那么如何能既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又使社会不致陷于混乱呢？向秀认为，只须对人们天生的欲望要求“节之以礼”就可以了。向秀这个观点在当时“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当广泛流行的情况下，是一种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的观点，谢灵运《辨宗论》中说：“向子期以儒道为一”，或者与此不无关系。

从原则上说，嵇康、阮籍和王弼、何晏一样也是把“自然”看成是根本的，“名教”看成是派生的。然而嵇康、阮籍并没有因此得出和王弼、何晏相同的结论。如果说王、何认为“名教”应当而且根本上说必然反映“自然”，那么嵇、阮则认为“名教”只是应当而未必必然反映“自然”。王、何在积极为现实社会的合理性作论证，嵇康、阮籍则在为否定现实社会的合理性造舆论。

嵇康、阮籍这种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以及对“名教”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向秀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并且和嵇康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思想上自然有许多共同之点。然而由于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和个人性格的不同，思想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发展方向的不同。嵇康对现实不满，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所以他当时并不想调和“名教”和“自然”的矛盾；向秀虽也不满现实，但他却有很大的妥协性。据《晋书》本传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这种态度反映了向秀和嵇康在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的哲学思想。

向秀也认为“自然”是根本的，而“名教”和其他事物是派生的，“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以相先者，唯自然耳”。甚至有时他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任自然而覆载，则名利之饰皆为弃物”，“弃人事之近物也。”（《列子注》引）尽管如此，但向秀的基本态度是要调和“名教”和“自然”。向秀对“自然”作了新的解释，使之和王、何与嵇、阮都不相同，在《难养生论》中，他说：

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此皆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义。

又说：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

又说：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列子注》引向秀语：

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无雄耳。

从上引文可知：第一，向秀把人的一些自然本能（“求食”、“思室”等）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要求（“富贵”、“荣华”等），都看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尽管向秀没有否定有一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而他对所谓“自然”概念的含义的了解显然与王弼等把“自然”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很不相同。第二，所谓“任自然”就包含着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称情则自然”，而不应压制这些要求，这点又与嵇康分道。嵇康的《养生论》中说：

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思寡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alt，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向秀以为，这种养生之谈，是一种营营惜生而背自然之理，所以他在《难养生论》中说：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

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后，实不可冀也。纵令勤求，少有所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灾，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不死，虽济万世犹不足以喜。言悖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耶？

第三，向秀认为，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与“名教”并无矛盾，盖此种种要求为“三王所不能易”者，只须“节之以礼”、“求之以道义”即可。而“名教”之不可废，盖如“实由文显，道以事彰”，如“任自然”而“非名教”，则如“有雌无雄”也。所以向秀这种“任自然”，和王、何鼓吹的“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不同，也和嵇康提倡的“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大相径庭。魏晋玄学家同讲“任自然”，但讲得如此不同，这也是当时思想大解放的一种表现吧！向秀在魏晋玄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他在新的条件下提出这种对“自然”的新解释，以及他调和“名教”、“自然”的新方向是分不开的。这个新解释就是把超现实的“自然”逐步拉回到现实的“万有”之中。这个新方面就是由“贵无”向“崇有”过渡的桥梁。

郭象《庄子注》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问题上比向秀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表现了对向秀思想有很大的发展。郭象的《庄子注》不仅认为“名教”和“自然”全无矛盾，而“外王”与“内圣”简直就是一回事。这个观点集中地反映在《逍遥游》注“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和《大宗师》注“圣人常游外以弘内”两段话中。前一段话说的是，圣人是“在庙堂之上”的，是“历山川，同民事”的，他尽管这样仍可“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后一段话说的是，最能“游外”的方可以“冥内”，所以圣人是“常游外以弘内”的，是能够“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的。这两段话就是郭象对“内圣外王之道”的特定的解释，是他对魏晋玄学的新发展。如果说，向秀的“以儒道为一”只是把“名教”和“自然”的矛盾看成是可以协调的，在他那里“自然”仍是“自然”，“名教”仍是“名教”，儒道还是两行；那么郭象就不一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名教”就是“自然”，“庙堂”就是“山林”，真正的“外王”必然也是“内圣”，充分的“有为”必是最完美的“无为”，孔教和老、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郭象这种对“名教”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在今本《庄子注》中是非常之多的，例如在《逍遥游》注中说：

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非夫人有情于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专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为尧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内主，斯有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实也。

又说：

然未知至远之所顺者更近，而至高之所会者反下也。若乃厉然以独高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语至极而游无穷哉？

《大宗师》注说：

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

《天地》注说：

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而用我哉！

《秋水》注说：

天然在内，而天然之所顺者在外，故《大宗师》曰：知天人之所为者至矣。明内外之分，皆非为也。

从至极的境界上说，把“山林”和“庙堂”等同，“游外”和“游内”齐一，这个新思想在上述各书所引的向秀注中是找不到的，而《文选》李善注两次引用了郭象注的这个思想，卷二十二注引郭象《庄子注》说：

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而已。

卷二十六注引郭象《庄子注》说：

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夫游外者依内。

这一情况难道能说是偶然的吗？何况“游外弘内”的理论和向秀《难养生论》中的观点又是那么不同呢！

郭象和向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观点的不同，至少又说明两点：一是，郭象尽管是沿着向秀“以儒道为一”的路线在发展，但他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与向秀颇不相同的新理论，甚至可以说用“述而广之”已经不能概括郭象对向秀思想的发展了。二是，又进一步说明，向秀思想具有正始王、何“贵无”向元康郭象“崇有”的过渡性。魏晋玄学从王、何“贵无”的重“自然”，经向秀的任“自然之理”与“节之以礼”的调和儒道二家过渡性理论，发展到郭象的“庙堂”即“山林”、“名教”即“自然”的合一论，这可以说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郭象哲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其所以如此，就因为郭象的思想体系能比较更好地适应魏晋时期当权的门阀世族的根本要求。

从正始到永嘉，从王弼到郭象，不过六七十年，魏晋玄学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发展着，并较充分地实现了它的历史使命。虽东晋尚有注《列子》的张湛，但其思维水平并未超过郭象，而且多沿袭王、何旧说，用于养生，而配合着佛、道二教的流行。王、何于正始发其端，提倡“任自然无为之道”；竹林嵇、阮“有疾”而发，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泰始元康之际“放荡形骸”、“诽毁六经”之风尤盛，王澄、胡毋辅之之徒“或至裸体”。乐广虽为玄学名匠，也看不惯这种风气，曾批评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元康以后，“放达之风更盛”，戴逵指出：“古之人未始害名教之体，……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看来，解决“名教”和“自然”的矛盾，实在是贯穿玄学中的一大难题。

向秀对当时“放荡形骸”、“诽毁六经”的现象也不很满意，故有“节之以礼”、“以儒道为一”的主张。他注释《庄子》当亦欲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解决上述难题，不过向秀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名教”与“自然”仍是二行。裴alt在其《崇有论》中取消了“贵无”的所谓“自然”，根本改变了“名教”和“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有”为根本，以“无”为“有”消失的状态，提出“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的主张。到郭象，他既是沿着向秀“以儒道为一”的新方向，把“名教”与“自然”合二为一，把老、庄化为孔丘，给孔圣人穿上玄学道袍；又是把裴alt的唯物主义“崇有”，改造成唯心主义的“崇有”，从而在魏晋玄学范围内完成了王弼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自生”、“自化”这一类概念，当然并非魏晋玄学家所创造，在老、庄哲学中固已有之，然而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给予普遍的重视，则是魏晋玄学所特有的。向秀使用“自生”、“自化”等概念虽是和生生化化的“生化之本”相联系，但其“自生”的理论却对裴alt的“崇有”理论发生了很大作用。郭象的《庄子注》处处都可以看到，他极力否定在“万有”之上还有一个支配者，不管它是“无”也好，是“道”也好，是“自然”也好，而宇宙间只有“有”是唯一的存在。郭象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借助的就是“自生”、“自化”等概念。从这点看，郭象的“崇有”也和裴alt的“崇有”有一定的联系。但是郭象没有就此止步，他对“自生”、“自化”作了和裴alt很不相同的解释，这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裴alt认为，“有”是“自生”而非“无”所生，只是说“始生者，自生”，并非认为一切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生”的，而认为“有”亦可生“有”，“有”亦可济“有”。郭象和裴alt不同，他不但否认“无”能生“有”，甚至也否认“有”能生“有”。他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罔两”和“影”、“形”一样都是“自生”的，非有所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所以“罔两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一切事物都是“自有”，所以他说：“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这种过分强调“自有”的观点从理论上说也有一定的困难，笔者后面将在分析郭象哲学的矛盾时讨论。

第二，裴alt虽未对“有”作比较明确地说明，然从其《崇有论》的倾向看，他大体认为“有”既包括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物），又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事），也就是说，他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都叫做“有”。表面上看，郭象似乎也承认客观存在着的一切都叫做“有”，问题是他所谓的“有”是如何存在着。郭象认为，“有”是“自生”的，而此“自生”都是“突然”、“掘然”、“忽然”而生的，和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他把这种现象叫做“无待”。“有”既然都是“忽尔自生”，那么在“万有”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性，而是各有各自的“性”，各又根据各自的“性”存在着，“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郭象还把事物这种绝对地独立自足地存在着、变化着的状态名之为“独化”。在此，郭象虽然取消了作为“万有”的本体之“无”或“造物主”，却又赋予了“有”以神秘性，使所谓“有”和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真实情况相脱离了。

第三，裴alt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他把每个事物都看成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是“所禀有偏”，而“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有之所须，所谓资也”。从表面上看，郭象似乎也不否认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比如他认为大鹏“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似乎事物有所待，有所资。其实郭象并非真的认为大鹏之飞须这些“外资”，因为大鹏飞也好，不飞也好，都是“自足其性”的。其不飞，并不失其有“大力”的本性；其飞九万里，也正是它有“大力”的本性的表现，其性自足，无待外资。至于“冥海”之大，“九万里”之远，也和大鹏的存在一样，并不因为有大鹏才大才远，其存在同样是“自足其性”的。所以郭象进一步提出，每个事物只要照其本性的要求去做，那就是绝对的“自由”。从这点看，郭象的“自足其性”和裴alt的“偏无自足”又是很不相同的。

从以上几点，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郭象的思想既是对裴alt的“崇有”作了根本改造，又是排除了向秀思想体系中“贵无”派“以无为本”的残余。使他的“崇有”、“独化”的哲学体系更加精致了。

郭象“无心而任自然”的思想，也是从向秀那吸取来的。向秀说：“得全乎无者，自然无心，委顺至理也。”〔1〕不过郭象又把这一思想向前发展了，他认为“无心而任自然”就可以“独化于玄冥之境”。“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哲学欲引出之最后命题。所谓“独化”，就是说独立自足地存在着，变化着，“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所谓“玄冥之境”，并非是在现实世界之外的超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指的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精神境界。如果人能把自己看成是绝对的独立存在，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遇而安，有了这种认识和生活态度就是“独化于玄冥之境”；如果用此种认识和此种态度进行统治，那就是行了“内圣外王之道”；如果以此治天下，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依其本性随遇而安，那么此社会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即行了“内圣外王之道”的社会。魏晋玄学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说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指它比较充分而完满地满足了当权的门阀世族的要求。郭象的哲学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郭象改造了庄周，把庄周所虚构的超现实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的此岸世界，而他并不在形式上否定“无何有之乡”的“玄冥之境”，以为这全在人的看法，如果能“身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那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在此岸而到彼岸。所以郭象认为，把“名教”和“自然”、“游外”和“弘内”、“神人”和“圣人”等等分开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如果改变了这种看法，那就会看到“外王”就是“内圣”，“游外”即是“弘内”，“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这样一来，“名教”和“自然”就合二而一了。甚至郭象认为，能超越现实的必然能在“名教”之中，能远离人群的，必然能顺应世俗，“遗物”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入群”，“坐忘”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应务”，“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郭象既然否定了庄周以“方内”与“方外”为两行的观点，从而大大发展了向秀“以儒道为一”的新思想。

郭象的哲学，不仅保存了玄学思辨性的特点，用老庄思想改造了儒家礼教，给封建统治披上了玄虚的超现实的外衣，而且用儒家的重世事的精神充实了老庄哲学的崇玄虚，把超现实的“玄冥之境”拉回到现实的人间，因而更适合门阀世族的性格和口味。郭象注《庄子》，正是要适合既可“宅心玄远”，又可不废“名教”；既可得到清高的虚名，又可过着淫逸侈靡的生活；既可得到压迫剥削最大的实惠，又可泰然处之而心安理得，那个士族集团的要求。

郭象的哲学要取消对立，调和矛盾，这当然是他的主观妄想，它只不过是当时门阀世族一厢情愿的主观要求，全然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安于“皂隶”的地位而不起来造反；地主阶级内部也并没有因为“自足其性”而不争权夺利。郭象的哲学要证明“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恰恰说明现实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合理；郭象企图要肯定现存的一切方面，恰恰说明现实的一切方面都应当被否定。这难道不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吗？

注释

〔1〕郭象“无心而任自然”的思想，也是受司马彪的影响，司马彪《庄子·人间世》解题中有：“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郭象全抄此解题。“无心”这一概念常为魏晋玄学家所使用，如嵇康的《家诫》说：“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孙绰《论语集解》：“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

第八章　郭象与裴alt

郭象和裴alt一样，他们的哲学都被称为“崇有”，并且都把何晏、王弼的“贵无”作为他们批判的对象。因此，郭象和裴alt在思想上无疑有许多共同之点，但有没有什么差异呢？从他们的差异是否可以看到魏晋玄学发展的轨迹呢？这是本章打算讨论的问题。

裴alt生于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卒于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约比郭象晚生六年，早死十二年，他们可以说是生活于相同的时代。据袁宏《名士传》说，魏晋学术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正始时期、竹林时期和中朝时期。在“中朝”时期中所列举的名士乐广、王衍等多为西晋元康、元嘉时期的人，而裴alt和郭象大体上也都是这个时期的名士。有学者认为，“竹林时期”和“正始时期”的玄学一样都是“贵无”派，因此是玄学发展的同一个时期，属于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而裴alt的“崇有论”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郭象“无无论”则是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玄学发展的最高峰。这种对魏晋玄学发展阶段划分，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也存在可以商榷的问题。第一，何晏、王弼“贵无”并不要求“越名教”（“废名教”），而竹林时期的嵇康、阮籍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和何、王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二，如果说郭象是“无无论”，那么裴alt也可以说是“无无论”，在“有”和“无”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多大区别（如据《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引《崇有论》又当别论）。第三，从魏晋玄学的发展上看，王、何“贵无”可以引出两个方向：一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二是向秀的“以儒道为一”。而向秀思想中的“当节之以礼”可以发展成为裴alt的“崇名教而抑自然”；其中的“任自然之理”可以发展为郭象的“不废名教而任自然”。所以看来袁宏把魏晋思想分为三期的分法更合乎实际。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诸公赞》说：“alt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晋书·裴alt传》亦谓：alt作“《崇有》之论”。然《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则说：裴alt“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现《晋书》本传载有《崇有论》全文，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二亦节录有《崇有论》，而文字有所不同，而《贵无论》则不见，故有学者认为，裴alt既然反对“贵无”，如何能著《贵无论》呢？因此认为，《世说新语·文学》注所说“《崇有》二论”的“二”字是“之”字之误，《惠帝起居注》中之“贵无”二字为后人妄加。我认为这个看法也是可以商榷的。如果仅《惠帝起居注》一处如此，或可推论说“贵无”二字为“妄加”，但在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还有如下一段：“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而伯阳欲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广弘明集》卷五）孙盛，东晋人，距裴alt去时未远，而且从他的论述看，他当是看到此《崇有》、《贵无》二论的，因为裴alt主张“崇有”，所以他作的《贵无论》当然是“不达虚胜之道”的；而其《崇有论》自是“以为矫时流遁者”。因此，说裴注引《惠帝起居注》中的“贵无”二字为后人妄加，似根据不足。不过由于裴alt的《贵无论》已佚，这里我们也就只能根据他的《崇有论》来讨论他的思想了。这里还必须说明，以下只是根据《晋书》所载《崇有论》来讨论裴alt思想，若据《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所节录之《崇有论》，则有更多问题讨论，因此非与本章有关，故不详论〔1〕

裴alt著《崇有论》的目的，无疑是要“疾世俗尚虚无之理”，“矫虚诞之弊”的。但是，裴alt对“贵无”思想也不是简单的否定，他不仅指出老子的“贵无”学说有其有意义的一面，而且论及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裴alt认为，“欲衍情佚”、“擅恣专利”，过分追求物欲，不仅对自己有害，还会引起社会的争夺与混乱。《崇有论》说：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2〕

但是，裴alt认为，这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无为”的好处，可它却不能算是根本道理，“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而“贵无”论者不仅没有看到这种理论的片面性，反而把它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根本道理。于是“贵无”论者由提倡“贵无”，而导致“贱有”，“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是说，提倡“贵无”的人，从主张“无为”而导致反对“有为”；从崇尚“自然”发展到反对“名教”，以至于使社会风气败坏，“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上下安宁，裴alt提出，应“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即认为必须维护“名教”，这是“圣人为政之由”。由上引《崇有论》看，裴alt反对“贵无”，大概是针对“越名教而任自然”所造成的不良社会风气所发的，是出于一种维护“名教”的社会责任感。郭象的思想显然并不像裴alt那样只是为了维护“名教”，而是要为“名教”找一合理的根据，他的主张是“任自然”就是“崇名教”，提倡的是“身在庙堂之上，而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自与裴alt所论不同，兹不详论。

如果裴alt的《崇有论》只如上述所论，那么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哲学上的意义，他也就不能算是“善言名理”者，而能与王弼这样的玄学家相匹敌的玄学家了。据《世说新语·文学》载谓：“裴成公（alt）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王衍）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这就是说，由于裴alt的《崇有论》和当时流行的“贵无论”大不相同，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又无法驳倒他，只有王衍或者可以稍稍使之退让。又《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诸公赞》：“乐广与alt清闲欲说理，而alt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可见裴alt于辩名析理上颇有辩才。那么裴alt在哲学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能不能认为他是一位玄学家？他的“崇有”思想与郭象的“崇有”有什么异同？

我们知道，魏晋玄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与“无”的问题，《老子》中论及“有”、“无”关系的主要是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裴alt在《崇有论》中针对这点说：

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

这表明，从哲学的观点上看，裴alt主要批评的是老子思想中的“有生于无”的观点，而“有生于无”正是王弼的“贵无”思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方面。王弼要建立“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并且提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按照其论体系本身的要求应抛弃“有生于无”这种宇宙构成论的观点，但王弼体系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老子》第三十四章注中说：“万物皆由道生。”裴alt恰能抓住这点，对“贵无论”进行了批评，可谓甚有洞见。《崇有论》的最后一段说：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

这一段是裴alt对他的“崇有”思想的哲学阐述，其基本思路和郭象的“崇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把“无”解释为“虚无”（即不存在），既然是什么都没有，那自然不能产生什么，所以“存在的”只能是“自生”的。“自生”这个概念并非裴alt或郭象首先提出，早在王充的《论衡》中已多次使用，如说：“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自生”这一概念的引入玄学，当然是针对“贵无论”的“有之为有，恃无以生”的“有生于无”的观点。但是如果仅仅批评“有生于无”的观点，那还不能说是完全针对了“贵无论”的问题，故裴alt进一步说：“自生而必体有。”“自生而必体有”这个命题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针对着“以无为体”（“以无为本”）而提出的，意谓“万有”的“自生”是以其自身的存在为根据（本体）。“有”即是其自身存在的根据，在“有”的背后（之外、之上）不再有什么“无”作为其本体。在《崇有论》开头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观点，他说：“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整个无分别的群有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道”，或者说“道”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指整个无分别的群有本身，并非在“群有”之上还有什么超越“群有”的“道”。“贵无论”常以“无”说“道”，如谓：“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所以“道”乃是超越“万有”的。不过王弼的哲学其创新方面不是对“有生于无”的论证，而是对“以无为本”的论证，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老子》第四十章注）“万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无”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本体），如果要成全“有”，就必须了解“有”存在根据之“无”。盖因只有无规定性之“无”才可以成全一切有规定性之“有”。因此，针对“以无为本”，“自生而必体有”这一命题，既否定“无”的实体意义，又否定“无”的本体意义，可以说包含着“以有为体”的意义。这里可以说，裴alt这个命题表明“自生”的主体是“有”，也就是说“有”就是物之性，这样裴alt的“自生而必体有”就和郭象的“物各有性”相似了。王弼的“以无为本”，把“无”看成是“有”存在的根据，因此他认为，根据本体之“无”而存在的天地万物都是有道理（有规律）的，所以他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周易略例·明彖》）事物的“理”的必然性正在于“统一性”之“无”，离开统一性之“本体”（无），则无从把握事物之必然性（理）。裴alt很可能是针对王弼上述观点提出的：“理之所体，所谓有也。”“理”只是物之理，只能以“有”为其“本体”（体），也就是说“理”不能离开“有”而存在。郭象同样认为“理”只是物之理，是物自然而然具有的，不是外在于事物的，如他说：“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德充符》注）人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由其所具之“理”所规定的，不是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个“理”是自然而然的，不得不然的，所以郭象又称“理”为“命理”，即事物内在必然性的意思。而这种必然之“理”是以事物的存在为根据的，郭象说：“自然之理，有寄物而常通也。”（《外物》注）对于“理”的了解，裴alt和郭象大体也相同。

但是，裴alt的“崇有”和郭象的“崇有”是不是也有不同呢？照我看至少有以下四点显著的不同：

一、“有始”与“无始”

裴alt《崇有论》中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这几句话中的“夫至无者，无以能生”和郭象的“无则无矣，则不能生有”是一致的。但后面的“故始生者，自生也”，则和郭象思想不相同，后面一句可以说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始生”只能是“自生”；其二是说“万有”有个“始生”的问题。就后面一点，会令人产生疑问：“万有”有没有一个“始生”的问题？当然，就个别事物说是有个“始生”的问题，但就自然界整体说难道也有个“始生”问题？在裴alt的《崇有论》中至少没有分清这两个问题。而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则没有“万有”（万物）始生的问题，并且他批评了这种“有始”的观点，《知北游》注中说：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为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这里郭象的意思是说，由于没有一个先物者，因此推究上去万物的存在没有开始，“犹有物无已”。与此相关，他还提出“常存”的观点，他说：“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时。”天地没有个开始。这点又和他对“宇”、“宙”的解释相关联，他说：“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庚桑楚》注）从理论的圆满上说“自生”应该是“无始”的，在这一点上郭象比裴alt似乎高明一层。为什么裴alt在理论上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他对“有”这一概念可能包含的两重意思没有分清。如他说“自生而必体有”，这里的“有”不应只是指“个别的物”，而应是指一般意义的“万有”或“物之全体”；但是说“生以有为己分”、“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这里的“有”是指个别事物，因为作为一般意义的“有”或“有之全体”是不能变为“无”的。然而郭象对这个问题的论说则比较圆满，他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注）郭象这里的“有”就是“常有”，它是“万物之总名”，所以郭象不用“始生”这样的概念。但是，由于郭象对“有”或“物”的两层意思有时也没有分清，而在理论上仍有不周全处，这点将在《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上）》一章中讨论。

二、“外资”与“独化”

《崇有论》首段中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这意思是说，万物互相区别，而成为不同的类别，因此它们各自所禀受的都有所偏；既然任何一物都各有所偏，因此不能是自足的，这样就要对其他的事物有所依靠。裴alt的这个观点也和郭象的理论很不相同。郭象的“独化论”是以任何事物都是“自足其性”立论的，如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事物凡得其自性而存在者，既不靠外在的条件，也不是由自己刻意所能追求的，是没有什么道理和原因得以存在，而能独立自足生生化化的。因为，你要找寻此事物存在的条件，那么就等于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此事物就不存在了，这样追寻下去是无穷无尽的，当追寻到最后，就会得出“寻责无极，卒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他追寻到最后，能得到的只能说事物的存在是没有条件和原因，这样独化的道理是很明白的。《庄子·天运》有云：“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郭象注谓：“二者俱不能相为，各自尔也”；“自尔故不可知。”为什么呢？郭象说：“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当顺之。”郭象的这个认为事物的存在是“无故”的观点，对于反对目的论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推而极之，认为个体事物的存在是无任何条件的，这就可能导致神秘主义，而使事物成为不可知之自在之物了。

三、“无为”与“有为”

裴alt的《崇有论》反对“无为”，如他说：“理即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治理社会上的众人，不是“无为”可以办得到的。因此，他主张：“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云云，又说：“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这就是说，要以“礼制”治天下，不能以“不治”（无为）治天下。然而郭象主张“以不治治之”，如他说：“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逍遥游》注）郭象和裴alt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

盖因郭象的思想是以“任自然”为基础，而裴alt的思想则以“崇名教”为根基。郭象说：“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大宗师》注），“自然者，不为而自然也”（《逍遥游》注），照郭象看，“无为”就是让每个事物都能任其自然之性，这样社会就能相安无事，所以他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帝王不应有心而为，而应“无心”让万物自己生生化化。郭象虽仍然主张要“治天下”，但应以“无为”来“治天下”，所以他可以“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而裴alt则主张用“礼制”（即“名教”）来“治天下”，因此他要求“为政”必须“绥理群生”，“训物垂范”，“崇济先典，扶明大业”，“以矫虚诞之弊”。就这点看，裴alt的《崇有论》虽讨论了“有”、“无”，“有为”、“无为”等问题，但他只是“善言名理”（《世说新语·语言》），而尚“不达虚胜之道”（孙盛《老聃非大贤论》）。按：章太炎《黄巾道士缘起》谓“虚胜”者“虚无贵胜之道”。这就是说：裴alt谈“玄”虽已“登堂”，但尚未“入室”也。

四、“入世”与“超世”

关于什么样的人是圣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应为帝王”，裴alt与郭象的观点也不相同。《崇有论》中说：“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这就是说，圣人要用“名教”来治理社会，教化老百姓，因此裴alt的“圣人”是“入世”的。而这样的“圣人”只能“游于外”，而不能“冥于内”，故还算不上真正的圣人。郭象在《大宗师》注中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照郭象看，道理之中有最高的道理，最高的道理是能“在庙堂之上”（游外）而“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冥内）。裴alt“游外”者也；郭象所追求的是“常游外以弘内”者也。“内外相冥”者可“即世间而出世间”，他的境界是“超世”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郭象的思想不仅是对向秀思想的修改和发展，而且也是对裴alt思想的改造和发挥。有谓裴alt崇尚名教，故不应算作玄学家。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玄学”是讨论“本末有无”问题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学问，那么说裴alt是玄学家亦为不可。这是因为：第一，裴alt的《崇有论》也是讨论“本末有无”问题的；第二，此论也表明裴alt确是一运用“辩名析理”之“名理”学家。如果裴alt的《贵无论》在，或更可证明他是一玄学家了，而这一点或可说已由《资治通鉴》所载之节录的《崇有论》一段看出。

兹有所附于此者，《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所引之《崇有论》有多处与《晋书》所载不同，而大多无关宏旨，唯有一处或甚重要。《晋书》中之《崇有论》有如下一段：“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而在《资治通鉴》中则为：“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在“然生以有为己分”下有注曰：“物之未生，则有无未分，既而生有，则与无为已分矣。”《资治通鉴》所据不得而知，然司马光治《资治通鉴》所用之材料当有所据。如果《资治通鉴》所引确为裴alt原文，那么《崇有论》岂不有自相矛盾处？但我想，如果对《资治通鉴》作如下的解释，似亦可以自圆其说：有形之万物虽然生于无形（之气），但存在的事物都是以其具体的存在为其性分（而不是以“无”为其性分），那么“有”（形之物）产生之后，“无”（形）就是为“有”（形）所抛弃的，“无是有之所遗者”句下，注谓：“遗，弃也。”就“注”来说，亦可解释为：在有形之物还没有产生时，“有”（形）和“无”（形）还没有分别（既然无形与有形还没有分别，那么就是“无形”），在“有”（形）产生以后，那么“有”（形）就与“无”（形）分开了。有形的东西既已存在，它的存在就是由它的性分决定，“无”（形）再不能对它起什么作用。因此，“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的“无”不可作“虚无”解，而当做“无形”解。如果这里的“有”和“无”作“有形”、“无形”解，那么《晋书》中的《崇有论》“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一段亦或可得而解。冯友兰说：“‘夫有，非有于无，非有。于无，非无于有，非无’。意思是说，有是对无而言（‘有于无’），无是对有而言（‘无于有’），而且都是就具体事物说的。如果有不是对无而言，‘有’就没有意义（‘非有于无，非有’）。如果无不是对有而言，‘无’也没有意义（‘非无于有，非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118页）我认为冯友兰先生的解释是对的，既然这里的“有”、“无”，“都是就具体事物说的”，那么把“有”和“无”解释为“有形”和“无形”就更合理了。如果《资治通鉴》所引是裴alt原文，那么，他著有《贵无论》就更可理解了。

注释

〔1〕关于《资治通鉴》中裴alt《崇有论》问题可参见拙作《裴alt是否著有“贵无论”》，《学人》第十辑，第345-350页。

〔2〕《群书治要》二十九《晋书·百官志》中载，裴alt上书中谓：“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

第九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

今本《庄子》是由郭象编定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共三十三篇。看来这三十三篇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这部书是否成于庄周一人之手，向来就有各种不同意见。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本书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故存而不论了。为了说明郭象的《庄子注》在思想上和《庄子》书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暂且把《庄子》书都作为庄周（或先秦庄周一派）的著作看待。

古今中外对一种书的注解，或是“六经注我”，或是“我注六经”。但作为哲学思想看，往往是“六经注我”更有思想上的价值。《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中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我们可以说郭象注《庄子》是为了发挥他自己的思想。当然，既然是注《庄子》，而不是注别的什么书，那么注解总和原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想上总有某些一致之处，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郭象的《庄子注》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庄子》书所讨论的问题，其论证方法多与《庄子》书相同，这也不是本章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是，郭象的《庄子注》在哪些方面和庄周的《庄子》不同，又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差异。研究郭象的《庄子注》和庄周的《庄子》的不同，将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郭象哲学的特点及其意义。

郭象和庄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代表的阶级不同。这样就决定郭象对《庄子》中所包含的思想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需要，如果说庄周是生活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正在形成时期的思想家，那么郭象则是生活在封建专制社会得到相当程度发展时期的思想家；庄周是一位对现实社会采取激烈批判态度的思想家，郭象则是为现实社会的合理性作论证的思想家。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思想理论的作用同样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哲学思想在一个时期可以用来否定现实社会，而在另一时期又可用来肯定现实社会，庄周的《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大概就起着这样不同的作用。

我们研究郭象的《庄子注》，首先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郭象如何看待庄周本人。庄周是否是“圣人”？庄周的人格和思想境界能否和尧、舜、周、孔等“圣人”相比？

“圣人”在中国社会中代表着最高人格的人。而每个时代所理想的最高人格的标准并不相同，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人对“圣人”的看法也不相同。魏晋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所理想的最高人格是怎么样的呢？能不能像庄周那样，要求超越现实，否定现实社会，作为一“外内不相及”的“游方之外者”？又能不能像那些把“仁义”、“礼乐”之类挂在嘴上，仅仅在形式上追求尧、舜、周、孔所作所为的俗儒呢？郭象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照魏晋时期世家大族提倡玄学的思想家看，理想的圣人人格应该是“不废名教而任自然”的“内圣外王”。用我们的话来说，魏晋时代理想的圣人人格应该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享受着荣华富贵，又可以超越现实社会，“无心而任自然”。因此，庄周是不能算当时人的最高理想。郭象的《庄子序》中有如下一段话：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

这里郭象一方面对庄子的思想给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庄子对事物的根本道理有深切的认知，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百家之冠”；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庄子思想还没有圆通，没有达到圣人的高度，因为他的思想只是事物根本道理的回应而不能做到融会贯通，所以它“虽高不行”；虽然能超世，“游谈乎方外”，但与“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仍有相当距离，所以他的著作还达不到“经典”的地步。这就是说，庄周还不了解“内圣”、“外王”本是一回事，“游外”与“游内”完全可以相通，因此他的思想虽然高超，但是对社会生活起不了作用。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郭象理想的圣人呢？郭象认为，只有孔子才可以称得上圣人，当然被孔子所推崇的尧、舜等等也是圣人了。不过郭象所推崇的孔子已不是春秋末期的孔丘，而是他所塑造的理想的圣人。

从郭象的《庄子注》全书看，他处处把孔子、尧、舜等等说成是圣人，《庄子·徐无鬼》中说：“（仲尼）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郭象的注说：“圣人无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这里直接把孔子称为“圣人”。《渔父》最后一段谓“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云云，郭象注说：

此篇言无江海而闲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虚，旁通无外，蠕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命，固所以为至人之道也。

庄子的话本来是孔子赞美渔父之辞，而郭象的注则在说正因为孔子能如此说渔父，恰恰说明孔子是“能下江海之士”，能“周流六虚，旁通无外”、“穷理致命”的“圣人”。在《寓言》中，庄周和惠施都批评孔子，文说：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庄周本意谓孔子没有一定的是非标准，是由于他不能“休乎天均”，不能齐是非，所以老在变来变去，而郭象的注却与原意不同，他认为正是由于孔子能随时变化，无心而任物，故“惠子不及圣人之韵远矣”，谓孔子为“圣人”。又《徐无鬼》中，庄周借啮缺与许由的讨论谓：

……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所谓卷娄者也。

郭象的注说：

圣人之形不异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于精神则始终常全耳。

这条注把舜称为“圣人”。然而郭象称道之孔子，并非儒家之孔子，而是老庄化了的孔子，说得确切一些，应该是玄学化了的孔子；所称道的尧舜，也并非孔子心目中的尧舜，而是道家化的尧舜，确切地说，应是魏晋时代玄学家的理想帝王的化身，即所谓“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圣王”。

郭象对庄周既然有这样的看法，那么他对《庄子》这部书又如何看呢？在《庄子注》一开头就表明了他对《庄子》这部书的态度，在《逍遥游》第一条注中说：

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这段话说明郭象深深地了解庄子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逍遥游放”的问题，但是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仅从字面了解，应是“宜要其会归”，就是说应抓住问题的要点。郭象认为哪个问题应是讨论的要点呢？照郭象看，所谓“逍遥游放”所要讨论的应是“无为而自得，故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而这个问题在郭象对《逍遥游》的解题中就说得更为明确了，他说：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这就是说，讨论“逍遥游放”主要应放在“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上。至于什么是“鹏”、什么是“鲲”，以及它们如何如何，就不必去“曲与生说”的解释了，这就是郭象所谓的应“遗其所寄”和“要其会归”了。

由于《庄子》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寓言，虚构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用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庄子往往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对尧、舜、周、孔的否定上，在郭象是不可能完全同意的，因此他既要注《庄子》，顺着庄周所讨论的问题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就只能用“遗其所寄”、“要其会归”的办法了。这样一来，郭象对《庄子》书中明显诽毁尧、舜、周、孔的地方就好办了，他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庄周假托之辞，是无关弘旨的，可以置而不论，只要按照郭象的意思来解释其中的道理就可以了。于是郭象在这些地方就可以大作文章，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庄子的思想。有些实在不好解释的地方，郭象可以丢在一边，而不去讨论。

郭象注《庄子》当然有不少思想是和庄子一致的，特别是他像庄子一样善于用思辨的方法讨论问题，因此有时深得庄周之神韵，可是也正是他在注解《庄子》中，发展、修改甚至批评了庄子的某些思想。对郭象与庄子在思想上的不同，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我想除上引《逍遥游》第一个注中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即“无为”和“自性”的问题外，尚有两个有关的问题，即“游内”与“游外”和“有”与“无”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或者可以说表现了郭象与庄子思想主要的不同。

一、关于“自性”的问题

所谓某一事物的“性”（自性）、“本性”、“性分”等等，在郭象和庄子看来都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一事物者，也就是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天然如此的素质）。《庄子·外物》中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郭象注说：“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这就是说，“性”和“为”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关于什么是“性”和什么是“为”，郭象和庄子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但在某一事物什么是其“性”，什么是其“为”，他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在《马蹄》中，庄子以马为例说明什么是马之“真性”，他说：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alt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接着庄子说，伯乐对马的种种训练、装饰等，都是强加在马身上的东西，以至于马因是而死，这是由于违反马的真性所致。郭象于此处有一段很长的注解，他说：

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或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

照郭象看，马的本性不仅仅像庄子所说那样只是“alt草饮水，翘足而陆”，而更在于让人骑乘。善御者只要根据不同的马的能力去驾御它，能日行八百的就让它日行八百，能跑多远的就让它跑多远，这叫“尽其能”；而“尽其能”才是任马之性。如果此马能日行千里，而不让它日行千里，甚至“放而不乘”，那不仅不是“任马之性”，反而正是“伤性”。于是郭象批评“或者”（惑者）说，这种人认为“任马之性”，就是“放而不乘”；就像“闻无为之风”，就认为“行不如卧”一样，是“何其往而不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其实“或者”的看法正是庄子的看法，郭象正是通过批评“或者”而批评了庄周。在《秋水》中庄子借北海若的话说道：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天”就是“天性”，天生如此；“人”是指“人为”，谓人力所强加的。郭象对上段话的注释说：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这里当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郭象与庄子思想的不同。“天命之谓性”，照郭象看“穿牛鼻”、“落马首”都是牛马本性所要求的，它虽然是通过“人为”来实现，但从根本上说仍是牛马本性所要求的。这样一来，郭象就可以把某些由人强加给其他东西的因素说成是其“本性”。由此，郭象当然可以根据他的思想体系的要求来规定人或物之“本性”。

二、关于“无为”的问题

上面所引用《马蹄》庄子的思想和郭象注的思想，已见他们对“无为”的看法颇不相同。庄子主张“无为”，认为“有为”会伤害事物之本性；郭象则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根据事物本性的要求有所为也是“无为”。《应帝王》最后一段有个故事说：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郭象注说：“为者败之。”表面上看，郭象和庄周一样，似乎同样都主张“无为”，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对“无为”的解释不同。《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照庄子的原意，是肯定“无为”，而否定“有为”。而郭象注中说：

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又郭象对《大宗师》“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注说：

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

郭象这样解释“无为”，和庄子的思想是不同的，而和裴alt《崇有论》对“无为”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详见本书《郭象与裴alt》一章）。照郭象的意思是说，如果“无为”就是“拱默山林”，那么“当涂者”就没有办法用“无为”，只好用“有为”了。但是“无为”又是发挥老庄思想的玄学思想所不能少的，因此郭象必须给“无为”以新的解释，以成全他的玄学体系的要求。

郭象对“无为”的新解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事物自身方面看，郭象认为，只要是“任性自为”就是“无为”，或者说“率性而动”就是“无为”；二是从圣人方面说，只要是“无心而任化”就是“无为”，或者说“任物之自为”就是“无为”。在《天道》的注中，郭象给“无为”下了一个定义，他说：

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

这就是说，“无为”的意思就是万物都各自做它应当做的事，尽它应该尽的责。同篇的注中又说：

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

这段话说明，郭象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有为”，他把“各司其职”的“为”叫做“无为”。而把“不能止乎本性”的“为”和“不用众之自为，而以己为之”的“为”叫做“有为”。这样解释“无为”自不同于庄周，或近于《老子》和黄老思想。如果和裴alt《崇有论》的一段话相对照，我们或者可以说上引“工人无为于刻木”一段可能是由裴alt的思想引申而来。《崇有论》有如下一段：

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

裴alt这段话本来是用来反对“无为”，而肯定“有为”的，但郭象的“工人无为于刻木”一段不把这种“有为”称为“有为”而称为“无为”，且谓“无为位上，有为位下”（《天地》注），这正是郭象的高明之处。

郭象在讨论“无为”问题时，特别着力讨论圣人的“无为”问题。照庄子看来，许由高于帝尧，他真正懂得“无为”，因为他能“不治”而使帝尧去“治天下”，故“治天下”的帝尧并不真正懂得“无为”的真谛。郭象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帝尧才是真正懂得“无为”的圣王。可是帝尧又确实在“治天下”，这又应如何解释呢？照郭象看，帝尧的“治”实是“不治”，其“为”实是“无为”，故曰：“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因此，“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逍遥游》注）“任物之自为”则圣人必“无心而顺有”。“无心”和“顺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心”是就圣人的主观境界说的；“顺有”是就圣人对事物的态度说的。只有“无心”才能“顺有”；只要“顺有”就是“无心”。故郭象《应帝王》的解题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这是就圣王说的；另处又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注）这是就万物自身说的。郭象对“无为”的新解释，和庄子对“无为”的旧说法，虽有若干相似之处，但却更加圆通，更加能适应“内圣外王之道”的需要了，就其哲学的思辨性说，与庄子思想相比也毫不逊色。

三、关于“圣人”的问题

关于最高理想人格的人，在《庄子》书中或名之为“至人”、“神人”、“真人”等等，但也用“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人，例如《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指能超越外在和自我身心限制的理想人格的人。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用“圣人”这一名称来代表庄子所理想的具有最高人格的人，也代表郭象所理想的具有最高人格的人。庄子认为，超越现实的“游于方之外”的人是具有最高人格的人。在《大宗师》中记载着一个故事。孔子闻子桑户死，让子贡前去吊唁，子贡到那里一看，子桑户的两个朋友孟子反、子琴张毫不悲戚，又是编曲，又是鼓琴，他们还唱着：“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感到非常奇怪，就去问这两位神人：临尸而歌难道合乎礼吗？（“敢问临尸而歌，礼乎？”）这两位神人相视而笑地说：“你懂得什么叫礼吗？”子贡回去告诉孔子，说了上述情况，于是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则陋矣。”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游外”的孟子反和子琴张与“游内”的孔子是两类不同的人。前者是超生死、忘礼乐的超越现实的人，他们是“拱默山林”、把政治人伦视为桎梏的“至人”、“神人”之类，是所谓“游于方外者也”；后者是执著生死、未忘礼乐的在世俗中的人，他们是“戴黄屋，佩玉玺”、讲仁义说道德的帝王圣贤之类，是所谓“游方之内者也”。庄子显然是以“游外”者为理想人格的人，而且认为“内外不相及”。

在这里郭象有一段很长的注解，他说：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睹其体化而应务，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

这里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以庄子注郭象也。此段注文可注意者或有三点：

第一，“游外”与“游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作为“游外之致”者的圣人必定也是“游内之致”者。

第二，所以圣人是“常游外以弘内”者，故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能超越现实而又光大人事。因此，不能看到圣人处理政事，与人群同处，就认为他会被俗人俗事所累；也不能认为顺物之性与之变化，就认为他不能“坐忘而自得”。应该看到，圣人的“神气”（精神境界），并不会因为这些事受到影响，它是能“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第三，郭象的注说，庄子之所以没有说孔圣人是“常游外以弘内”，而把超越方内、游于方外寄托在孟子反和子琴张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为的是免得“或者”（惑者）根据一些具体的事来反对把孔圣人说成是“游内以弘外”的。郭象虽说这是庄子的意思，实际上是他在批评庄周把“游内”和“游外”置于对立的地位。

庄周理想的最高人格是属于姑射山上“离人群”、“超世俗”的“神人”、“至人”等等；而郭象理想的“圣人”则是可以“历山川”、“同民事”、“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圣王”，所以他的理想是“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郭象在《逍遥游》注中批评把“离人群”、“超世俗”看成是高超、是理想境界的观点，他说：

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非夫人有情于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专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为尧之外臣耳。

要求“离人群”、“超世俗”本身就是“俗中之一物”，因为这是把事物看得有分别了，不能顺自然，不能“无心而不自用”。因此，郭象关于“内外相冥”的新理论，又是对庄子思想的一重要修正，其“新”就“新”在他把庄周的“内外不相及”解释为“内外相冥”了。

庄子认为，“神人”、“至人”等超现实的人和现实中的“圣人”、“圣王”（帝王）是两类人（虽然在《庄子》书中有时也把他所谓的“圣人”看成是超现实的人，这里不必详作区别）。而郭象却把“神人”、“至人”和“圣人”都看成是他的理想人格的人，所以他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逍遥游》注）“神人即圣人也。圣言其外，神言其内”（《外物》注），而“内外相冥”；“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无己而顺物，顺物则王矣”。这样郭象就把超现实与现实、“方外”与“方内”沟通起来了，“即世间”就是“出世间”，而两者之间所以能沟通就在于圣人“无心而任物”，“圣人虽在庙堂之上，而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圣人只要是“无心”，那么并不因其做方内之事而对他作为圣人的人格有损害；只要是“顺物”，那么圣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天理自然”。因此，圣人应该应时而变，出入无间，郭象在《天地》注中说：

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而用我哉！

这样一来，圣王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帝王，当然郭象的理想的“帝王”必须是能做到“内外相冥”、“无心任物”者。这一做“圣人”的理论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四、关于“无”的问题

如果说前面关于“圣人”的讨论是“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无”的讨论则是“上知造物无物”的讨论。

《庄子》书中关于有无“造物主”或有无一作为现实存在的超现实的根据，这个问题常常表现着不同看法。《齐物论》中有一段说到“天籁”，其文谓：“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一段话似乎并没有肯定造物主的意思。但是仅仅这一句，我们也不能把这段话看做庄子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因为这句话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回答。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采取庄子“存而不论”的方法，暂不去讨论它。但郭象的注则是相当明确地否定造物主，他说：

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

这段话可以说是郭象讨论“无”和“有”关系的总纲。他认为“天籁”并不是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它是自然界的一切所共同组成的，因此它不是超于自然界的造物主，除了自然界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无”就是“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产生“存在”（有）的东西呢？“有”就是“万有”，或者说就是一切存在物。“无”既然是无，就不能生“有”；至于“有”，如果它还没有存在，那它也不能产生什么东西。这就是说，如果把一超越的抽象的“有”作为生生者，同样会导致肯定造物主的结果。“然则生生者谁哉？”郭象认为，没有什么“生生者”，天下的事物（有）都是无意识地自然而然生成的。成玄英疏“块然，无情之貌”（见《应帝王》疏）。郭象把“无”看成是“虚无”，是真正的“零”，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无”作为造物主的地位和作为“有”存在的超越性的根据。郭象只承认“有”，“有”是唯一的存在。“有”之所以为“有”，只是“自有”。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自有”一概念非常重，它和郭象思想中的“自生”、“自尔”、“自然”等等的意思是相通的。这些概念虽然过去有些哲学家也使用过，但在郭象的哲学体系里往往都是具有否定“造物主”、否定本体之“无”的意义。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关于庄子对“天籁”说明的话，不能说明他否定“造物主”，那么在《庄子》书中确实有“有生于无”之类的论点。例如在《庚桑楚》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

“天门”与“万有”性质不同，它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所以它是无形、无象、无名的“无有”（即“无”），而“万有”正是从这“天门”所生出的，因为“万有”不能以其同性质的“有”作为存在的根据或创造者，因此“万有”只能生出于其不同性质的（即超乎“万有”之上的）“无有”。而郭象注却说：

天门者，万物之都名也。

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岂有之所能有乎？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

上引郭象的注改变了庄子的原意：首先，他认为“天门”不是什么不同于“万有”的东西，而是万物之总名。其次，所谓“有不能以有为有”者，是说“有”尚且不能作成“有”，即“万有”都还不存在的时期（当然郭象并不认为有这种时期），怎能说它生出“有”呢？因此，“有”只能是“自有”，并不是另外的与“有”不同的“无”所能产生的。因为照郭象看，“无”就是“无物”，如果“无”能生“有”，那么“无”就不是“无”，而必定也是什么“有”，所以“有必出乎无有”只能了解为“万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产生的”，而只能是“自生”、“自有”的。

在《庄子·天下》中说到庄子的思想有这样一句话：“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云云，这当然是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相联系，但此处“造物者”一词也多少透露出《庄子》书中仍有某种先于万物而产生的某种“造物者”的思想因素。而同篇中说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郭象的注也表现了与庄子思想的某种不同，他说：

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则明有物之自建也。

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耶！

“自建”者，即“自生”、“自有”之义，天地万物之所以得为天地万物是各自得其“自性”，并非其他什么东西所给与的。《庄子·天道》中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老子》书中只说“道”无名、无形、无象等等，而没有说到“道”也是“无有”。看来《庄子》书比《老子》书前进了一步，“无”不仅“无名”，而且“无有”。照庄子看，泰初之时只有“无”，而“无”的规定性是“无有”、“无名”。“无”的规定性是“无有”，就是说“无”不能是任何有规定性的“有”，这点则和王弼的“贵无”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因此，郭象也不得不给“无”以新的解释，在《在宥》的注中说：

夫老庄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

郭象说，老庄为什么常常讲到“无”，就在于要说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所谓“物自生”的意思是，既不是为什么而生，又怎么能对其他已存之物有什么作为呢？这当然又是对老庄的“无”的一种新解释。盖郭象只承认“有”，认为只有“有”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在“有”之外、之上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他认为，“无”除了“不存在”这个意义之外，什么意义也没有了！“无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因此，他看待“无有”，它什么也不是，只是和“有”相对的一个名词，只是说明“万有之自有”，离开了“有”，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无”既不能是“造物主”，也不能是时间在先或逻辑在先的天地万物之本体。郭象在《人间世》的注中说：

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无，至虚之宅，无由有化物之实也。

“无”是“至虚之宅”，根本是不存在的，哪里能有使万物生生化化的实际作用呢？存在的东西必定是某种具体的东西，是具体存在着的东西才能成就其实际的作用。郭象这样注解《庄子》，当然是以“六经注我”了，从而发展了庄子的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哲学。

郭象和庄子思想的不同当然绝不止以上四个问题，此外如对生死、是非、美丑等等的看法都有所不同，这里不能一一详细讨论。但是，以上四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大概已足以说明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哲学体系的不同特点了。

哲学史的研究当然要注意哲学思想的前后继承关系，要认真研究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利用他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个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修正和发展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和以前的哲学家有哪些思想上的不同，提出了哪些新问题，从这中间探讨哲学思想发展的某种轨迹。现实生活固然是丰富多彩的，而历史也并非是“苍白”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竟同”，过去哲人的智慧，对我们今人来说无疑都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郭象和庄子的哲学思想有上述种种不同，这无疑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以及他们思想总的倾向不同有关，庄子对现实社会采取否定的态度，而郭象则要论证现实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虽然郭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修改和发展了庄子的思想，但他的思维模式仍然和庄子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思辨性。庄子为了反对“人为”而主张“无为”，郭象把某种特定的“为”解释为“无为”，是为了给“无为”找到一更能发挥作用的根据，可见他仍以“无为”为上，这就是说他的思想仍然是沿着庄子的思路发展的，只是企图把某种“有为”与“无为”统一起来。庄子把天生的“自然之性”规定事物的“自性”（如马之真性为“alt草饮水，翘足而陆”），而郭象则把某些社会（人类）所给与的成分称之为“自然之性”（如“穿牛鼻”，“落马首”）而提出“无心而任物”之命题，以便为人类利用自然留有余地，并认为这不是人为加给某物上而是牛马自性本具有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老庄“任自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庄子认为，“游外”高于“游内”，“外内不相及”，最高理想人格的人应是属于姑射山上的神人，郭象却认为“内外相冥”，圣人“常游外以弘内”，“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现实社会生活可以为超现实的精神世界所容纳，但郭象所看重的仍是“游外”，即更看重的是“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超越境界，因为虽“内外相冥”，而“游外”乃是“游内”的基础，这无疑仍是庄子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而与传统儒家非同一理路。庄子言“无有”（“泰初有无，无有无名”），郭象阐“崇有”，虽然思想有很大差别，但郭象的“有无之辨”，正是有见于如果“无”是“无有”，则“无”将无意义，从而必然会导致否定“无”的“造物主”地位（或否定把“无”作为无规定性之本体）；所以我们说郭象的思想是“崇有”，其实或者也可以称其思想为“无无”。把“无”说成是“无有”，正是把“无”看成是“有”；说成是“无无”，正是把“无”看成是“无”（虚无），故不能认为郭 象与庄子在这一思想上无关，或者正是相反相成的。从这方面看，郭象与庄子思想虽有差别，并对庄子思想有所修正和发展，但他的思路仍是老庄一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故世称魏晋玄学家为“新道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十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子》的旧说

《庄子》一书在汉朝远不如《老子》的影响大，据查今日所存史料，可知两汉治《老子》者计六十余家；而除《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事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庄子》外，见于前后《汉书》者只有两家。《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云：

蜀有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后汉书·叙传》云：

（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

按：汉明帝刘庄，故汉人讳“庄”为“严”。到三国始重《庄子》，据史料可查者，有何晏、裴徽、阮籍、嵇康等等。《三国志·魏志·曹爽传》附《何晏传》谓：

（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

《魏志·王粲传》附《阮籍传》：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阮籍著有《达庄论》，而嵇康有“老子、庄周是吾师”之言。《魏志·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

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

裴使君曰：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何晏）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

汉时往往“黄老”并称，至魏晋则多“老庄”并言。魏晋之际或始有注《庄子》者，《世说新语·文学》中说：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而今可知者仅有司马彪（或晚于向秀）、崔alt、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明德《经典释文》中都提到，然书早已散失。《晋书·司马彪传》说：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注《庄子》。（按：高阳王睦为司马懿弟）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司马彪《庄子注》二十一卷”，今已佚失，但有孙冯翼及茆泮林两种辑本，近人王叔岷有《茆泮林庄子司马彪注考逸补正》一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条，注引《向秀本传》说：

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alt所注，以备遗忘。

崔alt注在向秀注前，且今本郭象注并有所采，或即向秀所录者。《经典释文·序录》谓：

崔alt注十卷，二十七篇。（……内篇七，外篇二十。）

按：向秀注亦或为二十七篇，并无杂篇，或与崔本同。《经典释文》中引有崔注多条。《经典释文·序录》又说：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

孟氏注本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著录，在《经典释文》中亦不见称引。郭象的《庄子注》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成书的，查阅郭注中批评前人对《庄子》的注（或对《庄子》的解释）约有八处，此中或有向秀《解义》对前人的批评，现无从分别，兹录于下，并略加分析，以明郭象思想之用意。

（1）《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条，郭象注说：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郭象所批评的旧注（或旧义）八处，有五处批评的对象为“或者”（即“惑者”），一处为“论者”，二处为“旧说”，这些是郭象以前的人对《庄子》的解释，所以都属于“旧说”。由于在郭象以前的《庄子》旧注多佚，因此要说明郭象所批评的对象具体所指，是不大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郭象所批评的确有所指，而不是出自假托，这点从下面第二条和第七条可以得到证明。

郭象这条批评“或者”认为“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的观点，其实“或者”的观点正是庄周的意思，也可以说是郭象以前的注解《庄子》者对庄子思想的正确了解。照庄子的原意，他认为许由高于帝尧，因为许由真正懂得“无为”的意义。而郭象注则不同，认为帝尧高于许由，因为能“以不治治之”的正是帝尧而不是许由。郭象的注显然与庄子原意有别，然而既是注《庄子》，就不便直接批评庄子，因而他说“宜忘言以寻其所况”，意思是说，注《庄子》应该抛开其字面的意义，从它的比喻（或隐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得其“言外之意”。这种“寄言出意”的方法是郭象用来注解《庄子》的重要方法，以便发挥他不同于庄子的思想观点，本章八条批评旧注多采用这种方法。

郭象的这段注，虽言“尧以不治治之”，而并不是要否定“治天下”，恰恰是要肯定“治天下”的必要，因为“以不治治之”，仍然是一种“治天下”的方法，只不过认为应以“不治”来“治天下”罢了。故此“以不治”来“治天下”的理论，正是郭象所主张的“不废名教而任自然”的体现。盖郭象认为“拱默乎山林之中”之所以不可取，因为这样那就无所谓“治天下”了，然而统治者不能不“治天下”，最好的办法是“以不治治之”，这样才可以做到“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而把“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

（2）《齐物论》“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下，郭象注说：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者，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郭象这里未指出批评的“或者”是谁，但查司马彪于此处之注，即是主张“天籁役物，使从己”的。《文选》中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注引司马彪《庄子注》云：“吹万，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司马彪此处肯定“吹万不同”有一“主使者”，此“主使者”“使各得其性”。郭象的注中的“或者”如果不是直接批评司马彪，大概也是批评与司马彪相类似的思想。照郭象看，“天”，不是“造物主”，它只不过是“万物之总名”，既然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天”，谁又能说它可以役物呢？而“无”更非“主使者”，“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这当然是直接批评“贵无论”的。而所谓“天籁”亦不过“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自不能“使物各得其性而止”。任何事物之性均为“自得”的，“物皆自得之耳，谁主怒之使然哉！”（同上篇注）据此可知郭象所批评的“或者”当有具体所指也。

那么，郭象这段注是不是也像上一条注那样，实际上是批评庄子本人的呢？单从庄子说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甚至应说庄子并不肯定“造物主”或者有一作为万物存在根据的超越性的本体。但从《庄子》全书的内容看，其中确有认为在“有”之上还有一“无”作为其生生者，如《庚桑楚》中说：“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郭象的“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恰恰是对上引庄子话的批评。

这段注中，郭象在论证“无”不能生“有”时，引进了“自生”这一概念；在解释“天”时，用了“自然”、“天然”等概念，这表明他的这段注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盖郭象“崇有”思想的确立，正是靠了“自生”、“自然”等等概念的。如果要论证“有”是唯一的存在，在“有”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主使者”，“有”必是“自生”的，“自然而然”存在着的，这样“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的命题才有意义。

（3）《马蹄》伯乐治马，“而马之死者已过半”一段，郭象注说：

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或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

郭象这里批评“或者”的观点，实际上是某“旧注”对庄子思想的正确解释（已见前章）。《庄子·马蹄》认为，“马之真性”就是“alt草饮水，翘足而陆”，故应“放而不乘”，而伯乐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alt，编之以皂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alt之威”，这些都是有害于“马之真性”的。郭象注则不同，他认为“马之性”主要就在于“走作驰步”，只要能根据不同的马的能力来使用它，使之尽其所能，而不超过它性分的能力，这就是“善御者”。故谓之曰：“御其真知，乘其自陆，则万里之路可致，而群马之性不失。”郭象又曰：“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所以“任马之性”，并非“放而不乘”；“无为之风”更非“行不如卧”。在《秋水》中，庄子认为“穿牛鼻”、“落马首”是“有为”，而有违牛马之本性。郭象却认为，人们之所以要“穿牛鼻”、“落马首”，正是“任牛马之性”、“尽其所能”，这是“天命之固当，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郭象批评“旧说”，又正是批评庄子。

如果说前面讲的郭象第一条注，提出了以“不治”来“治天下”的观点；那么这一条是从另一角度来表明，以“无为”来“治天下”的实际意义是“顺物之性”而“为”，“顺物之性而为”即是“无为”。这个对“无为”的新解释，又是郭象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4）《秋水》“北海若”论“观大以明小”一段，郭象注说：

穷百川之量而县于河，河县于海，海县于天地，则各有量也。此发辞气者，有似乎观大可以明小，寻其意则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体大者怏然谓小者为无余，质小者块然谓大者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极其差，而因其所谓。所谓大者至足也，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谓小者无余也，故天地无以过乎秋毫矣；然后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极，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游乎自得之场矣。此庄子之所以发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说，转以大小相倾，则相倾者无穷矣。若夫睹大而不安其小，视少而自以为多，将奔驰于胜负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岂达乎庄生之旨哉！

郭象批评“惑者”，认为只是从事物的大小比较上来说明一切都是相对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能真正取消差别，因为这种大小的比较可以无穷无尽地比较下去，反而会造成“睹大而不安其小，视少而自以为多”的结果。虽然郭象说，庄子的原意不是要从大小的相对性来取消差别，而是“惑者”没有正确了解《庄子》书的原意，实际上庄子的相对主义正是以这种“大小之辨”作为取消差别的立论基础。郭象认为，任何事物从根本上说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大小，因为每个事物都有每个事物的本性，而其本性都有其极限，“物各有性，性各有极”，从“自足其性”方面看，都是一样的大，如大鹏之飞九万里，学鸠之飞抢榆枋。从满足其性分的要求来看，它们又都能一样的“至足”。无论是大鹏还是学鸠，它们所能的最大限度也都是“自足其性”，也都是“无余”，也可以说是一样的“小”。故同篇另一条注中说：“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则周身之余皆为弃物；天地不见大于秋毫，则顾其形象裁自足耳，将何以知细之定细，大之定大也。”可见，郭象的相对主义不是建立在“大小之辨”上，而是建立在所谓“自足其性”的基础上，这或者可以称之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所谓“大小之辨”这种相对主义的“辨”，本来就不必去“辨”，这种“辨”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故郭象说：“物有定域，虽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将以申明至理之无辨也。”

因此，如果我们说，在本章第二条注中，郭象给“万物”（万有）规定的一个特性是“自生”，那么在这条注中他又提出“自性”这一概念来说明“万物”存在之本，而“自足其性”即是“逍遥”，他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大小虽殊，逍遥一也。”（《逍遥游》注）

（5）《至乐》“庄子与髑髅论生死”一段，郭象注说：

旧说云：庄子乐死恶生，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

这里的“旧说”究竟具体指的是谁的观点，当然不可得而详考。但照《至乐》这段庄子与髑髅论生死的内容看，庄子思想中或本来有“乐死恶生”之意的，如谓“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且同篇有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一段也可以作为旁证。这种“乐死恶生”的观点，在魏晋时期颇为流行。除佛教持有些种说法外，《列子》及张湛的《列子注》亦持类似之观点。照张湛《列子注》的《序》说，《列子》一书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死问题，他说：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

“生觉与化梦等情”者，即谓齐一生死、梦醒无别也。生死齐一而能逍遥任远，凝寂常全，这正是当时佛教徒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故张湛谓其书“往往与佛经相参”。按《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正诬论》一篇，当为西晋时的作品，其中有这样的话：

又诬云：事佛之家，乐死恶生，属纩待绝之日，皆以为福禄之来，无复哀戚之容云云。

可见当时佛教确有“乐死恶生”的说法。《列子》八篇其注虽不免有相矛盾之处，但其中心思想常在讨论“生死问题”，在《杨朱》中有一条注说：

此书大旨，自以为存亡往复，形气转续，生死变化未始绝灭也。

在《列子·天瑞》中就有“以死为乐”、“以死为息”的观点（《庄子·大宗师》中也说：“息我以死”）。郭象批评这种观点，以为若“以生死为齐”，那就不应“乐死恶生”；“乐死恶生”乃以生死不齐也。所以他认为，对生死应持的态度是“生时安生，死时安死”。持这种“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态度者即是“安命”，“死生变化唯命之从也”。这种“安命”思想也是郭象认为事物所具有的特性，故郭象说：“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故虽匡陈羑里无异于紫极闲堂也。”（《秋水》注）

（6）《让王》“瞀光负石自沉于庐水”一段，郭象注说：

旧说曰：如卞随、瞀光者，其视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则谬矣。夫轻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无所重，则无死地矣。以天下为六合之外，故当付之尧、舜、汤、武耳。淡然无系，故泛然从众，得失无概于怀，何自投之为哉！若二子者，可以为殉名慕高矣，未可谓外天下也。

郭象于此批评“旧说”，又表明他“治天下”的观点，即“外天下而天下治”者为尧、舜、汤、武等圣王，而非“自沈于庐”的卞随、瞀光。照郭象看，卞随、瞀光并非真能是“外天下”的人，因为他们仍有所追求，即追求“殉名慕高”；而尧、舜、汤、武则是“淡然无系”，所以他们能“泛然从众”。这就是说，尧、舜等根本不追求什么，因而可以做到“无心而不自用”，让每一事物都按其本性生生化化，“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就这个观点表面上看，郭象似乎并非肯定“名教”，而是主张“任自然”。其实不然，尽管他说尧、舜等是“外天下”者，而此“外天下”仍实是“治天下”的根本方法；尽管他说尧、舜等对天下“淡然无系”，而此“淡然无系”仍是“泛然从众”，必“即世间而出世间”。就其“即世间而出世间”说，其所强调者乃“不离世间”也，这点郭象或与庄子也有所不同，郭象所提倡的还是“不废名教而任自然”。

（7）《让王》“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上”一段，郭象注说：

《论语》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饿以终，未必饿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让远退之风。故被其风者，虽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犹时慨然中路而叹，况其凡乎！故夷、许之徒，足以当稷、契，对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虽不俱为圣佐，不犹高于蒙埃尘者乎！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遗也。曰：夷、许之弊安在？曰：许由之弊，使人饰让以求进，遂至乎之、哙也；伯夷之风，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圣人无迹，故无弊也。若以伊、吕为圣人之迹，则伯夷、叔齐亦圣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齐非圣人之迹邪，则伊、吕之事亦非圣矣。夫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圣者乃无迹之名也。

郭象这段注，并没有直接标出“或者”或“旧说”，但从他回答问题看，显然也是批评一种“旧说”。《经典释文》中保存了一段话，是对《让王》的一种解释，上引郭象的注或许是对它的批评。《经典释文》中说：

唐云，或曰《让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瞀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答曰：庄书之兴，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于去荣。是以明《让王》之一篇，标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厉俗，无厚身以全生，所以时有重生之辞者，亦归弃荣之意耳，深于尘务之为弊也。其次者，虽复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道（按：道，当做身）尚高，而超俗自逸，宁投身于清冷，终不屈于世累也。此旧集音有，聊复录之，于义无当也。

此“旧集音（义）”是谁的作品，今当无所从考，但总是一种“旧说”，而上引郭象的那段注，又是和此“旧集音（义）”大不相同。“旧集音”以为瞀光二三子投水是由于要“去荣”，并认为“去荣”是庄子“反本”所要求的。郭象恰恰批评的是这种观点，他认为“去荣”实际上是“饰让以求进”。照郭象看，许由、伯夷、叔齐等人虽然比那些在尘土中打滚的人要高超得多，弊病比较少，但仍然是有弊病的，他们的弊病就在于所追求的有害于天下，若让人效法他们的“迹”，不管是“圣迹”或“非圣迹”都是不可取的。而圣人则无求于世，只是“因物之自得”而已！故没有任何弊病可言。圣人本身既无所求，不去有意地做什么事，这样每个事物就都可以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生生化化，所以圣人是无迹可寻的，“无迹可寻”则无从效法，则无弊病。而人们之所以称“圣人”为“圣人”，就因为圣人和伯夷、叔齐不一样，“圣人”是“无饰于外”（《天下》注）的，本“无迹”。可是一般人总是要效法“圣人”，似乎找到了什么圣人的什么“形式”（迹），就把这些“形式”命之为“圣”，实不知“圣人乃无迹之名也”。

郭象的这条注是否直接批评上引的“旧集音”者，不可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是批评这类思想的。这条注中所包含的思想，在郭象哲学思想中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它总括了前六条的主要意思。郭象的思想总的倾向虽然是要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但他的思想的根子仍在老庄。前六条注中，有三条是讲“物之性”的，即是说“物之性”是“自生”、“自足”、“安命”的；另三条是讲“治天下”的，“治天下”应“以不治治”、“任物之性为”、“外天下而治”。合此六条，正是他的“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能做到“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而得为“圣人”。“圣人”是“从众”的，是“因物”的，是不必“拱默山林”，而可“历山川，同民事”的，故不须废“名教”；“圣人”又是“淡然无系”、“因物之自行”的，不“殉名慕高”，“无心而任自然”，故“无名”、“无迹”。故《庄子序》中说：“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正是郭象上述七注所要发明者。

（8）郭象在《庄子》的最后一篇《天下》之末有一条关于方法论的注，他说：

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论，以贻好事也。

郭象这段注批评“论者”对庄子思想的不正确了解，他认为庄子并非是那种“争尺棰、连环之意”之类的辩者，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他在此条注中提出哲学的意义在于“经国体致”，即谓哲学应能有利于“治天下”和体察事物之真实；如果不能如此，那就是“无用之谈”，这正是他注《庄子》之旨所要求的“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就这一点看，郭象的这最后的一条《庄子》注正是和他的《庄子序》前后呼应的。

在这条注里，郭象提出了“辩名析理”的哲学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能直接“经国体致”，但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哲学家的思想和情趣。“辩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一重要方法，据史料或谓“玄学”为“名理之学”，如何劭《荀粲传》谓：“（傅）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可见“名理”与“玄远”虽非尽同，但两者确有密切之联系，或者可以说“名理”为玄学的一种方法，而“玄远”为玄学的一种境界。王弼《老子指略》中说：

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以论实也。

这句话说明“辩名析理”作为一种方法，在郭象之前王弼已提出，并非郭象首倡。上述王弼的话，后面一句讨论“名”与“实”的关系，在此王弼的观点颇有似西方中世纪之“唯实论”，认为个别据一般而有。前面一句讨论“名”与“理”的关系，“名”就是概念，“理”即是由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命题或某种理论。照王弼看，必须把概念搞清，才能讨论一种理论或一个命题是否正确。嵇康《琴赋》中说：“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正是用“辩名析理”的方法来讨论问题的。嵇康首先分析“音乐”这一概念的含义，然后据此概念的含义来讨论“声音”有无哀乐以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等问题，以确立“声无哀乐”这一命题之意义。其他许多魏晋玄学家的文章也多用这种“辩名析理”的方法，如王弼的《老子指略》、裴alt的《崇有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等等。作为一种玄学方法说，“辩名析理”有其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比两汉常用的“微言大义”的方法对于分析哲学理论或更有思辨意义。本来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重在“体会”，而于“概念”之分析和“命题”之论证相当忽视，而“辩名析理”多少可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但这种“辩名析理”的方法在魏晋之后，除了在中国佛教的一些派别（如华严宗）得到发挥，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辩名析理”的方法只是魏晋玄学的一种方法，另外“言意之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者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更为重要的方法（详见本书《郭象的哲学方法》一章）。照郭象看，“辩名析理”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虽对“经国体致”没有什么意义，但比起那些“博弈”之类或于后世有某些启示。我认为这大概是郭象太过于执著于“士”的心态了。照我看，这种“无用之谈”的“辩名析理”的方法从一个方面看，它正表现了哲学这一“无用之学”的“大用”吧！

总以上郭象的八条注释，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郭象批评“旧说”，实际上是既发挥又改造了《庄子》，以建立适应魏晋社会统治者生活之需要的哲学。盖当时的世家大族，既要“逍遥放达”，又要维护礼教，故必须找出一个统一“自然”与“名教”的办法。因此，如果不改造庄子的某些思想，就不能“不废名教”；如果不是发挥庄子的思想，就不能保持“任自然”的风格。

第二，此八条对“旧说”的批评，或可说概括了郭象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郭象从“无不能生有”而“有自有”出发，提出“物之自性”为“自生”、“自足”、“自为”而“安命”；“治天下”应是“无心而任物”、“以不治治”、“外天下而治”，“夫无心而任化者应为帝王”。

第三，郭象对“辩名析理”的肯定，说明他有一方法论上的自觉。盖新哲学体系之建立或可使用某种新的哲学方法，如仅仅使用而没有自觉到所使用方法的普遍意义，那只能说是“用而未觉”。如果能觉悟到所使用的方法为一有普遍意义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也就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了。因此，郭象能把“辩名析理”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其于中国哲学史上之功实不可没。

第十一章　郭象的哲学方法

在历史上的重要哲学家或哲学派别都有其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如果能了解其方法并用此方法来解剖其哲学体系，则有如锋利的解剖刀用于解剖对象一样，能使我们对此体系的内在意蕴和它的特点有深刻的把握。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虽有其社会历史的动因，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往往是使这种因社会历史动因产生的某种哲学思想成为系统的新哲学，并影响及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没有建立新哲学体系的新方法，则难以建立有深远影响的新哲学思想体系。从哲学史上看，往往是在有了新的哲学方法之后，新的哲学思想才能较为广泛流行。

一、寄言出意

魏晋玄学有没有其特殊的新的哲学方法，汤用彤先生提出“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新的特殊的哲学方法（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14—232页）。“言意之辨”与魏晋之际的“名理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汉朝人鉴识人物往往由外貌的差别，而推知其体内才性之不同，故有所谓“骨相”之法。王充《论衡·骨相》中说：

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按：据黄晖《论衡校释》）

王符《潜夫论·相列》中说：

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

照他们的看法，不仅仅人的富贵贫贱可以由骨相推知，而且人的内在性情也可以由骨相推知，因为人的内在性情必然表现在外貌上，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汉末的“月旦评”仍然是多由外貌评论人物之优劣。评论人物才性的高下，他们往往用形象来说明。例如，郭林宗评黄宪，形容他“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而评袁闳，则说他“譬诸泛滥，虽清易挹”，这样黄宪与袁闳的才性高下自见。刘邵《人物志》也继承了这种风气，他认为人物的高下优劣是由其性情决定的，内在的性情虽然难以认识，但由于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人即有形质，就可以通过外形而察知其内在的精神，所以他说：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微，著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人物志·九征》）

从人的形容、声色、情味可以认识其才性，但说到情味，就不像“形容”、“声色”那样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是比较难以认识的，所以刘邵说：“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九征》）因此，到汉魏之际，鉴识人伦逐渐重视神气，而人的神气往往由眼神表现出来，刘邵说：“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九征》）故有蒋济之论眸子，认为观人之眼睛就可以认识其内在的神气（神味）；顾恺之有“凡画人最难”之叹，《世说新语·巧艺》中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言语》载嵇康谓赵景真（至）“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此亦为观眸子以知人之性情之例。鉴识人伦由外形而认识其内在精神，发展到对人物神气的体察，这反映在品评人物上由可知到难言之域的发展。形像可知，而神气难言，因而到魏晋之后，“言不尽意”的思想大为流行，欧阳建《言尽意论》中说：

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

照欧阳建看，蒋济之论眸子，钟会、傅嘏之言才性，均以“言不尽意”立论。魏晋时人以为观察人物必须体察其全体，观察其神气，而一般人看人往往只依据形貌，唯知人善使的圣人（圣王），则注重人的神气，而神气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言尽意论》）。可见当时人讲“言不尽意”多就鉴识人伦方面说的。“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已提出，《论语》、《周易》、《老子》、《庄子》等书均有论述，如《庄子·秋水》中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汉时对此问题也有所讨论，如桓谭说：

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新论》）

汉末有任彦升谓：

性与天道，事绝言称。

又有《看头陀寺碑文》说：

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言不尽意”的学说至魏晋而风行，如傅玄《相风赋》：“昔之造相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庾阐《蓍龟论》谓：“……是以象以求妙，妙得而家忘；蓍以求神，神穷而蓍废。”

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六，于“晋易象论”条中载：“嵇康作《言不尽意论》，殷融作《象不尽意论》，何襄城为六象之论……”，并言及殷浩和刘惔等也倡导“言不尽意”之说（刘惔事并见《晋书·刘惔传》）。而在《荀粲传》中说：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又有张韩作《不用舌论》，语谓：

论者以为心气相驱，因舌而言，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尽无舌之必通心也。

盖倘若一种方法只停留在“鉴识人伦”上，则仍是有限的，必须使之成为普遍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始能及于各个领域。因此，有荀粲用“言不尽意”的方法讨论“性与天道”的问题，张韩则以此讨论“言”与“不言”和人生际遇之关系。但荀粲与张韩的“言不尽意”思想偏于消极，则言象几乎等于无用。王弼为建立其本体论哲学体系，提出“得意忘言”这一玄学方法，始开一代新风。《周易·系辞》中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王弼引《庄子·外物》筌蹄之言作《周易略例·明彖》，对“言不尽意”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庄子·外物》中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周易略例·明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王弼这段话，分析可得要点有三：

（1）“言”生于“意”，故可寻“言”以观“意”；

（2）“言”为“意”之代表，但非“意”之本身，故不可以“言”为“意”；

（3）如果执著“言”，以“言”为“意”，则“非得意者也”，故“得意在忘言”。这意思是说，“得意”在“忘言”、“忘象”以求言外之意。

王弼这一“得意忘言”的新思想，起于“言不尽意”流行之后，然二者实互有异同。“言不尽意”所注重在“会意”（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得意忘言”所注重在“得意”，这两种说法都是“重意”而“轻言”。但“言不尽意”，则“言”几乎无用，故荀粲有“六籍糠秕”之言，张韩有“不用舌”之论；而王弼的“得意忘言”，则认为言象乃尽意之具，“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肯定言象的意义，因此和“言不尽意”又有所不同。

王弼把“得意忘言”作为他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方法，而于中国哲学实有深远影响。王弼认为，宇宙之本体“道”，无形无象，超言绝象，因此不能用名言去说；如果用名言去说它，那么它就不是“常道”，它就不是超言绝象的，不是无规定性的，而成为与认识主体相对的东西，而有某种规定性了，而不可谓之为宇宙本体。但另一方面，存在着的形形色色，它们毕竟是本体之表现，“用”不能离“体”以为“用”，“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言”虽非“意”之本身，而“言”终究生于“意”，为“意”之代表。问题是，如果能不执著形形色色的现象，就能据“用”以得“体”，所以王弼说：

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无”（本体）不能由“无”来说明，因为作为本体之“无”是无法用名言来说的，只能通过表现它的形形色色的“有”来说明，因此必须在“有物之极”（天下万物之全体）上去了解形形色色的“有”之存在的根据（“所由之宗”），故王弼在其《周易·复卦注》中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自王弼以后，许多玄学家多用“得意忘言”作为方法，以论证其思想，例如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稍后有嵇叔良作《阮嗣宗碑》云：“先生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乎幽明之极。”王弼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注《老子》、注《周易》以及释《论语》，建立“以无为本”的“贵无”思想体系；郭象用什么方法注《庄子》以建立其“造物无主”的“崇有”、“独化”的思想体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充分吸收了王弼“得意忘言”的思想，如在《则阳》注中说：“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天道》注中说：“得彼情，唯忘言遗书者也。”但是，郭象没有用“得意忘言”来概括他注《庄子》的方法，而是用“寄言出意”来说明他注《庄子》的方法，在《山木》的注中说：

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郭象说庄子论事，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其实是说他自己注《庄子》所采用的方法。“寄言出意”和“得意忘言”，就它们作为哲学方法说，其意义是很接近的。《说文》谓：“寄，托也”，即寄托的意思。如嵇康《琴赋》：“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王敦《上疏言王导》：“何尝不寄言及此。”孙绰有“庄子多寄言”之语（见《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注》）。“寄言出意”是说：寄旨于言，而在出意，它和“得意忘言”同样注重在“得意”。但郭象与王弼的思路则有所不同。王弼“得意忘言”贵在“得意”，而以“用不离体”立论；郭象“寄言出意”，则重在“出意”，而以“即用是体”为言。王弼用“得意忘言”论证“以无为本”；郭象用“寄言出意”论证“造物无主”。郭象要论证“造物无主”，就要说明在“有”之外再无“本体之无”（造物主）作为其生生化化者或作为其存在之根据，但在《庄子》中却讲了那么多“无”，而且许多地方明显地肯定“无”（“道”）的超越性和根源性，并认为“有”是由“无”所产生，如《庚桑楚》中说：“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于无有。”《在宥》中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天下》中说：“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等等。这些都说明，《庄子》的某些观点和王弼的“贵无”思想大同小异。因此，郭象要建立起与“贵无”思想相对的“崇有”思想就必须改造甚至否定上引《庄子》的观点。故而他采用了“寄言出意”的方法来注《庄子》，如上引《在宥》那段，郭象注谓：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

郭象用这种“寄言出意”的方法，寄旨于庄老有“无”之言，而出其无“无”之意也，故《齐物论》注中说：“有无而未知无无也。”知道有“无”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无“无”才可以。为什么郭象要说明无“无”？盖因王弼“贵无论”中的“崇本息末”其发展极易导致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然而魏晋玄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调和“名教”与“自然”，即是要达到“不废名教而任自然”的目的。为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误区”，必从“贵无”而走向“崇有”之“无无”。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郭象在这篇的第一个注就提出他注《庄子》的基本方法，注谓：

鹏鲲之实，吾所未详。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放达，无为而自得，故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郭象注《庄子》常用这种方法，并以此批评旧说。郭象提出，读《庄子》应该融会贯通，以了解其精神所在和根本道理，至于细微末节和未可详论者，均可以存而不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撇开庄子那些寄托之辞，不必要每字每句、每事每物都详尽生硬的解释，只要是不妨害对其基本意思的把握，都可以略去。“生说”即“生解”，《高僧传·竺法雅传》中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因此，“寄言出意”的意思是说：“言”是为了“出意”，但不能执著“言”，而以“言”为“意”，是要通过言以达其“意”，所以郭象说：“不能忘言而存意者，则不足。”

这里我们看到郭象注《庄子》的两个特点：

第一，对于一些名物、寓言等等，他往往不多作解释，甚至存而不论，例如对“鹏”、“鲲”究竟为何物，他就没有详加考证，而汉人注解则必对“鹏”、“鲲”多方考证，甚至牵强附会，此为汉人章句之学的特点。

第二，不是郭象注《庄子》，而是庄周注郭象。《庄子》中有《渔父》一篇，本是借渔父之口批评孔子不闻“大道”，不知“法天贵真”，郭象于此通篇只有一注于篇末，注谓：

此篇言无江海而闲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虚，旁通无外，蠕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命，固所以为至人之道也。

郭象这条注的意思是说：能游于外的人才能下问游于外的人。可是孔子之所以能游于外，难道只是像渔父那样的游于外吗？孔子不仅能游外，而且可以“游外以弘内”，因此普天之下以至蠕动之类，都受其惠，而得以照其自性的要求生生化化；这正因为孔子能“无心而顺物”，所以他的“道”是“至人之道”。庄子以渔父为理想之圣人，盖因渔父为游于外者也；而郭象的圣人必为“游外以弘内”者，此所以为郭象尊孔子故也。郭象的注，显然是借注《庄子》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

对魏晋玄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而通过注《庄子》来解决这一问题尤为困难。然而郭象用他创造的“寄言出意”的方法，分三个步骤，以证成“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这一中心命题。

（1）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撇开庄子的原意，肯定周孔之名教不可废。

《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庄子的本意是要肯定游于方外的“神人”，而否定游于方内的所谓“圣人”。照庄子看，“方外”高于“方内”。但郭象注，采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撇开庄周的原意，而阐发他“名教之不可废”之旨，在上引《庄子》的一段后，郭象有一条长注：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处子者，不以外伤内。

这段注一开头就说明庄子用的是“寄言”，这样便于郭象利用《庄子》中的话来说出他自己的“意”。接着，郭象把“神人”拉回到人间，以“圣人”为当今的理想人格的人。“圣人”并不需要“离人群”，他可以身“在庙堂之上”，而“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可以了。可是人们对这种名为“神人”的“圣人”无法理解，往往只看到他“戴黄屋，佩玉玺”，就认为这些东西足以扰乱其心灵；看到他“历山川，同民事”，又认为这些活动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可是哪里知道，“至至者”（即“圣人”）并不受这些影响！郭象说：庄子之所以要把“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王德之人”假托说成是姑射山的神人，正是为了说明世俗的人对这样的“圣人”无法理解，而不得不把他说成是在“绝垠之外”、“视听之表”的方外之士，以便使人们了解“圣人”是不会“以外伤内”的。

在《庄子·天地》中有段故事，说“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于是去见子高问其故，“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里庄子显然是对禹“有为”的批评，并且以为尧舜治天下高于禹。但郭象的注则从另一角度为之解。他认为禹和舜一样虽有天下而实“有而无之”，对此孔子也没有把他们三圣分高下。至于禹传启，也并不是禹要“有为”，而是那个时代再没有“圣人”了，所以是“天下之心仪然归启”。对此不了解的廉节之士批评禹。因此，郭象认为对庄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诘”，不能只作片面的了解，就像不能用黄帝所作所为（迹）来批评尧舜一样，而去“贵尧而贱禹”。“故当遗其所寄，而录其绝圣弃智之意”。盖因“圣”不可学、“智”不可求，学只是学圣人之迹。禹为三圣之一，“其人虽三圣，故一尧耳”。他的所作所为“至公而居当”，不是故意为之，他的“有为”实是“无为”，不因其“有为”而影响他为如尧一样的“圣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象把“治天下”的“圣人”往往都解释为“不以外伤内”者。

（2）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形式上容纳周孔之“名教”，实质上发挥老庄之“自然”。

魏晋玄学本来是老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尽管它企图齐一孔老、调和“自然”与“名教”，甚至在言辞上把孔子抬高到老庄之上，但它毕竟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一种思潮。因此，郭象注《庄子》不仅要隐去某些庄子的原意，以便容纳周、孔之“名教”，更主要的是必须给儒家“名教”以新的内容，来适应玄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所谓“新内容”，并非全新，实为老庄“自然无为”思想之变种。

在《骈拇》注中，郭象说：“夫仁义者，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就这点看，郭象虽与儒家的传统思想不完全相同，但亦与老庄思想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看看郭象对“仁义”如何解释。《庄子·天道》中有一段孔子和老子关于“仁义”问题的讨论，庄子的本意是想借此来否定儒家的“仁义”，文中说：“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接着老子批评孔子说：“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并指出孔子所说的“仁义”是“乱人之性”的。郭象对孔老这段讨论，有好几条注解，首先他把孔子说的“仁义”说成是一般人的看法，注谓：“此常人之所谓仁义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既然孔子讲的“仁义”是一般人的看法，因此庄子在这里乃是寄托于孔老的讨论以纠正一般人的看法，以便使人们对“仁义”有正确的认识。于是郭象对老子批评孔子话加以注解说：“夫至仁者，无爱而直前也”；“世所谓无私者，释己而爱人；夫爱人者，欲人之爱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又于“乱人之性”句后注曰：“事至而爱，当义而止，斯忘仁义者也，常念之则乱真矣。”表面上看，郭象是维护孔子，也没有否定“仁义”，但他把孔子所谓的“仁义”说成是常人对“仁义”的了解，并加以批评，谓“夫爱人者……非忘公而公”云云，实际上正是批评儒家的“仁义”观点。那么照郭象看，对“仁义”正确的了解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说：“夫至仁者，无爱而直前。”并把这说成是孔老共同的看法。实际上这正是道家的语言，而非儒家的思想。照老庄道家的观点看，所谓“爱”，如果是有目的的去做，那就是“私”，是“欲人之爱己”，这样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所以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只有绝弃“仁义”这些人为的东西，老百姓才会恢复自然本性。所谓“直前”，意谓任自然无为而保性命之真。这样一来，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利用儒家“仁义”之名言，实之以道家“自然无为”之内容，然后加以肯定，于是儒家思想道家化了。

《庄子·天地》中还有一段讲到尧治天下时，立伯成子高为诸侯，而至禹时，子高辞为诸侯，禹问子高其故，“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庄子这里显然是对禹“有为”的批评，郭象对此有一长段的注解，他说：

夫禹时三圣相承，治成德备，功美渐去，故史籍无所载，仲尼不能闲（按：意谓此三圣在孔子看来也没有办法区别），……故考其时而禹为最优，计其人则虽三圣，故一尧耳。时无圣人，故天下之心俄然归启（按：意谓在禹之后，天下无圣人，因此老百姓的心都归向于启了）。夫至公而居当者付天下于百姓，取与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辞，忽然而往，侗然而来，是以受非毁于廉节之士，而名列于三王，未足怪也（按：意谓禹虽受毁于伯成子高这样的廉节之士，然名仍列于三王，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庄子因斯以明尧之弊，弊起于尧，而釁成于禹，况后世之无圣乎（按：此意谓庄子根据尧传舜，舜传禹，似成定规，而这种定规实是一种“迹”，把“迹”当成定规，所以是弊病，这种弊病是由尧时开始的，但还未成为事实，到禹以后，由于没有圣人，仍然追求已成之陈迹，这样弊病就显露出来了）。寄远迹于子高，便弃而不治，将以绝圣而反一，遗知而宁极耳，其实则未闻也（按：意谓这里寄旨于子高之远迹，便以为可以对天下弃之不治，这并不合于“绝圣弃智”的意思）。夫庄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诘，或以黄帝之迹秃尧舜之胫，岂独贵尧而贱禹哉！故当遗其所寄，而录其绝圣弃智之意焉。

这段话最重要的是最后几句，郭象的意思是说：庄子的言论，不能从一个方面去理解；如果只从一个方面去理解，那就不能透过其所寄之言而明“言外之意”。例如，如果根据黄帝所作所为（迹）去要求尧舜，那就是执著于“迹”，而不知“所以迹”，因此也就不能抓住尧舜时代的“迹”来要求于禹。这是由于时代不同，我们应该撇开其所寄托的表面言辞，而把握其“绝圣弃智”的意义。

郭象的《庄子注》中不少地方运用这种方法，在形式上不否定周孔的思想，但在实质上即在发挥着老庄的思想。然而儒家和道家毕竟是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很难在传统的儒家或传统的道家任一模子里把两种不同的思想都包容而无矛盾，但郭象却要求调和儒道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这样就不能不创造一种方法，在高一层次上超出传统的儒道，而提出一种新的理论。

（3）用“寄言出意”的方法，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发明其玄学新旨。

上述一、二两点，虽都是用“寄言出意”的方法，但它们只是达到第三点之阶梯，还谈不上是郭象主要论证的问题，也就是说还不能全面把握郭象玄学的新思想。那么郭象的玄学新思想是什么？他又如何用“寄言出意”来发挥他的玄学新思想呢？

郭象的玄学新思想用《庄子序》的话说，就是他申明的“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就现在所知，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照《庄子·天下》的意思，先秦各家都是要“明内圣外王之道”的，但所要发明的却各不相同。那么郭象要发明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如何呢？我认为，郭象所要说明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游外以弘内”，意谓“即世间而出世间”，则可不废“名教”而徒合“自然”。“无心以顺有”，即谓“无心而任乎自化”，则“不自用心”（不以自己之心为心，而任物之心）而应物合俗。如果说，“游外以弘内”是郭象心目中的最高境界，那么“无心以顺有”则是达到圣人这一最高境界的手段。故“无心以顺有”就成为“名教”通向“自然”，或“自然”寓于“名教”之间的桥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郭象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无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新思想。郭象的这一新思想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说解决了时代所要解决的难题。它既可继承和发挥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又可不废周孔“道德教化”之事功；这实为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所欢迎。郭象论证这种新思想的方法就是“寄言出意”。在《大宗师》中记载着一段孔子向子贡说他自己与方外之士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的不同的话，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内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则陋矣”云云。照庄子看，“游方之内者”与“游方之外者”是两类不同的人，故“内外不相及”，但郭象的注说：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睹其体化而应务，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

照郭象看，最根本、最高的道理（至理）是“游内”与“游外”的合一，没有能最佳“游外”的而不是最佳“游内”的，也就是说“极高明必能道中庸”，圣人正是这样“常游外以弘内”。圣人可以“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可是一般人往往只是从形式上看圣人，而不能了解圣人的内在精神，看到圣人和老百姓在一起，随顺百姓之心以应务，就认为圣人和一般人一样了，这岂不是说无所谓圣人了吗？这哪里是“内外相冥”的道理呢？可是庄子为什么不直接说孔子是“内外相冥”的圣人呢？这是因为如果直接说孔子就是“内外相冥”的圣人，那些不能透过外在形式来了解事物内在本质的人就会根据一些表面现象提出疑问，因此庄子为了说明根本的道理，开导天下迷惑的人，就寄托孔子于方内，而把子桑户等说成是方外的，但读《庄子》应忘掉那些假托之辞，而寻求其根本的道理，这样才能了解“游外弘内”之道，而不至于囿于世上的俗说。

这里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既论证了“名教”之不可废，又说明了孔子所作所为均能“德合自然”，并且通过这些步骤而得出“游外以弘内”的结论，以明“名教”与“自然”之统一。所以我们说，郭象的“寄言出意”，意欲寄托《庄子》之言，以出其玄学之新义也。如果不借《庄子》言之，则无以出郭象之新思想；如果执著《庄子》之辞句，同样不可能出郭象的玄学新义。

如果说用“寄言出意”的方法隐去庄子的原意，而存周孔之“名教”为正命题；“寄言出意”的方法在形式上容纳周孔之“名教”，而实际上是要发挥老庄之“自然”为反命题；那么用“寄言出意”的方法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以发明其玄学新旨就是合命题了。此一“正—反—合”辩证的方法论，或是了解郭象注《庄子》的意义所在。郭象生活之时，正是当权统治集团面临“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玄风流行之后，此玄风既有适合这个集团生活所需要的一面，也有损害他们集团统治利益的一面，因此如何保存其所需要的一面而又能克服其损害其统治的一面，这是当时玄学思想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为“名教”在玄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否则将不利于统治集团的统治，因此郭象对“名教”作了某种肯定；然而这种肯定又必须是在玄学范围之内的肯定，否则郭象的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在老庄思想基础上的玄学了，因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把周孔老庄化，把“名教”容于“自然”之中，以达到既可不废“名教”，又能顺应“自然”，而创造出“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这样颇有新意的玄学命题，这就是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郭象的“寄言出意”，从思维方式上看，可以说是一种调和矛盾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的方法。这种注意到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和“否定”的意义，从方法学上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郭象和庄子一样，对事物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对待矛盾，庄子往往是用相对主义来取消矛盾，而郭象则是用异中求同的方法和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来消解矛盾。

二、辩名析理

“辩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并非是魏晋玄学家首创的，而是由先秦名家所首创，如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墨辩之论名实。在《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子〉的旧说》一章中已对郭象“辩名析理”的方法有所论述。照我看，魏晋玄学虽是一种“名理之学”，但“名理之学”并非即是魏晋玄学，例如《世说新语》中说裴alt善言名理，但“不达虚胜之道”，所以“善言名理”者，并不一定善于通达“虚无贵胜之道”的玄学问题。因此郭象也并不认为“辩名析理”为玄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故他说：这种方法“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从这里看，郭象虽为一高明的玄学家，他仍如中国的许多士大夫一样有着“经国治世”的抱负。因此，他向往的玄学是要既玄远又能实行的，这点可于其《庄子序》中看出，他说：“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郭象注《庄子》就是企图把这种高超的玄学思想使之成为“既高又能行”的理论。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庄子的思想（即郭象所注的庄子的思想）变成为其“不治之治”的“内圣外王之道”呢？这就是上面讨论的“寄言出意”的方法。但“寄言”，就要对“言”（名词）作分析，故要“辩名”；“出意”就要对“意”有所指示，于是也就要“析理”了。所以“辩名析理”虽不能“经国体致”，但对建立玄学体系仍有重要意义。

所谓“辩名析理”，“辩名”，因为“名”是指“实”的，把指“实”之“名”搞清楚了，那么就知道“名”之所指，故有此“名”就有此“名”所指之“实”，王弼说：“不能定名，则不可以论实也。”如果不能给所指之“实”以固定的名称，那么就无法讨论“实”的各种意义。郭象也说：“名当其实，故由名而实不滥。”名实相当，那么就可以由“名”了解“实”的意义。故郭象又说：“名者，天下之共同也。”“名”定下来就成为所有人共同用的了。由于据“实”之“名”立，那么此类之“实”之为此类“实”应符合此类“实”之“名”之标准。所以“辩名”就是要对一个名词下定义，例如刘邵《人物志》对“英雄”所下的定义为：“聪明秀出者为英”，“胆力过人者谓之雄”，“英雄”则是兼二者而有之。张良符合“英”的标准，故为“英”；项羽符合雄的标准，故为“雄”；而刘邦符合“英雄”的标准，故为“英雄”。故“名”是指一个概念，对“名”这个概念下的定义则形成判断（即命题）。“名”往往是指“应然”（应该如此），“实”指“实然”（实际如此），但“应然”并不一定都会在现实中有其实际的例子，所以这样就会发生“名”与“实”脱节的状况。出现“名”与“实”脱节的状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给“名”下的定义并不反映“实”，“名不当实”；也可能是给“名”下的定义虽然是合理的，但是只是理想中的合理，而并非现实中已有之例；还可能因不同思想家给同一“名”所下的定义不同，而所指的“实”自然也就不同，而从此一思想家看彼一思想家给“名”下的定义是“名实不当”的，反之亦然。例如王弼释“道”为“无”和郭象释“道”为“无”的意思根本不同。所以在汉魏之际，“辩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名”（概念）的含义搞清了，才有可能对其所建立的理论做出清楚明白（或者合理）的表述或分析，这就是汉魏之际的“名理之学”。

所谓“名理之学”，在汉魏之际开始时大体上是讨论“名分之理”，人君臣民各有其职守，如何使之名实相符，又如何使名实相符而天下治，此为政治理论的问题。后来渐渐进而讨论鉴识人伦的标准问题，于是讨论趋向于“辩名析理”，而向着抽象原理或概念内涵之“应然”方面发展。例如曹魏当政时有所谓“四本才性”问题的讨论，《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条注引《魏志》曰：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钟会等四家讨论才性问题的具体内容因无可查之具体史料，故不可得而知，但所讨论的形式已进入抽象的“名理”则是无疑的。晋袁准《才性论》说：“性言其质，才言其用。”这或是魏晋之际对“才”与“性”的含义的最一般的看法。例如刘邵《人物志》认为，“才”是“性”的表现，“弘毅”之才是“仁”性的表现；“通微之才”是“智”性的表现；“筋劲”之才是勇性的表现；而“平淡无味”是圣人“中庸之质”的表现等等。但刘邵《人物志》中的这些讨论大概还算不上真正的玄学的“名理之学”，或可谓为准玄学之“名理之学”。因为刘邵讨论才性问题，目的还仅仅是为“才”找一内在的根据，而重点还不在讨论难言之域的“性”的问题。到何晏王弼时，则主要是讨论对“性”的看法了。何晏《论语集解》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谓：“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这是给“人性”下的定义，但人同样具有此“性”，而为什么又往往表现得很不相同呢？何晏解释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渊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论语集解》卷三）这里又提出“性”与“情”、“性”与“理”的关系等等，这就不仅要“辩名”而且要“析理”了。王弼对这一问题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分析。王弼在《答荀融难大衍义》中发挥了何晏的这一观点，提出圣人虽然“明足以寻极幽微”，可是遇到颜渊仍然不能无乐，而颜渊死去也不能无哀，喜怒哀乐乃“自然之性”，圣人也不能去掉，只不过圣人可以做到“以情从理”罢了。在王弼的《周易·乾卦·文言》注中说：“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可见“性”是合“理”的，用“性”来规范“情”，就是“以情从理”。这样一来“人性”问题就和“天理”问题联系起来了。进而王弼提出，事物的存在必有其事物存在的道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就是由“辩名”而进入“析理”。“辩名析理”于是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兹以“天”、“道”二概念为例，以示郭象如何运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为其建立“崇有独化”之思想体系之用。

“天”在中国哲学中本有多重含义，有主宰之“天”的意思，有道德之“天”的意思，有自然之“天”的意思，有命运之“天”的意思，有神秘之“天”的意思等等。而郭象之“崇有”思想意在否定“天”之造物主的地位，故必须给“天”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从他的《庄子注》中可以看出，郭象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天”的含义：“天也者，万物之总名也”；“天者，自然之谓也”。而这两方面的含义是相联系的，如他说：“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从这段话看，“天”只是一个名称，即万物的总名称，而不是什么外于万物的东西，故《齐物论》注“天籁”谓：“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因此，“天”就是万物之全体，或者说总万物为一天，这是就实体方面来说明“天”的意思。说“天者，自然之谓也”，意思是说“天”就是万物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天”对万物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天”是“不为而自然者也”。《山木》注中说：“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在宥》注说：“天，无为也。”这说明，“天”不能做什么，是无目的、无意志的，这是就“天”的功能方面说的。因为“天”只是“万物之总名”，只是万物总体的名称，因此它的功能只是“自然无为”。

为什么“天”是“万物之总名”？为什么“天”是“自然无为”的？这必须有论证，有论证才可以叫“析理”。照郭象看，如果“天”不是“万物之总名”，那么它就是外于“万物”的另一东西，可是这外于万物的东西怎么能产生千种万般不同的东西。如果“天”不是外于万物的，那么它就只能是“万物之总名”了，郭象说：

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齐物论》注）

在《德充符》注中说：“天不为覆，故能常覆；地不为载，故能常载。使天地而为覆载，则有时而息矣。”这是说，天地的覆载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覆载万物的；如果为了什么目的而覆载，那么就可能有不覆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呢？因此“天地”是“不为而自然”的。正因为“天”是“万物之总名”，所以“天”是“无为”的，只是“万物”之“自为”，这种“任自然”是万物的正常状态。故在《则阳》注中说：“殊气自有，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赐，则有时而废。”如果万有是由“天”做成的，那么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万有”，那怎么可能呢？只能是万物自有，才可以无时不有。这一看法和郭象把宇宙看成是无限的永恒存在的思想是一致的，《庚桑楚》注中说：“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

郭象在说明“天道”时谓：“不为此为，而此为自为，乃天道。”（《天地》注）又说：“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齐物论》注）在说明“天德”时谓：“任自然之运动。”（《天地》注）郭象的《庄子注》中与“天”相连的名词概念有很多，如“天理”、“天门”、“天成”、“天性”、“天行”、“天均”等等，都是由“天”的本义，“天者万物之总名”，“天者，自然也”引申出来的，与“天”的本义相一致。现择其要者释于下。

《庚桑楚》注中说：“天门者，万物之都名也。谓之天门，犹云众妙之门也。”按，此处“众妙”即万物，“天门”是就总万物说的，并非说万物之外另有一“天门”。故郭象的所谓“天门”，就是“以‘无’为门以‘无’为门则无门”（《庚桑楚》注）。盖因“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未有为之者也。然有聚散隐显，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无出入，门其安在乎？”（《庚桑楚》注）照郭象看，“死生出入”都是没有什么使之者的自然而然的现象。这是由于他认为事物的“死生出入”在自然界之中不过是“聚散隐显”而已。事物虽有“聚散隐显”等等的变化，但“变化相代，原其气则一”，一切都是“气”自身的变化，哪里有另外一个超越万物之上的不同于万物的“门”呢？由此可见，郭象的“天门”正是“天也者，万物之总名”的延伸也。

《刻意》注中说：“天理自然，知故无为乎其间。”这里郭象对《庄子》“去知与故，循天之理”的注，意思是说“天理”是自然而然的，“知”（按，指用心，郭象注“不思虑”为“付之天理”）和“故”（按，指有意）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无为”才是符合“天理自然”的。故郭象注《天下》“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句谓：“唯圣人然后能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愚知处宜，贵贱当位，贤不肖袭情，而云无用贤圣，所以为不知道也。”

《刻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郭注谓：“任自然而运动。”“任自然而运动”即万物自身之运动也，此即“天行”。

《寓言》注“天均”谓：“天均齐者，岂妄哉！皆天然之分。”照郭象看，“物各有性”，虽有大小、长短、美丑之分，然而这些分别都是天然如此的，因而从均可以“自足其性”说，都是一样的，故《齐物论》注中说：“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天均”并非“天”使之均齐，而是万物之性分从可以“自足其性”方面说都是无分别的。

我看，不须再多举例子了，从上面所引的郭象《庄子注》中与“天”有关的名词概念可以看出，他对如“天门”、“天理”等的辩析是和他给予“天”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从这点看，郭象的理论体系相当严谨，说明他在运用“辩名析理”有着方法论上的自觉。

我们再来看看郭象对“道”是如何解释的。王弼对“道”的解释说：“道，无之称也。”郭象则认为：“至道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这显然是对王弼“贵无”学说的批评，“道”是“至无”，又如何能生“有”呢？故郭象说：“道不逃物。”（《知北游》注）“道”不能离开“物”，又说：“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则阳》注）“道”是物之所由而行的“道路”，离开了“物”就无所谓“道”，故“道”既不是实体性的，也不是作为“物”存在根据的本体，更不是造物主，就这个意义上说“道”不是什么，所以它不能先于“物”而有，故“至道”又可名“至无”。所以郭象说：“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则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秋水》注）“道”是什么也不能做的，因此事物都是自然而生成的。《知北游》注说：“至道无功，无功乃足以称道。”此说“道”对万物的没有什么功用。《天下》注谓：“道无所不在，而云土块乃不失道，所以为不知。”《应帝王》注：“块然，无情之貌。”此言“道”无情、无知也。总之，郭象认为“道是物之道”，它不能离开物而独存，因此在《庚桑楚》注中说道：“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为也。”按此说“春秋生成”指自然界，亦即万物，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这就是“自然之道”。按此“自然之道”是为了否定“道”的“主宰”意义，和独立于“物”之外的实体意义。

除了郭象对“道”的上述说法之外，他还有与上述说法相联系的说法，如他屡称“道无所不在”的《大宗师》注中说：“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为无高，在深为无深，在久为无久，在老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照郭象看，“道无所不在”的意思是，存在的只有“物”，所以对高的物说，高是物本身的高，而不是“道”使之高或不高，也不是“道”有什么高或不高，所以“道”在高为无高。既然“道”对“物”说，它既不能为“高”、为“深”等等，因此“道”虽无所不在，但它对“物”的存在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故《则阳》注谓：“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这就是说，郭象认为“道”对“物”的性质是没有意义的，而对物的性质有意义的只是它的“自性”。如郭象说：“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天运》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则阳》注）

郭象否定“天”，并不是要抛弃“天”这个概念，否定“道”，也不是要抛弃“道”这个概念，而是给它们不同于王弼或其他玄学家不同的含义，并对此作出适合他思想体系要求的论证，这就是他的“辩名析理”的功夫。郭象要建立其“崇有”哲学的思想体系，同样还得给“无”以不同于王弼的解释。郭象说：“无，至虚之辞。”他所说的“至虚”就是字面上的“至虚”的意思，意即“无”所表示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既无矣”；“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无”就是“无物”（nothing），“无”不是什么，即谓“无”是“不存在”的意思，它等于“零”。所有这些给“无”所作的描述，即“辩名”，都是为否定“无”能生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郭象的“崇有论”叫做“无无论”。在《齐物论》注中说：“有无而未知无无者也，则是非好恶犹未离怀。”此虽为讨论境界问题，然亦可见郭象“无无”之意义。为了进一步否定“无”作为造物主的意思，并论证“有”是唯一的存在，郭象在《庄子注》中颇用了一些力气反复加以论证，如他说：“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在宥》注）”；“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齐物论》注）”；“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庚桑楚》注）按：“有”也不能是生“有”者，如“有”是生有者，那么此生有者将成为造物主；“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则明有物之自建也”（《天下》注）等等。这里郭象如此之否定“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肯定“有”是唯一的存在，而不承认在“有”之外（之上、之后）还存在一个造物主或者比有更根本的实体。关于郭象所论“有”与“无”的问题将在下章讨论。而“无无论”之境界问题也在以后各章中讨论。

郭象为什么要否定“无”作为造物主，除了是为其“崇有”思想的建立扫清道路外，也还有为调和儒道、为“名教”留下地盘的意义。如果承认“无”是“有”的创造者，或认为“无”比“有”更根本，那么人们只要去追求“无”这个超越的东西，以达到“玄冥之境”就可以了，哪还用管什么“名教”；人们只要“拱默山林”、“逍遥无为”、出于“六极之外”、游于“无何有之乡”就可以了，哪还能“游外以弘内”呢！“历山川，同民事”、“戴黄屋，佩玉玺”，岂不可以根本否定了吗！圣人岂不将“独异于世”、“背俗而用我”了吗？然而郭象的玄学新义，虽然崇尚自然，但亦不能废弃“名教”，只有否定“无”的造物主地位，才能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

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象对“天”、“道”以及“有”、“无”的解释和种种论证，都表现着他为建立“崇有”、“独化”思想体系运用“辩名析理”这种方法的功力。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寄言出意”、“辩名析理”只不过是多种注释经典方法中的两种。汉朝注释经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地作详细解释，还有用“纬”证“经”的方法，形成纬书系统。到魏晋则为之一变，玄学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佛教传入以后，对佛经也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有“音义”、“音训”等等。隋唐以来，由于在我国形成了若干佛教宗派，而对佛经的注释又往往依各宗派思想之不同而为之注，例如对僧肇的《肇论》有依三论宗思想为之注者，有依华严宗思想为之注者。道家和道教对经典的注释亦多有不同。因此，在中国对经典的注释或是“六经注我”或是“我注六经”。根据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注释方法加以梳理，也许可以总结出一套中国传统的解释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这或者可以丰富今日流行于西方之解释学（Hermeneutics）。

三、否定的方法

在中国哲学中运用“否定”作为一种论证方法，也许可以说老子是最早加以运用和运用得最为出色的。以后中国的许多哲学家都采用“否定”的方法作为他们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不肯定什么，又往往被称之为“负的方法”。我们在《老子》书中可以找到一些他提出的与“否定”的方法相关的命题，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等。但我认为，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这一“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可以说更有意义，表现了老子对“否定”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无为”是对“有为”的否定，而正是由对“有为”的否定恰恰可以成就“有为”。例如《老子》第四十八章中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对于“取天下”，“无事”是否定的意义，而“有事”是肯定的意义，而照老子看不是以“有事”去取天下才可以有天下，而是以“无事”才可以取天下，这正像郭象所说的“以不治治”的意思。因此，就老子说，在这方面他对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至少有两点：

（1）他认识到“肯定”与“否定”是一对矛盾，而且“否定”作为方法比“肯定”更有意义，从“否定”方面了解事物比从“肯定”方面了解事物会更为深刻；

（2）“否定”中包含着“肯定”，用“否定”来对待“肯定”（事物）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完成“肯定”（事物）的方法，或者说是完成更高一层次“肯定”（事物）的方法。

在这里我们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作为一种方法加以模式化，可以这样来表达：“通过否定达到肯定。”在郭象注《庄子》中常常用这种方法来论证或阐述他的理论，例如他提出“相为于无相为”，“相与于无相与”等等。其意为，在“无相为”中才可以实现“相为”；在“无相与”中才可以实现“相与”。《大宗师》注中说：

此二人（按：指子舆与子桑）相为于无相为者也。今裹饭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尔，非相为而后往也。

按：《庄子》中说：子舆和子桑是好朋友，子桑生病，“子舆裹饭而往食之”。郭象注了上面那段话。表面上看，子舆好像是因为子桑生病，故带饭送给子桑吃。但其实郭象要说明的是，子舆并不是为子桑生病而带饭去给他吃，他只是“任之天理而自尔”，所以是“相为于无相为”。正是“无相为”而实现了“相为”的意义。“无相为”是对有某种目的的“否定”，而这种对有目的的“否定”恰恰实现了某种目的（“相为”）。

在《庄子·大宗师》中还有一段话：“子桑户、孟子反、子张琴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穷，相忘以生，无所终穷。”郭象有以下一段注：

夫体天地，冥变化者，虽手足异任，五藏殊官，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运其股肱以营五藏，则相营愈笃而外内愈困矣。故以天下为一体者，无爱为于其间也。

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桑户等三人之间能在并不相互关怀（无心）中而能成为莫逆；能在不为对方做什么（无为）中而成就对方的一切。超然物外，游于无穷，忘掉生死，不受什么限制。郭象对庄子思想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否定”思维模式之发挥。郭象解释说，能够体证天地之变化而与之为一体者，就像手足、五脏等的功能不同，并非是为互相的关怀而能相和同，并非是要为互相的作为而能相帮助，这就是因为“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如果你有意去做什么，得到的结果将是内外交困，“故以天下为一体者，无爱为于其间”。这种思维模式也正是郭象的“独化”思想的具体化，在《大宗师》注中说：“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应是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不是有意去为别的事物去做什么，这反而对别的事物有最大的功用。所以“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外物》注）。“无心而顺物”不是要肯定什么，而是要不断地排遣一切“用心”。郭象对《庄子·齐物论》“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的注说：

今以言无是非，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欲谓之类，则我以无为是，而彼以无为非，斯不类矣。然此虽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则与彼类矣。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按：如果说庄子“齐物论”思想是要“遣是非”，那么这里郭象的注则是要“既遣是非，又遣其遣”。因此，在这里表明郭象对“否定”的意义的体认又更有所进了。“否定”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固然重要，但如果对“否定”加以“肯定”，那么“否定”就会失去作为“否定”的意义。这正如佛教的般若学的“破相”一样，《大智度论》中说：

如服药，药能破病，病已得破，药亦应出。若药不出，则复是病。以空灭诸烦恼病，恐空复为患。是故以空舍空，是名空空。

对于“是非”问题的争论，无论同意哪一方面，都会造成有所执著，这就仍然会成为一种“是非之争”，仍不是“无是非”，就像为了消除“无是非”，而执著“无是非”，这就成了病因药已除，还要继续吃药一样，而成为新的病了。因此对于“是非”这样问题的“类与不类”，“莫若无心”。所谓“莫若无心”就是要“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这就如佛教之“空空”。这里郭象的“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似乎又比老子前进一步，认为如果要坚持“否定”的方法，那么对“否定”本身也应“否定”，这样才是彻底地否定，这样无异于是主张什么都可以“肯定”，从而郭象要肯定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可以成立的了。成玄英对郭象的这段注有如下的疏解：

类者，辈徒相似之类也。但群生愚迷，滞是滞非。今论乃欲反彼世情，破兹迷执，故假且说无是无非，则用为真道。是故复言相与为类，此则遣于无是无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成玄英的思想深受佛教三论宗的影响，而又是在佛教的涅槃学在中国兴盛之后，故其学说在否定执著于“无”和执著于“有”之后，而认为仍有所肯定。

第十二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上）

前面在《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中谈论到郭象已涉及他的许多哲学理论问题，本章和下一章将对他的某些重要哲学理论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以说明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哲学理论存在的问题。照我看魏晋玄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为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有”与“无”；（2）“动”与“静”；（3）“知”与“无知”（圣智）；（4）圣人学致问题。如果说王弼（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那么郭象则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而僧肇则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同时又开创了中国的佛教哲学。僧肇的《肇论》正是对上述四个玄学问题依据佛教般若学所作的哲学理论上的发挥。他的《不真空论》讨论了“有”、“无”问题；《物不迁论》讨论了“动”、“静”问题；《般若无知论》讨论了“知”与“无知”问题；《涅槃无名论》讨论了圣人学致问题。本章将集中讨论郭象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有”与“无”的问题

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贵无”思想体系，郭象提出“有物自造”的“崇有”思想体系，僧肇提出既反对“贵无”，又反对“崇有”的“非有非无”的“中道观”。这一思想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无疑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而郭象哲学正是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因此解剖他对“有”和“无”关系的看法，对了解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发展的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无”不是“虚无”的意思，用金岳霖先生说老子的“道”可以了解为“不存在而有”，我想用“不存在而有”来说明王弼的“无”或者更为恰当。王弼的“无”实际上是指抽掉一切具体规定性的“有”（pure being），即最抽象的“一般”。如果说，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具体的规定性，即以某种规定性为“性”，那么王弼的“无”，它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它是无规定性的，即以“无规定性”为“性”。无规定性的“无”是不存在的，但它又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是“纯有”（pure being）。这个问题，王弼在他的《老子指略》中有明确的说明：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包通天地，靡使不经也。

这里王弼要说明的是“有名”、“有形”的是生乎“无名”、“无形”的。为什么是这样呢？照王弼看，是方形则不能同时是圆形，是“宫”则不能同时是“商”。只有“无形”才可以成就任何形，“无声”才可以成就任何声。因此，只有“无”才可以成就任何的“有”。但“无形”、“无声”等等都不能是具体的“存在”，可是它即是“无形”，这“无形”之“形”，就是所有“形”的抽象，是包括了任何“形”所以它是“不存在而有”。准此，“无”当然不能是具体的存在物，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有”，即是说它是“无有”之“有”，“无有”之“有”就是所有“有”的抽象，是“纯有”。它“包通天地，靡所不经”，所以它是“不存在而有”。因此我们说王弼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以无为本”，把“无”作为“万有”存在的本体。为什么王弼要为“万物”找一它存在的本体呢？因为他要寻找宇宙的统一性，所以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第四十二章注）

郭象关于“有”、“无”问题在前面已讨论过，现在需要提出的是“有”和“物”是个什么关系。郭象的“物”是指具体存在物，如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那么“有”是不是也指具体存在物呢？据他的《庄子注》看，“有”也可以说具有具体存在物的意思，如他说：“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又说：“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知北游》注）如说：“夫有不得变而为无，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田子方》注）“成形”之“有”当是具体存在物。但这里的“有”也可以了解为存在物之全体。然“物”有时也是指“任何一物”或“全体之物”。看来，郭象往往是把“有”看成是“存在物之全体”，这有点像他给“天”下的定义那样，做为“万物之总名”。如果要分，“物”和“有”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说，郭象的“物”较多的指“具体的存在物”，或者说是指一个体，是“别名”；而他的“有”多指“存在物之全体”，是一“总名”，是个集合名词。但郭象的“有”则不是一抽象的概念，不是“殊相”之“共相”。“有”（或“物”）是指“个体存在物”或“存在物之总合”，都不是“共相”。“存在物之总合”不过是一个一个物的相加，虽然可以加到无限，但仍然是“量”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排除了在“有”（或“物”）之外还有什么造物主或另一性质之“本体”。

郭象建立其“崇有”体系看来并不是要讨论“殊相”和“共相”，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这一问题。但他主要是要论证“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如果，“物各自造”，这就是说“物”各有各的“自性”，而“自性”是“自生”的。就这点看，郭象注意的是事物的“个别性”。而且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又是不依赖于外在条件的。因此，我们说郭象注意的是每个具体事物自身的统一。

僧肇的《不真空论》既批评了“本无”，又批评了“即色”，而提出“非有非无”的“中道观”。僧肇据般若学“诸法本无自性”的观点，批评“本无”说：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僧肇的意思是说，“本无”太偏好“无”了，因此他们说“非有”，把“有”说成“无”；说“非无”又把“无”说成“无”。但是“非有”，只是说“有”非真有；“非无”也只是说“无”非真无。为什么说“非有”就认为无此“有”呢？说“非无”就认为无此“无”呢？这不过是本无宗偏好“无”的观点，和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僧肇这一观点，虽然是批评东晋时般若学的“本无宗”的，但实际上也批评了王弼的“贵无”学说。因为王弼贵无说也是“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的（按：关于这一问题，尚可作进一步研究，此不赘述）。僧肇对“即色”的批评说：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说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这里僧肇的意思是说，即色论认为色（“有”）不是自己成为“有”的，万物的存在都要依靠一定条件，所以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应该是它本来就存在着，不需要任何条件而成为存在。僧肇批评说，即色的这种观点，仅仅是以事物不能独立自存为理由来否定事物的存在，但还没有了解到存在着的事物本身就是“非色”（空）。即色论认为，一切事物都要依靠一定条件而存在，这点与郭象的“崇有”思想不同。郭象认为“物各有性”也和即色论认为事物并没有自身存在的“自性”也不相同。但即色论并不了解“色本是空，犹存假有”（见元康《肇论疏》对即色论的批评）。这就是说即色论对事物存在的这一现象和“性空”本来是一回事，因此也就是说对“诸法本无自性”还没有正确的了解。僧肇在这里虽不能说也直接批评了郭象，但他的“不真空论”的“诸法本无自性”却不能不说是也涉及郭象的“物各有性”这一命题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僧肇也间接的批评了“崇有论”。

由王弼到郭象再到僧肇可以说关于“有”和“无”的讨论是一个问题深化的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说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对魏晋玄学的一个总结。

二、关于“动”与“静”的问题

王弼《老子》第十六章注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虚”即“无”也，“有”的起因在于“无”，“动”的起因在于“静”，所以万物的种种活动虽一起发生，从根本上说是要回到虚静的，这是事物的最终极的道理。由这里可以看出，王弼讨论“动”、“静”问题是和他讨论“有”、“无”问题相联系的。为什么“动”、“静”问题和“有”、“无”问题是相联系的问题呢？王弼在《周易·复卦注》中说：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

王弼的意思是说，“复”是万物（万有）反回到本体之无的状态。天地万物是以至无的“本体”作为其核心。“本体”既然是寂然“至无”的，因此它也是“寂然大静”的。这“寂然大静”之“静”不是和“动”相对的“静”。这种“静”是常态之静，是“本体”的绝对的“静”。而现象界中的天地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那只是变态，是暂时的现象，“寂然至无”才是那些变动的现象的本体。王弼把“本体之无”描绘成是“寂然大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本体之无”本来是不可言说的，只能勉强这样说罢了。为什么“寂然至无”是“寂然大静”的呢？盖因“本体之无”不是任何具体事物，也不是一个一个事物相加的事物之全体，它只是一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而此抽象之概念是抽掉了一切性质的“无规定性”之最空之概念。作为一抽象概念说，它是不可能有运动变化的；作为一无规定性的最空之抽象概念，它只能是“常静”，这“常静”并不是与“动”相对的“静”，而是“寂然大静”。因此，我们说，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系统在动静问题上，是以“静”为“常（态）”，以“动”为“变（态）”，“静”是“本”，而“动”是“末”，这与他的“无”是“本”，而“有”是“末”相一致。“反本”是反回到“寂然大静”的“寂然至无”。

郭象的“崇有独化”学说则与王弼不同，他认为“运动变化”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且是绝对如此的状态，《齐物论》注中说：

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与时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按：“萌”或作“明”。“萌”有“使之发生”义。郭象认为，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新的总是代替旧的，事物和时间一起俱往，哪里有什么东西使它如此呢！这是事物自然而然的状态。这里郭象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它的自生自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崇有独化”体系的合理要求。为了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郭象提出不仅个别事物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且整个宇宙（事物之全体）也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运动变化是绝对的，他说：

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觉，横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岂不昧哉！（《大宗师》注）

在宇宙间什么力量最大，照郭象看，“变化”的力量最大，所有的东西都由这种力量推动着，而以新代故。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而认为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是一种愚昧的想法。郭象之所以要否定在不断变化着的事物之外还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东西，这正是他“崇有独化”思想所要求的。照王弼看，现象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动之中，但支持现象界存在的本体则是不运动的，而且是“寂然大静”（即不是与“动”相对应的“静”）；郭象认为除了存在着的种种运动着的事物之外，再没有什么不运动的“造物主”或另一事物的本体。为否定“造物主”或“本体之无”，在他的体系中必须排除“寂然大静”之类，所以他说：“以变化为常，则所常者无穷也。”（《天运》注）

在讨论生死问题中，郭象认为，从一个人说，“生”和“死”可以说是其最大的变化，《德充符》注中说：“人虽日变，然死生之变，变之大也。”但“生”和“死”只有相对的意义，都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他在《齐物论》注中说：

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郭象的这一看法是基于他认为一事物存在了，那么它的生生化化是没有穷尽的，“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此事之“生”是此事物之“生”，此事物之“死”是此事物之“死”，这不过是存在的状态不同，其主体仍是此事物，“虽变化相代，原其气则一”（《寓言》注）；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仍都为此“有”，“更相为始，则未知孰死孰生也”（《知北游》注）。据此，郭象认为，人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他说：“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逍遥游》注）“忘年故玄同死生”（《齐物论》注）。这就是说，对人的“生死”这样最大的变化问题，如果了解了“生”和“死”只是存在的状态不同，那么人才可以真正的逍遥放达，而游于无何有之乡了。

如果从郭象对历史的看法方面来看，他认为社会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天道》注中说：“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事物及其活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已变化了的事情虽然可以留传下来，但是并不能使已变化了的事情再回来。所以一切在变化中，能够与时俱变的才是最为高超的人。据此，郭象分别了“迹”与“所以迹”的问题。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圣人，他所做的事都是他活动留下来的痕迹，这无非是“陈迹”，效法它是无意义的，他说：“时移世异，礼亦宜变，故因物而无所系焉，斯不劳而有功也。”（《天运》注）故游于变化之途者，“以变化为常，则所常者无穷也”（《天运》注）。郭象看到事物（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是永远处在变动之中，这一观点是很有意义的。但他据此而认为对一事物说“生”和“死”只是状态的不同，则有混同“生”和“死”的质的不同的问题，这样就导致相对主义，而陷入片面性。特别是，他把运动变化绝对化，而否定了相对的静止状态，这从一个方面说，会导致对事物无法认识；从另一个方面说，又可以否定历史经验的意义。这是应为我们注意的。

王弼认为“本体之无”为“寂然大静”，郭象认为一切之“有”以变化为常，而僧肇之《物不迁论》则认为事物的动静是没差别的，是非动非静，动静皆空，该文引《放光般若经》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接着他说：“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缘使真言滞于竞辩，宗途屈于好异，所以静躁之极，未易言也。”《放光般若经》的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是没有什么运动变化的。但佛经中说的事物无运动变化，并不是离开运动去追求静止。而是说要于动中看到静。在动中看到静，因此虽动而常静。不离开动去求静，那么虽然是静，但并非离开动的静。据此，僧肇得出结论说：其实动静没有什么差异，只是迷惑的人的不同看法。把动和静看成是不同的人不能根据佛教的真理而有无休止的争辩，于是使佛教真理在人们的争论中是得不到彰明。因此，关于动静不异的道理，也就不容易说清了。如果说，王弼的“以无为本”，是以“本无”、“寂然大静”，是主张“非动”；郭象“崇有独化”，是“万有”“以变化为常”，是主张“非静”；那么僧肇则以“非有非无”的中道观立论，而证之以“非动非静”、“动静皆空”。看起来僧肇解决了王弼和郭象各执一偏之弊，但僧肇的“物不迁”理论之根据“诸法本无自性”这个命题，假使我们追问如果“诸法本无自性”，“佛性”如何安置，可能是一问题。从而“非动非静”之“动静不异”的命题能否成立，也是一个需待证实的命题，这里只能存而不论，在《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的第三节《唐初重玄学》中已稍有讨论。

三、关于“知”与“无知”的问题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提出“得意忘言”的方法，盖因“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这就是说，“本体之无”超言绝象，非“知”之对象。如果把“本体之无”看做“知”之对象，那么“本体之无”则非“大全”；但“本体之无”是不可分割的，故人们虽可通过现象以观其“本体”，但现象并非“本体”故不能执著现象以为“本体”，而必须超越现象以达本体，此即谓“得意”须“忘言”也。故《老子指略》中说：“道”，“体之不可得而知”。《老子》第二十五章注中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何劭《王弼传》中记载说：

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王弼认为，因为“本体”即是万物之本体，非为另一物，对它只能通过“有”来体会，而不能用语言来说。又韩康伯《周易·系辞》注引王弼言，其言曰：“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无”是不能说的，要靠“有”来证明“有”必有一其存在之根据。所以“本体之无”只是能从“有”必有其存在根据推而知之，而不是直接识知之对象。这里王弼虽未明确讨论“知”与“无知”的问题，但其对《老子》第一章注所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已可说明，王弼实以对“道”只能是“无知”的，故曰：“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释疑》）

郭象的《庄子·大宗师》注中说：“天者，自然之谓也。夫为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耳；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自为耳，不为也，不为也则为出于不为矣。为出于不为，故以不为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是故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郭象关于“知”与“无知”的问题是和他所讨论的“为”与“无为”的问题相一致的，都是其“崇有独化”体系所要求。照郭象看，任何事物就其“自性”说都是独立自足地生生化化的，因此此一事物对他一事物是无能为力的，任何事物都只能是“自为”，而“自为”即是“无为”。因为，“物各有性”，而不能知其他事物之“性”，只能知其“迹”，而不能知其“所以迹”。所以它不能知其他事物之“性”；只能知自己之“性”，知自己之“自性”，实际上是“不知”。《齐物论》注中说：“知无无矣，而犹未能无知。”如果只知道没有“本体之无”这还不能达到“芚然无知而直往之貌”。盖“知无无”尚有一知之对象，只有“无知”才可“彼我玄同”、“化尽无期”。故郭象注“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一句说：“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了无耳。了无则天地万物，彼我是非，豁然确斯也。”只有忘“知”才可以把一切都看成自然而生，原来如此，任之自尔，“故天下莫不芒也”（按：简文曰：芒，同茫也）。无论是执著“外物”或执著“自我”，皆为所累，而不得逍遥游放，故必不为“知”所累，才可以出处常通，应物无累于物，故曰“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是故真人遗知而知”（《大宗师》注）。

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也是讨论“知”与“无知”的问题，他把般若空宗的观点概括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他认为，般若圣智和世俗的“惑取之知”全然不同，它是超越世俗的所谓能知与所知之上的一种特殊的智慧，这种智慧能照见“诸法性空”之真谛。僧肇说：“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盖有所知，则有所敝；无所知，则无所敝。般若空宗认为，万法性空，真谛无相，如认识到万法之假有，排除了一切世俗之认识，这样才是洞照了性空之真谛。这就是说，对一切世俗之认识必须不断排除，不断否定，排除到无所排除之域，否定到无可否定之境，境照双泯，而至圣心无知。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实际上是用一种否定的方法来排除一切世俗的执著，从而以达到“破相显性”之结果。般若空宗把一切破除了，如《大般若经》五五六卷中说：“时诸天子问善现言：岂可涅槃亦复如幻？善现答言：设有法更胜涅槃者亦复如幻，何况涅槃？”般若空宗在破除一切之后，是否尚有建立？此是《涅槃无名论》应讨论之问题。

由王弼经郭象而僧肇，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否定对现象界认识的执著，而主张要排除这些对外在现象界的知识，这样才可以认识“真理”，而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用“无知”之“知”，即僧肇所谓的“圣智”。

四、圣人“可学致”与“不可学致”的问题

何劭《王弼传》中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晏的“圣人无情”说已不可详考，但根据一些材料大体可知，何晏以为圣人纯乎天道，未尝有情，故《老子》曰：“天道无情。”贤人以情当理，而未尝无情，至若众庶固亦有情，然违理而任情，为喜怒所役使而不能自拔，何晏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论语集解·卫灵公章注》）照王弼看，因为情乃人之“自然之性”，“自然之性”怎么能去掉呢？圣人只能做到“动不违理”，“应物而无累于物”。那么为什么圣人可以做到“动不违理”，“应物而无累于物”呢？这是由于圣人“茂于人者神明”的缘故。“圣人茂于人者神明”的意思说是，圣人“智慧自备”、“自然己足”，所谓“自备”则非所得，也就是说出自“自然”，所以“圣人天成”。由于圣人“智慧自备”，则可无为无造，德合自然，而“体冲和以通无”，“与道同体”。圣人“智慧自备”，故非学所得；圣人天成，故非养成所致，故圣人不可学、不可致也。

郭象同样认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致。《德充符》注中说：“言特受自然之正气者至希也，下首则惟有松柏，上首则惟有圣人”；“夫松柏特禀自然之钟气，故能为众木之杰耳，非能为而得之也。”郭象这一观点或受嵇康之影响，《养生论》中说：“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盖郭象之“崇有独化”以“物各有性”，且“性”不能易，“性各有分……岂有能中易其性者”（《齐物论》注）。故臣妾有臣妾之性，众庶有众庶之性，圣人有圣人之性，“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故郭象提出“学圣人者，学圣人之迹”，“法圣人者，法其迹耳”（《胠箧》注）。而圣人之“迹”亦实无可效法，《让王》注中说：“夫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圣者乃无迹之名也。”既然圣人无迹，故其“迹”也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圣人之迹，但其是否为圣人之“迹”亦不可知。故郭象虽立论与王弼不同，而却都认为圣人不可学，亦不可致也。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许多魏晋玄学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还可讨论与圣人学致有关的另一问题，即圣人的境界问题。照郭象看：“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照郭象看，任何事物只要是各任其性，各当其分，同样都可以是逍遥的。就这点看，似乎臣妾、从庶、圣人的逍遥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圣人之逍遥与一般人之逍遥并不相同。一般人是以“适性”为“逍遥”，而圣人不仅以“适性”为“逍遥”，而且是“玄同彼我”为其逍遥之境界。郭象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造物主或“本体之无”，但他却认为圣人在精神境界上可以超越现实。郭象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定性，其规定性的发挥都是有其极限的。但是郭象给圣人的规定性是“游外以弘内”，故可以“同天人，均彼我”，“忘天地，遗万物”（《齐物论》注），“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逍遥游》注）。这就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他的精神境界是没有什么极限的，他能与万物一起变化，“能无待而常通”。故郭象说：“夫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虽静默闲堂之里，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两仪而御六气，同人群而驱万物。苟无物而不顺，则浮云斯乘矣。……”（《逍遥游》注）这就是说，郭象的圣人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但照郭象的“崇有独化”理论则无“世间”之外的“世间”，故其“出世间”只能是一种圣人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只是圣人的精神境界，非一般人所能有。就此亦可知郭象是认为圣人是不可学、不可致的。

僧肇是否著有《涅槃无名论》尚无定论，兹非本书所要讨论之问题，但《涅槃无名论》为当时著名之佛教论文则无可疑处。“涅槃”即“灭度”之义，此与得道成佛有关。该论中有云：“经曰：涅槃非众生，亦不异众生。维摩诘言：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当灭度。”这意思是说，不觉悟的众生当然不可能得道成佛，而觉悟的众生就和弥勒一样可以得道成佛。佛教作为一种宗教需要给人们指示一条得道成佛之路，否则其意义将会落空，而得不到人们之信仰。故必主张“圣人”（佛）可学可致。《涅槃无名论》中还有如下一段：“夫群有虽众，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宇宙万物虽然很多很多，但它的数量总还是有个极限，即使智慧之高如舍利佛，辩才之强如富楼那，也很难穷尽宇宙万物的边畔；更何况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它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想要顿悟就达到，那怎么可能呢？这就是说，得道成佛应靠渐修，不可能一下子“径登十地”。陈慧达《肇论序》中说：“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至极之果，惟有涅槃。故末启重玄，明众圣之所宅。”元康疏谓：“‘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者，此《般若无知论》也。涅槃正因，无有尚于般若者也，‘至极之果，惟有涅槃’耳。般若极果，惟有涅槃之法。‘故末启重玄’者，以此因果更无，加上‘故末’，后明此两重玄法。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也。前言真俗，指前两论；后言重玄，指后两论。此是必然，不劳别释。重玄者，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今借此语，以目涅槃般若，谓一切圣人，皆住于此，故名为‘宅’也。”如果前引《涅槃无名论》中之“重玄之域”是指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可学可致的，则此处“重玄”者，兼有达到得道成佛之方法义。意谓“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故曰“重玄”。元康的意思是说，《肇论》四篇有前后演进的关系，前两论《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是讨论“真谛”、“俗谛”问题；后两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则是讨论成佛之因果问题。后两论之论因果，般若为因，涅槃为果；般若为一玄，涅槃为一玄，此即“重玄”。只讲般若一玄，未达极致，必有涅槃之“又玄”，至“重玄”方可彰圣。达到“涅槃境界”才是佛教之目标，故圣人（佛）可学可致明矣。据此，我们可知魏晋玄学家多以“圣人不可学致”，而僧肇、慧达、元康等佛教高僧大德均以“圣人可学可致”。（请参看汤用彤先生之《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十三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下）

除上章所讨论的郭象哲学中所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之外，本章将分析另外几个他所接触到的哲学理论问题，从某个层面看这些问题对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郭象的思想体系并不十分周延，致使其体系内部不能不存在若干矛盾。

一、“（命）理”与“自性”

在魏晋玄学中“体”和“用”这对概念已被明确使用，不仅见于王弼的《老子注》，如他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第三十八章注）而且见于钟会的《老子注》，如说：

举上三事，明有无相资，俱不可废，故有之以为利，利在于体；无之以为用，用在于空。故体为外，利资空，用以得成；空为内，用借体，利以得就。（引自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老子》第十一章注）

在王弼的哲学中有时又用“本”和“末”来表示“体”和“用”的关系。从一个意义上说，王弼哲学体系中，一个个的存在物（有）是个别的，而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的本体之“无”则是一般。他的本体之无是抽空了任何具体内容的“共相”，而有具体规定性的“物”（有）则是“殊相”。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虽也讲到“体”和“用”，如说：“见所尝见，闻所尝闻，而犹畅然，况体其体，用其性也。”（《则阳》注）这里的“体其体”的后面之“体”是“万物”的意思，如他说：“天地以万物为体。”（《逍遥游》注）所以在郭象哲学体系中“体”就是指一个一个的万物本身，没有“共相”的意思，而“天”（天地）也只是“万物”的“总名”，是一个集合名词，也没有“共相”的意思。那么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与“殊相”（个别）和“共相”（一般）相对应的概念呢？或者说郭象《庄子注》中的“天理”（或“命理”）和“自性”是否相当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关于“自性”前几章已有许多讨论，如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这是强调“物”的特殊性。不仅人有人之性，马有马之性，而且此人有此人之性，如为骈拇，彼人有彼人之性，如枝指，各不相同；此马有此马之性，如日可行八百里，彼马有彼马之性，如可日行一千里。这是“自性”的问题。关于“理”这一概念，郭象在《德充符》注和《寓言》注中比较集中的讨论到。在这两篇注里所讲到的“理”大体上都是说每个事物依其“性分”而存在都有其不可逃的必然性，如说“其理故当，不可逃也”，“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之也”，“理必自终，不由于知，非命如何”等等。但把前后文联系起来看，郭象所说的“理”并不是和“殊相”相对的“共相”，因此它不是决定“自性”的必然性，而是说由每个事物的“自性”所决定此事物如此生生化化的必然性。在《寓言》注中说：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尔，而后命理全也。

郭象认为，事物如此地生生化化好像被什么支配着，把这叫“命”吧，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去掉“命”这个名称，以便人们了解事物本来都是自然而然地生化着，事物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生化状态是没有什么使它如此的，这才是“命理”的真正意思。显然郭象是在强调事物的“自尔”（事物的“自性”决定其自身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生生化化），而以为“命理”只是“自尔”的表现。接着郭象在《寓言》注中又说：

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之也。理自相应，相应不由于故也。则虽相应，而无灵也。

郭象的意思是说，事物和理相应，好像是有什么使它如此的，其实是事物的理（必然性）和事物自身（的“自性”）相应，这种相应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所以相应是自然如此，并没有什么东西使之如此。这里似乎又没有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区别开来。在《德充符》注中说：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这里郭象的意思也是说，人的一生之如此不是他主观所追求的，所有、所为、所无、所遇也不是自己主观所能求得的，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如此的，由“自性”决定的某个事物自身所使之如此的，“理自尔耳”，如果对其如此之生和如此之作为产生什么喜欢或不喜欢，这就要违背其自然之性。这就是说，“理”是每个事物由其“自性”所决定的必然性，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与言理也。”（《缮性》注）只有了解每个事物的“性分”，才可以讨论每个事物的“理”。这就是说，每个事物有每个事物的“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理”。不是“理”规定此事物为此事物，彼事物为彼事物，而是此事物有此事物之“理”，彼事物有彼事物之“理”，“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

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事物都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存在物，都因其“自性”和其他事物相区别，他说：“夫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此则骈赘皆出于形性，非假物也。”（《骈拇》注）骈拇、枝指都是“自足其性”的，它们的不同都是不得不如此。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所以不必去求同，而是应让它们都按照各自的本性行事就可以了。可见郭象所注意的是事物的“个性”，事物的差别性，但他忽视了事物的“共性”，这样造成对“一般”和“个别”的割裂，或“具体”与“抽象”的混同。如果说王弼的哲学的走向是“用反归体”，那么郭象的哲学则走向“即用是体”。

郭象注意到事物的不同，看到事物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存在物，从而对“具体”（个别事物的特性）有所认识，在这方面无疑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据此而否定造物主和“本体之无”。但是由于不适当的强调事物只是个别具体的存在物，从而把“个别”和“一般”割裂开来，混同偶然和必然，而不能不带有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色彩，所以郭象有如下的说法：“凡此上事（按：指‘生死存亡’等等），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二、“独化”与“相因”

郭象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这个命题可以说接触到“内因”和“外因”的问题，或者说是“根据”与“条件”的问题，它的意思是说，事物之间相互为因（条件）的功用，比起事物自身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是没有意义的。

照郭象看，所谓“独化”是说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的，而此事物之如此地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彼事物之如彼地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都是由它们的“自性”决定的，不是由什么外在的造物主或“本体之无”等等所决定的。事物存在和活动的根据在其自身的“自性”，“自性”不仅是“自生”的，而且是“无待”的，因此从原则上说任何事物的存在与活动都可以是不需要有什么外在条件。从郭象认为事物的存在与活动只能从其自身找原因方面看，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已包含有“内因是事物存在的根据”的观点。郭象据此不仅反对在事物自身之外去找寻其存在的根据，甚至也不承认事物的存在与外部条件有关，这点和裴alt是有所不同的。郭象反对从事物外部去找其存在的根据，我们可以说他在反对“外因论”，这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难能可贵的。至于郭象认为事物的存在不需要外部条件，这就有问题了。在郭象对于“因”的解释中我们或者可以发现他的问题。他对“因”有多种的解释，如“因其性而任之则治，反其性凌之则乱”（《在宥》注）。此处之“因”是“顺”的意思。如“虽工倕之巧，犹任规矩，此言因物之易”（《达生》注）。此处之“因”似有“依靠”意，但实际上也有“顺”的意思。而《齐物论》注中说：“达者，因而不作”，“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此处“因”有“任”之意，“所以因”指“为什么如此因”。达者的“因”是对其他事物不做什么，因此事物之所以如此是“任其自因的”，这叫做道。在“相因”与“独化”对举时，则“因”或有“条件”的意思，但这种“相因”只是在事物的“独化”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相因”不是顺事物之自性而作，那是违背自然之道的。

郭象对事物的存在需不需要一定的条件，从他整个体系看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的“独化”学说排斥了事物存在需要一定的条件性，但他也不是对事物的条件作简单的否定。郭象认为，如果说事物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你可以去分析其存在的条件，而其存在的条件本身的存在也还是有条件的，这样分析下去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事物的存在的条件是无限的，或者说任何条件都是这一事物存在的条件。说任何条件都是这一事物存在的条件就等于说其存在无任何条件。当然，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但这不是说可以不去区分事物之间联系的主次，更不可以认为任何一条件消失了就会使此一事物的存在受到影响而也消失了。如果不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作主次、必要和非必要的区分，那么事物的存在就可能成为无法理解的了。

郭象虽不承认事物的存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但它却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对其他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功用的，他说：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相无者也。……若乃忘其自为之功，而思夫相为之惠，惠之愈勤，而伪薄滋甚，天下失业，而情性澜漫矣，故其功分无时可定也。（《秋水》注）

夫体天地，冥变化者，虽手足异任，五藏殊官，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运其股肱以营五藏，则相营愈笃而外内愈困矣。（《大宗师》注）

郭象在论证其观点时，常常采用从相对立的两个观点进行分析，然后建立他自己的理论。这里他是从“自为”（无相为）与“相与为”两个方面来论证其思想。从“自为”方面说，此一事物和彼一事物是相对的，但相对的两事物看起来又是有联系的（如唇齿）。照郭象看，相互联系的两事物中也不是彼事物为此事物而存在，或此事物为彼事物而存在，并不互相作为存在的条件，但是如果此一事物不存在，另一方也将受到威胁或影响。所以事物能“自为”或“无相为”，对其他事物的功用是最大的。如果从“自为”或“无相为”方面看，一事物对其他事物无所谓功用；而从存在着的事物必然存在着方面看，任何事物对其他事物都有功用。如果事物失掉了自己为自己而存在，去追求为别的事物而存在，那么就会失去“自性”，而且会把一切都搞乱，反而弄不清其功用之所在。郭象为坚持其“独化”理论，只承认“自为”的意义，而不承认“相与为”的意义，并认为只有在“无相为”中才可以实现“相与为”，为此他提出“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郭象“独化崇有”哲学体系所要求的。在这个问题上，郭象哲学在反对“目的论”和“外因论”方面无疑是有特殊贡献的，但是他在否认任何外在条件对事物存在的作用方面则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三、“无待”与“有待”，“无为”与“有为”

关于“无为”和“有为”，“无待”和“有待”的问题，在前面已有所讨论，这里不再把它作详细的讨论，只是简略地说明它与相对主义的某些关系。

“无待”和“有待”的问题和上面讨论的“独化”与“相因”的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而这个问题本是庄子提出的，它和其相对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事物有相对性和对事物相对性的认识是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庄子认识到事物有相对性，但他企图否定事物相对性的意义，从而使其哲学带相当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庄子的这一思想从哲学上说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思维意义。郭象的《庄子注》在继承了庄子关于事物相对性和相对主义的思想，且有若干重要发挥。顺着庄子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郭象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1）从一个方面说，事物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差别只是相对的，因此事物的差别性是没有意义的。

（2）每一事物可以肯定的方面不一样，但都有其可以肯定的方面，例如事物都各自以其美的方面为美，那么万物都一样的美。

（3）如果从“有待”方面看，任何事物其生生化化看起来都是“有待”的。大鹏和小鸟相比，大鹏飞行要有大翼，要有很大的空间，小鸟无大翼，飞不远，都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从这方面看，大鹏小鸟都是“有待”的，因此都是一样的。

郭象认为，上面这些看法是就事物的相对性而言，如果从另一角度看，事物的区别不仅是绝对的，而且任何事物从本质上说都是可以绝对独立自足的存在着和活动着。

如果说庄周的相对主义是建立在从一个超出事物的相对性的观点来“齐万物”、“齐是非”等等，即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那么郭象的相对主义则是从事物的“自足其性”方面来“齐万物”、“齐是非”的。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各有各的“自性”，而“自性”又是有其极限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所以区别是绝对的。事物虽有大小、美丑、智愚、长短等等区别，这些相对性的差别是绝对的，是由其“自性”决定的，所以是不能改变的，“小大之辩，各有阶级，不可相跂”（《秋水》注）。因此，绝不能认为大的、聪明的为有余，小的、愚蠢的为不足，“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于各冥其分，吾所不能异也”，“虽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则万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则天下一是也”（《齐物论》注）。

郭象对相对（事物的相对性）和绝对（事物的绝对性）的看法，应该说有一定深刻的哲学意义。他认识到，从一方面说事物是有差别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事物又是无差别的，认识到差别性和无差别性的同一，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意义的。本来事物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事物都是存在着的，就其都是存在着的而又是“自足其性”的方面说又是无差别的。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一样，从此一方面看事物是有差别的，而从彼一方面看它们又是无差别的。这里的问题是，郭象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否定事物的差别性，又从事物存在的无差别性方面论证每一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于是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每一相对存在的事物都成了绝对存在的，从而取消了相对和绝对的差别。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象在讨论“无为”和“有为”问题时，采用了有相当思辨性的方法，或者说采用了他“辩名析理”的办法，使之相对应的概念达到同一，并消除其间的差别性。

“无为”和“有为”本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它们的含义不同，而且在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体系中的意义也不相同。郭象也说“无为”和“有为”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但在他的体系中经过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作了新的说明，而成为并非对立的，而是相合的。

第一，郭象对通常的“有为”做了否定，如他说：“患难生于有为，有为亦生于患难，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刻意》注）盖郭象认为，此一事物对彼一事物之存在与活动是无能为力的，彼一事物对此一事物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它们之间只能是“平易恬淡”（无为）才可以互相成就，如果此一事物要对彼一事物有所作为，那就必然会产生灾难，故《齐物论》注中也说：“此五者（按：指“道昭”、“言辩”、“仁常”、“廉清”、“勇忮”），皆以有为伤当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这里郭象认为，那些“不能止乎本性”的所作所为，都是伤害当者的“有为”。

第二，那么“止乎本性”的“为”，即适“当”的“为”是不是可以的，而不会产生灾难呢？郭象认为，“止于本性”的“为”（或适于本性的为）叫做“自为”，“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人间世》注）。如果能“为其自为”，根据其“性分”所允许的“为”，丝毫不能超越“性分所允许的范围”，这种“自为”就是“无为”。

第三，因此，规定一种特殊的“为”叫做“自为”，“凡自为者，皆无事之业也”（《达生》注），“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天道》注），这就是说，“自为”是一种“无为”，“无为”是一种“率性而动”的“为”。所以“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为”，故《大宗师》注中说：“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从统治者说，只要他是“无心而任乎自化”，这就是他的“无为”，也是“自为”，“无心”可“戴黄屋，佩玉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任物之自为”即“无为”，《天道》注中说：“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象把一种特定的“有为”这个概念的含义规定为“止乎本性”的“自为”，而这种“率性而动”的“自为”又是一种“无为”，因而“无为”就成为一种特定的“为”，这就是说“自为”既是“无为”又是“有为”，于是“无为”和“有为”就可以统一起来，它们的相对意义可以消除，而“差别性”可以通向“无差别性”。

就郭象对“无为”和“有为”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应用“辩名析理”有着方法论上的自觉，这不仅说明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两汉哲学的特殊性的哲学，而且在论证方法上也和两汉哲学大不相同，带有更多的思辨性，而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无论是庄周还是郭象，在揭示事物的相对性和认识事物相对性的意义上无疑是对哲学问题讨论的深化，然而从认识事物的相对意义而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否定事物的差别性的相对主义，则是应注意到的。

四、“顺性”与“安命”

郭象哲学的反目的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有其重要的贡献，一般说他既从偶然性方面来反对目的论，又从命定论方面来反对目的论，这就使其哲学更具有特殊性。

汉朝自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目的论思想大为流行，甚至像王充这位用偶然论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哲学家，命定论的思想仍然对他有着很大影响。郭象的哲学从总体上看，他以“崇有”、“独化”、“无故”、“无因”等等思想，主张性命自然，反对各种各样的目的论。他认为，事物的生生化化既不是由外部力量有目的决定的，也不是由自己内在主观要求所决定的，如他说：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

此事物之所以得成为此事物，既不是由“道”所成，“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知北游》注）；也不是由自己刻意追求而得的，“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天运》注），“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秋水》注）。郭象的“崇有”反对有一外在于事物的造物主，也反对有一超越事物之上作为事物存在根据的“道”，为此自然也要反对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如他说：“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庚桑楚》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几章都有所讨论。而关于“命”的问题则讨论比较少。在郭象哲学体系里，“命”有“不得不然”的意思，《人间世》注说：“知不可奈何者，命也。”因此，“命”不是由自己主观意向所决定，故不要刻意去追它，它是自然而然如此的。人对于“命”只能“顺”，不能“违”，故曰：“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就这方面看，郭象是用“命定论”反对“目的论”，或者说是由某种必然性来反对目的论。不过，用“必然性”反对“目的论”，是可能与“目的论”划不清界线的。对此郭象如何解释呢？这就需要分析郭象对“性”（自性）和“命”的关系的看法了。照郭象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以“自性”为根据，任何事物的活动都只能在其“自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事物“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逍遥游》注）。就这点看，“命”无非是事物据其“自性”所表现的必然性。“安命”就是“顺性”。然而为什么此事物有此种之“自性”，彼事物有彼种之“自性”，则纯属偶然，“欻然自生非有本”（《庚桑楚》注）。“欻然”是说忽然发生的意思，事物都是忽然自生的，没有什么比它更根本的东西使它如此生成的，故谓“独生而无所资借，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庚桑楚》注）。就这方面看，“安命”也是说不出什么道理的，是“欻然自尔”的，因此事物虽必然如此，但不是有目的的如此；无目的的如此，则其如此纯属偶然的了。郭象把“必然”与“偶然”都称作“自然”，这正是他的一大发明。

郭象在反对目的论方面，其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如他说：

天不为覆，故能常覆；地不为载，故能常载。使天地而为覆载，则有时而息矣。（《德充符》注）

天地的覆载不是有目的的，如果它们是有目的的覆载，那么就可以有不覆载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有目的的覆载就必有有目的的不覆载，只有无所谓覆载或不覆载，天地才可以常覆载。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着、活动着，并不是哪一个主使者使它这样或那样存在着、活动着，郭象说：

夫无故而自合者，天属也。合不由故，则故不足以离之也。然则有故而合，必有故而离也。（《山木》注）

“天属”是说“属于天的”，即“任自然”也。“合”者，指“合于自然”；“自合”者，是说自然而然合于其自然之性（自性）。事物都是没有目的的合于自然，这是属于天的，不是“人为”的。“合于自然”不是有目的去追求什么，如果有目的去追求什么，那么也可以有目的的离开“自然之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自然界的事事物物为什么这样存在，为什么这样活动，我们可以说它们不是造物主或者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它们是自然而然如此的。但是，从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看，人们的活动并非都是没有目的的，人们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也可以有目的的改造世界，这就是说人对其社会生活是可以有主观能动性的。郭象在反对造物主和目的论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否定了，这无疑是片面的。他认为，事物都应按照其“自性”的要求生生化化，要“顺性”、“安命”，不要企图改变自己的地位，贵为王侯的要安于其富贵，贱为皂隶的也应安于其贫贱，“岂有能中易其性者”（《齐物论》注）。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他似乎又认为人们可以有无限的能动性，人们可以“独化于玄冥之境”，可以“逍遥游放于自得之场”。然而郭象的这种“无限的能动性”，如“逍遥放达”只能在自己“性分”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实现，因此他所谓的“能动性”是一种虚假的能动性。这种只能在“性分”之内实现“能动性”的观点正是魏晋门阀等级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第十四章　郭象与王弼

魏晋玄学从王弼的“贵无”发展到郭象的“崇有”无疑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这个问题在本书《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和《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的第三节《唐初重玄学》中有所论及，这里不多讨论。这里只想就他们哲学思想的不同来说明各自的特点，并兼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点。王弼和郭象哲学思想的不同，可以用下列对比来表示：

1．王弼　　以无为本　　从无生有　　“道”即“无”（本体）

　　郭象　　造物无物　　有各自生　　“道”为“非有”（不存在）

2．王弼　　反本　　不居成　　反一本

　　郭象　　安命　　顺　性　　各反其极

3．王弼　　抱一（存体）　　用反于体　　用不离体（着眼于体）

　　郭象　　独化（即用）　　即用是体　　用外无体（着眼于用）

4．王弼　　统一于无（体用如一）　　求宇宙的统一

　　郭象　　统一于有（体用如一）　　求自身的统一

上面这个表虽然分为四栏，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从王弼说，他的哲学基本命题是“以无为本”，则“有”从“无”生。“有”从“无”生，则“无”即是“道”，是“有”之本体。“无”为“有”之本体，则本体之种种表现（万有）必反于本体而存在。“反本”则可不执一偏而“居成”，“不居成”则可“反一本”。“本体”是全体、是统一的，“反本”则与“自然为一”，故曰“抱一”。“抱一”则存体，而“用”反于“体”。“用反于体”则用不离体，即是着眼于体，而明无单独的“用”。“用不离体”则“万有”统一于本体之无，从而知“体用如一”。王弼的“体用如一”，是为求宇宙的统一。圣人体无，无莫无适，“则天成化，道同自然”，故能与“道”同体。圣人与道同体是王弼理想中的最高境界。王弼所说的这种圣人的最高境界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因为他要求圣人不离世间而达到与超时空的绝对本体同一。从郭象说，他的哲学的基本命题是“造物无物”，则“有”各“自生”。“有各自生”，则不需要一统一的存在为根据，不需要造物主，故“道”是“非有”，即不存在。“有各自生”，则万有可各自安于各自应处的地位，这就是“安命”。“安命”并非由外力所强加，它即是顺乎其自身的本性。所谓“顺性”，则要求每个事物都根据其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而又独立自足地生生化化，这叫“独化”。万物独化，不需要任何支配者、主使者、创造者，不需要另外有一存在的根据，它自身就是其存在的根据，故说“用外无体”，“即用是体”。郭象的“用外无体”，是着眼于“用”，而无单独的“体”，因而他的哲学是统一于“有”，从这个方面达到“体用如一”。郭象的“体用如一”要求“万有”自身的统一。达到这种自身统一的“圣人”，则能“独化于玄冥之境”。“独化于玄冥之境”并非要求在现实之外来实现，只是要求充分地独立自足地生生化化于现实社会之中。所以郭象要求的最高境界是出世间而即世间，在现实中完满地实现其自身的同一。王弼和郭象的哲学虽不相同，却并不相反，而是殊途同归，都要求达到“体用如一”的境界，这点是必须注意到的。从他们的哲学思想的比较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点？下面我们将就这个问题作些讨论。

（1）“本末有无”是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魏晋玄学分为“贵无”和“崇有”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虽有区别，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认为此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就王弼和郭象说，一是“贵无”派，一是“崇有”派，而并非如西方哲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先秦说，儒家（除荀子外）和道家（除《管子》中某些篇外）的不同，并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儒家重视“天”，道家抬出“道”，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也很难简单地归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矛盾。到宋明，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他们之间的互相诘难，也还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贵无”和“崇有”的矛盾就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矛盾。恰恰相反，“贵无”和“崇有”的矛盾表现在王弼和郭象身上只是玄学内部不同的不同派别。然而为什么又有区别呢？这点或许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在论证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贵无”派的王弼把“无”作为“万有”（包括封建礼教）存在的根据，是为封建社会的存在找合理性的根据；“崇有”派的郭象只承认“有”是唯一的存在，因而说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王弼为“万有”找一存在的根据“无”，而这本体之“无”不过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是无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这样就便于它作成任何有规定性的具体事物。郭象否定“万有”要有一存在的根据，认为“万有”的存在均为其“自性”所规定，然而所有事物的“自性”实际上都是由郭象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愿望所规定的。因而所谓“万物独化”，虽有独立自足生生化化的形式，而实际上都是被某一主观上构造的模式所规定了的。从这里看，无论王弼还是郭象都不是如实地反映世界，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虚构世界的存在。

（2）如果说在先秦哲学中还没有用“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世界的存在，那么自魏晋以后“体”、“用”这对范畴就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用以说明世界的存在状态的一对基本范畴。不仅魏晋玄学中广泛地使用了“体”、“用”这对范畴，而且南北朝以后的佛教、道教和宋明理学都广泛地使用了这对范畴。从中国传统哲学看，几乎凡是比较有理论思维意义的哲学体系都主张“体用如一”。所谓“体”原意为“根据”（或“根本”），或者说有“本体（substance）”的意思；“用”则是“功用”的意思。本体是事物存在的根据，而功用是本体的种种功用的表现。提出“体”、“用”这对范畴，就表明人们不仅在探求宇宙是怎样的存在，而且在探求宇宙为何如此存在的问题。“体用如一”这个命题正是要求通过天地万物纷纭复杂的种种表现探求其统一性的根据。

王弼的哲学是从“用”必有“体”这方面进行论证的，他说：“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以无为用”的是“有”，而天下万物为什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功用呢？这正是因为有“无”作为它的本体。“以无为体”，而“无”又不能由无来表现，“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从“有”这方面说，不能不“以无为本”；从“无”这方面说，不能不“因于有”，故必“体用如一”。“体用如一”并非是说“体”和“用”没有分别，而是说“用”不离“体”，故王弼主张“崇本举末”。但无论如何，在王弼看，“无”是天地万物（有）存在的根据，所以他虽主张抱一存体，但是有时又说“道生万物”，从而导致主张“崇本息末”，这样他实际上又承认“无”是独立于天地万物（有）之外的实在。这样在王弼哲学中就不能不包含着某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郭象虽也讲“体用如一”，但他和王弼不同，他把“用”本身就看成是“体”。郭象认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其根据就在于其自身，在于其各自的“自性”。天地万物有着各种各样的功用和表现，这种种的功用和表现就是其本性，就是“体”，因此“用外无体”。“用外无体”则“即用是体”，所以他主张自足其性的“独化”。从郭象的这种学说看颇有点现象主义的味道，近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认为“存在”就是“个体的存在”（individual being）。郭象大体也是如此，他认为每个单独的具体的事物即是独立自足的绝对的“存在”，因而他实际上把“个体”的存在抽象化为神秘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

（3）中国传统哲学还有一显著的特点，它往往表现为追求宇宙的统一性或天地万物自身的统一性。从先秦哲学开始，就有一些哲学家在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以后有所谓“天人之际”的探讨，又有所谓“天人合一”的学说。到魏晋，玄学本来就想解决“天道”（自然）和“人事”（名教）的关系及其“统一性”的问题。王弼讲“反本”、“抱一”，是说要求反回到“道”，反回到本体之“无”而与“道”同体，即要求一切事物统一于“无”（本体）。而“无”是全体，是绝对的，是“唯一”（一）的；“有”是部分，是相对的，是众多（多）的。事物的统一不能由部分、相对的、众多的来统一，必须由全体、绝对的、唯一的来统一，所以王弼的哲学要求宇宙的统一，要求纷纭复杂的万有统一于绝对的、超时空的本体之“无”。郭象和王弼不一样，他的哲学虽也有“体用如一”，但由于“即用是体”，根本否认在“有”之上（之外）还另有一其存在的根据。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的独立自足的存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因此在郭象哲学中也就没有宇宙统一性的问题。至于事物的统一性问题，由于郭象主张“用外无体”、“即用是体”，那么就只有各个事物自身的统一性。事物的统一性，仅仅表现它自身内在的统一性，而不表现为宇宙的统一性。郭象否认宇宙的统一性当然是错误的，宇宙的统一性固然不在于绝对的超时空的本体之“无”，但是宇宙毕竟有其统一性，而这正是中外许多哲学家在讨论的问题。郭象之所以要否定宇宙的统一性，正在于他把“有”抽象化、神秘化。他之所以只承认各个事物自身的统一性，不仅是为了排除宇宙的统一性，从而否认本体之“无”，而且也是为了论证其“独化”学说。事物如是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就必须是自身统一的，而不受外面的任何影响。

（4）“境界”这种学说，虽不能说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但它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特别注重的问题。在先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以后的中国哲学影响最大），都把达到某种“境界”作为其最高的理想。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中庸》讲“诚”，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自然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更是一种精神境界了。老子所追求的“致虚极，守静笃”，“和其光，同其尘”，这是他要求的一种超然境界。庄子向往“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游于无何有之乡”，庄子本人并不认为这种状况真正存在，但是他的精神要求达到这种境界。“境界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十分流行，至少是由下面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受着极端的专制主义的统治，没有自由，不仅被统治阶级是这样，就是统治阶级的大多数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也没有多少自由。既然实际生活中没有多少自由可言，那么只好向精神世界去追求所谓自由了，于是产生“境界说”。这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家身上表现最明显的要推庄周的《逍遥游》；在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上表现最明显的要推屈原的《离骚》和《远游》。二是中国古代许多哲人大都有“济世之志”，但他们的热情抱负往往受到冷遇，因为现实社会（特别是那些当权的统治者）并不需要他们的那种献身精神。从孔子起，他就被人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迂阔”者，在他们对现实社会失望的情况下，总得找一精神寄托；这些哲人（包括文人）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一面，悲忿之余，只得在精神上求得安慰，于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哲理也就出现了。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中国哲学往往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故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大都以追求“超凡入圣”为目标，通过自我的身心修养而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境界说”无疑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魏晋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随之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门阀世族的等级统治，黑暗腐化的社会现实，使当时的玄学家们更加着力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在当时表现得最突出的有嵇康、阮籍、陶渊明等等。嵇康作《游仙诗》以述其“乘云驾六龙”的超世之想。阮籍作《大人先生传》，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不自由的、无能为力的，但从精神上则可以“直驰鹜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陶渊明所追求的也是“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而“自谓是羲皇上人”。在中国这种社会中，如果没有一点超然物外而求得精神上的安慰的办法，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正因为这样，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哲人文士才能创造出深刻的哲理和优美的诗篇。有时，他们的诗文是消极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往往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王弼和郭象不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但他们作为一个哲学家说都在追求一种精神境界，或者说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圣人”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王弼认为，圣人和一般人有共同的方面，即“同于人者五情也”，而更重要的是圣人和一般人有不同的地方，“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这就是说圣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可以达到与宇宙本体相通的地步。圣人体冲和以通无，可在现实中通于超现实。圣人之所以能如此，并不是说圣人真的超出现实，只是说他在精神上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所以王弼说：圣人“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论语释疑》）。圣人是“道同自然”，并非“自然”（本体）本身，“同自然”即“同无”，“道同自然”仍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同自然”的精神境界是以“反本”、“抱一”而达到的。郭象认为，“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圣人可以游外以弘内，无心而顺有，独化于玄冥之境。所谓“游外以弘内”，即是说超现实的本在现实之中；所谓“无心而顺有”，即是说要实现“游外以弘内”，必须以“无心而顺有”为条件。“无心而顺有”也只是一种生活态度，精神所要求的境界。圣人正是能以超现实的态度对待一切现实的问题。超现实本来是不可能的，但用这样一种态度对待现实问题又是可能的。“独化于玄冥之境”，就是要求用超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中的一切问题，或者说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自身的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所以在郭象看来，超现实的可以而且只能实现在现实之中。王弼和郭象在“境界”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他们都极力解决现实的和超现实的矛盾。王弼要把现实的提高成为“超现实的”，因此在他的体系中需要有一个绝对的超时空的本体之“无”；郭象则是要把超现实的拉回到现实之中，因此在他的体系中就要取消这个本体之“无”。无论王弼还是郭象，他们极力追求的都是一种主观上的精神境界，当然这种主观上的精神境界正是他们这个统治集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要求所决定的。尽管这样，不论是王弼还是郭象作为哲学家来说，企图通过提高境界解决现实和超现实的矛盾所做的尝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的许多方面，这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附录　有关郭象的生平和著作的资料

郭象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他的著作除《庄子注》外，尚有《论语体略》、《老子注》等。为了便于读者研究郭象的思想，这里除不收《庄子注》外，将把其他材料均编入。先录其生平事迹，后录其有关著作佚文。

（1）《晋书·郭象传》（据《晋书alt注》）

郭象字子玄。

《（北堂）书钞》六十九臧荣绪《晋书》曰：河南郭象，字子玄。《世说·文学篇》注引《文士传》亦云：河南人。与《庾敳传》同。《（经典）释文·叙录》作河内人。案《本传》失载郡望。

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世说·文学篇》注《文士传》曰：慕道好学，记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赏誉篇》上曰：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世说·赏誉篇》下“语”下有“议”字。《书钞》九十八《语林》云：王太尉问孙兴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辞清雅，奕奕有余，吐章陈文，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案：《语林》以此言为孙兴公答词，与《本传》作王衍异。

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

《世说·赏誉篇》上注《名士传》曰：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敦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其伏理推心，皆此类也。案：此语见《庾敳传》，此作“敦”乃“敳”字之误。

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隋（书·经籍）志》有《太傅（脱“主簿”二字）郭象集》二卷。注云：梁有五卷，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仍五卷。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世说·文学篇》“旨统”作“旨要”，“妙演”作“妙析”，“颇有”作“犹有”，“象为人行薄”作“象为人薄行，有俊才”。《隋志》，郭象《庄子注》三十卷，目一卷，梁有三十三卷。《释文》作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音三卷。今存本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世说新语》云，秀义不传于世，象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晋书》象本传亦采是文，绝无异语。钱曾《读书敏求记》独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陈振孙称宋代已不传，但时见陆氏《释文》。今以《释文》所载校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句，《释文》郭、向并引，绝不相同，《胠箧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句，《释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句，《释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无。然其余皆互相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文与《庄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载《达生篇》“痀偻丈人承蜩”一条，向注与郭注一字不异；《应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弃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见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无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块然如土也”，郭注无之；“是殆见吾杜德机”句、“乡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实不入”句，向、郭并同；“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无之；“乡吾示之以太冲莫胜”句，郭改其末句；“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狶如食人”句，向、郭并同；“于事无与亲”以下，则并大同小异。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始非无证。又《秋水篇》“与道大蹇”句，《释文》云，蹇，向纪辇反，则此篇向亦有注，并《世说》所云，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者，尚未必实录矣。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考刘孝标《世说注》引《逍遥游》向、郭义各一条，今本无之；《让王篇》惟注三条；《渔夫篇》惟注一条；《盗跖篇》惟注三十八字；《说剑篇》惟注七字，似不应简略至此，疑有所脱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张湛注曰：《庄子》亦有此文，并引向秀注一条，而今本《庄子》皆无之，是并正文亦有所遗漏。盖其亡泆已久，今不可复考矣。

（2）《晋书·向秀传》（据《晋书alt注》）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3）《晋书·裴秀传》附《裴楷传》（据《晋书alt注》）

楷弟绰……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

（4）《晋书·苟晞传》（据《晋书alt注》）

苟晞字道将，……复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

（5）《世说新语·文学篇》并刘孝标注（仅录与郭象有关部分）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

《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文士传》曰：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

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斥）alt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惟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alt。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alt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注之所未尽。

·　　　　·　　　　·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庄子》曰：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则自然而已。然谓之天然。天然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6）《世说新语·赏誉》上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其伏理推心，皆此类也。

（7）《世说新语·赏誉》下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名士传》曰：子玄有俊才，能言庄老。

（8）《册府元龟》卷八二七《总录部》，《品藻》二

郭象河南人，为东海太傅主簿。象著文称嵇绍父死在非罪，曾无耿介，贪位而死alt主，义不足多。象以问郄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犹辞征，绍不辞用，谁为多少？郄曰：王胜于嵇。或曰：魏晋所杀，子皆仕宦，何以无非也。答曰：殛鲧兴禹者，以鲧犯罪也。若以时君所杀为当耶，则同于禹；以不当耶，则同于嵇。又曰：世皆以嵇见危授命。答曰：纪信代汉高之死，可谓见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备体论之，则未得也。

（9）《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辩命论》及李善注（节选）

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

李萧远作《运命论》，言治乱在天，故曰论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故曰语其流。

（10）王僧虔《诫子书》（节，据《全齐文》卷八）

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11）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节选）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在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臃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脏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

（12）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节选）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alt，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13）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节选）

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梁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皆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徐仙民、李弘范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为主。

崔alt注十卷二十七篇

清河人，晋议郎，内篇七，外篇二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

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为音三卷

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

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

字子玄，河内人，晋太傅主簿，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音三卷

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

字景真，颖川襄城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为音一卷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

不详何人

王叔之义疏三卷

字穆□，琅邪人，宋处士，亦作注

李轨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14）《庄子注古钞卷子本后记》（据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

狩野直喜云：尚当做當。岷案尚、當，古通。《说剑篇》正文：悝尚何敢言？陈碧虚《阙误》引张君房本尚作當，即其证。

不以能政异端为贵也。

武内义雄云：政乃攻字之讹。

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

《释文·叙录》引士作才。

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

武内云：《阏亦》，《释文》作《阏弈》。《困学纪闻》所辑《庄子》佚文中，有“阏弈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相谋”一条，——《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从蒜山诗注》引之——当是《阏弈》篇首之语。《释文》作《阏弈》，似是也。岷案《白帖》二，《天中记》七，亦并引《阏弈》篇首之文，但作《阏亦》，亦非误字。亦，弈，古通。《诗·大雅·文王》：不显亦世。《后汉·袁术传》以弈为之。《周颂·噫嘻》：亦服尔耕（《笺》：亦，大也。《正义》：亦，大。《释诂》文，彼亦作弈）。《丰年》：亦有高廪，皆借亦为弈，则亦非误字，明矣。

《意循》

武内云：《意循》，《释文》作《意脩》。循，脩，古通用。岷案脩、循，形近，故易互讹，非古通用也。

之首，《尾言》，

武内云：《释文》作《危言》。《寓言篇》，寓言，重言，卮言并说。据郭本《寓言篇》，则《危言》及《尾言》，皆《巵言》之误也。狩野云：《庄子音义》《寓言》第二十七“出卮言”，注云：字又作巵。《叙录》专袭郭语为文，则此亦作卮，未可知。今本《叙录》作危，则因形似而误耳。

《游易》，

武内云：《游易》，《释文》作《游凫》。《困学纪闻》所辑《庄子》佚文中，有“游凫问雄黄”一条，——《太平御览》引——当是《游凫》篇首之语。则据《释文》当做《游凫》。岷案《玉烛宝典》一，《路史后纪》五及《余论》三，亦并引《游凫》篇首之文。

《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梦书》，

岷案《释文·叙录》似作类，当从之。作似，涉上句而误。武内云：《梦书》，《释文》作《占梦书》，此脱一占字。

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

武内云：深澳，当做深奥。岷案奥，澳，古通。《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礼记·大学》引作澳，即其证。

而徒难知，以因后蒙，

武内云：因乃困之alt。

令沈滞失乎流，

武内云：乎字恐衍。

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唯取其长达，

武内云：令唯哉，乃今唯裁之alt。

致全乎大体者，为卅三篇者。

武内云：者乃焉字之误。

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蒙县人也。

武内云：守乃宋字之alt。

曾为漆园史，

岷案《史记》本传，《释文·叙录》，史并作吏。

与魏惠、齐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狩野云：魏惠下脱王字。武内云：齐王，当做齐宣王。

（岷案）右“夫学者”以下二百二字，见《古钞卷子本》，他本无之，最为可贵。《释文·叙录》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武内义雄据之以断此文为郭象附于书末目录之序。狩野直喜据之以断此文为郭象后语，自述其刊芟《庄子》，辑为三十三篇之意。岷谓此二百二字，措辞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当是郭象注《庄子》毕，偶记于篇末者。至其注《庄》大旨，则篇首之序，已尽之矣。

（15）郭象《庄子注》佚文（据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之“附录”）

（岷案）今本《庄子》三十三篇，《说剑篇》郭象无注，《渔父篇》之注，仅篇末一处，《让王》、《盗跖》二篇之注，仅各见三处，未知有无遗佚。古籍中，偶有称引郭《注》为今本所无者，至为可贵。兹随正文辑录于后，以供同好参考。

内篇《大宗师》第六

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

朝，旦也。彻，达妙之道。（《释文》）

不知端倪。

端倪，端畔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五）

外篇《骈拇》第八

而侈于德。

侈，多貌。（《释文》）

附离不以胶漆。（《文选》左太冲《魏都赋》注引离作丽。丽、离，古通。）

丽，著也。（《文选》宋玉《高唐赋》注）

外篇《马蹄》第九

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

义台，灵台也。（《史记·魏世家·索隐》）

外篇《在宥》第十一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翦翦，善辩也（《释文》）

外篇《天地》第十二

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

赤张，姓也。（《广韵·入声》五）

外篇《山木》第二十

夫丰狐文豹，

丰，大也。（《北堂书钞》一五八）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不射之射，乃尽善矣。（《御览》七四五）

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以北居畏垒之山。（《史记·庄子列传正义》引畏垒作畏累）

畏累，今东莱也。（《史记·庄子列传·索隐》）

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今予病少痊。

病除谓之痊。（《一切经音义》四）痊谓病除也。（《一切经音义》二三）

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于是乎有alt然而道尽。

alt，顺也。（《释文》）

五十犗以为饵。

犗，犍牛也。

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藉外论之。

藉，借也。（《释文》）

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

朱泙，姓也。（《广韵·平声》一）

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以聏合alt。

聏，和也。（《释文》）

不可与庄语。

庄，庄周也。（《释文》）

此外，如《秋水篇》：“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下，孙毓修谓《赵谏议本》有“惠施不体物性，妄起质疑，庄子非鱼，安知鱼乐”十八字注，《列御寇篇》：“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下，《道藏成玄英本》有“三族，谓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于墨教也”十六字《注》，皆成《疏》误为《注》文者。《知北游篇》：“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注》：“言世世无极”下，《焦竑本》更有“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传世故有子孙，不得无子而有孙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今有也”三十七字，乃《释文》误为《注》文者。恐览者未明，特辨正于此。

（16）郭象《论语体略》（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为政》第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万物皆得性谓之德，夫为政者奚事哉？得万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则归之，失其性则违之。（皇侃：《论语义疏》）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兴法辟以割物者也。制有常，则可矫；法辟兴，则可避。可避则违情而苟免，可矫则去性而从制。从制，外正而民心内未服；人怀苟免，则无耻于物，其于化不已薄乎？故曰民免而无耻也。德者，得其性者也；礼者，体其情者也。情有可耻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则本至，体其情则知至。知耻则无刑而自齐，本至则无制而自正，是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上，按文据《玉函山房辑佚书》，他本不同，未作校勘，下同）

《述而》第七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伤器存而道废，得有声而无时。（同上）

《泰伯》第八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

舜、禹相承，虽三圣故一尧耳。天下化成，则功美渐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无所称，仲尼不能间，故曰：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先进》第十一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

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者与物化也。（同上）

《宪问》第十四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索己。故修己者仅可以内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岂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万国殊风，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极。若欲修己以治之，虽尧舜必病，况君子乎？今尧舜非修之也，万物自无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云行雨施而已。故能夷畅条达，曲成不遗而无病也。（同上）

《卫灵公》第十五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无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从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毁誉不出于区区之身，善与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试之斯民也。（同上）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圣人无诡教，而云不寝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后通，习而后能者，百姓皆然也。圣人无事而不与百姓同事，事同则形同。是以见形以为己异，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诡哉。（同上）

《阳货》第十七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阳虎劝仕，理无不诺。不能用我，则无自用，此直道而应者也。然危逊之理，亦在其中也。（同上）

（17）《道德真经注疏》（节选）

刘承幹跋：

《道德经疏》六卷，原题齐顾欢撰。欢年二十余，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大义。齐太祖辅政，悦欢风教，征为扬州主簿，遣中使迎之。及践阼，乃自称山谷臣，献《老子治纲》一卷，见《南齐书·高逸传》。《隋·经籍志》《老子义纲》一卷。《唐书·艺文志》顾欢《道德经义疏》四卷，又《义疏治纲》一卷。今《道藏目录》存八卷，即从《道藏》信字号钞出。阮文达据《晁氏读书志》考此书为张君相《三十家道德经集解》：一河上公，二严遵，三王弼，四何晏，五郭象，六钟会，七孙登，……二十九车惠弼。公武又言：书称三十，而列名二十九，盖君相自为一家言，并数之尔。今以其言考之，颇与是书合，则为君相所集无疑。至书中兼有引唐玄宗御疏，则又为后人所羼入。而所称陈曰、荣曰者，殆杜光庭所云任真子陈荣也。今本止有王弼、蔡子晃、卢裕、羊祜、罗什、杜弼、陈荣、车惠弼、孙登、松灵仙、严遵、张嗣、郭象、裴处恩、成玄英十五家，又有缺佚矣。然内疏文采取最多，故归之顾氏，究系六朝初唐人佚文，存之亦见玄学与禅学相通之理，不仅出罗什等也。己未仲夏吴兴刘承幹跋

虚其心，实其腹，

郭曰：其恶改尽，诸善自生，怀道抱一，神和内足，实其腹也。

生而不有，

郭曰：氤氲合化，庶物从生，显仁藏用，即有为迹，功不归己，故曰不有。

（18）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节选）

此《道德经》自函关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鸿儒硕学，诠疏笺注六十余家，则有《节解》上下

老君与尹喜解

《内解》上下

尹喜以内修之旨解注

《想尔》二卷

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

汉文帝时，降居陕州河滨，今有庙见存

严君平《指归》十四卷

汉成帝时蜀人，名遵

山阳王弼注

字辅嗣，魏时为尚书郎

南阳何晏

字平叔，魏驸马都尉

河南郭象

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晋时人

（19）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节选）

广川董逌《藏书志》云：……唐道士张道相集注《道德经》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节解、严遵、王弼、何晏，郭象……而道相所集郭象、刘仁会……此十四家不著于志。按《志》称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后人之所增也。

（20）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节选）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静，古今不变，终始常一，故曰存，存而无物，故曰似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润，溪壑盈满。

参考书目

郭象：《庄子注》，《四部备要》本。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三国志》，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楼宇烈校释：《王弼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戴明杨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

张湛：《列子注》，世德堂刊本。

《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僧肇：《肇论》，《大正大藏》，1927年出版。

成玄英：《道德真经义疏》，广文书局，1974年出版。

李荣：《道德真经》，《道藏》本。

慧达：《肇论疏》，《大正大藏》，1927年出版。

元康：《肇论疏》，《大正大藏》，1927年出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第三版后记

《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现在（2009年）已经26年了，其间于1986年、1987年由台湾谷风出版社盗印了两次。2000年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并列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中之一种。2000年北大版对1983年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但仍然保存了原书的结构。2008年，张文定、高秀芹两同志告诉我，此书将出新版，让我再修定一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再对此书作些修改和补充。这是因为，1981年至1982年我写这本书时，“改革开放”不久，我的思想可以说才初步得到“解放”，又因所读的书还很有限，现在看来，此书不足之处甚多，还有一些错误的论断（只要我发现了的都一一改正）。但是，可以欣慰的说，它总可以是“改革开放”较早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

“魏晋玄学”作为一门课程，我在北大讲了三次，在兰州大学讲了一次，这都是80年代的事。我虽对“魏晋玄学”仍然关注，但因思考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走向”，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如何发展。为此，我开始研究了一点印度佛教文化。我注意到，中国文化在长达近千年中可以说成功地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在学习、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的现代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能贡献于人类社会。这是我的愿望，我想也是中国众多学者的愿望。

2001年，福建鹭江出版社要组织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他们约了十几位学者，把“讲义”整理成稿出版，也约我把几次有关“魏晋玄学的讲义”加以整理出书，我答应了，因时间和工作原因，一直拖到2006年才交稿，2006年12月以《魏晋玄学论讲义》为书名出版。这次《郭象与魏晋玄学》吸收了上述“讲义”中的若干内容，作为“第三版”吧！学术无止境，只有不断努力，虚心求教，以求日有所进。

汤一介　

200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