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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 by Russell Shorto
Copyright © 2014 by Russell Short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362号

书  名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作  者　【美】萧拉瑟

译  者　阎智森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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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前插

献给

第一部分

1 一次骑车出行

2 治水难题

3 权力变更

第二部分

4 公司

5 自由之城

6 “生活在一个共和国是一件难得的幸事”

第三部分

7 影响力的种子

8 两种自由主义

9 “我们通知你，一支实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正在展开行动”

10 魔力中心

后记

致谢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注释

前插

一位艺术家笔下1300年左右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得名于图片底部的阿姆斯特尔河上的大坝。绘图人：保罗·马斯（Paul Maas）

今日水坝广场一景。该图与上一张图片的视角相同：沿着那条建在河水之上的街道，面向远处的港口。照片来源：加布里埃尔·德拉吉切斯库（Gabriel Draghicescu）

对庆祝1345年阿姆斯特丹圣饼神迹的宗教游行的描绘，制作于1560年。照片拍摄地：阿姆斯特丹贝海恩霍夫礼拜堂。照片来源：鲁兰·科宁（Roeland Koning）

一场时间上距离我们更近的宗教游行。照片来源：巴尔特·范戴克（Bart van Dijk）

1538年献给皇帝查理五世的阿姆斯特丹鸟瞰图。科内利斯·安东尼松的这幅画为我们展示了这座面向艾河、位于平坦郊野的中世纪城市。阿姆斯特尔河从中间贯穿整座城市。赋予阿姆斯特丹名字的大坝位于画作的中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郊野间遍布错综复杂、用以治水的渠道。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奥兰治亲王威廉，又名“沉默者”威廉，联省共和国之父。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迪尔克·范欧斯向每一个打算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认股簿上签字的人敞开家门，这让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友情提供：海尔胡戈瓦德自治镇的荷兰北区治水委员会收藏馆

把异端裁判所的恐怖暴行带进荷兰的阿尔瓦公爵。下图呈现的是阿尔瓦公爵的军队在进兵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洗劫纳尔登城时的场景。阿尔瓦告诉腓力国王，他的士兵“割开了每一个市民和士兵的喉咙，一个人也没放过，然后纵火焚城”。右图来源：利里亚宫的阿尔瓦收藏馆。下图来源：博艾曼斯—范博伊宁根博物馆

第二支驶往东印度群岛的舰队返航。该事件点燃了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对阿姆斯特丹人来说再典型不过的是，该交易所建在河水之上。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

1656年（该城黄金时代巅峰）的水坝广场。左侧，新市政厅正在建设当中。画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多民族社会。画面中既有穿着欧洲服饰的人，也有一身东方打扮的人。背景处有数艘船只。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1665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孟加拉的总部。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建立在遍布亚洲的前哨站攫取的财富之上。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17世纪阿姆斯特丹打桩工人工作示意图。在黄金时代，为了在没有坚实地基可以依托的情况下盖房建屋，城内近三千栋新房中的每一栋都需要约四十根基桩，其中的每一根都是用这种异常辛苦的方式打下的。绘图人：蒂姆·基列姆（Tim Killiam）

扬·范德海登的阿姆斯特丹现代化消防技术为全欧洲所效仿。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炫耀自己的消防器具。在这张失火房屋的剖面图里，左下方的人正在用老方法灭火，而右边的灭火小队使用的则是范德海登的消防车和新的长消防水带。画作来源：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范德海登笔下的新市政厅。阿姆斯特丹计划用新市政厅来宣传其未来之城的形象。画作来源：卢浮宫

17世纪“水上长椅”的内部陈设。“水上长椅”按照张贴在各处的定期时刻表往来于荷兰的各个城镇。“水上长椅”的便捷、舒适和讲求平等主义让外国人大为惊奇。照片来源：蒂姆·基列姆

伦勃朗为负责监督纺织品质量的质检员们绘制的群像画反映了两件事：其一，这位艺术家有给庸常的对象涂抹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的能力；其二，阿姆斯特丹很看重对外销产品质量的管控。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家”视为一处独一无二的个人空间的想法是17世纪荷兰人的发明。彼得·德霍赫把“家”作为他绘画创作的主题。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伦勃朗为讲授年度解剖课的知名外科医生尼古拉斯·蒂尔普绘制的油画，让这位艺术家的大名为阿姆斯特丹人所知。画作来源：毛里茨赫伊斯皇家美术馆

跟不少阿姆斯特丹人一样，家具制造商赫尔曼·杜默尔和他的妻子巴尔琴·马腾斯也争着要伦勃朗为他们绘制肖像。在他们看来，伦勃朗不仅能捕捉他们的外貌，还能洞悉他们的本质。画作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如今，这栋被称为“计量所”或者“过磅站”的建筑内开了一家餐馆。17世纪时，这栋建筑的顶楼是一间解剖学阶梯教室，也是伦勃朗绘制他的《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的地方。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Miriam van der Meij）

运动感是伦勃朗为群像艺术带来的革新。在之前的群像画中，城民护卫队成员摆出的都是一副副稳站或者稳坐不动的姿势，而伦勃朗则选择捕捉他们运动时的样子。作为一种绘画流派，群像画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宣言，仿佛是在说：在这里，我们不依仗国王或者教皇；这是我们的城镇，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伦勃朗为扬·西克斯绘制的肖像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肖像之一。扬·西克斯是阿姆斯特丹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创办了一家世界知名的艺术收藏馆，伦勃朗为他绘制的肖像则是其中的镇馆之宝。扬·西克斯的直系后裔扬·西克斯十一世现在是阿姆斯特丹的美术品经销商。照片来源：斯特凡·科尔特（Stefan Korte）

代沟：安德里斯·比克尔那辈人是阿姆斯特丹黄金时代的构筑者。他的儿子赫拉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时代与世代差异的良好范本：从冷静持重、勤勉敬业到饮食无度、挥霍浪费。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城市地图

巴鲁赫·斯宾诺莎，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画作来源：德国沃尔芬比特尔镇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

约翰·洛克，在阿姆斯特丹启蒙圈子的影响下开始出版作品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画作来源：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

威廉三世的军队登陆英国海岸。所谓的“光荣革命”其实是一场军事入侵。入侵的结果是，荷兰的“世袭摄政”成为英王威廉。画作来源：格林尼治国家海事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订婚登记册”中的一页。该页的这部分展示了1624年时的约里斯·拉帕耶与卡塔莉娜·特里科的结婚意向。该图的底部是他们两人的签名。拉帕耶和特里科将乘船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养育十一个孩子，成为荷属纽约事实上的“亚当和夏娃”。据估计，他们的后代如今已超过一百万人。友情提供：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

1596年，黄金时代刚刚开始之际，威廉·布劳在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户。他和他的儿子约恩成为世界顶尖的制图师以及该城出版业的参与者（那时的阿姆斯特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产业）。布劳的《坤舆全图》（Atlas Maior）是17世纪最为昂贵的书籍。这张世界地图就收录在《坤舆全图》当中。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又名穆尔塔图利，荷兰作家。在一些人看来，正是他开启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照片来源：穆尔塔图利博物馆

卡塔·纳塔·内加拉。荷兰殖民者对这位虐待农民的印度尼西亚首领的容忍迁就，促使德克尔愤而走上写作之路。照片来源：阿姆斯特丹大学

“gedogen”这个独特的荷兰单词是“非法但被官方所容忍”的意思。长久以来，“gedogen”一直是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卖淫直到2000年才被法律所认可，但图片中的这些妓女1890年时便开始在红灯区公开展示她们的身体。照片来源：www.stadsarchief.nl

纳粹行将入侵之际，弗里达·门科的家族齐聚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弗里达位于照片中的右后方，站在她祖父母的身后。照片里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死于战争期间，其中多数葬身奥斯维辛。友情提供：弗里达·门科

2013年的弗里达·门科。照片来源：萧拉瑟

安妮·弗兰克（位于照片中间者）和她的父亲比肩而行。他们一行人正在赶往安妮父亲的雇员米普·希斯婚礼的路上。这张照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它的拍摄时间：1941年6月。城市已经被纳粹占领一年多了，但截至此刻，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友情提供：安妮·弗兰克故居

1941年3月，纳粹在阿姆斯特丹的武力展示。友情提供：战争、大屠杀及种族灭绝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像库（Beeldbank WO2-NIOD）

瓦尔拉芬·范哈尔，银行家，荷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友情提供：阿德·范哈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纪念不幸遇害的荷兰抵抗运动领袖赫里特·范德费恩，欧忒耳珀街被更名为赫里特·范德费恩街。一大群人走出家门，在一旁驻足观看。作为阿姆斯特丹的纳粹帝国保安部（SD）和盖世太保办事处的所在地，这条街一直为阿姆斯特丹人所痛恨。友情提供：战争、大屠杀及种族灭绝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像库

荷兰设计师兼同性恋平权运动先驱本诺·普雷姆泽拉。躲避纳粹的经历促使他萌生了再也不打算掩藏真实自我的信念。图片中的本诺正在接受电视采访。在这些破天荒式的突破性采访中，本诺宣称，同性恋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友情提供：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

本诺·普雷姆泽拉最广为人知、最经久不衰的设计大概就是这种“洛泰克台灯”。友情提供：www.hollandslicht.eu

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在“小宝贝儿”铸像下领导即兴表演。这里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中心。照片来源：科尔·亚林（Cor Jarin）

《普罗沃》杂志第一期的封面。友情提供：鲁尔·范杜因（Roel van Duijn）

虽然有大批警力在场，可“普罗沃”的烟雾弹还是成功地把贝娅特丽克丝公主与德国贵族克劳斯·冯·阿姆斯贝格的婚礼队列搅得一塌糊涂。友情提供：全荷通讯社（ANP）

“白色自行车”计划旨在用可免费使用的自行车取代汽车，但并未取得成功。不过，有朝一日，由它发展而来的城区自行车使用新思路将被世界各地的城市所采纳。照片来源：科尔·亚林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床上和平运动”。此事帮助巩固了该城全球反主流文化中心的形象。友情提供：荷兰国家档案馆

提奥·梵高2004年的遇害把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验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友情提供：“荷兰高度”（Hollandse Hoogte）照片代理机构

178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让阿姆斯特丹在多样性方面比纽约更胜一筹。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

荷兰当代摄影师亨德里克·克尔斯滕斯对17世纪肖像画的即兴再现。照片中是他的女儿和一个塑料袋。版权所有：亨德里克·克尔斯滕斯。友情提供：新时期当代艺术展览馆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交通网络领跑其他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有双向自行车道、自行车停车场以及自行车交通信号灯。阿姆斯特丹的统计数据表明，城内居民每英里通勤有40%是靠自行车完成的。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

包裹阿姆斯特丹中世纪核心区的马蹄形17世纪运河。这些运河至今依然定义着这座城市。友情提供：“荷兰高度”照片代理机构

从某种程度上说，把侧重点突破性地放在个体小家庭方面、以私人空间概念和温馨惬意之感为宗旨的17世纪荷兰运河屋，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家”。照片来源：蒂姆·基列姆

阿姆斯特丹的现代运河屋仍旧具备传统运河屋的主要特征：建在水面上，供一个个小家庭居住，拥有各自的船只停泊处。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

献给

帕梅拉、安娜、伊娃、安东尼、赖尼尔、赫克托和本杰明

第一部分

1 一次骑车出行

在阿姆斯特丹，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怀抱着我蹒跚学步的儿子从公寓出来，先用安全带把他固定在自行车两个车把中间的儿童座椅上，再把他的两只穿着运动鞋的小胖脚放进座椅踏板，然后，就该穿过我们城区内寂静、常有微风吹拂的街道，朝目的地进发了。一路上，洒满大地的晨曦白净如洗，与任何一位荷兰大师画作中的光线运用如出一辙：单调而又素净，既不明亮也不色彩斑斓。比如，地中海骄阳放射出的颗粒状橘黄微光，在此就丝毫不见踪影。我们所在的城区被称为老城南区。城区内的房子都是20世纪前二十年建造的三层或者四层的砖石建筑。当时，这是一座主要供工人阶级居住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如今，这座空气中依旧飘浮着鲱鱼与烤咖啡豆气息的城市，仍在以中央核心运河为轴心迅速向外扩展。

我们骑车经过一些临街住宅。其中的几间住宅，遵循一种我觉得似乎与某个根深蒂固的开放承诺有关的荷兰传统，在房屋中央的显著位置设有一扇不带窗帘的窗户，把起居室内的一切都展示给大众，就好像住里面的这家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值得在博物馆里展出一般。有一阵子，我不大明白，当我们抵达途中依运河而行的部分时，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发出一连串的高声尖叫。后来我才意识到，安东尼是在模仿水面上一面做出疯狂的弧形与俯冲运动一面厉声鸣叫的海鸥。

我们路过几间店铺。骑过面包房时，清晨的空气中常常夹带着肉桂的香气。街角自行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结实耐用、闪闪发光的新款单车。这批刚刚上市、喷涂柔和色调油漆的单车全部产自羚羊与巴塔弗斯公司，这两家荷兰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个世纪的自行车。橱窗右边一扇敞开的大门通向自行车店的地下室以及一间我对其内部陈设再清楚不过的修理铺。向下延伸的楼梯两侧，混凝土阶梯上开有方便自行车上下的沟槽。

偶尔，我也会改变骑行的路线，拐进霍贝玛码头街。在那儿，我们的右边是一段看起来有些荒凉的运河，长满野草的码头里停泊着摇摇晃晃的船屋，而左边则是城内几处最小、最不引人注意的红灯区之一的残存建筑。德瓦伦，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红灯区，宛若平行宇宙中的迪士尼乐园，总是吵吵闹闹，不时还传出几声刺耳的欢呼。来德瓦伦参观的不光有醉醺醺的男性游客，也有手挽着手的情侣，甚至还有全家一起出动的。而这里则刚好相反，只有三四间被周围的住宅街所包围的橱窗，让城内持证的妓女坐在里面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从来都不知道嫖客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尽管如此，即便在早晨，这里也都常常至少有一个妓女在当班。穿着泳衣的她坐在凳子上，要么抽烟，要么无精打采地敲打手机的按键。有时，她会朝安东尼挥挥手，冲他淡淡一笑。其他橱窗里则可能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板凳。对折起来放在上面的毛巾皱巴巴的，好像在以这种方式表明板凳上刚刚还坐着人。这些细节——弄皱了的毛巾；女人带着一脸倦容面对漫长的一天：除却与陌生人进行性交的短暂间隔外，其余时间只能靠百无聊赖地凝望街道消磨时光——让这座城市对堕落行径的声名狼藉的包容，褪去煽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环，露出极度庸常与凡俗的面目。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异域风情带来的新鲜感总不免在庸凡生活的重压下消解崩塌。隔壁的隔壁是一家名为“奇爱”（Strangelove）的广告代理商。你可能会把这店名当成对附近性交易场所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讽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敢打赌，那些人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店名。

“阿姆斯特丹学派”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刚一诞生，便引领了我所在城区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有一种形式美，并有其专属的技术名词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仅仅象征异想天开与冷漠无情间的合理巧妙结合。砖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冷漠无情？）是完成建筑的媒介，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妙趣变化在里面：弧形炮塔般的转角；嵌入砖石中的似乎在嘲笑其刚硬与冷峻的装饰性雕刻（一个被兔子环绕的女孩，一个托举门框的婴儿）；以远洋渡轮或者结婚蛋糕为设计灵感的绵延整个街区的一幢幢寓所。

从运河带[1]以及久负盛名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核心区出发，只需不到五分钟的骑行，就能来到老城南区。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开发商规划老城南区的布局时，必定有一种需要把这片新区域同该城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想法。如果伦勃朗参观我家附近的地区，或许会生发出些许亲切之感，因为，尽管这里在他的那个年代不过是沼泽和田地，但这里的街道多被冠以艺术家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教导过他们，或者为了佣金与他们竞争过：为富裕阶层绘制精美的小型肖像画的弗兰斯·范米里斯；注重观察人物面部细节，常以正在祷告或者吃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还会满怀深情地精心勾画一条闪闪发光的面包或者桌上的陶罐的尼古拉斯·马斯；擅长描绘狩猎场面，并因成功地给一匹暴躁凶恶的马画像而出名的菲利普斯·沃弗曼。

老城南区破土动工之际，以上这些人全都是该城辉煌过去的典型代表，因此，尼古拉斯·马斯和弗兰斯·范米里斯的名字，马上就能为这片新区域注入阿姆斯特丹往昔光荣岁月的风采——用简要但未必正确的话说，在这段岁月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时至今日，这些街道旁的房子仍然显得尊贵而又威严。但随着你像我们所做的晨间之行那样从城区中央向外越走越远，四周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看起来，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元老们并不想把黄金时代的盛名播撒太远，以免其宏伟与尊贵被巨大的空间所稀释。另一方面，1905年，就在这片城区要向更远处扩展时，附近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即城内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内首场文森特·梵高作品展。这位荷兰艺术家此时刚刚去世十五年；他的祖国曾对他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们显然要开始关注他了。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并没有多少“布尔乔亚分量”——谁知道这些色彩明亮的浓厚旋涡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诸如此类的考量之后，结果是，文森特·梵高街，如今这片区域内唯一一条街名马上就能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出的街道，被最简陋的建筑所包围：一个街区的单调民宅。

这条街也预示着我们小小旅程的结束。当我和安东尼经过它的时候，我跳下车，解开他身上的安全带，把他抱到人行道上。我过去按门铃的时候，他走到那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信箱跟前，打开翻盖，朝里面呼喊。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摩洛哥裔妇女。她戴着头巾，穿着凉鞋和垂到地面的长袍。她一面带着一脸慈祥朝安东尼微笑，一面对他说，一个周末不见，他又长高了一点：“哦，你可真是一个大男孩了！”他玩了一个游戏，想试着从门口的阶梯直接爬上二楼，而不是从大门走进她家。伊曼和她的丈夫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十年了。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她是一个获得许可的“gastouder”，字面含义为“客串家长”，在美国则会被称为提供日托服务的人。她四岁的女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和大大的深邃眼睛的马尔瓦从她身后出来，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地说你好。然后，马尔瓦告诉我，安东尼长得很丑。再然后，她给了安东尼一个拥抱，并把他拽进屋里。

伊曼和我闲聊了几分钟。几星期之前，她问我能否和安东尼的母亲在一份支持她姐姐的移民文件上签字，因为她姐姐想来阿姆斯特丹拜访他们。最初，这事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以为，只有打算移民的人，才需要得到某些支持性的声明，而不是某个仅仅想来此地拜访家人的游客。后来我才知道，想从某些国家（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穆斯林国家）前往荷兰的人，现在需要提交大量的申请，包括荷兰居民对他们的担保，甚至在他们不过是想看一看运河和郁金香时也必须如此。几星期过后，伊曼说，她姐姐的申请被拒绝了。理由是：她是“onbetrouwbaar”（不可靠的）。当伊曼通过一位移民局的律师询问被拒的具体原因时，她被告知：原因是，她姐姐在荷兰国内有“关系”，他们害怕她的姐姐会一直待在荷兰。伊曼对此大惑不解。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合法、按时交税的荷兰居民，一家人在家里说的也都是荷兰语。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全都是按规矩行事的人。但他们的合法居住身份本身，却被当作不值得相信的理由。很久以后，决定被颠倒过来，伊曼的姐姐获准前往荷兰，但这件事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点：历史上的阿姆斯特丹因倡导包容理念而闻名于世；如今，它似乎正在为自己的不包容划定古怪的新疆界。

每周，总有那么一次，在我将安东尼交由伊曼照顾之后，我不会直接回家，而是利用上午的其余时间，探索与荷兰式不包容截然不同的属于另一个极端的不包容。走上另外一条路的我，会在贝多芬街的街角停车（现在的贝多芬街正重新变为该区的时髦部分；该区的商业步行街很适合被冠以伟大的名字——附近是鲁本斯街和巴赫街），细细打量街角花店的售货亭，买一束杂色郁金香或者淡紫色的玫瑰，并摁响几步之外的一扇大门上的门铃。上楼之后，一位长着青灰色的短发、棱角分明的下颌以及娇小秀美的敏捷双眼的老太太起身迎接了我。她的名字是弗里达·门科。我们用标准的荷兰问候方式，互相亲吻对方的面颊三次。我把花递给她，她则温和地抱怨说，我不用再买花给她了。随后，我们一同进入她家。她家的客厅和餐厅十分宽敞明亮，满是零星错落放置的最现代的家具。咖啡桌上摆着丰盛的小吃：曲奇饼、巧克力，还有一壶咖啡、两个杯子、一大罐水以及一瓶鲜花。

我们在桌边坐下。我打开录音机。我们相互寒暄几句。接着，她把脸转向从窗户射进来的淡淡日光，说道：“现在开始吧。上次我说到哪了？”[2]

外面有一个人在叫喊——不，是很多人，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喊。列车突然晃动起来，裹尸袋内的尸体也跟着摇来晃去，人们开始大声尖叫。弗里达那时十六岁，已经在一名她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的腿上蜷坐了两天两夜。原本用于运送牲畜的车厢现在挤满了人，紧张焦灼的气氛似乎是人群惊恐的原因之一，但无情的力量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死亡阴影所造成的重压，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空气中满是他们排泄物的恶臭——角落里的一个水桶一直被他们当作开放的公共厕所使用。坐在高得离谱的水桶上想要方便一下的她，不仅要忍受在公开场合进行这一私人行为的尴尬，还必须尽力在桶的边缘保持平衡，以免不慎将其打翻。车厢内没有窗户，而且，车门被滑上之后，连一丝光线也没有；四周的空气死一般的黑暗，让人窒息。有时，她能勉强瞥见挤坐在车厢另一端的父母——他们的眼中充满恐惧，却也闪烁着一丝坚定的、近乎不可动摇的希望之光：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终于，她总算从车厢里出来，站在坚实的地面上。有更多的喊叫声传来——真正的混乱场面尚在远处。远处有一台绞刑架，挂在上面的一具男人尸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远处的人正在奔跑，大声尖叫。车厢这边，他们正被一个个塞进不同的队列。这时，一些人分开队列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与他们同为犹太人，但全都身穿蓝白条纹的囚服，而且对这里的例行程序十分了解。这些人在他们面前压低声音费力地说：如果你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赶快把它给我，因为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它们收走。一些新来的人交出他们的珠宝；她什么也没给，因为她什么也没有。他们站成四排：两排是女人和女孩，两排是男人和男孩。她和母亲被分到同一排，在最右边。紧挨她们的是另一排女性，这些第二排里的人，很快都将被认定不适合参加工作，正直接朝毒气室走去；不过，那时的她对此还一无所知。然后，她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父亲。军犬和士兵在四周看守着他们，确保他们全都待在原地。士兵身着军装，头戴德式钢盔——一种臭名昭著而又凶恶吓人的铲形钢盔。不过，这些事物那时尚未被贴上邪恶的标签，尚未被赋予它们未来所要承担的沉重意义。

一个严峻的几何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亟待她找出解决的方法：随着人群开始向前晃动，她父亲所在的队列，与她和她母亲所在队列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随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见她的父亲好像在盘算着什么，并做出一个与他性格极不相符的鲁莽决定。他突然向前猛冲——跑过空地，迅速通过队列间的真空地带，穿过挡在他的队伍和母女俩队伍间的第二排女性，一点也没把拿着枪、戴着钢盔、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放在眼里。他过来了，气喘吁吁，他的脸，那张温柔、圆胖、和蔼的脸紧挨着她。他有一颗艺术家的心，却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的需要。若埃尔·布罗梅是一名专业的橱窗设计师，同时还函授平面设计方面的课程。弗里达是他快乐的源泉。在他们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她为他的工作提供帮助，转动摆在起居室角落里的油印机的曲柄，印出一张张油墨味的纸。每一张纸上都有精心打印的课程安排，都以“尊敬的学生”作为开头。这一摞摞纸被折叠起来，塞进棕色的信封，寄到国内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寄给想要逃离耕种或者捕鱼劳作、奔向一种更具魅力的生活的年轻人。有时，她跟父亲一同外出，来到商铺，观察他如何完成新的作品。他向她展示橱窗陈设每一个细节的打造过程：标价、广告牌（“特价！十三分币”）、摆好姿势的人体模型等。弗里达最初的记忆就是关于他的。在他们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三岁的她躺在床上，开心惬意而又昏昏欲睡。“你能为我把月亮摘下来，放在橱柜上吗？”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橱柜的样子，还有她那时的想法——把银盘一样的月亮放在橱柜上，该是一种多么美丽的装饰。他回答说：“如果你能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样乖乖睡觉的话，我就去找一架长长的梯子，把月亮给你摘下来。”

一阵风吹过波兰的平原。有人正在高声下令：一名发现她父亲离队的党卫军士兵正快步朝他走来。若埃尔·布罗梅张开双臂将妻子紧紧搂住，深情地拥吻了她：再见了。然后，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名橱窗设计师在新强制力的重压下乖乖服从命令，跑回自己该回的地方。此一别也成为弗里达与父亲间的永诀。

有人抓住她的胳膊。一个年轻人，德国人。他让她把胳膊挽起来，手掌摊开。她感到一阵刺痛。一支笔在她左前臂下方的柔软皮肤上刺了一个粗糙的文身：A25080。

队伍延伸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着，事情的节奏开始加快。女人和女孩开始脱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衣服扔在地上，眼睛盯着地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时，她低下头，看见她的头发被一点点地剃下，看见它们一团又一团地掉到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她。然后，她们站住不动，一丝不挂，又湿又冷，不住颤抖。一种叫人难受的极度悬而未决之感正在她们的心中不断滋长。“我们全都心力交瘁……”

弗里达不再说话，冲我做了一个歉疚的表情。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两种痛苦：一种源于昔日的可怕经历，另外一种则是小小的恼怒，但这种恼怒因其存在于当下而被不断放大。淡淡的日光映照在她银灰色的皮肤上。“不，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段了……”

我告诉她这没关系。每次重温她的某段故事，我都能得到某些新的信息。但我意识到，弗里达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八十六岁了，折磨她的不仅有在奥斯维辛染上的伤寒和痢疾所导致的肠梗阻，还有集中营中的酷刑留给她的背痛和颈痛，每次，只要被发现有逃跑的企图，他们便会被施以刑罚作为惩治（之前的会面中，我同她一起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指导我做出德国人曾迫使他们每次都要保持好几小时的姿势，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将沉重的砖块一直举过头顶），更有各种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病。但她的头脑依旧十分敏锐——敏锐到她时常担心会跟不上时代。记忆力的衰退让她恼怒不已。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她努力让自己变成网络高手；她定期开车出去兜风，以便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区的街道保持熟悉。她发给我一封有一点小错的邮件，随后又发来另一封纠正自己的错误。

她的出生地就在附近。当时，老城南区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至今依然如此——但战争让这里变得面目全非（1940年时，城内有八万名犹太人；如今，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弗里达家附近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叫作南阿姆斯特尔大道（战后改名为罗斯福大道）。一家人住在公寓的第三层，面向街道。我电脑里有一张弗里达最珍视的个人物品之一的扫描副本：一张拍摄于她家饭厅的照片，整个家族的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饭，共同庆贺她祖父的七十五岁生日。照片中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在那之后不久便命丧黄泉，其中多数死于奥斯维辛。曾经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家具，除了一个她母亲在战后设法搜寻到的五斗橱（摆放在我们进行每周一次的谈话时她常坐的那把椅子后面）之外，全都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之下。

战前，弗里达对她童年密友家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熟悉被来来往往的大人所忽略的一个个幽僻角落。而且，她认识附近的每一个人。小时候，她的家紧挨着一座被小型公寓所环绕的三角形公园。其中一栋公寓的三楼——梅尔韦德广场37号——住着一对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她记得，这家人都是些相当时髦的人。而这或许是因为，多年前从德国移民至此的他们，身上有些难以退去的异国情调。大女儿玛戈比弗里达小两岁。比弗里达小四岁的小女儿安妮·弗兰克，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孩。弗里达记得，玛戈是个少言寡语的安静女孩，而安妮则是远近闻名的淘气包，鬼点子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弗里达和她们一起玩跳绳。她对弗兰克一家最真切的记忆，是安妮邀请她去他们的公寓。在公寓的楼梯间里，安妮责令弗里达保持安静，因为安妮的母亲正在睡午觉。这个场景永久停留在弗里达的脑海里，因为在弗里达看来，不能打搅别人的午觉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弗里达自己的母亲从来不睡午觉。

现在或许该暂时打住，讲一讲我为什么要着手写这本书，为什么要写这座我已经居住了五年多的城市：不过，开始解释之前，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一个成长于西宾夕法尼亚、不久前还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看来，这座欧洲城市竟会显得如此魅力无穷——乃至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把时钟向前拨得足够远，就可以看到1938年前后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楼梯间内低声交谈的那两个犹太女孩，她们不谙世事，并不知道她们那个世纪的重负马上就要降临到她们的头上，而这种沉重，要比她们两人中的一个有朝一日将赢得的巨大声誉更有分量。她们还将再次见面，在奥斯维辛，而且，受命运的捉弄，那个原本距离死亡最近的女孩，最终却得以度过丰富、充实而又曲折的一生。这两个女孩将要面对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巧合的是，这种至今仍需面对一系列全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即许多被我们冠以“现代”之名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同我所移居的这座城市密切相关。

这种联系并不显见。如果你跟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人提及这些，你得到的回应很可能只是一连串的低笑。你的朋友则可能把眼睛瞥向一边，在脑中仔细搜寻学生时代游历这座城市时留下的模糊记忆。他们会告诉你，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疯狂的地方。

这不仅是事实，还或多或少属于官方政策的一部分。约布·科亨是阿姆斯特丹2001年至2010年的市长。某天晚上，雄伟的绅士运河附近的18世纪市长官邸里，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说：“在阿姆斯特丹，疯狂是一种无价之宝。”[3]他把疯狂当成一件好事来看待，尽管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包括生活在城内的部分居民。1971年，偷住空屋——强行进入某幢不属于你的房子并长期居住其中——获得法律认可，唯一的前提是该房屋的空置时间在一年以上。虽然政府在2010年修改了这条法律，但寄居者悬挂在年久失修、摇摇晃晃的空屋正面，用以宣告对当局的挑战与鄙夷的横幅依然随处可见。每年，有五千到七千名妓女获得阿姆斯特丹官方的许可。[4]她们大多在街边的橱窗里工作，剩下的则在官方授权的妓院上班。此外，如果你对在红灯区里召妓这件事心有疑虑或者不了解其中的流程，你大可以向某位正在巡逻的民警寻求帮助。在咖啡店里（与咖啡馆截然不同），你在菜单中挑选的是不同的大麻或者哈希什[5]。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它们被划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室内种植的、室外种植的或者国外进口的；在此之下，不同品种的大麻还有不同的名字，如湿婆、白寡妇和大象这样的名字。卖淫是合法且有章可循的（只有欧盟成员国的居民可以选择在此卖淫，而且，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提供工作许可证），而大麻交易则被归在一个奇怪的荷兰分类内，“gedogen”，意思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行为，但被官方所容忍”。

因此，说得没错：一个疯狂的地方，无数骚乱与不安的绝对重压，让城市的天空终年处于坠落的危险之中。然而，实际情况是，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一直包裹在一种循规蹈矩的宁静与祥和之中，丝毫不见任何可以称得上疯狂的举动，让人感觉附近一带使用的唯一一种类似毒品的东西，就是某种中等强度的止疼药。关于荷兰人的一个秘密真相是：他们其实都是极度传统与守旧的人。从被他们无情地仔细修剪过的花园（不得不说，荷兰人在园艺方面的品位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到似乎永远都无法满足的在工作场所开会——甚至包括旨在订立未来会议日程的会议——的需要，传统与守旧展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疯狂的一面以多种方式与古板守旧的文化氛围达成调和：阿姆斯特丹以它的包容传统为荣，而且，他们奉行的逻辑是，与其禁止这个、禁止那个，还不如为那些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出格行为定法律、立规矩。没人宣称这样的努力是全然成功的。以性交易和软毒品交易为例：长久以来，作为基本上是唯一一处上述交易获得官方容忍的地方，几乎无可避免的是，阿姆斯特丹正日益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全球黑市商人老巢。

不过，在承认其疯狂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和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差不多大（也就是说，谨慎估计，有八十万名居民）、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属于同一纬度（也就是说，地处偏远地带）的城市，但它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可能是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尤其它对美国的深远影响，一直深入到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

以上两种观察都是正确的，而且，它们的正确性出于同一个原因。阿姆斯特丹因为一样东西闻名于世（除了运河、卖大麻的咖啡店和妓女之外）：一个古老、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被曲解的名词——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人眼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自由”这个词经常被理解为荒唐可笑的“自由”或者“你会摇头表示怀疑”的“自由”。我所使用的“自由”意为“不受约束”、“开放开明”和“宽宏大度”。但这个词还有一个更深刻和更高级的含义，一个实际上与另一个词有关的含义。

“自由”（liberal）无疑源于拉丁语中“liber”一词，意为“不受约束”。“liber”还衍生出“自由权”（liberty）、“自由论者”（libertarian）、“放荡不羁的人”（libertine）等词。同许多别的词一样，“自由”一词的含义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无情地拉往各个不同的方向。1384年前后，在威克利夫翻译的《马加比二书》（许多属于经外传说的《圣经》旁经中的一部）的一段话里，它第一次作为书面英语出现。这段话提到，推罗城里的人是“最宽宏大度的”（most liberal），允许家属给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人下葬。在此，约翰·威克利夫，这位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改革者，这个预见到日后那场用本地语言翻译《圣经》的运动的人，将拉丁语中“最开明大度的”（liberalissimi）一词忠实地翻译过来。不过，当时英语中已经有“liberal”这个词了。乔叟曾经多次用过这个词，一般意为“丰富大量”或者“充裕多产”（abundant），比如“你的巨大恩典与怜悯”（youre liberal grace & mercy）。

从很早的时候起，这个词便同宏大与低微的事物都有所联系。在《奥瑟罗》中，莎士比亚笔下的爱米莉亚，在反抗命令她闭嘴（而且马上要谋杀她）的丈夫伊阿古时，哭喊道：“不，我要如北风般不受约束地发言。”（No, I will speak as liberal as the north.）[6]在这里，“liberal”一词指的是北风呼啸般的狂野与恣肆。在《亨利六世》的第三部分里，莎士比亚又用这个词表示“慷慨大方”：

对他们我是很信任的；因为他们是战士，

机智，有礼，豪爽，活力十足。[7]

随后，他甚至还提到了“博雅教育”（the liberal arts）[8]，其含义与我们现在的用法大致相同。它还被用来指物理上的巨大，比如“她的大胸”（her liberall brest）或者“一个有好几层下巴的大胖子，穿着他的短上衣，巨大的（liberal）鼻子上歪歪扭扭地架着一副夹鼻眼镜”。[9]

这个词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它似乎正在被赋予某些与“自由”恰好相反的含义。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本意“不受约束”能够被用于表述许多截然不同的事物。19世纪的欧洲商人，在表达其希望免于缴纳关税的政治意愿时，开始将“自由主义”一词作为术语使用——也就是说，政府只对公共事务进行有限的干预。在美国，政府对社会事务和个人自由的管控更加有力和具体，而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将更多地涉入公共事务之中，以确保这些自由得到保障。因此，荷兰自由党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与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观念多少有些背道而驰。

把“主义”加到某个词的后面，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词，变成一种对诸多伟大思想的总括，而且，其中每一个伟大思想都与另一个宏大程度绝不逊于该思想的伟大概念有关。“自由主义”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时间离我们并不太远。它在1816年的《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这份伦敦报纸最为后人所知的一点是，它曾经刊登过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在一篇关于西班牙国王判处“十五个被指控犯有自由主义罪行的人”接受“苦役、驱逐等刑罚”的文章里。西班牙国王对这个词的用法，与这个词的政治意义有关，还与一种观念有关，即个人应享有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与“民主”一词联系密切。它还有一种经济学上的含义。依据这种含义，资本主义者宣称，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权利的基本要素之一。

所有对“自由主义”一词的用法，都可以追溯到对个人中心地位的肯定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将在本书中使用的，也是这一层含义——这个词相当于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间的分界线：它代表着我们就此告别中世纪，告别把教会和君王的智慧奉为知识与权力的主要来源的陈旧哲学。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么自由主义还涉及一种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提供保障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人，对每一个还在喘气的活人全都一视同仁。此外，自由主义的根基还与阿姆斯特丹的建城理念紧密缠绕在一起。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自由主义其实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当然，此种论述不可能不遭到别人的攻讦，莫不如我自己先说一说反对这种论述的理由。自由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一系列同样模糊的思想组成——无数关乎正义、道德准则、私有财产等事物的思想。就像我们无法指出周围空气中哪一部分是氧气一样，我们也没法确切地指出自由主义到底代表着什么。若要列举最伟大、最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肯定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名字。如果我们当真想找出自由主义理论的起源地，那么，巴黎、伦敦和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山间的蒙蒂塞洛庄园无疑是更好的答案。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历史与根源：它们植根于思想者本身，植根于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肉体、他们生理或情绪上的混乱变化以及他们对新风尚与新品位的渴望，对从所有束缚住他们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向往。精神分析学诞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城内的几间上流社会客厅之中；爵士乐诞生于20世纪早期，那时，一拨又一拨南方黑奴后裔为了逃离吉姆·克劳法[10]的压迫，纷纷来到美国北部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展开新的生活。与之类似的是，在16世纪，或者说始于16世纪末，一大批人会聚到阿姆斯特丹，而这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打量自己与他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该城黄金时代的故事堪称一段历史经典传奇，与美国内战或者古典时代的希腊一样，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该城的迅速崛起，令亲历崛起过程的阿姆斯特丹居民都吃惊不已。构成这一崛起的元素和个体都是高度符号化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远比那要多得多：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伦勃朗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发展出的世俗艺术；开创性的官方包容政策的制定；对自由学术氛围的大力扶植将全欧洲的思想家吸引至此，让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出版中心；对该城的物质改造，著名运河的开挖……所有这一切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把“家”当成私密个人空间的现代观念，其实就源于该时期的荷兰运河屋。

潜藏在所有这些概念或者物质方面的各类突破性进展之下的，是个人从其束缚中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源于宗教改革和第一波科学实验研究法的应用，更与阿姆斯特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有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片全新的土地诞生了：供自由主义滋长繁育的沃土。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所有这些力量在一位年轻犹太人的脑中交融混杂。历史上任何一位重要哲学家都不可能如巴鲁赫·斯宾诺莎一般，被如此之多的当代严肃思想家——神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任何敢于思索真正的大问题的人——视为自己的引路人。我觉得，斯宾诺莎身处现代性浪潮的中心，生逢自由主义的诞生，亲历被当今思想家奉为圭臬的世界观的问世过程，与这样一个原因有关：就像莎士比亚只会出现在他所在的时代一样——在英语吸收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拉丁语、诺曼入侵带给英国的中世纪法语并帮助其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的其他影响之后——斯宾诺莎影响现代政治思想、道德观和宗教观的革命性哲学思想，也只会出现在17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一个铸就包容原则、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权力之上、首倡真正的现代自由贸易文化的地方。斯宾诺莎参与咖啡店和书店内风行一时的激烈哲学辩论，钟情于公开解剖演示，着迷于人民代表的构想，饶有兴趣地观察扬帆从港口航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商船和快艇的曲形船身。以上所有这些——阿姆斯特丹欣欣向荣、极尽奢华的全盛时期的成果——被一并煮沸、冷凝然后萃取进他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开始从阿姆斯特丹——以及诸多其他的发源地——一步步迈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因此，这本书讲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思想。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人——不管我们身处哪一政治派别——全都是自由主义者，全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我们生命的基本要素。

但作为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所有物之一的自由主义，也有被过度使用、贬低轻视或者挥霍浪费的可能。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精巧而易碎的东西。它包含着太多的事物——立宪政体、民主选举、宗教自由、公民权利、自由贸易——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是永恒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和确定的时间形成的，它就像火焰一样在不同的时代四处摇曳，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我在阿姆斯特丹老城南区的每周骑行，印证了詹姆斯·鲍德温的观察结论：“人们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而历史也镌刻在他们的身上。”弗里达·门科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部分因为她从我们所面临过的对自由价值的最大公然威胁中幸存下来。其实，人们一度对希特勒的意图不甚了解，并因此给了他从中获利的机会（1935年，温斯顿·丘吉尔相信，“作为一个拥有重塑大德意志民族的荣誉与和平之心的人”，希特勒或许会“名垂青史”）。[11]最终，希特勒威胁的压迫性本质，反倒极大增强了人们对自由主义遗产的关注。而自由理念战胜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与凯旋，也塑造了我们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战后时代，阿姆斯特丹在一种全新的、洋溢着自由理念——甚至可以说是在庆祝这些理念的成功——的氛围中迅速繁荣起来，成为20世纪晚期进步主义浪潮与全球贸易的中心。的确，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这几十年，被视为阿姆斯特丹新的黄金时代。其间，阿姆斯特丹摆脱荷兰归正教会及其他一些保守组织，发展成为一座20世纪的自由主义之都。从同性恋权利到同性恋婚姻，从自由性爱到免费自行车，它成为新思想的实验室。

我日常晨间骑行的另一条路线——把我的儿子带给他的摩洛哥裔荷兰看护人，感受她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触及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遗产的另一面，以及对该遗产的另一种威胁。虽然纳粹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早已被清除，但这种威胁，这种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面临的威胁，却比极权主义要难应付得多。长久以来，多民族混合社会的构想一直是自由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多元文化的概念——相信社会应该积极包容和支持文化结构中的少数群体——诞生于1970年代，而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率先将其付诸实践。这座城市不仅欢迎非西方的移民，还出钱让他们保持自己家乡的语言和传统。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它所导向的不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社会，而是众多虽紧挨在一起却老死不相往来的彼此隔绝的社区：恰恰是“社会”这一概念的反义。那么，在这个彼此间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在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同时，仍然设法保留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呢？有关“包容”的争论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的地位现在究竟如何呢？它是如何被曲解和过度阐释的呢？我们是如何认定它是西方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的呢？它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这听起来或许更像是一篇政治论文中的内容，但我绝不希望它变成那样。自由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的根源，或者说部分根源，可以被定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碰巧生活的这座城市。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有关过去的一切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在阴沉灰暗的天空下，眼见海鸥斜着身子飞翔在一条中世纪运河之上，总不免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一种难以形容、既蜻蜓点水又重若万钧的忧伤之感。爬进前西印度公司仓库的阁楼，一种神秘的愉悦与满足感油然而生。阁楼里，凝固在时光中的古旧屋梁依旧散发着些许四个世纪前被码放在这里的烟叶留下的气味——一种将把我们带回塑造当今世界的英勇开拓与无尽冒险的气味。

但自由主义最深的根源并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是应归结为个人自由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每一人类个体重要性的看重。因此，这其实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伦勃朗、斯宾诺莎、安妮·弗兰克——举世皆知。这些世界历史名人的生活围绕一个相同的主题：“自由”和阿姆斯特丹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而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就没那么有名了。沃特·雅各布松、卡塔莉娜·特里科、海尔彻·迪尔克斯和弗里达·门科这些名字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生活同样与阿姆斯特丹及其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此外，似乎无可避免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其实也是在跟随一位逐渐称此地为家乡的美国作家的探寻脚步。

2 治水难题

1971年5月，太阳照耀在老区福尔防卫堤运河油腻的绿色水面上，这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奇奇·阿姆斯贝格，一名三十二岁、穿着喇叭裤和扎染上衣的荷兰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正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沿运河散步。他们在一栋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华美四层砖石建筑前停下脚步。楼上的一间公寓正在招租。

那无疑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表露感情、张扬个性的年代，从政府到个人莫不如此。从许多方面看，那也是一个被争取自由和过度自由的斗争所深深影响着的时代——一个处于1960年代自由运动余波之中的时代。贾妮斯·乔普林[12]和吉米·亨德里克斯[13]不久前双双离世。援引信息自由原则和社会权利法则，要求了解自己政府所作所为的《纽约时报》，正要刊登记录美军越战隐秘历史的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校园里，反战示威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1971年的阿姆斯特丹是两座城市。它的骨骼和内脏依旧属于战前时代：一个保守、信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属于工人阶级、最好只顾低头闷声过你的日子的地方。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原状，古老的运河屋几近废弃、无人居住。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受到战后年代自由狂热的独特冲击，奇奇·阿姆斯贝格被迷你裙、和平标志及反核集会所包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床上和平运动”时，该城在和平浪潮中的领军地位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列侬的“床上和平运动”如此吸引奇奇和她的丈夫，以至于他们也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床上和平运动”。意在用非暴力手段挑衅政府的普罗沃（Provo）运动（一如英文单词“provoke”，意为“激怒，挑衅”）是和平浪潮的哲学中心。运动的参与者在其创办的杂志中勾勒的“普罗沃”人群的大致构成，让我们得以一窥活跃于阿姆斯特丹的非主流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中宣称，它是写给“无政府主义者、普罗沃们、垮掉的一代、广场者[14]、磨剪子的人、惯犯、柱上苦行者西蒙[15]、魔术师、和平主义者、假充内行者、哲学家、病毒携带者、女王的骑兵统帅、即兴表演者、素食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妓女、纵火狂、圣诞老人、幼儿园教师以及秘密警察”的。[16]

搬进公寓后不久，奇奇·阿姆斯贝格和她的戏剧教师丈夫尼克·布林克得知，房子是在待售而非招租。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刚刚在公寓的装修上砸进不少钱：安装暖气，仿效廉租房的建筑风格把厕所改建到厨房旁边，还给阁楼添了一扇通风窗。不动产经纪人建议他们买下这个地方，可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们是左派分子，”她说，“我们反对当局和财产所有权。只有‘patsers’（这个词没法很好地翻译过来，但可近似理解为‘当权的混球们’）才会购买不动产。”[17]

不过，再三考虑之后，他们认定，既然参与接管并重振该城的市中心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么，和这里扯上一点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况且，那时的不动产相当便宜，甚至仅凭他们微薄的工资，贷到的钱便足以买下较大的联建住宅（town house）以及与之相连的住着另一家人的较小的后楼（achterhuis）。

奇奇在这栋建筑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她的女儿在他们买房一年后出生。她投身反战示威，在政府计划爆破拆除大部分市中心建筑时加入抗议活动的队伍。她为建立城市绿化带而奋斗，并成功争得房前的一个小码头以及码头内沿运河放置的两个公园长椅的所有权。

作为一名记者，她的报道涵盖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演进的全过程。有“白色自行车”实验：在市内添置一批没有任何限制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自行车。还有“西红柿行动”（actie tomaat）：学生向正在表演戏剧的演员投掷西红柿，以这种方式号召他们编排上演一些与社会问题联系更加紧密的戏剧。奇奇开始采访美国和欧洲的妇女运动领袖（南希·弗雷迪、凯特·米利特、南希·乔多罗夫及其他妇女运动领袖），并于1982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一经出版便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占据荷兰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关于爱与力量的思考》。那时，这本书撼动了（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至今依然撼动着）传统社会对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的普遍观念。但与此同时，奇奇自己对爱与力量的看法，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滚滚而去，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色彩日益浓厚。左派分子的自由主义之火渐渐熄灭，运河上随处可见一艘又一艘的私人游艇，不动产的价格也如火箭般迅速蹿升。奇奇开始出租她房子的下面两层。

2008年，当我开始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成为她的房客之一。当时，我正在处理与妻子的离婚协议，而且她正打算带我们的两个女儿回到美国。这使我急于寻找一处过渡性住所，一个可以让我暂时容身并静心思考的地方。因此，虽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奇奇家二楼房间的古老木质地板上踱来踱去，但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荒谬绝伦的人生长吁短叹，而不是在思考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不过，奇奇家的房间倒是一个很适合进行上述两项活动的地方。站在房间内，可以俯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客厅的窗户边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能做成销路不错的明信片。窗外的景象包含构成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多个经典元素：运河中缓缓流淌的河水，系在码头上的小船，对岸一排又一排倾斜的山形屋顶建筑，还有每天都能见到的几十辆锁在拱桥栏杆上的自行车。

一天，当我开始研究一位名叫沃特·雅各布松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院长时发现，他是最早用荷兰语写日记的几个人之一，而且，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阿姆斯特丹伟大崛起的关键时刻。[18]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雅各布松修士曾居住在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而奇奇家的隔壁就是圣阿格尼丝教堂，也是那片可以追溯到1397年的宗教建筑群的仅存硕果。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仅存的硕果：在其鼎盛时期，这座女修道院几乎占据了如今的整片街区，其中就包括奇奇家所在的这块土地。虽然女修道院在1578年之后被遣散，而奇奇家的房子始建于1620年，但树轮年代学的检测结果表明，她家一部分房梁所用的木材来自砍伐于16世纪初的树木，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对女修道院建筑木料的回收再利用。[19]也就是说，我所意识到的是，雅各布松修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他曾经像我一样，从同一方向眺望窗外的同一条运河。奇奇曾在同一位置目睹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而四百年前的雅各布松修士则亲历了自由主义的萌芽阶段，亲身感受了“自由主义”一词广阔而深远的含义。我租住的这个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全世界——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交会之处。

这位修士目睹的城市崛起始于一个不祥的开端。他见到的恐怖场面，让他以为地狱的深渊马上就要张开巨口吞噬掉整座城市。不断加剧的混乱局面迫使他拿起羽毛笔记录下周遭的一切。他的日记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个人著作；它让我们得以从当事人的角度体会到，身处两个足以左右历史的构造板块间是怎样一种体验。

多数情况下，这位修士只能感觉到恐惧。他不是土生土长的阿姆斯特丹人——事实上，他一个月之前才来到这里，一路上目睹了无数战争场面。五十岁的他大半生都在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里度过，附近是一座以生产奶酪而闻名的小城豪达。二十二年前，他成为该修道院的院长。长年担任院长之职以及他日记的行文风格都表明，他是一个尽职尽责且循规蹈矩的人——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有远见卓识的人，更非一个冒险家，尽管他的确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的日志看起来好像属于奥古斯丁会修士日常修行的一部分，记录的是他们冥想沉思期间对外界的观察和理解。

战争——针锋相对的教派间的战争——的硝烟一个月前飘到豪达的上空。对天主教修会的成员们来说，这座小城已经不安全了，雅各布松不得不一路披荆斩棘来到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得到女修道院修女们的庇护，并开始充当女修道院院长的助理。

但破坏与骚乱也跟随他来到这座城市。新家之内，躺在房间里的雅各布松修士一连数日彻夜难眠。回响在耳边的不祥之音让他心惊胆战，虽然听上去像是远方传来的战鼓声，但那其实是大炮连续射击时发出的声音。透过窗户，他看见地平线上燃烧着的火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开始露宿街头；而随着冬季的一步步降临，他们中不断有人冻死。一位妇女被人发现冻死在一条水沟里，而她怀里的婴儿仍在吮吸她的乳房。“满耳所闻尽是抢劫、谋杀、纵火与绞刑。”雅各布松修士写道。他相信，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恐怖程度一再升级。年轻人整日混迹于各个帮派。人们被刀剑捅穿，被淹死，被砍头。抢劫者尤其喜欢对修士和修女下手：把他们剥光衣服赶到大街上，羞辱他们，折磨他们，杀掉他们。一名神父的尸体被人发现时，他的生殖器已经被强盗们割掉了。也许是在向他的天主教教友表示同情，抑或是在为他自己的哭号与尖叫辩白，修士写道：“谁又能不沦落到只得尖叫、哭泣与怒号的境地呢？”

如果我们能攀升到一个距离1572年的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又高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群又一群蜂拥至雷胡利尔斯大门在绝望中逃离这座城市的平民，这是女修道院附近的阿姆斯特丹中世纪城门（城门的守备塔存续至今，并被一家装饰精美的商铺用于售卖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蓝陶）。若我们飞过城门来到城外，可见主路两侧的树木上悬挂的来回摇晃的尸体。更远处的田野中，四处抢劫的巡逻队让路给身着精良盔甲、排成密集队形、头戴与众不同的西班牙军队弧形头盔、肩扛长矛与火绳枪的士兵。

进一步拉远视角，无数战事徐徐浮现在你的眼前，宛若一张战争游戏的地图。这是因为，1572年的欧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荷兰省是各方地缘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焦点，而作为杠杆支点的阿姆斯特丹市，最终将把整个旧时代撬往崭新的未来。

为了理解阿姆斯特丹支点作用的由来和雅各布松修士的恐惧（同时也是16世纪晚期阿姆斯特丹城内信仰天主教的居民的普遍恐惧）之原因，我们必须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中，阿姆斯特丹无疑是较为年轻的一个。即便撇开罗穆路斯与雷穆斯不谈，考古发现也表明，罗马城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台伯河沿岸的山群中定居的牧民和农夫。雅典城惊人的悠久历史，则更是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前的远古时期。与之相反的是，地理位置偏远的阿姆斯特丹，不断打消人们在此定居的念头。到公元1100年左右，成功阻止海洋每年对海岸线的侵袭之后，才有几百个农民开始沿着满是沼泽的荒野边缘堆起土堤，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

事实上，在迁徙漫游的过程中，早期人类的足迹踏遍我们如今称之为低地国家[20]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不从人类的角度观察，而是仅仅从地球自身的演进过程看，或许可以说，这个地区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让欧洲的诸多河流有一个向海洋排水的地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日的荷兰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河流冲击三角洲上。三条欧洲北部流量最大的河流——莱茵河、默兹河（也叫马斯河）[21]以及斯海尔德河[22]——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汹涌而下，流经德国平原，拐进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阿登森林[23]，最终全部在阿姆斯特丹汇入海洋。排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的陆海分界线自然也就处于永无休止的挪移易变之中。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日后荷兰省所在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们开始干预这一自然进程。浸过泥炭——本质上是海绵状的腐烂植物——的土地很适于耕种，只要这些泥炭能被清理干净。定居者们建起堤坝，阻挡涌入的海水，然后在泥炭沼泽中开辟沟渠，以便让其中的水汇入河流。该策略又进一步带来新的麻烦。因为，一旦泥炭丧失了其中的水分，它就会开始下沉。最终，泥炭层降到海平面以下，于是，土地又一次面临洪水的威胁，而这又需要更多的堤坝与抽水机。中世纪时期的荷兰省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南边的泽兰省与北边的弗里斯兰省——从此展开一场永不停息、延续至今的与大自然间的斗争。以上这些——水、水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应对威胁与挑战的勇气、荒僻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为应对这些情况而发展出的纷繁复杂的公共组织——解释了荷兰大部分历史，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荷兰作家马泰斯·范博克塞尔在一本别具一格、名为《愚痴百科全书》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他所选择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他对荷兰人尴尬的历史境遇以及他们与水之间的斗争的定性。我并不完全认为“愚痴”是一个恰当的字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及其他荷兰作家看来，荷兰与水斗争的历史促成一种注重团结协作的文化道德准则，建起一个强大到足以迫使（这种“迫使”十分耐人寻味）政府尊重并承诺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

不过，我不会止步于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视为一面能够映射西方世界更广泛情况的镜子。我们全都在镜子中照出了自己的“愚痴”：我们竭耗资源，对环境问题应付了事、得过且过，使自己陷入一种高举个人主义大旗却又急需与他人团结协作的境地。其实，我们苦苦追求的个人自由，必须通过与他人间的携手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因此，在我们探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际，时刻牢记这一行之有效的假设或许将大有裨益：个人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理想，不仅与极端的生存环境有关，更与看似同个人主义相矛盾的搭伙结伴的需要有关。

公元1200年之后的某段时间，为了控制洪水，生活在两水体交界处——一条河的河水在此汇入一个巨大的海湾，而这个海湾又连通着五十多英里外的北海——一块沼泽地上的定居者，在阿姆斯特尔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自此，这座大坝成为该城中心的永恒标志，并让该聚居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阿姆斯特勒丹莫（Amstelredamme）[24]。

偏居欧陆西北一隅，经受雨打风吹，忍受潮水侵袭，让这个地方长久以来注定只能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城镇中心，只有种植大麦和黑麦并用其烹制粥饭与面包的农民以及在沼泽地的水湾里捕捉狗鱼、鳗鱼和鲤鱼的渔民在此定居，而且，他们棚屋的稻草屋顶和黏土地板全都倾斜成某一角度，以便让雨水流走而不致形成水洼。即便以其他荷兰省份的标准，这里也比一处穷乡僻壤强不到哪去。部分原因在于，连通北海与德国及中欧的河流，让其他荷兰城市长期坐享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价值。乌得勒支是荷兰的主教辖区，东边的奈梅亨和马斯特里赫特从罗马时代起就是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

然而，1345年，一场奇迹般的转变突然降临到阿姆斯特丹。说它是奇迹绝对名副其实，因为，就在那年棕枝主日前的一个冰冷的星期二深夜，一件原本再寻常不过的事——一位只剩一口气的老人在家中静候死亡的降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吃下从圣礼中领来的圣餐之后不久，老人呕吐起来。在一旁服侍照料他的女人们大惑不解地看到，圣饼被他完整地吐了出来。她们把他的呕吐物扔进火里，因为这大概是她们能想到的最不渎神的处理方式。但是，瞧啊，圣饼并未燃烧。城内的神职人员把这块不可思议的薄饼带进教堂——看起来，这块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薄饼，就像天主教徒对圣餐的理解一样，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对外宣布神迹的降临。人们在老人房子的所在之处建起一座宏伟的教堂，而且，虽然该教堂曾两度被烧为灰烬，但神奇的圣饼每次都从大火中幸存下来。“阿姆斯特丹的神迹”成为一桩非凡的中世纪奇事。[25]

摊开一张公元1400年左右的典型欧洲地图，你或许会发现，一道道让人费解的蜿蜒曲线横穿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过，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曲线反而是地图上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朝圣路线远比纬线和经线重要（更何况那时还没有经线这东西）。他们不知道游学旅行[26]为何物，更没有参观风景名胜或者在旅行中体验异国风情的想法。他们只想寻访圣地，寻求自身苦难的解脱，恳求上帝原谅他们所犯下的罪孽。威尔士崎岖的山丘上，遍布指引路人前往什鲁斯伯里和兰德尔费尔[27]的路标。坎特伯雷大教堂内，被杀害的圣徒托马斯·贝克特的圣骨匣无疑是英国朝圣者们的目标。人们相信，按规定路线步行至耶路撒冷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28]，几乎可以免除一切罪孽。

阿姆斯特丹的神迹使该城也出现在朝圣地图上。神迹成为宗教艺术的主题。事件的所有细节——穿袍子的老人把他胃里的东西吐进一个器皿里，护理他的妇女，围拢在火堆附近的天使，熠熠放光的圣饼——被一一呈现在油画、书籍和青铜器上。据说，治好某位显贵的病，让阿姆斯特丹的知名度攀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1489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体弱多病的儿子，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圣物盒跟前并获得治愈。

成千上万人拖着病躯从欧陆各地蜂拥至此，经由一条被称为“圣路”的街道涌入这座城市。如今，这条街外围部分被称为欧弗图姆，是一条尘土飞扬、百老汇般的公路。公路两旁尽是些单调的商铺和租车行之类的建筑。不过，这条街最后一个街区依旧顶着“圣路”的头衔，尽管林立在街道两侧的建筑除了珠宝店就是名牌鞋店，毫无任何宗教神圣性可言。朝圣者们向左拐进牛犊街（它的名字保存着对曾经设立在此的牛类交易市场的记忆；如今，它是该城的中央商业步行街），然后在收藏防火圣饼的圣祠跟前停下脚步。历史总是充满奇异的波折：受现代社会否定虚幻之物风气的影响，曾是欧洲最神圣地点之一的圣饼神迹发生地，如今是一个俗套至极、名叫阿姆斯特丹地牢的吸客景点；而朝圣之路本身却在19世纪末期重新开放（1578年，阿姆斯特丹正式改宗加尔文教之后，属于天主教的圣饼朝圣之路遭到废止）。现在，每年3月，数千虔诚的荷兰天主教徒总要举行持续一整夜、环绕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宗教游行活动。

在神迹的帮助下，阿姆斯特丹不断发展壮大。为了控制处于恒久挪移易变之中的水，人们开始挖掘城内的第一条运河，把汹涌而来的水引入可供通行的航道，将威胁转变为优势。规模依旧小得可怜的阿姆斯特丹，在水坝与堤防的阻挡下，被令人生畏的海洋所束缚和包围。宗教界的专业人士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1369年，城内的一座可以追溯到1306年的原本毫不起眼的教堂，被重建为一座阔气十足、有三条甬道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并被命名为圣尼古拉大教堂。仅仅四十年之后，迫于持续膨胀的人口及宗教游客的压力，市中心的大坝附近建起另一座教区教堂。实事求是的荷兰人将其命名为新教堂。自此，圣尼古拉大教堂也被人们称为老教堂（如今，“老教堂”早已成为它的正式称谓）。

而这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确认为神迹发生地就意味着淘金热般的吸引力。形形色色的宗教界专业人士纷纷涌入阿姆斯特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城内至少有十九座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挂牌营业”，城墙外的近郊还建起另外两座修道院。几位修道会的追随者立下保持沉默的誓言，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狭窄的街道——两旁林立着高耸的、山形屋顶的木制住宅——回荡着背后中伤和阴谋策划的声音。圣所——盖在神迹发生地上的圣祠——变成一个自行其是的权力中心和一个蓬勃发展的宗教饰品交易场所（城内各地都可以挖到最早可以追溯到1400年的宗教徽章，徽章上描绘了妇女们你争我抢地把圣饼从火堆里拿出来的场面或者两个在火堆上方祈祷的天使）。这招致两座教区教堂的嫉妒与愤恨。与此同时，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是微型的自治区，被高墙隔离于城市其他部分之外。它们经常为争取出手阔绰的赞助人而激烈竞争。它们的存在打破了两座教区教堂对神圣的宗教事务的垄断。于是，两教堂要求其他宗教机构必须按时向其缴纳年金，否则不允许它们提供弥撒、告解抑或在机构内开设墓地。[29]

修道院、女修道院和教堂紧挨在一起，修士、修女、神父和忏悔者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的修道会与宗教机构间不时爆发冲突，但更大的矛盾其实存在于全体宗教人士与反对教会侵占运河两岸的大片土地的普通居民之间。

如今，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部分——奇奇·阿姆斯贝格家所在的城区：人口稠密、建筑低矮、高墙环伺的阿姆斯特丹中心的中心——对一波波汹涌而来的虔诚天主教徒的记忆，主要保留在城区内的街名与路名之中（修士街，主祷文巷，一条名为“无尽祷告”的小路），但因为它们碰巧都位于红灯区之内，所以常常给人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此外，血街（Blood Street）中的“血”指的不是街头犯罪，而是耶稣的圣血。我相信，来此消费橱窗妓女的嫖客，基本不会意识到（或者在乎）这条名为“跛路”的小巷，其实指的是沿这条路朝圣的跛脚信徒。他们的心中充满希望、绝望与祈祷；或许可以说，他们来此追寻的是另一种超验感。

与此同时，与宗教崇拜的兴盛比肩而行的另一项产业，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同等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与宗教信仰相比，它在阿姆斯特丹形成其当今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荷兰菜肴的惨淡口碑的确名副其实，但如果拜访阿姆斯特丹的游客让我说出我所能想到的品尝传统荷兰菜的最好地方，那么，我会带他或她到至今依旧相当普遍的街头小摊，品尝一种通常要加洋葱和甜味泡菜的荷兰主要物产。阿姆斯特丹的神迹出现之前，荷兰渔民来往穿梭于海岸附近的水域，捕捞肥美、油腻、口味浓烈的鲱属大西洋鲱种鱼类——也就是鲱鱼——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了。捕到鲱鱼后，它们被迅速拖上岸、去除内脏并用盐腌渍保存。在北欧各地，捕鲱是一项相当普遍的营生，因此，鲱鱼交易绝非荷兰一家独大，而且，荷兰人还一度是瑞典鲱鱼的忠实买家。

但大概在阿姆斯特丹防火圣饼神迹降临前后，荷兰渔民研发的一项革新，不仅将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还将在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过程中扮演尤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项微不足道、纯属细枝末节的革新，而且，它很可能是一个意外发现。鲱鱼一类的鱼的胃部有一种类似袋子的东西被称为幽门盲囊，其中含有帮助鱼类进行消化的酶。如果不将鱼的内脏全部取出，而是将幽门盲囊及胰腺与盐水混合，可以大大增加鲱鱼的保存时间，而且还有提升风味的额外好处。

这项发现让荷兰的渔民们有能力（至少是理论上有能力）离开海岸附近的水域，驶向冰冷、风高浪急、起伏不定的北海深处。[30]北海的正中央附近，有一处名为多格浅滩的相对较浅的宽阔海域。这是一个捕鱼的好地方，因为，大群健壮结实、通体银白的鲱鱼常在此处游弋。

但要航行到这么远的地方，需要一种全新的渔船。1416年，位于阿姆斯特丹北部的霍伦城内的渔船制造商，研发出一种船身较长、两侧隆起、矮胖结实、舱室较多、非常适于远洋航行的大船。此外，这种改进后的船让渔民们得以在船上“gibbing”（掏出鲱鱼的内脏并进行腌制）。由是，双桅捕鲱渔船——本质上是一座能够在摇晃的海面上穿行的小型工厂——应运而生。与捕到鱼就必须马上返航，接着又必须在迅速处理后再次出航的近岸渔船不同，这些双桅渔船能在海上待五周甚至更长时间，不停地捕鱼，掏脏腌制，然后再捕鱼。返航时，船舱内堆满一桶又一桶马上就能拉到集市上售卖的能保存一年之久的腌制——更确切地说，是“淡腌过的”，或者用伊丽莎白时期的术语说，“soused”——鲱鱼。此外，用这种方法腌制的鱼比用旧方法腌制的鱼要好吃得多。

不出几十年，荷兰人就垄断了整个鲱鱼市场。他们将成吨的鲱鱼运往波兰、法国，还沿莱茵河而上将其运往德国，甚至远在俄罗斯的人也能买到他们的鲱鱼。荷兰艺术家在蚀刻画中描绘戴着王冠的鲱鱼，还在旁边写上一句“我们至高无上的鲱鱼”。

鲱鱼行业的格局之所以发生转变，靠的是不同人群间极不寻常的高水平合作。在阿姆斯特丹，几个世纪之久的水利管理传统，对该城鲱鱼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修建堤坝和开凿运河都是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只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参与其中的意愿。只需父子二人，再加上不多的几个人的帮助，就能在岸边捕鱼，但航向深海则意味着资本的前期投入与复杂的支柱性产业的建立。渔船比过去要大得多，船上还配有数组专业工作人员：海员、负责去除内脏的工人（一组熟练的掏脏工一小时之内可以处理两千条鲱鱼）、包装工、指挥官。[31]捕鲱船队满载让人眼馋的价值连城的货物，因此，海军的防御性护航必不可少。渔船用品杂货商必须提供亚麻布、大麻、焦油、动物油、渔网、桶、盐及其他产品。

为保证上述工作的顺利进行，鲱鱼商人把当地政府也拉了进来。政府派遣战舰保护捕鲱船队，久而久之，还为捕捞、处理和销售鲱鱼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制定规章制度。这些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产品保持较高的质量。当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荷兰省的时候，省政府要求鲱鱼必须被放进规定大小、由指定经销商生产的木桶之中。桶身上的标记表明，它们不仅是来自荷兰的货品，更是著名的荷兰省鲱鱼——这也是最早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品牌创建。

当这项产业的发展接近顶峰的时候，荷兰省的渔民们每年要捕捞大约两亿条鲱鱼。[32]新财富也流入了阿姆斯特丹。鲱鱼产业的统治地位为其他产业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为了建造捕鲱所需的双桅渔船，阿姆斯特丹政府从德国买来上好的木材，并将其加工成厚木板。城内锯木工（以及后来的锯木风车：在离城不远的奥特海斯特，一名农民获得一项曲轴专利，该曲轴能把风车的圆周运动转化为锯片的前后运动）的生产效率非常高，以至于英国方兴未艾的造船企业也从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购买加工过的木材。与此同时，该城自身造船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生产大型海船以及能够在河道地区自由航行的小型驳船。相应地，城内的批发商也变成老练的国际贸易商；他们花大价钱打听发生在遥远地区、可能带来商机的重大事件，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货物配比。南欧粮食歉收的时候，城内的船队就暂停鲱鱼生意，到波罗的海的但泽港大量购入黑麦和小麦，再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饥民们售卖这些波兰谷物。同样地，船队还把法国的葡萄酒卖到波罗的海地区，购入德国啤酒供荷兰本地人消费。

一直以来，荷兰的商人们全都瞪大眼睛仔细搜寻新的商机。当他们发现油菜籽、大麻籽和钾碱——制造肥皂所需的主要原料——都能在他们需要频繁光顾的波罗的海港口很便宜地买到时，立刻把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料大量运回家乡，并据此创立另一项产业。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两岸一度有二十一家肥皂制造厂，而且，品牌效应再度成为市场营销的一部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阿姆斯特丹独一无二的“绿肥皂”一直在欧洲享有盛名。据我们所知，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伊丽莎白一世都喜欢用这个牌子的肥皂。

在所谓的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地区，安特卫普、根特和布吕赫等城缀满来自欧洲各地的闪闪发光的珠宝，垄断香料和珍贵织物的成品贸易，城内的杰出艺术家——从扬·范艾克到希罗尼穆斯·博斯——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堪比意大利艺术大师；而阿姆斯特丹开始出落成一座像样的城市，全凭其在粗加工市场的崭露头角。日后，艾河（the IJ）——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内河港口（“IJ”不是拼写错误：该荷兰音节的发音有点像“欸”）——最著名的特点，是一片片“桅杆的森林”，因为，捕鲱双桅渔船、轻快帆船[33]、博伊尔式帆船[34]、福禄特帆船[35]、弗利船[36]以及其他为大宗远洋运输提供不同选择的船只全都在城墙附近下锚停泊，征募船员、购买补给，为航向起伏不定的北海做好准备。

滚滚而至的不仅有财富，更有远道而来的海员和商人。他们预示着阿姆斯特丹未来的面貌：一个操持不同语言的不同背景之人的会聚之地。初具都市雏形的地方，总少不了豪华奢侈与富丽堂皇，少不了售卖精美货物的集市、父母对子女的娇纵乃至溺爱、寻常人家用来装饰自家墙壁的被几世纪以后的人视为人类艺术瑰宝的画作，然而，中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仍旧像一间屋顶上缭绕着由开放式壁炉发出的刺鼻浓烟的木制毛坯房。

1500年前后，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米开朗琪罗正要雕刻他的大卫像，哥白尼正要认真对待天文学问题，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不仅是一个繁忙活跃的航运中心，更是一座极度天主教化的欧洲城市：一处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圣所，一座遍布鱼类内脏、教堂熏香、底舱污水、焦油、粪便、窄巷、斜雨和酸啤酒，挤满骂不绝口的海员和诡计多端的修道院院长的城镇。该城的两大产业——宗教产业与捕鲱（商贸）产业——像一对欢喜冤家，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既相互冲突，又在冲突中相互促进，让这座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因汗水、纠纷和活力而不住战栗。

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一个人在世上踽踽独行。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以南四十英里处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人想编造一个日后将促成天主教会的大分裂，进而左右基督教与整个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虚构人物，那么比照并借鉴这个小男孩出生与成长的情况无疑将大有裨益。小男孩的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一名当地医生的女儿。小男孩是一个私生子——一个他不得不尽力忍受的秘密与耻辱。不久，瘟疫肆虐，男孩的父母相继病逝。此后，他被送进当地的修道院，由修士们代为抚养。[37]虽然无法确知男孩在修道院内究竟遭遇过何种虐待与折磨，但经由他日后的生动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略窥一二：修士们“每天都用鞭子将一个个男孩抽打致死”，与他们营造出的恐怖堕落氛围相比，“发生在妓院内的罪孽根本不值一提”。[38]这无疑解释了他对天主教修士的终生仇恨，同时也预示了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回荡至今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呼之欲出。

史书称他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虽然他只在鹿特丹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出人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前文提到的日记作者沃特·雅各布松成为曾经抚养过伊拉斯谟的修道院的院长。不过，与雅各布松修士不同，伊拉斯谟一有机会便赶紧逃离修道院的幽闭生活，游学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成为文艺复兴教会内用拉丁语写作的伟大文体家[39]。不过，他的名望并非来自他所创建的文体，而是来自某些更实际的东西。虽然他一生都是一个恭顺的天主教徒，但他从未停止对天主教会组织结构的批判与抨击，并坚称基督教的本质既不在于圣礼仪式，也不在于梵蒂冈的权力乃至教皇本人，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在于对《圣经》文本的研读与感悟。

他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一种学术性的、坦诚的、个人的追求信仰的方式——在他的家乡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荷兰人都是一群讲求实际、不说废话的人——这些特质，在荷兰作家的眼中，与他们必须时常与水打交道有关，还与他们所在社会的运作方式有关：与欧洲其他地区盛行的中世纪统治模式——贵族统治下的采邑与农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荷兰，为了靠自身的力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一种广泛的个人间的相互合作必不可少。这种务实求真、脚踏实地风格的例子在荷兰历史上俯拾即是。17世纪时，一位法国海军将领造访一位荷兰船长时吃惊地发现，后者正在打扫自己的住处。我经常在本地的超级市场里碰见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这可不是什么假惺惺的亲民作秀（荷兰市长来自直接任命而非民主选举），而是他的日常家庭购物。这种行事风格部分证明，伊拉斯谟的著作在欧洲声名鹊起之际，荷兰人对他和他的著作早已有很深的理解与体会：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观点自然能得到他们的响应与认同。伊拉斯谟对教会用“宗教仪式的迷信”钳制人民的做法深恶痛绝。[40]他谴责赎罪券交易——天主教神职人员卖给将死之人的一种保险单之类的东西，并信誓旦旦地骗他们说，有了这些，他们生前所犯下的一切罪孽都将在死后获得宽恕。他还质疑教会生活的根本架构——宗教艺术、神父的祭衣以及富丽堂皇的教区总教堂——因为，它们让教会有无数盘剥搜刮普通信众财产的借口，有无数以其意志束缚他们思想的理由。[41]

最震撼荷兰基督徒的是伊拉斯谟对个体人类理性应用的关注。荷兰人是一项新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书籍的印刷被证明是提升个人对人类理性关注的理想工具。伊拉斯谟著作的荷兰语版——他翻译的《新约全书》以及他撰写的《基督精兵手册》（他在书中痛斥掩盖在虔诚之下的愚昧无知，号召基督徒们在试图用自己的灵魂接近天主的同时，也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成为阿姆斯特丹、莱顿、安特卫普及其他城市书店中的抢手货，而且，荷兰学校以此为基础全面更新课程的设置与安排。

伊拉斯谟用一个特殊的术语称呼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他管它叫“通识教育”。[42]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更大的目的，只是希望将其作为修正教会内部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1517年，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内诸圣教堂的大门上。他所掀起的浪潮滚滚西去，迎面撞上四百多英里外阿姆斯特丹城的中世纪城墙。那是一个主教为妓院颁布商业许可（并借此收取岁入）、公开承认自己有私生子的时代，他们恬不知耻地操纵权力，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指派一名八十岁的老人担任里斯本的主教。作为天主教信仰主要中心之一的阿姆斯特丹，也同伊拉斯谟所谴责的其他城市一样，沉浸在教会的恣意妄为与贪污腐败之中。城内“禁欲”的神父们几乎人人都拥有情妇。无论是城东的加尔都西教团[43]修道院，还是南城墙外的律修会修士们的总部，都有先“捐”够钱才准许年轻见习修士加入的规定。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就必须花钱购买更高的职位，因此，长久以来，修道院的领导职务一直被从事贸易与航海的富商巨贾之家的子弟所霸占。在攫取宗教机构内部权力的同时，一个个自带薪水的官衔也开始被他们收入囊中。身兼数职之后，数不清的政务工作必然让人分身乏术，但他们自有办法：一位宗教机构的领袖可以把自己担任的官职以较低的薪水转包给别人。

同其他欧洲人一样，阿姆斯特丹人也受够了这些肮脏的行径。如果伊拉斯谟，这位开启民智的伟大荷兰神学家，不愿一步到位，斩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那么，他的德国同事十分乐意代劳。大批荷兰基督徒准备同路德一道脱离天主教会的控制。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几年之内。伊拉斯谟惊恐地看到，人们抛弃教会，宣称他们不仅是路德的追随者，还是伊拉斯谟的追随者。他依然忠于自己的信仰，却难以忍受荷兰多德雷赫特市官方天主教机构对他的冷嘲热讽。该机构曾生动地将这两位神学家相提并论：“路德是一个传播瘟疫的害虫，但伊拉斯谟比他更甚，因为，路德吮吸的毒药是从伊拉斯谟的奶头里流出来的。”[44]

同伊拉斯谟一样，路德的呼吁对象也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无须通过教会——神父和圣礼——来理解圣言。圣言在《圣经》里，人人皆可阅读。印刷而成的书已经存在将近七十五年了，而且，它正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借以表达愤怒、重新指引精神诉求的媒介。两位阿姆斯特丹印刷商，约翰尼斯·佩尔特和杜恩·彼得松，开始出版路德的作品并将《新约全书》翻译为荷兰语。[45]

教会迅速出手镇压这些挑战其权威的行为。1521年，路德被革出教门。同一年，荷兰省官方教会发布如下声明：“不准阅读、销售或以其他方式接触某位名叫路德的修士写的书，因为里面净是些宗教异端邪说。”[46]1525年11月18日，一名信使给阿姆斯特丹城的领导者带来上级的指示，要求他们烧掉当地印刷商杜恩·彼得松出版的全部书籍，尤其是“圣保罗书信之类的书”。[47]

当另一位信使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一定掀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位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的信使趾高气扬地宣布：“合法统治这些地区的皇帝陛下下令，所有印刷商和出版社印制任何书籍之前，必须先经过城镇治安官和市长对它的检查与审批。”[48]城内的气氛与局面极不稳定，人们躁动不安，如节庆般喧闹，充满奇异的旺盛精力。一些人的朋友和邻居开始干起之前不仅没人听说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极不寻常、惊天动地的大事：反抗作为他们生命和社会根基的天主教信仰。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发生在荷兰省的一切，必须放到其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一个社会，以这样大的规模，从自己所处的宗教文化中抽离出来，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当时都完全没有先例。”[49]天主教会是他们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不仅如此，从怎么生小孩到怎么埋尸体，一切行为准则也都是天主教会说了算。那么，另外那些不把天主教当回事的普通阿姆斯特丹人是怎么做和怎么说的呢？

奇异的举动。听起来有些愚蠢的话。某天，一个名叫扬·胡森斯的梳毛工具制造商（生产纺织工场所需的梳毛工具的人）大声质问道：如果圣母马利亚真的有那么神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骑过的驴子也是一头圣驴。老教堂外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一个名叫雅各布·克拉松的面包师站在游行队伍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个名叫扬·艾斯布兰特松的鞋匠打断弥撒礼，在神父布道期间站起来喊道：“我要回家！我已经听够这些圣言的蛊惑了。”某个名叫希勒布兰德·范兹沃的人发表了他对圣饼的看法：不过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在天主教徒们看来，圣礼中使用的圣饼不仅代表，而且的确就是基督的血肉；日后，对圣饼的定义也成为新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分歧之一。一个名叫彼得·维特亨的男人将圣母马利亚与城里的一个疯婆子伊萜相提并论。[50]

面对神圣罗马帝国下达的粉碎异见言论书籍的命令，阿姆斯特丹当局的反应表明，即便在当时，该城看待其自身的方式也已与今日的阿姆斯特丹有诸多相似之处。好的，我们当然会照你说的去办，解决掉这些宗教异端邪说，该城的市长们（当时，该城的当家人是一个由四位市长组成的领导小组）信誓旦旦地对他们的上级保证说。于是，城内的执法官（其权责等同于城镇治安官加检察官），一个名叫扬·海伯特松的人，围捕了一个由八名成员组成的参加路德派宗教仪式的团体，并判处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走在天主教宗教游行的队伍里。其他在反抗天主教会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出格的人则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一个喝醉之后说了些有关圣餐的下流话的人，被勒令爬回他说这些话的酒馆并恳求店主的宽恕。短语“轻描淡写的象征性惩罚”（slap on the wrist）被创造出来或许就是为了形容这座天主教城市的当局对新教异见者的“严厉镇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在1523年的布鲁塞尔，两名奥古斯丁派修士因为相信路德的教导，认为教会不具有上帝才拥有的赦免罪孽的权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仅仅是长长的新教殉道者名单中的头两个。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阿姆斯特丹城内傲慢无礼的路德派教徒所受的惩处甚至还比不上对这些傲慢无礼者出言过于不逊的天主教徒所受的苛罚。一个名叫玛里克·迈因奥厄的妇女对聚集在天主教礼拜仪式中的路德派教徒小题大做地哭喊道：“异教徒！异教徒！”之后，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为什么阿姆斯特丹如此宽宏大量地处置这些传播外来新思想的人？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座以贸易为生的城市。这意味着它不仅要习惯一切外来事物——外国人的口音、口味与信仰——更意味着该城的领导者不希望因禁止非主流思想的流入而扰乱商贸往来。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充斥着外国人与外来思想的欧洲贸易中心绝不止阿姆斯特丹一城，但阿姆斯特丹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该城胆大妄为的市领导可以“厚颜无耻”地向上级长官做出阳奉阴违的惩处异端思想的象征性承诺，然后继续容忍街巷中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非主流行为——包括直接顶撞教会和修道院权威的行为。

若想理解阿姆斯特丹的市领导为什么宁愿踏上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纵容之路，必须先对权力关系网中某些更强大的势力有所了解。当时，荷兰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囊括了整个中欧地区，东至法国，西抵波兰，南及托斯卡纳。正如它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的终极合法性源于天主教信仰，尽管伏尔泰对此有一句几乎直中要害的著名妙语，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罗马城从来都不是其版图的一部分，而且，帝国的皇帝们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梵蒂冈发难。尽管如此，鉴于天主教会内部的诸多部门——教皇和教区主教、隐修会、孤儿院以及济贫院之类组织——拥有凌驾于从农民到王公贵族的一切人之上的巨大权力，一代又一代的帝国皇帝深知，他们自身权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源于对天主教的依附赋予他们的合法性与归属感。也就是说，皇帝是一个天主教军阀，将天主教信条作为一股帮助其掌控并扩大自身权势的力量。

长久以来，荷兰诸省一直是帝国中较为自鸣得意、目中无人的一部分。荷兰人没有国家认同感之类的观念，没有“我是荷兰人”的感觉，而是从属于他们各自的省份，把自己看作荷兰人、泽兰人或者弗里斯兰人。他们虔信宗教，努力工作；帝国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交换，维持帝国运转所需的赋税，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上交的。

不过，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低地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注定会走上一条与欧洲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差异最终将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和世界历史的激变动荡。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或者叫采邑制度——是奠定中世纪欧洲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领主看管和照料他的采邑与农民，农民在领主的土地上干活，并通过劳动或者上交农产品抵偿田租。领主为他的农民提供庇护，并充当他们的法院，因此，领主的采邑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政治单位。而领主本身，则要向更高级的领主和教会宣誓效忠。[51]

一如其几乎每一个异乎寻常之处，采邑制在荷兰诸省的例外同样与水有关。这里的土地是从海洋或者沼泽的手中夺来的，因此，不管是教会还是贵族都没法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土地是定居者们共同创造的（荷兰谚语“上帝创造大地，但荷兰人才是荷兰的创造者”正由此而来）。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治水委员会，负责一项复杂、永无休止的任务：维护圩田（堤围泽地）、大坝、堤坝和水车，把水挡在海湾里。时至今日，这些治水委员会依然是荷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荷兰的文化，尤其是使荷兰人之为荷兰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奇异结合，产生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可以买卖自己所拥有的一块块土地。许多阿姆斯特丹人的土地就在城外，他们既可以亲自在上面耕种，也可以转租他人赚取外快。该体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面向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所有人，有钱投资地产即可参与其中。在欧洲其他地区，土地均由贵族和/或教会所掌管，但在荷兰省，在1500年前后，只有5%的土地归贵族所有，而农民阶级则享有45%的土地。[52]

虽然难以据此推导出明显的因果结论，但这种土地分配情况或许意味着，普通荷兰人采取点头哈腰的恭顺姿态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被迫干这干那的农奴与农民。荷兰人互相交纳田租或者买卖地产，而不是向领主宣誓效忠。或许这样的措辞能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两者间的差异：荷兰人身处的是某种原始现代社会。当然（套用鲍勃·迪伦的歌词），“人人都得为某人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16世纪的荷兰人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伊拉斯谟研究以“自由的”人道主义变革天主教信条的方式时，这种独立性或许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荷兰人能够迅速接受这一变革，并最终开启宗教改革的进程，无疑与这种独立性有关。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天主教借以进行统治的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有朝一日变成最渴望脱离天主教教义的人，绝不是什么巧合。

以上所有这些在阿姆斯特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缺乏效忠君主的历史与强调独立思考能力的神学理论共同作用于这座活跃的贸易城市——也可以说是一座靠差异性赚钱的城市——的时候，结果就是独一无二的包容文化的孕育与形成。

荷兰人的包容理念——不仅对世界历史具有无比广泛的影响，还为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思想增光添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达到顶峰，但即便在此时，我们也能确切地指出包容理念中的某个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阿姆斯特丹16世纪的政策，其实同今日荷兰的“gedogen”理念，或者说是对非法行为的容忍，有诸多相似之处。“gedogen”一词的最新应用不仅表明该词拥有漫长深远的历史，更表明“包容”概念的多层次性：比如，售卖大麻的“咖啡店”店主与其他商铺的店主一样，必须先申请许可，还必须缴纳赋税，即便他们售卖的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的产品。

因此，在阿姆斯特丹，1520年代及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包容”一词并未被赋予20世纪才有的更为宽泛的意义。那时的它并不是“赞颂多样性”的同义词，而是与“隐忍迁就”相去不远，是一种诞生于必要性和实用性之中的概念。美国人尤其倾向于把它同某些理想主义概念联系起来——假定它们的本质中有一种哲学方面的宏大内涵：“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的确，随着宽容理念的发展，它将被更多地用在道德考量上，并在教堂布道坛上被标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其根源于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含义与此并不相同。

阿姆斯特丹的包容理念引来无数追寻我们如今称之为“另类生活方式”的人，而且，这种情况还将在日后的历史中反复上演。1960年代和1970年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嬉皮士、怪人、擅占空屋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以及反主流文化环境的激进分子们的港湾；与之类似的是，路德宣言发表的随后几年中——这段时间里，对基督教的自由随意重塑正在全欧洲上演，各种宗教派别纷纷登台亮相，有反对制造圣像的，有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并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奋斗至死），有否定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的，还有宣讲人类的心灵要比《圣经》更加至高无上的——阿姆斯特丹如磁石般引来欧洲各地的宗教异见分子。后来，这些教派中的多数皆因太具异国情调或者异端裁判所的镇压而消亡。不过，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风光无限，而阿姆斯特丹也脱颖而出，成为16世纪反传统文化实验的中心。

该城的非官方宽容政策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位于布鲁塞尔的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对它越来越看不顺眼，因为，它让阿姆斯特丹变成反王权与反教权思想滋生的温床。此外，随着脱离天主教的教派数量成倍攀升，城内的秩序开始分崩瓦解。阿姆斯特丹的繁荣不仅依靠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更依靠准许但妥善管控外来或者异乎寻常思想的表达，因此，对不仅是官员更是商人的市政领导们来说，秩序的瓦解无疑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当局态度的转变始于1534年3月的一个中午。当时，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惊愕地看到，五个赤条条的男人一边沿着街道阔步行进，一边（全然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宣称：上帝保佑城市的右半部份，诅咒城市的左半部分。治安官海伯特松以典型的“象征性惩罚”手段处理这个问题：他敲开几家人的房门，把几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然后便轻易地相信这些新出现的胡言乱语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但它们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反倒是海伯特松自己。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上主们——位于海牙的荷兰省政府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帝国权力中心——比该城元老的眼界要开阔深远得多。他们看到，伊拉斯谟与路德埋下的种子，正在以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方式增殖、蔓延并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海伯特松及其他市政官员自由放任的处事方式远远不够。海伯特松被迫辞职。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一个值得信赖、能够毫不留情地逮捕异见分子的人困难重重，但当他们终于敲定人选之后，新治安官科内利斯·沃特·多本松刚一上任便改弦更张，把起诉他的前任作为当务之急，指控办事不够严厉的海伯特松未能尽到该尽的责任（不过，预见到这一切的海伯特松此前已逃离这座城市）。[53]

经查，裸体游行的参与者是一个比路德派的改革热情还要高涨的新教派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先头部队”。再洗礼派信仰的主要教义是，反对给不可能意识到洗礼仪式意义的婴儿施洗，因此在他们看来，成人需要被再次施洗（“再洗礼派”一词中的“ana-”前缀在希腊语里是“再一次”的意思）。再洗礼派热衷于剥去笼罩在基督教教义和繁复庞杂的宗教圣器上的层层面纱，还倾向于在举行仪式时不折不扣地剥落自己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或许与之相关的是，他们还对一夫多妻制情有独钟。另一场“裸体表演”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的1535年2月（正值隆冬时节）：一伙再洗礼派的教徒，包括数名把丈夫留在床上的女性教徒，午夜时分相聚在一起，聆听他们先知的话语。几小时过后，先知的布道抵达足够热烈的程度，需要他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服并将它们用力扔进火里，因为一切人造之物都应交由火焰来处理。其他人也开始效仿他的做法。之后，他们全都走进冰冷的冬夜，一边在街巷中狂奔，一边大喊：“不幸啊，上帝的怒火！”

事件对阿姆斯特丹造成极大的影响。治安官多本松逮捕了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并把他们拖进监狱，但他们仍然拒绝穿上衣服，宣称：“我们是赤裸裸的真理。”狱方发给他们食物，但他们吃饭时从来不用碗盘，因为“它们不过是些人造的装饰物”。其中的一个再洗礼派铁杆信徒吃饭前得让别人先帮他把饭菜嚼碎，因为他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54]

再洗礼派极大扰乱了城市的秩序，比路德派的所作所为要极端得多。此外，来自布鲁塞尔宫廷的压力正日益加剧，而多本松警长也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经过一场简短的审判，市政府依据皇帝处理宗教异见分子的规定，做出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男性捣乱分子被公开斩首；女性罪犯则被套进麻袋，扔进艾河刺骨的水里淹死。

警告并没有让他们就此偃旗息鼓。再洗礼派的其他分支又开始在城市里露头。一年前，一伙人一度掌控德国的明斯特城，强令城内居民接受再洗礼派的思想、一夫多妻制和全盘的财产公有制，并着手把明斯特转变成一个新的、纯粹的尘世基督教王国的中心。德国的再洗礼派分子大行其道之际（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折磨并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尸体还会被放进囚笼，挂在教堂尖塔上进行公开展示——这些囚笼至今依然挂在那里，尽管里面早已没有了他们的尸体），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决心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明斯特的姊妹城市：第二个锡安[55]。他们中的四十个人决定在5月的一个傍晚展开行动——那天是节假日，据他们所知，也是城内携带十字弓的民兵们举行年度宴会的日子，而这也就意味着民兵们肯定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可以毫无阻拦地突袭水坝广场并占领市政厅。

但阿姆斯特丹——以及城内的领导、商人、供货人和店主们——绝对无意成为一个新的锡安。大批愤怒的市民聚集在水坝广场。一名醉汉跌跌撞撞地走到市政厅大门的跟前，宣称如果叛乱分子们想找人谈判的话，可以把他当成城市官方的谈判代表。肢体的摩擦与碰撞间，一位再洗礼派教徒捅了醉汉一刀。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四位市长中的一个以及他的二十名追随者在冲突中被杀。当这些再洗礼派教徒被最终制服之后，他们均被当局用所能想到的最恐怖的方法处死：他们的胸膛被剖开，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掏出来扔在他们的脸上，接着，他们被砍头和分尸。

虽然这些极端分子被施以最为恐怖的刑罚，但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地区，新教徒的怒火正与日俱增，他们对天主教会的反抗、与世俗权力的结盟也只增不减。不过，另一位起身反抗天主教的教士、法国神学家让·科万（在英语中，他的名字是约翰·加尔文）很快就将对荷兰造成深远的影响。他彻底而严肃的宗教改革理念，以及他所构想的创设并运作一个新教会的清晰思路，深受荷兰穷人和工人阶层的欢迎，并为日后有组织脱离天主教会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但这场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积聚力量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唤起荷兰诸省居民的民族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是它让阿姆斯特丹一步步转变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城市——并不完全与宗教有关。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同样重要。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制度逐渐演变为一个坚固的权力实体。荷兰诸省的商贸城市所仰仗的经济形式与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与它格格不入。卷入这场危机的各个势力遍及整个欧洲，但危机在低地国家引发的震动格外强烈，因为此地与封建制度间的联系十分虚弱，而且，一整代人都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之下长大，注重个人理性在信仰问题中的应用。但在天主教领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们看来，一种类似狂躁症的东西似乎正在侵入并左右荷兰人的心灵世界。再洗礼派分子占领市政厅的行动失败后，布鲁塞尔的帝国宫廷虽然满意于市政当局对异见分子的严厉惩处，但还是决定不再相信阿姆斯特丹人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他们把当地的执政者赶下台，换上一批新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56]

一场宗教辩论的第一步很快就将演变成公开的战争。在这个还没有报纸的年代，政治宣传册扮演着新闻媒体的角色。它们在低地国家的民众间传来传去——人们在阿姆斯特丹的酒馆和往来于城镇间的公共客运驳船上阅读这些小册子——并且，册子上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焕发出新生机的古老字眼。文化修养较高、学术气息浓厚的政治宣传册作者用拉丁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iber”。上流社会中的人发表和收到的呼吁书有时会用法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a liberté”。绝大多数小册子则用浅白的荷兰语将这个字眼写为“vrijheid”。一如历史上的无数前车之鉴，新旧交替意味着一个无比丑陋、动荡和混乱的年代即将拉开帷幕。一份刊印的呼吁书掀起了一场在混乱中席卷整个低地国家的行动。呼吁书的作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小伙。未来，他将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接着又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烈士，一个乔治·华盛顿与亚伯拉罕·林肯的结合。呼吁书敦促人们抛弃几世纪以来的浑浑噩噩状态，看一看新的现实。“醒来吧，”它呼吁道，“不要被假象所蒙蔽。睁开你的双眼。”[57]它把奇异的新魔力吹进一个古老的词：自由。

3 权力变更

阿姆斯特丹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小海港到自由主义诞生地与全球商贸重镇的伟大崛起，从属于一场几乎绵延整个16世纪、席卷整个欧陆的权力争斗。尽管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将一个单独的事件抑或三位人物间的相互作用视为该城崛起之路的起点。

事件发生在1555年10月25日，地点是布鲁塞尔：更精确地说，是在一座为布拉班特省历代统治者所享有的气势恢宏的廊柱式宫殿内。这是该世纪最奢华考究、最繁礼多仪、最不容许一丝一毫差错的重大场合之一。不过，这或许也是一个无比奇异的场合，因为，一众欧洲贵族齐聚于此，是为了见证宫殿内的现任上主查理五世的主动退位，他几乎堪称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头衔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国王。他主动放弃上述皇权与王权，是为了在西班牙的温暖阳光下颐养天年。查理把他和他的统治期与古罗马相提并论（皇宫内的随从们都称他为恺撒），因此，他想把自己与世界权力舞台的告别精心安排成一场堪比古典戏剧的庄严肃穆仪式。只可惜，他的人生行将走到尽头，没法好好欣赏他的谢幕演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如果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之一——的一家独大，那么，秋日里，步履蹒跚地走进布鲁塞尔皇座大厅的皇帝——面色苍白，被疾病所击倒，患有癫痫，因痛风而一瘸一拐——则象征着过去的世界：欧洲的过去，西方的过去，一种奠定了我们大部分现代文化，却又在客观上阻碍了现代世界的产生与形成的传统。查理五世是欧洲皇室和中世纪纹章的化身。他的祖辈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他们曾派遣哥伦布进行历史性远航。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10世纪之前崛起于瑞士山谷之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走上其世界权力的历史巅峰，并最终瓦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查理五世一生都在为服务天主教的信条而奔走和奋斗：不过，这跟信仰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跟教皇起过一两次冲突，还曾攻陷罗马），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控制思想、意志和人民的工具。1521年，马丁·路德现身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拒绝公开放弃他所写的反对教会的文字时，面对的正是年方十九却已决意谋求所有可能的世俗权力的查理五世。听完路德的发言，查理立即激烈地表示反对，并颁布对路德的禁令，而这也正式开启了宗教改革的进程。

齐聚布鲁塞尔的国际象棋棋子们（骑士、主教[58]和王后们）深知一瘸一拐地走进皇座大厅、斜靠在一个年轻小伙肩膀上的查理五世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查理五世击退过土耳其人的入侵，为剿灭海盗随舰队一同驶入地中海展开过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战役，亲自为麦哲伦、科尔特斯[59]和皮萨罗[60]等人的远航舰队送行，协调完成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将帝国的版图扩展到荷兰诸省、整个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而且，他几乎每天都要如中流砥柱般竭力维持中世纪世界的秩序：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天主教会的支配地位、封建土地管理制度、君权神授思想、商贸殖民、“存在巨链”[61]严格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对权威当局的绝对服从。

但是，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继任者正站在他的面前：他二十八岁的儿子腓力。这既是个人间的权力交接，也是历史未来走向的巨大转折。从气质上说，这位父亲是一个通过精心谋划与外交智慧达成侵略目标的武士。他掌握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语言，而且，虽然他不是西班牙人，但他不仅走入了斗牛场，而且顺利完成斗牛，迅速赢得西班牙臣民的心。他一生醉心于音乐与战争，而这种独特结合的最好证明，无疑是发生在他二十二岁时的一件事：当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嘲弄他，声称只有娘娘腔才喜欢音乐时，查理勃然大怒，坚持要与这位朋友进行决斗。他在一场血腥的马上枪术比赛中战胜了自己的朋友，但胜利的代价是他的身体受到永久性的损伤；随后，他又任命这位朋友担任那不勒斯的总督。后来，他还向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发出决斗挑战，试图用这种面对面较量的方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弗朗索瓦表示拒绝）。[62]

他的儿子腓力既不是一个战士，也不是一个饱学之士——尽管他的确乐于全副武装地在肖像画师面前摆好姿势。事实上，当腓力还是一位年轻的王子时，皇室就委托人专门编写了整卷整卷的专门用以教授他语言和修辞方面知识的书，然而，他只有在说母语西班牙语时才不会感到别扭（当上国王之后，如果有外国使节用拉丁语跟其寒暄，他一概置之不理，还说他们的发音太差，他根本没法听懂）。从出生之日起，他就被教导该怎样成为一个好国王，可他却日益沉湎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强烈反对他父亲巡游欧洲各地的偏好以及作为基督教国家联军常任总司令远涉非洲大陆的漫漫行程。有一回，当他们一同外出时，他开始抱怨起路途的颠簸与不适，见此情景，他的父亲愤怒地咆哮道：“国王不需要长期住所！”从这一点上说，腓力或许代表了新旧时代与新旧世代的更替：从四处巡游的中世纪军阀，到以谋略见长的现代领导人。

几世纪以来，在历史学家们的描绘中，腓力二世（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简直就像一个铁了心要为害作恶的人。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腓力二世在人们心目中恐怖狰狞的面目，并让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为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丈夫，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规划帝国未来愿景的干练谋略家。之所以提到这些最新研究成果，是为了让大家相信，史书上对腓力的一些恶意中伤无疑是出自他新教敌人的笔下，或至少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写成的。然而，任何想要深入了解他为人的尝试，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以多大的热情挥动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武器之一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并把系统性的折磨与暴行加诸成千上万人的身上。最好的答案或许是：同其他曾经横扫半个世界的独裁统治者相比，他的心肠并不显得更坏。但有一样东西是他的父亲所没有的：对天主教信仰的强烈热情，而这无疑将为他漫长的统治埋下灾难的种子。

在这场权力交接的仪式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角色。虽然他的重要性尚不为人所知（包括他本人），但他不仅出现在当日的皇座大厅之中，还在风烛残年的老皇帝进场时，用肩膀帮助他分担身体的重量。他的到场是命运强加在人类事务，尤其是过分仔细地计划好的事务中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之一：另外的不和谐之处不仅在于他优雅的举止、良好的教养以及无比俊美的面容，更在于他在搀扶行将退位的皇帝坐进椅子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如同儿子对父亲的爱，而且，老皇帝本人也毫不避讳地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他似乎天生比随后进场的腓力更像是一个模范般的儿子与继位者。

他名叫威廉，二十二年前出生于一座童话般的城堡中。城堡俯瞰着下方的迪伦堡，一览这座德国村庄中鳞次栉比的房子。他的父亲是拿骚伯爵，一位毫不起眼的贵族，而且并不十分富裕。作为七个孩子中的一个，威廉成长于一个吵吵闹闹、生活简朴的家庭，接受的是老式教育。要不是因为一件事，最终将成为庄园继承者的他或许会走上与他父亲别无二致的人生轨迹。他的伯父比他的父亲拥有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头衔，娶了一个比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土地和头衔还要多得多的老婆。他们两人育有一子，然而，成年之际，这个儿子在外出参加战争时殒命。于是，夫妇二人原本准备留给自己儿子的财富和继承物全都落到了他们侄子拿骚的威廉头上。变化无常的命运，让十一岁的威廉阴差阳错地成为全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更巧的是，威廉的伯父与过早老去、行将放弃皇位与王位的查理五世是童年时期的朋友。皇帝听说这些事之后，坚持要把这个富可敌国、头衔多得数不胜数的年轻人揽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带进布鲁塞尔皇宫。威廉的人生在瞬间彻底改变：从与自己的爱犬嬉戏打闹，同自己的父亲一同巡视佃农，或者在夜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坐在巨大的壁炉前的淡雅生活，一下子变成现在这种充满宴会、假面舞会、马术比赛以及坐等肖像画师为自己画像的日子。他只在私底下还用母语德语交谈，并开始学说布鲁塞尔宫廷中使用的法语和荷兰语，以及王国中普遍使用的西班牙语。当他的家人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举止中的优雅与庄严绝不亚于他的贵族头衔（自此，该头衔成为人们对他的称呼）：奥兰治亲王。

通过威廉的背景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身份地位是多么地错综复杂。看起来，年纪轻轻的他业已达成跻身执政贵族的艰难任务，但他从未斩断与中欧乡下老家间的联系。不过，最具历史决定性意义的是，他来到查理五世身边的时间不早不晚，足以让他视自己为土生土长的低地国家居民。最终，他从布鲁塞尔搬到更北边的布雷达。在那儿，他逐渐熟悉并了解荷兰社会。在他看来，荷兰小镇与城市的产生方式——由一个个簇拥在一起的定居点聚集而成——是荷兰社会最引人注目、最异乎寻常的特点。他意识到，在这些城市里，权力并不是某种从城堡到农民的自上而下之物，而是掌握在鲱鱼批发商和布料贸易商的手中，掌握在坐拥肥皂工场、木材场和造船厂的人手中，掌握在城镇委员会的摄政者们——提名他们担任政府职位的正是上述商企富豪——手中，掌握在每个社区治水委员会成员的手中，还掌握在“dijkgraaf”——这个字面含义为“堤坝伯爵”、全权负责永无休止的筑坝管理与河水改道任务的职位，至今依然是荷兰国内的一份要职——的手中。

查理五世悉心照顾这个男孩，让他伴随在皇室成员左右。他俩有很多相似之处：才智出众却毫无书生气，极富冒险精神。男孩喜欢这里的人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成为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不过，他也乐于暂时将这一切抛诸脑后，外出参加狩猎，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军事训练。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战士和领导者，二十岁时即被任命为皇帝的低地国家军队的陆军中将。

表象之下，掩藏着皇帝与男孩的人际互动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查理五世在威廉年少时即把他带在身边，与其说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老友，倒不如说是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威廉的德国父母早已改宗路德教——查理五世千方百计想要彻底抹除的让他提心吊胆的宗教异端。查理五世突然把这位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他新近继承的土地包括法国、德国、卢森堡和低地国家的大片领土——拉入宫中，并非出于对他家人的善意，而是欧洲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战略举措。他计划由他本人把这个男孩带大，以便亲自促使男孩及男孩所继承的土地脱离新教势力的影响，成为他帝国的一部分。

威廉也的确如他所愿，尽职地成长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有帝王风范的贵胄和一个“西班牙范儿”十足的人。查理五世，这位年迈的天才阴谋家的手笔包括对墨西哥和秘鲁的殖民（同时也毁灭了绝大部分原住民和他们不信奉上帝的文化）以及为筹措抗击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的维也纳防御战的军费而对德国新教徒的盘剥与榨取，当他坐在他的天鹅绒椅子上，审视前来见证他离开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尊贵来宾的时候，一定满意地认为，他对威廉的成功教养也是他的一场小小胜利。帝国几乎在每一条战线上都麻烦不断，但至少在威廉这里——把这个来自德国郊野的男孩，培养成现在这个正站在自己右边的男子气十足的模范杰出青年，并把他和他的土地纳入帝国的版图——一切还在按计划进行。

事实上，命运还或多或少地超出查理五世原来的预计，因为，查理五世日益将男孩当成亲生儿子对待，看出他将来必成大器，并有意将他培养为荷兰诸省的代理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查理五世计划让低地国家变得更“中世纪化”：扶植在历史上一向势力弱小的荷兰贵族阶级，创设一系列靠宫廷获得权力与威望的荷兰贵族，并希望他们能投桃报李，听从国王的吩咐。权力交接结束后，查理五世把计划留给他的儿子腓力和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去完成。

登基之后的腓力很快发现，自己富于冒险精神、热衷战争的父亲留下不少巨大的烂摊子。资金短缺是其中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每年的赋税所得共计一百万达克特[63]，而政府的负债则高达七百万达克特。[64]再这样下去，债款的利息便足以拖垮整个帝国。腓力必须想办法筹钱还债。荷兰城市——在创造财富方面，没有任何欧洲城市能望其项背——是他唯一的选择。

然而，荷兰人对一次又一次强迫他们上缴额外赋税的西班牙统治者的怨念越积越深。总议会——代表荷兰诸省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人知道腓力需要他们，因此，他们向他提出一项建议。他们同意对市民再次征税，而且将在九年的时间里为国王筹得三百六十万达克特的资金——这些钱足以帮他摆脱财政危机——不过，条件是国王必须在他觉得适当的时候彻底免除他们的赋税。国王怒不可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失去荷兰诸省的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看起来，腓力脑中并没有统治帝国的总体规划，但他的父亲为他写过一本或许可以称为“怎样治理一个帝国”的参考手册，而他也尽其所能依样画瓢。书里有一般性的建议（“维持与各方的友谊，维持安插在各方身边的眼线”[65]）和特定领域的处事智慧（“记住，法国人在做任何事时，只要没法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便会马上灰心丧气”[66]）。

谈到低地国家时，查理五世写道：“如我们所见与所知，那里的人无法忍受外国人的统治。”[67]可腓力似乎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背离父亲的计划，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理想。我们或许可以把腓力身上的这种特质称为“反动倾向”。他喜欢看骑士间的长矛竞技，定期组织马上比武大赛——赛场内外充满骑士礼仪、马蹄的嘚嘚声和吵嚷喧闹的友好氛围——而且，比赛通常一连持续几周，尽管截至1550年代，这一切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明日黄花。腓力的天主教信条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对天主教的尊崇也愈演愈烈，但这与他父亲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从最开始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当查理以传播宗教异端为名，下令处决两千多名新教徒的时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众所周知，查理也表达过对新教教义观点的同情。[68]

腓力对天主教怀有深深的信仰，而且，除了虔诚——他会定期退隐到修道院——之外，他还在某些方面达到入迷的程度。比如，迎娶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之后，1561年3月，作为某种约会，他把她带到“auto-da-fé”[69]的现场——由异端裁判所主导的判决、游街并处决异端分子的仪式（这次一共有二十四人被处决）。[70]他痴迷于搜集宗教遗物，对它们的超自然力量深信不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拥有超过七千件圣骨，其他宗教遗物则包括：一百四十四件圣徒的头骨，成千上万根臂骨、腿骨及其他部位的骨头；除此之外，还有据说是耶稣与圣母马利亚的毛发以及真十字架的数块碎片。[71]

透过腓力，我们可以看出，当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真正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试图用现代术语来理解的话，那么，其结果就是“精神错乱”（论证自己即将施行的举措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时候，他常常说，这是在“为上帝和我服务，这两者是一回事”）。[72]然而，精神错乱者往往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可腓力的确在将近四十年的统治中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他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一心专注于往昔象征的虚饰，却又不得不应付属于未来的种种力量，处理一波又一波旨在冲击他所在世界基本框架的巨变。新教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威胁——大批民众弃绝原本的天主教信仰——但它同样渗透进统治阶级的上层。德国、瑞士、瑞典及丹麦各地的王公贵族与主教纷纷斩断与天主教信仰间的联系。对腓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英国，亨利八世大规模重新编订信仰基督教的方式，而这最终将导致圣公会的创建。

荷兰诸省也是这场激变的一部分，而且，与上述挑战不同，荷兰的变乱引发腓力本人的强烈关注。因为，荷兰诸省是他版图的一部分，是他发誓要保卫的领土，更是他政府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它们正与天主教信仰渐行渐远。

他得出的结论十分明确（“为上帝和我服务，这两者是一回事”）：他将尽全力阻止新教教义在低地国家的传播。正如他后来对自己的天主教军阀堂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所说的那样，“不使用强硬手段就想解决这个民众投入如此高昂热情的宗教派别选择问题［是］彻底的痴心妄想”。[73]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在荷兰诸省维持一支三千人的西班牙常备军。最初，这些部队被临时派驻于荷兰诸省，只是与法国交战期间的一项防御性举措；现在，他决定让他们永久性地驻扎于此。二是在教皇的帮助下，改组荷兰诸省的天主教会组织。这将让国内的修道院院长们，特别是诸多已表现出反叛意图的同情新教的院长们，再也无法染指流入教会的岁入。它还将使腓力有权把自己的手下人任命为领导荷兰教会的枢机主教。最可怕的是，它将把异端裁判所——它不仅凌驾于神职人员之上，还拥有巨大的世俗权威——引入荷兰人的日常生活。[74]

起初，他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处于保密状态。计划的执行与落实主要仰赖奥兰治亲王。在世人眼中，威廉是一个乐于（或者至少是在他了解计划的真正内容之前乐于）听从腓力差遣的附庸。现在，他是低地国家最炙手可热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个懂得怎样同时得到王公贵胄与普通荷兰百姓欢迎的人。事实上，在外人的印象中，他似乎更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花花公子，一个因英俊的长相和万贯的家财而无暇顾及正经事的人。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摆弄武器、追逐猎物以及其他适合年轻贵族参加的活动。”他的妻子安娜意外离世之后，威廉热切地为续弦而奔走。他认为，年轻的洛林公主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当他开始接触女孩的寡母时，比他大九岁、时年三十五的母亲却打算李代桃僵。他礼貌地拒绝了。[75]

不过，他也有不少正经事要干。在国王的吩咐下，他成功说服英国人为帝国提供一笔贷款。此外，他还尽其所能管理好最有声望的荷兰领导人，敦促他们以荷兰诸省的未来发展为重，不要对抗西班牙政府，而是应设法与之合作。

然而，没过多久，终于看清真相的威廉如梦初醒。与法国的战争结束后，国王派奥兰治亲王与其他两位“皇家人质”组成代表团，与法王亨利协商和谈事宜。1559年6月，威廉骑马进入巴黎时发现，全城都在为一场精心筹划的停战庆典张灯结彩。城内有不少比赛和舞会，一位十七岁的公爵夫人一度让威廉神魂颠倒。随后，尚蒂伊森林里举行了一场皇家狩猎。对法王亨利来说，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这也正是他选择在此时谈起未来局面的原因。同其他人一样，亨利也被谈吐不凡、英俊潇洒的威廉所吸引；跟腓力代表团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亨利更乐于与威廉讨论这些事务。

把法王和西班牙国王带到谈判桌上的是时下局势的愚蠢性：当全欧洲的人都在暗中诋毁天主教信仰的时候，两个天主教国家却在相互交战。法王正滔滔不绝时，威廉意识到，亨利讲的是腓力与他的心腹顾问们正在酝酿的镇压计划。虽然计划是背着威廉在暗地里谋划的，但亨利以为威廉应该对计划有所了解。根据计划，腓力将全面镇压低地国家的新教徒，尤其是要消灭加尔文派的教徒，因为这个教派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取代路德派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威胁。与其他更为激进的新教分支不同，加尔文派不要求教徒公开宣誓放弃一切财富：你完全可以一面忙着赚大钱，一面当一个好基督徒。此外，加尔文派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情绪：他们以遵纪守法为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果当局太过得寸进尺，那么，为反抗非正义的统治者而起身造反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对普通荷兰市民来说，加尔文教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它也因此成为腓力的头号威胁与在背芒刺。

在林中遮天蔽日的橡木之下，法王亨利的喋喋不休仍在继续——系统性的酷刑与折磨，大规模的公开斩首，对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预先描述——威廉藏好心中敲得震天响的警钟，假装自己对计划早已知之甚详。他的表演将为他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绰号：“沉默者”威廉。

威廉在一夜之间从总督变成叛乱分子。一场革命即将到来，一场反抗傲慢外国君主的独立战争即将爆发，而威廉将成为它的领袖。

四个多世纪以来，主流史家一直秉持上述观点。但事实是，仔细阅读历史档案与记录之后（一个网址为“http://www.historici.nl/”的学术研究项目，确认并分类了超过两千封现存的与威廉有关的往来书信），我们便会发现，威廉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荷兰革命运动的领袖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在两个极端的正中间苦苦挣扎：一方是准备推动一场争取独立的全面战争的荷兰人，而另一方则是发誓继续效忠西班牙国王的人。作为一个成长于西班牙式宫廷的人，威廉没法轻轻松松地就与之断绝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将不断试图弥合二者间的嫌隙，竭力维持他所了解的那个业已成为过去的世界。不过，发生在法国森林中的事件，的的确确是他人生转折的标志：确信腓力已经准备好对荷兰诸省采取他所无法容忍的强硬措施之后，威廉下定展开行动的决心。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腓力镇压意图的消息四散传播之时，愤怒也如烈火般扩散蔓延。回溯1400年代，当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鹿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的商人与店主在他们非封建的体系下欣欣向荣之际，作为对他们承担社区义务的公开声明的交换，当地政府准许他们确立一系列“特权与自由”。这些特权与自由包括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及让当地商人或者店主比外来者享有更多优惠与好处的规章制度（亦即贸易保护主义）。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准民主原则，比如，在税收的征募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些特权和自由——亦即现代参政权与自由权的前身——最终扩展到省级范围，以至省内的领导机构也受到它们的制约。腓力的父亲曾签字许诺，他的统治绝不会违背这些原则，而腓力的新法令将彻底践踏此时已被荷兰人赋予神圣色彩的特权和自由。

1559年7月下旬，腓力国王现身根特城的一场会议。会上，腓力向在场的荷兰诸省代表宣布，他将离开低地国家，把王宫迁到西班牙，并让士兵驻扎于此，为他们提供保护。休会期间，各省代表联合编写了一份书面答复。读罢答复书，国王怒不可遏，因为这些人通知他，除非国王下令撤走全部西班牙士兵，否则，他们将暂停支付总计三百六十万达克特的九年赋税。

现在，腓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久前，他刚刚经历西班牙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之一：他派出的旨在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的黎波里的远征军，遭到土耳其舰队的伏击，数十艘西班牙舰船被击沉，上万名士兵被迫投降。因此，他极度缺乏资金。荷兰人的鲁莽与无礼让他火冒三丈。他冷笑着问，他们抗议的对象是不是也包括他自己，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也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但最终，他的口气还是缓和了下来。他需要钱，而且马上就要。不久之后，西班牙士兵离开荷兰领土，其中多数将替代在非洲海岸因伏击而损失的士兵。

整件事里，尤其让腓力感到吃惊的是，这份正式抗议书签名部分的显著位置，赫然写着这样一个名字：奥兰治亲王威廉。几天后，威廉与齐聚弗利辛恩市港口的达官显贵们一道，为国王及其随同人员送行。根据一份第三方记述，国王在正要上船的时候遇见威廉：国王告诉威廉，事实上，他完全清楚，若没有某个地位更高的人牵头，荷兰各省高层绝不敢这般轻慢于他。某个地位更高的人当然指的是奥兰治亲王本人。仍希望竭力保持中间立场的威廉引开话题，对腓力说，一切都是荷兰诸省议会自己的决定。这让本就气不打一处来的国王顿时火冒三丈，旋即发表了一大通怒气冲冲的严厉申斥。转述这个故事的目击者感到，这番申斥反映了国王被当面欺骗后的极端怨愤。背叛他的人“不是荷兰高层”，他对这位比他年轻、似乎总比他更得他父亲宠爱的“发小”吼道，“而是你，你，你！”[76]腓力愤然登船离去，从此再未踏上荷兰诸省半步。

此后不久，新法令开始在荷兰诸省生效。现在，新教崇拜不仅是对天主教会的冒犯，更是为当局所不容的罪行。讽刺的是，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强加于荷兰诸省百姓身上的惩治异端法甚至比西班牙本土的类似法令还要严苛。比如，即便一个荷兰新教徒心生悔意并重回天主教阵营，也要被判处死刑。唯一不同的是处刑的方式：对悔过之人，男性将被斩首，女性将被活埋或者淹死，而拒绝承认自己崇拜的是邪恶异教的人则会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鉴于荷兰诸省的三百万名居民中，此时可能已有半数脱离天主教会，且脱离者多半成为加尔文派的会众，新法令牵涉的人数必定相当巨大。

这些法令对荷兰诸省的影响是广泛而爆炸性的。荷兰社会主要由三类人构成：普通民众、商人和贵族。加尔文派尤其受农民、制鞋工人、造船工及其他工人的欢迎；他们的新宗教集会不仅是精神洗礼，更是政治示威。对许多商人来说，不得不承担西班牙征收的赋税中的最大份额本就让他们苦不堪言，而惩治异端法的实施则无异于往他们的财政伤口上撒盐。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荷兰的贵族势力十分弱小（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没有土地，与其说是王公贵胄，倒不如说是碰巧担上贵族头衔的商人），不过，他们依旧在政府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国王指派心腹廷臣格朗维勒红衣主教安托万·佩勒诺担任荷兰高级政务部长的决定，极大侵犯了荷兰贵族所享有的因历史悠久而备受尊重的“由他们中的一个人来领导他们”的权利。荷兰的各个阶层均被新的惩治异端法中的这部分内容所激怒：它给予异端裁判所剥夺具有反天主教嫌疑的男人或者女人的全部财产的权力，这是对他们古老自由原则的又一次践踏。因此，腓力的此番举措让荷兰社会三大阶层中的大批民众第一次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同盟。

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你来我往的战斗过程并不是战争复杂性的唯一原因，谁在参加战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战争，有时也让人理不清头绪。热诚的加尔文教徒利用惩治异端法激起的怒火宣传推销他们的信仰。但许多依旧忠诚于天主教信仰的人也加入反抗的行列。第一个公开反对腓力计划的贵族是埃赫蒙特伯爵拉莫拉尔。他不仅是一个骄傲、举止极其得体的天主教徒，还是腓力用以管理荷兰诸省的政务院中的一员，更是为腓力效命、近期多次在战场上击败法国人的战斗英雄。1564年的政务院会议上，他首次公开发表如下见解（日后，他的此番见解将成为荷兰式包容最为人所熟知的主张之一）：大政方针应依据实际操作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而非理念乃至空想。埃赫蒙特伯爵对政务院的成员们说道，国王应当放弃他把新教作为异端进行镇压的行动，因为荷兰诸省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为海洋和山峦所限”，他继续阐释自己的逻辑。[77]也就是说，尼德兰是一处开放与开明之土，统治者们必须接受并容忍信息与观念的自由流通，哪怕他们对其中的一些主张深恶痛绝，也绝不应横加干涉。

20世纪的荷兰政府在阐释软毒品交易与性交易合法化等决定的内在合理性时，用的依然是埃赫蒙特伯爵发表的“对这种无论如何都禁止不了的行为，我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的施政逻辑。他当然不是打算树立一种放宽对个人行为限制的风气，而是试图在权责与自由间达成妥协，试图引入一种日后将逐步演变为荷兰特色的独特处事方式。

与此同时，腓力把他的异端审判官分派到荷兰各省。他们中最臭名昭著、审判效率最高的是彼得·蒂特尔曼斯。负责佛兰德地区的他尤其擅长嗅探信息：从书商口中套取信息，在集市中间搜集信息。收集完足够的信息之后，旋即转入抓捕、审问与处决环节。数年间，他的平均审判频率为大约每周两次，而且，每次审判都如他所愿，让恐惧如潮水般漫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让怒不可遏的民众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一起。[78]

人们琢磨出许许多多创意十足、五花八门的反抗方式。没法安全地在城内组织非天主教礼拜仪式之后，讲经快要开始前才对外宣布举行地点的城郊“篱旁布道”便应运而生。最初，这不过是些小打小闹，一名加尔文派牧师跟前往往只有十几二十名听众，但“篱旁布道”很快便大受欢迎，一度有数千民众齐聚城墙之外的田郊旷野，在国王爪牙的审判权无法触及的地方安然参与新教礼拜（在此期间，佛兰德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创作的田园画《施洗者圣约翰的布道》正是为了暗暗表达他对“篱旁布道”行为的祝福，而这也告诉我们，最初的“篱旁布道”都是在户外举行的）。那段时期，常有当地职员被迫为异端审判官记录下他们对普通荷兰民众的判决。悉心阅读这些原始文件时不难发现，纸页的边缘有一些颇具嘲弄意味的小涂鸦。比如，根特的一份判决书中，蒂特尔曼斯的名字旁潦草地写着“又名暴君”。[79]

荷兰反抗者们经常使用一种听起来像蒙蒂·巨蟒[80]式策略的武器：讽刺挖苦。那是一个君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直接挑战君王的权威是普罗大众想都不敢想的事。不过，那也是一个如此讲究礼仪程序与繁文缛节，以至于礼数上的微小刻意变更即可起到表达政治观点作用的年代。因此，1566年4月5日布鲁塞尔宫廷内上演的一幕，需要一定的解读与诠释，才能被现代人所理解。当日，二百多名所谓的荷兰“小贵族”——碰巧继承贵族头衔的商人——穿过宫殿的拱门，礼貌地要求觐见腓力此前任命的荷兰诸省摄政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他们所选择的朝觐日期——棕枝主日[81]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本身就大有门道，暗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并因此为受奴役的百姓带来和平。更重要的是，耶稣是正义的救世主，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荷兰人也是这么看待他们自己的呢？

自我介绍时，他们称自己为腓力国王“善良忠诚的仆人与忠实可靠的部下”。他们表现得如此阿谀奉承，以至于玛格丽特手下的一位顾问轻蔑地把他们比作一群乞丐。而他们也的确是在乞求，乞求女摄政放宽沉重而又严苛的惩治异端法。不过，他们也向对方发出严正警告：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可能将爆发一场全面起义”。而且，他们的带头人宣读完请愿书之后，他们全都做出一个优雅且幅度不大的半周旋转动作“骑兵半周旋转机动”，这是手枪骑兵轮排向敌人射击时使用的机动动作。[82]

玛格丽特被这种文不对题的宫廷信号弄得不知所措——而这也正是他们的目的。一如历史学家彼得·阿纳德所言，这种含糊性与暧昧性让荷兰人得以在“设想乃至谋划起义的同时，对外依然装出一副誓死效忠的样子”。[83]困惑不已的公爵夫人默许了他们的请求：她下令暂停火刑和异端审判官的审判。这些荷兰小贵族简直欣喜若狂。当晚，他们摆下酒宴，并在推杯换盏间认定，他们喜欢被别人称为乞丐。他们再次戏仿宫廷尤其是骑士团（金羊毛骑士团、嘉德骑士团和龙骑士团）的繁复礼仪，宣布，他们（以及推而广之的全体荷兰反抗者）从此以后都是“乞丐骑士团”中的一员。讽刺意味十足的乞丐骑士团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荷兰诸省，引发荷兰人的强烈共鸣。他们还置办起一身戏仿正规骑士团的行头：灰色的斗篷（当时，灰色是贫穷的象征），挂在腰带上的行乞碗，脑袋上还顶着一卷浓密的“土耳其式”大胡子。描绘这些刻意打扮成穷光蛋的乞丐骑士团成员的画作、书籍和纪念章风行一时，年轻人也竞相模仿他们的装束。

在此之前，反抗行动主要局限于南部各省。接着，乞丐骑士团的成立宴会结束两个月之后，在马蹄的铿锵声中，他们的带头人亨德里克·范布雷德罗德——在帕尔马公爵夫人面前宣读请愿书的人——一马当先，率领一支反抗军代表团进入阿姆斯特丹，带来南部诸省反抗事件的消息。[84]范布雷德罗德是最早加入且最热衷于反抗事业的人之一。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嗜酒如命而又视死如归的人，似乎不会对任何人心存畏惧——“一个世间少有的十足的疯子”，他的一个同伴这样评价他。[85]出席数次讽刺嘲弄当局的酒宴，并在酒宴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装扮成乞丐或者枢机主教之后，他开始担起将叛乱撒播至北部地区的重任。

无论他走入哪座城市，城内的居民皆蜂拥而出，阿姆斯特丹自然也不例外。在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阿姆斯特丹一直在按其自身的轨迹前行。腓力指派的信仰天主教的市政领导，都与罗马教廷及腓力的宫廷联系密切，谨遵国王与教会的吩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事实是，阿姆斯特丹城内的加尔文派信徒越来越多，而且，面对宗教异见，1542年接过治安官之职并连任至1566年的威廉·巴尔德斯一直秉持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的处理方针。他选择不去打扰加尔文派信徒的礼拜仪式，而且，被迫发起逮捕行动时，他总会提前对他们加以警告，让他们有时间逃跑。

聪明的巴尔德斯广受欢迎，他了解他所在的城市及其运作方式，知道怎样在艰难时期维持好城内的局面。然而，这一年早些时候，巴尔德斯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是一个名叫彼得·彼得松的强硬派。一位客座加尔文派牧师在紧邻哈勒姆大门的城郊举办他的第一场“篱旁布道”，布道吸引来大群听众，但现场秩序井然。之后，彼得松决定主动出击。等到下一次“秘密”布道的时候，彼得松带领一百个拿着家伙、骑着马的人从侧面包抄过来，摆出一副意欲攻击在场会众的架势。但对方早有防备：治安官的手下面对的是一大群手持弓箭、严阵以待的加尔文派信徒。[86]

这就是范布雷德罗德现身时阿姆斯特丹城内的社会氛围：大批蠢蠢欲动的加尔文派信徒热切地盼望采取某种实际行动。但是，他们能干些什么呢？

后来的历史证明，异端审判的暂停，就像拉开一扇关闭已久的大门：荷兰诸省各地，郁积几十年的压抑感与屈辱感在顷刻间爆发；不过，他们针对的不是国王，而是天主教会组织。反抗始于南部的佛兰德省。在骄阳的炙烤下，一次“篱旁布道”渐渐失去控制，民众开始对附近的一座天主教堂发动攻击。三天之内，南部各地有超过四百座教堂被劫掠和毁坏，约翰·加尔文在布道中反对的“雕刻圣像”被民众用棍棒击倒，掉落的天使翅膀和圣徒头颅重重地砸在教堂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撕碎宗教画像，洗劫修道院，搜查修士的卧房，还用石头砸烂教堂的彩色玻璃窗。[87]1566年的“捣毁圣像狂怒”就此拉开帷幕。

8月11日，南部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捣毁天主教堂的事件。十二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一伙商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的甜菜街，交换他们听到的最新消息。这条依运河而建的街道不偏不倚，沿垂直方向通往港口。街道西面有一排背对运河、大多归商人所有的房子。商人们可以用小船将货物直接运送至房屋的背面，再由升降机把货物提拉到楼上储存。如此一来，房屋正对的街道便慢慢演变为城内的金融中心，时常有人在这里讨价还价、说长道短。一伙刚从安特卫普回来的人，气喘吁吁地将南部地区的爆炸性新闻告知众人。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们还带回一些大理石碎块：教堂布道坛和圣像的碎块。[88]

消息迅速传开。午饭时间，闻听此事的天主教官员急匆匆地在街巷间穿梭，把存放在各自修会中的贵重物品全都拖藏到安全的地方。对愤怒的市民来说，身着圣袍的神职人员为搬运精致的金银工艺品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场景无异于火上浇油。下午两点，老教堂内的一场儿童洗礼——当时，这是一种旨在抵挡恶魔侵袭的寻常之举——被某个人的喊叫声所打断：“你们这群神父，不要再用这些孩子召唤魔鬼了！你们用谎言蒙蔽世人的日子到头了！”一名坐在教堂长椅上的妇女脱下她的便鞋，朝一尊木制圣母马利亚雕像的脑袋砸了过去。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开始朝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投掷石块。[89]

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之一当时碰巧也在教堂里。他急忙从大门逃出去，直接朝市政厅跑去，闯入并打断他的同事正在召开的会议，喊叫道：“他们正在砸烂老教堂里所有的圣徒。”闻听此言，具有加尔文主义倾向的其他官员中的一个，带着新教徒般的怨愤，冷冰冰地答道，人们砸碎的只不过是雕像，并不是真正的圣徒。[90]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系列我们屡见不鲜的应对举措。最初的大发雷霆过后，城市元老们决定，不仅不惩罚任何一名肇事者，反而允许加尔文派信徒举行之前被勒令禁止的活动：准许他们举行加尔文派礼拜仪式。“gedogen”再度上演：是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我们将允许它继续发生，条件是这些礼拜仪式必须在城外举行；不过，他们也允许加尔文派牧师到生病的教区居民家中探访。

然而，“gedogen”这次并未奏效。没过两个星期，布鲁塞尔的宫廷火速寄来一封写有命令的书信：“坚决制裁亵渎教堂的人。”[91]随之而来的镇压激起另一轮更为猛烈的反天主教暴乱。

从理论上说，这位被称为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贵妇，是全体荷兰人的统治者。出生于四十四年前的她，是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和一位荷兰地毯商的女儿通奸后生下的私生女。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很有男子气概地承认玛格丽特是他的亲生女儿，并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把她抚养长大。十八岁时，她嫁给一位出身同样不大光彩的王室要人：帕尔马公爵，教皇保罗三世私生子的儿子，教皇本人的亲孙子。腓力离开低地国家时，将玛格丽特任命为荷兰的代理统治者。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再好的教育恐怕也没法让人做好统治一个如此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准备。她对乞丐骑士团的安抚与让步，触怒了布鲁塞尔的宫廷和荷兰的保王派；随后，她对“圣像破坏运动”的镇压，导致乞丐骑士团在反抗之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就在她的统治看起来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动荡与骚乱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情势突然发生逆转。她知道，希望改变现状的荷兰领军人物中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分歧。范布雷德罗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执意掀起叛乱。指出荷兰独特的地理环境意味着腓力应该允许荷兰人维持其包容政策的埃赫蒙特伯爵，则是不妨称之为“怀有一定中世纪情结的一派”中的一员：他们意识到新教崛起的不可逆转性，但他们不能也不会公然反抗自己的国王。奥兰治亲王徘徊在这两派之间，在一个越来越容不下不同观点的世界竭力倡导对宗教异见的包容；他的书信显示，他总是在垂钓，苦苦思索破解两难迷局的途径。

是“圣像破坏运动”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天平。运动的狂热与暴烈让荷兰人自己都吃了一惊，以至于一些原本倾向于反抗的荷兰高官的决心纷纷开始动摇。觉察到这一点之后，玛格丽特耍弄娴熟的政治手腕，把一部分乞丐骑士团成员拉拢为自己的效忠者。与此同时，她的士兵发动攻击，轻松夺回之前完全落入反抗者之手的城市。

反抗活动变得四分五裂。在此期间，威廉日夜不停地四处奔走，为了两个大相径庭的任务在乡间来回穿梭。作为国王的代理人，他试图促成与荷兰反抗军间的协议：如果国王准许新教崇拜，反抗军便终止叛乱活动。但他也试图说服荷兰的各大城市为整体性的军事防务提供资金，以抵御腓力未来可能会发动的全面进攻。然而，这让他碰上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时代的典型难题：各城只愿出资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却没有更崇高的使命感，不愿为其他地区的防务投入资金或者武器。

随着局势的日益紧迫，威廉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频繁的抛头露面给他带来的影响：高昂得简直是为出现在半身像和雕版画上而生的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庞，挺直腰板、沉静如海地骑在马背上，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的威廉，受到如潮水般涌来的普通荷兰百姓的夹道欢迎。一声声欢呼与喝彩，一张张明显充满期待的面孔，就像某种激励他前行的动力。他成为事实上的荷兰最高领袖。他讲话时的言辞更加直接，不过，他并未直接抨击国王，而是倡导“宗教和平”——对宗教异见的包容。最终，这一幕将被后人视为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而且，他所倡导的原则将成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一系列概念的基础：包容、多样性、多元主义、公民权利以及人与人具有相同价值的理念。事后证明，在1560年代信奉“宗教和平”思想确实有些为时尚早。然而，考虑到他的身份背景和当时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这无疑让威廉对该思想的构建与追求显得愈发意义非凡。

1566年9月，身处安特卫普的他迈出反抗的第一步：在未得到玛格丽特授权的情况下，允许加尔文派在城内举行礼拜仪式。很快，其他南部城市也望风而动。12月，威廉来到阿姆斯特丹。这时，他仍然试图继续推行自己的包容政策，竭力避免战争的爆发。他写信给玛格丽特，警告她阿姆斯特丹城中“居民对行政长官的怀疑、偏见与敌意如此强烈和经久不息，恐怕有一天终将引起巨大的麻烦”。[92]与市领导反复讨论之后，他敲定了一项协议：允许加尔文派在一定限制与约束条件下，在城内举行礼拜仪式。

这时，传来一则再糟糕不过、正是威廉所最害怕出现的消息：因“圣像破坏运动”终于彻底认清当前局势的腓力命令一支足有一万人的部队开进低地国家。容忍退却曾让他显得软弱无力；现在，他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了。

不久，当国王指名道姓地让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通常被称为阿尔瓦公爵，不过他更为人所知的称呼则是铁公爵）掌管这支军队的时候，两个可怕的音节——“Alba”——便开始久久回荡在荷兰诸省的各个角落。

阿尔瓦，这个年近六十、高大瘦削、棱角分明的英俊男人，从十六岁起就参加战争，几乎堪称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略家。他是一个死守清教徒般拘谨禁欲生活的卡斯蒂利亚贵族，严格遵守天主教信仰的规定和要求，精益求精、不知疲倦地策划并实施军事战役。他的名声建立在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之上：在别人看来，这纯属无谓的野蛮屠戮；可他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所需要的震慑效果。比如，在一场与法军间的战斗中，他建议对方放下武器，并承诺缴枪不杀。法军选择继续战斗，可这不过是把投降的时间往后拖了一拖。阿尔瓦下令吊死所有俘虏，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让他最初的劝降提议变得毫无意义。[93]

阿尔瓦比腓力年长二十多岁，可以说是看着腓力长大的。小时候的腓力还研究过阿尔瓦在腓力父亲的授命下发动的战役。他们二人有着相似的宗教观点和相同的保守主义立场，但阿尔瓦比他的国王聪明得多，可心胸也更加狭窄。如果要用一对现代人物来类比阿尔瓦与腓力二世间的关系的话，那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与副总统迪克·切尼大概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阿尔瓦全然献身于他的国王和天主教会。作为腓力的亲密顾问之一，阿尔瓦自查理五世退位之日起便一直鼓吹用武力方式彻底解决荷兰问题。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阿尔瓦的威名如此让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在他到达之前，不少荷兰人便已望风而逃。深谙用兵之道的他深知壮观行军场面的震慑力：他知道怎样创造出恐怖骇人的戏剧性效果。他统领的一万正规军老兵都是从最优秀的西班牙、意大利及德国军团中遴选出来的。他精心安排军队开入低地国家的方式，以期获得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行军时，他的部队排成一字长蛇，并分为三个部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临时营房，故意引起荷兰人的注意，然后继续前进；次日，中间部分出现在同一地点，唤起更多恐慌与敬畏；第三天抵达的最后分队在飘扬的军旗与精良的战斗装备（其中还包括滑膛枪，这种最新军事发明让头一次遭遇它们的佛兰德人不知所措）的映衬下显得异常光彩夺目。

阿尔瓦步步逼近布鲁塞尔之际，反抗军领导陷入混乱，在道路选择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奥兰治亲王知道，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徒劳的，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除此之外，对阿尔瓦再了解不过（两人都曾在查理五世的麾下服役，还曾一同出使法国，与法王协商和谈事宜）的威廉深知，想要活命，荷兰起义军领导必须马上进行战术撤退。

随着危机的再度升级，威廉安排了一场与好友埃赫蒙特伯爵间的秘密会谈。会谈的目的有三：一是告诉后者自己离开荷兰、重整旗鼓的计划，二是敦促后者效法自己，三是规划未来军事行动的战略方针。他们选择的见面地点，是登德尔蒙德的一个佛兰德村庄内一幢供猎人居住的乡间小屋。威廉比好友先一步到达。埃赫蒙特伯爵冲着敞开的大门问他身在何处。“我在厨房里，正坐在一大块冻肉上！”威廉答道。[94]他们所要讨论的是如此生死攸关的大事，可周遭的环境却又如此简陋卑微，不禁让威廉感到一丝滑稽。

不只是滑稽，简直有点像一出喜剧：埃赫蒙特伯爵首先亮明自己的信念：逃跑是错误的，这种有违骑士精神的行为，将让他们的国王腓力蒙羞。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政策上的原则性分歧与对君王的不忠大不相同，前者是一项正义事业，而后者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威廉竭力劝说他的朋友摆脱中世纪忠君思想的桎梏。“兄弟，如果你起兵反抗，我一定加入你，”威廉说，“如果你不打算起兵，那么，我就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国家。阿尔瓦公爵常对查理五世说的话你都忘了吗？‘死人是不会发动战争的。’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待他们的审判或者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心慈手软。”埃赫蒙特伯爵表示，阿尔瓦来的时候，他将以礼相待，并相信对方一定会投桃报李。[95]

1567年8月的一个下午，阿尔瓦策马进入布鲁塞尔，直奔宫殿而来。玛格丽特主动向他提出辞职。因为，虽然官面上她仍然是低地国家的摄政王，但她清楚地知道腓力的打算。在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眼里，西班牙士兵远比她重要得多。随后，阿尔瓦成立了一个他称之为“除暴委员会”的机构，专门用于处理宗教异见分子。在荷兰历史上，人们通常称其为“血腥委员会”。该官方暴力机关就位后，阿尔瓦立即下令逮捕埃赫蒙特伯爵以及另外几位荷兰贵族（包括与埃赫蒙特伯爵同为腓力二世手下战斗英雄的霍伦伯爵），并把他们囚禁在根特的城堡里。荷兰各省的居民被这则消息弄得一头雾水。从危机开始至今，埃赫蒙特伯爵和霍伦伯爵一直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国王始终如一的忠诚，处决他俩着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次年6月，大广场（布鲁塞尔的中央广场）上规模盛大的公开行刑——对被逮捕的荷兰贵族的当街斩首——立即成为小说、歌曲及艺术创作的主题。“看他们接受应有的惩罚，让我的内心感到满足，”阿尔瓦写信告诉腓力，“应当马上做一些杀鸡儆猴的事，而且，做的时候越冷血、越毫不留情，效果就越好。”[96]现在，阿尔瓦大权在握，一如他在信中对国王所说：“没人敢质疑我是否有权做我正在做的事。我拒绝证明我权力的合法性，只说我不得不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国王陛下效劳。”[97]

惩治宗教异端是阿尔瓦的主要兴趣。他的“除暴委员会”——全体职员共一百七十人，包括调查员、起诉人及士兵/刽子手——开始运转。据荷兰资料记载，最终，“除暴委员会”总共处死一万八千名荷兰男女；另外一些记录宣称，死亡人数为将近九千。阿尔瓦这边的统计结果是一万两千。不过，“除暴委员会”的正式处决人数，只占全部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在惩治异端的同时，阿尔瓦的军队开始对荷兰城市发动攻击。一时间，举国上下，随处可见从烧焦的尸体中冒出的刺鼻黑烟，以及置身其间、对天祈祷的绝望民众（如果这些显然正身处地狱深渊的人还知道上天所在何处的话）。一份份宣传单出现在荷兰的大街小巷，上面印着颠倒原意、用以讽刺阿尔瓦的主祷文。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布鲁塞尔的撒旦，

愿世人全都诅咒你的名字。[98][99]

十一岁时，一个小男孩离开家乡的山峦、山峦间的绿色谷地以及谷地上半木制的房子和蜿蜒的小溪。回来时，三十四岁的他正置身于一场大规模斗争，一场关乎宗教、权力并将改变“自由”一词含义的斗争的中心。奥兰治亲王把他的德国老家变成谋划战争行动、对抗抚养他长大的西班牙帝国的基地。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原本宁静的中世纪城堡迪伦堡变成反抗军的司令部，无数士兵、间谍和外交官员在此进进出出。

威廉是荷兰主要贵族中唯一逃离阿尔瓦魔爪的人，这使他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应对当前的局势：要么让荷兰人的反抗在沉默中灭亡，要么重新燃起反抗的烽火，把反抗变成一场争取自由的独立战争。为该不该加入这场本质上属于叛乱的反抗苦苦挣扎纠结多年之后，他终于下定拥抱起义、改宗新教的决心。在宗教方面做出妥协，皈依在反抗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加尔文派，无疑是得失计算后的政治举动。阿尔瓦入境至今，至少有六万名加尔文派信徒逃离低地国家。他们流亡于德国、法国和英国南部，等待一位有能力带他们脱离苦海的领袖。除此之外，威廉可以号召欧洲其他地区的众多新教团体与领导前来助他一臂之力。他拉起军队，借来经费，派遣间谍同荷兰各省的商人与摄政联络。他还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了一支海军，为一众破烂不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私掠船[100]颁发捕拿特许证。这些私掠船全都停泊在英国的港口，船长们全都向威廉宣誓效忠。

战争就此拉开帷幕。威廉带兵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荷兰，但在阿尔瓦麾下服役的法国军队早就严阵以待，彻底击败进犯的荷兰人及其法国胡格诺派盟军。在德国雇佣兵的帮助下，威廉来到南部的瓦隆尼亚。然而，他失望地发现，当地市民不仅没为起义做准备，还把他当成了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廉变得越来越绝望：他的经费即将耗竭，而雇佣兵可是只认钱不认人。深知这一点的阿尔瓦采取守势，准备打一场缓慢的消耗战。

与此同时，荷兰民众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人的思想没法马上就调整到能够接受新概念的程度，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接受国家认同感与国家意识之类的观念。阿尔瓦持续剪灭新教势力的运动——随着“除暴委员会”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所有的城市广场都变成火刑与斩首的行刑地——促使弗里西亚人、泽兰省人、荷兰省人、海尔德兰省人及其他省的居民开始认同各省皆属同一民族的观念。

另一个变化在于，如同一位现代政治家，威廉凭借精明老练的手段和围绕在他身边的核心集团，发起一系列舆论宣传攻势，将一切事件改编杜撰为有利于他的版本：把叛乱行动描绘为正义事业，不仅是为了维护荷兰人关于家园、财产和个人自由的独特观念，更是为了推翻天主教会和外国君王的独裁统治。荷兰各城的大街小巷立即被以此为主题的宣传册和宣传画所淹没。

威廉在一系列宣传册的第一本中这样写道：想要统治尼德兰，就必须尊重荷兰人几世纪以来发展出的“自由、权利、习俗、传统与特许权”原则，荷兰人民“只有在自由得到维护的情况下，才会向统治者俯首称臣”。然而，腓力国王的真正目的现已昭然若揭：“奴役整个族群的良知、肉体和财产——不仅如此，还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自由、权利和特权。”接着，威廉开始剖析西班牙国王对宗教信仰的滥用：“当然，这些行为全都掩盖在宗教的外表之下，口口声声说是在以宗教的名义施行……可实际上却是对上帝、国王和国家的巨大损害。”[101]

后续宣传册的言辞变得愈发激烈。“醒来吧，”他在另一本宣传册中敦促道，“别让自己受进一步的蒙蔽了。”

这样一场运动不可能不需要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宣传机构通过精心塑造威廉的形象，把他抬高到国父的地位。刊印出版的成千上万件印刷品，把奥兰治的威廉所在的一方描绘为自由的正当捍卫者，把阿尔瓦一方描绘为恶魔般的奴役者。他们还用歌曲赞美威廉及其他反抗军领袖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威廉颂》——荷兰现在的国歌。每次，当荷兰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冠时，在哀歌般旋律的伴奏下，这首抒情歌便会向侧耳倾听之人娓娓道出威廉在他降生的德国城堡的流亡岁月以及他对荷兰民众的告诫：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直至他赶来解救他们。

这一切不仅有助于实现在荷兰燃起爱国主义火焰的既定目标，日后还将帮助荷兰起义在全欧洲脱颖而出，成为现代的、原则性反抗斗争的典范和个人自由时代的开端。事实上，有朝一日，在荷兰诸省为美国独立战争筹措贷款的约翰·亚当斯将以既讨好恭维又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两个共和国的源头如此相似，以至于一方的历史简直就像另一方历史的誊抄副本；这样一来，每一位知晓本国过往的荷兰人，都必须承认美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否则，他就是在变相谴责其不朽先辈的伟大壮举。”[102]

两者的相似之处的确多得惊人。在荷兰与美国的反抗斗争中，民众皆因不得不扩展身份认同族群的大小（从荷兰省人到荷兰人，从弗吉尼亚人到美国人）而挣扎纠结。两者的根本诱因皆为经济上的不公。两者各有一位外国君王牵涉其中，而且，这两位君王的所作所为都让他们的形象被革命者的宣传机构轻易地妖魔化。此外，两者还各有一位国父。相似性的存在原因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构建都是个人自由概念开枝散叶的结果。两者间情况的差异性，则部分归因于两个世纪的间隔。因为，经过这两个世纪之后，可以说，人类社会已经与对自由的渴望融为一体。

战争层层推进。奥兰治的威廉精心策划了一场纷繁庞杂的起义：根据不同的需要，动用宗教或者政治上影响力，博取怀有恻隐之心的外国统治者的援助。他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上下了很大功夫——煽风点火，加剧她对腓力和阿尔瓦的暗杀阴谋的恐惧——以期促使她加入对西班牙军队的进攻。伊丽莎白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在腓力的要求下，阿尔瓦正在同英国的天主教徒合作，企图废黜伊丽莎白，扶植信仰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一次终将失败的尝试）。宣誓效忠于奥兰治亲王、后来被称为“海上乞丐”的私掠船队正停泊在英国的港口；在伊丽莎白的窝藏与包庇下，这支纪律涣散的“海军”一直在招兵买马。威廉希望他们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西班牙控制下的荷兰诸省发动入侵。

然而，事情并未按威廉的预期发展：伊丽莎白下定决心，不卷入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不但拒绝协助海上入侵，还强迫“海上乞丐”驶离英国港口。于是，私掠船队渡过海峡。出人意料的是，船队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荷兰省的港口城市登布里尔。

事件引发的震荡如电流般迅速蔓延。此前，战事几乎完全局限于尼德兰南部地区。南方无疑是双方关注的焦点：南部各城是荷兰诸省的经济命脉，也是西班牙人的王宫所在地。革命者第一次在对腓力的突袭中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战火烧到北方，烧到距阿姆斯特丹仅有六英里的地方。

不久前，阿尔瓦刚刚颁布另一项加诸荷兰人身上的赋税，即所谓的“什分钱”税[103]。征税的目的尽人皆知：为了维持那支骑在他们头上的部队。一年来的严酷气候与粮食歉收本就让荷兰人有苦难言，征收新税的消息更是把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并引发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罢工运动。因此，奥兰治亲王占领登布里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突然感觉自己有了盼头，有了某些值得信赖的东西。各城开始凭借自身的力量发动起义，甚至在奥兰治的人赶来前就掌握了城市的控制权。

作为报复，阿尔瓦派遣他的军队对一座又一座市镇发动围攻。城市被攻占之后，为了惩罚反抗他的市民，他纵容士兵为非作歹、打家劫舍。他心满意足地写信告诉腓力，在聚特芬，他的士兵“把他们找到的每一个人的喉咙都割开了”。[104]一眼望不到头的西班牙军队穿过平坦的土地，经过风车和精心维护的堤坝，一路朝荷兰省开去。到1572年，省内各城几乎无不倒向加尔文派一边，亦即奥兰治亲王的阵营。只有阿姆斯特丹，倚仗其一直可以追溯到圣饼神迹时期的与天主教机构的深厚渊源，以及靠腓力的资金与支持撑腰的市议会，仍处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

兵临阿姆斯特丹之前，阿尔瓦的军队在其子唐法德里克的指挥下，对阿姆斯特丹东南十四英里处的小镇纳尔登发动突袭。早已被革命者控制的纳尔登大门紧闭：镇内的居民拒绝投降。国王的士兵在城墙前摆开战斗队形、展开攻城器具的时候，在12月的飞雪中瑟瑟发抖的小镇摄政再三考虑后提出，只要保证缴枪不杀，他们就同意开城投降。唐法德里克的人进入小镇，杀光全体居民：男人、女人、小孩无一幸免。阿尔瓦向腓力汇报说，他的儿子“割断自治镇居民和守军的喉咙，没放跑任何一个人，接着，他们将小镇付之一炬”。[105]

随后，铁公爵本人堂而皇之、郑重其事地带领手下列队进入阿姆斯特丹。他在甜菜街——城内繁忙活跃的商贸活动中心——给自己安了一个家，并开始在此休养生息。史书将阿尔瓦描绘为恶魔的化身，但他显然不过是一个凡人，写于这段时期的一些信件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年来，六十岁出头的他健康状况一直不容乐观。他的痛风病严重到一旦发作便不能动弹的程度，以至于全军不得不暂时驻扎在原地，等待他恢复行动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阴郁与黑暗逐渐占据他的内心。一次，他在给小舅子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还活着，因此，我相信我早已不在人世。”先是一轮又一轮的杀戮，现在又被迫留下来监督军事管制的执行，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他写信给西班牙的枢机主教，抱怨他不得不替腓力干的这些苦差事：“让我来这儿砍下别人的脑袋，等我砍完之后，又让同一位处刑人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审判人。这可真不是给人干的活。”[106]

不过，他并未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以阿姆斯特丹为前进基地，精心策划对荷兰省各城的突袭。哈勒姆是下一处战场。阿尔瓦责成三千名士兵前去夺取这座城市，而威廉则押上自己的全部家当拼死坚守。经过一整个严冬的围困，城内的居民全都饥饿难当，但与此同时，西班牙士兵眼看也要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了。当唐法德里克写信给父亲，劝他最好先把部队撤下来的时候，阿尔瓦答复了一封或许是最给人以“我早已不在人世”之感的回信：“如果你在敌人开城投降前拔营撤军，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如果你战死在围攻中，那么，就算我百病缠身、卧床不起，也将亲自赶来接替你的职务。如果我们父子二人皆殒命沙场，你的母亲就将从西班牙赶来，完成她的儿子没有勇气或者毅力完成的事。”[107]哈勒姆最终投降时，西班牙军队系统性地处决了这场围攻战的幸存者，两千多名荷兰士兵无一幸免。

阿尔瓦的野蛮屠戮并不是战争恐怖性的唯一体现。“海上乞丐”打着威廉的旗号入侵荷兰，但威廉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威廉困囿于他亲自发动的南部战事之际，“海上乞丐”从一座城镇打进另一座城镇，点燃加尔文派信徒的热情。宗教狂热连同民众对阿尔瓦劫掠破坏的极端愤慨，拉开新一轮“圣像破坏运动”与反天主教暴力活动的帷幕。各类官方天主教机构无一幸免。修女和神父被剥得一丝不挂，然后被个个杀死。喝得醉醺醺的“海上乞丐”穿着抢来的圣袍在街巷间大摇大摆地游荡。

几个月以来，荷兰省的普通居民一直在双重淫威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天主教士兵和新教爱国主义者全都不遗余力地恐吓威胁他们，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会不会告他们的密。许多人逃离家园，却发现道路上挤满军队、小偷，以及大批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在绝望中寻找生路的普通市民。

“海上乞丐”拿下登布里尔之后不久，他们引发的反天主教暴力之火便燃及豪达城。当地以马忤斯修道院的院长总结这些平时看起来既普通又体面的荷兰男女的狂暴行为时说，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上帝的庙宇是否被劫掠，圣像是否被捣毁，上帝的仆人——神父、虔诚正直的天主教徒——是否被嘲弄、被驱赶、被抢劫、被残忍地杀死”。[108]暴力之火蔓延至他修道院门口的时候，他也逃命去了。

他这样的天主教专业人士全都直奔阿姆斯特丹而去，那是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唯一的避难所。到那儿之后，他发现，市议会仍处于为国王效命的天主教徒的控制之下；市政厅之外，一场堪比内战的冲突正在蔓延肆虐。街上尽是动荡骚乱、恐怖场面以及行动迅速的暴民——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那一种。他暂避于圣阿赫尼滕女修道院——坐落于市运河沿岸易守难攻之处的数座有围墙的修道院中的一座。

因此，在修道院的房间里，因恐惧而气喘吁吁、恶心难受的沃特·雅各布松修士挤坐在窗边，观察他所在社会的可怕转变——中世纪精神在抽搐中让位于现代性。四百多年（确切地说是四百零一年）之后，身处同一有利观察位置的奇奇·阿姆斯贝格将见证嬉皮士阿姆斯特丹的繁荣昌盛。身处21世纪的我，也将在同一个位置望向窗外的这座城市。

一天晚上，雅各布松遥见纳尔登镇方向有火光传来——阿尔瓦的一纸灭绝令，让小镇在一片火海中化为灰烬。另一天，雅各布松记录道，十名乞丐团成员因在阿姆斯特丹纵火而被判处绞刑。“他们死了”，他写道，在他们为自己行为的错误忏悔之后，“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了。[109]

1572年12月初，阿尔瓦的儿子唐法德里克随军抵达阿姆斯特丹。天主教官方保护者的到来让雅各布松修士备感欣慰，却也因个人空间的被侵犯而不安：“现在，西班牙军队给整个阿姆斯特丹带来难以形容的巨大麻烦，因为，修道院和隐修院都成了临时住房，不仅要为士兵提供栖身之所，还要为马匹提供容身之地。屋内挤得转不开身，食物变得昂贵而稀少。”[110]

一天，这位修士步行至不远处的圣地——环绕开启阿姆斯特丹神迹的防火圣饼而建的礼拜堂——去见证一件能让他感到些许欣慰的事。“12月4日，我亲眼看见唐法德里克及其随行人员出席圣地的弥撒仪式。”不久之前，无数荷兰人倒在他笔下的这些西班牙士兵的屠刀之下。“他跪在那儿，非常虔诚。整个弥撒礼过程中，他双膝跪在圣所的石阶上，而且，膝下只有一个软垫。”[111]

异想天开的沃特·雅各布松或许是“唐法德里克”的拥护者，但唐法德里克的父亲早已失去民心。奥兰治的威廉扩大其在北方的战果之际——在须得海，他取得的一场海战胜利迫使西班牙军队放弃对阿尔克马尔的围攻——腓力的宫廷顾问转而反对阿尔瓦。他们看到，阿尔瓦的焦土政策适得其反，他手下的部队几近哗变，而他本人也在痛苦与疾病的折磨下濒临精神错乱的边缘。腓力解除了他的指挥权；1582年，阿尔瓦在里斯本过世。

天主教徒仍旧紧紧抓住阿姆斯特丹的控制权不放，可沃特·雅各布松的生活却越来越凄惨。从世俗的层面上看，他的一生都在男修道院和男人中间度过，因此，他和女修道院的修女们相处得很不愉快。一年后，为了照料一位修道院院长，他搬到运河对面另一座女修道院，却发现这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没法让修女们听他说话，而且，她们的歌声惹人烦躁，让他集中不了注意力。[112]

不过，他还有不少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他的世界正处于崩溃的最终阶段。他写道：“这些乞丐团的成员走到哪儿，就让哪儿的一切陷入火海。”是非颠倒，天翻地覆：“最无能的人、骗子、流亡者、强盗、杀人犯和宗教异端分子——城市和乡村的政府现在由这些人组成。”[113]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放任这一切发生。他一度认为，这一定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早已踏上罪孽之路——既体现在加尔文派方面，又体现在商业方面。另一次，在致命的惶恐中瑟瑟发抖的他，把屋外传来的尖叫归咎于他自己的罪孽：“主啊，我的罪孽玷污了您的神性威严。因此，恐怕是我引发了所有这些痛苦与折磨。”[114]

1578年5月26日，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领袖最终屈服于现状，任由乞丐团接管市政府。从理论上说，这天是该城彻底转向加尔文派的日子，但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这天是该城获得自由的日子。未来，等待这座城市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飞速发展，一家股票交易市场，一处桅杆林立的港口，以及挤满八方移民的街巷。用荷兰作家海尔特·马克的话说：“1578年5月份的第26天是真正的阿姆斯特丹诞生的时刻。”[115]异乎寻常但对荷兰人来说似乎再典型不过的是，时至今日，阿姆斯特丹人提到这个以无数灾难性历史为代价才最终换来的“真正诞生时刻”时，以荷兰式的轻描淡写将其简单地称为“权力变更”。

加尔文派的礼拜仪式获得许可，同时，每年一度的圣饼及阿姆斯特丹神迹宗教游行遭到禁止，尽管正是它们开启了这座城市的崛起之路。对天主教修道院的拆毁工作拉开帷幕。圣阿赫尼滕女修道院关上了它的大门（几十年之后，女修道院的木材将被用于建造奇奇·阿姆斯贝格家的房梁）。在天主教神父、修士及修女饱受摧残之际，历经“不知去何处找寻混入人群的便装”的最初忧虑之后，雅各布松修士设法逃离了这座城市。他一路南行，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豪达。

离开前，他记录下新旧阿姆斯特丹交替之际的几个临别景象。其中之一是水坝大道——一条从港口直通市中心的水道——上林立的船只：商贸正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另一个是加尔文派信徒们的举动。阿姆斯特丹城内的这些新贵喝得酩酊大醉，在神志不清而又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做出让人费解的奇异举动：一伙撞见一根五朔节庆典遗留下的五月柱[116]的加尔文派信徒，正在往柱子上倒啤酒——“就好像他们手中的啤酒是水，而这根五月柱需要被浇灌一样，”这位修士写道。[117]这些古怪而又难得的小小观察记录，为建构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后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1578年5月的那天，跨过旧时代门槛的阿姆斯特丹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两年之后，庆祝该跨越的典礼，采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世纪风格。长久以来，“气势磅礴、雄伟壮阔的入城仪式”一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因为，经由隆重的场面与空前的盛况，君王可以实现其巩固统治、树立威信与赢得忠诚的目的。上一位以如此郑重的方式进入阿姆斯特丹的统治者是查理五世。1580年3月，奥兰治的威廉复活了这项传统。他站在一艘桨帆船的前甲板上，率领一支小型船队进入港口，威风凛凛地航向阿姆斯特丹的中心。船上装饰着他的贵族颜色（自此，橘黄色成为荷兰民族的象征；从每年一度的女王日或者国王日庆典到国家足球队的球衣，橘黄色无处不在）。[118]

分立水道两岸街巷上的全体居民无不雀跃欢呼。此前，加尔文派当局警告民众，不参加欢迎仪式的人将被罚款，尽管如此，人们的到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真心实意与满腔热忱。在一些关键的地点，这位英勇的亲王可以看到为颂扬他的功绩而举办的活人静画表演，这是一种活雕塑即兴演出，由身着戏装的演员描绘一幅幅重大历史画面。阿姆斯特丹的城民警卫队、诸位市长和真正的贵族——商人和航运巨头——在市政厅前的水坝广场上迎接威廉的到来。水坝广场位于原阿姆斯特尔河大坝（该城名字的由来）的所在之处。晚上，火箭表演拉开帷幕，而高潮则是两座木制城寨间的模拟对战。它们分别代表奥兰治亲王和阿尔瓦公爵的堡垒，并以阿尔瓦的城寨被烧为灰烬而告终。

这一切或许会给人以一种停战庆典的感觉，但战争还远未结束。最终，后人将用“八十年战争”的说法给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盖棺论定。黄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德兰依然在为自身的独立而斗争。儿时曾与威廉一同嬉戏打闹的腓力国王下令：任何能够了结威廉（腓力称他为“这场叛乱的首领、发起人和煽动者”）性命的虔诚天主教徒，都将获得他提供的酬金。1584年，在位于代尔夫特的指挥部内，威廉倒在一名刺客的枪口之下（据说弹孔至今依然留在墙上：一处无声的旅游景点）。

虽然这场以奥兰治的威廉进入阿姆斯特丹而告终的“权力变更”并未在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它仍然是荷兰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此期间，北方诸省签订了乌得勒支同盟条约。历经数十年以宗教为名义的血腥杀戮之后，同盟条约以准宪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包含宗教自由概念的法案。除此之外，它还是第一份将人人平等的观念提升到法律层面的法案。从1560年代奥兰治的威廉对“宗教和平”（宽容对待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概念的最初阐释，到乌得勒支同盟条约以文字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尤其是在他的宗教信仰方面”），再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维护宗教自由的条款，一条不变的主线贯穿始终。

当然，雅各布松修士经历的恐怖岁月说明，16世纪的包容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阿姆斯特丹树起自由主义的新旗帜，但怎样在实际行动中维护并维持包容理念，则永远充满挑战。

尽管如此，几乎就在新移民开始如潮水般涌入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政策正式投入实施。战争期间，低地国家的南部重镇——根特、布吕赫、布鲁塞尔，尤其是安特卫普——蒙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失去其原有的影响力。1576年，西班牙军队大肆劫掠安特卫普，并于1580年对其展开围攻。到围攻结束时，这座曾经风光一时的欧洲金融中心只剩下一个空壳。城内的财富以及比财富更重要的成千上万的业内精英——银行家、商人和工匠——弃城而去，前往北部的新权力中心，而这也堪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外流事件之一。

权力变更的结果直观可见，因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低地国家南部的佛兰德艺术大师们，习惯于把僵硬的人物禁锢在隐喻性的风景里，让人物屈从于更高的意志。这种艺术形式将让位于伦勃朗和弗美尔这样的北方艺术家的作品。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有如现代意义上的说书人，让画面中每个人物的个性、光荣与痛苦跃然纸上。

第二部分

4 公司

时年三十岁、处于人生和身体状态巅峰期的他，双脚紧踏旗舰毛里求斯号结实的木质甲板，指挥分散在三艘大船以及一艘附随大船的二桅纵帆小船上的二百四十九名船员。时间是1595年5月12日。离开阿姆斯特丹将近两个月之后，驶过加那利群岛南端的他们，正依凭西非海岸附近的好天气一路乘风而行。就在今天，他们偶遇五艘从加勒比驶往欧洲的航船。亲切友好地交流之后，他们把写给亲人的一麻袋信件托付给对方。他们的年轻统帅名叫科内利斯·德豪特曼。来自豪达的德豪特曼是一个啤酒商的儿子。此刻，他绷紧肌肉，竭力抵抗南大西洋对航船的拉扯与托举。这次远航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目的地。他要执行的任务，不管从哪一范畴来说都是十分惊人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阿姆斯特丹来说，这次远航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意味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虽然并未在航行日志中提及，但这或许是他所能记起的最后一个轻松幸福的时刻。[119]

不久之后，他们跨过赤道，而这简直就像是从正常的现实生活一步跨进无边的噩梦之中。看起来，德豪特曼和他的船员并没有做好迎接热带地区的自然气候的准备。船员开始在烈日的炙烤下中暑昏倒。撬开食物桶的桶盖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骇万分。其中一名船员写道（根据一份三年后出版的有关这次航行的英文记述）：“我们的肉和鱼臭了，我们的饼干发霉了，我们的啤酒酸了，我们的水臭了，而且，我们的黄油变得像油一样稀。”“由此，我们的人大批病倒，而且，不少人因病而死。”[120]

随后，事情越变越糟。他们的航线向西偏离过多，几乎是直奔巴西而去。因此，修正航线，转向东边的好望角，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踏上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坏血病席卷全船。截至8月，荷兰迪亚号上有十一人死去，而且，该船其余五十名船员中，只有三人未受四肢酸痛与牙齿松动的剧烈痛苦；另外几艘航船上的情况只略好于荷兰迪亚号。他们成功绕过好望角，在肆虐的风暴中航行，并在马达加斯加海岸附近的小岛马尼采停船下锚，以掩埋船上的七十名死者：六个月的航行中，探险队损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船员。

在这座遍布原生扇贝的小岛上休息时，他们四处搜寻新鲜水果或者蔬菜，却一无所获。他们知道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消除疾病的影响，不过，由于缺乏对维生素C的必要了解，他们将坏血病归咎于“吃了太多咸的食物”，因而需要用水果和蔬菜进行抵消。离船登岸期间，船员的组织纪律荡然无存。七十名死者中的一位是荷兰迪亚号的船长。科内利斯·德豪特曼的副手是一个名叫赫里特·范博伊宁根的人。从航行刚一开始，这两人就互相鄙视。现在，范博伊宁根越过德豪特曼，擅自任命接替死去船长的人选，但德豪特曼并不想让这个人担任此项职务。他们拔锚启程，但权力斗争扩大为普通船员间的分歧与不和；这场骚乱，再加上对新鲜水果的需求，迫使他们暂时停靠于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圣奥古斯丁湾。他们把数十名生病的船员带到岸上，搭起一个营地，并继续处理这场纷争。高级军官委员会支持德豪特曼，而海军军官候补生则纷纷在支持范博伊宁根的请愿书上签名。其间，病得不太严重的人外出寻找水源和食物；可是，他们没走多远就听见营地内传来枪声。急忙赶回来之后，他们发现（据日志记载），“海滩上到处都是黑人，他们拆毁营地”，四处劫掠，病入膏肓的船员正试图击退他们。面对匆忙归来的其余船员的猛烈射击，土著们逃之夭夭。然而，船员带上岸的东西几乎被一扫而空。没过多久，觉察到一场明显的兵变未遂企图的德豪特曼给范博伊宁根戴上了镣铐。

两个月过去了，探险船队仅仅推进至马达加斯加的南端。船队在一场风暴中失去船锚，不得不驶入一处避风港进行维修。一些人划着小艇来到岸上，深入内陆找寻食物。返回海滩时，据出版的英译本远航日志记载：“我们过去找我们的小艇，然而，它们早已被野蛮人砸得粉碎，上面的钉子也被取走了。野蛮人手拿武器站在岸边，朝我们扔石头。”

小艇折损殆尽，船员疲惫不堪，船队严重减员，剩下的船员意见分歧巨大，很多人要求放弃任务，赶紧回家；尽管如此，德豪特曼仍然设法让这支处境悲惨的小船队继续上路。现在，他们要面临的是航程中最艰险的一部分：跨过印度洋，驶向东印度群岛和传说中的香料群岛。历经（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撑下来的）又四个月地狱般的航行之后，虽然其间一直没怎么见到陆地，但他们终于还是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爪哇岛最西边的班塔姆镇——一处漂亮而又充满活力的小型定居点；定居点内满是被椰子树环抱、建在木桩上的稻草建筑。

一年前，一个名叫迪尔克·范欧斯的人离开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家，朝北边的不远处走去。一路上，他的右手边是一排住宅，住宅的后面是老教堂，老教堂高耸的耳堂越过住宅的前院映入他的眼帘。他走进位于水坝广场另一侧的一栋建筑。这栋建筑是一名葡萄酒商人的家。这名商人的名字与他的职业相当契合，因为，他叫马滕·斯皮尔[121]。范欧斯来到建筑底层“品酒室”，与八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见面。

三十八岁的范欧斯拥有一张引人注目的英俊面庞。他把脸刮得光光的，只剩一撮薄薄的姜黄色卷胡。如果传统历史书能多讲一讲商人的功业与事迹，而不是全然聚焦于国王和将军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范欧斯的名字或许将依旧回荡在人们的耳边。这是因为，他发起或者参与的诸多活动，不仅将覆盖全球，还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老家在南部的安特卫普。为了躲避西班牙军队的铁蹄，他加入大规模人口外流的浪潮，颠沛在外，背井离乡，六年前才在阿姆斯特丹安顿下来。他才智过人，求知欲旺盛，一心专注于商业领域：他拓宽了荷兰与俄罗斯间的商贸往来，运输谷物、盐、皮革与鲸油。与他在品酒室内见面的人包括：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木材及盐类经销商赖尼尔·保夫，酿酒商彼得·哈塞拉尔以及拥有大量城内与城郊土地的德国移民扬·波彭。他们都是衣着考究（穿着好几层紧身上衣、长袍和厚厚的礼袍，戴着沉重的花边领和高帽）、事业有成的头面人物。葡萄酒商马滕·斯皮尔的宅邸位于甜菜街，十分靠近吵嚷喧哗、繁忙异常的港口，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被海鸥的鸣叫声和海员准备出航时的呼喊声所干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声音其实并不是干扰：正是靠着这些船只，他们才能将沉重的货物——铜、铁、焦油、木料、麻绳——运进城内，并派遣船队再次出航。从俄罗斯到意大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随处可见荷兰船队忙碌的身影。

他们经营的买卖获利颇丰，但最近，他们开始思忖并谋划某些更宏大、更壮丽的事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全球贸易运作故事的熏陶与灌输下长大的。所谓的“贵重贸易”——买卖印度、埃塞俄比亚、香料群岛等地价值连城的奢侈品——被拥有军事和海上导航优势的强悍的葡萄牙帝国所掌控：葡萄牙舰只，葡萄牙领航员，葡萄牙地图及制图者，葡萄牙大炮；在教皇训令[122]的支持下，当时的葡萄牙代理人（亦即葡萄牙事务官）几乎垄断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贸易活动。从一个世纪前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的那一天起，葡萄牙人的贸易网络便开始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个人都接受并且相信，葡萄牙人的航运体系是不可战胜的。

不过，这种观点已经开始发生转变。部分缘于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因而也是与葡萄牙之间的战争[123]），几名荷兰旅行者曾秘密深入敌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葡萄牙航运体系的实地观察员。这些旅行者发现，有迹象表明，这个伟大的帝国正摇摇欲坠，远非它的宣传机构所描绘的那样坚不可摧。不过，任何敢于挑战里斯本对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的城市，都必须以足够雄厚的基础设施为依托：需要船只、造船工业、精密的海上导航技术以及大量资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阿姆斯特丹恰好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

除此之外，大批新鲜血液一齐涌入阿姆斯特丹。1585年，安特卫普落入西班牙军队之手。自此，城内的非天主教居民永诀故土、逃往异乡，而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最终在阿姆斯特丹安居落户。多数情况下，这些新来者并不是一贫如洗、邋里邋遢的逃难者，而是事业有成的商人、艺术家与银行家——曾帮助安特卫普登上欧洲北部商业与文化中心地位的人。他们带来自己的财富、知识、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以及另外一样东西。

这些新来者的“新颖之处”与阿姆斯特丹城内酝酿已久的经济变革同样重要。最近几年，一位名叫约瑟夫·熊彼特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初倡导的经济变革理论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熊彼特说，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是“创造性毁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责是保证它能够持续变革，并在变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毁灭旧思想与旧事物。经济变革无疑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涉及社会群体、社会风尚与社会鉴赏力、战争与政治；但对它来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诱因或者核心。各类经济变革的诱因，熊彼特说，总是相同的：一小群变革者。而且，这一小群变革者几乎从来不是任何现有企业中的一员，因为，这些企业看不到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发现机遇并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人，正是这一小群无所畏惧的新来者。他们直面风险与障碍，包括现有企业对他们的打压与阻挠。如果他们的运气足够好、技艺足够精湛的话，他们将取得成功。随后，将有另一批人依样画瓢，效法第一批人；再然后，其他人纷至沓来，直至这桩一度显得冒险而激进的事业转变为新的既定秩序的一部分。[124]

熊彼特的理论适用于各种情况。比如，在数字革命领域，苹果与微软之类的企业，均由富有远见且善于利用良机的圈外人创办。不过，荷兰经济史学家克莱·莱斯赫研究1594年3月与范欧斯在马滕·斯皮尔的阿姆斯特丹酒铺内见面的那些人，即这场历史重要性不亚于资本主义之草创的伟大经济变革的背后推动者们时发现，熊彼得的经济变革理论虽然适用，但仅仅是部分适用。事实证明，经济变革的开路先锋，不仅有迪尔克·范欧斯这类逃离战争与迫害、最终扎根于阿姆斯特丹的外来者，更有城内老企业的成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当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喧嚣与变革的状态之中，因此城内的各家企业纷纷向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与挑战敞开怀抱。此外，还有另一项因素帮助推动阿姆斯特丹的变革，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帮助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抢得先机、占据上风：与其他欧洲城市不同，阿姆斯特丹对新移民在城内经商这件事，几乎不会施以任何形式的限制：他们无须加入特许公司[125]——事实上，他们甚至无须成为当地居民。因此，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企业家乐于为新的商业冒险出钱出力，而新移民则无须面对额外的官僚主义障碍。

在品酒室内的九个人尤为热切的企盼中，第十名成员加入到他们中间。与他必定留给别人的目光冷峻、正颜厉色、不苟言笑、凛若冰霜的第一印象相反，其他九人激进方案成功的关键恰恰掌握在他的手上。异乡口音的荷兰语透露出他的身份——另一个从南方来的流亡者。他内心的沉痛与悲戚并未影响他举止的肃穆与端庄：他是荷兰诸省最受人尊敬、最极端保守的加尔文派神学家之一。不过，商人们在乎的并不是他的布道与赐福，而是他所掌握的“世俗学问”：彼得鲁斯·普兰修斯恰好是当时最伟大的制图家之一（时至今日，由他制作并于1592年出版的充满生动鲜明颜色与复杂精妙细节的世界地图，依旧让人叹为观止）。他还是一位制图知识方面的精明交易者，以与诸多当时最伟大的航海家交朋友为己任。几年以后，亨利·哈得孙冒险穿越大西洋、寻找去往亚洲的西北航路之前，特意赶来向普兰修斯咨询求教——这趟旅程的结果是，他误打误撞的意外发现成为日后的纽约市与哈得孙河。

九位商人和这位神学家/制图家已经为他们的秘密商业冒险奔忙好一阵子了。两年前，普兰修斯从一位名叫巴尔托洛梅奥·德拉索的葡萄牙制图大师手中购入若干张地图。这些地图以激动人心的细节勾勒出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路。与此同时，商人们还派遣间谍前往里斯本，以了解更多相关细节。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其实并不是一名专业的间谍，但他显然十分热衷于冒险。商人们给他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掩护身份：他们让他在船上装满货物样品，并交给他一份凭据，证明他是阿姆斯特丹商业界的代表。他在里斯本待了两年，收集相关细节，并定期接收更多货物，以维持其掩护身份的可信度。一切结束之后，他满载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协定与活动方面的最新消息，动身返回阿姆斯特丹。

想必正是德豪特曼从里斯本的归来，才促成了葡萄酒商店铺内的这次会面。规划完商业冒险的方案，准备好二十九万荷兰盾的资金，并给它起了一个故事书般的名字——远方贸易公司（最好的翻译或许是“远土公司”）之后，商人们选择让德豪特曼领导前往东印度群岛的第一支荷兰探险队。看起来，德豪特曼向商人们展示自己的调查搜集成果时，一定给后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其实他在航海和间谍方面都算不上专业人士。

四艘船在号角声中扬帆起航。这是一个能激起荷兰市民爱国意识的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城市正奔向崭新的未来，欣然朝前几代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奔去。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群经验匮乏之人：德豪特曼缺乏航海和领导方面的经验，商人们也没有管理全球性船队的经验。从泰瑟尔岛[126]和荷兰领土在船队视野中消失的那一刻，到他们最终不可思议地抵达棕榈树环抱的目的地的那一天，缺乏经验体现在这场马虎草率、悲喜交加的曲折远航的方方面面。

德豪特曼的里斯本线人告诉他，爪哇岛上的班塔姆镇是胡椒产业的中心，而且，葡萄牙人尚未染指这一地区。漫长而恐怖的旅程，让失败和死亡的恶臭凝聚在探险队的上下。抵达目的地之后，他尽全力摆脱之前的阴霾，向当地官员自我介绍说：他来自一个名叫荷兰的遥远国度，是他们未来的贸易伙伴；荷兰拥有让人生畏的雄厚实力，但也有公平对待朋友的崇高美德。他受到地方总督的欢迎，并受邀面见苏丹。不用再忍受航行途中长达数月、难以名状的煎熬，不用再介意坏血病消退后的青紫皮肤与松动牙齿，在死尸、疾病、老鼠、跳蚤及人类排泄物间度过一周又一周似乎永无尽头的生活之后，身上散发出的毒气般的恶臭（当时，船首厕所[127]的使用频率并不高，水手们大多随便蜷缩在某个不碍事的地方方便），德豪特曼穿上他特意为这种场合准备的天鹅绒、缎子及丝绸礼服，绑好佩剑，带着尽可能多的人（前提是他们有冒充西方上流社会人士的能力与还算像样的衣服），列队穿过这座热带小镇。一路上，他让人为他撑伞遮阳，并让一名号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什么时候他下命令什么时候吹奏。欧洲人来了。

他希望他和他的船员是第一批涉足此地的欧洲人，然而，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在班塔姆闷热的街道上行走时，他们把一切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他们注意到，拥挤的集市上摆放着一排排梦幻般的食物（“母鸡、鹿肉、鱼和米饭……橘子、柠檬、石榴、黄瓜、甜瓜、洋葱、大蒜”）。他们睁大眼睛，仔细观察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男人整天坐在毯子上嚼槟榔，身边围着十或二十个女人。他们小便时，其中一个女人马上过来冲洗他们的那话儿，因此，他们整天坐在那里与他们的女人们玩乐”）。没过多久，他们便看到，岛上的土著居民及马六甲、孟加拉、马拉巴尔与中国贸易商的面孔间，夹杂着葡萄牙商人焦虑不安、充满不信任神情的脸庞。他们对荷兰人此行的任务目的一清二楚：全盘接管葡萄牙人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八十多年的垄断。

不过，德豪特曼线人的情报大抵正确：这里的葡萄牙人数量极少。德豪特曼成功敲定与苏丹间的贸易协议，为荷兰人赢得贸易优惠国的待遇。然而，轮到为当地的珍贵特产胡椒讨价还价的时候，德豪特曼失手了。岛上的少量葡萄牙商人虽然没有多少实权，却知道该怎样给他制造麻烦。他们开始散布流言，对苏丹说这些荷兰人正计划发动进攻。谈判期间，德豪特曼大发雷霆，高声叱责葡萄牙人在会场上的出现。苏丹把他的举动视为荷兰人战争意图的证明，下令将德豪特曼及其随行人员投入监牢。

作为回应，船上的荷兰人开始炮击城镇和下锚的葡萄牙船只，“杀死不少本地人和外地人”。德豪特曼以交纳赎金的方式换取自由。他的小船队驶离港口，驶离他们原本为举行谈判而来的地方，除了麻烦之外一无所获。之后的一个月内，他们环绕爪哇海岸航行，弄来几袋丁香和胡椒，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招致更多灾祸。在爪哇西北海岸的一座小镇内，当地人盛情款待他们，并许诺说，只要他们能拿得动，想买多少丁香和肉豆蔻都没问题；可就在宴会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当地人突然拔出刀剑，杀死了十二名荷兰人。

由是，船员间的分歧愈发严重。德豪特曼执意继续向前推进，其他人则想尽快结束这场噩梦。接着，一艘船的船长突然去世，而船员们普遍认为是德豪特曼毒死了他。德豪特曼遭到监禁。在探险队的指挥官与副指挥官均遭逮捕的情况下，他们终于掉头朝家的方向驶去。途中，他们停靠在巴厘岛，度过为期四周的休闲娱乐时光（不由得让人感叹，这或许是整场旅途中唯一合理而明智的决定）。1597年8月14日，航行归来的三艘船驶入一处荷兰港口——第四艘船在途中被抛弃，因为剩下的船员太少，不足以操纵这艘船。

满怀希望的远方贸易公司领导接到探险船队返航的消息后，立刻派小艇前去迎接归来的英雄。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大吃一惊：两年零四个月之前，二百四十九人随船离开阿姆斯特丹，返航时却只剩八十九名形销骨立的憔悴船员。被控犯下严重罪行的德豪特曼及其副手均在警卫的看守之下。甲板上疾病横行，人人都在讲述恐怖与叛乱的故事。用“灾难”一词来形容这次远航绝对恰如其分。如此看来，它几乎从未获得荷兰史家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当我走遍阿姆斯特丹，搜寻德豪特曼远航的痕迹时，还是有些许收获。皇家热带研究所雄伟庄重的入口处，在高高的屋椽旁边，有七十四幅位于廊柱顶端的雕刻画像。这些现已几不可见的画像，是对整场远航的视觉描绘。城市码头区的附近，有一座又矮又宽、被人们称为“泪之塔”[128]的圆形塔楼。曾几何时，人们站在塔楼的顶端，俯瞰填满整座港口的“桅杆森林”。塔楼大门的上方，有一块献给“1595年首航东印度群岛”的纪念石。纪念石上刻着四艘在翻滚的漆黑波浪间来回摇晃的小船，以及一句引人注目的拉丁文隽语“navigare necesse est”，意为“出海远航是必需的”[129]。1945年3月10日，德豪特曼及其船员扬帆起航、驶离此地三百五十年之后，城市本身尚未摆脱纳粹占领军之际，纪念石被放置于“泪之塔”的大门之上。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内利斯·德豪特曼绝对无缘跻身历史传奇航海家之列，而且，他的航海事业注定不会长久。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找到另外的赞助人，再度驶向东印度群岛。然而，又一次激起当地人怒火的他，在苏门答腊附近海域被杀死于船舱之内。不过，尽管他的第一次远航充满黑色幽默与史诗般的笨拙无能，可它的历史意义——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成果——却不容抹杀。次要成果涉及与德豪特曼同船而行的亲兄弟弗雷德里克。在东印度群岛期间，受彼得鲁斯·普兰修斯的敦促，弗雷德里克与探险队的领航员彼得·凯泽绘制出南半球可见天体的星图，成为这方面的第一人。在此过程中，他们识别并命名的十二个南半球星座沿用至今。[130]（后来，弗雷德里克·德豪特曼加入一支前往澳大利亚的荷兰探险队。在那儿，他将发现一个至今仍被命名为豪特曼群礁的列岛。）

荷兰人首航东印度群岛的另一项历史性成果，与九个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商人的反应有关——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全体阿姆斯特丹人有关：无数海员的死亡让他们感到震惊，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这趟旅程展现出的魅力、诱惑力与无限可能性所吸引。因为，虽然返航船只的船舱大多空空如也，但其中包含的少量胡椒已经足以让商人们收回投资的成本。除此之外，“那件事”也被完成了：德豪特曼环游半个世界，公然挑衅葡萄牙人，与极具异国风情、经济利益丰厚的爪哇诸国与香料群岛建立了商贸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偶尔会因刺穿脖子的长矛和报复性炮击而中断）。现在看来，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保守派和新移民、富商和急于行动的工人——做出一致的反应。造船厂内叮当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沥青漆黑、扭曲的恶臭。迪尔克·范欧斯及其赞助伙伴把投资的金额翻了一番，并依照每一次远航完成后的惯例，解散他们原先的公司，同时发起一家新的公司和一次新的远航：舾装新的船只，招募新的船员，这次还找来一批更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19世纪荷兰历史学家谈及阿姆斯特丹人此时此刻的生活时所言，“致富发家的宏愿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能实现”。[131]

德豪特曼的船队归来后，在狂热的气氛中迫不及待地准备下一次远航的，并不只是九位商人和阿姆斯特丹一城。荷兰省与泽兰省其他港口城市——霍伦、恩克赫伊曾、鹿特丹、米德尔堡和代尔夫特——中的商人，也纷纷拼凑出他们自己的船队，然后急忙打发它们南行，朝亚洲的大致方向驶去。看起来，德豪特曼的船队刚一驶离东印度群岛，生活于今印尼群岛各个郁郁葱葱的小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班达群岛等——沿岸诸国的居民，马上又迎来更多的荷兰船只。混乱指数逐渐降低；一桩桩交易开始达成：肉豆蔻、丁香、肉豆蔻干皮和胡椒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出。德豪特曼返回荷兰两年后，历经一段相对轻松且畅通无阻的五个月短期航行，第二支去往东印度群岛的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海滨的艾河。船队的赞助人登上甲板，被欣喜若狂的船长领入下层船舱。当时的场景一定让人叹为观止：见到精心码放在船舱内的超过一百万磅胡椒、丁香和肉豆蔻，目瞪口呆、满怀敬畏的赞助人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不过，短暂的沉默立即被教堂尖塔传来的钟声所打破。某位在场的人吟诵道：“荷兰之为荷兰这么多年以来，还从未有人见过载着这么多货物的商船。”即便刨除掉惊人的花费，商人们还是赚得了400%的利润。[132]

更多航船转而踏上去往东印度群岛的旅程：德豪特曼返回荷兰后，在四年的时间里，共有六十五艘荷兰商船完成此类长途跋涉，基本将葡萄牙人挤出同类市场。然而，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爪哇商人的要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此外，突然涌入欧洲的大批胡椒让其价格濒临暴跌的边缘。没过多久，各个荷兰港口的商人们便意识到，他们是在同彼此进行竞争。爪哇各港的胡椒价格上涨一倍之后，此前还在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彼此的商人们认定，他们必须携手合作。[133]

他们把这个问题摆在总议会——设在海牙的荷兰领导机构——的面前。这是一个必然之举，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问题。与西班牙和葡萄牙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因此，以海牙为总部的年轻荷兰政府看到，把各地的商贸财团联合起来，不仅有较好的经济前景，更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事实上，当时最伟大的荷兰政治家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看待这件事的时候，觉得与其说它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关，还不如说这是一种现实需要。年幼的共和国对自己是否能生存下来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要想谋生存，就必须采取一系列重要、大胆的举措。德豪特曼远航开启的事业，正在被荷兰的欧洲航运网络推向新的巅峰。事实上，欧洲的大部分海上运输被迪尔克·范欧斯这样的荷兰商人所掌控，意味着该航运网络必将被用于为荷兰本国提供服务。“要么扩张，要么灭亡”或许是一句再合适不过的座右铭。把贸易范围扩展至亚洲，将进一步推动战争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新的商业冒险急需武装护航。

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试图组建总辖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联合公司时发现，他的计划受到担心阿姆斯特丹将垄断一切联合商业冒险的非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阻挠。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1599年，经城市官方授权，印有新出炉的阿姆斯特丹建设计划的小册子，以广告宣传刊物的形式，涌入荷兰的大街小巷。宣传册的标题勉强算得上谦虚：阿姆斯特丹，荷兰省的第一座城市，享誉全欧洲的商贸中心。德豪特曼返回阿姆斯特丹仅仅两年之后，这座城市正在以一种相当“非荷兰”的大吹大擂进行自我营销。计划中将近一半的内容与该城的一处港口有关。这座港口拥有数百艘下锚停泊或者在外出航的两桅和三桅帆船，以及为这些帆船效命的运河驳船船队。同时，其他船只正在巨大的造船厂内进行组装。港口内的一个区域被笼统地标记为“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船”，而另一个区域则是“从东印度群岛或者爪哇岛来的船”。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阿姆斯特丹将触角伸向全球的野心。[134]

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动用他的全部政治才能，努力让互相冲突的利益达成一致。他得到阿姆斯特丹商人做出的让步：阿姆斯特丹将放弃占据新公司董事会半数席位的打算，只会占据十七个席位中的八个。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还找来拿骚的莫里斯。他是奥兰治的威廉的儿子，被暗杀的国父的后代，在全国上下拥有巨大的声望。莫里斯对新公司的祝福，是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为达成协议而做的最后一项努力。

历时数月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一个在诸多方面开创世界历史先河的独一无二的联合体被建立起来。这将是一家受政府监管的私人营利性公司，而且，它不仅有权力，更有义务，为保卫联省共和国的利益发动战争。它将有权建造并维护军事要塞，并将有权借助这些要塞迫使外国高层和平民与其进行贸易。它将有权与外国政府磋商并缔结条约。它将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因此，公司探险队的领导不仅是船长和商贸代表，还是海军的军官。它还将拥有一套复杂的商业运作体系：公司被划分为六个城市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拥有自己的舰队，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城富商投资机构的控制。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所注意到的那样，它是“一个独特的政商机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效仿，因为，尼德兰联省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联邦制共和国，是一系列市镇政府的集合，致力于促进贸易、工业和导航技术的发展，手中还掌握着强大的海军力量”。[135]也就是说，16世纪时，低地国家形成的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引向一个不基于封建体系、靠资产买卖与携手促进共同利益维系的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催生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很快，公司旗下的船只就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港口，而船上的徽标——环环相扣的三个首字母——则将让全世界记住这家公司名字的缩写：VOC。

这是一本关于阿姆斯特丹而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书，然而，二者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在此列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几大事实。毫不夸张地说，联合东印度公司重塑了整个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说，是阿姆斯特丹创造了联合东印度公司，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联合东印度公司反过来又让阿姆斯特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如被它征服的各个大洋，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浩瀚与广袤难以估量。精心搜集论据之后，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像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样，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留存至今的档案——在开普敦、科伦坡、钦奈、雅加达和海牙——多到一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档案保管补助金的财团只能用“公里数”来统计它们的数量。[136]联合东印度公司以无数种方式拓宽世界的范围，把原本天各一方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它把欧洲引入亚洲和非洲，又把亚洲和非洲带进欧洲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它的姊妹跨国公司西印度公司殖民巴西和加勒比群岛，建立日后将演变为纽约市的定居点）。它引领全球化的脚步，创建了几乎可以算是世上首个的现代官僚体系。它掌握先进的地图绘制和船舶制造技术。它以前人无法想象的规模与程度散播疾病，制造奴役和剥削。它在有意或无意间把植物、牲畜和昆虫运送到世界各地，扰乱全球生态系统，酿成我们至今仍然不得不面对的后果。在其历史进程中，联合东印度公司把超过一百万欧洲人运送到亚洲，把二百五十万吨亚洲产品运回欧洲，是其最大的竞争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总运货量的四倍以上。它用武力接管不愿屈从于其意志的王国，把公司官员任命为岛屿的统治者，还曾屠灭某些地区的整个族群。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商业活动往往被描述为对香料的采购和这些香料在欧洲的转卖。但事实远比这要复杂得多——而且，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这种复杂性的理解和利用。比如，德豪特曼或许并不知道，他自以为“从原产地”购买的胡椒，其实大多产自别的岛屿，一些他试图与之讨价还价的爪哇商人，其实本身也是胡椒贸易的中间人。除了印度尼西亚人之外，中国和印度的转运商来往于这片热带水域，为世界两大菜系提供调味品，为当地医馆提供药材，也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有见缝插针、巧妙融入这个高度发达而完备的贸易网络的本事。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黄金时代末期，荷兰人不仅向欧洲售卖香料，还把这项生意做到中国、印度乃至香料群岛本身。

一路走来，联合东印度公司钻研出许多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原则。这一点从它错综复杂的海上贸易流程便可略窥一二：把日本的铜和银运往中国，用贸易所得购买丝绸和瓷器，然后把它们卖到东印度群岛换取香料，最后将香料运回欧洲。它让瓷器、咖啡、茶及数十种别的事物成为西方人日常用语和居家生活的一部分。它把印度尼西亚的糖卖到波斯，把印度织物卖到也门。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是唯一被允许同封闭的日本帝国进行贸易（或其他任何）往来的外国团体。

通过以上这些手段，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商人和士兵不仅策动公司自身的腾飞与崛起，还为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现代经济的萌芽加油助力。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全球贸易领域的武力扩张，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对商品外销产生依赖。联合东印度公司指导西安纳托利亚的牧羊人升级他们的马海毛纱产业；当纱线从一种当地人自产自销的用品转变为外销产品时，这个原本主要依靠小农经济的穷乡僻壤和当地的居民也跟着转变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与新管理技巧及数学概念的行家里手。与之类似的是，印度、中国、西非以及今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居民从本地耕种者转变为全球贸易网络的参与者，把胡椒、肉桂、象牙、丝绸及其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荷兰海上运输的扩张同样影响着欧洲：波兰的粮食种植者、斯堪的纳维亚的铁制品及焦油加工者、法国的葡萄生产者和西班牙的食盐精炼者也被荷兰人带入全球贸易网络。所有这一切不仅涉及运输系统的建立，更涉及保险、贮存和加工系统的优化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充实。[137]紧随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而来的，是阿姆斯特丹人兴办的附属贸易产业。他们想尽办法培养欧洲市场对咖啡、茶叶和烟草等新产品的依赖，常常以极其现代（有时也略显粗俗）的营销宣传方式，把这三样产品标榜为包治百病的神奇万灵药。当时的一则颇为朗朗上口的广告词是这么说的：

喝茶能让耄耋老人再青春

喝茶能让浑身冰冷之人的尿液变温润[138]

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是消费主义思潮的开端，而且，好也罢，坏也罢，消费主义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没有哪家公司能像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样，取得如此广泛而巨大的成就。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联合东印度公司每年都付给它的投资人数量可观的年度分红。不过，虽然它在海上货运和商业交易方面成就斐然，运回一箱箱丝绸与香料，让一个个热带王国屈从于它的意志，但它对世界最大的影响——对自由主义的发展演进意义最为深远的影响——却是在金融领域。

假设你是一名游客，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乘火车抵达阿姆斯特丹，那么，离开中央火车站、步入城市的那一刻，被旅途的劳顿弄得疲惫不堪、头晕眼花的你将会发现，呈现在你眼前的是这样一番景象：近处是一堆纷繁复杂、乱七八糟的有轨电车和巴士，远处则是一片油迹斑斑、五颜六色的混沌。迈步向前，穿过一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之后，前路被一条看起来老旧过时、与通向市中心的运河颇为类似的矩形水体挡住。以此地为家的大型观光驳船静静地停泊在它们的水湾里；另有几艘驳船以看似不可能的方式，熟练而灵巧地驶出抑或驶入它们狭窄的泊槽。你的左边是一排沿水坝大道（荷兰人这样称呼这条运河）而建的房屋。房屋后山墙的下端，一直延伸到运河的水面。穿过运河上吵嚷喧闹的船流，来到水体的另一端，映入眼帘的是与对岸相称的成排砖石建筑。它们优雅的山形屋顶，与周边的烤肉摊、大麻“药房”、啤酒乐园、赌场、红灯街、自动贩卖式香肠店以及占据临街空地的小摊（售卖满是灰尘的明信片和木鞋钥匙链挂坠）极不协调。这片丑陋而又让人厌烦的废墟般的街区，遍布霓虹灯、杂物和都市瓦砾，让你一下子就没了深入探索的兴趣，并转而去寻找城内另外一些不那么破败又污秽的地方：一些历史气息更为浓厚的地方。

但先别忙着继续赶路。摆在你面前的，其实是一次绝佳的契机，是这趟旅途中最有收获的部分之一，也是阅读（和书写）叙述性历史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它或许能够帮助你揭开笼罩在当前事物上的面纱，并通过对往昔岁月的系统性特定重述，实现重建历史本来面目的愿望。在一点小小的帮助之下，这片极不美观的街区可以被重新想象为一处意义非凡的都市景观：是它孕育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质之一，也是它孕育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基石之一——证券交易所。

黄金时代之初，这片弹丸之地是阿姆斯特丹“跳动的心”。你所站地方的后面，亦即火车站雉堞型维多利亚时代塔楼的后面，是港口的所在之处。港口内永远生气勃勃，有灌木丛般的木钉和帆布，空气中充满水泵抽水、拖拽东西、擦洗甲板、船帆从船舷的一侧转向另一侧、调整帆篷、钻木锯木、攀上攀下、爬来爬去以及咒骂时发出的声音。（19世纪时，设在海牙的中央政府以官僚主义十足的方式下令，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必须修建在它如今所在的地方，硬生生地把一向与该城密不可分的滨水区与其余部分隔绝开来。为此，全城上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官僚主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尽管中央火车站建成于1889年，可阿姆斯特丹人至今仍对其嗤之以鼻，就好像它的建造是对他们本人的一种冒犯。）因此，在这个港口里的船只几乎要碰到你后背的地方，你脚下的这座被称为“新桥”的桥梁，标志着该城两大区域——水与陆地——间的界门。

运河左侧的沿岸建筑中的一座曾是阿尔瓦公爵在阿姆斯特丹作威作福时的临时居所。一代人的时间过后，这些建筑中的另一座变成马滕·斯皮尔的酒铺。酒铺内，九位阿姆斯特丹商人齐聚一堂，成立远方贸易公司。随后，在海牙举行的谈判中，这九位商人与另外十一人签下合同，同意担任联合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处的董事。再然后，1602年4月1日，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好奇民众，开始涌入水坝广场附近的另一栋私人住宅。这栋在后人眼中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资本主义诞生地的住宅，是迪尔克·范欧斯位于内斯街的家。在接下来五个月的时间里（不知道是因为其他人觉得，他是他们新商业冒险成功的至关重要因素，还是因为他本人相信，除非他亲自上阵，否则此事根本不值一搏），范欧斯贡献出他的房子，供任何有意购买这家新型有限公司股份的人来此办理相关手续。范欧斯的街边房间一定如热闹非凡的商铺般熙熙攘攘，因为，在这段时间里，1143人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办事处购入价值3679915荷兰盾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57%。[139]

恒久性使联合东印度公司迥异于之前的所有公司。在此之前，公司的组建总是围绕一次特定的商业冒险，并在冒险完成后解散；而联合东印度公司则延续下来（从理论上说，它最初只获得二十一年的许可，不过，许可常年获得了更新）。这可远不止是一个新鲜事物：它意味着，投资者们并不是将钱投入某次远航，而是直接投入公司本身。此外，它还涉及一项意义更为深远的创新之举。在认股簿上签字的阿姆斯特丹人在它的第一页中读到，他们有资格把自己的股份转卖给他人。公司还进一步保证，如果他们要转卖自己的股份，那么股份的移交过程将受到公司的严密监控，而且认股簿上规定了股份买卖的相应流程。

股份售罄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所谓的“后继市场交易”拉开序幕。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市场真正的革命性创新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家销售公司股份的市场——二级证券市场。如果公司股份的所有关系是固定的，那么公司的所有权也就是固定的，只有少数与公司利益直接相关的人才会关心公司买卖的成败。但如果这些股份或者它们的衍生物可以被转卖，那么你就有了一个金融交易空间。金融市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一刻不停地搅动翻腾，并继而成为彰显自我和权力的一种手段，允许任何一位有几分闲钱的人成为社会经济大戏的一分子。它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载体。社会对集体性与集体所有制的洞悉与领悟让披着摩登外衣的资本主义破土发芽。

阿姆斯特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五行八作的人——有职业批发商和贸易商，也有制桶工、铁匠、织布工、玻璃安装工、编筐工、青铜铸造工、刀具制造工、制绳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甚至还包括至少七名女管家——都可以踏进迪尔克·范欧斯的家门，购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原始股。事实上，全世界最古老、最久负盛名的股票之一的背后，有一个关于其拥有者的小故事。1602年8月，一位家财万贯的老妇人走进范欧斯的家，同意购买价值四千八百荷兰盾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股份。这位老妇人名叫阿赫妮塔·科克。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她的孙子在两年半之后出生，而她的孙子出生一年半之后，即1606年，阿赫妮塔·科克的财产（包括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凭据）全部登记至他的名下（我们之所以知道她很富有，是因为四千八百荷兰盾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阿姆斯特丹租住一栋精美的住宅，一年的租金也不过才一百荷兰盾）。亨德里克·扬松·科克遗产继承的详细文件最终被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孤儿办事处[140]的档案馆内，并一直保存至今。直到最近，写有阿赫妮塔·科克名字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入股凭证才被认定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股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联合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是入股收据，而非真正的股票）。[141]2004年，这张股票出现在电影《十二罗汉》[142]之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一时间，这张股票名声大噪。一如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入股规定，这张股票上有两位阿姆斯特丹办事处董事的签名。两个签名中的一个，是迪尔克·范欧斯。签名的最后，豪迈的笔锋与潦草的笔迹让范欧斯姓氏中的“Os”如花饰一般。2010年，一名荷兰历史系学生在霍伦的西弗里西亚档案馆内找到另一张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收据。这张比阿赫妮塔·科克入股凭证上的日期早几个月的收据，让前者失去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的地位。但不管怎样，我的结论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办事处表现出整个城市向外扩张的冲动，而且，普通市民扩张冲动的强烈程度绝不亚于富商巨贾。

现在，再次回到之前的场景：立于新桥之上的你，身后是中央火车站，被称为水坝大道的运河铺展在你的面前。想象一下，映入你眼帘的并不是今日的阿姆斯特丹，而是它1602年时的样子。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日子定得更精确一些，定在1602年的8月31日，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认股签售结束，股票交易正式合法的那一天：背后的港口船桅林立、沸反盈天，面前是摇摇晃晃、连绵不绝、沿运河排列的山形屋顶砖石建筑（与如今并无二致，前提是忽略掉俗气的霓虹灯和被风吹向人行道尽头的糖果包装纸）。

因此，身后的港口与面前的城市间的联结点——对这座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雷之势一夜间成长为世界贸易集散地的城市来说，这里是它逻辑神经的中枢——正是你脚下的这座桥梁。在21世纪的人看来，这座桥了无生气、毫不起眼而又微不足道，然而，1602年8月下旬，它却是阿姆斯特丹金融区的所在，是事实上的股票交易所。投资者们在此相互碰面，同意购买或售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接着，依照规定，一同沿甜菜街朝你左手边的公司总部走去（这栋红白砖石建筑屹立至今，并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部分），在公司簿记员的见证下正式转让股票。买家和卖家得到两位联合东印度公司董事的签字，支付2.20荷兰盾的税款以及付给簿记员的0.60荷兰盾的劳务费，然后，股票转让就宣告完成了。

二级证券交易从一开始就热闹异常。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船队创造财富的能力尽人皆知。迪尔克·范欧斯停止发放公司原始股之后，没过几天，一支收获颇丰的船队返航的消息便让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上涨了15%。此后不久，其他消息的传来让股价增长为原来的1.4倍。稍后，股价翻了一番。[143]赚钱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靠险象环生且工作强度极高的环球航行以及为香料的价格讨价还价之外，还有一种远比这要绅士得多的致富途径——对环球贸易的投机。

连最漫不经心的投资者都知道，直接转让——简单的直接买卖——只涉及可能的金融商品转让方式的一小部分。金融衍生品——股票衍生出的金融证券——并不是20世纪晚期华尔街泡沫的发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发明或者开创了今日金融商品转让领域的几乎每一种变体：看涨期权（call options）、股票回购交易（repos）、期货合约（futures contracts）、卖空（short selling）以及裸卖空（naked short selling）。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者们不断探寻别出心裁的交易方式，投机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基础价格。比如，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阿姆斯特丹公证人账簿中得知，股票的期货交易——一种以指定价格在未来某日购买股票的协议——始于1607年新桥上的一次露天会谈。

卖空——卖出某人并不实际拥有的股票，以期凭借预计的价格下跌谋利——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拉开了金融诈骗的大门。两年后，阿姆斯特丹的露天证券市场爆发第一起诈骗丑闻。伊萨克·勒梅尔是一位颇有权势的证券交易财团负责人，也是阿姆斯特丹全盛时期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勒梅尔从事的是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卖空。卖空行为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是卑鄙下作的操作细节让他惹祸上身的。1585年，勒梅尔跟随安特卫普的人才外流浪潮来到阿姆斯特丹。对他来说，与迪尔克·范欧斯合兵一处似乎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他们两人都曾是安特卫普移民大军中的一员，都是野心勃勃的商人，都身处推崇远大抱负的时代和地点。二人曾联手敲开阿姆斯特丹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大门。范欧斯与其他人成立远方贸易公司的时候，勒梅尔一直从旁关注。受科内利斯·德豪特曼曲折辛酸远航的启发，勒梅尔发起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东印度群岛商业冒险。随后，他加入自己的伙伴范欧斯，成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创办者之一。然而，1605年，两人分道扬镳：由于一场事关金融违规行为的纠纷，勒梅尔被迫离开公司。此番公开羞辱的结果是，勒梅尔似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打击报复之中。他秘密接受法王亨利四世的任务，筹建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由于筹建新公司的消息尚未对外公布，率先了解此事的勒梅尔召集他的卖空财团，以期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因新竞争对手的出现而大幅下跌时获利。可他却打错了算盘：筹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计划胎死腹中。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不降反升的时候，勒梅尔率领他的卖空同伙发起了一场造谣运动，声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数艘船只在海上沉没，巨额财富随之葬身海底，并真的让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之前，这群无赖股票交易人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他们其实并不拥有的股票。接着，股票暴跌后，他们以远低于卖出价的价格购入相同数量的股票交付给他们的买家，并把差价收入囊中[144]（从理论上说，依照现代术语，勒梅尔和他的同伙从事的是“裸卖空”。如今，“裸卖空”比普通卖空的风险要高，因为其间没有股票经纪人的参与）。

范欧斯及联合东印度公司其他董事凭直觉推测出正在发生的事情：公司股价的下跌，与其说是因为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倒不如说是有人在背后恶意操纵；此外，他们相信，他们知道谁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他们向省级管理机构荷兰省议会提起诉讼，希望将卖空之类的交易定为非法。在此次事件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首个现代资本主义风险投资发起短短几年之后，其“轻虑浅谋”的特点便开始显现出来，而且，从这天开始，它一直徘徊在资本主义的左右。紧随“轻虑浅谋”而来的是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方面的第一次协同合作。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在他们的金融改革请愿书中，引用《圣经》中的公平和正派原则，指出，向公司投入个人积蓄的民众中，有一部分是寡妇和孤儿，而这就意味着，有意打压公司的股价，将对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造成打击。

管理机构站在公司董事的一边，取缔了卖空交易。然而，禁令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允许卖空有利于股票交易人赚取利润。但禁令本身和推行禁令的失败表明，政府愿意在这场新游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这种意愿，即政府对股票交易的热情支持，还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不断扫清阿姆斯特丹发展之路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随着联合东印度公司事业的蒸蒸日上，它开始向股东支付红利。最开始，这可是一个吱嘎作响的过程，因为董事们决定，红利应以实物的形式支付。因此，举例来说，1610年4月，阿赫妮塔·科克的小孙子将被五千磅肉豆蔻干皮（一种源于肉豆蔻种子外壳的香料）之类的红利所淹没。[145]这些肉豆蔻干皮价值三千六百荷兰盾，是他祖母购入的公司股票总价的75%。后来，红利改为一袋袋胡椒和肉豆蔻。虽然有些阿姆斯特丹人乐意跳进香料市场，干起转销商的行当，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报偿形式依旧太过笨重麻烦。因此，到1618年，红利开始用现金支付。不管股东们是不是还在靠一袋袋芬芳扑鼻的香料获利，与高价值香料间的牵绊早已深深扎根于荷兰的文化土壤之中。时至今日，身处荷兰大地的你，如果想对自己的配偶表示，你觉得她/他看上的新表或者新车的价格高得吓人，你可以说这件商品“peperduur”——“贵如胡椒粉”。

卖空、期货合约、股票买卖这些听起来很高级的交易，其实都是在无遮无拦的新桥上，在风雨中和推搡咒骂的水手间进行的。有时，赶上恶劣天气，股票交易者们被允许待在海堤路的圣奥洛夫教堂之内（教堂屹立至今，在你左手边约一百步远的地方）。不过，一个正式的交易机构无疑正在筹划和酝酿之中——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历经十年左右的时间，总共有三百名股票经纪人和股票交易谈判人获得阿姆斯特丹官方颁发的许可——而它显然需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1611年，“落脚点”之一施工完成。它由城内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东印度大楼的设计者亨德里克·德凯泽主持建造。崭新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交易所竣工时，其恢宏壮丽透露出城市对它所要扮演的角色的看重。它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堡垒般威严耸立，长方形排列的优雅廊柱环绕在中央庭院的周围。它被构思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交易仍在露天进行，但上方有弧度巨大的拱顶遮挡。每一种在此进行买卖的金融商品（“交易所”三个字意味着，这里不仅有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还有啤酒、盐、木材、铜、葡萄酒、棉花及其他货物的股票）都有位于廊柱之间的指定交易位置。[146]

地跨运河两岸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位于水坝广场的另一侧。你在水坝大道尽头看到的建筑，是亨德里克·贝尔拉赫（在他的那个年代，贝尔拉赫是阿姆斯特丹的首席建筑师）1903年主持建造的，后来被用为股票交易所。自建成之日起，贝尔拉赫的建筑便不断被赋予新的用途。如今，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近来，这里的股票交易总额高达每年三万亿美元）位于贝尔拉赫建筑背后的不远处，没法从新桥上望见。它像一座朴素的宫殿，夹在贝尔拉赫披着中世纪外衣的现代主义风格证交所与蜂箱百货公司之间。现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官方名称是纽约—泛欧证交所（由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与纽约股票交易所、布鲁塞尔股票交易所以及巴黎股票交易所合并而来）。据交易所官网以及某天我在其大厅闲逛时与我攀谈的一位保安说，它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交易所。[147]安特卫普和伦敦都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股票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说，事实的确如此（安特卫普的股票交易所比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早建成八十年），但它们提供的是基于实际商品的股票交易。从现代意义上看，基于公司股份的股票才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交易这种股票的市场，无疑是阿姆斯特丹人的首创。

当然，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本身并不是故事的结束。那一张张不断转手的纸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些别的东西。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谁拥有它们，谁就拥有了一切。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其臭名昭著的剥削外部世界时代的早期阶段。我们对17世纪欧洲人的印象亟待改观，通常认为，半中世纪式的农民扎根于他们的乡村，而且，他们的全部生活，包括他们使用的全部消耗品，均由他们房屋附近几英里内能获得的东西构成。17世纪的欧洲正竭尽全力探索世界，并做好对其加以盘剥和吞噬的准备。荷兰人正一步步朝一个前所未有的海洋大国迈进。在此期间，阿姆斯特丹尤为突出的天才之处——它即将孕育出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与社会自由主义——在于，它发现并解决了欧洲未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必将面临的一个难题：人生的起伏不定与不可预测性。命运多舛，灾难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瘟疫可能如乍起的狂风突然席卷大地。返航的船队可能被一场暴风雨所吞没。人类的生命仍旧无比接近危机四伏、险恶难测的自然状态，一如几十年后托马斯·霍布斯的著名论述，人生“肮脏、野蛮而又短暂”。谁也不能指望什么，商业活动因而备受打击——商品的价格与种类变化莫测、毫无定数。

人们需要安全感与依靠感。阿姆斯特丹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迅速崛起，正是因为它意识到，如果你能提供这类服务，那么，几乎人人都会对你心存感激。你的敌人，你的竞争者，会感谢你提供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安全立足之地，而且，就算他们依旧视你为仇家，也会一次又一次对你投桃报李。

实现安全与保障的第一步是成立一家中央证券交易所。另外的步骤则包括保险及其他办事机构的设立，旅馆及其他针对远道而来的商人的服务设施的建立。很快，所有这些已具雏形的机构纷纷聚集在交易所周围的建筑中。除此之外，建立中央库房的想法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股票交易所成立之后不久，阿姆斯特丹摇身一变，成为17世纪的亚马逊网站——一个人人都能买到一切想要的东西的地方。当然，与亚马逊不同，交易所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百货商场：一切都是实物，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大而笨重、芬芳扑鼻抑或臭气熏天的商品无不体现出交易所的显赫与辉煌。而这也就意味着无数足以累断脊背的搬运整理工作，还意味着这座几乎没有任何坚实的地基，完全建立在湿地和沼泽之上，永远受到洪水泛滥威胁的脆弱城市，必须将自己转变为一个能够安全存放世界各地货物的地方。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人决心改造城市自身的面貌，而且，大部分改造结果至今依旧清晰可见（让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外国人一再感到吃惊的是，周遭摇摇欲坠的砖石外墙和连绵起伏的成排山形屋顶，恍若时光永远凝固在17世纪）。这座历经自我演变与自我雕琢、不断遭遇洪水侵袭、不停筑护堤坝围堰的城市，围绕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要求，一砖一瓦地改变自己的面貌，并为自由主义的繁兴打下一定的基础。因为，如果个人的生命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么，个人自由的孕育与诞生根本无从谈起。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崛起——未来，它不仅将扮演世界经贸中心的角色，还将成为科学研究、艺术、航运及其他领域的中心——可以被视为一剂良药，用以缓解霍布斯脑中人类生命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可怕图景。其著作《利维坦》中的一段文字，明白无误地描绘出这幅图景。现全文引述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其成果具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便不会有人在大地上耕作；没人出海航行，没人能获得需要从海外进口的商品；没有舒适宽敞的建筑；没有搬运工具，想挪东西只能依靠自身的蛮力；没有对世界地形地貌的认识；没有对各个时代的记载；没有艺术、文字和社会；最为糟糕的是，人们总是处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暴毙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降临；而人类的生命则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的。[148]

徜徉于阿姆斯特丹最具传奇色彩的几条运河（尤其是位于运河带最外层、专为商业货运需要而建的王子运河）附近的时候，你应该会注意到，依运河而建的山形屋顶砖石建筑每一层的正中，都设有一扇百叶窗。它们曾经是库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整座城市都是库房。一般情况下，一位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办公室是他房子底层的临街房间（他的家人住在背靠大街一侧）。楼上各层用于码放他所要买卖的货物。如果把视线向上移，你将会看到，每栋运河屋的顶层都有一根突出在外的横梁，横梁下方还连着一个金属挂钩。这些吊梁至今依然在发挥效用，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于提拉家具。17世纪时，在绳索和滑轮的帮助下，你可以把一箱箱货物拖拽至楼上各层。这一点对香料来说尤为重要：保有大量存货，能防止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那么，货物储存产业的规模有多大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25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各省的仓库，储存有约四百万磅胡椒。一年后，得益于数次收获格外丰厚的远航，阿姆斯特丹中间商古朴的运河小屋内，堆放有将近六百万磅胡椒，更不必说一间又一间摞满等待再次出货的肉桂、鳕鱼干、茶叶、鲸油、糖、盐、肥皂、帆布、丝绸、啤酒、烟草及其他货物的仓库。[149]一代人的时间过后，科西莫·德·美第奇三世行至阿姆斯特丹。在他祖父和父亲（两人同名，均为斐迪南多·德·美第奇）的统治下，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意大利取得无比灿烂辉煌的成就。但科西莫三世深知，这一切早已是过眼云烟；他用热切的目光端详这座代表商业发展未来走向的城市，说道：“阿姆斯特丹的贸易规模，远超世界其他任何城市。第一次目睹此番胜景的外国人无不大吃一惊，好像全世界的人把自己身上的每一分财富都用于充实阿姆斯特丹的府库，把最为罕见独特的奇珍异宝全都带进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考虑到这座城市最初的微不足道，它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伟大、壮丽与辉煌的程度，实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50]

在美梦成真之前，在这座城市得以转变为世界商业中心之前，它必然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壮大。这里是阿赫妮塔·科克的家乡，是迪尔克·范欧斯敞开房门，把他的房间变成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认股办公室的地方；然而，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仍然是一座困囿于城墙之内、四面环绕护城河的中世纪小城：太过狭小逼仄，与它的宏图伟愿、壮志雄心毫不相称。它的规模一直受到官方政令的严格限制。战争仍在继续，任何远离城镇中心的建筑，都有被西班牙军队攻占并被用作进攻时的前进基地的风险。因此，在城墙外建房属非法行为。

然而，随着城内人口的增长，居民们开始置这条法令于不顾。检视存留至今的1600年至1610年的阿姆斯特丹地图时，我们不难发现，城墙外矗立着数十栋乃至数百栋各种类型的建筑，还有不少布局齐整的花园和围篱点缀其间。虽然有身陷枪林弹雨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虽然公然违抗城市的法令，但一个最为古老的原因还是让人们不惜为此铤而走险：比城内低廉得多的花销——不仅因为城外的土地价格更低，更因为住在城外的人无须交纳城市税。[151]

到1610年，旧有的行事方式彻底分崩离析。城市需要向外拓展，需要通过低价出售一块又一块土地，为新城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筹集资金。此时，一个名叫弗兰斯·亨德里克斯·厄特更斯的有趣人物突然摇摇晃晃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是该城黄金时代伟大扩建背后的主要推手：阿姆斯特丹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而自由主义在城市外观上的具体体现则要归功于他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所展现出的残酷无情、诡计多端以及极端缺乏公民责任感的不良品质，伴随金融自由主义，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伯纳德·麦道夫[152]和查尔斯·庞兹[153]之类姓名几乎成为贪婪与狡诈的代名词的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

据我们所知，生于1558年的厄特更斯一生都在阿姆斯特丹城内度过。厄特更斯出生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血腥而又漫长的统治刚刚拉开帷幕。厄特更斯成年时，荷兰正深陷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奥兰治的威廉正领导荷兰爱国军民奋力抵抗阿尔瓦公爵的军队。厄特更斯出身卑微，受训后成为一名泥瓦匠。阿姆斯特丹赶走其天主教统治者之后的数年中，他加入城市的修葺与重建工作。城内第三座大教堂南教堂的建设是我们确知他参与其中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在股票交易所的建造中，他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发家致富后，他买下水坝大道右侧的沿岸住宅（如今是一排与都市氛围格格不入的破砖烂瓦）中的一栋，供他、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居住。再后来，他加入范欧斯等人，成为联合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处的董事之一。在奋力钻营之下，厄特更斯最终坐上“城市建设者”[154]的位子。在这个极不寻常的特殊时刻，它或许是城内最为重要的职务。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位置和绝佳的时刻。

或许可以说，对阿姆斯特丹，厄特更斯并不是一点也不上心，但毫无疑问，他最上心的还是他自己和他的钱袋子。他敦促四位市长组成的市政领导小组，放弃由来已久的禁止在防御墙外兴建房屋的政策。他们默许了他的提议，派他主管城市的扩建工程——“让狐狸看守鸡窝”的说法没准就是受了这项决定的启发。厄特更斯与城内的木匠亨德里克·雅各布松·斯特茨一起，在地图上精确规划城市的扩建方向与位置。与此同时，设法被任命为市长、与其他三位市长平起平坐的他，滥用手中的职权，把几个朋友安插进市政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妻子的兄弟巴托尔德·克罗姆豪特。厄特更斯与克罗姆豪特一同监督城市的扩建工程。首先，他们成功说服扩建委员会秘密举行会议，不对外透露扩建计划的相关细节；之后，他们预先收购扩建委员会决意并入城区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都被沼泽所覆盖，再加上土地的所有者对秘密商讨的扩建计划一无所知，让厄特更斯和克罗姆豪特得以用极低的价格把它们收入囊中。接下来，他们只需静候土地升值。克莱·莱斯赫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这样一个例子：1611年，厄特更斯、克罗姆豪特以及他们团伙中的另外两人以16179荷兰盾的价格购入紧邻城市西墙的一大片土地。到1615年，这片土地的价格一路飙升至122247荷兰盾。[155]

厄特更斯和其他投机者精心策划了数十桩类似的买卖。最终，这些土地被划分为无数小块，经由一种后来被称为“阿姆斯特丹拍卖会”的奇特程序出售给个人。我参加过一场由该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主办的“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之所以还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抵债房的售卖仍然遵循与过去一样的程序）。一场“阿姆斯特丹拍卖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与普通的拍卖会并没有多大分别：起拍价较低，接着，在此起彼伏的叫价声中不断上扬。不过，第一轮竞拍中出价最高的人并不一定会成为该不动产的主人。我就亲眼见过这么一回：竞拍一栋起价二十万欧元的带车库的房子时，端坐在拥挤不堪、热闹非凡的室内圆形大厅中的人们，以惯常的挥臂与手势，一路抬高房价，直至小木槌在四十三万欧元时落下。一个男人赶忙跑向摆在大厅前方的桌子——拍卖师与两名房地产经纪人的专家小组在此主持拍卖——签署一份文件并握手庆贺。随后，拍卖师以另外一个数字开始第二轮竞拍：三十万欧元。屋内一片寂静。接着，他迅速向下叫价：“二十五万欧元……二十万欧元……十五万欧元……”当他叫出六万欧元时，屋内的某个人突然喊出一个尖厉的单音节：“Mijn！”——在第二轮竞拍中喊出“我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信号，意味着你将以这个价格购入该不动产。也就是说，这位一身灰色西装、正冲向前桌的矮个秃头男人，同意以比第一轮的成交价四十三万欧元多六万欧元（亦即四十九万欧元）的价格买下这栋房子。在第二轮竞拍中，如果数字最终降为零，则第一轮竞拍中出价最高的人赢得该不动产。

城市扩建时代形成的“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似乎有意通过加入某些复杂的额外步骤，为竞拍流程增添趣味。首先，第一轮竞拍中出价最高的人，无论是否赢得第二轮竞拍，都将获得一笔现金奖励（至今依然如此），以答谢其为抬高竞价做出的贡献。此类做法导致一种独一无二的投机形式。一些竞拍不动产的人，甚至根本付不起他们的叫价，因为，他们只想赢得拍卖方提供的奖金，并在第二轮竞拍中被出价更高的人所击败。试图“空手套白狼”却被抓了现行的人被称为“绵羊”。作为惩罚，“绵羊”要在监狱中待两个月。然而，空气中飘扬的钞票香气如此浓烈，不少人宁愿放手一搏。

与此同时，让阿姆斯特丹成为荷兰黄金时代的一颗明珠的扩建工程中更大规模的违法行为——与欧洲不动产圆形剧场中经济自由主义首场演出的恢宏壮丽程度相称的终曲乐章：厄特更斯、克罗姆豪特等人明目张胆的腐败投机行径——迎面撞上规则制定方面的首批系统性尝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恶棍厄特更斯碰上了一个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同样在市政府工作的科内利斯·霍夫特。在荷兰历史上，他最出名的一点在于，他的儿子是用荷兰语写作的大诗人彼得·科内利松·霍夫特（如今，恐怕没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作品，大多数阿姆斯特丹人熟悉他，大概也只是因为城内最豪华的商业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更重要的是，科内利斯·霍夫特揭发了厄特更斯和克罗姆豪特的无耻行径，在社会道德、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为他们设置障碍。霍夫特是一个表情严肃、笃信宗教的人。他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荷兰最伟大的剧作家约斯特·范登冯德尔（如今，其作品同样鲜有人问津，但他的姓名同样不会被人们轻易忘记——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座规模较大的公园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在诗句中这样描述霍夫特在该城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是阿姆斯特丹智慧和率真的化身

褶痕爬满额头，良知［却］不曾泛起一丝皱纹[156]

看清现状之后，霍夫特立即发起一场针对厄特更斯的持续攻势——又或者说是两方面的攻势。其一，基于自由原则中的自由贸易概念，厄特更斯及其党羽利用他们对内部消息的了解，严重干扰市场的自由竞争。其二，基于伦理道德原则，霍夫特担起公诉律师的角色，引用《圣经》和经典权威，告诫他的市政领导同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城市负有相当的责任——霍夫特喜欢将其比喻为养父母对一个孤儿应尽的义务。他说，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孩子，而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将是一个孩子，只有在他人的保护、抚育与帮助下才能慢慢长大。然而，为谋一己之私利，这些投机者公然违背他们所肩负的神圣的道德责任。[157]

霍夫特赢下官司，厄特更斯和克罗姆豪特失势倒台。然而，他们很快又东山再起，并通过预先安排和秘密选派，将市政官员改换为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亦即其他投机者）。这场斗争一波三折，持续了很多个年头，但据说最终是投机者一方占据上风。他们中饱私囊，挪用市政府的经费与开销，为自己谋得数量惊人的财富，并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城内的其他“父母官”——其他本应如养父母照顾孤儿般对百姓负责的人——纷纷加入厄特更斯等人的肮脏游戏。在阴谋购入的无数块土地中，克罗姆豪特选择其中一块盖起一栋房子。后来，这栋房子在他儿子的手中得到重建。如今，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克罗姆豪特家族与这栋建筑的唯一联系，大概就是它正面外墙上的一幅浅浮雕式刻像：刻画的是一根扭曲的原木，因为，“克罗姆豪特”这个名字的本义为“弯曲的木头”。讽刺的是，从1970年代开始，这栋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无良投机的最好证明的建筑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圣经》博物馆。日前，建筑底层的街边房间改为博物馆的展厅，用以呈现18世纪克罗姆豪特家族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

投机者与反投机者激战正酣之际，城市新区的建设工作正式进入日程。一方面，所有这些贪污腐败行径无疑让人备感震惊；但另一方面，这项全方位开发工程的劳神费心、严密周详与高瞻远瞩，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城市的占地面积一下子增长为原来的五倍；新开挖的三条半圆形走向的运河，将城市的中世纪核心区层层包裹起来。为了吸引一夜暴富的商贾阶层到运河边安家落户、建起一栋栋别致温馨的宅邸，感觉敏锐的城建者们以惊人的现代思考方式琢磨出这么一个主意：给每一条运河都起一个招摇花哨的名字。于是，从外到里，这三条运河的名字分别为“王子运河”、“皇帝运河”与“绅士运河”。[158]

开工前，必须先用泵抽干沼泽地带的水。开工后，基础设施的建造流程为：第一步，修造外围防御工事。第二步，树起一座座风车磨房。第三步，开挖一条条新运河，建设相应的闸门系统，让运河日日充溢“活水”。在没有任何现代大型机械设备协助的情况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偶尔出现在印刷品或画作中的场景——深陷在厚厚淤泥中的独轮车、铁锹和男人的双腿，为保证独轮车能顺利通行而铺设在黏稠恶心的泥浆上的一块块木板——或许能让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尽管如此，在一辈子的时间里，他们：

手脚并用（脚蹬类似固定健身车的脚驱水轮车），疏浚总计六英里长的运河。[159]

用疏浚运河时挖出的淤泥和驳船拖运来的沙子，将运河边十二英里长的土地堆垫到高于水平面且足以建房盖屋的程度。

建造一百座左右的桥梁。

一砖一砖地在运河边铺设十二英里长的道路。[160]

基础设施完工后，一栋栋房屋随之拔地而起。在摇晃不定的沼泽地上建屋，听上去仿佛是天方夜谭，但足以累断脊背的高强度人力打桩工作，最终让超过三千栋房屋矗立于此。打桩工作是一项如此值得大书特书的至高成就，以至于荷兰语中的“打桩”（heien）一词衍生出无数谚语、诗歌和民间故事。一座独栋房屋大约需要四十对基桩。每一根基桩都是由产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松木制成的粗壮结实、竖直笔挺的原木，打桩后将有四十或六十英尺深嵌在泥炭土、沙土和黏土之中。打好的基桩十分稳固，不会有丝毫的晃动。1653年，在水坝广场上建造浮华而又气派的市政厅（如今被称为“王宫”）时，使用了13659根基桩。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的辉煌年代拜访这座城市，那么，最震撼你的一定是郊野间星星点点的三角形支撑木“树林”——借助它们，一个个重约半吨的铁块在基桩上方蓄势待发。一个个由三十或者四十人组成的小队，在一声声节奏明快的劳动号子与一桶桶备好待饮的啤酒的激励下，整齐划一地拉拽绳子，将“heiblok”（夯锤）拖至空中；接着，“heibaas”（小队长）一声令下，他们同时松手，让沉重的铁块猛地砸下来，将原木往地里再锤进一点点。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原木使用至今：你在阿姆斯特丹环状核心区见到的运河屋（除了少数更换过地基的房子之外）大多依旧坐落于17世纪时砸进地里的基桩上。它们仍然托举着该城的大部分建筑，得益于17世纪的几位工程天才。这些工程师深知，原木一旦被砸到水线以下，便将不再腐烂变质。然而，原木的顶部必须暴露在空气中，因为砌石工需要把原木的这部分与砖石固定在一起，并等待固定用的砂浆慢慢变干变硬。他们的解决方法是在桩基的周围挖掘沟渠，让木桩整体没入水线以下，然后将木桩上方的水暂时抽出。等砂浆变干之后，再让水重新流回沟里。如此一来，安全地留在水线以下的木桩，便可免受氧气的破坏性影响。

扩建工程几乎持续了整个17世纪。阅读接下来的两章时，一定不要忘记：在伦勃朗作画并指挥他的商业帝国，斯宾诺莎站在指控他犯下离经叛道罪的犹太宗教审理委员会的面前，“快活的聚会者”[161]四处闲逛、开怀畅饮，科学家们摆弄透镜、解剖尸体的同时，整个黄金时代，全城上下始终是一处庞大的建筑工地和一项尚在进行之中的工程。

建成后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堪称当时最伟大的城市建设壮举，从英格兰到瑞典，一座座城市无不以它为榜样。彼得大帝曾一度置身于这座城市，学习它的工程与城市规划技术，然后将它们应用于圣彼得堡，一座同样建立在沼泽上的城市的建设之中。[162]四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带一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吸引无数来此观光的游客和其他城市对它的效仿。正因如此，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该城区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指出：“它是一项水利工程学与城市规划学的杰作，是建造施工和布尔乔亚建筑风格上的一项合理设计。”换句话说，早期现代欧洲人之所以惊叹于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核心区，是因为它能服务民众，为民众提供便利，而且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更重要的是，它服务的对象不是王公贵族或者罗马教皇，而是大商人和小商贩。随着欧洲步履蹒跚地迈向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现代性，迈向一个以个体为单位的崭新社会，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好奇与着迷也越来越强烈。这是一座将自身重塑为普通个体的服务者的城市，一座他或她拥有无限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渴望与可能的城市。崭新的阿姆斯特丹把世界带进居民的家门。一艘艘停泊在港口的海船，将货物转移至小型驳船，再由它们驶入运河区，将货物直接卸载到商人住宅兼仓库的门前。一个从中国或者日本远渡重洋回到阿姆斯特丹的人，几乎可以在脚不沾地的情况下，直接走进他家的前厅和他家人的怀抱之中。运河就像这座城市伸向整个世界的手臂，聚拢财富与物产，再把它们一并收入囊中。

运河带的数条环形同心运河好似一个个车轮，而呈辐射状向外延伸的其他运河和街巷则像是车轮的辐条。它们的建立同样是为了方便市民们的布尔乔亚式生活。对荷兰的普通男女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虽然贫富分化无可避免，但是不同阶级的人并非居住在各自独立的社区，而是富人住在运河的河滨，穷人住在运河屋背后星罗棋布的街巷之内。对这种区分贫富的方式，我早已是见怪不怪，但我从未停止思考该事实背后的文化意涵：为什么阿姆斯特丹的穷人没有被单独分隔出来，为什么城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聚居区的出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馆长兼城市历史文物看护保管人保罗·施皮斯的一席话解开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困惑。一天，当我们坐在他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办公室，讨论起办公室所在的这座始建于1580年的建筑本是世界上第一批孤儿院之一的时候，他一边指着下方的博物馆藏品——构思并建造了这一切的荷兰人的“快活的聚会者”式肖像画——一边说：“在17世纪建设自己心中的理想城市的时候，阿姆斯特丹人坚持让穷人和富人待在一起。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在同一座教堂碰面。这一切源于荷兰人谦逊低调的心态与心理。在其他欧洲国家，富人有他们自己的社区，而这种分隔方式就好像是在说：‘我是主人，而你是一个完全依附于我的人。’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模式是加尔文式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没人如神祇般高高在上’。”[163]

荷兰人的谦逊低调还来源于因居住在同一社区而产生的情感纽带。施皮斯的一席话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让我看到，社区情感纽带不仅是这个与“水”结下不解之缘的国家最基本的社会文化元素之一，更是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在此，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况再一次上演：不知怎的，集体情感又一次与我们所认为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方面，如果股票交易市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企业将所有权下放给个人的工具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上看，股票也让原本归私人所有的公司变成集体共有的企业。一如施皮斯所言：“伴随股票而生的是这样一种冲动：‘让我们一同分担风险吧，这或许将让我们全都有所斩获。’”

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一场场争取更广泛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自由）的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美国，这是一种与共和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在欧洲，它被称为“自由主义立场”（这里的“自由主义”仅指个人的经济自由）。美国的保守主义立场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立场”，都主张维护个人在发财致富方面的权利，来自政府或社会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式干预，都被他们视为对这些权利的极大威胁。而与此同时，持左翼立场的人则倾向于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然而，阿姆斯特丹在发展“自由主义”（这种广泛的个人自由原则日后将成为上述两种“自由主义”倾向共同的源头）方面所扮演的领头人角色则表明，个人与社会永远处在“共舞”的关系之中。共同分担风险的愿望带来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对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来说，齐心协力、携手合作的共同意愿，带来前所未有、熠熠生辉的个人的功成名就与飞黄腾达。而个人的成功反过来又为他们所在的社会提供不竭的动力，促使社会设计构建出一种全新类型的城市空间。社会的未来发展战略——以进一步促进协同合作为己任——反过来又将大力提升个人的权力、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5 自由之城

在何谓“黄金时代”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总是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就好像黄金时代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有人认为，黄金时代是某种当人们专注于追忆往昔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头脑中的虚无缥缈之物。当诗人兰德尔·贾雷尔半开玩笑地说，“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常常会抱怨周遭的一切看上去太过金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述这样一种怀疑：无论你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多么壮美、繁荣和意义重大，它的富丽堂皇总会无可避免地被彼时彼刻现实生活中无休无止的单调性所侵染。[164]

但话又说回来，在不同的年代与环境中，你也能找到那时的人留下的明白无误的断言，证明那确实是一段美好的旧时光。而且，有迹象表明，生活在该城黄金时代的阿姆斯特丹人曾窥见些许端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可能有某些非常特别的事情即将发生。首先，早在1614年，阿姆斯特丹便开始委托他人记述城市自身的历史。1614年之前，联合东印度公司接二连三派出去的数支商贸船队，已然从东印度群岛顺利返航；但1614年时，该城雄伟壮丽的崭新环状运河带的绝大部分区域尚未破土动工，伟大的艺术与科学的繁荣全盛时期当然也尚未到来。记录城市史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说明城中的居民业已感受到历史在他们伟大成就下的悸动。事实上，正是在这本史书中，作者约翰内斯·蓬塔努斯谈论他所在的这座城市时，首次使用了“黄金时代”这一术语。对照古希腊人笔下各个神话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青铜时代——人类的生存境况之后，蓬塔努斯觉得，当前这个震撼人心的巨变年代，这个他试图匆匆记录在史书中的年代，完全够得上“黄金时代”的称号。

穷人和富人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当然大不相同。但即便是穷人（不管怎样，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也能体会到无限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震撼。这里有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随机案例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这个恰好在阿姆斯特丹的全盛时期来到这座城市的贫穷新来者的脚步吧。这个新来者名叫海尔彻·迪尔克斯。她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以北的埃丹。她曾与一名水手结婚，后来，这名水手不幸去世。据我们所知，她曾在霍伦的一家客栈工作过一阵，她的一部分家人生活在一座名叫兰斯多普的村庄，此外，她的兄弟也是一名水手。然而，她前往阿姆斯特丹的事实告诉我们，丈夫死后的寡居岁月中，她一直无依无靠，不得不想方设法自谋出路。[165]

出行时，她乘坐的可能是一种被称为“水上长椅”（water coach）的交通工具。到1630年代，荷兰省的人对这种随处可见的交通运输系统早已见怪不怪了，不过，它仍能不时引来外国人惊叹的目光。这些靠马匹拉拽、沿着运河与河流滑行的客船宛如某种信号，让人们在迈入阿姆斯特丹之前，就能感受到该城新兴社会的气息，感受到这个新兴社会所强调的秩序性、舒适性与均等主义。这些客船有顶棚和一排排的长椅，足以容纳五十名乘客。它们按照张贴在各处、人人都能找到的定期时刻表，往来穿梭于各个城镇之间。乘客依据旅程的长短交纳船费。客船接受各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使用这种交通工具。外国人常常发现，乘坐“水上长椅”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自由地混杂交织在一起，而这也将成为他们对与众不同的荷兰式均等主义的首次体验。船上售卖食物和饮品。乘客们经常喝醉。晚上，人们扯开嗓子大声唱歌，有时还会打架斗殴。如果能在船上找到一处阴暗的角落，一个妓女可能会试图从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手上快速地赚取一荷兰盾。

蜿蜒穿行在河流中的客船，与河岸非常接近，给人以一种与周围的风景融为一体的感觉。此外，客船的航行速度慢到足以让乘客与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互相说上几句话的程度。随着客船的缓缓前行，荷兰郊野的盛景逐渐展开在旅行者们的眼前（今日依然如此）：广袤无垠的大片平坦土地；被笔直的水渠切割成一个个小块的堤围泽地；被点缀在各处的母牛和一株偶然出现的树木所装点的地平线；最后，还有蔚蓝的天空和天空中各式各样的云景。这些云朵，有的像洞穴隧道，有的像深谷鸿沟，有的像宏伟的大教堂，其余的则有如变化万千的幻景。它们悬挂在高山之巅，在穹顶和廊柱间阔步遨游，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金光四射、高贵而不可方物，时而被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狂暴地撕扯成交叉线的形状。（几百年过去了，荷兰的天空似乎并未发生改变；在荷兰的气象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wolkenvelden”，即“云场”。）

接着，拔地而起的城墙与教堂尖顶成为兴味盎然的乘客们新的关注对象：壮美的阿姆斯特丹城呈现在他们的眼前。鸟语虫鸣被嘈杂的说话声与叫卖声取代。随后，一阵阵教堂钟声从远处传来。异国旅行者们谈论他们的低地国家之行时，总不忘提及荷兰城镇永无休止的教堂钟声。一位居民闭着眼睛就知道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哪个地方，因为，南教堂、西教堂、老教堂、新教堂和北教堂钟声的音色与音调各不相同。

上岸后，海尔彻·迪尔克斯这样的新来者一定想马上四处走走，开始探寻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迅速成为传奇的一个个地方。最值得一看的当然是城市本身以及城内的小巷和码头。线条优美的新运河带早已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并被他们视为突然降临到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些新落成的住宅兼仓库有五层楼那么高：对来自乡村和郊野的人来说，它们简直就是一幢幢摩天大楼。海尔彻·迪尔克斯抵达阿姆斯特丹的时候，该城扩建计划的第一期工程刚刚落下帷幕，运河两侧林立着崭新的砖石住宅；沿运河方向看去，更远处，依旧可以看到打桩工和砖瓦匠忙碌的身影。当时（今日亦然），环形运河区既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又是一个陷阱般的“迷魂阵”：新来者时常被半圆形的城区布局搞得晕头转向。起先，你可能正沿着一条街道往南走，然而，在没有拐任何弯的情况下，最后却变成朝北行进。此外，你还必须小心刚刚在有钱人中间普及的四轮客运马车。这些马车可能会像疯了一样，以极快的速度驶过狭巷与拱桥。

阿姆斯特丹人本身也让新来者困惑不已。当奥兰治的威廉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马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只有三万居民；现在，该城有将近十四万合法居民，每天还有大批非法移民成群结队地汹涌而入，参与该城的扩建工程或者在联合东印度公司谋得职位。[166]据一位学者的最新估计，非法移民的总数可能高达数十万。该城三分之一以上的合法居民都是在外国出生的，[167]不同种族的人交织混杂在一起。[168]大多数移民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但迪尔克斯一定见过或者听过非洲人、土耳其人、因纽特人、拉普兰人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人们能从刺耳的嘈杂声中分辨出世界各地的各种语言。

然而，城内秩序井然。对新来者来说，这一点无疑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阿姆斯特丹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和社会团体组成，不同体系和团体间的协商与谈判自然必不可少。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税，从啤酒到租金概莫能外。差不多每行每业都有自己的协会，而且，每个协会都有从业者必须遵守的规范。看起来，这座城市把人类所能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发明出来了，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本不该或者本没必要专门雇人干的工作：这里有只负责平衡天平或者杆秤的人，有只负责用胶水粘东西的人，还有无聊到只负责将珍珠穿成串的人。纺织行业不仅雇佣编织工，还雇佣洗羊毛工、漂白工、染色工、蒸洗工以及专门剪除织物表面的短绒毛的工人。拉丝工将金、银和铜拉成丝线，要么用于制造科学仪器，要么供珠宝行业满足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穿金戴银”的热情。“Vuilnisvaarders”是拖运粪便的工人。“Piskijkers”（字面含义为“观尿者”）通过观察研究尿液，治好困扰患者的任何疾病（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169]

置身于这座将自身定义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城市，其热闹非凡的场面、活跃异常的气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稀罕事物，必定让这个小镇姑娘头晕目眩。沿运河而行，一路上，你会发现活的大象和犰狳、腌制的蛇和青蛙、显微镜和望远镜、古老的中国瓷器和最新的代尔夫特蓝陶，当然还有各类香料和香草。它们不仅能为饭菜调味，还有促进消化、软化粪便、扩张宫颈和预防疾病的功效。商店的货架上不仅有普通品种的胡椒和肉桂，更有来自异域的旋花科植物、蓬莪术、高良姜、甘松、大戟属植物、胶黄蓍、药西瓜以及某种号称“龙血”[170]的东西。[171]

到处都有人售卖食物，它们不仅挑动着穷人的神经，还吸引来新移民渴望的目光。城里有一处家禽市场、一处黄油市场以及许多菜市场和肉铺。街上有售卖肉桂蛋糕和烤坚果的小贩。中午时分，透过房子的窗户，我们的旅行者或许能够看见和闻到，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就着坚硬的黑麦面包和老少咸宜的啤酒，享用豌豆汤或者荷兰的国菜“闷罐炖菜肉”（hutspot）——一种由各类蔬菜、剁碎的肉、生姜和柠檬汁构成的炖肉菜。透过一幢幢更精美的房子的彩色玻璃，我们的这位姑娘一定会注意到，富人们吃的是盛放在瓷盘中的食物，喝的是瓷杯内的饮品，用的是精美的银质餐具。时下，每次酒足饭饱之后，对烟草的狂热需求总会迅速占据人们的神经；这时，无论老少，都会抽出他们的长茎烟斗，开始自顾自地吞云吐雾。

海尔彻可能会在约尔丹区——位于运河带两岸的一处主要供穷人和工人阶级居住的城市新区——找到一处临时居所。这里的生活环境比其他地方要艰苦恶劣、脏乱邋遢得多，住宅的样式更为窄小逼仄，建筑结构更为简陋，盖房时使用的也是价格相对低廉的材料。更煞风景的是，根据“分区法”中的相关规定，主城区内不得开设鞣皮厂之类可能会散发出臭气的工厂，所以，它们只能纷纷转移到约尔丹区这样远离市中心的城市新区（附近的两座风车被人们称为“大臭风车”和“小臭风车”）。

我们不知道海尔彻·迪尔克斯何时第一次踏入阿姆斯特丹，但1642年时，她设法搬进宽街，并就此展开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道路。1642年之前，宽街两侧的住宅区仍是旧城区最为时髦的地段之一。然而，从1642年开始，这些住宅区内的殷实之家纷纷“跳槽”到新运河区，于是，他们的房子被阿姆斯特丹城内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以及艺术家和工匠所占据。急需找到工作的海尔彻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宽街上有一对夫妇，住在一栋宏伟、普通住宅两倍大小的大房子里。刚生下孩子不久的妻子身体状况欠佳。他们需要帮助。站在这对夫妇家门廊上的时候，海尔彻多半依旧被家乡的北荷兰服饰裹得严严实实，风帽的系带紧紧地勒着她的双颊。保守的服饰与风帽可能会遮蔽她身上的某些特质，但它们绝掩盖不了她那双“会跳舞的眼睛”。这双眼睛表明，之前的一切艰辛与苦难，并未磨灭她内心强烈的求生愿望以及对充溢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人生的无尽幻想。

如果黄金时代意味着，对一位从乡下来的农家女孩来说，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多种多样的话，那么，对一位聪明异常而又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背景的男孩来说，摆在他面前的，一定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未来。克拉斯·彼得松出生在科内利斯·德豪特曼拔锚起航的两年之前。虽然德豪特曼驶往东印度群岛的灾难性远航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与此同时，它不仅促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还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克拉斯的父亲是一名亚麻布商人。克拉斯一家的房子离新教堂只有几步之遥，甚至可以说是在新教堂影子的笼罩之下；水坝广场后面的几条街巷——旧阿姆斯特丹城的绝对中心——是这个男孩童年时期的乐园。他一定常与伙伴们沿着街巷阔步迈向港口，观看从遥不可及的“天涯海角”返航的一支支联合东印度公司船队，然后向东朝河流的方向闲庭漫步，审视新运河和新房的工程进度。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哥哥进入莱顿大学，学习成为一名牧师。克拉斯将跟随他哥哥的脚步入学莱顿，但他选择的是医药学专业。[172]

1617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他，准备以“医学博士”的身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今，我们通常将从事此类工作的人称为“全科医生”。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在新建成的某条运河附近找到一处栖身之所，诊疗不断搬入这片地区的步步高升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买下绅士运河附近的一栋房子，并在不久之后与一个名叫伊娃·范德弗鲁赫的年轻姑娘喜结连理。克拉斯一家以及这个年轻姑娘所在的家庭，同属荷兰归正教会中的保守派，然而奇怪的是，一份记录声称，彼得松的母亲对他们二人的结合并不满意。在疯狂的“圣像破坏运动”时期，伊娃的一个叔叔的剑在劈砍一座天主教雕像时折断了。每次提起这件事，伊娃一家的骄傲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此时的克拉斯·彼得松脸上有一点婴儿肥，蓄着络腮胡子和长髭，他清醒敏锐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将很快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是一位工作时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医生，以用热情温暖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病人而著称。时下，科学界正着手创建适用于整个自然界的基本原理，但这种对详细观察探究万事万物的迷恋尚处早期阶段，大多数医生更愿意依靠前人留下的经验与教诲治病救人。克拉斯·彼得松同时踏上科学与经验两条道路。一方面，他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现代化革新的主要推手：城内的六十几位药剂师共同编纂了一份行业规范，不仅列出上百种用于治疗不同疾病的混合物，甚至还列出其中的哪些混合物须经政府检察员勘验。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古板守旧、行事老派的医生：1628年，英国人威廉·哈维出版了他在血液循环方面的革命性理论，可克拉斯·彼得松却对此不屑一顾。那时，大多数医生仍将古罗马医师盖伦的血液理论奉为圭臬，认为人的身体会产生两种类型的血液，一种来自心脏，另一种来自肝脏，肺像泵机一样将这些血液输运到全身。“两型血液”理论是用放血疗法治疗病患的理论基础，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大部分医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哈维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各大医疗机构可能会纷纷对他的理论皱起眉头（“我颤抖不已，唯恐整个人类都将与我为敌……因为，他们只尊崇影响了所有人的古希腊罗马理论”），而且，事实证明，许多医师的确对他大加挞伐。彼得松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更愿意在古人写下的文字中搜寻答案，一如在《圣经》中搜寻道德方面的指南。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他之所以拒绝接受哈维的新理论，是因为他宁愿跟着盖伦一起犯错，也不愿同哈维一起“循环”。[173]

从这方面看，彼得松堪称阿姆斯特丹黄金时代的典型代表：这是一个游离于古代和现代之间、冲突与摩擦永无休止的年代，几乎人人都是兼具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矛盾集合体。这种“分离性”也是今人理解早期现代欧洲人性格时遭遇的最大障碍之一。让人尤为不解的是，作为一位以解剖学为最重要研究方向的医生，克拉斯·彼得松竟没能看到哈维理论的正确之处。彼得松是第一批研究人体各器官与部位机能的人之一，并曾详细记述它们的每一处细枝末节。如同每一位真正的荷兰人，了解沟渠如何引导水体的流向，几乎是彼得松的第二天性。他将一个肠瓣的机能描述为：“如同我们运河上的闸门，这扇不断升起与放下的‘大门’，能够在退潮的时候打开，却又坚固到足以在放下时抵挡洪水的侵袭。”[174]

到1620年代早期，他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最为杰出的公民之一。此时，该城的政坛分裂为与各自新教派别结盟的两大阵营。一方是笃信这座城市以及年轻的联省共和国的突然崛起全都归功于上帝旨意的“极端正统派”。他们认为，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人空间的一言一行，不仅应遵从上帝的戒律，更应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堕落和腐化的，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带来救赎。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另外一方，则力图多多少少减轻或者缓和“极端正统派”冥顽不化的黑暗世界观，倡导涉及各项事务的广泛包容理念。从性格和气质上说，彼得松无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正统派，市议会中的该政治派系也多次派人拉他入伙。此时，医生俨然成为炙手可热的新贵，民众开始相信，医生并不都是只会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quack）（巧合的是，英语中“quack”一词其实来源于荷兰语），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偶尔也能减轻患者的病痛，那么让一位奋发有为的医生参与城市事务的管理，当然也就再合理不过了。这是彼得松政治生涯的开端，也是除却行医工作之外，另一项他即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未来，他将四次出任市长，与其他三位市长共同管理这座城市。

伴随清醒敏锐、冷静持重、虔诚恭敬与公民意识而来的，是彼得松的极度虚荣。他开始收集各式各样的精美物件，而且如现代人一般汲汲于树立自身的公众形象。事实上，他甚至不惜为此改名换姓。令他沮丧的是，在荷兰省，克拉斯·彼得松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姓名：有不少名叫克拉斯·彼得松的沟渠挖掘工和烤面包工。他可绝不是什么寻常之辈，因此，物色一个含义恰当、足以帮他改头换面的姓名，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从16世纪末郁金香被介绍到这个国家的那一天起，荷兰人对这种植物的热情便一直稳步提升。荷兰人喜爱它们的颜色，更喜爱它们的优雅与端庄。对彼得松腰缠万贯的主顾们来说，郁金香是家中必不可少的装饰物。这些日益昂贵的花朵极具异国情调，是高贵与典雅的代名词，也是上流社会以及整个时代的象征和标志。我们的这位医师十分欣赏郁金香带给人们的美好联想。1621年，他付诸行动，大胆地改换了自己的姓名。郁金香原产于中亚地区，取道土耳其运往欧洲。郁金香的外形与伊斯兰教徒的包头巾十分类似，因此，波斯语中“头巾”（dulband）一词，逐渐演变为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称谓——“tulp”。就在彼得松与他的妻子伊娃从他们位于绅士运河的家搬到紧邻绅士运河的另一条风靡一时的运河——皇帝运河——岸边的另一栋房子，并在不久后又搬到第三条新运河——王子运河——附近的时候，彼得松把表明他改名换姓之举的标志悬挂在自家的大门之上：一块绘有一束郁金香的招牌。从这一刻起，克拉斯·彼得松正式更名为尼古拉斯·蒂尔普大夫。他把教名“克拉斯”拉长为它的正式形式“尼古拉斯”，悄悄摒弃自己的父名姓氏[175]，换成荷兰人眼中的“百花之冠”。自此，世上又多了一个名门望族。他给转年出生的女儿起名卡塔里娜·蒂尔普；三年后的受洗仪式上，他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迪德里克·蒂尔普。作为一名市政官员，依照惯例，尼古拉斯要为自己设计一枚纹章和一枚证章。郁金香再次成为他的选择。为了巡访位于全城各地的病人，他订购了首批全尺寸四轮马车中的一辆。为了让堵塞街巷的行人主动让开道路，以便他尽快地赶到病人身边，蒂尔普大夫马车的侧面印着代表他身份的郁金香纹章。

荷兰黄金时代自相矛盾乃至“精神分裂”的本质，再度以让人费解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就算教名加姓氏的姓名格式那时并未严格固定下来，整件事依旧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一位即便亲眼见到摆在面前的证据，也不愿改变自己医学观点的保守分子，竟会如此漫不经心地迈出看起来如此激进的一步——改名换姓，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就好像姓名是一套可以随意丢弃改换的衣服一样。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如此清醒敏锐、不苟言笑、迂腐守旧的医师，一位头衔与地位如此尊贵的男人，竟然会选择一朵花作为自己的姓氏和身份象征。

最终，他或许会发现，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而后悔。几年后的1630年代中期，这座空前活跃的城市将与荷兰诸省一起，卷入世界上第一场投机狂潮。而且，这场投机狂潮还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一再困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如今，经济泡沫主要出现在互联网行业与房地产业，而在蒂尔普大夫的那个年代，对他来说很不幸的是，郁金香产业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经济泡沫。当最稀有的郁金香品种的价格接近顶峰的时候，单颗郁金香球茎就能卖出数千荷兰盾，与蒂尔普大夫恢宏气派的运河屋相差无几。事后看来，“郁金香热”确有其合情合理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符合人性的规律与模式。一如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在其著作《金融狂潮简史》中所言，“投机风潮……在大众把他们的发财梦完全寄托于商业或者金融领域的某种看似新颖之物时出现。美艳动人、颜色各异的郁金香是第一批具有此种特质的商品之一。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层出不穷的金融或商业投机品中较为不同寻常的一个。世上大概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好地说明，什么叫大规模的欺骗、妄想与错觉”。[176]最近，有学者开始怀疑，郁金香投机的波及面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经济崩溃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不是真的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毫无疑问的是，经济泡沫破灭后，郁金香的形象遭到严重的打击：从精致优渥生活的象征，一下子跌落成蠢事和愚行的代名词。蒂尔普大夫取下他门上的招牌，但再次改名换姓简直比登天还难——尼古拉斯·蒂尔普这个名字早已广为流传，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

1628年，两件大事发生在尼古拉斯·蒂尔普的身上。其一，他的妻子伊娃在这一年离世；其二，他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他妻子的死对他打击不小，但根据传统，一个人不应该为自己的亡妻哀悼太长时间。不到两年，他便再次结婚，娶的是孩提时代与他同住一个街区的老相好。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意味着，从今往后，他每年都要在新集市广场附近的一栋建筑里，当众解剖一具人类尸体。中世纪时，这栋建筑是进城之人必经的关口之一；现在，它一方面是由海路入城的货物的过秤称量站，而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职责在于，作为外科医师协会的解剖学阶梯教室。现场解剖当然是专门为医生而开设的，不过，普通民众亦可从旁观看。在此，黄金时代再一次将今人眼中泾渭分明的不同事物交织混杂在一起：现场解剖不仅是一项科学活动，还是一次宗教仪式，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场戏剧演出。解剖刀滑进尸体之前，先要由牧师为这个人的灵魂祈祷。解剖结束后，有一场规模盛大的宴会，而且，人人都会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一定有不少人试图把尸体的某些部位或者器官藏在酒杯里顺走，因为市政官员发现，他们有必要颁布这样一条法令：任何从公开解剖活动中偷走尸体碎块的人，都将被处以六荷兰盾的罚款。[177]

被任命为尸体解剖人之后，蒂尔普大夫晋升为一名真正的公众人物，并牢固树立起在阿姆斯特丹医学界乃至整个联省共和国医学领域领军人物的地位。不过，这也助长了他自我标榜和自我吹捧的坏毛病。据我统计，在他的一生中，蒂尔普大夫找人为他画过八幅全尺寸肖像，让人为他雕刻过一尊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塑像，还委托别人用真金白银打造过一枚印有他形象的徽章。群像画是肖像画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显而易见的是，刚刚习惯解剖学教授的新角色，蒂尔普大夫便萌生出委托他人绘制这样一幅群像画的想法：作为该城医学领域带头人的他，如贤者般指导其他医生学习神奇的人体内部运作机理。按照他一贯的风格，这肯定不能是一幅普普通通的群像画，因为它必须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承载一系列重要元素。阿姆斯特丹自视为先进科学的引领者，它当然要把这一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它必须尽力美化协会中的其他科学家，让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清晰可辨。而蒂尔普大夫肯定也早就想好了他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这幅群像画之中。不知怎的，它还必须是一幅既极度传统，又现代气息十足的画作。对阿姆斯特丹，对科学，当然也对蒂尔普大夫自己来说，它应该是一件有力的宣传工具。但是，外科医师协会该到哪里去寻找一位能够满足所有这些要求、捕捉所有这些细节的画家呢？

他们在莱顿找到了他。换句话说，这位画家出生在莱顿。他的父亲是一个磨坊主，母亲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虽然（又或许是因为）他是他们十个孩子中的第九个，身处工薪阶层的父母仍想尽力让这个儿子跻身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他们把他送进一所精英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习拉丁语，并由此踏上政府公务员的道路。可他却一心只想跟颜料与画笔为伴。最终，他的父母妥协了，改送他到一位当地绘画大师的手下当学徒。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当时看来几乎非比寻常到旷古绝今的名字（例如，对讫至1811年的被埋葬人登记姓名的调查研究显示，只有八个人叫这个名字或者这个名字的某些变体，而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叫过这个名字）。因此，有些人或许会在他介绍自己的时候窃笑不已：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伦勃朗的？从1632年开始，他附在自己画作上的姓名多了这样一个姓氏：范赖恩。从表面上看，这个姓氏得自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荷兰的莱茵河（“赖恩”是荷兰人对莱茵河的叫法），但更确切地说，它其实指的是他父亲赖以为生的风车磨房的名字。[178]

年轻时的伦勃朗长着姜黄色的头发，身体略微有些发福。无须赘言，他的旷世奇才对当时的画坛来说，必定具有一种爆炸性的震撼力。他对绘画充满热情：如虔诚的教徒般全情投入，渴望认识看似无法理解的东西——人类情感的旋涡。他曾在字里行间提到（这也是他留下的文字中唯一一处提到自己要献身于某一特定使命的段落），他的最终目的是向世人展示“最伟大而又最自然的感情”。[179]

伦勃朗渐渐探索出一种被时人称为“历史题材绘画”的艺术风格。如今，我们称其为“宗教绘画”（虽然其中的一些画作的主题是神话而非《圣经》），但它们与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以及其他早期艺术家的作品有本质上的区别。之前的艺术家都是受教堂和教会的委托，创作一些未来将被安放于圣餐台后的作品：他们是为宗教企业与行业打工的匠人。然而，现在的欧洲正身处一个与之前迥然不同的年代，荷兰更是一个与意大利等地相去甚远的地方。摆脱天主教的束缚之后，荷兰诸省踏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建构起一个以服务大众为目标的社会。而这反过来又鼓励荷兰人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特性与个人特质：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主题。荷兰艺术家的客户并不是教皇和神父，而是鲱鱼批发商与亚麻贸易商。

不过，这些商人也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希望，这些画作能够帮助他们学习《圣经》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用鲜活的颜色呈现的《圣经》故事陈列在自己的家里，供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观看。于是，在他们的委托下，一桩桩《圣经》故事被荷兰画家以生动而又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天使阻止亚伯拉罕献祭以撒，参孙被人刺瞎双眼，约瑟的血衣展现在雅各的眼前，基督将兑换钱币者赶出圣殿。

渐渐地，伦勃朗成为描绘此类场景的行家里手，善于打破常规，为传统注入新颖的戏剧性。在此期间，他还进行过其他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比如，开始在创作中加入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本身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几世纪以来，艺术家一直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形象安插进油画之中。但这些形象的位置通常比较靠后，脱离主要的情节与场景，凝视画外的观者，既像一个额外的签名，又像一种加深画家与画作间联系的方式，仿佛在说：是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幅画；希望你能喜欢我的作品。伦勃朗比他们走得更远：将改头换面的自己融入画作角色的心理活动之中。在他最早的签名画，二十岁之前创作完成的《圣司提反的石刑》里，至少有三个人物看起来像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肖像：圣者本人、主要行刑者（正准备将举过头顶的长面包大小的石头砸向殉道者脑袋的人）以及传统艺术家在油画中惯用的望向画外观者的与画无关的人。

伦勃朗此举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位艺术家是在阐发或者探寻他自己的内心——即将步入成年时，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做一些与之类似的事情。伦勃朗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圣徒，还是劣迹斑斑的罪人；会不会激烈地驳斥上帝伟大显灵的故事。以传统的站立姿态凝视画外观者的第三个画中自我，刚好卡在其余两人中间，似乎是在向世人展示他内心的窘境，请求观者帮他认清自我。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这位艺术家其实是在做一件如今看来司空见惯，当时却罕有人为的事情：用艺术宣泄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把这幅“三重自画像”置于伦勃朗当时正在创作的其他作品的背景烘托之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聚焦画家自我探寻的意图。二十一岁到二十五岁的这段时间里，在强烈艺术激情的感召下，至少有二十个自画像被他以同样的伪装与技法插入到不同的画作之中。在一些刻蚀画里，他几乎被阴影所吞没的面庞表明，他只想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他内心阴暗面的投射与映像。艺术史学家H.佩里·查普曼品评这一系列画作时说道：“透过它们非凡的心理学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史上最矢志不渝地以自我表征和自我展现为追求的画家之一的初试啼声。”[180]

伦勃朗并不是唯一具有“自我凝视”冲动的画家。就在荷兰社会朝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距离君王与教会越来越远的时候，肖像绘制渐渐发展为一项产业。画师们为乞丐绘制肖像时的仔细和认真，不亚于上一代人当中鲁本斯之类的画家为国王画像时的小心与谨慎。与伦勃朗类似，来阿姆斯特丹之前，加布里埃尔·梅特苏也在莱顿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绘画训练。一如与他同代的代尔夫特画家约翰内斯·弗美尔，梅特苏善绘风俗画。不同于让被画人摆好各种矫揉造作姿势的肖像画，风俗画与其说是在为人画像，不如说是在直接描摹现实：一名将生病的孩子抱放在大腿上的妇女，在街角售卖家禽的老汉。人们喜欢这些精心挑选裁剪后的现实世界场景。他们为一幅幅风俗画讨价还价，把买来的画悬挂在住家和工场，仿佛在说：瞧瞧我们！相同的审美趋势还出现在静物画领域。坦率来说，静物画并不是宗教艺术，而是装饰艺术的一个分支。功业斐然的玛丽亚·范奥斯特韦克就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女静物画家。她尤其擅长用鲜艳丰富的颜色渲染画中的静物（通常是花），而且，购买她作品的人甚至包括当时欧洲国家的首脑。出生于法国、同样工作在阿姆斯特丹的肖像画家沃伦特·维兰特曾经为她绘制过一幅肖像。画中的她是一位衣着考究、楚楚动人的女性，一手拿着画笔和颜料板，膝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以显示她对绘画与知识的热情。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位女性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只能说，她的事业开始于代尔夫特，终止于阿姆斯特丹。资料的匮乏可能与她的性别有关：作为一位女性，她被当时的画家协会拒之门外。

那么，让伦勃朗从这些技艺高超、事业有成的艺术家中脱颖而出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名鼎鼎的蒂尔普大夫会把目光投向莱顿，在莱顿寻找为他和他的外科医生同事画像的合适人选呢？这是因为，伦勃朗艺术家的威名不仅与他高超的绘画技艺有关，更缘于他独辟蹊径、戏剧性十足的艺术表现手段。他是一位大师级的现实主义画家。但是，平心而论，真正打动乃至震撼他同代人的，是他呈现画中人内心世界的本领：不仅画出他们的样子，还画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这种“由表及里”的艺术表现手段，一如时人对它的渴望与向往，是世所未见的新鲜事物。第一次欣赏伦勃朗作品的人，总不免在巨大的震撼下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啧啧称奇。诗人康斯坦丁·惠更斯是伦勃朗的朋友和现任奥兰治亲王的助理（这位奥兰治亲王后来还成为惠更斯的早期赞助人与热心支持者）。他试图向别人阐释他心目中的伦勃朗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略带颤抖的声音。惠更斯写道，这位画家“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只为平息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强烈意愿”。[181]三个半世纪之后，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说过一句与之大同小异的话：伦勃朗是“内在性和人类思想的至高表现者”。[182]时至今日，看画者依旧能感受到它们的冲击力与震撼力，不过，若想体悟伦勃朗笔下的这些面孔对17世纪荷兰人的启迪与启示，给他们带来的拨云见日与醍醐灌顶之感，我们必须先卸下几世纪以来我们在自己心灵外构筑的老成世故之墙与圆滑虚伪之篱。与此同时，在中世纪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苦苦挣扎的黄金时代荷兰人，再度引发我们的好奇与深思：面对如此赤裸裸的私人情感与内在性，为什么这些古板保守的市民非但不觉得它极度不合时宜抑或有伤风化，反而对它视若珍宝、趋之若鹜，细细鉴赏与品悟其中的内涵？

把伦勃朗带进阿姆斯特丹的人，似乎是一个名叫亨德里克·范厄伊伦堡的艺术品经销商，而且，他显然曾经购买过这位莱顿画家的作品。1631年底或者1632年初，二十五岁的伦勃朗搬进范厄伊伦堡的工作室。不远处是城中的计量所，只消沿着寒冷的街道走上三四分钟，便可从工作室来到这座旧时的门楼和现在的过秤称重站。计量所的楼上是我们的外科医生演示尸体解剖的地方（为了减缓尸体腐烂变臭的速度，阿姆斯特丹的年度尸体解剖活动总是在冬天举行）。在这里，伦勃朗仔细观察蒂尔普大夫用罪犯阿德里安·阿德里安松（又名阿里斯小子，而且事有凑巧，这名刚刚被处决的小偷也是从莱顿迁居至阿姆斯特丹的外来户）的尸体向他的外科医生同行做出的种种演示。描绘以上场景的画作，成为有史以来最受人景仰、最常被人们在论文与著作中谈论的名画之一。一直以来，《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不断被舞台上的演员重现，被小说家改编进自己的作品，被外科大夫分解研究。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剖析画作背后隐藏的寓意，解读画中的每一个细微要素：画中人物的姿态；尸体的种种特征（比如死者极不寻常的指甲修剪整齐的优雅手指）；蒂尔普用镊子夹住并向上拉起的肌腱；蒂尔普另一只手的手指做出的动作（画家借此暗示，蒂尔普正在向他人展示肌腱出现问题后对手指运动的影响）；油画四周的大片黑暗；从画中人物紧张的脸上，尤其是从尸体上放射出的微光；甚至是位于画作一端的一本立放着的打开的书。从整体上看，这幅油画清晰地展现出画中人所在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心中的信念：我们这里是阿姆斯特丹，也就是说，我们一心致力于科学事业。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幅画投入无数关注，却从未发现任何能向我们揭示时人对它的最初反响的直接资料。不过，我们猜也能猜得出来，因为，油画揭幕后，伦勃朗立马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名人。人人都想委托他为自己画像，就算他把自己的劳务费涨到每幅一百荷兰盾（约为一位熟练技工半年的收入）的程度，人们也还是趋之若鹜。阿姆斯特丹人被他的绘画风格与技艺深深折服：他笔下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就好像他们是怎样的人他早就了然于胸，而且能够将他对他们的理解与认识通过油画传达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伦勃朗惊人的作画速度，让他化身“传世名画制造厂”：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就完成了四十二幅精美细腻、极度写实的肖像画，更不必说其间创作的数十张刻蚀画与素描画。《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揭幕后，造船工扬·赖克森及其妻子赫里特·扬斯成为排队等待伦勃朗为自己画像的人之一。酿酒师迪尔克·扬松·佩塞尔及其妻子哈谢尔委托伦勃朗为他们两人各自绘制一幅肖像。提出相同委托的还有另外两对夫妇：家具制造商赫尔曼·杜默尔及其妻子巴尔琴，布料经销商尼古拉斯·范巴姆贝克及其妻子阿加莎。以上所有这些人以及另外许多人几百年前就已不在人世，有关他们的一切也早已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们从未做过任何堪称“不可磨灭的贡献”之事，可他们的形象却留存至今。他们有自己的维基百科条目，存活于悬挂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白金汉宫以及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幅油画之中。站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对这些油画的时候，会让人不禁感慨：油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他们的内在精神生活。本书的副标题宣称，这是一本以自由主义为主题的书，可我已经连续很多页没用过这个词了。然而，这一切却是自由主义的本质与精髓所在：个体性与个人概念的出现；自我意识的产生；自由行事、自由开拓、自由发展、自由建立事业、自由赢得名望、自由赚取财富乃至自由改变他或她身份的权利。当你试图用干瘪苍白的文字来描述它时，它不过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抽象概念：自由主义起源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但自由主义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就陈列在世界各地的伟大博物馆。

艺术史学家安·詹森·亚当斯认为，荷兰该历史时期个人肖像绘制业的崛起，与荷兰人的新观念有关：他们正在以全新的、个人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彻底摆脱陈规旧制的束缚，再也不受君主与教会的限制。[183]城内出现一种新的社会阶层流动形式。无独有偶，一种名为自助书的新型文学作品开始热销。自助书能教你怎样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怎样表现得像一名富商，怎样成为市民丈夫的贤内助，以及怎样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这是一个发展与酝酿之中的社会，而且，其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有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他们虽为头脑清醒的公民和内心虔诚的信徒，却依旧如醉如痴于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巨变。

勒内·笛卡尔被人们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他是现代社会哲学基础与现代自我的创建者。他“我思故我在”的构想，让个体自我重归“一切知识来源”的地位。几乎与伦勃朗同时抵达阿姆斯特丹的笛卡尔，其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我觉得，这或许并非巧合，因为，对信仰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阿姆斯特丹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行走于城中各处的居民或许还穿着古板朴素的黑色大衣，而且，不知何故，大衣上的白色花边衣领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庄严肃穆。但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间的巨大反差再次凸显），阿姆斯特丹也是进行各项改革与实验的绝佳场所。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居民仍处于天主教会与各自君王的严厉统治之下，甚至连一些科学方面的小修小补都横遭禁止的时候，这里的人却在忙着磨制望远镜的镜片、改进显微镜的设计。阿姆斯特丹城内有四十家出版社，其他荷兰城市也有几十家出版社，而且，它们是全欧洲最自由、最开明、最不受约束的出版社。笛卡尔来荷兰诸省，就是为了出版一本后来被称为“现代性的试金石”的书：《论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与追求真理的方法》[184]。伽利略《与两门新科学有关的论述和数学证明》一书的手稿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太具煽动性，却在莱顿找到一位对此毫不避讳的荷兰出版商。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绘制地图的布劳家族，在阿姆斯特丹的鲜花运河附近经营着全欧洲最大的印刷厂。该厂有八十名员工，不断制作出版时人对地球日益缜密的洞悉与认识。[185]荷兰印刷厂还出版过不少反对英国君主政体和法王路易十四的人写的小册子。对英国或者法国的出版者来说，刊印此类文学作品足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一如所有对阿姆斯特丹肃然起敬的外国游客，笛卡尔的足迹踏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对他所目睹的奇观盛景的描述，简直可以作为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广告宣传语：“船靠岸了，满载从东印度群岛买来的各种物产和从全欧洲购入的各类稀世珍宝。”他甚至将这座城市鼓励并扶植的多种开放措施，与他一生不断追寻的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世上还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可以如此轻松地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便利之物和你能想象出的一切奇观胜景？还有哪个国家能给你如此彻底的自由，让你带着如此之少的焦虑入睡，让军队以随时保护你的安全为第一要务，或者拥有如此之少的投毒迫害罪行、叛国投敌行径与污蔑诋毁行为？”[186]

突破限制与束缚的种种努力全都与“gedogen”有关，即与该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包容政策有关。16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处理再洗礼派教徒及其他宗教极端分子，如今的阿姆斯特丹仍旧以与之类似的包容眼光看待城内的性交易与软毒品交易。如果要寻根溯源的话，那么，这种包容的态度其实最早来源于荷兰人与水之间的斗争：为了在曾经是一片汪洋的沼泽地上安家落户，人们必须团结在一起。自此，合作互助的伦理道德原则深入荷兰人的骨髓，对差异性的包容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伦勃朗或许可以算是一个雄心勃勃之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恋家、不爱出门的“宅男”。据我们所知，从莱顿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在余下的人生中，伦勃朗几乎从未踏出该城半步。不仅如此，他的社交与来往范围仅限于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屈指可数的几个街区几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最初，他租住在宽街的范厄伊伦堡艺术工作室。在距此仅几分钟路程的解剖学阶梯教室里，他完成了生平第一次重大委托作画任务。与他的老板兼房东亨德里克·范厄伊伦堡的堂妹萨斯基亚·范厄伊伦堡结婚之后，夫妇二人搬到几个街区之外的新杜伦街上的一栋房子里。如今，这栋房子是一家很大、很现代、名为德亚伦的咖啡馆（巧合的是，本书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从咖啡馆里出来之后，慢悠悠地走上一分钟，再跨过一座小铁桥，便来到一幢漂亮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的跟前。从前，这幢建筑是质检员的总部，供这些由市政府任命的人查验批量生产的布匹面料的质量。虽然质检员这个职业听起来既单调又无聊，但它的出现或多或少地说明，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外销产品质量，以至于有必要为这些质检员绘制一幅群像画。于是，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伦勃朗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的《质检员们》（The Staalmeesters）（“staal”的含义为“样品、样本、货样”）横空出世。这幅油画之所以广受赞誉，部分原因在于伦勃朗惊人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给原本枯燥乏味到让人崩溃的绘画主题带来无尽的活力与神秘感（作为一个世纪之前荷兰“大师”牌雪茄烟的商标，画中的形象成功转化为现代流行观念的一部分）。

范厄伊伦堡的工作室之外，比质检员总部更靠近伦勃朗的第一个家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离他家前门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幢名为“克洛文尼厄斯多伦”[187]的建筑。它是阿姆斯特丹城民警卫队的会议厅之一。群像画里警卫队员们的形象，与我们头脑中的固有印象并无二致：一群面色红润的长鼻子男人，戴着向下耷拉的黑色软帽，穿着有长长的白色衣领的服装，要么扛着长矛与滑膛枪，要么举着沉重的高脚酒杯围坐在宴会桌边。鉴于写作本书的目的，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城民警卫队的出现表明，17世纪荷兰城市的自治传统正在走向成熟：掌控城市、发展贸易和保护市民的人，全都是普普通通的城镇居民。自治传统及其在欧洲的唯一性让荷兰人倍感骄傲。这种骄傲不仅体现在油画的画布上，更体现在油画这一艺术类型本身。

但是，如何才能让这种死板僵化的艺术类型焕发出新的生机呢？城民警卫队协会（kloveniers’ guild）（“klover”是一种火枪的名字）让伦勃朗为他们画像时，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伦勃朗的面前。伦勃朗受雇作画的地方，亦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传统：城民警卫队的宴会厅位于该城的中心，是一处人人皆可前往的公共场所（自此，这栋建筑被改造为一家旅馆并一直沿用至今）。城内有很多支不同的警卫队，他们的想法是为每一支警卫队都绘制一幅群像，然后把它们挂满宴会厅的墙壁。这样一来，任何人进来之后，不仅能欣赏到被画作定格的每一个人的形象，还能体悟到画作背后所代表的个人与他们所在社区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油画有如一个个公开声明，斩钉截铁地向世人宣称：在这里，我们既不依靠国王，也不依靠军队，更不依靠雇佣军；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

大厅里挂着由六位不同的画家绘制的七幅油画。然而，初看之下，伦勃朗投入大量心血完成的旷世杰作——地位堪比《蒙娜丽莎》、《尖叫》与《惠斯勒的母亲》，我们如今称之为《夜巡》的画（第一次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它，是在这幅油画完成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与宴会厅的情状并无多大联系。虽然（与大多数记述相反）它最初也引发过不小的轰动，但没过多久，它的地位便和它创作者的名声一样一落千丈。在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这些年里，阿姆斯特丹人作为革命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意识渐趋顶峰，因此，伦勃朗充满浓厚而强烈情感的画作红极一时。然而，时过境迁，对古板的荷兰人来说，他在戏剧性与情感深度方面无休无止的探索让他们感到几许有失体面与不合时宜：最终，过于情绪化的艺术风格让身为画家的伦勃朗不再被荷兰人所接受。只有到了19世纪，当荷兰政府试图锻造新的国族认同与爱国主义的时候，他的画才重新流行起来：气势恢宏、色彩艳丽、庄严雄伟的《夜巡》被选为荷兰新国家博物馆的核心展品，独享一整间展厅。伦勃朗的《夜巡》原本代表的是阿姆斯特丹人的公民意识，而且，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相当“非荷兰”的豪迈与雄壮而不被荷兰人所接受。现在，这幅画被重新解释为荷兰精神的化身。顺理成章的是，再后来，伦勃朗成为荷兰的民族英雄。1852年，为了表达对他的纪念，人们为他竖起一座雕像。如今，伦勃朗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在咖啡馆的前院和离伦勃朗生前最常踏足的地区只有几分钟步程远的伦勃朗广场上的露天市场里，到处都悬挂或者摆放着有关他的一切。

伦勃朗与萨斯基亚租住在新杜伦街的一栋房子里。一座华而不实的出租屋显然不是一处理想的居所。伦勃朗必须设法购买一栋属于他自己的房子，一栋气派十足、价值不菲、与范厄伊伦堡的工作室仅隔两幢建筑的房子。近来，他花钱十分大手大脚：不仅买了大房子，还为萨斯基亚添了不少珠宝首饰。他是一位行动迅速的年轻人，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接受委托、为人作画，而且，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源源不断的求画者与滚滚而来的财富会有枯竭的一天。如工作狂般不眠不休、一心投身事业的伦勃朗，不仅为人作画，还不时给他的学生授业讲课，买卖其他人的艺术作品，同时经营着一间艺术工作室。

他买下的大房子（如今成为一家经营良好的博物馆，专门向世人展示他的艺术成就和个人生平）成为一切不幸的源头：他把钱都花在买房上了。富人一窝蜂搬迁至新运河的浪潮，让范厄伊伦堡工作室周边的房价纷纷下跌，可伦勃朗看中的大房子的主人却死咬住原来的价格不放。最终，花钱如流水的伦勃朗心甘情愿地掏钱做了冤大头。然而，就在他们乔迁之际，伦勃朗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加里·施瓦茨是一位专门研究伦勃朗的美国学者，他的妻子是一个名叫璐科伊的荷兰人。1968年，尚未踏出校园的夫妇二人以极低的价格（反正施瓦茨是这么告诉我的）在阿姆斯特丹市郊的马尔森村购买了一栋建成于1725年左右的豪华别墅。一次，坐在别墅起居室里的时候，施瓦茨对我讲起他在伦勃朗事业衰微原因方面的理论。除了作品的艺术风格太过情绪化之外，施瓦茨还着重提到他“与市政当局间的矛盾”。“依照惯例，画家需要与一位富有的艺术赞助人建立良好的人际与合作关系。伦勃朗这样做了。可他却一次又一次挑起与对方间的争端，烧断自己与上层社会间的沟通桥梁。”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寡头集团统治下的城市，操控在一小撮富商家族的手中。在他刚刚从莱顿搬过来不久并且出色地完成蒂尔普大夫的群像画之后，人人都希望这位红极一时的年轻画家能够主动与自己结交。然而，伦勃朗并不是一个乐于交际的人。事实上，他的一位画家同行曾经抱怨说，作为城内首屈一指的画家，伦勃朗不愿巴结讨好社会名流、不愿向世家大族卑躬屈膝的态度，拖累了整个画师协会。他是一个工作狂，更愿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作画，而不是出席礼节性的社会活动。此外，因为佣金和委托作画任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时常卷进与有钱的赞助人间的冲突。

在阿姆斯特丹的舞台上，他曾经的学生霍弗特·弗林克与他的行事风格刚好相反。弗林克十分乐意履行伦勃朗所鄙夷的“社交义务”，而且，为了迎合不断变化的大众审美趣味，他也愿意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创作一些更明亮、更柔和的画。到他开始为城民警卫队作画的时候，弗林克俨然已成为新的“画坛金童”。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只为他准备一块画板了：在他作画的地方，总是摆放着两块大画板。

与此同时，伦勃朗的家庭生活也是噩耗频传。此前，萨斯基亚为他生下的三个孩子全都在婴儿期夭折。1641年，萨斯基亚再次怀孕，却因不幸染病而虚弱异常。伦勃朗一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需要帮助。

于是，因丈夫亡故而不得不来阿姆斯特丹讨生活的海尔彻·迪尔克斯，出现在伦勃朗的精美住宅的门阶处。我们不清楚海尔彻究竟是在萨斯基亚尚在人世之时，还是在她撒手人寰，把刚出生的儿子留给伦勃朗一人照顾之后，开始为伦勃朗操持家务的。但无论如何，家里的上上下下现在都要靠海尔彻来打理。1642年6月萨斯基亚去世之后，两位刚刚丧偶且同被阿姆斯特丹磁石般的诱惑力吸引至此的人，开始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一个是从北方来的村姑，另一个则是享誉世界的伟大画家。一段暧昧的恋情就此展开。在伦勃朗的名作《达娜厄》中，一个沐浴在金光下的体态丰满的裸体女人憔悴地躺在床上，举起一只手臂向她的情人宙斯表示欢迎。据说画中的这个女人最初是以萨斯基亚为模特绘制的，可伦勃朗后来却把她的脸画成海尔彻的样子。他还把亡妻的一部分珠宝首饰赠送给海尔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间的恋爱关系似乎一直沐浴在金光之下，但当金光消失之后，他们并没有友好地淡化关系、淡忘彼此，而是几近反目成仇。萨斯基亚去世七年之后，伦勃朗请了一个新女仆，一个年方二十三、名叫亨德里克耶·施托费尔斯的漂亮姑娘，并且立刻就爱上了她。此时，海尔彻个性中强硬的一面开始凸显出来，并在一份份历史档案记录中展露无遗。阅读几份当时的法律文件，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断定，两人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海尔彻愤而出走，搬到一家名为“黑骨”的小旅店楼上的房间。1649年6月15日，在见证人的陪同下，伦勃朗交给她一份正式的分手协议，答应每年支付60荷兰盾的“赡养费”。海尔彻暴跳如雷，当即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控告原本答应娶她为妻，现在却出尔反尔的伦勃朗。伦勃朗并未在法庭上现身，而是再一次试图用金钱了事：这次，他把“赡养费”的金额涨到每年160荷兰盾。他最关心的是属于萨斯基亚，却被他送给海尔彻的珠宝首饰。他想让她在遗嘱中写明，她死后，这些东西将归他的儿子蒂图斯所有。[188]

两人再次会面。这次的会面地点是伦勃朗家的厨房。到场后，海尔彻发现，等待她的不仅有伦勃朗，还有一位能让他们二人间的新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证人。海尔彻自己也带来一位见证人：一个家在附近、名叫奥克塔夫·奥克塔夫松的鞋匠。很快，场面再次变得难堪起来：海尔彻大动肝火，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最终，伦勃朗迈出戏剧性的一步。数十年来，研究伦勃朗的学者讲述他生平的时候，总会刻意回避乃至绝口不谈这件事。他从邻居中找来几位证人，证明海尔彻早已堕落成一个道德败坏、不三不四的女人，并要求法庭把她关进一家专为难以管教的女人开设的收容所。

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他说是，她说不是”的不忠行为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但伦勃朗采取终极手段，把让他伤透脑筋的旧情人关进劳动感化院，无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招数。加里·施瓦茨觉得，这件事情证明，深度挖掘人性内在生命力的伟大画家，同样能够做出灭绝人性的举动。海尔彻在劳动感化院里待了五年。虽然有伦勃朗的百般反对与阻挠，但她还是在1655年被释放出院，并在出院后不久去世。

海尔彻·迪尔克斯被阿姆斯特丹的新型社会所吸引，希望能从它所大力称颂的个人自由中获益，却沦落至如此下场。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也许，光明的前景与美好的承诺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险与灾祸。也许，一如其他任何社会，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被权力所左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权力是靠金钱、地位、头衔抑或其他什么新创造出的东西来衡量，对她这样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分别：如果你是最无权无势者中的一员，那么，在类似案件中败诉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你。

海尔彻从伦勃朗的生活中消失之后，他的境况有过一些好转，但总的来说，他的事业还是在不断走下坡路。亨德里克耶·施托费尔斯从未与他结婚，却一直如妻子般陪在他的身边。在这段时间里，他又完成了几幅对后人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画作，包括油画《犹太新娘》[189]以及更多的自画像。在先前的自画像中，伦勃朗总能很好地捕捉自己情绪上的无尽变化，而如今的这些自画像，则刚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初看之下，他的脸上似乎依旧带着稍显茫然的表情，但细看之下便会发现，上了年纪的他正费劲地喘着粗气，悲伤与不幸让他的脸变得斑驳不堪。到1660年，他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且，经过一系列无比漫长、毫无道德可言的程序之后，他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和财产。两年后，依旧深陷财政危机的他卖掉了萨斯基亚的墓穴：她的尸骨被移到别的地方，以便给他人的尸体腾出位置。又过了一年，亨德里克耶离开人世，之后不久，他年仅二十六岁的儿子蒂图斯随她而去。翌年，伦勃朗自己也撒手人寰。恰在此时，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外国的首都，赢得世人的广泛赞誉。在这些最后的自画像中的一幅里，一如西蒙·沙玛干脆利落的评论，“毫不留情的直白坦率，是照亮伦勃朗面庞的唯一光芒”。六十三岁的伦勃朗看起来像七十三岁的人一样。[190]

伦勃朗创作题材、类型及对象非比寻常的丰富与广泛程度，让他艺术生涯中的一处明显空白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荷兰作家弗雷德·费德斯吃惊地表示，有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伦勃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视觉艺术家之一，而且，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姆斯特丹度过，差不多恰好见证了该城的整个黄金时代；然而，他几乎从未以该城熠熠生辉的扩建发展过程中爆炸性的物质繁盛与壮阔奇观为描绘对象。[191]在他的一生中，该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与形象，还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的刻板陈旧印象，激发起人们对城市未来可能性的无尽想象。改造后的阿姆斯特丹把城市规划的重心放在让人赏心悦目的外观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各项设施之上，更加注重个人性、宜居性、方便性和营利性。一言以蔽之，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伦勃朗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远离城市的热闹与繁华。在他的画作中，看不见新开通的运河、刚建成的房屋、光辉灿烂的教堂抑或海港中的桅杆“森林”，甚至连宏伟壮观、堪称17世纪欧洲建筑奇迹的新市政厅也丝毫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他笔下的窄小简陋、毫不起眼而且早已毁于之前的一场大火的旧市政厅。新市政厅的建设过程中，无数民众如朝圣般涌向工地，翘首注视着它一点点拔地而起。可伦勃朗对此毫不关心。他背对市政厅，逆着如潮的人流，朝其他方向走去：用素描的形式勾勒田园般的风光，勾勒一条既冷清又呆滞的旧运河——新区福尔防卫堤运河。他拿着自己的素描本，漫步于阿姆斯特丹及其近郊。漫步的结果是一批“复古”气息浓厚的画作：平淡天空下的慵懒风车；细细的地平线处几株模糊不清的树木；茅草屋顶的农人小屋；高耸入云的树木掩映下，一间四周围着几近散架的木制栅栏的农舍。他笔下的阿姆斯特丹宛如一座中世纪村庄。

跟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艺术家，一位当时非常有名、如今鲜有人知的画家，在这方面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与伦勃朗截然相反。十几岁时，居住在水坝广场附近的扬·范德海登目睹了前文提到的那场席卷整座旧市政厅的大火。火灾壮观而又恐怖的场面铸就了他未来的职业道路。看起来，这座城市的脆弱——文明瞬间被混乱与毁灭所吞噬——让他倍感震惊。在他将自己塑造为现代城市服务设施之父的过程中，消防灭火是他最先涉足的领域。他发明了皮制消防水带，改进了水泵，还设计制造出第一台可以真正投入使用的消防车。他创立了阿姆斯特丹消防局，并亲自担任局长。为优化并改进灭火方式与流程，他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下发生在他任期内的八十场城市火灾。为造福其他欧洲城市，他把自己的记录与研究结集成书，并给这本书取名为《对装有消防水带的消防车以及阿姆斯特丹目前使用的火灾扑救方法的描述》。

范德海登发明了路灯，还创建了或许是世界上第一条装配流水线，以便让非熟练工参与必要零件的生产制造。他和他的一个兄弟合办了一家公司，批量生产所有这些流水线设备，并将其卖给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范德海登是该部门的最高领导）。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多条运河的两岸，一共安装了2556盏路灯，还为消防局生产了七十辆消防车。他设计的产品远销欧洲各地：在法国和德国，19世纪晚期机械动力开始大行其道之前，范德海登的消防车一直是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范本。[192]

除了以上所有这些成就之外，范德海登还是一位画家。如果把他笔下的阿姆斯特丹与伦勃朗的画作放在一起，你准会赌咒发誓说，他们两人描绘的一定是不同时代的两座不同的城市。常被时人唤为“荷兰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范德海登感兴趣的是一座现代都市的实际运作过程。作为一位发明家，他“斤斤计较”路灯间的最佳距离，苦心钻研路灯中燃烧的油料的理想配比。他在画作中以极其精确的方式呈现的，全都是崭新而又宏伟的事物：不仅有新区的运河与桥梁，更有对他来说看似意义最为深远的新市政厅。在阿姆斯特丹人看来，从指引范德海登人生方向的那场火灾的灰烬中拔地而起、建筑正面在阳光照耀下庄严地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新市政厅，宛如一座圣殿或者庙宇。黄金时代的阿姆斯特丹是一座不断引领并走向未来的城市，给每一位来此参观的外国人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最后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三世当然也不例外。为表纪念，科西莫买下了范德海登绘制的帝王宫室般的新市政厅。

范德海登笔下的城市风光几乎总是空无一人。该事实恰恰衬托出自由主义的一体两面：范德海登唤起的是人们对欣欣向荣的外部物质世界的向往，伦勃朗唤起的是人们对复杂多变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探求。范德海登胸中燃烧的自由主义热忱，促使他投身外部设施的构建，为个人自由的繁兴提供适宜的栖居空间。一言以蔽之，他所向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文明成果。他的人生激情与艺术渴求（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是打造出一座为个人提供服务与保护的城市（比如，确保走夜路之人无绊倒之虞），让每个人都能寻得一处开在他们内心的空间，让他们在其中自由地探索“我是谁”、“我存在的意义”以及“我在世界上的位置”之类的问题。这样看来，沉浸于内部世界、生活在最深层自我之中的伦勃朗，对新阿姆斯特丹的外在发展与变迁熟视无睹，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对伦勃朗与范德海登分别代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由主义来说，有一点是相通的，外部公共世界与内在个人空间也在此交织汇聚。在某些城市，透过矗立其间的标志性建筑，可以隐约窥见它们的本质和灵魂。圣母院大教堂和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大本钟是伦敦的象征，帝国大厦是纽约的象征。初看之下，阿姆斯特丹似乎没有任何堪称地标性的建筑。每年，来此参观游玩的一千三百万游客，并不急着欣赏水坝广场上的王宫（这里原本是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拿破仑·波拿巴占领荷兰后，于1806年将其改建为他的兄弟“荷兰国王”路易·拿破仑的王宫）。城内的大部分教堂，不仅在外观和装饰上毫不起眼，其规模还小到完全可以装进巴黎圣母院里。去教堂参观的游客更是少到几乎不存在人流拥堵控制的问题。

人们来阿姆斯特丹，是为了一睹运河两岸林立的数百栋并不算奢华的私人住宅。它们虽然既朴素又低调，却也堪称一件件艺术品。每一栋住宅都由砖石建造，传统的装饰性山形屋顶撑起城市的天际线。沿街而行，透过一排排存留至今的不同形状的山形屋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17世纪阿姆斯特丹几十年间流行元素的不断变迁：从阶梯状山形屋顶，到柱状山形屋顶，再到钟状山形屋顶……大门上方的砖墙里，可能还镶嵌着一块块雕刻有各种图案的山形石，以此来表明屋主人的身份：木桶雕刻就像是在说，“这里住着一位箍桶匠”；绵羊雕刻表明，屋主人是一位羊毛商人；亚当和夏娃或者《出埃及记》的雕刻则有如一个概括性的声明，显示出居住者对宗教的虔诚。运河屋前一般建有一个规模介于门廊和台阶之间的小平台：门阶（stoop）（源于荷兰语中“stoep”一词）。

每一栋运河屋都像一座精美的纪念碑，纪念那些在塑造我们本质的过程中起到如此基础性的作用，以至于我们时常对它们的重要性视而不见的东西。阿姆斯特丹的每一栋运河屋都承载着一个家庭，因而代表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家”的概念早在17世纪之前便已出现，但大概是从这时候起，人们才把“家”定义为一处个人化、私人性的私密空间。作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一本优秀的小书《家：一个观念的简史》中，追溯了“家”这个概念的历史变迁：从一处我们的主观自我休息与繁衍的场所，逐渐演变为17世纪荷兰社会的家庭观念。[193]与基于封建主义——亦即基于国王和朝臣——的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荷兰没有大型城市与穷乡僻壤的显著对比，而是以星罗棋布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市镇而著称。荷兰人全都是市镇居民。此外，从中世纪开始（这一点无疑与他们所住地区的气候与条件有关），他们就是一群谦逊温和、勤俭持家、做事谨慎、相当痴迷于保持家居环境清洁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拖洗地板、擦亮银器、刷洗门阶。

17世纪时，财富的大量涌入与新思想的爆炸性冲击不仅没有抹去这些特质，反倒让它们更加根深蒂固。对17世纪的荷兰人来说，一栋“现代”的运河屋首先意味着它是适合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居住的。荷兰社会的平均主义本质转化为这样一种意识：虽然富人家周围的环境比其他人家要精致一些，但彻头彻尾、肆无忌惮的炫富铺张则是既庸俗又不礼貌的行为。对尼古拉斯·蒂尔普或者伦勃朗这样的人来说，即便身处事业的顶峰，他们大概也只会选择一栋两倍于常规大小的运河屋作为自己的住宅。与居住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同等地位之人比起来，阿姆斯特丹富人的日常生活实在是再俭朴不过了。他们只雇佣少数几个仆人，而且，主仆之间的关系也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完全不会显露出悬殊的社会层级差异。比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富人总是一脸吃惊地看到，在阿姆斯特丹富人的运河屋里，仆人与主人一家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

整个中世纪时期，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大型建筑多如牛毛：一座带有公共庭院的建筑的占地常有城市的一整个街区那么大，住在里面的是一个大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无数仆人和佃户。而荷兰人则喜欢生活在更私密的地方，即便是富豪之家也不例外：居住在不大的房子里的，往往只有一家几口人外加或许一到两名仆人。一如雷布琴斯基在其书中所言，居住在运河两岸寓所中的荷兰人，由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家”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

另一项革新随之而来。在其他地方，部分因为许多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常常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所以，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总是显得十分模糊。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屋通常有一间刚好位于街面以下的工作室，工作室之上是用于接待顾客的房间；根据基本礼节，进入会客室的人不需要脱鞋，但在蹬梯上楼、踏入公共空间以上的区域之前，客人们必须先脱下他们的鞋子。雷布琴斯基认为，脱鞋的举动勾勒出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楼上或许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楼上是卧室的所在之处，家与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展露无遗：小小的卧室内，有严丝合缝地塞进壁橱般墙角的床铺，有设计中融入舒适性元素的椅子，有花瓶里刚摘下来的鲜花，当然还有墙上的一幅幅画作以及一个没法确切翻译过来的荷兰语单词“gezelligheid”（指某种比舒适性与安逸感更为重要的东西）[194]。

我觉得，这才是把一千三百万游客吸引到阿姆斯特丹的真正原因。“迷人”是徜徉在运河区的游客最常说的一个词。这里真是太迷人了。上次身在巴黎时，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把它与我所移居的这座城市进行比较。在宏伟壮丽方面，巴黎无疑更胜一筹；但与此同时，那些宏伟壮丽之物——几乎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高墙环伺的石制祠庙以及林立的真人大小的法国英雄塑像（一群对着空气摆出各种趾高气扬姿势的石人）——总让人感觉有点傻傻的，总不免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时代：一个教会或者国家建起这些气势磅礴之物，作为其至高无上权力的化身与物质见证的时代。巴黎的宏伟壮丽之于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屋城市风光，一如神话人物之于凡夫俗子。阿姆斯特丹与今天的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把人类个体看得比任何制度或者机构都要重要的现代观念的诞生地。这些一侧是停泊的小船、另一侧是山形屋顶砖石建筑的安详静谧的河滨小道，显示出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它们是“以人为本”观念的摇篮，让我们重新专注于我们自己。

这样看来，一栋栋曾经为人遮风挡雨的运河屋变成该城的一家家博物馆，也就不足为奇了。伦勃朗与印象派画家威廉·威特森的故居便是如此。运河屋博物馆是绅士运河附近的一栋建筑。18世纪时，住在这栋建筑里的是一位名叫扬·威林克的银行家（为筹措维持独立战争所必需的资金，受尚在萌芽中的美国政府的派遣，以密使身份来到荷兰的约翰·亚当斯曾试图从扬·威林克的手中获得一笔贷款）。安妮·弗兰克故居（纳粹占领时期安妮及其他人的藏身之地）则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在阿姆斯特丹，长久以来，有一栋房子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可当我想要进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些额外的麻烦：从17世纪开始便与这栋房子结下不解之缘的那家人的后代，至今依然居住在这里。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点软硬兼施之后，我终于得偿所愿。一天下午，我把自行车在阿姆斯特尔河边的一栋纪念性建筑前停好之后发现，一位刚刚结识的朋友正在等着我：一位六十岁出头、名叫扬·彼得·西克斯、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浓密灰发、戴一副角质框架圆形眼镜、一尘不染的西装翻领上还别着一个“lintje”（表明他曾在荷兰受封爵士的小型绶带）的老人。穿过街边的门廊走进他家之后（传统上，这是供仆人进出的地方），我的感受只有那句无比烂俗的“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才能形容：代尔夫特瓷砖（一种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有鸟儿和城市风光图案的蓝白瓷砖）贴满大厅和厨房的墙壁，如果屋内再有一处壁炉，这里简直堪称荷兰黄金时代遗产的典型代表。

进屋之后，我们见到了扬·西克斯的堂兄，一位同样六十多岁，看起来同样优雅尊贵、气度不凡的老人。不过，因为是舒服地待在自己的家里，所以他穿得比扬·西克斯要随意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扬·西克斯的这位堂兄也叫扬·西克斯。此外，房屋的前任使用者，即这位堂兄的父亲，也叫扬·西克斯。这位父亲的长子也叫扬·西克斯。眼下，这最后一位扬·西克斯并不在家，不过，我将在晚些时候与他见面。

这个引人注目的名字以及它更加引人注目的不断重复，是我来到这座有五十六个房间的半宫殿般的建筑的原因。它不仅是一处私人居所，还从1915年起成为西克斯收藏馆的所在之处。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哪处私人住宅能像这里一样，收藏着如此之多的艺术杰作。收藏事业始于17世纪；到20世纪初，藏品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极其惊人的程度。为了保管好它们，当时的看护人，和我一同坐在厨房里享用黑面包、奶酪和牛奶（典型的荷兰午餐）的那位老人的曾祖父，开始寻求荷兰政府的帮助。结果，二者达成这样一项协议：藏品归私人基金会所有；基金会归扬·西克斯一家所有；基金会与荷兰政府之间保有一项法律合约；合约规定，政府为维护藏品所需的经费提供补贴，但与此同时，基金会必须答应不卖出任何一件藏品，并在有限的基础上将房子对公众开放（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因此，来这里参观的游客或许会发现，某个穿着睡衣的家庭成员正悄悄地经过某个角落。不过，协议内容方面的口水仗一直延续至今，时不时还会被拿到国民议会上进行讨论。午饭期间，心直口快的第一位扬·西克斯对他的堂兄滔滔不绝地说道，该是为自己做些打算的时候了，或许应该考虑一下一位政府部长最近的提议，把家族对房屋的看护权一劳永逸地交给国家，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四百年来，我们在看护这些东西方面不是一直都做得很好吗？”他的堂兄这样答道。

曾经的西克斯收藏馆甚至一度比现在更为风光：弗美尔的两幅最著名的画作（《倒牛奶的女佣》和《小巷》）一度是馆内的藏品。不过，馆内现存的藏品依旧会让人感到应接不暇：这里有一幅弗兰斯·哈尔斯的画，那里有一幅勃鲁盖尔的作品，甚至还有一封乔治·华盛顿写给一位西克斯的信。一个房间的展箱内，放着一顶19世纪的珍珠王冠。展箱的上方墙壁处，挂着1825年法国画家亚历山大—让·迪布瓦·德拉奥内为某位西克斯的妻子柳克丽霞·约翰娜·范温特绘制的肖像。肖像中的范温特戴着同一顶珍珠王冠。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市长用过的一条如今价值超过三十万美元的红色绶带，几乎淹没在陈列柜内满满当当的银器、珠宝、17世纪酒杯以及细密画构成的背景之中。

精美考究的藏品固然让人流连忘返，但我更想看一看房子的起居室，并借此一窥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富贾之家的生活方式，亲身体验一下待在他们的家里是怎样一种体验。结果是，他们家的舒适性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有钱人家的装饰与陈设十分强调礼仪性与正式性，但盖着厚厚的花卉图案织锦的大椅子看上去既优雅安逸又舒适怡人，坐在上面休息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墙上包裹的金色壁纸，散发出相当冲击观者神经的富丽堂皇气息。起居室像是在对每一个进入它的人说：世界是严酷而冷峻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显露它残忍与无情的一面，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享受片刻的舒适与满足。

对西克斯家族的某位先祖来说，起居室的“港湾”作用尤其明显。这位西克斯生在一个布料染色工之家，但一桩明智的婚姻与政治裙带关系，让他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之列。他娶的是尼古拉斯·蒂尔普的女儿。他是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时尚风气的引领者，也是该城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范赖恩的赞助人。至于他的名字嘛，当然也是扬·西克斯。

在他和伦勃朗闹翻之前（一如伦勃朗与其他赞助人的关系演变模式，西克斯也从伦勃朗的朋友与支持者，慢慢变成其事业发展的障碍），伦勃朗为他绘制过不少类型的肖像：既有素描，也有蚀刻画，不过，其中最出名的当然还是油画。如果你肯伸长脖子，设法挡住直射进你双眼的炫目日光的话，那么，站在收藏馆外的人行道上，便可隐约看见所有藏品中最无可争议的亮点——挂在一楼客厅的那幅伦勃朗为西克斯家族的第一位扬·西克斯绘制的肖像油画。根据扬·西克斯们与中央政府达成的最新协议，荷兰国家博物馆有权在每季度的某些时间，把它移到更公开的地方进行展出。其余时间，这幅堪称17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肖像的画作与这家人生活在一起。

油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家境优渥、正在为外出而穿衣打扮的中年男子。他已经打扮得差不多了：穿着一件整洁利落的灰色无袖外套，刚戴上一只手套，肩膀上还搭着一件橙色大衣。艺术评论家们认为，画中人的双手是最能展现这幅画的伟大与卓越之处的地方。戴手套的那只手看上去简直如漫画一般，一点也不像一只真正的手，反倒像一个手的模型。另一只手好像只用几笔便匆匆画好，可不知怎的，它却宛如一只活生生的手，不仅透出一种粉白色，还能隐约看见蓝色血管中跳动的血液。画家大胆的笔风造就出的这只栩栩如生的手，能让任何一个看过它的人感到震惊。与此同时，灰色无袖外套的笔触十分细腻，而橙色大衣则似乎又像是在仓促间草草完成的，大衣的扣眼画得既敷衍又模糊。据说，在其中一个扣眼处甚至可以看见伦勃朗的指纹。该传闻表明，绘制扣眼时，他其实是用手指把颜料直接涂在画布上的。这些含混不清的画面仿佛是在说：这一切并不是真的，而且，对此你当然再清楚不过。但当你把目光聚焦于画中人的脸部时，你没法不让自己再一次“上当受骗”。这是一张再真实不过的脸：苍白的皮肤因为岁月、忧虑和生活而变得斑驳不堪，双眼不是迎向你的目光，而是望向某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就好像此次夜半外出的目的地并不能让他提起多大兴趣（这位备受关注之人的生活是阿姆斯特丹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绪正在某些别的事情上面。或许正是写实主义与明显的人为塑造间的相互作用，让它成为现代绘画的开山鼻祖。画家一方面想让你相信出现在你眼前的“幻象”，一方面又认为，必须打破这种“幻象”。这是因为，画家坚信，自始至终、从头到尾维持这种“幻象”乃是一种终极的谎言与谬误：你可能会说，这恰恰是艺术领域对“现代”一词的定义。

后来，我又结识了西克斯收藏馆现任馆长的儿子扬·西克斯十一世。他是一位专门买卖17世纪荷兰画作的经销商。他告诉我，他和他的父亲正在进行一场与荷兰政府间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则是伦勃朗给他们的先祖，第一位扬·西克斯，以及这位先祖的母亲（这幅画就挂在第一幅肖像画对面的墙上）绘制的肖像油画。这场斗争与金钱无涉，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公开展出这些油画，而是与油画的画框有关。封装这些油画的镀金画框是19世纪时制造的。西克斯六世觉得，镀金画框与房间的时代风格十分相符，于是就把它们保留了下来。但西克斯十一世觉得，根据17世纪的审美趣味，黑漆画框才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伦勃朗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他的家族有义务把伦勃朗的油画放回这种庄严而又素净的画框之中。

富丽堂皇的西克斯公馆与典型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屋有着天壤之别。对此，我早已有深切的体会。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年，我同妻子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住在修士运河——从中央运河带沿径向朝外延伸的运河之一——附近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堪称这些朴实无华的早期现代运河屋的典型代表。许多学者都曾谈到，运河屋与海船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其中一方的改进会对另一方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荷兰人是一个海上民族，他们向上突翘的房子像极了一艘艘正在海上航行的17世纪帆船。屋内，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房间靠螺旋形的楼梯和狭窄的过道相互连接。更夸张的是，安装在楼梯侧面栏杆上的，不是通常的扶手，而是一根供你抓握的绳子。这就是我们那时住的房子。

房子建于1680年左右，恰逢伟大的运河带即将完工之际。1679年前后的几幅地图显示，沿运河并肩排列着三块空地。由一名石匠、一名木匠和一名玻璃切割工组成的小小房地产协会，秉持“自己动手建房”的精神，出资买下这三块土地。他们在上面盖起三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然后带上自己的家小，一人住进一栋。我住的是玻璃切割工的那栋。那时，面向运河的前室，可能是他的车间和办公室。现在，它又成了我的工作室：我的一本书就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

木制基桩几世纪以来的位移让客厅的地板倾斜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的女儿，当时只有八岁的伊娃，得以一睹这般“奇景”：每当她把球摆放在客厅中间的时候，它总会迅速地滚向一边的墙壁。一天晚上，当我站在我女儿安娜位于阁楼的卧室，朝小窗外望去时，几乎没法不把自己想象为一名17世纪晚期阿姆斯特丹公民：这或许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他为能在世上闯出一番属于他自己的道路而倍感幸运与满足。他把肚子填得饱饱的，啤酒让他略微有点头晕。扬·范德海登设计的路灯矗立在街边，灯光不仅把门前的运河照得波光粼粼，还让站在自家门阶上的他得以将屋外广阔的世界尽收眼底。

6 “生活在一个共和国是一件难得的幸事”

或许是在罗马人焚毁耶路撒冷第二圣殿[195]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犹太人第一次迁入这个被希腊地理学家称为伊比利亚（拉丁语称“希斯帕尼亚”）、日后将演变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半岛。不过，也有一些传说宣称，早在公元前300年，犹太人便开始在此定居。但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几世纪以来，在此地阿拉伯、西班牙以及葡萄牙风情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犹太人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在历代统治者——西哥特人、摩尔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他们的信仰之下的伊比利亚犹太人，历经数不清的摧残与戕害，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渐渐繁盛壮大起来，还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该时期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伊比利亚犹太人探寻生命意义的悠久深厚的传统，而探寻的途径，则无外乎宗教、哲学与神秘主义三个方向。14世纪时，西班牙天主教会颁布强制改宗的政策之后，这些犹太人的生存境况开始进一步恶化。许多改宗者真的从心底里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全都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而其他人则被称为“马拉诺”[196]或者“秘密犹太教徒”，并不得不就此生活在一个谎言里：表面上信奉天主教，私下里秘密参与犹太教的宗教活动。随后，1492年，打败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势力之后，起先是西班牙，紧接着还有葡萄牙，开始将目光转向残留在他们内部的“敌人”。他们的处理方式十分简单粗暴：驱逐所有犹太人。一次新的“大流散”[197]开始了：超过十万名犹太人自此徘徊异乡，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苦苦找寻新的容身之所。古典时代晚期的犹太人将伊比利亚半岛称为“塞法拉德”，因此，这些四海漂泊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籍犹太人的后裔被称为“塞法迪”。

处于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独立战争中的联省共和国，成为塞法迪犹太人的避难所。阿姆斯特丹欢迎任何人的到来，一如16世纪早期该城对待各新教宗派的宽容态度，又如天主教被踢下官方信仰的神坛之后该城对待天主教徒的平和姿态。起先，犹太家庭只有在答应不公开进行犹太教活动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不过，1615年，在总议会的批准下，犹太教得到荷兰官方的认可。四年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得以在公开场合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秘密犹太教徒扔掉他们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玫瑰经念珠，开始重新做回他们自己。与此同时，受阿姆斯特丹相对宽容的环境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吸引，有越来越多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不少都是商人）涌进这座城市。塞法迪犹太人居住的社区在外观和感觉上都像极了里斯本的犹太人区：空气中弥漫着小茴香籽和姜黄根粉的芳香；街上的儿童用葡萄牙语相互呼喊；社区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好的犹太教会堂和犹太教会学校；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孩子们学习的是希伯来语和摩西五经；商业活动兴盛繁荣；各家各户不断添人进口。

米格尔·德埃斯皮诺萨是其中一家的当家人。成功地将自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系人应用于阿姆斯特丹的航运网络之后，他建起一家专门进口葡萄干、橄榄油以及其他地中海物产的商贸公司。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德博拉育有三个孩子。首先出生的是他们的女儿，他们给她起名米丽娅姆。然后是他们的儿子伊萨克（十几岁时夭折）。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可能像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样，也出生在他们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住宅里。日后，这个孩子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孩子的名字从葡萄牙式的本托变成希伯来式的巴鲁赫，最后又变成欧洲基督教国家式的贝内迪克特。历史将他的姓氏从德埃斯皮诺萨删减为斯宾诺莎。他是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性哲学家，也是民主思想的早期倡导者（虽然一如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政治学家的思想演进历程，日后的他不再坚持“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形式”的最初信念），并首次系统提出“政教分离”的理念（在时人眼中，该理念无异于精神错乱）。他预见到以将《圣经》视为历史文献的方式把迷信因素从对它的信仰中分离出来的运动。他认为，宗教机构不应插手科学探索。人类的心智与大脑之间的关系是最棘手的哲学问题之一，而斯宾诺莎在这方面的建树，与如今的科学家通过实证研究推导出来的大部分结论相一致。伯特兰·罗素称斯宾诺莎为“伟大哲学家中最崇高和最可爱的一个”。[198]然而，在斯宾诺莎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最受痛恨的人之一。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为“一个自由人的哲学”。[199]他是第一位，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位自由主义哲学家。什么是“自由”的深层内涵以及如何实现个人自由是他毕生研究的课题。

斯宾诺莎之所以产生做这一切的念头，恰恰是因为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允许各类自由主义势力——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个人自由——生根发芽的地方，出身于一个移居至此并试图在此站稳脚跟的塞法迪犹太人团体。他摄取他所在时代的重大事件以及他所出生的这座城市的历史与业绩，将这些经验萃取升华为一种哲学。经过后人的浓缩与包装，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成为现代世纪“遗传编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变得“现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哲学思想。

斯宾诺莎生于1632年。是年，伦勃朗从莱顿搬到阿姆斯特丹，搬进其赞助人范厄伊伦堡的艺术工作室。工作室的正对面是犹太人区的主要住宅群。这里是荷兰黄金时代的中心，可斯宾诺莎却在葡萄牙裔犹太人的保护性茧蛹中长大。他上的是一所与他家只隔几栋建筑的犹太学校。他在这所紧邻犹太教会堂的学校中学习希伯来语、摩西五经以及附属于犹太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的法律。十七岁时，斯宾诺莎的哥哥与父亲相继去世，生活的压力迫使他离开学校，和他的另外一位兄弟一同接过他们家族的产业，而这也是斯宾诺莎第一次离开他所熟悉的犹太人世界。自此，这家进口公司有了一个新名字：本托与加布里埃尔·德埃斯皮诺萨。这段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与了解斯宾诺莎的新维度，可斯宾诺莎的传记作家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当我们分析影响斯宾诺莎成长和发展的各项因素时，我们不应忘记，他曾以商人的身份活跃在这个拥挤、宽容、崇尚自由贸易的城市，而这座城市则是资本主义许多基本要素的发源地。

努力在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内外以及股票交易市场的廊柱间做生意的同时，斯宾诺莎也渐渐了解到发生于这座城市的各种潮流和趋势。他有一个世界级的聪明头脑，习惯于通过多种语言（在家说葡萄牙语，在学校说西班牙语，诵读摩西五经时说希伯来语，在街上与人交谈时说荷兰语）获取信息。临近成年时，斯宾诺莎开始将手伸向犹太社区之外，渴望弄懂整个外部世界。

不过，等待他去弄懂的东西实在不少。1648年，一则爆炸性的新闻传到阿姆斯特丹：历经无数场在明斯特与奥斯纳布吕克同时进行的谈判，两份和平条约终于达成，一场持续几十年、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战争也就此宣告终结：开始时只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后来却在诸多方向与层面上不断扩大和加剧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了；西班牙帝国和联省共和国间的“八十年战争”也结束了。[200]在时人的记忆中，这是欧洲第一次处于完全和平的状态。有人说这是最终的和解——这些重大的和平条约将让战争永远成为过去。对荷兰人来说，这场冲突开始于他们的祖辈或者曾祖辈所生活的时代，开始于狂热的天主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让他的军队和异端裁判所如雨点般落在荷兰诸省的时代；而和平条约的签订则意味着，这场冲突终于告一段落。虽然荷兰人的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既存事实，但直到现在它才得到官方法令的承认。

阿姆斯特丹在和平条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最初发起人之一的儿子阿德里安·保夫是和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和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城立即设宴庆祝。水坝广场上，市长们举办了一场以活人静画表演为主的庆祝活动：演员们摆好姿势，还原这场漫长冲突中的一个个重要场景。城民警卫队主持一场场盛宴。宴会上，人人都喝得烂醉如泥，而捕捉这些场面的群像画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城市为此还铸造了专门的纪念币，上面用拉丁语写着“一次和平胜过无数次胜利”。[201]似乎能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束了。

没过两年，阿姆斯特丹突然一头扎进一场新的危机之中。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之后，两个互相争夺控制权的荷兰派别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一方认为，应当建立一个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与他同名、同头衔、最早领导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沉默者”威廉是他的祖父[202]）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另一方则认为，建立一个权力由各省共享的共和政府才是明智之选。与西班牙的冲突尘埃落定之后，共和主义者，尤其是荷兰省的共和主义者立即呼吁解散部队，让士兵返回他们的家乡。荷兰省——荷兰诸省中最大、最有权势的省份——之所以在裁军这件事情上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方面的考量：作为最富有的省份，需要它支付的军队供养费当然也就最多。作为该省最富有的城市，阿姆斯特丹自然成为共和主义者的大本营。

建立一个君主国的想法让时年二十二岁的威廉大为振奋。作为荷兰军队的实际总指挥，他把遣散军队的呼吁视为对他权力的公然挑战。他曾试图阻止和平条约的签订，因为他相信（他也的确有理由这样相信），和平会让荷兰共和主义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他还巧妙地处理与英法两国间的关系，并曾试图劝服英国人民留住他们的君王（其时，威廉的老丈人英王查理一世刚刚被奥利弗·克伦威尔废黜，而且很快就将被送上断头台）。威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震惊全国的蛮横暴力手段回应顽固的荷兰省共和分子：他派士兵逮捕了荷兰省议会的六名成员，然后派他的从祖兄[203]率领一支一万人的部队朝阿姆斯特丹开去。奥兰治家族曾是荷兰人追求自由和反抗暴君的象征，而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更像是自由对立面的化身。

顷刻间，一场内战似乎一触即发。黎明时分，阿姆斯特丹人纷纷涌进城市的防御工事，凝望一队队距离城市越来越近的士兵方阵。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威胁这座城市。关于士兵劫掠意图的流言蜚语一时甚嚣尘上。“女人的哀叹与恸哭声中夹杂着尖叫，”一份新闻记述如是写道，“她们中最羸弱的人十分忧心她们的身体与财产，叹息她们的悲哀与不幸。沐浴在和平中，生活在一座位于国家中心的城市，可她们却得不到任何保护，很快便只能听凭士兵们的摆布。”[204]

事情发生的时候，糟糕的天气拖慢了亲王部队行进的脚步，让该城的领导有时间集合起每一个拿得动武器的人。一场袭击也因此转变为协商与谈判。亲王的进攻宣告失败，他本人在不久之后病逝。从症状上看，他显然是死于一场天花。

这一年，斯宾诺莎十八岁。此时的他，极有可能正同其他市民一起，站在城市的防御工事上，注视着由政体选择问题导致的戏剧性转变。这段时间前后，他读了很多书，并开始思考有关政治、社会和人类本质的问题。政治体制是否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政府对它的人民应负有怎样的责任？道德的行为是由什么构成的？

勒内·笛卡尔，一位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联省共和国度过的法国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看似突破性的进展。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是革命性的，可笛卡尔本人面对当局时却总是畏畏缩缩的，总是试图回避和遮掩他给当局造成的麻烦：比如，事实上，《圣经》与君王的权威似乎皆因他的著作而遭到削弱。然而，他哲学思想中的政治意涵不可能永远无人问津。斯宾诺莎与笛卡尔从未谋面，因为后者不久前业已离开联省共和国，而其目的地瑞典则将成为英年早逝的笛卡尔的葬身之地。[205]但是，笛卡尔留下的论辩旋涡，早已席卷整个荷兰知识界。从哈维在血液循环方面的发现到伽利略的天文学观测结果，笛卡尔吸取和借鉴的对象几乎囊括了当时欧洲所有的新思想以及科学方面的最新进展。辛苦钻研之后，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被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誉为“开启理解这些新发现的崭新维度”的全新理论框架，即知识不应基于《圣经》与古代权威的公认信条，而是应建立在人类的头脑和（用他的话说）“良好的判断力”之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体系。不仅如此，笛卡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正确引导和使用理性的方法”。他建议欧洲人放弃他们的整个知识体系，让一切从头来过，让理性成为检验每个人的研究成果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笛卡尔的理论不但开启了实证主义科学思想的先河，而且几乎对其他所有领域都有所裨益。如果人类的心智是理解并认识一切的真正基础，那么，如此推论下去的话，我们的一切探索与努力是不是也都应该以人类个体为中心？每个人，无论他或她的出身或者地位如何，是不是都应拥有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价值与重要性？是不是应该放弃凭借神学权威或者世袭统治权逼迫民众支持其政体的做法，并转而将政府建立在每一位公民的意愿之上？

笛卡尔的思想是那场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变革的第一波浪潮，很快就传遍整个欧洲。不过，最先受到笛卡尔启蒙思想冲击的，当然是这位法国人生活和出版作品的地方：荷兰诸省。布道者与正统信仰高等学府的教授对他大加指责，给他扣上激进分子、革命者与无神论者（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笛卡尔思想最可恶的一点）的帽子。但与此同时，触怒这些宗教人士的东西却成为吸引知识分子争相拜读他著作的原因。

为了弄清让这些宗教人士大惊小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斯宾诺莎必须先学会阅读拉丁语。他报名参加位于辛格尔运河（该城同心环形运河中最靠里的一条）附近的一所拉丁文学校。后来的事实证明，该校的校长弗朗西斯库斯·范登恩登是一位信奉笛卡尔哲学的激进分子，并且一直在推动某种可以被称为“民主制度”的东西。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北美创建一处基于由笛卡尔开启的理性准则的殖民地。在范登恩登的乌托邦里，每一名居民都将在一切方面与其他所有居民完全平等。

除了拉丁语之外，范登恩登还教会斯宾诺莎许多别的东西：这位老人是一位激进思想领域的真正大师，而斯宾诺莎则是他的忠实门徒。范登恩登之所以从安特卫普移民至此，大概是因为，在他的眼中，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可以让他兜售自己的信条与信念的自由之地。他的学校变成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其中的不少人都跟斯宾诺莎一样，是商人阶层的后代。阿姆斯特丹是贸易与思想交流和碰撞的中心，成长于这里的年轻一代，往往并不满足于接手并开拓父辈留下的产业和财富：他们过着稍显优渥的生活，习惯于这里自由的空气，渴望凭借这一切有利条件解开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后来，搬到巴黎的范登恩登成立了一个与之类似的沙龙，并因主持策划一场意图推翻路易十四的阴谋活动而被判绞刑。他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完全得益于他在阿姆斯特丹教授的那个学生：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是他把斯宾诺莎带入由笛卡尔开启的哲学新世界的。

有关斯宾诺莎的各项时间记录都比较模糊。我们知道，他进入范登恩登学院的时间是165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各种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个新时代的黎明，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与愤懑。我们还知道，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其中一个教派的思想引起斯宾诺莎的注意。如果我们把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教派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话，那么，它们听起来简直就像民俗节日的演出阵容：寻求派（Seekers）、震颤派（Tremblers）、热忱派（Enthusiasts）、平均派（Levellers）。贵格会[206]是这些教派中较为今人所知的一个。把这些教派团结在一起的，是在已有的宗教机构和现存的经济体系之外寻求真理与正义的渴望。吸引斯宾诺莎的社友会[207]是门诺派[208]的一个荷兰分支。社友会的成员都是消极避世、脱离社会的和平主义者，生活在他们封闭的自治公社，所有财产都归集体共同所有。他们的许多思想都在斯宾诺莎后来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把斯宾诺莎介绍给社友会的，可能是一个名叫扬·里厄韦特松的书商。里厄韦特松在其位于港口附近的一条狭窄街道上的家里从事售书和出版的工作。脉动和奔腾于整个欧洲的新思想让里厄韦特松心醉神迷，而且，他设法把他的小小居所变成了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中心。他刊印出版荷兰语的笛卡尔著作，并在他的商店中进行售卖。他时常举办沙龙，让志趣相投的慕道者与思想者在此聚会讨论、交流观点。未来，他还将刊印出版斯宾诺莎的全部著作。

在这段日子的某个时间节点上，斯宾诺莎有意识地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决定将哲学作为他的毕生事业。他正式让出他在家族产业中的份额，一心只想接过笛卡尔未竟的艰巨任务：转变人们的观念，帮助他们过上一种构建于理性之上的生活。许多人年轻时都曾立下宏愿，发誓彻底转变他们的人生方向，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不过，斯宾诺莎的确用他余生的全部时间，发展出一套基于冰冷、科学的计算把万事万物（大到上帝与政治，小到物质和思想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出人意料的是，初看之下，他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透出的似乎是一丝寒意与疏远——一切都被他分解为假设、命题、证明与结论——可它的终极关怀却是世上最温暖的事物：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类以及他或她潜在的价值与可能。

面对眼前这场国家政治旋涡，混迹于范登恩登专科学校的这个年轻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觉得，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合乎逻辑的：专横霸道的君王，如今早已成为既遭人痛恨鄙夷，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过时之物。阿姆斯特丹对抗奥兰治的威廉时的从容不迫，以及它的整体形象与特性（斯宾诺莎将其简单地总结为：对个人自由的促进与提升），让斯宾诺莎倍感骄傲。他曾经自豪而又大声地宣称，这是一座“将宗教与教派视为无关紧要之物”的城市。[209]

然而，在斯宾诺莎所在的宗教和教派领袖的眼里，这些东西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斯宾诺莎一生中，有一个日期是确定的：1656年7月27日，在距离他家仅有几步之遥的犹太教会堂里，挤满了他的朋友和邻居。当着这群看着他长大或者跟他一同长大的人的面，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社区的拉比们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绝罚[210]斯宾诺莎。鉴于这位二十三岁青年的“邪恶观点与行径”，一位手持判罚文书的拉比高声宣布道：

奉天使之律法与圣者之命令，征得上帝，万众赞颂之上主，以及全部圣众的同意之后，在这些记载他们613条戒律的卷轴面前，我们绝罚和开除巴鲁赫·德埃斯皮诺萨，将其逐出教门，并诅咒其堕入地狱；诅咒他受耶和华对耶利哥城的绝罚[211]、以利沙对男孩们的诅咒[212]以及律法书中记载的全部惩戒。让他白天受诅咒，晚上也受诅咒；让他躺下时受诅咒，起来时也受诅咒。让他出门时受诅咒，进屋后也受诅咒。[213]

我们对导致该事件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对斯宾诺莎的研究者们来说，弄清楚他被绝罚（或者叫“herem”，一个用以表示被驱逐出犹太人社区的希伯来术语）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他们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也许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可供选择的判罚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个逼仄的、受到严格管控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世界，之前的那场让犹太民族几乎在塞法拉德绝迹的大流散，让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过着一种何等脆弱的生活，因此，服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大步迈过禁止跨越的“红线”，说不该说的话，干不该干的事，更是闻所未闻。而斯宾诺莎则一再践踏、跳过并嘲弄这条“红线”。

大部分斯宾诺莎研究者认为，推动绝罚的，不是宗教神学方面的因素，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终其一生，斯宾诺莎发表的大量材料有力地支撑起他的神学论断。他抨击犹太人戒律的辛辣毒舌程度，简直堪比今日的某些脱口秀演员。犹太人最珍视的“上帝的选民”的概念成为他最先下手的地方。“在智力与真正的德行方面，”他轻蔑地写道，“每个民族都与其他民族不相上下，而且，在这些方面，上帝对每一个民族都一视同仁。”《圣经》中有关天使出现在圣者面前的记载，他继续写道，“荒谬至极”。犹太教典籍中不吝笔墨详细叙述的此类迷信观念，“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至于卡巴拉派——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追随者，绝罚斯宾诺莎的拉比们中的一位就是该教派的成员——斯宾诺莎说，他们的“癫狂与愚行总能不断给我带来新的‘惊喜’”。总的来说，他最尖刻的批评针对的是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宗教附属品——圣书、熏香、戒律、割礼、圣日和规定的祈祷——不过是一些人造的外部装饰，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方便这些宗教机构对教徒施加控制。[214]

斯宾诺莎所拥护的对待宗教信仰的方式，也为绝罚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把上帝理解为造物者，把世界视为上帝的创造物，在斯宾诺莎看来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想法。斯宾诺莎说，这种构想是对上帝的一种贬低，迫使“上帝”一词披上“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奇异外衣。在他的眼中，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总和。斯宾诺莎经常使用的“上帝或者自然”这一术语，让一些人觉得，他好像把上帝与某些活物——花朵、蜜蜂之类的生物——联系在一起，然而，斯宾诺莎的“上帝”概念远比那要宏大得多。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无限性，而存在则囊括全部的物质和意识。

斯宾诺莎相信上帝的存在——对斯宾诺莎来说，上帝在逻辑上必须存在——但斯宾诺莎的上帝既不会思考，也不会感到同情或者怜悯，更不会在天上观望人间抑或回应世人的祈祷。斯宾诺莎如是描述上帝的精神性本质：“无论何种事物，均在上帝之中；没有上帝，任何事物或者对事物的任何构想都不可能存在。”[215]斯宾诺莎的上帝超越宗教信仰的桎梏，不受任何条框与疆界的限制。当一位拉比询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时，后者答道：“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信仰显露于存在之物的有序和谐之中的上帝，而不是一位忧心命运和人类行为的上帝。”[216]如今，很多人可能都会同意爱因斯坦的说法。而这无疑是身处自由主义时代黎明的斯宾诺莎奠定现代人思维方式的又一例证。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回17世纪时，斯宾诺莎在上帝和宗教活动方面的论断无疑是骇人听闻的；面对发表此类论断之人，任何教会（无论是基督教会还是犹太教会）都将对其施以绝罚。

与此同时，斯宾诺莎所受的绝罚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个与神学因素同样重要的经济原因。作为自由贸易的拥趸，阿姆斯特丹造就的经济奇迹让斯宾诺莎倍感骄傲，但他也目睹了有史以来人类与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接触中暴露出来的某些阴暗面。在联合东印度公司及其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不断积聚权势的过程中，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庞然大物打压和扼杀了无数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斯宾诺莎家族企业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规模巨大、占据垄断地位的贸易企业，照例肯定会操纵市场，迫使普通民众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它们的货品。在社会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兴旺发展的同时，贫困阶层规模也在持续增长：这表明，资本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架需要得到监管与控制的无情机器。斯宾诺莎十分钦佩呼吁关停、终结超大贸易企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垄断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威胁，更重要的是，它们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阿姆斯特丹犹太区的领导是一群保守和极端谨慎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初来乍到的犹太人能否在这个国度继续生存下去，完全仰赖于具有自主裁量权的荷兰政府的决定。宗教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政策固然存在，但法律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从他们生活在荷兰诸省的第一天起，犹太长老们便与荷兰政府中的保守派结成同盟，并进而与大型贸易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地位显赫的犹太人全都是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城内的正统加尔文派曾迫使该公司出台一项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只允许加尔文宗的忠实信徒担任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可犹太长老们却并未对此加以理会；坚定的加尔文派信徒对该公司重要股东中的犹太人指指点点，犹太长老们也毫不在意。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必须团结在一起。因此，一个敢于攻击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年轻犹太人，自然成为威胁犹太社区安定和谐的害群之马。

不管犹太人的领导把斯宾诺莎逐出他们社区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人们依旧不难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某种程度的讽刺意味。锻造于伊比利亚骄阳下的塞法迪传统，对哲学方面的探求与追索一直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开放态度。当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驱逐犹太人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张开双臂迎接他们，为塞法迪传统提供生长繁兴的全新沃土。因此，人们或许会忍不住为斯宾诺莎鸣冤叫屈：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拾起这个呼唤探求与质疑的古老传统，却像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一样，因其在这方面的努力而被赶出犹太人社区。

此外，斯宾诺莎对绝罚的反应也十分耐人寻味，其有趣程度至少不亚于绝罚事件本身。他有权提起上诉，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的眼中，绝罚更像是一种解脱。“这样反而更好，”一位同代人引述他的话说，“别人的飞短流长总是让我心生畏惧，要不然，并非出自我本意的事，他们一件也别想让我干。不过，既然他们想让事情发展成这样，那么，我也很乐意踏上展开在我面前的道路。”他就这样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作别整个犹太社区，辞别他所有的家人，就此踏上一条外出寻找全新人生意义的道路。他对待此事的态度之所以让人感到震惊，是因为绝罚让他处在一个近乎独一无二的位置上：17世纪时，每个人都从属于他们所信仰的正式宗教，礼拜堂或者犹太教会堂不仅是他们偶尔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更是他们归属感的来源，是他们在其他社会成员眼中的身份与合法性的重要基础。遭到绝罚之后，斯宾诺莎并没有改信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一如哲学家丽贝卡·纽伯格·戈尔茨坦所言：“取而代之的是，斯宾诺莎打算献身于某种17世纪欧洲天空下的方兴未艾之物：一种基于理性的宗教。”[217]

对一些居住在联省共和国的人来说，1653年情况可能有点像1960年在许多美国人记忆中的样子：大战刚刚过去，现在，人们正急于把战争和战后时代抛在脑后。风中夹杂着某些新鲜与现代的气息。一位新的、空前年轻的领袖登上历史演出的前台。约翰·德威特是一位聪明异常的知识分子——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律师，为线性代数的发展贡献良多，著作颇受艾萨克·牛顿的赏识——还是一个长相极其英俊的帅哥，虽出生于荷兰的一个贵族之家，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和派分子。二十八岁时，他被任命为联省共和国的大议长，地位堪比今日的一国首相。德威特认为，他的使命是让国家继续走在建设代议制政府的道路上（不过，必须注意到的是，德威特的“民主”仅限于统治阶级内部：只有他们才能在省议会中执掌大权）。德威特认为，在一个全新的、开明的政治世界，从国王和亲王手中接过大权的，不是“来自他们生殖器的后代”，而是通过自身的“优异品质”被层层选拔上来的人。[218]

许多人相信，这是对抗西班牙的长期战争换来的胜利果实。毫无疑问，德威特这类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的发迹与崛起正是“沉默者”威廉生前重复过无数次的“自由”论断的最好体现。斯宾诺莎和他的共和派同僚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非比寻常的社会实验。彼得·德拉库尔是一个与德威特联系密切的著名共和分子。在一本后来成为畅销书的著作中，德拉库尔勾勒并概述了一个开放包容社会的诸多有益之处。在书中，他把荷兰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政策，与周边邻国的历史境遇进行对比：“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自由，可它们二者却各自有一个对进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君主制政府。”而与此同时，“在侍奉或者敬拜上帝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方面的自由或者包容，却成为让居民们心甘情愿地留在荷兰的一种有力手段，还吸引外国人定居在我们中间”。[219]

斯宾诺莎视德威特为自己的偶像。摆在他的国家面前的历史性机遇，让他倍感激动与喜悦，并决心将进一步推进荷兰的自由主义事业作为他今后的工作方向。之前，他从阿姆斯特丹搬到莱茵斯堡的一个社友会社区；如今，他又搬到另一座村庄。这座村庄位于海牙市郊，他也因此得以接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后来，为了述说自己内心的极度愉悦和未来使命，他写下一段至今依旧被视为表述包容价值的金句的文字：

现在，我们看到，生活在一个共和国是一件难得的幸事。在这里，每个人的判断和见解都是自由而不受束缚的，每个人都有在良知的驱使下敬拜上帝的可能，都把自由视为一种价值和重要程度远超一切事物的东西。我一直认为，这绝不是一项无人感激或者毫无益处的任务：向世人演示和证明，将此类自由授予每一个人，不仅不会对公共秩序产生妨害，而且，要是没有这样的自由，虔诚的作风便无法发扬光大，公共秩序也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220]

在斯宾诺莎所生活的世界，“自由”一词往往与放荡、松懈、道德败坏或者怠慢疏漏之类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宗教、宗教戒律和道德准则几乎被公认为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必要手段。斯宾诺莎认为，他的使命就是向世人揭示，自由并不是对秩序的一种威胁，反倒是实现社会治安与信仰虔诚的必由之路。

这是一项让人兴奋的挑战，因为，人们显然并没有做好面对“自由”的准备。列举当时的情况与当今现状的相似之处，应该会有所裨益。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社会都分成两大基本阵营。其中一方觉得，浸透在自由主义理念中的，是带给我们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承诺。而绝大多数人则可能属于另外一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理念包含摧毁他们所熟知的一切事物的种子。

不过，共和分子曾一度占据上风，放射出夺人眼球的熠熠光辉。德威特走马上任之际，恰逢一个冲突和战争的年代：势均力敌的英荷两国正在争夺世界海洋霸主的地位。联省共和国拥有更大的贸易帝国，而英国则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自1652年开战起，在一连几年的时间里，英国舰队对荷兰货船和运输船的骚扰与袭击一直没有停息。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对荷兰人来说，他们的全球贸易网络被绞杀殆尽。在阿姆斯特丹，商人们正在统计他们的损失。捕鲱船队的数量与规模骤减；据统计，一共有一千二百艘荷兰船只被俘获或者被摧毁。[221]

约翰·德威特接过了这个烂摊子，为了把国家拖出战争的泥潭，他想出一个既惊心动魄又大胆狡猾的策略：与英国的弑君者、革命军领袖、即将被任命为护国公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展开谈判，用条约解决英荷两国间的争端。虽然他们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德威特与克伦威尔却有一个相同的愿望与诉求：把奥兰治家族排挤出政治权力的舞台。现任奥兰治亲王是1650年企图对阿姆斯特丹发动袭击，并在袭击失败之后不久病逝的那位威廉的儿子，也是可以一直追溯到“沉默者”威廉的奥兰治家系的最新成员。克伦威尔对他忧心忡忡的原因在于，他是不久前被克伦威尔下令斩首的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在德威特看来，这位奥兰治亲王更是他的心头大患：不仅让他的政府岌岌可危，还对共和政体的理念本身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他们两人来说，虽然这位奥兰治亲王目前只有三岁，但这一点并不能缓解他们内心的忧虑：荷兰诸省的奥兰治派势力已然打着年幼的威廉三世的旗号勾结在一起。

这份条约的大胆与狡猾，集中体现在并未与条约全文一同刊印发表的所谓“秘密附录”之中。遵照“秘密附录”，荷兰方面答应永远不让威廉三世染指世袭执政[222]的职位。“秘密附录”能够顺利生效，是因为它的作用范围仅限于荷兰省境内。从官方层面上说，德威特只是荷兰省的首脑；而且，从官方层面上说，只要获得提名，威廉三世就将成为荷兰省的世袭执政。不过，在阿姆斯特丹的带领下，荷兰省的权势已经达到足以让该省的领导左右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的地步。也正因如此，荷兰省的这位共和派领袖才能在其余省份中的反对者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英荷两国尚处敌对状态之际，单独同英国人秘密勾结、串通一气，以便达成他阻止一位新的世袭执政在他的家乡省份得势掌权的目的。[223]

当荷兰人获悉条约中的这些秘密条款之后，全国上下的奥兰治派立即在宣传册与讲道坛上表达他们激烈的抗议之情。但木已成舟，条约已经签订，就目前而言，德威特和他的势力一时无人能挡。英国人停止海上袭击之后，浩浩荡荡的荷兰船队再次扬帆起航，强大的荷兰贸易帝国很快便再创新高。货船似乎把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运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艾河，然后，又途经一条条运河，把它们送到各家各户的仓库。欧洲人养成的喝咖啡与喝茶的习惯，或许就间接归功于德威特添加在《威斯敏斯特和约》中的“秘密附录”。因为，和平条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荷兰的咖啡与茶叶进口量如此之大，导致这些商品永久性地融入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触手渗透进缅甸最偏远的角落；从锡矿到象牙，他们遴选并带回一切有用之物。荷兰商人逐渐垄断印度和锡兰的贸易。他们在波斯和广州建立据点，还建起一处最终将演变为南非共和国的殖民地。正是在这段时期，联合东印度公司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公司。发展到最后，一共有五万名员工同时为它效力。

跟其他省份比起来，从所有这些财富中获益最多的自然是荷兰省，而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加荷兰省与德威特手中的筹码。不过，阿姆斯特丹才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该城的人均收入增长是巴黎的四倍。[224]阿姆斯特丹完成自身的扩张，吞并东面港湾的全部岛屿，还在市区周围建起新的城墙。财富以及越来越多蜂拥而至的移民，进一步加剧该城社会结构的转变。许多人开始以惊叹而又不屑一顾的目光打量起这座城市。英国诗人安德鲁·马弗尔对荷兰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的刻意贬低，反映出他的英国同胞面对邻邦荷兰比他们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时候，心中升腾起的那股既羡慕嫉妒又鄙夷轻蔑的情绪。马弗尔在他的诗中写道：

陆地之名难副其实，

未若唤作被冲走的不列颠沙石。

马弗尔又特别挑出阿姆斯特丹，把它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构成以及它思想观念的多元性单独奚落一番：

毫无疑问，当宗教本身真的迈步登艇，

驾驶它的方舟自东方一路西行，

撞击并裂解在这片未知土地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他发现的第一块碎片掠走：

阿姆斯特丹，土耳其人、基督徒、异教徒与犹太人之邦，

教派的原产地与教会分裂的策源地，从此发荣滋长；

在那负疚之岸上，从来没有因过于离奇荒诞

而无处寻觅知音与拥趸的观点。

贸易规模的加倍同时也转变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些发展简单归结为一系列数据。该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萌芽的生活领域的所有学科——物理学、医学、政治学、艺术学、产业学和金融学——最终都会被归纳进各类书籍，因为，这些领域的新发现与新成就，最后只能通过印刷机进行传播。[225]据估计，此时的阿姆斯特丹城内，书店的数量可能达到惊人的四百家，而且，该城还一度拥有约一百家出版社。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曾领导阿姆斯特丹大学“书籍的科学”研究的H.德拉方丹·费尔韦提出的估算结果，是我所遇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数据之一。据他估计，17世纪时，荷兰诸省出版的书籍占全世界出版书籍总数的一半。折算一下的话，该数据也就意味着，17世纪时，阿姆斯特丹贡献了全世界30%的出版物。[226]

与此同时，德威特的反对者虽暂时陷入低谷，却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反对派由两大集团组成：认为（当时差不多全欧洲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位君主作为其领袖与挂名首脑的奥兰治派，认为（当时几乎全欧洲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以《圣经》作为支撑与基础的正统加尔文派。1660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后，曾一度受海牙的奥兰治家族庇护的查理二世恢复英国的王位，而英国也就此成为奥兰治派的协助者和支持者。现在，奥兰治派终于有了理由驳斥共和派“一场民主运动浪潮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论断，并转而宣称，英国破绽百出的无君王政府的实验，已经走向它无可避免的最后终结。宣传人员排演了一出戏剧。剧中，“沉默者”威廉提醒大家，在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奥兰治家族一直扮演着领路人的角色。[227]

德威特没有被反对的声浪吓住。与英国的第二场贸易战争爆发后，伟大的荷兰海军将领米希尔·德勒伊特在德威特的命令下，率领舰队溯泰晤士河而上，直扑梅德韦河口[228]，重创坐落于此的英国海军“心脏”。这次奇袭被称为英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败仗。它不但迅速终结了英荷两国间的战争，还迫使英国在一份明显有利于荷兰人的和约上签字。

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这个时刻，在奥兰治派/加尔文派对荷兰共和派发动连续攻势之际，斯宾诺莎暂时放下他正在创作的伟大高深而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伦理学》，转而开始写一本全然属于政治学的书。他给这本书起名《神学政治论》的决定，似乎多少有悖其迎合更广泛读者群的初衷。虽然他在表面上称其为一部“神学政治专著”，可它的真正目的却是把宗教神学剔除出政治领域。书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政治的基础应该是个人自由”。而且，他继续写道，“民主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自然、最与个人自由相协调的一个”。[229]

就这样，现代西方自由社会的基础被一部言辞犀利的叙述性著作阐释得清清楚楚。那么，斯宾诺莎该去哪儿找这么一个可以作为范本的自由社会，并用它来证明个人自由的确对社会有所裨益呢？答案是，这个地方离他并不太远。“阿姆斯特丹城收获的空前繁荣与其他所有人艳羡的目光都是自由结成的果实，”斯宾诺莎写道，“因为，在这个最为欣欣向荣的省份和这座最为繁华的都市，宗教与民族各异的人能够以最为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而且，在他们把自己的货物托付给某位公民同胞保管之前，不管对方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管对方平素到底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还是刚好相反，他们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怀疑。”[230]

1670年初，这本书刚一出版便迅速流传开来。人们第一次在白纸黑字间读到这样的论断：《圣经》出自人类之手；《圣经》中存在谬误；《圣经》中满是迷信思想；《圣经》中有关神迹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聪明的现代男女知道，自然法则是不容违抗的；政府不应建立在宗教思想之上（因为，“处理宗教问题与寻求解决宗教论战的法律更像是在蓄意激化问题，而非带来改善与变革”[231]），而是应基于理性、科学与世俗的原则。

“书评”很快便纷至沓来。面对这本书以及其中的内容，荷兰教会机构所有层级的人全都自发地、异口同声地喊道：“亵渎神明”，“危险至极”，“穷凶极恶”，“污言秽语”。[232]南荷兰省级宗教会议的用词，或许会让今日的图书推广与宣传人员眼前一亮，因为，“一本据我们所知渎神猥亵与淫秽下流程度世所未见的书”必将引发人们的好奇与关注。看到这本讨论政教分离的书，竟会招致如此的反应与评论，斯宾诺莎的脸上大概会浮现出一丝苦笑。宗教权威的申诉与抱怨得到政治权威的赞同，并促使总议会下达对此书的禁令。政治权威引用荷兰法院的说法，称它为一本“侵蚀并腐化灵魂”的书。

教会权威不是唯一攻击这本书的人。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如今，莱布尼茨时常与斯宾诺莎一同出现在本科生哲学课程的教学大纲里）也因为它“对‘神圣经典’的骇人批判”而感到震惊不已。[233]甚至连与斯宾诺莎站在同一政治阵线上的荷兰共和分子，也加入到批判和谴责这本书的行列之中。1674年，总议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了《神学政治论》一书的出版。

斯宾诺莎知道他的书将被推上风口浪尖，因此，为了转移公众的一部分愤怒情绪，他不仅没在书的扉页处署名，还捏造了一个假出版社，甚至连出版地（德国汉堡市）也是编的。然而，没过几个月，消息走漏：这本被视为向欧洲的全部宗教和所有政府的基础开战的书，是那个被绝罚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写的。

人们的反应让斯宾诺莎大吃一惊。他曾经天真地认为，这本“广受欢迎”的著作激起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小争论，或许可以为他的后一本书——完整表达他哲学思想的《伦理学》——铺平道路。然而，他很快便意识到，围绕《神学政治论》的疾风骤雨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伦理学》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得到出版。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连他的领袖和英雄约翰·德威特也加入谴责和批判这本书的滔天浪潮之中。

事实上，就算德威特赞同《神学政治论》一书的所有观点（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因为德威特只是一个共和分子，而非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也不敢公开声援支持，因为此举无异于自毁政治前程。这是典型的“出于政治原因的刻意疏远”：他甚至拒绝与斯宾诺莎见面，以免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但德威特的敌人依旧试图把他与这本书联系在一起。有人把《神学政治论》形容为一本“由叛教的犹太人与魔鬼在地狱里一同锻造的”书，还（并不准确地）说，德威特“知晓且暗中参与”了该书的出版。

斯宾诺莎或许曾希望他的《神学政治论》能够对这位大议长有所帮助，可现实情况却刚好相反：德威特的好日子到头了。欧洲外交舞台上多年的纵横捭阖（无数国家的君王被荷兰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及荷兰公司赚取的巨额利润，让境外势力愤恨仇视的乌云越聚越多。1672年，积攒多年的怒火在一瞬间倾泻而出，接踵而来的疾风骤雨标志着荷兰黄金时代的结束。

仿佛是在代表所有的君主制国家回应德威特治下蓬勃发展、躁动不安、吵嚷喧闹的共和主义浪潮，两位史上最汲汲于贵族政治的国王英王查理二世与法王路易十四一齐对小小的联省共和国发动了进攻。英法两国同时对荷兰发难，其背后的原因自然是既错综复杂又多种多样的：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之外，自己的外甥奥兰治的威廉得以登上荷兰的王位，无疑是查理二世最想看到的结果之一。放松警惕的德威特被英法两国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前，他一直致力于削减与裁撤荷兰军队，唯恐奥兰治派借军人之手把威廉扶上“世袭执政”的位置。现在，异国军队在两条战线上发动入侵时，荷兰的市镇几乎全都毫无防备。由英王查理二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斯率领的一支英法联合舰队迅速瘫痪了荷兰的航运网络。超过十三万人的地面部队越过东部边境踏入荷兰领土。西班牙人打了八十年都没打下来的城市，在一周的时间内纷纷土崩瓦解。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镇民被赶尽杀绝。骚乱与暴动开始在各地蔓延；为了挽救城内的居民，无数绝望的市议会投票通过开城投降的决定。

从荷兰民众的反应来看，他们对德威特的怨念似乎比对英法敌军的仇视还要深。千千万万普通荷兰民众一直对奥兰治亲王抱有好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共和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能够被印在宣传册与宣传画上的年轻英雄形象，才是他们欣赏和看重的东西。当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控制这类民粹主义观念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现在，它们活像脱了缰的野马，急不可耐地奔向政治舞台的前列：德威特为什么要与外国势力串通勾结，不让年轻的亲王揽政得权？德威特为什么要遣散本应在此保护他们的军队？如果先前领导他们的是威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为了安抚民众，德威特授予时年二十一岁的威廉一个荣誉性的头衔：最高统帅。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在顷刻间发生变化：从睡梦中醒来的荷兰人发现，他们的国家正惨遭异国军队的蹂躏。他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以精英自居、与民众脱节的荷兰领袖以及这帮人脂粉气十足的软弱治国理念。德威特更是成为人们嘲笑和奚落的对象。在其他国家的君王忙于训练军队的时候，德威特却在用荷兰语翻译笛卡尔的数学原理。一个国家更需要一位怎样的领导者呢？是一个埋头书案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武士？1672年7月，军事入侵刚刚开始四个月，荷兰省议会便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之下，撕毁禁止奥兰治的威廉担任“世袭执政”的条约，将该职位授予威廉。

8月，有人企图刺杀约翰·德威特。德威特虽然逃过一劫，却身负重伤，并因无力继续工作而被迫辞职。然而，民众对他的憎恨已然达到爆炸性的程度。他和他的兄弟刚走出海牙的内廷（荷兰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便遭到一伙人的突然袭击。他俩被刀砍、枪击、吊死、肢解并焚烧。许多人都在记述中声称，事件最后是以陷入疯狂的暴民竞相分食德威特被烤焦的尸体而告终的。我们无从知晓这个同类相食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它无疑或多或少地表明，德威特及其他荷兰共和派严重误判了民众对自由主义的感受。

德威特惨死于民众之手的时候，斯宾诺莎就住在海牙。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前来拜访斯宾诺莎（虽然曾经写过抨击斯宾诺莎的文章，可现在却有意与他成为朋友）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为世人留下了斯宾诺莎对那个黑暗之日的回忆。“他（斯宾诺莎）告诉我，德威特被害的当天晚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走出家门，在罪案发生地附近高举一张写有‘下流至极的野蛮人！’的字条。可他的房东却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去，生怕他因此落得个被人撕成碎片的下场。”[234]

四年之后的1677年，四十四岁的巴鲁赫·斯宾诺莎离开人世，而死因显然是长期困扰他的肺病。在斯宾诺莎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德威特被杀与民主国家梦想的破灭，促使他转向自察与内省：重新审视他的理论，用更加清醒冷静的方式改写并重铸它们。他仍然相信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现在，他对“民主”与生俱来的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人们易于冲动的习惯是无可避免的”，他写道，他们“更倾向于睚眦必报，而非怜悯宽恕”。[235]

斯宾诺莎总结道，一直以来，德威特都太过幼稚和天真了。他自己也是如此。在荷兰人的记忆中，1672年是一个“灾难之年”。国家惨遭异国军队的入侵与蹂躏。被侵占领土中的一整块地区，从此永远离开了联省共和国的怀抱。为了尽力阻挡入侵者的脚步，大部分土地都被刻意引入的洪水所侵蚀，留下无数湿漉漉的烂摊子：荷兰的地貌退败为尚未被开发时的样子。共和政府轰然倒塌，直冲云霄的荷兰经济奇迹走到尽头。在惊人的短时间里，阿姆斯特丹享受世界级重磅影响力的时代宣告终结。该城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他人的鄙夷与侮辱中黯然离世。随他一同离去的，显然还有自由主义本身。

第三部分

7 影响力的种子

当你调查研究有关过去的一切，试图如变戏法一般“复活”久已远去的身影时，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某些无生命之物或许能给你带来一点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一张有四百年历史的纸。摆在我面前的，是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保存的一本装订册中的一页。这本书的书名是“ondertrouwregister”，意为“订婚登记册”。17世纪时，打算结婚的阿姆斯特丹居民必须在此登记注册。书页的最上方是几行如今已褪为浅褐色的呈环形排列的古荷兰语：

1624年1月13日，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来自瓦朗谢讷、现居瓦伦巴特街的十九岁波拉特工人约里斯·拉帕利尔（Joris Raparlier），以及来自弗兰克赖克瓦隆人国度的巴赖斯普里村、现居内斯街的十八岁姑娘卡塔里娜·特里柯（Catharina Triko），陪同她的，是她的姊妹玛丽·弗拉芒。[236]

在档案和记录中，过去时代的种种细枝末节宛如一汪深不可测的黑色海洋；正是这两个打了删除线、我特意保留其最初的荷兰语拼写的单词，让这几行潦草的官僚主义文字脱颖而出，让我们有机会重温几世纪前的一个场景。

正式进入该场景之前，我要重述一下本书的主题，以帮助读者回想起我们之前讲到了什么地方。在阿姆斯特丹发荣滋长、短暂占据世界中心地位的过程中，若干制度、机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陆续创建出来。它们是一种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以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为中心、奠定西方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在“自由主义”一词最宽泛的定义中，下列事物全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关注每一个体的忧虑和舒适性的社会，一个靠个体间的团结一致、共同行动而非外部势力的统治运作的社会；包容宗教差异、种族差异及其他方面差异的理念；一种与人类个体的经验以及探寻自我的渴望密不可分的艺术风格；被视为独一无二的特殊之地的“家庭”。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阿姆斯特丹如何以多种方式向外输出它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因此如何在多种层面上影响今人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

一座城市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无定形物，一座城市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加让人难以捉摸。思想与观念不可能像被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翅膀一样固定不动。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该主题能为我们揭示许多真相，细思深究必将大有裨益。作为一位乔迁至阿姆斯特丹的外来者，一再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与该城一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支配当今世界的力量如何一步步将这座城市塑造成型。这让我萌生出一个想法：借助阿姆斯特丹这个范本，我们可以了解并认识这些力量，反思它们的价值。而这也正是我写作这本阿姆斯特丹与自由主义之书的动机所在。几乎就在该城的黄金时代刚刚落下帷幕的时候，其自由主义革新的影响力也开始衰落式微；至少要等到20世纪，等到阿姆斯特丹成为“小写自由主义”[237]的代名词的时候，该城对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才再度为世人所关注。不过，这些起源于17世纪的改良与革新不断以各种形式向外扩展和蔓延。因此，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要暂时作别阿姆斯特丹，将视线转向它的影响力向外辐射的过程中留下的道道痕迹。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借以迈入更广阔世界的诸多路径中的一条，涉及本章开头提到的两名佛兰德青年男女。

我们不知道约里斯·拉帕耶（Joris Rapalje）和卡塔莉娜·特里科（Catalina Trico）（这里用的是他们名字更常见的拼写方式）何年何月第一次踏入阿姆斯特丹，只知道他们都是从南方来的穷苦移民，与成千上万人一同奔向这座活力十足的城市，为的是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显然，他们并未在阿姆斯特丹纵横交错的运河间找到这种生活，因此，他们报名参加了一场殖民探险。

以东印度群岛为活动舞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早年所取得的震撼人心的巨大成功，促使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中的一些富人，萌生出在我们如今称之为大西洋沿岸的地区依样画瓢的念头。毕竟，在美洲、加勒比群岛和西非，还有很多值得抢劫和掠夺的财富。1621年，荷属西印度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姊妹公司——孕育成型。截止到1623年，该公司已经积攒了七百万荷兰盾，当时，任何一家全球性企业的启动金都不会高于这个数字。跟东印度公司一样，西印度公司也有政府颁发的特许证和区域性的垄断经营特权。

1609年，受雇于联合东印度公司、由英国人亨利·哈得孙率领的考察船队虽然并未找到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却成功地将北美东海岸的部分地区绘入海图。西印度公司建立后，这份海图立即显示出新的重要意义。荷兰人宣称，他们享有哈得孙标注区域的领土主权，然而，除了几次更具探索性质的任务和一些不受管束的毛皮交易冒险之外，他们对该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占领。现在，这片领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给这处殖民地起名为新尼德兰。想建好一处殖民地，当然要先找到足够的殖民者。在黄金时代的氛围中，想要找到一个愿意撇下他们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冒险踏入一片凶险难测的荒郊野地的年轻荷兰男女，实在是难上加难，不过，情愿一试的新移民却不在少数，尤其是大批最近几年跋山涉水来到阿姆斯特丹的瓦隆人。这些讲法语的人来自低地国家南部的一个被称为瓦隆尼亚（位于今比利时境内）的地区。西印度公司开出的为殖民地服务六年即可获得土地的条件，成功吸引来几十个愿意成为首批定居者的瓦隆人。[238]

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荒野新生活的前景让相亲配对的念头突然变得异常强烈：面对未知，夫妇二人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强。当时的荷兰法律规定，所有打算结婚的夫妇必须在举办婚礼的三个星期之前登记注册，以便给所有反对这桩婚姻的人一个发表异见的机会。看来，西印度公司帮忙疏通这条法律，肯定是约里斯·拉帕耶和卡塔莉娜·特里科答应前往殖民地的条件之一。他们的船于1624年1月25日离港起航，距离这对夫妇的订婚登记日期仅有十二天。

登记文件显示，十九岁的约里斯来自瓦朗谢讷，如今，这是一座位于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市。他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波拉特工人”，即参与用羊毛制造布料的生产活动的人。在某些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地图中，有一条被称为瓦伦巴特的小路。小路旁的瓦隆教堂是他和卡塔莉娜订婚八天之后举办婚礼的地方。如今，这座既温馨又朴素的小教堂依旧矗立在该城最古老的几条运河附近，而且，它依旧提供每周一度、用法语主持的礼拜仪式。

卡塔莉娜比她的未婚夫小一岁，随她一同前来的姊妹是她婚姻的见证人。卡塔莉娜在居住地一栏中填写的是内斯街。巧合的是，内斯街也是迪尔克·范欧斯的居住地。也正是在这里，无数有意注册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股东的人一次次踏进范欧斯为他们敞开的家门。可以推知，准新郎和准新娘全都目不识丁，因为他们并未在“订婚登记册”书页的底部签名，而是做了记号。

卡塔莉娜出生地的混乱记录（登记册中划去的两个词）让一个久已远去的时刻重新焕发出生机。这小小的一幕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当这对夫妇站在阿姆斯特丹老教堂的圣器收藏室里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焦虑和不安：行将起锚、驶向未知彼岸的远航让他们忧心忡忡，这场仓促结合的未来前景与走向更让他们寝食难安。当时，圣器收藏室被用作婚姻事务主管人的办公室。回答主管人提出的一个标准问题“你的出生地在哪里”时，这名年轻的妇人念出这样一个音节：PREE（“普瑞”）。主管人知道她的母语是法语，因此，他猜测道，她大概是在跟他说，她是从巴黎来的，“PREE”可能是“巴黎”在法语中的读音。他在登记册中写下它的荷兰语拼写——“Parijs”，然后，为了确认该信息，他把“Parijs”一词大声念了出来：帕—瑞埃斯（Pah-RAICE）。由是，这个姑娘意识到，他理解错了她的回答。“不，不，”她对他说，“我不是从巴黎来的。我是从一个叫普里的村子来的。”主管人划掉“Parijs”，写上“Pris”一词。他又猜测道，这应该是一个位于法国境内的村庄（如今的确如此，而且它就位于比利时边境线附近，但现已改名为“普里什”），因此，他又添上一句，“来自弗兰克赖克”（in vrankrijck）。17世纪时，“vrankrijck”是“法国”一词在荷兰语中的拼写形式。下笔的同时，他又把“in vrankrijck”高声念了出来。“不！”她必定又一次坚决地说道，“它不在法国。它在瓦隆人的国家。”于是，他划掉“vrankrijck”一词，并在后面写上“Wallonsland”（瓦隆人国度）。这些偶然出现的人为失误在我看来简直美妙至极，因为，它们为这一原本寂静无声的重要场景注入了生机、活力与戏剧性，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并认识这对夫妇的绝佳窗口。这两位在阿姆斯特丹走到一起的目不识丁的年轻农民，未来将成为开启美国历史的重要推手。

八天后，两人正式成为夫妻。又过了四天，与另外几十位瓦隆人会合后，他们手脚并用地登上下锚停泊在北海泰瑟尔岛附近的“统一”号帆船，随船驶入北海冬季的冰霜。跨洋远航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成为司空见惯之事，然而，今人恐怕很难想象航行途中的乘客们所要经受的艰辛与困苦：不仅要在大西洋涌动的海浪间随船上下颠簸三个月，还必须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蜗居在暗无天日的狭小舱室之内。当他们的船终于驶入一个新世界的港口蔚为壮观的巨大圆形凹地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海岸上密密麻麻的松木、橡木和胡桃木，以及远处广袤无垠、浩瀚难测、潜藏无尽机遇的苍茫大地。

刚一下船，殖民者们便忙着将这辽阔的幅员据为己有，而最简单易行的一步无疑是先给它起个名字。他们用运送定居者的首批船长之一科内利斯·梅的姓氏命名了殖民地最南端的一处海岬：梅岬。他们把殖民地北端的一个地方命名为“罗得岛”，因为从海上看的时候，它是红色的，而且它的外形与某座岛屿极为相似。[239]这南北两点之间的一切事物都属于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新尼德兰。他们给殖民地内的山山水水起的名字也有不少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其中的一些名字在拼写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布鲁克林（Breuckelen，现拼为Brooklyn）、哈勒姆（Haerlem）、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长岛（Long Island）、东河（East River）、塔潘齐（Tappan Zee）、弗拉特布什（Vlackebosch，现拼为Flatbush）、布什维克（Boswijck，现拼为Bushwick）、卡茨基尔（Catskill）、康尼岛（Conyne Island，现拼为Coney Island）。

不久前，英国人也开始在北美的北部和南部设立殖民地，因此，荷兰人急于在他们全部的北美领土上树立存在感。随约里斯和卡塔莉娜一同来到这里的几个瓦隆人家庭，在打点好行装之后，由此启程南行，直到一条被他们称为“南河”的河流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条河就是后来的特拉华河。其余的人则一路向北，溯哈得孙河而上，以便在哈得孙河与莫霍克河的交汇处找到一处合适的定居点。未来，他们将在这里与印第安人进行交易，换取他们梦寐以求的河狸皮。约里斯和卡塔莉娜最初加入的就是这个北行团队。在一个被荷兰人命名为贝弗勒维克（要么得名于荷兰的贝弗勒维克城，要么是为了纪念这个小镇的“存在理由”：河狸[240]）、后来被英国人改名为奥尔巴尼的地方，卡塔莉娜生下一个孩子，并给孩子起名萨拉。对整个荷兰殖民地来说，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等到这个名叫萨拉·拉帕耶的女孩长大成人之后，每当她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总会得意洋洋地提到，她是“首个诞生于新尼德兰的基督教之女”。

最初，他们与本地的原住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友好相处。晚年的卡塔莉娜曾经回忆说，这些印第安人“全都像羊羔一样安静温和，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互通有无的时候，拥有你所能想象到的全部自由”。可摩擦与变故却在随后接踵而至：西印度公司的士兵卷入莫霍克族与莫希干族之间的争端，四名荷兰人因此丧命。消息传遍散布在数百英里荒原间的一众殖民者小聚落。消息引发的恐怖情绪导致殖民地领导机构的改组与撤换：一位名叫彼得·米纽伊特的新领袖被推举出来。米纽伊特下达的首批命令之一，就是将原本天各一方的定居者们全部聚拢到一个地方。最初的设想是在港湾内的一个如今被称为总督岛的小岛上建立殖民地的首府。但是，米纽伊特选择的首府建造地却是另外一个岛屿。依照标准的荷兰商业惯例，他们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这个被后者称为曼纳哈塔[241]的岛屿。就这样，约里斯和卡塔莉娜摇身一变，成为“曼哈顿人”。

建于曼哈顿岛南端的殖民地首府俗称“新阿姆斯特丹”，但事实上，它的名字应该是“新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它和它的“母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首先，从外观上看，它好似一个微缩版的阿姆斯特丹。殖民者们建起一栋栋有山形屋顶的联排住宅以及一幢与阿姆斯特丹的计量所别无二致的建筑，开凿出一条运河，还树起两座风车磨房。负责维护新阿姆斯特丹的治安与稳定的一支支城民护卫队，也与伦勃朗画作中的人物相差无几。

除此之外，它还从阿姆斯特丹借鉴来不少更为重要的东西。建城伊始，新阿姆斯特丹身上的母城基因印记并不十分显见。因为西印度公司最初的运营管理计划，依循的是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行事策略，只希望拥有一个用于维持商业垄断地位的军事/贸易站，并未做好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完备的殖民定居点的准备。殖民定居点是大英帝国的特色，也是英语在当今世界得到如此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事实证明，目光短浅的荷兰海外运营体系虽然拥有在惊人的短时间内构建出一个全球帝国的能力，却根本不可能对这些海外之地进行长期的利用与开发，因为把守或者工作在堡垒内的士兵和贸易商在派驻结束之后便会乘船返乡，无数海港与基地也随之人去楼空。而这也正是荷兰的海上帝国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颓势初显便在一夜之间崩塌瓦解的原因之一。

不过，新阿姆斯特丹不同于阿格拉、曼德勒、巨港或者其他几百处联合东印度公司海外前哨基地。在新阿姆斯特丹，转眼间，人们开始买卖土地、谈婚论嫁，还建起一所孤儿院和数所学校。换言之，一个结构完善的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在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档案馆内，有关该殖民定居点的档案记录丰富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从将近一万两千页庭审记录、市政委员会备忘录以及政治高层间的往来信件（比如与新英格兰的总督们协商一份边界条约的信件，该条约虽未得到双方的严格遵守，可条约中划定的边界线却被美国数州沿用至今）到低俗喜剧的剧本（一个妓女用扫帚柄测量她顾客们的阴茎长度）。这些记录显示，约里斯和卡塔莉娜以成员的身份全面参与了他们所在社区的扩大与成长。起初，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不得不从公司租来一头奶牛，从教堂执事的手中借来六十荷兰盾，并答应偿还5%的利息。[242]1637年，为了建造一座农场，约里斯买下与新阿姆斯特丹隔河相望的土地。1660年，他和他新土地上的邻居申请组建村落的许可，而该村落也成为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早期开发之一。[243]

这些记录显示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一座城市，一座有朝一日将演变为纽约的城市的奠基初建。对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前哨基地，而是他们的家。为了让家的气息更为浓厚，他们几乎把整个母城都搬了过来。他们运来家畜、樱桃树、蕾丝、代尔夫特陶器和呆头呆脑的荷兰家具，抿呷从荷兰运来的白兰地，用荷兰陶制烟枪在漆黑的夜里吞云吐雾，用在荷兰的砖窑里烧制的细长黄色砖石垒起他们的城市。几世纪之后，人们在曼哈顿下城区的建筑工地里发现了这些被荷兰人用作航行中的压舱物的砖石。在我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里，壁炉架上就放着这么一块把老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基因注入新阿姆斯特丹的人造之物。这块砖头是历史学家利奥·赫什科维茨送给我的。1960年代，在纽约念研究生的时候，与为摩天大楼挖掘地基的建筑工人交情甚好的赫什科维茨，从他们出土并随手丢弃的“废弃物”中，淘出不少颇具历史研究价值的东西。这是一块烧制于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小小砖石，也是在一砖一瓦地搭建纽约市的前身的过程中，名副其实地起到“一砖”作用的历史见证者。把它带回其最初的产地，让我有一种奇异的愉悦感与满足感。

殖民者们也带来不少别的东西。其中的一些，甚至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老阿姆斯特丹漂洋过海来到新阿姆斯特丹的：身为世界贸易中心的母城，把臻于完美的贸易手段遗赠给它的这个“后代”。金融体系让新阿姆斯特丹成为大西洋沿岸至关重要的经济枢纽。对来自加勒比群岛或者英国的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航船来说，无论是在出发前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途中，还是在从目的地返回母港的路上，新阿姆斯特丹都是最便于锚泊停靠的地点。母城对商业活动的看法，即贸易是人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从事的活动，也被新阿姆斯特丹人所继承。在老阿姆斯特丹，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是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持有者，而在新阿姆斯特丹，每位居民都是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都在往来于此的各类货物——河狸皮、原木、盐、糖和烟草——中占有一定的份额。

殖民者们还搬运来母城的混合型社会结构。如果说老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民族大熔炉”的话，那么，新阿姆斯特丹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受各国文化影响的世界性大都会。1643年，下曼哈顿的这座小城迎来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当时，该城的居民人数可能连五百都不到，可根据这位传教士的记述，他在城内屈指可数的几条街巷上，一共听到十八种语言和方言。虽然它的名字尚未变成“纽约”，但就多民族聚居这一点而言，它真的“很纽约”[244]。

阿姆斯特丹居民包容宽宥的相处之道，也被殖民者们一并带了过来，从而使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在新世界的土地上和睦共存。当时，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在热烈地讨论包容共存的理想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大多数新阿姆斯特丹人认为，他们并不是在刻意构建一个基于为所有人带来平等与正义的崇高信念的社会。容忍分歧与差异是他们的天性之一，根本就不需要刻意为之。它是“gedogen”的一个方面，是该城对“异端”视而不见的官方政策，一如一个世纪之前，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勒令阿姆斯特丹人制裁并镇压脱离天主教的“叛徒”的时候，该城的市政官员除了口头敷衍、做些表面文章之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包容理念可以一直追溯到“沉默者”威廉率军抵抗西班牙人的时代：祖辈的经历让这些以曼哈顿为家的荷兰人明白，当一个强权逼迫所有人接受唯一的神、唯一的教派、唯一的是非观念以及它强加给人们的税收政策的时候，人民的生活必定只能充满痛苦和压抑。他们更知道（至少是其中一些人知道，因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中间，存在着一个活跃的保守正统教派，一个急于把它的神和神授戒律强加在所有人头上的教派），把人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会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腰包越来越鼓，还能让整个社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之前，包容理念或许一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抑或一项临时达成的协议。但当弗利辛恩聚居区的殖民者跨过长岛的东河，以《圣经》中的戒条与原则为依托，援引荷兰人包容宗教差异的政策，抗议他们的领袖试图达成的一项禁止一群贵格会教徒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决议的时候，该理念终于被编入法典。巧合的是，这些抗议者全都是英国人，因为在该殖民地，英国人是众多少数族群中的一个。他们还用英语写了一份请愿申诉书：

荷兰诸省爱、和平与自由之法则，荫及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吉卜赛人，因为，他们也是亚当的子孙后代。看到爱、和平与自由庇护所有信仰耶稣基督之人，敌意、战争与奴役全都受到诅咒，必将成为该荷兰海外行省的荣耀……因此，凭良心讲，如果上述人等中的任何一个怀着爱意朝我们走来，我们绝不应对他们施以暴力，而是应当听从上帝对我们良知的呼唤，给予他们自由进出我们城镇与房舍的权利……因为我们受上帝律条的约束，而且，一个人应该对所有人行善，不应对任何人行恶。我们不愿违反以总议会之名赋予我们城镇的特权与宪章，而是将紧握我们的特权并一以贯之，你谦卑的属下，弗利辛的居民。

弗利辛恩或者弗利辛是现代纽约法拉盛区的前身，而这份名为“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的请愿申诉书则被认为是美洲的第一个宗教自由宣言。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壮大，居民执意要求获得此类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他们希望，他们的定居点能被官方认可为一处正式的荷兰自治市。1638年，威廉·基夫特升任殖民地的全权负责人。当基夫特决定向当地的印第安人宣战，以解决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接连不断的摩擦和龃龉的时候，建立自治市的呼声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殖民地的定居者抗议说，他们深知，当地印第安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更重要的是，与印第安人交易兽皮才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尽管如此，这场被后人称为“基夫特的战争”的冲突还是如期而至，并就此拉开一系列残酷的袭击与报复性劫掠。战争让殖民者们清醒地意识到，远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的西印度公司领导对他们的现状所知甚少，根本不配得到他们的服从与信任。他们开启了一场旨在劝服荷兰政府接过殖民地的直接控制权的游说活动。一个名叫阿德里安·范德东克的人在这场活动中脱颖而出：他亲自撰写了一连串具有法律效力的申诉请愿书，把殖民地居民的情况呈现在荷兰政府的面前，并担当一个事实上的反对党的领袖。这一切得益于他迁居至殖民地之前在莱顿大学接受的法律方面的训练。西印度公司的理事迅速做出反应：为了平息殖民地的动荡与骚乱，他们把基夫特从全权负责人的位子上撤下来，换上了一个名叫彼得鲁斯·施托伊弗桑特的人。施托伊弗桑特的父亲是一位严厉的弗里斯兰部长，而施托伊弗桑特则把供职于西印度公司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公司的理事希望，施托伊弗桑特的上任能给殖民地带来稳定与秩序。

施托伊弗桑特于1647年抵达该殖民地。此前，他一直被派驻在西印度公司位于库拉索岛的总部。圣马丁岛附近爆发的一场与西班牙人的海上遭遇战让他失去了自己的一条腿。到任后，他与范德东克间的交锋便拉开帷幕。当交锋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怒气冲冲的施托伊弗桑特把范德东克抓了起来，并威胁他说，要以通敌罪判处他死刑。不过，在殖民地委员会的劝说下，施托伊弗桑特最终还是释放了范德东克。自此，这位反对党领袖踏上前往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道路，代表殖民地当面向荷兰领导人提出申诉。

殖民者们希望，荷兰黄金时代的文明成果能够被充分应用于这座遥远而又繁华的城市。他们尤其希望把母城的制度照搬过来：“只要行得通，”他们写道，“就应该与值得称道的阿姆斯特丹城——我们这座新［城］名字的赋予者——的政体保持一致。”[245]

最终，政府获知（或者至少是部分获知）了他们的愿望。新阿姆斯特丹人获得荷兰当局授予他们的地方自治特许权；殖民者们带入新世界的“荷兰特色”与他们城市的根基融为一体，再也无人能够撼动。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处在新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一处法院，而其目的，正如公司的理事所写，是为了让该公司做出的决定符合“这座城市的法律”。在什么人能成为市民（自治市公民）和地方行政长官方面，殖民者们同样照搬阿姆斯特丹的规章制度。[246]

从一开始，新英格兰的英国定居者就不断侵吞和蚕食荷兰人的领土。恢复并重建英国的君主制之后，查理二世决心重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新英格兰是清教徒的大本营，因此，他们曾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热心支持者。把他们拉回政府所在的阵线，把分散的殖民地整合为政府的经济收入来源，是查理二世的主要目的。问题在于，荷兰人的殖民地不仅占据着东海岸最好、最富饶的部分，还不偏不倚，恰好坐落于新英格兰与弗吉尼亚的中间。现在，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1664年，英国人以武力攻占荷兰人的殖民地。1673年，荷兰人又把它夺了回来，却在第二年永久性地失去了该殖民地。或许可以说，这一年是美洲“最初十三”殖民地的历史大幕拉开的时刻。不过，虽然英国人把新阿姆斯特丹的名字改为纽约，可它已有的大部分机构和制度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城市在原有的模式下运转良好。因此，它依旧发挥着重要港口和转运中心的职能，仍然是一个“新世界版”的老阿姆斯特丹；唯一的变化是，同时成为英荷两国贸易路线的节点与枢纽之后，它的航运网络和范围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扩大。此外，虽然政权交接总给人一种该地的人口构成必将发生极大变动的印象，可事实是，新阿姆斯特丹的原有居民并未离开，原有的移民社区依旧矗立在原地。于是，纽约走上一条迥异于波士顿的发展道路。最初，纽约市的市长大多是荷兰人，因为这些久居该殖民地数十载的人熟知它独特的运作方式。1674年，英国人接管该地十年之后，纽约市的政府大楼内依然留有一份阿姆斯特丹规章制度细则的副本。荷兰语仍旧是当地的通用语言。18世纪中期，对英国官员来说，想跟印第安人进行交涉，必须得先找一个荷兰人当翻译，因为荷兰语是这些印第安人知道的唯一一种欧洲语言。[247]

深入地基的包容与自由贸易理念，让纽约愈发成长为一个以各种族、各宗教杂糅并存而著称的地区重镇和一座无与伦比的真正的移民城市。19世纪，欧洲爆发前往北美的大规模移民浪潮的时候，他们大多把纽约作为自己的第一站，而其部分原因在于，由来已久的多文化交融共存的氛围，让纽约成为一个更容易落脚的地方。当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新移民探查曼哈顿简陋逼仄的街巷，听到掺杂各国语言的交谈，闻到野味炖菜的香气，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依循一种被后人称为“向上流动”的道德准则奋勇前行的时候，移民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美国”的样子。可事实是，当时的美国并不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感受到的是纽约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继承自新阿姆斯特丹、根源于老阿姆斯特丹的生活方式。

这个奇异的“新世界大杂烩”被诸多踏上北美的19世纪欧洲移民所接纳并化为己用，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全部家当装进马车和火车车厢，向更西处挺进的时候，它开始在北美各地生根发芽：从俄亥俄经印第安纳领地直至太平洋沿岸。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这种“大杂烩式”文化的零星片断与他们一路同行。该文化形成于欧洲的一个偏远角落。这个偏远角落的居民通过与海洋间的斗争锻造自己的身份和属性，公然反抗并最终赶走盘踞于此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和君主封建体系，创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

约里斯·拉帕耶死于1662年，其时，荷兰人尚未失去对这块殖民地的控制。卡塔莉娜比他多活了许多个年头，后来还成为早期美洲的女族长。1680年，曾经年少懵懂的卡塔莉娜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一名四处寻找建立村落的合适地点的宗教领袖来到长岛。他的记述让我们得以一窥卡塔莉娜生命乐章的另一个片段。当他走入与曼哈顿隔河相望的一座农场的时候，“一位出生于瓦朗谢讷的七十四岁的瓦隆人老太太”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把她描述为一个“老成持重、精于世故”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当前的生活。眼下，与她同住此地的子孙后代一共有145人，而且，这个数字很快就将被刷新为150”。此外，他还让我们对卡塔莉娜的性格有了一个浅显的了解：据他描述，卡塔莉娜是一个稍显任性，甚至有些执拗乖僻的人。在常人看来，子孙满堂的她理应尽享天伦之乐，“可她却在离其他人稍远的地方独自一人居住，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小花园及其他便利设施”。

关注卡塔莉娜·特里科子孙后代的并不止这位传教士一人：时至今日，族谱学家仍在以极大的热情搜寻并整理有关她庞大家族的一切信息。她和她的丈夫共育有十一个孩子。如今，他们的后裔已突破一百万人，遍布美国境内外各地。约里斯与卡塔莉娜不仅是（一如我在一本关于新阿姆斯特丹的书中所写的[248]）该荷兰殖民地的“亚当和夏娃”，还是堪称美利坚奠基人的一众夫妇中的一对，有如一条连接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与当今美国的肉体纽带。

1684年，卡塔莉娜又一次出现在史料之中：为了帮助定夺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在人们的询问下，年近古稀的卡塔莉娜把这处荷兰殖民地草创初建的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在一份书面证词中，她讲述了她和约里斯从老阿姆斯特丹前往新阿姆斯特丹途中的一些细节。有趣的是，她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与她初登历史舞台时的情况颇为相似：人们又一次搞错了她的出生地。跟六十年前的那位阿姆斯特丹官员一样，这位负责记录的书记员也把卡塔莉娜念出的音节误当成“巴黎”。不过，这次好像没有人把写下的单词再读给她听，因为这处错误并未得到更正。

从事军火交易的洛德韦克·特里普与亨德里克·特里普两兄弟也是阿姆斯特丹黄金时代的见证者。发战争财是一个堪比海上贸易或者捕捞鲱鱼的好营生，因此，兄弟俩很快便大发其财。他们曾经骄傲地对外宣称，他们是英国市场的“武器、火炮、炮弹和弹药等战争物资的供应商”。而且兄弟二人的关系一定十分融洽，因为各自成婚之后，他们做出比邻而居的决定。他们买下位于火绳枪手防卫堤运河附近的一块土地，与距离伦勃朗为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画像的计量所仅有几步之遥。他们雇人在这里建起两栋相互独立而又共用同一外墙的运河屋，在保证各自生活的私密性的同时，营造出一种两座特里普家族的宅邸同属一座气势恢宏的不朽之作的视觉效果。

1806年，拿破仑·波拿巴在联省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名为荷兰王国的傀儡国家，并任命他的弟弟路易·拿破仑为国王。路易接管了特里普家族的宅邸，并把它改建成一个学术机构的总部。最终，该总部以荷兰皇家科学院的身份存续至今。2012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借着参加举办于此的两场主题讲演的机会，我有幸进入其中一探究竟。讲演开始后，首先登台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思想史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在全场所有人期待与盼望的目光中，格拉夫顿教授用一个通俗易懂而又再恰当不过的说法概括了他本次讲演的主题：“斯宾诺莎飓风”——数百年来，斯宾诺莎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用格拉夫顿教授的话说，这位惨遭绝罚、在屈辱与落寞中死去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以一条“意义非凡、惊天动地的信息”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面貌。

第二位讲演者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学教授乔纳森·伊斯雷尔。近几十年来，在转变我们对启蒙运动的认知方面，伊斯雷尔教授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过去，知识分子一直把欧洲18世纪的伟大变革形容为一颗以巴黎为爆心的“核弹”。启蒙运动的冲击波从法国向外辐射，因此，人们过去常常按照国别来细分启蒙运动的类型：有英格兰的启蒙运动、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和美国的启蒙运动。不过，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人们弄清这股浩瀚庞杂而又尚未成型的力量。久而久之，老旧的划分方式逐渐失去效用，新的类型和解释范式应运而生。面对这个影响遍及欧洲各地、帮助开启法美革命、在多数现代人的身份构建与认同中依旧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伊斯雷尔等人独辟蹊径，开创并推动一条分析认识它的全新道路。在他们看来，18世纪的惊天巨变是一世纪前的一场思想观念转变的可视化结果。而该转变的诞生地和重镇正是荷兰诸省，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阿姆斯特丹都是它的开路先锋。

产生并流行于17世纪下半叶的一个词，颇有“共产主义者”一词在1950年代的震撼力。在巴黎、莱比锡、罗马和那不勒斯，时人常把“斯宾诺莎主义者”同颠覆破坏分子、激进分子或者危险人物联系在一起。在整个欧洲，“斯宾诺莎主义者”更是成为无神论者的代名词，象征着对现有文明和秩序的威胁。可斯宾诺莎主义者们自己却把这个词当成对他们的一种褒奖，视其为一块“荣誉勋章”。对他们来说，它代表着现代性、理性、清醒冷静的头脑和迷信观念的破除。

斯宾诺莎刚一去世，他的朋友们便开始安排出版他的《伦理学》一书。七年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横遭欧洲各国的查禁，却阻止不了它在人们中间的普及与传播。这时，他的朋友们才意识到，他必须倾吐给整个世界的话语，对各色人等有一种深层次的吸引力：你不需要教会或者国王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理性来分辨是非；更重要的是，教会和国王可能会对你撒谎，因此，你必须如一个不断擦洗并维护武器的士兵一般，锻炼自己的批判性官能，以期冲破限制并束缚你的围墙：一道由虚伪、谎言、欺骗、诡计、混乱和迷惑所构成的围墙。

当时，以上这些都是与叛国无异的异端邪说，然而，暗中赞同甚至怀有这类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斯宾诺莎主义者组成学习研究小组，而且，该风气颇有向外蔓延之势。许多曾与斯宾诺莎有过密切来往的人纷纷出版他们各自的作品。出书并不是有专业资质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最先出版此类跟风之作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威廉·德尔霍夫的阿姆斯特丹编织工人。书中，德尔霍夫试图用批判性分析的方式重新解读《圣经》的文本。[249]一个名叫洛德韦克·迈耶的阿姆斯特丹剧作家及医药界人士，甚至在斯宾诺莎尚未去世的时候便因此而小有名气。迈耶是斯宾诺莎的终生密友之一，也是斯宾诺莎死后负责处理其手稿的人之一，还一手接过编辑并出版这些煽动性文稿的危险任务。迈耶认为，斯宾诺莎开创的批判性思考的新路径，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迈耶深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换现有知识体系的构成基础，而语言则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他提倡使用本国语言而非拉丁语，还出版了一本荷兰常用外来语词典。为了“干掉”《圣经》，1666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在该书的扉页处，作者称阿姆斯特丹为“Eleutheropolis”：希腊语中的“自由之城”）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用哲学释译〈圣经〉》。不过，自视为一个思想缜密的基督徒的他，并不是要与圣书本身为敌。他攻击的矛头指向的是现有的《圣经》译本。用他的话说：这些译文如此漏洞百出，以至于普通人用它们来崇爱和敬拜天主必将引发上帝本人的讨厌与嫌恶。教会领袖或许会对此视而不见，但书名中所暗示的更加宏大的主题——神学必须服从于理性——无疑将引发一场回荡整个欧洲的狂热与骚动。该书的主题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以至于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革命爆发与启蒙运动巅峰之年，它被再度刊印出版。[250]

“荷兰灾年”，即1672那个灾难之年，开启了荷兰帝国覆灭的序幕，但奇妙的是，它也起到帮助新思想从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向外传播至整个欧洲的作用。其后四十年间，当权力以全新的模式在欧洲大陆潮起潮落的时候，与邻邦间的一系列战争注定了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动荡的时局让间谍、外交官、将军、商人和海员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滑下欧洲金融中心的神坛，可它的文化根基却原封未动，并以全新的方式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效用。该城允许信息自由流动的传统和出版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也丝毫未变：远道而来的作家在这里出版他们的作品，拜会其他的思想家；为了应对荷兰的思想与学术“大爆发”，出版商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学术期刊。黄金时代虽然早已化作过眼云烟，但用历史学家韦南德·迈恩哈特的话说，阿姆斯特丹与其他荷兰城市一道，成为“全世界‘文学共和国’无可争议的焦点和新兴欧洲知识型社会的中心”。[251]

席卷欧洲的喧哗与骚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股历史力量的交汇与融合。宗教改革运动撕裂了以罗马天主教会为旗帜的外在一致性，人民渴望得到一种新的、潜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在统一性。践行新的批判性思维的人，大多，甚至十有八九，并不以试图揭穿或者批驳基督教或宗教信仰本身为目的，只是力图在信仰与新哲学之间达成协调与妥协。基督教是一种深度植根于历史事件的宗教，它的创建者是一个生活在可界定时间段的人—神，因此，其基础性文本中记录的事件与其他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许多思想家都以肃清《圣经》文本中的矛盾与不一致为追求，试图弥合超自然元素与自然哲学规律之间的巨大差异，解决各译本中层出不穷的错误与问题，厘清混乱不堪的历史时间线：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圣经》的内容变得“合情合理”。而且，民众对此的渴慕与向往溢于言表。绝大部分激烈辩论都以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以及该城印制出版的学术期刊和书籍为阵地：有的人在讨论如何才能让《圣经》变得“合理”，有的人则在质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恰当的策略。出版商想让争论的各方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

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到底应不应该给国教之外的其他教派以自由发展的空间。1685年，问题的辩论升级为一场危机：是年，法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252]，一个允许胡格诺派教徒（法国新教徒）奉行他们信仰的裁定。法国又一次取缔了新教信仰。新教学校和教会被关停和查封之后，五万法国加尔文派教徒——其中包括大量法国知识精英——集体迁移至荷兰境内。与此同时，该事件的发生再度充实阿姆斯特丹的精神生活，把该城推向新一轮包容问题争论的风口浪尖。这些新来者能够幸免于难，归功于阿姆斯特丹奉行的宽容政策：他们不仅可以在此安家落户，还能通过诸多渠道散播他们的思想。阿姆斯特丹树立的典范，就是他们理想中自己的母国该有的样子。由日内瓦移民至此的让·勒克莱尔是学术期刊的创始人之一，在阿姆斯特丹创办过三份法语期刊。在他看来，他欠阿姆斯特丹一份很大的人情，因此，他总是急于表达自己对该城的感激与谢意。一次，他这样写道：“愿该城永为无辜者的安全避难所，而且，它慷慨无私的举止，必将引来所有崇尚美德者对它的赞美和祝福。”另一次，他写道：“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我］定居在其他任何地方，那么，［我］绝不可能通过刊印如此之多的书籍，让［我的］同代人获益如此之多，因为，没有哪个地方能如阿姆斯特丹一般，让如此之多的书以如此轻松的方式得到出版和售卖。”[253]

胡格诺流亡者在阿姆斯特丹扎下根来，帮助传播该城的自由主义理念。在新近出现的对启蒙运动的再分类中，最实用的部分或许是这样一个想法：把复杂多变的启蒙运动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两部分。温和派启蒙思想家认为，新哲学应当与基督教神学相匹配。他们不想拆毁或者撕裂现有的社会基础，而是想加强它们。而激进派则认为，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从头建起一个以世俗和理性为路线和方阵的新世界，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派均不乏热情昂扬的支持者与拥护者，并在期刊、书籍和教堂的布道坛上互相争斗了一个世纪之久。世界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标志着这两派分别走上各自发展道路的巅峰。一场把教会和君王同时视为人民之敌的彻底革命，法国大革命，显然是启蒙运动中的激进派所为。美国革命的爱国军虽然也赶跑了一位君王，为重建基于民主制理想的政府扫清了障碍，却不曾洗劫或者砸烂教堂。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等人踏上了一条更为温和的启蒙之路。时至今日，激进派的后代仍然将宗教信仰与迷信观念等量齐观。他们认为，宗教是西方社会的童年遗迹，是尚未长大成人的象征。而另一些认为宗教和理性具有互利互惠关系的人，则明显是受温和派的影响。

这场所谓的“上层启蒙运动”衍生出的这两大分支，全都根源于17世纪的荷兰启蒙运动。这两种思想路线的种子全都萌芽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阿姆斯特丹文坛。在许多情况下，倾向于温和派的人物也有可能被视为危险的激进分子。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出生于法国的普罗旺斯。他的父亲是一名胡格诺教派的牧师。路易十四发布公告，严禁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境内举行宗教活动之后，贝尔纳一家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登记注册为瓦隆教堂（约里斯·拉帕耶和卡塔莉娜·特里科的婚礼举办地）的会众。贝尔纳以图书销售和出版为业。长久以来，他一直坚信，宗教问题一旦转变为公共事务，战争与动荡便会接踵而至。该信念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不过，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他在自己创作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宗教应当是一件完全私人化的事务。在今人看来，这不过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甚至有些枯燥乏味的论断，可时人却因此给他贴上“危险人物”的标签。贝尔纳和他的胡格诺派教友，一位名叫贝尔纳·皮卡尔的同样从法国逃往阿姆斯特丹的镌版工，合作完成了一部七卷本的鸿篇巨著：《世界各族人民的仪式与宗教习俗》。这部共计三千页、内含二百五十幅插图、纵览世界各国宗教的著作，一共花了他们两个人十四年的时间。书中的插图结构复杂、精美异常，内容客观公允、毫无偏见，不掺杂个人好恶。而该书的革命性则在于，它把批判性思维的工具之一比较分析法应用到对宗教问题的探究之中。作者把各类基督教的仪式与“异教徒”的宗教仪式罗列在一起。中国人的送葬流程、爪哇岛的婚礼仪式、土耳其人的祈祷方式、天主教的坚信礼仪式以及印加人对太阳的崇拜：与以上所有这些一同出现的，是该书的大部分读者所熟悉的日常宗教仪式场景——阿姆斯特丹城内的一场葬礼或者瓦隆教堂内的一次宗教活动。把基督教降至与异教崇拜相提并论的程度，是该书广受批评的原因之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人们对书中激进的斯宾诺莎式言语的删减），该书的论点还是在人们的心中扎下根基。后来，该书多次再版，成为前路漫漫、步履维艰的宗教包容理念的代表元素之一。[254]

夏尔·勒维耶是贝尔纳思想更为激进的同行之一。勒维耶也是一名胡格诺教派的难民。1719年，勒维耶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18世纪早期最为声名狼藉的著作：《斯宾诺莎的生活与精神》。事实上，该书的原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斯宾诺莎的首本传记。该传记的出版意味着，在斯宾诺莎去世四十多年之后，他成为激进分子和自由思想家的偶像和标志。第二部分，斯宾诺莎的“精神”，最终将被重新命名为《论三骗子》，并将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让“义人们”倍感沮丧、惊慌和不安。勒维耶笔下的这“三个骗子”，指的是西方三大宗教的三位创始人。为了让该书的文本拥有更大的冲击力，校对整理的过程中，一位匿名编辑盗用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一整段文字，并将其与另外一些激进思想家的言论交织杂糅在一起。《论三骗子》断言，这些创始人欺骗了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建立的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资源，还不如说是他们个人的权力来源。[255]勒维耶以一个基地设在荷兰的激进团体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把这些煽动性文字公之于众，是“为了构建和传播第一部既反专制主义，又反基督教的便携式自由思想哲学纲要”。[256]在18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这册小书一直在他人的愤恨与怒火中艰难前行。不过，这部气势汹汹、抨击一切既定秩序的长篇大论也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与智识基础。当《论三骗子》于1735年再版的时候，为了向斯宾诺莎致以崇高的敬意，该书背后的人们决定在封面印上斯宾诺莎为他的《神学政治论》编造的假出版地和假出版社：汉堡，于亨利·洪拉特出版社。

经由此类作品以及他本人的著作，斯宾诺莎对18世纪的激进派思想家与温和派思想家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伊斯雷尔所言，概而论之，斯宾诺莎对西方历史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他从总体上否定撒旦与魔鬼的存在”。初看之下，如此总结他多方面、多层次的巨大贡献似乎有点狭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社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鸿沟正在于此。在自由思想家们看来，魔鬼、地狱和罪孽，以及与之对应的神迹和天堂，全都是编造出来用以控制人民、让人民屈从于现有政权意志的工具。新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宣讲正是为了提升普罗大众的常识与理性。神学家们立马看出其中的风险所在：如果任由斯宾诺莎拥护并鼓吹的思想体系站稳脚跟，那么，植根于教会和君王的传统社会模式必将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必会坚信，作为他们指导性原则的政治体制，应该起到促进并提升个人生活、个人自由以及追求个人幸福能力的作用。

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几十年的时间里，欧洲人争讨辩论的主题发生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变化。从前，欧洲人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乃至最终的兵戎相见，源于他们所属的不同基督教派别；现在，裂痕存在于宗教信仰与世俗主义之间。一夜之间，似乎整个社会都转向了支持激进改革的左翼阵营。到18世纪中期，弘扬科学和世俗主义的著作足以填满整个图书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依旧在此类书籍中占有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在法国，《神学政治论》引发当局的巨大恐慌。为查禁此书，巴黎的警察突击搜查了城内的书店。[257]约翰·克里斯蒂安·埃德尔曼是1740年代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埃德尔曼表示，《神学政治论》促使他重新打量并思考《圣经》的全部内容：“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文字……运用我自己的理性，听取其他作者的意见，不管他们写下的是对《圣经》的褒奖和称赞，还是对它的批驳与指摘。我探寻得越深入，就越发觉《圣经》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基础之上的。”跟其他的斯宾诺莎追随者一样，埃德尔曼也用历史批判分析法对《圣经》的文本进行了解读，力图揭去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覆盖在《圣经》上的层层面纱，从而梳理并还原其最初的灵修性与精神性。以下是他的诸多论点中的一个：《约翰福音》用以形容上帝本质的一个术语——希腊语“逻各斯”（Logos）——最初被翻译为“ratio”，即理性。然而，在公元3世纪，为了配合教会的政治意图，该词被改译为“Word”（道）。因为，人人皆可跟从他或者她的理性，但跟从上帝的“道”也就意味着服从并遵守教会的“道”。[258]到了19世纪早期，这位惨遭绝罚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思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以至于回应一场辩论中征引的斯宾诺莎的哲学及其他各类哲学时，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戈特霍尔德·莱辛可以不动声色地评论说：“绝没有哪派哲学能比得上斯宾诺莎的哲学。”[259]

斯宾诺莎对启蒙运动中的温和与激进两派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如何看待并评价他引发的持续性争议和分歧上。即便在今天，仍有不少人视他为现代无神论之父，可德国哲学家、诗人诺瓦利斯却称他为一位“醉心于神”的有神论者。此外，伯特兰·罗素也注意到，“上帝的观念主导并支配着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260]新近出版的一本斯宾诺莎哲学论文集的编者观察到，斯宾诺莎一直被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世俗主义、联邦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主义的英雄。[261]斯宾诺莎哲学广博的影响力以及滋养哺育它的土地，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因为，该哲学蕴含的许多思想，影响力贯穿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整个谱系，在现代人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供该哲学抽枝发芽的沃土，构建该哲学的哲学家长大成人的地方，正是那座遍布着运河、蜿蜒的街巷与山形屋顶建筑的城市。

1683年9月，一个英国人乘船渡过北海，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离开英国前，暗中监视他的间谍让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倍感忧虑。于是，他起草了一份遗嘱，还烧掉了自己的许多文稿。时年五十一岁的他兴趣广泛，从哲学到医学再到科学和政治学，无不是他研究涉猎的领域。不过，截至此时，他连一本书也没有出版过，而且，出了英国的精英圈，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五年里，他来往穿梭于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拜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受他们的影响与鼓励，在这五年期间及其后，他创作并出版了三本分别以民主政府、包容理念和认识论为主题的著作。未来，这三部堪称启蒙运动标志性文本的著作将为他赢得古典自由主义之父的非官方头衔以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现代政治思想塑造者的显赫地位。这个人就是约翰·洛克。[262]

在英国，体弱多病的查理二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的死亡则意味着，他的兄弟，早已改宗天主教的詹姆斯，即将接过王位。由一名天主教徒接任英国王位的前景引发民众强烈的憎恶，最终酿成一场旨在阻止詹姆斯上台的大规模反抗运动。运动期间，极端分子甚至不惜策划一场同时针对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两人的谋杀。洛克似乎并未牵涉其中，但他的确跟谋杀的参与者有交往和联系。此外，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坚定而又热忱的共和分子。因此，阴谋流产之后，他立即做出逃离英国的决定。

跟成千上万在他之前和之后出逃的人一样，阿姆斯特丹成为他的避难所。抵达目的地时，洛克刚好赶上当年的冬天，而且还是他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之一。整条运河都被冻了个严严实实，居民纷纷拿出他们的溜冰鞋。不少来自异国他乡的珍奇动物——作为世界商贸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时常圈养此类动物——都没能挨过这个冬天。这天，城里恰好冻死了一头狮子，于是，科学家们立刻放出风来，表示要公开解剖这头罕见的猛兽。洛克也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期间，一个名叫菲利普·范林博赫的人向洛克做了自我介绍。范林博赫是一名牧师，也是一个由身份与背景各异——既有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也有英国分离派[263]成员，还有荷兰抗议派[264]信众——的科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中的一员。该团体的成员致力于找寻宗教信仰与新兴哲学的共通点和中间地带，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向世人阐明宗教宽容政策的重大意义。他们刚好契合洛克的学术研究方向与趣味，因此，他们每周一次的沙龙总少不了洛克的身影。如此醉心于他们的沙龙，洛克甚至还以他过分一板一眼的方式和一丝不苟的态度，用拉丁语起草了筹办聚会时应遵守的各项规程。[265]

聚会中，他们探讨的主要话题是荷兰归正教会分裂成的阿明尼乌与戈马尔[266]两派。洛克了解到，两派间纵贯整个黄金时代的争端是荷兰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奠定并发起这场争端的两位主角，都是荷兰首屈一指的神学家。雅各布斯·阿明尼乌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倡导一种宽容对待其他宗教信仰的哲学。他们的理由是，过去，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对荷兰人民的迫害与折磨表明，一个将其宗教意志强加于民的政府，绝不是一个好政府，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宣称，他或者她知晓上帝的意图。阿明尼乌的同代人弗朗西斯库斯·戈马尔领导下的正统派则坚称：如果一个人确信他秉承的是唯一正确的信仰，那么，这必将迫使他抵制并排斥其他宗教与教派；如若不然，无异于邀请撒旦混入社会。在该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阿明尼乌派或者抗议派（该名称来源于他们向荷兰及弗里斯兰省议会递交的关于宗教改革的请愿书或者抗议书）等同于荷兰政坛的左派，而戈马尔派则相当于右派。

洛克发现，与抗议派运动的“指路明灯”们待在一起，让他倍感轻松与惬意。在他们的影响与说服下，洛克读了不少荷兰作家写的书，其中就包括斯宾诺莎和胡戈·格劳秀斯（一位被后人视为国际法概念之父的法学家）的著作。不过，在社会改革问题方面独到的稳健温和见解才是他们最为洛克所钦佩的一点。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宗教宽容的准确含义；它所应采取的具体形式；在这场笼罩他们社会的思想大论战中，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险与利害。范林博赫自己就是一名抗议派的牧师，也是阿明尼乌—戈马尔论战史的作者。此外，为了警告世人在宗教问题上采取褊狭固执、党同伐异的态度将会带来怎样的危险与后果，他还写了第一部异端裁判所全史。

之前提到的那个名叫让·勒克莱尔、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三份法语学术期刊的瑞士移民，是范林博赫的得力助手和左膀右臂。跟范林博赫一样，勒克莱尔也是抗议派的神职人员，尤其相信并热衷于“大众传媒”，希望通过出版物把他们这个小圈子中迸发的思想与理念撒播到世界各地。正是他第一个敦促洛克发表文章。因此，勒克莱尔掌管的一份法语期刊《环球图书馆》成为这位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初登文坛的阵地之一。

宗教宽容与共和主义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且，荷兰的思想家们对洛克的政治观点心知肚明。离开英国前，洛克已经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部政治著作的大部分手稿。为避免被人察觉，他似乎一直称这部尚在探讨之中的著作为“法兰西病”，因为他和他的共和派朋友们常用梅毒的这一俗称来形容专制政府的“弊病”。日后，这些手稿将以《政府论》为书名结集出版。在许多人深感国王手中的专制独裁权力正在不断加强的当口，洛克构筑起一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政治文献。第一部分驳斥了时人对绝对王权的普遍认知：人类是亚当的子孙后代，王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父亲对子女的绝对父权的形式从亚当开始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洛克消解并摧毁了这个长久以来让世人备受煎熬的逻辑，并提出他自己的主张：人类并不是生来就处于“屈从隶属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亦即“自由状态”。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他从“人人天生平等”的主张出发，进一步提出：一个社群靠“每一个体的赞成与同意”维系，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同与许可”。[267]

1685年初，查理二世与世长辞。他的兄弟詹姆斯接替王位之后，上述问题愈加成为热议的焦点。初登王位的詹姆斯立即设法积聚自身的权力：除了扩大军队规模、休停英国议会之外，他还把天主教徒（或者至少是行事时更袒护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的人）安插在要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法王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范林博赫催促洛克赶紧写作并发表有关文章，踏足现已成为燃眉之急的宗教宽容问题。正式投身该话题的写作之前，他所在的荷兰学术圈子让他有能力以某些全新的视角看待宗教宽容问题。他拜读了范林博赫本人的一部著作的手稿。这本关于基督教和包容的书，系统性地总结并发扬了诞生于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铁蹄之下、纵贯荷兰诸省整个黄金时代的宽容对待宗教异见的神学思想传统。至于执意以毫不留情、针锋相对、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偏执狭隘态度对待其他基督教派别的正统派，范林博赫写道（以下文字来源于1702年问世的该书英译本）：

他们宣称，所有人，哪怕是在最无关紧要的内容上犯错的人，都必将遭受永堕地狱的惩罚。他们坦言，如果我们留心神道律则的话，就应该知道，任何过错都将招致堕入地狱的惩罚；既然任何宣讲现有福音书之外的其他福音书的人，哪怕他是一个降临尘世的天使，也要被“咒逐教会”（Anathema），而且，在他们看来，任何错读都相当于宣讲现有福音书之外的新福音书：那么，他们必然要诅咒所有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这不仅刚好与基督教的主要精神相抵触，还粗野残暴、泯灭人性。这是在诅咒全体人类，是在把初期教会的创始人、基督教的灿烂明灯抛入地狱，只因他们（以及其他人）在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情上不无过失与错误。这是何等野蛮的诅咒？[268]

范林博赫的洞见和结论让洛克大为钦佩。洛克还拜读了勒克莱尔的最新作品：一本言辞激烈、极富攻击性的书《几位神学家的观点》。有了头脑中的这些范例，洛克于1685年的11月和12月间写下他自己对包容理念的看法。书的形式是一封给范林博赫的信，因此，出版时，该书被定名为《一封论包容理念的书信》[269]。该书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把包容概念置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以包容作为其主要的特征和标志。”不过，范林博赫关心的是各基督教派别间的宽容相待和友好相处，而洛克的主要兴趣则是推进政教分离观念的进步与发展。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教在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方面，起着无可比拟的关键作用，可洛克却宣称，“在我看来，联合王国是一个由一心只想追求、保护并提升各自公民权益的人组成的社会”，因此，“它既不能也不该以任何方式插手灵魂救赎的问题”。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正居住在一个容忍诸多各类信仰的国度。洛克提出，各宗教间的交融混杂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任何一座教堂中宣讲或者表达的一切试探性或者先锋性的主张，都不应遭到地方行政长官的禁止”。

平心而论，整件事看起来似乎有点讽刺：《一封论包容理念的书信》的作者之所以急于躲避英国当局，是因为他牵涉进一场企图刺杀英王的阴谋，而密谋者之所以要策划这次刺杀行动，恰恰是因为他们看不惯这位新国王的天主教宗教信仰。英国民众的愤怒浪潮部分源于詹姆斯国王对新教徒的极大偏见和排挤，但与此同时，不少密谋者其实是在以同样毫不留情、偏执狭隘的态度对待天主教徒。不过，包容概念的本质正在于此：它会随时代一起发展进化。每一代人的包容概念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在许多方面，定义某代人的龃龉和冲突，似乎主要围绕这一代人选择“宽以待谁”和“宽以待什么”这两个问题。洛克自然也不例外。当谈及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时，他的态度立马就没那么“宽容”了：他认为，前者永远受制于罗马教廷，因而是对英国社会的一种威胁；后者不受任何宗教权威当局的管控，因而具有同样的危险性。洛克对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的忧惧，与某些现代人在移民问题上的偏见颇为类似。在这些人的眼中，所有的穆斯林天生就是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死敌，因此，不应允许任何穆斯林移民在西方国家落地生根。

尽管如此，洛克作品的政治大方向依然是偏于温和的。他对做一名激进分子、一个新兴哲学环境下的反基督者毫无兴趣。他是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坚定拥护者，紧跟他的作家朋友，尤其是范林博赫等人的步伐，将包容理念视为基督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和、不偏不倚的政治主张，让他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中间，但另一方面，同样的内容却招致法国激进分子的抵制与反对。

在这难得一见的戏剧性氛围中，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摩德纳的玛丽产下一名男婴，奠定天主教王朝在英国的持久统治地位，反抗者开始在荷兰的各大城市组织集会，密谋强行接管英国政府的时候，《一封论包容理念的书信》的横空出世堪称人类对“包容”一词认知的分水岭。其中一场反政府入侵行动的资金可能是洛克帮助筹集的，因为詹姆斯的政府下令“逮捕并驱逐”洛克。现在，洛克必须不停改换住处，辗转奔波于一个又一个荷兰友人的家中，习惯于使用假姓名和假地址。[270]让人意外的是，在这段时期里，他竟能设法抽出时间完成其在认识论方面的扛鼎之作《人类理解论》。他在书中提出，生命初期，人类的心智是白板一块，其后的见闻和阅历把它画成什么样，人就变成什么样。自此，哲学课程的教学大纲里总少不了这本书的身影。

洛克的政治和包容理念著作根源于同一个普遍信念：人类个体的基本价值。近些年来，围绕托马斯·杰斐逊是否在《独立宣言》里使用了洛克作品中的原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上述文字或许只是洛克在一个世纪前留下的话语的回响（“生命、自由和个人财产”，“追求真正的、坚实的幸福”），但真正重要的是，洛克的思想奠定了一个基于个人以及个人权利的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杰斐逊则将其当作了建构美国社会的出发点。除此之外，跟思想更为激进的其他启蒙运动风云人物不同，与洛克更为相像的美利坚国父们把“造物主”视为一切事物的终极基础。不过，杰斐逊也承认，他欠洛克一个很大的人情，并曾斩钉截铁地说道，洛克是“有史以来的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三位人物中的一个（另两位是艾萨克·牛顿和弗朗西斯·培根）”。

洛克的思想大多萌芽于他还在英国的时候，但阿姆斯特丹才是它们大放异彩的地方。如一位学者所言，“在精力充沛、才华洋溢的范林博赫与勒克莱尔的手下，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写作和出版对所有学者来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的地方，洛克开始成为洛克，一个籍籍无名的政治流亡者摇身变成一位新思想体系的卓越哲学家”。[271]

约翰·洛克踏上阿姆斯特丹大地的十五年之前，一个名叫威廉·坦普尔的人以英国大使的身份来到联省共和国。对他来说，这次派驻是一个绝佳的契机，让他有机会像一个打着官方旗号的探子一样，尽力窥探并弄清这个地方的运作方式。他在堤围泽地间漫游，把头探进一幢幢运河屋，研究城内的机构和建筑，与士兵、水手、商人、牧师、农民以及家庭主妇们谈笑风生，并把一路上的见闻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比如下面这份写于1668年的笔记：

在这座名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里有一家举世闻名的银行，存放着无可匹敌、无法想象的全世界最伟大的财富。存放地位于市政厅下方的一处巨大的金库里，由四周的门和锁严密把守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谁被带来参观这家银行，都不可能不被这里浩瀚无际的真正财富所打动：一桶桶的金银，无数袋各式钱币……银行的安全不仅仰赖金库，更与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或其政府的信誉有关，城内的股票和财政收入与某些国家不相上下……对普通人来说，这家银行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财产存放地，每个人都把他的钱暂存在这里，因为他们看重这里的安全性和方便存取的特征，比放在家中的贵重物品箱里要好得多。[272]

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荷兰省以及整个荷兰诸省一直是吸引英国人的魅力之源。让英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海峡对面的这片微不足道、浸满海水的狭长土地上的居民，竟然能与伟大的西班牙帝国相抗衡，还在组建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一跃成为欧洲金融的主导力量。艳羡与着迷一次又一次地沸腾为仇恨。欧洲西北肩角处的这两个面积狭小的新教国家间的竞争，最终演变为爆发于该世纪的三场贸易战争。对抗如此激烈，以至于英国的檄文执笔者们竞相刊登针对荷兰人的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标题。（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标题是：《荷兰男子的世系；或者说，一个展现他们如何从最初包在黄油盒里的一坨马粪繁殖和演变的亲缘关系》[273]）。这场较量的证据和遗迹，深嵌在英国人所使用的语言之中。“各付己账”（Dutch treat）、“酒后之勇”（Dutch courage）（亦即“以酒壮胆”：需要在喝醉之后才能鼓起足够的勇气迈出危险的一步）、“吹毛求疵的人”（Dutch uncle）、各自买单（going Dutch）都是贬义词，而且，这些用法都源于战争期间英国人对荷兰人的口诛笔伐。

他们对荷兰人的嫌恶和不屑一顾固然溢于言表，但他们对荷兰人的学习和效仿却并未因此而停歇。威廉·坦普尔的观察研究给了他的同胞们一个管窥为荷兰经济奇迹提供不竭动力的作用机制的机会，而且，没过多久，英国人便开始着手照搬和复制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经验。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英国王室被迫流亡海牙。王政复辟后，随廷臣一同漂洋过海返回英国的，除了他们购买的荷兰艺术品之外，还有这些艺术家本人。曾几何时，阿姆斯特丹拥有欧洲首屈一指的镜片磨制工，然而，到该世纪中叶，对工艺流程的改进与优化，却让英国人在制镜行业中后来居上。英国科学家出席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公开解剖课。在荷兰的短途游览，让英国建筑师们带回山形屋顶、风车磨房和水利管理方面的最新进展。

互通与交流当然是双向的，不过，联省共和国更为先进的文明，让英国人成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英国的难民和游客汲取和吸纳荷兰精神，英国缓慢而又持续地变得与其邻邦越来越像的进程，约摸开始于英国清教徒以宗教难民的身份投奔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1608年，并将一直持续到该世纪末。一种理论认为，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文过饰非案例之一：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274]

各派间的联合，让一场以推翻詹姆斯二世为目标的阴谋最终拉开序幕（洛克在荷兰省的日子里，让英国清教徒和反专制主义者望眼欲穿、魂牵梦绕的正是这样一场阴谋），然而，该联合大大出乎聚集在荷兰各地的所有英国反抗者们的预料（包括洛克本人在内）。过去几十年间的一系列事件把这场阴谋一步步推向高潮。如前所述，1654年，在外交事务上具有至高决定权、地位堪比联省共和国总领袖的约翰·德威特，与奥利弗·克伦威尔商讨并达成了一份旨在终结英荷贸易战争的条约。[275]条约包含一项秘密附录。附录中，德威特和荷兰省许诺，绝不让眼下还没学会走路的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荷兰省世袭执政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上，与君主制势不两立的德威特和克伦威尔各怀鬼胎。对克伦威尔来说，年幼的威廉是曾经的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因此，有朝一日，威廉可能会打着英王的旗号力图恢复英国的君主制。时间转向1672年：荷兰灾年。随着自身权力的日渐衰微，德威特不得不向共和国境内的保王派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把一个荣誉性的虚职授予时年二十二岁的威廉。之后不久，被多条战线上浩浩荡荡的侵略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荷兰和弗里斯兰省议会决定，给威廉加官晋爵，任命其为世袭执政，希望他能够创造奇迹、力挽狂澜。

接过该头衔的威廉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在他治下，荷兰从共和政体倒退回君主专制。威廉从未得到人们的真正爱戴，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目光敏锐的领袖，深谙权谋之道。威廉深知，堪称国中之国的阿姆斯特丹城掌握着荷兰商业与经济的命脉，因此，与它搞好关系无疑是他的第一要务。1680年代中期，荷兰灾年过去十多年之后，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再度兴隆起来，而这也就意味着，阿姆斯特丹曾经的无上权势得到些许恢复。他更知道，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对别国领土的胃口越来越大。因此，他试图与阿姆斯特丹城的领导人一同商讨有关扩军强兵的事宜。不承想，威廉的提议遭到后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明知军队规模的扩大无异于进一步增强威廉权势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投进去，实在是得不偿失。同时，威廉也开始寻机与其他欧洲势力结成同盟，共同阻挡法国军队的进攻。这些盟友中的一个，是威廉靠婚娶的方式得来的：他与詹姆斯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结为夫妻。玛丽自幼信奉英国国教，威廉希望，娶她为妻能够帮助英国和联省共和国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新教同盟。不过，威廉此举还有别的意图。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要是当上了英王，地位一定会很不稳固。查理一世外孙的身份，赋予威廉争夺英国王位的理由和法理基础，而这桩婚姻无疑将进一步增加他在继承权方面的筹码。

要不是（正遭受胡格诺教徒的出逃导致的严峻经济危机的）法国发动了一系列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使荷兰从鲱鱼到烟草的所有生意纷纷陷入瘫痪，这一切可能永远都只会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随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英法两国再次显露出联手入侵荷兰的迹象。灾难年的惨痛记忆仍旧历历在目，重陷两线作战危局的可能性吓坏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事情开始朝威廉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军队的扩建工作旋即被提上日程。趁阿姆斯特丹的商界领袖和总议会的政治家们恐惧未消的绝佳时机，威廉把该世纪最大胆的军事行动计划之一推到他们的面前：与其跟法国人硬碰硬，还不如转过身去，利用英国当前的混乱局面和詹姆斯权力基础的日渐羸弱。

1688年夏末，据观察家们推测，云集于荷兰各港口的军队和船只旨在对路易发动一场进攻。但到当年的10月，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驻荷兰大使意识到，即将展开的“一场彻彻底底的征服”，并非针对法国，而是针对英国。此外，大使写道，“在世界的这些地区，如此规模的准备工作根本闻所未闻”。[276]

1688年11月1日，一汪名副其实的“风帆之洋”流入北海，随后一齐向南部的多佛海峡驶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的人知道，这样的壮观场面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了：威廉集结起的这支舰队，比恰好在一世纪前入侵英国却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羞耻下场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规模大三倍。得益于所谓的“新教风”[277]，舰队飞速跨过英吉利海峡，在德文郡的海岸登陆，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意外。随后，由两万名士兵和两万名辅助后勤人员组成的大军，踏上进军伦敦的征程，在分列道路两旁的英国人的注视与问候下阔步前行。零星而又轻微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各地都在为这些入侵者的到来而欢呼。民众高呼“上帝保佑你们”，农民纷纷递苹果给他们。[278]

大部队抵达前，威廉派出几队士兵先行进驻伦敦。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抵抗，不费一枪一弹便取得该城的控制权。于是，一身白衣（为了表明他意图的单纯）的威廉得以策马郑重其事、堂而皇之地踏进伦敦。起先，詹姆斯拒绝相信荷兰人正在发动入侵，因而并未下达进攻的命令。最终，他只得灰溜溜地逃往法国。

史书称威廉登顶英国王位为一次“主动邀请”的结果。这的确道出了部分事实，却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一群英国反抗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握有任何实权）向威廉发出一封恳请他接管英国的邀请函，是在威廉本人的一手安排和操纵之下演给外人看的，是他舆论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接管行动应该给人留下一个对邻邦施以友善援手的印象。威廉确实勾结串通了一些英国反抗者，但1688年11月和12月发生的事件，纯粹而且完全是荷兰人对英国的入侵，而且是欧洲人有史以来见到过的最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之一。入侵的结果是，荷兰世袭执政威廉加冕为英王威廉三世。

事件的转向着实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英国的宿敌，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普通民众的热烈欢呼下，大摇大摆地直奔其首都而来。入侵行动的顺利与成功，部分源于詹姆斯领导下的英国不断加剧的危机局面：民众担心，詹姆斯正在逐步构建一个天主教专制政府。除此之外，曾经得到约翰·洛克本人的大力支持、与君主专制势不两立的英国反抗军领袖们的煽动与搅局，也是入侵胜利的原因之一。不过，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更大的原因则在于，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借鉴并吸收了无数荷兰文化中的元素：从落地式大摆钟到宗教包容理念，从廉价风俗画市场的兴起到普通住宅的装修风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英国历史学家莉萨·贾丁指出，“截至1688年，英荷两国已经在文化、知识、政治和统治集团方面有了如此紧密的羁绊、纠葛与联系，以至于入侵行动更像是一次自发的合并”。[279]

入侵本身开始之前，这次“合并”还有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要做：一场威廉手下的人用几个月的时间精心设计、仔细铺陈、巧妙安排、谨慎推进的宣传攻势。攻势的核心是一份威廉的事务官以前所未有的保密程度和规模散播的文书。此前，在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约克以及其他几座城市，他们偷偷刊印了成千上万份该文书的副本，并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把它们运到英国各地。时间一到，它们便会一齐出现在英国的大街小巷。文书的标题清楚地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一切：《威廉·亨利殿下，蒙主天恩，享有奥兰治亲王等头衔之人的宣言书：导致他现身英格兰王国的狭长港湾的原因》。即便有如此明显的警告，当这位荷兰人真的出现在“英格兰王国的狭长港湾”的时候，英国的领导人还是着实吃了一惊，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入侵计划的大胆性以及目光短浅的英国统治者对现状的熟视无睹。

在这份宣言书中，威廉似乎是在有意模仿他的祖父“沉默者”威廉。曾几何时，他祖父借以向同胞传达自己观点与见解——阿尔巴公爵对荷兰人历史悠久的自由地位和自由权利的蹂躏与践踏是不可容忍的——的政治宣传册遍布荷兰乡野的每一个角落。如今，为了把英荷两国人民对包容与自由的认知拉向一处，“沉默者”威廉的曾孙在宣言书中写道：“对所有人来说，确定无疑而又显而易见的是，在由当地合法政权订立的法律、自由和公序良俗遭到公然侵犯与废止的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宁与国民或者臣民的幸福绝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随后，宣言书又历数詹姆斯对其权力的滥用，尤其强调，天主教徒接管整个国家的潜在威胁严重违背宗教包容的原则。再然后，威廉终于开始谈到正题了：“既然这件事如此关乎我们最尊贵、最受所有人爱戴的王妃的利益，一如它如此关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如世人所知，她在王位的继承方面有如此明显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威廉对英国人说，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才是唯一明智和合理的选择：身为荷兰民族（英国的竞争对手）领袖的他应当率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猛扑过来，一举接管他们的王位和国家。[280]

不管是否合情合理，他都这样做了，而且，普通英国民众甘之如饴。全英国的城镇广场都在大声宣讲威廉的宣言书。威廉与玛丽同时加冕为王。约翰·洛克没有参与威廉的入侵行动，却与跨过英吉利海峡领受王位的玛丽公主同船返回英国。没过两年，当洛克出版他的《政府论》一书，并颇合时宜地（也有人说是出于胆怯）在序言处大胆评论说，这是一部关于政府社会契约论的伟大宣言（也是一部被后人视为部分塑造现代世界政治架构的扛鼎之作）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在为威廉的夺权正名和辩护：

我希望，本［书］足以让我们伟大的秩序重建者、我们的现任国王威廉御座永固；足以让他在国王之位上铸就伟绩丰功，成为所有合法政府中唯一一个比基督教世界的任何统治者都要更完全、更明确地得到人民的支持与认可的君主；足以向世界证明，英格兰人民对正义与天赋权利的热爱，以及他们捍卫这些事物的决心，把处于奴役与毁灭边缘的国家挽救了回来。

日后，威廉领导的荷兰对英入侵，将被隆重而又正式地更名为“光荣革命”，还将作为一桩拥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事件留名青史。英国的金融现代化和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就是该事件给英国的馈赠（在他错综复杂的统治期内，威廉不仅取得了原敌国的政权，还取得了与联合东印度公司处于竞争状态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权）。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该事件的最大馈赠，是绝对君主制在不列颠的绝迹、君主立宪制的兴起以及议会权势的持续增强。这差不多就是威廉在他的宣言书中向英国人做出的承诺，而且，不管是否出于他的本意，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该诺言的确得到了兑现。

把这个巨大转变的发生全然归功于一位荷兰籍新英王的出现难免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是错得离谱。但平心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1688年，“荷兰性”才正式融入英国社会，阿姆斯特丹难以追踪而又四散蔓延的思想遗产才在海峡对岸站稳了脚跟。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的过程：整个17世纪，阿姆斯特丹城帮助撒播的自由主义的种种特质（如今，我们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统称为资本主义、宗教宽容理念、世俗主义和务实的民主政治）有如风靡一时的货物，乘着坚固的木制帆船，由荷兰海岸驶往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观念与意识之中。由此（尤其是在荷兰人的领袖成为英王之后），英国人踏上使用这些思想碎片、观念和工具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帝国的征程。而且，借助不列颠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们几乎传遍了世上的每一个角落。

8 两种自由主义

这本书是从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某些日子里如何开始自己的一天写起的。我离开自己位于老城南区的公寓，先把我的儿子送至他的摩洛哥裔日托服务提供者那里，然后顺路拜访一下弗里达·门科，进行一次简短的采访。除了四年之外，弗里达一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有两年，为了躲避纳粹，弗里达藏身于附近的一座村庄；还有两年，她是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度过的。不过，之前我并没有提到我的最终目的地：我的办公室。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港口附近，坐落着一幢小而精致的建筑：西印度大楼，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时的总部。如今，一个美国文化中心位于这幢大楼之内，而我正是该中心的主管。在庭院的另一边，与我的办公室对面而望的一个很长、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曾是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碰面、开会、商讨殖民北美计划的地方。事实上，纽约市雏形的设计蓝图就诞生于这个房间。

本书创作过程中的某一刻，我突然想到，当我穿行于自己的晨间骑行路线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回溯阿姆斯特丹自由遗产的不同阶段。跟我儿子的临时看护人伊曼·穆拉基聊天时，我处在这座城市的当下：一个不久前还享有世界最富族群多样性城市之称的地方，居民来自178个不同的国家，所有的争议、问题、麻烦和潜在可能性都牵涉惊人的多样性与多元性。而当我坐下来与弗里达·门科共进咖啡时，光阴仿佛倒转回战时的阿姆斯特丹：城市正饱受纳粹铁蹄的奴役与蹂躏，镇压与反抗、英雄事迹与叛变行为在城中交替上演。穿过西印度大楼的拱门，邂逅庭院中的彼得鲁斯·施托伊弗桑特雕像时，这座城市曾经的光辉岁月似乎触手可及：一座独霸世界的城市，一座帮助创造了如此之多自由主义的组成部分的城市，一座如风传播花粉一般把它的自由遗产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城市。

时至今日，自由主义的遗产仍部分存留于阿姆斯特丹的DNA之中。不过，在黄金时代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此类遗产并不总是十分显见。进入18世纪之后，尼德兰联省渐渐落后于它周边的国家。在与迅速崛起的不列颠帝国的全球贸易竞争棋局中，联合东印度公司蒙受了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阿姆斯特丹从它的制高点陡然跌落：贫困人数急剧增长，疫病四处滋长泛滥，运河散发出恶臭。市政府变成贪污腐败的代名词。例如，一位市政官员把一个重要而且收入颇高的职位给了他的儿子，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食品税和燃料税直冲云霄，而且人人都知道，税务官会把征收上来的一部分税款偷偷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281]

该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出现在1748年的6月25日。当天，聚集在宽阔的公共广场上的大批民众，把市中心的几栋山形屋顶建筑层层围住。他们的怒火燃烧得如此猛烈，以至于不得不叫士兵赶来维持局面。当时，这片广场被人们称为“黄油市场广场”（一个世纪之后，一尊巨大的伦勃朗雕像在这里揭幕，自此，人们改称它为“伦勃朗广场”），因为这是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城外的奶农摆摊设点、售卖一桶桶制作荷兰菜肴时所需的“黄色精华”的地方。此外，税务官也会定期在这里现身，确保货物售卖过程中特许权税的征收。人们的怒火正是冲他们而来的。民众开始朝税务官和士兵投掷垃圾。士兵把闹事的人推了回去。随后，据一位现场目击者说，“一个粗鲁的女人几次掀开她的裙子，用手拍击她裸露的臀部，还对民兵说，这是给他们准备的”。一名士兵开枪射中了送上门来的目标。场面立即陷入混乱。[282]随之而来的是整整四天的暴动与骚乱：人们在城中四处宣泄、打砸和施虐，冲进富商的家里，把一件件昂贵的家具扔进运河里。[283]

虽然在走下坡路，但阿姆斯特丹城的富有与奢华依旧蔚为壮观，大批知识分子依旧齐聚于此，饱受困扰与麻烦折磨的居民依旧自视为外部更广阔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时代的一个特征是，阿姆斯特丹撒播到国外的自由主义要素，大有反弹回来、赋予该城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趋势。1776年，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商铺店主，都被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所吸引。一本英国时评册的荷兰语副本被激动的民众使劲扔在一张张咖啡桌上。他们满怀热情地将其翻开，仔细研读其中的内容。在他的《公民自由的本质、政府原则以及美洲战争的正义与政策的观察结果》中，一个名叫理查德·普赖斯的威尔士牧师从哲学角度剖析突然爆发于美洲的战争，阐述“自由”一词的多样性含义，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公民自由的概念上，谈及民族自决权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美洲殖民地的诉求不仅是正当合理的，而且，他们的道德权利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一股将不断改变历史的力量。最让阅读普赖斯时评册的阿姆斯特丹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给出的一点背景介绍：

荷兰联省曾一度臣服于西班牙君王；但是，对他们宪章的侵犯激怒了他们；不经他们同意就征收税款惹恼了他们；把西班牙人的部队派驻到他们中间气坏了他们；对他们古老政治模式的更改刺激了他们；而对他们请愿书的回绝，迫使他们走上一条反抗之路：一条从那时到现在一直被我们以及全世界的人所钦慕的道路，一条孕育了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幸福的共和国的道路。

阅读普赖斯溢美之词的阿姆斯特丹人很清楚，“伟大”与“幸福”都是过去的事情，是久已远去的昔日荣光。但是，美国革命的范例唤醒了他们心中的某个角落。什么才是他们自身不幸与灾祸的根本诱因：是经济崩溃，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还是生命的退化与堕落？在接下来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阿姆斯特丹人陆续组建了数十个“阅读社团”。从本质上说，这种定期聚会、讨论交流政治短文与观点的社团，与革命基层组织别无二致。思想的激荡与碰撞间，人们脑中突然闪过这样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念头：自上倾泻而下的罪恶卑鄙行径，源于顶层权势的不断累积。跟过去一样，政治斗争在两大阵营间展开：一方是支持世袭执政（目前由威廉五世担任）和奥兰治家族的奥兰治派，外加他们的正统加尔文派同盟；另一方则是坚称权力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爱国者派。不过，后一阵营的诉求比一世纪前约翰·德威特时代共和派所为之奋斗的主张还要激进。联省共和国之所以一直在缺陷与瑕疵中裹足不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体仅限于由商界精英所把持的寡头集团内部的民主。现在，追随美国先行者脚步的荷兰爱国者派开始呼唤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

美国革命的直接影响固然重要，荷兰历史给爱国者派的启示同样不容小觑。一如理查德·普赖斯所言，席卷欧洲和美洲的政治风暴诞生于荷兰的土壤。荷兰本土的时评册声称，引发近期发生于美洲的一系列事件的，是由“沉默者”威廉领导的对阵西班牙——对阵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以及可怕的阿尔瓦公爵——的反抗战争埋下的种子。八十年战争虽然让荷兰人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却并未带来真正的自由。而且，更为讽刺的是，新的暴君正是他们国父的后代。一本似乎是在刻意模仿美利坚爱国者出版物用语的荷兰时评册写道：“我们尊敬的奥兰治亲王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亲王并无二致。他们都在同样变态的宫廷教育中长大；从年轻时起，便吮吸同样的多愁善感，同样的狂妄、傲慢与野心”，并在提及世袭执政与阿姆斯特丹城之间如火如荼的权力斗争时特别指出，威廉“乐于看到阿姆斯特丹现已萎靡沉沦的贸易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前提是，该城必须向亲王的常驻军敞开大门，把市长等职位的任免权统统交由他掌管”。爱国者派的领袖甚至把威廉比作“新阿尔瓦”。[284]

与此同时，荷兰议会派船只向美洲殖民地运送补给的决定使他们陷入英美战争的泥潭。英国向荷兰宣战后，英荷两国爆发了第四次贸易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荷兰彻底丧失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数百艘荷兰舰船被英国人俘获；英国人接管了荷兰西印度公司用于奴役西非的堡垒，并开始逐步拆除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亚洲的基础设施。

1787年，在水坝广场上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忠于亲王派的市政议员做出让步，也就是说，阿姆斯特丹从世袭执政手中赢回了它的独立自由地位。一场更大规模的民主革命似乎正指日可待。然而，美好的幻想很快就将被威廉的反攻所击碎。面对威廉雇佣的两万六千人的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威胁，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重又做出妥协与让步：世袭执政重掌大权。为巩固权力，他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措施：“阅读社团”遭到取缔，民主讨论横遭禁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权贵纷纷落地的人头，却让荷兰爱国者派再度兴奋起来。在荷兰人眼中，这是产生于他们与西班牙人间的斗争、成熟于荷兰共和国崛起之路的思想与行动的又一次胜利：继美国革命之后，它们又一次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燃起革命的烽火。跟阿姆斯特丹人一样，法国人也从自由主义逻辑推演出它的必然结果：民主制度。对荷兰爱国者派来说，法国大革命几乎就相当于一场他们自己的革命。

而且，既省事又便捷的是，大革命径直来到荷兰人的家门口。发生在法国的一切引来欧洲各国君王警惕的目光，他们开始采取行动，逐步扼杀和扑灭这股革命之火。其结果是，一系列乱七八糟、燃及各地、四处蔓延的混战就此上演。后来，历史学家把它们统称为法国大革命战争。法军与这些邻国的交战，等同于与君主至上的思想的斗争。因此，当法国人步履艰难地向北进军，攻入荷兰诸省，驱赶得到普军增援与加强的世袭摄政势力时，阿姆斯特丹的爱国者派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把宣传报和宣传册贴满城内的每一个角落，昭告他们的市民同胞，法军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他们甚至还把象征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插在运河的两岸。法军到达前，荷兰爱国者派已经控制住了局势。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入侵，倒不如说是两股革命势力的合并。阿姆斯特丹愿意让自己被法国大革命吞噬。街道上挤满游行庆祝的市民。民主制度，一种激进的、全新的、所有男性市民都享有投票权的政治制度，付诸实施。威廉五世逃往英国。一个全新的政府巴达维亚共和国（得名于罗马人用以称呼居住在这片地区的部族的拉丁语）应运而生、雏形已现。

可惜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拿破仑·波拿巴的上台把自由化运动（至少是这一轮自由化运动）带向终结。尽管如此，拿破仑的重组与整顿还是在荷兰诸省留下深深的烙印，其中一些颇有价值的部分，至今仍在荷兰的政治体系中发挥效用。法荷两国间的文化差异相当尖锐：法国人偏爱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而一直以来，荷兰社会的运作方式都是较小权力中心的联合与共治。拿破仑把公制计量和中央政府官僚机构带进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法国人建起首个专门搜集和收藏画作的机构（从那时开始，伦勃朗的《夜巡》就是其中的扛鼎之作和镇馆之宝），而它就是如今的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的前身。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建造于黄金时代巅峰的该城自由主义荣光的象征与见证，被法国人改建为拿破仑的兄弟，1806年被任命为荷兰王国国王的路易·拿破仑的宫室。

不过，路易的统治也没持续多久。入侵俄国让法军蒙受了毁灭性的军事损失（想了解这一段历史，读一读《战争与和平》就够了）。在这场巨大挫败的余波中，法国人放弃了对低地国家的控制权。1813年发生的一件事，或许可以说是法国统治时期对荷兰的最后一项重大影响，而且绝对称得上是对本应出现的民主变革的最大讽刺：威廉五世的儿子（也叫威廉）顶替路易成为第一位荷兰籍国王，并住进阿姆斯特丹的王宫。因此，当天晚些时候，在城中闲庭漫步（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的阿姆斯特丹人惊奇地发现，在王权统治的法理基础已然被阿姆斯特丹帮助开创的自由主义有效地消解殆尽的情况下，他们路过的王宫里却住着一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王。没人知道“沉默者”威廉看到这一幕时会不会摇头叹息：他领导的群众反抗与暴动，最终却让他自己的家族被人扶上荷兰王国世袭统治者的位子。跟其他贵族出身的爱国者派领袖（乔治·华盛顿或许是最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名字）一样，“沉默者”威廉本人也有很强烈的贵族情结，因此，这一幕或许会让他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荷兰的君主制存续至今（虽然只剩下形式与礼节上的作用），一如水坝广场上屹立至今的王宫。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代表了“沉默者”威廉的第十一代后裔。

与此同时，拿破仑试图再次入侵低地国家。正是这场战役，让词典和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多了“遭遇滑铁卢”这个说法：1815年6月18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名为滑铁卢的村庄里，拿破仑被威灵顿公爵击败，并被强制流放至圣赫勒拿岛。

这是一幢与娃娃屋相差无几的建筑：几个小小的、靠螺旋形楼梯连通的房间一个堆叠在另一个之上。一条窄街与它对面而望，街上尽是与它类似的娃娃屋般的房子。它被称为“穆尔塔图利之家”。据我猜测，如果你不是荷兰人，那么，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对你来说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19世纪中期，这却是一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全都耳熟能详的名字。2002年，荷兰文学协会宣布，以穆尔塔图利为笔名进行写作的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是荷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1820年出生于这座毫不起眼的小小建筑中的德克尔，是他父母六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的父亲是一位船长，这里距离他父亲船只的母港只有几分钟的步程。此外，前文提到的我办公室所在的西印度大楼，离它也仅有几步之遥。我觉得，这位最具理想主义情怀、最堂吉诃德式的作家，这位作品引燃回荡至今的国际变乱的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算是我的一位邻居。[285]

德克尔小时候，他的父母送他到附近的一所拉丁文学校中学习。他们希望，这个手不释卷、聪明异常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一名牧师。然而，教会却成为德克尔反抗与斗争的对象。他似乎一直都是一个莽撞急躁的人，还多少有点横行于附近街区的捣蛋鬼和小流氓的架势。德克尔十八岁时，他的父亲被任命为舰长，率领一艘运输船驶往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夫妇二人决定让德克尔登记上船，看看他能否在殖民地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德克尔的东方经历可以被视为与之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另一次从阿姆斯特丹驶往东印度群岛的历史性远航，即243年前的科内利斯·德豪特曼远航的收尾。如果说德豪特曼踏出的是组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步，并就此开启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德克尔则标志着该阶段历史的终结之始。

1799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惨败后，荷兰政府接管了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并趁势将一个企业帝国转变为一个殖民帝国。面对荷兰经济的日渐低迷与萎缩，面对越来越难以填补的财政赤字，威廉一世国王从这些遥远领地上敛财的方式也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一名干劲十足、锐不可当、名叫约翰内斯·范登博世的军官曾在该地区服役过相当长的时间。他奉威廉一世之命，在当地构建一种能迅速赚钱的体系。于是，所谓的“culture system”（栽培体系）应运而生。这里的“culture”是“（关系的）培植；教化，培养”（cultivation）的意思。在这一体系之下，从1830年开始，东印度群岛上的农民必须将他们开垦田的20%用于种植可供荷兰殖民者运输并销往欧洲市场的经济作物。身为东印度群岛全权总督的范登博世安坐在由荷兰官员和岛上贵族组成的巨大金字塔的最顶层。该体系的顺利运行，仰赖于当地农民近乎宗教般的恭顺与忠诚（就好像他们亏欠了自己的贵族主子什么一样）。荷兰人用收买岛上贵族的方式打入这个既腐败又残忍的高压体系，而这些贵族则负责该体系的强制施行：比如，农民不得离开他们住家所在的区域，因此，他们往往会困于饥荒或者战争。不同时期，有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去。不过，作为一种大胆的风险投资手段，该体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三年之内，它便收回成本，开始盈利；最终，价值数亿荷兰盾的货物涌入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的船长，包括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的父亲在内，得到了运输糖、靛蓝染料和茶叶的工作。当利润层层渗透久已枯萎的社会经济时，财富与收入的小幅增长立即体现在阿姆斯特丹的城际线之中。人们给一些建造于17世纪的光辉岁月、顶着风行一时的小而精美的阶梯式和钟式山形屋顶的运河屋做了“拉皮手术”：古板老旧的山形屋顶被拆除，取代它们的是端庄素净的现代檐口。走在运河区内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都能感受到阿姆斯特丹对东印度群岛的经济依赖方式随时代而发生的变迁。

1838年抵达该群岛时，年轻的爱德华·德克尔成为现已全速运转的“栽培体系”中的一个齿轮，开始了他在此地漫长的职业生涯：从雅加达的一个小职员一路干到西苏门答腊纳塔尔的地区主管。亲身感受过荷兰人对当地农民的盘剥与压榨后，德克尔生发出追求公理与正义的革命热忱，并逐渐成长为一名揭发检举人。他不止一次站在当地人的一边，与他们共同对抗荷兰当局的暴行。他似乎总是在全然投身于本职工作与做出疯狂古怪、飘忽不定的行为间交替徘徊。他获得上级的嘉奖与提拔，却也一次次地卷入与公司的冲突，而且，据他描述，他曾因“多次违规”被停职一年。闲暇时，他对赌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错误地）坚信，他已经想出一个能帮他在轮盘赌中赚得盘满钵满的万全之策。他疯狂地爱上了一名荷兰姑娘，并且，为了取悦她和她的父母，还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然而，在姑娘父亲的断然否决与反对下，二人的婚约最终破裂。她在给德克尔的信中写道：“他听到了一些关于你的无比糟糕的评价与传闻。”[286]不久之后，在一次休养与娱乐性质的欧洲短途旅行中，为使一名法国妓女从良，德克尔花掉了他的大部分积蓄，接着又在轮盘赌中输掉了他剩下的钱。于是，他不得不回到那名妓女身边，厚着脸皮把送给她的钱要回来，而她也的确把钱交还给了他。

1856年，德克尔被公司调入爪哇岛，更确切地说，是爪哇岛上的班塔姆省，即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开启荷兰人与东印度群岛人的首次接触与会面的地方。德克尔的职位是常驻代表助理，也就是说，他是该地区的二把手。翻阅已经去世的前任助理留下的文牍档案时，德克尔发现，此人曾偷偷记录下相互勾结的荷兰人与印度尼西亚大地主“剥削民众所得的赃款总额”。德克尔感到，一股正义之火正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他一头扎进前任助理未竟的事业，并在到任仅仅几星期之后（他的匆忙与仓促似乎部分缘于这样一种信念：他的前任死于中毒，而且，接下来要遭殃的可能就是他）启动了一项针对一个名叫卡塔·纳塔·内加拉的爪哇贵族的公开调查与质询。在荷兰体制内享有摄政头衔的内加拉，掌管着当地的大小事务。德克尔以敲诈勒索罪和系统性虐待欺凌罪起诉这名摄政，并要求本地的常驻代表，他的荷兰顶头上司，采取行动。遭到上司的拒绝后，德克尔直接去找整个殖民地的全权总督。总督也拒绝采取行动。由是，心灰意懒的德克尔辞去工作，决心返回荷兰王国，让他的荷兰同胞意识到发生在他们体系内的虐待与暴行。

回到欧洲之后，在喷薄而出的旺盛创作欲望的驱使下（只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完了该书的前三百页），德克尔创作完成了让他名扬四海的《马克斯·哈弗拉尔》。这是一部以他在东印度群岛的经历为蓝本的虚构小说。他把该书的手稿交到一位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律师兼作家雅各布·范伦内普的手中。读得如痴如醉的范伦内普为该书找到了一个出版商。德克尔选择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甚至有些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笔名：穆尔塔图利。这个词是拉丁语“我历尽磨难”的意思。此书一出，立即引发轰动。

时至今日，打开这部小说的人仍能感受到洋溢其间的和煦之风与清冽之流。小说的词句直接、炽烈、狂野，而且现代得几乎让人感到有些诧异，就好像这是一部出版于1960年而非1860年的作品。比如，开启故事的讲述者，一名总爱多管闲事、指手画脚和发号施令的阿姆斯特丹咖啡贸易商，曾在某一时刻将他的名片递给阅读本书的读者。再比如，在该书的后半段，穆尔塔图利把小说虚构的“第二自我”身份放在一边，兀自进入到故事中，以便评论他刚刚写下的文字。不过，这并不是一本十分出彩的书，并不能给读者带来完美的阅读体验。跟典型的19世纪小说一样，书中充斥着一段段结构松散、乏善可陈的长篇大论。在过分煽情、长达六页的角色“自画像”中，他把这个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小说角色比作苏格拉底和耶稣。[287]

《马克斯·哈弗拉尔》立即成为荷兰的畅销书，书中的内容响彻整个荷兰政府。它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供全欧洲的人阅读。“近来，一本书引发的一阵战栗传遍了整个国家。”一位政治家在议会中一字一句、缓慢而庄重地说道，并确定无疑地指出它唤起的情感：“义愤填膺”。[288]许多欧洲人第一次发现，他们相对舒适优渥的生活，竟是以遥远土地上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为代价的。一些阅读此书的荷兰人肯定会想到：为了缓解本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而去挤榨异国的平民百姓，正是四面楚歌、身陷窘境的西班牙帝国对他们做过的事，并就此引发他们的革命与独立运动。英国评论家特别乐于用这部小说来强调荷兰殖民体系的野蛮残忍与灭绝人性，虽然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同样激起了英国人的愤慨与内疚。1868年，《马克斯·哈弗拉尔》的第一个英文版对外发售时，导言处将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唤醒了一个社会，让大众看到政府系统性虐待另一族群的罪恶行径。其时，美国内战刚刚结束三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也只是五年前的事情。

对阿姆斯特丹或者荷兰王国，乃至荷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马克斯·哈弗拉尔》出现在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奇妙时刻。19世纪是自由主义历经剧变的年代：它膨胀至方方面面，然后，像变形虫一样一分为二。随着曾经的重要政治势力国王与教会的彻底垮台与失势，自由主义（在此指一种将人类个体视为终极要旨的思想体系）成为国家的“新常态”。19世纪中叶，确切地说是1848年，亦即所谓的“革命之年”，这种转变才渐渐清晰起来：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这一年并不是巧合，至少有十几个国家在这一年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与激变，旧有的君主政治秩序在新兴势力的压迫下屈服让步。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更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不竭动力，并驱使其走上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新工业意味着新的赚钱机会，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很快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全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在设法破除贸易壁垒，都在设法推动让政府在商业活动中“靠边站”的举措。在荷兰，面临革命威胁的国王威廉二世于1848年批准了一部新宪法。宪法的起草者是一位名叫约翰·鲁道夫·托尔贝克的自由主义律师（之后不久，托尔贝克出任荷兰首相）。新宪法刚一就位，权力便从君主制转移到议会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手中。

然而，另一类自由主义者即社会自由主义者的势力也在持续走高。这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对个人加以保护，因为现代工业化公司的经营模式存在巨大的弊端，工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可能会被利欲熏心的工厂主所吞噬。《马克斯·哈弗拉尔》以及穆尔塔图利本人，成为两派共同的旗帜与象征。穆尔塔图利立即利用他的声望与知名度，继续他的创作事业，把他所热衷的社会问题呈现给世人，把方兴未艾的社会自由主义阵营的诉求介绍给大众。1861年，投票权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当时，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纳税达到一定金额的男性市民拥有投票权。穆尔塔图利倡导的全民普选，一开始也只针对所有男性市民；但不久之后，他把女性投票权也纳入自己主张和呼吁的范围。接着，他又开始为工人的权利而战：他把工人的悲惨处境与殖民地的情景联系在一起，称工人为“欧洲的爪哇人”。

随后，他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荷兰国教。他是一个热忱的无神论者，认为教育具有断绝人们对宗教的依赖、引导他们以理性取而代之的作用。他不断重申斯宾诺莎的话语，拒斥人们对上帝的一般看法，坚信“自然才是一切”。而且，他的观点比斯宾诺莎还要激进。他称信仰为“一种瘟疫”，“一种对智慧与学识的强行取代”。[289]不久前，一场真正的世俗化运动在欧洲刚刚起步；德克尔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作品为它提供了充足的氧气。

1860年代，大批激进团体把穆尔塔图利当成“自己人”——事实上，是把穆尔塔图利当成他们的捍卫者与拥护者。他成为引领他们的事业走上正轨的驱动力。不过，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是一个古怪异常、复杂多变的人。多数情况下，他断然否定自己与这些激进团体有联系。一次，当社会自由主义者照例吹捧他的时候，他拿出一份刊有他声明的报纸：声明中宣称，他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290]事实上，在一个人们日益关注个人权利的时代，他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削弱他所不信任的民主。有人或许会纳闷，一个反对民主的人为什么要拥护全民普选呢？原来，惹恼他的是当时现行体制中的不合逻辑之处。说白了，他的想法是：我讨厌民主，但如果你非要实行民主的话，那么，从定义上说，“民主”应该是包含所有人的“民主”。

事实上，在他的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一项重大事业与诉求中，德克尔一直是一个关键而又扭曲的存在。他总是以兴奋的目光打量一个又一个激进团体，但与此同时，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卷入与他们的争执与论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马克斯·哈弗拉尔》帮助开启的、即将缓缓拉开帷幕的反殖民运动之中：跟往常一样，德克尔迅速与该运动划清界限。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搞垮殖民体系并不是德克尔创作这本书的用意所在，他其实一直视自己为一位殖民主义者。困扰他的反而是荷兰上层统治者在全面推行殖民体系上的失败。他觉得，殖民主义必须遵守和贯彻荷兰法律。荷兰法律禁止他在东印度群岛所目睹的种种摧残与虐待，可当地的荷兰管理者却任由这种摧残与虐待继续下去。德克尔并不是要推翻殖民体系，而是要巩固并加强该体系。

该事实彻底淹没于《马克斯·哈弗拉尔》帮助掀起的浪潮之下。时至今日，该事实依旧鲜为人知，荷兰社会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分子仍旧奉德克尔为他们的开山鼻祖。大众只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对德克尔古怪、自相矛盾的信念则一概视而不见。其实，两大自由主义阵营使用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马克斯·哈弗拉尔》，是为了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借这本书向世人宣称，海外殖民地的经营权应该向私人企业开放；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借它表明，有必要反思一下，整个殖民体系是否合乎道德与伦理。双方都参与了应运而生的、被命名为“道义政策”的新殖民方针的构建。开发殖民地的公司必须遵循某些指导纲领，包括履行在当地建造学校和公路、向当地人提供水利灌溉及其他先进技术以及把一部分当地人培养为“西化”的社会精英等义务。“道德政策”有着与“栽培体系”相同的基本缺陷：殖民剥削的本质并未发生转变。不过，它的确预示着，在遥远的未来，这些土地将从方今统治它们的荷兰人手中独立出来。

德克尔的书是促成这种思考方式转变的主要力量。它对世界的另一轮影响出现在20世纪初：当时，成长于西化学校、以《马克斯·哈弗拉尔》为必读书的新一代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认定，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了。然而，1940年代的荷兰人并没有做好让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准备。此外，日本侵占东印度群岛造成的局面复杂化是独立运动面临的最大阻力，因此，历经数年战争，数万人献出他们的生命之后，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才宣告到来。不过，它终究还是到来了。用久负盛名的印度尼西亚小说家普拉穆迪亚·阿南塔·图尔的话说，在此过程中，德克尔/穆尔塔图利发挥着两重乃至三重影响。“印度尼西亚革命不仅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国家，”他在1999年写道，“还点燃了非洲各国的革命诉求，而这反过来又在世界范围内唤醒了更多惨遭殖民压迫的族群，并标志着欧洲人殖民统治的最后终结。”在图尔的心中，《马克斯·哈弗拉尔》不啻为“一本消灭了殖民主义的书”。[291]

读了《马克斯·哈弗拉尔》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的朋友弗吉尼娅·凯泽尔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咖啡馆跟我见面。大量印度尼西亚社区在阿姆斯特丹的最终生根发芽，是该书诸多间接遗产中的一个。如今，印度尼西亚人已然成为该城极度多样化的移民人口的基础性组成部分。2005年，我第一次来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对该城以及对整个欧洲来说，外来移民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难题。几年的相对开放过后，如今的阿姆斯特丹和欧洲萌生出对外来移民关闭大门的念头。白人们坦率而愤怒地说，他们不愿意让非白人新移民融入他们的社会。不过，我注意到，他们把印度尼西亚人刨除在外。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总是得到相同的回答：“哦，但是，他们是荷兰人呀。”在这些白人眼中，印度尼西亚人已然被完全同化。由此可见，这些白人与其他移民族群的嫌隙，跟肤色没有任何关系。反移民言论渐渐偃旗息鼓，可潜在的问题，即西方社会应该怎样，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欢迎外来移民，却并未得到解决。于是，我有点纳闷，涌入这里的印度尼西亚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让他们与当地人如此成功地融为一体呢？

三十三岁的弗吉尼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瓦特赫拉弗斯米尔区。她为英国电信工作，并曾设法将公司的业务外包给布达佩斯和圣保罗。她是土生土长的荷兰人，但从种族上说，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又或者不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我的错误。“我们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她说，“他们叫我们‘从东印度群岛来的’[292]或者‘印（度尼西亚）欧人’[293]”。又或者叫“Indo”：在表示既有荷兰血统，又有印度尼西亚血统的混血儿方面，“Indo”是最常用的英文术语。印度尼西亚革命结束后，数十万拥有荷兰护照的当地人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放弃荷兰国籍，成为印度尼西亚人；要么就此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并在荷兰安家落户。弗吉尼娅的祖父是一个“Indo”：一半荷兰血统（弗吉尼娅的姓氏“凯泽尔”由此而来），一半印度尼西亚血统。她的祖母是印度尼西亚人。二人均出生于爪哇，后来成为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在荷兰，他们以“Indo”的方式持家：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荷兰人，在家里说荷兰语，过荷兰节日，墙上挂一幅荷兰女王的画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最重要的是，‘印尼范儿’意味着印度尼西亚食物。”弗吉尼娅说道。小时候，她的妈妈在工作日烹制“正常”的食物：“土豆泥肉菜炖”（stamppot，土豆泥配多种蔬菜）、豌豆汤、意大利面；而在周末，一家人吃的都是“印尼式饭菜”（rijsttafel）：由多种菜肴组成的“Indo”式印度尼西亚筵席。

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地方，Indo们的经历与来自前荷属殖民地的其他移民族群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对从苏里南和库拉索岛移民至此的人来说，日子要艰难得多：不仅较难融入荷兰社会，而且，他们铁定会跟你说，荷兰人对他们的成见和歧视，总是表现得更为明显。我觉得，这一定跟他们赶上的不同时代有关：首批“Indo”们碰上的，是一个白人占据绝对多数的欧洲社会；“Indo”们虽然咬定自己的原则和传统不放，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接受欧洲人的风俗习惯。弗吉尼娅不这么认为。她表示，就“Indo”们而言，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荷兰人，还是“Indo”们自己，都已经做好了把“Indo”们当成“荷兰人”的准备。“起先，他们在街上会听到‘嘿，棕皮肤的！’的喊声。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并没有不依不饶，并未让冲突升级或加剧，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属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肤色或者语言水平，而是本地荷兰人和新来者们自己都做好了视新来者为“荷兰人”的准备。

“Indo”们都是混血儿，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看上去都很像欧洲人；许多知名且生有典型荷兰人长相的荷兰居民（其中既有演员和艺术家，也有政治家）其实都是“Indo”。在他们当中，海尔特·维尔德斯显得尤为突出。21世纪的头几年，在这位金发极右翼政治家的领导下，荷兰爆发了一场反移民、反伊斯兰社会运动。最为人诟病、最臭名昭著的是，他曾将《古兰经》与《我的奋斗》相提并论，要求取缔《古兰经》，而且他主张，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清真寺里”，任何被发现持有该穆斯林圣书的人都应受到惩处。[294]他宣称，他是在代表“真正的”荷兰人发言，对抗潜在的入侵者与渗透破坏者；然而，事实是，他自己也是一个混血儿。此刻，移民背景既显示出外来族群与荷兰人的成功融合，又表现出它的一部分副作用。它的弊端之一在于，伴随同化作用而来的，是其他族群民族性的衰颓与消逝。“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们是一个濒临灭绝的亚文化群体。”弗吉尼娅说，“我的孩子再也感受不到我的祖辈带到这里的文化传统。”由此观之，在衡量一个国家处理移民问题的成功与否方面，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标准：当某个混血、有着移民背景的人自封为该国文化“纯正性”的捍卫者，还如一位孜孜不倦地布讲福音书的牧师一般，宣传反对外来者入境的偏执排斥思想时，可以说，至少从某些角度上看，该国的移民政策的确是成功的。

一伙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威廉门车站下了车；确切地说，是三十个人。这三十人，跟在月台上等待他们的另外二十人一起，平静而安详地沿哈勒默堤街行走。“并非列队而行，而是三五成群。”一名被派去严密监视他们的警察注意到。时间是1872年9月7日。要是我穿越到那一天的话，我完全可以透过我办公室的窗户望见他们，因为他们刚好经过西印度大楼。我还会看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长着一头蓬乱而厚实的白发和浓密的连鬓灰白胡子的男人。他五十四岁，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老，却显露出举世瞩目的人才具备的气魄与活力。此前，海牙的警界同僚通知阿姆斯特丹警方，随着在海牙举办的国际工人联合会[295]代表大会的闭幕，卡尔·马克思正在赶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特工被派去在暗中跟踪他的一举一动。阿姆斯特丹警方可不希望他惹出什么乱子。[296]

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舞厅发表讲话。一开始，他对工人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进行了一番解释：“在18世纪，国王和当权者有在海牙举行会议、商讨他们王朝利益瓜分问题的习惯。我们正是想在这个地方召开工人大会，虽然有人企图借此在我们中间制造猜疑与紧张情绪。我们的愿望是，现身最反动、最保守的人中间，增强我们伟大联合会的存在感、宣传力度以及对该联合会光明未来的希望与信心。”他表达了对“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使者……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的工人们”的声援和支持，并以一个誓言作为其讲话的结束：工人运动及其思想“必将通往一个由无产阶级所统治的世界”。[297]会议结束之后，另一名警察提交了一份关于它的报告。从他的措辞中不难看出，在他看来，这些老生常谈多少有点无聊：“所有的发言者谈论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工人待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的灭亡；提醒人们，只有精诚合作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讲话结束后，人们一同唱了几支歌，随后便静悄悄地各自回家了。

马克思本人似乎并未在阿姆斯特丹掀起多大风浪，可社会自由主义的整体构想对这里的冲击，却同它对其他地方的冲击一样强而有力。1850年代上台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发誓说，他们要让碍手碍脚的政府闪到一边，准许私企自由运作并管理一切。但现在，年轻一代正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自由放任政策让整座城市在咆哮声和轰隆声中一头扎进工业社会——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再度复苏；随着南非新矿脉的开辟，城内的钻石加工产业重获生机；现代化改造后的港口，可供新近出现的蒸汽船在此停靠——却几乎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举措将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将怎样把城市一步步推向混乱和危机的边缘。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城内的人口差不多翻了一番。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迅速滋长。这些住宅毫无规范或者标准可言，八口之家挤住在不通风、没有自来水的一居室内；道路未经铺设，两边更没有街灯；人们用木桶盛装秽物，然后直接倒进运河里；霍乱的泛滥和流行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一名公共卫生官员甚至在第一次巡查城内的贫民窟时昏倒了。

这一切的结果是，工会组织成立，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民众的极大欢迎。正如当时的一份刚创办不久的社会民主刊物的刊名《全民权利》所指出的那样：个人权利的概念开始在普通百姓的心中生根发芽。

时下的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产业之城、工人之城和工业时代之城。1876年，规模浩大的新北海运河的竣工，带来了另一场社会变革。历经数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人们用铲子一点点地挖走数百万立方英码的沙土，才换来了这条六英里长、从艾河向正西延伸、把阿姆斯特丹与海洋直接连通在一起的沟渠。[298]城市已经做好了迎接19世纪全球化趋势的准备。

运河完工了。恰在此时，一名二十四岁的青年从荷兰南部搬到阿姆斯特丹，住进他叔叔的那幢可以饱览港口盛景的房子里。搬过来之后不久，他开始提笔描述铺展在他面前的新旧交替之景：“远处是码头中林立的帆船桅杆”；而在这些帆船的前面，是一艘“通体乌黑、炮塔呈灰红色”的崭新燃煤蒸汽船，人们叫它“Atjeh”或者“Aceh”（亚齐），得名于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下属的一个省份[299]。另一回，目睹黎明时分的码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动情地描述道：“今早差一刻五点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席卷了这里，不一会儿，第一批工人顶着瓢泼大雨自船厂大门涌出……杨木、接骨木及其他灌木全都被狂风吹弯了腰，雨点砸在船只的木桩和甲板上；远处，单桅帆船和那艘小小的蒸汽船在风雨中来回飘摇；艾河另一侧的村庄附近，棕色的船帆迅速在人们眼前掠过，一座座教堂、伯伊滕坎特街上的房子与树木，都披上了一层更加鲜活明晰的颜色。”

阿姆斯特丹当然是一座产业城市，但与此同时，自五个多世纪前阿姆斯特丹神迹的出现之日起，它就注定会成为一座教堂之城。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那名青年才会被吸引至此：他想通过学习成为一名牧师。不上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的时候，他就这座教堂待一会儿，那座教堂看一看，领略、体验并比较各个教堂的异同。他到过圣奥洛夫教堂（15世纪末，股票交易市场建成前，商人们曾在这里买卖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也到过用法语布道的瓦隆教堂（1624年，踏上前往美洲的未知旅程前，约里斯·拉帕耶与卡塔莉娜·特里科在这里结为连理）。他把各教堂中牧师布讲的内容比较了一番。那个年头的牧师跟今天的政治家差不多，都在为工人权利大声疾呼。他在瓦隆教堂听到的一场布道，“主要由工厂工人的生活故事组成”。北教堂的一位牧师谈及“撒种比喻”[300]时，从中引申出“出多大力，挣多少钱”的道理。[301]

这位名叫埃利萨·劳瑞拉德的牧师深深震撼了那名青年。牧师将上帝与自然等同起来。他指出，上帝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想要发现上帝的人，应该在生命而非《圣经》或者教堂里找寻。此番洞见让青年激动万分，而且，虽然学业糟糕得一塌糊涂（他掌握不了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强度及紧张程度与日俱增的学业，正把他推向致幻性精神崩溃的边缘），可他似乎在他自己和他周围的城市中重新发现了上帝。“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写道，“‘它’无处不在，‘它’充满整个世界，愿‘它’填满我们的以及越来越多人的内心。”[302]“它”在他散步的墓园里，“尤其是在傍晚时分，阳光穿过叶子照射下来的时候”。“它”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巷之中：“那些老旧、狭窄、略显昏暗阴森的街巷，它们的两旁是药店、售卖海图的店铺、为船只补给食物的仓库、石版印刷店以及使用其他印刷工艺的店铺”。[303]滨水区内，人们正在建造一座座人工岛；未来，新的中央火车站将在这些人工岛上拔地而起。路过堆砌在滨水区的庞大沙山时，他又见到了“它”：“月光闪烁……从那里看去，伴随星星点点的灯光，美丽的城市与塔楼尽收眼底……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的如死一般的寂静。”某天晚上，“它”在一艘正在燃烧、火光映红了整片天空的驳船上：“那里的人站成黑压压的一排，注视着它；火光照亮水面，在烈焰周围来回穿梭的那艘小船在水面上的倒影也是黑色的。”[304]“它”在“使用运沙手推车的工人”身上，在“一条逼仄、依运河而建的小街上，岸边种着一排榆木，小街的另一侧是爬满常春藤的宅旁园圃”。“它”在“古老的柏油庭院”，“枝干扭曲、遍布结瘤的矮树丛与奇形怪状的树木”之中。最重要的是，“它”似乎还在天空之中：“今天下了一场大暴雨，清晨，在去上课地点的路上，我站在桥上，望向须得海。地平线处有一道白色的条纹，条纹的上方是一团团深灰色的云彩，远处，雨水从云层中歪歪斜斜地倾泻而下。”[305]

然而，虽有如此浩瀚阔达的洞察力，可他的内心却无比惆怅：“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他用绝望的语气引述《圣经·诗篇》的话语。“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文森特·梵高只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年。离开时，跟之前数次无果而终的经历一样，他谋取牧师职位的努力再次遭遇失败。此时的他，还远不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文森特·梵高”，因为他甚至连投身艺术事业的决心都还没有下定。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身艺术事业正是他此前一直在做的事。无论置身于阿姆斯特丹的哪一个角落，他心中想的都是伦勃朗；街景、一张张面孔和城内的风光，都会唤起他对这位大师的向往。伦勃朗是一位专注于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力的艺术家。梵高也将成为这样的艺术家，不过，他的艺术表现手段，是把他的内心所想投射于外部世界：投射于树干、玉米地和满天星斗。斯宾诺莎说，上帝即自然；更确切地说，上帝是万事万物的名字，上帝萦绕、笼罩、包裹、联结并统一着我们的内在与彼岸世界。希腊语课让梵高备受煎熬，可给他上课的老师却赢得了他的极大爱戴。这是一位名叫曼德斯的葡萄牙裔犹太人，家住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斯宾诺莎和伦勃朗都曾在此居住，因此，梵高十分乐于了解并探索有关这里的一切。在阿姆斯特丹期间，梵高被伦勃朗迷住了，并最终找到了他。离开阿姆斯特丹之前，在写给他兄弟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他首先表达了他对提奥迁居巴黎一事的喜悦，接着，他告诉提奥，他终于发现了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找到了伦勃朗在宽街上的故居。”他写道。随后，宛如对他自己苦乐参半人生的一种预兆，他又补充道：“秋日巴黎的盛景无比光辉灿烂。”[306][307]

不知何故，阿姆斯特丹既是一处铁石心肠、不好应付、因循守旧的保守之地（窄街狭巷间，挤满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蒸汽机司炉工、扛玉米工和售卖锯末与木屑的小贩；地狱和硫黄倾泻而下[308]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冰冷、回声嘹亮的教堂里低头祈祷），又是一个高度颂扬个体性的地方：这里的居民积极推动个人权利概念的传播，对阿姆斯特丹在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性角色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并总想向世人炫耀这一点。卡尔·马克思现身此地八年之后，文森特·梵高丧失对该城的一切希望一年之后，一场旨在推动医学事业发展的国际研讨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场间休息时，一场活人静画表演被搬上舞台。这一来是为了取悦来宾，二来是想唤起大家对医学界的一个特殊进步的关注。考虑到来宾以外国的医学界同僚为主，在这段名为《未来》的演出中，阿姆斯特丹主办方重现的是尽人皆知的伦勃朗名画《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演员们穿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服装，但与之前任何一场类似的演出都有所不同的是，其中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的。所有来宾都明白主办方此举的用意：每个人都知道，位于“画布”中央的那位女演员，除了代表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外科医学先锋尼古拉斯·蒂尔普大夫之外，更代表在场的诸多医师中的一位：这是一位再显眼不过的医师，因为她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女性。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她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

她名叫阿莱塔·雅各布斯。此时的她年仅二十五岁（不仅是梵高的同代人，而且几乎跟他的年龄相差无几），却早已声名在外：她不仅是第一位取得大学文凭的荷兰女性，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取得医师资历的女性（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医师数量，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此外，她入学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她的学识与能力当然完全够格，但在当时，让医学院接收一位女性申请人的想法如此惊世骇俗，以至于她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荷兰首相托尔贝克，恳请后者代表她出面干预，好让她有被录取的可能（向她的父亲核实完相关情况之后，首相准许了她的请求）。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雅各布斯便渐渐意识到女性所处的从属于男性的次要地位。她博览群书，深受穆尔塔图利原始女权主义思想的启发。十四岁时，她读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女性的屈从地位》。这是一本呼唤性别平等的小册子，而密尔本人，则大概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个人权利倡导者。“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痴迷于独立和自由。”她后来写道，“因此，该书荷兰版的书名《对女性的奴役》让鼓舞、沮丧与恐惧之感交替涌上我的心头，也就毫不奇怪了。它成为我个人的试金石，强化了我见到、听到或者发现的一切。女孩儿当不了医生。人们告诉我，大学只招收男孩儿。当我思考这一切时，我意识到，男人不仅制定法律，还动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全部特权预留给他们自己，并迫使女性永远扮演从属性的角色。我知道这注定要发生改变，但到目前为止，我对此毫无头绪。”[309]

取得医学学位之后，雅各布斯开始在绅士运河附近挂牌行医，这是市中心最为时髦的地段之一。然而，激荡在内心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促使她与当时的全行业工会主席，一位名叫伯纳德斯·海尔特的家具制造商，打上了交道。通过海尔特，雅各布斯结识了不少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生育、基本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一无所知。海尔特帮她开了一家免费诊所。最终，她直接搬进了约尔丹区，紧邻环状运河带的工人阶级贫民窟。

在那里，她认识到，一个反复上演的恶性循环，才是让女性地位和境遇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本来就穷得叮当响、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家庭总是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并因此在贫病的泥潭中越陷越深。1870年代，她成为荷兰国内，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提倡使用避孕措施的人。当时的荷兰医学界和荷兰社会，正浸润在极端保守与禁欲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气之中，人人谈“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可她却让她的病人对一系列避孕用品及工具进行测试，并得出结论：膈状子宫托（子宫帽[310]的一种）是最行之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

当她提出，避孕不仅对女性本身有所帮助，更有益于家庭及整个社会之后，反对她的声浪愈发高涨。用她的话说，她的辛劳与汗水，换回来的却是“来自我所在医疗机构全体成员的滔天怒火”。“全体成员”当然都是男性。在她的一些同事看来，她为推广避孕而做的种种努力证明，弱小、幼稚、不谙复杂世事的女性根本就不是当医生的材料。在谴责之声纷至沓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她去城内的新中央公园冯德尔公园散了一次步。她一边走一边琢磨，人们对避孕的普遍反对或许也有其合理性：“让避孕成为一件毫不费力的事，会不会最终把我们引向一个再无新生儿降生的世界？”她扪心自问，“避孕会不会导致通奸与婚外情的盛行？此外，生育率的下降会不会威胁国家的经济地位？”怀疑期过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的信念。宣扬自己的观点时，她的论调几乎与现代人无异：“避孕将大幅降低意外怀孕的数量，因此，基于社会、社会学以及个人方面的诸多原因，它应当受到我们的接纳和欢迎。”雅各布斯位于约尔丹区的办公室逐渐发展为一些女权史学家口中的“世界上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有朝一日，批评与指责之声渐渐淡去，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找她，就被她称为“计划生育”的问题征求她的建议。[311]

声名鹊起之后，雅各布斯成为许多阿姆斯特丹市民心目中的英雄，但与此同时，在报界、她的同事以及一般的荷兰人看来，她则是混乱与不安的源头。她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性，却用一种被认为是非常“不女性化的”方式抨击嘲骂社会上的偏见与不公。她举止端庄，却在个人生活方面选择了一条非比寻常的道路。她称婚姻为一桩针对女性的经济陷阱。尽管如此，三十八岁那年，她还是嫁给了一个名叫卡雷尔·维克托·赫里岑的激进政治家。他俩携手打造了一种现代婚姻关系：收支与银行账户各自独立，在决策制定方面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她领导了一场旨在为女店员争取应有权利的运动。当时，商店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店内的女性员工除了要每天连续工作十五个小时之外，还必须在工作时间内一直保持肃立待命的状态，而这无疑将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同时，她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和平主义者，并最终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亲自接见。借此机会，她恳请威尔逊不要让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礼貌地拒绝了她。

从很早的时候起，雅各布斯便开始相信，女性面临的所有难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连接点则是她所谓的个人权利中的“不可转让之物”。她坚信，不让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特权没有任何伦理道德方面的依据，为此信念大声疾呼时，她的言辞变得愈发强硬和刺耳。她从对生育控制的论战直接转入对女性选举权的争取。1883年，她要求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和市议会把她的名字列入合格选民的名单。她的依据是，荷兰宪法并未明文否认女性的投票权。事情一直闹到最高法院。她的申诉被驳回。法院阐释驳回理由时使用的逻辑进一步激怒了她：院方认为，首先，女性本来就“没有完全的公民身份或者公民权利”，因为，“她们缺少（拥有完全公民身份者所必需的）投票权”。“荒谬至极。”雅各布斯回应道。法院还进一步论述说：“丈夫和父亲为他们的妻子以及未到法定年龄的孩子交税的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已婚妇女被排除在‘公民选举权授予范围’之外。”又过了两年，修订后的荷兰宪法清楚而明确地规定，只有男性公民才享有投票权。[312]

雅各布斯把战火烧到了国外。1899年，她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妇女会议。会议期间，她同苏珊·B.安东尼成了朋友。她还与另一位为妇女争取参政及投票权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卡丽·查普曼·卡特一起，游历中东与亚洲各地，探查并记录当地妇女的苦难与困境，并通过20世纪初的媒体传播和放大妇女问题。1919年，荷兰妇女获得投票权；次年，美国妇女也获得了投票权。1929年去世的雅各布斯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的握手言和、结伴共行，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观收入，让1900年代初的阿姆斯特丹沉浸在一种文艺复兴般的氛围之中，有点像一个“迷你黄金时代”。虽说没能像真正的黄金时代那样将影响波及至更为广阔的世界，但“迷你黄金时代”的出现，让这座城市得以将自身塑造为20世纪都市生活的样板：繁荣、美丽、舒适、时髦、奋勇争先、拼搏向上。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财富。马克思让这个词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本是想刺伤和触怒资产阶级，可经济自由主义者却将它揽入胸怀。新兴抑或重获生机的产业（其中许多都发源于东印度群岛）盛极一时。长久以来，城内及城郊的工厂一直以通过搅拌制取黄油为业；1870年代，它们开始用椰肉转制人造黄油，并开办起相关产业。苏门答腊岛上发现的原油引发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在1890年的成立。后来，该公司与英国壳牌公司合并，并从2012年开始成为全球第四大企业。[313]1891年，赫拉德·飞利浦与弗雷德里克·飞利浦两兄弟在艾恩德霍芬创办了一家生产电灯泡的工厂。日后，从电子管到盒式磁带录像机，飞利浦几乎成为每一项新技术的领跑者。不过，阿姆斯特丹的“经济发动机”是多样化和多方面的，植根于数十项产业：金属加工业、造船业、印刷业、咖啡酿造业、钻石抛光业和烟草加工业是其中的支柱性产业。1864年，赫拉德·海内肯[314]开始在城内酿造啤酒之后，支柱性产业的名单上又多了一项。

当然，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厂主们纷纷削减工资、延长工时，而这无疑将摧毁劳动群体的立命之本。满足日常生存所需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个个家庭在新的负担与压力之下土崩瓦解、一蹶不振。父母被迫将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女孩变成妓女；男孩变成小偷；而且，无论是做小偷的男孩还是做妓女的女孩，一旦被抓住，便要遭受极其严厉的处罚，而这使许多人确信，自由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服务于资本家体系的强制执法者。于是，工会与社会主义党派的声望水涨船高。因为它们高举让生活多一些公平、少一些严酷的承诺；更因为它们借助定期会议和报纸向世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用以取代毫无指望的慰藉与传统。

在很多地方，事实确如我上面所言，但在荷兰，社会与政治斗争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势。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既阴暗又可怕的目标）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彻底革命，而荷兰人则比其他人更早放弃了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更务实、更脚踏实地的变革方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尽力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315]1890年代，马克思主义教条派与社会改良派之间的激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赫尔曼·霍尔特的职业煽动家。我觉得，有必要用几段话谈论一下这个人，因为我发现，他的个性竟是如此丰富多彩：大学期间的一次彻夜长谈之后，你将与他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随后，你又将穷尽余生，竭力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霍尔特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研习古典语言，一度将成为一名“讴歌自然的诗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二十五岁那年出版的《五月：一首诗》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随后，他因抑郁症而崩溃。除了他母亲的悉心照料之外，斯宾诺莎（在霍尔特的心目中，斯宾诺莎是真理、自然与本真的最终裁决者）著作的精神滋养，在他逃离抑郁深渊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出版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荷兰语译本以及一部汇集“斯宾诺莎主义诗歌”的诗集。[316]

再后来，霍尔特对社会主义思想一见倾心。斯宾诺莎被他扔出窗外；现在，马克思才是他的英雄。霍尔特一辈子都没干过几天正经工作（他试过教书，却发现学生们全都是“讨厌鬼”和“烦人精”，只好作罢），不过，他一天比一天确信，马克思在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方面的革命理论是神秘莫测而又确凿无疑的真理。他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公共演说家，四处宣讲工人阶级的苦难与即将到来的革命。随后，他加入社会民主党（荷兰共产党的前身）并成为该党刊物的编辑。从此以后，他摇身一变，成长为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不过，在参加社会民主党集会的金属制造工、管道安装工和印刷工看来，他似乎更像是一个笑柄。霍尔特好像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言行间的巨大反差：他一方面说着不留活口、赶尽杀绝之类的革命修辞；另一方面，在穿着打扮和私人生活上，他总喜欢戴一顶草帽和一副夹鼻眼镜，热衷于打网球和板球。事实证明，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之后，霍尔特自相矛盾的特点同样体现在他的个人兴趣方面。他想把马克思的真理转化为一种新形式的神秘诗。他出版了一部旨在带领读者穿越人类经济觉醒的美学境界、以狂热的共产主义作为高潮和顶点的诗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驱使他的狂热更上一层楼，然而，客气地说，他之后的诗歌至少是不成熟的。他的最后一部诗集被定名为《工人委员会》。

在社会自由主义激辩的另一阵营中，一个名叫亨利·波拉克的人脱颖而出。长久以来，工薪家庭一直饱受无人约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击与摧残，波拉克一家自然也不例外：小时候，波拉克与父母以及十个兄弟姐妹一同挤住在阿姆斯特丹“黄油市场广场”上的一栋公寓里。[317]波拉克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然而，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他不得不在十三岁时辍学，去钻石抛光厂里做工。十八岁时，他来到伦敦。在海德公园的公共集会上，他被马克思的思想迷住了。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后，他加入了空谈理论、死板教条的社会党，但是该党宣扬的意识形态听上去更像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这些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言论很快便让他感到厌烦，于是他开始致力于走上一条更切实可行的社会自由主义道路。[318]

波拉克观念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一个犹太人有关。散居各地之后，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犹太人一直过着极为低调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因此，宣扬公平与正派的社会主义方案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不过，他们对革命思想极为反感。几世纪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他们，一旦革命遭遇不测甚或彻底失败，犹太人准会被最先拉出来当替罪羊。波拉克博览群书，旅居英国的那些年，费边社倡导的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温和改良道路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是荷兰钻石工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成为该工会的主席（犹太人在工会成员中占压倒性多数）。这样的高位让他得以将自己头脑中的理念付诸实践。为工人盖几栋像样的房子只是一个开始，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真正幸福的生活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在他的奔走与努力下，工会开始向工人提供健康保险以及有助于个人提升的各类课程；工人有了进图书馆的机会；他们还得到个人卫生乃至家具布置方面的指导。波拉克委托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亨德里克·贝尔拉赫为工会设计建造一座新的总部。在贝尔拉赫的构想中，它应该是一座中世纪意大利豪华宫殿的现代翻版，一座人民之宫；因此，它被人们称为“城堡”。如今，这座建筑是一家小型博物馆。穿行其间，精致细腻、雅致考究、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等词纷纷涌上心头，可见波拉克等人为这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想法——撼动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体系，让工人过上好日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建筑的外部结构由彩色玻璃、雕刻砖墙、新艺术壁画以及铭刻在墙壁上的献词组成，在献词中，工人们向引入八小时工作制（1919年在荷兰正式生效）的工会机构致以由衷的谢意。

钻石工会俨然成为该城其他工会组织的典范。波拉克本人更是平步青云，身兼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与国际钻石工会联合会主席两职，为阔步前行的社会自由主义注入一股浩大的温和之流。

在阿姆斯特丹，铁了心要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与拒绝革命的社会改良派之间的冲突一度升级到非拼出个高下不可的程度。不过，城内的绝大部分工人并未参与其中，而是纷纷摆出一副冷眼旁观的架势。报纸和工会大厅是两派争论社会自由主义道路选择问题的战场；一家存续至今、沿阿姆斯特尔河而建、名叫“破冰者”的咖啡馆是两派领袖最常光顾的聚饮场所，因而也是两派交锋对垒最为激烈的地方。

争吵与喊叫结束后，赫尔曼·霍尔特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死硬捍卫者在阿姆斯特丹呼风唤雨的日子到头了，他们开始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取代他们的是另外一些新生事物。如今的阿姆斯特丹所具有的种种特质，正是在那时变成热门话题与关注焦点的，而且，荷兰人对这些特质并不陌生。20世纪初，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生意与金钱重于一切的地方，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座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为低收入阶级提供精神支柱与社会保障的城市。局外人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它是怎么做到两者兼顾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这里的资本家必须做出承担社会福利义务的保证。该承诺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负责城市运营的摄政者们（基本上都是掌管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创办了一些欧洲最早的孤儿院（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大多兴建于惨烈的战争之后）和老人院。此外，在城市规划中，各自独立、相互隔绝的贫民区与富人区不复存在，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生活在同一个街区，比邻而居。

如果要探寻该城“双重身份”的根源，则必须回溯到更早之前，回溯到该城草创初建、治水斗海的岁月。早在本书的开篇部分，我就着重强调过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概念：填海拓地与建坝护地涉及两种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它既需要共同的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又滋养了浓厚的个人主义风气。想象一下，一群生活在中世纪的人站立在岸边，眺望水的另一边，决意再造他们眼前的景物，全靠汗水与累断脊背的辛劳，化沧海为桑田。为了将水永远控制在海湾以内，对河坝与圩堤系统的维护是一项无休无止的长期任务。如此规模与程度的协同合作，必然会使该群体产生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而且，一旦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便归他们所有，而不是像欧洲其他地方那样成为教会或者国王的财产。个人拥有自由买卖或者租赁它们的权利。这股原始资本主义力量激发起一种个人主义情感。不过，没有潜藏在表面之下的社会纽带，个人主义根本无从谈起。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两种在外人看来水火不容的观念，在此不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还在该城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伴随社会自由主义的推进与前行，一位强有力的新领袖脱颖而出。弗洛·维博成长于一个罗马天主教之家，最初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神父。但是，十七岁那年，接触到穆尔塔图利进步的反宗教著作之后，他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投身木材贸易。他的买卖做得非常成功，木材远销俄罗斯与美国各地，财富自然也滚滚而来。与此同时，他深受当时盛行的阶级与社会正义思想的影响，不但成为一名社会自由主义者，还在市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

就任期间，他负责监督该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扩建流程与黄金时代早期如出一辙：市郊的一大片半圆形土地被阿姆斯特丹收入囊中，城区面积一下子膨胀为原来的三倍；随后，设计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勾勒出城市新区的轮廓，以便为该城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安居之所。维博决心把亨利·波拉克的社会愿景印刻在城市新区的面貌之中。“提升工人阶级文化修养的出发点，”维博说，“在于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319]钻石工人“城堡”的设计者亨德里克·贝尔拉赫负责新区的总体布局与规划，数十名年轻的建筑师负责填补地图上其他的空白部分。新区不仅不能原样照搬建造于17世纪的运河区，还必须填补它的种种不足。上一次扩建时，作为对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宏伟纪念碑式建筑风格的某种回击，阿姆斯特丹运河屋的价值与独到之处得以彰显：它们表明，事实上，是城内的居民、家庭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非各类机构的高楼大厦，预示并宣告了该城的崇高与伟大。城市新区必须以一种契合摩登时代潮流的方式继承并重申这一理念。拔地而起的独栋联排住宅鳞次栉比，一个街区紧挨另一个街区。它们遵循几个共同的设计原则：砖石建造，高度有限，宽度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过，除此之外，建筑师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们在砖石上雕刻，创造弧形与塔楼，把动物与儿童雕塑巧妙插入建筑外墙，将琉璃瓦与彩色玻璃融为一体。设计屋顶时，年轻的建筑师们“就地取材”，把17世纪运河屋（距离新区只有几分钟步程）使用的各式各样的山形屋顶拼凑结合在一起。新区的建筑设计理念源于一场兴起于德国的美学潮流，不过，该潮流的荷兰变体并非盲目的跟风抄袭者。事实上，二者间的差异如此显著，以至于人们给这一荷兰变体单独起了一个名字：阿姆斯特丹学派。

独栋联排住宅都是商品房，而公寓楼的设计目的则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房。设计这些社会保障房时，建筑师们甚至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与温情。其中最著名的是“轮船”：一片长达一个街区的公寓建筑群，靠近滨水区，砖石建造，看上去像随时准备扬帆远航的海船（如今，这里成为向世人展示阿姆斯特丹学派建筑风格的博物馆）。1915年到1921年，六年间，共计三万栋住宅在此落成。[320]维博的成功离不开两大关键因素的协助：其一，他知道怎样交替使用自己性格中倨傲专横（新闻界习惯称他为“强权者”）的一面与谄媚诱哄的一面；其二，他的运气不错，刚好搭上历史的顺风车。汇聚在他身上的好运气似乎直接体现在他本人的名字上。他的政治宣传口号是“Wie bouwt? Wibaut!”（谁建造？维博！）口号中的问题与答案在荷兰语中具有相同的发音。

不过，维博还拥有另外一些有利因素。他并不是一个冥顽不化、墨守成规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者，不是那种对更大的经济现状浑然不觉抑或愤慨异常的人，而是一名见多识广、精明能干、通晓人情世故的商人。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监管这一庞大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私人开发商承包住宅的建设，并借此获利，但是，为避免17世纪扩建工程中层出不穷的投机倒把与贪污腐败，维博与市政府里的一个名叫威廉·特勒布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起，设计出某种被他们称为“erfpacht”或者“地租”的政策。该政策规定，房屋购买者享有房屋所在土地的长期租赁权，而不是它的永久产权。同时，由房产公司经营的社会保障住宅群，既允许私人投资，又处于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321]从20世纪初至今，该体系几经更迭，但其基本特质与不懈追求却不曾改变，那便是：以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刺激、吸引资本，坚守造福普罗大众的承诺。

20世纪早期，阿姆斯特丹城内的一幢新落成的建筑成为社会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彼此携手合作的强烈意愿的见证，同时也预示着维博时代的到来。1903年，经济自由主义的新“教堂”举行了命名仪式：从17世纪建成的首个股票交易所沿街北行，不多远，一座现代股票交易所便映入人们的眼帘。这座同样由亨德里克·贝尔拉赫设计的建筑拥有堡垒般的外形，饰以赤陶和金瓦壁画，把传统乃至古典风格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以浮雕的形式刻画在外墙上的诗文与镶板，传达出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混杂信号：既洋溢着资本主义气息，又洋溢着社会主义气息；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又有对社会未来走向的思考。其中一块浮雕描绘了一个母系氏族社会下的天堂般的世界，另一块浮雕展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行各业人士，镌刻在下方的铭文信心满满地宣称：

地球即将统而为一，其上各族群之人

将组成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大联盟。

该建筑的职能与功用是全然资本主义的，但其外观、其所传达出信息，却是社会主义的，而它的设计初衷，则是要将这两股原本水火不容的势力团结在一起。

奇怪的是，1914年到1918年的这四年间，阿姆斯特丹的报纸杂志与私人通信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人们依旧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似乎从未被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所打乱。大战期间，荷兰政府设法维持了自身的中立地位，因为他们坚信，大战是各强权为主宰世界而进行的争斗，跟小小的荷兰一点关系也没有。用一位荷兰作家后来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自尊心告诉我们，用我们的鲜血来为别人的野心买单，实在有辱我们生命的价值”。[322]四年里，荷兰军队持续不断的演习与调度，让阿姆斯特丹的前行之路变得无比缓慢沉重，但是，片刻的暂停绝不可能终止该城的扩建计划。

大战刚一结束，一度中断的开发与建设便再次上马。一座全新的体育场在公寓建筑群之间拔地而起，成为192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在192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市领导们看来，扩建不仅有助于拆除棚户区与贫民窟、为市民提供新的生活空间，更是一个改善社会流动方式的绝佳契机。亨利·波拉克是启蒙运动的拥趸。他希望通过鼓励与引导，把工人从传统习俗（尤其是宗教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学习并通晓科学与艺术知识。他格外留意自己的犹太同胞。17世纪时，犹太人在各地均遭冷遇与刁难，唯有阿姆斯特丹以相对包容的态度迎接他们。结果是，到了波拉克的这个年代，城内犹太居民的总数已高达八万人，占全城总人口的13%。不过，这种包容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而且，从斯宾诺莎生活的时代起，大部分犹太人一直以相对封闭的状态蜗居于城内古老的犹太人区。波拉克鼓励犹太人搬到别处，与更广大的族群混居交融。

他们照办了。数千犹太人离开老聚居区狭窄、拥挤、营房般的住所，搬入城市南郊的新区。新区的公寓与独栋住宅极为现代，房间又大又宽敞，干净洁白的墙壁取代了老旧发霉的墙纸。窗外的林荫路十分引人注目，非常适合于散步闲逛。搬家后，原本一辈辈只能当工人的犹太人开始投身新的行业与工作。犹太人与非犹太族群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普遍。对犹太人的歧视与偏见固然存在，但是，一股清新之风正吹拂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人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在20世纪，一切都将与从前大为不同，一切都将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对阿姆斯特丹来说，此番充满希望的最新扩建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若要更深入地探寻并了解这一段历史，不妨看一看以下三个家庭的故事。不难想象，搬进新区的犹太人大多是钻石工人。对那段时光的记忆，至今依旧保存在该区的一连串街名之中：黄玉街、钻石街、翡翠街。我们故事中的第一对夫妇搬进了蓝宝石街。从蓝宝石街溯运河而上，只消走过几个街区，便可来到故事中另一对夫妇的新居。第一对夫妇的儿子若埃尔·布罗梅，爱上了另一对夫妇的女儿丽贝卡·里特梅斯特。二人成婚后，这个对艺术颇为敏感的小伙子干起了商铺布料与橱窗设计的工作。1925年，他们的女儿弗里达降生。随后，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搬入南阿姆斯特尔大道，这是依照贝尔拉赫的规划建造的诸多宽阔的林荫道中的一条。少女时期的弗里达获得了更多长辈的关怀与照料：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住在距离她家只有几街区远的地方。弗里达告诉我，父母对她宠爱有加，儿时的她享受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与此同时，另一个犹太裔钻石切割工的儿子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爱上了一个名叫罗莎莉的姑娘。1913年，二人结为连理，并把家搬到了被如今的阿姆斯特丹人称为斯宾诺莎街的地方。同年，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拿到了他的医学学位。受扩建时代的自由风气与女医师阿莱塔·雅各布斯的影响，两性问题逐渐成为他研究与关注的焦点。他意识到，性别差异、性冲动与性行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却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妖魔化、变态化，竭力压制、囚困、歪曲、败坏这股声势浩大、无可否认的力量。他决心专攻这一在当时几乎还不存在的学科，立志成为一名性学专家。

一开始，他紧跟阿莱塔·雅各布斯的步伐，聚焦生育控制问题。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推行生育控制，只是为了把民众拉出穷困的深渊，然而，随着思路的拓宽与延伸，身为性学专家的他日益专注于女性问题，并认为，性别平等才是生育控制乃至全社会理应致力达成的最终目标。[323]用他的话说，生育控制能保护女性免遭男性“过于旺盛的生殖需求”的伤害。1929年，雅各布斯去世后，普雷姆泽拉协助创办了阿莱塔·雅各布斯之家（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并亲自担任其主管。翌年，他在美国旅店（这座又大又新的建筑是该城新黄金时代的主要象征之一）举办了一场公共活动。活动中，参与者小心翼翼地把有关“性”的问题写在纸上，交由普雷姆泽拉回答。此时的普雷姆泽拉在乎的不仅仅是生育控制问题，更有意将“性”作为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解放的一种手段。他开办了一档以“性”为主题的广播节目，还创作了一系列光听书名会让人误以为是出版于1970年代而非1930年代的书籍（比如，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给我们孩子的性教育》）。[324]这一切给当时盛行的保守主义文化带来了极大冲击，不过，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设法维持了自己严肃正经的形象，挨过了纷至沓来的指责批评与污言秽语。此外，在他的争取下，弗洛·维博也出手相助，帮他渡过难关。从年轻时起，读过穆尔塔图利著作的维博就是性改革与女性权利的坚定拥护者与倡导者。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贝尔纳德的家庭生活：在这些年里，他和罗莎莉共育有三子。时机成熟之后，罗莎莉便用她丈夫的著作开诚布公、大大方方地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本诺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他后来回忆说，某天，置身于校园之中的他意识到，在人体以及大人们在卧室里干的那些事儿方面，他的了解与认识远超全班所有同学。从总体上看，他们一家人沉浸在一种世俗、开明的气氛之中，而且在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很多犹太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或许生而为犹太人，”本诺说道，“但我们并不信教。在社会主义和人文主义面前，宗教信仰根本不值一提。”[325]

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纷纷搬进这座城市。阿姆斯特丹再次担起了它在过去的不同时代里曾经多次扮演过的角色：一处举世闻名的自由、相对包容之地，城市规划者的施工建设方案考虑并惠及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奥托·弗兰克是一个德裔犹太人，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殷实之家。弗兰克的父亲在一家以他的姓名命名的银行担任总裁。在海德堡大学，奥托与一个名叫内森·斯特劳斯的德裔美国人成了朋友。纽约梅西百货公司是斯特劳斯家族的产业。斯特劳斯帮奥托在梅西百货找了一份工作。于是，奥托漂洋过海，一头扎进激荡着奇遇、冒险和旋涡的曼哈顿中城区。然而，他父亲的死亡迫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回到德国的他担起挽救父亲银行的重任。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开始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战争的硝烟散尽后，他与埃迪特·霍兰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并一同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困窘的岁月：战后的德国饱受贫穷、经济萧条与恶性通货膨胀之苦，战败带来的耻辱更是挥之不去。银行业陷入低谷，奥托试图通过把银行搬迁至阿姆斯特丹来维持其运营，却并未奏效；他只得返回法兰克福。最终，米夏埃尔·弗兰克银行宣告破产。

1929年，华尔街股市的崩盘引燃了肇始于1930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其中，德国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失业人数一度高达六百万，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势力日渐增强。1933年，奥托·弗兰克与埃迪特·弗兰克膝下共有两女：大女儿玛戈七岁，小女儿安妮四岁。在银行崩溃倒闭的同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颇有些先见之明的奥托·弗兰克认定，在可预见的未来，犹太人在德国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弗兰克一家搬到阿姆斯特丹，不仅因为该城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绝佳避难之所，还因为奥托在那里有熟人。奥托在一家名为奥佩克塔的果胶（制造果酱所必需的一种凝胶）制售公司里谋得了一份荷兰地区经销商的工作。弗兰克一家住进梅尔韦德广场附近的一栋公寓。弗里达·布罗梅的家与这栋公寓挨得很近。

此时的阿姆斯特丹同样笼罩在全球经济低迷的阴影之下：城内20%的居民失业；无业游民排起长队，等待着被送往城外的劳动营。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或者至少对我所采访过的那些人来说），这里仍然算得上是一处安乐窝。款款拉开帷幕的1930年代仿佛一场慵懒倦怠的梦：每年夏天，弗里达的父母都会租下赞德福特附近的一处海滨别墅；生日时，弗里达的父亲会雇来一整支乐队，在门阶处为她演奏小夜曲庆生。邻居们很快便发现，安妮·弗兰克与玛戈·弗兰克的性格反差极大。安妮是个既外向又执拗的姑娘。据传，四岁的时候，安妮与她的祖母登上一辆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之后，安妮高声喊道：“就没有人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儿吗？”比安妮大三岁的玛戈安静而又寡言，有点书呆子气，不过，游戏与玩闹中总少不了她的身影。[326]与玛戈同岁、现居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亚普·格伦回忆说，他曾经和玛戈在她屋前的广场上打棒球。弗里达记得，她曾经和弗兰克家的女孩们玩跳绳。

在与男孩们的关系方面，弗里达和安妮都十分早熟。比安妮大四岁的弗里达在她的少女时代交过好几个男朋友。她交往过两个叫安德烈的男孩。“不过，鲍勃·德容才是我的真爱。”某天，在她的公寓里追忆往事时，弗里达对我说。我觉得，她真正的意思是，鲍勃是她的灵魂伴侣和一生的至爱。鲍勃把他的一头金发笔直地梳到脑后，永远是一副从容不迫、恬静安宁、耐心十足的表情。她给我看了一张她本人与鲍勃的合照。照片中，两人一同望向镜头：鲍勃看起来既诚恳又认真，脸上挂着一抹浅浅的微笑；而弗里达则似乎有点闷闷不乐。“永恒的情侣。”我们一起研究照片时，弗里达说道。

鲍勃就住在弗里达家附近，靠近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从没去过他家。”弗里达说，“总是他来我这儿，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穿过马斯街来到南步行街，再向左拐。那里有一家名叫‘小牛犊’的咖啡馆。我们总是去楼上的房间，因为楼上常常空无一人。钱够的话，我们就点热巧克力；不够的话，我们就喝咖啡。我们讨厌咖啡。接着，我们便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相互拥抱。”

纳粹的坦克出现在荷兰街头时，鲍勃与弗里达间的青涩恋情依然在继续。有一阵子，他们社区内的人过着跟先前一样的生活：沿着宽阔的林荫道闲庭漫步；头顶上，（依照贝尔拉赫的设计种植的）小树的枝丫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然而，一团乌云正在天空中悄然积聚。鲍勃既感受到“乌云”的存在，又感受到自己那颗因情愫而剧烈起伏的心脏。他写了一首诗：

虽然所见皆是愁云惨雾，

但在我等待更快乐的日子到来的过程中，

有一样东西放射光芒，普照万物。

那就是爱。这个小淘气鬼

把它所拥有的最美丽的事物给了我：

这件娇小的珍宝

好似一个小公主，

正用无比喜悦的目光注视着我。

几个月之后，鲍勃不幸成为首批被纳粹抓走的犹太人之一，接着又成为首批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之一。后来，弗里达听人说，约瑟夫·门格勒医生[327]把鲍勃单独挑选出来，关进为他的人体实验对象专门预留的病房。自由主义——不断演进的旨在全面表达人类本性的努力——即将面临一场惨无人道的威胁。

9 “我们通知你，一支实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正在展开行动”

如果你上网搜索“安妮·弗兰克视频”的话，会找到一段时长二十秒的黑白影像。它拍摄于1941年6月22日的阿姆斯特丹：鲍勃·德容献给弗里达的诗正是在这一天前后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一天之后，存在于城内的纳粹开始成为居民恐惧与憎恨的对象。当日，一对情侣在梅尔韦德广场成婚，他们的朋友抓拍下新娘与新郎离开公寓时的样子。这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意义非凡的影像有三个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以及最为明显的一点是，镜头向上扫过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观察那对衣着华丽、正要走出公寓、即将沐浴在日光之下的情侣，刚满十二岁的安妮·弗兰克从她房间的窗户探出头来。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这是安妮现存的唯一一段影像，更因为，这个一闪而过的片段其实很好地表现了她的性格。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记得，对她的父母来说，脑子快、坐不住的安妮·弗兰克是一个既难于管教，又让人头疼的姑娘。看影像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了跟屋内的某个人说话（想必是她的母亲或者父亲），安妮猛地回了一次头。这一孟浪泼辣的举动，充满我行我素的做派，十分符合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小片段的第二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得以一窥弗洛·维博监督建造的阿姆斯特丹新区。一切都是清新而又干净的样子，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里极富现代气息。城市非但不复伦勃朗时代的面貌，甚至日新月异到连1870年代在此逗留并徜徉的文森特·梵高都认不出来的程度。可以想见，这是一个会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你几乎可以听到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而且，你知道，傍晚时分，电灯会啪的一下被打开。

影像中，人们再如常不过的生活状态是第三个不同寻常之处。片段最后，镜头转入沿街方向时，散步的人、骑车的人以及两辆正在拐弯的汽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个安静而又晴朗的日子里，一对情侣动身前往他们的婚礼地点，而其他人则一面优哉游哉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一面注视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纳粹迈出鲸吞欧洲各国的第一步，而荷兰国内却是一派惊人的歌舞升平之景。荷兰人认为，二十六年前的历史必将重演：交战各方会跟从前一样，尊重荷兰发布的中立声明。事实上，希特勒甚至在对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誓说，他将会尊重荷兰人的立场。然而，演讲的第二天他就下达了入侵荷兰的命令，并颇为准确地预见到：“征服完成后，没有人会质疑我们行动的合法性。”[328]1940年5月9日晚间，无数迹象表明，德国人的袭击近在咫尺。然而，《共同商业报》乐观过头的编辑却把这样一篇文章排进翌日报纸的版面，文章的标题是“紧张局势解除，预计的事件不会发生”。[329]次日黎明前，这些报纸刚刚送入报摊几个小时，荷兰全国的居民便穿着睡衣跑了出来，看着在他们的头顶上隆隆飞过的重型战斗机。数小时后，德国驻荷兰大使尤利乌斯·冯·策希—布尔克斯罗达伯爵照会荷兰外长埃尔科·范克莱芬斯。伯爵是一位行事颇为老派的外交官。1909年，贵族势力衰微，伯爵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跟荷兰人一样，伯爵本人也被希特勒愚弄了。他的任务是向范克莱芬斯宣读开战电文，但是，国家的卑鄙行径让他深感羞愧和尴尬，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荷兰外长拿过电文，自己读了起来：“我们通知你，一支实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正在展开行动。一切抵抗都是徒劳。”[330]

荷兰军队迅速组织防御。战斗短暂而又激烈，却可能导致了比直接签署投降协议严重得多的结果。一时受挫于鹿特丹城下的德军以一触即发的空袭为威胁，逼迫守军投降，遭到该城防务长官彼得·沙鲁上校的严词拒绝。随后，九十架德军轰炸机飞抵鹿特丹上空，投下一百多吨炸弹，市中心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德军飞机侵入荷兰空域五天后，在让乌得勒支成为第二个鹿特丹的威胁下，荷军总指挥被迫放弃抵抗。荷兰就此落入纳粹德国之手。

对阿姆斯特丹来说，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十分轻微：一架受伤的德军飞机在该城上空投下两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绅士运河与蓝色防卫堤运河的交汇处，炸毁了一栋房屋，炸死了四十四位居民。四天后，1940年5月15日，一长列德军士兵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接管了这座城市。荷兰纳粹党（简称NSB）党员站立在街道两侧，向进城的德军致纳粹举手礼；之后的几年里，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越来越暴力凶残。其他居民则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遍布全城的德国占领军在他们觉得舒服的地方自顾自地安顿下来。在维博创建的阿姆斯特丹新区，令人胆寒的安全警察（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就隶属于安全警察）在欧忒耳珀街的一所学校内设立了办事处。帝国特派员[331]把博物馆广场附近的一处宅邸作为自己的总部（说来也怪，如今，这里是美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馆）。费策尔街的荷兰贸易协会变成德国空军的办公地点。如今，这栋建筑是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的所在之处。馆内收藏着自建城至今每一个阿姆斯特丹人留下的一切文件。每一个受邀进入馆长办公室的人都会注意到，墙上挂着一面时钟，钟面上的数字“1”旁有一个小洞。事情是这样的：德国空军指挥官告诉荷兰贸易协会会长，他必须在下午一点之前离开；见那位会长一副哼哼唧唧、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样子，指挥官掏出手枪，瞄准数字“1”打出一枚子弹，以申明这一不容商议的截止时间。[332]

纳粹占领荷兰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最初几个月里，一切都平静如常。可是，如果把“安妮·弗兰克视频”置于当时世界局势的背景之下，人们定能看出波澜不惊之下的暗流涌动：日前，德军凭借空中力量攻陷克里特岛；巴格达城内的一次大屠杀导致数百名犹太人身亡，其中一些人甚至是被乱剑劈死的；克罗地亚人大举残害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盟军实施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将近两年前，纳粹占领波兰；没过多久，纳粹就开始大规模处决波兰境内的犹太人。[333]在这样一个硝烟四起、烽火连天的世界，在这样一座纳粹占领下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平静生活注定不会长久。

荷兰自由历史上的这些“断点”无疑是对本书的副标题以及自由主义概念的一种讽刺。当你以足够远的距离审视纳粹主义时，你或许会发现，它的基本架构看起来就像某部糟糕的科幻或者奇幻小说。纳粹的种族纯洁哲学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一个生活在北欧的优等民族，它的战士驾驶双轮马拉战车，从田园牧歌般的故土南下，横扫印度与伊朗，在两地分别繁育出光辉灿烂的印度教和拜火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低等民族的通婚融合让高等民族战士纷纷堕落退化；不过，与此同时，北方故土的幸存者还英勇地保存着血统的纯洁。仿佛是为了增强这一拙劣的“爆米花科幻”的画面感，纳粹种族理论的总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强调说，雅利安民族最初的家园不是别的，正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城。

上述理论当然愚不可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为纳粹主义提供动力的种族纯洁哲学几近定义了自由主义的反面（就这一点而言，不管处于哪一种社会制度下，把“净化”种族或者民族作为目标都是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历史上，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一直都是自由思想的沃土与温床，一直致力于包容差异、赋权于民。因此，着实让人感到更加好奇的是，纳粹竟然制定了一套专门针对荷兰的“净化”方案。纳粹相信，“纯粹”的荷兰血统等同于“纯粹”的德国血统，因为二者被认为具有共同的雅利安祖先。他们觉得，这是荷兰人的荣幸，并计划在战后把荷兰拉进德意志大家庭的怀抱。因此，德国人希望以占领者和管理者而非统治者与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荷兰人面前，并在避免引发波兰种族“净化”行动开始后接踵而至的混乱与骚动的情况下，悄悄整肃清理荷兰的种族构成，把血统优良的人与血统低微的人分隔开来。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妮·弗兰克和弗里达·布罗梅在1941年时仍然享受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换句话说，德国人计划将自由主义的家乡转变成一个受与之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一种彻底否定个人主义、充满致命偏执与狭隘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地方。

说来也怪，在德国人设法厘清并梳理荷兰民族情况的过程中，荷兰独特的社会运作方式其实为德国人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过去几十年间，为应对社会人口成分的日益复杂化，荷兰人采用了一种被他们称为“柱群体系”的管理手段。“柱群化”（Pillarization）旨在为不同群体提供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空间，以期实现维护安定团结的目标。由是，天主教群体、新教群体、社会主义群体和自由主义群体成为荷兰社会的四大“支柱”。各群体享有独立的公共服务机构：不仅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报纸、电台和学校，甚至还有只对群体内成员开放的银行。“柱群体系”的优点在于，荷兰居民被细分入不同的群体。犹太人归社会主义群体管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犹太人也被分类并登记在册。档案中的家庭住址一项，让纳粹对犹太人的搜捕变得轻而易举。除此之外，德国人小施恩惠，一个名叫雅各布·伦茨的荷兰官员便自告奋勇，答应为德国人研制一种几乎不可能被伪造的身份卡。伦茨如此骄傲于自己高超的手艺，以至于他亲自跑到柏林去炫耀自己发明，并撰写了一本关于身份卡的小书。德国人很喜欢伦茨的发明，下令每一个荷兰居民都必须佩戴这种身份卡。发给犹太人的身份卡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字母J[334]。此前从未有过与之类似的东西。用杰出的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家洛·德容的话说，这件小发明成为“德国占领时期迫害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帮凶”。[335]

荷兰人的“乐于助人”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黑暗的统计数字之一。荷兰犹太人的生还率远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有75%的犹太人熬过了纳粹漫长的统治期；相比之下，在荷兰，只有27%的犹太人活了下来。战争伊始，阿姆斯特丹城内有大约八万名犹太人；据估计，到战争结束时，其中的五万八千人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大多身陷纳粹集中营。虽然绝非出于本意，但是，荷兰人的确大幅提高了德国人在系统性根除荷兰自由遗产方面的效率。[336]

说到乐于助人，其实荷兰境内的犹太人也曾为德国人的控制与压迫大开方便之门：纳粹占领者命令两位赫赫有名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钻石经销商亚伯拉罕·阿舍尔和教授大卫·科亨，组建一个专门向犹太居民传达指示的犹太理事会。阿舍尔与科亨照办了。理事会创办了一份周刊，并在其中刊登德国人发布的各项政令，比如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佩戴黄星的强制命令。当一份份驱逐令开始发出后，理事会建议人们服从命令。当然，最初根本没人知道，被驱逐就意味着即将踏上前往纳粹灭绝营的旅程。阿舍尔和科亨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尽最大可能提升身陷绝境的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但是，正如洛·德容所写，“通敌之路……是所有道路中最容易‘玩脱’的一条”，犹太理事会慢慢沦为纳粹反人类体系的帮凶。[337]起先，纳粹要求理事会成员发布的驱逐通告只针对荷兰境内的德裔犹太人；随后，纳粹的驱逐令扩展至所有族系的犹太人；再然后，纳粹“建议”理事会自行拟定应驱逐人员的名单。最后，当在荷犹太人被围捕殆尽的时候，阿舍尔、科亨以及理事会的其他成员接到了发给他们自己的驱逐令。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全部葬身纳粹集中营，只有阿舍尔和科亨活了下来。1947年，“犹太荣誉委员会”判定两人犯有通敌及协助纳粹罪。

借助犹太理事会，阿姆斯特丹的纳粹统治者逐渐收紧了套在城内犹太居民脖子上的绞索：犹太裔教师被解雇，犹太裔市议员被迫辞职。荷兰纳粹党党员也闻风而动，把对犹太人的挑衅与敌意公开化，当众袭击并群殴犹太居民。1941年2月，北市场广场上召开了一次大规模集会。会议宣布，为表达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与抗议，必须发动一场总罢工。罢工由共产党组织，工人的联络与召集则由社会主义者负责。虽然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罢工作为实现自身诉求的一种工具与手段，而且，罢工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不要忘了，他们这次的对手是纳粹。纳粹与工厂主各自遵循的“游戏规则”，绝对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其他欧洲城市尽皆笼罩在弥漫性的反犹主义情绪之下，阿姆斯特丹自然也不免沾染上同样的风气，因此，荷兰罢工者们大无畏的行为——公开表达对城内犹太裔同胞的深切同情，公开声援被纳粹一船船运往德国工厂进行强制劳动的荷兰工人——让这场原本普普通通的全市罢工变成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德容称其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以反大屠杀和反种族迫害为宏旨的罢工”。[338]

一度让全城陷于停滞的“二月罢工”引起德国当局的关注。现在，套在犹太居民脖子上的绞索收得更紧了：犹太裔医生被禁止行医；随后，城市公园、音乐厅、图书馆、餐馆和公共巴士禁止犹太人进入；1942年3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性交也成了违法行为；同年5月，所有犹太人出门在外时必须佩戴黄星。在我对弗里达·门科，也就是1942年时的那个名叫弗里达·布罗梅的少女进行的一系列每周采访中，某次，当我问及这些黄星时，她向我描述了与之相关的规矩和习惯。“每个人都有好几个黄星。它们都是用棉花做的。”“你是用大头针把它别在你的外套上吗？”我问道。“不，我妈妈直接把它缝在外套上。我记得，我们快要出门时，她总会说：‘你戴星星了吗？’就好像她是在问‘你戴帽子了吗’一样。我这里有一枚黄星，你想看看吗？”

我吃了一惊。“你这里还有一枚？”

她在一个抽屉里翻找了一阵，然后把一小块布料放到我的手中。它非常薄；它的黄色透出一股淡淡的金属光泽；星星的图案由两个相交的三角形构成，三角形的框线略显稚气，就好像是用记号笔画出来的一样。此外，我注意到，上面写的是“Jude”（德语中的“犹太人”一词）而非“Jood”（荷兰语中的“犹太人”一词）。“这不是我原来戴过的黄星，”弗里达说，“是我从一个德裔犹太老妇人那儿得来的。她死后，她的一个朋友邀请我过去，看看她那儿有没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我只想要这枚黄星。”

在弗里达的母亲看来，那些轻如羽毛的布块仿佛有千斤之重。纳粹接下来的命令让她的内心愈发沉重：晚上八点以后，犹太人不得外出。“现在，我们都被困住了，完全落入他们的手中。”闻听此令的丽贝卡·布罗梅如是说。

对犹太人的驱逐始于当年6月。当弗里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上，而她本人即将成为首批被纳粹送入“劳动营”的犹太人的时候，她的父亲让她用砂纸使劲摩擦全身。不知怎的，父亲的这一奇怪指令比纳粹的所作所为还要让她感到害怕。她照做了：先用砂纸把自己的身体摩擦到鲜血直流的程度，然后一丝不挂地站在浴室里瑟瑟发抖。在父亲一寸一寸地仔细检查她十六岁身体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升腾起无尽的屈辱与困惑。下定放手一搏的决心之后，父亲找到纳粹当局，告诉他们，弗里达感染了猩红热。父亲的骗术为一家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弗里达的驱逐令被推迟了。

赢得这场小小的胜利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若埃尔·布罗梅迎头撞上作为纳粹恫吓手段之一的“razzia”：随机展开的对犹太人的搜捕。被捕后，布罗梅跟大约二十个其他的犹太人一起，被两名德军士兵押往拘留所。不过，途中，他设法逃了出来：他瞅准时机，趁士兵不注意，撒腿就跑。为避免中弹，他一把甩开自己的白色雨衣，按“之”字形路线向远处跑去。

整个社区陷入一片慌乱。突然之间，没想过或者没能躲起来的犹太人全都绝望地四处找寻藏身地。然而，找到合适的地方并不容易。弗里达的舅舅路易说，他知道一个地方。弗里达的父亲不相信路易（根据弗里达的描述，路易是家族中的害群之马），但他们别无选择。路易认识一个名叫亚普·斯赫雷弗斯的人。斯赫雷弗斯和他的女儿住在距此二十四英里的一个名叫瓦尔蒙德的僻静小村里。斯赫雷弗斯愿意将他自行车店楼上的一小点地方空出来，供“onderduik”（荷兰语，含义为“潜匿、四处藏身的”，字面含义为“潜到……底下的”）犹太人使用。像大多数主动提供避难所的人一样，斯赫雷弗斯也希望得到相应的报酬。

整件事从最开始就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布罗梅一家到达后，前来迎接的斯赫雷弗斯一上来就说：“你们是犹太人吗？看起来跟正常人好像也没什么两样。”

纳粹占领者将荷兰人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他们正在四处搜捕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第二类是愿意跟他们合作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协助纳粹，要么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笃信，要么仅仅是为了自保。第三类是与纳粹势不两立的积极抵抗分子：这些人只占整个荷兰社会的一小部分，规模在数万人上下，以刺杀臭名昭著的通敌者、运输枪炮和经营地下报刊为主要活动。瓦尔拉芬·范哈尔与海斯·范哈尔两兄弟领导了战争期间最大胆、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反抗行动。两兄弟成长于一个在银行业颇有建树的上流之家。战争爆发后，他们加入了“荷兰联盟”，一个致力于找寻介于通敌合作与公然反抗之间的折中路线的组织。随着战争的层层推进，范哈尔兄弟琢磨出不少帮助深陷贫苦深渊最底层的荷兰居民（既包括丧偶的寡妇以及其他失去社会福利救济的人，也包括东躲西藏的犹太人）脱困的办法。瓦利·范哈尔[339]利用职务之便，以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为大本营，实施秘密行动：先从荷兰富人那里筹集资金，再转交给有需要的人。经过联系，范哈尔兄弟与流亡伦敦的荷兰政府达成协议：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对所有捐款予以偿还。为掩人耳目，瓦利·范哈尔捏造了一个用于发放虚假股票凭据的簿账机制。有朝一日，捐款者可以凭借这些写有爪哇石油协会的票据换取荷兰政府的报销款。[340]

战争仍在继续，生活日趋绝望，范哈尔兄弟及其团队的行动也越来越大胆。在纳粹和早已被荷兰纳粹党渗透的银行高层的鼻子底下，盗走阿姆斯特丹荷兰国家银行保险库内价值五千万荷兰盾的国库券（相当于如今的五亿美元），无疑是范哈尔等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他们的方法是：用假国库券偷梁换柱，再到别的银行兑现盗来的真国库券，并将所得资金尽数发放给全国上下急需用钱的人。范哈尔组织的另一端是两千名运送定期“救济金”（装有现金的信封）的快递员。

瓦利·范哈尔是一名瘦削、安静的男子，与年轻时的吉米·斯图尔特[341]颇有几分神似。按惯例，他总是先讲几个笑话，再开始与抵抗组织领导人的会议。因为他觉得，这些人终日穿行于生死之间，有必要用五分钟的笑声来缓解他们绷紧的神经。随着战争高潮的临近，纳粹对他的搜捕也到达了顶峰，纳粹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代号是“范戴尔”；1945年1月下旬，纳粹对荷兰的统治仅剩最后三个月的时候，不幸被俘的他遭行刑队枪决。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在抵抗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据说，这部分是缘于银行方面的阻挠：大力宣传一个利用漏洞攻破银行安保系统的人，实在让他们感到有些无法接受。不管怎样，2010年，阿姆斯特丹在国家银行前为他竖起了一尊雕像，以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盗窃行动”。[342]

不过，纳粹统治期间，大多数荷兰人既非卖国通敌者，也不是抵抗运动的参与者。洛·德容在他的作品中写道：1944年，流亡英国的威廉明娜女王在无线电广播中将她的人民形容为“一个英雄的民族”，让闻听此言的荷兰人感觉很不自在。正如德容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什么英雄的民族”。相反，他观察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管他们的反德情绪有多高涨，他们想做和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尽力保全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财产，努力适应愈发困窘的日常生活”。[343]如今的一些荷兰人，对抵抗运动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通敌规模以及遭出卖的犹太人数量表明，战争期间，荷兰的包容理念全然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并就此推断，所谓的包容理念，可能从来都只是一种虚情假意与故作姿态。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想强调，纵观荷兰历史，“包容”一直都是一种实用主义气息高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工具”，一种基于具体环境与情况的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将社会打造成一个可供文化与习俗迥异的人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如果“包容”当真是以实用性为理论基础的权宜之计，那么，随着环境与情况的更替，“包容”的内涵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为犹太人提供藏身之所的荷兰居民鱼龙混杂：他们当中既有抵抗组织的成员，也有乘人之危的勒索者。而亚普·斯赫雷弗斯无疑属于后一类人。弗里达和她的父母，外加她的舅舅路易以及另外四人，八个人在斯赫雷弗斯自行车店楼上的单间里一住就是两年。两年间，他们几乎从未踏出房间半步。弗里达的父亲每月付给斯赫雷弗斯一千荷兰盾（相当于如今的八千美元[344]），然而，一家人得到的食物实在是少之又少（以没放肉的炖肉菜为主），以至于他们时刻处于接近饿死的程度。当他们向斯赫雷弗斯抱怨时，后者竟威胁说，再发牢骚就向当局告发他们。另外，一家人在来藏身地的路上，得到弗里达舅舅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为此，若埃尔·布罗梅不得不忍受这位朋友的公然勒索：以每星期二十荷兰盾作为他的封口费。

安妮·弗兰克及其家人的故事与之大同小异。在阿姆斯特丹，两人的家挨得很近，她们俩也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两人躲进藏身地的时间前后相差还不到一个星期。不过，弗兰克一家无须同勒索者打交道，因为奥托·弗兰克提前安排好了一处避难所。他所供职的果胶公司位于市中心的王子运河附近，与西教堂和它耸立的高塔只有几步之遥。这是一幢始建于17世纪该城全盛时期的运河屋。仓库之上、公司办公楼之后的天井位置，有一栋附属后楼[345]。周围的房子刚好能把后楼遮掩起来，而且通往后楼的入口很容易隐藏。于是，这里成为安妮一家的秘密藏身地。

安妮·弗兰克在躲藏期间不断写下的日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巧妙地凸显出纳粹的统治究竟威胁着什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一受威胁之物正是阿姆斯特丹历史的全部意义和追求所在：人类个体的自由。日记中的文字，全面勾勒出一个性格丰满、复杂的姑娘，即便置身最让人窒息的环境，仍然义无反顾地以傲然的姿态探寻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带着决绝和偶尔蹦跳出的古灵精怪的俏皮一面，她在日记中清楚而又犀利地倾吐着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甚至连她的苦涩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分析自己母亲冷若冰霜的态度时写道：“对我来说，她算不上是一个母亲——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当妈……爸爸并不爱妈妈。他用亲吻我们的方式亲吻她。”[346]后来，在编辑日记内容、为出版做准备的时候，安妮的父亲删去了这段文字。日记中的只言片语还谈到德国人以及外面的城市正在发生的一切：“夜复一夜，灰绿相间的军车在街道上巡行。他们敲开每一扇房门，问是否有犹太人居住其中。”[347]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记述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私密温馨的事情。这本述说内心世界的日记，与伦勃朗在17世纪时为阿姆斯特丹人绘制的肖像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简直要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的狭小居住环境，威胁要闯入这一私人空间的狂暴世界历史之力，围绕一名少女的自我发现之路层层展开的文字，显然让安妮的日记在个人情感的浓郁性、激烈性和紧张程度方面更胜一筹：“说来好笑，但是，有时，我能像别人观察我那样观察我自己。我轻松悠然、不慌不忙地看着这个被人们叫作‘安妮·弗兰克’的人，翻弄记录下她生命的纸页，就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一样。”[348]

布罗梅一家与弗兰克一家都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地下时光”，而且，他们躲藏期的戛然而止均缘于他人的出卖。没人知道究竟是谁告发了弗兰克一家。布罗梅一家栽在丽贝卡的兄弟路易手里。1944年春，就在布罗梅一家再也忍受不了如此糟糕的生存环境的时候，斯赫雷弗斯的女儿对若埃尔·布罗梅说，她认识一个可以帮他们偷渡到瑞士的人。战火刚刚燃起的时候，布罗梅靠钻石投机攒下的积蓄，现在刚好能派上用场。然而，在支付给对方总计一万五千荷兰盾（相当于如今的十万美元）的款项之后，那个据说是他们向导的人，一个自称赫里岑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现身。相反，阿姆斯特丹安全警察的头目奥托·肯平敲开自行车店的大门，将藏身于此的犹太人悉数逮捕。后来才知道，弗里达的舅舅与一个名叫阿德里安娜·法尔肯堡的阿姆斯特丹女人搞过一段婚外情，而她的丈夫约普·博姆正是那个化名赫里岑的男人。显然，所谓的偷渡不过是路易与这对夫妇策划的一场阴谋：路易知道，若埃尔·布罗梅的钻石存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如有需要，若埃尔的一个朋友可以把它们偷偷带来；于是，博姆装出一副能带布罗梅一家出逃的样子，借机骗取若埃尔手中的大笔钱财。然而，路易不知道的是，作为此次诈骗行动主谋的阿德里安娜·法尔肯堡，还是一个效命于阿姆斯特丹安全警察的告密者，干过不少诈光犹太人的钱财再出卖他们的勾当。战后，审判她的法院认定，数十名犹太人因为她的告发而惨死于集中营。她被判死刑，后又改为终身监禁。[349]

弗里达和她的父母，连同她的舅舅路易以及另外四个与他们躲在一起的犹太人，被带进位于欧忒耳珀街的安全警察办事处。行文至此，有必要先暂停一下我的叙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坐在我身边接受采访的弗里达。我们的访谈一直在她静谧、明亮的公寓中进行，周围摆满极具现代主义气息的家具和艺术品。战争结束后，公寓所在的街道被更名为赫里特·范德费恩街，以纪念荷兰抵抗运动中的一位英雄。改名前，这条街叫欧忒耳珀街。沿街方向，在与弗里达家仅隔几幢建筑的地方，有一栋大得吓人的房子。暗色调的装饰让它显得既阴森又压抑，一座耸立的塔楼不免让人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如今的它是一所学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盖世太保和安全警察的总部。正是在这栋房子里，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监管下（秘密警察是党卫军的情报分支），阿姆斯特丹安全警察的德国头子维利·拉格斯策划了对在荷犹太人的清查、兜捕以及向集中营的运送。房子的地下室尤为声名狼藉，因为这是纳粹进行拷打与折磨的地方。位于瓦尔蒙德的藏身地刚一暴露，弗里达和她的父母就被带进了这栋房子。因此，我必须得问一问弗里达，1990年代初找房子的时候，在城内各处都有可供选择的公寓的情况下，她怎么就偏偏看中了这么一个离她一家人的受难地如此之近的公寓？

她回答说，她就是喜欢这栋公寓，喜欢它充足的光线，喜欢这里既惬意又舒心的生活，而且，1990年代的她早已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了。此外，得益于人类记忆的奇妙运作方式，虽然弗里达对她和她的父母被带出藏身地的那一刻记忆犹新，却把这趟旅程的另一头忘了个一干二净：她记得，在她全家随安全警察登上火车的过程中，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一直在盯着他们；然而，对这条街和被带到这里的事，她一点印象也没有。

位于荷兰东北部的韦斯特博克中转营是弗里达一家和弗兰克一家集中营之路上的第一站。韦斯特博克是纳粹的暂押地和处理点，负责将集中至此的犹太人分批运往海外的各大集中营：奥斯维辛、伯根—贝尔森、索比堡和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弗里达告诉我，几年前，当一份文件把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断章取义地引述为“韦斯特博克真是太棒了”的时候，她简直要气疯了。她的本意是，跟灭绝营和两年饥一顿饱一顿的躲藏生活比起来，韦斯特博克无疑是一个稍显光明的地方：营内有一家医院；关押于此的犹太人享有些许自由，不必忍饥挨饿，甚至组织过一场卡巴莱[350]表演。因此，抵达纳粹中转营之后，耳畔的欢声笑语和吃得饱饱的肚子，让刚刚度过两年拥挤饥饿生活的弗里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暂押期间，弗里达·布罗梅和安妮·弗兰克的体重都有所增加，脸上的皮肤也渐渐恢复了常色。然而，十八岁的弗里达并没有意识到，死神即将降临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头上。

韦斯特博克中转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纳粹计划将他们送到东边更远的地方从事“劳动”，但有传言说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因此，他们都巴望着转运计划的流产。不幸的是，弗兰克一家和布罗梅一家登上了1944年8月出发的最后一趟驶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刚一到达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弗里达便不得不告别自己的父亲；而这一别，也成为他们父女二人的永诀。奥斯维辛的噩梦开始了。他们被人殴打，饥肠辘辘，头发被剃光，一丝不挂，冷得要命。被带走的人成为恐怖医学实验的对象。他们被纳粹任意枪决，因饥饿而昏倒，被迫举着沉重的石头一连站上好几个小时。他们还要忍受kapo[351]们（被纳粹选出来管理营地的狱友）的恐吓与威胁。患上急性腹泻的弗里达被送进一个专门的营地，那里挤满与她症状相同的女性（“集中营里的‘腹泻营’：你能想象那里的气味吗？”）。一名捷克妇女用法语警告她说，必须在五天之内好起来，因为，负责看管病人的波兰女人会在夜里掐死那些逗留时间过长的人。弗里达告诉我，她记得，染上猩红热之后（这次是真的染上了），转入“猩红热营”的她亲眼见到了让人寒毛直竖的门格勒医生：当时，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死亡天使”恶名的人正迈步走进弗里达所在的营地。

后来，健康恶化的她被送进“疥疮营”。在这里，弗里达与骨瘦如柴、长满皮疹、身体状况同样糟糕的安妮·弗兰克不期而遇。她们都在挨饿。此时，挽救女儿生命的原始本能把两位母亲，丽贝卡·布罗梅和埃迪特·弗兰克，团结在一起。两人分工合作：先在营地的围墙上挖一个洞，然后，一位母亲负责站岗放哨，另一位母亲用她们设法找来、讨来、骗来乃至偷来、抢来的一切养活两个女孩。在恐惧中挣扎的弗里达·布罗梅与安妮·弗兰克俨然成为一对姐妹。

10月末，安妮恢复到可以离开病区的程度。然而，身体的好转却让她丢了性命。她和她的姐姐玛戈被关进并最终死于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弗里达患上的各种慢性病，伤寒、胸膜炎、猩红热和腹泻，救了她一命：她在病区中一直待到1945年1月纳粹弃营而逃的时候。一天，党卫军士兵突然闯进病区，命令道：所有人离开营房，开始行进。留在原地的人，将被统统枪毙！人们怀着无比困惑的心情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地往门外走。弗里达跌跌撞撞地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然后便一头栽倒在地。没有一个病友伸出援手，无数双脚从她身上踩过——回忆至此，弗里达不禁闭上了眼睛。当时，她和她的病友们都认为，随队行进是唯一的选择，留下不走只有死路一条。无力前行的她与她的母亲一同留了下来。然而，身体的虚弱恰恰是上天对她的另一次眷顾：那些在1月的漫天飞雪中艰难跋涉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在集中营的腐烂尸骸与断壁残垣间，弗里达和她的母亲挤在一起取暖，靠寻觅来的芜菁充饥，苦苦挣扎了整整九天。

随后，一群高大魁梧、身披白衣、脚蹬雪橇的男人如幽灵般出现在她们的面前。俄国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的网站上还有另一段黑白影像：1945年5月7日，挤满整个水坝广场的数千名荷兰市民，好像正在兴高采烈地翘首盼望着什么。两天前，荷兰境内的德军正式投降；现在，有消息称，代表盟军接管阿姆斯特丹的加拿大部队马上就要进城。从“沉默者”威廉到拿破仑·波拿巴，水坝广场见证过太多的历史；现在，身着华美春季盛装的荷兰人（男人全都穿西装、打领带，女人全都身着礼裙和毛皮大衣）又把这里挤了个水泄不通。然而，接下来似乎发生了些什么。这是一段默片，因此，我们无法听到对当事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恐怖声响：噼里啪啦的枪声。人们开始四处逃窜。几秒钟之后，广场上空空如也，只剩几个躲在柱子后面或者趴在刚刚还在弹奏的手摇风琴底下的人以及数具四脚朝天的尸体。[352]

事实上，德军还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之前，他们占领了一家名叫格罗特的可以俯瞰整个水坝广场的私人俱乐部。饱受漫长的战时蛰伏期压抑的阿姆斯特丹人走出家门、准备庆祝的时候，一伙德军士兵正在俱乐部里买醉。这几个德国人突然架起一挺机枪并开始朝人群射击。二十名荷兰人惨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谁能想到，阿姆斯特丹苦难的战争岁月竟然会以如此可怕的方式画上句号。

加拿大人终于还是来了。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打造一座新城市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任务摆在阿姆斯特丹人的面前。

1945年的下半年，弗里达和她的母亲踏上返回阿姆斯特丹的艰辛旅程。然而，重返家园的当天，她们的心顿时凉了半截：陌生人住在她们的公寓里，家里原有的财物也都不知去向。弗里达在医院里度过了一段休养期。后来，为了给新公寓添置家具，她的母亲从医院里偷走了几个床垫。（“是‘筹备’。”弗里达纠正我说，“在集中营里，我们不说‘你偷走了一些食物’——你‘筹备’它们。”）她们试图联系幸存下来的亲戚。结果是，几乎没有人了。在弗里达的整个家族中，只有两个表亲和三个姑妈活了下来。三个表亲、三个叔叔、一个姑妈、弗里达的祖母与外祖母以及她祖父与外祖父中的一个，都跟她的父亲一样，惨死于奥斯维辛。她祖父与外祖父中的另一个，在纳粹对犹太人的一次突然搜捕中被枪杀；她的一个姑妈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奥托·弗兰克的回城之旅同样充满难以想象的哀痛与悲伤。米普·希斯是他公司里的一名员工。躲藏期间，她是给弗兰克一家以及另外四名犹太人提供帮助与照料的数位好心人中的一个。米普带奥托来到她家，告诉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已不在人世。随后，米普递给他一样东西。奥托一下子就认出此物方格图案的封面：这正是他的女儿安妮在漫长的躲藏岁月中草草写下的日记。几个月之后，他把日记交给一位名叫安妮·罗迈因的历史学家。她的丈夫扬·罗迈因也是一位历史学家。1946年4月3日，战争在荷兰结束近一年之后，扬·罗迈因的一篇文章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誓言报》（Het Parool）的头版头条。文章的标题是“孩子的声音”。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机缘巧合之下，一本写于战争期间的日记出现在我的手中。皇家战争文件研究所里存放着约两百本类似的日记，但是，我敢说，其中没有哪一本日记能像这本一样，如此纯粹圣洁、如此满含智慧并洋溢着如此灿烂的人性光辉。它让我忘记了今天原本打算做的一切，只想一口气把它读完。当我最终合上日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日记中的文字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以至于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离我们已有将近一年之久的超现实主义世界。恍惚间，双眼所见、耳力所及无不让我感到惊诧：周围亮起了灯，有面包和茶水等待我去享用，既听不见战机的轰鸣声，也听不见士兵军靴踏地的声音在街头回荡。

次年，日记在荷兰出版；1952年，日记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安妮日记》成为有史以来阅读人数最多、读者分布最广泛的书籍之一，被翻译成六十七种文字，发行量达三千一百万册。人们对它的普遍青睐也的确是实至名归。然而，该书却曾一度让荷兰人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许多同情大屠杀幸存者的人看来，该书是荷兰人为转移外界视线而做的“一次公关表演”，意在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荷兰，尤其在阿姆斯特丹，敢于将一再鼓吹的包容性付诸行动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瓦尔拉芬·范哈尔只有一个，亚普·斯赫雷弗斯与阿德里安娜·法尔肯堡之类的敲诈者与通敌者却有很多。在别处，安妮·弗兰克的文字成为人类精神上升性的一个重要例证；但在荷兰，《安妮日记》总会勾起那些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往事，并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起深及灵魂的反省与反思。

战争期间，道德的崩塌与沦丧，对自由遗产的辜负与背叛，或许是荷兰人心中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耻辱与伤痛，然而，在硝烟刚刚散去、创伤尚未平复之际，荷兰人同样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建任务，是提升并改善他们社会的绝佳契机。事实上，荷兰人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该如何利用这场危机重构我们的社会、推动我们目标的最终实现？”两种自由主义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无疑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两者间长达几世纪的冲突早已成为荷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定要有矛盾呢？在德国或者法国，它们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无可避免的分歧与不和。但是，荷兰有迥异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在幽暗的过去促使周边各国的社会裂解为贵族阶层与农民阶层的时候，荷兰大地上却孕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形式。与海洋间的持久斗争塑造了荷兰人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伦理道德。而且，该集体主义伦理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如此之强，以至于荷兰人创造了一个用以形容它的专门术语（如今，该术语早已融入荷兰人的日常用语）：“poldermodel”[353]（得名于用填海造陆、筑坝圩田的方式集体开垦出来的一块块土地）。惊人之处在于，自发轫之日起，这就是一种与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集体主义。当中世纪的荷兰人团结一心、联手驱海拓地的时候，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教会：这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不过，荷兰人并没有选择集体共管的所有方式，而是将其划分成一个个归个人所有的小块。因此，封建主义在欧洲其他地方大行其道之际，这些低地省份俨然是一派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景象：数不清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购买、售卖和租赁土地，并借此谋利致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稳固的集体纽带和持久的精诚合作，才是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二法门。那么，面对世界战争留下的遍地废墟与满目疮痍，荷兰人能否利用这一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社会自由的历史承诺，重建一个兼顾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的新家园呢？

紧随战争余波而来的，是一场全国性的专题辩论。1950年成立的“社会经济委员会”是该辩论的诸多成果之一。从此以后，简称“SER”（取自该机构荷兰语名称各单词的首字母）的社会经济委员会成为荷兰土地上的一大特色。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体制中，都没有与之类似的机构。委员会的领导决策小组由三类人组成：工会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指派的专家。议定某一特定专题时，小组成员会先去征求各自利益集团的意见，然后再集合起来召开小组会议，进行长时间的反复讨论，直到他们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为止。接着，他们把研讨结果呈交政府。社会经济委员会2006至2012年的会长亚历山大·林诺伊·卡恩告诉我，委员会的主张几乎总是被政府的采纳，因为，“那不仅是委员会成员们的主张，更是他们所在的雇主或工会利益集团全体成员的主张。相当于经济总量的80%”。

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人精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体制，将广受吹捧的两大自由主义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背后的不同势力拧成一股绳。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荷兰人创造了一个由资本主义提供不竭动力的社会福利国家。在荷兰，企业高层与工会成员既不会互相攻讦，也不会以对立的姿态各自单方面游说政府；他们会共同处理难题，然后将解决方案呈交政府。“依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标准，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劳资双方绝不可能达成如此一致的共识。”林诺伊·卡恩说道，“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雇员与雇主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但在荷兰，我们认识到，雇主与工会可以达成互利共赢。”

凭借诸如此类的方式与手段，战后的荷兰完成了自身的重建。阿姆斯特丹当然也参与其中——不要忘了，阿姆斯特丹并不是荷兰。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在本书中，某些时候，我似乎将二者混为一谈了。作为一个荷兰人，如果你不住在阿姆斯特丹，那么，你就必须做好随时反驳这一认知偏误的准备。事实上，其他地方的荷兰人甚至常常质疑，阿姆斯特丹究竟还是不是整个荷兰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共和国”，他们这样叫它，嘲讽与不以为然简直溢于言表。

荷兰与阿姆斯特丹究竟有怎样的差别呢？如果说自由主义是荷兰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情况在阿姆斯特丹则更上一层楼。在容忍出格行为、庆祝多样性和授权于民方面，该城几乎总是比整个国家的脚步迈得更快和更远；与设立于海牙的国家政府间的争吵更是终年不断。对国内其他城市与省份的发展，阿姆斯特丹只有模糊而零星的了解，就好像它们都是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域外之地一样。最为重要的是，说不上更好还是更糟，但在寻拓个人自由方面，阿姆斯特丹比世上任何地方都要走得更远。阿姆斯特丹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战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阿姆斯特丹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及民权革命有着如此清晰的因果关系，以至于似乎再也不可能找到一座与之情况类似的城市。战争与变革间的联系之所以如此显著，不仅因为该城曾在数年的时间里真切地感受过纳粹极权主义的恐怖和让人窒息，更因为，该城犹太人的死亡比例远高于其他任何地方的事实，宛如一道刺进灵魂深处的可怕伤口：疼痛引发了人们对慰藉与治愈的高声呼求。此外，战前及战争期间，得益于该城的自由遗产，逃离德国以及其他纳粹奴役区的形形色色的活跃分子，纷纷选择到阿姆斯特丹落户经商。由是，硝烟散尽后，尚存的活跃分子无疑将为该城自由遗产的重拾与重建添油助力。在其他国家，战争同样带来了无尽的恐怖与伤痛，然而，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战后的荷兰一样，坐拥采取行动、引发变革的绝佳条件。

追寻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的新纪元时，有数条不同的轨迹可循。其中的一条轨迹，与我在上一章提到的一个人物有关。因此，我们需要将关注的目光再度聚焦于阿莱塔·雅各布斯未竟事业的继承者、首批性科学家之一、性及生殖的权利与自由领域的先锋：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医生。他的三个孩子在他和他妻子竭力营造的世俗开明氛围中长大。夫妇二人让孩子们广泛接触各种文化，鼓励他们摆脱社会的包裹与束缚，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搬进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新居之后，夫妇二人刻意选择的包豪斯室内装修风格（风行于当时德国的一种极具现代主义、讲求干净利落的全新设计理念），一下子就把他们十三岁的小儿子本诺给迷住了。本诺当即决定，长大后的他要成为一名设计师。

然而，战争的到来暂时中断了本诺的壮志雄心。纳粹占领阿姆斯特丹期间，身为犹太人的普雷姆泽拉一家被迫转入藏匿。不过，本诺并没有跟他的父母躲在一起，而是在老城南区的一栋房子里避难。房主是一名女演员，也是普雷姆泽拉一家的多年老友。本诺是幸运的，因为另一处藏身地没能躲过纳粹的搜捕。战争结束时，他父母与姐姐的生命早已被奥斯维辛所吞噬，只有他和他的哥哥活了下来。

战后，本诺·普雷姆泽拉开始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并在阿姆斯特丹最好、最知名的百货商店蜂箱百货公司谋得一职。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商店橱窗设计。当时的橱窗只讲求实用性，唯一的作用就是向顾客展示商品与价格。本诺打算将这些毫不起眼的橱窗转变为某些别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阿姆斯特丹正与其内部的变革旋涡角力的年代，本诺的橱窗成为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成为城市与自身进行互动的方式。他橱窗里的假人模特无不是彻彻底底的“现代人”，个个都摆出一副闯劲十足、志在必得的样子；而且，视线之内，连一个贴着价格的标签也找不到，就好像其目的并非招引过路人消费，而是为行人提供一道值得欣赏与体验的风景。本诺与城内的整个艺术界都有交情，他委托艺术家创作的油画和巨幅照片让橱窗的背景充满戏剧色彩。从此以后，每周五晚，水坝广场上的这家百货商店跟前，总有大批民众翘首等待新橱窗的揭幕。当先锋艺术遇上都市消费主义，怎么可能不让人陶醉其间。

离开百货商店之后，本诺创办了一家自己的室内设计公司。未来，它将成长为一个享誉全球、产品从家具到服装一应俱全的大公司。洛泰克台灯或许是本诺设计的诸多产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这种现代气息极其浓厚、线条与外观极其简洁、以白色立方体为灯罩、以金属杆为支撑的自组台灯，与日后的宜家公司的设计理念颇为类似。几十年过去了，本诺成为国际设计界及艺术界（其中不乏爱德华·阿尔比[354]、菲利普·格拉斯[355]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356]这样的奇才）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纽带；而他本人，则像他自嘲时喜欢说的那样，成为“荷兰人眼中的世界名流”。

然而，设计方面的才能并不是他值得我们关注的真正原因。躲藏期间，本诺意识到，他是一个同性恋。1940年代，同性恋意味着无地自容与守口如瓶，意味着暗无天日的地下恋情。对大多数同性情侣来说，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处所，都找不到任何可以安安稳稳谈情说爱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夜半时分的“凡士林街”绝不止一条）。对外隐匿实情，从来都是同性恋爱关系的一部分。不过，在战后的阿姆斯特丹，事情即将发生转变。本诺后来回忆说，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犹太人的身份迫使他过上隐姓埋名的生活，因此，城市刚一被解放，他便发誓永远不会再隐藏自己。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父亲。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把消弭和破除性别歧视与性禁忌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本诺的想法绝非个例，荷兰的其他同性恋者亦深有同感。1946年，他们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旨在提升同性恋者权益的机构。机构最初的名称是“莎士比亚俱乐部”（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提醒其成员，开展工作与行事办事时，务必要小心谨慎），后又改名为“文化与休闲中心”（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如今，人们一般简称其为COC。[357]本诺是COC的首批成员之一，后来还曾一度担任该机构的主席。可是，COC的成员不仅在如何推动实现他们的诉求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对诉求的内容都莫衷一是。当时，不光荷兰如此，世界各地的男女同性恋组织或多或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应该加大向内发展力度，将组织打造成一个为加入者提供支持与帮扶的避难所，还是应该积极投身公共事务，努力改善同性恋者的外部生存环境？本诺选择了后者。他主张，纠正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种种偏见与误解是COC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要让世人明白，同性恋绝不是生理或者道德层面的畸形，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利应当受到保障。在他的领导下，COC成为一个宣传与游说机构。

公开行事的设想令组织内的不少成员倍感忧惧。一方面，他们深知，不经过长时间的反抗与斗争，让社会承认、接受直至以常对待同性恋的愿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但另一方面，这些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也要为他们的事业和家庭考虑：同性恋身份的暴露，无疑将让他们之前的形象彻底崩塌。

1964年，本诺用现身一档电视新闻节目的方式，有效地平息了组织内部的争吵与激辩。在此之前，COC的成员使用的都是化名，从没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COC的一员；媒体有意援引COC成员的话时，他们绝不会将真实姓名告诉对方。1964年12月30日，本诺做客“新闻背后”，标志着第一次有同性恋者在荷兰电视上真名实姓地公开露面。时年四十四岁、态度略显严厉、几近秃头、打扮庄重（身穿三件套羊毛西装，还打着一条领带）、表现专业的本诺向一名采访者解释说，COC的目标是让公众明白，同性恋不仅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实，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三十年前，本诺的父亲也做过与之类似的破冰之举。只不过，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当时做客的是一档广播节目，而且，他当时的目的是打破人们对“性”一类的话题三缄其口、避之唯恐不及的状态，让异性间的性行为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本诺破冰之举的里程碑式意义，不仅体现在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可方面，还体现在荷兰电视产业及战后公民权利的进步方面。1960年代的动乱期间及其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本诺一直保持着一种冷静持重、近乎慈父般的超然态度。而这或许正是他的诉求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当众讲话时，他总是一副正经八百、公事公办的生意人腔调，但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却可能饱含哲人般的玄妙与睿智。他似乎是在应和荷兰各时期民权斗士们的大声疾呼；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可以一直追溯到穆尔塔图利，追溯到19世纪民众对剥削爪哇农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抨击与诟病。毕竟，正是穆尔塔图利启迪了阿莱塔·雅各布斯，而阿莱塔又激励了本诺的父亲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深知父亲毕生事业的价值和反抗纳粹意识形态的意义的本诺·普雷姆泽拉，曾对整场民权运动下过这样一个恰如其分的盖棺论定：“同性恋问题，是社会而非同性恋者本人的问题。一如反犹主义问题归根到底并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非犹太人的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如此——男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358]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揣冒昧定期登门采访的那位女性，是战后时代民权运动的另一位发起者。跟许多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在踏出奥斯维辛的同时，弗里达·布罗梅弃绝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存在并放任这一切的发生，那他还是不存在的好”），并第一次感受到与“使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独特精神内核”间的联系。她嫁给了同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赫尔曼·门科，并跟随他加入犹太教改革派。几年间，虽然饱受集中营岁月摧残的身体依旧脆弱不堪，可她却渐渐发现了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发言权。听完奥斯维辛幸存者埃利·维泽尔[359]的个人经历述说之后，这种表达与倾吐的愿望变得尤为强烈。她成为一名国际活动家，以大屠杀和妇女权利为主题四处讲演。从迈阿密到内罗毕，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她还破天荒地当上了荷兰犹太教改革派联合会的首位女性会长。与此同时，她又化身广播电台记者，制作关于大屠杀、犹太幸存者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阿姆斯特丹日常生活变迁的纪录性广播节目。

弗里达的丈夫在蜂箱百货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正是在那里，弗里达经丈夫介绍认识了本诺·普雷姆泽拉。她和她的丈夫最终离异，但她与本诺间的友谊却一直很牢靠：这不仅缘于二人在推进公民权利方面的并肩齐行，还因为他俩在生死等问题上具有的相同幽默感。1980年代初，本诺提议，他们两人，外加他的男友弗里索·布鲁克斯马，应该驱车前往柏林，观看正在那里举办的“犹太身份”展览。这让弗里达的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从没去过德国。”她说。本诺当即回敬了她一句：“那你是怎么到奥斯维辛并且回来的？”由是，他们踏上行程。越过荷兰边境进入德国之后不久，他们在一家咖啡店旁停下，进去歇歇脚。弗里达点矿泉水的时候，女服务员问她，想要“加气的还是不加气的”。弗里达转向她的朋友，故意板起面孔说道：“我永远也不想跟他们的‘气’[360]扯上半点关系。”

阿姆斯特丹的纳粹占领期彻底改变了弗里达与本诺原本的人生轨迹：苦难与磨砺造就了他们不屈的性格，并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民权斗士的道路。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五彩斑斓、熠熠生辉的1960年代和艺术展览般的1970年代，在两人因拓展个人自由方面的辛勤耕耘而被双双授予骑士称号时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1997年本诺逝世的那一天。1995年，本诺的授勋仪式上，他的男友弗里索·布鲁克斯马注意到，他们两人的位子紧邻贝娅特丽克丝女王和她的母亲朱丽安娜。于是，布鲁克斯马在本诺的耳边低声揶揄道：“坐在同一排的四位女王。”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是一个再精辟不过的总结：纳粹的黑暗统治过后，阿姆斯特丹及整个西方世界在自由之路上迈出了多远、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10 魔力中心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7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名叫海斯·范哈尔，是这一年新当选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初看之下，照片上范哈尔与人们心目中1950年代西方政客的典型形象并没有多大分别：白人，中年男性，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梳着锃亮的背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当权派人物。在荷兰的体制中，市长不是选举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不过，政客外表下的本质与内在，让范哈尔的当选大抵迎合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意愿。范哈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他和他的兄弟瓦利·范哈尔一直是荷兰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而且，海斯·范哈尔银行家的身份以及他同美国金融界间的联系，在阿姆斯特丹的重建时期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加之他在政治上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因而体现了兼顾两种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上任后，范哈尔市长启动了一轮大胆而又冒险的城市建设项目。他的目标是：既要通过日渐成形的福利国家政策兑现维护市民个人自由的承诺，又要为商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1950年代是一个甩开战争留下的阴霾与创伤、大步奔向未来的年代：城市空间亟待拓展，新房屋与新道路亟待投融资建设。阿姆斯特丹将自己与一众不请自来之物——小汽车、电视、广告和消费主义——紧紧捆绑在一起。经济上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工业腾飞，工资水平在十年时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

范哈尔推行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颇为奏效。然而，随后事情便开始急转直下。经由这段“急转直下”历史的映照，我们不难发现，欧洲从战后时代过渡到20世纪下半叶——从黑白胶片过渡到彩色影像，从双排扣西装过渡到喇叭裤——的过程中，整个西方世界走上的其实是一条遍布荆棘的艰辛之路。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不仅关乎一个好人的失利、落败与黯然下台，更关乎阿姆斯特丹如何一步步变成今人眼中的自由之都。

在这场迫在眉睫的巨大文化冲突中，如果才能出众、受人尊敬、功勋卓著、俨然一副保守当权派形象的范哈尔市长代表其中的一方，那么，在擂台的另一端与之分庭抗礼的，则是一个来自海牙、名叫鲁尔·范杜因的十七岁男孩。1960年，荷兰政府准备允许美国在荷兰境内部署核武器。消息传来，范杜因与他的几个朋友立即走上街头，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中央坐下，阻断过往车辆的去路。[361]“我认为，刚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我们，绝不想要一场使用更大威力炸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阿姆斯特丹斯洛特法特区内的一间小而温馨的花园式公寓里，现年七十岁的屋主范杜因一面追忆往事，一面对我说道。他和他的朋友们被捕了。出狱后，径直来到阿姆斯特丹抗议的他再次遭到逮捕。为什么选择阿姆斯特丹？“当时的阿姆斯特丹依旧沉湎于战争留下的伤痛。”他回答说，“因此，它是批判性思考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中心。”[362]

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的艺术家早已投身与之相关的活动（不过单从表面上看，该活动与自由浪潮间的联系并不显见）。赫罗特费尔德的父亲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并把“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充满罪恶与弊病”的思想灌输给儿子。赫罗特费尔德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香烟上。他认为，烟草是跨国公司借以奴役普通百姓的根本机制（他本人就是一个老烟枪的事实无疑更增加了他在此事上的热情）。当地的一名商人十分欣赏他所要传达的信息，便把市中心莱顿广场附近的一处场地捐赠给他。由是，赫罗特费尔德在此干起今人无疑将称其为“行为艺术”的表演。他打扮成一副略显疯癫的“20世纪版美洲印第安人”的样子，脸涂油彩，围着一个火堆又跳又蹦。学生及其他人士纷纷赶来观看并加入他的表演。赫罗特费尔德带领他们不停发出一种类似于“呃咳—呃咳—呃咳”的单调声音（其初衷在于模仿抽烟者的咳嗽声）。

范杜因这个人既腼腆又有些书呆子气，而赫罗特费尔德则是一个豪放、张扬、恣肆、招摇、表现欲强、好出风头的人。不过，他们二人所信仰的事物间存在着一定的交集。用赫罗特费尔德的话说就是，战胜纳粹主义的资本主义，用十五年多的时间，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一群“卑劣可耻的塑料人”[363]。当时的西方各国莫不如此，然而，讽刺的是，荷兰的情况之所以尤为严重，恰恰是因为两股自由主义势力的协调与融合。之前，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至少可以为社会时不时增添些许新的花样；现在，单阶级社会的温和、平淡与乏味，取代了劳资双方的吵吵嚷嚷：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全体社会成员都跟中了邪一样，无精打采、神情茫然，直勾勾地盯着家里的电视机发出的幽幽蓝光；他们上床睡觉时，梦里所见全都是刚刚看过的广告中宣传的产品。

理论创建者范杜因最初的灵感来源于19世纪晚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很快便失望地发现，米哈伊尔·巴枯宁等人的作品尽是些陈腐而又过时的哲学。为了发动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怀着向劳动者讨教和取经的愿望，范杜因去阿姆斯特尔啤酒厂找了一份工作。可是，事实证明，工人们对反抗与暴动丝毫不感兴趣。范杜因向我坦言：“我意识到，工人阶级有着与他们的雇主相同的目标：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再无所求。我们感到，我们必须朝更远处看，看向推崇自由、玩乐与创造力的政治势力。于是，我开始找寻愿意支持革命的社会阶级。”他找到了这样的阶级，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词：“挑衅者阶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到1960年代初期，一批批荷兰男女相继步入成年。他们是“挑衅者阶级”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非但不是业已成形的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还将其视为对个人主义和创造力的一种威胁，并希望通过刺激与挑衅，促成社会意识及观念的转变。

斯珀伊广场是阿姆斯特丹核心区内的一处公共广场。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奇异的小铸像。1960年，范哈尔市长的夫人亲自给这尊名为“小宝贝儿”、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模样、为纪念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小子而建的铜像揭幕。1964年，在一个格外无法无天的晚上，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把他的“反吸烟神庙”[364]付之一炬，并因此遭到逮捕。之后，他将自己即兴表演的地点改为斯珀伊广场，并很快赢得市民的广泛关注。“小宝贝儿”是一家烟草公司捐资修建的，因此，对他来说，将这尊铸像作为其表演世界新的中心，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从1964年6月开始，每周六的午夜，赫罗特费尔德都要在铸像的基座处表演。初时，只有十多个人从旁观看。而最终，围拢的人群发展到数千人。

一次，鲁尔·范杜因带着他亲自制作并印刷的另类杂志现身即兴表演的现场。杂志的页面窄而长，封面上印着一堵墙，墙上用涂鸦风格的潦草字迹写着杂志的名字：Provo。这是“挑衅”一词的简略形式。跟当局打交道的经历加深了范杜因等人已有的认识：从纸面和官方的宣传上看，公民权利之类的东西的确存在于荷兰大地；然而，现实是，当局与17世纪统治这座城市的摄政者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当然，别处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就在同一时间，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爆发了“由塞尔玛向蒙哥马利市的进军”[365]，途中，州警用棍棒和催泪瓦斯驱散了民权游行的队伍。在阿姆斯特丹，面对权力滥用，当地市民的反应与态度之所以会出现从漠不关心到义愤填膺的180度大转弯，跟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年轻人对荷兰的自由遗产深信不疑；而另一方面，警方的野蛮行径——逮捕、殴打以及无正当手续的强行搜查——仍不时发生。为了揭露当局的本来面目，必须设法挑衅并激怒他们。这便是普罗沃杂志与普罗沃运动背后的理念与想法。

与赫罗特费尔德即兴表演的结合，让“普罗沃”迅速发展为一场运动。周六，午夜，高校学生聚集在铸像周围。随后，头戴印第安头饰和一顶假发、涂抹印第安战漆、身披一件女性皮大衣的赫罗特费尔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跳起舞，并开始歌唱尼古丁魔鬼。孩子们一边笑，一边发出“呃咳—呃咳”的单调声音。还有一个人在一旁咚咚地敲鼓。骑摩托车、腰挎夜勤警棍的警察不慌不忙地赶来。我的前任女房东奇奇·阿姆斯贝格和她的丈夫也曾参与其中。他们在霍佩咖啡馆（城内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的露台上注视着下面的一切。“我们站在那儿，一边看，一边嘲笑警察。”阿姆斯贝格回忆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类情况。接着，突然之间，警方采取了行动。他们掉转车头，冲进人群，开始用长鞭抽打他们。人们在惊慌中四散奔逃。”

范杜因家的楼上，有一间他自己的小图书馆。他从中抽出某件包在塑料套里的东西给我看。这是1965年7月12日发行的第一期普罗沃杂志，是他用埃丽卡牌打字机一字一句敲出来的。如果要列出1960年代最具历史价值的十大“文物”的话，范杜因其貌不扬的自制杂志的第一版定会榜上有名。杂志窄长的页面里写满愤怒而又玩世不恭的荒诞主义大声咆哮。范杜因翻到我让他给我看的那一页。第一期的每本杂志中，都有他用胶带粘上的几张玩具枪火药纸（裹有易爆微粒的小纸条，与击锤碰撞后会发出“砰砰”的声响）。“扳起击锤，啪的一枪，在你自己的人生中发动革命。”杂志如是写道。“这让我也遭到了逮捕。”范杜因告诉我。

铸像前的即兴表演让当局摸不着头脑，而这正是范杜因等人的用意所在。人们遭到殴打、被拖进拘留所，仅仅因为他们把鲜花摆放在“小宝贝儿”铸像的脚下或者其他诸如此类毫无过错与冒犯之处的行为。在最著名的“触怒”活动之一当中，一名女性同谋者因为向人群分发葡萄干而被捕入狱。赫罗特费尔德还有其他作弄、挑衅直至触怒当局的手段。他在全城的香烟广告上都涂了一个大大的“K”字（代表“癌症”一词）。他把自动贩卖机里的普通香烟替换为一包包装有假大麻的香烟。他还发明了一种“大麻游戏”。其中的一个玩法是：让他即兴表演的参与者当众卷烟，然后当着警察的面抽；警察想当然地把他们抓起来，却发现，烟纸里裹的既不是大麻，也不是烟叶；赫罗特费尔德等人的目标恰在于此：因为做某些合法的事而被捕。

在赫罗特费尔德从事表演、吸引人群的同时，范杜因一直在找寻有效控制并利用这股力量的途径。普罗沃杂志发布了一系列“白色”倡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白色自行车”计划。此前，“普罗沃”一直将烟草和机动车视为一对孪生恶魔；现在，他们断定，阿姆斯特丹应该禁止小汽车的使用，并代之以一批供所有需要出行的人自由使用的白色自行车。居民们可以跳上任意一辆，骑到他们的目的地，并把它留给下一个有需要的人。普罗沃者们购买了首批五十辆自行车，全部漆成白色，并将其呈现在市民的面前。随后，警方把它们统统没收充公。

面对警方的打压，普罗沃者们发布了一项针锋相对的后续行动：“白鸡肉”计划。“Kip”（鸡肉）是荷兰人对警员的俗称。他们的计划是，呼吁市政府为警方提供大量的避孕套、创可贴和炸鸡腿，从而让一边巡逻、一边分发它们的警察变为真正的人民公仆。（“白鸡肉”计划并未取得成功。）

到1965年夏，“普罗沃”现象已经占据了荷兰各大新闻媒体的显著位置。普罗沃杂志称阿姆斯特丹为“魔力中心”，一个新观念与新意识即将酝酿成形的地方。而斯珀伊广场则是这一“魔力中心”的中心。说来也怪，该广场恰好坐落于贝海恩霍夫[366]的正前方，那是一座小小的庭院式女修道院，其历史可追溯到该城首次获得国际声誉的时代，是所谓的“阿姆斯特丹的神迹”引发的后续反应之一。二者比肩而立，后者见证了因宗教虔诚而闻名于世的中世纪阿姆斯特丹，而前者则见证了因反抗政府的“花之力”[367]浪潮而享誉海内外的现代阿姆斯特丹。

现在，赫罗特费尔德即兴表演的观众数量正在以指数形式增长。“国内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也开始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范杜因说道，“他们一夜间全都留起了长发，简直太让人吃惊了。要知道，这可是1965年——在柏林或者巴黎，这样的事情直到1967年才有可能出现。至今，我仍然为此而感到震惊。毕竟，最初只有我们十或十二人蓄起长发。”

即兴表演的发展壮大，以及蜂拥而至的国际媒体对阿姆斯特丹正在进行的非同寻常的青年运动的广泛报道，让运动的参与者们（其中既有势头尚弱的反战与反核弹运动的成员，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披头族、艺术家以及一批又一批对一切都感到不满的年轻人）遭到当局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一些人因为无中生有的违法行为而被判入狱一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警方的暴力执法导致普罗沃者们将矛头直指他们的市长。“打倒范哈尔！”成为每周六晚的仪式参与者们新的呼喊内容。海斯·范哈尔，荷兰抵抗运动的英雄，正一步步陷入两辈人——成年于战前的一辈和成年于战后的一辈——之间的代沟所引发的旋涡之中。

那时，没有人知道，范哈尔正处于某种程度上的两难境地。跟几世纪前的阿姆斯特丹行政长官一样，面对城内的自由意愿表达者和远在他处的上级，他一直试图进行斡旋与调停（这次，上级是位于海牙、希望尽快结束这些愚蠢而又荒谬的无意义胡闹的荷兰中央政府）。而且，那时很少有年轻人知道或者在意范哈尔曾经的英勇行为。“他其实是一位勇士。”在那间花园式公寓里闲聊时，范杜因这样告诉我，“但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我不知道他在抵抗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知道或许是一件好事，否则，那时的我肯定会因此而对他崇敬有加。而事实是，作为一名市长，他总喜欢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觉得我们是道德败坏的恶人、一无是处的社会垃圾。他就像一位气急败坏的父亲一样，希望我们赶紧把嘴闭上。”

即兴表演当中，“Klaas komt！”（圣尼古拉来了！）是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反复呼喊的另一句话。荷兰人将“圣尼古拉”称为“Klaas”。圣尼古拉是现代圣诞老人的前身。在荷兰，有专门为圣尼古拉设立的节日。“圣尼古拉来了！”开始以涂鸦的形式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它确凿无疑地预示着，腐败堕落的现行政治体制即将走向灭亡，一个充满爱、和平与魔力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民众热爱这句口号，甚至可能真的相信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当圣尼古拉真的“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之愕然。1966年，年轻的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宣布，她要结婚了。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名叫克劳斯·冯·阿姆斯贝格的德国贵族。冯·阿姆斯贝格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而且在战争期间曾短暂服役于纳粹军队。赫罗特费尔德预言的“幸福时光”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普罗沃者们本来就对荷兰的君主制颇有微词，并将其视为反动保守势力的缩影。现在，公主要嫁给一个纳粹占领军的短期帮凶，而且这个帮凶还跟他们想象中的神奇救主重名[368]，无疑让“挑衅者们”有了一种被挑衅的感觉。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必须有所行动。

王室婚礼临近之际，“白色流言”计划付诸实施。人们听说，普罗沃者们将在仪式举行前往饮用水中投入迷幻药LSD，还将在婚车游行的必经之路上播撒狮子的粪便，从而让骑警的马因受惊而脱缰。王室婚礼是向世界展示阿姆斯特丹及整个荷兰良好风采的绝佳契机。范哈尔市长和位于海牙的荷兰当局容不得半点疏忽与麻烦。他们在街道两侧布置了两万五千名警力。

还有传言说，普罗沃者们会引爆炸弹。后来的事实证明，该传言并非无中生有；只不过，普罗沃者们使用的是烟幕弹。街道两侧有不少来自城外的警察，腾起的滚滚白烟压垮了他们绷紧已久的神经；焦躁易怒、一头雾水的警方开始漫无目的、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棍击现场的普通民众。电视机画面中，街头的骚乱把镀金四轮马车上王室夫妇的风头一把抢了过去。

这场婚礼标志着普罗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透过电视机，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当局的过火行为与小题大做；大批因此加入普罗沃运动的阿姆斯特丹人，彻底改变了力量天平的对比。许多人明白了普罗沃者们的感受：阿姆斯特丹在德国人手中吃尽苦头；现在，竟然要在这里举行与纳粹帮凶的婚礼，怎么可能不让人怒火中烧。十八名市议员投票抵制这场婚礼。

婚礼结束后不久，海斯·范哈尔被迫离职。在普罗沃者们眼中，他是一头暴虐无道、独断专行的野兽；在位于海牙的荷兰当局看来，他是一个畏首畏尾、缺乏魄力的无能领导。随他一同离去的还有荷兰的旧秩序与旧制度。眨眼间，“普罗沃”赢得了一种略显反常的尊重。“事情有了突破。”范杜因告诉我，“人们开始理解玩笑背后的用意。投掷烟幕弹不是为了伤害谁，而是为了用白色烟幕遮挡现场，不让人们看到王室婚礼的电视转播画面。他们知晓了‘普罗沃’的本质。突然之间，我们接到从各地发来的演讲邀请函，邀请我们去伦敦、去巴黎、去布拉格。我在卢布尔雅那发表了一场关于‘普罗沃’与生态学的演讲。普罗沃运动开始向外传播和拓展。”

说到普罗沃运动的波及程度与冲击力度，绝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阿姆斯特丹。历史学家汉斯·里格哈特拾起前人为1672年发明的术语（这一年，接连不断的战争将荷兰的黄金时代彻底摧垮），用“多灾之年”来称呼1966年。1966灾年，普罗沃者们在市议会内赢得五个席位。D66党（亦即“民主主义者1966”），一个存续至今的荷兰政党，诞生了，并宣称要为荷兰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普罗沃”撼动了各大政府机构的根基。在此之前，新闻业不仅老气横秋、全无生气，还常常自我压抑；现在，它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变得既咄咄逼人，又爱刨根问底。

1969年春，城内发生的两件大事，标志着1960年代自由浪潮的顶峰在阿姆斯特丹的最终到来。第一件事从内部撼动了整座城市，第二件事将阿姆斯特丹重新树立为环球公认的世界自由之都。第一件事始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向校方提出的要求：在大学的一切事务中，学生均应拥有发言权。要求遭到校长的拒绝后，七百名学生在少女楼（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中央行政楼）前举行了一场示威静坐（事有凑巧，该楼恰好位于“小宝贝儿”铸像的正对面）。跟发生于别处的类似示威静坐一样，透过该事件，许多人渐渐意识到，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间的分歧与代沟是一个尖锐而又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第二件事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902套间。从贝娅特丽克丝与她的德国情郎的婚礼之日算起，不到三年时间，在对自由及公民权利的争取方面，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然追赶上普罗沃运动中的阿姆斯特丹。小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F.肯尼迪的接连遇刺、美莱村大屠杀[369]的发生和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动摇了一切事物的根基。“爱之夏”[370]到来而后消逝。披头士录制了《佩珀军士的寂寞之心俱乐部乐队》、《魔幻般的神秘之旅》以及所谓的“白色专辑”[371]。

披头士的歌迷忧心忡忡地看到，约翰·列侬把注意力从乐团渐渐转向与小野洋子的无调性音乐项目。[372]1969年3月，在直布罗陀成婚的约翰与洋子开始了他们的巴黎蜜月。其间，与萨尔瓦多·达利共进午餐时（他们为他演奏了一首无比尖锐刺耳的歌曲；接着，后者靠一口咬掉一只烤小鸟的头扳回一局），他们遇到一个名叫汉斯·博斯坎普的荷兰唱片制作人。当时，满脑子战争、和平、越南的他们正在琢磨怎么才能利用好二人成婚以来国际媒体对他们的广泛关注与报道。博斯坎普建议他们去阿姆斯特丹。“普罗沃”与即兴表演之城是进行抗议示威的绝佳场所。据博斯坎普回忆，列侬当时说：“这个主意不错。你只管找一家好的旅店，剩下的由我们来做。”[373]于是，列侬和洋子跳进他们的白色劳斯莱斯，朝阿姆斯特丹驶去。

3月25日至31日，入住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两人在套间里一待就是七天。他们把两张自制的海报——一张写着“床和平”；另一张写着“头发和平”——贴在窗户上，并宣布，他们要在床上搞一场即兴演出。随后，害怕演出涉及当众做爱的阿姆斯特丹警方发布了一条通告：“如果人们被邀请参与这样的‘即兴演出’，警方必将采取行动。”[374]

但是，两人的计划并非当众做爱，而是重新定义“示威静坐”（将传统意义上的示威静坐与他们在蜜月期酝酿的构想拼接在一起），并向世界各地的记者团发出邀请。扬·东克斯——那时的他不过是为自由新教徒无线广播公司（VPRO）电台效力的一名年轻记者；日后，他将成长为一名广受赞誉的荷兰流行音乐记者——回忆说，他接到百代唱片公司的某位员工打来的一通电话：“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一档每周五晚播出的广播节目。我们能在他们的卧室现场直播整整一小时吗？他们说没问题！简直太不可思议了。”[375]直播当天，东克斯发现，他并不是要跟这对新婚夫妇同床，而是与他们一同坐在床边。回答问题时，列侬说，“床上和平运动”的概念，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促进和平的最有效方式”。不过，人们似乎并不想听他深究详谈越南战争。一位听众问列侬是否看过《头发》[376]这部音乐剧。“我认为它简直糟糕透顶，不过，我觉得它所要传达的理念尚可接受。”列侬答道，“裸体段落开演后我们就离场了。”另一个人问他：“此时此刻，在阿姆斯特丹，你哆嗦[377]的频率是多少？”他轻快地反唇相讥道：“哦，大约每秒两百万下吧。小心着点儿！”东克斯告诉我，那一小时给他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是洋子要求别人听她说话时的坚决与执拗以及列侬的幽默风趣与放松状态。当洋子要发表一段关于和平与宇宙能量的空洞的长篇大论时，列侬自觉地刹住话头，等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的利物浦口音说道：“要知道，她是从外国来的。”[378]

一个月之后，列侬把这一切镌刻在《约翰与洋子的民谣》的歌词中。又过了一个月，披头士乐队单独录制并发行了这首歌：

从巴黎驱车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

在我们的床上聊了一个星期……

引来世界各地记者的“床上和平运动”，虽然对世界和平贡献不大，却可能正好巩固了阿姆斯特丹新自由主义中心的名声。甚至在1960年代行将结束之际，该年代的旺盛精力仍旧与阿姆斯特丹交织融合在一起。约翰与洋子入住希尔顿酒店的时候，普罗沃运动早已正式告终。“普罗沃”意在刺激并激怒政府机构。截至1967年，在如何处理挑衅事件的论战当中，警察局长与市长双双丢掉工作，让普罗沃者们一下子失去了对抗的目标，而一些当权派成员签字参与“普罗沃”项目的行为，无异于一记致命之吻[379]。（一位前政府部长公开表达对“普罗沃”的拥护之后，范杜因讥讽道，如果部长此前真的有意支持普罗沃运动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设法制裁并镇压该运动）。“普罗沃”的领袖们召开了一场旨在解散“普罗沃”的会议。同时，“床上和平运动”结束后的数月之内，保罗·麦卡特尼宣布退出，披头士乐队分道扬镳。墙上的日历翻开新的一页，1960年代结束了。

但在阿姆斯特丹，1960年代还远未结束。1969年，鲁尔·范杜因成为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一员，而且，他在市政府内一待就是三十年。其他普罗沃运动的同僚也选择在那时融入体制内部。一些昔日的普罗沃者指责他们出卖原则、背弃信仰，但范杜因说，他的加入“是为了给体制带来变革”。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讲，与其说这是前普罗沃者化身当权派，倒不如说是市政机关变成了“普罗沃”。汉斯·里格哈特在他的《永不终结的60年代》（真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书名）一书中指出，1960年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荷兰的变化还要大。抛开两者略有差异的变革之路不谈，1960年代的确拓展并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变革进程。而且，这一点在阿姆斯特丹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如扬·东克斯所说，在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主流文化。而且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

普罗沃者们的“白色自行车”计划之所以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象征是因为，该计划催生的如今这个几乎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巧妙、最先进的城区自行车系统，早已成为阿姆斯特丹市区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系统由自行车专用道、自行车交通信号灯、自行车停车场以及一部内容详细的骑车人礼仪守则构成（不过，许多阿姆斯特丹人常常像过去的普罗沃者们一样，一点儿也不把这部礼仪守则放在眼里）。“白色自行车”计划的落实归功于一个名叫卢德·朔梅尔彭宁克的前“普罗沃”成员。对该计划深信不疑的他日后成为市政府的一名官员。他的想法和努力亦有助于世界其他国家启动城区自行车系统的规划与建设。

在当时的人看来，普罗沃者们的其他计划尽是些激进极端的惊世骇俗之举；而现在，这些计划的成果早已融入阿姆斯特丹及别处的日常生活，成为今人眼中的平淡无奇之物。“白烟囱”计划敦促政府对排污者课以罚金。今人管控污染时施行的“排放交易”或“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其实就是在以一种更复杂、更老到的方式做“白烟囱”计划做过的事。1970年代，鲁尔·范杜因升任高级市政官，负责能源政策的制定。他提议，市政府应该探索风车发电的可行性。“人们觉得我疯了。”他告诉我，“他们说：‘你想把我们带回中世纪吗？’但‘回到中世纪’正是当今社会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正如1960年代并非一成不变地全然接受肇始于战后时代的变革之路，20世纪末的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也并未全盘继承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衣钵。一切都发源于该城的整部独特历史：与海洋间的斗争；与西欧封建制背景格格不入的前资本主义文化；远在16世纪便已站稳脚跟的不基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开放包容（那时的阿姆斯特丹对各种新宗教的信徒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换成别的地方，这些手舞足蹈、大声咆哮、吟唱怪异颂歌的人早就被当成女巫烧死了）。

事实上，到20世纪末，“脱离宗教的自由”成为历史悠久的宗教自由传统新的自我演进方向。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迁，或许是该城后1960年代的诸多转型里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在这座“阿姆斯特丹的神迹”之城，在这个曾经生活着欧洲最虔诚的社会群体之一的地方，人们就这么直截了当地停下了去教堂的脚步。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问题：1900年，超过45%的阿姆斯特丹人信奉荷兰新教（他们的祖先投身对抗西班牙帝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为了争取该基督教派别的合法性）；到1971年，只有大约18%的阿姆斯特丹人自视为新教徒。2000年，该数据跌落至5%。[380]如果自由主义真的像几世纪以来的诸多拥护者与诋毁者所说的那样，是一股终将站在宗教的对立面或者干脆取而代之的力量的话，那么，阿姆斯特丹似乎称得起是这方面的领跑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福利国家模式的实施几乎在一瞬间就引发了一场剧变。人们突然有了失业金、病假和自带养老金的工作岗位。城内及国内脱离教会人数的稳步增加与社会福利水平的上调不无关系。因为社会福利部分取代了宗教的“安慰毯”功能。在扬·东克斯等人看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他告诉我，在他的整个童年时代，笃信天主教的祖母一直在家中客厅的壁炉架上摆着三尊圣像。接着，祖母开始领取每月四十荷兰盾的福利支票。他说，下次去祖母家时，他看见圣像被放在门外的垃圾旁边。“她说：‘除了在德国人来的时候给他们的坦克涂圣膏之外，教会还为我们做过什么？给我们买面包的不是教会，而是工党’。”

经由反主流文化革命、世俗化抑或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走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再度申明了其维护并发扬由来已久的自由遗产的承诺。荷兰裔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肯尼迪指出，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市领导扯开嗓子高调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好处，而是应该归功于一个历史性的妥协意愿，归功于另类的观点与呼声被允许传到人们的耳朵里。[381]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的余波中管理这座城市的政治家，并不都是些左翼激进分子。相反，幸亏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重的“波德模式”早已成为他们性格的一部分，要不然，没有他们或多或少的被动默许，阿姆斯特丹绝不可能成为别处至今依旧无法忍受乃至深恶痛绝的种种诉求与思想的滋生地。

这种被动默许无疑暗示着有被允许的一方（比如本诺·普雷姆泽拉）或者强制推行新事物的一方（比如鲁尔·范杜因）的存在。阿姆斯特丹城内永远少不了各类激进分子和权利争取者。但真正重要的是，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阿姆斯特丹包容、忍受并默许一切的被动性格一直都显而易见，使得该城得以用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规模与方式持续高举自由的大旗，持续拓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历史背景及政府的被动默许之下，阿姆斯特丹的毒品政策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演进之路。1960年代，大麻第一次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时，在各国众口一词的喊打与谴责声中，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不为所动，对大麻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更不视其为腐化堕落或者道德沦丧的象征。普罗沃让位于更宽泛的嬉皮士文化之后，电台主持人甚至开始在节目中播报城内出售的各类大麻与哈希什的价格清单。随着毒品的日益盛行，荷兰司法部开始推行一种颇能体现“荷兰式宽容”的独特政策：gedogen。在当局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海洛因一类的危险硬毒品的同时，将大麻一类的软毒品“去犯罪化”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1973年，三个政党（其中两个是D66党和工党）联合起草了一份主张以对待酒精的方式对待大麻的议案。[382]

然而，事实证明，大麻从“去犯罪化”推进到合法化，不仅要考虑国内民意和舆论的压力，更要面对来自邻国和国际组织的抨击与责难。此外还有人担心，大麻合法化可能会把世界各地的嬉皮士统统吸引至此（日后，此担心毫无悬念地成为现实）。于是，主张“去犯罪化”的“gedogen”政策开始大行其道。警方取缔街头毒品交易之后，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每一个阿姆斯特丹人或者来这里观光的每一名游客，都知道咖啡店与咖啡馆之间的区别。之前，区别在于，咖啡馆有售卖酒精的许可证，而咖啡店基本上只卖咖啡。警方绝不会毫无缘由地关注起咖啡店内的情况。因此，大麻交易从室外转入室内之后，阿姆斯特丹的咖啡店开始渐渐笼罩在一层朦胧而又神秘的面纱之中。据一些人回忆，韦斯佩尔区的“柔醇之黄”（Mellow Yellow）是第一家从事此类交易的咖啡店。1973年，二十三岁的韦尔纳德·布莱宁把这间之前是面包房的门面改建为咖啡店。三十年后，布莱宁向一名采访他的记者吐露，他开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进行透明而公正的大麻交易，以咖啡店为联结点，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都是嬉皮士。如果人人都抽大麻，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加美好”。[383]

在市领导们看来，咖啡店大麻交易是一个行得通的办法。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允许人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怎么高兴就怎么来”；把事情拉到台面上，让官方进行漫长的审议与讨论，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咖啡店大麻交易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应付了软毒品交易的必然性，限制了它们的使用，并为毒品管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理论上说，大麻仍属非法，但只要咖啡店不给大麻打广告、不售卖硬毒品，就能获得官方的容忍。随之而来的阿姆斯特丹大麻黄金时代，让这里变成大麻烟卷的宇宙中心。后1960年代的嬉皮士们蜂拥至此，晕晕乎乎、浑浑噩噩、心满意足地坐在一起，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然后在车站搭上一辆驶离水坝广场的“魔力巴士”，沿“嬉皮士之路”前往印度及其他东方圣地。截至1980年代，城内共有约一千五百家咖啡店。那时，你可以（而且现在依然可以）买到“超级棕榈”、“蜜黄”、“橙色花蕾”、“黑色孟买”、“印度奶油”、“缅甸库什”等一百多种大麻以及掺大麻的荷兰布朗尼蛋糕和太空蛋糕。

“卖淫”走过了一条与之类似的轨迹。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卖淫更给人一种无可避免的感觉，因此，它在阿姆斯特丹刚刚建立的时候便被官方所容忍。对卖淫的管控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将其限制于特定的城区（除了最大、最主要的德瓦伦区之外，还有几个较小的红灯区），二是把站街女移到橱窗后面。1960年代，德瓦伦区出现了第一扇专供女性当众展示身体的卖淫橱窗。如今，城内不仅有几百扇这样的橱窗，还有不少在妓院里工作的卖淫女。1980年代，她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红线”（De Rode Draad）的请愿团体，希望政府能够将性交易合法化。她们还想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与成见：她们不是亟须改过自新的失足堕落妇女，只不过是一些靠干活儿来谋生的工人。

2000年是“自由主义化”进程的分水岭。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再次让世界为之侧目。它的实现，归功于荷兰社会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再度汇聚与融合。执政联盟的各政党中，既有最大的社会自由主义政党工党，也有D66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这两个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携手合作、从不同的哲学角度发挥自身效用的各政党，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从几个方面扩大公民自由的法律。性交易、同性恋婚姻和安乐死全都成了合法行为。一系列“合法化”举措有力地回应了那些将荷兰的宽容政策单纯等同于被动默许与接受的批评者，因为荷兰政府的决议清楚而又明确地表明了官方积极提升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态度。同性婚姻是对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认可。安乐死是对选择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的公民的尊重。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性交易合法化的理由是，公民有权从事此类存在消费市场的交易。而社会自由主义者则相信，合法化可以让性交易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卖淫者及其顾客提供保护。

性交易的确从此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寻常。有些性工作者还成为荷兰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荷兰工会联合会的成员。“红线”组织的网站上，有不少写给性工作者的建议。有关“减税扶助”的建议这样写道：“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你的避孕套和通勤费可以免税。遗憾的是，服装及个人护理方面的费用无法减免。”[384]

尽管如此，困扰卖淫业几个世纪的诸多难题依旧存在；性交易合法化之后，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进一步加剧：阿姆斯特丹成为人口贩卖的集中地。同样，咖啡店的出现和大麻的“去犯罪化”也没能彻底消除与毒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从许多方面来看，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荷兰更像是一片实验田，用来测试社会行为法的激进自由化的可行性。荷兰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若想立法承认某些世界其他地方全都明令禁止的事物，就必须得做好成为有组织犯罪的风口浪尖的准备。结果是，荷兰的政治家开始从自由主义的过激行为中撤退。咖啡店和卖淫橱窗的数量遭到削减，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自治市开始一步步加紧对毒品交易和性交易的管控。

不过，大批阿姆斯特丹人强烈要求彻底取缔这些交易的场面绝不可能出现。阿姆斯特丹2001年至2010年的市长约布·科亨告诉我，解决“合法化”抑或官方对性交易和毒品交易的宽容态度所引发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找到更好的规范、约束与管控之道。“自由是阿姆斯特丹的终极价值。”他说，“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享受那种‘为所欲为’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于是你会发现，2008年阿姆斯特丹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之后，咖啡店纷纷贴起这样的告示：“遵照最新颁布的荷兰法律，店内不允许吸食烟草。香烟、掺大麻的雪茄及其他含烟草的大麻卷烟都必须在外面抽。不掺烟草的纯大麻卷烟仍可以在店内抽，不含烟草的大麻烟斗和大麻水烟筒亦可在店内吸食。”

值得一提的是，阿姆斯特丹对软毒品的纵容固然举世闻名，但是，说来也怪，在事情的另一面，荷兰是全世界对处方药管控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荷兰人对制药产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对待外科手术则更是慎之又慎。令人惊奇的是，荷兰大夫都不怎么乐意给病人开处方药。比如，他们给年轻人开抗抑郁类药物的可能性只占美国的三分之一。[385]有好几次，我拖着病躯去找我的医生看病，只是为了让她给我写一张开阿司匹林的处方。

相似的情况——一种潜藏在声名狼藉的过度自由表象下的保守主义——还出现在与“性”有关的事情上。曾经的荷兰社会一度谈“性”色变，总是板起一副迂腐守旧、假充正经的拘谨面孔；多亏阿莱塔·雅各布斯、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和本诺·普雷姆泽拉等人的不懈反抗与斗争，如今，除了性交易合法化之外，在对待与“性”相关的一切事物时，荷兰人的态度之开放、观点之坦率，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与之匹敌。在荷兰人看来，向青少年传授并展示各类避孕方法，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著名的“荷兰双保险”避孕法（男孩用避孕套的同时，女孩还必须吃避孕药）让荷兰成为全世界未成年少女怀孕率和堕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荷兰人的保守主义表现在，对他们来说，“性”不是一种隐私或者秘密，而是一件同个人健康以及社会的正常秩序息息相关的事情。相同的观点还反映在荷兰电影的分级情况当中。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内含性及裸露镜头的美国R级片[386]可以向全年龄段的人开放。但另一方面，在荷兰，一部美国人认定为PG-13[387]的电影却可能只向成年人开放。因为，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对美国人来说或许根本不算什么，可对荷兰人来说，却是万万不能让儿童看到的场面。

2000年1月，荷兰作家、工党要员保罗·斯海弗在《新鹿特丹商报》（荷兰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多元文化的梦想”的文章。1980年代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17世纪荷兰人的首创并为一代又一代荷兰人所继承和发扬的包容理念，又有了一个新的化身：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说，政府不仅要大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还必须支持并保护不同亚文化群体的独特性。始于1970年代、一度盛行于整个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广泛的开放性移民政策。荷兰人为难民修建了令人无比神往的带游泳池、网球场和洗衣服务的移民处理中心。

然而，斯海弗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不可能构建一个全新的荷兰社会，甚至连让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交融共居、让外来文化给本地文化锦上添花的目标都实现不了。多元文化主义创造了一个位于社会底层的移民阶级，让政府背负上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荷兰社会供养了他们，可是，他们不仅对荷兰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知之甚少，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公开谩骂和诋毁它们。他们也不想一想，要是没有这些自由传统与包容精神，他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在此安家落户。问题部分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术语的定义，基于各文化一律平等、均应受到平等对待的前提。因此，在多元文化主义者们看来，政府不应偏向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语言、习俗、传统或者行为方式，哪怕新移民之所以选择侨居至此，恰恰是源于对荷兰当地文化的渴慕。不过，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还有一个明显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原因。政府鼓励新移民保留其自身的语言和传统，并非完全出于对文化平等的过分看重，而是因为，荷兰当局坚信，这些“客居异国的外来务工人员”终有卷铺盖返回原籍的一天。因为缺少整合并接纳新移民的总体战略和中长期后续计划，政府不得不再度祭出早已过时的“柱群体系”：不同族群享有彼此独立的学校、居住区和媒体。新移民被政府安排进各自的聚居区。他们的孩子上的学校被厚颜无耻地称为“黑人学校”。政府既不鼓励也不强迫他们学习荷兰的语言和文化，于是，他们就这样成了二等公民。

斯海弗的文章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文中所言，基本上道出了大部分荷兰人的心声，然而，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公开质疑政治上无比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既然话已经说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便就此展开。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讨论演变为关于移民、伊斯兰国家以及荷兰身份认同的激烈辩论。

在诸多通过移民处理中心审核的难民中，有一个名叫阿亚安·希尔西·马甘的年轻索马里女性。从前，她在索马里和肯尼亚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她五岁时接受割礼[388]，因包办婚姻而最终出逃。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就是为了躲避丈夫的追捕。初到荷兰的她，恍若置身于一处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人间天堂。她学习荷兰语，被莱顿大学录取，痴迷于对启蒙运动的研究。“我逐渐意识到荷兰人与自由间的羁绊究竟有多深以及为什么这么深。”她写道，“从许多方面来说，荷兰都堪称欧洲启蒙运动的首都。四百年前，欧洲思想家斩断教会清规戒律的坚硬枷锁时，荷兰便已成为自由思想的中心。”[389]

在阿姆斯特丹的莱顿广场，由酒吧和俱乐部组成的城市夜生活区的对面，是一处名为德巴利的辩论中心。“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不久，2001年11月的一天晚上，希尔西·阿里走进德巴利，聆听一场以“西方还是伊斯兰：究竟谁需要一位伏尔泰？”为题的专家辩论。荷兰发言者们认为，问题出在西方世界这边。在他们看来，在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的生死攸关之际，目光短浅、一味执着于满足自身消费主义热望的西方，需要一位新的伏尔泰，一位新的启蒙运动先知。持相反立场的希尔西·阿里起身辩驳道：“诸位想想，西方出过那么多伏尔泰，没理由不让我们也拥有我们自己的伏尔泰。想想我们的国家，想想我们国家的妇女。想想为何我们全都义无反顾地逃离故土，来此寻求庇护。想想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疯子开着飞机往大楼上撞。给我们一位伏尔泰吧，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生活在蒙昧的黑暗时代的人。”[390]

两年间，阿姆斯特丹及整个世界热烈讨论移民与宗教问题之际，希尔西·阿里平步青云，成为荷兰议会的议员和电视镜头前的常客。她着重揭露荷兰多元文化主义荒唐可笑、骇人听闻的一面。比如，好心的荷兰自由观察员时常批评非洲国家血腥的女性割礼传统，然而，相同的野蛮行径正在荷兰各城的移民社区内不断上演。触怒荷兰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部分移民之后，她的底气反而越来越足，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批评起她的族群传统的生活方式，批评西方世界并未挺身而出、对抗对自由文化的巨大威胁。

希尔西·阿里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盟友：文森特·梵高哥哥的曾孙提奥·梵高。身为导演和艺术家的他，跟当年的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一样，担负起刺激并触怒当局的艰巨任务（与赫罗特费尔德的区别在于，这位梵高声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益身体健康）。为了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抨击，他和希尔西·阿里联合制作了一段十分钟的短片：《屈服：第一部分》。短片中，一名年轻女性正在祈祷。从头上到脚下，传统服饰把她的每一寸肌肤都裹得严严实实，唯一的例外，是她寸缕未着、盖着经书的身体中部。随着她的祈祷，我们可以听到由不同女性讲述的一系列经历：她们全都遭到过男人的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暴行，然而，根据宗教律法，她们只能忍气吞声、唯命是从。

在荷兰电视台播出后，这段意在进行挑衅与煽动的短片并未引发多少直接关注。随后，2004年11月2日，沿着他家附近的那条紧靠东部公园的街道骑行时，提奥·梵高中弹身亡。朝他连开八枪之后，在阿姆斯特丹长大的二十六岁荷兰籍摩洛哥青年穆罕默德·布耶里割开提奥·梵高的喉咙，用匕首把一封五页的信固定在他的胸口。这是直指希尔西·阿里的死亡威胁，也是一名极端信徒对崇尚相对主义与不敬神的西方世界的公然叫嚣。

希尔西·阿里被迫藏匿起来，却也因此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人物。CBS的“60分钟”栏目简要介绍了她的事迹。《时代周刊》将她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萨尔曼·鲁西迪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盛赞她为来自非洲最黑暗地区的启蒙斗士。各方的关注并未让她畏缩不前，反倒成为她进一步发动咄咄逼人攻势的跳板。然而，争议过大的敏感言论最终让荷兰当局对她忍无可忍：2006年，时任民族事务统筹部部长的丽塔·韦尔东克以希尔西·阿里申请入境许可时伪造难民身份为由，吊销了她的护照。她不再是荷兰公民了。事实上，民众对她的滔天怒火间接导致了当届荷兰内阁的垮台。同时，受邀加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之后，希尔西·阿里迅速走出了因她而起的爆炸性事件的震后余波。

此后不久，为了给杂志撰写一篇采访文章，我与希尔西·阿里在纽约共进了一次午餐。她的穿着打扮和一举一动，无不显露出其与生俱来的泰然自若性格和引人注目的时尚达人气质。从某种层面上看，对阿姆斯特丹及其自由宽容传统来说，她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拥护者与倡导者。你可以感受到，她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深刻洞悉了荷兰自由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她坚信，在对抗宗教迷信方面，阿姆斯特丹一直以来鼓励并扶植的对理性和个人自由的不懈追求与持久保护，是一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键和重要的制胜法宝。“西方世界之所以获得拯救，是因为它成功地将信仰与理性区分开来。”她对我说，“起身反抗极端势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兴启蒙运动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让欧洲人和美国人记起，他们的现代社会绝不是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经过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奋斗历史，才有了如今的这个复杂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体系。而宗教，包括基督教，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我发现，她说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十分赞同。从古至今，宗教绝对主义向来都是一股危害巨大的邪恶势力。政教分离的至关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自明。我觉得，世界上的伏尔泰和斯宾诺莎越多越好。但是，希尔西·阿里对伊斯兰教本身和奉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抨击，我实在不敢苟同。不光是我，见证她鹊起之路的小小荷兰政界，同样无法接受这些离经叛道的大胆抨击。她似乎渴望看到一场规模不亚于以往任何一场世界级冲突的不同文化间的大决裂与大碰撞。

与此同时，提奥·梵高的被害震惊了整个阿姆斯特丹。人们担心，好战的宗教极端分子是不是马上就要挑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而且，人们突然想知道，如果多元文化主义是异路歧途，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西方社会究竟应该如何适应并融入这个彼此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刺杀事件所引发的惶恐不安情绪波及城内的各家各户。当晚，为安抚民众，约布·科亨市长号召大家在水坝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集会。最初，他想把集会办成一场无声的守夜抗议，但当得知提奥·梵高对无声抗议深恶痛绝之后，他决定将其改办为一场“吵闹的守夜抗议”，并要求参与者携带能制造响声与噪音的东西。

数千民众涌入赋予这座城市姓名的中世纪大坝曾经矗立过的地方。许多人不仅带来了“噪音发生器”，还带来了措辞激烈的示威标语，以指责对极端势力的崛起毫无准备的科亨市长。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阿姆斯特丹供养、补贴及资助的隔离社区与宗教组织，一直在讲授和灌输“女人天生就比男人低一等”和“犹太人是冤家对头”的思想。人们说，守夜期间，伴随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失效范围与失败程度的清醒认识，你几乎能够切身感受到集体观念的陡然转变。

示威结束后，犹太裔市长科亨以及在摩洛哥的一个柏柏尔人村庄里出生并且长大的高级市政官艾哈迈德·阿布塔利布所组成的惹人注目的二人组开始了它的工作。阿布塔利布的父亲是一位伊玛目；十五岁时，阿布塔利布移民荷兰。一名阿姆斯特丹的穆斯林和一名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联手组织了一系列集会，走访一个又一个社区，倾听市民们的心声。“我们如夫妻般默契配合。”阿布塔利布后来对我说，“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治疗城市的心理创伤。”对社区居民和媒体来说，他们两人分别传达的信息虽然各有侧重，却刚好互为补充。科亨强调，非穆斯林无须对穆斯林心存戒备：调查显示，杀害提奥·梵高的凶手是一名单独作案的青年。科亨不便发表或发表后必将遭人诟病的言论，则由阿布塔利布出面打理。阿布塔利布借刺杀事件敦促城内的穆斯林多做些有益于融入当地社会的事。在一座清真寺里讲话时，阿布塔利布宣称：“谁不愿意跟荷兰社会及其成就友好相处，谁就赶紧给我卷铺盖走人。”

某次，当别人要求他给“心理创伤治疗”策略下一个定义时，科亨用了“de boel bij elkaar houden”（可近似翻译为“竭力维持局面，不让一切分崩离析”）这个短语。一些人嘲笑说，科亨的统御之道，听起来既空洞无物又拖泥带水。而且，它助长了极右翼政客海尔特·维尔德斯的花言巧语，为其利用民众对暗杀事件的愤慨推进反移民的议程提供了可乘之机。科亨与阿布塔利布在清真寺里跟一群穆斯林喝茶的事情传出去之后，别有用心的维尔德斯将“饮茶”曲解为软弱的象征，并给科亨起了一个“饮茶者”的绰号：作为日渐衰微的西方世界的化身，科亨正在向如日中天、咄咄逼人的宗教势力卑躬屈膝。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尔腾·哈耶尔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为我解读了这一事件。“饮茶是这些社区的社交方式。”他说，“而且，在做这件事的同时，科亨还致力于维护同性恋者的权益。从这种意义上看，‘竭力维持局面，不让一切分崩离析’其实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

提奥·梵高之死的余波尚未散尽之际，《时代周刊》授予科亨“欧洲英雄”的称号。2006年，科亨在“世界最佳市长”的争夺中斩获亚军。当时，以迥然不同的观点及方式回答移民与民族融合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教徒的问题）的科亨和希尔西·阿里，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提奥·梵高之死引发的轩然大波过去几年之后，乃至荷兰多地将移民问题撤出当前的关键议程、科亨竞选下一任首相失利并退出政坛之后，阿姆斯特丹人依旧为力促民族和解的安抚调停人科亨与“新一轮启蒙运动”的热情挑动者希尔西·阿里分别传达的矛盾信息所困扰。这两条道路究竟孰优孰劣？从更广大的层面上看，对那些不仅在移民问题方面，而且在所有问题上相信自由主义的人来说，前路究竟在何方？

回答一个如此严肃的问题时，不妨先从荒唐可笑的层面入手。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糟糕艺术。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糟糕艺术掌握特权地位：1987年之前，它一直享受公共经费的资助。政府经由简称“BKR”的“美术津贴”向几乎所有申请并声称他或她是艺术家的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该计划的鼎盛时期，有多达三千人接受此类津贴，每年消耗七千万美元的公共经费。作为回报，每位艺术家必须每年为政府创作三件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多（成千上万件）都直接进了仓库，因为BKR的另一奇特之处在于，凡是交上来的作品一律不得售卖。一般来说，艺术家们都不太乐意让自己的作品待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而且，一些人参与该计划，与其说是为了更好地投身艺术，还不如说是为了借此骗吃骗喝。于是，上交过程沦为一场笑柄：他们把生活垃圾中的一些东西交上去，并称其为他们的“雕塑作品”。

20世纪末，随着“小写L的自由主义”[391]陷入其荒诞悖常的低潮，BKR成为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荷兰城市上演的“失控发狂的社会主义”滑稽剧的典型代表。尽可能扩大权利与自由的意图虽然值得称赞，但是，在探寻自由理想的实现之路究竟能走多远的过程中，荷兰人也创造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制度。“擅住空屋”（kraken）现象，大概是这些制度中最荒诞不经的一个。1971年，荷兰立法准许擅闯并偷住空屋；1980年代，大批年轻人将占领一间既没电也没自来水的空屋、展开一段“新石器时代式”的生活，作为他们的成人礼。擅住空屋现象的激增，再加上“普罗沃”时期结束后警方执法力度的一再受限，使得诸如此类的街头荒诞闹剧不断上演：在屋内年轻人的讥笑声中，一队携带全套防爆装备、受命驱逐擅占空屋者的警察出现在屋外（屋子的玻璃上贴满反政府标语），制造响声，挥舞警盾，然后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2010年，当局开始全面裁撤荒唐可笑的各类自由政策时，作为其中之一的擅住空屋终于被宣布为非法。只可惜，亡羊补牢，为时晚矣：阿姆斯特丹无法无天、癫狂妄为的过度自由形象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贝拉克·奥巴马赢得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尚未平息之际，福克斯新闻频道2008年播出的一期“奥莱利实情”（O’Reilly Factor）节目（这期节目后来被阿姆斯特丹人奉为“小小的另类邪典”）便以阿姆斯特丹作为反面典型，警告美国自由主义之路预示着怎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未来。保守派评论员莫妮卡·克劳利在与主持人比尔·奥莱利的谈话中宣称，荷兰人正忙于进行“社会包容、自由性爱和自由吸毒方面的实验”，并总结说：“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腐化堕落与犯罪活动盛行的粪坑，一切都失去了控制——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奥莱利表示赞同，并说：“欧洲的每一个形迹可疑之人都在赶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因为，那里‘五毒俱全’！”二十五岁的荷兰人罗贝特·尼乌文海斯回击该言论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尼乌文海斯为评论员耸人听闻的言论配上了一段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日常生活图景：有人在骑车，还有人在运河上泛舟，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在视频中加入了一些数据：40.3%的美国人使用大麻制品，而在荷兰，该比率仅为22.6%；在美国，每百万人当中，有38人死于吸毒抑或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在荷兰，该数据仅为每百万2.4人。

其实，阿姆斯特丹人很早便意识到深埋于福克斯新闻梦呓般的夸张报道之下的真相。福克斯的报道迷失于该城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嬉皮—朦胧”形象，忽视了其自由传统的另一面。从许多方面来说，阿姆斯特丹依旧站在民权运动的最前沿。2001年，刚当上市长不久的约布·科亨主持了世界上第一场同性间的婚礼（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四场婚礼，因为在他的安排下，一切准备就绪的四对新人正一齐等待着同性婚姻法生效的那一刻），以确保他的城市能够维持其民权运动先锋的地位。

同样，社会福利体系也反映了对个人权利的切实尊重与保障，尽管该体系可能并不为外人所完全理解。曾经一度广泛存在的与“美术津贴”类似的福利滥用以及通过伪造证明向公司索要病假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之类的福利骗取，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历经几次全面的变革与修订，现在的社会福利体系运转良好、成效显著。甚至在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阿姆斯特丹依旧设法兼顾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作为一名外来者，我起初也被社会福利体系搞得晕头转向，但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制度。我绝不会忘记我第一次领到“子女补助金”或者“度假津贴”时的困惑：前者是一份按季度向所有养育子女的家庭发放的儿童补助金，后者是一份每年春季向所有在职人员发放的金额为个人年收入8%的假期旅行开销补助款。跟前面一样，这些植根于资本主义文化背景的帮扶形式，并不是为了消解个人主义，而是为了给个人提供一些坚实的依靠与保障。我发现，这是一个大体上行得通的理念：你独自经营着你的小日子，但是你知道，你绝不至于陷入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境地；集体归属感使你不至于产生被整个世界遗弃的感觉。一个冷飕飕的下午，坐在斯海尔特马咖啡馆（记者们在此碰面、聚会并一同消遣时光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纳粹占领荷兰期间）内的一个黑暗而又宜人的角落，与海尔特·马克一起谈笑风生时，这位荷兰作家为我对比了“美国式自由”与“荷兰式自由”的区别。“我的美国朋友说，他们生活在世上最好的国度。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所言非虚。”他说，“但他们总不免产生一丝忧惧：‘如果我心脏病犯了，谁来照顾我的家人？我六十五或者七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美国是一片自由之土。但是，我觉得，我们才是‘自由人’。”

“自由人”……因为你并不孤单。这就是阿姆斯特丹所讲述的故事。我们携手合作，填海造陆，与海洋争夺土地；我们各自享有土地，各自发家致富，以便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共同维持起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对一个“吃着半生不熟的自由主义长大”的美国人来说，深入剖析荷兰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我的另一位荷兰朋友碰巧是一名水利管理方面的专家。当他告诉我，汉斯·布林克尔的虚构故事（为挽救城市，一名荷兰小男孩用他的手指堵住正在渗漏的堤坝；后来，小男孩因为他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嘉奖）荷兰人自己完全看不懂时，我突然明白，美荷两国思维方式与思想感情上的差异究竟何在。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则荷兰传奇故事，而是出自一个19世纪的美国人之手。从臭气熏天的中世纪秽物与淤泥中一步步打造他们的城市，需要个体间的高水平合作，更需要一种在今日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展露无遗的社群意识与集体主义情感。用我荷兰朋友的话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汉斯·布林克尔的故事得不到荷兰人的认同。“故事中展现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说，“纯粹是美国式的。”堤坝的兴建与维修是一项集体事业；要是荷兰人编这么一则童话故事，其中的“英雄”大概会变成城镇治水委员会。

然而，阿姆斯特丹在另一个方面上也走出了很远，远超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保障个人自由意味着治与乱间的微妙平衡，那么，阿姆斯特丹无疑强烈偏向于混乱的异路歧途。

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太过独特，与水之间的联系太过密切，使得它最终踏上了一条迥异于绝大多数其他西方世界国家的个人自由之路。况且，我们中的许多人长久以来一直坚信，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对人类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未来飘忽不止、摇移不定、变幻莫测；西方民主国家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国族建构”的经验，并未有助于“民主”的进一步向外输出；对那些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嫁接或者移栽过来的民主”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那些将维护个人自由作为其立命根基的一部分的社会，如今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不利局面。福山以中国和新加坡为例，认为两国的政府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义务（权力受制约、对民众负责是自由主义政府的两大标志），而且，两国并未朝维护个人自由的方向迈进，而是朝推动国家进步的方向前行。这样的国家可以快人一步，率先适应全球局势的最新变动；而西方民主国家不仅要应付国会辩论、议会程序以及媒体的调查和质询，还要被自成立之初就肩负起保卫自由价值的崇高使命的各大政府机构所拖累。[392]

如果自由主义正在某些地方面临挑战与威胁，那么，这无疑将愈发凸显探索扩大个人自由可行性的“实验田”的至关重要价值。按照当今国际性大都市——纽约、伦敦、伊斯坦布尔、巴黎、孟买——的标准，阿姆斯特丹只能算得上是一处弹丸之地。它的人口稀少；论地理面积，你几乎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把它整个塞进上海或者卡拉奇的某个角落。它没有摩天大楼。但是，一个低矮收敛的城市天际线的好处在于，它的眼界似乎无边无垠。

后记

2月下旬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空气中飘着薄雾，我更改了始于我在阿姆斯特丹老城南区的房子的每周骑行线路。往常，我会先把我的儿子安东尼送交日托人员，然后骑往弗里达·门科的公寓对她进行采访，请她讲一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她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经历。这次，我带安东尼跟我一块儿去见弗里达。之前一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找到一封我们曾经聊过的信：一封她妈妈1945年9月写给其远在纽约的兄弟的长信。信中总结了他们一家人遭遇的一切苦难与不幸，从纳粹制服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社区的街头，一直写到奥斯维辛的恐怖骇人岁月。既然弗里达近来一直问起我的小儿子，我就跟她说，我可以在送儿子去日托的路上顺道拜访她，以便让她亲眼见一见安东尼。我说，我和儿子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来。她发表了一句似乎有些奇怪的评论：“对日托来说，这也太晚了吧！”[393]结果，是我们的沟通出了问题。她以为，我是在日托结束后的晚上九点拜访她。她说，事情全怪她老糊涂了；我说，事情怪我的荷兰语不够好。不管怎样，那天上午九点我到她家时，弗里达还没起床。我说我换个时间再来，但她坚持要我们进来。随后，在她公寓的过道内短暂交谈时，她首先为她的形象而道歉。之前见面时，她向来一副无可指摘的穿着与打扮；现在，她穿着一件睡袍，没化妆，而且，因为是刚起床不久，她的皮肤显得异常灰白。

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眼中有一丝灰色的阴霾，甚至可以说是一丝痛苦与煎熬。她说从上次会面结束的时候起，她就一直在思考我提出的那个特别的问题，那个着实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地方：1990年代初为自己选公寓的时候，她怎么就看中了这栋位于原纳粹安全警察办事处所在街区的房子。毕竟，这里是藏身地暴露之后她和她的家人被押往的地方，也是她的奥斯维辛噩梦开始的地方。正如我之前一天问过她的那样，她怎么会选择居住在这样一个最能代表她和她的家人所蒙受的折磨与苦难的地方？

当时，她回答我说，她就是喜欢这栋公寓，喜欢它的明亮，在这里住得很开心。“但是，从你提起它开始，我就一直在仔细掂量这一切。”此刻，弗里达说道，“街角的那栋建筑，那封信，我的母亲……我只能摇摇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父亲……”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用一只胳膊抱着我的儿子安东尼。回顾近期的情绪低落时，弗里达的双手抓着我的另一只胳膊。她伸手捧起安东尼的脸颊。“Wat een schat！”她说：真是个小可爱。蹒跚学步中的安东尼胖嘟嘟的，脸蛋十分明亮。他凝视着她，眼神中带着他不时流露出的似乎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严肃与认真。“他正沉思着呢，”她说，“他从来没见过年纪这么大的人。”有那么一会儿，她也回盯着他。对我来说，弗里达是阿姆斯特丹历史的化身，既代表该城的个人自由遗产，也象征这座城市对该遗产的一度背叛。她面对面注视着我的儿子。这个在此出生的孩子，是我同该城的纠葛与联系的物质载体。然后，她说：“你知道，从奥斯维辛逃出来之后，我常把‘生命是荒谬的，它没有任何意义’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生命确有其美丽与奇迹，我们必须学会去享受这一点。”她的手依旧停留在他的面颊上，伸直的胳膊袒露出近乎银灰色的皮肤下苍白暗淡的蓝色数字文身。多年以前，一名纳粹办事员在她年轻而又鲜活的皮肤上刺下这串数字。接着，她把目光从安东尼转向我，说道：“我在想，你的书讲了那么多东西：阿姆斯特丹的整个历史。你准备以什么作为结尾呢？”

“这件事，”我说，“我准备把这件事作为书的结尾。”

致谢

我要向以下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提供给我的洞见、修改意见、事实和数据，感谢他们提供给我的午餐和晚餐，感谢他们同我在运河边的漫步以及成果丰硕的讨论：鹿特丹市长艾哈迈德·阿布塔利布、亚普—埃弗特·亚伯拉罕瑟（Jaap-Evert Abrahamse）、比福德·亚历山大（Buford Alexander）、奇奇·阿姆斯贝格与约斯特·斯米尔斯（Joost Smiers）、美国驻阿姆斯特丹总领事兰迪·贝里（Randy Berry）、巴斯·布赖恩（Bas Bruijn）、埃利纳·霍佩勒斯·布马（Eline Hopperus Buma）、蒂莉·德赫罗特（Tilly de Groot）、扬·东克斯、鲁尔·范杜因、阿姆斯特丹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负责人迪迪·范登埃尔萨克（Didi van den Elsaker）、阿姆斯特丹副市长卡罗利恩·格雷尔斯（Carolien Gehrels）、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历史部部长马蒂娜·戈塞林克（Martine Gosselink）、弗雷德·费德斯、泽夫·赫梅尔（Zef Hemel）、阿亚安·希尔西·阿里、贝丝·约翰逊（Beth Johnson）与扬·卡特（Jan Kat）、弗吉尼娅·凯泽尔、蒂姆·基列姆（Tim Killiam）、海尔特·马克、迪克·范德默伦（Dik van der Meulen）、伊曼·穆拉基、洛德韦克·彼得拉姆（Lodewijk Petram）、亚历山大·林诺伊·卡恩、朱莉·吕特博里（Julie Ruterbories）、哈姆勒泰勒斯博物馆（Teylers Museum）馆长马扬·沙洛（Marjan Scharloo）、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的保罗·斯胡尔曼（Paul Schuurman）、德博拉·斯克罗金斯（Deborah Scroggins）与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扬·彼得·西克斯、扬·西克斯十世、扬·西克斯十一世以及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主任保罗·史拜斯。

我衷心感谢弗里达·门科在许多个月里抽出时间和精力，愿意“忍受”我一连几小时的漫长探问，同时，我尤其要感谢她对我的友谊。

此外，我还要感谢阅读本书原稿的查尔斯·格林（Charles Gehring）、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罗伯特·奎克里克（Robert Cwiklik）、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路德维克·佩特拉姆、保罗·史拜斯、迪克·范德默伦以及帕梅拉·特威格（Pamela Twigg）。他们的评论和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并帮助避免了很多本可能出现的讹误。当然，书中的任何错漏之处均由我本人负责。

也要感谢约翰·亚当斯协会（John Adams Institute）曾经和现在的理事会成员与全体职工，感谢他们的帮助以及对本书创作过程的包容。他们中包括：马尔腾·范埃森（Maarten van Essen）、亚拉·多伊斯（Yara Deuss）、特蕾西·梅茨（Tracy Metz）、露丝·奥登尔齐尔（Ruth Oldenziel）、马里·德哈伊·福特曼（Marry de Gaay Fortman）、珍妮特·桑德斯（Jeannette Saunders）、阿里·韦斯特拉肯（Arie Westerlaken）、埃弗特·范登贝尔赫（Evert van den Berg）、皮姆·鲁斯特（Pim Roest）、戴维·费迈斯（David Vermijs）、克里斯·凯纳（Chris Kijne）、卡琳·范德拉恩（Carien van der Laan）、特鲁斯·瓦尔科林（Truus Valkering）、马蒂娜·拜克尔克（Martine Bijkerk）、科比·伊文思（Cobie Ivens）、安内·韦特海姆（Anne Wertheim）以及莫妮克·克纳彭（Monique Knapen）。

阿姆斯特丹的许多机构为我提供了协助或灵感，它们中包括：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穆尔塔图利之家、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安妮·弗兰克之家、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以及伦勃朗之家。我尤其要感谢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的全体员工，这是一个践行了阿姆斯特丹开明与开放理念的机构。只要每年交纳微不足道的三十欧元会费，任何人皆可一览其丰富、巨大的馆藏。

我还要向以下人士致以谢意，感谢过去八年间的不同场合中，他们对待我时的彬彬有礼与殷切周到：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外交部长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前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 Peter Balkenende）、美国前驻荷大使克利福德·索贝尔（Clifford Sobel）、特里·多恩布什（Terry Dornbush）与费伊·哈托格—莱文（Fay Hartog-Levin）、阿姆斯特丹前市长约布·科亨以及威廉—亚历山大（Willem-Alexander）国王与马克西马（Máxima）王后陛下。

感谢米丽娅姆·范德迈（Miriam van der Meij）女士出色的研究、翻译、总结和事实核查工作。

一如既往地感谢无疑是智慧与镇定的双重化身的出色编辑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感谢他在我刚刚萌生创作本书的念头时便开始给予我的鼓励。还要感谢科拉莉·亨特（Coralie Hunter）女士卓有成效的帮助。万分感谢我的助手与伙伴安妮·埃德尔施泰因（Anne Edelstein）。同时也要谢谢安博/安托斯出版社（Ambo/Anthos）的艾·科宁斯费尔德（Haye Koningsveld）和劳伦斯·乌宾克（Laurens Ubbink）。

最后，我要特别鸣谢弗里索·布鲁克斯马在本书酝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很久以前，他和他的人生伴侣——名声在外的荷兰设计师与同性恋权益活动家本诺·普雷姆泽拉——在阿姆斯特丹的普林森岛上修建了一栋非比寻常、引人注目的房子。我在这栋房子兼作流动图书馆的客房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我萌生了创作本书的念头。随后，弗里索和我好好聊了聊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历史和自由主义。这些闲聊中的一次，弗里索告诉我，他觉得，他已故的配偶之所以执意要在他们的房子里添加一处供前来拜访的朋友容身的“避难所”，跟本诺在纳粹占领阿姆斯特丹期间的躲藏经历——跟他对“避难”这一概念的敏感——有很大关系。这种感情冲动形成于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面临其最大威胁的时代。一想到我是该冲动的受益人，单纯的书籍创作任务便突然有了正确揭示并展现该城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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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Aboutaleb, Ahmed 艾哈迈德·阿布塔利布

Achter het nieuws(“Behind the News”) “新闻背后”

Adams, Ann Jensen 安·詹森·亚当斯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Adriaenszoon, Adriaen 阿德里安·阿德里安松

Alba, Fadrique Álvarez de Toledo, 4th Duke of 第四代阿尔瓦公爵法德里克·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Alba, 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3rd Duke of 第三代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Algemeen Handelsblad 《共同商业报》

American Hotel 美国旅店

Amsberg, Claus von 克劳斯·冯·阿姆斯贝格

Amsberg, Kiki 奇奇·阿姆斯贝格

“Amstelodamum, Urbs Hollandiae Primaria,Emporium Totius Europae Celeberrimum” (Amsterdam, First City of Holland, Celebrated Emporium to All Europe) “阿姆斯特丹，荷兰省的第一座城市，享誉全欧洲的商贸中心”

Amstelredamme 阿姆斯特勒丹莫

Amstel River 阿姆斯特尔河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阿姆斯特丹大学

“Amsterdam auctions” “阿姆斯特丹拍卖会”

Amsterdam Central Station 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

Amsterdam City Archives 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

Amsterdam Dungeon 阿姆斯特丹地牢

Amsterdam Exchange Bank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

Amsterdam Hilton Hotel 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

Amsterdam Merchants’ Exchange 阿姆斯特丹商人交易所

Amsterdam Museum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Amsterdam Orphans’ Chamber 阿姆斯特丹孤儿办事处

Amsterdam School 阿姆斯特丹学派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 The (Rembrandt) 《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伦勃朗）

Anglican Church 英国圣公会

Anne Frank House 安妮·弗兰克故居

Anthony, Susan B. 苏珊·B. 安东尼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Antwerp 安特卫普

Arminian-Gomarian controversy 阿明尼乌—戈马尔论战

Arminius, Jacobus 雅各布斯·阿明尼乌

Arnade, Peter 彼得·阿纳德

Atjeh 阿克依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奥斯维辛集中营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Bakun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Baldwin, 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Ballad of John and Yoko, The” (Lennon) 《约翰与洋子的民谣》（列侬）

Bantam 班塔姆

baptism 受洗

Bar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

Beatles 披头士

Beatrix, Queen of the Netherlands 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

beaver pelts 河狸皮

Becket, Thomas 托马斯·贝克特

“bed-in” “床上和平运动”

Beeldende Kunstenaars Regeling (BKR) (Fine

Arts Subsidy) 美术津贴

Belgium 比利时

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Berlage, Hendrik 亨德里克·贝尔拉赫

Bernard, Jean Frederic 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

Bible Museum 《圣经》博物馆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Le Clerc) 《环球图书馆》（勒克莱尔）

Big Stink Mill 大臭风车

Bijenkorf department store 蜂箱百货公司

birth control 生育控制

blood circulation 血液循环

Blood Street 血街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m, Joop 约普·博姆

Bosch, Hieronymus 希罗尼穆斯·博斯

Boskamp, Hans 汉斯·博斯坎普

Bouyeri, Mohammed 穆罕默德·布耶里

Breestraat (Broad Street) 布雷街（宽街）

Brueghel, Pieter 彼得·勃鲁盖尔

Brinker, Hans 汉斯·布林克尔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Broeksma, Friso 弗里索·布鲁克斯马

Brommet, Frieda 弗里达·布罗梅

Brommet, Joël 若埃尔·布罗梅

Brommet, Rebecca Ritmeester 丽贝卡·里特梅斯特—布罗梅

Brooklyn 布鲁克林

Bruges 布吕赫

Brussels 布鲁塞尔

burgemeesters 市长

burning at the stake (auto-da-fe) 烧死在火刑柱上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Butter Market 黄油市场广场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

Calvinism 加尔文宗

Canal House Museum 运河屋博物馆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cartography 制图学

Castle Dillenburg 迪伦堡城堡

Catt, Carrie Chapman 卡丽·查普曼·卡特

Céré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 tous les

peuples du monde (Picart) 《世界各族人民的仪式与宗教习俗》（皮卡尔）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英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英王查理二世

Charles V,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

Cheney, Dick 迪克·切尼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itadel, The “城堡”

City Hall 市政厅

Civil War, U. S. 美国内战

Cock, Agneta 阿赫妮塔·科克

Cock, Hendrick Janszoon 亨德里克·扬松·科克

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

Cohen, David 大卫·科亨

Cohen, Job 约布·科亨

Collegiants 社友会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Marx and Engels)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

Compagnie van Verre (Company for Faraway

Lands) 远方贸易公司（远土公司）

conversos (forced converts) 改宗者（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者）

Copernicus, Nicolaus 尼古拉·哥白尼

Cortés,Hernán 埃尔南·科尔特斯

Council of Blood (1567) 血腥委员会（1567年）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毁灭”

Cromhout, Barthold 巴托尔德·克罗姆豪特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 (Culture and Leisure Center)(COC) 文化与休闲中心

Dali, Salvador 萨瓦尔多·达利

Damrak 水坝大道

Dam Square 水坝广场

Danae (Rembrandt) 《达娜厄》（伦勃朗）

De Balie debate center 德巴利辩论中心

Declaration of His Highness William Henry,

The 《威廉·亨利殿下的宣言书》

de Houtman, Cornelis 科内利斯·德豪特曼

de Jong, Bob 鲍勃·德容

de Jong, Loe 洛·德容

Dekker, Eduard Douwes (Multatuli) 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穆尔塔图利）

Delft 代尔夫特

delftware 代尔夫特蓝陶

Den Briel 登布里尔

Dendermonde 登德尔蒙德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Description of Fire Engines with Water Hoses,

A (Heyden) 《对装有消防水带的消防车……的描述》（范德海登）

de Wallen 德瓦伦

de Witt, Johan 约翰·德威特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rcx, Geertje 海尔彻·迪尔克斯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of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A (Descartes) 《论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与追求真理的方法》（笛卡尔）

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Relating to the Two New Sciences (Galileo)《与两门新科学有关的论述和数学证》（伽利略）

Dobbenszoon, Cornelis Wouter 科内利斯·沃特·多本松

Donkers, Jan 扬·东克斯

Doomer, Herman & Baertjen 赫尔曼·杜默尔与巴尔琴

“double Dutch” method “荷兰双保险”避孕法Drahonet, Alexandre-Jean Dubois 亚历山大—让·迪布瓦·德拉奥内

D66 (Democrats 1966) D66党（民主主义者1966）

Dutch Communist Party 荷兰共产党

“Dutch courage” “酒后之勇”

Dutch Enlightenment 荷兰启蒙运动

Dutch Labor Party 荷兰工党

Dutch Liberal Party 荷兰自由党

Dutch-mens Pedigree, The 《荷兰男子的世系》

Dutch Nazi Party (NSB) 荷兰纳粹党

Dutch Reformed Church 荷兰归正教会

Dutch Socialist Party 荷兰社会党

“Dutch treat” “各付己账”

“Dutch uncle” “吹毛求疵的人”

Dutch Union of Progressive Jews 荷兰犹太教改革派联合会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

Dylan, Bob 鲍勃·迪伦

East India House 东印度大楼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Edam 埃丹

Edelmann, Johann Christian 约翰·克里斯蒂安·埃德尔曼

Edict of Names (1598) 南特敕令（1598年）

Egmont, Lamoral, Count of 埃赫蒙特伯爵拉莫拉尔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ighty Years’ War 八十年战争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leutheropolis 自由之城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of Valois 瓦卢瓦的伊丽莎白

Encyclopedia of Stupidity, The (Boxsel) 《愚痴百科全书》（博克塞尔）

Endless Sixties, The (Righart) 《永不终结的60年代》（里格哈特）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rasmus 伊拉斯谟

Espinoza, Ana Deborah d’ 安娜·德博拉·德埃斯皮诺萨

Espinoza, Isaac d’ 伊萨克·德埃斯皮诺萨

Espinoza, Miguel d’ 米格尔·德埃斯皮诺萨

Espinoza, Miriam d’ 米丽娅姆·德埃斯皮诺萨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 (Locke) 《人类理解论》（洛克）

Ethics (Spinoza) 《伦理学》（斯宾诺莎）

Euterpestraat 欧忒耳珀街

excommunication (herem) 革出教门（绝罚）

Fabian Society费边社

February Strike (1941) 二月罢工（1941年）

female circumcision 女性割礼

Ferdinand II, King of Aragon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

Flamengh, Mary 玛丽·弗拉芒

Flanders 佛兰德

Flushing Remonstrance (1657) 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1657年）

FNV 荷兰工会联合会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Frank, Anne 安妮·弗兰克

Frank, Edith Hollander 埃迪特·霍兰德·弗兰克

Frank, Margot 玛戈·弗兰克

Frank, Otto 奥托·弗兰克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iday, Nancy 南希·弗雷迪

Friesland 弗里斯兰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Future, The 《未来》

Galbraith,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

Galen 盖伦

Galileo 伽利略

Gama, Vasco da 瓦斯科·达伽马

gastouder (“guest parent”) 保育员（“客串家长”）

gedogen (“illegal but tolerated”) “非法但被容忍”

General Trade Union 全行业工会

Gestapo 盖世太保

Ghent 根特

gibbing 去鱼鳃及内脏

Gies, Miep 米普·希斯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光荣革命（1688年）

Goessens, Jan 扬·胡森斯

Goldstein, Rebecca Newberger 丽贝卡·纽伯格·戈尔茨坦

Gorter, Herman 赫尔曼·霍尔特

Gouda 豪达

Grafton, Anthony 安东尼·格拉夫顿

Granvelle, Antoine Perrenot, Cardinal 格朗韦勒红衣主教安托万·佩勒诺

green soap 绿肥皂

Groen, Jaap 亚普·格伦

Grootveld, Robert Jasper 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

Grote Club 赫罗特俱乐部

Grotius, Hugo 胡戈·格劳秀斯

group portraits 群像画

“guest workers” “客居异国的外来务工人员”

Haarlem 哈勒姆

Haarlem Gate 哈勒姆门

Haarlemmerdijk 哈勒默堤街

Hals, Frans 弗兰斯·哈尔斯

Handbook for the Christian Solder (Erasmus) 《基督精兵手册》（伊拉斯谟）

“happenings” “即兴表演”

Harvey,William 威廉·哈维

hashish 哈希什

“hedge sermons” “篱间布道”

Heidelberg University 海德堡大学

Heiligeweg (Holy Way) 圣路

Heineken, Gerard 赫拉德·海内肯

Hendrix, Jimi 吉米·亨德里克斯

Henry, King of France 法王亨利

Henry VI, Part 3 (Shakespeare) 《亨利六世》第三部分（莎士比亚）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英王亨利八世

Herengracht (Gentlemen’s Canal) 绅士运河

heresy 宗教异端

Hermitage Museum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herring 鲱鱼

Hershkowitz, Leo 利奥·赫什科维茨

Hippie Trail 嬉皮士之路

Hirsi Ali, Ayaan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

Hitchen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团

Hobbemakade 霍贝玛码头街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Hollandia (ship) 荷兰迪亚号

Holland province 荷兰省

Holocaust 大屠杀

Holy Place 圣殿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Rybczynski) 《家：一个观念的简史》（雷布琴斯基）

Hooft, Cornelis 科内利斯·霍夫特

Hooft, Pieter Corneliszoon 彼得·科内利松·霍夫特

Hoorn 霍伦

Hoorn, Count of 霍伦伯爵

Hudson, Henry 亨利·哈得孙

Huguenots 胡格诺派教徒

Huybertszoon, Jan 扬·海伯特松

Huygens, Constantijn 康斯坦丁·惠更斯

iconoclasm 圣像破坏

Indo (Indisch) community 东印度移民社群

International Women’s Conference (1899) 国际妇女会议（1899年）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联合会

Isabella I, Queen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Israel, Jonathan 乔纳森·伊斯雷尔

Jacobs, Aletta 阿莱塔·雅各布斯

Jacobszoon, Wouter 沃特·雅各布松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英王詹姆斯二世

Jardine, Lisa 莉萨·贾丁

Java 爪哇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suits 耶稣会会士

Jewish Bride, The (Rembrandt) 《犹太新娘》（伦勃朗）

Jewish Council of Honor 犹太荣誉委员会

Joplin, Janis 贾妮斯·乔普林

Jordaan 约尔丹区

Kabbala 卡巴拉

Kalverstraat 牛犊街

Kan, Alexander Rinnooy 亚历山大·林诺伊·卡恩

Keizer, Virginia 弗吉尼娅·凯泽尔

Keizersgracht (Emperor’s Canal) 皇帝运河

Kempin, Otto 奥托·肯平

Kennedy, James 詹姆斯·肯尼迪

Kennedy, Robert F. 罗伯特·F. 肯尼迪

Keyser, Pieter 彼得·凯泽

Kieft, Willem 威廉·基夫特

Kieft’ War 基夫特的战争

King, Martin Luther, Jr. 小马丁·路德·金

Kingdom of Holland 荷兰王国

King’s Day 国王日

Klaaszoon, Jacob 雅各布·克拉松

Kloveniersburgwal 火绳枪手防卫堤

kraken (squatting) 擅住空屋

Lasso, Bartolomeo de 巴尔托洛梅奥·德拉索Laurillard, Eliza 埃利萨·劳瑞拉德

Le Clerc, Jean 让·勒克莱尔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Leiden 莱顿

Leiden University 莱顿大学

Leidseplein 莱顿广场

Le Maire, Isaac 伊萨克·勒梅尔

Lennon, John 约翰·列侬

Lentz, Jacob 雅各布·伦茨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Lesger, Clé 克莱·莱斯赫

Lessing, Gotthold 戈特霍尔德·莱辛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A (Locke) 《一封论包容理念的书信》（洛克）

Leviathan (Hobbes) 《利维坦》（霍布斯）

Levier, Charles 夏尔·勒维耶

Lieverdje, Het (“The Little Darling”), statue“小宝贝儿”铸像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ittle Stink Mill 小臭风车

Little Street, The (Vermeer) 《小巷》（弗美尔）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Napoleon, King of Holland 荷兰国王路易·拿破仑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Luftwaffe 纳粹德国空军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Lutherans 路德派教徒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McCartney, Paul 保罗·麦卡特尼

mace 肉豆蔻干皮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Madoff, Bernard 伯纳德·麦道夫

Maes, Nicolaas 尼古拉斯·马斯

Magellan, Ferdinand 费迪南德·麦哲伦

“Magic Center” “魔力中心”

Mahican Indians 马希坎印第安人

Mak, Geert 海尔特·马克

Manhattan Island 曼哈顿岛

Mannahatta Indians 曼纳哈塔印第安人

marijuana 大麻

Marranos 马拉诺人

Marvell, Andrew 安德鲁·马弗尔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ry (wife of William III) 玛丽（威廉三世之妻）

Mary of Modena 摩德纳的玛丽

Maurice of Nassau 拿骚的莫里斯

Max Havelaar (Dekker) 《马克斯·哈弗拉尔》（德克尔）

Maximilian of Austria, Holy Roman Emperor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

May: A Poem (Gorter) 《五月：一首诗》（霍尔特）

Medici, Cosimo de’, III 科西莫·德·美第奇三世

Medway, raid on the (1667) 奇袭梅德韦（1667年）

Meijer, Lodewijk 洛德韦克·迈耶

Mein Kampf (Hitler) 《我的奋斗》（希特勒）

Mellow Yellow 柔醇之黄

Menco, Frieda Brommet 弗里达·布罗梅·门科

Mengele, Josef 约瑟夫·门格勒

Mennonites 门诺派

Merwedeplein 梅尔韦德广场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ichael Frank Bank 米夏埃尔·弗兰克银行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Mijnhardt, Wijnand 韦南德·迈恩哈特

Milkmaid, The (Vermeer) 《倒牛奶的女佣》（弗美尔）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Millett, Kate 凯特·米利特

Minuit, Peter 彼得·米纽伊特

Mohawk Indians 莫霍克印第安人

monopolies 垄断公司

Morning Chronicle 《纪事晨报》

Mreqqi, Iman 伊曼·穆拉基

Mreqqi, Marwa 马尔瓦·穆拉基

Multatuli (Eduard Douwes Dekker) 穆尔塔图利（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

Multatuli House 穆尔塔图利之家

Münster 蒙斯特

Naarden 纳尔登

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原住民

Nederlandse Unie (Dutch Union) 尼德兰联盟

Nes 内斯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

New Bridge 新桥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New Netherland 新尼德兰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New York City 纽约城

New York State Archives 纽约州档案馆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纽约股票交易所

Nicholas, Saint 圣尼古拉

Nieuwe Doelenstraat 新杜伦街

Nieuwe Kerk (New Church) 新教堂

Nieuwenhuijs, Robbert 罗贝特·尼乌文海斯

Nieuwezijds Voorburgwal 新区福尔防卫堤

Night Watch, The (Rembrandt) 《夜巡》（伦勃朗）

Ninety-Five Theses of Luther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Noorderkerk 北教堂

North Sea 北海

Novalis 诺瓦利斯

NRC Handelsblad 《新鹿特丹商报》

nutmeg 肉豆蔻

NYSE Euronext 纽约—泛欧证交所

Obama, Barack 贝拉克·奥巴马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Price) 《公民自由本质的观察结果》（普赖斯）

Ocean’s Twelve 《十二罗汉》

Octaefszoon, Octaef 奥克塔夫·奥克塔夫松

Oetgens, Frans Hendricksz 弗兰斯·亨德里克斯·厄特更斯

Old Church 老教堂

Ono, Yoko 小野洋子

Order of the Beggars 乞丐骑士团

Othello (Shakespeare) 《奥瑟罗》（莎士比亚）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Oudezijds Voorburgwal 老区福尔防卫堤

Oud Zuid (Old South) 老城南区

Overtoom 欧弗图姆

Palm Sunday 棕枝主日

pamphlets 小册子

papacy 教皇任期

Parma, Margaret, Duchess of 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

Paul, Saint 圣保罗

Paul III, Pope 教皇保罗三世

Pauw, Adriaen 阿德里安·保夫

Pauw, Reynier 赖尼尔·保夫

peasantry 农民阶级

Pentagon Papers 五角大楼文件

pepper 胡椒

Pesser, Dirck Janszoon & Haesje 迪尔克·扬松·佩塞尔与哈谢尔

Peter I, Emperor of Russia 俄皇彼得一世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Philips, Gerard & Frederik 赫拉德·飞利浦与弗雷德里克·飞利浦

Philosophy as the Interpreter of Holy Scripture (Meijer) 《用哲学释译〈圣经〉》（迈耶）

Pieterszoon, Doen 杜恩·彼得松

Pieterszoon, Pieter 彼得·彼得松

pile driving (heien) 打桩

pillar system 柱群体系

Pizar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Plancius, Petrus 彼得鲁斯·普兰修斯

polder (poldermodel) 波德模式

Pontanus, Johannes 约翰内斯·蓬塔努斯

Ponzi, Charles 查尔斯·庞兹

Premsela, Benno 本诺·普雷姆泽拉

Premsela, Bernard 贝尔纳德·普雷姆泽拉

Premsela, Rosalie 罗莎莉·普雷姆泽拉

Price, Richard 理查德·普赖斯

Prinsengracht (Prince’s Canal) 王子运河

Pris 普里

“privileges and liberties” “特权和自由”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Provo (magazine) 《普罗沃》（杂志）

Provo movement 普罗沃运动

Psalms, Book of 《诗篇》

Puritans 清教徒

Quakers 贵格会

rampjaar (disaster year) 荷兰灾年（灾难之年）

Rapalje, Joris 约里斯·拉帕耶

Rapalje, Sarah 萨拉·拉帕耶

“reading societies” “阅读社团”

Recht voor Allen 《全民权利》

Red Thread 红线

Rembrandt Square 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 van Rijn 伦勃朗·范赖恩

Remonstrants 抗议派

Restoration 复辟

Rieuwertszoon, Jan 扬·里厄韦特松

Righart, Hans 汉斯·里格哈特

Rijksen, Jan & Griet Jans 扬·赖克森与赫里特·扬斯

Rijksmuseum 国家博物馆

Ritmeester, Louis 路易·里特梅斯特

Romein, Annie 安妮·罗迈因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Rotterdam 鹿特丹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Royal Dutch Academy of Sciences 荷兰皇家科学院

Royal Dutch Petroleum 荷兰皇家石油公司

Royal Palace 皇宫

Rubens, Peter Paul 彼得·保罗·鲁本斯

Rushdie, Salman 萨尔曼·鲁西迪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Rybczynski, Witold 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

St. Augustine’s Bay 圣奥古斯丁湾

St. Olof Chapel 圣奥洛夫教堂

Schama, Simon 西蒙·沙玛

Schreierstoren 泪之塔

Schrijvers, Jaap 亚普·斯赫雷弗斯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Sea Beggars 海上乞丐

secondary securities market 二级证券市场

self-portraits 自画像

Sentimens de quelque théologiens (Le Clerc) 《几位神学家的观点》（勒克莱尔）

Sepharad 塞法拉德

Sephardic Jews 塞法迪犹太人

Sermon of St. John the Baptist, The (Brueghel) 《施洗者圣约翰的布道》（勃鲁盖尔）

Sexual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Premsela) 《给我们孩子的性教育》（普雷姆泽拉）

Shakespeare Club 莎士比亚俱乐部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A (Galbraith) 《金融狂潮简史》（加布尔雷思）

Shorto, Anthony 安东尼·肖托

Shorto, Eva 伊娃·肖托

short selling 卖空

Sicherheitspolizei (Security Police) (SP) 安全警察

Sint-Agnieten Convent 圣阿赫尼滕女修道院

Six, Jan, I 扬·西克斯一世

Six, Jan, X 扬·西克斯十世

Six, Jan, XI 扬·西克斯十一世

Six, Jan Pieter 扬·彼得·西克斯

Six, Lucretia Johanna van Winter 柳克丽霞·约翰娜·范温特—西克斯

Six Collection 西克斯收藏馆

Sixtus IV, Pope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60 Minutes 《60分钟》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Social Economic Council (SER) 社会与经济委员会

Society for Dutch Literature 荷兰文学协会

Spanish Armada 西班牙无敌舰队

Spanish Inquisition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

spice trade 香料贸易

Spil, Marten 马滕·斯皮尔

Spinoza, Baruch 巴鲁赫·斯宾诺莎

Spinozastraat 斯宾诺莎街

Spui Square 斯珀伊广场

SS (Schutzstaffel) 党卫军

Staalmeesters, The (Rembrandt) 《质检员们》（伦勃朗）

stadholder (hereditary monarch) 世袭摄政

Stedelijk Museum 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

Stoffels, Hendrickje 亨德里克耶·施托费尔斯

Stoning of Saint Stephen, The (Rembrandt) 《圣司提反的石刑》（伦勃朗）

Stowe, Harriet Beecher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

Straus, Nathan 内森·斯特劳斯

Stuart, Mary 玛丽·斯图亚特

Stuyvesant, Petrus 彼得鲁斯·施托伊弗桑特

Subjection of Women, The (Mill) 《女性的屈从地位》（密尔）

Submission: Part 1 《屈服：第一部分》

Sumatra 苏门答腊

Temple, William 威廉·坦普尔

Tenth Penny tax “十便士”税

Texel Island 泰瑟尔岛

Thinking About Low and Power (Amsberg) 《关于爱与力量的思考》（阿姆斯贝格）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Thorbecke, Johan Rudolph 约翰·鲁道夫·托尔贝克

Time 《时代周刊》

Toer, Pramoedya Ananta 普拉穆迪亚·阿南塔·图尔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Spinoza) 《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

Treatise of the Three Imposters, The (Levier) 《论三骗子》（勒维耶）

Trico, Catalina 卡塔莉娜·特里科

Trip, Lodewijk & Hendrick 洛德韦克·特里普与亨德里克·特里普

Tulp, Catharina 卡塔里娜·蒂尔普

Tulp, Diederick 迪德里克·蒂尔普

Tulp, Nicolaes 尼古拉斯·蒂尔普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Locke) 《政府论》（洛克）

Uncle Tom’s Cabin (Stowe) 《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

Union of Utrecht (1579) 乌得勒支同盟（1579年）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联合东印度公司

Utrecht 乌得勒支

Valenciennes 瓦朗谢讷

Valkenburg, Adriana 阿德里安娜·法尔肯堡

van Bambeek, Nicolaes & Agatha 尼古拉斯·范巴姆贝克与阿加莎·范巴姆贝克

van Beuningen, Gerrit 赫里特·范博伊宁恩

van Boxsel, Matthijs 马泰斯·范博克塞尔

van Brederode, Hendrik 亨德里克·范布雷德罗德

van den Bosch, Johannes 约翰内斯·范登博世

van den Enden, Franciscus 弗朗西斯库斯·范登恩登

van den Vondel, Joost 约斯特·范登冯德尔

van der Donck, Adriaen 阿德里安·范德东克

van der Heyden, Jan 扬·范德海登

van der Vroech, Eva 伊娃·范德弗鲁赫

van Duijn, Roel 鲁尔·范杜因

van Eyck, Jan 扬·范艾克

van Gogh, Theo (art dealer) （艺术品经销商）提奥·梵高

van Gogh, Theo (film director) （电影导演）提奥·梵高

van Gogh, Vincent 文森特·梵高

van Hall, Gijs 海斯·范哈尔

van Hall, Walraven 瓦尔拉芬·范哈尔

van Kleffens, Eelco 埃尔科·范克莱芬斯

van Lennep, Jakob 雅各布·范伦内普

van Limborch, Philip 菲利普·范林博赫

van Mieris, Frans 弗兰斯·范米里斯

van Oldenbarnevelt, Johan 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

van Oosterwijk, Maria 玛丽亚·范奥斯特韦克

van Os, Dirck 迪尔克·范欧斯

van Rijn, Titus 蒂图斯·范赖恩

van Uylenburgh, Hendrick 亨德里克·范厄伊伦堡

van Uylenburgh, Saskia 萨斯基亚·范厄伊伦堡

van Zwol, Hillebrand 希勒布兰德·范兹沃

Verdonk, Rita 丽塔·韦尔东克

Vermeer, Johannes 约翰内斯·弗美尔

Verwey, H. de la Fontaine H. 德拉方丹·费尔韦

Vie et l’esprit de Spinoza, La (Levier) 《斯宾诺莎的生活与精神》（勒维耶）

Vlissingen (Flushing) 弗利辛恩（法拉盛）

VOC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Wallonia 瓦隆尼亚

Walloon Church 瓦隆教堂

Warmoesstraat 甜菜街

Warmond 瓦尔蒙德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Westerkerk 西教堂

West Frisian Archive 西弗里西亚档案馆

West India House 西印度大楼

Westminster, Treaty of (1674) 威斯敏斯特和约（1674年）

“West or Islam, The: Who Needs a Voltaire?” (panel debate) 《西方还是伊斯兰：究竟谁需要一位伏尔泰？》（专家辩论）

White Bicycle plan “白色自行车”计划

White Chicken plan “白鸡肉”计划

White Chimney plan “白烟囱”计划

“white” initiatives “白色”倡议

White Rumor plan “白色流言”计划

Wibaut, Floor 弗洛·维博

Wiesel, Elie 埃利·维泽尔

Wilders, Geert 海尔特·维尔德斯

Wilhelmina, Queen of the Netherlands 荷兰女王威廉明娜

“Wilhelmus” 威廉颂

Willem I, Prince of Orange (“the Silent”) 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沉默者）

Willem II,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

Willem III,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

Willem V,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威廉五世

Willem VI,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威廉六世

Willem Alexander, King of the Netherlands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William III, King of England 英王威廉三世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orkers’ Council, The (Gorter) 《工人委员会》（霍尔特）

Worms, Diet of (1521) 沃尔姆斯帝国会议（1521年）

Wouwerman, Philips 菲利普斯·沃弗曼

Wycliffe, John 约翰·威克利夫

yellow stars 黄星

Zech-Burkersroda, Julius von 尤利乌斯·冯·策希—布尔克斯罗达

Zeeland 泽兰

Zuider Amstellaan 南阿姆斯特尔大道

Zuiderkerk (Southern Church) 南教堂

Zuiderzee 须得海

Zutphen 聚特芬

注释

[1]以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为圆心层层铺开的五条半环形运河——辛厄尔、绅士运河、皇帝运河、王子运河以及辛厄尔运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2]均为弗里达·门科所述，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对她的一系列个人专访。

[3]2010年4月3日的个人专访。

[4]http://www.hetccv.nl/nieuws/2010/10/amsterdam-steunt-kwetsbare-prostituees.html.

[5]Hashish，或译为“海吸希”，是一种通过咀嚼或吸食摄入的大麻类毒品。

[6]Othello, V, ii, 218.

[7]Henry VI, Pt. 3, I, ii, 42.

[8]原意为“自由人应掌握的知识”。莎士比亚词典将其解释为“the trivium ［grammar, logic,rhetoric］ and quadrivium ［arithmetic, geometry, music, astronomy］”，即“中世纪学校的三门学科（语法、逻辑、修辞）和中世纪大学的四门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9]OED.

[10]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强令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并不违反宪法，因而得以长期存在。

[11]Churchill, “The Truth about Hitler” , Strand, Nov. 1935.

[12]贾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1943—1970），女性摇滚力量代表人物。

[13]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1942—1970），美国著名吉他演奏家、歌手和作曲家，被公认为摇滚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者。

[14]“plein”在荷兰语中是“广场”的意思。“pleiner”指20世纪6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的莱顿广场追求一种近乎艺术般的生活方式的人。

[15]柱上苦行者西蒙（Simon stylites），也被称为“柱上苦行者圣西蒙”（Saint Simeon Stylites）或者“柱上苦行者西缅”（Symeon on the Stylite），是古代叙利亚的一位苦行者，在今阿勒颇附近一根柱子顶端的小平台上生活了三十七年。

[16]Roel Van Duijn, Provo, no. 1, July 12, 1965.

[17]2011年9月6日的个人专访。

[18]De Kruif, Dagboek van broeder Wouter Jacobsz., 8.

[19]Koopman, “Huisvesting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 139.

[20]这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三国有着地理和历史文化上的渊源，曾经多次统一于一个国家。

[21]法国人称这条河为默兹河（Meuse），荷兰人称其为马斯河（Maas）。它发源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马恩省的朗格勒高原，流经比利时，最终在荷兰注入北海，全长925公里，是欧洲的主要河流。

[22]斯海尔德河（Scheldt），发源于法国北部圣康坦以北，途经比利时，在荷兰注入北海。

[23]阿登（Ardennes）森林，指绵亘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之间的高原森林。

[24]意为“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坝”。

[25]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 230, 263—266, 395.

[26]游学旅行（Grand Tour），旧时富家子弟作为其教育的一部分在欧洲主要城市的游览。

[27]威尔士的两个主教辖区。

[28]圣雅各朝圣之路起源于公元9世纪左右。传说耶稣的得意门徒雅各，在当时还十分偏僻的西班牙传教布道七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并殉教，他的弟子把他的尸骨运回他生前钟爱的西班牙埋葬，灵柩存放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29]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 267.

[30]Unger, “Dutch Herring” ; Unger, Dutch Shipbuilding; 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135—137.

[31]Unger, “Dutch Herring” , 257.

[32]Unger, “Dutch Herring” , 263.

[33]轻快帆船（Buyscarveel），这种兴起于15世纪末的小型商船是对捕鲱渔船的一种改进，类似于“卡维尔”帆船（carvel）——一种小型、双桅、三角帆的地中海货运帆船。

[34]博伊尔式帆船（Boyer），在荷兰语中拼为“boeier”或者“boeijer”，得名于其经常施放的浮标（boeijen），是一种佛兰德单桅帆船，它吃水很浅，风帆面积相对较大，十分便于在河道或浅海航行。

[35]福禄特帆船（Fluyt），或译“笛形船”（fluit），是一种荷兰商船，船身在水线附近很宽，越往上则越窄。这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只所缴纳的税额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因此，这种布局能确保船在缴纳较低赋税的同时，最大程度增加船的运货量。

[36]弗利船（Vlieboot）中的“弗利”（Vlie）指须得海与北海之间的水域。弗利船是一种方形船帆、船身较宽、船尾较高、船首水线以上部分较低的100吨以下的小型帆船。

[37]Tracy, Erasmus, 17, 18.

[38]Tracy, Erasmus, 91—92.

[39]文体家指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人们看到一段具有这种风格的文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这位作家。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

[40]Tracy, Erasmus, 136.

[41]Tracy, Erasmus, 93.

[42]Israel, Dutch Republic, 49.

[43]加尔都西教团（Carthusian），1084年在法国山区中成立的教团，提倡苦修冥想。

[44]Israel, Dutch Republic, 50.

[45]Visser, Luther’s Geschriften, 10.

[46]Visser, Luther’s Geschriften, 9.

[47]Visser, Luther’s Geschriften, 14—15.

[48]Visser, Luther’s Geschriften, 12.

[49]Israel, Dutch Republic, 148.

[50]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51]De Vries, Dutch Rural Economy, chs. 2—4.

[52]Israel, Dutch Republic, 108—109.

[53]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quoting Wagenaar.

[54]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 328—350; 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55]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锡安是耶和华居住之地，是耶和华立大卫为王的地方。在基督教信仰中，锡安是神的居所，神在锡安接受尘世及天国之人的膜拜。

[56]Israel, Dutch Republic, 127.

[57]Kossmann, Low Countries, 86—88.

[58]原词为“bishop”，既指主教，又指国际象棋中的“象”。

[59]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毁灭阿兹特克帝国、侵占墨西哥的西班牙征服者。

[60]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约1471—1541），毁灭印加帝国、侵占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

[61]“存在巨链”是一个严格的宗教等级结构，从上到下分别为：上帝、天使、恶魔（堕落或者变节的天使）、星辰、月亮、国王、亲王、贵族、平民、野生动物、牲畜、树木、其他植物、宝石、贵重金属、其他矿物。

[62]Thomas, Golden Age, 18, 20.

[63]达克特（Ducat），又译杜卡特，当时在多个欧洲国家通用的金币。

[64]Parker, Dutch Revolt, 39.

[65]Parker, Grand Strategy, 78.

[66]Thomas, Golden Age, 506.

[67]Parker, Grand Strategy, 115.

[68]Thomas, Golden Age, 506.

[69]此处为西班牙语，有时也写为“auto-de-fé”，字面含义为“act of faith”，即“申明信仰的行动”，一般特指用火刑处决宗教异端分子。

[70]Kamen, Philip of Spain, 89.

[71]Kamen, Philip of Spain, 189.

[72]Kamen, Philip of Spain, 233.

[73]Kamen, Philip of Spain, 233.

[74]Parker, Dutch Revolt, 46—50.

[75]Lettenhove, Relations politiques, 2: 257.

[76]Aubery, Mémoires, 9.

[77]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54.

[78]Israel, Dutch Republic, 99; 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74—75.

[79]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75.

[80]蒙蒂·巨蟒（Monty Python），又称“巨蟒组”，是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喜剧界的披头士。他们的“无厘头”搞笑风格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影响极大。他们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丰富多彩：从人生、形形色色的人、阶层、性、性别界定，到政府、国家、社会、宗教、经济、战争、体育，再到历史、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语言等学术领域。他们尤其善于使用荒诞不经和超然的方式表现并挑战各种社会禁忌、规章、权威、不合理现状及刻板印象，风格极具颠覆性。

[81]亦译“圣枝主日”或者“主进圣城节”。据《新约》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受到手执棕枝的犹太民众的热烈欢迎。为表纪念，教会规定，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棕枝主日。节日当天，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还会持棕枝绕教堂一周。

[82]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78—80.

[83]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82.

[84]Arnade, “Beggars, Iconoclasts,” 84.

[85]Quoted in Motley, 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289.

[86]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87]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88]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 455.

[89]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137.

[90]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137.

[91]Emeis, Ons Amsterdam, May 1975, 137.

[92]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1: 463.

[93]Kamen, Alba, 46.

[94]Wedgwood, William the Silent, 90.

[95]Kamen, Alba, 87.

[96]Kamen, Alba, 87.

[97]Kamen, Alba, 83.

[98]主祷文的原文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世人全都尊崇你的名字”，讽刺宣传单将“天父”替换为“布鲁塞尔的撒旦”，将“尊崇”替换为“诅咒”。

[99]Kamen, Alba, 106.

[100]战时获准攻击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

[101]Kossmann, Low Countries, 84—86.

[102]J. Adams,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103]什分钱税（Tenth Penny Tax），在西班牙语中，该税的名称为“Diezmo del céntimo”，是一种针对不动产、私人借贷及部分消费品的什一税。100个céntimo等于1西班牙比塞塔。

[104]Kamen, Alba, 112.

[105]Kamen, Alba, 113.

[106]Kamen, Alba, 107—108.

[107]Kamen, Alba, 115.

[108]De Kruif, Dagboek, 18.

[109]De Kruif, Dagboek, 43—44.

[110]De Kruif, Dagboek, 47.

[111]De Kruif, Dagboek, 47—48.

[112]De Kruif, Dagboek, 7—10.

[113]De Kruif, Dagboek, 133.

[114]De Kruif, Dagboek, 20—21.

[115]Mak, Kleine geschiedenis, 95.

[116]五朔节是欧洲的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的来临。五朔节当天，欧洲各地常常举行游园会，欢庆漫长寒冬的结束，欢庆阳光普照大地、万物开始生长。五朔节的传统内容是五月柱活动。人们先去山林搬回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或者杉树，把枝叶和树干下部的树皮除去，再用草、花环、彩旗和彩带装饰好，将它竖在空旷的场地上。庆祝活动开始后，每人手拿一根与柱顶相连的彩带，围绕五月柱跳祭祀舞蹈，祈祷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117]De Kruif, Dagboek, 319.

[118]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295—297.

[119]描写德豪特曼舰队的远航时，我的参考资料为Roeper and Wildeman, Om de Zuid;Hakluyt, Principal Navigations; Swart, “Lambert Biesman” ; Gaastra, De geschiedenis van de VOC; Rouffaer and Ijzerman, De eerste schipvaart。

[120]出版于1598年的对该远航的第一份英文记录中的引述，据信翻译自荷兰文献，但似乎杂糅进部分其他资料，因为，该英文报道中有不少与该引文类似的原始航海日志中并未包含的细节。

[121]Marten Spil，而“Martens”是比利时的一个知名啤酒品牌。这家源于1758年的啤酒家族产业通常被称为“麦氏啤酒”。

[122]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地理发现引发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布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西葡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市场和掠夺财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为缓和西葡两国间的尖锐矛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解，并于1493年5月4日做出仲裁：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1里格合3海里，约为5.5千米）的地方，从北极到南极画一条分界线，史称教皇子午线。线西属于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线东则属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

[123]继承西班牙和美洲领地的腓力二世，趁葡萄牙在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战死于对摩洛哥的三王之战后的继承危机，在1580年吞并葡萄牙，组成伊比利亚联盟。葡萄牙直到1640年才摆脱西班牙的统治。

[124]Lesger, Rise of the Amsterdam Market, 139—141.

[125]由统治者或政府准许成立并授予某些权力的机构。

[126]泰瑟尔岛（Texel Island）位于今北荷兰省。它是弗里西亚群岛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岛屿，也是这个延伸至丹麦的群岛中最西端的一个岛。

[127]“head”有“厕所”的意思，而且最初专指设在船首的厕所。当然，所谓的“船首厕所”其实就是安装在船首附近的两个直通海面的管道。

[128]泪之塔（Schreierstoren），原为建于15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中世纪城墙的一部分，如今是一家咖啡馆和售卖航海类书籍的书店。有人认为，“泪之塔”得名于该塔泪滴般的外形，但也有传说认为，这里是水手们出海远航、踏上生死未卜的路途前，他们的妻子与他们依依话别的地方，因此，该塔得名于别离时流下的泪水。

[129]整句话为“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est necesse”，直译为“出海远洋是必需的，生活不是必需的”，可以理解为“纵横七海重于泰山，人之生命轻于鸿毛”。

[130]Knobel, “Frederick de Houtman’s Catalogue” ; http://www.ianridpath.com/startales/startales1c.htm#houtman.

[131]Fruin, Tien jaren, 267.

[132]Quotation is in Boxer, Dutch Seaborne Empire, 22—23（书中并未标明这句话的确切出处）。这句话还出现在Bastin, “Changing Balance,” 25。

[133]Israel, Dutch Primacy, 68.

[134]Keyes, Pieter Bast.

[135]Israel, Dutch Primacy, 71.

[136]Van Boven, “Towards a New Age”.

[137]Israel, Dutch Primacy, 407, passim; Van Boven, “Towards a New Age,” passim.

[138]Schama, Embarrassment, 172.

[139]Petram, “World’s First Stock Exchange,” introduction and ch. 1.

[140]“Orphans’ Chamber”在荷兰语中的原词为“weeskamer”，是一个专门负责托管孤儿名下及无人认领的遗产的机构。

[141]http://stadsarchief.amsterdam.nl/presentaties/ amsterdamse_schatten/geld/voc_aandeel_van_een_wees/index.nl.html.

[142]《十二罗汉》是《十一罗汉》的续集，讲述十二名大盗为还债而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罗马三大欧洲城市同时下手盗窃的故事。在罗马，他们要偷一颗巨大的钻石；在巴黎，他们的目标是“卢浮宫三宝”之一的《蒙娜丽莎》；在阿姆斯特丹，当然就是世界上第一张股票。

[143]Van Dillen, Poitras, and Majithia, “Isaac Le Maire,” 54—55.

[144]勒梅尔丑闻的细节援引自Van Dillen, Poitras, and Majithia, “Isaac Le Maire”。

[145]肉豆蔻干皮的重量为本人使用Klerk de Reus,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appendix 4的数据计算得来。

[146]Israel, Dutch Primacy, 74.

[147]http://www.nyx.com/who-we-are/history/amsterdam.

[148]Hobbes, Leviathan, 95—96.

[149]Bastin, “Changing Balance,” 287.

[150]Sutton, Jan van der Heyden, 12.

[151]讲述阿姆斯特丹运河两岸的土地投机与扩张故事时，我主要参考Elias, De vroedschap van Amsterdam, liv—lxxvi; Abrahamse, De Grote Uitleg van Amsterdam, 42—88; Lesger,Rise of the Amsterdam Market, 174—180; Brugmans, 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207—210。

[152]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1938—），前纳斯达克主席，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制造者，曾操纵“庞氏骗局”诈取超过六百亿美元。

[153]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1882—1949），“庞氏骗局”的发明者。所谓“庞氏骗局”又称“金字塔骗局”，简言之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用制造出的赚钱假象骗取更多的投资。

[154]原文为“fabrieksmeester”，荷兰语，字面含义为“工厂主”。

[155]Lesger, Rise of the Amsterdam Market, 175.

[156]http://www.dbnl.org/tekst/vond001dewe03_01/vond-001dewe03_01_0038.php. 感谢亚普·雅各布斯的翻译。

[157]Abrahamse, De Grote Uitleg van Amsterdam, 86.

[158]这三条运河的名字在汉语中习惯性被翻译为“王子运河”、“皇帝运河”和“绅士运河”，但其实并不准确。“Prinsengracht”得名于奥兰治亲王威廉，实为“亲王运河”。“Herengracht”得名于16至17世纪掌管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官员，实为“市政官运河”。

[159]该数据来源于建筑师蒂姆·克廉1970年代时的计算结果。

[160]运河屋、打桩以及运河、桥梁等数据来源于Killiam and van der Ziejden, Amsterdam Canal Guide, 344, passim; Janse, Building Amsterdam, 34。

[161]“快活的聚会者”（merry company）是美术史上的一个术语，一般用来形容某种类型的17世纪画作。这种画作通常描绘的是一群陶醉在欢乐中的普通民众坐在一起把酒言欢或者演奏音乐。

[162]http://whc.unesco.org/en/list/1349.

[163]2012年3月12日的个人专访。

[164]Jarrell, A Sad Heart at the Supermarket, 16.

[165]Wijnman, “Een episode”.

[166]Kuijpers, Migrantenstad.

[167]Israel, Dutch Republic, 328.

[168]Israel, Dutch Republic, 309.

[169]Barnes, The Butcher, passim.

[170]这是一种被称为“血竭”、“麒麟血”或“骐竭”的药材，由生长于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等地的一种棕榈科植物的树脂加工而成，具有活血定痛、化瘀止血和生肌敛疮的功效。

[171]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142.

[172]描写蒂尔普大夫时，我的资料来源包括Dudok van Heel, Nicolaes Tulp; Afek, Friedman,et al., “Dr. Tulp’s Anatomy Lesson” ; Rogge; Schama, Rembrandt’s Eyes。

[173]描写哈维与蒂尔普时，我的资料出自Harvey and Tulp are Dudok van Heel, Nicolaes Tulp, 165; Shorto, Island, 98; Shorto, Descartes, 10。

[174]Dudok van Heel, Nicolaes Tulp, 201.

[175]即他的姓氏“彼得松”。一部分荷兰人的姓氏是自己父亲的名字加“松”（szoon）或者“斯道赫特”（sdochter）（在荷兰语中，“zoon”意为“儿子”，“dochter”意为“女儿”）。尼古拉斯·蒂尔普的父亲名叫彼得·德里克松，因此，尼古拉斯·蒂尔普最初的姓氏为“彼得”+“松”，即“彼得的儿子”。由于尼古拉斯·蒂尔普显赫的地位，他更名改姓后的姓氏“蒂尔普”成为他家族的正式姓氏，他子女、孙子和孙女的姓氏均为“蒂尔普”。

[176]Galbraith, Short History, 28.

[177]Dudok van Heel, Nicolaes Tulp, 196.

[178]描写伦勃朗时，我的主要参考资料为Schwartz, Rembrandt’s Universe; Chapman,Rembrandt’s Self-Portraits; Schama, Rembrandt’s Eyes; Bailey, Rembrandt’s House; Hughes,“God of Realism” ; Fuchs, Rembrandt en Amsterdam。

[179]Chapman, Rembrandt’s Self-Portraits, 17.

[180]Chapman, Rembrandt’s Self-Portraits, 10.

[181]Quoted in Chapman, Rembrandt’s Self-Portraits, 17.

[182]Hughes, “God of Realism,” 10.

[183]Adams, Public Faces, 4, 21—23.

[184]这本书一般被简称为《方法论》，1637年6月8日在莱顿匿名出版。本书是笛卡尔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85]Bailey, Rembrandt’s House, 140.

[186]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II: 31—32.

[187]Kloveniersdoelen，直译为“火枪兵射击场”，实际为城民警卫队的办公楼。“klovenier”指“火枪兵”，“doelen”是“打靶场、射击场”的意思。

[188]其后绝大部分叙述出自Wijnman,“Een episode”。

[189]《犹太新娘》是伦勃朗晚年的作品，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出色、最深刻的一幅。伦勃朗没有给这幅画起名，后人因画中人的着装类似《圣经》中的犹太人而将该画定名为《犹太新娘》。画中的新郎已不再年轻，他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抚摸新娘胸前的金项链：他们坚贞爱情的象征。新娘陶醉在幸福与甜蜜之中，左手轻搭在丈夫的手上，含蓄地接受着他的爱抚，右手自然放在小腹上，似乎是在暗示她的腹中正怀着他们的孩子。

[190]Schama, Rembrandt’s Eyes, 680.

[191]Feddes, Millennium of Amsterdam, 133—134.

[192]描写范德海登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Sutton, Jan van der Heyden; Van der Heyden,Description of Fire Engines; Feddes, Millennium of Amsterdam。

[193]Rybczynski, Home, 51—75.

[194]“gezelligheid”是一个抽象名词，有时被翻译为“欢快友好、温暖舒适、趣味无穷抑或美妙宜人的环境或者氛围”，有时则用于表达一种归属感，指“与心爱的人一起度过的时光，与好友的久别重逢，或者一般性的、能带给人温暖的亲友相聚”。

[195]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建于以色列的王国时代。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圣殿山）上建起第一座圣殿，史称所罗门圣殿。圣殿旋即成为敬奉耶和华的场所和以色列人的象征。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攻陷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被毁。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推翻新巴比伦王国之后，居鲁士大帝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5年完工。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公元70年，罗马将领蒂图斯展开对耶路撒冷城的围攻。城破之后，圣殿遭到焚毁，只剩下西边的一段围墙。千百年来，散落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返回圣城耶路撒冷时，都会到这面石墙的跟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此，人们后来将这面墙称为“哭墙”或“叹息之墙”。

[196]马拉诺（Marranos），西班牙历史名词，指为了逃避迫害而改信基督教，但私下里仍旧奉行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

[197]历史上，犹太人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流散。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新巴比伦王国所征服，数万名犹太俘虏被押送至巴比伦。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逐渐流散到南欧、北非及中亚各地。公元前63年和公元135年，犹太人的两次大起义遭到罗马帝国的血腥镇压，大批犹太人沦为俘虏和奴隶，犹太人从此流散到世界各地。

[198]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569.

[199]Feuer, Spinoza, 198.

[200]标志着“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之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明斯特和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兰西王国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与瑞典帝国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组成。《明斯特和约》规定，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正式承认荷兰（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201]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2: 278.

[202]威廉二世是“沉默者”威廉和他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路易丝·德·科利尼膝下最小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儿子。1641年，威廉二世与英王查理一世的长女玛丽·斯图亚特成婚。

[203]威廉二世的这位亲戚是拿骚—迪茨侯爵威廉·弗雷德里克，而威廉·弗雷德里克的祖父拿骚—迪伦堡伯爵约翰六世是威廉二世的祖父“沉默者”威廉的弟弟。也就是说，威廉二世与威廉·弗雷德里克有相同的曾祖父。

[204]Geschiedenis van Amsterdam, 2: 281.

[205]最初，在瑞典女王的安排下，人们把笛卡尔葬在当地一座教堂的公墓里。十七年后，法国政府将他的遗体迎回巴黎，先是安葬在圣热内维也弗教堂，后又移入“法兰西纪念馆”，最终，从1819年开始，圣日耳曼教堂成为他永远的长眠之地。

[206]贵格会（Quakers）成立于17世纪，最早出现在英国。该教派的成员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宗教仪式简单且无神职人员，主张所有人都应亲如兄弟，还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

[207]社友会（Collegiants）是阿明尼乌—门诺派的一个分支，成立于1619年，是当时荷兰比较激进的一个教派，教义接近于之前的再洗礼派。

[208]门诺派（Mennonites）原本是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得名于其创建者荷兰人门诺·西门斯（Menno Simons），强调成人洗礼与和平主义，反对现有的教会组织，多数情况下还反对其成员担任公职或者宣誓效忠。

[209]Spinoza, Tractatus, 1: 264.

[210]绝罚（Excommunicate），意为“开除教籍”，是教会制裁的一种形式。

[211]在《旧约》的记载中，耶利哥是以色列人攻陷的第一座城池。据《圣经·申命记》所述，约书亚继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后，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他领导以色列人在一系列战争中获得无数辉煌的胜利，攻占许多丰美富饶的土地。约书亚攻占耶利哥城之后，立誓说：有兴建、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五百年后，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时，果然相继丧失长幼两子，应验了约书亚的诅咒。

[212]以利沙是先知以利亚的学生，以利亚升天前，奉神之命选召以利沙接手他的工作。据《圣经·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从耶利哥往伯特利去，途经一条上行的山路时，遇到一群从城里来的青年。他们讥笑他说：“光头，上来！光头，上来！”他转过身来瞪着他们，奉耶和华之名诅咒他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烂他们当中的四十二个人。

[213]Nadler, Spinoza, 120.

[214]Spinoza, Tractatus, 38—39.

[215]Feuer, Spinoza, 55, from Ethics.

[216]“Einstein Believes in ‘Spinoza’s God,’ ”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29.

[217]Goldstein, Betraying Spinoza, 121.

[218]Quoted in Feuer, Spinoza, 79.

[219]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220]Spinoza, Tractatus.

[221]Israel, Dutch Republic, 716.

[222]中世纪时，“世袭执政”（stadholder）是封建君王任命的在其治下的某块封地上代行其职权的人。除了没有该封地的所有权之外，“世袭执政”在其所管辖区域的权势与封建君王本人相差无几，比普通地区总督的地位要高很多。西班牙统治时期，荷兰各省皆有由国王任命的“世袭执政”。联省共和国时期，“世袭执政”从一个各省皆有的普通职位，渐渐转变为一个全国上下独一无二的世袭官职，相当于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转变期间，“世袭执政”的数量和职权不断降低，常常由一人同时兼任数省的“世袭执政”。

[223]Israel, Dutch Republic, 721—730.

[224]http://whc.unesco.org/en/list/1349/.

[225]Marvell, “The Character of Holland,” 1653.

[226]Verwey, “Seventeenth Century,” 29; 亦见于 Sprunger, Trumpets from the Tower, 29。数据还来源于 Deinema, “Amsterdam’s Re-emergence,” 5。

[227]Israel, Dutch Republic, 765.

[228]坐落于伦敦东南约七十千米的梅德韦河入海口处的查塔姆曾是英国最重要的船只建造、修理基地和海军基地。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占地达三十二万平方米的查塔姆船坞为皇家海军建造了四百多艘舰船。

[229]Spinoza, Tractatus, as quoted in Israel, Dutch Republic, 787.

[230]Spinoza, Tractatus, 64—65.

[231]Spinoza, Tractatus, 67.

[232]Nadler, Book Forged, 224.

[233]Quoted in Nadler, Book Forged, 231.

[234]Feuer, Spinoza, 138.

[235]Spinoza, Tractatus, 289.

[236]Stadsarchief Amsterdam, Ondertrouwregister, archive 5001, inv. no. 428.感谢亚普·雅各布斯、查尔斯·格林以及珍妮·维讷马在这段文字上给予我的帮助。拼凑卡塔莉娜·特里科与约里斯·拉帕耶的故事时，我还参考了Zabriskie, “Founding Families,” and Koenig and Nieuwenhuis, “Catalina Trico,” 以及the New Netherland Historical Manuscripts and New Netherland Documents series。

[237]即并非“自由主义党派”所崇尚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施政方针，而是未加入任何政党或无特殊党派倾向的普通自由主义追随者所崇尚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思想。

[238]描写新阿姆斯特丹与新尼德兰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Shorto, Island; J. Jacobs,New Netherland; Gehring et al., New Netherland Documents; Van Laer, New York Historical Manuscripts。

[239]罗得岛是美国罗得岛州最大的岛，其印第安原名为阿奎德内克岛。关于“罗得岛”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两个最为流行的理论：其一是美国的罗得岛让途经此地的意大利探险家韦拉扎诺联想起希腊的“罗得岛”，故有此名（希腊的“罗得岛”是希腊第四大岛和希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希腊最大的旅游中心和爱琴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其二是荷兰私人贸易商、航海家和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途经罗得岛时，将该岛形容为“一座从外观上看略带红色的岛屿”（een rodlich Eylande），而“rodlich”（红色）与“Rhode”（罗得）的发音十分相似，故有此名。历史学家认为，布洛克看到的红色，要么是落在岛上的秋叶，要么是该岛海岸处的红色黏土。

[240]“Beverwijck”（贝弗勒维克）中“bever”在荷兰语里是“河狸”的意思。

[241]“曼纳哈塔”（Mannahatta）是德拉瓦诸部落中的伦尼莱纳佩人（Lenni Lenape）对“曼哈顿岛”（Manhattan）的称谓，字面意思是“多山之土”或“多山之岛”。

[242]Van Laer, New York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 11, 286.

[243]O’Callaghan, Calendar, 221, 364.

[244]纽约位于美国东海岸的东北部，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多族裔聚居的多元化城市，拥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此使用的语言和方言高达800种。

[245]Fernow, Records of New Amsterdam, 1: 144.

[246]Van Laer, New York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1: 149.

[247]J. Jacobs, New Netherland, 420.

[248]书名为The Island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The Epic Story of Dutch Manhattan and the Forgotten Colony That Shaped America。

[249]Henri Krop, “Radical Cartesianism in Holland: Spinoza and Deurhoff,” in Van Bunge and Klever, Disguised and Overt Spinozism.

[250]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197—205; Mijnhardt, “Urbanization, Culture, and the Dutch Origins,” 160—161.

[251]Mijnhardt, “Urbanization, Culture, and the Dutch Origins,” 167.

[252]南特敕令是法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签署颁布的一条敕令。该敕令承认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允许其在法律上享有和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

[253]Rosalie Colie, “John Locke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Bromley and Kossmann,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19.

[254]描写伯纳德时，我的参考资料为Hunt, Jacob, and Mijnhardt, Book That Changed Europe, 90—111; Mijnhardt, “Urbanization, Culture, and the Dutch Origins,” 171—172。

[255]描写《生活与精神》时，我的参考资料为Silvia Berti,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 and Its Debt to Spinoza’s Ethics,” in Hunter and Wootton, Atheism from the Reformation; Hunt, Jacob, and Mijnhardt, Book That Changed Europe, 26—27;Mijnhardt, “Urbanization, Culture, and the Dutch Origins,” 171。

[256]Berti, “First Edition,” in Hunter and Wootton, Atheism from the Reformation, 186.

[257]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303.

[258]Rudiger Otto, “Johann Christian Edelmann’s Criticism of the Bible and Its Relation to Spinoza,” in Van Bunge and Klever, Disguised and Overt Spinozism, 172.

[259]Israel, Revolution of the Mind, 71.

[260]Russell, 592.

[261]Melamed, Spinoza’s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2.

[262]描写洛克及其在荷兰的岁月时，我的参考资料为Woolhouse, Locke; Colie, “John Locke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Bromley and Kossman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Schuurman, “Locke and the Dutch” ; Cranston, John Locke。

[263]分离派是一个新教派别，初指“勃朗派”，后指公理宗及其他从英国圣公会中分离出来的教派和教会。1570年代，英国清教徒因坚持以加尔文宗教思想改革英国国教，意图实现选举制，而遭到当局的镇压。一些较为激进的清教徒认为，他们应当从国教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教会。1580年代初，罗伯特·勃朗和亨利·巴罗成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勃朗派”也因此而得名。1581年，勃朗在英国东部的诺里奇建立了第一个脱离英国圣公会的教会组织。其后，他不断发表著作，主张政教分离、教会独立与信徒自理，就此奠定公理宗的思想基础。后世的公理宗信徒尊他为“公理宗之父”。

[264]即“阿明尼乌派”。阿明尼乌派是新教派别之一，因该教派中的成员信奉阿姆斯特丹改革派神学家阿明尼乌的学说而得名。阿明尼乌崇尚自由意志，反对加尔文主义。他去世后，埃皮斯科皮厄斯（Episcopius）领导其信众于1610年向荷兰议会呈递了阿明尼乌教义的信纲。他们将这份信纲定名为《抗议书》，因此，“阿明尼乌派”又被称为“荷兰抗议派”。

[265]Woolhouse, Locke, 249.

[266]戈马尔是加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倡导“堕落前预定说”，即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了一些可蒙恩受救的人，而另一些人则终将沉沦。与戈马尔的学说分庭抗礼的，是阿明尼乌派的上帝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或堕落过程中才预定某些人得救或沉沦的堕落后预定说。

[267]Locke, Two Treatises, 2. 54, 2. 96, 2.104.

[268]Van Limborch, Compleat System, 2: 998.

[269]或译为《论宽容》、《论宗教宽容》、《关于容忍的信札》或《宗教容忍论》。

[270]Woolhouse, Locke, 219.

[271]Colie, “John Locke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Bromley and Kossman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29.

[272]Temple, Observations, 56.

[273]Shorto, Island, 319.

[274]描写1688年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Claydon, William III; Jardine, Going Dutch;Israel’s Dutch Republic and Anglo-Dutch Moment。

[275]然而并没有终结，因为两国在1665年至1667年、1672年至1674年、1780年至1784年分别进行了第二场、第三场和第四场贸易战争。

[276]Jardine, Going Dutch, 4.

[277]“新教风”初指袭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风暴。英国人为此战定制的纪念章上，刻有“神刮起他的风暴，把他们吹得七零八落”的字样。后指威廉进军英国时，入侵舰队恰好赶上的顺风。

[278]Israel, Dutch Republic, 850; Jardine, Going Dutch, 8.

[279]Jardine, Going Dutch, 349.

[280]History of Parliament Trust,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0 （1802）.

[281]Mak, Kleine geschiedenis, 168.

[282]Mak, Kleine geschiedenis, 173.

[283]Van Gelder and Kistemaker, Amsterdam, 199; http://stadsarchief.amsterdam.nl/presentaties/amsterdamse_schatten/oproer/pachtersoproer/index.html.

[284]Van der Capellen, Aan het Volk van Nederland.

[285]描写德克尔/穆尔塔图利时，我参考了Van der Meulen, Multatuli; King, “Multatuli’s Max Havelaar” ; King, Multatuli; Fasseur, “Purse or Principle” ; Toer, “The Book That Killed Colonialism” ; the Multatuli House Museum; and conversation with Dik van der Meulen。

[286]Multatuli, Max Havelaar, Introd., 2.

[287]Multatuli, Max Havelaar, 93.

[288]Van der Meulen, Multatuli, 418.

[289]Multatuli, Idëen, vol. 1, 166; vol. 7, 1233.

[290]Rotterdamsch Nieuwsblad, Nov. 15, 1886.

[291]Toer, “The Book That Killed Colonialism”.

[292]“Indisch”，荷兰语，常用作形容词，有“东印度群岛的，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东印度群岛人的；住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的，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人的”等含义。

[293]“Indo-European”，在荷兰语中写为“Indo-europeaan”，含义为“欧洲男人与印尼妇女的孩子，欧印（度尼西亚）混血儿”。

[294]http://www.elsevier.nl/Politiek/nieuws/2007/8/Wilders-wil-verbod-op-islamitischeMein-Kampf-ELSEVIER 132670W/.

[295]亦即第一国际，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事实上的领袖。由于会名太长，人们一般用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国际）来称呼它。第二国际成立后，人们才开始叫它“第一国际”。

[296]Amsterdam Stadsarchief, http://stadsarchief.amsterdam.nl/presentaties/amsterdamse_schatten/beroemd/karl_marx_geschaduwd/index.html.

[297]Published in La Liberté, Sept. 15, 1872.

[298]“The North Sea Canal,” New York Times, Nov. 12, 1876.

[299]即如今印尼的亚齐特区（Aceh, Daerah Istimewa）。“Atjeh”是荷兰人的叫法，“Aceh”是印尼人的叫法。

[300]“撒种比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一天，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向众人布讲真理：“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了；有些落在浅土石头地上，虽然发芽很快，却因泥土不深而无法生根，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有些落在荆棘丛中，被后者活活闷死；最后，有些落在肥沃泥土里的种子结成饱满的子粒，收成是最初播下的种子数目的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众人不解。后来，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解释说：“落在路旁的种子，代表那些听了天国的道理而不明白的人，魔鬼乘虚而入，很容易就把真理夺走了；落在浅土石头地上的种子，就像有些人刚一听到天国的道理时很高兴地接受，却并未让它在自己的内心扎根，因此，一旦因真理而遭遇迫害，便会立刻放弃信仰；落在荆棘丛中的种子，象征听到了真理，却因世俗之虞和财富之惑的憋闷而无法结出真理之果的人；至于那些落在沃土里的种子，就如同一个把道理真正听进去的人，不但明白它的意义，而且开花结果，获得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于原种的收成。”阿姆斯特丹北教堂的那位牧师从“撒种比喻”中读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301]Van Gogh, letter 120, http://vangoghletters.org. Iinfer the lesson from Van Gogh’s description.

[302]Van Gogh, letter 120.

[303]Van Gogh, letter 126.

[304]Van Gogh, letter 131.

[305]Van Gogh, letter 116.

[306]1886年2月底，与提奥一同前往巴黎的梵高就此迎来其个人艺术上的巅峰。然而，金秋之后便是寒冬。四年之后的1890年7月29日，三十七岁的梵高撒手人寰。

[307]Van Gogh, letter 144.

[308]喻指突遭生活变故（亲人重病无钱医治、房屋被毁无力重建）时，这些穷人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祈祷灾难快点过去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圣经·创世记》中，上帝毁灭所多玛与蛾摩拉这两座堕落之城时，用的就是“硫黄与天火”：“主从天上降下硫黄和火，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地，把这两座城以及平原上其他的城市、村落和那里所有的居民和植物都一并毁灭了。”

[309]A. Jacobs, Memories, 53.

[310]子宫帽又名宫颈帽，由具有弹性的金属圈覆以半球形薄橡皮隔膜制成，通过子宫帽本身以及放入前涂上的灭精膏阻挡精子的进入，达到预防精子与卵子相遇并结合的目的。

[311]Harriet Pass Freidenreich, “Aletta Jacob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 Jacobs,Memories, 179.

[312]A. Jacobs, Memories, 55.

[313]http://www.forbes.com/global2250/.

[314]在荷兰语中，该公司的名称为“Heineken Brouwerijen”，字面含义为“海内肯酿酒厂”，中文一般译为“喜力”或“喜力啤酒”。2014年，喜力公司在全球主要啤酒制造商销售份额中名列第三，同时，喜力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出口商之一。

[315]Arblaster, History of the Low Countries, 192.

[316]描写霍尔特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http://www.iisg.nl/bwsa/bios/gorter.html;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gorter/index.htm; and http://www.dbnl.org/auteurs/auteur.php?id=gort004。

[317]描写波拉克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Bloemgarten, Henri Polak; Montagne and Winkler,Doctor Henri Polak; and Historici.nl。

[318]Montagne and Winkler, Doctor Henri Polak, 26—29.

[319]Feddes, Millennium of Amsterdam, 226.

[320]Levy-Vroelant, Reinprecht , and Wassenberg, “Learning from History,” 36.

[321]描写贝尔拉赫的交易所时，我的参考资料包括Van der Werf and Derwig, Beurs van Berlage, and Bank and Van Buuren, 1900。

[322]Quoted in Kossmann, Low Countries, 545.

[323]Brandhorst, “From Neo- Malthusianism,” 56.

[324]Sexuele moeilijkheden: Huwelijks-en liefdeproblemen in brieven die ik ontving.

[325]HP/De Tijd, Dec. 24, 1993. Quoted in www.hennybie.dds.nl/engels/chapt_02.htm.

[326]Müller, Anne Frank, 49.

[327]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军医，人称“死亡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约四十万被关押的无辜生命惨死在他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328]Maass, Netherlands at War, 19.

[329]Mak, Kleine geschiedenis, 249.

[330]Maass, Netherlands at War, 31.

[331]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纳粹德国向被占领国家或地区派驻的行政首脑。

[332]Stigter, Bezette stad, passim. The bullet story comes from a tour of the Stadsarchief.

[333]“坦嫩贝格行动”（Operation Tannenberg）始于1939年8月。

[334]无论在英语（Jew）、德语（Jude）还是荷兰语（Jood）中，“犹太人”一词的首字母都是“J”。

[335]“Een onmisbaar hulpmiddel voor het vervolgingsbeleid van de Duitse bezetter” .

[336]Croes and Tammes, Gif laten wij niet voortbestaan, 39.

[337]De Jong,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11.

[338]De Jong,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8.

[339]“瓦利”（Wally）是“瓦尔拉芬”（Walraven）的昵称。

[340]描写战争期间的范哈尔兄弟时，我的参考资料为E. Schaap, Walraven van Hall, esp.50—100, and http://www.verzetsmuseum.org/museum/nl/exposities/tijdelijk, geweest/wally-van-hall。

[341]詹姆斯·梅特兰·斯图尔特（James Maitland Stewart，1908—1997），美国电影、电视及舞台剧演员，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和第五十七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初涉影坛时，他扮演了不少天真大男孩形象的角色。

[342]该雕像位于荷兰国家银行如今的总部门前。“爱国主义盗窃行动”发生时，银行坐落于罗肯街上的一栋建筑内。

[343]De Jong,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49.

[344]http://www.iisg.nl/hpw/calculate.php.

[345]这幢运河屋及其附属建筑就是现在的“安妮·弗兰克故居”。前楼共四层，后楼共五层。前楼的一层与后楼的一层完全贯通，是果胶公司的仓库。前楼的二层与后楼的二层靠一条狭窄的过道相连。后楼的二层由用于会见重要客户的私人办公室以及配套的厨房和卫生间构成。前楼的三层与后楼的三层也靠一条窄道相连，但被安妮的父亲封堵了起来，只留下一个藏在书架后的小小入口。后楼的三层有三个房间，一间住着安妮的父母以及她的姐姐玛戈，另一间住着安妮和一名四十三岁的犹太男人弗里茨·普费弗（Fritz Pfeffer），最后一间是公共浴室。前楼的四层与后楼的四层完全不连通。后楼的四层有两个房间，一间住着范佩尔斯（van Pels）夫妇，一间住着他们的儿子彼得。后楼的五层是阁楼，用于存放马铃薯。

[346]Frank, Diary, 141, 185.

[347]Frank, Diary, 69.

[348]Frank, Diary, 167.

[349]重现这段经历时，我的参考资料为Middelburg, Jeanne de Leugenaarster, and Van Liempt, Frieda: Verslag van een gelijmd leven, in addition to interviews with Frieda Menco。

[350]荷兰卡巴莱是一种主要在剧院中表演的混合了单人喜剧脱口秀、戏剧和音乐的娱乐形式，常以社会问题和政治讽刺为主题。

[351]“kapo”的读音类似于“卡剖”或者“卡波”。没人知道“kapo”一词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有人认为，“kapo”是德语“Kameradschaftpolizei”或“Kameradschafts-Polizei”的缩写，意为“同志警察”。也有人认为，“kapo”源于意大利语，是“老板、领导、负责人”的意思。还有人认为，“kapo”源于法语中的“Caporal”一词，意为“下士”。

[352]http://stadsarchief.amsterdam.nl/english/amsterdam_treasures/second_world_war/doden_op_7_mei_1945/index.en.html.

[353]“poldermodel”由荷兰语中的“polder”（堤围泽地）与“model”（模式）两词组合而成，有时被直接音译为“波德模式”，指一种在雇主、工会与政府间寻求共识的经济决策方式。具体流程为：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雇主与工会三方协商对话，达成旨在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并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中长期政策性协议；此后的每一个会计年度，三方都遵照该协议再度进行磋商，就本年度的工资增长水平和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三方达成的协议均由政府宣布实施。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利益与诉求大相径庭的几方势力求同存异的过程。

[354]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16），美国著名剧作家，也是荒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经三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

[355]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 1937— ），美国著名作曲家，也是简约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356]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美国著名艺术家，在将人体摄影带入现代范畴方面厥功至伟。

[357]http://www.coc.nl/over-ons.

[358]Boelaars, Benno Premsela, 50—51.

[359]美籍犹太作家、政治活动家埃利·维泽尔（Elie Wiesel，1928—2016）是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自传《夜》与《安妮日记》齐名。

[360]“gas”有“气，气体；毒气”等含义。因此，“gas”既可以指加入矿泉水的二氧化碳，也可以指纳粹用来屠杀犹太人的毒气。

[361]描写阿姆斯特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我的参考资料为Righart, De eindeloze jaren zestig; Kempton, Provo; Van Duijn, Diepvriesfi guu; Kennedy, “Building New Babylon” ; Voeten,“Dutch Provos” ; as well as interviews。

[362]2012年12月14日的个人专访。

[363]所谓“塑料人”，一般指那些贪图物质享乐，自私自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社会上的不公要么置若罔闻、要么逆来顺受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和“只顾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者。

[364]这是莱顿广场附近的一间旧车库，赫罗特费尔德本人称其为“K-Temple”（K神庙）（“K”代表荷兰语中的“癌症”［kanker］一词），并在此进行他的日常反吸烟即兴表演。

[365]1961年的阿拉巴马州，居住在塞尔玛市及其周边的适龄黑人选民有一万五千名，然而，他们中仅有一百五十人获得投票资格。从1963年开始，达拉斯县选民联盟及学生非暴力选举委员会等组织在塞尔玛及其周边地区开展选民登记运动。可是，他们的努力遭到当地执法官员的极力阻挠，超过一百名黑人被逮捕。为了将受到的不公待遇昭告天下，当地黑人领袖与学生非暴力委员会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协调一致，密切合作，呼吁开展一场示威游行，“由塞尔玛向蒙哥马利市进军”。蒙哥马利市是阿拉巴马州的首府，他们将到那里向州长递交请愿书以抗议警察的暴行。3月7日，大约五百名游行者踏上行程，他们安全地走过埃德蒙德·佩图斯大桥，但是，在桥的另一端，州警队早已布下陷阱。游行者被要求原地解散，他们试图和对方开展谈判对话，但答复他们的只有冷冰冰的警棍和催泪瓦斯。

[366]贝海恩霍夫（Begijnhof），意为“贝居安的庭院”（Beguines’ court），是一种有围墙、有大门、与外界隔绝的小型庭院式建筑群，也是贝居安会（Beguines）最常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贝居安会是12世纪以来兴盛于荷兰等国的一种半世俗女修道会。

[367]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花之力”这一口号逐渐成为反战、反物质主义的非暴力反抗浪潮的代名词。这些人信奉爱与和平，反对战争与暴力，“要做爱不要作战”，常常头戴花朵或将手中的花朵分发给路人、警察、记者、政治家及旁观者。因此，时人通常称他们为“花之子”、“花人”或者“戴花嬉皮士”。

[368]贝娅特丽克丝公主未婚夫的名字“Claus”等同于荷兰语中的“Klaas”。

[369]越战期间的1968年3月16日，突袭美莱村（美军怀疑村内可能窝藏有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兵）的美军第23步兵师第11旅第20步兵团1营C连的士兵杀害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具体数字至今仍有争议，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应在347人到504人之间），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小孩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

[370]1967年夏，十万多嬉皮士齐聚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这些反传统、反物质享乐主义、痛恨循规蹈矩的年轻人昼夜笙歌，嗑药做爱，度过了一个浪漫、迷乱、自由、疯狂、美丽到近乎不真实的乌托邦般的夏天。“爱之夏”指以该事件为代表的1967嬉皮士文化大爆发。

[371]得名于该专辑没有任何图案、除了“The Beatles”两词之外再无任何文字的白色封套。该专辑有时也被称为“披头士专辑”。

[372]描写“床上和平运动”时，我的参考资料为Brugge, Van Galen, and Van den Hanenberg,In Bed met John en Yoko; Sheff, Playboy Interviews; Wiener, Come Together; Righart, De eindeloze jaren zestig; and interviews。

[373]http://vorige.nrc.nl/international/article2185207.ece/Amsterdam_remembers_John_and_Yokos_bed-in.

[374]Wiener, Come Together, 88.

[375]2012年12月18日的个人专访。

[376]其全名为《头发：美国部落爱情摇滚音乐剧》。该剧是1960年代后期嬉皮士文化与性革命的产物，其中的几首歌被反越战和平运动的参与者奉为经典。

[377]“vibrate”一词在英语中有“（因情绪而）颤动、哆嗦或发抖”的含义。因此，这位听众的意思可能是“你现在（因为紧张、恐惧和激动）肝儿颤的频率是多少”。

[378]http://weblogs.vpro.nl/radioarchief/2008/12/08/sterfdag-john-lennon/.

[379]英语中，“致命之吻”或“死亡之吻”这一说法源于犹大通过亲吻向行刑人指认耶稣的行为，后引申为表面上友好实际上坑害人的行为。

[380]http://www.os.amsterdam.nl/pdf/2001_factsheets_5.pdf.

[381]Kennedy, “Building New Babylon”.

[382]De Kort, Tussen patiënt en delinquent, 224.

[383]http://www.onsamsterdam.nl/tijdschrift/jaargang2008/252-nummer-11-12-novemberdecember-2008?start=6.

[384]http://rodedraad.nl/index.php?id=1720.

[385]http://www.capmh.com/ content/2/1/26.

[386]“R级”即“限制级”（Restricted）。此类影片中含有较多暴力、血腥、裸露、吸毒镜头及脏话，没有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的陪同，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观看。

[387]“PG-13”即“家长指导-13”（Parental Guidance-13）或“强烈提请家长注意”（Parents Strongly Caution）。此类电影包含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有少量暴力镜头，没有持续的粗野暴力或血腥镜头，可能出现部分裸露、吸毒镜头及脏话。2009年上映的《阿凡达》在美国影院的评级就是PG-13。

[388]女性割礼主要流行于中东及非洲地区，一般在女孩四岁至八岁时进行。女性割礼旨在部分或全部割除女性的外生殖器（阴蒂与大小阴唇），用剥夺性快感的方式来确保其忠贞。

[389]Hirsi Ali, Infi de, 238.

[390]Hirsi Ali, Infi de, 275.请读者注意，此处系希尔西·阿里对其讲话内容的回忆。

[391]即并非“自由主义党派”所崇尚的“自由主义”理念或施政方针，而是未加入任何政党或无特殊党派倾向的普通自由主义追随者所崇尚的“自由主义”思想。

[392]Fukuyama,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19—22.

[393]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这么晚才送儿子去日托啊”，也可以理解为“日托所开到这么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