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

作者：（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ISBN:97875502933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赞誉

推荐序一 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体会着超现实主义的人

推荐序二 性别平等——谁最需要我们？

推荐序三 始终在路上

译者序

序 公路拉力赛中的哈雷女骑手

前言 道路给我的启示

第一章 父亲的脚步

路边的童年

第二章 围圈谈话

印度火车上的妇女

游行中令人难忘的女人

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

1977年休斯敦的全国妇女大会

不一样的大学时光

斯人已逝，唯念长存

朝花夕拾

第三章 我为什么不开车

出租车司机的智慧

轮子上的别样世界

空乘服务员的心酸史

第四章 大校园

女权主义在校园

1971年的哈佛演讲

得克萨斯州女子大学的惊喜

“我们要聋人校长！”

一个自我拯救的人

关于堕胎权的故事

校园之行总是收获满满

第五章 政治的就是个人的

参加总统助选的日子

政治活动中的女性力量

女总统？黑人总统？

蝴蝶效应

心得

第六章 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

卡车司机的社群

我经历的超现实主义事件

筹款时的超现实主义

关于胡志明的超现实主义

关于父权的超现实主义

第七章 秘密

秘密藏于身边的平静之下

从秘密中解放出来

性服务业的秘密

监狱中的秘密

第八章 曾经沧海可再现

与古人的“连接”

土著女人

《女士》基金会里的巾帼英雄

关于土著文化的故事

女酋长逝世

后记

赞誉

《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这本书展现了斯泰纳姆深度思考的能力、对世事人情的体察、关切，还有她那令人惊奇的谦逊。这本书既充盈着重大的历史感，同时又对那些塑造了今日之她的事件展示了深刻的个人见解。

——《奥普拉杂志》

在她这本既智慧又吸引人的回忆录中，这位传奇的女权主义者把陌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她踏上路途，以聆听为道，这样的态度令人信服。如她所言，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流动：它们“走出我们的脑袋，而进入我们心里”。

——《人物》杂志

（斯泰纳姆的）新书不仅是对她几十年路途经历的诗一般的回忆，它还展示了一条对平等的追寻之路——这条路把她从印度的女性专属火车带到无数大学校园，她曾经在那里帮助几代女性和男性集体发声……《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斯泰纳姆那如旋律一般唤起回忆的叙述，它传达了她在许多旅程中感受到的奇迹和发现……不管读者的政治角度为何，这样的坦率都令人着迷、让人流连忘返。当美国在种族关系、生育权和移民问题等令人头疼、心痛的问题上持续挣扎时，《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为我们奉上的已不仅是一份回忆，这本书中讲述的道理，是照向未来希望的灯塔。

——《今日美国》

作为斯泰纳姆在最近20多年里写的第一本书，《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这本书温暖而易读：它记录了她作为一名巡回女权主义活动组织家及民权旗手在近50年里的经历。如果你想知道与斯泰纳姆女士坐下来吃一顿轻松的晚餐是什么感觉，那这本用亲密的讲述来解人疑虑的书则能让你尝试一下这番味道，它把激励人心、引人思考的见解与来之不易的实用主义课程融合到一起，呈现给您。

——《纽约时报》

斯泰纳姆用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思考向我们阐明她那孜孜不倦的行动如何塑造了她的专业生涯……斯泰纳姆从出租车司机和飞机乘客那里得到智慧，从郊区小饭馆和卡车站点遇见的陌生人那里得到故事……斯泰纳姆的人生如此卓越非凡，以至于她的回忆录即使没有主题，也能引人入胜。可是，她决定使用旅途来作为主线——这实在非常聪明。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编辑推荐）

斯泰纳姆太酷了！《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充满了洞察力，内容紧紧围绕着主题，没有辜负这个书名。在前一刻，斯泰纳姆在讲述飞机上乘务员的故事；下一刻，她则在讲述那些给圣雄甘地以启发和教导的女性们的故事；现在，她又抱怨着贝蒂·弗里丹，指出弗里丹那种白人中产女性主义的聚焦影响了整个妇女权利运动；而接着她又回忆、欢庆着她和美国土著女性们的深厚情谊，她把她们看作未来的指引人……冲吧，斯泰纳姆！

——《波士顿环球报》

斯泰纳姆的书没有把旅行描述为一项奢侈的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有改革能力的、有潜力的革命运动。对‘旅行’的这种认知，于女人而言尤其重要……这本书用一个令人感动的章节作为开头，讲述了斯泰纳姆流浪的童年。这份经历明显地影响了斯泰纳姆的女权主义信念，还有她对旅行和流浪的热爱。

——《洛杉矶时报》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新书《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中，这样给大家打开了话匣子：本书如同一封给父亲的情书一般展开——父亲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旅伴。从这里开始，她缓缓讲述着她超过80年的人生，并不时停下，捕捉并呈现那些永远地改变了我们世界的瞬间。

——《芝加哥论坛报》

《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是一本发人深省的好书，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作家、巡回女权主义活动组织家、改革领袖，斯泰纳姆讲述了她在旅途中遇到的几十位女性的故事，她还讲述了对她有深刻影响的童年，斯泰纳姆对父亲的描述，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对她的女权主义和流浪生活的理解……在她快要走向90岁之际，就如这本书展示的一样，她对自己和自己的目标变得更加坦率、真实。“我可以上路了，”即使目之未见，但她下笔时的平和跃然纸上——“因为我可以回家了。”

——《卫报》

不管是真人，还是在书中，斯泰纳姆散发出来的气质，都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冷静、谦逊以及对自己弱点的坦诚——这种气质对她所成就的所有事提供了解释，也给出了她成为标杆人物的原因……她的秘密原来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愿意”：她愿意公开地通过聆听和交流来学习，而与她交流的那些听众，背景多种多样、难以置信……这是一本回忆录，但是，它实际上是一面透镜，通过它，你可以看到许多伟大的人。这也是一个装着这些人故事的容器，更是分享这些故事的话筒。

——Jezeble（美国高人气女性主义时尚博客）

如果说有一本每个女性都应该加入阅读书单的书，又或者说，要在2015年出版的许多好书中选出一本，那么，绝对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它是斯泰纳姆在最近20多年里写的第一本书。《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是让新一代的女性了解斯泰纳姆人生的完美书籍。斯泰纳姆是在道路上不断奔跑的女权主义者、《花花公子》卧底兔女郎，还是那本如果你第一次带回家，你的父母亲会用怀疑的眼光瞥你一眼的杂志（《女士》）的联合创办人。

——Bustle（美国高人气女性网络杂志）

这本书以一种发人深省的方式展示了一位杰出女性振奋人心的视野：她告诉我们要坦率、诚实地生活，她告诉我们如何拿出勇气来成长并打破那看起来无法调和的极端里的明显限制。这是一本令人心驰荡漾的坦率的回忆录，它来自于一位争取女性权利的巨人。

——《科克斯书评》

“如果你想人们听你说话，”女权活动的标杆斯泰纳姆在这本强有力的、引人入胜的关乎个人经历又普遍适用的回忆录中强调：“你必须先聆听他们。”而这正是她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做的。

——《出版人周刊》

推荐序一
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体会着超现实主义的人

作为一个当代生活微不足道的参与者，我对自己能推荐好这本书并无十足的把握，但我会试试。

近一两年来，我试着越来越坦率地在社交网络和生活中表达自己对性别话题的观点，和许多见解精彩的人交流、讨论。开阔的视野和有价值的探讨带来思考的快乐的同时，也常常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的成分很复杂，它们包含：指出生活或新闻事件中的性别歧视视角却被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被认为不合时宜时产生的孤独感；了解了性别和泛平等概念后对所见世界中无处不在的不公平感到的愤怒；发现自己所见世界和他人想见世界之不同及难以互相理解的迷茫；在诸多信息源、思考线索和文化差异之间为了避免陷入盲目和狭隘而感到的自我怀疑；被曾经的朋友嘲讽和默默远离时的伤心以及来自陌生人的辱骂甚至死亡威胁带来的震惊……不一而足。

这些困难有时单独袭来，但大部分时候是混杂在一起的。在此之前我只顾着憧憬思想和知识，从没想过靠近思想本身会产生那么多麻烦。而这些看起来非常形而上的麻烦，却能造成实实在在形而下的严重后果。就只是这些困难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困惑，让我的朋友，一个著名的平权博主为此看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师，现在还需要跟咨询师保持联系。也有很多女孩儿来信诉说，有了一些平等观念的自己身处和家人、亲友思想的裂缝中如何痛苦，却不知该怎样做。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异常庞杂、经济和政治格局急速变化着的时代，世界迅速地聚拢为地球村，却未必来得及消化所有差异造成的矛盾和不满，也来不及让人注视到强势文化阴影下的人类多样性。任何稍微有精神追求的人，即使不至于面对以上种种困境，也需要面对大量疑惑。其中最重要的一定有这些：

我该往哪里，如何走下去？

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当然并没有哪本书能一次性解决这些疑惑，但读这本书会是个很好的启发。一生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这本人生之书中所涵盖的生命与追求思想之路的答案太丰富了。我不自量力地略举其中一些：

——该如何面对攻击和自我怀疑？

女性有着被认同的文化病，我们对冲突的恐惧和不自信抑制了我们对自己感受和判断的信任。

她参与社会运动的几乎所有经历都在反复佐证这点。她说起女人们如何积极而有序地参与大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她自己也在长达几十年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生涯中，不仅被男权观点奚落，还被同为女权主义者的意见不合者不断攻击。她也曾经以不回应来处理攻击，就像曾经多少遭受过网络暴力的你我一样，但最终发现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是面对冲突。

——我所为之发生的人和为之忧虑的世界是值得的吗？

斯泰纳姆年轻时去印度旅行，她和当地妇女的火车同伴之旅提醒了我们，底层女性并不像上层所想象得那样无知愚钝和不懂自我保护，她们对自己身体所遭受的痛苦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她后来于美国一个餐厅里得到了证实：餐厅经理声称只招女招待是因为女人享受这份工作，她们排着队应聘——就像许多傲慢的观点认为得那样。但在她和她的朋友对女招待工作待遇和环境提出质疑后，她们收到了那家餐厅女招待们的集体来信，感谢她们为自己发声，并声援她们继续战斗下去。

她在印度村庄所经历的围圈谈话也警醒了我们对所处世界可能的狭隘认识：民主并不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过时幻想，而是人类群体自然存在、现在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地存在着的商讨方式。

有时绝望之所以顽固，可能只是阶级和文化差异造成的浅薄误解。

——为什么人类常常不能和观点相异的人沟通？

人们的情绪和经历左右着人们的观点和立场。斯泰纳姆对20世纪90年代的堕胎运动的叙述中提到，许多抗议堕胎的女性，在抗议结束四下无人时悄悄进入她们白天围攻的诊所主动接受堕胎手术，第二天又站回抗议的队伍里，指责帮自己的身体获得妊娠自由的医生和诊所是杀人犯。几乎所有诊所都存在这种状况，而工作人员们却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权而沉默不语。

我们常常预设人是理性的、言行合一的，这恰恰可能是让我们陷入对人类行为产生疑惑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常常对世界感到无力？

我们常常感到对周围缺乏理解力的原因，除去日常经历的缺乏，可能还有政治生活的缺乏。斯泰纳姆的助选经历令她对世界的理解层次更加丰富。曾经深入到人类争斗漩涡的深处，令她能够有把握地梳理历史的走向，能在信息流中看到媒体方向和事实之间的断层。缺乏政治生活的经历会导致什么呢？至少有对人类社会体验视角的缺失，从而造成一种理解的单调。除了爱，就是不爱，或者干脆被营销号爆满式的反智解读搞得荒唐和无意义化。

还有如何处理在和周围的人讨论不同的话题时的孤独感，如受精卵是否拥有人权的讨论等，和每一句都足够一个公众号发一整篇文章的精练回应：比如“他们问女候选人是否足够强势，以决定发动战争，却从来不问男性候选人是否足够聪明，以避免战争”“女性如果能牺牲自我，成全大我，她们总是会得到更多赞赏，而大我总是包括男人在内”“投票不是我们最多能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至少能做的事情”……无论作为一名热爱思考的人，还是对女权领域有兴趣和追求的人，都可能在她放松随性的人生故事的叙述中意外获得自己的疑惑之解。

仅仅突出斯泰纳姆身为一名女性拥有如何精彩而拓展人生想象力的一生，我想是有些可惜的。她的经历还可贵在，她是众多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她所写的，不是大洋彼岸的连续剧，不是弹幕网站上定期更新的带字幕视频，也不仅仅是过去曾发生过的美国历史，更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的预警。那些她所经历的和当下紧紧相连的现代历史事件——如她在奥巴马和希拉里竞选中的参与——也是对当今局势很好的注解。

最重要的是，读这本书会让人知道，并不是只有我们在经受着疑惑和孤独，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眼睁睁看着黑暗蔓延，并怀揣着无奈和自我怀疑静静等待着。

柯晗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学和性别平等科普作家，橙雨伞专栏作家。

推荐序二
性别平等——谁最需要我们？

作为一个男性，女权主义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从女性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它同时也能让我从其他弱势群体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当我读到斯泰纳姆这本书里提到的美国印第安社区和黑人群体还有居住在印度乡村的人们时，他们不再只是纸上的数字和故事，而是真切地在体会痛苦的人。这些社区中的女性在面对性别歧视的同时，还要承受贫困、疾病、教育缺乏、种族歧视的多重打击。凭借着女权主义赋予我的换位思考能力，我努力地试图去感受这些女性每日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的偏见和歧视，伤害和暴力，尽管我知道，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她们的心情。

在申请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时，我在哈佛最先遇到的三个人——面试官、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备受爱戴的法学院院长——全都是女性。同样，在美国最受尊敬的最高法院审判席上坐着的九位大法官中，也有1/3是女性。

这本书却让我瞥到了50年前的哈佛法学院：看到一个女生比例只有7%、教授上课时经常嘲笑女性的学校；看到26岁的金斯伯格（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拿着全校第一的成绩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却因为自己的性别被所有律所拒之门外；看到斯泰纳姆受邀去哈佛法学院演讲，却被固执保守的男教授当众羞辱。

女人、男人，学生、教授，平民、政客、社会活动家——所有人50年的奋斗，才换来了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女性地位的提高，亦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带来了更快的进步和更多的和平。

当然，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绝不仅是法学院里的律师精英，如上所述，那些处于社会经济中下层的女性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威胁着她们的安全，教育和工作上“看不见的天花板”阻碍着她们的进步，甚至追求其他权利（比如种族平等）的社会运动里也充满了对她们的忽视。

为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和歧视而感到不平，是我支持女权主义运动（或者说性别平等，两者本质上其实一样）最主要的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男性自己的利益。男性其实也会遭到性别刻板印象的禁锢与歧视，例如在中国，很多男性被逼着在饭桌上喝酒来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而想要从事护士、幼儿教师、保姆等职业的男性也常常遭遇偏见。所以我相信，性别平等是值得所有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属于哪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性别偏见和歧视的受害者。

施奇能

美国哈佛法学院在读法律博士，圣母大学政治学学士，曾于南方周末、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事处实习。

推荐序三
始终在路上

在路上，是一种永远与“乱糟糟的”现实生活进行法式热吻的状态。

斯泰纳姆说，真实的生活“带领我们走出否认，进入现实；走出理论，进入实践；走出小心翼翼，进入实际行动；走出数据，进入故事里——简而言之，走出我们的脑袋，而进入我们心里”。

是的，在性别意识和亲密关系的冲突之间，我们可能为了爱与和谐不得不选择性忽略、否认那些我们日夜深深体会着的差别待遇；在为自己所坚信的理论进行辩论的过程里，我们可能沉醉在逻辑的层次之中，不小心忘记彼此的情绪与感受，忘记共情和共识的可能性；在无孔不入的同伴压力之下，我们可能不断自我审查，害怕哪怕稍稍“激进”的表态可能带来的失望和孤独；在数据至上的报告纸堆里，我们可能已经忘记，自己最初走向性别觉醒的是那个小小的却对我们意义重大的故事。

我们如何收获勇气？我们如何不断走下去？

斯泰纳姆用她的旅途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回到每个人的生活本身。

她脚步不停，在最靠近生活的一个个地点（学校的地下室、社区中心、小礼堂、郊区的剧场、中学的健身房、足球场，等等）倾听，允许自己与真实的生命经验碰撞；她与人直接对话，跨越了（性别的、性向的、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宗教的）千万种鸿沟，与其他人一一相连，并携手为彼此共同的命运尽力而为；她如此真诚地书写着自己作为旅途的生活或作为生活的旅途，描绘无法预料的惊喜与荒诞，诉说她的欣喜或悲痛。

回到每个人的生活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在运动中呼唤性别意识觉醒的策略，也并不仅仅是运动者自我激励和收获勇气的途径，更是一种价值观——是对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尊重。没错，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是珍贵的、重要的，都是充满力量和具有启发性的——都与我们的运动息息相关——无论是女权主义运动、反对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印第安运动还是拓展、维护投票权并以投票表达个人政治理念的运动。

也唯有如此，这些运动，才真正属于每一个人。

我们从1977年的休斯敦全国妇女大会到她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瞬间，看到了这种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与信任、对自下而上的力量的相信，这不但以星火燎原之势唤醒了那片土地上的千万女性，也让千万女性跨越彼此不同标签所创造的鸿沟，联结在一起。

我相信，我们一样可以燎原。

任娜瑛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在读，清华大学文学学士，2016年罗德学者，道说计划（Vagina Project）发起人。

译者序

当我接到《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我刚刚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取得性别与女性研究硕士学位，结束在欧洲三年的留学生涯，回到自己的祖国。我刚从路上，回到家里；读着这一本关于旅途的书，别有滋味。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要讲述的这个“道路”，不仅是她字面上所说的“几十年的旅途生涯”，也是她的“生命旅途”，同时更是在讲述她的人生哲学——斯泰纳姆女士作为独立女性，终其一生追求现代民主、平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念在她讲述的故事中表露无遗，这也可谓是她的“为人之道”。

对国内妇女赋权事业满腔抱负的我做的首要两件事就是在联合国妇女署实习和翻译《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说来也巧，这两件事分别充斥了我的白天和黑夜，殊途同归，互为补充。过去四个月，我每每拖着疲惫身躯从单位回到家中，面对着繁重的翻译工作——斯泰纳姆对美国历史、政治和地理广阔而深入的知识和她信手拈来的典故加深了翻译本身的难度——有时确会感到疲累。但是几杯咖啡下肚，我又再度沉浸在她讲述的那引人深思又令人感动的故事中，于是，我往往在重新传达故事的过程中感到身体的疲累转换为了心灵的欢愉。虽然我和斯泰纳姆女士从未谋面，但对她人生经历的仔细研读让我觉得似乎已与她成为挚友——或许这就是阅读的力量吧。

许多听说这本书的人或许都是因为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著名女性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她在2016年宣布息影一年，以进一步研究、倡导女权主义。她成立的女权主义图书俱乐部的第一本推荐书，就是这本《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由于国内中文版尚未面世，许多国内有能力阅读英语的读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找到英文版开始阅读。当我登上豆瓣网看图书评论时，我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这本书未如我想象中的跟女权主义那么相关。”

看到这里，我或许应该回答那个我作为一名研究女权主义、性别和女性生命体验的学者回答了许多次的问题：“什么是女权主义？”我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是这样的：认可性别平等，并愿意在日常生活甚至公民参与中努力倡导改变的人士。一位女权主义者不仅应当关注自身，她/他/TA还应当关注其他女性个体以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生命体验。当我们谈及女性的生命体验，这些体验都或多或少地跟女性的政治参与、经济地位、人身安全相关，当然也不能不谈她们在媒体、文化中被再现的形象。而这些表象又跟更大的国内外之社会结构相关。“女性”是复数，每位女性的生命体验都和她的其他社会身份相互交叉、关联——不管是政客、娱乐圈明星、社会活动家，还是侍应、司机，或是家政工——她们各自的生命挣扎跟她们的阶级、种族、职业、性取向、身体健康状况等息息相关。要赋权予女性，仅仅谈性别歧视，是不足够的。

斯泰纳姆女士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在雨夜乘车赶路的故事——那位曾驾驶货运卡车的司机在那夜带她一站站走访卡车司机们的“社区中心”——卡车酒吧。她坐下来跟这些在生活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卡车司机们倾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低薪、社交方式和职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即使当时的斯泰纳姆已经走上了旅途30年，她仍然被她听到的故事所震撼。跟斯泰纳姆女士一样，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女性，虽然我一直提醒自己，自己目之所及、身之所受都和最贫苦人的生活有所关联——但是在国家首都最繁华的地区中穿梭的我，还是很难时时想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手里的手机出自哪双农民工女孩之手，而她又能够从她组装的这一部手机中得到多少钱？她为什么成为了打工妹？她的梦想是什么？每当这样的故事和思绪再度敲响我心中的警钟，我又会问自己：我们这一小部分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所谓精英，眼前看到的社会，真的是它的全部吗？女权主义，又究竟是谁的主义呢？

那不眠之夜结束之时，思绪不能平静的斯泰纳姆写道：“我感到我一直在浅水处游泳，直到现在才发现了那深水之域——那里才是伟大的鲸的相聚之处。”

我想，是游向深水之域的时候了。

黄昉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性别与妇女研究与社会学硕士，媒体与文化研究学士，曾于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事处实习。

序
公路拉力赛中的哈雷女骑手

我登上了一架开往南达科塔州（South Dakota）拉皮德城（Rapid City）的飞机，看见了许多穿着黑色皮衣，戴着粗项链和手链，又纹着纹身的人。飞机乘客的穿着一般都散发出将往之地的气质——去华盛顿特区的人穿着商务套装，去洛杉矶的人就穿着牛仔裤。不过我倒是没想到，这样的规律在拉皮德城如此不依惯例行事的游客身上也还可以套用。拉皮德城可是一个这样的城市：人们在电影院前停好的车，都还是斜的。坐在我身边那个穿着铆钉外套、戴着鼻环的大胡子睡着了，我只好接受这旅途中的又一个谜了。

在机场，我与来自美国不同地方的五个朋友相见了。我们这个女性小团队还是挺多样化的——一个彻罗基族（Cherokee）[1]的社会活动家还有她的成年女儿，两个黑人作家，一个音乐家，加上我。我们被邀请参加达科塔州的一个苏族（Sioux）[2]帕瓦仪式，这仪式旨在纪念父权主义从欧洲传入之前，妇女所持有的有力地位；除此之外，也为了歌颂现在人们为了重建妇女的这种地位而付出的努力。

在开往荒地（Badlands）的路上，我们看到每个快餐店和汽车旅馆旁边都有一亩地那么大的地方停满了摩托车。这倒是解开了皮衣、粗项链之谜，但这本身又是另一个神秘事件。我们停下来喝咖啡的时候，那个女侍应生根本不相信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从1938年开始，每年八月，世界各地的摩托骑手们都要来这里进行一个用“斯特吉斯”（Sturgis）命名的公路拉力赛——而“斯特吉斯”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他们被这人烟稀少、有山有林的地方吸引过来，哦，还有那网格般的直公路，直到就算从外太空都能看见。方圆五百里[3]内，所有汽车旅馆和露营地里的摩托骑手们大概有25万那么多！

事实上，在留意到这些后，我们这女强六人组是有点儿害怕的——这么多的摩托骑手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怎么能不害怕？我们从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摩托骑手们总是一起行动，把他们自己的女人当作所有物，然后把别的女人当作性猎物。

不过我们遇到骑手们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我们整天都在没路标的路上行驶，行经印第安州的最后一个丛林。我们在卡车里吃在家提前做好的食物，坐在帕瓦仪式场地周围的毯子上，看着那些舞者跟随着鼓点的节奏舞动，也看着同样盛装打扮的印第安马。下雨的时候，一条彩虹从看不见开头的地方拉伸出来，又没进另外一个没有结尾的地方；充满着湿润青草香气的田野，馥郁得好像一朵巨大的花。

只有在每晚很晚回到我们的小木屋时，我们才会看到在停车场的摩托骑手们。在拉皮德城里行走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摩托骑手这样跟他刺着纹身的女伴说：“亲爱的，你想逛多久就逛多久吧——我就在喝卡布奇诺的那个地方等你。”我想这是一个失常的情况吧。

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一个人早早地进木屋里吃东西，想试着既保持低调又不带偏见。可我对这样的屋子还是太敏感了——整个房子都是刀鞘、长筒靴，同时只有很少的几个女人。在我旁边的卡座，是一个戴着粗项链的肌肉男和一个穿着皮裤的女人，还有一个顶着不可思议的发型的人留意到了我的存在。最后，那个女人过来跟我说话了。

“我只是想来告诉你，”她快乐地说道，“这么多年，《女士》杂志[4]对我来说，意义多么非凡——还有，对我的先生也是。他现在退休了，也是《女士》杂志的忠实读者。我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跟你一起的其中一个女人，是不是艾利斯·沃克（Alice Walk-er）[5]？我好爱她的诗。”

原来从他们结婚开始，她和她的丈夫每年都来这个摩托车拉力赛。她喜欢道路给她带来的自由感，还有如月球表面般神秘无垠的荒地。她让我一定去那里看看，但是要跟着用绳子标记的路来走。她说，在神圣的黑山战争[6]期间，拉科塔部落（Lakota）[7]的英雄们就在那里避难，因为骑兵部队总是迷路。

他丈夫在去收银台的路上过来了一下，并建议我去看看疯马（Cra-zy Horse）[8]的巨大雕像，那是在黑山土地上爆破出来的。“骑着他的马的疯马啊，”他说，“让所有在总统山（Mount Rushmore）屹立的、手刃印第安人的总统们都相形见绌啊。”然后，那个温柔的、行动笨拙的，刺着纹身、戴着粗链圈的男人便走开了。

在她走之前，我的这位新朋友让我从停车场的那个大块玻璃做的观景窗往外看。

“看到那个又大又美的紫色哈雷没？那是我的。曾经我总是让我丈夫载着我，却从来都不敢一个人上路。等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我毅然决然地上路了。其实真挺难的，但是我们最后成了骑车的拍档。现在他说他更喜欢这样了。他不用担心他的摩托会突然坏，或者突发心脏病，然后我们俩都得出事。我甚至把《女士》写在了我的车牌上——还有，你真得看看我孙子孙女们看到他们的奶奶骑着她的紫色哈雷时的惊讶表情！”

我看着这不毛之地，还有那备受摧残的岩石，这荒地，绵延千里。我走过那路，所以我知道，只要近看，那贫瘠的沙地就隐隐露着层层的米白色的或者奶油色的玫瑰，而岩石如缠结的子宫一般，预示着新的开端。

有的东西，远看是这样一个东西，近看却是很不一样的。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这样的课，只有在旅途中才能上。还有，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辆紫色的摩托车。

我们只是需要发现它——然后骑行。

【注释】

[1] 译者注：北美印第安人其中一族。

[2] 译者注：印第安人一族。

[3] 译者注：约804.67千米。

[4] 译者注：《女士》杂志是一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办的一本美国自由派女权主义杂志，本书作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就是此杂志的联合创办者之一。《女士》杂志作为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的代表杂志，在20世纪70~80年代影响甚广。

[5] 译者注：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

[6] 译者注：黑山战争，也被称为1876伟大苏族战争（Great Sioux War1876），是印第安苏族及夏安族为反对向已成立的美国政府割让黑山据地而爆发的战争。也有一些美国土著认为此战的主要目标是夏安族人，所以应被命名为“伟大的夏安族战争”。

[7] 译者注：苏族的其中一个部落。

[8] 译者注：土著美洲人的战争首领，属于拉科塔部落。

前言
道路给我的启示

每当人们问我：这么多年后，你怎么还是怀抱着希望和力量——我总是说：因为我旅行呀。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路上。

我从来都没尝试去写关于这个生活方式的事，甚至当我在报道途中的人和事时，我都没提到旅行的事，因为我不知道该归到什么类。我不是在做一个凯鲁亚克（Kerouac）式的公路旅行，也不是想在定居、沉淀下来之前叛逆一把，甚至可以说我是不为任何理由旅行。一开始，我是一个跟着故事走的记者，然后有段时间又做了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而最坚实的工作则是一个流动的女权主义活动组织者。我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人：我的朋友和我的希望，就跟我的生活一样分散各处。“生活的一个常规元素是旅行”——这种感觉就是很自然。

当朋友或者是其他记者自然地认为离家太长时间是一件苦事时，我就常让他们跟我一起走，想着他们会跟我一样被行走迷住。可是在这么多年里面，只有一个人照我的话坚持了三天。

几十年过去了，“还”这个词进入了我的人生——比如在这样的句子里“哦，你还在旅行啊。”——这让我领悟到，我最少写到的东西，却是我做得最多的事。

所以我就坐下来，开始写下关于很多次旅行的笔记，有过去也有现在的，有让我惊叹于现状“如斯”的，有让我愤慨于事情“如非”的，也有让我着迷于那未来“如何”的。当我逐一查看我的旧日程本、计划表、信件和不再使用的笔记本时，我被突如其来的回忆的潮水打湿了：我父亲也是这样逐一查看他破烂的公路地图和地址本，试着计算他要花多少油钱才能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哪里才能找到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庇身的拖车场；什么样的路边小贩可能会买下他的小古董商品——我们就是靠着他这样卖小古董商品或者干脆交换物品而横跨了整个国家。这些画面如此生动，以至于我甚至都能听到我们为了不要吵醒在拖车里睡着的母亲而进行的低语密谋。在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那拖车就是我们的家。

直到被记忆冲刷的前一刻，我一直发誓说我绝对不要继承父亲的生活方式。我建造了一个我自己喜爱的、可以供我居住的家，但他却从来不想要什么家；我从来没向人借过一分钱，可是他却一直都在负债；我会乘飞机、火车参加集体旅行，他却宁愿花一整周独自一人驱车越野，也不要登上飞机。可在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里，我却发现我们如此相似，我意识到“我感到道路就是家”的原因了。在第一个十年里，我就是那样，因旅行带来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欣喜。我毕竟有个那样的父亲啊。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用我父亲的生活作为这本书的开头，后来我觉得，我必须得这样写。

更多的发现也随之而来了。比如，我以前总是以为我的旅途会是暂时的，总想着有一天我会长大，会安定下来。现在我意识到，对于我来说，旅途是永恒的，而安定下来才是暂时的。是行走创造了我不用行走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的那样。

就说公众演讲吧：我从20岁开始到30多岁，都在逃避这件事。曾有一次，我跟演讲老师说起我的这种厌恶情绪，她解释说，舞者和作家都尤其难教——因为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都已选择了一种不须讲话的职业——而偏偏两种职业我都从事过。

然后，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我为之供稿的那些编辑没有一个对全国上下爆发的女权主义浪潮感兴趣。我非常生气、绝望，以至于我最终和一个比我勇敢得多的女人组成了拍档，一起走向各个院校和社区组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远离家乡，我发现了一个若非如此可能永远都无法认识到的道理：同在一个房间的人，更加容易理解和与他人共情，而这种效果是通过纸或屏幕作为媒介达不到的。

渐渐地，我做了曾经我最不认为自己会在这世上做的事：我成为了一个公众演说家和一位组织召集人。是聆听教会了我：不管那些出版业的专家们怎么说，一份全国性的女权主义杂志总是会有读者的。

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永远都不想在办公室里坐班，也永远不想对除我房租以外的任何事情负责任。不过，鉴于我在旅途中学到的东西，我邀请了一些作家和编辑来一起探讨开办一个女权杂志的事——这份女权杂志必须要，用伟大的弗洛伦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1]的话来说就是，“做出变革，而不只是做顿晚饭”。当那些女人也说她们找不到地方来刊登她们最关心的事时，《女士》杂志就应运而生了。

从那时开始，我从旅途中回来，就是回到了一个有磁力的办公室，它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好多记者和编辑。《女士》杂志不仅给了我一个附加的走上旅途的理由，也给了我一个自我选择的家庭，让我在每一次旅途结束之后都可以带着满口袋关于时事的潦草笔记，回到它的怀抱。

总的来说，如果我当时没有硬着头皮、闭着眼站出来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信念或方法来做这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

走向旅途——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让旅途走向并带领你——改变了我原来认为的那个我。旅途是乱糟糟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它带领我们走出否认，进入现实；走出理论，进入实践；走出小心翼翼，进入实际行动；走出数据，进入故事里——简而言之，走出我们的脑袋，而进入我们心里。在旅途中，有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也有真正的相互投入的恋爱……那都是全然活在当下的方式。

正如你所看到的，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想要分享我生命中最重要、维持时间最长，可是却最暗藏的部分。我的机会来了——我不将只是回到家然后跟我的朋友说，“我认识了一个很了不起又有魅力的人，他/她……”或者“我有一个好主意，那个……”又或者，讲得最多的是，“我们不能再笼统地概括‘美国人’了”，好像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一样。我现在对这样说的政治家们也免疫了——他们说，“我在这伟大领土上旅行的长度，都达到它的长和宽了，所以我懂……”我比他们任何一个走得都多，然而我不懂。

关于这个国家，我们被告知的实在太局限了：不是泛泛而谈，就是摘要引述，甚至是那句看似很有哲理的话——“凡事都有两面性”。实际上，很多的问题有三面、七面甚至是十二面。有的时候我想，唯一真正可以分成两派的，是人——一派是把任何事情都一分为二的人，一派是不这样的人。

总而言之，如果这些年来，我什么都不看，只看媒体里的内容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更加气馁的人——尤其是当这样的概念摆在你面前——“只有冲突能成为新闻”，还有，“客观性意思是说，要公平地做消极评价”。

在旅途中，我认识到：媒体不是真实，只有现实才是真实。比如，美国人应该是珍惜自由的，可是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囚犯率都要高。我能跟那些在毕业后背负沉重债务的学生交谈，可是却没办法把我们的州议会联系起来——他们决议盖我们不需要的监狱，而不是盖我们需要的学校；然后每年平均在每个囚犯身上花费五万美金，而相比起来，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却极少。我喜欢那些开高科技公司或者热狗摊儿的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我们的收入和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是最大的。我在印第安领地认识了那些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的人，也见到了那些就在昨日刚来的性交易和劳工人口贩卖中的幸存者。而且，这个国家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变化。大概30年后，大部分的美国人口不再会是欧洲血统的人，第一代有色人种占大多数的婴儿已经出生了。这个新型的多样性会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好的认识，也将丰富我们的文化选择，可是，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仍然基于那种古老的等级观念。其实，可能只是他们的畏惧和负罪感在作祟：要是我被我曾经对待他人那般被对待，怎么办？可是，考虑到这背后所有的权力和金钱，这样的强烈反应只会将我们再度锁入等级观念的囚牢。

就像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曾经写过的智慧语一样，“仇恨笼统不分，爱却体察、区别。”那是走上旅途如此重要的原因，它绝对体察、区别。

我的第二个写作目的就是要鼓励你们也在旅途上度过一些时日。我是说旅行——或者甚至就只是以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比如说在你所在的地方住几天——不要故意去找这样做与旅行的共同之处，而是抱着开放的心，看看有什么会发生。它也许就在你出门的那一刻开始。

就像一个即兴创作的爵士音乐家，或者是一个正在找寻波浪的冲浪者，又或是一只在乘着气流的鸟儿——你将会在所有东西集合到一起的那一刻得到回报。听听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唱的《风暴》中，陌生人在暴风雪中相遇的故事；或者读读爱丽丝·沃克写的散文《父亲的国度正是贫穷》。这两个作品都以个人经历作为引子，然后踏上一段不可预知的路，最后到达一个令人惊喜、又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就如同旅途本身。

对旅途的沉溺在哪里都可能存在。苏菲派诗人鲁米（Rumi）笔下的沙漠商队漫游过了十二个穆斯林境地；罗姆人（Roma）离开了印度而走向欧洲，永远也没有定居下来；托雷斯海峡的岛民们徒步旅行，企图更新复苏古代“歌路”（songline）[2]。我之所以写这本关于在美国旅行的书，因为这是我居住和行走最多、也最需要我去了解的土地，尤其当考虑到美国对整个世界的重大影响力，这就更加讲得通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话，我也不确定我们能了解好别的国家。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在欧洲居住了一年，然后又有两年在印度——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当时是逃避多于全然活在当下的。安全的欧洲只是我丢弃那没有安全感童年的一种短暂方式，遥远的印度则让我看到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的方式——这超越我从前的任何认识。那国家的广袤和它的苦苦挣扎、步履维艰让人无法忽视——我对此仍然感恩，否则，回到家的我和当初离开的我还是同样一个人。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你来探索这个国家。在美国旅行看来是需要点儿倡导才行。如果我说要去澳洲或者是赞比亚，人们就会对我说那个旅程将会多么令人兴奋；可是如果我说我要去美国的哪个地方，人们就会同情我，又说这个旅程将一定是令人疲累的。实际上，在美国，有许多独一无二的令人满意之处。第一个就是，美国人比起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更怀有希望。可能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乘着飞机从更糟糕的境地中来到这里；或者是在这本土的贫穷中出身，一路奋斗上来的；或者是已经吸收了美国是“机会之地”这样的事实或虚构；又或者只是因为乐观主义本身就是会蔓延的——不管任何原因，“抱有希望”这件事是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最想念的东西。毕竟，希望就是做计划的一个形式啊。

但是，我也不是要建议你旅行得像我一样多。跟达蒙·朗伊恩（Da-mon Runyon)的故事中那个四处游荡的、喜欢打赌的斯凯·马斯特森（Sky Masterson）一样，我比基甸圣经（Gideon Bible）[3]去过的酒店房间还多——但他可没有用酒店的肥皂来洗头，没有以售货机的食品来充饥，也没有熬着夜和酒店的女侍应一起收拾。我发现在我作为活动组织者的20年旅行生涯中，我在家连续待的最长时间是八天。

正如你读到的这样，我与旅途相爱了。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分享故事。几千年来，我们以故事和歌曲传递知识。如果你跟我说一个数据，我就会想出能够交代它真实性的一个背后的故事。我们的大脑是以叙述和图像组织起来的。在我加入了游走的社会活动组织者队伍之后——意思就是社会改变的主导、创业者——我发现了人们给不同的群体和陌生人讲述自己故事的魔力。那些留意听讲的人好像为这些故事创造了一个磁场——连这些讲述故事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中有这样的磁场。还有，实现深刻改变的一个最简单的途径就是让那些力量弱的人如他们听从的那样多地发声，而让那些力量强的人如他们布讲得那样多地去聆听。

可能因为女人被看作是好的聆听者吧，我发现一个旅行中的女人——尤其是一个旅行中的女权主义者——成为了类似精神上的酒保[4]。人们跟咨询师讲那些他们不会跟别人分享的事。女权主义运动促生了许多人生活的希望——而我在被承认为这个运动中的一分子的过程中，听到了来自人们更多的故事。

我记得类似这样的情景——我在公路旁的客栈躲避风暴，那客栈里正好有一个点唱机，然后一个同样被困住了的探戈老师给我解释这种舞蹈始于街头的历史；听到莫霍克族（Mohwak）[5]的孩子们在重学曾一连几代被禁的语言和精神仪式时的故事；和一群原教旨匿名者[6]坐在一起，他们正在声讨那种关于“深信不疑”的沉溺；被一个九岁女孩儿采访，她在一个除了她全是男孩的足球队里成为了最佳球员；和一个拉丁裔大学生见面，她是一个非法移民的女儿，而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2032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旅途生活也会馈赠一些自然界的礼物。比如，在科罗拉多州看到极光；或者走在新墨西哥州的月光下，那月光亮得能让我看清我的掌纹；或者听到关于一只在洛杉矶动物园的独居大象和另一个多年以前的大象朋友重聚的故事；又或者在大雪中抵达芝加哥，发现自己身边有壁炉、有朋友，还有一个取消所有事情的理由。

比地球上任何事情都更加可靠的是——旅途将迫使你活在当下。

我的最后一个希望是开辟道路——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到现在为止，旅途都是压倒性的男性气质的地盘。男性代表了冒险，而女性代表了炉灶和家——真的就一直是这样。

即使在孩童时期，我已经留意到多萝西（Dorothy）在《绿野仙踪》里面一直想要回到在堪萨斯州的家，然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Alice）在梦里经历一个长长的冒险后，醒来刚好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

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笔下的“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7]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笔下，英雄被黏人的女人困住不能出海的故事中，我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理由来认为道路对我来说，是开放的。在高中的时候，我看了《萨巴达万岁！》这一好莱坞版本的墨西哥革命。当萨巴达骑着马响应命运的召唤时，他的妻子抱着他的靴子，身子在沙尘里拖行，求萨巴达留在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对自己承认说“比起留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我对出海和干革命更有兴趣”，所以我只是暗暗发誓：我永远不要成为任何一个男人追求自由的障碍。

就连字典也把“冒险家”定义成“一个拥有、享受或寻求冒险的人”；而“女冒险家”则是“一个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企图获取财富或社会地位的女人”。

当女人们旅行的时候，她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从真实世界中的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8]到虚构的《末路狂花》[9]。到今天，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一个女人要是独自离家而没有一个男性亲戚相伴，又或者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手写许可就离开本国，她就很可能要受惩罚，甚至会以“让家族蒙羞”的理由被杀害。在沙特阿拉伯，女人仍然被禁止开车，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开车去医院也不行——这可不是什么冒险吧。

就如同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解释以找寻自我为主题的小说中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因时说的，“这原因或许挺简单：如果你把一个女人送去做漫无边际的夜间探险，比起一个男人来说，不仅会更快出事，而且会死得更惨。”

讽刺之处在于，多亏了分子考古学——它其中有对古代DNA的研究，以追踪在时间长河里的人类动态——我们这才知道其实男人在家待得多，而女人才是行者。以大洲之间的移民率来说，女性是男性的八倍。

可是，这样的旅途大部分是处在父权制、随夫居的文化中非自我选择的单程迁移。也就是说，女人受控于男人，并且嫁入夫家，住在丈夫的家庭里。而在随妻居的文化中，男人嫁入他们妻子的家庭——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是这样做——可他们却拥有平等地位。

面对着那些给予女性旅行者的可怕而又经常很准确的警告，现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最基本、底层的问题：这是相对什么而言的？

无论是印度的嫁妆谋杀[10]、埃及的荣誉谋杀，或者美国的家庭暴力，数据都显示女人最可能在家或被她们认识的男人殴打和杀害。从数据而言，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比道路更危险。

可能对女人来说，最具革命意义的举动就是一个自我起愿的旅行吧——并且当她回家时，她是受到欢迎的。

你将会看到，这本书不是关于一个，甚至几个旅途的故事，而是关于数十年的离家向外的出走。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现代游牧者的故事。

除了水平上横跨这个国家的旅行，你更会在书中找到另外两种旅行：北美大陆的历史之旅和游走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地之间的文化之旅。

因为这本书是关于故事的，所以我希望这里的一些故事会引导你去讲述你自己的故事，也让你迷上聆听他人这件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

我希望我能模仿那至少在一千年以前相互通信的中国女人。因为她们当时被禁止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去上学，于是她们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叫做女书——可是对秘密地私自创造语言的惩罚，却是死亡。她们给对方写了充满友谊的秘密书信、诗词，相当有意识地抗议了她们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限制。她们当中的一个写道，“男人敢离家，勇敢地在外生活。可是我们女人跟他们一样有勇气。我们可以创造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

这些通信对她们来说如此珍贵，以至于有的女人带着她们充满友谊的书信一同下葬，所幸这些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看到她们在每一页的中间写下细细的纵列，留下宽宽的边缘，以让通信的对方有空间加上她的言语。

如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所写，“有过不使用车轮的伟大社会，可是却从没有过不流传故事的社会。”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在每一页中，为你的故事，留下开阔的空间。

【注释】

[1] 译者注：美国黑人律师、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讲师。

[2] 译者注：澳大利亚土著泛灵论艺术中，有“歌路”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造就那片土地的神灵/祖先走过的路径。他们相信通过在徒步旅行时吟唱代代相传的歌谣能够找寻到万物起源的故事。

[3] 译者注：基甸国际组织是福音教派的国际性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供给免费的圣经。所以，放置于宾馆、病房等地供人读的免费圣经，都被习惯性称作基甸圣经。

[4] 译者注：西方文化中，人们有心事的时候会去酒吧喝一杯，常常愿意在酒后和酒保讲心事。于是，酒保在西方文化中也会被认为是心事的接收筒。

[5] 译者注：印第安其中一族。

[6] 译者注：一个成立于美国的互助组织，旨在帮助深受原教旨主义所害的人，帮助他们建立非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影响广泛。

[7] 译者注：约瑟夫·坎贝尔是比较神话学研究学家，他在作品《千面英雄》中提出了“英雄之旅”的概念。他认为在经典英雄故事中，英雄的冒险旅途都遵循一个固定的叙事模式。在经典故事中，冒险的英雄一般都是男性形象；而女性常常以“女神——爱和希望的化身”或“诱惑者”的身份出现。

[8] 译者注：美国女性飞行员、女权主义者。

[9] 译者注：美国电影。讲述两位女人结伴进行公路旅行，因反抗性骚扰而杀人，随之开始逃亡的故事。

[10] 译者注：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有的夫家会以残害新娘的方式以要挟获得更高的嫁妆。

第一章　
父亲的脚步

路边的童年

我会真诚地讲述让我形成这种旅途习惯的原因。

每年，我父亲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满意居家生活的。每个夏天，我们都住在他建造的小房子里——那房子位于密歇根乡下一个湖的对面，而他就在码头上经营一个水上舞馆。虽然方圆几百里都没有海，他却把这码头取名作“海滩码头”，还给了它一个宏伟又浮夸的口号——“在水上和星空下尽情舞蹈”。

在非周末的夜晚，人们从附近的农场和避暑别墅中来，跟着点唱机的音乐起舞。父亲被他们对象棋的热爱启发，设计了一个“活象棋”游戏：穿着戏装的少男少女们，在舞池的方格地板上如棋子一般移动。周末，他则预定好让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的知名乐队到这偏僻的乡村演出。有的人从远至托莱多（Toledo）或者底特律的城市来，就为了在这温暖的月光之下跟着现场音乐起舞。当然，邀请像盖伊·伦巴多（Guy Lombardo）、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或者安德露丝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这样的乐手来表演，单单一个下雨的周末的费用就足以摧毁整个夏天的利润。所以，总是有一种在赌博的感觉——我觉得父亲也喜欢那感觉。

不过自从劳动节让父亲结束了这不稳定的营生，他就把他的办公室移到了他的车里。在秋季的开头几周，我们会开车去参加附近的乡村拍卖，他在那些家庭用品和农场工具之间淘着古董。凭着母亲的识古慧眼和参考书的帮助，她对淘来的古董估定价格，然后，我们坐进车里，在那一天的旅途中把它们卖给路边的古董商人。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从大概四岁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帮着解包，包装陶瓷和其他一些小物品，然后把它们用报纸包裹防震，最后放进纸皮箱里面，带在乡村小路上跑。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这个家庭经济单位里面有个角色，包括比我年长九岁的姐姐——她常常在夏天，站在我父亲给她买的专业爆米花机后卖爆米花。

不过一旦第一场霜把湖蒙成水晶，湖上的空气变为蒸汽，我父亲就开始从加油站搜集公路地图，反复检验车的小毛病，同时谈论着那些远方的美好——乔治亚州那带着薄薄糖霜的果仁糖，佛罗里达州路边小摊那无限续杯的橙汁，或者加州那厚板子上摊着的刚从熏制室里做好的三文鱼。

与其说这是因为父亲多年对流浪的热爱，还不如说是心血来潮。他有一天突然宣布：是把我们家养的狗还有基本的家当都放进那辆停在后院的家庭拖车中的时候了——我们即将开始前往佛罗里达或是加州的长途跋涉。

有的时候，离开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打点行装的时候炒锅比碟子带得多，或者留下了一整厨房的脏碟子和吃了一半的食物，弄得像庞贝古城一样，等着在我们回家时致以问候。父亲的决定总是下得这么突然，像惊喜一样，但其实他大大恐惧着家的美好召唤，所以甚至不让我们的小房子通暖气或者热水。如果早秋的风太过寒冷，我们就不能在湖里泡澡了，这时我们会用一个大肚火炉来煮水，然后轮流在壁炉旁边的一个大大的洗衣盆里泡澡。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就需要砍木柴——这对父亲那崇尚奢侈享乐的灵魂可是一种冒犯——他居然全靠自己发明了一个燃木系统：他把一条长长的原木的一头塞进火里，另一头伸进客厅里，然后一点点把木条踢进壁炉里直到整条原木都变为灰烬。即使是后院一堆砍好的木柴，在他看来，都是对于“安定地留在某地”的危险邀请。

当他下定决心接受路途的挑战，他一点儿都不会犹豫。我只记得有一次他反悔了，那次还是我母亲跟他吵着说我们的熨斗可能没关，快要把衣板熨穿了。他会给我们买新的收音机、新鞋子甚至是任何东西，但就是不愿折返原路。

与此同时，我却从来没有质疑过他的说走就走。这是我们家庭习惯的一部分。我现在想知道，季节性信号能不能被编程到人脑里面？毕竟，我们在地球历史上一直都是迁移物种啊，定居生活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新的。如果连鸟儿都宁可抛弃幼鸟，也不要错失迁徙千里的良机，我们人类的细胞中说不定也保存着某种形式的迁徙信号呢？可能父亲——甚至包括母亲，她为我们的这种漫游付出了更多的代价——选择了一种仍旧能够听到这种信号的生活。

我父母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从来没有在出发之时拥有足够抵达目的地的钱，差得可远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带上几箱从乡村拍卖会上买来的瓷器、银器还有其他一些小古董，用它们来开启接下来的买卖和以物易物的活动，以支持我们沿着南边的路一直走向加州，甚至更南边的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海湾。这种模式从我出生几年起就开始了，父亲认识每一个路边古董买卖商，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熟知每一片绿洲一样。可是，总有一些新商铺，又或者旧商铺被新的管理团队接手——所以，开着我们满布灰尘的小车或拖车上前，总是需要些勇气的——要知道，我们看起来更像被迫出卖家庭遗产的移民，而不像古董商。如果哪个商铺老板充满鄙视地对待我们，父亲也不至于对此想法表示不满，他会回到车里之后详细讲述他的胜利故事，以此来夺回尊严。

因为我父母相信旅行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所以我没有去上学。我十几岁的姐姐在旅途目的地的学校就近登记上学，而我当时还小，所以可以带着我热爱的漫画书、关于马的故事还有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幸运地逃离上学。在车里阅读就是我的私人旅途，所以当母亲叫我放下书、看看窗外的时候，我会抗议：“我一个小时前才看了！”真的，实际上，我是通过读路牌而识字的——其实想想，它们真是完美的识字读本。“咖啡”和一个冒着热气的杯子一起出现，有“热狗”和“汉堡包”的插图说明可以吃饭，一个床的图片则象征着“酒店”，然后有相应的图像告诉我们前方有“桥”和“道路施工”，还有押韵的魅力。一个剃须膏公司在高速公路旁间隔投放了很多小广告牌，它的押韵是设计好的，那确实吸引了我，让我一直跟着读：

如若不知/

此谁属之/

君之车旅/

必未启久。

柏马剃须膏

后来，当我读到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2]在肯尼亚将英文诗词背诵给她的吉库尤族（Kikuyu）[3]同事们听时——而他们在不明白诗词意思的情况下还一遍一遍地要求她再度背诵——我确切地明白了这个故事的意思。押韵本身就是魅力。

以这种方式，我们前进着——穿过雨和沙尘暴、热浪和冷风。我们在路边小饭馆里吃饭，这导致我一辈子都有想自己开一家的野心——并且一定要用蓝色的条纹棉布窗帘，卖麦麸松饼。白天在车里，我们听收音机里的广播连续剧；晚上，就听父亲唱的流行歌来保持清醒。

我记得当我们开进那充满刺鼻气味的加油站，穿着工装裤的男人就从车底下出现，在油腻腻的破布上擦着手，这种场面引领我们进入一个神秘的阳刚世界。加油站里面是一个让人容易恶心反胃，或者胆小的人都不敢进洗手间的地方。外面则是冰柜，父亲会从那深深的、又水淋淋的冰之中拔出一瓶可乐，快速地喝下去，还会打个嗝，然后他会给我搜寻一瓶我喜欢的尼海牌（Nehi）葡萄味苏打，让我可以慢慢啜饮，直到我的舌头都变成紫色。那些服务员都是些沉默寡言的男人，可他们却都会免费分享关于道路和天气的知识——而只收我们油钱。

我现在会把他们想成一条贸易路线上的部落男子，或是流连在尼日尔河（The Niger）汇入撒哈拉大沙漠流域的驼队供应商，又或是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4]给香料船服务的修帆工。我想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角色满意吗？还是说，这是他们的选择中离流浪生活最接近的一种工作？

我记得我父亲开车在沙漠路上的情景，那路是用铁丝绑在一起的木板做成的，而在这路上，只会偶尔出现一个响尾蛇养殖场，或是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来打破路途的单调。我们曾经逗留在没有一个活人的鬼村，并看到沙丘靠着东倒西歪的楼房，那形状有的时候还会变换，显露出一个黄铜的邮箱或是什么别的宝藏。我把手放在风化的板墙上，尝试想象它曾经荫庇的人们。与此同时，我的父母则询问当地人这里的故事，毕竟这才比较靠谱。有一个村子因为第一条柏油路建得太远，而导致它慢慢走向灭亡；另外一个村子渺无人烟，则是因为恐惧：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谋杀案的主谋，最终指向当地的治安官；第三个村子的人口开始重新增加，仅仅是因为它被用作加里·库珀（Gary Coop-er）[5]主演的西部电影的取景地——他们把松垂下陷的房子浇满火油来打造给人印象深刻的火景，当然还有放得到处都是的标识牌，用以警告旁观者不要靠近。

父亲一直挑战规则，把我们从路上带下来，找到围栏之中一个比较松懈的地方，然后偷偷把我们带进取景地里。摄影队的成员可能以为我们有上头的批准，所以还蛮尊重我们的。我还保存了一张父亲拍的照片，我站得离加里·库珀只有几尺远，而他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我大概只到他的膝盖那么高，带着担心，然后紧紧盯着地面。

作为一个总想着要融入他人的孩子，我担心我们有一天会像那些村子一样被抛弃，又或者父亲这种总是打破规则的做法会让我们遭受一些无名的惩罚。不过现在我想知道：如果当初没有这些鬼村——它们比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我脑海中都存留更久——我会不会明白“神秘给我们留以空间，而确定的事则不然”这个道理？还有，如果我父亲曾经一直遵守种种规则，那我后来会不会有胆量去挑战规则？

当我们的经济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在停车场的混凝土地上洗冷水澡了，而是在一个汽车旅馆轮流享受热泡澡。然后，我们常常会去当地的影院，那些影院很大，还有楼厅座位，跟现在那种大杂院一样的放映厅一点儿都不一样。父亲总是这么认为：一部电影加上一杯麦芽酒能治愈任何事——他没错。我们走过闪着云母光辉的人行道，进入镀金大厅，那里有喷泉，而看电影的人则往喷泉里投掷硬币以祈求未来的好运——我们就这样把烦恼抛之脑后。在那庞大而黑暗的空间里，我们和所有的陌生人一起面对着巨大的发光影像，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世界。

现在我知道那样宫殿般的影厅和电影，都是在大萧条时期被好莱坞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那是当时大多数的人能够付得起的唯一冒险。无论何时看到在地铁上的看书人沉浸在书本中的奇幻世界里，我都会重新想到这些——这种就是斯蒂芬·金（Stephen King）[6]那当女侍应的母亲称为“廉价而甜蜜的旅途”——就因为这样，斯蒂芬仍为她写着故事。还有，当我看到孩子们把自己的感官用网络上的虚拟图像塞满，或者是当我经过一个房顶架了一个跟它本身几乎一样大的圆盘式卫星天线接收器，好像最重要的事情是逃避现实的能力一般——我也会想到那些看电影的事。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之所以要写过去的那些流浪的故事，是因为要“满足我们对分心之事物的需要，还有对新事物的热衷”。甚至在许多语言里，“人类”这个词，被解释为“迁徙的人”，而“进步”这个词则根源于季节性的旅行。可能我们这种需要通过媒体来逃避的需求，是对旅途的错位的欲望吧。

童年旅行里还有最最值得提的，是我们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所呼吸到的第一口咸的海风。在加州的高速路上，我们远眺着太平洋或者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长堤横跨墨西哥海峡，就好像摩西把红海分开一样——这时我们会从挤满东西和人的车上出来，伸展身体，然后我们的肺部灌满了让个人重生的空气。梅尔维尔（Melville）[7]曾经说，每条路都通向大海，它是所有生命的源头。这传达了我们走向大海的宿命——可是他没有提及走向大海的喜悦呀。

几年之后，我看了一部电影，它是关于一个巴黎妓女省吃俭用，就为了带她年幼的女儿去海边度假的故事。当她们的观光火车绕行到悬崖边上，那无边的闪光水波在悬崖下展开——突然间，所有的乘客都开怀大笑，突然打开窗户，然后往外丢香烟、硬币、唇膏：所有那些他们在一秒之前还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是我作为一个流浪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喜悦。无论何时，当旅途给我呈现它最美好的礼物——一个让我身边的所有事物都连接在一起的瞬间——我到现在还在享受着这种喜悦。

另外一个关于我早年的流浪的真相却有点儿让人难以承认：我其实非常渴望要一个家。不是哪个特定的地方，而只是一个整洁的房子、一对常规传统的父母、一个步行就能走到的学校，还有一些住得很近的朋友。我的梦想跟我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生活令人怀疑地相似，而我对这种生活的渴望就像一种持续的低烧。我从不觉得，活在整洁的房子以及传统学校里的孩子会羡慕我。

但是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母分居了。我姐姐非常绝望，但是我却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这么不同的人在一开始要结婚。我母亲总是担心很多事情，以至于到了抑郁的程度，而我父亲则是那种把房子拿去抵押，或者负债又不告诉母亲的人，这对于他们本来就有的分歧就更加雪上加霜了。另外，战时燃气定量配给制度迫使“海滩码头”倒闭，所以父亲全职地跑在路上，通过买卖珠宝和小古董来谋生。他感到他已经不能再照顾我那有时会丧失行事能力的母亲了。而且，母亲也想住得离我姐姐近点，当时姐姐快要在马萨诸塞州读完大学了，而我也已经长大到可以陪伴妈妈的程度了。

我们在一个小镇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学年的大多数时间。那是我们曾经过得最传统的生活了。姐姐毕业并离开去从事她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之后，母亲就和我搬到了托莱多东部的一个古老农舍，母亲的家人曾经住在那里。和所有的劣质事物一样，这部分的城市只配得上一个形容词，而城市的其他部分却是重要的名词主体。曾经是乡村的地方，却挤满了住着工厂工人的小房子。这些房子包围了我们那报废的、并且几乎三面都不能住的房子——这房子的前门廊还紧紧挨着一条主要公路，我们的窗被那些卡车的声音震得格格响。还沉浸在童年时代残余影响中的母亲，渐渐地消失在一个看不见的、不快乐的世界中。

我总是担心母亲可能会晃悠到街上，或者忘记了我在上学，然后打电话报警找我——这些都时有发生。但是，我对新朋友们都隐瞒了所有的一切。大部分人都因某些原因不太讲家里的事：有的人家里只讲波兰语或者匈牙利语；有的人的父亲酗酒；又或者有一个失业的亲戚正睡在沙发上。凭着不言而喻的协议，我和母亲总是在街角见面。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高中同学，她向我坦白说她当时总是为我担心，因为我母亲被称为那附近一带的“疯女人”。

在那些年间，母亲跟我说了更多关于她早年生活的事。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她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女性先锋记者，她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她从一个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被擢升为托莱多主要报纸的一位周日编辑。在和父亲结婚之后，她在这条路上又走了十年，也就是直到姐姐六岁之前。她对我父亲不实际的梦想和债务总是很担心，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流产和一次死胎后，她爱上了一个在工作中认识的男人：或许那个男人是她本该嫁的人。所有这一切，最后都变成了数不清的自我埋怨和内疚，她一直在此中挣扎，精神崩溃，然后在疗养院住了两年，而这两年把姐姐留在父亲手中养育却让她萌生了更深的内疚。她还对一种叫作水合氯醛的深色液体镇静剂上了瘾——没了它，她会几天都不睡觉，然后出现幻觉；喝着它，她说话会含含糊糊，然后注意力会变迟钝。从疗养院出来，她就放弃了工作、朋友还有所有她爱的东西，跟着父亲去了那与世隔绝的密歇根郊区，他在那里追求他的梦想——建造一个夏季度假屋。就这样，她成为了我认识的那个妈妈：友善、充满深情、有幽默感，对于所有东西都显示出才华，从数学到诗歌——可是却唯独没有自信和稳定感。

我和她一起住在托莱多的时候，父亲在阳光地带（the Sunbelt）[8]附近开车遨游，几乎完全就住在车里。每个夏天，他开回中西部来探望我们，而具体的时间总是取决于他那些神秘的交易。他有一次给我写了一个短故事，那个故事的主人公总是盼望着有一个大交易——他总说那个故事本可能是关于他自己的。不来探望的时候，他写署名是“爸”的明信片来，还有每月50美金的邮政汇票，它们总是被夹进不同的汽车旅馆信封里寄来。他还会写信来，内容写在那种他认为是办公文具的纸上，既重且边缘参差不齐，上面没地址也没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利奥——而只在信纸头，用又大又红的、看起来快要爆炸的字母写着，“是小斯泰纳姆呀！”

这样的生活在我17岁的时候结束，我们在托莱多的房子也因为要拆掉建停车场而被卖了。其实母亲很久之前就做了卖房子的打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钱上大学。姐姐在父亲夏季的探望期间也来了，因为她有一个计划：如果父亲能照顾母亲一年，我就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和姐姐住在一起，她在一个百货公司做珠宝采购。这样的话，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可以无忧无虑。

我跟姐姐说，我们的父亲绝对不会愿意的——而我们仨一起出去吃早餐的时候，他确实也是这么说的。姐姐在震怒之中夺门而出，而父亲载我去上班，我当时有一份做导购的暑期工。当打开车门去上班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哭，这把我和父亲都吓到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一线希望已经悄悄爬进来了。因为他没法忍受看任何人哭，更别说是他认为只算个小孩儿的女儿。他不情愿地说了“好”——条件是时间只有一年。

父亲确实以某种方式照顾好了母亲，甚至是在加州驾车遨游，从一个汽车旅馆住到下一个的情况下。我那一年过得很好，读完了高中，并且得到很多因为我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同情，虽然我偷偷地觉得那样很轻松。

当父亲把母亲带到华盛顿来跟我和姐姐住在一起时——而在秋天，我离开她们去上大学——姐姐意识到她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当全职的护理者。作为替代，她联系上了在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好心大夫，他接收了母亲，让她住在那里，并且开始为她提供她好几年前就应该得到的帮助。

当我在周末和假期打工以外的时间去探望她的时候，我慢慢开始见到一个我曾经从未了解的人。我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像——要么是我从来没意识到，要么是我因为害怕重复她的命运而从来不想承认。我发现我记得她背诵出来的诗歌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9]和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写的；她教我把一张纸折成三栏来做笔记原来是来自她当记者时的习惯；还有她曾经全心想离开我父亲，而跟着一个女友去纽约当记者，试试运气。当我看着她的棕色眼睛，我第一次感到它们和我自己的眼睛是那么相似。

要是我紧紧逼问：“可是为什么你不离开呢？为什么你没有带着姐姐去纽约？”她会说，没关系，她觉得拥有姐姐和我，是一件幸运的事。如果我逼得更甚，她会加上这样一句，“如果我当时走了，你就永远不会出生了。”

我从来没有勇气这样说：“可是，你就会诞生啊。”

第二章　
围圈谈话

因为我把父亲看作一个无根的流浪者，所以我想出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成为流浪者的反面。我很确定这种奇怪又罕见的童年会让位于这样的成年——打一份工、住在家里、每年度一次假。没错，比起期待遇上在那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可能更期待生活本身。我或许可以在额头上贴个标签，写着“我想要个家”，但是我预想，可能要等到我有了丈夫、孩子，才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可避免，但又难以想象的。即使在电影里，我也没看过任何一个妻子的角色拥有属于她自己的旅途。婚姻总是电影里的美好结局，而不是开端。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把“成长”和“定居”这两件事弄混了。

为了逃避跟一个人品不错但和我不太适合的男士订婚，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就去印度住了两年。也正是这两年才让我认识到，父亲那种孤僻的旅行生活不是生活的唯一方式。世界上是有那种共享路途的——古代有，现代也有。

印度火车上的妇女

当我最初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我想要的是那种“太太旅行”（Memsahib Travel)[1]，有一辆车，还有一个司机——每个当地的官员或者旅者都付得起。我没办法想象自己用其他任何方式在这样的街道里穿行——那里挤满了慢吞吞的牛车、快速穿行的摩托车、看起来像大黄蜂的黄黑相间的出租车、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加上一两头漫游在其中的牛，还有内里塞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揩油乘顺风车的人很多，以至于他们的身体都伸出车外，街头小贩则在每个车站抢着卖些食物或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我整整用了两个月才意识到——这段时间内一个好心的学生教我怎么穿纱丽[2]和怎样搭公交——作为一个住在德里大学女子学院米兰达大楼的罕见外国人，如果我独自坐一辆车的话，那我肯定不是在印度。

同样，我也不会看到把身子探向公共汽车的窗子之外，去买一串串茉莉花来装饰她们头发的女人；不会看到父母对哭闹的孩子无止境的耐心；不会看到男性朋友讲话时不自觉地紧握手指；又或者是骨瘦如柴的孩子穿着打满补丁又硬挺挺的校服，大声背诵着习字帖里的课文；我不会看到用合并了14种语言的印度英语喊出来的政治争论；也不会亲眼看到印度人读的、多到令人震惊的报纸种类；我不会知道对于普通印度人来说，单单“去上班”这件事已经够艰难的了；也不会知道，原来我那些大学里的朋友总是成群结对一起上路，是为了躲避“挑逗夏娃”（Eve Teasing）这一在印度公共场合的女人经常遭受的性骚扰或触碰。当然，我也更加不会在拥挤人群中感到冷静——在任何其他地方，人群拥挤往往预示着紧急状况将要发生。

我从来没坐过那些由瘦骨如柴的人骑车拉的马车。我的朋友都跟我保证说，那些光着脚跑步拉车的人早就已经在印度独立后被立法禁止了（虽然，在最贫穷的那些地方还是能看到一些），相比之下，骑车拉人已经进步不少了。我只是觉得，被另外一位人类拉着走，殖民气息感很强，对我来说是一种羞耻的符号。这样的想法在多年以后变得尤其讽刺——我在曼哈顿看到被引入的印度三轮车，拉着这些车的年轻男性看起来如运动员一般健壮、吃得有营养，并且是按分钟计算车费的。

但是，即使在新德里的结伴旅行之后，我也要通过一个前往印度东岸的长长旅行，才能改变我从美国带来的观念——“隐私的总是比公共的好”——这也是美国造车业者一直奉为圭臬的宗旨。[3]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决定独自从加尔各答（Calcutta）旅行到喀拉拉邦（Kerala），在这条前往印度最南边的路上，沿途停留在村庄和寺庙观赏。我的那些同学朋友推荐我去搭那种女士专用的铁路车——那在次大陆上以十字穿行的火车还是英国统治留下来的遗物。

当我爬进古老的三等车里时，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轮子上的宿舍里。不同年龄、不同体型的女人们正三五成群地坐着交谈，或是喂孩子，或是从那些凹凸不平的铜饭盒里分午餐吃。作为一个穿着纱丽的外国人，我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友善，我们用那仅有的一些英语单词和夹杂着印度语的语言交流，加上很多指手画脚的手势，她们又给了我很多建议。这只是一次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在很多的小站停靠。那些女人们会代表我去跟路旁的小贩讲价，买印度热奶茶或是亮颜色的冻饮、肉串或是印度薄饼——加上一种让人超级上瘾的叫作“库菲”（kulfi）的雪糕——这种交易全部是穿过车窗来完成的。在车上的时候，她们请我吃她们自己做的咖喱、米饭，还有自己做的面包，又教我很多不同的绑纱丽的方式，那些方式我想都想不到——包括一种可以绑起来方便打网球的方法——我们还会讨论芒果的种类，以及西方人保存酒的种种烦人的细节。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印度人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问人非常私人的问题。这种习惯肯定要把那些沉默又严谨的英国人弄疯了。“你的家里人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呢？”“所有美国人都很有钱啊，你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坐三等车厢啊？”“所有的美国人都随身带枪吗？”“如果我去你的国家，你觉得我会受欢迎吗？”还有当我们了解对方更多一点的时候，她们会问诸如：“美国女人会采取什么方法节育？”，等等。

后来我就会听到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谈论起她年轻的时候在这些女性专用的火车上度过的旅途——她说这是她后来成为总理的最好准备。她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alal Nehru）的女儿，可是她却觉得她从这些女人身上学到了最多——她们的看法，都是出自个人经验的。她们知道那种出自印度本地，以手织机纺制的卡迪布（Khadi）[4]因为机纺英国布的传入而渐渐失去了市场——即使她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熟悉的殖民模式——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在英国转化，然后卖回原地获利。她们知道为什么圣雄甘地本人把转动的纺织轮作为印度独立的标志。

还有，就算人口专家总是认为女性文盲不知道怎么避孕，这些女人却清楚知道她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过多的怀孕和生产而受尽了痛苦。这也是英迪拉·甘地作为总理，不顾流言和争议而开始实施第一个全国计划生育计划的原因。她早年在这些女性专用车厢里度过的旅途让她意识到，普通的女人会使用这些计划生育手段，就算是偷偷使用——受教育的程度跟这根本没关系。

对我自己来说，我不仅记住了那些学到的东西，还记住了那些开怀大笑的时候。我被她们要求唱一首美国歌——所有印度人好像都把唱歌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就连她们都承认我不会唱歌。她们教我怎么把手挤进那些只比我的手腕大一点儿的玻璃手镯里；又跟我解释短袖小衣（Cholis）——那穿在纱丽底下的紧上衣，在印度就相当于胸罩了；她们介绍我认识新鲜荔枝，我可从来没见过不是装在罐头里的荔枝；她们还警告我说，印度男人会为了得到美国签证和一份工作而尝试跟美国女人结婚。

几十年之后，这些女人还活在我的记忆里。作为她们第一位近距离认识的外国人，可能我也还活在她们的记忆里吧。如果我当时选择坐那种单独乘坐的车，跟她们隔绝，这样的围圈谈话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

我们说再见之后，我在内陆坐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前往维奴巴·巴维（Vinoba Bhave）的修行住所，他是一位被甘地激发灵感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领袖。甘地在十年前就被刺杀身亡了，但是巴维却仍旧穿村走镇，跟土地所有者们谈判，让他们把部分土地分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我当时给一个曾经参与这个运动的前美国传教士写了信，他安排我在一个临近的家庭旅馆住下。

可当我抵达巴维的住所时，几乎所有人都走了。一个年长的男人对我解释说，在附近的拉姆纳德（Ramnad）地区爆发了种姓骚乱。拉姆纳德是印度东南方的一个大片农业区域，身在遥远的新德里的印度政府领袖们下令把这个地区警戒包围，希望控制暴乱中发生的纵火和杀戮，甚至记者和媒体都不能进入。可是，巴维修行住所来的人组成队伍，每队三到四人，绕过路障，准备一个一个村庄地过去给人们开会、传递消息，告诉村民们他们没有被遗弃，摒除那比现实更残酷的谣言——谣言说，将会有地面部队组织来清除这场螺旋式上升的暴力事件。

每一个队伍必须要包括至少一个女人。男人们走不进女人的角落去邀请她们参加那些会议。还有，如果会议上没有女人，村妇们就更加不可能会来了。但是巴维修行住所里已经没有剩下的女人了。

我就这样被说服了——一个穿着纱丽的外国人比起从新德里来的人，也不会不恰当到哪里去。我就这样把所有的行李都留下来，只带着一个杯子、一把梳子，身上穿着纱丽，登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跟我同行的来自巴维修行所的年长男人跟我说，如果村民希望要的是和平，他们就会给外来的调解者饭吃，也会让他们住在那里；如果村民们要的不是和平，外来的调解者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当我们开始这旅途时，我惊奇地发现，没有带着任何行李的我，很奇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们在那古老的、一路上都走走停停的公共汽车上坐了几个小时之后，抵达了一个地点。在这里，警察的路障就横亘在那落满灰尘的通往拉穆纳德的路上。在没有汽车甚至牛车的情况下，我们一起绕开主路，走路进入了这个被种姓暴乱弄得伤痕累累的庞大区域。

这一周很不一样。我们在村庄和村庄间顶着热浪走路穿行，在浅浅的溪流旁或是小树林的荫蔽里停下来乘一小会儿凉。那里通常有用棕榈树叶当作“屋顶”的人在卖印度奶茶，或是名叫依地力斯（Idlis）的蒸米糕。在晚上，村民们慢慢地从他们的小小土屋和围区里出来，围坐在煤油灯旁，人数从6个到20甚至50个都有可能——这时我就在旁边放哨。我听着这些村民们讲着在暴乱中发生的奸淫掳掠的故事，他们的恐惧和创伤不需翻译都可体会。当时，很难想象有什么可以把这样的暴力循环减慢下来。可是，村民们也愿意从冒险出围区后又回来的邻居身上得到安慰。看起来，人们只要看到彼此，交谈、被聆听、在谣言中分离出真相，发现任何外面来的、知道并关心这里情况的人，就感到些许释然。

让我惊讶的是，这些漫漫长夜的结尾，通常都是大家保证说要继续召开会议，以继续分辨什么消息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还有，继续召开会议也是为了避免成为给村民带来更多危险的复仇循环中的一环。有的时候，会议解散时天都快要亮了，村民们则给我们做饭吃，又给我们草席、吊床或是用麻绳绑在一起的木架子让我们睡觉。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那古老又现代的群体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个人都必须聆听，而达到共识比时间更为重要。此前，我完全不知道这样的围圈谈话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我们所有人的祖先，南非的奎依人和萨恩人（the Kwei and San），到我自己大洲上的“第一民族”[5]——一层层的谈话圈最后变为了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那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现行民主制度。围圈谈话曾经也在欧洲存在：那是在洪水、饥荒之前，在父权主义制度用等级制、牧师、神父和国王来把它取代之前。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就在我们坐在拉姆纳德围圈谈话时，另一波围圈谈话还有“以身作证”的浪潮正在我自己国家的黑人教会中发生，并最终引向公民权利运动。我当然也不会想到，从那时算起的十年之后，我会看到提高觉悟小组——女权主义运动就在妇女们的围圈谈话中诞生。我当时所知的全部，只是我的一部分，我内心深处的一块土壤，正在和这些村民的相处和谈话中被滋养、改造。

我可以看到，那些甘地主义者们因为善于聆听而被聆听；他们因深深依赖于宽容和大方而创造了宽宏大量；因为他们曾经走过一条非暴力的道路，所以他们创造了一种似乎可行的方式。以下是他们教我的实用的组织智慧：

如果你想让别人听你的，你必须先聆听他们；

如果你希望人们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你得先明白他们究竟如何生活；

如果你想让别人看见你，你就得先坐下来，跟他们对视。

我当时当然也不知道，大概十年之后，当我回到我的国家，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将被在路上的组织工作所占据。

大概20年前，我再度来到印度。在那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公民权利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在美国已经引发了很多的改变。很多妇女热爱并投身这些运动，她们的参与对这些运动非常关键，可是她们在这些运动中的地位，却往往是不平等的。她们意识到，她们需要独立、并且兼容并蓄的女权主义运动——一场指向个人和全球性别政治的运动。

这样的蔓延态势同时在很多国家上演。总而言之，一种新的意识在女性们的会面或是阅读中传播开来——不管是在小型的会面和地下女权主义刊物，还是在如1975年墨西哥城的联合国妇女大会这样的全球性会议上。那干燥、易燃的不平等的火苗在哪里都存在，等待着一个引子来让它燃烧。

甘地主义者、经济学家黛瓦克伊·贾恩（Devaki Jain）是我早年住在印度时候结识的朋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邀请我去印度商谈有关这些新妇女团体的事。这真的好像我们俩一直有着长距离的心电感应，意识到了同样的事情一样。我们可以在对方讲上半句话时，就猜到下半句话的意思。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上，却都受到了启发，走到了同样的地方——我们想到，应该收集甘地主义者的行动策略，编成小册子来指导在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毕竟，甘地的萨特亚格拉哈（Satyagraha），也就是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大规模游行、抵制商品等策略，对女性来说都是非常适合的。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们采访了卡玛拉提毗·查托帕答雅（Ka-maladevi Chattopadhyay），她是在这场独立的挣扎之中罕见的一位妇女领袖。她曾经和甘地一起工作，带领着甘地的国家妇女联盟，在他要同意以分隔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民族独立的代价时给他提醒和警告。然后，她又领导了印度手工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使千千万万因为印巴分隔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手艺得到了利用。

我们跟她解释说我们想把甘地的策略教给从事妇女运动的人时，她坐在阳台上摇晃着椅子，非常耐心地听我们陈述，不时呷着茶。当我们说完的时候，她说，“那当然好了，亲爱的。他所会的，都是我们教他的呀。”

我们笑了——她便又解释。在英属印度，甘地亲眼目睹了一场反对殉夫陈俗的大型运动。殉夫陈俗是在丈夫死后，在他的火葬堆前将寡妇作为祭品的传统。甘地年轻的时候在英国学习法律，他也亲眼看见了妇女参政论者们的运动，他后来鼓励社会活动家们在争取印度自治时学习英国最有名、最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s）[6]的勇气和策略。他从南非回到印度之后，组织了反歧视印度人的运动，他也被警告说，要组织起一个独立运动，在村庄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里面毫无基础是不行的。于是，他开始学习像个村民一样生活，来组织大规模游行、抵制商品，并且用最穷、最没有力量的人的生活是否发生改变，作为衡量运动成功的标尺。而这些最穷、最没有力量的人，就是村妇们。

就像卡玛拉提毗友善地解释的那样，黛瓦克伊和我虽然心里想着用历史伟人的理论来指导运动，却从没想到，这些把我们吸引住的运动策略，正是从我们自己中来的。她又让我们笑了一次——也学习到了一次。就像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7]写的那样：

我崇拜已逝之人的力量，

却忘了自己的强壮。

当我从第二次印度之旅回到家时，我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我的过去了。

我在20世纪50年代走在印度的村庄之间时，非常确信那跟我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可是如今，一场妇女革命运动却从我们自己的围圈谈话中生长出来。在我自己的国家，我好像哪里都去了——从受暴妇女的庇护所、独立式的女性诊所到校园的妇女中心，还有靠着福利生存的单亲母亲的抗议现场。我“巡回式”女权主义组织者的工作方式只是当时行走在村庄的西方版本而已。

虽然我曾经想象：我的生活该是像一个记者或是一个观察者那样的，我也曾很确定我一定也不想像从前对我母亲全权负责那样为他人的生活/福祉负责，可我却发现自己投身到了一份杂志上，对我的同事们负有责任，以至于晚上会躺在床上睡不着，只想着能不能发出工资。可是，这份责任演变成了一个共同体，而没有变成一份负担。

我曾经想要逃离我那总是在旅行中度过的童年，可是我却没有停止旅行，也一直在旅途中发现，平凡人都很聪明，而聪明人其实也都很平凡；决策最好是让会被这些决策影响的人们来做；还有，人类几乎有一种能力，能无限地适应身边对我们的期待——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最后我发现，我从父亲身上汲取的那种对独立和事物发展潜力的爱，现在有了一个用途。所有的社会运动都需要几个不能被解雇的人。当你或你的组织是依赖性的，你就很难不去考虑你依赖的那件事或是那个人会不会同意你要做的事。对我来说，自由和不安全感的混合让我觉得很有家的感觉，这给了我成为一个巡回组织者的可能。

你不会从一个职业生涯指导师那里得到这种召唤，你也不会因为这种召唤而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它太难以预料，而且常常代表着匆忙地从演讲、写作、基金会、零工、朋友的帮忙和储蓄中慌乱拼凑出一份营生。可是除了摇滚音乐家或者行吟诗人之外，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允许你全职地投身到社会变革之中。它满足了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对自由的痴迷，还有我对从母亲身上看到的，在她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仍然付出的那种对团体和社群的热爱。所以，如果我要讲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围圈谈话的流动形式——凭着五官感觉而聚集在一起的、容许意识和觉悟改变的团体。跟着他们，我找到了一条路，一条不像我父亲那样特立独行的路，一条也不像母亲那样没有人支撑的路。他们教会了我聆听，还有讲话。他们也对我展示，写作是个人的，但是对组织运动这种公共的事物来说，却是很好的陪伴。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写作和组织运动这两件事，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游行中令人难忘的女人

在1963年，我以做自由撰稿者为生，给名人们写个人档案，收集那些时尚搭配元素——这不是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想象自己会做的那种记者。我读到，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带领游行，那是一个巨大的示威——他们向社会要求工作、公义、新法律，还有给那些在南部为公民权利而游行，却因警察勾结而被殴打、入狱，甚至被谋杀的人们以联邦保护。可是，没有人委派我来报导这件大事。

确实，我得到了一个寻找多时的委派作业，来给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8]写人物档案——他将会在华盛顿游行上讲话——可是在群情澎湃之时跟着他好像不太可能，又会造成干扰，或者两者都是。加上我在电视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听到他的讲话。而且媒体又已经很担心：既担心出现的人太少，活动失败；又担心出现的人太多，导致暴力。白宫认为这个游行太危险，他们担心这会使国会中的温和派转变态度，而他们的态度对“民权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9]却认为这个游行太温和，向华盛顿求助简直太不自信、也不可能会成功。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直到我发现我正在前往该地的路上。在多年以后，我只能这么说：如果你发现你不顾逻辑地冲向某一个活动，那就去吧。宇宙在尝试告诉你些什么。

在那炎热的八月天中，我只是一个被慢慢行进的人海带着走的人。我被人海冲上岸，在我旁边的是格林尼女士，她戴着草帽，比我年长，并且身材丰满，和她成年又优雅的女儿一起参加游行。格林女士解释道，她曾在杜鲁门的管理下的华盛顿一个大大的房间里跟白人职员们一起工作过，但是她被隔离在一个屏幕的后面。她当时无法抗议，所以现在她来了。

当我们走近林肯纪念碑的时候，她指出，在讲台上坐着唯一一个女人，那是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她是全美黑色人种妇女协会的首领。全美黑色人种妇女协会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为种族正义而努力的组织，但就算是她，在那之前也没有被邀请讲过话。格林尼女士想知道：埃拉·贝克（Ella Baker）在哪里？她训练了所有SNCC[10]的年轻人。芬妮·娄·哈默（Fannie Lou Hamer）[11]呢？她在监狱里被虐打，然后在去一个密西西比医院里为其他事情求诊时，被施了绝育手术[12]。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生育出在地里工作的劳动力；他们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不要我们生育了。我的祖母非常穷，然而她生出一个活婴，就可以得到75美金。她和芬妮·娄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是黑人女性的故事，那这些故事，谁来讲呢？

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女性演讲者的缺失。还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女人的身体控制背后的种族歧视的原因。我感到我脑海里的一个齿轮突然嵌进了对的地方。就像在印度一样，高种姓的女人在性上受限制，而低种姓的女人在性上受剥削。这场游行是充满磁性的，因为在印度的经历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国家是多么有分隔性，但是，是格林尼女士让我明白到种族和种姓之间的平行性——还有女性的身体是怎样被利用来犯下种族歧视和种姓歧视的罪恶的。不同的监狱，却有着相同的钥匙。

当格林尼女士跟我说她怎样跟他们的州代表团领导抗议时，她的女儿翻了翻白眼。那位领导说马哈丽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13]和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14]会去唱歌啊。[15]唱歌不等于说话，她毫不含糊地对他说。

我感到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抗议过，而且，在政治会议上，我会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任何一个坐在我身边的男士。因为我知道，如果由一个男人来提出意见，这些意见被考虑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你们白人女人啊，”格林尼女士友善地说，好像她在对我施读心术一样，“要是你不为自己站起来反抗的话，你怎么为别人站起来反抗呢？”

当人流向林肯纪念碑和讲台涌去时，我们三人被冲散了。我利用记者证走上阶梯，试图看到她们。但是当我转身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了朝上看着的脸孔海洋。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场景。人潮在伸展的绿地上延续，越过了倒影池，经过了华盛顿纪念碑，一直延续到国会大厦——有24万人。这个人类的海洋看起来冷静、平和，没有向演讲者们挤过来，就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证明，人们对这场游行可能导致的暴力和无序的担心是错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念头：我不想待在这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

马丁·路德·金用他深沉而令人熟悉的声音，读着那万众期待的演讲稿。我一直都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经历了创造历史的时刻，我只能是在之后的日子才能感受到。然而开始那一刻，我感到了那就是历史。

等金博士结束了他的讲话，我听到马哈丽亚·杰克逊大声说，“马丁，跟他们说说那梦想的事！”然后他确实根据记忆开始讲那“我有一个梦想”的长长的排比句。在他讲完每一个他梦想的景象，人群就爆发出一句——“说说吧！”最没有被安排的，但却最让人印象深刻。

我很希望格林尼女士当时听到一位女士开口讲话了——这真的关系重大。

50年之后，我和几千人一起站在林肯纪念碑，正好是第一次游行的周年纪念——这一次，有了女性的声音。伯尼斯·金（Bernice King）[16]在他父亲第一次做演讲的时候，还是个婴儿；而这次，她出来谈及了在1963年运动中女性的缺失。还有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17]，金博士在密西西比讲话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九岁的女孩。还有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肯尼迪做总统的时候，那些游行者希望他会不听他的政治顾问的话，离开白宫，出现在游行会场——可是他没有。最后，是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的人，创造了金博士甚至没有“梦想”到的可能性。

这是巨大的进步。可是没有什么可以弥补那些没有被告知的真相。就像金博士曾经说的那样：“来得太晚的公义，就是被拒绝了的公义。”如果50年前，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8]和芬妮·娄·哈默的故事被听见了——如果在1963年，一半的演讲者是女性——我们就可能可以听见，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是对仪式性强奸和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进行的恐怖统治的抗议。我们可能会知道，罗莎·帕克斯被NAACP[19]委派调查白人男性对一位黑人女性进行的轮奸——他们把她丢下，她最后死在蒙哥马利公交车站附近——在那著名的联合抵制发生之前。我们也可能会早点知道，对一个国家内部是否暴力肆虐的最可靠的衡量标尺——或者衡量这个国家会不会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暴力——不是贫穷、自然资源、宗教，甚至也不是民主程度，而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它使其他形式的暴力都正常化了，格林女士知道这点。她也知道，所有那些事，都是让妇女不能控制她们自己的身体。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早就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自从哥伦布抓住原住民妇女，把她们变成船队的性奴，还在她们反抗时感到惊讶，这历史早已开始。

我知道格林尼女士不可能在半个世纪后还能活着看到这些女人的讲话，但是我希望她的女儿在看。在那个时候，她对她母亲的抗议还感到不耐烦，但是我敢肯定，她现在很骄傲。

在50周年演讲之后，我和一群年轻的黑人女性站在一起，她们中的一些穿着史密斯学院[20]的上衣。马丁·金和科雷塔·金的女儿兰达·金曾经就在那里上学，这些年轻女孩也知道我曾经在那里上学。我们用手机拍了合影。我告诉她们，当我在1956年去上学的时候，一个黑人学生都没有——当然也没有黑人女生，就像当时所有人说的那样——但是当我问史密斯学院入学办公室的男人为什么时，他说，“教育黑人女生得非常小心，因为没有足够的受教育的黑人男生供应她们啊。”

那些年轻女人被这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双重灾难逗笑了——然后同情地拥抱了我，就好像我才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人一样——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她们是对的。白人应该打官司，抗议自己处于一个文化剥夺的白人区里。当人类被等级化而不是被连接起来，每个人都会有损失的。

这些年轻女孩没有指望华盛顿，就像马尔科姆·艾克斯[21]曾经可能担忧的那样，她们也没有等待被邀请讲话。她们完全在意着自己，就像艾利斯·沃克在《革命的牵牛花》里面写的那样：

辉煌地怒放，

为了自己。

马尔科姆·艾克斯也会为她们骄傲的。我知道他六个女儿中最大的阿托拉·沙巴兹（Attallah Shabazz）是那些有自制力的年轻女孩们的优雅又富有经验的版本。她是一个作家、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在那时候，她已经做了奶奶了。认识她也是旅途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当我们再次交谈的时候，她告诉我一些我从没听过或者读到过的事。马尔科姆·艾克斯在1963年那历史性的时刻，到了华盛顿。他在当时在游行上讲话的演员、社会活动家奥西·戴维斯（Ossie Davis）的酒店套房里住着，而且给金博士传递消息，让他知道他到了华盛顿，并全力支持他。不过他的女儿解释道，“他也知道，他如果出现了，会导致焦点的破坏或是分离——而他是顾全、支持大局的人。”

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没什么人知道的事实非常令人感动。这两个男人好像都在向着对方成长。金博士在为越南战争发声而变得更加激进，而马尔科姆·艾克斯也开始谈论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有的悲剧会变得更加不幸但其实他们本可以成为同一个围圈谈话中的一部分。

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

多亏了格林尼女士——还有很多其他勇敢地为自己和其他女性站出来的人——我开始意识到，女性也是“局外人”。意识到这一点解答了很多的疑问，比如：为什么在国会上出现的脸总是男的，而女人却主要从事福利、慈善等工作；为什么主妇们被称为“不工作的女人”，可是她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更累，却得到比任何工种的工人更少的工资；为什么女人从事世界上70%的生产性劳动，有偿或无偿，但是却只拥有所有资产的1%；为什么在日常生活的奇怪舞曲中，男性气质代表着领导力，而女性气质代表着从属性。

比以前任何的时候更甚，我发现我自己想要把这种看世界的新方式写出来，就好像当时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明白平等为何了。但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就连那最开明的编辑，都解释说，如果他要发一篇文章说男女是平等的，他就要同时在旁边发一篇，写说男女不该是平等的——就为了“客观”。

我退缩了，而继续去写我永远也成为不了的舞者——玛格·芳登（Margot Fonteyn）[22]的人物介绍去了，或者是多萝西·派克、索尔·贝娄（Saul Bellow），还有其他我欣赏的作家——这看起来好像是最接近自己成为作家的事。这个时候，我收到两个来自讲座办事处的女人的来信，她们问我是否可以在一个曾经表达对“妇女解放”感兴趣的小组里讲讲这新鲜事物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刚完成给《纽约》杂志写的一篇专栏，名字叫作《在黑人权力运动之后，该是妇女解放了》。这篇文章是由我自己的意识觉醒而启发的——其实就是说我曾经对我多年前的一次堕胎保持缄默。或者说，我是被迫保持缄默的。跟很多女人一样，我被某种力量迫使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而完全没意识到“女人不应为自己身体做决定”这种看法背后的政治原因。

我被她们的邀请迷住了，但是面前有一个大问题：我非常害怕在公众面前演讲。当杂志社给我预定在电视台宣传这篇或那篇文章的机会——这是作家常常被期待要做的事——我却常常在最后一刻取消那个预约，以至于有的电视节目把我拉进了他们的黑名单。幸运的是，我有一位名叫多萝西·皮特曼·休斯（Dorothy Pitman Hughes）的朋友，她是一名活跃在纽约的非性别歧视、多元种族儿童保育的先锋倡导者，一位无所惧怕的演讲者，一位母亲，也是格鲁吉亚农村的黑人大家庭的一员——这些特质，我一个都没有。

在我为《纽约》杂志撰写关于她成立的社区托儿所的事之前，我们就已经见过面了。我们在童椅上坐着，吃着放在纸盘上面的午餐；她的一个助手，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激进派，告诉我们说他很悲伤：他爱的那个女孩不想跟他结婚，因为他对她说，结婚后他不会允许她去工作。当时，多萝西跟我还不太熟悉对方，但是我们开始指出女性赋权、性别平等和他所秉持的那些激进政治观的平行关系。原来真的有效。

因为我们一对一地说服成功了，多萝西建议说，我们应该组个组合，给一群人讲我们的看法和主张。这样，我们都可以谈谈我们不同但又平行的经历；当我停住，完全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她就可以补上。

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一个黑人女性和一个白人女性组成的组合，比起我们单个的演讲来说，吸引了更多元的听众。我还发现，如果我对听众坦白我对公共演讲的恐惧，他们不仅会很宽容，还会给予我同情。公共意见调查指出，比起害怕死亡的人，害怕公共演讲的人更多呢。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从学校的地下室开始，最初只有几个人，坐在折叠椅上听我们说话。后来，我们发展到在社区中心、某联盟或协会的礼堂、郊区的剧场、福利权倡导团体、中学的健身房、基督教女青年会，我们甚至去过一两个足球场。很快，我们就发现，人们共享的那些人类本质还有个人的独特性比任何出生时被定下的标签都要有价值——无论是性别、种族、阶级、性向、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或是任何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我没有把在路上的第一个十年用作参加类似商界和专业女性协会、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组织的会议的原因，甚至连全国妇女协会都没有参加过。我朝九晚五地踏上前往各大院校、全国福利权利组织和农场工联合协会的会议的旅途——农场工联合协会是一个由文书员工自发组成维护他们自身权益的新兴组织。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女同性恋小组的会议，她们有时候会被主流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们排斥；此外还有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倡导活动以及新女权主义候选人的助选活动。

慢慢地，我们开始这样看待我们工作的本质：我们在创造一个空间，让听众们可以形成一个大的围圈谈话，以让她们意识到，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些不公平，或者那种想要维持自身特质同时又成为群体的一部分的想法，既不疯狂、也不孤独。就像在那多年前的印度，她们讲自己的故事一样。通常，这样的围圈谈话的时长是我们开场演讲的时长的两倍。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第一次开始公开讲话的时候，对越战争是社会活动的最主要诱因。大楼被人群占领，征兵证都被焚烧了。与此同时，同性恋平权运动也从地下走到公共范围中，土著美洲人运动则在尝试抗议那有目的地毁灭、抹杀他们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行为。对自由的向往是有传染性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几年之后，还是20世纪60年代，比我大概年长十年的女性们开始反抗城郊的“女性的奥秘”，就像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3]在她的畅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求得到女性在有酬工作当中的正当地位。弗里丹大胆地指出，女性杂志强加到读者身上的是美化了的消费者角色——说实话，虽然这是广告商强加到编辑身上的——但是更年轻、更激进的女性们想要的，不仅是一份工作和一块已经存在了的派。她们想亲自来一起烘焙一个新的派。

最终，这些更加保守的女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女权主义应当包括全部女人——女同性恋者、靠福利过活的女人，还有被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性别和种族影响的有色人种女性等所有人——而在听到“内部系统改良和外部革命同样重要”这样的观点时，性别和阶级上更加多元的激进派们也不再对它嗤之以鼻并高高在上了。虽然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群体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旅程，也曾经创造了痛楚和误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她们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同运动的倔强而理想主义的、多元而又有效的部分。

我刚好夹在这两队女人之间——一队在尝试融入，而另一队在尝试改造自己。但由于我当时只有30岁出头，我被更加激进、更加年轻的一队吸引过去了。我没有结婚，也住在郊区。我一直都在工作、付出劳动，但是在新闻行业的性别区隔，那就不是玻璃天花板了，简直就是玻璃盒子；另外，在印度的经历教会了我——变革是要从底层开始的，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还有，种族、种姓歧视会使女性受到的压迫以双倍、三倍地增长。

很快，女权主义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各地——有些人看待女权主义，就如同看到山林火灾一样，会在心里敲响警钟。对宗教右翼、大部分主流人员来说，我们是在藐视上帝和家庭，还有父权主义。对于左翼和一些主流人员来说，提起妇女问题其实会使人们分散对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有其他更加重要斗争的注意力，因为男人也会受到影响。可是，“平等”这概念是如此具有传染性，以至于右翼的人很快就把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危险的，并把它跟现实人文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摆到一起。美国主流派别开始支持在公共意见投票中要“平等”，虽然这里面的一些问题仍然被定为简单的“生命”问题——比如说性骚扰和家庭暴力。

在多萝西怀上孩子之后，她决定要减少旅行，而我的拍档们就变成了一些朋友或是同事，比如玛格丽特·斯隆（Margaret Sloan），她是一位来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女权主义诗人、社会活动家；还有弗洛伦斯·肯尼迪，她是一个民权主义律师，也是一位永远出口成章、魅力四射的演讲者。尤其是弗洛伦斯，她改造了我。比如说，当我感到我必须要用数据来说明歧视的存在时，她把我拉到一边。“如果你倒在水沟里，脚还被一辆卡车压住，”她耐心地说，“你可不会先叫一个人去图书馆查查那个卡车多重吧。你肯定是想办法把它弄走呀！”

我总是先发言——如果我跟在弗洛伦斯后面发言，我就会把气氛的高潮浇灭——然后我们都会谈我们自己经历过的、眼睁睁看着才华因被想象出来的种族、性别、阶级、性向限制而被浪费的事件，等等，还包括“男性气质/阳刚气”的桎梏如何限制男性发展。为了使演讲者和听众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尽量做到把时间平等地分配给我们的讲话和听众的自由发言。我知道当会场一端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而会场另一端的一个人应答时，我们的工作便奏效了。人们站起来，谈论着那些他们可能没跟任何朋友讲过的想法或是经历。

作为演讲者，我们又一起或分别地否定了另一个用来打击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我们都是“白人中产阶级”，这是当时媒体使用的一个短语（还有现在相信当时那些媒体剪报的学者），弄得好像这是唯一的一个描述妇女运动的形容词。实际上，第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对性别平等概念的调查显示，相比起白人女性，有超过一倍的黑人女性支持性别平等。如果这个调查包括了拉丁裔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的话，调查结果可能会更加戏剧化。毕竟，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一种形式的歧视，你会更容易发现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紧紧扭在一起的——就像格林尼女士和其他千千万万人经历过的那样——这两种歧视不能分开来挑战。

我与一个多种族人员组成的队伍一起踏上旅途，他们教会了我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重要而又使人不安的现实。比如说，虽然我们都在谈论着妇女解放，但是，记者会问我关于妇女的问题，而问多萝西、弗洛伦斯或者玛格丽特关于民权运动的事。这是真的——即使弗洛伦斯比我年长18岁、是一位非常公开的女权主义律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后来我们学会了，首先让这样把我们区别对待的行为继续一小会儿，然后再抗议——弗洛伦斯用愤怒、幽默或引用历史来应对，而玛格丽特则会背诵起索茹尔内·特鲁斯（Sojourner Truth）的诗句“可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来反驳。这只是大问题的一个小小表现而已：许多有色人种女人在女权运动中做出的先锋贡献，在媒体中被隐形了。因为影像可以遮掩真实，所以只有数十年的斗争才能让这不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有的时候，性别政治以非常小而又奇怪的方式存在。比如说，在我三十五六岁，宣称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之前，曾经被称为“漂亮女孩”。在那之后，我发现我被称为“美人”。我的外表前所未有地成为描述我时要提到的事，还有就是，别人告诉我说，我的样貌是我得到这些注意力的唯一原因。在1971年，《圣彼得斯堡时代》报纸头条这么说，“格洛丽亚的美丽遮掩了她的政治目的。”几年之后我才搞清楚，对同一个人突然改变评价的原因。我被拿来跟“女权主义者在传统意义上毫无吸引力”这种期待作为比较——然后描述我跟那刻板印象的强烈对比。潜台词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男人娶你，你要什么同工同酬呢？

这样的事情演变成了一种攻击——有人说，别人愿意听我演讲，单纯是因为我的样貌，还加上了媒体编造的一些推论。虽然在那个时候，我的整个自由撰稿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文章得以刊登是因为我的样貌，但现在，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样貌”却成为了解释一切的理由。更别说有的时候，事实恰好相反——我的文学经纪人曾经帮我联系到一个国家性杂志社的编辑，而那个编辑把我打发走了，说，“我们不要一个美女——我们想要一个作家。”“她所成就的一切只是因为外表”这样的偏见，这种伤害人的指控一直阴魂不散，甚至陪伴我进入老年。

幸运的是，旅行和演讲让我接触到了许多充满南方气息的、有常识的听众。比如，有一次，一个记者提出关于我外貌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比我讲的任何一件事都重要，一位年长的女士从听众群中站起来。她说：“别担心，亲爱的，”她用令人心感安慰的声音说道，“对能够参与游戏——并且赢——的人来说，能说‘这个游戏值个屁。’很重要。”

我也从我的演讲拍档身上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当我们在南部的时候，听众中某个男人可能会想一个黑人女性和一个白人女性一起走在旅途上，那她们肯定是女同性恋吧。弗洛伦斯·肯尼迪设计了完美的回应方案：“那你比得上我吗？”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女同性恋——在那些日子，所有的单身女权主义者们都被认为是女同性恋——我学会这么说：“谢谢。”这句话没有承认任何事，但是又使指控者感到困惑，既表达了对女同性恋女人的团结情谊，还给听众带来欢笑。

我也开始感激这种只有当我们都身处同一个地点的时候才能达到一致的双向理解。它渐渐地让我觉得，我越来越愿意一个人出去演讲了。紧张感还是会有的，它就像疟疾一样，但是我知道听众也可以成为我的拍档——只要你听得跟讲得一样多。

在我参加了一个作家和编辑组成的小组，准备开办《女士》杂志之后，我不仅为了杂志刊登的题材而旅行、奔走，也要做广告营销——很多时候，对方是汽车制造商，他们会非常不情愿，因为他们深信最终拍板买车的一定是男性；有的时候对方是女性用品制造商，我就得解释，为什么《女士》杂志不刊登、推销关于时尚、美容、烹饪等的广告；还要劝服杂志报刊摊的买卖商家同意卖一本和其他的女性杂志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女性杂志。我记得我是如何穿州过市，给那些在清晨把成箱杂志搬上卡车的人们买咖啡和甜甜圈，希望他们会替我劝服那些报刊买卖者至少打开箱子看一看。

很快，我的旅途任务又多了这些——进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倡导活动，参与代表大部分女性的需要和观点的女性参选人或是持有同样观点的男性参选人的助选活动，还有就是给这项我如此关心、热爱的运动筹款。

在20世纪80年代，我出版了我第一本真正的书——《离谱的行为和日常叛乱》，并发现，作为作家的巡回新书推介是一种新颖的公路旅行。居然是有“作家陪伴人”这样的职位的——他们本人通常也是自由撰稿者——然而他们熟悉每个城市，拖着作家们进行签名售书会和媒体见面会。当时的这些，加上在20世纪90年代我出版的两本书和随之而来的更多巡回推介，我意识到，书店是非常棒的社群中心。任何人都可以来，不管他们能不能买得起一本书。而那为讲话和签售预留的场地，则成了对围圈谈话的邀请。没有任何电脑可以提供这种陪伴，书店越是私人，这样的围圈谈话就越容易存活下来。

我知道某些作家尤其讨厌巡回售书——如果我被迫要不断重复说我小说的情节，我可能也会讨厌——可是我对这些自发的集会非常热爱——在购物中心、大学书店和大型连锁书店、无法取代的特色书店、任何有咖啡的地方、有舒适座椅的地方，还有陈列着书供人浏览来让人们发现他们从未发现的兴趣的地方。最近，当我的一本书在印度出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巡回推介，从斋蒲尔（Jaipur）到新德里到加尔各答。那些巡回推介会的地点，也是从大的、美好的连锁书店到小的、充满了讨论和艺术的小店。总而言之，如果要我从纽约到开普敦（Cape Town）到澳大利亚到香港选一个地方来闲逛放松，一个书店就可以了。

每个作家都创造了他/她的一片独特世界/风格。我看过贝特·迈德尔（Bette Midler）[24]给她成百上千的、排队排到街区之外的粉丝们签完最后一本书——与此同时她正戴着一顶神气的、弄得看起来像是一架钢琴的帽子。“伊朗门”[25]武器丑闻中的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由两个佩枪保镖陪着出现，一个问题都不回答，只是给《战火之下：一个美国股市——奥利弗·诺斯爆炸性的自传》一书签名。那位因为组织家政工联盟而获得了麦克阿瑟奖[26]的蒲艾真（Ai-jen Poo），则干脆把签售会变成了集会。所有人离开她组织的集会时，都认为生命悠长不是一种恐慌，而是福祉——在2035年前，85岁以上的美国人将由现在的1200万翻一番——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家庭护工，而这些家庭护工值得跟其他工人一样享受相同的法律权利。

总而言之，我无法想象科技完全取代书店，就像看一部关于国家的电影根本无法取代亲身造访一样。无论我去哪里，书店仍然是城镇广场里我首先会去的地方。

1977年休斯敦的全国妇女大会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些对我们的生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我发现大部分人被问起生命中是否有这样的事件时，都会举例说起一些让他们感受到情感连接的事情——有可能是目睹了新生命的诞生，或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走在纽约街头，又或是看到一幅从外太空拍摄的我们这个脆弱星球的照片。

我的“事件”大概是一件你从来没听过的事：1977年在休斯敦举办的全国妇女大会。这个大会大概能获得“最不为人知的重要事件奖”。在那三天里，加上最终让我得以参加这个会议的两年努力，我的生命被一种新型的连接改变了——我与社会问题、社会可能性还有我在奋斗的战壕中结识的姐妹们连接了。或许可以这么说：那可是一场终极的围圈谈话。

我不是唯一一位被休斯敦会议改变的人。在会议举办后的那些年，我遇见了很多曾经参加过这次会议却有着不同身份背景的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位都告诉我，她们曾多多少少被这次会议改变；她们改变了对世界、对女性，或是对自己拥有的“可能性”的希望和想法。18000名旁听者从56个不同国家来到休斯敦参加会议，又因为代表团是被选出来代表各州各地的，所以这次与会者应该说是美国大型会议中在地理上、种族上、经济地位上代表性都最全面的一次——比国会的代表性都要全面得多。在休斯敦会议上被投票表决的事件也是从各州各地甄选出来的。这是一次属于妇女这半边天的宪法会议。毕竟，我们在第一次宪法会议上是被排斥在外的。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从未听说过这件大事——我会觉得很开心。所有事都是从1972年开始的，联合国将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跟国际儿童年和国际家庭农场年齐名。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Gerald Ford）任命了一个由39人组成的代表团来代表美国妇女，同时从国务院中挑选了一位男性来作为这个代表团的领头。

可是最终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却是一位有宏图伟略的女国会议员——贝拉·艾布札格（Bella Abzug）——她志在查明这个国家的女性这一半人所存在的真正问题和希望。在她的支持下，女议员帕齐·明克（Patsy Mink）和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分别成为了一份具有革命意义的立法提案的联合撰写人和联合参谋人。这份提案倡议联邦政府赞助56场公开并保证经济地位和种族代表性的会议，为期两年，各州各领地都要有一场。在每场会议中选出来的代表团则会带着同时选出的、值得讨论的议题参加在休斯敦举行的全国会议。在休斯敦会议上，代表团将投票表决通过一个《全国行动纲领》。这场会议的目的不仅是向世界展示出美国女性的风貌和决心，同时也是要向在华盛顿和州议会的领导人们表现美国女性的态度和要求。最后，我们要为那个经典的问题得出一个民主的答案：女性想要什么？

我想不到除了贝拉，还有谁能想出要组织这样一个大型的系列活动来，更别说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雄心壮志来让国会掏腰包了。虽然我曾经和她一起在倡导活动中呐喊——不管是在热爱她的曼哈顿，还是在惧怕她的华盛顿，又或是在一个依赖于她的妇女运动中——我也从来没看过她尝试做这么大型的事。各州、各领地的女性都会被邀请来辩论并决定那些有争议性的议题——比如生育权和堕胎权、福利权、女同性恋的权利、家庭暴力，还有劳工法中对家政工的排斥。她向国会要求的1000万美金，实际上是个便宜交易——分摊到每个美国女人身上，每个人只有28美分。可是国会震惊了。对此的投票决议被延后到计划中的第一次州会议的一年之后；而最终决议把要求猛斩到了一半——最后只批了500万美金。可这钱还是批下来了，而全国妇女会议则被安排在1977年11月的休斯敦进行。

为了组织这个庞大的会议，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了一组新的“国际妇女年”理事会。作为这个理事会中的一员，我和另外约三四十名会员最终花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跑来跑去，组织这56场、每场两天的会议。

我必须得坦白——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害怕。这个有挑战性的活动组织大得有点像总统选战，资源却只是选战的一小部分。我们要在每一个州和领地帮忙组织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规划团体，这包含了那些可能从未一起工作或活动过的组织。我将会学到抗议别人做出来的条规和自己做这些条规这两件事间的巨大差别——这是“要”和“做”之间的差别。

我们代表团的选举程序非常公开以至于它有点可怕了。只要最后出来的州代表团结果是既有种族代表性又有经济阶层代表性，任何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参选。

即使会议成功举办，它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这差点就成真了。我们好像开采到了地底的欲望之泉一样，女人们纷纷涌来参加会议，人潮把我们用小额经费租来的校园和政府大楼都挤满了。在佛蒙特州（Vermont），超过一千名女性在冰雪中步履艰辛地前来参加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妇女会。要不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自带午餐，又主动帮忙带孩子，我们就遇上大麻烦了——这还只是所有州会议里面的第一场。

在阿拉斯加州，一个本来只为容纳600人设计的礼堂最终挤满了超过7000人。幸运的是，许多女人都自觉地坐在地上。

在纽约州的首府阿尔巴尼（Albany），超过11000人——这比我们本来预计的四倍都要多——在闷热七月中的政府大楼外排队进入会场，还有许多人晚上在不通风的地下室等待选票统计结果。我本来打算只在阿尔巴尼参加开幕典礼，然后就回家写作维持生计，可是最终的结果是——我在会场驻留了两天两夜，没床睡也没有刷牙，只为了帮忙统计选票。

在其他州举行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我们从前似乎是住在一个愚人天堂里——不是每个人都致力于把大部分人的意见表达出来。举个例子，在华盛顿州，只有大概2%的人口是摩门教教徒[27]，但来参加华盛顿州会议的女人们却有一半是摩门教教徒。这样的比例错失在密歇根州和密苏里州也同样上演了：这是摩门教大力阻止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后称平权修正案）的手段，他们意图妨碍《平权修正案》的批准和签署过程，还有影响最后在休斯敦会议上对它的表决。虽然超过60%的美国人都支持这个法案，一个摩门教的女人要是公开表示支持，她就得被逐出教会。[28]有的人说摩门教这样反对《平权修正案》是因为他们害怕《平权修正案》会给予女人平等和家庭以外的可能性，把女人从传统的性别角色里面解放出来；另有些人则指出，如果“性别”也像“种族”那样被立法禁止作为估算保费的考虑条件，那摩门教拥有的保险公司则会有亏损。（打个比方，一个不抽烟的女人经常被要求交比一个吸烟的男人多的保费，因为平均算下来，女人的寿命更长。）反对《平权修正案》的文献也提出，平等法案将意味着不分男女的洗手间、女性参与战争、丈夫不养妻子，等等——这些没有一项是真的。

有这样一种理论：事件的透明化反而能治愈误解。贝拉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来揭示一个宗教团体在代表团里过度增加来自本团体代表的意图。那些来自摩门教政治力量强盛的州的州议员则指控贝拉有宗教偏见，要求她公开道歉——她只得道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向权力低头。

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也一样反对这种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在密苏里州，教会用大巴载来了大概500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男女，让他们参加州会议——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听投票前的公开讨论环节（这可能可以改变他们中一些人的想法），但刚好能赶上投票。在很多州，天主教团体都带来了反堕胎和反计生的小册子和示威标志，虽然——可能是“因为”吧——天主教妇女们跟非天主教女人们一样对它们有需求。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投票给“家政是女性最重要，也是得到最高回报的职业规划”这条议案，然后匆匆终止会议。我开始意识到对某些人来说，宗教其实是一种不能轻易批评的政治形式。

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29]对这种多种族代表性的会议非常警觉，以至于他们的成员不惜搬请救兵，选出了一个差不多全是白人的代表团——而这个州实际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黑人。[30]最终，我们做出了一条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决定：会议选民必须要以个人身份提前登记，不能被大巴载着集体来然后在门口匆匆登记凑人数。

其中一个明尼苏达州民主农工党女权主义干部会议的创始人柯瑞尼·荷！堡（Koryne Horbal）发现：反平等组织在到处分发写满了要在休斯敦会议上提出的反对议题的册子，与此同时，支持平等的团体却没有分发任何东西，也没有告诉大家我们要支持什么。于是她把所有那些支持平等的议案写进了一个《国家行动计划》（后简称《计划》）里面，然后做了一些写着“我支持《计划》”的徽章，又花了几周的时间打电话给代表团成员，解释为什么《计划》中的那些议题如此重要。只要到了休斯敦，她做的这些创造了清晰度和理解度的工作将扭转大局。“我支持《计划》”的徽章将帮助女人们认出那些她们本不认识的同僚战友们，就像反平等的代表团成员们通过“反对《平权修正案》”

的红色徽章认出彼此一样。

这漫长又艰难的、诙谐又教育人的、让人气愤又让人团结的、一切慌乱又让人疲惫的两年可能减短了我们所有人的寿命。

可是这是值得的。在1977年一个炎热的十一月的一天，2000名代表团成员加上大约18000名观察员开始涌入休斯敦最大的体育场。要讨论的议题很多，从艺术到社会福利，然而我们只有三天来对他们进行投票表决。这导致了一种紧急又兴奋的感觉，甚至还带有一丝丝的恐惧，害怕大会过程中会出岔子。同时，数以百计的反《平权修正案》、反堕胎人士等在会场外举着示威牌希望这个大会不能成功举办。在城的另一头，一个由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31]领导的右翼宗教“反对会议”得到了同等媒体报导的重视——他们指控我们的全国妇女大会是反家庭的、反上帝的，因此这个大会没有广泛代表性；但不用说，这些“反对会议”的参与者根本不是通过投票选举出来的。

我只能希望贝拉的策略——比如说，邀请所有她能想到的民主标志人物出现——会传达出我们这个大会的不同。被邀请的人有第一夫人们，女童军的护旗队，甚至还有那些从争取普选权的标志地点塞尼卡瀑布城（Seneca Falls）和纽约出发，举着火炬接力赛跑的女运动员。右翼的电台主持人对第一夫人们的出现进行了攻击，而菲利斯·施拉夫利在阿拉巴马的支持者则说服当地的运动员拒绝参跑朝向休斯敦的关键高速公路段。还好，一名年轻的休斯敦女性不惧危险，飞到阿拉巴马补位了。

那数以千计的代表团和候补人员开始陆续抵达时，几个商业会议却延迟离开休斯敦酒店，导致我们的代表团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能办入住登记手续。

我沿着大堂的队伍走来走去，保证大家心情稳定，保存信念。从其他遥远国家而来的观察者们在那些从未离开自己州的女人身边扎营；支持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运动员[32]和坐在轮椅里的女残疾人权益倡导者共分一杯羹；土著夏威夷人则与土著阿拉斯堪人谈论对比着他们的长途旅行；拥有权力的商界、政界妇女领袖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排着队。除了一两场小风波之外，大多数女人看起来都在一种庆贺的、欢乐的混乱中慢慢开始对彼此熟悉起来。要不是我当时被反对派抗议和我们的重要目标的这种混合弄得很紧张，我应该也会感到很欢乐的。但当时我只想回家，把我的头埋在枕头下面，然后把这场让我如此在乎、又如此害怕失败的大会完全忘掉。

在这混乱的中间，来自印第安领地的大概20个女性代表团成员开始自己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了。她们在大堂里放了一张手抄的通告，通过这个找到了自己的大集体。当时没有什么会议室可供使用，她们就在女士休闲室里面的一个花哨的前厅里组织起围圈谈话。这些来自印第安领地的不同而又互相远隔的地方的女人们，在这之前根本鲜有机会相见。当她们告诉我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第一次闪过作为大会组织者的骄傲：只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一切都值得了。

在那洞穴一般的体育馆里，穿着红色T恤衫的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们开始引领代表们进入地面会场。人群慢慢地坐满了一米米以州划分的椅子片区——就好像总统提名会上一样。在外头，示威者还是愤怒地叫喊着，但是他们的声音慢慢就被在地面上的代表团们和看台上的观察员们的嗡嗡人声掩盖了。

在看台中间的过道上，两个年轻女跑手带来了从塞尼卡瀑布城传递而来的火炬，奇迹般地正好赶上让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33]宣读她为这次大会而特地作的诗。我从大舞台的后台观察着前面：两名前第一夫人，还有现任总统的妻子——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贝蒂·福特（Betty Ford）和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三位夫人[34]——正在向代表团问好。这三位夫人得到了那些社会活动家们的鼓掌欢迎——而这些社会活动家可能示威反对过她们三个人的丈夫。来自墨西哥、印度和日本的举着牌子的观察员们为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这位得克萨斯州的黑人女议员的演讲而欢呼——她以优雅的辞藻演讲，倡导成立一个“家庭人权计划”。随后，一些十几岁的少年们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eret Mead）的反核演讲而全体起立鼓掌——虽然我知道他们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热情好辩的老太太是谁。

会上有26个议题的政纲条款需要讨论，它们都来自不同的州议会的投票结果，议题涉及广泛，从儿童保育谈到外交政策——热情的辩论和一股担忧的暗流同时存在——我们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这些议题都讨论完。过了几个小时，代表团成员们轮流换位，会场的格局看起来好像是托斯卡尼尼（Toscanini）[35]在指挥着一个巨大但混乱的交响乐一样。我听到难懂的关于议事程序的辩论，又听到那令人心灵悸动的演讲，还有那打断所有东西的示威，也看到很多抱团行为。

我真是没法想象，莫名其妙地，事情的进展和一种幽默感在同时蔓延。

虽然那些戴着“反《平权修正案》”徽章和美国国旗徽章的女人们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那充满争议的性取向政纲还是被通过了。大会支持女同性恋者的权利，认为她们在就业和儿童抚养权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最让人惊喜的是，贝蒂·弗里丹在地面会场讲话支持这个政纲，把她坚持了差不多十年的“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亲手画上句号——“薰衣草威胁”一开始是贝蒂自创的有名说法，她曾经认为把女同性恋者包含到妇女运动里面会破坏甚至毁灭整个运动——而“薰衣草威胁”这个说法现在却已经被女同性恋团体采用，她们带着幽默和蔑视，反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社会行动名号。最后，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认为女权主义应该联合所有的女人，而反对女同性恋的这种偏见只会被变成反对女人的工具。

直到那个时刻之前，我都一直担心大会中的反对意见比我们这些人还团结统一。比如说，反对计生和堕胎的人群同样反对同性性关系。表面看来是不太有联系，但是宗教右翼人士反对任何非繁殖目的的性关系。可现在，代表团的大多数也统一了，她们认可人类的性表达可以并不止是为了繁殖，而同样可以是为了愉悦和建立感情的纽带。

第一天的会议马拉松结束之时，贝拉终于放松下来，说：“晚安啦，我的爱人们！”——大家笑着欢呼。

我在会议上接到了一个突然任务：很多有色人种的女性核心干部们要求我去做会议的记录员。我从一个酒店房间跑到另外一个酒店房间，从一个会议跑到另一个会议，写下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然后总结出来，征求她们的同意，同时附上那些比较独特的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为所谓的“少数女性政纲”写出一个后补的材料；“少数女性纲领”从独立的州议会中被提出来了，但是有色人种女性还没能组成小组一起见面。亚裔美国人从夏威夷到纽约都有分布。西班牙裔的核心干部主要是奇卡诺女人（Chicanas）[36]，来自一个海岸；另外的波多黎各人则又来自另外一个海岸了。黑人们则来自各地，而印度裔美国人和阿拉斯堪土著核心干部分布最广。休斯敦会议是她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一起见面来组成并提请一个囊括她们共同又或独特的议题的纲领。但是如果选择日间见面的话，她们就会错过地面会场的投票环节。就像平时那样，为了受到双重歧视的人谋福祉，同时也代表着要做双倍的工作。

我被她们快乐地称作“我们的令牌”——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是有色人种女性，却在清晨或会议结束之后，在纲领起草小组会面的不同酒店房间之间穿梭的人。我总结她们那些共同的语言，列出那些独特的议案，然后把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让她们所有人阅读、批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同时也加重了我已有的焦虑。我很担心我会把事情搞砸，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亲自到达每个小起草会的会场，毕竟大会本身就已经很混乱了。

当我从一个核心会议赶往另外一个核心会议的时候，我看见女人们在任何可能扎营的平面上围着吃早餐或者是夜宵，食物从休斯敦人认为是贝果面圈的东西，到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比萨。在300个黑人代表团成员中，有非常熟悉议会程序的立法者，也有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的人；有穿着丝绸裙子的“四-十八-八社团组织”（Del-tas)[37]成员，也有穿着军靴的学生；有对投票本身没有信念的激进派，也有像多萝西·海特这样的公民权利斗争的“老兵”——她从还是年轻女孩的时候就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38]见面并为公民权利奋斗了。

黑人女性提出了关于种族歧视和贫困的涵盖性议题；亚太裔核心会议则又在这基础上加上了语言障碍、血汗工厂还有军人妻子来到美国之后的孤立无援；西班牙裔核心会议上，她们讨论了奇卡诺女人被遣返回国，被迫离开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而波多黎各人完全不被看作美国公民；古巴人则因美国与她们本国的关系紧张而被切断与家人的来往。我们得想出一个方法把所有的这些都放进一个后补的“少数女性纲领”里面，而“纲领”需要被传达到地面会场上，通过所有代表团成员的投票表决。

然而，我对印第安裔美国人和阿拉斯堪土著的核心会议却感到全无准备。这些来自印第安领地的代表团成员得给大家做最多的“科普”。比如说，当一个土著女人热情高扬地谈论着“解约”的时候，在少数女性核心会议里的其他女性会以为她是在说“堕胎”。[39]当其他有色人种女人在主流文化里面为平等奋斗时，土著女人们是在主流以外争取附加的部落主权问题和自治问题。通过条约，土著领地应该和华盛顿拥有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但在现实里，他们甚至不被允许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学校里教学。就像其中一个土著代表团成员说的那样，“其他美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有历史、家庭和基因图谱。如果在美国，法语、阿拉伯语可能被人遗忘，但至少他们在法国、阿拉伯国家会被使用。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国家，如果我们的语言被消灭了，那它们就回不来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消失了，那就真的完了。”

从聆听中，我开始意识到，我对我自己国家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一无所知。这些文化挣扎着保存并恢复一种平衡——男女之间的平衡，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平衡——这些本就存在，而现代社会正义运动还以为这是运动中的一种新发明。就连“印第安领地”这个用词，其实也不仅代表在美国境内的自治领土，同时也代表在所有大小城镇里面的一种社群感——只要在“第一民族”居住的地方。一个彻罗基族社会活动家对我说：“印第安领地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家、保留地或城市的一种缩略写法了。它是别人对我们的认知，也是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

我也发现，对比起其他妇女群组来说，在这里，幽默甚至更加是一种生存策略了。就像有人问的那样：“哥伦布把原始人叫作什么？”答：“拥有平等的女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知道得很少——同时我也意识到了，我想要学得很多。

最后，紧急的议题被简略成了一个短语，它们得短到可以组成一个纲领来代替原有的“少数族裔纲领”。在它被呈交到地面会场之前的几分钟，每个有色人种女性的核心会议中派出一人，在空的衣帽间集合以对纲领文本做最终的批准，然后她们就冲回地面会场，围在巨大体育馆中间的一个麦克风旁边。

首先，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40]宣读了序文，她讲述了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位年轻的加州女议员把300名背景各异的黑人核心会议成员集合在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学到了非凡的组织技能——这使我们感觉很荣幸。

然后，彻罗基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比莉·那芙·马斯特斯（Billie Nave Masters）代表土著美国人和阿拉斯堪土著核心会议发言，提出她们独特的主权问题，并且请求“地球母亲和伟大灵魂”的帮助。这种用词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政治性的行动计划中，但是我请求核心会议的其他成员让我把这些用词保留在文件中。在黑人会议中的一位较为年长的女人同意了。“只有这种语言才是我祖母那代人会在乎的东西，”她说，“议题是头，而这样的语言是心脏。”当比莉把这些话读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代表团中有人站在了椅子上，看是谁在读诗。

下一个人是真理子·谢（Mariko Tse），一位年轻的日本裔美国演员，她提到了亚太裔的美国人必须面对语言障碍、文化偏见、血汗工厂的现实。除此之外，还有亚太裔人被刻板印象地认为是“少数族裔的标杆”，因为他们不会反抗，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轮到西班牙裔核心会议组，三位代表团成员——墨西哥裔美国人代表桑迪·塞拉诺·西威尔（Sandy Serrano-Sewell），古巴裔美国人安娜·玛利亚·佩雷拉（Ana Maria Perera）和来自波多黎各参议院的塞莱斯特·贝尼特斯（Celeste Benitez）一起来到了麦克风前。这是讲西班牙语的不同人群第一次跨越国界地公开统一到一起——虽然早就有人鼓励男人们这样做。她们轮流读着讲稿，肩并肩地讲述她们的所有主张，从移民权利、移民工人的最低工资到提醒媒体讲西班牙语的记者不是“外国”记者。

最后上台的是科丽塔·斯科特·金[41]，她身边有保镖，这对大家来说是对过去悲剧和现存危险的提醒。她提到年轻黑人女性的失业率甚至比年轻黑人男性的要高，又谈到了对黑人家庭的住房偏见和有被收养需求的黑人孩子等。

然后她代表所有的核心会议小组说话，要求我们“代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少数族裔女性来热情地拥抱和支持这个决议！”有很多鼓掌欢呼的声音，但是她的声音再次盖过了这些欢呼声：“让这样的信息从休斯敦出发，传遍这整片土地吧！这里有一股新的力量，一种新的理解，一份对抗这土地上生出的所有不公平的新的姐妹情谊。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再也不会被打败！”

伴随着颂歌的声音、喝彩和泪水，2000位代表团成员鼓掌通过了新的“少数族裔政纲”，那是会议的一个高潮。我对我在这过程里面扮演的促进角色而感到骄傲，就跟我对生命中其他的成就感到骄傲一样。

在这如洞穴一般的大体育场的后方，有人开始唱起《我们一定会胜利》。就像海洋中的浪一般，人们纷纷站起来一起唱。我看到一对来自密西西比州代表团的白人男女向身边的人伸出手臂，彼此拉着手站了起来——要知道，这个代表团可是由密西西比州被三K党部分占据的州议会选出来的。

第二次合唱的时候，坐在看台的观察员们和媒体也都站起来加入了合唱。合唱结束后，人们高举双手过头，大声诵扬着：“现在这是我们的运动！”看起来，没有人想要这个时刻结束。

我很惊讶我居然流泪了。这些女人们信任我，因为我可以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帮助她们——而我又在这当中发现了有两件事是可以集合到一起的——写作和社会运动。在这之前，这两件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是分离的，甚至是把我撕扯开的。

从那两年开始，我把我的生命划分为了过去和以后。

在休斯敦会议以前，我投票同意从我们那紧缺的活动资金中拿出一些钱来雇佣一些退休警官为我们的会议做安保工作，以防止那些带有敌意的反对示威者的冲击。

在休斯敦会议以后，我意识到那些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女志愿者有着更多的社会运动经验，她们在安保方面甚至比那些退休警官都做得好。原来，我对她们缺乏信心，实际上是因为我对自己缺乏信心。

在休斯敦会议以前，我知道女人在小组里面可以变得很勇敢，也能对对方很忠诚，并尊重彼此的信仰。

在休斯敦会议之后，我才知道，女人在大数目的群组里面也能做到以上那几点，并谈论非常严肃的话题，不管她们得横跨多少差异的鸿沟。

在休斯敦会议之前，我说女人也能组织并运作起大的公共活动，至少跟男人们一样强。

在休斯敦会议之后，我完全地相信了这一点。

在那令人动情的闭幕典礼的结尾，代表团和观察员们都一起唱歌并欢呼起来，女人们在会议场地逗留了几个小时而不愿离开——她们谈心，互相交换地址，保证保持联系。她们看起来不想离开这个我们待了三天三夜的空间。最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垃圾桶和空椅子中间，感到我的肾上腺素慢慢消退，而疲惫渐渐来袭。

我想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人知道或者在乎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从我自己的大学历史课程中，我知道长达一个历史的废奴主义者和扩大参政论者[42]的工作被缩短成了课本中的几段话。有吸引力的人会被历史变成看起来遥远、无聊又无关痛痒的人。在新闻报道中，休斯敦会议跟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对巴勒斯坦简单而象征化的访问比起来，黯然失色。

好像是被我的怀疑召唤了一样，三位年轻的土著女人穿越体育场的地面朝我走来。一个手里拿着一条带红色流苏的围巾，边缘有紫色和金色的蝴蝶结；另一个拿着一条长长的串珠项链，上面挂着蓝色和白色的圆形雕饰。她们把这条围巾围在我的肩膀上，并解释说我可以在祈祷仪式上跳舞的时候戴着它。“你一定要在祈祷仪式上跳舞啊。”其中一个笑着说。她们把项链戴在我脖子上，告诉我说这能保我平安。“如果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话，你会需要这个的。”另外一个抱了抱我，说道。然后，她们带着神秘离开了，就跟她们来时一样。

未来要是有机会在祈祷仪式上跳舞，我一定会戴着这条围巾的。当我要做一些我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总是带着这条项链——比如说出席一些让我看起来好像刚刚走出东托莱多或一个拖车场（或者说东托莱多的拖车场也不为过）的建制派[43]聚会时。我戴这条项链戴得太频繁了，以至于我得把脱落的一些珠子存放在一个小碗里。

当我从休斯敦回到家以后，我睡了好几天。然后我就开始读其他女性写的关于这次会议的事。其中一份回忆是来自比莉·那芙·马斯特斯的，她当时在地面会场宣读了美国土著人的决议，就是那部分带诗歌的。“人们不把你当回事，而你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她写道，“印第安人接受了这件事，就如同接受历史中我们失去的许多东西一样，我们走开了。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在休斯敦会议上被摒弃了……休斯敦会议是我生命中最强烈而又最有意义的一次体验。”

我们的背景如此不同，可是我们对休斯敦的感受却如此相同。对比莉来说，找到这样一场把印第安领地包含、考虑在内的公共活动实在太难了。对我来说，这是惊鸿一瞥——我看到了一种生命之道——人们的目标是创造围圈，而非创造等级制度。

如果当时没有这惊鸿一瞥——当然，这证明了我们还可以再做到这样的事的——我就不会这样踏上旅途，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国家，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自己了。

【注释】

[1] 译者注：旧时印度对欧洲已婚妇女的尊称。

[2] 译者注：印度女性传统服饰。

[3] 原注：广告和好莱坞电影都在把拥有汽车这件事浪漫化，同时，底特律的人们则在进行法律游说要停止——有时甚至是买下并破坏公共交通——从东部城市的有轨电车到加州海岸的火车。同样的事还包括建筑工业努力售卖独栋房屋，而非公共房屋。

[4] 译者注：一种印度粗布。

[5] 译者注：“第一民族”是数个加拿大境内的除因纽特人和梅蒂人之外的北美原住民的统称。他们组成了国家级代议机构——第一民族议会。

[6] 译者注：此指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7] 译者注：英国作家、诗人、园艺家。

[8] 译者注：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

[9] 译者注：美国黑人运动家，主张暴力革命。

[10] 译者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1] 译者注：美国投票权活动家，民权领袖、慈善家。

[12] 译者注：此指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南部发生的在黑人妇女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绝育手术，此举被称为为了降低贫穷黑人的数量。

[13] 译者注：当时的黑人女性歌唱家。

[14] 译者注：当时的黑人女性歌唱家。

[15] 原注：在重审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就在游行开始之前，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译者注：一位享誉巴黎的美国舞女）穿着法国抵抗运动的制服，讲述了种族主义导致她最终搬到了法国的故事。黛西·贝茨（Daisy Bates）（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是唯一一位被官方列明要在游行中讲话的女性。她是代替默莉·埃弗斯（Myrlie Evers）（译者注：默莉·埃弗斯现名Myrlie Evers-Williams，美国社会活动家）——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译者注：梅加·埃弗斯是一名民权运动者，惨遭有种族歧视的白人杀害）的遗孀讲话的。梅加在一个月前才在密西西比被谋杀了。但是黛西·贝茨最后因为交通问题没能最终到达林肯纪念碑。男性社会活动家领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由媒体相伴游行，而妇女领袖则在独立大道上游行。安娜·阿诺德·赫奇曼（Anna Arnold Hedgeman）（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女权主义运动家，作家。）是1963年游行准备委员会上的唯一一位女性。她一直不断地要求女性必须要在游行上讲话。

[16] 译者注：马丁·路德·金的女儿。

[17] 译者注：美国著名演员，制片，主持人。

[18] 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美国国会后来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19] 译者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个由美国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旨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全国性组织。

[20] 译者注：美国排名第2的女校和排名前15的文理学院，本书作者也毕业于那里。

[21] 译者注：声望仅次于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运动领袖。

[22] 译者注：英国芭蕾舞女演员。评论家盛赞她为20世纪最伟大芭蕾舞女演员之一。

[23] 译者注：《女性的奥秘》一书作者，美国第二次女权浪潮领军人物，此书主要抨击了女性被认为只属于家庭的传统神话，倡导女性自由地外出工作。

[24] 译者注：美国著名歌手、演员和笑星。

[25] 译者注：“伊朗门”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政治丑闻，事关美国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诺斯是“伊朗门”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被认为在秘密出售武器中起了关键作用。

[26] 译者注：麦克阿瑟奖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设立的，每年嘉奖数十名在各领域显示非凡创造力的美国人。

[27] 译者注：摩门教是从19世纪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后期基督教派。

[28] 原注：在1979年的美国心理学大会上，索尼娅·约翰逊（Sonia Johnson），一位主要的摩门教女权主义者，发表了一篇名为《父权主义的恐慌：摩门教会中的性政治》的讲话。她指控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反对《平权修正案》中忽视了政教分离，并且指责他们在这个活动中非法使用教会的钱款和权力。最后，她被驱逐出了教会。

[29] 译者注：源于美国南部的白人秘密组织，利用暴力反对社会变革和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

[30] 原注：当我们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州有黑人代表稍微过多的现象，这样，我们的全国性会议还是反映了国家的人口状况的。我们没有启动那十分耗时的程序来挑战密西西比州代表团的合法性——据闻，这正是三K党本来以为会发生的——相反，黑人女性核心会议组组织了一场地面抗议，目的是要让代表团知道密西西比的代表组成不能真实反映这个州的状况——然后就罢手。三K党的代表们什么都没得到，只能附和“帝国男巫”罗伯特·谢尔顿（Imperial Wizard Robert Shelton）的宣告“要保护我们的女人，让她们不要受到那些激进的女同性恋的戕害”。

[31] 译者注：女性美国宪法律师，她因反对现代女权主义和领导反对《平权修正案》的活动而出名。

[32] 译者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于1972年颁布，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因为性别被排除在由美国联邦资助的教育和活动计划之外。修正案带来的显著变化是财政对女性体育教育的投入。

[33] 译者注：美国黑人女性民权运动领袖。

[34] 译者注：分别是林登·约翰逊、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总统的夫人。

[35] 译者注：意大利著名指挥家。

[36] 译者注：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37] 译者注：美国妇女团体之一，主要成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致力于投身公共服务，主要工作是非裔美国人的赋权。

[38] 译者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39] 译者注，“终止条约”和“终止妊娠”两者用词都是termination.

[40] 译者注：美国众议会议员。

[41] 译者注：马丁·路德·金的妻子。

[42] 译者注：为妇女和有色人种争取投票和参政权的人。

[43] 译者注：此处指在某一国家或机构内，手握权力或权威的支配群体或精英。

不一样的大学时光

在大学，我住在宿舍里，很开心我不用照顾任何人，只需对自己负责。我想我的同学都对我这种无处不在的快活感到挺困惑的，他们应该把这误解成某种奇怪的中西部人的特性了吧。我读本科的时候在欧洲待了一年，假装在学习但是实际上是在旅游，因为我当时非常肯定我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去欧洲了。毕业之后我和母亲一起住了一个夏天，她当时情况够好。一开始我们在出租屋里住，后来她搬去跟姐姐住，当时姐姐已经结婚了，并在她家给母亲留了一个房间。然后我就去了印度，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一边漫游一边写作。

再次回到家的时候，我却找不到一份可以让我把在印度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的工作。我又继续漫游，做学生政治的工作，最终开始在纽约以自由撰稿来谋生——这是一块熟悉的土地，可总是那么临时。我找到一个公寓，还有一个室友，但是一直都只是从纸箱和行李箱里面拿东西出来用，没有什么家具。在城市的街上，我常常看着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心里重复着那句童年咒语：大家都有家，就我没有。

与此同时，母亲在一个礼品店做兼职，那里很靠近姐姐和她一起住的地方；她追求着她的兴趣，包括东方哲学，还有一个她喜欢的新教圣公会教会，因为那个教堂允许无家可归的人在教堂长坐椅上过夜。她永远没有能力自己一个人生活，但是当她来纽约看我的时候，她看起来又骄傲、又害怕——我就在她曾经梦想前往的地方。

我从父亲的明信片中得知，他又再度追求他关于表演生意的梦想了，并且和一个意大利流行歌手签了合约。他开车载这个歌手和他的妻子去参加酒吧和旅馆里面的音乐会，但是没什么人让这个歌手再去，他也没出唱片，然后，根据我父亲的说法，他吃很多，他妻子也是。我父亲把歌手送回他以前工作的飞机工厂工作，然后再度成了一个坚定的流浪者。

当他听说在拉丁美洲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半宝石，他卖了车，用得到的钱去了那里。可是，当他抵达厄瓜多尔的时候，遇到了地震，以及寥寥无几的买卖，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女人。这女人想通过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来进入美国，这事是父亲和她离婚之后才向我吐露的。同时，他还发表了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所有时间里唯一的个人看法：“你知道，人们说60岁以后会对性丧失兴趣。嗯，不是真的。”当他发现他在这个国家对这个前妻有经济义务的时候，他力劝她回国然后自己重新申请再来——他还挺幸运的，对方愿意照做。总之，他结束了他在拉丁美洲的冒险，可是最终比他去之前还穷。

后来，这个当了我一阵子后妈的女人打电话来问，她想给父亲寄一张生日卡，应该寄到什么地址。我和父亲不住在一起太久了，把童年的训练忘得一干二净——永远、永远都不要回答除了“爸爸不在家”之外的任何东西。毕竟，打电话来的人可能是个收债人。人学会和忘记一种生活方式的迅速，实在让人惊叹。我把父亲的地址告诉了她。这导致我那通常都和蔼可亲的父亲在遥远的付费电话里朝着我嚷嚷：“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很确定她当时只是想要钱。

但是，在他的年度东部旅行中，他还是那个开朗、好心的他。他只担心两件事：逃避（美国）国内收入署[11]（他已经好几年没交税，甚至连报税都没报），还有处理一直缠绕他的一些身体上的小问题，他超过300磅[12]，拥有着他开玩笑时说的“非常紧密的血管们”，而且只要在车外，就行动困难——那就像一头在水外的鲸鱼一样。可是，他从来不停止光顾那最棒的雪糕屋和一个接一个海湾的自助餐馆，而且，就算只是要去街角寄个信，他都要开车。还有，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梦想，和那些买卖交易。

有一次，他让我发誓保密，然后告诉我他关于一个路边连锁汽车旅馆的主意，起名叫“晒塔纳汽车旅馆”（Suntana Motels)[13]。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可以回缩的屋顶，客人可以用曲柄自己把它们收回来，然后就可以有隐私地晒日光浴。又有一次，他跟我说了一个高度保密的、可以和朱利叶斯橙汁（Orange Julius）[14]竞争的橙汁配方。大多数时候，他给广告商发自己撰写的广告词——他寄挂号信，以防别人偷走——比如“你可以在斯科特纸巾赌上你的最后一块钱”或者“如果你是老烟枪[15]，让你的每个链环都变成古铜色的吧。”当他的主意不被接受的时候，他就会想出更多的主意。

当我拿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钥匙[16]从大学毕业，他便为我这个受了过多教育的女人的命运表示担心。他觉得我有一个大学学位挺好的，但是对我对他，都不是必须的。他有一次寄给我一个刊载在他表演生意的圣经——《综艺》杂志上的广告，那广告邀请所有拥有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钥匙、24岁以下、五英尺七英寸高[17]以上的女孩去一个叫做“你好，优等生”的拉斯维加斯歌舞团里跳舞。横躺在那张剪下来的杂志页上面的是他用红笔写的“孩子”——他总是这样叫我的——“这个对你来说简直完美啊！”

我当然没有去做舞女郎，反而去了印度。在这之后，父亲就又有了一个主意，他给我寄了800美金，让我经过缅甸回国的时候去买一颗星彩蓝宝石。我坐的船于三藩市入港的时候，他会跟我见面，然后把宝石卖了，用卖来的钱帅气地开车回东岸。当我和300个中国移民一起坐统舱——这种方式是最便宜的——最终出现的时候，父亲带着他用来看珠宝的放大镜出现了。他马上发现了我选的那颗星彩蓝宝石是高低不平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想把我那短命的订婚戒指弄得更好些——他先把“不消铅笔”[18]浸进水里然后嗖嗖转动，把水弄得有点蓝蓝的，之后把戒指浸进蓝水里，最后，那颗本来有点黄的戒指看起来就白了。可是这颗“宝石”的问题他却解决不了。不过他知道他一定会有好运把钱弄回来。

为了大事化小，他提出把我介绍给一个做喷雾罐的朋友，那个朋友可能会聘请我在路上帮他卖这种新发明。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旅行来赚钱——在父亲的眼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对于这件事，我没有说“好”，于是，他就说他有足够的钱买汽油和食物来把我们带到拉斯维加斯。我当时担心地问去拉斯维加斯干嘛，他说：“你去玩角子机[19]会有好运的——新手一般都挺好运的——而且你可以在后座帮我在路上卖珠宝。”

我们来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拉斯维加斯赌场，这里挤满了不说话的赌徒和吵闹的角子机。父亲给了我一桶装有50美金的硬币。转水果转了几个小时之后——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已经把我们的本金翻了五倍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说，给我的那桶硬币是他最后的50美金。为了庆祝，我们吃了很多东西（为了吸引赌徒，那些食物都很便宜），然后看了一场免费的表演（他说试试看在表演开场一小会儿之后才偷偷走进去，我们试了，原来真的可以），就又上路了。

由于我只赢了足够我们走到内华达的钱，父亲的下一个计划是在前往东边的路上把珠宝卖给沿路的小镇商店。他深信，如果我戴着，比如说一个戒指、一个胸针或者一条手链什么的走进一家珠宝店，珠宝店老板一定会觉得他们要在一对倒霉的父女身上赚大钱了。这就是他曾经在那些居高临下的古董商身上用过的策略。还有，我父亲指出，那些商店其实真的是买到便宜货了。这个策略够好用，所以我们用得来的钱付了油钱、买食物的钱和住汽车旅馆的钱，一直到我们到达华盛顿——我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

很久以后，当我看到《纸月亮》里面的那种父女搭档，对这趟旅途的回忆——那种既不稳定却又乐观主义的感觉就向我袭来。还有我父亲打败命运之后的那种喜悦。真的是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真的是一对倒霉的父女。他把我们的困境变成了一个游戏——而我们可以去赢这个游戏。

斯人已逝，唯念长存

我父亲的流浪生活一直继续到他快到64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意外，”我从小他就这么跟我说，“跳出车外，逃走——车走得太快，停不下来的。”在橘子郡（Orange County）的郊区高速上，这样的事正好就发生在了他的身上。父亲的车被侧撞，撞击力量非常大，以致驾驶座的门都被撞破了，而他当时被困在方向盘之下。他根本动不了，更别说跳出去然后逃走了——这时他又被下一辆车撞上了。

一个医生从那跟战斗指挥所差不多的公路医院给当时在纽约的我留了一个言。父亲一定是把我的电话给了他，他一定知道姐姐不能离开她那些年幼的孩子，母亲又不能独自旅行，所以逻辑上来说我是最能帮忙的人。还有，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可是我当时不在美国，而且在路上，所以根本联系不上。

当我几天后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医生已经联系上了姐姐。她建议我一周后再飞过去，那个时候父亲应该就可以离开医院了。

我当时感觉到我必须马上就飞过去，可是不知怎的，那个事故看起来像是父亲在路上的生命中的一个正常部分，不需要太惊恐。还有就是我感觉我被一股冷冷的恐惧捅了一刀，如果我去了加州，我就会变成父亲的看护，就好像我曾经是母亲的看护一样——然后永远也回不到自己的生活了。

在我去之前的几天，医生打给姐姐，说我们的父亲因为脑出血而情况有变。我登上了去加州的第一班飞机，可是当我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我听到机场的扬声器在叫我，是姐姐。医生又打来了，父亲发生了严重的脑出血——我们的父亲死了。

当我终于赶到医院，我只找到了一个马尼拉麻纸信封，里面有父亲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看起来根本控制不住愤怒的医生，毕竟，没有一个家庭成员曾经来看过。医生说父亲被创伤性溃疡压垮了，而这比撞车带来的伤更致命。我不知道我当时是用一个女儿的耳朵听他说话还是只是在听一个事实，但是我觉得他当时是在说：那致命的脑出血不是车祸引发的，而是因为心灵创伤、心理压力，还有绝望。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告诉姐姐的事情，也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事情。

我以为我至少可以在不崩溃的情况下完成那些医院里要料理的程序。我几乎做到了——直到我握着父亲那磨损的旧钱包，那皮钱包被常年放在后裤袋里面，跟着他在路上驾行，已经被他身体上的曲线塑造出了形状。我到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感觉。

我永远都不会停止希望我当时能在他身边陪着他的念头。我永远都会想知道：孤零零地躺在一个充斥着高速公路声音的医院里，他会不会想用道路上的自由来换当时家人、朋友的陪伴？他活了一辈子，都相信转角就能遇上很棒的事，他有没有意识到，这是第一次没有转角了。

他有没有后悔，养育了一个也一样在路上旅行的女儿？

在童年里，我总是觉得我们在旅途上都是孤独的。母亲在拖车的后面躺着，姐姐总是在上学。作为一艘脆弱的船的船长，他看着我，想要一些陪伴，就像我帮他打包古董的时候那样。可是在最后，我没有和他在一起。这是不是他选择的命运？是我的选择？还是说，是我俩共同的选择？

父亲离开了，留下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必须自己回答。家和道路的平衡，是什么？选择壁炉，还是地平线？在什么之间，才有平衡？怎样，才能平衡？

我只知道，我无法想象父亲过另外一种生活。当我在我的脑海里看着他，他总是一个旅行者，在路边而不是在家里的饭厅吃饭；从旅行箱而不是从衣柜里拿衣服；总是在找挂着“有房”标牌的汽车旅馆，而不是找自己的家在哪里；创造搞笑的双关语，而不是做计划；选择说走就走，而不是确定性。

甚至他用来劝服母亲嫁给他的论据也是“反正就只占用你一分钟时间”。去看电影也不是计划好的。他不是先看一下报纸上写着有什么电影，而是坐进他的车，开到方圆几里之内的每个电影院去看看。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人们不是随便选一个电影院进去看。

我记得他会选最快的高速公路，而不是母亲总想要选的那些有美景的路。如果他正好经过一个州而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也从来不先打个电话给人家，而是直接敲门去。甚至对他如此钟爱的扑克牌和下棋，他也没有做计划，一切都是偶然。他在对未来的未知之中找到一种安慰。就像他总是说的那样，“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就可能是超级美妙的啊！”

当我回想他在电话上的声音时，那声音总是在长途电话的话务员说：“请投币……”和跟随着的硬币丢进电话机的声音之后出现。

他是个航海人，而不是修帆人。如果有船或者驼队经过，他就绝对不会停在码头或者是绿洲里。他会一直走。

他死的时候，我27岁。我当时已经在国外居住和旅行过了，可是我还没有开始单独在自己国家的旅行。我想，他应该知道我还在为我们的流浪而感到遗憾。他记得的我，总是一个埋头在书里的小孩，不肯跟着他一起欢乐地演绎那些一战歌曲，经过漂亮房子的时候总是叫他开慢点儿，并且希望自己住在那些房子里。我害怕他知道我童年希望我其实是被收养的，然后有一天我真正的父母会来把我接走，然后让我住在一个家里，那里会有带篷的床，还有一头可以骑的马。

在大学里，我试着用挖掘我们奇怪生活故事的方式来消除这非典型家庭带来的尴尬，这样的故事有：

● 我父亲没法忍住不讲脏话，母亲叫他不要在女儿面前讲脏话，所以他就把我们的狗取名叫“他妈的”。当他觉得他必须得说点狠话的时候，他就自己编个复合词，用超快的速度说：我他妈的假霍乱安东尼奥卡诺瓦小西庇阿大西庇阿中年西庇阿。后来当我发现，安东尼奥·卡诺瓦是一个19世纪的意大利雕塑家，大西庇阿打败过汉尼拔（Hannibal）[20]，小西庇阿曾经攻陷了迦太基（Carthage）[21]，我觉得他真了不起。可是当我问他为什么选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会说，“我觉得听着好听。”

● 在密歇根郊区的家里，我们很想听我们最喜欢的晚间节目，可是收音机坏了。我父亲就跟母亲打赌说他可以买到新的收音机（可是方圆几里以内都没有商店，即使有也关门了）。他坐进车里，然后1小时之内就带回了1个超大的新收音机。他从来没跟我们说他是怎么做到的。

● 作为一个特浓麦芽酒的鉴赏家，他知道全国各地最好的路边酒源。他还知道如果两个顾客同时进店，每个顾客会得到一个高瓶的麦芽酒饮料里的一半，因为这样就刚好两份。但是单个的顾客还可以额外得到一罐里面多出来的那点儿。所以他总是在我们还在车里的时候给我钱，然后叫我进店，点我自己的那份麦芽酒，然后他过几分钟再进去，我得装作不认识他。这样我们俩都会多得一点儿。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骗到人。如果说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有什么比麦芽酒感觉还好的话，那就是假装不认识自己的爸爸，还有在一个成年人游戏里扮演一个角色。

● 在电梯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时，他总是训练我说这样的一套词：

我爸：“如果你不做一个乖女孩儿，你就去不了天堂。”

我：“我不想去天堂，爸爸，我想跟着你。”

或者他最爱的那套：

我：“爸爸，然后呢？发生了什么？”

我爸：“然后我就叫那个人留着他那五万美金呀！”

● 我大概五岁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乡村商店里，我问爸爸要一个五分硬币。他问我用来干嘛。据他所说，我当时说，“你可以给我，也可以不给我，但是你不能问我这是用来干嘛的。”他不光给了我，还跟我说我这样是对的。他很喜欢讲这个故事，说这证明我很有态度。实际上，他这样珍惜一个孩子的态度，才是一份真正的礼物。

在大学里，我跟朋友讲这些故事和一些其他故事，当作是调侃，可是我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父亲不要穿着他那沾着食物污渍的衣服，开着铺满灰尘又装满了纸箱的车出现在校园里，那车因为他的超重而向司机座那一边倾斜，像艘船一样。我很开心他住得很远，来不了“父亲周末”，因为那时他看起来肯定跟别的爸爸太不像了。我可以想象到他吃完东西之后睡着，还打着呼噜；或者在谈到钱的时候，很感伤以至于眼光含泪；又或者快乐地发表幼稚的评论。

从同学的口中，我后来发现，就算是在电影之外，一般家庭也是住在整洁的房子里，会睡午觉，朝九晚五，定时交水电费，在餐桌上吃饭，而不是站在冰箱旁边吃。父亲的父母亲因为逃离不稳定感而来到美国，父亲则叛逆地放弃了他们创造的有秩序的生活；如他一般，我也不想过父母过的不稳定的生活，我对传统生活召唤的抵抗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大学之后的几年，父亲的烙印变得越加明显，这体现在我做出的一些决定上——比如，我去了印度，而没有找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是我还是没有承认受到他的影响。像很多孩子一样，我被双亲中更加需要关心的那个拉过去了。尤其是像很多女儿一样，我过了母亲没有过的生活。像我的父亲一样，我栖息于未来，栖息在拥有无限可能的土地，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情。没有时间，让我们去好好谈谈我认为我们其实都知道的事：在我们的小小家庭里，我和他，是最像的。

因为工作和地理的关系，我们在他死前的几年，见面越来越少。我从来没跟他说，我能在他身上找到我的痕迹，也能在我身上找到他的。我从来没有当面感谢过他，比如，谢谢他在养马的农场停留，让我骑马，还有看草场的每一匹帕洛米诺马，就为了取悦一个疯狂地喜欢马的女儿。有一个夏天，他甚至给我买了一匹马，可是我当时太小了，而那匹马太老了。一个牧民邻居帮忙，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父亲帮着我喂它，给它梳毛——直到那个牧民对我们三个都觉得怜悯而接收了那头马，给了它一个养老院。

我从来没有告诉父亲，我一直因为他和我最好朋友的父亲如此不同，而深深感激。我在她家里亲眼目睹那非常丢人的“把盘子洗干净，否则不许吃甜品”事件。我回到家之后，就试验了一下我父亲。我们在客厅如我们平常那样毫无计划地吃东西——从来都不在那堆满了乱七八糟东西的饭桌吃——我们只是在节日才会在那里吃——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想吃甜品。我指出，我还没吃完晚饭。“没关系呀，”他边说，边走进厨房拿雪糕。“有时候你觉得饿，你就是想吃这个，而不一定是想吃饭。”那个瞬间，我真的好爱他啊。

他聆听了所有我对没法跟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的抱怨，然而，在他去世后的几年，我意识到没有去上学的好处其实包括了不用读像《狄克和珍妮》[22]那样的限制女孩发展的读物。在我最终明白到，拥有一个慈爱又乐于培育孩子的父亲，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改变时，他也已经不在了。我在看到一些女人，被冷漠、居高临下甚至是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吸引时，我才开始明白，拥有一个冷漠、居高临下甚至有暴力倾向的父亲，会让人觉得这样的特质本来就无法避免，甚至很有“家”的感觉。因为我父亲的慈爱，对我来说，善意和爱，才感觉像家。

我父亲对于带孩子的看法，确实是带我去看任何一部他想看的电影，无论多不适宜；买无限量的雪糕；让我只要累了就随时随地地睡；还有就是当我选衣服的时候，他会在车里等我。售货员总是觉得很惊奇，一个六到八岁的孩子，拿着钱，自己选自己的衣服，可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买到非常令人满意的东西，比如一个成年女人的红色帽子，带着一只生动兔子的复活节鞋子，还有带穗儿的牛仔女孩夹克。

我只知道父亲非常享受我的陪伴，他常常询问我的意见，对我比对他自己更好。一个孩子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当我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之后，我还意识到他能够与不安全感共存，甚至爱上不安全感的能力是充满价值的。他有两点骄傲：他从来不戴帽子，还有他从来没有一份正当工作——他的意思是，他从来没老板。当我兼职做一份编辑工作来付房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真是我父亲的女儿。那是一份我可以在家做的工作，可是当他们告诉我，我要一周在办公室坐班两天的时候，我就辞工了，买了一个雪糕甜筒，走在曼哈顿洒满阳光的大街上。我父亲会做一模一样的事——除了走路那部分。

有人说，我们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表示欢迎，还是敌对。这两种认知，都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母亲创造了一个奇迹，她给姐姐和我创造了一个欢迎我们的世界，虽然她自己在一个敌对她的世界里长大。可是她那受伤、破碎的灵魂没有丝毫办法阻挡黑暗的入侵——而我在我们住在一起的多年之中，吸收了这些黑暗。父亲和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少很多，可是他对“宇宙是友好的”的信念，让我平衡了母亲对一个有威胁感的世界的恐惧。他给了我那份礼物，他让光照进了我的黑暗。

朝花夕拾

离他去世已经有几十年了，父亲看起来这么不真实，以至于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用想象填补上了。母亲在她82岁生日前因为心脏的问题而平和地去世了。我写了一篇关于她的长长的散文，叫作《露丝的歌：因为她无法唱这首歌》。我为她没有过的生活而哀伤。而父亲选择的生活比较难理解。姐姐是除我之外的唯一见证人——而她17岁就离家了。父亲的朋友就跟他的生活一样四散各处，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

当我意外地收到两封关于父亲的信时，我已经比父亲去世之时的年纪还老了。这些慷慨大方的通信人在他们还是男孩儿的时候就认识父亲了。

第一封信，来自约翰·格罗佛（John Grover），他那时候是一位产科医师。在高中的时候，他打过一份暑期工，在“海滩码头”那里表演的一个乐队里做长号手。有一个周六夜晚，那个乐队的领头人领取了乐队赚的所有钱，从码头边上跳进水里游走了，格罗佛和所有十几岁的乐队成员都滞留在那里。

“你的父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方住宿，还给了我们足够买食物的钱。他拯救了我们的那个夏天。”格罗佛这么写道，“作为回报，我们在夜间做了他码头的‘保卫者’。我们睡在星空下的舞池的一张垫子上……他给我们找到一份在水泥砖制造厂的工作……我还在几个乐队周末来演出的时候为他们做第三长号手，多挣一点点钱。”

在那个夏天结束之前，格罗佛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巡回马戏团里找到了乐手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回家继续上高中了。

已经70多岁的格罗佛写道：“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你的父亲对两个无家可归又穷得叮当响的西维吉尼亚男孩的帮助和关怀……这很有趣，我也进入了一份对保护妇女和妇女权益如此重要的工作领域。我专业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致力于使对孕妇、产妇的照顾更加人道。我在六十年代深入地参与了马萨诸塞州的关于节育和堕胎合法的社会运动中。”终于，我找到了一个见证父亲的慈爱、友善的人。虽然父亲对不公平制度的解决方法是去忽略它们，而非改变它们——但他曾经帮助的一个年轻人现在成长为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可不是意外。父亲绝对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有善心。他自己常常都会，用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23]的话来说，“依赖于陌生人的善良。”

又过了几年，我收到一封来自夏威夷的信，是一位内科医生写的。拉里·皮布尔斯（Larry Peebles）在洛杉矶长大，他已经过世的父亲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医生。他写信来，因为他刚在拉丁美洲度假，买了几颗宝石，于是浮现出对父亲普鲁士式（Proustian）的记忆，就把这些回忆写在了纸上。他亲切地写信告诉了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父亲的生活。

“我想，我是利奥结交的最年轻的朋友。他去世的时候60多岁，而我当时15岁。我的父亲，威廉·皮布尔斯（William Peebles），是他的‘首席哥们儿’。我父亲跟任何人，都不如他和利奥在一起的时候开心。我知道我没他们的关系铁，但是做利奥的朋友，是一件最棒的事。他对每个人都很平等，他从来不自命不凡，也不居高临下，他很慈爱；还有最好的一件事，他很有趣也很搞笑；他有很多故事。

“我父亲看起来非常高深和复杂，但其实他也只是一个来自亚伯达大草原城（Grande Prairie）[24]的农场男孩。他因为父亲的虐待和残暴而在14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而在路上度过了他自我形成的那些年。

“利奥，像是一个做买卖的人吧。我觉得父亲和利奥，喜欢在外游荡。他们都一样，有着那种只有通过在外界、在陌生环境里才能发展出来的、在任何时间都有的一种警觉，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想你可以称之为‘街头感官’吧。当父亲有钱的时候，他就把它花光，利奥会帮他。他和利奥永远都在计划着怎么赚钱。他们的口号是‘永远别给任何人打工’。那对他们来说是个游戏，而生活是游戏场。

“当我父亲行医的时候，他们会在工作间隙和下班之后进行密谋。周六，我表面上去上班。我把药放进药盒子里，给它们贴标签，或者是做X光检查。有时候我也会协助一些小手术。当利奥来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父亲办公室的一个前厅和他闲聊，那里有一个私人进出口。

“利奥真是很大块，有300多磅重。我们总是用同样的开场白：我会叫他‘斯泰纳姆先生’，而他会看起来有点痛苦，然后说，‘叫我利奥就行啦。’不是‘利奥叔叔’或者什么别的，就利奥。这让我知道，我们是朋友。

“当他叫我坐下来的时候，他总是拍拍他身旁的沙发，偷偷地看看房间周围。接下来要发生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他会在他的西装口袋里到处找，而最终找出来一些有大有小的宝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它们没有装在盒子里，没有任何包装，没什么布置，就是散装在他的口袋里。他爱它们，我也爱它们。我们会认真地检查它们，我们也会谈论它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沉默中欣赏它们，一点儿也不着急，我们有大把时间……他总是会把手伸进另外一个口袋里，然后拿出一卷钱，问我需不需要钱。不知怎的，我从来都没说需要。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装着这么多钱，还随身带着那些宝石。这看起来既神秘又危险。

“我最喜欢的时间是去对面的雷达餐厅吃午饭。餐厅外面是刷成黑色的，有一个单独的霓虹灯牌子，在白天基本都看不见，但是在夜里，就惊人地绿，一闪一闪地，从左至右，从右至左，拼写着‘雷达’（RADAR）。我总是点一个芝士汉堡，我父亲总是点一杯马蒂尼酒来配午饭，而利奥就只吃，不喝东西。

“为了娱乐，利奥和我父亲会让顾客来打赌我能不能说出他们的某一个骨头或者是肌肉的名字。我八岁的时候做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任何时候可能卡住，我就说，‘胸锁乳突肌’。那个顾客会看起来超级惊讶，然后乖乖给钱，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得在我和父亲回家之前搞清楚真正的答案。利奥才不在乎我说对了还是错了，我们只是在玩儿。他一点儿都不在乎小事，我想变成利奥那样。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父亲告诉我，利奥因为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而快要不行了。我们开车到橘子郡，他在重症监护室。我父亲跟那些工作人员谈，然后他进去看了利奥。他在透过一个透明的面罩吸氧气，被单盖在他巨大的腰围上，而他没穿上衣。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没穿那灰色西装的样子。他重重地呼吸，明显很吃力，而且大量出汗。他整个上身都布满了淤青。即使他很辛苦，他还是很冷静，我想他被打了很多吗啡。我们告诉他，我们明天早上还会来看他。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家人正在来的路上了。我希望我记得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所有话，可是我想，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不孤单。

“我们上车之前，我父亲告诉我，事实上利奥活不过那个晚上了。我当时已经计划要回去看他了，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我知道父亲说得对。那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给了我希望。现在我感到离现实更近了，可能我已经学到了那种‘街头感官’。

“利奥死后，父亲又行医一年。后来他遇上了麻烦，进了监狱一段时间，然后退休了……我做外科医生快30年了，但我会经常地想起我的朋友利奥，特别是我看到宝石的时候。

“我想知道：在你想到你爱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变得有一点点像他？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我给慷慨的皮布尔斯医生回信——他希望我像父亲一样，叫他拉里——然后我表达了我全心的感谢。第一次，我知道我父亲在他去世前，见到了两张他熟悉的脸。当我解释说，我去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拉里从来不知道这件事——他回信说，几年之后，他赶去见他将死的父亲时，也太晚了。他跟我担保说我的父亲“看起来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就像一个人跑完了一场很棒的跑步一样”。

我俩都知道，我们是在安慰对方。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类品质的整圆需要完成，则前进意味着去往我们还没有到过的地方。父亲的情况很明了，他怕待在家。这种情况太普遍了，特别是男人更是如此，波德莱尔（Baudelaire）把这称为“大疾病”（La Grarnde Maladie）。父亲在一个公寓里长大，准点吃饭，除了壁炉架上钟的滴答响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心理学家罗伯特·赛登伯格（Robert Seidenberg）研究过这样一成不变地在家中待着的女人，并把得出的结果命名为“无事件的创伤”。我觉得父亲在小时候也经历了“无事件创伤”的痛苦。这是他把他生活的钟摆努力推到反方向的原因。

当然，他那堂吉诃德式的本质也掺和了一脚，还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对无节制的天赋；可是我怀疑他如果不是为了逃离那有秩序的生活的话，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冒险生活？

母亲的天性其实一直也是冒险的。她反叛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觉得，给两个女儿灌输内疚感是让她们表现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她又反叛了教会，因为教会非常严苛，连跳舞都禁止。她告诉我她有一段时间穿着父亲的工装裤去打篮球，当时的女孩儿可绝对不会这样做。她还是她那个街区里最早学开车的人。然后她上大学时又勤工俭学，给一个时髦的棉麻商店做刺绣，还教过微积分。在学校，她遇见了我那不顾一切的父亲，那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的儿子。他让她欢笑，让她充满梦想——完全是她那不懂原谅的母亲，一个永远都不在家、而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的反面。她因我父亲对担心忧虑的拒绝而嫁给了他，最后，又被留下来，独自担心忧虑。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为生活的不平衡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至少，父亲曾经可以选择他自己的旅途。但是母亲却连追求她自己的梦想都无能为力。

在我心里，我知道如果我被逼迫做一个在恒久不变和变化之间、家和路途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做一个住在房子里的哈扎尔人（Hazar），和住在帐篷里的阿拉伯人之间——我，还是会选择道路。

我有时候会想，我和父亲的幽灵走着的道路仿佛是纵横交织的，我们进入同一个城镇，或者是同一个路边参观，或者行进在夜雨里闪着微光的如黑丝带般的公路上，感觉我们像延时照片上面的影像一样。

我们如此不同，可又如此相像。

【注释】

[1] 译者注：美国女作家，《小妇人》的作者。

[2] 译者注：丹麦著名女作家，著有《走出非洲》。

[3] 译者注：东非肯尼亚民族。

[4] 译者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

[5] 译者注：美国知名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在银幕上他重新定义了好莱坞的英雄形象。

[6] 译者注：美国畅销书作家，曾担任电影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

[7] 译者注：19世纪美国作家，著有《白鲸》。

[8] 译者注：美国南部地区。

[9] 译者注：美国诗人兼剧作家。

[10] 译者注：11世纪波斯诗人。

[11] 译者注：相当于税务局。

[12] 译者注：相当于136公斤。

[13] 译者注：取桑塔纳“Santana”的谐音。

[14] 译者注：美国著名橙汁品牌。

[15] 译者注：Chain Smoker，直译是链条吸烟者，指一根接着一根吸烟的人。

[16] 译者注：这个钥匙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标志。

[17] 译者注：大概170厘米高。

[18] 译者注：“不消铅笔”是一种看起来和用起来都像铅笔但是其实无法擦去的笔，当笔芯物质溶于水的时候，水会变成蓝紫色。

[19] 译者注：也叫“老虎机”，一种赌博机器，赌客拉下拉杆，机器里面的图标——通常是水果——会开始转动，输赢则根据最后得出的组合。

[20] 译者注：公元前3世纪的北非军事家。

[21] 译者注：古迦太基文明的首都，位于如今的突尼斯。

[22] 译者注：《狄克和珍妮》是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的标准儿童读物。此书被批评为深化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女童的发展。

[23] 译者注：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剧作家之一。

[24] 译者注：加拿大城市。

第三章　
我为什么不开车

我在写一本关于旅途的书，可是我却没有驾驶资格证，更没有车。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太习惯我的旅行方式了，所以根本没想到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曾经，我也跟别人一样，特别羡慕开车的人——因为开车看起来是“独立”的标志。我在高中高年级的时候曾经报名参加过一个驾驶班，但是我当时没车，就算借也借不到。我学车其实也不是为了要故意表示我和母亲生活之间的不同。她只是被动的乘客，所以说只要拥有一个驾驶执照就已是我对她的生活的逃离。正如很多女儿说的那样：我一定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可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也不知道，一个女性的命运很多时候都不是她自己的错。当我在大学读到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革命性地要求有——“一个自己的房间”[2]时，我静静地想，除了房间，还得有辆车。

但是，当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公共交通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我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独享一车的旅行方式真的不是一种有益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会失去跟同行旅者聊天的机会，而唯一能做的只有看向窗外。如果我没法留意身边事物的话，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段旅程呢？于是，我开始放弃为自己是一位不想拥有车的罕见美国人这件事想借口了。我甚至不再用开车会加重环境污染这一说法作为借口，也不再说“杰克·凯鲁亚克[3]自己也不开车啊”这种话。他说，他“不会开车，只会打字。”确实，我有的时候会引用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解释说纽约人是美国人里面被认为最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纽约是美国最不爱开车的城市，纽约市的人们会走上街头，见到对方，互相问候，而不是各自坐在相互隔离的车子里。

可真相实际上是，我没有主动做“不开车”这个决定，是这个决定自己找上我的。如今有人傲慢地问我为什么不开车的时候——对啊，还是有人这么问——我就说：“因为从我离开家门那刻，冒险就开始了。”

出租车司机的智慧

我正和我的朋友一起，坐出租车前往肯尼迪机场，这是一个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机场，而这位总统六年前才上任。我们的司机较为年长，有点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 Williams）[4]的戏剧里一个不好惹的做买卖的角色——他的着装完整了这个角色形象——他穿着一件汗衫，纹身裸露出来，还有一张海军陆战队的旧照片塞在他的司机执照的框框里。很明显，这是他的出租车，这是他的世界。

我的朋友和我表现得非常像情侣，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的。我们同时高度警觉到，司机在通过后视镜看我们。那是因为，当我们带着一堆行李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等车的时候，一辆低矮的载满了白种少男少女的车快速开过，只在夜空中留下了致命的话语——“黑鬼！”现在我能感到，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忘记那离奇的人身攻击，让自己冷静下来——虽然真的有点难。

当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司机拉开了前后座之间隔板上的那块小口。我朋友和我都变得紧张起来。从那个小口对司机说话总让我觉得我是在点薯条，但是这一次，我还蛮庆幸于这空间的隔绝。我们完全不知道司机是怎么看我们的。

那司机把什么东西从那小口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磨损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他和一位丰满而春风满面的年轻女人站在一起，她用双手抓着她的女式小坤包。“那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他说，“除了我在朝鲜的时候，我们这40年里没有一个晚上是分开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甜心——但是，相信我说的，我们本不该结婚。她家是波兰来的犹太人，而我家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我们双方的家庭才开始互相来往。”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们如果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太太。如果你不会因此受到冒犯的话，我愿意免费载你们这一程——那我就可以回家跟我太太说，我帮助了一对跟我们曾经一样的年轻情侣。”

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便对他说，他说的话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个请求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车外，握着手——感觉有点儿怪，但是又很感动。

“你知道吗？”司机说，“我和我妻子，还有你们俩，我们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

后来，我的朋友和我认为，街上那充满种族歧视的叫喊，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影响，或说惩罚吧，就是让我们在一上车的时候对司机感到不信任。

几年过去了，我的朋友和我分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他住在西岸，有了孩子、孙辈，还有一个我无从知晓的人生。但我们非常肯定的是，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好。

当30年后我又碰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记得那个出租车司机吗？”

我当然记得。

每当我坐进一辆出租车，我都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人的人生。汽车仪表板上放着孩子的照片，后视镜上挂着有关宗教或者其他的装饰物，出租车司机执照上总能看到司机的名字或者其他的种族线索——加上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司机的身体作为一种物理存在，也冲击着感官——这所有的东西都让我感觉像是跳进了另外一个移动的世界里。作家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有一个说法，他说，“出租车司机有一种防止孤独的策略，他们会和乘客迅速建立起短暂的亲密关系”——出租车司机会跟你说一些他们的事，同时他们也会很开心听你说你的事。

我最初发现这些“轮上世界”时，还是我最初开始住在纽约的时候。在我开始为《纽约》杂志的“城市政治”专栏撰稿之后，我不仅靠着这些出租车司机载我去不同的地点，我还靠着跟他们交谈来接收关于公共意见和选举的消息。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引导你看到社会问题的现状，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很多媒体请来的专家更能预测政治走向。毕竟，他们花在听陌生人讲话这件事上的时间，或许没有任何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可以媲美；他们无意中听到的小道消息，大概比窃听器接收得还多；还有，他们自己通常就是新移民或是新移民的同僚。这一切，让他们成为了信息宝藏，他们知道社会上真正发生着的事，不仅是美国的事，甚至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事。

关于以上陈述，其实有例可依，这例子就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使坐落在曼哈顿的双子塔倒下之后的十天。我当时正被电视播放的恐怖画面困扰着——办公室里的员工宁可从高处跳下来死去，也不愿在那人间炼狱中被祭杀——那画面如此恐怖，以至于电视台很快就停止播放它们了。中心城区的大街被超现实主义气氛笼罩，覆盖着灰色的尘土和碎片残骸；水沟里填满了鸟的尸体，它们在飞行途中就被焚化了。

当时载我的司机是一个安静的年轻白人，他身上有一种庄严的气质，我一坐上车就发现了。我们开车经过围着围栏的施工场地，围栏上贴满了照片和通告，那都是还没有找到他们失踪的亲属、朋友或同事的人们放上去的。佚名人画的涂鸦如同传染病一般覆盖了纽约，他们都包含同一个信息：我们的悲痛不是对战争的呐喊。

“那是纽约人的感受，”司机说，“他们知道爆炸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真真切切地知道了。但是在纽约以外的地方，人们觉得很内疚，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他们会大声呼喊着说要报仇，因为他们内疚，也因为他们无知。当然，我们都想抓住那些罪犯，但是只有不在纽约的人会想因此轰炸另外一个国家，重复在这里上演的炼狱。”

他说得对。即使在知道伊拉克和萨达姆跟”9·11事件”无关之前——乔治·W.布什总统错误地宣判了这个消息，看起来他关心石油多于关心事实——75%的纽约人反对轰炸伊拉克。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支持这个决定。

我也发现了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智慧。比如说，九十年代早期，当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Twin Cities of Minneapolis and St.Pauls）的时候，一个瑞典司机预测说莎伦·赛尔斯·贝尔顿（Sharon Sayles Belton）[5]会被选举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市长。在她仍在参选市议会议员时，我曾经为她的选战工作，而即使在那时，选战的状态已经非常紧张和激烈了。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政治家或者是民意测试专家认为莎伦在这个白人城市会有机会胜出。可是，我那有着跟《魔童村》[6]里面的孩子一样金发碧眼的出租车司机专家，却说，“我要投票给她，我的家人也都要投票给她，我的乘客们也说要投票给她，所以我想她会赢的。”他有他自己的测试组啊。他果然预测对了。

在美国乡村，小镇司机警告我要小心那些正在旺盛生长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力量，比如在中西部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7]和在西北部的“雅利安国”（Aryan Nation)[8]。本地银行不敢取消他们赎回作为抵押的农场的权利；而警察因为知道这些租赁人都武装齐全，因此也踌躇不前，不愿出手帮忙收回农舍和谷仓。当我把这样的消息带回纽约时，我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觉得我是在夸大事实或者这只是几个狂人说的鬼话。

可是，驾驶是孤独的职业，这职业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叛逆之人，我遇到的司机中就有一个是极端主义者。在蒙大纳的比林斯市，一个在夜间兼职做司机的大农场经营者，告诉我说联合国在用黑色的直升机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我没理他，认为他只是疯言疯语——但是一年之后，新闻报道说，蒙大纳的民兵组织在其中一个大农场集中起来，威胁说要把所有的直升机都射下来，并且说他们有武器来做这件事。我怀疑载我的司机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但是，当我回到纽约，说，“你知道吗？在那里有超级右翼团体，他们都有武器装备。”都市人就只会回应说，“就几个疯子嘛，没什么好担心的。”

直到后来，媒体才开始正视这些极端主义团体的问题。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在好几个城市犯下了种族主义谋杀——受害者包括自由主义的犹太人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贝格（Alan Berg），他在他家的车道里被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射杀——还有，他们还轰炸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在洛杉矶的一个托管中心对犹太人孩子开枪，还企图在斯波坎市（Spokane）一个拥护马丁·路德·金的游行中进行轰炸。

我还是没有在报纸中看见关于白人霸权主义者的报道——他们企图在加拿大西北部乡村建立一个自武装的分裂主义大本营。可是当我向出租车司机、加油站的人或者是其他乡镇权威人士问起此事时，他们都对当地“雅利安国兄弟会”的存在给出了实事求是的确认，他们还确认了在小城镇或者一些乡村地区（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去）安然无恙地存在着的冰毒制作实验室。

因为司机们有时间，又有被深深吸引的听众，他们有时也可能会成为“现代神话”的传播者。比如说在博尔德市（Boulder），我第一次听说杰克·肯尼迪就是林白小鹰（Lindbergh Baby）[9]这个理论。一个盐湖城的司机告诉我说，“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创造了女权主义运动”。然后一个达拉斯的司机又跟我说，女权主义是“一个犹太人企图毁掉基督教家庭的阴谋”，这可是我经常从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口中听到的理论。因为去丹佛机场的路特别长，我听到了一个关于三极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10]的完整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巨型的、跨国的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它从对耶稣基督的谋杀开始，一直延伸到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1]，他是这个囊括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领导者的团体的成立者。我觉得这个司机应该被授予一个阴谋论奖章——直到另外一个司机从纽瓦克市（Newark）机场接到我，然后开始跟我讲说，三极委员会肯定跟”9·11事件”中世贸中心的毁灭有关联。原来真不是开玩笑啊。

我甚至还能听说哪个新移民团体要去哪个城市，因为很多时候来说，驾驶是新移民的第一份工作。在华盛顿，我总能发现，来自非洲国家的司机特别多。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抄最近的道，但是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更重要的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司机一直给我更新关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的情况。美国、苏联还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在这场长达30年的战争中都支持埃塞俄比亚——他们预想这个远远大于厄立特里亚的国家会赢。但是根据司机的陈述，他们却一直坚定认为小国厄立特里亚不会输。来自那个国家的司机们很为他们在山上林间战斗的独立斗士们骄傲，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埃塞俄比亚的司机说他想为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12]或是他的军事政府而战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厄立特里亚的司机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军队中的三分之一是女性，她们中的有些人还是将军；还有，他们的战士建立了学校，还在山洞中建了一个医院，这医院可以不受轰炸的伤害；“文化战团”里面的音乐家们——他们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为那些战士们表演，甚至巡回演出到欧洲。“当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将军被杀，他们的军队就混乱不堪，”一个厄立特里亚司机对我解释说，“当一个厄立特里亚将军被杀，每个战士都变成了将军一样的人物。”

小小的厄立特里亚确实赢了那个战争。可是，它的革命领袖却让这些来自他们国家的出租车司机们心碎，因为他们要么接管了所有媒体，要么就是背叛了革命。当另外一个国界战争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时，我发现两边的司机们都不想回家去战斗了。

我想美国执政者们，应该跟出租车司机们聊聊天。

轮子上的别样世界

作为父亲的女儿，我知道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能够吸引到有自由精神的人、还有那些太独立以至于他们都不想干别的事的人的原因就是可以自己做老板。上班的时间比较灵活，对学生甚至有些主妇来说都挺适合的，可是女司机还比较稀少。每当我遇上一个女司机，我都告诉她我非常高兴能见到她。总体来说，逐渐认识司机的内心也是一个冒险的事儿。

● 我很开心，在曼哈顿遇见了一个一辈子都在开出租车的司机。他告诉我他已经开了很长时间的出租车，以至于他在写一本叫做《在我背后》的书。我告诉他，这个书名真是启发灵感、鼓舞人心。这本书已经让他成为了美国人中非常稀有的一位——他能感到他跟那些富有又有名的人是平等的——整个车程中，他都在告诉我他书中描写的人物。“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13]比你想象得要矮得多……雪儿（Cher）[14]非常接地气，又给很多小费，不过她做了太多整容手术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5]真是自大，他夸夸其谈，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6]比伊丽莎白女皇还像女皇……我告诉卡洛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17]她应该试着竞选总统……听着银行家们聊天，我就知道次贷市场要倒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这个司机，他对名人如此着迷，以至于我想知道他对平常乘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流浪的女人推着一个购物车——那可能是她的全副家当——突然冲到我们前面，这司机为了不撞到她，几乎侧击到一辆公共汽车上。我以为他得开始骂脏话了，但是，他没有，反而对她说，“小心啊，甜心！”

我们安静了一秒钟，他好像是想为自己的温柔做什么掩饰一样，说，“哎呀，她肯定是某一个人的甜心嘛。”

● 我又遇见了另外一个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他提出他可以给我的手拍照，然后作一幅画，亲自送到我家门口——只要30美金。在他的仪表盘上和乘客门上，贴满了他那些艺术作品的样本，让人感觉有许多可怕的手在鼓掌。他说，他曾经和另外一个街头艺人一起在中央公园摆摊，但是在车里更舒服，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我告诉他我不想要画，但是我想要给他30美金，以示对他这移动艺术工作室的鼓励。他一开始拒绝了，然后又说他可以拿25美金，因为那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入场门票价格——他会去那里看画，然后临摹那些画上面的手。我告诉他，他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快乐的人之一。

● 一个兼职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是电影的临时演员，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惊奇。曼哈顿是一个大的电影取景地，这里的警察、消防队员和流浪者们有时会试着通过做临时演员来赚点儿小钱。可是这个人是一个出租车故事专家，他甚至都能把这弄成一个流派了。他重复着，好像在读什么一样，“亲密和匿名的混合物，可以造就一个伟大的戏剧手法。”他又跟我说了一些电影年表，从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18]的《出租车司机》开始，说到《出租车自白》。那是一部小成本的真人秀，出租车司机们在其中引导乘客讲出窥私般的性爱故事，同时有一部隐形摄像机捕捉整个讲述过程。我简直无法相信，人们会把隐私的故事公开出来。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如果我觉得有哪个真人秀是真的，我就简直太笨了。“好莱坞的人们，都是一大堆穿着破洞牛仔裤的华而不实的人，戴着三万美金的劳力士……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贝德福-史蒂文生区（Bedford-Stuyvesant）[19]或者哈莱姆区（Harlem）生存下来……他们只是付别人钱，让他们来讲假的性爱故事……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司机是不是会被抢劫或者被枪击……他们应该都回洛杉矶去。”

我乖乖地付了车费。在前座有一大叠司机本人的八乘十的照片，光着膀子，跟运动员一样性感，看起来有点像鲍勃·马利（Bob Mar-ley）[20]。“你认识《法律与秩序》[21]里面的任何人吗？”他紧张地问我，“我孩子生病了，我需要点儿活计。”

突然，我猜到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了。所有那种电视剧、真人秀，都只讲述关于乘客的故事，不讲关于司机的。我问他，他说：“对啊！

这个国家认为有钱的人很有趣，而像我这样需要钱的人，则不然。”

我想，他说得对。我更愿意看一部叫《出租车司机自白》的电影。

● 我坐上了一个头顶深红色头发、年龄看起来从35岁到60岁都有可能的女人的车。当我说我非常开心能遇见一个女司机时，她告诉我说，一个东正教的拉比（rabbi）[22]拒绝坐进她的车，而她的车库里挤满了男司机，就好像那是他们的休息室一样。她又列举了她曾经做过的工作——油漆工、校车司机还有装饰铁片的焊接工——好像是要向我证明她完全不需要我的帮助一般。她同时也对那些想抢道的司机骂脏话，又在排队等过收费站的时候在她的阿富汗花纹织物上织一行。总体来说，她好像是一个在公海上主掌着小船的海盗。

为了弥补我对她的独立的低估，我问起了那在仪表盘上的五张男性的寸照，这些照片放在一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和一个蓝色的克利须那神（Krishna）雕像的下面。“那些是我以前的爱人——总之，是那些我记得的，”她说，“我觉得，导向灵性的道路，就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性爱——而导向令人心醉神迷的性爱之路，则是灵性——你不觉得吗？”

还好这是一个反问句，我顺势保持沉默，而她继续说道，“我跟他们中的两个人分别生了一个小孩，跟他们中的一个生了差不多一个摇滚乐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都还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我教会他们什么是性啊。不只是性本身，我说的是那种整个周末都待在床上的性，充满神性的性爱，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恐怕只有与音乐及药物为伍了。我试着显得冷静，便问她为什么有那个印度神克利须那的雕像。“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支持密宗性爱的男性神，所以他身边总是有女人。我告诉我以前的爱人，去跟他们后来的女朋友或者妻子实行这样的性爱。你知道吗，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去年还专程给我打电话感谢我。”

她开到了机场，跟一辆豪华轿车抢夺，并赢得了最后一个车位，然后把我装满了书的书包从后备箱拿出来，那书包在她手上看起来轻得像羽毛。“你应该写写像我这样的有主见的女人。女孩子们得知道她们可以打破规则。如果修女们曾经告诉我这一点，我就可以少走20年的弯路。”

我离开的时候，她在我背后对我说，“你这有闯劲的婆娘倒是帮了我，即使我是个独行侠。”对她来说，这可是很高的赞赏。

● 我离开家前往纽瓦克市机场，最后坐上了一个严肃的、稍年长的司机的车，他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尊生气的佛祖。在往市中心去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刹车又侧斜，用俄语喃喃自语，盖过了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的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的脱口秀。斯特恩开了一个关于两个白人少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利特尔顿市（Littleton）射杀他们的同学和老师的玩笑，这玩笑对于平时就以惊人言论著称的他来说都有点儿过火了。他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杀那些女受害者之前跟她们做爱。

我叫司机关掉收音机，但是他正忙着对那些乱穿马路的人骂脏话，“你这肮脏的懒人！”他朝着窗户外叫喊着，“你把这个国家都毁了！”这句话是朝着三个拉丁裔男孩喊的。“肮脏的罪犯！”这句话是丢给一对年轻的黑人情侣的。“我要撞死你！”这句威胁则指向一个骑着单车并穿着牙买加T恤的邮差。

“请别喊了。”我说。

这句话没让他停下来，反而让他在他的表达里加上了“黑人”这个形容词，让他叫喊的真正原因变得更加明显。

我想：好吧，我没办法在从这到纽瓦克的短短路途上改变他的，但是如果我不反对他讲的这些胡言乱语，我就是在鼓励这种行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如果真的生气了，我会忍不住开始哭，而那就很尴尬了。

“你知道吗，这里有的人认为来自俄罗斯的移民都很坏，而这是不对的——”

“你疯了吗？”他发飙了，“我来自乌拉圭，不是俄罗斯！乌拉圭好地方。所有人都是白人！不是这些脏人！”

明显地，把他称为俄罗斯人就跟说他和他咒骂的那些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一样糟糕。

我又开始说：“在乌拉圭，没有黑人或者棕色人种，那你怎么知道——？”

“你这婊子！”他打断我。“你什么都不知道！黑人把这国家都毁了！”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到星期五，都不想承认我在星期一生了气。可是这次我有了勇气，我告诉他，他给乌拉圭招来了不好的名声——可是就在那时候，他突然朝着一个年轻的、推着婴儿车的黑人女性咒骂，好像她是为了挡他的道才故意穿过马路的一样，“你这婊子！”

她震惊的表情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他愤慨地说出一些话，程度类似“滚回属于你的俄罗斯去！”然后我又想，等等，我想说乌拉圭来着。我从车来车往的路上下了车，大力地关上了车门。

我下车的这个情节被他的再度叫喊打断了——他打算叫一个警察来逮捕我。我意识到我还没付车费。我最后沦为把钱丢进车窗里然后站在那里等着他一张一张、一个一个地数钱和硬币。我的唯一安慰就是看到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对他竖了中指。

我上了另外一辆出租车，然后到了纽瓦克，跑着穿过整个机场直到我的肺都痛了起来，然后刚好赶上我的飞机。整程前往三藩市的路上，我都在想我本应说的一系列狠话。“下了楼才想到自己本该说的话”变成了“上了飞机才想到自己本该说的话”了。[23]

第二天，我才知道，霍华德·斯特恩把自己害惨了——就是因为他在收音机上说的可怕的评论语。那些话对他的拥护者来说都可能太过分了，他的老板正迫使他道歉。不知怎的，我感觉到这对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说也是一场败仗。我快乐地想象着他自己的愤怒和体重能把他了结。

我这么计算了一下：我目睹了种族主义的胡扯鬼话仍然在美国的大街上发生；我知道了俄罗斯和乌拉圭是不同的国家；我在我感到愤怒的时候表达了我的愤怒——还有，我没哭。

好吧，对一程出租车程来说，不算糟糕。

● 我在一周内第三次赶往机场，在滂沱大雨中尝试拦到一辆出租车。因为有点晚了，所以我有点儿不高兴。当一个司机终于载到我的时候，我压根儿没心情跟这个邋遢的、20多岁的白人小男生说话。我留意到的唯一一件私人物品是一幅撑在前座上的画，画上是一个巨型的眼睛。我按压住了我的好奇心。

我们安静了许久，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只说了五个字——我是个作家——希望这样的简短不会邀请来长篇对话。

“那我肯定不知道你，”他认真地说，“因为我不读书。”

我想他应该够聪明，知道我不想说话，我便继续不出声。“我也不看电视，”他继续说，“我不上网，不看报纸不看书，也不打游戏。我在过去的一年内都完全没做那些事。我不想要任何帮助来解读这个世界的东西，我要直接接触生活。”

我渐渐松弛下来，他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教授，叫我们读柏拉图、莎士比亚或者但丁时，要表现得好像我们在街上碰巧找到他们的书，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一样。我一直都赞赏他对作品本身的信任——还有他对我们的信任。

最后，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为什么把所有这些普遍的信息渠道都关闭。他解释说他的女朋友在上类似于妇女研究或者有色人种研究之类的课，她把作者的人名用胶带遮住，然后让他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评判那些观点。他意识到这让他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开始清数这些“信息的过滤器”——这些“过滤器”告诉他“得想什么”。“过滤器过滤出来一杯水，”他说，“但是把整个海洋都隔绝在外。”

原来，开出租车只是他计划的一年中的一部分。他计划打着工横跨美国，做一些零活，比如修车、捡些水果来自给自足，同时戒掉只通过媒体来接受消息的坏习惯。他在亲眼看着美国，而不是先被告知他看到了什么。

我告诉他，他跟社会活动组织者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是在尝试创造空间，让人们可以在不把对方分类之前互相聆听、思考。我建议他在这流浪的一年结束以后，带着他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的人。

“你看，”他在我们接近拉瓜迪亚（La Guardia）的时候认真地说，“这就是没有‘过滤器’的时候会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了。”

他说，他不要小费，但是他想要求一样东西。“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吧，”他说，“说说你遇见的这个‘媒体瘾君子’，他曾经做梦梦见电影里的人，而非现实中的人；我从来没有在不听评论家推荐之前就看一本书；我对新闻重度上瘾，我会戴着耳机睡着；我甚至在和我女朋友做爱的时候都担心我会不会看漏了哪封电子邮件。我有媒体病，不过现在我想要看到不被过滤的生活。”

“我已经八个月没‘吸毒’了，”他认真地说。“我刚刚开始相信，我真正存在。”

最后，我问起了那副巨型眼睛的画。“我女朋友画的，”他说，“她提醒我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我也正在尝试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

● 在得克萨斯州的凯尔市（Kyle），驾驶是一种生活方式。出租车大多数都是为喝醉了的人、年老到不能开车的人、靠着社会福利过活而没有车的人，或者是像我一样需要前往奥斯汀机场的旅客服务的。我看着眼前这位奇卡诺人司机自己打造出的出租车小世界。她把孩子放在她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洗衣盆里面，还有一个用汽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固定住的会移动的玩具。当我评论她的创造力时，她解释说，这样的话，她既可以赚钱，又可以不离开她的女儿。那是非常炎热的一天的早上六点，我问她这样的生活是否艰难。“不啊，”她坚定地说，“艰难的事是我得担心我那大女儿要独自一人从学校回家。开车载着我的女儿们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事情。”

● 在底特律，我留意到一个长相凶狠、有点儿年轻的白人司机穿着一件衬衫和西装夹克，戴着蝶形领结，就像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说那天是他妻子的生日，并且问我关于生日礼物的建议，他想给她买套内衣。慢慢地，他关于内裤的问题发展得更加细节化。我意识到根本没有妻子这回事，甚至他用的人称代词也从“她”变成了“我”。然后他的话题转向稍微好一点儿的关于细带比基尼泳衣的问题，并开始尝试让我谈论我自己的内衣。

一切就像一个轮子上的下流电话骚扰。不仅如此，他好像开始享受起了我正在一秒秒增添的不适感。我想我一定不是第一个被他骚扰的女乘客，我们剩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马上下车，另一条是由他慢慢达到他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由于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急速行进，在那里停下来根本不可能找到另外一辆出租车，我尝试着想第三条路。我用能够振作起来的最严厉的态度对他说，如果他不停止对我和其他乘客的骚扰和性幻想，我将把他的名字和出租车牌号码报告给他的老板和警察。

他马上开始心急火燎地道歉，保证说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甚至保证说会去看医生，寻求治疗方法。然后我们都安静了下来，太安静了。我们最终到达了终点，我快要走出车门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令人怀疑的冷静和放松的态度说道，“我非常高兴您严厉地制止了我。谢谢您惩罚了我。”

我走在人行道上，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他心里预想会发生的事。

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忘掉了这个奇怪的男人。然后我又来到了底特律，上了一个女司机的车。她看起来40多岁，化了大浓妆，好像全身都被香水浸透了。像平时一样，我告诉她说很高兴遇上了一位女司机。她什么都没说。在最后，她才问：“您还记得一个很久以前开车载过你，并问您关于内衣的建议的年轻男人吗？”

我说记得，我绝对记得。

“嗯，我就是那个可悲的男人，”她说，“现在我做了上面和下面，我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了。”

我恭喜她做出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与他们内在真正认同的自己匹配，找到性别连续区上面属于自己的、在出生之时并没有被分配给自己的那个性别。但是听到同样的声音、坐在相同的车里时，我的感官记忆却想起了这个司机在我被控制和支配时的快感。一个人可以改变他/她的性别，可人格和性格呢？

● 我坐进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友谊机场，它离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不远。出租车司机把一本课本放在他身边的一叠东西上面，明显地，他在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他兼职做司机，另外一份工作是在海军军官学院做餐饮服务，他说他在学习，将来想成为一位工程师。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久以前，在1972年，我和我的演讲伙伴多萝西·皮特曼·休斯，正在海军军官学院给大概4000名学员做讲座，那是我们最早一批的讲座地点之一。我们是讲座系列里面的唯一两位女人，除我们之外，演讲者还包括一位来自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四分卫、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和一位国防部的副秘书。学员们全是男生，4000名里面大概只有80名不是白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向这个离我们远远地整齐排坐着的巨大人群讲述着关于妇女运动的事。我们不知道那回应我们的咆哮究竟是同意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同意。有的学员从晚餐上带回一些橙子，把它们丢到舞台上。我们不知道这是等同于玫瑰呢，还是臭鸡蛋。

就在演讲之前，我们参加了一个海军上将詹姆士·卡尔弗特（Ad-miral James Calvert）家的餐桌宴会，他是海军军官学院的管理人。多萝西和我非常惊讶于一个事实——只有菲律宾男人在给我们服务。很多年了，让菲律宾男佣做家政工作是海军令“女人的工作”在没有女人在的情况下得以完成的方式。可是我本以为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我们问起的时候，海军上将卡尔弗特跟我们保证说，这些菲律宾男佣们非常高兴他们能得到这些工作。多萝西则回问说：“就像在乔治亚州的人们开心地捡着棉花一样？”我看到海军上将在我们终于转移话题，开始谈论越南战争的时候，松了一口气。

在吃甜点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海军学员对我悄悄地说，菲律宾男佣中的其中一个肯定不是完全开心。他问那个学员，可否借他的工程学教科书。

现在，我将我的这段记忆告诉了这位司机。“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我想那个服务你的人是我的哥哥。他后来的确变成了一位工程师——他参与了民间艺术剧场的建造，那是马尼拉[24]最大的场馆之一。”

我走进机场的时候，回头看看我的出租车，那位司机头顶的灯亮着，他正在学习。如果你旅行了足够长的时间，每个故事都会成为一本小说。

关于出租车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故事，是我欠我的朋友的，也是我欠这些司机们的。

● 在我们一起做巡回讲座的日子里，弗洛伦斯·肯尼迪和我坐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前往波士顿机场。我们在讨论弗洛伦斯的书《流产说唱》。那位司机是一位年长的爱尔兰女人，也是我曾经遇见的唯一一位这样的司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她转头对我们说了那些不朽的话：“亲爱的，如果男人能怀孕的话，流产简直会被看作是圣礼！”

她想不想让她说的这些话被公开呢？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当时问了她的名字就好了。当弗洛伦斯和我在演讲中讲述这个出租车故事的时候，那位司机的经典话语传播开来，被印在T恤上、徽章上、诊所的墙上，还有抗议横幅上，从华盛顿到梵蒂冈广场，从爱尔兰到尼日利亚。到2012年为止，那次出租车行程的40年之后，那位司机的话被写到了一个横幅上，挂在于坦帕市（Tampa）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外；当时，共和党正在提名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而他们的政纲中，正包含着“堕胎非法化”的提案。弗洛伦斯和那位女司机都没有机会活到这个岁数来看罗姆尼是怎么输的——但是她们的精神，一直都在。

● 几年前，当我总是逗留在我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处时，我开始使用“黑珍珠”——那是定位于最古老片区的汽车租赁服务，那个片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住户是美国黑人。因为曼哈顿的黄色出租车经常逃避黑人聚居区，也会拒绝跑长途去别的片区——虽然，根据法律，他们必须载乘客去任何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很多吉普赛人的出租车服务出现了。其中最老的一个就是“黑珍珠”，它们的口号一直都是：“我们不是黄色的，我们哪里都去。”

每次我叫车的时候，一个司机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出现，而且总是那种低矮的美国汽车，里面会有一些安抚人的东西，比如熏香、垫着假皮草的座椅、环绕音的音响音乐，并且没有乘客与司机之间的安全隔窗。那感觉总是好像跟马文·盖伊（Marvin Gaye）[25]，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26]或者夏卡·康（Chaka Khan）[27]一起待在这个如胎盘一般的小空间里——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从最古老的布鲁斯和雷鬼音乐到最新的舞曲或者说唱。

我第一次为了这种高端的服务体验而感谢一个司机的时候——我因为狂喜而彻底忽略了交通状况——他也只是笑了笑。“有一天我转过来看，”他说，“有一对情侣在后座上——开始跳起舞来。”

我从与司机的交谈中得知，这样的汽车服务多么重要。很多黄色出租车直接无视街上的黑人——不然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我不去布鲁克林”——快要临盆的黑人女性也不能指望出租车带她们去医院，她们得提前找好车。因此，一位名叫卡尔文·威廉斯（Calvin Wil-liams）的美国黑人男性在从朝鲜战场回到布鲁克林之后，开发了“黑珍珠”。它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选民们把他选进了纽约州议会，他任了两期议员。

在“黑珍珠”里面供职的司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有好几次搭车，我都遇上了同一个司机，后来我便问他，为什么他的车里有百叶窗，我从来都没有在别的车上看过。

“在这里，”他边指向布鲁克林的贝史蒂区的街道边说，“钱比隐私来得更容易。你可以借钱，也可以偷钱，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绝对隐私的地方。当我带着七个兄弟姐妹来到这里时，我和我的女朋友只能躲避着老鼠和酒鬼在楼梯底下见面，我和兄弟们经常在街区角落冻得不行。即使是我去布鲁克林福克斯看小旺德（Little Stevie Wonder）[28]表演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只是个小小孩——都会有保安举着手电筒在通道照来照去。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冬暖夏凉，听着音乐——拥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享受幸福。”

“所以，从我离开在城市的职位，开始为‘黑珍珠’工作开始，我想，就是这儿了！我是个救援者！我是一个穿着银色盔甲的黑骑士！我总是确保没有人带着枪、毒品或者酒精上车。然后我打开音乐，关上百叶窗帘，然后开车，我的顾客想让我开多长时间我就开多长时间。”

他的常规乘客们有在一个本地天主教学校上学的女孩们，她们跟她们本不该谈的男朋友们一起坐着车到处去；一个有五个小孩的黑人穆斯林父亲，他的妻子不允许他听“罪恶的音乐”；两个男消防员，他们总是一起搭车回家，而他们供职的单位是城市里最有名的“恐同”[29]单位；一个单亲母亲，她想要远离工作和小孩的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一对年长的非婚情侣，他们总是在他们的孩子、孙辈们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手牵着手。

“只有食物和水比音乐和隐私更重要，”他严肃地说，“我是个拯救者。”

空乘服务员的心酸史

出租车司机在道路上自由执业，像我父亲一样，他们开车，他们也做梦。但空乘服务员们则以一个团队作为单位来体验工作。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刚开始经常乘飞机的时候，它对我来说是让脑袋休息的旅行方式。我可以逃开电话的追赶，可以在飞机上看部电影，还有我在飞机上做得最多的事情——睡觉。即使我把工作带到飞机上做，只要我们一上到空中，我就开始打盹了，工作也就做不成了。我好像飞行版的巴甫洛夫的狗一样。[30]只要被动地被带着穿越空间，就已经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多做了。

有一次，我没有马上睡着，以至于我有时间可以欣赏一位服务员的橄榄色斜纹布裤装制服。她让我用她的折扣订一条，就这样，旅行和购物结合到了一起。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走上了在空中寻找女性朋友的一条路。

我留意到空乘服务员们都很年轻——而且都是女性——我想她们应该是想要在做别的行当之前旅行几年，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入门级的工作，也有可能这是日后她们通往航空事业管理人职位的途径。直到我非常频繁地在纽约（《女士》杂志在纽约正处于创业阶段）和华盛顿（我在那里组织全国妇女政治核心会议）之间飞行时，我才开始真正留意到了这些细节。有一次，我非常累，手里握着信用卡睡着了，一位好心的空姐把卡抽了出来，在飞机购票机上帮我付了费——那时候都得这么买票——然后又把卡放了回来，从头到尾没有叫醒我。她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频率地飞行，要知道我身边大多数飞往首都的乘客可都是男性。我想，在这方面来说，我和空姐看起来是有共通之处的：在这男性主导的空间里，我们好像都是“外人”。

我开始在航行时间较长的航班的茶水间晃悠，在那里我可以问问题，又可以听听他们都在讲什么。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比如，最初的空姐必须得是注册护士，这样要求的理由正是为了在飞行还是新事物的时候让乘客们感觉安心。毕竟，那时候很多人会晕机，又容易害怕。当时有些飞行员非常厌恶女性来“入侵”他们具有男子气概的飞行空间，以至于有的人都辞职了。就像那个将苏联把女性宇航员送进太空，跟送一只猴子上太空放在一起比较的美国宇航员的想法一样，女性在男性气质的领域的出现，总被看作是降低了这领域的价值。

可是，当男性差旅者变成航空公司的主要客源时，情况就改变了。空姐们被雇佣来作为高度装饰性的女服务员，她们似乎被当作日本艺伎。甚至还有些所谓的“行政飞机”，是只供男性使用的，上面供应牛排、白兰地，空姐们还会替你点燃雪茄。虽然她们学了急救知识、大概75种飞机的疏散程序、水下救援知识、紧急情况下如何发出求救信号、劫机警惕性和预防措施，加上一个长达六周的训练课程以得到其他的技术训练——更别谈乘客处理技巧了，特别是面对难搞的乘客时——就算这样，她们的外表被细节地规定着，从年龄、身高、体重（定期称重）、发型、化妆（得用同一个颜色的唇膏）、裙子长度，还有其他对外表的规定，包括不允许有“宽鼻子”等——这只是其中一个种族主义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导致空姐压倒性地是白人。她们必须单身又年轻，如果结婚了或到了30岁，则会被解雇。总体来说，航空公司高管们的总体目标似乎就是雇佣聪明而又具有观赏价值的年轻女性，把她们当作广告一般用以吸引目光，让她们努力工作，但是又让她们到龄了赶紧就走。航班安排得残忍地紧凑，导致在有的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平均在18个月后便会离开。联合航空的一位高管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一个空姐在三年之后还在干这个工作……我就知道我们是选错了人了。她不想结婚。”

在茶水间，空姐们很乐意跟我讲这些有伤尊严的广告语或者广告手段——比如“我是珊迪，飞我呀”，“她会服务你——毫无保留地”[31]，又或者是“空中脱衣”——广告上的空姐被要求一边在过道走来走去，一边脱到露出热裤。乘客们被这种空姐的形象宣传所影响了，总是会把空姐拿来开黄色玩笑——估计也只有农夫女儿这个群体要比空姐在这方面受的委屈更多了。这种形象被像《伴我双飞》、《摇摆空姐》那样的限制级情色电影公开传扬开了。有的飞行员期待着在中途停留时享受情色服务，即使空姐们压倒性地对这种期待说“不”，乘客们却总认为她们会说“好”。航空公司拒绝承认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性别歧视——他们拒绝雇佣空少，说给乘客的关怀服务是特别“女性化”的，甚至把这写进了“职业资格规范”——好像要不然这种工作就要被奶妈和精子捐献者抢走了一样。空姐们会因为各种规定的违反而被“书面警告”，包括反驳那些讨人厌的喝得醉醺醺的旅客，或者是拒绝向一个已经喝得有点儿轻飘飘的旅客卖更多的酒。她们在机场中途停留的时候必须共用房间，而男性机组人员则可以使用单独的房间。还有，这份工作明显不是通往高管职业的梯子。

但是，飞行员们虽然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更高，却没有那么多外表要求，比如定期体重检查——你可以轻松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大腹便便，或者有红斑或痤疮。他们还平均比空乘服务员们赚多400倍的工资，这可以说是个铁饭碗，因为训练他们并给他们出工钱的空军自从二战以来就没有训练过女飞行员。盎格鲁-撒克逊[32]系的白人新教徒驾着飞机穿越大西洋，但是战后，阿梅莉亚·埃尔哈特[33]们就还是死了当飞行员的心吧。

越是听说这样的事，越是增加了我对这些女人的敬佩程度——她们接受无休止的管制，甚至会因为“没有一直保持微笑”而被记过，她们却仍然保持着仁慈。就像她们中的一位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就连我的脸都不是自己的。”

当然了，被管制的人们有时也会把这种管制和惩罚流传下去，特别是会转嫁给同样被贬低的其他群体的人。有一次，我和我的演讲拍档多萝西·皮特曼·休斯一起飞往堪萨斯做一个校园演讲，多萝西带着她刚刚出生的孩子。一个空姐命令正在给女儿哺乳的多萝西必须到盥洗室去——搞得好像哺乳是多么猥亵的行为。多萝西愤怒地拒绝，我威胁要把这样的事写出来，旁边一位白人女士也表达了她的愤怒，这才劝阻了这位空姐的不当请求。我和弗洛伦斯·肯尼迪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位空姐坚持说如果弗洛伦斯不把她的包包放在舱顶行李箱，飞机就不起飞。弗洛伦斯指出，旁边的白人女士也有一个相似的包包，就放在她的膝盖上，并直率地说，她拒绝拿开她的包，并质问空姐说，为什么她在自己也被压迫的时候还压迫别的女人。以示团结，我把我的书包从舱顶行李箱拿出来（虽然那其实真是行李），并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和弗洛伦斯都不肯让步。最后，那飞机还是起飞了。

我们后来想起这个混战，都大笑起来。弗洛伦斯不断提醒我说他们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教会他们一些事，可是这些机会又无疑都是对灵魂的惩罚。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空姐们自身其实都是蓄势待发的革命者。当我从圣路易斯乘机时——圣路易斯机场是离菲利斯·施拉夫利的家最近的机场。她创造了“公平原则”[34]，因为她是一位罕见的、媒体能找到的反对“平权修正案”的女性——一位空姐对我悄声说，“菲利斯·施拉夫利有次就在我的航班上，我让她坐在了中间的位置上！”[35]有一次在一架从三藩市飞出的航班上，我看到一位空姐戴着一个徽章，上面写着：“我是琳达，飞你自己吧。”——我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了。后来，有些空乘服务员们开始抗议她们的身份牌上只有名没有姓。为什么她们被叫做“苏丝”“南”，而那些飞行员们就能被称为“罗斯加尔特指挥官”“阿姆斯特朗机长”呢？（最后她们也要求把“女士”

(Ms.)这个称呼加在姓的后面，这样她们的婚姻状况可以被隐藏。）[36]除了对姓名牌的要求，她们也提出了对薪酬和安全的要求。就跟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写过的那样，“当奴隶们离开了镣铐，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一个正当的名字。”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女服务员女性权益团体”（Steward-essesfor Women's Rights）在洛克菲勒中心开了一个小型办公室。我造访了那个中心，发现来自很多航班的空乘人员在这里开联合记者会，从公司的工会内外进行施压，抗议她们在广告中被描绘的形象，并且揭示机场内空气再循环对她们和旅客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她们知道，如果男士也参与这个工种，这个工种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于是，她们积极要求取消性别隔离，让男性也参与到这个本来全女性的工作中来，这样的努力和将女性飞行员送进全男性的驾驶机舱内的要求一样重要。她们努力施压，要求将“空姐”的称谓改成“机组乘务员”，因为即使“服务员”这样的称谓也是规定了性别的。

我聆听着这些聪慧、却被航空业视为“愚钝”的女人，从她们那里，我知道了20世纪60年代的空姐们曾经向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提交诉状，尝试改变“不要男士、不要已婚人士”的规定。艾琳·赫尔南德斯（Aileen Hernandez）是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里的唯一一个女人，也是唯一一个黑人，她支持了这个诉状。好多年之后她们终于赢了，但是航空公司们却说这样的裁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赫尔南德斯在离开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之后担任了全国妇女协会的主席。有个法官居然同意了这样的抗议。这是为什么我开始频繁乘机的时候，歧视仍然那么严重的原因——直到1986年。

当“企业掠夺者”[37]卡尔·伊坎（Carl Icahn）接管了环球航空公司之后，他不仅想减少空服人员的薪酬收入，还想让她们接受工时的加长——（几乎全是男员工的）机械师和飞机师则不用。在1986年，空服人员薇琪·弗兰科维奇（Vicki Frankovich）带领了一个在时长和范围上都史无前例的罢工——因为环球航空公司的歧视，她们呼吁民众对它进行公共抵制。《女士》杂志把她评为年度女性之一。伊坎因为有机械师和飞机师的支持，或多或少地赢了，但是他被迫承认，这场空服人员的罢工让他损失了一亿美元。后来，当我在机缘巧合下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因为《女士》对弗兰科维奇的支持很是生气。他告诉我说他没有歧视女性。作为证明，他说如果他需要他的一个男性高管在假期上班——但这个高管却说要和家人度假——他也会把他炒了的。

我知道空服人员在反对什么了。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坐了够多的飞机了，也听了很多的抱怨，以至于我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要避免自己把“她们”说成“我们”。要把这些故事比喻成一本书的话，我在早期航班上听到的故事便是“前面几章”，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听到后面的故事了。

比如，20世纪70年代时，在一架前往密尔沃基（Milwaukee）的飞机上，一个空姐告诉我说她很讨厌女权主义者说男士也应该被允许从事她的工作，而女士也应该被允许做飞机师。“那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她满怀激情地说，“你是在鼓吹人们对抗我们生理、本质上的东西。你使女人感到不满，因为你让她们做她们做不到的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又在一个前往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航班上遇见了她。她这时已经是两个小女孩的妈妈了，她在给飞机上的孩子们分发代表空乘人员的徽章和代表飞行员的翼形徽章——航空公司这么做来欢迎以家庭为单位旅行的乘客——她给男孩和女孩们都分发了这两种徽章。她发现有男孩子喜欢、想要做她的工作，照顾乘客；也有女孩子想要开飞机。

是什么使她的看法改变？“两个原因。”她说。首先，因为她的航空公司终于被迫民主化他们的雇佣过程，她得以跟一些男性空乘员一起工作，而他发现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人类就是人类”。其次，她读了已逝的民权主义领袖惠特尼·杨（Whitney Young）[38]的自白，他提到，他在非洲登上一架飞机，看到飞行员是黑人，便感到一股不由自主的恐惧。他意识到，他在种族主义的文化中长大，这种渗透进他意识中的文化使他自我厌恶。“我既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别的女人。”她眼中噙着泪，说道。“我从我母亲的身上继承了这种不信任——但是我绝对不要把它传到我女儿的身上。”当我最后看见她的时候，她在飞机前方站着，把飞行员的翼形徽章递给两个小女孩。

有的女人自己就是一本小说。汤米·赫图-布雷克（Tommie Hutto-Blake）是一名空姐，1972年我在曼哈顿一个教堂的地下室举行的第一次“女服务员女性权益团体”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她；第二次见到她，是在1977年的休斯敦全国妇女大会上；然后就是1994年在达拉斯的一个政治活动上，她当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了；在2008年，我看到她在为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战工作；最后在美国航空的一个航班上，就在她退休之前——那时她已经做了38年的空乘服务员和35年的工会活动家，并一直在政治社会活动中活跃着。最后见她这一次，她已是一位尊客了。我被两位年轻的空姐带到她坐的位子上，她们中的其中一位是工会的副主席，刚刚读完法学院。从点雪茄、做“空中脱衣”到现在，我们走了多么长的路啊。

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了报纸的一篇报道，是说一个美国黑人空姐梳着黑人的圆蓬发型上班——在那时候，黑人空乘员本来就寥寥无几，并且，她们还得把自己打扮得越“白”越好。她对航班的“冒犯”因为她携带的艾尔德里奇·科里佛（Eldridge Cleaver）[39]的《冰上的灵魂》而更加重。直到她被请下飞机，当时航班的飞行员才肯让飞机起飞。当我再坐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时候，我问一个空姐，当时是否有抗议。她说有的，但据她所知，那个拒绝起飞的飞行员逃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船的船长一样，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20多年之后，我在一个大城市的电台节目上接受一个新闻采访，一位女性电台经理带我到处参观。这在一个85%的经理都是男性的产业里很是罕见，所以我问她是怎么爬上这个职位的。她解释说，在离婚之后，她回到了学校，开办了一个草根电台，她非常喜爱电台拥有的聚集社区的能力，同时发现她自己有管理人的能力。

“就讲你碰巧记得的事吧。”她在我们快结束参观的时候，对我说，“我们就谈那个因为黑人女乘务员阅读艾尔德里奇·科里佛的著作就把她赶下飞机的飞行员的故事，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啊。我一直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那个飞行员就是我的丈夫，”她冷静地说，“所以我跟他离婚了。那开始了之后的一切。”

多年以来，这些空中故事教给我越来越多的东西，多到超越我的想象：从反对管制、票价战争、没有工会的航空公司、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燃油价格、劫机恐惧，到航空公司破产导致除了拥有经济安全合同的飞行员之外的所有人都得降薪的事。我亲身体验过乘务员的友善，他们给我从头等舱拿来甜点或者餐食，在我背部痉挛的时候让我平躺在过道中间，或者在没人的时候把扶手抬起来，让我可以在三个连座上躺下来睡觉，不然就是在头等舱有位置的时候偷偷把我移到那里去，还有在我要下飞机的时候跟我分喝一点儿香槟来感谢我对她们工作的支持。这份工作仍然不是成为航空公司高管的爬梯，她们还是比那些男性机械师、飞行员更加容易被减薪——虽然大概四分之一的空乘服务员已经是男性了。但是，自从她们赢得了在婚后及30岁之后工作的权利，我看到了这几十年之后更多故事的续章。一个现代的航空公司跟一个似乎不受时间影响的印度村庄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天，我明白了，我所有的空中旅行，跟我很久以前在印度村庄的经历很像。如果你为人们做他们在乎的事，他们也会照顾你。

【注释】

[1] 译者注：英国著名女作家。

[2] 译者注：《一个人的房间》是伍尔芙的经典之作。

[3] 译者注：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等。

[4] 译者注：美国舞台剧作家。

[5] 译者注：美国黑人社区领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6] 译者注：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科幻电影，讲述一个小镇里面的所有育龄女人突然一起怀孕，生下了许多长着引人注目的眼睛、头发呈白金色的孩子。

[7] 译者注：通常是指地方的壮丁一起组织起来维持社会秩序，捕捉罪犯的自治团体。他们实际上没有执法权力。

[8] 译者注：美国白人霸权主义宗教团体。

[9] 译者注：林白小鹰绑架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林白小鹰是美国著名飞行员林白的长子。

[10] 译者注：三极委员会是一个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企业界、政界和科学界、出版界等知名人士的团体。

[11] 译者注：美国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

[12] 译者注：埃塞俄比亚前皇帝。

[13] 译者注：美国导演、演员。

[14] 译者注：美国歌手。

[15] 译者注：特朗普集团董事长及总裁，美国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

[16] 译者注：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7] 译者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

[18] 译者注：美国导演。

[19] 译者注：纽约布鲁克林区中央街区，俗称贝史蒂区。

[20] 译者注：牙买加雷鬼音乐家。

[21] 译者注：一部非常流行的美国电视剧。

[22] 译者注：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23] 译者注：法国俗语，“下了楼的话”意指事情过后才想到自己本该说的话。

[24] 译者注：菲律宾首都。

[25] 译者注：著名歌手。

[26] 译者注：著名歌手。

[27] 译者注：著名歌手。

[28] 译者注：美国歌手。

[29] 译者注：恐惧同性恋。

[30] 译者注：巴甫洛夫是俄国著名生物学家，他的著名试验证明了经典条件反射的存在——在狗进食的时候同时鸣响铃铛，多次结合后，只要狗一听到铃响，就自动分泌唾液。

[31] 译者注：原文为‘Allthe Way’，有“全程”和“毫无保留”的双关含义。

[32] 译者注：此指祖先是北欧人或英格兰人的美国白人群体。

[33] 译者注：美国著名女飞行员和女权运动者。

[34] 译者注：美国媒体的其中一个原则，明确规定了广播要在政治议题上不偏不倚，在资源、时间、表达观点等方面为矛盾各方提供平等的机会。

[35] 译者注：中间位置一般是乘客不愿坐的位置，因为既不靠近过道，又不靠近窗口。

[36] 译者注：英语中，Miss一般指未婚女性，Mrs一般指已婚女性，只有Ms.可以模糊婚姻状况。

[37] 译者注：指蓄意收购企业的人。

[38] 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39] 译者注：科里佛是美国黑人作家、黑豹党的领导人。黑豹党是美国黑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团体。

第四章　
大校园

女权主义在校园

我是怎么喜欢校园的？让我数数我喜欢校园的方式吧。我喜欢那些咖啡店、阅读室，在那里，人们可以坐着聊天，或者放空、发呆，看来往人群，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喜欢那些没有准确地址、只有第一个拓荒者才能找到的大楼，和那些永远不见天日的古怪衣服；我喜欢那些人们心血来潮，突然在临时地点举办、还不能换地方的派对，和那些从本来随意的讨论转为类似关于严肃话题的小组讨论课；我也喜欢校园布告板——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还有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衍生出的珍贵友谊，和那些贡献给创造的大量时间——人们用这些时间做出一些奇妙的东西，比如一辆可以给电脑供电的自行车。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毕业这件事。毕业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开端，比婚礼所给的承诺还永久，比起宗教又更加包容，而且它有可能是地球上最令人感动的仪式。

总是有人问我，去过多少个校园。实际上，我不知道。我一生之中似乎每个月都要去好几个校园，而且有好多校园我都去了不止一次。我只是清晰地知道：如果把我花在旅途上的时间做成一个饼状图的话，里面最大的一块一定是花费在了大学、学院的校园，加上一些高中和预科学校的校园——至今，仍是如此。

当我开始走进校园的时候，针对对越战争和征兵的抗议赋予了学生力量，让他们成了政治力量中的一支——当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政治运动正要开展。这些政治运动带来了改变：从教学内容到终身教职的人选；从大学财政支出方案，到运动校服的制造商选择；从学生开始参与校园决策，到他们在校园发起宣传反对性暴力的“夺回黑夜”示威；从因为阶级、种族、性取向和身体能力而边缘化某些人群到开始包含多元化人群和在教学计划中加入新课程。

在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的专业是“国家治理”，但是在四年里面，我都没有学过以下这些内容：女性的投票权不是被“给予”的；奴隶起义的真正人数被打压掩盖了，因为起义是会蔓延的；美国宪法的原型不是来源于古希腊，而是来自于易洛魁联盟。还有，关于欧洲的学术课程比关于非洲的要多太多，其实非洲才是人类起源之地，而且它比欧洲、中国、印度还有美国加起来都要大。如今当我再走进校园、看着课程设置的时候，我感到情况已经好多了，但是总体还是很不平等。

“该教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女性历史，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历史的研究先锋戈达尔·勒娜（Gerda Lerner）[1]这么归纳道：“有一件事我们早已知晓：强奸是使人恐惧、令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手段。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参与了——虽然是不情愿地——对于思想的强奸。”

怪不得有研究表明，女性对于自己智力的自信心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不断降低。这是因为我们学着“自我缺席”的课程。我这么说，也是想提醒：校园不仅是帮助创造倡导社会正义的政治运动的场所，校园本身就需要这样的运动。

如今，从种族方面来看，校园更像我们的国家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而有的人即使拿到了大学学位，也仍然对他人存有偏见。我曾经在一些校园看见女生的数目高于男生，但是大学学位常常只是让你离开“粉领”贫民窟，而又进入一个“白领”贫民窟的工具。女性的平均收入仍然大大低于男性，但她们需要付的助学贷款却跟男性一样多。

我发现校园的年龄段越来越多样化了。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超过25岁，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人数增长比传统的大学年龄的学生增长要快——这首先归功于退伍兵和《士兵福利法》带来的改变，后来又加上了一些稍微年长、却意欲重返校园的妇女。我记得我看见一个30多岁的孕妇和一个18岁的男学生在争论关于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我当时想：对于教育来说，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好的。

用学生们的话来说，我做宣传的方式从油印刊物发展成了发推特（Twitter）；从实施宵禁发展到“勾搭”[2]；从不计学分的夏季妇女研究课程到有了全国妇女学协会；从黑人学生要求学校把非裔美国人历史添加到课程大纲内，到这些历史已成为所有学生期待中将要学的东西；从同性恋群体不被允许在校园见面，到跨性别群体的学生站起来挑战所有的性别二元分法；从“蓝皮书考试”[3]到书法都快要成为消逝中的艺术了；从有限的讨论课到无限使用的网络讲义。

比如，我在早期造访学校的时候，能看到学生们在人行道上用红色的颜料画大大的“X”——那是某一位女性被性侵害的地点——这种行为不但不被人褒奖，他们最终还会因毁坏公物而被逮捕。现在我看到这些学生的女儿和孙女们引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这是一条联邦民事法案，禁止在教育中的歧视，包括体育——来跟学校抗争，说明校园性侵使女性受教育的环境变得不友好，如果学校无为而使情况继续，则会失去联邦财政资助。几十年以来，高等教育院校为了保护学校名誉，并鼓励女孩的父母继续把他们的孩子送来读书，都对性侵害的数字讳莫如深。现在我看到一些学校开始对他们防治性侵害的政策开诚布公——平均来说，校园中每五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受过性侵害或骚扰，还有一些男性也有同样遭遇。学校公开数据，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真看待性侵害问题了，父母们则有理由信任这样的学校。

女权主义通过扩展教学内容的方式改变了学术界，而学术界有时也改变了女权主义。学术的语言如此理论化，以至于它使“妇女的生活体验”这一女权主义的源头变得模糊。在我旅行的过程中，听到的最令我痛心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得少，不足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甚至是“我不够聪明，成不了女权主义者”。这样的话让我心碎。

虽然有这么多变化和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造访校园是有一个模式的：

我到达机场——或者是火车站、公交车站——在那里，一群意志坚定的社会活动家们等着我，正是她们邀请我来的。在去往校园的车上——或者是酒店、教室、记者会——我会发现她们其实很担心。在南方或者中西部，她们可能会警告我说这可能是我到过的最“保守”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东部或者是西部海岸，她们更可能会说这是一个最“冷漠、无激情或兴趣”的地方。她们又或者会说，虽然这些地方“有积极活动的态度”，但是说到环境和经济问题的时候，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对妇女施压、让她们生更多的孩子，其实才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原因，而经济学课程不仅应该谈及生产问题，也要谈到人口繁殖问题。她们为演讲预定了一个大厅，对外也已经宣传了活动，但是她们很担心会没有人来。毕竟，她们都被告知——“女权主义太过激进”“女权主义是反男性的”“模仿男性气质的”“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或者“不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后女权主义、后种族主义时代了”。悲观和消极的本质和具体原因可能会因为活动开展的地点或是时间有些许不同，但是相同的主线是：自我怀疑。

我告诉她们说，她们已经尽力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上天吧。然后我又会问问她们最近在这个校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争论——我可以把得到的信息用作演讲中的例子。毕竟，我来是为了让她们的工作变得简单、易操作。对我来说，事情已经没那么难了。因为我不再需要担心成绩，或是斡旋于科系或教员间的政治，想着怎样能拿到终身教职，怎样发表学术论文，怎样才能做到科系主任或者是跨越一些学术界人士必须跨越的其他障碍。我可以提出学生们想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可能性，我也可以把好的想法从一个校园带到下一个校园，在一个个活动的组织中做传递花蜜的小蜜蜂。我亲身来到这里，以增加这个活动的可信度。毕竟，我第二天早晨就得离开。

一开始，请我来的学生会引用一些特别遥远的话题——比如说，全球变暖或者外交政策——好像只有听起来很大、很遥远并广为人知的话题，才能算是严肃的话题一般。但是变革这样的事就像房子，一定得从下而上，从基础搭起。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想在校园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以这种方式，我发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学校为商学院建新大楼，而教育学院却仍在使用圆拱形活动房屋；又或是州议会决定提高学费、削减奖学金，但却每年付给卫康和[4]每名囚犯五万美元的开支；军队的招兵人员给贫困大学生大量的额外津贴，但是却对战斗、军队内性侵害数据矢口不提；有色人种教员不知为何总是成不了科系主任；还有大多数非专业的女性职员得到极少的薪酬，并被禁止组织工会；而兄弟会（fraternity）[5]则为针对自己会员的性侵害控告辩护，威胁说将反告那些报告性侵案件的女性们以诽谤罪；新“出柜”的女同性恋篮球教练在带队出行时必须由一名教员随行监察；还发生过一位法律学教授只向女学生提问带有性元素案例的事情；又或说一位男性医学院教授雇佣妓女来给学生们进行妇产科的实操性考试；还有，足球队花了许多钱来建人工草皮，但却不愿花钱预防训练或比赛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脑部损伤——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这表明在校园里，还有许多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简而言之：严肃的政治正在校园中发生。

在造访过一两个班之后，或者跟学生领袖、教员们吃过饭之后——往往在那里我会知道更多正在校园里发生的事——我们就去往演讲厅。在那里我们会发现演讲厅已经挤满了人，甚至还会有人在外面等候。这时，有的人会在地址查询系统里面为多余的人找去处，有的人会被安排到有转播现场状况的闭路电视房间里，工作人员会给他们分发纸张以让他们在纸上写下他们想在课后讨论上提出的问题或意见，这些纸则会被传递到主会场。跟女人常常被低估一样，妇女权利运动也同样被低估，可真相却是：如果人们意识到，有其他人愿意谈论这些深刻而又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他们也会现身参与讨论。

到了此刻，活动组织者就会开始道歉了，他们觉得自己低估了人们的热情。民意调查早已经证明了，妇女运动提出的差不多所有议题，都是得到大部分人支持的，可是我们这些支持女权主义的男女们，仍然感到被孤立、感到自己做错了又或是自己不合群。一开始，女权主义者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心存不满的郊区家庭主妇；然后，我们又被看作一小群妇女解放论者，“烧胸罩的人”，或是激进者；接着就是拿福利金生活的女人；还有拿着公文包装成男性企业高管的人；对生活不满意，又忘了自己要生孩子的女人；最后才是可以决定选举结果和性别差距的女性投票者。最后一个形象太危险了，我们突然被告知我们处在一个“后女权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可以停了，可以退出了。实际上，所有这些毫不相干又自相矛盾的描述的通常目标，就是要使女权主义对现有等级制度的挑战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下来。

可争论有时是个老师。“女权主义对家庭不好”这样的指控，却最终让人们明白：女权主义其实是对父权主义不好，而对民主化的家庭却非常好——这样的家庭，是社会民主的基础。那种“女人是她们自己的最坏敌人”的想法迫使我们承认，就算我们想成为自己的敌人，我们也做不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演讲厅被迫清场进行搜查，因为一个反堕胎团体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炸弹进行威胁。我发现当我们回到会场的时候，听众却出于支持，而变得更多了。

到现在为止，我同样也发现，如果听众是一半女人、一半男人，女人们就会担心她们周围男人的反应。但是如果听众中三分之二是女人、三分之一是男人，女人就会跟随自己的心，大胆发言，而男人会诚实地听女人讲话。当有色人种占了听众的大多数而非少数时，听众本身的回应和能量对那些在场的白人听众来说，教育功能最强。

有的时候，敌意会出现，而它们的出现本身，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如果我没有去处在“圣经带”[6]的校园，我就不会知道“神的旨意是让女人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信念仍然存在；我也不会知道，对于一个成长于严格的基督教家庭——或者是犹太教、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如果要去一个不把新约、旧约或可兰经当作是真理来宣讲的学校上学，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个来自包伯·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的学生在经历了性侵害之后，去寻求心理咨询服务，却被要求“忏悔”，好像是她吸引别人来侵害她一般。在得克萨斯州，我看到有人坐在我准备要演讲的礼堂外面。他们举着牌子，上面把我称作一位“人道主义者”——我以为他们对我是持欢迎态度的——后来一位前原教旨主义者才告诉我，因为人道主义（又译：人文主义）是不好的、世俗化的，所以基督徒们当时是在抗议我的演讲。

有的听众责怪女权主义导致了离婚、出生率下降或薪酬降低——而不是责怪不平等的婚姻、儿童保育制度的缺失和意在牟取暴利的雇主——但是这样的责怪也是有教育意义的。那些来到我的讲演并想当然地认为没人会反对同工同酬的人们会发现，有人从听众席中起立，说自由市场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不平等的薪酬制度只是证明了女性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雇员”应得的价值。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活在“后女权主义”时代，他们就会发现针对女性的暴力——从杀害女婴、童婚到荣誉杀戮和性交易的人口贩卖——已经创造了一个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女性少于男性的世界。另外一方面，男性们说他们想把“阳刚气质”的性别角色变得人性化起来，因为这样的角色设定实在是让他们受不了，还有，他们想自己养育孩子——与会者从这样的话中知晓，他们不能再用“过去怎么样”来衡量发展，有一种新的标准诞生了：将来会如何。

总的来说，我见识了足够多的改变，这让我对即将到来的改变充满信心。

1971年的哈佛演讲

那是1971年，我刚刚开始做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讲——跟多萝西一起，还没有独自一人——我收到一封邀请信，要我在《哈佛法律评论》[7]的晚宴上发表一个演说。这个年度活动是为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准备的，来演讲的嘉宾大多都是政治领袖或者有声望的法学学者——绝对全部都是男人。当我发现这不是个玩笑之后，我想都没想就说了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邀请女性演说家，应该去请露丝·巴德·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她是一个优秀的律师，也是最初几个在哈佛法学院就读的女学生之一，她刚刚在美国民权同盟中提出了第一个“妇女权利计划”。

然后，我接到了布兰达·费根（Brenda Feigen）的电话，她是我的朋友，也是哈佛法学院最早毕业的女学生之一，她现在和露丝一起负责经营“妇女权利计划”。她说我必须得去做这个演讲——他们不会请露丝，因为她离开了哈佛法学院，转去了哥伦比亚法学院——还有，如果我说不，他们就会又回到只有男人的常态。布兰达保证说她会帮我一起做关于演讲的准备，也会请当时法学院的女学生一起帮忙。我提醒她说，我害怕公共演讲，就跟她害怕坐飞机一样严重，但是她说我只要先把想讲的都写出来，然后就好像读稿子一样，不用像演讲。这个条件跟其他论据一起，让我最终对我最恐怖的噩梦说了“好”。

然后我就来到了哈佛的校园里，跟布兰达一起采访法学院的女学生——她们只占法学院学生的7%。我知道那个关于“女士日”[8]的传统才刚刚结束——“女士日”那天，女性会被点名发言。而当时，教员们还百分百是白人男性，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如此坚信不疑，以至于在图书馆的男洗手间的标志上只写着“教员洗手间”。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了，并因此感到更加紧张。这些学生都信赖、依靠着我啊。

最终，我站到了波士顿喜来登广场酒店的一个演讲台上。波士顿哈佛俱乐部是这个年会通常举办的场所，而他们让女士从边门进入。我穿着从小店淘来的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长裙，天鹅绒的下摆因为我发抖的膝盖而稍稍振动。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我的声音中听出我有多紧张——布兰达在假装我没事，这只是小事一桩——一位名叫伊拉·路普（Ira Lupu）的哈佛法学院大三学生正在人群中，25年之后他写出这样的回忆录：“她的讲演在辞藻上不是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她讲话很小声，也没有抑扬顿挫。”

他观察到的根本不及我紧张度的一半。

我的演讲题目叫作“为什么哈佛法学院需要女性，多于女性需要哈佛法学院”。我好不容易撑过了主要部分，说明只有平等才能创造对法律的尊重，只有民主的家庭才能创造出民主的社会。可是我知道听众们知道哈佛法学院的女学生给我提供了这些论据——我对她们的采访已经在教员中间产生了厌恶情绪——然后我还把她们的证词带入我的结尾陈词中：

“如果你心中怀着这样的人道主义观念，你就可以想象到一个女性在哈佛法学院里是如何受苦的。她大多时候都感到孤独，而剩下的时间便是愤怒，因为男同学们总把她看作怪人。更严重的是，课程目录揭示出，它对她那一半的人类不感兴趣。在美国法律中有一个课程是关于种族歧视的，却没有课程是关于性别歧视的；有一个课程是关于国际捕鲸法的，却没有一节课是关于国际女性权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行政法教授说他不知道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是什么——就在昨天，这个男人还这样回应对于‘必须雇佣至少一名女教授’的请求——因为‘性别振动’……另一位优秀的证券法专家用寡妇和妻子们的‘愚蠢’来解释存货亏损的原因……教授们会开关于理性自然人测试[9]的玩笑，解释说，世界上没有理性的女人。他们会把强奸说成是‘一个非常小的侵犯’；瞪着眼睛看前排学生的胸和腿；如果一个女同学在教室里面提了关于女性权利的看法，他们则会鼓励男性们喝倒彩；讲述关于‘愚蠢的女人’的故事或是用性笑话来羞辱女人，以便具象化某些法律点……从现在开始，如果哪个男人的工作是依赖于女人在家或办公室中的无酬或低酬劳动才得以完成的，他就无法把自己称为是自由派的、激进派的，甚至是保守派的公平竞争者。政治不是在华盛顿开始的，政治是从那些被压迫的人身上开始的。”

结束时我松了一大口气，以至于我不知道掌声是在赞成我，还是反对我，还是只是表示礼貌。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事——我后来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一位臃肿的、穿着无尾礼服的男士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他从桌旁站起来抗议我说的内容，还有我居然胆敢评判哈佛法学院的行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肯定他当时气坏了。当他最终坐下来的时候，宴会厅里一阵沉默——然后讲话又慢慢开始回归，就像一个海洋覆盖了火山一般。

后来，布兰达告诉我说，那个人是研究债券债务关系的教授弗农·康特里曼（Vernon Countryman）。我不知道对于他的反应我是该害怕还是该骄傲，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应该是后者。他的反应已经具象化了哈佛法学院的女性们需要面临的那些东西。

几十年之后，当时作为听众的法学生们才确认了我当时的感觉。“我记得我当时非常震惊，我没想到一位哈佛法学教授可以公开表现得这么语无伦次，又这么失控。”伊拉·路普写道，“他没有严正地驳回她的论点，而是施以粗暴的评论，这看起来是专门为了显示斯泰纳姆是未经哈佛法学院价值观洗礼的年轻女性。到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内心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康特里曼的行为正好强调了斯泰纳姆演讲中提到的男性的野蛮和对女士的不敬，好像她的演讲本身不够有说服力一样。”

最后，路普解答了为什么我被邀请的这个谜团。他那姗姗来迟的文章是这么解释的：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亚娜·萨克斯（Jana Sax），在当时感到一股“严重的疏离感”，而这来自“她的伴侣所受的法律教育中反映出来的规条和方法”。她建议请我来当演讲者，而《哈佛法律评论》的主席同意了。我们都在这事件的促成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一个妻子，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女学生，布兰达，我，甚至是那位恼怒的教授。

以这种方式，哈佛法学院送给我了一份大礼：我不再那么为充满敌意的回应而担心了。最终，他们会教会听众一些东西。就像后来，伟大的弗洛伦斯·肯尼迪在我们谈到要一起演讲时建议的那样，“你就暂停一下，让听众吸收、感受这种敌意，然后说，‘我可没付钱叫他这样做哦。’”

得克萨斯州女子大学的惊喜

那是1972年，玛格丽特·斯隆和我一起前往得克萨斯州的校园。其中一个是东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那里是未来的农场工学习农业技术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在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那里是未来的领袖学习他们高兴学任何东西的地方。它们虽然不同，但是这两个大学的女学生在演讲之后跟我们的接触，却传递了同样一个充满激情的信息：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很糟糕了，你应该来得克萨斯州女子大学看看。每一对搭档中，都是一位白人女性、一位黑人女性，这本来就已经不太寻常了。

在纽约，我们持续收到更多来自得州女子大学学生的信息。她们在发起活动，希望把我们请过去，可是，她们没有演讲者资费计划来为我们的开支付费——反正，没有一个计划愿意邀请我们。可是谁能抵挡住这个邀请呢？

登顿（Denton）是一个小镇，因为杂技表演和炎热的夏天而闻名。学生们带着我们在校园走动，到处是低矮的楼房，加上一个高楼，最顶上是校长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典狱官的鹰巢一样，俯视着一个监狱，这是学生们指出来的。好消息是，这个州资助的女子大学收费低，这对女学生来说是很好的邀请函，因为这些女学生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上大学，包括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但不好的消息则是，得州女子大学因为两样特色而闻名：一个是家政学，这原本是提升家务工作地位的学科，可是却变成了让学生觉得是为了让她们为婚姻和家政服务工作做准备的学科；另外一个是护理学，在这个专业领域中，最有组织能力的，大多都是女性，但是她们得到的薪酬却比那些相似、却被男性占据的专业要低，比如药房的药剂师。最糟糕的消息是，很多校园性侵害案件的处理方式是围墙、宵禁还有增加约束潜在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男性保安。实际上，学生们怀疑有些保安自己就是强奸犯。

玛格丽特和我来到了得州女子大学的主礼堂。这里已经挤满了学生，他们热烈讨论着新的女权主义思想，还结合了民权和黑人权利思想，加上最新建立的新人统一党——那是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建立的国家党派。新人统一党已经挫败了那普遍的、对国家党派的一贯期待——他们成了第一个支持生殖自由，包括堕胎的国家党派。

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曾经遭受过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不仅在主流的价值观中，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因种族原因而受到歧视，在黑人权利运动中因性别原因而受到歧视。玛格丽特说，“因为在塞尔玛的桥上游行示威，我的头上留了疤，脚趾间还夹着沙尘。曾经，我被丢下来等死。可是，当社会活动的组织开始时，他们就叫我去为他们做咖啡。”这时，学生们鼓起掌来。她又说，“我想确保，当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可不是为革命者煮燕麦粉。”学生们放松地笑了。她总结道，“我不是周一、二、三做个黑人，然后周四、五、六做个女人。”

因为听众中很多人是在传统的南部关于女性气质的理念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我讲到“女人的旁边如果没有站着一个男人，她们就感觉不完整，无论是周六晚上，还是整个人生”的时候，她们鼓掌欢呼起来。我解释说，如果男人们意识到哪个男人站在那里根本不重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惊讶的。这带来了更多欢笑和叫喊。“说吧！”她们很开心听到一个黑人女性对她的白人南部姐妹们说：“神圣雕像的基座跟所有小空间一样，都很像监狱。”

虽然听众中的有些人对玛格丽特使用的四字词语表示不满[10]——毕竟，她是个来自芝加哥南部的诗人——当她说到“如果有人要批评她走路的方式，他们就可以离开了。”她得到了掌声。有人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说不——我相信人类——这言论使场面安静了下来。于是我继续说：“在一神论中，神是男人，男人是神。为什么神看起来这么令人怀疑地像我们的统治阶级呢？为什么耶稣作为一个来自中东的犹太男人，却有金发碧眼呢？”这带来了放松的笑声，甚至还有几声叫喊“告诉我们吧！”

最后，组织活动的学生给了我们最高的评价：从讲课的结果看来，过去花整整一年说服我们来参加大会，是值得的。我们的参与让她们看起来有理有据多了。

回到纽约，我们读着登顿报纸的剪报——他们把我们的主题归纳为“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就业歧视、儿童、福利、堕胎、同性恋、双性恋”；而在一个讨论中，他们描述我们的讲课为“富有情感的、引起争议的、发人深思又重大相关且目的明确的”。文章中也提到，观众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演讲和之后的讨论“令人尴尬”并且是“我曾听过的最糟糕的东西”。看来，人们离开时不是带着愤怒，就是带着得到的启发。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次讲课证明了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直接导致她决定联合建立国家黑人女权主义组织（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她联合的人包括来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埃利诺·福尔摩斯·罗敦（Eleanor Holmes Norton）[11]、来自妇女行动联盟的简·盖文·路易斯（Jane Galvin Lewis）、艺术家费斯·林格尔德（Faith Ringgold）[12]、作家米歇尔·华莱士（Michele Wallace）等许多人。

在玛格丽特移居到奥克兰之后，她继续组织活动并且在当地的妇女中心工作。当我去看望她的时候，我们追忆起我们在一年之内一起造访的20多个校园——但是我们的对话永远都会回归到得州女子大学上。

35年之后，我再次回到了这个校园。这一次，我在为希拉里·克林顿的2008年总统初选做助选运动。同时，我要和耶慕·格林（Jeh-mu Greene）[13]一起联合讲演，她是一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跟我一样，在经过重重深思之后，决定为克林顿助选——因为她在与极右翼主义者们战斗的过程中有更多的经验——也因为将来她会支持奥巴马。现在，这个校园已经开展了妇女学的硕士课程，而在很多其他大学甚至都还没有妇女学这个专业。更加可贵的是，得州女子大学马上要提供博士课程了。这所大学同时鼓励男性跟女性们一样，参加护士学课程。最不寻常的是，学生如果不参加多元文化妇女学这个课程，则不能毕业。怪不得奥普拉·温弗瑞曾经在这里演讲——两次呢。这校园，除了跟以前一样还有大量食谱藏书之外，别的地方竟与过去无甚相同之处了。

在我们简短的演讲和关于获知投票结果的热烈讨论结束之后，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当我和玛格丽特几十年前在这里演讲的时候，她也刚好在场。她把我们的造访称为是“惊吓治疗”，这“治疗”开启了她一年的活动组织行动。得州女子大学的人权运动迫使管理方正视学生的不满，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问题一起解决，现在他们正为北得克萨斯州的非法移民争取权利。

我只能告诉她，在得州女子大学演讲完一年后，玛格丽特就跟着她的女儿搬到了加州，并在57岁时因顽疾而去世。她的女儿在加州举行了她的追悼会，在纽约，我们又一起办了一场。真的很难相信，玛格丽特不在这里——不在这个曾经展示她的旺盛生命力的校园里。

“你知道电视上出现的那些医院场景吗？”这个女人问，“就是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医生用除颤仪让心脏重启那样的场景？你和玛格丽特当时为我们做的事，就如同用除颤仪重启心脏一般。请一定告诉她的女儿，我们的心脏从那一天开始，重新怦怦跳动，直至今天。”

“我们要聋人校长！”

如果我们对一片土地所知甚少，那我们将在斯学到最多。对我来说，这样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的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只为聋人而设的高等教育院校。启示将至。

我在1983年到达这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学生见面，然后在傍晚做了一个演讲。除了需要翻译这件事之外，这个校园跟别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学生们问我是怎么开始开办《女士》杂志的，因为他们也在想着办一个校园杂志，于是我问她们喜欢什么课程。对于校长的职位，则有些争论，他们希望自己在校长选举之中拥有话语权，这样，他们最终可能会选出一个同样也是聋人、但能够理解他们世界的领袖。我们谈论着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使用的策略，从请愿书到罢课。我能够预见到，这样的行动会比其他的行动更难，毕竟，这所大学独一无二；但是，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与我会面的那些学生大多都跟这学校中超过80%的学生一样来自有听力的家庭，他们非常珍惜这短暂的、能够跟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相处的机会。

我知道谈话时必须看着对我说话的人，而非看着那位为我将手语翻译成有声语言的人。我感到我能够理解对方，他们也能够理解我。

但是，我跟加劳德特的学生相处越多，我就越感觉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活泼而形象的表达是普遍存在的艺术形式。因为他们的言语是活跃的，他们的面部表情是非常有表现力的——为此，我奇怪地感觉到我似乎是全然参与到这个对话中的。我知道，如果没有手语翻译师作为桥梁的话，我一定会错失很多内容，但是他们非常努力地创造机会来把我包含在内。一些年轻女性告诉我，她们常常感到被误解了——比如说，在一个挤满了有听力的男人的场所，她们作为聋女，总是被赋予“双重脆弱”的刻板印象，不管她们本身多么强壮。我认识到，数据学上显示，一个聋女得到工作、婚姻甚至是长期的恋爱关系有多难——比聋男们更难——都是因为这双重标准。可是，当这些人跟我和对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表达迅速、精细又敏感，如果把我的有声语言比作砖头，而他们那视觉化了的语言就是贝壳和羽毛。

自从朱迪·休曼（Judy Heumann）和其他的残障社会活动家在1977年休斯敦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伤残人士也应被包含在内的看法，女权主义演讲家们已经开始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并请求演讲会场添加标志和轮椅道——但这也不是每次都能被注意到。可是，在加劳德特，那里有不止一个手语翻译师，不会出现听众能看见而我不能看见的情况——舞台的两边各有一个，还有十几个是围绕着观众的。我在演讲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齐齐的动作，还有对歌词和诗歌的翻译，那就像在看芭蕾舞一般——一个代表着民主的芭蕾舞。如果我们愿意尝试的话，我们都能学会。

当我离开这个手语世界，回到听力世界时，我觉得我已经是个不一样的人了。我看到了一个有表现力的视觉世界，那个世界跟你我曾经身处的世界不一样。回到家，我的心情愈发低下，那些有表现力的人们，都在哪里呢？

五年之后，我读到，加劳德特的学生运动已经成功——这个运动的名字绝妙、直接——“我们要聋人校长，就是现在”！在1988年，加劳德特大学终于聘请了第一位聋人校长，甚至还第一次任命了一位聋人作为校董事会主席。对于这个由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授予第一批学位的大学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胜利。我看到，在其他一些学校，社会活动家们开始把聋人和其他残障人士的处境看作是民权问题，而非需要“修理”的医疗问题了。他们在发展一个新的领域，叫残障研究。就像黑人研究和妇女学一样，这些教育项目由社会正义运动发起，他们的目标是将社会改变来适应人类，而不是要求人类改变来适应社会。由于伤残是一个状态，人们可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又离开——从滑雪意外到战伤，从分娩到衰老到需要使用拐杖——很多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都需要斜坡，而不能用阶梯。有的人甚至说，全世界有三亿六千万的聋人——在美国就有一百万左右——学习手语应该作为一种能力要求。

会不会有一天，手语会成为基本读写能力的一部分？同时懂得有声语言和视觉语言会变为常态？感谢这些加劳德特的学生们，因为他们，我对这样的世界有了想象。

一个自我拯救的人

在一个提供餐旅培训或酒店管理专业的学校，到校访客一般都住在学生们用作实践基地的酒店里。我就在中西部这样的一个酒店大堂里喝着咖啡，这时，一位又高又瘦、浅色头发、穿着牛仔靴的男人问我，是否可以坐我旁边。我很惊讶：因为他看起来很害羞——又因为他说他仰慕我和一个专业棒球手很久。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将我与一位专业棒球手相提并论。

他对我谈起了他希望开一个乡村旅馆的愿望，谈着谈着，我奇怪又不可抵抗地感觉到我是在跟一位女士谈话。他是一个牛仔，不是特别健谈，又很具阳刚气质，但是我就是没法抑制地这么想。当我最终鼓起勇气跟他说我的感觉时，他说，“当然咯，因为我是被当作女孩养大的呀。”

然后，他开始讲这个故事了。我是全凭记忆讲出来的。这可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忘掉的故事：

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我们住在城外沙漠中的一个大房子里。那个房子里住着我们三代人。我知道我的祖父是我的父亲，他也是我妈妈的父亲，但是我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我知道、也很痛恨的事情就是，每当我们要停下来买汽油，或者是钱不够的时候，我妈妈或者是别的什么亲戚，就会叫我去加油站，给在那里工作的男人口交。我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当时可能只有四五岁，但是我学会了要为我的祖父做这种性服务。可能他觉得让一个男孩做这种事有点儿奇怪——于是我妈妈开始让我穿女孩子的衣服，也给我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当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我才开始穿男孩的衣服，但是没有一个朋友。我马上就知道了，我们的家庭正是别人的父母让他们的孩子不要靠近的那种。

当我成长到足够可以逃走的时候，我谎报了年龄，然后加入了海军。在那里，我感觉到比我在家的任何时候都安全。离开是开始我救赎的第一件事。我退役后，在镇上租了一个房间住着。那里有一个妇女中心，其中会有一些小组聚集起来谈论很多事情，包括童年时经历的性虐待。我以前从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在别人身上发生过。那里的咨询师说，当女人开始互相交流这方面的事，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发生的概率其实很大，特别是，这不单单包括女孩子。当这些经受过不幸的人需要帮助，但是却付不起咨询的价格时，这里有一位咨询师帮助她们组建了一个小组——我参加了，那里有六个女人，和我。我知道了，经历那样的事，不是我的错。但是当镇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秘密时，连妇女中心的人都让那个咨询师离开，并解散这个小组。但是，她在离开后还是会跟我们会面。

但是真正拯救我的，是我的感受。我在八岁以前都穿着女孩的衣服，过着女孩的生活，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跟我的祖父一样，是一个男人。就像我的咨询师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仿效，或把自己认同为这个侵略者。如果我曾经认同了他，我自己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施虐者。做一个受害者，真的糟透了，特别是当你认为性是你唯一的价值的时候——女孩子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浸润中长大的。但是有的男孩开始虐待他人，因为他认为那是“做个男人”的方式。然而，这样做会产生内疚，会害怕自己因说出实话而被逮捕，会失去同理心——所有这些，都让停止虐待变得更加困难。我不会说我是幸运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开始控制并虐待其他人的话，情况一定会更加糟糕的。

他是为了道谢，而跟我讲这个故事的。因为妇女运动是在女性互相倾吐心声之中诞生，童年性虐开始被揭示，大家知道了这是事实，而非一个弗洛伊德式的空想——而有人开始相信孩子说的话了。

我们喝完了咖啡。他是一个很罕见的人——一个知道女人如何过活的男人——也是一个只在一代人内就斩断了虐待轮回的人。我非常感谢他努力拯救自己——也谢谢他给我上了一课。在同一个校园中，却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课。

关于堕胎权的故事

那是1995年，我正在靠近三藩市的多明尼克大学（Dominican College）。那里有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场，而那个体育场将要成为“计划生育计划”的筹款地点。没有任何人觉察到任何反对抗议的迹象。计划生育诊所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为许多人提供了医疗健康服务，因此而成了美国人最信任的组织之一。甚至一些反堕胎组织都意识到了，反对计划生育诊所，只能激起反对的民意，而且，其实只有3%的计划生育服务是跟堕胎有关的。

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三藩市的大主教约翰·奎恩（John Quinn）给多明尼克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把我称为“美国全面自由堕胎的倡导领头先锋”。然而这所大学没有得到天主教会的任何资助，他们在多年以前是由多明尼克的修女们创办的。修女们早就不在了，不能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大主教说，她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被背叛了。

所有事情都在进行着——对我们的指控进行着，活动的准备也照样进行着。有的捐款者的确从学校撤资了，这令人相当痛心，但是校董会坚定地支持校园里的自由言论，所以又有新的捐款者来填补了资金的漏洞。要说这指控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大主教的批评只是给教会存在的问题带来了更多媒体曝光的机会——正在下滑的教会会友数量，衰老中的神父们，十几所有历史意义的教会的关闭，教士们犯下的性侵害事件浮上水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麻烦——因此，他被传召到梵蒂冈进行战略咨询会议。

在活动要进行的当天，我印象深刻——有一架小型的示威飞机在体育场上空盘旋，拉着一条反堕胎的横幅。有人喊，“看，那些反堕胎人士都有空军了！”这引起了一阵大笑。这个活动继续进行。虽然我知道这架孤单的小小飞机只是被商业性地租赁——它可供生日、婚礼甚至广告使用——但是它的持续盘旋带来的象征意义，让我觉得悲哀。

后来，我跟交往了30年的挚友德洛丽丝·许尔塔（Dolores Huer-ta）聊起这件事——她终身都投身于组织农场工的社会活动和促进先进妇女参选的活动——我告诉她，我没法撼动那个情境带来的悲伤：那架飞机代表着教会，而妇女真正经历的生活，则在地上。

她用社会活动组织者的箴言来提醒我：没有花，根仍可以独立存在，但是没有根，花则无法绽放。宗教是一朵花，而人民则是它的根。

三个月之后，约翰·奎恩大主教以66岁的年纪退休，这比本来计划的要早九年。三藩市报道说，是因为他跟人民的距离太过遥远了。

在俄克拉荷马州这油井就在牛群和冬麦旁边的土地之间建起的地方，我正在一个挤满了学生的大学体育馆中跟他们一起进行课后讨论。大多数人在努力尝试，想办法看怎样才能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公平——不管是从“谁得到终身教职”的问题，还是“谁送孩子上学”的选择——但是我发现，一群穿着耶稣短袖T恤的20多岁的白人没有参与讨论。

最后，一个穿着这样T恤的年轻男子站起来，抗议我对合法堕胎的支持。这挺奇怪的，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堕胎的事。他说，宪法里根本没有写到堕胎，又怎么能保护堕胎权呢？一个看起来才十几岁的女大学生站起来说，宪法里面根本没有包含女人，可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有生育自由权，这是由宪法里面隐私权这一部分规定了的。如果“国父”们把“国母”们写进了宪法，那这个自由权早就写进《权利法案》了。

人群鼓掌了。我看到，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奇迹般的时刻：人们开始互相回答对方的问题了。我可以只是聆听，并且学习。一个稍年长的、穿着耶稣T恤的男人说，《圣经》禁止堕胎，因为戒律中说了，“汝不可谋害人命。”但是我们当时身处“圣经带”，这里的人非常了解《圣经》——一个稍年长的女人引用了《出埃及记》21:22-23，那段话中说，如果一个男人导致一个孕妇流产，他必须要付罚款，但却不会被控告谋杀罪，除非孕妇死于流产。所以，《圣经》中明确说了，非独立、依赖性的生命和独立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这让穿T恤的人安静了下来，但是这安静没有持续多久，我看到他们在商谈。这时，另外一个学生站起来，反对父母法和司法许可法，他认为这些法律把年轻的女人看作她父母，或是国家的财产。“如果你的年龄足够大到可以怀孕了，”她说，“那你也达到了可以自己选择终止怀孕的年龄。”一个男人插话了，他指出，如果一个女人在服兵役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士兵，甚至是被敌人强暴了，她没法在军队医院做流产手术，也没法在任何地方以公款来终止妊娠。甚至，她不一定保证可以离开以便自己找一所医院。在这时，人群中有人怀着不满，而有人抱着学习的态度聆听着。

一个护士站起来，向我们解释了她手腕上戴着的一个金属手链。它看起来像战囚戴的手链，上面通常写着一个爱人的生日，但她解释道，她的手链上面写着罗茜·希门尼斯（Rosie Jimenez）的死亡日期，她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死于非法堕胎的女人。因为《海德修正案》禁止使用军队税款、医保或者任何税款来进行堕胎。罗茜当时正在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她还有几个月就可以毕业并得到教师资格证，那样她就可以自食其力，养活她自己还有五岁的女儿。但是她怀孕了，只好跨过边界到墨西哥去做了非法人流，那是她可以付得起的唯一一种终止妊娠的手术。然后，她回到得克萨斯州，因感染性休克而住进医院，被疼痛和高烧缠绕着过了七天——治疗感染性休克的费用比起堕胎的费用来说，要多花好几百倍的公款。她死了，留下了她的女儿，还有700美金的奖学金支票——那是罗茜本应拥有的美好将来的明证。这件事发生于《海德修正案》施行之后的两个月。从那时起，数以百计，甚至是千计的女人失去了她们的健康和生命。

我对穿着T恤的那队人保持着警惕，同时解释说生育自由权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它也保护希望生育孩子的权利。一个女人不应被迫终止妊娠，就像她也不应被迫进行绝育手术一样：妇女权利运动致力于指出并解决后者存在的问题，就跟它对前者问题的关切程度一模一样——这里面也包括了养育儿童的经济能力。我们的努力看起来是偏向一边的，因为反对者们都聚集在了抗议安全、合法的堕胎权那里。

我希望现在安静的T恤队到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生育自由权也保护他们的权利——有权力的政府禁止节育、堕胎，也可以强制实行另外的政策——看来我太乐观了。他们突然站起来，齐声喊道“堕胎！谋杀！堕胎！谋杀！”然后全体一起走了出去。

在紧随的沉默中，我感觉到人们正在努力想，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说错还是做错了什么。我表达了对他们离场的遗憾，而这似乎打破了符咒。

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白人男性——瘦削、腼腆，可能25到30岁之间——举起手来，然后开始讲一个看起来不相关的故事。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开采石油的方式，后来他把专利权卖了，然后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他想把这里面的差不多一半——九万美金——捐出来，以支持“生育自由权是人权”这个倡导——就跟言论自由权一样。

全场陷入沉默，然后就是大笑、欢呼。在我将近40年的旅行和募款中，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如果人们要求捐款，一般捐献人都是应申请、应数额捐献。还有，他们一般都看别人捐多少，他们就捐多少。对我和会场上所有人来说，这个年轻男人展示了一个人如何主动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能力贡献——其实是高于能力的贡献，因为他是在分享一笔罕得的意外之财。他送了我们一份大礼——一份装着偶然，又装着希望的大礼。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他来了纽约，我们会见面，问问对方的近况。他还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妹妹。如果我们刚好都到了丹佛，我们会约着一起吃个早餐。每隔几年，道路似乎就要把我们连到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那一天，成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个标杆。

校园之行总是收获满满

对我来说，在校园活动或任何演讲结束之后的聊天和组织活动，是很大的回报——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会学到很多。我们经常在活动结束后在一个饭店或者在校园的某个地方，甚至就坐在附近的空地上继续聊天。我们刚刚一起参与了一个演讲，正有谈资——加上我要求要抛弃那显示着等级的环境设置，[14]假装我们都是在围圈谈话，虽然那里有500或5000人——人们直接站起来，讲那些他们可能不会对朋友或家人说的话。那感觉，就好像听众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能够吸引故事和想法的磁场一般。

我也会大声地读出一些从听众席给我传递上来的纸条消息——它们的内容包罗万象，比如说那些刚刚来之不易的新课程，还没来得及被放进课程大纲里，经费就已经被削减了；可是，大把的钱却被用在了建新足球场上——因为这么做的人也不用受惩罚。现场，我们常常能目睹一种魔力，当有人在会场的一边问了一个问题，在会场的另外一边则有人站起来回答——我就知道，魔力发生了。这个团体已经如同拥有了生命，并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了。

男人们也跟女人们一样，有一些最底层的话题。要说有一个男人们最希望谈的话题，那就是他们多么希望自己年幼的时候拥有慈爱并尽培养责任的父亲，或者是任何一个在乎这养育过程的男人。每当他们开始深思这个问题，问题就开始转变为他们自己如何成为那个男人、那样的父亲。这样的童年愿望是女权主义最好的盟军。男人们也会谈论起他们如何目睹母亲遭受来自父亲或继父的暴力或侮辱。我曾经亲眼看见那些看起来最强壮、最凶狠的大学运动员在回忆起他们目睹母亲受暴的感受时，滚烫热泪顺着脸颊留下的场景。

不管听众的组成如何，我学会了总是怀抱希望，因为最有智慧、有趣又有揭示性的回应，将会在那总是长于演讲本身的课后讨论中出现。我希望我可以在这里插入1000个You Tube视频，让你们看看人们如何提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如何求助，又或是如何把我从一些我不能解决的僵局中解救出来。

举个例子：

● 在加拿大的一个法学院，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深层的讨论中：法律是一个通用的工具，而女权主义者不应该期待法律变得有弹性。我正在提出理由来反对这个论点：我认为那正是法官存在的理由——否则，“公正”和结果就干脆可以用电脑算出来了。法学院学生们大多是男生，他们则认为，任何的例外对法律来说都是危险的，这会导致“滑坡谬误”[15]。只要给了一个例外，数字就会增长，导致法律最后在实质上被完全翻转。

我不是律师，所以我卡住了。虽然那些年轻男性们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常识的大多数听众的看法，但是他们在此刻占了上风。

这时，一个高挑的、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人从房间的后方站了起来。“嗯，”她冷静地说，“我有一条蟒蛇。”这句话马上就让整场观众安静了下来。

“每个月，”她继续说道，“我都要到学校的解剖实验室取冷冻老鼠来喂它。但是这个月，有一个新的教授接管了实验室，他说，‘我不能给你冷冻老鼠了。如果我给你冷冻老鼠，所有人都会来跟我要冷冻老鼠的。’”

全场爆发一阵大笑，连刚刚那些能言善辩的男生们都忍不住笑了。

她说明了她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样的东西，公正的法律是可以有弹性的。应该说，一个公正的法律，必须要有弹性。她挽救了局面，我们反败为胜。

● 在加州一个社区大学的礼堂中，坐满了重返校园的妇女学生，她们进入了一个又长又严肃的讨论中：她们正在讲述，要让她们的男性伴侣与她们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是多么困难。这不仅因为男人们在顽强抵抗，同时也因为女人们自己觉得内疚，或者不想看起来唠叨不休，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职责划分，因为她们从来没在家庭内部看到过完全平等的划分。

一个女人站起来说：“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你会怎么划分责任？”

紧随着的是一个长长的停顿。“现在，别因为和你生活的是一个男人，就把标准降低了。”全场以掌声表示了赞同。

● 在另外一个学校，一些女性告诉我，男人们把他们的内裤放在地上，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把它们捡起来——有的人根本意识不到内裤在地上。到这时候，叫喊和笑声已经变得非常嘈杂了，我开始为前排的一个日本女人担心起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冒犯了她。

就好像被我的思绪召唤了一样，她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大概500名女性，说道，“当我丈夫把他的内裤放在地上的时候，”她安静地说，“我觉得可以用一些钉子把它们钉在地上，挺有用的。”

整场爆发了一场大笑，还伴随着欢呼——这个腼腆的年轻女人看起来很惊奇，因为她自己也在笑。她告诉大家，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发言。

● 在一场讨论中，我们讨论到跟年轻男性结婚和恋爱的好处——因为他们更可能平等地对待女性——一个女人站起来说，“他们当然更容易理解了。我们可是他们的母亲！”我再一次为一位坐在前排的更为年长，而且看起来娴淑高贵的女性担心起来，她看起来不太同意。当我问她我们是否冒犯了她时，她站起来，转向听众，说，“当你和一个更年轻的男性发生外遇时，”——我留意到，她不是说“如果”，而是说“当“——”不要用女上位。你看起来会像个斗牛犬。”这个评论由一个不可能发出这样评论的女人口中说出——但是看起来一定是有过这样经历的女人——她博得了满堂喝彩。

如果说，这些对校园的造访为我确定了一件事的话，这件事一定是：那奇迹一般，但却没人情味的因特网是不够的。在废奴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活跃的年代，只有大概600个大学和学院，每个院校只有大概100名学生巡回旅行的活动组织者，比如姆凯姐妹（Grimkésister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索茹尔内·特鲁斯——他们去往市政厅、农场、教会和营地发表演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人们实地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这正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创造这些“暂时的世界”来开展会议，不管大或小，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的原因。在这些“暂时的世界”中，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我们从对方身上学习，就这样，我们一起向着相同的目标前进。在民权运动中的个人组织者发起了黑人教会网络，这个网络可不是只用电话和电报交流；退伍老兵们在越南的咖啡屋和摇滚音乐会上发表关于反战的言论。现在，我们有至少4000个校园了，这些校园里大概有1500万学生——还是不够多元化，但是已经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元了——它们是像我这样的流浪的活动组织者的最重要和基本的组织场所啊。

我建议尝试组织这样的草根活动，试一周或者一个月，一年或者一辈子——为你想要在这世上看到的无论什么样的改变去努力。有一天，你会突然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可能正在庆祝胜利，而他完全不知道你曾经为了这个胜利而付出过努力。

你会发现，学生、教职工们给校园创造了保育场所，这改变了“谁可以上学”这件事；最好的候选人应该被选上，而不是得到最多竞选资助的人；高中生们通过暑假打工，挣得工钱，为和他们一样年龄的非洲学生们付学费；一个政府官员知道了什么是错误的定罪——包括那些为了自卫而杀掉施虐者的女人们——并推翻了原判的死刑；男性高管们坚持要享有产假和同样的跟孩子相处的时间；还有，整个州的人们一起站起来反对把监狱和公共学校变成企业盈利的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忽视，变成了解雇警察的理由，警察虐打犯人的事件数量也降低了；一个学校的教学系统责令所有的教学文件要教关于所有大陆和人口的内容，不能厚此薄彼；美国历史课程真的开始从“龟岛”[16]讲起了；枪支数减少，公共交通兴隆起来；可能有一天生育自由会变成了“第五自由权”[17]——还有一些其他的希望，不过这些希望可能只有你和未来的你可以想象到了。

最后，好像是要回答好多年前就提出的谜语一般，你会发现，这些改变和发展是由你多年前埋下的种子发芽而来的，你栽培了它，给它浇水，把它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你有一天会得到回报，这回报是我们作为社会人最需要的：你会知道，你曾经让很多人的生命，从此不同。

【注释】

[1] 译者注：创办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女性史研究先驱。

[2] 译者注：特指青少年间并非情侣的亲密关系。

[3] 译者注：“蓝皮书考试”是美国许多高等教育院校里面的考试方式，学生在一本蓝皮的考试答卷里面以短论文的形式，在规定时间内回答问题。

[4] 译者注：一家以管理监狱盈利的公司。

[5] 译者注：一种学生社团，不是强迫性的，但是参加兄弟会是一种扩张人脉的途径。要缴交会费，兄弟会也会办许多派对。

[6] 译者注：美国中西部正统派教徒多的地带。

[7] 译者注：《哈佛法律评论》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一个法学研究学术期刊，创刊于1887年。

[8] 译者注：据哈佛法学院的女性回忆，“女士日”在大多时候都是用来羞辱女学生的。

[9] 译者注：法律上，一位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可是历史上，法律中只有‘理性自然男人’。后来，法律中把这种说法改成了‘理性自然人’。

[10] 译者注：此处指英语中的脏话。

[11] 译者注：国会女议员。

[12] 译者注：女性波普艺术家。

[13] 译者注：美国黑人女性电视评论员。

[14] 译者注：在演讲时，听讲人和讲课人的位置，显示了“听”与“被听”两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围圈谈话的最典型特征就是人人平等，没有主讲人。

[15] 译者注：滑坡谬误指的是一种逻辑谬论，即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以达到某种意欲之结论。

[16] 译者注：在北美土著人的口述传说中，北美洲大地的形成是因巨龟浮上水面，造物主将泥土放在他的龟壳上形成的。

[17] 译者注：美国宪法规定了四项自由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予匮乏的自由和免予恐惧的自由。

第五章　
政治的就是个人的

母亲曾经告诉我人们在“大萧条”中的苦境——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如何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这教会了我，政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对我描述这样的情景：他们用剩下的土豆皮做汤喝，然后听着罗斯福在收音机上的演讲来重振精神；又或者是把一床被子剪开，给我姐姐做一件暖和的外套。为了不让姐姐被人嘲笑，母亲又会跟她说，人们可以喜欢一个新的第一夫人，自然就可以喜欢一种新的衣服。她甚至告诉我说，我的祖父不是死于肺炎（尽管所有人都这么说），而是死于心碎——因为他失去了自己努力得来的所有东西。母亲说，如果他能活着看到罗斯福总统在最需要的地方重新创造了就业机会，重赋人们以尊严——建造桥梁，种植森林，甚至在邮局里面粉刷墙壁——她很确定他一定不会离我们而去。

母亲的故事从个人开始，而连接到了政治上——这对我来说完全说得通。除此之外，我和她一样相信富兰克林和埃莉诺虽然生为上层人，但是却明白我们底层人的生活。“你一定要看看人们做了什么，”就像我妈妈说的那样，“而不是先看他们是谁。”还有，她非常确定罗斯福一家希望我们成为独立的人，而非依赖人的人。因此，像大多数的孩子那样，我会说“这不公平”还有“你又不是我老板”这样的话，这个观点让我更爱他们了。

我妈妈讲的故事，并不都有好结局。当我看到报纸上一张神秘的照片——照片上，警察拉着深色皮肤的人通过城市的街道——妈妈解释说，在临近的底特律爆发了种族骚乱，因为对于那些叫“黑人”的人来说，大萧条从未停止过。我脑海里的画面是人们用削下来的土豆皮做汤，把被子剪开来做衣裳，可是我却不能想象我的家人被警察袭击。她也会和我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面的广播剧，剧里正在讲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在一个叫集中营的地方努力生存的故事。我知道我妈妈不想吓到我，她只是想教会我一些严肃的事，而这让我觉得自己更加重要、更加像大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她是不是想通过让我“服下”这一小剂又一小剂装着残酷现实的药丸，来让我免疫于那对她来说，只要一部悲伤的电影或是一只受伤的小动物都可以引发的抑郁。

可是，我却从来没有问过我那快乐而又“幸运”的爸爸为什么对政治毫无兴趣。爸爸妈妈都很友善，又充满了爱心，但是他们却很不同。

当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1岁。那时候，我和母亲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镇，在她和父亲分居之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住那人行道上裂缝的形状，似乎还能听到我母亲从屋子里跑出来提醒骑着单车的我的喊声。真的很难相信，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已经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还有更艰难的部分：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死亡感到遗憾。我们镇的一些人埋怨总统让我们卷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对建立联合国的支持会导致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局面。报纸上有个卡通这么说，“罗森菲尔德总统，再见了。”[1]我母亲解释说，不，罗斯福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因为人们总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联系到一起。

唯一和我们一起哀悼的人，是住在街对面的一位年长的男人，他戴着一条上面写着“FDR”的领带[2]，他向我们展示它，好像是要展示给共谋盟军看一样。母亲非常勇敢，她把一张围着黑的总统的照片放在我们的前窗上，但是她还没有勇敢到向邻居们解释那是什么。我已经开始怀疑，冲突在政治之后接踵而来，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可是光想到可能发生的冲突，就已经能够让我那久患抑郁的母亲更加忧郁。我自己生气的时候，就会哭，然后就没法解释我一开始为什么生气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状况在女性之中很常见。愤怒被看作是“没有女人味的”，所以我们就压制住了它——直到它满溢出来。

我可以看见，没法把自己的气愤发泄出来，让母亲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好像第一次得到了真理线索一般——抑郁症可能是内化了的愤怒，所以女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是男人的两倍。我的母亲为“过于在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她能为自己做的实在太少。就这样，她使我走向了社会行动——这是她自己永远无法踏进的领域。

参加总统助选的日子

我自己的政治生活直到高中的最后一年才开始。我和姐姐一起住在华盛顿特区，她是一个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并和另外三个年轻女孩一起合租了一个房子。她们认为我一定是想家了，而我的实话又太不厚道——实际上，因为我只需对自己负责，我简直像活在天堂一般。

在我的新高中，所有人看起来都想要考大学，有的人甚至之前就已经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权当练手，这可是我听都没听过的事。他们的家庭拥有银行账户，而不是领用信封装着的薪金；他们有晚餐派对，而不是看着电视吃晚饭；他们去不同的国家度假，而我的托莱多朋友们，正因贫困而逃离了那些国家。

我的很多新同学都来自高级军官家庭，他们都把总统候选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3]看作战争英雄和父亲形象的混合体。对我来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这样一位被民主党推选的、不太情愿上位的候选人，听起来跟罗斯福更像，但是我不准备这么提出我的观点。我交了一个帅气的新男友，他准备去西点军校上学，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将军。我偶然才发现，一个临时的史蒂文森助选办公室只需要坐一站有轨电车就到了。

当我走进那放满了不断响铃的电话、挤满了人的房子，我感到那是我曾经到过的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工作人员管理着过于凌乱的桌子，志愿者们一边不断地往信封里装东西，一边紧张地谈话。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帮忙把所有的草坪标志牌叠起来，这些是要送往马里兰和维吉尼亚的——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真正投票选总统，不像住在华盛顿的人们，他们被期望保持中立。最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对所有人开放。

很快，我就开始和其他的年轻女性志愿者们一起工作了，我们的手很快就沾满了紫色的墨水，因为我们在照管着一个发出鼓响一般的声音的油印机，它正在大量印刷写着“学生支持史蒂文森”的时事通讯稿。那是专门设计来吸引志愿者的，因为这些21岁以下的人都还不被允许投票。

我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明确可见的等级制度。男性工作人员做决策，而女性工作人员只能执行这些决策。有酬的工作人员都是白人男性，而那为数不多的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则都是志愿者或是信差。不过，跟我的新高中比起来，这里还是跟现实世界像多了。在那里的头几天，我努力想搞清楚为什么这挤满了学生的地方看起来那么奇怪。突然，我发现：所有人都是白人。我问了老师，这是不是反映了社区的种族组成状况，他说，当然不是啊，这反映出来的只有种族隔离。华盛顿是两个分隔的城市，他说，而黑人群体也想要分开的学校。不过，这城市从奴隶建立起白宫的历史到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了。

这对我来说真是新闻。我的托莱多高中在社交上也是隔离的——不仅种族隔离，还因谁家有无电视机而隔离，因谁家讲波兰语、匈牙利语而隔离，又或谁的父亲是陪审团主席而非流水线上的工人而隔离——不过至少，我们都在同一个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也为同一个足球队欢呼。

总体来说，史蒂文森助选办公室是最公开、也最热情欢迎别人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周六，当我和其他年轻女性到达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被要求藏匿在上一层楼。我们很绝望。一个工作人员解释说，史蒂文森本人准备要来助选办公室看看，而他不能和其他女人一起出现，除非这个女人老得能当他母亲。毕竟，他经历了那糟糕的事——离婚——这是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曾经经历过的。虽然似乎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把一位年轻又美丽的英国女人带到了美国，她曾经在战时担任他的司机——甚至还为她安排了美国公民身份——他还是会让他的妻子玛米（Mamie）做正派的第一夫人。不管怎么说，形象是最重要的。

我们没有反对把我们藏起来这个行为，但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伤寒玛丽”[4]一样，有可能危害到我们在乎的目标。当我们要出去在白城堡快餐店买一个十美分的汉堡包充饥时，我们相互商量着，怎样才能不被人看见。那些男性工作人员对我们外表的品头评足，近距离地触碰我们——这些是我们缄口不提的。我们的存在是个问题；而他们的行为则是不可避免的。躲避他们的同时，我们还得保护他们的自我意识——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事实上，为了要留在这个令人激动的地方，为这房子以外的人奋斗，我们会忍受任何事情——即使我们不知道，当时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外人”。或者这么说吧，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内部人员”。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政治改变能够让我在街上行走时感到更加安全，或是让我不用嫁人便拥有自己的身份，或是把我的那些托莱多同学送上大学而非送入工厂，又或是让我当时的同学们走出他们的“白人贫民窟”。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导向的改变或许曾可以帮助我母亲保留她在我出生好几年前从事的先锋记者的职业。

我唯一想的事情是：除这里之外，还有哪里能让我找到这样的公开、激情和希望？我被迷住了。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一直积极地从事着助选和倡导活动。撇开它们的很多缺点不谈，助选活动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每个人的投票都有价值，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作为独立的小社会，他们比学术更加开放，比企业更理想主义，比宗教更加包容，比政府本身又更加易于接近。助选季是唯一一段让我们可以公开就我们想要的未来进行辩论的时间，它比最终的选举结果更能改变意识。简而言之，助选可能是最接近民主本身的东西。

当我住在印度的时候，目睹人们为了投票而排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队；回到家，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勇敢的民权运动者们愿意舍命争取选民投票资格——这更加巩固了我对选战和助选那份古怪的热爱。

不过，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要把我的热爱和我的工作结合起来，是很难的。如果我想要写一份关于某个政治领导人的报道，我就会被请求写关于他妻子的故事。如果我很努力地争取，我就可以得到令我骄傲的任务——比如，写一份关于杜鲁门·卡波特的简介，或者一份关于避孕药的长文章——但是政治世界的大门不太向女人开启，即使她们只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报道。

然后，在1968年，我加入了一个作家小组——由我在《时尚先生》的编辑克莱·菲尔克（Clay Felker）带领——他当时正在创办《纽约》杂志。我是唯一的一个“女孩记者”[5]，但是最终，我有机会写关于政治的文章了。这是汤姆·沃尔夫倡导的“新新闻主义”的家，还有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他是纽约街头生活的记录者。沃尔夫以外部视角，写那些他可能不喜欢的主题，而布雷斯林则用内部视角，写那些他热爱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基础：非虚构类作家们可以同时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只要我们写的东西是真实的。[6]

当我加入记者军团，坐上竞选专机时，我留意到每架飞机看起来都反映了竞选人的性格。尤金·麦卡锡（Eugene Mc Carthy）[7]自我隔离，谈论哲学，并告诉记者们，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支持他——好像那是件好事一样。这好像也为他的工作人员定下了调子：他们看起来都很冷酷，也不太忙碌，有些游离。另外一方面，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则在每一站都发表一模一样的演讲，然后则跟当地的政治领袖一起消失在紧闭的门后。每一次的竞选巡回，他都会返回飞机一次，问候每个记者，并告诉我们一些他小心翼翼地背好的个人情况——这些情况几乎总是过时的。在他飞机上的记者们看起来总因为不怎么喜欢他而产生代偿行为，于是他们对他不那么有批判性；而且，那种因能跟竞选人谈话而产生的兴奋气氛，在尼克松的飞机上，也不太浓郁。

当巴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8]的竞选飞机在印第安领地安排了一个站时，肯尼迪的工作人员都反对这件事，因为那里能得到的选票太少，根本不值得做这趟停留。肯尼迪说工作人员们太不在乎那里的人，还是坚持在这个站做了停留。他的飞机或许是唯一的一架有民歌歌手在过道上弹吉他的竞选飞机。因为很多记者都非常喜欢巴比，他们也产生了代偿行为——这次，他们对他非常有批判性。后来，我想，不知道这些记者会不会内疚呢？因为他们个人的感受，读者在巴比·肯尼迪死后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还有，他们也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入住白宫后，才知晓他的为人。

作为一个志愿者，助选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事。我封过信封，发过传单，示威抗议过，做过电话银行[9]，也帮忙做过筹资。我进行过游说、做过研究，也帮人撰写过讲话稿，还有一次成了纲领委员会的成员，不过那只是因为贝拉·艾布札格做不了。为了使一个政治会议圆满开展，我肯定要少活几年；当我整晚不睡，只为了要帮那些被这样的政治会议排除在外的团体写好抗议声明和新闻稿，我肯定又要再少活几年。我曾经助选过的竞选人太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我看了一下我当年的日程表，仅是1996年就列了29位竞选人，加上一位总统。我在房子的后院对着十几个邻居说话，还出现在了大型的摇滚音乐会上、安静的起居室里，和带着扩音器的平板货车上。我还凭着脚力，一家家地拜访拉票。当妇女运动真正进行到火热的状态时，我们就在华盛顿对着一个将近一百万人的示威人群讲话。以上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很好的，不管它们是高层的还是底层的。这是助选中最美好的一件事：体验胜过一切，而且人们只是在努力做那些必要的事。一个正为自己争取最低工资而努力游说的家政工，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演讲者；而一个博士生，也有可能只是在电话银行打动员投票的电话。

当我回看这一切的时候，我看到了三个阶段，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些阶段。

第一阶段，我在助选团里面当志愿者，做别人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比如说，打很多很多电话，直到我觉得要用外科手术才能把听筒从我的耳边移开。我从路途中的城市，给大城市的捐助人打电话，然后我就可以说，“你真的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有时我也会做一些罕见的任务，比如在乔治·麦戈文（George Mc Govern）[10]竞选总统时劝他穿稍微长些、适合上电视的袜子；为肯尼迪的志愿者们帮忙订中餐；又或是帮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对戈德华特（Gold-water）的选战运营一个迪斯科舞厅以筹集资金。我最骄傲的时刻是我为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撰写了要在电视上演讲的讲稿，她在1972年竞选美国总统。虽然她只出现在14个州的选票上，但是她是第一个主要政党的黑人候选人，也是第一个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女性。她独立揭下了白宫大门“只接受白人男性”的隐形标识。因为她被“白白”了[11]——就像弗洛伦斯·肯尼迪所说的那样——她在纽约初选之前的电视辩论资格被取消了，所以奇泽姆和她的竞选经理路德维格·格罗伯特（Ludwig Gelobter）采取了法律手段，以争取平等的时间。他们在最后时刻才答应给她半个小时。路德维格请我连夜帮她写一篇演讲稿，这篇稿子必须要把雪莉那些有远见的看法全部连结在一起。我熬夜做这个讲稿，然后看着她在电视上把里面的精神传递出来——那是一个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兴奋时刻。

第二阶段，我协助建立了妇女运动团体并联合他们一起助选。比如，全国妇女政治核心会议——她们支持那些支持平等的女性来参选或是接受委任；还有，“支持‘选择’选民会”，那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旨在帮助来自各党的、支持生育自由权的男女候选人。《女士》杂志为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打分，从报酬公平到儿童保育到大男子主义因素——这个是指军事和死刑的支持。这个举措没有把理查德·尼克松阻在白宫门外，可是有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到访《女士》杂志办公室的时候告诉我们，她们使用了我们的打分系统，让澳洲工党占了上风。还有，全国妇女政治核心会议把那些有资格被任命要职的不同背景、多元化的女人的名字编纂到了一起。40多年以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会声称自己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拥有“满满好几个活页夹子的女人”——他把这当作他有资格竞选总统的凭据。实际上，这样的名单是由马萨诸塞州妇女政治核心会议准备好，并且向他施压，力迫他接受的——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几十年了。[12]

直到我60多岁的时候，我才达到了我的第三阶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助选形式——独立于任何机构。和几个社会活动家、活动组织家朋友一起，我在卡车里穿越整个国家，在“摇摆州”[13]找到地方停留——只要当地的社会活动家说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停留在学校的健身房、图书馆、购物中心、保龄球馆、摇滚演唱会、后院烧烤派对、校园集会、地铁站、工会大厅、移民窗口、电影院、甚至卖贝果的商店——所有选民常到而候选人不常到的地方。因为我不再是某个候选人的代理人了，所以我不用只说那个候选人能说的主张，或者担心我说的话会让他/她陷入麻烦而不敢多说。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行动人，我们通过向朋友募小量的款项而自己负担开销，所以我们是可以信任的信使——我们是以自己的公民身份来支持某个候选人的。

在奥巴马为入主白宫而开展竞选活动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独立的助选公路旅行延伸到更遥远的地方了。科罗纳多这个摇摆州对于奥巴马的胜利来说很关键，那里同时也有一些具有威胁性的公民表决提案[14]——我们在丹佛租了一个房子，把那里当作大本营，每天前往不同的、挤满了独立党或共和党女性的社区中心——这些组群往往被民主党所忽略。她们感到，在共和党的一系列不利于女性的政策主张中被抛弃了；而民主党的女人也对她们充满非难：“你怎么能支持共和党呢？”我们不想这么做——相反，我们跟她们谈论我们为何要支持那些支持我们的政治领袖，而不是只根据党派的标签行事。这样的助选方式，只有某种社会运动才能做起来。

最后，科罗纳多打败了那些带有偏见的公民表决提案，其中包括一个要为受精卵授予法律人格的提案；还有，科罗纳多支持了奥巴马。在选举之夜，他赢得了这个白人占百分之八十的州，百分之六十的选票来自不同种族的女性，其中百分之七十的选票来自单身女性。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果女性没有投票权，约翰·麦凯恩（John Mc Cain）就很可能赢得大选。我们在丹佛市中心的街上和人群一起跳舞，以庆祝巴拉克·奥巴马的胜利，他是一个拥有伟大思想及善良心灵的人，他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一个黑人总统。

在好日子里，我知道我们小团体的这种公路旅行，是继承了废奴主义者及妇女参政论者的伟大传统——他们坐着马车和火车，踏上旅途，在各地的会客厅、市政厅、教会、校舍、农庄和谷仓中与人们会面。她们不能只依靠信件、新闻或书籍来传达她们的思想，正如我们也不能只依靠电视、电子邮件、网络电话和推特一样。现在和当时一样，我们走在路上，召集公开会议，让听众们有机会讲话，让讲者们有机会聆听，讨论所谓“事实”的真实程度，让人们从同理心中衍生出信任和理解。

在我助选生涯的这些不同阶段，我曾被激励，也曾感到气愤、沮丧；曾满怀希望、无眠、惊喜，也曾感到被辜负、疲惫不堪——但是我从未觉得遗憾。我一点都不想成为某一个助选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存在非常重要，但是做那种工作，就如同踏上了马路的单行线一般。以公民身份来做助选的志愿者——或是以关心某件社会事务的小组成员身份、以某个社会运动的倡导者的身份——才会使对事情的看法双向通行。我也从来不想自己做候选人——那样的生活里，冲突会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我已经留意到了，伟大的政治领袖们是可以从冲突中得到能量的。而我的能量来自于倾听人们的故事，并且找到一个有益大家的解决方案，那是一个社会活动组织者的工作。

有的时候，当我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些事之中时，我似乎就能听到我母亲的话语，“民主是你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就好像刷牙一样。”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来自首都的任务——我要写一篇关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工作风格的文章。这个任务付给我的薪酬，比我往返一趟纽约的旅费还少，但是我跟那些支持肯尼迪家族的人一样，对这件事非常着迷。而且，我可以有机会待在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的西翼办公室，读那些原本冗长的研究报告——他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我是在助选过程中认识他的——有机会感受那个政治的能量磁场就已经足够作为回报了。因为索伦森觉得自己缺乏幽默感，所以我可能有小小的机会在他正在赶截稿日期的那篇讲稿中奉献一二。

作为一个有内布拉斯加血统的严肃男人，泰德自己掏钱，为那些不能被视为工作信件的信函提前买好了邮票。他绝对不是肯尼迪那光彩的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不赞成肯尼迪的风流韵事，尤其有的时候他还得替他打掩护；他同时也认为一个抽烟的女人看起来不太道德，而我却觉得叼着一根烟让我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实际上我一抽烟就生病——如果我在他面前抽烟的话，我总觉得他在评判我。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平行关系的高手，他会说出这样优雅又激发人灵感的话，“如果你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的话，你得先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如果我能在他的办公室待一两天的话，我希望我能学到、或能贡献出什么（或者两者都可以做到。）

以上就是为何我在十一月的一天，当泰德努力为肯尼迪在达拉斯的一个演讲赶稿时，我在帮着他整理剪报。他拿着最后的完稿冲到白宫外面的草坪上，那里有一架直升飞机，等着把总统带上空军一号。我看着肯尼迪——那位我熟悉却又从未见过的男人——走进直升机的那旋转叶片激起的强风中。

那是泰德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第二天的纽约街头，我能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谁知晓了那起枪击事件，而谁不知道。泰德给我打电话说，子弹把总统的头骨打碎了，毫无希望了。

我想，当过去死亡时，我们为死去的人哀伤。当未来死亡时，我们为自己哀伤。

当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时，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巴比·肯尼迪辞职，以让约翰逊拥有提名自己的首席检查官的权利。然后，这位年轻的肯尼迪就宣布他要参选纽约州的州长。看起来，他将会通过非常艰难的努力才能填补他哥哥的空缺。巴比·肯尼迪甚至讨厌公开演讲。我曾经听过他做一个简短讲话，把一个句子连到下个句子看起来都是一个艰苦航程——我当时对他的不适感同身受。

我抱着可以发表一篇文章的希望，一整天跟随着巴比·肯尼迪在纽约城中进行助选。他是一位非比寻常的候选人，比如说，当回避一个记者的问题时，他不是像大多数的政客那样，给一个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回答，而是，“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会说，“我正在尝试回避这个问题。”他看起来对接触那些真正不知道答案的提问者更加感兴趣。

来自《村声杂志》的杰克·纽费尔德（Jack Newfield）告诉我采访巴比的秘密技巧：带一位不太熟悉这个话题的人——或者最好是一位反对这个话题的人吧。然后巴比就会发现目标，加以解释，然后我们就可以记下许多可以引用的话。

在曼哈顿，两位有名的作家，记者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和小说家索尔·贝娄加入了肯尼迪那天的州长助选。我认识塔利斯，并且在最近见过贝娄——我采访了他，并且在他热爱的芝加哥跟着他转悠。我们三个一起搭出租车前往肯尼迪的活动现场，在后座，我坐在他们之间，这时，塔利斯越过我——好像我没在讲话、也不存在一样——对贝娄说，你知道每年都有一个美女会来到纽约，假装自己是个作家吗？格洛丽亚就是今年的那个美女啦。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交通有多糟糕。

我最初的反应是尴尬。贝娄会不会后悔，自己让一个现在被塔利斯描述为“毫无价值的作家”采访了？

但是当我下车，远离了他们那过于自信的存在之后，我觉得非常生气。塔利斯怎么可以表现得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反对他？我怎么没有大喊？怎么没有马上下车，并且狠狠关上车门？

四年以后，我在为尤金·麦卡锡在民主党内的提名初选助选——我从没想过我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我爬上楼，走进了位于曼哈顿的这座沉闷的三楼助选总部。我和很多作家、编辑一起，围圈坐在一些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他们在帮忙为这位我们还没有见过的候选人分发新闻稿。麦卡锡不是反越战运动的人们最想选的人，但他是唯一一个在1968年的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初选中挑战约翰逊总统的人。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还有后来也成了议员的乔治·麦戈文在那场初选中最先被提问，但是两位都拒绝回答。对于任何反越战的人来说，这位沉默寡言却又面带嘲讽的，来自明尼苏达的议员是唯一选择了。

这解释了我们这个群体如此多样化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共和党的女人，她希望反越战的目标可以帮助鸽派、主温和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共和党初选中打败鹰派、强势的尼克松；而另外一个脱党的民主党人也在，我和她因一起组织抵制活动相识——我们组织作家、编辑来倡导保留一部分税款，使之不要流向越南。虽然我们想象过可怕的结果，但是最后我们好像只是一拳打到一个枕头上一样：我们那些未付的款项直接从银行账户里扣走了。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投票方式啊。

因为麦卡锡来这里始终是为了有所收益，所以我们四个志愿作家采访他后要写出一篇周日报纸增刊来为他在新罕布什尔的选举造势。我们在圣瑞吉斯酒店（St.Regis Hotel）——他的套房中跟他见面，提前准备好了要问的问题，还有一些关键的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还不如不来呢。不管我们问什么，麦卡锡都转向一个助手，叫他从他过去的谈话中，找出一些引言来给我们。他有距离感，又冷酷，不像巴比·肯尼迪，麦卡锡看起来不在乎我们知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把他回答过的句子重新给我们一遍。这个采访令人尴尬的程度继续升级：他警告我们不要写关于越南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新罕布什尔是一个“鹰派州”。

我们渐渐恢复过来，开始抗议说，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正是为他赢得支持的源头，尤其是对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新罕布什尔参加志愿者工作，为此还不惜减掉他们长长的嬉皮士头发，接受了“净化运动”那一套的人。[15]最后，他同意我们写到越南，但条件是一定要同时提到他支持退役兵的福利——他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情景——家庭金融公司的管理人员聆听了我父亲对贷款的申请，身体向后倾，手指交叉，形成一座尖塔，然后说，“不行。”

在麦卡锡对新罕布什尔突然造访之后，巴比·肯尼迪最终还是宣布要参选总统了。这位鲜为人知的明尼苏达议员把当时在位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弄得局促不安，总统最终向为此目瞪口呆的国人宣布自己不再参选。现在，巴比·肯尼迪是除麦卡锡之外唯一的主要党派竞争者了——麦卡锡的助选团则开始将他描绘成一位投机主义者，指他未能勇敢地面对“新罕布什尔之雪”。他在那场初选中的缺席使他所有的美德都变得无效，正如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的出现抹去了他的污点一般。

在麦卡锡竞选总部，我仍然在志愿服务着。单纯把麦卡锡当作一个候选人来支持已经不够了，你必须要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反对肯尼迪。那些本来赞成同一件事的人们之间也开始出现尖刻的社会分隔，朋友之间不再说话，共同的目标被遗忘，而关于谁政治上开始转向谁的流言突然跟谁和谁有私情那样的小道消息一样变得生动——只是人们对它的宽容更少。

而40多年以后，当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者们也同样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我又想起了这令人痛苦的冲突和紧张局面。虽然希拉里和奥巴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起麦卡锡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要小——并且，他们其实真诚地喜欢对方；不像麦卡锡，他轻视巴比·肯尼迪，并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奥巴马成了未来，就好像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之后一样；而希拉里·克林顿变成了共享一个政治名义的过去式，就好像巴比·肯尼迪曾经那样。

当然，这样的平行对比并不完全准确。巴比·肯尼迪对于把他当成希望的象征来支持的大部分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来说，不是“过去”；而麦卡锡选区创造的“未来”是压倒性的非贫民白人的未来。还有，不管麦卡锡和肯尼迪谁赢，他们都没有带来一个巨大的历史突破——这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可以带来的。他们的政治如此不可分割；不像尤金·麦卡锡，他后来支持罗纳德·里根，而没有支持那位出色的人——正在衰老的理想主义者——年轻时为了支持麦卡锡而参加了“净化运动”的吉米·卡特。在每个时代，对国内社会公义的追求，还有对那一场不受欢迎的国外战争的深刻感受，产生了内容上不会太过于不同的候选人；可是，形式和风格上的不同，却已经足以在亲密的战友盟军之间产生冲突。麦卡锡/奥巴马变成了希望的象征，因为他们很新，又不太为人所知；而肯尼迪/克林顿看起来更实用主义，因为他们曾经更靠近权力。实际上，他们四个人都拥有以上这两种特征。

我逃离了这不文明的“内战”，前往加州——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和他的联和农庄农民们请求我帮忙将那里的声音传达出去：他们正在组织抵制消费的运动，并希望这个运动能够向农场主们施压，让他们给予农场工们和其他工人一样的权利。凯萨和这运动的另外一名主要组织者，德洛丽丝·许尔塔，让我回想起我在印度学到的事：最清晰的视野总是来自底层。肯尼迪的怜悯之情，他能与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产生共鸣这一非凡能力，比起他是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之前还是之后宣布参选要重要得多。只有巴比·肯尼迪支持过农场工的罢工运动，虽然农场主们是重要的民主党捐助人。只有巴比·肯尼迪拿得出一份拉丁裔和黑人群体这“国中国”能够认可的凭据和过往的贡献。

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纽约的家。我打开电视，看到巴比·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向一个大型黑人群体传达马丁·路德·金被谋杀的消息。安保人员和他自己的选战工作人员都力促他不要亲自向这个不稳定的人群传达这个消息，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上了台。他安静地站在麦克风之前，人群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然后也安静了下来。然后，他宣布了马丁·路德·金之死。人们开始哭泣，喊叫，而他只是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讲话——关于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献身于“爱和公义”的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又讲到那个射杀他的白人已经被捕，还讲到，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面临复仇和从伤痛中痊愈这两种选择。

最后他说，“对你们中那些流着黑人的血液，并且快要被仇恨和不信任所充满的人，我想说……我有一位家庭成员也曾死于……一个白人的手下。”

全场静谧。然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不到两个月，巴比·肯尼迪在加州和南达科他州的初选中赢得胜利，这本可以为他赢得民主党的提名权——这时，一位自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人在他在洛杉矶发表完胜利讲话，离开之时刺杀了他。在旅途中的一个酒店房间，我观看了肯尼迪的讲话，并且看到那些熟悉的朋友的脸庞——像德洛丽丝·许尔塔和拉斐·约翰逊（Rafer John-son）[16]——他们正在和他一起庆祝。然后出现了枪声，他的身体倒在混凝土地面上……我继续看着。看着这样的死亡场面一遍一遍上演，已经成为国丧的一种形式了。

麦卡锡再次成了唯一的反战候选人，克莱·菲尔克建议我加入他的助选飞机上的新闻团，并为《纽约》杂志写一篇题为“试着爱尤金”的文章。说实在的，我和很多人真的是试着在爱他。

我们在五天内飞停了四个州。我观察到一种旅途中的政治文化，这能够为我将要看到的许多选战做好心理准备。第一，候选人的工作人员有两种：专业的实用主义者和真实的信众。他们都在担心另外一方对候选人的影响。第二，在每一站都有做得好和不好的当地工作人员——他们有的人不懂得怎么将正确的人群引向不同的活动场所——有的场所太小，那么记者则会写，“面对着爆满的观众，候选人说……”第三，记者自己——这是一个旅行中的记者团，他们把情绪都隐藏在“客观报道”的盔甲之下，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坐到候选人旁边，目的就是要在发稿之前得到更多独家消息。

作为这个记者团图腾柱[17]上最底层的人——我希望这跟我是唯一的女人无关吧——我只轮到一次可以坐在麦卡锡身边的机会。因为他的政治诉求是基于反对林登·约翰逊的战争之上的，我就问了他我一直想知道的事：他现在是否庆幸，他没有成为林登的副总统？“是的，”他模糊地说，“副总统其实不能对政策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他曾经被选上（毕竟他曾经寻求过这样的机会），他是否还能作为一位诉求和平的候选人而存在呢？然后我们陷入了一个很长的停顿。在早前的一个采访中，我在他没法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现在，我学到了，要得到他的回答的关键，就是要长久地等待他。“我必须得保持缄默。”他说。他没说任何关于反对战争的话，当然，他更没说关于辞职的事了。

直到我问到关于最近他的一些年轻助手们被解雇的事时，他的情绪才被激起。他对报章的批评很生气，解雇对他来说似乎是很平常的事，并且也合情合理。麦卡锡这么说，“他们中有的人就像因滑雪而荒废个人前途的人遇上夏天一样。他们得回家，找份工作。他们就喜欢闲荡。”

我诧异于他对那些对他有信念、认为他能把一场选战转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年轻人的描述。在那次采访之后，我开始对飞机上那极少的、幸存的几位年轻工作人员更加留意。不像曾经在新罕布什尔那些热情洋溢的地面部队，他们吸收了麦卡锡的冷酷、犬儒主义，还有他对情感的不屑。

如果要我跟着我的本能走的话，我从见到麦卡锡的那一刻起，就会停止为他的选战进行志愿服务。当巴比·肯尼迪宣布参选的那一刻，我就会开始为他工作，而不是在加州逃避现实。对与那些支持麦卡锡的人陷入冲突的恐惧抑制了我对自己的信任。

因为民主党人发起了对越战争，那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会不会能将它更早地结束呢？我为《纽约》杂志的下一个撰稿任务的一部分就是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飞机上的任务又将是一个长长的、必须坚持写笔记的旅途。已经发生了三起谋杀——马丁·路德·金和两位肯尼迪——现在，这个国家要在尼克松和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中二选一了。他们中没有一位为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反战声音讲话。这样二选一的抉择成了我助选生涯中到那时为止的最低点。

在为时八天的跨州助选旅行之后，那装满了记者和助选工作人员的飞机最后停在了坦帕市。在那里，佛罗里达的州长克劳德·科克（Claude Kirk）组织了挤满整个礼堂和看台的尼克松支持者，并且用爱国横幅把这礼堂装饰了一番。即使是坐在较高的记者区俯瞰地面，我们还是不太能在重重的气球、横幅和编排好的热情之间看见对方。为了在尼克松讲话时保持留心，我们继续玩我们记者团发明的一个游戏——《纽约时报》的马科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给我们扔了一个纸条：“先找到第一个黑人脸庞的，还是有一美金等着你哦。”那一美金也太难赢了。

在我们身后，一些人开始合唱《共和国战歌》。歌词是废奴主义者朱莉亚·沃德·豪（Julia Ward Howe）为庆祝战争胜利而写的，如果你认真听，还能听到歌词中提到“愤怒的葡萄”——但是没人认真听。这熟悉的音乐并没有怎样渗入到这个场景中，但是当它抓住了一个渗入的空隙时，我身边的男记者身上“客观报道”的武装开始瓦解了。“他们不应该唱巴比最喜欢的颂歌，”一位记者轻轻地说，“那根本不属于他们。”

突然，我感到泪水盈满眼眶。就好像我们被一群充满仇恨的、害怕邻居的人们包围着——又或者说其实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他们那些害怕邻居的本能被利用了——而这些自私的人要胜利了，不仅要赢得这个选举，还要赢得那欺骗他们自己的力量，不仅在这个国家，也在很多别的国家，一个长长的黑暗时间要来临了。我参加过很多葬礼，也亲临过1968年芝加哥那惨不忍睹的街头，也经历过很多个人的、让我流干眼泪的悲伤，但是这个可笑的坦帕市集会真是让人无法忍受。这不是一个人的胜利，或是另一个人的死亡，这是对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还有反抗的女性所组成的大多数人的仇恨。我当时这么写道：要等到守旧的人离开，拥有悲悯之情的人回来，我们大概已经很老了吧。

我在将来的几年将会知道，我当时猜想的，还没达到实际的一半糟糕。虽然尼克松支持《平权修正案》并且允许他的司法部支持民权运动，就如同戈德华特和后来的第一任布什总统做得那样。但是到了小布什上台时，这些早期的候选人没有一位可以通过共和党的初选，因为投票站涌来了大批由大巴载来的选民，他们来自大概三万个原教旨主义教会，还有一些是白人极端保守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民主党人——但在这个党变得对黑人、棕色人种和女性这些人群“太过包容”之后离开。也没有任何剩下的自由派或中间派的共和党人可以经营一个右翼的全国纲领会议：这会议已经被像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前民主党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议员那样的人改变了形态，他是个有名的种族主义者，长久地反对制裁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他是因对1964年《人权法案》的愤怒，而最早一批抛弃民主党，成为共和党人的人之一。当然了，曾经警告过军工复合体[18]存在危险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在党内没有位置了。

慢慢地，共和党的平台，还有大多数的初选控制权都被反对提升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平等的经济和宗教利益团体攫取了。他们的观念会因反对克林顿时代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而在奥巴马时代更加平静。一个右翼的、据称是民粹主义的团体，叫茶党——他们由那些富有的超级保守者，比如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19]支持——这使共和党变得更加极端，很多政纲在民意调查中都不被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这样的情况反过来让一些民主党人以要赢的名义变得更加基于财富，也更加谨慎。

看共和党的女性就尤其能看出问题——她们曾经可以说她们的党是首先支持《平权修正案》的，并且在平等的问题上和民主党一样好，甚至更好——后来，她们离开，壮大了无党派人士的队伍，又或是干脆放弃了政治，又或因民主党女性对她们“怎么可以曾做共和党人”的谴责而完全丧失了兴趣。

当我在路途上助选时，如果遇到了共和党或是无党派的女性，我会尝试这么说：你没有背离你的党派，是你的党派背离了你，忘了党派标签吧，根据议题来投票，为那些支持平等的候选人投票吧。

政治活动中的女性力量

如果说我在贝拉·艾布札格于1970年参选国会议员之前就已经对政治和选战着迷，那么在那之后，我简直是在狂饮这热爱之酒了。贝拉是我第一个助选的女性。她聪慧、勇敢、独立——在很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停留在抗议国会的时候，她已经敢于参选曼哈顿的国会议员。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五角大楼外一个反对对越战争的示威游行上，我一开始对她的莽撞感到有些反感。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性活得如此自由，认为自己不需要展示任何“淑女”气质。然后，我们又在1965年的纽约市长选举中共同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的选战做志愿服务；在那里，我看到她的温和、善良，还有政治技巧。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对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她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

我对贝拉渐渐了解更多，我知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律师，曾经接手过一桩不受欢迎的民权案件，以至于她被迫要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公交车站过夜。没有酒店愿意给她住所，而黑人家庭虽然对她代表威本·麦克吉（Willie Mc Gee）进行调停感到非常感激——他是黑人男性，被指控强暴了一名白人女性——但如果他们收留了她，也容易陷入麻烦。一个全是白人的陪审团在考虑了两分半钟之后将麦克吉判处死刑，而贝拉则寻求上诉，以期将死刑延期。麦克吉在监狱中待了八年之后被执行了死刑，而贝拉仍然在为他的无辜而奔走着。

她也是一位反对核试验的先锋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全球女性和平运动的领袖。讽刺的是，贝拉曾有一次被拒绝做妇女罢工和平组织的发言人。虽然她在一段快乐的婚姻中，也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的形象看起来仍然不够“如母亲般慈爱”。

总的来说，她是一个伟大的楷模，她超越了一般候选人的“补给线”，而对社会公义运动充满激情。她不仅回应公众意见，她还改变了公众意见；她不仅没有被政治的大风吹跑，她自己还成了那股风。

她的自我意识跟她的心一样大，她和她丈夫马丁·艾布札格都认为，她应该成为总统。可是，她对自己仍很有幽默感。当我在一个自由派的郊区为她组织募款时——那个地区曾经支持了尤金·麦卡锡——我必须告诉她，当地的选民对她不是特别支持。“当然不呀，”她说，“他们搬到郊区不就是要躲开我嘛。”作为一个来自布朗克斯（Bronx）[20]的犹太屠夫移民的女儿，她解释说，她可是往下走了一个阶级；但是麦卡锡，作为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银发、非犹太人诗人，他可是升了一级啊。她说这话的时候如此快乐，就像她在谈她怎么在玩街头弹珠的时候赢了那些男孩，或者是她带着她母亲准备的肝泥香肠三明治坐地铁去上大学，又或者是她多么喜欢她父亲开的商店的名字——“生存着并让人生存的肉铺”。

和贝拉一起工作真的很棒。首先，我再也不用通过把我的建议告诉我身旁的男士，才能让别人严肃对待我的意见了。另外，我也不会被人用“不欢迎女人”这句话从策略会议上驱逐走了。就算只是和她一起走在街上都是一份教育。卡车司机从车里探出身子来喊，“给他们好看，贝拉！”女人们停下来告诉她，她使她们非常骄傲。邻居们问她能不能帮助他们跟一个骚扰他们的房东或是儿童保育中心斡旋。她以一种非常纽约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那些行走在村庄之间的甘地主义者。

在第一场国会选战中，她的对手是巴里·法伯（Barry Farber）。他是一个保守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他的主要有利条件就是有能力围绕任何事情讲个不停。而贝拉则前往超级市场、地铁站，聆听人们的诉求，并发表演讲——就这样，她打败了他。她在1970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一场战争正在越南进行到白热化阶段，而理查德·尼克松正掌控着白宫。真的很难想象出比贝拉和尼克松更加不一样的两个人。确实，在水门事件爆发后，她是国会中最先提出对尼克松进行弹劾的议员之一。

在贝拉选举的一年过后，她，雪莉·齐泽姆，还有她们情同姐妹的国会女议员、来自夏威夷的帕特茜·竹本，决定让历史加快脚步。虽然在这个新的女权主义浪潮中，很多不同的群组围绕着很多不同的议题来工作，但是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把她们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以让更多支持平等的女人赢得选举，或者担当要职。事情很清晰：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会自己牵头做这个事。确实，两个党派都对女人是否能够赢得选举，甚至是对她们是否“够资格”被任命要职抱怀疑态度。

当贝拉、雪莉和帕特茜把我们十几个人叫进国会中的一个会议室，跟我们谈论成立一个新的全国组织时，我不禁感到我们一起身处那里这件事本身，好像就已经突破了一些障碍。我们的工作是通过研究找到几百个女人来组建起一个成立大会，而这个大会必须包含新女权主义群体中的女性，当然也要包含那些较为传统的女性组织，比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全美黑色人种妇女协会，还有全美犹太妇女协会。如果我们想要组建起一个足以对1972年的选举造成影响的团体，以上这些事早就该在昨天完成。

华盛顿可以变得如此炎热，以至于英国大使馆曾经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放“热带地区工作津贴”。那是1971年的七月，320名背景各异的妇女陆续到达这里，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大型会议，还有一系列晚间的核心小组会议。我不太确定在这三天三夜内我们中是否有人离开过酒店，看到过日光。艾琳·赫尔南德斯具有创造性的会议主持技巧把我们从一团乱麻中拯救出来——她是一位劳工权益运动组织者，也是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里的第一个黑人、第一位女性，同时，她还是全国妇女组织的第一位黑人主席。我们通过投票，决定把我们的名称定为“全国妇女政治会议”；框架结构必须包含州、市和本地的政治会议；多党合作；并且采用一个目的陈述——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为政治机关选举出支持平等的女性来反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制度性暴力和贫困。

我被选举成为临时的由24名成员组成的政策委员会中的一员，其他人还有贝拉、贝蒂·弗里丹、雪莉·齐泽姆、芬妮·娄·哈默、多萝西·海特、来自全国福利权组织的比乌拉·桑德斯（Beulah Sand-ers）、美国土著领袖勒唐纳·哈里斯（La Donna Harris），和许多其他女性。我们的工作是要发起各州各市的政治会议，并且和那些因为阅读关于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新闻报道，而自发建立起来的会议团体会面。我前往了十几个州，从熟悉的加州到不熟悉的田纳西。所有这些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一次，我在一辆从纽约开往费城的火车上被一个团体拉下来，停到了一个错误的站，因为这个团体的人认为自己才应该成为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属会，而不是在下一个站等着我的那个团体。可庆幸的是，后来，这两个团体合并了。

在家，我则前往曼哈顿妇女政治会议的成立现场，在那里，至少有600名女性出席了那一整天的会议。会议由埃利诺·福尔摩斯·罗敦主持，她后来成了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首脑。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的人是黑人、拉丁裔、亚裔或是其他种族的女性，这是我在曼哈顿参加过的唯一一个看起来像曼哈顿本身的会议。

当分会和结构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目标则是要增加妇女代表团的人数和多样性，以参加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在1972年召开的全党年会。在两个年会上，我们的目标是将《平权修正案》、生育自由权和其他基本平等议题写进两党的政治纲领中。那是一个值得好几年努力的任务。等到所有的州分会都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营，第一个年会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召开了。

在那场于七月在迈阿密召开的民主党年会中，参与政治的女性获得了在拥有投票权后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关注。我们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兴奋和害怕交杂的情绪之中。年会再怎么说也是工作会议，在那里，重要的决策要被制定，可不只是一场通过电视转播的政治秀。我们需要让几百名妇女代表团成员在清晨聚集起来，做出决策来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要指出大会代表团缺乏代表性，要努力争取少数派政治纲领，回答媒体提问，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注定要遇到的日常困境。除了贝拉，雪莉和其他领导之外，我们还为各党的年会分别选出一位发言人来应对媒体和其他的局外人。

那听起来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请求她们不要提我名，并且在一场要选出这几个人的会议上缺席了。不幸的是，我了解到，一位不情愿的发言人被认为更能代表这个团体，因为一个热切的人可能会寻求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贝蒂·弗里丹参加了那些会议，她也参加了竞选，但是我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上了。我后来学会了一件事，冲突总会找上逃避冲突的人。

冲突这就来了。我曾经只在团体会议中见过弗里丹。跟普遍的迷惑相反的是，其实女权主义者们都不认识彼此，而且我们都是年龄不同、且来自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运动中的不同部分。我明白，参加发言人的竞选却没有被选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些不快的，这对弗里丹来说尤其痛苦。她写了《女性的奥秘》，对于那千千万万住在郊区，接受了大学教育却回归家庭的、感到“生命一定能比我现在的生活要更丰富”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使人头脑清醒的书，她被《纽约时报》誉为“女性解放运动之母”。那个夏天的早些时间，她却没有在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选举中得到职位，她曾经威胁要因此发起法律诉讼，并且请来了一名律师专门检查选票；可是没有发现任何违规行为。

当贝拉·艾布札格说，她不想“用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精英来代替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精英”时，弗里丹也认为那是针对她的。我同意贝拉的意见，也认为那样的描述实际上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我们解释说我们想要改变政治系统，而不是模仿它。可是，弗里丹仍然朝着贝拉大声叫喊，说她是反精英的；她也朝我大声叫喊，因为我邀请了我的演讲搭档，弗洛伦斯·肯尼迪来参加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成立大会。她担心弗洛伦斯会扰乱会议，可是实际上弗洛伦斯却定下了一个和大家统一在一起的基调。还有，弗里丹好几年都在媒体中表达说，她认为贝拉、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我，还有一些其他人都在破坏女权主义运动，因为我们支持女同性恋议题、福利母亲的议题，还有其他的被她认为是非主流的议题。如同贝蒂本人在《纽约时报》中写到的一样，“妇女运动的破坏者是那些不断地尝试推动女同性恋主义和仇男主义的人，虽然她们中的很多人自己并不是女同性恋，私底下也不表现得憎恨男人。”我的名字和弗洛伦斯·肯尼迪、凯特·米利特、罗宾·摩根等人名列在一起，被指控为破坏者中的一个。

贝蒂对贝拉、我还有其他的人的反感维持了好多年。比如，我们成立《女士》杂志的所有人都对财务上的牺牲和必需的募款活动感到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弗里丹指控我们是“通过这个运动来赚大钱”。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当一位工会的女性领袖米莉·杰弗里（Millie Jeffery）想要介绍弗里丹和我母亲认识时，她拒绝与我母亲握手。贝拉和我以我们自己各自的方式来处理她的敌意。贝拉曾经因为用吼叫的方式还击贝蒂而损坏了她的声带，而这样的结果是，弗里丹对她的攻击变少了。我从来没有当面或是在文章中回应，因为我觉得这样只能加深人们对“女人之间没法做朋友”的刻板印象，因此，弗里丹不怕我，而加重了攻击。回顾往事，说实话我确实是在逃避冲突，我可能是从我母亲身上继承了这一点。我需要一个老师来教我如何面对和挺过冲突，而弗里丹绝对就是那个老师。

当民主党的年会准备要在迈阿密召开时，我在担心我们的私人恩怨会转向公开，不仅是针对贝拉和我，还可能针对那些冉冉升起之星，比如茜茜·费伦侯（Sissy Farenthold），她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议员，在争取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领导席位方面是弗里丹的对手。两个酒店的距离把这样的紧张气氛象征化了：很多民主党的官员、媒体，还有弗里丹都住在一个高级的海滨酒店里，而我们大多数人住的则是一个廉价的汽车旅馆，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总部也在这个汽车旅馆里。如同诺拉·艾芙伦（Nora Ephron）报道得那样，“每天，弗里丹都打电话到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总部所在的这个处于市中心的昏暗、肮脏的贝琪·罗斯酒店（Betsy Ross Hotel），威胁说要召开记者会来揭示这个政治会议中的事；每天都打……女权运动的领袖们怀着一种恐惧的好奇心，想看看贝蒂·弗里丹接下来要干什么。”

可是女性在年会中的新出现，加上围绕着年会开展的社会活动，创造了足够多的好消息来补偿所有担心。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团是女性——四年以前，那只是13%——超过了埃莉诺·罗斯福在1936年15%的记录；这还未达到她的（也是我们的）目标：50/50，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新记录了。在全党的政治纲领中，多了一份强有力的女性政见，而四年以前，那是完全没有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重大失败是我们无法加上支持生育自由权的纲领——因为很可能成为被提名人的乔治·麦戈文不敢以这样的纲领参选。不过，这是第一次，这项人权被作为一项议题，在一个主要党的会议上进行投票。

我们也看到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联合发起人，雪莉·齐泽姆因为她那有意义的政治平等参与的号召，和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她在她第一次国会演讲中就反对了越南战争）而在点名投票中得到了151位代表团成员的投票。[21]雪莉在种族上的代表性使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的目标得到了全国人的关注，虽然她的全部竞选费用可能只比得上其他总统竞选花在盒饭上的钱，她也只是继续努力着。确实，要不是麦戈文在点名投票完结之前就到达了胜利线，雪莉真正得到的票数，可能比现在的更高。

甚至连白修德（Theodore White）这样一位不太关心没有权力的人的总统选举纪事者，也报道说，全国妇女政治会议将女性放到了政治地图上。关于我们处于被他称为“被遗弃的”贝琪·罗斯酒店的简陋总部，他则写道：“你可能会觉得女性高八度的声音集合很可笑，你还会看到没有整理的床、打开了一半的行李箱、酸奶瓶、放满了牛仔裤和文胸的床头柜——但这种想笑的心情是很短暂的，贝琪·罗斯酒店是一个力量的中心，油印机和施乐机（Xerox）[22]正在喷出许多传单……电话接线总机一直忙碌；电线烧坏；每一晚，当夜幕降临，信使们就坐上公交车往北直行，走在柯林斯大道上，然后他们说服超过40家酒店的夜班职员把这些传单塞到信箱中，又或是从门缝底下塞进代表团成员的房间里……在年会结束之时，1972年的妇女力量，是真实存在的。”

那是通过一个社会运动而影响助选的开始，而不是只在一个候选人的赛马场里面跑。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通过写作或者志愿活动来支持选战。现在我学会了一点，想要帮助选战的最好方式是加强你的社会活动，将活动的原则具象化，那么这些运动自己就可以产出对支持这种原则的候选人的支持。任何在一个候选人的战圈里面工作的志愿者、选战工作人员——又或是比起任何一个从外围发表意见的记者或社会活动家——一个运动既可以为新的议题拓荒，又可以动员选民。

贝拉一直知道，你不能只是让别人来支持你——从贝拉所说的“性别鸿沟之中”——你得自己想办法创造支持。可以看到的是，来自所有团体的女人都比她们的男性同胞们更有可能为平等、健康、教育和反对以暴力来解决冲突投票。这不是生理决定的，这是经验决定的。

在1984年，我看到了我从来不确定我能不能看到的事：一个女性，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在了主要党的选票上，不只是像一个象征性符号，她是真有机会赢。杰罗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不比我年长，也跟我一样害怕冲突，可是她却挺过了政治对立的境况和媒体的攻击，从下至上地一路选上去。实际上，她比她的竞选拍档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周游全国的距离更长，这个距离比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两人加起来周游过的距离的两倍还要多。

我留意到，她被最普通的、聚集在大大小小的活动大厅里的市民们支持。即使在民主党在三藩市的年会上，她也能把一个精英的、高水平的招待会转换成全国妇女政治会议组织的一个民粹主义的活动，然后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站在选出来的妇女领袖之间——妇女领袖在几年前可挤不满一个小房间啊。父母们把他们的小女儿放到自己的肩膀上，让她们看见未来的可能性，而好些女人则在流泪。她们不是在目睹一个女性的胜利，她们是看见了她们自己的可能性。

而费拉罗需要她们的支持。在每个停靠站，天主教的人员都会谴责她对计划生育和合法堕胎的支持。我留意到他们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攻击泰德·肯尼迪参议员（Ted Kennedy），而他也是一位支持生育选择权的天主教徒——人们好像心照不宣地承认——强有力的、反叛的女人就是问题所在。还有，记者们一直问费拉罗，一位女性够不够“强势”以“按下按钮”，意思是发起战争，然而他们没有问男性候选人他们够不够明智，以不发起战争。我想，为报道她的发型所用的新闻用纸可能都毁掉好多森林了；可是没有媒体报道里根那明显染过并且用发胶喷出高耸形状的头发。芭芭拉·布什对记者说，要描述费拉罗所用的词汇，在电视上可不能说，但是那个词语跟“富有”押韵。[23]最多的是，费拉罗被指控通过她丈夫的可疑的不动产交易来获利，这个指控看起来部分是跟他们的意大利名字有关。这样的指控在她花费了几小时回答问题，直到记者们都问不出问题之后才渐渐平息。

在费城的一个助选活动中，我爬上了一个临时舞台，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我们都在等待着费拉罗的到来。我很惊奇，从这个巨大又多元化的观众中，我得到了很多欢呼。当费拉罗爬上舞台时，她也得到了欢呼——但是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响亮。怎么会这样？“她正在创造历史，而我没有啊。”我这样对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说。他看着我，好像我刚刚说了“空气中有氧气”这样的话一样。“美国人不太喜欢政客，”他耐心地解释，“而如果他们真的信任费拉罗，他们就会把这归功为妇女运动的功劳——而你是妇女运动的一部分。”

这又让我再次理解到：在未来，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作为社会公义运动的一部分，成了被人认可的象征，那我们一定要使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相信的候选人。不管我们的运动可能多么有争议性，至少选民们知道，它们代表了原则。候选人被一个社会运动支持，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并非所有政客都一样。

在我的助选运动风格开始形成之时，我想，好像是命运故意给了我好的经验，所以我可以一直出现。然后，慢慢地，越来越多出色的女人出现在接下来的选战中。没错，1992年被称为“妇女之年”，可是议员芭芭拉·米可斯奇（Barbara Mikulski）指出，“我们不是一种时尚，一种幻想，或其中一年。”后来，她证明了她自己：她被选上了五次，服务了超过三十年。

1992年，国会中妇女数字的巨大突破是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审议听证会的后续力量。[24]看着那庄严的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面对着全是白人、全是男性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然后看着最高法院通过了托马斯的任命——激励了更多女人在那一年参选国会。参选国会的女性数字比以往几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多——可是最后她们仍然只是赢得了多于百分之十多一点的团体人数，虽然，这数字本该看起来更像50/50的。这样的记录直到2013年才被打破——2013年，参议员有20位女性，而众议院里有81位。

可是审议听证会带来的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冲击不是“妇女之年”——可能也不是非常右翼而年轻的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案件上升到高等法院的程度；而是一种全国性的新的理解：性化的恐吓是将女性困在从属地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都知道了，性侵害是非法的。千千万万的女人知道了她们在所经历过的事情中并不是孤单的，使用性来羞辱人、控制人，永远不会看起来是正常的了。

女总统？黑人总统？

只要我仍在参与助选，我就会听到以下两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会选出一位女总统？”还有“我们什么时候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

讽刺的是，在2008年的初选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选战同时给了我们两个机会。从候选人方面来说，那是最好的一次选战；而从冲突方面来说，那却是最坏的一次。

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大部分了解跟我们大多数人对她的了解一样——在好的时期、不好的时期，她都以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存在——她甚至成了我们生活，甚至是梦想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充当了她演讲的介绍人——在纽约城一个酒店舞厅内举办的早餐会上，将她介绍给了当时在场的一千名女性。她演讲时，我就站在她身后，看到讲台上放着一个“白宫”活页夹，她的讲稿被小心地摊开——可是她没有对着稿读她的演讲。相反，在她的讲话中，她回应了在她之前演讲的人们的观点，指出并问候她在听众中认出的社会活动家及领袖们，在一种全国，甚至全球语境下认可她们所做的工作——这一切都被她以清晰而优美的句子传递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像是提前写好的。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临场发挥。

可是真正让我为她折服，是她观看完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的戏剧《必要目标》的表演之后发表的讲话——有这么一些营地，它们致力于治疗在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中经历过苦难、侮辱和折磨的妇女——《必要目标》正是基于对其中一个营地中的妇女的采访而写成的。听众们刚刚听完一些令人心碎并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可怕故事，希拉里的讲话不仅要照顾他们的感受，她还背负着一个负担：她现在的讲话代表了克林顿的治国方针，而克林顿的管理被人诟病为“在阻止种族杀戮方面行动缓慢”。

尽管如此，她在不可能提前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从静默中起身，并用轻柔的声音开始讲话——她讲到了那些苦难，讲到了为何苦难的目睹者是如此重要。最重要的是，她承认了，我们的国家在干预工作方面确实行动缓慢。等她讲完坐下来的时候，台下的听众们已经被她的讲话联合到了一起，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共享的“聚会地点”：我们在简单的事实中相会。

所以，当她离开白宫，决定在她的新家纽约州参选美国参议院时——这是过去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不曾有胆量做的事，连埃莉诺·罗斯福都没有做过——对于有些女性对希拉里的敌意，我感到措手不及。她们把她称为冷酷、老谋深算、野心勃勃，甚至是“非女权主义的”——因为她使用了她作为一个妻子而得到的政治经验——这些不是由那些右翼极端主义者说出来的。右翼极端主义者们则以各种罪名控告克林顿夫妇，说他们在阿肯色州行不动产诈骗案，又说他们谋杀了一位据说跟希拉里有私情的白宫副手。相反的是，对希拉里怀有敌意的非右翼极端主义女性，大多数都在议题方面同意希拉里的看法，可是她们中的一些人如此反对她，以致他们被人叫作“希拉里仇恨者”。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在路途上听别人的谈话，才明白了个中原因。

从达拉斯到芝加哥一路上的许多会客室里，我发现“希拉里仇恨者”原来是跟她很像的女人：白人，受过良好教育，嫁给或是以某种方式跟一个有权力的男人有连接。当然，不全都是这样的女人，但是跟希拉里背景相似的女性数目仍然是非常惊人的。还有，她们却没有反对那些政治人物的儿子、兄弟或是女婿使用家庭关系或是别的政治名义来追求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布什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或者是肯尼迪家族的人——可是，她们却反对希拉里做同样的事。她们讲得越多，事情就越明晰：她们自己的丈夫们，从未与她们分享权力。希拉里有一位将她平等看待的丈夫——这位丈夫实际上总是说，这个国家“付了一个总统的薪水，得了两个总统”——这只会把她们没有得到的权力和尊重显得更加戏剧化。在一个长夜，我们喝了许多酒，一个女人告诉我，希拉里的婚姻让她意识到她自己的婚姻是多么不平等的。

在三藩市和西雅图，我听着自称“希拉里仇恨者”的人们谴责她，说她不该留在她丈夫的身边，因为他那世人皆知的婚外情。原来，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丈夫的不忠，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愿望离开，她们想要希拉里代表她们公开惩罚一个有权力的男人。我提醒她们，从罗斯福到肯尼迪，好几任总统都有过桃色新闻，但是那些仇恨者们认同了他们的第一夫人，想当然地认为她们不能离开，是希拉里的力量和独立带来了这些谴责。我尝试向她们解释：假如当时希拉里因为这样一个私人原因而抛弃了她在白宫的责任一走了之，来自公众的谴责会将她淹没——听到这里，有的人改变了她们的想法，但是不多。

最后，我不得不将我自己的理由搬出来——我觉得克林顿夫妇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讲应该是，“真诚思想的结合”。我曾经看见他们在一场白宫的自由勋章颁奖活动中，整个长长的下午都待在一起。其中一个受勋人是我的朋友，威尔玛·曼基勒（Wilma Mankiller），她是彻罗基民族的酋长。她和我一起目睹着克林顿夫妇从一组受勋人和他们的家人走向下一组，跟来客交谈的同时也彼此交谈——我们都被克林顿夫妇之间显而易见的真诚联系打动了。在一屋子有趣的人中间，他们对聆听对方和跟对方讲话的兴趣却没有消减。他们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还有因对方相伴而感到的喜悦是很明显的。有多少对已经结婚很长时间的伴侣能做到这样呢？

可是，当我提到这一段的时候，“希拉里仇恨者”们变得更加生气了。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结婚很久了，而有一些则是代替旧妻子的新妻子，克林顿把希拉里当作一位平等的伴侣这个事实——看起来让她们更加意识到她们自己的婚姻是有些不同的。我慢慢了解到，如果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是性关系的话，看到一段婚外情会让她感到，她是有可能被替代的，这不仅在情感上非常痛苦、让人绝望，同时，这可能代表着她将有可能失去她的社会身份和经济上的利益。我开始明白，希拉里正是在公众面前展示着有些女人正经历着的、小心谨慎而又不平等的生活的反面。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她们是在尝试杀掉那个信使。[25]

她们这种心理投射让我意识到，我也在做心理投射。我不明白为什么希拉里想回到华盛顿，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竞选参议员。在长达八年的白宫生涯之后——在这里，政治如同食人鱼一般在她身边盘旋，她的任何一步都跟富含敌意的诉讼和媒体攻击相伴，同时，极右翼团体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来创造和传播反克林顿的阴谋论——她为什么想在参议院多待背后如同抵着枪靶的六年？看起来太过堂吉诃德式了，又很自我惩罚，尤其是她完全可以选择建立她自己的基金会来支持全球妇女赋权，而非自己竞选。

最后，我必须承认，建立基金会只会是我的选择，而不是她会做的选择。如果她愿意面对那种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战役，我应该为她庆祝。

作为我自发为希拉里做的参议员助选活动的一部分，我开始邀请“希拉里仇恨者”们来参加希拉里自己举行的会客室筹款活动。情况让我惊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没有改变她们的意见——几乎所有人在见到她本人之后都改变了想法。这个她们想象中聪明、冷酷又老谋深算的女人原来确实聪明，但是却温暖又平易近人。她没有给丈夫的行为找理由，她应该是——用其中一位曾经是“希拉里仇恨者”的人的话来说——一个支持着她们的“很棒的女性友人”。

她们也得以一窥她的专业能力。比如，在匈牙利出生的金融投资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他于曼哈顿的会客厅这样介绍她：“希拉里比任何美国人都懂东欧。”

她通过自己的能力当选参议员之后，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和曾经的敌人共事；后来，她寻求连任，又稳当地再度当选了。我开始听到有人很认真地说希拉里应该竞选总统。等到2008年大选要开始的时候，她比任何其他潜在候选人都更受欢迎，不管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同时，我在和“支持‘选择’选民会”一起在伊利诺斯州助选的过程中，知道了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州议员——他协助阻止了一个旨在削弱“罗伊对维德案”[26]效力的法案的通过。可是当我前往位于波士顿的2004年的民主党年会时，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他那鼓舞人心、一鸣惊人的演讲而震惊。比起平常的政治斡旋，他的崛起更像一个社会运动。

在他被选举为参议员之后，奥巴马出现在曼哈顿的一场旨在庆祝胜利、同时为他的选战账单募集资金的会客室筹款活动上。支持者们力促他不要遵守为新晋参议员制定的传统规条，并拒绝像先前的新晋参议员一样保持沉默。他不情愿，说，他必须要学习，并又提到了布什在位时的力量。我也参与了对他的驱策。毕竟，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家庭，乔治·W.布什不可能当选总统；大家也知道，奥巴马是跨越了重重困难，才当选参议员的。

从那时至次年，寻找潜在候选人——不仅是参议员候选人，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力量都已带着好的条件来尝试接近他。用奥巴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病急乱投医”。虽然他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人们做出的努力渐渐地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活动。虽然像雪莉·齐泽姆议员和杰西·杰克逊牧师这样的黑人领袖都参选过，但是奥巴马成了第一个真正非常有机会成为主要党候选人的黑人。他和希拉里可以携手把这场大选变成历史上第一场候选人组成看起来能代表这个国家国民组成的选举。虽然还没到选举季，但是我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是校园还是会客厅，关于拥有一个新型总统的可能性的问题都在被提出。

比起希拉里，虽然奥巴马更年轻，更缺乏关于国际、国内，甚至是做参议员的经验，我还是认为对这个国家来说，要接受一个女性领导人可能还是有点早。还有，奥巴马那肯尼迪式的政治诉求创造了一种罕见而又珍贵的机会：我们有机会打破种族障碍了。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政见里面的共同内容，比他们表达政见的不同方式更为重要。她是一个民权倡导者，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是废奴主义者和女性参政论者在现代的响应者。这是一个黑人男性、黑人女性，还有白人女性——这是些白人男性至上主义者们努力并以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分隔开的团体——一起努力，把这个国家的形象通过普选权改头换面的时代。

不管是何时，在前往初选战场的路上，我都会看到观众中这样无意识团结的复兴——这些观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政治感兴趣。观众对这有同样世界观的两张新面孔洋溢着热情。从“蓝州”到“红州”，[27]观众们的支持看起来更像罗夏墨迹测验[28]，而非以种族和性别来清晰分隔。比如说，94%的黑人民主党人倾向喜欢希拉里，但是也有88%是喜欢奥巴马的。毕竟，他对于全国政治舞台来说，是个新人，而克林顿夫妇已经有了种族包容度的美名——以至于黑人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说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位黑人总统”。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女性都分别比白人男性更可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据我观察，他们也同时认为她不可能当选；黑人选民比白人选民更倾向支持奥巴马，也同时认为他不可能当选。每个群体都因为他们曾经体验过的社会偏见而悲观过。

大部分白人观众看起来好像希望这个国家可以通过把奥巴马选上总统席位来为以往的过错赎罪。有一位白人音乐教师从观众席中站起来说，“种族主义也曾把我投进牢房——一座内疚的牢房。”很多小女孩的父母，不管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把她们的女儿带到希拉里的选举集会上，让她们知道，她们有一天有也可能成为总统。尤其是更年长的女性们，她们把希拉里·克林顿看作是她们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看到一位女性执掌白宫的机会。但她们并不认为，任何女人都可以做这件事[29]——她们中的一个人说：“这个真的不是仅仅跟生理性别有关。我们不想要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30]，她使正在上学的孩子们都没牛奶喝了。”她们想要希拉里·克林顿来当总统，因为她支持大部分的妇女权益。另外一方面，很多年轻的黑人单亲母亲说，她们支持奥巴马，因为她们的儿子需要一个积极的黑人男性作为楷模。一位离过婚的白人父亲告诉我说，奥巴马的人生故事激励了他坚持每周驾驶几百英里路去看他儿子。“我不想做奥巴马父亲那样的爸爸，他几乎从来没见过奥巴马。”他解释说，“我想成为一个他曾经希望拥有的父亲那样的人。”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一位年逾八旬的黑人女性说，她支持希拉里，因为“我看过许多女人赢得了权力或财富，但是这些成果都被很多年轻男性攫取了。”

但是新闻媒体不但没有报道这些共享的，而且很多时候是跨越边界的看法——这本是民主党的有利条件。毕竟，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最后必须团结起来，选他们中的一位——而是用失望和傲慢的态度来回应。看起来，他们很想看到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分隔。很快，沮丧的记者们开始制造冲突，把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细微差别夸大到泾渭分明的程度。因为在他们的政见内容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于是媒体就开始强调他们表面和形式上的差别。希拉里被完全地用性别来总结，而奥巴马则被完全地用种族来总结。记者们听起来跟运动狂热者一样，他们来到足球赛场，看到所有的球员都是同一个球队的，然后他们就非常生气。

这让我慢慢意识到，即使对于废奴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来说，过去普选权运动里面的黑人男性、黑人女性还有白人也被有意识地分隔开来，只有黑人男性能得到选举权——还有，后来他们还通过各种限制手段，包括暴力程度和人头税多少来决定谁能得到选举权。现在，用分隔手段来攻克人心的做法又在现代有了回响，它把选区两位将会打破障碍的“第一人”变得两极化，却没有说这两位候选人在政见内容上几乎是一样的。正如在历史上上演过的一样，有潜力变得强大的大多数人被几个坐拥根深蒂固的权力的少数人分裂了。

可能说他们是“用分隔手段来攻克人心”有点不太公平，毕竟，在美国，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当作赛马来看待。可是新闻媒体们不认为我在路上观察到的——因出现两位有相同目标的“第一人”而产生的快乐——值得被报道。

很快，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对一个候选人的选择被假定为是对另外一位候选人的谴责。我能感觉到裂痕在曾经多年作为盟友的人们之间慢慢出现。记者们手中的长刀——加上几位分别在两个选举战营，且目光短浅的“忠心”党羽们——把那些裂痕越割越深，直到它们开始滴血。

为了把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连接起来，而非给他们排名——也为了把这两位“第一人”在全国选战中团结起来——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专栏，题为《“联合”对“比拼”》。我把媒体的问题说作“愚蠢并有破坏性的”，因为这两位候选人在议题方面的看法是如此相像，还有，现在说谁会胜出初选，真的是为时过早，所以我这么结尾：“如果我们通过不反对另外一位候选人的方式来支持两位候选人中的一个，民主党胜出的机会会翻一倍。目前，我知道要怎么回应那些问我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巴拉克·奥巴马的记者了，我就说‘我支持’。”

当纽约初选即将来临，我虽然不反对另外一位候选人，但是我还是得决定我投票给谁。所以我坐下来，拿了一本黄色的笔记本，列了一个表，把两位候选人的正反两方面问题都写出来了。关于议题，他们有一些强调性上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想要一个这样的国家：个人的未来不因他们的性别、种族、阶级或性向而受到限制；他们都倡导不聚焦于石油、不支持独裁者，并支持民主制度和环境友好的外交政策。希拉里在参议院投票中，支持了美国军方对伊拉克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有的奥巴马支持者们一直对此大做文章——但是奥巴马自己非常诚实地说，如果他当时在参议院中、也被同样给予了关于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消息，他不知道他当时会怎么投票。他们唯一显著的不同是经验：作为总统的伴侣，希拉里·克林顿有12年的时间待在州政府，八年时间待在白宫，又有八年自己担任了参议员——在这所有的时间里，她都在努力跟右翼极端主义作斗争，这些人控制了曾经的共和党，而下一位总统，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奥巴马有重要的多文化成长背景，他在芝加哥当过社会活动的组织者（这对我很重要），有过七年的州立法会工作经验和三年的参议院经历，但是在与政治右翼斗争和被他们攻击这两件事上，跟希拉里比起来要少很多经验。又好又坏的消息就是，他是一个和平缔造者，并且非常善于找到中庸之道。这次初选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女性候选人在重大政治冲突中比男性候选人更有经验，她对极端主义者非常熟悉，对这些人来说，可没有什么中庸之道可言。

我知道，在妇女运动人群之外，如果我选择了奥巴马，我会得到更多的喜爱。女性如果能牺牲自我，成全大我，她们总是会得到更多赞赏——而“大我”则总是意味着把男人包含在内，虽然这个“大我”里未必包括了女人。选择希拉里，我会被看作是自私的人，因为我支持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女人。可是，我的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警告。“被认可”是一种“女性文化病”，而且这总是做错事的一种苗头。

在我的黄色记事本上还有一条笔记，因为我还是相信，对希拉里或者任何女人来说，成为国家领导人仍然为时过早，所以我写道：如果我是奥巴马，我不会认为跟我相像的人不选我就是背叛了我，因为我是一个新的盟军。但是如果我是希拉里，如果这样一个长期的支持者不选我而选了一张新面孔，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奥巴马没有我这一票，可能还是会赢；但是希拉里没有了我这一票，可能就会输。

再一次，道路给我上了一课——它给我展示了选民屈从于什么。我开始想，等女总统上台的时间或许比我想象得要更长。在机场的礼品商店，一个故意做成希拉里样子的胡桃钳被当作选举商品来售卖。她的腿是把手，而她的胯部则是用来夹碎核桃的地方。我在华盛顿机场问一个机场员工，这样的商品是否曾被投诉，她说有好几桩，但是这胡桃钳子还是卖得很好。我问她，是否有做成男候选人样子的胡桃钳，她说：“肯定没有啦！”

在校园里，我看见一些年轻男孩穿着一些上面写着“真遗憾，怎么O.J.[31]没娶希拉里呢。”我看到所有穿着这样T恤的男孩都是白人。当我问学生们，他们怎么看这样的T恤时，他们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好。他们告诉我，大多数人的T恤和社交网站放的句子只是表示“重友轻色”（Bros Before Hos)[32]而已。

我看了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台的政治分析师塔克·卡尔逊（Tucker Carlson）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评论，“我总是说，每当她来上电视，我都不自觉地把我的腿并起来。”我想：怪不得胡桃钳子卖得那么好呢。同样在这个电视台上，克里斯·马修（Chris Matthews）宣布说，“别忘了——我得不留情面了——她之所以是美国参议员，之所以是总统候选人，之所以她跑在前面，是因为她丈夫曾经在外面乱搞，这是她当上纽约州议员的原因。我们总是忘了，她不是通过她自身的才能上位的。”

一个《华盛顿邮报》的女记者写道，希拉里的西装外套露了一点乳沟，她把这称作“一种挑逗”。这样的指控没有加在任何一位男性候选人头上过，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到奥巴马，当他们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拍照时，没有人这么说过。对于希拉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问：“这个国家真的想看着一个女人一天天衰老吗？”另外一名福克斯新闻分析员则说，“如果那张脸代表了经验，我想它会把很多独立选民吓跑。”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女性通讯员告诉我，上面让她们不要在镜头前穿西装长裤套装了——她们可能会看起来像希拉里。

如果所有初选候选人都能接收到类似评论的话，所有这种简化论的评论就可成为公平竞争的一部分，比如说：乔·拜登参议员的头发很明显就是移植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John Edward）看起来好像一个肯娃娃[33]；米特·罗姆尼州长镶了牙，又染了头发；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穿了特殊的鞋让自己变得高一点；比尔·理查森州长看起来像一张没叠被子的床；又或者奥巴马自己都拿来开玩笑的耳朵。可是只有希拉里的外貌如此受关注，又收到了那样的评论。

怪不得这样的厌女症从来没有在媒体中被提出来过，因为媒体就是始作俑者啊。

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优劣势列表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愤怒。我很愤怒，因为两代布什家族的儿子虽然没有在白宫工作过，却可以从父权主义政治那里继承权力；但克林顿的妻子，却不能声称她有经验，也不能从这位她已经相伴了二十年的政治伴侣身上继承权力。我很生气，因为政治中的年轻男人被看作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年轻的女人却被看作是——嗯，就只是年轻的女人。我为所有搁置她们的政治能力而去教养孩子的女性候选人而生气——我也为所有没有这样做的男性候选人而生气。我很生气，因为人类的才华流失，只因为这份才华生在一个女性的头脑里；而平庸之才却得到了回报，只因为它生在了一个男性的头脑里。我很生气，因为媒体正视了种族主义——或者说装作正视了吧——但是说到性别歧视，他们连装都不装。对女人的仇恨看起来还是很安全，不管是以妖魔化黑人单亲母亲的方式，还是以开玩笑说“有权力的女人会让男人耗尽‘精’力”这样的方式。

在其他未被承认的偏见中，我使用了历史悠久的社会运动策略——把种族、性别或者性向调换，然后看看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否相同。几个月来被我压制下去的愤怒被点燃了，我问：如果出现了一位和有同理心的奥巴马一模一样的人，唯一不同就是她是个女人——事情是否会不同？

我把得出的结果称为“变革的短暂历史”。《纽约时报》的专栏把这题目改成了《女人从来不是跑在前面的人》。这篇文章在新罕布什尔初选当天早上被刊登——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性别障碍不像种族障碍那样被人正视？

原因就跟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因为性别歧视还是跟自然混淆在一起，就像种族歧视曾经那样；因为所有影响男性的事情看起来都比“只”影响女性这一半人类的事情看起来更严重；因为孩子主要还是由女性来抚养（说得委婉点吧），所以男人尤其会感觉到，当他们面对一个有权力的女人时，他们好像退化到了童年；因为种族主义长期把黑人男性刻板印象地认为是“更有阳刚之气的”，所以有的白人男性认为黑人男性的存在确认了阳刚之气的存在（只要不要太多黑人就好）；因为对女人来说，没有哪种得到公共权力的方式可以不遭指责或质疑地被认为是“正确的”。

我不是倡导一个比强弱的比赛，性别和种族的这两种等级制度是相互依存的，它们要一起被连根拔起才可以……

是骄傲、平等地打破这两种障碍的时候了。

我又说，我只基于希拉里·克林顿拥有更多经验而支持她。关于奥巴马，我写道，“如果他成了提名人，我会为他的选战做志愿工作……要扫除布什总统留下来的烂摊子，我们可能需要两任克林顿总统和两任奥巴马总统。”

文章一开始得到的回应是压倒性地正面的。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出乎意料地赢得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我的专栏甚至还被认为是帮了一些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选民来信，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好像我写出了很多人脑海中的话。大部分人看起来很高兴，因为我站出来为一位受到了侮辱的女性说话。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收到了几个采访人的来电，他们假定我对希拉里的支持是把性别放在种族之上的——虽然我一直都在提出观点，说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是相连的，没有所谓等级之分，更别提我已经在那篇文章中写了，性别和种族这两种等级制度要一起被连根拔起——可是，我却被人认为是让人先考虑性别歧视问题，再考虑种族主义问题。

当我上电视的时候，一位支持奥巴马的黑人女性学者指控我说，“白人女性是对黑人女性、男性压迫的共谋者。”她比我多说了好多次，还提到了女巫猎杀，说：“你在《纽约时报》发表这样的观点，让我很震惊，因为这是女权主义可以给的最差的东西。”我只能说：“我拒绝这样被分隔，”然后指出不管希拉里和奥巴马谁赢了初选，她和我都会在最后的大选中团结在一起的。结束之后，我感到好像被一辆麦克卡车撞了一样。

从那时开始，每个早晨都有新的攻击，我开始害怕起我的手机铃声来。虽然我担负过很多骂名，从“杀婴者”到“家庭破坏者”——但这些骂名都是来自那些我完全不同意的人群。这次的攻击，却是来自于那些我曾经珍惜他们观点的人，而且他们因我持有某种观点而指控我，可问题是，我完全不持有那种观点。

在网络上，我发现了问题的一部分原因。《纽约时报》使用一份模糊的简介来形容这篇专栏文章：“性别可能是美国生活中最限制人的一种力量，不管问题是谁该在厨房里，还是谁该在白宫里。”那句话的本来意思是要强调性别问题的广泛性，从厨房到白宫，不是说哪个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可是，我的心在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下沉了，我早就该意识到的——在这个语境中，“最”这个字，成了罪魁祸首。只有冲突会成为新闻，而我在电话里同意了编辑方案，而没有把所有句子都写得刀枪不入，这是我的错。那句引言在网络上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都读到了这句话，远比读过那篇文章的人要多。我从《纽约时报》的辛迪加[34]那里撤回了这篇文章，但是已经不重要了，那些指责变得越来越恶毒了。

所有人都可以在你对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但是只有朋友会在你搞砸事情时陪着你。很多人打电话来安慰我，至少有一位杰出的黑人女性领袖说，奥巴马选战阵营请求她对我发动一场大的攻击，但是她拒绝了，她告诉他们我有权利说我想说的事情。

如果艰难的事情降临到人的头上，是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件事就不再那么艰难了。所以，我把我学到的事情列了出来：

1.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人们可以认为你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其实你不这么认为。

2.不要在气愤的情况下或是在紧张的截稿期之前匆忙写文章。花点时间，让明白你要说什么的朋友帮你看看，而不要在不了解你要说什么的陌生人身上试验。

3.对一个作者来说，最好的回报是讲出了很多人感受到但是却还没说出来的话，对一个作者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误解，同样的话却可以做到这两件事。

我也突然想到了我的演讲拍档，已故的、慷慨的、令人吃惊又举世无双的弗洛伦斯·肯尼迪。她总能在冲突中发现价值，不管事情是怎么样的。“‘踢屁股’[35]的目的不是让你的屁股在对的时间、因对的原因被踢，”她经常这么解释，“你得让你的屁股保持敏感呀。”想起了她的话，我不禁大声地笑了起来。

奥巴马一赢，希拉里阵营中的一些明智的人——他们已经跟我保持联系很久了——知道我们必须要开始疗愈伤痛了。

我的朋友、同事朱迪·戈尔德（Judy Gold）是负责奥巴马选战中女性事务的负责人——我们一起为第一场“疗愈集会”做了准备。那里有伤心的年长女人，她们知道她们不会活着看到女人入主白宫的那天了。也有一些年轻的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被告知，她们能成就任何她们能成就的事——可是她们对希拉里面临的攻击和她的落败感到震惊。也有一些黑人女性和男性，他们支持了希拉里，并担心有的人会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跨越了种族界限；奥普拉·温弗里和其他一些女性公众人物也为支持奥巴马而付出了代价，有的人批评她们不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女性是她们的主要支持者和选民。对凯伦·牟劳舍（Karen Mulhauser）也是一样——她是一位白人女性，一位重要的、长期的女权主义领袖，她支持了奥巴马。我曾写文章并讲话来支持她们，指出她们也有权选择奥巴马，而现在，她们也在帮忙治愈希拉里·克林顿落败的伤痛。

作为我最后对助选的努力，我做了成百上千个纽扣徽章，上面写着：

希拉里支持奥巴马，

我也是。

然后，我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的飞机，加入了希拉里那历史性的、慷慨大方的讲话现场的人群中——在那里，她全心地保证她会支持奥巴马——并把这些纽扣徽章分发给人们。它们供不应求。

蝴蝶效应

多年的助选生涯给了我一个清晰的信息：投票不是我们“最多”能做的事，它是我们“至少”可以做的事。要有民主，你必须要先对民主有渴求。但是，只有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去了密苏里州，为哈里特·伍兹（Harriett Woods）参选美国参议院助选。她是一个很棒的候选人，而且我对她作为一个女记者所经历过的困难感同身受。她走向政治的道路太不可思议，所以不可能是捏造出来的。作为两个年轻孩子的母亲，她抱怨道：他们住的安静的街上有一个水井盖，总是在有车轧过时把他们全家吵醒。她求助市政厅，但他们无法处理，她便开始在她的街区搜集签名，提交请愿书，禁止车辆开进那条街。这奏效了。这样的成功把她引向了竞选市政厅议员的道路。她赢了，服务了八年，然后被任命到州高速公路委员会任职，并继续参选州立法会，然后又连任了。她也成了当地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所有的这些都把她变为了一个可信的、在全州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候选人。

可是，这对州民主党来说还是不够的。当到了要为美国参议院选择初选候选人的时候时，他们支持了一位从来没竞选过任何职位的小康银行家，他只写过支票。说实话，伍兹参选看起来注定是要失败的行动，毕竟在密苏里州，还没有任何女人能被选上担任州政府公职，还有，她不像那位银行家一样富有。可是，她拥有比她的党派的支持和祝福更重要的东西：社区支持和志愿者，最后她二比一打败了那个有钱的男人。

突然，哈里特·伍兹参与了一场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佛斯（John Danforth）对阵的竞选。他不仅是现任的参议员，并且也是一位前密苏里州检察官、一名圣公会牧师，还是普瑞纳公司（Ralston Puri-na）[36]建立者的孙子。看起来，她好像在与整个父权主义系统对战。

最后，她赢得了郊区的共和党地盘，包括一个很小、名叫小狄克西（Little Dixie）的保守地区。但是，在最后的一周，她的钱花光了，因此无法回应在最后紧急关头针对她的暴风雨般的攻击。她以少于百分之二的差距输了选战。这个令人伤心、一发之差的失败引发了特殊的关注，同时，也因为她是整个美国唯一的一位女性参议院候选人。事情很清晰：假如她有钱来回应那些攻击——她的竞选方针启发了艾米莉名单（EMILY'slist）[37]的建立——这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支持那些支持生育自由权的民主党女性候选人——她本可以赢得这场选战。作为连失败也可以被转为好事的证明，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继续工作，吸引了三百万名会员，成了国内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也是支持妇女参政的最大资源来源。

可是丹佛斯却赢了。他带着一位名叫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黑人律师一起上了华盛顿，托马斯曾为孟山都公司（Mon-santo)[38]工作——那正是为我们带来了橙剂（Agent Orange）[39]、转基因种子和其他东西的著名农业生化巨头公司。实际上，他那份工作也是通过丹佛斯才得到的。丹佛斯解释说，他被托马斯深深吸引，不仅因为他是一名罕见的黑人保守派，也因为他也曾经学习、并希望成为一名牧师——一名天主教牧师。

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几十年以前。伍兹在2007年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9岁。可是她当年因几百票而落选造成的影响却在继续深化着。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让我们回到2000年布什对阿尔·戈尔（Al Gore）的那场总统选战结束的次日早晨，当时，全国选票统计结果迟迟没有公布，因为在佛罗里达州有几千张有争议的选票。

那天早上，我刚好在棕榈滩县社区大学演讲，那是早已安排好的活动了，跟选举毫无关联，而这个大学的校园刚好处在一个贫困地区。我被请求大概地介绍关于社会正义运动，但是我可以看出，没有人想谈除了那扣人心弦的选举之外的事。

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站起来说，她以电话注册投票，但是她在票站被质疑了，因为在票上，她的名字旁边写着“高加索人”，最后她没法投票。一位稍年长的黑人男性说他的投票权被否决了，因为他们说他犯过重罪，可是他从来没有被控告犯有任何罪行，更别说判刑了。有人大喊，“你犯了罪——罪名是‘你是黑人选民！’”在笑声中间，另外一个男人站起来解释说，那些重罪罪犯的名字混进了选民名单中，而没有人清查有没有重名的情况。然后一位稍年长的白人女性说，从她的养老院开出的投票大巴车开往了错误的票站。其他人也给出了证词，说在有更多民主党支持者的贫穷选区，票站更少，要排的队也更长。很多人都放弃了，因为他们是钟点工，如果不上班就会扣钱。然后，一名大概50岁的白人男性说他在出票站的时候才看到选票的示例图——那时他才意识到，他错误地将票投给了一名极端右翼的候选人，可实际上他是要投给戈尔的。他的话激起了另外十几个人的不满和叫喊，他们说，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们身上。

一个接一个地，在这随机的听众把他们那令人困惑又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经历一一道来，在礼堂中大概700人中间，至少有100人无法为他们心仪的候选人投票，或根本无法投票。我在想：如果在一个礼堂中就有这么多人经历了这样的情况，在整个棕榈县又有多少人这样呢？在整个州呢？

最后，一个30岁的男人站起来面对我，他以对祖国的军事服务和他幼女的名义来发文——他希望他的女儿在民主中成长——他问：“你愿意留在这里，帮我们在明天组织一场抗议吗？——还有后天，大后天——不管我们要付出什么？”

我很想说好，可是我又想，我的现身可能会被人利用，而这场抗议会被说成是“外来者唆使的反叛”。所以，我承诺说我会记下所有无法投票，或无法给心仪候选人投票的人的名字、地址还有票站，然后把这些给戈尔的律师，他同时也是州外无党派的监察人。

我回到家，打电话给选举律师，像我承诺的那样把这个名单交给了他。当布什的领先票数降到只有600万张已喊出票中的527票时，选票的重新调查停止了。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秘书长，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同时也是布什的佛罗里达选战的联合竞选主席，宣布布什是赢家。

希望重新点票的震耳欲聋的呼声得到了佛罗里达州高等法院的支持。可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人大法官团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裁决说没有统一的重新点票的标准程序以满足平等保护条款，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来定程序了。因此，重新点票停止了。这样的决定在偏见和影响上来说，简直可以跟德里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件[40]相比——那是一桩19世纪的高等法院裁决，裁决决定不管他/她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没有一位黑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记住：“少了钉子，失了蹄铁；少了蹄铁，失了战马；少了战马，失了战役；失了战役，则失了整场仗。”

● 如果哈里特·伍兹没有在密苏里州因少于百分之二的投票输掉选举，丹佛斯则不会成为美国参议员。

● 如果丹佛斯没有成为参议员，克拉伦斯·托马斯就不会作为工作人员跟着他一起去华盛顿工作。

● 如果托马斯不作为一个罕见的黑人在华盛顿出现——他反对他所在社区的大多数人的观点——他就不会被第一个布什总统任命来牵头——并剥夺——平等就业委员会的力量，然后坐在华盛顿特区的上诉法院中。

● 如果托马斯没有受到这样的信任，他就不会被同一位布什总统提名，在最高法院在伟大的民权倡导者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之后在最高法院继任。

● 如果托马斯没有在最高法院中，他就不会凭陪审团的一票之差来叫停了佛罗里达州法院下达的重点选票的命令。

● 如果这场选票重点顺利进行，阿尔·戈尔，而非乔治·W.布什，就会成为总统——在选举后，12所大型新闻机构受委任对所有未被清算的选票进行重新检验这样总结道。

● 如果乔治·W.布什没有成为总统，美国在经历了”9·11事件”之后，不会因为发起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而失去了世界的同情——在14年间，美国在阿富汗投掷的炸弹比整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炸弹都要多，几十亿的税金被用来付给了两万个雇佣兵，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伤。

● 如果阿尔·戈尔，而非乔治·W.布什成了总统，全球变暖问题会被正视。还有，美国不会伪造证据来为侵略富有石油的伊拉克正名，也不会因此发起长达八年的战争，那么伊拉克和阿富汗就不会一起说服其他伊斯兰国家说美国发动战争是要反对伊斯兰教。

● 没有了乔治·W.布什，就不会发生这个国家历史上有过的最大型的财富私有化，薪资比例中，平均来说，企业CEO的薪酬是一个普通员工的475倍（在加拿大，是20倍）；一个没有通过国会批准，便给了天主教、福音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大概400亿美金的执行令——这看起来是把教会转变成了选票投递系统。

● 没有克拉伦斯·托马斯来支持那只以一票之差的“大多数”决定的大法官团决议，最高法院可能不会裁定说财团是人，有权力在政治上无限花费，以让以上所有事情得以继续……

现在你懂了吧。[41]这个表可以继续写下去。

我们不能只是投票，我们必须为投票权而奋斗。投票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使最没有力量的人成为最有力量的人的地方。

我仍然会梦见那位老兵和他的女儿，我也希望我曾经对他的请求说了“好”。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房间里的那些人会不会使事情的发展不一样，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当下做的哪一个动作会塑造未来，但是我们必须要以这样的态度做事——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一样。因为它真的可能很重要。

如我母亲可能会说的一样，“民主是一个种子，只能在你所在之处被种下。”

心得

旅途的一部分时间就是不断地故地重游，但是又有新的感受。我在大学里学到了最好的政治课——只是我当时不知道。

我当时选了一门地质学课，因为我觉得那是修满科学学分最容易的方式。有一天，教授把我们带到康乃迪克河谷，给我们展示一条古老河流的“蜿蜒曲线”。

我没有留心听，因为我走上了一条布满尘土的小道，找到了一只很大的乌龟，那是一只巨型的淡水龟，大概两尺长，它躺在泥泞的沥青路的堤防上。我很确定它准备要爬上公路，但那样它就会被车撞到。

我把这只巨型的、嘴巴在猛咬的乌龟艰难地拿起来，慢慢地把它从公路上移下来，放回河中。

当我把它放回水里，看着它游远的时候，我的地质学教授来到了我身后。

“你知道吗，”他安静地说，“那只乌龟可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爬到泥路，然后在路边的泥里下蛋——你刚刚却把它弄回河里了。”

我感觉非常糟糕。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刚刚做的事，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用了好多年才意识到，这个寓言教会了我社会活动组织的第一个原则。

你一定要先问问乌龟的意见。

【注释】

[1] 译者注：罗森菲尔德是一个犹太名字。

[2] 译者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姓名首字母。

[3] 译者注：美国第34任总统。

[4] 译者注：伤寒玛丽是19世纪初纽约城中著名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她感染了许多人，并因危害公共卫生的理由被隔离起来。

[5] 译者注：原文为“Girlreporter"——”女孩记者”，带有对作者年龄和资历的轻视。

[6] 原注：实际上，这是旧式的新闻方法了。在电报到来之前，作家们用散文和其他的形式让读者通过作者的眼睛来看事情。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许多著作都是他对古巴、印度和非洲的报道文章的集合。后来，电报的出现开始让人先要求知道事实——谁，什么，为什么，何时，何地——然后才在每个段落以一种金字塔的形式来仔细展开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但是即时的电子通讯让作家再次得到了自由。事实可以被核对，但故事能再次被讲述。

[7] 译者注：在从政之前，麦卡锡的主要工作是在大学当教授，讲授经济学和社会学。麦卡锡以坚定的反越战立场参加了美国1968年的总统大选，并直接导致积极主战的约翰逊总统退出总统选举。

[8] 译者注：指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俗称“巴比”，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

[9] 译者注：政治竞选中的一个策略——在竞选办公室里面设立电话组，通过打电话掌握选情趋势，接触社区，动员投票。

[10] 译者注：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前美国参议员，是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民主党推选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败给了尼克松。

[11] 译者注：原文用谐音的whiteout代替writeout，暗示奇泽姆是因为她的黑人身份而不被青睐的。

[12] 译者注：当罗姆尼被问到关于薪酬平等的问题时，他说，为了在他的内阁中增添女性成员，他去找了一些妇女团体，问她们是否有合适人选，她们给了他多本做好的符合资格的女性名单。可是，他的这一说法却惹来大量批评，指他轻视女性。

[13] 译者注：指竞选双方支持率差距不大的州，这些州常倒向不同的政党，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14] 译者注：此指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某项提案是否在本州通过。

[15] 译者注：在1968年总统大选期间，很多反战的大学生将本来留着的嬉皮士长头发剪掉，以此表达对尤金·麦卡锡的支持，他们把这一行动称为“为尤金而净”。

[16] 译者注：十项全能运动员。

[17] 译者注：喻指等级，阶级。

[18] 译者注：指军事权力机构与武器军需制造商的结合。

[19] 译者注：美国石油产业大亨。

[20] 译者注：纽约北部。

[21] 原注：齐泽姆是第一位在主要政党中竞选总统的黑人。她声称，她的性别比起她的种族身份来说，是竞选中的更大阻碍——这确实发人深思。

[22] 译者注：印刷机品牌。

[23] 译者注：跟富有“rich”押韵的词语，此指“bitch”，婊子。

[24] 译者注：希尔在1991年指控美国大法官候选人克拉伦斯·托马斯使用职权对她实施性骚扰。然而，这一事件虽然喧闹一时，结果“查无确证”，索然收场。1991年10月15日，美国参议院以52对48票的多数通过黑人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25] 译者注：此指不想听到不幸的消息而选择杀掉信使。

[26] 译者注：“罗伊对维德案”是1971年的一个案例，判决中，最高法庭根据孕期理论使堕胎合法化；在美国，先例对后来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成为日后法官审判类似案件时的判断准则，因此“罗伊对维德案”是证明堕胎合法的一个重要先例。

[27] 译者注：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被称为“红州”，支持民主党的州则被称为“蓝州”。

[28] 译者注：罗夏墨迹测验是著名的投射法人格测验，人们看着一些不同颜色、又有重叠的墨迹，给出自己的图像解读。这里的意思指，纵观支持奥巴马和希拉里的人群，他们的种族、性别组成非常复杂、也有重叠，有多种解读方法，不再一目了然。

[29] 原注：这后来就被证实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选择莎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来合作竞选。她的支持者们更多是男性而非女性——并且不管男女，都是白人居多。

[30] 译者注：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31] 译者注：此指O.J.辛普森，他杀死了他的妻子。

[32] 译者注：《重友轻色》是一部电影，里面讲述了两个好朋友因为一个漂亮女孩而差点影响友情的故事。其中“Hos”是“Whores”（婊子）的简称。

[33] 译者注：芭比娃娃的男版。

[34] 译者注：报刊辛迪加，指作者把发行权交给出版商，从那里，其他的媒体可以得到联合发表或转载权。

[35] 译者注：“踢屁股”为英语俚语，意思是打败某人、做好某件事。

[36] 译者注：著名宠物食品公司。

[37] 译者注：妇女参政组织。

[38] 译者注：美国著名农业生化公司。

[39] 译者注：一种剧毒脱叶剂，在越战中曾被美军用作武器。

[40] 译者注：19世纪初，黑人德里德·斯科特回到蓄奴州密苏里州，他起诉要求获得自由，法院却裁决认为他不是美国公民。

[41] 原注：“钉子寓言”可以继续写下去：如果戈尔被选上了，而不是布什，那么我们不会打第二次（可以选择打或不打的）伊拉克战争；公共学校也不会有被联邦财政资助而强制性实施的、只宣扬禁欲的性教育；也不会有在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非自愿妊娠率；也不会有一个行政命令把几十亿的税款拨给右翼政治力量的“基于信仰”的活动中心；也不会有那封全球禁制通令，剥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支持贫穷国家的自由，禁止那些国家的组织提供任何关于人工流产的信息——连用他们自己的钱都不行；更不会允许财团通过在国外的战争私有化和国内的监狱私有化来赚大钱的情况；不会产生监狱人数比率占人口比全球最高的情况；不会发生在右翼反弹力量占领华盛顿之后，企业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从普通雇员薪酬的30倍飙升到475倍；也不会发生未受规范的金融业导致了全球经济风暴的情况……还有很多。

第六章　
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

一个行程——不管是短到只是去一下街角的小超市，还是长到穿越生命——应该是有开始、中途，也有结束的，对吗？可是道路却完全不是那样的。道路本身的毫无逻辑——加上我们对意义的渴望——使旅行变得如此令人上瘾。

幸运的是，我已经对这一路上的疯狂有了个说法。就如同精神和艺术的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解释的那样，“要给什么东西命名这样的概念设想，是最辽阔，而又最有生产力的念头。”这是为先锋政治讽刺剧《那一周》撰稿而得到的好运和厄运：我创造了一个分类，叫“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

在1963年，针对民权和越南战争的论战甚嚣尘上，“政治”这个词吓坏了电视台的高管，而“讽刺剧”仍然让人想起乔治·S.考夫曼（George S.Kaufman）的经典格言——“讽刺剧是在周日晚上不会播放的东西。”虽然《那一周》最终孕育了接下来的作品——比如更傻的《捧腹大笑》，还有简直就是正统继承作品一般的《周六夜现场》《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还有《科尔伯特报告》——“连续性接受度检验部”[1]，其实也就是审查部门，还是处于紧张之中。现场直播时，如果有人不跟稿子走，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那些话用声音处理掉，或者是干脆把电闸关了。审查部门曾经有一次尝试让我们相信，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平原则》中要求，如果你写了任何一个关于反战的讽刺笑话，你就得也写一篇关于支持战争的笑话。幸运的是，他们自己也写不出支持战争的笑话。

可是限制导向发明。我最喜欢的短剧通过了“西装侠们”的审查——这是我们对电视台高管们毫不留情的称谓——在剧中，他们请了一个杂耍表演者，让他把一些大屠刀抛到空中，然后不断地用双手让它们在空中被抛来抛去，观众都为此而屏住了呼吸。好像过了几百年一般，一位舞台工作人员拿着杂耍表演中会用到的那种标语牌走到台上，上面写着：核武器竞赛。

多亏了“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我得以对这样的一些事件发表评论：比如说荷兰政府资助了一些高级妓院。我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每个周日早晨梳理关于世界各地的新闻——同时还要看《灵魂列车》[2]以学会一些新的迪斯科舞技——来搜寻那种看到了会说“这真不可能是捏造的！”的事件。

我是那个唯一的“女孩作家”，可能因为有能力让人发笑也是一种权利吧，所以女人也不太被允许进入喜剧界。有调查显示说，女人最害怕男人的一点是他们可能会施加暴力，而男人最害怕女人的一点是她们的嘲弄。后来，当蒂娜·菲（Tina Fey）做了《周六夜现场》的主编时，她还是可以说，“只有在喜剧里面，一个来自郊区又温驯服从的白人女孩才能被看作是‘多样性’的代表。”

《那一周》是很好玩的，它很先锋，但是并没有维持下来。存留下来的只有我脑海中的这个类别——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从那时开始，每当我要与不可想象的事物对峙时，我都默默地在想象中为它颁了一个奖。

当我以社会活动组织者的身份开始旅行并在路途中遇到不太合情理的情况时，我最终会理解到为什么“大笑”正是流浪者的标志——从旧俄罗斯的“圣愚”[3]到摇滚巡回乐队的管理员[4]。是那样惊喜、那样始料未及、那样不受控制，原来大笑是唯一自由的情绪——唯一一种不能强迫他人做出的情绪。我们可以因他人的行为而心生恐惧，我们甚至可以被人弄得认为我们正在爱别人，因为，如果我们被迫处于从属状态并被孤立起来，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联合并建立情感纽带。可是大笑却如同一句“啊哈！”的爆发——在看到一句妙语将之前的所有事情都改变时，当两个对立面相撞，而产生了第三面的时候，又或是当我们突然看到一种新的现实的时候。爱因斯坦说，他刮胡子的时候必须很小心，因为如果他突然在这时候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就会大笑——然后他就会刮伤自己。大笑是头脑的高潮。

在路上，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可能会在一秒之间来了又走：我坐在一架快速奔驰的火车上，看向窗外的美景——沙漠空旷辽阔、洒满月光——突然这时候有好几亩地的废弃冰箱一闪而过；它们也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我满身疲倦地回到一个枯燥乏味的酒店大堂，而这时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黑人棒球联盟最后尚存人士的聚会，然后，他们的故事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因为学习会让我们的脑袋形成新的神经突触，所以我想相信，道路也在使我的头脑和思想变得更加尖锐，它正用一种惊喜的方式把我的生命延长。

卡车司机的社群

那是1997年，也是我以社会活动组织家身份走在旅途上的第30年的末尾，我来到波士顿附近的一个校园演讲。课后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一班回纽约的飞机早就飞走了，而我必须得回家，因为第二天早晨我又要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幸运的是，那些好心的学生们拯救了我，她们替我找到了当地的汽车服务，甚至还从一个宿舍帮我“偷”了一个枕头，那么我就可以在车上一直睡到家。

可是上路之后，我却被课后仍存的肾上腺素弄得睡意全无。而且，这个司机——一个快乐的、大概50多岁的白人，想要跟我聊天。当我们努力穿越一个令人目眩的风暴之时，他解释说我们很安全，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卡车司机——他开着卡车跨越全国，无论天气为何。他每年从卡车上拉下来价值20万美金的货物，并且拥有自己的重型卡车，但是这份工作使他与妻子、孙子孙女变得陌生，所以他不干了。现在他在当地有了自己的汽车服务公司，又重新拥有了家庭——但是，他想念，真的很想念他以前开着车跨越全国的生活。

“你想念的事是什么呢？”我问。我想象他会说“速度”“独处”“肾上腺素”或者“危险”——还有所有我能记得的从经典电影《卡车斗士》里看到的东西。

“我想念那个社群。”他说。因为这跟我想象得完全不同，我请求他解释。他说，平民百姓是不会懂的，然后他又问我想不想亲自看看。

我们从收费公路上开下来，走到了一条便道上。经过了差不多三个加油站，我看到了好几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它们的巨大外形在多种颜色的安全灯照射下被勾勒出来，那灯光穿过了黑暗的雨幕，就像圣诞节一样。在它们后面，除了几个霓虹啤酒标牌之外，还有一个全然黑暗的无窗棚屋。

打开门的动作就好像扳动了什么开关一样。我们被投入了由明亮的灯光、笑声、音乐、新鲜面包的气味组成的海洋，那里洋溢着如同当午的能量，一点儿都不像是凌晨两点了。在柜台前，他们点了装在如哑铃般重的马克杯中的咖啡，还有厚厚的饼派，它们大到好像可以喂饱10~20只八哥。我的司机和女侍应交流着新闻：谁还在工作，谁还没有离婚，谁在黑冰[5]上把他的半挂卡车折成了两半；谁的重型卡车在飓风中被吹倒了。至少，那是我觉得他们在说的话。像“食蚁兽”（其实是某种重型卡车）、“大熊”（其实是一个执法官员）这样的词语，需要翻译我才能明白意思。

一个蓄着胡子、穿着牛仔靴的司机坐到了我身边。他点了柠檬蛋白派，还有巧克力雪糕作为伴餐，一壶茶，还有一罐车用机油。在用防火胶木做成的柜台上，女侍应将每样菜向他滑过去，刚好停在他面前，那技巧如同一个优秀的台球选手一样精准。我赞扬了她，然后我们谈起了女卡车司机。她说，现在多了起来，车队老板开始雇佣她们，因为她们会遵从训练者，也有更好的安全记录。可是，女司机的预约会被人取消，也会在民用电台[6]听到针对她们的不堪入耳的话。她觉得她们理应被尊重，因为她们能够坚持下来，有的女性甚至会开十八轮的重型卡车。一开始，她们以“夫妻档”的方式加入车队（那是性别工作分享的先锋形式）——一个人在后排睡觉，另外一个人在前面开车——现在，“玻璃天花板”开始破裂了，薪酬也高了起来。在卡座旁，一个稍年长的白人男性和两个年轻的黑人男性正在把硬币投入一个老式的点唱机里，他们开始争论起说唱歌手和经典歌手的对比来：比如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和山姆·库克（Sam Cooke）。他们看起来都同意布鲁克·班顿（Brook Benton）的“乔治亚雨夜”是货车司机之歌，而且把这首歌连续播了三次。

“等着，”我的司机说，“下一个地方才有真正的货车司机的音乐呢。”

回到闪着灯光的高速公路上，他解释说，货车的站点不像麦当劳那样，各个分店基本一样，并且是连锁的；它们更像是各有特色的亲戚。每一个都提供带有乡土气息的食物，司机们有机会和他人交谈，并且不受时间影响——加上卡车上要用的必需品——从机油到防蚊喷雾，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柜台上直接买到。

当我们又再度拐弯，去到另外一个温暖、俗气却又热情的世界，这里的点唱机有类似《广告牌上的女孩》《每英里皆有墓碑》《十八个轮子加十二支玫瑰》这样的歌——最后一首是关于一个货车司机回到妻子身边故事的颂歌。货车司机是毫无间断的音乐听众，以至于他们能够决定流行音乐成功与否，甚至，那什维尔（Nashville）[7]发行了特殊的“货车司机”歌曲集，作为一个盈利类别。谁曾想过呢？

在我们的第三站，我坐在了一个开货车司机的女性身边——她的丈夫也是货车司机。她一开始跟丈夫组队以自我保护。“皮条客们在货车站点工作，”她解释说，“他们在那里把女孩子们放下，让她们在停下的货车驾驶室里‘工作’，然后又把她们带到下一站。我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有一个侄女，她染上了毒品，而她的皮条客在她想逃走的时候把她打死了。我曾经很讨厌那些女孩，现在，我恨那些皮条客。”她说货车司机们差不多都是很顾家的男人——而那些管理人员则更可能是嫖客——她很为“夫妻档”们骄傲，因为他们的驾驶安全纪录比单独驾驶的男司机们更好。

在第四站有一个24小时的扑克牌游戏。在第五站，有一场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争论——关于驾驶跨国运货车和有没有可能激发起更多的政治力量来制定更好的安全法律。就这样，我们造访了从波士顿到纽约这一路上的每一个大型货车站点。

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在别人睡着的时候醒着的世界。我的司机告诉我说，这是全球性的现象。他曾经结识了正在找工作的移民货车司机们，他们有的曾经驾驶英国卡车，有的曾经走过厄立特里亚的崎岖山路，有的曾经在印度拥挤的街上驾驶——在那里，卡车是用花和神像来装饰的——他们使用这种艺术形式，如同其他地方的司机带着平安符和家人的照片上路一样。

我们回到车上——这车如同茧一样保护着我们——我们安静了下来。雨刮器打出的节奏跟我脑海里布鲁克·班顿那充满感情的男中音融合到了一起：

这是乔治亚州的雨夜/

而看起来像/

全世界都/

下着雨。

我看到了曼哈顿的灯火反射到了夜空上，但是我已经忘掉了时间，当下好像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一样。我感到我一直在浅水处游泳，直到现在才发现了那深水之域——那里才是伟大的鲸的相聚之处。

我经历的超现实主义事件

● 我正在西好莱坞的费加罗咖啡餐厅（CaféFigaro）和弗洛伦斯·肯尼迪一起吃午饭。她向我解释说，她不做律师了，因为“法律是一次解决一个人的问题的方案，而你需要做的是阻止那个勒索人”。这样的话是被我们所目睹的情景所引发出来的——我们看到七个女侍应生，而没有一个男侍应生——这样的指标令人生疑。弗洛伦斯说，小费可能是不付足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的借口。我们问了经理，他跟我们保证说，薪酬很好，这七个女侍应生喜欢她们的工作，而且还有很多女孩儿排着队应聘呢。

一周以后，我回到了纽约的家——有一封来自其中一个女侍应生的信等着我：“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职业群体能跟我们一样感激你。我们工作努力，拿低得可怜的工资还不够，他们还期待我们对男顾客软声细语地表浪漫，那样他们就会付更多的钱，也会做回头客。我们那‘棒极了’的男经理发展了这个理论，说这对我们有很多好处——我们会得到更多小费。神啊，简直是智商上的瘸子！永远不要放松和停止！革命七人组上。”

现在已经是十年后的2014年了。我读到了关于广受欢迎的喜剧家、演员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的事，他被不少于39位女性指控，说他给她们下药，并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对她们实施了性侵害。每个人都害怕没有人会相信自己，但是当有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她们都开始走出来。其中一个是琳达·乔伊·特雷兹（Linda Joy Traitz），她19岁的时候在费加罗咖啡餐厅当过侍应生——考斯比时不时会来，因为他是餐厅的部分所有人。他提出送她回家，然后在他的车中，她被灌了一整个公文箱那么多的迷药和烈酒，还受到了他的性侵害。

我希望弗洛伦斯在这里，并知道她当时的直觉没有错。她比我年长18岁，她的生命如此地具有韧性——从目睹她的父母被三K党威胁，到她自己成长为一个民权和娱乐业律师，她几乎总是对的。跟她一起旅行比任何的大学教育都好。

我有一次看见她在一个小镇的服装店给一个年轻的白人售货女孩买了一套紫色的西装裤套装——这是这个售货女孩想要但是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当我在弗洛伦斯去世后回访的时候，那个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女人告诉我说，弗洛伦斯的慷慨为她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观。

● 1980年，我登上了一架拥挤的飞机，前往底特律，然后发现我坐在一群哈西德派（Hasidic）的犹太人中间。那些男人在他们的犹太圆顶小帽之上还戴着宽边的黑色软呢帽；女人们则戴着深色的假发、穿着长袖的裙子；孩子们看起来像迷你版的大人一般，表现得整洁又得体。我发现有的人紧张起来，要换位置。目的好像是，女人不可以坐在除了他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身边——也不能坐在我身边。我身边的是最老的男人，驼着背，很温柔，埋头读着他的祈祷书。我知道哈西德派的男人不被允许触碰他家庭以外的女人，连握手都不可以，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尊重他，并尽量不把我的手臂放到我们共用的把手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把我跟女人们分隔开比把我跟男人们分隔开对他们来说似乎更加重要。我在坐在我前面的两个年轻男人所说的意第绪语（Yiddish）中听到用英语说的“女权主义者”这个词，他们转过头，从座位间的空隙盯了我一下。

当我们到达底特律机场时，我去女洗手间——在那里我碰到了那个群体里的妻子和女儿。那个最年轻的妻子检查了一下厕所隔间——年长的女人们走了进去。随即，她看着我的眼睛，微笑起来，“你好啊，格洛丽亚，”她坚定地说，“我的名字是米里亚姆。”那个微笑使整个旅途都值得了。

● 1996年，我在堪萨斯，这是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大本营，他刚刚参选总统。我在汽车旅馆打开电视，多尔正在镜头前，微笑着谈论他的ED——也就是勃起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在一个卖伟哥的付费广告上。就如同丽兹·史密斯（Liz Smith）——那个有趣又聪明的曼哈顿八卦专栏作家常说的那样，“这种事不可能是捏造的。”

● 就在千禧年快要到来之际，我和两个女学生一起坐车前往亚利桑那州（Arizona）参加一个政治会议。我们在一个道路建设的路障前停下来，四处都如沙漠般灼热不堪，这时一个体型壮硕的男人扛着鹤嘴锄朝我们走来。突然，我们意识到视线内所有其他的车都消失了。这个男人把身子探进我的窗内说，他留意到了我们的《女士》T恤——他是一个《女士》的读者。这点看起来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觉得这肯定是个玩笑，不然这人就是个骗子。这时，他突然引用了一篇一年前关于《消失的女孩》的文章——里面提到几百名年轻女性的残缺不全的肢体和尸体在厄尔巴索（El Paso）[8]对面的墨西哥沙漠被找到——她们生前被强奸、折磨，身体被残害。对作案动机的推测很宽泛，从性人口贩卖到器官买卖，从奸杀年轻女性作为黑社会的入会仪式到因女性成为独立谋生者而发展而来的扭曲的复仇方式。这样的谋杀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是因为这些案件被性化了，而且受害者“只是”在边境加工厂工作的员工——这些工厂就建在墨西哥边界，在那里，工厂进行成本低廉的商品组装，然后把商品运往美国售卖——新闻里说得耸人听闻，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被逮捕。

我注意到男子的眼中噙着泪。他说，十年以前，他16岁的妹妹成了其中一位“消失的女孩”，而今天，正是她的周年死忌。他想要感谢我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和铭记，他很感激有人让这样的死亡公之于众。他自己会一直哀悼，直到谋杀者们伏法。

我们握了他结满老茧的手，他说我们今天的出现好像是冥冥中的安排，我们也这么感觉。当他走回到他的施工场时，我们坐在那里安静了很久。很多年以后，我可能会忘了这次旅途的实际目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了这个男人和他的妹妹。

● 2000年，我和一位朋友一起驾着车从得克萨斯州开到俄克拉荷马的郊区。路变好了，牛群也在自由地漫步，而不是被绳子拴着带到滚烫的太阳底下；路旁做生意的也更有可能是带便利店的加油站，而不是露天酒吧和娱乐场所。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直到我们越来越接近“圣经带”，我看到在路边有放在一起的大型广告牌，一个承诺说相信耶稣基督会带来永生，另外一个则承诺要废除输精管切除术。

● 2003年的早秋，在一个大学讲座之后的讨论中，一个学生从观众席中站起来，说乔治·W.布什总统会登上一架飞机，带着一只巨型塑料火鸡飞往伊拉克，只为进行一个与军队拍张感恩节照片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布什为入侵伊拉克正名而作的一个假借口——假火鸡这回事让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在感恩节之后，媒体曝光了一个高级机密：布什带着一个很大的手绘塑料火鸡登上了空军一号，飞往正在战争中的伊拉克，在照相机前跟军队、火鸡一起摆造型拍照，然后飞回了华盛顿——花的当然是纳税人的钱了。

那个学生是谁？他怎么知道的？

● 当我旅行到乔治亚州的时候，我看到了竖在草坪上为马克斯·克莱兰（Max Cleland）连任助选的标牌——他是一名深受爱戴的美国参议员、一名在越战中因一枚手榴弹而失去了双腿和一只手臂的战争英雄。

2002年，我再次来到阿特兰大，在那里我看到了电视广告，广告说他是不爱国的，而且把他跟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放在一起比较。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为很多反恐怖主义措施中的两项投了反对票。这是乔·麦卡锡式的大谎话。来自两党的老兵都反对这个广告，最后广告被撤了。但是，这件事的极端性已经以一种“有烟必有火”的思维方式引发了怀疑。克莱兰被打败了。

一年以后，我看到类似这样成功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针对的对象是约翰·克里（John Kerry）——他同样是一位越战英雄，这次要竞选总统。电视广告以许多老兵作为重点，他们站出来否认克里在越战中作为快艇船长做出的贡献。[9]虽然，这样的指控在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但是这加速了克里的落败。“快艇”（Shiftboating）后来变成了一个动词，进入了英语语言，表示攻击他人的长处，而非短处。在女权主义和其他社会正义语境中，这样的行为早就被发现了，并被称为“丢垃圾”（Trashing)——人们故意挑战领袖们，问他们是否胆敢写或说出某一种观点，从而来质疑他们能否做好领导。把一个人的优点拿走，比把他/她的缺点指出来更加致命。

● 在2008总统大选年——这一整年都似乎是被拉上了“日常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的横幅——右翼的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反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指控她穿西装裤套装来掩盖她那“不好看的”腿；相反地，他支持萨拉·佩林（Sarah Palin），因为她穿短裙来展示她那“美丽的”腿。实际上，共和党人在最后时刻推举了佩林，意在捡到一些对希拉里失望的支持者的选票。这根本没道理。佩林反对生育自由权和大部分的女性需求，她享受从直升机里射杀动物，而且总是得到更多白人男性的支持，而非多元女性的支持。对她的选择是自第一任布什总统因希望得到更多黑人选票而选择克拉伦斯·托马斯入主最高法院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超现实主义是“形式大于实际”的胜利。

● 说起“一系列的”超现实主义，没有什么可以打败右翼和宗教力量试图为受精卵授予法律人格而做的努力了。这样的努力，相当于将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身体收归国有。并不奇怪的是，《人类生命修正案》没有被通过，但是许多州和地方的策略却在取得胜利——从轰炸诊所、以“支持生命权”的名义谋杀医生，到否认计划生育是医疗保险的一部分，还有，反对生育选择权的州立法机关用各种不可能的建筑规程作为关闭诊所的手段。久而久之，我还留意到了当地诊所的示威经常使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人格化。

要进入蒙大拿州密苏里市的蓝山诊所，我必须要经过一群聚集在法定缓冲带边缘的示威者。他们大声叫喊着“堕胎是谋杀！”，还有“杀婴者！”在诊所里面，工作人员带领我四处参观——这诊所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提供一整套的医疗健康服务了。在1993年，诊所大楼被反堕胎的恐怖主义者们以火焰炸弹攻击，并被完全毁坏——跟很多这样的诊所一样，安全终止妊娠的服务只不过是整套医疗服务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我知道，他们花了两年还有很多的工作来修复这样的损伤。现在，蓝山在一条窄窄的缓冲带和一个高高的防护围栏后方运营。

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其中一位女性示威者在其他男性不在的情况下，进来进行了终止妊娠手术，第二天又回到抗议示威的人群中。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听起来非常地超现实主义——但是对这位工作人员来说，却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她解释说，在反堕胎团体里面的女性更容易被剥夺计划生育手段，因此她们需要终止妊娠手术。手术后她们会觉得内疚，因此会更加尖锐地进行抗议示威。这样的对于计生手段的限制，也解释了为何研究长期显示女性天主教徒总体来说比女性清教徒更可能进行堕胎手术。

当我造访这些诊所时，我会问那里的工作人员，是否看过一个示威女性走进来，做了终止妊娠手术，然后又回到示威人群中。从阿特兰大到威奇托（Wichita），一路上的回答都是“是的”。可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目睹了那位女性如何受苦并要保护她的隐私权，他们没有公开揭发这些事。

乔治·蒂勒医生是少数的几位进行晚期堕胎手术的医生之一，在所有的妊娠终止手术中，晚期堕胎手术只占大概百分之一，但是这样的手术是很重要的，比如，会有没有发展出脑部的胚胎。但是此时，在威奇托的堪萨斯，他被一位女性示威者开枪打中了双臂。他恢复后继续服务那些从不同的州来找他的女性。

2008年，我最终在纽约的一场“支持生育选择权和健康的医生组织”聚会上，见到了蒂勒医生。我问他，他是否曾经帮助过任何一位在他诊所外抗议示威的女性。他说：“当然有了，我在那里工作是为了帮助她们，不是为了要给她们增添麻烦。她们可能本来就已经感到内疚了。”

在2009年，蒂勒医生被一位匿藏在路德教教堂的男性示威者近距离射杀，头部中枪——那个教堂是蒂勒和他的家人每周日去做礼拜的地方。这样的杀戮是以“支持生命权”的理由进行的。

● 从达拉斯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位年长又优雅的女士旁边。我想她应该想要一些陪伴吧——于是，我开始了一段对话。原来她是一位98岁的前“齐格飞女郎”（Ziegfeld Girl），并正在前往百老汇的路上，准备在那里加入艾滋病义演。与她同行的是一位101岁的朋友，她曾是百老汇女合唱队中的一员——这是她们自从政府宣布艾滋病是什么以来就开始做的事情。[10]这回应使我感到惭愧，我谦卑地向她们请教关于我未来的建议——毕竟我已经超过70岁了。我问她，这些年来，她是怎么保持自我的。她看着我，就好像看着反应迟钝的小学生一样。“你跟你出生那天一样，一直是同一个人，”她耐心地说，“你只要一直寻找新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就好了。”

筹款时的超现实主义

一个社会活动组织家的工作显然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我总是发现自己站在一幅昂贵的绘画作品面前，而这幅作品处于一大片名牌服装的海洋中，它也有可能处在一个装饰华美的房间里——它们的价值足以为我筹资的十几个社会活动计划付账。这是一个社会活动组织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离开了一个黑暗的地下室，然后要想办法给沐浴着阳光的人们解释，住在地下室是什么感觉。我已经学会：做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样分属不同群体的人们邀请到一起来。那些拥有多余财富的人会发现，看到人才成长、社会公平增加，比看到物资的积累更加令人心满意足；而那些没有钱的人则学会宝贵的一课：金钱并不能治愈所有哀痛。相反，金钱可能把人孤立、隔绝。

我想，“过剩”和“需求”之间的对比正是社会活动组织家愤怒和快乐的来源：我们愤怒于这种对比的存在，但又因对比能够减少而感到快乐。筹到的款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的价格：我们喜欢自己做的事情。

筹款经常被描述为第二古老的职业，只排在卖淫之后——不过卖淫应该被称为全世界最古老的压迫。卡尔·马克思典当了他的妻子（她是一名男爵的女儿）燕妮的银器和珠宝，并依靠小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救济维生；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1]打零工，在教堂里以帽子为容器募捐，以支持她的“地下逃亡线”计划——这计划解放了300多名奴隶；艾莎道拉·邓肯（Isadora Duncan）谋取她爱人的赞助——他是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的继承人——以便支撑她的舞蹈事业，并为她最终前往俄罗斯的旅途凑足了经费；甘地在南非学会了募资和做会计，并把这两种技巧都带到了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12]从五美金和一部缝纫机开始，从像艺术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那样的富人支持者身上筹款；爱娃·摩根（Eva Morgan）和安妮·摩根（Anne Morgan）一个是J.P.摩根的侄女，一个是他的女儿——她们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出资方——她们用家族的钱，为那些在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13]之前和之后抗议的女工们出资，甚至提供了位于第五大道的一座别墅当作那些被捕的示威者们保释金的担保。妇女参政论者的运动如果没有阿尔瓦·北尔蒙（Alva Belmont）和法兰克·莱斯利（Frank Leslie）的夫人[14]这两位因丈夫死亡而得到财产权的女性资助，也可能不会成功。站在贫穷旁边的财富是超现实主义的，筹资活动正在指出这一点。

●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是企业盈利上升，而柏林墙倒下的年代。我正在一架前往棕榈泉（Palm Spring）的私人飞机上，我只认识飞机上十个人中的一个——那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个男人。他是我曾经恋爱过的两名富人中的一位，第一位富人是通过继承而得到财富的，即使他领导着他父亲留下的图书出版生意，但仍然总是没有安全感。因为在我的东托莱多社区，读书是反叛的标签，所以我没有意识到，对他来说，书代表着顺从。这位在飞机上的男士则更加有安全感，因为他的钱是自己赚的，可是他却养成了喜爱坐豪华轿车和私人飞机的习惯——这开始把他自己孤立开了。可是，有利的方面是，我们都喜欢跳舞和大笑，没有时间为所有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争吵。

我们跟四位大公司的董事长、他们的妻子和长期女友一起，要去度一个长的感恩节周末假期。对和我在一起的男人来说，这是生意之旅；对我来说，（我希望）则可以从他的这些同事身上筹到一些款项。这些在飞机上的高管分别统治着一个零食王国、一个制药公司、一个电视台和一个大的信用卡公司。他们有一点零星的可能会支持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和反暴力项目——这些妇女、女童们占去了他们消费者中的大概80%，但是只接收到了大概6%的企业慈善捐款。

我们在一个靠近棕榈泉的私人飞机场着陆了，然后坐上一辆有空调的豪华轿车，穿过灼热的沙漠前往目的地。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以粉饰灰泥墙和双重电动门隔起来的围地。在安检过后，我们进入了绿宝石般的草场、精心修剪的花园、满池被快速旋转的喷水龙头弄得湿淋淋的睡莲围绕的空间里。在沙漠中，水是金子啊。这里真是如同诺克斯堡（Fort Knox）[15]一样的存在。

每一对情侣都被带往一处小屋，每幢小屋都自带花园。男人们在换衣服准备打一场短暂的高尔夫球，女人们则准备打网球。因为我在东托莱多的童年中没有学过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东托莱多是一个打类似保龄球和凯纳斯特纸牌游戏的地方——我就留在了有空调的小屋里，写一篇早已逾期的文章。我发现了一个茶水间，里面堆满了不健康的零食，它们都是由其中一名主人的公司制造的——于是我就开始边吃边做。

从此时开始，对我的同伴们来说，一段关于运动和同僚情谊的时间开始了；对我来说，则是一段写作、空调和吃零食的时间。到了晚上，则有丰盛的晚宴，由飞机载来的食物和酒，加上好笑的趣闻轶事——听起来好像没人讲过一样。

感恩节当天，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自助餐会，餐会是由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16]和他第四任妻子在他们的沙漠之家举办的。我们与他的关系是非常微弱的，好像是我们派对中的一个女人的已逝父亲认识这位著名的歌手。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三位稍微年长、穿着淡色高尔夫运动衫的男性在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其中一位腰上别着一把装在枪套里的枪。仆人们给我们上了几轮酒，但是我们的主人公还没来。后来，有人给我们上了感恩节晚餐，这晚餐是一个巨大的自助餐，看起来完全是酒店里面的自助餐。

最后，芭芭拉·仙纳杜拉（Barbara Sinatra）——这位曾经的拉斯维加斯表演女郎，同时是其中一位马克斯兄弟（Marxbro thers）[17]成员的前妻——到来与我们问好。她非常冷静，有皇后般的高贵气质。当她谈及她是一个位于棕榈泉医院帮助受虐妇女儿童的基金会主席时，我对于筹资的希望被燃起了；可是这样的希望之火又下降了——她斥责我和妇女运动没有关心这项事业，尽管这项事业对她来说也是新的。

我把我的骄傲吞下了肚子。我没有时间跟她解释，妇女运动在一开始就已经提及了家庭暴力，倡导警方和新法律对家庭暴力的检控，创造第一批妇女庇护所，并已经用了30年的努力工作来解释。比如说，女性离开家的那一瞬间就是女性最有可能被谋杀的时刻——用来回应“她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这样的问题。相反，我只是描述了那些有效的、家暴生还者们经营的项目——它们都急需支持。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兴趣并非十分集中。首先，那些项目跟她做主的慈善项目并没有直接联系；另外，法兰·仙纳杜拉来了，手里拿着一杯酒。他看起来很像，嗯，法兰·仙纳杜拉。我看着这个有着女王气质的女人变成了艺伎一般，为他送上火鸡。

吃完甜点之后，我们的团体被引导进入另外的一所房子里，这房子里陈列着我此生见过的最大的玩具火车收藏集合。轨道在桌子上展开，桌子上面就是微型的景观，包括道路、树、湖，还有小房子。乘客们的车有灯，窗上还有小人的剪影。仙纳杜拉戴上一顶列车员的帽子，按了一下按钮，火车们加速穿过隧道，行经大桥。他看起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快乐。我努力不去想这要花多少钱。

第二天，在我们的豪华围地内，我继续写作、吃垃圾食品。我们离开棕榈泉之前，有一项活动我很喜欢：在沙漠里骑马。可是，我发现垃圾食品起效了——我在骑马的时候，牛仔裤后面裂开了，我不得不回到小屋找针线。

回家的飞机上，男人们在谈企业兼并，而女人们在谈怎么减肥。我知道这其中的一位妻子曾经在华盛顿有一份高水平的工作，而另外一个最近去爬了珠穆朗玛峰，可是她们中没人提到这些。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最后一次尝试提及那些项目——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支持这些项目取悦女性消费者——可是我得到的是以礼貌表示的“毫无兴趣”。我是一个孤岛，而身边是整个海的谈话洋流，我幻想着从飞机上跳伞出去。

我们在新泽西的一个私人机场着陆。虽然一辆豪华轿车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但是每对情侣还是进入了各自的豪华轿车内。在三天的关于“怎么赚钱”的谈话中，我没办法插入一个关于“怎么用钱”的意见。我很生气——对我自己生气。他们在玩这个游戏，似乎它存在一般，我尝试改变这个游戏——而我失败了。当你自己是整个情况的唯一对立面时，这比超现实主义更加令人痛苦。

● 在多年来往华盛顿的旅行之间，我经过了马里兰州的劳雷尔（Laurel）很多次，但是我却完全不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然后，在1982年的一天，当我刚刚结束了一场很长的公路旅行，正在《女士》杂志社享受着办公桌前的安宁时，我接到了一通来自康妮·鲍曼（Connie Bowman）的电话——她是劳雷尔“自由州赛道”（Freestate Raceway）[18]新上任的市场部部长。因为对赛马和赌马的次文化来说，轻驾车赛马（harness racing）能吸引全国甚至全球的注意力——而且因为这两种次文化的参与者压倒性的都是男性——鲍曼想要吸引更多的女人。她的想法是邀请我和洛丽塔·斯威特（Loretta Swit）[19]——她是电视历史上最多人看的其中一部剧集的主演——来彼此赛马，而这场比赛会被命名为“《风流医生俏护士》对《女士》杂志”（MASHvs.Ms.)。作为回报，我们每个人会得到门票收入的一部分来用作慈善。

这吸引了我的注意。《女士》杂志已经发现，很少有广告商会支持未将社论专页用来赞美他们产品——时装、美妆、家装和别的什么——的女性杂志。为了补上《女士》杂志里面的广告——还有为了满足受暴妇女庇护所、监狱、福利项目的订阅和那些读不起杂志的读者的需求——我们必须要筹款。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个温暖的夏夜发现自己穿着白色的长裤，绿色加金色的竞赛绸衣，站在巨大的、闪着令人炫目的光的体育场前——这体育场挤满了几千名正在叫喊的陌生人，他们正在为他们最喜欢的马和这新颖的赌博——洛丽塔和我喝彩。洛丽塔穿着白色长裤加蓝红相间的绸衣，我们都从白色的、用纹章写着“《风流医生俏护士》vs《女士》杂志”的防撞头盔之下往外看着。我们之外，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跑道——它看起来如此超自然地以弧形光照耀着——他们告诉我说，宇航员在太空都能看见它。我们俩都准备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马儿和我们并不认识的骑师了。这感觉比电话上听到的更加超现实。

工作人员带我们坐进了各自的装备中。为我拉车的是匹漂亮的榛子色的母马，被一位瘦削的、较年老的黑人司机带领，他在这传统的白人南部赛马中是不常见的。洛丽塔则得到了一位稍微年轻的白人司机和一匹暗黑色的阉马。我们都坐在司机旁边的一块平木板上，它连在车具装备上，不比一块熨衣板大。整个东西看起来更像一个大衣架子，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宾虚（Ben-Hur）式[20]的战车。当我们小跑进入到其他队伍集中好的跑道里，我们看起来已经跑得很快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离身下那飕飕地、模糊地飞过的轨道是那么地近啊！

然后突然，马、司机和我好像进入了一个胶囊一般，一股光和风的模糊包围着我们。我们被隔绝开了——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小时——与这匹有力的马融为了一体。我想：飙车可能跟一个人的自大意识相关，但是骑马是跟信任相关的。

当我们开始慢下来的时候，那模糊渐渐又尖锐起来，我慢慢看到了树、体育场、围栏和人。我的司机转向我，微笑着说，“我们赢了！”

我们在这巨大的、吵闹的体育场前行进着。一个被扩音了的男性声音洪亮地喊：“我们打败了《风流医生俏护士》！”他没有说一匹母马打败了一匹阉马，也没有说一个年老的黑人司机打败了一位年轻的白人司机，但是我听到洛丽塔高兴地对一个记者说，“外行打败了内行！”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我感觉我掉进了另一个时空。我做孩子时为马疯狂，现在我记起了我为什么喜爱这些聪明、毛色光亮的、屈尊让我们和它们一起旅行的生物。

我们从门票中得到的分成很让人失望——每个人才得到不到5000美金，我们自己甚至都忘了下赌注。我和她本来都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筹得更多的钱，同时冒更少的险。可是，现在每当我在来往华盛顿的旅途中路过劳雷尔的标识时，我就会回忆起那速度和模糊，一个骄傲的驾驶人，一匹美丽的母马，还有一个非现实的瞬间。

关于胡志明的超现实主义

那是1967年，我坐在维吉尼亚郊区一个路边的简易餐厅里，准备着一个要在附近做的采访。已经有命令要求公共学校必须要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大部分白人父母还是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新建立的、全白人的“私人”学校——可是这些学校实际上是靠税金资助，背后支持者则是种族主义的州立法机关。我准备采访一个六年级的白人女生，她是一个社会活动组织的奇才。她匆忙而紧张地在礼堂周围跑来跑去，欢迎黑人学生来到这个新的、取消了隔绝制度的公共学校。她的父母同意她进行这个采访，虽然其实是她本人的意思，如果我把她的故事写出来，我想她可能会激励更多的学生带头行动；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想法连编辑这关都还没有通过。报纸说，这样的事是无政治意义的“软新闻”，而女性杂志又说这是政治性的“硬新闻”。[21]

在我身边的柜台前，有三个白人男性，他们也在谈论着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话题，或用他们的话来说，“种族混合”。他们好像根本没留意到，一位正在服务的稍年长的黑人女侍应脸上挂着不知如何解读的神色。这些人开始争论起关于越南的事来，还有黑人军人会不会听从来自白人军官的命令等。

“我希望他们别听。”有一位独自来的年长的白人男性边在柜台边坐下，边说，“这场战争里，我们是错误的一方。”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当时想，冲突会不会就在此刻发生呢？——往小了说，那位年长的男人打断了年轻男人们的谈论；往大了说，他所说的，等同叛国呢。但是就好像那位说出了无法不说的事却躲避了死亡的谢赫拉莎德（Scheherazade）[22]一般，独自来的男人把他的咖啡杯移向我们，开始讲故事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印度——我没有见到胡志明，我只是知道他。我们在跟日本人打仗，他也是。我们是盟军，而且，他是我们的英雄，因为他的游击战士们救了被日本人打落到丛林里的美国飞行员。胡志明在美国人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以至于有的时候他自己的人也只能通过他衬衫口袋里面的骆驼牌香烟才能认出他来。还有，他很喜欢罗斯福总统，因为罗斯福对丘吉尔说，殖民主义在战后必须要终止——这可是惹恼了丘吉尔啊。胡志明甚至能背我们的《独立宣言》——他就是以《宣言》为模型，把法国殖民者赶回家的。

可是在罗斯福死后，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杜鲁门出卖了胡志明，支持了法国人——否则法国才不会加入北约呢。但是我们不也是通过革命才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吗？我们不也是打了一场内战，才阻止了我们国家可能陷入的南北分裂状态吗？那正是胡志明现在正在做的——而我们真的是站错边了。

又是一阵沉默。我无法得知，那三位年轻人会觉得这是实话，还是叛国，但是他们把钱摔在柜台上，走了。我过去跟这位男士讲话——到今天，我觉得他当时真是一位“饭馆先知”。他是第一位这样说胡志明的美国人，而他说的话，跟我很久以前在印度时听到的话是一样的：胡志明只不过想要他们的祖国独立。

我冒着被人看作神经病的风险，向先知先生解释说，我读过胡志明的诗，从诗中，他看起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这也是我总在我的私人布告栏上面贴着这样一张字条的原因，字条上写着：

疏离感是——当你的国家正在打仗，

而你却希望对方赢。

他笑了，说他自己去过国务院，提醒他们说胡志明曾经是我们的盟军——而且也可以再次成为盟军。其他退伍军人也做过一样的事，包括一个前战略情报局的医生，他曾经为胡志明治疗过疟疾。有的人提出可以做中间人进行谈判，帮助美国和胡志明重新联合起来。可是据先知先生所知，所有人都被拒绝了。

当他知道我是来自纽约的一名作家时，他说我应该写写关于胡志明的事——他曾经住在纽约，也热爱纽约。这是一篇很个人的文章，并且可能有助于让他的形象变得人性化。我答应他我会试的，但是在战争期间，我不抱太大希望。

我做了一些阅读。能够确定的是，胡志明曾经是一艘法国货船上的侍者。历史学家相信，他离开了这份工作，以便在曼哈顿、布鲁克林或是波士顿待一段日子。那是1912年到1918年之间的事，那段时间，托洛茨基（Trotsky）和很多革命者也来到了这里。虽然美国是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但它也发起了最大型的、最成功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据说，胡志明曾经做过糕点厨师，后来还可能在巴黎当过摄影师，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坚持写作，并支持他祖国的独立事业。

到一战要结束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为他的祖国独立而奋斗的领袖。那让他成了法国人眼里的罪犯，他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对他判处了死刑。他有很多化名，以至于到他成为越南领袖的时候，法国人在照片上只能凭着他的耳朵认出他来。可是在1919年，他穿上了一套租来的西装，戴上一顶圆顶高帽，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并在那里向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递交了一份基于《独立宣言》的精神、要求中印半岛独立的请愿书。他没有得到回应。在二战之后，他又递交了另外一份请愿书给杜鲁门总统，还是没有回应。

在《纽约》杂志的第一刊上，我写了一篇名为《胡志明在纽约》的文章。杂志的建刊人克莱·菲尔克光是基于它的惊吓价值，就接受了它。毕竟，胡志明是一场正在上演的、造成了我们国家分裂的敌方领导。

为了确认事实，我给胡志明发了一封电报。这本身就已经很超现实主义了。西部联盟电报公司的接线员问，“亲爱的，你能不能提供一个越南的街道地址？”最后，她同意“总统府”可能就够了，“毕竟在打仗嘛。”我觉得我们都能预想到这封电报最后会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

我没有得到回应。但是多亏了一位法国领事馆的好心女士，我确定了那艘胡志明曾经工作过的法国货船，确实曾经停靠在纽约。虽然他用了很多不同的革命化名，我还是找到了参考资料，证明他在一战前后，在纽约待了两年。我也跟记者戴维·舍恩布伦（David Schoen-brun）谈过话，他曾经在二战期间采访过胡志明，并听说了胡志明对于纽约的认识和感情。其它后来在河内见到他的美国记者们说他总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恋旧地问，“告诉我，纽约怎么样了？”

我甚至找到了一张胡志明在哈莱姆区的照片，虽然当时的黑人社区会是在145街以上的糖山区，在那里，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发表了关于作为黑人的骄傲和反殖民主义的讲话，来自亚洲、非洲和海地的领袖们都来聆听了演讲。独立运动在20世纪初非常多而且非常活跃，以至于纽约小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恐惧的文章，关于亚洲“黄祸论”[23]的文章，说他们要加入非洲的“黑祸”来包围整个地球。年轻的胡志明在那个时候被拉古特（Jean Lacouture）的经典传记描述为瘦削而没有胡子的男人，穿着一套黑色西装、高领衬衫，还有“一顶小帽子栖息在他的头顶，他看起来很机智，但对自我又不确定，有点迷失，有点像受过创伤，有点像最感人的镜头中的卓别林”。当我走过他可能见过的纽约旧大楼时，我尝试想象他也曾经那样看着它们。

因为印刷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混乱问题，我在《纽约》杂志发表的文章被切掉了三分之一，东西变得很浓缩，读者可能需要泼点水上去才能稀释开。但是，我还是希望“饭馆先知”先生能看到那篇文章。

现在，当我在大概40年之后再度写到这件事时，胡志明这位曾经除了一架打字机以外什么都没有拥有过的人，却是一位曾经在战争中打败美国的领袖。我们在越南丢下的炸弹，比整场二战丢在整个欧洲的炸弹还多。大概有6万美军和12万越南士兵死亡，还有将近200万名越南的平民失去了生命。在这里，还有在如今独立、统一和昌盛的越南，都有许多旅游者去观光，但是在这两个地方都还有因此战而破碎的家庭、受到创伤的老兵、留在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在这个新世纪中，我造访了韩国，新闻头条的内容是抗议被美国埋在地底、用于摧毁越南森林的“橙剂”。现在这些“橙剂”已经泄漏，并且污染了地下水位。

如印第安领地的智慧所言，暴力行为需要四代人的努力和时间才能被治愈。如果美国人早听到了“饭馆先知”说的话，事情又会如何呢？

关于父权的超现实主义

在1978年，明尼阿波利斯市圣女贞德天主教教堂的哈维·伊根（Harvey Egan）神父邀请我在一个周日的早上加入他，跟他一起为圣会的会众做布道，这听起来没有那么超现实。他也曾经邀请过其他非神职人员，从工会的组织者到倡导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至少邀请过一位女性——玛姬·库恩（Maggie Kuhn），她是“灰豹党”（Gray Pan-thers）[24]的成立者。他也欢迎同性恋者进入他的圣会，并支持从美国到拉丁美洲的和平运动。总体来说，他的行为和做事方法都跟他和很多其他天主教信徒认为的耶稣心里的所想是一致的。可是，纯属偶然，他的教会和那位曾经因为穿了男性服装而成为异教徒因而被绑在棍子上烧死的女人重名，所以我觉得伊根神父也会因为邀请一位被视作“穿牛仔裤的异端人士”而感到开心。他自己向“天母”（Godthe Mother）祈祷，以作为几百年来天主教神父和教皇们只对“天父”（Godthe Fa the r）祈祷的弥补。

不用说，伊根神父不是天主教统治集团最喜欢的那位，但是他拥有在本州最大的天主教圣会。“有两个教会，”像农场工领袖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总是说的那样，“一个是那个教堂、那座房子，另一个是民众组成的社区。”伊根神父的“教会”绝对是民众的教会。他们爱他，但他的“地主”才是问题所在。

我担心我会让他陷入更多的麻烦中，因为我其实更像是一个异教徒，而不像一神论者；但是异教者只代表着自然，而伊根神父，也相信神在所有的生物中都有所现。因为大多数的美国天主教徒们都跟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群一样生活、投票，而不是像梵蒂冈人那样生活——我想伊根神父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我决定说“好”。

当我在那个指定的周日到达时，很明显，明尼苏达的右翼团体已经在加班了。车围绕着圣女贞德教堂，而车顶上贴着放大的胚胎图片，喇叭正在大声喊叫着：“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杀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杀婴者。”警察在把示威者保持在法律规定的一定距离内，但那真不是一个和平的景象。被抗议示威多年以后，我对这已经很熟悉了。重复可以把超现实感完全冲走。

一进到教堂里，伊根神父就叫我不用担心，因为正面的反应已经非常势不可挡了。即使在他把这个大教堂的容纳人数通过举行两次弥撒来增加一倍之后，仍然有人在等待名单上。我要演讲两次的消息，比示威者的存在更让我感到紧张。

当我在这洞穴般的空间中独自等待时，我的舞台恐惧感突然袭来。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站在一个天主教堂中的讲道坛前。我的心脏如同被重击，我的嘴巴变得干燥，我的脑袋变得空白，而我希望我在除这以外的任何什么地方。伊根神父结束了对我的介绍，他举起手臂，法衣带起一阵涟漪，如同蝴蝶一样，而他带着有点淘气的微笑说，“荣耀归于神，给格洛丽亚！”[25]整个圣会爆发了大笑——我也笑了。突然，我感觉可以了。大笑拯救了我。

我没有直接讲天主教在堕胎这件事上的立场。大多数在这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而多亏了诚实的耶稣会历史学家们，和“支持生育选择权的天主教徒”协会，他们也可能知道天主教会不仅没有反对堕胎，并且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之前都对它有规范。它极有可能是因为人口原因才被认为是大罪的。[26]拿破仑三世想要更多的士兵，而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希望在法国学校中有更多的教职——还有“教宗无谬论”的教条——所以他们做了个交易。还有，天主教在父权主义的宗教中，根本不是唯一一个对女性身体施加控制的宗教。看起来，如果我们谈论在父权主义之前发生的事，会更加有希望——它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条超越父权主义的路。

所以我谈论起原生态文化，这些文化看到了所有生灵身上的神性——包括女性。只有在最近的五百到五千年中——取决于我们住在世界上的那个部分——神性才被从自然中分离，从女性中分离，然后收归到某一种族的男人手中；所有都是为了要征服自然、征服女性，还有征服另外某一种族的男性。虽然父权主义的文化和宗教把等级制弄得看起来无法避免，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类更有可能把“围圈”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作我们的自然范例。实际上，还有好几百万人仍然这么做着，从传统的土著美国人到全世界的原生态文化。最基础的生育自由权——到性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应该从生殖这件事中剥离出来——对于重获妇女的权利、重获男女平衡、重获自然和人类的平衡来说都是非常基础的。所以当伊根神父在对一位男性祈祷时同时为一位女性祈祷——并且邀请男人来站在讲道坛上讲话的同时，也邀请女性——他是在为重建最初的平衡而走了一大步。

我的讲话看起来还行。人们在我说到“神只被描绘为一位白人男性，而只有白人男性看起来有神性”时点头了。他们听到这里则笑了——神父们穿着裙子，想办法为了增强女人的分娩能力而用模仿的羊水来为她们施洗，说这样她们就重生了，并说接受了这样仪式的女人因此而有更光明的永生。实际上，对天堂和地狱的细节化的概念在父权主义存在之前似乎并不存在；你只是来到你长辈的身边，或者不断轮回，直到你已经在这其中学到了够多的道理。笑声是一种认可。

总的来说，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宽广的胸怀，而非敌意和反对。

当人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排了很长的队来握手，来分享评论，还有感谢——甚至是送祝福——给伊根神父和我。他让我叫他哈维，我想，这样同时被反对和支持的经历让我们连接到了一起。

在外面，贴着胚胎照片的车还在环绕着，而车喇叭还在不断鸣响着。明尼苏达是“人类生命中心”的所在地，那是一个由名字听起来让人很开心的马克斯神父（Father Marx）[27]带领的智囊团——他总是警告说“白种西方世界通过堕胎和避孕，正在自杀。”他使用“白种西方世界”这样的词，是给保存父权主义和控制生殖的原因提供了线索。不过，涌出圣女贞德教堂的教区居民看起来不太惊恐，这不是他们与当地极端主义者的第一次冲突了。我和哈维感到我们躲过了一颗子弹。

几天以后，在纽约，我听说天主教统治集团内的导师、大主教约翰·罗奇（John Roach）谴责了伊根神父，并且替他向公众道歉，这是一件大事，这出现在各大媒体报道中，从明尼苏达报纸的头版到国家电视台。

我又一次见到哈维的时候是两天以后——在电视屏幕上。他只有头部出现，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演播厅里接受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采访。我坐在华盛顿的一个演播厅内，不管是我们的电视提问者，还是谴责哈维的大主教都没有引用我所说的任何话，或是任何教区居民的抱怨。整个争议完全是指向我被邀请来做演讲这件事。

我很担心害哈维陷入了险境，但是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听起来跟往常的他一样温柔并且毫不后悔。从现在开始，他解释说，他只能邀请由大主教管区同意过的名单上的人来做演讲。后来，我读到了他对一个记者的回应：“到现在为止，我们找到了米奇老鼠，小公子西迪（Little Lord Fauntleroy），彼得兔（Peter Rabbit）和劳伦斯·威克尔（Lawrence Welk）。”我笑了——并且停止担心了。

然后，几周之后，我在旅行之间的空隙待在我的公寓里，平静地坐着，而我的猫趴在我的大腿上，我喝着我的早咖啡，拿起了《纽约时报》。在头版的折页之上，在一个本来要报道战争和总统选举的地方，头条写着：

教皇禁止由非神职人员做教会演讲

我还没有准备好被教皇直接点名。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毕竟，许多非神职人员都已经做过教会演讲啊，可能我只不过是在妄想——然后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报道梵蒂冈的记者。他说，至少伊根神父和我为媒体提供了素材，可能也为梵蒂冈提供了素材。

在那以后，我什么时候要造访明尼阿波利斯，哈维都总是在场。他出现，是因为我们确实喜欢对方，而且我想，因为他在保护我。不管是一个校园的讲座，或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义演，还是一个政治集会，他都会在那里，从会场的边缘带着善良、友谊和他那标志一般的热情微笑着。虽然那争论从来都没有真的消散过，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被浇灭热情。

他也通过把教会演讲重新命名为“周日讲座”，以绕过教皇的命令从而邀请他的圣会崇拜的非神职人员。他对支持“女性和她们对礼拜仪式的参与”的意见保持公开，还有人工计划生育，那在天主教中的确存在的良知权利（right of conscience），还有对全世界的和平、公义运动的支持。即使是离明尼苏达州很远的地方，天主教徒们都告诉我说，伊根神父在天主教等级制度中带来了希望。

当哈维在1986年退休时，圣女贞德教会还是本州，甚至在其他的很多州最受欢迎的教会，每次弥撒都有接近一千人参加。伊根神父继续写作——内容包罗万象，从现在到过去战争的非正义性，到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在《天主教报道》中，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禁欲独身主义，神父背上的一个模糊的古老十字》的文章，并且解释说，禁欲独身主义“只在1139年，当教会不想再为神父们的孩子们负经济责任时开始”。他反对针对美国宪法的《人类生命修正案》，虽然天主教主教们都在倡导这个修正案。“禁止是灾难。”哈维补充说，而我们不应该推进“另外一个基于道德审判的宪法修正案”。

在2006年，哈维独一无二的一生走到了终点，享年91岁。从他邀请我发表教会讲话到现在，已经28年了。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总会觉得他就在转角。我想念他。

为对他表示敬意，我尝试跟他一样勇敢并毫不畏惧。我在演讲中加入了一些我从研究宗教建筑的历史学家那里学到、但是没有加进教会演讲中的东西：很多父权主义的宗教建筑的设计都很像一个女人的身体。想想吧：有一个外入口和一个内入口（大阴唇、小阴唇），然后是一个前庭（这既是解剖学名，又是建筑学名），还有一个阴道般的走道，一直通往中心的祭坛（子宫），旁边有两个弧形的（卵巢）结构。祭坛，又或者说子宫，是全男性的神父们授予永生生命的地方——谁能证明他们没有呢？

父权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在哈维死后继续着。在2012年，梵蒂冈发起了一起调查——不是针对已经如同流行病一般被揭露的、神父对儿童的性侵案，而是针对代表了北美洲百分之八十修女的女修会领导会议。她们被指控如下：要求她们在教会中，还有女性总体在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对同性恋行为和堕胎“保持沉默”；花太长的时间为反贫困和反社会不公正而工作；推广“与天主教信仰无法兼容的激进女权主义主题”；还有支持奥巴马把计划生育包含在内的医疗保健法案。实际上，那个医疗保健法案的最终胜利看起来是最后一根稻草。国会的一些成员引用了修女们对法案的支持，说这给予了他们勇气来做悖于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投票——主教会议是反对法案的主要力量。梵蒂冈的调查宣布主教们是“教会信念和道德的真正老师”。如圣经所言，“反叛就如巫术之罪一般。”

连我都惊奇地发现这是如此地如它字面意义所言的。调查修女的梵蒂冈组织的名称是“信仰教义大会”，这跟执行宗教裁判所的，是同一个团体——而宗教裁判所又因“针对女性的大屠杀”而被熟知——因为在前基督教的欧洲，大概800万名女性医者和领袖们在超过五百年间被折磨致死，或是绑在棍子上被烧死。她们的“罪”中最主要的就是把草药和堕胎药的知识传递出去，而这赋予了女性决定要不要生产，或者何时生产的权利。

在一段时间的震惊和商议后，女修会领导会议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谴责“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并提出可以去梵蒂冈进行对话。她们还说，她们观察到，如果教会中的人只根据耶稣的教诲行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被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还有，有的修女把她们的反叛力量组织起来，走上了街头，她们开始环国行走，指出贫困和不公平存在之处，并且以“公交车上的修女”为名被大家所认识。我开始看到不同身份的男女穿上印有“我们现在都是修女！”的T恤。

如果哈维还活着，他也会穿一件的。

几年以后，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条被雪封住的大街上等朋友。一个瘦弱的男孩，大概十二三岁，背着一个跟他本人差不多大的背包，站得离我很近。我意识到他是在努力鼓起勇气想要说点什么，所以我主动说了“你好”。他急急忙忙地说他知道我曾经到过圣女贞德教堂，那是他的家人做礼拜的地方，而他是一个名叫“唤醒做梦人”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在努力帮助土著部落保存雨林。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拉丁美洲，就像伊根神父一样。

我看着这个男孩——我在圣女贞德教堂讲话时，他还没出生呢，说不定连他的父母都还没出生——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伊根神父和我。他说他在圣女贞德教会的网站上读到了关于我们的事。我意识到，那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原来他的家人是来自老挝的赫蒙族（Hmong）难民——赫蒙族是第一批因越南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群。虽然明尼阿波利斯过去大部分的移民是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可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了赫蒙族在美国最大的聚居城市了。实际上，我读到过关于一个赫蒙族女性被选举进入市议会的消息。

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关心一个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他说他很害羞，而他的家人要学英语很不容易，他在帮助他们，并且也努力在学校中多发声。他在教会的网站上知道，我是曾在圣女贞德教会讲话过的被抗议最猛烈的人，而他想为他的家庭发声。

我告诉他，他应该说话的力量。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夺走了。我又告诉他，雨林很美，就像他的家庭曾经居住的地方一样；伊根神父会为他骄傲，我也会为他骄傲。想要为他人发声，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为自己发声。

我看着他艰难地走进大雪里，然后在心里第一百万次地对自己说：祸兮，福之所倚。

【注释】

[1] 译者注：是媒体部门里面检查节目和广告内容，并作出必要删减的部门。

[2] 译者注：一档美国电视音乐剧。

[3] 译者注：又译“颠僧、佯狂者”，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指外表看起来疯疯颠颠，其实却是一位有圣德，以隐喻来讲明道理的人。

[4] 译者注：此指，摇滚乐队的管理员是疯狂中的“理性”，用作对比“圣愚”的理性中的“疯狂”。

[5] 译者注：一种透明又难以看清楚的冰。

[6] 译者注：司机使用的无线电，以保持沟通。

[7] 译者注：美国乡村音乐产业的中心。

[8] 译者注：得克萨斯州一个城市。

[9] 译者注：此指“越战快艇老兵寻求真相小组”，他们对本来在选战中打“战争英雄”牌的克里大肆攻击，质疑克里在越战中是否英勇，引发了舆论的怀疑。

[10] 译者注：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消息称洛杉矶爆发了一种异常的肺炎。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11] 译者注：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运动家，自己是一名逃跑的奴隶，曾帮助许多黑奴逃亡。

[12] 译者注：19至20世纪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13] 译者注：发生在1911年的纽约市历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死者大多数是女性。

[14] 译者注：指米里亚姆·莱斯利，Miriam Leslie.

[15] 译者注：诺克斯堡是肯塔基州北部的军用地，联邦政府黄金储备贮存处。

[16] 译者注：美国歌手。

[17] 译者注：美国喜剧团体。

[18] 译者注：位于马里兰的一个赛马道，曾名劳雷尔赛道。

[19] 译者注：《风流医生俏护士》的主演。

[20] 译者注：《宾虚传》是一部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宾虚驾着马拉战车的场面非常经典。

[21] 原注：那篇报道从来就没有得到出版。我那个时候仍未明白，把新闻划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是另外一个把性别看作是“现实”而非政治创造的手段。

[22] 译者注：《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

[23] 译者注：指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威胁。

[24] 译者注：美国老年人激进团体。

[25] 译者注：荣耀“Glory”和格洛丽亚“Gloria”谐音。

[26] 原注：教会在1860年左右以前一直系统地管理人工流产。比如，一个女婴胚胎在形成后的80天之前可以被拿掉，而男婴胚胎则是在形成后的40天之前。因为曾经有这样一种想法，因为男性被认为是更高级的，所以会更早变得活跃。一个胚胎/人类“拥有灵魂”的时刻，或者说生命的真正开端被约束在它受洗之时。

[27] 译者注：暗讽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喜剧团体“马克斯兄弟”。

第七章　
秘密

秘密藏于身边的平静之下

这一章节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当我快要写完这本书的第一版时，由于期限将至，我省去了一些不易显露的路途经历。由于一些正面或负面的原因，它们必须得在秘密中才能生存。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事件的神秘性吧，它们从“不可见的”，直接变成了“不可避免的”。

有的秘密是由于土地的广袤和障碍而被掩盖的。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路易斯安那州，非裔甘蔗工人们还在如奴隶时期时那样收割着甘蔗，住在没有水管设施的透明棚屋里——这些棚屋的主人们还是在内战之前就住在那里的白人家庭。帮他们做社会重组的外部努力没能产生影响，甚至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六十分钟》节目来到这里为一个名为《在甘蔗的帘幕之后》的报道进行拍摄时，唯一一个发声的工人也受到了工友们的反对。他们害怕把事情弄得更糟。

然后，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为美国服务志愿队”的农郊区活动组织者；另一位是一个修女，属于一个致力于为穷人服务的法国组织——明白到：这些工人们，例如受虐的妻子们，只要还住在主人的家中，就无法掀起反抗运动。于是这两个女人开始四处募款，并帮助这些工人家庭建造房屋——这同时也意味着，工人在此过程中要学会做砖活、电工及铺设管道方面的工作。到1980年，当我为《女士》杂志撰稿时，许多甘蔗工人已经找到了他们集体发声的途径，并组成了“南方互助联盟”。他们甚至坚持：女性应当得到使用收割机、拖拉机来从事机械化农场工作的机会——在此之前，她们只能从事手工工作，获得最低薪酬。有一个女人为自己拥有拖拉机这件事感到非常自豪，她甚至每天晚上都把拖拉机开回家，把它停在她那只比拖拉机稍稍大一点的房子旁。

等到我十年后再回去的时候，“南方互助联盟”已经拥有了一个小型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成为了当地的艺术、音乐和民俗中心。在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于2005年袭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大部分地区后，这个自助小组通过聆听、学习最精简的文书工作和同工协作，恢复了1000多个住所、企业及教会。在我于2015年最后一次到访之前，尽管飓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这个小组已成功帮助传统渔民保住了他们的生意。小组本身还成为了一个很主要的社区发展方，以至于来自其他州甚至其他国家的农郊活动组织者都来造访，以学习从下至上赋权予无权者的艺术。

在城市的平淡面貌之下，也隐藏着其他的秘密。比如说，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造访盐湖城的时候，一个新的摩门教神殿刚刚在一个临近的郊区被建立起来。由于非摩门教徒在这个神殿投入使用之后就不被允许进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着一个官方的向导进入了这个巨大的白色大理石门厅，并留意到嵌在墙中的电视屏幕。我的向导解释说，每个会员都拥有一个神殿推荐卡，就好像一个信用卡一样：一旦插入，屏幕就会显示出他/她是否缴交了什一税[1]、是否参加了周会、在其他方面是否表现良好以便被准许进入。很快，所有的摩门教神殿都会变得自动化，他骄傲地加上一句。我们走进神殿，来到了会员们为参加崇拜活动而换上全白服装的私密场所。然后，我看到一个开放的、巨大的场所中心矗立着一个庞大的石制洗礼池，我的向导解释说，在这里，即使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不管他们生前是否是摩门教徒——也可以通过代理的形式来皈依，从而得到进入三层天堂中第一层的资格。

最后，他引导我进入了一系列富丽堂皇的封印室[2]，在每一个“封印室”里，都有一排排镀金的椅子，它们全部面对着一个电影屏幕。他解释道，在这里，孩子们将被永久地“封印”给父母，同样地，妻子将被封印给丈夫；否则，他们就无法进入天堂。相似的、用作更高水平密令的房间有“天室”（Celestial Room）和“训令室”（Ordinance Room）等。当我说，我因为没有看见一些为人群集合而设的中心空间而感到很惊讶时——比如说像大教堂、教会或者清真寺等——他解释说，那是没有必要的：在小组中传授密令会更为有效。可能旧式的摩门神殿空间不足吧，他加上一句，但是这些私密、自动化的房间代表了未来的潮流。

自从那时开始，当我看着洛杉矶、华盛顿特区还有世界上其他伟大城市中那些华丽的、拥有童话般尖顶的摩门教神殿时，我就想象到一个内部相互隔绝的蜂巢结构——在里面，一群人们集合在一起，却又被秘密分离。

这件事以及宗教中的其他神秘事件使我开始想：秘密是否正是宗教和灵性之间的不同？在宗教中，神是隐藏在某些人心中或者某些地方中的一个秘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个秘密却并不开放；从灵性方面来说，神却在所有的生物中显现。

其余的秘密则不是关于信仰，而是关于安全的。1955年，我正在上大学，正是那时，几位勇敢的女性成立了“碧丽提丝的女儿”（Daughtersof Bilitis），这是美国境内第一个女同性恋市民政治权利组织。以这样的方式公开示众，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同性恋仍然是违法的，虽然法律并不总被强制执行，但是在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出现危险的。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如“邦妮和克莱德”（Bonnie＆Clyde)[3]这样给人带来欢乐的、拥有曼哈顿最好舞蹈的女同性恋酒吧，也只能伪装成一家普通的酒吧，或者得给警察付钱以得到保护。很多女同性恋者都受了很多苦——从被逐出家门到遭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4]，从为了保住工作而隐藏身份，到因为出柜而丧失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除了要忍受针对女性的暴力，她们还面临着附加的危险：她们可能会遭受以惩罚或“矫正”同性恋为名的强奸。没有哪个女同性恋是完全安全的，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传统家庭的她们来说，秘密的社群或许比后来选择的家庭更为安全。

在路上，我结识了以旅行房车为旅途工具的情侣们，并发现了一个名叫“旅行房车女人”的全国流动组织，这个组织为她们提供了营地和社群。其余的集会是巨大而季节性的——最有名的是“密歇根女性音乐节”。从1976年至今，每年都有数千名不同年龄、不同性向的女性前来参加八月份的活动或全部活动，她们就在无人的密歇根树林里露营，并在安全和自由的氛围中体验音乐表演、图像艺术和体育运动。其他的秘密虽然更小，但是却更为永久——比如佛罗里达的女同性恋退休社群，又叫“最后的栖木”——它由一对来自加州的情侣发起，她们的愿景从衰老关顾一直覆盖到临终关怀。

在2001年，我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附近发现了一个全女性的活动住屋（或家庭拖车）停车场。在被允许通过一个每天都更换密码的双层门后，我发现身边的街道都是以值得钦佩的女性的名字命名的。突然，我发现我可以想象自己住在由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名字命名的街道交界的角落；又或者从多萝西·海特街走向埃莉诺·罗斯福街。在所有整洁的拖车排行的中心，有一个俱乐部，在那里，女人们可以聚集起来做所有事——从开办图书会，到赌博。

现在，秘密已经变得不那么必须为安全而存在了，至少在这个国家中的某些地方，女同性恋情侣和她们的孩子们就像其他家庭一样被看待。在互联网上，有专门为性少数人群而开设的度假村和退休场所，专门为不断壮大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群而服务。

可是，不管我们生而为女还是在生活中渐渐成长为了女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仍旧觉得，相比男人的陪伴，女性的陪伴让我们更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甚至比男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的还要多。

因为只要有危险，就会有秘密。

但是，我对秘密中的力量的发现，首先得归功于移民农场工。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仍然相信着我看到的美国仅仅就是从我父亲的车上看出去的样子——又或者是从我自己现在的流浪路途中看出去的样子——我可能仍然以为那就是美国能够呈现给我的全部了。

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结尾，心里害怕、脑子一片浆糊的我正应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凯撒·查维斯（Cesar Chave）[5]的邀请——以志愿者的身份飞往加州。他那羽翼未丰的联盟正在试着为所有农场工争取提薪的权利，但是种植者们甚至拒绝交流，而凯撒则通过倡议消费者抵制购买葡萄来争取公众支持。为了反击，农业综合企业则利用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打击这个罢工行动——这时凯撒就组织了在国界两边的抗议游行。来自墨西哥和加州的农场工会在加利西哥（Calexico）相见，一起进行一场大型示威——加利西哥这个镇的名字正是两个地名的结合——这些农场工将声明，一个国家的穷人将不再愿意被用来当作打击另一个国家穷人的工具。

如何解决新闻报道是个大难题。要从附近的机场花几个小时驾车来到这里，再加上43摄氏度的沙漠热浪，已经把所有媒体的兴趣都消磨掉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像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下一样，没有人会听见。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当凯撒用他那轻柔但是语带迫切的方式说“你必须得去这个地方”时——你就必须得出现在那里。

在洛杉矶机场，一个来自工会的人用他那辆破烂的车接上了我，然后我们就为了追上那些游行者而连夜赶路。远远地，在那条穿越沙漠、像缎带一般延伸开来的柏油路上，我看到了几百名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轿车上带着一面随风摇曳的瓜达卢佩圣母（Our Lady of Guadalupe）图像，他们带来的横幅在热浪中如海市蜃楼般微微发亮。

只有有名的支持者才能吸引媒体，但是巴比·肯尼迪这位可以说是唯一一位为农民工呐喊的全国性政治领袖，在之前的一年就被一个独行枪手刺杀了。现在，从游行路径一旁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中，我正以凯撒的名义给名人们打电话。几个电影明星都说不，语气中不是带着傲慢，就是深深的遗憾。加州参议员乔治·墨菲（George Mur-phy）也一样，这倒不让人意外，因为他曾经有一次说墨西哥人是农场工，因为他们被“造得离土地更近”。

第一个说“好”的人是拉尔夫·阿伯内西教士（Reverend Ralph Abernathy），他是曾经与已逝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共同游行过的民权运动老战士。我问他是否想要和一个农场工的家庭住在一起，电话那头只是沉默。然后，他以充满了长年运动疲劳的声音说，他需要一间有空调的汽车旅馆房间。在打了更多电话之后，我可以确认，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爱德华·肯尼迪（Ted Kenne-dy）和约翰·滕尼（John Tunney）将在我们接近边界的时候出现。所有的这些终于让几个记者愿意参与，可是他们警告我说，极端的热浪可能会使电视摄像机停止工作。

长长的游行队伍在慢慢逼近边界两边，而一个平板货车被拉起来当舞台用。凯撒爬了上去，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器向大家喊话。当两个队伍的人最终见面并拥抱时，我感觉到眼泪涌了上来，随即，湿润的眼眶在沙漠的热浪之中又变得干燥。阿伯内西教士和参议员们对人群说话——他们表示所有的农场工都需要拥有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薪水。摄影机在录像。这场集会成为了全国性的新闻。

一天之后，等到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甚至连我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了这场穷人的游行。我为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的意义而感到惊讶。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把本不应该是秘密的事情揭露出来更棒了。

可是，在我的匆忙和担心之中，我基本上全部是用自己的全新美国运通信用卡为所有人的汽车旅馆房间付了账。这是一笔我不可能付得起的钱。我记得阿伯内西教士声音里的疲劳，并意识到，如果要让这场运动得到长期的生存，意味着要说出自己的需要。我也发现，我面临着被讨账的最后一个步骤——一个信差来到我的家，然后把我的卡没收走。

朋友们为我担心，但是我却不真实地感到还好。毕竟，讨账人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我参与那场游行的唯一理由是，几周之前，一个大学同学问我，玛丽安·摩西（Marion Moses）——农场工联盟的一名护士——是否可以借睡在我的沙发上。玛丽安要来纽约组织一场消费者拒购活动——真的，凯撒下了命令，要阻止加州的葡萄被运送到整个东岸——可是她只有一笔小小的用作食物的开销预算，也没有地方住。我答应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即将要被组织起来——而且要为时一辈子。

很快，玛丽安的焦急感已经传染开来了。两位联盟的农场工被“意外地”在田地里撞倒了，她解释说，而加州当地的两个治安官拒绝调查。我发现我自己在给他们打电话，并解释说我是一个记者，还问他们有没有联邦执法官在场。当然，没有执法官正在前往那里。那些在南部把黑人孩子送进新型的、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里的执法官们只会听肯尼迪总统的命令；现在，尼克松总统正通过预定成吨的葡萄送往正在越南的部队，来支持种植者们。但是，玛丽安和我还是盼望着，提起联邦执法官能使当地的治安官感到得去做点事情。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我得到的是类似这样的回应：“不，我们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呢！”

然后，玛丽安问我要不要加入她在一个卖葡萄的纽约超市外的示威抗议。虽然我是一个作家，而且也在政治活动中担任过志愿者，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过言，更别说在示威抗议队伍里喊叫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我必须对充满怀疑的纽约客们解释说，不，我不是一个农场工，我只是一个不想吃从贫困中生长出来的食物的顾客。当我们把印有关于低薪、危险的杀虫剂和田地中的不洁工作环境的广告单发出去时，超市里的男孩们就被指派出来骚扰我们，并这样嘲笑着：“亲爱的，我可是想按按你的葡萄呀！”只有当杜洛雷斯·胡塔（Dolores Huerta）来到纽约时，我才得以见到示威如何成为一种艺术——就像街头剧场一般。她不仅说服了那些庄严的过路人停下来听她说话，还鼓动了他们和我们一起颂唱“罢工万岁！罢工万岁！”[6]

很快，一名年老的、来自加州的菲律宾裔农场工，乔治·卡塔兰（George Catalan）加入了我们。他由联盟支持，志愿来到纽约，因为他没有家人。就如几代从菲律宾当作移民劳力被输入到美国来的年轻男子一样——也如更早几代从中国来到这里为铁路铺轨的工人一样——他由于反异族通婚法而不能跟他的种族以外的人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进口”一个新娘。现在，他睡在布鲁克林工会大厅里一个简易的小床上，没有厨房，但是他却想为宣传抵制货品的人们做点菲律宾食品。他喜欢做饭。当他问他能否用我的厨房时，我的回答让他发笑了——我对他解释道，我在这里住了四年之后，才发现我的烤炉是坏的。很快，他用我的小小火炉做出了大量丰盛的饭菜。

我的确想到了这一条：我首先失去了一张沙发，然后失去了我的厨房——可是玛丽安和我却正在忙于尝试找到有同情心的记者们。只有媒体才有可能为商品抵制运动和凯撒及他的工人们面临的威胁带来关注，这样，这件事才能从秘密转换成一个公共事件。《看见》杂志的编辑在很久以前拒绝了一篇关于移民农场工的报道，就因为害怕那家橙汁广告商会停止投放广告。相反地，我提议给凯撒做一个采访——就只记录他说的话，把这当成不那么客观的一份报道。后来，橙汁广告商还是取消了广告的投放，这也造成了杂志的终结。它让我知道了广告的影响力——不过这倒不算秘密。

为了筹款和引起公众关注，玛丽安和我组织了一场在卡内基音乐厅的义演，并以艺人和政治领袖们大声朗读农场工人们的生命故事来结束。在1969年的七月，抵制葡萄运动加上加州的持续骚动，让凯撒走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我们走了很远，可是这只是一个离家更近的秘密序曲而已。

米契（Mitche），一位来自阿拉巴马的年轻黑人组织者，一直从凯撒和黑豹的计划和方法中学习。他问我想不想去长岛造访一个移民农场工的营地，那里离我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总是在长岛那令人迷醉的海滨小镇上行走，享受着它那广阔的海滩，并见到如同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小说中的汉普顿斯老楼。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些我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那是夏季的末尾，我们驾着车通过一条拥挤的大桥和高速公路，走出城市，跨越郊区，然后拐弯走上柏油路，接着是一条穷乡僻壤的泥路，最后是水源附近布满车辙痕的农地小径。在树影的遮挡之下，我看见了一座长长的、摇晃着的棚屋，门开着。里面是一行行的铁制小床，上面放着裸露的床垫。在棚屋旁的水泥地上，有一个老旧的点唱机和一个小型的临时商店。米契解释说，这是移民工人住的众多营地中的一个。食物、啤酒和葡萄酒都比镇上要贵，而在点唱机每点一首歌，就要花掉一美金。所有的花费都要额外多支付一部分，甚至包括为把工人带到这里来做季节性工作的跨国大巴而支付的路费。这就是为什么米契一直从其他社区中收集衣物、床上用品和食物的原因。

我们把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都分发给了米契认识的工人们——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南方的单身黑人男性，还有一些来自波多黎各家庭——在警惕的劳工老板的眼皮底下，他们在远方靠在椅子上休息。他解释说，这里的移民工正在为一个价值上百亿美金的农业综合企业工作，他们会捡摘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香料还有花卉。这个营地的工作主要是出土土豆，然后将其清洗装包——土豆也是长岛出名的原因。工人们在黎明时上卡车，工作一整天，然后在黄昏时被卡车再载回到这个营地来。他们没有现金又没有车，没有看过这个岛上其他的地方——连一个酒吧、一个教堂或者一片海滩都没看过。他们跟身处在别国没有什么两样。

后来，当年老的乔治·卡塔兰看到这些营地的时候，他说，他们看起来比二战时候日裔美国人在加州兵营里被拘留的情况更糟糕；而那些兵营房现在用来给移民农场工居住了。我想，这些营地看起来比《愤怒的葡萄》里面的更差。这里没有白种工人，甚至也没有领班，绝对也没有亨利·方达（Henry Fonda）这样的角色。[7]

正如我母亲说的那样，对某些人来说，大萧条从未过去。

在米契做出更多努力来分发他人捐赠的食物和衣物之后，他却因为身处藏有枪支的车辆而被逮捕，这枪不是他的，而枪的主人没有被逮捕。有些长岛警察是从美国深南部招聘来的。我为他办了保释，但是却并不惊奇地发现，一周以后，他从加拿大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他在那里会像在这里一样成为社会活动家，也会过上一份很好的生活；可是美国已经失去了一颗伟大的心灵。

我再也不会相信“秘密不能被隐藏在我们认为最了解的地方”这一条了。

在玛丽安来借睡我的沙发的40年之后，凯撒·查维斯、杜洛雷斯·胡塔还有其他社会倡导家的努力已经提升了全国意识和一些地方的劳工标准。他们渐渐地把移民农场工的困境变得越来越不是秘密。而另一方面，针对无身份工人[8]的敌意随着他们人数的增长也在不断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迁徙进入南方和中西部的州市，充分地填补餐饮业、建筑业、园林绿化、儿童和老人照料等方面的劳动力空缺。

我不必告诉你这一条吧：自从”9·11事件”以来，一些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一直在增长。即使抵押贷款泡沫破碎而引致的经济大衰退造成移民工人数字的下降，这样的恐惧却仍然没有减少。

在亚利桑那、阿拉巴马以及乔治亚，已经有法条通过，从而使无身份的移民无法接触教育、住房甚至是医疗服务。同时，一个军事化的高墙沿着墨西哥边界建立起来——很讽刺地，这让季节性工人回家的路变得更加艰难（很多人曾经回过家），而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有些人口中的“金色监狱”。亚利桑那的学校工作人员变得如此惧怕外国人，以至于他们把高中的美籍墨西哥文化研究课程取消了，唯恐他们会建立起“种族团结”来。有的学生把他们自己跟课桌锁在一起，以示抗议。由于一半的无身份移民为妇女，而她们中的百分之八十都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恐惧开始弥漫，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带着恐惧上学，害怕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已经不在了。在我写下这部分文字的时候，反移民政客们正在承诺要建立更高的墙。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开始与加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高中学生、老师见面。他们第一次要求在他们的课程中增加美国墨西哥文化研究课程——而这正是因为亚利桑那州的学生抗议产生的公众效应。还有，西班牙裔美国人是选民中一个快速增长的部分，这导致一些政客对无身份移民的敌意正在遭到挫败。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不认为我们的经济可以在1200万无身份工人消失的前提下继续支撑下去；他们同时相信，把他们全部遣返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还有，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正预示着我们需要几百万甚至更多的移民工来作为家庭或医疗护工。就连那些想要吃到当地有机肉及农产品的消费者们都开始把这样的原则立场与这些收割并给我们奉上食物的人们的公平薪酬和对待联系到了一起。

用另一句话说，未来正在风中飘荡。

我只对一件事感到确定。从你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地方开始的驾驶范围之内，一定有离家千里的移民农场工的秘密世界，也一定有担心失去家园的移民。咫尺天涯，我们的秘密就在身边。

从秘密中解放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汇辑在童年的时候带给我梦魇，反战游行在我成年的时候带给我激励，而现在，至少，我正处在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训练过程中。可是，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中，我发现自己在曼哈顿闹市区，在穿着制服的男人和女人身后跟着他们一起游行。为什么？

答案是汤姆·斯托达德（Tom Stoddard）。大概十年以前，我在一个曼哈顿律师事务所的义演上遇见了他，有人穿着正装男鞋，有的人衣服上带着狩猎场景的图案，还有很多人是里根的支持者。他正是兰布达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Lambda Legal Defenseand Education Fund）的领头人，并用某种方式说服了这所保守的公司来支持他的机构——一个以捍卫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权利的组织。

这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宗教领袖们还在把艾滋病称为“上帝对罪恶的惩罚”；在讣告上，人们会把这真正的死亡原因掩藏起来，即使逝者年轻得实在不该在这个年纪死去。同性恋恐惧症仍然如此有力，甚至连《纽约时报》都还不敢使用“同性恋恐惧症”这个词。我不知道汤姆是怎么样把这扇门，还有这些人的钱包打开的。

只有在见到汤姆之后，我才明白。他是信心保证——他是这样一位年轻男子：他是任何父母都想拥有的儿子，也是任何遇到麻烦的客户想要雇佣的律师；他善于带领街头示威，也对在法庭、国会上的激烈辩论游刃有余。可是，他还是带着如此的集中力和同情心来倾听每个人，以至于他在聆听时看起来是温柔地前倾，就像一棵友好的树。

很快，我们就作为纽约和新泽西的艾滋病/病菌携带者委员会的成员而经常见面了。每个早上，我们带着外带咖啡到达会场，和别的委员坐在一起，并面对最巨大而可怕的问题：在纽约，如果一个雇员说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雇主应该遵循怎样的政策？我们可否对在新泽西医院工作的人们保证，如果他们遵守艾滋病医疗方案，他们就没有危险？当选择在家里逝去的人们变得如此虚弱而无法照顾他们心爱的动物同伴时，如何让他们把它们留在身边？由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贫穷的女性中开始增多的现实，我们如何说服例如帮宝适和丹碧丝的制造商[9]——这两种进入大部分女性家庭的产品——把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艾滋病/病毒资讯包含在他们的产品内呢？

对于每个问题，汤姆都带着耐心——但也不是很多。当我感谢他一直都把女性当作实际或潜在的主体对象时——有的时候，艾滋病仍然被看作是男同性恋的问题——他解释说，他不仅把他的男同性恋身份当作一份天赐的礼物，这份礼物和任何其他的人类条件一样；同时，他也把它看成是一条走出他本会享受到的那种白种男人优渥生活的出路。作为一个“外人”，他明白了其他外人的感受。

一天早上，一个来自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官方人员来警告我们的委员会说，我们不能在公立学校中分发避孕套或是关于艾滋病/病毒的信息。让我们愤怒的不仅是他所说的话，还有他说话的方式——他好像是在谈及一种次等物种一般。不认识汤姆的人可能会因为他口语的准确性而误判了他的愤怒程度——他的反驳话语跟导弹一样精准——但是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愤怒。我没有像我有时候做的那样，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或带着愤怒哭泣，而是想：如果汤姆可以保持冷静，并据理力争，那我也可以。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汤姆就是这样起带领作用的——这只是一个例子。

现在，在1993年，曼哈顿的闹市区，他又带着大家前进：我们在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一支小型军乐队后面以怪异的方式进行着游行。我没法想象汤姆拿起枪，可是他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参军是很多人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全心地为了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性而奋斗。”这也同样驱动他去带领了华盛顿的“服役倡议行动”——这是一场为支持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在选战中承诺过的、要消除军中同性恋歧视而进行的倡议行动。这就是我们与穿着制服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起游行的原因，我们要展示：纽约支持他们在军队中的存在。

但是，汤姆仍然看见了其中的讽刺：我们努力使人们能够加入军队，而非从军队中走出来。因为他看起来很疲惫——也因为使他发笑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我把我的大原则告诉了他：平等分布的糟糕事总比不平等分布的糟糕事要好。他笑了，我们跟着军乐跳舞，不知怎的还解除了音乐中的军事感。我问他，每周来往华盛顿是不是很困难，毕竟他家在纽约，那里有他交往了五年的伴侣沃尔特·黎曼（Walter Rieman），他也是一名律师，最近他们在一场充满了所有祝福的仪式中结婚了——但没有法律认可。汤姆说，是的，挺难的——尤其是如今，他需要更多休息了。

然后，突然地，我的心好像突然停跳了一秒：我知道了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他揭露了一个秘密，这件事将会使他的未来缩短。

后来，我们吃了一顿长长的饭。汤姆跟平时的自己一样精力充沛，我们做着计划，谈着策略。他告诉我，沃尔特是研究简·奥斯汀小说的学者——他那样说着，就好像是在为了将来而向我们介绍彼此一样。汤姆自己的工作结束于克林顿总统那苦涩的折中妥协——“不问、不说”政策[10]——可是，汤姆很明确，这样的保密做法不可接受，而倡议行动将会继续。

我在后来的几场会议和游行中见到了他。他看起来很虚弱，并带着一包抗病毒药——但是他还是在工作，还是在关心。然后，在1997年，在他48岁的时候，汤姆的心脏停止了搏动。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在不可置信中强烈地跳得越来越厉害。

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加入了他的朋友之中。所有人都在讲述汤姆的故事。好消息是，我们走的时候，都对他知道得更多了。坏消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本可以做成任何事，包括成为美国总统。

在这个新的世纪，他从前的学生们——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告诉我，汤姆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他们，即使会输，法律案件也是值得去为之奋斗的，因为它们能够改变意识；而如果案子赢了，它们则会改变生命。他没有活到可以看到自己的婚姻获得合法平等待遇的那一天，可是，他让所有人看到了他曾经活出的婚姻中的平等。

汤姆想把我们从秘密之中解放出来，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内化的思维上。

每当我想到那些被迫隐藏自身关键作用的人们时，我就知道我们仍然需要他。我问自己：“汤姆会怎么做呢？”

性服务业的秘密

1971年早春的一天，我接到了来自国家福利权组织的领导人约翰尼·梯蒙（Johnnie Tillmon）的电话。她是一名单亲妈妈，也是争取增加福利的激烈倡导家。她指出，如果她无法带大自己年幼的孩子，那政府则必须在整体制度上，或至少在领养监护制度上花更多钱；可是事实上，母亲们却不会得到那份经费中的任何一部分。在《女士》杂志的第一刊上，她写了一篇关于福利制度的一针见血却又十分有趣的分析——她把福利制度比喻成一个在家里叱咤风云的丈夫，他会在你的床底找别的男人的鞋，用无尽的文书来控制你的生活，同时给你挤出一份小到无法支撑生活的生活费。用另一句话来说，她为社会政策做了第一份女权主义分析。

在电话中，约翰尼解释道，内华达作为唯一一个允许妓院合法存在并为它们登记营业执照的州却遭受了双重打击。厌烦了总是被逮捕的卖淫者加上一些学术界人士一同形成了一种新的倡导组合——她们现在把卖淫称作“性工作”了。因此，一些内华达的福利官员们对靠福利生活的母亲们说，她们必须接受这种合法卖淫工作，否则，她们会失去福利或失业支票[11]。一些靠福利过活的母亲去了“野马牧场”（Mustang Ranch）工作——那是第一个在内华达被授予营业执照的妓院，就在里诺市（Reno）的东部。约翰尼非常生气，因为政府正在希望通过削减福利开支来省钱，同时把接受福利的母亲们变成性的“观光胜地”。她正在组织一场位于妓院外面的抗议，并准备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一场大型游行。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伦斯·肯尼迪和我举着示威牌子，站在“野马牧场”之外的原因——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地方。当地的记者告诉我们，在每辆加宽卡车里面，女人们会排成一队，供顾客们挑选。出售中的性服务就列在一个打印出来的菜单上。好像就是为了证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总是并行的一般，女人不可以拒绝任何男人——当然了，除非他是黑人。然后，她可能会与另外一个“不在乎”的女人交换。听到这里，弗洛伦斯和我只是看着对方。这样的事可不是能凭空捏造出来的。当妓院的主人乔·康佛特（Joe Conforte）出现时，他告诉记者们：拿他那些努力工作的女孩们来跟懒惰的、靠福利和施舍生活的母亲们比较，简直是一种侮辱。

第二天，我们在商业街上游行，甚至闯入了阔气的赌场和酒店，我们大声喊着口号，扰乱了那些赌徒。我必须说，把真实带入了无窗的、充满了霓虹灯和角子机的房间里，让人有一种满足感。那晚，弗洛伦斯、我和那些来自国家福利权组织的朋友们在一个罕见的黑人所有的汽车旅馆里跳舞庆祝时，我们感到似乎是从一个没有时间的地狱中被放出来了一样。

从简·方达到民权律师威廉·肯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更多的人正飞抵这里，来与国家福利权组织的女性们一起游行。当地的福利官员们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感到尴尬，就是担心游行会阻挠游客——毕竟，人们来到拉斯维加斯是为了躲避现实，但是靠福利生活的母亲们是绝对的现实。最后，几千人的名字被重新加入到福利名单中，包括那些被推向“野马牧场”的女性们。弗洛伦斯和我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一次联邦审计揭露出，州政府官员们错误地指控很多女性，说她们进行福利诈骗，而国家福利权组织的女性仍然坚信，这是一种希望通过增加性交易人数以吸引游客而同时节省政府开支的手段。

我开始发现，词汇是能带来后果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秘密。如果卖淫就像所有其他工作一样是“性工作”，那么女性则可以被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男性也可以。除此之外，就像弗洛伦斯说的那样，“性不应当成为工作。”光是想着词语的重量，我们就意识到，“妓女”这个标签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人。弗洛伦斯和我开始使用“成为卖淫者的女人”，以使人和过程本身变得可见起来。在这个国家，进入卖淫业的平均年龄据说是在12~13岁之间。这代表着，可能在平均的“成为卖淫者的女人”之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被迫卖淫的孩童。

虽然这个名词被发明的原因是要起到美化的作用或是为了表达不服从，但资本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力量却很爱这个词：它就是“性工作”。2005年之前，我在一个报纸中读到，柏林有一名25岁的前女侍应快要失去她的失业救助金了。妓院在德国已经合法了，而这个年轻女孩还是拒绝了一份性服务业的工作。虽然她是一名接受了信息科技培训的专业人士，但是她也还是愿意做侍应——她只是不想从事一份要求接受自阴道、口、肛来入侵身体的“工作”。可是，她可能必须得接受。“在德国的福利改革制度之下，”报纸解释道，“任何年龄在5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超过一年没有工作，则需要被迫接受一份职位空缺——包括性产业中的职位空缺——否则她将失去失业保障金……职业介绍中心必须将寻求卖淫工作者的雇主同等看待，就如同看待那些正在寻找一名牙科护士的雇主一般。”

就连一名在这篇文章中被采访的女性妓院主人也没有任何同情心。那名主人感觉到她有权利期待政府的职业介绍中心来给她提供卖淫工作者，因为“我跟所有人一样，交了税。”

关于卖淫合法化的辩论经常会落到“法律是否可以更好地保护卖淫者”上——前提是这个人有权选择，而不是被迫卖淫，这可是一个大写的“如果”——但是秘密在于此：如果身体入侵可以如别的事情一般作为职业，那就可能有人被迫来做这件事。

原来，卖淫合法化是皮条客、妓院老板还有人贩子们都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会让这价值几百亿美元的产业走向自由。连有的卖淫者也希望它能被合法化，因为这看起来是唯一的一种供替代的选择：否则，他们会被逮捕，然后需要皮条客、人贩子来给办保释——其实，这是两个监狱选其一——或者说，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想要一点点尊严。在另一个极端，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原因都支持将卖淫定罪：一些宗教反对所有不以繁殖为目的或非婚内的性生活；有的人只不过是希望把性产业从他们的社区驱赶出去。但问题其实在于定罪和合法化两者之间过于两极化了，实际上，在塔利班的这一边，没有人想要给卖淫者定罪。和其他事情一样，二元化系统总会把两极之间的所有现实都掩盖起来。

秘密存在于第三条路上：将卖淫者们非罪化，并给他们提供服务和别种谋生的方案；不给嫖客定罪，而是通过在全球性产业的现实中多增加一些教育来惩罚他们；给人贩子、皮条客和以贩卖他人的身体为生的人定罪。以“瑞典模式”或“北欧模式”而闻名的这种立法方式和社会项目在1999年的瑞典被通过，后来走进了挪威、冰岛、北爱尔兰、加拿大，一直到了2016年的法国。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指出了卖淫者和嫖客之间力量不同的法律，它的现实主义帮助了一些想要逃离的卖淫者离开这个工作，也使一些嫖客了解更多或者因为创造了需求而感到尴尬、窘迫。

但是，以任何方式来抑制需求正是全球性产业牟利者们最反对的事情——而他们拥有媒体和金钱的力量。如今，不管合法与否，实际上，被贩卖的人口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奴隶时期要多。这些人多被贩卖以从事性工作和体力劳动，又或两者皆做。

在社区中，一些人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第三条路”。我记得在一个夜间法庭中，有一名黑人女法官拒绝在嫖客被捕之前聆听任何针对女性卖淫的指控。那些指控很快就消失掉了，简直令人惊异。

可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仍是不为所知的秘密：马路另一头的酒店或汽车旅馆专门在做被贩卖青少年的性交易生意；卖淫女性的平均寿命可能比一个处在战役中的士兵还要短；来自阿拉斯加的年轻女孩被送上船，送往明尼苏达州进行贩卖；又或者是，离家出走的男孩们只能依赖于“求生性交易”，这是一个街头术语，指用性来交换食物和庇护所；卖淫者们身上被皮条客以纹身标记了他们的拥有人，甚至纹了关于价格的密码；随机调查的600名精神健康专家们指出，他们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曾经治疗过卖淫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一些病症——如果他们没有从事卖淫，可能就不会成为受害者。

2008年，距弗洛伦斯·肯尼迪和我去拉斯维加斯的近40年之后，我决定再去那里一次。内华达仍然是唯一一个给妓院颁发营业执照的州，而妓院的数量在40年间已经上升了。到现在为止，“性工作”这个说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短语，它变得如此正常化，以至于不用它才会被看作是奇怪甚至是不敬的。比如说，在到访印度的时候，我看到“性工作”这个词，它是位于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Sonagachi）的众多孟加拉语标牌中唯一一个英语词汇——索纳加奇是世界上最大、最贫困的红灯区之一。可是没有人怀疑过这个事实：很多人是在妓院里出生的，还有很多人是被贩卖进妓院的。在印度，我听到这个词语已经被大学生们接受，被用以谈及住在红灯区的居民，尽管事实上“个体经营妇女联合会”这个联合了印度1800万最贫穷妇女的组织——她们是那些把砖头搬到工地的妇女、是那些在街头卖蔬菜的妇女，这是目前为止最能代表贫穷妇女的组织——投票反对把卖淫变成一种职业。正如它的建立者埃拉·巴哈特（Ela Bhatt）所言：“工作是一种崇拜，它高尚而庄严。”

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我和一位了解那里性产业的朋友见面。我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开始——在下午，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家大酒店，并在一家无上装酒吧喝东西。作为两个单独行动、又不断在问问题的女性，我们伪装说，我们的丈夫即将要过来参加商务会议，我们想要为丈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在多年工厂线的辛勤工作后得到一点小小的香艳冒险。

我总是觉得，我只要撒一个弥天大谎，一定会被马上发现。但是当我们试着向酒吧的男经理撒谎，我们却成功了。他说，我们可以在其中一个无上装钢管舞者休息的时候跟她谈谈。看起来，她因为得到休息的时间和一杯可乐而感到非常开心。随即，她用一条披风遮住了她那策略性地安放的乳头贴，并解释说，她一开始只是来这里做侍应生，后来却被告知，她如果不跳脱衣舞，就得被解雇。现在，他们刚刚告诉她，如果不同意去私人香槟套房服务，即使继续跳脱衣舞，她还是得被解雇。我必须得说，我之前只是单纯以为，那些单间的宾客付一瓶香槟的钱，是为了点一曲膝上舞——不过我还是太天真了。那些房间也会用于快速的性交易服务。她知道她正以这种常规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被卷入卖淫业；但是她确实需要那些钱。

她很高兴有人陪她聊天，我们知道了她由于母亲生病而必须从高中辍学，以打工赚钱，但是她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电影编剧。她想把她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说出来——不是关于这个华丽的酒店，而是关于她和她母亲一起蜗居的一居室公寓。我把我的真实电邮地址给了她（要没有给电邮的话，我也会告诉她我的真实姓名）以作为聊天的结束，然后看着她走向舞台，看着她突然在蓝色的聚光灯之下转变，并露出了伪装的笑容。

然后，我们在租来的车里继续行进在这个妓院完全合法的地方，并在两个大型妓院继续使用关于妻子的谎言来探听消息。

第一个妓院很像一个空间很大的汽车旅馆，有一些男人坐在酒吧前，等着他们的酒。我的朋友走到外面停车的地方打电话，而我就跟一个穿着比基尼、有着深色头发的年轻女性聊天，她穿着我此生见过最高的高跟鞋。她也接受了我的谎言故事，并告诉我说，她的母亲在南部经营一家非法妓院，那就是她成长的地方。那些女孩在她小的时候照顾她，如果她在场，她们就会把那些最恐怖的性虐照片从墙上取下来。像无上装酒吧里的那个舞者一样，她也有梦想，她还走进她的房间，并带回了一本贴满了她从杂志上剪下的插图的笔记本。她说，她从六年级之后就一天学都没上过，但是她仍然希望，这本笔记本能够激励她追逐当设计师的梦想。

我们在聊的时候，有两次，她都跟着顾客短暂离开，回来的时候，嘴里带着的都是消毒剂的味道。她解释说，在日间，来光顾的主要是停下来购买一次口交服务的卡车司机。我问她，这样是否安全。她说，管理层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了一个警钟，但是当遇见坏顾客的时候，她却没办法按响警钟。“当他们骑在你身上的时候，要做任何事都很难。”她以一种揭示事实的口吻说道。

然后，朋友和我驾车来到了另外一个妓院。这一家妓院处在一个高耸的、以锁链连接的围墙之后，由以固定的间隔停泊在外的住家式拖车组成。我们走进了一个由水泥墙围住的、没有窗户的酒吧里，并把我们的谎言故事告诉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的皮带下塞着一把枪。他看起来相信了我们，但是他不让任何女孩接受采访，尽管对很多顾客来说那个时间还很早，我们甚至提出为她们的时间付费，但是均不起作用。

取而代之，我们走进了“旁边”的一个酒吧，它同时也是一个饭店——这个“旁边”是在沙漠的定义下的——它其实在围栏另外一头的整个街区之外。当时那里正在开一个大型的午餐派对，我们就跟女主人谈话，我的朋友以前见过她。她说是的，她认识“旁边”那家妓院的主人，所有人都认识他。他贿赂当地的官员，帮助选举出州里的每个法官，并用他那把随身携带的枪来把人吓跑。她也看见过他在镇里买拉面，她知道那就是他给“他的女孩”们吃的食物——她怀疑他的“女孩”们会吃不饱饭，所以她也买了一些拉面，并把它们丢过围栏。用这种方式，她以不会引起他怀疑的方式帮助过那些拖车里的女孩。

午饭之后，我们跟一个当地的官员见了面，她曾经出面指证过带枪的妓院主人——这对她来说有相当大的危险——然而妓院主人却以轻微的缓刑躲避了惩罚。她说她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当我们把车开回商业区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了。导游们分发着色彩斑斓的小册子，沿街叫卖着。其中一张小册子上是一个亚洲女性的整幅人像图，另外一份则写着只要69美金就可以与”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甚至60岁以上的成熟女人”来一次性体验。我以我扮演的妻子/探险家的角色，询问这样的服务是否只提供给像我丈夫那样的年长男人，但是导游说不是的，年长的男人只想要年轻的女人。这样的服务是提供给那些想要干他们母亲的男人的。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收集了一些杂志大小的成人目录，里面有一些女人，她们展开着身体，像在做妇科检查一样。最经常看到的口号是：“只要20分钟，我就能来到你的房间！”

可是，最糟糕的揭露则是在我来到科罗拉多的丹佛之后。在那里，我与一些朋友见了面。他们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准备在这个关键的摇摆州为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战进行助选倡导。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和拉斯维加斯那庸俗的眩光离得很远。我向其中的一个社会活动家问起关于卖淫业和性人口贩卖的事——因为这样的事在每一个大城市都会发生——而她在我没有特别提问的情况下提到了拉斯维加斯。由于在那里卖淫合法，所以被贩卖的女孩和女人会被抓去那里的一个地方“破处”——其实就是，如果她们是处女的话，被卖的价钱会更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她们会被轮奸，然后被单独禁锢起来，直到她们相信，只有依赖皮条客或者是妓院管理者，才能存活下来。这样布满眼泪的路在内华达和其他州中都曾被追查到过，包括科罗拉多。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不仅留在拉斯维加斯。

我同时也意识到，这位我为之助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是为数不多的我无法想象其因为具有“男子气概”而会去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候选人之一。我不是故意要表达不敬，但是我能想象其他的人购买性服务——从战时的艾森豪威尔，到好莱坞时期的里根，还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好老弟”乔治·W.布什——他们如此地醉心于统治和支配权，以至于他们可能会为性交易买单。甚至连理查德·尼克松都曾经陷入从他富有的支持者贝贝·雷博佐（Bebe Rebozo）那里购买电话应召女郎服务的谣言之中。当我和新闻团一起坐在尼克松的助选飞机上时，记者们在对此开玩笑。他们想象着尼克松和应召女郎一起走进一个卧室里，数着预计要使用的时间，然后出来，假装自己是“那种男孩中的一个”，就是他极度想要成为的那种。

但是绝对不是巴拉克·奥巴马。我没办法想象他会这样缺乏同理心。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娶了他的朋友兼同事——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她是他的上级——然后他们一起养育了他们的两个女儿，让她们也成为了纯粹的人。如果他被选为总统，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既快乐又平等的白宫家庭。

事实上，只有大概20%的美国男性曾经购买过性服务。在世界上，男女平等水平高的国家，性产业就比较少。而且会有这样一种认知：当性是自由的、相互选择的时候，愉悦才能成为双倍的。

所以，我们为何不承认，那些创造了全球性产业的男性其实是那些对权力和统治上瘾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把不正常的情况弄得正常化？我相信那些经历过性产业摧残的幸存者的洞见。雷切尔·莫兰（Ra-chel Moran）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时，因无家可归而开始在爱尔兰从事性工作，还幸存了很多年。她以这种方式解释卖淫的现实：“我们人类在任何无法容忍、无法逃避的境况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主体真实性抹掉。我们逃避，并拒绝接受境况的本质。”

我希望有这么一些地方，卖淫的女性——和男性们——可以有权拒绝顾客，没有皮条客或妓院老板的管制，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可是性产业却不是这样的，性产业是关于出售统治和支配权的。在贩卖身体合法的地方，需求很快就会超越那些自愿卖淫的人数，甚至会超越人口贩卖的供应数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包括被贩卖到德国和荷兰的那些来自非洲、贫穷的东欧国家的女性们。

对于统治权的成瘾同样将儿童的无助和脆弱的状态性化，从而导致儿童卖淫和儿童性侵害。但是，男性主导的文化却一直在尝试让男人们对统治权上瘾。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秘密。

监狱中的秘密

我总是想，监狱应该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其原因是距离的存在及同理心的缺乏。囚犯不像穷人，你无法责怪穷人——单单是“触法者”这个词就能让监狱中的人因为他们曾经做过的事而被分隔出来。

但我后来意识到，美国的监狱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监狱更不应成为秘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口虽然只占全球人口的5%，但是这个国家的囚犯却占全球囚犯总数的1/4.象征性地说，30个美国成人里就有1个待在这个体系中的某处——在监狱、服缓刑或正在假释期。忽视我们的监狱中发生的事就是在忽视我们的国家行为、经济和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很大的决定因素。监狱就是我们。

以前，美国囚禁的犯人并不总是排在世界前几位。在种族隔离的日子里，南非才是排在首位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种族隔离”。黑人男性比白人男性被监禁的概率高六倍——而黑人女性受囚的可能性则是白人女性的三倍。即使在被逮捕和定罪之后，种族也影响到谁能得到保释金、私人律师、辩诉交易、缓刑、社区服务、上脚铐以及其他关于自由的方式；阶级同样也会对这些有所影响，你最后一次看到一个富人被执行死刑，是什么时候？多于一半低收入的被告被定罪，而对于高收入的被告来说，这个比率小于1/3.由白领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所有的入室行窃、抢劫、偷盗、汽车盗窃加起来都大——所以，这样的判罪倾向实际上惩罚了我们所有人。

就算是那些自我伤害的行为，也遭受了不平等的对待。酗酒虽然是一种成瘾行为，但因合法并有利可图，所以被当作一种病来对待；处方药成瘾也是一样。但那些只让地下交易者获利的药物成瘾症，则被宣告为犯罪行为。即使同一种药品的两种形式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对待：很久以来，使用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12]的有色人种会得到比使用粉末性可卡因的白人更长的刑期。可是，这些都是成瘾症，而人类的身体是一样的。本来，处理方法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然后就是死刑。致力于使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得到自由的律师、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写了《不完美的正义：司法审判中的苦难与救赎》这本书。因为他的书跟我的书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版，所以我们一起参加了巡回书展活动。我从聆听他讲的故事而了解到私刑这种过去的种族恐怖主义[13]，是如何在死刑中得到回响的——它在种族和阶级上如此不公平，而他把它称为“室内私刑”。这个短语本身，就足以成为终止死刑的理由了。

可是，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监狱系统的牟利动机。从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警告我们关于“监狱-工业复合体”算起，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这本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告的回响。在20世纪80年代，监狱的私有化开始了，因为它被呈现为一件好事——看起来，好像这是一种能更快地把监狱建设好，并让它们变得更高效且现代化的方式；同时，私有化的监狱还使聘请更多职员成为了可能，因为这些职员的薪酬不用捆绑进政务薪酬分类里。结果，较低的工资带来的职员没那么训练有素，他们更加容易虐待囚犯，也更愿意对囚犯之间的暴力和虐待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管囚犯表现如何，在私有化监狱里面的囚犯服刑时间更长，因为运营监狱的企业是根据人头收费的，所以他们想要使囚房保持满盈状态。

简单来说，我们的监狱使我们的教育系统变得枯竭，使种族、阶级的分裂更加深入，使父母和子女分离，把非暴力的人们的暴力倾向训练出来，监狱基本上不允许服刑的人在刑期中学习和提高，而结束服刑的释囚们也更难找到工作——甚至，比入狱前更难在出狱后参与民主投票。[14]从30个州的营利型监狱中移除利益相关者及企业富裕化的盈利动机不会使我们的监狱马上奇迹般地变得更好，但是一些会把监狱变得更糟糕的动机是可以移除的，而这么做是有可操作性的。比如，纽约州有一个反盈利性监狱的法律，而明尼苏达州目前也已经打倒了监狱盈利化的倾向——但是这毕竟还是少数。

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一个前囚犯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酒吧里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些事，并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并讲述出来的情境。当时，电视新闻正在报道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事——那是一个伊拉克监狱，美国的军方人员在那里折磨、性虐并谋杀囚犯。这个曾经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监狱服刑的释囚认出了其中一个军警，他在参军之前曾经在他服刑的监狱工作。作为一个前囚，他希望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能够因该州26所监狱的私有化而被追责。

没过多久，这盈利动机背后的主要驱动器就被发现了：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一个企业的政治倡导中心，它反对增税和环境保护——对监狱的私有化进行了立法游说。它帮助所有州立法议员中的30%成功当选。如果今天的大学生想要为他们拖欠着债务毕业这件事找到一个原因，他们可以看一下大多数的州立法机关：应该用以建设州立大学的税款被投入到建设、运营政府拥有的盈利性监狱了。

监狱的私有化是我们作为公民和选民造成的错。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州立法议员是谁；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缴纳的税款中的多少被用作私有盈利；甚至，电话公司对于打进打出监狱的电话都常规性地收取更多的电话费——而服刑人员和他们的家庭必须得付这笔账。从秘密的外部突破比从它的内部突破更容易。在纽约市，一年花在为一个囚犯提供住房、食物和看守的钱就可以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付三年的学费。[15]

可是现在，我们最终听到了这个词：“大规模监禁”——人们很容易忽视它背后的复杂现实。如果我没有意外地得到倾听前囚和现拘囚犯的机会，我则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现实。

对我来说，这个秘密监狱世界的展开，是从《女士》杂志于20世纪70年代给女子监狱寄了一些免费的刊物而开始的——这些免费刊物使一个完全成熟的监狱和庇护项目由此诞生。被寄回的，是信件、故事和诗歌。服刑的女人们想要我们知道，她们也需要一场运动。然后，那些曾经坐过牢的女性们开始在女权主义集会、校园、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地方出现。她们中的一些说，她们觉得在监狱里比出来后更加安全——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谈到，服刑时光中，她们失去了孩子、隐私、阳光、信任、厕所用纸，还有属于自己的衣服。有的人曾经试图进行自卫辩解，但是被否决了；有的曾经成为男狱警的性猎物，或得到永久的惩罚——失去孩子的监护权；有几个甚至在分娩期间，仍然戴着镣铐。其他的人中，有的家人太远，无法前来探望——这本身就是一个性别化的惩罚，因为有的州只有一个女子监狱，而联邦女子监狱可能就更远了。大多数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药物成瘾、文盲或者——用有的人的话说——因为一个“垃圾男人”[16]，其实根本不会受到监禁。不管她们自己是否认识到，女性经常都是因为一个控制型的伴侣或是皮条客而成为贩毒者和卖淫者的。

现在，使我惊奇的不是在监狱服刑的女性们彼此之间多么不同，而是她们多么“不那么不同”。在狱中，女性往往会形成如家庭一般的群体，她们无理地自我抑贬，担心孩子多于担心自己，她们会对囚服做一些小改动以使其变得更好看一些，她们需要友善，还有——想讲出她们的故事。使她们和外面的女性不同的，不是这些女性的本质，而是她们中经历过下面这些事的人占比更高：童年受虐、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然后因此被定罪受刑。

我没有想到，这里的女人们如此令人熟悉。但是，还有一个正在增长的秘密事件：我同时也收到了许多男性囚犯的来信。他们礼貌而又神秘地请求我给他们寄一张便条、签名或是一张照片，以让他们可以送给女儿——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来访者。要不是信封上独特的囚犯编码，我不可能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只有当一些男性前囚犯来到我们的公开会议，又在会后留下来聊天——我才开始明白到个中原因。在没有女人的环境里，他们被当作女人“使用”了。在媒体中，他们看到妇女运动指出和抗议性虐待的存在，并对性虐待进行检控——但是，他们要是把受虐情况在信中说出，则有可能会因告密而受到惩罚。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外寻求接触和联系。

我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来自一个瘦弱又年轻的波多黎各男人——我在费城的一次关于饮食障碍的会议上遇到了他。在听到我说“像强暴这种对身体的入侵可能比虐打更容易让人产生创伤”之后，他在会后留下来并告诉我他非常同意我说的话。“我曾经被虐打，也曾经被轮奸，”他说，而这话令我印象深刻，“我可能在任何一天被打。我的狱友给我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并把我租出去，给别的狱友进行口交或肛交——我被迫做所有的事；而他则得到食物和毒品作为回报。我会在这过程中晕过去，然后醒过来，并发现自己正在流血。我假装自己漂浮在天花板上，然后朝下看着我的身体——我就是这样挺过来的。我出来已经九年了，但我还是没办法走进一个全是男人的房间里。”针对年幼孩子的性虐经常是通过口交，他也跟那些受虐孩子中的很多人一样，因此患上了饮食失调，而最终来到了那个会议上。

我留意到，这些男人讲述他们男性狱友和虐待者的方式，和女性描述皮条客和虐待型丈夫的方式一样。他们描述的那种恐惧和依赖的混合听起来是很多人知道的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样的“俘虏型纽带”——人质和挟持者之间的纠绊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就像那个年轻的波多黎各男人说的那样，似乎，那些犯下针对女性罪案的男性却最不可能出现在监狱中——至少是除了谋杀之外的所有事。强奸犯在被捕之前，平均已经犯下了7~11宗强奸案。家庭暴力的加害人通常留在家中，而那些受害者会前往庇护所——当然了，前提是她们运气足够好。

我们不能让监狱继续作为秘密存在。我渐渐开始明白，对于囚犯来说，从那秘密空间走出来是一种进步，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自由的，对于我来说，“进步”意味着要走进秘密里。

比如，当正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听说了“不监狱项目”（Un-Prison Project）。这个项目为在监狱中的母亲们提供儿童书刊，所以，她们可以在孩子探望的时候拥有和孩子连接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她们的心灵也可以通过阅读飞越狱墙，这还能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70%的释囚会在出狱的五年之内回归监狱，但是那些在狱中得到文化水平提高帮助的人中，只有16%会被再度送进监狱。谁能反驳这样的事实呢？“不监狱项目”的发起人黛博拉·蒋-斯泰因（Deborah Jiang-Stein）邀请我和她一起前往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沙科皮（Shakopee）女子监狱。

我们在监狱外见面，两人都很惊喜：我们相互陌生，但是却又因共同的事业而马上变得亲密起来。我曾经读过她的书《监狱婴儿回忆录》，而她也读过我写的东西。我知道她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在被囚禁，并且她母亲是一名毒品成瘾者。她幸运地挺过了戒毒——她从母亲的身体和血液中吸收了海洛因；她同时也幸运地能够和母亲共度生命的第一年——因为她们所在的监狱是一所少见的拥有育婴所的监狱。然后，她被一个犹太教师家庭领养，这个家庭给了她一份名为“教育”的礼物——而她把这份礼物回赠给了如她母亲一般，一辈子都在监狱内外往复的女性。

黛博拉把自己称为多种族人士，而你可以从她那极有表现力的脸庞上发现亚洲的痕迹还有其他事物对她造成的影响。你可以说她是一个普世人（Universal person）：她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童年，因为她看起来和收养她的家庭明显不同，但又没有被告知身世。她也经历了少年时期因为成瘾症和叛逆带来的困难——直到她知道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真实故事。因为秘密的终结，她发现了她的使命。

由于她远比我更熟悉监狱的日常，所以她带着我填表，摘下首饰，把除了室内衣物以外的所有东西留在储物箱里，然后我们经过了金属探测器。当我们最终来到监狱大堂时——令人惊奇的是，那里非常亮堂，非常干净，同时却带着一股抑郁气氛，因为那里完全无路可出——我们看到了五个带着年幼孩童的母亲。我非常悲伤，因为我明白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亲人探访日。黛博拉则很高兴，她明白这个监狱非常罕见，因为它允许母婴探视。因为是周末的缘故，我们进入的第一个大房间里有大概30个女人正在聆听两个志愿者音乐家的演奏。当我问起为什么有那么多空缺座位时，男性狱警解释说，集会必须是小型的，因为囚犯比狱警人数要多得多，所以如果发生暴乱，狱警会被压垮。其实，暴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条规则是为男子监狱制定的——但是这无论如何都是一条规定。

而这一天就是这么过的，有好的，也有没那么好的。这一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区域充满了监狱大厦，它们都被保存得很好，但是本应给一个或者两个女人住的牢房里面，却放了可睡四人的双层床。在这里（同时全国也是），收监的女性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涨了八倍，并主要是因为毒品的缘故。有一幢楼是以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17]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在这幢楼里面，却仍有为成瘾患者提供的戒毒项目，也有给抑郁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提供的治疗项目。那里有一个充实的图书馆，当我们进入的时候，那名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图书管理员正集结了十几个女囚犯，并和她们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聊天。但是，如果美国不是文盲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如果儿童性侵率、家暴率、毒品成瘾率不是那么高的话，那十几个女人或许根本就不会在这里。

然后，我跟二十几个囚犯见了面，她们在参加一个成功的、强竞争性的军事化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增强自信心，并降低回囚率——可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西点军校式的行军和口号叫喊训练。我们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些女囚犯待在一个房间里聊天，直到她们开始主动说话、大笑或敢于直呼我的名字。

我明白了黛博拉把她的生命奉献给把监狱里面的人、事告诉监狱外面的人，同时把友善、读写能力还有任何形式的希望带给监狱里面的人的原因了：她们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注意力和这种被聆听的新颖。把监狱变成令人复原和社区性的地方，完全是有可能的。

我带着希望离开，并和黛博拉一起去了别的监狱，包括男子监狱——她也把她的书籍项目带给了那些监狱中的父亲。我感觉到我进入了一个我想要再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很小的东西都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而那只是其中的一天而已。

就像那通过物体表面下方的磁铁改变可视图案的经典实验一般，如果把处在秘密之中的磁铁移开，自由就出现了。

我想起了布莱恩·史蒂文森的“创造改变的四步法”，这在监狱的秘密世界中如此，在外面亦然：

距离中蕴藏力量。尽量接近那些吸引你的问题。

改变叙述方式。

抱持希望。

乐于做让你感到不适的事。

只有当秘密仍是秘密的时候，它们对人才有控制力。

【注释】

[1] 译者注：什一税是起源于旧约时期，由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

[2] 译者注：“封印”原文为“Sealing”，是摩门教特有的宗教仪式。

[3] 译者注：此名来源于美国电影《雌雄大盗》。

[4] 译者注：此处指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论女性：女同性恋案例的心理成因及其他》一书。

[5] 译者注：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劳工运动者，也是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领袖。

[6] 译者注：原文第一句是西班牙语，第二句是英语。

[7] 译者注：《愤怒的葡萄》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而导致农民破产逃荒的现实主义故事。亨利·方达在由此改编的电影中扮演了主人公汤姆·约德。

[8] 译者注：也译“非法劳工”，此处译作“无身份工人”，乃为规避“非法劳工”中隐含的审判语气。

[9] 译者注：两种都是女性卫生产品的有名品牌。

[10] 译者注：“不问、不说”政策是克林顿对军中同性恋者的政策。赢得大选后，他迫于保守压力，选择了此折中方案。不问，指政府虽不支持同性恋者参军，但军队不得询问服役者的性倾向，也不得在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调查。不说，即只要同性恋者不主动公开，长官就不能试图揭露、驱逐同性恋者。此令于2010年为奥巴马废除。

[11] 译者注：社会福利的其中一种形式。

[12] 译者注：可卡因的游离碱形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纽约、洛杉矶的贫民区。

[13] 译者注：私刑指没有经过刑事诉讼法而对自然人执行体罚或死刑。在美国内战之前，废奴主义者成为私刑的主要目标。战后，私刑被用来威吓自由的黑人投票。

[14] 原注：只有缅因州和佛蒙特州允许服刑期间参与投票。所有其他的州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投票权，有的甚至是永久限制。

[15] 原注：根据独立预算办公室2013年的研究，在食物、住房和守卫方面，每个囚犯每年要耗费纽约市167731美金，而哈佛大学每年的学费是45278美金，即使加上住宿、膳食和其他花费，一年的总花费也不过60659美金。

[16] 译者注：英语中指“吸毒者”一词，从“垃圾”一词引申而来。

[17] 译者注：19世纪美国民权运动、妇女禁酒运动领袖。

第八章　
曾经沧海可再现

我曾想：事情只有这样两种可能：第一种，也是很多人相信的一种，男女之间的平等不仅不可能，也是和人类本质相矛盾的；第二种，却是很多人希望的：在未来的一天，男女平等会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在休斯敦会议期间以及和来自印第安领地的男女朋友们相处了很多时日之后，我想，也许有第三种可能：男女间的平衡在过去曾经存在过；而且对一些人来说，它仍然存在。有这样的人，供我们学习。

当这些新人引领我们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地。

与古人的“连接”

1995年秋天，我到达俄亥俄州哥伦比亚机场，根据指引等着领行李。我将要去一个由美国印第安人科学与工程学协会举办的大会做演讲。这是个全国性的协会，致力于用印第安本土素材来教授印第安土著科学与工程学专业的学生，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不要为了脱颖而出就必须抛弃本土的历史和文化。印第安土著学生更适应合作型课堂而非竞争型的课堂——很多女学生也是这样，不管她们来自哪里——我被邀请演讲的主题正是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如何把课堂以围圈学习的方式来改造。事实上，即使是男学生，如果不是总处于等级环境中，很多时候也会学得更好。这个协会所持的理念就是要提升教育质量。

在领取行李处等了几分钟后，我发现一个穿着防风夹克、身材魁梧的男士倚在墙边。我走过去问他是不是等我的——结果证实是的。他说，举着名字牌等人好像侵犯了隐私，所以他就耐心地等着人群散去。

我们前往会议中心的途中，在岔道口见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蛇丘（Serpent Mound）。我问他，这是什么？他没有惊讶，解释说那是一个古老的地表建筑，这一带领地里很多，这是其中一个。这些丘的形状有的像巨型的鸟和其他动物，有的就是圆圈或者金字塔，还有的跟三层楼一样高，被一百多个很小的、只能从空中往下看的小丘围绕着。现在这个形状像蛇，大概有三英尺高[1]、四分之一英里长[2]，他是这类型中最古老的土丘，可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我来这个领地周游已是第30年了，却从来都不知道关于这土丘的事。我告诉他，我的家人来自南俄亥俄，但关于蛇丘，我从未听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感觉好过一些，他说，他有朋友去英格兰看巨石阵，可当他问他们想不想看美国本地的、比巨石阵更古老的东西时，他们却说不要。他没有话中带刺，而是面带笑容。

因为我问了，他便告诉我，这一带印第安领地到处分布着的土丘，是被用作灵修中心、天文台或者墓地的。大部分都是金字塔型，里面有开口的曾被用作观察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而其他的是平坦型的，建在地表磁力点上，人们把种子洒在上面，据说可以结出更多果实。所有土丘的建造都历经了几百年，人们要把大量的泥土挖起来、运出去，有时留下来的盆地就变成了湖或鱼苗场。而用作墓地的土丘有很多“内涵”，有来自墨西哥海峡的贝壳，怀俄明州的黑曜石，又或者是带有雕刻的、来自卡罗莱纳州的云母，甚至是镶有珍珠的落基山灰熊的牙齿——还有来自加拿大的、用银和铜做成的碗啊，珠宝啊，阿特兰大的乌龟壳，中美洲来的琢刻过的半宝石珠子，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纺织品。这些都告诉我们古代人是如何远途跋涉和从商经贸的。

此时，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说，这些土丘展示的技艺如此非凡，以至于欧洲人简直无法相信那些他们曾认为是蛮夷者的祖先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艺术品。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埃及人曾经住在这里，然后又神秘地离开了，也有人说是中国人，那些第一批航海的人，来过又走了。

我问，那些建土丘的人是不是他的祖先。他回答也许是吧，不过领地里这些遗产和传统都如此混杂了，说不定也是我的祖先。没有人知道这些土丘名字的含义——现在的名字都是根据被找到的地方而命名的：阿登纳（Adena）、霍普维尔（Hopewell）等。大部分土丘都是沿着密西西比河而建，生活在这被称为龟岛的人们拥有的文明同其他文明相比毫不逊色。

突然间，我们刚从一个以哥伦比亚命名的城市过来的事实显得有点儿荒谬，而哥伦比亚是一个糟糕的领航员，他到死的那一天，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这也是这里的人们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如休斯敦会议发言的土著女人说的那样，“本来事情有可能更糟的——他也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土耳其。”他们解释说，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种族屠杀又被历史遗忘，你真需要一点儿幽默感来支撑自己活下去。当我向接我的男士这么说时，他看着我，好像我刚刚才明白他一开始所说的那些话一样。

虽然我一直在怀疑这个耐心又友善的男人是不是被吩咐来接我的，但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轻微提到说，他是其中一个会议组织者。如果路上我没有问他什么，他可能就安心地当司机了。哎，我还说自己知道“等级感”是怎么回事呢。

到达目的地后，我问他：面对我如此无知地问这问那，自己还得模仿只是做开车接人的生意的，他怎么做到继续工作的。

“在印第安领地，”他说，“我们对时间有另一种概念。我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以后还会学到更多。”

当我把这个经历告诉朋友艾利斯·沃克时，我发现她也一直向往去看看。与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爱丽丝的祖先中有土著美洲人。爱丽丝最喜欢的一个历史学家，威廉·劳伦·卡兹（William Loren Katz）曾写道：“欧洲人强行进入了非洲人的血液，但非洲人和土著美洲人的结合则是出自选择、邀请和爱。”她的朋友德博拉·马修斯（Deborah Matthews）正是在这些土丘附近长大的，她的曾祖母就是彻罗基族人。德博拉提出要给我们展示她在童年里学到的东西。

1997年夏天，我离开了纽约的家，爱丽丝和德博拉也离开了她们在加州各自的家，我们相约在一个汽车旅馆见面，爱丽丝和我将住在那里——不过，德博拉的妈妈从临近的家庭式厨房里给我们准备了温馨的食品。她是个慷慨的女人，而爱丽丝会以她的中间名称呼她——木兰。

第一天，德博拉给我们展示了在她小巧别致的家乡纽瓦克市（Newark）的土丘。第一个是圆顶的、长着绒绒青草的地方，有一个街区这么大吧，在灌木丛和废弃物下面，那古式的曲线边缘依稀可见，其实这是一个在公共卫生间旁边给孩童玩耍的开放空间，被工薪阶层的房屋包围着，而那些人家在八月的热浪里就坐在门廊上。第二个是一个在“土丘建造者乡村俱乐部”里的“土丘建造者高尔夫球场”，它就在城外。第三个是大圆弧土方工程，被保护起来，做成了一个国家公园，三十亩[3]地被一幢经过两千多年历史侵蚀、仍然保持着十五尺[4]高的高墙包围着，中心处是四个土丘，形状跟鸟一样，鸟嘴都朝着入口，德博拉说，挖掘它后暴露出的鸟体内其实是一个祭坛，水源探测发现沿着墙的最高处分布着能量线。德博拉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家庭集体外出时来过。“如果我们在墙外冒险、玩耍，”她回忆道，“长辈就会说，跟着那些圈走，它总会把你带回到我们这里的。”

在木兰的厨房里，我们吃着自制的桃子派，并谈论着不同的国家对待自己过去的方式。在英格兰的巨石阵，那里有保卫人员和由磁带录音机的景点介绍陪伴的旅行；现代希腊人在那些历史遗骸之间野餐，和他们的古代历史非常亲密。他们这两种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他们过去辉煌的继承人。在这里，人们从不同的大洲而来，而通过战争、疾病和迫害，他们消灭了90%的原住民。从1492年到印第安战争结束，大概1500万人被杀。一个教皇训谕指导基督教徒去占领非基督教的国家——不然就杀掉所有的住民，不然就“通过永久的奴隶制压榨他们的人民。”从非洲到美洲，奴隶制和种族杀戮都被教会所“祝福”，而使那所谓的“新世界”繁荣起来，从而支持了欧洲的君主们。不管是出于内疚还是认为“原住民不是真正人类”来正当化他们行为的信念——历史被“无人居住的大地”这样的迷思掩盖了。

想着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所接受的教育，在厨房中的我们仨发现自己学习了更多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故事，而不是关于这块我们居住的土地的故事。我们学到了埃及金字塔建造者的故事，但是却没有学到密西西比河的金字塔建造者的故事。

第二天，德博拉开车载我们去了弗林特岭（Flint Ridge），那是一个古代的采石场，曾经生产了打火石——土著人们用以打猎、种植和建造房屋的工具。根据当地传说，印第安人在这个采石场慷慨地赴死，而非被敌人屠杀。

听到这里，我们真需要一些治愈心灵的事情来平衡一下——于是我们在蛇丘找到了我们的治愈物。

这就是了，一条被青草覆盖着的、波浪起伏的蛇丘在一个山谷之上的平原伸展开来。它更像是地球上本来就存在的，而不是人工建造的。从它嘴里的一个地球，或者说一个彗星，到它紧紧盘绕着的尾巴——这个方向曾经被认为是随意的——直到天文学家意识到它的头指向夏至的日落之处，而它的尾巴指向冬至的日出之地。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认为它的历史可追溯到至少两千年前，不是我们原来想的几百年前。这是在这个地方仍存的最大的雕像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跟很多丘一样，如果没有人筹款来保存它的话，它就有可能被破坏——是一个妇女团体帮忙做了这件事，她们来自马萨诸塞州皮柏第博物馆（Peabody Museumof Massachusetts）。

这里有一个小型的木制观景塔，还有来自俄亥俄州的小册子——不过他们关注事实——比如说，蛇丘跟四个足球场一样长——而不是在乎它的意义。在《神圣环形》中，土著诗人、神话学者波拉·冈恩·爱伦（Paula Gunn Allen）解释道：蛇女是神圣精髓的其中一个名字——她“遍及所有，唱着有感染力的歌谣，容光焕发，在意念中进出……她对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生灵来说，都亦母亦父。她是思想的唯一创造者，而思想先于造物而存在。”

在西方神话中，她可能会被和美杜莎（Medusa）相提并论，美杜莎是头发为蛇的希腊女神，她的名字意指有智慧的女人或是女性保护者。她曾经是全能的——直到父权主义以神话中的年轻男子的形式来临了，他把她的头砍了下来。据说是雅典娜让他这么做的——雅典娜从宙斯的意念中出生——她是一个由父权主义想出来的女神，因而无母。对于什么被称为“史前”，也是有历史的。

在我们带来的书里，我们读到了关于早些时候在这里的古墓挖掘：在这里，出土了一对并肩而埋的年轻情侣，他们戴着珠宝和护胸甲，他们的鼻子以铜定型，以在那脆弱的软骨消失之后继续支撑他们鼻子的形状。他们的身体被铜镀的木纽扣和石头包围着，还有十万多颗珍珠。

那一晚，我们在一个学校的健身房加入了德博拉的母亲，她86岁的祖母，和一些老师、邻居一起参加的社区百乐宴[5]，那是对我们的欢迎。和着那慢节奏的幽默和我珍视的温暖，他们谈论起俄亥俄州的小镇历史，而且对我们的兴趣感到非常高兴。德博拉的奶奶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一生，而阿登纳丘可能比我们刚刚看过的蛇丘更为古老。他们回忆起所有的事，从在大圈土方工程上面的浪漫远足到他们感到的与“古人”之间的联结。我们告诉他们那对被埋在铜和珍珠之间的情侣的事，然后所有人都为他们点了一根蜡烛。

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一种我自己都不明白的感觉。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母亲一起去参加了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meetings），也去了公理宗，在那里，我受了洗。我享受了很多次的逾越节[6]家宴，尽管它们已经被研究和诗歌改写为要包含女人了，可是它们中没有一样让我感觉如“蛇女”般不朽而真实。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结束了一趟公路旅行，回家路上，我留意到了一幅涂鸦，它在皇后区中城隧道的顶上以巨大的白色字体写着：车轮碾过印第安之轨。

很快，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涂鸦。我在想：谁在这来来往往的车流之上，爬得这么高？是纽约那些傲慢的年轻艺术家中的一位吗？难道是一位马兰·白兰度（Marlon Brando）式的爱上他者文化的人？还是说，是某个曾经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后裔？

我猜想，这一定不是一条由现存文化留下的讯息。我还没有意识到，一次旅途的某些经历会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还会改变我想象世界可能性的方式。

后来，当我坐在我最喜欢的地方——离我公寓步行非常近的中心公园中那些高耸的、裸露在地表的火成岩之间——我想，很久以前，在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到来之前，谁曾经在这个地方休息呢？谁的手曾经摸过这些石头，谁又曾经看着同样的地平线呢？这纵向的历史感觉比书写下来的历史更加地亲密和有感官感。这些事物，一直都存在，并向我们招手啊，只不过先前我没有留意罢了。

土著女人

在我稍年轻的时候，曾尝试通过采访别的作家的方式成为一个作家——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任务，要为索尔·贝娄做一个人物采访——他记录了芝加哥的多元化历史，是一个饱受赞誉的小说家。因为他不想静静地坐着做采访，所以他带我前往这个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城市，做了一个一日游。我们从一个让人感到有些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旧式公寓大楼房间开始——那里展示了欧洲移民们几世代的生活环境，然后转向一个前台卖开罐器和其他便宜东西、后面则卖钻石戒指的社区商店。接着，我们就去了一个酒吧。在那里，土著美国炼钢工人安静地喝着酒，此时，晨光从软百叶帘外面过滤进来。他们是莫霍克族人，拥有小说家捕捉故事之慧眼的贝娄解释说，他们一点儿都不畏高，所以他们可以在七层楼高的钢梁上行走，同时可以用金属筛子抓住火热的铆钉——好像一种玩命的回力球游戏。他非常赞赏他们的天赋异禀，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对我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加利福尼亚土地里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或是在钻石矿场里面工作的南非男人一样被孤立。

感觉好像是我向宇宙发出了什么讯号一般，几年以后，我在加拿大的一个莫霍克保留地遇见了一些女人。她们住在一个铁路桥附近——那样的生存环境正孕育了这种“莫霍克人无所畏惧”的迷思。她们跟我保证说，莫霍克男人们跟其他人一样畏高，但是他们需要那份工作。那种走铁轨的习惯——走路时一只脚直接放在另外一只脚的正前方——加上面对危险时表现勇敢的传统，可能帮助了莫霍克炼钢工人；可是这样的工作使很多人牺牲过，所以莫霍克女人们请求她们的男人永远不要一起去参与同一份工作，这样可以避免团体的寡妇化和大批孩子失去父亲。如果我没有在酒吧亲眼看见那些男人用酒精麻醉自己——又或没有遇到那些女人——我可能也会相信他们无所畏惧的这种迷思。

怪不得口述历史比笔录的历史更加精确。第一种历史是从真正经历过的人那里开始流传的；而后者则是由那些应该没有经历过的人写成的。

在我上学的课本中，我记得读到过像“印第安人是落后的”这样的标题。那些知识的来源忽略了一种这样的文化：这个文化供给了现代世界可耕种的五分之三的粮食种类；这个文化发展了长链棉花，这使英国的纺织作坊成为可能；这种文化也把白人殖民者们吸引向了印第安文化，完全不同于本杰明·富兰克林深深抱怨的那种欧洲生活方式。就如同让·雅克·卢梭写的那样，“印第安人享受平等和富裕，而欧洲人被锁链镣铐着。”

关于印第安人的迷思总把他们描绘得比他们周围的白人社会更凶残，可是“剥头皮”这样的酷刑实际上是由美国军队发明的，当作给每个杀了印第安士兵的殖民者们的奖赏。在我的童年，好莱坞西部片展示了几位值得尊敬的“野蛮人”，把他们描绘成无畏的战士（可是他们是由非印第安演员来出演的），而先锋女性被抓后的命运，却被描绘成比死还糟糕。因这样的暧昧关系而诞生的“混血人”总被看作想要被白人社会接受的个体，而且，如果她们是女性，她们的性行为方式就一定会被描绘成是无法控制的。

实际上，更典型的事是，感受过集体劳作和土著文化好处的白人女性，会选择土著文化，而非她自己本来的文化。比如说——辛西娅·安·派克（Cynthia Ann Parker）是一位被收养的科曼奇族人（Comanche）[7]，她生下了最后一位自由的科曼奇族首领。后来她被得州游骑兵抓住，但是她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想办法回到她热爱的那个文化中。

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这充满智慧、一针见血地为民族主义正名化的书中提到的那样，“意识中的所有意义深远的改变……都伴随着典型的记忆缺失。从这样的缺失中……春天便开始叙说它的故事。”

就连隧道上的涂鸦，都可以带你进入一次永不完结的旅行。

回想起休斯敦的全国妇女会议，我意识到不仅是在全国大会上，而且在为全国大会做准备的两年旅行和各州会议中，我都学到了很多。勒唐纳·哈里斯（Ladonna Harris）是一位广受喜爱的科曼奇族社会活动家，用她的话来说，“部落的美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同时，她也和华盛顿有一个罕见的联系。她曾经嫁给弗里德·哈里斯（Fred Harris）——他是她高中时的恋人——通过她的帮助，他成为了一位代表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有的人开玩笑说，她是该州的第三个参议员，[8]因为她在组织活动和教育人们关于土著的议题上如此活跃。

为了让年轻的土著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也为了把知识带到美国的其他地区，勒唐纳成立了“美国促进印第安人机会协会”（Americansfor Indian Opportunity）。这个协会有一个“大使计划”，旨在训练年轻的女性和男性谈论并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发声。这样的协会和计划在主流人群中创造了更多对土著文化的理解，同时，也为正在成长的新生代领袖们创造了信心——后来，其他国家的“第一民族”组织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可是，就像她告诉我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个任务经常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解释：“我们还在这里。”

勒唐纳让我想起了我在印度遇见的人们——他们自来的文化比我历史书中提过的都古老。像他们一样，她也有“双重意识”：这是一个由杜波依斯（W.E.B.Du Bois）发明的说法，它用来描述美国黑人们内心经历了感受到个体的独一无二，可是却被外界的“种族主义凝视”笼统概括了。不知怎的，勒唐纳把事情的角度完全转换了，她全然地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可是她又把她的土著文化意识带到了这个世界中，然后把自己转换成了两者的桥梁。跟勒唐纳相处代表着我会感觉到更大跨度的历史；同时把人类和自然连接起来，而不是分离；又珍视那些永恒的品质——比如精神性和幽默感。最后的这一点对勒唐纳和在印第安领地里的其他人来说都如此地平常，以至于我在想，“雪茄店印第安人”（Cigarstore Indian）[9]这种看起来坚忍而呆板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在我们和委员们一起召开的许多会议中，她像我在多年间遇见的许多土著人一样，有一种能够在严肃中找到讽刺和幽默感的罕见能力——反之亦然。

我明白，勒唐纳作为国际妇女年委员会35位委员之一，相当于对全国的土著美国女人都发送了一个信号——否则，她们会认为她们不被欢迎来参加州会议。你不知道这是多么地罕见，他们占小于人口百分之一——至少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那臭名昭著的不完全统计来说[10]——多于500个部落和民族的人组成了美国最小、最贫穷、最少接受正式教育的群体。这些民族非常多元化，规模大小不一：从最广泛的纳瓦霍族保留地——它延伸跨越了好几个州——到最小的一些小于二十亩[11]的保留地。虽然他们如此地多样化，但是它们都面对共同的困难，比如跟还没有完全地遵守过任何一个协议的联邦政府打交道，得到对他们自己孩子的教育权和其他待遇的控制，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因采油、铀和其他资源而被剥削——还有许多。比如，保留地的女人们经受了性侵的痛苦：这里的性侵率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那些非土著的男性——他们同时也是大部分性侵犯的施暴者——却不受部落警察或部落法律系统的制裁，并总是被更大的法律系统忽略。

从来到会议发言的安静、朴素又经常表现得犹豫不决的土著女人身上，我才知道，原来有好几个世代的印第安家庭都被法律规定，逼迫他们把孩子送到税收资助的基督教寄宿学校学习，更别提政教分离了。在19世纪建立这些学校的人创造了这样一句口号：“杀掉印第安人，拯救人类。”他们把孩子从原来的家庭中剥离，让他们失去名字、语言、文化，甚至他们的长头发。他们教这些孩子学习以打败把他们的文化作为进步标准的历史。通常，这些孩子都被迫进行劳作，并且营养不良，还会遭到身体和性暴力。后来，在几个学校被关闭之后，周围的土地就建起了因挨饿或被虐待而死的孩子的坟墓。最令人伤心的是，在印第安寄宿学校中，两个世纪的儿童虐待似乎使印第安家庭中惩罚性的育儿方式和性暴力看起来是正常的事。童年时代的模式被重复——因为它是我们所熟知的模式。即使当学校较为人道时，教授土著语言、信仰土著宗教都还是非法的——这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结束。

听到这些故事，我想起了伟大的甘地主义者、小说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说的话：“经年累月，我们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一直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这正是杀我们的凶手想要得到的。”

在印第安领地，有这样一种信念：一次暴力行为，要经过四代人才能使伤痕愈合。像这样延续了很多个世纪的暴力行为都还未被美国人所知或者重视，更别说使伤痕愈合了——这个国度可能会继续重复它暴力的童年——直到我们找到伤痕所在，并努力使它愈合。

我开始感觉到，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无知：对这最古老的文明可以教会我们的事情充耳不闻。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来自“全红色民族女性协会”（Womenof All Red Nations)[12]的年轻女性对我解释：土著民族通常是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部落的身份通过母亲传承，丈夫加入妻子的家庭，而不是相反。“母系”不代表“母权“——”父权”

假定了某个团体必须占主导地位，这是想象力的失败——相反，女性和男性的角色不同，但是被灵活、平等地赋予了价值。女性通常主导农业，而男性主导围猎，没有说哪一种比另外一种更重要。

女性通常能够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有的时候，土著女性在会议后上前跟我说话，她们列出那些用于避孕或终止妊娠的传统草药——不管这些是否还在被使用。她们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印第安医疗服务机构承认，几千名土著妇女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施行了绝育手术。有的人把这称作旨在接管印第安土地的长期战略，而其他人说这跟在南部为黑人女性做绝育手术是一样的种族主义行为。美国印第安运动中的传统主义者和年轻的激进派都把它称为“缓慢的种族屠杀”。它也夺走了女性的终极权利。

我发现，土著语言、彻罗基语和一些其他语言——跟孟加拉语和一些古老语言一样——没有性别化的代词，如“他”和“她”，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即使“首领”（chief）这个概念——一个法语源的英语词汇——也反映了一种欧洲的假设：必须要有一个男性的、如国王般的领袖。实际上，“核心会议”（caucus）这个来源于阿尔冈琴（Al-gonquin）[13]语言的词，则更好地表现了层级的围圈谈话，还有公共管理和统治的核心：目标在于找到统一意见（consensus）。男性和女性可能会有不同的职能，但是最重要的是平衡。比如：男性在会议中发声，而女性负责指派并且把消息递交给发声的男性。

对于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找到了很多非土著人的证言。比如，在美国建国初期，土著学校中的白人女教师写下了“感觉在部落社区里比在自己的社区里更加安全”这样的话。民族志学者们和记者们也描述了强奸案的罕见性。虐待女性和偷窃、谋杀并列，是一位男性不可以成为酋长——也就是智慧的领袖——的三个原因之一。任何被禁止的事情一定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但是欧洲人对它的罕见性非常惊讶。对此，我发现了这样的证词，比如詹姆士·克林顿将军——他可绝对不是他捕杀的那些印第安人的朋友——在1779年写道，“这些野蛮人虽然坏，但他们从来没有亵渎女性的贞洁，（甚至）对监狱里的犯人也没有。”

在加利福尼亚，我和一个教授坐在一起吃午饭，还有来自这个州一些部落的几个女性——她们比任何人都更土著。所有人都同意，人类组织的范式是围圈，而不是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而这样的围圈范式是有可能再现的。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种通过“连接”而非“等级”来组织的范式。好像我一直假定着的是反方一样——然后突然发现我自己在一个被热情欢迎的世界里，好像一个人把脚放在陡梯上，然后突然发现它其实是平地一样。

但是当来自新墨西哥内湖省（Laguna）的法律学生抱怨她的课程没有引用、说明易洛魁联盟是美国宪法的模型——或者解释说，这个仍然存在的联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主制度——我想，她是太浪漫化了。但是我读到了关于宪法会议的事，发现本杰明·富兰克林确实引用了易洛魁联盟作为模型，他非常了解联盟成功地把土著民族团结到一起，但是仍然允许当地的自治。他希望宪法同样在十三个州的联盟中做到这一条，那是他为何邀请两位易洛魁男性到费城作为指导人的原因。据说，易洛魁指导人们问的第一批问题中的一个就是：女人们在哪里？

不像土著模型，国父的宪法允许了奴隶制和私有财产，还有对女性的排斥。但是就像这个模型一样，宪法颠倒了曾存于欧洲的所有制度——从古代希腊到英国《大宪章》——它把力量放到了人民的手里，创造了从当地到联邦的、有层级的谈话围圈，把军事权力和民事权力分开，并废除了君主制和世袭制。在我看来，美国人至少应该说声谢谢。相反，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民主是古希腊发明的，可事实是古希腊有奴隶制，也一直把妇女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公民身份也被等级所限制。

当印第安民族在20世纪70年代被教育关于“民主”的概念时，土著女性发言人语带讽刺地说，“我们印第安人可能是这个国家唯一理解你们的公共管理形式的公民……这个形式是从易洛魁联盟复制过来的。”

《女士》基金会里的巾帼英雄

在休斯敦会议以前，我为《女士》杂志妇女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组成的多元化经历和地理分布感到很骄傲。在休斯敦会议之后，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们的理事会里居然连一个来自印第安领地的女性都没有。

就这样，我开始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后加入我们的四位女性一起密切地工作——自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不正式的方式继续着这份事业。她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任何其他领域的成功者，可是她们却选择了继续在这个以传统标准来看既边缘化又使人贫困，还有消失的危险的领域。她们每个人的父母都有一位是印第安人，而另一位不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也能让她们在传统领域更容易成功。她们选择留在这份事业里，努力挣扎以证明一种价值：温暖、关联性、平衡还有对自然世界的感觉的价值。我只知道，有她们相伴，我被神奇地充分理解了，并且充满希望。

雷娜·格林（Rayna Green）使我们生机勃勃的委员会会议变得更加充满活力。作为一个彻罗基族作家、民俗研究者、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印第安项目中的人类学家，她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把我们的工作延伸到了新的地方。还有她那淳朴热情的幽默感，多亏了她，我才开始知道了“恶作剧精灵”（the Trickster）这一形象——这在土著神话中是很常见的形象，它是一个哪里都可以去，经常跨界、做出有悖常理事情的精灵。不像弄臣[14]和小丑——他们活在一种等级制的底层，只以逗笑国王为生——“恶作剧精灵”是自由的，它是一个反常现象；它打破边界，以此让我们发笑，而笑声则传递了神圣。在土著灵修中，有这么一种信念：如果我们之前没有笑，则不能祈祷。因为“恶作剧精灵”有时候是女性，也是自由空间和道路之灵，我开始感到我找到自己的图腾了。

比如，不管何时，当我和委员会上的其他人过于详细地解释一些不平等情况，又或是用一种发现了新大陆的口吻讲解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时，雷娜的幽默总会使一切又重归平衡。当她五年后离开委员会的时候，她留下了一句我过后才会明白的话：女权主义是记忆。

多亏了波拉·冈恩·爱伦，我才最终理解了这句话。“女权主义者通常过于相信，”她写道，“没人曾经经历过那种赋权于女性、并且是通过制造基础规则和文明来赋权于女性的社会。女权主义界因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曾经存在过，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很可能会很迷惘，可能产生分隔，也可能浪费太多时间。”

她的总结非常简洁又激动人心：“压迫的根源是记忆的缺失。”

下一个到达的是威尔玛·曼基勒，她是我一直很景仰，但从未见过面的人。她是第一位被彻罗基部落选举为代理酋长的女性，并且很快就会被任命，代表酋长完成他的任期。两年之后，在1987年，她将成为在现代第一个被选举成为酋长的女性。

威尔玛帮助他人找到自信的天赋——通过创造独立，而非依赖——正是《女士》基金会需要的智慧。她既然能让这样的奇迹在印第安领地这一经历了失去生命、土地和尊重的地方发生，她也一定可以帮助多元的妇女和女童找到她们的力量。

在我和她共进午餐，谈论她加入《女士》基金会的事之前，我曾经听说过威尔玛进行的艰难而先锋的工作，所以我对眼前这位女性的安静、温暖而又善于聆听感到非常惊讶。很难相信她比我小11岁，而她的智慧要深邃、成熟许多。我感觉到，我好像被一棵强壮而长生的树庇荫着。就光是跟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自己很难做到不真诚或华而不实。她的幽默感不经常出现，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它来得跟天气一样自然。比如，当有人真诚地对她的名字感到好奇时，她会解释说：曼基勒[15]是给予村庄保卫者的世袭称号。但是，当很多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问她的时候，她就会面无表情地说，“那是我赚来的。”

在很多委员会会议和晚餐之中，我知道了她的父亲是一位血统纯正的彻罗基族人，而母亲则是荷兰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她在11个孩子中是老六。她母亲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是她母亲陷入了爱河——并永未回头。

威尔玛人生的第一个十年在她父系祖父的土地度过——在俄克拉荷马的乡下，叫曼基勒平原。这是他从“泪水之路”（Trailof Tears)[16]得到的分配地——那是1830年那臭名昭著的强制驱逐，使彻罗基人丧失了他们原本在乔治亚的家乡。在这条长征路上，三分之一的男性、女性和孩子因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真得“感谢”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彻罗基人的土地被留给了白人农民——这些人使用奴隶的劳动力在这土地上种植棉花、开采黄金。

曼基勒平原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是，那里有一条小溪，溪岸上长着草药，有好几亩的树林供人探索，有一个种满了足量应付过冬的水果、蔬菜的花园，还有许多可以和她的兄弟姐妹一起在灯笼的光亮旁边玩的游戏。只有当白人教会的女人来到他们家，给他们分发那些别人捐助的衣服时，威尔玛才理解到：她的家庭被看作是贫穷、需要救助的。她一直都很厌恶“上帝保佑你的心”和“可怜的宝贝啊”这样的用语。

然而，华盛顿曾经多次试图通过迁移和同化来“主流化”土著美国人——当然也是要把他们驱离那些很有价值的土地——她的父母被劝说迁移到三藩市，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在她十岁的时候，威尔玛突然发现自己在城市安居工程的住房中过着一种困难生活——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电话或是室内水管道工程，也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地方的情景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尤其令人惊奇的。当时，如同她回忆起的那样，就像是“降落到了火星上”。尽管在学校里，她因为与众不同而平添了许多麻烦，又尽管她的家庭需要通过父亲所得的一点最低工资来为生——他们在和另外一个迁移家庭一起建立的印第安中心找到了他们的社区和支持。

当她的父亲成为一个码头工人时，威尔玛开始在餐桌边学习到关于组织工会的事。这样的工作不对女孩开放，所以她上了当地一个大学，希望成为一个社工。然后，就在她18岁生日前，她跟一位从厄瓜多尔来这里学习的年轻男性相爱了。到她21岁的时候，她已经结婚、并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希望她成为一个全职妈妈。

当威尔玛和我开始以朋友身份相处更多时，她谈论起她曾经看着她那位年轻的丈夫，并且全心地希望她可以成为他想要的那种传统妻子。但是她同时也希望成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藩市、在她身边全面爆发的政治社会运动的一分子。她继续学习，以得到学位；同时，她参与了对阿尔卡特拉兹岛长达19个月的占领运动——阿尔卡特拉兹岛是一座联邦拥有的岛屿，同时是一座废弃的监狱，它本应重归印第安人所有。这场对社会运动和共同体的体验，最终让她感到跟自己的生活重新建立了连接。

在1974年，威尔玛和她的丈夫分开了。她继续上大学，并且从其他单亲妈妈身上得到支持；可是，她仍然感到跟她自己的土地相距甚远。在1976年的夏天，她离开了舒适的家，用她最后的钱买了一辆红色小车，带着她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前往俄克拉荷马以及曼基勒平原。

她们家曾经拥有的房子在好几年前就被烧毁了，而她们就在祖先传下的土地附近的一个湖边，于车内露营。那块土地是威尔玛的父亲无论多穷都不愿卖掉的土地。威尔玛和她的女儿像她儿时那样游泳、抓鱼，收获野生的食物，她们学会了通过观日象而得知时间，在灯笼的光亮旁玩拼字游戏，并且在篝火旁听从一个便携式收音机里飘出来的音乐。威尔玛说，自从她离开那片土地之后，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如此自由——而不是由于没钱、没家而感到不安全。这让我意识到她和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结，有多么强。

后来，她在附近找到了一座废弃了的房子，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并且在塔勒阔（Tahlequah）的彻罗基部落申请一些最基础等级的工作。一开始她收到了几封拒信，不过后来，她就被聘用，专职写作经费申请提案。她不仅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努力工作，而且还开始展现她在组织社会活动方面的独特天赋。通过尊重和相信他人的自主能动性，她把他人从被动和绝望中拯救出来。那是她又长又崎岖的、走向领袖之路的开始。

三年以后，威尔玛驾车走在一条荒芜的乡村道路上，并经受了一场正面撞击的车祸。她的身体被压倒，差点就没有撑过来。她后来才被告知，另外一辆车上的司机是一位女性——她当场就死了。

威尔玛坐上了轮椅——本来，她有可能在剩下的生命里都坐着轮椅。在17次手术——加上一次重症肌无力发作之后——她才开始重新走路。即使在那时，她也必须要一条腿穿着一个从膝盖延伸到脚踝的金属支架，同时忍受肿胀和疼痛，还需要特别定制的鞋。

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遇见对方很久之前就发生了。她飘逸的裙子盖住了那支架，而她的冷静掩盖住了疼痛。我不可能猜到任何一点的。

和查理·索普（Charlie Soap）这位曾经能够讲流利的彻罗基语（威尔玛不能流利地讲）、并曾为部落工作的纯血统彻罗基人一起，她启动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计划：尝试为贝尔的住民改善生活条件——贝尔是一个被孤立的乡下社区，只有大概300户人。这是一个如此贫瘠又令人绝望的地方，以至于任何一个逃离了这个地方的人都为提及自己来自这里而感到羞愧。

因为威尔玛耐心、尊重人、愿意聆听，并且理解——她理解人们只能通过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而得到自信心——所以，她慢慢地说服那些家庭，直到他们足够信任她而去参加一个社区会议，然后他们一起决定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威尔玛以为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学校，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的东西——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自来水。他们一直在通过一个泵和每日提桶挑水来为生。要连接到主要的水源，就代表着要挖长达十八英里[17]的壕堑，把巨型的水管放在里面，并且给每个家庭都连接上长达两英里[18]的小型管道。威尔玛告诉他们说，她会去筹钱，并找到那些器材——但是他们必须自己动手来建设这个工程。

没人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是威尔玛带给他们的信念提升了他们自救的希望。整个家庭，从孩童到老人，一起挖沟，把水管放下去。整个工程维持了14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月份，但是最后，他们创造了两项成功：自来水，还有一个充满自信而非绝望的社区。这实在是个壮举，以至于哥伦比亚卫星电视新闻都报道了它，全国上下的人们都被鼓舞了，世界上其他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也看到了——要知道，贝尔曾经是跟这些地方十分相像的。[19]后来，威尔玛和贝尔的故事被制作成了一部专题电影，叫《彻罗基语里，水怎么说》。

查理和威尔玛就是在这漫长的挣扎中连接到一起的。在1986年，她加入《女士》基金会委员会的那年，他们结婚了。

有一次，在一场艰难的《女士》基金会会议之后——有太多来自强奸紧急干预中心的资金申请计划书，而能给她们的资金却太少——威尔玛告诉我了一件她自己都还不能处理的事。在三藩市，她居住的安居计划房屋附近的一个电影院中，她曾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性侵过。她当时在跟他们聊天，因为她对居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跟她讲话而感到高兴——然后，她就被背叛了。她没有告诉她的父母或者朋友，她也没有告诉我更多的细节。这样的经历感觉太严肃、沉重，又仍未足够被重视，只有在一个妇女组成的围圈谈话中，倾听到相似的故事，她才意识到她并不孤单，那不是她的错，而她可以说出来。

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她同意加入我们是有原因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当她、查理跟我在墨西哥与艾利斯·沃克一起度过一个冬季假日时，我再次想到了这件事。在这次假期结束之前，威尔玛安静地对我们说，“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和对我毫无所求的人们待在一起。”这让我得以一窥威尔玛曾经为这群长期不被允许自治的人们争取领导权而付出的代价。

在1987年，她着手竞选彻罗基部落的首席酋长——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事。在现代，没有过任何一位选举产生的女性彻罗基部落酋长，而且很多彻罗基人开始假定男性领导权和基督教以及从商店购买食物一样，无法避免。在很久以前，彻罗基部落委员会的女性长老会选出领袖，甚至决定是否开打一场战争；与华盛顿的条约必须被女性、男性长老签字才能被认可，这些部落的官方行为却被无情地嘲笑为“裙子政府”。有的现代彻罗基人仍旧害怕这种嘲笑，或者认为一个女性无法在华盛顿代表他们的部落，又或者两者皆有。

她的选战集合了遍及全州的选战中所有的复杂性，同时还多出了联系处在俄克拉荷马以外的州，或是别国的已经登记了选民资格的彻罗基人的必要性。我在助选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角色——就跟在筹款活动上的角色相似，甚至还出现在了一个电视广告里。但是最后，威尔玛因她帮助他人自救的历史（就像在贝尔）而赢得了选战，还有，因为难得投票的彻罗基族传统主义者们把她的领袖能力看作了过去的平衡互惠关系的回归。

在那之后，我看着她安静地穿州过镇，造访一个个农村社区，打下一次次华盛顿游说的漂亮仗，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供水系统、青年计划和后来成为其他农村地区例子的医疗保健计划。渐渐地，她把彻罗基部落从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分配的状态，变为了几乎完全通过社区运营的商业而独立起来的领地。为了表彰其他土著女性领袖，她采访了许多人，并写进了她的书《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当代土著女性反思》之中。

在1991年，她以前所未有的82%的高票再次连任当选。在1994年，比尔·克林顿总统邀请所有土著领地的领袖在华盛顿会面，那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几乎完全是男性的团体把威尔玛选作了两位发言人中的一位。

六年之后，我陪着威尔玛前往白宫，并且亲眼目睹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为她颁布自由勋章——那是一个平民的最高荣耀。

她站在那里，强壮、友善，一点儿也不被另一位国家领导人所震慑——我不是人群中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她可以做总统。我又想，在一个公正的国家里，她会是总统的。

威尔玛在委员会里的最后一年中，她和瑞贝卡·亚当森（Rebecca Adamson）——一位腼腆、瘦削而又充满吸引力的女人一起任职。瑞贝卡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研究草根经济的专家。她比雷娜和威尔玛都要年轻，并且和她们不同，她能起来强制自己打败自己的腼腆。她有通过最不起眼的细节来理解所有事物和最挑战人的经济理论的天赋。这让我想起了那些20世纪30年代的、理想的、工薪阶层的知识分子。

不像雷娜和威尔玛，瑞贝卡完全是在印第安领地之外长大的。她通过在斯莫基山脉（Smoky Mountains）度过的夏天被拯救了——那是她的彻罗基族祖母居住的地方。瑞贝卡在那里发现了一种让她感到有家的感觉的生活方式。最后，她从大学退了学，成了第一位印第安管辖学校委员会联盟聘请的员工——这是一个拥有远大目标的团体——他们希望改革那些虐待或者羞辱印第安孩子的学校，不管他们是由宗教团体、印第安事务局还是当地的校委会运营。从瑞贝卡的经验来看，在免受针对印第安学生的羞辱、虐待的学校上学的权利，就如同在南部登记选民资格和投票对于黑人的意义一样——这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运动的开端。因为偏见和权力，瑞贝卡不止一次地受到生命威胁。

到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结束了半工半读，拿到了大学中的经济学高等学位，并且开始为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土著群体做指导。她有一种能够让别人理解的天赋——这是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组织家的标志——她甚至曾经写了一篇关于保留地生活的文章，题为《肥沃的土地、贫瘠的土壤》。她也把她的社会活动组织目标简述为几个词的口号，印在T恤上：发展——加上附加值！

直到瑞贝卡请我到南达科塔的“粉领保留地”附近参加一个两天的社会活动家会议时，我才真正明白了“附加价值”的意义。我的角色是分享村庄水平的甘地主义经济模式的知识，还要分享那些低收入的、靠福利过活的女性如何通过《女士》的支持，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运营的小型生意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会上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会议在南达科塔荒地附近一个被部落拥有的小型汽车酒店召开，目标是要商讨出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经济世界里取得公共的经济成功。

整整两天，我们通宵达旦地进行着这个轻松又严肃，理性主义又实践性强的讨论。我留意到每个人都如此认真地在听，而且人们在发表讲话的时候，没有加入过多的自我意识。每过一会儿，拉里·埃莫森（Larry Emerson）这位纳瓦霍族教育家和伯吉尔·基尔斯·斯特雷特（Birgil Kills Straight）这位来自沃格拉拉苏族部落（Oglala Sioux Nation）的拉科塔传统主义者（他是第一个雇佣瑞贝卡进行学校运动的人）则会讲话，他们有时候会在黑板上用绘图来表达他们的评论，然后他们又会开始聆听。他们二人看起来都不必通过说许多话来表明他们所知甚丰，或是赞同或否认别人说的话，又或是掌控权力。我花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些男人只在他们需要表达意见的时候说话，想到这里，我差点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在那些会议中，我学会了即使经济学的图表也不一定是线性的。我们的图表是一个同心圆的嵌套，我们通过那一层层圆来估量一个企业的价值——从个人和家庭的，到社区和环境的。我意识到，瑞贝卡和她的同事们在尝试做的事，不亚于改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美国和很多国家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数据学框架。比如，一棵树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估价或是售价；但是如果它被卖了，被砍了，在总账的收方那里却没有计算氧气的损失量、播种的损失或者对于社区和环境价值的损失。这个团体是在发明一个新的方式来衡量利润和损失。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几天要结束之时，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了经济学，原来一张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20]真的可以是关乎平衡的。

费思·史密斯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奥吉布瓦（Ojibwa）[21]教师，她在瑞贝卡之后进入了委员会。她安静、沉稳，又带着古典般的美丽，她代表着在城市并拥有多部落体验的土著人。为了让城市中的土著学生能在一个教授包含他们自己历史的大学上课，她帮助建立了土著美国人教育服务大学。那是一个小型的、私人的、印第安人领导的可颁布学位的教育单位。在这里，学生的年龄从17岁到70岁都有。

她告诉我说，只有10%进入主流教育单位的土著学生可以坚持到最后，得到学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处于一个学术版本的世界中，而那个版本里没有包含他们的体验，甚至没有包含他们的存在。而这个大学有70%的毕业率，同时有20%至30%的研究生升学率。

当我去芝加哥的这所大学看费思的时候，我们和学生们一起吃午饭，学生们告诉我说，在别的学校，他们感到他们被迫在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教育和将他们包含在内的社区中做选择，可是在这里，他们可以两者都选了。

这次午餐本身就是一堂课。学生们解释说，食物是世代的标志。他们的祖父母和其他在二战之前出生的人曾经住在这个国家，并吃过传统的土著食物——那种导致殖民者们写信回家告诉家人说印第安人多么高大、多么强壮且健康的食物。然后好几世代的人们住在保留地，依赖于政府的配给和精炼糖、油脂、白面粉还有交易站的酒精，这导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酗酒和糖尿病发生率则上升。每个现在在洒满阳光的多功能教室里吃健康食品的学生都有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正在做透析，把亲戚带到医院或诊所已经变成家庭活动了。

我可以看到，费思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榜样。比如，她是这个大学的校长，可是每当现金周转出现问题，她就把自己的工资降到和其他教师、守门人一样。她的身体状况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她过度工作，但是健康而瘦削，她是证明“可能性”的鲜活例子。在午饭室墙上的标识很好地做了总结：

你不能通过思考让自己活得对，

你只能通过生活让自己正确思考。

——部落长老

关于土著文化的故事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就会问及在那里曾经长期居住，或者是仍然在那里居住着的人们的垂直历史。我尝试不要做没有包含印第安人例子的演讲，就像我们在这个如此多元化的国家，也努力不要忽略其他种族群体一样。这就像行善一样，你最终总会有回报——得到新知识的回报。

● 在我过去上大学的城市——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我在一场巡回书展中尝试问关于土著文化的问题。一位非常老、看上去不修边幅、坐在书店最后排的白人男性说他听说附近有些被遗弃的土地，在那里，地表每隔几尺就会出现奇怪的巨大隆起物，就像庞大的橡皮浴缸垫一样。他们应该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存在，而且应该是印第安文明的种植技术。

我请求史密斯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提供帮助，然后发现，这些隆起物是“栽培地”（milpa）。它们是地表的小高地，在那上面，他们种植互补作物，不像列植——列植容易导致雨水径流和水土流失，这种圆球模型可以保存住雨水。每个小高地上都种植了“谷物三姐妹”中的一种——它们是印第安农业的主要作物：玉米、豆类和南瓜属植物。玉米为豆类提供了茎干，它们可以顺着上爬，同时，它也给脆弱的豆类提供了庇荫；南瓜类作物对土地的覆盖使它变得稳定；而豆类的根给土壤释放了氮，使土壤保持肥沃。作为最后的一步，万寿菊和其他天然杀虫剂被种植到每个凸起小高地的周围，不让有害的昆虫靠近。总体来说，这个系统如此完美，以至于当某些中美洲国家太过贫穷，无法用机器来采取线植方式、没有人工杀虫剂、没有农业综合企业中的单一作物时，这样的“栽培地”已经在四千年内稳定地保持收成了。不仅如此，“栽培地”模式可以在森林里施行，不必把树砍光。最多，移开一些树枝，使阳光透进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世界上3/5的谷物在美洲发展的主要原因。

● 我在俄克拉荷马州参加一个“年度女性”的午餐会，它旨在表彰女性商业领袖。在这个城市，要问关于印第安领地的事，看起来不是一个好主意。它如此地保守，以至于当地的主要报纸会把圣经的引言放在头版上。还有，我被为《女士》杂志做筹款倡导的事弄得分心了——这个筹款将决定《女士》的命运。它短暂而偶然的所有人正威胁要把杂志社关闭，除非我们很快地提出买价——这是一种勒索的形式，因为他知道《女士》的员工太爱这本杂志，因而不会让它倒闭的。

在午餐以后，一位西服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的中年女性告诉我，她祖母告诉她的故事正困扰着她。一个俄克拉荷马州的采矿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唯一的目的就是采探进印第安人的古坟里进行抢夺。当地的报纸把他们的“所得”与埃及古墓出土的宝藏比较，这样的描述引诱了文物搜集者们，并且把这些古坟弄得离当地的印第安家庭更加遥远——那里埋葬的可是他们的祖先啊。这个公司环国旅行，出售掠夺来的文物——从跟剑一样大的燧石刀，到铜碗、做得像动物一样的管子、嵌进珠宝里面的贝壳、珍珠——把所有的东西卖了换几美金甚至几美分。因为他们认为像衣服或者木制品这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市场，于是他们把这些都堆起来，埋了。

过了好几年之后，俄克拉荷马的立法机关才向考古学家和土著家庭的愤怒低头，最后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对古坟的掠夺。为了报复，那个采矿公司把炸药埋到那些古坟里，把它们都炸了。

我会铭记在俄克拉荷马的这一天——记住那复仇的炸药，还有祖母的重要故事。当我回到酒店房间时，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铭记这一天的原因。一个我从来没见过、却深深关注《女士》命运的女人打电话来说，她会帮助我们，买下《女士》，让它解除束缚，这让我们欢欣异常。作为十几个女性投资者的最后一个，她让《女士》的继续变得可能了。

她又说，在俄克拉荷马城找到我实在是一个偶然——这是她家人曾住的地方，也是她长大的地方。她是那个拥有在头版上登圣经诗句的俄克拉荷马城报纸的保守家庭的女权主义孙女。她逃离了俄克拉荷马——带着俄克拉荷马土地的精神，而非那份报纸的精神。

● 我一直都在亚利桑那州公开演讲。在那里，我被莱斯利·西尔科（Leslie Silko）这位来自拉古纳普韦布洛[22]的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邀请共进感恩节晚餐——她的写作看起来能把所有的年代和所有生物都连接到一起。我对她的了解，只是通过和她，加上她的编剧拍档——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 Murtry）一起在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度过的奇怪周末中得来。我们曾经见面，谈论一部可能可以一起制作的电影项目，但是一直都解决不了怎么编剧的问题。作为补偿，我们买了具有异域风情的牛仔靴。

晚餐是和莱斯利，以及她的妈妈一起在她家进行的。那是一个被太阳曝晒的木制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从沙漠中长起来的一样。晚饭后，莱斯利送给我了一份值得记住的礼物：她让我骑她的一匹印第安马。当我们让马自己缓行时，我发现了一件事，原来在中西部的“蛇女”，在西南部这里被叫作“蜘蛛女”——但是她是源于同样的创造和能量源头的。我想起了莱斯利小说《仪式》第一页上的“蜘蛛女”。她是思想之女，给事物命名，并把它们制造出来。于是，我开始觉得蜘蛛应该成为作家的图腾，因为蜘蛛和作家都独自走进一个空间里，并且从他们自己的身体里纺织出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

在这次骑行之前，我一直觉得靠近海洋的感觉会更好，可能因为海滩在我的童年旅途中总是一个目标，又或者是因为我在中西部绿色辽阔地带的经历总是寒冷而孤单的——海洋是自然中那部分让我感到非常享受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幅员辽阔的象牙白到米白，米白到玫瑰色的沙，这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只要仔细看就会看见精巧绝伦的植物生命的宇宙——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在傍晚的余光中骑马时，在面前展现。

我尝试对莱斯利解释——虽然坦诚对这片自然的一丝丝不快都让我觉得有愧——这可是她感到如家一般的地方。可是，我又非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篇远离海洋的自然中，没有想起任何关于我中西部童年的不快和悲伤。

“嗯，当然啦，”莱斯利说，“沙滩曾经是海床呀。”

突然，我好像有一瞬间看到这片土地变成有生命的物体，在它自己的时间长河中转变——就好像莱斯利看到的那样。

显然，哥伦布从来没有“发现”美洲，不管什么意义上，他都没有。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早就在这里了。

女酋长逝世

威尔玛不能第三次竞选首席长老了，她被诊断患有癌症，必须开始化疗。我知道她害怕要定期去医院和连续几周在门诊输液，她已经在医院中花费了生命中的太多时间，而且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她以前生病的时候，两个女儿诚心诚意地陪伴着她，但是她们有工作，并且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我问威尔玛她会不会愿意让我跟她一起待在波士顿，而不是按照预想的去澳大利亚，因为我可以轻易地下次再去的——我希望，但是不相信这个总是坚强的她，会说“好”——但是她居然同意了，在她给过我的所有礼物中，这份是最棒的。

威尔玛和我住在她朋友的一个旧式大房子里，她们夏季刚好不在。每个早上，我们一起去医院，在那里，化学物质慢慢地被注射到她的血管中，然后，我们回到家看租来的电影，包括每一集海伦·米伦的《头号嫌疑犯》，那里面描绘了女性的坚强和复杂，威尔玛很喜欢。

对我来说，跟威尔玛一起在波士顿度过的几周时间，变成了一节课——她的希望是要保存好她口中所说的“道”，让它保持生命力，等到未来那一天——现今对毫无节制和等级制度的狂热向内爆破。威尔玛说，很多土著人相信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有一天会抖抖肩膀把一直在破坏它的人类甩下来——然后一切重新再来。如果想象一个不那么灾难性的结局，人类会意识到我们在毁灭我们的家还有彼此，转而寻找“道”。这是土著人正在保卫它的原因。

这样的想法听起来有种不可思议的慷慨，它看起来也很不可能。太多土著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或者抛弃了“道”，而要重新学习的机会又太少了。这样的世界观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层，但是它看起来是从一个圆圈开始的——在这个圆圈里，所有的生物都相互联系，大家的目标都是平衡，没有威权——因为威权会扰乱平衡。

在我们交谈、一起看电影、充满姐妹情谊的几周里，我看着威尔玛把病痛的折磨转化成了生命中又一场新的活动，只是“活动”的定义不同。我相信她是在传授给我“道”的一种亲密形式，用她的话来说，“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因为我们是所有活着的事物的一部分。”

那不是威尔玛给我的唯一一份礼物。在过去的12年中，我经常在夏末到俄克拉荷马州加入他们的彻罗基民族节日：节日长达几天，充满了仪式舞蹈、传统或不传统食物的盛宴，在营地附近的小摊上购买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作品，还有跟来自其他民族的成员见面——他们是舞者和客人。在那里，我最终实现了那个预言——多年以前在休斯敦，那位给了我一条充满仪式感的红披风的女人对我说的舞蹈预言。

在一个巨大的、长满青草的土地上，旁边围绕着低矮的露天看台和高高的弧光灯，十几个传统舞者在这夏夜慢慢地围成一圈。每个参与者或是团体都以他们部落或者领地的传统服饰打扮并跳舞；但每个人都很独特，没有什么模式可以解释舞者们的排列。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专注于自己，而不是观众。最后会安排颁奖，但是好像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评分。

这样个人和部落之间、个人独特性社群间的平衡，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是个惊喜——这个世界让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在两者之间二选其一。

在这个公共假期之后，威尔玛和查理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接下来整晚的彻罗基族跺脚舞会。甚至在1978年之后——这时，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案最终把法律上对宗教仪式的禁止废除了——这样的宗教仪式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却一直都保持着安全、秘密，或者说至少是私人的。外来者必须得到邀请才可以参加——甚至说，才知道去哪里。

我们的车开进了黑暗的乡间小路，没有路牌，也没有灯来指示它们如何交错或是哪里有转弯，但是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没有标记的土地上，旁边有十几辆车和敞篷小火车。我慢慢走近一个巨大的、闪烁着升向天空的灯光，渐渐地，我看到那比旁边围绕着它的男女们还高的篝火。在我们这边，有粗糙的木制蔽所，还有十几张长的午餐桌，它们都被树上挂着的灯笼或者光秃秃的灯泡点亮了。那里装满了足够整晚用的食物，有旧式的大锅炖汤，用大浅盘装着的炸鸡，十几个深盘装着的水果派，还有小丘一样高的，用白面粉、猪油和糖做成的炸面包——本来是政府配给，后来变成了历史悠久而不健康的享受。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是不允许喝酒的，但是冷却器中有软饮料，还有几瓮咖啡。家庭团体在安静地吃东西或是交谈——不是寂静的，不像在教堂里面一样，但是也不嘈杂或喧闹。人们坐在草坪躺椅上看着舞者跳舞，坐得离火比较远的人裹在毛毯里抵御寒冷，坐得近的人就休息，等着再次加入跳舞。在巨大篝火的另外一面，我能朦胧地看到一群男人用低音唱着一答一应的歌。

舞者们围绕着巨大的篝火旋转，最里面的圆圈基本上没有动，而最外面的圈则如同鞭子打陀螺一般开始加速，直到最后只有年轻和强壮的人能跟得上。查理邀请我加入他，那有点儿让人害怕，因为感觉好像是要登上一辆正在开的火车一样。一旦进入了舞圈，我意识到舞者们不是真的在跺地，应该说他们是在用滑步轻抚着大地，这么多滑步的声音一起，组成了一个沉重的嘶嘶声。我们组成了一个弧线，好像一个巨大的活的鹦鹉螺壳一样，女性长者们在最中心的地方，围绕着火。我从威尔玛那里知道，他们沉重的绑腿缝着小海龟的龟壳，每个壳里面都放满了小卵石，所以当他们的叫声和互相摩擦的龟壳击打到地面的时候，发出了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可是听起来很应景，也很熟悉。女性长者们在保存着生命的律动。

我知道威尔玛应该要跟这些女长者们一起在火附近的中心跳舞，但是她会吗？

我跟她一起在火光的外围边缘上坐着，她正在为这个在几个世纪中经历了失地、战争、致命的流行病、语言的不合法化和精神实践的仪式做准备——与此同时，其他人企图把他们的家、文化、骄傲、家庭和生命本身夺走——但是，这仪式活下来了。我看着威尔玛用厚厚的布条从膝盖一直缠到脚踝，覆盖住了那钢制支架——没有了这个，她就不能走路——还多了她自己选择要加上的海龟壳和石头的重量——她走出了黑暗，越过了那些在旋转圈边加速的舞者，走进了最里面的一圈：围绕着火移动的女人之中。

然后，她开始跳舞。

几年之后，我知道威尔玛还是存在健康问题。最近，她因为疲惫和背痛而做了一系列的测试。但是我预想她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她总是能够做到。我陪着她度过了因为肾脏问题而需要做的透析——那是从她父亲那里遗传的——还有肾脏移植，然后就是——因为要维持移植肾脏的运转，她得服用免疫抑制剂，因此，她又得了癌症——然后就是化疗，加上第二次的移植，加上第二次癌症的复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想一起写一本书。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想要把2010年的五月抽出来，把我们的笔记和做过的研究摊开在她的厨房桌上，然后开始把那些现代文化可从中学习的、土著文化中的传统实践写出来。她比我可以用作写作的时间更少，所以我们很为此兴奋。还有，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件很想做的事的话，那就是——我们想办一个社会活动组织者学校。威尔玛可以把她创造独立的天赋传递下去，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故事和倾听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本地和其他国家的组织者们可以来这里教导，并且通过头脑风暴来为互相的问题想解决方法。

在三月，我要在我自己的大学参加一个大会。在那里，我总是想象以前的自己走在校园中，有点儿害怕，有点儿不知所措。可是现在我已经快要76岁了，并且计划要活到100岁。我在和我爱的朋友一起从事我热爱的工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后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威尔玛的不寻常的信息：比起等到五月，能现在来吗？

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于是取消了大会和庆祝生日的计划。在电话中，我从查理那里知道了威尔玛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这是最不可能治愈，也是最疼痛的一种。

在两程飞机和一段长车程之后，我到达了威尔玛和查理在曼基勒平原的家。她的照料团队正在集合起来，除了查理之外，还有她的两个女儿吉娜和费利西亚，她们从附近的家里来；格洛丽亚·格里姆（Gloria Grim）医生，她是彻罗基乡村健康诊所的领头人；还有两个威尔玛长期的女性朋友，其中一个是护士。她们有一辈子的契约：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威尔玛多个健康问题中的一个看起来要变成最后一个，她们就会前来，并且留在她的身边。

威尔玛自己则躺在一张病床上，旁边是她和查理的四柱大床，那样他们还是可以待在一个房间里。她很冷静、诚实、言简意赅，甚至幽默，并且，她跟医生一样对她身体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明了。她可以看出我还一点儿都没能接受这件事，好像是要安慰我一般，她说大部分美国人都想在家里死去，但是很多人生命的最后几周都是在医院里，没有朋友或家人陪伴。我问她是不是要组织一个社会活动来争取死在家里的权利，这让她笑了，而我赢得了一些时间。

我能想到的所有就只有她在那场几年前的正面车祸后，对靠近死亡经历的描述。她告诉我说，她当时感觉好像是在飞越太空，比任何能飞的东西都快。她的存在，细微到每个毛孔都感到温暖和被爱，好像她和宇宙合而为一，然后她意识到：这就是生命的目的！只有想到她两个年轻的女儿时，她才回头了。

我一直记着她的描述，并且希望我爱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到这最后的感受。有一天，我希望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不能想象这样的时刻现在要降临到威尔玛身上，我不能希望她也再感受一次，因为这样她就会离开了。她给我展示了一张她为她的病痛而写的声明，里面解释道，她是“心灵上和精神上都为这旅途准备好了。”她绝对比我准备得充分。

那一晚，我突然被威尔玛因疼痛而发出的喊叫而惊醒。我给查理找了一些保温毯，放在取暖火炉上，作为一个传统治疗师，他不仅知道草药的用途，还拥有对未经试验的东西的一种直觉。他设计出一个系统，把加热了的毛毯摊在威尔玛的身体之上，然后看起来确实是减轻了疼痛。这样让人惊恐的过程重复了好几次。

第二天，我问那位年轻的格里姆医生——她真是人如其名[23]——我们能怎么处理她的疼痛。她说，威尔玛知道吗啡和其他止痛剂会有用，但是如果用可以止痛的量，她的意识就会变得模糊。她想尽可能多地全然存在于当下。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亲戚、朋友，还有同事们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致敬。他们坐在她身边，回忆过去，谈论关于未来的政治，为一直增加的来客带来了饼派、蛋糕还有砂锅菜。孩子们或带来了花，或唱一首在教会或学校学到的歌，或者就在那里看电视。有的孩子盯着威尔玛和他们的父母，那样的眼神好像是在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当一些稍年长的访客离开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山的那头相见吧。”

我从来没见过人们对死亡如此坦诚。

跟这家人最亲近的一些人则开始做那些小而连续的任务：洗衣、取来柴火、喂威尔玛屋内的狗和屋外的猫。很快，我们多年的共同朋友克里斯蒂娜·基尔（Kristina Kiehl）和鲍勃·弗里德曼（Bob Fried-man）也加入了，他们从三藩市飞来。克里斯蒂娜发明了一种方法来让威尔玛躺着洗头，因为她已经不能站在淋浴间里了。鲍勃包办了那些连续的任务，包括为那些聚集在厨房轻声交谈的人们洗碗碟。

在夜晚，威尔玛会因疼痛而喊叫。后来，在日间也开始了。我没法忍受，于是我进入了研究模式，并打给我认识的每一个医生。我知道有几种烈性的神经阻断剂可以减少她的疼痛，同时让她的头脑保持清晰，但是这样的程序只能在医院里进行。

威尔玛的照料团队跟格里姆医生开了个会，她说，当地的急救车可以载她往返医院——每天在那里待大概两小时。我们跟威尔玛谈起这件事，她思考了一下。然后急救车开来了，停在院子里，以防万一。她觉得她可能会在转移过程中死去，或者在医院里因身上插满太多管子而不能走，而且，她想待在印第安领地的家里。她感谢我们给了她选择，然后对我说了一些老式幽默，“你到底还是个组织者呀。”

这又让我想到了组织活动中的一个规则：正在经历某件事的人对那件事的了解比专家还专家。从那一刻开始，我接受了威尔玛的智慧。

或许是见我可能需要一点儿任务，威尔玛的女儿派给我了一个：我要把每个来访者的贡献清晰记录下来，列在厨房里的一个表上。我在食用大黄[24]和蜜桃派、大桶的甜冰茶和几盘玉米面包旁边记录着名字。一个高中生搬进一箱箱瓶装水，一位穿着工装服的安静男人剪了草坪，只是因为它看起来该剪了。威尔玛的家人希望可以感谢每一个人，所以需要这个表。再一次——当一个个人尊重她的社群，这个社群便也尊重她。我最终全然明白到为什么查理在前一次婚姻中生的儿子冬鹰（Winterhawk），婉拒了达特茅斯提供的奖学金而留在了这里。这里不只有让威尔玛回来的土地，还有让他回来的社群。

在那厨房的长桌边，意识到威尔玛为我们建立了连接，陌生人也开始谈话。她那位死于车祸的密友的丈夫已经在这里好几天了，他解释道，威尔玛帮助他们养育了他们的女儿。盖尔·斯莫尔（Gail Small）也是威尔玛的朋友，她同时也是她敬佩、并在她的书《每天都是好日子》中描写过的一名社会活动家，从蒙大拿的北夏延领地远道而来。在那里，盖尔一辈子都在努力参与阻止能源开采公司毁坏土地和阻止宗教学校虐待下一代的斗争中。如她所言，“孩子们被神父和修女性侵犯，然后回到家来，继续传播这种弊病。”她不仅建立了一个叫“土著行动”的环境组织，还在保留地上建起了一座学校。

欧仁·利昂（Oren Lyons）从他纽约北部的家赶来，那里是管理主体——易洛魁六族联盟的总部所在地，那是世界上仍存的最古老的民主制度了。不管什么时候威尔玛和我问他一点儿什么严肃的事，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必须要咨询一下我的女长老们。”实际上，正是妇女在那些民族中享受到的平等激励了这毗邻的白人女性，让她们开始组织妇女参政运动。

威尔玛的母亲每天早上都在那里，她从她的家顺着一条泥泞的路走过来。她告诉我说，威尔玛带她去了爱尔兰，她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继承领土。我们都知道她会比她女儿活得更长。

我答应过，要把在厨房里发生的讨论告诉威尔玛，因为她不能自己参与讨论了。我在那里的两周，这个房子仿佛变成了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没有其他事物存在着。我告诉她，多亏有了她，我才明白了社群的力量。我们都安静了。我害怕她感觉稍好的时光又过去了，然后她对着我微笑，并说，“从此以后，你跟以前就不会是同一个人了。”

后来，医疗队来了，我知道她决定要接受吗啡注射了。因为这是真实生活，而不是小说，这里没有清晰的界限，没有绝对的再见。威尔玛看起来就是慢慢被拉离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海滩上的浪潮慢慢退下，而我们都被留下，站在沙滩上。

那一个瞬间之后，和那一个瞬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相信在最后一口呼吸的瞬间，灵魂会离开身体。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所有事都变了。我们站在那个房间里，围绕着威尔玛的床。她已经不在了。

工作人员满怀尊敬地带着担架床过来，打开了法式玻璃门，把她慢慢地移越门廊——她很喜欢坐在那里——然后最后一次把她带上了她最爱的土地。

后来，她的骨灰回归到查理的生长着草药的泉边河畔。那是她想要去的地方。

在2010年4月10日这个美丽的周六早晨，我们在彻罗基文化广场露天坐着。虽然这只是威尔玛死后的第四天，但是150个不同部落的、不同州的人——包括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发来了消息。还有大概一千五百人聚集到了一起来听她的朋友、家人分享她们的个人回忆。那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离开时，都会比来时了解威尔玛多一点点。

在她最后的请求中，有一条是请每个人都穿上或者是带来一些有她最喜欢的、不可思议的颜色：亮粉红色。现场供应一种标志性的、用草莓做成的饮料。草莓在彻罗基语里面是“ani”，而且据说可以帮助她一路穿过天空，走到天上见到她的祖先。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开头，接下来这一年我都会这么度过：我刚要拿起电话——但是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跟她说话了；或者是想起我们的书——然后想起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写它了；或者听到什么可能会使她发笑的话——可是我再也不能讲给她听了。

我的朋友罗宾·摩根是一个作家，他经过充满爱的研究之后写出了一本关于异教徒时代的小说——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尊威尔玛为伟人。异教徒和土著文化之间享有很多共同的信条，其中一条就是，在自然中的一个高处点燃烽火，就会点亮一个伟人回家的路。如同威尔玛的朋友们说的那样，她最终要去山的那一边了。

在我自己给威尔玛的悼词的最后，我告诉那些从不少于23个国家来到这里，并聚集在俄克拉荷马郊区的人们——烽火已经为威尔玛点燃了——它正在指引她回家的路。

回到威尔玛和查理的家，查理执行了她最后的要求——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在笑，但是其实又不是在笑。她请求他把她那在车祸后不得不多年戴着的金属脚链放在地里，然后用手枪把它打爆。他真这么做了。

从威尔玛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我对土著文化的认识还有从中学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我自己的大洲上，在印度，在非洲的国家中——那是我们所有人的起源。曾经沧海可再现——以一种新的方式。

我曾经问过威尔玛，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的骨灰能不能跟她的葬在一起，她说可以。在未来，它们会被放在一起的。虽然我的祖先们被迫逃离他们的家而来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土地。

如果我能对威尔玛说一句话的话，那句话就是：

我们仍在这里。

【注释】

[1] 译者注：约0.91米。

[2] 译者注：约1.61千米。

[3] 译者注：约12.14万平方米。

[4] 译者注：约4.57米。

[5] 译者注：一人带一个菜的聚会。

[6] 译者注：犹太人节日。

[7] 译者注：北美印第安族的一支。

[8] 译者注：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参议院员固定为每州两名。

[9] 译者注：一个广告形象，以土著印第安人的形象来打扮，一般是一个木雕像，放在雪茄、烟草店里，表情严肃而呆板。

[10] 原注：就举很多例子中的其中一个吧：“华特·阿什比（Walter Ashby）是维吉尼亚人口动态统计局的第一个登记员，这个局负责记录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数据。他在1912年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来的34年间，他领导了维吉尼亚通过逼迫印第安人和其他非白种人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黑人的“白种人纯净化运动”，这相当于官僚政治的自杀。

[11] 译者注：约80937.13平方米。

[12] 译者注：“全红色民族女性协会”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活动，她们组织起当地女性团体，并关心所有的社会议题：从土地权利到健康风险。

[13] 译者注：北美印第安族群的一支。

[14] 译者：此指在中世纪欧洲专职以逗笑宫廷人员为生的人。

[15] 译者注：Mankiller字面意为“男性杀手”。

[16] 译者注：指在1830年北美印第安人被驱赶到俄克拉荷马的路线。

[17] 译者注：约28.97千米。

[18] 译者注：约3.22千米。

[19] 原注：欧洲人不想那些他们杀害、征服的人是那些发展了农业、医药学、地球上最大的土方工程系统还有“民主”本身的人的后代。有的人说，埃及人一定曾经来过这里，然后又走了。在我一生中，对移民文化最早在此定居的时间预计从9000年前一直延续到12000甚至30000年前。

[20] 译者注：资产“Balance”也是“平衡”的意思。

[21] 译者注：印第安其中一族。

[22] 译者注：又译拉古纳部落。

[23] 译者注：格里姆（Grim）的字面意义是“冷酷”。

[24] 译者注：一种植物。

后记

回家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比那年去世的父亲年长15岁。

直到50岁以后我才开始承认，其实我一直在被我自己的一种不平衡所折磨。虽然我为自己没有一个家感到遗憾，但是我总是被反抗和对自由的热爱所拯救。像我父亲一样，我告诉自己，我做自由撰稿人赚的钱不足以申报个人所得税——然后，我就必须跟会计师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弥补。像我父亲一样，我什么钱都没存到，所以对我来说，最后跟我幻想的一样，做一个总是提着行李这里去那里去的女人是非常合理的。我这样安慰自己说：我会把提着行李的其他女人组织到一起来。

最后，我必须承认，虽然跟我父亲的程度不同，但我过得仍是一种失去平衡的生活。我需要给自己建造一个家，否则我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家是一个自我的符号，对家的在乎就是对自己的在乎。

渐渐地，那个我主要用作办公室和衣橱的房间，开始摆满了那些会在我回到家打开门时给我带来欢愉的东西。我有一个可以用的厨房，一个真正的、可以让我在上面把纸张散开的桌子，一个让拜访我的朋友们可以在那里停留的迎客厅——这些是当我还是孩子、跟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希望我们的住所可以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当时的住所太过悲伤，以至于我们无法邀请任何客人。虽然有点儿晚了，我已经年过半百，但是，我甚至开始存钱了。

在我花了几个月建筑我的小窝之后——我还买了许多东西，比如床单，还有能给我带来极度满足和欢愉的蜡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自己更加热爱旅行了。现在，踏上旅途对我来说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命运了；我失去了那种忧郁的“所有的人都有家，就我没有”的感觉。我可以离开——因为我可以回来；我可以回来——因为我知道冒险就在一道敞开的门之外。我不用再二选其一，我找到了一个多种可能并存的世界。

在“家和道路”“女人的位置和男人的世界”这两种分隔发生之前很久，人类跟随着谷物、季节，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迁徙，带着我们的相伴之物，我们的动物和我们的帐篷。我们生起篝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旅行方式，还存在于我们细胞分子的记忆之中。

生物也是作为旅行者来进化的，就连迁徙的鸟类都知道，自然不会要求它们必须在筑巢和飞翔之间做选择。在长达12000里的旅途中，鸟儿把它们的喙藏在翅膀下，在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休息——从冰川到船上的甲板。然后，当它们到达了目的地，它们便开始筑巢和繁衍。

我希望，道路可以不那么早地夺走父亲的生命，而让他在世界上待长一点儿，长到他可以看到多种活法并存的可能，而不是总要二选其一。如果他在我最终建造好一个家的时候还在世上，我可能可以教会他一些东西，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为他教会我的事情而感谢他。

我希望我的母亲不曾活在那样一个比“二选其一”还更加极端化的生活中。像她之前的很多女人一样——甚至现在，很多女人还是会这样——她从来没有过属于她自己的旅途。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曾经能够顺着她自己热爱的道路走下去。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暂停了一会。我的手——有着跟我父亲一样的长长手指——正搁在我的桌子上。我在这桌子上，在这个作为我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家的房间里，做着我热爱的工作。我被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亲自挑选的物品包围着：这些物品曾经认识了在我之前触碰它们的人，在我离开后，它们又会认识一些别的人。我留意到我的中指总是不自觉地抬起又放下，正像我父亲一样。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在父亲身上留意到了这种因坐立不安而要进行轻敲的习惯。是离开的时候了——外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要说、要聆听。

我可以上路——因为我可以回家。我回家——因为我可以自由地离开。每种方式都因另一种方式的存在而更显得有价值。这种在扎营和跟着季节迁移之间的平衡又古老、又新鲜。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我的父亲其实不必以孤独而逝来换取道路带来的快乐，我母亲其实也不必放弃她自己的道路来换取一个家。

我也不必，你也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