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国史
Author: 石炜 【美】克里尚·库马尔
Date: 2019-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题记

献词

序言

第一章 帝国的理念

重新发现帝国

“没有边界的帝国”：罗马与帝国的理念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民族与帝国

作为帝国的民族

帝国作为民族：“帝国民族主义”

帝国与民族：宿怨未解

第二章 罗马帝国：帝国之父

罗马的遗产

罗马的使命：亚历山大、世界主义、文明教化

罗马：公民、种族、民族

罗马：普世宗教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

异域帝国

一个欧洲帝国

穆斯林与基督徒

奥斯曼人与罗马人

奥斯曼人与土耳其人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衰落还是变革：帝国的转型

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

最后——伊斯兰帝国？

坦泽马特改革，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

尾声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

回望哈布斯堡王朝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

哈布斯堡王朝是什么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与身份

奥地利思想

衰落与终结？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两个帝国的故事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无垠的帝国

“自我殖民的国家”

帝国及其民族

穆斯林与犹太人

“俄罗斯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

帝国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性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帝国民族主义：民族与帝国

第六章 大英帝国

海陆帝国

最大的帝国：有多“特别”

拼凑的帝国

“大不列颠”和自治领

英国的印度

大英帝国的罗马

争论中的帝国：衰亡与终结？

“不列颠第三帝国”

二战：“帝国的巅峰”

帝国的终结，还是帝国的重生？

第七章 法兰西帝国：“帝国民族国家”

作为民族的帝国

法兰西诸帝国

拿破仑帝国

第二海洋帝国

代表权力与威望的帝国

文明，同化，联盟

帝国的阿尔及利亚

大法兰西：理想典范

黯然离场

尾声 帝国之后的国家

参考文献

题记

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

在留有记录的大部分历史中，

人类生活在帝国之中。

献词

献给

我的家庭、帝国的孩子

在伦敦、日内瓦、夏洛茨维尔、西班牙港和德里

序言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背后的原因尚且不明。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诸多帝国终结，几乎所有前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愿反思过去。帝国的话题似乎成了明日黄花，有更迫切的事宜亟待解决，例如建立新的欧洲共同体。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帝情绪，与前殖民地国家打交道，最好不要再搬用帝国的那套游戏规则。学者或许还在撰写有关帝国的专著，但学生基本上更愿意学习其他知识。我曾经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尽管我的导师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帝国研究方向的杰出学者罗纳德·罗宾逊，但当时我仍不愿选修关于帝国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众的立场一致，对重新检视历史上的帝国的成就与创造毫无兴趣。

不少人认为，冷战看起来很像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家的对抗。但不妨换一个更合理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冷战更像一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无论如何，伴随欧洲众多帝国的解体，短短半个世纪里就兴起了50多个新的国家，这使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民族国家更符合未来的趋势。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其领土上成立了一众崭新的独立国家，这似乎也印证了未来是属于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第一章会详尽阐述人们对帝国研究重新产生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首先，即使没有怀旧幽古之情，欧洲的帝国对我们来说也已是一个足够遥远的题目，可以相对客观冷静地进行研究。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似乎不再坚信，在未来民族国家是最好的或唯一的国家形式。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全球性的冲突迫切需要各国协作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恐怖主义的缘起及其影响也不仅存在于单一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呼吁一种跨越国界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还有关注环境恶化的“全球民间组织”都意识到自己肩上扛起了新的责任。因全球人口迁徙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更使人们反感并抵触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与理想。

当然，重建帝国绝非解决方案，至少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帝国确实是庞大的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政治实体。或许帝国有些许经验值得世人借鉴？或许帝国研究能对今天大国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有所启发？这是不少研究者的初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清楚帝国的缺憾与不义（这一点与民族国家不相上下），但帝国研究起码能拓宽我们的眼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帝国是相当重要的篇章。帝国国运持久，其存在即便不以千年计，也至少长达数个世纪。如果帝国研究毫无裨益，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帝国将告诉我们，在同一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地位未必平等，应如何和平共处。当然，暴力是解决手段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办法。

本书无意成为这方面的教科书，本书主旨在于探究帝国的治理，具体而言，即统治者如何运作帝国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政治实体。换言之，本书无意巨细无遗地讨论帝国统治术，而是想要探讨帝国治理背后的思想与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抑或有多强烈的意愿去贯彻其政治理想，每位君主都有差别，这是学术界的研究热门。但帝国的思想与统治并非毫无关系，思想也绝不是权谋的烟幕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共同承担起帝国的使命，让统治者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清楚自己为何作为。若不是这样，帝国便无法延续如此长久。对于帝国统治来说，正义性和合法性与暴力和权谋同等重要。

在讨论完第一章的帝国思想，以及第二章罗马帝国在这一思想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之后，本书剩下的篇幅将围绕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逐一展开。这些名号代表了历史的进程，不仅体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更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逐渐演化。罗马帝国当然是王朝帝国，但很难厘清其统治者的身份，甚至难以为其命名。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称呼。“俄罗斯人”的说法更适用于沙皇时期，提到沙俄时人们总会想起“罗曼诺夫”。至于英法帝国，民族性格鲜明：英国由大不列颠人建立，尽管关于其统治者是英格兰人还是不列颠人，我们尚存疑虑；法国则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帝国的典型，即“单一民族帝国”，彰显的是法兰西民族的不断向外扩展。

仔细推敲可知，不同帝国的差异非常明显，首先是“民族性”在帝国中有多大程度的体现。从民族性最低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中等程度的俄罗斯，再到民族性较高的英法帝国，当然法国较英国更胜一筹。而更为人熟知的内陆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罗斯）与海洋帝国（英法）的区别就更明显，其区别与帝国的民族性强弱有关（见第一章和第六章）。但要注意，英法帝国在开始海外征服之前，都先建立了内陆帝国，无论是号称“六边形帝国”的法国还是作为联合王国的英国。此外，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家族内的两个分支在内陆（奥地利）和海洋（西班牙）帝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和英法帝国一样，成为海洋和内陆帝国的桥梁。海陆的差异的确重要，但不应过度强调。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

况且，先不论差异，这些帝国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无论民族性如何，帝国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压抑着统治者自身的民族认同？如若不然，帝国功业将危在旦夕。即便如此，随着帝国的发展演进，“从帝国到民族”的变化，至少其民族性的强化（和传统说法稍有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帝国的终结或被取代），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把帝国视作民族的过程。即使是最具民族性的法兰西帝国，也在不断地证明自身的普世性与开放性，即法兰西人只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传递者。

正如第一章中的讨论所指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又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政治原则。就帝国而言，从被统治的民族，甚至到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民族主义对帝国存亡的威胁。在统治者开始强化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无论作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英格兰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帝国衰亡的开端。帝国最大的矛盾在于，一旦之前不存在的民族被发明出来，帝国就会全力压制。民族的宗旨与帝国的原则总是互相违背。

最后，关于本书的材料与方法。本书采用综合的方式，广泛援引学术界成果，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也不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但我更希望提供与众不同的见解。我会在比较不同的帝国之后，得出其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的共性，特别是统治群体是如何在帝国中建立自我身份认知的。这属于“自上而下”的观点，并非来自帝国底层的观察。这一观点更关注帝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态度，而非被统治的臣民。原因是最近的研究习惯建立在帝国臣民的经验之上，而较少留意统治者，比如统治者如何认识自己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回应帝国发展的需要。即便不存在所谓“帝国逻辑”，但不同帝国一定遭受过共同的困难与挑战，我们研究欧洲帝国当然也有助于形成应对策略。

与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的杰作《世界帝国两千年》不同，我发现最好还是独立检视各个帝国以便阐述观点，当然在适当的时机我也会进行比较。原因是我希望较完整地展现帝国的发展历程、帝国对其前身的态度以及对其同时代竞争对手的看法（包括所有我研究的帝国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正如从法国大革命脱胎而来的革命传统，我们也将发现一种帝国传统，即帝国延续的概念，每个帝国通过表达自身的独特地位和普世关怀来宣布自己继承了某个此前帝国的衣钵。这可以说是欧洲“帝国的套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每个帝国都从思想、记忆和经验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即使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帝国传统的捍卫者。

至于选择讨论如下这些帝国的缘故，包括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则多少有几分任意，既出于我的研究兴趣，也囿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我本打算论及葡萄牙和荷兰帝国。而如若能涉及非欧洲帝国，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帝国等，哪怕只强调其差异性对讨论亦大有益处。当然还有不少有关古代帝国的研究，今天已有不少丰硕成果。此外还有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或其他建立在美洲新世界的帝国，比如今天的“美利坚帝国”要如何处理？如果在历史和地理的尺度上牵扯得如此广泛，将产生概念性的难题。因此，无论如何要将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哪怕会留有遗憾。至少，我自信本书论及的帝国，无论疆域、权威还是影响力，都是现代帝国最重要的代表，在任何关于世界帝国的讨论中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最后，我对待帝国的态度是否过于宽容？或许如此。但指摘和批判帝国的著作已经不在少数，帝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已被无情揭发，而我则试着从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本书试图说明帝国尝试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现代国家也会面临的难题，譬如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即便崛起并不是帝国建立的初衷，但帝国确实因为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崛起了，而这些不在重点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征服和治理新的帝国时，统治者要面对一系列障碍，而跨越这些障碍又极易导致帝国的瓦解。本书最大的发现不是帝国曾经犯下的过错和暴行，而是帝国的辉煌成就，这是值得今天的民族国家借鉴的。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本书缘起于一次特殊的机会。2004—2005年，我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员。我十分荣幸跻身如此优秀的帝国研究者之列，其中有马克·贝辛格、保罗·德西德里、丹·迪纳，马尼亚·拉兹瑞格和玛丽·路易斯。而且研究院的帕特里夏·克罗内以我们的名义组织了关于帝国的研讨会，持续了一整年，其间吸引了众多研究院成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包括琳达·科利、桑卡尔·莫修和珍妮弗·皮茨。克利福德·格尔茨和尼古拉·迪科斯莫的加入让研究院熠熠生辉，我与两人都有过愉快的对话。很难想象有更适合写作本书的时机和条件。感谢以上所有人，也感谢研究院及其提供的帮助。不过回想起来也略带感伤，克利福德·格尔茨和帕特里夏·克罗内两位老师相继离世，帕特里夏老师去世之时，我正在筹备本书的出版。我多想将本书交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为本书的成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我非常幸运能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重新结缘。正是他鼓励我向出版社申请本书英文版的立项出版。之后他升任出版社社长，依然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他的建议对本书最终定稿起了关键作用。之后，彼得让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尔担任本书责编。布丽吉塔待人友好，富有同情心，非常支持我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她再三鼓励，给出建议，特别是我在担任系主任的6年间，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顺利交稿。我要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谢她。因为有了彼得最初的鼓励和布丽吉塔的督促，我才挺过艰难的写作过程，尤其是最后的阶段，我无以言谢。感谢出版社的林赛·克拉罗、阿曼达·皮里和劳伦·勒普的排版工作，以及迪米特里·卡列特尼科夫为本书制图，还有梅利莎·弗拉姆森和德博拉·尼科尔斯在插图绘制上提供的协助。感谢戴夫·卢加卡为本书制作索引。

此外，还要感谢业内同人在专业和学术上对我的提携与指教。包括帝国研究小组的成员朱利安·郭、濮德培、乔治·斯泰因梅茨和尼古拉斯·威尔逊，我们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以及其他场合都有过深入交流。耶鲁大学是帝国研究的重镇。朱莉娅·亚当斯和史蒂文·平卡斯共同组织了气氛友好的、关于帝国研究的研讨会，于是我有幸能与众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共同探讨，收获颇丰。2008年10月，保罗·德西德里在佛罗伦萨大学举办“古代作家与现代帝国”研讨会，其间我和戴维·卢弗尔和萨拜因·麦科马克交换了意见。我们关于经典名著和帝国研究的讨论成为先前在马里兰大学由亚瑟·埃克斯坦组织的讨论会的重要补充。

我还要感谢戴维·阿米蒂奇、杰克·戈德斯通、约翰·A. 霍尔、克里斯·汉恩、西尼沙·马勒舍维奇和吉纳维芙·祖布兹斯基的支持与协助。感谢安东尼·帕戈登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特区富尔杰研究所组织的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从而让我得以向他讨教帝国研究的诸多想法。我很珍惜与杰弗里·霍斯金在伦敦ASEN会议上的谈话，他关于俄罗斯与苏联的研究对我理解相关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我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同事罗伯特·热拉西非常慷慨，与我分享了他在俄罗斯帝国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另一个同事伊丽莎白·汤普森督促我着手奥斯曼帝国部分的写作。在弗吉尼亚大学，我连续多年开设了帝国研究方面的课程，从学生那里我也收获了不少心得体会。此外，不得不提到市议会图书馆的跨馆借书的便利服务，馆员热情又高效，我深受触动，他们当然也是本书问世的重要帮手。

我还要由衷感谢剑桥大学的邓肯·贝尔寄给我他撰写的关于大英帝国的政治理论的论文，以及对本书做出的点评。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安德鲁·汤普森和约翰·达尔文组织了关于大英帝国对英国社会影响的会议，这是极富争议的主题。他们关于大英帝国的优秀研究成果让我受益颇多。学者克里斯·贝利生前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大英帝国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帝国研究，对我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我还想感谢两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学者。多年来，卡佳·马卡洛娃与我探讨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的异同，以及两国人民在帝国瓦解之后面临的困境。我们的讨论成果是本书的中心论点。基里·库纳科维奇是杰出的青年历史学家，在中欧与东欧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常能提供新的见解。感谢两位学者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洞见，更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陪伴与支持，让我的创作过程少了几分孤独与挣扎。

克里尚·库马尔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第一章 帝国的理念

古往今来的帝国都建立在高层次的理念之上。而民族只能产生国家。

——弗朗茨·韦费尔[1]

论对后世的影响，没有什么荣誉比得上征服蛮族、让异教徒接受文明的洗礼以及将愚昧无知拉回理性的轨道。

——理查德·哈克卢特，《致沃尔特·罗利的信》，1595年[2]

世界的版图不停地变动，小王国联合为大帝国，大帝国解体为小王国，殖民扩张，族群迁徙。除了血腥与暴力，我们还能从中学到什么？

——大卫·休谟[3]

重新发现帝国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4]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5]。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6]。[7]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8]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可谓这股热潮的开端。随后是保罗·肯尼迪广受赞誉的畅销著作《大国的兴衰》（1988），这本书简要刻画了欧洲的伟大帝国，讨论了其兴衰背后的成因。而爱德华·吉本式的书名不仅没有使读者退却，更没有辜负肯尼迪试图为当代社会寻找历史教训的苦心，尤其是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2004），其英文副书名直译为“不列颠如何创造现代世界”，这本书在学术界广受欢迎，弗格森极具野心地在英国与现代全球化之间寻找关联（“英式全球化”），这是他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的观点。戴维·阿伯内西为学生和专家们撰写了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综述性专著《全球统治的动力学》（2000）；多米尼克·列文（2001）则专注于俄罗斯研究，为这个内陆帝国完成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2001）。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还出版了他们全球化视野下的帝国研究新著《世界帝国两千年》（2010）。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9]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10]

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试图尝试建立帝国，而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一个国家中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民族活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总之，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11]

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的背后，正如人们出于怀旧情绪，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19世纪英国强权统治下的承平岁月让人觉得安稳。但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理解帝国的很多做法。史蒂芬·霍威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或超越潜在的蛮族部落，以及内部的宗教冲突。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世的价值观”[12]。[13]

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14]

“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15]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相信的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帝国”[16]，他还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直奉行帝国政策。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在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会以其他帝国的命运作为开场白；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有关研究者对此依然心存疑惑。

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绝不亚于其他国家。让美国具有“帝国”色彩，或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帝国的，也许是当前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分裂与不稳定所做出的回应。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独特的文化经济，也是美式资本主义击败其对手（包括苏联）的胜利。大家承认的“美利坚帝国”并未试图获取新财富或领地，只不过是“单一超级大国”在“新的无序世界”中的特殊形态。[17]

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的解体速度尽管较慢，但也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投胎转世”的现象，而殖民地社会将继承帝国的遗产[18]。

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19]。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帝国回迁”）。这也表明了帝国对前统治地区民众的心理、身份认识以及帝国灭亡后他们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需要单独处理的主题（我希望在下一本书中完成这项工作），[20]本书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帝国统治者们如何看待自身的使命、如何认识作为帝国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身份，是之后章节的主要内容。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之后的论述中我们会展开讨论这一点。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本书的主要章节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这些问题构成了各个章节的框架。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

首先，让我们回到帝国的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帝国的真正含义及其含义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否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帝国？帝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实体？帝国与外界建立了怎样的关联？帝国和我们熟知的其他政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有何差别？

“没有边界的帝国”：罗马与帝国的理念

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21]。在留有记录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生活在帝国之中。但是帝国以各种样貌与形式，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域。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罗宾逊撰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解释为什么帝国研究很难达成共识：学者“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帝国”，通常“选取生僻又孤立的案例”，然后试图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22]。

这些被称作帝国的研究对象，其多样性令人惊讶。从阿卡德人的领袖萨尔贡大帝征服苏美尔城邦国家开始（公元前3000年），作为文明之源的中东就成为一系列帝国的舞台——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是在这里，埃及作为文明和文化的火种存在了3000年之久，强大又富有创造力的埃及帝国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同一时期，在远东，中国和印度也出现了各种帝国，此外还有位于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后欧洲帝国开始崛起：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比利时帝国、大英帝国、奥地利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些帝国在政治、技术和文化上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质。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为什么将它们统称为“帝国”？

不久前，学者还试图在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所有帝国身上寻找共同的模式和原则[23]。今天的学者更加谨慎，懂得对不同类型与历史时期的帝国与帝国主义区别对待。无论如何，学者们在帝国最基本的构成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这直接来自我们对罗马的理解。从罗马抽象出来的帝国概念居然能毫不牵强地适用于其他我们习惯称其为帝国的政治实体——包括早于罗马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本书讨论的帝国究其渊源，毫无例外都能上溯到罗马。

罗马与后世帝国的相似性当然绝非巧合。一个国家能被称为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仿效罗马，这点在西方尤甚。成为帝国意味着成为另一个罗马。罗马确立的诸多原则，如果在其他国家同样适用，我们也就视其为帝国。

“帝国”的拉丁语是“imperium”。“没有边界的帝国”“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这是维吉尔的著作《埃涅阿斯纪》[24]中，朱庇特向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城的特洛伊人的后裔许下的承诺。但在维吉尔所处的时代，即元首制在罗马出现之时，“imperium”的含义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这个词获得了双重意义，这是之后混乱的根源。

“imperium”的本意是罗马官员或统治者依法被赋予的权力。“在公法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罗马高层官员被赋予的权力，包括执政官、资深执政官、司法官、资深司法官和独裁官[25]。”[26]此外，这个词本身也是军事用语，指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那个人。

于是，“imperium”的第一个义项从罗马开始就延续了下来，在众多欧洲语言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说法。[27]对于英格兰人，最有名的例子要数1533年亨利八世的《禁止上诉法》，法案称“英格兰就是帝国”[28]。这句话的意思是，英格兰的国王在他的领地不听命于任何人，他的统治至高无上，并禁止任何人上诉至更高权力机构，比如罗马教廷。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无论国土面积还是综合国力都十分有限，居然也能发表这样的宣言，证明国土面积与实力并非成为帝国的必要条件。原则上，任何国家——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都可以自称帝国，而意大利的多个城邦，包括维斯康蒂公爵统治的米兰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是否管辖广袤无际的领土、统治着多样化的族群，这些不是帝国的标准。

毫无疑问，“当‘imperium’有了政府权力的含义后，人们自然用它指代那些显赫的大国”[29]。欧洲各地的语言早已赋予“empire”一词更形象的含义，即用于形容太阳或河流的宏伟壮丽。当莎士比亚开始用“empery”一词形容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兰西时，他并不在意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大小以及国力是否强盛。而想要使它能够用来形容帝国，必须进一步丰富这个词的内涵。早期现代的思想家认为，帝国的核心在于权威，特别是皇室权威（不同于“专制独裁”）。[30]于是我们发现在欧洲绝对主义盛行的时期，许多统治者都将自身统治的地域称为帝国。帝国几乎成了至高权力的同义词，这是让·博丹、霍布斯、胡果·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的著作中赋予“帝国”一词的最主要的含义[31]。

回到罗马，我们须知在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帝国”二字就具有以上的含义。“西塞罗关于‘罗马人民的统治权’这句话的解读从未脱离他在《论法律》中所强调的‘imperium’的本义，即法律赋予的权力……而不是所谓的‘帝国’，即由罗马人民统治的政治实体”[32]。这一区分意义重大，因为罗马除了名称之别，根本就是罗马共和国的产物。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罗马人的主要成就都是在共和国时期获得的；而罗马帝国的皇帝大部分满足于维持现有统治，稳定的局面是凭借此前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的作为和民众的从军热情而取得的”[33]。[34]因此人们或许会期待用“imperium”形容帝国，即“imperium”实施的空间。

事实的确如此，在罗马继任者的时代，“imperium”有了第二重含义。也许是出于对罗马共和国的情感，为其殉身的西塞罗不愿承认“imperium”有“帝国”的含义。但这个字眼在西塞罗生前就已具备了这种内涵。比如恺撒，在他终结罗马共和国、创立罗马帝国之前，就使用这个词表示“帝国”。当元老院将“imperator”（元帅）的头衔授予恺撒和他的继任者奥古斯都时，“imperium”的词义转变得到了进一步巩固。“imperator”这个头衔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经常出现，即“授予在战场上率领三军得胜的罗马将军的称号”[35]。因此授予恺撒和奥古斯都“imperator”的称号，本意是嘉奖这两位领袖取得的军功。

奥古斯都坚称尊重共和国的传统，而“imperator”的头衔确实没有违背任何罗马法律。他在不同的场合重申，帝国的统治权依然属于全体罗马公民[36]。但不是只有恺撒和奥古斯都，罗马接下来的每一位统治者（除了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都接受了“imperator”的头衔，因此这个头衔不可避免地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含义，而产生了政治统治者的意味。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作为资深执政官的任期由元老院改为终身，权力覆盖罗马所有行省——之后的皇帝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力，“imperator”与“imperium”两个词合二为一。罗马人民统治的帝国变成了罗马帝国，由“元帅”或“皇帝”进行统治。对于这一变化，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无比拥护；其他人如李维和塔西佗虽然承认这一事实，却不免有些忧心[37]。

“imperium”一词从罗马人民的统治权，转变成皇帝统治的行省或领土，这在乔治·利希海姆看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并影响了之后的西方政治史，特别是西方政治领域一整套术语体系”[38]。“帝国”一词从未失去绝对统治或至上权力的内涵，但从现在开始，帝国有了管辖其生活着不同族群的广阔领土的意义——帝国，或世界帝国，指的是统治罗马人、意大利人，还有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埃及人、非洲人和叙利亚人——并且最终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39]

这是今天，特别是大众的主流观念。当说起俄国或大英帝国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单一统治者，沙皇或“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英国在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而法国从1871年开始实行议会共和制。后来的帝国已经超越了“帝国”最初的含义，就像今天的帝国代表着统治不同族群的一个政治实体——这是18世纪初一位法国字典编纂者给出的定义。[40]帝国的内涵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但帝国的本意从未消失。[41]可是“帝国”一词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含义，根本上是因为罗马时期发生的从罗马人民统治的帝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

1世纪，“帝国”一词在罗马就有两重含义：绝对统治或至上权力，与统治复杂的领土政体[42]。这样的双重性一直延续到800年查理曼大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再到1000年后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在德意志诸侯中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理论上拥有如罗马皇帝般的最高权力；同时他统治的帝国是由不同领土——王国、亲王国、主教辖区和独立城邦——构成的，其中不少并不属于德意志人。[43]奥托王朝，萨利安王朝，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德皇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二世，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继承了罗马完整的遗产（包括统治意大利，罗马则作为帝国的核心）；而其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建立“帝国”的梦想受到了天主教廷的压制，在某些领土上的权力也被严重削弱[44]。但只要帝国延续下去，帝国作为一个权威的而非专制的统治形式，控制着辽阔的领土，其主要特征就是多样性。[45]

还有一个源于罗马的思想需要讨论，即帝国的普世主义。罗马人在希腊思想，特别是斯多葛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因普遍存在的理性而团结在一起的人类共同体——用西塞罗的话说，“一个由神和人组成的共同体”[46]。受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冲击，希腊哲学家眼中的希腊文明具有一种普世使命。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至当时的最高阶段，希腊等同于整个文明世界，其边界之外居住着蛮族。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在希腊人的主张之下，帝国的意义在于向世界传播文明。[47]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希腊思想家，如波利比奥斯将罗马视作亚历山大大帝未尽使命的延续。罗马的李维、维吉尔等人对此十分赞同。罗马带来了和平、秩序和公正。罗马覆盖了整个已知的世界，所有人都生活在所谓“罗马和平”的盛世之中。随着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纪改信基督教，基督教在帝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罗马的普世使命也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中世纪所有以不同的方式竭力复兴罗马的君主，看重的都是基督教世界与罗马世界的统一：这是普世使命的两面，在上帝的庇佑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罗马人和基督徒将竭力实现两者的统一。[48]

罗马依然是帝国的源头和典范，尤其对于西方而言。“罗马是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以及一套话语体系，从早期现代的西班牙帝国到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都深受影响。”[49]霍威进一步提出：“罗马人发明了帝国的概念，至少是后世帝国缔造者所能理解的，也时常拿来对照的标准。”[50]克布纳则认为帝国的继承关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帝国的现代概念当然会让人回想起历史上以罗马之名建立的帝国：罗马共和国，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统治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和之后由被选中的德意志诸侯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而大英帝国、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奥匈帝国、沙皇俄国，无论怀着怎样的心情——是赞颂、忧虑还是憎恶，都引发了罗马与这些继任者之间的比较。[51]

引起帝国之间对比的并不只是“罗马的伟大”。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罗马依然存续了很长时间。在西欧，罗马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维系，直到1806年才最终灭亡；在东方，罗马化身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纪创立的拜占廷帝国，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延续。拜占廷帝国终在1453年被奥斯曼人推翻。但奥斯曼人同样为罗马的伟大成就所深深折服。他们和许多欧洲的君主一样，自认秉承了罗马的衣钵。他们将首都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这是土耳其语中的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之城。[52]拜占廷帝国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邀请意大利画家真蒂莱·贝利尼为自己绘制肖像，还聘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为自己讲述希罗多德和李维笔下的希腊和罗马的光荣历史。拜占廷学者特拉布宗的乔治告诉皇帝，“没人怀疑陛下您就是罗马的皇帝”。安东尼·帕戈登认为，“如果说西罗马帝国是在……1806年才终结的……同样可以认为东罗马帝国是在1924年3月3日随着奥斯曼哈里发国的终结才最终消亡的”[53]。

第二章将详细介绍罗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这是本书会多次涉及的概念。但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学者如何从罗马特殊的历史中，诠释帝国与帝国主义的概念。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到18世纪，帝国的两大要素业已确立。传统的权力观念已被新的内涵取代，指对其上生活着众多民族的广阔疆域实施统治。无论在这方面，神圣罗马帝国的贡献几何，毫无疑问，这是欧洲帝国在陆地上取得的耀眼成就。超越了海上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超越了之后的荷兰、法兰西和英格兰，即使英格兰赋予“帝国”更现代的样貌。罗马常被视作典范，即使罗马从未取得过西班牙帝国那样的壮举——占领美洲新世界，也不及英国在其鼎盛时期拥有世界1/4的陆地与1/4的人口。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宣称，“罗马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英国人的时代”，他对英国人在“世界浪潮”中肩负的“伟大使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54]。

从16世纪开始，帝国不只包括大西洋沿岸的列强。哈布斯堡王朝沿着西班牙开拓的路线建立了海上帝国，而在奥地利建立了另一个帝国，占据欧洲中部和东南部。16—19世纪，俄国急速向东扩张，直抵太平洋沿岸，之后荡平广阔的中间地带。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两度围攻欧洲门户维也纳，不过在最后关头偃旗而归。这些雄伟显赫、历史悠久的帝国都独具特色，为我们思考帝国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角度。

换言之，在考虑帝国的定义与成因时，古今各种类型的帝国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材料。很多人或许会像我一样，赞同马克斯·韦伯的名言，“定义或许只在研究结论中才能找到”，而绝非在开始[55]。我确信读者在本书最后能获得与开头截然不同的关于帝国的理解。但一开始汲取百家之长，做些尝试也是有益的。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帝国的主要概念，和帝国主义之类的衍生概念具有普遍的一致性。特别是，无论之后历史走向如何，现代的帝国概念仍来自那些为人熟知、被深入研究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帝国，比如罗马就是永恒的参照坐标。

迈克尔·多伊尔提出过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观点，他将帝国定义为“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他政治实体的无上权力……帝国主义就是帝国建立的过程”[56]。[57]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单向的权力流动，从帝国或“宗主国”指向依附或臣服于它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将宗主国与附属国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不对称的权力掌控，还有基于宗主国的“跨民族群体”[58]。多伊尔认为，“宗主国的群体超越民族而延伸”到附属国，其形式或许采用5世纪民主雅典的城邦制度，或法律严明的罗马城市制度，抑或是都铎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制度[59]。换言之，帝国将自身制度推广到附属国，由此建立两者之间的桥梁，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使得本土制度和思想优于附属国。

这一定义让帝国与那些缺乏宗主国与附属国等级差异和跨民族联系的其他大国区别开来。摩西斯·芬利抱怨称，人们常常将帝国混淆为疆域辽阔的大国，但帝国的关键在于对“其他国家（族群或人民）”加以统治[60]。[61]我们看到，最初为帝国下定义时，的确忽略了帝国是否对不同民族施加统治这一点。我们还将看到，在之后的章节中，有着明确边界的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界限绝对不是多伊尔或芬利所认为的那样清晰。许多现代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尽管自身不承认，但在成为海外帝国前后其仍具有帝国属性。然而，在我们熟知的帝国案例中，帝国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其统治一定是施于多个民族之上的。

很多人，包括部分学者都容易[62]将帝国的两个方面，即疆域广袤的大国与多种族或多民族国家，错误地分别对应于内陆帝国和海洋帝国。内陆帝国，比如俄罗斯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因为领土接壤，很难分辨宗主国与附属地的界限；而海洋帝国，如英国或法国，地理距离会使政治上的差别增强。然而，内陆帝国有着不逊于海洋帝国的界限明晰的宗主国和附属地之别。以奥斯曼帝国为例，没有人会把君士坦丁堡和其他附属地的关系搞混。陆地与海洋帝国的区别对于讨论确有帮助，而对帝国的统治者与臣民来说更是意义匪浅。有趣的是，在以上的国家中，比如英国，就既可看作内陆帝国，也可以视为海洋帝国。重要的区分不在于帝国是否存在宗主国和附属地体系。宗主国与附属地的存在本身就是帝国的重要标记，它们构成了这些政治实体的权力结构。

有些学者试图划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界限，引发了更大的争议。这些词在历史上已有基本定义。“帝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汇，但“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才在欧洲出现，而“殖民主义”一词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被使用的[63]。两个词都有各自适用的情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帝国主义”渐渐超越了此前的负面内涵，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即表示对于帝国的拥护，而欧洲大国也接受了这样的用法。1902年J. A. 霍布森的《帝国》一书出版，之后列宁等人的著作相继问世，“帝国主义”开始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尽管其在20世纪上半叶捎带些许正面意义[64]。20世纪60年代，因为共产主义者与第三世界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使用，“殖民主义”开始取代“帝国主义”被广泛应用。比起“帝国主义”一词，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只有强烈的敌意”[65]。

且不论名词之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否存在真正的区别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伴随着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力量的出现，新的帝国在19世纪晚期崛起，这就是殖民帝国。帝国主义现在具备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与前资本主义帝国完全不可比。对霍布斯鲍姆而言，从这一时期开始，即使还有待公众接受，传统的帝国主义已不存在，有的只是殖民主义[66]。

霍布斯鲍姆相信晚期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可以简化为经济学概念。但是他很清楚，像熊彼特这样的学者并不赞同，而我们自然没有义务遵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因为其中牵扯的问题太过繁杂，[67]而且这对于理解20世纪初出现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没有多少裨益。很多欧洲殖民帝国的鼓吹者企图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因而至今这都是存在高度争议的话题[68]。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军事、政治或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的影响，或者将这些要素简单理解为经济活动的表象。在这一点上，晚期的帝国与其前身属于同一范畴，都可以追溯至罗马或更早。古代与现代帝国当然存在重大分野，但经济要素绝不是问题的核心。

另有一种区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仅适用于内陆帝国，而殖民主义属于海洋帝国。于是，俄国就是历史悠久、活动限于陆地的内陆帝国，而英国和法国属于殖民帝国，投身海外殖民地改造[69]。此外，人们认为在19世纪，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建立殖民者定居点和殖民政府，都带有殖民主义色彩[70]。于是我们只能认为欧洲与非欧帝国主义的差别主要在于先进技术与军事实力[71]，但这与区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两回事。

虽然这会使得问题变得有些复杂，但有一点仍需要澄清。摩西斯·芬利（1976）认为，“殖民主义”一词只能用于宗主国主动建立定居点的情况，即宗主国治下的真正殖民地或“定居点”。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可以算作帝国[72]，但古希腊因为没有殖民地，所以不存在殖民主义，因为殖民地都是由都城或“母城”所建的，这些城邦实行的是市民自治[73]。[74]更具争议的是，芬利认为印度虽从属于英国，但不能算殖民地，也不在殖民主义体系之中。英语语境下的殖民主义指的是存在数量可观的英国或欧洲殖民者的定居点，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南非的殖民地。这意味着英国治下的包括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在内的地区，因为欧洲定居者没有达到一定数量，便不能算作殖民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内涵有所重叠，但各自具有不同的原则，从而导致在两套体系中的宗主国与附属地的关系有所区别。[75]

寻求一个“技术性”的、公认的、更为传统的殖民地概念，芬利认为这是异想天开[76]。确实如此。芬利和其他人很清楚，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使用时有时不分彼此，从未有人真的进行过分辨。即便有人尝试这样做，也不会获得多少认可[77]。即使是“内殖民主义”这样被思想家迈克尔·赫克托[78]充分利用的概念，也与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内涵没什么差别，也不要求具备芬利论著中的“殖民地”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芬利从未用过这个词）。同样，去殖民化也是重要的概念，在帝国或帝国主义那一套话语体系中不存在相应的说法，于是“去殖民化”一词的应用不涉及帝国主义之外的任何有关殖民主义的特殊理论。

帝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组成了一组概念，但在语境上既存在差异又有重叠。尽管历史起源不同，时间已经让这些概念整合在一起，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对于“帝国”的含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解。罗马提供了“帝国”一词含义的基本要素。上文引述的多伊尔的定义，是源于罗马的概念汇总。帝国是对多民族的统治与治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则是与帝国相关的态度与实践。

严格地说，帝国主义的内涵好像已经过时。今天，国际社会对任何尝试领土吞并的行为表示反感。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得违心地接受这一惯例。但“非正式帝国”总是存在的，它们掌控着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只不过并未实施正式占领[79]。在19—20世纪，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运作；二战后美国人也开始效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似乎有意跟进这一做法。“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帝国主义从未离场。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已经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能做到这一点，或产生相似效果。民族主义及其制度是否已显疲态是值得热议的话题。但实际上民族国家所处的环境已经改变，因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其施加了影响与约束。今天全世界大约有200个民族国家，它们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差别极大，也许只有极少数拥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在19世纪末的传统帝国时代，世界局势由欧洲帝国把控。这和今天的国际形势极其相似，因此重识帝国的历史或许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

另外，我们习惯比较帝国与民族国家，并预设会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看到“从帝国到民族”的变化（见后文）。特别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概念，而帝国则属于前现代产物。于是帝国在19—20世纪的延续在熊彼特等人看来多少有点像一场历史的宿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帝国并没有给民族国家让路，反而一路相伴，给后者施加影响。即使所有帝国在二战后的数十年内终告瓦解，其地位迅速被“超级大国”取代，但这些大国除了名称，在各方面都堪称帝国的翻版。

简而言之，帝国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属于今天。我们需要检视的是帝国遗留的政治形态与影响。如果帝国仅仅属于过去，那它只不过是历史又一次的循环。“我们今天的帝国国运极短，但足以改变世界”，这是V. S. 奈保尔的小说《模仿者》[80]中一位角色所说的，“帝国是否实际存在根本无关紧要”。

亟待重新审视的还有帝国与民族的关系，以及人们假定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这是有关帝国，特别是现代帝国的核心话题。帝国与民族的差异是什么？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帝国？帝国与民族认同有何共性，又有何区别？如果帝国真的和民族有原则上的差异，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从帝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民族与帝国

在传统观念中，民族与帝国形同仇雠。[81]民族主义的核心一般是种族或族群的均一性。民族试图创造或代表某种共同的文化。民族表现为彻底的平等主义：民族内部在原则上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是民族“精神”的化身。而且，民族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尽管不否定其他民族的存在、不反对他们寻求发展的权利，但基本上民族只关注本身的问题，坚信自己要比其他民族优越。民族主义者高度关注自身，总自称为“我们英格兰人”“我们德意志人”“我们法兰西人”——这只是为了提醒内部成员作为本民族的成员有多么荣幸，而并非为民族的独立存在寻找正当性或目的[82]。

帝国则展现出与民族完全相反的特性。帝国是多民族或多种族的国家，其所追求的自然不是一种共同文化，而强调文化的异质多样，特别是上层的精英文化与底层的庶民文化的差异。帝国等级森严，与平等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帝国凝聚力以垂直方向发展，即从统治者到平民，而非民族内部公民或成员之间横向的平等关系。最后，帝国追求的是普世性，而非特殊性。正如罗马，它自认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发源地、传播教化的使者。除了自我认同，帝国还把自己当成道德或宗教使命的践行者。帝国往往轻视民族主义，认为其格局不够开放，过于关注自我。如西班牙帝国的奥利瓦雷斯伯爵所说，“我并非民族主义者，那是小孩子的把戏”，这是帝国对待民族主义的典型心态[8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了“帝国与民族的内在不相容性”[84]，这在同样著名的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也能找到印证。盖尔纳认为，帝国本质上是前现代产物，属于“农业识字政体”，其核心是“一切都在文化边界上阻碍了政治单元的定义”[85]。权力与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并行不悖。关键是，上层精英的文化通常带有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色彩，与被统治阶层的复杂多样的本土文化截然相反。现代帝国也延续了这种差别，盖尔纳认为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这是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

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摒弃了现代性，成为权力与文化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越来越不可跨越的鸿沟。民族主义认为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拥有共同的文化，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民族主义的理想是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即所谓“民族国家”，因为构建民族设想的基础就是共同文化。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两个民族，“将造成政治体系中不可逾越的沟壑”[86]。那么，鉴于少数不列颠人统治着上百万印度人、非洲人及其他族群，而被统治者压抑着强烈的民族自立的渴望，民族主义者要如何为英国的统治寻找合法性？

在论述民族与帝国的矛盾冲突时，安德森与盖尔纳都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传统智慧中吸收养分。安东尼·帕戈登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之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的影响，提出了“民族与帝国之间存在无法改变的对立关系”。“赫尔德认为民族与帝国在根本上不相容。不久之后，所有的帝国都注定瓦解，只留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即民族或国家[87]。赫尔德宣称，“非自然的帝国扩张，将不同民族和族群统治于一个国家之下，这与政权的正当性相违背”[88]。随着与民族主义的联系越发紧密，这一观点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当中非常普遍。即使是自由派思想家如麦考利勋爵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类帝国的捍卫者，也承认民族主义是“自然”的原则，帝国的正当性仅限于带领“蛮族”取得民族自立[89]。

过去两个世纪中的民族与帝国的关系证明了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所谓历史，难道不就是以民族之名向帝国发起反抗的历程吗？一战后，内陆帝国被谴责为“民族的牢笼”，包括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后它们纷纷瓦解分裂，让路于其合法后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1918年协约国获得胜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宣告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以及帝国的彻底失败[90]。

之后，法国、荷兰和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走到了终点。在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帝国的殖民地依据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民族主义原则，先后宣布独立，二战后的历史也被概括为“从帝国到民族”的进程[91]。而这些帝国的瓦解也是残酷战争的结果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为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提供了最好的理由（“每个人都拥有民族权利”）。

1991年，苏联解体，这似乎为长期以来民族与帝国的冲突画上了句号。尽管人们开始谈论“美利坚帝国”，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时代至少要暂告一段落（“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遍及全球也已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批判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浪潮也开始退散。没有国家会自称帝国，而只会将这个恶名套在敌人头上。尼尔·弗格森认为，如果曾经或现在存在所谓的美利坚帝国，它将站在“帝国的反面”，践行“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且绝对“不敢以帝国自居”[92]。

作为帝国的民族

民族与帝国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另外的角度来观察，即民族与帝国并不对立，而是互为替代或相辅相成，属于一种权力的不同表达。帝国可以是民族，民族也可以是另一种意义下的帝国。

伟大的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曾说：“在16世纪，宗教就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93]这听来像是世俗思想家在质疑善男信女的信念。16世纪造成欧洲社会撕裂的动荡冲突，属于宗教战争，而将其降格为民族主义冲突（甚至是所谓的“原始民族主义”），在安东尼·马科斯（2003）看来则不免抱残守缺。[94]但纳米尔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他承认民族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帝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或许不像字面上这般自相矛盾。

首先，如之前的讨论，很多后来演进成民族国家的早期现代国家，也将自己视作帝国。戴维·阿米蒂奇等人认为，尤其在16—17世纪，“帝国”一词所指的就是其最原始的无上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意思（源自罗马），而不是之后更加现代的，比如统辖多个领地和多个民族的意义[95]。“国王在自己的王国内就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这句西方中世纪晚期的俗谚揭示了很多早期现代国家的基础[96]。于是，作为统治与权威的化身，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核心概念非常接近。

帝国与（民族）国家还有更深层的重叠之处。许多现代国家实行所谓的复合君主制或多重帝国体系，如西班牙或英国，君主统治多个领土，而这些地方之前都是独立的王国。且不论西班牙在美洲和其他地区实行了更为古老的帝国统治，西班牙君主查理五世的统治区域包括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米兰、那不勒斯以及低地国家；1603年，英国的詹姆斯一世继位，《1707年联合法案》颁布后帝国成为一个复合型国家，领土包括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公国[97]。这些国家包含多个民族和领地，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都具备了帝国特征。因此，无论是否强调帝国的权力与多重统治，国家与帝国在早期现代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并无明显差别[98]。

但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让我们理解（民族）国家与帝国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大多数民族国家，或即将成为民族国家的地方，与帝国一样是征服与殖民化的结果。在后来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当然要竭力掩饰这一难堪的事实，同时对民族起源中血腥残暴的部分选择性失忆[99]。19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史学对“境内”与“境外”的历史、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清晰的区分，这里的帝国包括此前的内陆帝国和18—19世纪足迹遍布全球的欧洲帝国。无论如何，正如戴维·阿米蒂奇所言，“此前，人们不认为民族国家具备对外的竞争力……无论是否在欧洲，民族国家都是‘未能成功的帝国’”[100]。

罗伯特·巴特利特（1994）曾给出了一个经典解释，欧洲国家在中世纪中叶，即10—14世纪是通过“征服、殖民化和文化改造”逐渐成形的。在昔日加洛林王朝的腹地，今天的法国和德国西部，法兰克和诺曼骑士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出征讨伐。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继而占领威尔士和爱尔兰。然后向苏格兰人施压，作为其生存条件的一部分，强迫他们接受盎格鲁–诺曼文化与制度。在欧洲东部，德意志人扫清荆棘，建立了大量新的城镇，同时占领旧城，如布拉格，开启了将这些领土兼并整合为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城邦的艰难历程。勃艮第家族在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地区建立政权，以基督教的名义，剑指摩尔人统治下的安达卢西亚。诺曼人还征服了西西里，以此为跳板开始向外传播罗马基督教文明与制度，影响遍及地中海南岸与黎凡特的大部分地区（借助十字军的力量在其第一次东征时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在这场文明大规模向外辐射的运动中，一整套市政章程、商业法、货币制度、语言（拉丁语）、教育和宗教制度得以确立，覆盖从波罗的海沿岸至东地中海的地区。“欧洲是征服世界、殖民化与文化转型的发起者，自身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101]。”

这一征服与殖民过程说明，在中世纪与早期近代建立的欧洲国家与王国都有帝国属性。比如在1066年被诺曼人统一的英格兰，在诺曼人的支持下，“统一”（征服）了威尔士和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建立了新的国家，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一个新的民族——不列颠人。尼尔·弗格森曾问：“今天不少最成功的民族国家，其前身都是帝国，如果没有继承帝国的功业，今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会是什么样貌[102]？”和欧洲一样，英格兰也是从“内殖民化”开始，先建立大不列颠的“内部帝国”，以此为基础发展大不列颠的“海外帝国”[103]。

法国人从法兰西岛的卡佩王朝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征服获得国家独立（见第七章）。同时逐渐征服吸收周围国家：诺曼底、布列塔尼、勃艮第、朗格多克、普罗旺斯以及众多继承了加洛林王朝遗产的独立国家。欧仁·韦伯（1976）认为，直到19世纪晚期，遵循不同传统、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才开始具备国家意识，变成法国国民。被称为“六边形之国”的法兰西有着鲜明的帝国血统。

西班牙更是通过征服实现统一的典范，巴斯克地区持续至今的分离主义运动和加泰罗尼亚时不时鼓吹独立的诉求就是明证。1469年，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王国合并，西班牙君王奋力吞并周边领地，以建立统一王国，最终塑造了西班牙民族。这个过程崎岖坎坷，反抗与内战轮番上演，18世纪时的西班牙官员奥拉维德认为，西班牙是“由众多小群体组成的，互相隔离对立、压制鄙视，国家陷入永无止境的内战……因此人们认为现代西班牙缺乏内在动力……是一个由互相敌对的小国构成的巨型国家”[104]。

在历史文献中，西班牙、法国、英格兰/不列颠最常被当作早期的、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105]。带着以下问题阅读对我们的讨论将很有帮助，即征服和殖民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些民族国家，以及包含了共识、族群和均一性内涵的“民族”一词能否恰当描述这些国家。“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及其相应民族，是主体族群或多或少地带有强迫性质地吞并邻近土地与融合族群的结果，而主体族群的制度与文化与被征服民族有显著区别。这种模式可以用来解释民族建立的过程。例如，人们普遍相信19世纪之后，德意志民族是普鲁士征服其他德意志邦国的结果；很少有人知道却同样准确的是，意大利民族是皮埃蒙特征服其他意大利邦国的产物（这样我们便能理解1868年马西莫·达泽里奥的名言——“我们建造了意大利，现在要创造意大利人”）。人们经常指出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新民族”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是前帝国列强通过战争和政治手段进行操控的人为结果。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发明的模式并非新生事物，而是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民族国家”都是小型的帝国，它们的发迹和壮大与帝国一样，可见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的色彩。

帝国作为民族：“帝国民族主义”

如果说民族经常被视作帝国，或许反之亦然？民族被看成小型帝国，帝国能否被当作大型民族呢？帝国主义是否与民族主义有共同之处？相似的程度与界限何在？

安东尼·史密斯在不同的场合[106]表示，所有民族都由一个“核心”族群组成，围绕着这一“核心族群”的是次一级的其他族群。以英国为例，数个世纪以来，挪威人、诺曼人、胡格诺派教徒、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印度人和非裔加勒比人，以及其他族群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英国性格”。同样没有争议的是，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所谓的英国民族（与同时期的英国民族主义不同）。英语在莎士比亚、马洛和斯宾塞等人创造的基础上，日臻完善。新教徒开始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发挥作用。议会和普通法被认为是民族的象征。这是雷金纳德·霍斯曼（1981）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形成，尽管在19世纪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生物学的意义。但它的确意味着，从此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族群在英格兰出现了，他们制定规章制度、吸收其他族群、寻找或制造新的政治空间[107]。这个核心族群的特性被移植到整个民族身上，也是这一核心族群确立了“民族性格”，尽管其具体的性格特征很难说得清[108]。

帝国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大多数帝国由特定民族建立，比如罗马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或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等。他们为国家命名并监督国家的发展。无论人数多少，是他们确立了帝国的性格，他们就是所谓的立国者。就像某个族群会通过民族建立自我认同，这些人通过建立帝国来形成自我认同。我们看到民族与帝国在考虑自己的角色与命运时视角的不同：民族比较内省，帝国更加外向。不失公允地说，民族和帝国的族群都是在他们创造出来的政治实体中寻找集体的身份认同。

我曾经表示[109]，帝国公民的身份认同感近似于“帝国式”或“传教式民族主义”。我同意这种说法存在双重危险。其一，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直到18世纪末才成形，因此把它用于讨论此前的历史问题无疑是年代的错位，极具误导性。因为帝国的存在总在民族主义之前，即便帝国有意向民族主义的路上发展，还是需要厘清何谓“帝国民族主义”。其二，尽管两者可以类比，但帝国绝不是民族（民族当然也不是帝国）。因此，说到帝国民族主义，这两种实体很容易混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需要清晰的界限。

尽管如此，帝国民族主义的认知方式能带来看待两种不同现象的新视角。就像民族主义者之于其民族，帝国主义者也会对其帝国怀有特殊情感，即帝国在世界上担负的使命或存在的目的。和民族主义者一样，帝国的臣民会油然而生一种特殊的优越感，一种被选择而肩负使命的天然崇高感[110]。[111]无论帝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拥有真正的信仰。

是怎样的使命赋予了帝国臣民集体的身份认同呢？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认同是由罗马人确立的，罗马人坚信自己是传播文明，包括罗马的法律、制度与文化的使者。然而罗马人很难彻底认清自己的帝国与当时已知的世界。后来，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欧洲帝国一再宣扬其使命，尽管具体措辞与内容随着时间与地域会有所变化，简直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于是，尽管西班牙人像所有帝国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己代表罗马，但他们是一个天主教政权，负责向欧洲和美洲传播福音的使命（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其西班牙表亲的精神，自命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作为欧洲东部力量，自视捍卫欧洲文明的保卫者，防御异教徒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将莫斯科称作“第三罗马帝国”，他们自己则是拜占廷帝国覆灭后唯一的继承人，竭力宣扬东正教。同样的行为，不同的原因，作为新教国家的英国也在欧洲和美洲领导新教运动，对抗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天主教势力。法兰西人最初与天主教廷站在一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后，转向共和制，将法国的帝国主义定性为“文明的使命”（后来不列颠人也如法炮制）。从罗马开始，文明与教化的使命再次得到重申，历史又回到了原点。[112]

仅仅列举出帝国的使命，就足以让人怀疑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行类比是否合适。民族主义的使命与此并不相同。19世纪早期，朱塞佩·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曾一度宣扬自由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与传播自由和启蒙世界之类崇高的原则联系在一起[113]。但之后，“有机体民族主义”展现出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对敌人怀有报复心理，极不宽容，总是鼓吹某个民族独有的力量与光荣，以各种理由号召公民为民族而献身。纳粹政权之所以纪念条顿人和雅利安人，说明这一类民族主义已经走到了终点[114]。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而非特殊的。我们须牢记这一点。与民族主义者不同，帝国臣民不为自己庆贺，他们只庆祝神圣使命的达成。在此之后，他们会产生身份认同，确认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类比并非全无道理。两者皆试图创造族群与政治实体之间融合共生的关系。帝国民族主义会压抑“单一民族”的影响，因为这极易导致民族意识的膨胀，妄自尊大，但帝国会用更高形态的民族主义和超越民族的信念，来证明民族存在的合法性。

或许有些讽刺，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最明显的一次交集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期间，民族主义抛弃了自由主义的面具，公然寻求权力。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蒙森曾谈起这一时期“民族政治的垮台”：

民族国家的概念在19世纪上半叶抛弃了这些要素，转而成为一个相当解放的意识形态，反对君主和少数贵族的专制统治，成为推动宪政的精神武器。于是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权力结合起来，并将其价值观加诸族群和文化上的少数群体，这些人在国家看来已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115]

蒙森把这一变化直接与当时的“最高帝国主义”挂钩，当时的大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在通过占领更广阔的领土互相角力[116]。这也是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著名的帝国主义思想研究者J. A. 霍布森的看法，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降格，本质是通过各种手段，兼并或近或远的土地，吸收土地上并不情愿且很难互相融合的民族”[117]。对于霍布森这类自由派思想家而言，民族性仍是更自然、更正当的原则，是“一条通往国际主义的高速通道”，而帝国主义则是“对自然与正当性的曲解”[118]。

在其他学派看来，这种说法对于民族主义好像太过偏爱。民族主义本质上有着帝国主义的色彩，帝国主义同样也不可避免会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形式。于是帝国主义不会被视作一种对寻求力量的民族主义的曲解；反过来，民族把自己当作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显赫传统与强大国力的一个象征。在克里斯多夫·贝利看来，“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崛起，是借助了新的具有干涉主义倾向的政权的力量，这是一股关键力量，促进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强化了主体民族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互相影响，重新划分世界版图”[119]。

因此，帝国与民族、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民族能被视作帝国，而帝国，特别是现代帝国也显然能被当作民族。在这种观点下，英国或人们所说的大不列颠，将等同于不列颠民族主义的表现，志在扩张不列颠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120]；而与英国处于竞争状态的法国，在1871年败给普鲁士之后，则表现出饱受屈辱的法兰西民族主义[121]。帝国主义也许就像过度增长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却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

帝国与民族：宿怨未解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盖尔纳、安德森和其他学者是否错误地区分了帝国与民族？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民族主义？

马克斯·韦伯发现，所有大国出于建立威望的考虑，都存在帝国主义或“对外扩张”的倾向，而民族则不然，民族从自身出发寻求自豪感与基本原则。“并非所有政治实体都具等同的‘扩张’性。并不是所有都寻求向外扩张，或蓄势待发通过并吞或煽动独立的方式，吸收其他领土上的政治势力。于是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各种政治实体向外扩张的程度各有不同”[122]。英国、法国和德国或许有建立帝国的需求，而瑞士和挪威则没有这种需求。

这一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说明在不同的时代帝国和民族如何交替流转。在现代史的开端，西班牙和葡萄牙让人们相信帝国是唯一宣示存在的方式。不列颠人、荷兰人和法兰西人随即在自己的国家效仿帝国模式，也获得了成果。之后的19世纪，民族势力抬头，民族国家模式似乎是让各方更满意且更务实的选择。尤其对于一些小国或弱国，譬如意大利、波兰、爱尔兰、挪威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斯拉夫人，情况更是如此。对这些族群而言，帝国是敌人，而非目标。

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同，不止在小国或弱国中生根发芽。在同一个国家内，包括那些大国，我们都能看到民族和帝国的紧张对抗。在19世纪，丢掉北美的殖民地后，英国的本土主义者提出现有的帝国体系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将腐败蚕食国民的道德标准和本土的政治秩序。他们主张未来的英国应摒弃帝国事务的纠缠，树立和平繁荣的榜样，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在全球施加影响力[123]。[124]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丢掉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帝国主义者仍期待自己国家具备与英国匹敌的国力，但民族主义者认为恢复沦陷的国土才是关系民族荣誉的大事，而帝国对此是无能为力的[125]。

尽管有相似之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指向仍然不同。民族主义接纳不同民族的特性，主张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在帝国林立的世界不可想象，帝国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建世界。J. A. 霍布森意识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他认为有必要在研究之初就阐明，与民族主义寻求共谋关系的那种帝国主义，属于非常新颖、不太寻常的异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类帝国与具备竞争意识的民族形态相似，都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作为终极目标，但帝国的真正价值在于建立大一统和推广普世价值。

帝国之间所谓的竞争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现代观念。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帝国的定义是在某个政权之下多个邦国的统一，管辖范围覆盖全部已知的疆域，例如罗马统治下的所谓“罗马和平”。罗马公民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分布遍及当时已被探明的世界，从非洲到亚洲，从高卢至不列颠，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具有国际主义色彩。虽然罗马覆灭，但单一帝国统治文明世界的模式并未消失。相反，在命途多舛的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之后，这样的思想仍然在流传。即使在4世纪末，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各个国家仍以不同的政治模式维持。在每一次分裂与矛盾冲突中，尽管许多王国与行省纷纷脱离帝国获得独立，但大一统的思想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曾是查理曼大帝公开宣扬的理想……而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一世不仅复兴了这一理想，还在中欧的土地上将它变成现实，而他的后代查理五世更是将帝国的统治延伸到奥地利、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一统欧洲的帝国鸿猷也激励了后来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拿破仑。[126]

这一观点被之后关于帝国思想的研究证实[127]。霍布森认为“帝国的国际主义”虽在延续，但已式微，特别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带来“人文主义世界大同”之后，终于在19世纪“民族主义大潮兴起前彻底失败”。他认为，如果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到位、处理得当，则不一定会与国际主义相冲突。但民族主义一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竞争联系上，将“良性的民族间的竞争蜕变成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的杀伐征战”，就将威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128]。

今天人们对于帝国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对20世纪民族主义的泛滥产生了反感，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残酷统治。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逝去帝国的怀旧情绪，并且认为历史上的帝国经验对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消解民族国家冲突具有借鉴价值，更不必说对日渐复杂的“多元文化”共同体的治理（它们本身也是之前帝国的遗留产物）。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情绪，它都确实强化了许多人关于帝国和民族的想象，尽管两者以有趣的方式重叠，但最终却在各自的原则上建立了不同的世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与民族主义牢牢占据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至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如此。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近代反殖民统治的第一枪，象征着西方反对帝国专制的开端。此举受到了不只法国，而是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而法国确实也在推翻旧政权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狄德罗、赫尔德、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甚至杰里米·边沁都强烈地谴责帝国[129]。帝国被当作过时的古董，仍沉醉在诸如“荣誉”、“庄严”、“伟大”和“光荣”之类落伍的妄念中。帝国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最后转移到了自己头上。尽管帝国曾是财富之源，最后却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它还败坏了民众的道德根基。

但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具体效果上，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并没有得偿所愿。19世纪晚期，欧洲（包括美洲）的帝国主义，先后投入“非洲争夺战”，英俄则在中亚展开了“大博弈”，欧洲强国再次划分地球版图。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政策上，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帝国在欧洲依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继续影响着大国政治。之前人们认为在19世纪中期存在帝国主义的“断层”，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兴起，今天回头看不过梦一场，只揭示了部分事实。例如，英国在失掉北美殖民地后，马上投入亚洲的殖民扩张；而同样丢失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也在1830年开始经营非洲，继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当然也不要忘记拿破仑试图建立帝国的企图（见第六章和第七章）。

欧洲的政策及其实施依然体现着帝国的影子，正如在欧洲思想界也存在帝国主义的思潮。不仅包括种族主义和右翼思想家，如托马斯·卡莱尔和亚瑟·戈比诺，当然这些人的大受欢迎证明了在19世纪初期和下半叶存在盛赞帝国的民意基础。1821年拿破仑逝世后，《拿破仑观念》一书中鼓吹的复兴帝国的思想，对很多法国政治家极具吸引力，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缔造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30]。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转向帝国”这种说法也被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认可。穆勒和托克维尔怀着些许忧心，皆试图为祖国的帝国行径建立合法性，他们的根据是，帝国只是将文明传播给文明程度未达到欧洲水平的民族[131]。19—20世纪，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强国的思想家耗费毕生精力，试图为帝国主义思想正名。

我们需强调一个常被忽略的观点，那就是帝国相比民族国家建立了更现代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的时代”并非“帝国时代”的接替，民族主义也没有继承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当然是新生事物，而19世纪的帝国主义也激发了新的思潮与活力。帝国前所未有地被贴上民族的标签，最明显的例子是希特勒在20世纪30—40年代试图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英法两国的对抗与竞争，相比之前18世纪的“大国角力”，增加了更多民族主义的元素。但它们并没有在成为帝国的道路上止步，这证明了英法两国的原则与目标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英法意在征服世界，而非控制局部地区。

帝国的消亡，即使是形式上的消亡，也是较近代发生的事。帝国存在过的痕迹不难找到，尤其在人口集中的欧洲主要城市。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处境。因此需要仔细考察帝国的治理原则。特别需要关注统治者阶层，他们如何认知自身，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合法性。大卫·休谟说，“强权与暴力”当然是帝国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也绝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缔造并维持帝国的统治者，所谓的立国者，如何建立其身份认同？如何将政治理想付诸实际？这一过程将怎样影响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帝国的覆灭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帝国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蕴含着丰富的可供挖掘和解读的材料。本书侧重于较现代的几大帝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研究容易囿于某种范式，限于某个时期。从根本上看，帝国对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异常敏感，而且对历史上的政治前身也极为在意。有时两者历史间隔不远，就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之于更年轻、更具活力的英国和法国，直到20世纪依然会对后两者产生影响，即使帝国的势力已近苍白无力。但对于所有欧洲的帝国来说，罗马都是举世无匹的典范，作为罗马继任者的欧洲各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更像是条条大路始自罗马。罗马是灵感之源，即使它也作为帝国衰亡的典型而使警钟长鸣。接受过古典学熏陶的现代帝国的统治精英，无不推崇罗马，向其学习仿效，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新罗马”。但他们也试图超越罗马，从罗马制度的积弊与罅隙中吸取教训，将帝国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根基之上。所有的夙愿不过如梦幻泡影，正如托马斯·格雷所说，“荣誉之路通向坟冢”。但人类的一切制度难道不尽然如此吗？帝国也不例外，比起其他悠久的人类历史的遗产，帝国留给我们的教益匪浅。

无论如何，在讨论现代帝国之前，让我们先回到罗马。我们已经考察过帝国意义下的罗马，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现在需要说明的是罗马究竟是什么，它如何认识自我，如何维持。无论其政治模式被怎样歪曲误解，罗马的思想与创举对后世所谓帝国为何物、应为何物、如何运作影响颇深。同样，罗马灭亡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也警醒后世帝国避免罗马的厄运，为后世敲响沉重的警钟。没有哪个帝国能摆脱罗马的阴影，无论如何挣脱，罗马仍是它们无法逃离的宿命。

[1] 1937: 7.

[2] In Pagden 1995: 64.

[3] [1748] 1987: 471.

[4] For these studies, see Hobson（［1902, 1938］1988）; Lenin（［1917］1939）; Schumpeter（［1919］1974）; Burnham（［1941］1962）; Neumann（［1944］1966）. There is a good survey in Mommsen（1982）.

[5] Strang 1991: 437.

[6] Lichtheim 1974: chaps.7–9; Mommsen 1982: 113–41.

[7] Hardt与Negri合著的《帝国》（2001）一书讨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后期所形成的高度不定形态的“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关系不大。

[8] In addition to the titles mentioned in this paragraph, a very selective list of significant publications on empir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ould include Alcock et al. （2001）; Aldrich（2007）; Burbank and Cooper（2010）; Calhoun, Cooper, and Moore（2006）; Cooper and Stoler（1997）; Duverger（1980）; Ferro（1997）; Hobsbawm（1987）; Kupchan（1994）; Lustick（1993）; Maier（2006）; Miller and Rieber（2004）; Motyl（2001）; Muldoon（1999）; Munkler（2007）; Osterhammel（［1995］2005）; Pagden（1995, 2003, 2015）; Parsons（2010）; Snyder（1991）, Steinmetz（2013）. Mann（1984）和Finer（1999）的著作则展现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观点。我们应当留意洛克、孟德斯鸠、埃德蒙·伯克、狄德罗、托克维尔和密尔这些伟大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家关于帝国的思考。Notable examples here are Mehta（1999）, Muthu（2003, 2014）, Pitts（2005）, and K.Mantena（2010）. 大众媒体上关于帝国的作品包括2003年1月在英国BBC4频道播出的尼尔·弗格森的 《帝国》系列节目（6集），以及2011年Jeremy Paxman在BBC播出的《不列颠帝国》（2012年播出时更名为《帝国》）系列节目。还可关注以帝国为主题的电影，包括《特洛伊》（2004）、《亚历山大大帝》（2004）和《英雄》（2002）。在HBO电视网出品的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也不乏帝国的影子。

[9] “帝国”与“帝国主义”两个概念需要厘清：前者渊源较久，后者更新。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才第一次出现，以形容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帝国”一词暗含高贵的志向与理想，但之后两个词都带有了贬义。See on all this Koebner and Schmidt（1964）. 1919年Joseph Schumpeter（［1919］1974:71）提到“今天‘帝国’一词用在我们敌人身上，含贬损之意”。而“帝国”一词的贬义由来可参见Pagden（2003:xxi）、Howe（2002a:9, 22, 126）。如今仅余纽约州的别名为“帝国州”，这或许是唯一正面或中性的“帝国”了，而美国的诞生与其反抗帝国有着密切关系，想来不免讽刺。

[10] John Gaddis（2004）称美国“是天经地义的帝国”，他认为自美国诞生起，其思想与做法无不是帝国的典型，而且还将继承延续。尼尔·弗格森观点类似，他认为美国是“口头否认的帝国”（2005:6），并认为美国应该更自信、更积极地履行其帝国使命。

[11] 近些年“欧洲”或欧盟也被视作帝国（如Zielonka 2006、Foster 2015）。Charles Maier认为，因为“决策与身份空间中的假定身份”的丧失，帝国因所谓“治外法权”而备受关注（Maier 2000:820）。

[12] Howe 2002a: 126–27; cf.Kappeler 2001: 3, 392.

[13] Lord Acton在为英国和奥地利帝国辩护时，将它们称为自由的堡垒，反抗压迫与排他的民族主义，“为了让主权国家与民族在理论上相匹配，其前提条件是所有民族都有其界限”［Acton（1862）1996:36］。

[14] See, e.g., Barkey and von Hagen（1997）; Beissinger（2006）; Dawisha and Parrott（1997）; Hirsch（2005）; Lieven（2001）; Lundestad（1994）; Martin（2001）; Miller and Rieber（2004）; Motyl（2001）; Rudolf and Good（1992）; Suny and Martin（2001）. The Russian journal Ab Imperio is a good source for continuing discussions in this vein.

[15] For some lively contributions, see Bacevich（2003）; Calhoun, Cooper, and Moore（2006）; Ferguson（2005）; Gaddis（2004）; Go（2008, 2011）; Kagan（2004）; Maier（2006）; Mann（2003）; Münkler（2007）; Porter（2006）; Roy（2004）; Steinmetz（2005, 2013）; Todd（2003）; Wood（2005）. 这些著作都强调美国为一个帝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无论是出于美国在美洲内部的扩展，还是其针对其他国家的政策。John Pocock指出其矛盾之处，“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以反抗帝国为使命，却行使其帝国的使命，这是深植于美国体制内部的特征，也是其母国英国不曾出现的情况”（Pocock 1985:86、cf.Lichtheim 1974:59–61、Muldoon 1999:140–41）。这与美国的“例外主义”关系密切，参见Tyrell（1991）。反对将美国称为帝国的著作包括Walzer（2003）、Pagden（2004）和King（2006），尽管Walzer对“实际上的帝国”一词基本表示认可。

[16] Lichtheim 1974: 60.

[17] “单一超级大国”是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1999），“新的无序世界”一词来自Kenneth Jowitt（1992）。

[18] cf.Pagden 1995: 1–2.

[19] see, e.g., 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995; Young 2001.

[20] For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is, see Kumar（2012a）.

[21] Howe 2002a: 1; Pagden 2003: ix; Ferguson 2005: xii.

[22]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1; cf.Morrison 2001: 3.

[23] e.g., Eisenstadt [1963] 1993; Kautsky [1982] 1997.

[24] 1.278–79.

[25] Koebner 1961: 5–6; cf.Richardson 1991: 2.

[26] Richardson（1991:3）认为，严格说来，“imperium”一词最初具有宗教色彩，“imperium”并不一定用在人身上，而是与神有关：imperium的宗教属性在于，古罗马的独裁官得到执政官提名后，由罗马国教的主神朱庇特确认其“imperium”的地位。Richardson认为，这种具备神性的半宗教力量加诸个人后，就成为后世罗马共和国大将军或罗马帝国皇帝的特权。

[27] Imperium一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演变参见Folz［（1953）1969］、Koebner（1961:18–60）、Muldoon（1999:21–113）。Koebner强调，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重塑了“imperium”一词的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让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诸国有了自立为帝国的理论基础。但人们对于帝国的认知并未完成，查理五世治下领土广袤，他仍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便他占领西班牙，查理五世和他在西班牙的继任者腓力二世也只是20多个王国的君主（后者并未承袭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因此，不存在“西班牙帝国”，只存在西班牙的“普世君主”，同理，直到19世纪，才有了所谓的“不列颠帝国”，这一观点参见Koebner 1961:56，Muldoon 1999:9、114、137。“普世王权”一词通常带有贬义，用来指代早期现代统治者的帝王抱负，比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到16世纪末，普世王权已经取代了imperium一词，用来描述超越国家边界的权力。”（Pagden 1995:43）

[28] Elton 1982: 353; see also Ullmann 1979.

[29] Koebner 1961: 57.

[30] 弗朗西斯·培根的《论帝国》［（1625）1906:73–79］仅仅讨论了王权问题，并未涉及今天意义上幅员辽阔的帝国。培根在其另一篇文章《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1625）1906:115–27］中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亚克兴之战决定了罗马帝国的运势”；海权未必是海洋帝国的根本。“海洋帝国”一词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当时已普遍使用；莎士比亚也用过这一词（“塞克斯都·庞培……掌控海洋帝国”，《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1.2）。但是，“海洋帝国”一词只停留在抽象的统治，而并非指代具体的如何建立海洋帝国。之后，这一词与不列颠帝国的建立有了确凿的关联，参见Koebner（1961:77–105）、Armitage（2000:170–98）。

[31] Koebner 1961: 52.

[32] Koebner 1961: 4–5.

[33] Gibbon [1776–88] 1995, 1: 31; cf.Schumpeter [1919] 1974: 50–51; Finley 1978a: 2.

[34] 不少近世学者很赞同帝国肇始于共和国体制的活力与扩张性（参见Brunt 1978、Lintott 1981）。但Anthony Pagden（2003:21）指出，以罗马为例，尽管其展现出了王权的一面，但罗马也有共和体制甚至民主的特性。此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即民主的城邦国家也体现出这一点。进入现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美国或许也是另一案例。See on this Lichtheim（1974:87–88）.

[35] OED 1989: s.v.“emperor”.

[36] Koebner 1961: 7.

[37] Koebner 1961: 11–16; Lichtheim 1974: 25–26; Woolf 2001: 315.

[38] Lichtheim 1974: 24.

[39] Andrew Lintott提出：“对奥古斯都而言，罗马帝国不仅是其控制下的世界，而是等同于全世界……实际上，罗马帝国希望其他民族能遵循其意志——这就是‘imperium’一词的本质……”（Lintott 1981:53–54, 64，Brunt 1978:161、168–70，Veyne 1980:121–22，Pagden 1995:23，Woolf 2001:317–18）Pagden（1995:23）引述Theodor Mommsen的话：“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国，更是唯一的强国。”Lintott和Woolf提出，罗马是一个全球性的“多民族”概念——“在这个帝国中，一个民族统治着另一些民族”（Woolf 2001:314、Richardson 1991:6），其他早期思想家也持这一观点，包括Polybius和Sallust；有关西塞罗和恺撒的类似观点，参见Brunt（1978:162–68）。这也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对罗马等的共同观点。这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关，上帝让世上各国尊奉唯一的统治者，即罗马皇帝。See Fanning（1991:10–14）; Muldoon（1999:101–4）; Swain（1940:18–21）.

[40] See Koebner（1961:60）. 一般而言，早期观点会被后世的观点推翻或超越，但17世纪是一个特例。除了法国作家Gabriel Gérard在1718年的记载，Koebner还引述了Sir William Temple在1672年一篇文章中的话：“这样的国家覆盖了广袤的陆地，统治了大量人口，无论是古代的王国还是现代的帝国。”（Koebner 1961:59）Sir William Temple对“帝国”一词的理解在Francis Bacon和James Harrington的著作中也存在，他本人也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在17世纪晚期，有关古典与现代的争论中，Temple是站在“现代”这一方的）。但他从未意识到，古罗马人对帝国的这番含义亦不陌生，到中世纪及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也体现了帝国的这些特点（参见 Benson 1982:383–84）。

[41] “帝国（empire）”一词最早具有比喻意义，比如“海洋帝国”或“文字帝国”、“思维帝国”。这些概念都蕴含某种具有统治力量的要素，而不只是实际的对实体的占有［Hugo Grotius在《海洋自由论》中提出过类似的说法（1609）］。

[42] Richardson 1991: 1, 7; Pagden 1995: 13; Woolf 2001: 313.

[43]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generally the idea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 see Koebner（1961:18–43）; Bloch（1967）; Folz（［1953］1969）; Ullmann（1979）; Benson（1982:esp.370–84）; Muldoon（1999:21–100）; Moreland（2001）; Heer（2002）; Wilson（2016）. On the later history, to 1806, see Wilson（1999）; Evans, Schaich, and Wilson（2011）; Whaley（2012）.

[44] Folz [1953] 1969: 121–68; Bloch 1967; Heer [1968] 2002: 22–93.

[45] 尽管对于许多中世纪的学者，“empire”一词仅指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无论是西罗马帝国，还是东罗马帝国），“imperium”被用在许多中世纪统治者身上，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称呼他们的国王为不列特瓦尔达（即“霸主”），包括统治者埃塞尔斯坦和克努特。11—13世纪的西班牙，莱昂–卡斯蒂利亚的数位国王也将自己称为“最高统治者”（在1245年教皇将腓特烈二世逐出教门之后，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甚至试图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前提到的列位国王，似乎将自己视作“国王中的国王”，他们对大量的领土，即不同的王国，声称有统治权［Folz（1953）1969:40–44、53–58，Muldoon 1999:53–58，Fanning 1991］。因此，他们再度确认了，帝国即对多个民族施行统治。人们甚至会将不少中世纪的王国，比如安茹王朝称为帝国，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如此认为。毕竟，亨利二世并不是英格兰的国王，他是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和爱尔兰的高王。Muldoon认为：“假如我们认可帝国的定义就是对多个民族施行统治，那么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中世纪欧洲在制度上，其政府在本质上就是帝国……无论以何种标准，中世纪的王国就是帝国，尽管人们不用‘帝国’一词，但早期现代的欧洲王朝的确占领了大量领地。”（Muldoon 1999:63）中世纪诸国的征服和殖民本性，参见Bartlett（1994）。

[46] In Pagden 1995: 19.

[47] See further, on Rome's civilizing mission, chap.2, below.

[48] 有关罗马的普世主义，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罗马，还是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相关内容参考Folz［（1953）1969:4–5、108–11、171–77］、Bloch（1967:31–32）、Brunt（1978:168–72）、Veyne（1980）、Pagden（1995:19–28）。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bk.6、847–53）中提及了罗马的使命：“你记住，罗马人，用你的方式统治诸国，用法律带来和平，饶恕那些卑贱的人，在战争中驯服那些骄傲的人！”波利比乌斯提出的“世界历史”与罗马的“世界帝国”，相关概念参考Polybius（1979:41–45）。

[49] Pagden 2003: 19; cf.Pagden 1995: 11–12.

[50] Howe 2002a: 41.

[51] Koebner 1961: 18; cf.Richardson 1991: 1.

[52] The origin of the name Istanbul is the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See further chap.3, below.

[53] Pagden 2003: 176.

[54] Carlyle [1840] 1971: 202.

[55] Weber 1963: 1.

[56] Doyle 1986: 45.

[57] Thinkers following Doyle include Howe（2002a:30）; M.Smith（2001:129–32）; Münkler（2007）.

[58] Doyle 1986: 81.

[59] Doyle 1986: 129.

[60] Finley 1978a: 1; see also 1978b: 104.

[61] Finley认为Koebner（1961）和Eisenstadt［（1963）1993］是“混淆帝国与领土主权国”的代表人物（1978a :1）。当然这对Koebner未必合适，他将帝国的概念演变为多民族的统治。Eisenstadt是这种观点更为典型的代表，他提出“绝对主义的欧洲”国家属于“集权化的，历史官僚帝国或国家”（Eisenstadt［1963］1993:11）。

[62] Lieven 2001: 25.

[63] OED 1989: s.v.“imperialism,”“colonialism”.

[64] Fieldhouse 1961: 187–88;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chaps.4–8; Hobsbawm 1987: 60.

[65] Howe 2002a: 27.

[66] Hobsbawm 1987: 57–60.

[67] 有关帝国的经济理论的文献众多，特别是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或列宁有关的，相关研究参见Owen and Sutcliffe（1972）、Kiernan（1974）、Etherington（1984），以及Fieldhouse（1961）、Landes（1961）、Lichtheim（1974:110–21），Mommsen（1982:66–69）。

[68] see, e.g., Offer 1993.

[69] see, e.g., Adas 1998: 371.

[70] Carrère d'Encausse 1989; Di Cosmo 1998: 307.

[71] Adas 1998: 382–88.

[72] Finley 1978b.

[73] see also White 1961.

[74] 弗格森（2005:169）认为“殖民化”，即“大量有组织移民建立定居点”的过程，是“先于历史”的，与帝国有所区分，帝国是“文明的扩张，通常是以军事手段，统治其他民族”。“殖民化”必定依赖宗主国的力量，这也是Finley对“殖民主义”的看法，但弗格森不认同Finley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别开。因此，殖民地不必牵扯殖民主义，帝国也不必和殖民地或殖民主义有联系，但通常认为，殖民主义本身包含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部分，必是帝国的某个变种。

[75] 与Finley的观点类似，拒绝将印度视作殖民地，这一观点参见Seeley［（1883）1971］和Hobson［（1902、1938）1988:6–7］。但两种说法相互也有区别。See further chap.6, below.

[76] Finley 1976: 170.

[77] e.g., Howe 2002a: 25–31.

[78] [1975] 1999.

[79]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Wood 2005.

[80] [1967] 1985: 32.

[81] 此处及之后内容基本参考本人著作Nation–States as Empires, Empires as Nation–States（Kumar 2010）。这部分内容中，我用“国家”（nation）代替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如，联合国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组织）。两者区别较大之处，已特意指出。

[82] Breuilly 2000: 217.

[83] In Elliott 1984: 74.

[84] Anderson 2006: 9.

[85] Gellner 1983: 11; see also Gellner 1998a: 14–24; Breuilly 2000: 198–99.

[86] Gellner 1983: 1.

[87] Pagden 2003: 131–32; see also Pagden 1994: 172–88; Muthu 2003: 210–58.

[88] In Muthu 2003: 248.

[89] Mehta 1999: 77–114; Pitts 2005: 123–62.

[90] Seton-Watson 1964: 19–23; Hobsbawm 1994: 31; Kappeler 2001: 213; Ferguson 2005: 172–73.

[91] e.g., Emerson [1960] 1962.

[92] Ferguson 2005: xxii, 6, 61-104; cf.Teschke 2006: 137.

[93] Quoted MacLachlan 1996: 15.

[94] 对此我持类似的反对观点，与马科斯及相关著作类似，参见Gorski（2000），参见Kumar（2005）；关于反对“宗教民族主义”的看法，见Brubaker（2015:102–18）。

[95] Armitage 2000: 29–32; see also Pagden 1995: 12–13.

[96] Ullmann 1979.

[97] Koenigsberger 1987; Elliott 1992; Russell 1995; Armitage 2000: 22–23.

[98] Koebner 1961: 52; Armitage 2000: 14–23; Pagden 1995: 13–14.

[99] Marx 2003: 29–32.

[100] Armitage 2000: 14.

[101] Bartlet 1994: 314.

[102] Ferguson 2005: xii.

[103] Kumar 2003: 60–88; cf.Cooper 2005: 17.

[104] in Carr 2000: 6.

[105] see, e.g., A.Smith 1991: 55.

[106] e.g., 1986, 2004.

[107] for other examples, see Kaufmann 2004.

[108] see, 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English case, Mandler 2006.

[109] Kumar 2000, 2003: 30–35.

[110] cf.Smith 2003.

[111] 马克斯·韦伯将大国的“特权”与“上帝的旨意”联系在一起，往往带有帝国扩张的冲动。同样，此特权也与帝国紧密相连，“那些此前极力主张民族理念的代表，被寄予希望，转而肩负起帝国使命”（Weber 1978:925）。

[112] For these examples, see Kumar（2000）and the references therein.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Christianizing mission, differently conceived, of the Spanish and British in the Americas, see Elliott（2006:57–87, 184–218）.

[113] Alter 1994: 19–23, 39–65; Mazower 2015: 48–54.

[114] Alter 1994: 16–38; Hobsbawn 1992: 101-30; Zimmer 2003: 80–106.

[115] Mommsen 1990: 215; see also Mommsen 1978.

[116] Mommsen 1990: 212.

[117] Hobson [1902, 1938] 1988: 6.

[118] Hobson [1902, 1938] 1988: 11.

[119] Bayly 2004: 230, 242–43.

[120] see, e.g., Seeley [1883] 1971.

[121] See Schivelbusch 2004: 103–87.

[122] Weber 1978: 2: 910.

[123] See Tornton [1959] 1968: 1–56; Got 1989.

[124] 有关小英格兰人的说法来自William Cobbett：“维护英格兰是我，也是每一位英格兰人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是解救全世界；而是保护好自己。”（in Gott 1989:94）

[125] Baumgart 1982: 55–68; Schivelbusch 2004: 176–87.

[126] Hobson [1902, 1938] 1988: 8–9.

[127] See, e.g.Folz [1953] 1969; Muldoon 1999; Münkler 2007.

[128] Hobson [1902, 1938] 1988: 10–12.

[129] Pagden 1995: 156–200; Mehta 1999: 153–89; Muthu 2003; Pits 2005: 25–122.

[130]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26.

[131] Mehta 1999: 97–114; Pits 2005: 123–62, 204–39.

第二章 罗马帝国：帝国之父

很少有世界帝国能像罗马一样维持如此之久的有序统治……在其统治范围内，即使臣民把这个帝国当作整个世界也无可厚非，帝国为各个民族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比任何一个大国更持续、更完整。

——克里斯蒂安·蒙森[1]

只要我们继承了欧洲文明，我们就依然是罗马帝国的公民。

——T. S. 艾略特[2]

从欧洲文化传统的角度，任何帝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罗马帝国。所有能代表帝国荣耀的艺术、文学，甚至政治思想，最终都能追溯到罗马。

——马切伊·亚诺夫斯基[3]

罗马的遗产

今天，我们很难夸大罗马的影响力，因为人们对于帝国有了新的认识。有一种说法，在5世纪，罗马并未真正“灭亡”，虽然不少受过教育的人对此不以为然。不过，被毁掉的只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作为拜占廷帝国，依然延续了1000年之久。拜占廷人也称自己为“罗马人”，因为拜占廷帝国的发展壮大，罗马的名号与精神从未消亡殆尽。[4]直到1453年，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在这片土地上新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也曾有意继承罗马的传统，自认为是罗马精神的化身。[5]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中世纪，罗马从未真正缺席，它在地中海东岸到大西洋的广袤地区继续发挥着影响力。

即使在西方，罗马的衰亡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中世纪初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某种意义上，是罗马天主教廷延续着罗马的生命。此后，查理曼大帝历经千难万苦，在800年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意在复兴古罗马。神圣罗马帝国以各种形式延续到了19世纪，直到1806年被拿破仑彻底征服，这也是罗马不曾灭亡的一个明证，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确实在自觉地重塑古罗马的辉煌。而从某种意义来看，欧盟不就是一个复兴的神圣罗马帝国吗[6]？数个世纪以来，人们耗费了精力和心血，即便无法统一世界，也要建立统一的欧洲，这本就是在复兴罗马所代表的世界。

罗马“统治世界”的愿景曾经烙印在查理五世、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心上。为了钳制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的拿破仑希望能取而代之。拿破仑拒绝了法兰西学院授予他奥古斯都和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他本人却深受这些罗马先烈的影响，同样，被拿破仑推翻了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共和国也有相似之处[7]。马克思说过[8]：“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9]。”历史进程的确如此。“在拿破仑掌权之前，欧洲各国深受罗马统一观念的影响，欧洲大国的政策制定无不参照模仿当年的古罗马，即使这些欧洲国家未必真的要复兴罗马[10]。”

19世纪英法两国的治国理念也颇具古罗马的遗风（见第六章和第七章）。但在此不得不提到普法战争后，由普鲁士王国发展而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国家自然会被人视为，15世纪后“由德意志民族继承的神圣罗马帝国”。无论是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或是第一任皇帝威廉一世，他们都断然反对这种提法，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观念深入人心。除奥地利帝国以外，其他德意志地区得到了统一，于是一个参照奥托大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政权被建立了起来，而且“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在戈斯拉尔皇宫的宝座上吃了第一顿饭，它是亨利五世、斯瓦比亚的菲利普、奥托四世和腓特烈三世（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登基时所坐的宝座”[11]。之后的继任者威廉二世为使皇室能够发挥作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试图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恢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统治下的辉煌[12]。

之后，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和希特勒的（纳粹）第三帝国也认为自己代表的是罗马。墨索里尼曾经宣称“罗马是出发的起点，是前进的明灯；罗马是我们的象征，甚至是我们的信仰……不朽的罗马精神在法西斯主义的身上重获新生”。他敬告意大利人民，罗马“既久远又现代，对我们而言，恺撒遇刺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13]。所谓罗马精神，正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内核[14]。法西斯的标志是罗马高级执法官所持的棍棒与战斧，象征国家的权力与意志。法西斯知识分子，如乔瓦尼·秦梯利提出过“两个意大利”的说法，即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强调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或“文化”，将会损害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从罗马继承而来的男性气质和统一精神，而我们迫切地需要唤醒这种精神。必须为今天“轻薄浮躁”的意大利社会，注入古罗马的“荣誉感”；必须摒弃个人主义，回归罗马“统一”的传统[15]。

于是，法西斯时期的罗马城开始自觉模仿古罗马的城市规划，建立了新的丰碑。正如一位设计者所言，“雄伟、有序、充满力量，这是全世界对罗马城的印象，令人仿佛置身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16]。街头的巨幅宣传画和马赛克装饰借用罗马的主题与元素，并大量复制。1937年，在纪念奥古斯都2000年诞辰的大型展览上，墨索里尼和奥古斯都的塑像分别占据了展览大厅入口的两侧。为了筹备展览，更为了强化法西斯政权与罗马的联系，奥古斯都陵墓与罗马和平祭坛被修葺一新。当时有评论说，这次展览是为了展示“罗马精神在法西斯时代的复兴”。而为了突出这一效果，在纪念奥古斯都诞辰展览的同一天，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法西斯革命展也拉开帷幕。在一个小时之内，墨索里尼现身两场展览的开幕仪式。《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两场展览同时开幕，这表示“罗马精神和法西斯主义同根同种。奥古斯都大帝和今天意大利帝国的诞生，是古老的意大利民族最重要的两个时刻，他们因此会重新找到本民族的德行，从而焕发出无限的活力”[17]。

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向来关联密切，而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帝国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墨索里尼眼中的新罗马帝国，将以地中海为立足点，扩张至北非和巴尔干地区，这是法西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地图最能显示罗马当年征战扩张的痕迹，“意大利人期待历史的重演……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化身，而意大利比起法国或英国将更适合成为殖民大国”[18]。在北非发现的大量罗马时期的遗迹，无疑让已经失落的帝国有了新的复兴的理由[19]。无论是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建立殖民地，还是对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发动战争，这些都被认为是罗马重新敞开怀抱（当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战争期间进攻艾札拉时，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说，“我们曾经来过……我们又回来了”）。墨索里尼制订了东非帝国计划，将北非划入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并宣称这是让北非重回“文明与人道”的罗马，是对北非人民的极大保障。随后，数百万意大利人开始在北非定居，北非成了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所谓“第四海岸”[20]。

看上去，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没有直接从罗马获得多少启示——事实上，罗马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与纳粹种族主义思想正相反。但在西方，罗马的存在确实不容忽视，任何政体都很难切割与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纳粹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按照经典古罗马城重新规划柏林的举动中，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清晰的印证。施佩尔对于“他和他的团队比古罗马人更擅长罗马式的建筑设计”相当自豪，而希特勒则提出，只有罗马城才配得上“无限的未来，并能承载古老的民族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施佩尔心目中的柏林，建筑风格必须“震慑人心”，而“唯一与之媲美的”只有古罗马城[21]。

此外，罗马在其他方面也为纳粹做出了示范。希特勒认为，罗马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帝国，其根源在于它首先是一个“农业国家”，而维系传统农业的生活、生产方式对建设国家和巩固政权至关重要[22]。虽然希特勒对纪律严苛、注重“种族纯洁性”的斯巴达式的社会极其向往，但罗马才是希特勒构建纳粹帝国时真正参照的范本。比如，罗马的交通建设对异族统治的重要性就体现在纳粹对东欧地区的规划中。希特勒还喜欢思考罗马和迦太基的关系，注重贸易的英国被希特勒当成了“现代迦太基”，而德意志人无疑就是“北欧罗马人”的后裔。他欣赏罗马的军事和文官体系，特别是罗马人战斗与“求和”的策略（“每份和平协定都宣告了下一场战争。这就是伟大的罗马！这是真正的政治智慧！”）。1941年，希特勒对党卫军司令希姆莱说：“从古到今，在征服周边民族的问题上，罗马的成就无人企及。也从没有哪个国家像罗马一样，能够宣扬一种高度认同的文明。”当然，在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值得希特勒警醒。这就是基督教，一种犹太民族信仰的宗教，正是基督教严重损害了帝国的根基。希特勒认为：“犹太人用它来煽动奴隶颠覆政权[23]。”正如沃尔克·洛泽曼所说：“希特勒对罗马有浓厚的兴趣，远超任何其他的历史话题，在弥留之际，希特勒依然坚持‘效仿和学习罗马’[24]。”

无论在欧洲，还是更大的范围内，没有人能够无视罗马的存在。罗马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在文化和物质层面都深刻地塑造了西方社会，其影响力甚至蔓延到了东方。罗马城人口众多，成分复杂，这座城市本身就象征着这个世界。奥维德说：“世界和罗马城，占有同样的空间。”罗马城是“世界的庙宇”，它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罗马城的市民就是国际市民。歌德注意到，欧洲思想家常常对罗马城饱含深情，“世界的全部历史系于这座城市”[25]。

古罗马继承了古典希腊文化的传统，保存并复兴了希腊的文学、哲学、艺术，甚至生活的艺术[26]。罗马的拉丁文成为欧洲受教育阶层的语言，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罗马人以希腊为师，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构成了罗马上流社会教育系统的基石。贵族崇尚的罗马城市—乡村二元的生活方式，一度在欧洲盛行。罗马建造的道路和城市，其遗迹在欧洲随处可见，甚至成了今天的交通设施和城市的基础。最重要的是，罗马法律与制度的内涵，深植于今天的欧洲大陆。罗马政治的形式与概念，滋养着欧洲人的思想与行动。当然，有些时候，人们会试着摆脱罗马的束缚[27]。弗洛伊德当然不是唯一对罗马抱有矛盾心态的人物，他既被罗马的魅力吸引，同时又保持着距离，他似乎永远也看不清罗马的真实面目[28]。和弗洛伊德一样，很多人会赞同T. S. 艾略特的看法，这也是本章的题记之一，“只要我们继承了欧洲文明，我们就依然是罗马帝国的公民”[29]。

19世纪初，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整个欧洲开始崇拜古希腊文明，包括其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理念，这股热潮几乎取代了此前18世纪人们对于罗马的崇尚。拜伦、雪莱、歌德和席勒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纷纷盛赞希腊，认为希腊才是欧洲文化和民主的源头，而罗马不免陷入了物质主义的窠臼，缺乏浪漫的情怀。“辉煌的希腊”压倒了“光荣的罗马”[30]。但罗马并未完全失去它的光环：19世纪晚期，随着欧洲帝国向外扩张，罗马的成败得失再次成为话题的中心[31]。无论对罗马持有怎样的看法，无论是否接受它传播到全世界的文明，罗马毫无疑问是人类争论与思辨的焦点。

大家试图模仿和超越的罗马，它究竟是什么？对于历史的继任者，罗马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们不讨论罗马的历史细节，甚至也不讨论其制度与政策的实施。我们关心的是罗马到底象征着什么，它的内涵以及它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当然，罗马的形象部分源自古罗马人的创造，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如维吉尔和贺拉斯。同时，在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的著作中，也不乏对帝国最尖酸刻薄的批评。换言之，我们检视的是罗马的意识形态，而不单是它背后的历史。但我们要牢记，意识形态影响了现实，而它本身也蒙上了现实的影子。

罗马的使命：亚历山大、世界主义、文明教化

罗马的使命是将主要思想遗产留给后世欧洲帝国主义。尽管不能认为是罗马人发明了这样的使命，但的确是他们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如此，对于欧洲帝国，特别是早期帝国，罗马不仅将帝国的使命以世俗的方式传播开来，更赋予其宗教意义。罗马带给世界的不是简单的“文明”，罗马还创立了基督教，并流传于后世。

某种意义上，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世俗与宗教就已水乳交融。我们感谢亚历山大大帝，是他最早创造了帝国与其使命的思想，并传播四方、流传千古。罗马继承了亚历山大的意志，当然还包括来自从波斯到印度的东方继任者的思想。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缔造者旃陀罗笈多在被人问起他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帝国时，据说他做出了如下回答：“我在还是个少年时，就见过亚历山大大帝。”他说，亚历山大大帝本可以征服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因为他的制度比印度王室先进。印度城市塞康达和塞康德拉巴，都以“伟大的塞康达”为名，反映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当地留下的影响。[32]

对于他的仰慕者来说，亚历山大大帝似乎并不追求世界简单的希腊化或“西方化”，而主张文化与国家的大融合。亚历山大大帝将西方和东方连成一片，从多瑙河到印度河，亚历山大帝国笼罩在世界主义思想之下，这是帝国思想的核心[33]。在他的土地上，西方和东方的恩怨被放置在一旁，而在神话故事里，比如欧罗巴之劫——亚洲王子被绑架到西方，以及特洛伊战争——西方女子被绑架到东方，这些仇恨曾被极力渲染。

图2.1　公元前333年，伊苏斯之战中的亚历山大大帝（镶嵌画）（Everett Art/Shutterstock.com）

今天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切材料与猜测，都围绕着世界主义的主题。[34]据说，在著名的欧皮斯晚宴上（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能在帝国内和谐共处”而祈祷[35]。此前，他已为91位身边的随从和波斯新娘主持了婚礼。在和中亚大夏（今阿富汗）的公主罗克珊成亲之后，亚历山大大帝还娶了两位波斯公主。

1世纪，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曾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创造统一帝国的征服者”[36]。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记载了亚历山大大帝毕生功勋的华彩篇章。他写道，亚历山大大帝有意拒绝恩师亚里士多德的建议，亚里士多德仅把希腊人当成人，而视其他“蛮夷”为“蝼蚁草芥”，若遵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帝国上下必定“动荡不安，野荒民散”。

自诩天降世间的万国仲裁者，若不能以礼相待，则用武力压制，亚历山大殚精竭虑，他将所有土地，无分远近，置于同一统治之下。之后，就像宴会上的一杯美酒，混合了不同民族、习俗、传统、联姻等，他下令，每个人都要将居住地当作自己的国度，而亚历山大的军营就是世界的中心。[37]

伟大的古希腊研究学者威廉·塔恩爵士相信，亚历山大大帝一直追求的是希腊人与蛮族的融合。塔恩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具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观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上帝是人类之父，于是人类之间有了兄弟情谊。其二，亚历山大大帝心中的种族融合，包括所有已知的种族，思想一致，和谐共处，这就是人类的统一。其三，他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关系如同伙伴，而非臣民[38]。[39]

亚历山大大帝卒于32岁，他的抱负远未达成，不过已经有了一个轮廓。但研究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历山大帝国之后出现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是其帝国最直接的思想遗产，他们提出人类社会的大一统，或许指出了“世界公民”的可能性[40]。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追寻的“世界国家”的概念，就是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毕生追求的、前所未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启发。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普世性律法和社会组织成了切实可行的思想，能够真正为人所用”[41]。

最早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记载来自古罗马人，至少是古罗马公民：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利安、普鲁塔克、库尔提乌斯[42]。除了库尔提乌斯，其他人都用希腊文写作，写作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近400年，并且缺乏亚历山大帝国当时的材料。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主要由希腊学者在罗马帝国早期创作的神话构成（尽管这些学者有可能找得到原始材料）。这样的神话却影响深远，激励了东西方的国王与君主2000多年[43]。但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神话对罗马皇帝以及他们创造的罗马的影响。从庞培和恺撒——因“亚历山大大帝离世时年仅32岁，他已是各个民族的王，而自己还一事无成”落泪，到图拉真和卡拉卡拉——“对亚历山大亦步亦趋，深受影响”[44]，罗马的统治者们被亚历山大大帝的远见折服，竭力将其愿望实现[45]。此外，罗马皇帝接受了亚历山大及其希腊继任者的君权神授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亚历山大大帝坚信自己是，也被公认为宙斯之子。而在其遇刺后，恺撒和之后那些非基督徒罗马皇帝一样，也被宣扬为神。因为只有神才能统治宇宙万物和人类，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的共识[46]。

罗马文明教化的使命，可以理解为通过两位修辞学家的“演讲”向外传递的，即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和克劳狄安。他们以传统修辞学的方式为城市与统治者写作赞歌与颂词，以此向人讲述统治者的远大抱负与丰功伟绩。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两位，是因为他们是那代人中最负盛名的演说者，宣扬了罗马的立场与坚守的精神，被后世帝王奉为圭臬。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和克劳狄安的作品经常被政治家和评论者引用来证明自己对帝国的看法。[47]

大约在143年，希腊修辞学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宫廷上做了题为“去罗马”的演讲。[48]詹姆斯·奥利弗称其为“向哈德良和安东尼统治下的世界说明何为黄金时代最伟大的文学”[49]。这的确是安东尼时期罗马的辉煌时代，安东尼·庇护本人或许就在听众之列，而马可·奥勒留之后成了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拥趸。爱德华·吉本盛赞过，如果不是全世界，这至少是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本人对此坚信不疑。在他心中，罗马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吸引着财富与人才，物质、道德、文化、政治的影响从这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首先，罗马幅员辽阔，是亚历山大帝国之后最大的帝国，甚至要比亚历山大帝国更伟大，因为罗马国运更久。亚历山大大帝在“罗马崛起之前，通过无休的征战才建立了一个伟大帝国，实际上，更像是用武力强制的结果，缺乏正当性”。亚历山大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纪念，最著名的要数以其名命名的“伟大城市”亚历山大城。但亚历山大大帝去世过早，来不及给后世留下公平与局势稳定的政治遗产[50]。罗马不仅继承了他的意志，更将边界推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以至“没人能度量帝国的广袤国土”。“你统治的地区就是太阳照耀的土地，太阳照在国土上……因此你的统治没有边界，更没人决定你能扩张到何处；而大海像无边的围裙，将文明世界和你的统治围绕在内[51]。”

而罗马的财富与繁荣，也是盘踞世界商业和贸易交叉口的结果。

无论是天然作物，还是古希腊人或异族土地上长出的作物，或由他们制作的工艺品，都跨越了山河大海，被带到罗马，若是想了解全部，必须游历整个罗马，或者只需要来到罗马城。农业作物和人工制品在城中随时随处可见，而且数量丰富。每个季节或每半年，商船会满载货物而来，届时罗马城就像一个世界性的大集市……正如赫西奥德所说，大洋的尽头既是万水之源，也是汇聚的终点，万物也通过一条共同的通道汇聚于罗马，无论是商贸、航运、农业、冶金，还是今天和过去存在过的手工制品、土地上生长的一切。若在罗马城也没见过的，必不存在，或从未出现。[52]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最想称颂的，并不是罗马的国力与财富，而是在此之上罗马传递给世人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守序、宁静、和谐、公平、平等（一定程度上），这些价值观带给世人无尽的裨益。“尽管国土广袤无际，罗马的伟大不在于边界内的土地……铁腕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手握无限的权力，这已是最大的成功，而且荣誉全然属于罗马。因为在众多帝王中，罗马帝王治下的人民是自由的。”[53]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明白这类说法需要小心地阐释；罗马毕竟是帝国，等级森严，帝王不仅独裁专制，更以神自居。但他想告诉大家，和其他帝国相比，甚至和所谓“自由共和”的古希腊城邦相比，罗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体制，正义得以声张，官吏服从管制，贪腐必遭惩处，法律保护各个阶层、各个地区的人民。于是，“卑贱者与贵族之间，默默无闻者与名门望族之间，甚至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平等。这令人想起了赫西奥德的话：“‘容易得到赞美的东西也容易被检验’，公平与正义的准则，如同甲板上迎面而来的海风，不会只吹向富人，而吹不到穷人，必会平等地滋润所有人[54]。”

在盛赞罗马的公平和众生平等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说道：“比起罗马其他的成就，这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歌颂。”

我完全理解罗马公民权的伟大之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将帝国人口一分为二，等于将整个文明世界的人口一分为二，一半是公民，甚至和帝王有亲眷关系的精英、勇士和领袖，另一半则是统治下的臣民。大海和陆地并未成为公民权的阻隔，不论亚洲人还是欧洲人都不会被区别对待。在罗马，上升路径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若不在统治和信任体系之中，就会被认为是异族，而一个文明的共同体，以自由共和国的形式已经确立，由最伟大的领袖统治；众人来到这个文明的中心，以应有胸怀接纳他人。[55]

的确，罗马的世界主义，深植于各国民族心中，并且向全世界开放，将大家纳入开明的治理体系之中，这正是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反复赞扬的主题。种族、民族、国籍、宗教都不是成为帝国一员的障碍。罗马超越了希腊城邦的政策，也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罗马对于公民权的发明无比自豪。罗马的伟大在于包容，将公民权推而广之，让“公民权成为举世惊叹的制度”。

公民权让罗马的扩张成了伟大的事业，“罗马”不仅是罗马城公民的标签，更代表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不是帝国中的普通臣民，身份要远高于其他人。世界不再以希腊人和异族作为区分，虽然这样的区别并非没有道理，被赋予公民权的臣民远远多于希腊人。世界新的界限是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罗马城的名声也得到了宣扬。这样的区分界限清晰，在众多城市中，他们不仅是本地居民，更是罗马的公民，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从未到过罗马城。他们的土地无须另建堡垒来守卫，伟大的罗马公民将会像守卫自己的家园那样守卫罗马。[56]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明白这一变化意义重大，以及这会让罗马的公民权远远优于先前的公民概念。从这点出发，罗马的文明教化有了基础，罗马所做的一切无异于将自然转化为文明，让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组织成公民共同体，赋予其平等的权利与责任，这正是：

过去世界上的大多数统治者，统治的都是单纯的人，仅仅是组成族群或民族的人……那时的人身份卑贱，不仅大多数帝国统治者这么看，其他同样的被统治的族群也这么认为。被人统治的民族，作为个人没有公民权利，但如果打破原始的民族框架，他们也能争取到和今天类似的组织构架。我们相信，当其他人还是国家或地区的国王时，罗马皇帝已是文明共同体的统治者了。[57]

公民权的问题不易阐明，这是罗马给欧洲帝国留下的众多财富之一。之后我们还将详细讨论。但让我们回到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讲，他称赞罗马的伟大与仁慈，罗马践行了希腊的文明，而且是普世和平与文明的缔造者。

人们认为，文明世界从开始就有些病态，但在正义的观念下逐渐康复……城市流光溢彩，世界被装点得如同花园……正是罗马证明了地球是万物之母，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现在，无论是不是希腊人，无论是否拥有财产，都能随心所欲地在这片土地上穿行，就像在自己的家园。无论是奇里乞亚山门还是从阿拉伯到埃及的狭窄沙路，无论山川河流还是野蛮部落，都不足畏惧，但首先，你得成为罗马公民，被统治者中的一员。正是罗马让荷马笔下的“世界为公”变成现实；罗马丈量并记录着整个文明世界的领地；遇河架桥，见山开路，连无人荒地上都经营着邮政所；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过上了安定有序的生活。尽管雅典人开启了今天的文明，但罗马让这种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而且人们相信未来会更好……诗人说，在宙斯统治之前，宇宙充满纷争、蒙昧和动荡，宙斯掌权之后，天下得以安定……于是人们想象罗马之前的世界，得出了结论，先前的世界一片混沌，当罗马建立，混乱与动荡得以平复，有序的光辉照耀在人性上空，法律来到世间，神坛收获了人们的信仰。[58]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关于罗马的演讲不仅风行于当时，也为后世传诵。演说中使用的修辞与比喻也出现在许多关于罗马的记载中，特别是在为罗马寻找合法性的文献中。但演讲同样影响了那些记录了罗马衰亡前的伟大与成就的著作。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出现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59]卷一的前三章，这部分是关于安东尼时期的罗马，也是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深受鼓舞、发表演讲的时代。这部分内容和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讲极为相似，第一章开头写道：

基督纪元2世纪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60]

第二章开篇所述的情景激发了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灵感，他在这一章被提及两次。其中还有一系列罗马与其他统治者和国家的比较，皆是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由衷赞叹的，同时也反映了修辞学的传统：

罗马的伟大不在于扩张疆域，迅速赢得征战的胜利。就目前来说，俄国的领土最广大，占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荒漠地区。想起古老的年代，亚历山大大帝越过赫勒斯滂（拉哈尔和德里之间），不到七年的工夫，战胜印度以后在希达斯皮斯河河畔修建马其顿纪念碑。等到中世纪，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的君王，用烧杀抢掠的作战方式，从东边的中国向西征战，直达埃及和日耳曼地区边界，在一个世纪内，建立起为时短暂的庞大帝国。罗马强权靠着几世代的经营，凭借智慧和经验才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图拉真和安东尼时代，帝国所属各行省，经由法律获得统一，借着艺术增添光彩，已经完全降服再无异心。委派的地方官员虽偶尔作威作福，但是一般而言，施政还是明智、简便且利民的。行省人民可信奉祖先的宗教，有关市民的荣誉和利益，大致提升到与征服者平等的地位。[61]

为说明这一时期罗马的优渥生活，吉本在书里集中引用了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普林尼和德尔图良的称颂文字：

纵使人类的习性上缅怀过去而贬损当前，但是行省的属民和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帝国和平繁荣的气象，无不诚心齐口颂扬。“有关社会、法律、农业和科学的主要法则，大家承认是雅典人所首创，现在经由罗马的权威，得以稳固地建立。有了公平的政府和共同的语文，即使最凶狠的蛮族，在这种莫之能御的感召下，也能捐弃前嫌成为统一的国家。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各种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就会增加。城市日益光彩，受到大家的庆祝；乡村经过精心的栽培和装饰，美丽的样貌就像一座大花园。很多城邦为了和平举办长时期的节庆典礼，大家忘记古老的仇恨，再也不会忧虑未来的危险。”这段吹捧之词读起来咬文嚼字，粉饰太平，难免让人感到肉麻，但其所述内容，倒是符合历史的事实……若要指出世界历史中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四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治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62]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与吉本关于2世纪罗马的评述有相似之处，阿尔多·斯契亚沃尼认为，“现代性与透过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看到的传统性互相映照，几乎融为一体，但吉本所知道的是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无法预料的事情——罗马的终结”[63]。罗马的衰亡，至少西罗马的衰亡，亦是罗马留给后世的一项遗产。人们不停追问的，不再是如何模仿和超越罗马，恰好相反：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罗马。怎样逃脱罗马的命运，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任何一个自视为世界性的永恒帝国，要如何才能避免其样板——罗马所遭受的衰落和解体？罗马灭亡了，其他帝国是否能逃脱这种命运？“衰亡”二字是否镌刻在所有帝国的旗帜之上？这些疑问成了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哲学与文学反思的主题，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到拉迪亚德·吉卜林撰写的《退场赞美诗》（1897），人们以各种文学手段刻画“帝国的余烬”。[64]查尔斯·梅尔曾说：“帝国的忧郁，它衰亡的征兆让所有的胜利染上一层阴霾……帝国的终结就在眼前……最后帝国舞台的灯光渐熄，帷幕降下，帝国是熵的史诗[65]。”这些作品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更宽阔的框架；罗马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激发了当时的作家，如塔西佗和尤维纳里斯，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反思性的著作[66]。

但在罗马覆灭之前，仍然有人视罗马为照亮世界的一座灯塔，认为罗马优于所有其他国家，其存在也将更长久。和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来自密细亚，即小亚细亚西北）一样，另一位外省人，来自埃及的克劳狄安也曾创作颂歌盛赞罗马的丰功伟业。[67]不过他的演说词用拉丁文写就，虽然他和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一样，希腊语才是他的母语。他的颂歌不是献给罗马，而是献给罗马一位伟大的将军——汪达尔人的后裔弗莱维厄斯·斯提里科。斯提里科受命于皇帝狄奥多西，与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作战，并与皇帝的侄女，也就是养女塞丽娜成亲，而斯提里科的女儿玛丽亚则嫁给了年轻的皇子奥诺里于斯，这让斯提里科成了克劳狄安笔下的“皇帝的岳父和女婿”。410年，在波伦提亚之战中，斯提里科击败了阿拉里克的西哥特部队。克劳狄安在《执政官斯提里科》（400）和《西哥特战争》（402）两篇演说词中盛赞斯提里科，《西哥特战争》祝贺的正是波伦提亚之战的胜利，而《执政官斯提里科》成为著名的罗马式颂歌。

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是背叛者中的背叛者：汪达尔人受雇于罗马，而西哥特人主导了罗马覆灭的阴谋。回到罗马末期，5世纪初，那时正是罗马灭亡的前夜。这或许是为什么被编辑兼译者莫里斯·普拉劳尔称为“古典罗马时期最后的诗人”的克劳狄安[68]写作罗马的颂歌时下笔激情洋溢，似乎远超传统颂词的规制。这好似濒临灭绝的动物会长出最耀眼夺目的羽毛，克劳狄安对斯提里科的华丽赞誉也成了歌颂罗马的绝响。[69]

因为克劳狄安的演说都是献给斯提里科的，而非为罗马城或罗马所作，因此颂词的大部分内容是具体的英雄事迹，尽管这些对于罗马也很重要，比如397年斯提里科在非洲平定吉尔多叛乱，这次叛乱一度威胁罗马的粮食供应；还有在波伦提亚之战中打败阿拉里克，“此战驱散了帝国上空低压的黑云，光芒重新照耀罗马”[70]。总之，当斯提里科向元老院提出向非洲宣战的请求时，他被当作古罗马精神新的化身[71]。

但有些地方，特别是在《执政官斯提里科》之中，克劳狄安在滔滔不绝地赞美以斯提里科为代表的罗马精神复兴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开始反思罗马的得失。

斯提里科让传统的德行重获新生，唤醒了这个健忘民族的荣誉感，恢复了最初权威，让臣民保持敬畏，将地方官踩在脚下，给罪恶以惩罚，给过失以宽容，怜悯无辜者，惩罚有罪者，再一次唤起人们仁慈的本性……感谢斯提里科，耻辱被我们抛弃，时代伴随古代罗马的德性而熠熠生辉；感谢斯提里科，一度被剥夺的权力，绝不再遗忘，曾经失落的土地，现在回到了正义之乡，把胜利带给意大利，并且享受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将散落的四肢接回帝国的大脑。[72]

克劳狄安很快又创作了一篇新的颂歌，将斯提里科赞颂为罗马城的守卫、罗马伟大传统的庇护神。在此处，克劳狄安以无上溢美之词，就罗马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超然的观点。

执政官斯提里科，他与神同侪，身为罗马城的伟大守卫，举世无双，他身材伟岸，不可测度，相貌俊美，无法想象，为其赞美，无人可歌，昂起金色的头颅，他与繁星并肩，而罗马七座大山对应着天空中的七个区域，他是军队与法律的缔造者，威名远播，他是公平的使者，让这座城市，从一个不起眼的原点，扩张到世界边缘，从无名之地接触到了太阳的光辉。听任命运的捶打，罗马经历了一千场战斗，征服了西班牙，围攻西西里岛，在陆地上打败高卢，在海上击溃迦太基，从不退让或畏惧，坎尼和特雷巴之战落败后，罗马立刻重整旗鼓。面对敌人的炮火和敌军落在城墙上的重锤，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远端派遣了一支部队。海洋不能阻挡罗马前进的脚步，迎着波涛出征，罗马立誓征服不列颠人。罗马向被征服者敞开胸怀，像一位母亲，而不是女皇，以共同的名义，保护人类，召集那些被打败者，赋予他们公民权，与远方的民族缔结情谊。我们感谢罗马的和平统治，让世界成为我们的家园，我们愿意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我们探索极北之地，探索曾经的荒原，权当一场游戏；我们感谢罗马，让不同的人种同饮罗纳河之水，我们感谢罗马，让世人情同手足。因为无论奢华还是相伴而来的罪恶，骄傲还是随之而来的仇恨，尽管这些让其他帝国灰飞烟灭，但罗马帝国的未来却再无障碍。[73]

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本来应该延续千年，但是在410年，罗马城惨遭劫掠，距离这首赞歌的创作不过10年光景，令人感到无限悲凉。事实上，“罗马之劫”并未造成多少物质损失，也非帝国终结的预告。[74]其实，这是继公元前390年罗马被高卢人掠夺之后的第一次沦陷；紧接着，476年，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遭到废黜。今天看来，这是一系列击溃罗马的变故中最重要的一击。显然，皇帝被废在当时引起了上层民众的恐慌。耶路撒冷的圣杰罗姆哀叹道：“世上最亮的光芒已经熄灭，罗马皇帝遭到废黜，整个世界在一座孤城中死去[75]。”在北非，圣奥古斯丁因此陷入深思，而当时的人们认为罗马不幸的根源就是基督教，这是对罗马众神被冷落、众人崇拜基督教上帝的惩罚。在《上帝之城》（413—426）中，圣奥古斯丁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人们对基督教的责难，他反过来对世间一切城市与国家抱以蔑视，认为它们远远不及他心目中人们得到救赎、获得永生的“上帝之城”[76]。

我们将在后文中继续讨论罗马与基督教的问题。先让我们回到克劳狄安对罗马的赞颂，以及为何他的颂词在后世能有如此的名望，即使在罗马灭亡后很久也是如此[77]。直到19世纪，克劳狄安依然被当作正面典范，教育人们帝国当为何而生，效仿者包括英国帝国主义者克罗默、乔治·鲍文，以及埃及和印度的地方总督。同时，克劳狄安的文字也被一位名叫R. Y. 特雷尔的美国学者引用，意在鼓吹美国独有的帝国主张，所谓“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共和国应该拥有的抱负与梦想”[78]。对于后世的帝国主义者，克劳狄安为他们精彩地勾勒出了罗马的样貌，同时告诉它们所有以罗马为标杆的帝国应该具备何等的胸怀与追求。

用维吉尔的话来说，罗马的伟大之处不在其疆域或权力，而是运用权力的方式。罗马的确统治了不少民族，但罗马与其他统治者的不同在于，它“擅长在和平中统治万民，宽待臣服者，征服骄横者”[79]。罗马教化使命的核心是将文明传播给世界，“文明”就是罗马人心中的“人性”。“文明”是仁慈、理性、有教化的人类理想。古罗马学者西塞罗发现这个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相似的说法还有“仁爱”与“智慧”。但是罗马人将这样的理想发挥到极致。此外，罗马人在世界上竭力推广、宣扬这些价值。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写道：“罗马被当作‘是由上帝选中的所有国家的母亲和助产士’，于是罗马让天地澄明，让分隔的民族重聚，辅以教化，让无数使用粗俗语言的国家统一在共同的语言之下，它把文明带给人类，同时成为所有国家人性的祖国[80]。”

肩负文明教化的使命让罗马的权力与征服世界有了合法性。[81]格雷格·伍尔夫认为，在恺撒、斯特拉波、普林尼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罗马的统治是为最大限度解放人性而创造条件，让人受到教化，成为真正的人。罗马的征服可以看作成就世界和人类的手段。此前为帝国主义提供合理性的说法无不基于每场战争的正义性，即战争正义论，而向世界播撒文明的名义，为罗马征服与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82]。

关键是罗马对文明的理解与种族或民族无关。即使罗马人对古希腊文明与成就依然无比崇敬，但在这一点罗马人选择与希腊人分道扬镳。希腊人认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是个体或族群归为希腊人或文明世界（与“蛮夷”相对）的重要标志。而罗马人不这么看，文明化或罗马化，原则上对任何人都适用，无论是蛮夷还是意大利人。罗马城本身就是一座“混杂”之城，无数部落与族群在此安身，不以种族为区分标准。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故事，罗马人“不会像希腊人那样注重血统，或像犹太人那样重视宗教关系，而是在价值观、忠诚、习俗和崇拜方面，不断吸收同化而形成的共同体”[83]。[84]

除此以外，不仅任何人可以接受文明，接受程度也是可以有差别的。“文明过程”是指在特征和品质上逐渐接近文明的过程。接受文明得到认可的标志是公民权的授予，这也有程度之别。比如拉丁人，身为罗马人的邻居，使用同样的语言，拥有同样的崇拜习惯，被认为在文明程度上最为进步，于是被授予部分公民权，即所谓“拉丁公民权”。他们只有当真正同化为罗马人时，才会被授予完整的公民权[85]。这是归化异族的模式，即使对北高卢和不列颠岛蛮夷也适用。“拉丁公民权成了罗马人偏爱的武器，让外省人群逐步升级，拥有和罗马人同等的地位[86]。”后世欧洲帝国没有忘记罗马的这个创举，它们也将公民权开放给臣民，但并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像罗马，需要仔细考察臣民的“文明程度”。

罗马：公民、种族、民族

克劳狄安的演说经常被人引用的内容是罗马对待臣民的态度。克劳狄安在诗中盛赞罗马“召集那些被打败者，赋予他们公民权，与远方的民族缔结情谊”。这作为罗马统治的一方面在之后数个世纪引发了评论者的兴趣。在克劳狄安之后不久，出生在图卢兹的诗人卢提弗斯在回到高卢的途中写下一篇史诗——《归途纪事》（417），他指出这正是罗马文明教化使命的核心。

汝将异族之境纳入国土；

法外领地得到帝国庇荫；

用法律慑服难驯的异族，

茫茫荒野建起座座城市。[87]

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因为其对待非罗马人的态度而独树一帜。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1531）中认为，希腊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的社会发展停滞乃至最终灭亡，原因在于对待“异类”和外国人的敌意态度；恰恰相反，罗马“消灭了邻居”，因而变得更强大，因为罗马维持着一条“为向往归化的人而设的开放且安全的通道”，并给予他们“赢得荣誉的机会”，其中包括授予公民权[88]。[89]

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公民权是罗马兴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面向外族的自由归化政策是成为帝国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罗马媲美；因此，罗马成了最伟大的帝国。”培根补充道，“罗马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罗马的风俗传统移植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两种制度融为一体，好像不是罗马在世界上扩张，而是世界在罗马的土地上发展，这无疑是伟大的[90]。”其他国家往往闭关锁国，自负地捍卫本土文化和公民权，而罗马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传统，对外开门广纳，吸收各地民族、习俗、宗教，同时使自身政策和文化与世界接轨。

“罗马化”这个概念指的是罗马法律、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向帝国各地传播的过程。[91]这并不意味着特别是大众层面的文化与族群的差异性被消灭。相反，罗马对于本地文化通常很宽容，本地崇拜与方言被允许存在。[92]但帝国各地的精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有着统一的物质与政治文化方面的罗马特色。意大利各个行省城市的庙宇、剧院、宫殿、乡间小屋、道路、浴场、广场、运动场、雕塑和墓碑，都仿照罗马的样式。本地势力先在市议会中失势，之后进一步失去在官僚体系和军队中的控制权，而彻底罗马化的拥有土地的贵族开始接管地方，这样的治理模式被英国人在治理其庞大帝国时大加推广。拉丁语是本地上层社会的语言，至少在西罗马帝国如此，在帝国的历史上，想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必须努力学会拉丁语。[93]上文提到的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和克劳狄安就都出身外省，还有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梅罗波德，他是一位有着法兰克血统的罗马将军（参见斯提里科），同时也是著名的罗马诗人和演说家（以及战士），在拉文纳的帝国宫廷任职[94]。

有朝一日能说出“我是罗马公民”，这是大多数罗马臣民梦寐以求的奖赏。公民权是罗马悬在人民眼前的触手可及的奖赏，是对忠于罗马、尊重法律与制度的臣民的公平回报。这正是罗马与之前的希腊（而非马其顿王国）的不同之处。对于是否要吸收中部和北部高卢人，即与南部罗马化的那尔滂地区的高卢人截然不同的长毛高卢，罗马元老院表示反对。皇帝克劳狄乌斯对此的态度与几个世纪后马基雅维利和培根的观点完全一致。“斯巴达与雅典，尽管有着杰出的军事实力，仍然失败的原因是将被征服的臣民视作异类。而从罗慕路斯开始，恰恰相反，我们不止一次运用高超的智慧，在一夜之间将敌对民族变成罗马公民。”皇帝的这番话背后有丰富的例证作为支持，这是罗马的方式，可以追溯到罗马兴盛之初，也是罗马崛起的根源。罗马皇室就是被罗马征服的萨宾人，“立刻成为罗马公民和名门望族”，有人鼓励皇帝“采用同样的政策，吸收各地更多精英为罗马所用”。皇帝指出，在高卢之战后，“和平与忠诚才是政权的保障。让他们学习我们的习俗与文化，和我们通婚，带着他们的财富来到罗马，而不是留守当地”。塔西佗说，元老院批准了皇帝的提议，不仅是罗马的公民权，连最高职位也应该开放给蛮夷，只要他们诚心归顺，并且学会罗马的这一套[95]。

图2.2　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石碑，记录了克劳狄乌斯在元老院的演讲，他提议让高卢人进入元老院（Photograph by Rama, licensed under Wikimedia Attribution-ShareAlike 2.0 France（CC BY-SA 2.0 FR）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fr/deed.en）

开放公民权是一个缓慢而稳健的过程，从说拉丁语的邻居开始，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前89）之后，意大利同盟加入其中（公元前89年），之后阿尔卑斯山南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也被吸收（公元前49年）。再后来，整个意大利都统一在罗马的旗帜下。在帝国的统治下，公民权逐渐开始授予非意大利行省的人民。212年，这一过程达到顶峰，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宣布罗马公民权原则上开放给所有帝国的自由民。这一政策被认为不过是对前一个世纪稳步发展的清理和收尾，但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此举以坚决的态度宣扬了帝国的统一与气度，即“罗马人民的伟大”。[96]公民化的结果是将臣民提升为罗马世界中平等的个体，并在文明的世界上吸收更多人的加入。“于是，他只需是文明世界的自由居民，就能成为罗马公民[97]。”而这一时期的“蛮族”是身居帝国之外，享受不了文明福利的族群。这时的罗马也可能像之前那样，存在享有公民身份的“内部蛮族”[98]。“罗马人”与“蛮族”、文明与蒙昧的区隔，在战争期间越发加剧，割裂着世界。

图2.3　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的半身塑像。212年，他颁布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范围内一切自由民（Shakko/Wikipedia licensed under Attribution 3.0 Unported（CC BY 3.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或许这是缓慢历史进程导致的结果，然而卡拉卡拉的命令却标志着罗马新的开端。它象征着帝国已经摆脱了罗马人对其命运的掌控，帝国成为皇帝及其仆佣——军队和官僚构成的共同体。理查德·布克纳认为，“这是世界性的公民权与罗马统治的冲突”。卡拉卡拉的命令提到“罗马世界”一词而非“罗马人民的帝国”，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全能行政权”（罗马世界中的人将成为罗马公民）。在布克纳看来，舞台已经搭好，基督教概念的罗马登场亮相，这是“皇帝的帝国”，帝国系于皇帝个人。因此，皇帝可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米兰、拉文纳，或之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远在高卢和日耳曼地区找到安身之所：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罗马”[99]。

提出“卡拉卡拉开端说”的迈克尔·多伊尔，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不过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他赞同社会自由度与参与度降低的说法。但他质疑，卡拉卡拉之后，在“两大政治实体互相制约”的意义下，罗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一个帝国，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主题。“在卡拉卡拉的统治下，罗马公民的权利逐渐削弱，但依旧平等。罗马还是那个一族人控制另一族人的帝国吗？事实上罗马成为帝制的典范：族群间的政治差异已被消除[100]。”多伊尔与摩西斯·芬利关于帝国的观点异曲同工，他们不认为帝国只是国土辽阔的国家，而应该严格符合某个族群或政权统治另一些族群或政权这一特征。然而，芬利断言，“当卡拉卡拉将公民权扩大到领土上几乎所有的自由民……这标志着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101]。

多伊尔和芬利试图说明，因为推行平等的公民权，罗马几乎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公民权往往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原则。如果是这样，讨论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必须和罗马联系起来，因为在古代，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罗马这样的公民权[102]。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可能看起来非常相似，即使其原则相左，但在具体施政上也如出一辙。具体来说，我们选择怎样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想法。但无论卡拉卡拉的政令还有什么其他的寓意，也很难说这就代表了帝国的终结。在西塞罗、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普林尼、斯特拉波、克劳狄安、乌提鲁斯和其他人看来，无论罗马人还是外省人，将公民权开放给所有罗马臣民是罗马最高且最具特色的准则。这是罗马独一无二，区别于古今其他一切政权与帝国的原因。19世纪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在比较了罗马和英国之后，认为在这一点上英国绝没有试图效仿。“完全没有，”他说，“帝国公民的身份是罗马维护统一与强盛国力最重要的原因……在3世纪，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潘诺尼亚人、比提尼亚人，还是叙利亚人都称自己为罗马人，从各方面考察他们也的确是罗马人。帝国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帝国的荣光就是他们的荣光，这一点他们和任何出生在罗马城的人没有两样。因此，没有理由质疑这些人的忠诚，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去指挥战斗，或在和平时期派他们出任官员，管理那些出生在意大利的臣民[103]。”

与布莱斯同时期的政治学家C. P. 卢卡斯认为，“在历史上，罗马人坚定地、一步步地将一座小城扩张为世界性的共同体”[104]。即使是在卡拉卡拉之后，这也是罗马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区别。哪个民族国家要占领全球？哪个民族国家存在这样的意图？无论多么关注自己，民族国家毕竟会接受其他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帝国尽管被迫和其他国家或帝国打交道，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到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帝国，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作为文明与教化的使者（见第一章）。没有帝国像罗马一样表达过这样的信念。正如克里斯蒂安·蒙森所说，“对于这种论调，罗马人再熟悉不过，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的大国”[105]。罗马即世界，在3世纪的《罗德海法》中，罗马皇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作为罗马天主教廷的首脑，教皇在复活节向“罗马城与全世界”发表讲演，他在传达的是罗马所宣扬的统一与身份，这也是天主教廷所要继承的精神。

罗马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均一性的趋势背道而驰，追求族群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无论帝国与少数族群和“多元文化”存在怎样的冲突矛盾。另一方面，公民权与种族、族群或民族无关。除了极少数特例，几乎所有罗马的研究者都认可这一点。[106]罗马人当然大可鄙视所谓“蛮族”，无论是帝国内的还是边界之外的，但是大家的共识是最终通过同化与吸纳，不存在无法超越的“种族”，不存在生物学上的桎梏（除了顽固不化、与罗马的生活方式激烈对抗的犹太人）。蛮族也能文明化，穿上罗马人的服饰，高卢人（长发高卢人）也变得文明起来。他们学会了种植葡萄与橄榄，放弃面包就粥的吃法，喝葡萄酒而不是啤酒，在城市定居，学会沐浴洗澡。总之，他们将被罗马化。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前景，绝大多数蛮族，特别是其中的高层都对此无比拥护。斯特拉波提起西班牙的图尔德泰尼人时说，“他们学会了罗马的生活方式之后，遗忘了本族的语言，成了穿长袍的族群”[107]。

很多人认为，与现代帝国相比，罗马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从一个城邦国家发展为帝国，却没有民族概念。罗马起源的神话强调罗马立国的原则是包容与多元。罗纳德·赛姆说：“许多国家都会美化拔高自己的出身，而罗马起源的传说却在赞美一帮杂种和强盗[108]。”在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看来，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让这座城市成为“难民的避难所，周边各色人等蜂拥而至，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自由民还是奴隶，都渴望在这里过上新的生活，这些人是这座城市生命力的来源”[109]。[110]古罗马历史学家塞勒斯特也注意到罗马多民族的起源，他补充说：“他们走进罗马城的城墙内，开始共同生活，放下了血统、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出人意料地合为一体，不久后，背景各异的移民组成了同一个民族[111]。”

但这又绝非现代意义上，更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罗马人的“混杂”本质在罗马掠夺萨宾妇女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面临两族交战的威胁，萨宾妇女在敌对双方中间达成和解，结果导致萨宾人融入罗马。李维说，罗马和萨宾领袖“不仅讲和，也让两族人团结如一家”[112]。皇帝克劳狄乌斯总以自己是萨宾人而骄傲；西塞罗则认为，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将萨宾和罗马牢牢地绑在一起，建立了所谓“即使是敌人也要纳入国家体系”的原则，这是罗马发迹的开始[113]。

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公民权逐渐开放给各地族群，非罗马人和非意大利人成为帝国行政体系的鲜明特色。之后的评论者站在现代帝国的角度，对罗马拱手将帝国让与他人表示惊诧。如此一来，帝国的理想将何以为继？这是以帝国为名的罗马苦心经营的理念。然而“罗马”现在成了对外开放，意涵丰富的象征符号。2世纪后，即使罗马城也不再是帝国的中心：皇帝所在即“罗马”的所在，而皇帝通常驻守在帝国边疆。如布莱斯所说，“罗马城就是帝国，帝国就是罗马……，最后，罗马城失去了自身的历史，除了其伟大的建筑传统，罗马城已经彻底和它所在的帝国融为一体”[114]。不仅是非意大利行省，在高卢、西班牙、非洲、巴尔干行省如达尔马提亚和帕诺尼亚、东部行省如叙利亚和亚细亚等地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中，外族人士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占据高位。即使在最高掌权者中，也不乏非意大利裔君主，比如非洲的赛普蒂默斯·塞维鲁，西班牙的图拉真、哈德良和狄奥多西，达尔马提亚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叙利亚的黑利加阿巴卢斯和亚历山大。正如P. A. 布伦特所说，“如果在罗马时代，尼赫鲁和恩克鲁玛都有资格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在3世纪，大多数元老院成员不是意大利人。图拉真之后的君主大多来自地方行省，罗马都城在247年庆祝其千年诞辰，但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位阿拉伯领袖”[115]。[116]

对于那些关心罗马与后世帝国比较的人来说，罗马的世界主义，与古代社会传统的仇外情绪完全相反，这恰恰是罗马的闪光点。但也有人疑惑：现代帝国的非欧洲人口比例极高，是否可以贯彻罗马的理念，通过同化以及相关政策推行罗马化？这是萦绕后世帝国研究者心头的问题。法国人至少在政策理论上，而非具体操作上，有着和罗马最为接近的同化政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是模棱两可，他们不确定印度人和非洲人是否真能转变为不列颠人（甚至英格兰人）。对于内陆帝国如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国家比邻而居，罗马的同化模式似乎是最为自然的选择。然而出于各自的理由，它们都选择践行罗马的另一条经验：建立共同体，树立对帝国的忠诚，但允许不同族群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罗马的遗产着实复杂，既追求共同的帝国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多元与差异。

我们将在之后讨论这些问题将如何影响帝国的发展。但我们先要回顾罗马政治遗产中的最后一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督教的发明与传播。

罗马：普世宗教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文明的发展模式，即经过一段时间极具创造性的发展壮大之后，前进的引擎将熄灭，文明固化为“普世国家”或“普世宗教”。于是，汤因比认为典型案例就是希腊文明最终成就了罗马这一普世国家和普世的基督教。世界性的罗马因普世宗教而终结，其制度被保留在罗马天主教廷，并且吸收了希腊文明的精髓，蜕变为新生的西方文明[117]。

无论对汤因比的史观有何看法，没人会质疑罗马与基督教的关系，在罗马众多政治遗产中，基督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也最深远。鉴于罗马天主教廷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而不那么明显的是，即便人们不反对也会有争议的，是4—5世纪由异教思想家提出的观点，即基督教并没有巩固和延续罗马的传统，相反基督教损害了罗马的根基，在被异族彻底摧毁之前，让罗马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尽管有相反的史料，尽管在410年攻陷罗马的西哥特蛮族都是基督徒，尽管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廷帝国在东方依然延续了千年，人们还是会怀疑，基督教与罗马之间互不相容。罗马被认为是异教精神的化身，带有强烈的高傲又自负的军国主义色彩，以君主崇拜巩固其政治制度，帝国上下欣赏着血腥的角斗场面的感官刺激，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与基督教伴随而来的是平静与和解，试图驯化这股军国主义的戾气。基督教教义主张顺从与原谅、简朴与修行。基督教主张将信条传播到罗马之外的异国他乡。罗马与基督教怎么会互相兼容，甚至互利合作呢？[118]

首先，坚称这类观点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就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可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的确，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吉本认为“宗教的目的是未来生活的幸福，对于基督教的引入与泛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我们既不惊奇也不愤慨”。吉本在最为著名的一章中写道，“社会的积极因素被抑制”“宗教纷争被点燃”“君主的注意力从军营转移到教会”“罗马帝国被新的暴政统治”[119]。

人们特别关注吉本的论调与措辞，但更应该注意吉本立刻做了修正，甚至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补充道，基督教其实既是分离也是统一的力量，当帝国被其他因素影响，面临解体的威胁时，是基督教将罗马上下凝聚在一起。“1800位主教，谆谆教导信众服从合法正义的统治；不知疲倦的集会和布道，让远方的教会之间也保持契合；尽管作用有限，天主教的精神联盟，让福音仁慈的本性得到了强化。”此外，基督教被认为减轻了异族侵略的危害，因为不少异族皈依基督教。“尽管不尽如人意，基督教纯净和真诚的影响还是可以追溯到北部蛮族的改宗。如果说罗马帝国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而加快了灭亡，那么基督教则让帝国的衰落少了几分暴力色彩，让残暴征服者变得平和[120]。”[121]

吉本对基督教的批判相当谨慎，这使得他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中显得与众不同，而启蒙思想认为基督教或一切宗教都与理性相违背，当然会严重损害罗马的民心士气和抵抗精神。即使启蒙运动反对基督教，与其说基督教损害了罗马帝国，不如认为基督教践行了罗马的精神。这一观点出现在公元元年，即基督教在罗马诞生实属天意，基督教在帝国内外的传播使罗马国运达到顶峰。罗马与基督教绝不冲突，两者皆为彼此而存在。基督教延续、补充、完成了罗马开启的文明教化的使命，甚至将其提升到了更高的精神层面。因此，罗马物质世界的衰落，政治甚至经济制度的毁灭，绝不意味着罗马的终结。罗马的精神已由更强大的势力所承载，那就是天主教廷。教廷是罗马帝国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著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天主教廷是“罗马精神延续的最明显的证明”。“天父难道没有说过罗马的存在与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而这对于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教廷难道没有参照罗马的组织构架吗？难道没有使用帝国的语言吗？难道没有保留帝国的法律与文化吗？教廷的重要人物难道不是来自先前的元老院吗[122]？”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重要的支持者有3世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神学家奥利金。《马太福音》中有言：“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奥利金评论说：“耶稣基督出生于奥古斯都的年代，国家统一，族群融合。众多帝国的存在是不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123]。”早期基督教观点认为，只有最愚昧无知的人才会把基督诞生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和平年代当作巧合，或把70年皇帝提图斯征服耶路撒冷当作犹太人迫害基督的惩罚。[124]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125]第五卷中，对罗马与基督教的关系做了权威的解释。奥古斯丁的态度相当明确，正如维吉尔所说，上帝赐予罗马统治四方的权力，这是罗马的神圣使命，为世界带去法律与和平[126]。在奥古斯丁看来，这都是上帝为人类做好的安排。上帝选择罗马传递自己的旨意，因为罗马展现出独有的德行。“在东方的王国已经辉煌了很长时间以后，上帝想要西方也兴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尽管在时间上是晚出的，但其在疆域和伟大方面会更加辉煌。为了在其他民族中克服邪恶，上帝有意将荣誉、赞扬和荣耀赋予这些人，要他们寻求自己的荣誉，要他们毫不犹豫地考虑国家的安全，甚过他们自己的安全，以这种恶，即喜爱赞誉，克制他们对财富的贪婪和其他邪恶”[127]。

尽管罗马人的德行未必尽善尽美，不免陷入世俗窠臼，但他们教导世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以进入“永恒天国”：

因此，罗马的荣誉及其极大的扩张不仅是对罗马公民的补偿，而且对永恒之城的居民也有意义，当他们赴那里朝圣时，他们会对这些范例做冷静的思考。如果地上的国家因人的荣耀而为它的公民所热爱，那么由于永恒生命的缘故，他们对这个天上的祖国应当如何热爱呢？[128]

奥古斯丁反复地阐述这一观念：如果罗马人以永恒之城的名义付出如此艰辛，培养德行，我们凡人应该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进入天国。“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进入上帝之城的品质，而罗马人已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我们应该感到羞耻[129]。”对于罗马人的垂范，我们必须遵照。罗马人铺好道路，响应主的旨意为耶稣的诞生与传道创造了空间，惩罚害死耶稣的犹太人，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布道者如保罗等人传播基督教义。最终，也是宿命使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和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确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与基督教存在内在联系的最好证明。所谓上帝之城不过是尘世间罗马城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此后，因为奥古斯丁和其他基督教神父，罗马作为基督教起源的说法变得非常普遍，使罗马残酷专制统治的形象柔和了起来。这一点和不少19世纪的思想家不谋而合，其中包括约翰·亨利·纽曼，他曾公开改宗天主教，成为天主教廷坚定的卫道士。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认同。虽然作为态度强硬的新教徒，他对罗马天主教廷自命不凡的那一套不以为然，但正是麦考利在评论兰克的《教皇的历史》时公开赞美天主教廷，“罗马天主教廷将人类文明的两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今天世上没有哪一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万神庙与罗马竞技场的时代”[130]。麦考利认为天主教廷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也是举世无匹的罗马精神的化身；而且教廷的权威与影响力将延续下去，没有止境。[131]基督教延续了罗马的生命：理查德·詹金斯认为，“基督教世界这个说法是超越地理界限的罗马精神……是罗马遗产的一部分”[132]。

弗兰克·特纳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与罗马人同样信仰基督教，于是他们的生活与罗马人的生活便产生了强烈的联系……罗马时期基督教的兴起对于维多利亚甚至之后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更像是帝国覆灭后的一种心理补偿。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也认为罗马不过是孕育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载体”[133]。当然，对于部分学者来说，这种说法或许成立，但绝不代表普遍的观点。罗马的衰亡是西方思想史的重要主题，19世纪以来，在欧洲帝国主义达到鼎盛之时，这更成为学者与政治家关切的问题。在把基督教与罗马放在一起讨论时，他们更多的是将基督教当作罗马的对立面，甚至敌人，视作消解帝国组织的有害溶剂。这种观点认为，罗马的灭亡标志着新时代，即“基督教中世纪”的到来和古代社会的终结。对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以降，他们倒会怀念和哀悼罗马，因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考与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了。

但也有人认为帝国得以部分延续。罗马孕育出基督教，同时作为基督教最大的传播者，这深刻地影响了早期现代帝国，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在美洲和远东肩负着传教使命。内陆帝国如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也是如此，前者作为东正教的传承人，后者则继承了拜占廷的传统——有所谓“第三罗马帝国”（俄国）的说法。此外还有其他的罗马天主教势力，比如反宗教改革的先锋和传统信仰的捍卫者——欧洲东部边境上的奥地利帝国。

无论是之后荷兰人、法国人，还是英国人建立的帝国，基督教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特别是在面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时候，罗马的其他遗产变得越发重要。“文明的使命”多少发生了改变，不再只是信仰的传播，而侧重在帝国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秩序的输出。于是无论是治理本国国民还是帝国境内习俗、信仰迥异的其他民族，罗马再度成为思想和经验的源泉，给予后人丰富的养分。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曾给予帝国所有自由居民罗马公民的身份，后人会效仿吗？罗马化的真正意图和实际影响究竟是什么：创造统一的帝国文化，还是将征服地区的精英纳入麾下？罗马追求创造的世界帝国有何意义？在帝国和其他国家林立的世界，帝国还应该追求普世价值吗？这些追问也回荡在之后欧洲帝国的上空，无论是为了追寻答案，还是寻求前人的经验，人们总是最先想到罗马。

在米歇尔·蒙田的《论马车》[134]（1580）一文中，他深刻地抨击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他惋叹欧洲人再也无法获得本性善良的印第安人的信任。他在文中说：“一场如此壮阔的征服战，一场关系到如此众多的帝国和民族的重大变化为什么不发生在亚历山大时代，或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呢？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会以他们温良的手使蛮荒变得开化和文明，会让造化在那些民族身上播下优良的种子生根、发芽，不仅会将这里的技艺与那边的土地耕作和城市美化结合起来（如果那里需要），而且会将希腊人、罗马人的美德与当地人原有的美德结合起来[135]！”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受过教育的现代欧洲人而言，罗马就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同时这也提醒他们，现代帝国的问题就在于背弃罗马的模式与传统。无论如何，现代帝国的演进发展，都离不开罗马的推动。

[1] [1909] 1974: 1: 4–5.

[2] 1957: 130.

[3] 2004: 79.

[4]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帝国“政体并未成熟，腐朽落后延绵不绝”，并且持续了1000年之久［Gibbon（1776–88）1995:2:237］，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颇深，甚至在今天的学者和公众心目中也有一席之地［Lewis Mumford认为，拜占廷“延续千年……在某种压抑中向前发展”（Mumford 1961:241）］。但今天研究拜占廷帝国的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们强调拜占廷帝国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特别是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以及帝国末期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功。See especially Herrin（2008）; and, for a synthesis of recent work, see Treadgold（1997）; Cameron（2006）.

[5] 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用新月作为其标志。这一符号来自拜占廷的硬币，为了纪念在公元前340—前339年与马其顿的战争中，城市幸免于难。人们相信这是女神赫卡忒居中说情的缘故，其象征正是新月形。

[6] Zielonka 2006.

[7] Huet 199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编者注

[9] Marx [1851–52] 1962: 1: 247; see also Jenkyns 1992a: 27.

[10] Hinsley 1963: 154.

[11] Heer [1968] 2002: 278.

[12] Heer [1968] 2002: 278–79.

[13] In Nelis 2007: 396, 403.

[14] Visser 1992; Nelis 2007; Arthurs 2012.

[15] Berezin 1997: 57; Visser 1992: 12; Stone 1999: 207.

[16] In Berezin 1997: 125.

[17] Stone 1999: 215–16; Visser 1992: 15–16; Scobie 1990: 10–11, 27–28.

[18] Mack Smith 1977: 32, 84.

[19] Wyke 1999: 190–91.

[20] Taddia 2007; Stone 1999: 209; Nelis 2007: 399–400, 404.

[21] Scobie 1990: 6, 35; Koshar 1998: 165.

[22] Losemann 1999: 222.

[23] Losemann 1999: 224–25.

[24] Losemann 1999: 226, 234; Scobie 1990: 20–22.

[25] Kennedy 1999: 20; see also Edwards and Woolf 2003; Samman 2007: 70–83.

[26] Jenkyns 1992a.

[27] Feenstra 1992.

[28] Schorske 1980: 189–93; 1991.

[29] Eliot 1957: 130; cf.Edwards 1999a: 18.

[30] Jenkyns 1981; Bernal 1987: 281–336; Vidal–Naquet 1995; Edwards 1999a: 8–13.

[31] Jenkyns 1981: 331–35.

[32] See Lane Fox（1986:372）; Burn（1962:204）; Ray and Potts（2008）; Hagerman（2009）; Vasunia（2013:33–115）.

[33] Pagden 2008: 62–68.

[34]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确凿记录很少。For recent scholarship, and the continuing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es about him and his aims, see Lane Fox（1986）; Bosworth（1993）; Bosworth and Baynham（2000）; Thomas（2007）.

[35] Bosworth 1993: 161.

[36] In Pagden 2008: 62.

[37] Plutarch 1871: 481.

[38] Tarn 1948: 1: 400.

[39] 有人认为，Tarn对于国际联盟和之后联合国的构想，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并且将其视作两个组织的先驱人物。对此表示怀疑的观点，参见Badian（1958）和Bosworth（1993:160–61）；对Tarn表示理解的观点，参见Lane Fox（1986:417–29）。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因为仰慕亚历山大大帝，希特勒在其帝国中施行了某种“种族混乱”，即鼓励希腊人和亚洲人通婚（Scobie 1990:20）。

[40] Sabine 1960: 117–53; Burn 1962: 187–88.

[41] Wells 1937: 372–73.

[42] Gergel 2004.

[43] Lane Fox 1986: 26; Bosworth 1993: 180–81; Pagden 2008: 66; Baynham 2009.

[44] Bosworth 1993: 260.

[45] Brunt 1978: 178–79, 1990c: 449; Spencer 2009.

[46] Tarn 1948, 1: 145–48; Bosworth 1993: 278–90.

[47]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addresses, see Oliver（1953:981–82）; Claudian（［c.370–404 CE］1922:1:xix–xxiv）; Cameron（1970:349–89）. Gibbon knew Aristides well, and quotes him a number of times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book 1 of the Decline（e.g., Gibbon［1776–88］1995:1:64, 82）; see also Schiavone（2000:16–19）. For quotations of Claudi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e, e.g., Lewis（［1841］1891:128n2, 129n1）; for other examples see Cameron（1970:448–50）; Vance（1997:233–34, 254）; Koebner（1961:15）.

[48] My account of Aristides is based on Oliver（1953）; Bowie（1970）; Sherwin-White（1973:425–44）; Nutton（1978）; Schiavone（2000:3–15）. See also Ando（2000:54–69 and passim）; Edwards and Woolf（2003:2–5）. Oliver's study contains the full text, in both Greek and English, of Aristides's Roman oration.

[49] Oliver 1953: 887.

[50] Oliver 1953: 898.

[51] Oliver 1953: 896.

[52] Oliver 1953: 896–97.

[53] Oliver 1953: 898–99.

[54] Oliver 1953: 899.

[55] Oliver 1953: 901.

[56] Oliver 1953: 902.

[57] Oliver 1953: 905.

[58] Oliver 1953: 906.

[59] 以下出自此书的译文均来自席代岳译版本。——译者注

[60] Gibbon [1776–88] 1995: 1: 31.

[61] Gibbon [1776–88] 1995: 1: 56.

[62] Gibbon [1776–88] 1995: 1: 82, 103.

[63] Schiavone 2000: 16–17.

[64]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radition, with some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from Victorian England, see Vance（1997:197–268）. See also Edwards（1999b:chaps.6–10）. For the general idea of decline in the Europe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which of course Rome figured prominently, see Burke（1977）.

[65] Maier 2006: 76–77, 286.

[66] Shumate 2006.

[67] 有关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特别是其受到希腊“哲人、修辞学家和文学家”影响的说法，参见Nutton（1978:210）、Sherwin–White（1973:465–67, 关于克劳狄安）。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阶层将罗马视作希腊东部诸王国的合法继承者，“希腊人”与“罗马人”的结合在Sherwin–White看来“本质上是罗马世界统一的伟大成就”（1973:428，又可参见 Brunt 1990b:269）。

[68] Claudian [c.370–404 CE] 1922, 1: vii.

[69] 有关克劳狄安的论述，特别是其对罗马的态度，参见Cameron（1970）。吉本认为：“克劳狄安沉湎诗人和宠臣，于是有人指出必须要将这些虚构的、夸大的言语，转换成简明的真理。”［Gibbon（1776–88）1995:2:106］。但是他欣赏这些诗人，及其对斯提里科和当时帝国的描述（2:106–64）。他说：“克劳狄安的作品在帝国境内，乃至拉丁语世界被人欣赏。”其声誉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Balthazar Castiglione（2:163–64）。

[70] Claudian [c.370–404 CE] 1922: 1: 385, 2: 129.

[71] 1: 389.

[72] Claudian [c.370–404 CE] 1992: 2: 51.

[73] Claudian [c.370–404 CE] 1922: 2: 53–55.

[74] 罗马遭洗劫后，圣奥古斯丁用“仁慈”与“宽厚”评价野蛮人，认为这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相关，并且与信奉异教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暴行比较［Augustine（413–27 CE）1984:10, 12］。Peter Heather（2006:227–29）认为，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征服罗马是“有史以来最为文明的一次占领”。除了一部分阿里乌教徒，西哥特人皆信仰基督教，四处建设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有关阿拉里克的征服和其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基督教的敬意，参见Gibbon［（1776–88）1995:2:167, 200–209］。罗马城的洗劫是罗马历史上的一次插曲，与其说这预示着帝国的终结，不如说彰显了阿拉里克的软弱与失败，参见Goffart（2008:879n65）；其在罗马历史上意义的讨论，参见Ward–Perkins（2005:16–17）、Kelly（2009:56–57）。

[75] Kelly 1975: 304.

[76] Coyle 1987.

[77] Cameron 1970: 419–51.

[78] Vance 1997: 233–34.

[79] Aeneid 6.851–53.

[80] in Champion 2004: 259–60; see also Nutton 1978; Woolf 1994: 119, 1998: 54–60; Edwards and Woolf 2003; Woolf 2012: 226–29.

[81] 有些人认为，“帝国”与“文明”都是罗马剥削与奴化其他民族的掩饰。“掠夺、屠杀、偷盗，他们打着帝国的名号，留下一地荒芜，他们却称之为和平。”塔西佗借不列颠叛军领袖Calgacus之口，发出这样的指控。塔西佗嘲笑布列吞人学习罗马的生活方式，“这些天真的本地人将自己的奴役状态称为文明”（Champion, 2004:264, 276。参见本书第六章）。当代学者中，不乏对罗马化与其文明的批判，参见Hingley（2005）和更为温和的Brunt（1978）。

[82] Woolf 1998: 57.

[83] Woolf 1994: 120, 1998: 74; cf.Walbank 1972: 149–50; Sherwin–White 1973: 8; Miles 1990: 633–38; Dench 2005.

[84] For Greek concepts of autochthon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urity of type, especially among the Athenians, see Isaac（2006:109–33）.

[85] Sherwin–White 1973: 32–37, 96–116; Woolf 1998: 65–67, 2012: 219–20.

[86] Sherwin–White1973: 114; see also 414–15; but see also the demur of Brunt 1990b: 268.

[87] in Heather 2006: 234.

[88] Machiavelli [1531] 1970: 281–82.

[89] 吉本：“保存纯粹的本地血统，排除外来者，扼制了财富的增长，加速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灭亡。罗马的精神是，将虚荣让位于野心，行事谨慎，充满荣誉感，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无论身边是否有奴隶、外族人、敌人或蛮族，罗马都能展现出德行。”（［1776–88］1995, 1:61）

[90] Bacon [1625] 1906: 120–21.

[91] The original and still most powerful account of Romanization is Mommsen（［1909］1974）. For more recent accounts, see Sherwin-White（1973:399–437）; Brunt（1990b）; Laurence and Berry（1998）; Macmullen（2000）; Brown（2003:45–58）; Champion（2004:214–77）; Hingley（2005）, Heather（2006:32–45）; Woolf（2012:222–29）. For particular studies, see Barton（1972）, Africa; Ebel（1976）and Woolf（1998）, Gaul; Syme（1958:1–23）and Knapp（1977）, Spain; Price（1984）and Sartre（2006）, Asia Minor; Hingley（2000, 2008）, Mattingly（2006）, and Creighton（2006）, Britain.For a wide-ranging study of the plurality of Roman identities, as seen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see Dench（2005）. For a subtle and sophisticated account of the consensus created in and by the empire, whereby Rome came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communis patria of all its inhabitants,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alike, see Ando（2000）.

[92] See Walbank（1972:155）; Miles（1990:653）; Laurence and Berry（1998）; Woolf（1998:208）; Sartre（2006）; Burns（2009:55–58）.

[93] 罗马的大部分时期，希腊语一直作为书面语和通用语，特别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Brunt认为：“最后，希腊语被称为Rhomaioi。这是罗马化在观念上的胜利。”（1990b:269）See also Woolf（1994）; Dench（2005:314–15）; Gruen（1992:31, 50–51）.

[94] Heather 2006: 283–84.

[95] Tacitus 1996: 242–44 [Annals 11.22–24]; see also Sherwin–White 1973: 237–41; Griffn 1990; Woolf 1998: 64–65; Dench 2005: 117–18.

[96] Mary Beard最近的罗马史著作中，将卡拉卡拉的法令称为“革命性的决定……1000年来历史进程的巅峰……在212年，卡拉卡拉完成了自罗马城创建者罗慕路斯以来的使命”（2015:527）。卡拉卡拉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者，他认为自己也肩负了亚历山大大帝式的统一世界各民族的使命。

[97] Sherwin–White 1973: 287.

[98] Burns 2009: 35; Sherwin–White 1973: 445–46, 451–60.

[99] Koebner 1961: 15–17; cf.Miles 1990: 649; Brown 2003: 101.

[100] Doyle 1986: 97; see also 12, 45.

[101] Finley 1978a: 2; cf.Crone 2006: 109.

[102] Brunt 1978: 185; Dench 2005: 131.

[103] Bryce [1901] 1914: 40–41.

[104] Lucas 1912: 95.

[105] In Pagden 1995: 23.

[106] See, e.g., Syme（1958:17）; Brunt（1965:270–78）; Sherwin-White（1967）; Walbank（1972）; Jenkyns（1992a:6–7）; Woolf（1998:238–41）; Miles（1990）; Geary（2002:49–50）; Dench（2005:222–97）. 最主要的反例是Isaac（2006），他提出了古代存在的“原始种族主义”。他也承认“原始种族主义”与19—20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有区别。此外，他承认，与希腊人不同，罗马人对种族问题不甚关心，也完全接受其他民族的罗马化，支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融合（2006:192–93）。

[107] In Sherwin–White 1967: 3.

[108] Syme 1958: 17; see also Ando 2000: 52.

[109] Livy [c.25 BCE] 1998: 13 [1.8] .

[110] 圣奥古斯丁将罗慕路斯此举视作建造这座神圣之城的预兆：因为“诸罪的豁免，承诺各民族进入这座永恒之都，这让罗慕路斯的城市成了一座避难所，各种罪孽在此得到宽恕，这是罗马城建立的基础”［Augustine（413–27 CE）1984:207］。

[111] In Champion 2004: 209.

[112] Livy [c.25 BCE] 1998: 18 [1.13]; see also Edwards and Woolf 2003: 9–10; Dench 2005: 11–26.

[113] In Champion 2004: 209.

[114] [1901] 1914: 40, 71; see also Cromer 1910: 37–38.

[115] Brunt 1965: 274.

[116] See on this also Syme（1958:3–9）; Hopkins（1965:13, 23）; Brunt（1990b:273–74）; Sherwin-White（1973:259–61）; Edwards and Woolf（2003:11）.

[117] Toynbee 1962–63: 1: 52–58; see also vols.7a and 7b.

[118] Edwards and Woolf（2003:11）. 22.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160––225）提出关于罗马不朽与偶像崇拜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并与基督教德行进行比较，极力主张基督徒与异教社群分离。受3世纪基督教神学影响，世界进一步加深了联系。See Rayner（1942:118–19 and passim）.

[119] Gibbon [1776–88] 1995: 2: 510–11.

[120] Gibbon [1776–88] 1995: 2: 511; see also 3: 1068–70.

[121]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末尾有著名的一段话：“在之后的罗马历史中，我将此视作野蛮人和宗教的胜利。”［Gibbon（1776–88）1995:3:1068］但他们是什么蛮族？信奉怎样的宗教？一般来说，吉本指的是日耳曼部落和基督教信仰，但是John Pocock（1977:118）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因为《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几卷也讨论了拜占廷帝国及其被伊斯兰力量征服的历史，因此吉本的这段话也可能指阿拉伯人和他们的伊斯兰信仰。

[122] Pirenne 1939: 45, 124.

[123] in Isaac 2006: 491.

[124] 早在5世纪，基督教历史学家奥罗修斯写道：“耶路撒冷被攻陷……犹太人被消灭，提图斯以上帝之名为耶稣基督复仇，与其父亲韦斯巴芗一道关闭了杰纳斯庙，作为胜利占领的标志。”（Lupher 2006:38）David Lupher认为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基督教思想，此前圣奥古斯丁也提过这点。

[125] 以下出自这本书的译文均来自王晓朝译版本。——译者注

[126] [413–27 CE] 1984: 198–99; see also Heather 2006: 125; Ando 2000: 48, 63–64, 346–51.

[127] Augustine [413–27 CE] 1984: 201–2.

[128] Augustine [413–27 CE] 1984: 205.

[129] Augustine [413–27 CE] 1984: 211.

[130] Macaulay [1840] 1907: 38.

[131] 麦考利认为：“倘若某位来自新西兰的游人，站在伦敦桥上，描绘着圣保罗教堂，这说明天主教教廷仍有其魅力。”（［1840］1907:39）麦考利对天主教的复杂态度，参见Sullivan（2009:206–29）。

[132] Jenkyns 1992a: 9.

[133] Turner 1999: 173–74; see also Vance 1997: 236, 1999: 121.

[134] 以下出自这本书的译文均来自梁宗岱译版本。——译者注

[135] Montaigne [1580] 1958: 278–79.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

有些历史学家把奥斯曼帝国当成民族国家，其中土耳其人掌握权力，控制着少数族群。这种说法存在漏洞。奥斯曼帝国包含了不同族群，任何“差异性”都被接受。帝国并未消灭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相反差异性从上至下植根于奥斯曼的政治系统中。

——阿伦·罗德里格[1]

奥斯曼帝国被塑造为一台统治机器。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部落，它远离出生的草原，来到陌生的环境中，不仅求得生存、站稳脚跟，还把和平与秩序带给了行将就木的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甚至威胁到另一个更强大的基督教社会的生存，并从此在整个世界投下了阴影。

——阿诺德·汤因比[2]

晚期奥斯曼帝国被刻画为一个在历史大潮中解体的帝国，通常与西方化、民族主义、世俗化有关，这让我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历史发展的症结所在。

——许克吕·哈尼奥卢[3]

异域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名号在西方人听来有些奇怪。与欧洲帝国不同，它是非基督教帝国，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与传播者，三大圣地的守护者。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阿拉伯的哈里发制度，肩负向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对西方而言，与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可视作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延续。在早期现代历史上，宗教在欧洲帝国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正是宗教显示了奥斯曼人最大的不同。15—16世纪，奥斯曼军队的入侵造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恐慌，位于中欧的德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尤其如此[4]。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徒都表达了对于伊斯兰教来到欧洲的焦虑。1529年和1683年，奥斯曼帝国两次进军哈布斯堡王朝的都城维也纳，这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奥斯曼人的前线阵地。奥斯曼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威胁要像数个世纪前征服阿拉伯一样征服整个欧洲。

哈布斯堡王朝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力量的代表，但新教徒同样对奥斯曼帝国有所警觉。马丁·路德警告人们，“土耳其人是上帝愤怒的铁杖”，是对信徒的制裁，因为天主教教徒丧失信誉、腐蚀教廷。但出于“正义之战”的原因，马丁·路德鼓励他的追随者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军队对抗。因为，“正如天主教皇是反基督的，土耳其人亦是恶魔的化身，基督教世界期望最后两者一起下地狱”。路德甚至不再区分教皇与土耳其人：“反基督者就是教皇，而他的化身就是土耳其。[5]”

欧洲人普遍使用“土耳其人”来指代奥斯曼人，尽管不尽准确。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的思想家认为“土耳其人”就是新的蛮族，如同古希腊与古罗马面对的蛮族敌人，奥斯曼人是毁灭罗马的残暴又凶狠的蛮族的现代翻版。如英国作家理查德·诺尔斯所说，“他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之源”[6]。对奥斯曼人的各种印象无疑强化了这一看法。奥斯曼人实行着特殊的制度与政策，在欧洲人眼中这就和奥斯曼人所信奉的宗教一样古怪。这些制度与政策包括：弑兄传统，即新任苏丹在继位前要杀死所有的兄弟，以防王位之争；要将年轻的王储，即苏丹的儿子们，“囚禁”在托普卡帕皇宫。在后宫之中，由苏丹的母亲统领苏丹的妻妾，来自非洲的宦官负责她们的日常起居。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德米舍梅（意即“新的力量”）制度：年轻的基督徒应征入伍，作为苏丹的奴隶在宫廷或苏丹禁卫军中服役。这些蓄着胡须、戴着包头巾的壮丁，经常在托普卡帕皇宫内外引发血腥暴力冲突，禁卫军也发起多次叛乱，从中不难看出，奥斯曼帝国为什么成为爱德华·赛义德基于西方人的想象而构建出的“东方主义”的最佳例证。“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的威胁’一直在欧洲蔓延，是基督教文明的最大敌人。”之后欧洲存在所谓伊斯兰“后遗症”的说法，欧洲人以此描述这群“充满恐怖的毁灭性力量，象征恶魔与仇恨的蛮族”[7]。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文明眼中经典的“他者”，一度带有异域色彩和威胁恐吓之感，却又神秘迷人，试图将异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全欧洲。

矛盾的是，就在伊斯兰教的威胁于19世纪逐渐消除，奥斯曼帝国变成“欧洲病夫”时，欧洲人认为他们与奥斯曼文明的差异反而有所扩大。英国思想家、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奥斯曼人缺乏法治，蛮族文明缺少精神内涵，其生存完全依赖于外界势力，这些人包括“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纽曼断言，他们“阻碍了19世纪人类的进步……他们撒谎，既无法抛弃传统，也无法终止帝国的存在；他们无法自保，也缺乏对基督教世界的同情——穆斯林、独裁君主、奴隶贩子、多妻主义者；他们鄙视农业，憎恨欧洲，抱残守缺，自视甚高，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凭借无知与狂热生存”[8]。

纽曼对奥斯曼人坚决的敌意与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很相似，格莱斯顿曾在1876年出版的名噪一时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惨案》中，表达了对“土耳其民族”以及其本性的严厉谴责。

这不是单纯的穆罕默德主义的问题，而是穆罕默德主义与这样的民族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奥斯曼人不像印度温和的穆斯林，也不是叙利亚崇尚骑士精神的萨拉丁，更不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们从一开始，踏入欧洲的第一天，就是反人类的代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后必定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们的统治所至之处，文明消失殆尽。他们是暴政的代表，是法治的敌人。他们是无比坚定的宿命论者：作为奖赏，他们死后将升入酒食乐舞的天堂。[9]

土耳其式的残暴、沉迷感官享乐与独裁专制，这些是西方人心中的刻板印象。但早在奥斯曼势力在欧洲冒头之时，西方人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没有上述的负面观点那么流行。对西方思想家来说，凡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都是西方思想家批判与讽刺的来源。例如理查德·诺尔斯曾指出，奥斯曼帝国诞生之初的优势在于缺乏世袭贵族集团，而德米舍梅制度能让统治阶级只考虑个人才能选拔人才[10]。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博丹对欧洲狂热的宗教权威与奥斯曼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进行了比较：

土耳其人伟大的皇帝和世界上其他君主一样，敬奉祖先留下的宗教教义，却并不排斥其他人的信仰；相反，他允许其他人选择自己的宗教：在他的佩拉宫殿附近，就居住着4类不同信仰的族群——犹太人、基督徒、希腊东正教徒以及穆斯林，此外，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虔诚的基督教也为他祈祷。[11]

约翰·洛克在《论宽容》（1689）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想象在君士坦丁堡存在两所基督教教堂，双方都试图“拯救”对方，而“土耳其人则在一旁掩袖偷笑，因为基督徒也曾经犯下彼此杀戮的罪行”[12]。与博丹一样，同为法国人的伏尔泰，在两个世纪后写下关于奥斯曼与欧洲对比的更激烈的言论：

苏丹统治着200万有着不同信仰的人；20万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生活无忧；奥斯曼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解说人）向皇帝自荐为希腊牧首，奥斯曼人也承认罗马的教宗。苏丹为希腊诸岛指派主教，调令措辞如下：“命他任驻希俄斯岛主教，遵照既定习俗与礼仪。”奥斯曼帝国不乏雅各派、聂斯托利派、一志论派，也包括埃及科普特教徒、圣约翰基督徒、犹太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土耳其的年鉴上从未记载因不同宗教而起的冲突叛乱。[13]

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本性，最终形成了米勒特制度，这是帝国的辩护者最常援引的论据，以反驳批评者连篇累牍的谴责。但这也是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特别是在早期，当时宗教的正统性被欧洲国家当作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伏尔泰还比较了欧洲和印度、波斯、鞑靼、中国以及日本（耶稣教士到达之前），所有这些国家都与欧洲在思想上和政策上有很明显的区别。因此，欧洲人认可奥斯曼人的地方更像是奥斯曼人特有的异域情调。

一个欧洲帝国

我们确实可以强调奥斯曼帝国的非欧洲属性，它有着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的元素。但它至少和俄罗斯一样，可以被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欧洲帝国。[14]这从帝国的建立、发展模式、覆盖的国土和对欧洲的影响可以看得见。

起源并不决定命运，过程必有曲折和变化，但起源是发展方向的指引。伟大的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保罗·维特克认为，“如我们所知，每个国家建立的理由大抵相似，奥斯曼帝国更是如此”，“帝国的终结也是如此”[15]。这或许是比较绝对的说法，但奥斯曼帝国如何形成无疑揭示了它的本质与前景。

因为缺乏13—14世纪关键的历史记录，奥斯曼帝国的起源至今淹没在神话传说中，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议。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吉本斯说，奥斯曼是小型部落，通过学习拜占廷的传统和借助基督徒，至少是前基督徒的力量，实行管理和指挥军事。而相反的是，土耳其学者福阿德·柯普吕律认为，奥斯曼人是纯正的土耳其人，继承了中亚的突厥传统，帝国初期的维持运作完全依赖土耳其人。法国学者保罗·维特克则提出，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并非部落，而是加齐，即圣战士集团，他们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之后陷入与异教徒无休止的竭力厮杀。[16]

不妨从大家比较认可的史实或者比较认可的观点出发。[17]早在13世纪，奥斯曼人的祖先、奥斯曼王朝的缔造者来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他们是第二次突厥迁徙浪潮的一部分，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中亚成为所谓的土耳其或土库曼部落的大本营。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他们与11世纪就来到这里的第一波迁徙浪潮中的突厥人相遇。其中最重要的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建立的帝国一度覆盖整个小亚细亚。1071年，在曼齐克尔特战役中，塞尔柱王国打败了拜占廷，统治安纳托利亚，以半岛中部的伊兹尼克（尼西亚）以及之后的科尼亚（伊康）为据点。他们让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部落与酋长国俯首称臣。塞尔柱人自封为罗马塞尔柱，即（东）罗马帝国，以示与伊朗伊拉克大塞尔柱帝国的区别。从此也确立了传统，以“罗马”之名实行统治的就是罗马的继任者。

塞尔柱人的统治终结于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1243年，在科塞达格一役中，塞尔柱军队溃败，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继任者是伊儿汗国。为了逃离伊儿汗国的统治，部分突厥部落向北方和西方逃窜，来到拜占廷帝国的边境[18]。其中便有奥斯曼的追随者，他们在边境比提尼亚站稳脚跟。13世纪末，奥斯曼酋长国实际控制着比提尼亚。在1301年巴菲乌斯战役中，奥斯曼人击败拜占廷军队：这是两个大国的角力，也为之后一个半世纪中更多的大国冲突拉开帷幕。

正是在14世纪初，奥斯曼成为比提尼亚的统治力量时，关于奥斯曼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代表谁的争议四起。14世纪，奥斯曼人的权力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逐渐建立起来。但他们背后的目的与意识形态究竟为何？几十年来，主流观点是所谓加齐假说，保罗·维特克对此的阐述最具影响力。维特克认为，奥斯曼帝国起源于“加齐，即圣战士集团，这些是捍卫穆罕默德宗教的战士，这些伊斯兰远征军，誓与附近的异教徒决一死战”[19]。而对于维特克来说，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只不过是奥斯曼宗教使命的高潮。尽管之后吞并阿拉伯，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让奥斯曼帝国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伊斯兰力量，但是帝国的核心依然是从拜占廷手中夺来的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当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这片地区的中心”时，他们“获得的是一个有着千年传统的帝国宝座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这一所谓“内”帝国的地位关键，奥斯曼人称之为“罗马苏丹国”，以强调其作为罗马，即拜占廷帝国的继任者身份。维特克说：“奥斯曼帝国早期不像之后那样吸收伊斯兰力量，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特殊，并将自己独特的政治传统施于整个伊斯兰世界[20]。”

在维特克看来，奥斯曼的传统受到圣战士精神的影响，早在奥斯曼人成为哈里发和伊斯兰教正式的守护者之前，“与基督教邻邦为敌”就标志了他们的起源，并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宗旨，直至帝国终结。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人陷入了和欧洲基督教力量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两次围攻维也纳。直到1699年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才开始缓慢衰退。维特克认为，很明显，使帝国元气大伤的不是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地区占帝国领土的大部分，并没有什么出现变动）遭遇的衰退，而是欧洲部分。“帝国在欧洲受到重创，之后走向了衰落与毁灭。”然而，其衰亡的历程缓慢而反复，直到19世纪帝国才进入加速灭亡期，最后终结于20世纪初。“最后的解体是在丢失了几乎所有欧洲领土后发生的，特别是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爆发。此役之后，奥斯曼帝国被迫放弃也永远失去了统治基督教世界的野心，奥斯曼人相当于摒弃了自己的立国之本[21]。”

让我们回到维特克的加齐假说，即奥斯曼帝国起源于圣战士集团。首先要注意，维特克强调奥斯曼帝国具有欧洲属性，即所谓“罗马”的核心，这和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推动力不同。无论帝国起源究竟为何，我们清楚地看到征服欧洲国家、横跨马尔马拉海，直到征服君士坦丁堡从来都是激励帝国前进的动力。此外，随着奥斯曼帝国和西方进一步接触，奥斯曼人越发意识到帝国在科学、技术、组建现代政府方面的落后，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欧洲”元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奥斯曼帝国的确是伊斯兰帝国，但它也是欧洲帝国。两者并不矛盾，尽管普遍来说，特别是学术界并不认可这一点。自阿拉伯人在8世纪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前罗马领地），伊斯兰教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统治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但随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升级，以及欧洲被很多人认为是基督教世界，这就需要强调即使奥斯曼帝国没有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帝国也可以被视作欧洲帝国家族的一员。

通常认为，奥斯曼帝国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其他的土耳其酋长国（包括塞尔柱在内）的区别，在于奥斯曼帝国拥有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征服欧洲领土的野心。他们占领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北边界的比提尼亚，处于出击的有利地位，以便侵扰拜占廷边界的城镇与乡村，进攻摇摇欲坠的拜占廷的腹地。1204—1261年，罗马第四次派出十字军出征，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逼迫拜占廷王室退回尼西亚，此举重挫了拜占廷在其领土上的权威。而奥斯曼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即使在13世纪拜占廷又夺回君士坦丁堡。但在1326年，奥斯曼一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攻陷了拜占廷的重要城市布尔萨，将其作为都城。之后奥斯曼攻陷色雷斯，这标志着它从亚洲迈入欧洲，成为欧洲强国。

此役归功于奥斯曼联军与成分各异的基督教势力，这也是奥斯曼帝国直到其终结始终保持的统治特色（包括它在一战中与哈布斯堡王朝结为盟友，而它们曾经是势不两立的宿敌）。1351—1355年，热那亚和威尼斯开始抢夺黑海贸易的控制权。奥尔汗一世选择与热那亚结盟，因为奥斯曼人在加拉塔贸易殖民地帮助热那亚对抗威尼斯，作为回报，热那亚向奥斯曼军队提供船只，在1352年，这批船只运载奥斯曼军队顺利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但奥尔汗一世同时也在与拜占廷谈判，从1341年开始，即安德罗尼库斯三世逝世之后，拜占廷就深陷内战僵局。奥尔汗一世与皇帝约翰·肯塔库泽纳斯结盟，并在1346年举行盛大的婚礼，迎娶约翰的女儿西奥多拉。1352年，约翰·肯塔库泽纳斯邀请一支“土耳其”部队进驻拜占廷加里波利半岛，该岛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北部，靠近欧洲的一侧。这支部队向奥斯曼，特别是向奥尔汗一世的儿子苏莱曼帕夏表示效忠，于是苏莱曼帕夏带领部队，乘坐热那亚人提供的船只，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加里波利。1354年，安纳托利亚半岛发生了一场地震，毁掉了加里波利及附近几座城市的城墙，因此色雷斯也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1362年，奥尔汗一世逝世，而此时奥斯曼人已经从色雷斯扩张至毗邻的巴尔干地区。1361年，奥斯曼占领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作为今鲁米利亚地区的新都城。

这时，奥斯曼人已在欧洲建立了桥头堡，14世纪下半叶，他们继续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各个王国和亲王国。1389年，他们在科索沃平原之战中打败了塞尔维亚人，结束了塞尔维亚的独立。1393年，吞并保加利亚王国。1395年，瓦拉吉亚也落入奥斯曼之手。1394—1402年，奥斯曼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围攻，但由于蒙古人的威胁，城里的拜占廷人才逃过一劫。

正是蒙古帖木儿的入侵，严重打乱了奥斯曼扩张的节奏。1402年的安卡拉之战，奥斯曼大败于帖木儿军队，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诸国重获独立。但奥斯曼人重整旗鼓，并在1425年夺回安纳托利亚的统治权。他们继续在巴尔干半岛转战，1430年夺取萨洛尼卡，1444年在瓦尔纳战胜匈牙利人，终结了后者染指巴尔干的企图。1453年，他们获得了最终的战利品，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从此，新的帝国都城的两翼由布尔萨（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埃迪尔内（位于鲁米利亚）拱卫，奥斯曼人接着在巴尔干半岛收拾残局，1460年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1463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464—1479年征服阿尔巴尼亚。

在这段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的简述中，有两点要澄清。第一点，征服君士坦丁堡是其立足巴尔干，进军欧洲的战略顶峰。奥斯曼人和其他来自亚洲的征服者不同，后者从东方呼啸而来，自恃异族文化与宗教而鄙视西方文明。早在奥斯曼人控制安纳托利亚之前，奥斯曼人以埃迪尔内为都城，耐心在巴尔干培植力量，用心经营。1402年被帖木儿入侵打乱了阵脚，他们很快又在蒙古人撤退后回到最初的计划上来，继续掌握巴尔干半岛，以此作为征服拜占廷的基础。从位于西侧的埃迪尔内，而非此时奥斯曼的都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布尔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迈出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步。希思·劳里认为，为了理解早期奥斯曼的传统与制度，我们需要关注巴尔干，而不是之前那样只注意到安纳托利亚。“因为，尽管奥斯曼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但其在巴尔干经营多年，直到16世纪才开始真正关注……东方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和伊斯兰世界的腹地。从14世纪50年代开始，奥斯曼的力量集中在巴尔干，并稳步西进，因此我们必须从这里寻找奥斯曼成功的起源……奥斯曼帝国是在巴尔干半岛上类似罗马末期拜占廷基督教社会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22]。”

第二点需要强调的是，奥斯曼穆斯林与欧洲基督徒无休止的战争也有虚构的成分，但这对于奥斯曼，甚至欧洲的宣传都非常有必要。最初，奥斯曼人一直寻求和基督教力量的联盟乃至联姻。14世纪中叶，当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入巴尔干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即使在1453年奥斯曼军队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他们也与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匈牙利–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塞尔维亚的乔治·布龙科维奇（其女儿玛拉嫁给了穆拉德二世）、匈牙利的摄政王雅诺什·匈雅提，以及威尼斯人结成盟友，他们对奥斯曼巩固巴尔干两侧的局势至关重要[23]。此外，觊觎皇位者奥尔汗还在君士坦丁堡（此人在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后遭到处决）。而在君士坦丁堡内部，还存在东正教势力。东正教与天主教在这时形成了同盟，13世纪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的残酷统治历历在目，他们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不愿被天主教压制[24]。[25]以上都是这场重大历史事件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联盟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自始至终都在实行这套重视实效的政治模式。早在18世纪欧洲接纳奥斯曼之前（直到1856年《巴黎和约》签署后），奥斯曼就曾积极参与欧洲内部的纷争与冲突，试图与欧洲大国建立友好关系。16世纪，奥斯曼人和法兰西联手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尽管路德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拥护德意志新教的王子，以对抗反宗教改革运动，奥斯曼人认为穆斯林和新教徒在反对偶像崇拜和反教皇的问题上存在许多共同点（此种观点也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认可）。18—19世纪，因为畏惧俄国的力量，奥斯曼人转而向英国和法国寻求帮助，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德国成为他们最好的伙伴。从未有人能在这支伊斯兰军事力量与基督教阵营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奥斯曼帝国主动插手欧洲的乱局，并成为牌桌上最积极且最具实力的选手之一。唐纳德·卡塔尔特认为，“在将近600年的历史中，奥斯曼帝国既是欧洲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也是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劲敌”[26]。

图3.1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1453年，他指挥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终结了拜占廷帝国（Portrait attributed to Gentile Bellini.© National Gallery, London/Art Resource, NY）

穆斯林与基督徒

回到保罗·维特克的圣战士假说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我们会发现，把奥斯曼帝国视作来自“东方”的、立场鲜明反对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的伊斯兰国家，是多么荒谬。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常态，学者总是强调差异，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维特克的著作，会发现他的立论中缺少微妙与精细的分析。无论如何，维特克强调宗教，即伊斯兰教对早期奥斯曼人的影响，后世的研究著作也认为，与维特克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者，比如柯普吕律及其学生哈里尔·伊纳尔哲克，都深受15世纪末至16世纪奥斯曼文献材料的影响，太过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属性。

有些学者，如杰马尔·卡法达则强调比提尼亚和附近地区奥斯曼人“身份的流动性”，奥斯曼人允许穆斯林和基督徒融合，演进兼容并蓄的文化，如同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他认为，奥斯曼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有效地扼制了安纳托利亚边境社会的“流动性与多变性”，而用“稳定与集权”将其压制[27]。

希思·劳里在描述早期奥斯曼世界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14世纪的比提尼亚是一个“多宗教和多民族的社会”，这说明，“奥斯曼一世和儿子奥尔汗一世更愿意和比提尼亚临近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而不是让他们改宗伊斯兰教”。14—15世纪初，改宗伊斯兰教并非晋升奥斯曼统治精英的条件。但改宗伊斯兰教对一部分人是有足够吸引力的。“无论是垂涎国家政策的优厚待遇（农民），还是出于分享战利品的现实考虑（拜占廷贵族），比提尼亚（以及之后整个巴尔干）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当然主要是被丰厚的战利品吸引，选择加入奥斯曼帝国。解放奴隶、逐渐同化、互相通婚，这些宗教和文化上的改变和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奥斯曼帝国输入人口。”[28]但这种观点与维特克的加齐（圣战）假说相悖。奥斯曼人的目标不是让他人改宗伊斯兰教，而在于“战利品、掠夺和奴役……奥斯曼帝国的铁蹄横扫比提尼亚，直入巴尔干，不是依赖宗教的狂热，而是出于一个侵略性联盟的贪欲与野心”[29]。

在卡法达和劳里的研究基础上，凯伦·巴基用网状结构来解释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过程，以及为什么奥斯曼人能在安纳托利亚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她说：“各地之间的边界虽被承认，却总被侵蚀进犯。奥斯曼一世、米哈尔和埃夫雷诺斯（奥斯曼帝国的缔造者）成功地打破边界，将不同族群联系在一起，将大家团结在统一大业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边界谈判交易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宗教特性。这一过程的反讽之处在于，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在进一步巩固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动辄反对并压迫东正教徒，于是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走到了一起，奠定了这一多元国家的基础[30]。”

劳里所说的是基于早期奥斯曼统治下的“宗教自由主义精神”，改宗和同化相对而言没有太多限制，基督徒与前基督徒都能进入行政和军队高层。奥斯曼的政策主张“调和”与“激励”，对于本地基督徒，奥斯曼人将土地分给这些因战争背井离乡的农民，保障他们的权利，减轻税负，农民的生活在奥斯曼要优于d拜占廷。对待基督教地主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其土地所有权也能得到保障，他们封建领主的名号将转变成奥斯曼的提马尔，即拥有土地并从中获利的封建骑士。

劳里认为，不只是基督徒农民，大量拜占廷–巴尔干地区的贵族都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人们通常认为，基督徒和前基督徒的发迹是因为14世纪末的德米舍梅制度，该制度由苏丹穆拉德一世和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确立。穆拉德一世沿用征调战俘这一古老的做法，由基督徒战俘组建了第一支苏丹禁卫军。巴耶济德一世将这一举措制度化，定期在巴尔干的乡村和其他地区征调年轻基督徒。[31]被选中的基督徒青年必须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会被送入宫廷学校，在那里受训为一名战士或政府官员。

我们知道，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层统治者不少都曾受益于德米舍梅制度。1453—1600年的34位大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最高官职和苏丹的副手，有30位都是德米舍梅制度的应征者。事实上，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总共215位大维齐尔，其中超过2/3有基督教背景。当然，这些前基督徒不一定是农民——通常被认为是应征的主力——这些大维齐尔中许多人是拜占廷–巴尔干贵族，而他们被认为是最不服从奥斯曼统治的阶层[32]。

奥斯曼人建立的“混合体”国家，高度融合了伊斯兰教和拜占廷基督教的文化与政治体制，让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平相处，可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隐患。学者发现在14—15世纪初，大量“异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境内宣称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地位同等重要，并主张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合并统一。这些学者常常因为谢赫贝德尔丁叛乱陷入迷思，这场叛乱发生在1416年的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是自帖木儿入侵后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事件，最终被残酷镇压。贝德尔丁，特别是他的门徒波尔克卢塞·穆斯塔法和之前那些传教士一样，宣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调和，劳里认为，“在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建的国家中，主流宗教从一开始就把穆斯林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这场运动无非是想让两种信仰合二为一”，成为所谓的“伊斯兰基督教合并主义”[33]。虽然奥斯曼人采取了和平共处的态度，他们也依赖应征进入军队和官僚系统的基督徒的服务，但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些思想有些过了头，因为奥斯曼人毕竟从未宣称放弃伊斯兰教。但是对于贝德尔丁叛乱的残酷镇压说明了问题有多严重，以及奥斯曼内部的“伊斯兰基督教合并主义”的思潮是多么强烈。

奥斯曼人与罗马人

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称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君士坦丁堡的讹传，而是来古自古希腊语“eis tin polin”，常简写为“stin poli”，有“进城”或“在城中”两种含义[34]。不仅从名称上能看出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拜占廷的希腊传统，君士坦丁堡的旧称——土耳其语写作“Kostantiniyye”——依然在新的名字出现之后沿用了数个世纪。直到1930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才正式将伊斯坦布尔定为这座城市的名字[35]。

我们还有另外的证据说明奥斯曼人征服拜占廷之后延续了其传统。有些名号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这些头衔常被奥斯曼统治者使用：恺撒、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堡皇帝、罗马皇帝[36]。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奥斯曼人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希望自己成为罗马的继任者。而他们的计划绝不止步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奥特朗托就是征服罗马的第一步，可惜在他去世后，这计划不得不废止。苏莱曼一世在1537年进攻科孚岛时也曾筹划入侵意大利、占领罗马。他支持欧洲新教徒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即打破基督教世界由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把持的局面。17—18世纪，奥斯曼苏丹依然自诩“恺撒”或“恺撒中的恺撒”，同时拒绝承认其他更有资格者使用这样的称谓，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37]。

威尼斯旅行家贾科莫，在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觐见穆罕默德二世并向他汇报：“只能有一个世界帝国，一种信仰，一个王位。为了征服世界，没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合适的地方。”希腊学者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宫廷上向奥斯曼君主介绍罗马的历史。希腊学者格奥尔格·特拉布宗写道：“没有人怀疑他就是罗马的皇帝。他掌握帝国的王位，他是正当的皇帝，而君士坦丁堡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38]。”其他的学者记录了穆罕默德二世对古希腊与古罗马历史的狂热，穆罕默德二世寻访特洛伊，试图找寻希腊英雄埃阿斯和阿喀琉斯的墓冢，他曾在《伊利亚特》中读到他们的故事，同时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表示认同。即使在穆罕默德二世弥留之际，他依然坚持自己是罗马的继任者。他没有选择曾经的都城布尔萨，那是先前苏丹入葬的城市，他希望安葬在新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尤其是，他的葬礼也要仿照君士坦丁堡的缔造者——君士坦丁大帝的葬礼仪式和规格[39]。

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战术和战略上的重要转折点，奥斯曼人从此掌控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其在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地的统治联系了起来。但正如评论家所说，这还是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君士坦丁堡在伊斯兰宗教和世俗层面都享有特殊地位[40]。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预言：“有朝一日，君士坦丁堡将被征服。一位伟大的埃米尔和一支强大的军队将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在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将这座城市与先知的同伴阿布·阿尤布联系在一起，他在688年穆斯林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不幸殒命。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阿布·阿尤布的陵墓在城外的埃于普被“发现”。于是埃于普成了穆斯林的又一处圣地，新任苏丹敬奉埃于普也成了登基仪式重要内容。君士坦丁堡与先知产生了联系，征服这座城成了伊斯兰教的启示。君士坦丁堡确实是那颗“红苹果”，如奥斯曼人所说，这是他们渴望的终极奖赏[41]。通过征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证明了自己是罗马和拜占廷直接的继任者，同时继承了这一名号包含的建立世界帝国和普世主义的使命。这一过程中的“权力交接”就像从罗马到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过渡一样直接。

即使在1516—1517年，塞利姆一世征服了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其他有着不同传统的伊斯兰地区之后，奥斯曼苏丹仍认为自己具备罗马人所说的普世情怀。塞利姆一世自称“世界征服者”，而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进一步征服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地区，续写了帝国霸业。在于1538年刻于德涅斯特河湾的一处碉堡上的铭文中，苏莱曼一世自诩“上帝的仆人，世界的苏丹”。他以自己的名义将穆斯林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让他们组成了普世性的共同体。

我是苏莱曼，一个在麦加和麦地那的布道中会听到的名字。在巴格达，我叫作沙阿；在拜占廷，我叫作恺撒；在埃及，我叫作苏丹。我的舰队驶向欧洲，驶向马格里布和印度。我是继承了匈牙利皇冠和王位的苏丹，允许他们成为我的奴仆。彼得鲁在领军叛乱，而我军的铁蹄会将他踏进尘土，我是摩尔达维亚的征服者。[42]

从各个角度来说，奥斯曼人都可以被视作罗马人的继任者，但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阿诺德·汤因比从二者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中获得了启发，他认为，尽管看起来恰好相反，但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初期并未站在罗马的反面，而是延续了罗马培育、保护和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基督教在中世纪都面临严重威胁，只有凭借新生帝国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在西方，罗马的基督教经历过“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蛮族入侵和罗马覆灭那段时间，直到神圣罗马帝国出现才被挽救。这也恰恰是奥斯曼帝国为希腊东正教所做的贡献，与拜占廷和东罗马帝国所做的相似。拜占廷也经历了其“困难时期”，大致从11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071年被塞尔柱人打败，以及在1204年遭遇来自罗马军队的攻陷和洗劫，甚至在帝国内建立了罗马王国。正是奥斯曼人将希腊东正教从这样悲惨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汤因比说：“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历史功能就是终结东正教社会的‘困难时期’，在政治上，联合团结东正教社会所有力量，建立了统一的、由来自异域的奥斯曼人所统领的世界[43]。”

所谓的“异域”，或许是比较激烈的措辞，但这是汤因比观察晚期奥斯曼历史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站在早期奥斯曼统治者的立场，如汤因比所说，奥斯曼人从根本上重建了摇摇欲坠的拜占廷。和其他学者一样，汤因比相信，随着伊朗萨法维王朝和东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将被迫适应新的国际局势，必须改变国家的某些特质。我们将在之后看到，这一观点的具体内涵和可信性。但汤因比这一说法的亮点在于，奥斯曼帝国在建立之初，既是对拜占廷的重构，也是对其的终结。在广袤的东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带来的是久违了的和平稳定。在奥斯曼行政体系内，东正教廷和神职人员被保留，并给予了相当的地位。[44]东正教团体有权在宗教官员的监督之下举行宗教活动。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广大地区的震慑力，将欧洲的势力挡在了海湾之外。

此后，东正教最高教义说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上帝的旨意，他们维护了东正教的完整。这一观点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延续性，即拜占廷让位于奥斯曼，正如之前覆灭的罗马，此时的拜占廷失去了保护和传播信仰的资格。苏丹被尊为“罗马基督教王国的直接继任者，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45]。直到18世纪，东正教依然清楚地阐述着这类观念，如1798年耶路撒冷牧首出版的《父亲训诲》所说：“看啊，仁慈而万能的主，神圣的东正教信仰得以保留，万民得救；主在罗马的领土之上凭空造出奥斯曼人的强大帝国，因罗马早已背离东正教信仰；在主的眼中，奥斯曼人的帝国高于其他，毫无疑问，它的存在遵循了主的意志[46]。”东正教和奥斯曼人达成了和解，奥斯曼人不再是基督教心目中的蛮族敌人，而是基督教的守护者。直到19世纪，奥斯曼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基督徒，而是帝国境内某些极端分子和叛乱者发起的政治运动。[47]

奥斯曼人与土耳其人

奥斯曼人不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也不是“土耳其帝国”。这是几乎所有合格的研究者的共识。土耳其人在多大程度构成了帝国的核心，以及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化如何成为帝国最重要的影响力仍存争议。但清楚的是，奥斯曼帝国语境下的“土耳其”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建立的新土耳其意义截然不同。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早在11世纪，第一批突厥部落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半岛，西方人就称呼他们奥斯曼土耳其人，把他们的帝国称为土耳其帝国[48]。并且自19世纪起，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就开始强调帝国的土耳其本性，把其他族群刻画成少数异族，认为他们是对土耳其纯洁性的威胁。即使到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情形依旧如此，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心尽一切可能消灭奥斯曼传统，突显新生共和国的现代性与西方色彩。研究奥斯曼历史的土耳其学者，如福阿德·柯普吕律就对此非常自豪，他认为伟大的奥斯曼帝国本质上就是土耳其人的创造，证明了土耳其天才的文明与建造国家的能力。柯普吕律认为“奥斯曼帝国是在14世纪仅仅由土耳其人建立的”[49]，不过科林·安贝认为这样的观点很“荒谬”[50]。

奥斯曼人确实声称自己是突厥奥乌兹部落的后裔，在早期与安纳托利亚和中亚其他突厥王国之间的争斗也说明他们拥有土耳其血统。但随着与其竞争的王国被逐一消灭，特别是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开始自称罗马—拜占廷的继任者，帝国拥有土耳其身份的说法迅速销声匿迹。到了16世纪，“土耳其人”一词更像是侮辱，而非认同。伯纳德·刘易斯说：“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种族意义上的土耳其人一词很少使用，更多是带有贬义的指代土库曼游牧部落，或表示无知粗鄙、说着土耳其语的安纳托利亚乡村的农民。用土耳其人指称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绅士会被对方认为是羞辱[51]。”[52]

“土耳其人”或具有“土耳其性”，对于受过教育的帝国臣民来说，意味着“无知”“愚昧”“麻木”“愚蠢”“狡诈”。土耳其人被称作“乡巴佬”或“捣乱者”；他们离经叛道，就像那些在16世纪集结去拜访萨法维国王伊斯梅尔的人，或是在17世纪对抗中央政府的人[53]。面对被侮辱和被嘲弄的历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呼吁，“可怜的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分到的不过是残剑和破犁”[54]。这里讨论的作为“帝国的子民”的土耳其人，将不止一次感受到来自属于“他们”的帝国的不公待遇。

不仅奥斯曼人不是土耳其人，“土耳其”或“土耳其性”本身就是模糊、经常变换的概念。安纳托利亚边远地区的农民是绝不会有民族概念的，但他们也常被称为土耳其人。他们与自己的乡村、氏族，或者伊斯兰群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构成了安纳托利亚人口的大部分，但其中的1/3不是穆斯林，而穆斯林在种族意义上又不全是土耳其人。此外，很多土耳其人分布在帝国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巴尔干地区[55]。就连“种族”这个词用于定义土耳其人都太过严格和具体，阿米拉·本尼森认为，“‘土耳其’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词汇，而不是居住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半岛、阿拉伯地区的人与来自欧洲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或移民之间在族群上的区别”[56]。

此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想要为土耳其民族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和19世纪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面对着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巨大障碍。实际上，他们将“土耳其”这一名词强加在这个地区，将土耳其人的身份强加于一个民族，而很清楚的是“土耳其”一词来自欧洲。但这与帝国大多数民族的认识相违背。[57]伯纳德·刘易斯说：“引入并且宣传土耳其的概念，最终土耳其人接受将此作为全体国民和国家的本质，这是现代历史上重大的革命事件之一，其过程历经社会、文化、政治传统之间激烈又暴力的割裂[58]。”

如果“土耳其人”一词在民族上或种族上的界限不够清晰，那么“奥斯曼人”这个称呼就更为牵强了。最初奥斯曼只是代表创立王朝的“奥斯曼大帝的追随者”。他们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从属于苏丹，是苏丹的仆从。“没有所谓奥斯曼人的存在，”福阿德·柯普吕律说，“根据过去的记载，‘奥斯曼’一词不具有种族意义，而是一个政治词汇，通常指‘服务国家的统治或管理阶层，并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俸禄的人’[59]。”这些人从帝国各地应征而来，大多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选拔出来的前基督青年，奥斯曼人是“世界性的统治阶层，带有奥斯曼宫廷文化的特征”[60]。“和所有帝国统治阶层一样”，他们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比如阿尔巴尼亚人、法兰西人、威尼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切尔克斯人”[61]。即使是土耳其的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也与中亚土耳其人所说的土耳其—波斯合成语不同，而是混合了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并夹带希腊语、斯拉夫语和意大利语，这的确是世界性的产物，广大土耳其农民很难掌握[62]。只有浸淫在奥斯曼文化中，以其作为身份标识的人才能自称奥斯曼精英，于是帝国境内只要受过教育的臣民都认为自己是奥斯曼人。“只有当最后的欧洲行省也沦丧，阿拉伯行省也难以保住时，伊斯坦布尔的政治领袖才开始认同并自称为土耳其人”[63]。

“奥斯曼统治阶层最终由说着土耳其语（可能并非其母语）的穆斯林（部分是改宗的）在奥斯曼皇室的统治下组成[64]。”奥斯曼帝国可能比任何欧洲帝国更有活力，因为帝国统治着各种不同族裔。正如科林·安贝所言，“奥斯曼帝国不只是伊斯兰帝国，也不只是土耳其帝国。它是王朝帝国，所有臣民唯一需要效忠的就是苏丹……是苏丹本人，而非宗教、种族或其他什么特性将这个帝国凝聚在一起”[65]。奥斯曼人的理论强调，所有臣民与领土皆隶属苏丹，所有人的权利也源自苏丹的意志。与欧洲的贵族传统不同，奥斯曼统治阶层的权利无法继承。他们是功能性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地位并不取决于种族、语言或宗教，而只与其职能有关[66]。每当征服了新的领土，奥斯曼人在原则上要剥夺所有当地人的继承权和其他特权（尽管如此，早期他们还是相当尊重巴尔干地区臣民的权利的）。每当苏丹逝世，他所有的任命与权力就会被宣告无效，交由新任苏丹掌握。路易十四说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但考虑到法国贵族的权势与习惯法对皇权的限制，这句话反而更像奥斯曼苏丹的写照。哈里尔·伊纳尔哲克认为，对于奥斯曼人，“‘苏丹即国家’这句流行语有着更实际的含义”[67]。

王朝统治的原则强化了帝国的社会分层。奥斯曼社会只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免予缴纳赋税，而被统治阶级，即民众或纳税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既有穆斯林也有其他族群。对于一个惯于征服的社会，统治阶级最初指的是军事领袖，很快就囊括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宫廷官员、行省官员、宗教官员、教授和学者及其家属。“奥斯曼人”实际指的是这个受过教育的阶级。这一制度与欧洲的贵族世袭制不同，是由苏丹所创造并为其服务，完全倚赖苏丹的意志而存在的。因此帝国的社会结构就是苏丹统治的政治原则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但要记住，没有哪位统治者设想过他掌握的专制权力可以免于遵守公平正义的原则，特别是在事关民众阶层，那些被统治的“羊群”，即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时。[68]

于是，“土耳其人”和“奥斯曼人”分别代表帝国社会的两个层面。如果将土耳其人视作一个族群，他们也只是帝国的组成部分之一，更不是所谓的“立国者”。而治理国家并为其命名的人，不是哪个族群，更不是哪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他们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属于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而不像西方的统治阶级。和所有帝国统治阶级一样，奥斯曼人也肩负着保护穆斯林、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但和其他帝国不同，这一使命不单由某个民族承担或只表现为特别的文化。与英国的英格兰人、俄国的俄罗斯人不同，没有某个族群给奥斯曼人留下了历史文化和传统（即使如英国和俄罗斯，情况也相当复杂）。奥斯曼人是被帝国塑造的一群人，随着帝国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起初，他们是奥斯曼一世的追随者，一开始就包括非土耳其和非穆斯林成员，之后帝国演进为世界性的共同体，囊括不同种族和民族：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欧罗巴人。很多帝国的统治阶级确实存在种族混合，最典型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也许是欧洲帝国中与奥斯曼在这方面最为接近的。但奥斯曼人放弃了一切特殊性，在根本上缺乏民族性的内核。因此，19世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认可的奥斯曼传统，试图证明自己是奥斯曼正当的继任者，这些做法恰好与奥斯曼传统相悖。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爆炸性的威力，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帝国的瓦解，尽管还需借助些许外力。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奥斯曼帝国与伊朗萨法维王朝和印度莫卧儿王朝一样，是一个伊斯兰帝国。[69]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历史上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但因为环境局势的不同，穆斯林的属性在这些国家有所差异。此外，就像莫卧儿王朝存在印度教徒、耆那教徒、佛教徒和基督徒，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很清楚大部分的臣民并非穆斯林。这一事实也将影响其制度和施政。

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多民族帝国因其本性而不得不采取宽容政策，并强加于全部人口。“帝国内的族群没有选择，只能接纳彼此，和谐共处，因为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帝国官员按照帝国法规严加管束。”[70]宽容包含了忍耐与接受两个层面，既要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尽管主观上不太情愿，又要允许差异的存在。有时，人们秉持宗教精神接受他人，将族群差异视作国家生命力的来源。在奥斯曼的历史上，这两种态度并存，直到19世纪末，寻求统一和平等的呼声才盖过了主张多样性的声音。

在关于奥斯曼社会多样性的论著的开篇，本杰明·布劳德和伯纳德·刘易斯写道：

在近500年的时间里，奥斯曼人统治的帝国和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多元化。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社会运转得尤其良好。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都可以行礼拜，还可以学习、丰富彼此独特的文化。每个族群的法律传统与习俗都被尊重……在帝国各地都得到贯彻。人们使用着五花八门的语言和文字。帝国境内所有臣民都有机会获得晋升与财富。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期，族群高度自治，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健，掌控着强大的军队。[71]

布劳德和刘易斯有些忧虑，他们反对某些人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偏执、狭隘、压迫”，同时他们更反对“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组成的乌托邦，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共同协作，平等相处，精神自由，生活在黄金时代”这种神话。他们坚持认为，奥斯曼社会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多元社会：根据J. S. 弗尼瓦尔著名的观点，不同民族组成“混合体，他们杂处却没有紧密结合。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思想及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能也就只在市集等场所罢了。这是多元的社会，不同的族群比邻而居，虽在同一个政治单元之内，但各自生存。即使在经济领域，劳动力也因种族而区隔开来”。[72]

奥斯曼帝国也歧视非穆斯林，但在整体上，奥斯曼人并没有迫害非穆斯林。如果非穆斯林想在奥斯曼帝国过上更好的生活，通过德米舍梅制度或其他途径改宗伊斯兰教，也并不困难。然而奥斯曼人从未强制他人改宗，甚至不进行任何和平的传教活动。非穆斯林有时会受到侮辱，存在不少针对他们的限制，比如服饰、骑行的牲畜（不得给马匹带马鞍），以及礼拜的场地大小；无信仰者相较穆斯林将被处以重税，但很少会实际执行这类规定，除了和财税有关的几项处罚，剩下的极少会严格执行[73]。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期，至少到19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确实相处和谐。和当时大部分民族国家及其他帝国相比，不夸张地说，奥斯曼帝国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得不错。[74]

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无疑是二等公民，土耳其语中的“契约民”，即被保护的“有经者”，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教法[75]。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向穆斯林族群提供相应服务，比如接待外出旅行的穆斯林。作为回报，他们的生命财产将得到有效保护，他们可以自由工作和祈祷，当然是在自己的宗教官员的监督下进行。于是，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著名的米勒特制度，这也许是奥斯曼制度中最广为人知且备受称道的一项，被人视作宗教宽容政策的基石。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受到西方影响的当代奥斯曼历史研究中，关于米勒特制度都存在很多疑问。米勒特指的是“信奉同样宗教的族群”，19世纪以前，这个说法更常用于穆斯林，而非其他族群，比如非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76]。而且从未存在一个完整不变的米勒特“制度”，它更像是“本地化的、随时间地域不断调整的一整套政策”[77]。在这些学术上的条件下，看起来奥斯曼人到底还是赋予主要非穆斯林一定的自治权，管理其内部事务，用自己的方式推举领袖。希腊东正教教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都有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主教的权力，而犹太人可以选举自己的拉比。[78]需要注意，米勒特是一个严格的宗教概念，而非基于种族的区别。比方说，“希腊”米勒特制度就覆盖了众多族群，除希腊人以外，还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甚至信仰东正教的阿拉伯人[79]。最终因为种族的差异，以及部分米勒特领袖试图在其基础上强加民族特性，比如18世纪希腊人试图将希腊米勒特制度彻底“希腊化”，导致了米勒特制度的崩溃[80]。但直到帝国终结，米勒特制度依然是奥斯曼帝国治理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最主要的手段，从整体上看也是最成功的方式。

但如果由此想象非穆斯林在帝国生活的全部仅限于米勒特制度也是错误的。米勒特制度的安排的确是为了提供保护，保障他们与奥斯曼当局交涉诸如税负、地区纠纷等事务的权利。但是米勒特制度不是完全封闭或静止的。米勒特之间有大量的互动，特别在商业活动方面，往往存在多个米勒特之间的竞争关系[81]。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都在帝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有时获得显赫的地位，招来帝国穆斯林的嫉恨与敌意。在贸易与金融方面，以及部分手工业领域，非穆斯林带来了重要的市场急需的工艺和技能。他们与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接触联系，因此身价倍增，他们担任着奥斯曼的经纪人和翻译官[82]。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北部的加拉塔和佩拉区，聚集着大量非穆斯林人口，特别是希腊人；许多外国商人与领事——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法兰西人、英格兰人、荷兰人也在此定居，突显了他们的“欧洲”性格，以及他们作为奥斯曼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83]。

犹太人特别受到帝国的欢迎。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遭到驱赶，大量犹太人迁徙到这里；当然有的来自意大利和中欧。[84]在布尔萨和埃迪尔内生活的犹太人尤其多，是他们帮助这两座城市成为帝国的都城；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犹太人大量涌入，人口充实，城市得以重建[85]。在另一座犹太人聚集的城市萨洛尼卡，他们成为奥斯曼军队羊毛制品的主要供应商，同时还提供小麦、盐、银具和其他商品。犹太人银行家和金融家颇负盛名，他们深度参与帝国的海关关税事务，这需要他们具备与外国商人和舰队船长打交道的本领。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当属约瑟夫·纳西，他是犹太银行家、顾问、包税人，被塞利姆二世封为纳克索斯岛和基克拉迪岛公爵[86]。[87]犹太人成为连接奥斯曼与外界的中间人。即使在战争期间，比如在1645—1669年，奥斯曼与威尼斯交战的同时，犹太人依然运用他们在海外的关系维系交战国双方的贸易往来[88]。

图3.2　1912年，伊斯坦布尔佩拉地区的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佩拉是奥斯曼帝国面向西方的“窗口”（Library of Congress）

犹太人和其他非穆斯林族群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面临诸多障碍与限制。但后世犹太人回忆起奥斯曼帝国是他们的“黄金年代”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坦福·肖认为，16—17世纪，帝国犹太人人口总数达到10万~25万，“犹太人不只是奥斯曼国内最庞大的族群，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而且尽管犹太人的财富在18世纪稍有损失，但在19—20世纪一度恢复[89]。直到帝国瓦解，在非穆斯林族群中，数犹太人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忠心[90]。对比20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境况，难怪逝去的奥斯曼帝国是犹太人弥足珍贵的回忆。

作为拜占廷的统治者，希腊人拥有极高的知识水平和经验，在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族群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他们的主教由苏丹授予特权，并且承认其作为世俗和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威，统理帝国内的希腊以及非希腊裔的东正教徒，这让东正教教廷拥有比拜占廷时期更高的权力[91]。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在16世纪占领阿拉伯之前，由希腊人统治的东正教教徒在帝国人口占多数，远胜于穆斯林。因此不夸张地说，在帝国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与其称奥斯曼为“土耳其”，不如称为“希腊帝国”[92]。

图3.3　20世纪初，萨洛尼卡的犹太人。犹太人是奥斯曼帝国最忠诚的群体之一（NGS Image Collection/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希腊人的收入状况或许是帝国非穆斯林族群中最理想的。他们作为船主和造船者主导着帝国的航海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帝国，在国内贸易上发挥重要作用，与边远行省建立联系，作为中间人为外国商人在各行省服务。他们还在银行业、铁路、制造业中任职。而他们的管理和外交才能也同样受到重视。希腊人被指派出任奥斯曼帝国驻外大使和外交官，以及其他涉及外交事务的职务[93]。

18世纪，随着奥斯曼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683）失败，希腊人在帝国内的影响力实际上被强化了。奥斯曼人发现自己深陷与欧洲列强无休止的外交谈判，签订各种条约之中。他们发现国内的基督教臣民急需安抚，特别是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1774）签订之后，而俄罗斯对此和约的解释为，他们有权以保护东正教教徒的名义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于是引发了争议[94]。帝国迫切地需要既有国际关系又具备管理经验的中间人，而希腊人是满足条件的最佳人选。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法纳尔人，即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法纳尔街区的希腊人（法纳尔本意为“发亮的房子”，位于城市西北角）。居住在这个区域的有希腊主教和最富有的商人，这里在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迅速成为希腊人的宗教和经济中心。在18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下，希腊人取得的成就让法纳尔人成为奥斯曼的一笔重要财富，特别是在和西方打交道以及处理基督教群体的敏感问题时。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纳尔人几乎垄断了帝国政府翻译官和舰队翻译官的职位。所谓翻译官，其职务内涵远比名称要重要得多，这是奥斯曼政府两个最为关键的职位，相当于外交部部长秘书和海军秘书。从1711年开始，一直到19世纪晚期，法纳尔人取代本地罗马尼亚王子作为总督，管理多瑙河地区自治的瓦拉吉亚和摩尔达维亚王国。在奥斯曼帝国出兵征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时，这些地区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得到了巩固[95]。

18世纪，法纳尔人的地位越发显赫，许多人认为这种现象类似希腊人所谓的“收复失地运动”，或至少他们与统治者已实现了地位平等。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惨败之后，凯瑟琳大帝谋划重建拜占廷帝国，让法纳尔人来治理国家（当然罗曼诺夫王朝作为掌权者）。1812年，在俄罗斯南部，法纳尔王子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跨过普鲁特河，入侵摩尔达维亚，此举是“希腊独立战争”的揭幕战，他希望恢复的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希腊，而且是由希腊人统治的拜占廷帝国[96]。

法纳尔人希望能够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和平渗透奥斯曼帝国，非暴力地再次收复希腊人的失地与权力。但伊普西兰蒂斯的出逃，特别是1830年希腊独立，打破了他们的幻梦。希腊人突然从最受重视的人变成帝国最不受信任的群体，他们被怀疑策划分裂奥斯曼帝国。尽管希腊主教格列高利五世严厉谴责过伊普西兰蒂斯和伯罗奔尼撒的起义，他还是于1821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教区被处以绞刑。同时，担任帝国两大翻译官的希腊人也被处决，从此这两个职位也不再由希腊人担任[97]。

然而，命运的突变却没有阻止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继续建功立业。希腊独立并不符合希腊人的预期，至少没有达到东正教主教和法纳尔精英的期望。刚刚独立的希腊贫困落后，无法与能够提供大量机会和财富的奥斯曼帝国相媲美。于是在19世纪下半叶，希腊独立之后，希腊人又再次涌入奥斯曼帝国。帝国的希腊人口再次超过土耳其人。到19世纪60年代，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西部的伊兹密尔城希腊人成为主体，取代了此前几代由土耳其人盘踞的位置。该地区其他城市的情况也类似。到19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人口的1/4是希腊人。希腊人和过去一样，在商贸、制造业、银行业、航运业和学术上迎来新的繁盛发展。他们仍被奥斯曼委以外交事务。19世纪末，近30%的帝国外交部官员是希腊人，超过希腊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希腊人亚历山大·卡拉特多里·埃芬迪甚至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8]。和18世纪一样，帝国内外的希腊人再次开始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化”。理查德·克罗格说：“到19世纪下半叶，希腊人已经重新掌握帝国的经济局势，获得了部分的政治影响力，也就是重回1821年之前的状况[99]。”

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希腊人即将成为不断高涨的土耳其以及希腊的民族主义和一战各方阴谋的牺牲品。[100]但正如克罗格所说，“令人惊讶的是，希腊米勒特制度本来可以在希腊独立后延续更久”[101]，这说明了希腊人在奥斯曼历史上的地位，即使在希腊独立后，他们在帝国依然有相当的地位。1923年希腊—土耳其人口大交换时，超过100万希腊人被新的土耳其共和国驱逐出境，50万土耳其人也被迫离开希腊，这为500年来两族和谐共处的关系画上了句号[102]。

最后，有人将帝国应对非穆斯林族群的手段总结为两大政策：德米舍梅制度和米勒特制度。14世纪末到17世纪中，德米舍梅制度实行了超过200年，一般认为这一制度终结于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有学者估算，在15—16世纪的高峰期，大概有20万基督教徒青年，主要是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征调入伍或进入政府工作[103]。

对于欧洲人而言，德米舍梅制度是奥斯曼异域和蛮族的象征，欧洲流传着许多基督徒男孩被奥斯曼人从他们哭泣的母亲的手中掳去的凄惨故事[104]。该制度给个人带来的磨难与痛苦饱受争议。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许多基督教家庭愿意让自己的儿子“离开行省，离开贫穷和受压迫的环境，进入全世界最有权势、最先进的国家的统治阶层”[105]。[106]以波斯尼亚穆斯林为例，他们作为穆斯林免于应征，但因为他们是最早改宗伊斯兰教的群体，他们向苏丹请求获得德米舍梅制度的应征资格，这清楚地表明，对于他们而言，德米舍梅制度是一项奖励而非惩罚[107]。此外还有其他的例子，出身基督教家庭的高级别的奥斯曼官员与家族和家乡保持联系，以各种方式帮助扶持家乡同胞。最有名的例子是两位塞尔维亚兄弟，一位叫作穆罕默德·索库尔卢，通过德米舍梅制度选拔，最终成为大维齐尔；另一位叫马卡利斯，在他兄弟的支持下出任塞尔维亚东正教的牧首。两兄弟在塞尔维亚同心协力。通过人际网络的往来，德米舍梅制度让基督教行省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更为密切[108]。

在关于米勒特制度的讨论中，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多数—少数”关系，也切勿套用现代概念，诸如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强行解读[109]。这些概念都是启蒙运动后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物，以均一性与普世性为前提，通常与自然权力或人权的观念有关。

而奥斯曼人并没有接受均一性或任何有关人权的观念。他们尊重差异，同时并不追求一致性。尽管他们坚定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真理与优越性，却无意将此信仰强加于非穆斯林族群。在这个意义上，米勒特制度违背了宗教的普世原则，即使伊斯兰教处于强势地位，但这个制度允许不同宗教存在固有的差异性。同时，奥斯曼人也没有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伊斯兰教归根到底是一种霸权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奥斯曼人承认差异，但这绝不是平等的基础。这是等级社会的差异。这不是多元主义的问题，与多元性无关。换句话说，差异性是奥斯曼社会的组织架构原则，必定会产生不平等的现象。况且帝国从未采取过大范围的措施去抹平差异性，并因此而出现不宽容的情况[110]。”

任何一个族群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必定会产生对奥斯曼人的憎恨，因为民族主义要消灭差异，他们认为在同一个民族中必须建立统一的秩序。这肯定违背了米勒特制度的原则，米勒特制度不是建立在种族或民族之上，而是严格以宗教为基础。如果将米勒特制度看作将来民族主义发展的“基石”，则大错特错。民族主义的抬头预示了米勒特制度的瓦解，也预示了创造并维持这一制度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希腊”米勒特制度的例子清楚表明，当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东正教成员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这些族群就会越发受到帝国的钳制。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遵循差异性原则最直接的表现，既是帝国的统治手段，又体现了奥斯曼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图3.4　苏莱曼苏丹颁布的德米舍梅制度，即在巴尔干半岛上筛选基督教家庭的男孩，训练其入伍，或进入宫廷工作。此画名为《苏莱曼大帝》（1558），作者是Ali Amir Beg，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Bridgeman Images）

随着17世纪德米舍梅制度的衰落和19世纪米勒特制度的瓦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人们都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覆灭的征兆。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古典”时代之后，帝国的发展变化，并追问其身份与意义。奥斯曼帝国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是否预示着帝国的最终衰落？帝国的终结是自身缘故还是它无力控制的外力所致？

衰落还是变革：帝国的转型

以上对14—17世纪古典奥斯曼时期的回顾并未涉及帝国中后期的历史，包括一战之后帝国的解体。此前的历史我们参考了来自杰马尔·卡法达、希思·劳里、科林·安贝、丹尼尔·戈夫曼、萨拉亚·法罗奇及其他学者的著作，这些都建立在哈里尔·伊纳尔哲克和其他早期奥斯曼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这些研究完善了此前关于奥斯曼起源于圣战士集团的假说，而强调帝国的驳杂多元的属性，以及对征服地区文化与制度的开放态度，奥斯曼帝国允许非穆斯林居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主动让他们参与帝国经济、商业和外交事务中，其作为对手或者盟友也积极投身欧洲大国的斡旋之中。在这些方面，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东方人眼中是何样貌，帝国都已经完全融入了早期现代的欧洲世界。

对于奥斯曼中后期的历史，人们提出许多杰出的见解来挑战广为接受的结论，之后的讨论将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展开。然而，我们缺少像古典时期研究那样的综合论述，来讨论帝国最后300年间的基本形态和属性。相反，许多新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关于帝国早期历史的表述如何改变，针对帝国晚期历史的传统叙述依然是准确的。

这些论述的核心在于，在17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经历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导致帝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么这些改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帝国的衰落种下隐患，帝国末期尝试各种方式凝聚士气民心，以抵抗强大的外部力量。我们将看到帝国最后300年经历的是一场持续又缓慢的衰落，偶尔出现气象一新的改革，最后却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直至帝国最后灭亡。

这样的论述中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1516—1517年塞利姆一世打败埃及的马穆鲁克，随后吞并埃及、叙利亚和汉志等阿拉伯领地，这对于帝国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1534年，在苏莱曼一世的领导下，帝国征服了伊拉克。奥斯曼帝国几乎一次性收复了几大伊斯兰城市——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还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从少数族群变成绝对多数。他们成为继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之后，又一伟大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的继任者。学者、官员和行商从阿拉伯地区来到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奥斯曼城市，比如布尔萨和埃迪尔内。奥斯曼还是圣地的守护者，保护着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的安全。从苏莱曼一世（1520—1566）开始，奥斯曼苏丹继承了哈里发的称号，他们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111]。

毫不意外，很多学者将这样的变化视作影响深远的帝国“伊斯兰化”，在各个方面都颠覆了此前宗教折中主义和合一主义的做法。希思·劳里曾经有力地反驳伊斯兰奥斯曼起源于圣战士集团的假说，他认为征服阿拉伯才意味着帝国走上发展的新道路。

奥斯曼最终演变成古典的伊斯兰王朝，并未发生在帝国肇始阶段，而是16世纪最后20年帝国征服、吞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因此，有着数个世纪传统的伊斯兰官僚系统附加在了一个之前生气勃勃、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实体之上。从这个角度看，究竟是谁征服了谁，有待讨论[112]。[113]

图3.5　苏莱曼一世，继承其父亲塞利姆一世的功绩，将奥斯曼的领土扩张到了埃及、叙利亚、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以及匈牙利。藏于奥地利维也纳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Bridgeman Images）

我们还看到，奥斯曼帝国转向伊斯兰教还受到了15世纪早期伊朗萨法维王朝复兴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东侧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敌人，成为帝国未来向东扩张不可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伊朗萨法维王朝属于伊斯兰什叶派，与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针锋相对。这对奥斯曼部分臣民颇具吸引力，特别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土库曼游牧部落。此时他们在帝国的东部找到了靠山。在伊朗的支持下，不少什叶派教徒起兵叛乱，其中的“红头军”曾在15—16世纪多次撼动帝国的根基。[114]一般认为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覆灭，什叶派伊朗比起西方的基督教力量，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帝国面对这样的威胁，最自然的反应便是强化自身的伊斯兰正当性。帝国不得不强调作为伊斯兰教正统逊尼派守护者的资格，而反对什叶派异端。帝国无法再以轻松宽容的姿态看待自己的宗教身份。必须以最清晰的方式阐明穆斯林的立场，不给任何异端邪说和故态复萌留下空间。结果便是在理解和实施伊斯兰教教义时越发狭隘，同时在界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族群时更为严格。[115]

没人能否定奥斯曼帝国伊斯兰身份的重要性。对于某些人，比如伯纳德·刘易斯而言，从一开始伊斯兰教就是帝国的标志。他说：“从诞生到终结，奥斯曼帝国致力于伊斯兰力量与信仰的传播与守护。”奥斯曼人征服阿拉伯更是明证：“对于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帝国将伊斯兰教诞生地囊括进来，它就是伊斯兰教的全部[116]。”

这些关于帝国早期的说法较为夸张。关键在于帝国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16世纪征服和兼并伊斯兰地区是否从根本上让奥斯曼社会转向。我们必须看到，帝国强调了苏丹作为哈里发和真理捍卫者的角色，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是出于务实的考虑。作为官方学说的宗教理论的诸多规定，实际上很少认真履行，有的教条甚至可以更改。但如果严格强调帝国的伊斯兰身份，将有助于与什叶派伊朗的斗争以及对其他异端的反击，那不妨就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激怒了非穆斯林，帝国或许会对其伊斯兰属性避而不提，就像在19世纪的改革时期那样。

帝国的统治者对表明伊斯兰身份如此谨慎还有其他的原因。18—19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对西方开放，程度非常彻底。奥斯曼与西方的思想与人员的交流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奥斯曼的外交官与旅行者开始报道西欧社会最新的思想与政策。西方旅行家和学者同样开始撰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著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消减了之前几个世纪奥斯曼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不良印象。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作为旅行者、外交官，或纯粹出于好奇的游客，比如著名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勒颇的街头。[117]

最重要的是，奥斯曼政治家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军事、市政建设方面，奥斯曼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帝国还希望生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现代化”即便不是偏好，也得成为奥斯曼政府的目标。相应地，“欧洲病夫”“东方问题”这类暗示奥斯曼解体的说法也开始进入西欧政治家的视野，并且开始影响其政策。之前奥斯曼因为危机而产生焦虑并且受到刺激，希望成为具有威胁又充满活力的大国，但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像孟德斯鸠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社会静止，落后腐败，缺乏进步的一切要素[118]。

此时不是坚持帝国的伊斯兰属性的时候。[119]世俗化的浪潮影响了西欧的精英，也波及奥斯曼的精英。博学、优雅、具有世界视野的奥斯曼外交官和旅行者带来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面向精英的加拉塔萨雷中学采用法语教学，毕业生被推荐到翻译局，该机构设立于1821年，用来取代被希腊人垄断的翻译机构，也是学习欧洲语言和文化的基地[120]。[121]对于精英而言，宗教是“土耳其人”或巴尔干的农民才关心的事情，不属于受过教育的奥斯曼精英。在中央政府，职业官僚开始质疑宗教领袖——乌理玛掌握权力的合法性，这也使后者开始和苏丹禁卫军组建各种缺乏计划的联盟。只有到了19世纪，失去大量欧洲行省之后，帝国上下，或者说是苏丹才开始认为强化穆斯林的身份是明智的；但很明显这引发了臣民的不满（尤其是穆斯林），也对摆脱帝国当前的困境毫无助益。总体而言，在“麦加与欧洲”的决战中，麦加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并不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122]

我们必须注意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具备纯洁又天然的伊斯兰属性。事实确实如此，帝国制定了一系列由苏丹颁订的世俗法规，与神圣的伊斯兰教教法并行，甚至通常处于高于教法的位置。通过世俗法规，奥斯曼政府和国家才得以管控这片领土，正如哈里尔·伊纳尔哲克所说，“法典是奥斯曼独裁专权的奠基石”[123]。梅廷·昆特说，早在15世纪初，苏丹法典的颁布成为帝国社会制度的关键，“苏丹的法典，从未引用伊斯兰教教法；完全不在教法的领域；在某些方面，特别针对刑法的某些条款，法典坚决取代了教法”[124]。苏丹的律法，即所谓法典表达了帝国特有的“内亚”和奥斯曼的属性。其中的律例来自“奥斯曼法律与传统”或“奥斯曼习惯法”[125]。法律的制定让帝国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挑战。同时，新的法律出台也说明，成形于8世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教法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不再适用于多信仰、多文化，而且还在试图成为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的伟大创举之一是他成功地融合了伊斯兰的教法与苏丹的法典[126]。

由苏丹法典衍生出了一系列极具奥斯曼特色的制度。包括部分基于德米舍梅制度的帝国官僚奴隶制，本身也是伊斯兰教教法的衍生品。法典还规范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两者界限严格按照功能划分，统治者发挥职能、收取佣金，被统治者承担税负。因此宗教差异并不是重点，统治者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而在早期的被统治者中也有这两类族群。此种制度与伊斯兰教教法不同，教法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做了严格区分，成为社会最基本，甚至唯一的准则。

如果严格考察起来，在伊斯兰教教法之外，还有两项关键的奥斯曼制度。其中之一是瓦克夫制度，即以宗教或慈善的理由永久授予土地或其他奖励。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做法，但通过皇室授予产权，奥斯曼人将这一制度广泛应用于世俗目的，包括集市、桥梁和商队旅馆的建造[127]。另一项是提马尔制度，即奥斯曼授权部分官员在特定的采邑向其臣民征税。奥斯曼骑兵就是所谓的西帕希——拥有军事采邑的提马尔，他们的权利与福祉常被视作帝国整体国力的指标[128]。

瓦克夫或提马尔制度，就像奴隶或者德米舍梅制度一样，完全遵循苏丹法典[129]。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苏丹法典意识”觉醒，开始与伊斯兰教教法竞争帝国最重要的法律的位置。因此，帝国议会的总理、早期苏丹法典的深度参与者，在现代文献中被称为“法典穆夫提”，与最高教法解说人主穆夫提以及宗教领袖乌理玛并列。“在苏丹法典的概念中，帝国的崇高地位好比神圣的教法，因此法典的说明官也要和最高宗教领袖相当”[130]。也许对于今天的土耳其人而言，伟大的苏丹苏莱曼一世更为人所知的名号是“立法者”，而非在西方更普遍的“苏莱曼大帝”。

苏丹法典的重要性，以及法典在淡化奥斯曼政权纯粹的伊斯兰属性方面的作用，极易让人联想到“衰亡”的主题，这几乎是奥斯曼最为人所知的特征，也是西方自此对奥斯曼帝国所做出的评鉴。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一个世纪里，文献中开始提到帝国的衰落，苏丹和他的顾问开始轻率地无视苏丹法典，因此造成奥斯曼中央制度的腐败与衰落。而吞并阿拉伯地区之后导致的宗教倾向，更是严重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根基。

伯纳德·刘易斯提出，“在帝国鼎盛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争论帝国是否开始衰落”[131]。大约在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特别是苏莱曼一世取得惊天战功之后，一些官员和学者，最著名的有吕菲特帕夏、塔里基扎德、库楚贝伊、切莱比、穆斯塔法·阿里，都开始反省并直指帝国腐败和衰弱的根源，他们怀着程度不同的自信向苏丹提出如何修补这些弊病的建议。[132]在此期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独树一帜，被视作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的顶峰。[133]当然，不少作家采用在其他帝国也存在过的、带有“衰亡”色彩的忧伤风格，表达了前进的方向只能是衰落、奥斯曼帝国注定解体的观点。但也有人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帝国将扭转颓势，回到过去健康向上的发展轨道上。

他们认为，改革者在苏丹法典的框架下建立起秩序[134]。连续几任苏丹，所谓“开国十君”，从早期的奥斯曼到“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再到立法者苏莱曼大帝已经奠定了奥斯曼的政治基础，无论是对外扩张还是帝国内部的发展都井然有序。这一古典体系被称为“古代传统”或“习惯法”，也应当被用作今天的政策制定的参照标准[135]。而如今开始衰败的正是帝国的这种政治秩序。

这类早期论述中的不满情绪被后人反复引述成为典型，而西方政治评论家和学者对这些奥斯曼本土作家的观点全盘接收。此外，他们认为德米舍梅制度也开始衰落，本土穆斯林占据了苏丹禁卫军及其他职位，包括帝国的大维齐尔，而此前这些职位是由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人担任。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导致家族纽带高于个人能力。类似的变化开始腐蚀提马尔制度。提马尔制度不再保护和支持西帕希，正是这些拥有土地的骑兵及其子弟构成了各行省强大的驻军。而现在，提马尔制度受到政府上层和宫廷势力干涉，同时受到底层农民的反抗。于是，后苏莱曼时代的军队出现重大危机。假如苏丹法典能将提马尔制度合法化，拥有土地的骑兵部队将再度发展壮大，而帝国也一定会重获一支强大的军队。

部分评论家认为，还出现了一些背离古典奥斯曼习惯的做法。比如弑兄传统，即苏丹会在继位之际杀死其他兄弟，避免之后的王位争斗，这一做法在16世纪晚期被长子继承制取代，奥斯曼家族的王位从此授予年纪最长的男性后裔。苏莱曼一世之后的几任苏丹都体弱无能，而因为惧怕其兄弟谋反，苏丹反而会采取更加肆意残暴的手段，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新的做法反而更糟[136]。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苏丹的权威被削弱，因为苏丹长期躲在宫墙之后，大权已落入宫廷其他派系手中。王子也不再作为总督派到地方行省锻炼，而是被囚禁在托普卡帕宫的“牢笼”之中，同时要面对工于心计的后宫妃子和其他势力的谋害。此外，苏丹不再和外国君主的女儿联姻，而是效仿苏莱曼一世与许蕾姆的先例，挑选自己偏爱的妃子，从而加剧了后宫的阴谋争斗，君主的妃子对其子嗣寄予厚望。“危险”的后宫制度引发了大量不满，造成后宫和黑奴宦官专权。[137]苏丹统治变得软弱，出现“女性化”倾向，特别在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之后，很少有苏丹会统领军队，御驾亲征[138]。

自此，财政和行政上的情况也开始恶化。最重要的是包税制的发展，国家提高税负以满足各种需求，包括扩充军费。新的战斗模式需要加强陆军建设，以取代骑兵。为了贴补禁卫军和其他陆军兵种，提马尔制度转变为包税制，此举尤其引起了改革派的不安[139]。包税制的普及导致了中央政府的衰落，却巩固了行省和地方管理者的权力。包税制催生出新的统治阶级或地方贵族。所谓“地方领主的时代”，特别是在18世纪，标志着奥斯曼政府的重大危机，表现为1808年地方贵族与中央政府达成的《行为协定》，以及紧随而来的地方领主叛乱。[140]

帝国内部的腐败与帝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明显衰败互相印证[141]。在16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取得赫赫战功之后，奥斯曼在勒班陀海战（1571）大败被西方各国认为是奥斯曼由盛转衰的拐点，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片欢欣鼓舞。在大维齐尔柯普吕律的领导下，17世纪中晚期，帝国迎来一段整顿与稳定期，但接下来就是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683）落败以及与神圣同盟（1683—1699）作战失利。最终给奥斯曼带来致命打击的是《卡尔洛维茨条约》（1699），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

18世纪，俄国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头号对手。帝国也有不少与之交手失败的记录，主要是1783年克里米亚被俄国吞并，这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被承认，进一步羞辱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政府被迫接受了俄国隐约其词的条款，即俄国“有权保护”奥斯曼境内的基督徒。奥斯曼的衰落还和1798年拿破仑征服埃及有关，在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埃及行省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起兵叛乱。

我们在此不必仔细检视这段漫长的衰落史的细节，这被认为是立国三个世纪的辉煌显赫的忧伤尾曲。但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所有的帝国都会经历各自的“困难时期”，甚至不止一个。对于罗马，那发生在3世纪；对于西班牙和俄国，和奥斯曼一样，都发生在17世纪；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在18世纪。但这并不会阻挡改革、重塑和复兴的脚步，如果唯独奥斯曼帝国不符合这样的模式反倒令人奇怪了。帝国继续“生存”了三个世纪，当然“生存”一词值得玩味，因为帝国国运延续到了20世纪，用衰落来概括这段历史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帝国的衰落史当然是奥斯曼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它建立在几乎一成不变的16—17世纪后苏莱曼大帝改革时期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142]这批材料当然关键，揭示了很多奥斯曼人在当时局势下的反应。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文字存在的文学性，对前人说法的盲信与照搬，以及带有情绪和偏见的修辞手法。几乎很难靠这批材料勾勒出当时奥斯曼帝国完整客观的全景图。而今天，很多论述依然在重复这些论调，几乎一字不变，我们需要警惕，不要过于从字面意义出发理解当代研究者的这类论述。[14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意识到不少新近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奥斯曼最后300年历史的认识。这些观点忽略或质疑衰落的说法，将焦点集中在奥斯曼政府和社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应付挑战。这样的观念当然也只说出了部分真相，但的确突出了帝国政府主导的几次关键的改革运动。在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中，更引人注意的是持续的变革及其取得的成功。假如帝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最后屈服于战争和革命的压力，奥斯曼帝国依然更具活力。一战之后形成的所谓“帝国的余烬”，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因。帝国的终结绝非由某个单一的缺陷直接导致。

修正主义学者反而提供了更合理的奥斯曼“衰亡史”的版本，他们认为整顿与改革就是帝国衰落失败的迹象。尽管德米舍梅制度最终被废止，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曾引起过“穆斯林动乱”，对抗之前非穆斯林占据政府职位的做法。非穆斯林在18世纪之后仍在奥斯曼政府高层任职（正如穆斯林在苏莱曼大帝之前也会出任政府高层一样），甚至任职大维齐尔。诺曼·伊兹科维兹认为，总体上，18世纪，宗教信仰不再是任命大维齐尔、地方行省总督、高级军事将领的参照标准。个人的“职业路径”将是更重要的考核标准，由在官僚系统、军队和宗教机构中的专业程度和工作表现，以及家族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决定[144]。即便我们想把帝国的衰退归因于“伊斯兰化”，我们也会发现政府高层并没有出现伊斯兰化的倾向，反而世俗化和专业化的程度有所加强[145]。

地方贵族的发迹导致帝国的衰弱与分权，这一说法近年来已颇受争议。然而，当时的情况更像是精英找到了新的位置，开始与宫廷争夺权力，但中央政府并未完全丧失控制。包税制和更加商业化的社会塑造了“新奥斯曼人”，他们出身传统家庭，目光依然锁定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军队和官僚系统，而无意加强地方行省的权力并以此对抗中央。此外传统的精英和新奥斯曼人一样，积极争取包税制的资格，他们凭借在政府中的人脉最终如愿。而且，他们掌控分配包税区域的竞标活动，获得了比地方贵族更丰厚的财政资助。我们很清楚，“私有化”和“去中心化”与中央集权并不完全对立，相反有助于组建现代政府：中央集权下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是西方很多专制国家的标志。[146]

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挫败与蒙羞也不再那么触目惊心。勒班陀海战的失败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场战争标志着地中海帆船海战时代的结束，当然也让被奥斯曼多次打败的基督教徒首尝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失利。帝国海军在装备了更为强大先进的舰队后，几年内就重塑辉煌。更重要的是，这次失利换来了不小的收获。1565年，马耳他被围攻；1566年，奥斯曼人占领希俄斯岛，1571年，即勒班陀海战的同年，奥斯曼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塞浦路斯——这两座岛屿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斗。1551年，特里波利被攻陷，1569年和1574年突尼斯两度失守，这使奥斯曼确立了在北非沿岸的统治地位，挫败了西班牙人对该区域的野心。1578年，奥斯曼人在阿卡萨城堡击败葡萄牙人；1580年西班牙乘势兼并葡萄牙，削弱了葡萄牙对印度洋的控制，这种控制曾一度威胁到奥斯曼东部的贸易。1580年，西班牙与奥斯曼正式缔结和平协议。两个地缘政治大国的盟约正式形成，随着威尼斯人被挤出东地中海，伊比利亚牢牢掌控在欧洲人的手中，这让奥斯曼人毫无争议地称为北非和黎凡特地区的霸主。[147]

1699年，克里特岛落入奥斯曼人之手，自此，除了马耳他，奥斯曼人将地中海岛屿尽收囊中。1699年，乌克兰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御驾亲征，奥斯曼军队深入波兰—立陶宛，于1672年在波兰波多里亚建立了奥斯曼行省卡门内茨，并且威胁波兰国王接受奥斯曼的封臣[148]。有人认为，在勒班陀之战后奥斯曼人便放弃了在欧洲的扩张计划，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1683年奥斯曼人几乎攻陷维也纳就说明了这一点[149]。

即使在《卡尔洛维茨条约》（1699）签订后，匈牙利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也并非灭顶之灾。俄国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下开始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冲突，但在1711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奥斯曼人重创。贝尔格莱德的要塞，曾经被哈布斯堡王朝在1688年夺走，1739年和1789—1790年又两度被奥斯曼人夺回；其他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区，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割让给俄国的领土（亚速和其他黑海堡垒），在18世纪末被奥斯曼人悉数收回。希腊行省摩里亚在1714—1718年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并且维系了一个世纪[150]。奥斯曼的北非各行省马格利布，在18世纪依然被帝国牢牢把控[151]。要知道，除了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丧失的领土，奥斯曼在18世纪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所谓“欧洲病夫”更是无从谈起[152]。

对于奥斯曼人而言，影响更重大的或许是1722年伊朗萨法维王朝的覆灭，这让奥斯曼和俄国都有机会侵吞伊朗领土，也给了奥斯曼帝国急需的喘息机会。虽然这种说法有些马后炮的嫌疑，但《卡尔洛维茨条约》的确是奥斯曼命运的转捩点。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正加速融入欧洲国家体系，上演着联盟、背叛和成功的戏码，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做法并无二致[153]。

这之后，与俄国的战端（1768—1774）再起，导致了羞辱性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签订，奥斯曼帝国丢掉了克里米亚。此战还暴露出奥斯曼行政体制和军事技术的积弊，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暴露出的一样。但在这些毫无争议的事实之外，我们要注意奥斯曼人对这些体制缺陷早已警觉，正在努力地革新改善。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实行了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不过这些艰辛的尝试未能拯救帝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同时期的改革似乎也没有奏效。然而奥斯曼300年的“衰落史”似乎没有其他先例可循，好像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就注定要衰败。为什么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讨论这类话题时，学术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154]

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

在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帝国东正教教徒的统治权由奥斯曼帝国让渡给俄国。作为反击，苏丹宣布：作为“至高无上的哈里发”，他有权对新独立的克里米亚地区的穆斯林进行统治。在伯纳德·刘易斯看来，这样的宣言“史无前例”：

自中世纪以来，传统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已近瓦解，伊斯兰世界不存在唯一的、得到广泛承认的名义上的最高首领，而每一个君主在自己的国家都被当作哈里发……在国境之外宣示宗教权力是相当过激的举动，也是自阿拔斯王朝之后的一次尝试，奥斯曼王室试图以此建立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155]

若事情果真如此，的确有些讽刺，甚至透露出些许可疑的阴谋意味[156]。奥斯曼帝国此时面临严峻局势，尤其是来自俄国的威胁，这是自14世纪立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世界各地，北美、印度、东南亚和中亚，以及高加索，奥斯曼帝国都处于下风，被欧洲殖民列强打压。奥斯曼帝国提出对所有穆斯林拥有控制权，为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注脚，即每个文明在面对衰落命运时都会抛出所谓“普世论”，宣示自己拥有对全球的权力。

宣示宗教领导权还有另一层反讽意味：与此同时，世俗化运动在奥斯曼精英阶层中展开。这轮世俗化运动在19世纪继续发展。从19世纪开始到结束，每一任苏丹都在追求激烈的改革，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大学、医学和军事学院、新式法院，颁布了法律法规，这些都深深烙上了西方世俗化与科学化的印记。受过良好教育的奥斯曼人开始在欧洲各地旅行，向奥斯曼社会输入了大量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来自巴黎、伦敦、维也纳和柏林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开放了出版印刷业，报纸和杂志在19世纪风行一时，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有力载体。

突显宗教的地位并非没有实际意义。世俗化过程和宗教的复兴，正如我们所见，并非互相冲突，而是相得益彰。正如西方基督教情况，19世纪的世俗化不可阻挡，同时也伴随着福音派基督教在欧洲和北美的大规模复兴，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几次复兴运动之一。在奥斯曼帝国，情形正如其他地方，世俗化的潮流与反复涌现的宗教势力不仅在社会底层，更在统治阶层中互相争夺势力[157]。在不同的时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早期，即帝国最后的岁月，统治阶级试图通过融合宗教的力量重建帝国社会和政治体制。我们不能指摘宗教未能拯救帝国，正如世俗主义也无法带来世俗化的改革。因为两者都要面对一战的混乱局势，以及影响不断扩大的民族主义的冲击，这些因素使得帝国无法安然维持。

19世纪，两个主要变化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和前途。其一是领土沦丧，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大量基督教行省丢失。而这也让那些主张加强伊斯兰属性才是帝国出路的人更有底气。在土耳其共和国决定废止伊斯兰教教法和哈里发制度时，这样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坚定的支持者。

其二，与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改革有关，改革试图赋予奥斯曼臣民平等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无论他们是不是穆斯林。这对整个帝国将产生震撼的效果，因为它将颠覆维持数个世纪之久、已经制度化的阶层差异。从中可见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如何冲击全世界，并将其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张改革的苏丹及其幕僚支持法国和西方的平权思想，这为奥斯曼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触动了帝国的核心原则与政策。

这两大变化与19世纪奥斯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三种策略相抵触。第一，和坦泽马特改革有关，即所谓的“奥斯曼主义”——赋予苏丹所有臣民公民权，结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差别对待。第二，改变帝国作为伊斯兰国家的本性，寻求新的教法与制度以复兴帝国。第三，这一策略直到19世纪最后才出现，坚持将土耳其人视作一个民族，反对多民族的帝国体制，建立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最终，第三种策略得到广泛认同，可是其余前两种策略依然发挥着影响，即使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也是如此，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的势力并没有消失。

最后——伊斯兰帝国？

1850年之前，尽管早在数个世纪前奥斯曼就已经吞并了阿拉伯领土，大约一半的奥斯曼帝国人口，包括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依然生活在巴尔干地区。1906年，帝国的欧洲行省的人口只占全国的20%[158]。换句话说，帝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急剧升高。1874年，非穆斯林人口占比超过一半；1881—1893年，奥斯曼帝国在俄土战争中失利之后，大约3/4的人口为穆斯林，基督徒占比不到1/4[159]。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为人们提供了基本论据，即复兴帝国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确立帝国的伊斯兰教属性。

或许我们还记得保罗·维特克的断言，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位于巴尔干半岛鲁米利亚，而不是安纳托利亚或阿拉伯半岛，核心的“内帝国”沦丧，就是帝国危在旦夕的信号。卡特·芬德利最近也认同，“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土耳其人，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真正家园不是安纳托利亚，而是鲁米利亚，即奥斯曼巴尔干地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要把安纳托利亚当作故土家园是极不情愿的一种改变”[160]。很多研究者认为，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的转变是19—20世纪帝国丧失欧洲行省的直接后果。

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历史可以概括为一系列的战败，从《库楚克开纳吉和约》（1774）承认割让克里米亚半岛，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丢掉大部分欧洲行省达到顶峰。这期间的重大事件还包括1798年拿破仑征服埃及，虽然拿破仑只短暂占领了埃及，但影响不仅波及埃及，更撼动了整个奥斯曼帝国。这个时期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大权在握，埃及兴起了现代化潮流，将直接挑战奥斯曼政权，并导致奥斯曼更惨烈的失败。

随后发生了1804年的塞尔维亚人起义，正如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上其他的民族主义运动，更多是由奥斯曼之外的人所煽动的，最终于1838年导致了塞尔维亚自治[161]。1830年希腊获得独立，主要是外部干涉的结果，却为后来的殖民地起义做出了示范。1830年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尔，尽管他们还需要花费数十年进行血腥镇压才能将阿尔及利亚塑造成法国的“第二帝国”，但法国人已在此留下鲜明的印记。

后来事态稍有转机，奥斯曼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战胜了主要对手俄国，并在《巴黎条约》（1856）中获得跻身“欧洲俱乐部”的资格，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对于奥斯曼领土统一的保证”[162]。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依赖英国和法国的力量也是众所周知的，而领土统一的保证被证明不具有操作性。大国攫取利益的需求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再度决定了帝国的命运。这次俄国军队占据上风，而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最终奥斯曼人被迫签下《圣斯蒂法诺条约》。但欧洲大国再次插手干涉，它们不愿看到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扩张。奥斯曼的损失惨重。在柏林会议（1878年6—7月）上签署的条约中，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都是奥斯曼摩尔达维亚行省和瓦拉吉亚行省的王国）宣告独立；尽管领土要求未获得完全同意，《圣斯蒂法诺条约》的签订让保加利亚也获得自治；俄国得到南巴萨拉比亚，以及前奥斯曼黑海沿岸的领土卡尔斯、巴图姆、阿尔达汉；奥匈帝国收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控制权和部分治权；英国在塞浦路斯也获得相同的权利。

在部分学者眼中，这些挫败逐渐累积并深刻地改变了帝国的本质。卡洛琳·芬克尔认为，“1877—1878年的战争与结束了战争的《柏林条约》加速了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步伐，早在17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就开始让奥斯曼饱尝失败的屈辱：帝国丧失了1/3的领土，以及大部分非穆斯林人口”[163]。事态恶化远未止步。1912年，意大利人迅速夺下奥斯曼最后一块非洲领地——的黎波里行省，尽管其宗主权仍归属奥斯曼。同年，因为与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希腊之间爆发战争，奥斯曼被迫做出妥协。奥斯曼人再次在军事上蒙羞，而欧洲大国也再一次居中干涉，主导和平。但奥斯曼已经没有了英国的保护，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自由党人的强势领导下，决定对奥斯曼采取敌对政策。在《伦敦条约》（1913）中，奥斯曼人被迫将大部分领土交还希腊（包括克里特岛）、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获得独立；多德卡尼斯群岛（今属希腊）被意大利占领。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业已不保。曾经“跨越三大洲”的帝国收缩为一个“亚洲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帝国都城所在的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两大基石。突然，只剩下阿拉伯领地作为帝国在安纳托尼亚腹地之外唯一重要的领土[164]。”那么为什么不像部分奥斯曼思想家提议的那样，在巴尔干战争之后，将都城迁至安纳托利亚中部呢？比如科尼亚或安卡拉，甚至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大马士革[165]？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的这场蜕变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很容易想见，奥斯曼帝国之后必将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落，直到最终的瓦解与终结。从古至今，许多历史书都是这么描述帝国结局的，但要警惕这类刻板说法。法国人在18世纪就丢失了大部分领土，包括北美和印度，远比奥斯曼在19世纪丧失的领土面积更大，但这并没有阻止法国人重建帝国的脚步，到20世纪法国国土面积仅次于英国。俄罗斯也曾灭亡，但以其他形式死而复生。所谓“帝国衰亡史”，的确是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叙述，但不应用来讨论帝国本质与前途这类严肃话题。在帝国萎缩、回到亚洲之后，终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几乎就在同时，因为各种原因，也包括一战的爆发，其他帝国纷纷终结。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不可避免的宿命感附加在奥斯曼或其他帝国历史的解读中，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失去大量非穆斯林人口意味着帝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方式与政权合法性，但要注意这不代表奥斯曼要放弃帝制。直到一战爆发，帝国受过教育的阶级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此前民族主义受到帝国巴尔干地区的臣民热烈拥护，而今已形成席卷欧洲的热潮，这无疑对晚期奥斯曼政客与思想家有所触动。但直到最后，民族主义才开始指引帝国走上以土耳其人为本的民族国家之路。原因之一是，仍有大量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内生活，并且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成功，他们对苏丹高度忠诚并仰仗其庇护。同时，尽管在阿拉伯地区的臣民呼吁程度不等的自治，但极少有人因此主张分裂帝国（“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像是海外同情者虚构的概念，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而非本土阿拉伯人的心声）。在非穆斯林占比较低的情况下，用伊斯兰教将帝国重新凝聚起来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这张牌果然被奥斯曼政治家不失时机地利用起来，尽管不像我们知道的那么简单和直接。伊斯兰教绝非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假如伊斯兰教成为帝国最后的救赎，那这一政策将演变成泛伊斯兰主义，而绝非指向民族国家。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转变并非命中注定，历程的曲折艰难远超我们在阅读后世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或其拥趸的记述时能够想象。如果没有穆斯塔法·凯末尔举世无匹的才智与本事，奥斯曼帝国或许会与18世纪的波兰沦落到同等境地：在1918年后，被胜利的欧洲列强重新瓜分。

坦泽马特改革，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

19世纪奥斯曼政治家试图革新帝国，这一时期被称为“坦泽马特时代”（1839—1876）。“坦泽马特”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改革”或“重建”。这场改革从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在位末期开始，由继任的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和他的继任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颁布《花厅御诏》（又称《玫瑰园敕令》）（1839）和《胡马云诏书》（1856），在之前的改革措施上继续前进。1876年的《帝国宪法》是奥斯曼第一部宪法，被视作“坦泽马特时代”的延续，同时还有其他改革新政，包括1840年的新刑法和1850年的商业法，这些都代表坦泽马特改革的目标，集中权力、实现平等、实现现代化。[166]

但大家认为，坦泽马特只是更早开始的改革运动的顶峰，早在17世纪末，奥斯曼面对一系列的战败和大国不断施加的威胁与压力，就着手改革。艾哈迈德三世在位期间（1703—1730年在位），即所谓的“郁金香时代”，帝国对外开放，开始接受西方风俗与思想的洗礼。奥斯曼大使第一次被派驻到欧洲主要城市，以向奥斯曼君主更全面地报告欧洲社会的现状。还有一项重大进步：被封禁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出版印刷业，终于在1727年向帝国的穆斯林开放，这是之后奥斯曼出版印刷业发展和文学艺术兴盛的开端，虽然只停留在19世纪[167]。受到拿破仑远征埃及（1798）和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的刺激，塞利姆三世开始进行军事改革，组建了一支被称作“新秩序”的新式军队，苏丹开始试图限制行省的权力。1807年，禁卫军发动叛乱，刺杀了塞利姆三世，他的政策也宣告终结。但改革传递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托马斯·那夫认为，改革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18世纪，传统的约束已不再有效，旧的体制开始瓦解，改革思想以势不可当的趋势冲击着奥斯曼世界”[168]。

马哈茂德二世接手了其表亲塞利姆三世开启的改革事业。他逐渐在宫廷中建立威信，重建对行省的管控，并开启了“一项伟大的改革尝试，确立了后世土耳其改革家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都要遵守的基本原则”[169]。他在1826年镇压了禁卫军的叛乱，在奥斯曼历史上称之为“善举”，重组塞利姆三世称为“新秩序”的军队。他命令部队戴上菲兹帽，摒弃了包头巾或其他传统头饰，并推广至政府文官集团，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新政[170]。政府将控制宗教瓦克夫，乌理玛要听命于主穆夫提，乌理玛的独立性被剥夺，必须服从政府号令。马哈茂德二世还建立了翻译局（1833），年轻官员在此系统学习法语，包括阅读、书写和口头表达，这里成了19世纪奥斯曼政客最佳的预备班。马哈茂德二世主导了《坦泽马特法令》的起草工作，尽管在该法令正式颁布前的数周他就离世了。马哈茂德二世与1876年之前的继任者最大的差别在于，他的改革冲动来自苏丹本人，来自宫廷，然而在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和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时期，奥斯曼政府的高级官僚，包括大维齐尔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福阿德帕夏和阿里帕夏在内，才是改革的主力，皇室尽管表示配合，但基本上持观望态度。[171]

此次坦泽马特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准备工作充分（之前这部分被忽略）。1839—1876年的坦泽马特改革时间太短，不足以带来如此显著的成效。正是因为此前长时间的政策酝酿与铺垫，《花厅御诏》才会发挥如此大的效力。至于其重要性，改革的内容与方向仍可以用“现代化”与“西方化”进行概括，正如我们以及很多学者所赞同的，这场改革取得成效是由于帝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许多改革家提出“法兰克化”或“欧洲化”，套用在奥斯曼帝国身上就会变成“土耳其化”[172]。但两者不一定直接冲突，而且奥斯曼与土耳其的历史本就表现出相互融合的一面。

事实或许如此，坦泽马特改革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创造了众多被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继承下来的制度[173]。到了19世纪末，帝国整饬官僚制度，建立合理程度的中央集权。参照欧洲的样板，在中央创建内阁。改革税制，废除包税制，取消传统的征税与不征税群体之分（包括取消针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实施征兵制，非穆斯林与穆斯林同样承担服役义务，尽管在巴尔干战争之前，非穆斯林习惯花钱买断（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建立新的学校与学院，比如加拉塔萨雷中学、陆军医学院、陆军军官学校，开始在穆斯林中培养西化人才。欧洲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经验，对政府官员越发重要。1876年的宪法，尽管未被废除，却在仅仅两年后就被悬置，但仍是改革的里程碑，成为后世改革者继续前行的起点。所有这些举措，和所有改革运动一样，保留了对宗教教义和教法的尊重。但要注意，坦泽马特改革主要是通过世俗的法典得以实施，比如1840年新的刑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此后宗教教法的效力仅仅保留在家庭法中[174]。

坦泽马特改革引发了奥斯曼社会传统势力的激烈反抗，包括乌理玛、宗教学院和地方贵族。尤其引发了基督徒的警觉和抵抗，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地主，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将因改革而受到威胁[175]。这也说明在19世纪之前，非穆斯林与穆斯林在帝国中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权利。除非自身利益不保，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分裂。传统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对史无前例的、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的坦泽马特改革做出了反应，这场改革宣告奥斯曼所有臣民，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法律和国家意志面前一律平等。这无疑是对旧帝国标榜的价值观的一记重锤。这场改革的目的，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说，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造旧的法国社会及政治制度那样，也将彻底改造奥斯曼帝国。

平等既能威胁奥斯曼帝国，也能拯救它。这是青年奥斯曼党人的信条，他们在19世纪60—70年代成为活跃的反对党。这是在奥斯曼知识分子中兴起的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抵抗运动，特别是其文学性和充满诗意的宣传效果堪称典范[176]。青年奥斯曼党并不反对改革，相反他们非常支持。他们认为，改革的力度尽管有限，仍需要建立宪法和议会，以完善坦泽马特改革。他们主张创造一种帝国居民共有的公民权，以及对“祖国”的忠诚。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领头人纳米克·凯末尔的作品中，传统词汇比如“vatan”（祖国）、“millet”（米勒特）、“hürriyt”（自由）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赋予“pays”（国家）和“nation”（民族）新的意义。“vatan”是一个阿拉伯词汇，本意是出生地，后来成了“祖国”或法语中“故乡”的同义词。“millet”本意是群体，而这时拥有了现代意义——“国家”或“民族”（与法语中的nation类似）。“hürriyet”原本仅仅意味着不是奴隶，可现在有了自由的意味，等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liberté”的政治含义[177]。

青年奥斯曼党或许不像我们理解的这么简单。尽管改革者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但青年奥斯曼党同时强调了帝国的伊斯兰思想，并指责政府的西化措施操之过急，忽视了伊斯兰价值观。人们认为青年奥斯曼党的自我认同在“奥斯曼世界主义、伊斯兰教教义和土耳其民族自觉”之间摇摆，这种不确定性是几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178]。但最重要的影响无疑作用在政治体制中，即试图让奥斯曼帝国实现宪政。1865年，名为“爱国阵线”的地下组织成立，意在改变“专制制度，代之以宪政体制”[179]。该组织在新任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颁布1876宪法时最为活跃，青年奥斯曼党的纳米克·凯末尔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宪法的起草。青年奥斯曼党批评参与坦泽马特改革的政治家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在思想和政治上对欧洲言听计从，他们同样指摘这些人的官僚独裁作风，剥夺了独立机构如乌理玛和禁卫军对权力的监督权（使人联想起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青年奥斯曼党人坚信，建立代议制，通过宪政议会体制，将会让所有帝国臣民逐渐产生公民意识和对帝国的忠诚，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他们认为，这会促使部分宗教教法的回归，这些观点，包括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天然的契约关系（体现为传统社会领袖向苏丹宣誓效忠）受到了体制内的官僚改革者公开鄙视。“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句话成为协商政府的誓词，而“遇事要协商”的宗教信条则是青年奥斯曼党《自由报》的方针[180]。[181]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在1878年暂时废止了宪法，下令议会休会（再次召集已是30年后）。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再次确立皇室的权威高于政府。在他的任期内，更换了超过25位大维齐尔，并且由他亲自控制各个政府部门[182]。哈米德时代的统治独裁专断、极其反动，违背历史的潮流，是帝国瓦解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无比惊诧于1896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这让年事已高的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谴责“土耳其人的残酷统治”。后人评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说他患有“狂热的政治返祖症”[183]。

当然，今天不会有严肃学者仍持有这类观点，[184]人们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延续性。尽管暂时废止了宪法，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许多方面仍和青年奥斯曼党对帝国前景的看法一致。他是虔诚的穆斯林，一点也不信任过度亲西方的坦泽马特政治家。[185]在1877—1878年的对俄战争中，帝国大量基督徒远离家园，这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决心用伊斯兰教来凝聚在帝国中占比最高的穆斯林族群。他特别关注此前被奥斯曼政府忽视的阿拉伯领土。尽管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仍不成气候，但阿拉伯领袖具有极强的独立意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决定以苏丹、奥斯曼哈里发和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的身份予以反击。他热衷于援引先知的告诫，“在我之前的先知是为他们的族人而来，而我是为人类而来”[186]。阿拉伯的行省汉志，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为关切的地带，特别是麦加野心勃勃的哈桑王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强调自己是圣地的保护者，是信徒的领袖。汉志铁路是他统治期间的重点工程，该工程是为了方便帝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这条铁路是苏丹牵挂全体穆斯林福祉的一个象征。[187]

但重新强化伊斯兰教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帝国试图回归伊斯兰帝国时代。在奥斯曼人的历史上，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向来是务实的，他们重视宗教是考虑到宗教对于治理多民族、多信仰的帝国的影响力。在丢失了基督教行省后，阿拉伯行省也发生动乱，回归伊斯兰教的做法最能鼓舞士气。但这是伊斯兰教在现代语境下的作用。塞利姆·德林吉尔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提出过“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教法）的奥斯曼化”，对伊斯兰教进行标准化、规则化的改造，以使之成为统治帝国的思想工具，并凌驾于地方习俗与观念之上[188]。他提到“伊斯兰教与启蒙运动”，两者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的帝国学者和官僚投身的领域。世俗改革在“宗教的‘茧’中进行”。在坦泽马特改革者所创造的社会中，“宗教以世俗的方式呈现，而世俗生活也能体现宗教思想”[189]。服务于帝国的宗教急需“更新迭代”。在今天，这意味着宗教理性化，推广到普通大众中去，以便让宗教与现代化的目的相匹配，因为现代化是帝国生存的首要条件。德林吉尔引述艾哈迈德·亚沙尔·熬贾克的观点，“简而言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的伊斯兰主义……完全是对经典奥斯曼伊斯兰教的颠覆。这本质上是一场现代主义运动。尽管摆出反西方的姿态，但因为其现代化主张，就必须和土耳其历史上其他现代主义运动共同载入史册[190]。”伯纳德·刘易斯赞同这样的说法，“毫不夸张地说……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无论是在法律、行政，还是教育方面，坦泽马特改革的力度均达到顶峰，并卓有成效”[191]。[192]

教育改革，包括中学和高等教育，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改革的重头戏[193]。但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奥斯曼军队。在19世纪70年代遭遇一系列失利的羞辱后，帝国花了大力气整饬奥斯曼军队。奥斯曼效法德国，因后者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展现出举世无双的军事实力。德国陆军元帅冯·德·戈尔茨在1883—1895年主导了奥斯曼军队的重建。改革成效很快在1897年得到检验，因为此前希腊插手了克里特岛的武装叛乱，奥斯曼军队一举大挫希腊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的消息传来，这是第一次亚洲国家战胜欧洲强国，戈尔茨元帅和其他奥斯曼人借机仔细研究日军。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戈尔茨元帅再次被聘请协助军事改革。他的改革颇有建树，到1918年，欧洲主要参战国都采用了奥斯曼的模式。“奥斯曼军队的重建让他们在军事具体操作层面到达了世界水平，在组织架构方面远远领先欧洲……奥斯曼帝国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必须在军事之外寻找原因[194]。”无论如何，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也揭示了帝国军事的许多弱点，为了弥补和完善，统一与进步协会再次向德国取经，这次受邀的是奥托·冯·赞德尔斯将军。在戈尔茨元帅的基础上，赞德尔斯将军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在一战中，奥斯曼军队的表现让欧洲观察家赞叹不已，特别是1915—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年轻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一战成名）。更让人惊讶的是，在1920—1923年的“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军队成功打退希腊、英国和法国联军，并拖住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进攻，保住了安纳托利亚半岛，最终建立了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195]。

帝国的终结给新生的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带来了生机。尽管这不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本意，但已成为新国家的神话。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青年土耳其党被描述为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新政权而默默奋斗。当然这种说法不能确切反映历史真相。统一与进步协会在遭遇几次短暂的停摆后，终于度过了1908—1918年的政权过渡时期（“第二宪政政府时期”），在喧嚣与动荡中经历了若干次的路线调整。但和青年奥斯曼党一样，他们意在拯救帝国，而非出于土耳其民族主义。

所有历史事件和领导者的行事风格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89年5月，4位医学生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医学院举行聚会，这次聚会被认为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奠基式，而且仪式不存在种族倾向。易卜拉欣·特莫是阿尔巴尼亚人，梅梅德·拉希德是切尔克斯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和伊沙克是库尔德人[196]。他们和众多青年土耳其党人心中的偶像是奥斯曼主义思想家纳米克·凯末尔（穆斯塔法·凯末尔因他而改名）和契亚帕夏，后者的著作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被查禁[197]。后来他们之所以又建立了奥斯曼统一协会是担心革命受到欧洲势力的操控，以及非穆斯林族群中出现的分离主义[198]。他们通过建在加拉塔的法国邮政所与遭到帝国驱逐的流落巴黎的自由派奥斯曼团体取得联系，该团体由黎巴嫩马龙派教徒、前奥斯曼议会成员哈利勒·加尼姆领导。加尼姆在巴黎创建了报纸《土耳其青年》，“毫无疑问，青年土耳其党被流放迫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199]。在巴黎，这个团体自称“青年土耳其”，“青年土耳其”比起“青年奥斯曼”似乎更加正式，不过都来自法语，名称的合并说明人们绝不愿再区分奥斯曼人和土耳其人。

青年奥斯曼党继续发挥影响，奥斯曼主义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勒扎是成立于巴黎的统一与进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组织名称来自哲学家孔德的一句口号——“秩序与进步”。孔德以及他的门徒涂尔干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颇受推崇。正是受到这样的感召，这群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革命者将组织名字从奥斯曼统一协会改成了统一与进步协会。艾哈迈德·勒扎还出版了一份双周刊——《协商报》，这一名字也让青年奥斯曼党借用《古兰经》中的“协商”命令，号召组建协商政府。这份双周刊用了孔德式的副标题“秩序与进步”[200]。此外，青年土耳其党一致呼吁恢复1876年宪法，重建议会，而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挥的持续影响力是后人难以忽视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没有无视过）。

来自萨洛尼卡和莫纳斯提尔的年轻军官，包括恩维尔帕夏和色玛尔帕夏，使青年土耳其党如虎添翼，他们无意终结帝国，而是共同起誓要捍卫帝国。他们担忧马其顿行省的分离主义运动，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他们还关切其他威胁帝国统一的隐患。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确系因马其顿叛乱而起，同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吞并东鲁米利亚并宣布独立，希腊兼并了克里特岛。统一与进步协会的领袖说：“马其顿行省的独立也许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丧失了一半国土，甚至会导致我们的灭亡……没有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离沦丧也不远了。我们的国境线将退回至伊斯坦布尔附近，而伊斯坦布尔绝不能作为都城。于是我们要把都城迁至亚洲，这将让我们退出欧洲大国之列，沦为二流甚至三流的亚洲国家。但愿老天保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万一鲁米利亚沦丧，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与伊朗无异[201]。”

很少有宣言具有如此的预见性，但青年土耳其党将付出一切代价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青年土耳其党人多数来自巴尔干行省，他们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202]。他们坚信只有呼唤议会制度才能激发足够的力量在危难中保全帝国。1908年恢复宪法之后，立刻选举议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姑且维持了一段时间，直到1909年反革命政变被镇压，最后一任苏丹终遭废黜驱逐[203]。

仔细检讨20世纪前20年被青年土耳其党广泛讨论的各种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土耳其的民族国家离他们的设想到底有多远。[204]1904年，鞑靼民族主义者优素福·阿克丘拉，作为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二代移民，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三种政策》的长文，受到了广泛讨论[205]。文中，他比较了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他怀疑奥斯曼主义的主张，认为帝国的组成元素过于分散多元，其目标难以实现。同时他认为泛伊斯兰主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及其幕僚心中的梦想），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环伺下也无法实现。最后他提出突厥主义。他所说的并不是1923年之后人们理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阿克丘拉提倡的实际上是所谓泛突厥主义或泛突雷尼主义，即团结一切突厥民族，无论他们位于高加索地区、中亚还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与突显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不同，泛突厥主义的触角伸向土耳其文明的边缘，无论帝国内外。这是长期担任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的梦想，为此他不惜在中亚誓死抵抗苏联军队，并在1922年战死沙场[206]。

即使是青年土耳其党中最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对穆斯塔法·凯末尔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齐亚·戈卡尔普，也不赞同单纯基于种族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戈卡尔普是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的门徒，深受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影响，他在“文化”与“文明”之间划出界限，正如滕尼斯提出的“情理社会”与“法理社会”。“文化”是民族主义的，“文明”则是国际主义的；所有社会都涉及两者。戈卡尔普的所谓“突厥主义”，是指普通人的语言与流行文化，而非奥斯曼帝国“异族”的语言与文化，表现出土耳其人的民族文化特性；但土耳其人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发展其国际主义文明，正如欧洲在基督教的帮助下建立了国际文明。“我们的民族理想是突厥主义，我们的国际理想是伊斯兰教[207]。”和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同，戈卡尔普从不认为伊斯兰教是突厥主义的一部分。但他主张伊斯兰教在民族文化建设上发挥作用，但必须摒弃外在的、“宗教性”的部分，就像新教一样，彻底从权力体系中清退出去，从而成为北欧各族的个人化的宗教。这将有利于土耳其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充分参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而在西方，现代文明早已取代基督教在社会上的作用。只有这样，现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三重属性——突厥主义、伊斯兰教和西方现代化才能和谐共存[208]。[209]

姗姗来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确如戈卡尔普所说。“直到土耳其独立战争（1920—1923）爆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甚至我们的语言都以‘奥斯曼’为名。没人敢用‘土耳其’称呼它们。没人自称‘土耳其人’[210]。”尽管这种说法略有夸张，但的确有道理。“第二宪政”时期（1908—1918），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种煎熬，而对于在思想和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土耳其民族国家来说则不然。的确，在巴尔干之乱，即土耳其人眼中的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帝国退化为“亚洲国家”，统一与进步协会的成员，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人，开始规划一个立足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新土耳其；而在1913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土耳其人口占据多数的情况[211]。但这也只是统一与进步协会一小部分人的观点，并不为大部分成员接受。只有后来在一战中遭遇一系列灾难与失利，以及不仅奥斯曼帝国面临瓦解，甚至所有继任政权都岌岌可危时，土耳其民族主义才成为应对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陷入困局，1920年1月奥斯曼议会通过的“国家计划”中仍把那些领地上的居民称为“奥斯曼–穆斯林”，而非“土耳其人”。而且，“国家计划”仍考虑恢复阿拉伯行省，要求该地举行全民公决，范围覆盖位于欧洲色雷斯和黑海行省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1878年划入俄罗斯）[212]。即便到了紧要关头，还是有许多人对帝国的终结心怀不甘[213]。

由“奥斯曼–穆斯林”构成其信徒的伊斯兰教，只要还留在统一与进步协会及其继任组织的规划之中，土耳其民族主义就不可能得到严格意义的确立。1914年，奥斯曼政府正式宣布发动圣战，战争期间，奥斯曼宣传机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向奥斯曼苏丹哈里发效忠（这让英国陷入担忧，因为英属印度尚有上百万穆斯林）。无数以“捍卫民族权利”为旗号的组织，先后在1918—1920年在帝国境内涌现，戈卡尔普所谓的“土耳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它们身上；即使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穆斯塔法·凯末尔和手下也将伊斯兰教当作动员安纳托利亚半岛农民的手段。

其实我们可以提出“宗教民族主义”的说法[214]，无论对于奥斯曼帝国还是其他案例（例如，波兰民族主义对于天主教的利用），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说法的矛盾之处。伊斯兰教是超越民族的，甚至带有普世情怀的；即使出于现实的考虑，它可能只适用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但它将包括土耳其人以及其他穆斯林族群，比如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这两个群体在各种冲突抵抗运动中经常可见）。[215]

土耳其民族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而不是更早的时期，尽管这种说法略带争议。1920年4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成立。这是官方第一次使用“土耳其”的字样，赋予其正式地位，这个字眼之前长期被欧洲人使用，但直到这时才被奥斯曼人真正接受，这也是奥斯曼王朝或奥斯曼政权的说法第一次被正式放弃[216]。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是历史的转折点。此举象征着新国家的诞生，一个民族国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宣告成立，而这种历史文化的起源远早于“外来的”伊斯兰教。

从那时起，穆斯塔法·凯末尔开始稳步清理伊斯兰教的影响，计划尽可能地把宗教从一个世俗的、崇尚科学的、彻底西化的共和国中彻底清除，这是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亲手缔造的国家。伊斯兰教被定为“阿拉伯宗教”。不仅“奥斯曼穆斯林”的说法不被认可，连戈卡尔普的土耳其–穆斯林共同体也被摒弃；“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的组合被正式废除，库尔德人起义，尤其是1925年的那次被残酷镇压。1924年哈里发制度被彻底废除，不但在新生的土耳其国内中引发争议，而且也引起国外穆斯林的惊诧。宗教学校，即伊斯兰学院被关停，托钵僧也被取缔。即使是《古兰经》也被“土耳其化”，出版了土耳其语版本并附上了土耳其语的评注。穆斯塔法·凯末尔明白对于这方面的改变他必须谨慎，要考虑到伊斯兰教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深厚基础。在1924年宪法中，伊斯兰教被确立为国教，但在1928年，凯末尔自信可以废除这一规定。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戈卡尔普那里找到共鸣，认为类似宗教改革式的思想可以引入土耳其，这不仅将宗教限制在私人领域，还可以为全面的世俗化奠定基础，这体现了凯末尔对新教国家的理解[217]。

摒弃伊斯兰教与奥斯曼主义，与定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是两回事，后者在将来被证明更加困难。20世纪20年代早期，土耳其人正试图摆脱希腊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管控，而苏联此时正崛起，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时摆出了反帝、反西方化的姿态。穆斯塔法·凯末尔曾与苏联领导人接触[218]。这一段历史短暂却发人深省。我们从中看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多变本性，以及其建立民族认同的困难之处。为了确立所谓的土耳其国民性，穆斯塔法·凯末尔（1934年后被称为“土耳其国父”）及其支持者搜集了大量令人敬畏又困惑的历史、人类学和宗教思想资料，其中不乏土耳其是人类文明的始祖，土耳其语是人类语言之源这类说法。这些思想工具在1938年凯末尔逝世后被抛弃，说明这些荒谬的观念根本没有得到大部分民众的认同。但这场思想上的寻根工作连凯末尔本人也积极投身其中，这证明新生共和国的缔造者为建立民族认同是多么焦急，极力为之寻找学术上的支持与证据。

在凯末尔以欧洲为榜样、坚决西方化的道路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凯末尔将自己视为奥斯曼帝国晚期一位坚定的西化分子。一位年轻的土耳其作家阿卜杜拉于1911年写道：“没有什么其他文明，欧洲文明就是唯一的文明[219]。”凯末尔不仅相信，而且证明了土耳其文化就是欧洲文明之源；土耳其西化的过程就是回归原点的过程，只不过中途被外来的宗教干扰[220]。但这种观点与土耳其文化的中亚根源并不相容，同样，认为土耳其人自新石器时代就从中亚来到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半岛而非鲁米利亚才是土耳其人过去5个世纪的中心，这种说法也和此前的奥斯曼传统，甚至青年土耳其党的主张相悖[221]。将土耳其民族与古安纳托利亚的赫梯文明扯上关系是一种极牵强的做法。凯末尔希望在土耳其文化与社会中实行彻底的欧化，包括文字拉丁化、引入公元纪年、提倡欧洲服饰与习俗、鼓励欧洲文学与艺术等，所有这些说明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面性：面朝西方，同时又固守东亚的特殊性。

正如一切民族主义思潮，其内在的不一致并不是得到民众狂热拥护的障碍，恰好相反。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凯末尔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与社会主体结合得还不够充分，仅限于城市少数受教育族群。这是知识分子、官僚和军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底层乡镇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由此带来的不平衡，造成了土耳其社会阶层的断裂，1950年后一再上演的军人干政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是多党政治后的必然结果。军事政变以大约每10年一次的频率，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一再上演，土耳其军方自诩凯末尔政治遗产的捍卫者，发誓捍卫政权的世俗性与统一性，使其成为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宗教是一种威胁，库尔德人的自治甚至独立主张则是另一种威胁。近些年，正义与发展党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统治下，这两股势力越发壮大，表明凯末尔的革命理想远未实现。[222]

尾声

帝国的覆灭与帝国在废墟上重生是两件事，其背后的逻辑完全不同。在一战的滚滚炮火中，内陆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相继瓦解。它们的继任者因各种原因而出现：在协约国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与理念，在战败的帝国中相互斗争的社会势力与意识形态，人民领袖的才智与能力。当然，运气与突发事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新的理念，特别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的民族自决也相当重要。倘若当时具备的要素略有不同，历史或许要被改写。

哈布斯堡王朝之后，出现了领土面积有限的奥地利，不过很快也被其强势的邻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并吞。魏玛共和国脱胎于霍亨索伦家族，只维持了不过10年光景，也演化成德意志第三帝国（其寿命也不长）。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主导，在所有战败的帝国中，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终于变为另一个国家——苏联。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演变的过程看起来不那么合乎常理，缺乏必然性。如我们所知，“土耳其”一词大约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协约国主导的《色佛尔条约》（1920）中包含严酷的条款，将土耳其限制在包括伊斯坦布尔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置于英国的监督之下，这和国际联盟授权英国其他地区的管辖权的情况类似。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顽强抵抗给土耳其争取来了一线生机。土耳其参照现代欧洲的模板建立了世俗的民族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平衡整合各方势力后一个不可思议的成果，比如，当时土耳其压制伊斯兰教势力，在今天看来是绝无胜算的。

全面摒弃过去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也是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像“帝国”，因为所有帝国的原则它都在遵照。并且较其他帝国更加彻底，特别是施行差异化与多元性的统治，同时寻求普世文明框架下的身份认同。人种、族群或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都是被嗤之以鼻的概念。当然宗教是重要的，也是帝国使命的一部分，但奥斯曼绝不至于颠覆或侵害与其信仰不同的群体。如果人们认为这是出于帝国的宽容，则属于误解，因为这像是认定奥斯曼帝国的思维中就不存在接受其他族群的可能。奥斯曼人信奉务实的态度，这也是帝国能延续600年之久的原因。只有当国际力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时，帝国的生存才会受到威胁。帝国是否必须覆灭，最后它是否成功地和现代世界衔接，这些和许多关于其他帝国的研究一样，永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超越民族的最高权力下，不同族群可以和平共处。

[1] 1995: 84.

[2] 1962–63: 3: 49.

[3] 2008: 1–2.

[4] Elliott 1993: 155.

[5] In Smith 2007: 354; see also Elliott 1993: 157–58.

[6] Woodhead 1987: 22; see also Mantran 1980: 231–33; Yapp 1992: 148; Cirakman 2001: 53.

[7] Said 1979: 59; cf.Yapp 1992: 135.

[8] Newman [1853] 1894: 220, 222–23.

[9] Gladstone 1876: 9.

[10] Woodhead 1987: 23.

[11] Bodin [1586] 1962: 537; see also Hentsch 1992: 68–75.

[12] Locke [1689] 2010: 14.

[13] Voltaire [1763] 1912: 23; see also Hentsch 1992: 104–7.

[14] Two recent works make this point very emphatically:Goffman（2002）and Faroqhi（2006）. 最近有不少关于早期奥斯曼人和奥斯曼帝国起源的讨论与反思。

[15] Wittek 1938: 5.

[16] See, in order, Gibbons（1916）; Köprülü（［1935］1992）; Wittek（1938）. There are good accounts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in Kafadar（1995:9–59）; Darling（2000:133–38）; Goffman（2002:29–34）; Lowry（2003:5–31）. See also Imber（2002:120–22）for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azi tradition in Ottoman rule—renewed, as he shows, as late 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 In this section I have relied mainly on the following accounts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Ottomans:Köprülü（［1935］1992）; Wittek（1938）; Itzkowitz（1980:3–36）; Inalcik（［1973］2000:3–52）; Kafadar（1995:1–9, 122–50）; Imber（2002:1–30）; Lowry（2003）; Finkel（2007:1–80）. Arnold Toynbee（1962–63, 2:150–54）的著作生动地描绘了早期奥斯曼的历史，奥斯曼人的性格因“生存压力的刺激”得到塑造，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18] Köprülü [1935] 1992: 32–42; Inalcik 1981–82: 72–75; Darling 2000: 156.

[19] Wittek 1938: 14.

[20] Wittek 1938: 2.

[21] Wittek 1938: 2–3.

[22] Lowry 2003: 96.

[23] Imber 2002: 28; Finkel 2007: 48.

[24] Inalcik [1973] 2000: 23; Finkel 2007: 50.

[25] 东正教徒有理由相信，相较拜占廷，奥斯曼人更有能力保护他们免受基督徒的侵扰。在拜占廷帝国的末期，东正教教廷的一位高层神职人员宣称，他宁肯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拿下，也不愿其落入西罗马帝国之手（Nicol 1967:335、Clogg 1982:191、Shaw 1976:58–59）。

[26] 2000: 2; see also Elliott 1993: 154, 162; Gottman 2002: 103, 110–11; Gottman and Stroop 2004: 135–41.

[27] 1995: 140–41; see also Lindner 1983: 1–50.

[28] Lowry 2003: 132.

[29] Lowry 2003: 43, 46, 54; see also Darling 2000: 137.

[30] Barkey 2008: 54–55; see also Lowry 2003: 56–57, 136; Go man and Stroop 2004: 137.

[31]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vshirme system, see Inalcik（［1973］2000:77–80）; Sugar（［1977］1993:55–59）; Imber（2002:134–42）; Goffman（2002:67–68）; Finkel（2007:28）; Barkey（2008:123–28）. There is a vivi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devshirme in Toynbee（1962–63, 3:32–44）.

[32] Lowry 2003: 117, 119; Inalcik 1954: 114–17; Kunt 1982; Toynbee 1962–63, 3: 40.

[33] Lowry 2003: 138; cf.Inalcik [1973] 2000: 188–90; Kunt 1982: 57–58; Goffman 2002: 39; Barkey 2008: 65.

[34] Georgacas 1947: 367.

[35] Finkel 2007: 57.

[36] Lowry 2003: 119; Go man and Stroop 2004: 132.

[37] Inalcik 1993: 68; Göçek 1993: 93, 96; Imber 2002: 125; Goffman 2002: 107–9; Şahin 2015.

[38] In Inalcik [1973] 2000: 56–57; see also 26, 29–30, 181.

[39] Finkel 2007: 80, 82; Göçek 1993: 97–98.

[40] Goffman 2002: 13.

[41] Imber 2002: 116–18; Finkel 2007: 48, 54, 153.

[42] In Inalcik [1973] 2000: 41; see also Inalcik 1993: 67–68; Şahin 2015.

[43] Toynbee 1962–63, 1: 370; see also 3: 26–27; and cf.Shaw 1976: 59.

[44] “在第一任苏丹统治君士坦丁堡时，东正教教廷的大量土地得到保存，主教与大维齐尔的位阶一致”（Stone, Podbolotov, and Yasar 2004:29）。Sugar认为“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影响，东正教教廷这一组织成为国中之国”（Sugar［1977］1993:47）。See also Clogg（1982:185–87）; Karpat（1982:145）.

[45] Nicol 1967: 334.

[46] In Nicol 1967: 334; cf.Clogg 1982: 191.

[47] 奥斯曼人或许拯救了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奥斯曼人急切地想把自己和罗马联系起来，自称特洛伊的后代（“Teucri-Trojans”一词与“Turci”，即“Turks”同源），即传说中罗马人的祖先。因此，奥斯曼人征服拜占廷可以视作罗马人被希腊人击败后的复仇。See Spencer（1952）; Kafadar（1995:9）. 为何选择特洛伊，而非希腊人作为其祖先，参见Gruen（1992:6–5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占廷与希腊文化更为紧密，但奥斯曼人为自视罗马人，延续的是罗马帝国的血脉。

[48] Lewis 1968: 1.

[49] [1935] 1992: 87.

[50] 2002: xiv.

[51] Lewis 1968: 1–2; see also 332–33.

[52] From among a host of confirming statements, see, e.g., Seton-Watson（1964:10）; Lieven（2001:133）; Goffman and Stroop（2004:144n26）; Stone, Podbolotov, and Yasar（2004:33）; Findley（2005:20）. Serif Mardin认为奥斯曼人和土耳其人的区别，类似Robert Redfield提出的某种“大文化”与“小文化”之别。土耳其人的“小文化”，基于部落与农民社群，一直未能与受过良好教育、充分城市化的奥斯曼人的“大文化”充分融合。直到19世纪，土耳其人依然是一群所谓“乡巴佬”，与“举止优雅，一切向着巴黎看齐”的奥斯曼人截然不同（Mardin 1969:270–74）。

[53] Imber 2002: 3; Finkel 2007: 548.

[54] Quoted Armstrong 1976 : 397.

[55] Kafadar 1995: 4; Lieven 2001: 133.

[56] Bennison 2002: 90.

[57] “土耳其人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范畴，诞生于1908年的革命。尽管欧洲人坚持，但奥斯曼人一直拒绝土耳其这一名号”（Aksan 1999:121n54、Lewis 1968:333）。

[58] Lewis 1968: 1.

[59] [1935] 1992: 5; cf.Goffman 2002: 65; Finkel 2007: 74.

[60] Findley 2005: 230; see also Goffman and Stroop 2004: 141.

[61] Mazower 2005: 281; cf.Goffman 2002: 51.

[62] Findley 2005: 156; Hanioglu 2008: 34–35.

[63] Seton–Watson 1964: 10.

[64] Kafadar 1995: 4.

[65] Imber 2002: 3; cf.Rodrigue 1995: 84; Bayly 2004: 220.

[66] Sugar [1977] 1993: 273.

[67] Inalcik 1954: 113.

[68] On the basic social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empire, see Inalcik（［1973］2000:65–69, 89–118）; see also Inalcik（1993:59–67, 1954:112）; Sugar（［1977］1993:31–44）; Woodhead（1987:27–37）; Göçek（1993:103–5）. 有趣的是，帝国在欧洲部分的领地，即鲁米尼亚，要比安纳托尼亚的地位更高，帝国的非洲领地的重要性排在最后（Inalcik［1973］2000:106）。

[69] An excellent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uslim empires is Dale（2010）.

[70] Walzer 1997: 14.

[71] Braude and Lewis 1982b: 1.

[72] Braude and Lewis（1982b:1–2）. The quotation is from J.S.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1957）. For a similar view of Ottoman society, see Mazower（2005:304）; Quataert（2000:181 and generally 172–83）; Findley（2010:64）.

[73] Braude and Lewis 1982b: 5–6; Bosworth 1982: 46–48; Finkel 2007: 213; Barkey 2008: 121, 151.

[74] 在对待帝国内的多样性问题上，Karen Barkey惯于在奥斯曼与哈布斯堡及俄罗斯之间做比较。这是因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于无信仰者的态度不同：“伊斯兰教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一套措施，而基督教自视一个排他的宗教，组织严密，有着普遍的权威。”（Barkey 2008:153; cf.Goffman 2002:9, 111–12）For an account that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relative state formation rather than ideology or culture, see Salzmann（2010）.

[75] Bosworth 1982: 41; Sugar [1977] 1993: 5; Karpat 1982: 149; Shaw 1991: 10.

[76] Braude 1982; cf.Lewis 1968: 335.

[77] Braude 1982: 74; cf.Go man 1994: 153–54.

[78] See on this the essays by Kevork Bardakjian, Mark Epstein, Joseph Hacker, Kemal Karpat, and Richard Clogg in Braude and Lewis（1982a, 1:89–126, 141–69, 185–207）. See also the classic account of the millet system by Gibb and Bowen（1950–57, vol.1, pt.2:207–261）, though note the cautionary remarks by Braude（1982）and Owen（1975）on Gibb and Bowen's treatment.See also Sugar（［1977］1993:44–49）; Goffman（1994, 2002:47, 170–72）; Barkey（2008:130–50）, who concludes that“the centuries of Pax Ottomanica were relatively calm and free of ethnic or religious strife”（2008:146）.

[79] Clogg 1982: 185; Karpat 1982: 146.

[80] Karpat 1982; Sugar [1977] 1993: 252–54.

[81] Goffman 1994: 146–50.

[82] Armstrong 1976: 400; Goffman 2002: 16–18, 85–91.

[83] Mantran 1982: 129; Go man 2002: 172–73, 185.

[84] 犹太人认为，奥斯曼人身负天命，从基督徒手中拯救了他们。“土耳其人也被称为基督教毁灭者，或犹太教的捍卫者。”这是5世纪一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写的（Armstrong 1976:398）。

[85] Olson 1979: 76; Shaw 1991: 26–29.

[86] Shaw 1991: 88–89.

[87] 理论上说，非穆斯林无法进入帝国的统治阶层，但实际上，从一开始，非穆斯林是有能力购置土地，担任政府官职的。比方说，犹太人一度控制了奥斯曼的海关，甚至外国人有时也担任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职务：英国人Henry Hyde在17世纪初成为地方官和帕特雷的海关官员。

[88] Mantran 1982: 133; Goffman 1994: 147, 2002: 179-82; Mazower 2005: 52–55.

[89] Shaw 1991: 36, 147ff .; see also Olson 1979: 77–78.

[90] Sugar [1977] 1993: 48; Dumont 1982: 221–22; Mazower 2005: 10; Gilbert 2010.

[91] Sugar [1977] 1993: 45–47; Clogg 1982: 186–87; Kitsikis 1994: 69.

[92] Kitsikis 1994.

[93] Mantran 1982: 130; Clogg 1982: 196.

[94] Finkel 2007: 378.

[95] Toynbee 1962–63, 2: 223–25; Lewis 1968: 62, 87; Sugar [1977] 1993: 128.

[96] Toynbee 1962–63, 2: 225, 7a: 30; Armstrong 1976: 401; Finkel 2007: 430; Findley 2010: 26.

[97] Lewis 1968: 87; Clogg 1982: 192–93; Finkel 2007: 429–30.

[98] Quataert 2000: 81.

[99] Clogg 1982: 196; see also Zürcher 1997: 50; Lieven 2001: 153.

[100] 亚美尼亚人的米勒特制度，以及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内所扮演的角色，参见Kevork Badarijan和Hagop Barsouminan in Braude and Lewis（1982a:89–100、171–84），以及Barkey（2008:140–42）。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是历史与政治研究的焦点。通常我们会注意到大屠杀发生的战争背景，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萌发，颠覆了奥斯曼人对待非穆斯林族群的态度。参见Göçek（2015）和 Suny（2015）。

[101] Clogg 1982: 200.

[102] Zürcher 1997: 171; Clark 2006.

[103] Sugar [1977] 1993: 56; Itzkowitz 1980: 49–54; Braude and Lewis 1982b: 11–12; Imber 2002: 137.

[104] Yapp 1992: 137.

[105] Goffman 2002: 68.

[106] Caroline Finkel认为：“毫无疑问，这些青年远离家乡和亲人时一定饱含热泪，但征兵政策并未在基督教臣民中激起抵抗，它被当成服从君主的法定义务，绝非暴君的横征暴敛。”（Finkel 2007:233）。

[107] Imber 2002: 136–37.

[108] Sugar [1977] 1993: 58; Go man 2002: 68; Barkey 2008: 124.

[109] Rodrigue 1995.

[110] Rodrigue 1995: 90.

[111] Inalcik 1993: 67–69; Imber 2002: 126.

[112] Lowry 2003: 96.

[113] “奥斯曼人的国家，摒弃了先前折中主义路线，在政策上、制度上和文化上，成为典型的伊斯兰哈里发国。”（Inalcik 1993:72）参见Barkey（2008:70–71、85–86）。

[114] See, on the Kizilbas risings, Inalcik（［1973］2000:194–97）; Finkel（2007:98–100）; Barkey（2008:175–78）. 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游牧民族不满奥斯曼统治，转向什叶派的伊朗，参见Lindner（1983:105–12）。直到19世纪，帝国需要担心的是穆斯林内部的异端，而非信奉基督教的臣民（Goffman 2002:23、Woodhead 1987:32–33）。

[115] 征服了阿拉伯领地之后，奥斯曼开始了与萨菲王朝的竞争，“奥斯曼帝国开始变得更保守，更加遵奉伊斯兰教教义”，参见Inalcik［ 1993:70–72, （1973）2000:34, 179–85］、Finkel（2007:110）、Sugar（［1977］1993:252）、Kafadar（1993:42–44）、Kunt（1982:63–64）、Imber（1995:148, 2002:121）、Lieven（2001:143–44）、Barkey（2008:70–71、85–86、102–4、177–78）。在各种压力下，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逊尼派身份认同感开始加强”。

[116] Lewis 1968: 13; see also Lewis [1982] 2001: 171–73; Imber 1995: 139; Findley 2010: 64.

[117] See on these developments Naff（1977b）; Quataert（2000:75–81）; Goffman（2002:192–225）; Finkel（2007:369–71）.

[118] Cirakman 2001; see also Hentsch 1992: 107–13; Faroqhi 2006: 61; Pitts 2016.

[119] Jennifer Pitts（2016）认为，到了18世纪，宗教分歧已经不是国际关系的重点。在西方看来，伊斯兰教，或身为“异教徒”的土耳其人已经不是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打交道的障碍，真正的问题在于奥斯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120] Quataert 2000: 80; Lewis 1968: 118, 122.

[121] See also, on the growth of Western-style education among the Ottoman elites, and generally on secularizing trends, Göçek（1996:80–85）; Lewis（1968:53–73, 117–18）.

[122] Woodhead指出，“尽管在文学作品中，奥斯曼人守卫着圣城，历史记载中苏丹从未去麦加朝圣”，Donald Quataert指出了这一值得注意的事实（Woodhead 1987:27n18; Quataert 2000:97）。世俗与宗教精英之间的斗争，参见Naff（1977a:6–7）; Aksan（1999:124）; Cirakman（2001:62）。

[123] Inalcik [1973] 2000: 73.

[124] Kunt 1982: 58; see also Imber 2002: 244–51.

[125] Kafadar 1993: 38; Göçek 1993: 104; Howard 1988: 58; Inalcik [1973] 2000: 70–72.

[126] Göçek 1993: 103.

[127] Inalcik [1973] 2000: 141–50.

[128] Inalcik [1973] 2000: 111–16; Imber 2002: 194–206.

[129] Howard 1988: 59; Inalcik [1973] 2000: 73; Imber 2002: 244–46.

[130] Howard 1988: 59.

[131] Lewis 1962: 73–74; cf.Itzkowitz 1980: 37; How ard 1988: 53.

[132] For survey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literature of decline, see Lewis（1962）; Itzkowitz（1980:87–109）; Woodhead（1987）; Howard（1988）; Hathaway（1996）; Goffman（2002:112–27）; Finkel（2007:188–90）. Howard指出，有关帝国衰亡的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门类。

[133] See the discussions of the idea of a Suleymanic“Golden Age”in Inalcik and Kafadar（1993）; Kunt and Woodhead（1995）. See also Itzkowitz（1980:79）; Woodhead（1987:25–26）, Howard（1988:52–53, 64）; Goffman（2002:112–13, 229–30）. Hathaway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对于一个延续了6个世纪的庞大帝国，很难用某一个时期来评价整个帝国的兴衰得失”（1996:26）。

[134] Howard 1988: 62; Kafadar 1993: 42; Woodhead 1995: 187.

[135] Howard 1988: 64.

[136] Imber 2002: 108–15; Finkel 2007: 196–97.

[137] For complaints about“harem politics, ”palace factionalism, and the“Sultanate of the Women, ”see Shaw（1976:170）; Itzkowitz（1980:75）; Inalcik（［1973］2000:60）; Kafadar（1993:46）; Imber（2002:87–96, 323）; Goffman（2002:124, 214）; Finkel（2007:196）. An enlightening account of both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is Peirce（1993）; see also Goffman（2002:124–25）.

[138] Woodhead 1987: 26; Imber 2002: 119, 143.

[139] Imber 2002: 210–13, 284–85; Itzkowitz 1980: 90–91; Shaw 1976: 173–4.

[140] For these developments see Naff（1977a:8–9）; Itzkowitz（1977:22, 25–26）; Inalcik（1977）; Karpat（1982:152–54）; McGowan（1994）; Göçek（1996:60–65）; Aksan（1999:116, 124, 132–34）; Barkey（2008:197–263）; Findley（2010:28–31）. Itzkowitz认为“这是一份政治文件，旨在总结苏丹对新的政局的认识。这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宪法斗争的开始，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问题才得到解决”（1977:26），另参见 Zürcher（1997:31）。其他学者认为阿扬（地方显贵）是与政府，而非苏丹本人缔结的协约。马哈茂德二世本人没有签署。苏丹可以拒绝协约的内容，实际上他们也是如此做的（Findley 2010:35–36）。

[141] Lewis 1968: 36–38.

[142] See on this Itzkowitz（1962:73–83）; Naff（1977a:3–4）; Howard（1988:73–77）. The key works that transmitted the views of the Ottoman“decline”literature to Western scholars seem to have been Paul Rycau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1688）; Dimitrie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the Othman Empire, trans.N.Tindal（1734–35）; Muradgea D’Ohsson, Tableau générale de L’Empire othoman（1787–1820）; Josef von Hammer-Purgstall,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1835）.

[143] There are strong statements of the thesis of decline in Gibb and Bowen（1950–57, vol.1, pt.1:esp.215–16）; Lewis（1958, 1968:21–36）; Toynbee（1962–63, 3:47）; Shaw（1976:169–216）; Inalcik（［1973］2000:41–52）; Kitsikis（1994:85–101）. More qualified statements are in Naff（1977a）; Itzkowitz（1980:87–108）; McGowan（1994:esp.639–45）; Lieven（2001:138–57, with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with Russia）. Good critical discussions of the thesis are Owen（1975, 1977）; Faroqhi（1994:esp.552–73, 1995, 2006:96–7, 213）; Howard（1988）; Goffman（2002:112–27）; Barkey（2008:22–23, 197–204）.

[144] Itzkowitz 1962: 85, 91, 1977.

[145] Faroqhi 1994: 552–61; see also Quataert 2000: 98–100.

[146] See on this Owen（1975:107–8, 111）; Naff（1977a:9）; Salzman（1993, 2004）; Faroqhi（1994, 1995）; Goffman（2002:125）; Quataert（2000:46–50）; Barkey（2008:226–63）. 这些学者都表示“去中心化”与帝国的衰亡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至多只能视作在复杂经济和政治局面下的应对之策。

[147] See on this interpretation of Lepanto and the North African struggles especially Hess（1972, 1978）; see also Shaw（1976:178–79）; Itzkowitz（1980:63–68）; Lewis（［1982］2001:43–44）; Goffman（2002:158–61）; Biceno（2003）. For the conquest of Chios and Cyprus, Goffman（2002:151–58）; Biceno（2003:182–202）. 今天人们习惯淡化勒班陀战役的重要性，至少奥斯曼人持这种观念：“这场战斗缺乏战略影响。”这是Colin Imber（2002:63）的观点，参见Mantran（1980:232）、Goffman（2002:189）、Faroqhi（2006:38）。伏尔泰似乎是第一位质疑勒班陀战役重要性的人，这一战役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相当重要，但伏尔泰指出“土耳其人”在1574年重新夺回突尼斯，“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场战役的胜利应该要算在土耳其人身上”（1901:270–71）。Fernand Braudel认为，“人们非常奇怪，认为这场战役本应该影响深远”，“战役之后，土耳其不可一世的光环被打破了”，终结了基督教世界的“压抑和自卑的情结”（1975, 2:1088、1103–4）。

[148] Finkel 2007: 273–75.

[149] Faroqhi 2006: 57, 73.

[150] Quataert 2000: 41.

[151] Hess 1977.

[152] Lewis 1968: 37.

[153] Naff 1977b; Faroqhi 2006: 73.

[154] Daniel Goffman有关帝国衰落的评论：“将早期现代奥斯曼世界视作一个多面的实体是很合理的……而非一个狭隘的国家，其中部分的腐朽并不意味着整体的衰败，甚至反映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智慧。”（2002:127）

[155] Lewis 1968: 324; cf.Findley 2010: 25–26.

[156] Deringil 1999: 46–47, 174–75; Hanioglu 2008: 130, 142.

[157] cf.Findley 2010: esp.18–22.

[158] Quataert 2000: 54.

[159] Quataert 1994: 782; Findley 2010: 115.

[160] Findley 2010: 4; cf.Hanioglu 2011: 199.

[161] Hanioglu 2008: 51–53.

[162] Hanioglu 2008: 82.

[163] Finkel 2007: 486; see also Zürcher 1997: 85; Hanioglu 2008: 121–23.

[164] Hanioglu 2008: 173.

[165] Finkel 2007: 524–25; Hanioglu 2011: 200–201.

[166] For the Tanzimat, see Lewis（1968:106–28）; Welker（1968）; Karpat（1972）; Inalcik（1973）; Zürcher（1997:52–74）; Quataert（2000:61–68）; Hanioglu（2008:72–108）; Findley（2010:76–132）.

[167] Lewis 1968: 50–52, 187–94; Hanioglu 2008: 94–96.

[168] 1977a: 14; see also Lewis 1968: 40–73; Zürcher 1997: 23–31; Findley 2010: 24–34.

[169] Lewis 1968: 80; cf.Zürcher 1997: 41.

[170] Lewis 1968: 101–3; Quataert 2000: 65.

[171] On the reforms of Mahmud II, see Lewis（1968:76–106）; Zürcher（1997:41–51）; Hanioglu（2008:60–71）; Findley（2010:39–44, 88–90）.

[172] Hanioglu 2008: 100; Findley 2010: 177.

[173] cf.Zürcher 2010: 61; Reinkowski 2011: 457.

[174] Zürcher 1997: 64; Findley 2010: 24, 94.

[175] Inalcik 1973.

[176] Mardin 1962: 4; Findley 2010: 104.

[177] Deringil 1993; Zürcher 1997: 72; Findley 2010: 123–32.

[178] Findley 2010: 106.

[179] Mardin 1962: 13.

[180] Lewis 1968: 155.

[181] On the Young Ottomans, see Mardin（1962）; Lewis（1968:154–74）; Deringil（1993）:Zürcher（1997:71–74）; Hanioglu（2008:103–4）; Findley（2010:104–6, 123–32）.

[182] Fortna 2008: 50.

[183] Zürcher 1997: 83.

[184] For the reign, and reassessments, of Abdulhamid II, see Lewis（1968:175–209）; Zürcher（1997:80–94）; Hanioglu（2008:109–49）; Fortna（2008）; Findley（2010:133–91）.

[185] 有些学者开始怀疑对坦泽马特改革的评价，开始强调改革中的伊斯兰特色。See, e.g., Manneh（1994）.

[186] Samman 2007: 136.

[187] See on this Lewis（1968:184–94）; Deringil（1999:46–50, 60–63）; Zürcher（1997:83）; Quataert（2000:82–83）; Finkel（2007:491–99）; Hanioglu（2008:142）; Findley（2010:139, 150, 168）.

[188] Deringil 1999: 50–52.

[189] Deringil 1999: 14, 19, 168, 176.

[190] In Deringil 1999: 66–67.

[191] Lewis 1968: 178–79.

[192] For a similar assessment, see Quataert（1994:766）; Zürcher（1997:81）; Hanioglu（2008:125）; Fortna（2008:38）; Findley（2010:150）.

[193] Lewis 1968: 181–83; Deringil 1999: 93–111, 130–33; Fortna 2008: 51.

[194] Findley 2010: 199–200.

[195] Zürcher 1997: 138–70; Findley 2010: 245; Hanioglu 2011: 33–43.

[196] Lewis 1968: 197; Zürcher 2010: 99.

[197] Lewis 1968: 195–97; Hanioglu 2011: 23.

[198] Hanioglu 2008: 145; Findley 2010: 161.

[199] Lewis 1968: 197.

[200] Lewis 1968: 198; Zürcher 1997: 91; Fortna 2008: 59.

[201] In Hanioglu 2011: 200; see also Zürcher 2010: 31.

[202] Zürcher 2010: 95–109, 118–19.

[203] Finkel 2007: 516–17; Aksin 2007: 57–64; Zürcher 2010: 73–83.

[204] For these debates, see Lewis（1968:230–37, 323–61）; Aksin（2007:82–88）; Hanioglu（2008:138–49, 183–88, 210–11; 2011:48–67, 130–59）; Findley（2010:194–206）, Zürcher（2010:95–123, 147–50, 213–35）.

[205] Lewis 1968: 326; Zürcher 1997: 134.

[206] Lewis 1968: 351; Zürcher 1997: 124.

[207] Gökalp 1959: 103.

[208] Gökalp 1959: 71–76.

[209] For a good brief account of Gökalp's thought, see Niyazi Berkes's“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Gökalp（1959:13–31）; see also Lewis（1968:350–51）; Findley（2010:236–38）. For his influence on Mustafa Kemal—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see Hanioglu（2011:64–65, 174–75）; Zürcher（2010:149–50）. A full-scale study of Gökalp is Parla（1985）.

[210] Gökalp 1959: 305.

[211] Zürcher 2010: 120; Hanioglu 2011: 37–38.

[212] Kayali 2008: 127; Zürcher 2010: 137–38, 148, 228.

[213] cf.Aksin 2007: 146.

[214] Zürcher 2010: 278.

[215] On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Islam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ensuing resistance movement, see especially Zürcher（2010:221–28, 271–84）; see also Kayali（2008:118, 122, 129）.

[216] Kayali 2008: 129; Zürcher 2010: 143.

[217] Hanioglu 2011: 131–59; see also Deringil 1993: 176–81.

[218] Hanioglu 2011: 86–109.

[219] Lewis 1968: 236, 267.

[220] Hanioglu 2011: 201–4; Lewis 1968: 358–60.

[221] Hanioglu 2011: 165–66.

[222] 2016年7月在土耳其发生了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这是土耳其社会矛盾的一次爆发。随之而来的强力镇压也无力弥合被撕裂的土耳其社会。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

在有些国家，王朝更迭是民族历史的插曲；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民族纷争是王朝历史的难题。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

无论从特殊意义，还是从一般意义上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都不是一部民族历史，而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哈布斯堡家族很早就被赋予了缓和西方与东方、南部与北部之间紧张关系的使命。

——亚当·万德鲁什卡[2]

陛下现在大可消灭奥地利王室，或将其重组。但治下的各国必须联合在一起。这对于文明世界未来的福祉是必要的。

——塔里兰伯爵致拿破仑·波拿巴的信，1805年，在拿破仑于奥斯特里茨击溃奥地利之后[3]

回望哈布斯堡王朝

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帝国之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或许最为扑朔迷离，甚至连如何确切地称呼这个政权都存在很多问题和争议。但同时，请允许我称它为最可爱的帝国。所有帝国在终结之后都会激发人们的怀念之情。后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怀念之情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部分原因是奥地利在帝国覆灭后被更为强大的纳粹德国吞并且经历了悲惨的命运，同时奥地利也承担了纳粹失败后的恶名。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暮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散发出了独特的光芒。

在帝国最伟大的几座城市，包括维也纳、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诞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下面这些名字说明了一切：在哲学领域，有恩斯特·马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和包括莫里茨·石里克在内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在精神分析领域，有约瑟夫·布罗伊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威廉·赖希；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有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玛丽·雅霍达；在经济学领域，有约瑟夫·熊彼特和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在建筑领域，有奥托·瓦格纳、阿道夫·路斯；在文学领域，有卡尔·克劳斯、亚瑟·施尼茨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斯蒂芬·茨威格、约瑟夫·罗特、罗伯特·穆西尔、弗兰兹·卡夫卡；在音乐领域，有安东·布鲁克纳、古斯塔夫·马勒、雨果·沃尔夫、“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阿诺尔德·勋伯格、阿尔班·贝格、安东·冯·韦伯恩；在绘画美术领域，有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埃贡·利奥·阿道夫·席勒、奥斯卡·柯克西卡。哈布斯堡王朝末期涌现了如此之多在思想和艺术各领域极富创造性的先驱人物，这与帝国覆灭后的奥地利形成了强烈对比，让人由衷怀念帝国的“黄金年代”。[4]

有人会马上提醒我们这段岁月的黑暗侧面：出生在奥地利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反犹主义猖獗的城市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大量补充材料，还从维也纳法西斯主义政治家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及其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那里学到了残酷暴政手段；作为回应，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自觉有责任走向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哈布斯堡王朝的暮年并非和风细雨，甚至不容我们沉浸在忧思之中。但正是不同民族和思想的互相融合和冲击，甚至暴力征战的事件，激发出了天才的创造力。生活在帝国末年并非易事，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便是内在压力的明证。但和生物学的情况类似，帝国末日的文化如同灭绝前的物种，总会展现出最耀眼夺目的一面。哈布斯堡王朝是否注定终结，至少在当时尚属需要争辩的事情。但不可否认，19世纪末帝国内的确弥漫着紧张、忧虑和绝望的情绪。这是西欧所谓世纪末的普遍焦虑，但在奥地利体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在维也纳。伯爵夫人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在1899年写道：“人们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为了互相蚕食，他们必须把吃人的利牙打磨锋利[5]。”

我们将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末期。首先，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考虑帝国的特征，特别是自16世纪起帝国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征。哈布斯堡王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幅员辽阔，领土覆盖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拼凑而成的领土，从大西洋沿岸到喀尔巴阡山，从北海到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哈布斯堡王朝控制西班牙、意大利、勃艮第和尼德兰；此外，奥地利、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和部分德国也在其范围之内；葡萄牙也一度被西班牙兼并。因为家族成员出任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力也扩张至德意志地区，及部分非德意志邦国。哈布斯堡王朝占领了波兰一部分领土，之后，它还从已经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了更多巴尔干领地。当然，这还不算它在新世界，即美洲大陆的领地，此外还有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这些领土在16世纪统统由哈布斯堡王朝管辖。没有哪个欧洲王朝曾统治过如此大规模的陆地与海外领地。

当然，这会让我们产生其统一的错觉。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这些领地，但并未构成统一的政治实体，这尤其体现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划分，而这一划分随着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而失去意义。本章将主要讨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但我们应当先回顾其更为古老的分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及其伟大的统治者们。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

1607年，来自卡拉布里亚的修士、空想主义者托马索·康帕内拉写道：“西班牙皇室欢迎所有民族，向世界开放，是我们的弥赛亚和世界的继承人[6]。”康帕内拉是著名的乌托邦著作《太阳之都》（1602）的作者，以启示录似的口吻阐述了西班牙扮演的角色，正如安东尼·帕格顿所说，他的观点在16—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内外广为流传。与康帕内拉同时期的学者、来自皮埃蒙特的乔万尼·博泰罗认为，西班牙帝国“超越历史上一切存在过的帝国”。帝国覆盖广袤无际的领土，接纳了“形形色色的族群，他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各不相同”[7]。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有西班牙的臣民康帕内拉和博泰罗，还有法国贵族、布朗托姆的领主皮埃尔·德·布代尔，他曾经在西班牙军队中效力，在1600年写下了赞颂西班牙人的文字。

他们征服了印度，征服了东方与西方，以及整个新世界。他们打败我们，将我们逐出那不勒斯和米兰。他们跨越佛兰德斯和法兰西，占领城镇，在战斗中击败我们。他们战胜了德意志人，恺撒之后，还没有第二位罗马皇帝能做得到这一点。他们横渡大海，占领非洲。尽管未派人马进驻堡垒或城堡，他们已经向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统治者颁布了法令。[8]

亨利·卡门（2003）在其全面论述西班牙帝国的著作中，强调了西班牙绝非只凭借自身就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西班牙仰赖来自意大利、佛兰德斯、德意志、葡萄牙，甚至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人力、资金、物质以及技术支持。至少从腓力二世开始，马德里就是西班牙帝国的中心，卡斯提尔人是帝国的“核心族群”，卡斯提尔语则是帝国的官方语言。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让卡斯提尔代表西班牙帝国。但像大部分帝国一样，西班牙帝国的多民族性不仅体现在人口组成，而且体现在统治精英和帝国的关键人物身上。西班牙帝国的肱股之臣有：帕尔马公爵、尼德兰总督、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斯皮诺拉侯爵、热那亚银行家安布罗吉奥，之后成为对荷兰作战时最成功的将军；来自弗朗什–孔泰大区的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之后成为红衣主教，备受哈布斯堡统治者的信任，被任命为那不勒斯总督。我们需记住，尽管打着西班牙的旗号，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其实是热那亚人，而斐迪南·麦哲伦是葡萄牙人。甚至连查理五世，西班牙帝国伟大的缔造者，也应该说是佛兰德斯人，而非西班牙人，他学习卡斯提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母语为法语）。卡门说：“事实是，西班牙其实是一个穷国，一跃成为帝国是借助了与之结盟的其他民族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9]。”

但“西班牙帝国”这一说法却遭受争议。所谓的“西班牙”在这一时期是指什么？它是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就像19世纪时梅特涅眼中的意大利那样？对抗摩尔人的战争确实使许多西班牙人团结起来，同时孕育出集体概念。自1492年格拉纳达之战胜利后，各族军人在为西班牙作战时便会高呼：“冲啊，西班牙[10]！”即使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和西班牙相关，但它也只是地理概念，而西班牙作为对抗外来的法兰西人或英格兰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在与外界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才开始被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渐渐接受。这一点在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被一再强调，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西班牙只有两个行省——近西班牙行省和远西班牙行省。有心者可以借由这一历史事实而试图统一西班牙[11]。

此外，作为西班牙的代表，卡斯提尔威名显赫、发展迅猛。吞并了格拉纳达之后，卡斯提尔家族在15—16世纪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2/3的领土，统治了其1/4的人口（剩下的由阿拉贡家族和纳瓦拉王国以及葡萄牙王国统治）。阿拉贡家族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其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巴塞罗那在14世纪就兴旺蓬勃。但在15世纪，随着阿拉贡的衰败，巴塞罗那立刻失去了光彩，特别是黑死病的肆虐，导致加泰罗尼亚成为西班牙最严重的受灾地区。启用热那亚的金融家和商人之后，卡斯提尔在这段时期大力发展羊毛贸易，在南部建设塞维利亚，在北部建设坎塔布连港，增强了与北方国家的海上贸易往来[12]。

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斐迪南于1469年成婚，两个皇室在1479年正式结盟，很明显卡斯提尔这次是更强势的一方。在16世纪卡斯提尔的编年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能找到自那时起细致的记载，其中卡斯提尔王室被塑造为西班牙和西班牙帝国的缔造者[13]。正如之后“英格兰”和“不列颠”的情形一样，至少对人数占优的卡斯提尔人和许多外国人而言，“卡斯提尔”和“西班牙”开始很自然地画上等号。卡斯提尔人率先探索开发新世界。他们的语言在西班牙占据主流，变成帝国的官方语言。1492年，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出版了一本卡斯提尔语的语法书——这是欧洲同类书籍中的第一本。当伊莎贝拉女王问起这本书出版的目的何在时，阿维拉主教的回答是，“女王陛下，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这一说法极具预见性。在西班牙和帝国其他地区，由于卡斯提尔的语言和文学在文化领域占支配地位，帝国文化由卡斯提尔人主导。“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赋予卡斯提尔一种新的使命感、一个新的方向，打开了行动的大门。卡斯提尔，而不是西班牙，开始在15世纪末迸发生机……而对于卡斯提尔人来说，卡斯提尔就是西班牙[14]。”

但是，对于西班牙境内的其他族群而言，卡斯提尔的优越感，以及将卡斯提尔和西班牙画等号的做法引发高度争议。西班牙人拥有很强的本土情结和地区性情结，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如此。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巴伦西亚、纳瓦拉、巴斯克、安达卢西亚的人民都以自己的地区性身份为傲，并将其光带去美洲建立定居点[15]。尽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采取了中央集权的举措，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王国依然保持独立的政治体制，遵循各自的传统而运转。在经济上，伊比利亚半岛也处于分离状态，每块区域都经营着自己的传统贸易，捍卫地方特权。埃利奥特说：“在经济和政治上，西班牙都还处于胚胎阶段[16]。”只有“天主教国王”的身上才展现出统一的国家色彩。即使这可以被称为“西班牙帝国”，它也是由西班牙众多地区拼凑而成的帝国。

如果帝国的“西班牙属性”可以被质疑，那么“帝国”一词又是否合理呢？安东尼·帕格顿说，“当然，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西班牙’帝国”。

尽管今天我们把哈布斯堡王朝和之后的波旁王朝统治的这片地区视作一个帝国，尽管在许多方面这里的行政管理遵循帝国模式，但在理论和法理上，它们是众多王国的邦联，臣服于一个国王。那不勒斯是由皇帝的挚友、一位侯爵统治，而米兰一直是大公国，由当时西班牙派遣的公爵管辖。克里奥尔人，即所谓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之后也被迫臣服于西班牙国王，但他们所拥有的从来不是殖民地，而是王国，他们尽管身份独特，但也属于卡斯提尔王室[17]。[18]

的确，即使是在名义上，也从来没有“西班牙帝国”一说，对于其海外领地而言，它通常被称为“西班牙君主国”[19]。查理五世继承了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王位，统治着西班牙王室的领地。1519年，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因为其兄弟奥地利统治者费迪南一世的关系，查理五世拥有了管辖德意志地区的权力和责任。查理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传给了弟弟费迪南一世而非其儿子腓力二世，于是人们更习惯“西班牙君主国”这个称呼，而哈布斯堡王朝基本上被认定为奥地利家族的那一支。

但这仅仅是名词之争。如果查理五世统治的不叫帝国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帝国”这个词究竟代表什么。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说：“尽管帝国的头衔是在德意志地区，但实权掌握在西班牙君主手中，他们是意大利和地中海大片领土的主人，征战非洲，出海远洋，跟随星辰到达印度和新世界[20]。”德意志和西班牙君主共同将权力赋予了哈布斯堡家族，让他们成为世界帝国的统治者。通过一次精明的王朝联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创造出一个同盟，婚姻让两个皇室连在一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其他继承人早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外孙根特的查理继任了皇位，从天主教国王的角度来看，他是更为理想的继承人，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继承权转移到了查理身上，他成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和全欧洲最大的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查理五世还是阿拉贡的国王（领地包括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1517年他即位时，阿拉贡统治着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1535年，他的头衔增加了一个米兰大公，因此巩固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半岛的势力，并且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之后权力交接给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还从他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和他的父亲勃艮第公国的腓力一世那里继承了弗朗什–孔泰和尼德兰。他的祖父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作为长子，马克西米利安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最资深的统治者，在位期间并吞了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随时可以号令德意志的邦国与城市协助他对外出征。作为卡斯提尔的国王，他不仅是西班牙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密集地区的统治者，也是卡斯提尔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领地的统治者。诚如后世的继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言，查理五世算得上“世界奇迹”。

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也继承了大量领土，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他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头衔归于他的叔叔——奥地利的费迪南一世。但腓力二世即位西班牙国王时，已与玛丽·都铎成婚，期望英格兰和爱尔兰也能并入自己的领地（玛丽·都铎于1558年去世，没有继任者，腓力二世的盘算落空，之后他意图与玛丽·都铎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结婚，再之后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卡洛斯能和玛丽·斯图亚特结亲）。1580年，腓力二世通过强制手段，获得了葡萄牙的王位，因此一次性地获得了葡萄牙在南美、非洲和亚洲的海外领地。腓力二世的帝国更像是立足西班牙的大西洋帝国，而不像他父亲立足佛兰德斯的中欧帝国。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腓力二世似乎认识到，尽管不像他的叔叔费迪南一世拥有那么多的帝国头衔，但他继承的是父亲查理五世的帝国使命，甚至是查理大帝的使命。通过他的努力，西班牙的权力又发生了一次转移。作为西班牙的世界帝国的皇帝，他可以继续肩负起罗马和中世纪帝国统一世界的使命[21]。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皇室，作为“宇宙的继承人”，被康帕内拉视作弥赛亚。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编年史学家威廉·卡姆登毫不犹豫地将腓力二世的领地称为帝国，称其领土“辽阔广袤，超过他之前所有的皇帝，他可以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22]。

有些反对将西班牙称作帝国的人认为，严格地说，帝国不是西班牙，而是由许许多多边界内外的民族共同构建的。其实，我们对“西班牙帝国”这一说法不必过于苛刻。这是大部分其他帝国都具备的特点。西班牙帝国的“核心族群”是卡斯提尔人，他们是西班牙半岛的代表，就像英格兰人是大不列颠岛的代表，这是完全正常的。同样正常的是，帝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民族性。我们总习惯谈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多民族性，却忘了这一特征也应该适用于同为帝国分支的西班牙。

图4.1　胡安–潘托亚–德拉·克鲁兹的《握着短棒的查理五世》（Museo Nacional del Prado/Art Resource, NY）

具体来说，西班牙是哪一种帝国呢？跟随查理五世去西班牙继承土地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查理五世代表的是罗马帝国的复兴，如同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们[23]。查理五世的精神导师和终身顾问——来自皮埃蒙特的马可里诺·加提纳拉，曾钻研过但丁的《论世界帝国》，他在查理五世的身上看到了普世君主和世界皇帝的影子，但丁认为这样的人物对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是必要的。加提纳拉满心欢喜，并向查理五世透露了这种充满启示的期待。1516年，阿里奥斯托在《疯狂的奥兰多》中预言了查理五世将成为第二位查理大帝，称他像极了古罗马的开明君主，必定能带来正义的统治。阿里奥斯托还说，征服了新世界美洲这一罗马人未知的领地，查理五世将超越罗马。这就是查理五世建造的著名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及其铭文“再进一步”的含义，很快这句格言便传遍全欧洲[24]。

如果查理五世代表的不仅仅是罗马帝国的复兴，更是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的崛起，那么他的使命已非常明确。他必须捍卫基督教，对抗其敌人，他肩负向异教徒的领地传教的使命。1521年，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宣布：“我以王国、领地、伙伴，以及我的肉身与灵魂宣誓[25]。”他甚至听从了伊拉斯谟在西班牙宫廷中的劝说，试图改革教廷，根除那些备受其他派教徒诟病的教廷滥权（1527年，罗马被帝国的军队洗劫，尽管查理五世本人对此表示谴责，但这被他的支持者视作上天对天主教教皇的谴责，因而有必要对教廷进行改革）[26]。

但改革并未进行（至少没有得到路德教派的认可），查理五世及其继任者发现自己已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这是一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抗新教异端的斗争，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签订才终于取得结果。与此同时，“土耳其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奥斯曼军队大举进犯，在1529—1530年第一次围攻维也纳，大部分匈牙利领土落入奥斯曼之手，于是奥斯曼开始在西地中海叫板西班牙。奥地利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现自己在中欧和西部两线受到威胁。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自称抵御异教徒和捍卫信仰的卫士。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就是捍卫基督教的欧洲，对抗内外异端，这成为哈布斯堡王朝16—19世纪的战斗口号。

帝国的理论家最早受到查理五世的启发，因为查理五世的成就与野心让人们不得不联想起古罗马。至少查理五世的人文主义顾问，比如加提纳拉认为，意大利是查理五世的帝国的心脏，查理五世在那里追逐着帝国的理想[27]。查理五世在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帕维亚之战（1525）中打败法军之后，他获得了米兰大公的称号，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建立起西班牙的绝对统治地位。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拿查理五世的帝国与罗马帝国对比，正如安东尼·帕格顿所说：

西班牙……成为更为宏大的意大利征服大业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欧洲帝国，外御土耳其的扰攘，内安新教的异端，比如加尔文宗的威胁。人们不会怀疑，这一加洛林王朝的翻版将带来和古罗马一样良好的统治：捍卫文明与安全，不仅使人民免受蛮族威胁，而且保护基督教免受异端攻击。古代与现代统治权的延续，正如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大帝，再从查理大帝到查理五世，这是所有君主共同的目标。正如帝国历史学家佩德罗·德·梅希亚（1500—1552）所说，罗马“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国力煊赫”，位居所有帝国之最，而罗马的历史起源于“大约2300年前，而且一直延续至今”。[28]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的特点相融合所产生的力量促使西班牙统一，而且征服了安达卢斯（尽管人们经常被误导，称其为收复失地运动）。同时西班牙在海外极速扩张，在新世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国。人们不会忘记1492年，西班牙在格拉纳达与摩尔人的最后一战中取得胜利，同年哥伦布开始出海远航，寻找印度。对新世界的征服与殖民完全是受到帝国内部力量的驱动。如罗纳德·赛姆所说，“西班牙在海外的事业是收复失地运动与在北非对抗异教徒的延续”。此外，这不只是“一场十字军的远征。怀着罗马帝国的意识（或是响应图拉真的名誉的召唤），深刻的使命感迫使西班牙进行征服与统治”[29]。

在宗教时代，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庇护下，这样的使命感必定会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米高·杜尔尼[30]认为，“基督教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来观察西班牙帝国背后的宗教推动力。事实上，殖民活动是基督教世界的一次开拓性冒险”。在今天这个世俗的年代，我们必须牢记西班牙帝国追求物质的那一面，它有着和大多数现代帝国一样的需求。墨西哥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就说过，“我来这里是为了发财，不是像农民一样锄地”，由此可以想见，他去美洲也不是为了向异教徒传教。据说黄金与白银就是帝国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帝国“最后的希望”[31]。17世纪，西班牙走向衰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看起来开始衰落），人们通常会把原因归咎于来自美洲的黄金或者因对财富的依赖而滋生的腐败。佛兰德斯学者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在1603年写给一位西班牙朋友的信中说：“新世界被你征服，也反过来征服了你，削弱并且消磨了你传统的活力[32]。”

在经历了16世纪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荣光之后，关于西班牙在17世纪衰落的根源，人们也存在争论。[33]来自美洲的白银供给减少，相应地，帝国无力在当地维持强大的武装，这被认为是西班牙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对这些原因的关注蒙蔽了帝国在西班牙和新世界的活动背后意识形态的推动力。没有这样的推动力，西班牙的国王、征服者和教士将无法取得那些瞩目的成就。对财富的贪婪是帝国向前的重要动力，但没有哪个帝国能仅仅靠这样的动力维持长久的国运。西班牙帝国从16世纪延续到19世纪，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其对传教的热情是国祚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缘故。作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卡斯提尔人，如J. H. 埃利奥特所说，发展出了“强大的、救世主般的民族主义。建立了世界帝国，取得一系列不朽的成就，这让卡斯提尔人坚信，他们就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将完成上帝的旨意——让异教徒改宗，消灭异端，最终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34]。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在19世纪中期撰文称，西班牙的现代史应该从其肩负的传教使命的角度来考虑。

十字军东征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只是历史的一段插曲。西班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远征。在旧世界战斗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开始与无信仰的蛮族作战。他们得到教皇的授权，驶向未知的海面。他们握着十字架，毫无畏惧，向那些强大的王国腹地进军。他们呼喊口号——“为了西班牙，圣詹姆斯保佑我们”，他们向百倍于自己的敌人进攻……当撒克逊人再也无法忍受罗马的苛捐杂税时，他们便砸碎了身上的锁链，而西班牙人以罗马的名义，让自己变成帝国的主人，坐拥蒙特苏马的财富。在北欧人眼里，天主教总和掠夺压迫分不开，而在西班牙大众心中，天主教却代表自由、胜利、统治、财富和光荣。[35]

帝国在新世界的传教形象已经在旧世界得到了清晰的诠释。在查理五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埃尔南·科尔特斯从墨西哥写信给他：“这片土地物产丰富，人们完全可以自立为皇帝，而丝毫不逊色于德意志的皇帝，上帝保佑，陛下您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安东尼·帕格顿对此评论说：“‘新西班牙’既不是行省，也不是殖民地。它是查理五世帝国之下的王国……新西班牙是德意志的海外领地，皇帝是统治它的君主，埃尔南·科尔特斯作为总督，是实际的统治者。征服墨西哥的全部历史被认为是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一次权力转移[36]。”

尽管美洲的领地早在1523年就被并入卡斯提尔的统治之下，但西班牙和秘鲁的征服者后裔坚称，他们的国家是“王国”，是与阿拉贡、尼德兰和那不勒斯同属“大西班牙”的王国，由唯一的君主统治。因此它们与位于欧洲的各国享有同样的权利。它们应该像自治政体一样，保留特有的习俗、传统，向唯一的君主效忠。它们是王国而不是殖民地（它们从未被叫作美洲殖民地），它们自视为“大西班牙”的一部分，它们的使命是在新世界开拓土地，在当地进行文明教化以及传播福音[37]。

克里奥尔人，即生于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试图将印第安人的历史神圣化，为自己统治美洲寻找合法的名义。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被当成美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而西班牙征服者就是这些古老帝国最勇敢的继承人，正如欧洲人将自己视作古罗马的继承人一样。[38]但随着人们对血统纯正这一西班牙帝国内外的显著特征的重视，这种说法变得很不牢靠。[39]掺杂印第安血统的事实不愿被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承认，至少在早期情形如此，而此后与印加帝国和墨西哥贵族的通婚则变得稀松平常。宣扬印第安历史也无法促使他们被当作西班牙人，享受西班牙人应有的权利与特权。在18世纪这变得非常重要，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大量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商人和官员到达美洲，他们将征服者的后裔克里奥尔人一并视作蛮族，因为这些人已经被新世界的生活方式污染。

最后，征服者后裔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的冲突，以及前者不断增强的对美洲本土身份的认同，导致了克里奥尔人的叛乱与独立[40]。更重要的是，西班牙王室一直在试图阻止这样的分离，为欧洲与新世界的臣民寻找共识。“大西班牙”，即统治欧洲和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将自己的组成部分凝聚在一起，存在时间甚至较数个世纪后的大英帝国更久。正如J. H. 埃利奥特所说，“除了西班牙王室与皮萨罗的追随者在征服秘鲁之后的斗争，以及马丁·科尔特斯1566年在墨西哥策划谋反失败，西班牙王室与新世界定居者在西班牙统治美洲近300年的时间里没有太大的矛盾，直到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彻底颠覆了这一关系”。考虑到近代早期历史存在的时空障碍，比起之后的帝国，西班牙帝国要面对更为困难的境况，确实如J. H. 埃利奥特所说，“西班牙帝国实现了一项伟大的成就”，证明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对帝国内部的强大控制力[41]。

征服者后裔与伊比利亚的西班牙人的关系，以及二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揭示了所有海外帝国存在的裂痕。宗主国试图掌控附属国，派遣官员督查，强制执行宗主国政策。而海外定居者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自由与独立，却又不与宗主国断交或失去大国臣民的身份。海外定居者时而被大国当局保护，时而又被放弃。在这方面，西班牙帝国堪称典范：和其他地区一样，海外定居地自治的权力被中央收回；海外定居者试图压榨本地土著，却被宗主国横加阻拦。最终，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宗主国的管控终于因为当地的反对势力而终结。之后的继任者，要么是克里奥尔人（就像英属北美或西属南美的情况），要么是当地土著（像英属非洲和亚洲，或法兰西、比利时和荷兰帝国等定居者较少的海外定居点那样）。

在西班牙帝国看来，本地土著的继承问题与印第安社会的整体衰落和人口骤减，由当地土著继任是不可能的。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后，印第安人经历了一次“人口灾难”，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42]。更让人感慨的是，关于印第安人的权利与宗主国的义务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吸引了16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思想家的关注。问题集中在如何看待欧洲殖民者的使命，他们是去拯救灵魂还是去扩张欧洲的影响力。“肩负使其他族群改宗的使命的人是否有权利征服印第安人，并废黜出当地土著统治者（如果印第安人族群中存在合法统治者的话）？是否有权利吞并他们的土地，让他们臣服于西班牙君主？如果说西班牙征服印第安人的行为是正义的，印第安人理应服于西班牙君主，那么印第安人拥有哪些法律权利或政治权利？他们是否应该被迫‘改宗’？他们是否会被当作奴隶，征服者是否会抢夺他们的财富？他们是否要遵照西班牙的法律、文明，并听从教廷的管束？更重要的是，所谓赐封制度和征调制度到底有何合法依据[43]？”西班牙王室作为基督教大国，积极鼓励讨论这些涉及自身权责的问题。1550年，在巴利阿多利德，法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举行了一场伟大的辩论，这些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阐发。[44]结论不止具有学术意义。尤其是德拉斯·卡萨斯的观点，他谴责定居者实施的暴行，为印第安人捍卫权利，这些努力催生了1542年的《印度新法》和1573年的《法令》，旨在限制定居者的权力，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

在这次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辩论中，罗马作为例证被各方频繁援引[45]。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罗马的法律和历史对于受过古典学训练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来说都是重要的辩论材料。正如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罗马“最适合作为思考的材料”。此外，西班牙帝国将自己视作查理大帝和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这一头衔已经多少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标志。之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班牙人有能力也有义务再向前走一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作为异教徒的罗马人层次——科尔特斯满怀骄傲地多次指出这一点[46]。西班牙人征服了不为当时的罗马人所知的领土，也因此面临新的、更困难的挑战。帝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和罗马帝国有所区别，即使它们履行的都是传播文明的使命。

在这场发生于16世纪的有关帝国的辩论中，戴维·卢佛尔找到了大量罗马帝国的例子，“一次又一次，西班牙人将古希腊–罗马的模式和观念套用在新世界，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这套古典的理论框架……当我们理解和‘同化’所谓的‘他者’时，当前的认知就会被颠覆，而我们所熟悉的将变得不再熟悉，因为‘他者’在理论上是不受我们控制的”[47]。这就是比较罗马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必然会得到的结果。罗马帝国的经验与此息息相关，表明了新世界中的西班牙与旧世界中的罗马之间的差别。

在这方面，西班牙确实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对帝国进行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是第一个现代帝国[48]。因为它包含陆地与海外领土，增加了其他古代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所不具备的维度。一面要应对庞大又驳杂的政治体，一面还要思考那些在1世纪就已存在的帝国思想，西班牙帝国终于奠定了帝国的典范，为我们建立了分析现代帝国以及研究其面临的挑战时的基本原则。作为内陆帝国的代表，奥斯曼帝国为人们提供了治理多元化社会的经验。但奥斯曼帝国要治理的非穆斯林主要是所谓的“有经者”，即犹太人或基督徒，他们与穆斯林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新世界，西班牙面对的族群及其习俗完全在欧洲人的经验之外，甚至超越了欧洲人的理解能力。那是一片无主土地，西班牙人是第一批探索这片土地的人，在此建立了相关的话语体系，并将影响欧洲帝国数个世纪之久。如果说“文明与基督教”是欧洲征服者宣扬的口号，西班牙则是最早的实践者，当这些目标与更世俗、更实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西班牙人试图调节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1555年10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市政厅，面对着来自欧洲各地的贵族，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在告别演说中，他说起曾经巡游各地的经历。

我曾经9次到访德意志，6次到访西班牙，7次到访意大利；这是我第10次来到佛兰德斯，在战争时期以及和平时期，我4次访问法兰西，2次访问英格兰，2次访问非洲……更不必提那些短途行程。我在地中海航行了8次，在西班牙海域航行了3次，很快我要完成在那里的第4次航行，那将成为我长眠的地方。[49]

这一席话揭示了查理五世的偏爱与兴趣。他的西班牙臣民，特别是卡斯提尔的臣民经常抱怨他长期缺席，还报怨他（至少在即位之初）总是选择尼德兰人、勃艮第人和意大利人而非西班牙人作为官员和顾问。在查理五世统治初期，他要应对卡斯提尔人的起义，起义者反对过度的外部干预，还反对查理五世为了其他领地的利益而牺牲卡斯提尔地区的利益[50]。

最终，查理五世赢得了西班牙臣民的信任，他有意选择西班牙作为宣布退位的地方。尽管如此，西班牙臣民对于佛兰德斯和德意志地区的事务并不关心，就像查理五世对西班牙也不如他对其他领地那样在意。他既是阿拉贡–卡斯提尔的国王，也是哈布斯堡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命运对他的前途影响甚大。查理五世把另一个重点放在了意大利，自查理大帝时代开始，所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把这里当作帝国的心脏。如果在意大利的统治不力，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么无论在其他地方多么成功，都很难够格称自己为罗马的皇帝。查理五世无比感激新世界美洲这片大陆带给他的财富，比起他的儿子腓力二世，他大力支持出海远征。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印度的国王——他是欧洲的皇帝，享有欧洲大陆的利益与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延续着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开启了海外帝国的时代[51]。

这样的传统也延续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查理五世退位并过世之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又重新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我们不能说奥地利对建立海外帝国不感兴趣（它有过数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52]），但最终它一块海外领地也没得到。奥地利的帝国依然是无可争议的欧陆帝国。16—20世纪，和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了欧洲内陆帝国的代表，它们怀着共同的愿景与筹划，也有着共同的命运——在一战后被打败，直至最终瓦解。

需要强调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重叠和连续性，因为我们总是将它们区别对待：专业的历史学基于局部与具体的细节以及传统的历史分期，会将西班牙帝国视作“近代早期”（16—17世纪）的产物，奥地利帝国则属于18—19世纪的政治实体。但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关切的问题一开始就纠缠不清，在查理五世及其继任者的时代也是如此。哈布斯堡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渴望权力和生存，这是他们绝不会忘记的[53]。著名的联姻策略——“奥地利人，去结婚吧”让哈布斯堡家族收获了丰厚的回报，让他们与欧洲每块领地紧密相连，世代的联姻策略成为其家族的象征。

西班牙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以及各自占有的领地，不仅存在亲缘血统上的联系，实际上也互通接壤。这也是意大利对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如此重要的原因。西班牙统治意大利北部，能够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直接往来，凭借那条著名的山路——瓦尔特林纳，连接米兰和蒂罗尔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这条山路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因此士兵的通行有了安全保障。西班牙与法兰西因为曼图亚叙任权而陷入战争时（1627—1631），正是通过瓦尔特林纳的山路，1629年华伦斯坦的部队才得以从德意志前来支援西班牙皇室。1643年，也是通过瓦尔特林纳的山路，费迪南亲王与他的表亲匈牙利国王费迪南二世（即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帝国部队会师。两位费迪南之后在诺德林根之战中大败瑞典军队和德意志新教诸侯[54]。

即使在神圣罗马帝国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取代之后，西班牙依然与德意志各邦的事务有所牵连。这或许是因为在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查理五世的兄弟费迪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和1526年继任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希米亚王位的费迪南一世一样——都是将来重要的政治遗产。但是，这次继任是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精心策划的联姻的结果，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路易二世在莫哈奇之战（1526）中去世而没有继承人，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重挫了匈牙利人，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1529年，奥斯曼人不仅占领了布达，还开始围攻维也纳——这次要比1683年的第二次围攻更具威胁，因为第二次围攻时奥斯曼人处于防御状态，而1529年在苏莱曼二世的指挥下，奥斯曼军队横扫一切对手。之后苏莱曼二世撤下了围城的部队，不是因为怕被击败，而是因为计算了损失——大批士兵因瘟疫而丧命，这将对未来的局势产生影响。匈牙利的战略意义重大，之后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长达150年之久。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需要时日才能成为奥匈二元君主帝国的支柱之一。

尽管费迪南一世在查理五世的鼓动下于1556年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依然是王朝体系中资历尚浅的一员[55]。费迪南一世不会忘记早年在西班牙接受的教育，仍在其中寻找着指引帝国前行的智慧。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也投入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在腓力二世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身先士卒[56]。查理五世将路德教派视作威胁欧洲帝国完整统一的最大威胁，但是在其去世之后，这一斗争才真正在欧洲拉开帷幕。

总部设在塞维利亚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西班牙施加其影响力。同样在西班牙，耶稣会在1534年由西班牙军人、学者圣依纳爵·罗耀拉创立，开始与宗教改革运动展开激烈斗争，并向奥地利等地派遣教士。腓力二世高度配合家族策略，确保他的叔叔费迪南一世尽一切可能反对宗教改革者以及发生在其领地上的叛乱行动，特别是发生在尼德兰的叛乱，同时在马德里和布拉格之间派遣大量外交使节和顾问。腓力二世认为费迪南一世的继任者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被对待其境内的新教徒过于宽容，因此也向这位堂兄兼妹夫派去了大批使者，以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宗教改革者[57]。

西班牙的政治家清楚，西班牙的命运系于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爆发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的表现，这是反宗教改革斗争的高潮。伯公爵奥利瓦雷斯宣称，“最后的答案必来自德意志”，他坚信，只有通过意大利北部与佛兰德斯的关键通道，在德国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才能继续其在北欧的统治[58]。在白山战役（1620）中，波希米亚新教贵族大败，原因是西班牙的资金支持、西班牙帝国的战略协同，以及大量来自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领地上的意大利、法兰西和佛兰德斯士兵，超过帝国军力的3/4[59]。西班牙军队也参与了1634年击败新教徒的诺德林根之战，这是三十年战争中的关键一役，让人联想起查理五世于1547年在米尔贝格击败施马加登联盟的路德教王子。这一次，德意志人被查理五世的兄弟费迪南一世召集起来，和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佛兰德斯人一道，以全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取得了这场对抗新教改革势力的胜利。在勒班陀海战（1572）中，他们又击败了奥斯曼军队，这被认为是西班牙的胜利，5000人的德国军队从帝国开拔，与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并肩作战，舰队由腓力二世的兄弟唐·胡安指挥。在整个16—17世纪，西班牙和奥地利统治者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紧密合作，认可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60]。

事实上，查理五世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权视作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只不过在分工上有所不同，西班牙分支负责北部和西部地区，奥地利分支管辖南部和东部地区，但两方共享人力与财政资源。于是，可以说是西班牙军队在1529年的维也纳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在1683年他们还将再次出击[61]。除此之外，哈布斯堡王朝给人一种一盘散沙的刻板印象（包括西班牙、佛兰德斯、意大利和奥地利地区），这其实也是与实际不符的。查理五世创立了精密的邮政网络，帝国内所有大城市都能互通消息——从西班牙的城市到布鲁塞尔、维也纳、米兰和那不勒斯。这一邮政网络由极具开拓精神的塔希斯家族负责运营，他们出身意大利北部，在尼德兰和德意志地区发迹，最后成为卡斯提尔王朝的贵族[62]。崇尚世界大同和国际化是查理五世统治帝国的信条，也是费迪南一世的主张。在军队、官僚系统以及外交部门都能感受到这种大国气度。从伟大的德意志银行业大家族富格尔家族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富格尔家族不仅资助查理五世在1519年赢得王位，而且多次资助他的兄弟费迪南一世对付领地上难缠的德意志诸侯[63]。

直到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查理二世去世，他没有继承人，于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开始真正自立门户。此前，西班牙的权势与影响无疑让奥地利哈布斯里王朝沦为家族中的旁支，完全倚仗西班牙家族的指引和支持。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新教势力在哈布斯堡王朝继续蔓延，覆盖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本部，一度影响宫廷与贵族高层。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其西班牙表亲合作，几乎输掉了与宗教改革势力的较量[64]。在三十年战争中，民众在1618年将帝国驻布拉格的大使扔出窗外（波希米亚民众表示愤恨的方法之一），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了与新教诸侯的冲突，最终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奥格斯堡的俗语，“谁的领土，谁的宗教”，终于应验，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承认德国新教徒的独立。1683年，奥斯曼军队再次攻入维也纳城下，说明奥斯曼的威胁从未解除。尽管17世纪西班牙国力日渐衰弱，胜利的天平依然偏向西方，而非东部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改革迫在眉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查理二世的衰败无能，在今天看来，可以视作欧洲甚至世界领导权转变的一个先兆。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

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血脉终结于1700年，这并未保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三十年战争是一次残酷的、各方力量消耗殆尽的考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力量被削弱，在德国的影响力尤其大不如前[65]。但R. J. W. 埃文斯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特别是17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逐渐收复失地、巩固权力。除了部分地区，特别是匈牙利的个别区域之外，哈布斯堡王朝根除了新教势力，确立了天主教的无上权威和反宗教改革的正义性。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哈布斯堡王朝培育出了强大的、以天主教为基础的巴洛克文明。最后他们组织起来反击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解除了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攻的困境，于1686年重新夺回布达。在《卡尔洛维茨条约》中，哈布斯堡王朝收复了此前自莫哈奇之战（1526）后被奥斯曼人统治的领土。这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奥斯曼帝国再也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威胁哈布斯堡王朝的存亡了[66]。”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中，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没能保住西班牙王位，但这似乎更能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集中力量成为中欧强国。帝国的权势和势力范围表面上看似乎受了限制。哈布斯堡王朝放弃西班牙后，奥地利接收了西班牙的尼德兰诸国，以及几乎所有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米兰、曼图阿、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67]这至少属于部分的“帝国权力交接”，在这片广袤的欧洲领土上，奥地利延续了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与责任。在王位继承危机和之后的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包括利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和查理六世，展现出超人的决心，希望统一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重建查理五世的超级帝国。这一目标最终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势力的压迫下未能实现，却更坚定了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以稳固其在中欧霸权的决心。直到19世纪末，意大利从未被割让，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中最有特色的、具有传统意义的普世象征，那里也是查理五世和他后世的继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意图占领的地区。对于奥地利而言，占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领土以及大西洋出海口，第一次让深居内陆的奥地利有了成为殖民帝国的可能[68]。

之后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战火重燃，哈布斯堡王朝的英雄欧根亲王在此期间取得了不少他生平最重要的胜利，比如1716年在彼得罗瓦拉丁，特别是在1717年攻克贝尔格莱德。《帕萨罗维茨和约》（1718）签订之后，奥斯曼人承认哈布斯堡王朝在贝尔格莱德、巴纳特以及塞尔维亚大部分的统治权，哈布斯堡王朝完成了从1686年开始重新征服匈牙利的计划。此后的《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使得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版图达到顶峰，成为其在18—19世纪进一步影响整个欧洲的有力跳板。“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从未统治过如此辽阔的土地。哈布斯堡王朝如今是欧陆大国，从北海到喀尔巴阡山脉，从波希米亚到墨西拿海峡。他们统治着意大利，也是德意志地区的重要力量。费迪南从未料想到能在1648年10月，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报仇雪耻[69]。”

确实可以认为，“第二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它与查理五世的欧洲帝国一样幅员辽阔，在领土上仅次于当时的沙俄[70]。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哈布斯堡王朝构建了特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作为国家的基本准则，直到帝国终结。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哈布斯堡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57—1705年在位）、约瑟夫一世（1705—1711年在位）、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的带领下，王室、教廷和贵族稳步形成了有力的、覆盖整个帝国的统治同盟，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抵御了多次针对其权威的挑战。建立在天主教和对王朝忠诚的基础上的共同利益与文化，让他们精诚团结，最后他们解决了捷克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罅隙分歧，至少精英阶层的情形如此。

维也纳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变成了帝国的首都、上流社会的聚集地，吸引了帝国各地的贵族来此安家，围绕帝国宫廷逐渐孕育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皇帝、贵族和神职人员纷纷开始建设宫廷、教堂和修道院。1730年，维也纳及周边出现了230多座贵族住所，其中不少是由伟大的巴洛克建筑师菲舍尔·伯恩哈德·冯·埃尔拉赫和约翰·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设计建造的。希尔德布兰特为欧根亲王建造了美景宫；埃尔拉赫以凡尔赛宫为样板，建造了帝国最宏大的夏季行宫——美泉宫；埃尔拉赫和他的儿子约翰·米迦勒一起完成了位于卡尔广场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查理教堂，两座比照图拉真圆柱建造的立柱矗立在教堂两侧，或许更像是在效仿象征查理五世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卡尔教堂的建造原本是为了致敬16世纪的圣徒卡洛·博罗梅奥，但它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建造者查理六世（也译作“卡尔六世”）与他的帝国，柱子上的图案无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沿着多瑙河，在维也纳城外，查理六世还规划了一处帝国宫殿，位于腓力二世的皇家修道院一带（马德里附近），当然，这是为了彰显哈布斯堡王朝从西班牙到奥地利的权力转移，而此时的西班牙已由波旁王朝统治。不过宫殿只有一侧完工，作为弥补，查理六世翻新了附近的克罗斯腾新堡修道院，让它成为该地区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同时期还建造或翻新了其他多瑙河沿岸的修道院，比如格特维克修道院、圣弗洛里安修道院，以及外观像堡垒的梅尔克修道院。

所有的学者都强调艺术的重要性，其赋予哈布斯堡王朝共同的文化认同，创造出独有的国家性格，直到今天在中欧和东欧各国依然清晰可辨。哈布斯堡时期的艺术特点是华丽光彩的巴洛克风格，这是恺撒式或帝国式的，取材于相对拘谨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意在宣扬教廷和国家反宗教改革的胜利。[71]一般认为巴洛克风格极其烦琐细致，是一种华丽又驳杂的风格，试图遮蔽一切瑕疵，却不免要露出马脚[72]。当然，光鲜的社会秩序掩盖着缺陷与积弊，特别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情势越发明显。尽管贵族正在勠力弥合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也纳、普莱斯堡和布拉格之间依然存在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新教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匈牙利、西里西亚以及波希米亚，依然是孕育动荡的温床，尽管大部分都活跃于地下。帝国的野心常常超过它的国力和资源，正如其海外征服的失败（在英国的强压之下，查理六世的奥斯坦德贸易公司在1731年宣告破产）。[73]帝国依然过度依赖欧洲各方势力的平衡，借助外交技巧维护奥地利的利益。

但可以说，18世纪欧洲其他帝国也并无区别。以法国为例，因为内部问题无法得到妥善处置而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在18世纪末很多国家也因为政权合法性问题遭受冲击。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哈布斯堡王朝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取得的成果，在混乱的局势中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传统帝国的社会秩序。这充分证明了18世纪初在统治阶层，包括王室、教廷和贵族之间形成的政治同盟的力量。

当然，奥地利[74]在18世纪也遭遇过几次挫折。波兰王位继承战（1733—1738）之后，帝国的封地洛林割让给了法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被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接管；作为补偿，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帕尔马、皮亚琴察、托斯卡纳），并巩固了其在意大利的势力，将其领地整合为更具一致性和防御性的整体。之后不久，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另一次交战后，双方在帕萨罗维茨签订了《贝尔格莱德和约》（1739），帝国获得了由奥斯曼割让的巴尔干部分地区，包括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为了在克罗地亚的飞地斯洛文尼亚对抗奥斯曼人，一个强大的军事前线形成了，主要由塞尔维亚的难民组成，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最重要的堡垒之一。

割让领地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繁荣的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正在崛起的、由腓特烈二世（“大帝”）领导的普鲁士。当然，哈布斯堡王朝也获得了一定的补偿。各个大国接受了1713年的“国本诏书”，这意味着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利莎有权继承奥地利的王位，更重要的是，各国承认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及其统治权。考虑到哈布斯堡王朝不同领地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这当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直到帝国在1918年终结，它都在产生持续的影响[75]。同样重要的还有，承认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洛林公国的弗兰茨·斯蒂芬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确保了帝国依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下，不过严格说来，应该称之为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哈布斯堡王朝的运气好得出奇，即使遭遇挫折也总伴随着积极的结果。有的研究者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在18世纪初开始高速发展，但在18世纪中叶又停滞不前。但是其他人，包括普鲁士王室的腓特烈二世的看法则不然。18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抵御法国的屏障。所谓“奥地利的必要性”，即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欧洲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样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且凝聚为之后数个世纪的外交智慧[76]。18世纪下半叶，帝国立志改革，大幅整饬混乱的行政体系，让其变得更为理性、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有人说，哈布斯堡王朝对启蒙运动的贡献极其有限，这场伟大的精神运动似乎与奥地利无缘。一种解释是，帝国统治精英的文化足够强势和成功，影响遍及整个帝国，这让批判性的启蒙思想显得既缺乏吸引力又多余。正如查尔斯·因格劳所说，“正是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明显缺陷才让法国和不列颠岛的知识分子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启蒙运动为代表，而哈布斯堡王朝的教廷、贵族与皇室的联盟不断完善统治体系，重建天主教的权威，在匈牙利驱逐了土耳其人的侵扰，复兴了奥地利的经济。于是，哈布斯堡王朝没有陷入怀疑与自省，统治精英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繁复优雅的巴洛克艺术作品深入人心”[77]。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重要的是，并非是启蒙运动遗漏了哈布斯堡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将启蒙思想吸收采纳了。哈布斯堡王朝接受的是“上层的启蒙”，通过“接受启蒙的君主”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的思想与政策得以体现。他们彻底改造了帝国的金融、市政和军事管理，政治家和顾问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威廉·豪格维茨、文策尔·安东·考尼茨、约瑟夫·索南费尔兹、伊格纳兹·波恩和戈特弗里德·凡·斯威登[78]。教皇克勉十四在1773年解散耶稣会，玛丽亚·特利莎抓住机会大力推行公共教育，使奥地利在教育的普及与质量上超过普鲁士[79]。约瑟夫二世则进一步推动言论自由，对犹太人、新教徒和东正教徒采取宽容政策；他将教廷牢牢掌控在国家权力之下，收回部分修道院，改革教会教育体系；他取缔了哈布斯堡王朝各地的农奴制和劳役制。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部分激进的改革政策在1790年约瑟夫二世逝世后被撤销或不具强制性。而他的继任者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虽然任期极短但精明能干，使约瑟夫二世的大部分政治遗产得以保留，即使达不到19世纪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皇室革命家”的程度，但利奥波德二世仍像约瑟夫二纪一样享有启蒙改革者的声望[80]。[81]

图4.2　玛丽亚·特利莎女王的肖像画，作者是马丁·范·梅滕斯（Scala/White Images/Art Resource, NY）

同时，在“奥地利人，去结婚吧”的联姻战略下，玛丽亚·特利莎开始安排后代的婚姻，她与弗兰茨·斯蒂芬的16个孩子的婚事让哈布斯堡王朝的触角延伸到西班牙、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众多领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她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法国皇子——未来的国王路易十六的婚姻。这些领地大多由波旁王朝统治，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缔结婚姻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也确保了奥地利在18世纪下半叶的安定环境。第一次瓜分波兰（1722）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奥地利获得了重大的收获——加利西亚；奥地利还兼并了布科维纳，成为匈牙利与帝国新领地加利西亚之间的走廊，布科维纳本属于奥斯曼，但后者为了求和与沙俄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1774）后被迫割让。

帝国的文化也同样繁荣，绘画、建筑、造型艺术，以及音乐的成就登峰造极。哈布斯堡的王室、贵族以及富有的资产阶级向艺术家敞开大门，花费重金资助这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甚至巴赫也被哈布斯堡宫廷吸引，只不过玛丽亚·特利莎因为他新教徒的身份而拒绝了他）。弗朗茨·韦茨尔认为，音乐是帝国通用的语言，而莫扎特让“奥地利的思想传颂四方”[82]。无论出生在何地（大部分来自邻近的德意志各邦），音乐家们涌入维也纳或贵族的田庄，比如位于匈牙利的艾森施塔特和费茨尔特的埃斯特黑齐家族，这是海顿曾经创作和演奏作品的地方。布拉格也同样是一个伟大的音乐中心，滋养了众多捷克作曲家，见证了莫扎特最著名的几场演出。对世界而言，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奥地利就是音乐的代名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巅峰。

法国大革命前夕，哈布斯堡王朝国力达到顶峰。制度与国家愿景已获得普遍认同，“专制主义与仁慈的奇怪混合体”，帝国以这样的姿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83]。帝国的工业经济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帝国的低地国家，将在19世纪迎来蓬勃发展[84]。哈布斯堡王朝依然是多民族的、充满活力的帝国，地方传统根深蒂固，千差万别。但归功于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帝国渐渐发展出一种共同身份，民众普遍认可其统治地位。查尔斯·因格劳的评价比较中肯：“到18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拥有欧洲大陆最具创造性的政府和强大的军队，更是公共教育和音乐领域的佼佼者。之后它在努力扭转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塑造了新的国际秩序，并且一直延续到1914年。4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终于覆灭，在国家的生命力与王朝的延续性上，哈布斯堡王朝几乎战胜了所有其他帝国。”[85]

哈布斯堡王朝是什么

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86]（1930—1932）精彩地描绘了奥匈帝国最后的岁月，他把奥地利虚构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卡卡尼亚”，这是他对帝国批判性的蔑称，同时他也满怀深情。

譬如它是皇帝——国王的，是皇帝的和国王的；那儿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带有K.K. 或K.U.K. 这两个标记中的一个，尽管如此，却还是需要有一种秘密学问，方能总是稳妥地区分，应该把哪些机构和人叫作K.K.，哪些叫作K.U.K.。它书面上称自己是奥匈帝国，口头上叫奥地利；所以是用了一个它用庄严的国家誓言已经抛弃了的，但在各种只能体会却不可言喻的事情上仍保留着的名字，以表示情感和国家法一样重要，规章制度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严肃生活态度。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过着自由思想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正好都是公民。人们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至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人们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不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事件，那些国民争斗也属于这些事件之一，它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欧洲的好奇心，而今天人们却对它们做了完全错误的描绘。那些争斗是如此激烈，以至国家机器因此每年停止运转好几次，但是在这些间歇的时间里以及国务活动停顿的时间里，人们相处得好极了并且装出一副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来。也是没发生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嘛[87]。[88]

小说以大师级的笔触揭示了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方方面面，带有反讽性质地表现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对于帝国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小说首先指出，如何称呼帝国就难倒了大家：应该是哈布斯堡王室、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奥地利帝国（1804年后）、奥匈帝国或奥匈（1867年后）？还是用奥地利来代表这一切？在帝国19世纪的历史上，宪政与专制或极权交替上演，革命和民族主义带来了割裂，比如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与预期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经受住了这一切，最终却在一战的炮火中烟消云散。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摧毁帝国，哪怕是那些苦于帝国压迫、希望发生剧烈变革的人也认为帝国的存在是必要的。“奥地利的必要性”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19世纪国际社会的共识，更是国内政治舞台上各大力量的心愿。“各方相处和谐”的现状来之不易，也说明各方倚赖彼此的存在。

R. J. W. 埃文斯将17世纪末的哈布斯堡王朝形容为“一个复杂的、微妙平衡的有机体，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纷繁复杂的各个部分向内形成的凝聚体”[89]。19世纪，主要由于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的集权政策，帝国统一的路径发生重大调整，具体表现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议会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但帝国依然维持多民族政治体的现状，这曾是帝国的发展动力，现在成为滋生麻烦的根源。

一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分为三个主要部分。[90]第一部分是奥地利的核心领地，即狭义上的奥地利。“奥地利”指的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世袭领地，不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名字来自“鹰堡”，这是他们的祖先在11世纪居住过的地方，位于今瑞士北部的阿尔高州。早在12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就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封为公爵，他们稳步扩张领地，兼并了莱茵河上游两岸阿尔萨斯和弗莱堡地区以及瑞士山谷南岸。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还有众多家族成员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一世在1278年的玛希费尔德战役中打败了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于是成为奥地利大公，1246年巴本堡家族的公爵去世后该位置一直空缺，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开始延伸至奥地利，在德语中“奥地利”的含义是查理曼帝国“东部的领土”。

巴本堡家族的政治遗产及其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密切关系，都由哈布斯堡王朝继承，巴本堡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结合成为“准哈布斯堡王朝”[91]。“奥地利”与中欧其他被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一世及其继任者占领吞并的地区，包括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伊斯特里亚、蒂罗尔一并被称为“内奥地利”。此外还有一系列位于神圣罗马帝国斯瓦比亚地区的领地，作为“大奥地利”由奥地利统治。1500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戈里齐亚封为世袭领地，便于通往意大利东北部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这些领土构成了奥地利世袭领地，即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领土。

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第二部分是所谓的“圣瓦茨拉夫皇冠的领地”（波希米亚及其附属国，包括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10世纪，波希米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采邑，这一关系一直持续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1156年，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授予该地皇冠，波希米亚成为帝国众多采邑中唯一获得殊荣的地区，在帝国改成选举君主制后，波希米亚国王成为七大选帝侯之一。15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开始统治匈牙利，波希米亚作为查理五世的兄弟费迪南一世继承的领土，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永久属地。但波希米亚新教贵族势力兴起，他们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势不两立。在白山战役中，波希米亚贵族被击垮，几乎被帝国其他地区的地主完全取代（这批新确立的贵族对王朝保持高度忠诚，直到19世纪），新教势力同样也被彻底根除。几乎用了一个世纪之久才让波希米亚大众彻底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到了18世纪，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王朝高度融合，通常被划入奥地利地区，作为奥地利世袭领地。在19世纪，匈牙利成为帝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匈牙利，即所谓的“圣斯蒂芬王冠的领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第三大政治遗产。在1526—1527年哈布斯堡继承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之前，该地区在莫哈奇之战后由大获全胜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直到1699年才正式收回，1718年正式完成收复。匈牙利幅员辽阔，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地区，当然还有今天的匈牙利。从18世纪开始，它占了哈布斯堡王朝近一半（45%）的领土。同时匈牙利的自治程度也是帝国中最高的，这也是匈牙利人一直坚持的。最终，这导致了一次正式的分权，即1867年奥匈帝国协议下的二元君主政体。从此之后直到终结，帝国变成了奥匈帝国。

除了这些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分歧，其他的领土问题也在帝国的历史上产生过或长或短的影响。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奥地利人占领了意大利的核心地区。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包括伦巴第和其他意大利中部邦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奥地利人吞并了威尼斯，以1714—1797年由奥地利控制的尼德兰作为交换。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奥地利占领了富饶的加利西亚，作为1742年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的补偿。这些变化表明，在维也纳会议（1815）后，哈布斯堡王朝第一次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帝国：它建立在中欧和东欧的基础上，策略性地向意大利扩张。正是这一政治实体，即所谓的“多瑙河帝国”，在19世纪巩固了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最为后人怀念。

哈布斯堡王朝这时看起来确实像所谓的多瑙河帝国，因为它不再扮演此前600年中最重要的角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一世在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期极短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1438—1439年在位）未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在他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庭成员担任（18世纪时偶有例外），直到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覆灭。

此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过程是，首先由帝国选帝侯选出“罗马国王”，在亚琛举行加冕仪式，之后由教皇在罗马举行后续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腓特烈三世（1440—1493在位）是最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在位）在腓特烈三世在世期间就被选为罗马国王，但因为政敌阻挠，未能去往罗马，于是在1508年宣布成为“当选皇帝”，在教皇缺席的情况下为自己举行加冕仪式，成为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还对皇帝的头衔做了重大修订，从此改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92]。这对于之后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有深刻影响，因为他们将帝国看作德意志政治体的前身；同时，这也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对德意志的领导权。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的压力下被废除——只能有一个皇帝，于是拿破仑接过了这一头衔。1815年，由39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将领导权赋予奥地利帝国，此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希望于德意志。

同时，预见到神圣罗马帝国即将瓦解，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在1804年宣布自己成为新的“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一世：一个纯正的奥地利帝国或者说哈布斯堡王朝出现了，独立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让哈布斯堡家族更容易强化在中欧和多瑙河流域的身份认同。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期间，直到普鲁士崛起，奥地利帝国才放弃作为德意志力量的代表。但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无疑将哈布斯王朝与德意志诸邦的历史关系切断了，这一关系可追溯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93]的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民族性”问题成为帝国在19世纪的中心议题。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与身份

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各具特色，王朝统治下的民族就更是如此。而且，民族与领土不一定重叠，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的问题变得较其他地区更加扑朔迷离。

从数据上看，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王朝中人数最多的单一群体。[94]1910年，他们占王朝统治总人口的23%，5100万人中有1200万为德意志人。即使在奥匈帝国二元统治下的奥地利部分，德意志人也占了35%，而接近59%的是斯拉夫人——捷克人、波兰人、“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剩下的是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95]

但德意志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确，德意志语言和文化在哈布斯堡宫廷乃至本地政府中都占据主流[96]。德语是帝国官僚机构和军队长官的用语。帝国内的城镇，如布拉格、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布达佩斯、萨格勒布，以及维也纳、林兹、因斯布鲁克和其他奥地利小镇都带有德意志的色彩。商人、学者和贵族都说着德语，德语被认为是帝国的官方语言，德意志文化代表帝国的最高文化。只有在波兰的加利西亚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领土上，本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语言与文化才得以保留。正像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之后所宣称的那样，哈布斯堡王朝，即现在的奥地利帝国，可以被视作德意志帝国，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继任者，是统一的“大德意志”天然的领导者。

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所谓的“德意志属性”几乎只涉及文化意义，不涉及人种或族群层面。无论出身，只要愿意学习德语、接受德意志文化，便可以成为德意志人。在19世纪，许多自称德意志人的民众实则是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后裔[97]。在他们的家乡，特别是在乡村和小镇，这些人依然说着方言，就像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冯·特罗塔家族的老一辈依然说着斯洛文尼亚语。是否能成为德意志人只与所处的阶层和接受的文化有关。成为德意人意味着你要是城市居民，生活在深受德意志文化浸染的城镇，不是来自乡下的“农民”，而是官员、商人、教师、律师、医生或其他受过教育的阶层，意味着你要有教养、有学识。即使是帝国最为通行的语言——音乐，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冯·韦伯的作品都带有越发明显的德意志的曲调，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因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诞生了诸如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这样的本土作曲家。

关键是，这里的德意志并非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一词中的含义，更与哈布斯堡王朝无关。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将自己视作奥地利人，或“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而非纯粹的德意志人。他们效忠帝国，尤其是效忠哈布斯堡皇帝与王室[98]。他们的民族主义，如果有的话，就是之前（第一章）讨论过的“帝国民族主义”，属于“立国者”的民族主义，承担着帝国的伟业与使命（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爱国主义”）。但这绝非19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即以种族或族群为定义的民族主义。如我们所知，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无疑将摧毁由多民族构成的帝国。帝国的其他民族，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甚至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乌克兰人也怀着民族主义的信念与身份认同，但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至于威胁帝国的完整性。而对他们而言，这多少提供了保护与慰藉，因为他们更依赖帝国的存在。但大家都认同，对于德意志人，民族主义是一条危险的路径。19世纪，德意志人是所有民族中最缺乏民族主义倾向的。大部分奥地利德意志人拒绝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名义组织所有德意志人组建泛德意志民族国家，从而破坏、分裂哈布斯堡王朝。只是在帝国的末期，面对不断叫嚣的捷克人和其他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在1919年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德意志人才发展出德意志民族主义，最终导致1938年他们与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合并。

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匈牙利人也拒绝民族主义的号召，主张在帝国的框架内实现诉求。占帝国人口的19%、总人口达1000万的匈牙利人，在1910年是帝国第二大族群。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总共占当时帝国人口的42%。这也是1867年奥匈之间达成和解，进行二元君主统治的主要动因。另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是匈牙利本地强大的制度与自治传统。与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不同，“圣斯蒂芬王冠的领土”（匈牙利）从来都不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

尽管他们坚持“自由”与独立，强调历史的权利与特权，匈牙利贵族直到19世纪末依然坚持当地制度，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哈布斯堡王朝，继续当帝国忠诚的臣民。因为，尽管他们自称要捍卫“千年匈牙利”，但许多贵族是新近产生的，他们是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匈牙利从奥斯曼人手中收复土地之后获得的贵族身份。从16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奥斯曼人超过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是匈牙利历史上的一道深深的鸿沟。尽管不是完全新的波希米亚模式的贵族，匈牙利贵族在相当程度上被哈布斯堡王朝重塑，至少上层贵族接受了哈布斯堡式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许多名门望族，比如埃斯特黑齐、巴尔菲和包贾尼，在维也纳拥有宏丽宫殿，完全融入了都城的生活圈（其中部分人成为贝多芬和海顿的资助人）。与波希米亚的贵族一样，他们深知自己的特权来自哈布斯堡王朝。尽管底层贵族会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势力互通款曲，但底层贵族们也认识到，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要好于政权落入资产阶级和主张民族主义的农民手中。大部分匈牙利贵族很满意1867年和解，这使得他们对帝国的忠诚保持到帝国的终结之日[99]。

此外，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匈牙利的马札尔贵族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满意的：1867年和解之后，就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领土而言，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对这一区域的其他族群的管控是必要的[100]。而“圣斯蒂芬王冠的领土”（即大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本土（也就是小匈牙利）。1848年和1867年，特兰西瓦尼亚两度失去了身份，被匈牙利吸收兼并。今天被称为“斯洛伐克”的地区，从11世纪起就是匈牙利（上匈牙利）的一部分。

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地区，包括特兰西瓦尼亚，但克罗地亚除外，有近1000万马札尔人，在1910年的人口普查中占比刚刚超过半数（54%）。此外还有300万罗马尼亚人（16%）、近200万斯洛伐克人（10.7%）、近200万德意志人（10.4%）、“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各50万（2.5%），以及19.5万克罗地亚人（1.1%）。

这些数据掩盖了非马札尔人口的比例。比如，犹太人（5%）在1910年的人口普查中被算作马札尔人，如果排除犹太人，即使是在小匈牙利地区，马札尔人也只能算少数人口（49%）。如果算上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马札尔人在匈牙利也是少数，只占43%，因为马札尔人想维持自己的多数人口地位，因此这些族群通常不单独计入人口统计。此外，马札尔人在1910年经历了一次可疑的人口膨胀。在18世纪，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4，即使到了1880年，他们依然是少数，占总人口的46%。1867年和解之后，“马札尔化”政策出台，产生了更多的马札尔人，这是1919年帝国解体后人口普查中的结论。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德意志人一样，成为马札尔人可以获得好处，直到民族主义情绪兴起，非马札尔族群才开始反感这一身份划分。

图4.3　位于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国家剧院。典型的新巴洛克风格建筑，类似的建筑在哈布斯堡王朝非常常见（DeymosHR/Shutterstock.com）

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或许只占帝国总人口的42%，但如果把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即所谓的附属民族算在内，他们将占到帝国总人口的51%，其中45%（2350万）为斯拉夫人，6%（300万）为罗马尼亚人。除非将在斯拉夫人中占10%（500万）的波兰人算作德意志或匈牙利这个所谓“宗主国”的人口，这在19世纪是非常常见的算法，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才算少数。无论在人口上是否占优势，这些族群都没有统一。罗马尼亚人不是斯拉夫人，他们骄傲地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属于罗马帝国的短命的多瑙河行省达契亚人的后裔（然而，从早先的“Rumania”到12世纪改为“Romania”会让人想到土耳其统治的年代）。斯拉夫人或许多少对泛斯拉夫主义有所心动，到了19世纪甚至怀有更大的希望。但这无力改变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乌克兰人之间强烈的身份差异。

但是，如果认为斯拉夫民族的力量因他们的不统一而有所削弱，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因其更强的民族意识而使力量得到巩固，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对哈布斯堡王朝中民族主义作用的严重误判。民族主义的确是一个麻烦，而且是困扰帝国直到最后的麻烦。但是，并非是民族主义压垮了帝国。之后我们还会细致地考察民族主义的问题，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这里详述了各民族的情况，而不是简单罗列帝国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帝国中不同的族群意识到自身的特殊性，努力追求比其他民族更优渥的生活，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各民族对于差异的认识，从未威胁到帝国的存亡[101]。

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思想严格地与王朝捆绑在了一起（奥斯曼帝国或许是个例外），民族主义与此是违背的，帝国只允许对皇帝个人忠诚，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48—1916年在位）的长时间统治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102]。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一样，不间断地统治了600年之久。在其历史上，哈布斯堡家族牢牢抓住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这一概念。和奥斯曼人一样，哈布斯堡家族创造的是一个王朝，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统治家族（希腊语dunasteia，意为权力或统治）。他们有义务扩张领土为王朝赢得更大的权力和光荣。

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奥地利帝国，其中的“帝国”与“哈布斯堡”成为同义词。哈布斯堡家族是帝国内分散的各部分的统一象征和凝聚核心。最重要的是，家族王朝强大而稳定，王朝并不属于任何治下的民族族群，尤其是自称为德意志民族的那些人，因为这个族群时常将帝国视作“自己的”。弗兰茨·约瑟夫的侄子阿尔伯特大公，是一位热情的王朝思想的拥趸和帝国的核心人物，他曾经说过：“在这个多元的帝国里，居住着众多民族，王朝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民族。就像一位合格的母亲，她必须在所有孩子面前展现相同的爱，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帝国存在的合法性根源。”[103]

从一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就为自己创造了复杂的谱系记录，将家族与古代特洛伊人（艾尼阿斯）和罗马皇帝（恺撒），以及早期基督教圣徒和德意志皇帝包括查理大帝联系在一起。哈布斯堡王朝认定自己是罗马人、基督徒和德意志人，拥有统领德意志，甚至统领整个欧洲所需要的血统[104]。为什么止步欧洲？德意志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1440—1493年在位）说过一句伟大的格言，“奥地利终将统治世界”[105]。[106]哈布斯堡王朝将捍卫西方基督教世界，既要对抗异教徒奥斯曼人，又要对抗欧洲内部的新教徒敌人，他们越发将自己视作文明的化身和上帝派遣的守护者[107]。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附属臣民而言，哈布斯堡王朝有着近乎神性的光芒。[108]

哈布斯堡王朝是装点权力的高手，发明了与之匹配的建筑、艺术、音乐、加冕仪式、帝国巡礼，以及皇帝的头衔与荣耀称号[109]。作为天主教的捍卫者和奥地利信徒的庇护者，它特别重视宗教仪式，比如维也纳的年度洗脚礼以及基督圣体节，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帝国和欧洲各地的信徒[110]。更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资助了多处朝圣地，特别是玛莉亚采尔，全帝国的人都来此朝拜[111]。奥地利天主教在形式上堪称华丽，特别是巴洛克式的教堂与修道院[112]。19世纪下半叶，教廷经历了极速的发展，尽管建筑呈现出新哥特式风格，而非巴洛克式风格。尽管在一些议题，比如婚姻问题上与政府有矛盾，但教廷依然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最坚定的团体，与军队、官僚系统堪称帝国的三大支柱[113]。[114]

帝王巡礼既能确立个人威望，又能让皇帝和文化各异的领地上的臣民建立直接的联系。约瑟夫二世作为“解放者皇帝”的名声因其孙子费兰茨·约瑟夫在1851年、1880年和1894年巡游加利西亚而被重新叫响，费兰茨·约瑟夫特意参加了罗马天主教和希腊天主教的弥撒（东加利西亚地区的农民都是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还在利沃夫还参观了犹太教教堂，听拉比讲述关于忠诚的教义。即使是在1846年和1848年两次起义失败并于1867年争取到了部分权力的精明强干的波兰贵族，也在1880年热情地接待了皇帝的造访。弗兰茨·约瑟夫还先后到访布科维纳、匈牙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伦巴第、威尼斯、的里雅斯特、蒂罗尔，是继约瑟夫二世之后出访最多的皇帝，他试图以王朝和帝国的名义凝聚民心，强调帝国统治与信仰的共同性[115]。

同样，弗兰茨·约瑟夫两次举办登基周年庆典——1898年登基50周年庆典和1908年登基60周年庆典，仪式组织得盛大隆重，是展示民众爱国情绪的良机。两次庆典既突出了帝国的多民族性，也展示了皇帝是一切臣民的代表和象征[116]。[117]无论民族之间有何差异，民众积极参与庆典仪式，大量购买皇帝及王室家族的纪念礼品，这本身就证明帝国大部分臣民对皇帝个人及其所代表的超民族帝国的虔诚敬意。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画遍布帝国各地，无论是学校还是政府机构，还出现在私人场所，甚至像宗教偶像般赫然被印在茶杯或碗碟一类的日常器具上[118]。

哈布斯堡王朝，至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通常被认为在军事和经济上比较弱势，政策实施总是摇摆不定。19世纪奥地利戏剧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在他的剧作《兄弟相争》中写道，哈布斯堡家族的诅咒是“半途而废、缺乏毅力、拖沓涣散”[119]。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布斯堡王朝为何能延续600年真是一个谜题。部分原因是它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即“必要的奥地利”，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哈布斯堡王朝神秘的统治方式，以及其对权力的极致运用。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最能体现其统治的神秘色彩。军队在哈布斯堡的文化中，无论雅俗，常有所表现。伊斯特万·迪克说：“也许没有哪支部队像奥匈帝国的那样，深入流行音乐、文学和艺术领域。年轻有为的军官用华尔兹在舞池中向伯爵夫人示好；甚至连普通士兵都妙语连珠，穿着闪亮的军靴，举止优雅[120]。”矛盾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哈布斯堡王朝都不能算作一个军事帝国，它不愿陷入战争，极力主张和谈。数个世纪以来，“仁慈的奥地利”，包括“沿袭列祖的善良、仁慈和宽恕”“奥地利人温和而又慈悲”等用语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令、条款和政府公文中时常出现，有着现实意义与影响[121]。

帝国的军队与其说是战争机器，不如说是最能表现哈布斯堡精神的一个社会机构。尽管未能在国外战场上获胜，但帝国军队在稳定国内局势和展示奥地利军事实力方面做得还不错。这支军队有着独特的超民族机制、特定的荣誉信条、行为准则、礼仪，军队中充满了族群和宗教宽容的气氛，为哈布斯堡社会做出了示范。这些在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里有细致描绘，同时小说也剖析了军队制度非理性和危险的一面，而这一面终将导致其在一战中溃败。具体来说，这支超越民族的军队在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中拯救了哈布斯堡王室。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笔下的陆军元帅约瑟夫·文策尔·拉德茨基伯爵在库斯托扎战役中大获全胜，他曾说“奥地利就是我们的营地”；老约翰·施特劳斯在库斯托扎战役的士兵凯旋后哼唱的歌谣的启发下创作了《拉德斯基进行曲》，几乎成为帝国的第二国歌，在帝国覆灭后引发后人的无限惆怅（这首曲子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常被演奏）[122]。

伊斯特万·迪克（1990）曾阐述过帝国的军官在多大程度上充当了“多民族王朝的守护者”，特别在1848—1918年帝国最艰难的岁月中。即使军人的来源变得广泛（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末，军队发扬团队精神，只对帝国效忠[123]。军队成员来自不同族群和民族，有不同的信仰，这和别的帝国完全不同（即使是奥斯曼帝国，尽管族群不一，但服役人员都要皈依伊斯兰教）。德语当然是下达命令的语言，但军官和下层士兵的沟通能用到至少10种主要语言，而哈布斯堡的军官必须学会手下士兵通用的语言[124]。不同民族的军官之间交流特别密切，通常以家人和亲密好友互相称呼。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在其他国家是军队高层反犹主义的攻击目标，但哈布斯堡王朝的各个民族的军官平等地对待犹太人，甚至保留了他们捍卫“荣誉”的决斗传统[125]。[126]

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代表了帝国军队对待不同民族的方式。但出于更实际的考量，比如个人技能、受教育程度和传统，不同族群会进入不同的兵种服役，骑兵主要招募马札尔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捷克人，步兵更多选择罗马尼亚人，炮兵则青睐德意志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但总体来说，参军资格对各个民族都是没有限制的。当然，在预备军官和职业军官中，德意志人、马札尔人、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占比非常高，但这更多是基于其受教育程度，而非族群偏见，同样，犹太人在军官中也占很高比例。我们看到，德意志人或马札尔人更容易通过选拔，更有优势，许多军官都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血统[127]。伊斯特万·迪克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军队公开积极地表示对民族主义的抵制……事实上，很多奥匈联军的军官，总的来说是无国籍的……他们受到的教育是，任何民族情绪的流露对于一个军官而言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有叛国投敌之嫌。”[128]

哈布斯堡军官的选拔规则在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其他重要部门也同样适用，比如官僚系统，包括首席部长、顾问、王室军事指挥官。沿袭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惯例，在这些部门也能看到几乎所有民族的身影，甚至有些来自帝国范围之外。[129]帝国最重要的一位“外来者”当属欧根亲王。他拒绝了路易十四授予他在出生地法国的职务而来到哈布斯堡王朝，凭借与奥斯曼帝国的英勇作战，赢得了荣誉，并得到普遍认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他甚至与之前的同胞法国人作战。罗伯特·卡恩说：“在奥地利的历史上，他是前所未有的超越民族的国际主义者，或许是帝国最伟大的战士。他有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血统，欧根亲王不愧是哈布斯堡家族最杰出的守护者。”此外，他也是大众心中的英雄[130]。弗朗茨·韦茨尔认为欧根亲王属于“奥地利制造”，而非奥地利本地人的代表，他体现了奥地利真正的帝国思想[131]。

德意志人当然也很多，尽管他们不一定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克莱门斯·梅特涅，他来自莱茵兰的科布伦茨，之后在弗兰茨一世和费迪南一世在位时长期担任总理。来自布雷斯劳的普鲁士人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是另一位转信“奥地利思想”的人物，在维也纳议会辅佐梅特涅，用他优雅的著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增添光彩。而在帝国政治的高层中，德意志人必须小心，避免强调自身的德意志血统，同时亮明自己作为帝国仆从的身份[132]。约瑟夫二世的德意志化的短视政策被证实是短命的，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在多民族框架下竭力消除任何民族主义诉求，其中当然包括德意志人的诉求。[133]

尽管匈牙利在历史上维持着独立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识，但作为帝国“第二民族”的匈牙利人也经历了繁荣发展，他们不仅服务于匈牙利本地机构，还在帝国政府和军队中普遍任职。匈牙利的几大家族，包括埃斯特黑齐、卡洛伊和包贾尼的势力几乎无处不在，比如科拉·包贾尼，他不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将军，还是约瑟夫大公，即约瑟夫二世的导师（他推出的“德意志化”政策深深地刺激了匈牙利人敏感的神经）。亚当·弗朗茨·科拉尔作为匈牙利内部的斯洛伐克人，是玛丽亚·特利莎的宫廷图书馆馆长兼顾问。高级外交人员和著名的藏书家卡罗伊·赖维茨基伯爵是约瑟夫二世派驻伦敦和华沙的大使。19世纪，朱利亚斯·安德拉什伯爵父子继续为帝国的外交事业服务，儿子甚至成为外交部部长。1912年，年轻的安德拉什试图复辟，兵败被俘。还有匈牙利的将军，比如亚诺什·帕尔菲、费伦茨·纳道什迪、安德拉斯·哈迪克以及卡罗伊·包贾尼。军队已经成为匈牙利人在帝国的晋升通道，比如哈迪克之后成为帝国战争委员会主席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总督。相比英国的苏格兰人，这些匈牙利人未必真的放弃了自己匈牙利人的身份，他们结合了“两种重叠甚至互补的感情”——“对奥地利的绝对忠诚”和坚持匈牙利传统的自由与习俗[134]。

图4.4　欧根亲王的肖像，哈布斯堡王朝的英雄，亦被称为“土耳其征服者”。藏于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Bridgeman Images）

波希米亚人和莫拉维亚人一样，在帝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初人们会惊讶，考虑到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贵族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中惨败，之后又在波希米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获得成功。但这一系列事件催生了一支亲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重组的波希米亚贵族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人（超过50%的波希米亚的财富已经更换了主人）。还有奥地利家族或奥地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在波希米亚开枝散叶，迪特里希斯坦因、李希滕施泰因、埃根贝格、哈拉赫都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同时，许多传统波希米亚家族凭借改宗天主教和对哈布斯堡王朝宣誓效忠开始兴起[135]。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布雷赫特·冯·瓦尔德施泰因，也被称为华伦斯坦，他出身贫困的捷克新教家族，从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之后在帝国军队中一跃成名，被封为弗里德兰公爵、梅克伦堡公爵和萨冈王子。其他传统捷克家族也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马丁尼茨和斯拉瓦塔、洛布科维茨和切尔宁、金斯基和斯特恩贝格、科洛弗拉特、诺斯蒂茨、施利克。“要不是华伦斯坦和他战友们的自负与傲慢……这些传统家族的势力还会更大[136]。”

来自莫拉维亚的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作为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的首席顾问工作了40年；此外，著名的教育家和奥地利爱国主义的推动者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是柏林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曾经移居莫拉维亚，改宗天主教。19世纪，波希米亚人在政府高层任职的局面延续下来，“在这个时期的奥地利政府中总能看到波希米亚人的身影”[137]。其中最有名的是弗朗茨·安东·科洛夫拉特伯爵，他是国家议会的议长、弗兰茨一世时期梅特涅最大的政敌[138]。尽管19世纪时捷克的民族主义高涨，但波希米亚人依然是王室最坚定的支持者，其中有一位甚至宣称，即使哈布斯堡王朝现在尚未存在，它在未来也一定会被创造出来。R. J. W. 埃文斯指出，在1848—1849年的欧洲民族革命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救世主是两位波希米亚将军——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和约瑟夫·文策尔·拉德茨基伯爵，以及一位波希米亚政治家——菲利克斯·施瓦岑贝格王子[139]。[140]

与其他多民族帝国一样，哈布斯堡王朝出现了一个精英服务阶层，他们没有受到历史的分歧和新近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自认为超越了这些分歧，为了实现王朝与帝国理念而奉献自己，当然也因此获得了特殊的身份与利益。其成员或许会完全理解弗兰茨一世曾经的一番质问，当有人提到“奥地利的爱国者”时，皇帝会问：“爱国当然很好，但他效忠于我吗？”[141]这个阶层形成了共同的愿景与生活方式，源自深宫，将帝国各地和各民族联系在一起[142]。罗伯特·卡恩说：“这充分说明，这个阶层不仅维系着帝国数个世纪的运转，而且催生了奥地利帝国的制度与习俗，这也是奥地利人的根基与生活方式[143]。”纵览整个帝国，高级军事阶层与官僚阶层的举止、服饰、言谈与品味成为其他阶层效仿的榜样，如果想在社会中晋升，就需要学习适应。但和罗马的精英阶层一样，种族、族群和民族并非晋升的障碍。

奥地利思想

“奥地利人”这一说法略显空洞，或许和“苏联人”的概念不相上下，但奥地利思想确实存在。为了抵御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冲击和帝国内部多个民族的觉醒，19世纪不少作家和政治家开始阐述“奥地利”的内涵，为其寻求意义的最大化，以便整个帝国凝聚民心，建立共同身份。

改宗天主教的前新教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首次全面阐述了奥地利思想，然而他并不是奥地利本地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德意志”帝国解体之后，施莱格尔受到克莱门斯·梅特涅和外交部部长施塔迪伯爵的委托，宣扬一种特别的奥地利爱国主义[144]。1810年，施莱格尔在维也纳讲授现代史的课程，从查理五世和哈布斯堡王朝继任者的经历和理念出发，驳斥了赫尔德和黑格尔宣扬的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施莱格尔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文明的代表，统一四方，团结了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哈布斯堡王朝捍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共同的外敌土耳其人；它怀着共同的愿望，团结了欧洲各个大国，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暴力冲突（“仁慈的奥地利”）；它是教皇与帝国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所谓的奥地利原则，也是帝国所仰赖的根基，它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为了取代民族主义，施莱格尔维护的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它本身是一系列民族和国家的联盟，正如查理五世治下的奥地利那样”[145]。

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与其他欧陆大国一样，哈布斯堡王朝深受冲击，于是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奥地利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捷克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的回应中，当时他正受邀加入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大会。帕拉茨基表示，作为捷克人，他无意加入德意志民族，在场代表无不惊诧万分。他提出抗议：“从你们公开提出的目标来看，不可避免要削弱奥地利作为独立帝国的地位，甚至会让奥地利难以生存，这个帝国的统一与完整，不仅对于我的国家，而且对于整个欧洲，甚至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146]。”

帕拉茨基继续说，他将哈布斯堡王朝看作阻止俄国崛起的唯一障碍，虽然斯拉夫文化已经威胁到西边稍小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他在一篇代表帝国而写的战斗檄文中写道：“奥地利无论是出于地理还是历史缘故，理应作为欧洲的桥头堡，抵抗任何亚洲势力的进犯……如果奥地利不复存在，我们有义务以欧洲甚至全人类的名义，尽快创造一个奥地利[147]。”

之后，帕拉茨基对于按照民族联邦的方式重建哈布斯堡王朝不抱希望，而这是他曾提出的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案。他的悲观论调时常被人引用，“我们先于奥地利而存在，我们也应追随奥地利”[148]。但直到1867年和解，帕拉茨基仍坚定地认为，“仅靠我们自己，无法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历史与政治传统、民族与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绝不可能像奥地利那么好……如果离开奥地利，我们将失去希望，也丧失一切政治立场”。他期待一个奥地利政府，“不属于德意志人、马札尔人、斯拉夫人，或者罗马人，而是更高或普遍意义上的奥地利政府，基于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立场……300多年前，不同民族以自由的意愿建立了奥地利帝国，我想这必定是上帝的旨意”[149]。

汉斯·科恩[150]认为这一观点在19世纪被帝国的斯拉夫人奉为基本信条。尽管1867年和解令斯拉夫人失望，使他们屈从于德意志人和马札尔人的领导，但斯拉夫人仍在为改革而努力，无意瓦解帝国，因为帝国的终结会给所有人带来可怕后果[151]。捷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对此深信不疑。马萨里克之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当然这是他未曾料想到的结局，直到一战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才让这件事成为必然[152]。马萨里克称自己是帕拉茨基忠实的信徒，他是“我的方向与导师”，并且对帕拉茨基在1867年和解之后失去信仰表示遗憾。和帕拉茨基一样，马萨里克也认为，一个强大的奥地利是抵抗俄罗斯，特别是抵抗新兴的德意志的不可或缺的壁垒。1895年，他在《捷克问题》一书中提出：“尽管之后发生了宪政改革，我认为帕拉茨基所构想的奥地利仍然是可靠的参照……我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时依然比照着他的思想，如果不是奥地利强有力的保护，我们的政策绝不可能成功……在文化与政治上付出的努力，让整个奥地利及其政治体制的发展进步满足民族的期望与需求[153]。”1909年，马萨里克宣布：“我们要的是奥地利联邦。离开奥地利的我们将无法独立，因为我们毗邻强大的德意志，有德意志人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154]。”

斯拉夫人最赞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稳固框架下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的奥地利联邦。因为他们的地位相对较低，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尽管加利西亚的波兰人也和其他地区的波兰人一样，将自己视作“历史深厚”的民族，期待一个独立的波兰能最终复兴，但他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最好的保护者，能够抵抗俄国的威胁，特别是1863年在俄属波兰，波兰人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之后。1867年和解之后，民众普遍对王室表示效忠，对二元君主统治的格局相当认可，“同时波兰人也将自己视作新的政治秩序的支柱”[155]。

但帝国两大族群——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对于奥地利帝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赞同帝国的改革，这是为了应对民族主义的挑战，与外国势力相互竞争，在19世纪其主要对手是普鲁士。匈牙利人依然对所谓德意志人的优越性保持固有的怀疑，对他们而言，“奥地利”和“德意志”并无二致，这种看法在约瑟夫式改革期间极其盛行[156]。[157]他们对自己这一半帝国土地上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提出的要求也不以为然，尽管在19世纪，匈牙利人本身在“历史悠久”的匈牙利只能算少数族群（45%）[158]。但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认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从“土耳其人的囚笼”中拯救出来，帝国为他们提供了保存自己文化与力量的最佳机会。早在帕拉茨基于1848年发表宣言之前，匈牙利自由派领导人米克洛什·韦塞莱尼在1843年写道：

服从统治家族（哈布斯堡王朝）使匈牙利人与其他民族和所有利益相关的一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是匈牙利人唯一的，也是最自然的联盟。这样的外部环境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的民族纽带、数个世纪以来的神圣关系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曾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后裔，那么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这一状态。这样的观念必须写进我们的血脉，深埋在每一个匈牙利人的内心。[159]

图4.5　利沃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的加利西亚首府。这里以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为主，当然街上的犹太人也不少（Library of Congress）

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爆发，在匈牙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领地，引发了关于帝国应该采取何种体制的严重分歧。但夺回权力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大臣施瓦岑贝格与巴赫，以及那些革命者都坚定地认为国家绝对不能走回老路[160]。随着帝国在1859年和1866年丧失了意大利领土，在1866年被普鲁士排除出德意志的范围，改革进一步深化，最终导致了1867年和解。这一政策赋予了匈牙利“地方自治”权和在处理帝国公共事务方面真正的发言权。1867年之后，不少匈牙利人在哈布斯堡政府、外交部门和军队担任要职，包括贝洛·安德拉什、奥洛约什·卡罗伊、伊姆雷·塞切尼、拉斯洛·瑟杰尼、亚诺什·福尔加奇和拉约什·拜奈代克[161]。匈牙利似乎在帝国中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不过，斯拉夫人所持的建立民族平等的奥地利联邦的想法，对于匈牙利人似乎毫无吸引力。但匈牙利人在奥地利致力于建设多民族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当然也给了帝国一线生机[162]。很少有匈牙利人愿意独立过活，他们甚至认为这是毫无希望的。正如斯拉夫人希望帝国施以援手，出于不同的原因，匈牙利人也持有同样的想法。无论匈牙利人过去多么反感哈布斯堡王室，1918年奥匈帝国的毁灭都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甚于在16世纪被土耳其人征服。直到今天，匈牙利人还很难消化这一后果。

奥地利德意志人中的绝大部分对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有抵触情绪，这有利于奥地利思想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强调帝国的德意志属性。正如在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中那样，他们成为“奥地利–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这一运动力图增强王室与斯拉夫族群的联系，抵抗德意志与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163]。19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任职的奥地利总理爱德华·塔弗伯爵强化了这一思想，他最著名的是其关于维护王室的政策，即保持所有民族“同等的、程度恰当的不满情绪”。塔弗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德意志贵族，特别主张捷克的利益，安排捷克人进入政府，让捷克和德意志在治理波希米亚领土上享有同等权力，在布拉格建造捷克人的大学。但他也偏向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包括自由派德意志人，他组织了亲君主政治的“铁环”联盟[164]。1893年，塔弗被解除职务，这可以说是多民族帝国在民族主义时代寻求政治策略的重大损失。

奥地利德意志人在哈布斯堡社会的最高层提供了奥地利思想的变体。大约在梅特涅和施塔迪聘请施莱格尔宣扬奥地利爱国主义的同时，1804年，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表示支持约翰大公阐述“奥地利身份”。约翰大公为此做出的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推广和资助因斯布鲁克学者约瑟夫·霍马尔的宏伟研究计划，霍马尔从以神话传说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哈布斯堡的历史中提炼出了民族身份，他出版了《民族历史手册》（1810），数年后又推出了20卷本的《奥地利历史名人传》。1816年被任命为帝国史官的霍马尔，在这些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与哈布斯堡家族有关的史实、象征和思想，为亲哈布斯堡王朝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参考，并在19世纪被自由派思想家采用。比如其中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国者的历史书，涵盖哈布斯堡王朝辉煌的过去，介绍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时期的杰出人物，作为后世启迪的来源与效仿的典范”[165]。

之后，鲁道夫皇储的计划得到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更加热烈的支持。1884年，鲁道夫在一次会见中向其父亲解释：

奥匈帝国皇室至今缺少一部民族志，我们借助最新科学研究的成果，用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印刷方式，呈现出让人颇受教益的、能够展现祖国和各族人民的全景图……这部著作将在国内外展现帝国拥有何其丰富的知识财富和资源，而将这些汇聚成一部有助于培植国家认同感与……爱国意识的精彩的著作。随着对于单一族群的特性的认识加深，以及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依赖，祖国各个民族休戚与共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166]

这项事业很快获得了资金和官方的支持，16年过去了，1886—1902年，24卷已经完成。但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最成功的宣传品，是因为它的第一部分采用简装本印刷，每周出版，价格在大众能负担的范围内。这和著名作家，比如英格兰的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的出版模式一样。书中包含丰富的插图，内容涵盖历史、社会和地理学。这部著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同步出版，在整个帝国内发行传播[167]。在头几卷问世后，鲁道夫于1899年在梅耶林死于神秘人物之手。他的愿望由继任者——他的侄子费迪南大公延续，直到其于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约翰大公和鲁道夫皇储代表了两种互补的奥地利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大公的侄子阿尔伯特大公提供了另一种更传统的思路，重申王朝传统。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要想生存，只能保持与臣民的隔绝，超脱于一切阶级与民族。绝不可鼓励军队效忠于“国家”这一“自由派的抽象概念”，而必须效忠于“奥地利家族，这才是祖国的化身，也是臣民为之流血牺牲的对象”[168]。这一观点得到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赞同，但皇帝也注意到这必须和约瑟夫式的服务国家的理念相结合，之后这成了弗兰茨·约瑟夫在位68年孜孜不倦的事业。[169]他的座右铭是“以联合的力量”，表达了哈布斯堡王朝各民族在王朝的庇护下同心协作的理念，事实上，这与帕拉茨基的观念没有不同。无论如何，在皇室关于帝国未来的讨论中，首要问题是王朝本身必须在帝国占据领导地位，而不应沦为事务性的奴隶；其次，皇室如果将自身认同为某一民族或族群，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多民族帝国必须要有相应的多民族观念。

其实，这也是社会上另一股势力的观点，这股势力不是工人或农民，而是一群自诩为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并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感到必须解决多民族帝国的问题。对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的文化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领域，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国际政治体，超越了民族界限，注定要取代民族的存在而催生新的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那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观点既无依据，也毫无帮助。这些人将哈布斯堡王朝视作反动的、阶级分明的国家，需要被彻底消灭，正统社会主义者宁愿冒险将国内人数较少的各个民族交由毗邻的大的民族国家，比如德国和俄国。至少在当时，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少数族群最好的保护者，用列宁的话说，是保护各民族利益的最佳“政治外壳”。哈布斯堡王朝或许不该被消灭，但它必须改革，甚至彻底转型。

最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尔都接受民族的合法性。[170]可在其他人看来，民族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它更是一种历史、精神和文化实体，值得人们保护与提升。但民族不是国家，而民族国家作为19世纪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也不一定是其最佳或者最高的政治形式。因为这使得民族与民族相争，陷入霍布斯式或达尔文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哈布斯堡王朝或许是独特的，包含另一种更有前途和更进步的想法。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民主联邦或民族共同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伦纳形容其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联盟”。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之后，鲍尔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民族差异，实际上是可贵的、由历史形成的宝贵财富，它不会消失，反而显得更重要，更能自我彰显。“并非要消弭民族特性，而是在民族差异的前提下，增强国际统一性，这是未来国际主义的主要任务[171]。”

鲍尔提醒，所谓的“多瑙河帝国”的工人阶级将分裂帝国视作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这将导致德意志、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民族帝国主义”势力纷纷效仿。

如果获胜的帝国主义势力占领了奥地利的领土，如果它将各个小的民族整合成民族国家，这里一定会发生恶性的民族斗争，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德意志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乌克兰，而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将停止……奥地利工人不能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德意志、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他们是工人阶段在海外的敌人，他们的胜利必将削弱工人阶段在国内的力量。民族帝国主义的政治必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必须在历史赋予他们的阵地上斗争……奥地利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目标不应该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在现有国家框架下的民族自治。如果奥地利依然存在，民族自治能为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创造最佳条件……基于地方自治的民族自治才是工人阶级与各个民族共处时应遵循的原则。[172]

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对抗它的敌人，同时在帝国内部寻求新的改革。罗伯特·卡恩认为：“到了一战期间，鲍尔将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视作社会主义事业的策源地[173]。”

艺术家和作家也对奥地利思想做出了贡献。在一战期间，哈布斯堡王朝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伟大的奥地利诗人、戏剧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对“奥地利思想”公开表示出信任，这是他在1917年文章中的原话。霍夫曼斯塔尔承认他的转变太晚了。与许多其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此前极力讽刺批判帝国，将其视作陈腐过时的代表。而今他认为这是懒惰又危险的行为。他写道：“人们渐渐承认，将这一据说被暴政统治的‘混合体’或‘民族集合体’视作精神力量和历史的必然[174]。”他不再认同自由派的激进措辞，将帝国形容为“民族的牢笼”，在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哈布斯堡王朝是宽容、多元和人性的圣殿。奥地利特有的混杂本性常被耻笑为混乱与低效的来源，现在被看作一种善意和人性的态度，可以解读为不愿在反对体面和人性的前提下强行按章办事。在一篇发表于1917年的文章《普鲁士与奥地利纲要》中，“踌躇又圆滑的”奥地利与专横跋扈的普鲁士形成对比，后者坚持严苛统治，却无视其实际效果与影响[175]。

奥地利社会学家维克托·阿德勒将奥地利政府称为“糊涂的专制主义”，以此赞扬奥地利人性的一面胜过普鲁士刻板的专制主义[176]。这与塔弗伯爵的“渐进决策、抓住机会”的说法异曲同工，这些都是奥地利政府的行事准则[177]。[178]格里尔帕策称哈布斯堡王朝“半途而废、缺乏毅力、拖沓涣散”是其失败的根源，而这是对此的有力反驳。在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奥地利的思想恰好是“兼容并蓄、沟通各方”的典范。哈布斯堡王朝既是保卫欧洲不受外部威胁的“前线阵地和桥头堡”，也是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交流沟通的“流动的边界线”，联结了德意志人、罗马人和斯拉夫人。霍夫曼斯塔尔说：“欧洲如果希望改头换面，就需要奥地利——它是有着弹性结构的有机体，内部弥漫着自我崇拜，如果没有奥地利，各方无法紧密团结在一起；欧洲需要奥地利把控复杂多变的东方。中欧的概念并不特别，但是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对于欧洲而言，奥地利无可取代[179]。”

霍夫曼斯塔尔是犹太人，至少是犹太人的后裔。而犹太人通常也被认为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忠诚的群体，最认可奥地利思想（就像对奥斯曼思想一样）。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利沃夫以及其他的帝国大城市，犹太人发现了欧洲其他城市无法匹及的，能够满足他们精神追求、职业发展和商贸往来需求的机会。[180]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选择被同化，融入了帝国德意志人的精英圈，也有一些选择融入马札尔、捷克和波兰文化，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仅有少数犹太人强调本族特性，而几位著名的犹太人已经改宗天主教。反犹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并在19世纪末愈演愈烈[181]。但这种情绪被社会上层普遍主张的宽容态度冲淡了，其中也有弗兰茨·约瑟夫的努力。1916年，弗兰茨·约瑟夫去世，维也纳的大拉比莫里茨·居德曼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位真正的正义之士，他离开了我们，他是坚韧的英雄，战争年代的和平使者。对他的怀念将成为我们的福音[182]。”玛莎·罗森布利特认为，对于大部分犹太人而言，弗兰茨·约瑟夫“不只是‘仁慈的皇帝’，他也是法律平等之源，他捍卫犹太人的合法权利，抵御反犹主义的侵扰……所有的犹太人对哈布斯堡王朝抱有热忱的爱国心，衷心希望帝国能够续写繁荣”[183]。

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犹太人或犹太裔在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占极高的比例，很多人或他们的父母已经改宗基督教，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胡塞尔、赫茨尔、阿德勒（维克托和阿尔弗雷德）、凯尔森、弗洛伊德、马勒、施尼茨勒、勋伯格、霍夫曼斯塔尔、克劳斯、布伯、布洛赫、罗特（包括施特劳斯家族，即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小约翰·施特劳斯，尽管纳粹想把他们归于雅利安人）。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弗洛伊德极为悲愤：“奥匈帝国已经终结。我也不想在别处生活……我将生活在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假装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国家[184]。”

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他越来越相信无论对于犹太人还是整个欧洲来说，王朝的灭亡都会是一个灾难。罗特出生于加利西亚，之后改宗天主教，并非完全为哈布斯堡王朝辩护。他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续集《皇帝的坟墓》（1938）揭露了帝国陈腐、低效，甚至有些残暴的一面。他笔下的特罗塔家族，祖父是“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英雄”，在战场上救出了弗兰茨·约瑟夫，因此被封贵族，而父亲是地方男爵，儿子卡尔·约瑟夫是一名军官。罗特以这个家族的经历表现出帝国的魅力和臣民的决心。当卡尔·约瑟夫落叶归根，回到特罗塔家族的祖籍斯洛文尼亚的乡村时，他的父亲表示强烈反对。

他自己是地区长官，但从未想过要去看一眼父亲的故乡。他是奥地利人，哈布斯堡王朝的仆人和官员，他的故乡就是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如果他有能让这个伟大繁华的帝国面貌一新的谋略，他就能使所有土地都归帝国所有，使所有民族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仆从。他是地区的长官。在他的辖地，他代表皇帝陛下。他身着金领，头戴三角帽，配着宝剑。他从未想过要在富饶的斯洛文尼亚锄草种地。他给儿子的那封重要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命运让我们的家族从田间到了奥地利王朝。那才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185]

《拉德茨基进行曲》被J. M. 库切誉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最伟大的哀歌”，罗特在序言中写道：“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战争，自己的祖国被毁灭，这是我唯一的祖国——奥匈帝国。我爱我的祖国。她教我成为一名爱国者，同时也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与所有奥地利人和德意志人一样。我爱祖国的德行与辉煌，今天她已经逝去，我依然深爱着她的一切缺陷和脆弱[186]。”因为害怕1938年纳粹政权提出的合并，在宣布合并的前夜，罗特企图面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请他支持哈布斯堡王室复位。罗特（他死于1939年）生命中的最后几封信写给了被流放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奥托·冯·哈布斯堡的副官德根菲尔德伯爵，罗特请求他，“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告诉陛下我必遵守他给我下达的一切命令”[187]。[188]

“与其说我是捷克人或德意志人，不如说我是马札尔人，但首先我是奥地利帝国的公民，其次我才是一个马札尔人。”这是匈牙利记者奥雷尔·凯奇凯梅特在1856年写在日记里的话[189]。哈布斯堡王朝的犹太人或许最能感同身受。他们作为帝国忠诚的臣民，能够获得安宁的生活。古斯塔夫·马勒曾感慨：“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流浪者：奥地利的波希米亚人、德意志人中的奥地利人，以及犹太人[190]。”但马勒的犹太人身份未能阻止他成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指挥家，这是全世界最受追捧的艺术职位，也没有阻止维也纳人对他的崇拜[191]。此外，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的犹太人身份也没有影响大众对他们的赞赏与好评[192]。

与其他人相比，犹太人更有理由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思想的破灭而悲戚，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遭遇。奥托·鲍尔在1924年再版了《民族主义问题与社会民主》一书，该书第一版于1907年问世，他在书中被迫承认以联邦制度为目标的哈布斯堡王朝改革的希望已经破灭。“1907年时我支持的针对奥匈帝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已经被历史抛弃[193]。”一战、俄国革命，以及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已经让战前的改革计划化为泡影。但鲍尔认为，书中的核心思想和它所尊崇的，从施莱格尔和霍夫曼斯塔尔到帕拉茨基和马萨里克的传统，和战后纷争不止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息息相关，特别和所谓的“非历史性民族国家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被中欧和东欧所谓的“宗主国”鄙视。

后世的思想家对于回归这一传统报以同样的热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许多中欧小国的命运似乎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即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应当存在“第三国”势力作为制衡。在社会主义世界开始政治经济改革之后，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1984年撰文并再次提出这样的论点，引发了广泛关注。昆德拉特别提到帕拉茨基的中欧“梦想”，即“民族平等的大家庭，在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各民族互相尊重，得到保护，同时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以及帕拉茨基的理想未能得以实现而深表哀叹。“奥地利帝国很有可能让中欧变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但那时奥地利人……没能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同盟，这是整个欧洲的不幸。伴随着失望的情绪，其他中欧民族在1918年从帝国四分五裂，他们未曾意识到，尽管帝国有着诸多积弊，但帝国的存在仍然不可替代……在奥地利帝国瓦解之后，中欧也就失去了坚强的壁垒[194]。”

衰落与终结？

奥匈帝国的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在1914年于萨拉热窝遇刺后，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评价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世界末日的一场试验”[195]。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乐于此道，将哈布斯堡王朝也列入帝国衰落覆亡的传统叙述中。奥茨卡尔·亚西的著作《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第一版于1929年问世。亚西是匈牙利人，在20世纪之初致力于帝国的体制改革，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描述哈布斯堡王朝和共同愿景破灭时的大众心理”[196]。亚西首次提出“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帝国的核心问题，而且帝国也无力破解。他认为一战不应被视作帝国灭亡的原因，“而是王朝内在危机最终的外化表现”[197]。

这是19世纪人们对哈布斯堡王朝形势的看法[198]。所谓“诸神的黄昏”的说法非常普遍[199]。尽管和奥斯曼帝国的“病夫”形象不尽相同，哈布斯堡王朝也被认为终将土崩瓦解，因为王朝无力解决自身的问题，特别是民族主义。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民族王朝此时已经摇摇欲坠，成为典型的腐朽过时的政体。即使是习惯反叛主流思想的R. J. W. 埃文斯也认为，“拿破仑战争后，哈布斯堡皇室沦为虚荣不堪的保守独裁者”[200]。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坚韧不拔、恪守礼仪、尊崇传统的形象，此时看来却是王朝陈腐衰败的象征。但正是弗兰茨·约瑟夫在1916年去世前不久说过：“我早就注意到，我们国家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另类[201]。”

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正在宣扬哈布斯堡王朝是“民族的牢笼”。许多国家的民族英雄都惨遭王朝流放，比如匈牙利的路易·科苏特和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这两位都领导过抵抗王朝的起义。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似乎确实是教科书中所谓民族主义与帝国不相容的缘故，而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必将战胜传统帝国。

1948年，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哈布斯堡王朝：1809—1918》一书中提出过这类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他批评了此前自己一度支持过的、被称为“自由派幻觉”的说法，即如果出现不同的领袖或避免某些外交的失败，哈布斯堡王朝就能继续生存，泰勒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超越民族的王朝与民族主义必会斗争到底，宗主国与附属国亦是如此。所有的让步妥协不是来得太晚就是程度太小，而每次让步都将引发激烈不满。民族主义一旦萌芽，一定会贯彻到底，取得相应的结果[202]。”

图4.6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执掌哈布斯堡王朝超过50年。George Grantham Bain收藏（Library of Congress）

必须注意的是，所有的研究和反思都曾对这一传统观点做过大幅修正和激烈批判[203]。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与其他欧洲帝国并无二致，其中不少在一战后所谓的“帝国余烬”之中死灰复燃。帝国的问题与其他内陆王朝也无本质区别，甚至比起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海洋帝国要更容易处理，因为后者带有更多非欧洲人口与非欧洲文化的因素。因此，民族主义或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是导致帝国毁灭的原因，是其他帝国以及帝国深陷的杀伐征战，让哈布斯堡王朝终于在1918年变成历史。[204]

19世纪所有的帝国都经历过类似的危机，我们在奥斯曼帝国身上看到的，之后还会在俄罗斯帝国和其他帝国身上看到。治理一个复杂的、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艰辛与压力，远超统治一个紧凑的、内在一致的民族国家。人们或许要说这种危机与压力是帝国特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帝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经常对未来表示束手无策，流露出负面的看法，而当帝国真的灭亡以后，这些看法又会被后人解读为先见之明。无论如何，放马后炮总是更容易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918年的覆灭被认为是注定要发生的事，在数个世纪前就写在其历史之中。实际上，没人在一战前夕希望王朝灭亡，即使是与王朝势不两立的敌人，也未料想到它会灭亡。

事实上，从哈布斯堡王朝的故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成功的一面也可以看到斯失败的一面[205]。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和1848年欧洲民族革命的风波之后，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顾问（特别是他的家族成员）带领帝国重整旗鼓。即使是几次重大的动乱，如1859年丧失意大利领土和1866年被普鲁士打败，帝国从中都得到了颇有教益的教训，催生了之后1867年和解和二元君主统治。这无疑延续了帝国的国运，如果不是一战，也许帝国还会出台更多的改革措施[206]。比如，在奥斯曼撤出巴尔干地区后，让斯拉夫人作为“第三国”而建立三元君主制，或许能为帝国带来新的转机[207]。

尽管心怀不满，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都认为，一旦王朝灭亡，他们会失去更多。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当然愿意生活在王朝的保护之下，而出于不同的原因，犹太人也这么认为。在我们严格地检视这些族群在王朝的生存状况之前，我们先要考虑1918年后他们的命运。战争是对民心和忠诚的考验，而哈布斯堡王朝确实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诺曼·斯通写道：

1914年的战前动员，帝国各民族以出人意料的热情投入，即使是捷克人也毫无怨言……事实上，此前搅乱了奥匈帝国政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14年已完全消失……直到1916年不满情绪才再次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注意；到1917年，所谓的“少数民族”才试图在君主体制之外另寻政治解决途径？到1918年，各民族才真正无法忍受帝国的统治[208]。[209]

“帝国因为输掉了一场大战而灭亡[210]。”这样的说法渐渐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研究者的共识[211]。这并非要忽略长期以来的历史趋势与矛盾，这些都能让哈布斯堡王朝或任何其他帝国土崩瓦解。只是，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的灾难，很难想象1914年帝国有任何灭亡的理由[212]。这样的灾难果真降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浩劫导致了奥地利的覆灭[213]。

简要回顾帝国在19世纪的发展，能发现不少正面成果。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的经济落后，今天学者强调的是帝国经济变革速度之快和工业化水平之高，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然，帝国的发展程度不甚均衡，到1914年，捷克斯洛伐克占奥匈帝国国民总产出的56%，而加利西亚、布科维纳相对落后，这是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体，包括美国在内，在19世纪共同面对的难题。1913年，奥匈帝国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10.1%，与法国持平；19世纪奥地利在欧洲经济大国中位列第四，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迈克尔·曼恩说：“哈布斯堡王朝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胜利[214]。”[215]

20世纪早期，帝国在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正在努力克服此前肆虐的结构性问题。“公民社会”，即致力于提供“公众意见”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和团体蓬勃发展，大量的期刊、报纸被发行[216]。不少组织覆盖帝国全境，比如帝国中学联合会，或是奥地利妇女联合会等跨民族组织。阶级超越了民族差异，尤其是20世纪初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217]。1848年后，官僚体系重新整顿，从帝国各地招募了大批“新人”，完成了中央政府的现代化改造。中央政府与手段灵活的市级政府积极配合，绕过了行省议会和其他地方贵族的桎梏，塑造出现代宪政国家的雏形，尽管它还不够“民族”，但极其重视保障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公民权利和自由[218]。

1867年和解看起来颇有成效，对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做出了妥协，他们此前感觉不受重视。弗兰茨·约瑟夫在1907年推动选举改革，在奥地利实行男性公民普选，并承诺将在匈牙利推广，此举缓解了各民族代表人数的不平等，而此时德意志人在奥地利国会中只占少数[219]。著名法国学者、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研究者路易·艾森曼在1910年认为，帝国已经度过数个重大危机，现在又恢复了蓬勃生机。

1908年12月2日，弗兰茨·约瑟夫举行登基60周年庆典。在50周年庆典（1898年12月）时，全欧洲带着恐惧与怀疑看待君主制的未来，认为君主制注定会随着弗兰茨·约瑟夫的逝世而瓦解。但10年过去了，当初的预言似乎已经落空。危机已经被皇室的力量化解。而外部威胁，诸如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也不再猖獗。泛德意志主义随着全国普选的推行而失去市场，泛斯拉夫主义更是日渐式微……当然民族之间的冲突依旧剧烈，但解决方案的形成指日可待。和解与新的东方政策进一步融合了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看起来，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奥匈帝国的问题可以在内部消化。事情正在取得进展，帝国的未来有了保障。[220]

艾森曼将这一“影响深远的和平变革”主要归功于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因为他“有智慧、懂节制、知变通、毫无偏见”，但更要感谢他的继任者。“但50年的民族主义和宪政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帝国的国民共同行使权利，甚至与君主针锋相对。他们年岁相当，如果愿意也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国民已经清楚使其团结在君主制下的共同利益为何，很快也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以此捍卫权利。君主政体不再只系于王朝血脉，也在于其统一的信念。这里蕴含了内部变革和新的权力，这就是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统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221]。

帝国的尾声的确不同凡响，与当时和之后那些悲观的论调截然不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几年前一位学者撰文严肃批判1867年和解，而且这个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无耻捍卫者。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哈布斯堡军队和奥斯曼军队一样，不仅忠诚可靠，而且作战效率惊人。“所有权威学者都认为哈布斯堡军队截至1918年夏天都是值得赞颂的高效战争机器，甚至南斯拉夫人也战斗到最后，而没有被民族主义的障碍阻挡[222]。”哈布斯堡王朝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800万参战军人，超过100万人牺牲，超过150万人被俘或失踪，加上其他损失，“我们推断大概损失了一半左右的军人”[223]。

在哈布斯堡军队的战争历史上有两点值得注意：民族群体，包括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本应该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对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哈布斯堡王朝却毫不重视军事发展，“预算的1/4花在远征俄国和德国，1/3花在对抗英国和法国，用于统治意大利的几乎没有”[224]。这两点清楚地表明，帝国内几乎所有的民族群体对帝国都相当忠诚，以及帝国的统治者运用有限的军事势力捍卫皇室的坚定决心。尽管这两个因素最后都未能拯救帝国，但这并不代表帝国是不能被拯救的。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是，1918年年初，协约国主要成员，尤其英国和美国，都不赞同分裂哈布斯堡王朝。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计划”，第一条清晰地表示，“奥匈帝国的民族……应该被给予极大的自由，选择自治发展”，这里所说的并非民族独立。只是随着局势的变化，威尔逊之后也接受了民族独立的必要性[225]。

许多关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的传统说法都是在1918年帝国终结前提下的事后判断。哈布斯堡王朝的确覆灭了，继任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都是以帝国中的民族身份而诞生，因此这些国家似乎一直存在，不过在等待独立的时机，这些国家是帝国体制中的致命漏洞。好比我们熟知的“睡美人”，只不过它们是民族主义历史学和民族主义宣传中的“睡美人”，我们不必太过当真。没有哪个帝国能万世永存。而哈布斯堡王朝以各种形式延续了600年之久。王朝最终灭亡的原因异常复杂，但民族主义矛盾只是其中之一，或许还不算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解释了哈布斯堡王朝末期为何呈现出腐朽堕落和即将解体的气息。1918年后，“德意志奥地利”苦苦寻求某种身份认同。对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来说，因为帝国已经瓦解，只能回归“大德意志”，于是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才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226]。一个单纯的“奥地利”身份在当时看上去毫无意义：奥地利还剩下什么呢？在反叛者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林茨附近）的统治下复兴的德意志无疑更具吸引力。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几乎举国赞同。于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民族一样，认为这就是自己民族的命运，而之前的帝国遮盖或阻碍了这条路径。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哈布斯堡王朝当作一段不太体面的历史，认为它无非是一个“不自然的”、人为拼凑的帝国，而帝国的各个部分亟待时机分裂，回到当初的状态。[227]

当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纳粹政权在1945年被完全推翻后，奥地利人才得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史蒂文·贝勒曾说：“在1945年后，奥地利人开始试图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区别于德国。”[228]从各方面来说，他们的确取得了成功[229]。但他们身份的重构是建立在回避历史的基础上的，而这段被掩盖的历史时不时地萦绕在他们的新身份周围。与所有帝国的国民一样，奥地利人不能如此轻易地无视这段帝国的历史。

[1] （1948）1990: 12

[2] 1964: 183.

[3] Ingrao 1994: 237.

[4] This is the title of the very good general account by Spiel（1987）. 这一时期许多其他的文化事件，都带有某种怀旧的忧伤气质。More academic studies are Janik and Toulmin（1973）; Schorske（1980）; Johnston（［1972］1983）; Gellner（1998b）. On Vienna as“the capital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 also Francis（1985）; Stourzh（1992:4–9）; Beller（2011:169–77）.

[5] in Spiel 1987: 97.

[6] in Pagden 1990: 50.

[7] in Pagden 1990: 55.

[8] in Kamen 2003: 487.

[9] Kamen 2003: 489; see also 2005: 244–47; Braudel 1975, 1: 208–14.

[10] Kamen 2003: 332.

[11] Elliott 1970: 19.

[12] Braudel 1975, 1: 343–44, 500–508.

[13] Kamen 2003: 333–35.

[14] Elliott 1970: 128–29; cf.Braudel 1975, 1: 163; Lynch 1991: 3–4, 25–26.

[15] Kamen 2003: 348–49.

[16] 1970: 125; cf.Lynch 1991: 5–9.

[17] Pagden 1990: 3.

[18] 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在何种程度上能被称为帝国，参见Elliott（1970:166–67, 2006:120–22）; Lynch（1991:67–68）; Kamen（2005:243）。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复合”或“多重”君主制，参见Elliott（1992）。

[19] Muldoon 1999: 114–27; Elliott 1989b: 7; Pagden 1995: 15–16.

[20] in Kamen 2003: 9.

[21] Muldoon 1999: 120.

[22] in Kamen 2003: 93.

[23] Yates 1975: 20–28; Braudel 1975: 2: 674–75; Pagden 1995: 40–46; Headley 1998.

[24] Yates 1975: 22–23; Elliott 1989b: 8.

[25] in Lynch 1991: 96.

[26] Yates 1975: 25.

[27] Headley 1998: 59–65.

[28] Pagden 1995: 41–42; cf.Elliott 1989b: 8–9.

[29] Syme 1958: 27; cf.Parry [1966] 1990: 37; Fradera 2007: 45; Kamen 2003: 16–17; Elliott 2006: 20.

[30] 1986: 110.

[31] Kamen 2003: 493.

[32] in Elliott 1989b: 25.

[33] The classic statement of decline is Hamilton（［1938］1954）. For a critical discussion, see Elliott（1989c, 1989d, 1989e）; Kamen（1978）; Parry（［1966］1990:229–50）; Thompson（1998:135–88）.

[34] Elliott 1989d: 246; see also Elliott 2006: 67.

[35] Macaulay [1840] 1907: 50.

[36] Pagden 1987: 52; cf.Muldoon 1999: 88; Elliott 2006: 5.

[37] Pagden 1987: 63–64, 1995: 137–40; MacLachlan 1991: 17, 25; Elliott 2006: 66–69, 121–22, 238.

[38] See Pagden（1987:65–70, 1990:91–132）; Lupher（2006:325）; Elliott（2006:241）.

[39] On limpieza de sangre, see Elliott（1970:220–24, 2006:171）; Lynch（1991:36–38）; Wheatcroft（1996:161–64）.

[40] Elliott 2006: 234–42, 319–24.

[41] Elliott 1989b: 14; cf.Pagden 1987: 54–56; Parry [1966] 1990: 274.

[42] Parry [1966] 1990: 213–28; Crosby 1972: 35–63.

[43] Parry 1940: 5; see also Parry [1966] 1990: 139.

[44] For these debates, see Parry（1940, ［1966］1990:137–51）; Pagden（1990:13–36, 1995:47–61, 91–102）; MacLachlan（1991:47–66）; Lupher（2006）; Elliott（2006:69–78）. Las Casas在其著作The Devastation of the Indies（1552）中批判西班牙殖民者，这些内容成为后世抨击西班牙殖民者残酷专制的所谓“黑色传奇”，在欧洲的新教国家广为流传。

[45] Lupher 2006; MacCormack 2009.

[46] Díaz 1963: 131, 158–59.

[47] 2006: 321.

[48] Elliott 2006: 405–10; Fradera 2007: 67.

[49] in Kamen 2003: 92.

[50] Lynch 1991: 51-59.

[51] e.g., Chudoba 1952: 14.

[52] Kann 1980: 92.

[53] Wandruszka 1964.

[54] Kamen 2003: 382–86; Chudoba 1952: 242.

[55] Wandruszka 1964: 102–23.

[56] Lynch 1991: 342–85; Kamen 1991: 177–90.

[57] Chudoba 1952: 132–33, 147–52, 179–82.

[58] Kamen 2003: 385.

[59] Chudoba 1952: 239–48; Ingrao 1994: 32–33.

[60] Kamen 2003: 68, 71, 80, 184.

[61] Lynch 1991: 117.

[62] Kamen 2003: 54–55.

[63] Chudoba 1952: 73; Lynch 1991: 52.

[64] Evans 1991: 3–40; Ingrao 1994: 28–29.

[65] Kann 1980: 46–47; Ingrao 1994: 48.

[66] Kann 1980: 67; cf.Bérenger 1994: 335–36; Ingrao 1994: 83.

[67] 萨沃伊公爵获得西西里岛之后，在1718年将其与撒丁岛交换（Bérenger 1997:29）。

[68] Kann 1980: 91–93.

[69] Bérenger 1997: 24; cf.Kann 1980: 68.

[70] Ingrao 1994: 121.

[71] See on the baroque as an imperial style Evans（1991:443）; see also Wandruszka（1964:125–37）; Wangermann（1973:28–45）; Ingrao（1994:95–101, 120–26）; Kuzmics and Axtmann（2007:123–24）.

[72] e.g., Taylor [1948] 1990: 14; Evans 1991: 443.

[73]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并未放弃其海外领土与成为“非正式帝国”的可能，在19世纪逐渐发展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作为与奥斯曼帝国及亚洲、拉丁美洲交易的中心。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随后成为一位短命的墨西哥皇帝，这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海外扩张的野心的表现。一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一个陆地帝国，放弃了殖民地及各种海外领土，这一观念限制或许要被修正。See especially Frank（2011）; and see also Sauer（2007:214–18）; Judson（2016:32, 113–15, 172）.

[74] 除特别说明，本书使用“奥地利”一词指代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有时也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同义词（Evans 1991:157）。这个词与神圣罗马帝国有所区别，后者包括哈布斯堡王朝之外的属于德意志领土的权利和义务。此外，严格说来，“奥地利帝国”是在1804年后，伴随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出现的，本书与Robert Kann及其他学者一样，使用奥地利或哈布斯堡王朝一词，用来称呼哈布斯堡王朝继承的领地，以及1526––1527年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王国的领土（Kann 1980:xi及全书; 反对观点参见 Evans 1991:xiii）。和西班牙君主一样，1804年以前，“奥地利君主”在通常意义下统治着一个帝国。之后的章节会继续探讨相关话题。

[75] Kann [1950] 1970, 1: 9–12, 1980: 58–60; Ingrao 1994: 129–30; Judson 2016: 22–23.

[76] Ingrao 1994: 237; Taylor [1948] 1990: 38, 137; Sked 2001: 107–8.

[77] Ingrao 1994: 102.

[78] Wangermann 1973: 60–105, 158–59; Okey 2002: 25–39; Judson 2016: 28–36.

[79] Ingrao 1994: 188–91.

[80] Wangermann 1973: 175–76; Okey 2002: 40–67; Judson 2016: 51–85.

[81] 约瑟夫二世生平成就最完整的记录来自Beales（1987, 2009）。在19世纪，“约瑟夫主义”一词在自由派、激进派、保守派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用法，参见Wingfield（2007）。

[82] 1937: 39.

[83] Okey 2002: 33.

[84] Wangermann 1973: 107–11.

[85] Ingrao 1994: xi–xii; see also 212–19; cf.Judson 2016: 97–102.

[86] 以下出自这本书的译文均来自张荣昌译版本。——译者注

[87] Musil [1930–32] 1979, 1: 32–33.

[88] 我们可以通过几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了解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的形势，包括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1921）、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1930）和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1921）。弗朗茨·格里帕泽的剧作也极具启发性（参见Kuzmics和Axtmann 2007:265–84）。当然还包括弗朗茨·卡夫卡，尽管他的作品，包括《审判》（1925）和《城堡》（1926）都在其死后才出版，帝国在这些作品中的形象比较隐晦。

[89] Evans 1991: 447.

[90] For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Habsburgs and the principal divisions of the Habsburg lands, see Wandruszka（1964:1–77）; Kann（1980:1–24）; Evans（1991:157–308）; Wheatcroft（1996:1–68）; Mametey（1995:1–27）; Fichtner（2003:1–30）; Beller（2011:10–35）.

[91] Wheat–croft 1996: 48.

[92] Mamatey 1995: 6.

[93] Whaley 1994, 2012.

[94] For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see Kohn（1961:141–43）; Kann（［1950］1970, 1:29–332）; Taylor（［1948］1990:25–38, 283–91）; Deák（1990:11–14）; John（1999）; Okey（2002:12–25）, Sked（2001:334–35）; Cornwall（2009）. Figures relate mainly to the census of 1910, the last one taken.For a discussion specifically of the non-German groups, “the peoples of the Eastern Habsburg lands, ”see Kann and David（1984）.

[95] 1867年匈牙利自治，“奥匈帝国”诞生，“匈牙利”部分即“大匈牙利”地区，自16世纪就一直存在，现在包括特兰西瓦尼亚；但是“奥地利”部分一直没有正式名称，即内莱塔尼亚，或莱塔河在奥地利一侧的各王国和行省。“奥地利”或“宪法上的奥地利”实际上除了匈牙利的全部地区，不仅包括今天的奥地利，还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达尔马提亚、布科维亚，以及沿海的戈里察，及自由城的里雅斯特。1908年后还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它们属于“奥匈二元帝国”的领土，但不属于奥地利行省，实际上是这个帝国的“第三部分”）。1917年这些地区被确认为“奥地利”，1918年它们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而分崩离析（Okey 2002:193）。通常认为，穆齐尔对奥匈帝国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复杂性的表述最为到位。“与我们所想象的有所不同，这个国家并非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简单组成的一个整体，而是由匈牙利和奥匈合成体组成的，后者即奥地利部分，但是奥地利的国家观念毫无根基。奥地利存在于匈牙利之中；奥地利人称自己为奥匈帝国的臣民，或直接称呼自己为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甚至德意志人，这就是帝国崩坏的源头。”［Musil（1930–32）1979, 1:198–99、Stourzh 1992:10–20］

[96] Kann [1950] 1970, 1: 361–62, 1991b: 53–55; John 1999: 30.

[97] Taylor [1948] 1990: 27, 285; Déak 1990: 14.

[98] Kann [1950] 1970, 1: 51–53; Taylor [1948] 1990: 25.

[99] Evans 2006: 175–92.

[100] Kann [1950] 1970, 1: 109–11; Sked 2001: 212–23.

[101] Cohen 2007: 242–43.

[102] Wandruszka 1964: 2–13; Kann 1991b: 65; Urbanitsch 2004; Unowsky 2011: 238.

[103] in Sked 2001: 270.

[104] Wandruszka 1964: 15–23; Wheat–cro 1996: 41–50.

[105] Wheatcro 1996: 81.

[106] 这句格言在许多宗教和公共建筑上都能得见，特别是举世瞩目的科隆大教堂。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的腓特烈三世的墓碑上也能见到这句话。这句格言有多种解读，据说出自腓特烈三世本人。

[107] Werfel 1937: 14; Wessel 2011: 344.

[108] Johnson 1986: 183.

[109] Bucur and Wing eld 2001; Cole and Unowsky 2007; Judson 2016: 233–44.

[110] Unowsky 2001: 23–26; Wessel 2011: 346–47.

[111] Frank 2009.

[112] Francis 1985: 31–35.

[113] Judson 2016: 281–88.

[114] 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坚持容纳其他宗教在其帝国内存在，包括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东正教和希腊天主教，拒绝任何试图限制宗教自由的主张（Unowsky 2001:26、Judson 2016:235–36）。

[115] Unowsky 2001: 27–34, 2005: 33–76; Judson 2016: 233–35.

[116] Beller 2001; Unowsky 2005: 77–112.

[117] Beller注意到Karl Kraus对1908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登基典礼不乏讥讽，即便如此，Kraus也得承认这是一场成功的仪式，“场面组织毫无秩序，结果却算成功”（Beller 2001:59）。

[118] Urbanitsch 2004: 121-29, 135; Vnowsky 2011: 244–57.

[119] Wandruszka 1964: 117.

[120] Deák 1990: 213.

[121] Wandruszka 1964: 130.

[122] Beller 2011: 126.

[123] Kann 1991c.

[124] Stone 1966: 100.

[125] Deák 1990: 133; Stone 1966: 99; Urbanitsch 2004: 116, 134–35.

[126] 罗特在《拉德茨基进行曲》中有一处重要情节，犹太军医德曼特博士因某位贵族的反犹言论，而与之决斗（［1932］1995:107–11）。这反映了“宽容君主制度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独特的关系，犹太人可谓是帝国最忠诚的群体”（Deák 1990:172、Stone 1966:99、Urbanitsch 2004:114–15、Judson 2016:235）。

[127] Deák 1990: 181.

[128] Deák 1990: 183–84; cf.Jászi [1929] 1961: 141–48; Stone 1966: 97; Kann [1957] 1973: 8, 180, 1991c: 225–35; Wheatcro 1996: 277–78.

[129] Sources for these examples include especially Evans（2006）, in various chapters.See also Wandruszka（1964:2–3）; Wangermann（1973:61–63）; Kann（［1957］1973:168–95）; Bérenger（1994, 1997:passim）; Okey（2002:30–33）.

[130] Kann [1957] 1973: 178–7.

[131] 197: 36.

[132] Judson 2016: 298.

[133]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试图让约瑟夫二世成为其庇护人，因为约瑟夫及其继任者重视德语，但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仅仅出于效率的考虑。德语被认为是最适合帝国的“高级语言”，如同拉丁语在中世纪的地位。捷克语和匈牙利语都属于“民族”语言，而德语不是，这是最适合教育、通讯和管理的语言。1875年，德语作为布科维纳大学的官方语言，“只有德语具有普适性”，因此对于“布科维纳的非德意志学生也适用”（Judson 2016:79、297–98、322）。

[134] Evans 2006: 32.

[135] Evans 2006: 86–90.

[136] Evans 2006: 87.

[137] Evans 2006: 95, 197.

[138] Sked 2001: 29–31.

[139] Evans 2006: 97; cf.Sked 2001: 228.

[140] 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主义者不止这些，其他参见Evans（1991:308）。Wandruszka（1964:2）认为，“没有统治者能在其统治的末期，还能被如此多不同的欧洲国家拥立”。

[141] Taylor [1948] 1990: 25.

[142] Johnston 1986: 184; Urbanitsch 2004: 137–38; Kuzmics and Axtmann 2007: 179–214.

[143] Kann [1957] 1973: 190; also 7–24.

[144] Beller 2011: 109–10.

[145] in Timms 1991: 902–6.

[146] in Kohn 1961: 119.

[147] Kohn 1961: 120.

[148] Evans 2006: 98.

[149] Kohn 1961: 51–53.

[150] 1961: 49–57.

[151] Sked 2001: 226–28; Cohen 2007.

[152] Gellner 1994: 115–23.

[153] Kohn 1961: 52.

[154] in Sked 2001: 228.

[155] Sked 2001: 228.

[156] Evans 1994, 2006: 137.

[157] 赞美都是互相的，正如Metternich著名的断言，“亚洲起始于兰德大道”，这条大道从维也纳通向匈牙利（Evans 2006:129）。

[158] Evans 2006: 127; Cohen 2007: 262–64.

[159] in Evans 1994: 27.

[160] Taylor [1948] 1990: 84–90; Evans 2006: 268–72; Beller 2011: 130–33.

[161] Evans 2006: 207, 238–39, 249.

[162] Kann 1991d: 216–17; cf.Sked 1981: 180–83, 2001: 191–202.

[163] Okey 2002: 143–44; Brubaker et al.2006: 62.

[164] Taylor [1948] 1990: 169–82; Sked 2001: 226–27; Okey 2002: 268–69.

[165] in Wheatcro 1996: 248; see also Wandruszka 1964: 165–67.

[166] in Wheatcro 1996: 279–80.

[167] Wheatcro 1996: 280–81; Judson 2016: 327–28.

[168] Wandruszka 1964: 170.

[169] 1910年，Louis Eisenmann写道：“君主制的存在并非只依赖这位皇帝，但因为他的品质与不幸，他强化了帝国子民的忠诚。这位君主，并不具备天纵奇才，但他勤勉、仁慈、尽责，自1859年起，他的统治将留名青史。”（Eisenmann 1910:175）所谓“不幸”，Eisenmann指的是这位皇帝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在1867年在墨西哥被行刑；儿子鲁道夫与其情妇维瑟拉在1889年自杀；弟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于1896年饮用了约旦河的河水，因感染而病逝；妻子伊丽莎白于1898年死于一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手（这一年约瑟夫登基50周年）。1914年，外甥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遇刺。弗朗茨·约瑟夫因践行斯多葛学派的精神而闻名。当萨拉热窝的噩耗传来，他“第一时间查看相关的预案”［Wandruszka 1964:180、Morton 1980、Johnston（1972）1983:33–39］。约瑟夫皇帝晚年的情况，参见Werfel（1937:18–33）。

[170] On the Austro-Marxists, see Kann（［1950］1970:2:154–78）; Johnston（［1972］1983:99–111）; Nimni（2000）; Sandner（2005）; Munck（2010）.

[171] Bauer [1907, 1924] 2000: 18; see similarly Otto Neurath in Sandner 2005: 282.

[172] Bauer [1907, 1924] 2000: 403–4.

[173] Kann [1950] 1970, 2: 168.

[174] in Le Rider 1994: 121.

[175] Johnston [1972] 1983: 22–23; Kuzmics and Axtmann 2007: 14, 179–80.

[176] Johnston [1972] 1983: 22.

[177] Morton 1980: 159.

[178] Fortwursteln一词是维也纳人的俗语，即“勉强度日”“艰难前行”的意思。许多人认为这个说法反映了奥地利人的典型性格，与普鲁士人的作风截然相反。奥地利作家Franz Werfel将奥地利人使用的德语视作德语的一种变体，“复杂含糊的用法让这门语言成为遮蔽情感、隐藏动机、混淆阴谋的理想工具。这是一种相当有魅力，却又精心设计的语言”（Werfel 1937:34）。

[179] in Le Rider 1994: 122.

[180] On Jew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see Janik and Toulmin（1973:58–61）; Johnston（［1972］1983:23–29, 357–61）; Beller（1989, 2011:passim）; Stourzh（1992:7–9）; Gellner（1998b:30–66, 46–58, 100–106）; Rozenblit（2005）; Kuzmics and Axtmann（2007:319–21）.

[181] Schorske 1980: 116–80; John 1999: 59.

[182] Rozenblit 2005: 1.

[183] Rozenblit 2005: 2–3, 13; cf.Schorske 1980: 129–30; Déak 1997: 137.

[184] in Coetzee 2002: 18; see also Jones 1964: 645.

[185] Roth [1932] 1995: 125–26.

[186] in Coetzee 2002: 18.

[187] Roth 2012: 528.

[188] On Joseph Roth's attitude toward the Habsburgs and the Habsburg Empire, see especially the letters in Roth（2012）. See also Manger（1985）; Le Rider（1994:127）; Coetzee（2002）; Kuzmics and Axtmann（2007:314–22）; Hoffmann（2012）; Raphael（2012）.

[189] Evans 2006: 282.

[190] in Janik and Toulmin 1973: 109.

[191] Spiel 1987: 165–67.

[192] Schorske 1980: 3–23.

[193] Bauer [1907, 1924] 2000: 6.

[194] Kundera 1984: 33–34, 37; cf.Timms 1991: 909–10; Kumar 2001: 93.

[195] McCagg 1992: 63.

[196] Jászi [1929] 1961: .

[197] Jászi [1929] 1961: 23; see also Kann 1980: xi; Cornwall 2002: 2–3.

[198] Deak 2014: 338–57.

[199] e.g., Namier 1962.

[200] Evans 2006: 108.

[201] in Wank 1997a: 48.

[202] Taylor [1948] 1990: 9; for a later view see Taylor 1967; cf.Namier 1962; John 1999: 20.

[203] see, e.g., Wessel 2011; Unowsky 2011; Deak 2014: 357–61.

[204] The best account of this, with full references to the recent research, is Cohen（2007）. Cf.also Bérenger（1997:288, 296）; Unowsky（2011:237–38）; Deak（2014:365–67, 373–80）; Judson（2016:387–407）. Sked断言：“1918年之前，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际的威胁都不存在。”（Sked 2001:6、191）帝国之间的冲突，而非民族主义的挑战最终在一战及二战后瓦解了帝国。see Kumar（2010）.

[205] cf.Wandruszka 1964: xx; Deak 2014: 361–79; Judson 2016: 1–15.

[206] Stourzh 1992: 17–20.

[207] Eisenmann 1910: 198; Kann 1977; Sked 2001: 247–51.

[208] Stone 1966: 103.

[209] 与1918年后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反，现在人们认可战时帝国获得了极大的支持。See Déak（1990:199）; Mann（1993:347–50）; Cornwall（2000:16–39, 2002:2–3）; Sked（2001:235–36, 301）; Cohen（207:242–43）; Zückert（2011:501）. 大量捷克人“逃离”帝国的说法，之后的德国人或捷克的民族主义者都乐意接受，这个说法后来一直流传（Judson 2016:406–7）。

[210] Sked 2001: 301.

[211] e.g., Unowsky 2011: 237–38; Zückert 2011: 517; Deak 2014: 379, 2015: 261–74.

[212] Kann [1966] 2011: 205.

[213] Cornwall 2002.

[214] 1993: 333; see also 262–64, 333–36.

[215] See also Good（1984）; Bérenger（1997:225–35, 257–59）; Schulze（1997）; Sked（2001:202–6, 301, 310–12）. 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一战期间，奥地利的工业产值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与欧洲最强的经济体相比也十分可观（Schulze 1997:296）。

[216] Cohen 2007.

[217] Berenger 1997: 245–47; Okey 2002: 336–42.

[218] Deak 2015: Judson 2016: 336-63.

[219] Okey 2002: 349–50.

[220] Eisenmann 1910: 212.

[221] Eisenmann 1910: 212.

[222] Sked 2001: 266; cf.Zückert 2011: 510.

[223] Deák 1990: 192–93.

[224] Taylor [1948] 1990: 247; cf.Stone 1966: 96, 103; Sked 2001: 266–67; Zückert 2011: 516.

[225] Namier 1962: 184, 188; Cornwall 2002: 177–78.

[226] Bruckmüller 1993: 198, 219, 2003: 304–11.

[227] 参见1918年11月3日的Viennese Arbeiter–Zeitung的文章《军事君主制的终结》，该文章抨击了奥地利的“国家思想”（Staats idee）和“各民族保持忠诚的传奇”（ Namier 1962:200–201）。

[228] Beller 2011: 1.

[229] Bruckmüller 1993: 199, 221.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理解都错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俄罗斯就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俄罗斯帝国。

——谢尔盖·维特（1910）[1]

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困境在于……民族主义将沙俄勉强视作民族的化身，即实现民族目标与表达价值观的必要工具，然而国家在看待民族主义的自治主张时却带着恐惧与怀疑。

——汉斯·罗杰[2]

苏联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苏联也几乎毁掉了俄罗斯……苏联既是俄罗斯的，又是反俄罗斯的。这是苏联面临的根本矛盾。

——杰弗里·霍斯金[3]

两个帝国的故事

不妨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俄罗斯帝国的故事，这样或许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我们的讨论从苏联开始。苏联收复了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和俄国一样，苏联宣告自己的全球化使命与宗教无关，信奉无神论。和俄国一样，肩负使命的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在俄国和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族群。两个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不同——苏联要对付崛起的美国，而俄国则受到复兴的德国的威胁。但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不少政治评论家都惊讶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和延续性。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4]认为，苏联是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最后形态，作为罗马和拜占廷的继承者，苏联承担着类似于传播基督教的普世使命。而对其他人（特别是西方人）而言，尽管苏联表示抗议，但苏联与俄国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有着同样的动力与野心。在帝国林立、互相竞争的世界，这两个国家应该被当成一个主体来看待。

苏联与俄国的重叠和延续说明苏联同样继承了此前俄国面临的棘手难题。如何面对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是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和高度的自治权，还是采取“俄罗斯化”的政策以便吸收同化？俄罗斯人本身如何自处？他们在帝国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俄罗斯人是要鼓吹其文化的优越性，自命为帝国的领导力量，还是要像帝国内其他主要族群那样，为了帝国的前途和多民族的治理而弱化民族身份？在不同的时期，两种选择各有高下，不能互相替代。

当然，我们可以从苏联开始回顾历史。有时因为时间的缘故，从近代的立场检视更早之前的历史，历史的症结能被观察得更清晰。例如卡尔·洛维特在他的杰作《历史中的意义》（1949）中就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关心的问题与观念一直上溯至《圣经》。当然在此我们不会用这样的方法，部分原因是为了和其他章节保持一致，也是因为传统的时间顺序即使在讨论俄罗斯时也是最佳选择。但一开始就阐明帝国之间的延续性，将有助于说明俄罗斯的双重面孔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紧密的联系。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不止2个，而是4个甚至5个帝国[5]。首先是基辅罗斯（约900—1240）。这是由维京人（“瓦兰吉人”）、斯拉夫人、波罗的海各族、芬兰人及其他族群建立的帝国，由留里克王朝统治，留里克是维京人的传奇领袖，斯拉夫部落和其他族群无不遵从他的权威。[6]到10世纪中叶，斯拉夫人和维京人相互融合，在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了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化圈，并且战略性地占据了聂伯河中段，掌控着通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的通道[7]。“起初，基辅罗斯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后世俄罗斯的影响不容小觑[8]。”

基辅罗斯更像一个联邦，而非统一的国家，经常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与侵扰，然而基辅罗斯依然维系了两个多世纪。它与波罗的海诸国及拜占廷建立了贸易网络，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12世纪，财富的增长和城市的独立导致了诸多分歧与不满，基辅罗斯开始分裂。13世纪中叶，基辅罗斯被蒙古人这支草原上最令人生畏的力量毁灭。

在此之前，大约10世纪左右，在拜占廷的影响下，基辅罗斯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基辅大公夫人奥丽加以及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一世改宗基督教（一般认为是在988年），并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弗拉基米尔一世娶了拜占廷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进一步巩固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廷的关系；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一世依照君士坦丁堡的同名教堂在基辅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基督教的象征与领地。拜占廷的宗教、艺术、建筑、法律与统治术对俄罗斯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的书面语言——西里尔字母就是拜占廷的发明，由9世纪的马其顿教士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创造。“罗斯的基督教文化……按照拜占廷的样貌而塑造，完全以拜占廷为原型[9]。”

蒙古人（或鞑靼人）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不过对于这一点人们还存争论。通过赋予俄罗斯大公相当的权力（比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因为打败瑞典人和条顿骑士被誉为英雄），蒙古人帮助俄罗斯完成了统一，特别是巩固和支持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廷的权威[10]。这一时期，修道院（著名人物有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载体[11]。

通常，特别是俄罗斯人会把“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其他“亚洲”的蛮族作风都归为蒙古人的政治遗产[12]。这种说法现在较少听到了，因为欧洲有足够的专制传统提供样板，尤其是在俄罗斯初创阶段对其产生影响的拜占廷文化。但蒙古人无疑对俄罗斯文明有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集权和宗教统一上，而且体现在贸易、市场和交通建设方面[13]。

俄罗斯人在库里科沃战役（1380）中战胜了鞑靼人，开始反抗并最终推翻蒙古统治（尽管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才不再承认金帐汗国的权威）。新的城市莫斯科成为“统一的罗斯各国”的中心。莫斯科此前只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公国的偏远一隅，却适宜农业种植，占据俄罗斯水陆交通的要道，很快这座城市的规模和财富就能与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匹敌。1325年，在伊凡一世（他曾受封莫斯科大公，后又被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全罗斯大公）统治时期，基辅的主教教区迁到莫斯科，从此莫斯科成为俄罗斯教廷和精神世界的中心。教廷在互相为敌的大公之间居中调停，并且提升了莫斯科的显著地位。在著名的隐士拉多尼兹的圣塞尔吉的带领下，扎根“荒野”的修道院和教士开启了莫斯科最初的殖民大业[14]。

俄罗斯第二帝国可以被称为莫斯科大公国（约1400—1605）。这是由两位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1462—1505年在位）和伊凡四世（“恐怖的伊凡”，1533—1584年在位）建立的。1478年，伊凡三世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诸国中最大的竞争者，统治着不同的非俄罗斯族群。据说正是征服了诺夫哥罗德“最终赋予莫斯科大公国多民族的特性”，而此前公国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15]。同时，对诺夫哥罗德贵族与商人阶级的清理和财富征收，以及在当地驻军的做法，是新的极权主义的表现，对此后莫斯科大公国的前景产生了重要影响[16]。伊凡三世的冒险举措无一不带有帝国的意味。1472年，他迎娶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佐耶·帕来奥洛格，此举宣布莫斯科正式成为“第三罗马帝国”。伊凡三世选择罗马的象征双头鹰作为帝国标志，直到1883年，这宣告俄国将成为“世界大国，统治东方和西方”[17]。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使帝国野心彰显得更加明显，他在1525年不顾保守派的反对，模仿恺撒剃掉自己的胡子[18]，教士菲洛费（普斯科夫的菲洛修斯）大约在1523年写给瓦西里三世的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提道，“基督教世界的帝国全都统一……在您的名下，两个罗马帝国先后灭亡，您将建起第三个罗马帝国，之后也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19]。对这句话的解读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其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讨论。[20]但毫无疑问，这句话的核心是，在罗马和拜占廷终结之后，基督教的火种已经交给俄国，它的神圣使命就是捍卫和传播基督教（如有必要还需和罗马天主教廷分庭抗礼）。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俄国刚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就如有神助般地继承了拜占廷的意志[21]。当然，教士菲洛费的预言还包含着警告：如果莫斯科的大公失败了，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之后也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而世界也将因此终结[22]。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基督教分裂为各派势力之后，这样的末世情绪同时在西方弥漫（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俄国的命运从此烙上了宗教的印记。履行宗教使命需要考虑非基督教教徒（主要是作为帝国臣民的穆斯林）的感情，这也是所有帝国统治术的特点，但这也并未阻止这一使命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变化出各种形态，甚至有时采取了世俗的形式。

没有什么比伊凡四世于1552年征服喀山更称得上神圣使命了。伊凡四世作为沙俄的第一任统治者，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即东正教教廷的最高权威承认为沙皇（恺撒）即皇帝[23]。[24]沙皇现在肩负起了责任，也拥有相应的权力，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将所有蛮族归于皇帝的权威之下”，这是1547年伊凡四世在授衔仪式上的宣言[25]。原来的“统一的罗斯各国”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中居住着的基督徒，现在都生活在莫斯科帝国之中。而喀山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俄罗斯人可谓“统一了金帐汗国的各地”。安德烈亚斯·卡佩勒将这次征服视为多民族帝国的俄国的起点。他认为这次征服“是莫斯科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喀山是第一个归顺俄国统治的独立政体，这个新帝国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王朝制度，存在说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即伊斯兰教的上层社会”[26]。

伊凡四世的统治确实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开端[27]。部分原因是伊凡发明了新的独裁统治的工具——射击军，以及臭名昭著的身披黑斗篷的禁卫军。禁卫军是伊凡四世的私人武装，以类似宗教的组织方式进行训练，以威吓他的死敌。但此时帝国呈现出新的更为宽广的气象，沙俄试图征服更广阔的区域，统治各种族群。在征服喀山之后，俄罗斯人又攻下了阿斯特拉罕（1556），以此作为通往南方草原和中亚的门户。拿下阿斯特拉罕便能统治高加索地区及其山地民族。沙俄开始了与高加索人命中注定的缠斗，以1561年伊凡四世与切尔克斯王子提姆留克的女儿成婚为开端。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可以被视作沙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前，沙俄是一个斯拉夫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莫斯科帝国沿着伏尔加河的胜利，让他们打破桎梏，成为跨越欧亚的政治实体和多元文化社会[28]。”

在沙俄南部边界进行扩张与殖民的是哥萨克人，他们由鞑靼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中的战士构成。哥萨克人桀骜不驯，崇尚独立与自由。哥萨克人领导了俄国历史上的两次农民起义，领导人分别为斯捷潘·拉辛（1670—1671年起义）和叶梅连·普加乔夫（1773—1775年起义）。然而，他们还是帝国前进路上极具威慑力的军事集团。在伊凡四世统治的后期，他用哥萨克人打败了西伯利亚各个部落的抵抗，让沙俄走上了其最重要的一次殖民扩张之路[29]。在下一个世纪，哥萨克人作为沙俄的先头部队将横穿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

图5.1　“恐怖的伊凡”伊凡四世沙皇的肖像画（1897）。伊凡四世终结了喀山汗国。作者是维克多·米哈伊·瓦西涅瑟夫。藏于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Bridgeman Images）

17世纪，随着留里克王朝的覆灭和连续不断的围绕继承权的战斗，沙俄陷入混乱之中。各色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使沙俄陷入了数十年的叛乱和内战。波兰和瑞典乘势入侵，几乎要消灭沙俄。1610年莫斯科被波兰军队占领，诺夫哥罗德落入瑞典人之手[30]。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糟糕的时代”，穆索尔斯基的著名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72）和未完成的作品《霍万兴那》就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31]谁能掌握禁卫军和射击军（与罗马和奥斯曼的禁卫军类似），谁就能成为沙皇。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但丝毫没能平定动荡的局势，不过俄罗斯第三帝国（1613—1917）终究被冠上了罗曼诺夫之名，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最持久的帝国。但直到彼得大帝时期，罗曼诺夫家族才感到政权有了保障。

在众多的挑战之中，最严重、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应该是东正教教会的大分裂，即尼康主教领导的改革派与之后被称为旧礼仪派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改革派希望在拜占廷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仪式与经文，使沙俄教廷与拜占廷的更接近。之后拜占廷被土耳其人占领，沙俄教廷借势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而在1591年，莫斯科拥有了独立的主教辖区，这使莫斯科的权力显著增大，地位显著提高，莫斯科主教也成为国家有力的伙伴。

旧礼仪派将尼康主教的改革视作对沙俄传统的亵渎和倒向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危险举措。沙皇阿列克谢反复斟酌，终于支持尼康主教，将教廷与国家的力量融为一体，以对抗日渐不满的旧礼仪派。这次分裂在之后的数个世纪产生影响。旧礼仪派依然固执己见，不肯妥协。他们迁徙至帝国北部的偏远地区，经常遭受迫害，他们在当地又另建了自己的社群——“平行社会”，试图保持与国教相违背的传统仪式与信仰。他们被很多激进组织视作前进的动力和追随的目标，直到20世纪初，许多激进组织根本和宗教毫无关联，却坚持旧礼仪派的生活方式。

旧礼仪派不只是一个教派，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大俄罗斯近1/4的人口宣称自己属于旧礼仪派。由此出现了两个俄罗斯或两个俄罗斯的理念：一个是帝国的俄罗斯，将东正教教廷视作俄罗斯成为所有国家基督教教徒庇护者的手段；另一个俄罗斯背对着教廷与国家，面向“土地”，特别是乡村和其中的人民。两种对俄罗斯使命的解读以不同的形式在将来重现，尤其是在19世纪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辩论中。这也是民族愿景与帝国愿景的区别，一个关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另一个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强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32]。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或者正是因为这些困难，沙俄在17世纪大举扩张。该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征服了西伯利亚。对俄罗斯人而言，征服西伯利亚相当于西欧征服和殖民大西洋彼岸的新世界美洲。这项事业开始于16世纪中叶，大约在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开始跨越大洋传播欧洲文明的50年之后[33]。相比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在苏联解体后基本维持现状，俄罗斯对这片区域的征服可以说更为持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外，20世纪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大肆开采油气资源，西伯利亚绝对称得上“俄罗斯皇冠上的明珠”[34]。

蒙古人的势力退居乌拉尔山以东后，一支由哥萨克人、商人、猎手、出逃的农奴和冒险家组成的队伍开始稳步在西伯利亚平原上穿行，吸引他们的是能在西方宫廷售出高价的动物毛皮[35]。西伯利亚部落的力量羸弱且分散，有的被收买，有的被彻底消灭，但他们的制度基本得以保存，因为沙俄的兴趣在于从部落的长老手中获得毛皮。此外，沙俄定居者和当地人开始通婚，不少部落居民皈依东正教。伊曼纽尔·萨尔基相茨认为，由此沙俄展现出“意识形态的而非生物学意义的身份。归顺帝国的条件是信仰东正教，而非人种或出身”[36]。

西伯利亚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地位极高。西伯利亚物产丰富，特别是各色动物毛皮，但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毛皮贸易的衰落，西伯利亚成为一片“广阔的荒原”，成为流放者严酷的人间地狱。这里也是俄罗斯人标记“亚洲”的界线，俄罗斯“文明的使命”就是同化和改造这片区域的蛮族与异教徒。同样地，俄罗斯的亚洲面孔以及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位置，也让他们相较西方更具优势，并以此回击西方人天然的优越感。“本土化”在俄罗斯从未像在西方帝国那样具有任何贬义，而爱德华·赛义德用来形容东方的、带有负面含义的“东方化”的概念也不适用于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1年写道：“当欧洲称我们为亚洲蛮族时，我们绝不能采取谄媚懦弱的态度，我们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更是亚洲人[37]。”

无垠的帝国

彼得大帝（1682—1725）是俄罗斯第三帝国即罗曼诺夫王朝真正的设计师。在躲过数场血腥冲突（包括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摄政期间的一次严重的禁卫军叛乱）之后，彼得大帝在1696年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彼得大帝使沙俄脱胎成为一个大国，在欧洲列强中占得一席之地，收获了欧洲人的崇拜。彼得大帝研习西欧的各种成果，多次造访欧洲诸国，特别是在1697—1698年来到荷兰。就像20世纪初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一样，彼得大帝认为沙俄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成为强国。于是，沙俄的首都迁到了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面向欧洲的沙俄窗口”。[38]

从莫斯科迁都到圣彼得堡（1710）并不意味着沙俄摒弃了传统，它仍是横跨欧亚的金帐汗国的继承者。这代表俄罗斯人承认在很多方面需要赶超西方，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以及教育领域。彼得大帝建立了数学与航海学院以及其他面向精英的中学，这些学校被称为“贵族军校”，“培养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学校、军队、官僚系统和地产作为基础”[39]。彼得大帝主导建设了沙俄第一座图书馆和博物馆。他奠定了沙俄第一所大学的雏形，这所大学于1755年在莫斯科正式建成。彼得大帝参照英国皇家学会创立了科学院，鼓励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推动了印刷行业的发展，鼓励书籍出版；1703年在莫斯科出现了第一份俄语报纸。“手握专断的权柄，他大胆地播撒启蒙的种子”，这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对彼得大帝的赞美。[40]

彼得大帝改革的核心是重建贵族统治。他压制了作为贵族间派系倾轧工具的禁卫军。他将不同品级的贵族并为一类，颁布了《等级表》，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晋升的参照。在彼得大帝时期，贵族进一步成为效力国家的群体，这是帝国直到终结的一大特点[41]。彼得大帝引入了西方的服饰与风俗，要求贵族剃须（商人和农民除外）。贵族被鼓励学习法语，这是国际外交场合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同时也被鼓励游历各国。1725年，有12个永久性的外交代表团被派驻到欧洲主要城市，俄国贵族开始频繁出现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和伦敦的贵族宴会与沙龙上[42]。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帝国继续对外扩张。彼得大帝最大的功勋是击败瑞典——俄国长久以来在波罗的海地区威胁最大的死敌。在取得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1709）的胜利后，俄国与瑞典签订《尼斯塔德条约》（1721），俄国获得了瑞典的波罗的海各省（包括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以及芬兰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之后，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芬兰湾修建海军港口喀琅施塔得以巩固这一优势。俄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海军，掌控着通往波罗的海的战略和商贸要道。俄国成为北方强国，为之后向东和向南扩张奠定了基础。

彼得大帝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克里米亚的失败，由他的继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一举扭转。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期间，俄国（1771）将克里米亚汗国视为自己的保护国，以取代奥斯曼人的统治。1783年，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国。此外，在结束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俄国获得了在黑海驻军的权力，俄国商船可以越过海峡直接驶向地中海。该条约中的部分语焉不详的条款承认俄国成为奥斯曼帝国东正教教廷的“保护者”，这一决定性的条款使之后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有权以保护东正教教徒之名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43]。

图5.2　彼得大帝的肖像画。彼得大帝努力向西方学习，是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的缔造者。作者是保罗·德拉罗什。藏于德国汉堡美术馆（Bridgeman Images）

征服克里米亚意味着俄国向南扩张的大业达到顶峰。帝国的疆域现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当时商船能够直达地中海，这让俄罗斯人开始设想自己未来成为地中海帝国的远景。俄国的野心继续膨胀。俄国南方新省的总督格里高利·波将金，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试图煽动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反对奥斯曼统治，并重建一个俄罗斯人掌控下的拜占廷帝国[44]。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在俄国的支持下反抗奥斯曼的起义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其未能成功，因为西方列强决意将俄国的野心限制在黑海地区。

然而，俄国沿着黑海沿岸继续前进。通过与奥斯曼人交手（1787—1791），俄国占领了新的领土，1792年建立了港口城市敖德萨。从黑海往北，1806—1812年，俄国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在1828—1829年希腊独立战争之后，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成为俄国的保护国，这些都是奥斯曼帝国割让的土地。俄国对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意图很清晰，却引发了英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潜在的冲突，“东方问题”已浮出水面。

随着征服克里米亚汗国，以及此前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及其他鞑靼人的领地，俄国现在毫无争议地成为金帐汗国的继任者。但它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俄国同时瞄准了东西两个方向。此前，俄国向西战胜的最大的敌人是瑞典和波兰–立陶宛。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俄国将波罗的海行省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从瑞典分离出来。在1808年和1809年，瑞典还将芬兰割让给了俄国。此前，在17世纪，俄国从盖特曼[45]赫梅利尼茨基以及第伯聂哥萨克人反抗波兰统治中获得利益，1667年沙俄吞并了乌克兰的大量领土。对俄罗斯人而言，这无异于将东部的斯拉夫同胞即“小俄罗斯人”从波兰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而将“罗斯的领地”（包括基辅）收回沙俄的统治范围内。不过很多乌克兰人从那时开始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乌克兰的身份从与俄罗斯平等降格为其附属。这一问题自此困扰着两个民族（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并延续至今。[46]

比起波兰在18世纪的遭遇，其失去乌克兰可以算是无关紧要：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波兰经历了三次瓜分。俄国对于占领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和利沃尼亚）的调整让人想起俄罗斯人“统一的罗斯各国”的口号，其中的各国原本都由波兰这个“异族”统治。因为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不是波兰人，俄国便宣称，“曾经属于俄国，居住着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同胞的土地与城镇将重新回到俄国”[47]。

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俄国成为重新瓜分波兰的最大受益者，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鲸吞了波兰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俄国现在不仅拥有波兰作为边境，而且波兰的核心地区——波兰王国也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与边境不同，波兰王国的贵族统治着大量的乌克兰和白沙俄农民，核心地区主要居住着波兰人，俄国的波兰问题成了内政问题，不再是国际问题。尤其在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波兰的叛乱被镇压之后，波兰就成为该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也顺带影响了临近的立陶宛人[48]。

17—18世纪，俄国在西进的同时也开始大举向东方和东南方向迈进。作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俄国现在可以通往高加索及之外的地区。俄国遭遇了奥斯曼和萨法维帝国的阻碍，但这或许只是该区域内最好解决的问题。难以逾越的山地，如车臣、切尔克斯、阿巴尔达、印古什、奥塞特、阿布哈兹等超过50个好战的部落，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宗教分歧，导致高加索地区成为任何意图征服它并建立有序统治的国家的梦魇。[49]

俄国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地区获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是兼并外高加索地区，即高加索山脉之外的地区。这里居住着格鲁吉亚人，其历史之悠久几乎和俄国一样，后被蒙古人终结，他们大多信仰东正教。波将金亲王积极推动，并意在将所有基督教领土从奥斯曼帝国剥离出来，终于在1783年将格鲁吉亚变成俄国的保护国。1800年，在内部的王位争夺与伊朗和奥斯曼的压力之下，俄国并吞了格鲁吉亚，将其纳入俄国的行政体系之中。

俄国成功地将两大外高加索民族吸收进来——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后来被称为阿塞拜疆人的讲突厥语的穆斯林。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样，在此定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居住得很分散，而他们的领土在历史上分属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在1804—1813年的俄国–伊朗战争之后，阿塞拜疆北部的汗国并入俄国；1828年与波斯的另一场战争之后，亚美尼亚东部的汗国也成为俄国的领地（然而大部分亚美尼亚人继续生活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一样，是生活在穆斯林压迫下的基督徒的典型；大量亚美尼亚人从伊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涌入俄国，在俄罗斯人眼中，这是自己作为解放者的明证[50]。当然，这一说法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身上并不成立。于是俄罗斯人践行的“文明的使命”，将光明带给东方的蛮族就成了一套标准说辞，之后在参亚洲的征服扩张中被反复采用。

19世纪中后期，俄国拥抱了内亚草原上的各个民族。俄国作为鞑靼人的继任者，再次将此视作“统一金帐汗国各地”的壮举。以1734年建立的奥伦堡为前沿阵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俄国首先吞并了哈萨克汗国的广袤领土。与开拓西伯利亚时一样，哥萨克人成为第一批殖民者，俄国和乌克兰的农民也被鼓励去新的土地上定居，到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定居者从欧洲部分的俄国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肥沃土地，迫使哈萨克游牧部落迁徙到更加干旱、环境更严酷的南部[51]。17世纪起，俄罗斯人开始对居住于乌拉尔山以南的巴什基尔人实行部分统治，在19世纪前叶将其彻底纳入帝国的体系内[52]。

彼得大帝坚信哈萨克是“通往亚洲各地的关键门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53]。19世纪下半叶，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先后屈服并被纳入俄国。相比高加索地区，征服这些民族相对轻松，只动用了少量部队，付出了极少的伤亡代价[54]。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都由俄罗斯人统辖，而此时这些城市早光彩不再。出于战略和经济的考虑，以及为了荣誉，这些城市在俄国扩张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55]。

俄国将中亚视作俄国、中国和英国三大国争夺的战场。俄国占领中亚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了压力，也引发了阿富汗的抗争；这一时期俄国与英国展开了“大博弈”，这是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基姆》的主题。俄国对印度是否有企图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有人说俄国将军斯科别列夫曾经宣布，“给我10万匹骆驼，我将收复印度”）。[56]重要的是，英国认定俄国对印度存有野心。既然俄国对中国的新疆和东北表示有明确的兴趣，为什么会认为俄国会止步中亚呢？正如美国人在所谓的“天命论”的召唤下征服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北美大陆，俄罗斯人也会怀着同样的使命感占领乌拉尔山以东的欧亚地区[57]。1860年俄国建立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其意昭然若揭，同时清朝被迫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域划归俄国。

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落败，俄国发现了深入亚洲的良机，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更激发了这一野心。利用日本的威胁，俄国掌控了朝鲜半岛（1896—1898），但其真正目的是夺取中国东北，19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人已在此站稳脚跟。1897年中国大连和旅顺被割让给俄罗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东北已落入俄国的掌控，直到日俄战争（1904—1905）的失利中断了俄国的远东计划。俄国的欧亚意识形态业已形成，无论它的形式是在东方传播文明，还是将自己视作横跨欧亚的大国。[58]

1864年，俄国外交大臣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从俄国的角度做出了一个精准的解读，将其类比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俄国在中亚的境遇是，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俄国遇到了各种半开化的游牧民族，它们并未建立完善的社会结构。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全与贸易往来，作为文明国家不得不对其邻国施以掌控，因为当地原始又剽悍的民风始终是一个威胁。

戈尔恰科夫解释道，一旦开始干预邻国事务，这一过程将无法停止，因为一旦建立定居点就会有新的未统治的民族在该地的边境出现。为了捍卫早先统治的区域，俄国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向外扩张。“国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这一艰苦的统治，任由边境陷入无休止的混乱……要么不断渗透扩展进入更为偏远的地区……所有面临相似境况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命运。美国在美洲是如此，法国在非洲、荷兰在它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不是出于野心，而是因为某种必要性，不得不向外扩张[59]。”

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一大胆的论断，这既笼统又具体地解释了俄罗斯人对待中亚各族的方式。但在讨论俄国的发展之前，需注意到俄国是如何跨越欧亚大陆，横渡白令海峡来到美国西海岸的。这是俄国历史上一段短暂的插曲[60]。为了获得动物毛皮，俄罗斯人从19世纪初就开始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建立定居点。到1806年他们的势力扩张到西班牙控制下的加州，1812年他们在博德加湾筑建堡垒，距离旧金山大约100千米。因为受到英国和美国的抵制，同时毛皮资源很快枯竭，俄国定居者开始锐减，所以在1867年俄国不得不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卖给美国，换得区区720万美元。俄国被迫退回欧亚大陆。

俄国在阿拉斯加建立定居点又撤离，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的猜测（假设俄国一直留在北美）。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俄国数个世纪以来蓬勃的生命力。俄国的扩张似乎可以无边无际。俄国的势力向四方延伸。当然俄国是内陆国家，而海洋是其发展的瓶颈，像中国一样？但在欧洲和亚洲，至少俄国的野心让人无法估量，不仅引起传统竞争者比如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的警惕，而且让哈布斯堡王朝、英国、法国和美国有所防备。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曾说，俄国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国家”。我们会发现，这一著名的论断在各种场合被引述。但很清楚的是俄国的壮大离不开帝国体系，无法想象失去帝国体系的俄国。在俄罗斯人失去沙皇帝国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自我殖民的国家”

20世纪初，俄国达到了巅峰，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内陆帝国，总面积仅次于英国。[61]但“考虑到其领土面积与延续时间，俄国是独一无二的，远远胜过其他大型帝国”[62]。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俄国在之前稳坐“最大的帝国”宝座约300年之久，而英国只维系了100年左右[63]。政治学家赖因·塔格佩拉提出一种计算方法，称为“领土面积时间积分”，用来综合衡量国家领土面积与延续时间，俄国约拥有650万平方千米方–时间，对于英国和元朝灭亡后的中国这一数字是450万，而对于罗马、巴格达、汉朝、波斯萨珊王朝以及蒙古帝国这一数字是200万~300万。“当人们综合衡量帝国的领土面积与延续时间时，俄国远胜过英国和蒙古帝国……也超越了罗马和萨珊王朝……当我们考虑帝国的领土以及维系此领土的时间时，莫斯科—俄国—苏联这一共同体创造了世界历史之最”[64]。

俄国稳步扩张的历程从“统一罗斯各国”开始，完成于15世纪中叶，之后于1552年征服了喀山，俄国开始“统一金帐汗国各地”。1905年，俄国的领土覆盖从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到黑海的地区，几乎达到顶峰。而之后的苏联也从未超越这一极限，除了早期丢失了部分领土外，苏联收复并维持着俄国的广袤领土[65]。

无论我们认为存在2个、4个还是5个俄罗斯帝国，这个帝国究竟是何物（菲利普·朗沃思和其他人提出的俄罗斯第五帝国指当前普京治下的俄罗斯）[66]？唯一确定的是俄国的易变性和流动性。与其他帝国不同，俄国没有一个明确或永久的中心。在其千年历史上，帝国的中心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再到弗拉基米尔，然后是莫斯科、圣彼得堡，最后又回到莫斯科。俄罗斯人说“诺夫哥罗德是我们的父亲，基辅是母亲，莫斯科是心脏，圣彼得堡是头脑”，这一说法令人宽慰，而且掩盖了俄国政治中心的不稳定性[67]。俄国和罗马后期类似，帝国的首都就是皇帝所在的城市。俄国缺乏一个像罗马、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维也纳、伦敦或巴黎这样稳定又持续的帝国政治中心（不过古代中国也缺乏一个稳定的都城）。

因此，在1812年与拿破仑交战时，库图佐夫将军下令从莫斯科撤军，任由法军将其占领，这并未带给俄国人多深的伤痛。将军说服亚历山大一世，“只要陛下您保有一支完整的军队……丢掉莫斯科并不意味着丢掉祖国”[68]。早在17世纪，波兰人和瑞典人就占领过莫斯科，但俄国继续向前发展。作为帝国的象征与精神核心，首都的地位特殊，但在有些时候也未必那么重要。正如克柳切夫斯基说起圣彼得堡的建立，“俄国的中央就在边界”[69]。彼得大帝会用莫斯科交换建立在新的土地上的圣彼得堡，果戈理说，这像是“祖国土地上的外国人”，当然列宁也会用圣彼得堡交换莫斯科（圣彼得堡人普京时常流露出迁都圣彼得堡的意向）。城市名称的频繁更迭也揭示了帝国的不稳定。圣彼得堡变成彼得堡，1914年它又叫作彼得格勒，1924年改名列宁格勒，1991年又叫回圣彼得堡，而大部分时间人们简称它为彼得[70]。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烈·别雷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圣彼得堡充满了抽象和迷幻的气氛，像一座虚构的城市[71]。

俄国的一大特点就是无法区别传统意义上的宗主国（或宗主城）与殖民地。如我们所知（见第一章），与海洋帝国相比，内陆帝国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特征。但和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相较，俄国将这一特点体现到极致。学者因此也把俄国描述为“没有宗主国的边境”，划分两者的界线相当模糊、极不稳定[72]。当然，为避免误解，对此的理解不能浮于字面，至少俄国还存在一个主要族群——俄罗斯人，构成了所谓俄罗斯边境各地的“核心”。但这一夸张的说法也启发了我们，它揭示了俄国发展的特殊历程，即一次次巩固核心，又威胁包围核心，让它成为自我“殖民”的地区。俄罗斯套娃可以作为俄国最恰当的象征：拿走一个套娃，里面还有一个，直到最后什么也不剩，没有“核心”。尤里·斯列兹金说，18世纪的旅行者和人种志学者试图将俄国与俄罗斯人从其新占领的领土及族群中区分出来时表示极其诧异：“大部分‘神圣’的核心地带都是边境[73]。”边境帝国，这是对俄国恰当的描述。

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所谓“内殖民化”的概念。在迈克尔·赫克特将英国作为“内殖民主义”的案例进行研究后[74]，这一概念在西方学者中非常普遍。但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俄罗斯人自己也在使用和演绎这一概念，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在其著作中阐明了这一点。

最早阐述这一概念的是莫斯科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并且由他的学生（特别是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发扬光大。[75]索洛维约夫在19世纪中叶讨论早期俄国时写道：“俄国是广袤的、无人开发的国度，等待人们去开拓、定居，等待历史的发生，因此，早期俄国历史就是一段国家自我殖民的历史。”索洛维约夫很清楚，这就是俄国区别于其他海洋帝国的地方。“这个国家的殖民地没有因为海洋和宗主国分隔开来：国家的核心就在这片领土上……国家的需求与功能与日俱增，俄国没有丢失其自我殖民的属性[76]。”

索洛维约夫或许是希望让现代俄国看起来更像欧洲帝国，因此将自我殖民的概念限于俄国的中世纪历史。可是他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在其1904年出版的讲义中采取了更大胆的说法。克柳切夫斯基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索洛维约夫的观点（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这个观念来自克柳切夫斯基）：“俄国的历史就是一段国家自我殖民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继续补充道：“但这一耗费数个世纪的历程延续到了今天。”克柳切夫斯基不认为古代和当代帝国之间存在区分，至少在俄国情况是这样。从中世纪开始在西伯利亚的定居，到19世纪吸收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一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严丝合缝，没有间断。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国家的殖民过程是俄国历史的最重要属性”，从中世纪到现代，俄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就是“一系列殖民活动”[77]。[78]

俄国唯一不变的就是扩张。虽然俄国的领土有过减少或被征服，比如12—13世纪由蒙古人统治，17世纪被波兰人和瑞典人扰攘，19世纪初拿破仑领军入侵，1917年沙俄覆灭与二战期间希特勒大举进攻，但每次俄国都能予以反击并重建帝国，特别是在1917年之后，早期历史也是如此，这一点让很多人认为俄国绝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终结[79]。俄国一直存在，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煤矿、黄金和钻石资源，不少俄罗斯邻国的历史也能追溯到俄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帝国的终结”并不适用于俄国，尽管人们反复谈到这一点。

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称俄国为“自我殖民的国家”究竟有何意义？最重要的是当代学者所谓的内殖民化。[80]他们对俄国历史和赫克特对所谓英国的观点相似，即英格兰“殖民”邻近的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凯尔特边境”），将其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81]。俄国和美国的发展，即“移动的边界”也有可以类比的地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920）笔下的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不仅塑造了美国民族，而且赋予了美国人“边界意识”[82]。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支持了这类观点，“因为俄罗斯人的自我殖民，俄国广阔土地上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止”；克柳切夫斯基也有类似的说法，“这一殖民的范围在国家的领土上不断扩张”[83]。在这些案例中，核心是国家和文化是在不变的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过程中，邻近的土地和人民被征服、被殖民、被吸收进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社会。这些族群是被完全同化，还是保留自治权而加入俄罗斯，常常是不确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帝国作为“殖民国家”的属性，立国的原则是不停的殖民扩张，在理论上这一过程是没有尽头的。

这类内殖民主义实际就是许多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而早期的殖民过程往往被后来的民族主义掩盖，将民族国家描述为某一民族的创造与化身。于是，许多民族伪装成“小型帝国”（见第一章）。但正如在原则上区分帝国与民族国家对于讨论有所裨益，区分内殖民与普遍意义上的殖民即国家（特别是西方的海洋帝国）征服遥远的土地和文化的过程，对之后的讨论也有帮助。所以，内殖民主义不只是许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更是内陆帝国的属性，从俄国到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皆然。在这些例子中，实行殖民扩张的国家本身就是殖民的产物，即某个占支配地位的族群成为一个少数族群，比如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人。当然程度各有不同，俄国的例子较为极端，但基本上内陆帝国在混淆殖民与被殖民的界限上情况相似，两者可能互相转化，很难进行区分。到底是谁在殖民谁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因为所谓的“宗主国”常被来自“边界”的族群在殖民的过程中不断重构。

内殖民主义还有一层潜在的含义，从未被详细阐述，它牵涉到某种内殖民主义的不同定义，也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意义。用殖民主义来描述这类国家是一回事，而追溯殖民主义对于所谓“核心族群”即创造了帝国的俄罗斯人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俄国的情况用“自我殖民”而非“内殖民”来描述或许更准确。其含义是帝国的臣民由自己的殖民活动塑造，导致俄罗斯人和其他被征服的人都成为被殖民的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殖民活动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他们看似是殖民者，实则是被殖民的群体。

之后我们会从更多的细节发现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及其影响。一般说来，所谓内殖民或自我殖民通常会让帝国的民众成为殖民活动的受害者和受益者。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即为帝国命名的族群，他们会发现这一过程将导致自我束缚，甚至“逆向歧视”，相比生活在“边界”的帝国臣民，他们反而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为了帝国整体的利益，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者要被压抑，或者要被淡化处理；他们独特的制度要么不再发展，要么和帝国体制融为一体，从此失去族群特殊性；最终他们会觉得帝国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这一现象在罗马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奥地利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英格兰人，以及法国人（或许程度最低）的帝国中都发生过。帝国对他们来说充满矛盾。他们既为自己创造的国家骄傲，也会在其中感到疏离，帝国将这一族群的力量吸收殆尽，他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却逐渐减少。他们对帝国的信念开始减弱，伴随着伤感的情绪，倘若没有帝国，对他们而言情况会更糟，如果帝国覆灭，他们何以自处？约瑟夫·罗特关于帝国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就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种骄傲、忧患与焦虑交织的复杂情感。

为了理解俄罗斯，我们需要考察自我殖民的各个方面。首先要了解俄罗斯王室，因为他们是由内殖民过程塑造的。同时要了解治理国家的阶层，包括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使命，也要检讨他们对待帝国不同族群的态度与政策，当然包括俄罗斯人自己，他们是名义上的帝国民族。与所有帝国一样，俄罗斯是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国家，治理多样性直到今天都是所有国家成败的关键。

其次，我们需要讨论俄罗斯人，他们既是统治者，也是帝国的臣民。“俄罗斯帝国”冠上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着帝国？这将如何影响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在帝国时代，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们要讨论“俄罗斯民族主义”，虽然这个概念和“英格兰民族主义”一样古怪又不自然。

帝国及其民族

从16世纪起，俄国及其领土被称为“Rossiya”，人们普遍误以为它是中世纪罗斯拉丁化后产生的国家。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宣称自己是“俄国皇帝”，这一头衔是此前更为人所知的“沙皇”的强化版（沙皇这一名号也延续下来），而他的领土就是所谓的“Rossiya”。这说明，彼得大帝心目中的俄国“在组成上不只包括大俄罗斯地区”[84]。

古罗斯或“罗斯诸国”未曾消失，在诗歌和文学语言中频繁出现，特别是出现民族危机时（类似“英格兰”一词在“英国”的使用情况）。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该词被广泛使用。俄罗斯人的命名就来自该词，即“russky”，指俄罗斯族群，和“rossiysky”（俄罗斯公民，他们在血统上并非俄罗斯人）相对。杰弗里·霍斯金说：“两者的区别正如‘英格兰人’和‘不列颠人’，甚至更接近于‘土耳其人’和‘奥斯曼人’的关系[85]。”

用两个词表示俄罗斯的民族身份或许比较不寻常，但这种情况绝不少见，正如霍斯金指出，以及在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所见，几乎所有帝国都面临类似的情况。所有帝国都包含帝国掌控的领土以及生活其中的民众，包括统治阶层。至少相比帝国中的其他族群，统治阶层会发现两者的区别不那么清晰。在苏联时期这一情况最为明显，当时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通常用“苏联人”替代“俄罗斯人”（好比在英国，“英格兰人”取代了“不列颠人”）。但在苏联后期，俄罗斯人非常在意他们并非只是苏联人；在沙俄时期，俄罗斯人对于“russky”和“rossiysky”的区别非常清楚。这种分别催生了民众与国家的疏离，甚至隔绝的情绪。的确，通常提到的概念是“臣民”与“帝国”，或民族与国家，但在俄罗斯两者有重大区别，对俄罗斯大部分历史的理解必须以此为基础[86]。

我们还会在这一章继续讨论这些说法。然而，首先我们要问，俄罗斯的民族构成是怎样的？“俄罗斯人”如何组成俄罗斯？18世纪初，俄罗斯人（主要以使用的语言划分）占帝国人口的70%以上，乌克兰人约占13%，白俄罗斯人占2.4%。剩下的15%中，波罗的海族群（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占4%，穆斯林（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诺盖人及其他）占4%。最后的6%~7%包括基督教人口，比如喀山的楚瓦什人和莫尔多瓦人，以及西伯利亚的泛灵论部落，包括奥斯蒂亚克人、布里亚特人。俄罗斯人将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基本都算作俄罗斯人，俄国在18世纪由俄罗斯人占支配地位，基于这样的定义，帝国大约3/4~4/5的人口属于俄罗斯人[87]。

到一战前夕，由于俄国在18—19世纪的急速扩张，俄罗斯人在人口上成了少数，占比低于45%。乌克兰人占18%，白俄罗斯人占4%。新加入的波兰人在帝国总人口中占比超过6%。犹太人，主要集中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占4.2%。有1%的人口为格鲁吉亚人，1.4%为德意志人。除德意志人以外的波罗的海族群占4%。在俄国征服高加索和中亚诸部落，包括车臣、奥塞梯、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和阿塞拜疆之后，穆斯林人口增加了约3倍，从4%激增至15%，穆斯林成为俄国最大的非东正教族群，尽管他们的身份各有区别，居住地高度分散[88]。

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或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在帝国依然占多数，如果算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占人口的2/3。东正教是主要宗教，71%的人口属于东正教教徒。此外，帝国的主要领地在欧洲，征服波兰之后更是如此。但在两个世纪里，俄国无疑变成了一个种族和宗教更多的国家。第二宗教不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伊斯兰教（14%），之后是天主教（9%）、犹太教（4.3%）、路德宗（2.7%），以及亚美尼亚人信奉的基督教格里高利派（0.9%）[89]。“俄罗斯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富有挑战，文化和信仰及其他问题也极其敏感。改宗东正教是被鼓励的，民众对此也很积极。但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信奉新教的芬兰人和德意志人，以及穆斯林都需要被帝国容纳，当然还有有着独特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

帝国怎样管理非俄罗斯族群呢？（我会再单独讨论俄罗斯人。）一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通常会尽可能在他们被俄罗斯人同化之前保留其结构和组织，这也是出于政策实践性的考虑。在北方和西方，包括芬兰、波罗的海各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一小部分俄罗斯行政人员、军队与定居者生活在族群和阶级分明的社会中。在芬兰，瑞典人统治着大量芬兰人；在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统治着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基辅、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省），波兰贵族或波兰化的贵族阶层统治着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拉脱维亚的农民。换言之，非俄罗斯精英继续统治底层农民，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统治者与农民，以及农民之间都存在族群的分别。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有双重优势：首先增强了本地精英对帝国的忠诚，让他们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其次，让帝国政府能够充分利用地区的族群差异，作为调解者，为被本地贵族“压迫”的族群提供庇护（例如，当立陶宛农民反抗波兰地主时）[90]。

在其他领域，帝国政府也尊重地区传统。波兰在经过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的土地瓜分后，并入俄国的波兰领土上的贵族未受到影响，波兰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不变，俄罗斯人甚至允许通过建设学校和大学的方式进行波兰化，以波兰语为教学语言，相比其他语言如立陶宛语和乌克兰语占有优势。而“立陶宛规约”，即波兰–立陶宛共同体的民事与刑事法在这些省份仍适用，波兰语也继续作为行政语言。没有人试图干涉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可以信奉天主教，乌克兰和鲁塞尼亚农民也可继续依附东仪天主教会[91]。

即使是拿破仑创造的“波兰王国”在1815年被俄国接收，大部分华沙公国的领土并入俄国，上述情况也没有改变。直到1830年，王国一直拥有自己的宪法，波兰语是官方语言，还有一支穿着波兰制服的、用波兰语下达指挥口令的波兰军队。波兰行政机关完全掌控王国预算，只对波兰国王和俄国沙皇负责。在亚历山大一世期间，波兰贵族甚至认为沙皇会成为波兰的解放者，将波兰之前被割让的土地统统收复，统一波兰王国。即使当时亚历山大一世的首席顾问和密友是波兰的自由派贵族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并未浇灭波兰人的期待[92]。

直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末期，事情才发生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尼古拉一世刚刚掌权时，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他们表示与波兰人有共谋关系。然而，尼古拉一世还是宣称自己“是波兰人，也是俄罗斯人”。他说着流利的波兰语，1829年在华沙举行的波兰国王的加冕仪式上，尼古拉一世发誓要捍卫波兰宪法[93]。导致帝国政策和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是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之后波兰宪法被废，领土被并入帝国。波兰军队遭遣散或整编进入俄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高加索地区[94]。

尽管波兰语仅能用于官方文件，鼓励波兰人学习俄语后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但是波兰并未灭国。在于1834年取代维尔纳大学的基辅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学习俄语的波兰人，教授也是波兰人。到19世纪50年代，波兰人在帝国中央机构公务员中占6%，主导着有专业技能需求的各大部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人们呼吁改革并尝试安抚波兰贵族，鼓励波兰贵族参与当地治理。在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开设波兰语部分课程。由波兰贵族主管的农业部，也尝试修复波兰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试图向波兰贵族释放善意，唤起他们的忠心。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政令，恢复波兰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意在波兰王国选举本地行政机构[95]。

1863年的波兰起义的威胁甚于1830年的那次，终结了俄罗斯人试图调和波兰贵族的努力，尽管不少波兰人也是反对这次起义的。随着动乱遭到镇压，波兰王国彻底瓦解，其领土与行政机构并入帝国，成为“维斯瓦省”。波兰人被禁止在波兰或西部行省任职（但可以在圣彼得堡的中央机构工作）。华沙高等学校变为华沙大学，由俄罗斯人担任教授，俄语成为唯一的语言。各方开始打压天主教廷，关闭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并在圣彼得堡建立监督神职人员的机构[96]。

无论如何，1863年的这次叛乱并未导致对波兰核心地区即此前的波兰王国的文化与语言的压制。系统的反波兰文化的政策只在西部行省实施，因为俄罗斯人害怕在曾经由波兰统治的地区出现波兰化倾向，而现在这些地区仍掌控在波兰贵族手中。在立陶宛，大部分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人被认为是“潜在的波兰人”，当局压制波兰语和波兰语出版物[97]。而立陶宛人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因此对帝国尚不构成威胁。人们坚信立陶宛人早就成了俄罗斯人，成为“西部罗斯”的组成部分，而波兰人非法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在19世纪末，为了对抗波兰的影响，俄国官方开始鼓励立陶宛文化，比如在教会中使用立陶宛语，用拉丁文（而非西里尔文）出版立陶宛的书籍。通常认为，除了立陶宛人信奉天主教，他们已经逐步、平和地被更优越的俄罗斯文化同化。

西奥多·威克斯对此的评价是，“俄罗斯民族富有韧性的国民性格，吸收了非斯拉夫的立陶宛人”[98]。“俄罗斯的国民性格”一词是否合适暂不清楚，因为他们并未试图将立陶宛人“俄罗斯化”[99]。立陶宛的情况更像是俄国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战略。俄国政府最关切的是维护和平，保证帝国领土完整，而非将其臣民都变为俄罗斯人。波兰民族主义对帝国而言是一种威胁，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却不是，至少俄罗斯人认为不是，因此无须压制立陶宛的语言与宗教（当然，鼓励立陶宛文化以对抗平衡波兰的影响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即之后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威克斯认为，“‘俄罗斯大家庭’的准入条件不是信仰，不是民族，而是对沙皇的忠诚”[100]。

这似乎才是问题所在。俄国的标志是保守主义。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的积弊暴露无遗，俄罗斯人开始了自己的“坦泽马特”时代，即一场深刻的改革，包括解放农奴、改革司法、引入地方政府选举。在遭遇波兰起义与俄国自己充满民粹和恐怖主义色彩的革命运动之后，改革很快无疾而终。另一次改革出现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之后，这导致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一战后这次革命被镇压，帝国走向衰落，开始尝试宪政改革。相比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1917年被推翻的俄国有着极强的延续性，至少可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相比本书讨论的其他帝国，俄国在最后200年的历史中并未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改变。

这并不意味着相比其他组成复杂、人口众多的帝国，俄国的历史一成不变，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原则或行政系统，但俄国一直都希望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以保存帝国的框架。每当帝国征服了新的领土，当地居民的生活仍保持原状，只是简单地并入俄国的土地系统。“拥有土地和农奴的格鲁吉亚贵族，接受了俄国赋予的新头衔，并继续保有他们的土地和农奴；鞑靼商人加入了俄国的行会，得以在他们生活的城市继续做生意；乌克兰的农奴在俄国的统治下依然是农奴[101]。”即使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之后，为了进一步整合帝国的人口，土地制度依旧维持不变，生怕削弱传统精英对土地的掌控。而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危险，不仅是俄罗斯人，更多的非俄罗斯族群会受到教育和启发，不断主张族群权利和地方自治[102]。

一般来说，在俄国西部位于欧洲的领土上实施保守政策更容易。那里的群体历史悠久，有很强的制度传统。那里被视作俄国思想与技术的宝库，无需更多的干涉。我们看到俄国对待波兰王国的政策，直到1830年和1863年波兰起义，帝国才不得不进行镇压。在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省这体现得更明显，那里是彼得大帝从瑞典人手中征服过来的土地。随后它们成为俄国的两个行省，由从当地传统统治阶层——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中选出的总督统治。传统的贵族特权和城镇得以保留，德语继续作为官方语言，多尔帕特的德意志大学成为德意志文化的支柱。而且俄国从未干涉大部分信奉路德宗的居民，因为路德宗让他们成为俄国有力的盟友，可以一起对抗当地的天主教势力，特别是来自波兰人的威胁。

尽管圣彼得堡偶尔干涉，但波罗的海行省直到19世纪末都是帝国实施间接管理的典范。作为回报，这些地方正如亚历山大三世在1880年所说，“成为帝国最忠诚、最值得信赖，也最文明的行省，为帝国提供了可靠又优秀的人才”[103]。当地人从未给帝国带来任何麻烦，当地的统治阶层——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直到最后都忠于沙皇，在帝国官僚体系和军队中担任要职。1914年俄国与德国开战后，虽然19世纪末当地的自治已被打破，但俄国的德意志人依然对帝国保持忠诚，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104]。

1809年，在实施了一段时间的统治后，芬兰大公国并入俄国，来自瑞典和瑞典化的精英对沙皇的忠诚保持到了19世纪。芬兰比起波罗的海行省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芬兰的情况常让人联想到1815—1830年的波兰王国。芬兰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构、法院，全部由芬兰人任职（尽管所有担任公职的芬兰人都必须接受瑞典语作为官方和教育语言）。芬兰人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路德宗，甚至还有一支小型军队。他们与俄国的联系仅是由沙皇任命当地总督。1812年，俄国和芬兰公国或所谓的旧芬兰联合，芬兰公国从18世纪初就由俄国统治。难怪芬兰的社会上层比起在瑞典人统治时期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因此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表示满意。在俄罗斯人的统治下，芬兰的经济与文化高速发展。首都从图尔库迁到了赫尔辛基，隔着芬兰湾与圣彼得堡相对，也受到俄国首都文化圈的辐射。与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一样，大量芬兰贵族进入帝国的官僚和军队系统服务。“说着瑞典语的芬兰精英……成为俄国政府的最佳帮手”[105]。

乌克兰人是帝国最大的“非俄罗斯”群体，对俄罗斯人而言授予其自治权是多余的，因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乌克兰人和乌克兰语根本就是俄国的一部分[106]。更重要的是，很多乌克兰贵族和知识分子对于乌克兰身份认同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从蒙古人到波兰人再到17—18世纪的俄罗斯人，他们长期处于被人统治的状态。对乌克兰人的称呼也能反映他们身份的不确定性。在哈布斯堡王朝他们是“鲁塞尼亚人”，在俄国他们是“小俄罗斯人”。与欧洲及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一样，乌克兰民族是19世纪中叶由乌克兰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1917年乌克兰独立，他们既非17世纪哥萨克的盖特曼或锡奇的后代，也不属于基辅罗斯，因此乌克兰人的身份需要不断地自我构建[107]。”

乌克兰归顺俄国并不意味着影响力和权力的单向流动。17世纪，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廷在神学和宗教事务上不断开拓，尼康改革主要归功于乌克兰学者和神职人员。乌克兰人还传播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包括巴洛克艺术。“人们可以不失公允地说是鲁塞尼亚（即乌克兰人）将俄国带入现代。”[108]1700—1762年，俄国东正教教廷60%的主教来自乌克兰[109]。此外，沙俄在1654年为了团结“左岸”乌克兰（东部），赋予乌克兰统治阶层即盖特曼相当大的自治权。哥萨克精英享有特权，包括对农民的统治，与之前的波兰贵族享有相同的权利。

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在北方战争中盖特曼伊万·马泽帕联手瑞典对抗彼得大帝。1709年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战败，乌克兰的命运走到了尽头。盖特曼制度不断被削弱，终在1782年被废。作为从乌克兰引入农奴制度的回报，哥萨克人决心跟着俄国，后来成为帝国的中坚力量。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廷成为当地俄罗斯化的媒介[110]。乌克兰作家如尼古拉·果戈理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明星。很多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在俄国的官僚体系和军队中担任要职。俄国傲慢地将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人”，而乌克兰语则是农民使用的俄语方言，这背后的原因似乎是在19世纪乌克兰已退回到俄国落后偏远的农业地区，而且大部分乌克兰人的确是农民。

对俄罗斯人而言，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是基辅罗斯的南部地区，这是俄国的前身，因此也是俄国的固有政治遗产。乌克兰的命运无法脱离俄国。大多数乌克兰人也认可这一点，而且正是乌克兰人在19世纪发展出统一东斯拉夫的思想，让乌克兰和俄国融合为一种文化[111]。乌克兰人认为未来的出路是统一全体斯拉夫民族，即泛斯拉夫主义，而不仅仅是和俄罗斯人联合。无论如何，在19世纪下半叶，为应对俄国的强势文化，乌克兰掀起了文化的互渗运动，乌克兰的语言与文化却并未进行任何抵抗[112]。

融合程度不一且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德意志人、芬兰人、瑞典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先后在俄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格鲁吉亚人同样如此，他们与俄罗斯人一样信奉东正教，竭力为帝国效劳，最著名的人物有巴格拉季昂亲王，1812年对抗拿破仑的英雄。格鲁吉亚贵族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他们中的高层与俄国贵族通力协作。亚美尼亚人与沙俄人也有联系，尽管他们信奉的基督教格里高利派不同于东正教，也有别于其他基督教教派。亚美尼亚人认为沙皇将保护他们不受奥斯曼帝国侵犯，而在奥斯曼帝国也生活着许多信奉格里高利派的同胞。沙皇承认了亚美尼亚教廷和修道院的自治权，埃奇米亚津的卡多利柯——亚美尼亚人的精神领袖也被认为是在俄国的亚美尼亚人的首领。与格鲁吉亚人一样，许多亚美尼亚人在俄国军队和官僚体机构任职。更重要的是，帝国将亚美尼亚人的商业头脑与人际网络视作宝贵财富，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经营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其他“离散族群”一样，帝国内的亚美尼亚人展现了杰出的商才业能，难能可贵的是与东方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113]。

穆斯林与犹太人

以上所讨论的族群都信奉基督教。直到俄国终结的时代，宗教是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象征，吸收与俄罗斯人信奉同样宗教的非俄罗斯族群相对容易（当然我们不应低估俄国吸收新教教徒或天主教教徒这类与东正教发生过冲突、在宗教上势不两立的对立族群的难度和成就）。那么，帝国的非基督教群体，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处境如何？通常人们认为这些族群在帝国饱经磨难，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让人产生偏见，是帝国最难同化的对象[114]。此外，以穆斯林为例，人们会怀疑他们是否对帝国忠诚，因为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是哈里发，也就是俄国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俄国拥有2000万穆斯林臣民，是帝国最大的非东正教群体，占总人口的15%，超过了同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人数（约1400万），尤其是在19世纪，俄罗斯人有理由怀疑穆斯林的任何联动和阴谋活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很是兴盛，泛突厥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优素福·阿克丘拉就是来自喀山的鞑靼人[115]。1893年，帝国的内务大臣说，必须警惕穆斯林希望建立“世界性伊斯兰王国，由苏丹作为其首领”的思想，警惕他们是否在“为苏丹而不是俄国皇帝祈祷”[116]。即使俄国的穆斯林在19世纪末开始改革，即扎吉德运动，意在让穆斯林更适应、更融入帝国的社会和制度，人们对此也心存忧虑。难道这不会增强穆斯林族群的力量，让他们意志更坚定、更难管控吗[117]？

图5.3　1854年喀山的穆斯林。作者是爱德华·特雷西·特勒雷尼（Edward Tracy Turnerelli）

在莫斯科时期，俄国的穆斯林遭受了严重的歧视与迫害。“恐怖的伊凡”征服了喀山汗国，作为对被蒙古人统治的复仇，也是为了让异教徒改宗[118]。喀山汗国的男性被处死；清真寺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教堂；可汗和高层鞑靼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迫改宗；俄国传教士前来劝导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教徒改宗[119]。之后，在征服高加索和中亚时，俄国与穆斯林部落和游牧民族的冲突更加血腥。俄国重复着西方的模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穆斯林似乎注定要成为“非我族类”，其命运或是被消灭，或是被俄罗斯民族同化吸收[120]。

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非我族类”一词，特别是在大众心中，可以指代一切非俄罗斯族群，但早期该词主要是指生活在西伯利亚和中亚草原上贫穷落后、居无定所的族群。该词并不能用来指代拥有宗教传统和高度文明的，特别是穆斯林这样的群体，无论俄罗斯人对他们是否心怀敌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并不能归为“非我族类”，直到1832年该词有了一个正式的法律含义：“‘东部’各民族，游牧或半游牧的西伯利亚本地人，主要生活方式是放牧、打猎和捕鱼”[121]。之后，在1835年，犹太人被归为“非我族类”，可见俄罗斯人对他们与对穆斯林的看法完全不同，即使犹太人完全过着定居的生活，所处环境也与欧洲无异。20世纪初，“非我族类”一词被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滥用，穆斯林也被归为“非我族类”。而且正如人种志学者列夫·斯腾伯格在1910年认为的，波兰人、德意志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乌克兰人等“大胆地说着小俄罗斯的方言”“大俄罗斯的手足兄弟”也被归为“非我族类”[122]。这一分类反映了语言在身份标记上的重要意义，但语言从未取代宗教，尽管人们对穆斯林的忠诚有所疑虑，但穆斯林几乎从未被归为“非我族类”。

起初，大规模的穆斯林改宗政策并未取得多少成果。改宗当然是可能的，也被鼓励，但俄国很早就放弃了让穆斯林强制性改宗。当然，彼得大帝重新开始让穆斯林改宗东正教，这甚至成为他们进入统治阶层的条件，在莫斯科大公国时期，俄罗斯人并未对鞑靼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在喀山，成百上千的清真寺被毁掉[123]。

但彼得大帝的继任者们认识到这一做法并不明智，很快就叫停了反穆斯林的举措。叶卡捷琳娜大帝启动了重大革新，她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宣布实行普遍的宗教宽容政策。她禁止东正教教士的传教行为，关停了新改宗者管理局。她为穆斯林建立了伊斯兰教宗教会议（奥伦堡的穆夫提），由圣彼得堡指定穆夫提。政府认为，由圣议会管理东正教的组织方式，值得其他非东正教宗教群体效仿，即使它们和东正教相互对立。因此，高度分散又缺少官方神职人员的穆斯林族群，必须接受一个集中的、有等级差异的、由政府授意的宗教管理机构。穆夫提负责为所有穆斯林登记“教区”，指定毛拉为“神职人员”，并且监督宗教学校。政府希望借此平息内部的纷争，建立“正统”伊斯兰教教法，与东正教类似。帝国的穆斯林族群将被官方指定的神职机构管控[124]。

我们不应把这样的制度安排视作对穆斯林族群的“隔离”，任由他们自我管理。罗伯特·克鲁斯认为，政府认为宗教是规范和管控整个社会的核心机制。这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任何宗教都是维护“稳定、戒律和秩序”的有力工具[125]。俄国的臣民是不被允许宣称自己“没有信仰”的，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某个宗教群体，由官方认可的机构进行监督。东正教是国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有宗教信仰好过没有宗教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对道德和社会秩序产生正面影响。政府将宗教视作建立共同信仰的手段，以避免教义或教派的纷争冲突。因此，“宽容”不同宗教的政策绝不是消极或漠不关心，而是积极干预并监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到私人甚至私密空间。“在其‘高度有序的警察国家传统中’，俄国直接插手每个群体的宗教生活”[126]。

令人惊讶的是，穆斯林改宗东正教对俄国政府而言并非意味着大功告成。改宗的穆斯林时常重新信仰伊斯兰教。来自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有了“伊尔敏斯基体系”，这是喀山的教育家、在喀山神学院（建于1842年）的尼古拉·伊尔敏斯基的发明。伊尔敏斯基并不关心传教活动，虽然这是神学院的核心业务。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让皈依者彻底地从内心认同所改宗宗教的教义。这是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最好的方式，也会让他们成为所属群体中的榜样。于是伊尔敏斯基在当地挑选训练了一批非基督徒教师，他们中有鞑靼人、楚瓦什人、切列米斯人和莫尔多瓦人。基督教的经典被翻译为他们的语言。做好前期准备并学会用当地语言布道，喀山神学院的毕业生才可以进入帝国为改宗者教授基督教教义的学校工作。这一成功模式很快被推广到全帝国，东正教圣议会的总检察长——德高望重的波别多诺斯采夫之后也对此表示支持[127]。[128]

“伊尔敏斯基体系”体现的是帝国对待非俄罗斯族群的实用主义态度，苏联也继承了这一点。[129]十字军的情怀还未消散，东正教教廷对帝国的宗教宽容一直心怀抵触和敌意，伊尔敏斯基体系建立后更是如此。但总体上，政府坚持认为，改宗东正教应该是自愿的，政府意在让各主要宗教归顺，让它们成为帝国道德与秩序的捍卫者。尼古拉一世颁布了新的法令，宣布东正教是帝国“至高无上”的信仰，同时帝国支持其他宗教，因为“所有生活在俄国的人民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赞美全能的主，依据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教义与信仰，为俄国沙皇的统治祈福，向造物主祈求俄国繁荣强盛”[130]。

即使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在1833年提出了恶名昭彰的“官方价值观”，即“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也并未排除或贬损其他宗教。乌瓦罗夫伯爵提出的第一个版本中甚至没有包括东正教，而将重心放在“传统”或“民族”宗教上。阿列克谢·米勒认为，“因为东正教是传统宗教，也最为盛行，乌瓦罗夫伯爵才看到了它的价值”。乌瓦罗夫伯爵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捍卫主流宗教”，并不仅仅指东正教，也包括其他历史悠久的宗教[131]。大部分时间里，当局并不理会东正教教廷对帝国内伊斯兰势力壮大的担忧，他们“不认为宗教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因此也无意与伊斯兰势力发生冲突……‘避免穆斯林族群的动乱’是俄国应对伊斯兰问题和出台相关政策的首要方针”[132]。

作为回应，穆斯林和其他非俄罗斯族群一样，试图在帝国内而非帝国外提高自身地位。在1908年和1909年与俄国国家杜马的两次会谈中，鞑靼人主张废除对穆斯林的不公待遇，并反复重申自己是“俄国最忠诚的子民”，他们认可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发誓为俄国的“统一”效力。不过他们认为应该允许帝国内部的文化自治[133]。穆斯林从未向俄国要求独立，只不过主张拥有平等权利，穆斯林于1914年表示向国家效忠，以及杜马的穆斯林代表发誓捍卫俄国的荣誉与领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134]。只要从公民而非族群的角度来理解，成为穆斯林或鞑靼人，与成为俄国人完全不矛盾。

帝国中犹太人的情况是否也如此？犹太人在帝国内的历史轨迹似乎恰好与穆斯林相左：俄国并未完全拒绝犹太人，起初他们相对地被接受，之后越来越遭到排斥，至少引发了相当的敌意。“相对”一词很关键；犹太人从未被俄罗斯人完全接纳；对其的排斥开始于16世纪，东正教为了扑灭“犹太化”的异端，禁止犹太人进入莫斯科，这一禁令维持到18世纪下半叶[135]。但在18世纪，犹太人因其商业才能得到帝国认可，被允许在帝国某些地区，特别是新俄罗斯[136]定居。犹太人口向来稀少，直到波兰被瓜分，大量犹太人才涌入俄罗斯帝国。

波兰被瓜分彻底改变了俄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犹太人从最初的很少，到19世纪末增长至500万，在1897年人口普查中占帝国总人口的4%（1881—1914年，约200万犹太人移民国外，其比例降至3%）。18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间，加上比萨拉比亚（1812）和波兰王国（1815）来的犹太人，俄国从一个几乎没有犹太人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欧洲超过一半的犹太人在此生活。“犹太问题”在俄国被正式提上议程[137]。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被视作俄国犹太人的“黄金年代”。他们的境况比起在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大为改观，当时犹太人遭受各种不公（直到1830年，由波兰贵族统治的波兰王国依然如此对待犹太人）。1782年的法令将所有歧视犹太人的波兰法律全部废止；1785年的法令宣布，“以女皇陛下的名义，犹太教群体与其他族群享有同等权利”。阿列克谢·米勒说：“当时，犹太人在俄国受法律保护的情况要优于欧洲各地[138]。”

犹太人在尼古拉一世时期遭受各种压制，当时沙皇希望让全部犹太人改宗[139]，然而其他的族群也未能幸免，包括基督教的各个派别，特别是在1830年波兰起义之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之后，帝国对犹太人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但1863年波兰再次爆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犹太人的美梦[140]。但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尽管1863年起义之后俄国弥漫着怀疑的气氛。我们注意到犹太人在波兰起义中并未支持波兰人，而对沙皇保持忠诚。为什么犹太人不继续在俄国享受平静的生活呢[141]？犹太人享有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之后来自帝国的庇护和机遇。当然依然存在限制，但改革为俄国社会的犹太人开辟了新的道路。

犹太人的机遇是教育。大量的犹太学生进入新增设的文法学校和大学。1853年，犹太学生在所有文法学校的学生中占1.3%；1880年，他们的占比是12%，在帝国的“栅栏区”即允许犹太人永久定居的地区占19%。在大学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从1840年的0.5%增长到1865年的3%，到1886年这一数字变成14%[142]。当然，这些数字都超过犹太人占帝国人口的比例4%。

这些变化的影响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犹太人获得了生活在“栅栏区”之外的权利。到1897年，约3.5万犹太人拥有合法身份，在首都圣彼得堡生活，此外城中还有同等数量的未获得合法身份的犹太人（1880年起，这部分人被内务大臣赦免）。无论在“栅栏区”内外，犹太人在专业领域的占比都远高于其人口占比，特别是在法律和医学行业，圣彼得堡55%的律师、52%的牙医和17%的其他科医生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上的流动性，让我们不得不同意阿列克谢·米勒的话，“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废除犹太栅栏区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143]。

俄国的犹太人在商业、工业和艺术领域的地位堪比哈布斯堡王朝的犹太人。犹太银行家和承包人在俄国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里·斯列兹金认为，“一战爆发前，俄国的犹太臣民取代了德意志人，成为俄国现代化的代表（正如东欧和中欧犹太人的情况一样）”[144]。犹太人还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敖德萨出现了大批世界级的音乐家（特别是小提琴家、钢琴家如米斯卡·艾尔曼和亚莎·海菲兹），基辅和维捷布斯克的艺术家有马克·夏卡尔和埃尔·利西茨基，格罗德诺出现了伟大的舞台设计师莱昂·巴克斯特。还有来自立陶宛基巴尔泰的伊萨克·列维坦，他是“最受爱戴的俄国风景画大师”[145]。

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已经脱离犹太社群，学习了俄语并接受俄国文化，包括越来越多的各个行业的犹太人。部分犹太人被当时激进的知识阶层和革命团体吸引，而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又会反过来针对犹太人[146]。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力图在不断开放的俄国社会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些人与其说是俄罗斯化的犹太人，不如说是犹太化的俄罗斯人，自愿归化的犹太人已足够世俗化，但还是不接受大多数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与生活在小城镇的犹太人相比，这些人是极少数，而在19世纪末，犹太文化和宗教开始在这些城镇复兴。在犹太人联盟这类组织中，承认犹太人作为俄国境内的一个民族的呼声越来越高。犹太人联盟所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群体出现抬头趋势[147]。

我们还需讨论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初出现的屠杀和迫害，这些全然相违背于之前的阶层流动的社会气氛。这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1881年、1903年和1905年的大屠杀，被炮制出来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门德尔·贝利斯因出于宗教原因谋杀年轻的基督徒而受审，以及各种新的针对犹太人的不公待遇。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暴力事件高度集中在这一时期，1906年之后再未发生过屠杀。歧视性的政策并不是反犹主义造成的，相比欧洲其他地区，俄国的反犹情绪相对不高。当局不对屠杀负责，屠杀多是受到地方因素影响的爆发性事件，而地方机关和待命的警察反应迟缓[148]。

俄国社会高层对犹太人也怀有敌意，代表人物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而部分资深的顾问和大臣，如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也和沙皇有着同样的想法。但是，也有大臣如谢尔盖·维特和彼得·斯托雷平，以及帝国财政部门的官员，将犹太人视作俄国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过程中重要的推动力[149]。这些人主张进一步解放犹太人，并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成立的国家杜马中保证犹太人代表的席位[150]。

在关于俄国犹太人的著作中，人们习惯把他们当作“特殊群体”，在多种族、多信仰的帝国中，犹太人的融合问题因为很难处理，所以不在讨论范围内。人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反犹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犹太人恪守传统文化和宗教的顽固本性[151]。这两种刻板印象都缺乏事实依据。比起其他基督教国家，俄国的反犹态势并未更加严重；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甚至获得了大量机遇，他们并不落后于其他族群，而在努力融入俄国的主流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犹太人对于追逐潮流过于热切，也过于成功。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就招致了其他族群的妒恨，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非俄罗斯族群。俄国保守主义者如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犹太人代表了现代工业和金融社会最恶劣的一面，将严重损害俄国传统的道德与社会秩序[152]。犹太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无论在俄国还是别的地方，当时欧洲各地都因高速现代化而爆发了各种矛盾。时不时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导致1881—1914年200万犹太人从俄国移居国外，但在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命运更为悲惨。

“俄罗斯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

19世纪末，犹太人不是俄国政府唯一需要应付的族群。其他非俄罗斯族群，甚至俄罗斯人自己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时期似乎出现了大规模“俄罗斯化”的潮流，随后被解读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俄国在这些年经历了席卷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于是人们开始系统性地尝试让帝国变得更具俄罗斯特性，竭力根除非俄罗斯语言和文化，让帝国展现出清晰可辨的俄罗斯气质[153]。

然而，“俄罗斯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并非一回事，有着不同的内涵。[154]俄罗斯化通常是“行政意义”上的，基本上考虑的是在政治上将非俄罗斯族群融入俄国，偶尔产生“文化意义”，即采用俄罗斯文化和文明同化非俄罗斯人。但在19世纪末，文化上的俄罗斯化“由政府有意识地全力支持”[155]。罗伯特·热拉西提出连续体的概念，“其中一端是文化均一的民族国家……另一端是坚定的非民族的、主张多元文化的、不施加身份概念的帝国”。他认为很少有人会选择两种极端之一，这一态度和政策通常是需要调和的，这在俄国时期关于文化融合的词汇中有所体现：“基督教化”“同化”“和解”“融合”“文明”“俄罗斯化”[156]。我们很清楚，俄罗斯化绝不像民族主义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似乎用复数形式表示，即“多种俄罗斯化”更恰当[157]。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俄罗斯化”主要是指19世纪末俄国政府针对非俄罗斯臣民的政策。大家普遍认同这些政策的重心是在文化上实行俄罗斯化，如贝克尔所说：让非俄罗斯人摆脱非俄罗斯的身份，通过语言和文化就可以成为俄罗斯人。同时人们会认同这些政策也是关于社会和政治融合的，但人们更习惯注意那些新颖又偏激的将非俄罗斯人改造为俄罗斯人的手段。可类比的是19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的德意志化政策，以及19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部分的马札尔化政策，或欧仁·韦伯著作（1976）中提到经典的案例，“从农民转变成法国人”。

长期以来，俄国政府反对这种俄罗斯化。中央对非俄罗斯行省的管辖只有“一臂之距”，更倾向于通过本地精英间接管理。俄国政府尊重本地人的权利与习俗。俄国从未大范围地强迫非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或学习俄语。相比西方邻国，俄国东正教教廷并不积极开展传教，传教活动也必然由政府加以管束[158]。改宗东正教当然是被欢迎的，也是在俄国担任高级职务的必要条件。但除了鞑靼人统治的时期，很少发生强迫改宗的事情。以伏尔加鞑靼人为例，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这被沙皇认为是极其有利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充当与中亚穆斯林沟通的媒介[159]。

作为合作与忠诚的回报，俄国对非俄罗斯精英敞开晋升通道，将他们吸收进贵族阶层，也允许他们担任政府公职。其他族群，如亚美尼亚、希腊和犹太商人也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特权，鼓励他们为帝国创造更多财富。在历史上，这一模式很适合俄国和其他帝国。正如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所说，“俄国政治生活的目的就是维系帝国体系。这比在帝国境内传播俄国价值观、宗教、习俗或语言更重要”[160]。

这一政策在19世纪是否发生了改变？人们通常认为是的，出于不同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俄国采取了更积极的政策实行文化上的俄罗斯化[161]。此外，这一时期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做法，不免与帝国统治的古老传统发生碰撞，并最终占据上风。席卷欧洲全境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波及俄国。在所有多民族帝国中，臣民和统治者都受到了冲击。[162]

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被俄罗斯化，至少程度不一。比如，俄国就不曾同化犹太人，一个原因是在俄罗斯人眼中犹太人早已被俄罗斯化，另一个原因是部分有影响力的俄国人认为犹太人是无法改变的异族。俄国也从未有意试图在穆斯林中实现俄罗斯化。人们认为，所谓“非我族类”的穆斯林，即高加索、外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也包括西伯利亚本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摒弃落后野蛮的习俗，接受更高级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化可以说是在悄然发生的[163]。

另一个与文化上的俄罗斯化相对的战略是，建立本地文化和身份认同，所谓“本土故乡”，作为“泛俄罗斯身份的基础”，即创造一个融合了本土和民族属性的家园[164]。从这个角度看，穆斯林的身份就像布里亚特人或卡尔梅克人，不再是俄罗斯身份的对立，而是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建构成一种公民意义上的、包含多种族的民族。此举不再是文化的统一，而是统一的“公民权”，暗含了某种道德和文明的标准。在“俄国的东部”，大部分东方主义者和本地统治阶层将文化上的俄罗斯化视作在当地创造民族的威胁。他们认为，“强制性的俄罗斯化把本地人吓跑了，使他们不敢再效仿俄国的习俗”。这一战略也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本地化”政策[165]。

对于伏尔加河的鞑靼人，伊尔敏斯基体系关注的不是穆斯林的改宗，而是如何让改宗的穆斯林更加依附帝国。伊尔敏斯基体系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成果。伊尔敏斯基体系被人们，特别是其支持者（比如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和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认为是一种俄罗斯化政策[166]。但伊尔敏斯基体系采用的是本地语言而非俄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这在非俄罗斯人中煽动了危险的民族情绪[167]。俄罗斯化至少是一把双刃剑，而且也不能认为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胜利。

19世纪末，在格鲁吉亚和比萨拉比亚存在不同的俄罗斯化举措，主要目的在于扩张东正教的势力范围。伴随着对比萨拉比亚地区罗马尼亚语和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语的压制，一般认为这些举措并未收到应有的成效。无论如何，俄罗斯化政策在格鲁吉亚和比萨拉比亚实行多年。俄国被当地人视作保护神和解放者，使他们不受奥斯曼帝国的侵扰。他们共同信仰东正教，已然成为俄罗斯人天生的盟友，所以没有必要在当地实行彻底的俄罗斯化。

亚美尼亚人的情况则不然，在19世纪他们的基督教格里高利派享有很崇高的地位。现在他们受到帝国的压制，主要是因为在邻国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俄国害怕这种情绪会传染。在大众媒体上，亚美尼亚人被刻画得如同犹太人一样，被称为剥削者、寄生虫和潜在的叛国分子。1885年，亚美尼亚学校或被关停，或其课程被迫做出调整以加强俄国的影响。1903年，亚美尼亚教廷的财产被没收。这些举措导致当地强烈的反俄情绪和对俄国官员的攻击。作为回应，俄国政府召回总督戈利岑亲王，代之以更懂得调和各方势力的沃龙佐夫伯爵。1905年革命之后，政府废除了没收财产的政令，大部分歧视性的政策被叫停。俄罗斯化并未带来当地人的同化，反而严重损害了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建立的亲俄的感情，并且激发了俄罗斯人最为畏惧的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168]。无论如何，1914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时，亚美尼亚人表示支持俄国，比起在俄国相对安全的处境，他们更牵挂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同胞的命运[169]。

深入研究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年俄罗斯化主要限定在帝国西部边境[170]。不难看出背后的原因。帝国认为比起俄国南部或东部，西部才是对帝国安全与领土完整最大的威胁。其最大的不安因素来自波兰民族主义，以及波兰在当地的影响，这里自古就被波兰人和波兰文化统领[171]。其次，还有德意志和芬兰民族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世纪末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挑战了俄国在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统治。

波兰起义的失败在波兰王国引发了一系列反波兰的政策，包括将波兰王国降格为维斯瓦省。天主教教廷受到攻击，波兰语被严格限制在教学机构（而非教堂）中使用，此外都使用俄语[172]。如果这算“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它也是失败的。波兰文化被打压，但并不意味着被俄罗斯文化取代。波兰语和宗教都得以流传，波兰人充分利用了帝国提供的商业机会。波兰领袖决心放弃起义之后，开始竭力恢复帝国内的自治权力，1905年俄国革命后自由主义改革部分实现了这一目标。1914年，国家杜马的波兰兼民族民主党代表罗曼·德莫夫斯基反对波兰社会党代表约瑟夫·毕苏茨基的分离主义主张，并在帝国需要的时候宣誓效忠[173]。

在西部各省，波兰语和天主教教廷被严加管控，以减弱波兰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农民中的影响。这些群体并没有被认为是对俄国利益的威胁。他们并未产生任何民族意识，俄罗斯人将包括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人在内的这些群体，视作罗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俄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禁止他们的语言而推广俄语，并非是针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此时暂可忽略），而是为了压制在当地占支配地位的波兰文化。波兰人被视作这些族群文化复兴运动的幕后推手，并利用他们作为反俄国的政治工具，而压制这一政治运动的目的正是打压波兰人。[174]

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感觉他们需要提防波兰地主甚于俄国政府，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则担心瑞典人和德意志人的统治甚于来自俄国的压制或俄罗斯化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波罗的海地区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欢迎俄罗斯化政策以便应对德意志文化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东正教教廷成功地让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改宗。波罗的海各省的农民在1816—1819年得到解放，比俄国的农民同胞早了近50年，他们通过自治的农村团体开始培植本土语言和文化。这一举措得到了官员和宣传部门的鼓励，比如斯拉夫派的尤瑞·萨马林，此举的目的是对抗波罗的海的德意志精英推行德意志化的倾向[175]。

19世纪中叶，改宗已被叫停。1870年的市政体系改革蔓延到波罗的海各省，削弱了德意志人的控制，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帝国开始推行更持久的俄罗斯化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新兴的爱沙尼亚知识阶层的拥护，1881年他们派遣代表请求亚历山大三世将俄国的体制改革推行到波罗的海各省[176]。1889年俄国改革之后的司法体系被引入当地，伴随而来的还有新的警察系统。俄语成为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程，也应用在政府高层。多尔帕特的德意志大学被关停，被改造成了一所俄国大学。路德宗教廷被严加管制，新的改宗东正教的政策卷土重来[177]。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知识界欢迎这些变化，因为德意志贵族遭到打压，而他们正好能从中获益[178]。甚至引入俄语也被视作一项进步，因为此前德语被要求作为教育和行政机构用语。用俄语学习、接受俄罗斯教育是爱沙尼亚人获得“空前的职业成功”的前提，他们在当地官僚机构中的占比从1871年的不到2%猛增至1897年的超过50%[179]。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本地语言缺乏支持表示失望，特别是在教育系统中。他们对地方自治局并不管辖波罗的海也表示失望，因为这项制度可以用于对付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俄国政府发现它会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受教育阶层产生过剩的政治意识。1905年的革命中，波罗的海的农民和工人在其影响下反抗德意志地主与俄罗斯军队。俄国政府受到这些事件的冲击，在1905年后叫停了俄罗斯化政策，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联起手来，这些人尽管受到打压依然对帝国相当忠诚。同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语言与文化得到发展，正如在立陶宛和其他地区一样，这也让他们产生了新的民族意识，并在一战的混乱中进一步发展。[180]

波罗的海各省的俄罗斯化旨在削弱当地德意志人的权势，以加强行政上的集权，因此与在波兰和芬兰的俄罗斯化历程截然不同。帝国希望芬兰与其他各省保持一致，在此规范和集中帝国政府的权力。自1809年芬兰并入俄国后，与各省相比，它一直享有极大的自治权。瑞典和瑞典化的上层掌控着行省事务，在所有主要机构和芬兰文化中占支配地位。他们的权柄因亚历山大二世被进一步加强。芬兰议会被赋予新的权力，芬兰有权发行独立于卢布的货币。1878年，芬兰甚至创建了自己的军队。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并未波及芬兰，本地瑞典精英的权势再次获得保障。

直到19世纪90年代情况才发生改变，帝国其他地区的改革措施终于在芬兰落地。1899年，尼古拉二世签署文件，宣布限制芬兰议会的权力，并将此作为“帝国的重大关切”。征兵法很快在芬兰实施，独立的芬兰军队整编进入俄国。俄语成为芬兰统治高层的语言。芬兰也失去了其独立的邮政系统[181]。

很多反芬兰的政策来自芬兰总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博布里科夫，他认为芬兰自治极不正常，芬兰的分离主义对帝国而言是一大威胁。正如在波罗的海各省一样，俄国政府试图利用当地农民和瑞典地主的矛盾来打压芬兰的统治精英。但是博布里科夫的铁腕手段惹恼了各方势力，1904年他被芬兰学生刺杀，俄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之后。芬兰议会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有了更广泛的选民基础和更大的权力。征兵法被废止。芬兰人进入了国家杜马和国家议会，但是芬兰人再次遭到审查，他们被怀疑同情德意志人，以及高度自治的芬兰极易成为俄国极端分子的避难所。于是，在斯托雷平施政时期，俄国试图限制芬兰自治，让它和帝国系统进一步融为一体。1914年一战爆发，这些新政都化作泡影，却让分离主义者的态度更为坚决，并在1918年芬兰独立时达到顶峰[182]。

西奥多·维克斯认为，“很少有学者会认同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即俄国政府试图清除所有非俄罗斯文化并用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将其取代”[183]。薇拉·托尔兹认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俄罗斯化是“毫无依据的神话”[184]。但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简单粗暴，人们的确经常发现这样的说法，即在19世纪末俄罗斯化是由俄国政府坚决并有意执行的政策，而且这种说法不仅仅来自专家。[185]这种说法暗示着俄罗斯化政策中断了此前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保存非俄国领地上的自治传统。

我们发现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误导性。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正如欧洲各国的情势一样。有些势力希望将多民族的俄国塑造成民族国家，而其中俄罗斯文化自然占据统治地位。问题在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性”这一概念上没有达成共识。是要像亲斯拉夫分子那样强调斯拉夫文化吗？那么，推行泛斯拉夫主义比起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要更合理。而如果西方派是对的，作为前马克思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彼得·斯特鲁维则会抱怨，这些人的普世理想与对西方价值观的迷恋让他们脱离了广大的俄国群众，他们的民族主义将很难成为未来民族国家的根基[186]。还有另一条路，俄国可以将自己视作一个欧亚大国，而不只是欧洲国家，这将带来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亚历山大·勃洛克于1917年写道：“是的，我们是西塞亚人。是的，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在下一节将讨论“俄罗斯性”。这里要阐述的是俄罗斯化的边界与我们对它的误解。在俄国时期，从未出现持续的、系统性的俄罗斯化，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是如此。无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持有何种观点，大多数沙皇和政治家认为民族主义有损帝国，而如何维护帝国才是他们的首要关注点[187]。帝国末期的沙皇中，只有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似乎相信俄罗斯化，并竭力推行。[188]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和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都认为俄罗斯化是危险的尝试，他们要么顶住压力拒绝实行俄罗斯化政策，要么取缔此前实施的政策。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哪些政策在19世纪末属于俄罗斯化，这些举措不规范、不持续，经常自我矛盾，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89]。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没有得到国家的回应。“王朝式的帝国爱国主义阻碍了民族意识的传播”，而知识阶层与农民之间的割裂也限制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农民而言，民族主义并不具有吸引力[190]。直到1917年，俄国都是一个等级社会，阶级与身份的关系要胜过民族纽带。即使是产业工人也更适应等级社会的体制[191]。[192]等级之间的联系靠的是对沙皇和帝国的忠诚，而非民族感情。

无论如何，俄罗斯化历时极短，俄罗斯化的推行也有其特殊背景。所有主要的俄罗斯化政策都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内推行，始于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终结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同时伴随着革命和恐怖主义运动的兴起，亚历山大二世、内务大臣切斯拉夫·普列维都参与其中（包括之后1911年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带动了非俄罗斯行省的民族主义兴起，并且和境外的民族同胞存在潜在的联系。统一的德国成为新的威胁，俄国畏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将影响境内的德意志臣民[193]。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举国震惊，也挫败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野心。

所有这些变化注定渲染出一种恐惧与焦虑的气氛，让帝国有意地反思和重构自我，与同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俄国的应对方案之一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些终于在19世纪末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则是帝国行政体制的理性化与集权化，这是从18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就开始的尝试。19世纪末，帝国推行的与其说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不如说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194]。和之前一样，这些措施让各方势力感到力量受到威胁，并极力反对。但这些举措绝非种族意义上的俄罗斯化。

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即强制学习俄语，压制非俄罗斯文化，在1905年革命之后被彻底摒弃，不少重要的俄罗斯化的政策被废止。1905年4月，俄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宽容政策，在确保东正教地位的同时，严禁针对其他宗教的歧视。压制俄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做法也被取缔。10月，政府签署了一份宣言，确保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批准一切民族组织和聚会。除了芬兰人，所有民族都有代表进入新的国家杜马，因此国家杜马中的非俄罗斯代表人数首次超过半数[195]。到一战前夕的这段时间，政策出现多次逆转和反复，但从未实行上下一致的俄罗斯化政策，因为其威胁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政策无疑是成功的，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直到1918年，在战乱的背景下，只有波兰人和芬兰人要求摆脱俄国的统治而独立[196]。其他民族当然也在寻求自治权和政治平等，但它们的诉求都在帝国的框架之内。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样，直到俄国终结，大部分的臣民，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对帝国保持忠诚。

帝国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性

俄罗斯人如何代表俄国？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帝国最主要族群的身份、利益与使命？俄罗斯人从18世纪初就是帝国的大多数，直到19世纪末他们仍是最大的族群，占总人口的44%。官方统计上，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人数并不另外计算，和俄罗斯人一起占人口的2/3。无论如何，俄罗斯人作为主要族群在帝国中的占比远高于德意志人在哈布斯堡王朝或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占比。

俄语和俄罗斯东正教在帝国的地位显赫。大部分时间，其他语言和宗教在帝国允许存在，改宗东正教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政策，但掌握俄语几乎是在帝国官僚体系服务的必要条件，而改宗东正教无疑会让晋升更为顺利。因此在19世纪，了解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就成为被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上流社会接纳以及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这些因素，从很早开始，有些学者就认为俄国的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体现为俄国本身。利娅·格林菲尔德认为，尽管叶卡捷琳娜大帝出身德意志，但她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竭力为俄罗斯民族谋求利益，她在讲话中不断提及“俄罗斯民族”的字眼[197]。之后，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呈现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倾向和极权主义特征，并“对西方怀有妒恨”[198]。

很少有学者会像格林菲尔德这么极端，将俄国与俄罗斯民族放在一起讨论。可在俄国研究中确实存在一种趋势，把俄国直接当作俄罗斯民族（对于苏联也是如此）。这背后的原因是，俄罗斯人自己也这么看，特别体现为之后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谴责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19世纪，这种观点背后有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米哈伊尔·波戈金、谢尔盖·索洛维列夫、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等学者的支持。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俄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以及它的殖民历史，还是会被当作效仿西欧的统一模式、追求文化均一性的民族国家。俄国的扩张对于国家安全以及履行向东方传播文明的使命是必要的，也让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并入俄国——无论自愿与否，它们的命运都写进了俄罗斯文明[199]。

尽管这些是很重要的思想，但对俄国的统治者并未产生影响。沙皇和大臣尽管偶尔赞许俄罗斯化的做法，大多数人对帝国的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基本属性了然于胸。无论是俄罗斯还是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大多数帝国的统治者一样，俄国统治者也将其视作对帝国的威胁，甚至是19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200]。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被很多人视为俄国众多积弊的根源，却让帝国维系了长久的国运。沙皇的专制统治几乎不受民众的影响与压力，却也能开辟一条道路。而采纳民族主义，让帝国成为民族国家，虽然能安抚俄罗斯民族，但会让帝国面临瓦解的危险。最后，沙皇禁受住了民族主义的诱惑，获得了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各族的忠诚拥护。1917年，俄国的终结并非像哈布斯堡王朝或奥斯曼帝国一样，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战直接摧毁了俄国的国家机器，民族主义重整旗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登上了舞台。

俄国的统治阶层最能体现俄罗斯非民族性的一面。直到帝国解体，统治阶层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随着俄国的扩张，被征服领地的统治阶层直接进入俄国的统治阶层。这一过程是非常容易的。“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只要愿意为帝国效力，就能获得头衔，让他或者他的子孙与俄国‘体制’内的统治者站在同样的基础上”[201]。对这些上层家族来说，俄罗斯化是自然又自愿的选择。种族从来就不是障碍（英国和法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许多贵族家庭都有鞑靼人或亚洲血统[202]。而宗教也不是问题。多数情况下，改宗东正教是进入政府高层的条件，但对于较低层次，特别是各地行省的职位就不存在宗教的门槛。喀山的许多部门都有穆斯林任职[203]。

即使对于社会高层，改宗东正教也并非多么严格的要求。最好的例子就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他们保留路德宗的信仰，却在沙皇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出任重要职位。他们学习俄语的同时，也没有摒弃德语和德意志文化，同时他们还是波罗的海各省的统治者[204]。他们建立的机构包括多尔帕特的德意志大学，以及为精英服务的、位于圣彼得堡的沙皇村中学（之后的亚历山大高中）和帝国法学院。此外，还有位于首都的贵族预备学校，德意志贵族将自己的后代交由这些机构培养，和俄国贵族的后代共同生活和成长。因为可以保留路德宗的信仰，波罗的海的贵族对东正教并不抵触，完全接受自己的子女与俄罗斯人联姻并改宗东正教[205]。

约翰·阿姆斯特朗认为，“毫无疑问，在俄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包括法庭、军队和官僚系统的高层都有德意志人的身影。18世纪末到19世纪，比较合理的估计是，德意志贵族在其中的比例为18%~33%”。德意志人在外交部门尤其受到器重，即使在1915年，俄国与德国交战期间，俄国外交部53位高级官员中也有16个德意志人[206]。因为与欧洲宫廷和贵族建立了广泛的纽带，他们最适合出任大使或外交官。例如，在“1812—1917年的105年间，共有93年是由波罗的海贵族代表沙皇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呈递国书”[207]。其他比较著名的在政府任职的德意志人包括：外交官冯·迈恩多夫男爵和亚历山大·凯泽林伯爵；尼古拉一世时期掌管着第三厅的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教育大臣卡尔·利芬；康斯坦丁·冯·德尔·帕伦，1867—1878年任司法大臣；尼古拉·冯·邦格，1881—1887年任财政大臣；在军队中有K. P. 冯·考夫曼将军，伟大的中亚征服者以及第一任总督[208]。即使在19世纪末“俄罗斯化”的时期，波罗的海德的意志人对帝国的忠诚都堪称传奇[209]。

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在俄国军队和官僚体系中或许只是显赫一时。从帝国扩张之初，随着俄国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非俄罗斯上等阶层可以自由地成为为俄国服务的贵族[210]。16—17世纪，鞑靼人加入进来，下个世纪里又来了格鲁吉亚和巴什基尔贵族、乌克兰的哥萨克“长老”、波罗的海的男爵、瑞典贵族、波兰的什拉赫塔（贵族）以及高加索地区的亲王。著名人物有：查尔卡斯基亲王，喀山鞑靼人的后裔，彼得大帝的顾问；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瑞典后裔，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的常胜将军；来自格鲁吉亚的彼得·巴格拉季昂亲王，1812年博罗季诺战役中的英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伯爵，波兰贵族，亚历山大一世的心腹；来自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家庭的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内务大臣[211]。

成为为俄国服务的贵族的不止以上这些“外国人”。在历史上，沙皇政府愿意授予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来自西欧各地的人贵族头衔，只要他们受到帝国的欢迎并愿意为国效力。在帝国时期（1700—1917），在国家机关担任高级职务的2867名人员中，有约1079名或者说有约37.6%的人有俄罗斯之外的血统；19世纪中叶，在帝国中央政府中信奉路德宗的人就占15%。“其他国家的贵族阶层是不会向外来的或没有本地血统的家族开放的”[212]。更重要的是，尽管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数不断增加，而且社会上时不时地出现俄罗斯化倾向，俄国精英的多民族属性直到帝国终结都未受影响。“直到一战爆发，沙皇政府遵循着特有的宗旨，即崇尚忠诚、专业知识和贵族统治，甚于宗教或种族[213]。”

图5.4　康斯坦丁·冯·考夫曼，“波罗的海贵族”，俄罗斯中亚属地的首任总督（Library of Congress）

不仅有的俄国贵族来自“外国”，俄国沙皇，至少从彼得大帝开始，甚至此前都是如此。当然，很多欧洲的君主也并非来自本土，在这一点上英国不亚于俄罗斯。18—19世纪英国几乎所有的王子和公主都来自德意志诸邦。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沙皇也效仿先祖，迎娶外国（主要是来自德意志的）妻子（其中出了两位德意志女皇，两位叶卡捷琳娜）。嫁到俄国的妻子改用俄国名字，改宗东正教，但对她们的家族和故乡的文化怀有深情，也与之保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丈夫与德国、丹麦和英国的王室来往密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丹麦妻子——丹麦国王的妹妹达格玛（玛丽），每年都和丹麦王室会晤（也常在那里见到自己的英国表亲）；尼古拉二世和来自德国的妻子阿历克斯（亚历山德拉）最爱的去处是妻子位于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老家，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阿历克斯的祖母——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女王。米兰达·卡特说：“罗曼诺夫家族不像‘俄罗斯人’，他们过着西欧贵族的生活。他们的宫廷礼仪来自德意志，他们的花园与宫殿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他们的家庭是英格兰式的。即使在血统上他们也算不上俄罗斯人，他们是与德意志贵族世代联姻的产物[214]。”据说，“从家族谱系来看，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后期，大概有90%的人拥有德意志而非俄罗斯血统”[215]。

在俄国，王室与“外国”的联系要强于其他帝国。大多数来源于外国的王朝，比如英格兰的汉诺威王朝，竭力淡化自己海外的血统，尽可能地“本地化”，至少在18世纪中叶之后是如此[216]。俄国沙皇恰好相反，他们强调自己来自国外，试图与被统治的民众区分开来，产生距离。伊凡四世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并且认为在谱系上自己与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伊凡三世采用“沙皇”的头衔是为了继承拜占廷的传统；当彼得大帝自称“皇帝”时，俄国进一步接近西欧帝国的模式，尽管这些帝国都宣称受到了罗马的影响[217]。但其背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在俄罗斯之外寻找政权合法性的象征和政治资源，说明“王室来自国外”[218]。“15世纪到19世纪末，俄国王室的旺盛生命力离不开统治者和精英的外国背景[219]。”

当然，早期欧洲的不少君主都拥有海外血统，与特洛伊或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最爱援引的例子。但到18世纪，君主们都放弃了这样的做法。理查德·沃特曼认为，“沙皇的特点是，他们在欧洲放弃这一做法后，依然坚持从国外借用各种政治符号与形象”。从加冕仪式、宫廷礼仪、官方典礼、艺术到建筑都传递着这样的信息[220]。

我们注意到，在18—19世纪，俄国王室和贵族很乐意学习德语与法语，并在私下和公共场合以这些语言交流，俄语则用来与仆佣或庶民交流。之后，特别是在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影响下，英语也成为上流社会在宫廷中使用的语言[221]。这种主要来自西方文化的外来性成为帝国为了“展示权力”而组织的各种公开的典礼的主题。

如此公开甚至炫耀性地展示拜占廷或西方文化，与本地人较低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与俄国的光荣历史格格不入。彰显权力的典礼，包括加冕仪式、基督降临节、宫廷晚宴和游行，让俄国在形式上更接近遥远的西方统治者：这些仪式彰显了外来者的特性，确立并赞美了统治者和精英的国外血统与无上权威[222]。[223]

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试图变得更加具有俄罗斯的特性，与俄罗斯人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24]。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人们感觉沙皇已经脱离了普通民众。为了帝国的未来，沙皇需要表现出对“真正的”俄罗斯价值观和传统的尊重，即彼得大帝开启西方化之前的俄罗斯。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也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启蒙导师。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是国会议员，以及俄罗斯东正教圣议会的总检察长。作为政治家和沙皇的亲信，他对俄国沙皇与帝国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波别多诺斯采夫坚信彼得大帝的改革导致俄罗斯误入歧途，效法西方现代化与理性化的道路对俄罗斯有着致命的威胁。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主义改革也具有同样的危险性。现在需要重新回到17世纪的沙俄，回到专制与东正教统治的轨道上来[225]。

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政策，以及无数内容保守的、说明何为“真正的俄罗斯性”的文件。于是相较西方派，斯拉夫派更受欢迎。农民与其村社组织被认为是俄国社会的基础。哥萨克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因为他们代表俄罗斯人对沙皇忠诚献身的精神。蓄须作为传统俄罗斯的男性气质的标志又被允许，甚至被鼓励。人们开始大量谈论“神圣俄罗斯”“俄罗斯灵魂”以及古罗斯和莫斯科大公国的传统。亚历山大三世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时被称赞为“莫斯科与罗斯的真正的俄国沙皇”[226]。

与“异域风情”的圣彼得堡形成对比的是莫斯科，这座城市再次成为俄罗斯文化的神圣中心，象征着人民对沙皇的拥护。东正教的崇高地位也再次得到保障，东正教被认为承载了俄国的民族精神。在为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而谱就的康塔塔套曲中，“第三罗马帝国”的说法再次被提出，并引起反响，俄国不仅要在东方承担起“文明的使命”，而且在必要时还要履行解放世界各地东正教教徒的义务。

这套说辞很适合建构帝国的意识形态，即“帝国民族主义”，承认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承担帝国的使命。但这是否能够作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即把俄罗斯人的地位置于其他族群之上呢？即便承认非俄罗斯人，也只是将他们视为地位卑微的异族，注定要被俄罗斯文化吸收或放逐。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因此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概念与“英格兰民族主义”一样，显得有些古怪和不切实际。

“神圣俄罗斯”的概念由来已久，在一战期间，这是俄国军队在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口号[227]。迈克尔·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神圣俄罗斯”的说法出现在17世纪，作为“一种极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标志”。这一概念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与国家区别开来，而官方文件中很少提到这一说法。“神圣俄罗斯”常常写作一个词用在“神圣俄罗斯的领土”中，暗含着与俄国国家相对立的概念。俄国的旧礼仪派对这一说法很欢迎，他们认为彼得大帝是反基督的，因此认为自己不受他统治下的俄国的管辖。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神圣俄罗斯”的说法与此有着重要的关联。“神圣俄罗斯”的说法蕴含着俄罗斯民族的永恒性，俄国不存在其他政治代表。“在民谣和传说中广为流传的‘神圣俄罗斯’的说法并未对俄国社会的形态做出规定，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沙皇，俄罗斯都依然是‘神圣俄罗斯’[228]。”

根据“神圣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民族的第一特征就是东正教信仰。这是俄罗斯性的定义。成为俄罗斯人首先就要成为东正教教徒。由鞑靼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组成的哥萨克人接受“神圣俄罗斯”的说法，因为他们都信奉东正教，都可以算作俄罗斯人。改宗东正教的德意志人、芬兰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也是如此。种族或族群绝不是成为俄罗斯人的障碍。俄国民间作品中包含很多外来族群改宗东正教并成为俄罗斯一员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改宗东正教、向沙皇效忠就足以让任何人成为俄罗斯人。更流行的还有俄罗斯人和东方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爱人改宗东正教，于是得到俄国社会的普遍接受。这些故事的套路都一样，改宗东正教是唯一的要求。杰弗里·布鲁克斯认为，改宗“更像是民族的而非宗教的要求……改宗是异族转变为俄罗斯人的标志”[229]。到19世纪70年代，斯拉夫派的伊凡·阿克萨科夫认为，“犹太人、天主教教徒、穆斯林当然可以成为俄罗斯的臣民，但不能成为俄罗斯人。然而在俄罗斯人的眼中，任何改宗东正教的人都可以成为俄罗斯人”[230]。

迈克尔·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灵魂在东正教”，“俄罗斯人不必再有其他的标签，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与‘东正教’实际上是同义词”[231]。农民想要成为俄罗斯人就要成为基督徒农民，也就是东正教教徒[232]。在这一基础上，经历了1861年数个月的解放农奴运动之后，东正教的圣议会宣布为列东斯克的圣吉洪封圣，即“人民的圣人”。成千上万的俄国农民涌入他的圣祠，表达自己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感激，也再次明确了自己和他一样作为东正教教徒的身份[233]。

无论是“神圣俄罗斯”还是东正教，都并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可以借用的力量，至少俄罗斯民主主义者不这么认为。因为“神圣俄罗斯”和国家有分别，甚至相互对立，无法达到民族主义团结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国家与民族之间因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命运而产生了让人不安的矛盾。这一区别反映在“俄罗斯人”和“俄国人”两个概念中，即民族与国家。“成为俄罗斯人意味着成为东正教教徒，这是永久的身份，而俄国人则是政治身份。于是我们面对两种身份，每个都对应着一套说法：一般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是神圣俄罗斯的实际承担者，而‘俄国人’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由沙皇统治。”[234]俄国人容纳了俄罗斯人，即俄罗斯民族，赋予他们支配地位；俄罗斯人却不可能成为俄国人，即承担整个帝国，而且时不时地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帝国的受害者。

东正教当然与帝国关系密切，大多数时间也是俄国的国教，但这也导致东正教无法只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独特印记。如果说“神圣俄罗斯”比帝国的范围要小，那么东正教的内涵要大于俄国，超出帝国的边界。因为很多民族都信奉东正教，不只是帝国内的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有其他改宗东正教的教徒，也包括帝国境外的教众。其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希腊人，他们作为东正教教徒的历史更久，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教义就是由他们确立的。拜占廷作为东正教的圣殿，俄罗斯人对其相当尊崇；即使拜占廷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俄国获得东正教世界的领导权，我们在17世纪的宗教大分裂中会发现，希腊东正教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早期莫斯科的东正教牧首都是希腊人，以及圣像画家，比如西奥芬。同时，在巴尔干地区，还有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信奉东正教，包括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等。俄罗斯宣称自己担负着解放这些受压迫的信徒的责任。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一样，东正教也具有普世性，它很难适应狭隘的民族主义。尼康主教在责备旧礼仪派的“本土主义”时宣布，“我是俄罗斯人，但在信仰上我是希腊人”，他认为从单纯的民族立场来认识东正教是不可能的[235]。如果说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信仰，它只是帝国的一个许诺，即俄国要为所有东正教教徒建立一个信仰的共同体。

这正是坚信“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人肩负的使命。1393年，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安东尼批评莫斯科的瓦西里大公企图控制教廷，“对基督徒来说，只有教廷而没有皇帝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皇帝与教廷是统一的整体”[236]。这里说的皇帝当然指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皇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廷覆灭，希腊人的这一观点现在也可以用来反驳他们自己。俄罗斯人认为，1438—1439年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希腊人试图拉拢罗马教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正是上帝对此“叛教”行为的惩罚。帝国的王位与首都都空了出来。于是俄国沙皇成为东正教的捍卫者与东正教世界的领袖，莫斯科成为帝国新的首都、东正教的圣地。奥斯曼人征服了巴尔干地区，其他东正教群体也纷纷臣服，没有人再与俄国竞争。俄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自由的东正教国家。根据希腊人制定的教条，由俄国沙皇担任皇帝是其义务，否则东正教教廷就不再完整。

1492年，莫斯科牧首佐西姆斯宣布伊凡三世是“新的君士坦丁堡，即俄国的君士坦丁皇帝”。这是俄国沙皇第一次被称为皇帝，莫斯科成为帝国的首都[237]。教士菲洛费在1523年前后致信瓦西里三世，提到俄国成了“第三罗马帝国”，而莫斯科也可能是最后的弥赛亚，“两个罗马帝国先后灭亡，您将建起第三个罗马帝国，之后也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您的基督教帝国……也不会再有人来继承”[238]。[239]

人们对教士菲洛费的这句预言有多种解读，但无论意图如何，俄国成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信念很难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采用，除非要强调民族主义中“帝国”或“使命”的层面。这句话不是针对作为民族的俄罗斯，而是要求作为帝国的俄国，作为“第三罗马帝国”要继承上帝的旨意，延续之前两个罗马帝国作为基督教和文明的使者的伟业。这种帝国的抱负让俄国产生了对巴尔干地区的野心，作为奥斯曼帝国中东正教教徒的庇护者和潜在的解放者，特别是在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这会激起俄国为基督徒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重建拜占廷的决心，当然，是在“俄罗斯雄鹰的双翼”下实现统治[240]。它甚至还会让俄国进军东方的战略获得合法性，俄国东进的目的是给亚洲各地的异族和异教徒带去基督教与文明。这些体现了“第三罗马帝国”所肩负的使命的转化与重构。这也很难适用于单纯的民族国家。

俄国说到底是一个基督教帝国，东正教是其自我建构中最大的特征[241]。成为俄罗斯人的首要条件就是信奉东正教，而没有选择改宗的人，无论职位如何提升，也将意识到这一点。帝国都有其使命，捍卫和传播东正教就是俄国全部的使命。而履行“文明的使命”，特别是将其向东方传播也是帝国使命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但在帝国的历史上，世俗的目标从未取代宗教的使命。透过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平与思想我们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点，他和其家族成员都是虔诚的教徒，对宗教圣地与仪式极为关注[242]。

但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他和前任沙皇一样对俄罗斯化政策缺乏兴趣，这也证明履行帝国的使命终有其极限，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实力与生存，只有保障这两点才有机会实现帝国的理想。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俄国和许多帝国一样，必须平衡帝国的使命与帝国的管辖。因此帝国习惯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否定。如我们所见，俄国压制了东正教教徒的传教冲动，对其他宗教信仰与传统采取相当宽容的政策。同样地，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俄国对民族主义的极端诉求置之不理，除非涉及帝国的利益。在芬兰、波罗的海各省、波兰以及鞑靼人居住的伏尔加河一带，强制性的俄罗斯化遭到抵抗，并非因为俄国尊重“多元文化”，显然俄罗斯文化在帝国地位最高，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支配力量，而是因为强制性地推行俄罗斯化将有损帝国的安全，政治上极不明智。帝国使命的极限就是帝国面对的现实以及基于此现实的考量。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斯拉夫派清楚地证明了在民族和帝国之间划清界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们往往会颠倒混淆两个概念。当我们用“灵魂”来定义俄罗斯民族时，最后总要归于泛斯拉夫主义，即联合所有斯拉夫人。斯拉夫派的首要原则并非定义一个种族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243]。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所谓的西方派，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斯拉夫派反对一切对俄国社会，特别是对俄国精英影响甚深的西化倾向。即便彼得大帝不是旧礼仪派所谓的“反基督”，他主张自西方引入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也被认为损害了传统斯拉夫人的德行与精神。他建造的“异域之城”（圣彼得堡）代表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新力量。圣彼得堡已取代了古老的首都莫斯科——俄罗斯传统精神的中心。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几位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伊凡·季列耶夫斯基、阿列克谢·霍米亚柯夫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他们强调东正教是斯拉夫力量和德行的来源。[244]东正教最忠诚地保留了基督教思想，而西方的基督教则为理性主义所污染，甚至踏上了无神论的歧途。东正教保持了基督教教廷的集体性与共有性，而西方的基督教从社会的制度可以看出，屈服于分裂与个人主义。斯拉夫的地方传统表现为公社和合作社，这些组织由米尔会议的长老负责管理。所谓协同性、共享性或和谐性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标记，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社会主要由道德纽带维系，一种信仰的纽带将整个罗斯的领土凝聚成一个大的米尔，一个基于信仰、土地和习俗的国家共同体。”[245]

斯拉夫派为国家找到了其应有的定位，即国家的权力应当限定在社会的“外部”事务上，比如法律、战争和“高层政治”。国家无权也无必要干涉人民的“内部”事务，这部分有宗教、传统和习俗作为规范。因此，西方所要求的议会或宪法也毫无存在的理由，俄国历史上的缙绅会议对于沙皇了解民意已经足够，也是应该恢复的一项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相互信任，而非法律上的契约。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在国家层面不正当地、灾难性地利用官僚机器干预农村地区的事务。因此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西化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产生了重大分裂。霍米亚柯夫认为，西化的俄罗斯人已经成为“本国的殖民者”[246]。

斯拉夫派在部分上层政治家那里找到了同情的声音，包括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斯拉夫派心目中“保守的乌托邦”[247]在帝国统治下不具有可行性。所谓协同性的信条，只有在不触及恢复缙绅会议时才被接受，斯拉夫派强烈要求波别多诺斯采夫劝服亚历山大三世接受[248]。在伊凡·阿克萨科夫（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兄弟）的主张下，政府对泛斯拉夫主义产生兴趣，并希望以此支持其对巴尔干地区的企图。1875—1876年，俄国回应了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的斯拉夫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并导致了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249]。但波别多诺斯采夫马上意识到了过度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250]。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泛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表现出其局限性。在会议上，俄国和其他大国一起，承担其作为大国的责任，宣布放弃在《圣斯特法诺条约》中获得的利益[251]。

相比其他思想流派，泛斯拉夫主义清楚地表明斯拉夫派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能和谐共处。泛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帝国主义信条，体现在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所谓的“解放所有斯拉夫民族，建立在俄国领导下的泛斯拉夫联盟”的计划之中[252]。即使由俄罗斯人来领导，他们也只是众多斯拉夫族群中的一支。斯拉夫派关注的斯拉夫族群也不完全一致，有些仅仅关注俄罗斯人，有些包括所有东斯拉夫人，有的囊括所有斯拉夫人，即不仅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信奉东正教的南斯拉夫人，而且包括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内的西斯拉夫人[253]。

泛斯拉夫主义有合理的思想基础，包括相关的斯拉夫语言和其他文化特征。但条顿和拉丁民族也是如此，除了希特勒所谓的“雅利安人至上”，这些族群并未形成民族。实际上，泛斯拉夫主义是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非俄罗斯人之中兴起。一般认为是从捷克作家杨·科拉尔的诗剧《斯拉娃之女》开始，呼唤所有斯拉夫民族在文化上的统一。但这不具有政治含义，至少没有由俄罗斯人统治的意思。许多波兰和捷克的学者和“发言人”，比如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捷克历史学家弗兰蒂泽克·帕拉茨基以及捷克记者卡雷尔·哈夫利切克，义正词严地反对俄国想要成为斯拉夫各民族领袖的意图[254]。对他们而言，比起奥地利、匈牙利或德国，俄国是一个更严重的威胁，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中隐藏着帝国的野心。哈夫利切克认为，俄罗斯人“开始在各处用斯拉夫人取代俄罗斯人，因此他们也能用俄罗斯人替代斯拉夫人”[255]。

亲斯拉夫主义永远也无法避免其主张的信条中充满矛盾。亲斯拉夫主义究竟是种族的还是宗教的、文化上的还是族群上的、民族的还是帝国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引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策略。但亲斯拉夫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政治规划，更像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复兴运动，在各种方面充满力量和创造力，正如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在这方面，亲斯拉夫主义试图超越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一切民族，将自身与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E. H. 卡尔写道：“俄罗斯民族不仅是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而且通过成为普世人类的原型拥有了超越民族性的使命，这是亲斯拉夫主义的核心信条。”因此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1805年写道：“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它就是全人类；之所以认为它是一个民族是因为它被其他民族包围，俄罗斯民族的普世性看起来就像其民族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的诗歌非常伟大，但不是因为他是俄罗斯人，而是因为他是全人类的典范；而且俄罗斯民族之所以重要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还因为它是“承载上帝旨意的民族”[256]。

西方派基本上也是道德主义者，特别是其公认的领袖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他们反对斯拉夫派推崇的一切价值，特别是专制统治和东正教，但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他们将自己的事业视作追寻真理和正义的启蒙运动。对他们而言，当时的俄国阻碍了对这两者的探索，因此他们要竭力清除这一障碍[257]。民族主义对他们的事业毫无助力，因为民族主义要求其民族拥有特定的历史，而西方派眼中的俄国并不具备一段他们可以拿来利用和宣传的历史。

西方派跟随彼得·恰达耶夫的脚步，1836年，他的《哲学书简》被亚历山大·赫尔岑誉为“响彻黑夜的枪声，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醒过来”[258]。恰达耶夫认为俄国的悲剧在于，“我们不属于任何人类的大家族。我们不属于西方，更不属于东方，因此我们不具备东西方的传统。因为身处在时代之外，人类的普世教育并未触及我们”。当彼得大帝开始教化俄罗斯人时，他无法凭借任何民族的传统。“彼得大帝掌权时，面对他的是一张白纸，他力透纸背地写下了欧洲和西方两个词：从那时起，我们就是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但是，“请不要误解：无论这位皇帝的才智如何，他的意志如何坚定，他的事业的基础都是民族，而且需要这个民族的历史不会在将来成为障碍，民族的传统没有力量改写未来，民族的记忆可以被大胆的立法者毫无顾虑地清除干净。我们是如此顺从地跟随这样一位君王，他带领我们走向新的生活，我们先前经历的一切都不构成反对他的理由”[259]。

西方派继续着彼得大帝的事业，但狭隘或自负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毫无裨益。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恰达耶夫针对狭隘的民族情绪写道：“我们知道俄国国力强盛，在未来必有一番作为。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俄国的价值观能为任何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很难想象俄国能独立于世界而生存……也很难想象俄国肩负着吸收所有斯拉夫民族的使命，更难想象的是俄国将带给人类重生。”恰达耶夫所批评的就是斯拉夫派，他懊悔地说，“所谓民族情绪已经上升为一种单一主义的狂热病，正在俄国受过教育的人群中蔓延”[260]。

追随恰达耶夫的西方派也同意，没有可用的历史，就意味着要从别处包括西方寻找构建国家未来的思想材料。当然，民族主义被排除在外。别林斯基是恰达耶夫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派代表，他也盛赞彼得大帝将俄国从“蛮荒的亚洲”中解放出来，以及叶卡捷琳娜大帝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带给俄国，通过她的教育政策开启民智。于是，“我们成为西方主义的学生，而非狂热崇拜者；我们不再盼望成为法兰西人、英格兰人或德意志人，我们是有着欧洲精神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使“欧洲的民族理念在俄国全面渗透”[261]。

但为了让俄罗斯人成为欧洲人，就得减少民族主义倾向，而像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或那些受到法国、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影响的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那样成为世界公民。又或是开辟新的思路，如亚历山大·赫尔岑一样，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吸收西欧的思想与经验[262]。西方派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专制与教廷统治下的无知、奴性和愚昧。因此，他们主张破坏甚于创造，他们坚信俄国当前需要的并非建设性的改革，而是破除旧的思想与偏见。别林斯基为此称赞18世纪，这一时期“贵族、牧首和上帝，理性与人性的敌人被一一斩首”。他说：“我的上帝是反对派！历史上我崇敬的英雄都是打破腐朽的毁灭者，路德、伏尔泰、百科全书派、革命家、拜伦[263]。”

西方派希望创造的民族并非建立在过去的传统之上，而是全新的事物，习得启蒙运动的理性、世界主义等理念，让两方人另眼相看，而非以沙文主义“出名”。别林斯基认为，“民族主义”需要让位于“更伟大的人性。每个民族都将意识到自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意识到要以兄弟般的情谊互相分享民族的精神财富……今天，只有最羸弱和狭隘的民族才会认为人性的胜利将有损于民族，以至需要建造一座长城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主义”。别林斯基鄙视那些“欧洲文明的仇恨者”，他们阻止了“俄国社会受过教育的群体（西方派）的进步……而把不修边幅、肮脏不堪的大众当作值得俄罗斯民族效仿的榜样……民族主义绝不是一件外套、一双拖鞋、一杯廉价的伏特加或一坛酸菜”。他认为，“神秘主义、苦行主义或虔敬主义拯救不了俄国的灵魂，俄国的救赎是文明、启蒙和人性”[264]。

帝国民族主义：民族与帝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俄罗斯人不仅是欧洲人，而且也是亚洲人。我们的希望更寄托于亚洲，而非欧洲。在未来，亚洲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最终的可能性[265]。”别林斯基也承认，斯拉夫派对“俄罗斯欧洲主义”的部分批判的确有合理之处，他同意“俄罗斯人生活中存在双重性，因此相比欧洲民族，我们缺乏一种道德上的统一性来定义我们的民族性格。这让我们成为极为独特的族群，我们能用法语、德语或英语思考，却很难用俄语思考……用俄语思考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俄国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我们祖国的命运与意义仍处在一片混沌之中，远未发展成熟，正如一个谜”[266]。

尤其重要的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认为俄罗斯民族有特殊性，存在不同的指向，即西方与东方，因为其发展不完善或存在扭曲，就像一个难解的“谜题”。即使是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也认可这种说法，他曾反对“俄国因存在上百种民族而无法团结统一”的观点。人们或许忘了，“民族的差异性在俄罗斯人数量和地位的优势面前荡然无存”。俄国作为唯一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有责任解放“同胞手足”，因此俄国“必须独立自主，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立场面对自己和所有斯拉夫民族”[267]。

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指出了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所有矛盾之处。为了自我拯救，也为了成全自我，俄国需要拯救所有斯拉夫人，因此也必须和奥斯曼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甚至还需要和哈布斯堡王朝乃至霍亨索伦家族交战。斯拉夫派的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曾坦言，“俄国必须成为斯拉夫帝国”，这是在“希腊–斯拉夫”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世界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在俄国的支持下重建拜占廷帝国，这也是斯拉夫派不懈的目标。而且俄国还有更深层次的追求，即俄罗斯命运中弥赛亚式的使命——重建整个世界。建立斯拉夫帝国，恢复君士坦丁堡，在丘特切夫看来，将使俄国焕然一新，远远超越一个帝国。“俄国将成为它自己，但同时会更为完善，发生蜕变，而它的名字却没有更改。俄国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世界[268]。”

通常来说，这是非常另类的民族主义。可以想见，俄罗斯民族可以以斯拉夫人作为核心而发展壮大，如我们所见，这是19世纪末的情形。但我们发现了这些思想与政策的局限所在，过度推行这些政策会威胁帝国的根基。即使俄罗斯人等同于斯拉夫人（是所有斯拉夫民族，还是部分斯拉夫民族呢），帝国中也还有大量非斯拉夫人，到19世纪末他们占帝国人口的近1/3。极端民族主义者如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主张将这些非斯拉夫人驱除出去，为了让俄国更为纯洁，连东斯拉夫民族也都可以排除在外。这是带有复仇性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269]。但即使在极端保守派中，这也只是极少数人的观点，从未被沙皇或政客认真考虑，即使是最主张民族主义或唯一的民族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从未予以考虑[270]。“在文化层面（修建教堂或节日庆典），俄国政府推崇‘俄罗斯性’，但其政策不免暗含了国家主义和俄国王朝的思想[271]。”

民族与帝国，在19世纪之后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选项[272]。支持其中一方就意味着压制或威胁另一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或许已成为“新的国家宗教”[273]。但是，为国家服务而采用的民族主义原则却需要人们万分小心，避免帝国生存受到了威胁。在这一点上，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其他帝国的境况是类似的。某个民族身份认同过强，特别是那些占有支配地位的民族，将威胁到帝国的稳定与生存。最后，尽管存在重叠和相似之处，帝国和民族国家毕竟指向不同的方向（见第一章）。

俄国政客接受了这一观点，19世纪很多俄国官员开始小心地使用“官方民族主义”一词。“官方民族主义”是1875年自由派历史学家A. N. 佩平评价尼古拉一世政策时提出的说法。此后，这一说法开始流传，作为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1833年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一个注解。佩平当然认为这一说法迎合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而大多数学者对一般意义上的“俄罗斯化”仍有疑虑[274]。

图5.5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肖像画。作者是弗兰兹·克鲁格。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Bridgeman Images）

“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这一说法中的“民族主义”注定要产生歧义。在俄语中，民族主义是“narodnost”，来自“narod”（民众）一词。对于熟悉西方民族概念的别林斯基和其他学者，它与来自“natsiia”（民族）一词的“natsionalnost”（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别林斯基认为，“一种是自然的、直接的、从父权概念延伸出来的民族概念，另一种是经过历史的发展和理性运动后产生的民族概念”[275]。乌瓦罗夫和斯拉夫派唤起的是保守主义者的兴趣，是来自民众的、“直接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充分发展的“民族”主义[276]。民粹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支持者都借此发挥，表现其概念的多义性，可以被任意解读[277]。在“官方民族主义”中，民族主义的意义在于将沙皇和民众联系在一起，民众对此认识模糊，却很容易被唤起，但这不代表俄国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所谓现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俄国依然有着传统王朝专制的一面，“官方民族主义恰好是对种族划分的否定[278]。”[279]

“官方民族主义”特别适合用来形容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与帝国的关系。我们清楚看到其中民族是为帝国效力，而非相反。帝国直到其解体的那一天依然是所有统治者和政治顾问最关注的[280]。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帝国的威胁。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十分强大，俄国当然也无法不受影响。帝国内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逐渐壮大，但是从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大部分的俄国知识阶层，其发展依然显得狭隘、举步维艰[281]。

俄罗斯人无疑在帝国中占有支配地位，无论是人口还是其影响力。俄国避免将自己的身份与俄罗斯人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治阶层也由多民族构成。俄语是帝国的主流语言，俄罗斯文学、艺术、音乐也是地位最崇高的艺术形式。每个人都崇拜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和格林卡。帝国是将这片广袤土地上诞生的不同文化融为一体的工具。而俄罗斯人并不只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使者（其文化根源既来自帝国各地，也来自西欧），还承担着普世使命。大部分时间里，东正教是其中最重要的使命，被视作拯救和联合所有人的最纯净的基督教。其终极目标是弥赛亚式的对全人类的救赎，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民族。但是某个民族可以认为自己被赋予神圣的使命来完成这一伟业。因此民族和帝国产生了联系，通过某个民族和它肩负的普世使命。

“帝国民族主义”是我之前（见第一章）使用的说法，用于表达帝国及其民族载体的关系。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我们更强调其中的民族主义，而忽略了帝国的要素。这样做是错误的。帝国民族主义是指，某个民族在无意间产生了自我认知，找到了超越自身的意义，他们通常生活在肩负着“改变世界历史”或普世使命的帝国中。民族国家也一样，至少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也肩负使命。因此帝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可以是“传教民族主义”（见第一章）[282]。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这是民族主义的反面。作为民族的载体，所谓“立国”民族，必须不能过度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以致脱离帝国中的其他民族。这将威胁到帝国的完整，甚至帝国的存亡。立国民族的身份要求他们不动声色，甚至自我压抑，完成帝国的使命，以创造出一般民族国家不可企及的成就。

这就是俄罗斯人在俄国所做的一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或许在名称上很类似，但罗曼诺夫王朝的情况与后两者完全不同。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帝国只是因为其王朝才得以延续。罗曼诺夫王朝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受害者，甚至比帝国的非俄罗斯人更深受其害。此后，这成为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经典叙事主题，而在沙俄时期，俄罗斯人享有的是光荣而非遗憾。

杰弗里·霍斯金引用文化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加切夫的话说，“民族是国家的受害者”。这是他的著作《民族与帝国，1552—1917》（1998a）一书的主题。他说这本书是“关于国家如何阻碍民族的发展壮大，或换句话说，帝国说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形成”。19世纪俄国思想家因俄罗斯民族身份的问题而痛苦焦虑，认为与西方相比俄罗斯的民族身份极不完善。霍斯金认为这些思想家如此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俄罗斯人是对的，一个支离破碎的、发育不全的民族身份在帝国最后的200年中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包袱，影响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和今天的俄罗斯。”[283]

诚然，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并无长足的发展，主要原因或许是俄国的多民族属性。问题在于俄国无法产生民族主义，而这似乎又是帝国面临困境时的唯一出路。霍斯金和其他学者认可一般的观点，即存在于19世纪的帝国本身就是“时代错误”，帝国作为前现代的产物，却因为各种原因留存在现代的世界。适应现代的是民族国家的形态，无法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俄国似乎已亲手给自己判了死刑。[284]

以上的说法忽略了19世纪之后，帝国不仅发展繁盛，而且是几乎所有欧洲大国（也许还包括美国）的梦想[285]。为什么在帝国林立的世界，一个帝国还需要培植民族主义呢？帝国本身一定会成为其第一个受害者。俄罗斯的主要对手都是帝国，包括奥斯曼、哈布斯堡、英国、法国，甚至德国。这些国家都面临民族主义的威胁，也都或多或少地在进行劝阻或压制。对俄国而言，发展民族主义无异于宣布放弃帝国以及帝国的无上地位，让自己降格为匈牙利和塞尔维亚[286]。假使帝国真的这么做，而俄罗斯民族又缺乏明确的内涵，我们难以想象俄国政客怎么会执着于民族主义。

在一战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混乱之中，关于俄罗斯性的各种争论引发了连绵不休的流血争斗。最后，取代俄国的不是俄罗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崭新的苏联。看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仍有待时日。

[1] In Hosking 1998a: 479.

[2] 1962: 253.

[3] 2006: 347.

[4] [1947] 1992: 263.

[5] Longworth 2006; cf.Berdyaev [1937] 1960: 7, [1947] 1992: 21.

[6] 留里克和他的子民出现于11世纪晚期，这一群体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公众争论的核心话题。For a survey see Etkind（2011:45–60）. For the current state of scholarly opinion, see Kivelson（1997:636–39）.

[7] 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141.

[8] Milner–Gulland 1999: 55.

[9] 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 210; cf.Milner–Gulland 1999: 73–74; Pipes [1974] 1995: 223–26.

[10] Kivelson 1997: 642; Hosking 2012: 57.

[11] Pipes [1974] 1995: 226–27; Longworth 2006: 49–51.

[12] Pipes [1974] 1995: 56–57, 74–76; Stone, Podbolotov, and Yasar 2004: 28.

[13] Pipes [1974] 1995: 203–5; Kivelson 1997: 642–43; Figes 2002: 366–75; Riasanovsky 2005: 62–69.

[14] Longworth 2006: 58–61; Milner–Gulland 1999: 109–10; Hosking 2012: 72–78.

[15] Kappeler 2001: 16; Martin 1988: 26–29.

[16] Lieven 2001: 240.

[17] Hellbirg–Hirn 1998: 17; see also Riasanovsky 2005: 65.

[18] Longworth 2006: 86.

[19] Hosking 2012: 103.

[20]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帝国”的说法，出自The Legend of the White Cowl，据说在1490年由俄罗斯传教士Dmitrii Gerasimov在梵蒂冈的档案中发现。相关内容为：“古城罗马出于傲慢与野心，背离了耶稣的荣光与信仰。在新的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基督信仰由于穆斯林的到来也终将消亡。在第三罗马帝国，即罗斯，圣灵的荣光将继续照耀。要知道，基督徒终将因为东正教而联合在俄罗斯的领土上。”（in Hosking 2012:103; see also Stremooukhoff 1970:113, 122n46）也有人认为，这段话出自Gerasimov本人，目的是为了在权力膨胀的沙皇面前捍卫教廷的立场。

[21] Lieven 2001: 238.

[22] Bushkovitch 1986: 358.

[23] Hosking 2012: 131.

[24] “沙皇”一词最早是俄罗斯人在金帐汗国时期称呼可汗的说法，在伊凡四世即位后，成为俄罗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Michael Cherniavsky提出了这一观点，同时也认为这一称号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名义继承自拜占廷帝国。俄罗斯的身份问题一直很值得玩味，很多种形式同时并存［Cherniavsky 1975:133、Pipes（1974）1995:74–76、Kivelson 1997:643、Lieven 2001:216、Figes 2002:369、Riasanovsky 2005:62–67］。

[25] Cherniavsky 1975: 124–26; Longworth 2006: 87.

[26] Kappeler 2001: 14, 21; cf.Hu enbach 1988a; Lieven 2001: 231; Hosking 2012: 117.

[27] e.g., Hosking 1998a: 3; Longworth 2006: 87.

[28] Huttenbach 1988a: 68.

[29] Huttenbach 1988b: 77–80; Kappeler 2001: 34, 49–50.

[30] Longworth 2006: 117–26.

[31] “糟糕的时代”一词特指1589—1613年这段时间，即费奥多一世去世到第一任沙皇即位。但有时这一说法也指整个17世纪，直到彼得大帝掌权。

[32] Hellberg–Hirn 1998: 90–93; Milner–Gulland 1999: 119–26; Hosking 1998s: 64–74, 2012: 165–74.

[33] Huttenbach 1988b: 70; Bassin 1999: 61–62.

[34] Lieven 2001: 224; see also Breyfogle, Schrader, and Sunderland.2007: 21–37 and passim.

[35] Slezkine 1994: 11–45; Bassin 1999: 19–20; Etkind 2011: 72–90.

[36] Sarkisyanz 1974: 73; see also Slezkine 1994: 42–45.

[37] Figes 2002: 415; see also 377–84, 415–20; Bassin 1991; Slezkine 1994: 47–92; Lieven 2001: 217–20.

[38]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到访俄罗斯的作家Joseph Brodsky，他认为彼得大帝“不仅希望模仿欧洲，他还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就像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自视为欧洲人”（Brodsky 1987:72）。有关荷兰人是现在欧洲典范的说法，参见Etkind（2011:97–101）。

[39] Hosking 2012: 207.

[40] Balakirev对此有一个负面评论：“彼得大帝终结了俄罗斯本土的生活。”人们对彼得大帝的评价总是有分歧。有关文化转向的问题，参见Figes（2002:4–13）、Cracraft（2004）；有关彼得大帝改革的论述，参见Anisimov（1993）、Tolz（2001:23–66）、Hosking（2012:175–209）。有关彼得大帝个人最为生动的描述，出自19世纪历史学家Vasilii Klyuchevsky的手笔（Klyuchevsky 1958）。

[41] Pipes [1974] 1995: 124–25.

[42] Etkind 2011: 120; Hosking 2012: 183, 205.

[43] Finkel 2007: 378.

[44] Hosking 2012: 233.

[45] 盖特曼，16—19世纪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等地授予军事强人或最高领袖的头衔。——译者注

[46] On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see Seton-Watson（1986:16–17）; Horak（1988:106–8）; Prizel（1998:158）; Kappeler（2001:61–69）; Lieven（2001:259–61）.

[47] in Kappeler 2001: 80.

[48] LeDonne 1997: 70–80; Weeks 2001.

[49] On Russian experience in the Caucasus, see Atkin（1988:141–63）; Kappeler（2001:179–85）; Tolz（2001:137–40）; Figes（2002:384–90）; Longworth（2006:200–203）.

[50] Kappeler 2001: 175, 178.

[51] Donnelly 1988: 204–6.

[52] Donnelly 1988: 191–96; Steinwedel 2007.

[53] Donnelly 1988: 203.

[54] MacKenzie 1988: 231.

[55] MacKenzie 1988: 211; Lieven 2001: 210–11.

[56] Kappeler（2001:193）; see also Sarkisyanz（1974:48–49, 60–61）; MacKenzie（1988:225–31）; Yapp（1987）.

[57] Becker 1986: 42; Bassin 1999: 27.

[58] For Russian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Far East see Chang（1974）; Sarkisyanz（1974:66–68）; Becker（1986, 1991）; LeDonne（1997:178–215）; Bassin（1999:52–55, 278）; Figes 2002:414–15, 423–29）. On Eurasianism see Lieven（2001:219–20）; Laruelle（2008）.

[59] In Kappeler 2001: 194; cf.Rae 1971: 25; MacKenzie 1988: 212.

[60] Vinkovetsky 2011.

[61]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被认为是最大的陆地帝国，或第二大的帝国，但其持续时间极短。此外，英国被认为是最大的帝国，俄国次之（Taagepera 1978a:126）。

[62] Taagepera 1988: 1.

[63] Taagepera 1978a: 125.

[64] Taagepera 1988: 4–6.

[65] Taagepera 1988: 3.

[66] Longworth 2006: ix; Beissinger 2008: 1; Etkind 2011: 4.

[67] Hellberg–Hirn 1998: 35–37.

[68] Longworth 2006: 194.

[69] In Etkind 2011: 97.

[70] Brodsky 1987: 71, 84.

[71] Berman 1983: 173–286; Hellbirg–Hern 1998: 40–51.

[72] Semyonov, Mogilner, and Gerasimov 2013: 54; cf.Lieven 2001: 226; Tolz 2001: 2.

[73] Slezkine 1997: 50.

[74] Hechter [1975] 1999.

[75] For this account of Soloviev and Kliuchevsky I have drawn mainly upon Etkind（2011:61–71）; see also Becker（1986）; Bassin（1993）, Breyfogle, Schrader, and Sunderland（2007:2–6）.

[76] In Etkind 2011: 62–63.

[77] In Etkind 2011: 67.

[78] 俄罗斯与英格兰有很多有趣的比较，John Seeley认为英格兰是一个通过殖民扩张而组成的国家，尽管其领土大多在海外。相关论述参见第六章。

[79] e.g., Hosking 2012: 4.

[80] Etkind（2011:6–8）研究了19世纪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包括Afanasi Schapov，以及更为近代的汉娜·阿伦特。

[81] Hechter [1975] 1999.

[82] Bassin 1993.

[83] Bassin 1993: 498.

[84] Raeff 1971: 22; Milner–Gulland 1999: 1; Tolz 2001: 158.

[85] Hosking 2006: 7; cf.Kristof 1967: 244–45; Cherniavsky 1969: 119–20; Brooks 1985: 219.

[86] e.g., Rogger 1962; Pipes [1974] 1995, Hosking 1998a.

[87] Rywkin 1988: xv; Kappeler 2001: 115–17, 395–99.

[88] Rywkin 1988: xv; Kappeler 2001: 285–86, 395–99; Crews 2006: 13–14.

[89] Kappeler 2001: 286, 396.

[90] Kappeler 2001: 119–20.

[91] Raeff 1971: 31–32; Kappeler 2001: 78–84; Miller and Dobilov 2011: 426–27.

[92] LeDonne 1997: 71–72; Kappeler 2001: 85–89.

[93] Miller and Dobilov 2011: 430.

[94] Miller and Dobilov 2011: 434–36.

[95] Miller and Dobilov 2011: 438–42; Kappeler 2001: 249–50, 252–53.

[96] Miller and Dobilov 2011: 443–49; Löwe 2000: 69–71.

[97] Weeks 2001: 99–104.

[98] 2001: 114.

[99] Weeks 2001: 104–7.

[100] Weeks 2001: 107.

[101] Geraci 2009: 247.

[102] Löwe 2000: 77.

[103] in Armstrong 1978: 92.

[104] Armstrong 1978: 95–96; see also Haltzel 1977; Kappeler 2001: 71–75.

[105] Kappeler 2001: 98; cf.Hosking 1998a: 37–38.

[106] Rogger 1983: 184; Slocum 1998: 188; Tolz 2001: 198.

[107] Prizel 1998: 301.

[108] Torke 2003: 106; cf.Prizel 1998: 159; Tolz 2001: 211.

[109] Kappeler 2001: 135.

[110] Prizel 1998: 305; Löwe 2000: 59–60.

[111] Prizel 1998: 310; Tolz 2001: 211–12.

[112] Rogger 1983: 183–86; Prizel 1998: 311; Kappeler 1992: 111, 121–22, 125–26.

[113] Kappeler 2001: 171–78; Armstrong 1976.

[114] Löwe 2000: 53–54.

[115] Geraci 2001: 277–78.

[116] Crews 2003: 50.

[117] Geraci 2001: 265–73; Findley 2005: 152–54; Campbell 2007: 328–31.

[118] Kappeler 2001: 26–72.

[119] Geraci 2001: 15–18.

[120] Becker 1986; Slocum 1998.

[121] Slocum 1998: 174, 185; Geraci 2001: 31.

[122] in Slocum 1998: 189.

[123] Löwe 2000: 54; Geraci 2001: 19–20.

[124] Crews 2006: 52–91; Löwe 2000: 55–58; Geraci 2001: 21–22; Steinwedel 2007: 99–102.

[125] Crews 2003: 54, 2006: 1–30.

[126] Crews 2003: 57.

[127] Kreindler 1977: 93–95; Geraci 2001: 47–85.

[128] Isabelle Kreindler认为，列宁父亲在喀山的一位同志伊尔敏斯基，对列宁的民族主义政策有极大的影响。“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存在‘形式是民族主义，内容是社会主义’的说法，伊尔敏斯基的说法从本土语言出发，经受住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强调的是‘正统性’而非‘民族性’”（Kreindler 1977:87）。

[129] As stressed by Geraci（2001:80–81）; Thaden（1990c:216）; Löwe（2000:73–74）; Kaspe（2007:475–76）; Campbell（2007:332）.

[130] Crews 2003: 59.

[131] Miller 2008: 141.

[132] Campbell 2007: 342–43; cf.Brower 1997: 119.

[133] Geraci 2001: 272.

[134] Rogger 1983: 198.

[135] Miller 2008: 93.

[136] 新俄罗斯，18世纪末俄罗斯征服的黑海北岸地区。——译者注

[137] Klier 1986; Miller 2008: 98.

[138] Miller 2008: 96; cf.Klier 1989: 124–26.

[139] Klier 2001: 96.

[140] Klier 1995: 152–58; Lieven 2001: 209.

[141] Klier 1995: 153–57.

[142] Slezkine 2004: 124; Miller 2008: 115; generally, Nathans 2002: 201–56.

[143] Miller 2008: 117; see also Klier 1989: 134; Slezkine 2004: 125.

[144] Slezkine 2004: 123; cf.Nathans 2002: 376–79.

[145] Slezkine 2004: 126.

[146] Slezkine 2004: 150, 155; Haberer 1995: 256–57; Miller 2008: 123.

[147] Rogger 1983: 203–4; Kappeler 2001: 271–72; Slezkine 2004: 140–55.

[148] Rogger 1983: 201–6; Hosking 1998a: 390–96; Kappeler 2001: 267–73.

[149] Hosking 1998a: 392–93.

[150] Kappeler 2001: 270, 342; Miller 2008: 124–25.

[151] e.g., Hellbirg–Hirn 1998: 181.

[152] Rogger 1983: 201; Kappeler 2001: 271; Slezkine 2004: 155–65; Miller 2008: 121–22.

[153] e.g., Kaspe 2007: 465–88.

[154] On the various meanings of“Russification”（obrusenie）, see Becker（1986）; Pearson（1989:88–94）; Thaden（1990c:211）; Rodkiewicz（1998:7–12）; Miller（2008:45–65）.

[155] Becker 1986: 26; cf.Thaden 1990c.

[156] Geraci 2001: 9; cf.Jersild 2000: 542n19; Tolz 2005: 132–33, 135.

[157] Miller 2008: 45-65.

[158] Geraci and Khodarkovsky 2001: 6–7.

[159] Starr 1978: 18.

[160] Starr 1978: 31; cf.Rae 1971: 29; Steinwedel 2007: 98.

[161] Raeff 1971: 38–40; Rodkiewicz 1998: 13–14, 269; Carrère d'Encausse 1992: 216.

[162] Kappeler（2001:213, 247）; Hosking（1998a:367）; Jersild（2000:542）; Kaspe（2007:465–86）.

[163] Becker 1986, 1991; Brower 1997: 122; Hosking 1998a: 388–89.

[164] Tolz 2005: 144.

[165] Yaroshevski 1997: 59–61; Jersild 1997: 101–9; Brower 1997: 131; Tolz 2005: 141–49.

[166] Kaspe 2007: 475–76.

[167] Kappeler 2001: 263; Seton–Watson 1986: 22.

[168] Hosking 1998a: 386–88.

[169] Rogger 1983: 194–96; Kappeler 2001: 266–67.

[170] cf.Becker 1986: 26, 43; Seton–Watson 1986: 21–22.

[171] Rodkiewicz 1998: 16–18.

[172] Hosking 1998a: 376–78.

[173] Rogger 1983: 187–89.

[174] See Rogger（1983:184–87）; Rodkiewicz（1998）; Prizel（1998:166）; Kappeler（2001:224–28, 255–56）.

[175] Armstrong 1978: 84–85.

[176] Raun 1977: 127–29.

[177] Hosking 1998a: 382–84.

[178] Raeff 1971: 33; aden 1990d: 224, 227.

[179] Miller 2008: 51.

[180] On these developments among Latvians and Estonians, see Raun（1977:132–43）; Haltzel（1977:150–56）; Rogger（1983:191–93）; Thaden（1990d:228）; Kappeler（2001:257–60）.

[181] Thaden 1990d: 225–27; Hosking 1998a: 380–81.

[182] Rogger 1983: 189-91; Kappeler 2001: 260-61; Wortman 2006: 370.

[183] Weeks 2001: 96; cf.Kappeler 2001: 274.

[184] Tolz 2001: 8; see also 174–77.

[185] For such claims, see for example Walicki（1979:298）; Rodkiewicz（1998）; Wortman（2006:283–84）; Kaspe（2007:470–76）; Carter（2010:72）.

[186] Rogger 1962: 254.

[187] Lieven 2001: 275.

[188] See Wortman（2006:284–85, 2011:276–77）; Riasanovsky（2005:185）; Kaspe（2007:483–85）.

[189] Seton–Watson 1986: 21–22; Löwe 2000: 75–80.

[190] Kappeler 2001: 243; cf.Hosking 1998a: 397; Miller 2008: 55.

[191] Morrison 2012: 337.

[192] For the obstacles that the estate system put in the way of nationalism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e especially Burbank（2007a:83–84）. See also Burbank（2006, 2007b）; Steinwedel（2000:69–70）; Dixon（1998:155）; Löwe（2000:77）.

[193] Armstrong 1978: 91; Miller 2008: 22; Carter 2010: 73.

[194] cf.Rogger 1983: 182.

[195] Kappeler 2001: 334, 341.

[196] Sarkisyanz 1974: 71.

[197] Greenfeld 1992: 201–2.

[198] Greenfeld 1992: 250, 261, 270–71.

[199] Saunders 1982; Becker 1986: 43; Tolz 2001: 155–81.

[200] Sakharov 1998: 8–13.

[201] Rae 1971: 34; cf.Wortman 2011: 267.

[202] Steinwedel 2007: 98.

[203] Rywkin 1988: 14.

[204] Raeff 1971: 35.

[205] Armstrong 1978: 71–72.

[206] Armstrong 1978: 75, 88; Kappeler 2001: 300; Bushkovitch 2003: 145, 153–54.

[207] Haltzel 1977: 149.

[208] MacKenzie 1988: 219–28.

[209] Pipes [1974] 1995: 1; Hosking 1998a: 160–61.

[210] Lieven 2001: 250.

[211] Jersild 1997: 104–5; Steinwedel 2007: 98.

[212] Pipes [1974] 1995: 182; cf.Starr 1978: 17–18; Kappeler 2001: 103–4, 124–41, 151–53; 300–302.

[213] Kappeler 2001: 302.

[214] Carter 2010: 70.

[215] Hellbirg–Hern 1998: 78n12; see also Carter 2010: xiv.

[216] Hobsbawm 1987: 149.

[217] Wortman 2006: 9–10, 21–39.

[218] Hellberg–Hirn 1998: 69.

[219] Wortman 2006: 1; cf.Wortman 2011: 266–68; Cherniavsky 1969: 42.

[220] Wortman 2006: 2.

[221] Hellberg–Hirn 1998: 69; Carter 2010: 66, 133.

[222] Wortman 2006: 411.

[223] Michael Cherniavsky意识到俄罗斯政治文化与民族意识中的“不确定性”，莫斯科公国、罗马、拜占廷、蒙古这些都是开放的身份选择。Cherniavsky补充道：“克里姆林宫与众多宫殿的建造出自意大利设计师，外交官有着希腊–拜占廷血统，军队的炮手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园艺师、医生和占星术士来自波斯，来自匈牙利的花花公子、同性恋者也组成其民族意识的一部分。”（Cherniavsky 1975:124）

[224] Wortman 2006: 245–409; cf.Tolz 2001: 100–101.

[225] Walicki 1979: 297–300.

[226] Wortman 2006: 276.

[227] Cherniavsky 1969: 222.

[228] Cherniavsky 1969: 115; cf.Tolz 2001: 79.

[229] Brooks 1985: 216, 220; cf.Slezkine 1997: 32.

[230] in Tolz 2001: 193.

[231] Cherniavsky 1969: 123; cf.Hellberg–Hirn 1998: 101–3; Lieven 2001: 236–37; Figes 2002: 300–301.

[232] Figes 2002: 376.

[233] Chulos 2000: 33–40.

[234] Chernivasky 1969: 120.

[235] Berdyaev [1947] 1992: 31; Stremooukho 1970: 119.

[236] Stremooukho 1970: 110.

[237] Stremooukho 1970: 113.

[238] Stremooukho 1970: 115.

[239] Paul Bushkovitch认为，大部分人对菲洛费的解读比较“乐观”，菲洛费认为俄罗斯是最后的世界帝国，并且有责任保存并扩张其正统信仰。当然对此也有“负面的解读”，即“如果俄罗斯背离其信仰，这正是菲洛费所担忧的，这意味着最后帝国的崩溃和世界的终结”（Bushkovitch 1986:358–60）。乐观的观念似乎更胜一筹，最终成为俄罗斯思想界的主流，但守旧派对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的依然持相当负面的看法（Stremooukhoff 1970:119）。

[240] Walicki 1979: 114, 292.

[241] Kristof 1967: 244–46; Brooks 1985: 217.

[242] Wortman 2006: 347–60.

[243] Prizel 1998: 163; cf.Sarkisyanz 1974: 57.

[244] For the Slavophiles—and their opponents, the Westernizers—see especially Riasanovsky（1965）; Berdyaev（［1937］1960:19–36）; Walicki（1975; 1979:92–114）. A good selection of texts is Kohn（1962:104–115, 191–211）; Raeff（1966:174–301）; Leatherbarrow and Offord（1987:61–107）. Helpful discussions are in Carr（1956:366–77）; Hunczak（1974）; Berlin（1979）; Becker（1991:53–58）; Pipes（［1974］1995:265–69）; Hellberg-Hirn（1998:197–208）; Hosking（1998a:270–75, 368–74, 2012:274–77）; Prizel 1998:（160–66）; Tolz（2001:81–99）; Figes（2002:310–18）. 正如意识形态对立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个说法，都是对方阵营先发明的，之后成为对两方的固定称呼（Carr 1956:368、Walicki 1979:92）。

[245] Walicki 1979: 96.

[246] Walicki 1979: 99.

[247] Walicki 1975.

[248] Walicki 1979: 299; Hosking 1998a: 373–74; Wortman 2006: 272.

[249] Hunczak 1974: 103–4.

[250] Kristof 1967: 248; Lieven 2001: 247.

[251] Hosking 1998a: 371–73.

[252] In Kohn 1962: 196.

[253] Miller 2008: 21–22.

[254] Kohn 1962: 69–90.

[255] In Kohn 1962: 88; see also Sarkisyanz 1974: 63–66; Hunczak 1974: 84–88; Hosking 1998a: 370.

[256] Carr 1956: 371; see also Hosking 1998a: 368–69.

[257] Berlin 1979: 150–85.

[258] Walicki 1979: 88.

[259] In Kohn 1962: 39, 53.

[260] In Kohn 1962: 37.

[261] In Kohn 1962: 128.

[262] Lampert 1957: 171–259; Berlin 1979: 186–209; Tolz 2001: 93–99.

[263] In Kohn 1962: 130.

[264] In Kohn 1962: 131–23, 135–36; cf.Carr 1956: 376; Berlin 1979: 158, 172–73; Walicki 1979: 140–41.

[265] In Hellberg–Hirn 1998: 227.

[266] In Kohn 1962: 134–35.

[267] In Kohn 1962: 202–3, 210.

[268] In Kohn 1962: 92–93; see also Kristof 1967: 248; Bassin 1999: 45–49.

[269] Tolz 2001: 172; Hosking 1998a: 375.

[270] Miller 2008: 165, 177n15.

[271] Bushkovitch 2003: 157.

[272] cf.Prizel 1998: 164–65.

[273] Hobsbawm 1987: 149.

[274] Miller 2008: 139–54.

[275] Walicki 1979: 136; cf.Dixon 1998: 155–56; Steinwedel 2000: 73–75.

[276] Tolz 2001: 78–79, 85–86.

[277] Knight 2000.

[278] Knight 2000: 56.

[279] There is now considerable agreement on this meaning of narodnost for the exponents of“official nationality.”See Riasanovsky（1959:124–66, 2005:133–34, 141–43）; Saunders（1982:58–62）; Bassin（1999:38–40）; Tolz（2001:78）; Stone, Podbolotov, and Yasar（2004:32）; Miller（2008:142–46）.

[280] Weeks 1996: 12–13; Rowley 2000; Bushkovitch 2003.

[281] Kristof 1967: 248; Hosking 1998a: 397; Tolz 2001: 103; Miller 2008: 165.

[282] cf.Bassin 1999: 13, 15, 274–76.

[283] Hosking（1998a:xix–xx; see also 1998b）; and cf.Szporluk（1997:65–66）; Dixon（1998:159）; Prizel（1998:180–238, esp.154–55, 178–79）; Becker（2000）; Rowley（2000:32–33）.

[284] Nicholas Riasanovsky对此的态度不免有些调侃的意味：“俄罗斯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似乎比较崎岖。德意志的转变似乎又快又顺利，不过这条路因希特勒的出现而终结”（2005:210）。Dominic Lieven认为，“拯救帝国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让它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正是沙皇时期俄罗斯精英努力的目标，可结果不太理想（2001:281–84）。

[285] Kumar 2010.

[286] cf.Knight 2000: 59–60.

第六章 大英帝国

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几座阴雨绵绵的小岛，是如何统治世界的？这不仅是英国史，更是世界史的根本问题。

——尼尔·弗格森[1]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国家。甚至恺撒或查理曼大帝也未曾统治过这样的国家。

——本杰明·迪斯雷利，“论英国”，1878年8月8日在英国上议院的演讲[2]

奇怪！最典型的岛国人居然创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不，不奇怪，他们的岛国性给了他们建造帝国所需的超强自信和道德优越感。

——保罗·斯科特，《分配战利品》（“拉吉四部曲”）[3]

海陆帝国

之前三章所讨论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都属于内陆帝国。这些国家的扩张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吞并统治临近的领土。因为在地理上，宗主国和附属地的关系紧密，因此两者的文化和社会距离比起海洋帝国更接近。这会让部分评论家将这些帝国视作民族国家，比如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这是不妥当的，更像是观察家的主观判断而非事实。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绝不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统治民族和其他族群中的兴起，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而非帝国的形成。但宗主国和附属地相对接近，两者很难区分，这会使得内陆帝国中统治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与海洋帝国有显著差别。

所有帝国都有普世目标，无论内陆帝国还是海洋帝国，并不会因疆域和地缘而改变。与现代帝国相比，罗马面积相对较小，但罗马从未放弃对普世主义的追求，对普世主义的追求甚至成为罗马传承后世的重要政治遗产。奥斯曼帝国希望传播伊斯兰教，哈布斯堡王朝希望传播天主教，俄罗斯人希望传播东正教。无论领土大小与国家本性，所有帝国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并希望将其传扬四海，让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

但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领土面积，对普世性的追求是有影响的。领土面积反映了国家的信誉。俄国幅员辽阔，却困于欧亚大陆。除了那次短暂的涉足北美洲的尝试，俄国从未将它的统治延伸到欧亚之外。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亦是如此，除了偶尔的几次冲动，它们的权势也仅限于大陆。或许它们认为自己肩负了普世主义的使命，但一个未建立全球秩序的帝国又将如何履行这一使命呢？伊斯兰教之所以广泛传播，除了奥斯曼帝国还有其他国家在共同为之努力。天主教也在全球传播，却不能主要归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尽管建立了海外帝国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东正教要如何在该地区扎根？

海洋帝国的面积相对较大，包括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但比起幅员更重要的是海洋帝国的性格。与内陆帝国不同，这些帝国在建立之初就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它们在每块大陆、世界的每个角落建立根基。它们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留下了世界性的政治遗产。与内陆帝国不同，它们追求普世的使命，而且绝不是一句仅有象征意义的空话。通过宗教、语言、法律，在全世界各地殖民定居，它们将普世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化的现实。世界一度可能被西班牙、英国或法国统治，而且不单单是名义上的。

欧洲海洋帝国是帝国历史上较新的事物。曾有过幅员辽阔、横跨大陆的亚历山大帝国，短命的蒙古帝国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大帝国。当然，如果算上腓尼基人和雅典人，海洋帝国的历史并不算短，但欧洲海洋帝国的规模与扩张程度前所未有。自15世纪起，在一段极其短暂的时间里，欧洲帝国在世界各地抢夺地盘，发现并殖民了此前只为当地居民所知的陆地。与亚历山大帝国相比，欧洲海洋帝国在历史上并非是最宏大的帝国，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却和欧洲海洋帝国有着莫大关联。

本章和下一章会讨论两大海洋帝国：英国和法国。两者之间有值得玩味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当然，与本书简单讨论过的另一个海洋帝国——西班牙相比也是如此。不过它们与西班牙的相似点要更少一些。因此，历史时期的差异才是关键。英国和法国都是在西班牙衰落之后才达到其巅峰。这倒没有让我们放弃比较，只不过从中得到的历史教训有限。英国和法国分别兴起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世界，与西班牙所处的现代史开端时期截然不同。比如，西班牙人（以及葡萄牙人）是建立海洋帝国的开路先锋，法国人和英国人从他们身上学到经验。虽然这不一定会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更好的帝国主义者，但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技术和通信的变革颠覆了宗主国与附属地的关系。在西班牙与法国和英国之间，工业革命出现了，并带来了铁路、蒸汽船、电报、加特林机枪以及众多崭新的发现和发明。这让英国和法国获得了大量新的统治工具，同时这些工具也被帝国内外的敌人所掌握。此外，新的反帝思潮，比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也开始暗流涌动，英国和法国所处的环境与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的完全不同。因此可以理解，英国和法国为什么会背离现代早期帝国统治的种种惯例。

最大的帝国：有多“特别”

英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4]。英国在一战后达到顶峰，它占据了世界上1/4的陆地面积和近1/4的全球人口，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法国的三倍多[5]。俄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延续时间或许最长，但它从未像英国那样将触角伸向全球，而在19世纪初英国就已超越了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英格兰人是统治民族，所谓英国的“核心族群”。实际上，尽管有些尴尬，英格兰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符合帝国子民要求的民族之一，甚于俄罗斯人，或许只有罗马人才能与之媲美。在将不列颠开拓为海洋帝国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英格兰人已经在本土建立了“第一英格兰帝国”[6]。10世纪，年代史编者艾瑟维尔德提出，“不列颠现在称为英格兰，拥有了胜利者的名号”。11世纪初，英王“忏悔者”爱德华将国号颠倒过来，自称“全不列颠的国王”。1066年，诺曼被征服之后，这些名号很快成了确凿的事实，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并入不列颠，苏格兰也几乎被征服（直到1707年才完全合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在19世纪初终于成型，数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对“本土”的征服已经完结，一个“内帝国”，以英格兰为中心的“位于欧洲的英国”登上了历史舞台[7]。

英格兰人作为帝国民族，其早期历史产生了所有帝国民族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定义自身与帝国的关系？与帝国中有着更确定身份的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究竟是谁？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答案通常是将民族身份与帝国身份融合，从而在帝国这个更宏大、更重要的家园中，失掉自己的身份。英格兰人亦是如此，在大不列颠的“内陆帝国”中，将自己定位为不列颠人，或将英格兰和不列颠的身份混为一谈，他们往往用“英格兰”指代不列颠，而说起“不列颠生活方式”时，他们又赋予其英格兰的内涵[8]。与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帝国民族一样，英格兰人很难区分民族与帝国。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建立了海外领土的英国，即所谓“外帝国”，而非本土帝国。但必须记住英格兰人在海外扩张之前早已是帝国民族。他们的帝国身份已在16世纪确立，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他们开始海外殖民和征服，并最终塑造了一个世界帝国。从征服、统一不列颠岛而产生的不列颠身份感，因海外帝国的建立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因此成立之初的联合王国就是不列颠人的帝国。

英国的海外领土是英格兰/不列颠帝国本土的延续；本土产生的不列颠身份已经可以用来对外传播（正如西班牙在重新征服半岛的同时征服并在美洲定居）。这是约翰·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1883）一书的核心话题，并包含在“大不列颠”这一概念中。正如倡导这一说法的思想领袖C. P. 卢卡斯所说，“大不列颠大规模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并最终扩张为英联邦，其所有重要的元素都已在宗主国存在”[9]。这一有趣的观点也存在漏洞和限制，但说明了英国的根本事实，以及本土和殖民地民众的看法。

爱尔兰贯穿了帝国成型的始终，与恩格斯的观点一样，爱尔兰是英格兰的“第一殖民地”[10]。12世纪，爱尔兰被征服和殖民，因此它无疑属于第一批帝国扩张的对象。此后掀起了第二波帝国建立种植园的浪潮，包括在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以及在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的征服活动：这时英格兰人开始在北美建立定居点。二者在时间上如此吻合，在殖民方式上也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自然会发现其中的联系。爱尔兰似乎同时属于英格兰第一和第二帝国。尼尔·弗格森认为，“爱尔兰是不列颠殖民主义的实验室，阿尔斯特是种植园的原型”[11]。[12]

爱尔兰和威尔士无疑都属于“英格兰第一帝国”。这是联合王国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13]。但它们是否可以归入英格兰／不列颠第二帝国，即海洋帝国的体系中呢？爱尔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殖民地，或如托蒙德伯爵在17世纪所说，它是“英格兰人的另一个印度”[14]？这是爱尔兰整整一代民族主义者，以及英格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爱引用的类比。最近这在爱尔兰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当中也流行起来。

许多理由都可以证明这种类比的可信性。爱尔兰存在一个“外来”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在17世纪后，这个统治阶层形成了所谓的“新教徒优势”。当然像在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那样，这里也有当地的合作者，包括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徒。整套英格兰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移植到了爱尔兰。“压迫者的语言”——英语也被引入爱尔兰，而本土的凯尔特语受到压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之后，大多数爱尔兰人信奉的天主教受到压制，原本的爱尔兰圣公会成为国教教堂。爱尔兰的土地被没收，“外来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开始建立种植园，带来了与当地截然不同的风俗和宗教。爱尔兰人无法直接买卖土地，这与北美殖民地的情形类似。爱尔兰人通常被夸张地塑造为落后的野蛮人。在爱尔兰制定政策的英格兰人，比如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威廉·佩恩在早期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其他北美殖民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与1942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不相上下，人们因此谴责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者。因为爱尔兰实行总督管理，以英王的名义实施统治，人们会把爱尔兰视作经典的受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15]

但许多人表示，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一结论。爱尔兰可以被视作英格兰陆地帝国的一部分。与传统观点不同，我们可从帝国的角度考虑爱尔兰与英格兰在地理上的比邻关系。正如之前讨论过的俄罗斯与鞑靼的关系，与帝国接壤容易甚至有必要成为殖民地。英格兰征服并统治爱尔兰的决心如此之大，因为它担心这里会产生其敌人，比如成为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入侵其领土的后门[16]。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国土安全的角度出发，爱尔兰也必须纳入英国的“内殖民地”。

如果将爱尔兰放在海洋帝国体系中来考察，其与英格兰比邻而居的特点就格外重要。爱尔兰和不列颠岛之间的人员往来对于普通的附属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极不寻常。同样，在不列颠的各大城市，比如利物浦、伦敦和格拉斯哥，有不少爱尔兰人定居，这被概括为“逆向殖民化”。[17]爱尔兰的其他特点让人们很难将它算作典型的殖民地。直到1801年，爱尔兰都是独立王国（尽管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拥有同一个君主），在都柏林有自己的议会。1801年并入大英帝国之后，爱尔兰和苏格兰一样，成为宗主国的核心组成部分。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签署之后，100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议员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19世纪下半叶下议院两党角力时起到了平衡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英裔爱尔兰乡绅成为不列颠的统治阶层；英裔爱尔兰的文学家，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乔治·贝克莱、埃德蒙·伯克、奥斯卡·王尔德、威廉·巴特勒·叶芝、萧伯纳等，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从经济上看，爱尔兰也不像一个被剥削的、落后的殖民地，爱尔兰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得益于与英格兰的联系；而在帝国和爱尔兰的贸易中，爱尔兰人总能得到实惠。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量爱尔兰人，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以官僚、军人、定居者、传教士、商人、医生和教师的身份参与到英国的治理中。这让爱尔兰看起来又不像典型的殖民地。[18]

当然，爱尔兰似乎是“不列颠世界”的异类，特别是1921年爱尔兰（南部26郡）独立以及1949年退出英联邦，都能说明这一点。爱尔兰公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列颠岛，工作不受限制，甚至在不列颠也拥有投票权，与联合王国和殖民地的公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对于一个在二战时恪守中立，战争结束后立刻宣布独立，之后便脱离不列颠的英联邦的“前殖民地”而言是极大的优待，也是英联邦中独一无二的[19]。

爱尔兰或许被认为是英国的异类，但很多人认为英国中这样的异类很多。最近，人们越来越喜欢谈论帝国的混乱本性，帝国由各部分无序地拼凑在一起。约翰·达尔文认为，“帝国主义”一词在19—20世纪的英国没有确定含义，“因为英国统治的内涵丰富到了令人困惑的程度。真实的英国不只是被其统治的领土，而是一副巨大的拼图，上面布满了附属国和保护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停战诸国和通商口岸、飞地和运转口岸、炮艇和卫戍部队、海洋航路和装煤站、电缆和航线、领事馆、基础设施和投资，以及废弃的矿场。这些如何维系，如何成为一个整体，甚至如何被创造出来，都会让最聪明的统治者头疼……人们找不到英格兰的名字为其命名：最接近的是一个拉丁文说法——英国和平”[20]。在之后更翔实的论述中，约翰·达尔文回避了“英国”的说法。相反他效仿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项帝国计划”，于是约翰·达尔文将自己的书定名为“帝国计划”[21]。为了进一步表明这层含义，他的另一本书叫作《未终结的帝国》[22]，再次强调英国的“即兴与临时性”，英国是“成型中的帝国，一个半成品帝国”[23]。[24]

约翰·达尔文的观点与关于英国发展的最著名论点是一致的，约翰·西利在1883年提出，“我们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征服了世界上一半的领土，统治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25]。尽管未必同意这个观点，几位著名学者近几年却和西利一样强调英国无计划、无意识的本性。例如，比尔·纳森认为帝国是“由特殊的碎片构成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截然不同的元素偶然构成了英国”，“帝国的构建缺乏一致的模式”[26]。就像在混乱中，英国完全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对其他人而言，英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英国人自己却认为帝国出现的原因依然神秘莫测。

缺乏自我意识，那种不可知的感觉将产生不安全感，导致人心不稳。琳达·科利认为，今人非常清楚英国领土有限，与竞争对手比如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之后的德国和美国，或者与曾经的英国相比都显得局促狭窄，因此他们害怕坚持帝国模式过于冒险。1902年，地理学家J. H. 约翰逊认为，“大不列颠，就是英国人在海外占有的一切，是不列颠岛的125倍”。琳达·科利认为，“因为帝国内核极其受限，而又依赖海上力量，英国的消耗和负担过重，统治流于表面，维系时间也并不长久”[27]。马娅·亚桑诺夫同样强调不列颠的“裂缝与不安全感”。她认为，所谓“白人的负担”透露出的沾沾自喜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为深植在英国统治的脆弱与矛盾中寻找正义感的补偿心理”[28]。

如果英国不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国力显赫，不列颠人或许意识不到自己帝国的权威。西利做出关于英格兰的所谓无心帝国主义的评论，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们对民族融合与领土扩张持有极具特色的中立立场”。西利认为，我们“不允许帝国的存在影响我们的想象或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也认为自己只是欧洲大陆北部小岛上的居民而已”[29]。众多历史评论家，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BBC（英国广播公司）官员都惋叹大众对待帝国的无知和冷漠。米尔纳勋爵在1906年说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向那些傻瓜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帝国。”即使在那些应该关心国家事务的人中，也很难激起对帝国的热情。当要讨论帝国事务时，下议院通常空无一人。[30]

伯纳德·波特的《无心的帝国主义者》[31]可谓这一思潮的顶点。该书认同西利的观点，而且更进一步，波特提出在历史上，不列颠人对帝国知之甚少，毫不关心，生活也未被帝国打扰。少数上层或中上层人士，即真正主导帝国前途的人对此才会有兴趣参与其中，而其他人看重的是国内事务，比如就业和家庭问题。换一种说法，英国是一个“阶级产物”。“只要那一小部分男人（及其伴侣）在治理这个国家，剩下的人可以关心其他事务。帝国不需要从大多数人那里获取多少物质资源，或帝国并未意识到这点，也不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或热情。大众的漠不关心不会影响帝国的维系。”[32]

波特和其他人的观点提醒我们，绝不能认为强势的英国是凭空出现的。后殖民主义学者提出了稍显刻板的假说，无论英国还是其他国家，帝国对宗主国社会的影响与对其殖民地的影响一样既深刻又普遍，这点也很值得怀疑。这些观点需要证据，无论采取怎样的经验主义的手段来获取；如果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够有力，这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就是值得质疑的（这些人的代表是爱德华·赛义德，波特略显挑衅地称他们为“赛义德主义者”）。

凑巧的是，近些年研究英国的学者出版了大量著作，无论是考据细节还是涉猎广泛的论述都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帝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既深刻又持续。波特了解其中许多观点，事实上他的研究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观点。[33]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论著，包括所有或大部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论证及波特的回应，我们不能简单地因缺乏检验的史料证据，而认为英国对社会的影响只是观念上的或假想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教条的，和与其相反的说法，即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帝国的踪影一样偏狭。

我们还有一层顾虑。“经验主义”的最明显做法不免简单粗暴。在民意调查中测试大众关于帝国的知识，是评估影响力的粗糙手法[34]。即使是帝国中学或大学教学中设置的考试，或流行文化中的表现（两者都是波特研究中的关键），也不一定能揭示帝国是否或如何影响人的意识或行为。不必成为结构主义者或心理分析师，我们也能想清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方式不同，层次更深。意识形态有隐蔽性，被影响的人往往在最后才意识到这点。意识形态的结构，无论在社会和政治理念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在“我们背后”起作用。我们须知存在“平实帝国主义”，与所谓的“平实民族主义”一样在我们意识层面发挥影响[35]。

约翰·达尔文和其他学者关于英国庞杂无序、脆弱不堪的断言也值得警惕。哪一个帝国不曾自视为无序的组织，并竭力要在混乱的社会结构中带来秩序和理性呢？[36]哪一个帝国不曾为自身的稳定与延续而感到恐惧与焦虑呢？人们或许会说这种种表现都是界定帝国的特性（这不禁令人想起罗伯特·穆西尔对哈布斯堡王朝混乱的讽刺）。大多数帝国的发展都会顺应环境变化而采取各种投机行为，不存在按部就班的计划（第三帝国迅速覆灭说明试图为帝国制订计划是行不通的）。而大多数帝国惧怕环境的改变会削弱或损害国家的根基。

尽管英国编年史学家的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比。英国是一个奇观，势力触及全球，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没人能找到参照物。[37]但结果是，关于英国的种种结论在比较史学的框架下都不能成立。帝国是不尽相同的，各有特点。但它们也有共同特征，面临同样的问题，看待自己和被人看待的方式也有相似之处。英国影响深远，是由迥然不同的各部分聚合而成。英国是一件半成品，是一项永远处在发展中的“计划”。大约从一开始，英国就为未来担忧。当然其他帝国也面临这种处境。帝国多少是缺乏组织的，形态变化多端，总是有规律地表现出对帝国稳定与发展的焦虑（而衰亡是所有帝国不可逃避的命运）。英国或许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领土规模却不能让它逃脱帝国的宿命。

拼凑的帝国

与俄国一样，英国也经历了一系列重生，英格兰变成了大英帝国。在本地人和外来者眼中令人困惑的是，英格兰和英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如俄罗斯人在他们的帝国中占支配地位，英格兰人在自己的帝国中也是如此。但对于英格兰人和俄罗斯人而言，这种统治地位带来了激烈的不确定性，或是一种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中立立场。有人认为这是帝国的代价，其他人的看法是这是神圣的遗产（用以减轻民族主义之恶）。但相比邻近的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帝国境内的英格兰人更容易忽略或无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问题。与俄罗斯人一样，在帝国终结后，各种势力的裹挟让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格德·马丁[38]曾问：“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英国？”这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描述并分析一个庞大又复杂的政治体。通常，可以按照时间和地理要素辨别一系列英国。首先是不列颠第一帝国，基于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16世纪末建立，1783年丢失北美殖民地。紧接着是不列颠第二帝国，重心放在印度以及“白人殖民地”，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1927年，历史学家、政治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提出“不列颠第三帝国”，即一战后的所谓英联邦。它的成立基于主权原则，各成员在帝国统治下地位逐渐平等。“英联邦”一词出现在一战前，而一战期间，南非的政治家扬·史末资将军的数次演讲让这概念为人所知。“英联邦”正式出现是在1921年的《英爱条约》上，条约提出在爱尔兰南部设立自由邦作为英联邦的成员[39]。

齐默恩的“第三帝国”颇受到最近部分学者的欢迎[40]。但传统上关于第一和第二帝国的分野，及帝国延续的看法，学者仍持保留态度。还有一个被忽略的英格兰第一帝国，即中世纪（11—12世纪），由盎格鲁–诺曼人统领威尔士和爱尔兰时建立的帝国。我们发现，这个帝国和16—17世纪在西印度群岛及北美建立海外领地的不列颠第一帝国之间存在清楚的联系，特别是爱尔兰在其中的角色。因此，不列颠第一帝国并不是英格兰人的第一个帝国。

图6.1　托马斯·卡文迪许、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约翰·霍金斯爵士，三位都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冒险家、英格兰早期海外征服者。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

此外，第一个海洋帝国的不列颠属性到了什么程度？詹姆斯一世——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也许会自称“大不列颠”国王，但这个名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中未通过，在整个17世纪，这个名称少有人使用，也不符合现实。直到1707年苏格兰并入不列颠，“大不列颠”才算成立；1801年爱尔兰加入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出现。那么不列颠第一帝国事实上只是第一个英格兰帝国（尽管有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参与），直到18世纪，才称得上英国。英格兰和不列颠的重叠在各种语境中延续，衍生出了更多困扰。

即使接受了第一和第二帝国的说法和区别，它们之间的延续性仍是一个问题。两个帝国存在分野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北美殖民地的丢失意味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断层和一次方向性的调整。通常来说，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英国人用了一小段时间调整振作，将重心从大西洋向东转移到了亚洲和太平洋。

这种断层论在近些年受到不少著名历史学家的批评[41]。他们认为，与其说这是断层，不如说是英国在时间和思想上的延续。重心放在“西半球”的不列颠第一帝国并没有被重心放在“东半球”的第二帝国取代。当时，特别是七年战争（1756—1763）及之后，英国政府试图重新夺取并加强北美殖民地的统治，同时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孟加拉邦为英国的统治打下地基，作为将来统治整个印度的跳板。同样，英国早期被认为是“海洋帝国”，代表“新教徒、商业、海洋和自由”，与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制统治形成鲜明对比[42]，现在英国也认识到了宗主国在帝国内陆领土上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北美殖民地的“自由英格兰人”或许可以自行其是，但英国的统治覆盖美洲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和印度人。根据英国给的标准，这些人都不是新教徒，也不是英国人，更谈不上自由民[43]。于是英国需要发明新的帝国模式。罗马，而非希腊，更像是英国效仿的典范。至少罗马式的集权，而非希腊式的自治，也许会在帝国将来的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44]。克里斯托弗·贝利认为，1780—1830年，“政府中发生了一场帝国革命”。新的总督统治成型，遵循“忠诚、皇室、贵族、军事”的罗马式准则[45]。

英国的传统定义与时期划分最大的挑战来自“非正式帝国”的概念，这是由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罗宾逊在1953年一篇名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重要文章中提出的。加拉赫和罗宾逊反对只通过那些正式拥有的领土来认识英国。他们认为，这就好比“从浮出水面的部分来认识冰山”[46]。这导致人们过于强调1880年后的历史，当时英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世界上扩张领土，特别是加入了非洲抢夺战。帝国主义者如西利，或反帝主义者如霍布森和列宁，在各自的论述中（不免误解地）都在突出这个时期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人对帝国的态度是中立的，甚至有抵触情绪，因为自由贸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殖民地似乎是毫无必要、消耗资源的负担。到19世纪末，当自由贸易的理念受到冲击，传统观念认为，帝国重新成为英国人的选项，甚至是必选项。

但加拉赫和罗宾逊认为，即使我们只考虑正式帝国，英国人对待帝国的数十年的中立立场也禁不起推敲。“1841—1851年，英国占领兼并了新西兰、黄金海岸（加纳）、纳闽岛、纳塔尔、旁遮普、信德和中国香港。之后的20年，英国人控制了贝拉尔、奥德、下缅甸、九龙、拉各斯和塞拉利昂、巴苏陀兰、格里夸兰、德兰士瓦；在昆士兰和英属哥伦比亚建立了新的殖民地”[47]。如果英国政府和公众反对帝国，那么帝国如此广泛的扩张行为需要一个解释。“无心的帝国主义”是一种说法，但不太有说服力。

加拉赫和罗宾逊反对传统观点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忽视了“非正式帝国”在这一时期和19世纪的蓬勃发展。他们提出即使没有领土兼并，英国人也拥有“至高权力”，英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占支配地位。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对外扩张需要市场和原料，从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渠道获得这些根本不重要。很明显非正式的渠道成本更低，不牵涉直接或烦琐的行政手续。因此只要有机会，无论在阿根廷、巴西还是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英国很乐意把握时机。但即使在印度和东南亚无法获得这些商机，英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也毫不担忧，即便在所谓恪守中立的时期。因为最重要的是为英国的发展和扩张营造良好的环境，让英国的货物、思想和人民能更普遍地被世界接纳。这种双重政策在19世纪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如果可能的话，则使用非正式手段，而如果需要的话，就正式扩张兼并，英国的至高统治正在稳步前进……经非正式手段获得的收益已经足够……即使中世纪及之后英国的霸权地位被外国势力挑战，但这不应掩盖政策的基本延续性。在历史上，英国政府竭力维系至高霸权，采取不同手段以顺应环境，确保英国在各地的利益。[48]

近些年，非正式帝国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不小，加拉赫和罗宾逊无疑让人们重新思考英国及其他帝国的历史与政策。[49]他们尤其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帝国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消弭了不列颠第一和第二帝国之间的沟壑。也可以推广至20世纪，从而质疑不列颠第三帝国作为某种新理念的化身（自治领的概念早在19世纪就存在）。但在其他方面非正式帝国的概念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研究正式帝国的统治，即考察其宪法、行政体系、军队与治理时界限相对明显。但如何在权力结构和边界不存在的情况下衡量英国的权势与影响呢？比如，如何比较英国在阿根廷和在印度的影响？毫无疑问，19世纪英国在阿根廷的势力很大，但与其在印度、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势力存在可比性吗？[50]失去了正式统治的支持，权势与影响力的运行方式似乎截然不同。这需要我们用别的方法分析[51]。

无论如何，这些关于英国的反思都局限在关于正式帝国的讨论中。正式与非正式帝国是两回事，当然需要指出两者的相似处和关联，但并不意味着用同样的模式分析它们。相似性也许在于帝国的延续。这对于传统论述是有力的回击，而且在相关的领域需考虑延续性（比如不列颠与全球各地的经贸往来）。但我们依然有理由强调不同之处，即不列颠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差别。与所有帝国一样，英国也要发生变化，但并非所有变化的意义都完全一致。

在传统的论述中，很容易将英国分为三个部分。[52]第一部分是“殖民地”，之后（1907年之后）的正式说法是“自治领时代”，或口语中所谓的“白人自治领时代”，指的是不列颠人和其他欧洲白人定居的地区，他们驱逐了全部或至少大部分当地居民。北美殖民地，即之后的美国就属于这一类。纽芬兰岛（二战后并入加拿大）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也一样。南非也属于这一范畴，尽管它由荷兰和不列颠两大欧洲势力分管，但南非的黑人并未被驱逐，反而占绝大多数。1923年之后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享有类似自治领的地位，但从未被承认。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爱尔兰也成为自治领，尽管它并不愿意以此自居，最终在1949年脱离英联邦。

帝国的第二个部分是印度。这里的“印度”比起今天的印度内涵更丰富，更像是“大印度”。印度是“微帝国”或“次帝国”的中心，在大部分历史中，这个帝国不仅包括缅甸，也包含从亚丁湾到缅甸的“东苏伊士”地区。在不同的时代，其范围包含东非海岸和马来半岛的“海峡殖民地”。从理论上说，只有印度有皇帝或女皇，这个称号在1876年由本杰明·迪斯雷利用在维多利亚女王身上，使她成为“印度女皇”。维多利亚之后，英国君主一直是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直到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即位前这段时间没有女王），这说明英国君主在印度是皇帝，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是国王（类似奥地利的皇帝和国王）。维多利亚中期，英国民众对帝国相对敏感，他们认为“帝国”一词暗含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罗马的专制色彩，迪斯雷利只好将“皇帝”这个称呼限于“印度”之前[53]。

图6.2　罗伯特·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他打败孟加拉国，奠定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基础。此画显示：“展示力量/彻底征服/显示仁慈”。藏于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帝国的第三个部分，有时也被称为“殖民帝国”，因为基本上是由殖民地部管理的，更像一个大杂烩，包含印度和自治领之外的所有地区。殖民帝国包括直辖殖民地（旧称）和保护国，也就是西印度群岛及非洲殖民地（1937年后），比如亚丁湾。殖民帝国是英国最复杂的时期，让“英国”的概念变得极难定义。但有些地区，特别是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在帝国的想象和政策中地位很关键，在衡量帝国对不列颠民族身份的影响时，几乎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大不列颠”和自治领

一个基本假设是自治领的人民直到现在都属于英国[54]。这种说法对于英国人也适用：出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的英国后代就是海外的英国人，属于家族延续。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和英国肯特郡的坎特伯雷有着同样的英格兰风情。澳大利亚政治家亨利·帕克斯关于自治领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自治领的人民和我们血脉相连”[55]。即使在大多数自治领获得自治或独立之后，这个观点从19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失去市场。[56]

1866—1867年，查尔斯·温特沃思·迪尔克男爵“跟随英格兰的步伐环游世界”。他在美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和地中海地区游历，发现所到之处都是“讲英语的或由英国统治的”。他被“我们这个似乎命中注定要占领全球的伟大民族”震惊。他发明了这个广为流传的帝国的新名称。“如果仅拥有两个小岛不足以称为‘大’，那么拥有美洲、澳大利亚、印度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自称为‘大不列颠’[57]。”

“大不列颠”逐渐被认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的内涵是多重的，有时甚至会刻意地引起歧义。“大不列颠”是指代英国的所有部分？或仅指白人自治领，即英国人移民占据人口多数的殖民地？或指整个英语世界，即盎格鲁文化圈或盎格鲁世界？因为拥护大不列颠而凝聚在一起的成员国，会因身份而产生区分。此外，特别难以处理的是两大政治实体，美洲或美国及印度。它们是否也在英国的统治范围内呢？[58]

迪尔克男爵坚信美国和印度都是英国的一部分。“通过美洲，英格兰开始与世界对话”[59]。将美洲纳入说英语的盎格鲁世界是19世纪末英格兰和美洲兴起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运动的通常做法[60]。北美曾是英国的一部分，一场家族内部矛盾让那里的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在19世纪美加越来越亲近英国，与英国有着基本相同的国家愿景与利益[61]。北美不再臣服或依赖英国，而是变为与之前曾为其一部分的遍布各地的盎格鲁–撒克逊大家庭平等的伙伴。1897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之际，《纽约时报》说，“我们是英国的一部分，一个重要部分，命中注定要征服世界”[62]。这种情感在英格兰思想家和政客心中引发共鸣，他们清楚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第二“盎格鲁宗主国”正在飞速发展[63]。

拥有古老文明和大量印度教教徒的印度，进入英国体系就比较困难。但迪尔克男爵相信，印度文明已不可逆转地腐朽衰败了，印度人已准备接受来自英格兰的文化和文明。与麦考利一样，迪尔克男爵认为，教授英语和英国文学是让印度人“英国化”以及将来自治不可或缺的第一步[64]。印度人“既像同胞，也像臣民”，与英国人效忠同一位女王；英国政府应该关心如何将印度人真正转化为“我们的同胞”，让印度成为英国的一部分[65]。迪尔克此后越发强调：“无论这个过程如何不同，无论未来会多么辉煌，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我们在想起英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是印度[66]。”

需要注意，将印度纳入英国或欧洲文明体系并不少见。18世纪伟大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曾提出“印欧语”的概念，使不列颠人和印度人在语言上成为“远亲”；琼斯认为，英国扮演的是让各个家族成员团聚的角色[67]。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米勒是维多利亚中期著名的东方学家，他将发现印欧语的过程用更抒情的方式加以详述。“相隔千年的两种语言，因一个魔咒而重新相聚，我们为历史骄傲，这是神圣的雅利安家族的荣耀……东方属于我们，我们是东方的继承者，有权继承东方的遗产[68]。”米勒写道，“印度不是你想象的，一个遥远、陌生，甚至奇怪的国家。印度的未来属于欧洲，它在印欧体系以及我们的历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69]。”印度和欧洲的东方学家通常会把《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与著名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互文与类比的关系。19世纪“孟加拉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比如亨利·路易斯·维维安·德罗齐奥和迈克尔·马杜苏丹·杜特会在欧洲古代经典、历史、文学的基础上自由发挥，创造出有印欧色彩的传奇，并憧憬属于盎格鲁–印度的未来。无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都对亚历山大大帝无比迷恋，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继续着亚历山大的事业，试图在东西方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性帝国[70]。

图6.3　约翰·埃弗利特·米莱斯的《西北航线》（1874）。这幅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非常流行，展示了英国的英雄主义和男性气质，特别是表现了1845年约翰·富兰克林探索西北航线失败的悲剧。私人收藏品（Bridgeman Images）

一部分人，比如托马斯·麦考利并不关注欧亚共同的历史，而是放眼未来，认为印度人或相当一部分印度人在将来会被吸收进入英国文明的体系。这是麦考利在其著名演讲（或恶名昭彰的）“印度教育备忘录”（1853）中传达的观点，他主张建立一个“在我们与被统治者之间传达信息的阶层，这个阶层有印度的血统和肤色，以及英格兰人的品位、观念、道德和智慧”[71]。印度的盎格鲁化是印度纳入英国的过程。几年后，殖民地总督、未来官僚制度的改革者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正如罗马开化了欧洲各个民族，英国也在开化印度人，这种说法后来极为流行。“我希望，印度之于我们，就像我们当年之于罗马”[72]。需要强调，这个观点对许多印度人并非没有吸引力，比如雷蒙胡恩·罗伊、泰戈尔、达达拜·瑙罗吉（他是英国议会中的第一位印度人）。这个观点之后也常被人引述。[73]

然而让“英国”一词变得流行的思想家、历史学家约翰·西利却强烈反对将印度纳入英国的体系。或许这是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低沉情绪的反映，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74]在被誉为“英国的圣经”[75]的《英格兰的扩张》[76]中，西利表示更愿意承认美国在英国的地位，因为它曾是英国的一部分，独立后和英国有着密切的血脉和文化关系。西利认为，“历史上，从未有过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像英国和美国一样”。尽管两国是独立的主体，“美国对我们而言就是殖民地，我们移民美国后还能使用英语，生活习惯保持不变”[77]。

但对西利而言，美国之所以对英国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帝国的典范。因为领土规模与多样性绝不是建立伟大国家的先决条件，美国与传统的帝国不同，在那里自由可以得到保证，社会欣欣向荣。美国提供给英国的，正是英国所缺乏的向前迈进的理论基础。在陈旧的殖民体系中，英国将殖民地视作自身财产，从中攫取利益，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现在急需的，以及美国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新的帝国概念，一种对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全新理解。

如果不把殖民地视作英国的财产，它们就是英国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真诚地坚信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再把英国当作欧洲西北方向的一个小岛（原文如此），一个拥有12万平方英里[78]和3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不能再把移居殖民地的国民视作离开了英国或是英国的损失。我们不能再把英国的历史局限于威斯敏斯特议会之中，而把议会中未讨论的事务排除在英国历史之外。我们必须习惯将帝国视作整体，将它叫作英国，那么我们会看到美国。那是一个伟大而和谐的国家，和我们血脉相连，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法律，但那里人们生活在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79]。[80]

西利观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英国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帝国。并不是靠武力将一些民族拼凑在一起，大家构成了同一民族，而非一个帝国，就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国家”[81]。西利继续讨论帝国的其他层面，与学者争论英国的性格与命运。但他相信“英国”，也是这个概念最狂热的拥趸。他强烈支持英国应该且有能力转变为一个“帝国联盟”，这是美国给他的启示[82]。但比起迪尔克男爵，西利直言不讳地将帝国视作单一民族，“一个范围广泛的英格兰民族”。电气化时代之前，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分支阻碍了一种“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强力纽带”意识的成型，正是这种意识让帝国的各部分团结起来。然而，“一旦科技将距离缩短……英国就变为现实，而且是牢不可破的现实”[83]。

因此，“如果不考虑印度”，英国很难称得上帝国[84]。这正是症结所在。作为“王冠上的明珠”，印度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西利认为，印度在英国的体系中找不到未来，如果英国执意吸收印度，它本身也毫无未来可言。通常人们认为，英国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首先是“殖民地帝国”，各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组成了“大不列颠”。殖民地与本土的关系主要通过血统和种族、宗教和共同利益维系。第二个部分包括“印度帝国”，它的民众是“陌生的种族，信奉不同的宗教，仅靠征服与英国产生了联系”。它的地位在帝国将来的发展中值得怀疑。因此，西利总结，“在考虑英国的未来时，我们应更多地思考殖民地问题，而不是印度帝国”[85]。

但如果没有印度，英国可算作哪种帝国呢？英国是否仅是不列颠岛的延续、不列颠民族的扩张？换言之，英国是否仅是一个扩张之后的民族国家呢？这正是西利的观点。因此，如果不考虑印度、殖民地帝国，则“英国”就不必当作帝国来讨论。

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这是让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把印度当成英国事业的核心，不只是作为丢失北美殖民地的补偿，正是印度让英国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英国跟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脚步，试图征服东方与西方，建立统一的世界。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支持英国的说法，但他反对帝国联盟的提议，原因是大多数倡导者没有为印度在其中找到位置。“每个人心中都有印度，作为帝国之花的印度，王冠上的明珠……好像忽然之间被人遗忘[86]。”[87]弗里曼认为，没有印度（迪尔克认为没有美国）的英国是不成立的。同时，与西利的观点一样，他承认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区别。印度想要融入一个讲英语的英国文明体系的确非常困难[88]。

戴维·德德尼曾说：“英国是民族理想主义的概念，体现了一种与20世纪的物质约束和机会格格不入的情感[89]。”其中“情感”一词似乎被过分低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帝国，除了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一面，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情感。大不列颠的理念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代表了英国的遗产与文化，以及扩展到海外的英国公民权有着巨大吸引力。英国获得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在所有殖民地都是如此。英国的影响可以从国内和海外殖民地的公共政策来衡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移民与投资活动改变了此前的历史趋势。

毫无疑问，弗里曼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致命之处。不只是印度，随着帝国在19世纪继续扩张，征服大片非洲领地，英国若想生存，必须掌控上百万有着非不列颠血统、身处英国文化圈之外的帝国臣民。最后一个和谐的、文化近似的英国需要另一种帝国样板。罗马曾是主张多元文化、多民族的政治体。它或许不再适用于一个扩张的英国，影响深远、构成复杂的英国需要一个符合其多元性的模板。这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成为共识，当时严格基于英国概念的帝国联盟运动，面对帝国的种种现实而无法进行下去。[90]

英国的印度

西利与当时不少评论家不同，他并不贬低印度文明，而且认为印度文明历史悠久、富有创造性。但这都是历史，而问题正在于此。与其他“既无历史，未来发展无拘无束的”殖民地相比，印度“受困于历史，我认为它毫无未来可言”。印度深陷“迷信、宿命论、多妻制、最原始的宗教和专制制度”[91]。“再也没有哪两个族群之间的差距比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他们的传统和我们毫不相干。他们的宗教比起伊斯兰教距离我们更遥远[92]。”

西利承认英国对治理广袤的印度帝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英格兰的扩张》一书的第二部分，西利冷静客观地论述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段分析中获得启发。[93]他认为英国的统治依赖印度被动或主动的支持，而印度人可被认为是共治国家的一分子，至少在税务、常规行政、执法和军队领域是这样。[94]但英国发觉印度存在某种“狂野的无政府”状态，在可见的未来必须将印度拉回正轨让它获得自治能力。“必要时，我们会离开印度让它实现自治，但目前仍需在印度建立长久统治”[95]。

对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实行类似托管的方式，对于“自由帝国主义者”，比如麦考利和J. S. 穆勒是非常普通的想法。这种观念意味着在发展阶段更“先进”的国家有权且有义务去统治其他国家，但必须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当地社会在殖民力量托管下发展出一定程度的文明之后，最终目标是实现自治，这种观念才具备正当性。这是欧洲“文明的使命”的核心[96]。

对西利而言将印度纳入帝国是必然的，但可能是个累赘，并不值得庆贺。他不看好印度在英国长远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他对帝国的反思影响了许多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吉尔伯特·默里就是其中著名的古典学家、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在1900年顺应西利的观点写道，“大英帝国”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帝国’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我们统治印度，也统治苏丹，但我们没有统治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自由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明证，英国凭借军事战胜过热带国家，她是当地的征服者和外来君主。‘帝国’一词混淆了其中的区别”[97]。[98]对默里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而言，英国想要壮大就必须摆脱印度这个东方帝国。

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著名的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印度和东方帝国都是英国的光荣，是英国作为罗马真正继承者的有力凭证。他鄙视那些希望摆脱殖民地的人，认为那样会让英国沦为“被海洋包裹的三流岛国”。丁尼生赞美道，“我们的海洋帝国，家园广阔无垠／无边无际的英格兰，和她的权威／就在辽阔的东方”[99]。在为1886年印度和殖民地博览会开幕所写的颂歌中，他盛赞“英国各地的馈赠”，并被“英国的多元声音”汇聚成“统一的帝国强音”吸引。正如维吉尔笔下的罗马，丁尼生眼中的英国也肩负着统一世界的使命。作为“上帝最有力的子民”，英国的命运是成为人类之师，世界帝国的中心[100]。英国不能忽视，更不能放弃印度，就像罗马不能放弃西班牙或叙利亚。

丁尼生是维吉尔的狂热崇拜者，维吉尔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古典诗人，在19世纪丁尼生也成为推崇维吉尔的重要人物。18世纪、19世纪初，与荷马相比，维吉尔的声誉有所下降，这也与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统治的密切关系有关，因为人们相信是奥古斯都终结了自由的罗马共和国。希腊，而非罗马，才是浪漫主义诗人如济慈、雪莱和拜伦所崇拜和盛赞的对象。对希腊的崇拜延续到伟大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自由主义者领袖（研究荷马的专家）威廉·格拉德斯通、自由主义者W. E. 福斯特、约翰·莫利、吉尔伯特·默里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对他们而言，希腊式的殖民，即由拥有希腊血统、接受希腊文明的人建立自治社区，同时与宗主国的同胞保持关系，是最适合英国的模式[101]。

出于对“恺撒主义”的畏惧，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对海外的专制统治深感厌恶，这和罗马时期的情况一样，这种情绪成为19世纪笼罩在英国思想界的阴霾[102]。印度以及东方帝国似乎成了一种威胁。“东方的英国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英国，”迪尔克提醒大家，“而是污秽的不列颠尼亚，带着她的船舶，变成神秘东方的独裁者，统治着1/6的人类”[103]。然而，迪尔克也发现了英国占据印度的不少理由和正面结果。

无论如何，19世纪下半叶，印度的表现超乎英国人的想象，出台新政变得尤为紧迫。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的行政权，在当地建立更稳固、更系统的统治。1877年，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政治家中最具有帝国思想的一位，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拥有了“印度女皇”这一头衔。尽管维多利亚本人从未到访印度，但以她的名义进行的各项仪式已成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部分。1877年，在帝国大会上，维多利亚女王正式成为印度女皇，这次会议布置奢华，极具戏剧性，成为此后印度贵族展现忠诚、彰显帝国气度的示范[104]。同样，女王登基50周年和60周年庆典也是展现大国权威的契机。这一系列活动的巅峰是1911年在德里举行的觐见仪式，“规模空前绝后”，英王乔治五世和王后出席，在场的10万名观众目睹了盛装出席的印度亲王们挨个向帝国的统治者致辞。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些活动，1911年的觐见仪式被拍成纪录短片，将鲜活的印度带到了普通英国民众的家中[105]。

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还有，1911年印度首都由加尔各答迁至曾作为莫卧儿帝国首都的德里，由埃德温·勒琴斯和赫伯特·贝克设计的新德里融合了欧洲与印度的传统要素。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就是莫卧儿帝国的继承者，与此前的统治者一样，开始影响印度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没有印度的英国越来越不可想象，特别是新德里的建设，不仅体现了印度的传统，也有意呼应了帝国其他领地的建筑特色（特别是南非），以此强调帝国的整体统一[106]。

象征意义只是占有印度的一个方面。1857年本杰明·迪斯雷利使英国成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控股股东。他阐述了对印度与东方殖民地的安全问题的担忧，对他而言帝国绝非两个部分，即殖民地与东方，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讨论购买股权的事宜时，他在下议院义正词严地说：“这次购买对于维系帝国是必要的[107]。”印度突然离英国近了许多：乘坐汽船去印度只需三个星期，而此前绕道好望角要耗费三个月。

这时，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突显。印度成为“英国世界的第二中心”[108]。控制苏伊士运河，确保人员和货物能顺利抵达印度，成为英国的非洲和中东政策的关键。为了保护运河，1882年英国干涉埃及，而且不太情愿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监督埃及。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在南非的统治也以确保对好望角和海路的控制为着眼点[109]。无论是地缘政治的因素，还是作为象征，印度已成为帝国的重心。无论对印度抱以希望还是恐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很难再想象一个没有印度的英国。

前印度总督、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反对将印度排除在帝国联盟和关税改革之外。他对人们忽视印度在人力和资源上的贡献，以及在布尔战争中的牺牲表示了出奇的愤怒。寇松认为失去印度对英国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将是致命一击。1909年在爱丁堡的一次题为“印度在帝国中的地位”的演讲中，他提醒大家，当前人们把印度“排除出英国体系，将印度视作帝国的一个外表华丽、镶嵌珠宝的吊饰，哪怕去掉它也无足轻重”。他指出，大量事实表明印度是“英国在地中海以东和以南的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关键因素”，任何放弃印度的做法都会导致帝国解体。“如果印度丢失了，而此前北美殖民地也已不在，你以为我们的损失会就此打住吗？我们的港口和装煤站……直辖殖民地和保护国都会丢失[110]。”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1948年印度脱离帝国难道不就是一场预示着未来20年内帝国将彻底解体的历史灾难吗？放弃印度，实际上就是放弃帝国[111]。

大英帝国的罗马

1899年，作为前印度官员，70多岁的罗伯特·卡斯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不到30岁时，我发现成百上千的城镇和村庄以及其中数百万人们都由我们统治，不禁想起维吉尔的诗句：

罗马人擅长在和平中统治万民；

宽待臣服者，

征服骄横者。[112]

在印度，卡斯特绝不是唯一想起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诗句的人（见第二章）。这几句诗被派遣去统治印度民众的政府高层、军官和技术员反复引用。它提醒我们两点：古典学背景对于训练帝国官员极为重要；受此启发，官员很容易将英国和罗马进行类比。[113]

古典学对于英国乃至所有欧洲统治阶层而言都是重要的必修课，从1855年起，印度官员选拔需进行公开的考试，进一步增加了古典学的权重。在托马斯·麦考利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的倡导下，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知识成为考试重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表现最好，比较优秀的是在牛津大学学习“经典”（希腊罗马古典学）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来自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古典学被认为是训练学生成功管理全世界上百万英国臣民，特别是统治那些风俗文化与本土英国人不同的族群的最佳方法[114]。成为派遣印度的官员吸引着英国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一职位的薪资和地位远超本土其他职业，于是在19世纪，印度的地位通过英国对驻印官员的考量而得到确立[115]。

随着古典学的推广，维吉尔与罗马的地位重新确立。荷马与希腊也未被抛弃，特别是在文学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认为，罗马城和罗马为帝国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目标。[116]印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非洲抢夺战”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急需有关治理多元政体的指引，这正是罗马曾遇到的挑战。19世纪许多英国思想家接受过古典学的熏陶，很自然地会从罗马历史中汲取适用于英国的经验教训。拉玛·曼特纳认为，“罗马提供了一个帝国的框架，即在单一政体中如何实现多元文化”[117]。“大不列颠”和希腊的模式依然有其拥护者，但两种模式都有局限性，只适用于白人殖民地，无法满足一个非欧洲元素日益增长的帝国的需求。

转向罗马，或者回归罗马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帕默斯顿勋爵的一次著名演讲作为标志，他为自己在唐·帕西菲科事件中采取高压手段辩护，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古代，作为一个罗马人，当他说出‘我是罗马公民’时，是否能免于屈辱和伤害；而作为英国国民，无论他身在何处，应该相信信息畅通、国力强盛的英国会提供保护，主持公平和正义”[118]。[119]公民权是比较英国与罗马帝国时经常会提到的问题。人们喜欢引用克劳狄安对罗马政策的评论，罗马“以公民权作为召唤被她打败的对手，并与陌生的种族建立情感联系的手段”[120]。英国的政客试图模仿罗马皇帝卡拉卡拉让英国的国民获得同样的公民地位。讽刺的是，直到帝国解体前夕，即1948年《英国国籍法》颁布，公民权的问题才接近解决。虽然问题解决得较晚，有些最终也没有解决，其过程也不甚顺利，但帝国公民权及附带的荣誉和保护依然是比较罗马和英国的中心[121]。通常拿来类比的说法有：罗马和平与英国和平、罗马公民与英国公民。

1869年，殖民地常务次官查尔斯·阿德利爵士写过一篇有关政府政策的评论，文中区分了英国的“希腊元素”，即具备英国血统的自治殖民，和“罗马元素”，即在非欧领地的专制统治。与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阿德利害怕罗马元素会冲击英国本土政治，他认为帝国应该只包含自治领[122]。这个观点在希腊和罗马之间做出对比，被许多英国的支持者采纳。吉尔伯特·默里在此基础上提出，“英国在英格兰本土像希腊，但在帝国层面它更像罗马”[123]。

作为对阿德利评价帝国体系的回应，英国前首相约翰·罗素也借助以上的经典类比，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摆脱英国的领地，让帝国变得更“希腊”，而不是更“罗马”的时候。国际局势的趋势是强国林立。英国的对手包括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有扩张领土的计划。

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我们曾经独霸一方。可今非昔比。我们征服加拿大并在那里定居，我们占领澳大利亚、范迪门斯地和新西兰。我们将印度纳入帝国。现在只有向前开拓，没有后路。就像那句诗，“罗马人擅长在和平中统治万民”。[124]

19世纪4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提出英国就是新的罗马，英国人就是新的罗马人。约翰·罗素支持“罗马”精神，并援引维吉尔的诗为之概括，这迎合了19世纪末英国不断增长的帝国主义情绪，然而不少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依然对此表示恐惧和焦虑[125]，人们担心成为罗马一样的帝国会导致腐败，丧失自由。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79年在伦敦市政厅向观众表示所谓“英国和平”就是和平与自由时引用了一段被误认为是塔西佗《阿格里科拉传》中的话，“我知道英国人不会误认为维系帝国就会丧失自由。曾有位伟大的罗马人，在被问及他心目中的政治主张时，他的回答是帝国与自由。这对于英国绝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126]。

本杰明·迪斯雷利补充道，塔西佗在《阿格里科拉传》中虽然抨击了帝国，但也表达了罗马统治给英国人带来了福祉。塔西佗借叛军领袖表现了反帝情绪，这是古罗马文学常用的手法，但塔西佗强调罗马对英国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在阿格里科拉统治时期。《阿格里科拉传》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广为流传，阿格里科拉的雕像用来装点曼彻斯特市政厅和巴斯的罗马浴场。阿格里科拉不仅被当作带给英国艺术和文明的罗马人为人称颂，正如大卫·休谟在其著作《英国史》中所言，更被当成英国的“父母”，英国传统的奠基人，使英国与罗马的命运极其相似。罗马开化了英国和欧洲其他部分，就像英国将开化印度和其他缺乏现代西方理念和制度的地区[127]。

对不少作家而言，罗马所代表的是以亚历山大为榜样，追求世界主义和泛基督教主义。迪尔克和丁尼生都认同这一观点，迪尔克提出，“占有‘殖民地’能让我们摆脱狭小岛国的宿命，而狭隘的观念只会认为我们比根西岛大一点”[128]。[129]帝国是狭隘偏见的对立面，这也是帝国的魅力所在。迪尔克的宏伟构想是建立所谓“大撒克逊”，但其他人认为这过于局限，也不切实际。当时大众认为倡导“大英帝国”的其实有“小英格兰主义者”的嫌疑，尽管这些人自己并不赞同。可现实是英国是一个势力波及全球的帝国，统治着各种民族。这对于英国是一个挑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荣誉或值得庆贺的创举。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比起罗马的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英国是当之无愧的罗马继承者。与罗马一样，英国也是“无边无际的帝国”；与罗马一样，它也肩负文明的使命。1898年，在成为印度总督前夕，乔治·寇松怀着坚定信念，他和同时代的人不得不“开始思考罗马的气度、威严、法律和对他们生活的影响”[130]。

罗马的德行以及罗马人教给英国的治国思想，就是19世纪最流行一部著作——麦考利的《古罗马叙事诗》（1842）讨论的核心。作为前印度官员、古典学教化作用的倡导者，麦考利提升了古典学在驻印官员考试中的重要性，他将英国完全视作罗马的化身。[131]在《古罗马叙事诗》一书中，他提出的品德包括，“坚韧、克制、诚实、反抗精神、尊重法治、爱国主义”，正是这些让罗马成为伟大的帝国。而英国统治阶层所受教育的核心就是古典学，麦考利认为这些经典同样向学习古典学、了解罗马历史的年轻人传达了德行。理解并接受罗马及其文化的人是最适合统治英国的人。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人们对于重建帝国统治的秩序达成共识，麦考利的《古罗马叙事诗》变得格外流行，罗伯特·沙利文认为这本书好像“一部民族史”[132]。这本书描述了对于有着多元文化和风俗的，并非仅仅依靠血统维系的帝国，它的统治者应有的性格。

相信罗马可以作为帝国典范并产生正面影响的人，并非没有反对者。吉本带给后人的影响是对帝国腐败的恐惧、帝国侵蚀本土自由的倾向，这在19世纪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尽管关于帝国不可避免的衰亡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反驳[133]，下一章我们还将讨论这一点。我们需注意，20世纪初众多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罗马对英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系列系统性比较中，包括克罗默伯爵《古代和现代的帝国主义》（1910）、C. P. 卢卡斯的《大罗马与大不列颠》（1912）、詹姆斯·布莱斯的《古罗马帝国与在印度的大英帝国》[134]。这些著作的作者不仅是优秀学者，还是真正的政治家，也是学院派的代表。克罗默伯爵艾弗林·巴林曾在印度效力，负责过埃及公债事务，担任过25年（1883—1907）的驻埃总领事，是埃及实际的统治者。C. P. 卢卡斯是牛津大学的古典学学者，英国殖民部地自治领事务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教师。之后被封为子爵的詹姆斯·布莱斯，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和历史学家，曾在格莱斯顿、罗斯伯里、坎贝尔–班纳曼三届自由党政府中效力，1907—1913年，他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这些人的著作得到关注，引发广泛讨论。书中的观点为公众讨论提供了许多素材，而参与讨论的人不少拥有同样的古典学训练和阶级背景。[135]

这三位作者和克罗默伯爵的观点一致，“假如历史真的是哲学案例，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特别是从罗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136]。他们基本同意布莱斯关于罗马和英国肩负全球化与文明的使命的观点。“罗马是早期传播文明的主要媒介，那么英国后来就继承了这一使命。英国通过传播她的语言、商业、法律、制度，在更广阔的世界塑造了新的族群，比起罗马的法律与制度的影响要更大”[137]。更让这些思想家感到震撼的，同时也曾让迪尔克和西利感到震撼的是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带来了铁路、蒸汽船、电报，这样一来，英国比起罗马能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其文明。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英国打造了罗马人不可想象的一统局面[138]。

英国人与罗马人确有相似之处，但区别也非常显著。通常认为，英国的规模和多样性都甚于罗马。卢卡斯认为，“英国的一个行省（加拿大）就是整个罗马面积的两倍”[139]。克罗默比较了两国的人口，英国有4.1亿国民，“占世界人口的1/5”，而罗马鼎盛时的人口不过1亿[140]。但区别远不止于这些人口统计数字，还有人口成分。克罗默估算4.1亿国民中，欧洲人口（包括联合王国本土）不超过5500万，剩下的是3.05亿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以及4800万非洲人。克罗默认为这对于帝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帝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3.5亿英国国民，他们在血统、宗教、语言、习惯和风俗上与我们有天壤之别，他们可能选择自治或被我们统治。”[141]正如卢卡斯所言，英国与罗马不同，它实际上是“两个帝国”，一个是由白人自治领组成的帝国，另一个的中心在印度[142]。如何将这两个分离的部分凝聚在一起呢？

布莱斯将这个问题视作罗马与英国最根本的区别。罗马也统治着大量不同的族群。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逐渐融合，最终即使远在西班牙或叙利亚行省的人也可以担任帝国的高级官职，甚至登上皇位。“最后，罗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除了她的建筑的历史，罗马本身已经高度融合在帝国中[143]。”但英国的族群融合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牵涉印度时。“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与印度的民众是不可能真正融合的[144]。”

正如之前讨论过的，西利坦率地面对过这个难题，他认为英国最终是不能把印度包含在内的。布莱斯、克罗默和卢卡斯都同意，无论白人自治领如何自治，他们与英国依然可以靠着血统和文化建立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永远都是英国人，他们永远都是所谓英联邦的成员。但与西利不同，这三位思想家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印度的英国。印度对帝国而言太过于重要，特别是在大国之间争夺激烈的20世纪初，各国都蓄势待发希望能从其他国家抢夺地盘。因此，尽管困难重重，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必须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于印度人的利益，以及英国的国力与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克罗默坦言：“这对于英国是一件好事，对印度有益，而对于文明的进步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那么无论我们做出的让步看上去多么慷慨，或者在未来还会做出怎样的让步，我们都不会有放弃印度的念头，这样做不会给后代带来任何收益[145]。”

这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在这方面，罗马即便不是具体的目标，也再次成为英国奋进的动力。卢卡斯认为，与罗马人一样，“英国人有着极强的建设性的天赋”；人们可以信赖“英国的本性”，相信它会作为帝国的延续推动世界进步向好[146]。罗马曾经推动着这样的进步，经过一场深刻的权力更迭，现在轮到英国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传承罗马人的精神。正如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所言，“世界历史的洪流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罗马成为过去，英国人开始登场”[147]。

争论中的帝国：衰亡与终结？

1897年，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创作了一首《退场赞美诗》，其中蕴含着警告与焦虑的情绪。“远去，我们的军舰消失不见/海角和沙丘上的狼烟低沉/啊，我们昔日的荣耀与尼尼微和推罗一起，付之一炬！”

与神职人员的退场赞美诗一样，这首诗的标题暗含了终结与撤退的意味。但并没有批判帝国的意思，而是在呼唤对帝国的精神与正义性的反省，提醒大众忘却帝国的本意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不能遗忘”。吉卜林对帝国仍有感情，他在两年后的一首诗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即《白人的负担》，写于美西战争后，当时他希望美国能取代西班牙在太平洋地区继续帝国的使命。吉卜林在诗中呼唤牺牲，以及帝国民众庄严的使命感：“耐心顺从他们/别使用恐怖威胁/也不要流露骄傲情绪……/为他人谋福利/为他们寻好处……/填饱苦受饥荒的嘴/极力消除疾病。”帝国的国民或许见不到这些利益，却心怀期待（“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会责怪，那些你们守护的人会厌恶”）。但白人的责任在于忍受怨恨，坚持使命，正如诗中所云，“你的每一声呼喊或低语/你留下的一切，你做的全部/那些沉默，阴郁的人/由此将衡量你所信的上帝和你”。

20世纪初，出现了一场关于英国形势与前景的激烈又广泛的讨论。[148]尽管英国国力强盛，外表光鲜，人们依然会为其发展和安全感到担忧。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之后，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公开的叛乱和危机[149]。1860年新西兰出现毛利人叛乱，经过长达三年的战斗镇压之后，叛乱又断断续续延续了10年之久。1865年牙买加莫兰特湾叛乱（有人称其为英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叛乱虽然被残酷镇压，英国本土的民意却出现了分裂。因为惧怕俄国通过阿富汗插手印度事务，1878年英国干涉阿富汗，却发现踏入一个乱局，英国驻喀布尔的使节被杀害，作为对上百名阿富汗人被处以绞刑的报复（1839—1842年英国曾入侵阿富汗，过程更为血腥残暴）。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富汗的国王绝无理由在英国和俄国进行中东“大博弈”时站在所谓“正义”（英国）的一边。

英国不仅要担心俄国在中亚的大举扩张。德国的势力也在壮大，试图在世界秩序中找到新的位置。尽管俾斯麦警告过，但德国依然希望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获取领地，更不必说在19世纪末联合奥斯曼试图取代英国。1870年之后，法国开始从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恢复元气，试图在非洲和东南亚扩张，为帝国在欧洲的劣势找回平衡。与18世纪的情形类似，英国发现自己面对着觊觎帝国霸权地位的各路势力。此外还有美国，或许因为曾经属于英国的缘故，并未直接挑战它在海外的领地。但美国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挑战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统治地位的经济巨人。在各条战线上，英国都感受到了一丝寒意，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世界霸主和世界帝国的现状。1902年约瑟夫·张伯伦对此有段著名的评论，“疲惫的巨人在命运的重压下蹒跚前行”，表现了当时普遍的不安情绪[150]。

新的挑战来自帝国的国民，19世纪末民众的力量日益壮大。以19世纪80年代印度国民大会党（下称“印度国大党”）成立（1885）为开端，以反殖民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兴起，开始在帝国境内缓慢地传播开来。一度影响到白人自治领，公开对英国的统治以及高压手段表示不满，布尔战争爆发[151]。爱尔兰民族主义可被视作英国内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先驱，这当然与爱尔兰、印度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者有密切联系，在19世纪末经历过一次复兴，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最棘手难题。反殖民民族主义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是欧洲帝国的产物。民族主义本身并不能终结一个帝国。帝国之间的战争，比如一战和二战才能让帝国瓦解[152]。与欧洲掀起的其他思潮一样，反殖民民族主义成为英国以及其他帝国面对的又一难题。

对英国而言，它在19世纪最后20年带着迟疑踏入非洲，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这无疑让帝国的处境更加戏剧化。非洲的局面让英国民众意识到维持帝国的框架将付出的代价。1885年查尔斯·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牺牲，他成为帝国的英雄，但也给帝国蒙上了恐惧的阴霾。1898年，苏丹爆发法绍达冲突，标志着英法争夺非洲东北部的斗争开始，几乎引发了英法之间的全面战争。在非洲南部，英国人还陷入与祖鲁人和科萨人的争斗中，1879年祖鲁部落在伊桑德尔瓦纳大败英军。

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南非白人的布尔战争（1899—1902）。正是布尔战争让人们开始怀疑英国的主张，战争也揭示了足以威胁帝国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英国实行焦土政策，焚烧田地，建立集中营，之后在矿场使用中国苦力，这些被全面报道出来，在本土引发讨论，而且造成了公众观念的分裂。正如自由党领袖罗斯伯里伯爵写给《泰晤士报》的公开信所言，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并不仅仅关乎这场战争，而是在帝国的原则上产生了正面的、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峙”[153]。无休止的战争、战斗的方式，以及最终不确定的结局，让民众感到极其不安。“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耗费4年时间，牺牲千百人的性命和上百万英镑才打败了‘一个不起眼的族群，后者人数有限，在战场上却游刃有余’，这给英国人带来极大震撼。”[154]张伯伦、米尔纳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认为，重新反思帝国、从头建构帝国是当务之急；而自由党人认为战争揭露的是帝国道德的败坏。[155]

在欧洲享有极高声誉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晚年表达过对英国人对付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手段的愤怒，他谴责英国“帝国主义”是一种“奴隶制”。而且受害的不仅仅是奴隶，征服者本身也成了奴隶。他认为帝国社会“从成分上说，自由在其统治的各地已经消亡殆尽，自由在英国本土也不复存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国家本身也会被奴役”[156]。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帝国已经堕落，而且会以19世纪激进分子最喜欢讨论的专制统治的面貌回归[157]。这是反对布尔战争最常见的论调，特别见于J. A.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1902），这部著作出版于20世纪初，深刻批判帝国主义。霍布森对比的是罗马时期的“寡头政治”与现代帝国主义，他认为两者存在相似后果，即削弱国家的道德和物质基础[158]。

但在布尔战争进入白热化期间、霍布森出版他的著作两年前，古典学家兼历史学家J. A. 克拉姆的几乎拥有同样影响力的著作《英国的起源与命运》（1900）问世，这部书在白人自治领和美国相当流行[159]。克拉姆认为，战争代表了两者原则的冲突：布尔人主张的“民族”与英国为之奋斗的“帝国”——“英国未来之所系”[160]。与霍布森一样，克拉姆也提及罗马，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罗马是世界文明的推动力，英国亦是如此。克拉姆的评论不免夸张：“英国为不存在的国家以及人类无法想象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正如塔西佗时代的罗马，也为后世未知的国家与文明铺设了道路[161]。”

比较英国和罗马是历史学家常见的手法，克拉姆认为衰亡未必是所有帝国的宿命，而英国也许可以避免罗马和其他古代帝国衰亡的结局，而英国的宗旨也让这点成为可能。克拉姆写道，英国“建立在比雅典或安东尼时期的罗马更奉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英国也开疆拓土，但几乎所有民族都在她的统治下得到庇护，她的征服更像是为了全人类而非自己的利益”[162]。因此，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不存在矛盾，正如罗斯伯里勋爵所说，帝国主义是“扩大的爱国主义”[163]。

图6.4　托马斯·琼斯·巴克的《英国伟大的秘密》（1863）。画中一位来自非洲的使者向维多利亚女王询问英国如此成功的秘密，女王向他展示一本圣经，并告诉他：“这个就是英国如此伟大的秘密。”基督教一直是英国“文明”使命（特别是在非洲）的一部分。藏于伦敦国家肖像画廊（UK/photo © Stefano Baldini/Bridgeman Images）

我们应该留意，这一时期布莱斯、克拉姆和卢卡斯都在比较英国和罗马。克拉姆认为英国所取得的成就要高于罗马，即便不能免于最终的衰亡，也能确保更长久的国运。我们习惯于忽略20世纪以来的英国，新近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衰亡的征兆和迫近的瓦解。但是出于未知的原因，帝国依然延续了50年之久。我们无视了帝国生命力延续以及承担文明的使命变得更为坚定的证据。我们还无视了帝国的进步，以及一战前后帝国对自己的未来进行的根本性反思。人们认为帝国应该且有能力延续下去，只不过需要改换形式。

20世纪初，一部分人下定决心推广起极富野心的“帝国教育”，其中包括C. P. 卢卡斯、休·埃杰顿、A. P. 牛顿、利奥·S. 埃默里、西德尼·洛、W. 彭伯·里夫斯。其中不少人有着资深的学术背景，C. P. 卢卡斯任职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休·埃杰顿是牛津大学殖民史教授，A. P. 牛顿是伦敦大学帝国史教授，彭伯·里夫斯任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在皇家殖民地研究院、维多利亚联盟和帝国联盟等机构的帮助下，这些人试图在中学、大学、工人大学，甚至如阿尔伯特演奏厅这样的公共场合宣传帝国的理念，以及帝国在推动世界进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64]。

最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来自西利，却拒绝接受英国仅限于白人自治领的观点。英国的内涵不止于此，卢卡斯写道，“英国是伟大的、有益于民族的政体，形式和规模极其独特，发展结果举世无匹”[165]。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卢卡斯习惯称之为大家庭）中，多元性与统一性并存不悖。帝国的每一个部分，无论风俗文化与宗主国有何不同，都可以在帝国中做出独特的贡献。亚洲和非洲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属帝国的一部分，将它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帝国家庭的身份。就像家庭中的小孩，他们长大成人，乃至独立自主，却依然因亲情和忠诚与父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66]。

约翰·麦肯齐在其多部著作中，都发表过极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在20世纪初，人们对帝国的情绪并非是不满或失望，帝国在大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至少在英国本土的情形如此。[167]帝国的支持者现在拥有各种新式的传播技术，比如日报、电影和广播，和传统的手段一起传播帝国的影响力。每年圣诞节的英王讲话开始于1932年，开播便大获成功，帝国境内上百万国民成为听众。同一年，BBC的帝国服务开播，固定向整个帝国覆盖的地区广播，并面向全帝国招募广播员。此前，1924—1925年帝国博览会在温布利开幕，总共吸引了1700万游客到访，新生的BBC第一次参与了博览会的现场广播，并且确立了其作为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地位。在创始人里思勋爵的带领下，BBC致力于推广帝国的思想，并支持帝国的行动。

从1904年开始设立的非官方帝国日（5月24日），于1916年成为官方庆典日，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万民同庆的节日，这一天的活动有公众音乐会和广播节目，包括一场首相演讲。所谓的“帝国电影”有《轻骑兵的冲锋》（1936）、《桑德斯河》（1953）、《四片羽毛》（1939）、《古庙战笳声》（1939），无一例外都以庆祝为主题。这些电影改编自流行作家，比如G. A. 亨蒂、埃德加·华莱士、约翰·巴肯等的作品，巴肯的作品以帝国为主角冒险活动的背景[168]。基奇纳是乌姆杜尔曼战役（1898）的英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帝国的光荣。同一时期，一战的英雄T. E. 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被塑造为一个浪漫又理想的角色，从一个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变身为帝国的战士。

之后，帝国市场委员会使帝国的产品，比如锡兰的茶叶、黄金海岸（加纳）的可可、新西兰的黄油，成为英国家庭的必备。帝国拥有前所未有的丰富物产。如何让消费者习惯这些外来的商品，比如阿根廷的牛肉和加州的罐头水果，市场委员会认为只有通过“焕发英国的活力”才能做到。这是英国的帝国身份得以延续的明证，“购买英国”或“购买英国的商品”的口号得到了认同和推广。市场委员会的电影部门在导演约翰·格里尔逊的带领下，创作了不少质量和影响力都极佳的产品纪录片，影片内容围绕如何推广帝国不同地区的产品这一主题。事实上，市场委员会不只关心让英国消费者购买帝国产品这一短期目标，这个杰出的公关和宣传团队立志推广的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本身（正如威尔士亲王在市场委员会所拍摄的宣传片中评论的，“英国拥有世界总资源的1/4”）。通过书籍、宣传册、海报、电影、演说以及在学校、火车站、十字路口的展览，市场委员会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们简单重复着这一信息，即“英国的价值和德行”[169]。

人们或许记得，二战前夕，英国高涨的帝国情绪的最后表现是童子军运动和女童子军运动。这场运动是由布尔战争期间梅富根城战役（1899—1900）的英雄贝登堡勋爵领导的，童子军运动和女童子军运动是布尔战争后，人们对英国社会和帝国健康的担忧而做出的直接反应。贝登堡勋爵《童子军手册》（1908）的推出既利用了公众的紧张情绪，又安抚了公众的不安，这种情绪是由《英国衰亡史》（1905）这本匿名出版的著作引起的，作者实际为艾略特·米尔斯。此外，与同时代的人不同，大多数人习惯将帝国问题集中在帝国的“亲属”，即白人自治领中考虑，但是贝登堡勋爵将视角拓展到帝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印度和南非，也包含加拿大。童子军法则第四条规定，“无论国家、阶级、信仰，童子军是他们的兄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举办了大型国际童子军联欢会，世界各地的童子军相聚一地。贝登堡勋爵的童子军运动和女童子军运动不仅弥合了国内阶级和宗教的裂痕，“它本身就是真正的帝国产物，高效又有创造性地凝聚了英联邦的成员，是帝国多种族理念的化身”[170]。20世纪30年代初，帝国拥有150万童子军和50万女童子军，在印度还有32.6万童子军。印度政府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最终也支持这项运动[171]。

贝登堡勋爵认为锻造和彰显品行是帝国的关键。他认为，品行最能在边境而非城市中显露出来，这种观点让他赢得了不少自治领民众的欢迎，尽管不止于此（英格兰的乡村和草原一样，也算得上“边境生活”）[172]。因此，世界各地的童子军能够在二战后帝国衰亡后生存下来，借由童子军组织团结在一起[173]。品行也是许多作家描写20世纪初的帝国时常见的主题。他们认为，帝国与品行“存在根本性的象征关系”，品行塑造了帝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并因帝国的延续而得到加强巩固[174]。最好的辨别方法就是进行考核，以帝国的英雄为考核对象，比如旁遮普的约翰和亨利·劳伦斯，喀土穆的戈登爵士、弗雷德里克·塞罗斯——作家哈格德笔下的艾伦·夸特梅因的原型，非洲的弗雷德里克·卢吉[175]。人们对帝国衰亡的恐惧是世纪末最普遍的情绪，尤其是征召参与布尔战争的年轻人身体素质都令国民担忧[176]。但是，在布尔战争和一战中涌现出来了相当一批帝国领袖，包括埃及的克拉姆和基奇纳、印度的寇松、非洲的米尔纳和卢吉，这些人为帝国而战斗的品行打消了英国人对自己是否还有能力统治的重重顾虑[177]。

A. P. 桑顿说出了大众的担忧，他认为，因为布尔战争，“帝国的理念打了折扣，失去了道德基础，而且帝国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英国虽然在南非的战争中又延续下来，但是扩张领土的自信与活力已不复存在”[178]。我们此前和之后将讨论的都与这种观点相左。有证据表明，尽管布尔战争和一战给英国带来重创，对帝国的信心与支持却未被彻底抹去。英国民众依然将国家视作帝国，而且是在世界上推动文明进程的帝国。

对英国人而言，帝国的重要性在一战后有所强化[179]。具体表现为“帝国主义分子”，如寇松和米尔纳重掌权力，出任劳合·乔治首相的战时内阁资深成员。自治领在伦敦设立代表处，自治领州长获邀加入新成立的特殊组织——帝国战时内阁。南非将军扬·史末资深受英国人民爱戴，效力于战时内阁，和其他白人自治领的长官一道作为官方代表参加战后的巴黎和会。战争期间还定期召开帝国会议，从1917年开始印度也出席。在巴黎和会上代表英国人的是英国，而非联合王国[180]。1921年，首相劳合·乔治说：“曾经唐宁街控制着帝国，今天整个帝国管控着唐宁街。”[181]这当然是夸张，但也道出了某种事实，即战争之后帝国的重要性得到强化。利奥·艾默里之后写道，我们参与这场战斗，“作为团结的英联邦和帝国，并从中赢得了帝国的高度统一，这是任何政治家没有设想过，更未达到过的高度”[182]。

图6.5　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约翰·斯威滕纳姆爵士》（1904）。斯威滕纳姆爵士是马来联邦的高级官员、海峡殖民地总督。萨金特将其描绘为忠诚的帝国官员的典型。藏于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此外，公众没有忘记帝国在战争中的贡献与付出。人们很清楚一战是一场帝国战争，而非民族战争，因此帝国需要团结一致对抗外敌。帝国不仅召集了士兵，更是军需粮草的供给中心（战胜的原因或许正是英国的供给得到了保证，而德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人力的付出体现了这场战争帝国的一面。大约250万来自殖民地的民众为帝国而战。加拿大派出63万士兵；澳大利亚尽管拒绝征召，总共也有41.5万志愿军参战；新西兰派遣13万人，将近国内成年男性人口的20%。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澳新军团在1915年加利波利海战中表现英勇，牺牲惨重，在英国本土获得了不亚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土的尊崇与同情（当然在澳大利亚也引发了民族主义与反英国的情绪）。尽管南非白人表示反对，南非还是派出19.5万士兵参战，包括4.4万名南非黑人；英属西非和东非派遣了6.2万人，大部分是黑人[183]。

印度因自身实力与核心的战略地位，派遣了150万士兵，出现在从法国到中东的各条战线上。甘地在向印度民众发表的演讲中说：“我们首先是英国的公民。我们要和英国一起，为了人类的尊严和文明而战斗……我们清楚自己的使命：尽一切可能支援英国，用我们的生命与财产换取胜利[184]。”[185]在1917年的《蒙塔古宣言》中，印度获得了赞许，印度的“自治制度逐渐成熟，在印度有望出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同时也是英国的一分子”[186]。这句称赞中的暧昧情绪让不少印度民族主义者失望。但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印度和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真正反对英国，破坏统一的英国的事件。与二战不同，民族主义叛乱与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并未在英国出现。唯独爱尔兰除外，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证明了爱尔兰的确是帝国境内的一个异类。

一战不仅团结了帝国上下，更扩张了帝国实际的边界。巴黎和会之后，通过国际联盟的授权，英国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今约旦）获得了新的帝国领土（1914年埃及就已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在1922年宣布废除这一关系，但英国在埃及的实际控制直到二战后才结束）。与伊朗缔结的条约也让英国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主导了这一时期英国势力在中东的扩张，他或许会感到满意，因为自己终于为英国带来了它一直期待的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的大片领土。英国也获得了大量的德国殖民地，特别是坦噶尼喀和非洲西南部，以及太平洋岛屿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在获得东非之后，英国拥有了一片连续的土地，从好望角一直到开罗。1920年是英国的鼎盛时期，占据了世界上1/4的陆地和1/4的人口——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1920年的英国没有开始衰亡，比起1900年时的帝国变得更为壮大”。[187]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帝国并未开始衰亡，而是对海外领地等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在贸易投资领域。在19世纪，海外领地对英国比对其他欧洲帝国更加重要，但海外领地不是英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地区。1814—1914年，海外领地对英国的出口保持稳定，大约在30%（1814）~35%（1914），但随着白人自治领和印度的地位不断上升，西印度群岛比重显著下降。从帝国进口的食物和原材料依然有限，1850年至一战期间，从未超过总进口的1/4，有的时候甚至降至1/5。海外投资的情况与此类似，大约2/3的投资流向帝国之外的地区（19世纪60年代至1914年，以帝国为对象的海外投资比例为38%）。自由贸易方面，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西欧、美国和南美，而非英国殖民地才是最大的受益方，获得的利润最高；同样，不少重要的进口物资，英国依赖于非帝国。[188]

移民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有些波动，美国几乎一直是英国最大的移民目的地，超过2/3的英国移民选择美国。剩下的1/3去了其他白人区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盎格鲁世界”依然是吸引移民的目的地，但美国作为前殖民地，却为普通英国公民提供了最多机会（即使是被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大人物严厉批判过，美国在移民心中的地位依然不变）。[189]

一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英国本土出口至帝国各地的平均比例从1909—1913年的35%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的37.2%，到1934—1938年增至41.3%。二战后这一数字继续上升，占到英国本土出口的48%。从帝国各地进口至本土的数据变化更为显著：从1909—1913年平均26.9%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的32.9%，再到1934—1938年的41.2%。二战后，从帝国各地进口至英国本土的比例从1948年的45%上升到1954年的48.3%[190]。从这些趋势中我们清楚地发现，帝国各地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当然与1932年《渥太华协定》规定的帝国特惠政策有关。1918年之后的国际环境，以及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英国本土以及各殖民地感觉，帝国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是在动荡的世界为之提供庇护的堡垒。英国已经丧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市场也在日益萎缩，可无论对本土还是殖民地的民众而言，帝国的存在变得越发重要[191]。

英国海外投资的情况更说明了这一点，揭示出更深刻的变化。一战前，2/3的海外投资流向帝国之外，这一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逆转。1929年，超过2/3的新兴资本投入帝国内部，到1938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5。海外投资情况的变化说明二战后帝国内部市场对于英国资本市场更加不可替代，这一情况至少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192]。

20世纪上半叶，移民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帝国显著性的增强[193]。到19世纪末，大约1/3英国移民选择帝国各地，到194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5，并且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而且这段时间移民的总人数并未出现大幅下降[194]。此外，这段时期的移民动态不只是从宗主国移向各个附属领地，帝国各地区间的人口迁徙也越来越频繁。移民中不仅包括低等级劳工，还有工匠、神职人员、技工和专业人员。新兴的都市比如多伦多、墨尔本和约翰内斯堡为有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工作场所包括学校、医院和新建的大学。随着印度官僚机构的本地化，那些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被渐渐排挤出这一体系，而选择去发展势头正旺的殖民地效力，特别是非洲的殖民地。尽管没有最终定论，但似乎“在20世纪英国和英联邦成为一个综合的劳动力市场，顺应帝国的供需关系，不断转移合格的劳动力”[195]。

在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的杰作《帕金森定律》（1961）中，他详细阐述了社会和个人组织遵循的原则，即在行将灭亡之时，组织和个人都容易做出最详细和最有野心的计划。他断言，“完美的计划是衰亡的象征”，“完美意味着定局，定局代表死亡”。他特别提到印度新首都新德里的例子。1911年德里觐见仪式上乔治五世提议开始建设新德里。“于是，埃德温·勒琴斯开始打造这一英国的凡尔赛，构思巧妙，细节丰富，大师级的规划，建筑规模无与伦比”，但是建设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预示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即将走到终点。1929年，第一位搬入新建的总督府的是欧文勋爵，“这一年印度国大党主张独立，印度圆桌会议召开，公民不服从运动在来年爆发”。之后，新德里建设的每个阶段都标志着印度人的觉醒和英国统治的式微与撤退意图。“最终建成的无非只是一座巨型陵墓而已[196]。”

这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鲜活案例，其中都暗含着某种普遍性的真理。但用来解释20世纪初的英国的境况则相当具有误导性。特别是以印度为例，事实上英国并不存在撤退的想法，印度民族主义者也从未预想英国会这样做。普遍来说，尽管布尔战争和一战让英国面临压力，尽管爱尔兰、印度、埃及和中东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尽管本土也出现了相当有影响力的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英国不仅没有灭亡，甚至可以说经过这些考验反而更加强盛。帝国的各个成员联系得更为紧密，它们相互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建立了更牢靠的联系。在英国本土，帝国的形象获得广泛的关注，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197]。

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帝国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很强的英国意识，因为当时帝国的版图达到历史最大，这或许给了帕金森的“定律”些许合理性（正如黑格尔的名句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在帝国的鼎盛时期，自负将难以避免地导致悲剧性的转折以及帝国的衰亡。但这种文学色彩的叙述不能替代历史，我们不能因为英国“终结”于20世纪下半叶而歪曲对20世纪上半叶帝国情势的认识。

人们普遍坚信的观点是，欧洲的海洋帝国在一战后开始缓慢地，但是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也许是受到战争中内陆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影响，似乎所有帝国的辉煌都留在过去。如我们所见（第一章），这种观点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许多研究英国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198]。尽管我们看到一战后帝国有复苏的迹象，尽管在贸易、投资和移民数据上我们看到帝国的实力得到了强化，尽管帝国文化在本土和海外领地广为传播，有些人还是认为帝国正处于衰落中。衰亡与终结就是帝国的宿命，尤其是二战之后英联邦宣告解体，而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战前后或布尔战争时期。

但是将终结的原因追溯到终结之前的半个世纪的做法，是一种特别的思考历史的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丢失北美殖民地视作“不列颠第一帝国”在18世纪初发生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呢？或许我们可以，但这种做法未必可信。正如我们所知，在研究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时，这种预测是很普遍的。无论是在研究这些例子，还是不列颠第一和第二帝国时，目的性太强的做法都会严重扭曲帝国真正的历史。凡是活着的必有一死，但这不意味着可以将死亡的原因归于活着的任一阶段。

约翰·加拉赫曾写道：“通常认为，帝国兴起、繁盛、衰落、终结这一过程意味着使命的达成。但是这种说法感情色彩太强，源自庸俗的历史目的论。事实上，衰亡的过程有时是可逆的，也确实发生过逆转。我们看到1919—1945年的去殖民化趋势，可以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大英帝国既处于衰亡，又正在复兴[199]。”[200]当然，衰亡是不当的说法，1918年之后帝国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场变化在一战前数十年人们就盼望已久。无论左翼、右翼，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还是像张伯伦一样的保守党成员，大家一致认可帝国需要重新振作，帝国内部成员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从1907年开始，帝国会议上总是谈起“英联邦”这个概念，在会上，自治领的总督和英国的首相平起平坐。[201]尽管在1906年被全体选民否决了，但在一战前后，特别是战后混乱时期，帝国优先的思想又浮出水面，人们越来越认可，这对于英国本土和整个帝国都是必要的[202]。

从负面看，所有事物都改变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提出这些改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帝国。但它们不仅是表面功夫，不只是向自治领和其他殖民地做出的妥协姿态。这些改变是通过促使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来延续帝国的存在。1905年，张伯伦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西利的观点，“大英帝国的帝国概念与以往是不同的。英国殖民地也不是原先的殖民地……我们与各国的关系形同兄弟姐妹，只不过因为英国本土在历史上和曾经取得的成就让我们在平等的各国中排在首位而已”[203]。如人们所言，英国当然是一个家庭，但和所有家庭一样，其中的成员需要厘清，甚至重新审视相互间的关系。

“不列颠第三帝国”

1917年，帝国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自治领作为英联邦的独立国家，印度也应获得同样的地位”。该决议还宣布这些国家“完全保有当前的自治权力，在国内事务上完全自主”，而且“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上享有充足的发言权”，将“继续参与帝国共同关切的事务的磋商与协定”[204]。

1926年，在另一次帝国会议上，这一决议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会议上通过的《贝尔福报告》确定了英国及其自治领是“英国内部独立自治的共同体，地位平等，无论是国内还是外交事务，一国不能凌驾于另外一国，共同效忠帝国的君主，自由地结合为英联邦组织”。该决议不应只被理解为某种禁令，或各成员国之间互不干涉的条约。“英国的基础不是协商。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某种积极的理念。自由的制度是英国的血液。自由的合作是其手段。和平、安全、进步都是帝国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就是将帝国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为之奋斗的“共同的事业”[205]。

对于古典学家和政治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而言，这两次帝国会议讨论的正是他在1927年提出的“不列颠第三帝国”的核心原则。他认为，这项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1791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案》以及1839年的《达勒姆报告》。他明白“英联邦”的概念早已在20世纪初便由大量思想家和政客阐述清楚，但在一战期间及之后，他才发现环境压力和帝国的发展让这些原则落地发芽。经由思想家和政客的努力，帝国发展到新的阶段，直到18世纪不列颠从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转型，这些原则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1905年张伯伦的演讲质疑了传统的帝国概念，作为回应，齐默恩认为，“1914年的英国成为一个联盟，一系列国家都拥有独立地位，对其政策完全自主，因为对帝国的情感以及不定期举行的帝国会议而联系在一起”[206]。不列颠第三帝国时期，帝国的国民变成了公民，附属国升级为独立平等的国家。

这项决议很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就像之后英国为国际联盟在操作和原则上所做的准备以及其中包含的托管制度[207]。但这些决议背后是有事实基础的。齐默恩和其他“圆桌会议”的成员，包括莱昂内尔·柯蒂斯、菲利普·科尔、爱德华·格里格、雷金纳德·库普兰，都在致力筹划建立联合国；二战期间，他们又活跃于联合国的设立与推广。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将自己和两度担任南非总理的英国资深政治家，同时也是英联邦的倡导者扬·史末资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期待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出现，在各个重要方面，成为英国的延续甚至替代品。扬·史末资认为，英联邦已经具备“未来世界政府的雏形”，也许真的会朝那个方向发展[208]。

作为古典学家和畅销书《希腊共同体》（1911）的作者，齐默恩认为，英国可以给世界带来高等文明和更加道德的统治，就像雅典给古代社会带来的改变一样。无论英国实际经历了什么，帝国的理念，即黑格尔意义下的理念，依然化身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并且继续存在[209]。但这仅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提出和推崇的一个理念或一种理想而已[210]。

在主张不列颠第三帝国的概念时，齐默恩清楚地表示，他们不会跟随西利和其他大不列颠狂热分子提出的路径。不会把印度和非欧洲部分排除出帝国的范围。菲利普·科尔作为圆桌会议成员的代表，在1912年表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印度塑造为自治的、负责任的自治领，而如果印度真的有这么一天，并通过选举留在英国内，我们将解决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难题”[211]。当圆桌会议的成员谈起英联邦，他们指的是整个帝国，而不仅是白人自治领。“圆桌会议的创始人认为，‘英联邦’一词的内涵是各国民众在不同的起点，以不同的速度迈向自治，同时又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一致”[212]。

齐默恩认为种族问题是“这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英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为英国投票的大多数不是白人，而是有色人种。迄今为止，白人天生被赋予了统治者的地位；但第三帝国如果作为英联邦的一员，基于成员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将自身的特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转化为更平等的合作关系”[213]。齐默恩认为，英国因其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在各大国中最适合回应多民族国家的挑战。与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帝国不同，英国人从不支持民族主义，更不会将国家与民族直接画上危险的等号。他认为，英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联合起来，由单一政府统治。英联邦是这一传统的产物与延续。“人们总将政府与民族混为一谈，而统治的艺术在于将不同族群、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用同一套律法来管辖，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和平’”[214]。

齐默恩对西利以“英格兰的扩张”作为讨论英国一书的题目表示不满。“英国不是，也从未被人当作英格兰帝国。没有人会用‘英格兰帝国’这个说法”[215]。同样，也不应该像迪尔克一样将其称为大不列颠。齐默恩引述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在该法案中英国承认英属北美殖民地法语人口的文化与制度。“该法案永久性地保护海外领地不受所谓英格兰帝国政策的影响。我们也承诺宽容非英格兰和非不列颠制度，这是当时对不列颠一词的理解。从《魁北克法案》的角度来看，英国既不是英格兰也不是大不列颠的扩张。”不列颠人没有且不应该拥有“盎格鲁中心帝国”。帝国各成员之间的纽带应该会通过鼓励“文化自觉”被加强，而非削弱。因此没有所谓的英格兰帝国，对英格兰人而言这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随着帝国的扩张，只存在一个政治上的、“无关民族肤色的”英国[216]。同一政治经济空间下的民族多样性可以用来确保“英联邦成员作为肩负共同使命和目标的长久的伙伴关系”[217]。

当时，齐默恩并不是少数对帝国充满信心的人，这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符。20世纪20—30年代，不只是英国将世界当作帝国的世界，无论未来发生怎样的变革，帝国仍将统治世界。威尔逊自决意义下的民族主义或许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联盟也试图倡导这一原则。但现实是，国际秩序，或者说失序的国际体系中，帝国仍是最重要的成员，而其他国家也在竭力成为帝国[218]。一战之后，不仅是英国的版图得以扩张，法国也在叙利亚、黎巴嫩和摩洛哥大举进发。“大法兰西”更加壮大。荷兰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的宗主国加强了对各地的管控，实施了影响深远的行政改革。1919年被剥夺海外领地的德国，在纳粹的主张下，试图在欧洲重新建立帝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开启了重建罗马的计划，以非洲的索马里、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作为起点。在远东，日本第一个试图建立亚洲帝国，并对欧洲帝国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到美国，另一种意义上的帝国势力）。帝国绝没有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反而发展壮大、生机勃勃。

在回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衰退和对帝国信心的丧失时，约翰·达尔文说，“在殖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时期，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政策已做好准备去解体它最大和最富有的殖民体系”[219]。1926年的《贝尔福报告》并非通常被认为的“一份有意识的去殖民化法案”，而是旨在“加强自治领地位，挫败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各地的分离主义思潮”。政策的制定者相当自信，“文化、经济和战略上的相互依存会打败威胁帝国统一的地区性民族主义思潮”[220]。

约翰·达尔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齐默恩的看法，这种看法绝非天真的或不切实际的。自治领的思想构成了“不列颠第三帝国”的基础，因为其取决于“文化自信的根基。尽管受到战争和大萧条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各地认为其制度、国民精神、文化和普遍的文明依然散发着极高的魅力”[221]。人们再一次用20世纪60年代的眼光来检视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于是对二战前英国的认识与真实状况产生了偏差。在各个方面，与20世纪初的焦虑相比，人们大概会认同这一时期的英国即便在国力上没有达到顶峰，但国民的信心一定上升到了最高点。英国的文化在全世界流行，大部分民族希望汲取英国的文化，使其成为自身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与他们的政治选择无关。而英国人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现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集中且最广泛的一次文化传播。无论帝国的成就多么有争议，人们很难想象英国不存在的世界。

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家并未打算解体帝国体系，英国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即无论改革如何进行，帝国和殖民地永远是英国未来的中心和根本。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殖民地民众的想法，争取自治才是成为帝国成员的条件。即使是爱尔兰在1921年内战后脱离了英国，依然以自治领身份属于英联邦。在1917年、1926年和1930年帝国会议之后，1931年《威斯敏斯特条例》正式确立，所有自治领，包括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不仅拥有处理国内事务的自主权力，而且有权处理外交事务，不受英国议会的管控[222]。来年的《渥太华协定》清楚地说明，这并不会导致帝国的瓦解，帝国的特惠政策和自由贸易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帝国必须有所改变，但目的是强化自身，而不是自我终结。

在处理印度问题时，帝国也秉承着同样的态度。1917年的帝国会议承认尽管印度不是自治领，但也是“帝国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约翰·达尔文认为，印度“作为英国统治下的一大块稳定的领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1914年以前一样，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果失去了印度，英国体系将无法以任何形式延续下去”[223]。同时，面对印度政府的不断施压，英国必须做出适当妥协。

1917年的《蒙塔古宣言》许诺不久后印度会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接下来20年内的变化似乎也预示着这将成为现实。1919年和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扩大了德里和地方首府的立法权，有选票的印度人成为大多数，他们掌控了金融系统，在政治上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1919年之后，“双头制”中的部长直接管理各地方政府事务；1935年，“双头制”引入中央政府，地方获得完全自治的权力。同时，印度人在印度官僚体系（所谓帝国统治的“钢架”）中的比例也急剧上升。1905年，印度人在官僚体系中占比5%；192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3（367名印度人对894名欧洲人）[224]。[225]印度民族主义者当然要争取更大的权力，国大党拒绝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但是许多印度人和伦敦的不少官员将法案视作实现自治领地位的踏板：这与1929年欧文勋爵那次戏剧性的演讲完全一致，他认为自治领是印度发展的目标[226]。

这些事件都无意成为印度独立的序曲。正如朱迪思·布朗所说，“尽管《蒙塔古宣言》被认为是自然权力转化过程中的‘神话’，但1919年和1935年的宪政改革才是在更稳固的基础上重建印度的举措，而非暗中破坏帝国的政治手段”[227]。埃及的情况与此类似，英国一直将埃及视作苏伊士地区的战略中心。1914年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压之下，1922年受保护关系被废止。但这不意味着英国在埃及失去控制力，19世纪80年代开始，总督克罗姆采取了更为有效的非官方管控。直到20世纪50年代纳塞尔出现，英国的埃及政策才算是真正被废除[228]。因此，无论是在自治领还是印度或者埃及，我们发现更多的是对政权的修复，而非终结，不是企图颠覆英国，而是在更新、更稳健的基础上巩固帝国统治。“自治领的平等地位、埃及的‘独立’、印度各邦的自治，这些举措使一战后的反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忽然失去了支持。同时，这些变化也让英国的治理更高效。”[229]

二战的压力打破了“从帝国到英联邦”的相对平稳的进程。朱迪思·布朗认为，如果没有战争，很难想象印度如何发展。“1938—1939年，帝国的改革措施都已奏效，印度的政治理想得到满足，印度与英国和自治领正朝着融合统一的方向前进……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230]帝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经历了布尔战争和一战的摧残后，1931年各个自治领因为在战争中支持英国而获得奖赏，继续效忠英国，因此获得了更完整的独立地位。如果任何成员像爱尔兰在1949年那样想要脱离帝国，英国也确实无力阻止。但是大部分成员无意这样做，而在二战中这些地方都倾尽人力、物力支援英国（当然爱尔兰除外）。在帝国的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和中东，民族主义情绪偶尔会引发纷乱，打乱日常行政治理。特别严重的当属埃及和巴勒斯坦。但是，这些都没有对英国统治构成严重威胁[231]。约翰·达尔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所惧怕的并不是殖民地民众的叛乱，而是英国的竞争对手入侵毫无防备的帝国各领地”[232]。这是二战带来的最大冲击，比起一战，二战是更全球化的战争，耗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新的大国怀抱着帝国的野心纷纷登场亮相。直到二战期间，英国才意识到维系帝国是危险的，而且找不到任何维护帝国体系的正当性。

二战：“帝国的巅峰”

保罗·斯科特的“拉吉四部曲”的主题是帝国的终结，在最后一卷，作者借主角盖伊·佩龙对英国与印度的关系进行反思。“印度成为塑造英国思想的一部分已经至少有100年的时间了。”佩龙发现这个变化发生在世纪之初，“应该是1918年之后”。从那时候起，英国出于道德压力必须让印度独立。“印度在英国人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醒我们没有资格再拥有印度。我们的理念已经不允许将印度交给印度之外的什么人，这就是我们作为英国人的理念。”[233]1945年工党赢得选举的第二天，这样的声音就在英国出现，而且呼吁承诺让印度尽快独立。

如果认为这标志着印度人和英国人都接受印度独立，未免为时尚早。因为二战的冲击才是加速这一进程的推动力，尽管这场战争并未使它像预想的那样发生。1947年印度独立，整个过程过于匆忙，几乎没有经过完备筹划，因此带来了不少短期和长期的可怕后果（比如隔离骚乱，这在保罗·斯科特四部曲的最后一卷《分配战利品》中有生动的描绘）。斯科特借佩龙回顾了印度独立方式的合理性。好像英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虑，逐渐认识到以“英国理念”占有并统治印度是不道德的，因此优雅地将权力交还印度人。事实上，二战前夕，除了少数印度民族主义者，大部分人都不这么认为。与所有战争一样，二战不仅凝聚了人心，还加速了此前含糊的历史进程，而且导致了新的危机，其带来的方向与结果，其中不少是人们始料未及也不愿看到的。这是印度和帝国都要面对的处境。

二战的目标之一就是保卫英国，为之而战，绝不放弃。当然这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观点，1942年他有一段著名言论：“成为国王的首相绝不是来处理英国失败后的清算事宜，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围绕在古老不列颠君主身边强大联邦的一员，如果没有英国，一切伟大的事业将在地球上烟消云散[234]。”对丘吉尔而言，打败法西斯和保卫英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是法西斯所愤恨并发誓要消灭的。1940年，丘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发表演讲时提到，帝国的目标就是“胜利，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换取胜利……如果没有胜利我们就无法生存”，这意味着“英国将无法生存，英国代表的一切也不复存在，这个时代人类进步的一切动力与渴望都将消失殆尽”。1940年6月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丘吉尔提出，“虽然我一刻也不愿相信（会如此），但即使不列颠岛或帝国更多的领土沦陷，由英国军舰武装和捍卫着的海外领地也将继续抵抗”[235]。[236]

在1943年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试图解释为什么他对帝国抱有坚定的信念。他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英国濒临绝境，这对于英国各个殖民地是绝好的机会，可以借助“纳粹和法西斯势力”，摆脱英国的管控。“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尽管我们与各殖民地的纽带有些松弛，但实际比钢筋还牢固……在那个黑暗、绝望，却无比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来自英国所有从最大到最小，从最强到最弱的自治领的承诺，我们会携手并肩，抵抗到底[237]。”人们发现，在这些表示支持的成员中，除了自治领，还有附属的殖民地，而这些地区大可以离开英国这艘大船而投靠法西斯。

丘吉尔不是唯一将保卫帝国与抵抗法西斯看得同样重要，甚至将两者视作同一场斗争的两个方面的人。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中不少大人物，比如劳埃德勋爵、布伦丹·布拉肯、比弗布鲁克男爵、陆军元帅扬·史末资、利奥·埃默里关于帝国的观点都和丘吉尔一致，用罗斯伯里勋爵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来说，“英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俗政权”[238]。他们认为，英国如果战败，它代表的不仅是英国民众的失败，而且整个人类将失去希望。1944年，丘吉尔时期的印度事务大臣利奥·埃默里表达了他坚定的信念：“英国与英联邦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每个成员可以捍卫其自由，获取资源，增加社会福祉，同时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及之后，英国和英联邦将继续竭力保存自身的力量，为捍卫世界做出表率[239]。”

利奥·埃默里接受“帝国”与“英联邦”有着相似的内涵，但他真正认可的是“帝国”，理由是“‘帝国’一词不仅表达了多样性的统一，更代表实行和平与善意统治的责任感，对弱小和落后地区的托管政策”[240]。埃默里认为，“大英帝国传统的精髓”是宽容，“具体而言是对宗教、语言和种族的宽容”。英格兰人是传统的缔造者，也是主要继承人，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南非白人、穆斯林和印度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丰富大英帝国的传统，也增强了大英帝国的国力。”[241]这是这一信息最好的传达时机，整个帝国所有的成员都陷入这场与轴心国的生死较量之中，而轴心国的种族清洗和优越感完全站在了英国传统的反面。

在战争爆发之初，古典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内斯特·巴克为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创作了一本小书——《英国的思想与理想》（1941）。巴克认为英国在众多帝国中独一无二，几乎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悖论”，因为英国试图在拥有不同文明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中推行自由与自知政府。英国是“没有帝国统治的帝国，一个以自由为原则的帝国”[242]。特别是在处理殖民地和“附属帝国”的关系时，英国存在“双重责任”，正如提出过“间接统治”的卢加德勋爵所说，这是一种“双重授命”，英国“作为委托人，有其特殊使命，一方面为了帝国臣民的福祉，另一方面为了全人类文明的进步”[243]。在目睹了战争发生的最初几个月，“帝国各地自发地援助物资、派遣人力，以支持英国继续抵抗”，巴克确信英国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帝国各地的民众都对帝国无比忠诚[244]。与丘吉尔和埃默里一样，巴克坚信为英国而战就是捍卫全人类[245]。

对于以上对帝国过于理想化的描述，我们尽可以保持怀疑。不可否认的是，巴克认为，二战期间帝国各地确实在响应英国请求援助的呼唤。基斯·杰弗里说：“英国对来自帝国各地的援助表示高度认可，无比感激[246]。”帝国各地响应之积极远胜一战时期。印度派遣了250万士兵，加拿大派遣了超过100万士兵，澳大利亚派遣了将近100万士兵，新西兰出兵25万。在一战中被分裂的南非，在史末资的领导下投入了战事，派出近50万士兵为帝国作战。英联邦中唯独爱尔兰保持中立，但仍有4.3万爱尔兰志愿军踏上战场。此外，37.4万非洲人应征入伍，还有6400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士兵（大部分进入后勤保障部队）。殖民地对战争的投入相较英国本土的650万英军毫不逊色，投入的比例也远超一战[247]。此外，与一战不同的是，除了印度，其他自治领都自行承担了战争的费用。一战时期，人们对殖民地派遣士兵出战并没有批评指责。到了二战时期，全体民众更是真心实意地盛赞殖民地军队英勇无畏的表现[248]。

当然，帝国也经历了数次挫折。最为严重的威胁出现在1941—1942年，来自亚洲对手日本。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香港。1940年法国投降，中南半岛由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控制，日本在东南亚的进攻路径非常清晰：先是占领马来西亚，然后是新加坡、缅甸。印度似乎很快要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特别是国大党宣布取消对英国的支持，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尽管甘地和一战时一样，对此表示支持，但他认为这场运动有“一颗英国心”）。20世纪初，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欧洲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各殖民地的民众发现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欧洲统治者在亚洲新兴力量面前俯首称臣。日军在百万由西方统治的亚洲民众面前树立起“解放者”的形象。他们支持并鼓动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他们征召入伍对抗欧洲人。许多后殖民时代的领袖在这个时期由日军扶持上位，这更说明击败欧洲帝国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其他的帝国势力。

但英国没有灭亡，至少当时没有。因为英帕尔战役（1944年3—6月）中印度士兵的英勇抵抗，日军在缅甸的进攻受阻。印度得救了。战争末期，英国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领土，甚至暂时获得了更多领地。英国不仅收复了被日军掠去的殖民地，在此前属于意大利的索马里兰、利比亚、马达加斯加、西西里岛和叙利亚也建立了英国军事政府。战争期间，英军抢在德国入侵之前进入伊朗南部。阿什利·杰克逊提醒我们，“准确地说，英国版图最大的时期不是一战之后，而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249]。

基斯·杰弗里认为，二战确实“见证了大英帝国的颠覆”[250]。英国的“本土前线”和海外领地从未如此紧密团结，为了凝聚士气民心，防止信心动摇，帝国官方制作了一档宣传节目，并广为流传。“英国身份”是帝国最为统一的标志，二战时期所谓的“英国性”得到了强化，达到顶峰[251]。英国性被视作一种共性，通过BBC的帝国服务、殖民地电影部门和王室在圣诞节的讲话，在帝国各个地区的各种族群之间获得广泛的认同。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成为集中体现英国品质的代表，通过他的作品与广播节目将英国的价值观传播到帝国的每个角落。英国制作的新闻短片既表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军人在英国城市里的悠然自得的生活，也反映他们上阵英勇作战。电影《魔影袭人来》（1941）表现了一个多民族帝国与主张“新世界秩序”的纳粹的对抗。这些作品共同的主题是帝国团结一致，对抗威胁，并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形象如英王乔治五世在1941年的圣诞广播讲话中所说，“英国和英联邦是一个大家庭”。这使得普通民众，无论在农田或工厂劳动，都能与上战场的士兵感受到类似的压力。英国本土“人民战争”的精神与帝国内所谓“人民帝国”的说法相辅相成[252]。

有人认为，以上帝国团结的迹象不过是一场表演，掩盖了真正致命的缺陷（好比帝国“不可逆转”的衰亡可以追溯到爱德华时代，或1918年，或19世纪60年代，或任何出现衰亡迹象的时期）。但是，假如真是一场表演，那也是非常难得的表演。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二战前的帝国比起此前所谓帝国的鼎盛时期要糟糕。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使英国和自治领的关系前所未有得稳固。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让印度获得了自治领的地位，也满足了印度提出的多项条件。巴勒斯坦仍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总是问题重重），帝国在中东领地也面临困难，但依靠强硬的政策这些都能应付下来。在各个附属地，即所谓“殖民地帝国”，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但这与其他欧洲帝国面临的情况一样，况且没有严重威胁英国的统治[253]。

认为二战作为“人为”因素延长了帝国国运的说法已经不具备可信度。这种观点假定帝国在二战前夕就已到达崩溃的边缘，而这点尚缺乏证据支持。约翰·加拉赫曾说，“1941—1945年的情况与1916—1922年的情况极其相似”，二战爆发之初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帝国的统治”[254]。这和战争期间英国本土与海外对帝国的看法是吻合的。帝国遭遇的挫折，特别是在东南亚，无疑让帝国的对手松了一口气（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组建的印度国民军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这些失败也激发了英国的抵抗，而英国的各殖民地也确实在奋勇抵抗，尽管代价高昂。同样，尽管印度直接获得了自治领的地位，但是在1942年的《克里普斯提案》中，国大党拒绝了这一条件，这再次证明英国有意将印度在宪法层面提升到与其他自治领平等的地位。对帝国而言这是它的一项使命。1943年，殖民地事务大臣奧利弗·斯坦利告诉下议院，英国政府“承诺在英国的框架下带领殖民地人民走向自治”[255]。这些地区的自治要等到战争结束，但战争期间帝国就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43年，帝国承诺锡兰和马耳他实行自治。1944年，牙买加获得完全的自治地位，议员由全体成年人选举产生。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黄金海岸（加纳）、尼日利亚都实行了新的宪法，并设立了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会[256]。英国似乎重新振作，在战后更加坚定地站在“不列颠第三帝国”的立场之上，而且从未讨论或设想过放弃帝国体系。

帝国的终结，还是帝国的重生？

帝国的终结是如此突然，过程简单粗暴，令人不安。“1945年印度的独立不出所料，但谁也想不到在未来的20年内，英国即将分崩离析”[257]。二战结束的两年后，印度完全独立，同时分裂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前作为印度一部分的缅甸也在1948年获得独立，经过投票脱离英联邦。同年，锡兰（更名为斯里兰卡）独立，英国撤离巴勒斯坦，遗留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对峙。

对于帝国而言，放弃非洲、东南亚、地中海和中东的领地是极其不情愿的，而且起初并无此打算。英国在马来亚（1948—1958）、肯尼亚（1952—1956）和塞浦路斯（1954—1959）进行了几场主要的战役。当然这些比不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和比利时人在刚果的战斗那么惨烈。但这些残酷的战事也足以打破一个谎话，即英国是在平静中终结的。许多人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诉求退让既不负责任，又有损帝国的利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先例让人感到不安。包括丘吉尔和继任首相安东尼·艾登在内的这些人，都做好了为帝国而战的准备。

但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让英国人感到羞耻，英法两国和埃及总统纳塞尔为争夺苏伊士运河开战，最后铩羽而归，这导致许多英国人不再那么肯定和支持帝国体系。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美国人不再支持英国，这是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苏伊士运河事件清楚地表明，只有与美国同心协力，英国才能继续作为殖民大国，并且掌握世界霸权。”[258]英国失去中东领地之后，在1957—1966年的几年时间里，安东尼·艾登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殖民地事务大臣伊安·麦克劳迅速终结了帝国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地区的殖民。[259]英国撤离新加坡和亚丁的时间分别是1963年和1967年。1968年1月，工党宣布1971年之前英国将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260]。人们认为这项决定既有象征含义，也是出于战略考量。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坚信如果失去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英国的存在将毫无意义。这个观点已不再适用。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下议院宣布这项决定时，引用了吉卜林的《退场赞美诗》中的几句，“骚动、喧哗都将沉寂／国王、长官寿数将尽”，认为这项决定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261]。“如果要为大英帝国的终结找到一个确定的日期，那么必定是1968年1月12日。”[262]还有几项未了结的事务，中国香港直到1997年才交还中国大陆，此外还进行了几场帝国战争（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但从正式的帝国层面上看，1968年确实可以算作延续400多年的大英帝国的终点。

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讨论帝国如何以及为何终结。物质和精神因素相互纠缠，共同作用，这是一切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263]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比较关注的是尽管这些地方完全有理由摆脱帝国，英国人为维系和延续帝国体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学术界的共识是去殖民化并非等同于终结，而是“帝国以另外的形式的延续”[264]。战后世界的危机包括，战争留下的后遗症、金融崩溃、美国的压力、战争期间对民族主义者许下的承诺等，这些让英国比之前想象的更快地放弃了帝国最重要的领地。但这不意味着英国人放弃了帝国，不再扮演帝国的角色。英国的希望寄托于，无论它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它依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凭借的是英国盟友的支持以及它在前殖民地的影响力，即使这些地区都已正式独立[265]。最后，这点希望也破灭了。英国慢慢接受了自己地位下降，而将注意力与未来系于本土和欧洲大陆。更重要的两点是，英国继续成为世界强国的意愿非常强烈，而且在战后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英国也仍从未放弃这样的想法。对帝国的事业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像过去一样，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

1945年，将丘吉尔联合政府挑下马的工党政府比起丘吉尔和保守党，更无意放弃帝国及相应的大国地位。这是工党领袖，包括首相克莱门特·阿特利、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以及不少前座议员的坚定共识[266]。贝文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冷战的背景下，英国可以成为“西方阵营”捍卫西方文明的重要角色。英国的大国地位不再因为美苏关系而被降格。贝文在1948年说：“我们可以发展国力，施加影响力，取得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地位。我们在殖民地所拥有的资源，如果善加利用，作为精神领袖，我们完全可以履行使命，从此不必再服从美国或苏联[267]。”

在战争期间及之后，左翼（尽管大多数不属于非工党成员）倡导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未获得民众响应[268]。相反，两党达成了共识，至少两党的上层都认可并愿意继续捍卫帝国的价值[269]。此外，英国民众尽管对帝国的诸多细节不甚明了，但仍为帝国感到骄傲，并且支持帝国，这是英国获得特殊国际地位的基础。战争期间提出的“人民的帝国”在战后的大众文化中得以延续。更有“民主”色彩的“英联邦”一词，在大众和官方语境中渐渐取代了“帝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比齐默恩更进一步，该报于1947年提出，人们理解的“英联邦”就是“独立的国家自由结合而成的不列颠第四帝国”。1953年，当帝国各地代表前来参加伊丽莎白二世的登基典礼时，英联邦树立的这种形象深入人心。“在登基之年，‘人民的帝国’所强调的是一个由平等国家所构成的多种族共同体，通过将帝国进行现代化的转换而维持普世的不列颠性[270]。”

有的历史评论家，比如W. K. 汉考克认为，英联邦的出现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最终“目的”，帝国有意或无意地朝这一方向演进。这是权力与自由的终极结合[271]。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英联邦，这被视作未来的转折点，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认为这是“英国获得的最好机会”[272]。从此，“自治领”一词被弃用，“英联邦”中的“英国”似乎也可以简化，而替换成更简单的“联邦”[273]。印度为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铺平了道路，这些地区之后都成为共和国，在20年内先后加入了英联邦。对于战前的白人自治领而言，这个组织或许不再那么舒适（这一点很自然，因为1997年英联邦共有54位成员，比1945年的联合国规模还要大）。但是，正如英国当年着手筹备国际联盟一样，英联邦也在1945年之后起到了联合国的补充作用。古老的帝国催生了年轻的英联邦，但此前凝聚的纽带依然存在，让英国人能继续沿着自己相信的道路走下去。作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埃内斯特·巴克在给晚年定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写信时认可相关的观点，“对我而言……世界的希望在于英联邦作为一条中间道路而延续下去”[274]。

英联邦重新确立了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已经不再只是理想，而是一种现实，对各个成员国而言，英联邦在经济上也越发重要，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超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的水平。从帝国各地进口的比例从战前的39.5%，到1950—1954年上升至49%，1955—1959年依然维持在47%。从帝国各地出口的比例从战前的49%，到1946—1949年增加至57.5%，1950—1959年依然保持50%以上。资本的流出依然处于高位，1950—1954年65%流入帝国各地，1958—1960年依旧维持在60%[275]。当然，有的人会把这些数字解读为英国经济的衰退、英国的产品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者的冲击打压，但我们清楚地发现，帝国体系依然是进口的安全保障，也是英国商品和资本流动的目的地。竞争越发激烈，维持英联邦至少在经济上是必要之举。同样，许多前殖民地经济体与宗主国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密（因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被视作背叛之举）。

对英国人而言，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来自热带殖民地：金属（铜、锡、钴、金、铀），种植作物产品（橡胶、棕榈油）和食品（可可、咖啡、花生）。为了履行在战争期间及之后做出的承诺，1945年之后英国人长期致力于热带殖民地的深度开发，特别是非洲。约翰·加拉赫认为，“工党政府放弃了大部分亚洲领土，却积极投身英属非洲的建设。非洲成为印度的替代品，它更顺从，更具备可塑性，宗教信仰更虔诚”[276]。战前非洲是被英国人遗忘的土地，现在他们在此细心经营，并找到了大量需要的资源用以延续帝国国运。

战后加强帝国纽带的措施中，最为激进的或许是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二战期间，公民权作为维系各个阶级的纽带，成为官方宣传和大众媒体的核心主题。公民权也是英国对帝国其他民族的一个长期许诺，尽管落实的进展相当缓慢。这时，英国政府高度认可了帝国各地对战争的全力以赴，于是终于开始兑现这一承诺。一夜之间，帝国自治领、附属国，以及加入了英联邦的前殖民地，包括印度的居民都成为英王治下的地位平等的子民，有权在联合王国生活或工作。当然自治领也有权制定自己的有关公民权的法律，而联合王国作为“母国”，态度非常鲜明：帝国的子民一律平等，而英国就是帝国的核心。正如总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所说，《英国国籍法》的“目的在于建构平等的身份，以及宗主国的传统，即英国是英联邦的中心”。战争期间提出的大家庭的说法再次出现：大法官乔伊特说，“平等的公民权或国籍标志着各国同属一个家庭，而不只是伙伴”[277]。批评者则认为，《英国国籍法》似乎赋予了移民过多的权利，或许会给未来留下隐患。但是当时没有人怀疑《英国国籍法》代表着英国的理念与希望，甚至能让帝国的生命得到延续。

最后，帝国延续的希望不仅在于民众是否接受帝国重建的观念，还会受到国际局势，以及各个大国对此的态度的影响。对英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影响。战争期间，英国主要依靠美国的经济支持，此后的数十年，英国发现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自己与和这位大西洋彼岸的伙伴命运与共。历史上，美国人对帝国向来没有好感，无论英国或其他国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提出要在二战后终结所有的欧洲帝国。但随着冷战爆发，杜鲁门上台，美国的态度发生改变。“美国人认为，反共产主义要比反帝国主义更优先，这给了大英帝国继续存在的机会。”[278]此时，欧洲帝国，特别是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和法国如果能服从部署，调动起海军和陆军力量，将会是对抗共产主义和亲苏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有力手段。欧洲各个帝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美国人成为“英法帝国身边沉睡的伙伴”，身居幕后，苦活累活都交由英法承担[279]。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的“外包”行为，凌驾在欧洲各个帝国之上，掌控其发展，这是19世纪英国“非正式”原则的最新应用[280]。

无论如何，美国的支持是英国人认为他们还可以延续帝国那套做法的原因。他们甚至平静地接受了前殖民地的独立，前提是这些国家还在英联邦内，以及新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还能对英国表示顺从。这样英国还能继续施加影响，维护重要的军事基地以确保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281]。于是，旧的原则依然得到承认，20世纪20年代“不列颠第三帝国”重新登场，所谓万事万物更新迭代，不过又回到了传统。

这些想法是否仅是幻觉，英国是否越来越难以控制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即使它们还留在英联邦，还留在盎格鲁—美利坚的圈子里，这些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许多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二战后20多年里一直坚信一个想法，即帝国的故事远未结束，英国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战后国际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获得节节胜利，却反映出有着数个世纪历史的英国，以及英国人坚信自己是为帝国而生，无法想象没有帝国的世界。

保罗·肯尼迪（1983）曾问：“为什么大英帝国能延续如此之久？”。他给出了许多理由，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精英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他称之为“对极端的厌恶、对思辨的推崇、理性的政治，以及必要的妥协”[282]。这可谓是谦逊的美德，但没有包括一些重要又似乎没那么起眼的维护帝国的必要要素。但是，其中也透露出部分真相，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可以使帝国延续数个世纪之久。肯尼迪以此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衰落是一个相对平和的过程，未到颜面扫地的程度，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和本土的割裂，这些是罗马、德意志第三帝国，以及规模较小的葡萄牙帝国最终的结局”[283]。许多人认可这一观点，补充了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和比利时帝国终结时的血腥场面，与大英帝国形成鲜明对照[284]。

英国人为什么能创造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并延续如此之久，我们就此还可以补充几点。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民族，比如奥斯曼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相比，英国人信仰帝国，并为之献身。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成为世界帝国，然后凭借这样的力量奉行正义。换言之，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英国人的使命感就是作为“基督教、商业、文明”的使者，就像著名的探险家、教士戴维·利文斯通一样。任何一个延续长久的帝国都有其使命，没有使命帝国就不成立。

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正式终结后，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即帝国对于英国人，至少大部分英国人而言从来就不重要，因此帝国也没留下多少政治遗产。极端的例子是保守党的政客伊诺克·鲍威尔，他曾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之后随着帝国各地的移民行使其权力来到英国本土时，又激烈地反对帝国曾经代表的一切价值。鲍威尔对此的回应就是否定帝国的存在。“政治历史上的一大神话就是大英帝国，人们幻想大英帝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但在历史上英国根本无意去做这些事，甚至很清楚地认为自己没有做这些事[285]。”在学术界，这种说法作为对西利的意见完全相反的回应，人们当然不必勉强接受，因为这种观点缺乏说服力[286]。

无论我们对以上观点的看法如何，有一点毫无争议，那就是帝国从未远去，仍在施加影响，但愿不会给世界造成新的麻烦。否认帝国的存在与事实是不符的。种种迹象表明帝国，特别是欧洲帝国依然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287]。大英帝国或许已终结，但它的灵魂仍在英国人，或不只英国人的心头萦绕。

[1] 2004: xi.

[2] In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36.

[3] [1975] 1977: 106.

[4] Taagepera 1978a.

[5] Ferguson 2004: 240–41.

[6] Davies 2000.

[7] Kumar 2003: 60–88, 180; cf.Hirst 2012.

[8] Kumar 2003: 1–17; Colley [1992] 1994.

[9] In Lee 2004: 129.

[10] Marx and Engels 1972: 83.

[11] Ferguson 2004: 57.

[12] Cf.Canny（1973:596–98）; Kenny（2006a:7）; Ohlmeyer（2006:57）; Nasson（2006:25, 36）.

[13] Hechter [1975] 1999.

[14] Ohlmeyer 2006: 26.

[15] For a broadly colonialist perspective, with suitable caveats as to Ireland's peculiarities, see Canny（1973, 2003）; Ohlmeyer（2006）; Alvin Jackson（2006）; Cleary（2006）; Gibney（2008）. See also, on Irish precedents and prototypes for other British colonies, Cannadine（2001:15, 45; McMahon 2006:185）. For a sustained critique of the model of colonialism, see Howe（2002b, 2006）; see also, for critical discussion, Armitage（2000:148–69）; McDonough（2005）; McMahon（2006:185–89）; Cleary（2007）. 爱尔兰是不是殖民地、与加拿大和印度模式的对比，这些讨论在19世纪80年代异常激烈（Dunne 1982:154–73）。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并非是全然激进的。

[16] Bartle 2006: 61.

[17] 印度人和其他来自亚洲英属殖民地的人在英国各大城市定居，有人认为这是“逆向殖民主义”，或来自帝国的“反击”。但这是相对近代的现象，因为此前数百年间爱尔兰人已经在英国定居。时间的确重要，能够让这些问题“中性化”。随着时间流逝，在经历最初的排斥和敌对之后，这些移民会和爱尔兰人、犹太人一样，被认为是英国人的一部分。

[18] See on all this Morgan（1994）; Jeffery（1996）; Kumar（2003:140–45）; Bartlett（2006:88）; Kenny（2006b:93–95, 102）; Alvin Jackson（2006:135）.

[19] Hansen 2000: 44–48.

[20] Darwin 2005: 6.

[21] Darwin 2009: 25.

[22] 《未终结的帝国》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3] 2012: xii.

[24] See also,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British Empire, Martin（1972:562）; Thompson（1997:150）; Burroughs（1999:171）; Ashley Jackson（2006:xi–xii）; Cleary（2006:253）.

[25] Seeley [1883] 1971: 12.

[26] Nasson 2006: 11.

[27] Colley [2002] 2004: 378.

[28] 2005: 8, 11; cf.Deudney 2001: 192–93; Price 2008: 6–7, 57, 344.

[29] Seeley [1883] 1971: 12–13.

[30] 提出“令人哀叹的无知”（帝国日运动的推动者米斯伯爵），和英国民众对于帝国的“无知、冷漠和偏见”（BBC海外频道负责人R.A.Rendell），以及议员对帝国事务的无视态度，参见Bodelson［（1924）1960:41–2］、MacKenzie（1986:231）、Kendle（1997:57）、Nicholas（2003:225–26）、Gallagher（1982:79）、Darwin（1988:229）、Bell（2007:31–32）。威尔斯在一战期间指出：“中低阶层的民众，大部分对帝国毫无所知。帝国与他们毫无干系。”（Porter 2004a:273）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民众对帝国依旧不甚关心，参见MacKenzie（2001:28）、Thompson（2005:207–9）、Kumar（2012a:298–99）。

[31] 2004b.

[32] Porter 2004b: 307; see also 2008.

[33] 波特对“赛义德主义者”持批判态度，但他承认约翰·麦肯锡的著作对于帝国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推动作用（MacKenzie 1984, 1986, 1999a, 1999b, 2001, 2011:57–89）。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近百种约翰·麦肯锡的著作，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和讨论范围，介绍了英国在本土及海外的种种影响。For a complete list of the series,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ir contribution, see Thompson（2014）. See also, for varying accounts of the ways empire influenced British identity, culture, and society, Burton（2003:1–23, 2011）; Hall（2000, 2002）; Hall and Rose（2006）; Wilson（1998, 2003, 2004）; Kumar（2000, 2003, 2012a）; Thompson（2005, 2012）; Gilroy（2004）; Buettner（2004）; Schwarz（2013）. 尽管有争议，但相关话题的讨论依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

[34] Thompson 2005: 207–9.

[35] Kumar 2012a: 298–304.

[36] 在The Empire Project（2009）中，Denis Judd指出：“我们在同一层面上讨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苏维埃帝国’和‘第三帝国’。”（2010:22）

[37] 英国学者，包括Bayly（2004）、Darwin（2008），完成了各种“世界史”的著作，但他们并不将英国特殊化。那些将英国视作特例的历史学家，其专业并不在这个领域，参见Lieven（2001）、Go（2011）。

[38] 1972: 562.

[39] Zimmern 1927: 3.

[40] e.g., Darwin 1999; Sinha 2014.

[41] e.g., Bayly 1989; Marshall 2007.

[42] Armitage 2000: 142–43, 193.

[43] Marshall 2007: 7, 160–61.

[44] Kumar 2012b.

[45] Bayly 1989: 116–21, 160, 194, 250; Gould 1999: 485.

[46]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1.

[47]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2–3.

[48]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3, 12.

[49] See also the other major contribution by Robinson and Gallagher（［1961］1981）. For a good study of the working of the informal empire—in the case of Uruguay—see Winn（1976）. The work of John Darwin is also self-confessedly heavily indebted to Gallagher and Robinson（2009:xii, 2012:11–12）. See also Cain and Hopkins（2002:26–30）. There are valuable discussions of Robinson and Gallagher's approach in Louis（1976）.

[50] James Belich采用了“盎格鲁的世界”这一说法，也接受“非正式帝国”的说法。以阿根廷为例，其经济衰退与英国各领地的竞争，以及英国消费者对来自本国的商品的偏好有关联。英国的国民属性显然是问题的关键（Belich 2009:536–40）。Fo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l empire, see also Porter（1999:8–9）; Lynn（1999:115–20）; Marshall（2001:11–12）.

[51] cf.Baumgart 1982: 6–7.

[52] For these divisions see Ashley Jackson（2006:xi–xiii）; Marshall（2001:34–51）; Darwin（2009:9–12）. An early form of this tripartite division is Barker（1941:8, 47–48）. 所有试图分裂帝国的做法都导致了异常，譬如南罗德尼西亚在理论上是皇家领地，实际运作如自治领；苏丹在理论上由英国和埃及政府“共管”，但实际是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其由英国的外交部门，而非殖民地部负责；埃及本身也是特例，理论上埃及不是殖民地，可实际运作恰恰相反。约翰·达尔文将“非正式帝国”的说法应用到他的理论中，似乎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53]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17–23; Parry 2001: 168–69, 173.

[54] Cole 1971.

[55] Cole 1971: 169; cf.Hyam 1999: 58.

[56] 大多讨论不列颠自治领的“国民属性”的问题，都归为“不列颠世界”的范畴中。See especially Bridge and Fedorowich（2003）; Buckner and Francis（2003）; Darian-Smith, Grmshaw, and Macintyre（2007）; Ward（2008）; Darwin（2009:144–79）; Belich（2009）; Bickers（2010）; Magee and Thompson（2010）; Fedorowich and Thompson（2013a, 2013b）. 今天的“不列颠世界”的说法，与维多利亚时期“大不列颠”的概念有相当的重合之处。当然，在“不列颠世界”的概念中，英国与亚洲和非洲格格不入，但美国当然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参见Belich（2009）。

[57] Dilke 1869: vi–vii.

[58] For discussions of Greater Britain, see Doyle（1986:257–305）; Gould（1999:esp.485–89）; Deudney（2001）; Lee（2004）; Bell（2007:esp.6–12, 93–119）; Belich（2009:456–73）; Koditschek（2011）; Vasunia（2013:119–55）.

[59] 1869: 230.

[60] Horsman 1981; Brundage and Cosgrove 2007: 137–63; Young 2008: 177–95.

[61] Belich 2009: 479–82.

[62] In Morris [1968] 1980a: 28.

[63] Belich 2009: 68–70.

[64] Dilke 1869: 543–49.

[65] 1869: 560.

[66] 1899: 17.

[67] Koditschek 2011: 60.

[68] Müller [1876] 2003: 242.

[69] In R.Mantena 2010: 55–56.

[70] Hagerman 2009; Vasunia 2013: 33–115, 239–52, 301–33.

[71] Macaulay [1835] 2003: 237.

[72] in R.Mantena 2010: 60–61.

[73] See Koditschek（2011:90–97, 263–313）. For a passionate restatement of this view in our own times, see the works of Nirad C.Chaudhuri（e.g., 1990:esp.773–80）.

[74] For the change of mood produced by the Mutiny, see Metcalf（1997:43–44, 160–65）; MacKenzie（1999a:280–81）; Burroughs（1999:174–75）; Baucom（1999:100–134）.

[75] [1883] 1971.

[76] Bell 2007: 150.

[77] [1883] 1971: 50, 119–20.

[78]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79] [1883] 1971: 126; see also 134–35.

[80]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pl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deas of Greater Britain and, even more, imperial federation, see Deudney（2001:195–99）; Bell（2007:231–59）. One consequence of the idea of an imperial federation was a revival of Adam Smith's proposal along these lines（Palen 2014; see also Benians 1925:282–83）.

[81] [1883] 1971: 44; see also 233.

[82] [1883] 1971: 18, 62.

[83] [1883] 1971: 63; cf.Deudney 2001: 191.

[84] [1883] 1971: 63.

[85] [1883] 1971: 14–15; see also Bell 2007: 8–10, 171–81.

[86] Freeman 1886: 140.

[87] John Morley指出，那些“鼓吹帝国的人选择放弃印度，将其扔到帝国的后厨，而印度可以说是大英帝国最不寻常的一部分”（Green 1999:365）。See also Matikkala（2011:153–55）.

[88] Freeman 1886: 41–43.

[89] 2001: 203.

[90] For ideas of imperial federation, and the 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 see Bodelson（［1924］1960:205–14）; Kendle（1997:37–57）; Bell（2007:92–119）; Matikkala（2011:150–58）. 根据帝国联邦联盟的说法，组建正式的帝国联邦的运动非常短暂（1884–1893），在帝国主义者中也造成了分歧，但一般说来，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联盟的解体也并不意味着联合帝国的计划的终结，这种连接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商业的（只要对帝国有益）。参见Green（1999）、Porter（2004a:186–91）的所谓“建设性的帝国主义”。

[91] [1883] 1971: 140–41.

[92] [1883] 1971: 147.

[93] Thornton认为“西利著作中最精彩的就是他对印度未来的看法”［（ 1959）1968:59］。Eliga Gould对此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英国的帝国大业带有道德优越感与沾沾自喜的情绪，西利提出的英格兰扩张的想法在当时只不过被认为是纸上谈兵。”（1999:486）。

[94] 无论是英国还是印度，对此的批判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正在“榨干”印度，强迫印度承担所有开支，无论是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统治，还是用于帝国在其他地区的扩张事业，譬如阿富汗和埃及（Matikkala 2011:54–74）。

[95] [1883] 1971: 154; see also 241.

[96] Mehta 1999; Pitts 2005.

[97] Murray, Hirst, and Hammond 1900: xv.

[98] 这种区别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差别。帝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蕴含对非欧洲民族，特别是印度的武力征服，是不义的、压迫性的。For“empire without imperialism, ”see Matikkala（2011:11–18, 145–58）.

[99] “To the Queen,”Idylls of the King, 1872.

[100] Kiernan 1982.

[101] Kumar 2012b: 87–91; Vasunia 2013: 252–53, 302–16.

[102] Betts 1971: 153–54; Taylor 1991: 13–14; Matikkala 2011.

[103] 1869: 550.

[104] Cohn 1983.

[105] Cohn 1983: 208; James 1998: 320–21.

[106] Metcalf 2005; Vasunia 2013: 172–76.

[107] in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16.

[108] Darwin 2009: 181.

[109] 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 1981; Darwin 2009: 241–42.

[110] In Grainger 1986: 196; see also Thompson 2000: 33, 1997: 151–52; Moore 1999: 443.

[111] cf.Brown 1999: 421–22.

[112] In Vasunia 2013: 252.

[113] For wide-ranging collections of studies on the role of the classics in the British Empire, see Webster and Cooper（1996）; Goff（2005）; Bradley（2010a）. See also Dowling（1985）; Reid（1996）; Freeman（1996）; Larson（1999）; Hingley（2000, 2001, 2008）; Bell（2007:207–30）; Kumar（2012b）. Specifically on the classics and the Indian empire, Hutchins（1967:144–52）; Majeed（1999）; R.Mantena（2010）; Vasunia（2013）; Hagerman（2009, 2013）.

[114] Larson 1999: 197–207; Majeed 1999; Vasunia 2013: 203–35.

[115] Grainger 1986: 133; Moore 1999: 429–30.

[116] For the turn to Virgil, and to Rome, see Faber（1966:22–26）; Jenkyns（1981:333–37）; Reid（1996:3–4）; Vance（1997:141–43）; Kumar（2012b:91–96）; Vasunia（2013:252–78）.

[117] 2010: 60; cf.Hagerman 2013: 62.

[118] in Vance 1997: 226.

[119] Thornton将这种说法视作“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则信条，在两代人之后，人们会将其视作成熟的帝国思想”［（1959）1968:4–5］。

[120] see Chapter 2, above, and Kumar 2012b: 94.

[121] Brunt 1965: 270–74.

[122]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91–93; Betts 1971: 154.

[123] In Jenkyns 1981: 337.

[124] In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94.

[125] Parry 2001: 175; Matikkala 2011: 98–99, 109–18.

[126] In Vance 1997: 230–31; on the misquotation, see Cramb [1900] 1915: 13–14; Bradley 2010b: 139–40.

[127] Bradley 2010b: 131–57.

[128] 1869: 398; cf.Joseph Chamberlain in Grainger 1986: 216.

[129] 1893年W.E.H.Lecky提出：“在曼彻斯特学派看来，英格兰的精华就是保留了其尊严。”（Matikkala 2011:110）

[130] In Hagerman 2013: 36.

[131] 经典在多大程度上是“开化”的，以及经典在多大程度上重建了性格，无论是个人性格还是国家性格，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positions, see Hagerman（2013:1–36）; see also Larson（1999:189）; Adler（2008:210）.

[132] 2009: 258; see also Edwards 1999c; Hagerman 2013: 44–45.

[133] Dowling 1985.

[134] [1910] 1914.

[135] For discussions of these and related authors, see Freeman（1996）; Larson（1999:218–21）; Majeed（1999）; Reid（1996:7）; Owen（2005:esp.25–26, 378–79）; Adler（2008:194–205）; Reisz（2010）; Kumar（2012b:96–100）; Vasunia（2005, 2013:140–55）.

[136] 1914: 4.

[137] [1901] 1914: 4.

[138] Lucas 1912: 35–48; Bryce [1901] 1914: 2–3.See also Bell 2007: 63–91; Deudney 2001.

[139] 1912: 61.

[140] 1910: 18.

[141] 1910: 18.

[142] 1912: 131–55.

[143] [1901] 1914: 70–71; cf.Cromer 1910: 73; Lucas 1912: 94.

[144] [1901] 1914: 59; cf.Cromer 1910: 72–77; Lucas 1912: 77–78.

[145] 1910: 126–27; cf.Lucas 1912: 176–78; Bryce [1901] 1914: 73–78.

[146] 1912: 170.

[147] [1840] 1971: 202.

[148] See on this debate Thornton（［1959］1968:57–122）; Porter（1982）; Darwin（1986）; Hyam（1999:49–53）; Marshall（2001:52–77）.

[149] burroughs 1999: 172–96; MacKenzie 1999a: 280–82; Porter 2004a: 81–100.

[150] Hyam 1999: 50; see also Thornton 1968 [1959] : 71–77; Porter 2004a: 124–37.

[151] Eddy and Schreuder 1988.

[152] Kumar 2012b.

[153] in Thornton [1959] 1968: 124.

[154] Green 1999: 361.

[155] For the debates and divisions thrown up by the Boer War, see Thornton（［1959］1968:121–73）; Porter（1968, 1982）; Greenlee（1976:271–72）; Green（1999:361–62）; Matikkala（2011:50–52, 87–89）. For a range of contemporary contributions, see Burton（2001:285–329）; Harlow and Carter（2003b:629–708）. Ronald Hyam认为布尔战争“是失去美洲后，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也是划时代的一场战争”（1999:50）。

[156] 1902: 159–60, 162.

[157] Taylor 1991.

[158] Hobson [1902, 1938] 1988: 366.

[159] Grainger 1986: 188–91.

[160] [1900] 1915: 100–101.

[161] [1900] 1915: 231.

[162] [1900] 1915: 100.

[163] In Matikkala 2011: 95.

[164] Greenlee 1976, 1979; Grainger 1986: 190–92; Lee 2004.

[165] in Greenlee 1976: 274.

[166] Greenlee 1976: 276.

[167] See MacKenzie（1984, 1986, 1999a, 1999b, 2011:57–89）. And see also note 8, above, for other publications of the“Manchester school.”对帝国对外宣传的质疑，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的有效性，参见Porter（2004a:273）。

[168] MacDonald 1994: 205–31.

[169] Constantine 1986: 215.

[170] Warren 1986: 241.

[171] Warren 1986: 249.

[172] MacDonald 1993.

[173] Warren 1986: 252–53.

[174] Cain 2007: 255, 263, 269; Bivona 1998: 99–130.

[175] Tidrick 1992.

[176] Pick 1989: 189–221.

[177] Grainger 1986: 134–39, 182–218; Cain 2007.

[178] [1959] 1968: 125; cf.Porter 1982: 128.

[179] Lloyd 1996: 276–79; Holland 1999; Marshall 2001: 76–84; Porter 2004a: 227–39.

[180] Zimmern 1927: 29–30; Darwin 1999: 68.

[181] In Marshall 2001: 83.

[182] In Grainger 1986: 323.

[183] Holland 1999: 117; Marshall 2001: 78–79; Martin and Kline 2001: 270–71; Thompson 2003.

[184] in Burbank and Cooper 2010: 375; cf.Albertini 1969: 19.

[185] 印度对此问题深有感触：在各殖民地部队中，印度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达到62056人。之后是澳大利亚（59330人）、加拿大（56639人）、新西兰（167111人），以及南非（7121白人，约2000黑人）。参见Porter 2004a:229，Marshall 2001:79中的数据略高。

[186] Porter 2004a: 233; Holland 1999: 122–24; Brown 1999: 430.

[187] Marshall（2001:84）. See also Kennedy（1983:199）; Lloyd（1996:279–81）; Porter（2004a:239–42）; Pedersen（2015:xv–xvii）.

[188] For these figures, see Cain（1999）; Offer（1993, 1999）; Fieldhouse（1999:98–100）; Dilley（2008:102–3）.

[189] For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British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e Cain（1999:37）; Louis（1999a:14）; Constantine（1999:167）; Martin and Kline（2001:255）; Murdoch（2004:107）; Fedorowich（2008:71）.

[190] Fieldhouse 1999: 98–103.

[191] Kennedy 1983: 206, 211; Porter 2004a: 252–53.

[192] Fieldhouse 1999: 97, 105; Darwin 1999: 71–72.

[193] Murdoch 2004: 111–15.

[194] Constantine 1999: 167.

[195] Constantine 1999: 181.

[196] Parkinson 1961: 96–99.

[197] Marshall 2001: 81–82.

[198] e.g., Porter 2004a: 251–55, 346–47.

[199] 1982: 86; cf.Darwin 1999: 66.

[200] 约翰·达尔文提出：“‘衰亡’一词对于帝国的历史来说，是一个异常含糊的概念。”（1984:187、1986:27）。Kennedy（1983:202）认为，关于英国衰亡开始的时间，有各种说法，比如1921年、1897年、19世纪60年代，甚至19世纪。Kennedy认为这种“衰亡”的说法，是“辉格党对于历史的认知”：帝国稳步的、必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衰亡不可避免。

[201] 1884年，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讲中，罗斯伯里勋爵首次提出“英联邦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概念在自由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中被普遍接受，在帝国的议会和一战期间，这一概念变得更加普遍。1910年起，在帝国主义者，如Lionel Curtis组织的圆桌会议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概念（Morefield 2007:329）。1917年5月，史末资将军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英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化的体系”，逐步成为今天的“英联邦”。

[202] Louis 1999a: 12.

[203] In Green 1999: 356.

[204] In Zimmern 1927: 30.

[205] In Zimmern 1927: 41–42; see also Darwin 1999: 68–69.

[206] 1927: 44–45.

[207] Zimmern 1927: 87–90.

[208] Maxower 2009: 37; see also More eld 2007: 360–61.

[209] Morefield 2005, 2007: 346–54; Mazower 2009: 66–103.

[210] Rich 1990: 54–69; May 2001.

[211] In Rich 1990: 58–59.

[212] May 2001: 47.

[213] 1927: 91–92.

[214] 1927: 144.

[215] 1927: 148.

[216] 1927: 150–51, 155–56; cf.Amery 1944: 10.

[217] 1927: 158.

[218] Pedersen 201.

[219] 1980: 658; cf.Lloyd 1996: 282.

[220] Darwin 1980: 667; see also 1999: 69.

[221] 1999: 86.

[222] Barker 1941: 97–100.

[223] 1980: 673.

[224] Brown 1999: 423–25, 430; Louis 1999a: 7.

[225] 1947年的印度与英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分离：在印度殖民地部门，有429名欧洲人和510名印度官员（Brown 1999:439）。这说明对于英国的毕业生，去印度工作已不再具有吸引力（Porter 2004a:281）。

[226] Brown 1999: 430; Gallagher and Seal 1981: 406–7; Darwin 1999: 79.

[227] 1999: 437–38; cf.Darwin 1980: 677.

[228] Darwin 1980: 668–72.

[229] Darwin 1980: 678; cf.Gallagher 1982.

[230] 1999: 435–36.

[231] Kennedy 1983: 207–8.

[232] 1980: 679.

[233] Scott [1975] 1977: 105.

[234] In Amery 1944: 19.

[235] In Clarke 2008: 5–6.

[236] 1955年，丘吉尔卸任首相，在最后的演讲中，他提到他依然抱有希望，“将英联邦，或者他愿意称之为‘帝国’，紧紧维系在一起”（Clarke 2008:5）。

[237] In Porter 2004a: 291.

[238] e.g., Amery 1944: 18; Ashley Jackson 2006: 7–9.

[239] Amery 1944: v–vi; see also Louis 1992.

[240] 1944: 5.

[241] 1944: 10.

[242] 1941: 8.

[243] In Barker 1941: 146.

[244] 1941: 163.

[245] Stapleton 1994: 186–97.

[246] 1999: 307; cf.Thornton [1959] 1968: 360–63.

[247] Jeffery 1999: 308; Ashley Jackson 2006: 45–46.

[248] Ashley Jackson 2006: 526.

[249] 2006: 5.

[250] 1999: 326; cf.Thornton [1959] 1968: 362.

[251] Kumar 2003: 233–38; Mandler 2006: 187–95.

[252] Webster 2007: 19–54; Kumar 2012a: 316–17.

[253] Porter 2004a: 277.

[254] 1982: 139.

[255] In Jeffery 1999: 321.

[256] Porter 2004a: 296.

[257] Louis 1999b: 331; cf.Hopkins 2008: 228.

[258] Louis 1999b: 342.

[259] 1957––1966年“殖民地革命”的细节，参见Darwin（1988:244–78）、Louis（1999b:351–54）、Porter（2004a:320–21）、Hyam（2006:411–12）。1960年，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开普敦发表了著名演讲《 变革之风》。

[260] Darwin 1988: 293–96; Hyam 2006: 393–97.

[261] Hyam 2006: 397.

[262] Porter 2004a: 322.

[263] For good accounts of decolonization in Britain, see Darwin（1984, 1988, 1991）; Louis and Robinson（1994）; Louis（1999b）; Hyam（2006）; Hopkins（2008）. Shorter accounts are in Lloyd（1996:320–80）; Chamberlain（1999:15–69）; Porter（2004a:297–325）; Stockwell（2006）; Stockwell（2008b）. For the first stage, to 1948, see the vivid account in Clarke（2008）. For the sorry story in Kenya, see Anderson（2005）and Elkins（2005）. As always, there is a perceptive and highly readable account in Morris（［1978］1980b）.

[264] Darwin 1986: 42.

[265] Darwin 1984; Louis and Robinson 1994.

[266] Louis 1999b: 333.

[267] In Hyam 2006: 137–38.

[268] Howe 1993: 82–142.

[269] Porter 2004a: 297–98; Ashley Jackson 2006: 526–30; Hyam 2006: 94–95.

[270] Webster 2007: 8; see also 55–56, 92–118.

[271] Hyam 2006: 71.

[272] Louis 1999b: 336.

[273] McIntyre 1999: 696.

[274] In Stapleton 1994: 192.

[275] Porter 2004a: 306–7.

[276] 1982: 146; cf.Hyam 2006: 95, 130–36.

[277] In Paul 1997: 16–1.

[278] Louis 1999b: 330.

[279] Louis and Robinson 1994: 472.

[280] Go 2011: 136–45.

[281] Darwin 1984: 199; Louis and Robinson 1994: 487.

[282] 1983: 216.

[283] 1983: 217.

[284] see, e.g., Spruyt 2005.

[285] Powell 1969: 247.

[286] e.g., Porter 2004b.

[287] see, e.g., Ward 2001; Thompson 2012.

第七章 法兰西帝国：“帝国民族国家”

永远待在后花园里，是成为不了一个伟大国家的。

——茹费里，《越南北圻与宗主国》，1890[1]

在治理其他民族的问题上，法国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法国从不消灭这些民族，法国更懂得如何实施同化。

——阿尔弗雷德·兰博，《殖民的法国》，1886[2]

无论是地理位置、领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法国都算得上一流的欧陆大国。陆地是法兰西民族争夺荣耀的舞台，海外贸易只是顺带为之。大海从未激发，也不会激发法兰西民族对航海家或商人的同情与敬意。法国并不关注海外扩张，更不会投入多少人力、物力。

——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为什么法国没有获得好的殖民地？》[3]

作为民族的帝国

法兰西民族是最具帝国色彩的民族，也是最不像帝国子民的民族。他们有帝国色彩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影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同时他们认为世界文明应具备法国特色和法兰西民族的烙印。这种想法与法兰西民族是上帝选民联系在一起，他们肩负传播天主教和忠君思想的使命。法国大革命之后，理性主义、共和思想、世俗化成为法国新的帝国使命。但无论形式如何，与其他帝国相比，法国最像帝国与民族的融合，法国可以理解为“向外扩展的民族”（见第一章）。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帝国的民族不同，法兰西人不接受多元化和多民族的帝国。法国首先必须属于法兰西人，具备法兰西民族的特有品质。所以加里·怀尔德将两个概念混用，提出“法兰西帝国民族国家”，用来形容法兰西人及其帝国似乎相当准确。[4]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中，法国通常被视作民族国家的原型。某种意义上，这很荒谬，反映出部分学者只顾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愿全面了解相关问题的进展。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拥有几乎相同的帝国历史，如果把法国最初的建立（“六边形国家”）也归为帝国历史的话。20世纪初，法国仅次于英国，是世界第二大的帝国。如果我们在想起法兰西人时不能像想起罗马人、俄罗斯人和英格兰人一样将他们与帝国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们与英格兰人一样，建立过不止一个帝国。

但如果一时无法将法兰西人与帝国联系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们异常坚持法兰西的民族性，而使其他人忽视了他们对帝国的统治。当然，法国的非欧洲子民对此是有意见的，法兰西人在部分地区实行的统治格外暴力。但欧洲的观察家和评论者认为法兰西人更重视的是建立和维系一个民族国家。19—20世纪，一系列革命运动和危机冲击法国，人们的精力不可避免要放在国内事务上，法国政客疲于应对团结和凝聚国内各民族的难题（19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主题）。1789年后，法国经历了至少4场革命，建立了5个共和国，遭受了3次重大军事打击，法兰西人如何能不重视民族的生存和民族荣誉感呢？

我们须从民族的角度讨论法国。帝国还有许多可讨论的层面，也不必忽略。任何关于帝国的论述都不会漏过法国。但与此前讨论的其他帝国相比，法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兰西人尽一切可能将帝国塑造为文化与身份的扩张。其他帝国的统治阶层通常会压抑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身份，但法兰西人显然是个例外，他们恰好相反：法兰西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坚信法国文化可供世界各地借鉴学习，具备法兰西特性之后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因此，与其他帝国相比，法国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同化的理念。这种观念有很多变体，理念与现实往往有天壤之别。但这是法国历史上根本性的统治思想。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国接受了差异性，但对于法兰西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为一旦接触法兰西文化，每个人要尽一切可能将这种文化贯彻到极致，成为真正的法国人。

此外，民族与帝国在法国之所以关系密切，或在近代为什么两者间的差异容易被忽略，背后还有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兰西人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这体现为《人权宣言》，其中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用理性评估一切是法兰西人衡量自己的标准，也适用于帝国。法兰西人的普世性很容易移植到帝国身上。对法兰西人有益就对全人类有益：理性和自由的统治、法兰西共和思想。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民众承担起的文明使命很容易扩大影响，推广到全世界。法国的正当性在于，民族与帝国同时具备普世性。法兰西人与大法国有一定重合和延续的部分，这在其他海洋帝国并不常见，在那些帝国中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差别相当显著。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海洋帝国的法国更接近内陆帝国，宗主国和殖民地可以毫无区别地融为一体。但事实并非如此，部分原因是法兰西人并不像英国人那样大量在各地拓殖定居。法兰西人与“本地人”（大部分是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区别，实在无法忽视。但使法国与其他海洋和内陆帝国不同的是，民族与帝国依然具备同样的意识形态。1886年，阿尔弗雷德·兰博认为这是法兰西独特的成就：“迄今为止，只有法国有勇气将宗主国和殖民地视作一个整体，一个国家[5]。”

法兰西诸帝国

与英格兰人或不列颠人一样，法兰西人创造了许多帝国。与英格兰一样，法兰西人的第一个帝国出现在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开端。与英格兰也一样，这是一个内陆帝国，即六边形的“内帝国”，在法国国王的带领下经数个世纪而创立。法兰西民族国家，与英格兰／不列颠类似，具备“小型帝国”的所有特征（见第一章）。通过卡佩王朝的国王以法兰西岛（巴黎首都圈）为基础向外扩展，逐渐成为完整的国家。他们相继征服了布列塔尼、勃艮第、朗格多克、诺曼底、加斯科尼、阿基坦、普罗旺斯和其他属于加洛林王朝、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洛陶林吉奥的继承者的独立公国。总共耗费了数百年时间，镇压了无数叛乱，法国国王终于将不同的领地合并为他们的“内帝国”[6]。

即便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向心力也有辐射不到的地区，比如人口占多数的乡村。欧根·韦伯（1976）认为，到19世纪末，操着不同口音、遵循不同传统的农民才开始真正转变为法国公民。罗杰斯·布鲁贝克指出，文明的使命通常是法国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正当理由，最初是指让本土居民接受法国文明。“内文明使命”是由学校教师来完成的，“他们的使命就是将民族的概念传递下去”[7]。欧根·韦伯认为，“这个著名的六边形国家（当前的法国）是经过数个世纪才成型的殖民帝国：征服各种领地，政治和行政上兼并统一，各地区有着强烈的民族和地区特性，有些地区的传统甚至是反法兰西的”[8]。[9]

当法兰西的第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成型时，在16—17世纪，它也在北大西洋建立了第一个海洋帝国[10]。与英国人一样，为法国效力的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和雅克·卡蒂埃为寻找前往东方的航线让法国人开始在圣劳伦斯河附近定居，就是之后的魁北克（1608）和蒙特利尔（1642）。这就是“新法国”，以捕捞鳕鱼和买卖皮毛为支柱产业，带来了法属大西洋港口的繁荣，包括波尔多、圣马洛、鲁昂、迪耶普和翁弗勒。

从新法国开始，法国商人和探险家渡过大湖区，沿着密西西比河一路向南，抵达出海口墨西哥湾。1718年，新奥尔良建成。法属路易斯安那囊括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大约是法国本土面积的5倍。

法国的殖民活动还蔓延到加勒比地区。法国在瓜德罗普（1635）和马提尼克（1653）先后建立定居点，17世纪30年代，法国加强对法属圣多明戈（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的控制。1612年，法属圭亚那成立，这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海外领地（至今仍属于法国），而这或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地区：1852—1937年，这块流放地被称为“恶魔岛”（最有名的囚犯应是德雷福斯上尉）。作为殖民地，圭亚那并不成功，但其他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因为蔗糖贸易（雇佣奴隶）而发展壮大。到1700年，超过4.4万人（包括3万名奴隶）生活在法属西印度地区，而在新法国（加拿大）仅有1万人[11]。

法国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大西洋，它对亚洲也抱有野心。1664年，法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在印度的本地治里（1674）和金德讷格尔（1684）建立驻点。法国人还在印度洋的波本岛（今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建立定居点，那里是通往亚洲的垫脚石。

18世纪初，法国似乎坚定地走在帝国的道路上，甚于它的主要竞争者英国。“北美大部分地区，包括新法国和美国腹地，在18世纪都属于法国，法国从与加拿大的皮毛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西印度群岛的蔗糖产业兴盛壮大，需要雇用大量非洲黑奴。在印度，法属印度的领地让法国成为次大陆的重要力量。”[12]18世纪末，事情发生了变化。法国丢掉了加拿大和印度的领地。加勒比地区曾经最富庶的地区法属圣多明戈也爆发叛乱（1791），1804年成为独立的国家——海地。1803年，法属路易斯安那卖给了新成立的美国。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海外扩张，法国的海外领地仅剩下一小部分加勒比岛屿与少数非洲和亚洲的贸易港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答案只有一个：英国。正是英格兰／不列颠与法国在北美展开竞争，1707年之后，崭新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世界的各个战场上都胜过法国。英国人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与法国人陷入冲突，并在多数时间占据上风。最重要的是七年战争（1756—1763），也能称为“第一次世界战争”。英国人在北美、印度和加勒比地区都打败了法国，法国人建立的第一个海外帝国就此覆灭，英国人成为最大受益者。《巴黎条约》（1763）签订后，法国割让了新法国（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法属路易斯安那（直到1803年，路易斯安那剩下的部分割让给西班牙，作为西班牙将佛罗里达让给英国的补偿）。法国还丢掉了部分加勒比殖民地，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法属圣多明戈还在法国的控制之中。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北美殖民者一同反抗英国，法国甚至收回了部分领土，比如塞内加尔和多巴哥。但比起丢失的海外帝国领土，这些收获不过是聊作慰藉。

18—19世纪，与英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激发了法国人的帝国野心。早在17世纪，法国已是欧洲大陆上的大国，正在海外扩张领地。在英国人之前，早在14世纪，法兰西人就宣称自己是上帝“选中的子民”。连教皇在各种场合也认可这种说法[13]。这种特殊、神圣的使命感让法国国王经受了各种考验，包括16—17世纪的投石党运动和宗教战争。17世纪下半叶，“太阳王”路易十四似乎真的履行了这一使命。法国领土急剧扩张，至少在倍感焦虑的邻国眼中情况如此，似乎马上要吞并整个欧洲大陆。法国人在北美站稳脚跟，也在印度建立了定居点。新落成的凡尔赛宫散发出权力与荣誉的耀眼光芒[14]。

与荷兰和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中的交手证明了在18世纪，法国迅速恢复了竞争世界大国的实力[15]。此时，在许多人眼中，法国已成为欧洲文明的灯塔，为其他欧洲国家树立了榜样与标准。法语成为大多数欧洲宫廷和贵族使用的语言（包括俄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与思想家备受推崇。法国人发明了“文明”和“文明进程”的概念，而法国文明理所当然成了样板[16]。

因为英国，法国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失败，严重伤害了民族尊严。17世纪下半叶，法国患上了“恐英病”，而英国以“恐法病”作为回应[17]。英国丢掉北美殖民地当然让法国人欢欣鼓舞，他们盛赞美国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支持美国独立事业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赞许英国的自由和宪政体制，但对于法国民众而言，英国是敌人，英国在破坏法国的帝国前景[18]。

利娅·格林菲尔德认为，现代世界的民族主义来自“怨憎”，按尼采的说法，这是“因为压迫而产生的嫉恨心理，而这些情绪绝无抚平的可能”[19]。一般来说，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有些夸大，但在分析法国的情况时，她的理由非常充分[20]。法国人发展出的不是模糊暧昧的英式“民族主义”，英国的民族思想也并未影响法国人（即便有，影响也是相反的）。18—19世纪，法国人的怨憎来自英国的屡次胜利，法国人与之对抗毫无胜算。一次又一次，无论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无论在北美、加勒比、印度还是非洲，只要遇到英国人，法国人总会失败，遭遇挫折。法国习惯于将自己视作大国、欧洲文明的中心，而反复被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羞辱令他们感到格外不堪。最终，法国还是收复了海外领地，成为世界第二的帝国。但症结在于，法国并不乐意屈居第二，尤其是第一名是与自己争斗百年，却总是获胜的竞争对手。

应该是在英法的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法国人第一次使用了“背信弃义的英国人”这个说法。但这个概念直到18—19世纪才普及开来。18世纪法国开始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个说法，也被那些对英国人怀恨在心的人借用，比如在七年战争末期被英国人抛弃的普鲁士，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在其任上竭力宣扬反英思想。拿破仑在欧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所以这种思想也在欧洲传播开来，19世纪，任何对英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心怀怨恨的人都开始采用这个说法。但整个19世纪，作为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最常用这个说法攻击他们总也战胜不了的死敌[21]。

拿破仑帝国

丢掉了海外领地之后，法国立刻投身第二个内陆帝国的建立（如果说第一个内陆帝国是六边形国家的话）。第二帝国的名字当然与拿破仑·波拿巴有关，他首先作为督政府的将军（1795—1799年任职），之后成为执政府第一执政（1799—1804年任职），最终在1804年自命为“法兰西皇帝”（1806年拿破仑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1810年迎娶哈布斯堡皇帝之女玛丽亚·路易丝，这使拿破仑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人）。之后建立了所谓“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5），再之后就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拿破仑帝国归根到底是内陆帝国。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狂热崇拜者拿破仑没有超越欧洲的野心。法国暂时占领埃及（1798—1801），本意是向东开拓帝国边界，试图将英国人从印度驱逐出去，重新建立法国人在亚洲的影响力。1798年，英国海军司令霍雷肖·纳尔逊在“尼罗河战役”（阿布吉尔湾）中，粉碎了法国人这一梦想，又一次挫败了法国人的帝国弘愿。[22]但法国人仍在埃及攫取利益，持续产生影响，到19世纪，又是英国人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终结了法国人的事业。拿破仑本人对埃及文化和宗教非常热衷，常身着伊斯兰服饰，鼓励对埃及历史的研究和考证，大批埃及文物被运往巴黎。拿破仑敏锐地觉察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和自己一样是29岁，因此他立志和亚历山大一样在这里留下烙印。对于最后的失败，拿破仑一直耿耿于怀[23]。

拿破仑还尝试用其他手段建立海洋帝国，但均告失败。在东方受挫，他立志在西方建立新的法国，希望复兴法国在北美和加勒比的统治。法属路易斯安那与法属圣多明戈和其他加勒比殖民地的联系紧密。但1803年与英国的交战很快让这些构想落空，1803年法国不得不将法属路易斯安那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这是一场世纪交易。同时，拿破仑在法属圣多明戈恢复了奴隶制，尽管抓捕了杜桑·卢维杜尔，却引发了黑人叛乱，并在1804年最终导致该地独立。法国试图重建大西洋帝国的努力却导致了西半球第一个黑人国家独立，之后，这成为其他国家的动力。拿破仑对此的回应家喻户晓：“该死的蔗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24]！”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法国失去了仅剩的海外领地。法国丢掉了毛里求斯、塞舌尔及众多加勒比岛屿。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圭亚那、留尼汪岛（大革命之前的波本岛）、纽芬兰岛附近盛产鳕鱼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今天仍是法国领地），以及5个印度贸易港口仍在控制之中（本地治里、马埃岛、金德讷格尔、雅隆、加里加尔），此外还有塞内加尔外海的格雷岛和圣路易[25]。这些就是所谓的“旧殖民地”，与1830年后法国获得的新殖民地区别开来，这些领土与法国鼎盛时期的海外领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同时，虽然英国人丢掉了北美殖民地，但他们重建加拿大，加强对印度的管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建立新的定居点。相较之下，法国人因被他们最大的对手所主导的反法联盟打败而异常痛苦。

即便拿破仑未能建立一个海洋帝国，他仍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欧洲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其他帝国一样，囊括了各种与皇帝本人产生密切联系的领地。1812年，拿破仑帝国的版图几乎等同于今天的欧盟，甚至和俄国发生关系。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可以视作英国封锁法国海外贸易的结果，这是最早且最成功的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拿破仑建立的帝国是自查理曼大帝后最伟大的国家，两者常常被拿来对比。同样，拿破仑和建立罗马的恺撒也是经常拿来比较的对象。拿破仑与横跨东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相比或许欠缺几分，但他的地位至少不低于罗马的皇帝[26]。

与罗马的比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拿破仑帝国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法国的“文明的使命”。这不是法国人第一次将帝国与文明的使命联系在一起。从中世纪开始，法国从法兰西岛的邻近领土，即“内帝国”开始，之后成为海洋帝国，法国国王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将法国的文明传播给世界。这时的文明指的是天主教和法国的专制制度[27]。而这一使命具有普世性：与罗马和英国一样，法国的帝国统治者认为他们拥有最能让世界进步发展的文明。

法国大革命戏剧性地、彻底地终结了这些所谓的帝国使命。教廷、国王、教士、贵族，这些人遭到血腥清洗。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和“民族”。君主制的国家变成共和国，臣民变成公民，理性取代了宗教（或者成为新的“世俗宗教”），平等与博爱代替了特权与阶级。法国依然是全世界的导师，地位更为崇高，但授课内容已完全不同。“法国文明”有了崭新的内涵，因此其文明的使命也要相应调整。

这是拿破仑的功劳。拿破仑帝国在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将帝国的使命从效忠君主与天主教彻底转变为共和思想与世俗主义。拿破仑的诋毁者认为，他玷污甚至损害了法国大革命。帝国与独裁和“自由、平等、博爱”看上去毫无关系。但长远来看，拿破仑反而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28]。《拿破仑法典》汲取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律和行政的革新思想，并且成为拿破仑帝国治下各地的法律基础，即便这些地区之后重获独立。大革命的歌曲《马赛曲》被拿破仑的军队传唱到欧洲大陆的每个角落，讽刺的是，这首歌激发了各地民众寻求社会变革的热情，也成为他们反抗法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武器。法国的文明使命有了新的、彻底现代化的特点。它带给世界的不再是宗教和皇权，而是理性与共和思想，必要的话，可以采用革命的手段夺取胜利。

马娅·亚桑诺夫阐述过，这些新的变化如何深刻影响了法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数个世纪的英法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本质。

起初英法间的冲突是英式的自由、新教和君主制与法国的君主专制和天主教的斗争。1793年开始，英法间的冲突不再是不同的君主、教廷和国家的斗争，而是两者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的较量。英国人认为，他们要捍卫自己熟悉的社会秩序，抵抗没有君主的、不信神的、宣扬共和平等的恐怖统治。而法国的革命者认为，冲突是理性、平等和自由在对抗宗教、特权和暴政。这些信念让革命的拿破仑战争与七年战争的关系就像是二战与一战的关系一样。七年战争为权力、土地和国家安全而战，而现在的英法是在捍卫各自的生活方式。[29]

法国使命的内容与特征或许发生了改变，但与早先的帝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预示着之后为帝国而奋斗的方向所在。与此前的帝国不同，也与英格兰／不列颠不同，新的文明的使命与民族紧密结合。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发明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同时还有一套民族主义的思想[30]。法兰西民族是第一个现代民族，是他们告诉世界民族究竟为何物。与许多民族国家一样，法国依然是一个帝国，却不可避免地带上民族的特性在发展壮大。法国革命的民族，凭借国民军和拿破仑的征服，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欧洲各地，甚至远到南美、加勒比和中东。法兰西民族用革命定义自己的身份，就像他们的共和与自由思想一样。有些评论家或许觉得矛盾，这样一个民族竟然创造了帝国，而这个帝国也深深地烙上了法国民族的特征。作为帝国的法国，与此前的诸帝国一样，是法兰西民族的扩张，也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扩张。

民族与帝国在其他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首先是为了开拓海外领地而建立的私人公司纷纷失败。法属西印度公司由科尔伯特在1664年建立，专门管辖加勒比殖民地事务，勉强维系10年后，由政府接管。法属东印度公司也在1664年成立，经营状况稍好，但也不过是在印度建立了几处贸易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超过一个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大获成功）。其他的公司，比如塞内加尔的佛得角公司、中国公司、后来的印度公司等迅速破产倒闭。部分原因是法国政府强势干涉，压制了地方自主性[31]。无论原因为何，法国的海外领地从很早开始，就由政府资助开发，直接听从来自巴黎的指示[32]。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成为民族国家，多少会在帝国事务上倾向于集权式的管控，反映出新兴的民族特色。

法国殖民地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特点。法国人很难被说服去海外的法属殖民地定居。17世纪末，新法国只有区区1万法国定居者，而英国人光在南边一点的美洲殖民地就有2万多人。这一状况延续到了18世纪。18世纪中叶，超过200万英国殖民者生活在美洲东海岸，而散居在圣劳伦斯河、大湖区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法国人只有7万。只有相距1500英里[33]的魁北克和新奥尔良算得上大规模的城市[34]。

尽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和补助，法国人还是不愿定居海外，这或许是因为18—19世纪法国人口相对有限，同时土地资源丰富，农民生活相对富裕［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中的观点］。换言之，祖国的“压力”不够大，人们不愿牺牲现有的生活与财富去一个气候变化无常、瘟疫肆虐的陌生环境[35]。19世纪，英国人口暴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大量英国人离开本土，在澳大利亚和南非定居，同时也带来了北美人口的急剧增长（包括加拿大和美国）。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停滞，这让政治家和商人伤透了脑筋。1870年，法国人口3600万；1911年，法国人口达3900万，1870年后只增长了8.6%。同期，德国的人口从4100万上升至6500万，增长了60%；而面积比法国小的英国，人口从2900万上涨到4500万左右。法国人口的年增长率是0.3%，是全欧洲最低的[36]。

“用大法国来拯救小法国”，这是一战前法国流行的口号，因为过低的生育率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人们鼓励法国的女性帮助法国建立一个“海外法国”。最终，19世纪末，北非的殖民地聚集了一定数量的法国人，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在海外的定居者人数依然低得出奇。奥托·冯·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法国有殖民地，但没有殖民者。”

一战前夕，总共有70万法国人生活在海外殖民地，其中50万生活在阿尔及利亚（他们也仅仅在由意大利、西班牙和马耳他人组成的欧洲人口中占多数）。有时在欧洲人口中法国人也是少数：1911年突尼斯有8.8万意大利人，但只有4.6万法国人（此外还有1.1万马耳他人）。1914年摩洛哥的法国人刚过半数：他们在4.8万欧洲人中占53%，剩下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法属中南半岛有2.4万法国人，而本地人口1600万。法国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所占比例更低。法国人的鼎盛时期是一战之后，经过国际联盟的授权，法国的海外领地的面积达到1200万平方千米，拥有6500万人口。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大帝国（英国的面积是其3倍，人口是其7倍），但法国在海外的定居者从未超过147.5万人[37]。

与“大不列颠”不同，“大法兰西”重视土地，而非从本土移居的人口。法国从来没有英国的“白人自治领”，没有生活着上百万本国人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接近的就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少数法国人在庞大的本地族群中艰难生存，这与英国统治的南非或肯尼亚的情况类似，这些殖民地对本国政府和当地民众而言都是制造麻烦的根源。

第二海洋帝国

马娅·亚桑诺夫等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法国更早以前建立的第一海洋帝国，与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建立的第二海洋帝国存在连续性。起初法国人希望继续在印度立足，于是寻求各种反英的亲王的支持，最著名的是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征服东方对法国政客及其顾问依然有极大吸引力。拿破仑撤出埃及后，法国的利益依然得以保留，可以通过伯纳德诺·德·罗韦蒂和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19世纪20年代的收藏得到印证。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被奥斯曼任命为埃及帕夏，法国开始支持这位精力旺盛、极富野心的政治家。但英国反对法国继续在埃及活动，这意味着法国不可能在当地实现任何政治目的，至少当时情形如此。无论如何，穆罕默德·阿里与领事马蒂厄·德·莱塞普和德·罗韦蒂过往甚密，几乎成为法国的代理人。但法国没有忘记阿尔及利亚，法国进犯阿尔及利亚可被视作对埃及和整个北非与中东的企图的延续。“转向北非，特别是进入埃及，这是法国历史上的关键一环，可以说，法国如果没有在埃及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38]。”

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地位特殊，因为它靠近法国的地中海沿岸。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当地建立贸易基地和堡垒，之后双方保持贸易往来。非洲的奇珍异宝和中东的黄金、香料、鸵鸟羽毛从这里转运到法国[39]。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北方国家浪漫的异域风情经常出现在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中，或福楼拜的笔下。马娅·亚桑诺夫认为，“阿尔及利亚之于现代历史上的法国如同印度之于英国：这是一片东方殖民地，与法国关系密切，是最早征服，也是最后丢失的领地”[40]。

征服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漫长、残暴又血腥的过程，其中包括英雄人物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抵抗和比若将军的残酷镇压。据说1/10的阿尔及利亚人口死于这场冲突。1847年，阿卜杜勒–卡德尔被迫投降，1871年法国人开始真正控制阿尔及利亚。1830年之后，阿尔及利亚由军队管控，官僚系统直到1879年才建立完成[41]。

但阿尔及利亚长期以来是法国孤悬海外的堡垒。这让人们想到，尽管存在连续性，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标志，在法国于18世纪丢掉北美和印度的大片土地后，这里是帝国的新起点[42]。不列颠第一和第二帝国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因为英国人的势力在北美依然存在（加拿大），同时克莱武和黑斯廷斯开始征服印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北美殖民地的损失。19世纪初，在拿破仑试图建立海洋帝国而以失败告终后，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荡然无存。蒂普苏丹的失败宣告法国对印度再无任何影响力。将路易斯安那售予美国也结束了法国人在北美的统治。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前，小部分西印度和印度洋群岛就是法国人全部的海外领地。此后，法国人无心觊觎印度或北美。新的法兰西帝国重点在非洲，从北非开始。同时亚洲也是新帝国的覆盖范围，但南亚除外：19世纪，法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和东亚。

19世纪30—70年代，帝国并未放弃尝试，但不再主张过去国王或皇帝的帝国野心。1815年恢复帝制，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出现了“资产阶级君主”路易·菲利普的新政权：法国人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将重点放在国内，特别是经济和商业发展方面。“致富”是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提出的口号，这比追求帝国梦要更实际。1842年在国民议会讲演时，基佐首相解释他为何反对旧式殖民主义，以及为何法国需要的不是殖民地，而是世界各地“支持法国的贸易点”。

我坚信，总的来说，法国继续在远离本土的地区开拓新的大型殖民地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么会陷入与当地人漫长的战斗，要么会与其他大国为敌。最适合法国的、当前法国所急需的是在世界各地占据关键贸易点，建立稳固而强大的海军基地为法国的全球贸易提供支持，同时为我们的舰队提供补给和庇护。[43]

当时，英国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反对英国开拓殖民地，他大概会同意基佐首相的观点。但英国很快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至少是接受了帝国的做法。而基佐首相代表的是19世纪法国对海外殖民的看法。即便在1871年之后，法国又回到帝国的老路，许多人还是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尝试，法国人应该关注国内和欧洲事务，而不是纠缠于海外领地。比起英国人，法国人在19世纪算得上是“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从1830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到1871年恢复第三共和国，其间还发生不少插曲。1838年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背后的势力是法国，法国发现这是重新掌控埃及的最好机会。而英国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子爵的主张下，迅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承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正告法国任何轻举妄动都会导致英法开战。当时英国已支持希腊独立，不愿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更不愿法国人从中获益[44]。英国人再一次打乱了法国人的帝国设想。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也发生了不少意外插曲。这与欧洲有关，包括法国希望将边界扩张至莱茵河、支持波兰独立、帮助意大利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这些都让人怀疑法国人的帝国野心，特别是意大利战争后法国吞并了尼斯和萨伏依。法国在海外也有不少动作，最重要的要数在1862—1867年吞并南圻国（原越南南部），并使柬埔寨成了保护国。法国继续安抚阿尔及利亚，拿破仑三世效仿他的叔叔，宣布自己“既是阿拉伯人也是法国人的皇帝”[45]。在塞内加尔，身兼工程师的军官路易·费代尔布在1854—1865年继续加强法国人的控制。他在当地设立了三层行政系统，成为整个法属非洲殖民地的典范，他还建立了著名的塞内加尔步兵团，从法属西非征调士兵，这支部队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时法军的主力[46]。

法国当时试图恢复在北美的统治，当然这更像是一场白日梦。借1862年英法远征军进入墨西哥，拿破仑三世命令法军劝告墨西哥政府的胡亚雷斯总统将皇位让给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即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斐迪南大公在墨西哥的皇位并不安稳，很快就被法国人抛弃：1867年他在墨西哥叛乱中被捕并遭枪决[47]。

拿破仑三世的目标与野心常令历史学家困惑。败走流亡之时，他辗转欧洲各大城市，将自己描绘成“命运之子”，号召大家跟随他完成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开创的伟大事业。他的《拿破仑观念》（1839）勾勒出一幅模糊却宏大的世界图景，以民族主义为最高原则，人民过上了平静和谐的生活。他致力于消除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限制，他认为条约将欧洲拱手让给了反动的大国，比如英国、俄国和奥地利。倘若人们认真对待拿破仑三世的想法，的确早该引起警觉。

掌权之后，“命运之子”拿破仑三世的举止变得谨小慎微，与早年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反对“帝国意味着和平”这种说法，他将精力放在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塞纳区的行政长官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主持重建了巴黎。铁路开始铺满法国国土，大型银行纷纷建成，法国的外贸额急剧增长。拿破仑三世身边充斥着圣西门主义者，比如斐迪南·德·雷赛布，他主张的苏伊士运河工程于1859年动工。拿破仑三世不愿重蹈他叔叔的覆辙，不再与英国交恶，反而与英国一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并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与英国组成联军征讨北京。拿破仑三世主张法国也开展工业革命，1860年，他与英国谈成了《科布登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各国间自由贸易的时代，推动了法国工业化的急速发展[48]。

同时，欧洲各国对拿破仑三世的意图产生了猜疑，特别是有关波兰、意大利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政策。拿破仑三世对法国的“天然边界线”，以及占领莱茵河地区表现出极大兴趣。拿破仑式的野心引起了欧洲人的不安。特别是英国，帕默斯顿勋爵尤其怀疑这位法国皇帝的企图，甚至一度怀疑法国可能入侵英国。苏伊士运河的动工也引起了恐惧，被视作法国重新占领埃及的开始[49]。

最终，普法战争终结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也让整个法兰西第二帝国蒙上了阴影。法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竞相诋毁帝国及其统治者。拿破仑三世被描述为无赖和小丑，成为辛辣讽刺画的主角。在奥诺雷·杜米埃的画作、雨果的《惩罚集》，以及埃米尔·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中，第二帝国粗鄙腐朽，沦为贪婪的资本家和阴险的妓女的玩物。[50]与第二帝国相关的“帝国”一词充斥着负面色彩，不仅法国，连英国和德国都不愿使用这个称呼[51]。

事实上，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及其后果深刻地改变了法国人对帝国的态度。从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到187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其间法国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海外开拓，有些相当重要，法兰西第一帝国和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民众已经无法从复兴帝国中获得多少收益。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国人的国内事务已经足够复杂，他们无暇顾及海外领地。邻国也在细致观察，提防冒险主义的迹象，比如1840年埃及危机中的法国的一举一动。

1871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东部统一的德国，让法国不再抱有建立帝国（无论是欧洲帝国还是海洋帝国）的幻想。面对战争的惨败与国内的动荡，法国人还怎么执着于帝国呢？普法战争后，巴黎马上爆发了工人动乱，1871年建立了巴黎公社。法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已迁至凡尔赛）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公社运动。大约2万~3万公社成员在冲突中身亡，其中不少是被政府军就地枪决的。这是19世纪，甚至有史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最惨痛的一次失败。第三共和国建立在被外敌打败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国内同胞自相残杀的背景下。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使第三共和国从建立之初就产生了社会和思想上的撕裂，直到另一场灾难——一战爆发。自1871年以来，一战是法国人第一次团结对外。

国内政局的稳定与秩序或许抑制了帝国的野心（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帝国就没有国内问题），但是当时法国人认为更大的障碍在于，他们在普法战争之后巨大的困境。1871年缔结和约后，法国被迫将富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了德国，还包括500万法郎的赔款，直到款项还清德军才撤退（这是法国人不会遗忘，更不会原谅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损失。如何洗刷羞辱、以牙还牙成为法国人的当务之急。而其他的问题，包括建立海洋帝国的计划，都要为这一最要紧的任务让路。[52]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势下，帝国的理想不免有些脱离实际。但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短短时间内，法国就在大范围内重建起一个海洋帝国，并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帝国。[53]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就可以追溯到16世纪法国所打下的基础（比如塞内加尔的格雷岛和圣路易）。与其他欧洲帝国一样，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是开拓的先锋。但法国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却不尽相同。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后，法国花费了40年才抚平动荡的局势，站稳脚跟。1870年之前，法国占领的其他地区，比如中南半岛、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的情况也类似。帝国的计划只能搁置，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发展让路。

北非的马格里布是法国的心脏，而阿尔及利亚是该区域的核心。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将阿尔及利亚分成三个部分实行统治，直到1879年才建立完整的官僚体系。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向东和向西进一步扩张的基础。1881年突尼斯成为法国众多的保护国之一。实际上，无论是否正式吞并，保护国与殖民地的区别并不显著（一战后交由法国正式“托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况与此类似）。

摩洛哥的情况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1903年在法国军官路易·赫伯特·利奥泰的带领下，法军进入摩洛哥，这位军官后来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殖民地统治者。这次入侵为之后法国开拓殖民地建立了样板，利奥泰无视巴黎的命令，拒不撤退。但与突尼斯不同，摩洛哥本身就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在伺机对摩洛哥施加影响。虽然利奥泰再三逼迫，但法国政府还是相当谨慎。1905年和1911年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几乎引发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1907年，法军洗劫了卡萨布兰卡，破坏城市，杀害了上千市民。最后，法国用法属刚果的一部分领地收买了德国，同时保证英国在埃及的势力不受影响，终于在1912年把摩洛哥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利奥泰晋升为驻摩洛哥总驻扎官，拥有极大权力[54]。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被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属西非在更早建立的定居点，比如塞内加尔、几内亚、达荷美（贝宁旧称）、科特迪瓦的基础上巩固和强化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法国进一步扩张，征服中非，包括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将著名的通布图以及尼日尔并入法属西非的范围。尼日尔是一大片干旱地区，但对法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连接着北非和中非，法国希望它成为非洲西部和东部的枢纽，但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让法国人的梦想破灭了。[55]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上尉带领法军从法属刚果出发进入苏丹，遭遇了从上苏丹向南进发的基奇纳勋爵带领的英军，就像在埃及取代奥斯曼人一样，英军也占据了这个地区。两军相遇在位于苏丹的上尼罗河流域的法绍达，在喀土穆以南400英里。英国人捍卫苏丹和上尼罗河的决心很坚定，更要守住新建立的保护国埃及。法国当时还沉浸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冲击之中，法国民众主张对英宣战，但法国政府迟迟不肯行动。马尔尚上尉接到了撤退的命令。1899年英法缔结和约，法国可以保有尼罗河以西的领地，但无权涉足尼罗河流域，这就终结了法国对于从达喀尔到吉布提，再到索马里兰和红海地区的统治。之后法国的海外领地在此区域仅剩吉布提和索马里兰，这大大有利于英国人建立一个从开罗到好望角的非洲帝国。英国这个老对头再一次，不仅破坏了法国的帝国梦，还在它面前展示出了更宏大的帝国野心。

图7.1　路易·赫伯特·利奥泰，法国驻摩洛哥的总驻扎官（1912—1925年任职），他在摩洛哥践行了“联合主义”和“双重城市”的政策。利奥泰组织了1931年巴黎世界博览会（Library of Congress）

法国占领了毛里塔尼亚，那里和尼日尔一样广袤无边，它的面积是法国本土的两倍，但九成土地都是荒漠，不过这也是战略的一部分，这里既联系了法属西非的各个领地，也可作为其他国家进军的障碍。毛里塔尼亚还为法国提供了一个通道，通往其北非的领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一战之后，法国人从德国人的手中拿到了刚果，使其成为法属西非的一部分。

从德国获取的另一处领地喀麦隆，成为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法属赤道非洲离不开探险家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他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就如同斯坦利与利文斯通在英国人心中一样[56]。布拉柴沿着奥果韦河出发，而他误认为这是刚果河的支流，后来他于1882年来到刚果河附近，与贝特克族人的首领马科科签订协议，法国人在此获得一块土地。这项协议甚至在法国也备受争议，没有得到其他欧洲大国的认可，但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了承认，并成为法国殖民地中央刚果的核心（为了纪念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该地主要城市后改名布拉柴维尔）。

1886—1898年，布拉柴作为法属赤道非洲的政府特派员，还兼并了大量领地。新增的地区包括加蓬、法属乌班基–夏利（今中非共和国）和乍得。与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情况类似，乍得面积很大，但极度干旱，经济落后。这里主要实行军事管制。20世纪初，大约只有20名左右的欧洲人在此生活。与法属西非相比，法属赤道非洲更加贫穷落后，也不为人知，常被忽略，就像是法属非洲帝国中的灰姑娘。直到一战前，法属非洲最根本的特点是：经济上极其落后，而在军事和战略上又相当关键。

非洲是法国建立的海洋帝国中面积最大的一部分。在世界的另一端，法国建立了海洋帝国的第二个部分，即东南亚地区。与非洲一样，法国在此面对的还是英国。英国此时已经将法国赶出了印度，占领了缅甸，正向暹罗（今泰国）进发。在东部，英国人占领了马来半岛，建成了重要的港口城市新加坡（1819）。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英国向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占领了香港，并占据着广州、上海等重要贸易港口。法国还有什么选择呢？远东还有什么地方留给法国呢（别忘了荷兰还牢牢把控着东印度群岛）？

与非洲的情况类似，法国会选择与它有历史渊源的地方作为征服对象。法国传教士早在17世纪初就来到中南半岛，18世纪东印度公司聘用了大量法国教士；经与越南皇帝、大臣协定，法国在此获得了贸易特惠的地位。之后的越南统治者时而保护，时而迫害天主教教徒。但在教皇的支持下，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法国传教士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东亚最主要的传教团体。

19世纪50年代，天主教教徒遭到迫害，法国决定插手中南半岛。1859年，法国占领西贡（今胡志明市）；1862—1867年，法国吞并南圻，之后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但是之后，特别是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再无进一步动作。直到1883年，安南和北圻（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两个越南行省才变成法国的保护国。1887年，法属中南半岛成型，由总督负责统治包括南圻、安南、北圻和柬埔寨在内的地区。1897年，老挝也成为保护国，并入中南半岛。与北非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保护国和殖民地没有实质差别：运行管理与殖民地无异[57]。前后历经近40年，最终法国人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广袤帝国。

法国在东南亚和非洲建立的帝国，对法国人有何意义呢？此前法国人对建立帝国不太情愿，是什么原因支撑他们在19世纪末的短短几年开始征服扩张？法国人统治帝国的思想与理念究竟是什么？法国人与其他统治者有何异同？

代表权力与威望的帝国

1885年7月28日，刚离任的茹费里在众议院为其殖民政策辩护，这后来成为1871—1914年最重要的关于殖民地的演说。茹费里在1879—1881年担任法国教育部部长，实现了整个教育系统的世俗化。与莱昂·甘贝塔（1881—1882年任法国总理）一起，他们是1871年第三共和国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共和派人物。受到保罗·勒鲁瓦–波利欧《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1874）一书的影响，茹费里在左右两翼势力面前为法国的殖民主义辩护。1880—1881年，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尽管许多议员表示抗议。1883—1885年，在第二个任期内，茹费里继续大力推动法国在非洲和中南半岛的殖民政策。因为法国在越南北圻的利益受损，他被迫在1885年辞职，众议院的议员喊出“北圻–茹费里”的口号。7月28日，茹费里在辞职后做了最后的演讲，他不仅为法国在中南半岛的行动辩解，也为法国整个殖民主义运动找到了合理性。[58]

茹费里的第一个论点是殖民地的经济意义，这一点和保罗·勒鲁瓦–波利欧非常接近，也启发了之后霍布森撰写《帝国》（1902）一书。“殖民政策是工业化的产物。”法国这样的国家大量依靠出口，需要外销市场，“建立殖民地就是建立市场”。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法国需要将过剩的资本投向海外，而殖民地就是最佳的投资对象。殖民地的经济管控意味着政治管控：“假如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能维系稳固，本土作为生产者，可以控制其建立的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政局。”

图7.2　茹费里，法兰西帝国主义的重要支持者。一位法国摄影师人私人藏品（Bianchetti/Leemage/Bridgeman Images）

茹费里关于占有殖民地的第二个论点与“人文主义和文明的使命”有关。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高等民族在次等民族面前享有特权……他们的权力来自他们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将文明传播给次等民族。”茹费里坚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其中包括对欧洲商人和定居者行为的规范，反对奴隶制和奴隶买卖，将“物质和精神的秩序”，包括西方的政府、教育、医疗和道德观念传递给本地人。如果没有文明的使命，西方占有殖民地将失去正当性。

茹费里的第三个论点是政治性的，也最能体现其高超的辩论技巧：法国为了维持世界大国的地位，也必须拥有殖民地。他反对有些议员提出的，殖民地是“当前法国在欧洲受到孤立后在东方寻求的一种补偿”。他认为这种观点轻视了法国所遭遇的悲剧，“我们所遭受的灾难，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弥补的”。

茹费里认为，法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些灾难是否让法国失去成为一个欧洲强国的能力。法国政府是否要“沉溺于这些痛苦而无所作为？是否准备当一个看客，任由其他民族控制突尼斯和越南……法国政府是否会让其他人掌控赤道非洲地区？是否要让其他人决定埃及的事务？而在许多人看来，埃及的事务与法国有着莫大的关联”。

茹费里十分关注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他关注着能与法国抗衡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能影响法国的兴衰，甚至存亡。

在欧洲，我们面临许多竞争对手，而且它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如果还采取自我孤立或放弃的政策无异于毁灭！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在于它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如果只是向外传播文化，却没有实际行动，不参与世界事务，永远站在欧洲，而将对非洲和远东的扩张视作陷阱和危险的举动，如果我们还试图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保证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的国家很快走向终结。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而会沦为三流甚至四流国家。在场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不能想象我们的国家落到这样的局面。法国不能落后于任何国家。所有欧洲大国都在进行殖民扩张。我们也应该如此。不然，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就像三个世纪前的世界大国，过去它们的权威与国力不可小视，而今天它们已沦为三流，甚至四流国家……

法国不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经历了命运的种种考验。现在，我们必须将她的影响力扩散至全球，将我们的语言、习俗、旗帜和军队带到世界各地。[59]

演讲过后的第5年，茹费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越南北圻与宗主国》（1890），他再次阐述了演讲的主题，“殖民政策是工业化的产物”，但经济和政治议题又一次纠缠在一起。茹费里说：“永远待在后花园里，是成为不了一个伟大国家的。”他对法国当时海外扩张和捍卫殖民政策的立场表示赞扬。作为对人们批评的回应，茹费里否认殖民扩张会使法国人遗忘1871年惨败给德国人的羞耻。将来总有时机报复德国，而当前最紧要的，是不能在世界大国的竞争中落后。“我们是否要放任沙文主义和短视的政策使法国陷入绝境；我们是否安于孚日山脉内，对现状感到满足？”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南圻的德国人、越南北圻的英国人已经因为法国的犹豫而在攫取利益。茹费里担心再次出现“1763年条约”，即七年战争之后的《巴黎和约》，正是这些和约让法国尽数丢失了北美和印度的领地[60]。

茹费里强调殖民地的经济价值，这代表了当时普遍的观点，并在霍布森的《帝国》一书展示得淋漓尽致。但这种观点也常被批判，因为维系欧洲的殖民地往往得不偿失[61]，而且在法国的案例中尤其如此，至少在一战前的这段时期是这样。法国没有急着派遣定居者，这说明法国人不愿离开法国本土；同时法国的金融家、投资者和工业巨头也对殖民地兴趣不大，反而对其他非法属地区的市场与商机更加重视。

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882—1886年和1909—1913年，法国与殖民地的外贸额（进口和出口）起初只占总额的5.71%，最后达到10.2%，亨利·布伦瑞克认为两个数字微不足道，而且法国外贸总额也只占国内和国际贸易总数的一小部分。而这一时期，英国30%左右的外贸额来自英国本土与殖民地（见第六章）。法国的对外投资更倾向于奥斯曼帝国、欧洲东南部、俄罗斯和南美，而非法属殖民地。1914年，海外投资增加，对欧洲的投资比例下降至61.1%，法属殖民地只占8.8%。法国的投资者和商人比起英国人，更加不顾及国家的殖民战略。北非的贸易与投资是个例外，与北非的贸易额超过了与其他所有殖民地的贸易总和。[62]

亨利·布伦瑞克认为，尽管茹费里在1885年7月28日的演讲中强调帝国的经济利益，“但是众议院给茹费里的掌声是因为演讲的结尾提到了政治因素”[63]。这样看来，众议院比起茹费里更敏锐地觉察到民众对帝国的情绪，尽管茹费里也充满激情地阐述了相应的政治原因。当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所有帝国的建立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性的。帝国的建立需要政治意愿，更需要政治手段来维系。但是，有些帝国的政治性要更强。法国更是如此，法兰西人的帝国完全是靠强大的民族意愿推动的。

建立帝国的政治动力可以追溯到1870—19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我们无法估计这场灾难给法兰西人造成的创伤。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被俘后投降，俾斯麦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赔偿的数字与当初拿破仑一世在耶拿打败普鲁士（1806）所要求的赔偿是一样的。这是一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惨败。与俾斯麦会面时，新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朱尔·法夫尔对此无比愤怒：“这是在毁灭法国！”1870年9月15日，著名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写道：“积弱难返、饱受屈辱的法国将难以生存。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标志着法国的终结[64]。”法国人还在艰苦抵抗，直到1870年10月28日巴赞将军在梅斯投降，战争结束了。崭新的德国获得了富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法国必须咽下苦果[65]。

对外战争的失利引发了一场国内阶级的战争，1870—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爆发并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法国人永远铭记的历史，巴黎公社惨遭镇压，成为法国左派不能磨灭的记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时面临着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困难局面。福楼拜曾经写道：“这个国家，一半民众想要掐死另一半，另一半人亦是如此[66]。”多年后，在二战前夕，也是法国第二次遭遇德国羞辱之前，夏尔·戴高乐是这样描述法国在1870—1871年之后的情况的：

这是一场灭顶之灾，和平没有希望，悲痛无法抚平，国家失去根基，从战俘营归来的军人寥寥无几，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割让，上百万的赔款还需偿还，侵略军占据着1/4的领土，首都因为内战而血流成河，其他欧洲国家对此不闻不问：这就是朝着命运进发的法国在当时面临的境遇[67]。[68]

尽管如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一直延续到1940年，成为5个共和国中国运最长久的一个（现在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也已超过了59年，或许会超过第三共和国）[69]。尽管发生了布朗热事件和德雷福斯事件，法国人还是渐渐达成了共识。世俗化进程接近完成，1906年教廷和国家正式分离。左翼和右翼势力不相上下，共和国大部分时期保持中立态度。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帝国扩张，法国又重新成为一个大国，与英国展开了全球领土之争，也成为其他欧洲国家极力拉拢的对象。

法国虽然发展壮大，却要面对反对的声音，即发展殖民地是浪费精力，忽视了法国的爱国者真正应该履行的使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为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复仇[70]。在过去的200年里，法国的主要敌人是英国。19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斗争是推动法国扩张的动力之一。英法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就是证明。但法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必须提防欧洲大陆上另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统一的、崛起中的德国。从这时起，法国无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外交立场上，需要一面警惕西边的老对手英国，另一面小心新的威胁——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兰西帝国依然怀着“怨憎”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更多指向德国，而非英国。

崭新的德国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德国人口远超法国，生育率也较高。在工业上，德国不仅超过法国，更挑战了英国和美国的地位。在军事上，德国取得了三场战事的胜利：1864年战胜丹麦，1866年战胜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最重要的1870—1871年战胜法国。毫无疑问，德国现在是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它占据了法国最为繁荣富庶的两个省，让法国人倍感屈辱。20世纪初，德国开始在摩洛哥挑衅法国，几乎引发了两国间的战争，也激起了法国的反德情绪。“复仇”二字成为法国所有爱国政党领袖的口头禅。此外，包括建设海外帝国的计划，都排在打败德国这一最高使命之后。

殖民主义者，即帝国的支持者没有忘记，也不会允许自己忘记，在建立帝国的历程中履行复仇和收复领土的使命。他们认为，即使没有那么直接，建立一个法兰西世界帝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损失，从而恢复法国的尊严和权力。他们对于使用“安抚”“补偿”这类词汇特别小心，我们已见到茹费里是如何激烈地反驳这些说法了。这些都是稍逊一筹的策略。保罗·德鲁莱德认为征服非洲殖民地可以作为丢失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补偿，这种观点就像是“你用两个仆人来交换我的两位亲姐妹”一样[71]。反殖民主义者对这种“补偿说”的反击还包括，“孚日山脉的裂纹不能用非洲的沙砾和亚洲的污泥来填补”[72]。

无论如何，在短时间内，法国在与德国的较量中暂无胜算，殖民主义者还有另外一张王牌。茹费里认为，没有什么能真正弥补1871年普法战争的损失，但将来一定有机会反击德国。但在重建国家声望和世界地位的同时，法国能做的还有很多。法国可以塑造新的帝国，与世界大国抗衡，以证明自己依然是大国中的一员。这对于将来反击是有助益的。内阁总理保罗·伯特于1885年回应人们认为开拓殖民地是对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补偿时说：“补偿或安抚这一损失都是不可能的。殖民地当然不能替代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开拓殖民地是提升民族实力的手段，当时机成熟我们可以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73]。”

保罗·勒鲁瓦–波利欧于1874年出版的《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一书表达的也正是上述观点，开启了法国新一轮的殖民运动。拉乌尔·吉拉尔代认为，这本著作相当及时，也全面揭示了1871年给法国留下的“巨大创伤”。只有通过成功的殖民活动，建立一个大帝国才能抚平国家的伤口。勒鲁瓦–波利欧竭力阐释殖民化的重要意义，它会让世界烙印上法兰西民族独特的文明印记。

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权力的复制，将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思想传播到世界的过程。拥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即便现在不是，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高等的民族。[74]

“拥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后来这成为法国的殖民党或殖民游说团的口号，这些团体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鼓吹各种殖民活动。[75]茹费里非常认同保罗·勒鲁瓦–波利欧关于殖民地的思想，他在1885年的演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离职之后，茹费里参与各项非官方的社会活动，成为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些人的地位显赫，包括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和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他们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部长。还有探险家，比如布拉柴、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殖民理论家约瑟夫·沙耶–贝尔，圣西门主义者斐迪南·德·雷赛布。这些人经常参加法瑟卢·洛巴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巴黎地理学会的聚会，这个聚会也吸引了不少官员、军人、神职人员、学者和探险家。殖民党还包括重要的军事将领，比如阿尔希纳和利奥泰将军；杰出的商人，比如拥有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的阿伦贝格亲王，以及泛大西洋航运公司的总裁夏尔·鲁；还有金融家，包括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的埃米尔·梅塞，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和叙利亚当地银行的总裁，曾经出任法国商务部部长的安德烈·勒邦。

一般认为，殖民党人的领袖人物是欧仁·艾蒂安。1844年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他给法国政坛带来了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边缘视角，也是帝国的狂热支持者。1870年的惨败给了他很大冲击，他发誓要为恢复法国的尊严和地位而奋斗。1881年作为来自奥兰的众议员，他迅速成为莱昂·甘贝塔和茹费里的有力支持者，并与他们成为密友，自视为他们两位的门徒（1882年甘贝塔临死时要见的人就是艾蒂安）。直到1919年艾蒂安一直是来自奥兰的众议员，此后他成为法国的参议员直到1921年去世。他也历任殖民地事务部长、内务部部长、战争部部长，还做了20年的众议院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写作主题涉及殖民地事务，还创办了一份报纸——《殖民地快报》。除此之外，他还参与商业，管理巴黎公车公司和殖民地建筑公司。艾蒂安与政界、新闻界和商界有着广泛联系，他是殖民游说团的杰出代表[76]。

艾蒂安在众议院中成立殖民团体，使殖民党人在议会中有了正式席位。1902年，大约1/3的众议员属于这个团体，时常与有着同样观点的参议员组织聚会。他们因为“想要确保法国在殖民地及海外领地的力量”而团结在一起[77]。1894—1899年，7位殖民地事务部长来自这个团体。殖民团体是众议院中组织得最成功的团体之一。正是他们让法国开始在埃及重新获得一定地位，直到法绍达事件爆发。之后，他们决定把埃及让给英国，同时要求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1905年英法签订《挚诚协定》，艾蒂安的目的达到了[78]。

可这个殖民团体从来都不是正式的政党，也不只是依靠议会或各部门的权力。它还吸收了各种议会内外的组织和个人。这些人走到一起的理由是建立法兰西帝国，并反击怀疑论者和反对者。探险家、地理学家、军官、议员频繁举行宴会，商议对策。每个殖民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法属非洲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是阿伦贝格亲王）、马达加斯加委员会（艾蒂安任主席）、法属亚洲委员会（艾蒂安任主席）、法属摩洛哥以及法属大洋洲委员会。他们举行演说，授予奖励，资助博览会。他们还出版刊物介绍殖民地的风土人情，重点宣扬总督和定居者取得的种种成就。他们游说各个部长和商业组织。其中最特别的一个是法国殖民地联盟，成立于1893年，将400多家“对殖民地感兴趣”的法国企业联合在一起。颇具影响力的刊物《殖民地半月谈》由杰出的殖民理论家约瑟夫·沙耶–贝尔任主编，强调“殖民地的价值变现”，理性地开发殖民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为当地人和宗主国创造共同价值。[79]

殖民党人的真正影响何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政策？他们在多大程度为帝国在公众心中建立了好感？“殖民党有两大特点：规模极小，影响极大。”[80]1914年之前，殖民主义者只有不到1万人。他们组织松散，在政治议题上无法发出统一的声音。尽管他们认可帝国的重要性，却分成了非洲派和亚洲派。民众对他们的主张并不关心，左翼、右翼政党对他们百般刁难，经常以叛国的罪名威胁他们，认为他们放弃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放弃反击德国。这是殖民主义者需要面对的责难。

但他们的反对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内部更分裂，而且势力有限。布朗热将军掀起的右翼浪潮因德雷福斯事件而起，世俗化进程遭到破坏，左右两翼势不两立。他们反对殖民地的观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两翼的政治分歧。此外，殖民主义者之所以团结是因为有欧仁·艾蒂安，他在20多年内主导了法国的殖民政策。“他让殖民党成为第三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游说团[81]。”因为他们不懈地游说与宣传，一战时期，法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非洲帝国，贯通了北部和西部的各方领土。在东方，即东南亚地区，法国也建立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帝国，足以牵制英国人在当地的势力，而且因为中国的妥协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尽管人数不占优势，殖民主义者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将反对者指责他们的问题为自己所用：民族主义。右翼攻击他们背叛祖国。他们被认为不关心欧洲事务和法国在欧洲的利益，也不积极在德国面前找回法国的地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互为替代的，甚至互相敌对的战略选择。

殖民主义者同样拿这些问题质疑右翼，而部分左翼人士也加入了他们。1871年之后，法国面临的局势是不可能马上与德国开战夺回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这不仅会引起全欧洲的警觉——法国似乎又在重走冒险主义的路线，而法军也无力对抗德军。而法绍达事件也反映了法国无力与英国交战，即使右翼已挑起了国内的民众情绪。法国与两个主要的对手，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发生正面冲突，似乎都不能确保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不受损害。

这样一来，法国面临来自欧洲之外，甚至来自全世界的竞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法国重建其权威，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拥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这就是法国成为大国的一条路径，就像在19世纪为全世界设立文明标准的帝国那样。之前由法国国王向法国的民众，以及拿破仑一世向欧洲各国子民践行的文明使命，现在由法国向更广阔的世界践行。法国要将它的文明传播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对于任何民族而言，还有什么使命比这更高贵呢？民族主义者又怎么能指责殖民主义者背叛了法兰西民族呢？在法国，法兰西民族被投射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法语、法国文化、法国的制度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认为，1890年前后，人们发现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在法国政治和文化界有所削弱。“事情似乎发生了逆转：法兰西民族的使命从复仇变为殖民。殖民扩张此前被视作为复仇而做的准备，而现在地位显著提高，殖民主义被认为是民族复兴必不可少的计划。现在不必为殖民活动寻找任何正当的理由，殖民本身就是理所应当的[82]。”

此外，帝国的建立不会与其他欧洲大国发生正面冲突。1871—1914年，除了一些国际纷争，每当战争一触即发时法国政府都选择退避三舍。法绍达事件中面对英国是如此，20世纪初在摩洛哥面对德国时也是如此。法兰西第二个海洋帝国的建立充斥着暴力，但这暴力仅仅与非欧洲人，包括阿拉伯人、非洲人、中南半岛人相关，与欧洲人并未发生多少暴力冲突。法国人特别留意，尽量不招惹欧洲的竞争对手。非洲在几次国际会议中已经被欧洲瓜分殆尽。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还未被欧洲大国视作威胁，而英法在泰国发生的冲突，最后也得到和平解决。法国和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一道参与瓜分了中国，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与各国发生了分歧，也预示着未来的危机）。

1914年之前，法国代表的是权力与威望，而非经济利润或工业产值。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推动。法国从未提出要放弃殖民地，“殖民地政策从未仅仅被当作经济事务。帝国主义脱胎于民族主义，也将继续保有民族主义这一面”[83]。当然，帝国的反对者也反对这种民族主义，认为法国应该管好发生在欧洲大陆自己后花园里的事。但“永远待在后花园里，是成为不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而且这个后花园的空间本就极其有限。殖民者将三色旗带去海外，使其在阿尔及利亚、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西贡和河内的上空飘扬。莱茵河流域丢掉的土地已经从尼日尔、刚果、湄公河和红河流域重新夺了回来。1914年，欧洲再次陷入大战，“上百万人响应帝国的号召而战，证明帝国的确蕴含着民族的力量”[84]。塞内加尔步兵团英勇作战，使法兰西民族倍感自豪。

最后，法国还有一个推动力。帝国的建立离不开军人，包括陆军和海军[85]。军人最能体会1870—1971年普法战争战败的羞耻。军官首当其冲，在失利后成为被指摘的对象。在梅斯投降的巴赞将军失去了名誉，被判叛国罪，处以死刑（最后幸免逃脱）。甘贝塔在判决后评论道：“只有这样，法国才能开始踏上荣誉、正义和复仇的征程[86]。”

军人暂时无法在欧洲的战场上重建声誉，帝国给了他们更宽广的舞台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撒哈拉的荒漠和中南半岛的丛林中，他们可以彻底洗刷1870—1871年战败的耻辱。此外，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完成这一使命，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机遇。有时，他们各行其是，不理会也不寻求来自巴黎的上级的指令。比若将军说，“命令应该烧毁，以免我们忍不住地想看”，他认为“军队中的不服从现象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他在阿尔及利亚就按自己的意愿行事；1844年，他直接违抗军令，入侵摩洛哥。在塞内加尔，路易·费代尔布也是如此。1843年海军上将图阿尔兼并塔希提岛，1862年海军上将波纳尔强令越南政府将南圻的三个省割让给法国，1867年拉格朗迪埃完全征服了南圻，这些都是指挥官罔顾命令、自行其是的结果[87]。

与在英国一样，商人和传教士也是法国最积极的推动者。此外是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但是，与英国不同，法国军人冲在帝国最前沿。罗纳德·罗宾逊说：“不是地理学家或知识分子，而是军人最希望恢复民族的荣誉。这也是他们职业的需要，他们因为在殖民地战场上的无数次胜利而获得了勋章、认可和荣耀，在巴黎混乱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有机会将三色旗带去远方。法军的军官都是一只手抱着格林机关枪，另一只手书写着回忆录。而英国的军官早在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88]。”

英国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军事英雄，但大多都与帝国有关，比如印度的克莱武、加拿大的乌尔夫、尼罗河和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纳尔逊、苏丹的戈登和基奇纳。除了印度的克莱武，其他人取得的只是军事胜利。而法军将领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既是军人，又是统治者、探险家、理论家和帝国的评论家。阿尔及利亚的比若、塞内加尔的费代尔布、苏丹的阿希纳尔、中南半岛和马达加斯加的加列尼，以及摩洛哥的利奥泰，他们不仅是杰出的军事人才，更因其统治和著作而闻名。曼京将军提到“黑色的军队”，即非洲部队弥补了法军的不足，将法国的影响力带到非洲腹地。马尔尚上尉尽管未能将苏丹变为法国领地，但他进军法绍达的行动也被人追随，被视作民族英雄。弗朗西斯·加尼耶不仅深入湄公河流域，为法军占领越南铺平道路，他以亲身经历和法兰西帝国在远东的前景为主题撰写的著作也大获成功。[89]

1815—1882年，除了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殖民地都由海军部门管辖。阿尔及利亚直到1870年都由战争部管辖。1882年才建立文官系统，1894年才有了专门的殖民地事务部。殖民地的统治者都是海军或陆军军官，在军校接受过训练。1889年，殖民地学院建成，开始为殖民地培养高级官员[90]。这段历史也反映了殖民地被征服的过程。军人将帝国视作自己的帝国，因此尽心尽责。在很多国家，军人是民族的代表、民族荣誉的捍卫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等同于国家。[91]著名的商人，如塞西尔·罗德斯、乔治·戈尔迪、威廉·渣甸、詹姆斯·马地臣，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英国被当作帝国英雄，而非军事人物。而商人从未出现在法国的帝国英雄之列，他们的席位都由军人占据了。

1871年之后，军队受到希望恢复民族尊严、增强国力的感召，同时他们自己也想重振士气，帝国的舞台可以实现这两个愿望。军人的成功在一战时得以体现，许多像曼京将军一样在殖民地大获胜利的将军回到欧洲，与协约国一起战胜了德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民众永远不会忘记殖民地军队，特别是著名的塞内加尔步兵团的功绩。一战时期，帝国与民族是法兰西大家庭的两大分支；而军队既作为帝国与民族融为一体的推动者，也是二者的化身。

文明，同化，联盟

1910年，在法国殖民地联盟举行的晚宴上，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梅兰完整地阐述了这段时期法国殖民主义运动的原因及目标。

1870年战败之后，我们要克制，并从欧洲事务中抽身出来。但法兰西民族的复兴远未完成，无论悲观主义者怎么说，在孤立封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我们在欧洲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于是我们迈向远方，开启了伟大的殖民时代，几年后，我们在全世界与强大的殖民力量英国不相上下，1870年德国打败了我们，但他们在殖民时代被我们远远甩在身后。

我们征服了新的领土。作为文明的、发达的民族占领这些土地，这片荒置土地上的民众愚昧落后，无力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财富……但我们来到这里，对他们负有责任，我们绝不要忘记这种责任。[92]

在本书讨论的帝国中，唯有法国为了文明的使命投入了最多的精力，连“文明的使命”这一法语词汇都在欧洲人心中成了专有名词。法国人有心延续罗马的使命。罗马人将文明传播给了高卢人，作为高卢人的后代，法国人要将这个使命贯彻到底，传扬四海。罗马的使命包括语言、文化、制度和公民权。罗马的文明使命意味着罗马化，因此法国的文明的使命就是法兰西化，或高卢化：本质就是“同化”[93]。

1889年七八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殖民地大会上，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猛烈地抨击了“同化”政策和法国人试图教化“蛮族”、“野人”或“劣等民族”的企图。人们“必须认清所谓劣等民族的同化或法兰西化是一个危险的妄念。我们不要干涉本地人的习俗、制度和法律”[94]。高等殖民委员会的成员弗朗克·皮奥以罗马为例回应了勒庞的观点。

设想一下，如果在罗马征服高卢之际，所谓的智者奉劝罗马人，任由高卢人继续生活在蒙昧中，如果罗马人听从了这看似人道的做法，我们今天将在什么地方？别忘了，正是因为一个拥有高等文明的民族将艺术、法律等传递给我们的先民，我们才成为今天的法兰西人。我们是否有权独享这一份丰厚的文明遗产？难道我们不该效仿2000年前的罗马人将文明传播出去吗？[95]

英国人也希望输出自己的文明，而且在以欧洲人为主的白人自治领几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在帝国非白人的地区，比如亚洲和欧洲，英国人则更为小心谨慎。政治和法律制度虽然引入了当地，英语也几乎成为官方语言，但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不再愿将完整的英国文化灌输到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民族身上。民族起义后，印度是一个典型，非洲也是如此。“间接统治”开始在当地奏效，尊重当地传统和权力结构成为英国在殖民地的主要政策。当然我们不能说英国殖民政策中没有“同化”的元素，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就是一个反例，但英国的确在稳步改变想法，不再尝试让非欧洲人口盎格鲁化。

同样也不能认为法国人就采取了与英国人截然相反的政策。在法国，彻底的同化政策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接受的，甚至遭到强烈反对。但是，在法国的殖民历史上，相比其他手段，法国人确实更倾向于同化[96]。这是因为法国人认为民族和帝国两个概念极为接近。如果说帝国是法兰西民族直接的表现，如果法兰西民族因为帝国而光荣，那么使法兰西的文化与文明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有什么不好？法兰西人又坚信自己的文明的优越性，那么文明的使命不就是让世界法兰西化吗？不就是让整个帝国成为法兰西文明的博览会吗？这是罗马给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启发，即便他们的野心或许没有那么大。“大法兰西”就像“大大不列颠”，但与拥有自治领的英国人，或拥有各地行省的罗马不同，法兰西帝国内的非法兰西趋势化更为显著。巴黎在法国的重要位置，是罗马城在罗马，或伦敦在英国所无法比拟的。

所有帝国都试图自我复制。罗马时期，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行省的城镇，无论是布局还是建筑，都带有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特点。英国人也在帝国的不同地区，特别是欧洲人聚集的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创造出“小英格兰”，甚至“小苏格兰”或“小爱尔兰”。但是，法国人更愿意在帝国中复制自己，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的赤道地区，而欧洲人在当地并不是主流。美国外交官弗雷德里克·奎因曾被派驻独立后的前法属殖民地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旧称），他写道：

这里的官僚体系、制服、勋章、庆典仪式，皆脱胎于法国。咖啡和可颂是最普遍的早餐，热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时兴用圣诞树装点节日，铃兰花和工人游行是5月1日的主题，巴士底日（法国国庆日）是一年庆祝的高潮。

他在其他地方也见到了类似的画面，“法国试图在海外领地施加影响力”。

殖民地的文具、字体和信纸的尺寸与法国的一样，建筑更像是出自同一个巴黎设计所的作品，尽管略带阿拉伯或东方情调。最令我震惊的是法国殖民地城市的布局，哪怕是最偏僻的城镇也反映出帝国的气息。最好的地段经常会建一个圆形广场，种满树木，四周有大路联通，指向殖民地的首府和法国。宾格大道、斯特拉斯堡大街、福煦广场、达喀尔大道，帝国各地的建筑来自同一个全球性规划[97]。[98]

在北美和中南半岛，殖民地城市并未摧毁当地古老的建筑和传统。法国人的典型做法是建立“双重城市”，这是路易·赫伯特·利奥泰在摩洛哥确立的形式。新的法国式的城市，即所谓的“新城”，建立在本地人的老城旁边，老城的街道、市场、清真寺和寺院等都得以保存。欧洲人住在新城，本地人住在老城。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权力落在了哪里，哪里才有未来可言。“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掩盖了帝国试图“教化”本地居民的意图。“保留传统是为了减少抵抗，减轻本地人对现代化的抗拒与干扰[99]。”帝国只要存在，殖民地在行政管理、文化和经济上就越接近法国，但旧文化的形象依然存在，就像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蒙马特高地。

艾丽斯·康克林说：“到1895年，文明的使命已经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100]。”地理学会、作家如保罗·勒鲁瓦–波利欧、政治家如茹费里，以及殖民党人这类组织，成功地让法国人建立了这种观念（尽管左右翼政治势力不乏反对的声音）。教科书反复强调法国有权教育全人类，就像在启蒙时代一样，这可以上升为法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文明到底是什么？如果文明就是同化，让世界学习法国的这一套，这种同化的意义何在？同化采取了什么手段，它的局限是什么？

文明的使命及其种种概念发源于法国大革命[101]。19世纪8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思想，除去令人恐惧的暴民政治成分，已经变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102]。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这一天成为国庆日。三色旗成为国旗，《马赛曲》成为国歌，玛丽安这一优雅的女性形象成为共和国的化身，在法国任何一个小镇村庄都能看到。革命思想中的自由、平等、博爱被铭刻在全法国的市政厅、博物馆和学校等建筑上。

图7.3　河内的圣约瑟夫大教堂。这是法国试图在其他地区重建法国文化的标志（Marcyano79/Dreamstime.com）

文明的使命就是将这些思想传递到世界各地。这一方面反映了启蒙思想，以及将理性作为统领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与19世纪进步主义有关，特别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提升与飞跃。法国的文明、第三共和国的文明与这些思想紧密相关，视这些思想为最高的方针。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其文明的使命更注重的是物质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化，胜过传统的帝国式的传播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愿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和宗教机构在法国殖民地的作用不重要。相反，传教士相当活跃，他们甚至是法国进入中南半岛的主要原因。在第三共和国期间，与宗主国的情况一样，宗教团体与思想试图在殖民地建立权威和影响力[103]。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教会和军队上层的声誉受损，世俗的力量占了上风，由1905年的政教正式分离可见一斑[104]。此后，文明的使命接续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世俗化、反神权的传统。

法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在思想界、政策和殖民地治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艾丽斯·康克林用“掌控”一词来总结所谓文明的使命：不只是掌控其他民族，当然这是必要的，更是“掌控自然，包括人，也包括所谓社会行为……文明就是摆脱任何暴政的手段，如同健康战胜了疾病，理性克服了蒙昧，新知取代了愚昧，自由必定淘汰专制。掌控这些领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立国之本”[105]。对于帝国而言，比起在宗主国，在殖民地更容易阐发这些目标，实现种种大胆的计划。文明的使命通常会对传统和制度有所冲击，比起中南半岛和苏丹的农民和牧民，法国的农民更难接受这些思想。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文明的使命的内涵有所区别，有的注重政治文化方面，有的侧重经济发展方面。而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将美洲人和亚洲人转换为法国人的这个问题，也发生过争论。这样的纷争以法国殖民理论和政策中的同化与联盟为主题展开。这意味着文明的进程具备不同的意义。所谓同化，就是尽可能地让法国的非欧洲人转换为法国人。可以说这种文明的过程就是高卢化。这也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初衷[106]。[107]之后，这种思想被联盟替代。雷蒙德·贝茨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解释，这种转变“不再是试图在行政上或文化上吸收本地人，法国开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保留本地制度，让本地人在殖民过程中与法国结成联盟”[108]。许多人曾指出，这种“联盟”的思想与英国的卢加德勋爵的间接统治不谋而合[109]。

将不同模式的帝国统治视为“连续”的整体，这种观点被很多人批评[110]。部分原因是同化与联盟是多层面的，在不同的时空，两者被强调的程度不同，而非互相替代的关系[111]。同化主要是指政治和管理上的融合，比如殖民地选举出的议员代表进入法国的议会、公民权逐渐开放给所有帝国的民众、法国的法律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平等执行。这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时期的宗旨是吻合的，“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殖民地是其组成部分，也服从同样的法律”[112]。

同化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融合，让不同肤色的法国人与欧洲本土的法国人尽可能地接近。官方文件是不会有类似表述的，但是法国理论家以及有关帝国的研究都显示，这的确是帝国隐秘的目标。这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政治遗产，当时法国人就试图让“犹太人转变为法国人”[113]。而且看起来似乎是奏效的，殖民地的民众在文化上认同了法国，以至于弗朗茨·法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撰写了《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弗朗茨·法农出生于马提尼克，在阿尔及利亚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对法国殖民主义体制的高效感到讶异，他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让当地人摆脱殖民主义的精神桎梏。

而所谓的联盟也未必是照搬英国间接统治的模式，尽管官方在方向上已经认可。卢加德勋爵是间接统治的理论家，他对此非常笃定。他认为，“法国一切制度的基础是，殖民地属于法国，殖民地的民众是法国人”[114]。法国从未像英国那样给予本地领袖和传统权力机关任何自治权。法属西非的总督约斯特·范·沃伦霍芬（他是主张联盟政策的重要人物）说得非常清楚：“不存在法国和当地两套权力体系，只有一套。总督是其中唯一的掌权者……本地领袖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工具……本地领袖无权发号施令，他必须听从总督的命令[115]。”

米歇尔·克劳德记录下了20世纪初法属非洲的情况，“一般说来，为了维护统治，法国的体制有意削弱了当地传统酋邦的力量”。法国的殖民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依然是同化，“尽管官方更倾向于认为他们实行的是联盟政策”[116]。使本地人成为法国人的尝试从未放弃，只不过这个过程要比此前认为的更加持久。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高度集权化，与联盟本地领袖的政策完全不符。法国继续推进着文明的使命，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幼儿入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学习法语[117]。”与英国人不同，法国人绝不允许采用当地语言教学。

在行政上，法国人从未根据不同殖民地的特点而有所调整（与英国在非洲的策略截然不同）。法国人将同一套体制照搬到所有殖民地，其结果便是殖民地官员毫无动力学习当地语言或文化，这也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同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人便可以担任殖民地的高级管理职务，这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在非洲，法国人的殖民手段是培养高度法兰西化的本地精英，使他们与本土的法国人没什么差异。英国人类学家露西·梅尔在1936年记录过法属非洲的情况，她对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本土精英之间的差异表示惊讶。

法国对待当地人的态度是，法兰西文明是最高等级的文明，非洲人只需接受这一文明。只要接受了法国人的这一套，本地人就可以参与殖民地的任何事务。如果他确实被法兰西教育所同化，他可以从事任何职业，担任殖民地的管理职务，被法国社会接纳。这种对待受过教育的本地人的态度让英属殖民地的本地人极为羡慕。[118]

20世纪30年代，于贝尔·德尚担任法属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的总督，他认为“联盟”这种说法过于“虚伪”。“‘联盟’这个词似乎告诉我们，统治者和臣民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好像他们真正的关系是主人和他的马匹[119]。”所谓联盟，只是同化的一种委婉说法。德尚坚定地支持同化政策，他赞同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他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官方措辞和不彻底的联盟政策很难让殖民地真正成为法国的翻版。二战之后，当法国人觉察到这一点，并开始系统地改进时，已经不太可能有任何收益了。

朱尔斯·阿尔芒在《统治与殖民》（1910）一书中完整地表述了联盟的思想。阿尔芒反对“同化”，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思想”，“基于人人平等，人人皆可进步达到完善的假设”。但是，阿尔芒认为联盟与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并不相同，而且也很难实现。因为联盟政策意味着“保留统治者的所有权力……并不准备实现平等，而是寻求互利互惠的关系”。毫无疑问，“殖民地是为宗主国而产生的，其种种利益必须输送给宗主国”。他还认为，“安南（越南古名）人、黑人或阿拉伯人”绝对不会因为“学习了法国的习俗、语言或文学”就真的变为法国人。他警告说，这样的尝试只会让本地人“成为更难对付的敌人。我们不要忘记法属圣多明戈的教训”[120]。

阿尔芒不仅不赞成同化，而且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政策，因为本地精英会用共和思想来对抗法国统治者，就像图桑·卢维杜尔在法属圣多明戈所做的那样。无论如何，在20世纪初，同化与联盟在操作层面的区别相当模糊。1917年，在联盟政策占主流的时期，法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确立法国“将继续在殖民地推行联盟政策，让殖民地民族进一步融合，让法国统治下的各个领土关系更加紧密”。这与1889年12月殖民地大会提出的同化政策没有多大差别。那次决议提道，“在法国统治的海外领地，殖民化的内容包括推行法语、法国的管理方式，甚至法兰西的精神与文明”。刘易斯认为，无论哪种说法，“高卢化是最终目标”[121]。

在本书讨论的所有欧洲帝国中，法国是最执着于同化政策的。这多少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有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文明的秘密，有责任将此传递给全人类。成为法国人，对他们而言绝对不是硬性的灌输，而是一种解放。殖民意味着文明化的过程，即法兰西化的过程。克里斯托弗·米勒曾说：“所谓同化指的是，法兰西文明就是最完善的文明，但这个文明并非为某个民族或国家所独有。法国人的秉性可以被传授，也可以后天习得；通往文明的道路是法语，这也是法兰西价值的化身。同化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在文化上成为我们的一员，你将和我们享有同等地位[122]。”德尚认为，同化是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土长期存在的一种观念，“这种思想在1789年大革命时悄悄溜进了非洲大陆”[123]。

同化如果是目的，那么实现的手段是什么？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意味着同化本身就是断断续续、缺乏完整性的一项计划。马丁·刘易斯说：“‘同化’之所以有问题，不是因为它是不合逻辑、不现实，或不可能的政策，而是根本没有切实可行的做法能实现它[124]。”朱尔斯·阿尔芒也承认，同化政策实施得太晚了，原因是联盟政策引起了人们的误解。1963年卢吉徳勋爵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在1930年的观点，当时他身为总督，反对联盟政策，“我们不应该浪费精力维护过时的体制，而是要用教育的手段为更加现代化的未来打好基础”。他说：“直到1945年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仅仅15年的时间根本不够。这不是非洲的问题，而是我们实施这一政策的时间拖得太晚[125]。”1945年，因帝国统治而产生的各地的民族主义力量成为棘手的势力。

最大的困难集中在公民权的问题上。法国的行政与法律已经移植到了殖民地，那么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所谓同化是相对容易实现的，至少对殖民地的法国后裔而言如此[126]。问题在于，谁有权进入完全参照了共和国本土的殖民地体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自1848年起，法国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这一权力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得到强化。而这一制度什么时候能引入殖民地？公民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普世的？如果不行，原因何在？1789年大革命塑造的共和国有什么理由不让殖民地的民众获得与本土法国人一样的权利呢？殖民主义者喜欢拿罗马类比，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在212年颁布《安托尼亚那敕令》，罗马全体臣民都获得了公民权，为什么作为罗马继任者的法国不也这么做呢？

法国的“旧殖民地”，包括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几内亚、留尼汪岛、毛里求斯和本地治里，与“新殖民地”，即“法兰西第二海洋帝国”在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后的殖民地，两者情况有所区别。在旧殖民地，除了在印度的少数地区，本地人几乎被入侵的欧洲人和疾病清洗殆尽。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于是法国引入奴隶，以及来自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劳工，还有法国的殖民者。同化政策的实施没有遭遇抵抗，因为本地的传统与制度早已荡然无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明确废除奴隶制，于是法国人开始将殖民地的民众转变为法国公民。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并不顺利，但最后这些殖民地在1946年都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而在法属太平洋地区，包括新喀里多尼亚、法属玻利尼西亚、科摩罗群岛等，成为海外领地，与法国本土的联系没那么紧密。而法国于19世纪获得的领地与旧殖民地的相似之处是，人口稀少，同化政策容易施行。也是因为同化政策，以及没有本地人或制度的抵抗，这些地区至今都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

严格说来，法国与英国一样，复杂而多元，其领地分为三部分：殖民地、保护国及其他。通常可以分为定居殖民地和征服殖民地，后者具有经济价值，既为法国提供自然资源，又是法国商品的市场。这说明这些领地存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机关。与英国一样，不存在某一个政府部门全权管辖这些殖民地。比如阿尔及利亚就被视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由内务部管理。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领地是由1894年成立的殖民地事务部管理。保护国比如突尼斯和摩洛哥，以及越南北圻（南圻定位为殖民地）和老挝，则由外交部负责。而一战后法国托管的叙利亚、黎巴嫩、多哥、喀麦隆也由外交部管辖。

普遍认为，比起英国，这些部门在法国实际并无多少差别。主张同化或者联盟政策的人，通常以特殊地区作为其思考的根据，试图得出普遍的结论。其实，法国不同的部门并不会因为管理领域不同而受到限制，比如外交部，这是法国最资深且最具权威的部门，常常干涉新成立的殖民地事务部。同时，与英国一样，对帝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有时也能得出启发性的结论。比如法国与西班牙一样，实行高度集权化，其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与政策都来自法国本土。

法国人当然认识到自己帝国中存在的差异（这种感觉在20世纪初变得越发普遍，也是受到殖民地民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勇表现的影响）。19世纪末，社会学家对西欧的种种做法十分不满，法国学者也不例外，古斯塔夫·勒庞和吕西安·列维–布吕尔及其他人的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127]。法国被认为存在一种“文明的等级制度”，欧洲人在顶端，越南人次之（因为他们受到了古代中国的影响），阿尔及利亚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紧随其后，然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最后是新喀里多尼亚的“蛮族”和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因为其文明的等级不同，各个民族被授予了相应的自治权[128]。

这些想法影响了公民权的普及。当然，公民权是每个帝国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但大部分时间里，“公民”与“国民”之间有明显的区别[129]。法国的人民尽管都属于法国“国民”，即在法律上属于法国，也服从其权威，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公民”，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法律权利。19世纪，在法国本土，“国民”和“公民”的界限开始模糊，因为国民几乎拥有了公民的所有权利[130]。

但这两者在殖民地的融合却进展得相当缓慢。殖民地的欧洲后裔属于公民，殖民地的非欧洲人满足一定的条件也能获得公民权。但是非欧洲公民的数量极少，直到二战后才有所增加。[131]这样一来，殖民地大多数民众要遵守本地的刑法典，这是专为殖民地非公民制定的法律，同时吸收了习惯法的内容，以便控制（“规训”）本地民众。这种“本地人”的概念就是国民与公民之间的障碍，其存在也是对所有法国国民一律平等这一共和理念的侮辱[132]。

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将公民与国民区别对待与法兰西的理念有所冲突，但也与同化政策的目标息息相关[133]。比如阿尔及利亚，本地的刑法典基于习惯法，由当地机关执行，因此在1830年被征服后，法典非常重视本地人的“宗教、风俗、婚姻和家庭结构”[134]。换言之，法典也体现了早期联盟政策的精神，托克维尔于1847年写道：“我们没有迫使本地人走上欧洲文明之路，而这本就是他们该走的道路[135]。”

不同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只是权宜之计，直到“文明的进程”真正完成，本地人不仅享有权利，更懂得公民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茹费里坚定地支持同化政策，他认为，“当然，同化的过程或许要耗费数个世纪，但文明就是为了提升本地人，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伟大民族最基本的责任”[136]。同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政策的稳步推进。同化是最终的目标。同时，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处理个人或本地事务上，还需尊重本地法律与习俗。

这完全与法国的“文明的使命”相吻合，也很接近英国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提出的殖民地“托管”理论。也与19世纪大多数的法律判决和宣言一致，在殖民地实行不同的法律的原因是，现在不应该置当地传统的习惯法和本地人的信仰于不顾。“对于安南人而言，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嘉隆法典》有哪里比不上法兰西的民法典呢[137]？”

原则上，法国的所有国民都可以成为公民。1865年参议院颁布了一项法案，提出阿尔及利亚及1880年之后其他殖民地的民众“可以申请成为法国公民，并将服从法国的相关法律”[138]。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归化法一样，法国也要求申请成为公民的人具备相应条件。其中包括学会法语，接受法国文化中的基本信条和习俗，特别是婚姻方面的规定。因此，公民权可以说是和法国人的“日常风俗”密切相关，显然这脱胎于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文化[139]。

并非所有本地人都试图获得公民权。成为公民意味着放弃传统，比如摒弃一夫多妻制，而且必须遵守法国的法律和司法，不再受本地法律或当局的管控。法国人出于偏见，认为这就是公民权在殖民地迟迟没有普及的原因[140]。但是，本地人被同化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本地人确实被同化。比起英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的民众更容易成为法国人。两个帝国都存在种族偏见，这是整个欧洲普遍的问题，但法国的种族问题似乎还没有英国的那么严重。[141]

法国没有实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主义也不是法国主流的意识形态[142]。面对越南人和阿拉伯人时，因为他们已经存在强势的传统文化，哪怕是一时的妥协，法国人也不得不予以尊重。随着法国国力提升和法国教育系统支持，法国的文化与文明终将被本地人接受，本地人也准备好成为法国公民。在19世纪80年代关于公民权的争论中，这个文化传播过程通过学校和军队的教化，也发生在法国本土。传统的公民权的赞同者认为，外国人也可以被同化，其过程与法国农民被“教化”为法国公民并无二致。“内在的和外部的同化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学校和军队能让‘法国农民变成法国公民’，殖民地的民众当然也能成为法国人[143]。”这种做法完全适用于法国海外领地的民众。1946年法国通过《拉明·盖依法》，赋予帝国国民公民权，这可被认为是上述观点的最终胜利[144]。

帝国的阿尔及利亚

年轻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从美国游历归来，撰写了《论美国的民主》（1835），又将目光转移到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从1830年开始了对这里的征服。托克维尔的同胞对重新建立帝国的做法表示怀疑，可托克维尔坚信，只有通过殖民扩张法国才能将破碎的民族凝聚起来，在欧洲重新获得地位与荣耀[145]。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起点。托克维尔在1837年写道：“我相信，我们将在非洲的海岸线上树立起一座法国的纪念碑[146]。”

托克维尔同样相信，阿尔及利亚不应只是“一块被征服的殖民地”，像英属印度那样，而是一块定居者的殖民地，尽可能实现欧洲化。“没有殖民，只有统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法国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非洲建立一个欧洲人的社会[147]。”就像古希腊在地中海的殖民地或罗马建立地方行省，法国人应该去阿尔及利亚定居，让那里成为“新的家园”[148]。最终，殖民活动会抹去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的区别。“我们不是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殖民地，而是要让法国的边界扩张到整个地中海[149]。”

托克维尔的帝国论调让很多人感到困扰，他们认为这和《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太吻合[150]。但19世纪欧洲确实存在像J. S. 穆勒或托克维尔这样提倡“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帝国主义”的人[151]。无论他对于帝国征服的手段有何意见，托克维尔都接受了欧洲社会中的文明的使命。以大革命的普世主义作为指导的法国，更要承担其义务。阿尔及利亚就是新成立的法国的试验田。

托克维尔很早就意识到，阿尔及利亚是法国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可以说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邻近法国本土，也是法国崭新的海外领土，从此法国开启了重建帝国的计划，因此法国人更加重视阿尔及利亚。1848年它正式纳入法国政府管辖，其公民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更凸显了其特殊地位：直到1946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唯一与本土地位完全平等的殖民地。

1871年普法战争失利后，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阿尔及利亚的地位急剧上升。很多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定居者就来自沦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他们来此是为了逃脱德国的统治。1871年，阿尔及利亚大主教查尔斯·拉维热里告诉新来的定居者，“法属非洲”和“你们失去的家园一样。我们在这里静候你们，无论你们的苦难多么深重，我们都会用爱来抚平”[152]。1877年，奥古斯丁·富耶以G. 布鲁诺为名，出版了《爱国二童子传》。之后又以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移民为题材，创作了《马赛的孩子》（1887），在这部同样畅销的小说中，来自阿尔萨斯的家庭在阿尔及利亚站稳了脚跟，生活越来越好。书中的祖母这样描述这片“应许之地”：“对我而言，这里和祖国一样重要。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磨难，我的子孙在这里安居乐业。死后我要在这片土地上长眠，绝无悔恨，这里是新的阿尔萨斯[153]。”

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正好赶上1871年战败后的民族复兴。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启殖民扩张的关键一步。保罗·勒鲁瓦–波利欧的《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1874）便是为阿尔及利亚而写，他说：“这里能够与法国辉煌的历史匹配[154]。”施菲尔布施认为，“因为阿尔及利亚在心理和地理上都与法国接近，这里成为整个殖民事业的中心。反殖民主义者瞧不起这片‘非洲的荒漠’，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是一片欣欣向荣、制度严明，并洋溢着阳刚之气的土地”[155]。

阿尔及利亚有时被誉为“法国皇冠上的珠宝”，类似印度在英国的地位[156]。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9世纪法国作家和政治家关于阿尔及利亚重要性的相关说法，我们会发现这里当之无愧是帝国的珍宝。无论作为帝国的诅咒还是祝福，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都无法磨灭[157]。但是，拿它与英国的印度相对比似乎存在误导，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印度当然在英国人对帝国的“想象”中非常特殊，但是印度从未存在过真正重要的欧洲定居点：在印度出生的人，都把这里当作故乡。军人、官员、工程师、教师、传教士和商人都来到印度。1948年后，他们撤离印度，这对于个人而言是艰难的选择，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但是，这都比不上1962年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所带来的伤害。与其说像印度，阿尔及利亚对法国人而言，更像是英属南非和东非的情况。因为那里英国定居者的数量更多，羁绊也更加深，[158]撤离时的苦痛也是相似的。

到20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口超过100万，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占到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1/10（稍低于同时期美国的黑人人口）。对他们而言，自己就是法国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毋庸置疑。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各个阶层都这样认为。[159]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发生危机之时，戴高乐由法国陆军和阿尔及利亚军队支持，于1958年重返政坛，避免了内战，拯救了共和国。他似乎站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后裔那边，但出人意料的是，1958—1962年，他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看来，此举无异于对他们的放弃和背叛。他们不断提醒法国本土的同胞，在最黑暗的时刻，在维希政府和纳粹占领时期，1942年11月，正是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开始领导自由法国运动。1962年，反对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是非洲人/我们自远方归来/拯救故土”，他们呼吁人们别忘记当年团结一心捍卫法国的情景，他们坚信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0]。

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情绪与行动很快为右翼表达法西斯和种族主义观点提供了机会。当然，殖民者的残暴，比如秘密军的行径是无法否认的（虽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已经予以还击）。但是托德·谢泼德认为，这不是全部的真相。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凭借的是法国的共和传统，以及将阿尔及利亚视作法国“唯一且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决心，因此他们反对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放弃合乎宪法的领土（其他殖民地远未达到阿尔及利亚的宪法地位）。戴高乐等人必定在法律层面经过了深思熟虑，才下定了决心。他们将殖民者当作共和国的敌人，以掩饰实际上他们是在削弱共和国的力量。其背后的代价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空前强大，而立法机关的权力受到严重压制[161]。

小说家阿尔贝·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对殖民者满怀悲情的典型代表。人们无法指责他反动，甚至抱持种族主义的观念。他一直是正直和精神独立的化身。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从1954年直到1960年加缪去世，他身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及其反对者，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在法国本土的左翼同盟之间。他对双方的暴力行径都予以批判。他呼吁停火，希望“法国能真心维护阿尔及利亚的自由传统，平等对待阿尔及利亚各个族群，不搞区别对待”[162]。

虽然随着冲突加剧，加缪受到左翼的朋友的压力，但他依然不能抛弃阿尔及利亚，不能抛弃这里的人民，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故土是他灵感的来源。在加缪逝世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1994）中，他生动地再现了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早年生活对他成为一个作家有多大的影响，他不仅受到家庭与学校的影响，这个国家的风格、风土人情，甚至气候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书中宣称无论接受了多少法国文化的熏陶，自己始终是阿尔及利亚人。当双方的对抗升级，许多人都同意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时，加缪却认为法国不能以绝对多数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未来。“法国不能这么做，因为她绝不会让120万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陷于水火之中。”[163]他不同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外来的闯入者，而应该把国家交到本地人，也就是阿拉伯人的手中。他指出，大部分的法籍阿尔及利亚人，像他自己，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这些人也应该被当作本地人。“当前来看，阿拉伯人不能代表阿尔及利亚。法国定居点的规模与历史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法籍阿尔及利亚人同样是这个国家的本地人[164]。”

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加缪接受诺贝尔奖后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被阿尔及利亚的一名学生问及他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加缪的回答被后人反复引用（也被多次误解）：“人们正在往阿尔及利亚的电车上扔炸弹。我的母亲或许就在某一辆电车上。如果这种做法是正义的，我选择捍卫我的母亲[165]。”戴维·普罗查斯卡对此的理解是，“如果在正义和母亲之间做选择，我选择母亲”，而正义指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166]。这是对加缪的误解，他认为的正义应该是满足双方合理的诉求，包括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但加缪至少是站在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那边。克莱尔·梅苏德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小说家，她认为，“如果说法国是加缪的父亲，那么阿尔及利亚就是加缪的母亲。对这位孩子而言，父母离异是不能接受的”[167]。

加缪的希望是否不切实际？阿尔及利亚注定要获得独立，而其他人在此毫无未来可言吗？这成为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许多法国人的心声，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潮流”（就像英国人说的“风向的改变”），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朝着去殖民化发展，法国人与阿拉伯人绝无融合的可能。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信念已经被彻底颠覆[168]。很多人开始发觉加缪心中多元文化的国家理想是没有可能实现的[169]。

问题在于，不仅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希望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的不同族群能和谐共处，甚至互相融合，这样的想法在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很普遍，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成立了著名的“青年阿尔及利亚党”组织，也许是受到了“青年突尼斯党”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启发。组织中的思想家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在于“大法兰西”，只有凭借法兰西的思想与制度所创造的现代文化，才能让阿尔及利亚在今天的世界中生存并且发展下去。一位名为L. 塔哈拉特的成员在1927年提出，两个民族可以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独特民族，“既是阿尔及利亚人，又接受了法国文化”[170]。

萨利哈·贝梅索斯曾仔细研究过这个团体，他提出：“19世纪，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主要施行的是同化政策，但直到一个世纪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化才成为当地知识分子的政治纲领[171]。”阿尔及利亚当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甚至不能当作殖民地的代表。法国人总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地位特殊，但这也给了本地人希望––––他们或许能走出新的道路。这种希望绝不限于阿尔及利亚或马格利布地区。其他殖民地，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南半岛、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民众在不同的时期都希望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大法兰西[172]。

这种信念在二战期间，特别是维希政府时期备受考验。1943年，前青年阿尔及利亚党的领导成员、同化政策的狂热支持者费尔哈特·阿巴斯宣称同化政策已经失败，呼唤阿尔及利亚独立，尽管还可以留在法兰西联盟的体系内[173]。当日本战胜欧洲帝国时，亚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得到极大鼓舞。法国与英国一样，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所改变。

大法兰西：理想典范

与英国一样，不同于我们对一战后欧洲帝国的通常理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达到了新的高度，获得了民族自信。既没有呼唤帝国终结的声音，也没有帝国终结的任何迹象。法国与英国一样似乎一切正常，帝国却在20世纪60年代烟消云散，这只会让法国人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评论家更为惊讶。罗伯特·奥尔德里奇认为，“1918––1940年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黄金年代’”[174]。拉乌尔·吉拉尔代称之为“大法兰西的理想典范”：“公众从未对殖民思想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和热忱[175]。”

与英国一样，法国在一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法国民众也没有忘记其中的教训。非洲人的参与，特别是塞内加尔步兵团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17.1万人英勇奋战，超过3万人牺牲在战场上，这是各殖民地征调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战期间，塞内加尔步兵团的英雄事迹改变了人们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他们不再是丛林中的野人，而是面露微笑、勇敢杀敌、愿为法兰西献身的英雄。”[176]来自帝国各地超过80万征兵参与了战斗，7.8万人牺牲，占到法军损失的15%[177]。战争特别是像一战这种规模的战争最能激发起民族斗志，使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与缺陷。维持帝国体系对于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与英国一样，法国凭借庞大的帝国领土才走出战争的阴霾。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通过国际联盟的认可，法国接管了叙利亚、黎巴嫩，从德国手中接管了多哥和喀麦隆。最重要的是，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170万法国人重回祖国，对于人口增长停滞，并在战争中损失了100多万士兵的法国而言，这极大地提升了士气[178]。管理过殖民地事务的阿尔贝·萨罗总理在1923年说：“一个影响力更大的法国，其安全不止靠本土的4000万人口，而是帝国的1亿民众来捍卫，而且能够从比法国大20倍的统一的殖民帝国中获取所需的资源[179]。”法国的面积达到1.1万平方千米，是世界第二大的殖民帝国。它的影响力和英国一样，其语言和文化覆盖了数百万人。

战争及其后果让公众对帝国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雷蒙·贝茨说：“其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和‘法兰西海外领地’这类词汇开始被公众使用，这说明海外领地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的确是事实[180]。”人们总是听到，就像莱昂·阿尔尚博在《大法兰西》（1928）一书中所说，“我们的殖民地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殖民地的法国就不再是法国”[181]。这段时期，法国的学生开始接触诸如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约瑟夫·加利埃尼和赫伯特·利奥泰的英雄事迹和杰出成就。新闻和广告中开始大量使用殖民地风情的服饰、配色和制品。最著名的广告来自一款叫作巴娜尼亚的饮品，广告中有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士兵开怀大笑，另一款萨迪咖啡的广告也有非洲女性角色出演。“帝国的电影”也纷纷开拍，其中不乏异域风情和浪漫色彩。还有不少演说家在帝国本土各地讲述殖民地的故事[182]。与英国相比，这段时间民众对法国产生了强烈感情。

这种感情表现的顶点是1931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殖民地博览会，规模甚至超过了1924年在温布利举办的那一届。罗伯特·奥尔德里奇说：“这是法国殖民扩张运动的巅峰时期，也是大法兰西一次前所未有的庆典，更是其文明的使命的成果展示[183]。”著名的帝国主义者赫伯特·利奥泰组织了这次盛事，博览会吸引了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800多万人次。人们在博览会上看到了完整的吴哥窟的复制品、西非杰内的古城堡、摩洛哥宫殿的喷泉、苏丹的清真寺、突尼斯的市集、中南半岛的丝绸。[184]这次展览意在表现法国统治给殖民地带来的正面变化，游客指南上写道：“在这里，您将看到，因为法国的庇护……上百万殖民地的男人、女人和孩童从奴隶制和死亡的黑夜中得到拯救。”利奥泰在介绍博览会时也提道，“我们走进展会，在这里会汲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验与智慧。我们走出展会时，应该下定决心为大法兰西的发展与壮大付出更多努力”[185]。在一次访谈中，利奥泰说起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法国人越来越相信，我们的国家就是由不同的殖民地组成的，这些海外领土是我们未来之所系[186]。”保罗·雷诺曾经管理殖民地事务，在博览会开幕时，他提出，“法国是法国人向来坚持的一个理念，也是施行政策的结果……殖民扩张是文明的手段”[187]。

图7.4　埃里克·卡斯特尔的《三种肤色》。一战时期帝国宣扬统一和跨越种族的爱国主义。有趣的是，这些思想对本土法国人并不适用。私人藏品（Archives Charmet/Bridgeman Images）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对殖民地的热情可以从当时的出版物中得见。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曾撰写过6卷本的介绍法属殖民地的历史著作，他在1929年写道：“如果不将法国殖民扩张的历史算在内，法国历史就不算完整。法国总是试图扩张。从远古时期，法国不是凭借自负的本性，也没有一味向外征服，仅是出于对人类和世界的好奇，去发现和开拓新的领土[188]。”这段时期“殖民地文学”蓬勃发展，不少作家有军官背景，表现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南半岛的生活。与同类的英国作品一样，作家发现殖民地的异域色彩很适合表现英雄和冒险的主题[189]。对法国的民众而言，“殖民地不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熟悉的现实。殖民地逐渐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190]。

帝国正常化，即大众对帝国的接纳，这是法国本土反殖民思想的最大障碍。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中，比如安德烈·纪德。社会主义者和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带头反对殖民地的暴行与剥削。但是，他们很少支持殖民地的反殖民地运动，或主张法国撤出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最为强硬的共产党也改变了态度，因为在1936年共产国际组织了人民阵线。于是社会主义者也接受了合作，因为他们也致力于维护法国，笃信法国肩负着文明的使命。

帝国早期的评论家，比如乔治·克列孟梭、莱昂·布鲁姆也是如此。1925年，布鲁姆刚成为社会党的领袖，他宣布，“我们如此深爱这个国家，我们无法批判法国思想和文明的传播……我们认可高等民族有权，也有责任将自己的文明带给欠发达的民族”，这是关于文明的使命的经典论述[191]。1936年，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莱昂·布鲁姆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的提议，赋予2.5万法籍阿尔及利亚人投票权，并且宣布一项大胆的改革措施以改善殖民地民众的生活条件。但是维奥莱特的计划落空了，随着1937年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垮塌，改革也不了了之。即便改革能实现，也需要除社会主义力量之外的因素来推进。

对法国而言，帝国体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1914年之前，殖民地对于法国经济的贡献并不可观。一战之后，与英国一样，法国本土和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更牢固的经济纽带，原因都是战争，1929年的大萧条和国际局势的动荡使法国及其殖民地在经济上紧密协作。1913年，殖民地只占到法国外贸额的10%，远低于法国在俄国和拉美的海外投资。1933年，殖民地占到法国外贸额的27%（占法国进口的23%、出口的33%），法国的殖民地成为法国本土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状况保持到1960年[192]。

大萧条时期，法国本土进一步依赖殖民地，特别是部分地区和某些关键的资源。20世纪30年代，仅阿尔及利亚就占到法国出口的45%和进口的40%。法国所有进口的农产品都来自其殖民地，比如茶叶、大米和玉米来自中南半岛。中南半岛也是橡胶及其他原料，包括煤矿和锡的来源地。1938年，中南半岛53%的出口去往法国本土，57%的进口来自法国本土（1911––193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0%和30%）。投资方面也呈现同样的趋势。1918年之后，殖民地成为法国本土首要的投资目的地。20世纪20年代，在殖民地的投资额占海外投资总额的30%~40%。大型的法国银行，比如西非银行，大型的商业公司，比如法属西非公司，完全掌控了殖民地的经济命脉[193]。法国的经济走向越来越接近20世纪30年代“不列颠第三帝国”。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出现了一股帝国联盟的思潮。与英国的情况不同，这样的思想并非来自本土，或出自本土的法国人，而是殖民地的民众，他们激烈地讨论法国的未来和他们将来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来自塞内加尔格雷岛的布莱兹·迪亚涅，1914年他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的第一名黑人议员，1931年成为第一位出生在非洲的殖民地次官；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同样来自塞内加尔，也是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成为独立后塞内加尔的首位总统）；艾梅·塞泽尔来自马提尼克，和桑戈尔一样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也是一名诗人，他是著名的“黑色自觉运动”背后的理论家；莱昂–贡特朗·达马斯来自几内亚，是桑戈尔、塞泽尔的同伴，“黑色自觉运动”中的著名诗人[194]。

图7.5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黑人哲学“黑人学”的理论创始人、塞内加尔共和国国父、第一届塞内加尔总统（AGIP/Bridgeman Images）

这些来自非洲和加勒比的知识分子持有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迪亚涅比较保守，桑戈尔和塞泽尔比较激进。他们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相信“在民族不独立的条件下解放殖民地”[195]。他们竭力表现非洲的特殊文化，在他们的作品中传达了非洲的形象、声音和风采。同化并不是均一化，并非简化为单一的法兰西文化。但无论如何，他们和费尔哈特·阿巴斯一样坚信法国教育、共和国文化的优势。他们本身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正是借由法兰西文化的资源，他们领导了黑色自觉运动[196]。他们不排斥法兰西文化与文明：事实上他们将其视作新兴文化的基础，并最终寻求与法国的融合。

1950年10月3日，桑戈尔作为法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为法国在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乃至在整个非洲的政策做了辩护，他特别强调自己非洲农民的出身，后来通过法国教育系统不断提升了自我。未来的希望就在于非洲农民与法国知识分子，是否能产生出黑色自觉运动与法国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某种新的思想[197]。桑戈尔在1945年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最终的目标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融合与嫁接。换言之，施行同化政策也必须允许联合，但同化政策必须由本地人执行”[198]。

这与此前对同化政策的理解的区别并不大。同化指的是政治上的融合，未必要在文化上达到均一性，而如今在完整的帝国框架下，人们强调文化的多元，比如20世纪艺术中对“原始性”的重现发现[199]。无论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桑戈尔、塞泽尔等人与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比如阿尔贝·萨罗或奥克塔夫·翁贝格并无本质区别[200]。现在人们更看重对殖民地的经济开放，能否给当地人与法国本土的民众带来收益。如果这是可行的，那么未来无可忧虑。著名银行家、商人奥伯格在《法国与世界的五个部分》（1927）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所谓“整体法兰西”的概念，即围绕在统一原则下，又兼顾多元性的大法兰西的愿景。

我们的目标……是让殖民地与本土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法国的凝聚力。与我们此前的政策一样，我们试图将不同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法国，今天的共和国应该尊重不同殖民地的特点，将它们纳入我们本民族，因为“生活在不同殖民地的法兰西人”是流着同样血液、有着同样心跳频率的整体。[201]

黯然离场

与约翰·西利和伯纳德·波特笔下的英国人相比，法国人更不太愿意成为帝国主义者。[202]与英国人不同，除了北非的部分地区，法国人不愿在他们的殖民地定居。1945年的一次调查，第一次涉及帝国的问题，结果表明法国人对帝国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敌意[203]。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不同，尽管英国人对殖民地知之甚少，但仍为之骄傲，可人们认为法国人更希望永远摆脱帝国的框架。

当然，民意调查难免有误导。因为意见的剧烈波动、公众情绪的变化，甚至局势的压力都会影响结果。1949年的一次调查显示，84%的民众支持，其中77%“强烈”支持拥有殖民地，认为对法国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204]。至少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官员、作家、知识分子和军官都认为，在20世纪帝国变得越发重要。1945年之后，法国致力于改革帝国，使帝国的根基更加稳固。

最终这些尝试全部失败了，但直到最后法国人也并未放弃。这不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中南半岛及其他地区还有法国定居者。与英国不同，法国殖民活动与定居的关系并不大。法国的殖民更接近帝国行为，是为了权力和荣誉，以及法兰西国家与民族的扩张。如果英国的殖民可以类比古希腊，那法国的殖民更接近罗马的模式，法国的文化通过生活在海外领地的法国人传播给了当地人。阿尔及利亚有超过100万欧洲定居者，中南半岛到1945年大约有4万欧洲定居者。两者有区别，但不是根本性的。阿尔及利亚和中南半岛都是帝国皇冠上的珍宝。这两处殖民地的丧失都严重影响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法国人悲情的由来。

此外，我们应该警惕对历史的简化。与英国一样，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二战将战前人们所讨论的一切变成现实。人们希望强化和延续帝国的统治，而绝非放弃。而在1914––1918年，一战让人们更无法回避帝国各地为战争做出的贡献。1940年，来自殖民地的部队占法军全体人数的10%。法国投降后，殖民地部队在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中占据更高的比例。1942年，盟军解放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地方成为“自由法国”抵抗德国纳粹和维希政府的桥头堡。1944年，63.3万“自由法国”的战士中，60%是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各个殖民地的民众，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号称“黑脚”的部队是剩下的40%[205]。“因为有帝国各地民众的支持，法国的荣誉才得以挽救[206]。”1945年5月25日德军刚刚投降时，来自几内亚的代表加斯东·莫纳维尔在咨询议会上提出：“如果没有帝国各地的支援，法国今天就只是被解放的国家。而正是因为帝国各地的支援，法国才成为战胜国[207]。”

然而，战争还是给法国带来了严重伤害。1940年法国向德军投降，这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遭受的第二次耻辱，也让法国不可一世的形象在各个殖民地民众的心中打了折扣。而在东方，日本更是占领了法属印度殖民地，宣称亚洲人也是可以战胜欧洲帝国的。各地的反殖民力量大受鼓舞，更不必说还从日本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208]。奉行种族主义和不宽容政策的维希政府进一步玷污了法国的声誉，从1871年开始，作为法国政治原则的共和思想与文明的使命全被打上了问号。

维希政府的反对者很清楚，如果法国继续存在，他们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1943年，戴高乐在已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成立了临时政府，他邀请来自非洲殖民地的管理者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会议，会议由费利克斯·埃布埃主持，他是法属赤道非洲的黑人总督。会议讨论了帝国宪法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当前要做的是实施改革，而不是废除帝国体制。“法国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已经结束，殖民地也没有了自治的可能；即便在遥远的将来，自治政府也是不可能的选项[209]。”

但布拉柴维尔会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殖民地的发展既是当地民众，也是本土法国人的利益所在。“法国将荣誉和利益寄托在这些殖民地，这也是法国重新建立大国地位的最便捷的途径[210]。”人们也承认，殖民地的民众必须进一步参与政府和社会管理中，一定程度的去殖民化手段也是必需的。大家最关注的公民权的问题，却没得到多少回应，至少本地人的领袖对此是不满的，因为他们并未被邀请参加布拉柴维尔会议，他们继续施压。同时，中南半岛出现了更极端的事件。1945年，日军占领中南半岛，并且支持胡志明的越南独立联盟，其诉求是完全脱离法国，越南独立。作为回应，戴高乐发布宣言，提出新法国的一种模式，即“法兰西联邦”。

“法兰西联邦”将由法国和中南半岛以及法国其他地区共同组成，其总体利益仍将由法国代表。中南半岛如果愿意加入，也将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中南半岛的民众将同时获得法国公民的身份。没有对种族、宗教或出身的歧视，殖民地的民众全都有机会进入中南半岛或法兰西联邦工作。[211]

这其中也有暧昧不清的地方，特别是公民权的相关问题，但总的方向是明确的。1946年，戴高乐提出，“为了1.1亿法国人的未来，我们必须选择联邦制”[212]。正如英国转换成了英联邦，法国也计划采取帝国联邦的形式，各个成员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当然，现在不能忽视各殖民地的意见。1946年的制宪会议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制定了新的宪法，参会代表包括最著名的殖民地的人物，比如桑戈尔、塞泽尔和费尔哈特·阿巴斯；来自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也出席了会议，与桑戈尔、塞泽尔一样，他之后成为独立后的科特迪瓦的总统。出席会议的还有塞内加尔的拉明·盖依，以他名字制定的《拉明·盖依法》于1946年5月7日出台，让所有法国“国民”变成了法国“公民”。与英国在1948年出台的国籍法一样，法国最终也履行了承诺，让帝国所有国民真正成为法国公民。这项法律以一位塞内加尔人命名的原因是，1916年出现了“塞内加尔模式”，即无条件地让个人成为法国公民，正是这一做法最终被《拉明·盖依法》采纳[213]。费尔哈特·阿巴斯和其他人这些年苦苦争取的就是在不放弃个人宗教和其他个人权利的同时，获得公民身份，而在战后这一切成为现实。

殖民地事务部的官员罗伯特·德·拉维涅特在反思这些年的变化之后，在1945年写道：“帝国、法兰西联盟、帝国共同体、法兰西联邦，无论用什么样的名称，我们都在试图修补新的国际关系，寻求统一。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了，也没有独立于宗主国之外的殖民地帝国了……法国不再拥有一个帝国，法国就是帝国[214]。”在制宪会议上，不止一个代表引用了上述这段话，并且投票支持公民权的法案。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大法兰西”就将实现：1.1亿帝国民众，无论来自欧洲、非洲还是亚洲，都属于法兰西联邦这个大家庭，“唯一的共和国，不可分割”。

1946年10月通过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对此有所暗示，它表明法国与“海外领地享有同等权责，共同组成联邦，无分种族与宗教”[215]。1946年的公民权法案中仍有不少矛盾和含糊的地方，直到1958年，法国政府在民族主义者的不断施压下才试图解决[216]。1958年，特别为了缓和阿尔及利亚人的情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表示，在“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一切成年男女都将获得公民身份。

政治变革不是唯一能拉近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因素，还有经济因素。在战前就开始的经济发展指引了同样的方向。在战后，法属西非公司进一步掌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命脉。尽管中南半岛爆发了内战，中南半岛银行在当地依然照常运营，直到1975年越南统一。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的贸易往来继续呈上涨趋势：1952年，法国对殖民地的出口占到法国总出口额的42%，达到历史最高点[217]。法国越发接近英国。二战后，帝国体系在经济上对于法国本土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帝国对法国非常重要。这也是法国人竭力想维持帝国的原因，特别不能放弃的是阿尔及利亚和中南半岛，这被认为是延续帝国的关键。毫无疑问，权力最终要交到民族主义者手中，他们是法国的合法继承人。两次漫长的战争，1946—1954年在越南，1954—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对于法国人而言是必要的，他们终于退让，无力再维持帝国体系。法军最终于1954年在越南的奠边府被击败，于是法国结束了在中南半岛的统治。同年，阿尔及利亚爆发叛乱，导致了一场血腥残暴的内战，并最终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解体。1959年军队重掌权力，宣布成立新的“法兰西共同体”，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取代法兰西联邦，到1961年，戴高乐宣布帝国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法国的未来在欧洲。阿尔及利亚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218]。

丢掉最重要的两处殖民地之后，法国人失去了维系帝国的动力。1954年，法国承诺归还在印度的领地，1961年正式归还。1956年，突尼斯和摩洛哥获得独立。1959年后，轮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地做出抉择。新的法兰西共同体的宪法规定，海外领地有权选择独立。1958年，只有几内亚选择独立。到1960年，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地也纷纷取得独立。而法国仍与独立后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保持密切关系，或许是因为其领导人是哈比卜·布尔吉巴、桑戈尔和乌弗埃–博瓦尼。与英联邦类似，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似乎是一个正面结果，让法国得以随心意继续影响这些地区的发展。[219]

帝国的终结不可避免吗？还是像戴高乐和其他人在1958年提出的，属于“历史的大潮”？无论英法，答案同样不明朗。原因之一当然是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战前的势力尚且有限，而在二战后力量急剧膨胀，同时也有日本和中国的因素，以及美国和苏联政府的反殖民主义态度[220]。但是，无论英法，这些原因都不足以完全解释帝国毁灭的必然。二战后，法国内很少有民族主义者呼吁终结帝国，主张完全独立，当然胡志明可以算一个例外。他们依旧认为殖民地留在帝国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赋予平等的公民权之后，每个人都获得了同等的对待和发展机会。只有在面临不公待遇，或出现武装冲突时，人们才开始考虑殖民地独立这个选项。我们只有回头看，带着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才会发现去殖民化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是每个欧洲帝国的命运。

二战时期，法国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支持帝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工作已经贯彻下去。托尼·史密斯认为，左右翼政治势力达成了“近乎执念的共识”，认为帝国的存在是维希政府倒台后，重新恢复法国荣耀和地位的必要手段[221]，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整整一代法国人都相信大法兰西的存在对全世界和法国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不压制批评，但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异议确实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左翼，认为修补，而不是终结帝国，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们也得到了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领袖的认同。无论如何，就像1789年的启蒙运动，法国的文明依然鼓舞了全世界。到1960年，帝国很明显已经无法维系，法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其文明仍能对之后的国家产生影响。

自此，欧洲帝国都已成为历史。但帝国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帝国的影响与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帝国会演变出新的形态吗？我们似乎有必要简要回答一下这些疑问，从而结束对帝国的讨论。

[1] In Brunschwig 1966: 84.

[2] In Bay croft 2004: 150.

[3] [1833] 2001: 1.

[4] 应该注意到，“帝国民族国家”一词来自Wilder，但本书中这个词的意思略有不同。Wilder认为，这个词包含关于法兰西民族及其帝国中存在的矛盾原则，本书中这个词只用来表示帝国作为民族这一概念的延伸。但我们都同意，在法兰西帝国和民族存在不同寻常的统一性。参见Wilder（2005:esp.3–23）。相似的说法来自Cooper（2007:358），即法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更像一个“帝国国家”。

[5] In Baycroft 2004: 150.

[6] Collins 1995.

[7] Brubaker 1992: 11.

[8] Weber 1976: 485; see also Kuzio 2002: 32; Quinn 2002: 109; Baycro 2004: 149–51.

[9] 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法兰西民族是因为征服而产生的。他的著名论断提醒我们，“遗忘，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是法兰西民族诞生的主要因素”。法兰西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要学会遗忘，而且必须遗忘，“统一是暴力的结果。南北法国的融合是因为族群残杀，也是近百年残酷统治的结果”［Renan（1882）2001:166］。

[10] Aldrich 1996: 10–19; Quinn 2002: 11–65; Hart 2004: 188–92.

[11] Quinn 2002: 56.

[12] Quinn 2002: 67.

[13] Strayer 1971: 313.

[14] Goubert 1970; Hart 2008: 112–18.

[15] Jones 2003.

[16] Febvre 1973.

[17] Acomb 1950; Newman 1987; Bell 2003: 78–106.

[18] Tombs and Tombs 2007.

[19] 1992: 15.

[20] Greenfeld 1992: 177–84; see also Kumar 2003: 89–120.

[21] Schmidt 1953.

[22] 英军击败了法国人在印度的主要盟友——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并在1799年占领了塞林伽巴丹。这一事件终结了法国人试图建立印度帝国的宏大志向。打败埃及之后，拿破仑曾一度试图远征红海，意欲与蒂普苏丹取得联系，这样，双方便能共同在印度对抗英军。1799年，拿破仑在阿克勒要塞大败于奥斯曼和英国联军，为之前的种种计划付出惨痛代价（Jasanoff 2005:123, 149–76）。

[23] Englund 2004: 136; Jasano 2005: 117–48; Cole 2007.

[24] Quinn 2002: 77.

[25] Aldrich 1996: 20.

[26] Englund 2004: 332–39.

[27] Stanbridge 1997.

[28] Woolf 1992: 95–98; see also Woolf 1989.

[29] 2005: 118–19.

[30] Brubaker 1992: 35–49.

[31] Quinn 2002: 44.

[32] Stanbridge 1997.

[33]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34] Quinn 2002: 52, 68.

[35] Aldrich 1996: 138–39.

[36] Conklin, Fishman, and Zaretsky 2015: 76; Livi–Baci 1992: 139; Quinn 2002: 110.

[37] Aldrich 1996: 144–45; Quinn 2002: 114, 183, 210; Ferguson 2004: 240–41; Frémeaux 2007: 157.

[38] Jasano 2005: 286; and see generally 211–306.

[39] Aldrich 1996: 24.

[40] 2005: 286; see also Gildea 2009: 222–24.

[41] Aldrich 1996: 25–28; Quinn 2002: 121–27; Kiser 2009.

[4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43] in Aldrich 1996: 94; see also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10, 15.

[44] Jasano 2005: 301–3; Gildea 2009: 221–22.

[45] In Quinn 2002: 125.

[46] Cobban 1961: 17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11; Quinn 2002: 155–56.

[47] Cobban 1961: 180–82; Bérenger 1997: 273; Cunningham 2001.

[48] Cobban 1961: 175–77; Parry 2001: 149, 156–62.

[49] Parry 2001: 148–49.

[50] For assessments of Napoleon III and the Second Empire, see Farmer（1960）; Cobban（1961:156–210）; Zeldin（1973:504–60）; Smith（1991）; Gildea（1994:67–72, 117–18）. 尽管法国画家杜米埃、作家雨果和左拉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由此产生的负面色彩依然很难消除。

[51] Koebner and Schmidt 1964: 1–26; Parry 2001: 169–73.

[52] There are many accounts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and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0–71:see, for brief but helpful accounts, Cobban（1961:196–210）; Schivelbusch（2004:111–18）; Ousby（2003:113–22）; Gildea（2009:229–45）. Horne（1965）is especially good on the Commune.

[53] For the details see Betts（1978）;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1988:16–28）; Aldrich（1996）; Quinn（2002）; Frémeaux（2007）.

[54] Aldrich 1996: 31–35; Quinn 2002: 129–31.

[55] On the Fashoda Incident, see Taylor（1954:381–83）; Brown（1970）; Cooke（1973:81–97）; Baumgart（1982:63–68）; Quinn（2002:164–65）.

[56] Brunschwig 1966: 43–49; Murphy [1948] 1968: 95–102; Aldrich 1996: 51–55.

[57] Brunschwig 1966: 59–61; Aldrich 1996: 108.

[58] For Ferry's thought and activities, see Cobban（1961:220–22）; Brunschwig（1966:75–81）; Girardet（1972:80–88）; Cooke（1973:23–27）; Baumgart（1982:40–41, 70–71）; Ozouf（2015）. For Leroy-Beaulieu and his influence, Murphy（［1948］1968:103–75）; Brunschwig（1966:27–28）; Girardet（1972:53–57）. 茹费里个人在内阁并不受欢迎，1885年后再未掌权。

[59] For Ferry's full speech of July 28, 1885, see Brunschwig（1966:75–81）; for the French original, see Girardet（1972:82–86）. See also Aldrich（1996:97–100）.

[60] Brunschwig 1966: 82–85; see also Baumgart 1982: 40–41.

[61] For good discussions of economic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see Baumgart（1982:91–135）; Etherington（1984）; Wolfe（1997）.

[62] On all this see Betts（1961:134–35）; Brunschwig（1966:viii–ix, 87–96）; Baumgart（1982:114–19, 127–29）Andrew and Kanya-Forstner（1988:28）; Aldrich（1996:195–98）. See also Kanya-Forstner（1972）.

[63] 1966: 81.

[64] In Schivelbusch 2004: 110.

[65] Gildea 2009: 229–39.

[66] In Gildea 2009: 244.

[67] In Ousby 2003: 113.

[68] See also, in very similar terms, Gildea（2009:244–45）. 这期间法兰西的“民族创伤”和“失败文化”参考Schivelbusch（2004:103–87），其著作描述了失败是如何让民众产生斗志，并重新塑造了法兰西民族的。也可参见Ousby（2003:113–35）。

[69] Ousby 2003: 128–35.

[70] Schivelbusch 2004: 128–39.

[71] Aldrich 1996: 100.

[72] Schivelbusch 2004: 181.

[73] In Schivelbusch 2004: 180; see also Gildea 2009: 410–19.

[74] in Girardet 1972: 55–56; see also Murphy [1948] 1968: 137–38.

[75] On the parti colonial, see Brunschwig（1966:105–3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1971）; Cooke（1973:52–68）; Persell（1974）; Baumgart（1982:78–80）; Aldrich（1996:100–106）. Agnes Murphy的重要著作［（1948）1968］，着重研究1871––1891年的法国，特别是地理学会、探险家，以及杰出理论家，如勒鲁瓦–波利欧、加布里埃尔·夏尔姆等人在19世纪80—90年代的殖民运动中的作用。法国外省的地理学会主要成立于19世纪70—80年代，在1900年，其研究成员总计约为巴黎地理学会人员的7倍，参见Goerg（2002:83–86）。

[76]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14–15, 121, 127–28; Cooke 1973: passim; Aldrich 1996: 101–2.

[77] Brunschwig 1966: 107.

[78] Brunschwig 1966: 118–19; see also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08, 111–16, 122–25; Schivelbusch 2004: 186.

[79] On these activities see Brunschwig（1966:120–34, 146–49）; Betts（1961:147–52）; Persell（1974）; Aldrich（1996:171–77）; Conklin（1997:6–7）.

[80]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26; 1988: 26–28; cf.Brunschwig 1966: 117.

[81]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27.

[82] 2004: 182; see also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23–24.

[83] Brunschwig 1966: 89; see also 182–83; cf.Schivelbusch 2004: 178;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19.

[8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28.

[85] Betts 1961: 109–20; Andrew and Kanya–Fortsner 1988: 12–15.

[86] in Schivel–busch 2004: 120.

[87]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88: 13–14.

[88] in Brunschwig 1966: x; see also 16–17, 164–65.

[89] For a vivid portrait of General Hubert Lyautey, the most famous of the soldier-administrators, see Singer（1991）. See also, on Faidherbe, Gallieni, and Lyautey, Betts（1961:109–20）. On Garnier and the other soldier-explorers, see Murphy（［1948］1968:41–102）; for Mangin and la force noire, Girardet（1972:152–53）.

[90] Brunschwig 1966: 194.

[91] 法国军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甚至罗马的军队有共同之处。但是，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还是罗马，其军队的组成是多民族的，正如他们所捍卫的多民族帝国一样。法国军队的特殊在于，这是一支国民军队，由他们自己承担帝国的重任。法兰西帝国的军队是国家的荣誉，在法兰西民族眼中，他们是重获荣誉的力量保障。我们再次发现，法兰西民族与帝国的关系密不可分。

[92] in Brunschwig 1966: 170–7.

[93] Belmessous 2013.

[94] Betts 1961: 68.

[95] In M.D.Lewis 1962: 140.

[96] cf.Belmessous 2013: 1–12.

[97] Quinn 2002: xv.

[98] See also Ross and Telkamp（1985:171–206）; Prochaska（1990:206–29）; Wright（1991, 1997）; Aldrich（1996:232–33）.

[99] Wright 1997: 339.

[100] 1997: 11.

[101] Betts 1961: 30–32; Miller 1994.

[102] Hobsbawm 1984: 269–73; Gildea 1994: 34–42; Hazareesingh 1994: 80–89.

[103] Daughton 2006; White and Daughton 2012.

[104] Gildea 2009: 337–60.

[105] 1997: 5–6.

[106] Betts 1961: 8.

[107] 同化的历史可追溯到黎塞留公爵，以及改宗的传统，参见Betts（1961:12–21）。Belmessous（2013:esp.1–12）认为，同化肩负了文明开化的使命，“是外来社会整合进入欧洲文明的过程”。

[108] 1961: vii.

[109] e.g., Deschamps [1963] 1994.

[110] e.g., Conklin 1997: 75–211, 305n2; Lebovics 1994: 69n26; Belmessous 2013: 119–204.

[111] Lewis 1962; Lebovics 1994: 80–81n40.

[112] In Deschamps 1994: 169.

[113] Kates 1989; Miller 1994; Hazareesingh 1994: 73.

[114] 1965: 228.

[115] In Conklin 1997: 182–83.

[116] [1964] 1994: 183–86.

[117] Crowder [1964] 1994: 187.

[118] in Crowder [1964] 1994: 186; see also Wilder 2005: 149–200.

[119] [1963] 1994: 170.

[120] In Lewis 1962: 148–49; see also Be s 1961: 122, 144–45.

[121] Lewis 1962: 143, 150; see also Lorcin 1995: 7–8; Conklin 1997: 248; Belmessous 2013: 119–204.

[122] 1994: 115–16.

[123] [1963] 1994: 172.

[124] 1962: 153.

[125] [1963] 1994: 178.

[126] Saada 2013: 329.

[127] Betts 1961: 59–89.

[128] Saada 2013: 326–27.

[129] Saada 2012: 95–115; Cooper 2014: 6–7, 13–18.

[130] Saada 2012: 98–99.

[131] 随着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瓜德罗普、马提尼克、法属圭亚那和留尼汪岛等“旧殖民地”的人民被赋予公民权。同年，塞内加尔和法属印度领地的人民拥有了投票权；1916年，塞内加尔人拥有了完整的公民权（Aldrich 1996:212、Saada 2013:333）。塞内加尔模式的内涵包括，公民权与民众的个体地位并行不悖，因此1945年之后法国的公民权很快覆盖所有法属殖民地的本土人群（Cooper 2014:x–xi、8、29）。

[132] Aldrich 1996: 213–14; Belmessous 2013: 148–49.

[133] Shepard 2008: 20–39.

[134] Saada 2012: 100.

[135] 2001: 142.

[136] In Belmessous 2013: 149; see also Baycro 2008: 157.

[137] In Saada 2012: 107.

[138] In Saada 2012: 100–101.

[139] Saada 2012: 111–15.

[140] Aldrich 1996: 212–13; Belmessous 2013: 139–40.

[141] 这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关法国种族的讨论，参见Hargreaves（2007）；相关话题在英国的讨论，参考Favell（2001）和Bleich（2003）。

[142] e.g., Saada 2013: 335.

[143] Brubaker 1992: 108–9; see also Weber 1976; Weil 2008: 30–53; Shepard 2008: 13.

[144] Aldrich 1996: 281; Cooper 2014: 26–60.

[145] Tocqueville 2001: xiv; Pitts 2005: 204–39; Veugelers 2010: 351.

[146] Tocqueville 2001: 24.

[147] 2001: 61–63, 122.

[148] 2001: 110.

[149] 2001: 161.

[150] see, e.g., Richter 1963.

[151] Mehta 1999; Pitts 2005.

[152] In Schivelbusch 2004: 183.

[153] Translated from Girardet 1972: 183–84.

[154] In Murphy [1948] 1968: 144; cf.Conklin 1997: 19–22.

[155] Schivelbusch 2004: 183.

[156] e.g., Jasanoff 2005: 286.

[157] Lorcin 2006.

[158] 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关“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讨论，参见Prochaska（1990:1–28）。这一观念清楚地将印度排除在殖民地之外，而将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南非纳入讨论的范围。

[159] 反对这一共识的代表人物有Jean–Paul Sartre与Raymond Aron。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很少有人认同这两位的观点（Shepard 2008:63–73）。See also Girardet（1972:335–65）.

[160] Shepard 2008: 118; see also Frémeaux 2007: 169.

[161] Shepard 2008: 101–35.

[162] In Messud 2013: 56; see also Judt 1998: 116–21.

[163] In Messud 2013: 56.

[164] In Prochaska 1990: xvii.

[165] In Messud 2013: 58; for another version, see Judt 1998: 131.

[166] Prochaska 1990: xvii.

[167] Messud 2013: 58.

[168] Shepard 2008: 55–81.

[169] e.g., Thody 1985: 13.

[170] In Belmessous 2013: 161; generally, 160–200; see also Shepard 2008: 28–38.

[171] 2013: 167.

[172] Wilder 2005.

[173] Belmessous 2013: 195–96.

[174] 1996: 114.

[175] 1972: 176; and generally 175–99; see also Wilder 2005: 24–40.

[176] Aldrich 1996: 223; see also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1971: 128; Betts 1978: 90–91.

[177] Quinn 2002: 186–87.

[178] Jones 1999: 248.

[179] in Frémeaux 2007: 168–69; see also Wilder 2005: 30–31.

[180] 1978: 90.

[181] In Wilder 2005: 32.

[182] Frémeaux 2007: 169; Goerg 2002: 92–97.

[183] 1996: 261.

[184] The fullest account of the 1931 exhibition is Hodeir and Pierre（1991）; see also Girardet（1972:175–76）; Lebovics（1994:51–97）; Aldrich（1996:261–64）; （2005:702–5）.

[185] In Aldrich 1996: 261.

[186] In Lebovics 1994: 53.

[187] In Quinn 2002: 205.

[188] In Aldrich 1996: 4.

[189] Girardet 1972: 238–46; Baycro 2008: 160–61.

[190] Girardet 1972: 185.

[191] In Aldrich 1996: 115; see also Derrick 2002: 54–64.

[192] Girardet 1972: 180.

[193] Aldrich 1996: 118, 188–98; Wilder 2005: 26–27.

[194] Atlan and Jézéquel 2002; Wilder 2005: 149–294; 2009.

[195] Wilder 2009: 104.

[196] Wilder 2005: 149–57.

[197] Atlan and Jézéquel 2002: 109–13.

[198] In Belmessous 2013: 199.

[199] Lebovics 1994: 94.

[200] Wilder 2005: 76–117.

[201] In Wilder 2005: 32.

[202] Betts（1961:1–2）; Goerg（2002:82）; Chafer and Sackur（2002:1–9）; Evans（2004:2）. Baycroft（2004:153, 2008:147–48, 161–62）. 但Baycroft认为，在更深层次上，帝国的思想植根在法兰西文化中。这一点与有关英国的讨论很相似，参见第六章。

[203] De Gantes 2002: 15.

[204] Lebovics 1994: 93; Aldrich 1996: 283; Frémeaux 2007: 169.

[205] Frémeaux 2007: 169.

[206] Cooper 2014: 8.

[207] In Girardet 1972: 281; see also Marshall 1973: 208–9.

[208] Albertini 1969: 26–29.

[209] In Smith 1978: 73; see also Aldrich 1996: 280; Marshall 1973: 102–15.

[210] In Marshall 1973: 110.

[211] In Cooper 2014: 30.

[212] In Cooper 2014: 1; see also 44–45.

[213] Cooper 2014: 8.

[214] In Cooper 2014: 38, 54.

[215] In Aldrich 1996: 281; see also Smith 1978: 74.

[216] Marshall 1973: 215–72; Cooper 2014.

[217] Aldrich 1996: 197; Thomas, Moore, and Butler 2008: 159–61.

[218] Shepard 2008: 73–77; Evans 2012.

[219] 20世纪40—50年代的去殖民化历史，参见Betts（1991）、Ross（1995）、Aldrich（1996:266–306）。1950年François Tombalbaye的演讲反映了这批反殖民英雄的态度，François Tombalbaye之后出任乍得首任总统，他宣称“坚信法国教给他们的民主原则”（ Betts 1991:126、Howe 2005:596–97）。

[220] Smith 1978: 70–71.

[221] Smith 1978: 80.

尾声 帝国之后的国家

仅仅几年前，世界性的帝国体系似乎还牢不可破，影响或扰乱了大部分人的生活……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政治结构在短时间内被彻底终结，在历史上是不是绝无仅有的？

——鲁珀特·埃默森[1]

帝国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且被彻底埋葬了。

——沃尔夫冈·莫姆森[2]

现代帝国的国运都很短暂，但即便已经不复存在，这个世界也因它们而被永久地改变了。

——V. S. 奈保尔，《模仿者》[3]

与古代帝国相比，现代帝国的国运相对较短。古埃及延续了3000多年，中国的历史也超过2000年；相继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延续了约2000年；算上此前约200年的共和国时期与西罗马覆灭后的约1000年时间，罗马也有近2000年的国运。

现代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最长，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超过了500年。俄国——算上苏联——从16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末，几乎与奥斯曼帝国一样悠久。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了两大帝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的延续时间也和俄国相当，尽管其与沙皇和苏联之间的延续性有所区别。英国始于16世纪末，终结于20世纪中，但在18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断层。法国与其他帝国相似，始于16世纪，但法兰西第一帝国终结于19世纪，法兰西不得不在19世纪卷土重来，在不到50年后，第二帝国再次覆灭。

无论如何，现代帝国的寿命以世纪为单位——大约500年是其大限——而不像古代帝国以千年为计。这很重要吗？现代帝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否因此就不如古代帝国呢？当然不是。罗马或许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世界；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作中央王国，雄踞世界的中心。但两个帝国离统治全球都有距离（倒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帝国，尽管持续时间短，但比较接近世界帝国）。而这恰恰是区分欧洲帝国的地方，至少是欧洲的海洋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即使是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也都处在一个由其欧洲竞争者创造的全球化局势中。这些国家的思维模式与战略部署都不得不顾及海洋帝国带来的全球化影响。例如，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国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陆地和海洋的利益与观念在此交织纠葛，而一战和二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战争。

欧洲帝国不是单纯地想要采取全球化思路和政策。新的组织和技术力量赋予欧洲帝国世界霸权，让它们的势力能渗透全球。欧洲的陆军和海军、武器和军事组织、工业和交通通信手段——铁路、蒸汽轮船、电报和电网——赋予了欧洲统治地位，而其他文明，比如古代中国，一度在这些方面领先世界。挑战摆在了各国人面前：要么接受和适应欧洲的方式，要么维持软弱和落后的现状。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西方化，而日本和中国也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基于本国的文化积累同时向西方学习。

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那它们的覆灭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比想象的要晚得多）变成民族国家后，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去殖民化”，即失去或抛弃殖民地的过程，主要适用于海外帝国，较少适用于内陆帝国，但有时同时适用于两者。这一过程是痛苦的，甚至会带来永久的创伤。[4]对于非宗主国的国民而言这无疑是痛苦的，尽管在名义上它们是受益者，因为它们是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但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又与帝国进行了割裂。从非欧洲国民的角度，有许多作品表现了这一历史历程，从弗朗茨·法农的讽刺小说《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到尼拉德·乔杜里的伤感挽歌《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1951）。人们通常发现，在新的本地精英的领导下，前殖民地民众的生活未必会比在过去帝国时代时的要好。此外，帝国的统治者依然会通过非官方的各种手段对新的民族施加影响（“新殖民主义”）。

本书关注的是帝国及其灭亡对于统治者的影响。各个内陆帝国在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声中纷纷解体，大部分终结于一战。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崭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失去了全部希腊和亚美尼亚人口。在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开始了激烈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造。土耳其人很快变得像现代的西方人：坚持世俗主义，崇尚科学，发展工业。土耳其前进的野心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尚且不明，但遭遇了复兴的宗教势力的强大阻力，即所谓“帝国的反击”。这带来了“奥斯曼尼亚”的说法，在土耳其学术界引发热议，而多年来官方对此采取漠视态度，不愿回答奥斯曼帝国究竟代表什么，以及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到底失去了什么的问题。土耳其占据地理要冲，土耳其文化对其边境——大部分是苏联原先的领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让有些人再次开始幻想出现一个大土耳其帝国，除了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的居民，还要囊括大量其他地方的居民。当然这会让土耳其被排除在欧盟之外，而加入欧盟是土耳其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奥匈帝国的土地上，除了此前独立的国家，还出现了由统治民族建立的新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两者都是帝国前身的简化版本，都要面临权力与优越感锐减带来的阻碍。奥地利人一度成为新的大德意志的一部分，直到之后发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与未来。1945年后，两国均将自己视作中欧小国，即使在冷战期间，也充当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情绪被正式摒弃，尽管还留存一丝骄傲，也有人表示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哈布斯堡王朝。

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经历了艰难岁月，曾倒向法西斯主义，二战期间站在纳粹一方。战后匈牙利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苏联阵营。苏联解体后的匈牙利加入欧盟，发展得也远未让人满意。历史的幽灵以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形式在匈牙利上空徘徊不去。与匈牙利不同，奥地利已在欧洲民族共同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匈牙利似乎还在寻找定位，以忘却自己曾是奥匈帝国统治者之一的历史。

所有内陆帝国中，俄国的历史最显赫。或许是因为帝国的经历要远比其他内陆帝国都更长久。在俄国的废墟上，俄罗斯人建了另外一个国家——苏联，并且延续了70年之久，终结于1991年。从那时起，俄罗斯拥有最大的国土面积和极度丰富的资源，努力找寻新的身份。有时俄罗斯人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但有时也对此表示不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员。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即俄罗斯来到世间带有特殊使命，不断浮现，也助力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欧亚意识形态，即俄罗斯是从俄罗斯到远东广袤土地上的核心与统治灵魂，也迎来了热潮[5]。

大部分海洋帝国在1950年至1960年年底瓦解。与内陆帝国情况不同，因为一战的缘故，海洋帝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受了一段黄金年代，尽管其间部分殖民地的民众怨声载道。二战证明这些殖民地对于统治者依然重要，同时在国民心中这些地方也相对脆弱。尽管殖民地的发展对帝国做出了有力贡献，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在二战后，几大帝国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相继土崩瓦解。

大多数学者认同大英帝国的覆灭伴随的暴力与痛苦程度是最低的[6]。但我们注意到，印度脱离英国后，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各方死伤上千人，英国对此负有责任。英国在东非的殖民者不愿撤退，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大量暴行，当地白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此大英帝国的终结绝不像某些英国人认为的那么和平，更谈不上“优雅”。但相较法国、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大英帝国的瓦解所带来的暴力与流血事件的确较少。

比起其他终结过程更痛苦的帝国，大英帝国的覆灭给人民带来的影响未必会更小。相较而言，帝国更轻松的终结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甚于那些因残酷的殖民战争所产生的愤怒与仇恨，会导致民众彻底埋葬帝国的意志，将帝国历史从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荷兰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的帝国在更早的时代就已覆灭，今天他们并不太在意曾经的帝国或帝国带给他们的荣誉。

对英国人而言，帝国曾是集体身份的重要部分，失去帝国的影响注定非常深刻。英国人一度假装不在意，或在某些时候选择将帝国视作国家历史上一段耻辱的插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的历史在英国各大学里，无论在学生还是教师当中，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从前英国殖民地回国的侨民经常发现自己成了恶意嘲讽的对象。

最近这些年的情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帝国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对帝国历史的兴趣出现热潮，五卷本的《牛津大英帝国史》（1998—1999）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帝国，试图从中寻找今天社会思潮与关注重点的根源[7]。

大部分人对帝国的关注焦点是不列颠民族身份的纠结。这个问题对于英格兰人而言越发尖锐。他们是帝国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大不列颠的其他族群当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一旦帝国瓦解，它们都能找到自己相当成熟的民族身份——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格兰人没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回归，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需要这样一种身份，因为他们只需投身帝国事业[8]。随着联合王国，即“内帝国”的瓦解，英国丢失了海外殖民地，英格兰人要面临更尖锐的问题，他们再也无法以一个广泛的不列颠身份安然自处[9]。

与英国人一样，法国人在1962年后也一度不愿面对和反思帝国前身。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他们极力回避的一道伤口。最好的策略就是遗忘。“1962年，大部分法国机构和民众选择将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帝国痕迹完全抹去[10]。”正如英国的伊诺克·鲍威尔所说，法国人认为帝国是不自然的，是一个错误，是法国对其扮演的欧洲大国角色的偏离。戴高乐时期，法国将自己塑造为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力量，与德国建立了伙伴关系（排斥英国），确保法德关系成为欧洲统一与进步的核心动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帝国的记忆只会让人难堪。马赛历史学家让–雅克·若尔迪曾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了一座殖民时代主题的博物馆，他回忆起人们数十年来宣扬帝国的行动，但从1962年开始，“殖民文化与帝国形象被强行遗忘，引起耻辱甚至仇恨，成为法国人的禁忌……殖民化曾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引以为傲的历史，今天已没有任何地位”[11]。吉洛·彭特科沃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1965）将这种耻辱感发挥到极致，电影生动地刻画了法军的残暴。起初这部电影不允许在法国发行，1971年起法国人能看到这部电影，认识到帝国此前的所作所为，并进行自我谴责。

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殖民历史博物馆显示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作为遗忘工程的一部分，巴黎的殖民博物馆被改造为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到了2007年，法国海外博物馆在1906年巴黎属地博览会的旧址隆重开幕。同时开馆的还有新世界博物馆和东印度公司博物馆，这进一步证明了大众对法国早期帝国历史兴趣的重燃[12]。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2月竞选总统期间表示，“法国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所以必须停止这套“悔恨莫及”的胡话”[13]。当选总统后，萨科齐使法国殖民历史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强调法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正面贡献。

同样是在2007年，人们对帝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位于万森纳的国家历史移民中心向大众开放，这里是举办1931年巴黎属地博览会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数十年间，许多北非伊斯兰移民进入法国，法国遭遇了新的族群融合的问题，与英国一样，这也提醒人们这些移民正是来自帝国时期的殖民地。这的确是一次“帝国的反击”，也引发了关于帝国的意义与影响的追问。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重新欢迎帝国，至少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认可，不只是对帝国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更是对帝国正式灭亡为法国带来的持续影响的认可。1997年，法国社会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在谈起阿尔及利亚时说：“今天的法国是在阿尔及利亚被塑造的（并且还在受其影响），也与阿尔及利亚针锋相对。”他认为，法兰西民族“是帝国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实际与法理上的分割之后，帝国依然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他坚信，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彼此需要，组成了“法–阿共同体”，而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界限”的。巴利巴尔认为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前欧洲帝国都适用，即前殖民地与前帝国的互相渗透[14]。

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帝国的话题已回归国家层面。试图掩盖帝国历史的做法遭遇普遍抵制，但帝国的回归总令人不安。至少人们已认可法国人的身份与帝国的历史有关，事实上法国人的身份来自“帝国民族国家”。直面帝国的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法国，甚至看清未来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帝国的终结对民众的影响——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不列颠人和法兰西人——也许要用另一本书才能交代完整。但作为结尾，人们或许要问帝国是否真的终结了？世界历史的“帝国时代”是否已经完结？民族国家是否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集体归宿与身份的实际形式？是否在最近的50年内完成了通常所说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

沃尔夫冈·蒙森写道：“毫无疑问，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其殖民地很少完整保留，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断层。”随后他又表示，“仔细观察这一断层……发现它并不真正存在”[15]。鲁珀特·埃默森作为研究“帝国到民族”这一重大转型的著名学者[16]，也不禁发出疑问：“我们现在是否遇到了历史的拐点？还是下一次全球局势的变化将带来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17]？”

两位学者和其他人所关注的是后殖民世界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西方大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通过非官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成功地将前殖民地置于“附属”状态下。殖民地或已成为独立国家，联合国反复通过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而事实是，正如加拉格尔和罗宾逊（1953）提出的关于此前时代的重要观点，出现了“非正式帝国”，而且西方在由新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获得了支配地位。[18]

之前在第三世界，西方和20世纪新的大国——苏联争夺影响力和控制权。因为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的存在，这一现象也挑战着广为接受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无论两者代表什么，苏联和美国都不符合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型。美国是不是帝国或是否应该成为帝国是几十年来热议的话题，但大多数人承认美国的一些做法已经相当“帝国”，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无论其是否愿意，都赋予了美国帝国的地位。[19]

我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新的帝国倾向。美国面临巨大挑战，但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其军事实力依然不容挑战。此外，在21世纪初，中国正崛起为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影响力已覆盖全球，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也感受到了压力，同时中国在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也在逐步建立影响力。但不像美国，中国绝不会称自己是帝国，中国建立了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原则。

还有很多迹象表明民族国家并未占据今天世界的中心，或许永远不会，尽管这是主流观点所认定的趋势。欧盟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组织就是一场实验：它不是传统的帝国，但有人将欧盟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起来[20]，也有人评论，“欧洲的未来不得不借助帝国模式”[21]。人们建立了联合国和各种下属机构，这标志着各国至少在原则上，将永久遵照国际惯例监督约束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国家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如无国界医生，环保机构如绿色和平组织——共建了一个“全球性公民社会”[22]，作为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延伸。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高度关注，如果违背其国家责任或国际条约，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审判。当然这种情况最近有增多的趋势，民族国家的领导人被传唤到海牙国际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由此看来，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未来或许不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还有一项因素在影响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海洋帝国前身的国家（但不限于此）。大量来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前殖民地的移民迁徙进入前宗主国。萨尔曼·鲁西迪在评论英国问题时写道，这种行动将建立英国内部的“新帝国”，英国“最后的殖民地”[23]。人们对待欧洲人与大量非欧洲的新移民的态度由帝国时期的经验所决定。民族国家再次开始管控其人口和边境，巩固民族身份认同，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清除帝国的记忆。而这些努力再次被证明只是徒劳，因为帝国不断打断和干扰民族国家的秩序，强迫其面对自己的历史，使民族国家与已经退回欧洲本土的帝国达成妥协。

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在《世界帝国两千年》[24]中讨论了帝国的长久国运与新近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地平线上的昙花一现，是在帝国背景下出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对世界政治的想象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或者短暂的”。两位作者发出疑问，“帝国的常态已经结束了吗？难道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在打造同质社群的过程中同时带来暴力的民族国家吗？或者仍然有其他选择存在，可以接纳形态迥异的政治组织，而不坚持齐一性或阶级制度？用心理解帝国的历史，不仅能让我们跟极端的暴力与傲慢面对面相遇，也能提醒我们主权是能分享、分解与改变的。往日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只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来”[25]。这是相当智慧和中肯的结论，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表示赞同[26]。历史上帝国或许显赫一时，但我们不清楚其最好的替代品是否就是距今不到200年的、主张主权与民族一致的民族国家，因为这看似更像是引发无尽国内与国际间纷争的源头。尽管帝国有各种弊病，帝国在治理多样化与差异性上仍给我们指出了新方向，这是民族国家不可避免要遭遇的难题。这足以让我们继续有关帝国的研究，让我们思考能从帝国的历史中获得怎样的教训。

[1] 1969: 3.

[2] 182: 113.

[3] [1967] 1985: 32.

[4] “去殖民化”一词与“第三世界主义”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引发激烈讨论，但这个说法更可能是由德国经济学家Moritz Bonn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之后这个说法被法国和英国的学术界采纳（Shepard 2008:5、56、72，Thomas、Moore和Butler 2008:2–3）。For some good general accounts of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 Albertini（1969）; Betts（2004）; Chamberlain（1999）; Holland（1985）; Thomas, Moore, and Butler（2008）. Duara（2004）includes important statements by the anticolonial leaders themselves.For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see Smith（1978）; Morris-Jones and Fischer（1980）; Kahler（1984）; Spruyt（2005）; Shipway（2008）. See also the valuable review essay by Howe（2005）. A long-range perspective（1500–1987）is provided by Strang（1991）.

[5] Chamberlain 2015.

[6] e.g., Smith 1978: 100.

[7] see, e.g., Ward 2001; Kwarteng 2012; Bailkm 2012.

[8] Kumar 2003.

[9] Kumar 2015.

[10] Shepard 2008: 272.

[11] in Aldrich 2005: 329.

[12] Lebovics 2004: 143–77; Aldrich 2005: 328–34.

[1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2007.

[14] Balibar 1999: 162, 166–67.

[15] 1986: 333.

[16] [1960] 1962.

[17] 1969: 16.

[18] For a good discussion of“neocolonialism”and“dependency”theory, with references to the main contributors, see Mommsen（1982:113–41, 1986:344–50）.

[19] On America as an empire, see the helpful chapters in Mommsen and Osterhammel（1986）, Calhoun, Cooper, and Moore（2006）, and Steinmetz（2013）, all of which contain references to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See also Steinmetz（2005）.

[20] Lieven 2001: 86.

[21] Münkler 2007: 167; see also Zielonka 2006; Foster 2015.

[22] Keane 2003.

[23] 1992: 130.

[24] 以下提到这本书的内容来自冯奕达译版本。——译者注

[25] 2010: 3, 22; see also 413–15, 458–59.

[26] e.g., Kappeler 2001: 3.

参考文献

Table of Contents

题记

献词

序言

第一章 帝国的理念

重新发现帝国

“没有边界的帝国”：罗马与帝国的理念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民族与帝国

作为帝国的民族

帝国作为民族：“帝国民族主义”

帝国与民族：宿怨未解

第二章 罗马帝国：帝国之父

罗马的遗产

罗马的使命：亚历山大、世界主义、文明教化

罗马：公民、种族、民族

罗马：普世宗教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

异域帝国

一个欧洲帝国

穆斯林与基督徒

奥斯曼人与罗马人

奥斯曼人与土耳其人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衰落还是变革：帝国的转型

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

最后——伊斯兰帝国？

坦泽马特改革，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

尾声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

回望哈布斯堡王朝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

哈布斯堡王朝是什么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与身份

奥地利思想

衰落与终结？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两个帝国的故事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无垠的帝国

“自我殖民的国家”

帝国及其民族

穆斯林与犹太人

“俄罗斯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

帝国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性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帝国民族主义：民族与帝国

第六章 大英帝国

海陆帝国

最大的帝国：有多“特别”

拼凑的帝国

“大不列颠”和自治领

英国的印度

大英帝国的罗马

争论中的帝国：衰亡与终结？

“不列颠第三帝国”

二战：“帝国的巅峰”

帝国的终结，还是帝国的重生？

第七章 法兰西帝国：“帝国民族国家”

作为民族的帝国

法兰西诸帝国

拿破仑帝国

第二海洋帝国

代表权力与威望的帝国

文明，同化，联盟

帝国的阿尔及利亚

大法兰西：理想典范

黯然离场

尾声 帝国之后的国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