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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壹）晚清

历史深处的民国（贰）共和

历史深处的民国（叁）重生

历史深处的民国

壹　晚清

江城　著

华文出版社

自序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

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

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

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

……

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

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

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

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

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

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

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

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

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

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

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

……

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

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

目录

自序

故事的开始

第一章　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不太平

第三章　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第四章　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第五章　世纪口水仗

第六章　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第七章　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第八章　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第九章　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第十章　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第十一章　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第十二章　东方慢车谋杀案

第十三章　孙中山“劫赌款”

第十四章　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第十五章　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第十六章　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第十七章　掘墓人与送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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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

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

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

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

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

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

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

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

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

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

第一章　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

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

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

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

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

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

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

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

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

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

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

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

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

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

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

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

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

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

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

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

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

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

“节俭癖”道光

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

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

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

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

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

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

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

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

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

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

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

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

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

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

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

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

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

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

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

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

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

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

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

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

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

第二，腐败。

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

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

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

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

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

第三，天灾。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

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四，镇压农民起义。

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

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

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

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

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

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

钱就是这么花没的。

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

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

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

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

真正的起因

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

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

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

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

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

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

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

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

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

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

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

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

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

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

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

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

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

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

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

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

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

傲慢与偏见

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

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

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

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

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

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

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

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

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

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

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

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

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

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

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

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

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

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

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

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

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

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

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

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

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

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

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

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鸦片

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

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

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

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

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

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

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

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

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

风暴前夕的宁静

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是经济原因。

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

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

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

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

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

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

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

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

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

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

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

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

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

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

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

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

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

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

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

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

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

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

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

虎门销烟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

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

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

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

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

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

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

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

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

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

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

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

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

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

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

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

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

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

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

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

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

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

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

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

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

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

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

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

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

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

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

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

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

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

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

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浴火重生林则徐

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

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

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

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

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

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

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

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

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

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

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

这当然是后话了。

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

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

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隐忧

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

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

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

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

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

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

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

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

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

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

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

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

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

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

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

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

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

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

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

……

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

借口

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

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

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

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

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

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

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

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

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

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

机会终于来了。

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

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

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

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

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

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

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

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

二是开战的借口。

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

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

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

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

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

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窝囊废”咸丰

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

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

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

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

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

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

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

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

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

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

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

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

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

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

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

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

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

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

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

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

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

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

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

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

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

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

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

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

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

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

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

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

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

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

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

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

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

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

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

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

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

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

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

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

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

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

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

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

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

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

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

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

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

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

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

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

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

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

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

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

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

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

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

“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

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

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

烟枪即炮枪，

自打自受伤。

多少英雄汉，

弹死在高床。

再来一首咏志诗：

鸟向晓兮必如我，

太平天子事事可；

身照金鸟灾尽消，

龙虎将军都辅佐。

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

尔对夫主心常真，

金砖金屋住尔身。

尔对夫主心常假，

难上高天难脱打。

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

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

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

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

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

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

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

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

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

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

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

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

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

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

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

第一级，院试。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

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

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

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

第二级，乡试。

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

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

第三级，会试。

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

第四级，殿试。

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

殿试共设三等奖：

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

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

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

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本神奇的书

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

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

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

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

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

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843年7月，某天。

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

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

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

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

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

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

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

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

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

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

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

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

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

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

带头大哥冯云山

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

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

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

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

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

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

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

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

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

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

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

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

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

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

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

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

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

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

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

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

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

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

没弄错，事出有因。

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

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

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

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

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

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

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

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

横扫南国

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

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

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

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

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

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

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

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

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

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

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

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

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

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

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

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

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

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

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

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

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

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

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

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

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

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

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

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

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

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

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

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

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

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

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

欲望是把双刃剑

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

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

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

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

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

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

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

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

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

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

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

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

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

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

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

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

洪秀全被架空了！

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

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

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

“天京事变”

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

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

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

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

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

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

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

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

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

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

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

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

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

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

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

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

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

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

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

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

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

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

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

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

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

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

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

……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

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

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

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

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

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

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

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

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

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

捻军

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

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

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

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

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

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

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

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

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

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

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

满汉之别

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

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

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

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

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

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

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

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

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

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

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

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

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

没法不自卑。

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

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

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

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

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

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

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

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语出，一片寂静……

两个汉人

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

姓名：曾国藩

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

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

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

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

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

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

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

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

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

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

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

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

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

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

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

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

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

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

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

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

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

曾国藩的成功秘诀

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

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

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

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

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

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

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

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

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

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

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

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

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

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

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

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

他的徒弟他的团

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

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

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

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

一是开始科技强军。

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

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

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

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

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

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

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

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

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

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

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

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

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

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

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

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

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

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

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

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

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真正的赢家

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

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

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

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

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

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

无力回天了！

城外不远处，李秀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

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

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

谬矣，大谬！

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

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

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

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

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

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

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

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

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

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

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

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

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

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

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

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

第三章　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

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

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

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

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

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

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

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

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

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

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

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

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

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

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

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

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

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

秘数58

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

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

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

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

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

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

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

非主流少年

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

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

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

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

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

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

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

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

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

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

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

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

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

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

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

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

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

好爸爸胜过好老师

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

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

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

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

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

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

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

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

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

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

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

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

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

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

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

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

讨厌的科举制

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

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

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

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

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

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

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

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

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

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

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

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

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

考场失意，情场得意。

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

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

此话并不夸张。

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

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诅咒，又见诅咒！

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

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

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

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

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

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

这个牛人是谁？

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

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

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

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

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

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

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

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

第四章　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

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

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

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

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

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

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

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

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

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

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

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

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

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

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

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

总理衙门

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

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

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

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

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

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

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

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

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

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

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

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

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

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

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

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

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

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

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

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

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

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

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

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

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

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

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

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

晚清之“天津教案”

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

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

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

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

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

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

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

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

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

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

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

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

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

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

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

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

“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

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

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

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战！

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

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

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

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

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

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

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

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

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

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

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

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

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

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其二是心理落差。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

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

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

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

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

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

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可叹。

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

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

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

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

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

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

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

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

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

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

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

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

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

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

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

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

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

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

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

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

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

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

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

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

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

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

容闳

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

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

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

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

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

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

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

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

1872年夏天，上海。

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

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

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

未来的首富——盛宣怀

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

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

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

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

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

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

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

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

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

洋务时代

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

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

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

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

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

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

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

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

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

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

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

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

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

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

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

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

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

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

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

第一座钢铁厂。

第一座机器制造厂。

第一家西医院。

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

……

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

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

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

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

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

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

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

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

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

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

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

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

第五章　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

大清哪里又着火了？

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

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

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

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

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

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

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

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

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

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

“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

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

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

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

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

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

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

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

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

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

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

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

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

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

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

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

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

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

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

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

收复新疆

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

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

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

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

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

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

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

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

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

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

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

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

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

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

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

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

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

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

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

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

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

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

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

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

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

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

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

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

北洋水师

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

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

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

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

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

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

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

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

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

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

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

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

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

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

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

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

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

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

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

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

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

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

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

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

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

第六章　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

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

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

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

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

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

朝鲜那些破事儿

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

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

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

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

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

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

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

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

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

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

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

1882年，朝鲜大旱。

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

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

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

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

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

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

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

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

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

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

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

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

抗日援朝

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

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

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

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

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

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

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

“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

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

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

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

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

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

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

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

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

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

“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

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

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

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

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

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

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

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

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

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

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

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

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

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

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

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

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

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

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

新一代的东方不败

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

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

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

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

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

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

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

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

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

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

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

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

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

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

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

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

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

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

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

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

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

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

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

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

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

中法之战

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

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

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

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

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

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

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

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

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

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

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

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

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

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

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

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

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

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

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

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

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

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

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

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

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

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

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

……

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

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

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

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

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

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

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

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

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

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

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

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

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

……

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

唐绍仪

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

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

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

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

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

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

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

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

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

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

一人敌一国

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

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

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

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

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

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

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

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

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

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

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

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

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

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

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

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

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

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

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

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

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

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

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

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

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

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

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

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

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

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

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第七章　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

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

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

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

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

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

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

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

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

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

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

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

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

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

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

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

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

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

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

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

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

袁世凯班师回朝

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

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

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

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

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

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

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

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

日本

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

战争就要开始了！

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

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

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人口：三千万

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

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

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

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

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

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

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

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

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

言归正传。

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

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

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

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

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

……

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

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

甲午之战

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

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

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

清军的战略是：

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

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

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

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

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

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

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

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

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

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

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

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

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

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

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

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

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

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

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

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

人在做，天在看。

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

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

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

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

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

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

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

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

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

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

又卖了一次国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

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

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

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

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

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

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

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

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

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

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

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

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

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

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

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

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

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

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

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

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

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

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

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

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

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

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

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

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

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

清朝不亡，天理何在！

失败并不是结束

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

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

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

一、用于军事现代化。

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

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

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

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

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

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

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

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

第八章　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

举国激愤。

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

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

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

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

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

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

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

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

籍贯：广东

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

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

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

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

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

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

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

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

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

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

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

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

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

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

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

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

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

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

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

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

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

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

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

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

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

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

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

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

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

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

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

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

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反对自然是无效的！

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

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

答案是没有！

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

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

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

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

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

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

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

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

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

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

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

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

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

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

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

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

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

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

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

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

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

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

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

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

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

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

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

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

“北洋三杰”

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

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

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

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

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

第一个人叫段祺瑞。

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

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

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

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

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

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

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

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

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

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

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

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

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

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

第二个人叫王士珍。

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

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

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

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

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

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

第三个人叫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

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

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

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

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

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

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

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

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

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

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

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

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

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

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

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

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

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

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

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

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

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

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

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

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

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

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

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

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

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

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

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

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

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

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

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

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

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

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

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

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

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

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

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

“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第九章　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

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

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

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

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

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

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

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

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

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

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

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

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

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

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

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

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

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

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

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

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

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

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

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

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

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

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

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

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

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

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

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

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

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

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

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

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

顽固派有两种——

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

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

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

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

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

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

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

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

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

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

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

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

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

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

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

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

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

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

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

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

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

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

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

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

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

……

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

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

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

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

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

“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

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

光绪皇帝是受难者。

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

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

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

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

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

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

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

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

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

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

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

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

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

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

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

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

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

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

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

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

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

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

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

……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

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

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

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

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

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

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

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

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

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

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

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

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

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

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

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

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

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

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

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

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

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

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

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

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

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

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

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

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

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

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

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

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

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

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

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

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

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

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

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

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

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

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

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

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

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

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

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

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

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

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

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

“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

袁世凯告密与否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

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

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

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

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

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

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

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

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

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

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

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

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

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

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

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

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

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

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

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

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

得失

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

关于“戊戌变法”：

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

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

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

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

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

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

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

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

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

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

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

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

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

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

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

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

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

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

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

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

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

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

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

第十章　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

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

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

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

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

……

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

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

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

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

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

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

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

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

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

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

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

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

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

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

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

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

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

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

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

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

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

我袁世凯来了

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

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

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

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

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

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

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

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

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

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

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

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

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

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

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

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

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

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

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

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

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

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

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

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

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

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

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

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

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

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

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

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

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

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

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

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

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

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

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

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

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

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

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

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

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

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

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

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

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

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

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

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

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

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

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

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

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

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

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

胆大包天的盛宣怀

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

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

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

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

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

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

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

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

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

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

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

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

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

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

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

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

慈禧的算盘落空了。

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

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

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

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

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

这个李二真不“二”

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

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

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

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

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

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

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

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

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

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

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

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

……

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国殇

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

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

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

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

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

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

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

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

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

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

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

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

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

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

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

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

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

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

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

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

逃亡之路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

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

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

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

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

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

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

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

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

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

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

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

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

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

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

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

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

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

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

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

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

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

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

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

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

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

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

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

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

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

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

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

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

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

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

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

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

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

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

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

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

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答还是第一次。

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

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

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

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

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

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

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

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

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

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

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

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

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

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

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

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

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

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

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

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

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

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

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

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

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

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

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

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

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

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

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

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

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

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

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

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

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

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

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

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

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

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

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

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

……

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

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

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

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

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

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

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

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

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

可敬！可惜！可悲！

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

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

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

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

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

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

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

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

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

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

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

“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

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

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

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

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

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

第十一章　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

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

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

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

《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

慈禧也搞改革开放

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

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

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

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

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

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

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

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

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

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

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

这个香帅有点神

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

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

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

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

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

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

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

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

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

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

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

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

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

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

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

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

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

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

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

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

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

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

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

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

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

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

天后级火车代言人

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

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

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

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

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

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

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

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

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

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

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

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

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

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

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

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用马车还是火车？

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

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

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

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

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

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

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

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

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

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

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

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

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

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

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

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

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

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

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

“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

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

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

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

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

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

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

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

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

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

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

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

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

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

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

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

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

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

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

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

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

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

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

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

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

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

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

北洋六镇

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

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

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

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

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

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

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

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

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

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

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

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

好了，就这样吧。

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

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

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

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

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

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

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

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

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

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

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

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

第十二章　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

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

《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

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

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

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

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

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

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

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

一年多后，仗打完了。

简单汇报一下战况。

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

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

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

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

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

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

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

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

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

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

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

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

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

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

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

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

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

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

立宪！立宪！

立宪派

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

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

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

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

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

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

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

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

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

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

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

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

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

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

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

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

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

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

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

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

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

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

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

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

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

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

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

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

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

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

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

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

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

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

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

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

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

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

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

吴樾暗杀案

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

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

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

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

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

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

……

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

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

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

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

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

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

“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

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

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

“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

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意见。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

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

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

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

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

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

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

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

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

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

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

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

别了，科举制

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

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

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

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

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

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

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

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

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

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

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

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

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

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

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

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

第十三章　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

时间回到十年前……

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

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

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

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

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

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

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

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

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

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

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

黑道风云200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

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

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

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

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

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

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

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

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

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

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

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

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

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

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

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

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

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

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

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

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

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

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

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

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

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

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

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

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

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

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

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

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

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

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

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

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

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

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

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

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

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

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

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

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

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

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

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

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

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

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

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

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

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

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

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

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

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

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

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

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

孙中山的动作如下：

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

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

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

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

双雄

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

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

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

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

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

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

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

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

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

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

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

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

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

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

“同盟会”宝刀屠龙

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

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

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

《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

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

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

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

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

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

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

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

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

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

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

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

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

第十四章　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

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

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

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

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

梁士诒，广东人，进士。

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

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

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

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

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

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

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

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

“谋王”杨士琦

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

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

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

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

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

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

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

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

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

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

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

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

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

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

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

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

预备立宪

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

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

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

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

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

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

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

……

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

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

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

预备立宪正式开始。

锐意改革袁世凯

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

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

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

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

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

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

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

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

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

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

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

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

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

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

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

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

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

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

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

但他不怕。

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

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

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

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

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

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

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

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

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

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

出乎意料的对手

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

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

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

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

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

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

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

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

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

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

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

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

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

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

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

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

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

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

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

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

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

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

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

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

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

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

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

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

舆论压力太大了！

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

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

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

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

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

再胜

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

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

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

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

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

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盟。

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

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

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

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

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

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

高潮

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

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

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

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

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

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

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

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

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

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

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

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

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

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

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

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

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

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

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

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

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

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

很快，机会就来了。

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

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

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

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

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

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

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

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

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

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

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

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

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

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

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

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

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

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

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

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

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

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

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

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

第十五章　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

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

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

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

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

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

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

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

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

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

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

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

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

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

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

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

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

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

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

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

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

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

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

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

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

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

死不瞑目的光绪

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

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

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

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

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

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

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

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

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

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

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

光绪实在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

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

再见了，老佛爷

光绪带着遗憾离开。

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

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

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

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

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

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

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

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

……

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

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

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

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

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

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

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

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

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

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

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

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

第二，为朝廷考虑。

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

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

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

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

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

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

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

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

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

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

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

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

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

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

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

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

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

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

袁世凯被有病

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

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

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

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

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

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

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

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

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

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

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

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别了，北京！

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

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

……

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

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

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

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

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

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

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

第十六章　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

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

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

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

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

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

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

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

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

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

暗杀时代

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

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

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

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

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

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

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

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

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

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

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

纯情陈璧君

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

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

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

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

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

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

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

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

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

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

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

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

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

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

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

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

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

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

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

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

同志们，你们太嫩了！

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

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

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

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

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

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

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

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

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

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

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

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

神雕侠侣传奇

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

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

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

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

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

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

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

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

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

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

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

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

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

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

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

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

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

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

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

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

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

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

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

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

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

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

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

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

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

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第十七章　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

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

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第一只手，抓军权。

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

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

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

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

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

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

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

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

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

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

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

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

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

第二只手，抓政权。

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

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

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

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

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

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

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

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

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

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

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

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

送葬人盛宣怀

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

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

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

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

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

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

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

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

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

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

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

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

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

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

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

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

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

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

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

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

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

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

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

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

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

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

四川“保路运动”

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

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

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

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

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

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

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

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

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

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

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

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

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

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

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

（待续）

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江城　著

华文出版社

目录

走向共和

第一章　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第二章　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第三章　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第四章　最大公约数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

第六章　欢呼吧，为了民国

第七章　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第八章　最美丽的时光

第九章　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第十章　民国第一疑案

第十一章　“二次革命”那点事

第十二章　将独裁进行到底

第十三章　“诈尸”前的宁静

第十四章　必须做皇帝

北洋称雄

第一章　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第二章　武林大会

第三章　皖系当国

第四章　大家一起来护法

第五章　五四狂飙

第六章　直皖大战烽烟起

第七章　广东风云

第八章　乱战中国

第九章　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第十章　黄埔！黄埔

第十一章　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第十二章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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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

第一章　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

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

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

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

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

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

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

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

“共进会”和“文学社”

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

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

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

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

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

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

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

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

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

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

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

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

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

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

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

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

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

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

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

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

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

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

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

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

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

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

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

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

两个草包

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

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

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

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

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

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

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

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

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

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

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

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

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

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

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

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

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

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

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

第一个意外

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

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

“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

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

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

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

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

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

又一个意外

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

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

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

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

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

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

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

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

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

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

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

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

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

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

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

还是意外

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

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

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

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

起义计划居然流产！

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

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

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

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

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

一切都是意外

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

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

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

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

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

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

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

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

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

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

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

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

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

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

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

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

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

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

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

“带头大哥”

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

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

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

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

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

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

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

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

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

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

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

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

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

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

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

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

第二章　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

可真相是这样的吗？

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

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

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

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

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

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

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

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

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

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

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

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

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

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

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识时务的黎元洪

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

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

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

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

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

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

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

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

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

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

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

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

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

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

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

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

湖北军政府

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

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

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

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

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

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

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

“黎都督”正式“被上任”。

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

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

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

安民免税。

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

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

第三章　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

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

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

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

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

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

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

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

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

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

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

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

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

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

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

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

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

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

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

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

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

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

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

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

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

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

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

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

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

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

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

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

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

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

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

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

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

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

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

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

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

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

绝命的反戈

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

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

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

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

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

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

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

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

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

乱战，四方云动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

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

10月29日，山西独立。

10月30日，云南独立。

10月31日，江西独立。

11月3日，上海独立。

11月4日，贵州独立。

11月5日，浙江独立。

11月7日，广西独立。

11月8日，安徽独立。

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

11月22日，重庆独立。

11月27日，四川独立

……

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

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

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

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

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

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

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

眼见目前这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

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

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

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

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

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

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

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

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

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

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

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

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

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

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

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

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

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

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

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

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

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

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

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

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

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

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

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

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

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

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

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

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

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

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

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

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

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

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

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

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

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

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

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

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

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

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

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

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

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

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

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

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第四章　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

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

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

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

载沣进退两难。

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

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

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

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

那说什么？

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

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载沣让袁世凯的老部下阮忠枢给其带去一封诏书：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

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

……

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

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

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

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

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

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

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

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

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

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

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

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

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条件

武昌起义没几天，阮忠枢乘坐火车来到安阳，给老领导袁世凯捎来了老对头载沣的诏书以及老战友奕劻的亲笔信：勿介意于旧事，迅速出山拯救和平。

面对经久未见的老部下阮忠枢，袁世凯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他淡然地告诉对方：“现在还不是出山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随后，袁世凯让阮忠枢尽快回京，办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代表他向长期以来积极关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老同志奕劻表达衷心的感谢，并告诉对方不是自己不想出山，而是实力不足——军权不大，钱粮不够，没法镇压乱党，让对方帮忙想想办法。

第二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代表他答复朝廷：感谢朝廷信任，但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我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接下来，袁世凯和幕僚团队以及重要顾问徐世昌、杨度等人就当前的局势和朝廷的态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沟通，并迅速在出山条件上达成一致意见。

通过随后几天之中袁世凯发给朝廷的奏折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认为袁世凯开出了如下出山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

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

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

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

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

袁世凯和他的团队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

出山

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

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

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

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

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

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

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

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

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

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

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

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

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

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

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

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

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

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

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

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

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

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

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

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

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

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

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

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

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

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

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

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

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

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

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

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

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

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

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

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

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

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

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

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

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

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

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

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

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

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

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

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

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

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

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

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

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

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

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

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

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

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

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

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

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

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

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

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

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

效果立竿见影。

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

南北谈判

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

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

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

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

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

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

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

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

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

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

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

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

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

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

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

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

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

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

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

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

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

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

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第六章　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

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

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

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

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

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

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

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

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

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

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

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

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

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

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

袁世凯的反击

正等着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

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

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

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

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

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

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

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

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

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

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

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

南京政府穷疯了

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

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

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

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

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

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

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

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

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

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

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

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

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

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

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

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

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没有钱，行路难！

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

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

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

民国第一美男出狱

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

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

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

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

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

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请他一叙。

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

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

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

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

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

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

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

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

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

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

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

说客汪精卫

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

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

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

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

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

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

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

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

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

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

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

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

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

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

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

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

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

转变

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

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

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

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

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

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

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

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

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

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

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

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

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

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

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

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

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

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

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

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

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

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

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

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

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

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

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

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

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

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

“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

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

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

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

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

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

再见了，清朝

清朝大势已去。

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

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7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

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

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

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

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

这两件事顺利做完。

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

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

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

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

如此欺负孤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

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

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

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

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

辫子已随前清去，

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返，

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

第七章　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

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

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

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

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

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

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

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

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

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

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

《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

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

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定都于南京。

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

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

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

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

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

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凯哥的第一招

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

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

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

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

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

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

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

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

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

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

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

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

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

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

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

凯哥的第二招

连续两天相安无事。

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

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

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

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

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

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

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

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

高手过招，高下立现。

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

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

1912年3月10日，北京。

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

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

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

不靠谱的内阁

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

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

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

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

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

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

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

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

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

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

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

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

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

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

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

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

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

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

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

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

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

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

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

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

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

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

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

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

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

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

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

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

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

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

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

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

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

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

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

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

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

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

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

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

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

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

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

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

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

第八章　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

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

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

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

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

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

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

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

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

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

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

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

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

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

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

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

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

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

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

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

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

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

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

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

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

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

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

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

逃不出人情这张网

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

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

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

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

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

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

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

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

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

《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

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

好吧，就这么办。

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

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

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

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

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

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

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

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

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

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

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

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

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

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

袁大总统太热情了。

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

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

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

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

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

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

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

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

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

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

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

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

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

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

话题回到宴会上。

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

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

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

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

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

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

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

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

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

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

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

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

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

第九章　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

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

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

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

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

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

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

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

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

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

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

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

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

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

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

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

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

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

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

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

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

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

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

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

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

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

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

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

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

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

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

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

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

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

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

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

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

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

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

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

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

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

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

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

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

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

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

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

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

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

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

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

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

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

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

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

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

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

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

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

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

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

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

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

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

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

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

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

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

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

第十章　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

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

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

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

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

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

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

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

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

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

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

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

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

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

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

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

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

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

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

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

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

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

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

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

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

话题回到破案上。

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

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

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

“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

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

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

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

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

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

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

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

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

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

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

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

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

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

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

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

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

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

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

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

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

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

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

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

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

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

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

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

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

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

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

行凶的路人——武士英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

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

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

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

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

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

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

洪述祖，字荫之。

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

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

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

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

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

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

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

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

洪述祖失业了。

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

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

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

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仇恨的种子

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

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这还要从会党说起。

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

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

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

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

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

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

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

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

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

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

罪恶之交

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

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

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

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

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

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

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

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

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

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

阴谋渐起

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

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

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

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

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

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

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

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

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

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

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

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

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

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

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

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

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

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

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

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

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

应兄弟：

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

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

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

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

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

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公债。

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

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

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

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

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

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

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

“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

又一封杀人的信

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

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

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

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

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

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

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

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

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

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

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

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

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

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

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

高潮

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

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

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

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

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

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

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

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

……

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

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

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

难以成立的罪证

“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

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

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

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

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

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

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

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

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

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

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

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

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

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

不靠谱的口供

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

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

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

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

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

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

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

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

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

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

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

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

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

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

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

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

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

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

动机

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

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

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

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

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

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

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

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

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

疑案之最后悬疑

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

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

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

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

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

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

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然后灭口？

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

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

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

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

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

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

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

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

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

不作死就不会死。

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

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

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

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

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

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

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

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

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

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

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

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

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

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

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

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

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

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

渔翁陈其美

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

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

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

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

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

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

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

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

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

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

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

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

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

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

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

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

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

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

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

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

二人因此结下梁子。

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

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

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

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

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

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

疑案之最后结语

故事终于结束了。

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

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

第十一章　“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

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

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

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

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

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

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

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

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

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

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

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

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

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

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

决裂

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

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

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

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

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

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

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

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

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

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

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

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

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

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

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

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

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

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

大势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

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

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

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

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

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

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

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

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

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

一、没钱。

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

二、不得民心。

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

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

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

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

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

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

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

失败

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

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

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

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

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

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

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

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

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

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

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

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

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

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

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

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

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

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

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

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

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

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

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

意外的结局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

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

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

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

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

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

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

《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

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

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

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

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

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

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

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

第十二章　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

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

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

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

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

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

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

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

软禁黎元洪

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

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

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

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

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

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

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

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

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

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

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

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

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

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

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

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

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

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

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

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

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

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

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

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

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

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

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

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

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

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

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

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

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

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

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

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

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

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

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

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

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

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

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

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

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

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

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

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

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

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

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

取消国会

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

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

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

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

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

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

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

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

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

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

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

“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

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

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

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

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

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

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

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

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帅在何处呢？

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

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

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

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

削兵权

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

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

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

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

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

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

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

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

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

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

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

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

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

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

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

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

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

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

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

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

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

军民分治

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

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

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

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

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

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

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

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

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

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

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

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

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

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

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

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

第十三章　“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

袁大总统也很幸福。

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

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

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

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

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

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

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

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

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

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

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

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

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

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

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

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

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

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

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

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

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

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

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

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

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

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

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

必输结局

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

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

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

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

但是，谈判桌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

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

拖的办法有两个。

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

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

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

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

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

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

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

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

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

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

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

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

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

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

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

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

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

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

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

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

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

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

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

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

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

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

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

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

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

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

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

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

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

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

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

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

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

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

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

第十四章　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

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

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

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

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

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

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

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

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

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

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

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

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

袁大头终于昏了头

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

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

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

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

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

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

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

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

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

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

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

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

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

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

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

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

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

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

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

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

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

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

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

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

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

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

好大的两个反贼

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

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

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至关重要。

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

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

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

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

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

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

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

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

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

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

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

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

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

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

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

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

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

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

人生就是一出戏

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

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

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

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

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

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

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

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

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

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

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

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

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

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

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

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

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

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大的机会。

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

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

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

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

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

“护国战争”

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

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

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

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

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

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

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

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

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

“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

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

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

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

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

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

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

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

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

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

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

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

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

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

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

云南局势危殆！

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

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

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

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

战斗很快爆发。

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

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

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

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

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

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

再见，结束

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

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

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

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

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

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

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

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

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

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

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

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

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

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

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

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

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

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

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

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

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

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

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

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

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

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

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

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

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

新的开始

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

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

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继续共和。

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

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

北洋称雄

第一章　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

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

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

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

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

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

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

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

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

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

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

没弄错！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

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

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

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

陈其美死

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

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

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

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

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

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

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

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

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

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

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短暂的富三代生活

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

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

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

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

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

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

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

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

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

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

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

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

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

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

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

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

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

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

7岁那年，祖父病逝。

第二年，父亲逝世。

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

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

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

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

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

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

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

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

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

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

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

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

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

上路

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

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

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

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

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

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

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

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

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

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

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

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

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

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他们陈家几十载。

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

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

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

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

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

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

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

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

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

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

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

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

选对老板，跟对人

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

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

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

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

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

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

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

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

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

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

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

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

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

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

短命的中华革命党

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

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

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

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

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

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

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

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

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

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

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

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

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

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世纪之恋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

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

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

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

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

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

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

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

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

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

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

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

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

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

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

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

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

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

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

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

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

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

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

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

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

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

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

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

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

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

第二章　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

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

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

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

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

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

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

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

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

门派划分

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

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

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

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

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

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

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

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

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

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1912—1916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

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

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

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

有请他们正式出场。

一、皖系

掌门：段祺瑞

掌门特别爱好：围棋

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

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

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

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

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

背后黑恶势力：日本

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

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

二、直系

掌门：冯国璋

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日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

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

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

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

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

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

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

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

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

三、奉系

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

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

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

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

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

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

背后黑恶势力：日本

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

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

四大独行剑客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

一、滇系

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

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

门派全称：滇系军阀

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

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

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

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

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

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

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

战斗力：相当凑合

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

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

二、桂系

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

门派全称：桂系军阀

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

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

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

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

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

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

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

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

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

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

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

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

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

三、阎家班

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

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

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

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

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

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

地位：勉强自保

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

战斗力：中等

势力大致分布：山西

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

四、冯家班

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

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

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

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

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

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

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

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

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

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

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

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

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

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

第三章　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

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

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

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

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

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

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

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

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

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

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

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

……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

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

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

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

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

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

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

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

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

府院之争

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

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

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

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

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

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

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

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

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

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

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

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

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

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

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

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

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

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

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

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

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

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

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

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

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

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

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

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

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

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

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

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

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

老骗子张勋

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

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

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

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

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

于是，把戏开始上演。

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

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

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

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

皇帝又诈尸了

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

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

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

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

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

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

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

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

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完成。

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

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

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

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

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

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

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

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

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

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

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

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

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

人心向背，千古功罪！

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

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

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

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

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

“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

西原借款

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

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

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

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

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

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

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

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

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

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

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

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

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

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

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

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的。

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

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

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

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

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

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

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

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

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

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

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

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

第四章　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

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

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

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

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

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

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

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

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

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

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

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

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

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

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

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

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

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

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

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

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

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

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

手下无兵难办事

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

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

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

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

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

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

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

“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

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

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

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

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

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

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

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

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

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

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

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

北伐

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

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

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

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

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

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

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

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

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

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

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

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

一、军力

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

二、出击路线

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

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

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

三、战略目标

会师武汉，进军北京。

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

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

湖南之战

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

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

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

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

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

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

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

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

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

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

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

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

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

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

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

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

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

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

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

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

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

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

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

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

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

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

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

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

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

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

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

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段祺瑞PK冯国璋

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

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

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

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

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

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

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

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

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

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

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

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

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

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

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

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

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

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

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

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

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

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

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

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

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

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

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

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

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

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

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

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

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

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

南军大败

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

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

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

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

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

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

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

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

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

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

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

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

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

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

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

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

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

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

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

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

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

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

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

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

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

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

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

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

南北停战

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

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

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

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

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

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

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

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

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

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

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

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孙元帅被驱逐

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

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

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

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

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

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

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

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

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

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

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

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

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

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

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

“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粤军

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

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

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

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

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

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

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

粤军出发了。

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

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

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

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

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

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

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

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

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

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

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

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

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

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

第五章　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

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

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

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

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

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

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

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

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

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

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

万事俱备，只欠选票。

“安福俱乐部”

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

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

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

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

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

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

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

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

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

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

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

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

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

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

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

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

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

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

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

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总统梦碎

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

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

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

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

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

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

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

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

周围一片反对之声。

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

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

徐世昌粉墨登场

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

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

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

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

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

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

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

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

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

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

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

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

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

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

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

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

那好吧，就这么办。

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

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

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

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

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

南北议和失败

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

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

奥匈帝国瓦解。

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

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

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

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

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

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

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

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

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

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

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

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

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

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

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

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

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

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

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

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

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

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

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

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

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

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

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

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

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

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

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

开端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

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

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

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

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

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

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

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

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

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

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

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

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

一边揍，一边骂。

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

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

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

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

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

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

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

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

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

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

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

高潮

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

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

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

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

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

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

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

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

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

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

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

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

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

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

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躁动的1919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

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

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

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

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

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

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

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

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

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

……

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

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

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

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

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

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

第六章　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

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

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

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

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

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

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

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

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

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

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

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

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

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

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

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

“民国吕不韦”

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

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

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

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

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

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

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

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

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

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

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

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

孙中山的突破

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

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

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

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

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

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

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

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

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

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

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

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

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

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

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

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

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

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

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

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

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

内斗

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

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

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

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

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

很快，时机就到了！

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

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

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

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

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

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

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

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

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

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

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

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

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

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

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

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

反皖联盟

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

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

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

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

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

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

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

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

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

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

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

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

短命的直皖之战

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

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

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

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

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

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

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

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

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

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

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

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

战争在7月1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

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

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

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

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

败因，倒台

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

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

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

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

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

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

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

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

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

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

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

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

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

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

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

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

第七章　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

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

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

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

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

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

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

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

机会

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

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

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

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

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

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

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

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

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

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

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

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

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

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

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

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

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

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

粤桂第一战

广东局势一片混乱。

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

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

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

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

粤桂战争就此爆发！

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

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

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

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

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

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

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

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

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

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

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

奇人陈炯明

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

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

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

“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

“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

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

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

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

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

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

矛盾

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

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

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

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

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

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

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

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

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

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

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

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

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

“非常大总统”

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

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

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

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

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

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

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

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

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

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

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

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

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

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

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

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

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

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

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

第二次粤桂之战

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

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

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

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

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

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

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

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

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

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

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

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

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

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第八章　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

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

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

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

建党大业从此开始。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

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

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

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

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

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

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

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

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

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

“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

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

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

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三角联盟

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

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

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

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

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

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

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

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

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

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

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

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

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

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

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半途而废的北伐

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

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

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

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

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

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

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

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

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

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

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

一、参加北伐。

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

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

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

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

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

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

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

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

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

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

第一次直奉之战

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

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

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

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

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

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

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

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

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

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

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

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

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

五天后，战争结束。

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

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

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

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

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

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

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

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

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

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

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

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

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

徐世昌走，黎元洪来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

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

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

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

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

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

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

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

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

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

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

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

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

广州危机

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

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

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

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

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

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

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

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

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

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

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

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

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

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

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

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

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

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

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

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

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

言归正传。

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

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

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

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

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

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

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

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

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

陈炯明反了

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

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

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

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

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

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

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

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

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

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

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

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

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

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

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

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

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

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

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

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

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

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

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

第九章　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

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

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

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

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

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

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

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

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

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

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

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

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

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

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

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

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

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

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

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

孙中山顿悟了。

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

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

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

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

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

击败陈炯明

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

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

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

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

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

万事俱备。

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

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

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

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

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

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孙中山拜师

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

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

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

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

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

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

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

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

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

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

局面依然很困难。

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

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

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

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

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

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

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

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

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

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

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

“精虫总统”

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

“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

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

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

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

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

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

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

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

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

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

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

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

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

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

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

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

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

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

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

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

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

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

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

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

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

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

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

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

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

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

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

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

第十章　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

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

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

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

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

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

军校总理——孙中山

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

校长——蒋介石

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

党代表——廖仲恺

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

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

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

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

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

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

战术总教官——何应钦

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

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

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

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

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

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

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

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

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

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

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

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

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

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

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

生源

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

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

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

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

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

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

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

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

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

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

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

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

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

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

黄埔一期

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

标准一，政治合格。

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

“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

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

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

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

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

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

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

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

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

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

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

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

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

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

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

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

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

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

几个特别的人

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

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

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

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

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

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

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

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

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

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

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

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

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

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

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

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

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

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

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

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

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

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

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

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

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

党指挥枪

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

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

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

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

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

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

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

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

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

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

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

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

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

“黄埔三杰”

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

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

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

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

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

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

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

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

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

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

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

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

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

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

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

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

“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

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

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

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

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

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

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

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

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

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

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

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

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

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

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

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

蒋校长

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

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

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

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

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

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

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

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

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

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

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

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

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

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

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

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

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

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

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

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

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

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

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

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

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

宣侠父

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

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

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

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

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

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

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

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

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

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

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

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

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

“红埔”

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

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

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

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

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

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

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

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

第十一章　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

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

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

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

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

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

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

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

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

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

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

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

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

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

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

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

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

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

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

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

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

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

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

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

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

导火索

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

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

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

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

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

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

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

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

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

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

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

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

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

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

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

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

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

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

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

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

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

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

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

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

“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

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

至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

吴佩孚点兵

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

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

“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

没有办法，迎战吧！

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

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

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

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

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

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

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

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

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

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

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

直奉世纪大决战

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奉军主攻，直军主防。

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

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

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

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

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

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

……

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

釜底抽薪

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

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

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

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

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

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

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

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

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

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

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

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

北京政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

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

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

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

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

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

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

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

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

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

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

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

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

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

冯玉祥动心了。

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

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

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

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

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

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

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

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

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

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

23日，北京政变发生。

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

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

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

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

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

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

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

段祺瑞再度出山

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

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

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

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

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

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

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

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停战。

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

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

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

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

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

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

第一把火，废督裁兵。

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

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

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

第二把火，“善后会议”。

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

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

第十二章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

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

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

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

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

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

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

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

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

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

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

陈廉伯被“雪中送炭”。

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

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

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

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

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

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

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事态终于缓和下来。

黄埔军初试啼声

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

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

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

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

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

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

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

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

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

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

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

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

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

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

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

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

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

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

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

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

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

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

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

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

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

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

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

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

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

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

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

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

革命者逝

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

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

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

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

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

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

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

“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

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

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

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

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

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

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

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

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

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

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

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

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

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

“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

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

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

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

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

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

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伟哉！孙中山！

（待续）

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江城　著

华文出版社

目录

蒋记王朝

第一章　风起两广

第二章　刺杀廖仲恺

第三章　大势

第四章　神秘的中山舰

第五章　北伐定中原

第六章　国民党分家

第七章　决裂

第八章　逝去的北洋时代

第九章　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第十章　中统

第十一章　“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第十二章　“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第十三章　郁闷之王蒋介石

杀出个黎明

第一章　张学良雪中送炭

第二章　“张无忌”与“杨不悔”

第三章　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第四章　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第五章　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第六章　坚持就会胜利

第七章　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第八章　军统，特高课，76号

第九章　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第十章　我们赢了

第十一章　金陵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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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记王朝

第一章　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

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

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

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

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

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

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

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

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

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

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

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

总司令是蒋介石。

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

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

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

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

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

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

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

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

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

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

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

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

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

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

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

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

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

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

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

军情十分紧急。

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

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

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

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

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

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

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

出发！迎击林虎！

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

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

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

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

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

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

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

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

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

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

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

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

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

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

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

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

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

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

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

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

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

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

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

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

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

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

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

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

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

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

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

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

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

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

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

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

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

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

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

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

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

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

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

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

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

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

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

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

第二章　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

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

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

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

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

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

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

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

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

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

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

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

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

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

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

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

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

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

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

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

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

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

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

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

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

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

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

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

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

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

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

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

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

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

“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

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

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

“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

“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

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

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

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

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

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

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

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

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

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

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

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

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

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

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

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

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

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

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

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

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

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

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

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

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

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

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

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

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

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

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

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

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

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

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

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

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

打不了，只能逃跑。

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

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

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

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

至此，广东一统！

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

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

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

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

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

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

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

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

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

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

第三章　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

“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

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

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

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

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

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

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

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

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

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

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

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

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

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

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

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

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

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

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

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

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

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

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

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

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

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

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

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

“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

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

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

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

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

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

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

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

……

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

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

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

首先来分析美国。

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

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

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

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

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

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

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

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

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

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

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

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

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

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

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

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

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

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

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

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

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

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

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

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

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

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

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

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

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

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

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

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

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

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

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

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

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

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

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

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

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

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

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

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

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

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

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

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

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

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

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

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

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

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

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

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

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

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

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

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

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

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

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

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

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

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

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

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

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

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

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

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

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

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

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

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

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

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

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

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

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

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

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

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

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

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

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

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

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

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

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

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

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

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

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

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

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

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

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

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

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

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

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

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

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

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

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

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

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

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

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

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

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

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

北方一片乱战。

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

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

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

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

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

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

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

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

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

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

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

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

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

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

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

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

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

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

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

第四章　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

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

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

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

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

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

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

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

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

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

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

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

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

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

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

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

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

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

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

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

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

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

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

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

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

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

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

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

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

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

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

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

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

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

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

李局长：

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

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

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

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

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

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

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

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

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

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

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

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

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

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

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

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

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

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

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

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

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

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

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

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

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

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

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

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

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

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

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

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尾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

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

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

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

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

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

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

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

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

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

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

“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

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

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

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

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

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

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

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

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

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

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

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

第五章　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

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

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

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

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

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

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

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

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

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经济挂帅，全面布局。

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

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

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

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

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

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

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

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

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

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

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

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

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

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

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

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

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

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

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

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

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

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

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

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

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

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

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

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

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

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

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

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

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

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

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

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

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

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

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

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

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

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

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

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

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

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

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

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

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

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

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

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

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

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

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

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

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

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

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

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

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

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

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

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

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

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

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

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

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

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

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

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

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

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

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

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

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

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

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

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

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

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

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

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

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

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

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

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

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

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

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

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

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

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

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

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

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

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

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

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

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

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

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

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

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

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

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

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

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

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

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

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

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

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

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

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

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

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

第六章　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

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

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

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

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

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

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

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

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

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

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

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

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

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

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

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

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

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

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

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

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

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

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

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

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

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

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

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

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

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

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

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

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

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

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

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

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

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

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

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

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

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

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

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

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

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

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

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

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

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

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

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

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

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

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

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

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

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

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

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

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

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

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

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

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

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

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

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

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

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

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

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

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

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

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

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

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

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

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

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

“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

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

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

“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

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

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

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

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

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

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

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

第七章　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

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

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

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

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

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

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

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

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

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

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

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

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

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

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

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

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

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

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

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

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

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

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

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

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

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

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

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

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

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

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

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

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

“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

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

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

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

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

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

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

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

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

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

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

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

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

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

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

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

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

“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

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

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

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

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

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

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

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

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

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

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

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

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

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

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

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

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

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

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

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

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

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

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

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

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

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

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

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

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

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

“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

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

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

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

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

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

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

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

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

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

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

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

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

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

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

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

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

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

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

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

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

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

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

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

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

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

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

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

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

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

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

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

第八章　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

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

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

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

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

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

蒋总司令铩羽而归。

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

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

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

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

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

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

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

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

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

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

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

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

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

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

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

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

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

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

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

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

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

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

“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

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

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

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

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

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

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

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

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

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

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

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

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

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

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

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

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

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

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

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

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

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

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

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

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

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

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

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

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

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

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

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

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

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

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

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

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

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

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

准死不准退，进攻！

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

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

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

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

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

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

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

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

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

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

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

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

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

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

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

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

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

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

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

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

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

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

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

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

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

可能有人会说，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

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

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

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

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

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

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

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

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

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

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

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

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

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

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

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

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

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

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

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

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

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

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

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

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

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

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

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

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

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

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

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

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

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

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

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

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

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

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

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

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

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

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

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

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

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

言归正传。

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

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

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

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

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

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

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

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

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

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

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

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

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

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

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

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

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

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

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

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

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

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

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

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

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

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

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

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

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

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

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

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

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

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这就是“东北易帜”。

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

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

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

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

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

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

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

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

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

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

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

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

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

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

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

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

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

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

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

第九章　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

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

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

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

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

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

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

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

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

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

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

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

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

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

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

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

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

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

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

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

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

“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

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

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

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

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

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

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

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

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

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

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

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

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

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

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

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

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

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

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

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

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

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

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

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

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失势的汪精卫响应。

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

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

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

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

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

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

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

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

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

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

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

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

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

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

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

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

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

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

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

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

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

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

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

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

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

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

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

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

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

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

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

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

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

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

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

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

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

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

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

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

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

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

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

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

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

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

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

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

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

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

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

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

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

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

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

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

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

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

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

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

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

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

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

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

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

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

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

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

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

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

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

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

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

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

第十章　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

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

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

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

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

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

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

中央特科有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

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

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

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

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

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

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

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

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

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 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

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

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

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

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

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

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

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

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

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

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

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

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

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

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

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

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

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

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

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

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

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

“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

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

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

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

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

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

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

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

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

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

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

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

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

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

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

可是，百密终有一疏。

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

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

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

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

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

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

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

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

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

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

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

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

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

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

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

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

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

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

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

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

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

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

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

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

第十一章　“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

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

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

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

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

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

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

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

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

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

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

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

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

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

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

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

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

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

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

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

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

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

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

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

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

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

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

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

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

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

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

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

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

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

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

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

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

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

既然你不抵抗，日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

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

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

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

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

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

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

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

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

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

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

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

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

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

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

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

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

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

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

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

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

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

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

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

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

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

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

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

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

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

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

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

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

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

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

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

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

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

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

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

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

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

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

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

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

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

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

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

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

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

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

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

有两个原因。

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

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

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

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

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

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

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

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

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

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

第十二章　“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

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

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

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

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

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

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

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

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

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

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

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

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

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军又打上门来。

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

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

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

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

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

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

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

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

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

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

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

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

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

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

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

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

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

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

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

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

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

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

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

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

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

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

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

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

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

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

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

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

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

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

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

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

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

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

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

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

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

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

《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

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

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

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第十三章　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

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

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

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

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

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

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

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

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

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

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

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

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

《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

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

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

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

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

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

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

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

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

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

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

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

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

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

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

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

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

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

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

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

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

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

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

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

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

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

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

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

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

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

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

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

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

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

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

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

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

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

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

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

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

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

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

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

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

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

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

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

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

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

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

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

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

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

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

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

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

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

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

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

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

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

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

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

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

决战就在湘江！

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

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

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

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

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

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

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

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

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

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

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杀出个黎明

第一章　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

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

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

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

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

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

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

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

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

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

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

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

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

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

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

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

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

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

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

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

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

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

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

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

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

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

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

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

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

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

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

1935年11月底，百丈镇。

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

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

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

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

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

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

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

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

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

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

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

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

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

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

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

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

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

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

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

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

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

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

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

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

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

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

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

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

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

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

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

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

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

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

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

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

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

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

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

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

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

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

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

“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

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

第二章　“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

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

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

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

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

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

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

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

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

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

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

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

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

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

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

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

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

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

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

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

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

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

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

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

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

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

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

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

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

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

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

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

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

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

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

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

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

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

“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

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

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

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

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

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

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

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

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

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

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

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

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

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

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

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

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

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

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

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

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

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

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

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

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

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

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

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

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

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

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

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

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

“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

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

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

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

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

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

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

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

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

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

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

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

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

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

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

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

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

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

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

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

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

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

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

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

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

第三章　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

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

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

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

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

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

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

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

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

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

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

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

“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

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

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

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

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

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

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

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

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

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

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

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

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

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

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

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

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

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

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

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

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

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

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

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

“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

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

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

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

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物资。

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

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

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

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

南苑大血战开始！

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

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

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

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

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

这是血与火的交融！

这是灵与肉的碰撞！

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

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

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

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

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

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

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

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

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

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

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

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

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

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

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

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

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

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

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

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

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

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

第四章　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

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

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

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

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

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

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

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

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

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

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

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

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

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

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

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

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

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

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

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

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

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

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

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

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

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

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

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

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

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

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

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

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

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

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

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

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

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

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

话题回到战场上。

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

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

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

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

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

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

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

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

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

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

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

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

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

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

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

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

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

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

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

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

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

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

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

“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

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

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

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

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

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

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

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

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

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

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

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

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

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

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

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

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

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

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

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

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

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

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

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

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

第五章　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

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

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

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

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

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

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

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

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

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

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

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

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

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

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

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

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

主将跑了，这还得了！

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

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

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

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

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

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

……

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

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

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

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

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

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

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

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

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

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

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

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

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

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

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

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

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

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

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

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

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

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

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

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

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

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

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

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

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

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

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

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

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

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

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

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

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

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

战斗开始了。

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

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

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

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

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

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

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

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

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

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

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

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

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

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

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

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

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

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

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

打法一，巷战。

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

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

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

打法二，夜袭。

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

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

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

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

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

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

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

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

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

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

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

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

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

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

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

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

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

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

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

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

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

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

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

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

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

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

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

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

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

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

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

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

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

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

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

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

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

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

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

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

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

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

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

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

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

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

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

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

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

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

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

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

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

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

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

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

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

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

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

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

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

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

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

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

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

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

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

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第六章　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

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

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

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

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

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

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

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

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

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

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

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

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

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

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

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

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

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

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

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

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

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

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

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

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

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

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

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

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

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

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

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

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

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

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

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

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

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

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

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

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

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

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

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

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

杜聿明率军出征了。

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

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

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

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

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

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

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

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

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

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

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

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

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

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

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

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

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

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

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

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

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

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

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

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

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

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

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

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

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

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

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

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

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

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

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

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

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

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

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

二、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

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

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

第七章　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

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

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

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

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

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

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

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

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

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

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

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

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

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

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

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

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

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

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

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

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

“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

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

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

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

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

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

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

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

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

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

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

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

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

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

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

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

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

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

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

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

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

“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

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

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

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

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

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

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

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

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

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

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

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

中共中央表示同意。

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

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

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

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

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

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

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

……

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

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

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

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第八章　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

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

“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

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

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

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

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

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

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

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

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

“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

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

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

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

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

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

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

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

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

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

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

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

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

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

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

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

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

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

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

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

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

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

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

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

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

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

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

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

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

“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

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

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

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

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

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

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

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

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

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

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

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

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

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

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

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

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

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

76号就这么成立了。

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

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

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

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

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

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

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

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

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

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

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

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

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

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

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

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

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

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

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

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

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

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

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

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

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

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

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

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

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

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

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

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

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

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

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

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

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

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

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

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

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

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

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

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

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

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

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

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

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

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印法币。

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

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

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

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

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

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

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

第九章　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

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

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

“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

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

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

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

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

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

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

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

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

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

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

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

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

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

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

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

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

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

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

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

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

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

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

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

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

原因二，国策。

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

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

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

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

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

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

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

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

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

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

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

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

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

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

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 can I do for you？英国人回复：No, Thanks.

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

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

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

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

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

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

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

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

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

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

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

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

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

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

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

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

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

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

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

这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

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

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

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

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

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

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

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

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

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

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

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

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

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

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

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

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

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

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

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

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

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

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

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

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

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

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

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

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

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

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

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

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

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

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

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

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

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

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

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

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

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

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

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

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

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

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

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

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

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

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

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

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

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

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

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

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

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

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

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

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

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

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

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

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

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

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

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

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

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

腊戌失守。

曼德勒失守。

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

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

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

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

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

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

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

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

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

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

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

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

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

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

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

英国人还是要缴枪。

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

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

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

第六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

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

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

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

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

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

日军设下五道防线。

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

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

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

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

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

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

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

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

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

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

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

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

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

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

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

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

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

部队陷入绝境。

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

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

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

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

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

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

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

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

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

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

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

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

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

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

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

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

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

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

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

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

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

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

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

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

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

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

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

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

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

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

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

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

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

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

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

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

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

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

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

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

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

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

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

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

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

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

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

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

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

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

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

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

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

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

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

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

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

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

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

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

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

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

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

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

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

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

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

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

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

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

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

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

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

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

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

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

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

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

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

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

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

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

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

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

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

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

第十章　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

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

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

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

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

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

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

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

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

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

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

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

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

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

1943年12月1日。

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

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

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

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

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

……

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

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

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

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

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

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

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

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

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

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

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

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

……

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

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

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

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

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

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

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

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

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

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

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

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

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

话题回到战场上。

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

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

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

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

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

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

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

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

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

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

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

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

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

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

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

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

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

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

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

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

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

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

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

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

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

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

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

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

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

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

以上句式重复三遍。

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

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

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

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

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

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

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

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

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

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

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

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

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

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

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

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

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

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

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

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

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

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

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

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

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

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

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

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

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

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

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

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

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

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

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

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

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

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

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

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

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

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

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

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

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

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

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

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

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

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

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

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

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

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

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

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

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

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

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

一是万世骂名。

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

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

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

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

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

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

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

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

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

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

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

没时间了！

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

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

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

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

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

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

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

事不宜迟。

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

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

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

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

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

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

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

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

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

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

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

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

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

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

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

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

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

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

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

第十一章　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

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

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

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

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

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

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

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

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

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

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

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

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

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

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

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

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

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

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

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

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

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

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

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

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

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

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

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

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

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

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

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

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

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

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

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

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

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

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

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

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

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

沦陷区的民心大失！

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

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

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

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

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

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

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

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

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

主要操作办法如下：

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

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

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

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

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

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

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

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

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

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

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

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

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

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

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

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

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

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

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

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

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

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

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

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

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

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

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

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

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

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

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

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

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

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