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1922—2007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与马克·吐温并称。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其代表作《五号屠宰场》《时震》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

冯内古特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1940年考取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主张反战的他志愿参军，远赴欧洲战场。1945年遭德军俘虏，被囚禁在德累斯顿战俘营。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晚年的冯内古特在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的田园里颐养天年。2007年3月在家中楼梯上不慎摔倒，同年4月11日，在曼哈顿逝世。

译者简介

苏伊达

湖南长沙人，青年译者，译著包括《湖底女人》《索尔的游戏》《斯科尔斯自传》《金色眼睛的映像》等。在斑斓的岁月长河扬帆起航，在沧桑的人生原野耕耘希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咒语／（美）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著；苏伊达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HOCUS POCUS

ISBN 978-7-5594-2137-1

Ⅰ．①咒…　Ⅱ．①库…②苏…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665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0-2018-262

HOCUS POCUS by Kurt Vonne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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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　　　名　咒　语

作　　　者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　　　者　苏伊达

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张　颖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37-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语

本书作者没有办法取得规格如一、品质相称的书写纸张。他是在一所馆藏八十余万册书籍却依旧无人问津的图书馆内进行创作的。大多数书籍从来没有人读过，今后或许也不会有人去读，照理来说，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撕下这些书的卷首、卷尾和空白页以充写作之需。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不管原因如何，这本书是他用铅笔在诸如牛皮纸和商业名片背面等一些材料上写就的。读者可以从各章节段落间非常规的隔线知道，哪里是一张纸片的结束，哪里又是另一张的开始。两条线的间隔距离越短，说明所用的纸片也越小。

也许有人会借此推断，这样一个不顾一切地在垃圾废品里头搜罗书写材料的作者，一定是想揽得一个谦卑恭顺或是精神错乱的名声，因为他身负要案，即将受审。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他当初全凭一时冲动而开始创作，并未想到有朝一日有成书的可能，索性随手在一张纸片上不挑不拣地草草起笔。到后来，也许他发觉这样一张纸片接一张纸片地书写感觉还挺不错，仿佛每张纸片就像一个等待灌满的空瓶。每写满一张，不论大小繁简，他都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写下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或那个的一切。所有的纸张他都标注了数字，次序井然，这点毋庸置疑；同样不容置喙的是，他希望未来能有人不要因为这些纸张破败不堪的样子望而却步，而是像对待书本一样阅览品读。事实上，他也零零星星地提到过，当前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在写书，越接近尾声，语气越铿锵自信。

原稿上还有些许墓碑的图案。作者只画了其中一个。其余图案均为首个图案的临摹，或许是将半透明的纸张堆叠在一起，再按到图书馆一块透光玻璃板上批量绘制的。每块墓碑上都写了字，其中一块墓碑上只有一个问号。这些东西在复印的纸张上不太好呈现出来，只好用印刷字体来代替了。

对于一些谨慎的编辑会选择小写字母的地方，作者却选择了大写字母，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与此同理，除了句首单词以外，尤金·德布斯·哈特克选择保留阿拉伯数字，而没有使用英文字母代替：比如用“2”而没有用“two”。他或许是觉得字母会冲淡数字本身所具有的效力。

对于他所有的特别处理，我想起另一位作家曾经告诉过我，在一名伟大编者的词典里，有一个术语被奉为圭臬。经过一番思考过后，我决定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不删”。

K.V.[1]

本作品纯属虚构，以此缅怀纪念：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2]

（1855—1926）

哪里有下层阶级，
哪里就有我；
哪里有犯罪，
我也感同身受；
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
我便不自由。

[1]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姓名的首字母组合。——译者注

[2]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创办者之一，曾以美国社会党人的身份五度竞逐美国总统。——译者注

第一章

我叫尤金·德布斯·哈特克，生于1940年。名字是外祖父本杰明·威尔斯取的。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外祖父曾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马特·巴特勒大学工作，身份不过是一介园丁。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印第安纳州特里霍特市的另一个尤金·德布斯。这个德布斯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多次竞逐美国总统大位，曾一举创造了以第三党派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历史最高得票记录。德布斯死于1926年，离我出生尚有14个年头。

如今已是2001年。

如果一切真如大部分人设想的那样发展下去，那么耶稣基督理应再度降临人间，美国国旗也应当插遍金星或者火星。

岂能尽如人意！

不管怎么说，这世界总有终结，很多人一念至此，都会喜不自胜。世界的确会在某天走上穷途末路，但不会是2001年，因为2001年早已波澜不惊地来到，又风平浪静地远去。由此，我姑且妄下结论——万能的上帝并未沉湎数字命理学。

外祖父本杰明·威尔斯死于1948年，那年我8岁，在行将就木之际，他让我保证，要把德布斯最负盛名的一句名言铭记于心，这句话便是：

“哪里有下层阶级，哪里就有我；哪里有犯罪，我也感同身受；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

不过，我虽和德布斯同名，踏上的却是一条与滥好人截然相反的成长道路。从21岁到35岁，我一直以职业军人的身份自居，而且还是美国陆军的授衔军官。在这14年里，只要上级长官一声令下，我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连不知道该用“他”“她”还是“它”来指代的耶稣基督也包括在内。在越南战争耻辱而又不光彩地戛然结束之际，作为一名陆军中校，千余将士唯我马首是瞻。

在那场一无是处，本质不过是一场军火买卖的战争里，我猜有那么一丝极小的可能性，当初就是我自己呼叫了空中支援，向复活的耶稣基督投下了白磷弹或凝固汽油弹。

本来无心行伍，反倒成了个好兵，前提是当真存在所谓的“好兵”。我要去西点军校的主意就像越战的尾声一样出人意料——当时我正念高三，毕业在即，本来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密歇根大学深造，打算好了去上英语和历史课以及政治科学课，并且计划在学生日报找到一份工作，为以后的记者从业生涯打好基础。

可我的父亲却有另一番打算。我父亲这个人呢，是个化学工程师，致力于研究如何将半衰期为50000年的化学物质应用于塑料制品领域。他大腹便便的样子就像圣诞晚宴里的塞馅火鸡。有天，他毫无征兆地吩咐我去读西点军校——他本人从未涉足军旅。二战期间，父亲作为一介平民，学识渊博，在化工领域卓有建树，因此政府认为他颇具价值，不适合穿上军装，在13周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同时兼备杀人倾向和自杀倾向的冷血莽夫。

我其实已经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了，就在这关头，美国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通知书降临之时，我父亲正值人生低谷，迫切需要某件事情作为谈资向我们头脑简单的邻居夸耀一番。对于父亲和我们的邻居来说，西点军校通知书不啻一份巨大的褒奖，就像在职业棒球球队选秀中一举夺魁。

所以他这么跟我说——后来在越南，面对刚从运兵船或运输机上走下来报到的补充兵源时，我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一次大好机会。”

倘若世事尽遂人意，我更愿意成为一名爵士乐钢琴手。我说的是爵士乐，不是摇滚乐。是美国黑人贡献给这世界的一门即兴音乐，一门永远不会旧调重弹的音乐。我们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兰白人高中组建了一支全白人乐队，我在里面任钢琴手。大家管自己叫“灵魂商人”。

我们有多厉害呢？非得演奏白人的流行音乐不可，不然没人雇我们。不过，我们总能时不时地夹带一些爵士乐进去。

尽管我们心知肚明，旁人似乎并未发现端倪。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神魂颠倒，欣喜若狂。

父亲千不该万不该把我送进西点军校。与此相比，他那个非降解塑料对环境的破坏反倒不值一提了。瞧瞧他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这个彻头彻尾的蠢蛋！而我那个母亲对他所有的决定言听计从，因此她也变成了个满口胡诌的蠢蛋。他们在二十年前的一场意外事故里丢了性命，事故发生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某家礼品店。当时礼品店的屋顶塌了，这座山谷里的印第安人管此类意外事故叫作“飞来横祸”。

除了“该死”和“老天”以外，本书绝不会出现任何粗言秽语，以免有人担心让纯洁的孩子不小心看到。因此，往后提到越战的结束阶段，我使用的表达是：“排泄物撞在了空调上”。

在整个成人生活里，我在威尔斯外祖父身上学到的最受用的一句箴言恐怕当属：亵渎之语和粗言秽语只会让但求耳顺的人对你不闻不问。

在越南，我麾下那些警戒心比较重的士兵总会惊讶地议论纷纷，想不通我竟然连一句亵渎的话都没说过，这和他们所有打过交道的陆军将士都不一样。他们会问是不是因为信教的缘故。

我回答说，这跟信不信教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我是个无神论者，这点和我外祖父相差无几，但我选择对此保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同那些对来世有所希冀的人争论不休呢？

“我不说亵渎的话，”我这么回答，“是因为我怎么说的，你们又是怎么理解的，这关乎你们自己的性命以及你们身边其他人的性命。懂了吗？懂了吗？”

我1975年退了伍，当时排泄物刚刚撞上了空调。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还谈不上失败，因为在归国途中，也就是在菲律宾短暂逗留之际，我播了个男娃的种，只是自己浑然不知。我还以为，孩子的生母——那个年轻的《得梅因纪事报》战地记者，肯定会用连傻瓜都懂的避孕措施。

又错啦！

诡雷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不过话说回来，命运给我设下的最大一颗诡雷当属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帕顿的女人，一个品貌兼优的窈窕淑女。这个女人后来接受了我的追求，我从西点军校毕业以后，与我喜结连理，随后诞下一双孩子，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母亲一方的家族里隐藏着强烈的精神病倾向。她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发了疯，再后来她自己也发了疯。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有了十足的理由怀疑：等他们人到中年，说不准哪一天也会发疯。

我们的儿女现已长大成人，却永远也无法原谅我们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决定。一笔糊涂账。

不过我也意识到，如果在形容自己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妻子时，用“诡雷”这么一个非人性化的词，是要承担莫大风险的，这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冷血残忍、麻木不仁的魔鬼。但实际上，我非常善于用人性的眼光看待除妻子以外的许多其他女人，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被某个女人吸引，进而一往情深起来。无须讳言，与其说我是因为情欲而甘心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倒不如说我被她们的灵魂、心智以及人生经历迷住了心窍。

越战归来后，玛格丽特和她母亲还没有在我、孩子和街坊邻居面前显露精神病苗头以前，这对母女把我看作某种无聊而又不可或缺的家用电器，比如吸尘器。

好事也会出人意料地凭空发生，恐怕这就是所谓的“天赐食粮[1]”，只是还没有到五谷丰登、五福盈门的程度，远非如此。某天，在我卸甲归国不久，正因为无事可做而发愁的时候，碰巧撞见了老长官，他当时已经是纽约州西庇阿市塔金顿学院的校长了。我那会儿也才35岁，妻子尚且神志清醒，岳母也只是略微痴癫。他向我抛出教书育人的橄榄枝，我欣然接受了。

除了西点军校的理学学士学位以外，我没有别的文凭拿得出手，但我完全可以摸着良心说，就这份工作而言，我的确受之无愧。这是因为塔金顿的学生要么学能障碍，要么愚蠢得不可救药，不然就是成天浑浑噩噩或者有别的什么毛病。总之，我的老长官向我保证，不论哪门科目，我必定能够毫不费劲地在这些学生面前始终保持领先。

更何况他要我教的科目还是我在军校的拿手项目——物理。

对我来说，最走运的事，或者说是“天赐食粮”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分，就是塔金顿正要找个人来敲“鲁茨编钟”，这偌大的一整套编钟就安置在学院图书馆的塔楼里，也就是我现在著书写作的地方。

我问老长官，钟是不是用绳子拉的。他回答说以前是，后来做了电气处理，现在都用键盘操控了。

“什么样的键盘？”我问。

“跟钢琴差不多。”他回答。

我从没有演奏过编钟，估计有机会接触它的人本来也没有几个，但我会弹钢琴。于是我说：

“和您的新任编钟琴师握手吧。”

毫无疑问，我人生中最快乐逍遥的时光当属每天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敲钟的日子。

我是25年前来到塔金顿工作的，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这个美丽的山谷里。此处即为家。我曾经在这里当过老师，还曾经在塔金顿学院在1999年六月正式改为塔金顿国立教养院的短暂时光里担任过院长，那是20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我却沦为这里的阶下囚，不过还好，容身之地还算宽敞。我尚未定罪，听候发落，估计要去罗切斯特接受审判。离此地仅一湖之隔的雅典娜，有个纽约州最高戒备级别的成人惩教所，我的罪名是教唆那里的犯人越狱。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又染上了肺结核。在法院的命令下，我那可怜的疯婆娘玛格丽特和她母亲被送进纽约州巴达维亚的一家精神病院，这是我永远也无法鼓起勇气做的事情。如今的我，一无是处，千夫所指，要是与我同名的尤金·德布斯尚在人间，恐怕也不免心生怜悯。

[1]即“吗哪”，《圣经》中的一种天降食物。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译者注

第二章

在更加乐观的世道，人们在进行发明创造的同时，大多还意识不到这些发明的副产品正在将这个星球逼入绝境，新的冰川世纪横竖都已开始。至于载着货品和定居者在大草原上跋涉，最终横越落基山脉，来到太平洋滨海的那种大篷马车，它的俗名其实叫作“康内斯托加”——因为第一辆这种马车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康内斯托加山谷制造的。

除了别的东西以外，这种马车还储备雪茄，供先驱者们吞云吐雾，所以即便到了2001年，偶尔还会听到有人把雪茄称为“斯托茄”，名字取自“康内斯托加”的简称。

细长的手指湖区最西端是该湖区湖水最深、水温最冷的莫西干湖，湖的“小蛮腰”部位是纽约州的西庇阿，这里有个莫西干马车公司，到1830年，“康内斯托加”马车当中最结实耐用而且也最受欢迎的款式，实际上就是由这家公司制造的。如此一来，资深的烟民或许不该管他们手中的“臭气弹”叫“斯托茄”，而应改口叫它“莫西茄”或者“西干茄”了。

莫西干马车公司的创办者名叫亚伦·塔金顿，虽然是个文盲，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发明家和工厂主。不过他现在更多是以阅读障碍症患者的身份而为人熟知，说到底，他的病是遗传的，也怪不得他。他说自己就像查理曼大帝，“日理万机，无暇学习读和写”，不过他还没忙到连嘱咐妻子每天晚上给他读两个小时书的时间都没有的程度。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每星期给厂里的工人训话演讲的时候，谈笑间总是交织点缀着莎翁、荷马以及《圣经》的经典名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他是一儿三女的父亲。孩子们全部能读会写，只是依旧携带着阅读障碍症的基因，这就使得他们的后代远远达不到传统教育院校的入学标准。艾伦有两个孩子根本就看不出丝毫阅读障碍症的影子，事实上，他们两个都写过书，我刚刚还读过，只是恐怕今后再不会有人去读了。艾伦唯一的儿子——伊利亚斯执笔写过一本奥内达加运河的工程纪事，这条运河将莫西干湖的北端与罗切斯特南边不远的伊利运河贯通在了一起。小女儿费利西亚则创作了一本叫《卡帕西亚》的小说，故事说的是莫西干山谷一个任性顽固的千金小姐爱上了半印第安血统的水闸看守人。那水闸同样位于奥内达加运河之上。

如今，运河已经填平，上头还铺了路，也就是53号公路，路在湖口位置分岔，水闸曾经坐落于此。路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方向延伸穿过一个乡村，接着就到了西庇阿。另一分支则迈向东南，从幽暗深邃的伊洛魁国家森林穿梭而过，抵达与西庇阿一湖之隔的雅典娜，在雅典娜有个光秃秃的小山顶，让高墙给围得严严实实，似皇冠加冕。这便是纽约州戒备级别最高的成人惩教所了。

还请包涵我的冗笔赘述。这些都是历史。我不过想试着说明，这片山谷，这处郁郁葱葱的道路尽头，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番模样的。

艾伦·塔金顿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克利夫兰市、纽约市和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的名门望族——于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她们也在未来银行家和实业家的新兴统治阶级里埋下了大规模爆发阅读障碍症的隐患。所以到了我这个时代，上述的统治阶级已经让德国人、韩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当然还有日本人取代了。

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斯留在了西庇阿，子承父业，还添办了一家酿酒厂和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地毯工厂，后者在州里还是首创。西庇阿没有水力，引入蒸汽技术以前，这儿之所以工业繁荣，依靠的既不是廉价能源，也不是就地取材的原材料，而是匠心独具和工艺精湛。

伊利亚斯·塔金顿终生未娶。54岁的时候，他以平民观察员的身份，在葛底斯堡之战中受了重伤，事发时他戴了顶高礼帽，成了引人注目的目标。他之所以在那儿，是想亲眼见证自己发明的两个产品的首次亮相——移动战地厨房和用于重型火炮的反冲气动装置。顺带一说，这种战地厨房后来经过少许改进，先后被巴拿姆贝理马戏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陆军引入使用。

伊利亚斯·塔金顿瘦高个子，络腮胡子，总是戴着顶大礼帽。在葛底斯堡，子弹虽射穿了他的右胸，却并不足以毙命。

开枪打中他的，是少数几个在皮克特冲锋时抵达联邦军阵线的邦联士兵之一。这个“强尼·雷[1]”在狂喜过后，死于乱军之中，满心以为自己射中了亚伯拉罕·林肯。我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上面记载了据称是这名士兵的遗言：“滚回家去，蓝肚皮[2]们。撒旦老儿死翘翘啦。”

我在越南的三年岁月，听过无数美国步兵的濒死遗言。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幻想过自己付出的“终极牺牲”真的成就了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伟业。

一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在我怀中奄奄一息，对我说：“肮脏的玩笑，肮脏的玩笑。”

[1]“强尼·雷”是南北战争期间对邦联士兵的拟人化称呼，与此相对的是联邦士兵的拟人化称呼“比利·杨基”。——译者注

[2]南北战争期间，北军因身穿深蓝色上装和天蓝色长裤又被称作“蓝肚皮”。——译者注

第三章

伊利亚斯·塔金顿，这个长相酷似亚伯拉罕·林肯又身负重伤的人，搭着一辆家族产业生产的马车，回到了自己在西庇阿可以俯瞰小城和湖泊的家。

他并未受过很好的教育，与其说是名科学家，还不如说是个机修工，因而在人生的最后三年时间里，他一直都在尝试发明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任何一个熟稔牛顿定律的人看来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永动机。他制造了不下27个古怪装置，痴心梦想着只要在开始轻轻一转或者略施魔法，这些玩意儿就能一直运转到最终审判之日。

我在发明家宅邸的阁楼里发现了这其中19个固执而又荒唐的装置，这座宅邸如今成了学院校长的住所，大约是我到塔金顿工作一年后的事情了。我把它们带下楼，领着它们进入20世纪。和学生一道好好清理了它们一番，并且修复了有将近100年历史的老旧零件。无论如何，这些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有调节方向用的石榴石和紫水晶，有用作支撑固定的异域木材，有象牙制成的撞珠，还有银制的陡坡道和平衡物。就像是伊利亚斯在将死之年企图借用这些稀世珍宝的魔力战胜科学。

我和我的学生顶多能让这些玩意儿运转51秒。好一个永动不息！

对我而言（我把道理告诉了我的学生），这些装置不仅展示了在这地球上，如果没有持续的能量输入，任何事物都将转瞬即逝。它们还让我牢记了一点：从前的工艺技术已经在眼皮底下的城镇里不复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小镇里已经没有人能够做出如此精密而又如此美丽的东西了。没错！于是我们带走了大家普遍认为最具吸引力的10台机器，把它们放到了这座图书馆的门厅作永远的展览，下方还附了一个解说语，上面说的话肯定适用于如今这个满目疮痍的星球：

无知造就徒劳浪费。

在阅读旧报纸、旧信件和旧日记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在一开始，当初那些帮助伊利亚斯·塔金顿制造这些玩意儿的人就已经知道它们行不通了，且不谈其中五花八门的原因。可是他们在组成材料上头浪费了多少宝贝啊！这算不算是对高雅艺术“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反面注解？

不过，伊利亚斯在临终遗嘱里预见了另一台永动机，他管它叫“莫西干山谷义务学院”。他撒手人寰以后，属于他的、那俯瞰西庇阿的3000公顷房产便划归了这座新立学院，连带马车公司、地毯公司和啤酒厂的半数股权。另一半股权则已转让到他远方姐妹们的名下了。临终之时，他预测终有一天，西庇阿会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届时其巨额财富会把他创立的这家小学院变成一座足以与哈佛、牛津和海德堡比肩的顶尖大学。

办学宗旨是让所有生活在西庇阿40公里以内的人得到免费的教育，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也不论宗教信仰。住得更远些的人也只要付很小一笔钱。最开始，学院只有一名全职员工——校长。教师都是从西庇阿就地招聘的，这些人每星期抽出几个小时来教书。比方说，马车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就是其中一员。他叫安德雷·鲁茨，土生土长的比利时列日市人，当过那里一个铸钟工人的学徒。他教化学；他的法国老婆教法语和水彩画；啤酒厂的酿酒师赫尔曼·舒茨，莱比锡人，教植物学、德语和长笛；圣公会教派的牧师、哈佛毕业生艾伦·克莱维斯博士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还有《圣经》；伊利亚斯的临终守床医生达尔顿·波尔克教生物学和莎士比亚，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还真奏效了。

1869年，学院招收了第一个班，总计9名学生，全部来自西庇阿。其中4个人的年龄念大学刚刚好。一个是联邦老兵，在夏伊洛丢了条腿；一个以前是黑奴，四十岁的年纪；还有一个82岁的老姑娘。

首任校长年仅26岁，是个从雅典娜来的教员，那儿离西庇阿有两公里的水程。当时雅典娜还没有监狱，只有一个采石场，一个锯木厂，以及稀稀落落的几个自给农场。校长名叫约翰·佩克，塔金顿家族的侄亲。好在支系家族并未受到阅读障碍症的波及。现如今，他的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其中有一个甚至是美国副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

年轻的约翰·佩克和他妻子、2个孩子以及他岳母乘坐划艇抵达西庇阿，佩克和他妻子充当桨手，孩子们坐在船尾，后头还拖着另一条小船，上面是他们的行李和他岳母。

他们住在伊利亚斯·塔金顿宅邸的三楼。宅邸的头两层是教室、图书馆（里头已经有塔金顿家族收藏的280卷图书）、自习室，还有一间餐厅。为了腾出地方，许多从前的贵重物品都被移放到了阁楼，其中就有那些百无一用的永动机。它们就这么一直被搁置着，上头满是灰尘和蛛网，直到1978年我发现它们，并且意识到它们的功用以后，才又将它们带到了楼下。

距离第一堂课开课还有一个星期，那堂课是拉丁文课，由圣公会教会的亚伦·克莱维斯来上。比利时人安德雷·鲁茨抵达学院大厦的时候，后头还跟着三辆马车，每辆马车都负重累累——因为有那32个编钟。这些个编钟是他自己花时间、自掏腰包在马车工厂的熔炉里铸造的。也是在葛底斯堡战斗以后，收集联邦和邦联的废旧枪支、炮弹和刺刀熔铸而成的。它们是西庇阿铸造的第一批编钟，肯定也是最后一批。

在我看来，今后西庇阿永远不会生产任何东西。炉火纯青的工业技艺也绝不会在这里绽放第二春。

即便当时还找不到地方来挂钟，安德雷·鲁茨还是把这些编钟一个不落地送给了新成立的学院。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有朝一日，这所学院一定会成为浩瀚大学之林的翘楚，到那时候一个钟楼什么的，根本就不在话下。因为从十岁开始，他就和熔炉打交道，自然也没少摄入熔融金属的废气，所以后来他得了肺气肿，死了。根本等不及看到自己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的杰作安家落户的一天——钟啊，钟啊，钟啊。

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这些钟光是锻造就花了18个月。受他监管的那些锻造工人和他一样，都怀揣着永垂不朽的梦想，制造那些实用而美丽的东西，和钟啊，钟啊，钟啊一样。因此，除了一口中八音阶的钟以外，其他所有钟都涂上了厚厚的油脂，防止生锈，并被排成4列，贮藏于宅邸200米外的大谷仓里。立刻要投入使用的那口钟挂在了宅邸的圆塔顶上，钟绳一直垂到了一楼。平时敲它当上课信号，倘若事出紧急，还能当火警用。

后来呢，其他的钟雪藏沉寂了30多年，直到1899年，才重见天日，同那口挂在圆屋顶的钟再度聚首，一同被安置到了美轮美奂的图书馆的塔楼之上，图书馆是克利夫兰的莫伦坎普家族捐赠的。

这个莫伦坎普家族实际上也和塔金顿家族沾亲带故，因为该家族的创始人把艾伦·塔金顿的一个大字不识的千金小姐给娶进了门。所以在他们家族里头，目前有11名阅读障碍症患者，这些人都在西庇阿就地念大学，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家愿意接纳他们的高等学府了。

莫伦坎普家族里第一个从这里毕业的人名叫亨利，1875年入学时19岁，学院那时刚刚成立6年。也正是那时候，学院正式更名为塔金顿学院。我找到了当时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变更校名的琐碎记录。与会的6名董事中，有三人迎娶了艾伦·塔金顿家的爱女，其中就有亨利·莫伦坎普的祖父。剩下3名董事分别是西庇阿的市长、一名照顾打理塔金顿的女儿们在山谷中各项产业利益的律师，还有一名地方议员，此人当然是塔金顿姐妹们的忠实伙伴，因为他们在该地众多龙头产业里属于合伙人的角色。

会议记录上写着——就在我一边看的时候，它便已经在我手里散架了——是亨利·莫伦坎普的爷爷提议要变更校名的，他声称“莫西干山谷义务学院”的名字听起来太像一个收容所或者医院了。我猜，要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孙子也沦落到了这所学院里，他或许压根不会在意这名字会不会招徕穷人光顾。

就在同一年，也就是1875年，与西庇阿一湖之隔的雅典娜也开始大兴土木，位置就在那秃秃的山顶之上，过不多久便将成为生活在大城市贫民窟的少年犯们的监狱。人们相信，清新的空气和自然的壮美奇景会让这些人的身心灵魂得到升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要重新做人。

我刚到塔金顿工作时，学生才300来个，这一数字历经50年未曾改变。但是湖对面乡野朴素的囚犯劳动营却变成了一个屹立在裸露山顶之上的冷峻堡垒，钢铁和砖石是它的构造，名字也变成了纽约州驻雅典娜最高戒备级别成人惩教所，里头关押着州内5000名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

两年以前，塔金顿依旧只有300名学生，但是对面监狱的人数，却在荒谬而过度拥挤的条件下激增到了10000人。后来，一个寒冷的冬夜，这里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越狱事件。在那以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雅典娜逃出生天。可突然之间，所有人想走就走，如果乐意的话，还能顺手从监狱的军火库里摸走一件武器。监狱和小学院之间的湖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走在上面就像在大商场前面的停车场一样来去自如。

下面该说些什么呢？

对了，就在安德雷·鲁茨铸的钟终于能像编钟一家子那样齐声歌唱之时，塔金顿学院不仅有了新的图书馆，还有了一个设施奢华的公寓、一座科学楼、一座艺术楼、一个小教堂、一座剧院、一个餐厅、一座行政办公楼、两座全新的教学楼，还有一整套足以令其他院校艳羡的体育设施，塔金顿学院刚刚和这些院校竞技田径、游泳和棒球，这些院校包括霍巴特大学、罗切斯特大学、联合大学、康奈尔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

这些建筑物上头都挂了名门望族的名字，和莫伦坎普家族一样，这些家族对学院能接纳那些在传统大学看来无法施教的自家子弟感恩戴德。其中大多数跟莫伦坎普家族或者任何携带有塔金顿家族标志性阅读障碍症基因的人都没有关系。他们送去塔金顿的孩子也并非都有阅读障碍。他们身上的缺陷五花八门，其中有些人虽然想写下来的话完全合乎情理，但一用钢笔和墨水便不能清晰写字，还有口吃到在班级里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以及俗称“癫痫小发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脑一片空白的人，等等。

莫伦坎普当然是第一个向这所小学院发出挑战，让它为了一个几乎无可救药的青年学子竭尽所能，这个人就是亨利。亨利不仅光荣地从塔金顿毕业。后来他还去了牛津大学，身边带了个男侍读，负责大声给他读书，并且把亨利只能用口语表达的思想抄录下来。在辞藻华丽、犬吠躁动的雄辩之术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候，亨利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当过众议院议员，后来在俄亥俄州参议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6年。

这个亨利·莫伦坎普还是那首世纪之交最脍炙人口的民谣的曲作者：“玛丽，玛丽，卿今何在？”

民谣的曲子是亨利的朋友保罗·德雷瑟编创的，此人是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哥哥。这也是德雷瑟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自己填词，反而征用他山之石的例子。后来亨利把编好曲子的歌曲据为己有，接着写下，或者说是口述了新的歌词，以此留念这一方山谷中感伤而浪漫的学生时光。再后来，“玛丽，玛丽，卿今何在”成为该校校歌，传唱不绝，直到两年之前学院变成监狱以后才画上了休止符。

历史。

接二连三的意外造就了如今的塔金顿。纵然离现在仅仅20年之遥，但谁又有这个胆量来预测2021年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推动宇宙不断前行的两大元素是时间和运气。

我在讲某些荤段子的结尾时，总会加上这句话：“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说不好咱们哪天就沦落到几英里外的湖对面去了。”

如果亨利·莫伦坎普打从娘胎里呱呱坠地以后并未患上阅读障碍症，那塔金顿学院就不会叫这个名字了。莫西干山谷义务学院的名字便会留存至今，可现实情况与此相反，这个名字同马车工厂、地毯工厂以及酿酒厂一道，随着美国东西部大铁路和高速公路打通西庇阿南北以后便销声匿迹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不用在湖面上砌桥，也不用通幽至深邃阴暗的原始森林，也就是现在的伊洛魁国家森林，两个地方分别位于该地东南两边。

如果亨利·莫伦坎普打从娘胎里呱呱坠地以后并未患上阅读障碍症，而且要是他的母亲并非塔金顿家的人，因此对莫西干湖泊上的小学院知之甚少的话，那么这座图书馆根本就不可能建起来，也不会收藏80000多册装帧书卷。我在这里当教授的时候，这里的藏书量居然比斯沃斯莫尔学院还多70000册！在一众小规模院校里，这个图书馆的馆藏量唯独只比一家位于奥柏林的院校少，那座院校的图书馆里竟有1000000册。那么托时间和运气的福，现在我落座的这个图书馆又成什么了呢？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它还是犯罪史上规模最大的监狱图书馆，如假包换！

这儿真是孤独极了。有人吗？有人吗？

可能在这个学院图书馆还只有800000藏书的时候，我就说过同样的一句话：“这儿真是孤独透了。有人吗？有人吗？”

我不久前刚刚拜访过哈佛大学。那儿的藏书如今已经有13000000册了。真是够人读的了！

而且几乎每一本书要么就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要么就是关于统治阶级的。

如果亨利·莫伦坎普打从娘胎里呱呱坠地以后并未患上阅读障碍症，那么也就不会有悬挂鲁茨编钟的高塔。

那些个钟也许永远也不会在山谷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回响。没准免不了重回熔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变回武器的命运。

如果亨利·莫伦坎普打从娘胎里呱呱坠地以后并未患上阅读障碍症，西庇阿的这些个高大建筑也许永远都无从谈起，依旧如同两年前的寒冷冬夜一样漆黑一片，冻得结结实实的莫西干湖好似停车场，雅典娜的10000名囚犯则突然之间重获自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霓虹璀璨，宛若小小星河。

第四章

不管亨利·莫伦坎普从娘胎诞生时有没有遗传阅读障碍症，也无法更改我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出生的事实，当时恰好是这个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18个月。我后来再也没回威明顿。我的出生证明至今还保存在那儿。我是家中独子，母亲是全职主妇，前文说过，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父亲当时受雇于杜邦公司，该公司一直从事诸如烈性炸药一类高精尖物品的研发和生产工作。

2岁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俄亥俄州的米德兰城，那儿有家叫作“机器-魔法”的洗衣机生产公司，刚刚涉足军工产业，开始批量制造B-17轰炸机的投弹装置和机关枪转座。这家塑料制品公司不过半路出家，于是父亲被派去实地考察，看看杜邦公司生产的合成材料之中，有哪些能够运用到武器装备中，以此替代金属，减轻重量。

战事结束，这家公司完全不经营洗衣机业务了，名字也改成了巴里创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武器、飞机、汽车的塑料零件。我父亲曾任该公司的研发部副部长。

大约在我17岁的时候，杜邦收购了巴里创公司，获得了该公司的几项专利。我记得，父亲协助研发过一种塑料制品，能够分散雷达信号，用它包裹的飞机在敌人看来和一群鹅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材料后来又应用到了滑板、防撞头盔、滑雪板以及汽车挡泥板等领域，于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巴里创就在不断提升安全防范级别。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分子盗取特殊材料的制造方法，一堵装有铁丝网的围墙已经不够了。所以外围又建了一堵墙，两堵墙的中间地带还有一众异常严肃、脚蹬长筒靴的武装卫兵牵着精瘦饥饿的杜宾犬来回巡逻。

杜邦收购巴里创，双重围墙高高立起，杜宾犬，我父亲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事发生之时，我正在读高三，已经准备好去密歇根大学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立志要为公众知情权服务。我们那支六人组成的“灵魂商人”乐队也有两名成员（单簧管和低音提琴）要去密歇根。

我们打算到了安阿伯还要继续在一起，一起创作音乐。谁知道呢？可能我们还会一炮走红，去世界巡演、挣大钱，没准到了越战爆发，我们已经成为“爱与和平”集会上的大牌明星了。

西点军校的学员不喜欢创作音乐。在伴舞乐队和行进乐队里演奏音乐的人都是常备陆军的士兵，属于仆人阶级。

他们对长官言听计从，只会照乐谱上的音乐一个接一个音符演奏，从来不会顾及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理，西点军校没有任何学生出版刊物。从来不会考虑学员对任何事物的感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

本来生活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手里。但就在我万事顺意时，父亲却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遇到了麻烦。杜邦公司正在调查他，不过所有巴里创的员工他们都会调查，以便决定是否留用；他和有夫之妇的风流韵事也东窗事发，还让对方丈夫捉奸在床，狠狠揍了一顿。

这在我家里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我自然也没有在父母面前讨论过。但丑闻毕竟闹了个满城风雨，父亲本人的黑眼眶遮也遮不住。他本人又没有体育运动的习惯，只得编造谎言，谎称自己不慎从地下室的楼梯失足跌落。我母亲那会儿有90公斤重，成天为了父亲在两年前抛售了所有的巴里创股票而数落他。要是他再咬咬牙，等杜邦收购尘埃落定，就能坐拥1000000美元。在那个年代，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可不是闹着玩的。倘若真是如此，哪怕我丧失了学习能力，他也能轻而易举地负担把我送进塔金顿的学费。

不过他跟我不一样，为了偷腥，他无所不用其极。我从高中的敌对势力那儿听说，父亲当时就像毛尾巴皮特，裤子还搭在脚踝上，就蹦蹦跳跳地夺窗而逃，一路上又是被狗咬，又是叫晒衣绳绊倒，等等。可能是夸大其辞吧，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本人深受此次三口之家形象危机的困扰。父亲黑了眼眶以后的第二天，母亲的鼻子又给打破了。外面不免流言满天飞，大家都怀疑，这是因为母亲质问父亲眼眶为什么变黑了之后，父亲用拳头做了回答。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打她，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但如果真是他打了她，那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儿——兔子逼急了也咬人。至于事情的真相，永远地成了未解之谜了——因为如前所述，20年前他们在一家位于加拿大一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礼品店遭遇屋顶塌方，双双殒命。据说他们是瞬间毙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砸中了自己，也许算是最人道的死法了。对于越南或者任何一个战场来说，这都是毫无疑问的。我记得曾有个孩子踩到了反步兵地雷上头——那地雷很可能还是我们自己人埋的——基础军事训练时期，他最要好的一个战友问他能为他做些什么的时候，那孩子回答：“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杀了我吧，山姆。”

垂死的孩子是个白人，想要帮助他的另一名孩子是个黑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肤色是浅棕色。可不管让谁去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极了白人。

几年前，和我鱼水之欢的女人问我父母是否健在。我们已经在彼此面前褪下了衣裳，她只是想更了解我。

我告诉她，我父母暴死异国，这是真话。加拿大的确是异国他乡。可是后来，我就忍不住巧舌如簧，编纂故事，说他们在坦噶尼喀进行了一次狩猎旅行，对那个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就这么一本正经地告诉那个女人，而她也相信了我。我和她说，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向导叫几个为了获取象牙而猎杀大象的偷猎者给误杀了，因为他们被误以为是偷猎监管员。我还告诉她，他们的尸体被放在蚁冢上，尸骨很快就被啃噬一空，最后只能依靠牙医记录来辨认。

那时那刻，大费周章、谎话连篇地叙述父母之死格外轻松，甚至让我兴奋不已。现在却一点儿也不这么认为了。而我现在就在纳闷，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不健康的习惯。因为在我眼中，我的父母让我觉得窘迫尴尬不已，尤其是我的母亲，她臃肿肥胖得简直可以去当马戏团的小丑。所以我把父母描述成比实际更加迷人的模样，好使不认识我父母的人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

我在越南的最后一年，时不时要进行公开演说，然后发现我做起某一件事的时候格外得心应手，那就是向媒体和那些刚刚报到的补充兵源宣布，我们显然已经处于胜利的边缘，当伙计们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好事感到无比地荣耀和开心。

我是在高中学会这样撒谎的。

在高中，我还学到了另外一些能够在越南派上用场的东西：酒精和大麻，这两样东西如果用量适中，通常再配上喧闹而又低级的音乐，会让压力和无聊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效果立竿见影。我在摄取精神调节品的时候也能懂得中庸之道，恐怕也算所谓的“天赐食粮”，算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我高中的最后两年，甚至都不觉得父母会怀疑我是个瘾君子。他们只会对音乐抱怨，在我听电台、留声机或是灵魂商人在我家地下室排练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就说那是丛林音乐，吵得不得了。在越南，音乐总是这么吵闹。几乎所有人都是瘾君子，连军中牧师也不例外。在越南的最后几年，有那么几个我不得不向媒体解释的骇人事故，它们发生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因为当事人摄入了太多药品，自己把自己弄得或木讷或癫狂，而这些药品如果使用得当，本是可以救人一命的。我把这些事故归咎为人为失误。媒体表示理解。试问，这世上谁还没犯过一两个错误呢？

奥地利大公遇刺成了“一战”爆发的导火索，余波或许还影响到二战。以此类推，我父亲的黑眼眶让我沦落到了今天这番田地。他那会儿急于在邻里之间挣回面子，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一心想要重新博得巴里创的新主人——杜邦公司的青睐。当然，这个杜邦已经被德国的法本公司收购了，氰化毒气就是由这家公司生产、打包、贴上标签、写下通信地址寄往集中营，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不论老幼妇孺，不知杀死了多少平民，甚至连怀抱里的婴儿也不放过。

这是个怎样的星球。

所以我父亲——他受伤的双眼活像黄紫色的煎蛋卷眯成一条缝——问我有没有机会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收获任何荣誉。他虽然没有明说，却发了疯似的想要找到能够在工作时夸口的素材。他不顾一切，甚至非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对我不参加高中运动会、学生会或者学院资助的课外活动而横加指责。以我的平均成绩，上密歇根大学绰绰有余，学院的光荣榜上也不时出现我的名字，只是还不够格成为全国优秀生协会的一员。真是叫人遗憾！我自己也快发疯了，因为他把一部分家庭形象危机的责任归咎在我的头上，可那彻头彻尾都是他一个人的过错。“我总是后悔没有让你去打橄榄球。”他说得好像一次触地得分能够让一切万事大吉似的。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回答。

“你就白白浪费了这四年时间，除了搞那丛林音乐，竟然一事无成，”他步步紧逼。

过了整整43年，我真恨不得当时能对他说，至少我的性生活管理得比他好。还多亏了丛林音乐，我有一大把机会和女人发生关系，灵魂商人的其他成员也是一样。不光是小姑娘，就连成熟丰腴的女人都认为，在舞台上模仿黑人、抽着大麻、创作音乐时自娱自乐、总是为着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事情而哈哈大笑的我们光彩照人。

我猜我的感情生活算是到头了。即便此生还能活着出狱，我也不想让信得过的女人染上肺结核。不过，也许她怕的是艾滋病，但我传染给她的却是肺结核。这难道不好吗？

所以我以后还是老老实实靠回忆过活吧。为了辅助我的记忆，我已经开始列名册，把所有上演过“全垒打”的女人——这里头不包括我的妻子和妓女——写了上去，“全垒打”是我们高中的流行说法。我发现，要清晰无误地把所有青少年时期征服过的女人记录在案形同登天，根本无法从幻象当中厘清事实。因为我的青少年时期分明就是一场大梦。因此我记下的第一个女人是谢丽·科恩，我是在20岁的时候和她发生关系的。谢丽是我的元数据。这名册上会有多少个名字呢？现在揭晓尚嫌为时过早，可不管最后是多是少，这样一个数字难道不比故作高深的墓志铭要强许多吗？

当然，如果有任何因为我说过爱她们，然后信以为真，从此人生毁尽的女人，我谨在此致以歉意。我只能心存一线希望，期盼谢丽·科恩和其他所有和她一样的女人一切安好。如果能够安慰到那些过得并不好的女人，那我可以告诉她们，我自己的生活就生生让一场科学大赛给毁了。那时候，父亲问我，学院还有没有组织哪怕一项我至少能够碰运气试一试的课外活动。当时距离我毕业仅仅只剩下8个星期了！所以我颇具讽刺意味地回答，最后一次机会也许非县里的科学大赛莫属，毕竟他心里知道，我对待科学的态度没有他那么热衷。不论物理和化学，我都只能打“良”，不过勉强还能靠这两门基础科目撑撑门面。可父亲倏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带着一种病态般的兴奋。“跟我去地下室，”他说，“有很多活儿要做。”

“哪门子的活儿啊？”我问。当时都已经深更半夜了。

他说道：“你去参加科学大赛，而且还要赢着回来！”

后来真叫他一语成谶了，换而言之，我的父亲后来参加了展览，并且一举夺魁。在那次大赛上，我只不过签下了保证书，发誓展品都是我一人独立完成，还有就是记下他教我说的讲解词。大概是关于水晶以及它们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一类的事。

那次比赛他是胜之不武。毕竟，他是个43岁的化学工程师，从业有20年的时间，竞争对手又都只是社区里的青少年，家长之中也没有几个接受过高等教育。那时候，县里的主体经济还是农业，主营玉米、家猪和肉牛。巴里创是唯一一家尖端产业，而且只有像父亲这样的一小撮人才真正了解具体的生产流程和生产设备。大多数工人安分守己，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对各自工作的内在原理毫无兴趣，也不知道他们制造出来的惊人事物在包装齐整、张贴商标、签发配送以后，抵达了哪一处装卸码头。

我现在又想起了死去的美国士兵，他们大多数还是小伙子，也是统统包装齐整，打上标签，签发配送到越南的装卸码头。有多少人知道或者在乎，这些有趣的人为现象其实都是批量制造出来的呢？

少之又少。

父亲和我之所以没有被打上骗子的称号，我的展品之所以没有被扔出科学大赛，还有我之所以身陷囹圄、等待审判，而没有成为韩国老板旗下的《纽约时报》明星记者，都是托了别人同情心的福。我认为，这种感觉在我们社区普遍存在，总是觉得我们一家三口受尽了苦头。反正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乎什么科学。

其他的展品实在愚蠢至极、可怜巴巴，要是真要从这群诚实的家伙里头挑出尖子去参加在克利夫兰组织的州际比赛的话，那肯定要让整个县难堪，愚不可及。而我们的展品看起来又灵光又整洁。在评委考虑究竟要选谁去参加克利夫兰的比赛时，也许还考虑到了另一个加分点：我们的展品对常人而言，要么就是深奥难懂，要么就是毫无吸引力。

多亏了大麻和酒精，在社区正在决定，究竟是斥责我是个大骗子，还是为我加冕天才的皇冠时，我一直保持着哲人般的冷静。父亲也许也有这样飘飘然的感觉。有时候真说不好。我在越南跟过两个将军，他们每天要喝一夸脱的威士忌，旁人却难以觉察，因为他们总是一副严肃认真、正经凝重的样子。

所以，我和父亲一路过关斩将到了克利夫兰。他的兴致可高了。我也知道我们大有碾压各路好手的态势。我想不出任何不让他这么幻想的理由。他唯独给我提过一条建议，就是在我讲解展品的时候，不要耷拉着肩膀，并且不要在评委有可能看到的地方抽烟。他说的是普通的香烟，根本不知道我抽的其实是另一种。

我不会为自己在高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浑浑噩噩的状态而感到愧疚。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温斯顿·丘吉尔每天也用白兰地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用古巴香烟把自己搞得乌烟瘴气。

多亏了德国的先进科技，希特勒是第一个用安非他明[1]把自己的脑子弄成一锅糨糊的人。据说他真的嚼过地毯。美味，美味。

母亲没有跟我和父亲去克利夫兰。她一出门就感到羞耻，毕竟她块头太大又太肥了。所以每天放学去市场购物成了我的必修课。我还承包了大部分家务，因为她连挪动身躯都非常艰难。谙熟家务的我在西点军校里可谓如鱼得水，后来在岳母和妻子发疯以后也派上了用场。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放松，可以亲眼看到自己把某件事情做得无懈可击。在做家务的同时，世间一切纷纷扰扰都与我无关。还记得以前，母亲看到我为她烹饪的食物时，眼睛竟然闪闪发光！

我母亲的故事算是这本书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案例。她后来在60岁的时候加入到减肥者的阵营，我如今也是这个岁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礼品店屋顶塌方的时候，她居然只有52公斤！

图书馆里到处都是所谓的成功书籍，对此我满腹狐疑。我认为让人们阅读这些伟大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因为即使是对于那些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的白人来说，失败才是人生常态。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对失败这个洪水猛兽、喜剧《启斯东警察》[2]里的主角还有其他更可怕、更糟糕的东西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话，那是不公平的。

俄亥俄州科学大赛在克利夫兰美丽的莫伦坎普大剧院举行。剧院的座椅都拆了下来，以桌子代替，方便展示展品。说起来还真巧，这个剧院是莫伦坎普为这个城市捐建的，在遥远的未来，同样是这个以煤炭和船舶业著称的豪门望族，又给塔金顿学院捐建了我现在栖身的这座图书馆。这些个事情远远发生在他们把船舶和矿产一并卖给一家总部位于卢森堡的英国和阿曼联合财团之前。

但是眼下就已经足够糟糕的了。我和父亲才刚刚开始组装展品，其他参赛者就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好像我们成了劳莱和哈代[3]这一对喜剧演员，父亲是肥胖、多管闲事的哈代，而我是愚蠢而皮包骨的劳莱。整个场景是这样的，父亲忙着布置准备，而我则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我当时只想出去找棵树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藏起来抽根烟。我们已经违反了比赛最基本的规则，即所有工作必须从始至终由学生独立完成，严禁父母、老师或者其他人等提供任何帮助。

这感觉就像我报名参加了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肥皂箱车比赛，本来应当坐进自己亲手打造的赛车里头，依靠惯性顺坡而下，可实际上赛车却换成了我老爸的法拉利超跑。

我们根本没有在地下室里制作任何展品。一开始，父亲说要一起到地下室里干活，我们也确实到了地下室里。但我们只待了十分钟，其间父亲思来想去，情绪越来越亢奋。我什么也没说。好吧，说倒是说了一句，“介意我抽根烟吗？”我问。

“请便。”他回答。

这对我来说是个突破。它意味着今后在家，我想抽烟就可以抽烟，他将不再过问。

然后他回到了起居室，在母亲的书桌前坐下，列了一串应该用在展品上的部件。

“你在做什么，爸爸？”我问。

“嘘，”他说，“我忙着呢。别打扰我。”

于是我便没有打扰他，我自己的事情都关心不过来呢。我很确信自己得了淋病——一种尿道感染疾病，这让我很不舒服。但我没去看医生，因为法律规定，医生必须把我的病情上报给卫生署，接着我父母便会得知消息，仿佛还嫌他们的麻烦不够多似的。

不论究竟得了什么感染病，我什么也没做，它倒自愈了。看来并非淋病，不然病魔不会在一点一点吞噬你之前就善罢甘休。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就自己好了？不是在我身体里玩得很开心吗？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了派对？瞧瞧孩子们多么健康，多么高兴。

后来，我毫无疑问地又染上了淋病，一次是在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巴，另一次是在越南的西贡，也就是如今的胡志明市。两次看医生，我都说了自己高中时期的自愈经历。

他们说，也许是酵母在作祟。这么说来，我该开家面包店了。

从此以后，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带了展品的零部件回来，这些东西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在巴里创做好的：基座和展示架，以及解说标识和标签，后者是一家长期与巴里创合作的印刷厂帮忙制作的。至于水晶，则是从匹兹堡一家与巴里创频繁商务往来的化学品供应商店买来的。我记得，其中有一块水晶还是从缅甸千里迢迢运过来的。

这家化学品供应商店肯定费了一番周折，才给我们精挑细选出这么些非同寻常的水晶，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水晶肯定不是从普通的库存里拿来的。为了巴结像巴里创这样的大客户，他们很可能动用了人脉，找到了某个收藏并出售水晶的人，买来了美轮美奂而又稀罕少见的水晶，这些水晶不是化学品而是珍宝。

不管怎么样，在把这些足以进入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水晶铺排在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时，我父亲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名言：“孩子，我们绝不会输。”

巴特利特的《通晓引语》里收录了一句让-保罗·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他人为我父亲做短工，然后有了我43年前在克利夫兰打遍无敌手的参赛作品。

我心里不由得想起小巨角战役的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4]将军、葛底斯堡之战的罗伯特·爱德华·李[5]，还有越南的威廉姆·威斯特摩兰[6]。

我记得，有个人曾经说过，卡斯特将军最著名的遗言是“这群该死的印第安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父亲和我——不是我们精彩绝伦的水晶——才是莫伦坎普大剧院昙花一现的迷人展品。活生生地展示了什么叫作心理异常。其余参赛者和他们的导师纷纷聚拢在我们周围，对我们追问不停。打个比方，他们肯定知道按下某个按钮以后，我们要么脸色大变，要么身躯扭动，要么阴森地咧嘴而笑，等等。

有个参赛者问父亲多大年纪，上的又是什么高中。当时我们真该打包好东西，早早溜之大吉的。评委还没来得及关注到我们这里，记者也是一样；那个写了我的名字和我所代表的学院的讲解标识也没来得及拿出来；我们也没来得及说任何值得记忆在心的话语。

如果我们就此放弃，静悄悄地消失不见，只留下空空如也的桌子，那么在美国科学史中，我们不过留下了一个因为生病或是别的原因而爽约的记录。反正已经有一张桌子空着了，后来也一直空着，距离我们这张桌子仅5米远。父亲和我也早就听说，那桌子会一直空着，以及其中的原因。未能到会的参展人和他的父母都住进了俄亥俄州莱马（不是秘鲁的利马）的医院。那儿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刚刚把车倒出车道，正寻思着要向克利夫兰进发时，一个酒驾的司机就和他们追尾了。本来事故不会有后来一半那么严重，前提是他们的展品里没有那几个装有各式酸性化学物质的瓶子，这些瓶子也没有被撞破，进而接触到汽油。两辆车当即让熊熊烈火吞噬。我想，这个展品是想告诉人们几个重要的道理：大多数人所惧怕或者连想都不愿意去想的化学酸，其实每一天都在人类世界里作威作福。

那些来看我们热闹并且向我们提问的人，对他们的所见所闻非常不满，于是找来了一名评委，他们想要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我们的行径比不诚实还要恶劣！我们简直是滑全天下之大稽！

我犯了恶心。对父亲说道：“爸，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还是走吧，我们做错了。”

可他却说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羞耻的事情，绝不可能就这样夹着尾巴回家。

越南！

因此，那个评委走了过来，轻易就发现我对自己的展品一无所知。随后，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和他达成君子协定。他不想招惹我们县，因为毕竟我在县里是冠军。同样，他也不想让我父亲难堪，所幸把后者当作一个显然没有仔细阅读参赛规则的老实人对待。他不会用取消参赛资格的方式让我们难堪或者让我们留下负面名声，作为交换，父亲也不应当固执地让我的展品名正言顺地与其他人严肃竞争。等时机一到，他和其他评委只会轻描淡写地从我们展品面前路过，一句评语也不会说。我们不可能赢取任何荣誉，这点他们心照不宣。

就这么说定了。

历史。

[1]即苯丙胺，用于发作性睡眠病、麻醉药及其他中枢抑制药中毒、精神抑郁症等。——译者注

[2]《启斯东警察》是1914—1920年初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的默片喜剧，剧中的主角是一名身着特大号制服，驾驶一辆随时会翻的汽车，动不动就参与疯狂追捕的滑稽警察。——译者注

[3]斯坦·劳莱与奥利弗·哈代是世界喜剧电影史上最出名的二人组合，曾从师于喜剧之王卓别林，是好莱坞颇富声望的喜剧演员。他们演出了一系列著名的默片喜剧，其中就包括以两人名字命字的代表作《劳莱与哈代》。——译者注

[4]绰号晨星之子，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生于俄亥俄州。以骁勇闻名。美国内战期间，身经百战，紧追南方联盟军总司令李将军，迫使他投降。1868年统率第七骑兵旅。在堪萨斯、达科他和蒙大拿与苏族印第安人作战。1876年在袭击蒙大拿州小小巨角河附近的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译者注

[5]美国军事家，出生于弗吉尼亚。他在美墨战争中表现卓越，并在1859年镇压了约翰·布朗的武装起义。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他是美国南方联盟的总司令。——译者注

[6]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3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空降兵出身，朝鲜战争时的空降团团长，1960年成为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1964—1968年越南战争前期的美军驻越南总司令，用冷血的屠杀战略来对付游击战。当美国人民得知越南战士的不屈不挠和美国民主的神话在越南变成暴行时，战争意志被摧毁，国内形成强大的反战运动。最终导致美国撤出越南。威斯特摩兰后半生就没有远离过争议的旋涡。他辩驳道：他领导的军队没有打输过任何一场战役，却因为无知的文人官僚使他失去了整个战争的胜利。——译者注

第五章

那年摘得头魁的是个从辛辛那提来的女孩。巧合的是，她的展品也跟水晶有关。只不过她拿来的水晶并不是从离她家方圆100公里以内的河床、山洞或是煤矿里找来的。我想起来了，她的名字叫玛丽·爱丽丝·弗兰彻，她后来还差点儿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全国总决赛上获得冠军。

我听人说，在她启程奔赴总决赛时，辛辛那提人为她感到自豪不已，甚至确信她会胜出，至少会用她的水晶夺得一个非常高的名次，就连市长都宣布成立了“玛丽·爱丽丝·弗兰彻纪念日”。

现在的我时间充裕，总是想起那些个被我伤害过的人，所以我又不由得琢磨起来，到底是不是父亲和我间接促成了玛丽·爱丽丝·弗兰彻在华盛顿的铩羽而归。如今想来，克利夫兰的评委之所以给了她一等奖，很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展品和我们的展品之间折射出来的道德反差。也许在评判的过程当中，科学标准退居次席，正因为我们声名狼藉，恰恰给了她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教给世人一条凌驾于所有科学法则的道理：诚实为上策。

可谁又说得清楚呢？

玛丽·爱丽丝·弗兰彻在华盛顿伤心欲绝的事情过了好多好多年以后，我成了塔金顿的老师，正好有个男学生，来自辛辛那提，也就是玛丽·爱丽丝·弗兰彻的故乡。他的母方家庭刚刚把辛辛那提硕果仅存的日报报社和电视台连同大部分收音机电台和周报报社一起，卖给了文莱的苏丹——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这名学生入学的时候，看起来只有12岁。可实际上已经21岁了，声音却从未有所改变，身高也只有150厘米。产业卖给苏丹以后，坊间有传说他的身价已经达到了30000000美元，但他却是个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胆小鬼。

他能读会写，懂代数，还能解三角形，而且是自学成才。也许他还是学院历史上的最佳棋手。但他不谙社交风度，或许今后也不会有所长进，因为他觉得人生就是心惊胆战。我问他知不知道辛辛那提有个叫作玛丽·爱丽丝·弗兰彻的女人。他回答说：“我谁也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请您别再问我，告诉所有人都别再和我说话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究竟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他结了婚。真是难以置信！

准是有个想发结婚财的人抓住了他的心。

聪明的女孩。准是住在“安乐街[1]”。

还是回到克利夫兰的科学大赛上吧：父亲和评委立下君子协定以后，我从最近的出口走了出去。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需要一个全新的星球，要么就去死。什么都比我现在拥有的好。可出口偏偏让一个穿着惹眼的男人给挡住了。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模样就是未来的我的翻版：正规军中校，胸前挂满了各式勋章。他一身军装，连金色绶带和空降兵肩章上的翅膀和靴子也没落下。我们那时没有打仗，因此看到个穿戴整齐的军人出现在一群平头百姓中间，特别是天还这么早的时候，还挺叫人吃惊的。他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母校——美国西点军事学院招募科学家的苗子。

西点军校创办于独立战争罢战息兵不久，当时的国家军官队伍匮乏，找不出几个能够熟练运用数学和工程学的军官，而这两种技能在当时的“现代战争”中被认为是胜利的关键，因为它们与绘图学和炮兵学息息相关。现如今，随着雷达、火箭、飞机、核武器以及其他种种武器纷纷出现，问题又再度浮现了。

回到克利夫兰那时的我，胸前别着一个像靶子一样的圆形大徽章，上面写着：

参展人。

眼前这个中校，名叫山姆·韦克菲尔德，不仅仅把我带到了西点军校。在越南，他官升准将，因为我作战英勇而亲自为我授了银星勋章。离战争结束还有一年，他便退了伍，接着当上了塔金顿学院的校长，也就是如今的塔金顿监狱。等我自己退伍以后，他又雇我来教物理，并且让我敲钟啊，钟啊，钟啊。以下是山姆·韦克菲尔德对我说过的第一句话，当时我18岁，他36岁：

“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

[1]卓别林主演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名流浪汉在教堂受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的教化，下定决心做一个好人，继而成为一名警察和恶霸斗智斗勇，最后让爱重返安乐街的故事。——译者注

第六章

“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他说道。接着又来了一句，“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和我聊聊。”

于是我停下了脚步，这是我一生当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场馆里本来有其他数不清的出口，我真应该另选其一。在那一刻，其他所有出口都通向密歇根大学、新闻学以及音乐创作，还有一辈子想说什么说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美好人生。其他所有出口，十之八九都会让我娶一个神志正常的女人，还能让我拥有爱我敬我的孩子。

我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出口也可能引向一定量的痛苦，毕竟这就是生活。但我怎么都认为，至少别的出口不会把我引向越南，不会让我后来去塔金顿学院教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再后来被塔金顿炒了鱿鱼，又到湖对面去教监狱里不可救药的亡命徒，直到后来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越狱事件。而我现在恰恰又沦落成了一名囚犯……

但是我偏偏停在了山姆·韦克菲尔德挡住的那一个出口之前。

我们二人的缘分就此开始了。

山姆·韦克菲尔德问我是否考虑过参军入伍的好处。这是一个在二战中负过伤的男人，我自己也很神往能够参加二战，后来他又经历了朝鲜战争。在越战如火如荼之际，他从陆军退伍了，接着当上了塔金顿学院的校长，后来自己把自己的脑袋崩开了花。

我说我已经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了，对当兵没有任何兴趣，他一点儿也不走运。能参加州一级科学大赛的孩子的的确确只想去加州理工学院或者麻省理工大学，再不济也要去一个比西点军校更看重自由思想的地方。但是他依然不依不饶，不惜跑遍全国，招收各地科学大赛上的失意子弟。他没有过问我的展品，连我的成绩也没有问。他只想要我的人，其余一概不论。

接着，父亲为了找我而走了过来。后来我只记得，父亲和山姆·韦克菲尔德一边开怀大笑，一边握手。

那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那么开心。他对我说道：“家乡父老一定会觉得这要比在科学大赛上拿名次还要风光。”

“什么还要风光？”我问。

“你刚刚荣获了美国军事学院的入学资格，”他说，“现在我终于有一个让我骄傲自豪的儿子了。”

十七年以后的1975年，作为陆军中校的我站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指挥直升机把那些吓得不轻的人运送到岸边等待的军舰上，还要防止美国人以外的人趁乱登上直升机。我们输掉了一场战争！

失败者！

在山姆·韦克菲尔德巧言劝说下被召入西点军校的年轻科学家当中，我并非表现最差的一个。我有一个同学，来自怀俄明的一家小高中，他很早就展现了这方面的潜质，制作了一个供老鼠使用的电椅，上头还有小皮带和黑色小头巾，一应俱全。

他叫杰克·巴顿。和那个二战里的著名将军——“血胆老将”巴顿[1]没有丝毫关系。我娶了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她当年是同怀俄明的父老乡亲一起过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然后我就爱上了她。本来真该一起跳支舞的。

杰克·巴顿是在顺化[2]被一名狙击手给打死的。当时他是战地工兵的一员中校。我当时不在现场，不过听人说，他是眉心中弹。真是个神枪手！射中他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赢家。

但是我听说，这个狙击手并没有在胜利的宝座上坐多久，几乎没有人有这个能耐。有人查出了他的底细。我听说他年纪不过15，还是个男孩，都还没成人，但如果他要加入成人的游戏，那就要付出成人的代价。在他们杀了他以后，他们把他小小的睾丸和生殖器割下来塞到了他的嘴里，以此作为一个对任何想成为敌人狙击手的人的恐吓。

法纪严明。天降正义，势如破竹。

让我先吐之为后快，我不会怂恿治下的任何作战单位戮尸，听到类似行为也绝对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领导的连里有一个排完全是出于自发，在敌人尸体上刻下方片A的图案，我猜，大概是用作某种标识。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算戮尸，但我还是严令禁止了。

一个步兵对一具尸体的小打小闹毕竟有限，如果同寻常一场难以避免而又极富例行公事化色彩的空中轰炸和火炮支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有一次，我在柬埔寨看到一个满是苍蝇飞舞的弹坑，那儿有个长须老者的头颅，和一头开膛破肚的水牛的内脏浸泡在一起。投下炸弹、留下弹坑的那架飞机飞行高度特别高，就连它投掷炸弹的时候，地上的人根本连看也看不到。可我要说的是，这炸弹的威力肯定要远远盖过方片A。

我并不认为杰克·巴顿想把杀死自己的人碎尸万段，但谁也说不准。他活着的时候，如果从一个方面来看，其实已经和死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对任何事都看得云淡风轻。

所有的事，我说的是所有的事，在他眼里都是一个笑话，或者他本人就这么说过。他从始至终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是“真是要笑死我了。”如果巴顿中校如今身处天堂（我倒不觉得有多少职业军人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归宿，至少目前不会），没准就在此时此刻，当他讲起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在顺化戛然而止的时候，他甚至会不苟言笑地加上一句：“真是要笑死我了。”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杰克每每说到一些似乎应该很严肃、很高雅或是神圣的事情时，总是说自己要笑死了，可他偏偏又没有笑，过后提及此事也是板着一张脸。我认为，在他的一生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听到过他一直反复在说他要做的事，也就是肆无忌惮地笑个半死。

他曾说，在高中的时候，他因为发明了老鼠电椅而获得了自然科学奖，当时他想笑死，但却没有。人们叫他展示成果，想让他折磨一只被镇静了的老鼠，替它刮刮脸，再绑到电椅上，甚至听杰克说，人们还想盘问这只老鼠，问它有没有最后的遗言，会不会为一生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

对老鼠的处刑后来从未实施。巴顿的学院毕竟良心未泯（显然科学系并没有这个觉悟），所以斥责这种想法对麻醉动物来说是残忍行径。对此，杰克·巴顿又不苟言笑地说道：“真是要笑死我了。”

后来我娶了他妹妹玛格丽特，他也说他快要笑死了，还告诉玛格丽特和我，这么说绝非冒犯。他说任何人结婚他都想要笑死过去。

我十分确信，杰克并不知道在他母亲一方的家谱里，有精神病的遗传病史，而他即将成为我新娘的妹妹肯定也不知情。我和玛格丽特结婚的时候，他们的母亲看起来还一切正常，只是对跳舞有一些痴迷，有时候怪吓人的，但也无伤大雅。跳舞跳到跌倒在地总比要把北越南，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炸回石器时代的豪言壮语强。

我的岳母米尔德里德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秘鲁，但从没听她谈起这个叫作秘鲁的小镇，就连她疯了以后，也只说过科尔·波特[3]——一位超凡绝伦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主要活跃于上世纪头五十年——也是在秘鲁出生的。

我岳母18岁从秘鲁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她一路打工，一路来到了拉勒米市的怀俄明州立大学，我猜她之所以挑了这么个地方，是想尽可能地远离秘鲁，恨不能从整个银河系远走高飞。在怀俄明州里大学，她邂逅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当时兽医学院的一个学生。

越战刚一结束，杰克尸骨已寒，玛格丽特和我这才意识到岳母之所以想和秘鲁撇清关系，是因为那儿很多人都知道，她来自于一个精神病多发的家庭。然后她结了婚，把自己家庭可怕的病史深藏心底，接着怀孕生子。我自己的妻子也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同我结婚生子，丝毫不知晓她已经把莫大的风险遗传给了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亲骨肉在一家住着一个远近闻名的疯子奶奶的家里长大，终于在力所能及的时候逃出了这个山谷，一如他们的奶奶当年逃离秘鲁一样。他们目前并没有生育后代，既然他们知道自己体内随时可能爆炸的致病基因，我怀疑他们永远也不会生儿育女了。

杰克·巴顿从未结婚，他从没说过想要个孩子。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多少知道自己在秘鲁有几个疯子亲戚的线索。但我并不相信。因为他反对所有人类的繁殖，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类“要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样子还要愚蠢和卑鄙1000倍。”

显然，我自己最后接受了他的说法。

我记得在军校的“平民年[4]”里，杰克突然立志要成为一名漫画家，他从前可全然没有过这个想法。心血来潮。我甚至能据此想象，当初他还在怀俄明读高中时，突然决定要造一个老鼠电椅的情形。

他画的第一幅漫画同样也是他画的最后一幅，上面是两头即将成婚的犀牛。教堂的人类牧师正向人群宣布，如果有任何人对两头犀牛以神圣的婚姻的方式相互结合持反对意见，要么现在当即提出来，要么永远保持沉默。

这件事发生在我认识他妹妹玛格丽特的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还是室友，一直当了4年。因此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画作，并且告诉我，他敢打赌这画准能卖给《花花公子》杂志。

我问他这漫画哪里有意思？他肯定不会随便画个什么东西的，何况他还得告诉我新娘和新郎是犀牛。不然我还以为是一对沙发，或者是一对压扁的轿车。要真是那样反倒有意思多了，想想看：两辆压得瘪瘪的轿车居然在互诉婚礼誓言、居然要在一起过日子。

“哪里有意思？”杰克有些不可置信地反问，“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如果还没有人出来阻止这场婚礼，那这两头犀牛就要结婚生小犀牛了。”

“没错啊，”我说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还有什么比一头犀牛更丑陋更愚蠢？有能力繁育后代并不意味着非得繁育后代不可。”

但我说在一头犀牛的眼里，另一头犀牛显然是美丽的。

“重点就在这里，”他说，“任何一种动物都认为自己的种类美丽。因此结婚的人认为他们很美丽，然后能生下美丽的宝宝，但实际上，他们却像犀牛一样丑陋。不是我们认为自己美丽我们就真的美丽。也许我们是极其可怖的动物，只是我们自己永远不会承认，因为那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杰克和我进入西点军校的“奶牛[5]”学年，如果当初我们入读普通大学则是大三学年。我们在四方广场被罚跑3个小时，还要完全按照军队的规矩来，就好像严肃的警卫勤务一样，全副戎装，手里还拿着来福枪。这是对我们在电子工程课的最后一门考试中，没有举报作弊学员的惩罚。荣誉准则规定，我们不仅永远不能说谎或作弊，同时对那些有这些行为的人，我们也必须予以检举。

我们并未亲眼看见那名学员作弊，甚至跟他都不是一个班上的同学。但有天陆军海军联谊过后，我们一起在费城喝了个酩酊大醉，当时还有另外一名学员在场。作弊的学员喝高了，向我们坦白他在去年六月的考试中作了弊。杰克和我让他住嘴，告诉他我们不仅不想听，还要费心思忘记他刚刚说的话，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但是另外那个学员（他后来在越南遭到“蓄意杀伤”）把我们都给告发了。于是校方认为，我们有意包庇，情节与作弊者同等恶劣。“蓄意杀伤”是英语里的一个新词，诞生于越南，起源于某次某名不受欢迎的军官睡觉的时候，有人往他的营房里丢一颗拔了保险的破片手榴弹。也不是我自吹自擂，总之我在越南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想要“蓄意杀伤”我。

作弊者是一名一级生，只有6个月就能顺利毕业，然而还是被赶出了校门。而杰克和我必须在冰冷的雨夜罚跑3个小时。我们不该在罚跑的时候互相讲话，但是我们二人随机定下来的跑步路线偏偏又有一处交会点。于是杰克跑到这处交会点的时候冲我问道：“如果你听说有人在纽约投放了一枚原子弹，你会怎么做？”

距离我们再次相遇还有大约10分钟。

我思考着再明白不过的回答，例如：

我会惊骇失色，我会大哭一场，等等。

但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的答案根本不感兴趣。

他只是想让我听听他的答案。

于是他跑过来告诉我他的答案。只见他两眼盯着我，嘴角一丝笑意也没有：“真是要笑死我了。”

我最后一次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西贡，那次是在酒吧里与他不期而遇。他告诉我他刚刚赢得了一枚银星勋章，于是和我打了个平手，因为之前我也拿了一枚。他的连负责在一条乡村小路上埋设地雷，村庄被怀疑有通敌行为。枪战爆发时，他正率领连里的一个排执行任务。于是他呼叫了空中支援，飞机向村庄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这玩意儿是一种哈佛大学研制的凝胶型汽油弹，村里的越南人，不论男女，不论老少，全死了。在此之后，他被命令清点尸体，还要把这些尸体全部归为敌人，好让清点的数字出现在当天的新闻里。他的银星勋章就是这么得来的。他说，“真是要笑死我了。”但他嘴角分明一星半点的笑容也挤不出来。

如果他看到我在美国驻西贡[6]大使馆屋顶上掏出手枪警戒的样子，一定也想笑个半死。我的银星勋章是我在一条地下通道里找到并亲手杀死了5名敌军士兵后得到的。后来，我站在屋顶上，没有必要躲躲藏藏，统治着脚下的街道，没有任何人敢反抗我。他们全都在下头不敢上来，生怕我又要大开杀戒。“砰！砰！砰！”

我在那里是为了防止越南人登上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只负责把美国人（大多数是大使馆文职雇员和从属人员）运送到岸边的军舰上。如果敌人有这个想法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击落我们的直升机，或者冲过来活捉或者杀掉我们，但他们巴不得早点看到我们卷铺盖回家。不过，在最后一名美国人，也就是我——尤金·德布斯·哈特克中校登上直升机以后，那些被我拦在直升机外的越南人全被敌人俘虏活捉或是就地杀掉了。

那天剩下的时光大致是这样的：

载着最后一个撤离的美国人的直升机离开了越南，加入了盘旋在中国南海上空的一群直升机队伍里，它们从陆地上的栖息地离开直到用尽油料。这件事情在20世纪的自然史中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天空中遍布着人造的翼手龙，它们突然之间无家可归，又不会游泳，即将面临淹死或者饿死的命运。在我们下方，在目之所及的远处，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武装威慑力的无敌舰队，完全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们可以畅享这片梦寐以求的深蓝大海，敌人追不到这里来。欢呼吧！欢呼吧！

无线电吩咐我搭乘的直升机和另外两架直升机一同在一艘扫雷舰上空盘旋，那艘军舰上头有个平台可供1只“翼手龙”降落，扫雷舰自己的直升机为了给我们挪窝，已经飞走了。于是我们降落，走下直升机，接着水手们把我们又大又重又笨拙的“大鸟”拖到了甲板上。这个过程又重复了两次，接着这艘军舰自己那个形状怪异的家伙才重新返回到老窝。我后来往里头瞄了一眼。那里头装载了电子设备，可以在水下侦测鱼雷和潜水艇，也可以在空中探测呼啸而来的导弹和飞机。随着最后一架美军直升机飞离西贡，太阳也沉入到了深蓝海水的底部。在35岁的年纪，尤金·德布斯·哈特克又开始放浪形骸，一如他在高中的最后两年一样，重新找回了对酒精、大麻和浪荡女人的兴趣。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自尊心以及对自己国家领导力的信心，就如同17年前，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科学大赛上，失去了所有对自己的自尊心与对父亲的尊重。

他的导师、招他进西点军校的山姆·韦克菲尔德，在一年之前退伍了，以便公开发表反战言论。后来又通过强硬的家族关系坐上了塔金顿学院校长的位子。

三年过后，山姆·韦克菲尔德自杀了。哪怕官至准将，又当了一校之长，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失败者。我相信是他心力交瘁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在我眼里，他似乎总是一副非常疲倦的样子，而且还因为他的遗书根本就不是原创，甚至跟他自己的人生阅历都没有多少关系。遗书的内容同另一封遗书一字不差，这另一封遗书可以追溯到1932年（离我出生尚有8年时间），由另一名失败者乔治·伊斯曼所写，此人是柯达照相机的发明人，还是伊斯曼·柯达公司（如今已经倒闭）的创始人，公司原址仅仅在此地往北的75公里处。

两封遗书都只写了同一句话：“我的工作完成了。”

对山姆·韦克菲尔德来说，如果不算上越战的话，所谓“完成了的工作”包括不管谁任塔金顿的校长，都会新建的三座大楼。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18岁以下的人看的，但我觉得，告诉年轻人为失败而不是成功做准备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失败将是他们以后所要面对的主旋律。

就拿篮球来说，经历失败才是所有人几乎绕不过去的必修课。雅典娜的犯人里面，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童年时光或者青春时光全都奉献给了篮球，但似乎就是和某些巡回赛过不去，免不了出师不利、惨遭淘汰的命运。

让我向年轻的读者们说得清楚一点，如果当初没有屈从父命进入西点军校，我完全有可能把我这个身体扔进密歇根大学，然后死在某个贫民街的角落。我说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精神，而且没有什么比一份来自三家主流军事院校的入学证明书更能让一个人懂得尊重自己的骨骼、神经和肌肉的东西了。

跨入西点军校大门之前，我是一个站没站相，弱不禁风的鸡胸朋克小青年，除了在乐队演出以后参与的几场打架斗殴以外，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项目。后来我顺利毕业，荣升少尉军衔，兴奋地把帽子抛向空中，并且用学院替我保管的补薪买了一辆红色的科尔维特[7]，我的脊椎已经变得和推弹杆一样笔直，双肺犹如火神伏尔甘的熔炉一样吐纳万象，我还是柔道和摔跤队的队长，并且整个四年下来，一根烟没有抽，一滴酒也没有沾！性生活也节制了很多。我的一生从未感觉如此好过。

我还记得自己在毕业典礼上对我母亲和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这真是我吗？”

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自己也同样自豪。我转向杰克·巴顿，他诡雷一般的妹妹和母亲，连同一切正常的父亲都在场，然后我问他：“巴顿少尉，如今你感觉如何？”他是我们班的“山羊”，意思是他的平均成绩全班垫底。和我们的杰克非亲非故的乔治·巴顿将军当年也一样，不过并不妨碍他日后成为杰出领袖，于二战期间叱咤风云。

[1]小乔治·史密斯·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 Jr., 1885年11月11日—1945年12月21日），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美国军事统帅。人送外号“血胆将军”。——译者注

[2]顺化是越南承天顺化省的省会，位于越南中部。——译者注

[3]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年6月9日—1964年10月15日），美国著名男音乐家。——译者注

[4]和其他大学院校不同，西点军校的每个学年都有自己的传统名称。第一学年称作“平民年（Pleb year）”，第二学年叫“周岁年（Yearling Year）”，第三学年叫“奶牛年（Cow year）”，第四学年叫“一级生年（Firstie year）”。——译者注

[5]美国西点军校的特殊学年，指军校学员入学的第三学年，此时学员勋章上会多出一个灰色背景。——译者注

[6]即现在的胡志明市，越战期间为南越首都。——译者注

[7]雪佛兰科尔维特是美国国宝级的超级跑车，亦是通用旗下最高端的超级跑车品牌。——译者注

第七章

我在读塔金顿学院的校友杂志——《毛瑟火枪手》，一连翻看到该杂志1910年出版的首刊。杂志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毛瑟山，虽然叫作“山”其实不过是个高地丘陵，位于学院西郊。现在，人们就在这山脚下的马厩旁掩埋尸体，它们曾是越狱犯人的受害者。

只要传来学院即将改头换面的消息都会引来风暴般的反对声音。从塔金顿毕业的学子回到母校的时候，只想看到记忆中的母校。只有一件事情一成不变，那便是学员人数，从1925年至今一直维持在300人。与此同时，湖另一边的监狱虽然有围墙阻隔视线，但是那里的收容人数却一涨再涨，势头就像尼亚加拉的“飞来横祸”一样不可抗拒。

我认为，从寄给《毛瑟火枪手》的一封信件来看，学院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便对鲁茨编钟加以改造的举措触发了最为强烈的反对呼声。这封信是为了纪念欧内斯特·哈勃·希斯科克而写的。此人毕业于塔金顿学院，21岁的时候当上了海军轰炸机的机头炮炮手，在二战的中途岛之役，同他一起执行任务并驾驶这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将满载炸药的飞机撞向了日军航母的飞行甲板。

如果能为一场如此有意义的战争捐躯，我死而无憾！

而我呢？我更像表演真人秀，竭尽所能地为政府赢得更多电视观众，用真刀真枪去杀死活生生的人，这是其他广告商无法做到的。

他们只能以假乱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演员在小小屏幕上的表演看起来比我们更可信，更真实。而我们这些真正陷于危难之中的人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

电视行业真是博大精深！

西斯科克的父母虽已离异并且各自再婚，却依旧保持友谊，他们集资捐款，把编钟改造一新，从此只需要一个人就能使用键盘操纵所有的编钟。在此之前，必须许多人同心协力，一起摇动钟绳才能敲响编钟，而且一旦钟声响起，就只能等它自己安静下来，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让它消停。从前，有四口钟跑调跑得最厉害，反而因此最受人爱戴，人们甚至还给它们取了名字，分别是“泡菜”“柠檬”“大烟嗓约翰”“别西卜[1]”。西斯科克两口子把编钟送回了比利时，让它们重新回到很久以前安德雷·鲁茨做学徒的那口锻钟炉里。这些钟不仅受到了机械化的改造，还把声音调整到了极致，等到我去演奏的时候，它们的状态还相当出色。

从前，编钟的声音根本和音乐搭不上边。以前敲钟人在给《毛瑟火枪手》寄去的信里形容那些声音的时候，都带有近乎偏执似的留恋和失控般的感激，这种复杂的情感在我后来聆听罪犯描述吸食海洛因配安非他明，或者天使粉配迷幻药，或者速食古柯碱的时候又再度见识过。我想到在过去的日子里，塔金顿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们拉着绳子，钟声格外响亮，就像在头上打雷似的，我确信他们体会到了那种特别的快乐，就像那些罪犯从毒品中得到的快乐一样。

我不也说过自己人生中最自在逍遥的日子就是那段敲钟的日子吗？虽然完全没有现实来由，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上瘾般的感觉，好像在告诉自己，我是赢家！我是赢家！我是赢家！

在我被委任为敲钟人以后，我在键盘室的门板上贴了写有“托尔[2]”的字条。当我敲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就是托尔，把雷电送下山，穿过西庇阿的工业废墟，越过湖面，最后到达湖另一面的监狱墙。当我敲钟的时候还会产生回音——它们从空空如也的工厂和监狱墙反弹回来，和渐渐从头顶上方消散的钟声音符交相呼应。莫西干湖结冰之时，两种声音交相辉映，震耳欲聋，那些没来过这儿的人会误以为监狱也有他们自己的编钟，而他们的敲钟人是在有意嘲笑我似的。

而我自己也会冲钟声和回声嘶吼大叫，“笑吧，杰克，笑吧！”

越狱暴乱过后，学院校长将在这钟楼之中举枪勇战逃犯。山谷的回音让逃狱者分辨不清枪声究竟来自何方。

[1]《圣经》中地位仅次于撒旦的堕落天使。——译者注

[2]北欧神话故事中雷神的名字。——译者注

第八章

我来以后，已经不用绳子拉响编钟了，它们被焊接在刚性承轴上，钟锤也不见了。从此依靠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电来发音。钟声也能够用氯丁橡胶的制动装置随叫随停。

曾经，十来个学能障碍的学生来房间里敲钟，震耳欲聋的钟声弄得他们灵魂出窍；而现在，房间的一堵墙上放了一架三个八度的键盘。天花板上用来挂钟绳的穿洞也已经堵牢并涂上了水泥。

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越狱犯人在找到了钟塔那里的狙击手以后，用子弹和火箭弹把键盘房和楼上的钟塔打成了筛子。这名潜伏在编钟之间的狙击手击毙了11人，还打伤了15人。他就是塔金顿学院的校长。虽然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罪犯们依旧怒不可遏，把他的尸体用钉子钉在了学生们平时用来安置坐骑的马厩的阁楼上。

所以，前任塔金顿的校长山姆·韦克菲尔德用柯尔特点四五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而他的继任者，虽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还是让人上了钉刑折磨肉身。

可能有人要说这一部分的历史太过沉重了。

不妨来点儿轻松的：没了用处的钟锤按大小依次排开，分别挂到了图书馆门厅的墙上，就在永动机的上方，只是没有像后者一样贴上标签说明。所以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高年级的学员会告诉新入学的学员，钟锤实际上是不同种类哺乳动物的生殖器。“别西卜”的钟锤最大，于是就说成是大白鲸摩比·迪克[1]的生殖器。

许多新生信以为真，大家都忍不住想看看他们要一直相信到什么时候，就如他们还小的时候，大家也总是忍不住想看看他们会相信牙仙子、复活节兔子和圣诞老人到什么时候。

越南。

许多抗议改造鲁茨编钟的信件都是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后来又能够在财富和权力中站稳脚跟的人。其中只有一个自称因欺诈而锒铛入狱的人，信里头还说他因为对酒精和赌博的双重嗜好而毁了自己的整个家族。他的信就像这本书，都记录着一个人的将死之言。

只有一件事依旧让他心存希望，他说道，那就是在补偿了亏欠整个社会的债务以后，他要回到西庇阿重新扯动钟绳敲响钟声。

“可你连这个机会也剥夺了。”他说道。

有一封信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敲钟人写的，估计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她是1924级的学生，后来嫁给了一个叫作马蒂努斯·德·韦特的人，后者是南非克鲁格斯多普的一个金矿主。她知道这些钟的来历，知道它们是由葛底斯堡战役收集而来的武器制成的。她倒不介意这些钟以后要通电演奏。只是她觉得，主意坏就坏在要让“泡菜”“柠檬”“大烟嗓约翰”和“别西卜”这四个荒腔走板的编钟重返比利时，面临要么在机床上调整到和谐的音韵，要么就扔进废料堆的命运。

“塔金顿的学子难道已经不像我当初那样富有同情之心和谦逊之心了吗？”她问道，“每每聆听钟塔钟声，我就想起了葛底斯堡这片鲜血染透的神圣土地。”

有关编钟的争议造就了无数感怀伤逝之作，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当事人向秘书或者机器口授笔录记录下来的。从塔金顿毕业的德·韦特夫人，其写作能力很可能还比不上湖对岸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囚犯。

如果我那信仰社会主义的祖父，我那不过是在巴特勒大学当园丁的祖父，能读一读德·韦特夫人的信，并且注意到寄信人地址写的是南非，他一定会感到一种阴森可怖的心满意足。因为它展现了一个事实，如水晶般剔透的事实：一个女人的生活全部来源于从黑人矿工身上榨取的利润，而矿工们非但工作超负荷，薪水也少得可怜。

同样，他也应该亲眼看看在湖对面的监狱里，对贫穷而且无能为力的囚犯的剥削已经上升到了怎样的地步。在他眼里，监狱作为阶级斗争的阴谋诡计，剥夺了底层阶级的领导秩序，进而让他们接受贪得无厌的财主所强加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必需品。

不过，在我来到塔金顿学院的时候，他对湖对面监狱的理解已经不正确了，因为那群贫穷且无能为力的人，不论他们多么服帖顺从，在狡猾的投资者眼里都已经毫无用处了。他们以前干的活如今已经由如英雄般任劳任怨的机器代劳了。

因此，雅典娜大门上的招牌不该是“工作获得自由”，而应该换成“你生来就是一个错误。你对任何人都一无是处。”或者“既来之则安之，你们这帮社会的累赘。”

[1]《摩比·迪克》（又译作《白鲸记》），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发表于1851年的小说。——译者注

第九章

以身殉国的战斗英雄欧内斯特·哈勃·西斯科克有过一个室友，此人曾经也参过战，当海军的时候在硫磺岛丢了条胳膊。他曾经写过，如果西斯科克本人泉下有知，恐怕他认为最有纪念价值的事情是学院董事会能够承诺，每学年之初的招生人数和他那时保持相同。

因此，要是现在欧内斯特·哈勃·西斯科克从天堂（或是别的什么战争英雄的归宿）往下看，他一定要黯然神伤。因为他所挚爱的校园如今架了一圈铁丝网，还设了监视塔；编钟也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而里头大约塞了2000名“学生”（这么称呼罪犯确实别扭）。

从前只有300名货真价实的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配备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还有数不清的壁橱供男女学员使用。每间卧室都是两卧两浴的双人套房的一部分，套房还有公共客厅。客厅有长沙发、安乐椅、壁炉，还有极具艺术品般的音响设备和一台大屏幕电视。

在雅典娜州立监狱工作以后，我发现那里的2人囚房实际上关了6个人。每50间囚房才有一间娱乐室，娱乐室里头只有一张乒乓球桌和一台电视。电视只播放包括新闻在内的录像带，至少都是10年以前的老掉牙的内容了。为的就是用谁也不在乎的陈年往事让囚犯免受任何外界烦扰，眼不见心不烦。

只要内容无关痛痒，想怎么大饱眼福都没关系。

这些文字爱好者不仅钟爱学院，同时也对莫西干山谷眷恋不舍——四季交替，湖光山色，还有对岸的原始森林。他们当时作为学生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和我来这里工作以后的情况差不多。我来了以后，学生再也没有去湖上滑冰，但会去一座室内滑冰场娱乐，滑冰场是以色列的科恩家族于1971年捐建的。不过学生依然会在湖上进行帆船竞赛和独木舟竞赛。依旧在湖口的码头遗址野餐。还有不少学生会牵着自己的马来学院。我来了以后，因为马球盛行的缘故，有些学生不仅牵一匹，甚至会牵3匹马来上学。1976年和后来的1980年，塔金顿学院均有一支不可战胜的马球球队。

当然，现在马厩里一匹马也没有了。越狱爆发仅仅过去四天之后，那帮自称为“自由战士”并且在这间图书馆钟楼的顶层扬起美国国旗的犯人在重重包围、忍饥挨饿之际，吃掉了学院里所有的马和狗，还分了些肉给他们的人质——学院董事会的成员吃。

在我那个时代，从塔金顿走出来的最成功的运动员非洛厄尔·钟莫属了。作为美国马术团队的一员，他在1988年于韩国举办的汉城奥运会上赢得了一枚铜牌。他的母亲是半个火奴鲁鲁的主人，但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更不会做算术。他却能做物理。他能给我讲解杠杆、透镜、电力、热力，还能说明白所有发电厂种类的发电原理。不管我即将动手做什么样的实验，只要我不坚持让他说出确切的数字，他都能够准确地预测出实验结果。

他在1984年拿到了艺术与科学学士学位。这也是我们授予的唯一一种学位，足以提醒其他机构和未来的雇主，这些学生——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所取得的智力成果虽然还算体面，但多少还是有些非同寻常。

在我43岁的时候，洛厄尔·钟第一次让我骑上了马，他对我用了激将法。我跟他说，我是绝不可能骑上他那风驰电掣般的座驾自寻死路的，因为我还有妻子、岳母以及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于是他从他女朋友那里借来了一匹温驯耐心的老牝马，当时他的女朋友是克劳迪娅·罗斯福。

有趣的是，洛厄尔当时的女友在算术方面天赋异禀，其他方面则形同傻瓜。你可以问她：

“5111乘以10022，再除以97是多少？”

克劳迪娅会回答：“结果是528066.4。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问得真好！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院和监狱的教书经历中认识到，很多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毫无价值，除非是有趣的信息。如果达不到或娱乐或惊慌的效果，或者不能让你赚得盆满钵满，那就让这些信息见鬼去吧。

我去监狱工作以后，遇到了连环杀人犯埃尔顿·达尔文，这家伙也能心算，他是个黑人。跟克劳迪娅·罗斯福不一样的是，他在语言表达方面造诣很高。他杀害的人都来自于毒品行业，有竞争对手，有赖账不还的无赖，有警察的线人，有错认身份的人，还有无辜的局外人。他说起话来雄辩激昂又耐人寻味。他杀的人还不及我的零头。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他没有我的优势，我杀人可是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还有，他杀人是为了钱，我可从来没有堕落到这个份上。我发现他能做心算的时候对他说：“这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天赋。”

“很不公平对吧，”他说道，“有些人刚一来到这世间就已经把凡夫俗子们远远地甩在后边了，难道不是吗？等我出去了，我就要买个漂亮的条纹帐篷，然后立个招牌，上面写着‘付一美元。进来瞧瞧黑鬼做算术吧。’”不过，他想出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达尔文幻想自己出狱以后能够一展心算本领的主意来源于他曾祖父在“一战”结束后于南卡罗来纳做过的一件事。当时，所有的飞行员清一色都是白人，有些人会在县里的集市上做飞行表演。大家管这些人叫“巡回飞行表演员”。

其中有个巡回飞行表演员，他有一架双座舱飞机，于是就把达尔文那个连汽车都不会开的曾祖父用安全带绑在了前坐舱里。而飞行员自己猫腰坐在后座舱里，不让人们看见他操纵飞机。于是人们不远万里过来一睹究竟，用达尔文的话说，就是“来看黑鬼开飞机。”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只有25岁，洛厄尔·钟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在韩国的汉城赢得了一枚马术铜牌。而我还是25岁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杀，身边有过的女人也远远不及达尔文。他告诉我说，在20岁的时候，他就用现金购买了一辆法拉利。我到了21岁，才有了自己的汽车，好吧，牌子也还不错，雪佛兰科尔维特，不过怎么也比不上法拉利。

不管怎么说，我当初也是用现金交易的。

我们在监狱里聊天的时候，他总会流水账似的重复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以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星球为假设。监狱里的一切就是他的星球，而我则是从一个规模更大、智慧等级更高的星球乘飞碟过来的。

这就让他能够对高墙之内唯一可能的性行为讽刺评论一番。“你在你们那个星球上有小孩吧？”他问。

“是的，有小孩。”

“在我们这里，大家想尽了办法要有个孩子，”他说，“但从来都没成功。你觉得是哪里出岔子了？”

他是我听到的第一个用“PB”这个表达的人。他告诉我，有时他也希望自己能有“PB”。我还以为他说的是“TB”，也就是肺结核的英文缩写，这也是监狱里的常见病——常见到我现在就染上了它。

后来才知道，原来“PB”是“假释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也是犯人用来表达艾滋病的委婉语。1991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他说他偶尔也想得“PB”，那时离我自己染上TB还远着呢。

层出不穷的缩略语！

他渴望听到有关这座山谷的描述，他被判在此度过余生，也可以期许以后埋葬在这里的情形，不过他本人看不到那一天的来临。监狱的确切地理位置对犯人和访客均保密，这样一来，任何越狱的家伙都不清楚要提防什么或者该去往何处。访客都是从罗切斯特坐巴士来到这个山谷死角的，巴士的车窗全都被涂黑了。犯人都是让一辆接一辆装载着钢板箱子的卡车运过来的，每辆卡车能够容纳10名手戴手铐、脚栓脚链的犯人。

毕竟，这些家伙都是极其危险且诡计多端的罪犯。我来到那儿以后，雅典娜的运营已经由一心想要赢利的日本人给接管了，其实那会儿黑窗巴士和钢板箱子都已经用了很久了。大约在1977年，这种叫人不寒而栗的交通工具就已成为来往罗切斯特的寻常事物，两年后我和我的小家庭才在西庇阿定居。

日本人做的唯一一处改动是把老旧的钢板箱子装在了崭新的日本卡车上头。

因此，如果我告诉埃尔顿·达尔文和其他囚犯有关山谷的一切信息，那就违反了长期存在的监狱条例了。但我认为，他们有权利了解这片巨大的森林，毕竟他们现在是这片森林的主人了，他们也有权利了解美丽的湖泊，因为这片湖泊也是他们的了，还有那个美丽的小村庄，传来悠扬钟声的地方。

当然，这也助长了他们的越狱梦，但是，如果换在其他场合下，这么做不就只是给了他们一种生存下来的希望吗？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能够离开这里，所以我告诉他们的这些乡野消息也就派不上用场，他们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我在越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让身负致命伤的士兵幻想自己能够马上痊愈、重返家园。

为什么不呢？

没想到后来达尔文和其他犯人竟然又重尝自由滋味，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遗憾。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其他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糟糕的消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达尔文并非这一类人，但当犯人们跨过冰湖来到西庇阿以后，他却像个帝王一样发号施令，好似整个越狱都是他的主意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撞上这等好运。

那些从罗切斯特过来，跨过监狱高墙并且打开囚房的人，其实只想解救1名罪犯。他们得手后就逃出了山谷，根本没有兴趣占领西庇阿，也没兴趣打扰小镇的6名警察和3名赤手空拳的校园保安，更没想过让数量未知的武器落入私人之手。

埃尔顿·达尔文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原始天成的领导。他本来籍籍无名，身后没有任何组织撑腰，大家对他的行动方案也是似懂非懂。他在监狱里是个低调而不起眼的角色。待到他冲破樊笼，突如其来的壮烈幻想让他成了那个唯一一个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人——那就是攻占西庇阿，在那里所有辉煌事业和无尽财富都在等待着勇敢的人们。

“跟着我！”他高呼，众犯纷纷响应。在我看来，他是个反社会分子，只关心自己，其他人等一概视若草芥，做事全凭一己私利，不在乎任何长远后果，典型的“命运自决之人[1]”。

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追随他下山，更没有穿过冰封的湖面。他们只是回到监狱里，因为在那里，虽然没有暖气和电力，但至少还有自己的一张床，能够遮风避雨，还有食物与水。他们选择做好孩子，正确地下结论认为，虽然坏孩子能够在山谷里自在逍遥，但是终究会让法律和秩序的大军重重包围，撑不了一两天就要被射杀，也许覆灭来得还要更快。毕竟，他们的肤色决定了一切。

在莫西干山谷，他们的肤色约等于囚衣标识。

大约一半追随达尔文穿越冰湖的人在来到西庇阿之前又折了回去，事情发生在他们蒙受第一次重伤亡之前。其中一个返回监狱的犯人告诉我，一想到他们一行人到达对岸后不久，又有数不清的杀戮和强奸发生，他就犯恶心。

“我想到了所有在床上熟睡的小孩，”他说道。走到美丽的莫西干湖一半的时候，他把自己从军火库偷来的枪给了旁边的人。“他没有枪，”他说，“所以我把我的给了他。”

“你有没有祝他们其他人好运或者别的什么的？”我问。

“我们什么也没说，”他告诉我，“没人说话，除了打头那人。”

“那他说什么了？”我问。

他用一种可怕的空洞口吻回答：“‘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人生就是一场噩梦，”他说，“你明白吗？”

埃尔顿·达尔文自命不凡的光荣幻想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宣称自己是新国家的总统，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董事会办公室的萨摩扎大厅，里面的大长桌就成了他的办公桌。

大越狱的第二天正午，我在那儿拜访了他。他告诉我，他的新国家正准备砍下湖对面的原始森林，然后把木头卖给日本人。他会用这些钱把西庇阿山脚下的废弃工业建筑装点一新。他还没有计划好要用这些工厂生产些什么，但他在很认真地盘算。如果我有任何建议，他都将洗耳恭听。

他说，没人敢向他发动进攻，这是因为害怕他会伤害人质的缘故。他生擒了所有董事会成员，只有亨利·“泰克斯”·约翰逊和他夫人祖祖不在此列。我问他是否知道泰克斯和祖祖的下落。他并不知晓。

后来才知道，祖祖被不知名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给杀掉了，也许生前还遭受了强奸，也许没有。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那时候法医学还并不发达。而泰克斯则带着杆来福枪和子弹爬到了这座图书馆的钟楼上面。他一直上到了最顶处，把整个钟楼当成了狙击点。

不管情况糟糕到怎样的境地，埃尔顿·达尔文都不会担心忧虑。听到伞兵部队已经包围湖对面的监狱，并且开始向西庇阿西面和南面挖掘工事的时候，他笑了。州警和义务警员也已经在湖口地区设置好了路障。埃尔顿·达尔文笑得好似自己已经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一样。

这种人我在越南也见识过。杰克·巴顿就是这么一个胆略过人的家伙。我本来也可以像杰克一样英勇无畏，事实上，我感觉自己被人瞄准的次数比开枪杀人的次数要更多一些。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杰克却从未有所顾虑。总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想一定是因为我脑袋缺根筋吧。我不在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在意其他人。”

埃尔顿·达尔文的脑袋恐怕也缺了根筋。他是个锒铛入狱的连环杀人犯，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显露出任何懊悔之情。

在越南的最后一年里，我同样要在媒体发布会上即兴表演，装得好像失败就是凯旋一样。可那是军令所迫，并不是我自己的真情流露。

埃尔顿·达尔文和杰克·巴顿不论是讲闲言碎语还是严肃问题的时候，都是同一副腔调，就连动作和面部表情都如出一辙，万事万物在他们眼里都是云淡风轻。我记得，在谈论到有多少跟随他跨过冰湖来到西庇阿的人开了小差，又有多少人又原路返回监狱，或者来到湖口路障自首希求赦免时，埃尔顿·达尔文表面牵肠挂肚，实则不以为意：开小差的人都是战士，他们不想白白送死，也不想担负责任，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在西庇阿发生的谋杀罪行和强奸罪行的罪魁祸首。

我还在考虑犯人开小差的问题的时候，埃尔顿·达尔文却冷不丁地来了句：“我可以去滑冰了。你相信吗？”

“你说什么？”我问。

“我以前经常玩轮滑，”他说，“今天上午终于有机会试试滑冰了。”

那天早晨，电话线路和电路全部中断，尸横遍野，所有储存在西庇阿的食物像遭受蝗灾一样全部被横扫一空，埃尔顿·达尔文来到了科恩滑冰场，生平第一次换上了滑冰鞋。经历了最初的蹒跚以后，他终于能够围着滑冰场一圈又一圈地滑啊滑，滑啊滑。

“轮滑和滑冰差不多就是一码事嘛！”他耀武扬威地对我说道，好像他有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足以让毫无希望的窘迫境况重焕生机。“连运用的肌肉都一样！”他煞有介事地说。

他就一直这样滑冰，直到一小时后命丧枪口。他在滑冰场里，绕着场地滑啊滑，滑啊滑。我原本留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还以为他会一直待在那儿。谁知他却去了滑冰场里，绕着场地滑啊滑，滑啊滑。一声枪响，他栽倒在地。

有几个他的追随者向他跑了过去，他对这些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死了。

如果达尔文当真是学院校长的瞄准对象的话，真堪称一次漂亮的击杀。他完全有可能冲我开枪，因为我曾经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和他妻子祖祖偷腥。

如果他当真是朝达尔文而不是我开枪的话，那么他解决了每个神枪手所要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时候也曾巧妙地解决过，那就是自身位置高于目标时应当如何瞄准。

如我所说，“漂亮的击杀。”

我后来问别人埃尔顿·达尔文在弥留之际说了些什么，他们都说那是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他的遗言是：“瞧瞧黑鬼也能开飞机。”

[1]常指拿破仑。——译者注

第十章

有时候，埃尔顿·达尔文跟我聊天，也会说说他被装进铁箱运到雅典娜之前，在另一个星球生活的状况。“毒品就是食品，”他说，“所以我从事的是食品行业。就因为有个星球上的人要吃某种食品，不吃就饿得慌，吃了就心情舒畅，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星球上的人就只能吃这玩意儿，其他一切东西概不能吃了。在某些星球上，我确信有人连石头都吃，吃了以后还会让他们在一定时间内感觉倍儿棒。然后又要继续去吃石头。”

在塔金顿教书的15年间，我基本没怎么关心过监狱，只知道它在湖对面是一个又庞大又严酷的存在，规模也在与日俱增而已。时而在湖口野炊露营，时而在前往罗切斯特的路上，我看到许许多多黑窗大巴和卡车上装载的铁箱子。埃尔顿·达尔文也许就在其中一个箱子里头。接着，因为铁皮箱子也用来装载货物，里面可能除了无糖百事可乐和厕纸以外一无所有。

直到塔金顿把我扫地出门以前，那里头有什么其实根本不关我的事。

有时，通常是寂静凛冽的寒冬，当我敲响钟声并从对岸监狱传回了巨大的回声时，我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仿佛我在向监狱开火炮击。与此相反，在越南战场的时候，当我冒着枪林弹雨返回，身后的声音仿佛是种音乐，有趣的声音。

我记得，杰克·巴顿和我还都是军校学员的时候，某个夏天我们练兵结束，刚刚在帐篷里进入梦乡，附近就传来了炮火声响。

我们惊醒过来。杰克对我说：“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曲子，金。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曲子。”

我去雅典娜上班以前，其实已经在山谷某个地方见过3个罪犯了。大多数西庇阿的人，哪怕一个罪犯都没见过。如果不是因为一辆铁皮箱卡车在湖口位置抛锚的话，我本来一个都见不着。我当时在靠近湖区的地方野炊，和妻子玛格丽特，还有我岳母米尔德里德一起。米尔德里德当时已经疯癫到有如床虱一般，不过玛格丽特倒还理智，就好像她很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疯一样。

我当时不过45岁，愚蠢地自信能够一直在这里教书育人，直到年满70岁，在2010年也就是9年以后达到法定的强制退休年龄。9年之内，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好似担心没有放进冰箱的奶酪会变质。一块价值连城的奶酪本来就臭气熏天，再变质又能变质到哪里去呢？

我岳母有个对她自己或是对别人都无害的爱好，那便是钓鱼。于是我给她的鱼钩上了虫饵，帮她挥竿到看起来会有好收成的地点。她双手紧握钓竿，一如既往地认为会有奇迹发生。

她这次还真预感对了。

我抬头望向湖岸高地，那儿有一辆监狱卡车，引擎部位正在冒烟。车上只有两名警卫，其中一位是司机。他们下了车，已经用无线电呼叫监狱请求帮助。他们都是白人。这事情发生在日本人以商业收购的方式接手雅典娜之前，所有一直延伸到罗切斯特的路标也还没有标上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看起来似乎是卡车要起火了，两名警卫于是开了车尾铁皮箱上小门的锁，吩咐囚犯们都下来。然后他们退了几步，用截短了枪身的自动霰弹枪瞄准小门静静等待。

囚犯们依次下了车。只有3个人，因为戴着脚链而动作笨拙，他们的手铐与腰间的铁链牵连着。两个黑人，还有一个可能是白人，也可能是浅肤色的拉丁裔。最高法院当时还没有在释宪的时候确认把一个人关进他或她种族人数远远居于少数的监狱是一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惩罚行径。

全国各地的监狱里面依旧是各色种族鱼龙混杂。不过等到我去雅典娜工作以后，那里除了黑人就没有其他的人种了。

我岳母完全没有转过身来看那辆冒烟的卡车。她完全沉浸在钓线末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上面。但玛格丽特和我都在呆望凝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囚犯就像色情杂志，虽然稀松平常，但对正直体面的人来说终归不齿，即便这个山谷最大的产业其实就是惩戒。

后来玛格丽特和我谈及此事，她倒没有把它同色情杂志相提并论。她说，当时就像目睹动物被运往屠宰场一样。

反过来，我们在那几个囚犯看来仿若天堂来客。当时春日正煦，在我们南边还有帆船竞赛。学院刚被一个心存感激的家长赠予了30艘单桅帆船，这位家长曾经让加利福尼亚最大的一家储贷银行倾家荡产。

我们新买的梅赛德斯轿车就停在湖滨附近。车的价格比我在塔金顿一年的工资还要高。我有一个学生，叫皮埃尔·罗格朗，我的轿车就是他母亲送的。皮埃尔的外祖父曾是海地的独裁领袖，被推翻的时候携国库财产出逃。皮埃尔的母亲之所以出手如此阔绰，原因就在于此。皮埃尔十分不受人待见。他试图送昂贵的礼物来结交朋友，可并不奏效，于是一时想不开，要去毛瑟山山顶水塔的大梁上吊自杀。巧合的是，我恰好和网球队教练的妻子躲在灌木丛偷欢。

于是我用瑞士军刀割断了他上吊的绳子，然后得到了那辆梅赛德斯轿车。

两年以后，皮埃尔运气好了许多，他从金门大桥纵身一跃，终于得偿所愿，校园里由此流传开了一个笑话，调侃我应该把到手的梅赛德斯给还回去。

所以，如我先前所述，对那三个囚犯来说，他们虽然看到了状如天堂的美好场景，但是却没有看到背后的种种辛酸。他们绝对看不出来我的岳母像个床虱一样疯狂，因为她一直背对着他们。如同我自己也蒙在鼓里一样，他们也绝不会知道大约六个月以后，遗传性精神疾病会如同一吨重的砖墙轰塌一样，让我那漂亮的妻子变成她母亲那样的夜叉。

如果恰好两个孩子也随我们来到了湖滨，那他们就能发自内心地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美如天堂。他们本可以让他们的下一代过得像我们一样惬意舒适。我们儿女双全。我们的女儿叫梅勒尼，儿子叫小尤金·德布斯·哈特克，但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梅勒尼21岁，在英格兰的剑桥大学数学专业学习。小尤金18岁，在马萨诸塞州的德尔菲尔德中学读高三，他还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大约那时候已经创作了100多首歌曲了。

但是梅勒尼的出现也许会让湖滨这一幅看起来其乐融融的画面变得不那么和谐。和我那参加“减肥者”节目之前的母亲一样，她当时非常胖。这一定是遗传因素。她的蒜头鼻酷似已故的伟大喜剧明星W.C.菲尔德斯。如果她背对那些罪犯的话，她的鼻子恐怕怎么也藏不住。W.C.菲尔德斯还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谢天谢地，至少梅勒尼滴酒不沾。

但她兄弟却恰恰相反。

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因为我曾向他吹嘘，在他父亲的家族里头，男人们在烈酒面前从来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因为他们都知道饮酒要适度。

要论嗑药，我们既不软弱，也不愚拙[1]。

至少，小尤金长相俊美，深得其母遗传。在这个山谷长大的他，从小就被所有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漂亮的孩子。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他的音讯。数年前，他中断了和我以及山谷里其他所有人的往来联系。

他恨我。

梅勒尼也一样，不过她倒还在2年前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在巴黎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她们两人在美国人创办的同一家高中分别教授英语和数学。

我的两个孩子永远都不会原谅我把岳母放在家里，而没有送她去精神病院的决定，因为这让他们两个觉得非常难堪。他们没办法把同伴带到家里做客。不过，要是我把米尔德里德送进了精神病院，那我就没有多余的钱负担梅勒尼和小尤金上贵族学院了。我在塔金顿虽然有免费的住宿，但是薪水并不宽裕。

还有，我并没有把米尔德里德的精神问题看得像他们认为的那么重、那么不堪忍受。在军队里，我早就习惯一天到晚都和神神道道的人共处了。越南就是我的一场巨大的幻梦，适应了越南，就适应了所有一切。

其实孩子们最恨我的地方在于，我偏偏要和他们的母亲生下他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恐惧自己突然之间变得像米尔德里德和玛格丽特那样神志失常。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突发精神病的概率非常高。

讽刺的是，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我还有个私生子。他的生母一切正常，所以他不用担心有一天会失去理智。不过如果他有了孩子的话，这些孩子可能会遗传我母亲的肥胖症。

好在他们可以像我母亲那样加入“减肥者”节目。

遗传学显然是我这几天里脑袋萦绕不开的纠葛，理应如此。因此，我一直在看有关胚胎学的图书。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不敢翻看这样一本书的人是有理由的。我刚刚让一篇有关人类眼睛起源的文章给震慑住了。如果不是时间和运气的共同作用，怎么能够造出来如此精细完美的“照相机”，哪怕给1000000000000年的时间都不行！这个不解之谜听起来怎么样？

我后来去了雅典娜工作，希望能够找到当初看到米尔德里德、玛格丽特和我的那3名囚犯，哪怕只能找到一个都好。如我所述，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白人，也有可能是拉丁裔。所以，在我到来之前，他也许被转移到了白人或拉丁裔的监狱。另外两个肯定是黑人，但我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真想听听他们是怎么描述我们一家，描述我们看上去是多么地愉快。

他们也许死了，也许是得了艾滋病，或者死于谋杀，或者自杀，又或者是肺结核。每年，塔金顿每一个学生获得艺术与科学学士学位，雅典娜就有30名囚犯死去。

假释。

如果能找到那个目睹了我们一家出游的犯人，我们也许会聊一聊我岳母钓到的鱼。他看到她的钓竿弯了下来，听见绕线轮像小警笛一样发出尖叫声。但他根本没有看到咬住她鱼钩的庞然大物，接着便一路出发向南去西庇阿了。他还来不及看，就被塞回到另一辆漆黑的厢型车里了。

我在绕线轮里装的是粗钓线。这玩意儿是用来钓深海的金枪鱼和鲨鱼的，虽然我们都清楚，在莫西干湖里除了鳝鱼、鲈鱼和小鲶鱼以外别无其他鱼类。米尔德里德只抓到过这些鱼类。

有一次，我记得，她抓到了一条小到不能带回家的鲈鱼。因此我放生了它，虽然鱼钩的倒钩已经从那条鱼的眼珠子里头钩了出来。过了几分钟，她又钓着了这条鱼。可以从血肉模糊的眼睛分辨出来。想想吧，一双不可思议的眼睛，就是不长脑袋。

我给米尔德里德的绕线轮里装的钓线非常粗实，以免上钩的猎物从她的眼皮子底下溜走。有一次在洪都拉斯，我也为一名3星将军做过同一件事，当时我是他的副官。

米尔德里德收不了线，又肯定不甘心撒手放弃钓竿。她弱不禁风，而那条鱼却是个大块头。米尔德里德跪下身子，膝盖都浸到了水里，一边狂笑，一边大喊。

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大喊的话：“是上帝！是上帝！”

我蹚过湖水来帮她。但她就是不肯撒手，我只好抓住鱼线，开始生拉硬扯，左右手轮番递进。

在我们身旁，湖水不住地翻腾！

等我把鱼拖到浅水处，那鱼突然放弃了抵抗。我猜它拼尽了所有力气：就这样吧。

这条鱼——我抓起它的鳃，甩到了湖岸上——是一条硕大无比的梭子鱼。玛格丽特惊恐地低头一看，然后说道：“是条鳄鱼！”

我忍不住抬头看向湖滨高地，想瞧一瞧囚犯和看守看到这么大一条鱼会做何感想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已经走了。除了那辆抛锚的厢型卡车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铁箱的小门依旧敞开着。任何人都可以爬到里面去，关上门，尝试一下沦为囚犯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用一些人感兴趣的法医学术语来讲解一下刚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这条梭子鱼并不是咬了鱼钩上的虫饵，它咬住了一条鲈鱼，而鲈鱼在不久之前咬住了鱼钩上的虫饵。

我原以为，在乘坐梅赛德斯回家的路上，岳母会兴致勃勃地反复谈论这件奇事。但她压根儿就不想再讨论这条鱼。她叫刚才的经历给吓了个魂飞魄散，只想赶紧忘记。

辗转流年，每当一次次提起那条大鱼的时候，除了冷漠的沉默以外，她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我断定，她一定是将那段经历彻底地从记忆当中抹去了。

时间来到了越狱爆发的当天夜晚，当我们三人都住在雅典娜小村庄的老旧房子里的时候，从监狱的围墙之下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全给震醒了。

如果杰克·巴顿当时在场，他也许会对我说：“金！金！他们又在演奏我们的曲子啦！”

巨响的源头来自雅典娜大门之外，而不是大门之内。那个传说是牙买加贩毒集团头目的杰弗里·特纳一年半以前刚刚接受了电视审判，六个月前搭乘铁箱卡车来到雅典娜。当时对他的判决是25个连续无期徒刑，据说还创下了纪录。现如今，他训练有素的一批亡命徒（人数估测大致在一个排到一个连之间）来到了监狱的大门外，这些人不仅携带了爆炸物，还开着几辆半履带式卡车，甚至还开来一辆坦克，武器都是从罗切斯特高速公路向南10公里开外的梅多代尔电影院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军火库里掳掠来的。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团伙中曾有一个人在事发前搬到了罗切斯特，加入到国民警卫队里，振振有词地宣誓要捍卫宪法什么的，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偷走军火库的钥匙。

来自日本的狱警不仅完全没有准备，而且也没有任何动力来抵抗这样一伙武装，更何况劫狱的暴徒清一色身着美国陆军制服并且还挥舞着美国国旗。因此，他们要么躲了起来，要么双手举过头顶，要么跑进了原始森林。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监护犯人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使命。这不过是一场生意罢了。

电话线和电缆都被切断了，因此他们也没办法求救或是拉响警笛。

劫狱仅仅持续了半个钟头。等到风平浪静，杰弗里·特纳不见了，以后再也没人看见过他。劫狱者也消失了。他们的制服和军用载具后来在湖的尽头向北一公里以外的一处德国投机地产商人名下的废弃奶场被找到了。现场还有多辆民用载具的轮胎痕迹，警方由此断定，这支无法无天的队伍之所以能够100%成功脱逃，关键是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不起眼的民用载具，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是分批次有条不紊地陆续撤离的。

与此同时，在监狱里边，任何不想继续待在高墙之内的人都重获了自由，如果他有想法并且脚步够快的话，还能从门洞大开的军火库里拿走一把来福枪、霰弹枪、手枪或者催泪瓦斯。

警方还声称，袭击监狱的这伙人显然还曾经接受过一流的军事训练，也许地点就在这个国家的某处私人生存演练学院，又或者是在玻利维亚或者哥伦比亚或者秘鲁的某个地方。

不管怎么说：玛格丽特、米尔德里德和我都让爆炸声给震醒了，这次爆炸摧毁了整个监狱正门。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各自睡在自己的卧室里，玛格丽特在一楼，米尔德里德和我在二楼。我刚从床上坐起来，耳鸣不绝，米尔德里德就赤身裸体地来到了我的房间，双目瞪得巨大无比。

她先说的话。她用了一个形容巨大的俗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她这么说过。这个俗语甚至都不属于她或者我的时代，那是我孩子一代的俗语。我猜她是无意间听到并且很中意，然后默记在心以备后用。

夹杂着监狱方向零星的轻武器交火声，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还记得我抓到的那条老大的鱼吗？”

[1]语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里是在暗示父子二人皆嗑药成瘾。——译者注

第十一章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全心全意地以为自己将要在这山谷里头终老，但不是在监狱里。我幻想着自己在2010年达到了强制退休年龄，从塔金顿学院功成身退。那时，我会从学院拿到一笔还算可观的社会保险金和养老金。我的岳母那时候肯定不在人世了——我想，因此我只用照顾玛格丽特一个人而已了。我会在小镇里租一座小房子，这样的房子多得是。但是，即便没有爆发越狱，即便国家社保体系没有濒临崩溃破产，即便学院的财务主管没有卷走养老基金，我的梦想也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正如我之前说过的，1991年塔金顿学院把我辞退了。

于是，人到中年晚期的我，复得自由，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彻底洗劫、几近破产的国家，而国家的财产几乎尽数抛售给了外国人，到处疫病爆发，迷信肆虐，人民麻木无知，电视节目催人欲睡，穷人几乎得不到任何卫生服务。去哪儿好？怎么办？

炒我鱿鱼的是詹森·维尔德，踏实著名的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演说家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他这么做等于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他的缘故，说不定在越狱爆发的时候，我就在西庇阿这边，而不是湖对面的雅典娜了。

我即将面对在月光中穿过冰封的湖面，来到西庇阿的不法之徒，而不是像罗伯特·E.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著名的皮克特冲锋那样，只是沉默而又惊讶地站在士兵身后目送他们远去。到那时候，犯人们不可能认识我，而我也只是和他们中的3个人擦肩而过。

我也许会试图反抗，不过并不像学院校长那样，我没有枪。我会被他们杀死，埋在校长和祖祖身旁，一同被杀死的还有埃尔顿·达尔文和他所有手下。我会埋葬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我第一次见到詹森·维尔德是在那场决定要开除我的董事会议上。他当时只是一个怒不可遏的家长。后来，他和其余董事会成员一道，变成了越狱犯人手上最宝贵的人质。犯人们威胁要将人质尽数屠戮的恫吓一度让从南布朗克斯乘校巴前来增援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不敢轻举妄动。空降师在湖口地区封锁了山谷，并且占据了西庇阿南部的湖滨沿线，还从毛瑟山脉的西侧掘壕固守。但是他们不敢再往前更近一步，因为他们担心詹森·维尔德的身家性命。

人质不止维尔德一人，还包括其他董事会成员，但维尔德无疑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人。严格意义上讲，我并不算是人质，但是如果我胆敢离开的话，恐怕也免不了魂归西天。我像是某种游离在乱局之外、不参与战斗的魔法师，虽然西庇阿陷入了重重包围，但我却能行动自如。如同在雅典娜监狱，只要有人还顾得上对我发问，我都会竭尽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不然就一直保持沉默。我不会在雅典娜积极主动地提出忠告，也不会在陷入包围的西庇阿自作聪明。我只是尽可能把提问者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放在外部世界里一起讨论，至于他接下来怎么做，完全靠他自己决断。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师之道，不是什么叛逆颠覆行为的幕后策划。我这辈子想要颠覆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无知，二是谋求一己私利的不正当幻想。

我是毕业日当天，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开除的。我当时正在正午时分敲钟，一个刚刚度过了大一学年的女孩传来了口信，说当时还在行政楼萨摩扎大厅办公的董事会想要找我谈一谈。这女孩就是金伯利·维尔德，詹森·维尔德那个学能障碍的女儿，她是个傻瓜。在我看来，董事会让她来传口信虽说有些奇怪，但似乎不会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只是想不到，她之所以和这次会议扯上关系，是因为她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事实上，她出面做证说明我缺乏爱国心，甚至还主动请缨，要把我请到“批判会”上来。

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留在学院的低年级学生。其他学生都回家去了，即将取得艺术和科学学士学位证书的学生的亲戚住进了这些学生的宿舍里。金伯利没有亲戚毕业。于是她就和董事会待在了学院里。而她的名人父亲更是搭乘一架直升机来接她。学院的足球场被用作临时的直升机停机坪，看起来就像是翼手龙的栖息地。

其他人都是乘民航飞机来到罗切斯特的，学院在机场租了好几辆豪华轿车来接送客人。我记得，有个大四学生的继母说飞机降落的时候，她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日本的横滨，因为罗切斯特的日本人实在太多了。巧合的是，雅典娜的守卫轮换恰好和塔金顿的毕业日撞在了一起。新来的守卫几乎都是从日本北海道来的乡下孩子，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也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每6个月就从东京直飞来到罗切斯特，再搭乘巴士到达雅典娜。等他们在监狱大门、围墙间、食堂天桥和瞭望塔上工作满6个月以后，又搭乘飞机直飞家乡。

“你怎么没有回家呢，金伯利？”我问。

她回答说她和她父亲想要听毕业仪式上的演讲，演讲人是他父亲的一个挚友、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马丁·皮尔·布兰肯希普博士，此人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因为在瑞士滑雪时遭遇事故而四肢瘫痪。

布兰肯希普博士有个侄女在毕业班，这也是他来西庇阿的缘由。他的侄女名叫霍顿斯·梅伦。我不清楚霍顿斯后来怎么样了，只知道她会弹竖琴。我还记得，她的上齿都是假的。某天她离开朋友的交谊会的时候，她的牙齿被一个歹徒给敲掉了。事发地点在华尔道夫酒店，后来付之焦土。如今那里空空如也，被日本人买了下来。

我听说她父亲和其他众多塔金顿学子的家长一样，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中损失巨大，他们都买了一个名为“微秒套利”的公司股票。

我早就发现金伯利有些鬼鬼祟祟了，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做梦都没想到，她居然随身带着一台录音机，走到哪儿录到哪儿。在过去的一个学年里，我们两人的命运轨迹令人费解地频繁交织在一起。我一次又一次发现，几乎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在我跟某人交谈的时候，金伯利总会悄然潜伏过来。我当时还以为她是脑袋短路，忍不住想要偷听别人讲话，渴望听到什么八卦逸闻。她甚至都没有选我的课，只是在我上大众物理学和大众音乐鉴赏课的时候过来旁听。因此，我们在彼此的心目中能够有多大的分量呢？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谈论过任何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新建的娱乐中心——巴列维展馆打桌球，然后她靠了过来，距离近到我没办法挥动桌球杆，于是我问她：“你是不是喜欢我的香水味？”

“什么？”她反问。

“我发现你最近总是离我很近，”我说道，“没准是你喜欢我的香水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因为那全是我的自然体味。我不用香水的。”

我之所以能够一字不落地引述自己说过的话，是因为这些话全都录在了磁带里，后来董事会又重播了给我听。

她耸耸肩膀，装出一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样子。她并没有一脸尴尬地离开娱乐中心。恰恰相反，她给我腾了一小块地方，让我能够勉强挥杆，却依旧对我紧盯不舍。

我当时在跟小说家保罗·斯拉金格打八球，他是我们当年的驻校作家。他当时已经身无分文，作品均已绝版，这也是任何人愿意来塔金顿当驻校作家的唯一缘由。他年纪很大，甚至经历过二战。在我还只有3岁的时候，他就像后来的我一样，拿到了银星勋章！

他问我金伯利是何方神圣，然后我说道——这句话也让她录了下来：“不必在意。她不过是另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罢了。”

因此董事会想要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对统治阶级抱有成见。

我当时并没有明说，但现在可以完全放下包袱回答说，自己之所以看不惯统治阶级，是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像金伯利这样的傻瓜。

我曾经以为，她鬼鬼祟祟地跟着我，是因为她好奇我“校园肯尼迪”的名声。这是对我婚外情经验的戏谑。

如果现在人在天堂的肯尼迪总统曾经跟我一样列过这样一个单子，上面都是曾经跟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那我确信他的单子一定比我在狱中列的要长2到3倍。当然，他不仅能够仰仗白宫官邸的万丈光芒，还能享受特勤局和白宫幕僚们的全力配合。在我所列的单子上出现的名字对于老百姓来说毫无意义，然而他的单子上所列出的女性大部分应该都是出了名的电影明星。他和玛丽莲·梦露交好，我当然没有这样的艳福。玛丽莲·梦露一心想要嫁给肯尼迪并最终当上第一夫人，这件事其他人都当成了天大的笑话，只有她自己浑然不觉。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她终于发现了人生是多么地不堪。

毕业日当天，金伯利出现在钟塔的时候，我对她依旧知之甚少。但她很健谈，仿佛我们是很铁很铁的故交一样。虽然她之前的努力足以让我难堪，但她依然在偷偷录我的音。

她问我，保罗·斯拉金格在小礼拜堂的演讲精不精彩。那几乎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反美”的演讲了。他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做的演讲，后来大家就没有在西庇阿见过他了。这场演讲不久之前，他赢下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奖金为每年50000美金，一共可以领5年。他发表完演讲的同一天晚上便匆匆离开，往弗洛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去了。

我记得，他预言人类的奴隶制度有一天要死灰复燃，还说奴隶制度实际上从未被废除过。他说，之所以那么多人想来美国，就因为在这里要洗劫穷人简直易如反掌，因为穷人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他还讲到了桥梁因为年久失修而坍塌，供水总管也频频破裂；他也提到了石油泄漏、放射性物质废弃、含水层污染、银行资产被掏空和公司破产倒闭。“然而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他说，“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好处在于，一生与抱歉二字绝缘。”

他滔滔不绝，言而无尽。不管他说了什么，为期5年、每年50000美金反正已经揣在口袋里跑不了了。

我告诉金伯利，斯拉金格说的话里不乏值得深思的肺腑之言，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他嘴里的美国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这个星球上最出色的那一个，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她肯定不怎么满意这个回答。

如今回想往事，我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那真是个空泛至极的回答。

她又问我是怎么看待一个月以前我自己在小礼拜堂做的那场讲座。她当时不在场，所以没有录音。她只是想从我身上求证别人告诉她我说过什么话。在讲座上，我不过是在不失幽默地回忆我的外祖父本杰明·威尔斯——一个资深的社会主义者而已。

她指责我说过所有的富人都是酒鬼和疯子。这其实是对我曾祖父言行的断章取义，他的确说过，资本主义不外乎是手握我们所有财富的人决定要如何打发今夕今朝所建立的制度，他们也许烂醉如泥，又或者神志清醒；也许条理清晰，又或者不可理喻。所以我把这句话说成了大白话，并且这完全是我外祖父的见地，不代表我的个人立场。

“我听过你的原话，简直比斯拉金格先生还要糟糕。”她说。

“真希望事实并非如此，”我说，“我只是想让大家清楚，我外祖父说的话是多么过时落伍。我只想逗大家笑，他们也确实笑了。”

“我听说，你说耶稣基督不是美国人。”她指责道。在此期间，她的录音机一直开着。

我只好向她详细阐述了这句话的意思。说那不过是我外祖父说过的又一句话罢了。他总是念叨着卡尔·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后他这样问我，目的不过想要打趣而已：“金，还有什么听起来比登山宝训[1]更不像是一个美国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呢？”

“那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关进爱达荷州的集中营又是怎么回事？”金伯利问。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大惑不解。最后，最后，还是太迟了，太迟了，我终于明白这个傻妞儿其实像眼镜蛇一样危险。如果她风传我是个反犹分子的话那我可就玩完了。更何况有那么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然后把后代送进了塔金顿。

“我这辈子就从没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信誓旦旦。

“也许你说的不是爱达荷州。”她说。

“怀俄明州？”

“好吧，就当是怀俄明州吧，”她说，“把他们统统关起来，对吧？”

“我说怀俄明州仅仅是因为我是在怀俄明州结的婚，”我回答，“我从没去过爱达荷州，也从没想过爱达荷州。我只是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你说的那番话一点儿都不像是我说的。”

“犹太人，”她说。

“那还是我外祖父的话。”我回答。

“他憎恨犹太人，对吧？”她问。

“不，不，不，”我回答，“他钦佩许许多多犹太人。”

“但他还是想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里去，”她说，“对吧？”

这一句荼毒最深的误解源自于我在小礼拜堂对外祖父往事的一段回忆。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个周日的早晨，外祖父开车载我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兰城兜风。一路上，他——不是我——在嘲弄世上所有的宗教。

我记得，当我们经过一座基督教教堂的时候，他说：“你觉得你爸是个了不起的化学家？这里头的人能把苏打饼干变成肉[2]。你爸有这个本事吗？”

路过一座五旬节派教堂时，他说：“这里头的精神导师认为，一本由一伙传教士于基督诞生后300年写下的书上的所有文字都是真实的。但愿你长大以后，不要傻到书上写什么，你都全盘相信的地步。”

后来我无意间听说，在我读高中时与我父亲有染，害他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跳出窗外，途中遭恶狗咬伤，还被晒衣绳缠住的女人，就是一个五旬节派信徒。

他那天上午说的有关犹太人的话，其实是对基督信仰的又一个玩笑罢了。他必须解释给我，正如我必须向金伯利解释一样，《圣经》一共包含两个部分——《新约》和《旧约》。犹太教徒只相信《旧约》，因为那里头包含了他们自己种族的历史，而基督教徒却对两部作品同等重视。

“我为犹太人感到遗憾，”外祖父说，“因为他们只用半部《圣经》过日子。”

接着他又补充：“就像从这里去旧金山，手里拿着的地图却在艾奥瓦州的迪比科市戛然而止。”

我是真的生气了。“金伯利，”我质问道，“你是不是和董事会通气，告诉他们这些言论都是我说的？难不成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要见我的？”

“也许吧，”她回答，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起初觉得这个回答愚不可及，但事实上又准确无比。其实除了我在小礼拜堂的讲座以外，董事会还握着其他许许多多的话柄想找我谈谈。

我觉得她既讨人厌又可怜。就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是伟大的女英雄，而我却是无可救药的奸佞之徒！如今，眼看着我在她的苦心经营之下束手就擒，她浑身战栗着向我展示她是多么地骄傲自豪、无所畏惧。可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曾经把一个块头和她差不多的家伙一把从直升机上扔了下去。是什么让我抑制住要把她扔下钟塔的冲动？我心里的确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做能叫她明白这个道理！

被我扔下直升机的那个人之前朝我的脸上吐了唾沫，还咬了我的手。我以牙还牙，用实际行动教会他，侮辱我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可她又很可怜，因为她虽身出名门，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还一心以为她终于也完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抓到了一个满脑子都是犯罪思想的人的把柄。我也从未想过，他那荣获罗德奖学金的父亲，那个普林斯顿的高材生，竟会指使她日复一日地干这档子事。我觉得她肯定受了她父亲的影响，后者在报纸专栏和电视节目里（在家里肯定也一样）都表达过一个观点：一小撮内心憎恨国家的教师正向年轻人输送负能量，让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和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

我想，她铆足了劲要凭一己之力，揪出这样一个破坏分子，再将其扫地出门，以此证明她不痴也不傻，一心要当她爸爸的乖乖女。

大错特错。

“金伯利，”我没有把她扔下窗，而是选择心平气和地说，“这真荒谬。”

大错特错。

“好吧，”我说，“我们得赶紧把这事儿说清楚。”

大错特错。

我当时只是想着，我要大步流星地迈进董事会，昂首挺胸，浑身上下散发着满腔义愤：因为我，不仅是学院最受欢迎的教师，还是教职工里唯一一个在越战中获得过勋章的人。万万没想到，倒头来竟栽在这里，虽然我一直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要以这个理由解雇我，但他们确确实实这么做了：就因为我对越战的丑陋有着最感同身受的见解。

董事会成员里，没有一个人亲身参与过那场战争，金伯利的父亲也没有，他们更没有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亲临战场。湖对岸的监狱，当然，还有小镇里头，却有许许多多平头百姓把自己的子弟送上了战场。

[1]登山宝训（亦作山上宝训）指的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山上宝训当中最著名的是“八种福气”，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基督徒言行的准则。耶稣基督把天国里的法则说给他的门徒听，是为要叫每一个基督徒都作天国之子。——译者注

[2]暗指基督教的圣餐礼。——译者注

第十二章

穿过四方广场来到萨莫扎大礼堂的一路上，我只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生命科学系的系主任玛丽莲·肖教授，她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去过越南战场的人，当时她只是一名护士。另一个是诺曼·埃弗雷特，学院里的老园丁，和我外祖父一样。他有个儿子，在越南不小心踩到了地雷，腰部以下全部瘫痪，目前长住于斯克内克塔迪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

大四学生及他们的家人和其余教职工都还在娱乐中心吃午餐，每个人都配了一只生煮龙虾。

我从没想过和玛丽莲扯上关系，虽然必须承认，她的确很吸引人，而且尚未找到归宿。至于原因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二人都曾经去过越南，所以在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类似兄弟姐妹不能乱伦一般的禁忌约束着彼此。

她如今是死了，埋葬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她是让流弹给打死的。话说回来，有哪个神志清醒的家伙会把死亡的枪口向她瞄准？

现在想起她，我在质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爱上她，我们甚至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互相交流。

也许我该把她的名字放在那一份很短的名单里头：我爱过的女人。我想，名单上面应该有玛丽莲，还有玛格丽特，至少结婚头四年里是这样的，直到归国以后我患上淋病为止。我还同样留恋着哈里特·加梅尔，也就是《得梅因纪事报》的战地记者，后来我才发现，在马尼拉共度春宵以后，她生下了我的儿子。我还感觉，在祖祖·约翰逊的身上，也能找到类似爱情的感觉，她的丈夫后来让人给钉死了。我还和穆丽尔·佩克有一段刻骨铭心、两情相悦而又纷繁复杂的友谊关系。在我被炒鱿鱼当天，她是黑猫咖啡馆的女侍者，后来成了英语系的教员。

名单到此为止。

穆丽尔同样埋葬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哈里特·加梅尔也已撒手人寰，不过远在艾奥瓦州。

嘿，姑娘们，等等我，等等我。

我并不想打破和女人做爱的世界纪录，不论我是否真心爱过她们。在我看来，由法国推理作家乔治·西默农[1]创造的记录足以万古流芳。《纽约时报》刊发过他的讣告，上头说多年以来，他一直保持着每天和3名不同女性性交的习惯。

玛丽莲·肖和我在越南的时候并不相识，不过我们有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山姆·韦克菲尔德。是他后来把我们都招进了塔金顿，然后用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理由结果了自己的性命，这个结论是通过他留在桌上的那一封剽窃他人词句的遗书上推断的。

他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塔金顿的女生训导员，那时候已经分房睡了。

在我看来，山姆·韦克菲尔德在放弃自己的性命以前却先拯救了玛丽莲和我的性命。如果他没有雇用我们两个来到塔金顿，让我们成为在学能障碍症学生眼里，非常优秀的教师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两个会何去何从。在我即将被扫地出门以前，玛丽莲和我，一个是全职的物理教授，一个是生命科学系的全职教授，如同夜间航行的两艘船在四方广场不期而遇，多么地出人意料！

我还在这里任教的时候，我问“格里奥TM”[2]（巴列维展馆里最受欢迎的一款电脑游戏），越战结束以后，我将何去何从，当然，我没有把自己战后的真实经历告诉它。“格里奥TM”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先输入你的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生活现状和有无吸毒史，还有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人物的经历可以是真实确凿，也可以是子虚乌有，反正它也不在乎。它更不会在意是否会伤害人们的感情。只需要输入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然后它就会把这个人未来可能遭遇的事情娓娓道来。这些故事是参考那些具备相同特征的真实人群而编撰的。

如果缺少相关信息，“格里奥TM”也会罢工不干。比方说，如果没有输入种族的话，它的屏幕会闪现“种族出身”四个大字，然后冷冰冰地中止运算。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它便无法继续，简直和教育行业如出一辙。

我并没有把自己凭空出现在这里工作的事情告诉“格里奥TM”。只是把自己越战结束不久的人生经历告诉了它。它了解越战的方方面面，也知道越战造就的老兵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它的计算结果预测我会是一个精疲力竭的老兵，我感觉，它依据的是我在越南的服役时长。它还说我会成为一个对妻子动粗的醉汉，最后在贫民窟里孤独终老。

如果我现在能够玩一玩“格里奥TM”，说不定我会问它，如果山姆·韦克菲尔德没有出面，玛丽莲·肖的人生会如何发展。可谁知道，我才刚刚教会越狱犯们如何使用这台巴列维展馆里的机器，他们就把它砸了个粉碎。

他们憎恨这玩意儿，我并不怪罪他们。我当时就觉得后悔，不应该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台机器存在。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输入自己的种族和年龄，还有他们父母的职业（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以及他们接受了多少年的教育、吸食过什么种类的毒品，凡此种种，然后“格里奥TM”不出意外，毫不留情地预测他们将全部锒铛入狱，长期监禁。

我不知道“格里奥TM”对越战的护士会有多大了解。开发商声称，在商店里头，游戏程序的上架期限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因此每个程序都是紧跟时代脚步，对各式各样的人群所做出的预测紧跟消费者购买该系列产品的时间。如此想来，大概程序员们时常要根据每日新闻里对诸如水管工、毒贩、下身瘫痪人士、越南难民、墨西哥偷渡劳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任何你能想到的职业进行追踪，进而更新“格里奥TM”程序。

近来，我听到了质疑声，有人怀疑“格里奥TM”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鞭辟入里、紧跟时代步伐，因为帕克兄弟，也就是制造该程序的公司，已经让韩国人给收购了。公司新的所有者已经把整个程序的运营移师到了印度尼西亚，因为那儿的劳工支出聊胜于无。韩国人说他们会通过卫星实时跟进来自美国的新闻。

叫人怀疑。

用不着“格里奥TM”我也知道玛丽莲·肖经历的那场战争比我更加煎熬。她照料的所有士兵都身负重伤，他们所有人都在期望一件比不可能还要遥远的事情：希望她能够让他们彻底好起来。

我知道她曾经结过婚，她国内的丈夫和她离婚以后，立马趁她还在越南的当口结了婚，可她不在乎。也许那会儿她已经和山姆·韦克菲尔德好上了，我从没开口问过。

似乎可能性还挺大的。战争结束后，他就跑去找她，在纽约大学发现她在修计算机科学。她再也不想当护士了。他告诉她，不妨试一试当个老师。她问他，西庇阿有没有匿名戒酒互助会，他告诉她有。

韦克菲尔德开枪自杀以后，玛丽莲·肖教授旧瘾复发，借酒浇愁了一个星期。后来便消失了，大家委派我去找她。我在镇上找到了她，当时她烂醉如泥，正瘫倒在黑猫咖啡馆里屋的台球桌上。毡台上，她的口水流得到处都是。一只手还搭在白球上头，仿佛要等重新清醒以后朝某个地方猛扔过去一样。

据我所知，她从那以后滴酒不沾了。

过去，也就是韩国人还没有收购帕克兄弟公司，没有把公司移至印度尼西亚，并承诺要进行精简而高效的重组之前，哪怕每次都输入一系列相同的事实，“格里奥TM”也不会输出相同的人生经历预测。和每个人的人生一样，它会提供给你一系列的可能性，根据可能性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演算出不同的结果。

15年前，在“格里奥TM”预测我将在贫民窟终老以后，我又试了一遍。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仍旧与现实天壤之别。这一次，我留在了部队，成了西点军校的老师，但是过得并不开心，感觉百无聊赖。我的妻子再次弃我而去，而我再次酗酒成性，身边的女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过不多久却又无一例外，对我和我颓废的状态心生厌倦，离我而去。最终，我又一次因为肝硬化而死去。

不过，对那些个逃狱的犯人而言，“格里奥TM”除了预言监狱以外，回旋余地实在不算充分。运气再好也不过是保释，即便如此，还是免不了马上二度入狱的命运。

如果“格里奥TM”知道囚犯是拉丁裔的话，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过它对白人多少乐观一些，前提是这些白人能读会写，并且从来没有进入精神病院或者被军队开除军籍的经历。若非如此，结果也和黑人与拉丁裔人无异。

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东方裔和美洲印第安人。

最高法院颁布法令，要求各监狱应该按照种族原则实行种族隔离，但是对许多行使司法权的地方来说，因为东方裔或印第安人的犯人数量本就不足，所以无法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实行分人种集中关押。例如，在夏威夷，只有两名美洲印第安裔囚犯，而在怀俄明，也就是我妻子的家乡，只有一名东方裔囚犯。

针对这一情况，最高法院解释说，印第安人和（或）东方裔应该视作“名誉白人”予以相应对待。

但是，在这个州里，上述两个人种倒还不少，特别是印第安人找到了一个不用纳税的发财路子——穿过连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小路，跨过加拿大边境贩毒。因此，印第安人在他们祖先称之为“雷神之盔”，也就是我们称为“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地方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专属监狱。东方裔的监狱则坐落于长岛的迪尔佩克，离他们位于纽约唐人街的海洛因加工作坊仅有50公里路程。

如果放胆一想，这个国家的毒品生意究竟有多大，那么完全有理由怀疑每个人都有过连续“嗨翻天”的经历，正如在高中度过最后两年学业的我，还有南北战争里的格兰特将军，以及二战时期的温斯顿·丘吉尔。

所以，玛丽莲·肖和我像是黑夜中航行的船只一样再次于四方广场相会，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遇。不过我们两个谁都不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她说了些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颇为感动的话。这些话不过是很久以前，学院教工为了欢迎我们而举办的鸡尾酒聚会上，我和她试探性的搭讪之语。

我把当初在克利夫兰的科学大赛上如何与山姆·韦克菲尔德相识的经历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山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如今，在我即将大难临头之际，她把这句话又重新说了一遍：“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

[1]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年2月13日—1989年9月4日），世界闻名的法语侦探小说家，作品超过450部，他不仅多产，还以多情著称。在1970年出版的自传小说中，他宣称一生曾与两万多位不同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其中几位后来还成为他的妻子。——译者注

[2]在现实生活中，格里奥是黑非洲世代相传的诗人、口头文学家、艺术家和琴师的总称。在古代，格里奥一部分进入宫廷，担任相当于国王、诸侯的史官、顾问、传话人的职务。另外一部分格里奥为行吟艺人，他们带着简单乐器周游四方，传授知识。上标“TM”为商标之意。——译者注

第十三章

10年前那个把我开除了的董事会主席是来自西棕榈滩的罗伯特·W.莫伦坎普，他自己就是从塔金顿毕业的，现在是两名塔金顿学员的父亲，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学生。巧合的是，他当时正濒临倾家荡产的危机，财产几乎化为泡影，全是因为上了“微秒套利”公司的当。据说这个骗局是这样运作的：公司抢先以低价收购诸如食品、住所、衣物、燃料、药品、原材料和机械等资源，速度之快甚至连真正需要这些资源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然后，公司依靠电脑配对，让买家相互竞价，借此牟取暴利。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够吸引客户投资，是因为它声称，自家的电脑可以通过卫星与坐落于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市场互联互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像塔金顿董事会主席这样容易上当受骗的客户以外，这家公司的电脑根本没有其他连接对象。在听取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大腕詹森·维尔德的意见，决定要开除我之前，他还在兴高采烈地描述着自己同火地岛、乌干达以及上帝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做生意的情形。如果能有台心电仪记录他的情绪起伏，那么在测试图纸上打印出来的图案准会像高飞的风筝。“微秒套利”是他的“天使粉[1]”，是他的摇头丸，是他的海洛因，是他的雷鸟酒[2]，也是他的可卡因。

我自己也对两样东西上瘾，一是中年女人，二是料理家务，法院指定给我的律师告诉我，兴许我们可以据此借题发挥，以精神失常为由申辩无罪。不过，最让他啧啧称奇的是，我居然从来没有手淫。

“为什么呢？”他不解。

“是我的外祖父让我保证的，因为手淫可能会让我变得懒惰和疯狂。”我回答。

“你就这么相信他啦？”他说。他只有23岁，刚从雪城大学毕业。然后我说：“律师先生，在这么一个日新月异、万事万物疯狂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祖父一辈弄错很多事情是免不了的。”

罗伯特·W.莫伦坎普还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连带他的孩子们其实已经破了产，身家和雅典娜的任何一个罪犯无异。因此，当我在1991年迈进董事会房间的时候，他同我说话的样子像极了雄辩的政客，仿佛他化身成一名精明审慎的大总管，坐拥一笔不菲的财产一般。他向詹森·维尔德点头示意，后者当时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塔金顿学员家长，连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维尔德坐在那张椭圆形大桌的末位，在他面前，有一个文件夹、一台装有磁带的录音机，还有几张拍立得照片。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对他的思想见地也略知一二，因为我读过他的专栏文章，时不时也看过他的电视节目，但我们彼此从未谋面。分列于他两边的董事会成员都心照不宣地挤在一起，好腾出位置，让他有足够的空间“自由发挥”。

他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名人。或许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能够迈进董事会大门的名人。

还有另一个不是董事会成员的学生家长——学院的校长亨利·“泰克斯”·约翰逊，如前所述，我经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和他老婆祖祖偷情。祖祖和我大约一个月以前分了手，不过仍保持着寒暄之谊。

“请坐，金，”莫伦坎普说道，“这位是维尔德先生，大概你也知道，他是金伯利的父亲，他有一个十分不安的消息想要亲自告诉你。”

“明白，”我说道，一个好的士兵就得唯命是从。我想保住这份工作，这里是我的家。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在这里退休，最后葬于此地。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冰川又开始向南运动，任何葬于此地的人，包括那群马厩旁边的尸体，最终都会连同毛瑟山一起，迁移到宾夕法尼亚州或者西弗吉尼亚州，或者马里兰州。

我除了西点军校的理学学士学位之外别无所有，上哪儿还能找得到这么一个全职教授或者大学教员的职位？我甚至连高中和小学都教不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师范课程的训练。我当时都51岁了，哪里还有人愿意雇用我呢，更何况在我身后还有精神不正常的妻子和岳母。

我对董事会成员和詹森·维尔德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刚刚才和金伯利打过照面，我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什么。

“听了她对我的控诉，我只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忘记在过去15年里，我在塔金顿兢兢业业地奉献服务。当然，在座的各位董事都可以为我的人品做证。如果诸位不愿意，那就找学生家长和学生来。随便挑。诸位和我都清楚，他们一定会替我说几句公道话的。”

我恭敬地向詹森·维尔德点头致意，“很高兴能同您见上一面，先生。我经常拜读您的专栏，收看您的节目。您说过的每句话都发人深省，我的妻子和她母亲也是这么以为的，她们都是不能自理的病人。”我是故意扯出这两个病号的，以免维尔德和几个新任的董事会成员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

的确，我夸大了事实。玛格丽特和她母亲是经常轮流给对方读书不错，通常是在她们自己在家里用床单啦，椅子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做的帐篷里，但就是不读报纸。她们同样不喜欢看电视，除非是孩子们喜欢的《芝麻街》。我绞尽脑汁才记起来，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见到詹森·维尔德的时候，我岳母居然开始对着他跳起舞来，仿佛他化作了某种现代音乐。

等到他的一个嘉宾开始说话的时候，她不动了。只有维尔德说话的时候，她才又开始跳舞。

我当然不会把这个告诉他。

“我想先声明一点，”维尔德说道，“对您——哈特克教授——在越南战争中的光荣事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要不是因为美国人失去了勇气没有再支持你们，我们理应生活在一个与此不同并且更加美好的世界，至少亚洲的情况会大为改观。我也知道，您对您夫人和岳母照顾周到，体贴入微，让我不由得想起您在越南战场赢得的那句赞辞——‘杰出所致，超越职责’。所以，很遗憾地告诉您，我要说的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反驳，方才小女可能让您误解了。”

“不论如何，先生，”我说，“我愿洗耳恭听。”

他照办了。他说他有几个朋友，要么曾经在塔金顿求学，要么把孩子送到了这里，所以，在他自己把女儿托付给我们之前，他就已经对学院在如何教育学能障碍的学生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印象十分深刻了。他还说，他婚礼上的一个司仪和一个伴娘就是在西庇阿拿到的艺术与科学学位。这个司仪后来当上了美国驻冰岛大使，伴娘则成了芝加哥交响乐队的董事会理事。

他认为，如果将塔金顿不拘一格的教学手段运用到这个国家的各大市区学院的话，一定大有裨益，因为这些学院是出了名的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他这么说是很有一番根据的。在塔金顿，教师和学生的比率是1比6，而在市区学院，这个比率是1比65。

我记得，当时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目的是想让日本人尽可能收购所有的市区学院，就如他们收购监狱和医院一样。但日本人精明得很，对那些不受待见的学生和他们同样不受待见的家长，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他说他想要写一本关于塔金顿的书，书名就叫《莫西干湖畔的小小奇迹》或者《有教无类》。所以，他在女儿的身上藏了窃听设备，吩咐她每天跟在最优秀的老师后面，记录下他们的言行。“哈特克教授，我想在他们不知道有人在研究他们的情况下，了解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优秀，”他说，“我想让他们顺其自然，毫无保留，不要一丝一毫的刻意做作。”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磁带这回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解释了金伯利为什么长期以来除了鬼鬼祟祟，就是鬼鬼祟祟的。至少，维尔德留了一个悬念，没有告诉我金伯利究竟偷偷录下了我说的哪些话。他按下了面前录音机的回放按键，接着我就听到了自己和保罗·斯拉金格的私人会谈，我当时说，这个星球主要的通行货币有两种，一种是日币，另一种是含阳口交。这是我在学年开始之前说的，课程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头半句源于新生入学周，我告诉即将入学的1994级学生，比起美元，镇里的商人和小贩更喜欢客人用日币消费，所以新生们最好告诉家长，给零花钱的时候最好给日币。我还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去黑猫咖啡馆，因为当地人把那里当作他们的私人俱乐部。当地人去了那里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生计完全仰仗于从山那头过来的富家子弟。当然，最后一条理由我没有跟学生们说。我同样没有告诉他们，那里偶尔还可以找到自由身的妓女，过去还是学院性病暴发的源头。

我只是言简意赅地告诉他们：“塔金顿人去镇上任何地方都受欢迎，黑猫咖啡馆除外。”

就算金伯利录下了这个不错的建议，她父亲也没有在我面前重新播放。他甚至连斯拉金格的回复也没有播，当时正是咖啡时间，听了斯拉金格的问话才激我说出这个星球接受程度最高的两种货币是什么。狡猾的内奸，害人不浅。

我记得，他当时说：“他们想要日币结账？”和所有新生一样，他也是刚来西庇阿，我们也才初次见面。他的书我一本都没看过，而且据我所知，其他教职工也没读过。他是在最后一刻才被选为驻校作家的，又因为他形单影只，无所事事，索性也过来参加入学适应。本来他就不该来的，他是那么老，那么老！他同所有青少年坐在一起，仿佛他自己是另一个富家子弟，刚刚以学习能力测试垫底的成绩进入学院，但他的年纪做这帮孩子的爷爷都足够了！

他甚至还参加过“二战”！想想看他有多老。

所以我告诉他：“如果必要，他们也收美元，不过你最好备一辆手推车。”

然后他想知道，商人和小贩接不接受口交。表达“口交”的含义时，他用了一句方言。

但是磁带却是在他说完那句话以后，也就是我开口回答的时候开始播放的，突如其来，就好像我在讲一个笑话，当然，重播的时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个笑话：“全世界都准备好接受日币埋单，或者任何愿意以口交代为付款的举动。”

[1]一种强烈迷幻药。——译者注

[2]一种加强型葡萄酒，所谓加强型葡萄酒是指在酿造过程中加入了烈酒（如白兰地）进行强化的葡萄酒。——译者注

第十四章

所以，仅仅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因为保罗·斯拉金格的愤世嫉俗，而不是我自己的缘故，而两次代受谴责。而始作俑者却远在基韦斯特，免受惩罚，反正他有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期5年的天才奖金打底，失业不失业的都无所谓。我本来以为，说些关于日币和口交的俏皮话能让我和陌生人更加聊得开。

就这一点来讲，历史学科主任、我的好友达蒙·斯特恩教授对自己祖国大放厥词的程度决不在斯拉金格和我之下，而且他还是当着教室里学生的面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从前经常旁听他的课程，一边发笑，一边鼓掌。真相往往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让人觉得可笑，特别是当真相与贪婪和虚伪联系起来的时候。金伯利一定也把他给录了进去，然后播给了她父亲听。可为什么达蒙没有跟我一起被解雇呢？

我的猜测是，他类似一个谐星，而我却不是。他想让学生离开教室的时候心情舒畅，而不是存心给学生添堵，所以他讲的笑话里头的暴行和蠢行全都来源于相当遥远的过去。除了笑啊，笑啊，笑啊，学生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可斯拉金格和我却总对20世纪下半叶念念不忘，因为这个特殊的时期把我们两个摧残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这层伤痛不仅是生理上的，同时也是心理层面的，对待这一时期，也只有变态的反社会人士能够笑得出来。

当然，如果金伯利只是把我关于日币和口交的言论录下来的话，或许大家也只会以看待谐星的眼光来看我。因为它里面体现出来的幽默极富莫西干山谷的当地特色，毕竟湖对面的监狱就让日本人给收购了，还能引发人们对不同国家之间汇率价值的兴趣。日本人就愿意在当地以美元或者日币结账。这些账单都是用来支付小额物件、五金器具、梳妆用品等监狱急需物资，通常是用电话订购的。大宗物件则是由罗切斯特或其他地方的日资公司供应而来的。

因此在西庇阿，日币已经开始流通了。不过，很少有人能在镇上见到典狱长和监狱守卫。他们住在监狱以东的营房里，在湖畔另一头的人们看来，过着和监狱囚犯一样隐秘的生活。

从一个狭义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湖畔这一头在越狱暴动爆发以前对监狱的看法，大家也逐渐对日本人接管监狱的事实习以为常了。新来的业主几乎把污染和腐败降到了零。他们用来惩戒本州罪犯的费用仅仅只是州政府提供相同服务费用的百分之75。

为了弄清楚日本人接管监狱以后究竟有了哪些改观，本地一家报社——《山谷卫报》——派了个记者实地考察了一番。日本人依旧把铁箱装载卡车后厢来运送犯人，还是放送老掉牙的电视节目，其中包括新闻，没有特别的次序，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最大的变化在于，雅典娜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吸毒现象，有钱的犯人也买不来特权了。守卫没有那么容易捉弄，也没有那么容易贪污腐败，这是因为他们几乎听不懂多少英语，每个人只想早点结束为期6个月的海外工作期，重回家乡。

在越战期间，正常的服役期限是日本人海外工作期限的两倍，危险系数也是看守监狱的1000倍。如此说来，谁还能埋怨那些有点儿政治关系的知识阶层避战在家呢？

日本人有一着妙棋没有见诸该记者的报道中，那便是监狱看守上班的时候，全都戴着医用口罩和橡胶手套，就连瞭望塔和高墙上的看守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他们用来防止自己散播疾病的。这么做是要确保自己回国的时候，不会把那些讨人厌的看管对象身上讨人厌的疾病跟着带回国。

去监狱工作以后，我拒绝佩戴手套和口罩。有谁会这样一身穿戴去教学生呢？

正因如此，我染上了肺结核。

咳，咳，咳。

如果哪怕有一丁点儿可能察觉到有学生能听到我说的话，那我绝不可能再说日币和口交什么的，但还来不及向董事会辩解，磁带的背景音就变了，我发觉马上要听到自己在另一个场合说的话了。因为我听到了乒乓球的乒乓声，还有一个玩牌的人问：“谁来发牌？”还有一个女士招呼另一个人给她带一份热巧克力圣代，不加坚果。她说她在节食。背景还夹杂着轰鸣声，好似远处炮火齐鸣，实际上却是从巴列维展馆传来的保龄球声。

哦，慈悲为怀的主啊，我那天晚上不会是在娱乐中心醉倒了吧。我失控了。以这样一种模样出现在学生面前实属失态，足够让我后悔余生。咳。

那是1990年11月末的一个寒冷夜晚，距离董事会解雇我还有6个月。之所以知道不是12月是因为斯拉金格还在学院里头，公然谈论有关自杀的话题。他那时还没有获得天才奖。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做完饭，发现家里一团糟，准备打理家务。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那会儿都已经疯了，两个人把床单撕成了无数细条。我白天刚刚洗好了床单，正准备晚上重新铺到她们床上。可她们哪里会在乎呢？

她们说这是为了搭建一个所谓的蜘蛛网，还好这玩意儿不是氢弹。白花花的棉布条首尾相连地遍布玄关和客厅。螺旋楼梯的中柱也让棉布条给拴在了前门的门把手上，门把手又和客厅的吊灯连在了一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打从那一天开始，日子就过得不怎么吉利了。我一开始就发现，我的梅赛德斯四个轮胎都瘪了。一伙从镇上高中来的毛小子——没准是喝高了还是什么别的——趁着夜色，像越共一样摸了过来，又干起了他们所谓的“偷芯”勾当。他们在学院里一找到名贵汽车就要放气，不仅如此，还要拿走气门芯，保时捷、捷豹、萨博、宝马等，一样都不放过。在家里，我听说，他们收集来的气门芯足够装好几个罐头，甚至可以做成项链，以此证明他们“偷芯”的次数是多么地频繁。我的梅赛德斯从来没有逃过他们的魔爪，他们总是和我的梅赛德斯过不去。所以，我回家一看到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织起来的蜘蛛网，我的神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这一团糟最后都得我来收拾。她们的床最后还得我用其他床单重新铺好，第二天又要多买几条床单备用。大多数时候，我是喜欢干家务的，至少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闻之色变。可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到了爆发的边缘！

我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家里是多么整洁干净！即便我让她们的蜘蛛网缠手绊脚的窘态也不能让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找到任何乐子。她们正藏在某个地方，既看不到我，也听不见我。她们想和我玩捉迷藏，让我来当捉人的“鬼”。

我的内心爆炸了。我这次不会再跟她们玩什么捉迷藏了。她们的蜘蛛网我也不撤了，晚餐我也不准备了。就让她们一小时以后，或者鬼知道多久以后，灰溜溜地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吧。就让她们纳闷吧，正如我走入她们织的蜘蛛网时思考的同一个问题，究竟她们从前值得托付、宽宏大度的世界发生什么变故了呢？

我一人独步漫入凄冷的夜晚，脑海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似曾相识的一片空白。后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最好的朋友——达蒙·斯特恩家门口，那个时常逗人发笑的历史学教授。还是威斯康星一个不起眼的小男孩时，他就学会了骑单轮脚踏车。他还把这门技术教给了妻儿子女。

他们家灯亮着，却没人在家。一家子4辆单轮脚踏车停在前厅，小轿车却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偷他家的气门芯，因为他们很精明。家用汽车可以说是最后一辆还能开得动的大众甲壳虫了。

我知道他们家放酒的地方，自斟自饮了几杯波旁威士忌，酒杯上还留有他们离去不久的体温。过去一个月我甚至滴酒未沾。

烈酒下肚的滚滚热潮陡然间涌了上来，我再次漫入茫茫黑夜。不由自主地想找一个中年女人，同她交颈蜷缩，化作一头合欢的野兽。

女学生可不行，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女学生愿意跟一个像我一样又老又穷的家伙扯上关系。我甚至都不能承诺会给她一个好成绩，塔金顿根本就不考试，自然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而是因为我本来也不会去找女学生。能勾起我兴趣的只有那些处境不怎么样的沧桑女子，不仅对自己充满怀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也处于混沌状态。虽然我并未有幸亲身见过她，但是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已故的玛丽莲·梦露，大约当时离她自杀还有3年的光景吧。

咳，咳，咳。

如果真有所谓的神谕天意，那么也一定有它堕落不道德的对立面，前提是你也赞同，同一个女子偷情是堕落不道德的。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通奸是堕落不道德的话，那么我们吃的食物也不例外。因为二者事后都能让我获得极大的满足。

正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知道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会有某个人准备的盛宴一样，那天晚上，我也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个绝望的女子空对斑斓夜色。一定有的！

祖祖·约翰逊就算了。她丈夫那天在家，而她也在忙着主持晚宴，举办晚宴是为了答谢几个慷慨出资，为学院援建语言实验室的学生家长。等到实验室建成，学生就能各自坐在有隔音效果的小隔间里，收听录制了100多种语言和方言的母语者录音。

诺曼·洛克威尔[1]大厦的雕塑工作室灯还亮着，这是艺术楼，也是学院里唯一一个以历史人物而不是捐建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其实这座楼也是莫伦坎普家族捐建的，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家族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太多的建筑物上头了吧。

雕塑工作室里头传来了飕飕风声和隆隆低声。有人在里面玩鹤嘴锄，来回将其举过头顶，再原路挥舞而下。不管是谁，总之是在找乐子，因为没有哪个雕塑作品会大到非得动用鹤嘴锄不可的地步。

越狱爆发以后，有传言说犯人们想把监狱里的某个人给吊死，而且还要在那人窒息之前来来回回地好好折磨。不过他们都没想好最该对谁下手。接着，统一教韩国福音传道协会旗下资产——尼亚加拉水力和电力公司掐断了我们所有电力供应。

那天晚上，在洛克威尔大厅门外，我仿佛是在越南放哨巡逻。我的感官当时真的敏感到了这种程度。我的大脑从最细微的蛛丝马迹当中勾勒出全篇宏景的速度就是这么迅速。我知道雕塑工作室晚上6:30就要关门，因为之前有好几次我都试过要开门，寻思着以后没准能带个情人到里头亲热。我还想过要在学期开始的时候拿到一把钥匙，结果大楼与地服人员告诉我，钥匙只能由他们和驻校艺术家——女雕塑家帕梅拉·福特·霍尔保管。这是因为在上一年，工作室里头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也不知是学生还是镇上人所为。

他们把希腊复原雕塑上的鼻子和手指都给敲了下来，还在装湿黏土的桶子里头大便。凡此种种。

所以，在工作室里头挥舞鹤嘴锄的人非帕梅拉·福特·霍尔不可了。而鹤嘴锄不停歇地飞舞意味着使用者心情郁闷，绝不是在搞什么艺术创作。总之，她拿一把鹤嘴锄有什么用？她甚至连一辆手推车都用不着，因为她的工作只和近乎没有重量的聚氨酯打交道，而且她刚刚离婚，没有小孩。因为她知道我的名声，所以我确信，她一直都在有意躲着我。我爬上了工作室的装卸台，用拳头敲打了工作室的巨型拉门。这是一张电动门。她只需要轻轻按下按钮就能放我进来。

鹤嘴锄不再前后飞舞。有希望！

她隔着门问我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确认你在里头好好的。”我回答。

“你谁啊，我在里头好不好的关你什么事？”她说。

“金·哈特克。”我说。

她只让门开了一个小缝，目光向外盯着我不放，但是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她把门开得大了一些，我这才看到她手里还握着一瓶开了塞的黑莓白兰地。

“你好啊，大兵。”她说。

“嗨。”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然后她问：“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1]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1894年2月3日—1978年11月8日）是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重要画家及插画家，作品横跨商业宣传与爱国宣传领域。——译者注

第十五章

帕梅拉那天晚上准是把我灌醉了，然后我们发生了关系。再接着，在巴列维展馆，我当着一大帮子学生的面，把越战里里外外统统控诉了个遍。然后金伯利·维尔德把我的话录了下来。

我从前从没喝过黑莓白兰地，今后也不想再喝这玩意儿了。它让我一讲起越战，就哭得像个孩子。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是这番德行了。

如果现在我能点一杯酒，那一定要选由曼哈顿鸡尾酒和苏格兰威士忌调制而成的加冰加糖版罗布·罗伊。这酒是另一个女人介绍给我的，这酒让我发笑，而不是哭泣，接着叫我爱上了劝我试试这酒的那个女人。

那是在马尼拉的事情了，西贡的排泄物刚刚打在了空调上。她的芳名叫作哈里特·格默，是个从艾奥瓦州来的战地记者，后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了我的儿子。你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巧了，罗布·罗伊。

发生关系以后，帕梅拉问了我哈里特15年前在马尼拉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她们都觉得有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她们问我，有没有在战争中杀过人。我的回答与当初我跟哈里特说的如出一辙：“要是我化身成为一架战斗机的话，机身上下一定漆满了数不胜数的小人图案[1]。”

说了这话以后，我实在应该就此打道回府，但我却鬼使神差地去了巴列维展馆。我当时只想着要把这句豪言壮语在更多人面前慷慨陈词一番。

于是，我蛮不讲理地插到了一群围坐在中庭大壁炉的学生面前。越狱爆发以后，这个壁炉被用来烹煮马肉和狗肉。我站在学生和炉火之间，他们想都别想对我视而不见，然后我对他们说道：“要是我化身成为一架战斗机的话，机身上下一定漆满了数不胜数的小人图案。”

一发不可收拾。

我真是个顾影自怜的可怜虫！詹森·维尔德把我说过的话重播给我听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么个想法。我当时酩酊大醉，倒像个十足的受害者了！

我确实描述了许多不堪言说的残酷、愚蠢而又荒唐的场面，但论其恐怖程度，大致和电视节目里有关越战的超现实记录画面旗鼓相当，后者已经成为了电视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我讲起自己曾经看到的那个混杂在水牛内脏中的人头时，我敢肯定，学生当中肯定有人会认为那人头是蜡做的，而那个大型动物的内脏是否真正属于水牛也未可知。

人头是不是蜡做的，内脏又是不是真的属于水牛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

“哈特克教授，”等磁带重播完毕，詹森·维尔德合乎情理地轻声问：“您到底为什么想要跟这帮志在爱国的年轻人讲这些故事呢？”

我实在太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住房了，所以我的回答愚蠢至极：“我在告诉他们历史，”我说，“并且我真的真的有点儿喝高了。通常我是不会喝那么多酒的。”

“我相信您，”他说，“我听人说您的毛病不少，但似乎嗜酒不在此列。不如这么说吧，您是在不小心失去自控的情况下把有关这段历史的真心话吐露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我回答。

他那芭蕾舞演员一般精致的双手轻轻一挥，头脑灵光一现，才又开了口。他和我一样，也会弹钢琴。然后他说：“首先，您不是来教历史的；其次，来到塔金顿上学的学生并不需要再次了解何谓失败。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到这里来。在我看来，莫西干湖畔一百多年的奇迹在于让有过一次又一次失败经历的孩子开始憧憬胜利，让他们再也不要想起无助绝望的感觉。”

“这事儿就发生过一次，”我说，“我很抱歉。”

咳嗽。一声咳嗽。

维尔德说他觉得，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抱消极态度的教师不配称作教师，“我宁可把这种人叫作‘教师的反面’。因为这种人只会把年轻人脑袋里的东西窃取出来，而不是往里头输入。”

“我不觉得我是个对任何事都抱消极态度的人。”

“学生走进图书馆，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他问。

“书？”我回答。

“是那些永动机，”他说，“我看过展品，还读了墙上的标语。只是当时不知道标语是您出的而已。”

他讲的是“无知造就徒劳浪费”那条标语。

“我绝不允许我的女儿或者别人的孩子在每天来到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消极的标语，”他说，“所以才查出来，您应该为此事负责。”

“哪里消极了？”我问。

“还有什么能比‘徒劳’更消极的词？”他反问。

“‘无知’。”我回答。

“您说对了。”他说。我差不多是在帮他自圆其说。

“我不明白。”我说。

“没错，”他说，“你当然不明白塔金顿的学生是多么容易灰心丧气，只要有人稍微暗示再怎么努力也没法聪明起来，他们就特别地敏感。‘徒劳’这个词意味着‘放弃，放弃，放弃。’”

“那‘无知’呢？”

“如果把这个词挂在墙上，赋予它某种显要特质，”他说，“那它就汇集成为许许多多塔金顿学子来到这里以前所经常听到的风凉话了‘你蠢得不可救药，蠢得不可救药，蠢得不可救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蠢。”

“我从没说过他们蠢。”我抗议。

“您助长了他们的自卑心，自己却浑然不知，”他说，“您还用上不了台面的军营笑话来叫他们难堪，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您说的是日币和口交的笑话？”我说。“如果当时知道有可能让学生听到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讲这个笑话的。”

“我说的是新生进入图书馆的入门致辞。”他说。

“我真不知道那里头还有什么冒犯到了您。”我说。

“不是冒犯到我，”他说，“是冒犯到了我女儿。”

“我猜不到。”我说。语气既不放肆，也并非无礼，而是卑贱到了顶点。

“就在金伯利听到您那个有关日币和口交的言论的同一天，甚至连课都还没开始上，”他说，“有一个大四学生领着她还有另一个新生到了图书馆，一脸严肃地告诉她们墙上挂着的钟锤是勃起的阴茎。想必这一定是那个大四学生从您身上学来的军营笑话。”

只有这一次终于不是我来为自己辩白了。几名董事会成员终于成功说服维尔德，告诉新生钟锤是勃起的阴茎的传统由来已久，甚至能追溯到我还没来这所学院的20年以前。不过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站出来为我辩护，其中有一个甚至是我的学生，玛德莱娜·阿斯托尔，娘家姓皮博迪，还有5个人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的家长。玛德莱娜后来给我寄了一封信，信上解释说，詹森·维尔德曾扬言，如果董事会不开除我，他就笃定要在自己的专栏和电视节目上对学院声讨挞伐。

所以他们没敢帮我。

她还说，因为她和维尔德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等她听到磁带里头我的一段话以后大吃了一惊。我当时说，希特勒也是罗马天主教徒，还说纳粹之所以给坦克和飞机漆上十字架，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基督教的军队。录音里的这段话是维尔德在我刚刚洗脱关于钟锤和阴茎的流言以后播出来的。

于是乎，我再一次因为拾人牙慧而泥足深陷。只不过这一次，始作俑者不是我的外祖父，也不是类似保罗·斯拉金格这样一个连董事会也无可奈何的人。追本溯源，是我最好的朋友达蒙·斯特恩在好几个月以前的历史课上说的。如果詹森·维尔德觉得我是“教师的反面”，那他真该听听达蒙·斯特恩上课！不过话说回来，斯特恩从来不会对当下人类貌似崇高行为下潜藏的阴暗事实品头论足。他抨击的对象无一例外，全部来自于1950年之前。

因此，我只好坐在班里头，听他讲什么希特勒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说的东西我之前依稀也想到过，后来发现大多数基督徒都选择对这一事实装聋作哑：纳粹的十字党徽实际上是根据基督教的十字设计而成的，轴心式十字。斯特恩说，基督徒大费周章地辩称纳粹十字党徽是另外一种十字，不过是混沌初开古老异教的象征标志罢了。

不仅如此，纳粹最有分量的军事勋章也是铁十字。

纳粹还在所有的坦克和飞机上批量漆上了十字。

回想起来，当初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的神情一定有些恍惚。除了金伯利·维尔德以外，还有谁能那么“凑巧地”让我撞见呢？

“他今天又说什么了？”她问。

“希特勒是基督徒，”我回答，“纳粹十字党徽是基督教的十字。”

她把这句话录了下来。

我没有在董事会面前出卖达蒙·斯特恩。塔金顿不比西点军校，后者认为检举揭发是崇高美德。玛德莱娜后来在信里说，她同意维尔德的看法，认为我不应该告诉物理课的学生，第一个研发出可供军事目的使用的氢弹的是俄罗斯人而不是美国人。“即便你说的是事实（对此我深表怀疑），”她写道，“也轮不到你去告诉他们。”

她还说，如果科学家肯下苦功夫的话，永动机是有可能造出来的。

在她通过了艺术与科学学士学位的面试以后，智力水平准是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过去经常在班里讲，如果有人幻想永动机能够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像龙虾一样被生剥活煮。

我还是公制单位坚定不移的倡导者。对那些站在我面前还说英尺，或者磅，或者英里的人，我对他们的漠视态度是出了名的。

他们不喜欢这样。

当然，在湖对岸我可不敢这么教了。

重申一次，大多数罪犯都干过毒品生意，要么自个儿就是从第三世界来的，要么就是成天和第三世界的人打交道，所以他们对公制单位并不陌生。

对于说纳粹也是基督徒这件事，我并没有出卖达蒙·斯特恩，而是告诉董事会，我是从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里听来的。我还说很后悔把这个观点传授到了某个学生耳中。“我恨不得把舌头给咬掉。”我说。

“希特勒和物理或者音乐鉴赏扯得上关系吗？”维尔德反问。

我差不多都想回答说，就物理来说，希特勒懂的兴许不比在座任何董事会成员多，但是他的确喜爱音乐。我在哪里听说过，只要一遭遇轰炸，希特勒立马会将重建音乐厅列为各项任务之首。我觉得这回真有可能是从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听说的。

但我却说道：“如果我当初能够知道，自己不小心像您说的那样伤害到了金伯利，那我一定要向她道歉。但我当时真的一无所知，先生。她没有丝毫表露。”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误以为自己是以家人的身份融入到塔金顿大学的董事会中来的，我以为所有塔金顿的学生，连同他们的家长，还有所有毕业生，都视我为叔叔伯伯一般的存在。我的天——

经年累月，我知道了许多有关这个大家庭的秘密，却从来没有向外界透漏半点风声！我缄口不言。一个多么忠实的老家奴！但对董事会而言，甚至对学生来说，我的价值也就不过是一个老家奴。

我才不是什么叔叔伯伯，我只是一名为他们服务的仆人而已。

他们打发我走了。

士兵遭开除，员工被炒了鱿鱼，仆人被打发走。

“我是不是被辞退了？”我不敢置信地问董事会主席。

“抱歉，金，”他说，“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学院校长——泰克斯·约翰逊同我隔着两个椅子的距离，眼睛都没有瞟我一眼，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我错误地以为他想争取让我履行完教职任期再走，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他是因为私人恩怨而耿耿于怀的，这个私人恩怨和尤金·德布斯·哈特克教授脱不了干系。

他本来任职于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的罗林斯大学，担任教务长职务，后来山姆·韦克菲尔德自杀以后，他才来到我们学院担任校长。亨利·“泰克斯”·约翰逊在卢博克市德州理工大学获得了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声称自己还是曾经参加过阿拉莫战役的英雄后代。达蒙·斯特恩对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事实情有独钟，他以前在不经意间告诉我，阿拉莫战役实际上是为奴隶制而争斗的战役。勇敢的人想让得州从墨西哥独立的原因是墨西哥法律禁止奴隶制。

泰克斯的老婆和我有一腿，所以我才知道他的祖先根本不是得克萨斯州人，而是立陶宛人。他父亲根本不姓约翰逊，曾经是一艘俄罗斯货轮上的二副，后来在科珀斯克里斯蒂[2]遭遇紧急修理事故，弃船跳海了。祖祖还告诉我，泰克斯的父亲不仅是非法移民，还是前任立陶宛共产党寡头的侄子。

有关阿拉莫的历史到此为止。

我当着董事会的面向他求情：“泰克斯——行行好，说点儿什么吧！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我是你手下最优秀的老师！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学生说的！难不成所有教师都要拉到董事会前面熬过这一关，还是只针对我一个？泰克斯？”

他只是死死地直视前方，整个人像是石化了一样。“泰克斯？”拿出点儿领袖气质出来啊！

我向董事会主席抛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微秒套利”弄得倾家荡产了。

“鲍勃——”我开始说道。

他龇牙咧嘴。

我又说了一遍，非常坦率地接受了自己作为仆人，而不是家庭一分子的身份。“莫伦坎普先生——”

我说：“你心里也清楚得很，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哪怕是这辈子你们见过的最爱国，受宗教影响最深的美国人，如果你用录音机跟踪他一年半载，兴许你会发现，原来他是比贝内迪克特·阿诺德[3]还要糟糕的叛徒，而且还是魔鬼的崇拜者。谁还没有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说过几句言不由衷的浑话的？事后他们没有一个不后悔的。所以我再问一次，究竟这次会议是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那又是为什么？”

他一动不动。

“玛德莱娜？”我问玛德莱娜·阿斯托尔，那封蠢话连天的信就是她寄给我的。她说，她不喜欢我告诉学生，新的冰川时代即将到来，即便我当真在《纽约时报》里看到过这则消息。这是另一段我被维尔德录下来的话。不过，这一次讲到了科学，而且也不是我从斯拉金格、外祖父威尔斯或者达蒙·斯特恩那儿道听途说过来的。至少这一次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学生让我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她说，“我自己知道。”

她接下去又说，总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世界末日将至，借此出名，却一一梦碎落空。

圆桌旁的人们听罢纷纷点头赞同，我打从心底认为他们当中一个懂科学的人都没有。

“我来到这里以后，你就一直在预测世界末日，”她说，“一会说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是放射性废料，一会又说是酸雨。但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反正我自己感觉不错。其他所有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哼。”

她耸了耸肩。“至于其他那些，”她说，“我以前就有所耳闻，真让我觉得恶心。如果这里还要重来一遍的话，那我不得不先行告退了。”

呜呼哀哉！她说的“其他那些”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们之前就演练过了什么，这次又特意等我来重演一次？难道我听到的还不是最糟糕的消息吗？

还真不是。

[1]在许多国家的军事传统里，战斗机每击落一架敌机都会在机身上漆上对应的飞机图案标识，这里暗指哈特克杀人如麻。——译者注

[2]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海港城市，一般称科帕斯。——译者注

[3]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1741年1月3日—1801年6月14日），活跃于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美军将领，颇具战略才华，然而后来却出卖了曾经为之出生入死的独立事业，最终在孤独中客死英国伦敦。——译者注

第十六章

“其他那些”就装在詹森·维尔德面前的马尼拉文件夹里。所以，马尼拉再次于我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过这一次没有加冰的罗布·罗伊。

文件夹里装的报告来自于一个受雇于维尔德的侦探，调查内容是我的性生活。里面只包含第二学期，所以没有把雕像工作室发生的一幕记录在案。后来我和驻校艺术家的7次幽会中，有3次都让这个探子记了下来，两次和受委托制作毕业戒指的珠宝厂商代表，还有大约30次和校长妻子祖祖·约翰逊偷情。我和祖祖在第二学期干的那些事他全都没有遗漏。只有一次误会：有一天我去马厩的阁楼，也就是钟楼还没有建起、泰克斯·约翰逊也还没有被钉死的两年前，存放鲁茨编钟的地方。我是和一个学生的婶婶一同上去的，她是一个建筑师，想看一看马厩阁楼梁柱的木工构造，侦探凭此以为我们两个发生了关系。实际上并没有。

我们是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才发生关系的，而且是在马厩旁的工具房里，那儿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我都没有浏览完维尔德文件夹里的内容。维尔德和其他人想要继续探讨我真正让他们大为光火的原因，也就是所谓我的“荼毒学生思想”的行为。我和中年女人的厮混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学院校长只是想省去烦琐的程序，在我还不能质疑自己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之前早早地将我扫地出门。

这么说吧，在行刑队把我打成瑞士奶酪之后，通奸是送入我脑袋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对身份保密的立陶宛人泰克斯·约翰逊来说，文件夹里的内容不仅仅是为了把我开除的计策，泰克斯为此受到的羞辱远甚于我。

至少它们还说明，我和他妻子的情事已经结束了。

他站了起来，请假告退。他说只要董事会像玛德莱娜说的那样，要重新审视一遍“其他那些”材料，他将不再出席会议。

他就这么告退了，显然是打算什么不说就离开。当他的一只手握在门把手上的时候，他哽咽地说了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古斯塔夫·福楼拜一本小说的标题，小说讲的是一个厌倦了丈夫的妻子，愚蠢地纵情声色，最后自杀了。

“《包法利夫人》。”话音刚落，人已经走了。

眼下，他让人戴了绿帽子，未来，又有惨遭钉死的命运等待着他。我不知道，如果当初他的父亲知道他的独子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将遭逢这样的厄运，还会不会选择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弃船跳海。

我在西点军校读过《包法利夫人》。所有的军校学员都读过，所以如果有知识分子胆敢向我们发出挑战，我们也能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同样受过文艺的熏陶。杰克·巴顿和我在每天同一节课的同一时间一起读这本书。读完以后，我问他有何感想。没错，他说他要笑死过去了。

同样的话他在评价《奥赛罗》《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也说过。

我必须坦白，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断定，杰克·巴顿到底是天资过人还是愚不可及。这也让我陷入怀疑，不知道他在越南送我的生日礼物究竟有何深意。当时离他在顺化被敌方狙击手漂亮地一枪毙命没有多长时间了。他送我了一本精心包装的杂志，名字叫作《黑丝吊带袜》。不过，他送我这本杂志，到底是想让我看看那些只穿黑丝吊带袜的裸体女郎呢，还是想让我品读里头一篇名为《特拉法玛多贤士议定书[1]》的科幻小说呢？

这个以后再说。

我不知道董事会里有多少人读过《包法利夫人》，真该从他们当中抽出两人来给其他人读一读这本书的。所以泰克斯·约翰逊手握门把手，说“《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并不只有我一个人纳闷他为什么提这一茬。

如果我是泰克斯，我大概会尽快离开学院，然后在黑猫咖啡馆中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借酒浇愁。咖啡馆的确成了我那天下午的去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们两个在黑猫咖啡馆找到彼此烂醉如泥的身影，那可就有意思了。

想想看：我们两个酩酊大醉，然后我对他，或者他对我说道：“我喜欢你，你个王八蛋。你知道吗？”

有一个董事是因为私人恩怨而对我落井下石的。那就是悉尼·斯通恩，这家伙据说在短短十年里揽财1000000000美元，大多数都是通过介绍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家财产时，从中获得的佣金。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将我父亲曾经的雇主杜邦公司变卖给德国的法本公司。

“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我或许都能原谅这些情况，哈特克教授，”他说，“但是你对我儿子做的事我却永远不会原谅。”他本人并非塔金顿学员出身，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

“弗雷德？”我问。

“你应该知道，”他说，“我在塔金顿只有一个儿子，我在任何地方都只有这一个儿子。”大概也是他这个独子，一根手指头都不用动，有朝一日就能够继承100000000美金。

“我对弗雷德做什么了？”我问。

“你心里明白。”他反将一军。

早年我在学院书店里抓到弗雷德偷窃啤酒杯的行径。弗雷德·斯通恩做的还不仅仅只是偷窃，他把啤酒杯从货架上拿下来，装作里头有酒一样地对我和收银员举杯致意，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场，然后他就径直走了出去。

我刚参加完一场开了无数次的有关校园偷窃的教职工大会。书店经理告诉我们只有一家校园书店的偷窃率要高于我们学院，那便是剑桥大学里的哈佛书店。

所以我一直跟着弗雷德·斯通恩到了四方广场。他当时正往停在停车场的那台川崎摩托车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尽可能礼貌地轻声叫住他：“我觉得你应该把啤酒杯放归原位，弗雷德，要么就出钱买了它。”

“哦，真的吗？”他回答，“你真这么想的吗？”只见他当着我的面，把啤酒杯往冯内古特纪念喷泉台的边角掷了过去，杯子顿时摔了个粉碎。“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他继续说，“那你就应该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

我把事情报告给了泰克斯·约翰逊，后者让我忘记此事。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写了封信给男孩的家长，但一直没有收到答复，直到这次董事会会议召开。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把我的儿子叫作小偷，”孩子他爸说道。他用莎士比亚的文字为弗雷德辩护。我仿佛又听见弗雷德那绘声绘色的声音。

“‘谁偷窃我的钱囊，不过偷窃到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东西，’”他说，“‘它只是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而它也曾做过千万人的奴隶’”他继续说，“‘可是谁偷去了我的名誉，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它而成为赤贫了。[2]’”

“如果我做错了的话，先生，我愿意道歉。”我说。

“太迟了。”他回答。

[1]“特拉法玛多”一词在冯内古特的其他小说均有出现，其中包括《第五号屠宰场》《泰坦的海妖》《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以及《时震》，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均为某种外星人居住的星球名称。“特拉法玛多贤士议定书”是对《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书名的戏谑。——译者注

[2]原文出自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第三幕第三场。——译者注

第十七章

我确信有一个董事会成员是我的朋友。他应该觉得我在磁带里说的话可笑而有趣。但他当时并不在场。他的名字是艾德·伯根森，我们彼此就环境恶化、股市和银行业滥用信任的现象有过许多讨论。他的悲观情绪可比我严重多了。

他的财富渊源足以和莫伦坎普家族相提并论，他把祖传的油田、煤矿和铁路给了外国人，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对自然的研究和保护当中。他是野生动物救援协会的会长，他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与野生动物的合影还被登在了《国家地理杂志》上。杂志还把封面图片给了他，那是一张海鬣蜥进食海藻的场景，旁边还站着一只瘦骨嶙峋的企鹅，肯定在想着完全不同的什么事情，管他呢。

艾德·伯根森不仅是我值得托付的末路伙伴。作为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的面孔还时常出现在詹森·维尔德的电视节目中，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不过我并没有在图书馆里找到这些激烈辩论的录像，倒是在湖对岸的监狱里头找着了一个。大约每6个月，永不停歇的电视机里就放那么一次。我记得，在那段录像里，维尔德说环境保护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考虑这一点：如果化石燃料被彻底弃之不用，或者废料垃圾经过某种处理，而不是直接倾倒入海的话，那么对相关从业者的工作岗位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艾德·伯根森回答说，“很好！如此一来，我就能为这个曾经适宜人类繁衍的蓝绿色球体写上墓志铭了。”他指的是地球。

维尔德给了他一个诡辩者所特有的笑容——目空一切、狡黠似狐、高高在上而又不失风度。“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说道，“大多数科学界从业者会说，如果真要写这样一个墓志铭，恐怕要再等好几千年。”这次辩论大概发生在我被辞退的6年以前，大约是1985年，而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说的科学界指的是哪门子的科学界。不管是哪类科学家，哪怕是脊椎推拿师和足病诊疗师都在不断强调，我们正在加速地球的毁灭。

“你想听听看这个墓志铭是怎么写的吗？”艾德·伯根森说。

“如果真有这个必要的话，”维尔德不停地笑啊，笑啊，“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并不是第一个说人类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人。我敢肯定，埃及第一座金字塔还没有竣工之前，就已经有人开了先河，杞人忧天地说‘一切都完了’。”

“现在的情形和埃及第一座金字塔还未竣工之前是不一样的——”艾德开始说道。

“也和中国人发明造纸术以前，还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都不一样。”詹森·维尔德插嘴道。

“正是，”伯根森说。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幸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伯根森说，“这一点儿也不好笑。由此应运而生的像你这样骄傲自大，只知道替有钱人和厚颜无耻的环境污染者说话的新兴阶级，总是说什么大气层、水资源以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表层土的状态，就和羽毛球的绒毛上能承受多少个天使一同跳舞一样值得商榷。”

他生气了。

雅典娜爆发越狱之前也播过这卷旧录像，当时还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我和几个学生一起收看了这个录像。后来，有个人问我：“谁说得对，教授——山羊胡还是八字胡？”维尔德留八字胡。伯根森留山羊胡。

“山羊胡。”我说。

也许这是越狱爆发以前，我对囚犯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岳母也是在此以后，终于决定不再拿那条大梭子鱼说事了。

我记得，伯根森为地球写下的墓志铭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本来能够拯救地球的，
只怪我们当初太他妈的小家子气了。

他还说这段话应该用大写的字母刻在大峡谷的岩壁上，好让飞碟里的天外来客看到。

只不过他不应该用“太他妈”这个词。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艾德·伯根森，也没有听到任何他的消息。在我被辞退以后不久，他也辞了职，因此也躲过一劫，没有成为日后越狱犯人的人质。如果能听到他和这群人的对话以及他对他们的评价应该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他有一次对我，以及我曾经带过的一个班说，人就好比复杂多样的天气。一会儿是龙卷风，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又是连天大雨。因此，他有可能把西庇阿比作庞贝，再把越狱犯人比作熔岩流。

他并不是因为我被辞退的缘故而辞职的。在他身上至少接连发生了两起悲剧。他继承的一家公司的主营项目是石棉制品，然而，除了核武工厂和发电厂不小心泄漏在空气和蓄水层的环氧接合剂以及放射性物质以外，石棉粉尘的致癌效果比已知任何一种物质都要厉害。他曾经告诉我，虽然从来没有实地考察过公司的工厂，但他依旧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他以近乎微不足道的价钱变卖了这些工厂，因为接手的新加坡公司不仅要为工厂的机器和建筑土地打一系列的官司诉讼，还要应对海量的成品材料，这些材料在美国是卖不出去的。新加坡人做了一件艾德干不出手的事：把厂房所有的地板砖和天花板还有其他所有材料通通卖给了非洲的新兴国家。

然后，他的同性恋儿子——85级的塔金顿学子布鲁斯，加入了白雪滑冰团[1]的合唱团。艾德并不介意，因为他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恋，顺其自然吧。而且布鲁斯也很开心能够参加冰上节目。他不仅滑冰技术了得，还是塔金顿学子里头滑冰技术最厉害的人。布鲁斯有时会来我家串门，并且和我的岳母跳舞。他夸她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舞伴，我岳母也对他赞不绝口。

我没有告诉她，在布鲁斯毕业4年以后，在一家位于迪比科的汽车旅馆，有人发现他用皮带上吊勒死了，身上还有近100处刺伤。又是这个迪比科。

[1]美国著名的冰上舞蹈表演团体。——译者注

第十八章

莎士比亚。

我认为，莎士比亚是我听说过最具智慧的人。坦率地说，这个评价还远远不够。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愚蠢动物，事实上真是蠢到家了。问问任何老师。甚至都不用去问老师。问问任何人。连小狗小猫都比我们聪明。

如果我说，塔金顿董事会成员都是傻瓜，还有让我们陷入越战的人也是傻瓜的话，我希望人们是这样理解我这番话的：我打心里觉得，我自己是全人类中最傻的傻瓜。看看我现在沦落到了何种境地，再看看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处心积虑地把自己填进了这个坑里。懂了吧！

而且，如果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个傻瓜，母亲也是一个傻瓜的话，那我除了成为一个傻瓜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问问我的孩子，不论他们是婚生还是私生。他们都懂。

在董事会面前，我连一丁点儿“中国佬的机会[1]”也没有，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个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用语——这还不算维尔德文件夹里的情色报告。当着他的面为我自己辩解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他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最搞笑的滑稽喜剧所惯用的桥段也莫过于此。

我争辩说，如果要把人类的方方面面教授给大学学生的话，教师必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教学大纲里的学科课程。“这是我们获得他们信任的方法，也是鼓励他们表达观点的方式，”我说，“于是我意识到，所有的科目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彼此延续、不可分割，全部归于我们当初来到这个地球上所要求索的终极命题——生命本身的意义。”

我还辩解说，正如我外祖父相信的那样，虽然我的言论可能会让学生对资本主义心存疑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么做会增进他们对这一套制度的信心。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才是唯一一个值得深思采纳的制度。

“当需要自己找出理由来坚定自己的信仰时，”我说，“没有人比这个时候更加坚定了。他们由此学会了独立思考。”

“你到底说没说过，美国是罐臭狗屎？”维尔德问。我想了想。这并不是金伯利录在磁带里的话。“我也许说过，”我回答，“所有幅员比丹麦辽阔的国家都是一丘之貉，不过，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了。”

我现在百分之百赞同这一句话。所有幅员比丹麦辽阔的国家都是一丘之貉。

詹森·维尔德听腻歪了。他请董事会成员手把手地把文件夹从桌上传到了我的手中。他说：“在你看里头的东西以前，我想请你明白，董事会的成员已经向我承诺绝不外泄材料内容。如果你同意即刻辞职的话，这东西就归你一人保管了。”

“我的老天——”我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泰克斯·约翰逊像刚才那样夺门而去？”

“因为在他看来，”维尔德说道，“那里头的东西最不堪入目，对他伤害也最深。”

“能是什么呢？”我说道。我真的不能想象自己居然能够做出让泰克斯受到伤害的事情。当我和他妻子偷情的时候，我只是想让我们两个人更加快乐而已。我没有把她考虑为有夫之妇，她是谁的妻子这一事实已经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没法代替祖祖，但我自己却一丁点儿伤害泰克斯的意思都没有。当祖祖语含轻蔑地对泰克斯品头论足的时候，我才记起他是谁，甚至不由自主地为他辩护起来。

在我的第一印象里，文件夹里最不堪入目的内容乍看上去像是某种时刻表，大概是西庇阿到罗切斯特的汽车时刻表，让我以为这是在暗示我应该越早离开这个小镇越好。后来静下心想，材料上头做着往返运动的是我，而学院校长的家，姑且这么说吧，相当于其中的一个公交站点。

确切的时间和地点都让小特雷斯·W.斯梯尔记录在案，我只知道大家习惯叫他特里。我并不知道他的全名，真以为他就叫这个名字，还相信他当真是物业新来的园丁。可事实上，他是维尔德专门为了调查我而雇来的私家侦探。他跟我讲过的那些鸡毛蒜皮，也许确有其事，也许都是“格里奥TM”的臆造。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我记得，他曾告诉我，他老婆有一天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同性恋，后来和一个初中的女营养师陷入情网。再然后，两个女人和他的三个孩子全都不见了。“格里奥TM”很擅长编撰这种故事。

把我和祖祖记录在案的时间表上面签了侦探和公证人的名字。我知道这个公证人是谁。大家都知道。他是莱尔·胡珀，小镇的消防队队长兼黑猫咖啡馆主老板。后来越狱事件爆发，他没撑多久便死了。这份上面刻有他私人印章的文件足以证明，我的终身教职彻底泡汤了。维尔德说剩下的材料都是侦探的口供。它们只证实了一件事：我和我的家人才刚刚在西庇阿落地，我就成了一个厚颜无耻的通奸者。“我希望咱们能够达成共识，”他说，“你在这个山谷里的所作所为用道德沦丧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我把文件夹原封不动地平摊在桌上，以此表明我并不需要查看里面的内容。我的姿态与孤注一掷的牌手无异。这么一来，我不由自主地把文件夹放在了学院年度财务报告上，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每个人座位前面都有一份这样的报告。就这样，等我离开的时候，不小心也夹带了这份报告，因此知道了些以前不知道的内幕。学院的财产已经尽数变卖给了山下的小镇，其中包括酿酒厂的废墟、马车工厂、地毯作坊以及黑猫咖啡馆下方的空地，买家是同样收购了湖对面监狱的日本企业。

然后财务主管把此次变卖所得，除去房地产佣金和律师费用，悉数购买了“微秒套利”的股票。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并不是我乐意看到的。”维尔德说道。

“我也一样。”我回答。

“不幸就不幸在，”他说道，“飞指成书，书成指飞[2]。”

“这话在理。”

轮到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莫伦坎普发言了。他是个文盲，但是不论是在塔金顿学子心里，还是在他自己家里，他都是一个传奇人物，这都是拜他非同寻常的记忆力所赐。正如学院创办者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先祖，任何书只要大声给他读3遍，他便能记在心里。我在雅典娜认识好几个犯人，他们都是文盲，但却同样拥有超乎凡人的记忆天赋。

他要引用莎士比亚。“把我的话记录下来，”他说，“就说我对眼下的情形同样感到极为痛苦。”然后他开始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一幕作为演讲的开场白，在这一桥段里，罗密欧勇敢而又智慧的挚友茂丘西奥这样描述自己在决斗中受到的伤情：

“它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一扇门那么阔，可是这一点伤也就够要命了；要是你明天找我，就到坟墓里来看我吧。我这一生是完了。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

当然，这里的两个人家说的是蒙太古和凯普莱特，罗密欧和朱丽叶分属这两大拥有世仇的家族，两家的宿怨间接导致了茂丘西奥魂归天堂。

这是我从巴特利特的《通晓引语》里头抄来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他们是从这本书，而不是原著中援引这些珠玑妙语，那就不会再有什么纷争，天下也就太平了。

如果曾经真的有茂丘西奥其人，并且世上真有天堂乐园的话，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茂丘西奥大概正在和越战的青年军厮混，彼此谈论着为某个人的虚荣和愚蠢而丢掉性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在旧时代的美国加州，曾经掀起了淘金热，人们争着去淘金，而白人总有优先权，华人只能在白人淘剩的渣滓里再淘，这样，淘得黄金的机会当然是小得很了。由此诞生了“中国佬的机会”这一英文用语，以此形容机会渺茫。——译者注

[2]原文选自《鲁拜集》诗文，诗词大意与覆水难收异曲同工。——译者注

第十九章

过了几个月，我在雅典娜找到工作以后，我听说罗伯特·莫伦坎普让微秒套利弄得倾家荡产，不得不把自己的游艇啊，骏马啊，还有埃尔格列柯的画作都给卖了，我猜他退出了董事会。塔金顿的董事会成员每年都能从学院里拿到一大笔钱。不然的话，洛厄尔·钟的母亲，这个每次开会都要带中文翻译的人，犯得着要待在这里吗？

事实上，我觉得钟女士本来不该是董事会成员的，她之所以当上了董事会成员，都仰仗另一名董事会成员，此人便是莫伦坎普的白人同学小约翰·W.菲德尔斯，多亏他在香港长大，所以才能为她胜任中文翻译一职。他的父亲是一个进口象牙制品和犀牛角的商人，许多东方裔都认为这两个物品可以充当春药。还有人怀疑他父亲曾经做过大手笔的鸦片贸易。抛开穿军装的军人不说，菲德尔斯大概是我见过的最自负的家伙了。他自以为，熟练掌握中文能够让他像一个核物理学家一样出类拔萃，就好像其他1000000000美国公民，包括1000000个傻瓜在内，全都不会说中文一样。

两年以前，我与董事会再度聚首，那时候他们已经沦为了马厩里的人质，让我吃惊的是，莫伦坎普依旧赫然在列。尽管他身无分文，董事会还是收留了他。钟女士那会儿已经不在董事会了。菲德尔斯接替了她的位置。如前所述，就连维尔德也成了董事会的一员。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董事会成员也在里边。

所有董事会成员都熬过了俘虏之苦，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吃，只能烤马肉，柴火用的是巴列维展馆的家具，在此期间，菲德尔斯的情况最糟，他犯了心脏病，没有医治，好歹算是挺了过来。他犯病最难受的时候，嘴里念叨的居然是中文。

如果当初不是同情心发作去见了这些人质一面，我根本就不会陷入如今的窘境。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当时人就在西庇阿方圆1000公里以内。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尤其是看起来畅通无阻，来去自由，还有黑人兄弟向我致敬（实际上是保护我）的时候，他们草草地下结论认为我是这次大越狱的幕后策划。

这也是种族主义式的结论，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黑人不可能策划任何事情。我在法庭上也会这么辩白的。

在越南，我的确是幕后策划。是的，直到现在我还会为此感到困扰。在越南的最后一年，我的武器弹药变成了语言而不是子弹，那时候我为所有的杀戮和死亡都找到了辩护的理由，甚至让我自己也为之印象深刻！我真是一个口念致命咒语的天才！

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巧舌如簧地把新兵蛋子填进绞肉机里去的吗？我只是平收双肩，胸口前倾，好让他们都能数清楚我的肋骨，再用手持扩音器朝他们咆哮：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都给我听好了！”

然后，他们真的听了我的话，还是认认真真地听了。

我后来在想，使用常规武器的时候，我究竟杀了多少人。我倒不觉得是我的良心驱使我扪心自问。其实我的启示源自那份写有女人的名单，当初写这份名单不过只是想记起那些女人的名字、面貌、地点和日期，然后有个问题合乎逻辑地应运而生了：“为什么不给所有杀掉的人也列一份清单呢？”

我掂量着能够办得到。清单上头不列名字，因为我也不知道任何一个杀掉的人姓甚名谁。这个清单上面只会有日期和地点。既然我那份女性清单上不包括高中时段和妓女，那么我在罗列刀下鬼的时候也不会包含模棱两可的情况，至于被我呼叫来的炮火支援或者空中打击杀掉的人也不包括在内，当然啦，因为我的咒语和碎碎念而间接导致死亡的人（其中有不少美国人）也不在此表之列。

一直以来，我脑海里大概有个模糊的数字。十之八九我杀的人要比我妻子的胞弟杀的多。来雅典娜教书连脚跟都还没站稳之前，我就意识到，我杀的人肯定要比连环杀人犯埃尔顿·达尔文还要多。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现在仍然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挺有趣的。

就像一部老电影一样。难道这意味着我出了什么毛病？

话说至此，我的律师——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给我打了通电话。看到我一贫如洗，联邦政府拨款请他来为我辩护，以免让我受到不公待遇。另一方面，我不能被人折磨着或者强迫去做不利于我自己的证明。好一个乌托邦！

在这里，我和我的狱友，连同湖对岸成千上万的囚犯，声势浩大，遥相呼应，所以你最好相信，在《权利法案》颁布的时候，场面是多么地盛况空前。

我把自己正在制作两张清单的消息告诉了律师。如果我对他还不能坦白一切，那还怎么指望他助我脱离困境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让末日审判来得更省劲儿些。”我回答。

“我还以为你是个无神论者呢，”他说。这个消息他可不想走漏给控方律师。

“我说不好。”

“我是犹太人。”他说。

“这我知道，我同情你。”我说。

“为什么要同情我？”他不解。

我回答：“因为你想用半部《圣经》治天下。就好像你打算从这里去洛杉矶，但手里的地图却在艾奥瓦州的迪比科戛然而止。”

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够同这两张清单一起入土为安，这样一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最终审判日，我就能对审判官说：“判官大人，尽管您的时间亘古长青，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节省时间的法子。您不需要查阅《凡间万事万典录》里有关我的条目。这里是我一生所犯罪行的清单。直接打发我下地狱吧，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他问我要这两张清单，所以我向他展示了最近的进展。看到两张清单乱糟糟的样子，他乐开了花。不论这个或是那个女人，还是这具或是那具尸体，我都写上了密密麻麻的注释。

“就是要越乱越好。”他说道。

“为什么？”我问。

他回答：“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陪审团成员看了它都不得不相信，你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像你这样的越战老兵全都是疯子，这就是他们的名声。”

“但是这两份清单可不是幻觉的产物，”我争辩道，“才不是中情局或者飞碟上的天外来客趁我睡觉时，强塞到我脑袋里的某种幻象。上头记的全是真事儿。”

“都一样，”他口吻淡然，“都一样，都一样。”

第二十章

罗伯特·莫伦坎普刚刚冠冕堂皇地说：“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詹森·维尔德便评论道，眼下讨论的公事，也就是我的事情，跟莎翁笔下的两户人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认为这根本就不关这个数字的事儿，”他说，“我冒昧地说一句，哈特克先生恐怕都要承认，董事会如今除了解雇他以外别无选择。我说的对不对，哈特克先生？”

我站起了身。“这是我这辈子第二糟糕的一天，”我说，“第一是我们被赶出越南那天。刚才已经有人引用了两遍莎士比亚了。恰好我也能说上几句莎翁名言。我的记性一向不好，但是读高中的时候，有个英国来的老师坚持让班上每一个学生背下莎翁笔下最负盛名的一段名言。我从来没想到，这段话竟然会如此深刻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应验。这段话就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去死，去睡；去睡，也许会做梦！唉，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生的折磨，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1]。’”

这段独白还没有结束，但是那个名叫玛丽·普拉特的老师只让我们背到这里。为什么要多背呢？这段话用在眼下这个场合再恰当不过了，它让人们不由得回想起，曾经还有一名经历过越战的教职人员在学院建筑里自杀的鬼魅情形。

我从口袋里掏出钟楼的钥匙，随手扔在了圆桌正中央。桌子实在太大了，于是为了拿钥匙，必须有人爬到桌子上头，要么就得找根长棍子来。

“好好保重那几口钟吧。”我说完便离开了。

离开萨摩扎大厅的我和泰克斯·约翰逊走的是同一条路。我坐在四方广场的长椅边缘，对面就是图书馆，旁边是毕业生之路。户外的感觉真好。

我在教职工里最好的朋友——达蒙·斯特恩恰巧也在外头，他问我在干什么。

我说在晒太阳。除非到了黑猫咖啡馆的吧台，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我被炒了鱿鱼。所以斯特恩轻松随意地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俏皮话。他有一辆单轮脚踏车，骑术还不错，他说他正打算要在毕业典礼的学术大游行中表演骑单轮脚踏车，当时距离毕业典礼仅有一个小时。

“我认为赞同或者反对你这个想法的观点都很有说服力。”我说道。

他是在威斯康星州的谢尔比长大的，那里几乎所有人，包括祖母辈的老奶奶，都会骑单轮脚踏车。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60多年前，一家扎根于谢尔比的马戏团破产了，于是很多马戏团的设备都被遗弃了，其中就包括不少单轮脚踏车。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骑单轮脚踏车，并且订购单轮脚踏车，不仅是为自己独乐，也是为家人众乐。于是，谢尔比就成了“世界独轮脚踏车之都”，这个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就这么干吧！”我说。

“你说服了我，”他说。他很高兴。然后走了，我的思绪随着习习微风和暖暖阳光回到了身着军装的时候，不过不是在越南，而是回国以后，有人邀约让我去塔金顿任教的那段日子。事情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广场一家中餐厅里，我正和岳母、妻子吃晚餐，当时她俩都还神经正常，而我的两个亲生子女，梅勒尼当时11岁，小尤金8岁。而我的私生子，罗布·罗伊，也就是两个星期以前我在马尼拉留下的种，大小一定和一颗气枪子弹差不多。

我接到命令去剑桥市考一个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的是麻省理工的物理系。原计划是让我拿到硕士学位，然后以教员的身份重返西点军校，不过仍旧保留军人身份，直至终生。

我的家人，除了“气枪子弹”以外，都在中餐馆等我，而我则一身戎装，勋带和其他装饰一应俱全。脑袋剃了个寸头，两边和后脑勺则剪得紧贴皮肤。旁人像看待一个怪胎一样看着我。就如同我赤身裸体，通身上下只穿着黑色吊带袜一样。

身着军装的人在学术圈子里就是这么一副可笑的德行，即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新型武器领域的研发工作。要不是托了哈佛化学系为人类文明制造出来的伟大礼物——凝固汽油弹，也就是汽油胶化剂的福，我恐怕早就死于非命了。

就在我即将结束这段屈辱的步行之前，身后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的老天！难不成今天是万圣节[2]？”

我没有搭理这句冒犯言辞，没有狠狠地扇这逃脱兵役的学生两个巴掌，也没有死命掐住他的咽喉。我继续迈步向前，因为在我的脑袋里萦绕着更深层次的悲伤。我的妻子把她自己和孩子们从布拉格堡搬到了巴尔的摩，她打算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理疗。她那刚刚丧偶的母亲也搬去和他们住在了一起。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在巴尔的摩买了个房子，用的是我岳父留给她们的钱。所以，那房子是她们的，不是我的。我在巴尔的摩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在巴尔的摩能混出个什么名堂？仿佛我已经死在了越南，而玛格丽特已经开始了一段属于她自己的新生活一样。而我却成了我自己孩子们眼中的怪胎。他们看我的眼神和其他人无异，仿佛我赤身裸体，通身上下只穿着黑色吊带袜一样。

如果我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连麻省理工物理系研究生入学考试四分之一的试题都答不上来，她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我感到骄傲呢？

欢迎回家！

就在我准备迈入中餐厅的时候，两个俏丽姑娘走了出来。对我、我的发型和我的制服，她们同样目露轻蔑。于是我问她们：“怎么啦？从前没见过赤身裸体，只穿黑色吊带袜的男人吗？”

之所以想到黑色吊带袜，都是因为我太挂念杰克·巴顿了。我在越战里侥幸生还，但他却没有，就在他被射死的几天以前，他送了我一个礼物——一本叫作《黑丝吊带袜》的低俗杂志。

就这样我们到了餐馆里头，我喝了三杯加糖罗布·罗伊。菜品都是玛格丽特和她母亲点的，又把我当成了埋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6尺尸骨。她们点了些家常菜。没有人问我考试情况。也没有人问我从战场荣归家乡有何感想。

周围的人则互相一个劲地讲着一整天游玩过的旅游景点。他们没有过来陪着我，给我精神支持。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来看“老铁甲[3]”以及在英国人走陆路袭击时，保罗·列维尔高挂明灯示警的钟楼，凡此种种。

是的，说到钟楼，我还想说，就是在那个着了魔似的夜晚，有人告诉我，我的妻子，也就是孩子们的母亲，在她母系家谱里，有为数不少的人脑袋里都神经兮兮的，像是钟楼里住满了诡异的蝙蝠。这个消息不论是对我，还是对玛格丽特来说，都挺新鲜的。我们只知道米尔德里德在印第安纳州的秘鲁长大。不过除了强调科尔·波特也出生在那里以外，米尔德里德再没说过任何有关秘鲁的话题，她说她很高兴能够离开那个地方。

米尔德里德只让我们知道她的童年并不快乐，但这根本和以下事实八竿子打不着——她，连带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源自于某个臭名昭著的疯子家族。

我的岳母在游览“老铁甲”时，碰巧遇到了一个故乡老友。现在，这个老友和他妻子就坐在我们的餐桌旁边。等我去厕所小便的时候，岳母的老友也跟了过来，他把岳母在高中经历过的艰难岁月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那时候，岳母的外祖母住进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州立精神病医院。

“她母亲有个兄弟很受她的爱戴，”他一边抖尿，一边继续说道，“不幸的是，这人在她高二那年也疯了，还在整个镇上放了一把火。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会像一只烧伤的猫儿一样逃到怀俄明去。”

如我所言，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好笑的是，”他又说道，“似乎只有人到中年，这疯病才会找上门来。”

“别介意我没有发笑，”我说，“都怪我早上起床起错边了，心情不好。”

刚回到餐桌旁，身后有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忍住，摸了摸我鬃毛似的头发。我瞬间火冒三丈！他挺苗条，头发很长，脖子还围了印有和平标语的围巾。模样看起来像是鲍勃·迪伦。其实我不太确定，也并不在意他到底是不是鲍勃·迪伦。不管他是谁，我硬生生把他推到了一个手端餐盘的服务员身上，餐盘上装满了美味佳肴。

餐盘里的中餐飞得满地都是！

鸡飞蛋打！

我跑了出去。所有人，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敌人。我又回到了越南！

但就在这时，一个耶稣救世主般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他穿着西服，系着领带，但是胡子很长，眼神里充盈着关心和同情。他似乎对我知根知底，确实如此。他就是山姆·韦克菲尔德，不久前以将军军衔退伍，开始为反战运动奔走，后来成了塔金顿大学的校长。

他开口对我寒暄的时候，一如当初我们在克利夫兰的科学大赛上初次相遇：“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

[1]原文出自《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第三幕第一场）。——译者注

[2]西方的万圣节有穿戴各式奇装异服庆祝的习俗。——译者注

[3]“老铁甲”指1812年美英战争中屡建奇功的美国“宪法号”军舰。——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回想起从越南回国的岁月就不免想起布鲁斯·伯杰龙，我的一个塔金顿的学生。此前我已经提到过布鲁斯。在拿到艺术和科学学士学位以后，他成了白雪滑冰团的男歌手，后来在迪比科遭遇杀害。他的父亲是野生动物救援协会的会长。

我在给布鲁斯他们上音乐鉴赏课的时候，放了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录音。并且讲解说，这首曲子的创作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拿破仑兵败俄罗斯。我让学生去想一个他们人生当中的重要事件，然后想一想这样一件事情应该配上什么类型的音乐。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给了他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目的是让他们多受些音乐的熏陶，浸淫其中。

布鲁斯·伯杰龙脑海中搭配音乐的重要事件是他关在电梯里，困在两个楼层中间的经历，当时他没准还只有6岁，正要跟着一个海地来的保姆去纽约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那儿正在举办圣诞节床上用品大减价活动。他们本来打算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但是保姆临时起意，在没有征得雇主同意的情况下，想首先把便宜价买来的床上用品寄给她的海地亲戚。

电梯正好停在大减价卖场的楼层底下。那是一台自动化电梯。没有电梯操作员。里头挤满了人。当大家意识到电梯不会再动弹的时候，某人按下了警报按钮，下头离得很远的行人都可以听到清脆的警铃报警声。布鲁斯说，这还是他第一次遭遇连成年人都束手无策的麻烦事。

电梯里有台对讲机，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招呼大家保持镇静。布鲁斯深刻地记得这个声音尤其强调：“不要试图攀爬电梯吊顶的活板门。如果不听劝阻，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将对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拒不负责。”

时间在流逝。更多的时间流逝了。对小布鲁斯来说，仿佛他们被困在电梯里一百年了。但事实上才大约20来分钟而已。

小布鲁斯确信，彼时的他正身处美国历史重大事件的正中心。他想象着不仅自己的父母焦急地凝望着电视转播，甚至连美国总统都在焦急地望眼欲穿。他幻想着，等到他们得救，迎接他的会是载歌载舞的乐队和欢欣鼓舞的人群。

小布鲁斯幻想着能够有人为他送上花环，并且颁发给他一枚奖章，表彰他没有恐惧害怕，也没有说自己想上厕所一类的话。

电梯突然颠簸着向上了几厘米，又停了下来。又颠簸着向上了一米，颤颤巍巍了一阵子。电梯门缓缓打开，远处是如火如荼的大减价，眼前则是焦急等待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在等着下一趟电梯，完全不知道这台电梯已经出了问题。

他们想让里头的人出去，这样自己就好上来。

甚至连商场管理层都没人出面致歉，确认大家伙儿都没有事。所有救援活动都发生在看不见的远处——没人在乎电梯的机械装置究竟在哪里，该死的警锣又是在哪里敲响，以及那个告诉他们不要慌张，也不要攀爬活板门的女人身处何处。

就这么回事。

保姆买了些床上用品，接着和小布鲁斯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姆让他保证不会把他俩去布鲁明戴尔的事告诉家长——他从未失信。

就连在音乐鉴赏课上向我吐露心声时，他也没有告诉家长。

“你对你刚才描述的事情了解透彻吗？”我问他。

“不。”他回答。

我继续说：“这就像从越南战场回到家乡一样。”

第二十二章

我阅读了关于二战的新闻，平民百姓还有士兵，甚至连小孩儿，都因能参与其中而感到无比自豪。当然，对任何人来说，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他或者她也还活着的话，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没有参与感的。而且对于士兵、水手还有船员所遭受的痛苦、生命浩劫，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同身受。

但是越战仅仅只属于那些像我们这样真正投入战斗的人。仿佛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扯不上，其他人就像雪花一样洁白无瑕。发起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愚蠢和卑鄙，我们失败了就是我们自己活该。那天夜晚，我在哈佛广场的中餐馆里暂时失去了理智，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像是一场空前胜利，但于我而言，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我发飙以前，米尔德里德的秘鲁老友像是对待一个不同职业的从业者一样与我交流，好似我是一名足病医生，或者一名钣金承包商，而不是将我视作一名在战场上不惜性命，归国后又不惜牺牲理智和面子来争取尊严的人。

巧合的是，他本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从事医疗废弃物处理工作。在中餐馆里了解这个行当还挺不错，在这里每个人都用筷子夹起鬼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送入嘴中。

他说，他每天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不仅关乎毒理学，还跟美学息息相关。两个名词都是他原封不动的原话——“毒理学”和“美学”。

他说：“没有人乐意在垃圾桶或垃圾场里找到断足、断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同普通牛脊肉旗鼓相当。”

他问我想不想从他和他妻子的餐桌上挑某样食品进行抽样测试，反正他们点多了。

“不需要，谢谢你，先生。”我说。

“其实跟你说这些，”他说，“是有些贻笑大方了。”

“怎么会？”我问。我不想再听他东扯西扯，所以目光看向别处，却偏偏不巧看到了我岳母的脸。显然，这个无处收容的潜在疯子已经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木已成舟。

“嗯——因为你经历过战争。”他说。他说这话的语气很清楚地表示出他认为那场战争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战争，和他们无关。“我的意思是，你的人总得清理清理战场吧。”

恰在此时，那个小鬼头拍了拍我的短发。我的脑袋里面像是有一桶子的硝酸甘油，瞬间爆炸了。

我的律师因为两件事情而认为我大有减刑之希望，其一是我列的那两张表，其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手淫过，而且还喜欢打扫房子。他昨天又问我，为什么我从来不说粗言秽语。他发现我在这所图书馆里擦窗户，没有人命令我这么做。

所以我告诉他，我外祖父认为亵渎之语和粗言秽语会让大多数但求耳顺的人对你置若罔闻。

我重复了一个外祖父威尔斯说过的老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每天中午遭受炮击的小镇。直到有一天，炮手终于觉得厌烦了，怎么也不愿意去开炮了。

所以到了正午，小镇里头仍是一片寂静。

太阳攀上顶点，小镇上所有人欣喜若狂。他们惊讶地互相招呼：“我的娘亲哎！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律师想知道这故事和我不说脏话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回答说，在那个出口成“脏”堪比如今的年代，“我的娘亲哎”所起到的惊愕效果和炮弹无异。

如此一来，在1975年的哈佛广场，山姆·韦克菲尔德再次成为了我命运的掌舵人。他招呼我离开让我感觉安全的人行道。我想像一片树叶一般摇曳。我想像狗一样狂吠。

他走入餐馆，终于让人群安静了下来，说是要自掏腰包赔偿刚才的所有损失。他有个很有钱的老婆，名叫安德里亚，后来在他自杀以后，成了塔金顿女主训导。安德里亚死于越狱爆发的两年之前，因此没有和其他一众人等安葬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她和丈夫一起埋葬在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即便如此，冰川运动依旧会把他们的遗骨推动至西弗吉尼亚或者马里兰。旅途愉快！

安德里亚·韦克菲尔德是塔金顿炒我鱿鱼以后，第二个同我谈话的人。达蒙·斯特恩是第一个。我又回到了1991年。几乎所有人都在吃龙虾。安德里亚来到我身旁，她刚刚在远处的学长之路上碰见了斯特恩。

“我还以为你会去娱乐中心吃龙虾。”她说。

“我不饿。”我回答。

“我不能接受活煮龙虾，”她说，“你知道达蒙·斯特恩刚刚跟我说什么了吗？”

“肯定是个趣事儿。”我回答。

“亨利八世统治英格兰的时候，”她说，“叛国者统统要下油锅活活煮死。”

“作秀罢了！”我回答，“难不成真要在公众面前活活煮死？”

“这他没说，”她回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享受阳光。”我回答。

她信以为真。于是在我身旁坐下。她已经换上了学院袍，准备加入到毕业典礼的教职工队伍里。蒙头斗篷上有法国巴黎大学的标识，证明她曾是这座高等学府的毕业生。除去教务长的职责——处理意外怀孕和毒品成瘾等问题以外，她还教法语、意大利语和油画。她是货真价实的大家闺秀，祖上是费城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为数众多的教育家、律师、物理学家和艺术家。如果这个星球上当真存在所谓“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那么这项殊荣颁给她是实至名归，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詹森·维尔德和几名塔金顿董事厚颜无耻地将此称号据为己有。

她比他丈夫聪明一大截。

一直以来，我就想问她，一个公谊会教徒[1]怎么会嫁给一个职业军人，但我从没问过她。

如今一切都为时已晚。

即便是大约60岁的年纪（比我大10岁），安德里亚的花样滑冰依旧在教职工里技压群雄。在我看来，如果她能找到合适的搭档，那么花样滑冰足以让她显露风骚。韦克菲尔德将军对滑冰一窍不通。因此，找遍塔金顿全校，堪称安德里亚最佳冰上舞伴的，非布鲁斯·伯杰龙莫属了。同样是这个男孩，以前曾经困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场的电梯里，长大以后，除了塔金顿以外，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招收他，再后来，他加入到冰上演出团体的歌舞队里，最后被人杀害。据说，杀他的那个人要么是对同性恋恨之入骨，要么就是爱到难以自拔。

安德里亚和我并没有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对我来说，她年纪太大，并且太过安于现状了。

“我想让你知道，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圣人。”安德里亚说。

“怎么会呢？”我问。

“你对你妻子和岳母实在太好了。”

“这可比我为总统大人、将军阁下和亨利·基辛格效力服务容易多了。”我回答。

“但这是自愿的。”她说。

“的确如此，”我说，“我确实挺卖力的。”

“现如今，有多少人只要稍有不顺心，略有不如意就会选择把婚姻一脚踢开，”她说，“所以我只能认为，你和这些人不一样，你是圣人。”

“她们本来不想来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说，“她们在巴尔的摩过得很开心，玛格丽特本来能够成为一名理疗师的。”

“不是这座山谷让她们犯病的吧，对吧？”她问，“我丈夫犯病跟这座山谷无关。”

“是生物钟让她们犯病的，”我说，“她们一到半夜就犯病，不管身处何方。”

“我感觉山姆也一样，”她说，“我不用感觉愧疚。”

“你不必。”我回答。

“他从军队退役去参加反战运动的时候，”她说，“我想，他一直想让这个钟停下来。但是没能成功。”

“我想他。”我说道。

“别让战争也杀了你。”她说。

“别担心。”我说。

“你还没找到那笔钱吗？”她问。

她说的那笔钱是米尔德里德在巴尔的摩卖房所得的。那时米尔德里德神志还挺清醒，她先是把钱存到了罗切斯特第一国民银行的西庇阿分行。但是过不多久，这家银行被文莱苏丹收购了，米尔德里德又在没有告诉我和玛格丽特的情况下，把钱又以现金的形式取了出来。她把钱藏在了某个地方。

“我没再去想这回事了，”我说，“很可能让别人找着了。也许是某群孩子。也许是某个雇来给房子干活的人。不管是谁，总之是不会承认的。”

我们在谈论45000美金和零头。

“我知道，我应该在乎这笔钱的，但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在乎了。”我说。

“因为战争的原因吗？”她问。

“谁知道？”我说。

日光和煦，我们二人相谈甚欢，忽地从山谷里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机车轰鸣，大概位置在黑猫咖啡馆那边。然后是另一辆机车的嘶吼，你方唱罢我登场。

“地狱天使[2]？”她问，“不会是来真的了吧？”

这里有个笑话，泰克斯·约翰逊，也就是学院校长，看多了有关地狱天使的电影，所以总是疑神疑鬼地认为，学院有朝一日真的要被这帮骑士骚扰。他对此信以为真，甚至买了一把以色列产的狙击枪以备万一，还配了光学瞄准镜，子弹也是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药铺特意买来的。当时他和祖祖去拜访了祖祖的异亲姐妹。就是这把枪，最后害得他被暴徒给钉死了。

不过事到如今，泰克斯预测地狱天使将要骚扰校园似乎也没那么可笑了。有如末日合唱的声音正越传越响，充当低音歌手的是重型两轮机车，越来越近了。不需要任何质疑！不管那是谁，也不管它是什么，目的地只有可能是塔金顿！

[1]公谊会，又名教友会、贵格派，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宣传爱与宽容的原则，反对暴力。早期，该会曾反对一切战争。——译者注

[2]流行于北美洲的摩托车俱乐部的名称，托名俱乐部，实为帮派，成员大多为白人，喜欢穿皮衣，标志是哈雷摩托车，美国司法部门将其列为有组织犯罪集团。——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不是地狱天使。

压根就不是底层人民，劳苦大众。

这是一个由极其成功的美国人组成的摩托车队，大多数人都骑着摩托车，少数坐在豪华轿车里，为首的人叫亚瑟·克拉克，他是一个爱笑爱闹的亿万富翁。他骑着摩托车，坐在后面的，是一个紧紧抱住他的女人，裙角随风凛冽飞扬，她是葛洛莉亚·怀特，年过花甲却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电影明星！

紧随其后的，还有一辆广播宣传车和一辆平板卡车，卡车上头还装载着一个干瘪的热气球。等到了四方广场给热气球注入空气以后，就会呈现出克拉克在爱尔兰拥有的一套城堡的形状！

咳嗽，咳嗽。停止。又来了两下：咳嗽，咳嗽。好了，我好了。咳嗽。到此为止。我真的好了。消停了。

此亚瑟非彼亚瑟，说的不是那个写科幻小说，描述人类在宇宙的多个角落构建王朝的亚瑟·C.克拉克。而是亚瑟·K.克拉克，身价上亿的投机商人，也是有关巨额投资的书籍杂志的出版商。

咳嗽。请你原谅。这次咳出了一点儿血。用艾冯河畔诗人[1]的传世不朽名言来说：

“去掉，该死的血迹！去掉，我说！……一，二；那么好吧，现在到了动手的时候啦。……地狱是阴冷的。……呸，我的王上，呸！是个军人，还害怕？既然谁都拿我们没办法，我们还在乎人们知道这件事吗？……可谁知道那老头会有这么多血。”

阿门。特别感谢巴特利特的《通晓引语》。

在部队的时候，我读了不少科幻小说，其中就包括亚瑟·C.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惊世杰作。电影《2001：太空漫游》把他的知名度推到了顶峰，同样是在2001年，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开始咳嗽不止。

我在越南看过两遍《2001：太空漫游》。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场，有两个负伤的士兵坐着轮椅在前排观赏影片。两名士兵的腿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不过膝盖以上似乎都还马马虎虎，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我猜他们在等待回国的安排，并且准备在祖国安上假肢。我真不觉得他俩过了18岁。其中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

剧终灯亮，我听到那个黑人伤兵对白人说：“你跟我讲讲这电影到底讲的是啥？”

白人回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只要能早点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开罗，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说“开罗”这个词的时候，发的却是“开锅”的音。

我岳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秘鲁，她管故乡的名字叫作“泌鲁”，而不是“秘鲁”。

老米尔德里德还把另一个印第安纳州小城巴西称作“扒西”。

亚瑟·K.克拉克到塔金顿来领取荣誉艺术科学学士学位，以此表彰他对学院的慷慨捐资。

法律禁止塔金顿学院颁发任何实质性的学位证明，所以学位的名称要尽量平易近人，听上去不能让人感觉为了拿到这个学位，被授予学位的人当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记得，前任驻校作家保罗·斯拉金格曾反对任何高等学府在为个人冠以荣誉学位时，使用“博士”二字。他提倡应该改用“大老爷”一词。

越战进行的时候，一个孩子却以在塔金顿学院读书为由而逃脱兵役。对征兵局来说，塔金顿的名号和麻省理工大学一样管用。这里头也许有政治运作。

这里头一定有政治运作。

所有人都知道，亚瑟·克拉克的荣誉学位证书不过一纸空文。但是只有泰克斯·约翰逊、学院保安以及教务长事前得知克拉克打算张罗这么一场规模空前的入校仪式。当时的排场简直堪比一次常规军事行动。光摩托车就有大约30辆，热气球也在拂晓时分由卡车运到了黑猫咖啡馆后院的停车场里。

接着，克拉克和葛洛莉亚·怀特以及其他人，包括亨利·基辛格在罗切斯特机场下了飞机，坐进豪华轿车里，后头跟着广播宣传车。基辛格可不会去骑摩托车。其他大多数人也不会，因此他们浩浩荡荡地乘豪华轿车来到了四方广场。

不过，和所有摩托车骑手一样，坐在豪华轿车里的人全都戴上了饰有美元符号的金色头盔。

还好泰克斯·约翰逊事先知道克拉克会随着摩托车队一起光临学院，不然准得抄起那把从俄勒冈州买来的以色列产狙击枪把后者射死。

克拉克声势浩大的排场不啻末日审判的带妆彩排。《圣经》里的使徒约翰只能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营造出能够与之匹敌的末日景象：末世之音、遮天烟雾、金光熠熠，还有狮子、飞鹰、宝座、众神和天空中的奇观，凡此种种。但是亚瑟·K.克拉克却将这样一幅壮阔场面带进了现实，他使用的是现代科技，外加大把大把的钞票！

戴金色头盔的摩托车骑士在四方广场里围成了一个空心的立方，他们头朝外，不停地用胯下坐骑发出轰鸣和嘶吼。

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工开始为热气球充气。

广播宣传车在播放一支风笛乐队的录音，声音之大，几乎将周围的空气撕裂成了碎片。

亚瑟·克拉克横跨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朝我望了过来。这是因为他在学院董事会的老相识们在我身后的建筑里向他热情招手。我发现自己深受伤害，因为他在我面前招摇过市的时候，仿佛就是“有钱买不来大幸福”的最大反例。

我故意打了个哈欠。然后转身背对他，背对他的盛大表演。接着挪步离开，就好像比起眼巴巴地干瞪着这群低能儿，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此，我没能看到热气球突然挣脱绳索，大摇大摆地朝湖对面的监狱飞过去的情景。

监狱那儿的囚犯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外部世界就是那一方天空了。有些在活动场地的人只不过惊鸿一瞥地看到一座城堡飞掠过去。这究竟该作何解释？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2]。”——巴特利特《通晓引语》

那个空空如也的脱线城堡，成了风中玩物，像极了我自己。我们如此相像，事实上，后来在太阳西沉之前，我竟然也意外造访了那座监狱。

如果热气球能够像我一样紧贴地面，那么开始它会随风吹向这里，又吹向那里，之后才会上升到足够的高度，凭借盛行风向，翩然飞过湖泊。但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却不是随机的风向，而是撞见不同贵人的几率，这个贵人拥有可以左右我人生的力量，可以让我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不顺。我最不想碰见两个人，祖祖·约翰逊和即将离开学院的驻校艺术家——帕梅拉·福特·霍尔。

然而人生便是如此啼笑皆非，我偏偏两个都遇上了。

我宁愿面对祖祖也不愿遇着帕梅拉，因为帕梅拉精神崩溃了，而祖祖却没有。但是我说过，我偏偏两个都遇上了。

将帕梅拉推到崩溃边缘的并不是我。一个月前，她在水牛城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览才是罪魁祸首。之后的数个月时间里，她都成了新闻里的笑料，让人们暂且忘记有关南极、北极冰盖数量激增和亚马孙雨林变为沙漠戈壁的报道。我记得还有一场石油泄漏来着的。石油泄漏可是常有的事儿。

如果丹佛、圣达菲和法国的勒阿弗尔不是因为核废料扩散的原因进行了疏散的话，这些城市肯定免不了要出石油泄漏的事儿。

帕梅拉个人作品展的失败也给了很多人嘲笑现代艺术的机会，只有富人才喜欢这门艺术。

我以前说过，帕梅拉的工作时常与聚氨酯打交道，这种材料适合雕刻，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热的时候会发散出类似尿液的味道。顺带一说，她创作的雕像都很小巧，都是身着拖地长裙的女子，要么蜷坐，要么弯腰驼背，总之看不见面貌。任何一件作品都可以轻易地装进鞋盒之中。

所以在水牛城，雕像都配上了基座进行展示，不过并没有用胶粘接。没有人考虑刮风的影响，毕竟在博物馆入口和雕像作品之间隔着三重大门。这家博物馆的正前方便是伊利湖。

这座名为汉森艺术中心的博物馆刚刚修葺完工，是由居住于水牛城的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后裔出资捐建的，她刚刚把坐落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卖给了日本人，大赚了一笔。她是一名老淑女，需要坐轮椅出行。她并没有在越南踩中地雷。我觉得，她只是因为年岁已高，不想自己走路了而已。她翘首盼着能够尽数卖出洛克菲勒的所有资产，这样就有足够多的钱博取人生转机。

当时媒体悉数到场，因为展览当天恰逢艺术中心盛大的开幕仪式。帕梅拉·福特·霍尔给自己的个人作品展览起了个名儿，叫“别无去处的女人们”。虽然展览在博物馆的画廊正厅举办，里面还有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演奏曲目，香槟、开胃小菜一应俱全，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博物馆开幕大典的附属而已。这是一个非常正式体面的场合。

捐建人汉森小姐最后一个驾到。她本人连同她的轮椅被一起放置在顶层台阶上。然后，所有将帕梅拉“别无去处的女人们”和北极隔开的3重大门一齐洞开。因此，所有“别无去处的女人们”被凛冽寒风从各自的基座上吹倒了。它们散落在地上，在中空墙板旁堆积成山，而墙板里头隐藏着灼热的暖气管道。

这一幕让电视摄影机一五一十地录了下来，除了聚氨酯受热以后所产生的味道。多么好的一个调剂，让人暂且远离尘世琐事！谁说新闻非得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播报沮丧之事呢？

[1]即莎士比亚的别名，因其出生并安葬于艾冯河畔的英国斯特拉特福。——译者注

[2]原文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帕梅拉在马厩旁生闷气。此时的马厩并未庇荫在毛瑟山下，还要过7个钟头太阳才会于此西沉。

离监狱暴动还有好几年时间，但是这儿已经埋了两具尸体和1颗头颅。所有人都知道那2具尸体的来历，据说还是隆重下葬的，上头立了墓碑。在监狱暴动以后，人们用挖掘机掀了一座又一座坟墓，倒是只有那颗无名头颅完全出乎众人意料。

那是谁的头颅？

所有人都知道，那两具尸体属于塔金顿第一名植物学、德语和长笛老师——酿酒师赫尔曼·舒茨和他妻子索菲亚。他们死于1893年的白喉疫情，彼此间隔不过1天。如果从我被解雇那天开始算起，他俩新迁的葬身之处年头并不算久远，而两人之前的合葬地却有98个年头。他们的尸骨和墓碑都因为修建巴列维展馆的缘故而挪了窝。

1987年，镇上负责转运尸体的殡葬师报告说，两具尸体保存异常完好。那时他邀请我去一探究竟，不过我婉言谢绝了，我告诉他，有他这番话就足够受用了。

你能想象吗？在越南，我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它们当中有一些甚至是我一手造成的，可我却神经质般地不愿去看两具与我一分一毫干系都没有的尸体。我找不到合理的理由。也许是我返老还童，又开始以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视角思考问题了吧。

我一页一页地翻阅了无神论者的圣经——巴特利特的《通晓引语》，想找到些有关突发神经质的评论语。最接近这个定义的当属麦克白夫人对她那妻管严的丈夫说道：

“呸！是个军人，还害怕？[1]”

讲到无神论，我记得有一次和杰克·巴顿在越南一起参加一场布道，这场布道是由部队里军衔最高的牧师组织的。他是个将军。

他组织这场布道是基于一个他自以为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散兵坑中绝不可能有无神论者。

我后来问杰克他怎么看那场布道，他是这么说的：“咱们有个从未踏上前线的牧师。”

那个殉葬师名叫诺曼·厄普戴克，后来也在马厩旁挖了个沟，入土为安，他是山谷里早期荷兰定居者的后代。在1987年，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人们大多以为东西很快就会腐烂，然后变成旧泥巴、肥料、尘土或别的什么玩意儿。其实不然。他说，科学家在城市垃圾场的深处找到了保存良好的肉和蔬菜，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年复一年丢弃的积压品。赫尔曼和索菲亚的情形与此类似，大自然的生物降解作用因为湿度不够的原因而没有奏效，而湿度恰恰是蠕虫、真菌和细菌赖以存活的生存条件。

“就算不用现代的防腐科技，”他说，“尘归尘，土归土，说起来花上的时间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久得多呢。”

“好嘛。”我说。

本来并不会碰到帕梅拉·福特·霍尔的，因为时候不早了，不得不踏上相反方向的时候，才在马厩旁遇见了她。当时我做足了努力要避开她和祖祖的，但是我的注意力却让一个学生家长给分散了，他撞见我是因为他想要躲避四方广场方向传来的风笛演奏声。他说我看起来非常之失魂落魄。

我依旧没有把解雇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并且打死我也不想告诉一个陌生人。所以我回答说，我之所以无法自拔地伤心，是因为冰盖啦，沙漠化啦，经济萧条啦，种族冲突啦，凡此种种。

他叫我振奋起来，说什么1000000000中国人即将冲破共产主义的枷锁。他还说，在那以后，所有中国人都会渴望拥有汽车、轮胎、汽油，等等。

我指出，几乎所有跟汽车有关的美国产业只有两种，要么就是由日本人持有，要么就是让日本人给淘汰了。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和我做相同的选择呢？”他问。“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他是在说，他投资了日本企业的股票。

你能想象1000000000名中国人有了汽车以后会对彼此和大气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一门心思想对这个典型的统治阶级白痴避而远之，却不曾想帕梅拉竟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坐在地上，喝着黑莓白兰地，背靠在舒茨的墓碑上。目光凝望着毛瑟山出神。她的酒瘾很严重。这可不能怪我。对酒鬼来说，人生最糟糕的问题就是酒精本身。

墓碑的碑文正对着我。

赫尔曼·舒茨

1830-1893

索菲亚·希姆勒·舒茨

1841-1893

自由思想家

那场在这山谷里头肆虐并且杀人如麻的白喉疫情并没有对塔金顿的学生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放假了。

学生当然是幸运的。要是换成正常教学学期，疫情估计能让许多许多的学生遭受舒茨夫妇一样的命运，同他们葬在一起，先是在如今巴列维展馆的位置入土为安，后来转移至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学生们的好运气延续到了2年之前。十恶不赦的罪犯蹂躏这个小镇的时候，学生全都放假回家了。

奇迹。

我查阅了一下什么叫作“自由思想家”。原来，这是一个短命的宗派，成员大多有德国人血统，他们相信所有人类，不论好坏，在来世之中，除了长眠以外，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做，而且科学已经证明了，所有宗教组织都是骗人的把戏，上帝是不可知的，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最大用途在于提升他或她所在社群的生活质量。这些看法和我的威尔斯祖父如出一辙。

赫尔曼和索菲亚·舒茨并不是那场白喉疫情的唯一受害者。根本不是！但是只有他们立下遗嘱，想要埋葬于校园之中，在病榻之上，两人均把此地视为圣地。

帕梅拉见到我并未面露惊讶。是酒精让她与惊讶绝缘。她张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行。”而我一句话都还没说。她以为我来这里是找她做爱来着。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自己开始也往那方面想来着。

然后她说：“这绝对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一年，我想要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在其中的巨大作用。”这是一句反语。虚伪得近乎恶毒。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绝不，”她回答，“我的变速器坏了。”她说的是她那辆12个年头的4门轿车，这是她和前夫签署离婚协议以后得来的一部分财产。她前夫总是对她想要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冷嘲热讽，甚至一次又一次地对她拳脚相向。所以，如果听说她在水牛城的个人作品展览上，雕塑作品尽数被风吹落的消息，她前夫一定笑得比任何人都要欢。

她说在镇上买一个新的变速器需要850美金，而且机修工想让她用日币付款，并且还暗示说，如果她同意和他上床，那么费用一切从优。“我从没觉得你找到了你岳母藏起来的钱。”她说。

“没有。”我说道。

“也许我该去找找。”她说。

“我敢肯定已经有人找到了，但那人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道。

“我从没有请你帮我买过什么东西，”她说，“不然你帮我买个新的变速器？然后，如果有人问起我‘你是怎么弄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变速器的？’我就可以回答‘一个老情人给我的，他是个很有名的越战英雄，但我不方便透露他的大名。’”

“那个机修工是谁？”我问。

“威尔士亲王，”她回答，“如果我答应和他上床，他不仅会修好我的变速器，还会让我成为英格兰女王。这是你能耐再大也办不成的事。”

“是不是白鬼子范阿斯戴尔？”我说道。这个镇上的机修工就喜欢告诉所有人，他或她的变速器坏了。这伎俩他以前就对我玩过一次，当时我还没开梅赛德斯，开的是1979雪佛兰旅行车。事实上，我是从一个学生那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变速器没有问题。我当时只想要保险起见。白鬼子阿斯戴尔如今也葬在马厩旁边。他伏击了几个越狱犯人，不久便立遭报复。也就是说，他的胜利只持续了10分钟。先是“砰”的一声，几分钟过去，又传来“砰、砰”两声。

帕梅拉坐在地上，背靠墓碑，并没有像祖祖·约翰逊那样指责我是她人生不幸的主要祸因。我猜，当帕梅拉说我没办法让她成为英格兰女王的时候，她差一点就要抱怨我了。祖祖的抱怨是我从来没有迎娶她的意思，尽管我们两个人在床上曾信誓旦旦地说过要私奔去威尼斯，因为那儿我们两个都没去过。我向她保证，她会在那儿开一家花店，因为她擅长园艺。我会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教给学生，或者帮助当地的玻璃吹制工拓宽销路，把商品卖到美国的百货公司去，凡此种种。

祖祖还是个了不起的摄影师，于是我告诉她，很快她就能够穿梭来往于贡多拉船接客的码头，光靠售卖游客乘船时的宝丽来照片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我们自己给自己白日做梦、畅想未来的时候，完全用不着“格里奥TM”。

我把这些有关威尼斯的美梦当作调情的甜言蜜语，作用好比祖祖的香水。但是祖祖却当了真。她甚至准备好了随时远走他乡。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肩上还有家庭责任。

帕梅拉知道我和祖祖的事儿，还有那些关于威尼斯的咒语。祖祖告诉她的。

“你知道，对那些蠢到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你的女人，你该说什么好吗？”她问我。可她的视线却凝固在毛瑟山，根本没有看我。

“不知道。”我回答。

她接着说道：“欢迎来越南。”

她坐在舒茨夫妇的棺材之上。而我则站在那颗头颅之上，8年后，一台挖掘机发现了它。

这颗头颅埋在地里的时日太长，所以只剩下了头骨。

挖掘机的铲斗里出现那个头骨的时候，州警局有个法医学专家正好路过此地，所以他看了这玩意儿，告诉了我们他的想法。他觉得这不是印第安人的头骨，否定了我的第一直觉。他说可能是一个20岁的白人女性。因为没有受钝器伤害，也没有头部中枪，所以要想推断死因，就必须看一看骨架的其余部分。

但是挖掘机再也挖不出哪怕一块骨头了。

当然，砍头本身也是一种死法。

他兴趣并不高。他从头骨的光泽判断，头骨的主人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死了。越狱爆发之后，有许多人惨遭屠戮，法医专家来这里就是来调查几具尸体，推断其中的死因，检查是枪伤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尤其着迷于泰克斯·约翰逊的尸体。他告诉我，什么样死法的尸体他都见过，可就是没有见过被钉住、手掌和双脚都让长钉钉死的尸体。

我想听他多说说头骨的事情，可他很快又把话题转向钉刑。他很懂这方面的知识。

他告诉我一个之前从没有注意过的事实：不是只有罗马人才会施行钉刑，犹太人时不时也会让作奸犯科之人饱尝钉刑之苦。活到老，学到老！

我以前怎么就从没听说过呢？

他告诉我，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就在巴比伦钉死过3000名敌人。他说，罗马人镇压了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后，在亚壁古道[2]钉死了6000余叛军！

他说，除了暴徒用长钉把泰克斯钉在马厩阁楼的木梁上，泰克斯已经一命呜呼，或者奄奄一息之外，这个钉刑还有几处不同寻常的地方。施刑之前，他没有挨鞭子。也没有在押往行刑地点的时候背负十字架。脑袋上也没有控诉他所犯罪行的痕迹。十字架竖立的梁木上也没有长钉，这样一来，在行刑对象不断扭动身子，尽可能想要舒服一些的时候，钉子头就不会磨破他的胯部和臀部了。

我在这本书的开头说过，假若时光倒流，我成了那个时代的士兵，正好有人下令，让我对某人执行钉刑，那我可能也不会有太多顾忌，干脆地服从命令。

或者，我会吩咐手下去做这件事，教他们该怎么做，前提是我成了一名高阶军官。

我兴许会把那个时代的军事词典里出现的一个新词教给新兵，这个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钉刑的新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断腿”。它是我从《法医辞典》里学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词有趣极了，于是拿铅笔记了下来。

这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用一根铁棍敲断钉刑犯人的双腿，以此缩短其受苦受难的时间。”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让人对钉刑心生丝毫的舒适之感。

究竟是什么样禽兽不如的家伙会干出这样一件事？从前的那个我。

已故的独轮车手兼教授达蒙·斯特恩有次问我，有没有想过会有一个市场，里面专门售卖骑着独轮车而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的答案对他不重要，所以我也就没有告诉他。当时肯定又立马换了一个话题。

但是，如果他没有因为要救马而杀身成仁，我现在就要告诉他，钉刑所传达出来的最重要之信息在于告诉人们，至少是告诉我，原本理智的人类在上级权威的命令下会残忍冷血到怎样不堪言说的地步。

但是听我说：就在我无所事事地翻阅本地的旧报纸时，我感觉已经发现了真相，找到了那具或许是白人，但是必定为年轻女性的头骨的主人。我真想冲到监狱院子，也就是以前的四方广场里，大声呼喊：“我发现了！我想出了！[3]”

我的猜想是，这个头骨属于一个叫作利蒂西亚·斯迈利的女孩，据说是一个长相美丽，却患有读写障碍症的塔金顿大四学生，于1922年在学院失踪，当时她刚刚赢得学院传统的女子赤足赛跑，也就是从钟楼到校长宅邸的一项往返跑赛事。作为表彰，利蒂西亚·斯迈利被授予丁香皇后殊荣，她却瞬间哭成了泪人，没有人知道原因。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困扰着她。我从当时的报纸上得知，人们普遍认为，她的眼泪并非是喜悦的泪水。

有一个尚未诉诸报端的猜测认为，斯迈利小姐已经有了身孕——可能是某个学生会的成员或者教职工干的。我现在化身侦探，只能从头骨上和老报纸里头搜罗蛛丝马迹。但至少我掌握着警察当年所掌握不到的信息：如果把这个线索告诉了法医，也许能够成为利蒂西亚·斯迈利已经不在人世的铁证。就在她被授予丁香皇后的那天早晨，有人发现她的床上放了一个用浴巾卷起来的假人。假人的脑袋是一款纪念版的橄榄球，还是一个来自斯克内克塔迪市联合学院的仰慕者送的。球上印着：“联合学院31分，胡珀特学院3分。”

事发之后：什么都不见了。

若要确认头骨的身份，牙医可帮不上忙，因为头骨的主人根本就不需要补牙。不管是谁，她都有一口好牙。那么，又有哪个长生不老的家伙能够告诉我们，利蒂西亚·斯迈利究竟有没有一口完美无缺的牙齿呢？如果利蒂西亚能够活到2001年，那她该有100岁了。

不过这个办法的确可以分辨许许多多难以分辨的越战士兵尸体——通过这些士兵参差不齐的牙齿。

谋杀案是不设破案时限的，因为大家说，谋杀是穷凶极恶的罪行。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凶手该有多大岁数了呢？如果凶手真如我所料，那他应该已经135岁了。我认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肯辛顿·巴伯，当时的塔金顿大学教务长。后来在巴达维亚的州立精神病医院度过余生。我之所以认为凶手是他，就因为他拥有自由检查男女生宿舍的权利，并且还做了个假人，用橄榄球充当脑袋。

我认为利蒂西亚·斯迈利那会儿已经惨遭毒手了。

政府机构的备案材料里也明文记录了假人是教务长发现的。

从州警察局来的法医专家认为有一点特别奇怪——头骨上居然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发现。他认为，在头骨埋进土之前，头皮被人剥了下来，或者用开水煮过一遍，借此毁尸灭迹。猜猜看我发现了什么？利蒂西亚虽然生命短暂，却因为一头金色长发而闻名遐迩。记录着她比赛夺冠的报纸也浓墨重彩地一再描述她的金发。

是的，我同样是从这家报纸的报道里得知的，肯辛顿·巴伯是唯一一个坚持声称，西庇阿有一个年纪比利蒂西亚大得多的老者疯狂追求着她，并且使其饱受煎熬。教务长希望他或者其他某个人能够知道这个老者的名字，这样就能让警方介入，进行盘问了。

在另一则报道里，巴伯告诉一个记者，那个暑假他原本计划和家人共赴欧洲，但还是留在了西庇阿，因为他想解开利蒂西亚·斯迈利究竟去向何处的谜题。真叫个尽职尽责！

他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都送去了欧洲。除了日常维护人员以外，学院在暑假期间几乎空无一人，而维护人员又要听他的命令，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确保自己的个人私密时间不受打扰，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差遣工人们去学院的别的地方，自己则可以把利蒂西亚的身体部件一小块一小块地埋起来，也许还要借助桩穴挖掘机。

我不由得纳闷，鉴于我自己在公共关系领域口吐莲花、口念咒语的经历，外加我国政府近来的历史事件，难道在1922年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做2乘2的算术一样，顺理成章地同我有一样的猜想吗？由于西庇阿的支柱产业——塔金顿大学得天独厚的声名，恐怕当时已有大规模的包庇和掩盖现象。

肯辛顿·巴伯也许在那个夏天精神崩溃了，如前所述，后来被送去了巴达维亚。当时的塔金顿大学院长——赫尔伯特·范阿斯戴尔（此人和不老实的机修工范阿斯戴尔没有丝毫关系）——如此形容教务长的精神崩溃：为了解决金发的丁香王后失踪之谜，教务长不知疲倦地辛勤努力，四处奔走，终于不堪重负，积劳成疾。

[1]语出《麦克白》第五幕第一场。——译者注

[2]亚壁古道是古罗马时期连接罗马与意大利东南部布林迪西的重要古道。公元前73年，古罗马在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领导下爆发了奴隶大起义。公元前71年，起义失败，6000多名奴隶在这条两百多米的古道上遭到迫害。——译者注

[3]此二句为对阿基米德话语的戏谑。相传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根据比重原理测出希罗王王冠所含黄金的纯度时，就是发出了这两句惊叹语。——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对于我关于丁香王后下落的猜想，我的律师只对其中一件事情感兴趣，那便是所有女孩在参加赤足赛跑时戴着的紫色发饰缎带，这项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监狱爆发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越狱犯在女生训导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卷又一卷这样的缎带。埃尔顿·达尔文把这些缎带剪成了制服袖章，让犯人戴在手臂上，这样就能快速辨别敌友了。当然了，肤色其实已经是他们最好的标识了。

我的律师说，紫色袖章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从没有戴过它。这点可以证明我中立的立场。

犯人并没有扬起新的旗帜。他们在钟楼挥舞的依旧是星条旗。埃尔顿·达尔文说他们并非反对美国。他说：“我们就是美国。”

后来，在塔金顿解雇我的那天下午，我同帕梅拉·福特·霍尔道了别。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对她唯一的恩惠或许是告诉她，白鬼子范阿斯戴尔不足为信，让他换新的变速器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她听了我的话，后来我听说，她本来的那个变速器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她开着这辆车一路来到了基韦斯特，前任驻校作家保罗·斯拉金格也在此地定居，反正他有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金，生活惬意美满。我没有想到他和她在塔金顿的时候真的暧昧不清，我只是隐约猜到了一丁点儿。她自然是不会把这事告诉给我听的。不论如何，后来我去了雅典娜找到了工作，然后收到了从西庇阿转发过来的通告，上面说他们两个即将成婚了。

当然，他俩很快便不欢而散。我想象着她酗酒成性，还有她天赋平平，却依旧泥古不化地想要成为艺术家的固执模样，老迈的作家准是给吓坏了。

当然，斯拉金格也是半斤八两。

越狱爆发之后，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关于帕梅拉的事情都告诉给了“格里奥TM”，然后让它猜一猜与保罗·斯拉金格分道扬镳以后，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格里奥TM”预测她死于肝硬化。我又把同样的信息重新输入了一遍，这一次“格里奥TM”预测她死在了芝加哥一处人家的门口。

总之都是不祥的预测。

离开帕梅拉以后（困扰她的主要问题不是我而是酒精），我开始攀登毛瑟山，想要在水塔的庇荫下思考些事情。谁知却遇见了下山的祖祖·杰克逊。她说她已经在水塔底下待了好几个小时，试图构思出其他梦想来取代我们曾经计划要私奔去威尼斯的幻想。

她说也许她应该自己一个人跑去威尼斯，然后用宝丽来给那些进出贡多拉船的游客拍照。

“格里奥TM”对祖祖的预测比帕梅拉好得多，至少短期如此。毕竟她没有瘾，而且她在这世上也并非一无所有，尽管她只有泰克斯。至少她也没有成为东海岸至西海岸人尽皆知的笑料把柄。

而且她为人幽默乐观。我记得她曾说，威尼斯私奔梦碎让她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但是哪怕化身成僵尸，好歹也能与塔金顿的校长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

她以这样的情绪又说了好一通，但她并没有哭，很快就泄了气。她最后说她并不怪罪于我。“我承担全部责任，”她渐渐离去，擦身而过时，在我耳边轻声说道：“爱上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蠢货，是我咎由自取。”

说得好！

我放弃了爬毛瑟山的念头。转而回家去了。在自家车库里头思考事情是个明智的决定，这样一来便不大可能再遇着和我曾经有过过节的人，同他们纠缠不清。可我回到家以后，却有一个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人在按门铃。我不认识他。他是第一次来镇里，否则他不会问为什么要把百叶窗合上。任何一个在西庇阿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家里住着疯子。

我告诉他里头有病人，然后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有个大箱子要我签收，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寄来的。

我说自己在密苏里圣路易斯一个人都不认识，并且也不指望有人给我寄这么一个大包裹。但他向我证明，收件地址的确是我家，我只好说：“好吧，咱们一起瞧瞧里头是啥。”原来是我在越南的军用提箱，在排泄物撞上空调的时候，我把它留在了越南，当时我被命令负责在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保证疏散安全进行。

提箱失而复得倒说不上完全出乎意料。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则通知，上面说我的提箱就在军方的一所大仓库里，位置的的确确在圣路易斯边界，这里贮藏着所有无人认领的士兵私人物品，比如遗弃在战场的玩意儿或别的什么东西。肯定有个傻瓜把我的提箱带上了最后一架逃离越南的美国飞机，这样一来，敌军就缴获不到我的剃须刀、牙刷、袜子和内裤了，而且，你猜怎么着，杰克·巴顿送我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也在里头——一本《黑丝吊带袜》。仅仅14年过去，军方告诉我提箱在他们那儿，并问我还想不想要。我回答：“要。”仅仅又过了2年，突然一夜之间，这玩意儿从天而降出现在我家门口。某些冰川的移动速度都比这快。

于是我招呼联合包裹服务的家伙帮我把提箱搬进车库。箱子并不沉。只是不灵便。

梅赛德斯停在前头。我没注意到镇上的孩子又干了“偷芯”勾当。4个轮胎又都瘪了。

咳嗽，咳嗽。

联合包裹服务的家伙真的还只是个孩子。他孩子气十足，一看就知道是刚入职不久，所以才会问我提箱里头都装了些什么。

“如果越战还在继续，”我说，“也许就该轮到你进去了。”我的意思是，他也许免不了马革裹尸、送入棺材的命运。

“我不明白。”他说。

“别往心里去。”我说道。我用铁锤连同搭扣和锁头一同撬了下来。我掀开了箱盖，这个箱子于我而言，的确像是一口棺材。里头安葬的尸体是曾经作为士兵的我。别的东西暂且不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置在最顶上而且正面朝上的《黑丝吊带袜》。

“哇哦，”那孩子惊叹道。他让封面上的女郎给震慑到了。如同一个初涉宇宙空间的宇航员。

“你有没有考虑过当兵？”我问他。“当兵后你也许能够大有作为。”

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也许他后来立马被炒了鱿鱼，又去别处讨工作了。如果他像个过圣诞节的孩子一样，一整个上午都在闲逛，在没有弄清楚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之前绝不收兵的话，他是肯定不会在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干长久的。

我待在车库里。既不想迈入家门。也不愿再外出了。索性坐在提箱上头，开始读起《黑丝吊带袜》刊载的《特拉法玛多贤士议定书》。小说讲的是拥有智慧且长度在万亿光年的能量束。它们想让终有一死、自我繁殖的生命遍布宇宙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它们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贤士”，在一颗名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附近相互交汇，举行了一次会议。小说作者没有点明为什么“贤士”会如此热衷于生命的传播。我不怪他。反正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有力的理由支持这一想法。对我来说，想要每个适宜生存的星球都有生命安家落户无异于诅咒每个人都染上足癣。

“贤士”在会上达成了一致，要想实现长距离的星际旅行，只有极其渺小并且耐受力极强的植物和动物才能胜任，唯一的可行办法是让这些生命形式搭上“顺风车”，也就是从各自星球反弹回宇宙的流星。

但是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找到已经进化到能够在星际旅行中存活的细菌。所有生命在它们眼里都太过简单了。一堆废物。从医学角度来看，任何遭受细菌感染的动物宿主都像是太空营养液一样挑战性十足。

智慧能量束开会的时候，地球上已经有人类了，但他们不过是细菌畅游的热水坑而已。但他们有特别大的大脑，其中一些还能说话。少部分甚至能读会写！因此“贤士”把注意力聚焦在这一小撮人身上，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究竟是否会对细菌的生存造成考验，果真如此，那就糟糕透了。

它们从宇宙的宏观视角在我们身上看到了邪恶的潜质——化学。我们也没有让它们失望。

真是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

说来也巧，根据这个小说，亚当和夏娃的传说其实是后人写下来的。还是一个女人写的。在此之前，这个美妙的胡说八道是由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的。

“贤士”先是让她写下神话起源，她怎么听来的，就怎么写，就像所有人讲述这些故事一样，直到她即将结束的时候，它们控制住她的大脑，叫她写下了神话传说当中子虚乌有的部分。

据说，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那一番话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一番话，让生命成为了微生物的地狱：“遍满地面，治理这片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1]”

咳嗽。

[1]原文引自《创世纪：1:28》。——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

因此，地球人以为他们获得了宇宙造物者本人的旨意要来大干一场。但是他们速度太慢了，“贤士”颇为不悦，因此它们向人类的脑袋里灌输：人类才是应当遍布宇宙各个角落的生命形式。当然，这个想法荒谬可笑。用无名氏作者的话来说：“如此丰满的肉体，它需要那么多的食物、水和氧气，新陈代谢如此旺盛，怎么能够穿梭无尽真空的外太空，不论距离远近，在太空旅行当中幸存下来呢？对这样一个贪婪而又笨拙的庞然大物来说，能够往返去一趟距离最近的杂货铺买来6箱啤酒就已经是奇迹了。”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特拉法玛多人近在眼前，“贤士”还是放弃了干预他们的念头。特拉法玛多人有幽默感，因而知道他们自己是同类生物中的庞然大物，能力极其有限，对疯狂的念头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贤士”在他们脑中灌输了千万伏特的骄傲之心，他们却能完全免疫。脑海里一冒出类似自己是宇宙荣光，并且要带着这份无可匹及的优越感去往其他星球殖民的念头时，他们当即付诸一笑。即便能够说话，有的还能读会写，还会做算术，但对自己的笨拙和愚蠢，他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有一个作者就写过一系列外传似的讽刺小说，里面就讲了特拉法玛多人来到其他星球宣扬启蒙时所遭遇的种种可笑窘境。

然而在地球的人们却没有丝毫幽默感，竟然对同样一个主意照单全收。

“贤士”似乎知道地球人对自己有极大的自信，不管多么荒谬可笑的事，只要一个劲儿地曲意逢迎，他们都能当真。为了证明此事，“贤士”组织了一次实验。他们让地球人相信，整个宇宙都是由一个男性生物制造的，这个男性生物和地球人的体型一样，相貌也一样。等到地球人死去，他们就能坐在造物主身旁的诸多宝座之中，永享安乐，因为他们和造物主是无比亲近的亲戚。

地球上的人竟然还信以为真了！

“贤士”对地球人情有独钟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地球人发现任何与自已的长相或是声音不一样的地球生物时，他都会心生恐惧和憎恨。他们让彼此的生活形同地狱，正如他们对待所谓的“低等生物”一样。事实上，他们将所有异类归为“低等生物”。因此，如果“贤士”想要确保细菌受到了最严苛的考验，那么只需要告诉我们，学习物理和化学就能制造效用更高的武器。“贤士”们在这一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焚膏继晷。

它们让一个苹果落在了艾萨克·牛顿的脑袋上。

他们让年轻的詹姆斯·瓦特竖起耳朵，聆听他母亲的烧水壶歌唱。

“贤士”让我们以为，坐在大宝座上的造物主像我们一样憎恨异类，如果我们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消灭掉所有异类，那就是帮了造物主一个大忙，功劳一件。

这一想法在地球上大行其道。

所以，我们没有用多久就制造出了宇宙中最致命的毒药，并且一直都在污染大气、水源和上层土壤。用作者的话来讲（我真希望能够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因为无法企及生存标准，细菌以万亿的规模死亡或失去繁衍能力。”

但是，即便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都已销声匿迹，仍有一小部分存活甚至繁荣了起来。其他生命形式统统灭绝以后，地球成了类似月球一样荒凉贫瘠的地方，这些细菌藏身在几乎是百炼成钢、无懈可击的孢子之中静静等待，它们善于长时间的等待，一直等到和下一次流星幸运的邂逅。这样一来，宇宙旅行才真正成为了可能。

如果仔细想一想，“贤士”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基于滴漏理论。通常人们讲到的滴漏理论关注的是经济学：位于社会上层的富人增加的财富，能够向下渗透，惠及下层人民。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富人在这世上只有2件事情不能容忍的话，第一是泄漏，第二是满溢。

但是“贤士”利用高等生物将痛苦和考验向微生物滴漏渗透的计划却如梦似幻般地奏效了。

这则故事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作者教会了我一个新词，叫作“压轴排炮”。这个词一听就知道取材于烟花技师，他们是负责在国庆假期时，用响亮绚烂却又无害的爆炸物装点夜空的专家。“压轴排炮”的主干是一根打磨好的木材，长约3米，宽20厘米，粗5厘米，上头附有各式种类的迫击炮筒和火箭发射筒，全部用一根引线串联控制。

等到焰火表演行将结束之际，就轮到主烟花技师点燃“压轴排炮”的引线了。

作者就是这么描述二战爆发及其延续的。他把这段时间称为“所谓人类进步之‘压轴排炮’。”

在作者笔下，一切地球生命的存在意义就是让细菌经受磨炼，好让它们能够在时机来到时前往宇宙进行星际旅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类，例如莎士比亚、莫扎特、林肯、伏尔泰或者别的什么人，充其量也只是宇宙万物宏伟蓝图中的培养皿而已。

在故事里，退一万步来说，特拉法玛多的“贤士”对人类历经的所有磨难漠不关心。回到老掉牙的公元前71年，6000余名反叛的奴隶在亚壁古道旁被全数处以钉刑时，“贤士”唯独只会对一件事感到满意，那便是一个奴隶在即将行刑的时候，吐了百夫长一脸唾沫，把肺炎或者肺结核的细菌传染给了后者。

如果非得让我猜一猜《特拉法玛多贤士议定书》，那我姑且这么说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二战之后，却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之前，那年我10岁。”小说并没有把朝鲜战争归为“压轴排炮”的一部分。但是小说里浓墨重彩地写到了以下几点：杀死所有的虫子和细菌，让地球成为天堂；利用原子能发电，让它变得无比便宜，甚至用不着仪表计费；让人人都有一辆汽车，令使用者拥有200倍于骏马的力量以及3倍于猎豹的速度；还有就是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争先恐后地要将对方阵营化为灰烬，以免任何一方妄自尊大，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配得上在全宇宙宣扬。

这个小说很可能是从别的刊物里头剽窃过来的，因此省去作者的名字，大概也是故意而为之。毕竟，有哪个作者会把科幻小说寄给《黑丝吊袜带》投稿？

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故事会对我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我只是想在寻找下一份工作和下一处住处的空隙打发打发时间，才会去阅读这个故事的，毕竟我已经51岁了，身后还有2个精神病人需要照顾。但是在我内心身处，这个故事却像止痛剂一样悄然发生作用。不说别的，看到别人也和我感同身受，证实了我在越战后期的一个怀疑，特别是当我在一个柬埔寨村庄边上，看到人类肢体和水牛的五脏六腑混杂在一块时，我就加深了这个怀疑——说人类正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就像是对6周岁以下的孩子讲诸如牙仙、复活节兔子和圣诞老人一类的童话故事。

咳嗽。

我来给你讲一个已经准备好了要趁猎户星座流星、北斗七星、斗柄流星或者别的什么流星来到之时启程离开的地球细菌，它就是我从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带来的淋病病菌，那是1967年的事情了。当时在那儿，我还以为这病要陪我度过余生了。时至今日，它大概都能吃碎玻璃和剃须刀片了。

和它相比，害我咳嗽不止的肺结核病菌倒像是弱不禁风的小猫。谁叫它们在市面上的一些治疗药物面前只能束手就擒呢。其中最强效的那一种药物已经通过批准，随时都可以从罗切斯特抵达。如果我身体里的细菌真把自己当“太空军校生”，那我奉劝它们可以省省了。它们哪儿也别想去，除了被冲入厕所下水道！

旅途愉快！

但是听听这个：你知道我正在制作2张清单吧，1个是和我享受过鱼水之欢的女人，1个是我杀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现在看来有一点越来越清晰了：两张清单的长度最后将完全一样！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我开始为情人们列清单条目时，还以为不管这个数字是否会最终用作我的墓志铭，但是苍天为证，我做梦也没想到，同样一个数字竟然也代表着我杀人的数字！

还有一个类似的奇迹能够与之媲美：塔金顿的学生曾经在白喉疫情暴发时逃过一劫，后来又躲过了监狱犯人的越狱之灾。我究竟还能在无神论的道路上坚持多久？

“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1]……”

[1]见此处。——译者注

第二十七章

以下是我如何在塔金顿学院被开除之后，又在湖对面的监狱找到一份工作的经历：

我踱步出了车库，刚刚读完小说，知道细菌——不是人类——才是宇宙的宝贝疙瘩。我坐进梅赛德斯里，想要去镇上的黑猫咖啡馆听听流言蜚语，看看有没有人打算雇工干活，只要是在山谷里头，去哪儿都行，任何工作我都不挑。但是4个轮胎却“噗，噗，噗”直叫。

昨天晚上，镇上的小流氓已经把车的4个轮胎给放了气。我下了车，有了尿意，但是我不想去家里解决，因为我不想跟里头的疯子说话。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挺兴奋的？试问普天之下，有哪个细菌经历过如此波澜壮阔、富于挑战和机会的生命历程？

至少没有人开枪射我，警察也没有将我列为通缉犯人。

所以我走到了街对面、我家下面（我家住在山坡上头）的空地，那儿有一处杂草地，草长得挺高。我掏出老二，发现它正朝下对着一辆躺在地上的竞速自行车，那是一辆意大利产的白色竞速自行车，煞是漂亮。这自行车藏在此处，充满了魔力，弥漫着纯真超逸之感。是独角兽幻化而成的也说不定。

我向别处撒完尿以后，扶起了那辆完美无缺的人造动物。居然还是全新的。座椅形似香蕉。为什么有人要把它丢在那里呢？直至今日，我依旧不得而知。即便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头脑，还有汗牛充栋的图书馆，但我们这些“细菌旅馆”依旧不能奢望能够洞悉世间所有事情。我的猜测是，镇上某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无意间遇到了这辆自行车。他想（换作是我，我也会如此想）：这自行车一定是某个超级富有的塔金顿学子的，这人准还有昂贵的汽车，身上的华美衣裳也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的。所以，他夺走了自行车，如果我的运气也这么好，我也会这么做。谁知后来他又失去了勇气，这可不像我的作风，把自行车藏在这萋萋芳草之中，免得因重窃罪行而被捕。

我后来发现了残酷的事情真相，这辆自行车实际上属于一个贫苦人，这个小男孩每天放学以后就在马厩里干活，千日砍柴一日烧，终于攒够了钱买了这辆塔金顿校园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完美单车。

我没有多想，就先入为主地以为自行车属于某个富有的孩子，真的太武断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某个富有的孩子拥有不计其数的昂贵玩具，所以懒得去搭理这辆自行车什么的了。也许这辆自行车还不配放进他那个满是法拉利超跑的车库里呢。你也许不敢相信，学院失物招领处全是无人认领的金银财宝、钻石耳环、劳力士手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堆积如山。

是我憎恨富人吗？非也。我只能力所能及地留心观察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富人不过是有钱的穷人而已，这一点我和他看法一致。后来到了湖对面的监狱，我发现这也是人们的多数意见，虽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乔治·奥威尔是谁。许多囚犯自己在被捕之前，也都是有钱的穷人，拥有最昂贵的汽车、珠宝、手表和衣服。有些人，从小开始做毒品买卖，无疑也拥有类似我在西庇阿高地的杂草里找到的那辆让人心驰神往的自行车。

当犯人们发现我的车不过是一辆4门6缸的梅赛德斯时，他们就时常对我揶揄嘲讽，或者可怜同情。倒不如让我开一辆破旧不堪的皮卡好呢。

于是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了杂草地，朝陡坡之下的克林顿街进发。我不用踩脚踏板，也不用拐弯变向，就能到达黑猫咖啡馆。不过，我必须用上刹车，于是对它们考验了一番。如果刹车没有用，那我就会径直冲向原来的驳船码头，然后，吭唷一声扎入莫西干湖里。

我跨坐上那个形似香蕉的车座，惊讶地发现它出奇地适合我挑剔敏感的髋部和臀部。沐浴在阳光下骑着这么一辆自行车一路下山，那感觉远非钉刑可比。

我把自行车停在了黑猫咖啡馆一眼便能看到的地方，注意到人行道和排污沟里有几个香槟酒木塞。换作是越南战场的话，那些就是弹壳。这里就是亚瑟·K.克拉克召集他那群摩托车骑士一同启程向塔金顿发起冲击的集结地。这队人马先是喝了个香槟酒醉。现场还有不少三明治，我就踩在了其中一个上头，没准是黄瓜或者豆瓣菜做的馅。我在马路牙子上剔掉了三明治，把它留给了细菌处理。但是我要告诉你：志在离开太阳系的细菌是不会吃这种软塌塌的食物的。

钚！这玩意儿准能让微生物变得更加强壮！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迈进了黑猫咖啡馆的门。如今，这家俱乐部属于我了，因为我已经被罢黜为城镇居民的一员了。也许，几杯酒下肚以后，我就要回到山上，把克拉克那几辆汽车和豪华轿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我松松垮垮地走向吧台，说道：“给我来杯意大利佬。”我听见镇上的人都是这么称呼百威啤酒的，因为意大利人收购了安海希布斯公司，也就是生产百威啤酒的厂商。意大利人还拿走了圣路易红雀队[1]，这也是收购条款的一部分。

“意大利佬来啦，”酒吧侍女说道。要不是得了肺结核，她正是我现在想要的那种女人。她大约三四十来岁，近来厄运缠身，对未来同样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她的过往。镇上人都知道。她和她丈夫翻新了一家老字号的冰淇淋商店，位置就在这条克林顿大街上，隔黑猫咖啡馆两家门面。但是不久以后，她丈夫就因为吸入过多脱漆剂而一命呜呼了。他身体里的细菌肯定也是感觉好到不行了。

不过，谁又说得清呢？特拉法玛多的“贤士”也许就想让她丈夫翻修冰淇淋店，这样就能拥有一个能够穿越外太空脱漆剂星云的新细菌品种了。

她的名字叫穆丽尔·佩克，她的丈夫杰里·佩克是首任塔金顿校长的直系后代。他的父亲在这座山谷里长大，但是杰里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长大，然后在当地一家冰淇淋公司工作。冰淇淋公司后来被扎伊尔总统蒙博托[2]买了下来，杰里就被辞退了。所以他才和穆丽尔以及两个孩子来此地寻根。

他对冰淇淋有所了解，所以买下那家老字号的冰淇淋商铺也在情理之中。对所有关心他的人来说，如果他当初能少执着于冰淇淋，对脱漆剂多一些了解就好了。

穆丽尔和我最后发展成为情人关系，但那是我在雅典娜监狱工作2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因为她和杰里都是在斯沃斯莫尔学院主修文学，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他们两个是否花时间读了读脱漆剂上面的标签。

“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她回答。

后来到了监狱里，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受了油漆，而不是脱漆剂毒害的犯人，数量超乎想象。他们还小的时候，要么吃过老式含铅油漆的碎渣，要么吸过这种油漆的灰尘。铅中毒让他们变得十分愚蠢。他们都是因为无法想象的愚蠢罪行而锒铛入狱的，我也完全没有办法教他们读和写。

托他们的福，我们现在是不是培养出能够以铅为食的细菌了？

我知道有细菌以石油为食。至于它们的来历我就不清楚了。也许它们的祖宗是那洪都拉斯的淋病病菌吧。

[1]圣路易红雀（St. Louis Cardinals），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中，隶属于国家联盟的棒球队伍之一。主场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译者注

[2]1958年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任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同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卢蒙巴政权，任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自任总统，元帅。1997年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译者注

第二十八章

莫西干冰淇淋商铺盛大开业时，杰里·佩克坐在轮椅里，大腿上还放了一个氧气瓶。但是他和穆丽尔两个人的手艺活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塔金顿和小镇居民都对商铺的装潢和冰淇淋的美味赞不绝口。

开业仅仅6个月以后，有个男人来到店里，用照相机把店里的一切拍了个遍。然后他扯出卷尺，做了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记录在一个本子里头。佩克夫妇受宠若惊，问他是不是建筑杂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派来的。那人说他是一个建筑师雇来的，那个建筑师想要在山顶上建一个新的学生娱乐中心，名字就叫巴列维展馆。那儿的人想要有一家和这里一模一样的冰淇淋店，每处细节都要一丝不苟。

所以，也许杀死杰里·佩克的真凶并不是脱漆剂。

娱乐中心还让山谷里唯一一家保龄球馆关门大吉了。因为如果只有镇上居民光顾的话，这家店难以为继。因此，如果本地人想要打保龄球，但是又和塔金顿沾不上半毛钱关系的话，就只能向北跋涉30公里，从国民警卫队军火库穿过高速公路，去梅多代尔电影院旁的保龄球馆了。

黑猫咖啡馆里时光悠闲。外头停车场的小货车里或许还有几个妓女，但是咖啡馆里一个都没有。

店老板——莱尔·胡珀——同时也是志愿消防队的队长，同时也是公证人，他就坐在吧台的另一头做账。直到迟暮之年，他还是拒绝承认在他的生意当中，有关酒水小吃，以及男厕所里安全套售卖机的大部分份额都要归功于停车场的妓女。

对特拉法玛多的“贤士”来说，安全套售卖机着实是它们太空计划的一大威胁。

莱尔·胡珀肯定知道我在性事方面的丰功伟业，因为我的档案证书就是由他公证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到过这些，而且据我所知，他也没有透露给其他人。他就是谨小慎微的化身。

莱尔也许是这个山谷里最受人爱戴的人物了。镇上人都喜欢他，所以我从未听过有人把黑猫咖啡馆称为妓院。当然，要是换作是山上可就没人管它叫别的名了。

尽管州警察的突击检查和国家卫生部门的调查走访不断，镇上的人依旧维护着在他心中，对自己形象的评价——一个顾家的男人，经营着一个为顾客提供提神休闲的场所，而其成功与否则完全取决于饮品和食物的质量。这个善意的同谋也保护着莱尔的儿子查尔顿。查尔顿后来长到了2米，在西庇阿高中读高二的时候，就当选了纽约州高中全明星篮球队的中场球员，提到他的父亲，他从来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父亲经营着一家餐馆。

查尔顿作为篮球球员的表现是现象级的，所以他又受邀参加纽约尼克斯队训练，当时还是美国人控股这家俱乐部。但他还是选择领取全额奖学金，去往麻省理工大学深造，并且成为一名顶尖的科学家，后来在得克萨斯州的沃克西哈奇负责运行一架被称为“超级对撞机”的亚原子粒子巨型加速器。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科学家迫使看不见的粒子通过泼溅到照相底片的方法让它们现形。这和我们在越战时期偶尔用来甄别对待敌方特务的方法没有多少区别。

还记得我说到过曾把一个家伙踹下直升机吗？

镇上居民倒不必为了维护莱尔妻子的面子而对黑猫咖啡馆生意兴隆的原因闭口不提。她和他早已分道扬镳。因为人到中年以后，她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同性恋，然后跟高中女生的体育老师私奔去了百慕大，两人以教授航海课程为生，估计目前依然如此。

我曾在一年一度于山上举行的“市民与学术界联谊会”上见过她。那时候我就在她之前知道她是个同性恋了。

在两年以前，在生命即将宣告结束之际，莱尔·胡珀成了越狱犯关在钟楼的人质，越狱犯都管他叫“拉皮条的”。“嗨，拉皮条的，这里风景咋样？”“你觉得咱们该把你咋样呢，拉皮条的？”凡此种种。钟楼那儿又冷又潮。落雪或雨水从天花板上的无数弹孔落入钟楼之中。这些都是越狱犯人意识到钟楼上有狙击手以后的杰作。

那儿没有电。所有的电力输入和电话线都让人切断了。我上去看莱尔的时候，他知道弹孔的来历，也知道狙击手后来被钉死在了马厩的阁楼上。他知道越狱犯没有想好要如何处置他。他知道在这些犯人眼中，他犯下了再简单不过的谋杀罪。因为他和怀特·范阿斯戴尔设下埋伏，杀掉了3个越狱犯，这伙越狱犯正走在纤夫路上，准备去往湖口部位同路障方向的警察、政客以及士兵们谈判。负责谈判的犯人举着一面休战白旗——其实就是用白色的枕头套套在扫帚上，结果还是让莱尔·胡珀和怀特·范阿斯戴尔给射死了。

旋踵之间，怀特自己也被射杀了，可莱尔却被生擒了。

我和胡珀在钟塔上相谈甚欢，他说最让他感觉恼火的是，犯人们总是一个劲儿地叫他“拉皮条的”。

故事进展至此，为了简化繁杂的叙述，并且避免涉及政治，从现在起，我要用这些西庇阿的越狱犯自己称呼自己的方式来称呼他们——“自由战士”。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莱尔·胡珀的确要为3名持休战白旗的自由战士之死负责。负责在钟塔里看守他的自由战士是他或怀特杀掉的其中一个自由战士的同母异父兄弟，两人连同他们的外祖母都做毒品生意。

但是最让莱尔痛苦不堪的却是别人叫他“拉皮条的”。当然，对大多数自由战士来说，管某人叫作“拉皮条的”根本算不上什么人身攻击。

莱尔告诉我，他是祖母拉扯大的，她让他保证，要把世界建设成为一个比他诞生之时更加美好的地方。他问我：“我办到了吗，金？”

我说他做到了。因为他即将面临极刑，不过有件事我肯定不会跟他说，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伏击”只会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糟糕的地方。

“我经营一家很好，很干净的地方，养了一个顶呱呱的儿子，”他说，“扑灭了很多场火灾。”

是董事会告诉自由战士，莱尔经营了一家妓院。不然的话，这群人只会把他当作一个饭店老板和救火队长。

莱尔·胡珀在钟楼上表露的情绪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他被巴里创打发以后的落魄样子，然后他在东岸乘船走内陆河道，从纽约城的城市岛一直到了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他坐的机动游艇是一个大学室友的，那人叫弗雷德·汉迪。汉迪还学化学工程，但是后来投身高利益高收益的垃圾债券行业。他听说我父亲深受打击。于是就想让父亲乘船游览，好好散散心。

汉迪在棕榈滩有一处邻水别墅，但是一路上，从伊斯特河，到巴尼加特湾，上至特拉华湾，下至切萨皮克湾，再到迪斯默尔沼泽运河，等等，游艇必须蹭着无数不断浮沉的塑料瓶缓缓前进，这些塑料瓶铺成了一张巨毯，从河岸这头延伸至另一头，再从地平线一角延伸至另一角。里头装有制动液、漂白剂和别的什么东西。

父亲和这些瓶子的研发脱不了干系。同时他也知道，这些塑料瓶会无休无止地浮沉1000年。这里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战士怎么称呼莱尔·胡珀的，那些瓶子也会如法炮制称呼我的父亲。一丘之貉。

莱尔被领出钟塔，即将在萨莫扎礼堂前面被处死，他万般无奈发出的将死之言或许也可以用作家父的墓志铭：

好吧，我承认。

那的确是家妓院。

第二十九章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用2001年的后知之明认定，莱尔·胡珀的临终遗言同样可以成为许多工作于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成年人的墓志铭。许许多多他或者他们同伴的工作都与规模巨大的隐瞒欺骗、合法的公共财产窃取或者破坏食物链、上层土壤、水源和大气层息息相关时，他们哪里有什么办法独善其身呢？

莱尔·胡珀受了刑，耳后吃了颗子弹，在此之后，我又看望了在马厩里的董事会成员。泰克斯·约翰逊依旧被钉在头顶阁楼的横梁上，他们都知道。

但是在我详细阐述这一段往事之前，先容我讲完我是怎么在雅典娜谋得工作的吧。

所以我又回到了1991年，又回到了黑猫咖啡馆，喝着百威啤酒——或者说是“意大利佬”——借酒浇愁。穆丽尔·佩克跟我讲着她在店铺前头看到那些摩托车、豪华轿车还有名流明星的激动场面。她都不敢相信，能够近距离一睹葛洛莉亚·怀特和亨利·基辛格的风采。

有几个微醉的闹酒者走了进来，像是要用厕所，或者喝些水。亚瑟·K.克拉克万事俱备，唯独没有提供水和厕所。因此穆丽尔鼓足勇气，问了其中一些人他们是谁，来这里有何贵干。

其中三个是黑人。一个黑人老妇人还刚刚在纽约州彩票中心赢取了57000000美金，另外2个都是职业棒球运动员，一年能挣3000000美金。

有一个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的白人，穆丽尔说这人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实际上是《纽约时报》的每日书评家。他为克拉克的自传《谈钱莫觉羞耻》做过盛赞式的书评。

她继续说，有个进来用厕所的人，是个著名的恐怖小说作者，他的好几部作品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其中不乏脍炙人口之作。事实上，我在越南也读过几本他的小说，里头讲的无外乎是无辜的人让挥舞着斧头、刀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行尸走肉残忍杀害。

我记得，我把其中1本给了杰克·巴顿看，问他做何感受。就在他张口欲答之际，我却止住了他，说：“不必告诉我了，杰克。我已经知道了。它一定想让你笑个半死。”

“不仅如此，哈特克少校，”他回答，“连他下一本书的内容我都替他想好了。”

“是什么内容？”我问。

“一架B-52，”他说，“鲜血淋淋，内脏飞溅。”

有一个进来上厕所的人对穆丽尔说他腹泻了，问她吧台后面有没有止泻药，这人是退休的宇航员，她认得他，但是就是记不起名字了。她曾经在治疗窦性头疼和佛罗里达州靠近肯尼迪角的可可海滩退休社区的电视广告上经常看到他。

所以亚瑟·K.克拉克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他邀情参加聚会的人，实际上都是他并不熟识的人，但都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过他的注意，然后这些人便来了，真的来了。穆丽尔告诉我，另一个人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幅马克·罗斯科的画作，不久前以3700000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盖蒂博物馆，创下了美国画作收购的新纪录。

罗斯科本人在此之前早就自杀了。

他受够了。

他出离了。

“她真的好矮啊，”穆丽尔说，“看到她那么矮，我还真吃惊呢。”

“谁啊？”我问。

“葛洛莉亚·怀特。”她回答。

我问她对亨利·基辛格的看法。她回答说她喜欢他的声音。

我在四方广场见过他。虽然我是他地缘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但我感觉自己和他不是一路人。他的脸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大概就像葛洛莉亚·怀特那样，不过是频繁出现在众多我看过的电影里的演员而已。

我在监狱里头梦见过他一回。但彼时的他化作了一个女人。一个吉卜赛占卜师，眼睛盯着她的水晶球，却噤舌闭口。

我对穆丽尔说：“你让我担心。”

“我怎么了？”她说。

“你看起来很疲惫，”我说，“睡眠还充足吗？”

“充足，谢谢你。”她说道。

“原谅我，”我说，“我不该多管闲事的。你在讲些骑摩托车的家伙时神采奕奕，兴高采烈。但是你停下来的时候，却像摘下了面具一样，看起来就像突然之间气力用尽一样。”

穆丽尔对我的为人有粗浅的认识。冰淇淋店尚且营业的时候，她每周至少有两次见过我和跟在我身后的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所以我不必告诉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身边也没有伴侣。而且她也亲眼见过我是如何极尽温柔而且不厌其烦地照顾我这两个百无一用的亲人的。

所以她心里早就对我有好感了。她信任我，并且不加掩饰地感谢我对她幸福与否的关心。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她说，“那我告诉你吧，我几乎没睡过觉，孩子们太让我操心了。”她有两个孩子。“眼下这个样子，”她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负担哪怕一个孩子进大学的费用。在我的家族里，所有人都能上大学，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但是这个传统寿终正寝了。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有运动员天赋。”

那天晚上我们本可提前两周时间升级为情人关系的，但是却闯进了一个怒气冲冲、满身横肉的丑陋男人，他质问道：“好了，他在哪里？那个孩子在哪里？”

他在问那个放学以后在塔金顿马厩里工作的孩子去了哪里，我偷来的自行车就是这个孩子的。我大摇大摆地把那孩子的自行车停在了前面。其他克林顿街上的商铺都有栅木板围了起来，从驳船码头一直延伸到了半山腰。所以他觉得，那孩子唯一可能的去处就是黑猫咖啡馆了，更糟的话，就是在停车场里的某辆箱型货车里。

我装作一无所知。

我们和他一起走到外面，找到了他说的那辆自行车。我告诉他，兴许那男孩是个本分的好孩子，不会靠近黑猫咖啡馆半步，然后有个坏家伙借来他的自行车，把它丢在了这里。他听完以后，这才把那辆自行车扛上他那辆饱经风霜的皮卡上，说他要赶去参加湖对岸那所监狱的工作面试，他已经迟到了。

“什么工作？”我问。

然后他说：“那儿在招老师哩。”

我问他能否和他一起去。

他说：“只要你教的科目和我的不雷同。你想教什么？”

“你不想教的我都可以教。”我回答。

“我想教工艺。”他说。“你也想教工艺吗？”

“不。”我回答。

“以名誉保证？”他说。

“以名誉保证。”我说。

“那好，”他说，“上车吧，上车吧。”

第三十章

要想理解雅典娜的下级守卫是如何看待白人（黑人更是在不言之中），就必须首先意识到，他们大多数都是从日本最北端的大岛北海道征召过来的。在北海道，有个阿伊努人的土著族群，日本人都认为他们相貌十分丑陋，因为这些土著面容苍白、毛发浓密，而这个土著族群恰恰就是白人。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白人血统和南希·里根[1]一样纯正。他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在遭受高等的亚洲文明蹂躏欺凌之时，他们一路蹒跚去了北方，而没有往西去欧洲，最终到达西半球。

这些生活在北海道的白人肯定错失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他们的文明进程远远落后。而当我和那个要教工艺的人来到监狱大门时，遇到的两个值勤的守卫恰好刚刚从北海道过来。想起我们白人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我就觉得，当初我们还真不如两个醉醺醺、无法无天的阿拉帕霍人[2]。

想教工艺的那人说他名叫约翰·唐纳。去往监狱的路上，他问我有没有在一档名叫《菲尔·多纳休》的节目里看到过他。那是一档在每天下午播出的节目，时长一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说一小伙——现实中的人（不是演员）遇到了同一件麻烦事，最终要么克服万难，要么勉强过关。当时有两个非常相似的电视节目与《菲尔·多纳休》同时竞技，老作家保尔·斯拉金格习惯同时收看这3个节目，用遥控器来回跳台。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话可说的时刻。

我实话告诉唐纳，不走运的是，我看不成这些节目，因为我要在下午教音乐鉴赏课，然后又要教武术。然后我问他，他那集《菲尔·多纳休》讲的是什么。

“生活在寄养家庭并且每时每刻遭受殴打的人。”

在监狱里，我看过无数集《菲尔·多纳休》没完没了地反复播放，可就是没看到唐纳那集。也许对雅典娜的犯人来说，播放他那一集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因为近乎所有犯人都在童年时遭受过经常性的痛殴和毒打。

虽然没有在电视上见过唐纳，但我却看到过自己很多次，或者说看到过某个从远处看去，像极了我的人。那是一段越战的老镜头。

甚至有一次，我在监狱里嚷嚷了起来：“我在里头！我在里头！”

犯人们在我身后聚集起来，盯着电视直问：“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

但是他们来得太晚了。我不见了。

我去哪儿了呢？

就在这里。

[1]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之妻。——译者注

[2]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一支，属阿尔冈昆语系。——译者注

第三十一章

约翰·唐纳也许是个撒谎成癖的骗子。上过《菲尔·多纳休》什么的也许是他编出来的。他这人疑点太多。如此一来，他也可以是联邦证人保护行动的对象，名字换成了新的，个人经历也是“格里奥TM”给他编出来的。我想，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格里奥TM”经常把上过《菲尔·多纳休》这一段写进虚构人物的个人经历里。

他声称那个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男孩是他儿子。但那孩子也可能是他绑架来的，男孩的自行车也让我给偷了。他们18个月前才来到小镇上，一直独来独往。

我敢肯定他不叫唐纳。因为我认识不少叫作唐纳的人。一个是比我小一岁的军校同学。另外两个是不相干的塔金顿学子。还有一个是军士长，在越南被一个小男孩自制的手榴弹炸掉了一截手臂。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骇人听闻的“唐纳聚会”，那是一伙志在翻越内华达山脉，抵达加利福尼亚，却在1846年遭遇大雪暴的移民。他们乘坐的马车和西庇阿出产的十分相像。

我刚刚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读到了相关细节，这本百科全书是在芝加哥印刷出版的，属于一个住在瑞士的神秘埃及军火商人。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熬过大雪暴的人都成了食人者。据最终的数字统计，一些妇孺成了盘中餐，最初启程的87人中仅有47人生还。

看来《菲尔·多纳休》又有新题材了：吃人的人。

能吃到人肉的人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

但当我问那个自称叫作唐纳的人是不是和领导“唐纳聚会”的那人有任何关系时，他却回答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唐纳聚会”。

不管他是谁，在雅典娜监狱典狱长松本·宏的办公室外，他和我肩并肩坐在了休息室的长凳上。

就在我们坐着静候时，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之事，有个监狱的供应商把唐纳皮卡尾厢的自行车给偷走了。

一个纯粹的细节！

唐纳最后终于讲了一件真事。典狱长准备好要面试前来应聘教师职位的人了。但我们是硕果仅存的两个应聘者。唐纳说他是在罗切斯特收听国家公用无线电台时听到招聘消息的。寻找工作的人不大可能去听这个电台。因为它太精于世故了。

我还知道，这也是唯一一个将帕梅拉·福特·霍尔在水牛城的个人作品展描述成一场悲剧，而非滑稽喜剧的电台。

我们面前有一台日本产的电视机。监狱里全是日本产的电视机。如同远洋班轮上的舷窗。大轮船不抵达目的地，乘客们就不会从蛰伏的假死状态苏醒过来。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乘客们随时都能透过舷窗观察外面的真实世界。

对那些尚未身陷囹圄的芸芸众生来说，生活本身就像一艘远洋班轮。而电视机就像舷窗，人们可以无所事事地透过它，看到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

看着它运转，春去秋来！

但是在雅典娜，电视里头只会播放老掉牙的录像节目，这些录像都来源于隔典狱长松本办公室两个门之远的巨大图书馆。

这些录像没有特定的播放次序。负责中央录像机的守卫甚至根本不识英语，随手挑到哪盒录像带就播放哪盒录像带，一切就好像回到了北海道一样，让录像带变成木炭煤球，而录像机变成木炭火盆。

但是这一整套制度实际上是美国人的发明创造，日本人不过是接管了过来而已，就像录像机和电视机。当监狱里还实行种族混合制度时，有个广播博物馆董事会成员的养子被送进了雅典娜，因为他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头勒死了自己的女友。显然，他梦想利用录像带为雅典娜提供广播学的基础课程，以满足犯人们日后出狱想要从事相关产业的需求，当然，前提是他们出狱可期。

但是广播学的课程从来没有成形。所以录像带一遍一遍地反复播放，成了犯人们服刑期间聊胜于无的消遣。

时值监狱改革，所有囚犯即将根据种族实行隔离，录像带捐赠人的养子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视线当中。有人吁请对他在内的一大帮子犯人实行假释，以此免受辗转其他监狱之苦。

但是那个女孩的家长动用其八面玲珑的社会关系，硬是坚持让男方满期服刑，我记得，也就是99年。我之前说过，他是养子。后来发现，他的亲生父亲居然也是个杀人犯。

所以，大概他现在正身处纽约码头的一个以航空母舰或者导弹巡洋舰改造过来的监狱上头。

在等典狱长面试通知的时候，唐纳和我正在看有关约翰·F.肯尼迪总统遭遇刺杀的节目。猜对啦！他的后脑勺开了花。他的夫人，当时戴着平顶小圆帽，从敞篷轿车上狼狈地爬了出来。

接着节目镜头一转，切换到达拉斯的警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被认定用一把邮购的意大利来福枪射杀总统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肚子中了一枪，开枪者是当地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奥斯瓦尔德惨叫一声：“哎哟。”此后，这一声“哎哟”又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重复上演。

谁说历史一点儿趣味也没有？

与此同时，在监狱的停车场里，某个给监狱运送食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人把唐纳卡车上的自行车拿了下来，又搬到了自己的车上，扬长而去。整个过程犹如1922年丁香皇后遇害的谋杀案，一场完美的犯罪。

咳嗽。

还有讨论要把核潜艇用作监狱，专门收押像我这样候审的嫌疑犯。当然，如此一来，潜艇也用不着下潜了，火箭和鱼雷发射管以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可以拆下来当垃圾卖掉，好腾出空间多塞几间囚房。

我听说，如果整个潜水艇编队都改造成了监狱，那么囚房立马就能塞个满满当当。这所大学改造成监狱的时候，犯人摩肩接踵、人满为患的速度，简直形同迅雷，根本来不及掩耳。

我第一个被叫进了典狱长的办公室。等我出来的时候，不仅有了工作，连住处也有着落了，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我还是个小孩时收看的节目——《豪迪·杜迪[1]》。主持人水牛·鲍勃眼看着就要被小丑克莱拉贝尔用人造矿泉水淋成落汤鸡了。

画面居然还是黑白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电视节目年代有多么久远了。

我告诉唐纳典狱长想见他，但他却摆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帮一个烂醉如泥的家伙醒酒。在越南我做过许多类似的工作。很多时候，烂醉如泥的都是将军们。最不省人事的是一个前来劳军的国会议员。

我还以为，必须和唐纳干上一架才能让他明白，眼下观看《豪迪·杜迪》并不是他要去干的正经事。

典狱长松本·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那时候我5岁，他8岁。原子弹从天而降时，他学院正放假，而他在踢足球。他追着球跑到了操场一头的一道水沟里。当他弯腰捡起皮球时，只感觉到眼前一阵闪光，冷风拂过面庞。等他再直起身时，整个城市消失了。他孤零零一个人如同置身沙漠，周围只有阵阵卷积着灰尘的风在盘旋。这些都要等我们相识两年以后，他才会告诉我。

他的老师和同学都因为盲目崇拜天皇而未经审判直接被处决掉了。

和圣女贞德一样，他们都是被活生生烧死的。

对穷凶极恶之徒实行钉刑已经让首位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给废止了。

但是将犯人活活烧死或者煮死的刑罚依旧保留了下来。

如果给我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也许不会去应聘雅典娜的工作，毕竟我必须承认，在越南服役期间，我恰恰杀掉或者尝试杀掉了好些个东方裔。而我的面试官恰巧又是个如假包换的东方裔。

是的，还没等典狱长松本听到我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就立马异常凝重地说道：“那么你肯定去过越南了。”

我暗下心想：“噢，好嘛。奇妙的缘分开始了。”

我完全误解了他，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日本人认为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和其他所有东方裔都不一样，一种类似于我或者唐纳或者南希·里根或者面容苍白、毛发浓密的阿伊努人和所有东方裔之间的疏离感。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在。”我说，“对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感觉舒服过。”这里并非句句属实。在战斗过程中，我时不时感觉自己像放飞的风筝一样热血沸腾。事实上，我有1次曾经赤手空拳地杀过一个人。他当时想要置我于死地。事后，我像狗一样狂吠大笑，然后吐了。

我对自己曾经在越南服役经历的坦白收到了奇效，竟然让典狱长松本对我产生了一种近乎兄弟般的感觉！他从桌台后头绕过来拉住我的手，眼睛直视我的双眼。就事论事地说，我感觉特别不习惯，毕竟他戴着医用口罩和橡胶手套。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了——”他说，“被送到陌生的土地上，肩负虚荣到近乎疯狂的危险使命！”

[1]《豪迪·杜迪》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儿童电视剧。主角名为豪迪·杜迪，为一提线木偶，下文中的水牛·鲍勃和小丑克莱拉贝尔均为他的伙伴。——译者注

第三十二章

这是个怎样的下午！

仅仅3个小时以前，我还在钟楼里与世无争。可是现在，我却进入了最高安全戒备级别的监狱，身边的同伴竟然是一个戴着口罩和手套的日本人，他坚称美国就是他的越南！

更不可思议的是，越战如火如荼之时，他竟然出现在了反战示威游行的学生中间。当时他的公司外送他去哈佛商学院研究政商精英的心理，正是这些人为了短期利益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他们投资做研发和新机器制造，然后只顾一己私利，将所得全部变为他们庞大的养老计划和年终奖金。

面试期间，他把在60年代于哈佛学到的反战标语用来谴责他自己的国家在海外遭遇的浩劫：我们身陷泥沼；隧道的尽头没有光亮。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咱们国家人数日益壮大的日本人群体，他们必须要经营他们公司从我们眼皮底下买来的财产。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不啻一场为了天知道什么原因而开始的海外战争，特别是因为——如同我在越南的感受一样——他们的肤色与我们本地人相比根本是天壤之别。

在肤色这个问题上：你也许会认为，越狱事件爆发以后，许多无辜的黑人会遭到射杀，即便他们并不是越狱逃犯。在这座山谷里生活的白人有这样一种心理，那就是，任何黑人男性都是逃犯。

先斩后奏。这事儿我以前也没少干过。

但是唯一一个被当成逃犯白白挨了枪子的黑人是特洛伊市长的侄子。还好只是皮肉伤。右手虽然暂时失去了功用，但是显微手术又奇迹地治好了他。

反正他是个左撇子。

之所以遭到误伤，是因为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而且还是任何人种都不该去的地方。他居然在国家森林里宿营，这是有违法律的。他甚至不知道那儿爆发了越狱。

然后是“砰”的一声枪响。

要注意到，我有的时候会大写“黑人”和“白人”，有些时候却不会，然后就会感觉两种方式都让我不自在。这是因为，有的时候种族是个包罗万象的巨大话题，而有的时候却又似乎小到洞察不见。而我一直想用的表达是“所谓的黑人”或者“所谓的‘黑人’”。我的猜测是，雅典娜逾半数囚犯，还有如今身处此处监狱的人，都有白人或者白人的祖先。很多人表面看上去和白人别无二致，但是从未因此得到一星半点好处。

想想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我自己声称有黑人祖先，毕竟这是一所黑人监狱，而我不想被转押到别的地方。我需要这座图书馆。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那些被改造成监狱的航空母舰和导弹巡洋舰上的图书馆会是个什么寒碜样儿。

这里是家。

我的律师说我不打算挪窝的想法很聪明，只是原因和我不同。移送他地会让我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继而又让声称要惩罚我的舆论甚嚣尘上。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正因如此，越狱事件也已成明日黄花。这次越狱事件仅仅只在电视台的重大新闻栏目中支撑了10天。

然后，头条新闻都让一个孤独的白人女孩抢走了。她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乡下，是一个枪火迷的女儿。她大闹了高中的毕业舞会，用二战里中国制造的手榴弹把舞会成员弄了个灰飞烟灭。

她的父亲收藏着一整套全世界最齐全的手榴弹实弹。

不过现如今，他的收藏不比之前齐全了，除非他的“压轴排炮”里有不止一枚来自中国的手榴弹。

随着工作面试的进行，狱长松本变得越来越健谈。他说，在被派来雅典娜以前，他经营一家营利性医院，这家医院是他的公司在路易斯维尔收购过来的。他热衷于肯塔基赛马会。但是他厌恶自己的工作。

我告诉他，在西贡的时候，只要一逮着机会，我也时不时地去看看赛马会。

他说：“我唯独希望我们远在东京的董事会主席能够花一小时时间，和我一起去看看咱们急救室里的情形，看看那些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被转移他处的将死之人。”

“我想，你在越南清点过尸体吧？”他问。

没错。长官命令我们清点歼敌数量，这样一来，远在华盛顿特区的上峰才能估算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距离胜利还有多远，哪怕进展微乎其微。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得分方式。

“所以，我们清点美钞，你们清点尸体，都是一个意思，”他说，“这让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它又意味着什么呢？你们是怎么对待尸体的，我们就是怎么对待美钞的。先埋起来，再忘掉！但是你们清点尸体的可比我们清点美钞的要幸运多了。”

“怎么会呢？”我问。

“除了把尸体烧掉或者埋葬以外，就没有别的处理方法了，”他说，“事后不会有任何噩梦纠缠，但是美钞就不同了，你必须用它投资，亲眼看它越积越多。”

“瞧瞧你们的统治阶级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多么聪明的陷阱啊，”他继续说，“先是原子弹。然后是这个。”

“陷阱？”我大惑不解地重复。

“他们强取豪夺你的社会资源和企业财富，然后把你的产业转交给一帮子傻瓜，”他说，“接着迫使你的政府向我们的老百姓大肆举债，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外派遣身着西装的占领军。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找到这么个方法，利用其他国家对本国财富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把柄而将其挟持，自己却依旧坐拥连世上最贪婪之人做梦都难以企及的累累财富！难怪他们把昏聩麻木的罗纳德·里根当作伟大的总统哩！”

在我看来，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

詹森·维尔德和董事会其余所有都沦为马厩里的人质以后，我曾经去看过他们，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把美国人当作外国人。至于他们自己的国籍是什么，还真很难说。

他们都是白人，还都是男性，洛厄尔·钟的母亲因为得了破伤风死了。直到她去世，主治她的医生才发现她得了破伤风。此前医生从未见过破伤风病人，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旧时代就已经对此免疫了。

现如今，公共卫生项目已经分崩离析，外国人也没有兴趣接手经营，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破伤风病例又涌现了出来，受影响最深的当属儿童。

因此，大多数医生都在心里敲响了警钟。钟女士很不幸地成了这个先驱。

这还是人质们告诉我的。因为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钟女士在哪儿？”

我觉得，莱尔·胡珀遭处刑以后，我有必要去安抚一下董事会的情绪。我想，他的尸体成了杀鸡儆猴的警示，为了避免再有人做出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把恐惧比喻成一块蛋糕，那么那具尸体就是蛋糕上头的糖衣。至于学院校长，则一直用钉子被垂吊在头顶的阁楼上。

有个获救的人质后来在电视采访中说道，他永远也忘不掉越狱犯拖拽着泰克斯·约翰去阁楼时，泰克斯的脑袋在台阶上碰跳的响声。他尝试着模仿了这声音。只听他说道：“扑通，扑通，扑通。”就和干瘪的汽车轮胎一模一样。

这是个怎样的星球！

人质们对泰克斯深表同情，却对莱尔·胡珀无动于衷，哪怕是对所有死去的教职工和城镇居民也是漠然置之。对于身居高位的他们来说，当地人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渺小存在。我不怪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人性。

越战本来不会鏖战那么长的时间，如果人性没有将我不知道也不屑知道的人——即便这些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视作不值一提的渺小存在。一小部分人都在抗拒着这种最自然的大势所趋，并且为那些困厄的陌生人勇敢发声。但是，历史向我们展示显现，历史对我们当头棒喝：“他们从来都不是大多数！”

人性当中还有一个弱点，人人都想着建功立业，却没有人愿意持盈守成。

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缺陷——我们都是蠢到家的傻瓜。承认了吧！

你难道觉得奥斯维辛像是聪明人能够想出来的吗？

我想跟人质讲一讲抓他们的人都是什么来路，讲一讲那些人的童年和心理病态，还有他们看淡生死的玩世不恭，以及他们住的是个什么样的监狱，凡此种种，但是詹森·维尔德却闭上双眼，掩住双耳，不闻不问。其实他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并没有把耳朵捂严实，多少还是能够听见我说话。

其余的人要么摇头晃脑，要么用其他方式表明这些信息不仅无聊，而且刺耳冒犯。就好像我们正置身于一场雷暴之中，我开始向众人讲解电荷是如何在云层中流通，雨滴又是如何形成的，闪电选择的线路，以及雷电的本质，等等。但他们只想知道，什么时候雷暴才会停止，好让他们继续各忙各的。

典狱长松本对这种人有精辟的概括：他们先是把自己的财富从最初或工厂，或大型商场，或其他复杂的形式，转变成为更具流动性并且更加抽象化的形式，也就是以书面形式便可实现交易的金钱契约，如此一来，再也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让他们对除自己的亲朋好友圈子以外的人负责了。

他们并没有把气撒在犯人身上。他们生气是因为政府没有保障犯人越狱的零发生率。他们滔滔不绝地越说越多，反而让人越发觉得，他们嘴里的政府只是他们的政府，不是我的政府，也不是越狱犯人或者小镇居民的政府。更有甚者，这个政府的第一职责是保护他们免受下层阶级的伤害，而且范围不仅限于这个国家，还要放之四海皆准。

这跟住在安乐街的人们有什么区别呢？

再好好想一想耶稣和两个盗贼[1]同钉受刑的故事，还有那6000名追随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奴隶吧。

咳嗽。

就我所知，我的身体正在尝试遏制那些蜷缩在自己构筑的外壳中的肺结核病菌。这些外壳都是钙做的，这是很多监狱的围墙惯常使用的建筑元素，雅典娜也包含在内。这个地方还围了铁丝网。和奥斯维辛一样。

如果我因肺结核而死，那就是因为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快速且牢靠地建造监狱。

这里头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恐怕说出来没人还乐得出来。

如果董事会成员是“恶”，那么犯人们便是“穷凶极恶”。在这一点上，我一定是最后一个改口的人。他们是我们社区里持枪打斗、抢劫强奸以及贩卖毒品的罪恶源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类似董事会成员一类的人就好比置身于同温层之上、B-52轰炸机的投弹手。他们将自己所掌控的巨额国家财富移东就西，却很少能看到此举造成的破坏。

我提不出什么改革方案，这和我那信仰社会主义的外祖父、同时也是不值一提的本·威尔斯不一样。我认为，所有的政府形式，不仅限于资本主义，都是坐拥我们所有财富的人决定要如何打发今夕今朝而做的事情，不论他们是烂醉如泥或神志清醒，是条理清晰或不可理喻。

典狱长松本是个古怪的人。他的许多怪癖无疑都源自于童年时期曾经目睹过原子弹从天而降的经历。那些类似建筑物、树木以及桥梁的坚实而有形的物体在一瞬间却如同幻觉一般消失不见。

我之前提到过，广岛突然间成了一张空白的桌布，四处零星地卷积着尘卷风。

一眨眼的功夫，小松本·宏成了这张桌布上唯一的真实存在。为了找到同样真实的存在，他踏上了很长，很长的路途。当他走到城市边缘，发现自己置身于真实和虚幻的建筑和生物之间，看到活生生的人的皮肤像打褶的帷幔一样搭在他们裸露的肌肉和骨骼上，凡此种种。

顺带一提，他缄口不提轰炸的经历。我也是在监狱教书并且与他在湖旁隔门住了两个漫长的年头以后，他才把这些故事讲给了我听。

不论原子弹爆炸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他的良心并未因此泯灭。在路易斯维尔经营那家营利性医院时，他就厌恨要将穷人从急诊室转移出去。来到雅典娜这家盈利性监狱以后，即便他的公司和纽约州政府签订的合约里，除了要求他防范犯人越狱以外，别无他求，他还是觉得好歹应该给犯人们筹备一个教育项目。

他为索尼工作。并且从未改换门庭。

“纽约州政府，”他说道，“不相信犯下滔天大罪以致流落到雅典娜或者阿提卡或者新新监狱的犯人能够教化。”阿提卡和新新分别是关押拉丁裔和白人的两所监狱名称，那里的囚犯跟雅典娜的一样，被控犯至少有一项谋杀罪和两项其他暴力犯罪。这另外两项暴力犯罪通常也和谋杀有关。

“我自己也不相信，”他说，“但我还知道：在这高墙之内，仍有10%的人具备思考能力，但他们找不到什么东西来锻炼这项能力。所以他们在这里要承担两倍于其他人的痛苦。一个称职的老师兴许能够给他们的大脑带来新的玩具，也许是数学，也许是天文学，也许是历史，管他是什么哩，反正能够让他们觉得打发时间没有以前那么难以忍受就行了。你觉得如何？”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我回答。

他的确是老板。由于在雅典娜取得了杰出的业绩，公司高层允许他享有绝对的自治权。他们和州政府签订协议，将监狱运营的人均开销降低到原来州政府运营时期的三分之二。这份开支相当于把犯人送进精神病院或塔金顿学院。通过引入便宜、年轻、短期、非工会组织的劳动力，以及从报价最低的投标人，而不是黑手党或者其他组织获得日常供给，人均开销已经让松本削减至从前的一半以下。

为了达成目的，松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我在他手下工作后，他就买下了一所最为先进的火葬场供监狱使用。在此之前，雅典娜里头无人认领的尸体都是由一所黑手党控制的火葬场单独处理的，这家火葬场位于罗切斯特外郊，梅多代尔电影院后边，也就是高速公路旁国民警卫队军火库的对面。

日本人买下雅典娜以后，黑手党以艾滋病肆虐为借口，挟尸漫天要价。他们声称要采取额外的防范措施。哪怕监狱提供了医生的证明，保证尸体并没有染上艾滋病，而是因刀子、绞刑架、或者钝器致死，但黑手党还是不买账，依然咬定要加倍收费。

没有日本人做焚尸炉生意，所以松本从德国埃森市的A.J.托普和索恩公司买了一台。当年奥斯维辛如日中天的时候，集中营里的焚尸炉就是这家公司制造的。

所有托普公司于战后生产的焚尸炉的烟囱里全部都装有除烟器，如此一来，西庇阿的人从来不知道邻近地区有这样一台焚尸炉在忙碌运作。这和当年住在奥斯维辛附近的居民不一样。

也许，我们可以昼夜不停地将犯人用毒气毒死，再送进焚尸炉里，谁会知道呢？

谁又在乎呢？

方才我提到过，洛厄尔·钟的母亲因为害了破伤风死了。趁还没有忘记，我想说，破伤风也许是太空航行的真正未来，因为等到它们玩腻了地球生命的那一天，它们的孢子已经百炼成钢了。

我并不看好艾滋病病毒能够胜任星际旅行，因为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它们一旦离开人体便无法长时间存活。

尽管如此，如果人们为了杀死它们而众志成城地制造出新的毒药，却又没有将它们赶尽杀绝的话，上述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梅多代尔电影院后面的黑手党火葬场再度掌控了这座山谷监狱的全部业务。在大规模越狱爆发后，一部分囚犯选择留在监狱内或者在雅典娜附近逗留，而不是穿过冰天雪地攻占西庇阿。他们觉得，至少可以把怨气都撒在托普和佐恩公司的焚尸炉上。

梅多代尔电影院已经倒闭了，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一辆汽车了。

商场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有一件事虽然让我不明就里，但却提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黑手党从不向外国人出售任何东西。当所有或继承，或建立实际产业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变卖资产并提前退休的时候，黑手党却选择了坚持下去。因此，类似修筑公路这样的业务仍然属于严格的美国企业。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批发肉类生意以及餐巾餐桌布业务。

我坦率地跟典狱长打好了招呼，告诉他我是从塔金顿学院解雇过来的。我解释说，他们指控我私生活不检点其实只是个烟幕弹。真正让董事会感到愤慨的，是我动摇了学生对他们国家领导能力的智慧性和正派性的信心，因为我告诉了他们越南战争的真相。

“湖这边的人没有一个相信在这个悲惨的国家还有这样一个玩意儿，”他说。

“什么样的玩意儿？”我问。

他接着说：“领导力。”至于我的私生活不检点，他说，犯人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异性恋，湖的这边也没有女人。他本人就是个单身汉，他的手下也不准携妻带子。“所以在这里，”他说，“哪怕你是一方情圣，也无从下手了。这你能接受吗？”

我说我可以，所以我拿到了这份带试用期的工作。我会尽快开始工作，主要提供小学一级的普通教育，与我在塔金顿大学所做的工作相比，并非完全不同。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住房。典狱长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庇荫于监狱围墙阴影之下的营房里，他自己傍水修了间房子，成了鬼城的唯一居民，实际上是一个鬼村，监狱就是以这座村子的名字命名的：雅典娜。

他说，如果我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还是要找个老师，而那个人也一定不想住在营房里。所以他在鬼城里又给另一栋老房子装修，位置就挨在他自己那幢的旁边，但是直到八月份才能入住。“学院会让你留在原来的地方，然后你可以通勤上下班。你有车吗？”

“一辆梅赛德斯，”我说。

“好极了！”他说。“你这下立马就和囚犯们有共同话题了。”

“怎么会呢？”我问。

“他们以前几乎都有一辆梅赛德斯，”他说。这话里头的夸张成分并不多。他说的是实话：“我们这里有一个人15岁的时候就买了他的第一辆梅赛德斯。”这个人就是埃尔顿·达尔文，越狱以后，他将在滑冰场说下这样一句遗言：“瞧瞧黑鬼也能开飞机。”

还别说，塔金顿学院还真让我们继续在西庇阿的房子里住满一个夏天。因为塔金顿没有夏季学期。谁会费力讨这个好处呢？于是我每天开车往来监狱上下班。

过去，在日本人接管雅典娜之前，监狱所有员工都是在西庇阿和罗切斯特之间往返上班。他们都是工会组织成员，不断要求涨薪水和附加福利，包括上下班的通勤补贴，于是州政府下定决心，把一整套烂摊子全部卖给了日本人。

我的薪水和塔金顿时期持平。除此之外，我依然是美国蓝十字和蓝盾医疗保险的客户，因为拥有这家监狱的公司同时也将蓝十字和蓝盾医疗公司收入囊中。没有问题！

咳嗽。

但是越狱事件让一切化为乌有，其中就包括蓝十字和蓝盾。

[1]据《新约》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受难时，还有两名同钉的犯人，一个因讥诮挖苦而万劫不复，另一个因认主悔过而升入天堂。——译者注

第三十三章

曾经也有过风调雨顺的日子。当我把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搬进我们在鬼城的新家并拉下百叶窗时，对她们来说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西庇阿。在我们绿莹莹的草坪前排，有一个惊喜的礼物——一艘划船。典狱长在雅典娜旧邮局废墟那杂草丛生的后院找到了一艘旧船，年代十分久远，很可能连我都还没呱呱坠地。他吩咐狱卒在船体外头镀了一层玻璃纤维，让它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又能重新下水了。

它看起来很像从前女生训导办公室外头圆厅里陈列的一艘爱斯基木架皮舟，透过玻璃纤维隐约可以看见船体肋位的轮廓。

我知道在越狱事件以后，类似“格里奥TM”这样的学院财产遭受到了怎样的命运，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艘木架皮舟的下落。

要不是因为圆厅里陈列了一艘，我和数百位塔金顿学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恐怕这辈子也不会亲眼见到货真价实的爱斯基木架皮舟。

我和穆丽尔·佩克在那船上共赴云雨。我躺在底部，她坐直了身子，手里拿着我岳母的钓竿，假装成一个完美的淑女，独自一人。

这都是我的主意。她可真是个输得起的好运动员！

我不知道那个在越狱爆发8年以前，想在雅典娜教工艺，并自称为约翰·唐纳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我只知道他在求职面试时，典狱长对他很不耐烦，因为监狱里最不需要的就是凿子、螺丝刀、钢锯、锯条和圆头锤了。

我不得不在典狱长办公室外面等唐纳。他是我重返文明的回程票，能够送我回家和家人以及那本《黑丝吊带袜》团聚。我没有对着小屏幕看《豪迪·杜迪》。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了，他正等着要见典狱长。他的肤色告诉我，他是个罪犯，虽然戴着脚镣和手铐，但他静静地坐在走廊对面的长椅上，两边分别侍立着戴着口罩和套着橡胶手套的监狱看守。

他正在读一本看上去很便宜的小册。他似乎识字，我自然而然地把他看作是监狱雇我来教授知识、改过自新的对象。我的直觉没有错。他的名字叫阿卜杜拉·阿克巴。在我的鼓励下，他甚至写了好几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我记得有一个讲的是一只会说话的小鹿，它生活在国家森林里，冬天愁着找不到东西果腹，夏天则担忧会让铁丝网缠住，于是想要从农场里寻觅可口的食物。很不幸，一个猎人开枪打中了它。在垂死之际，它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故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头鹿在地球上说的濒死遗言。猎人走近，听到鹿的这一番话，吃惊不已。这鹿说：“这所有的一切究竟是他妈的为什么啊？”

阿卜杜拉锒铛入狱的3条罪状都与缉毒战争的谋杀有关。越狱爆发之后，他自己也让大号铅弹和金属弹射杀了，那时候他手里还擎着代表停火的白旗，开枪射杀他的是机械师怀特·范阿斯戴尔，以及救火队长莱尔·胡珀。

“打扰一下，”我对他说道，“介意我问一下你在读什么吗？”

他向我展示了封面，好让我自己看。书的名字叫《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咳嗽。

阿卜杜拉是被叫去典狱长办公室的，事出意外，因为不久前，有几个囚犯和看守异口同声地说曾经看到有一座城堡飞翔在天，他便是其中一员。典狱长意欲一查究竟，看到底是有新型致幻剂偷偷流入监狱，还是所有的人都疯了，抑或确有其事。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一本反犹作品，大约100年以前在俄罗斯首次出版。这本书声称记录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秘密聚会的内容，这些人计划要展开跨国界的合作，借此引发战争、革命、金融危机，等等，以便自己坐收渔利，主宰世界。书的标题让一个作家借用了过来，写成故事刊发在《黑丝吊袜带》里，当然，原著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偏执也得到了沿袭。

伟大的美国发明家兼实业家亨利·福特却认为确有其书。于是，他在这个国家出版了这本书，那时候我父亲还只是个孩子。现如今，一个戴着镣铐的黑人囚犯，有一些文学方面的天赋，也在认真品读此书。后来才发现，监狱里流通着大约100多本《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些书都是从利比亚印刷出产的，由雅典娜监狱的一伙统治帮派——伊斯兰黑人兄弟会分发传播。

那年夏天，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识字课程，利用阿卜杜拉·阿克巴这样的人作为示范，并且亲自走访每个囚室指导学习。在我的悉心教导下，1000余名文盲终于能够在越狱爆发前夕看懂《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了。

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谴责的，但我无力阻止它在监狱中的流通。我哪里能和黑人兄弟会唱反调呢，州政府不敢做的事，他们却视作家常便饭——执行死刑。

阿卜杜拉·阿克巴敲得镣铐叮当响，嘴里喋喋不休：“就是这么对待老兵的吗？”

他曾经是越战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所以他没有也不必听我的战前动员讲话。我是个严格意义上的陆军。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作“传道士”的陆军军官，当然啦，那个人就是我。我只是好奇想知道，我这个名声传得有多远。

“没有，”他回答。但就像我之前说过，那儿还有其他的退伍军人，他们都听说过我，并且还知道我往一个隧道口扔过一枚手榴弹，杀死了一个女人，她的母亲，还有她的孩子。她们躲过了先遣部队武装直升机对村子的扫射，却没有躲过我。

难以忘怀。

你知道当时的统治阶级是谁吗？尤金·德布斯·哈特克就是统治阶级。

打倒统治阶级！

从监狱启程回到西庇阿的一路上，约翰·唐纳闷闷不乐。我找着了工作，他却没有。他儿子的车还在监狱停车坪上被偷了。

墨西哥人喜欢吃一道叫作“二次炸豆瓣”的菜。虽然唐纳没有发现，但正因为我的缘故，那辆自行车成了“二次失窃自行车”。一周以后，唐纳和男孩从这个山谷里消失了，正如他们蹊跷地出现一般神秘，没有留下任何转寄地址。

他们准是让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给赶上了。

我同情那个男孩。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一定和我一样，也是个成年人了。

我也让某个人给赶上了，只是速度要慢得多。我说的是在艾奥瓦州迪比科的私生子。他那时候才15岁。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了找到生父的名字和地址，他做了大量的侦探活儿，丝毫不亚于我为了找到杀害1992年塔金顿丁香皇后利蒂西亚·斯迈利的元凶所付出的努力。

我是在马尼拉的一家酒吧里独坐自酌时认识他母亲的，当时排泄物才刚刚撞在空调上不久。我不想和任何性别的任何人说话。我受够了人类。我只想踏踏实实地一个人琢磨些事情。

把这些话添加到我那本语料越来越丰富的“知名遗言”里头去吧。

这个长相相当标致却又十分世故的女人坐在了我身旁的凳子上。“请原谅我打扰到你思考，”她说，“但那边有个人告诉我，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传教士’。”她手指向一间包厢里的军士长，那人正跟2个年龄不到15岁的妓女厮混在一起。

“我不认识他。”我回答。

“他也没说认识你，”她说，“他听过你的讲话。和我打过交道的很多士兵都听过。”

“总得有人讲些什么吧，”我回答，“不然就没得仗打了。”

“所以别人才管你叫‘传教士’的？”她问。

“谁知道呢，”我说，“在这个充斥着无稽之谈的世界？”我在西点军校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个绰号，因为我从不说亵渎的话。投入越战的头两年，我只给一支部队做过动员讲话，那还是我自己的兵，那时他们也管我叫“传教士”，因为这名字听起来邪乎，就好像我是个清教徒一般的死亡天使。得了，我是，我真是。

“你想让我离开吗？”她问。

“不，”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在今晚共度春宵。你看起来挺聪明的，所以你一定像我一样，对我们国家这场大‘不胜’心灰意冷。我担心你。我想帮你打打气。”

什么玩意儿。

还别说，真奏效了。

东西不破不要修，没事别当有事使。

第三十四章

在监狱教书，我相当自在开心。我让识字率提高了大约20个百分点，新学会认字的再去教不会认字的。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在识字以后选择的阅读素材。

有个人告诉我，识字比手淫有趣多了。

我没有混日子。我喜欢教书育人。

我鼓励更加聪明的囚犯向我证明世界是圆的，让他们告诉我噪声和乐音的区别，讲解物理形状是如何遗传的，解释如何在不攀爬守卫塔的情况下确定它的高度，还听他们跟我讲了一个可笑的希腊传说，说的是一个小男孩[1]每天举起一头小牛围着谷仓打转，没过多久，他就长大成人了，依旧围着谷仓打转，只是手里的托举对象换成了一头公牛，凡此种种。

我向他们展示了一张西庇阿原教旨主义传教士有一天下午在巴列维展馆分发给塔金顿学子的表格。我要求他们仔细审阅，将表格所传达的内容整理成适合论文写作的材料。

表格最上头是“压轴排炮”期间，也就是二战期间的主要参战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每个领导人名字下面记录着他的生辰、享年、就任时间和执政年份，再接下来是四个数据的和——居然都是3888。

如下所示：

我说了，每一列数字相加的和都是3888。

暂且不论是谁发现了这个表格，此人还进一步发现，这个数字的一半是1944，也就是战争结束的年份，而每一位主要参战国领导人的英文名首字母拼起来恰好是宇宙至高无上之统治者的名讳[2]。

稍微迟钝一点儿的犯人和塔金顿那些稍微迟钝的学子一样，把我当成了行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总是缠着我问世界上最年长的人是谁，谁又最有钱，最多产的女人又是谁，凡此种种。到了越狱爆发，我相信，雅典娜98%的囚犯都知道世界上有医学记录以来，最长寿的人类活了121岁，这个常人难以匹及的生存高手和典狱长一样，也是日本人。事实上，他离121岁生日还差128天。他的记录不可避免地成了雅典娜各种笑话的源泉，因为许多囚禁于此的犯人都被判终身监禁，甚至背负了两个或者3个终身监禁的判决，有的是因为罪大莫及，有的是因为数罪并罚。

他们还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同样是日本人，还有，在隔湖相望的学院和监狱建成的大约一百年以前，一个俄罗斯女子产下了她的第69个孩子。

世界上生产最多的女人终其一生一共生了16对双胞胎，7对三胞胎以及4对四胞胎。全部存活了下来，这比率可比唐纳聚会高多了。

松本·宏是监狱员工里唯一一个念过大学的人。他平素不与他人往来，下班后从来不和别人一起吃饭，一个人登山越野，一个人垂钓娱乐，一个人泛舟航行。他也从来不光顾罗切斯特和水牛城的日本人俱乐部，也不去位于曼哈顿、由日本商业大军经营的豪华疗养院。他在路易斯维尔和雅典娜为他的公司赚了一大笔钱，并且在理解美国商业心理方面卓有成效，因此我确信如果他有意，他完全可以在本国公司的总部谋得一份行政工作。多亏了雅典娜，他对美国黑人的见识肯定比任何日本人都要多，而他的公司在美国收购过来的业务也要越来越依赖黑人劳力，至少也要维系黑人社区的善意。再次多亏了雅典娜，他也许比任何日本人都更加清楚，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其实是采购和分销某类化学药品，这类化学药品在通过某种方式注入血液以后，能够让人产生一种不应得的目的感和满足感。

当然，这类化学药品中只有1种是合法的，有一个家族还靠它发家致富，为塔金顿学院赞助了乐队制服，捐建了毛瑟山上的水塔，提供了一位商务法的讲座教授，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好处。

这种令人神志不清的化学药品就是酒精。

8年以来，我们和他互为邻里，一起住在湖畔的鬼城里，他从来没有表露出思乡的迹象。最接近这么做的一次，是有1天晚上，他告诉我位于湖口的码头废墟散落的木料和巨砾，仿佛出自日本园艺匠人之手。

如果把日本的商界人士比作占领军，那么他无疑是其中的高级指挥官，大约相当于旅长，甚至能够准将资格。但他却让我想起了几个在越南的老军士长。关于军队，关于那场战争，甚至关于越南人，他们可以说出比任何人都要肮脏的话语。但即便我离开他们好几年，再度回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待在原地，招摇过市。他们不会轻易离开，除非越南人杀掉他们，或者一脚将他们踢开。

他们就是这么厌恶家乡。比起敌人，他们更怕回国。

松本·宏管这个山谷叫作“地狱”和“宇宙肛门”。但他一直没有离开，直到迫不得已。

我不知道，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莫西干山谷是不是已经成了他唯一能够称之为“家乡”的地方。他现在已经退休，住到了重建后的家乡，两只脚都因为越狱事件生了冻疮残废了。他现在是否和我以往一样，正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什么人，我又在这里做什么？”

最后一次见他是越狱爆发那天晚上。牙买加人进攻监狱的喧闹吵醒了我们。我们光着脚，身着睡衣跑上了街，当时的气温一定得有零下10摄氏度。

鬼城的这条主街叫作克林顿街，西庇阿的主街也叫这个名字。你能想象吗：两个地理位置邻近，却又在旧时期社会不相往来，经济互相闭塞，有那么多名字可供选择，却偏偏都把主街命名为克林顿大街？

典狱长想用无线电话联系监狱。他没有得到回应。他的3名护工正透过楼上的窗户俯瞰着我们。他们都是年逾70的犯人，终身监禁且没有保释的可能，外头的世界早已将他们淡忘，而他们自己每天都要靠氯丙嗪[3]过活。

我的岳母走到门廊外。她冲我说道：“跟他讲一讲我抓到的那条鱼！跟他讲一讲我抓到的那条鱼！”

典狱长对我说，一定是监狱里的锅炉炸了锅，要么就是焚尸炉。听起来像是军事武器，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他甚至连原子弹爆炸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他只是感觉到原子弹爆炸以后席卷而来的阵阵热浪。

紧接着，湖畔靠近我们这一边的灯全都熄灭了。然后我们听到从一片漆黑的监狱零星传来《星条旗永不落》的歌声。

哪怕嗑了最厉害的致幻剂，典狱长和我恐怕都难以想象眼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事后，我们都后悔没有给西庇阿敲响警钟。不然的话，一听见冰湖对面传来的爆炸声以及《星条旗永不落》的歌声，等等，西庇阿也许会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但实际上却没有。

后来，幸存者和我聊天时说道，他们只是把被子盖上脑袋，闷头继续睡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合人之常情的反应呢？

如我之前所言，监狱发生了一起成功的劫狱事件，一伙身着国民警卫队制服并且挥舞着美国国旗的牙买加人实施了这次行动。他们在一辆装甲运兵车上安放了扩音器，里头放着美国国歌。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根本就不是美国人！

但是来自日本的农家小伙子，他们在这样一片人生地不熟的大陆上只要干满6个月便能打道回家，难道他们会疯狂到向这伙状似当地人，全副武装，并且挥舞着国旗，播放着地狱般喧闹音乐的人开枪吗？

没有这样的小伙子存在。至少那天晚上没有。

如果日本人开枪射击，那么他们就会像防守阿拉莫的人一样失去生命。为了什么呢？

为了索尼？

松本·宏匆忙套上了些衣服！他开着五十铃吉普上了山！

他成了牙买加人开枪射击的靶子！

他跳下了车！他跑进了国家森林！

他迷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他穿着凉鞋，却没穿袜子。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找到出林子的路，在密林之中，白天犹如夜晚一样漆黑一片。

是的。坏疽在他冻伤的双脚里享受款待。

我自己却按兵不动。

我叫米尔德里德和玛格丽特回房睡觉。

我听到了牙买加人向五十铃射击的枪声。他们一路逃窜，一路开枪。自那之后，是一片死寂。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虽然付出了少数性命作为代价，但还是挫败了亡命徒逃跑的企图。谁能想见，劫狱用的爆炸物竟出自那群表面上只会修修指甲、打打扑克的犯人之手？

不管给他们什么原料，他们都能造出炸弹和酒精，通常在厕所里弄。

我害怕听见持续的枪声，因为那样会让我以为，来自日本的农家小伙喜欢上了用枪杀人，对毫无经验的人来说，这种嗜杀的感觉瞬间又可以变得既简单而又有趣。

我仿佛看到了犯人们，他们有的出了囚房，有的则待在原地，都成了射击游戏里的活靶子。

既然空气已经一片阒静，我想象着秩序已经维持了下来，然后有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把这场未遂的越狱案向西庇阿警察局、州立警局以及县治安官做了报告，没准还会打电话让医生和救护车过来。

但是日本人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没等回过神来，他们的电话线和电台讯号就被人给掐断了，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

那天晚上圆月当空，但是月亮的光芒却丝毫照不进国家森林里。

日本人没有伤亡。牙买加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支到了月光下通往湖口的道路上。他们吩咐日本人一直沿着路走下去，直到走回东京为止。

大多数日本人甚至都没有见过东京。

他们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一路走到湖口，而是一边怨声载道，一边打手势招呼过往的汽车停下。他们躲了起来。如果全美国都在跟他们作对，谁又会向他们施以援手呢？

我没有枪。

即便有几名犯人夺狱出逃、逍遥在外，如果他们摸进我们这座鬼城，我也不担心，因为他们都认识我，并且对我有些好感。而我也会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不管他们想要什么，食物，金钱，绷带，衣物，甚至那辆梅赛德斯。

我想，不管我给了他们什么，就因为他们抹不掉的肤色，他们便已经注定逃不出这座如百合花洁白的山谷了，对他们而言，这里就是一条只进不出的死胡同。

从这里一直到罗切斯特地界标示牌，沿路除了白人以外，再无其他人烟。

我朝划船走了过去，随着冬天到来，我让它上下颠倒地放置一隅。我跨坐在光滑发亮的船首，它正对着西庇阿老驳船码头的方向。

西庇阿仍旧看得见光亮，我不由得心生安慰。

除了监狱传来的噪音，湖那边没有任何动静。几家房子的灯熄灭了。没有再亮起来。只有一辆车在行进。缓缓开往克林顿大街。然后停下来，打转向灯，进了黑猫咖啡馆外的停车坪。

毛瑟山上，那座水塔的小红灯一闪一闪，时亮时暗，时亮时暗。似乎成了某种咒语，让我深深陷入没有思想的冥思之中，就像自带呼吸器潜入了温热的肉羹之中。

小红灯依然闪烁，时亮时暗，时亮时暗。

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它究竟给了我多长时间的欢愉和狂喜？三分钟？十分钟？难说。

是北方冰封的湖面彻底唤醒了我。湖似乎有了魂，但是依旧阒无声息。

马上我就意识到，我正在目睹100来号人开展某项我曾经在越南组织并领导过多次的行动——突袭。

我打破了沉寂。嘴里情不自禁地蹦出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呢？“穆丽尔！”

[1]此处提到的人物应该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摔跤运动员克罗通的米洛（Milo of Croton），此人自诞生起便力大无穷，一生赢得无数荣誉，在他人生最后一场比赛中，却不幸被树枝缠住而动弹不得，最后死于群狼之口（一说死于狮口）。——译者注

[2]丘吉尔（Churchill），希特勒（Hitler），罗斯福（Roosevelt），墨索里尼（Il Duce），斯大林（Stalin），东条英机（Tojo）英文首字母拼起来恰好组成了“基督（Christ）”。当然，这里的墨索里尼并没有用其本名，而是用了意大利语中的“领袖”，特指墨索里尼。——译者注

[3]化学药品名称，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等其他躁动性精神疾病。——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穆丽尔·佩克再也不是吧台侍女了。她已经成了塔金顿的全职英语教授，在斯沃斯莫尔接受的教育派上了用场。突袭发动的时候，她正熟睡，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教职工宿舍里，那是一幢攀缘植物覆盖的小别墅，位于克林顿大街的顶点。和我一样，她也把两个孩子送去昂贵的寄宿学院念书了。

有一次我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再婚。她回答：“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我已经嫁给了你。”

如果塔金顿的董事们没有解雇我，那她就不会得到这份工作。有个名为德怀特·凯西的英语教师和他们的科目主任合不来，所以他请求调离去我原来的岗位，井水不犯河水。穆丽尔也才有了应聘的机会。

如果他们没有解雇我的话，她也许还在这个山谷里，时至今日理应活得好好的。

如果他们没有解雇我，我也许可以和她安眠于同一处地方，埋葬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我相信，德怀特·凯西还活着。调到我原来的岗位以后不久，他的妻子发了一笔大财。于是在学年末尾，他辞了职，搬家去了法国南部。

他妻子的家族在黑手党中势力很大。她本来能够教书，却没有选择这么做。她在罗格斯大学获得了政治科学硕士学位。而他却只有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学士学位。

西庇阿的激战持续了5天时间。比葛底斯堡战役长两天，伊利亚斯·塔金顿在该战中被一名邦联士兵误以为是亚伯拉罕·林肯而射中。

越狱爆发当晚，我像个偷窥狂一样无能为力，只要攻击打响，不管是葛底斯堡的罗伯特·李，还是滑铁卢的拿破仑·波拿巴，他们全都一样束手无策。

西庇阿有人开了一枪。我永远也不知道是谁。也许是某个夜猫子，每天晚上都荷枪实弹地把武器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不管这人是谁，很快就让人给杀了，不然的话，他准要吹嘘一番，自己是多么警觉。

穿越冰湖的犯人好似训练有素的士兵。其中一些人真的去过越南战场，所以跟我一样，也享受过政府全额奖学金补助的军事科学课。其他人在射击和被人射击上头经验丰富，大多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和这两项技能打交道了，所以仅仅一声枪响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到看清楚他们射击的目标以前，他们选择节约弹药。

这伙见过大风大浪的部队上了岸，才开始射击。他们很吝惜子弹。开枪的时候，先是一声“砰”，然后是数分钟的平静，接着当另一个目标出现的时候，也许是个睡眼惺忪的户主踏出门或者脑袋伸出窗口，也许携带了武器，也许没有，才会继续接二连三地响起“砰”的枪声，末了又恢复了平静。越狱犯（他们很快就要以自由战士称呼自己了）肯定事先推断，有武器的户主毕竟在少数，这些拥有武器的人早就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尝试一下这致命的威力，越狱犯对这些人有特别的提防，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砰”。又有某个倒霉的家伙向后一仰，栽倒了，如同电视节目中的职业演员一样。

我推测，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大概在远处黑猫咖啡馆的停车坪，也就是妓女停靠厢车的位置。深夜光顾这些厢车的人随身带了手枪，以防万一。宁求稳妥，免得后悔。

然后，我通过零星的枪声判断，自由战士们已经开始爬上山去学院了，学院每晚都灯火通明，让为非作歹之人望而却步。我从湖对岸看，还真有可能把塔金顿错当成绿野仙踪里的翡翠城或者上帝之城或者卡米洛特[1]呢。

我那天晚上再没有上床睡觉。我耳听四方，以为有警报响起，直升机呼啸，装甲车袭来，想听到法律和秩序要以更加强大的力量镇压这次山谷暴动。黎明时分，山谷却比以往更加平静，而位于毛瑟山的水塔依旧伫立，顶上的小红灯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依旧闪烁着时亮时暗，时暗时亮。

我跑去隔壁典狱长的房子。我叫醒了他的3个佣人。典狱长开着五十铃冲上山以后，他们又回去睡觉了。这些人都是艾发衰容的老者了，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们就被判处终身监禁，没有保释的希望。也许我那时候甚至连读书写字都不会呢，但他们要么已经摧残过生命，要么被指控干过罪恶勾当，因此被强制着卑不足道地苟延残喘。

他们的这个教训可是实打实的。

不过至少他们不用领教一名牙医的发明创造——电椅。

约翰·盖伊[2]有言：“生命不息，希望长在。”真是个满眼希望的乐观主义者！

这三个老家伙，数十年来，没有一个人看望他们，或者打电话给他们，或者写信给他们。在目前的处境下，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们很高兴听从指令，几乎任何人的吩咐他们都乐意效劳。其他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就如同大脑移植一样方便。这让他们立马容光焕发。

所以我让他们喝了很多黑咖啡。因为我担心典狱长的遭遇，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否则，他们就会装成没事人一样。我没有告诉他们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越狱，西庇阿被罪犯占领了。这样的消息对他们毫无用处，听起来更像是电视里的画面。他们应该待在原地，不管现实世界会发生什么。

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他们3个属于“易受他人支配型”人格。

我带他们来到我的房子，命令他们把木柴放在壁炉里，并且要在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饿了的时候负责喂她们东西吃。家里罐头货很多。我不担心冰箱里易腐烂的食物，因为厨房里的空气本来就已经很冷了。炉子本身用的就是瓶装丙烷，这种科幻小说中才能出现的奇迹存货很足，还有几个月的供应量。

想想看：瓶装能源！

谢天谢地，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对典狱长手下的行尸走肉并不排斥，就像他们对我的感觉一样。她们不喜欢他们，但也不讨厌他们。所以，每一件事情就这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落到了实处。即使我出走好几天，或是被人打伤，抑或是被人杀死，她们都能有一整套系统维持生命。

除了意外之外，我没想到会受伤或死亡。所有在西庇阿的武装分子都不觉得我有多少威胁，白人是因为我的肤色，而黑人是因为他们认识我并且喜欢我。

情况很清楚了。他们肤色黑白混杂，彼此黑白分明。

黄种人都跑走了。

我本来想趁着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睡熟的时候离开房子的。但当我经过划船，动身往冰湖方向去的时候，楼上的窗户打开了。那里有我可怜的糟糠之妻，一个骨瘦如柴的疯女人。我想，她一定是意识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否则她不会让自己暴露在漫天寒冷和日光之下。她的声音，而且，她原本锉刀似的下流声音，此刻却似潺潺流水般温柔甜蜜，好似当初度蜜月。她直呼我的名字。这是另一件她很久都没有做的事。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金——”她呼唤。

我停了下来。“是的，玛格丽特，”我回应。

“你要去哪里，金？”她说。

“我要出去散个步，玛格丽特，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我说。

“你要去看别的女人，不是吗？”她问。

“不，玛格丽特。我保证不是。”我说。

“没关系。我明白。”她说。

真可怜！我被那美妙的声音给深深震慑住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那是玛格丽特年轻的时候才有的魔力！我发自内心地呐喊：“喔，玛格丽特，我爱你，我爱你！”

那是她最后一次听到我说话，因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没有回答。她关上窗户，拉下了不透明的黑色遮帘。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湖岸另一边被82空降师收复以后，她和她母亲被装进一辆监狱厢车后厢的铁笼里，送到了位于巴达维亚的精神病院。只要她们彼此在一起就能相安无事。或许分开了也没问题。谁知道呢，难道还真有人为了这事儿去做这个试验吗？

从那天早上起，我就彻底告别了湖的那一边，虽然近在咫尺，但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回到那里了。所以我可能要永远作别我的旧提箱，那口埋葬了我以前作为士兵的棺材，还有我那本非常罕见的《黑丝吊带袜》了。

那天早晨，我跨过冰封的湖面，再也没有回来，只为了给越狱犯人传达一个特别的信息，目的是为了拯救生命和财产。我知道学生正在度假。所以西庇阿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籍籍无名的老百姓，当然，大学教职员工也被我囊括在这个阶级里头，他们都属于仆从阶层。

对我来说，这种低级的社会混合是不祥的。在越南，以及随后在的黎波里和巴拿马城进行的耀武扬威式的攻击等等，我们的空军将无名之辈的社区夷为平地已经是十分司空见惯的事了，从来不会在乎这些人的立场是什么，一律送上西天。

如果政府决定对西庇阿实行空袭的话，那么对监狱进行轰炸也是合乎情理的，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有可能的事情。

一了百了，没有任何争议。

下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多少美国人知道或者关心莫西干谷在哪儿，那儿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还有老挝，柬埔寨或者黎波里？多亏了我们伟大的教育体系和电视产业，有一半美国人甚至在世界地图上连自己的国家都找不到。

四分之三的人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是没有办法把酒盖塞回威士忌酒瓶上的[3]。

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我被西庇阿的征服者们视作一个安全无害而又有点儿智慧的老傻瓜。罪犯仍像以往在湖的另一头那样称呼我“传教士”或“教授”。

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上臂都缠着一条绶带，权当作一种制服。所以当我遇到一个没戴缎带的男人的时候，我开玩笑地问他：“你的制服呢，士兵？”

“传教士，”他说，“我天生就穿了制服。”他指的是他的肤色。

埃尔顿·达尔文在萨莫扎大礼堂的泰克斯·约翰逊的办公室里自立为新国家总统。他一直在喝酒。我不是有意要把这些逃犯当作有理性思考能力或者可以浪子回头的对象。他们不在乎是生还是死。埃尔顿·达尔文见到我很高兴。他再一次对一切事物都感到高兴。

不过，我不得不提醒他，除非他和其他人马上离开这座城镇，否则就可能遭遇轰炸。我说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是返回监狱，扬起白旗。如果他们立下决断，他们甚至可以对这里发生的杀人事件矢口否认。顺便说一下，在西庇阿死在逃犯手上的人数比我在越南战争中单枪匹马杀死的人数少了5个。

所以，西庇阿战斗只不过是“茶壶里的小风波”，这个谚语在无神论者的圣经里头已经用滥了。

我告诉达尔文，如果他和他的人既不想挨炸，也不想返回监狱，那他们应该尽力搜罗食物，然后向北方或者西方疏散。我提醒他注意一件他已经知道的事实，分布于南方和东方的国家森林漆黑一片、了无人烟，任何涉足那里的人都有可能饿死或者发疯，才能找到离开那里的路。我还提醒他注意另外一件他已经知道的事，那就是西部和北部的这些白人很快就会来到，这些人一辈子都还没有猎杀过逃犯（不是鹿），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事实上，我第二个论点是犯人们教给我的。他们都相信，那些维护宪法赋予公民在家中保留武器的权力的白人都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射杀那些手无寸铁，或者和他们非亲非故的美国人，就如同他们在露天射击场上的所作所为，在越南我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为“自由开火区”。你可以向任何移动物体射击，这么做是为了构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它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类似天堂。

埃尔顿·达尔文听我把话说完。然后他告诉我，他觉得我说的对，监狱可能会被轰炸。但他敢担保西庇阿不会被轰炸，也不会受到地面攻击，因为政府将不得不保持距离，并尊重他提出的要求。

“你凭什么这么觉得的呢？”我问。

“我们抓到了一位电视明星，”他说，“他们可不会让他遭遇不幸的。因为太多人会看着的。”

“谁？”我问。

他说：“詹森·维尔德。”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他们不仅把维尔德扣为人质，而且还俘虏了塔金顿学院所有的董事会成员。现在我也意识到，如果不是在监狱里一遍又一遍地看过老录像带里的维尔德脱口秀，埃尔顿·达尔文也不会知道维尔德是一个电视明星。但他不知道，监狱外面任何一个种族的穷人都不会长时间收看他的节目，因为这些节目所要传达的基本信息是，穷人正是那些将我们的生活弄得如此可怕的罪魁祸首。

[1]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译者注

[2]约翰·盖伊（John Gay，1685年6月30日—1732年12月4日），英国诗人兼剧作家。代表作品有《乡村游戏》《琐事》等。下文引言出自其讽刺诗作《病人与天使》（The Sick Man and the Angel）。——译者注

[3]暗示酗酒之人多。——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

“星球大战，”埃尔顿·达尔文说道。

他暗指罗纳德·里根梦想着让科学家用类似电子和激光等科技在这个国家之上建立一个看不见的穹顶，使得敌方战机和弹道导弹无法渗透。达尔文认为，他手中人质的社会地位就是在西庇阿上空一道看不见的穹顶。

我认为他是对的，尽管我无从了解政府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要把整个山谷轰炸到石器时代。多年前，我还有可能借由《信息自由法》[1]了解到这一点。但最高法院已经把这个窥视孔给封堵住了。

达尔文和他的队伍都知道人质的生命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也不太确定。我认为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数已经缩减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因为所有逃脱的罪犯都认识他们，所以他们还不如化身为食蚁兽，或者其他一些犯人们从未见识过的不可思议的动物。

达尔文感到遗憾的是，我也将不得不留在西庇阿。他说，他不能让我走，因为我对他的防御体系知之甚多。其实就我亲眼看到的来说，他们的防御聊胜于无，但他的话听起来就好像我们周围已经有了战壕，坦克陷阱和地雷一般。

他对未来更是有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幻想。他打算让这个山谷重新焕发以往的经济活力。让它成为一个完全属于黑人的乌托邦。所有的白人将被流放到其他地方。

他要让工厂的窗户重新装上玻璃，让屋顶再次变得密实。通过向日本人出售国家森林的珍贵硬木，他能够得到这笔钱以及其他许多美好的东西。

现在看来，他的梦想实际上是实现了的。在瑞典人的监督指导下，墨西哥劳工正在运用日本工具对国家森林开展采伐作业。预计今日所得款项将付清国债头两天到期的一半利息。

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玩笑戏言。我不知道森林里产出的任何一笔钱是否会流向国债，而我最后一次听说，由于复利的缘故，我们的国债比西半球所有财产的总值还要高。

埃尔顿·达尔文耸耸肩，然后以他典型而冲动的愤世嫉俗的语气说道：“教授，我不能让你走，因为我需要你。”

“为什么？”我说。我害怕他要任命我当个将军什么的。

“帮我献计献策，”他说。

“为什么？”我说。

“为了光荣的未来，”他说。他吩咐我去图书馆，在那里写出如何让这个山谷变成全世界嫉妒的对象的详细计划。

所以，实际上这才是我在西庇阿战斗中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工作。

无论如何，枪林弹雨的户外实在是太危险了。

对于这个理想的黑人共和国来说，我最好的乌托邦发明要属“自由战士啤酒”了。他们能让老啤酒厂焕发新生，使其酿造的啤酒就像其他任何一种啤酒一样，只是名字叫作自由战士啤酒而已。如果让我自己说，这还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啤酒名字。我设想在某个时候，世界各地百无聊赖、遭受欺压以及疲惫不堪的人至少还能在自由战士啤酒里头找到一丝丝慰藉。

当然，啤酒显然是一种镇静剂。但穷人却永远指望它是兴奋剂。

埃尔顿·达尔文在我写完这份远大计划之前就死了。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的濒死之言是“瞧瞧黑鬼也能开飞机”。但我还是把它展示给了人质。

“这是什么意思？”詹森·维尔德说。

“我想让你看看他们都让我做了什么，”我说。“你一直说个不停，就好像如果我愿意，我就能放你们走一样。但我和你都是一样的俘虏。”

他仔细看了计划书，然后说道：“他们真以为可以逃脱法网？”

“不，”我说。“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阿拉莫。”

他似小丑般怀疑地拱起了他那出名的眉毛。在我看来，他怎么看都像无与伦比的喜剧演员斯坦利·莱瑞。他说：“就算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些把我们扣留于此的发疯猩猩能和大卫·克罗克特[2]、詹姆斯·鲍伊[3]以及泰克斯·约翰逊的曾曾祖父相提并论。”

“我只是在谈论希望最为渺茫的情况。”我说。

“我当然希望如此。”他说。

我本应补充说明，阿拉莫的烈士当初就是为了拥有黑奴的权利而战死沙场，但我没说。他们之所以不愿划归墨西哥，就是因为墨西哥的法律禁止拥有任何形式的奴隶。

我不觉得维尔德明白这一点。这个国家知道的人也不多。在学院里我当然也从来没有听人说到过。如果不是会骑独轮车的斯特恩教授告诉过我，我自己也不会知道阿拉莫战役原来全都是为了奴隶制。

怪不得阿拉莫没有多少黑人游客光顾！

刚从南布朗克斯前来支援的第82空降兵部队已经收复了湖的另一边，并且把犯人们全都驱赶到了监狱里边。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厕所都被砸坏了。谁知道为什么？

这些社会的累赘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连续生产出来大量粪便，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湖的这一边倒还有很多厕所，这就是这里为什么立刻成为临时监狱的原因。诚如律师所言，时间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如果一艘飞往猎户星座的巨型火箭飞船上发生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

[1]信息自由法，是美国的说法，在其他地方被称为获得信息的自由或知情权，意思大致相同，都指公众有权获得政府掌握的信息。——译者注

[2]大卫·克罗克特（David de Crocketagne，1786年8月17日—1836年3月6日），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他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得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而战死。——译者注

[3]詹姆斯·鲍伊（James Bowie，约1796年—1836年3月6日），美国政治家和先驱者。参加并领导了德克萨斯独立运动，并在阿拉莫战役中战死。——译者注

第三十七章

在围城的最后一天下午，国民警卫队部队从空降部队手里接管了湖对岸的控制权。那天晚上，伞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毛瑟山后的有利位置。在黎明到来前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从山的两侧安静地迂回过来，重新占领了马厩，释放了那里的人质，进而控制了整个西庇阿。他们只迫不得已地杀死了一个人，一个在马厩外头打瞌睡的守卫。他们用制式装备将其扼杀。这玩意儿我曾经在越南使用过——一根长度一米，两端有木柄的钢琴线。

情况就是这样。

防守一方弹药耗尽。人手也不够。大约还剩10人左右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董事会成员尊贵的社会地位，我压根不相信能动用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做这么一场堪比显微手术般精确的军事行动。

人质乘坐直升机去了罗切斯特，并在那儿接受了电视采访。他们感谢了上帝和军队。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失去希望。还说他们很累，但很开心，只想洗个热水澡，然后睡在一张漂亮干净的床上。

所有在围城期间处于梅多代尔影院以南的国民警卫队队员都拿到了战斗步兵勋章。他们都十分高兴。

伞兵已经拿到了勋章。当他们要为胜利游行而整齐着装时，他们都戴上了来自哥斯达黎加和比米尼群岛以及厄尔帕索等地方得到的军功绶带，当然还包括来自南布朗克斯的。如果不是他们伸出援手，那场战斗还会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几个当地老百姓试图和受托人一起搭上直升机。空间倒是有。但是有一个从白宫直接递来的名单规定了谁能够登机。我看了这张名单。名单上的当地人只有泰克斯·约翰逊和祖祖·约翰逊。

我目送直升机起飞，真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在钟楼里，检查损坏情况。我以前不敢上去。有人可能会对我开枪，而且可能是一次漂亮的击杀。

当直升机变成北面星辰的一枚斑点时，我惊讶地听到一个女人在说话。她正好在我身后。她体型很小，脚踏一双白色运动鞋，静悄悄地走了过来。我本以为自己独身一人。

她说：“我很好奇这楼上面成了什么样子。当然是一团糟了，但是如果你喜欢湖水和士兵的话，这儿的视线又棒极了。”她听起来很疲倦。我们都一样。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是黑色的。我不是说她是所谓的黑人。她的皮肤很黑。可能没有任何白血球。如果她是雅典娜的居民，那么这种肤色会让她处于社会的最低阶层。

她太娇小了，看起来还很年轻，我把她当成了塔金顿的学生，也许是某个加勒比或非洲独裁者的患有诵读困难的女儿，这个独裁者抛弃了身后挨饿的国民，裹挟着国家的国库来到了美国。

又错了！

如果学院的“格里奥TM”仍能工作，我相信它不可能猜到她是谁，也不会知道她在那里做什么。“格里奥TM”做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推测离不开数据支持，但是她偏偏不属于这些数据的来源范围。如果将类似她那样不着边际的生平输入“格里奥TM”的话，它只会待在原地嗡嗡作响。接着亮起一盏小红灯。

她的名字是海伦·多尔。她26岁，未婚。她出生在韩国，在当时的西柏林长大。她拥有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她的父亲曾是陆军军需部的军士长，在韩国服役，后来成了柏林占领军的一份子。她父亲退休三十年以后，搬进了辛辛那提的一个小小的社区，住进了一间足够漂亮的小房子，她目睹过大多数黑人天生生活在可怕的肮脏和绝望之中，然后她回到了平淡无奇的柏林，并且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

在那边，许多人待她和她在这里时一样糟糕，但至少她不必每天都为附近某个黑人贫民窟而感到担惊受怕，据说这样一个贫民窟的人均寿命比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国家——孟加拉国还要低。

这个海伦·多尔博士是越狱爆发前一天刚刚来到西庇阿的，准备接受泰克斯和董事会成员的面试，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应聘我的物理教授之职。她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公开招聘广告的。来这里之前，她已经和泰克斯在电话上聊过了。她想让他事先弄清楚，她是个黑人。泰克斯说没事儿，没有问题。他说她是个女人，还是黑人，并且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完美的了。

如果她赶在塔金顿不复存在之前签下了合同，那么她就将成为包括我在内的塔金顿物理学教师班子序列的最后一员。

但是，多尔博士却在董事会面前大发雷霆。因为他们要求她承诺，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社交场合，她都不会和学生讨论政治或历史，也不会议论经济学或社会学。她应该把这些课题留给学院在这些领域的专家。

“我就是发了一顿脾气，”她对我说。

“他们这是在叫我别再做一个人了，”她说。

“但愿你已经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你的观点，”我说。

“是的，”她说。“我骂他们是欧洲来的种植园主。”

洛厄尔·钟的母亲当时已经不在董事会了，所以多尔博士看到的所有的面孔的确是欧洲血统。

她断言，像他们这样的欧洲人都是强盗，带着枪走遍世界，偷走别人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地方称为种植园。受他们掠夺的人们又被他们变成了奴隶。当然，她是站在高瞻远瞩的历史角度看待问题的。塔金顿的董事会成员当然没有乘船在世界各地漫游，也没有武装到牙齿，更没有到处寻找防御薄弱的地产。她的观点是，他们都是这些强盗的继承人，而且是这种思维模式的附庸后代，不管这些人是否生来贫穷，是否最近才在一个重要产业暴发，或者清空了银行储蓄，或者通过促成深受人民喜爱的美国机构和地标给外国人的方式大捞中介费用。

她向董事会诉说加勒比的印第安人酋长即将被西班牙人烧死的故事，董事会成员肯定都去过加勒比海度假。而这个酋长的罪行是没有意识到他的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沦为奴隶的“美好”。

在一名职业士兵又或许是一名牧师点燃酋长身下及膝的木料和火种之前，有人给了这名酋长一个十字架来亲吻。他问为什么要亲吻它。人们告诉他，这样一个吻可以让他升入天堂，然后他就可以面见上帝，诸如此类。

他问那儿是否有更多像西班牙人这样的人。

人们告诉他当然有。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他宁肯不去亲吻十字架。他说他不想再去一个满是蛇蝎心肠的地方。

她告诉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妇女们向荷枪实弹的荷兰登陆水手们投掷珠宝，只求他们能对这些轻而易举得到的财宝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再次离开。

但荷兰人还想要她们的土地和劳动力。

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谓的种植园。

这个我曾经在达蒙·斯特恩那里也听说过。

“现在呢，”她对他们说，“你们因为土地已经枯竭了抛售这个种植园，而当地人每天却越来越病态，他们饥肠辘辘，乞求食物、药品和住所，但这些都非常昂贵。水管断裂了。桥梁或将倒塌。然而你却带上所有的钱，准备好溜之大吉。”

一位董事（她不记得是谁了，反正不是维尔德）回应说，他打算在美国度过余生。

“即使你留下了，”她说，“你和你的钱还有你的灵魂都在逃离。”

所以她和我，虽然素昧平生，但是都注意到了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同胞爬到了社会的最顶端或者生而如此，那么就连他们也会把美国人当成外国人来看待。这一情况似乎也适用于曾经苏联的最高层：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的普通百姓非但叫人难以理解，而且让人喜欢不来。

“詹森·维尔德对此是怎么说的？”我问她。在电视上，他总是迅速地抓住别人抨击他的把柄，然后用唾沫星子将其淹没，再用一个疯狂的回旋扔回去，让攻击者无言以对。

“他什么都没有说，”她说。

我似乎可以想见他被眼前这个个子矮小的黑人女人弄得狼狈不堪的窘相，因为他的对手比他知道的科学知识还要多1000倍，在历史、文学、音乐和艺术领域的造诣更是他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在脱口秀节目中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和这样的人争辩，就连“格里奥TM”都认为这种人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

他终于说道：“我是美国人，不是欧洲人。”

她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拿出点儿美国人的样子呢？”

第三十八章

是的，如今日本人正在撤退。他们身着西装的占领军要回家了。雅典娜的越狱事件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我想，在此之前日本人已经在放弃到手的财产了，他们只想一走了之，以免大祸临头血本无归。

为什么他们从前那么迫切地想要拥有一个无论在外表、精神乃至智慧领域都如此残缺不全的国家呢？这是一个谜。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我们曾经向他们投掷过两枚（而不是一枚）原子弹的最有力的报复。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组人自愿放弃掌控这个国家，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财产背后有太多对生活不开心不满意的人，来自各个种族的不法之徒也在逐日增多。

他们或许会把瓦胡岛[1]留作纪念，象征着他们帝国曾经匹及的巅峰，就像英国人控制百慕大群岛一样。

说到所有种族那些不开心的穷人，我经常想知道，如果有朝一日塔金顿的董事会成员身陷囹圄，而雅典娜恰巧是一所白人监狱，而不是黑人监狱的话，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我想拉丁裔罪犯会像黑人罪犯那样，把他们当成是食蚁兽，当成是一种在以往日常生活中从未见到过的奇异生物。

在我看来，白人罪犯可能想要杀死他们，或者至少痛殴他们一顿，因为董事会成员对他们不闻不问，甚至宁可关心黑人和拉丁裔，也对白人同胞的境遇置若罔闻。

多尔博士重返柏林。至少她说她要去。

我问她在围城期间藏在了什么地方。她说她爬到了图书馆地下室一个旧锅炉下面的火箱里。甚至在我来到这里教书以前，锅炉就已经弃置不用了。学校厌恶花钱去改善看不到的隐形设施。

所以在围城期间，当我沉溺于构建未来之时，她与我仅数米之隔。

多尔博士肯定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多少想法。她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国家居高不下的谋杀率、自杀率、吸毒致瘾率以及婴儿死亡率，还有它低下的识字率，甚至囚犯比率比除海地和南非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而且这个国家再也不知道制造任何东西，投入科研以及小学教育的资金比日本或者韩国或者东西欧各个国家都要少，凡此种种。

“至少我们还有言论自由，”我说。

她说：“这个自由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你必须赋予你自己的。”

趁我忘记之前，再赘言一二：面试的时候，她问詹森·维尔德在哪里读的大学。

他回答：“耶鲁。”

她说：“你知道那地方应该换一个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他回答。

她说：“种植园主理工学院。”

她告诉我，住在柏林的时候，美国游客和士兵在对待他国地理和历史以及语言和习俗所展现出来的愚昧无知让她大吃一惊。她问我：“是什么让这么多的美国人对自己的愚昧无知引以为荣的？就好像愚昧无知反而让他们更加迷人了似的。”

我在雅典娜工作的时候，埃尔顿·达尔文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在那里，所有的电视机都播放了一部二战电影。弗兰克·辛纳特拉[2]被德国人俘虏，然后他受到一名英语说得至少和他差不多的党卫军少校审讯，这个少校在业余时间还会演奏大提琴并且绘制水彩画，并且还迫切地告诉辛纳特拉，他盼望着战争结束，这样就能重新投入初恋——鳞翅目昆虫学。

辛纳特拉不知道鳞翅目是什么。所以少校必须告诉他，那是一门对飞蛾和蝴蝶的研究。

埃尔顿·达尔文问我：“所有这些电影里头，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是聪明人，美国人却愚不可及，但为什么最后还是美国人赢下了战争？”

达尔文没有亲力亲为的参与感。因为电影中的美国军人都是白人。这不只是白人的宣传。放在历史的视角下是经得起考量的。在“压轴排炮”期间，美国的军事作战单位实行了种族隔离。当时人们的感觉是，如果白人与黑人共享诸如营房和餐饮设施的话，白人会觉得自己像是被当作垃圾对待。后来平民的生活也实行了种族隔离。黑人有他们自己的学校，而且受到大多数酒店餐馆和娱乐场所的排挤，舞台和投票站除外。

他们偶尔也被吊死或者活活烧死，为的就是提醒他们处于社会阶级的最底层。就连穿上了军装，人们也认为他们在战斗中缺乏决心和主动性。

所以，在“公爵”韦恩[3]和弗兰克·辛纳特拉在台前负责英勇无畏的时候，他们却通常作为普通的劳工或者卡车司机出现在场景幕后。

有一个成员全部为黑人的战斗机中队。出人意料的是，它在战斗期间表现格外优异。

黑鬼也能开飞机，瞧见了吗？

回到埃尔顿·达尔文问起为什么弗兰克·辛纳特拉一无所知反而能够获得胜利的问题。我说道：“我认为他之所以配得上胜利，因为他很像阿拉莫的大卫·克罗克特。”由沃特·迪斯尼公司拍摄的讲述大卫·克罗克特的电影在监狱里一遍又一遍播放过很多次，因此所有犯人都认得他。也许哪天对簿公堂时，有一件事能够派上用场，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犯人，围攻阿拉莫的墨西哥将军其实是在努力做一件后来亚伯拉罕·林肯干了却没有成功的事，那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并且废除奴隶制。

“辛纳特拉怎么像大卫·克罗克特了？”埃尔顿·达尔文问我。

我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讲。但我刚刚收到我的律师寄来的一个消息，真叫我焦头烂额。在越南以后，我以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如此深重地打击到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尸体，不管它属于谁。

又错了。

唉！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是谁死了，以及那个人是怎么死的，而且还是昨天刚死，那我的故事似乎也可以画上休止符了。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只有这两个字可说了：

完结

但我还有话想说。所以，虽说有些自欺欺人，但我仍要装作没有听说这个消息。且看我接下来写的：

领导了对西庇阿的袭击，并且严禁本地人靠近直升机的中校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但或许要比我年轻27岁。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看到了我的毕业戒指，所以很快意识到我是谁，以及我曾经的身份是什么。他大声呼喊道：“我的天哪，是传教士！”

如果不是他，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命运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猜，我可能会随波逐流，和山谷里的其他人涌入罗切斯特或水牛城，抑或是更加遥远的地方，寻找任何一种工作，哪怕领最低工资也心甘情愿。梅多代尔影院以南的整片地区当时都处于戒严状态，现在也一样。

他的名字叫哈利·惠洛特三世。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们从南美的秘鲁，而不是印第安纳州的秘鲁，收养了一对女双胞胎孤儿。一双可爱的印加[4]小女孩。但他几乎没有回过家，军务繁忙。接到命令来这里处理越狱暴动以及营救人质时，他都已经准备好要离开南布朗克斯回家了。

他的父亲哈利·惠洛特二世在西点军校长我三年，已经去世了，是在德国出了意外死的，因此从未在越南服役[5]。我问哈利三世，哈利二世是怎么死的。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在试图营救一名瑞典妇女的时候溺水身亡，当时这个妇女想不开要自杀，于是打开了沃尔沃汽车的窗户，把它从码头上径直开进了埃森的鲁尔河。这个地方恰好也是托普和索恩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缘分到了，世界就小了。

哈利三世问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您熟吗？”当然，他并没有说“鸟不拉屎”一词。命令下达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莫西干山谷。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听说过雅典娜和塔金顿，只是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我回答说，虽然我出生在特拉华州，在俄亥俄州长大，但我把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看作是家，还希望有1天能够埋葬于此。

“市长在哪里？”他说。

“死了”，我回答，“所有的警察也殉职了，包括校园警察和消防队长。”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政府了？”他问。

“我得说，你就是政府。”我回答。

他用我们救世主的名讳咒骂了一句，然后补充道：“无论我走到哪里，刹那之间我就成了政府，我已经是南布朗克斯的政府了，必须赶紧回到那里收拾烂摊子，所以我特此委任，你就是这个鸟不拉屎之地的市长了。”这一次，他的确说了“鸟不拉屎”四个字，这四个字在我脑海里嗡嗡回响。“去市政厅，开始你的治理吧。”

他是那么地坚决果断！声音是那么洪亮！

就好像我们二人的对话一点儿都不荒诞似的，他头上戴着一顶自我们越南战败以后，军队开始派发的头盔，外表看上去就像矿工安全帽，或许是想转转运吧。

干脆把黑人、犹太人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弄得像纳粹分子一样，看看能走个哪门子的运吧。

“我治理不了，”我抗议道，“没有人会在意我。我会成为一个笑话。”

“说得好！”他喊道。声音那么响亮！

他用无线电联络到州长位于奥尔巴尼[6]的办公室。州长本人正乘直升机前往罗切斯特，为的是能留下一个同刚刚获救的人质同框上电视的镜头。州长办公室将哈利三世的通讯转接到了直升机上。哈利三世把我的身份来历以及西庇阿的形势汇报给了州长。

这一过程没有花多长时间。

然后，哈利三世转过头来对我说：“恭喜您！您现在荣升国民警卫队的陆军准将啦！”

“可在湖的另一侧还有我的家人，”我说道，“我必须过去看看她们的情况。”

这个疑问他倒是能够帮我解答。前一天，他亲眼看见玛格丽特和米尔德里德被送上了一辆开往巴达维亚疯人院的监狱运囚车。

“她们好着呢！”他说道。“现在您的国家比她们更加需要您，所以啊，哈特克将军，轮到您大显身手啦！”

他还真是精力旺盛！好像在他那像极了矿工安全帽的头盔下，暗藏了百万伏特的雷雨暴风。

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刚刚才力劝州长任命我为准将，这会儿就已经动身去马厩了，被俘虏的自由战士被强迫挖掘坟墓填埋尸体。这些人战战兢兢，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是在自掘坟墓。他们看过许多讲述“压轴排炮”的电影，里头就有头戴类似矿工帽头盔的士兵把一群衣着阑珊的人团团围住，吩咐他们挖掘自己最后的安息之地。

我听到哈利三世对这些掘坟者咆哮着下达命令，告诉他们要把坑挖深些，四周挖直些，等等。我曾经在越南见识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强权领导，我自己就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所以我十分确信，哈利三世一定嗑了不少类似安非他明的药物。

起初我能够治理的事务并不多。这个曾经是山谷里硕果仅存的产业如今空空如也，不像是会有任何起色的样子。越狱爆发以后，大多数当地人都设法逃跑了。等到他们回来，却没有办法谋生了。那些拥有房产或者生意场所的人找不到卖家出售。这些人都被杀死了。

所以大多数我能够管辖的平民都尽可能地把所属物品打包塞进轿车和拖车里，然后花了一笔小钱在黑市商人那儿买来了足够的汽油，接着溜之大吉，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我没有自己的部队。手头的人都是从国民警卫队“彩虹师”第42师司令官卢卡斯·弗洛里奥那儿借来的。他在原监狱典狱长的办公室里设立了总部。他并不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年纪太小，所以没有去过越南打仗，他的家就在斯克内克塔迪，但我们之前从未谋面。他的部队清一色全是白人，就连里头的东方裔也是所谓的“名义白人”。第82空降师也是这么个情况。某些地方也有黑人和拉丁裔的作战单位，道理和监狱保持一致：人们总是喜欢和自己的同类种族在一起。

虽然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公众人物提及过这个词，但是这种“种族再隔离”使得武装部队变得更像是一系列高尔夫俱乐部。既可以征调这个营，也可以派遣那个营，取决于要和什么肤色的人打仗。

在这一方面，将除黑人和拉丁裔以外的所有人种列为公民范围的苏联曾经吃过大亏，当他们的士兵遇见长得同他们相像，说的语言也一样，并且思维方式也如出一辙的作战对象时，往往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消极作战现象。

彩虹师的构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融合那些同属于非正规军却相互排斥的美国人的一场试验。那时的预备役通常是由某个特定地区动员组成的。然后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应征兵和志愿兵融合在了一起，以此证明这些人在一起也能够相安无事。

白人一致认为，对其他人漠不关心就是彩虹的大意所在了。事实也证明，彩虹师在“压轴排炮”的前奏——“止战之战[7]”期间的表现确实不输其他任何作战单位。

在此之后，试验完成了，战争结束了，第42师成了国民警卫队的一分子，连同战斗绶带一同移交给了纽约州州政府。

但彩虹的标志依旧留存在制服的臂章之上。

在我因为煽动暴乱而被捕之前，我自己就穿着这个彩虹标志，还有象征准将的一颗星呢！

[1]瓦胡岛是夏威夷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屿，面积有1574平方千米，拥有太平洋上面最大的城市——火奴鲁鲁。——译者注

[2]全名弗兰克·阿尔伯特·辛纳特拉（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著名的美国歌手、影视演员、主持人。——译者注

[3]“公爵”韦恩的真名为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年5月26日—1979年6月11日），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演员，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公爵”是其昵称。——译者注

[4]即南美印第安人。——译者注

[5]美国执行海外军事行动经常以欧洲国家作为兵源的中转站。——译者注

[6]奥尔巴尼为美国纽约州首府，位于该州中东部，哈德逊河西岸。——译者注

[7]止战之战（the war to end war）始创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笔下，特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名词后多用于讽刺，因为“一战”过后不久又爆发了二战，谈何止战之战？——译者注

第三十九章

西庇阿地区涵盖湖口和国家森林公园全线，在我担任该地区军事指挥的头两周，我想我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一些士兵训练成了消防员。有一小撮人在入伍前就曾干过消防，所以我只是让他们去熟悉城里那些历经战火却完好如初的消防设备。这次真的走了好运：所有消防车的油箱里都装满了汽油。原本还以为，在一个从上至下没有人不爱偷鸡摸狗占小便宜的社会里，早就有人把那些贵重的汽油吸走了。

常常就是在一片混乱之中，你发现了人们身上不可思议的公民责任感。也许人们的最后一道信仰就在消防员身上。

我还监督过马厩旁的掘尸工作。这些尸体才入土没多久，但有两个代表政府的官员要求我们把尸体重新挖出来，他们一个是死因调查员，一个则是那个对十字架受难的故事甚是了解的州警署验尸官。政府要采集指纹，要拍照记录，如果尸体有任何情况，如牙科问题或明显的伤口等，都要一一记述。不过这次我们不用再把舒茨夫妇挖出来，从前因为给那座亭子腾地方，他们已经被挖过一次了。

不过我们还是没找到当年那个妙龄女子的头骨。我们那时挖得还不够深，所以也就无从得知这个失踪的“丁香女王”的头骨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府人员，也就是那两个城里来的人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尸体埋得更深一点。那是规矩。

“我们不想坏了规矩，”我说。

那位死因调查员是个黑人。要是他不说，我不会知道他是黑人。

我问他能不能安排县政府或州政府或某个人接管这些遗体，直到死者的直系亲属可以对处理方案做出决定。我希望他们被带往罗切斯特市，一个可以对尸体进行防腐、冷藏、或火化处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至少可以被安置在某种像样的容器中。过去被埋在这儿，他们只有衣物可以蔽体。

他说他会留意的，但我觉得不应对此抱有希望。他说县政府破产了，州政府破产了，整个国家都破产了，他自己也破产了。投资“微妙套利”的微薄资产也打了水漂。

政府人员离开之后，我面临的问题是最好还是把坟墓挖得更深一些。我不想麻烦那些国民警卫队费力再去挥舞铁铲了。我之前叫他们掘尸的时候，他们就愤愤不平的。虽然战争才刚开始，但当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过回平民生活时，他们就越发闷闷不乐。战斗步兵勋章的吸引力对他们而言日渐淡去。

我也不能动用湖对岸的罪犯劳动力。那也是规矩。这时候我想起院里有一辆用柴油的挖土机，这在黑市上不是什么抢手货。所以如果有人可以找到这辆挖土机，油箱里可能还有一些燃料。

一个士兵找到了它，它的油箱是满的！

奇迹啊！

我再次问自己：“我还能做一个无神论者做多久？”

油箱之所以是满的是因为居民大规模逃难开始之际，西庇阿只有一辆柴油汽车。那是一辆通用汽车旗下的凯迪拉克，大概是在我们被踢出越南战场时上市的。它现在仍在这儿。这么个老掉牙的玩意儿，驾驶它出行就有如在埃及的金字塔尖兜风。

这辆车以前属于塔金顿的一个家长。他开着它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可是车子却在“黑猫咖啡店”前发生了故障。从纽约到这里，这辆车一路上已经抛锚过很多回了。所以他去一家五金店买了些黄色油漆和一把刷子，在整辆车上画满了大柠檬[1]，然后以一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莱尔·胡珀。

这人可是通用汽车董事会里的人啊！

在所有尸体全都重见天日的短暂时间里，有个人开了一辆丰田灵车，载着一个罗切斯特市的殡仪员来到现场。他是查尔顿·胡珀博士，他曾经受邀参加纽约尼克斯篮球队的培训，但最终却选择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如我所言，他身高两米。

太高了！

我问殡仪员他从哪儿找到路上所需的汽油。

他一开始不愿透露，但是我一直缠着他。他最后坦白说：“试试梅多代尔影院后面的火葬场。找那儿的意大利佬帮忙。”

我问查尔顿他是不是从得克萨斯州的华兹堡远道而来。我上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在那儿用巨型核粒子加速器和超级对撞机做实验。他说因为超级对撞机实验的资金耗尽，他不得不搬到日内瓦和纽约，也不是很远。他在霍巴特大学教大一物理。

我问他超级对撞机有没有可能会被改造成一座监狱。

他说他觉得他们会把一群坏人关在那里，扳下开关，让他们毛发耸立，体温蹿升。

在查尔顿带走他父亲遗体约一周后，我们用挖土机将所有尸体按规定深度重新埋葬。有一天下午，我被平静安详的小镇上发生的一阵巨大骚动所惊醒。那时我住在镇公所后边，下午常常会打个盹儿。

响声从上边传来。链锯在咆哮。捶打声不绝于耳。听上去宛如一支军队。据我所知，那儿理应只有四个警卫队士兵负责消防检查。

那个为了在紧要关头叫醒我而守在会客室的士兵已经不见了。他已经上山去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以来没有任何特殊活动的迹象。

我独自一人艰难地沿着克林顿大街往上走。我穿着一双便鞋和一套弗洛里奥将军送我的迷彩服，衣服的双肩上还分别镶有一颗星徽。我的制服就只有这些。

当我走到街头的时候，我看到弗洛里奥将军在湖的那侧指挥士兵们。他们正把学校的四方广场改造成一个帐篷区。其他人往四周围建起了带刺的铁丝栅栏。

我不用问这些是什么意思。显而易见当湖对岸的监狱日益壮大，一直以来规模不大的塔金顿大学如今也变身为一座监狱。

弗洛里奥将军转向我笑了笑。“你好，哈特克典狱长，”他说。

这些十人帐篷源自军械库，从梅多代尔影院经高速公路被带到这里。一旦它们被安置在棋盘一般的方形中庭中，一切就看起来十分井然有序。四周的建筑物如萨莫扎大礼堂、图书馆、书店、展馆等恰如监狱高墙，其各个门窗口都有机枪手驻守，并且帐篷与建筑物之间还围有带刺铁丝网。

弗洛里奥将军对我说：“做伴的来了。”

我记得达蒙·斯特恩曾经给塔金顿的几个学生上过一次课，他在课上讲了参观奥斯维辛的经历，波兰这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集中营是纳粹在最后大清洗时建立的。斯特恩过去常常带着一些学生前往欧洲赚外快，这些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正好不想在圣诞期间或暑假看见他们。他因为带学生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惹了一身麻烦。他这么做完全是一时冲动，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允许。这是行程之外的安排，有些学生后来都对此表示非常不满。

他在讲座中说到，如果把栅栏、绞刑架和毒气室从整齐划一、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和破旧斑驳的两层合式建筑中[2]移去，我们本可以在这里为该地区的低收入人群或学业不佳者创建一所还不错的专科学校。他说这些建筑建于“一战”爆发多年前，是奥匈帝国士兵们舒适的哨站。当时在位的君主有很多称号，其中一个就是“奥斯维辛公爵”。

弗洛里奥将军眼红的是我们这边的卫生设施。囚犯们将在帐篷中用水桶方便，但之后这些排泄物将被倒入附近的厕所中，然后排向西庇阿的一流污水处理厂。但是湖对面的他们不得不填埋所有东西。

而且还没有浴室。

我们有很多浴室。

那场大围攻中动人而非可怕的一幕自然就是这些逃犯没有对这所校园实施任何破坏。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能够世世代代拥有这里。

这让我想起了达蒙·斯特恩的其他课，讲的是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野蛮粗暴、饥肠辘辘的穷人们在攻入沙皇宫殿时的所作所为。平生第一次见到宫中的财宝，他们义愤填膺，甚至想要将其摧毁。

但那时有一个人朝天花板开了一枪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着他说：“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这些全都是我们的！不要破坏任何一样东西！”

彼得格勒曾经被重新命名为“列宁格勒”，现在又叫回彼得格勒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逃犯如同一颗中子弹。他们不怜悯任何生命，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几乎没有破坏什么财物。

另一方面，达蒙·斯特恩这个骑独轮脚踏车的人却因为其他生命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它们甚至都不是人类。它们是一群马。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马。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搬走了，上次我听说他们现在住在拉克万纳[3]，那儿有他们的亲戚。一个人如果有亲戚可以投奔就很不错了。

不过达蒙·斯特恩被深深地埋在了他倒下去的地方，紧靠在马厩旁边，庇荫在毛瑟山下，太阳于此西沉。

他的妻子旺达·琼在大围攻之后开着一辆皮卡车回到这里，她说这辆车是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的。为了从拉克万纳开到这里，她花了不少油钱。我问她她靠什么赚钱，她说她和达蒙在冰箱里放了一个写着“布鲁塞尔豆芽”的盒子，里面存了很多日币。

午夜时分，达蒙叫醒了她，并嘱咐她和孩子们坐上大众前往罗切斯特市，一路上不要打开汽车前灯。他听到了湖对岸的爆炸声，也目睹了军队悄然无息地穿过冰湖前往西庇阿。他对旺达·琼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标着“布鲁塞尔豆芽”的盒子交给她。

达蒙却不顾妻子的反对，坚持留下来传送警报。他说他之后会搭一辆便车追上来的，实在不行就从一些熟悉的乡间小路一路走到罗切斯特去。后来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可能报了警，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为此做证。他叫醒了左邻右舍。

最合理的推测是他听到了马厩中的炮火声，然后就非常不明智地前去一探究竟。一个拿着AK-47的“自由斗士”正为了取乐而随意扫射马群。他没有射中它们的头部。

达蒙一定上前阻止了他，所以“自由斗士”也将他射死了。

他的妻子不愿带走他的遗体。她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几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应该埋骨于此。

她找到了家里的四辆独轮脚踏车。这并不难。士兵们正轮流试骑。在此之前，已经有几名罪犯尝试过了，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成功的。

于是我沿着克林顿大街向下走回镇公所，开始思考我职业生涯中的最近一项改变，那就是我要当典狱长了。

外面停着一辆劳斯莱斯险路敞篷车。任何拥有这辆车的人一定有足够的日币或马克或其他任何坚挺的货币，任何一趟旅程所需的黑市汽油都可以用这些钱买到。

我猜这辆车可能是某个塔金顿大学学生或学生家长的座驾，他们想要在假期开始前拿回落在宿舍套间里的私人物品。显然，这个假期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了。

我的那个传达员现在回到了岗位上。在弗洛里奥上校让他不要整天无所事事，并吩咐他去缠铁丝网或搭帐篷之后，他就回来了。他在前门等着我，说我有一位访客。

我于是问他：“来的是谁？”

他说：“是您的儿子，先生。”

这个回答如同晴天霹雳，我完全惊呆了。“尤金来了？”我问。小尤金曾经和我说过只要他活着他就再也不想见到我。那和无期徒刑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他开着劳斯莱斯来到了这儿？尤金吗？

“不是，先生，”他说。“不是尤金。”

“我只有一个叫尤金的儿子，”我说。“他说他叫什么了吗？”

“先生，他告诉我，”他说，“他是您的儿子罗布·罗伊。”

这就是我确认真有这么一个儿子在办公室里等我所需的全部证据：那个名字——“罗布·罗伊”。提到“罗布”和“罗伊”，我仿佛再次回到了菲律宾群岛，那时我们刚刚被赶出越南。我曾经和《得梅因纪事报》的性感战地女记者共眠一榻，她的嘴唇有如软枕。我对她说，如果我是一架战斗机，我会在身上画满小人图案。

我算了算他的年龄。他应该是23岁，是我最小的孩子。他是这个家的老幺。

他坐在办公室外的接待室里。我进去时他站了起来。他几乎和我一般高。他的头发颜色和质地和我的一模一样。他需要一把剃刀，因为他可能会像我一样长出又黑又密的胡子。我俩的眼睛颜色也别无二致。四只眼睛都是褐绿色。我们有一样的大鼻子，遗传自我父亲的鼻子。他很紧张也很有礼貌。他身着价格不菲的休闲装。如果他有学习障碍或者仅仅就是脑子笨的话，他本可以在塔金顿度过愉快的四年，尤其是在拥有那辆车的情况下，但他偏偏不是。

我有些目眩神迷。为了让他看到我的将军星徽，我在进门的时候脱掉了外套。不管怎么说，那是个重要的东西。有多少男孩子可以有一个当将军的父亲？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说。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说。

“我想你和守卫说你是我儿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起了，”我说。“那是开玩笑吗？”

“你认为那是玩笑吗？”他问道。

“我当时既年轻又离家万里，我没有假装自己是个圣人，”我说。“但即便是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依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事后有人迫切地想找我，他们总是可以轻易地找到。所以，如果我真的在路上生了一个私生子，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孩子的母亲，在发现自己怀上了的那一刻，就会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认识一个不会这么做的母亲，”他说。

在我答复之前，他突然脱口而出一些话，这些话他肯定都在路上排练过。“这会是一次非常简短的访问，”他说。“我会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就走了。我要动身前往意大利，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国家，尤其是迪比科市。”

事实证明他历经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折磨，历时远远超过西庇阿遭受大围攻，而且比起越南之于我，这一切对他而言可能更加难以承受。他在艾奥瓦州的迪比科市自费创办并运营了一家公益幼儿中心，却曾因猥亵儿童受到审判。

他没有结婚，在大多数陪审员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利证据，一个与参加过越战同等不堪的品质缺陷。

“我在迪比科市长大，”他告诉我，“我继承的钱都是在迪比科市赚到的。”都是靠肉类加工发的财。

“我想用一些东西回馈迪比科市。想到有那么多的单亲家长靠着最低工资抚养孩子，想到有那么多的已婚夫妇双双工作却只能为孩子提供差强人意的物质条件，我认为迪比科市最需要的是一个优质且免费的幼儿中心。”

在幼儿中心开张两周后，他被以儿童猥亵罪的名义逮捕，因为有数名儿童回到家中后被发现其生殖器红肿发炎。

后来他在法庭上证明，根据孩子们创伤部位的涂片检查，某种真菌才是罪魁祸首。该真菌和股癣产生紧密联系，而且可能会对所有普通药物产生抗性，从而变成一种新的股癣。

然而那时候，他已经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被关了三个月，而且还要依靠国民警卫队的保护才能免受暴民的私刑。对他来说很幸运的是，和很多社区一样，迪比科市的警方配有装甲部队和步兵。

他被无罪释放后，一辆封闭的坦克车将他转移出城，送到伊利诺伊州的腹地，否则他早就被某些人杀死了。

那个将他无罪释放的法官就被谋杀了。法官有意大利血统。有人寄给他一根巨型蒜味腊肠，里面藏了一颗管装炸弹。

但是这些事我的那个儿子一个字也没提，直到他说：“是时候说‘再见’了。”他以这样一段话开始讲述他的悲惨往事：“我希望您明白，利用您的感情向您索取任何东西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

“不妨试试，”我说。

想到我们之间的会面，我的心中就溢出一种甜蜜。他很喜欢我，发现我可以带给他足够的温暖，像对待一个真正的好父亲一般待我，即便只是一小会儿。

一开始，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我并没有承认他是我的儿子，我问他“罗布·罗伊”是他出生证上的名字，还是他母亲给他起的小名。

他说这是他出生证的名字。

“那出生证上的父亲是？”我问道。

“那是一个死在越南的士兵的名字，”他说。

“你记得那个名字吗？”我说。

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那是我小舅子的名字——杰克·巴顿——我肯定孩子的母亲从没有见过他。我一定是在马尼拉的时候和她提过杰克，然后她记住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未婚，并且已经为国捐躯。

我不由自忖，“杰克老伙计，不管你在哪里，你真该再次放声大笑一场了。”

“那么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父亲是我而不是他？”我说。“你妈最后告诉你了？”

“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

“她没有当面告诉你？”我说。

“她不能，”他说。“她在我四岁的时候就患胰腺癌去世了。”

这让我非常震惊。在我和她共度春宵之后，她真的没有撑多久便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常常愉快地回想起那些和我有过露水之缘的女人。我曾经想象过他母亲的样子，聪慧勇敢、活泼幽默，嘴唇宛若软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她在病床上给我写了一封信，”他继续说道，“这封信由迪比科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保管，在那个娶了她并收养了我的好男人去世之前，我都不能打开它。他在一年前去世了。”

“信里有说为什么你叫罗布·罗伊吗？”我问。

“没有，”他说。“我猜是因为她喜欢沃尔特·斯科特[4]的那部同名小说。”

“听起来还不错，”我说。如果让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一杯甜苦艾、一些碎冰和一点儿柠檬皮的产物，对他和其他人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说。

“一开始我没想过要找你，”他说。“不过两星期前，我想我们至少应该见一次面。所以我联系了西点军校。”

“我和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我说。

“他们就是这样回复我的，”他说。“不过就在我打给他们之前，他们接到了纽约州州长的电话，他说他刚刚任命你为陆军准将。他想要确保你的言行一致，自己没有被你愚弄。”

“好吧，”我们这时仍站在会客室里，“我觉得不需要血液检查来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你和我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你应该知道我真的很爱你的母亲，”我继续说道。

“她在信里有说，你们是多么地相爱，”他说。

“我敢保证，”我说，“如果我当时知道她怀孕了，我一定会勇敢地承担责任。我不确定我们会怎么做。但是我们会解决的。”

我领他到了我的办公室。“进来吧。这里有几张安乐椅。我们可以把门关上。”

“不不不，”他说，“我要走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现在见过了。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喜欢平淡的生活，”我说，“但是如果你其他什么都不说就走了，这对我来说未免太平淡了，我想，对你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我把他领进了办公室，关上了门，我俩面对面坐在安乐椅上。我们没有触碰对方。永远也不会。

“我想给你倒杯咖啡，”我说，“不过这里没人有咖啡。”

“我车里有一些，”他说。

“我相信，”我说。“不过不用去拿了。不用了，不用了。”我清了清嗓子。“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你看起来就像我听说过的那种‘富家子弟’。”

他说，没错，他经济宽裕。迪比科市的一个肉制品企业主娶了他母亲并且收养了他，他在临死之前把企业卖给了一位国王[5]，国王用存在瑞士银行的金砖支付了这笔费用。

这位肉制品企业主叫洛厄尔·芬斯特马赫，所以我儿子的全名是罗布·罗伊·芬斯特马赫。罗布·罗伊说他确定不打算把姓改成哈特克，他喜欢芬斯特马赫这个姓，而不是哈特克。

他的继父对他非常好。罗布·罗伊说他唯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为了小牛肉才养的牛。那些小动物才刚刚出生，就被放进挤得完全动不了的笼子里，就是为了让它们的肌肉更细致柔软。长大些后，它们的喉管会被切断，它们从来没有跑过，跳过，交过朋友，也没有做过任何使生命变得有意义的事情。

它们犯了什么错？

罗布·罗伊说他继承的财富一开始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堪。他说直到最近为止，他从来没有想过买一辆此刻停在外面的那种车，或者穿上意大利制造的羊绒夹克和蜥蜴皮鞋。他现在在我办公室里穿的就是这些。“当迪比科市没有人买得起黑市咖啡和汽油时，我也就不买了。我过去去哪里都是用走的。”

“最近发生了什么？”我说。

“我因猥亵幼童而被逮捕，”他说。

我顿时起了一身疹子全身发痒。

他和我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谢谢你和我分享这些。”

疹子起得快，退得也快。

看到他一边打量我一边思索的样子，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很少乐意自己的婚生子女这样做。

区别在哪里？我不想说，因为我的答案非常令人不齿。答案就是：我一直想要成为一名将军，而现在我就戴着将军的星徽。

人类真的太不堪了。

还有就是：我不再被妻子和丈母娘所束缚。显然她们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为什么即便如此，我还养了她们那么久。

我猜，可能是因为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相信世上真的存在这样一本大书，书上记载了所有事情，我想要在上面留下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以此证明我富有同情心。

我问罗布·罗伊他在哪儿上的大学。

“耶鲁，”他说。

我告诉他海伦·多尔曾经说耶鲁应该叫作“种植园主技术学院”。

“我没明白，”他说。

“我不得不亲自让她解释一下，”我说。“她说耶鲁是种植园主学会如何让当地人自相残杀，而不去迫害他们的地方。”

“有点夸张了，”他说。然后他问我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不是还活着。

“我只有一个妻子，”我说。“她还活着。”

“母亲在信中写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他说。

“真的吗？”我说。“比如说？”

“关于她在你准备带她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前一天被车撞倒。关于她是从腰部以下半身瘫痪，但你仍然娶了她，即便她剩下的日子都将在轮椅上度过。”

如果信里是这么写的，那一定是我这么和他母亲说过。

“那你父亲呢，他还健在吗？”他说。

“不在了，”我说。“在尼亚加拉瀑布景区，一家礼品店的天花板掉下来砸到了他。”

“他的视力有恢复吗？”他说。

“恢复什么？”我说。接着我意识到他问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对她母亲撒了一些谎。

“他的视力，”他说

“没有，”我说。“一直没有。”

“我觉得太美了，”他说，“他脱去军装时已经双目失明，于是你常常念莎士比亚给他听。”

“他很爱莎士比亚，”我说。

“所以，”他说，“我不仅仅是一个战争英雄的延续，而是两个。”

“战争英雄？”我说。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这么称自己，”他说。“但我妈说你就是战争英雄。而你当然也可以这么称呼你的父亲。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在二战中击落28架德国飞机？”

“我们可以上楼去图书馆查一查，”我说。“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如果你肯认真努力的话，任何东西都能找到。”

“我的叔叔鲍勃埋在哪里？”他说。

“你的什么？”我说。

“你的兄弟鲍勃，我的叔叔鲍勃，”他说。

我从未有过任何兄弟。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在飞机上撒掉了他的骨灰。”我说。

“你运气真不好，”他说。“你的父亲双目失明地从战场上回来。你的青梅竹马在高中毕业舞会前夕发生车祸。你的兄弟在收到纽约洋基队试训邀请不久后便死于脊膜炎。”

“是的，算了，你只能听天由命。”我说。

“你还留着他的手套吗？”他说。

“没有，”我说。二十四年前我和她母亲在马尼拉卿卿我我时会说过什么样的手套呢？

“你一路带着它熬过了整个战争，但是现在它不见了？”他说。

他说的是我那个子虚乌有的兄弟的子虚乌有的棒球手套。“我回国后有人把它偷走了，”我说，“我肯定，那人一定觉得这只是一双普通的棒球手套。偷走它的人不会知道它对我有多么重要。”

他站了起来。“我现在真的要走了。”

我也站了起来。

我悲伤地摇了摇头。“离开祖国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它大概和我的星座一样意义非凡，”他说。

“什么？”我说。

“我的祖国，”他说。

“更有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我说。

“得了，爸爸，”他说，“再怎么说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知道这里谁有汽油吗？”他说。“多贵我都买。”

“你车里的汽油足够你开回罗切斯特市吗？”我说。

“够。”他说。

“那么，”我说，“原路返回。那是你回去的唯一一条路，所以你不能迷路。在罗切斯特市的市区你会看到梅多代尔影院。它后面是个火葬场。你不用找什么烟雾。那儿用的是无烟燃烧。”

“火葬场？”他说。

“对，一个火葬场，”我说。“你开到火葬场，然后找意大利佬问问。据我所知，如果你有钱，他就有汽油。”

“还有巧克力棒，你觉得呢？”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问一下又不要紧。”

[1]柠檬（lemon）在英语中有“蹩脚货”的俚语含义。——译者注

[2]一种于内战后期在美国南部地区广为流行的住宅样式，通常为狭长的矩形，宽度不超过3.5米，其中的房间一个接一个连成一排。该建筑在二十世纪中期是贫穷的象征。——译者注

[3]位于美国纽约州西部。——译者注

[4]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1771年8月15日—1832年9月21日），男，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英国诗人和小说家。——译者注

[5]这个国王全名为“Shah of Bratphur”，虚构角色，最初见于冯内古特的另一本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是某个不发达国家的精神领袖。——译者注

第四十章

在这个幸福的星球上，猥亵儿童、开枪射杀儿童、饿死儿童、炸死儿童、溺死儿童、鞭打儿童、火烧儿童、把儿童扔出窗外的人并不少。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但是因为运气原因，我的儿子罗布·罗伊·芬斯特马赫恰恰不是其中一员。

好了。我的故事快要结束了。

下面这则消息方才让我元气大伤。当我从律师那儿听说的时候，我真的说了声，“哎哟！”

松本·宏在广岛的家中自杀了！但为什么我对此如此关心？

他是在凌晨自杀的，当然，是日本时间。当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美国在广岛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就是在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点的纪念碑下，他坐在电动轮椅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使用枪或毒药。他选择用刀剖腹自尽，即在一种表现自我厌恶的仪式中开膛剖腹。古代日本的职业军人阶级——武士中如果有人做了令自己蒙羞的事，就会采取这种仪式。

然而，据我判断，他从未推卸过任何责任，从未偷过任何东西，也从未杀害或伤害过任何人。

静水深流。愿他安息。

如果世上某个地方真有一本大书记载了一切，上帝在审判日那天会一字不落地读完它，那就让它记录如下：当我担任这里的典狱长时，我让罪犯们都从方院的帐篷里搬进了周围的建筑中。他们不用再把排泄物排进水桶里，不用再忍受帐篷半夜被风刮倒的麻烦。这些建筑，除了这一幢，都被分成了计划容纳两人的水泥牢房，不过大多数房间都住了五个人。

禁毒战争还在继续。

我又多设了两个栅栏，一外一内，将中心建筑物的后部圈在其中，中间布满了人员杀伤地雷。机枪工事重新设置在了下一圈建筑物的窗口和门口，如诺曼·罗克韦尔楼、巴列维展厅等。

正是在我任职期间，各个部队正式划归了政府管辖，这是我提议的一种战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穿着军装的平民，而是为总统服务的职业军人。天晓得这场禁毒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在六位带着随身武器的国会议员的陪同下，弗洛里奥将军前来对我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但接着他就收回了借给我的两颗星徽，并告诉我我以造反的罪名被逮捕了。我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我想他也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他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问他，就像一个同志问另一个同志那样，“这在你看来说得通吗？为什么会这样？”

自那时起，这是我问了自己很多遍的一个问题，今天也许在咳嗽发作的间隙问了五遍。

他的答案，是我得到的第一个答案，也许也是我将得到的答案中最好的一个。

“某个年轻有抱负的检察官，”他说，“觉得能用你提高电视收视率。”

我想松本·宏的自杀对我打击很大，是因为他连最小的罪行都没有犯过。我怀疑他是不是曾经违规并排停车，或是趁着四周无人闯了红灯。然而他却用一种连世上罪孽最深重的罪犯都不应受的方式了结了自己。

他永远失去了双腿，这一度让他十分沮丧。但是失去双腿不是一个人剖腹的理由。

一定是那颗在他成长期投下的原子弹，而不是没有双腿这件事，让他觉得生无可恋。

我曾经说过，直到我们认识了两年或更久，他才告诉我他曾经遭遇过原子弹的袭击。在我看来，要不是前一天监狱的电视上在播一部关于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告诉我。这是从监狱图书馆随手选的一部影片。做选择的士兵英文不是很好，不知道接下来囚犯们会看到什么。由此可见，那会儿没有审查制度。

典狱长的办公桌上有一台小电视机，我知道他时不时也会看电视，因为他经常和我说这部或是那部老剧有些无聊，尤其是《我爱露西》这部剧。

“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军人屠杀囚徒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例子之一，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被完整记录下来。显然到处都有电影摄像机，没人知道是谁在拍，后来的母带也没有被没收。

我还是个军校学员的时候，就已经看过其中一些影片，不过还不是精心编辑好的纪录片，没有男中音旁白，也没有合适的配乐。

1937年，日本军在进攻中国南京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屠杀的狂欢就此开始，那时中国大地还没有响起“压轴排炮”。松本·宏刚刚出生。囚犯们被绑在柱子上，以供刺刀练习之用。有几个人在坑里被活埋。你可以看到当土打在他们脸上时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脸不见了，但最上面的土还在动，就好像这里有某种穴居动物，可能是土拨鼠在下面做窝。

太难忘了！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吧？

这部纪录片在监狱里大受欢迎。埃尔顿·达尔文和我说过，我记得，“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我就去围观。”

这是在他们越狱的七年前。

我不知道松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个节目。我不打算问。我们不是朋友。

我很乐意和别人结为朋友，如果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的话。我想他让我搬到他隔壁是因为他觉得是时候交个朋友了。我猜他从来没有交过朋友。毕竟我一变成他的邻居，他就决定了他不想要朋友。这和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没有任何关系。对他而言，朋友就像是圣诞节的大促商品。为什么仅仅因为广告就要用这种无聊的装置和其附属品塞满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一个人徒步旅行，一个人划船，一个人吃饭，我都不介意。我在湖对岸有丰富的社交生活。

但是放映纪录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将近晚饭时间，我划着一艘玻纤小船想要靠岸，前往空城中两栋房子前面的泥滩上。我一直在钓鱼。我没有去西庇阿。我的两个好伙伴——穆里尔·佩克和达蒙·斯特在那里度假。他们在秋季学期的迎新周前是不会回来的。

典狱长在泥滩上等我，我划着我那艘荒唐的小船，他一直注视着我，就好像一个为宝贝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而担心至极的母亲一样。是我爽约了吗？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约过。我的最佳推测是米尔德里德或玛格列特试图把一栋房子给烧了。

但是当我上岸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必须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我找不到必须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的理由。我们在监狱里不是以团队的形式工作。他不关心我在那儿教什么或者怎么教。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他说。

我肯定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广岛原子弹事件和南京大屠杀一样是不可原谅且揭露人性的。

所以我听到他说当年他还是个中学生，舞会后掉进了一条沟里，出来后却发现只有自己还活着。

他不停地说啊说。

当整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这些。”

我之前提到过当罗布·罗伊·芬斯特马赫和我说他曾因猥亵儿童被捕的时候，我瞬间起了一身疹子。那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松本告诉我他被原子弹袭击过的时候。我顿时觉得全身发痒，怎么挠都没用。

然后我对松本说了句我将来对罗布·罗伊也会说那句话：“谢谢你和我分享这些。”

这是种特殊用法，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滥觞于加利福尼亚。

我忍不住想给松本看《特拉法玛多贤士议定书》。我很庆幸我忍住了。我可能要为他的自杀负一点点责任。他本可以留下一张字条：“特拉法玛多的长老们又胜利了！”

只有我和那个故事的作者，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才会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在原子弹冲击波的范围之内，所有他认识和爱的人都化为乌有，这是他的故事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在挣扎中死去。要记得，他还只是一个小男孩。

当六千多个刚刚罹难的无名受害者躺在那儿的时候，对他来说那场景就像走过公元前71年的亚壁古道。那时有些小孩或是很多小孩可能都曾走过那条古道。一个小孩子面对那种场景会说什么呢？“爸爸，我想去趟厕所？”

巧合的是我的律师和我们的驻日大使，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伦道夫·中山同姓。他们出自不同的时代，不过我的律师和参议院的儿子在里德大学的时候是室友，这所大学位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特克斯在那儿买到了一把靠谱的步枪。

我的律师告诉我，当美国卷入“压轴排炮”时，这位议员的两边祖父母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日本人种，一边是移民，一边是加利福尼亚本地人。顺便提一下，集中营距离唐纳山口的西部只有几公里，这地方的名字是为了致敬白人食人族而命名的。当时的认知就是国内任何带有日本基因的人对美国宪法都没有对日本皇帝——天皇那么忠诚。

然而，参议员的父亲加入了一个步兵营，营里全是具有日本血统的年轻美国人，后来在“压轴排炮”打响期间，这是在意大利战役中获得荣誉最多的分队。

所以我让律师问问大使馆松本是否有留下什么字条，或者是否有验尸报告可以证明死者有没有服用可以使切腹容易些的外物。我不知道该把这叫作友情还是无聊的好奇心。

回复是没有字条，也没有尸检，因为死亡原因显而易见。这里有个细节：不论年龄不论性别，第一个发现他自杀的人是一个不认识他的小女孩。

她跑去告诉了她的妈妈。

当我们还是邻居的时候，我问典狱长为什么从未想过离开这里，为什么他不想离开这所监狱，离开我，离开无知的年轻士兵，离开湖对岸的钟声和这里所有的一切。多年来的休假他从来没用过。

他说，“我只会见到更多的人。”

“你哪种人都不喜欢？”我说。我们在用一种调侃的方式交谈，所以会这么问他。

“我反而希望自己是只鸟，”他说，“我倒希望我们都是鸟。”

他没有杀过一个人，他让养的牛定期交配也只是为了养小牛。

我活得更快活，而且我答应在本书结尾处告诉你们一个我想要刻在墓碑上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了完全合法的杀敌人数和通奸次数。

要是听说了结尾的数字和它的双重含义，有人就不会去读这本书了，只会直接翻到末页看看这个数字是多少，然后判断数字是太小了，还是太大了，或者刚刚好什么的。不过我设计了一把锁来阻止这些人。我把这片不可摹状的钥匙藏在了一个问题中，只有那些读完整本书的人才能轻而易举地解开。

那么：

写下尤金·德布斯去世的年份。

减去一部科幻电影的标题，这部电影改编自亚瑟·C.克拉克的小说，当时我在越南看了两遍。不要慌张。你会得到一个负数，不过古代的阿拉伯人教过我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加上希特勒的出生年份。你瞧！一切又变正了。如果目前为止你都做对了的话，你会得到一个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和发明了节拍器的年份，然而，书中没有提过这两件事。

加上负鼠的妊娠天数。书上也没有，所以我送你个人情。答案是12。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数字，那是前奴隶主托马斯·杰弗逊过世的年份，也是杰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出版《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年份，这本书没有在这里发行，但以后可能会的。

除以4的平方根。

减去100个9。

加上最多产的女人所诞下的孩子数量，然后就算出来啦，天哪！

？

仅仅因为我们一些人会读书写字，还会做点算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狂妄自大到征服宇宙。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