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注视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许志强 译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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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注视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许志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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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9787533941642

献给

艾格尼丝·托宾

她从西方的天涯海角

将其友谊的天赋带到

我们家门口

我会像饿汉抢一块面包， 从随便哪个人的手上获取自由。

——哈尔丁小姐

中译本导言

许志强

一

《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出版于1911年，题材和康拉德的另一部小说《特务》（The Secret Agent）相近，描写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小说出版后在英国反响平平，而在俄国受到关注。这也不难理解，书中主要角色都是俄国人，俄国读者自然更感兴趣；虽说书名暗示这是局外人的观察，但读者会觉得其见解不仅有针对性，甚至还颇有点刺激性呢。小说译成俄语后，五年内再版多次，足见其反响之热烈。

该篇情节也富于俄国色彩。主角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为保护自己，把到他家中避难的革命党人交给了警方；由于他的告密行为，那位革命党人遭到秘密处决。小说主要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主角的告密和忏悔构成全篇脉络，而告密者最终受到惩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个“罪与罚”的故事，是俄国读者并不陌生的故事，叙述多了点“局外人”的观察和评判。

背景设在圣彼得堡和瑞士日内瓦。时间没有明确交代。从革命党人哈尔丁谋杀国务大臣P先生的情节可以得知，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904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P先生的原型是沙俄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勒韦。1904年7月，普勒韦在圣彼得堡乘坐马车时遭遇刺客投掷炸弹身亡。小说描写道，革命党人哈尔丁伪装成农民，在街边投出自制炸弹，将乘坐雪橇的P先生（及一些无辜路人）炸死，后潜逃至大学同学拉祖莫夫家中，准备乘坐一位农民朋友的马车逃离俄国。细节未必与史实相符，所述氛围和场景并非全然出于虚构。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人心动荡的局面也传达了出来。这些背景交代对于一部“政治小说”来说是不可少的。

此书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主角的困境和悲剧，让人牵肠挂肚。利维斯的论著《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对康拉德推崇备至，讲到这部小说时却不是太感兴趣；认为它“相当出色”，但艺术成就不及《特务》。

小说分四个部分；拉祖莫夫的告密出现在第一部分，这是决定性情节；可以说第一部分是主干，其余三个部分攀附其上。此书写得最精彩的也是第一部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与罚”的故事，对“罪”的描绘未必胜于对“罚”的漫长叙述，两者同样有分量；而人物跨过“罪”的门槛，这个过程的描述似乎最容易引起兴趣。

二

拉祖莫夫的告密，虽非卖友求荣，却是怯懦的自保行为，不能不说是卑劣的。从情势上讲，这么做也无充分理由。哈尔丁只是暂时躲避一下，并没有打算赖在他寓所里。如果单为自保，将哈尔丁赶出门去就行了，何必充当叛徒，跑去警察局告密？

除了害怕专政机关追责，这里有两点不可忽略。一、哈尔丁不是拉祖莫夫的朋友，两人素无交往。哈尔丁突然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使后者被动卷入一桩政治事件。二、拉祖莫夫并不是革命党人，严格说来也称不上叛徒。为什么不能从别的角度看待其行为？既然哈尔丁可以通过行刺表达政见，拉祖莫夫也可以通过告密表达政见，两者应该有同等权利。

话虽这么说，要为这种行为辩护，道德上很难站得住脚；尤其是告密者手上沾着烈士的鲜血，就更难为之辩解了。

拉祖莫夫徘徊街头，愁思百结，陷入思想斗争；他要为自己的困境找到出口。这位素来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意识形态问题。在孤独的境地中，他的思考有了结果。小说这样写道：

无尽的广袤和无数的人群让拉祖莫夫获得一种几乎是肉体能够感觉到的印象。他以俄国人生来享有广袤和人群的那种欣喜之感回应这种印象。在华美无垠的天空下，积雪覆盖无尽的森林、冰冻的河流、广阔的乡村平原，将那些路标、大地上的不测事件抹去，在清一色的洁白之中让万物等同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空白纸页等待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历史记录。它覆盖着这片消极顺从的土地，有着无数人的生命……它是一种神圣的惰性。拉祖莫夫对它感到一种敬意。一个声音像是在他体内叫喊：“别去触动它。”这是一种耐久、安全的保障，当那种成熟命运的辛苦劳作在继续进行时——造就它的并不是革命的那种热烈轻浮的行为及其易变的冲动——而是和平。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而是一种强大而统一的意志：它要的不是众声喧哗，而是一个人——强大而统一！

这是拉祖莫夫思想转变的关键，从一个同情自由主义的学生转变成仇视革命的保皇派，他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启示，并为这种令人折服的启示着迷。他感悟到民族苦难的历史、人民的忍耐和土地的沉默，认同其富于宗教性的“消极顺从”的性格，并渴望归顺于“强大而统一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反对革命，支持极权。因此，他把哈尔丁视为“分裂”的代表，意识到必须划清界限。他说：

哈尔丁意味着分裂……他那种愤慨，他谈到奴役——他谈到上帝明鉴是什么意思？这些全都是意味着分裂。一个民族变成分崩离析的群体，像风中的尘土一样无助，相比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痛苦是要更好。蒙昧主义比煽动性的火炬之光更好。种子在夜里发芽。从黝黑的土壤里生长出完好的植物。但火山喷发却是贫瘠的，是肥沃土壤的毁坏。难道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人——这个除了爱和信念一无所有的人——难道要让我的未来，说不定是我的有用之才，让这个血淋淋的狂热分子给毁掉吗？

拉祖莫夫需要为自己的处境考虑，这是他思考的动机；而他更需要树立信念，从而抵御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想冲击，这也体现其内在的道德需求。不过，他似乎无视“成千上万人忍受痛苦”的现实；他对“蒙昧主义”的支持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反动？他是否在刻意回避现实的奴役和黑暗？

小说对此补充说：

当然，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落伍的反革命分子。事事都称不上是最好的。独裁官僚政治……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等等。需要有能干的人。开明的头脑。忠诚的心。但绝对的权力应该要保持——为那个人所准备的工具——为未来伟大的专制君主。拉祖莫夫相信他。历史的逻辑让他变得不可废除。人民的状况需要他。“此外还有什么，”他满腔热情地暗自问道，“可以将所有这些大众朝一个方向移动？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除了单个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

他相信，他是在牺牲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排斥那种诱人的谬见。“这是爱国主义，”他在心里发表意见说，然后找补道，“这条路上没有半途而废的事情，”接着便暗自评论道，“我不是懦夫。”……

到这里，拉祖莫夫的思想逻辑完整建构起来。总之，他是在寻找立场，不是给自己规定一种超然离群的自给自足的思想方式；他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确立信念。他的思想非但没有脱离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难以回避的立场冲突，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其艰难的立足点。至于说他决意排斥“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并将自由主义视为“谬见”，那只是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他相信，为了这个“真理”有必要牺牲个人自由。

可以看到，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斗争，以一种浓缩的形态汇聚在拉祖莫夫的内心独白中。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近百年间，这种思想冲突并未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进入知识分子的头脑并与之纠缠，总是难分难解，显示“受困扰的社会”（theimpactedsociety）的某种本质。而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立场转变，让人看到这种变化特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小说叙事人这样评论道：

在俄国，……许多勇敢的文人最终都从徒劳而无尽的矛盾冲突中转向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主要历史状况。作为疲倦的无信仰的人，为神恩所触动，他们转向独裁政府，为了他们爱国良心的平静，转向其父辈的信念，为了加护精神的安宁。像他之前的其他俄国人，拉祖莫夫，在和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中，额头上感觉到神恩的触动。

“历史的逻辑”、“父辈的信念”、“爱国的良心”……拉祖莫夫由此成为正统意义上的皈依者。他说：“……如果我必须受苦，那就让我至少为我的信念受苦，而不是为我的理性——我冷静优越的理性——所排斥的那种罪行受苦。”

拉祖莫夫一路上的思想斗争，让他逐渐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他的思想话语我们似乎并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认可的是同一组语汇——“法律、诚实、秩序和安全”，而具体如何兑现，主张不一致。分歧并非出现在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而是出现在同一个头脑当中，构成自我冲突的对话。

拉祖莫夫试图抵制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能说明他的理性“冷静优越”——他何尝不是在接受另一种诱惑。且不说他对自由主义和“俄罗斯真理”的诠释是否站得住脚，他的立场说明，他不仅要排斥自由主义，也要排斥自我冲突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拒绝现实的矛盾、分裂和变异，现实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转向宗法社会的古老信念，接受强权意志的诱惑。从他隐喻性的独白语言中，不难看到其选择背后的传统——“苦难哲学”的冲动，“土地”和“人民”的情结；对“苦难哲学”的美化，对“土地”和“人民”的神圣化，等等。它体现俄国人典型的情感主义立场。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俄罗斯真理”，那只能说是一种为奴役辩解的宗教哲学。拉祖莫夫的额头感觉到“神恩的触动”——与其说这是“冷静优越”的理性所起的作用，不如说是俄国的“圣愚”传统对他的点化。他漫长的内心独白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他不是在为“告密”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告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契机，让云雾笼罩的“神圣启示”得以水落石出。

三

有论者认为，《在西方的注视下》包含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从上述分析中，似乎不难看到其对话的思想性质。

康拉德素来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厌恶；他憎恶后者身上的“俄国性”（Russianness），那种“野蛮、无法无天和东方化”精神。收录在《文学与人生札记》中的《独裁与战争》一文，谈了他对“俄国性”的批判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秉持“根基论”的斯拉夫主义者，诋毁欧洲，嘲弄理性主义，自然引起他反感。并非由于他是英国人或西方人的缘故，恰恰因为他也是斯拉夫人，是惧怕俄国专制的斯拉夫人。写一部俄国题材的政治小说，研究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心理状态”及道德意识，表达他身为波兰裔英国作家的见解和预感，这是《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创作动机。

康拉德不惜牺牲小说创作应该具有的客观中立的调子，借助叙事人之口说出他的见解。他的小说观念深受法国传统（福楼拜）影响，倾向于超然节制的冷静叙述，可在这部小说中他显然急于要说出意见，和他反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法差不多。他说，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是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不是以叙事的形式做一份怪人的记录摘要”，而是要设法找到某个关键词，表达对俄国境况的认识；“这个词能够站在书中一切字词的背后”，标明其道德上的发现。他认为，这个关键词就是“犬儒主义”。

为什么说是“犬儒主义”？

因为这是俄国专制统治和俄国人反叛的标志。它那种以人多为荣的自豪，它那种以圣洁自负的怪异姿态，以及那种在苦难中乐于自我贬低的隐秘意愿，此中的俄罗斯精神就是犬儒主义精神。它诉诸于她的政治家宣言，她的革命家理论，还有先知的神秘预言，到了这样的程度，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放荡淫逸的表现，认为那种文明人的德行实在是显得不成体统……

不采用欧式理性主义框架，这类诠释就找不到准确的调子。小说用一位英国绅士做叙事人，进行观察和评判，意图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安排绝非为了局外人的中立，而是赋予必要的价值衡量尺度。康拉德认为，他对俄国的看法只是常识性判断；只须留心考察“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似乎不难得出包含普遍人性的公式，诸如“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等。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困境和悲剧便是发生在这种“道德境况”中。

从作家对“犬儒主义”的解释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精神”并无好感，不乏讥诮贬抑。他对革命和革命分子也没有好感。描写日内瓦的章节，几乎全是漫画式人物；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家，以巴枯宁为原型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等人，可笑又可怕，都是用讽刺挖苦的笔调写出来的，一个比一个滑稽。

关于革命，小说作了这样一番评论：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只是体制改革——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最出色的人物不在前台。暴力革命首先是落到那些心胸狭窄的盲信者和专横暴虐的伪君子手中。然后轮到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自命不凡而才智不足的人了。这些人就是领袖和领导。您会注意到我把那些十足的流氓给排除了。那些天性审慎公正，那些天性高贵、仁慈而虔诚的人；那些无私而聪明的人会发起一场运动——但它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们是革命的牺牲品：反感的牺牲品，幻灭的牺牲品——常常是悔恨的牺牲品。希望遭到荒诞不经的背叛，理想遭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每一场革命都是因为这种成功而让人心碎。

单就这段评论而言，康拉德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其实是复杂的。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的注视下》对哈尔丁一家人的描绘，说明俄国式理想主义精神对康拉德有深刻吸引力。尤其是娜塔莉亚·哈尔丁，这个人物的淳朴、迷人和高贵，不是来自于“俄国性”（Russianness）又来自于什么地方？

平心而论，作家对俄国人的“激情和混乱”有相当深入的描绘，对“革命”的见解也颇为深刻；而对“革命分子”的刻画则还不能叫人满意。日内瓦章节的笔触是何其精致、富于妙趣，可一旦注入腐蚀性的嘲讽，其表现的力度就减弱了。

1911年，康拉德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关心的只是观念，摒除其余的一切。”这是他“写得最难也最痛苦”的作品；他曾经历长达数周的精神崩溃，并用波兰语和书中人物交谈。此种心灵磨难，局外人恐怕难以体会。

康拉德出生在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父亲是爱国革命志士，因反抗沙俄遭流放。后来父母都死在流放地。长大后他去西欧闯荡，告别波兰，其中一个原因是要逃离沙俄。他因此背弃了父辈的革命事业，终生感到内疚。拉祖莫夫的孤儿身份，他与革命分子的瓜葛，还有他不被理解的尴尬处境，似乎也寄托着作者的一份身世感慨。无论是个人经历、种族背景还是思想信念，康拉德与俄国的关系都非同一般。

四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讲过一句话，他说“康拉德的人物是逼真可信的”。对于小说创作，这是很高的褒奖——“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便觉其惟妙惟肖，慎思精虑之后，仍觉其惟妙惟肖。”可以说，拉祖莫夫便是这样一个“逼真可信”的角色。

这个人物不见得有异常的人性内涵，可以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心理分析。也不是说，人物真实可信就意味着“与常人无异”。正如爱德华·加内特在为《康拉德序言集》撰写的导言中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也许不会像在小说中那样行事”。即便是实际生活中确有其事，单个实例也还不足为凭。说“康拉德的人物逼真可信”，是指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和听到；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完全是一种本色。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置戏剧化的场景或情境，而不是去做那种“实例图解式的心理学研究”。利维斯对“逼真可信”的阐释，大致是这个意思。

康拉德的创作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效果也十分出色。概括地讲，主要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富于道德意义的布局。

该篇具有时事性和政治色彩；择取革命党人刺杀国务大臣这一真实事件，反映俄国革命前夕的社会政治危机。主人公拉祖莫夫虽有意规避政治，在这种局势下也很难做到明哲保身。当哈尔丁闯入他的寓所并亮明刺客身份时，拉祖莫夫不得不做出选择。无论是否接受哈尔丁避难，他的选择都必然具有政治性，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拉祖莫夫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搅乱；由于卷入这桩政治事件，他经受了严酷的精神考验。所谓“时事性”并不是浅表的政治问题，在戏剧性冲突中还触及形而上议题，涉及人的深层动机和立场态度。拉祖莫夫的困境和考验，彰显了小说富于道德意蕴的布局。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原本拥有正常的生活目标，就因为有人闯入他的寓所，他的生活轨迹就被改变了。这个看似有点偶然的事件，何以构成某种必然性的道德情境？答案无非是，人们无法回避伦理的选择；如果要使生活具有意义、方向和连贯性，就必须介入道德问题的探索。就此而言，拉祖莫夫的困境虽是被强加的，带有偶然和被动的性质，却也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它揭开平静生活的假象，让人看到无法回避的冲突和真实。人物的真实感，首先是来自这种能够体现小说艺术魅力的非常严肃的构想；而人物可悲可叹的遭遇，在规定情境的演绎中异常鲜明地浮现出来。

二、孤寂主题的植入。

利维斯指出，该篇“与《特务》的联系不仅是革命分子，而且还有孤寂隔绝的主题”；而这也是康拉德小说频繁出现的一个主题。

拉祖莫夫是孤儿，双亲不明，也无亲戚。小说强调他这种孤独的身份——“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他想通过刻苦学习获得体面和荣誉，并给自己规定了一种超然离群的生活方式。而哈尔丁的到来，毁了他的前程。

拉祖莫夫“深谙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深知现实是社会性的，是已然确定而在某种合作中的东西”；他把生活视为“超然物外的杰作”，无非是想要避免生活有可能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使他陷于难堪境地。他的暗含自尊和蔑视的态度，因此也最能体现其孤独意识的紧张焦虑；而“这种自尊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同情的冲动”，使得拉祖莫夫既无法抗拒哈尔丁的侵入，也无法抵御哈尔丁妹妹的影响；于是便有了“他不情不愿与他人瓜葛纠缠的故事”——先在圣彼得堡，后在日内瓦，陷入一连串反讽色彩格外强烈的冲突。

这个孤寂主题的创作尤其体现了康拉德卓越的才华和洞察力。我们看到拉祖莫夫的存在，因其“孤独意识的紧张和饥渴”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在两个层面的交错关系中获得戏剧性揭示，一方面是那种“同情的冲动”，一方面是那种“隔膜的紧张”，使他变成让人怜悯的喜剧角色。正是由于“同情的冲动”，哈尔丁的闯入才真正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活，像阴魂附体，让他内心欲罢不能；也正是由于“隔膜的紧张”——哈尔丁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哈尔丁（而这两个角色都称得上是妙人），才会强化他的愤怒和敌意，且以告密而告终。正如利维斯所说，“隔膜的紧张是致命的”。拉祖莫夫的行为与其困境之间的关系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小说对这一层关系的描述，也产生了难以抗拒的滑稽效果。拉祖莫夫虽以人格独立自许，却不能避免生活带来的侮辱、愚蠢和幻觉；他的行为固然卑劣，难道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拉祖莫夫是值得同情的。此人（其性格被塑造成英国绅士）想在祖国的政治条件所给定的现状中过一种理智的生活；这种愿望越是清醒，合乎理性，其命运的不由自主和荒唐可笑就越是富于悲剧性。而归根结底，正如作者所言，这个人物太过孤寂；他孑然一身，乃至把整个俄罗斯视为他的依靠，其爱国立场不但可以理解，也未尝不是正常的选择。除此之外他还能依靠什么呢？

然而，告密并没有挽救拉祖莫夫的前程；他掉入警方手中，被专政机关利用，越陷越深。他的信念不为任何人理解，使他愈发“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

孤寂主题的植入，无疑是加强了观念的作用，弱化了小说写作中的“市民意识”，将理性、反省、梦幻的特质赋予人物，而这也使作品的风格深邃精美。那一点荧荧地狱之火，在拉祖莫夫的故事里阴燃，让我们窥探主人公灵魂中饶有意趣的生死劫难。心理真实？毫无疑问。心理真实乃是构成这部杰作的首要美学原则。康拉德具备T.S.艾略特所说的大作家的“敏锐感受力”；他对特定境况中人的变态和常态的研究，称得上严谨精细、丝丝入扣。

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是一部“政治小说”，恐怕是不够确切的。该篇关注的是人的孤独和境况，将人物困境的丝丝缕缕的脉络摹写出来；而它对人物困境的理解也未尝不带有某种抽象的性质——人物乃是其道德境况的牺牲品，被流血的罪行和荒谬包围，被莫名而恶毒的势力毁灭。不难看到，作者讲述拉祖莫夫的故事，也是从强调“疏离”的现代哲学立场总结的。

《在西方的注视下》出版至今一百年了。这部小说失去现实意义了吗？恐怕没有。我们读一读拉祖莫夫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读解，想必都是会有所启迪的吧。

作者按语

只是缘于情势的力量，《在西方的注视下》已经成了描写过去的某种历史小说，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这种感想完全是跟故事里那些事件有关；但由于整体意图与其说是要描写政治状况，还不如说是要描写俄国的心理状态，因此我贸然期望，此书的趣味还未完全丢失掉。我注意到，谈论今日俄国事件的不少文章所提到的某些说法和观点在下面这本书中表达出来了，一定程度上证明我的所见是确实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的信念让人高兴，我因此受到鼓舞。不必说，我创作这部小说的预期目标不外乎是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表达情节背后那种普遍真理，连同我对某些差不多是举世皆知的情况所包含的道德复杂性的坦诚信念。

关于实际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我在开始写作时，我只对第一部分有清楚的构想，哈尔丁、拉祖莫夫和米库林参赞这三个人物，在我心里是有确切限定的。只是写完了第一部分之后，故事才被我完整披露出来，它那种悲剧的性质，它那些事件难以避免的进程及其轮廓的绰有余裕，让我尽情发挥创作的本能，给主题的戏剧化的可能性带来自由。

具体是怎么做的就不必解释了。它所显示的与其说是思考还不如说是感觉。它并非源于特殊的经历，而是源于常识，为真挚的沉思默想所滋育。要能够传达并保持那种审慎的不偏不倚的调子，这是我最大的焦虑。这种绝对公正的责任是在历史和遗传的意义上加诸于我，通过种族和家庭的独特经历，加上我的首要信念，认为对艺术质量要求甚少或者也许有望开始对其时代的男女进行培育的小说，只有真实才成为其理由。以前我从来没有义务要以更大努力做到超然：超然于各种激情、偏见，甚至超然于个人的记忆。《在西方的注视下》初次在英国面世时，公众并不买账，或许就是由于那种超然。大概是六年之后我得到回报，当时我第一次听说此书在俄国博得普遍赏识，在那儿再版了许多次。

故事里起作用的各种角色，其存在同样不是归功于特殊的经历，而是归功于对俄国状况的常识，归功于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而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看，这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公式，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我关心的主要是那些人在那位语言老教师的“西方人眼中”所显现的面貌、性格和命运。他本人受到不少批评，但时至今日我是不会答应为他的存在作出解释的。他对我是有用的，因此我就觉得，那种评论的方式和他在故事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对读者必定是有用的。由于我想要制造现实的效果，在我看来就少不了要有一个目击者，见证日内瓦那些交易。我也需要为哈尔丁小姐找一个有同情心的朋友，否则她就太过孤立无援，显得不完全可信了。她就会没有人来窥见她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她那颗伟大的心灵，以及她那种淳朴的情感了。

拉祖莫夫得到富于同情心的处理。他为什么不该受到同情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有着健全的工作能力和稳健的抱负。他有着普普通通的良知。即便稍稍有点变态，那也只是出于他对自身地位的那种神经过敏而已。作为没人要的孩子，他比别人要更敏锐地感觉到他是个俄国人——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了。他把整个俄罗斯都看做是他的遗产，这是极为正确的。那一片杂乱之中白白流血的罪行和牺牲将他滚滚包围，将他挤垮。但我认为他精神错乱时从来都不是丑陋怪异的。这里没有人被当做怪物展示——那位纯朴的苔克拉不是，那位执迷不悟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也不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和S夫人是可攻击的对象。他们是险恶丛林里的类人猿，是被当作他们该有的那种怪相对待的。至于尼基塔——绰号内卡托——他是恐怖主义荒野里开出的完美花朵。对付他，我觉得最麻烦的不是他的丑陋怪异，而是他的平庸乏味。在报纸文章、秘密史料和轰动小说所谓的“披露”中，他在公众眼里常年得到展览。

最可怕的感想（现在是拿我自己来说）是在于这些人全都不是例外的产物，而是常规的产物——他们的地区、时代和种族的常态的产物。独裁统治的残暴和弱智拒绝一切法制，立足于道德上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激起的还是弱智和残暴的反应，一场纯粹是乌托邦式的革命鼓吹，包括用最现成的手段搞破坏，出于那种奇怪的信念，随着既定的人类制度垮台，就必有人心的彻底改变。这些人没能看到，他们能行之有效的无非是改换名称罢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而这个世界则再次面对那句谚语说出的真理，老虎改不了斑纹，豹子改不了花斑。

约·康

1920年

卷一

首先，我想要否认拥有那些想象和表达的高贵天赋，可以让我的笔为读者创造这个人物的个性，此人照俄国风俗，自称伊西多尔之子西里尔——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

要是我曾有过这些活生生的天赋，那也早就在莽莽言语的窒息下被抹杀了。言语，如众所周知，是现实的大敌。我做过多年语言教师。而常人无论嗣承怎样一种想象力、观察力和领悟力，这份职业最终都会对它造成致命伤。在语言教师看来，总有那样一个时候，世界不过是个有许多言语的地方，人只是像说话的动物，说得不会比一只鹦鹉更精彩了。

因此之故，我不可能靠领悟力去观察拉祖莫夫先生或是去估量他的现实状况，更不用说是去想象他了。即便只是虚构其生平毫无隐饰的实情，也会断然超出我的能力。但是我想，无须这样的声明，本书读者也能在故事中看出那种证明文件的痕迹。这一点是极为正确的。故事是基于一份文件；我赋予它的只是我的俄语知识，而它对此处所要做的工作是绰绰有余了。这份文件，自然是有点像日志、日记，可也不完全是遵照其现有的那种形式。举例来说，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逐日细写的，虽说所有事项都标有日期。那些事项有的是历时数月，扩展到数十页篇幅。较早那个部分尽是些回顾，采用叙事的形式，讲述大约是一年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

我得指出，我在日内瓦住了很久。那座城市的一整片街区，由于住着许多俄国人，叫做La Petite Russie⁽¹⁾——小俄国。当时我在小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交际。可说实话，我理解不了俄国人的性格。他们态度的不合逻辑，他们推论的主观武断，那种例外出格的频率，对懂得不少文法的学生来讲可能并不显得困难；但肯定是别有某种阻碍，某种特殊的人性品质——那些微妙差异中的一种，让纯粹的教授难以索解。让语言教师谅必依旧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俄国人对言语的非同寻常的热爱。他们收集之，珍爱之，但不是秘藏于心；相反，他们到了钟点或到了夜晚，总是预备将之倾倒出来，带着那种热情，那种势如破竹的洋洋洒洒，带着那样一种灵巧的运用，有时正如娴熟有加的鹦鹉，让人不由得疑心，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激情演讲中有一种慷慨大方，让它尽可能远离寻常的那种刺刺不休；可它总是那样太过支离破碎，不能被定为雄辩……可我必须为这番离题话表示歉意。

要探究拉祖莫夫先生为何留下这篇记录，怕是徒劳的。难以想象他事先就想要让任何人的眼睛看到它。人性的那种神秘冲动作用于此。且不论塞缪尔·佩皮斯⁽²⁾，他通过这种方式强行推开那扇不朽的大门，不计其数的人，罪犯、圣徒、哲学家、小姑娘、政治家及天真的低能儿，留下了自我暴露的记录，无疑是出于虚荣心，可也同样是出于其他更为神秘莫测的动机。纯粹的言语之中必定是有着一种抚慰人的奇异力量，既然有那么多人用它来进行自我交流。因为我自己是个文静的人，我的理解是，所有人在追求的其实都是宁静的某种形式，或者说不定只是宁静的某种处方。当然了，如今他们是大声嚷嚷着要得到它。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在他这篇详细写下的记录中指望找到什么样的一种宁静，要猜出这一点是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必须承认，他把它写了出来。

拉祖莫夫先生是一位个子高高、身材匀称的青年，对来自中部省份的俄国人来说，肤色黑得颇不寻常。要不是因为其长相唯独欠缺精美，他那种好看的相貌就会是无可置疑的了。仿佛那张脸是用蜡块断然塑成（甚至用了某种古典样式的恰当手法），拿来凑近火焰，直到在质料的软化中失去线条的所有锐度为止。可即便是这样，他的相貌也是够好看的了。他的风度也是好的。在讨论中，他容易被争论和权威动摇。和年纪比他小的同胞在一起，他采取那种深不可测的倾听姿态，是那样一种类型的倾听者，他聪明地听着你把话说完，然后——只是换一个话题。

这种把戏，可能是出于智力不足，也可能是出于对自身信念不够信任之故，让拉祖莫夫先生获得了一种深奥的名声。在众多慷慨恣肆的言论家中间，每天总是被热烈的讨论弄得精疲力竭，一种相对缄默的个性自然被认作是具有矜持的力量。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被他圣彼得堡大学的同伴视为秉性坚强——是个完全信得过的人。而在那样一个因言治罪的国度，某种主张会招来杀身之祸，有时会招来生不如死的命运，这就意味着值得将禁止的主张说给他听。他讨人喜欢也是缘于他那种蔼然可亲的性格，那种即便是以个人麻烦为代价，也要为同伴效劳的沉静爽利的态度。

拉祖莫夫先生被认为是某位主牧师的儿子，受到某位显赫贵族的保护——说不定就是他自己那个遥远省份里的贵族。可他的外表与这样卑微的出身实难相符。这样一种身世是不可信的。事实上有人暗示说，拉祖莫夫先生是一位主牧师的漂亮千金的儿子——而这自然是让问题的性质有所改观。这种说法也让受到显赫贵族保护这件事变得可以理解。不过，这一切却从未受到过恶意或善意的调查。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在乎，所说的那位贵族是何许人也。拉祖莫夫从一位籍籍无名的代理人手上接受一笔数额不大却很充裕的零花钱，而那位代理人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充当其监护人。他间或在某位教授不拘礼节的招待会上露个面。除此之外，拉祖莫夫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什么社交关系就不得而知了。他按时去听那些义务讲座，在校方心目中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学生。他在家里用功，弄得像是那种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但是并没有为此而闭门杜户。他向来是容易接近的，而他的生活中未见得有丝毫隐秘或矜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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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祖莫夫先生的记录的由来，实际上是跟一桩具有现代俄国特色的事件相关：刺杀一名重要政治家——况且还具有被压迫社会的那种道德败坏的特色，在那种社会中，人性最高贵的抱负，自由的渴望，爱国热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心，甚至还有那种心地纯良的忠实，都受到恨和怕的欲望驱使，那动荡的专制政权难分难舍的伴侣。

上面提到的那个犯罪行为是指成功地谋取P先生的性命，若干年前那个臭名昭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那个大权在握的国务大臣。报纸上对这个狂热、心胸狭窄的人物是炒得够热了，此人身穿镶金边的制服，一张揉皱的羊皮纸的脸，枯燥乏味、架着眼镜的双眼，还有圣普罗科皮乌斯⁽³⁾教团的十字架挂在皮肉松弛的喉咙下面。曾有一度，这或许还记得起来，他的肖像是没有一个月不出现在欧洲某家带插画的报纸上面。他以那种均匀一律、不知疲倦的勤勉，将男女老少监禁、流放，或是送到绞刑架上，从而为那个君主政体效劳。在他对独裁原则的玄秘领受中，他一心要将公共机关里每一丝和自由相像的东西都从这块土地上斩草除根；而在对新兴一代人的那种残忍无情的迫害中，他恰恰是要将自由的那种希望掐灭。

据说，这个被诅咒的人物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发现他所激起的仇恨。这几乎是让人难以置信；可他极少为他的人身安全采取警戒措施，这一点却是事实。在为某件著名的公文撰写的前言中，他曾宣布说“造物主的法则中不存在自由的思想。人类众说纷纭的意见只会带来反叛和混乱；而在一个为忠顺和稳定所创造的世界里，反叛和混乱就是罪孽；不是理性而是权威表达了神圣的意图。上帝是宇宙的专制君主……”或许是发布这番宣言的那个人相信，他对人间这个专制政府的无情捍卫中，上天确实是要保护他的。

警方的戒备无疑多次救了他的命；可事实上，当那个派定的命运突然降临到他头上时，主管当局却没能给他任何警告。他们不了解谋杀这位大臣的任何阴谋，从惯常的情报渠道中没有得到任何密谋的线索，没有见到过什么迹象，没有注意到可疑的动向或危险人物。

P先生坐着一辆两匹马拉的打开遮盖的雪橇朝火车站驶去，驭者座上坐着马夫和车夫。雪下了一整夜，弄得马儿在清晨这个时刻尚未清扫的道路上异常难行。雪还在密密地下着。可那辆雪橇肯定已经让人留意并记了下来。它在拐弯前拉下了左边的遮盖，这时马夫注意到有个农民慢慢走在人行道边沿，双手插在羊皮外套口袋里，在飘落的雪花中拱肩缩脖。那个农民在他要被赶上时突然转过脸，挥动手臂。刹那间一阵剧烈的震荡，爆炸声被闷在了密密麻麻的雪片中；那两匹马儿都血肉模糊，倒毙在地上，而车夫尖叫着从驭者座上滚落下来，身负致命伤。马夫（他活了下来）来不及看见穿羊皮外套的那个人的脸。后者投掷炸弹后逃走了，但据猜测，看到飘落的雪花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现，全都在跑向爆炸现场，他觉得，转过身和他们在一起要更安全些。

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激动的人群将雪橇团团围住。那位内政大臣，毫发无损走下雪橇，踏入深深的积雪。他站在呻吟的车夫旁边，用虚弱、干涩的嗓音再三向人们招呼说：“我请求你们不要过来。发发慈悲，我请求你们这些好人不要过来。”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高个子青年，此人一直纹丝不动站在一家停车廊的门内，两幢房子过去一点的地方，迈步踏进街道，飞快走上前去，将另一颗炸弹从人群头上扔了过去。这会儿它击中了内政大臣的肩膀，而他正弯腰趴在那位奄奄一息的仆人身上，然后炸弹落在了他的两脚之间，以一种凝缩的力量猛烈爆炸，把他炸死在地上，结果了那位伤员的性命，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将那辆空荡荡的雪橇炸了个粉碎。随着一声恐怖的叫喊，人群散开，四下奔逃，除了那些在内政大臣脚边倒毙或奄奄一息的人，还有跑了几步之后才倒下的其他一两个人。

第一声爆炸将一群人聚拢起来仿佛是中了妖术似的，第二声爆炸倏忽之间将街道的各个方向弄成数百码的幽静。透过飘落的雪花，人们远远注视着那一小堆死尸在两匹马的残骸旁互相压在一起。等到街头巡逻的几个哥萨克策马赶到，翻身下马，动手把死尸翻过来，人们才敢走上前去。第二声爆炸的无辜受害者中间，有一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穿着农民的羊皮外套；但是那张面孔难以辨认，那件破烂衣服的口袋里什么都找不到，而这是其身份无从确认的仅有的一具尸体。

那天拉祖莫夫先生在平常时刻起床，然后在学校大楼内听课，在图书馆做了会儿功课，度过了早晨。在学生订餐的桌上，他习惯吃两点钟正餐的地方，他听到那个起初模糊不清的谣言，说的是和扔炸弹有关的某件事。但这个谣言只是由窃窃私语组成的，而这就是俄国，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学生来说，对某些种类的窃窃私语过分显露兴趣，向来是不安全的。拉祖莫夫是属于那种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时期，本能地抓紧正规、实际的日常生活。他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的紧张情绪，他甚至用一种不甚明确的态度对它作出反应。可他关心的主要是他的职责，他的学习，以及他自己的前途。

表面上和实际上都没有家庭（因为那位主牧师的千金早已去世），没有家里的影响塑造他的观念或情感。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拉祖莫夫这个词只是一个孤独个体的标签罢了。任何地方都没有属于他的那些拉祖莫夫们。那份证明书把他最亲近的血统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他是俄国人。不管他对生活抱有怎样良好的期望，单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都会热衷于种种希望，或是抑制住种种希望。这种难以估量的血统关系，经受国内纷争的痛苦煎熬，而他在精神上畏避这场冲突，正如生性厚道的人会在剧烈的家庭争吵中畏避明确的立场一样。

回家的路上，拉祖莫夫仔细在想，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了所有准备，眼下他可以将时间都花在有奖征文的那个主题上了。他渴望获得银牌。奖金是教育部提供的；参赛者的名字会呈报给大臣本人。单是去试一试这件事就会被上级部门认为是值得嘉奖的；而赢得奖金就会让他在取得学位后有资格获取更好的行政岗位。洋洋得意起来的学生拉祖莫夫忘记了，给予奖赏和任命的那些行政机构，其稳定性正受到那些危险的恫吓。但是回想起前一年领取奖章的那个人，拉祖莫夫，这位举目无亲的年轻人，变得清醒起来。上次得奖的那个人收到成功的正式通知，当时他和其他一些人正好聚在同伴的屋子里。他是个文静、不摆架子的青年。“请原谅，”他露出一丝歉疚的微笑说道，然后拿起帽子，“我出去叫些酒来。可我先得给家里人发个电报。哎呀！那些老人家可要让咱方圆二十里内的邻居欢庆一番了。”

拉祖莫夫心想，他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他的成功对谁都不重要。不过他对他那位贵族保护人倒并无怨恨，此人并非像大家猜想的那样是一位外省的要人。事实上他不是别人正是K亲王，当世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而眼下，他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身为参议员和痛风病人，过得仍然显赫但更热心于家庭事务。他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妻子和他本人一样，贵族派头，傲慢自得。

拉祖莫夫一生中，只有一次被允许和这位亲王私下里接触。

在小代理人的办公室里像是碰巧见面的样子。有一天，拉祖莫夫如约而来，看到有个陌生人站在那儿——一个身材高高、贵族模样的人物，蓄着光润花白的连鬓胡子。那位秃顶、狡猾的小律师大声喊道，“进来——进来，拉祖莫夫先生，”亲切的语调包含有讥讽。接着便以庄重的神态恭恭敬敬地转向那位陌生人，“我的一个被监护人，阁下。圣彼得堡大学他这个专业中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

令他大为吃惊的是，拉祖莫夫看见一只白皙漂亮的手伸向他。他极为困惑地抓住了它（它柔软而被动），同时听到一阵居高临下的嘟囔声，从中他只听见“满意”和“坚持不懈”这几个字眼。但是最让人诧异的事情莫过于感觉到那只白皙漂亮的手在它正要抽回之前突然而清楚的一按：轻轻一按像是一个秘密信号。它的感情色彩非同一般。拉祖莫夫的心脏像是要跳到喉咙口。他抬起眼，这个时候那位贵族人物，朝一旁的小律师打个手势，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那位代理人在他桌上的文件里乱翻了一阵。“您知道那人是谁吗？”他突然问道。

拉祖莫夫，他的心脏仍在剧烈地跳动着，默默摇了摇头。

“那人是K亲王。您觉得奇怪，他在我这样一个破律师的耗子洞里能做什么——对吧？这些不得了的大人物就像寻常的罪人一样有他们多愁善感的好奇心呢。可如果我是您的话，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他接着说道，暗送秋波并且在那个父名上面做了特别强调，“我就不会拿这次介绍大肆吹嘘了。那样做是不明智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唉，没什么！事实上那样做对您的前途是有危险的。”

年轻人的耳朵火烧火燎了，他眼前一阵模糊。“那个人！”拉祖莫夫暗自说道，“他！”

此后拉祖莫夫先生便养成了习惯，心里正是用这个单音节词来指称那位长着花白光润连鬓胡子的陌生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每当走在较为时髦的街区，他对那些驭者座上有K亲王家号衣的豪华马车关切注目。有一次他看见王妃出来——她在购物——身后跟随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将近一头。她们的金发以英国式样松松垂落在背上；她们有着愉快的眼睛，她们的外套、皮手笼以及毛皮无檐小帽一模一样，而她们的脸颊和鼻子因为霜冻而染上朝气蓬勃的粉红色。她们在他前方穿过人行道，而拉祖莫夫继续走路，暗自羞怯发笑。“他”的女儿。她们长得像“他”。对这些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存在的姑娘，这位年轻人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友情。她们很快会嫁给那些将军或侍从官⁽⁴⁾，会有她们自己的女孩和男孩，而那些孩子说不定会知道他，身为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被授予勋章，或许是一名枢密顾问官呢，俄国的一位荣耀人物——如此而已！

可大名鼎鼎的教授是个大人物。荣誉会将那个拉祖莫夫的标签转变成一个体面的姓氏。学生拉祖莫夫想要荣誉丝毫没有奇怪之处。人的真正生活是在那种别人出于尊敬或自然的爱所给予他的关心之中。在谋取P先生性命的那一天，拉祖莫夫回到家里，决心为那块银牌好好努力一番。

在他寄宿的那座房子里慢慢爬上四段黑乎乎的肮脏楼梯，他感觉到成功的信心。获奖者的名字会在元旦的报纸上公布出来。而一想到“他”多半会在报纸上读到它，拉祖莫夫便在楼梯上陡然停留了片刻，接着便对他自己那种情感微微有些发笑。“那不过是个影子罢了，”他暗自说道，“而奖牌才是实实在在的开始。”

脑子里怀有那些勤勉的想法，他屋子里的那种温暖便显得惬意而令人鼓舞了。“我要花上四个钟头好好干上一番。”可他刚一关上门就吓了一大跳。平时高高的白色瓷砖火炉在幽暗闪光中衬托出来的整片黑暗里，站着一个陌生的人影，穿着一件裙状的紧身棕色外套，腰部绑紧，脚蹬长筒靴，头戴一顶俄国羔皮小帽。森森然浮现的那个人影轻盈而勇武。拉祖莫夫大为惊疑。等到那个人影朝前迈了两步，用那种镇定沉着的声音询问外间的门是否关上了，他这才重新能够说出话来。

“哈尔丁！……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是您？……

是的。外间的门完全关上了。但这实在是出乎意料。”

维克多·哈尔丁，一个比他大学里绝大多数同代人要年长的学生，不是用功学习的那种人。课堂上一向难得见到他；校方对他的评语是“不安定”和“不健全”——很差的名声。可他在同伴中有很高的个人威信，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拉祖莫夫从来都不和他亲近。他们在别的学生家举办的聚会上偶尔碰面。他们甚至一起有过一次讨论——在根本的原则上让青春火热的心感到珍贵的那些讨论中的一次。

拉祖莫夫希望这个人挑选其他某个时间过来闲聊。他觉得应付那篇有奖征文状态正佳。可由于没法将哈尔丁轻易打发走，拉祖莫夫便用了好客的语气，请他坐下来抽烟。

“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对方说道，漫不经心地摘下帽子，“我们大概不完全是处在同一个阵营里。您的见解更哲学一些。您这个人话不多，可我从没见过有人胆敢怀疑您慷慨大度的情感。您性格中有一种刚正不阿，而这种性格缺乏勇气是难以存在的。”

拉祖莫夫感到受宠若惊，怯生生地咕哝起来，说是对他的好评觉得非常高兴，这时哈尔丁抬起了手。

“这便是我躲在河岸边的堆木场时，”他接着说道，“我暗自说的话。‘这个年轻人，他有一种坚强的性格，’我暗自说道。‘他可不是那种墙头草。’您的矜持一向让我着迷，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于是我试着记住您的地址。可是您瞧——运气不错。你们门房离开大门在街对面和雪橇车夫聊天呢。我在楼梯上没有碰到人，一个都没有。我来到您的楼层时，瞥见您的女房东从您房间里出来。可她没有看见我。她穿过楼梯平台到她自己那边去了，然后我便溜了进来。我来这里两个钟头了，每时每刻都盼着您到来。”

拉祖莫夫莫名其妙地听着；可在他张口说话之前，哈尔丁却找补了一句，说得字斟句酌，“今天早晨是我干掉了P。”

拉祖莫夫忍住一声惊惶的叫喊。和这样一种以半带嘲讽的内心感叹古里古怪地表达出来的罪行接触，他的生活情感就被彻底破坏掉了，“我的银牌泡汤啦！”

等了片刻之后，哈尔丁接着说道——

“您什么都不说，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理解您的沉默。诚然，我无法指望您用您那种冷淡的英国风度接纳我。可是别去管您的风度。您的心灵听得见此人在这片土地上引起的那种哀鸣哭泣和切齿怒号。这就足以断送任何哲学上的希望。他是在将幼苗连根拔起呢。得要有人阻止他。他是个危险人物——是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干上三年多会让我们倒退五十年，退回到奴役之中——瞧瞧这段时间里所有那些毁掉的生命，所有那些失落的灵魂。”

他那种生硬、自信的嗓音蓦然失掉了气韵，然后他用一种沉闷呆滞的语气找补说，“是的，兄弟，我杀掉了他。这是累人的活儿。”

拉祖莫夫倒在椅子里了。他时时刻刻想着有一大群警察冲进来。他们肯定有数千人出来寻找这个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的人。哈尔丁又用那种克制、平稳的嗓音说话。他不时挥动手臂，慢吞吞的，一点儿都不激动。

他告诉拉祖莫夫说，他是如何酝酿了一年；他是如何几个星期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前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位”从“某个人”那里获悉那位大臣的动向。他和那“另一位”配备他们的“装置”并决定等到“行动”完成之后再睡觉。他们身上带着“装置”走在雪花飘落的街上，在那个漫长的夜晚互相不说一句话。一旦碰巧遇见巡警，他们便互相搀起胳膊，装作是一对喝得兴高采烈的农民。他们摇摇晃晃，用醉鬼那种嘶哑的嗓子说话。除了这些不舒服的爆发之外，他们保持着沉默，一刻不停地向前进发。他们的计划此前已经安排好了。天亮时分他们赶到了那个地点，知道那辆雪橇必定从那儿经过。当它在视线中露面时，他们互相咕哝了一声再见，然后便分开了。那“另一位”留在角落里，哈尔丁在街道上方再远一点的地方占据一个位置……

扔出“装置”之后他逃走了，不一会儿，便被第二声爆炸后逃离现场的惊慌失措的人们赶上了。他们恐惧万分。他被冲撞了一两次。他放慢脚步让奔逃的人群从他身旁经过，然后向左转入一条窄街。那儿他独自一人。

他对这即时的逃脱感到惊异。活儿干完了。他简直没法相信。他跟那种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渴望作斗争，想在人行道上躺下来睡觉。但是这种晕眩感——昏昏欲睡的晕眩感——很快就过去了。他走得更快，走到城里较贫穷的一个地区，为了去找赞米亚尼奇。

这个赞米亚尼奇，拉祖莫夫弄明白，是城里那种发达起来的农民；是有几辆雪橇和几匹马儿出租的物主。哈尔丁在叙述中停下来发出感叹——

“一种乐天的精神！一颗坚毅的灵魂！圣彼得堡最棒的驾车人。他在那儿有个三匹马的车队……哦！他是条汉子！”

此人亲口宣布说，随时都愿意将一两个人安全带出去，带到南线的第二或第三火车站。但今夜之前都一直没有时间通知他。他常去光顾的地方好像是城市郊外一家下层社会的餐饮店。哈尔丁赶到那儿时这个人没有找到。要到黄昏时分才能指望他再出现。哈尔丁游来荡去，一刻不停。

他看到一家堆木场的大门敞开着，便走了进去，以避开荒凉宽阔的大路上掠过的那阵风。巨大的长方形锯木堆覆盖着积雪，状若村庄里的一座座茅舍。那个发现他蜷缩其中的看守人起初用友善的态度跟他说话。他是个干瘪的老人，穿着两件破破烂烂的军装，一件套着另一件；他那张皱缩的小脸，用一块肮脏的红手帕包住耳朵，在下巴颏底下系住，显得滑稽相。他很快就变得愠怒了，接着便突然无缘无故地厉声喝斥起来。

“您这个闲游浪荡的家伙，您不打算随时离开这个地方吗？像您这种厂里的工人我们全都晓得。又大又壮的小伙子！您甚至都没有喝醉。您想在这儿干吗？您可别吓唬我们。把您自个儿带走吧，还有您那双丑眼。”

哈尔丁在坐着的拉祖莫夫跟前停住脚步。他轻盈的身姿，洁白的额头，额头上方的金发笔直耸立，具有一种高傲无畏的神态。

“他不喜欢我的眼睛，”他说道，“于是……我就来了。”

拉祖莫夫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话。

“可是请原谅，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我们彼此之间是了解得那样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您……”

“信任，”哈尔丁说道。

这个字眼封住了拉祖莫夫的口唇，仿佛是一只手匆匆捂住他的嘴巴似的。他的头脑由于争论而静不下来。

“于是——您就来了，”他透过牙缝咕哝着说。

对方没有听出那种愤怒的语气。对此一点都没有怀疑。

“是的。没有人知道我上这儿来。您是最不会让人怀疑的人——即便是我被抓住。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您知道。其次——跟您这样一个才智超群的人说话，我可以把真相都说出来。我所想到的是，您——您没有人属于您——没有拖累，要是通过某种办法让真相大白，没有人会为此而遭罪的。实际上俄国被毁掉的家庭是够多的了。不过，我可看不出我到您屋里的这条路线怎么会让人知道。要是我被捉住了，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他们愿意对我怎么样就对我怎么样吧。”他冷峻地找补道。

他又开始踱步，而拉祖莫夫仍是胆战心惊地坐着。

“您觉得是——”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几乎是愤怒得要命。

“是的，拉祖莫夫。是的，兄弟。有朝一日您会帮忙建设的。您以为我是一个恐怖分子，眼下——是那种所谓的破坏者吧。但是想一想，真正的破坏者是他们，那些摧毁进步的精神和真理的人，而不是那些复仇者，他们只是将迫害人类尊严的那些人的身体杀死而已。像我这样的人有必要为您那样的独立自主、有思想的人腾出空间。嗯，我们已经牺牲了我们的生命，可尽管如此，只要做得到我还是想要逃命的。我要挽救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行动的能力。我不想无所事事地活着。不想！不要弄错了，拉祖莫夫。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此外，一旦行凶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个榜样会让那些压迫者觉得更加震惊。他们在办公室和宫殿里坐着发抖。我想让您做的只是帮助我消失不见。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立刻替我去见赞米亚尼奇，到我今天上午去过的那个地方。只是告诉他，‘您认识的那个人要一辆好马拉的雪橇，子夜过后半小时，停靠在从卡拉贝尔纳亚北端数起的左边第七根灯柱。要是没有人登上雪橇，就绕着一两个街区跑上一圈，以便在十分钟光景内回来，经过同一个地点。’”

拉祖莫夫觉得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打断这番谈话，然后告诉这个人让他早早走开。这是软弱还是什么？

他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可靠的本能。哈尔丁肯定是让人看见了。这个扔下第二颗炸弹的人，他的面孔和模样不可能不让有些人注意到。哈尔丁是个引人注目的人。警方数千人在个把小时内肯定是获得了他的形容。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被赶到外面的街上游荡，他最终是免不了要被抓住的。

警方会很快查出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他们会着手探索一个阴谋。哈尔丁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处在最大的危险当中。不小心说出的话，他们本人所做的一点点天真烂漫的事情都要被算作犯罪。拉祖莫夫回想起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倾听过的发言，他参加过的那些无害的聚会——那种事情对一个学生来说，只要是没有怀疑同伴，就几乎不可能不去参加。

拉祖莫夫看见他自己被关在一个要塞里，担心，烦扰，说不定遭到虐待。他看见他自己被一道行政命令驱逐出境，他的生活破碎了，毁灭了，而且被剥夺了所有希望。他看见他自己——最好的情况——在警方监督下过着一种悲惨生活，在某个遥远省份的小城，没有朋友协助其生活所需，甚或采取行动分担其命运——像别人拥有的那样。别人有父亲、母亲、兄弟、亲戚、故交，替他们竭力奔走——他一个都没有。连那些在某个早晨判决他的官员都会在日落之前忘掉他的存在。

他看见他的青春在穷困不幸和饿个半死之中离他而去——他的力量垮落，他的心灵变成下贱之物。他看见他自己在街上爬来爬去，衰弱无力，衣衫褴褛——在屋内某个臭烘烘的窝里，或是在政府医院脏兮兮的床上，没人照顾，奄奄一息。

他战栗了。随后那种苦涩的冷静便让他定下心来。最好是等到有了某个逃跑的机会让这个人销声匿迹，否则就不要让他出现在街上。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拉祖莫夫当然是感觉到，他那种独自生活的安全感要永久受到威胁了。只要这个人活着而那些现有的机构继续存在，今天黄昏的所作所为就会随时将他揭发出来。此时此刻，那些机构在他眼里显得合情合理，坚不可摧。它们具有一种和谐的力量——与这个人的存在的那种可怕不和谐形成对照。他恨这个人。他静静地说道——

“好，当然，我会去的。您得告诉我确切的方位，剩下的——就靠我来做了。”

“啊！您是条汉子！泰然自若——静若处子。十足的英国人。您的灵魂是从哪里得来的？没有多少人像您一样。听着，兄弟！那些像我一样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可他们的灵魂并没有失落。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失落的。它为自身效劳——否则，自我牺牲、殉道、觉悟、信念——灵魂的那种劳作有什么意义？一旦我死了，以我必将死去的方式——快了——说不定是非常快，我的灵魂结果会怎么样呢？它是不会灭亡的。不要弄错了，拉祖莫夫。这不是谋杀——这是战争，战争。我的精神会在某个俄罗斯人的身体里继续战斗下去，直到一切虚伪都从这世上扫除出去为止。现代文明是虚伪的，但是新的启示会从俄罗斯出现。啊！您什么都不说。您是一个怀疑论者。我尊重您那种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拉祖莫夫。但是不要触及那个灵魂。活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那个俄罗斯灵魂。它有未来。它有使命，我告诉您，否则我何必这么去做——无所顾忌——像一个屠夫——在所有那些无辜的人中间——散播死亡——我！我！……我不愿伤害一只苍蝇！”

“别那么大声，”拉祖莫夫厉声警告道。

哈尔丁突然坐下来，把脑袋靠在交叠的胳膊上，潸然泪下。他哭了很久。暮色在房间里变浓重了。拉祖莫夫纹丝不动，怀着阴沉的诧异之感，倾听那种抽泣声。

对方抬起头，站起身来，竭力控制住他的声音。

“是的。那些像我一样的人没有留下后代，”他用一种缓和的语气重复道。“可我有一个妹妹。她和我的老母亲在一起——我劝她们今年出国去——感谢上帝。我的妹妹，蛮不错的小姑娘。她对行走在这世间的任何人都是一副最为信任的目光。她的婚姻会幸福的，我希望。她会有孩子——说不定是儿子。您看。我父亲是外省的一个政府官员。他也有一小块土地。是上帝的一个谦卑仆人——他是那种真正的俄罗斯人。他的灵魂是忠顺的。但我不像他。他们说我像我母亲的长兄，一名军官。他们在28年把他给枪杀了。尼古拉在位时期⁽⁵⁾，您知道。我不是跟您说了嘛，这是战争，战争……但是上帝明鉴！这是累人的活儿。”

拉祖莫夫坐在椅子里，手捧着低垂的脑袋，仿佛是从深渊底部说话。

“哈尔丁，您相信上帝吗？”

“又来这一套了，设法抓住从人家嘴里盘问出来的话。这有什么要紧的呢？那个英国人怎么说来着：‘事物当中有着神圣的灵魂……’让他见鬼去吧——我这会儿记不起来了。但是他说出了真理。你们思想家的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忘了俄罗斯灵魂中那种神圣的东西——而那就是逆来顺受。在你们那种知性的躁动中要尊重这种东西，不要让你们傲慢的智慧败坏了它给这个世界的教训。这会儿我跟您说话像那种绞索套在脖子上的人。您以为我是什么人？叛逆的人？不是的。你们思想家才永远是在叛逆呢。我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当这个繁重工作的必要性落在我身上，而我懂得了它必须要做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我欣喜若狂吗？我为我的目标而自豪吗？我试着掂量它的价值和后果吗？不是的！我逆来顺受。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他在拉祖莫夫的床上直挺挺地躺下，用手背遮住眼睛，保持纹丝不动而且一声不吭。连他的呼吸声也听不见。没有人打破屋里的那片死寂，直到拉祖莫夫在黑暗中愁容满面地开口说话为止——

“哈尔丁。”

“嗯，”对方爽然答道，这会儿在床上是全然分辨不清，一动不动。

“我该动身了吗？”

“是的，兄弟，”对方说道，静静躺在黑暗中，仿佛是在睡梦中说话似的。“考验命运的时刻到了。”

他停顿一下，便用恍惚出神的人那种与己无关的平静嗓音，报了几个清晰的方位。拉祖莫夫一声不答地做好准备。他正要离开房间时，床上那个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与主同行，汝无声之灵魂。”

在楼梯平台上，拉祖莫夫轻手轻脚，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进口袋。

2

许多个月以后，自从拉祖莫夫先生能够这样详尽而准确地写出他的故事以来，今天傍晚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肯定像是用钢刀一样镌刻在他脑子里。

对在街上困扰他的那些思想的记录，甚至更为精细和洋洋洒洒。它们像是以更大的自由在他脑子里涌现，因为他的思考能力再也不让哈尔丁的在场压倒了——犯有重罪的那种骇人在场，极为狂热的惊人力量。翻阅拉祖莫夫先生日记的这些篇页，我承认“思想的涌现”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更恰当的描绘是思想的纷乱——其情感状态的忠实反映。那些思想本身并不多——它们像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少而简单——可它们那种翻来覆去的感喟惊叹，在回环复沓而疲惫不堪的心烦意乱中进行，却无法在这儿统统复制出来——因为路程漫长。

要是在西方的读者看来，它们显得触目惊心，不合适，甚或不正当，那么必须记住的是，首先说来这大概是我那种粗略的叙述所造成的结果。其次我只想在这里说，这不是一个西欧的故事。

国民多半是塑造了他们的政府，而政府却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们。任何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发现他自己处在拉祖莫夫的境地中都是匪夷所思的。正因为如此，要去设想他会怎么想的，是徒劳之举。唯一可靠的猜测是，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不会像拉祖莫夫先生所想的那样去想。对历史上的独裁政府压迫思想、维护其权力、捍卫其生存的那些手段，他不会有一种遗传的和个人的知识。凭着一种心灵的奢侈，他会肆意想象自己锒铛入狱，可他决不会想到，除非是精神错乱了（而即便是这样恐怕也不会想到），作为审问或处罚的具体措施，他会被人用皮鞭抽打。

这只是一个粗浅而明显的例子，说明西方思想的不同条件。我不知道拉祖莫夫先生是否特别想到了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它是无意识地进入这个危急关头的大恐惧和大惊骇之中。拉祖莫夫，如前所述，意识到更为敏感的方面，个人因此会被专制政府的诉讼搞垮。单是从大学除名（最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任何地方都不能继续其学业，就足以将一个全赖其固有能力的发展而在世上谋取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彻底毁掉。他是俄国人：对他来说，受到牵连也就意味着确实是沉入社会深渊的最底层，与那些无望而赤贫的人——这个城市的夜鸟为伍。

拉祖莫夫身世的特殊状况，确切地说，他身世不明的特殊状况，会在他思想中加以考虑。这一点他也记着呢。不久前他是通过这个要命的哈尔丁而格外糟心地想起这一点的。“因为这种东西我没有，难道其他的一切就必定从我这里拿走吗？”他心想。

他又一次努力打起精神赶路。雪橇在道路上幻影般滑行，铃声透过夜晚黑色面孔上纷飞的白色叮当作响。“因为这是犯罪，”他暗自说道，“谋杀就是谋杀。虽说，当然了，某种类型的开明制度……”

他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虚弱。“我得鼓起勇气来，”他在心里告诫他自己。他所有的力量突然之间消失，仿佛是被一只手拿走了。然后凭着意志的巨大努力，恢复了过来，因为害怕在街上昏倒，由于口袋里那把寓所钥匙而让警察识别身份。他们会在那儿发现哈尔丁，而接下来，他事实上就完蛋了。

说来也怪，正是这种担心似乎让他坚持到最后。路人稀少。他们在近旁的雪花中黑森森浮现出来，与他乍然相遇，便骤然消失——未闻足音。

这是非常贫困的地区。拉祖莫夫注意到有个老妇人系着一块破破烂烂的围巾。街灯下她像是一个下了班的乞丐。她在大风雪中悠然行走，好像没有家要匆匆赶赴，胳膊下面紧抱着一只圆圆的黑面包，带着那种保卫一个无价战利品的神气：拉祖莫夫掉转目光，羡慕她心态的平和，她命运的安详。

读着拉祖莫夫先生的叙述，着实感到惊奇，沿着一条又一条无止境的街道，走在逐渐被积雪堵住的人行道上，他是如何设法继续走下去的。正是想到哈尔丁被锁在他屋子里，以及要摆脱其存在的那种急切欲望，才驱使他向前的。他的努力并无任何理智决定的成分。因此，他到达那家下三烂的饮食店，听说那个拥有马儿的人，赞米亚尼奇，不在那儿，这时他只能目瞪口呆了。

那位年轻侍者，一头乱发，脚蹬黑靴子，身穿粉红衬衫，傻乎乎咧嘴而笑，露出发青的牙龈，大声说道，下午早些时候赞米亚尼奇灌饱一肚皮酒之后走了，胳膊下各夹上一瓶酒，是要在那些马儿中间打起精神来吧——他料想。

下流巢穴的主人，一个皮包骨头的矮子，穿着肮脏的土耳其长袖布衫，跟着他走过来，站在旁边，双手插在腰带上，点头认可。

烈酒的臭味，食物油腻腻的酸腐气息，勒住拉祖莫夫的喉咙。他用握紧的手捶打桌子，厉声喊道——

“你们撒谎。”

那些惺忪污垢的面孔朝他这边转过来。邻桌喝茶的一个患眼疾的褴褛游民挪开了几步。引起一阵诧异的牢骚，叽叽咕咕，局促不安。还听到一声笑，以及一声叫喊，“好啦！好啦！”揶揄地劝慰。那位侍者环顾众人，对屋里宣布——

“这位绅士不相信赞米亚尼奇喝醉了。”

远处角落里一个哑嗓子，属于一个可怖、面目平庸、毛发蓬乱的人，黑黑的脸像熊嘴子，愤愤嘟哝——

“那个该死的盗贼车把式。这儿我们要他那些绅士干什么？咱这地方可是民风淳朴。”

拉祖莫夫，把嘴唇咬出了血才控制住没有破口大骂，跟随着那个下流巢穴的主人，后者悄声说道，“来吧，小爸爸，”便把他带进木头柜台背后某处一个小洞穴，从那儿发出一片溅水声。一个湿嗒嗒、拖泥带水的家伙，是那种没有性别、战战兢兢的瘦骨伶仃的人，在那儿洗玻璃杯，弯腰趴在一个木桶上，借着一支牛油蜡烛的光线。

“是啊，小爸爸，”穿土耳其长衫那个人凄然说道。他长着一张狡猾的棕色小脸，一把稀薄的灰白胡子。他试着点燃一盏抱在胸前的铁皮灯笼，同时唠唠叨叨地说着话。

他要把赞米亚尼奇指给这位绅士看，证明没有撒谎。而且要指给他看是喝醉了。据说，他那个女人，昨晚从他身边逃走了。“她就是那样一个妖婆子！薄情！呸！”他啐了口吐沫。她们总是从这位魔鬼的驾车人身边逃走——而他也六十岁了；不能习惯了。可每颗心都懂得它自己背后的那种哀伤，而赞米亚尼奇没有哪一天不是个天生的傻瓜。于是他便奔着酒瓶子去了。“‘咱们这块土地上没有酒瓶子谁受得了生活？’他说。真是个俄罗斯人——小猪猡……承蒙您跟我走。”

拉祖莫夫穿过一个积雪深深的四方院子，周围环绕高墙，墙上有数不清的窗户。在这团四方形的黑暗中，各处都挂着微暗的黄色灯火。这屋子是一座巨大的贫民窟，一个虫豸之人的蜂巢，一个穷苦不幸的永久家园，耸立在饥饿与绝望的边缘。

地面在一个角落里陡然向下倾斜，拉祖莫夫跟着灯笼的光线穿过一个小门道，进入一个长长的洞穴似的地方，像一座被人忽视的地下牛棚。里面深处，三匹鬃毛乱蓬蓬的小马用挂在它们脑袋下面的铃铛系在一起，在那盏灯笼微明的光线中，一动不动而且影影绰绰。这想必就是哈尔丁出逃的那个著名车队了。拉祖莫夫提心吊胆地凝视着这片幽暗。他的向导用脚在稻草里挠了一下。

“他在这儿呢。啊！这小鸽子。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别让我的心太沉重了，’他说，‘把酒瓶子拿出来，别让我看见你那张难看的臭脸。’啊！啊！啊！他就是那么一个家伙。”

他拿灯笼照着一个人俯卧的身形，显然是穿戴整齐准备出门的。他的脑袋消失在尖尖的布兜帽中。在稻草堆的另一侧，戳出一双套在奇大的厚靴子里的脚。

“总是在备马驾车，”饮食店的店主评论道，“一个真正的俄罗斯赶车人，不管是圣徒还是魔鬼，白天还是黑夜，对赞米亚尼奇来说都是一回事，只要他的心不再哀伤。‘我不问你是谁，只问你要到哪儿去。’他说。他会把撒旦本人拉到他自己的住地，然后啧啧地哄着他的马儿回来。他拉过的很多人这会儿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坑里锁链叮当响呢。”

拉祖莫夫哆嗦了一下。

“喊他呀，把他叫醒。”他结结巴巴说道。

对方把灯放下，退后一步，飞起一脚踢在那个匍匐睡觉的人身上。那个人被踢得浑身一震，但没有动弹。踢了第三脚，他发出咕哝声，但仍是一如既往瘫软不动。

饮食店的店主收住脚，深深叹一口气。

“您自己看见是怎么一回事了。能替您做的我们都做了。”

他捡起了灯笼。阴影的浓黑辐条在光圈里摇来晃去。一种极大的愤怒——那种自我保护的盲目怒火——攫住了拉祖莫夫。

“啊！这下贱的畜生，”他大吼大叫，声调听上去非人间所有，弄得那盏灯笼跳动发抖！“我来叫醒您！给我……给我……”

他狂乱四顾，抓住一把厩棚叉子的柄，冲向前去捶打那个匍匐的身体，一边口齿不清地叫嚷着。过了一阵之后他的叫喊声停下来，而那种雨点般的击打在厩棚地窖似的沉寂和阴影中落下来。拉祖莫夫怀着不知餍足的愤怒，在连珠炮似的响亮抽打声中，痛击赞米亚尼奇。除了拉祖莫夫剧烈的动作之外，没有丝毫动静，挨打的那个人还有墙上那些辐条似的阴影也都没有动静。只听到那种击打的声音。这是个古怪的场景。

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断裂。那根棍子折断了，它的一半越过灯光远远飞进那片昏暗之中。与此同时赞米亚尼奇坐了起来。见此情景拉祖莫夫和那个拿着灯笼的人一样，变得一动不动——只有他胸脯的起伏呼吸像是快要爆裂。

某种迟钝的痛感想必终于渗透那层抚慰夜晚的酩酊醉意，而那层醉意将哈尔丁热烈赞扬的那颗“乐天的俄罗斯灵魂”包裹起来。可赞米亚尼奇却显然是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的眼瞳闪出一两下纯白的光——那种光彩便消失了。他闭着眼睛在草堆里坐了片刻，带着那种疲倦的沉思默想的奇怪神态。然后侧身慢慢倒下，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只有稻草沙沙响了一下。拉祖莫夫狂乱地瞪着眼睛，大口喘着气。过了一两秒钟之后他听见了轻微的鼾声。

他扔掉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那截棍子，急忙大步走开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不知不觉沿街走了大约五十码后，他走进一个雪堆，直到淹没膝盖才停下来。

这让他回过神来，然后四下扫了一眼，发现走错了方向。他将脚步折回，而眼下步子却较为适中些。在刚才离开的那座房子前经过时，他冲着它挥起拳头，这座穷苦和犯罪的昏暗庇护所，将它阴森森的庞大躯体耸立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它有一副愁郁的神气。他让胳膊在身边落下——垂头丧气。

赞米亚尼奇对哀伤和慰藉的那种忘情沉溺让他扑了个空。这就是人民。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拉祖莫夫很高兴把这个畜生——他人的那个“乐天的灵魂”揍了一顿。这儿他们就是：人民和狂热分子。

在这两者之间他举步维艰。在无能为力的农民的酩酊大醉及不能明白事理的理想主义者的梦幻陶醉与人的真正品格之间。这是一种可怕的孩子气。可孩子是有他们的家长的。“啊！棍子，棍子，严厉的手段，”拉祖莫夫心想，渴望获得伤害和摧毁的权力。

他很高兴把那个畜生痛打了一番。体力上的付出让他的身体觉得暖烘烘的舒服。他内心的那种焦躁也澄清了，仿佛是在一阵对外的狂暴发作之中，他身上所有的热病都消退了。除了继续感觉到那种可怕的危险之外，他这会儿还意识到一种稳静的、难以消减的恨。

他走得越来越慢。其实，考虑到那个客人在他房间里，他在路上耽搁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像是抱有那种传染性疾病，不一定会要你的命，但是会从你身上减去所有那些使得生活值得一过的东西——那种不易察觉的疫疾会把人间变成地狱。

这会儿他在干什么呢？像是死掉一样躺在床上，把手背搁在眼睛上面？拉祖莫夫对躺在他床上的哈尔丁有一种栩栩如生的病态想象——雪白的枕头让脑袋压得凹陷，穿长靴子的腿，两只脚朝上。出于嫌恶，他暗自说道，“我回到家里就要杀了他。”可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么做是没有用的。挂在他脖子上的尸体几乎是和那个活人一样要命。无异于彻底毁尸灭迹才行。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该怎么办呢？非得要把自己杀了才能从这飞来横祸中摆脱出来吗？

拉祖莫夫的绝望中含着一丝深仇大恨，因此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可是一想到不得不和哈尔丁一起住上无数个日子，一听到风吹草动就吓得惊魂不定，这令人绝望——简直是绝望。但说不定，那个家伙一旦听说那个“乐天的灵魂”赞米亚尼奇醉得不省人事，就会在别的什么地方该死地潜伏下来。而这明明是不可能的。

拉祖莫夫心想：“我被压垮了——而我甚至都没法逃走。”其他人在某地拥有人间的一个角落——外省的某座小屋，他们有权利在那儿吃苦头。一个物质的庇护所。他什么都没有。他甚至都没有一个精神的庇护所——知心的庇护所。带着这件事情他可以去找谁——在整个这片广大之极的土地上？

拉祖莫夫跺了跺脚——在积雪的地毯下面感觉到俄罗斯的坚硬土地，死寂、冰冷、迟钝，像一个愁眉不展的悲惨母亲掩面于裹尸布下——他的故土！——他自己的土地——没有一座家屋，没有一颗心！

他抬眼望天，愕然伫立。雪已停止飘落，而眼下，仿佛是出于奇迹，他看见头顶上那个北方冬天清澈的黑色天空，装点着群星华美的火焰。与雪花的灿烂纯净相宜的一座华盖。

无尽的广袤和无数的人群，让拉祖莫夫获得一种几乎是肉体能够感觉到的印象。

他以俄国人生来享有广袤和人群的那种欣喜之感回应这种印象。在华美无垠的天空下，积雪覆盖无尽的森林、冰冻的河流、广阔的乡村平原，将那些路标、大地上的不测事件抹去，在清一色的洁白之中让万物等同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空白纸页等待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历史记录。它覆盖着这片消极顺从的土地，有着无数人的生命，像赞米亚尼奇还有像这个哈尔丁那样的一小撮煽动者——傻乎乎地杀人。

它是一种神圣的惰性。拉祖莫夫对它感到一种敬意。一个声音像是在他体内叫喊：“别去触动它。”这是一种耐久、安全的保障，当那种成熟命运的艰苦劳作在进行下去的时候——造就它的并不是革命的那种热烈轻浮的行为及其易变的冲动——而是和平。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而是一种强大而统一的意志：它要的不是众声喧哗，而是一个人——强大而统一！

拉祖莫夫站在濒临转变的当口。他为它的那种临近，它的那种令人折服的逻辑而着迷。因为一连串的念头是决不虚假的。虚假性是深藏于生存的必要性之中，是处在隐秘的恐惧和半明半暗的野心之中，是处在隐秘的信心之中，夹杂着对我们自身的隐秘的不信任，是处在对希望的热爱和对未定时日的畏惧之中。

在俄罗斯，这块有着幽灵般的思想和飘忽抱负的土地上，许多勇敢的文人最终都从徒劳无尽的矛盾冲突中转向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主要历史状况。作为疲倦的无信仰的人，为神恩所触动，他们转向独裁政府，为了他们爱国良心的平静，转向其父辈的信念，为了加护精神的安宁。像他之前的其他俄国人，拉祖莫夫，在和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中，额头上感觉到神恩的触动。

“哈尔丁意味着分裂，”他暗自思忖道，又走起路来。“他那种愤慨，他谈到的奴役——他谈到的上帝明鉴是什么意思？这些全都是意味着分裂。一个民族变成分崩离析的群体，像风中的尘土一样无助，相比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痛苦是要更好。蒙昧主义比煽动性的火炬之光更好。种子在夜里发芽。从黝黑的土壤里生长出完好的植物。但火山喷发却是贫瘠的，是肥沃土壤的毁坏。难道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人——这个除了对它怀着爱和信念一无所有的人——难道要让我的前途，说不定是我的有用之才，让这个血淋淋的狂热分子毁掉吗？”

神恩开始进入拉祖莫夫的身体。眼下他相信那个会在派定时刻到来的人。

什么是宝座？用天鹅绒装饰起来的几块木头。可宝座也是权力的席位。那种治理的形式是一种工具——一种器具的形态。但两万只膀胱让那种崇高之极的观点膨胀起来，在空中相互顶撞，却是一种可悲的空间阻碍，抓不住权力，占有不了意志，无物可以给予。

于是，他顾不到脚下的路，以非同一般的洋洋洒洒和机敏流畅继续跟他自己谈话。他的措辞经过一番自觉而细心的寻求之后，一般是慢慢出现在他头脑里。某种超群出众的力量以源源不断的巧妙论证激励了他，让他像某个悔过自新的罪人那样变得抑制不住地饶舌。

他感觉到一种肃穆的欢悦。

“这个家伙搞出来的那些骇人听闻烟雾弥漫的苦心之作，在我的颖悟的头脑看来算是什么呢？”他心想。“难道这不是我的国家？难道我没有拥有四千万兄弟？”他暗自问道，在他静默的胸中无可辩驳地得胜。他给那个昏死的赞米亚尼奇那顿吓人的痛打，在他看来便是一种亲密结合的象征，是兄弟之爱的一种惹人哀怜的严酷必要性。“不行！如果我非得要受苦，那就让我至少为我那种信念受苦，而不是为那种我的理性——我冷静优越的理性——所排斥的罪行受苦。”

他停下来思忖片刻。他胸中的那种静默是完满的。可他感觉到一种可疑的不安，正如在那种时候会体验到的不安，我们进入一个没有亮光的陌生地方——暗中有什么东西会朝我们猛扑过来的那种非理性感觉——对于不可见之物的那种荒谬的恐惧感。

当然，他根本不是那种落伍的反革命分子。事事都称不上是最好的。独裁官僚政治……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等等。需要有能干的人。开明的头脑。忠诚的心。但绝对的权力应该保持——为那个人所准备的工具——为未来伟大的专制君主。拉祖莫夫相信他。历史的逻辑让那个人变得不可废除。人民的状况需要他。“此外还有什么，”他满腔热情地暗自问道，“可以将所有这些大众朝一个方向移动？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除了单个的意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

他相信，他是在牺牲个人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为了严峻的俄罗斯真理而排斥那种诱人的谬见。“这是爱国主义，”他在心里发表意见说，然后找补道，“这条道路上没有半途而废的事情，”接着便暗自评论道，“我不是懦夫。”

拉祖莫夫的胸中又是绝对静默了。他低着头走路，不给人让道。他慢慢地走着，而他的思想，又在他的体内说起话来，带着庄严的缓慢。

“这个哈尔丁是什么人？而我是什么人？只是两粒沙子而已。而一座大山却正是由这种微不足道的沙子所组成。一个人的死亡或无数人的死亡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我们却和传染性疫疾作斗争。我想让他死吗？不！只要做得到我就会救他——但这种事情没有人做得到——他是那种必须被切除的枯萎的部位。如果我是因为他而必须灭亡，那就让我至少不要和他一起灭亡，不要违背我的意志去和他那种阴暗的愚蠢行为打交道，而那种行为根本不理解人类也不理解事物。为什么我要留下虚假的记忆呢？”

他心中掠过一个念头，世上没有人会在乎他身后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他顿时暗自惊叫起来，“为一种虚假的东西而白白灭亡！……何其可悲的命运啊！”

眼下是到了城里更热闹的地区。他没有注意到两辆雪橇在马路牙子附近哗啦撞在一起。一辆雪橇上的驾车人眼泪汪汪地冲着他那个同行吼叫——

“噢，你这个下流胚！”

这一声嘶哑的叫喊，简直是在他耳边发出来，惊扰了拉祖莫夫。他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继续直视前方。突然，就在人行道对面，他看见哈尔丁，摊开手脚躺在雪地上，坚实，清晰，真切，翻过来的手掌遮住眼睛，穿着棕色紧身外套和长筒靴子。他稍稍离开路面躺着，仿佛是故意挑选了那个地方似的。他周围的雪未被踩踏过。

这个幻视是如此实实在在，有模有样，拉祖莫夫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要伸手去摸口袋，好让他自己放心，房间的钥匙在的。可他的嘴唇却轻蔑地一撇，抑制了那种冲动。他明白过来。他的思想，高度集中于留在他床上的那个人身上，最终出现了眼前这种离奇的幻觉。拉祖莫夫平静地应付这个现象。他神色严峻，未作停顿，视线远远越过那个幻象，继续走路，除了胸部一阵轻微的紧绷之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经过之后，他回头扫了一眼，在那个幻影的胸膛躺卧的地方，看到只有他的脚印连成一线的踪迹。

拉祖莫夫继续走路，稍过片刻，便把他的惊奇之感悄悄说给他自己听——

“简直像是活着一样！像在呼吸哩！而且还挡了我的道呢！我有了一种离奇的体验。”

他走了几步，便咬紧牙关咕哝道——

“我要把他给交出去。”

接着大约走了二十码左右，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将周身的斗篷裹得更紧一些。他把帽子往前拉下来，遮住眼睛。

“背叛。一个大词。什么是背叛？他们说一个人背叛他的国家、他的朋友、他的恋人。首先得要有一种精神纽带。人能够背叛的只是自己的良知。而在这一点上我的良知是如何被占据的；通过什么样的共同信念、共同觉悟的纽带，我才不得不让这个狂热的白痴把我和他一起拖垮的呢？相反——任何一种真实勇气的责任都是完全不同的。”

拉祖莫夫从帽子底下朝四周看了看。

“世上的偏见能够拿什么来谴责我呢？是我惹起了他的信任吗？不是的！是我通过一句话、一个表情或一个手势，让他有理由认为我接受了他对我的信任？不是的！没错，我同意去看他的赞米亚尼奇。嗯，我是去看了他。而且我还在他的背上打断了一根棍子呢——这个畜生。”

他脑袋里的某种东西像是翻转了过来，把他的思维的某个格外坚硬、清晰的刻面带到了最上面。

“不过这样做会更好，”他心里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腔调沉思道，“把这个事件完全埋在我自己心里。”

他走过了那个通向他寓所的转弯口，到达一条宽阔而时髦的街道。有些店铺仍在营业，包括所有的饭馆。灯光照落在人行道上，那儿男人穿着昂贵的毛皮外套，和身段处处优雅的女人在一起，神态悠闲地漫步。拉祖莫夫看着他们，怀着有信仰的苦行者对儇薄众生的那种轻蔑。这个就是人世间——那些军官，达官贵人，时髦人士，官员，游艇俱乐部成员。早晨的那个事件影响了他们所有人。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披着斗篷的学生正要去干的事情，他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我一样深深地感觉和思考。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完成一个良知的行为呢？”

拉祖莫夫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徘徊。他断然做出了决定。事实上，这个几乎不能叫做是决定。他只是发现了他始终想要做的事情而已。可他还是觉得需要别的什么人批准才行。

怀着某种类似于痛不欲生的感觉，他暗自说道——

“我想要让人理解。”那种四顾茫茫的愿望，以其整个深邃而忧郁的意味，猛然袭上拉祖莫夫心头，而他，处在八千万亲友之中，找不到一颗心让他敞开胸怀。

那位代理人是不会让他想到的。他相当瞧不起那个坑蒙拐骗的小代理。谁都没法到那个角落的警察面前把良心摊给他看。拉祖莫夫也没有急着要去找他那个片警——那个长相平平的人，以前偶尔在街上遇见，穿着褴褛的制服，下嘴唇沾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极有可能先把我给关起来。无论如何，他肯定是要激动起来，弄出一片吓人的动静。”拉祖莫夫老练地想道。

一个良知的行为必须是以外在的高贵完成。

拉祖莫夫极度渴望片言只字的忠告，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有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单——不是平常那个字眼，而是那种赤裸裸的恐惧？在那些孤单者看来，它戴着一副面具。最悲惨的无家可归者紧抱着某种记忆或某个错觉。天意人事的致命巧合偶尔会在片刻之间掀起那道面纱。只在片刻之间。没有人能够一成不变地凝望那种精神孤独而不至于发疯。

拉祖莫夫抵达那一刻的幻觉了。为了摆脱出来，他无微不至地拥抱那个神志错乱的意图，要赶紧跑到他的寓所，猛地跪倒在床沿，床上是那个黑乎乎的人影摊开手脚躺着；用热烈的语言将忏悔统统倾吐出来，让那个人浑身上下都激动起来，内心被深深唤醒；这会在拥抱和泪水中结束；会在灵魂难以置信的友爱中结束——诸如此类是世间从未见到过的。这是崇高的行为！

他心里已经抽泣和颤抖了。但对于偶尔投到他身上的那些目光，他知道他显得像是一个身披斗篷平心静气的学生，是出来闲逛的。他还留意到，一个漂亮女人瞟过来的曼妙的目光——长着一颗秀美的头颅，浑身上下裹着一身毛茸茸的野兽皮，像个柔弱而美丽的生番——那道目光停留了片刻，对这个模样好看的年轻人那种深深的茫然，怀着一种嘲讽的柔情。

突然间，拉祖莫夫呆呆地站住了。瞥见某个灰白连鬓胡子的过路人，在同一个片刻闪现又消失，唤起了K亲王的整个形象，这个人曾经按过他的手，而别人都没有那样按过呢——那轻微而踌躇的一按像是个秘密信号，像是一种半是不情愿的爱抚。

而拉祖莫夫对他自己感到诧异。他此前怎么没有想到他！

“参议员，达官贵人，大人物，正是此人——他！”

拉祖莫夫感到一种莫名的软化情绪——让他的膝盖微微有些发抖。他以一种新生的肃穆之感克服了它。那种多愁善感不过是有害的荒谬念头罢了。他做不到疾步如飞；而当他跳进一辆雪橇时，便冲着驾车人叫喊——

“到K公馆去。驾车呀——您！快跑！”

那位大吃一惊的庄稼汉，满脸胡子只露出眼白，谄媚地答道——

“听见啦，大贵人。”

对拉祖莫夫来说很幸运，K亲王并不是那种性格怯懦的人。就在P先生遇刺的那一天，那种极大的惊惶和沮丧在高层官员当中流传开来。

K亲王，正独自郁郁不乐地坐在书房里，听到那些慌里慌张的仆人告诉他说，有个神秘的年轻人强行闯入门厅，不肯告知姓名和事由，要私下里见到阁下才肯离开那儿。亲王并没有把他自己锁进房间，跟警方打电话，正如那些大人物在这个傍晚十之八九会做的那样，而是忍不住好奇心，静悄悄地来到书房门口。

门厅内，那道前门正大大敞开着，他立刻认出拉祖莫夫，死一样苍白，两眼灼灼闪亮，被那些不知所措的仆役包围起来。

亲王懊恼之极，甚至感到火冒三丈。可他那种仁慈的本能和微妙的自尊感，使得他没法让那些卑贱的奴仆把这个年轻人扔到大街上去。他隐身退入房间，稍过片刻摁响了铃。拉祖莫夫在门厅里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不祥地升高，在远处的某个地方说道——

“把那位绅士带到这儿来。”

拉祖莫夫走了进去，丝毫没有发抖。他感到他自己刀枪不入——远远高踞于寻常裁决的那种浅薄之上。尽管他看见亲王用那种阴郁不快的神色注视着他，可他那种心地的透明，对此他清楚得很，给了他一种非同寻常的镇定。亲王没有请他坐下。

半小时后他们一起出现在门厅里。仆役起立，那位亲王，靠他那双痛风的脚费力挪动，让人帮着套上裘皮大衣。此前已经下令备好马车。当巨大的双重门哗然打开时，拉祖莫夫站在那儿，一言不发，茫然凝视，可每一种官能却极为警觉，他听到了亲王的声音——

“您的胳膊，年轻人。”

这位前任近卫军军官，执行华丽使命的人，除了寻花问柳的技艺和俗世浮华的成功之外毫无经验，他那颗易变的肤浅的心，对这样一种处境的那些更为明显的麻烦，对拉祖莫夫讲述它们的那种沉静高贵同样感到肃然起敬。

他说道，“不。总的说来，您敢于采取这一步，跟我来讲您这件事，这我是没法责备您的。这不是警方那些喽啰处理的一件事情。最为重要之处在于……您好好放心吧。我会帮您摆脱这种极不寻常和极麻烦的处境的。”

随后亲王起身摁了铃，而拉祖莫夫，简短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说道——

“我相信我的直觉。一个对世间任何人都无权提出要求的年轻人，在涉及最深刻的政治信念的一小时磨难中，向一个杰出的俄国人求助——就是这样。”

亲王急忙大声说道——

“您干得很好。”

在马车里——这是一辆装在雪橇滑板上的小型四轮轿式马车——拉祖莫夫用一种微微颤抖的嗓音打破沉默。

“在下不胜感激之至。”

他喘着气，出乎意料地感觉到黑暗中他手臂上短促的一按。

“您干得很好。”亲王重复道。

马车停下来时，亲王对拉祖莫夫嘟囔了一句，而后者根本不敢提一个问题——

“T将军家。”

在积雪覆盖的道路中央燃烧着一大堆篝火。几个哥萨克，将马的缰绳挽在手臂上，围成一圈取暖。两个哨兵站在门口，几个宪兵在停车场的巨大门廊下闲逛，而在底楼的楼梯平台上，两个传令兵起身立正。拉祖莫夫紧挨着亲王走路。

数量惊人的温室盆栽植物塞满了前厅的地板。仆人走上前来。一个穿便装的年轻人匆匆赶到，一番耳语，低低鞠躬，然后热情地大声说道，“自然可以——这个时候。”消失在某处的室内。亲王朝拉祖莫夫使了个眼色。

他们经过一套会客室，几乎都未点灯，其中一间是为跳舞作准备的。将军的太太将她的晚会取消了。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惊惶不安的气氛。可将军自己的房间，挂着沉甸甸的灰暗帘子，有两张巨大的书桌和一些深陷的扶手椅，却是将所有的灯都开着。仆役在他们身后把门关上，他们便等候着。

在一个英国炉箅里生着一堆炭火；拉祖莫夫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炉火；而这个房间里的寂静像是坟墓里的寂静；圆满，无量，因为就连壁炉架上的那只钟也不发出声音。填满一个角落，矗立在一个黑色底座上，是一座四分之一等身的手足光滑的青铜雕塑，是一个青少年在奔跑的形象。亲王低声发表意见——

“斯庞蒂尼的作品。《青春逃亡》。精妙。”

“佩服。”拉祖莫夫淡淡地附和道。

这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说什么。亲王气派堂皇地沉默着，拉祖莫夫瞪眼看着那座雕像。他被一种类似于咬啮人的饥饿感弄得忧心忡忡。

他听见里面一扇门打开，然后听到迅疾的足音，在地毯上变得微弱，当时他并没有转过身来。

亲王的嗓音立刻喊叫起来，因为激动而浓重不清——

“我们找到他了——cemisérable⁽⁶⁾。一个高尚的年轻人来找我——不！难以置信的是……”

拉祖莫夫在那尊青铜像面前屏住呼吸，仿佛是在盼着哗啦一声碎掉。一个此前从没听到过的声音在他背后彬彬有礼地强调——

“Asseyez-vous donc.”⁽⁷⁾

亲王几乎是尖叫起来，“Mais comprenez-vous，mon cher！L'assassin！⁽⁸⁾那个杀人犯，我们找到他了。”

拉祖莫夫转过身来。将军光滑的大脸颊搁在制服硬邦邦的领子上。他想必已经是在注视拉祖莫夫了，因为后者看见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冷冰冰地盯住他。

亲王从椅子上挥舞着那只给人印象深刻的手。

“这是一位最可敬的年轻人，此人是上天……拉祖莫夫先生。”

将军朝拉祖莫夫皱了皱眉头，对那种介绍表示认可，而拉祖莫夫丝毫没有动弹。

在书桌前坐下，将军抿紧嘴唇倾听。从他脸上不可能看出任何情感的表示。

拉祖莫夫注视着那个纹丝不动的肥嘟嘟的侧影。但这只是持续了片刻工夫，亲王就把话说完了；当将军朝那个上天派来的年轻人转过身时，他那种红润的肤色，那双蓝色的不信任的眼睛，还有那种自动微笑的明亮洁白的光彩，显出一种快快活活、漫不经心的残忍神气。他对这个离奇的故事没有表示惊奇——没有快乐或激动——也没有不相信。不管是什么情感他都没有泄露。只是怀着近乎恭敬的彬彬有礼暗示说，“这位——这位拉祖莫夫先生在街上四处奔走的时候，那只鸟儿怕是已经飞走了。”

拉祖莫夫向前走到房间中央，然后说道，“门锁上了，钥匙在我口袋里。”

他对这个人的反感十分强烈。这种情绪是来得那样不知不觉，他感觉到他的嗓音里还是流露了出来。将军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而拉祖莫夫咧嘴而笑。

这一切越过K亲王的脑袋——他坐在深陷的扶手椅里，非常疲倦和急躁。

“一个叫哈尔丁的学生。”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

拉祖莫夫收敛起笑容。

“这是他的名字，”他毫无必要地大声说道，“维克多·维克多洛维奇·哈尔丁——是个学生。”

将军稍稍变换一下姿势。

“他的穿着打扮是怎么样的？您肯好心告诉我吗？”

拉祖莫夫用几句急匆匆的话忿忿描述了哈尔丁的衣着。将军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然后跟亲王攀谈——

“我们并不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他用法语说道，“街上有个好心的女人向我们描述了某人穿的那种衣服，跟投掷第二颗炸弹的那个人穿得一样。我们把她扣留在秘书处，然后把逮得到手的每一个穿切克斯外套的人带给她看。她不停地在胸口画十字，对他们摇头。让人气恼……”

他转向拉祖莫夫，然后用俄语，友善地责备道——

“坐下，拉祖莫夫先生——坐。干吗站着？”

拉祖莫夫漫不经心地坐下，注视着将军。

“这个瞪着眼珠的低能儿什么都不懂。”他心想。

亲王傲然说起话来。

“拉祖莫夫先生是一位才干出众的年轻人。我关心的是，他的前途不会……”

“当然，”将军用手做了个动作，打断说，“您觉得，拉祖莫夫先生，他身上有武器吗？”

将军用的是一种轻柔动听的嗓音。拉祖莫夫怀着克制的怒火答道——

“没有。可我的剃刀正四处搁在那儿——您明白。”

将军低头同意。

“一点没错。”

然后朝着亲王，谦恭地解释道——

“我们想要这只鸟儿活着。要是我们在结果他之前没能让他唱上几句，那就糟了。”

有着喑哑座钟的房间里那种坟墓般的寂静，笼罩在这种可怕措辞的文雅顿挫的语调上面。亲王躲在扶手椅里，没有作声。

将军出人意料地阐明一个想法。

“忠实于那些受到威胁的机构，而国王的宝座和民族的安全有赖于那些机构，这可不是儿戏。这我们是知道的，monprince⁽⁹⁾，还有——tenez⁽¹⁰⁾——”他用一种讨好人的刺耳难听的嗓音继续说道，“拉祖莫夫先生在这儿也开始懂得这一点了。”

他转向拉祖莫夫的那双眼睛像是要从他脑袋上蹦跳出来。

这种怪模怪样的神态再也不让拉祖莫夫感到惊骇了。他用坚信不疑的阴郁口气说道——

“哈尔丁是永远不会说的。”

“这个要等着瞧，”将军咕哝道。

“我可以肯定，”拉祖莫夫强调说，“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会说的……您想我是因为害怕而到这儿来的吗？”他语气激昂地找补道。他感觉随时都要拼命恪守他对哈尔丁的看法。

“当然不是了，”将军用极为淳朴的语调坚决表示说。“说真的，拉祖莫夫先生，如果他不把他的事情来讲给一个像您这样坚定而高贵的俄国人听，那他就会像一块石头消失在水里了……而这就会有一种可恶的后果，”他找补道，在那种毫无表情的凝视之下流露出明亮、残忍的微笑，“因此您瞧，用不着怀疑这儿会有什么可害怕的事情。”

亲王插了进来，从扶手椅背扭过头来看着拉祖莫夫。

“没有人怀疑您那种行为的道德正当性。这个方面，请不要担心吧。”

他忧虑不安地转向将军。

“我来这儿的原因就是这个。您会觉得惊讶，为什么我要……”

将军急忙打断话头。

“一点儿也不。非常的自然。您明白那种重要性……”

“是的，”亲王打断说。“而我贸然执意请求，我和拉祖莫夫先生的介入不会公之于众。他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资质不凡。”

“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将军咕哝道，“他让人产生信任。”

“现今各种有害的见解是那样的盛行——它们污染那样意想不到的一群人——以至于，看起来挺可怕的，他会蒙受……他的学业……他的……”

将军把胳膊支在桌上，用两个手托住脑袋。

“对。对。这个我正琢磨来着……拉祖莫夫先生，从您把他留在您屋里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拉祖莫夫说的时间和他从那个大贫民窟之家狂乱逃窜的时辰大致相当。他打定主意要让赞米亚尼奇跟这个事件一点都不沾边。提及他就全然意味着这个“乐天的灵魂”要锒铛入狱，说不定是要遭到无情鞭打，最终是戴着锁链去西伯利亚。拉祖莫夫把赞米亚尼奇揍了一顿，眼下对他则有一种茫然、自责的怜悯之感。

将军头一遭听任他那种隐秘的观点流露出来，轻蔑地大声说道——

“您是说，他来对您吐露这样一个秘密——无缘无故——àPropos de bottes⁽¹¹⁾.”

拉祖莫夫感觉到空气中的危险。独裁政权的蛇蝎心肠的怀疑终于公然说出来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封住拉祖莫夫的嘴。房间里的寂静眼下是类似于地牢深处的那种寂静，而地牢里的时间是不作数的，嫌疑人有时会被永远遗忘。但是亲王伸出了援手。

“正是上天让那个恶棍在精神失常的时刻来找拉祖莫夫先生，凭着某种从前完全是误解的思想交流——某种无用的纯理论对话——数月之前——我得知——而到现在为止拉祖莫夫先生是完全忘记了。”

“拉祖莫夫先生，”将军沉默片刻之后，用沉思的语气询问道，“您经常沉迷于纯理论的对话吗？”

“不是的，阁下，”拉祖莫夫冷静地答道，突然自信起来，“我是一个有深刻信念的人。浅薄的观念在空中飘浮。它们并非总是值得论争的。但即便是心灵严肃的人那种不屑一顾的沉默，也会遭到鲁莽的空想家的误解。”

将军从两只手掌之间瞪着眼睛。K亲王咕哝道——

“是个严肃的青年。un esprit sup é rieur⁽¹²⁾”

“这我明白，Mon cher Prince⁽¹³⁾，”将军说道，“拉祖莫夫先生跟我在一起相当安全。我对他感兴趣。看来，他具有那种让人产生信任的非凡而有用的素质。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对方样样都要说全——我是说，甚至就连那种赤裸裸的事实也要说到——如果他的目标只是要获得几小时的临时避难。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比只字不提更容易的了，除非是，出于对您那种真实思想的狂妄误解，他其实是想要争取您的协助——对吧，拉祖莫夫先生？”

拉祖莫夫觉得地板好像是在微微晃动。这个穿着紧绷绷制服的怪模怪样的人是可怕的。是的，他应该是可怕的。

“我能明白阁下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我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心里没想什么，”将军咕哝道，露出温和的惊奇之情。

“我是他的猎物——他的无助的猎物。”拉祖莫夫心想。当天下午那种疲惫和恶心，那种忘却的需要，他挥之不去的那种恐惧，重新激起他对哈尔丁的仇恨。

“那么我是帮不了阁下了。我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有那么一刻我想要杀了他。还有那么一刻我希望我自己死掉。我什么话都没说。我被压倒了。我没有挑起信任。我没有要求作出解释——”

拉祖莫夫像是失去了控制，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这其实是一种算计过的爆发。

“这个有点可惜，”将军说道，“您没有要求作出解释。您一点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吗？”

拉祖莫夫冷静下来，看到了那儿有个口子。

“他告诉我说，他希望有辆雪橇会来接他，子夜过后大约半小时，从卡拉贝尔纳亚北端数起的左边第七根灯柱。无论如何，他都想要在这个时辰到达那儿。他甚至都没有请求我给他换身衣服。”

“A hvoil à！⁽¹⁴⁾”将军说道，带着满意的神气转向K亲王，“有办法让您的被保护人拉祖莫夫先生跟现场抓捕完全不发生任何干系。我们会在卡拉贝尔纳亚恭候那位绅士。”

亲王表示感谢。他的嗓音流露出真情实感。拉祖莫夫，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瞪着地毯。将军转向他。

“子夜过后半小时。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都要靠您了，拉祖莫夫先生。您觉得他不会改变意图吗？”

“我怎么看得出来呢？”拉祖莫夫说道，“这些人可不是那种老是改变意图的人。”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大体上说就是狂热爱好自由的人。有大写字母L⁽¹⁵⁾的自由，阁下。意味着没有什么区分的自由。以它的名义犯下罪行的自由。”

将军咕哝道——

“每一种造反我都憎恶。我可没法忍受。我生性就是如此！”

他捏紧拳头摇晃一下，将胳膊往后一缩。“他们要被消灭掉，到时候。”

“他们事先已经将他们的生命牺牲掉了，”拉祖莫夫带着恶毒的快感说道，直视着将军的面孔，“如果今晚哈尔丁真的改变意图的话，那么您倒是可以放心，用其他某种办法逃跑是救不了他的命的。他当时本该想到另外某种可以试一试的办法的。但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像是暗自重复道，“他们要被消灭掉。”

拉祖莫夫摆出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亲王大声说道——

“多可怕的必要性啊！”

将军的胳膊慢慢垂下来。“有一点让人感到宽慰。这伙同党没有留下后代。我一直是这么说的；齐心协力，冷酷无情，坚持不懈，始终不渝——然后我们跟他们一了百了。”

拉祖莫夫暗自思忖，这个被委以生杀大权的人，肯定是相信他所说的话，否则他是没法继续承担职责的。

将军以极为仇视的态度又重复道——

“我憎恶造反。那些颠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的败类！我的生活建立在忠实之上。这是一种情感！为了捍卫它，我随时都要献出我的生命——甚至是我的荣誉——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但是请告诉我，对于造反——对于否认上帝本身的那些人——彻头彻尾的怀疑家，能有什么荣誉可言！畜生。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在这慷慨陈词期间，拉祖莫夫面朝着将军，轻轻点了两次头。K亲王，气派堂皇地站在一侧，两眼凸起，咕哝道——

“H é las！⁽¹⁶⁾”

然后垂下目光，下了很大的决心宣布道——

“这位年轻人，将军，非常适合领会您那些重大讲话的意义。”

将军的表情整个为之一变，从木然的憎恨变成十足的优雅有礼。

“眼下我要请求，拉祖莫夫先生，”他说道，“回家去。注意，拉祖莫夫先生是否为他的缺席而对客人做出过解释，这我不过问。毫无疑问，他对此是做出充分解释的。但我不过问。

拉祖莫夫先生让人产生信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天赋。我的意思只是说，缺席再拖延下去就会引起罪犯的怀疑，使他说不定会改变计划的。”

他站起身，用一丝不苟的礼仪护送访客到那间塞满花盆的前厅。

拉祖莫夫和亲王在街角分手。他在马车里聆听过那些正常感情与小心戒备作斗争的话了。亲王显然是生怕助长任何未来交往的希望。可黑暗中说出的那些谨慎笼统的善意之言，嗓音里却透着一丝柔情。亲王还说道——

“我对您有着十足的信任，拉祖莫夫先生。”

“看来，他们全都对我怀有信任呢。”拉祖莫夫木然想道。他对那个和他肩并肩坐在狭窄空间里的人产生了一种宽容的藐视之感。可能他是怕和妻子争吵吧。据说她傲慢而凶暴。

秘密会在生活的舒适和安全中起到那样大的作用，这在他看来是古怪的。但是他想要让亲王安心；他颇有分寸地强调说，因为意识到有一些小小的才干，对他的工作能力怀有信心，他的前途是要靠他自己努力的。他对那只援助之手表示感激。人的一生当中这样危险的处境不会发生两次——他找补道。

“而您以坚定的思想和正确的情感遭遇了这一次，这让我对您的价值有了高度的评价。”亲王郑重说道，“而您眼下需要的只是不屈不挠——不屈不挠。”

下车踏上人行道时，拉祖莫夫看见一只未戴手套的手，从四轮轿式马车低矮的窗口向他伸过来。紧握不放中将他自己挽留了片刻，而街灯的光芒照落在亲王的长脸和旧式灰白连鬓胡子上面。

“说到结果我希望眼下您是完全放心了……”

“在阁下屈尊为我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只能依靠我的良知了。”

“Adieu⁽¹⁷⁾.”那个连鬓胡子的脑袋带着感情说道。

拉祖莫夫鞠了躬。那辆四轮轿式马车在雪地上发出轻微的嗖嗖声滑走了——他独自站在人行道边沿。

他暗自说道，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便朝家里走去。

他静静地走着。和同伴在戏院较为廉价的座位上或是在某处消磨一个黄昏，然后像这样走回家去上床睡觉，那是一种寻常的感受。走了一小段路程后，那些熟悉的事物和他相遇。什么都没有改变。那儿是熟悉的角落；他转过角落时，便看见那个德国女人开的食品店那种熟悉的黯淡灯光。小小的窗户玻璃后面，有一个个不新鲜的面包，一捆捆洋葱和一串串香肠。他们正在关窗。那个病病歪歪的瘸子，他对他眼熟得很，踉踉跄跄走到外面的雪地上，抱着一大块护窗板。

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那儿是熟悉的门道张着黑乎乎的大口，微弱的光亮区分不同的楼梯拱门。

生活的那种连续之感取决于琐碎具体的印象。日常生活的琐事是灵魂的一副盔甲。这种想法增强了拉祖莫夫内心的宁静感，他开始登上他的脚暗中熟悉的楼梯，手放在那熟悉的黏糊糊的扶手上。异常的事物无法胜过那些有形的接触，而后者使得一天和另一天相似。明日就像是昨天。

只有在舞台上，非同寻常的事物才得到外在认可。

“我想，”拉祖莫夫心想，“如果我打定主意要在楼梯平台上把我的脑袋打穿，那我就要像眼下所做的那样静静爬上这些楼梯。人该怎么做？该怎样就怎样。离奇的事情确实发生。可它们一旦发生，它们也就了结了。一旦主意已定，也是这样。这个问题便了结了。日常的忧虑和我们的思想认识将它吞没——生活以其完全看不见的神秘而隐匿的侧面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理所应当。生活是一件人人知道的事情。”

拉祖莫夫打开门，将钥匙拔出来；十分镇定地走进去，将身后的门仔细插上。

他心想，“他听见我了，”将门插上后屏住呼吸静静站着。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穿过光秃秃的外间，在黑暗中走得从容不迫。进入另一间，他在桌上四处摸索那盒火柴。只是对他那只手的摸索来说，寂静才是深邃的。那个家伙能睡得这么熟吗？

他划亮一根火柴，朝床上看。哈尔丁像从前那样仰卧着，只是两只手垫在了脑袋下面。他的眼睛睁着。他瞪着天花板。

拉祖莫夫将火柴举起来。他看见那个轮廓鲜明的面貌、坚实的下巴、洁白的额头和靠在枕头上的顶部打结的金发。他就在那儿，平躺着。拉祖莫夫蓦然想到，“我从他胸脯上踩了过去。”

他继续瞪着眼睛，直到火柴烧完为止；然后再划亮一根，默默地把灯点亮，再也没有朝床上看。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床，把外套挂在钩子上，这时他听见哈尔丁深深叹了口气，然后用疲倦的声音问道——

“喂！办得怎么样？”

那种情绪是如此强烈，弄得他倒是想要把手抵住墙壁，忍不住恶狠狠地说道，“我把你交给警察了。”把他吓个够呛。可他没有那么做。他没有将身子转过来，闷声闷气地说道——

“办完了。”

他又听见哈尔丁叹了口气。他走到桌边，在灯前坐下来，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朝床上张望。

大房间远处的角落里，远离那盏套着很厚的瓷灯罩的小灯，哈尔丁显得像是一个黑乎乎的拉长的阴魂——由于死亡的纹丝不动而僵硬。这具躯体，似乎比拉祖莫夫在白雪皑皑的街上踩过去的它那个幻影更缺少实质。在其影影绰绰、持续存在的现实性中，它比那个清清楚楚却在消失的错觉更让人惊惶。

哈尔丁又出声了。

“想必是走路去的吧——这样一段路程……”他不以为然地咕哝道。“这种天气……”

拉祖莫夫起劲地答道——

“可怕的路程……噩梦一样的路程。”

听得见他在发抖。哈尔丁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那你见到了赞米亚尼奇——兄弟？”

“见到他了。”

拉祖莫夫记得和亲王度过的时间，便明智地找补道，“我不得不等了一些时候。”

“是个人物——对吧？了不起的是，此人身上有着那种对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意识。而且他还有警句格言哩——朴素，中肯，是老百姓用他们未经雕琢的睿智才发明出来的那种。是那种人物……”

“我，你瞧，没有太多机会……”拉祖莫夫透过牙缝咕哝道。

哈尔丁继续瞪着天花板。

“要知道，兄弟，近来我在那座房子里做了笔好买卖。我过去常常把书籍带去那儿——传单小册子。住在那儿的穷人没有几个读得懂的。要知道，出席那种自由宴会的宾客必须到小路上和篱笆中去找寻。事实上，我近来几乎都是住在那座房子里。有时候我睡在厩棚里。那儿有个厩棚……”

“那就是我会见赞米亚尼奇的地方。”拉祖莫夫温和地打断道。一种嘲讽的情绪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他找补道，“某种意义上它是令人满意的。我从那儿走开时大大松了口气呢。”

“啊！是条汉子。”哈尔丁继续对着天花板慢慢说道，“我就是那样跟他认识的，要知道。自从听任我自己去做那件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就试着把我自己给隔离起来，到现在有好几个星期了。我把租来的屋子放弃了。让一个守寡的正派女人招惹那种危险，让她被警察弄得焦虑不堪，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同志我一个都不见……”

拉祖莫夫暗自抽出半张纸头，在上面用铅笔画起线条来。

“一点不假，”他愤然想道，“他似乎想到了每个人的安全，就是没有想到我的。”

哈尔丁接着往下说。

“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那是不同的。我怎样对你解释好呢？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夜里游荡白天躲藏，对这件事情琢磨来琢磨去，然后我就平静了。睡不着但是平静了。是什么样的东西在将我拷问呢？可是今天早上——之后！那时我就变得平静了。我原本不会在那座满是苦难的大房子里逗留的。这个悲惨的世界让你无法安宁。然后那个傻乎乎的管理员大喊大叫起来，当时我暗自说道，‘城里有个年轻人比寻常的偏见高出一头呢。’”

“他是在笑话我吗？”拉祖莫夫暗自问道，继续漫无目标地画他那些三角形和正方形。他突然想道：“我的举止在他看来一定是莫名其妙。要是他被我的样子吓着了，仓皇逃窜的话，那我就彻底完蛋了。那个凶神恶煞的将军……”

他将铅笔扔下，朝那张床猝然转过身去，那个朦朦胧胧的人影在床上直挺挺地摊开——比他毫不迟疑地从其胸口踩过去的那个人影可要模糊多了。莫非，这，也是一个幻影？

寂静持续了很久。“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是拉祖莫夫苦苦为之挣扎的想法，对它的那种荒谬无稽非常之害怕。“他已经消失不见了，而这……只是……”

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一跃而起，大声说道：“我担心死了！”然后急匆匆几个大步就站到了床边。他的手轻轻落在哈尔丁的肩膀上，立刻就被那种现实的感觉包围了，那是一种疯狂的诱惑，要把这个裸露的喉咙牢牢抓住，把呼吸从这个身体里面挤出去，免得从他的羁押当中逃脱，只留下一个幻影。

哈尔丁一动不动，可是他那双阴影覆盖的眼睛稍稍转动了一下，怀着对这番感情表露的幽幽感激，向上凝视拉祖莫夫。

拉祖莫夫转身走开，在房间里大步踱来踱去。“这大概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了。”他暗自咕哝道，而要为心中某个地方感觉到的杀人意图而抱歉，这种冲动让他胆战心惊。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放弃这种冲动。他对此变得清醒起来。“他能指望什么呢？”他心想。“绞索——到头来。而我……”

这一番争论被哈尔丁的声音打断。

“干吗为我担心呢？他们可以杀死我的身体，可他们没法把我的灵魂从这世上放逐出去。我跟你说——我是如此相信现世，因此除非把来世当成一个极长的生命，否则是难以设想的。说不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是那样乐意去死。”

“嗯。”拉祖莫夫咕哝道，咬着下嘴唇继续来回踱步，进行他那种莫名其妙的争论。

是的，对于此种处境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表示友好的举动了。可问题却并不在于如何做到友好，而是在于如何做到牢靠。他是个滑头……

“我也是，维克多·维克多洛维奇，相信我们的现世，”他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也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可你似乎决意要缠住它不放。你没法认认真真地……想要……”

那个静止不动的哈尔丁发话了——

“缠住不放！确实，对唤醒这个世界的思想进行压迫的那些人，对渴望完善人类尊严的灵魂加以摧残的那些人，他们是要被纠缠不放的。至于那些只是对我的肉体加以毁灭的人，我事先就已经宽恕他们了。”

拉祖莫夫显然是停下脚步倾听，可同时在留意他自己的感觉。他对自己感到恼火，因为他是如此看重哈尔丁说的话。

“这家伙疯了。”他不容分辩地想道，但这个看法并没有平息他对哈尔丁的怒气。这可是精神失常的一种特别厚颜无耻的表现——而在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领域里它一旦变得无所羁绊，那么每一位好公民的责任显然就是……

这一连串念头突然在那儿中断，继之以对哈尔丁的一阵默默无言的憎恨，那样的强烈，弄得拉祖莫夫赶紧胡说一气。

“是的。来世，当然。我也没法对我自己清清楚楚地描述它……可我却把它想象成是某种安静而沉闷的东西。不会有任何意外——你难道不明白吗？时间这个元素会缺失。”

他把怀表掏出来，凝视着它。哈尔丁朝他这边翻过身来，聚精会神地看着。

拉祖莫夫被这个动作吓了一大跳。这家伙是个带有幻影的滑头啊。还没到子夜时分呢。他赶紧接着说——

“还有深不可测的奥秘！你能设想来世中的那些隐秘之处吗？不能。而生活却充满这些东西。例如，有诞生的秘密。人们把这些秘密带到坟墓里去。存在着某种喜剧性的东西……但是不去管它。存在着行为的隐秘动机。人的最公开的行为有其隐秘的一面。这一点很有趣而且是如此深不可测！例如，有人离开房间出去走走。表面上看是再琐屑没有了。可这也会是重大的行为。他回来——他说不定是见了一个喝醉酒的畜生，特别注意到地上的积雪——瞧，他不是同一个人了。那些最不可靠的东西对人的思想有着隐秘的支配——某个人的灰白连鬓胡子啦——另一个人的直瞪瞪的眼睛啦。”

拉祖莫夫的额头湿了。他在屋里转了一两圈，低着头，暗自恶毒地微笑。

“你可曾思索过直瞪瞪的眼睛和灰白连鬓胡子的力量？请原谅。你似乎认为这个时候用这种腔调说话肯定是疯了。可我并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见到过事例。一旦与某人说话，而此人的命运受到这个类型的外界事实的影响，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而那个人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当然了，这是一个关乎良知的事例，可诸如此类的重要事实却促成那个结果……而你，维克多·维克多洛维奇，跟我说不要担心！什么话！我是要为你负责的。”拉祖莫夫几乎尖叫起来。

他好不容易才避免爆发出一阵靡菲斯特式的大笑。哈尔丁的脸色非常苍白，他用胳膊肘支起身来。

“而生活中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拉祖莫夫忐忑不安地瞥了对方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只要想想它们那种令人吃惊的本质。一种神秘的冲动驱使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说你做得不对。从某种角度看，你确实是没法做得更好了。你本来可以去找那种有感情和家庭关系的人。你自己就有这些关系。至于我，你知道我是在一个不让我们吃饱的教育机构长大的。要在这样一种联系——你本人感觉得到的联系中去谈感情……至于说关系，世上我唯一拥有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在能够全然有所作为之前，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认可。我坐在这儿工作……而你不觉得我也是在为进步工作吗？我得要找到我自己对正道的看法……请原谅，”拉祖莫夫吸了口气，短促而嘶哑地笑了一下，便继续说道，“可我并没有从舅舅那儿把革命抱负连同长相一起继承下来呀。”

拉祖莫夫又看了看表，十分嫌厌地注意到，离子夜仍然有不少时间呢。他把表和链子从马甲上扯下来，把它们恰好搁在桌上那道明亮的光圈里。哈尔丁用胳膊肘支撑着脑袋，一动不动。拉祖莫夫让这个姿势弄得忐忑不安。“他那样安静地在沉思默想，是在思考什么步骤？”他心想，“得要阻挠他。我必须不停地跟他说话。”

他提高了嗓门。

“你是儿子，是兄弟，是甥侄，是表亲——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在一大帮子人那里。我只是一个人。现在我站在你面前。是个有心灵的人。你可曾想到过，连一句表示温情或赞扬的话都从未听到过的人，他会如何考虑那些你首先会以你的阶层、你的家庭传统——你的家族偏见或是从相反角度来思考的那些问题？……你可曾考虑过，这样一个人会如何感觉的吗？我没有家庭传统。我没有什么思考的背景。我的传统是历史传统。除了你们这些绅士想让你们的未来从它身上挣脱的那个民族的过去，我有什么可回顾的呢？难道要让我的智力、我渴望更好命运的抱负，不得不遵照暴力狂的意志行事，将那种仅有的东西剥夺吗？你来自于你的省份，但整个这片土地是我的——否则我就一无所有了。毫无疑问，有朝一日你会被视为烈士——某种英雄——政治上的圣徒。可我敬谢不敏。我满足于让我自己做一个工作者。你们这些人通过在雪地上洒几滴血能够做什么呢？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在这片愁苦而广袤的土地上！我告诉你，”他以那种洪亮、压低的嗓音叫嚷，向前跨出一步靠近那张床，“它需要的并不是许多难以甩脱的幻影，我可以穿行而过的幻影——而是一个人。”

哈尔丁双臂往前一伸，仿佛是在惊恐之中不让他靠近似的。

“现在我全都明白了，”他用惊惧气馁的语气大声说道，“我明白了——总算。”

拉祖莫夫摇摇晃晃地回到桌子边上倚靠着。他的额头突然布满汗水，同时一阵冷颤顺着脊梁骨滑下来。

“我都说了些什么呀？”他暗自问道，“我终究是要让他从我指缝里溜走吗？”

他觉得嘴唇僵硬得像粗麻布，然后只是挤出一个含含糊糊的怪相，而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笑容。

“你想怎么办？”他用一种安抚人的嗓音说起话来，开头一两个字哆哆嗦嗦，接着变得沉稳起来。“你想怎么办？想一想——一个勤学苦读的人，习惯于关起门来——然后突然间像这样……我不善于把话说得委婉慎重。但是……”

他感到愤怒，一种恶毒的愤怒又攫住了他。

“到午夜为止我们在一起该怎么办？面对面坐在这儿，考虑你的——你的——烂摊子？”

哈尔丁显出一副隐忍、伤心的姿态。他低下头；双手垂落在膝盖之间。他的嗓音低沉、悲痛但却镇静。

“我现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拉祖莫夫——兄弟。你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可我的行为却让你憎恶——天哪……”

拉祖莫夫瞪着眼睛。他吓得咬紧牙关，弄得整张脸都痛了起来。他怎么都发不出声音。

“连我这个人，说不定也让你嫌恶了，”哈尔丁稍稍停顿之后，抬头望了片刻，接着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板，这才伤心地找补道，“因为事实上，除非人们……”

他突然打住，显然是在等一句话。拉祖莫夫仍旧一声不吭。哈尔丁颓然点了两下头。

“当然。当然，”他咕哝道，“啊！累人的活儿！”

片刻间他仍旧纹丝不动，接着便勃然跃起，让拉祖莫夫那颗发沉的心受到重重一击。

“就这样吧，”他用低沉、清晰的语气大声表示惋惜，“那就告辞了。”

拉祖莫夫起身向前，可还没能离开桌子，看到哈尔丁那只抬起的手，便收住了脚步。他沉重地靠在桌子上，倾听着某座市政钟报时发出的微弱声响。哈尔丁已经走到了门口，高挑挺拔像一支箭，脸色苍白，一只手专注地抬起，作兴是为塑像摆个姿势，表示勇敢的青年倾听内心的声音。拉祖莫夫呆呆地往下看一眼表。他再朝门口望去，这时哈尔丁消失不见了。外间发出一阵微弱的沙沙声，门栓轻轻往回拉时微微咔嗒一响。他走了——几乎是如同幻觉那样无声无息。

拉祖莫夫摇摇晃晃朝前冲去，嘴巴无声无息地张开。外间的门敞开着。他踉踉跄跄走到外面楼梯平台上，从栏杆上尽量探出身去。他往下凝视着那个黑深深的竖坑，底部有一小簇微亮的光焰，他用耳朵追踪某人踮起脚尖冲下楼梯时那种急速的盘旋而下。这是一种轻微、迅疾、啪嗒啪嗒的声音，避开他而沉入深处：一个飞逝的影子越过那片微光——那一小簇光焰的闪动。接着便是寂静。

拉祖莫夫悬挂在上面，呼吸那种阴冷刺鼻的空气，它沾染着不洁楼梯的有害气味。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慢慢走回房间，把身后的门关上。他读书的台灯宁静安稳的光线照耀着那块表。拉祖莫夫站着俯视小小洁白的表面。到子夜还差三分钟呢。他摸索着把表捏在手里。

“慢了，”他咕哝道，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有气无力。他的膝盖颤抖，表和链子一时间从指缝里滑落下来，掉在地板上。他吓了一跳，差点摔倒。手脚终于又有了足够把握时，便弯腰把它捡起来，立刻把它举到耳边。过了一会儿他咆哮着说——

“停掉了，”然后踌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没好气地咕哝道——

“事情办完了……现在工作吧。”

他坐了下来，冷不防摸到一本书，从中间把它打开，读了起来；可一丝不苟地读了两行之后，他却完全失掉了对书本的专注，没有试着把注意力再集中起来。他心想——

“肯定有个警察那样的人在街对面监视这幢房子！”

他想象那人正潜伏在一个黑乎乎的门道里，眼珠突出，斗篷一直裹到鼻子上，头上歪戴一顶饰有羽毛的将军帽。这种荒谬的想法让他在椅子里抽搐了一下。他简直不得不猛地晃晃脑袋才摆脱它。此人说不定会装扮成农民……乞丐……他说不定只是穿一件扣紧的黑大衣，拿着一根镶有铅头的棍子——一个眼神鬼鬼祟祟的恶棍，散发出生洋葱和烈酒的气味。

这种联想简直令人作呕。“我干吗要为这种事情操心呢？”拉祖莫夫厌恶地想道，“难道我是宪兵吗？再说，事情办完了。”

他大为焦躁地站起身来。事情没办完。还没完。到十二点半为止还没完。而那块表停掉了。这让他处于绝望中。不可能知道时间！楼梯平台对面的女房东和所有那些人都睡着了。他怎么能去……天晓得他们会怎么想，或是会猜出多少事情来呢。他不敢跑到街上去弄个明白。“眼下我是个嫌疑犯。逃避这个事实是没有用的。”他心情苦涩地暗自说道。如果哈尔丁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缘由趁他们不备溜走了，没有在卡拉贝尔纳亚露面，那么警方就会涌入他的寓所了，而如果他不在屋里，那他根本就说不清楚了，根本就说不清楚。拉祖莫夫狂乱四顾，仿佛是要找个什么法子抓住时间似的，而时间似乎已经从他身边统统逃走了。就他能记得的来说，今夜之前他从来就没有在屋里听到过那座市政钟报时。而现在他连今天晚上是否真的听到过钟声也没把握。

他走到窗边，站在那里微微垂下脑袋，守候着那个微弱的声音。“我要待在这儿，直到听见点什么为止，”他暗自说道。他静静地站着，耳朵转向窗玻璃。背部和腿上的刺痛带来的那种剧烈麻痹感折磨着他。他一动也不动。他的心灵彷徨在神志错乱的边缘。他听见他自己突然说道，“我承认，”像一个焦虑不堪的人会承认的那样，“我焦虑不堪，”他心想。他觉得快要昏倒了。远处深沉洪亮的微弱钟声似乎在他脑袋里炸响——他听得那么清楚……一下！

如果哈尔丁没有露面，那警察就已经在这儿彻底搜查这所房子了。没有声音到达他耳边。这一下事情是办完了。

他拖着步子费力地走到桌边，倒在椅子里。他把书扔掉，拿起一张方方正正的纸。它像那沓写满他整洁细密的笔迹的纸，只是未填写。他胡乱拿起一支笔，怀着继续写他那篇文章的模糊的想法落笔——可他的笔却停留在纸上没有动。它在那儿悬了片刻，然后才落下来，写出长长的潦草的字母。

拉祖莫夫板着脸，咬紧嘴唇，写了起来。当他写出一个大大的字迹时，他那种整洁的字体完全失去了个性——变得歪歪斜斜，几乎是稚气的了。他写了上下排列的五个句子。

历史而非理论。

爱国主义而非国际主义。

进化而非革命。

指导而非破坏。

团结而非分裂。

他木然凝视着这些句子。接着他的目光便偶尔落到那张床上，久久盯着那个地方，同时右手在桌上到处摸索那把小刀。

他终于站起身来，步子沉稳地走了过去，用小刀把那张纸戳在床头板条胶泥的墙壁上。干完这个，他大步走回来，挥舞着手，环顾房间。

在这之后他根本就没再看那张床。他从钩子上取下那件大斗篷，把他自己紧紧裹起来，走到房间另一侧，在那张硬邦邦的鬃毛沙发上躺下来。沉重的睡意立刻阖上了他的眼皮。那个夜里他在梦中战栗着醒来好几次，梦中穿过雪堆在俄国行走，在那儿他像是遭到背叛的专制君主那样，完全是孤零零的；那个广袤、风雪交加的俄国，不知怎的，他可以把它尽收眼底，它整个浩瀚的幅员，仿佛是一幅地图。可每一次颤抖的惊悸过后，他沉重的眼皮落下来盖住呆滞的目光，他便又睡着了。

3

接近拉祖莫夫先生故事的这个部分，我的心，一位语言老教师的正派的心，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任务的困难。

这个任务真的不是以叙事形式做一份怪人的记录摘要，而是表现——我现在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主宰地球表面一大片区域的那种道德境况；不易获得理解的境况，更不用说是在故事的限度内获知了，直到找到某个关键词为止；这个词能够站在书中所有字词的背后；这个词，即便本身并不精确，但用于道德上的发现也许碰巧是够适用的了，而这种道德发现应该是讲述每一个故事的目标。

我把拉祖莫夫先生札记的这些纸页翻了上百次，把它搁在一边，拿起笔来——这支笔为我不情愿履行的那份将白纸写上黑字的职责做好准备。因为，那个执意要从笔尖底下偷偷爬出来的词，正是“犬儒主义”。

因为这是俄国专制统治和俄国人反叛的标志。它那种以人多为荣的自豪，它那种以圣洁自负的怪异姿态，以及那种在苦难中乐于自我贬低的隐秘意愿，此中的俄罗斯精神就是犬儒主义精神。它诉诸她的政治家宣言，她的革命家理论，还有先知的神秘预言，到了这样的程度，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放荡淫逸的表现，认为那种文明人的德行实在是显得不成体统……可我必须为这番离题话道歉。这是由于考虑到拉祖莫夫先生的故事所要采取的动向，原先他那种保守的信念，在一种含糊不清的自由主义中被稀释，这种自由主义对他那个年龄的热情来说是正常的，而他和哈尔丁接触所遭受的冲击，使他那种保守的信念变得明确起来。

拉祖莫夫说不定是怀着沉重的战栗第十次醒来。见到窗户上白天的光线，他抵制那种又要沉入睡眠的愿望。他什么都记不得了，可他发现自己裹着斗篷躺在沙发上，寒冷彻骨，却对此并不感到奇怪。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光线显得莫名的凄凉暗淡，不包含希望，像每个新的一天的光线让年轻人觉得应该包含的那种希望。这是道德病态的人，或是九十岁的人的那种醒来。他注视着那盏独自燃尽的灯。它伫立在那儿，那座熄灭了的劳作的灯塔，一个黄铜和瓷器的冰冷物件，伫立在他的笔记散乱的纸页和小堆书本——只是一窝发黑的纸头——死寂的物质——中间，毫无意义或兴味。

他站起身来，脱去斗篷，把它挂在钩子上，呆呆地做完所有这些动作。他能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迟钝，一种阴沟水的停滞，仿佛生命是从所有事物，甚至从他本人的思想中自行撤退了似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

从挂衣钩转身走开，他以那种死气沉沉的模样想道，这会儿肯定还很早呢；可他注视着桌上那块表，这时他却看见两根指针都停在十二点钟。

“啊！对。”他暗自嘟囔道，然后，像是变得稍稍活跃了点，他细细查看他的房间。戳在墙上的那张纸片引起他注意。他从远处定睛看着它，没有表示赞同或困惑；可是他听见女仆在外间忙碌起来，用茶壶替他煮早餐的茶，这时他便走了过去，用全然是漠不关心的神色把纸片取了下来。

这么做的同时，他往下瞟了一眼当晚没有睡过的那张床。哈尔丁头部的重量在枕头上弄出的凹陷十分惹眼。

甚至对此人经过的这一迹象感到的愤怒也是迟钝的。他不想把这种感觉调理得有活力。整个这一天他什么都没做。他连头发都忘了梳。外出的那种想法一点也没有出现在他脑子里——而如果说，他没有开动一系列连贯的思想，这倒不是由于他没有能力去想。这是由于他兴趣不大。

他呵欠连连。他喝大量的茶，漫无目标地走来走去，一旦坐下来，他就长时间一动不动。他用指尖在窗户上轻轻敲击，消磨一段时光。在他百无聊赖地绕着桌子徘徊时，他在镜子里瞥见他自己那张脸，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双回应他注视的眼睛是他曾见过的最为忧郁的眼睛。而这成了那天搅动他内心停滞的第一件事情。

就个人而言，他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只是想，生活没有幸福是不行的。什么是幸福？他打着哈欠，仍旧在房间的四壁之间慢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期待是幸福——就是这样——仅此而已。期待某种欲望的满足，某种激情的满足，爱、野心、恨——恨无疑也是的。爱和恨。而摆脱生活的危险，活得毫无恐惧，也是幸福。别无他般。无畏无惧——期待。“哦！人类悲惨的命运！”他在心里惊叹道；便立刻暗自找补道，“照这样说来，我应当是够幸福的。”可这种自信并未让他感到激动。相反，正如他打了一整天哈欠那样，他又打了个哈欠。发现自己被夜晚给撵上了，这让他微微有些惊讶。屋子里倏忽变得幽暗，尽管时间似乎静止不动。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一天的流逝呢？自然，是那块表停掉的缘故……

他没有点燃台灯，而是走到床边，毫不犹豫地扑在床上。他仰面躺着，把双手垫在脑后，朝上瞪着眼睛。过了片刻他心想，“我像那个人那样躺在这儿。我在街上跟大风雪搏斗时，不知他是否在睡觉。不，他没有睡觉。但为什么我不该睡觉呢？”他觉得夜晚的寂静像重物压迫他的整个肢体。

在户外的严霜的那种安谧中，那座市政钟为子夜报时，清晰的钟声透进他那种人事不省的沉默无言。

他又思考起来。那个人离开他房间有二十四小时了。拉祖莫夫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哈尔丁当晚是在要塞里睡觉的。这是一种让他发怒的确信，因为他不愿想到哈尔丁，可他是用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缘由对此暗自加以解释的。那个家伙自己坦白说有数星期几乎没睡觉了，而眼下他的每一种不确定都结束了。毫无疑问，他是在期待他那种殉难的圆满。听任自己去杀戮的人无须太多周折便听任死亡。哈尔丁说不定是比T将军睡得更香呢，而后者的任务——也是累人的活儿——还没有完成，而他的头上，悬着那把革命复仇的刀剑。

拉祖莫夫回想起，那个体态臃肿的人将他沉甸甸的脸颊搁在制服领子上，那个专制统治的斗士，此人不让任何惊讶、不信或喜悦的迹象从他身上泄露出来，可他那双直瞪瞪的眼睛却能够表达对一切反叛的深仇大恨——拉祖莫夫心神不安地在床上蠕动。

“他怀疑我，”他心想，“我想他肯定是怀疑每个人的吧。要是哈尔丁跑到他老婆的闺房里去忏悔，他就敢怀疑他自己的老婆。”

拉祖莫夫忧心如焚地端坐着。难道他终生都要成为政治嫌疑犯？难道他要作为一个不被完全信任的人度过这辈子——档案里添加一份不良的警方秘密备忘录？他能够期待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现在是一名嫌疑犯，”他心里又想道；可那种思索的习惯，还有那种想要安全、想要一种有秩序生活的欲望，这种欲望在他身上是那样强烈，却随着夜晚的逝去而来援助他了。他那种安静、稳定和勤勉的生活最终会为他的忠诚作担保的。报效国家有很多容许的方式。存在着一种有利于进步而不具有革命性的活动。影响范围很大而且变化无穷——一旦博得了名声。

他的思想像一只盘旋的鸟儿，二十四小时之后，回归于那块可以说是静静地悬浮在那儿的银牌。

到了天亮时分他还没有睡过觉，一刻都没有睡着过，可他起床时却不觉得太累，而且对所有实际的目标都感到极为冷静沉着。

他出门去听了三个晨间的讲座。可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不过是装装样子。他坐在那儿，好多本书在他面前摊开，试着做笔记和摘抄。他那种新的平静像是一件脆薄的外衣，在随便一个字眼的摆布下似乎就漂浮起来。背叛！什么话！那个家伙做了势必要原形毕露的一切事。需要用来蒙骗他的东西是极少的。

“我没有跟他说过完全是不真实的话。一句也没有说过。”拉祖莫夫暗自争辩道。

一旦忙于这个思路，就做不成让人满意的工作了。同样的念头继续在脑海里出现，同样的话语在心里嘀咕了一遍又一遍。他把书本统统合上，把文件全都使劲塞进口袋，心里冲着哈尔丁发火。

离开图书馆时，一位皮包骨头的高个学生，穿着破旧的大衣，闷闷不乐地走在他身边。拉祖莫夫回应他的喃喃问候，一眼都不朝他看。

“他想要让我干吗？”他心想，怀着对意外情况的莫名害怕，而他努力要摆脱意外情况，免得被它永远抓住不放。对方双目低垂，小心翼翼地轻声说话，料定同伴已经看到了消息，说P的死刑执行人——这是他使用的措辞——前天晚上被逮捕了……

“我病了——关在家里呢。”拉祖莫夫透过牙缝嘟囔道。

高个学生抬起肩膀，把手深深插进口袋。他长着一个没有毛的、方方的、油腻腻的下巴，说话时下巴微微颤抖，鼻子让凛冽的空气冻得通红，看上去像是一个硬纸板涂成的假鼻子，夹在蜡黄的脸颊之间。他的整个外表打上寒冷和饥饿的烙印。他走在拉祖莫夫身边，从容不迫地昂首阔步，眼睛看着地上。

“是官方的声明，”他仍旧是小心翼翼地轻声说道，“也许是谎言。但是星期四的子夜和凌晨一点之间有人被捕。这是肯定的。”

在那种颓丧神态的掩护下他飞快地说话，告诉拉祖莫夫说，这是从供职于中央秘书处的一位政府下级书记员那儿弄到的情报。此人属于一个革命小组。“事实上，我就是那个小组的成员。”那位学生说道。

他们穿过一个宽阔的四方院子。一种无限的愁苦攫住拉祖莫夫，耗尽他的精力，而眼前的一切显得迷乱，仿佛是虚幻无常。他不敢把这个家伙丢在那个地方。“他也许是警方的人，”这个念头掠过他脑海。“谁能看得出来？”可是看着同伴那副饥寒交迫的可悲模样，他觉得他的怀疑是荒唐的。

“可我——您知道——我不属于任何小组。我……”

他不敢再多说什么。也不敢加快步子。对方穿着劣质鞋子的双脚以一丝不苟的从容不迫抬起又落下，他用低沉的语气坚决表示，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加入组织。最有价值的人物都是留在外面的。有些最好的工作是在组织之外完成的。然后便说得极快，用热切的耳语——

“街上被逮捕的那个人是哈尔丁。”

他认为拉祖莫夫的惊愕无言是十分自然的，便向他保证说没有弄错。那位政府书记员在秘书处值夜班。他听到门厅里脚步声大作，意识到政治犯有时在夜里从要塞被带过来，便把他工作的那个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值班宪兵还没来得及将他推回去，当他的面把门摔上，他便看见门厅里有个囚犯让许多警察带进来，有人扛着他，有人拽着他。他们对他非常野蛮。而书记员完全认出了哈尔丁。后来不到半个小时，T将军便到秘书处亲自审查那名囚犯。

“您不觉得吃惊吗？”那个形容憔悴的学生最后说道。

“不觉得。”拉祖莫夫粗声粗气地说道——立刻为他的回答感到后悔。

“人人都以为哈尔丁是在外省——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呢。您不这样认为吗？”

那个学生把他那双凹陷的大眼睛转向拉祖莫夫，而后者一不留神说道——

“他的家人在国外。”

他恨不得把舌头咬掉。那个学生用意味深长的语气表态——

“这样！只有您知道……”便打住了。

“他们肯定是要毁掉我的名声了，”拉祖莫夫心想。“这件事您对别人说起过吗？”他怀着苦涩的好奇心问道。

对方摇了摇头。

“没有，只对您说了。我们小组认为，由于经常听哈尔丁说起对您性格的热烈赞赏……”

拉祖莫夫忍不住做了个愤然绝望的手势，而对方大概是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这个手势，因为他打住话头，把他那双黑黑的清心寡欲的眼睛掉转开去。

他们肩并肩一声不吭地走着。那个形容憔悴的学生又悄声耳语起来，凝视的目光掉转开去——

“由于目前我们没有成员在要塞内部工作，以便能够给他一包毒药，所以我们已经考虑某种报复行动——接下来非常快……”

拉祖莫夫一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路，一边打断说——

“您和哈尔丁熟吗？他知道您住的地方吗？”

“我有幸听他说过两次话，”他的同伴用那种热切的耳语答道，与他的表情和姿态的阴郁冷漠形成对照。“他不知道我住的地方……我在一个工匠的家里借宿，条件很差……我只是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在那个地方见我不是非常可行，可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我随时可以……”

拉祖莫夫又气又怕，浑身发抖。他突然发作起来，但是将嗓门压低——

“您别来找我。您不要和我说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对我说。我不允许。”

“好吧，”对方顺从地说道，对这种唐突的禁令一点都不表示惊讶，“为了隐秘的缘由，您不愿……完全……我理解。”

他立即侧身悄悄走开，连头都不抬一下；而拉祖莫夫看见他瘦削、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身影，低着头，以那种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步态斜穿街道。

他像人们注视着噩梦里的一个幻影那样注视着他，接着便继续赶路，尽量不去想。在楼梯平台上，女房东像是在等候他。她是个矮矮的、粗粗的、不成样子的女人，一张大黄脸终年裹在黑色羊毛围巾里。她看见他从最后一段楼梯出现，这时她激动地挥起双臂，然后在她面前将手握紧。

“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小爸爸——您干什么去了？而且还是这样文静的一个年轻人哪！警察搜了您的房间，这会儿刚走呢。”

拉祖莫夫用不声不响、刨根究底的关切低头凝视着她。她那张鼓起的黄脸兴奋激动。她眯起眼睛，用恳求的神色看着他。

“这样懂事的一个年轻人！谁都看得出来您是个懂事的人。而现在——像这样——突然间……让您自己跟那些虚无主义分子搅和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赶紧歇手吧，小爸爸。他们是倒了霉的人。”

拉祖莫夫微微动了一下肩膀。

“莫非是暗中有个敌人诽谤您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如今满世界都是黑心肠的人，都是不诚实的告发。周围有很多可怕的事。”

“您听说我让人给告发啦？”拉祖莫夫问道，没有把视线从她哆嗦的脸上移开。

可她什么都没有听说。警长手下那些人在把房间翻个底朝天时，她试着向警长问个究竟。管区警长是最近十一年里认识她的，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可他却显得十分忧郁和急躁，在楼梯平台上对她说——

“大嫂子，别问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呢。命令是从上头下来的。”

管区的警察到了没多久，确实是有一位非常傲慢的绅士露了面，穿着皮衣，戴着一顶亮闪闪的帽子，在房间里坐下，独自把所有文件都通读了一遍。他一个人来，然后独自离开，什么都没拿走。自从他们离开之后，她就设法把东西稍稍规整了一下。

拉祖莫夫猛地转身走开，进了他的房间。

他的书全都被抖落，扔在地板上。女房东跟在他后面，费力弯下腰，开始把它们捡起来，塞进她的围裙。他的文件和笔记，向来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它们全都是跟他的研究相关），在桌子中央被草草叠在一起，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堆。

这种混乱的场面让他深受打击，让他觉得荒唐。他坐下来，瞪着眼睛。他清楚地感到，他那种生活是谜一般地遭到了损害，他身上那些精神支柱逐一倒塌。他甚至感觉到身体一阵轻微的天旋地转，便做了一个动作，像是要伸手去抓什么东西，好让他自己稳住似的。

那个老妇人，低声哼哼着站起身来，把收集在围裙里的书本全都抛在沙发上，然后一边咕哝一边叹气，离开了房间。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注意到，在空床上方的墙上戳了一夜的那张纸片，正躺在那一堆东西上面。

前一天把它取下来时，他心不在焉地把它叠成了四折，然后丢在桌上。眼下看到它躺在最上面，摊开，甚至被弄平了，盖在乱七八糟的整个一堆稿纸上，盖在他近三年来精神生活的记录上。它不是被扔在那儿的。它是被放在那儿——而且还被弄平了呢！他于此推测某种意味深长的含义——或者说不定是某种让人费解的嘲弄。

他坐在那儿，瞪着那张纸片，两眼瞪得发痛为止。他并没有试图整理文件，无论是那个黄昏还是次日——而次日他是在家里，是在一种特有的优柔寡断的状态中度过的。这种优柔寡断与他是否要继续活下去的问题有关——不多也不少。而其性质与企图自杀的人那种犹豫不决却相去甚远。对他身体下毒手的念头并没有出现在拉祖莫夫的脑海里。顶着这个标签、行走、呼吸、穿着那些衣服的那个不相关的有机体，除非对女房东大概是重要的，对任何人都不重要。真正的拉祖莫夫是活在意志中，是活在坚定的未来中——那个受到威胁的未来，受到独裁统治的目无法纪——因为独裁统治不懂法——以及革命的目无法纪的威胁。感觉到他的道德人格任由那些不法力量摆布，那种感觉如此强烈，因此他便认认真真地问他自己，继续实行那种生活的心智功能是否值得，而这种功能看来是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运用我的智力，对我的才能和全部工作计划进行系统培育，有什么好处呢？”他自问，“我想通过合理的信念指导我的行为，可当我坐在这儿时，我拥有什么样的安全措施，以防某种东西——某种毁灭性的恐怖——走进来袭击我呢？……”

拉祖莫夫担心地望着外间那道门，仿佛是在盼着某个邪恶的幽灵转动把手，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面前似的。

“一个寻常的小偷，”他暗自说道，“在他破坏的法律中找到更多保障，而即便是像赞米亚尼奇那样的畜生也有他的慰藉。”拉祖莫夫妒忌小偷的那种唯物主义，妒忌不可救药的情人的那种激情。他们那些行为的结果总是清楚的，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属于他们自己。

可那天晚上他睡得香甜，仿佛他是以赞米亚尼奇的方式宽慰了他自己似的。他突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得像一根木头，醒来时不记得做过的梦。但这就像是他的灵魂在夜间出门去了，采集那些愤怒的智慧之花。他是在一种冷酷果断的心情中起床，仿佛是怀着对他自身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识似的。他以嘲弄的眼光注视着桌上的那堆文件；然后离开房间去听课，一边暗自咕哝道，“等着瞧吧。”

他没有心情跟人说话，也没有心情去听人家问他前一天旷课的事情。可要将一个很善良的同伴粗鲁无礼地赶走却是不容易的，那人长着粉嫩的面孔和金黄的头发，在同学中间背着“莽汉考斯蒂亚”的诨名。他是一位非常富裕、大字不识的政府承包商的奉若神明的独生子，只有在随着双亲泪水涟涟的进谏而来的周期性发作的悔悟期间，他才去听听课。吵闹浮躁得像一头小猎犬，他得意扬扬的嗓音和大量的手势填充学院光秃秃的走廊，发出动物生活那种无思想的欢乐，大老远就招致宽容的微笑。他惯常的谈话是讨论走马、昂贵饭店里的酒会，还有德性宽厚之人的优点，有着让人放心的质朴直率的见解。大约中午时分，他一眼看到拉祖莫夫，跟他平时相比就少了些喧闹，然后把他拉到旁边。

“就一会儿工夫，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在这个安静的角落说几句话。”

他感觉到拉祖莫夫态度勉强，便亲切地把手慢慢伸进他的胳膊下面。

“别——求你了。我那些傻乎乎的祸事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我的祸事是什么呢？啥都不是。不过是孩子气罢了。前天晚上我把一个仁兄从某个地方给扔了出去，而我在那个地方玩得开心极了。财政部摇笔杆子的一个暴虐的小畜生……他在欺负屋子里的人。我训斥他。‘您对上帝的仆人不厚道，他们让人看了很愉快，比您本人更值得尊敬。’我说道。我看不得任何暴虐，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确实做不到。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听进去。‘那只放肆的小狗是谁呀？’他叫嚣起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状态好极了，而他就非常突然地从关着的窗户里出去了。他飞了很长一段路掉进院子里。我愤怒得像是——像是一个——米诺陶⁽¹⁸⁾。那些女人扑在我身上尖叫。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钻到桌子底下……煞是好玩！我爸爸得要狠狠掏他的口袋了，我可以告诉你。”

他咯咯笑了。

“我爸爸是个很管用的人。这对我来说也是件大好事。我确实是闯下了大祸。”

他高涨的情绪低落下来。事情就是这样。他的生活是什么？无足轻重，对谁都没有益处，一场欢宴罢了。将来有一天会结束的，在醉酒争吵中让一只香槟酒瓶砸开脑瓜。况且是在这种时候，人们正在为思想而献身。可他却根本没法让思想进入他脑袋。他的脑袋只配让一只香槟酒瓶给砸开。

拉祖莫夫坚持说他没有时间，试图脱身。对方换了一种机密郑重的语气。

“基里洛，好兄弟，务必让我做出某种牺牲吧。这其实说不上是牺牲。我有钱的爸爸是我的靠山。他的口袋绝对是不见底的。”

拉祖莫夫暗示说这是酒后胡言，他便愤然加以驳斥，主动提出要借他一些钱逃到国外去。他总是能从他爸爸那里搞到钱。他只要这么说就行了，他在打牌或是类似的勾当中把钱给输掉了，同时庄严发誓连续三个月不落下一堂课。老头儿就会上钩的；而他，考斯蒂亚，完全胜任这种牺牲。虽说他其实并不明白听课对他有什么好处。实在是不可救药。

“你不想让我派上点用场么？”他恳求那位一声不响的拉祖莫夫，而后者的眼睛看着地上，完全没法吃透对方真正的意图，莫名其妙地觉得不想去弄明白这一点。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想要去国外呢？”他终于非常平静地问道。

考斯蒂亚压低了声音。

“昨天你把警察弄到你屋里去了。我们有三到四个人听说了这事。别管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知道这就够了。于是我们就在一起商量。”

“哈！你们这么快就知道这事了。”拉祖莫夫不小心地咕哝道。

“是啊。我们知道。而这让我们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

“你们把我当成是怎样一种人呢？”拉祖莫夫打断他话头。

“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一个有行动的人。可你非常的深，基里洛。你的心灵是不见底的。跟我这样的人不是一路的。可我们全都赞成为了我们的国家你必须得到保护。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怀疑——我是说，我们所有人，听哈尔丁在某个场合谈起你的人。一个人没有受到某种恶行的威胁，是不至于让警察搜查房间的……因此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立刻逃走是更好的话……”

拉祖莫夫扭头离开，沿着走廊走去，留下对方张开嘴巴一动不动。可他几乎是立刻返回，站在惊愕的考斯蒂亚面前，而后者慢慢将嘴巴闭上。拉祖莫夫直视着他的眼睛，然后故意用不慌不忙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非——常——感谢——你。”

他又迅速走掉了。考斯蒂亚，从对那些招数的惊讶之中回过神来，一个劲地在他的身后快步追赶。

“不！等等！听着。我说的是真话。这就像是把你的同情给一个饿汉。你在听吗，基里洛？你想到的任何伪装，我也都可以从一个服饰供应商那儿搞到，一个我认识的犹太人。让愚人凭借他的愚行变得有用吧。说不定还有假胡子或者类似的那种东西是需要的呢。”

拉祖莫夫被逼得转过身来。

“这件事情里面用不着假胡子，考斯蒂亚——你这个好心肠的疯子，你。你懂我的什么思想呢？我的思想是会毒害你的。”

对方不服气地用力摇起头来。

“你要思想做什么呢？有些思想会把你爸爸的钱袋子给掏空的。别去插手你所不理解的事情。回到你的走马和姑娘那儿去吧，这样你至少肯定是对任何人无害，而且对你本人几乎是没有害处的。”

这种轻蔑的态度让那位热心的青年受不了。

“你是在把我送回到猪槽去呢，基里洛。那好吧。我是个倒霉的畜生——我也会像畜生那样死去的。但是记着——你对我做的就是蔑视。”

拉祖莫夫大步流星地走了。那颗粗壮欢悦的淳朴灵魂居然也在革命的祸害下沦陷了，让他感觉到时代的一种不祥征候。他为不安的感觉而自责。就个人而言，他应该觉得放心才是。把他看作他所不是的那种人，这种错误判断的共谋中明显是有好处的。但这岂不古怪？

由于哈尔丁的革命暴行而让他的行为失去掌控，这种感觉他再一次体会到了。他的清静而勤勉的生活被毁掉了——他在人世间仅有的东西。凭什么权利？他愤愤不平地暗自问道。以什么名义？

最让他恼火的是，感觉学校里那些“思想家”明显是把他跟哈尔丁联系在一起——显然当作是那种不露面的心腹之交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哈哈！……他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位要人了。哈尔丁这个混蛋准是没少谈论他！不过，哈尔丁可能是说得很少。这家伙随口说出来的话被所有那些低能儿抱住不放、视若珍宝并且琢磨个没完。而一切隐秘的革命行径难道不是以愚行、自欺和谎言为基础的吗？

“别的事情都没法考虑了，”拉祖莫夫暗自咕哝道，“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白痴了。那些流氓和傻瓜在糟蹋我的智力。”

他失去了挽救他前程的所有希望，而他的前程取决于智力的自由运用。

走到他那幢房子的门口，心灰意冷，而这种心情让他能够以貌似漠然的神色从门房肮脏的手中接过一个官方模样的信封。

“一个宪兵拿来的，”那个人说道，“他问您是否在家。我告诉他‘不，他不在家’。于是他就离开了。‘把这亲手交给他，’他说道。现在您拿到了，对吧？”

他回去扫地了，而拉祖莫夫登上楼梯，手里拿着信封。一旦进了房间，他就不急着拆信了。这封官方信函自然是出自警方的上级指示。嫌疑犯！嫌疑犯！

他以黯然的惊讶之情凝视着他处境的荒谬。他以一种平静冷漠的忧郁心情在想；三年的业绩毁掉了，四十多门课程说不定是岌岌可危——从希望变成恐惧，因为人的愚行所启动的事件自身连成一个系列，没有精明的头脑可以预见到它，没有勇气可以将它打破。劫数进入你的房间而你那位女房东的背转了过去；你回到家里，发现它占据着，顶着一个人的名字，包裹着肉身——穿一件棕色棉布外套，脚蹬一双长筒靴子——懒洋洋地倚着火炉。它问你，“外间的门关上了吗？”——而你还不懂得掐住它的脖子把它扔下楼去。你还不懂。你迎接这离奇的命运。“坐下。”你说。而这就彻底完蛋了。你再也甩不掉它了。它永远要缠住你不放了。绞索也好，子弹也好，都没法把生命的自由和正常的思想送还给你了……足以让人把脑袋往墙上撞去。

拉祖莫夫慢慢环顾四壁，仿佛是要挑块地方把脑袋撞上去似的。接着他便拆开了信件。信上命令学生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拉祖莫夫火速到秘书部去一趟。

拉祖莫夫恍然见到T将军直瞪瞪的眼睛在等候他——专制统治的权力化身，怪诞而恐怖。他代表着专制统治的全功率，因为他是它的卫道士。他是怀疑的化身，愤怒的化身，是维护某个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残忍无情的化身。他本能地憎恶反叛。而拉祖莫夫思忖道，此人只是不能理解对专制主义教条的适度遵循而已。

“我搞不懂，他找我到底想要干什么？”他暗自问道。

仿佛是心中这个问题勾起了那个熟悉的幻影似的。哈尔丁在房间里蓦然站在他面前，从头到脚，细节出奇的完整。尽管短暂的冬日已经化为积雪掩埋的土地上那种阴森森的暮色，拉祖莫夫却显然看见切尔科斯外套上那一圈窄窄的皮带。这个可恶的鬼怪引起的幻觉是那样的完好无缺，弄得他还以为它是要询问，“外间的门关上了吗？”他憎恶而轻蔑地注视着它。灵魂是不会现形为衣服的。再说，哈尔丁不可能已经死掉了。拉祖莫夫气势汹汹地站出来；那个幻象消失了——他便突然一个急转身，怀着极大的鄙夷不屑走出房间。

可走下第一段楼梯之后，他却突然想到，警方的上级领导说不定是要让他和哈尔丁本人对质呢。这个念头像一颗子弹那样击中他，要不是用两只手抱住扶手，他极有可能是滚到下一个楼梯平台上去了。他的腿劲支撑不了很长时间……可是为什么呢？为了哪一种可以想得出来的理由呢？为了什么目的呢？

这些问题是不会有合乎情理的答案的，可拉祖莫夫却记得将军对K亲王所做的承诺。他的态度仍旧未详。

他下到楼梯底部，可以说是一步一步、靠着扶手把他自己给放落下来的。走到大门下面，他的思想和肢体几乎又变得坚定有力了。踏上外面的街道，脚步没有明显的踉跄。每走一步都觉得心理上更加沉稳。可他却暗自说道，T将军完全能够把他关进要塞，无限期地关下去。他的气质与那种残忍无情的工作相符，他的无限威仪使他不接受合理的争辩。

可拉祖莫夫到了秘书部，却发现他将跟T将军没什么关系。从拉祖莫夫先生的日记明显看到，这个可怕的人物将留在幕后。他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等候了一段时间，那儿的很多桌子上有大量笔杆子在激动而窒息的空气里胡涂乱抹，这之后，一个级别较高的文官在一间密室里接待了他。

给他带路的那位穿制服的文书在走廊里说道——

“您要去拜见的是格里高利·马特维埃奇·米库林。”

跟这个名字有关的那个人一点儿都不让人害怕。拉祖莫夫进去时，他温和而期待的眼光已经转向门口。他立刻用手上夹着的笔杆指着两扇窗户之间的一张深沙发。拉祖莫夫穿过房间坐下时，他的目光跟随着他。那种温和的凝视落在他身上，不是好奇，不是探究——肯定不是怀疑——几乎是没有表情。那种不动情的执着目光中，有着某种类似于同情的东西。

拉祖莫夫的意志和智力是为跟T将军本人交锋而准备的，他感到很不适应。在这个脸色灰黄、蓄着满满一把未修剪的胡子的人面前，悉心防备可能过度的力量和激情的那股心劲儿全都落空了。那片胡子金色的，薄薄的，非常纤细。铜色闪烁的光线落在他高高额头的凹凸不平的瘤子上面。而那张宽阔柔和的面孔上的特征是那样朴实和乡气，因此那片小心中分的头发便显出一种自命不凡的做作。

拉祖莫夫先生的日记证明了他的某种恼怒。我可以在此说明，正式记下差不多是每日事项的日记似乎就是从拉祖莫夫先生那天黄昏回家之后开始的。

接着，拉祖莫夫先生恼怒起来。他内心那种绷紧的个性很快就垮了下来。

“对付他得要慎之又慎。”在他们默默坐着互相凝视期间，他暗自告诫道。沉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具有一种或许是由那位蓄胡子官员温和深思的举止所赋予的忧伤性质（因为沉默自有其特性）。拉祖莫夫后来得知，他是秘书部一个部门的头头，其头衔在文官中相当于军队里的上校。

拉祖莫夫的猜疑变得剧烈起来。要点在于，不要勉强说太多。他是由于某种原因被叫到那儿去的。什么原因呢？感觉他是个嫌疑犯——毫无疑问，还要受到盘问呢。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也没有。或者哈尔丁说不定一直是在撒谎……每一种令人惊恐的不确定都让拉祖莫夫感到苦恼。他再也受不了那种沉默，并且为他先说话的软弱而责骂他自己，虽说他向他自己保证无论如何都不要先开口。

“我一刻都没耽误，”他用嘶哑、恼人的语气说起话来，接着那种说话的能力似乎就离开他而进入米库林参赞的身体，后者以赞许的语气打断话头——

“很好。很好。虽说事实上……”

但是咒语被破除了，拉祖莫夫大胆打断他的话头，忽然很有把握地觉得这是可以采取的最安全的姿态。他滔滔不绝地抱怨说完全是被误解了。在他说着说着觉察到自身的那种胆大妄为时，他也觉得“误解”这个词比“猜疑”这个词要好，而他又坚持把这个字眼说了一遍。他突然停住了，在那位官员留神倾听的纹丝不动面前觉得害怕起来。“我在说些什么呀？”他心想，用一种暧昧的目光细细打量他。猜疑——而非误解——正是这些人的标志。误解是另一种祸根。两者都是让哈尔丁这个家伙按在他头上的。而他头疼欲裂。他用手抹了抹额头——一个不由自主的痛苦的手势，他过于漫不经心，没有管住这个手势。此时此刻拉祖莫夫看见他自己的脑子在拷问台上受折磨——一个长长的苍白的身形在幽暗的地下室里被可怖的力量横着拉扯开来，而那个人的面孔他看不见。好像他是在无限微小的时段里梦见了某幅宗教裁判所的黑乎乎的画片……

不要真的以为拉祖莫夫确实是当着米库林参赞的面打了个瞌睡，梦见一幅宗教裁判所的旧画片。他的确是疲惫至极，而他记录着对那种情形的显然是梦境般的悲痛感受，那个苍白而拉长的身形旁边什么人都没有。被撕扯拷问的受难者的那种孤独尤其看着恐怖。那种怎么都看不见脸孔的诡秘所激起的恐惧感，他也记录下来。不详的梦境的这些特征全都是存在的。而他确信，他意识到他本人是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中间，身子朝前倾，帽子在他手指上转着圈，这种意识他根本就没有丧失。但是一切都在米库林参赞的嗓音里消失了。那平易近人的声调让拉祖莫夫深为感激。

“是的。我听着很有兴趣。我多少是理解您那种……但是，其实您有误解，在您的……”米库林参赞说出一连串破碎的句子。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往下瞟一眼他的胡子。那些句子是故意缩短的，设法让话语变得更有分量。而他却可以把话说得十分流畅，这在他接下来换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语气时就变得清清楚楚：“通过像我这样听您说话，我想我已经表明，我并没有把我们的交流看作是纯粹的公事公办。事实上，我丝毫不想让它带有那种性质……哦，是的！我承认，让您上这儿来的请求具有一种官方形式。但我征求您的意见，是否这是一种可以用来确保到场的形式，让一个……”

“嫌疑犯，”拉祖莫夫大声说了出来，直视着那位官员的眼睛。那双眼睛大大的，有厚厚的眼睑，以一种昏茫而坚定的凝视迎接他的大胆放肆。“嫌疑犯”这个词在他醒着的所有时间内都萦绕不去，而把这个词公然重复一遍，给了拉祖莫夫一种莫名的满足感。米库林参赞微微摇了摇头，“想必您确实是知道警方搜查了我的房间？”

“您打断我的时候，我正要说‘一个被误解的人’。”米库林参赞用平静的语气拐弯抹角地说道。

拉祖莫夫微微一笑，毫无讥讽意味。重新意识到智力上的优势让他在危险时刻有了支撑。他用稍带轻蔑的口气说道——

“我知道，我不过是一根芦苇。但我请求您承认，我这根思想的芦苇比那些要将他彻底碾碎的无思想的势力优越。终审时讲究实际的思想不过是苛责而已。我或许可以得到允许，对警方的这种耽搁行为表示诧异，他们耽搁了足足两天时间，而在此期间我自然可以把所有的危险之物都付之一炬——比如说——把它们消灭干净，连灰烬也都清除掉。”

“您发怒了，”那位官员评论道，语气和态度是说不出的淳朴，“这样做通情达理吗？”

拉祖莫夫感到自己气得脸都红了起来。

“我是通情达理的。我甚至是——请允许我说——一个思想家呢，虽说无可否认，这个名称如今似乎成了那些兜售革命物品的小贩子的专利，成了某种法国的或德国的思想——鬼知道是哪种外来观念的奴隶。但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杂种。我像一个俄罗斯人那样思考。我真心诚意地思考——我斗胆把我自己称为思想家。据我所知，这个字眼并没有被禁止。”

“没有。为什么这个字眼要被禁止呢？”米库林参赞在座位上转过身来，跷着二郎腿，肘部靠在桌上，用握拢一半的那只手的指关节支撑脑袋。拉祖莫夫注意到粗大的食指上紧扣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镶嵌着一颗血红的宝石——一枚图章戒指，看上去像是能有半磅重，对这个光滑的头发在凹凸不平的苏格拉底额头上精确中分的笨重男子来说，倒是一件恰当的饰物。

“会不会是假发？”拉祖莫夫发现自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超脱表示纳闷。他那种自信心大为动摇。他决定再也不饶舌了。守口如瓶！守口如瓶！一旦问起来，他要做的无非是坚定不移地保守赞米亚尼奇这个插曲的秘密。将赞米亚尼奇严格排除在所有答复之外。

米库林参赞朦朦胧胧地注视着他。拉祖莫夫的自信心完全丧失了。将赞米亚尼奇排除在外看来是不可能的。每个问题都会导向这一点，因为，别的问题当然是不存在的。他努力振作起来。结果并不成功。可米库林参赞却同样是令人惊讶的超脱。

“为什么要禁止这个字眼呢？”他重复说道，“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思考的人呢，我向您保证。首要条件是要正确地思考。我承认，一个自我沉溺的年轻人——怀着奔放不羁的大量冲动，可以说——受到刮来的每一阵狂风的摆布，对他而言，起初这么做有时候是不容易的。宗教信仰，当然，是一个大……”

米库林参赞往下瞟一眼他的胡子，这个意想不到的散漫的变招，让拉祖莫夫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他用阴沉不满的语气咕哝道——

“那个人，哈尔丁，信仰上帝。”

“啊！您知道，”米库林参赞低语道，轻声表达观点，仿佛是出于谨慎周到，但却表达得十分清楚，仿佛他也是被拉祖莫夫的话打消了戒备似的。那位年轻人保持着一副漠然忧悒的神色，虽说他狠狠地责备自己，为一个害人的傻瓜而给了这样一种完全是错误的亲密印象。他两眼盯着地板。“除非我不得不说话，我必须断然保持沉默，”他暗自告诫道。而那个违背其意愿的问题，“我最好是把一切都告诉他吗？”立刻遏制不住地冒出来，弄得他只好咬住下嘴唇。不过，米库林参赞竟然没有抱任何招供的希望。他接着说道——

“您能告诉我的超过审讯员从他那儿得到的。他受到一个三人委员会的审理。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告诉他们。我这儿有那份口供记录的报告，我做的。每个问题后面都是‘拒不回答——拒不回答’。通篇都是这样。您瞧，我受委托对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做一些深入调查。他让我的调查根本无从着手。一个顽固不化的异端。因此，您说，他信仰……”

米库林参赞又往下瞟一眼他的胡子，若有若无地做个怪相；可他停顿的时间并不长。他发表意见说，亵渎者也是有这种信仰的，语气略带些不屑，然后以猜测的口吻总结说，拉祖莫夫先生和哈尔丁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不少交谈。

“没有，”拉祖莫夫大声说道，没有抬头看。“他说话，我倾听。这不是交谈。”

“倾听是一大技巧。”米库林附带评论道。

“而让人说话是另一种技巧，”拉祖莫夫咕哝道。

“嗯，不是的——这个并不是很难，”米库林天真地说道，“当然，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这个哈尔丁。什么都没法让他开口。他四次被带到委派的审讯员面前。四次秘密审问——甚至就在最后一次，当时您这个人被提出来……”

“我这个人被提出来？”拉祖莫夫重复道，猛然抬起头来，“我不明白。”

米库林参赞转身正对桌子，拿起一些灰色大页纸，一张接一张把它们扔下，只在手里保留最后一张。他一边说话一边把它拿到眼前。

“这——您瞧——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重大的案子里，针对犯人的任何措施都不应该被忽略。这一点您本人是明白的，我可以肯定。”

拉祖莫夫的双眼睁得老大，瞪着米库林参赞的侧面，而后者这会儿根本不朝他看。

“因此决定（T将军同我商量了），某个问题应该向被告提出来。但为了尊重K亲王的热切意愿，您的名字没有写入文件，连那些审讯员也都不知道。K亲王对我们建议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必要性是有认识的，可他牵挂着您的安全。事情难免会泄露——这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没法总是对下级官员的谨慎负责。房间里自然是有特别法庭的书记员——有一两个宪兵的。此外，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为了尊重K亲王，连审讯员本人也都是一无所知。T将军交给他们的那个预先拟定的问题（是我亲手写下的），指示要放在所有问题的最后才向囚犯提出来。它在这儿。”

米库林参赞的脑袋往后一仰，调成适当焦距，接着用单调的语气念道：“问题——和您非常熟悉的那个人，星期一您在他屋里逗留了数小时，根据他的情报您遭到逮捕——他此前对您犯政治谋杀罪的意图有任何了解吗？……囚犯拒绝回答。

“问题重复一遍。囚犯仍保持固执的沉默。

“要塞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牧师随后获准进入，劝说囚犯悔改，并恳求他进行毫无保留的忏悔，以此赎罪，而这将有助于免除那种罪孽，忤逆天条以及我们基督眷顾的土地上的君主天威——囚犯在今天上午的会见期间第一次开口说话，以响亮清晰的嗓音拒绝那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的服侍。

“十一点钟，法庭以摘要形式宣布死刑。

“行刑定于下午四点钟，服从上级有关部门的新的指示。”

米库林参赞把这一页大页纸丢下，往下瞟一眼他的胡子，朝拉祖莫夫转过身来，以一种悠闲、解释的语气找补说——

“我们知道延期行刑不成问题。执行判决的命令是中午用电报发送的。我本人写的电文。今天下午四点他被处以绞刑。”

哈尔丁之死的确切消息，给了拉祖莫夫一种相当费劲或相当激动之后所产生的浑身倦怠之感。他在沙发上坐着不动，可他嘴里却漏出一句咕哝——

“他对未来的存在怀有信念。”

米库林参赞微微耸一耸肩，而拉祖莫夫费力站起身来。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待在这间屋子里了。哈尔丁在四点钟被绞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看来他已经开始未来的存在，长筒靴、俄国羔羊皮皮帽也包括在内，还有系在腰里的那根皮带。一种闪烁摇曳、逐渐消逝的存在。他在这世上留下的，不是他的灵魂，只是他的幻影——拉祖莫夫心想，一边暗自冷笑，一边穿过房间，全然忘记他是身在何处，全然忘记米库林参赞的存在。那位官员无须离开座椅就能让许多铃声在大楼各处都响起来。他让拉祖莫夫一直走到门口，然后才开口。

“嗨，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在干什么呢？”

拉祖莫夫转过头来，默默看着他。他一点儿都不觉得尴尬。米库林参赞的胳膊在面前的桌上伸开来，身体稍稍前倾，朦朦胧胧的双眼费力瞪着。

“我真的打算这样离开吗？”拉祖莫夫神情漠然，暗自惊异。他意识到这种漠然的神色中隐藏着一种清醒的诧异之感。

“要是他没有开口说话，那我显然就走出去了，”他心想，“那他会怎么做呢？我无论如何都得了结这件事。我得让他摊牌。”

在那个可以说是面具的背后他寻思片刻，接着便放开门把手，走回到屋子中央。

“您在想什么让我来告诉您吧，”他暴躁地说道，但没有抬高嗓门。“您认为，您是在跟那个不幸之人的秘密同案犯打交道。不，我并不知道他是不幸的。他没有告诉过我。依我之见，他是个混蛋，因为，要让错误的观念保持生机是一种比杀人更大的罪行。我想您是不会否认这一点的吧？我恨他！空想家在这世上诱发连绵不断的邪恶。他们的乌托邦在那些庸众心里激起对现实的厌恶，激起对人类发展的世俗逻辑的轻蔑。”

拉祖莫夫耸一耸肩，瞪着眼睛。“好一番长篇大论！”他心想。米库林参赞的沉默和纹丝不动让他佩服。那位蓄胡子的官僚坐在自己的岗位上，谜一般地泰然自若，像那种眼神昏茫、难以读懂的偶像。拉祖莫夫的嗓音不由自主地变了。

“假如您要问我，我恨哈尔丁这种人的必要性是在哪里，我就会回答您——这里面丝毫没有多愁善感的东西。我不是因为他犯了谋杀罪而恨他。厌恶并不是恨。我恨他仅仅是因为我神志正常。正是出于这种性质，他才激起我的愤慨。他的死……”

拉祖莫夫觉得自己的嗓音在喉咙里变得浑浊起来。米库林参赞昏茫的眼神像是在他脸上四处弥漫，弄得拉祖莫夫看不分明。他试着不理睬这些现象。

“其实，”他继续说道，仔细吐出每个字，“他的死与我何干？要是他躺在这儿的地板上，那我就能够从他胸口踩过去……这家伙不过是个幻影……”

拉祖莫夫的嗓音万般无奈地消沉下去。桌子后面的米库林连一丝轻微的动作都不做出来。沉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拉祖莫夫又能接着说下去了。

“他到处说起我……这些知识分子同伙坐在彼此的房间里，让外来的思想弄得醉醺醺的，就像近卫军的年轻军官拿洋酒互相招待。十足荒淫无耻……一点不假，”——拉祖莫夫蓦然想起赞米亚尼奇，便感到十分恼火，硬是将声音压低——“一点不假，我们俄国人是一群酒鬼。我们必须获得某种类型的陶醉：由于伤心而让我们自己无法无天，或是由于顺从而让我们自己伤感落泪；躺得死死的像一根木头，或是放火烧房子。我倒是想要知道，清醒的人该怎么办？把自己从同类当中整个儿切下来是不可能的。生活在沙漠中的人必须是圣徒。但要是一个喝醉的人从小酒馆里跑出来，扑到您的脖子上，亲吻您的两个脸颊，因为您的长相当中有某种东西讨他喜欢，那该怎么办——请告诉我？您在他的背脊上，说不定是，打断了一根棍子，可还是没法把他击退……”

米库林参赞抬起手，在脸上不慌不忙地抹一下。

“这个……当然。”他低声说道。

这个手势的平静庄重使得拉祖莫夫停了下来。它也是那样的出乎意料。这是什么意思？它具有一种使人惊恐的淡定。拉祖莫夫想起自己的意图是要让他摊牌。

“这些我都跟K亲王说了，”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了起来，但是一看到米库林参赞慢慢点头赞同，就装不下去了，“这您知道？您听说了……那何必把我叫到这儿来告知哈尔丁的死刑呢？既然此人已经死掉，您还想让我跟他的沉默对质？他的沉默与我何干？这让人没法理解。您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要动摇我的精神平衡。”

“不。不是这样的，”米库林参赞咕哝道，声音轻得刚好能听见，“您提供的帮助令人赞赏……”

“是吗？”拉祖莫夫用讥讽的语气打断话头。

“……而您的立场也令人赞赏。”米库林参赞并没有提高嗓门，“嗳，您想想看！您走进K亲王的书房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带着您那个让人震惊的情报……您还在念书呢，拉祖莫夫先生，可我们已经是在供职了——别忘了这一点……而某种好奇心自然是必定……”

米库林参赞往下看他的胡子。拉祖莫夫的嘴唇哆嗦起来。

“这种事情标明一个人的性质，”那种亲切的咕哝在继续。“我承认，我是很想见您的。T将军也觉得见一见是有用的……不要认为我不能理解您的观点。我像您这样年轻的时候，我学了……”

“是的——您想要见一见我，”拉祖莫夫用一种颇为反感的语气说道。“您自然是有权利——我指的是权力。这完全是一回事。但就算是您看着我，听我说上一年，那也完全是没有用的。我开始觉得，我身上有某种东西人们好像没法弄明白。这是很不幸的。可我还以为K亲王是能够理解的呢。他好像是理解的。”

米库林参赞轻轻动了一动，开口说道。

“K亲王对正在做的事情全都知道的，而我告诉您也不要紧，他赞成我那种想要私下里跟您结识的愿望。”

拉祖莫夫那种奚落人的惊讶口气掩盖着莫大的失望。

“这么说他也是好奇的！……嗯——毕竟，K亲王对我的了解是很少的。对我来说，这真是非常不幸，但——这不完全是我的过错。”

米库林参赞急忙抬起手表示不赞成，把脑袋微微朝肩膀倾斜。

“现在，拉祖莫夫先生——有必要这样认为吗？每个人我相信都能……”

他迅速往下瞟一眼他的胡子，等他再往上瞧时，他的雾蒙蒙的凝视中即刻出现一种饶有兴味的神色。拉祖莫夫用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笑容打消它。

“不。这诚然是无关紧要的——除非是就此而言，这种好奇心全是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引起的……该拿它怎么办？它是无法平息的。我的意思是说，拿什么都安抚不了它的。我碰巧生来就是那种天性爱国的俄罗斯人——是否继承而来的，我不好说。”

拉祖莫夫有意用煞费苦心的持重语气说话。

“是的，爱国天性是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冷静客观的思考能力培养起来的。这个方面，我比任何社会民主革命可以带给我的自由要更自由。我想的很可能跟您在想的不完全一样。确实，这怎么可能呢？此时此刻，您谅必会觉得我是在煞费苦心地撒谎，用来掩饰我悔改的行迹吧。”

拉祖莫夫打住。他的心脏快要胀破胸口了。米库林参赞并没有退缩。

“何必这样？”他只是说道，“搜查您屋子时我亲自到场。我本人仔细查看了所有文件。那种政治信念的表白让我大为感动。一份相当引人注目的文件。现在，我可以问一下是为了什么目的……”

“自然是为了骗一骗警方咯，”拉祖莫夫恶狠狠地说道，“这场愚弄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自然是可以把我从这间屋子直接送到西伯利亚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事情我是能够服从的。可我对这场烦不胜烦的喜剧表示不满。就我的品位而言，这整件事情总而言之是变得太滑稽了。一场谬误、幻影和怀疑的喜剧。简直是鬼魔三道……”

米库林参赞掉过耳朵留神听着。

“您是说幻影？”他嘟哝道。

“我可以从几十个幻影上面踩过去。”拉祖莫夫不耐烦地挥动着手掌，莽莽撞撞地接着往下说道，“不过，确实，我得要主张跟那个人永远断绝关系的权利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擅自……”

拉祖莫夫从桌子的他这一侧朝那位坐着的官僚微微鞠一躬。

“……告退——只是告退。”他极其果断地把话说完。他走到门口，心想：“这下他必须摊牌了。他必须打铃了，趁我还没走出这幢大楼，把我给抓起来，不然他就得让我走了。而不管怎样……”

一个慢条斯理的嗓音响起来——

“基里洛·西多洛维奇。”

拉祖莫夫在门口转过头来。

“告退。”他重复道。

“去哪儿呢？”米库林参赞柔声问道。

(1)法语：小俄国。

(2)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著有《佩皮斯日记》等，他的日记有对伦敦大火和大瘟疫等的详细描述，成为17世纪最丰富的生活文献。

(3)当是指13世纪末14世纪初大乌斯秋格的普罗科皮乌斯，出生于德国吕贝克，后皈依俄国东正教，成为俄国东正教第一位“圣愚”。

(4)原文为德语。

(5)当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期间。

(6)法语：这个可怜的人。

(7)法语：那么您请坐吧。

(8)法语：亲爱的，您明白了吧，杀人犯。

(9)法语：我的亲王。

(10)法语：坚持。

(11)法语：毫无理由。

(12)法语：一个高尚的人。

(13)法语：我亲爱的亲王。

(14)法语：啊，有了。

(15)英语“自由”（liberty）的第一个字母。

(16)法语：唉。

(17)法语：再见。

(18)米诺陶，全称米诺陶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的怪物，居住在克里特岛上的迷宫中。

卷二

1

在处理一个虚构故事时，为了明晰和有效起见，某些规矩无疑是要遵守的。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尽管在叙事技巧上缺乏经验，却自有本能引导他遣词造句、展开情节。些微的才能宽宥众多错误。但这并不是一部想象出来的作品；我没有才能；我这个工作的宽宥之处不是在于它的技巧，而是在于它的无技巧。意识到我的局限以及我用心真挚的长处，我就不会去尝试（如果我有能力尝试）虚构任何东西了。我把我的顾忌发展到那种地步，连一个过渡都不会去虚构的。

在米库林参赞问“去哪儿呢？”、以一个难解的问题的力量进行干涉的当口，便将拉祖莫夫先生的记录丢下，我要说的仅仅是，在那个时候之前大约六个月，我结识了那些女士。我说“那些女士”，自然是指不幸的哈尔丁的母亲和妹妹了。

他用了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母亲卖掉他们小小的资产，在某个时间去了国外，我没法说得确切。我觉得，哈尔丁夫人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会放火烧了她的房子或是移居到月球上去，丝毫不会表示吃惊或忧虑；而哈尔丁小姐——娜塔莉亚，昵称娜塔佳——会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的。

她们对那个年轻人引以为豪的忠诚，在很短时间里就让我清清楚楚感觉到了。遵照他的指示，她们直奔瑞士——到苏黎世去——在那儿逗留将近一年。从她们并不喜欢的苏黎世来到日内瓦。我在洛桑的一位朋友，大学里教历史的一名讲师（他娶了一位俄国女士，哈尔丁夫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写信，建议我去拜访那些女士。这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业务建议。哈尔丁小姐想要一位称职的教师，帮她修完一门最佳英语作家阅读课。

哈尔丁夫人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她那口蹩脚的法语，她笑眯眯地意识到这一点，将初次会面的礼节俗套给废除了。她是个身材高挑的女人，穿着黑丝裙。宽宽的额头，端正的五官，轮廓精美的嘴唇，证明她往昔的美丽。她在安乐椅里坐得笔挺，用颇为虚弱的轻柔嗓音告诉我说，她的娜塔佳只是渴求知识罢了。她那双纤手搁在膝头，脸部的纹丝不动有着某种僧院的味道。“在俄国，”她接着说道，“一切知识都让弄虚作假给玷污了。没有化学反应之类的东西，只是泛泛的教育而已，”她解释道。政府出于自身目的而败坏了教学。她的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感觉的。她的娜塔佳获得了女子高级中学文凭，她的儿子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他有着出众的才智、极为高贵的无私天性，是他同伴中的预言家。她希望明年年初他来和她们会合，到时候他们就一起去意大利。一个有她儿子这样非凡才干和高尚品质的人，只有在其他国家而非在他们自己国家，她才确信会有远大前程——可在俄国……

坐在窗边的那位年轻女士转过头来说道——“嗨，母亲。即便是在我们看来，事情也是逐年变化的呀。”

她的嗓音低沉，几乎是生硬，可生硬之中却有柔婉。她肤色黝黑，嘴唇鲜红，身材丰满。她给人的印象是有着旺盛的活力。那位年长的女士叹了口气。

“你们都还年轻——你们两个。你们容易有希望。可我，也并非是没有希望。真是的，我怎么能跟这样一个儿子在一起呢。”

我跟哈尔丁小姐说话，问她想要读哪些作家。她把那双黑睫毛遮盖的灰眼睛径直对着我，而我尽管是上了岁数，却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能够从女人身上欣赏某种有别于纯粹女性风度的东西，对那种人来说，她个性的风采可以是多么富有魅力。她的目光率直而信任，跟那种尚未被世间的明智教训损害的年轻人的目光一样。它是勇敢无畏的，但这种无所畏惧之中却丝毫不存有攻击性。天真烂漫而又深思熟虑的自信，是一个更好的定义。她已经在认真思索（俄国的年轻人早就开始思考），可迄今为止却从不知有欺骗，因为她显然还从未堕入激情的支配。她是——朝她看上一眼就够了——很能够被某种观念或仅仅被某个人鼓动起来的。至少，我是用我认为没有偏见的心灵这样判断；因为我明显不可能是那种人——至于我的观念！……

我们在阅读课上成了极要好的朋友。这是非常让人愉快的。不怕惹人发笑，我承认，我是变得相当依恋这位年轻姑娘了。到了四个月的末尾，我告诉她说，这下她大可靠她自己继续读英文了。是到了老师要离开的时候了。我那位学生显出一脸不快的吃惊模样。

哈尔丁夫人，面容纹丝不动，眼里流露出亲切的神色，从安乐椅中用不稳定的法语发话，“Mais l'ami reviendra.⁽¹⁾”。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我重新回来——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周四次，而是相当的频繁。秋季，在其他俄国人陪伴下我们一起做了几趟短途旅行。我和那些女士的友谊让我在俄国侨民中有了一个身份，否则我是不会有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刺杀P先生的消息那天——是个星期天——我在街上碰见这两位女士，和她们一起走了一段路。我记得，哈尔丁夫人在黑丝裙外面披了件沉甸甸的灰斗篷，那双秀丽的眼睛以一种十分宁静的神色和我的目光相遇。

“我们去做刚才的礼拜了，”她说道，“娜塔佳和我一起去的。她那些女友，这儿的学生，自然是不……在我们俄国人看来，教会是如此等同于压迫，因此人们想要在此生获得自由，放弃所有来生的希望，看来几乎就是必然的。可我却没法不替我儿子祷告。”

她以一种面无表情的严峻，微微有些脸红地用法语找补道：“ce n'est peut-être qu'une habitude.”（“这也许只是习惯。”）

哈尔丁小姐拿着祷告书。她没有朝她母亲看一眼。

“你和维克多两个人骨子里都是信徒。”她说道。

我把咖啡馆里刚读到的来自她们国家的消息给她们做了传达。我们一起步履相当轻快地默默走了一分钟。接着哈尔丁夫人咕哝道——

“为此会有更多动乱、更多迫害了。他们甚至会关闭大学。在俄国，除了坟墓里的人，谁都不会有平静，也不会有安耽。”

“对。道路是曲折的，”那位女儿说道，直视着她前方积雪覆盖的侏罗山脉，像一堵白墙封住街道的尽头，“但是和谐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这个就是我的孩子们的想法。”哈尔丁夫人对我发表评论说。

我并没有掩饰我的感觉，这些日子里谈论和谐是不可思议的。娜塔莉亚·哈尔丁仿佛是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似的，冷不丁对我说道，西方人并不理解这种局势。她十分镇定，年轻气盛。

“你认为这是和你们欧洲的社会竞争一样，是一场阶级斗争，或是一场利益冲突。但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

“很可能是我并不理解。”我承认道。

通过某种神秘的表述把每个问题都从可理解的层面加以提升的那种偏好，是非常俄国的。我对她十分了解，很容易发现她对西方世界熟知的政治自由的各种实际形式的藐视。我想，只有俄国人才能理解俄国人的那种淳朴，一种极具腐蚀性的淳朴，其神秘的措辞包裹着天真烂漫和绝望的愤世嫉俗。有时候我想，构成那个民族的心理秘密的深刻差异就在于此，他们厌恶生活，现世那种看样子是不可收拾的生活，而我们西方人则是珍爱它，对它怀着某种或许是同样夸张的感情用事的评价。但这么说确实是离题了……

我帮那些女士上了电车，她们邀请我下午去访问。至少哈尔丁夫人在登上电车时邀请我，而她的娜塔佳则从移动的车子的后门踏板冲着下面密集的西方人宽容地微笑，冬日午前清澈的光芒在她灰色的眼睛里变得柔和了。

拉祖莫夫先生的记录，像那本打开的命运之书，唤起我对那一天的记忆，作为某种免除了所有预知而显得悚然无情的东西。维克多·哈尔丁仍旧是和生者在一起，却是和那种生者在一起，他们和生活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对死亡的期待。他肯定已经是被交付给尘世眷恋的最后时光了，那种顽固不化的沉默时刻，对他来说是要延长到来世了。那天下午，那些女士款待大量的同胞——比她们平时一次接待的要多；而启蒙思想家大道上那幢大房子的底层会客厅则是人满为患。

我比大家都要逗留得更久；而当我站起身时，哈尔丁小姐也站了起来。我握住她的手，觉得想要重提那天早晨在街上的交谈。

“确实，我们西方人并不理解你们民族的性格……”我说了起来。

她好像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先见之明而对我有了思想准备。她语气轻柔地制止我——

“他们的那些冲动——他们的……”她寻找着确切的措辞，然后找到了，不过用的是法语……“他们的那种movement d'ame.⁽²⁾”

她的声音比耳语高不了多少。

“那好吧，”我说道，“可我们仍在目睹一场斗争。您说这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一场利益冲突。就算我是这样认为吧。对立的观念接着就会更加容易和解——它们能够跟鲜血和暴力结合起来，变成您所宣告的近在咫尺的那种和谐吗？”

她用那双清澈的灰眼睛锐利地看着我，没有回答我那个合理的问题——我那个明明白白，我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是不可思议的。”我用某种像是懊恼的口气找补道。

“任何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她说道，“对严格的思想逻辑而言，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可世界却存在于我们的感官中，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必定是存在着某种高于我们概念的必然性。从属于大多数是一件非常糟糕和非常虚伪的事情。较之于人为的党派斗争——而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场斗争，并且是令人鄙视的，因为它是人为的，我们俄罗斯人会找到某种更好的民族自由的形式。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这要留给我们俄罗斯人去做。”

哈尔丁夫人一直在眺望窗外。她把脸上那种几乎是了无生气的美丽，还有大大的黑眼睛里那种生动和蔼的目光转向我。

“这就是我的孩子们的想法。”她宣布道。

“我想，”我对哈尔丁小姐说道，“如果我那样对你说，你会感到震惊的吧，我没有听懂——我不会说一个字；所有的话我都听懂了……但你所期望的这个没有实体的和谐时代会是什么样的呢？生活是一种有形式的东西。它有其可塑的形态和明确的智性面貌。爱和忍耐的最为理想化的概念，在它们能够得到理解之前，必定是有着所谓的肉身体现。”

我向哈尔丁夫人告辞，她美丽的嘴唇压根就没有动。她只是用眼睛微笑。娜塔莉亚·哈尔丁和我一起走到门口，非常和蔼可亲。

“母亲以为我是哥哥维克多的应声虫。事情并非如此。他理解我胜过我理解他。等到他和我们会合，你和他认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是一颗多么优异的灵魂。”她停顿了一下。“他不是那种寻常意义上的坚强之人，你知道，”她找补道，“可他的品格却毫无瑕疵。”

“我相信，和你哥哥维克多交朋友对我来说不会很难。”

“别指望能够非常理解他，”她说道，稍有些敌意，“他骨子里可一点儿都不——一点儿都不西方。”

听着这句多余的告诫，我离开房间，在门口又向坐在窗边安乐椅上的哈尔丁夫人鞠一躬。我全然未曾察觉到那种独裁统治的阴影已经落到启蒙思想家大道上，落进这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日内瓦城，那儿有个地区叫做“La Petite Russie”⁽³⁾。不管什么时候两个俄国人相会，那种独裁统治的阴影就伴随着他们，沾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点、他们最为亲密的感情、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公开言论——在他们沉默的秘密之中时隐时现。

接下来大约一周内，我感觉到这些女士的沉默无言。我过去常常遇见她们在大学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她们以惯常的友好态度向我问候，可我却禁不住留意到她们的那种沉默寡言。那个时候，一般人都知道谋杀P大臣的刺客被抓住了，被审判和处决了。那么多消息都正式向新闻通讯社公布了。但对世上的一般人而言，他却仍然是匿名的。官方遮遮掩掩，不让他的名字公之于众。我确实搞不懂是出于何种原因。

有一天，在树木光溜溜的棱堡大峡谷的街道上，我看见哈尔丁小姐在独自行走。

“母亲不是很好。”她解释道。

由于哈尔丁夫人一生似乎从未生过一天病，这种身体不适就让人感到担忧了。而且病情还一点儿都不明确呢。

“我觉得她是心情烦躁，因为我们有相当长时间没有收到我哥哥的音讯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高高兴兴地说道，我们肩并肩慢慢走了起来。

“在俄国不是。”她说话的声音那么轻微，弄得我勉强才能听见。我愈加关切地看着她。

“你心里也着急吗？”

她犹豫片刻之后，承认说是的。

“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收到……”

而我还没来得及提供那些惯常的陈腐建议，她便对我吐露心腹。

“唉！可事情比这要坏得多了。我给彼得堡我们认识的一户人家写信。他们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他们以为他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他们甚至有点儿生气了呢，他离开彼得堡而没有跟他们打招呼。那位女士的丈夫立刻去他的住所。维克多已经离开那儿，而他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记得她有些可怜巴巴地喘了口气。她哥哥也是有相当长时间没在课堂上出现了。他只在大学校门口偶尔露一下面，问门房要他的信件。而那位绅士朋友被告知，学生哈尔丁并没有来认领他最近的两封信。但警方来查问说，学生哈尔丁是否到学校来领取过什么信件，然后就把它们给拿走了。

“我最近写的两封信。”她说道。

我们面面相觑。几片雪花在光溜溜的树枝底下飘动。天空黑乎乎的。

“你觉得会出什么事呢？”我问道。

她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俄国。”

于是我便看到专制统治的阴影落在俄国人那种顺从或反叛的生活中。我看到它在触摸她那张依偎在毛皮领子里的俊美爽朗的脸，蒙住那双清澈的眼睛，那在昏暗严寒的午后浑浊的光线里映照我的闪闪发亮的灰色。

“我们接着走吧，”她说道，“站着冷——今天。”

她微微发抖，跺了跺她的那双小脚。我们快步走到峡谷尽头，然后回到花园大门口。

“你跟你母亲说过了吗？”我冒昧地问道。

“没有。还没有呢。我出来走走，打消这封信带给我的印象。”

我听见某处有纸张的窸窣声。是从她暖手筒里发出来的。她把信放在那儿随身带着。

“你怕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对我们西方的欧洲人来说，有关政治阴谋和密谋的一切想法，都像是为创作戏剧或小说而编出来的幼稚、粗糙的虚构。我不喜欢让我的问题变得更明确。

“我怕的是对我们——尤其是对我母亲来说不确定的事情。人们确实是消失不见。是的，他们确实是消失不见。我让你来想象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几星期——几个月——几年的无声无息的那种残忍！我们这位朋友听说警方拿到那些信件，就不再去打听了。我想，他是害怕危及他本人吧。他有妻子和孩子——而他何必，毕竟……况且，他无钱无势，人脉不广。他能怎么办？……是的，我害怕沉默——为我可怜的母亲。这种沉默她会受不了的。对我哥哥来讲，我怕……”她几乎是变得口齿不清，“我什么都怕。”

眼下我们靠近剧院对面的那道大门。她提高嗓音。

“可即便在俄国，失踪的人确实也是露面的。你知道我最后的希望是什么吗？说不定我们知道的下一件事情是，我们看见他走进我们房间呢。”

我抬起帽子，而她朝我微微动了动脑袋，便一路走出花园，优雅而坚强，手插在暖手筒里，揉皱那封残忍的彼得堡来信。

回家路上，我打开伦敦寄来的报纸，低头看一眼俄国发来的通讯——不是电报而是通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哈尔丁这个名字。P先生的死是不再具有现实性了，可那位有胆识的通讯员却为探查出现代史上这个事件的某种非官方情报而感到自豪。他掌握了哈尔丁的名字，获得了午夜街头被捕的故事。但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看，那种轰动效应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他并没有在通栏中拨给它二十行以上的篇幅。这足以让我度过一个无眠之夜。让哈尔丁小姐未做准备就遇见新闻工作者的这个发现，我觉得会是一种不忠，而次日的法国和瑞士的报纸必定会将这个发现转载的。这让我通宵都不得安生，因忧心如焚而无眠，因某种夸张和病态做作的杂乱感觉而梦魇。此番纷扰在那两个女人生活中造成的那种奇突之感，我是易于感知的，那种痛心疾首之状彻夜呈现在我眼前。正是由于她们那种高雅的天真质朴，事情看来才应该永远对她们加以隐瞒。在一个未免是早得过分的时间里赶到她们公寓门口，我感觉仿佛是将要犯下一种野蛮的行径似的……

那位中年女仆带我走进会客室，那儿有一把掸子搁在椅子上，还有一把扫帚倚靠在中间的桌子上。尘埃在阳光中舞动；我后悔没有写一封信代替我亲自过来，并为当时的那种光线亮堂而感到庆幸。哈尔丁小姐穿着一件素净的黑裙，从她母亲房间里轻轻走出来，嘴上浮现一种凝固的含糊微笑。

我从口袋里抽出那份报纸。我没有想到，一叠《标准报》会产生美杜莎的头颅那种效果。她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她的眼睛——她的四肢。最可怕的是，她僵住了还仍然活着。可以察觉到她心脏的悸动。但愿她原谅我迟迟未吐露那些笨拙的托词。这一刻没有拖得太久；她没法这样从头到脚一动不动保持一两秒钟以上；接着便听见她吸了口气。仿佛那种震惊使她精神的抵抗力瘫痪了似的，并且侵害了她肌肉的结实，她脸上的轮廓似乎塌陷了。她变得太厉害。她看上去老了——毁了。但只在片刻之间。她果断地说道——

“我马上去告诉母亲。”

“以她那种状况，这样做安全吗？”我表示异议。

“有什么能比上个月她所处的那种状况更糟的？这种事情我们是以另一种方式理解的。犯罪不能归咎于他。不要以为我是在你面前替他辩护。”

她走到卧室门口，然后回来用很轻的声音请我别走，直到她回来为止。无休无止的二十分钟里，我听不到一点声音。最后哈尔丁小姐出来，以她那种轻疾的步子穿过房间。一走到扶手椅旁，她便重重地掉了进去，仿佛累得精疲力竭似的。

她告诉我说，哈尔丁夫人没掉一滴泪。她端坐在床上，而她那种纹丝不动，那种沉默，非常吓人。最后她轻轻躺下来，用手势示意女儿走开。

“她马上会叫我进去的，”哈尔丁小姐找补道，“我在床边留下一只铃。”

老实说，我那种真实的同情心是没有立足点的。西方的读者，这个故事就是为他们写的，会懂我说的意思。那种同情心所缺乏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体验。死亡是个冷酷无情的劫掠者。我们全都熟悉那种不可弥补的损失带来的悲痛。没有生命是与世隔绝到可以免于这种体验的。可我带给那两位女士的哀恸，却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联想。它让人联想起炸弹和绞刑架——那种血红的俄国色彩，它把我同情心的面貌弄得含糊不定。

我感谢哈尔丁小姐，没有将深沉的情感向外表露出来让我尴尬。她这种出色的自我抑制，让我佩服，甚至同时也让我有点儿害怕。这是一种静止的巨大张力。要是它突然崩断会怎么样呢？就连哈尔丁夫人房间的那扇门，把那位老母亲独自关在了里面，也是稍稍有些怕人的模样。

娜塔莉亚·哈尔丁伤心地咕哝道——

“我想，你是对我的情感觉得纳闷吧？”

大体上是这么回事。正是这种纳闷才让我这个愚钝的西方人的同情心受到干扰。我能抓住的无非是某些陈腐措辞，深深表达我们的无能为力的那些空洞措辞，在彼此的困苦面前。我喃喃说了些话，大意是说，对年轻人来讲，生活拥有希望和补偿。它也拥有职责——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没有必要去提醒她的。

她手里拿着一块手帕，神经质地拉扯着它。

“我不可能不顾我母亲的，”她说道，“我们一向是三个人。眼下我们是两个人——两个女人。她并没有那么老。她还会活上很长时间呢。未来我们可以指望什么呢？指望什么样的希望和什么样的安慰呢？”

“你必须看开一些，”我毅然说道，觉得跟这个不同寻常的人这么说才是恰当的。她定定地朝我注视片刻，她一直忍着的泪水接着便无拘无束地流了下来。她突然站起身来，背对着我站在窗前。

我悄悄走掉了，连试图走近她的念头都没有。次日我在门口得知，哈尔丁夫人好些了。那位中年女仆谈论道，那天有好多人——俄国人——来拜访过了，但是哈尔丁小姐不见任何人。两星期之后，我在做每日一次的拜访时，被请了进去，发现哈尔丁夫人正坐在她窗边的老地方。

起初谁都会觉得是没什么变化的。我透过房间看见她熟悉的侧面，轮廓尖了一点，布满清一色的苍白，正如在病人身上会料到的那样。但是没有疾病可以解释她那双黑黑的眼睛里的变化，再也不是以轻柔的嘲讽流露笑意了。她朝我伸出手来时抬起双眼。我注意到三个星期前那份《标准报》折叠起来，将俄国通讯折在最上头，放在扶手椅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哈尔丁夫人的嗓音惊人地虚弱和呆板。她最先对我说的话是提出一个问题。

“你的报纸上面还有些什么东西？”

我将她长长的消瘦的手放开，摇摇头表示否定，然后坐下。

“英国的报刊很出色。什么秘密都瞒不过它，整个世界都会听得见。只有在我们俄国，新闻才向来是不容易理解的。向来不容易……但英国那些母亲搜寻新闻可不是像……”

她把手放在报纸上，然后又把它拿开。我说道——

“我们历史上也有悲剧性的时期。”

“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是的。”

“有些国家是和命运做成交易了，”哈尔丁小姐说道，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们没有必要羡慕它们。”

“为什么这样不屑呢？”我轻轻地问道，“我们的交易或许不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交易。但国民和国家从命运女神那里得到的条款却是由于那种价格而变得神圣了。”

哈尔丁夫人掉转头去，朝窗外望了一会儿，用凹陷的眼睛里那种不熟悉的、黯然熄灭的凝视，而这让她变成了那样完全不同的一个女人。

“那个英国人，这个通讯员，”她突然冲我说道，“你觉得他有可能认识我儿子吗？”

针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只能说当然是有可能的。她看到我的诧异。

“要是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不定就可以给他写信了。”她咕哝道。

“母亲认为，”哈尔丁小姐站在我们中间，一只手搁在我的椅背上，解释说，“我可怜的哥哥或许并没有设法自救。”

我怀着同情的惊慌不安抬起眼看哈尔丁小姐，可哈尔丁小姐却镇静地往下看着她母亲。后者说道——

“他那些朋友的地址我们一个都不知道。对他那些彼得堡的同伴，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他有大量年轻朋友，只是他从不多谈他们。谁都猜得出来，他们是他的门徒，他们崇拜他。可他却是那么的谦虚。谁都会想，既然是有那么多忠诚的……”

她又把头扭过去，俯视着启蒙思想家大道，一条异常干燥、落满尘土的大路，那儿眼下什么都见不到，除了有两条狗，一个穿围裙、单腿跳跃的小女孩，还有远处一个给自行车装轮子的师傅。

“即便是在基督的门徒中间，也会有一个犹大的，”她像是在暗自说悄悄话，却显然是想要让我听见的。

那些来访的俄国人聚成一小堆，其时在顾自己交谈，低声咕哝着，朝我们这儿仓促瞥上一眼。这跟平时聚会滔滔不绝的喧哗形成鲜明对比。哈尔丁小姐跟着我走进前厅。

“人家要来，”她说道，“我们不能当着他们的面把门给关上。”

在我穿外套时，她跟我谈起她母亲来。可怜的哈尔丁夫人在急于搜寻更多消息呢。她想继续听到她那位不幸儿子的情况。她下不了决心将他悄悄弃落在默无声息的未知中。在长日静止的沉默里与空旷的启蒙思想家大道面对面，她在那儿坚持不懈地找寻他。她难以理解，他何以没有逃走——像别的那么多革命家和谋反者在其他类似情况下设法逃走的那样。秘密革命组织采用的手段，会是如此无法原谅地保护不了她儿子，这确实是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使她心神震荡的不可思议只是死神那种冷酷的恣意妄为，越过她头顶去打击那颗年轻而宝贵的心灵。

哈尔丁小姐带着那种专注的神色，机械地把帽子递给我。从她那儿我弄明白，那个可怜女人满脑子只有那种阴郁而简单的想法，她儿子由于不想获救肯定是活不成了。他不可能是对祖国的前途感到绝望。这是不可能的。倒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可能并不懂得该如何获得他的信任，并且，在做了被迫要做的那件事情之后，他的精神被一种难以忍受的怀疑压垮，他的思想被一种突如其来的不信任搅乱了。

我让这一套别出心裁的想法弄得大为震惊。

“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就像这样！”哈尔丁小姐把两只手的指头缠绕在一起做示范，接着把它们慢慢分开，一边直视着我的眼睛。“这就是可怜的母亲发现未来整个岁月里要折磨她本人和我的那种东西。”那位奇怪的姑娘找补道。那一刻，她的难以言喻的魅力在那种激情和坚忍的结合中向我显示出来。我想象她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番模样，在哈尔丁夫人那种可怕的纹丝不动的旁边，让这个固定的念头所占据。但由于我对她的情感方式一无所知，我的关切便化为沉默。对我们西方人复杂的天性而言，民族性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哈尔丁小姐可能是太过单纯，对我的困窘也就不加猜疑了。她并没有等我说点什么，却像是从我脸上读懂我的思想似的，继续勇敢地说道——

“可怜的母亲起初变得发木了，正如我们那些庄稼汉说的那样；接着她便思忖起来，而眼下她会用这种不幸的调子不停地想啊想。你自己就看到这有多么残忍……”

我同意说，这是可悲可叹到了极点，而我未曾说得比这更诚挚了。她急切不安地深深吸一口气。

“可是英国报纸上所有那些奇怪的细节，”她突然大声说道，“它们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信以为真吗？但这岂不可怕，我可怜的哥哥被抓住时，会独自一人，仿佛是感到绝望似的，在夜晚的街道上四处游荡……”

我们在幽暗的前厅里彼此站得那么近，我可以看见她咬住下嘴唇，忍住一阵没有泪水的抽泣。稍停片刻之后她说道——

“我跟母亲暗示说，他也许是被某个虚伪的朋友或者只是被某个胆小鬼给出卖了。相信这一点对她来说也许是要容易些吧。”

我立刻便弄懂那个可怜女人悄声影射犹大的那句话了。

“这也许是要容易些。”我承认道，对那位姑娘直率而敏锐的见地打心眼里佩服。她是在与祖国的政治条件给她造成的生活现状打交道。她正视残酷的现实，而非她自己制造的变态想象。我油然而生某种敬意，而她只是找补说——

“他们说时间能够减轻各种苦难。但我无法相信它有克服悔恨的力量。母亲可能认为某个人对维克多的死犯有罪孽，而这比她可能把儿子的弱点或是她本人的缺点跟它联系起来要好一些。”

“可你，你本人，并不认为……”我说了起来。

她抿紧嘴唇，摇了摇头。她声称，她对任何人都不抱有恶念——而且说不定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这些话低声说出来，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听起来显得神秘，这个时候我们用意味深长而温暖的握手道别。她那有力、娇美的手握紧，有着一种诱人的坦率，一种细腻的男子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我居然感觉如此亲密。可能是她觉得，我对她的理解大大胜过我的理解力。她说出的那些最明确的话语，在我看来总是有着谜一般的延展，消失在某个我难以抵达的地方。我只好猜测，她是欣赏我的殷勤和我的沉默。她能够见到的那种殷勤是非常诚挚的，因此那种沉默就不能够疑心是冷淡。这似乎让她感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对我吐露心声，显然并不是期望得到忠告，而她其实是从未要求过忠告。

2

在此期间，我们每日一次的联系中断了像是有两周时间。我居然不得不在日内瓦缺席。我一回来就赶紧朝着启蒙思想家大道走去。

透过会客室敞开的门，我听见一个访客正用一种虚头巴脑的深沉嗓音冷静地侃侃而谈，心里便觉得恼火。

哈尔丁夫人的窗边扶手椅空空如也。沙发上，娜塔莉亚·哈尔丁在问候的一瞥中抬起她迷人的灰眼睛，伴随着全然表示欢迎的那种微笑。可她却没有动作。她那双白皙有力的手翻过来放在丧服的裙摆上，她面朝着一个男人，而那个人向我呈现一个蒙着黑色细平布的强壮的背脊，和那种深沉的嗓音颇为相称。他突然从肩膀上转过头来，但只在片刻之间。

“哦！您那位英国朋友。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

他戴着一副烟灰色镜片的眼镜，一顶丝绸高帽放在他椅子旁边的地板上。轻轻挥动一只柔软的大手，他继续高谈阔论，稍稍加快了讲演的速度。

“在西伯利亚的森林和沼泽流浪时，我从未改变过我抱有的信念。那个时候它支撑着我——现在它支撑着我。欧洲的那些超级大国必定消失——而它们垮台的原因会是非常简单。在和它们的无产阶级斗争时，它们将耗尽自身的力量。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俄国，我们没有相互争斗的阶级，一方拥有财富的力量，另一方则由于数量的优势而壮大。我们只有一个污秽的官僚阶层，面对着汪洋大海一般伟大而廉洁的人民。没有，我们没有阶级。但是我们有俄国妇女。可敬可佩的俄国妇女！我收到的最为出色的来信是妇女写下的。格调是那样的高尚，那样的勇敢，轻声诉说着那样高贵的一种服务热情！我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妇女身上。我见到她们对知识的渴望。这是令人钦佩的。看看她们是怎样吸收，怎样把它化为己有的。这令人惊叹。但什么是知识呢？……我听说您并没有特别学什么东西——比如医学。没有吗？这就对了。要是我有幸获得请求对您提出忠告，您来到这儿该如何利用时间，那我就会强烈反对学这样一门课程。知识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糟粕而已。”

他长着一张留胡须的俄国人的面孔，毫无形状，不过是一堆肉和毛发的表皮，没有一个五官是有特色的。他的眼睛藏在黑魆魆的眼镜后面，完全见不到任何表情。他这个人我面熟。是个名声显赫的俄国流亡者。全日内瓦都认识他那个穿黑衣的魁梧身影。有一度，全欧洲都知道他本人所撰写的那个生平故事，被译成七种或七种以上语言。年轻时他过着一种闲散、放荡的生活。然后他要娶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突然死了，于是他就放弃那个花花世界，在一种悔悟的精神中搞起了密谋活动，此后，他本国的独裁政府便妥为照料，让惯常的那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被囚禁在要塞里，被打了个半死，被判罚在矿井里干活，和普通刑事犯在一起。而他那本书的巨大成功，却是因为那条锁链。

现在我不记得那副镣铐的重量和长度的细节了，通过一道“行政”命令钉在他脚上的那副镣铐，但正是链条的那种分量和厚度才表明独裁政府神圣权利的骇人主张。骇人而又徒劳，因为这位大汉设法把政府的这个简易装置随身带进了森林。那些脚镣耸人听闻的叮当声在他描述逃跑的所有章节中都听得见——让两个大陆感到神奇的一个主题。起初他藏身在河堤的一个洞里成功瞒过了守卫。这是在日暮时分，他费了好大力气把一条腿解脱出来。他正要着手弄另一条腿，这个时候一桩可怕的灾难降临到他身上。他掉了锉刀。

这些都是确凿而具有象征性的，那把锉刀有其惹人哀怜的历史。这是某日傍晚一个脸色苍白的文静姑娘出乎意料地交给他的。这个可怜虫出来到矿井去和一个难友会合，那是个纤弱的小伙子，是个机修工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长着宽宽的颧骨和直愣愣的大眼睛。她穿过半个俄国和几乎整个西伯利亚去找他，看来是怀着那种要帮他逃跑的心愿。可她到得太晚了。她的爱人不幸在一周前死去了。

通过俄国思想史上这个无名的插曲，正如他所说，那把锉刀便落到了他手上，激励他以炽热的决心重获自由。当它透过指缝滑落时，好像是径直掉进了泥土里。黑暗中他根本没法用手再摸到它。在松土中，在泥泞中，在水中，他有条不紊地摸索；其时夜晚在消逝，宝贵的夜晚，他指望靠它逃到森林里去，他仅有的逃跑机会。刹那间绝望诱使他放弃；但是回想起英勇的姑娘那文静、哀伤的脸，他为自己的软弱深感羞耻。她选择他承受那个自由的礼物，而他必须证明是配得上她不屈不挠的女性灵魂赐予的恩惠。这像是一种神圣的托付。失败便是对自我牺牲的神圣和对妇女之爱的一种不忠。

他书中有整页整页的自我分析，显露出对女性精神优越的信念，像是从黑暗迷乱的海洋浮现的一个洁白身影——此后他在好几本书里表白的新生的信念。他所交出的第一份献礼，他那种皈依的重大行为，便是他在鄂霍茨克省无边无际森林里非同寻常的生存，将锁链松散的一头缠绕在腰际。从囚衫上撕下的布条将末端系紧。其余布条将锁链每隔一段距离扣牢在左腿上，减弱那种叮当声，以防松松的链环让灌木丛勾住。他变得异常凶猛。他培育了一种未曾逆料的天赋，那种荒野和猎食的生存技巧。他学会爬进村庄，除了偶尔发出微弱叮当声，不会发出任何将他暴露的声音。在伐木工人营地，他用一把设法用来行窃的斧子闯入外屋。在乡村荒地上，他靠吃野果过活，搜寻蜂蜜。他身上的衣服逐渐剥落。灌木丛里模糊地闪现他赤裸裸的黄褐色身影，一团蚊子和苍蝇在他毛烘烘的头上打转，在整个这片地区播撒恐怖的流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性子变野蛮了，而他欣喜地发现，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兽性。他别无可以信任之物。因为，仿佛是有两个人在这种进取之中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那个文明人，热衷于先进的人道主义理想，渴望精神之爱和政治自由的凯旋；还有那个鬼鬼祟祟、原始的野蛮人，在那种日复一日保护他的自由中显得冷酷狡诈，像一头被追踪的野兽。

这头野兽本能地朝着太平洋沿岸东进，而那位极度焦虑成瘾的文明的人道主义者以敬畏之心注视着这个进程。所有那些日子里，他根本无法下决心去吁求人的怜悯。在那个机警的原始野蛮人身上，这种胆怯本是自然的，但另外那个也是，那个文明的生灵，那个思想家，那个在逃的“政治犯”，养成了一种荒唐可笑的病态的悲观主义，一种暂时性的神志错乱，说不定是源于肉体上的焦虑和那条锁链的不便。他以为是这些链环使得其余的人类厌弃他。这是个讨人嫌的让人多心的负荷。看到有人拖着断裂的锁链逃跑，这种讨厌的景象是没有人会同情的。他的想象受到脚镣影响，变得确切、实际了。在他看来，人们把松散的一端在墙头的锁环上系紧，同时去找那个离得最近的警察，这种诱惑他们是不可能抗拒得了的。蜷伏在洞穴里，或是藏身于灌木丛中，他试着去读懂那些人的面孔，那些毫无戒备心的自由定居者，在空地上干活或是在他眼前一两英尺内的小路上经过。他的感觉是世间没有人能够在那条锁链的考验上值得信赖。

可有一天，他碰巧遇到一个孤零零的女人。那是在森林外一处空旷的杂草坡上。她坐在一条狭窄溪流的岸边；头上系着一块红手帕，一只小篮子放在她手边的地上。不远处可以见到一群小木屋，一座水车矗立在筑有堤坝、桦树遮阴的池塘边，暮色中池塘显得亮如玻璃。他默无声息地向她靠近，铁腰带上插着小斧子，手里握着一根粗棍子；乱糟糟的头发、缠结的胡子里有树叶和小片嫩枝。绕在链环上的一束束破布条在腰际飘扬。脚镣轻微的叮当声让那个女人转过头来。这个野蛮人的幽灵太吓人了，弄得她站不起身来，甚至发不出尖叫，可她却非常刚强，不至于昏倒……心想着就要被当场杀死，她便用手遮住眼睛，免得看见那把砍下来的斧子。等到终于有勇气再看一眼时，她看见那个毛烘烘的野人坐在离她六英尺远的岸上；他瘦瘦的肌腱发达的胳膊抱着光裸的腿；下巴搁在膝头，长长的胡须遮住膝盖；这些扣紧折叠的肢体、赤裸的肩膀、眼睛瞪得通红的狂野头颅，在野蛮人努力要说话的当口全都猛烈哆嗦和颤抖起来。他听到自己嗓子里发出声音是在六个星期之后了。好像他丧失了语言功能。他成了一头喑哑而绝望的畜生，等到那个女人发现怪兽的恐怖外表下那个人复杂难解的悲惨，她出乎意料地突然大放悲声，她那种女性同情心的觉悟才使他重归人类行列。这个观点以非常有力的雄辩在他书中提了出来。他说，她最终是为他流下了泪水，圣洁、救赎的泪水，而他也喜极而泣，像改变信仰的罪人那样。她指示他藏在灌木丛里耐心等待（警察要在定居点巡逻），便朝那些屋子走去，答应夜间回来。

仿佛是老天安排她做了村里铁匠的新婚妻子，那个女人说服丈夫跟她一起出来，带着他的一些营生工具，一把榔头，一把錾子，一块小铁砧……“我的脚镣”——书中写道——“在那条溪流的岸上，在一个静谧之夜的星光下，被一个体格健壮、沉默寡言的青年百姓跪在我脚下砸断了，而那个女人像自由的守护神，紧握双手站在旁边。”这对夫妻显然是具有象征性的。他们同时提供一些体面的衣服，让他重新做人，告诉他太平洋海岸只有区区几英里之遥，让这个新人得以抖擞精神。从下一个山脊的顶上，事实上是可以望见海岸了……

他余下的逃亡并不适合做神秘的处理和象征性诠释。他最终是以惯常方式取道苏伊士运河到达西方。抵达南欧海岸，他便坐下来写自传——那个年度最成功的文学作品。这本著作和接下来的其他著作是以公然弘扬人性的意图撰写的。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宣扬女性崇拜。他本人是在虔心不二的仪式下加以实践，献身于某个叫做S夫人的人，她那种超验的功德；一名见解开明的女士，不很年轻了，从前是一位外交官的迷人妻子，而那位外交官已经去世并且被人遗忘。她那些自命不凡的招摇，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情感的一个先导，她（像伏尔泰和斯塔尔夫人⁽⁴⁾）寄身于日内瓦共和国的土地。坐着她那辆四轮大马车驱车经过街市，她向本地人的漠不关心和游客的目不转睛展示她腰身长长、僧侣般僵硬的年轻身姿，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在一块黑色蕾丝短面纱后面转个不停，而那块面纱放落下来，至多不超过她红艳艳的嘴唇，像一副面具。通常是那位“逃亡勇士”（这个称号是他作品英译本的一篇评论赠予他的）——那位“逃亡勇士”陪伴她，阴森森的胡子和黑魆魆的眼镜，不是坐在她旁边，而是坐在她对面，背对着那些马儿。就这样，彼此面对面，宽敞的车厢里别无他人，他们的兜风暗示着一种蓄意的公开表态。或者也可能是并非有意为之。俄国人的淳朴经常是为某个崇高目标而天真地行进在犬儒主义边沿。而让老于世故的欧洲竭力理解这些做法却是徒劳之举。鉴于庄严的神态甚至扩展到马车夫的面容和炫眼的马儿的姿态上，这种富于奇趣的表演或许是具有神秘的意义，但对内心轻佻堕落像我本人那样的欧洲人来说，这看起来却是不大体面的。

然而，批评一位举世闻名的“逃亡勇士”，这跟一个不起眼的语言教师并不相称。我从道听途说中得悉，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好事之徒，在旅馆和私人寓所搜罗同胞，而且——我得知——不失时机地授予他们在公园里引起他注意的那份荣耀。我原以为是经过一两次造访，几个月前他就放弃了哈尔丁女士们——肯定是不太情愿，因为他要做一个毅然决然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在这种糟糕的场合他又会重新出现，这或许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作为俄国人和革命家，讲些适当的话，说得真挚可信，说不定是令人安慰。可我不喜欢看见他坐在那里。我相信，这跟我那种特权身份的有失颜面的嫉妒心是不相干的。我那种沉默的友情并未要求占据一个特殊位置。年龄和国籍的差异仿佛是让人退入另一个生活层面，我甚至对我自己也制造那种效果，一个无言无助的幽灵，一个焦虑不安的无形之物，只能四处徘徊，就连保护一场私语密谈或是受其支配的力量都没有。既然哈尔丁小姐依据可靠的本能，避免把我介绍给那个魁梧的名人，那我就会悄悄退出，过会儿再来，可我从她眼里看到一个特别的神色，我把它理解为请求留下来，说不定是意在缩短一次不受欢迎的造访呢。

他捡起帽子，但只是把它安放在膝盖上。

“我们会再聚的，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今天我来拜访只是为了向您可敬的母亲和您本人表明这些情感，而它们的性质您不能怀疑。我没必要催促，可埃莉诺——S夫人——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把我派了来。她向您伸出女性的友谊之手。人类的情感范围内不曾有那个女人不能用其诠释加以理解、提升和净化的喜悦与悲伤。那个刚从圣彼得堡来的年轻人，我跟您提到过的，已经是为之着迷了。”

此刻哈尔丁小姐陡然站起身。我很高兴。他显然没有料到会如此这般的果断，便先是把脑袋往后一甩，以温和的好奇心将黑魆魆的眼镜往上倾斜。最后，镇定下来，相当灵巧地从膝盖上抓起帽子，急忙站起身来。

“您怎么能，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那么长时间都对它不闻不问，而它毕竟是——让那些毁谤的舌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一个追求知识自由、一个努力塑造我们未来崇高观念的独一无二的中心呀！以您可敬的母亲而论，我多少是理解的。在她那种年纪，新思想——新面孔说不定是不……可是您！难道是不信任——或不感兴趣？您必须打破矜持。我们俄国人没有权利互相保持矜持。就我们的境况而论，这几乎是一种反人性的罪行。一己之痛的奢侈不属于我们。如今祷告和斋戒是打不垮魔鬼的。而所谓的斋戒终究只是挨饿而已。您不可以饿着自己，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力量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我是说。至于另一种嘛，只要我们把它释放出来，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住我们俄罗斯人的呢？在我们这个时代，罪孽是不一样了，而求得灵魂纯洁的拯救之道也不一样了。它再也不是从修道院里找到的，而是在现世，在这……”

那个深沉的嗓音像是从地板下面升起来，让人觉得嘴唇以下全都浸泡在它里面。哈尔丁小姐打断话头，类似于溺水者努力要浮出水面。她用急不可耐的语调插嘴道——

“可是，彼得·伊万诺维奇，我并不是想要退入修道院呀。谁会到那种地方去寻求拯救的呢？”

“我是打个比方讲。”他瓮声瓮气地说道。

“那好吧，我也是在打个比方讲。可悲伤照旧是悲伤，痛苦照旧是痛苦。它们对人提出要求。人们必须以能够做到的最佳方式面对它们。我知道，如此意外地落到我们身上的打击只是民族命运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您放心吧，这一点我没有忘记。但眼下我得考虑我母亲。您岂能指望我丢下她不管……”

“这是在以非常粗糙的方式说明嘛。”他用毫不费力的大嗓门争辩道。

哈尔丁小姐没有等候那种共鸣声消退下去。

“跑来跑去拜访许多陌生人。这种想法让我倒胃口；而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会有别的什么意思。”

他在她面前高高耸立，庞大，恭顺，头发像囚犯那样剪得短短的；这颗桃红色的大脑瓜让我恍惚见到那颗头发缠结的狂野头颅透过分开的灌木丛窥视，闪现光溜溜、黄褐色的肢体，顶着一团蚊子和苍蝇在大片湿漉漉的树叶后面悄然潜行。这是对他那种文字活力的不由自主的礼赞。没有人会怀疑他在西伯利亚森林里流浪，赤身裸体，缚着锁链。那件黑色细平布的外套，赋予他的外表以朴素庄重的性质——某种让人想起传教士的东西。

“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您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他郑重地说道，“我想要让您成为一名盲信者。”

“盲信者？”

“没错。光有信念是不行的。”

他的嗓音落到一个较低的调子上。眼下他抬起一只粗壮的手臂；另一只仍旧垂挂着，用纤巧的丝绸帽子的一端抵住大腿。

“现在我要告诉您某种东西，而我恳求您仔细加以琢磨。听着，我们需要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一分也不能少。”

这一声“一分也不能少”的来自地表下面的渊深语气，让人几乎要哆嗦，像是风琴管的气流的深深低鸣。

“我们要在S夫人的沙龙里找到这种力量吗？对不起，彼得·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那位女士难道不是一个上流社会女子、一个贵族吗？”

“偏见！”他嚷嚷道，“您让我大为吃惊。就算她完全是那样！她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呀。我们所有人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对灵性的一面造成负荷。可把它变成一种谴责却不是我期望于您的事情。不！这并不是我的期望。有人认为您是听了某种恶毒的流言蜚语。”

“我没听到过闲话，我向您保证。在我们外省怎能听得到呢？可满世界的人都在谈她。这种类型的女士和像我这样不起眼的乡下姑娘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她是那种高贵无比的精神的永恒表现，”他突然大声说道，“她那种魅力——不，我不想谈她的魅力。可是，当然，接近她的人都为之着迷……矛盾消失，烦恼脱身而去……除非是我搞错了——可在精神问题上我绝对是不会搞错的——您的灵魂不安宁，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

哈尔丁小姐清澈的眼睛直视他那张柔软的大脸庞；我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副黑魆魆的镜片后面他想要放肆无礼就可以放肆无礼。

“前天傍晚，从波莱尔城堡步行回城里去，和我们那位刚从彼得堡来的有趣的人在一起，我这才能够留意到那种强有力的抚慰作用——看得出来是调和作用……在那儿，沿着湖岸的整个那段路程，他默默无语，像是那种表现出和平之道的人。我能感觉到酵母在他的灵魂里发酵，您知道。一则是他耐心听我说话。那天傍晚埃莉诺——S夫人，您知道，她那种锐不可当的天才让我本人感到鼓舞。天上是满月，我可以看到他的脸。我没法被蒙蔽……”

哈尔丁小姐向下看，显得犹豫不决。

“好吧！我会考虑您说的话，彼得·伊万诺维奇。一旦我能安全离开母亲一两个小时，我就试着去拜访。”

这些话是冷冰冰地说出来的，我对这种让步感到惊异。他一把抓住她的右手，那么热烈，弄得我以为是要把它按到他嘴上或胸脯上去了。可他只是把它的指尖抓在他的巨爪里，把它微微上下摇晃，同时迸发出他最后一连串话语。

“不错。不错。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您完全的信任，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但是这个会有的。慢慢来吧。维克多·哈尔丁的妹妹不会是不重要的……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妇女不会继续坐在台阶上了。鲜花，眼泪，掌声——这个气数已尽；这是一种中世纪观念。竞技场，竞技场就是为妇女而设的！”

他动作华丽地松开她的手，仿佛是把它当作礼物交给她似的，便一动不动地站着，在她的女性性别面前低下头表示高贵的谦恭。

“竞技场！……您必须下到竞技场去，娜塔莉亚。”

他往后退一步，弯下庞大的身躯，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门在他身后自动关上。但是立刻就听到前厅里他那种嗓音强有力的共鸣声，是跟那个正放他出去的中年女仆讲话。是否他也在奉劝她下到竞技场去，这我不得而知。听起来像是在讲课，而外间那道门轻轻一碰将它突然打断了。

3

我们一度仍是面面相觑。

“你知道他是谁吗？”

哈尔丁小姐走上前来，用英语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握住她伸出的手。

“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主张男女平等的革命家，可以说是个大作家，而且是——该怎么说呢——那个——那个S夫人神秘的革命沙龙里的常客。”

哈尔丁小姐用手抹一下额头。

“你知道，在你进来之前他和我在一起有一个多钟头了。我很高兴母亲正躺着呢。她有很多个晚上不睡觉，然后有时就在中午时分休息几个钟头。这简直是让人疲惫——但至少，我是感激的……要不是有这些间歇……”

她注视着我，并以过去常常让我局促不安的那种非凡洞察力，摇了摇头。

“不。她不会发疯的。”

“我亲爱的小姐。”我嚷嚷道，意在申明，愈发感到震惊了，因为我心里绝不认为哈尔丁夫人的神志是很正常的。

“你不知道母亲的思维能力是有多么精细和清晰。”娜塔莉亚·哈尔丁继续说道，显露出她那种宁静、目光清澈的单纯，而这在我看来总是有着一种英勇气概。

“我可以肯定……”我咕哝道。

“我把母亲的房间弄暗了才出来的。这么长时间了，我想要静静地想一想。”

她停顿一下，并没有流露烦恼，接着便找补道，“这很难啊，”用一种奇怪的定定的目光看着我，像是在等候一种异议或惊讶的表示。

我既没有表示异议也没有表示惊讶。我感到克制不住地要说——

“那位绅士的造访怕是没有让这变得容易些吧。”

哈尔丁小姐站在我面前，眼里露出一种怪怪的神色。

“我不想装作是完全理解彼得·伊万诺维奇。纵使没有全盘放弃自己的行为方针，人也是必须有某种引导的。我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姑娘，可我并不盲从。这种东西在俄国是太多了。为什么我不该听他说呢？接受人们思想的指点并没有坏处。可对你承认也没关系，我没有完全对彼得·伊万诺维奇实话实说。我不太清楚当时是什么东西阻止我……”

她突然从我身旁走开，走到房间远处；但只是将一个书桌的抽屉打开并关上。她手里拿着一张纸回来。那张纸薄薄的，让密密麻麻的字迹涂得黑黑的。这显然是一封信。

“我想要把这些话逐字逐句念给你听，”她说道，“这是我可怜的哥哥写的一封信。他从不怀疑。他怎么会怀疑呢？在我们人民全体一致的意志面前，那些卑劣的压迫者，他们只是构成那么一小撮罢了。”

“你哥哥相信民族的意志力能够做成任何事情？”

“这是他的宗教信仰。”哈尔丁小姐宣布道。

我看着她那张宁静的脸和那双富于生气的眼睛。

“当然这种意志必须被唤醒，受到鼓舞，凝聚起来，”她继续说道，“这是真正的鼓动家的真正的任务。人们为此得要放弃生命。堕落的奴役状态、专制主义的谎言必须被连根拔起，被扫除干净。改革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改革的。没有合法性，没有体制。只有独断专行的法令。在国家面前只有一小撮冷酷——说不定是盲目——的官员。”

信在她手里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我往下看一眼脆薄发黑的纸页，上面那些字迹对西欧的经验来说似乎是深奥费解的。

“这样说来，”我坦白道，“问题似乎就非常简单了。可我怕是看不到它的解决了。如果你回俄国去，我就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我却要再说一遍：回去吧！别以为我是在考虑如何保全你。不！我知道你不会回复到个人的安全状态了。可我倒是宁愿想到你在那儿处境危险，也不愿看到你在这儿面临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你听我说，”哈尔丁小姐深思片刻之后说道，“我认为，你是憎恨革命；你觉得它很不正派。你是属于那种和命运做成交易的民族，不想对它粗鲁。可我们没有做成交易。它从未向我们出售——多少自由需要多少现金。对那些你所尊重的人，你避免想到革命行动，仿佛它是某种——该怎么说呢——不很体面的东西似的。”

我低下头。

“你说得很对，”我说道，“我非常看重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一点，”她的语气仓促起来，“你的友谊是非常宝贵的。”

“除了旁观我没做别的什么事。”

她的脸颊微微有点泛红。

“有一种旁观的方式是宝贵的。我因此而觉得不那么孤单了。这一点很难解释。”

“是吗？哦，我也觉得不那么孤单了。可这倒是容易解释的。不过这样不会持续太久了。我最不想告诉你的是这一点：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仅仅是体制改革——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最出色的人物不在前台。暴力革命首先落到那些心胸狭窄的盲信者和专横暴虐的伪君子手中。然后就轮到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自命不凡才智不足的人。这些人就是领袖和领导。你会注意到我把那些十足的流氓给排除了。那些天性审慎公正，那些天性高贵、仁慈而虔诚的人；那些无私而聪明的人会发起一场运动——但它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人。他们是革命的牺牲品：反感的牺牲品，幻灭的牺牲品——常常是悔恨的牺牲品。希望遭到荒诞不经的背叛，理想遭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每一场革命都是因为这种成功而让人心碎。但这就足够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让你成为牺牲品。”

“即使我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也仍然不会考虑我自己的，”哈尔丁小姐反对说，“我会像饿汉抢一块面包，从随便哪个人的手上获取自由。真正的进展必定是随后开始的。于此恰当的人选将要被找到。他们已经出现在我们中间了。人们在其卑微无闻的状况中遇见他们，自己在做着准备……”

她将手里一直拿着的那封信摊开，往下看着它——

“没错！人们遇见这样的人！”她重复说道，接着就把那些话念出来，“未被玷污、高尚和孤独的生活。”

我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她，而她把那封信折起来，一边解释道——

“这些话是我哥哥用来形容他在圣彼得堡认识的一个青年的。我想是一位密友吧。肯定是的。他的名字是我哥哥写给我的所有信中唯一提到的名字。绝无仅有的一个，而且——你会相信吗？——此人就在这儿。他刚到日内瓦。”

“你见过他了？”我问道，“不过，当然了，你肯定是见过他了。”

“不！不！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他在这儿呢。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自己告诉我的。你自己就听见他说起一个从彼得堡初来乍到的人……嗯，这就是有着‘未被玷污、高尚和孤独生活’的那个人。我哥哥的朋友！”

“我想是政治妥协吧。”我谈论道。

“我不知道。对。肯定是这样的。天晓得！说不定正是由于跟我哥哥的这种友谊才……但是不！这不太可能。其实，除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告诉我的那些，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带来一封佐希姆长老写的介绍信——你知道，那位民主派神父；听说过佐希姆长老吗？”

“噢，听说过。大概是一年前，那位著名的佐希姆长老在日内瓦逗留了两个月左右，”我说道，“他离开这儿时，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看来他又在俄国工作了。在中部的某个地方，”哈尔丁小姐兴致勃勃地说道，“不过这一点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你可别说漏了嘴，因为要是上了报纸，这就会对他有危险的。”

“你自然是急着想要见到你哥哥的那位朋友吧？”我问道。

哈尔丁小姐把那封信放进口袋。她的眼睛越过我肩膀看着她母亲房间那道门。

“不可以在这儿，”她咕哝道，“至少，第一次不可以。”

沉默片刻之后我便告辞，可哈尔丁小姐却跟着我走进前厅，小心翼翼地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

“我想，你是猜我明天要上哪儿去吧？”

“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去拜访S夫人了嘛。”

“没错。我打算去波莱尔城堡。我必须去。”

“你指望在那儿听到些什么呢？”我低声问道。

我想知道，她是否在用某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蒙蔽她自己。可事情并不是这样。

“想想看——这样一位朋友。他信上唯一提到的人。他会有东西给我的，即便是只有几句可怜的话。也许是最后那些日子里说过的话、想过的事。你是想让我不理睬我可怜的哥哥——一位朋友所留下的东西吗？”

“当然不是了，”我说道，“我非常理解你那种虔诚的好奇心。”

“——未被玷污、高尚和孤独的生活，”她暗自咕哝道。“有了！有了！嗯，那位受人爱戴的死者的情况，就让我向他们当中的一位问一问吧。”

“可你怎么知道你会在那儿见到他呢？他是作为客人住在那个城堡里——你以为？”

“我真的不清楚，”她承认道，“他带了佐希姆长老写的一封介绍信——而佐希姆长老，看来也是S夫人的朋友。她毕竟不会是那种无足轻重的一个女人吧。”

“有关佐希姆长老本人的情况，传播过各种各样的流言呢。”我评论道。

她耸一耸肩。

“造谣中伤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件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哦，是的！佐希姆长老受到某省总督的保护，这是事实。记得两年前我们和哥哥一起谈过这个问题。可他做的工作是好的。而眼下他被宣布为危险人物。还想要什么样的更好的证明呢。但不管这位神父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一切都不会影响我哥哥的那位朋友。要是我在那儿见不到他，我就向那些人要他的地址。当然，过一些时候，母亲也必须见他。他有可能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没有办法猜到。如果妈妈能得到安抚，那就谢天谢地了。你知道她那些猜测。说不定可以找到某些解释，或者——或者甚至可以编出某些解释，说不定。这么做是不会有罪过的。”

“当然了，”我说道，“这么做是不会有罪过的。虽说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只想让她恢复某种旧时的精神。只要她这个样子，我就什么都不能静下心来考虑。”

“你是想要为你母亲编排某种好心的骗局？”我问道。

“为什么说是骗局呢？这样一个朋友肯定是知道我哥哥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某些事情的。他会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中有某种东西会让我不得安生。我确信，他是打算在国外和我们会合的——他有某些计划——某些计划好的重大爱国行动；不仅仅是为他本人，而且是为我们两个。我相信这一点。我期待那个时刻到来！哦！怀着这样的希望和焦躁……我本可以帮上忙的。而现在突然是这种鲁莽轻率的表现——好像是他并没有想要……”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接着便固执地推断——

“我想要知道……”

稍后，从启蒙思想家大道慢慢走开时，我思虑再三，仔细问我自己，她想要知道的究竟是什么？我所听说的有关她的履历，足以给我一条线索。在哈尔丁小姐完成学业的那个女子教育机构，她得到的评价颇为不利。她被怀疑对官方教学安排持有独立见解。后来，这两位女士返回其乡村居所，母亲和女儿两个人，由于对公共事件公开发表看法，为她们自己招来了自由主义的名声。地方警察署长的那辆三匹马拉的二轮弹簧马车开始在她们村子里频频见到。“我得照看一下那些农民，”——他这样解释他登门造访，“两位孤单的女士必须受到一点照顾。”他会检查墙壁，仿佛是要用目光将它们刺穿似的，盯着那些照片看，在会客间粗心大意地翻书本，照例是用过茶点之后便告辞。但是一天傍晚，村里那位老神甫忧心如焚地过来，承认说，他——这位神甫——奉命监视并且还用其他办法（诸如对仆人使用其精神权威之类）查明这座房子里发生的一切情况，尤其是这些女士接待的访客，他们是什么人，逗留时间有多长，他们当中有谁是村坊一带的陌生人，等等。那位可怜单纯的老人感到万分羞辱和害怕。“我来警告你们。看在上帝分上，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当心。我非常羞愧，可在罗网底下没法挣脱。我不得不把我见到的事情告诉他们，因为要是我不干，还有我的助祭呢。他为了溜须拍马会把事情说得极端夸大。那样一来我女婿，我的帕拉莎的丈夫，政府土地局的录事；他们很快就会把他一脚踢出来——也许还要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去呢。”老人擦眼睛，悲叹时运无奈——“这时候人们不知何故并不和睦。”他不想剃光脑袋在某个修道院的忏悔室度过晚年——“而且受到教规的各种严苛管制；因为他们是不会对老人表现出慈悲的。”他呻吟道。他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而两位女士满心怜悯，尽其所能抚慰他，然后才放他回他的小屋去。然而事实上，她们极少有访客。那些邻居——有些是老朋友——开始退避三舍；有几个是出于胆怯，其他人怀着明显的鄙夷不屑，因为这些达官贵人只是来消夏——哈尔丁小姐对我解释说——贵族啦，反革命分子啦。对年轻姑娘来说，这种生活是孤独的。她和母亲的关系是最为温柔和坦诚的那种；但哈尔丁夫人见过她自己那代人的经历，它那些痛苦，它那些蒙蔽，还有它那些变节。她抑制住各种焦虑的迹象，以此表达对孩子们的爱。她保持着一种艰苦卓绝的寡言内敛。在娜塔莉亚·哈尔丁看来，哥哥和他的彼得堡生活，丝毫不见得是难以捉摸（他的感觉和思想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是表现得有点儿神秘，是那种禁锢的自由的唯一可见的代表。自由的整个意义，它带给人的无限许诺，存在于他们漫长的讨论中，轻声吐露出对行动的至高希望和对成功的信念。然后，突然间，那种行动，那些希望，随着那名英国记者查获的细节而告终。留下的是具体事实，他死亡的事实！可其深层原因却依然晦暗不明。她觉得自己是没有得到解释就被抛弃了。可她却并没有怀疑他。她想要的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去弄明白，她如何能够继续忠实于他往昔的那种精神。

4

好几天过去之后，我又见到娜塔莉亚·哈尔丁。我正要穿过剧院前面那个地方，在乏味的棱堡公共人行道的门柱之间，当时从她转身的那个动作我认出了她的风姿绰约的身影。她从我身旁走开去，但我知道她沿着大峡谷返回时我们会遇见——除非她其实是要回家去。如果是那样，我想还是不要去拜访她了。我要让她避开那些人的愿望是一如既往的强烈，可对我自己的力量却不存幻想。我不过是个西方人，而哈尔丁小姐显然不会也不能够聆听我的智慧；至于我那种想要聆听她声音的欲望，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过多沉溺于这种乐趣了吧。不，我不该去启蒙思想家大道；可到了大峡谷中段附近，我却看见哈尔丁小姐当时正朝我走过来，我是太过好奇，说不定也是太过诚实了，结果并没有逃开去。

空气里有着某种春天的严峻。蓝天显得刺目，可嫩叶儿却像柔软的薄雾黏着成排的枯燥树木；明亮的太阳将金色小点投入哈尔丁小姐那坦诚的眼睛的灰色之中，那双眼睛以亲切的问候转向我。

我问候她母亲的健康。

她微微动一下肩膀，轻轻发出一声悲叹。

“可是，你瞧，我确实是出来散散步……锻炼一下，照你们英国人的说法。”

我赞同地笑了，她便加上一句出乎意料的评论——

“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她的嗓音，稍有些生硬，却是以其阳刚之气和鸟儿般的特质而显得迷人，有着那种自发流露信念的腔调。这让我感到高兴。仿佛她意识到了她的青春似的——因为，在那个标致而不够雅致、殷勤而缺少同情的城市，在栏杆围成的草地和树木的那个长方形空间，衬着整齐可见的斜坡屋顶，只有些微春天般的风和日丽。在她行经的那种空气中，只有些微的暖意；而那个天空，土地缺少地平线的天空，让四月的阵雨冲刷洗净，展开一片冰冷的残忍的蓝，缺少高度，在侏罗山脉那道丑陋的黑墙前陡然变窄，而山脉各处，却是少得可怜的丝丝缕缕斑斑点点迟迟未能消融的积雪。这个季节所有的风和日丽想必是在她心里——我感到高兴的是，这种感觉出现在她生活中，即便只有较短的时间。

“听见你说这些话我觉得快活。”

她迅速看我一眼。迅速，而不是鬼鬼祟祟。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她是万万做不到的，那就是鬼鬼祟祟。她的真诚就在她走路的节奏中体现出来。是我在那儿偷偷摸摸看着她——要是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知道她是上哪儿去了，但我不知道在那个贵族阴谋的巢穴里她的所见所闻。我用贵族这个字眼，是因为缺少更好的名称。那块弃置的土地上，波莱尔城堡掩映在其树林和灌木丛中，它在我们时代具有的名望，像是另外那个危险的流亡女人斯塔尔夫人在拿破仑时代的那所公馆。拿破仑的君主专制，穿着马靴的革命继承人，把那位有才智的女人算作是值得监视的敌人，单是这一点就跟那个披着神秘法衣、从鞑靼人占领的奴役状态下产生的独裁统治大为不同。而S夫人则远远不同于写出《珂丽娜》的那位有天赋的作家。她大声嚷嚷着说是遭到迫害。我不知道她在某些圈子里是否被视为危险人物。至于受到监视，我想象波莱尔城堡只能是遭到最远距离的监视。它的排他性使它成为理想的住所，用来策划傲慢的阴谋——不管是重大的还是琐屑的阴谋。但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想知道，它那些非同寻常的居民和它那种独特氛围在哈尔丁小姐身上产生的效果，那样真挚，那样诚实，却是那样危险地缺乏经验的一个姑娘！对人类那些较为卑劣的本能，她下意识里是高傲无知的，这使她在自身的冲动面前被解除了武装。还有她哥哥的那个朋友，从俄国初来乍到的那个有重大意义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否设法见到他了。

我们慢慢走了一会儿，默不作声。

“你知道，”我对她搞突然袭击，“如果你什么都不打算告诉我，这一点你就得说清楚，那么，这自然就是没啥好说的了。可我不想耍滑头。我就直截了当问你所有细节吧。”

她对我那种吓唬人的语气报以淡淡一笑。

“你像小孩子那样好奇。”

“不是的。我只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人。”我认认真真回答说。

她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像是要探明我焦急的程度或是我的岁数似的。我相信，我的面容从来都不是富于表情的，至于岁数，我还没有老到触目惊心的衰朽地步。我没有浪漫歌谣里那种善良隐士的长长胡须；我的步履没有蹒跚，我的模样不是那种迟缓、庄重的圣贤模样。这些如诗如画的优点并不属于我。天哪，我是以平平常常的方式快快老去的。而在我看来，哈尔丁小姐注视良久的目光中仿佛有着对我的某种怜悯。她的步子加快了些。

“你问所有的细节。让我想想。我应该是记得住的。对一个——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乡村姑娘来说，那可真是够奇异的了。”

沉默片刻之后她便说了起来，说波莱尔城堡的内部像外表一样几乎是被弃置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相信是一位退休的汉堡银行家把它修建起来的，靠那个湖的景致使其余生得到快慰，而湖的清澈、规整和丰裕之美对那个生意人平淡无奇的想象必定是具有吸引力的。可他很快就死了。他的妻子也离去了（但只是去了意大利），而这幢安逸富有、大概是无人购买的房子空置了好几年。沿着一条沙砾车道，绕过一大片粗糙的庭院青草地走到它面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看到它灰泥涂覆的正面那种颓败相。哈尔丁小姐说，那种印象令人不快。越是走近它，感觉就变得越是压抑。

她看到露台石阶上斑驳的绿色苔藓。正门大大地敞开着。四周没有一个人。她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宽敞、高耸和空荡荡的大厅，内有许许多多扇门。这些门都是关闭的。面对她的是一部宽阔、光秃秃的石头楼梯，而整体上给人的印象是一幢无人租赁的房子。她一动不动地站着，被那种僻静弄得困窘不安，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觉察到有个声音正在某个地方持续不停地说话。

“你怕是自始至终都在被人观察呢，”我提示道，“那儿肯定是有眼睛的。”

“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她反驳道，“庭园里我甚至见不到一只鸟儿。我记得树上没有听到一声啁啾。除了那个声音，整个地方似乎被彻底遗弃了。”

她分辨不出那种语言——俄语、法语或是德语。似乎没有人应答它。仿佛那个声音是被离去的居民丢下，对着光秃秃的墙壁说话。它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间或停顿一下。它孤单而悲伤。在哈尔丁小姐看来时间过去很久了。一种克制不住的反感阻止她去打开大厅里的某一扇门。这是那样的无望。没有人会来，那个声音根本不会停下来。她向我承认道，她不得不抗拒那种冲动，想要转过身去，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掉。

“真的？你有过那种冲动？”我嚷嚷道，满心惋惜，“你没有听从那种冲动真是太可惜了。”

她摇了摇头。

“那是一种会让人觉得多么奇怪的记忆。那些被遗弃的庭园，那个空荡荡的大厅，那个事不关己、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

那种记忆将是独特而无害的。但她不是那种从孤独和神秘的骇人印象中逃走的姑娘。“不，我没有逃走，”她说道，“我留在我那个地方——然后我真的见到一个人。那样奇怪的一个人。”

她抬头凝望着那道宽阔的楼梯，断定那个声音是来自上面的某个地方，这时一阵衣裙的窸窣声引起她注意。她往下看，见一个女人穿过大厅，显然是从那许多扇门中的一扇里放出来的。她的脸是转过去的，因此她起初并没有觉察到哈尔丁小姐。

她转过头来见到一个陌生人，像是大大地吓了一跳。她纤细的身材让哈尔丁小姐以为她是个小姑娘；可如果说她圆圆的脸蛋几乎是孩子气的，那么它同样是灰黄而有皱纹的，眼底下有黑眼圈。厚厚一堆灰蒙蒙的棕色头发像男孩那样在侧面分开，在干巴巴、有沟痕的额头上方横过一道波纹。在片刻无言地眨了眨眼之后，她突然在地板上蹲了下来。

“你说蹲了下来是什么意思？”我愕然问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细节。”

哈尔丁小姐解释了原因。此人初见之下是在手里拿着一只小碗。她蹲下来把它放在地板上，是为了照顾一只大猫，而它接着就从她裙子后面出现，把它的脑袋贪婪地藏进那只碗里。她站起身，朝哈尔丁小姐走过来，以一种神经紧张的直言不讳问道——

“您想怎么样？您是什么人？”

哈尔丁小姐说了她的名字，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名字。那位女孩子气、上了年纪的女人点了点头，皱着脸挤出片刻同情的神色。她那件黑丝绸衬衫穿旧了，甚至有几处磨破了；那件黑哔叽裙子短而破旧。她在近距离内继续眨巴眼睛，而她的睫毛和眉毛似乎也破旧了。哈尔丁小姐轻声对她说话，仿佛是对那种忧郁而敏感的人说话似的，说明她的来访对S夫人而言何以不会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啊！彼得·伊万诺维奇给了您请柬。我怎么知道呢？正如您可以想象的那样，A dame de compagnie⁽⁵⁾是没人来商量的。”

那位破旧的女人嘿嘿一笑。她的牙齿，洁白耀眼，相当平整，滑稽可笑地显得不是地方，像是一串珍珠戴在衣衫褴褛的女叫花子的脖子上。“彼得·伊万诺维奇或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可他是活着的人中最不体谅别人的人。所以说如果您跟他有约会，听说他不在的话，您就不必感到惊讶了。”

哈尔丁小姐解释说她跟彼得·伊万诺维奇没有约会。她对那个怪人立刻变得有兴趣了。

“为什么他要为您或为其他任何人费心劳神呢？哎呀！这些天才。要是您知道就好了！是啊！还有他们那些著作——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了，那些举世赞美的著作，那些鼓舞人心的著作。但是您不在幕后。等到您不得不手里拿着笔在桌边坐上半天的时候。他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走上很久很久。我过去常常弄得那样僵硬和麻木，因此我怕我会失去平衡，突然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她的双手在身前合拢，而她的双眼，盯住哈尔丁小姐的脸，没有泄露一丝生气。哈尔丁小姐推测，这位自称A dame de compagnie⁽⁶⁾的女士是为充当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秘书而感到自豪，作了一番温和的评论。

“您没法想象一种更让人难以忍受的经历了，”这位女士宣布道，“这会儿有一位英美记者在采访S夫人，否则我会带您上去，”她换一种语气继续说道，朝那座楼梯瞥上一眼，“我充当司仪。”

S夫人看来是没法忍受瑞士仆人在她身边转悠；而实际上，仆人在波莱尔城堡不会待上很久。总是有麻烦。哈尔丁小姐已经注意到，大厅像一个大理石和灰泥砌成的灰蒙蒙的谷仓，角落里挂着蜘蛛网，黑白棋盘格地板上依稀可见污泥的痕迹。

“我还照看这头畜生呢，”A dame de compagnie⁽⁷⁾继续说道，双手在身前静静合拢；她将那种破旧的目光凝注在那只猫身上。“我一点都不介意。畜生有它们的权利；尽管严格说来，为什么它们不该和人一样受苦，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您说是吧？不过当然了，它们从来都不那么痛苦的。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它们的状况更加可怜，因为它们没法发动革命。我过去曾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想您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吧？”

哈尔丁小姐向我坦白，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可她微微点了点头，轮到她来提问——

“您不再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了吗？”

“给彼得·伊万诺维奇记了两年口授之后，我就很难成为什么了。首先，您得纹丝不动地坐着。您做出的最轻微动作就会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思绪给赶跑。您连气都不大敢喘。至于咳嗽——万万不可！彼得·伊万诺维奇把桌子的位置换到了墙边上，因为起初我等着他继续口授时，我忍不住要抬起眼睛看窗外。这是不允许的。他说我是那样傻乎乎地盯着看。我同样不可以扭过头去看他的。彼得·伊万诺维奇马上就跺脚，就会咆哮，‘低头看纸上！’好像是我的神态、我的面孔让他分心似的。是啊，我知道我长得不美，我的神态也不会给人以希望。他说我那种傻头傻脑的期待神色让他恼火。这些话都是他自己说的。”

哈尔丁小姐觉得震动，却向我承认，她并不全然感到惊讶。

“是不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对任何女人都会那么粗鲁呢？”

那位dame de compagnie⁽⁸⁾神色慎重地点了好几下头，接着就向哈尔丁小姐保证，她一点儿都不介意。难堪之处是在于，要将创作的秘密在她面前暴露出来；要看到传播革命福音的大作家仿佛是在黑暗中为他要表达的意思搜索词句。

“成为那种更高目标的无知无觉的工具我很乐意。为那个事业献身并没有什么。但是让幻想破灭——这确实几乎是让人忍无可忍。我确实没有夸张，”她强调说，“我体内的信念似乎要冻结了——我们在冬天工作更是如此，彼得·伊万诺维奇那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许用人工热气让他自己保暖。即便是我们转移到法国南方，那些严寒的日子，尤其是当您必须一动不动连着坐上六个钟头时，也都是这样。里维埃拉那些别墅的墙壁是那么薄。彼得·伊万诺维奇好像是什么都没有觉察到。我确实是克制住哆嗦，怕惹他心烦。我常常是咬紧牙关，直到下颌觉得完全僵硬不动为止。在彼得·伊万诺维奇中断口授的那些时刻，而那些间歇有时非常长——经常是不少于二十分钟，他就在我背后来回走动，暗自咕哝——我觉得我是在一点点死去，我向您保证。如果我让牙齿咯咯打战，说不定彼得·伊万诺维奇就会注意到我的苦楚，可我觉得这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他在这种事情上是很吝啬的。”

Dame de compagnie⁽⁹⁾朝楼梯上方瞥了一眼。那只大猫喝完牛奶，在她裙子上拐弯抹角地擦它有胡须的面颊。她俯身将它从地板上一把抓起来。

“吝啬毋宁说是一种品德而非其他，您知道，”她继续说道，把那只猫抱在合拢的手臂里。“对我们来说，正是吝啬才能够为有价值的目标而省钱——不是那种所谓的慷慨天性。但请不要认为我是个贪图安逸的人。我父亲是财政部里的职员，没有一点地位。您据此可以猜到，我们家里根本就不奢华，虽说我们当然是确实没有挨过冻。我从父母身边逃走，立刻就独自思考起来。不是很容易的，那种思考。得要有机会接近它，醒悟到真理。我的拯救是受惠于一个卖苹果的老妇人，她的货摊就摆在我们住的那幢房子的大门底下。她有一张满是皱纹的和蔼的脸，以及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为亲切的嗓音。有一天，我们偶然谈起一个小孩，一个我们见到的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黄昏的街头向人乞讨；从一件事情到另一件事情，我的眼睛逐渐睁开了，看见那些惨状，无辜的人们沦落底层，在这世上受苦，只是为了政府可以存在。一旦懂得上流社会的罪恶后，我就没法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家里一年到头都听不到一句仁慈的话，无非是谈办公室里那些无耻的阴谋诡计，谈升迁，谈薪水，谈求得上司好感。单是想到有朝一日要嫁给我父亲那样一个人就令我不寒而栗。我倒不是说有人想要娶我。这种事情连最渺茫的前景都没有。但是靠政府的薪水过活而一半俄国人正死于饥饿，这难道还不够罪恶吗？那个财政部！是多么怪诞恐怖！那些挨饿的无知民众想要财政部干什么呢？我吻了我家老人的脸颊，从他们身边走开，住在地窖里，和无产阶级在一起。我试图让自己变得对那些全然无望的人有用。我想您懂我说的意思吧？我是指那些此生无处可去、没有任何盼头的人。您知道这有多么可怕——什么盼头都没有！有时候我想，只有在俄国才有这些人，才能找到这样一种悲惨深渊。嗯，我就一头扎了进去，然后——您可知道——在那儿是做不出多少事情来的。事实上，是不行的——只要有财政部以及诸如此类怪诞恐怖的东西挡道，至少是不能的。我想，要不是有那个男人的话，仅仅是试图和那种害人虫作斗争，我就会在那儿发疯的吧。正是我的老朋友和老师，那位贫穷圣洁的卖苹果妇人，替我发现了他，非常凑巧。有一天夜里，她默不作声地过来接我。我跟她到了她要带我去的地方；我生活的那个部分全掌握在她手中，没有她，我的精神就凄惨地枯萎了。他是一名年轻工匠，职业是石印工人，由于跟禁酒传单那个事件——您记得——有牵连而陷入麻烦。有很多人为此而被投入监狱。又是那个财政部！穷人停止像禽兽那样喝酒会出什么事呢？千真万确，我觉得，财政及其相关的一切都是魔鬼的发明；只是没有必要将邪恶归结于那种超自然因素；单是人类就足以胜任各种恶行。真是受够了财政！”

仇恨和轻蔑在她发出“财政”这个词时嘶嘶作响，而此时此刻她却轻柔地抚弄那只睡在臂弯里的猫。她甚至将胳膊微微抬起，弯下脑袋在那头畜生的皮毛上摩擦她的脸颊，而它在接受这种爱抚时的十足超然的神情是那样富于猫的特色。然后她注视着哈尔丁小姐，又一次道歉说没有带她上楼去见S夫人。采访不能被打断。马上就会看到那位记者走下楼梯的。最好是继续留在大厅里；此外，所有这些房间（她朝那许多扇门环顾一遍），所有这些底楼的房间都是没有家具的。

“这儿确实是没有椅子可以向您提供，”她继续说道，“但如果您是更喜欢自己思考而不愿听我唠叨，那我就在这儿的楼梯脚下坐下，一句话都不说了。”

哈尔丁小姐连忙向她保证说，相反，她对那个学徒期满的石印工人的故事极感兴趣。他自然是一位革命家了。

“是个殉道者，是个淳朴的人，”dame de compagnie⁽¹⁰⁾说道，轻轻叹了口气，透过敞开的正门如梦似幻地凝视着。她将那双雾蒙蒙的棕色眼睛转向哈尔丁小姐。

“我跟他生活了四个月。那就像是一场噩梦。”

哈尔丁小姐好奇地看着她，而她开始描述那个人消瘦的脸庞，他无肉的四肢，他的一贫如洗。那位卖苹果的妇人带她进去的房间是一处极小的阁楼，是一幢污秽房子的屋顶下一间简陋阴暗的小室。从墙壁上掉落的灰泥覆盖地板，而当房门打开时，一块吓人的黑色蜘蛛网的绣帷在穿堂风里飘荡。他在几天前被释放了——从监狱里被扔到外面的街上。哈尔丁小姐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苦难民族的躯体上的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而这个民族艰难的命运，是她和哥哥的许多次交谈的主题，在他们乡村屋子的花园里。

在这个石印禁酒传单事件中，他和其他许许多多人一起遭到逮捕。倒霉的是，警方认为，既然是抓了众多嫌疑人，就可以从他们某些人身上榨出和革命宣传有关的其他情报了。

“在审讯过程中他们把他打得那么狠，”dame de compagnie⁽¹¹⁾接着说道。“结果是把他打成内伤。他们跟他了结关系时，他完蛋了。他没法替自己干任何事。我见他躺在一张没有任何铺盖的木头床架上，脑袋搁在一捆脏布条上面，是一位捡破布的老人出于好心借给他的，而那位老人凑巧住在这幢房子的地下室里。他身上没有盖东西，发着高烧，屋子里连给他盛水解渴的罐子都没有一个。什么都没有——只有床架和光秃秃的地板。”

“在那整个大城市里，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和革命家中间，难道就没有人向一位兄弟伸出援助之手吗？”哈尔丁小姐愤然问道。

“是的。可您不知道此人的不幸中最不堪的方面呢。听着。据说他们是那样残暴地虐待他，最后，他那种坚定不屈的精神垮下来了，他确实是说出了某个情报。可怜的家伙，肉体是软弱的，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告诉我。那具血肉模糊的躯体包裹着破碎的精神。我说不出什么话，好让他变得健全起来。他们放他出去，他便爬进了这个窝里，坚忍地承受他的悔恨。他不愿去找任何一个他认识的人。为了他我会去寻找帮助的，但是，说实在的，我能去什么地方寻找这种帮助呢？我去什么地方找那种有东西可以省下来或是有能力可以帮助的人呢？住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全都是在挨饿，全都是在酗酒。他们是财政部的牺牲品。您别问我们是如何生活的。我没法跟您讲。这就像是苦难中的奇迹。我没有东西可以变卖，而我向您保证，我的衣服是那样一副模样，白天要让我出门是不可能的。我是不体面的。我不得不等到天黑之后才敢上街乞讨一块面包皮，或是随便什么可以弄得到的东西，让他和我活下去。我常常是什么都弄不到，然后就爬回去，躺在他卧榻边的地板上。是啊，我可以在实木地板上睡得很香。这没有什么，而我对您讲到这一点，是为了让您不要以为我是个贪图享受的人。比起那个任务，好几个小时坐在冰冷的书房的桌旁记下彼得·伊万诺维奇口授的著作，这不知道要少受多少罪呢。可您自己就要看到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我就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我要去记录彼得·伊万诺维奇口授的著作，这样的事情压根就没有定呢。”哈尔丁小姐说道。

“没有！”对方吃惊地嚷嚷道。“没有定？您的意思是说，您还没有打定主意？”

哈尔丁小姐向她保证说，她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之间从来就没有过那种议题，那个抱着猫的女人便将她的嘴唇抿紧片刻。

“哦，您还不知道已经打定主意就发现自己在桌边安顿下来了。别弄错了，听彼得·伊万诺维奇口授是让人感到幻灭的，可同时却有一种让人着迷的东西在里面。他是个有天赋的人。您的脸一定不会让他恼火的；您说不定还会帮他产生灵感呢，让他更容易完成使命。我看着您的时候，就觉得您肯定是那种女人，不会抑制他那种灵感的涌动。”

哈尔丁小姐心想，对所有这些想当然的说法提出异议是没有用的。

“可是这个人——这个工匠——他是在您的护理下死去的吗？”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说道。

Dame de compagnie⁽¹²⁾暂且没有作答，倾听着楼梯上方的两个声音正以某种活泼的劲头此起彼伏。等到那种声音响亮的讨论陷入模糊不清的低语时，她才转向哈尔丁小姐。

“是的，他死了，但是确切地说，不是死在我的怀里，像您想的那样。事实上，他吐出最后一口气时，我在睡觉。因此，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我见过什么人死去。过世之前的几天，几个年轻人把处在绝境中的我们找到了。他们是革命家，正如您所猜想的那样。出狱时，他本该信任那些政治上的朋友。他从前是受到喜爱和尊敬的，没有人想过要拿他在警方面前那种轻率的言行来谴责他。人人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而最坚强的人在疼痛面前也有软弱的时刻。咳，单是饥饿就足以让人产生那种不妨一试的怪念头了。来了位大夫，就能够提供的身体救助而言，我们的命运是有所缓和了，可在其他方面，他没法得到安慰——可怜的人。我向您保证，哈尔丁小姐，他是非常惹人爱的，可我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我自己都快要死了。但是有好心人照看我。他们找来一条裙子，给赤身裸体的我穿上衣服。告诉您，我是不体面的——过了段时间，那些革命家安排我跟一个犹太家庭出国，做家庭女教师。我当然是可以教那些孩子，我念完文化宫的六年级；但真正的目的是，我要携带某些重要文件过境。他们交给我一个小包，我把它放在胸口。边防站的宪兵对一个在犹太家庭中忙着照看三个小孩子的女教师并没有产生怀疑。我想那些犹太人不知道我身上带着东西，因为我是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由那些并不属于革命运动的人介绍给他们的，而我自然是遵照指示接受一笔很小的薪水。等我们到了德国，我就离开了那个家庭，把文件交给斯图加特的一位革命家；此后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可您并不想要听所有那些事。我从不觉得我是个很有用的人，可我活着是想要看到所有的部门都被消灭，连财政部一起被消灭。我平生最大的快乐是听到您哥哥所干的事情。”

她又将圆圆的眼睛对着户外的阳光，而那只猫则以洪福齐天的威严和斯芬克斯式的冥想憩息在她合拢的臂弯里。

“对！我感到欢欣鼓舞，”她又说了起来，“在我看来，哈尔丁这个姓氏就富于英雄气概。他们那些部门里的人肯定是害怕得发抖——所有那些坏心肠的人。我站在这里跟您说话，而我想到此时此刻发生的所有残暴、压迫和不公，我的脑袋就晕了起来。如果说一个人自己的眼睛是不可信任的，那我是凑近看到过那些似乎难以置信的事情了。我看到了让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恨我自己的事。我恨我那双没有权力的手，恨我那种没法让人听到的声音，恨我那颗不会变得发狂的心。啊！我是见过事情了。您呢？”

哈尔丁小姐被打动了。她微微摇了摇头。

“不，到现在为止我本人什么都还没见过呢，”她咕哝道，“我们一向住在乡下。这是我哥哥的心愿。”

“是一场奇妙的会面——这一次——您我之间，”对方继续说道，“哈尔丁小姐，您相信机缘吗？我怎能期望见到您，他的妹妹，亲眼见到呢？您知道当消息传来时，这儿的革命家既着实感到惊讶，又着实感到喜悦吗？好像是没有人了解您哥哥的情况。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没有预见到会有这样一场战斗。我想您哥哥简直是被赋予灵感了吧。我本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要靠灵感才能办成的。拥有灵感和机遇是一种很大的特权。他完全是像您吗？您不感到欢欣鼓舞，哈尔丁小姐？”

“您不可以对我期待过多，”哈尔丁小姐说道，抑制那种突然间想要哭泣的冲动，她克制住了，随后便平静地找补道，“我不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

“您认为您本人或许是干不出这样一件事的？”

“我不知道。我对我自己是连问都不必问，直到我生活的时间长一点，见过更多……”

对方动一下脑袋表示赞赏。那只猫的咕噜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发出一种响亮的自鸣得意。楼上没有传来说话的声音。哈尔丁小姐打破沉默。

“您究竟听到人家说我哥哥什么呢？您说他们感到惊讶。是的，我想他们是的吧。事情最困难的方面——也就是说逃离现场——完成之后，我哥哥却未能救自己一命，他们对此不感到奇怪吗？谋反者应该是很懂这些事的。有种种原因让我非常想知道他何以未能逃脱。”

Dame de compagnie⁽¹³⁾朝那道敞开的大厅的门走了过去。她回头迅疾瞟了哈尔丁小姐一眼，而后者仍然留在大厅里。

“未能逃脱，”她心不在焉地重复道，“难道他没有牺牲生命？难道他不正是被赋予灵感了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舍生忘死的行为？难道您不相信？”

“我相信，”哈尔丁小姐说道，“这不是一种绝望的行为。对他那种可怜的束手就擒，您没有听到这儿的人说过某种看法吗？”

Dame de compagnie⁽¹⁴⁾在门口沉思片刻。

“我听说了吗？当然，每件事情都要在这儿讨论。整个世界不都是在谈论您哥哥吗？就我而言，只要提到他的成就便让我产生一种嫉妒的狂喜。一个确信不朽的人为何要完全顾及他的生命呢？”

她始终是转过身背对着哈尔丁小姐。楼上脏得发黑的那扇白色和金色的大门，底楼楼梯平台的栏杆后面望得见的那扇大门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嗓音开始发出合乎礼仪的嗡嗡声，像是在读便笺或是类似的什么东西。那个声音时断时续，随后便彻底停止了。

“我觉得现在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哈尔丁小姐说道，“改天我会再来的。”

她等着dame de compagnie⁽¹⁵⁾腾出地方让她出去；但那个女人似乎迷失在对阳光和阴影的凝思中，分享着它们之间那个荒废庭园的寂静。她遮没了哈尔丁小姐视线里的那条车道。她突然说道——

“没这个必要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上这儿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现在他很少是一个人。”

听说彼得·伊万诺维奇正走过来，哈尔丁小姐并没有像她会期待的那样高兴。不知怎的，她失去了那种不是要去见逃亡勇士便是要去见S夫人的欲望，而最后一刻她身上突然产生的那种退缩，其根由是出于那种感觉，那两个人没有善待这个带猫的女人。

“请您让我过去好吗？”哈尔丁小姐终于说道，轻轻碰了碰dame de compagnie⁽¹⁶⁾的肩膀。

可对方却把猫紧紧抱在胸口，没有移动。

“我知道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她说道，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

哈尔丁小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离开这幢房子。

“S夫人恐怕还要忙上一会儿，而我要跟彼得·伊万诺维奇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下去的路上，在庭园里碰到他时，我会向他提出来的。我真的觉得必须走了。我在这儿有段时间了，而我急着要回到我母亲身边去。请让我过去，好吗？”

Dame de compagnie⁽¹⁷⁾终于转过头来。

“我根本就不认为您真的想要见S夫人，”她以出人意料的洞察力说道，“一点也不。”她的语气含有某种机密和玄奥。她穿过那道门走到露台上，哈尔丁小姐跟在她身后，她们肩并肩沿着苔藓丛生的石阶向下走去。从房子前面可以望见的那段车道上，空无一人。

“他们被那边的树木遮住了，”哈尔丁小姐的新相识解释道，“可您马上就会看到他们的。我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是那样的喜欢他。他肯定是我们的人，否则，其他那些人到来时，他是不准许上这儿来的。我说其他那些人，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得说，他一点儿都不具有神秘倾向。我不知道弄懂他了没有。当然了，我在前厅根本就待不了很久。总是有什么事要让我做的，虽说这儿的家业并不像里维埃拉的别墅那么广大。可我仍然有很多机会让自己变得有用。”

经过长满常春藤的厩棚尽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同伴从左边出现。他们走得很慢，带着某种活跃的劲头在交谈。他们逗留片刻，彼得·伊万诺维奇让人看到在打手势，而那位年轻人一动不动在倾听，双臂垂下，微微低着头。他穿着一套深棕色外套，戴着一顶黑帽子。dame de compagnie⁽¹⁸⁾圆圆的眼睛仍紧紧盯着那两个人影，而他们又悠然走过来了。

“是个极礼貌的年轻人，”她说道，“您会看到他是怎样鞠躬的；而这也不全是那么例外的啦。他在大厅单独见到我也是那样鞠躬的。”

她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哈尔丁小姐走在她身边，而事情恰如她预言的那样发生了。那位年轻人摘下帽子，鞠躬，退后，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快步向前，那对黑黑的粗壮胳膊热情地伸出来，将哈尔丁小姐的两只手抓牢，摇晃，透过黑魆魆的眼镜凝视她。

“不错，不错！”他大叫两声，表示赞许，“这么说是有人陪着您……”他朝dame de compagnie⁽¹⁹⁾微微皱一下眉头，而后者仍抱着那只猫。“我想一定是埃莱诺——S夫人正忙着。我知道她今天在等人来。于是那个新闻记者真的就来了，对吧？她在忙吗？”

Dame de compagnie⁽²⁰⁾的回答无非是将她的头掉转开去。

“非常可惜——真是非常可惜。我非常难过，您本该……”他突然放低声音。“但这是干什么——您肯定不会告辞的吧，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您等得不耐烦了，是吧？”

“一点都没有，”哈尔丁小姐表示异议，“只是我在这儿有段时间了，而我急着要回去看我母亲。”

“时间看来是长了，是吧？我怕是我们这位可敬的朋友，”（彼得·伊万诺维奇突然将脑袋斜着向右肩一抖，又往上一抖）——“我们这位可敬的朋友不具有那种将等候的时间缩短的技巧。不，她显然不具有那种技巧；而在这个方面，光有善意是一钱不值的。”

dame de compagnie⁽²¹⁾垂下胳膊，而那只猫就发现它自己突然落在了地上。着地之后它仍旧呆立不动，一条后腿向后伸展。哈尔丁小姐替那位女伴感到愤愤不平。

“相信我，彼得·伊万诺维奇，我在这幢房子的大厅里度过的时间是极为有趣的，也是非常有教益的。令人难忘。我不后悔等候，不过我发现，无须占用S夫人的时间，我来这儿拜访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这个时候我打断了哈尔丁小姐的话头。上面的讲述是基于她的叙述，而我并没有像人们会以为的那样从中加入那么多戏剧化成分。她声情并茂，将那个卖苹果老妇人的信徒的腔调差不多传达出来，那个与政府部门格格不入、怀恨在心的人，那个自愿服侍穷人的人。那个新相识，那个女伴，那个秘书，不管她是什么，她那种多舛的命运对哈尔丁小姐真挚而纤细的人性却是极大的震撼。就我本人而言，从中发现亲近S夫人的又一个障碍，我是高兴的。对彼得·伊万诺维奇那位涂脂抹粉、打扮俗艳、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的女顾问，我是绝对厌恶的。我不知道她对那些不可见的事物是抱有何种态度，可我知道她在俗世事务中是个饕餮、贪婪和肆无忌惮的人。据我所知，在和她已故外交家丈夫的家庭为了钱财之事发生的一场肮脏卑鄙、不顾一切的争吵中她落败了。有几个相当尊贵的人物（她一怒之下很不像话地坚决要求这些人卷入她的事务）确实是招致她的怨恨。我觉得这一点很容易让人相信，她险些落到那种地步，以国家利益为由，让人偷偷送进某个不起眼的maison de santé⁽²²⁾去——说白了，就是疯人院之类的地方。然而某几个身居高位的人物看来是反对这么做，出于那种理由……

但逐一细说是徒劳的。

读者对这样一个人也许是会表示诧异的，身为语言教师，对这一切都知道得那样明确。小说家对他的人物说这说那，只要他知道如何说得足够真诚，通过生动的语言、诗意的形象、情感的强调，把他自身对虚构的信念表达得十分明显，他脑子里的虚构就不会遭到质疑了。艺术是了不得的！但我没有艺术，没有虚构S夫人，我觉得终归是要解释一下，我对她是如何知道得那么多。

我已经提到过的一个朋友，洛桑大学的那位教授，他的俄国妻子就是给我提供消息的人。正是从她那儿我才得悉S夫人最近那段历史的真相，我打算以此来烦扰读者。她告诉我S夫人几年前逃离俄国的原因，说得很明确，而她相信给她提供消息的人。事情恰好是这样：在警方眼中她成了一名嫌疑犯，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事件有牵连。这种怀疑的根据，不是基于将她公开泄露的一些不经意的说法，便是基于她沙龙里让人偷听到的某些谈话。我们必须相信，是让某位客人，说不定是让某个朋友偷听到的，而此人是急于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吧，我想。不管怎么说，偷听到的内容似乎表明她是预先知道那个事件，而她并没有坐等对这种指控的调查，我以为是明智的。我的一些读者也许记得出自她笔下的一本小书，是在巴黎出版的，一篇神秘易怒、慷慨激昂并且极为语无伦次的作品，她在书中几乎是承认那种预知，不只是暗示其超自然因素，而且是以恶毒的含沙射影清楚表明，那种行为的过失并不是在于恐怖分子，而是在于一场宫廷阴谋。我对我的朋友、那位教授妻子说，S夫人的生活，它的那种非官方的外交手腕，它的那种密谋、诉讼、示爱、羞耻、驱逐，它的那种丑闻、神秘主义和招摇撞骗的气氛，更适合于十八世纪，而不太适合于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状况，这时她微笑着表示赞同，但片刻之后，她便以一种沉思的语气继续说道：“招摇撞骗？——是啊，某种程度上是的。不过，时代变了。眼下存在的那些势力在十八世纪是不存在的。要是说她比一个英国人乐意相信的还要危险，我是不会觉得惊讶的。此外，某些人——cheznous⁽²³⁾，认为她确实是危险的。”

cheznous⁽²⁴⁾在此关联中大体是指俄国，尤其是指俄国政治警察。我从哈尔丁小姐讲她去拜访波莱尔城堡的直线叙述（用我自己的话叙述）中离题的目的，是要把我的朋友、那位教授妻子的这番声明提出来。我想把它提出来，只是为了把我马上不得不说的拉祖莫夫先生出现在日内瓦的事情，变得更为可信一点——因为这个俄国故事是讲给西方人听的，而它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与某种愤世嫉俗和残忍的语气是不谐调的，与某种道德否定的语气，甚至与我们欧洲这边已经沉默下来的某种道德忧患的语气是不谐调的。我说这一点是作为借口，让哈尔丁小姐，两男两女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站在那个地方，而这些人在波莱尔城堡的露台下面走到了一起。

我打断哈尔丁小姐话头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刚才讲的那番见闻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深感满意地嚷嚷着打断她话头——

“那你根本就没有见到S夫人了，归根结底？”

哈尔丁小姐摇摇头。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她没见过S夫人！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乐于相信，她眼下根本就不认识S夫人。我无法解释确信的缘由，只是知道哈尔丁小姐和她哥哥那位绝妙的朋友面对面站在一起。我宁愿是他而不是S夫人成为这个年轻姑娘的伙伴和指导，她因哥哥的悲惨结局而全然陷入她那种无经验之中。但是，不管怎么说，如今已然终结的那个生命一直是诚挚的，其思想说不定是崇高的，其精神痛苦或许是深邃的，其最后的行为或许是一种真正的牺牲。那些认死理的狂热分子是通过占有那种被征服的自由才得以平静，我们可不能毫无感动地去谴责那种受挫的愿望的狂热。

我对哈尔丁小姐的温暖关切并未让我觉得害臊。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成为其自身的奖励。已故的维克多·哈尔丁——由于这种情感——在我看来就不是那种凶险的谋反者，而是那种单纯的狂热分子。我其实并没有想要去评判他，可他没有逃走的那个事实，给他母亲和妹妹两人带来那么多折磨的事实，却对我提出有利于他的证明。同时，由于我害怕见到那个姑娘屈从于波莱尔城堡的女性主义革命家的影响，我很愿意把信任寄托在已故的维克多·哈尔丁这位朋友身上。他不过是个名字罢了，您会说。一点不错！一个名字！再说，是仅有的名字；是兄妹通信中可以找到的仅有的名字。这位年轻人出现了；他们打照面了，而且幸运的是，没有遭到S夫人的直接干预。结果会怎样呢？她马上会告诉我什么呢？我在问我自己。

这是很自然的，我的思想转向那位年轻人，那个唯一名字的持有者，在谈论由革命带来的那个未来的所有梦幻般的谈话中说出的那个名字。而我的思想变成了疑问，我暗自问道，为什么这位年轻人没有去拜访那些女士。他到日内瓦有些日子了，然后哈尔丁小姐才当着我的面从彼得·伊万诺维奇那儿第一次听说了他。我为上一次他们见面时在场而感到后悔。我宁愿让它发生在他那副眼镜见不到的某个地方。但是我想，有这两个年轻人在，他就给他们互相做介绍了吧。

我打破沉默，就这一点开始提问——

“我想是彼得·伊万诺维奇……”

哈尔丁小姐道出她的愤怒。彼得·伊万诺维奇一听到她的回答，就不知羞耻地怒斥那位dame de compagnie⁽²⁵⁾了。

“怒斥她？”我觉得纳闷，“说什么？为了什么缘故？”

“真是闻所未闻；真是不知羞耻，”哈尔丁小姐继续说道，眼里冒着怒火，“Il lui a fait une scène⁽²⁶⁾——如此这般，当着陌生人的面。为了什么缘故？你根本就猜不到的。为了几个蛋……唉！”

我目瞪口呆：“你是说，蛋？”

“给S夫人的。那位女士遵守一套特殊的饮食规定，或是诸如此类的玩意儿。看来是此前一天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抱怨，说那些蛋没有备妥。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那个可怜的女人面前突然记起这件事，就冲着她大发雷霆。这让人是再诧异不过了，我像是脚底生了根似的站在那儿。”

“你的意思是说，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允许他自己辱骂女人？”我问道。

“唉，不是这样的！那是某种你完全不懂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表演。试想，他首先是抬起帽子。他的嗓音变得温柔而恳求。‘哦！您对我们不好——您不肯赏脸记住……’这样一种措辞，那样一种语气。那个可怜的人儿难过得要命。她的眼里满是泪水。她不知道要朝哪里看。如果她宁愿挨骂，甚至是挨打，那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

无人在旁的时候，她很可能是对这两样事情都不陌生呢，这一点我没有说出来。哈尔丁小姐走在我身边，轻蔑地昂起头，愤愤不语。

“伟人都有其不可思议的奇特之处，”我傻乎乎地说道，“正如那些并不伟大的人。但这种东西却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是如何让这个极具特色的插曲收场的呢？”

哈尔丁小姐，没有朝我这边转过脸来，告诉我说，那位和S夫人密谈的采访人，是他的出现才让事情结束的。

他快步走近，未被注意，微微抬起帽子，犹犹豫豫地用法语说道：“男爵夫人要求我说，出去的路上万一遇见一位女士，就请她赶紧进去。”

送完这个口信后，他急忙沿着车道下去了。那位dame de compagnie⁽²⁷⁾朝着房子飞奔过去，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匆匆跟在她后面，显得心神不安。眼下哈尔丁小姐发现自己单独跟那位年轻人在一起，而他无疑是那个从俄国初来乍到的人。她不知道她哥哥的朋友是否还没有猜到她是谁。

我可以说，事实上，他是猜到了。我觉得很明显，彼得·伊万诺维奇由于某种原因闭口不提这些女士在日内瓦。但是拉祖莫夫猜到了。充满信任的姑娘！哈尔丁说的每一个字都活在拉祖莫夫的记忆中。它们像是出没无常的幽灵；它们没法被驱除。其中最为生动的是说起那个妹妹。从那时到现在，那个姑娘就为他而存在了。可他却并没有立刻将她给认出来。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一起走近时，他确实是注意到她；他们的目光甚至是相遇了。对她整个人那种和谐的魅力，那种力量，那种优雅，那种稳静的坦诚，他做出了反应，正如任何人都不得不做出反应的那样——接着便将凝视的目光掉转开去。他暗自说道，这一切都不是为他而存在的；女人的美丽和男人的友谊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他以毅然而然的严峻接受这种感觉，试着往前走去。是她那只伸出来的手才引起那种识别的。在他自我忏悔的笔记中还记录道，这让他的身体几乎要窒息而死，那种憎恨和惊愕的情绪反应，仿佛她的外貌成了既成的变节行为的一部分似的。

他掉转身去。高大的露台使逗留在屋子门口的人都看不见他们，甚至从楼上窗口也没人望得见他们。透过疯长的灌木丛，还有平缓坡地上的树林，他朝那片湖水静静地冷眼观望。此时此刻他们被赐予不受干扰的片刻完美的状态。我本人觉得好奇，那种幸运的情势他们是如何利用的。

“你们有时间多说上几句话吗？”我问道。

她跟我讲述拜访波莱尔城堡那些事情的那种生动活泼从她身上全然消失了。她漫步走在我身旁，直视着前方；但我注意到她的脸颊微微有些泛红。她没有回答我的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注意到，他们是不能指望让人遗忘太久的，除非另外那两个人发现S夫人累得昏过去了，或者说不定是处在一种长时间访谈之后的病态兴奋中了。两者之中任何一种情形都需要他们忠心耿耿地服侍。我能在心里看见一幅画面，彼得·伊万诺维奇又起劲地冲出屋子，说不定是光着脑袋，摇摆着步子穿过露台，长礼服的黑色下摆在浅灰色的强壮大腿周围忽忽飘荡。我承认，我把这些年轻人看作是那个“逃亡勇士”的猎物了。我认为他们是逃脱不了捕获的。但这一点我对哈尔丁小姐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她仍不愿意进行交流的时候，稍稍逼她一下。

“嗯——可你至少可以跟我谈谈你的印象。”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又把脸转了过去。

“印象？”她缓缓地、几乎是梦幻般地重复道，接着语气急促了一点——

“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人，与其说是为厄运受苦，还不如说是为思想受苦。”

“你是说，为他的思想受苦？”

“在一个俄国人身上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她打断我说，“在一个俄国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不宜行动，可又不得安宁。”

“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

“不，我不想评判他。我岂能，这么突兀？你问我印象——我说明我的印象。我——我——不懂这个世界，还不懂世间的那些人呢；我太孤单了——我太年轻，无法相信我自己的观点。”

“相信你的本能，”我劝告她说，“绝大多数女人都信这个，并不比男人犯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件事情中你有你哥哥那封信帮助你呢。”

她深深吸一口气，像一声轻轻的叹息。

“未被玷污、高尚和孤独的生活。”她像是在暗自引用道。可我却清清楚楚听到那种惆怅的低语。

“高度赞扬。”我轻声对她说道。

“没法再高了。”

“那么高，像是对幸福的判定，因此只有在生命结束时下达才更适合。但是毕竟还没有哪个性格平庸或完全不值一提的人，能够提出这种大胆夸张的赞扬和……”

“噢！”她热烈地打断我话头，“要是你懂得下这种评判的那颗心就好了！”

她在这一点上停住不说了，而我将这番话的性质思索了一段时间，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种性质肯定是将姑娘的情感天平朝着有利于那个年轻人的一端倾斜。这番话听起来不像是随便说说的。对我的西方头脑和西方情感来说，它们是含糊不清的，可我却无法忘记，站在哈尔丁小姐身旁，我像是陌生国度里的一名旅行者。在我看来事情也变得清楚了，哈尔丁小姐不愿将他们拜访波莱尔城堡最重要的方面逐一细说。可我没有觉得受伤害。不知怎的，我并没有感到这是缺乏信任。这是某种别的难处——我没法怨恨的一种难处。而我这么说的时候丝毫没有怨恨——

“很好。可处在那个道德制高点上，而这我并不否认，你，像处在此类情形中的任何其他人那样，你自己想必是给那位特别的朋友描绘了一幅肖像，他在你心里的形象，而你——请告诉我——没有觉得失望吗？”

“你指的是什么？他本人的相貌？”

“我指的恰恰不是他长得好不好看。”

我们在小巷尽头转弯，走了几步路都没有朝对方看。

“他的相貌是不凡的。”哈尔丁小姐终于说道。

“不，我本以为不是的——你几乎都没有说过你的第一印象。毕竟，人们不得不依赖这个词。印象！我是指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可能表示‘不凡’之人的那种东西。”

我觉察到她没有在听。对她的表情并没有误解；而我又一次感到被排除在外——并不是由于我的年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推断得出的——只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处在只能远远注视她的另一个层面。于是我就不说话了，注视着她在我身边加快脚步。

“不，”她突然大声说道，“我不会对这种感情强烈的人失望的。”

“啊哈！感情强烈。”我咕哝道，暗自吹毛求疵地想道；像这样，全是在同一个瞬间里。

“你说什么？”哈尔丁小姐天真地询问道。

“噢，没什么。请你原谅。感情强烈。我不觉得惊讶。”

“你不知道我对他是多么唐突无礼啊！”她后悔地嚷嚷道。

我想，我肯定是露出惊讶的神色了吧，因为，她看着我，脸上愈发红得厉害了，她说她不好意思承认，她一直都不够镇静；她没有遵照情势的要求控制她的言行。她丧失了配得上死去和活着的那两个人的坚毅品性；而这种品性应该成为这场会面的基调，维克多·哈尔丁的妹妹遇到维克多·哈尔丁唯一知晓的朋友。他热切地望着她，却什么也没说，而她——她承认——被他那种渴求理解的状况深深打动了。她能说的无非是：“您是拉祖莫夫先生。”他微微皱了皱眉头。短促、戒备的停顿之后，他轻轻鞠一躬表示同意，便等候着。

一想到她面前这个人受到她哥哥的高度尊敬，是那个知道他价值，跟他说话，理解他，倾听他机密，说不定是鼓励他的人——她的嘴唇便哆嗦起来，她的眼里溢满泪水；她伸出手去，朝他激动地跨出一步，说话时努力抑制感情，“您能猜出来我是谁吗？”他并没有握住那只伸出的手。他甚至往后退了一步，而哈尔丁小姐以为他是大为触动了呢。哈尔丁小姐原谅他，把她的那种不悦之感对准她自己。她的表现有失身份，像个容易动情的法国姑娘。对那种性格严厉、有自制力的人来说，这种表露是没法受到欢迎的。

他在女人面前想必确实是严厉的，或者说不定是非常胆怯的，对娜塔莉亚·哈尔丁这样一个姑娘的友好表示，未能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做出反应——我暗自想道。那些高尚和孤独的生活（我突然记起这些话）让年轻人变得羞怯，让老人变得野蛮——常常是。

“嗯。”我鼓励哈尔丁小姐说下去。

她仍旧是对她自己非常不满。

“我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她说道，那种颓丧的神态在她身上是很陌生的，“除了确实是没有大哭起来之外，我做尽了傻事。说来欣慰的是，我没有哭起来。可我不能够把话说上很长时间。”

她站在他面前，默然无言，吞咽着泪水，当她终于设法说出些什么时，说出的只是哥哥的名字——“维克多——维克多·哈尔丁！”她气喘吁吁地说道，又发不出声音了。

“当然了，”她对我评论道，“这让他苦恼。他非常受不了。我跟你说过我的看法，他是一个深情的人——这一点无可怀疑。你该看到他那张脸。他的的确确是晕头转向了。他靠在露台的墙壁上。他们那种友谊肯定是灵魂上的手足之情！我为那种感情而向他表示感激，而这让我觉得少了些羞愧，为我的缺乏自控。当然了，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超过几秒钟。‘我是他妹妹，’我说道，‘您也许是听说过我吧。’”

“那他听说过吗？”我打断话头说。

“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呢？可是……但那有什么关系？我站在他面前，近得都能触摸得到，看起来肯定不像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我知道他随后就把两只手都伸给我，不妨说是用力伸给了我，十分乐意，极为诚恳，而我把它们抓在手里紧紧握住，觉得在失去了哥哥之后，又找到了一点我以为是永远失去的东西——我过去常常得到的一些希望、激励和支持，从我那位死去的亲爱的……”

我很理解她所说的那种意思。我们接着慢慢溜达，我忍住不去看她。而我像是在回答我自己的想法似的咕哝道——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伟大的友谊——如你所说。而那位年轻人最终可以说是以两只手来欢迎你的名字。在此之后，你们自然就会相互理解了。是啊，你们很快就会相互理解了。”

片刻之后我听到她的声音。

“拉祖莫夫先生看起来像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是个矜持的人——即便是在他深受感动的时候。”

我不能忘记——或者甚至是不能原谅——革命家聚会上的大主顾彼得·伊万诺维奇，他那种声调低沉的扩张性，我便说道，我把这一点看作是讨人喜欢的性格特征。它和真挚相关——在我心里。

“此外，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她找补道。

“是的，你们当然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我对那位女性主义者及其女顾问的怀疑甚至害怕，是那样难以消除，弄得我真的焦虑起来，不禁微笑着问道——

“可你安然无恙地逃脱了？”

她懂我的意思，对我的忐忑不安也是付之一笑。

“对呀！我逃脱了，要是你喜欢那么说的话。我很快就走了。用不着跑。我可不像那位如此奇怪地接待我的可怜女人，我既不觉得害怕也没有感到着迷。”

“而拉祖——拉祖莫夫先生……”

“他自然是留在那儿了。我想，我离开他之后他就到那幢房子里去了吧。你记得，他到这儿来是被大力推荐给彼得·伊万诺维奇——也许是受到委托给他带来重要音讯。”

“哦，对呀！受到那个神父……”

“佐希姆长老——对。或者是别人的委托，说不定。”

“然后你就离开了他。但我可不可以问一句，后来你见到他了吗？”

哈尔丁小姐有一会儿没有回答这个非常直接的问题，然后——

“我盼着今天在这儿见到他呢，”她静静地说道。

“你盼着！那你们，是要在这个花园里，见面？那我最好还是马上离开。”

“不，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我们不是要在这个花园里见面的。从那第一次见面之后我还没见过拉祖莫夫先生。一次也没有。可我盼着他……”

她打住了。我暗自觉得纳闷，那位年轻革命家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不痛快。

“分手之前我告诉拉祖莫夫先生，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要到这儿来走上一个钟头。当时我没法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不立刻请他来看望我们。母亲必须要为这样一次造访做好准备。而当时，你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拉祖莫夫先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而且首先必须告诉他，这会让可怜的母亲怎么样。这些念头全都同时掠过我脑际。于是我便匆匆忙忙地告诉他，我不请他到家里来看望我们是有原因的，可我有上这儿来散步的习惯……这是个公共场所，但这个时辰根本就没有很多人。我觉得这儿很好。这儿离我们寓所是那么近。我不喜欢离母亲太远。万一突然有需要，我们家的仆人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对。从这一点来看是很方便的。”我赞成道。

事实上，我觉得棱堡是个很方便的场所，既然这个姑娘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把那位年轻人介绍给她母亲是不明智的，那么，正是在这儿，我环顾着这一小块平庸可悲的地方，心想，他们的相识要在交换大量愤慨和过度伤感中开始和继续，或许，对那种非俄国的头脑来说，想来是太酸楚了。我看到这两个人，从陷于苦境的八千万人的土地上逃出来，在这些树底下散步，他们年轻的脑袋凑在一起。是的，一个漫步和谈话的绝好场所。我们再一次从那道宽大的铁门转身走开时，我甚至想到，他们疲倦时，有不少便利设施可以用来休憩呢。在餐馆小木屋和露天乐池之间陈列着大批桌子和椅子，一大堆油漆松木板在树底下铺展开来。就在这中间我看到一对孤零零的瑞士夫妻，他们的命运从摇篮到坟墓被民主制度的完美结构弄得稳稳当当，在这个几乎可以托在掌心的共和国里。那个男的，粗鲁乏味，从一个亮闪闪的玻璃杯里喝啤酒；那个女的，乡气而平和，倚靠在粗糙的椅子里，懒懒地四下凝望。

世间是少有逻辑可以指望的，不仅是在思想方面，而且是在感情方面。我惊讶地发现，我对这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感到不满。他们见面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是冷漠无情，还是害羞，还是非常愚蠢呢？这我弄不明白。

“你觉得，”我们沿着宽巷子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问哈尔丁小姐，“拉祖莫夫先生懂得你的意图吗？”

“懂我说的意思？”她觉得诧异，“他深为感动。这我知道！在我自己的那种激动不安中，我可以看到这一点。可我是说得清清楚楚了。他听见我说的话；事实上，他看起来像是抓住我的话不放呢……”

她不知不觉加快了步子。话语也变得急促了一些。

我等了一下，才若有所思地说道——

“可他却让所有这些日子都流逝了。”

“我们怎么弄得清楚，他可能要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他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人，出来走走是为了找乐子。他的时间也许并不属于他自己——说不定，他的思想也不属于他自己。”

她突然放慢步子，以一种更低沉的声音找补说——

“或者就连他的生命也不属于他自己，”——然后就停下来站着不动。“据我所知，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天，他也许不得不要离开日内瓦呢。”

“没有跟你说一声！”我难以置信地大声说道。

“我没有给他时间。我非常突然地离开他。我最终是以感情行事的。我为此感到遗憾。即便是我给了他机会，他也会找到理由把我当作是不可信任的人。那种容易动情、泪水涟涟的姑娘是不可以信赖的。可即便是他离开日内瓦一段时间，我也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

“哦！你有信心……我敢说。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因为我跟他说了，我非常需要某个人，需要一个同胞，一个信仰的伙伴，在某个问题上我可以把信任交给他。”

“我懂了。他是如何回答的我就不问了。我承认，这是你相信拉祖莫夫先生不久以后就会出现的合理依据。可他今天没有露面吧？”

“没有，”她静静地说道，“今天没有。”而我们默默站了一段时间，像是那种彼此之间再也无话可说的人，让他们的思想相隔甚远，然后身体各走各的路。哈尔丁小姐瞥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做了一个唐突的动作。看来，她停留的时间已经过长了。

“我不喜欢不在母亲身边，”她咕哝道，摇了摇头，“这倒不是说她这会儿病得很厉害。但不知怎的，当我不跟她在一起时，我就比以前更加不安了。”

最近一个多星期里，哈尔丁夫人丝毫没有提到儿子。她一如既往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默默向外张望着启蒙思想家大道那无望的延伸段。一旦她开口说话，几句死气沉沉的话，说的是无关紧要的琐碎之事。

“知道这个可怜的人在想什么，那种说话比她的沉默更让人痛苦。可那也是糟糕的；我几乎是受不了，而我不敢打破沉默。”

哈尔丁小姐叹了口气，把手套上松开的扣子又扣紧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她的日子该过得有多么艰难。那种压力，其原因，其性质，会削弱一个西方姑娘的健康；但俄国人的天性具有一种抵御生活不公正压力的奇特的力量。笔直而柔软，黑裙外面的短夹克敞开，而这让她的身材显得更苗条，让她那张清新而没有血色的脸孔更加苍白，她让我不由得感到惊奇和钦慕。

“我一刻都不能再停留了。你应该快点来看望母亲。你知道，她把你叫做‘L'ami'⁽²⁸⁾。这个名称好极了，而她确实是这个意思。现在au revoir⁽²⁹⁾，我得走了。”

她含含糊糊地往下瞟一眼宽阔的路面——向我伸过来的手出人意料地往上一扬，避开我的抓握，搁在我肩膀上。她鲜红的嘴唇微微张开，却并未露出微笑，而是显出一种大为吃惊的喜悦。她朝铁门凝视，倒抽一口气，快快说道——

“你瞧！我就知道。他来了！”

我知道她指的肯定是拉祖莫夫先生。年轻人沿着巷子走过来，并不着急。衣服略微偏暗棕色，拿着一根手杖。我的目光最初落到他身上时，他的脑袋正垂在胸口，像是在深思似的。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突然把头抬起来，立刻就停住了脚步。我肯定他是那么做的，可那种停顿只不过让人觉得是在颤颤巍巍地刹住步子、当即控制住了而已。接着他便继续走过来，镇定地望着我们。哈尔丁小姐打手势让我留下，便上前一两步去迎接他。

我从那场相遇中掉转头去，直到听见哈尔丁小姐在介绍时说出他的名字为止，没有再看他们一眼。她用一种诚恳、低沉的语调，告诉拉祖莫夫先生，我除了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还是“我们的哀伤和痛苦中”强有力的支柱呢。

我当然还被说成是一位英国人了。哈尔丁小姐说得很快，比我曾经听她说的都要快，而这使她那双沉静的眼睛相形之下变得更富于表情了。

“我把信任都交给他了，”她找补道，始终在望着拉祖莫夫先生。那位年轻人是真真切切地把凝视落在哈尔丁小姐身上，但肯定是没有望着她如此乐意迎候他的那双眼睛。随后他便来来回回地看我们两个人，同时露出那种不自然的淡淡笑容，接着便皱了皱眉头表示疑虑，继而消失不见；这我都察觉到了，话虽这么说，一个不如我自己那样聚精会神地打探他的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两种神态的。我不知道娜塔莉亚·哈尔丁观察到了什么，但我的注意力恰恰捕捉到这些动作的细微差别。那种想要笑一笑的企图放弃，那个正要皱起的眉头收住、抹平，因此就不露痕迹；可我料想他在心里是惊叫起来——

“她的信任！给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么一个外国人！”

我这样猜想的原因是，他对我来说显得很陌生。总体上我的印象是好的。他的神态聪颖，甚至有着远在Petite Russie⁽³⁰⁾普通学生和其他居民之上的某种特质。他的五官比大多数俄国人脸上的五官更清晰；下巴轮廓分明，蜡黄的脸颊刮得干干净净；鼻梁隆起，不只是突起而已。帽子戴得很低，遮住眼睛，鬈曲黑发低垂在脖颈上；不合身的棕色衣服里面有着强壮的肢体；微微一弯腰便显出肩膀令人称心的宽度。总体上我并没有失望。好学——健壮——羞怯……

还没等哈尔丁小姐讲完，我就感觉到他的手把我的手握紧，强健有力的紧握，但是出乎意料的灼热和干涩。没有一句话、甚至没有一句咕哝，协助这短促而干燥的一握。

我打算让他们自便，可哈尔丁小姐却轻轻碰一下我的前臂，用意味深长的接触传达一种明确的愿望。他喜欢笑就让他笑好了，可我只是十分情愿留在娜塔莉亚·哈尔丁身边，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说，这在我看来可不是什么笑料。我留下来，不是像年轻人留下来那样，会飘飘然地可以说是悬在空中，而是怀着脚踏实地的清醒，内心试图洞悉她的意图。她朝拉祖莫夫转过身去。

“嗯。就是这个地方。是的，我想让您来的正是这儿。我每天都散步……不要为您自己感到抱歉——我理解的。今天您来我很感谢，但尽管如此，我这会儿还是没法留下来的。没有办法。我得赶紧回家去。是的，即便是有您站在我面前，我也得走了。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最后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我注意到拉祖莫夫先生用舌尖舔一下嘴唇，恰如那种焦渴、发烧的人会做的那样。他拿起她戴着黑手套的手，而那只手将他的手握拢，把它抓住——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显，为了不让它抽回去而留住不放。

“再一次感谢您对——对我的理解，”她接着热情地说道。他打断她的话头，给人的印象是有些粗暴。我不喜欢他对这个坦诚的人儿那样子说话，可以说是从帽檐下面对她说话。他发出微弱、刺耳的声音，像极了那种喉咙焦渴的人。

“对我有什么好感谢的呢？理解您？……我如何理解您呢？您最好是知道，我什么都不理解。我觉得您是想要在这个花园里见我。此前我没法来。我走不开。即便是今天，您瞧……还是来迟了。”

她仍旧握着他的手。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您的，没有因为我是个软弱、易动感情的姑娘而把我抛在脑后。毫无疑问我需要支持。我是很无知的。但我能够让人信任。我真的能！”

“您无知，”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他抬起了头，这会儿是直视着她的脸，而她握着他的手。他们这样站了一段时间。她把他的手放开。

“是的。您确实是来晚了。您赶过来，心想或许我会逛得超过了时间，您真好。我和这位好朋友在这儿说话。我是在说您呢。是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说您呢。我最初听说您来到日内瓦时，他就和我在一起。他可以告诉您，听到这个消息，我那种迷惘的精神是如何感到安慰的。他知道我想要找到您。这是我接受彼得·伊万诺维奇邀请的唯一目的……”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您说起我了。”他用哆嗦、嘶哑的嗓音打断话头，而那种嗓音让人想起一个干燥之极的喉咙。

“很少一点点。只是告诉我您的名字，还说您到这儿了。我何必问得更多呢？我在哥哥那封信里先前不知道的东西他能告诉我什么呢？三行字！它们对我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有朝一日我会把它们拿给您看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可这会儿我得走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能那样匆匆忙忙，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开始……”

我一直稍稍退开站着，看到他们两个的侧面。那一刻我想到，拉祖莫夫先生的脸比他的年龄要老一些。

“如果母亲，”——那位姑娘突然转身对着我——“在我不在时（比平时长久了那么多）醒过来，说不定就要对我表示怀疑了。近来，你知道，她见不到我的次数似乎更多了。她就会想要知道是什么事情让我耽搁了——而且，你知道，在她面前作假会让我觉得痛苦。”

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她将拉祖莫夫先生做出的一个像是要陪同她的动作挡住。

“不！不！我一个人去，可是尽快在这儿和我见面。”然后用一种更为低沉、意味深长的声调对我说道——

“这个时候母亲也许是坐在窗边俯瞰着街道呢。拉祖莫夫先生在这儿出现的任何情况她都不可以知道，直到——直到某些事情安排好为止。”她停顿一下，仍旧是对着我，用略微响亮一点的声音找补说，“拉祖莫夫先生不太能够理解我的难处，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5

哈尔丁小姐冲我们两个迅速点一下头，朝那位年轻人郑重、友好地看一眼，便离开了，而我们将帽子戴上，注视她挺拔、柔韧的背影飞快退去。她的步态不是受到某些妇女影响的那种杂沓而迟疑的悄然行走，而是那种坦率、强劲、健康的向前运动。她很快就越走越远了——终于是蓦然消失不见。我这才发现，拉祖莫夫先生，刷地将帽子遮没眉头之后，将我从头到脚在打量呢。不妨说，我是那位年轻俄国人撞见的非常意外的一个情况。我是从他脸上，从他整个神态，那种混杂着好奇与轻蔑，由于担忧而缓和下来的表情中看出来的——好像我没在看的时候他是在屏住呼吸似的。可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那种凝视却是直直的。我这才第一次见到，它们是那种清澈的棕色，边缘是浓密的黑睫毛。它们是他脸上最稚嫩的部位。一点都不惹人反感的眼睛。他微微摇摆，倚着手杖，整个儿悬在风中。我恍然大悟，哈尔丁小姐把我们一起留下来是有意图的——是要把某种东西托付给我，既然是纯系偶然，发现我在旁边。在此假设的基础上，我尽可能让我的态度显得亲切友善。我想法子说些合适的话，然后突然在哈尔丁小姐最后那句话中找到了线索，感觉到我那种使命的实质。

“不，”我庄重地说道，尽管是面带微笑，“您不会理解的。”

开口之前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嘴唇抖动得那么细小，像是顽皮地逗人发笑——

“可您刚才没听见吗？那位年轻女士对我如此出色的理解表示感谢呢。”

我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这个反驳中有一种隐蔽而莫名的讥笑吗？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可能是憎恨吧。没错。可他要憎恨的是什么呢？他看上去好像是最近睡得不好。我几乎能在身上感觉到他那无精打采的凝视的重量，是睁眼躺在黑暗中的那种人的凝视，在悲惨思想的那种困苦之中愤怒消沉。眼下，当我知道这有多么真实时，我可以真正断言，这是他当时给我造成的印象。这种印象让人难受，怪里怪气，不太明确——因为，当我处在全然知情的状态下坐着写作时，我眼下自然是觉得明确了。可这是在当时完全无知的情况下获得的印象。这种像是他强加给我的新的不安感，我试图装出一副健谈、无拘无束的亲热样子将它打消下去。

“那位极其迷人而本质上令人敬佩的年轻姑娘（我是——您知道——老得足以让措辞变得坦率了）是在指她自己的感受。不消说，您一定就是那样理解的吧？”

他做的动作是那么唐突，弄得他甚至有点儿踉跄。

“必须理解这个！不会理解那个！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呢。那个姑娘迷人而令人可敬。嗯——如果她是的！我想这一点我自己看得出来的吧。”

要是他的嗓音几乎没有失声，在喉咙里干涸，那么这番戏谑就显得失礼了；而他说起话来那种窸窸窣窣的努力太过费劲，没有造成真正的冒犯。

我默然无语，止于明显的事实和微妙的印象之间。我情愿是当场把他给抛下；可那种被委以使命的感觉，哈尔丁小姐最后一瞥的暗示，却在我心里变得强烈起来。深思片刻之后，我说道——

“我们一起走走？”

他猛然耸了耸肩，弄得又踉跄起来。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这一点，我继续往前走时，他走在我身边。他有点儿落后了，几乎是落在我视线之外，除非我回过头去朝他看。我不希望流露明显的好奇心而让他愈发感到不适。将他国度里那张真实、友善的面孔躲在有害的阴影下面，对这样一位年轻而神秘的难民来说，可能会是不愉快的。而那种阴影，跟随着他那些同胞，横跨欧洲中部，也正投落在他身上，让他的身影在我心灵之眼中变得幽暗起来。“毫无疑问，”我暗自说道，“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阴郁、甚至是绝望的革命家呢；可他是年轻的，他也许是无私而仁慈的，有同情的能力，有……”

我听见他刺耳地清了清焦渴的喉咙，变得屏息静气。

“这是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第一句话，“真是难以想象！我发现您在这儿，平白无故，莫名其妙，把持着某种我不会理解的东西！一位知交！一位外国人！谈论着一位令人敬佩的俄国姑娘。我开始怀疑，那位令人敬佩的姑娘是个傻瓜吗？您要干什么？您有什么目的？”

他的话语几乎听不见，他的喉咙好像不比一条干燥的破布、一块火绒多一点共振了。这让我感到怪可怜的，因此觉得要克制我那种气愤一点都不难。

“等您活得再稍微久一点，拉祖莫夫先生，您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女人是十足的傻瓜。我不是女性主义者，像那位著名的作家彼得·伊万诺维奇，而他，说句实话，在我看来是颇为可疑的……”

他打断我话头，用那种出人意料的低声细语的惊奇语气。

“在您看来是可疑的！在您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可疑的！在您看来！……”

“是的，从某个方面讲他是可疑的，”我说道，把我的评论轻轻抛开。“正如我说的那样，拉祖莫夫先生，等您活的时间够长了，您就会懂得做出区分，什么是崇高的信任，和每一种鄙吝都不相干的那种天性，什么是让某些女人受宠若惊的轻信，虽说那些轻信之人，也许是傻乎乎的，肯定是不快乐的，却绝不是十足的傻瓜。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从来就没有哪个女人是彻底受蒙蔽的。即便是知晓一切真相，那些迷途之人也睁着眼睛跳到深渊里去。”

“一点不假，”他在我身边嚷嚷道，“女人到底是傻瓜还是神经病关我什么事？我真的不在乎您是怎么看她们的。我——我对她们没兴趣。我不管她们。我不是那种小说里的年轻人。您怎么知道我想要获知有关女人的一切？……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您是指这种交谈的目的，而这我承认是有几分强加于您的。”

“强加！目的！”他重复道，仍然落在我后面半步左右，“您想要谈论女人，看来是的。这是一个话题。可我不喜欢谈。我从来都没有……事实上，我考虑的都是其他问题。”

“这里我关心的只有一个女人——一位年轻姑娘——您死去的朋友的妹妹——哈尔丁小姐。您当然可以稍稍考虑一下她。我最初的意思是说，有一种处境您是不会理解的。”

隔着好几步路，我听着他的步子在我身旁摇摇晃晃。

“我想，如果我把情况讲给您听，或许就会为您和哈尔丁小姐下一次面谈打下基础呢。她把咱俩一起留下来，我以为多少是有点这个意思的。我相信我本人是准许说这个话的。我提到的那种不寻常处境，是缘于维克多·哈尔丁的处决所带来的那种最初的哀伤和痛苦。他被捕的情形是有些不寻常的。您毫无疑问是知道全部真相……”

我感觉到肘部以上的胳膊被攥住，而下一刻就发现自己转过身来面对拉祖莫夫先生了。

“您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站在我面前说这番话。您究竟是什么人？真是让人受不了！哼！想干吗呢？它是寻常的或是不寻常的，您知道什么？您跟俄国那种该死的状况，或者说跟俄国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何相干？”

他用另一只手重重倚在手杖上面；而他放开我胳膊时，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几乎是站都站不稳了。

“我们在那些空桌子里挑一张坐下吧，”我提议道，不去理会这种强烈情感的意外流露。老实说，这跟我是不无关系的。我为他感到难过。

“什么桌子？您在说什么呢？哦——那些空桌子？那儿的桌子。当然。我要在那些空桌子里挑一张坐下。”

我带他离开小路，走到小木屋前那堆松木板的正中央。这时那对瑞士夫妻已经走了。我们可以说是独处其间。拉祖莫夫先生跌进椅子，抛下手杖，支起双肘，两手托住脑袋，一个劲儿地、坦率地、持续不断地盯住我看，而我则招呼侍者，点了些啤酒。对这种一声不吭的审视，我是没法特别表示不满的，因为，说真的，我感到有点儿内疚，那样有些莽撞地向他突然袭击——“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像他所说的那样。

等候啤酒端上来的那段时间，我说起我的亲生父母住在圣彼得堡，我从小就学会了这门语言。这座城市我记不起来了，还是个九岁的男孩时就永远离开了那儿，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重新熟悉了这门语言。他倾听着，眼睛丝毫没有眨动一下。啤酒端上来时他不得不换了个姿势，而顷刻间一饮而尽让他恢复了精神。他仰靠在椅子里，双臂交叉抱在胸口，继续直愣愣地盯住我看。我忽然想到，他那刮得光光的几乎是黝黑的面孔，确实是非常多变的那种，而这张脸的绝对沉静是身为革命家、反叛者养成的习惯，在一个遍布特工的世界里，持久地保持警惕，以防泄露身份。

“可您是个英国人——是英语文学教师，”他咕哝道，声音不再是从焦渴的喉咙里发出来了，“我听说过您。人们告诉我说，您在此地居住多年了。”

“确实如此。二十多年了。我在帮哈尔丁小姐学英语。”

“您和她一起在读英文诗。”他说道，这会儿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完全像是换了个人，和方才我身旁那个步履沉重、摇摇晃晃的人相比，全然判若两人了。

“对，英文诗，”我说道，“可我说的那种麻烦是由一份英文报纸引起的。”

他继续盯住我看。我觉得他是不知道午夜被捕的事情让英国记者查获并公之于世了。我把这件事情解释给他听，他不屑一顾地咕哝道，“这怕是一派胡言吧。”

“我想，这个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吧，”我反驳道，有点儿窘迫。“得说句实话，在我看来它大体上是显得真实的。”

“您如何能从谎言中辨别真相呢？”他用刚刚产生的不可动摇的态度质疑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俄国是怎么辨别的，”我说了起来，有点被他那种态度惹恼了。他打断我的话头。

“在俄国，总的说来是在各个地方——在报纸上，比如说。油墨的颜色和字母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唔，别有琐事可以判断的。出版物的品质，新闻的总体真实，动机的考虑，等等。我对特派记者的准确性并不盲目信任——但那个人何必煞费苦心，在对这个世界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捏造推测性的谎言呢？”

“问题就在这里，”他嘟囔道，“我们发生的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只是耸人听闻的报道而已，取悦报纸的读者——那个高人一等、鄙夷不屑的欧洲。想起来就可恨。不过让他们稍等一下吧！”

在这种针对西方世界的恐吓中他突然打住。我不去理会他眼里直愣愣的怒火，提示说，不管记者是了解情况还是不了解情况，对那些女士的朋友们表示关注则是缘于上述报纸上的那几行字所产生的影响——仅仅是缘于那种影响。不消说，他肯定算作是那些朋友中的一员——如果看在他已故的同志和亲密的革命战友的分上。这当口，我以为他要慷慨陈词了；可他只是浑身痉挛起来，让我大吃一惊。他控制住自己，把胸前交叉的松弛胳膊抱得更紧，微笑着向后靠坐，那微笑带有抽搐的鄙夷和恶意。

“对，一位同志和一位亲密的……很好。”他说道。

“我是根据这种假设才斗胆对您说。我不会弄错。彼得·伊万诺维奇对哈尔丁小姐宣布说您来到此地，当时我在场，我看见提到您的名字时她感到宽慰和感激。后来她就把她哥哥的信拿给我看，把他提到您的那几句话念出来。除了是朋友您还能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这完全是众所皆知的。一位朋友。非常正确……接着说。您是在谈论某种影响。”

我暗自说道：“他在刻意表现那种严厉革命家的冷漠无情，那种致力于破坏性观念的人对普通情感的漠不关心。他年轻，而在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一个老人面前，他那种真挚便摆出一副姿态。青春必须主张自身的权利……”可怜的哈尔丁夫人因儿子过早死去的消息而陷入的那种心态，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给他听。

他聆听——我感觉得出来——带着深深的关注。他那种平视的专注目光逐渐往下偏移，离开我的脸，最终落在他脚边的地面上。

“您能够参与那位妹妹的情感。正如您所说，我只是和她在一起读了点英文诗而已，我可不想试着谈起她而在您眼里出洋相。可您见到她了。她是那种少有的不想做出解释的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们只有这个儿子、这个兄长，与更宽广的世界、与未来联结起来。对娜塔莉亚·哈尔丁而言，那种积极生活的根基是和他一道消失了。那您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她那样急切地求助于她哥哥信里唯一提到的那个人。您的名字是一笔遗产。”

“他会怎么写我的呢？”他用一种低沉、气呼呼的声调嚷嚷道。

“只有几句话。用不着我来对您重复，拉祖莫夫先生；但您可以相信我的断言，那些话够有说服力了，让他母亲和妹妹都毫无保留地相信您那种判断力的价值，相信您要说给她们听的任何事情的真实性。眼下您不可能像陌生人那样从她们身旁走过了。”

我停下来，一时间坐着倾听那条宽阔的中央人行道上几个人往来经过的脚步声。我说话时，他的头低垂在交叠的胳膊上方的胸口。他陡然抬起头。

“那我就得去跟那个老妇人撒谎！”

这不是发怒；这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更为酸楚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满怀同情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对这一声感叹的性质深感关切。

“唷！那说真话就不行吗？我指望您可以说些让她们安慰的话呢。眼下我想到的是那位可怜的母亲。你们俄国是一个残忍的国度。”

他在椅子里稍稍动了一下。

“是的，”我重复道，“我以为您会有些可靠的东西要说呢。”

开口说话之前，他嘴唇的抽搐怪怪的。

“要是不值一提又怎样？”

“不值——从哪一点看呢？我不明白。”

“从任何一点看。”

我话说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是对那个午夜被捕的状况能作出解释的任何事情……”

“记者为了取悦那个文明的欧洲而写的报道。”他鄙夷不屑地打断话头。

“对，报道……可它们不真实吗？是我弄不清楚您在这件事情里的态度？要么那个人对您来说是个英雄，要么……”

他把他的鼻孔大张的脸贴近我的脸，那样突然，弄得我不乍然后退也是难上加难。

“是您问我的！我想，这让您觉得挺有趣的吧，这一切。听清楚了！我是一名工作者。我学习。是的，我学得很用功。这儿有脑子呢。”（他用指尖轻轻叩击额头）“您不觉得俄国人会有稳健的抱负吗？是的——我甚至还有前途哩。毫无疑问！我有的。而这会儿您看到我在这儿，在国外，一切都破灭了，失落了，牺牲了。您看到我在这儿——您还要问！您看到我，是不是？——坐在您面前。”

他的身子猛地往后一掷。我保持着表面的镇静。

“对，我看到您在这儿；而我以为，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哈尔丁事件吧？”

他的态度变了。

“您把它叫做是哈尔丁事件——是吧？”他漠然说道。

“我没有权利问您任何事情，”我说道，“我不想妄加推测。可在此种情形下，那个在您眼里肯定是个英雄的人，他的母亲和妹妹就不会对您漠然置之。那位姑娘坦诚而宽厚，有着最崇高的——嗯——幻想。您会什么都不告诉她——或是什么都告诉她的。可眼下谈到那个目的，我最初是怀着那个目的接近您的，我们得要应付那位母亲的病态状况。说不定可以凭借您的权威编造点什么，去治一治那颗充满母爱、痛不欲生的灵魂呢。”

他那种疲倦漠然的神态愈发不可收拾了，我心里不由得想道。

“噢，好啊。有些事情说不定可以。”他漫不经心地嘟哝道。

他用手捂住嘴巴偷偷打一个哈欠。将手移开时，嘴上泛出淡淡的笑意。

“请原谅。这次谈话的时间长了，而我这两个晚上没睡过多少觉。”

这个出乎意料、有点儿无礼的道歉，好在是十分真实。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在波莱尔城堡的庭园，当时维克多·哈尔丁的妹妹出现在他眼前，这之后他晚上就睡不踏实了。这种失眠带来的——不妨说——心神不定和复杂的恐惧感都记录在我后来要看到的文件里——而那份文件是这篇故事的主要来源。这一刻，他在我看来真的是累了，浑身松弛，像那种经历了某种危机的人。

“我有很多东西急着要写呢。”他找补说。

我立刻从椅子里站了起来，而他不急不忙、稍有些沉重地跟着我站起来。

“把您扣留那么长时间我得道歉。”我说道。

“为什么要道歉呢？总不至于天还没黑就上床睡觉吧。而您并没有扣留我。我可以随时离开您的嘛。”

我不是待在这儿受他气的。

“您有足够的兴趣，我很高兴，”我平静地说道，“虽说并不是我的功劳——对您朋友的母亲那种最寻常的关切就足以……至于说哈尔丁小姐，她本人有一度倾向于认为，她的哥哥是被人以某种方式出卖给警方的。”

令我大为诧异的是，拉祖莫夫先生又突然坐下。我盯住他看，而我必须要说，他回应我的凝视，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眨一下眼。

“以某种方式。”他咕哝道，像是还没听懂，或是没法相信他的耳朵似的。

“或许是某个不可预见的事件、某个纯属意外的事故造成了那种结果，”我接着说道，“或者按照她惯有的说法，是某个忧郁的革命同志的愚行或弱点。”

“愚行或弱点。”他很不痛快地重复道。

“她是个非常宽厚的人。”过了一会儿我说道。维克多·哈尔丁所赞赏的那个人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地面。我转身离去，他显然是没有留意到。他对待我的那种喜怒无常的粗鲁，我并未心怀怨恨。我从这场谈话中带走的情感是那种无望之感。还没等我从那一大堆椅子和桌子中间好好脱出身来，他便又和我在一起了。

“嗯，对！”我又听见他在我身旁说道，“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甚至都没有回过头去看。

“我想，你们是一个被诅咒的民族。”

他不吱声。到了大门外头的人行道上才又听见他说话。

“我想和您走几步。”

毕竟，和他那位著名同胞、伟人彼得·伊万诺维奇相比，我更喜欢这个谜一样的年轻人。可我看不出有何理由要特别显得彬彬有礼。

“眼下我正要去火车站，从这儿抄最近的路，去见一个英格兰来的朋友。”我说道，对他那个出人意料的提议做了完整答复。我指望能够因此有所示意。我们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电车经过，这时他闷闷不乐地说道——

“我喜欢您刚才说的话。”

“是吗？”

我们一起走下人行道。

“当务之急，”他接着说道，“是在于彻底弄懂这个诅咒的性质。”

“这并不是很难，我觉得。”

“我也这样觉得。”他同意我的话，而他那种爽快，说也奇怪，并未让他的高深莫测减少一点点。

“诅咒就是邪恶的咒语，”我又要让他受罪了，“而关键在于，当务之急在于，找到破解它的手段。”

“对。要找到手段。”

这也是一句赞同，可他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东西。我们斜穿过剧院前面那片空地，开始登上那条行人稀少的宽阔街道，朝那些较小的桥梁中的一座走去。他走在我身边，长久不发一言。

“您没有考虑要很快离开日内瓦吗？”我问道。

他沉默良久，让我开始觉得有欠慎重，会根本得不到答复的。可我在注视他时，却几乎认为，我的问题给他造成了某种像是痛不欲生的感觉。这我主要是从他握紧的手看出来的，他在手上悄悄使了很大的劲道。可一旦克服这种苦恼不堪的犹豫不决，能够让他告诉我他没有这种打算后，他就变得有些善于言谈了——至少是相对于他前面说话时那种失礼简慢。语调也是更温和了。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学习，也打算写作。他甚而至于主动告诉我说，他去过斯图加特。而我知道，斯图加特是一个革命中心。有一个俄国政党（眼下我说不清是哪一个）的指导委员会就设在那个城市里。正是在那儿，他和俄国境外那些革命家的活跃工作取得了联系。

“此前我从未出过国。”他解释说，眼下嗓音有些无精打采。接着，略作犹豫之后，和我第一个简单问题“是否他想在日内瓦住下来”所引起的苦恼不堪的优柔寡断全然不同，他让我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信任——

“实际上，我是从他们那儿接受了一项使命。”

“这便让您留在日内瓦这儿了？”

“是的。这儿。在这个令人作呕的……”

当我推断出那个使命是跟伟人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有某种关系时，我对我自己的综合推理能力感到满意。可我自然是把这种猜测留给我自己，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拉祖莫夫先生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快要踏上我们前往的那座桥梁时，他才又陡然启齿——

“我能在什么地方看到那篇宝贝文章呢？”

我不得不思忖片刻才明白他是在指什么。

“此地报刊转载了一部分。各处都有卷宗可以看到。我留给哈尔丁小姐的那份英文报纸，我记得是在我拿到它之后的那天。看到它有数星期搁在那位可怜母亲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我非常担忧。接着它就消失不见了。这让人松一口气，我向您保证。”

他突然停下来。

“我相信，”我继续说道，“您会找时间经常去看望那些女士——您会抽出时间的。”

他盯住我看，那样的古怪，我几乎都不知道该如何描绘他的神态。关于这一点我根本就搞不明白。是什么让他感觉不舒服呢？我暗自问道。是什么样的怪念头钻进了他的脑袋？什么样的恐怖幻影，他那个无望的国度里能够看到的所有恐怖，突然浮现在他脑袋里了呢？如果这是和维克多·哈尔丁的命运相关，那我就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永远不要说出来。说真的，我是那样的震惊，只好用微笑——上帝饶恕我——尽量把我的印象掩饰起来，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

“不消说，”我大声说道，“这个并不需要让您付出很大努力的。”

他转身离开我，趴在那座桥的护墙上。我等了片刻，注视着他的背影。可我向您保证，那个时候我却并不急于再去看他的脸。他压根就没有动。他没有想要动。我朝车站继续慢慢走去，到了桥的尽头扭头看一眼。没有，他没有动过。他整个人靠在护墙上，像是被桥拱底下那平稳湍急的蔚蓝河水迷住了似的。那儿的激流迅疾，迅疾之极；这要让有些人感到头晕眼花的；我本人看上一眼，只消片刻工夫就会有那种体会，害怕突然间被它那种毁灭性的力量给卷走。有些人的头脑抵御不住那种不可抗拒之力的暗示，让脑袋向前一冲的暗示。

这显然是对拉祖莫夫先生具有一种魅力。我任由他大大越过桥的护墙趴在那儿。他对待我的那种行为不能只是归因于粗野不文。他的鄙夷和烦躁背后存在着某种别的东西。怀着对隐匿的真相的突然接近，我心想，说不定，这和他超过一个星期、事实上是将近十天没有去接近哈尔丁小姐是一回事吧。可我看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

(1)法语：是朋友总会回来的。

(2)法语：灵魂的激荡。

(3)法语：小俄国。

(4)伏尔泰（1694—1778），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反对君主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数度流亡，曾在法国和瑞士边境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定居，其代表作有《老实人》、《查第格》等。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评论家和小说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前驱，曾流亡日内瓦，其代表作有《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珂丽娜》等。

(5)法语：女随从。

(6)法语：女随从。

(7)法语：女随从。

(8)法语：女随从。

(9)法语：女随从。

(10)法语：女随从。

(11)法语：女随从。

(12)法语：女随从。

(13)法语：女随从。

(14)法语：女随从。

(15)法语：女随从。

(16)法语：女随从。

(17)法语：女随从。

(18)法语：女随从。

(19)法语：女随从。

(20)法语：女随从。

(21)法语：女随从。

(22)法语：精神病治疗所。

(23)法语：在我们这里。

(24)同上。

(25)法语：女随从。

(26)法语：他向她大发脾气。

(27)法语：女随从。

(28)法语：朋友。

(29)法语：再见。

(30)法语：小俄国。

卷三

1

桥下的河水流得又急又深。你看着它的时候，那微微起伏的激流似乎能在坚固的花岗岩上替自己冲开一条隧道。可要是它流经拉祖莫夫的胸膛，却冲刷不掉生活的残骸沉淀在那里的日积月累的苦痛。

“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他心想，往下凝视着湍急的水流，那样的平滑光洁，只有流逝的微弱气泡，或是渐渐消失如白发一般的细条纹泡沫，才显露出它令人头晕的速度，它可怕的力量。“为什么那个好管闲事的英国老头撞上了我？而那个疯狂老妇人的傻乎乎故事是什么意思？”

他故意试着以蛮不讲理的方式思考，可在心理上却避免涉及那位年轻姑娘。“疯狂的老妇人，”他暗自重复道，“这是劫数！或者我应当把这一切当作荒诞加以鄙视？但是不！我错啦！要鄙视一切我可是吃不消的。荒诞会导致最为危险难缠的事情。该如何加以防范呢？它要把人的头脑打垮。人越是聪明就越少疑心荒诞。”

片刻间一阵怒气令他的思维窒息，甚至让他趴在护墙上的身体战栗起来；随后他便恢复了沉思默想，像是和他自己的秘密对话。而即便是处在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他的思绪中也仍有某些模模糊糊觉察到的疑义。

“毕竟，这并不荒诞。它无足轻重。它绝对无足轻重——绝对。老妇人的那种疯狂——瞎搅和的英国老头那种大惊小怪的多管闲事。到底是谁让他来横插一杠的？我对他还不够轻慢无礼吗？刚才我还做得不够吗？对那些好管闲事的人就该这么做。莫非他还站在我背后，等候着？”

拉祖莫夫感到脊梁骨上升起一阵轻微的冷颤。这不是惧怕。他确信这不是惧怕——不是为他本人而惧怕——可尽管如此，这仍是一种疑惧，仿佛是为另一个人，为某个他认识却不能在容貌上安上个名字的人。可想起那个多管闲事的英国佬要去火车站接人，这让他暂时静下心来。以为他会浪费时间等候，这也太蠢了点。没必要掉过头去弄个清楚的。

可那个人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套不寻常的话，说起那份报纸，还有那个疯狂的老妇人，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想到。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该死的假设，只有英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东西。这只是他的一种自娱自乐——以革命为娱乐——从其优越感的高处观看的一种游戏罢了。他那声惊叫，“说真话就不行吗？”到底是什么意思？

拉祖莫夫把交叠的双臂压在他使劲趴着的石墙顶部。“说真话就不行吗？对那个人的……疯狂的老母亲说真话。”

年轻人又打了个哆嗦。对。说真话可以！显然可以。没错。并接受感谢，他心想，一边冷笑着斟酌那些潜台词。“心怀感激地扑向我的脖子，毫无疑问，”他心里发出讥笑。但这种情绪立刻弃他而去。他觉得悲哀，仿佛他的心突然变得空荡荡似的。“那么，我得小心了，”他最后说道，清醒过来，仿佛头脑从恍惚的梦中被叫醒似的。“没什么，没有人，太无意义，太荒诞，不必理会，”他倦怠地思忖道，“我得小心了。”

拉祖莫夫用手将他自身推离那道栏杆，沿着那座桥原路返回，径直朝他的寓所走去，在寓所里过了几天孤身隐退的日子。他不去理会彼得·伊万诺维奇，而那个斯图加特集团是将他委派给这个人的；他根本没去接近那些难民革命家，而在他到来时他是被引见给这些人的。他全然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而他感觉到，此种行径，引起诧异，唤起疑虑，对他本人而言是含有一点危险的。

这倒不是说，那几天他从未出门。我在街上碰见他好几次，可他没有认出我来。一次，黄昏拜访那些哈尔丁女士后回家，我见他穿过启蒙思想家大道那条黑魆魆的车行道。他戴一顶宽边软帽，外套领子竖起。我注视他径直朝那幢房子走去，可他并没有走进去，而是停在仍旧亮着灯光的窗户对面，过了一会儿就沿着一条小街走掉了。

我知道他还没有去见过哈尔丁夫人。哈尔丁小姐告诉我说他不愿意；再者，哈尔丁夫人的精神状态变了。眼下她似乎认为儿子还活着，而她没准是在等候他到来呢。她在窗前那把大大的扶手椅里纹丝不动，一副期待的神气，甚至等到百叶窗放落，灯盏点亮的时候。

至于我，我确信她是听到她的丧钟敲响了；当然，对哈尔丁小姐，我只字不提我的预感，而她认为，此刻引见拉祖莫夫先生并无益处，这个意见我十分赞同。我知道她和那位年轻人在棱堡见面。偶尔我看见他们沿着那条宽巷子在慢慢溜达。有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见面。哈尔丁小姐在那条路上锻炼身体的时候，我就避免经过那儿。可有一天，一时心不在焉，我走进大门，撞见她独自在走路。我停下来说一会儿话。拉祖莫夫先生没有露面，我们就谈起他来——自然而然。

“他有没有明确跟你说过你哥哥的那些活动——他的结局？”我斗胆问道。

“没有，”哈尔丁小姐有些迟疑地承认道，“一点儿都不明确。”

我很清楚，那些交谈在精神上肯定是跟那个使他们相聚的死者有关。这是免不了的。可正是那位生者她才感兴趣。我以为这也是免不了的吧。通过刨根究底的打听我发现，他对她披露说，他本人绝非是那种常规的革命家，而且还鄙视口号，鄙视理论，鄙视人类。对此我有些高兴——却有点儿迷糊。

“他的心灵向前行进，远远领先于那种斗争，”哈尔丁小姐解释道，“当然，他也是一名实际的工作者，”她找补说。

“你理解他吗？”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她又迟疑了。“不完全理解。”她咕哝道。

我察觉到，他摆出一副神秘矜持的架势，把她给迷住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她打破那种矜持、几乎是勉强的态度，接着说道：“我觉得，他是在观察、研究我，看我是否值得他信任……”

“而这让你高兴？”

她神秘地沉默片刻。接着便来了精神，却用一种机密的语调——

“我确信，”她宣布说，“这个非凡的人正在策划某项宏大计划，某项重大事业；他为此而着魔——他为此而痛苦——并且苦于在世间独自一人。”

“于是他在寻找帮手？”我评论道，掉转头去。

又是沉默。

“这又何妨？”她终于说道。

死去的哥哥，垂死的母亲，外国朋友，已经坠入遥远的背景。但是，与此同时，彼得·伊万诺维奇眼下绝对是没有得手。这个念头给我安慰。可我看见俄国生活的巨大阴影在她周围加深，像是夜幕降临的幽暗。它顷刻之间会将她吞噬。我问候哈尔丁夫人——那片致命阴影的另一个牺牲品。

她坦率的眼睛里流露自责的不安。母亲看来并没有更糟，可要是我知道她有时出现何种奇异的幻想就好了！接着哈尔丁小姐瞥了一眼手表，宣布说她一刻都不能再逗留下去了，就匆匆握一下手，轻轻地跑掉了。

毫无疑问，拉祖莫夫先生那天没有要来露面。令人费解的青春！……

可后来不到一小时，我在穿过莫拉尔广场时，瞥见他登上一辆南岸电车。

“他是去波莱尔城堡呢。”我心想。

车子把拉祖莫夫放落在波莱尔城堡的大门口，离城里大概半英里，随后便在两排笔直的阴凉树木之间继续它的旅程。洒满阳光的车行道对面，一道短短的木制码头伸进那片灰白的浅水中，更远处的水面有一道浓烈的蓝色调，与对岸整齐的绿色坡地形成令人不悦的对照。整片景致，左边是白石砌成的港湾码头淡淡勾勒出城市幽暗的前沿，右边是一片扩展的水域点缀着毫无特色的突出岬角，具有极新鲜的石印油画那种无趣的、亮晶晶的特质。拉祖莫夫不屑一顾地转身背对这片景致。他觉得它令人作呕——难以忍受地令人作呕——它那种引不起联想的笔触。经过数世纪的苦干与耕作最终达到的那种非常完美的平庸。而转身背对它，他便面对波莱尔城堡庭园的入口处。

中间那条路的栅门和夹在幽暗褪色的窗间石壁之间那道熟铁拱门都锈蚀得厉害；尽管有新鲜的车轮辙迹从那扇大门底下经过，它看起来却像是很久都没有打开过了。可那间传达室，和那些窗间壁（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一样是用灰石修建的，那儿却有一道小小的侧门，门闩也生锈了；门半开半合，看起来像是长久没有关上了。事实上，拉祖莫夫试着将它推开得再大一点，发现它不可移动。

“民主的美德。这儿显然是没有贼的，”他暗自咕哝道，心里不痛快。进入庭园前他回过头，酸溜溜地看着一个无事可干的工人，懒洋洋地躺在整洁宽敞的林荫路旁的一条长凳上。那位仁兄将两只脚跷起，一条胳膊挂在公共座椅低矮的靠背上；他告假一天，傲然休憩，仿佛眼见的一切都属于他似的。

“有选举权的人！有资格当选的人！进步开明的人！”拉祖莫夫暗自咕哝道，“尽管如此，仍是头畜生。”

拉祖莫夫进入庭园，沿着宽阔的车道快步行走，试着什么都不想——让头脑休息，也让情感休息。可走到屋子前面的露台脚下，他却步履蹒跚，身体受到某种看不见的干扰的影响。那种莫名其妙的心跳加快让他感到惊悸。他突然停下来，盯着露台的砖墙，表面嵌有浅浅的拱门，瘦弱地披挂着几条并不茂密的攀缘植物，墙脚是一排照料欠佳的窄窄的花圃。

“正是在这儿！”他怀着一种惊惧想道，“正是在这儿——就在这个地方……”

只要一回想起和娜塔莉亚·哈尔丁的初次见面，他就感受到一种逃跑的诱惑。他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可他并没有动，这倒不是由于他想要抗拒一种不能接受的弱点，而是由于他知道自己无处可逃。再者，他无法离开日内瓦。甚至想都不用想，他就承认这是不可能的。这会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招认，一种精神的自杀行为。这也会有肉体上的危险。他沿露台拾级而上，两侧放着两只丧葬模样涂有浅绿色的石瓮。

穿过宽阔的平台，那儿有几簇草叶在褪色的砾石中长出来，屋子一楼的窗户都拉上百叶窗，面对着他的那扇门，大大敞开着。他相信他的来临受到注意，因为，彼得·伊万诺维奇衬着门道的框架，没有戴那顶高帽子，似乎在等候他的来临。

那身隆重的黑色长礼服和那颗欧洲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的光头，使得他在S夫人、他的女顾问租赁的这幢房子里的暧昧地位更加突出了。他的神态兼有传呼者的拘谨和业主的自由。他脸色红润，蓄有髭须，罩着深蓝眼镜，见到访客，便立刻亲昵地挽起他的胳膊。

拉祖莫夫努力忍住每一丝嫌厌之情的流露，而时刻保持慎重的必要性让这种努力几乎是显得呆板。这种必要性凝结在他的脸上，铸成一种严峻、几近狂热的超然神态。那位“逃亡勇士”，面对这个从革命的俄国初来乍到的人，因其严厉、超然而平添一份感动，便采取安抚、甚至是机密的语调。S夫人在休息呢，昨晚没睡好。她经常睡不好觉。他把帽子落在上面的楼梯平台上了，下楼来向这位年轻的朋友提议，到屋子后面一条阴凉的小径上逛一逛，推心置腹地好好谈一谈。说出这个建议后，那位伟人瞥了一眼身旁那张无动于衷的脸，便忍不住惊呼起来——

“一点不假，老弟，您是个不寻常的人。”

“我想您弄错了吧，彼得·伊万诺维奇。如果我真是个不寻常的人，我就不会上这儿来，和您一起在瑞士的花园里散步了，日内瓦州，某市镇的花园——此地所属的市镇叫什么来着？……没关系——总之，是民主的中心。作为它的中心正合适；不比一粒炒豌豆大，价值大致相当。跟咱们流落国外的其他那些俄国人相比，我没什么更不寻常的地方。”

可彼得·伊万诺维奇却断然表示异议——

“不！不！您可不是普通人。我对那些——嗯——住在国外的俄国人是有些体会的。在我看来，在别人看来也是，您个性鲜明。”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拉祖莫夫暗自问道，转过眼来正对着同伴。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脸上显出沉思默想的严肃神情。

“您以为，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从您一路过来变得知名的各种看法中我没有听人家讲起过您吗？我收到了信件。”

“噢，我们长于谈论彼此，”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拉祖莫夫插话道。“八卦，传言，猜疑，以及所有这一类东西，我们知道如何完美经销。甚至还有中伤。”

拉祖莫夫陶醉于这番俏皮话，很好地掩饰了他感觉到的那种焦虑。同时他暗自嘀咕道，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焦虑嘛。那种明显是真诚表示反对的声音让他松了口气。

“天哪！”彼得·伊万诺维奇嚷嚷道，“您在说什么呀？您能有什么理由……”

那位伟大的流亡者张开双臂，仿佛言词不足以表达事实真相似的。拉祖莫夫称心了。可他还想用那种语气说下去。

“我是说那些有害植物，在反叛者的世界里茁壮成长，像漆黑地窖里的有毒蘑菇。”

“您这是在诽谤，”彼得·伊万诺维奇抗议道，“而这一点就您而言——”

“不！”拉祖莫夫冷静地打断话头，“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诽谤，但也不妨不抱幻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透过黑魆魆的眼镜片高深莫测地瞥了他一眼，伴随一丝淡淡的微笑。

“凡是说不抱幻想的人至少是有一个幻想，”他说道，语气非常友好，“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针对的是斯多噶主义。”

“斯多噶主义！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姿态。把它留给他们吧。我们是俄国人，确切地讲——小孩子；确切地讲——诚心诚意；确切地讲——愤世嫉俗，如果您喜欢的话。但这并不是一种姿态。”

接着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他们在酸橙树下慢慢溜达。彼得·伊万诺维奇背着双手。拉祖莫夫觉得未铺沙砾的浓荫深深的步道潮滋滋的，脚下像是在打滑。他忐忑不安地暗自问道，他说的话是否对头。谈话的方向应当更多是由他来掌控才对，他思索道。那位伟人也像是在他身边思索呢。他轻轻清一下喉咙，而拉祖莫夫立刻感到又涌起那种恼人的鄙夷和惧怕。

“我觉得惊讶，”彼得·伊万诺维奇轻声说了起来，“就算您的谴责是对的，按您的情况，您怎么能提出有关中伤或八卦的问题呢？这没道理嘛。事实是，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的情况人家知道得不多，还够不上授柄于八卦，甚至中伤。您这个人眼下正和一桩壮举有关，它被人期待，也被人谋求，却白费力气。人们牺牲生命试图去做您和哈尔丁最终做成的那桩事情。您带着这种声望，离开俄国来找我们。可您却不能否认，您不爱交际，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见过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印象透露给我；有人这么写，有人那么写，可我得出自己的看法。我宁愿等着见到您。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您封闭，非常封闭。这种缄默，这种严峻的神情，您身上这种固执和隐秘的东西，唤起期望和一点点好奇，对您可能会说的话。某种类似于布鲁图斯的……”

“请别对我用那些历史典故了！”拉祖莫夫神经紧张地大叫起来，“朱尼厄斯·布鲁图斯⁽¹⁾上这儿来干吗呢？荒唐可笑！您的意思是说，”拉祖莫夫冷嘲热讽地找补说，却将声音压低，“那些俄国革命家全都是显贵而我是一个贵族喽？”

彼得·伊万诺维奇，他一直在用一些手势帮衬自己，又将双手反扣在背后，走了几步，在仔细考虑着。

“并不都是显贵，”他终于咕哝道。“可您，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一分子。”

拉祖莫夫苦笑。

“不消说，我的名字不叫古根海姆⁽²⁾，”他用讥笑的语气说道，“我不是信奉民主的犹太人。我能怎么办呢？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运气的呀。我没有名字，我没有……”

那位欧洲名人显示出深深的关切。他往后退一步，在身前扬起手臂，伸展开来，恳求，几乎是在乞求。他深沉的男低音充满痛苦。

“但是，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他嚷嚷道，“我亲爱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

拉祖莫夫摇头。

“您那么有礼貌地用来称呼我的那个父名，我并没有法定的权利使用它——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拥有它。我没有父亲。这样就更好了。可我要告诉您：我母亲的祖父是个农民——是个农奴。看看我属于你们到什么程度。我不想任何人来拥有我。可俄国却没法不认我。她不能！”

拉祖莫夫用拳头捶打胸脯。

“我就是它！”

彼得·伊万诺维奇接着慢慢往前走，垂着脑袋。拉祖莫夫跟随着，兀自焦躁。这样说话不合适。这种真诚不过是轻率罢了。可我们却无法完全否认真实，他绝望地想道。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那副黑魆魆的眼镜后面沉思默想，在他看来突然变得那么可憎，要是他有一把刀子，想来就会捅他的，不仅毫无内疚，而且还带着一种快意之极的满足。他的想象不知不觉地抓住这个残忍的场面不放。仿佛是他变得头脑发昏了似的。“不会料到是我干的，”他暗自重复道，“不会料到的——我看到后壁那儿有道小门，我把搭扣弄断就可以逃掉。那把锁不结实。屋里好像没人知道他和我在这儿。哦，是的。那顶帽子！那些女人会即刻发现他落在楼梯平台上的那顶帽子。她们会撞见他，倒毙在这个潮湿昏暗的阴凉处——可我会一走了之，绝对没有人会……天哪！我疯了吗？”他暗自问道，感到惊骇。

那位伟人发话了——若有所思，悄声低语。

“嗯，是的！这个——毫无疑问——在某种意义上……”他抬高嗓门，“您身上有大量的骄傲……”

彼得·伊万诺维奇采用的那种语调显得家常、随便，有点是在认可拉祖莫夫声称的农民出身。

“大量的骄傲，基里洛兄弟。我不是说您没有理由这样做。我承认您有的。我冒昧提到您出身的情况，仅仅是因为我对此极为看重。您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un des notres⁽³⁾。想到这一点我很满意。”

“我也对此有些看重呢，”拉祖莫夫静静地说道，“我甚至不想否认，这对您或许也是有些重要的，”略作停顿之后继续说道，稍稍有些沮丧，而他本人不无恼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彼得·伊万诺维奇并没有觉察到。“不过让我们别再谈它了吧？”

“好吧，我们别再谈它了——这次过后就不再谈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那位高贵的革命大祭司一个劲儿说道，“这是最后一次。您眼下无法相信，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在伤害您的感情。您显然是个超群出众的人——我是这样研究您的。根本就不屑于那种寻常的——嗯——脆弱情感。但事实是，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并不了解您情感的痛处。俄国境外，没有人很了解您——到现在为止！”

“您一直是在观察我？”拉祖莫夫表示说。

“是的。”

那位伟人说话的语气极为坦率，可当他们转过脸来面对面时，拉祖莫夫却让那副黑魆魆的眼镜弄得不知所措。在它们的遮掩之下，彼得·伊万诺维奇暗示说，他感觉到那种需要已经有段时间了，要跟一个有干劲和有性格的人接触，鉴于某项计划。可他却丝毫没有说得更明确些；在对斯图加特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各个成员的个性作了一些批评之后，他让谈话终止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小径上从头到尾踱步。拉祖莫夫也一声不吭，间或抬眼朝屋子背后送去一瞥。它没有显示有人居住的迹象。它那些污秽肮脏、因日晒雨淋而褪色的墙壁，用百叶窗从头到脚遮住的所有窗户，使它显得潮湿、阴郁而荒凉。它很可能是某个哀愁、叹息、无用的中产阶层的鬼魂按照传统风格时常出没的地方。与各个欧洲议会的政治家、外交家、议员会面的S夫人所唤醒的那些幽灵，正如世间谣传所言，想必是另一种类型的鬼魂吧。拉祖莫夫从未见过S夫人——除了是在马车上。

彼得·伊万诺维奇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醒过来。

“我立刻要说给您听的是两点。首先，我认为，领袖人物和果断行为都不可能是从一个民族的渣滓中产生的。现在，如果您问我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渣滓——嗯——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您会对我所定义的构成渣滓的组成部分——应该、必须留在底部的那个组成部分的种类感到诧异。再者，这样一种说法会容易引起争议。但我可以告诉您什么不是渣滓。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有分歧。一个民族的农民阶层不是渣滓；而其最高等级——嗯——那些王公贵族也不是。仔细思考一下，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认为您很适合思考。一个民族中凡是不纯粹、不属于其自身根源或发展的东西，都是——嗯——垃圾！聪明才智出现在错误的位置上就是那样。外来的教条就是那样。垃圾！渣滓！我要给您的沉思提供的第二点就是这句话：眼下对我们来说，过去和未来之间张开了一道裂隙。外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绝对无法在它上面架设桥梁。为此所做的一切尝试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在它上面架设桥梁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将它给填上。”

一种阴森森的戏谑潜入那位魁梧的女性主义者的语气中。他抓住拉祖莫夫的上臂，将它轻轻晃了一下。

“谜一样的老弟，您懂吗？只需将它给填上。”

拉祖莫夫保持不动声色的表情。

“在这个问题上您不觉得我已超越沉思默想了吗？”他说道，悄悄动了一下让胳膊解脱出来，这让他和彼得·伊万诺维奇继续并肩溜达时，彼此之间增加了一点距离。他便找补说，车载斗量的话语和理论当然是根本不可能填补那道裂隙的。沉思冥想没什么必要。牺牲许多生命只能——他话没说完便陷入沉默。

彼得·伊万诺维奇那颗毛茸茸的大脑袋慢慢点了一下。片刻之后他提议说，他们应该去看一下这会儿能否见到S夫人。

“我们去弄点茶喝，”他说道，以轻快一些的步伐从阴凉昏暗的步道转了出来。

那位女伴在瞭望。见到那两个男人出现在拐角处，她的黑裙子便闪入门道里。总之在他们进入大厅时，她已经跑到某个地方消失不见了。从灰蒙蒙的玻璃天窗落下的粗糙光线照在黑白棋盘格地板上，布满泥泞的足迹，他们的脚步发出轻微的回声。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走上楼梯带路。一楼楼梯平台的栏杆上停放着那顶亮闪闪的高帽，边沿朝上，对着客厅的双扇门，唤醒的鬼魂据说在门里面时常出没，而逃亡的革命家应是频频光顾。镶板皲裂的白色油漆，镀金线脚的晦暗无光，只容许人们去想象屋内的尘灰和空虚。在转动那把沉甸甸的黄铜把手之前，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同伴投去锐利的一瞥，半是批评，半是预备。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他谨慎地咕哝道。稀世珠宝的持有者在打开匣子前，会这样对亵渎不敬者警告道，也许没有宝石是完美无瑕的。

他的手在门把手上停留了那么久，弄得拉祖莫夫闷闷不乐地赞同说“没有”。

“在一个不是为完美而设的世界上，”彼得·伊万诺维奇继续说道，“完美自身就不会发生那种作用。但您会在那儿发现一颗心灵——不！——女性直觉的典范，通过那种无法抗拒、让人开窍的同情的力量，会理解您或许在遭受的任何迷茫困惑。在那种——那种——通神意的，对，通神意的洞察力面前，在这道真正的女性之光面前，一切都变得昭然若揭。”

黑魆魆的眼镜片富于光泽的坚定凝视，使他脸上显出确信无疑的神气。拉祖莫夫在那道关闭的房门面前，顿生畏缩之感。

“洞察力？光，”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您的意思是说某种读心术？”

彼得·伊万诺维奇显出诧异的神色。

“我是说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反驳道，露出一丝淡然同情的微笑。

拉祖莫夫感到愤怒起来，大大有违其意愿。

“这可是非常玄奥。”他透过牙缝咕哝道。

“您不反对被人理解、受人引导吧？”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询问道。

拉祖莫夫在一阵激愤的耳语中发作了。

“从哪种意义上讲？知道我是个严肃的人就满足了。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呢？”

他们非常密切地相互注视着。蓝眼镜里那种难以穿透的诚挚目光迎接他的凝视，让拉祖莫夫的怒气平息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终于转动门把手。

“您立刻就会知道的。”他说道，将门推开。

屋子里响起一个低沉、刺耳的声音。

“Enfin. Vous voilà.⁽⁴⁾”

门道里，彼得·伊万诺维奇穿着黑外套的庞大身躯挡住视线，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语气兴高采烈，透着某种自吹自擂的味道。

“是啊。我来了！”

他扭过头朝拉祖莫夫瞟一眼，而后者在等他往前挪动。

“我给您带来一位经过检验的反叛者——这一回是货真价实的。Un vrai celui-là.⁽⁵⁾

门道里的这次停留，让这位“经过检验的反叛者”有时间确定，他脸上并没有泄露强烈的好奇心和内心的厌恶感。

拉祖莫夫先生记下与S夫人初次会面的备忘录里就有这些情感的表白。我叙述中使用的字眼就写在那儿，其发自内心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那篇记录，原本是写给他本人而不是写给任何其他人看的，我认为，并非出于那些过着隐秘生活的人所共有的古怪而轻率的冲动，是在说明“有损名誉的文献”在历史上的一切阴谋诡计中那种不变的存在。我想，拉祖莫夫先生注视它，正如有人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怀着惊奇，说不定是怀着痛苦，怀着愤怒和绝望。是的，像面临威胁的人会在镜中惊恐地注视自己的脸，为面孔上出现的某种潜伏性遗传疾病的黑斑，替自己编织可靠的借口。

2

那位“俄国马志尼⁽⁶⁾”的女顾问，那张显然是涂脂抹粉的面孔死一般纹丝不动，乍见之下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双眼睛显得出奇的明亮。那身段，穿着一套做工极佳却一点都不新的紧身连衣裙，具有一种优雅的僵硬。那个请他坐下的刺耳嗓音；一条手臂在沙发靠背上伸展的那种刚硬的笔挺姿势，大眼珠的白光衬托放大的瞳孔的那种深不可测的乌黑凝视，比拉祖莫夫仓促而隐秘地离开圣彼得堡以来见过的任何东西印象都更深刻。是个穿巴黎服装的女巫，他心想。是个奇物！他竟举步逡巡不前，起先甚至都没听明白那个刺耳的嗓音说的是什么。

“坐下。把椅子朝我拖过来一点。那儿——”

他坐下。凑近看，那对粗糙的颧骨，那些皱褶，鲜艳的嘴唇两侧那些细细的纹路，让他大吃一惊。他受到的接待彬彬有礼，面带微笑，而那种笑容让他想起一具笑吟吟的骷髅。

“我们耳闻您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不知说什么好，便咕哝几句不知所云的话。笑吟吟的骷髅的印象消失不见。

“大家都在埋怨，说您在任何地方都让自己显得很矜持，您知不知道？”

拉祖莫夫沉默了一会儿，思考该如何回答。

“岂不知，我是一个实干家呢，”他声音沙哑地说道，抬眼往上看。

彼得·伊万诺维奇以装腔作势的期待的沉默站在他椅子旁边。拉祖莫夫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这两个人彼此会是什么关系呢？她像是霍夫曼⁽⁷⁾的某个故事里的一具复活僵尸。他是全世界女性主义福音的布道者，还是个超级革命家哩！这个目光深不可测的涂脂抹粉的古代木乃伊，这个魁梧、公牛脖子、恭恭敬敬的……怎么回事？巫术，魅力……“是为了她的钱，”他心想。“她有好几百万呢！”

房间的墙壁、地板，像谷仓那样光秃秃的。阁楼上找到的寥寥几件家具，被拖下来派了用场，连灰尘都没有好好抹去。是那位银行家遗孀丢弃的废物。没挂窗帘的窗户有一种困顿、失眠的模样。其中两扇窗子将白中泛黄的肮脏的百叶窗拉下。这一切显示的不是贫穷，而是脏污匮乏。

沙发上那个嘶哑的嗓音愤然响起——

“您在东张西望，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遭到可耻的抢劫，确实是破产了。”

一阵像是控制不住的咯咯大笑，将她打断了片刻。

“奴性十足的人会在这种事情上找到安慰，抢劫的主犯是一个崇高而且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事实上，是个大公。拉祖莫夫先生，您懂吗？是个大公——不！您不了解这些人是怎样的窃贼！彻头彻尾的窃贼！”

她的胸脯起伏，可她的左臂却仍在卧榻靠背上僵硬地伸展着。

“你只会自寻烦恼的。”那个低沉的嗓音悄然响起，而拉祖莫夫吃惊地看到，它像是从彼得·伊万诺维奇稳稳当当的镜片底下而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他的嘴唇几乎都没动。

“那又怎么啦？我说窃贼！Voleurs！Voleurs！⁽⁸⁾”

拉祖莫夫被这意外的大声疾呼弄得惊诧不已，它有着某种号泣和喊冤的味道，而不仅仅是有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嫌疑。

“Voleurs！Voleurs！Vol……⁽⁹⁾”

“世上没有力量能将你的天才剥夺。”彼得·伊万诺维奇用盖过一切的男低音吼叫道，但是毫不激动，没有任何手势之类。出现一阵深深的寂静。

拉祖莫夫表面上不露声色。“这场表演是什么意思？”他暗自问道。可随着他身后的某扇门外传来那种即将突沸的声响，那位女伴，穿着破旧黑裙和脱线的女式衬衫，快步走了进来，用脚后跟走路，双手捧着一个俄式大茶炊，显然是觉得太重了。拉祖莫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个帮忙的动作，把她吓成那副样子，差点把那个嘶嘶作响的重负给摔了。可她还是设法将它卸在桌上，显得那样惊恐不安，弄得拉祖莫夫赶紧坐下。她接着便从隔壁房间拿出四个玻璃杯，一把茶壶，还有一大碗糖，盛在一只黑铁托盘里。

那个嘶哑的嗓音从沙发里陡然问道——

“Les gateaux⁽¹⁰⁾？你记得带糕饼了吗？”

彼得·伊万诺维奇一言不发，快步走到外面楼梯平台上，立刻拿着一个裹着白色蜡光纸的包裹返回，而这肯定是从他那顶帽子里边取出来的。他以沉着冷静的庄重，把线绳解开，将那层纸在桌上摊平，放在S夫人伸手可及的地方。那位女伴将茶水注上，接着便远远退入一个没人看得见的角落。S夫人朝糕饼纸不时伸出一只爪子般的手，贵重戒指亮闪闪的，拿起一块，狼吞虎咽吃下去，露出食尸鬼似的大假牙。同时她用沙哑的声调谈起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局势。她把希望大大寄托在半岛的某个难题上，以期在俄国唤起一场激发民族大义的伟大运动，反对“那些窃贼——窃贼——窃贼”。

“你只会自寻烦恼的，”彼得·伊万诺维奇插话道，抬起头木然凝视。他抽着烟，连续不停地默默喝茶。喝完一杯，他便将手在肩膀上面一挥。藏身于角落的那位女伴，圆睁双眼像一头警觉的畜生，看到这个动作便会奔将出来，冲到桌边给他再斟满一杯。

拉祖莫夫看了她一两眼。她焦急不安，战战兢兢，虽说S夫人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丝毫都没有注意到她。“他们俩对这个孤苦伶仃的人儿干了什么？”拉祖莫夫暗自问道。“他们是用鬼魂把她吓得魂不附体，还是仅仅把她给打成那样的？”她给他续第二杯茶时，他注意到她的嘴唇哆嗦，是那种惊恐的人突然要张口说话的样子。不过她自然是什么都没说，便退入她那个角落，仿佛是将他那种感谢她的笑容抱在怀里似的。

“她也许值得结交。”拉祖莫夫突然想道。

他平静下来，弄清了他身陷其中的那种现实——说不定是自维克多·哈尔丁进入他房间……又出去以来头一遭弄清了呢。他显然是意识到成了那个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S夫人那种狰狞的彬彬有礼的目标。

S夫人满意地发现，这个年轻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委员会革命成员、秘密特使、下流无礼的亡命教授、举止粗野的学生、长着使徒面孔的前任修鞋匠、衣衫褴褛患有痨病的盲信者、犹太青年、过去时常围着彼得·伊万诺维奇进进出出的各类庸常之辈——狂热分子、书呆子、各种劳工。跟这位长相尤其好看的年轻人说话是愉快的——因为S夫人并非总是处在玄秘的精神状态中。拉祖莫夫那种缄默只是激起她更快速、更喋喋不休的言谈。它仍在惠顾巴尔干半岛。她认识那个地区的所有政治家，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蒙特内格罗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不三不四的人，年轻的和年老的，活着的和死去的。花上点钱就可以启动一项阴谋，就会让那个半岛遍地起火，激怒俄国人民的情感。被遗弃的兄弟们就会发出哭喊，然后，当那个国家变得义愤填膺时，大约几个团的兵力便足以在圣彼得堡发起一场武装革命，铲除那些窃贼……

“显然我只需静静坐着聆听就行了，”一声不吭的拉祖莫夫暗自思忖道。“至于那位毛茸茸的下流畜生嘛，”（拉祖莫夫先生心里用这种字眼指那个社会女权运动概念的通俗阐述者），“至于他，虽说是狡诈吧，有朝一日他也会统统说出来的。”

拉祖莫夫暂时停止思考。一种调子忧郁的思索接着在他心里变得清晰起来，讽刺而苦涩。“我具有那种唤起信任的天赋呢，”他听见自己大声笑了出来。对于沙发上那位涂脂抹粉、眼睛发亮的老泼妇，这就像是一种鞭策。

“您多半会发笑的！”她嘶哑地嚷嚷道。“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十足的骗子——而且是多么卑劣的骗子！德国烂人——那些荷尔斯泰因戈托普⁽¹¹⁾！虽说，其实也不大说得准他们是些什么人。祖先中算上像叶卡捷琳娜二世这种人的家族——您知道！”

“你是在自寻烦恼呢，”彼得·伊万诺维奇说道，语气耐心却坚定。这一告诫对女顾问收到了通常那种效果。她垂下厚厚的、有些发黄的眼皮，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既然她将眼睛闭上，她那些瘦骨嶙峋而死气沉沉的动作就全都显得十分机械了。她即刻将双眼睁得滚圆。彼得·伊万诺维奇镇定地喝茶，不慌不忙。

“噢，天哪！”她对拉祖莫夫坦率地说，“那些看到您上这儿来的人说得对。您非常矜持。您进来之后总共没有说过二十个字。您也不让您的思想在脸上流露出来。”

“我在聆听呢，夫人，”拉祖莫夫说道，头一遭使用法语，说得犹犹豫豫，重音没有把握。但这似乎产生了一种极佳的印象。S夫人故意朝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眼镜里边瞧，仿佛是要传达对这位年轻人优点的确信似的。她甚至朝他略略点一下头，拉祖莫夫听见她小声嘀咕道，“以后在外交部门，”而这句话只能是指他所博得的那种好印象了。它那种不切实际的荒诞令他反感，因为它似乎通过那份镜花水月的职业凌辱他毁掉的希望。彼得·伊万诺维奇不露声色，仿佛是聋了似的，喝下更多的茶。拉祖莫夫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了。

“对，”他不慌不忙地说了起来，仿佛是在说出深思熟虑的意见似的。“显而易见。即便是策划一场纯粹的武装革命，人民的那种怒气也是应该要考虑到的。”

“您完全懂得我的意思。不满情绪应该被灵性化。这是革命委员会那些平庸的首脑不会懂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例如，莫尔达捷夫上个月在日内瓦。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他带到这儿来。您知道莫尔达捷夫吗？嗯，对——您听说过他了。他们称他是雄鹰——英雄！他连您做过的一半都做不到。从来没有尝试过——一半都没有……”

S夫人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地躁动起来。

“我们自然是跟他谈了。您知道他对我怎么说吗？‘我们跟巴尔干的阴谋有啥关系呢？我们只需消灭那些无赖就行了。’消灭是顶好不过了——但接下来干什么？那个低能儿！我冲他叫喊。‘可您必须灵性化——您明白吗？——将那种不满情绪灵性化’……”

她在口袋里焦急地摸索手帕，将它按在嘴上。

“灵性化？”拉祖莫夫询问道，注视她起伏的胸脯。她头上戴的那条旧黑色蕾丝披巾的长长末端从肩膀滑脱，垂挂在狰狞嫣红的脸颊两侧。

“一个令人作呕的家伙，”她又大喊大叫，“试想一个要在茶里面搁五块方糖的人……对，我说灵性化！您还能怎样让不满情绪变得有效而普遍呢？”

“听听这个，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庄严地发出声音，“有效而普遍。”

拉祖莫夫满腹狐疑地看着他。

“有人说饥饿会做到这一点的。”他谈道。

“是的。我知道。我们的人民在大量挨饿。但您无法让饥馑变得普遍。这不是我们想要制造的那种绝望。从这个里面是产生不了道义支持的。是义愤……”

S夫人让她那条伸展着的细瘦手臂垂落在膝头。

“我并不是莫尔达捷夫，”拉祖莫夫说了起来。

“Bien s ûr！⁽¹²⁾”S夫人咕哝道。

“尽管我也是乐意说消灭、消灭！可出于我对政治工作的无知，请允许我问一下：那个巴尔干——嗯——阴谋，那不是要花很长时间吗？”

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悄悄走开，脸朝窗口站着。拉祖莫夫听见一扇房门关上；他转过头，觉察到那位女伴已经匆匆溜出房间。

“在政治问题上，我是个超自然主义者。”S夫人刺耳地打破沉默。

彼得·伊万诺维奇从窗户旁边走开，在拉祖莫夫肩膀上轻轻戳一下。这是要离开的表示，同时他却用一种特别的语气提醒S夫人——

“埃莉诺！”

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她似乎都充耳不闻。她向后靠在沙发角落里，像是一具木偶。一脸不肯动摇的恼怒，衬着软塌塌、暗簇簇的蕾丝披巾，具有一种残忍的性质。

“至于说消灭，”她声音沙哑地冲着留神聆听的拉祖莫夫说道，“俄国只有一个阶级必须被消灭。只有一个。这个阶级只是由一个家族组成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家族必须被消灭。”

她那种刚硬的姿态让人害怕，像是僵直的尸体在汹汹仇恨的力量中复活，发出刺耳的话语和闪亮的凝视。这副景象让拉祖莫夫着迷——但是跟他进入这个光秃秃的古怪房间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刻相比，他都觉得更有自制力。他蛮有兴趣。可他身旁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又发出恳求——

“埃莉诺！”

她置若罔闻。她那殷红的嘴唇以非同寻常的迅疾发出预言。那个解放的精灵会拿起武器，而在它面前河流会像约旦河那样分开⁽¹³⁾，壁垒会像耶利哥的城墙那样倒塌⁽¹⁴⁾。挣脱奴役的解放会通过瘟疫和异象，通过奇迹和战争实施。妇女们……

“埃莉诺！”

她停下来，她终于听到他的话了。她用手按住额头。

“你想说什么？哦，对！那个姑娘——那个妹妹……”

她指的是哈尔丁小姐。那个小姑娘和她母亲过着一种极为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们是外省女士——难道不是吗？那位母亲一直都非常美丽——风韵犹存嘛。彼得·伊万诺维奇，他头一遭去那儿拜访时，大为着迷……可她们招待他的那种冷冰冰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他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S夫人突然激愤地大叫起来，“全世界都听他说话。”

“我不认识那些女士。”拉祖莫夫声音高亢地从椅子上说道。

“您说什么，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听说她在这儿跟您说话呢，在花园里，前几天。”

“对，在花园里，”拉祖莫夫沮丧地说道。接着，鼓起劲头，“她向我作了自我介绍。”

“都走到门口了，”S夫人以狰狞的活泼劲头继续说道。“然后就从我们所有人身边逃之夭夭！何其特别的行径！嗯，我一度是个害羞的外省小姑娘。是的，拉祖莫夫，”（她故意掉入这种熟络的腔调，脸上是一副彬彬有礼的骇人怪相。拉祖莫夫显然是吃了一惊），“是的，这就是我的出身。一个低微的外省家庭。”

“你是一个奇迹。”彼得·伊万诺维奇用极为低沉的嗓音说道。

可她是朝拉祖莫夫送出那个骷髅笑容的。她的语气变得相当专横。

“您必须把那个野蛮的小东西带到这儿来。要她过来。我指望您办成这件事——记住！”

“她不是野蛮的小东西。”拉祖莫夫咕哝道，声音倔头倔脑的。

“好吧，那么——反正都一样。她没准是那些自高自大的年轻的民主主义者中的一员呢。您知道我的想法吧？我认为，她和您性格非常像。您身上憋着一团冷嘲热讽的闷火。您暗暗地自我满足，可我能够看透您的灵魂。”

她那双亮闪闪的眼睛发出不露声色的紧张审视，而那种注视并没有对准拉祖莫夫，这让他生出一个荒谬的念头，她在注视他身后某个她看得见的东西呢。他骂自己是一个易受影响的傻瓜，便强作镇定地问道——

“您看见的是什么呢？跟我相像的东西？”

她把那张硬邦邦固定的脸孔从左到右动一下，表示否定。

“某种长成我那个模样的幻影？”拉祖莫夫慢吞吞地追问道。“因为我想，灵魂让人看见时就是那种样子的吧。虚幻之物。有死人的幻影，也有活人的幻影。”

S夫人绷紧的凝视放松下来，眼下用那种变得窘迫的沉默看着拉祖莫夫。

“我本人有过体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像是不得已似的。“我曾见过幻影。”

那两片红得不自然的嘴唇动起来提出一个问题，声音刺耳。

“是死人的？”

“不。活人。”

“是朋友？”

“不是。”

“是敌人？”

“我恨他。”

“啊！那就不是女人喽？”

“女人！”拉祖莫夫重复道，两眼直视S夫人的眼睛，“为什么应该是个女人呢？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不能去恨一个女人呢？”

事实上，恨一个女人的那种想法他刚刚出现。此时此刻他恨S夫人。可也不见得就是恨。它更像是一种厌恶，没准就是由那个讨人嫌的木头或泥塑的人形引起的。她至多是这样一个蠕动的人形；即便是她的眼睛，那种一眨不眨的注视刺进他的双眼，虽说是亮闪闪的，可也是死气沉沉的，仿佛和她的牙齿一样是人造的。拉祖莫夫头一遭觉察到一股微弱的香水味儿，可这般微弱却让他恶心不已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又在他肩膀上轻轻叩击。他随即鞠一躬，正待转身离去，这时他收到那种出乎意料的恩惠，一只瘦骨嶙峋、有气无力的手朝他伸过来，伴随着两个嘶哑的法语单词——

“Au revoir！⁽¹⁵⁾”

他在那只骷髅手的上方鞠一躬，然后离开房间，在那位伟人的护送下，而后者让他先走出去。沙发上那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叫喊道——

“你留在这儿，彼埃尔。”

“当然，ma chère amie⁽¹⁶⁾。”

可他却和拉祖莫夫一起离开房间，在他身后把门关上。楼梯平台延长到一条光秃秃的走廊里，没铺长条地毯，处处是白色和金色装潢的荒芜孤寂的景致。从尽头一扇大窗户倾泻而入的光线，显得灰蒙蒙的，而一块孤零零的斑点落在白色大理石栏杆上——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的丝绸高帽——非常夺目，在整个这片粗糙的洁白之中泛出黑色光泽。

彼得·伊万诺维奇护送那位访客，默不作声。即便是他们走到楼梯顶端时，彼得·伊万诺维奇也没有打破沉默。拉祖莫夫那种想要继续走下楼梯、走出这幢房子、连头都不点一下的冲动骤然消失。他在第一级楼梯上停下来，背倚着墙壁。他底下那间铺着黑白方格地板的大厅似乎大得荒谬，像是某个公共空间，大功率的共振在那儿等候脚步和嗓音响起来。拉祖莫夫像是害怕唤起这座空洞房子里的响亮回声似的，他采用一种低沉的语调。

“我真的不想变成一个半吊子的巫师。”

彼得·伊万诺维奇轻轻摇了摇头，非常严肃。

“或者是不想把时间花在精神狂喜或对女性主义福音的崇高玄想上面，”拉祖莫夫继续说道，“我上这儿来是为了我的那份行动——行动，最尊敬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吸引我到这儿来，到这个令人作呕的自由之城来的，并不是那个伟大的欧洲作家。是某个伟大得多的人。吸引我的是那种首长的思想。在俄国忍饥挨饿的年轻人，他们对您是那么信任，这似乎成了他们在悲惨的境地里活下去的唯一支撑。想想这一点，彼得·伊万诺维奇！不！只要想想这一点！”

这样受到请求的那位伟人，纹丝不动，一言不发，正是一副耐心温和的可敬形象。

“我说的当然不是人民。他们是畜生。”拉祖莫夫找补说，仍是那种克制而有力的语调。从“逃亡勇士”的胡子里冒出一句对此表示异议的咕哝。一声权威的咕哝。

“就说——小孩子。”

“不！畜生！”拉祖莫夫不客气地强调说。

“可他们是健全的，他们是纯真无邪的。”那位伟人悄声辩护道。

“就此而论，畜生是够健全的了，”拉祖莫夫终于提高嗓门，“而您无法否认畜生的那种自然的纯真无邪。可在名称上争来争去有什么用呢？您只是想要把人的力量和地位赋予那些小孩子，想要看看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您只是想把那些东西赋予他们，想要看看……不过没关系。告诉您，彼得·伊万诺维奇，如果没有小声提到您的名字，如今一间破破烂烂的学生宿舍里的五六个年轻人就聚不起来，不是把您视为思想领袖，而是视为革命能量的中心——行动的中心。还有什么是吸引我来找您的，您以为？并不是全世界都知道您的那种东西，不消说。恰恰是这个世界一般说来并不知道的那种东西。我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就说是受到驱使吧，对，受到驱使；确切地说，是不得已，是迫使——迫使，”拉祖莫夫大声忏悔道，便住了口，像是惊愕于“迫使”这个词在光秃秃的两条走廊和空落落的大厅里那种空洞回声似的。

彼得·伊万诺维奇并未显出丝毫的惊愕。那位年轻人禁不住干咳一下，局促不安地嘿嘿一笑。那位伟大的革命家仍然没动，给人一种平凡、亲切的优越之感。

“该死，”拉祖莫夫暗自说道，“他在那副眼镜背后等着我自行暴露呢。”接着便大声说道，怀着那种冷嘲热讽的邪恶乐趣，让他去逗弄那位伟人的伟大——

“啊，彼得·伊万诺维奇，要是您知道那种吸引——不，那种迫使我到您身边来的力量就好了！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眼下他并没有感到要笑出来的欲望。这一回彼得·伊万诺维奇把脑袋狡黠地一偏，等于说“是吗？”这个意味深长的动作几乎感觉不到。拉祖莫夫继续偷偷嘲弄道——

“这些日子里您一直想要弄懂我，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察到了，我是真诚坦率的。说不定您会觉得我并不是很健谈？但是和您那样的人在一起，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说不定就会显得无礼了。此外，我们俄国人一般总是要说太多话。我老是这么觉得。虽说，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却是哑口无言的。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再对您说这么多了——哈！哈！——”

拉祖莫夫，仍留在下一级楼梯上，朝那位伟人稍稍走近一点。

“您一直是够屈尊俯就的了。我很明白，这是要让我受到诱使。您必定要向我提供那种我没有试图取悦过的正义。我是被迫，是不得已，确切地说是被差遣——就说是差遣吧——到您身边来，为了一项除我之外谁都干不了的工作。您会把它叫做是无害的蒙蔽：那种可笑的蒙蔽，您甚至对此都不会付之一笑的。我这样说是荒唐的，可我希望有朝一日您会想起这些话。不多说啦。此刻我站在您——众所周知的您面前！可我必须再加上一点把话给说完整：我决不允许仅仅成为一个盲目的工具。”

无论是何种反应拉祖莫夫都做了准备，可他并没有准备让他的双手被那位伟人紧紧攥住。那个迅疾的动作惊人地富于攻击性。要是那位魁梧的女性主义者想要偷偷将拉祖莫夫一把提起来，拎到楼梯平台上，将他毫不留情地推入近旁关闭着的无数房门中的一扇背后，那他的出手也不会更快的了。拉祖莫夫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他的手在一通有声有色的暗暗紧握之后被放开了，他露出笑容，心咚咚直跳，冲着将那个不可捉摸的人隐藏起来的胡子和眼镜微笑。

他暗自思忖（在他的忏悔录里就这么写着），“等到他要么说话要么转身走掉为止，否则我不会离开这儿的。这是一场决斗。”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了很久，没有一个手势也没有一点声音。

“对，对，”那位伟人用克制的语气慌忙说道，仿佛整件事情是一次悄悄进行、屏息静气的会见似的。“没错。过几天上这儿来看我们吧。这件事必须深藏——深藏在心底，就在您我之间。完全埋在心底。埋在……还有，顺便说一下，您必须带上娜塔莉亚·维克多洛夫娜——您知道，那个哈尔丁姑娘……”

“我要把这当作是您对我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吗？”拉祖莫夫生硬地问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似乎让这种新的态度给弄糊涂了。

“啊！嗯！您自然是合适的人选——Lapersonne indiquée⁽¹⁷⁾。眼下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

他从楼梯平台上朝拉祖莫夫俯下身来，而后者垂下了眼帘。

“行动的时刻到了。”他咕哝道。

拉祖莫夫并没有抬起头看。他没有动，直到听见客厅的门在那位回到女顾问身边去的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的身后关上为止。他这才慢慢下楼走到大厅里。房门敞开着，房子的阴影斜斜地覆盖大半个露台。在他慢慢穿过大厅时，他把帽子抬起来，抹一下汗津津的额头，用力呼出一口气，把在里面呼吸到的最后一丝空气吐出来。他注视手掌心，然后把两只手在腿上轻轻擦了擦。

他觉得，这个感觉似乎有点怪，仿佛是另一个自我，一个其心灵的独立分享者，实际上一直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他整个人似的。“这是稀奇古怪的，”他心想。过了一会儿，他对此便有了明确的看法，在心里脱口而出：“真恶心！”这种厌恶感消失之后，是一种明显的忐忑不安。“这是神经衰弱的结果，”他以疲乏的洞察力思索道。“如果我不再有抵抗力——精神抵抗力，那我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呢？”

他循着露台脚下的小径走着。“精神抵抗，精神抵抗”，他心里不停地念叨这些话。精神忍耐。对，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是这一点。从这些庭园里走出去，到达城市另一头，倒在床上睡几个钟头，这种巨大的渴望暂时将他脑子里的东西一扫而空。“莫非我终究不过是个软弱的人？”他暗自问道，顿时惊恐起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他吓了一跳，像是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他甚至稍稍摇晃了一下才重新站稳脚跟。

“噢！您不声不响从我们身边偷偷走开，是上这儿散步来了，”他说道。

那位女伴站在他面前，可他一点儿都弄不明白她是怎么来到那个地方的。她交叠的手臂紧紧抱着那只猫。

“我走路的时候神志不清，肯定是这样的，”拉祖莫夫暗自诧异地说道。他以明显的客套抬起帽子。

那位脸色蜡黄的女人微微发黑地涨红了脸。她总是那副害怕的神色，仿佛是什么人刚刚向她透露了某个可怕的消息似的。可拉祖莫夫注意到，她稳稳站立，毫不胆怯。“她穿得实在是破破烂烂。”他心想。她那身黑衣裳在阳光下显得微微发绿，到处是磨破的补丁，而那玩意儿像是因为年深月久而腐烂，呈现一种天鹅绒般光滑、发黑、毛茸茸的状态。她的头发和眉毛显得破旧了。拉祖莫夫不知道她是否有六十岁了。而她的身材却极为年轻。他注意到，她并未显出饥饿的样子，倒像是她吃的都是不卫生的残羹冷炙似的。

拉祖莫夫亲切地笑了笑，从她身边走开。她转过头来，用那双害怕的眼睛盯着他看。

“我知道他们在那儿对您说了什么，”她开门见山地断言道。她的语气，跟她的举止形成对照，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自信，而这让拉祖莫夫变得自在起来。

“是吗？您一定是在那儿的许多场合里听到过各种谈话吧。”

她改变说法，还是那种充满信心的不协调的印象。

“他们要您做什么我知道得很清楚。”

“真的？”拉祖莫夫微微耸一耸肩。他正待鞠躬离开，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在他心里浮现。“是的。无可否认！从您那种机密的态度里看得出来，您知道许多事情，”他咕哝道，注视着那只猫。

那位女伴将怀里那头畜生使劲搂抱了片刻。

“一切都是在很久以前就向我透露了。”她说道。

“一切。”拉祖莫夫心不在焉地重复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个可恶的暴君。”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拉祖莫夫继续研究那只猫的灰色皮毛上的斑纹。

“铁一般的意志是这种性格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否则他怎能成为领袖呢？而我觉得您是弄错了——”

“得啦！”她嚷嚷道。“您说我弄错了。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告诉您，他不在乎任何人。”她猛然昂起头，“您不是要把那个姑娘带到这儿来嘛。这就是他们要您做的事情——把那个姑娘带到这儿来。听我说，您最好是在她脖子上绑一块石头，把她扔进湖里去。”

拉祖莫夫有一种阴暗发冷的感觉，仿佛是一块沉甸甸的云彩遮住了太阳。

“那个姑娘？”他说道，“我跟她有什么关系？”

“可他们让您把娜塔莉亚·哈尔丁带到这儿来。我说得不对吗？我当然是对的了。我没有在屋里，可我知道。我对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个伟人。伟人是可怕的。嗯，就是这样。跟她没有关系。这是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除非您想让她和我一样变得——大失所望！大失所望！”

“和您一样，”拉祖莫夫重复道，瞪着她那张脸，缺乏五官和肤色的一切秀美之处，就像最可怜的乞丐缺乏金钱。他露出笑容，仍感到阴冷：一种让他恼怒的不寻常的感觉。“对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失所望！这就是您失去的一切吗？”

她显出害怕的神色，却怀着极大的信心宣布道：“彼得·伊万诺维奇代表一切。”接着她便用另一种语气找补说，“别让那个姑娘靠近这幢房子。”

“只是由于——由于您大失所望，您就大肆鼓动我不去服从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命令？”

她的眼睛眨巴起来。

“头一回见到您，我就顿时感到安慰。您冲我摘下帽子。您看起来像是可以让人信任。哦！”

在拉祖莫夫的凶恶咆哮“这种话我以前听到过”面前，她退缩了。

她是那么的困惑，只好久久地眨巴着眼睛。

“您那种富于同情心的举止，”她幽幽地解释道，“是我一直渴望的，我不说仁慈，而只是想要一点点礼貌，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而眼下您发怒了……”

“可是不，相反，”他表示异议，“我很高兴您信任我。可能不久之后我会……”

“是的，如果您生病了，”她热切地打断说，“或是碰到什么大麻烦，您就会发现我不是一个没用的傻瓜。您只要让我知道就行了。我会来看您的。我真的会。而我会紧跟在您身边。苦难与我是老相识了——可这儿的生活却比忍饥挨饿更加糟糕。”

她忧心忡忡地打住，接着便初次用一种听起来委实胆怯的嗓音，找补说——

“或者如果您从事某种危险的工作。有时是一个不起眼的伙伴——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会高高兴兴跟随在您后面。我会执行命令。我有胆量。”

拉祖莫夫注视那双惊恐的圆眼睛，注视那对干瘪、蜡黄、圆圆的脸颊。它们在嘴角边上哆嗦着。

“她是想从这儿逃走呢。”他心想。

“要是我跟您说我是在从事危险的工作呢？”他慢慢说道。

她把猫紧紧按在破旧的胸口，发出一声透不过气来的惊呼。“啊！”然后不比耳语高多少，“在彼得·伊万诺维奇手下？”

“不，不是在彼得·伊万诺维奇手下。”

他从她眼里看到钦慕的神色，便努力露出笑容。

“那么——是单独的？”

他将握紧的手举起来，伸出食指。

“就像这根手指头。”他说道。

她在微微发抖。但拉祖莫夫想到那幢屋子里没准是有人在观察他们呢，便急着要走掉。她眨巴着眼睛，将那张皱巴巴的脸朝他抬起来，像是在无声地乞求，告诉她更多的东西，给一句鼓励的话，为她那种急切、古怪和可怜的忠心。

“屋子里可以看到我们吗？”拉祖莫夫机密地问道。

她对这个问题没有显出丝毫的意外，答道——

“不。看不见的，因为是在马厩的这一头。”她以那种让拉祖莫夫感到吃惊的敏锐找补说，“但是从楼上窗户望出去就知道您还没有出大门呢。”

“谁会从窗口偷偷监视呢？”拉祖莫夫问道，“彼得·伊万诺维奇？”

她点点头。

“他干吗费那个劲？”

“今天下午他盼着某个人来。”

“您认识那个人？”

“来的不止一个人。”

她垂下了眼帘。拉祖莫夫好奇地注视着她。

“当然。他们说的话您都听见了。”

她毫无怨恨地咕哝道——

“那些桌子和椅子也都听见的呀。”

他明白了，这个无望的人儿心中所积聚的苦痛深入骨髓，而且，像某种微妙的毒药，把她对那两个可恶之人的忠诚瓦解了。这是他交了大运，他思忖道；因为女人是很少仿效男人的做法唯利是图的，而男人会出于物质考虑而被收买的。她会是一个不错的同盟，虽说她是不可能像波莱尔城堡的桌子和椅子那样允许听到那么多的。这是难以指望的。但是尽管如此……而且，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让她把话说出来的嘛。

当她抬眼看时，她的目光和拉祖莫夫一动不动的注视相遇，后者立刻说起话来。

“嗯，嗯，哎呀……不过真的，我还没有知道您名字的荣幸呢。奇不奇怪？”

她的肩膀头一遭做了个动作。

“奇不奇怪？没有人听说我的名字。没有人在乎。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跟我写信。我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我的名字不派用场，我本人差不多把它忘记了。”

拉祖莫夫严肃地咕哝道，“是的，但尽管如此……”

她接着说下去，慢了许多，语气漠然——

“那您可以叫我苔克拉。我可怜的安德烈就是这么叫我的。我忠实于他。他活着的时候痛苦不幸，死去的时候悲惨可怜。这是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的命运，无名的俄罗斯人。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别的东西，到处都没有希望，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那些有名字的人全都被清除掉。”她说完话，眨巴着眼睛，缩拢嘴唇。

“照您教我的那样，叫您苔克拉会更容易些，”拉祖莫夫说道，“如果您同意叫我基里洛的话，我们像这样谈话的时候——安安静静——只有您和我。”

而他暗自说道，“这个人肯定是极其害怕这个世界，否则她早就从这种境地里逃走了。”接着他便思忖，单是突然从伟人身边离开这件事，就会把她变成嫌疑犯了。她是没法指望从任何人身上得到支持或鼓励的。这位革命者是不适合独立生存的。

她和他一起走了几步，眨巴着眼睛，用她手臂小小的平衡动作爱抚那只猫。

“是的——只有您和我。我和我可怜的安德烈就是这样的，只是他已经死了，是让那些官方的畜生杀死的——而您！您是坚强的。您杀死那些怪兽。您做了件大好事。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嗯——不要忘记我——尤其是如果您要回俄国工作的话。我可以跟随您，做任何需要做的事——隔开一段距离，您知道。或者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站在街角接连数小时望风——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是的，我可以——从早到晚。或者我可以替您抄写文件、名单或命令，这样万一碰上倒霉事，那些字迹就不会连累到您了。要是他们抓到我，您不必害怕。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我们女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痛苦吓倒的。我听彼得·伊万诺维奇说，这是因为我们神经迟钝或是诸如此类的缘故吧。我们能够更好地忍受。这倒是真的，我就巴不得把舌头咬掉，把它扔给他们呢。说话对我有什么用？谁曾想过要听我说话？自从将我那可怜的安德烈的眼睛合上以来，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好像是在乎我嗓子里的声音呢。如果您在这儿初次露面，没有好好留意到我，我是绝不会跟您说话的。我忍不住向那位可爱迷人的姑娘谈到您。哦，那个甜蜜的人儿！坚强的人儿！您立刻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您心地好，就别让她的脚踏上这儿一步。再见！”

拉祖莫夫拉住她的胳膊。她短暂挣扎了一下，让她这样被抓住的那种情绪显示出来，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朝他看。

“但您可以告诉我，”他贴着她的耳朵说道，“为什么他们——那边屋子里的那些人——那样急切地想要得到她？”

她挣脱身子转向他，仿佛是被这个问题激怒了似的。

“彼得·伊万诺维奇必须指导、鼓舞、影响，这您不懂吗？这是他生命的呼吸。门徒是绝不会嫌太多的。想到有人免受他的影响，他就受不了。而女人，也是！他说，没有女人就什么都干不了。这一点他写过了。他——”

年轻人睁大眼睛注视她那副盛怒的样子，这时她突然打住，从马厩后面跑走了。

3

拉祖莫夫，因此便形单影只，朝大门的方向走去。但在这个有许多场对话的日子里，他发现，若非不得不举行另一场对话，他就极有可能出不了庭园呢。

但见彼得·伊万诺维奇盼望的那些访客从传达室那边举步出现：两男一女组成的小团体。他们也当即注意到他，便蓦然停住脚步像是要商量。但是那个女的马上走到旁边，挥动手臂朝那两个男的示意，而后者立刻离开车道，走向那片被人冷落的大草地，确切地说是草坪，径直朝那幢房子走去。那个女的留在路上等拉祖莫夫走近。她认出他了。他也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是在苏黎世和他相熟的，他从德累斯顿一路过来，在苏黎世中断了旅程。在他逗留的三天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

她穿着他最初见到她时穿的那套服装。一件深红的女式丝质衬衫，让她在远处就很显眼。衬衫下面配一条棕色短裙和一根皮带。肤色是咖啡加牛奶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眼睛乌黑，亮闪闪的，身材笔挺。大把厚厚的头发，近乎洁白，蓬松地收拢在一顶灰蒙蒙的蒂罗尔人的黑布帽底下，而帽子上的一些配饰似乎掉落了。

她脸上的神情庄重而专注；那么庄重，弄得拉祖莫夫走近她之后觉得应该笑一笑。她用男子汉的紧紧握手同他打招呼。

“哎！你要走了吗？”她惊呼道，“怎么回事，拉祖莫夫？”

“我要走了，因为没有被邀请留下来，”拉祖莫夫答道，用比她小得多的力气回应她手上的压力。

她的脑袋猛地一偏，像那种表示理解的人。与此同时拉祖莫夫的眼睛朝那两个人瞟过去。他们在不慌不忙地斜穿草坪。两个人中个子矮一点的那位，穿着一件用某种薄薄的灰料子做的扣紧的窄外套，几乎拖到脚后跟。他的同伴，高得多也要宽得多，穿着一件紧身短夹克，紧身裤塞进破旧的高筒靴子里。

那个女的，她显然是打发他们避开拉祖莫夫的，用那种公事公办的声音说话。

“我不得不特地从苏黎世匆匆赶来接火车，把这两个人一起接到这儿来见彼得·伊万诺维奇。我刚办成这件事。”

“啊！真的，”拉祖莫夫敷衍了事地说道，对她留下来和他说话非常恼火。“从苏黎世来——是的，当然。而那两个人，他们来自……”

她打断话头，没有加重语气——

“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方向。而且是来自远方。很远的远方。”

拉祖莫夫耸了耸肩。来自远方的那两个人走到露台的墙壁之后，在它脚下突然消失不见，仿佛是大地张开口子把他们给吞了下去似的。

“嗯，嗯，他们刚从美国来。”穿深红女衬衫的女人也是耸了耸肩，立刻做出这个声明。“时间快要到了，”她突然插话道，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有跟他们说你是谁。雅科夫利奇本想拥抱你来着。”

“下巴底下挂着一撮毛、穿长外套的那个人？”

“猜得没错。那个就是雅科夫利奇。”

“要是没有你特地从苏黎世赶来给他们带路，他们就找不到从火车站到这儿来的路吗？说真的，没有女人我们什么都干不了。话就是这样写着的，而事情显然就是这样的。”

他意识到他的讥讽挖苦的努力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怠惰。他可以看到，她那双镇定、熠熠闪光的黑眼睛觉察到了这一点。

“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没事。今天过得很糟。”

她等待着，用那双黑眼睛注视着他的脸。接着——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男人是那样的容易受影响，那样的神经过敏。每天都一样，难过，难过——然后就过下去了，直到好日子到来为止。我老远赶来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他们写信通知彼得·伊万诺维奇他们要来。可从哪儿写来的呢？却是从瑟堡写来的，写在轮船的一角便笺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做的。雅科夫利奇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了。我是手头仅有的那个人，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对他非常熟悉。事实上我是非常了解他的。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打电报，让我过来。这是很自然的，是不是？”

“你是来为他的身份作担保的？”拉祖莫夫问道。

“对。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吧。像他那样的十五年生涯会在一个男人身上产生变化。孤孤单单，像只乌鸦住在陌生国土上。每当我记起去美国之前的雅科夫利奇——”

那种语气低沉的温柔让拉祖莫夫侧目而视。她叹了口气；那双黑眼睛朝别处看；右手的手指深深插入那堆近乎洁白的头发，心不在焉地在那儿搅动着。当她把手收回时，栖落在头顶的小帽子仍有些歪斜，具有古怪的刨根究底的效果，与她脱口而出的回忆的低语形成鲜明对照。

“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们也都不是青春年少了。可男人总像小孩子。”

拉祖莫夫突然想道，“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接着便提高声音——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去美国呢？”他直言不讳地问道。

她抬起头来看他，显出不安的神气。

“你不记得十五年前的情况了吗？那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这场革命到现在是有些年头了。你置身其中，而你却似乎不了解它。那个时候雅科夫利奇被派到美国去了。我回到俄国去。事情只能是那样。后来他根本就没办法回来了。”

“啊！真的，”拉祖莫夫咕哝道，装出吃惊的样子，“根本就没办法。”

“你拐弯抹角的想要说什么呢？”她立刻大声说道，“嗯，要是他真的有些气馁了那又怎样……”

“他看起来像个美国佬，下巴底下蓄着那撮山羊胡子。是个真正的山姆大叔，”拉祖莫夫愤愤不平地嘟囔道，“那么，你呢？你这个去了俄国的人？你并没有气馁。”

“不用担心。雅科夫利奇是那种无可置疑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是挺合适的。”

她说话时，那双乌黑、敏锐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拉祖莫夫，说完之后还盯了片刻。

“对不起，”拉祖莫夫冷冷地询问道，“可这是否意味着，比如说，你觉得我是不合适的？”

她没有表示异议，没有流露出听到这个问题的表情；她继续注视着他，用那种他认为是绝对不友好的目光。当时他经过苏黎世，某种程度上她是负责照管他的，在他逗留的两天里和他从早到晚在一起。她带他四处转悠，见几个人。起初她跟他说了许多话，有点无所保留，可对涉及她自己的一切却总是避而不谈；到了第二天中午，她陷入沉默，一如既往地热情照顾他，甚至还把他送到火车站，通过放落的车窗紧握他的手，便一言不发地后退，等候着，直到火车开动为止。他留意到，她悄悄受到尊敬。他对她的家世一无所知，对她个人的历史或政治记录一无所知；他用一己的观点评判她，当作是他遭遇的明显威胁。“评判”这个词或许并不恰当。它更多是一种感觉，是对那种细微印象的总结，辅之以他的发现，他无法像他蔑视所有其他人那样蔑视她。他并没有指望那么快就再见到她。

不，显而易见；她的神情并非不友好。可他却感觉到心跳在加快。这场谈话不能在这个时候终止。他用一丝不苟的腔调继续询问道——

“这或许是因为，我似乎并没有盲目接受一般学说的每一种发展——比如说我们伟大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的那种女性主义？如果这让我变得可疑，那我只能说，我对完全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是不屑一顾的。”

她始终注视着他，不是作为倾听者注视某个人，而像是他斟词酌句说出的话不过是次要的兴趣似的。他一说完，她便做了一个突然而明白无误的动作，悄悄挽起他的胳膊，把他朝庭园大门口轻轻推过去。他感觉到她的劲道，便立刻服从那种推动，正如另外那两个男人，片刻之前毫不犹豫地服从她挥动的手掌那样。

他们像这样走了几步路。

“不，拉祖莫夫，你的思想大概是正确的，”她说道，“你也许是可贵的——非常可贵。你的问题是在于，你不喜欢我们。”

她把他放开。他以冷淡的微笑面对她。

“那除了拥有信念之外我还要拥有爱喽？”

她耸了耸肩。

“我的意思你知道得很清楚。人们觉得你不是很全心全意。我从不同侧面听到这种意见。可我在头一天快要结束时就了解你了……”

拉祖莫夫打断她的话头，镇静地说道。

“我向你保证，你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是弄错了。”

“他在说什么呀！”她顺带大声说道。“啊！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你像其他那些挑剔、满心自爱、怕麻烦的人。再说，你缺乏训练。你所需要的是让某个女人抓在手里。我很抱歉我在这儿住不上几天。我明天就回苏黎世，很可能带上雅科夫利奇一起走。”

这个消息让拉祖莫夫松了口气。

“我也很抱歉，”他说道。“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你并不了解我。”

他的呼吸舒畅些了；她并没有表示异议，但却问道，“你跟彼得·伊万诺维奇处得怎么样？你们彼此见过很多次了。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那位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便慢慢低下头。

她的嘴唇张开表示期待。她将它们紧紧闭拢，像是要思索。

“那好吧。”

这话听起来像是要结束了，可她并没有离开他。要猜到她心里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的。拉祖莫夫嘟哝道——

“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过会儿你就要见到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了，而这个话题自然就会提出来的。他会觉得好奇，想要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在这庭园里耽搁了那么久。”

“毫无疑问，彼得·伊万诺维奇有些事情要跟我说。好几件事情。他甚至会说到你——向我询问。彼得·伊万诺维奇一般是会相信我的。”

“向你询问？这很有可能。”

她露出微笑，不完全是一本正经。

“嗯——那我跟他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也许会跟他讲讲你的发现。”

“什么发现？”

“嗨——我缺乏爱……”

“噢！这是咱俩之间说说的，”她插话道，很难说是开玩笑还是当真的。

“我知道你想要在彼得·伊万诺维奇那里为我说几句好话，”拉祖莫夫用亦庄亦谐的口吻说道，“嗯，那你可以告诉他，我对我的使命是非常郑重其事的。我想要获得成功。”

“你被委以使命！”她当即惊呼道。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他们让我制造某种事件。”

她锐利地注视着他。

“使命，”她重复道，一下子变得非常庄重和有兴趣了。“哪种使命？”

“类似于某种宣传工作。”

“啊！离此地很远？”

“不。不是很远，”拉祖莫夫说道，克制住突然想要大笑的欲望，尽管他一点儿都不觉得快活。

“是这样！”她若有所思地说道。“嗯，我不是在问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对我们每个人在做什么应该知道得非常清楚。到头来肯定是万事大吉的。”

“你这样认为？”

“我不是认为，老弟。我只是相信这一点。”

“你是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才具有这种信念的？”

她没有答复这个问题，而他们闲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仿佛是彼此舍不得分开似的。

“这就像是一个人，”她终于咕哝道。“信念如何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仿佛是看得出来的。”她那靡菲斯特式的稀疏眉毛稍稍挑动一下。“俄国肯定是有数百万人羡慕这个国家的狗过的那种日子呢。即便在我们之间承认这一点也是可恶和羞耻的。我们必须认为非常遗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不能这样了。二十年里我来来去去，目不旁视……你暗自在笑什么呢？你只是刚刚开始。你的开端不错，但你等着好了，等到你来来去去把你自己用脚踩个遍为止。因为结果就是这样的。你得把你自己的感情都践踏个遍；因为你没法停下来，必须走下去。我也年轻过呀——但说不定你觉得我是在发牢骚呢——是吧？”

“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意思，”拉祖莫夫冷淡地表示异议。

“我敢说你没有，你这位高高在上的仁兄。你不在乎。”

她把手指插进左侧的发辫，这个生硬的动作将她头上那顶蒂罗尔人的帽子倒是给扶正了。她在帽子底下毫无憎恨地皱起眉头，一副调查者的样子。拉祖莫夫漫不经心地将脸掉转开去。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你们错把好运当作是应得的好报。你们这么做也是真诚的！我对你们不想太苛刻。这是男人的本性。你们男人天生是可笑可怜，竟至于一本正经地抱着孩子气的幻想。我们有不少人工作了十五年——我的意思是不停地工作——用了各种办法，地上和地下都干过，目不旁视！这我可以说一说。我是那些从不歇息的人当中的一个……得啦！说这些有什么用……看看我的白发！而现在来了两个宝贝儿——我是指你和哈尔丁——你们出现，初试啼声就设法打出重拳。”

哈尔丁的名字从女革命家的飞快而起劲的嘴唇里掉出来，让拉祖莫夫产生往常那种不可改变的唐突之感。但经过了所有那些日子，他对这种感受都变得麻木了。这种感觉不再伴随最初日子里那种茫然的惊愕和盲目的愤怒了。他已说服自己接受新的信念；他为自己制造了一种阴郁的心理氛围和讥讽的遐想，一种浑浊的溶液，而那个事件从中浮现出来，像是一个毫无特征的阴影，模模糊糊地具有人的形状；极其熟悉的形状，却全然面无表情，除了它在幽暗之中小心等待的那副神气。这并不让人惊惶。

“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位女革命家出乎意料地问道。

“他是什么样子的？”拉祖莫夫随声附和道，费了好大劲才没有朝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可他哈哈笑了几下，让自己解脱出来，同时偷偷拿眼角余光瞟她一眼。她的询问遭此对待，让她心烦意乱。

“多像个女人啊，”他接着说道，“你过问他的长相有什么用呢？不管是长什么样子的，他这会儿反正是摆脱女人的一切影响了。”

她皱起眉头，鼻根处堆出三道褶子，让靡菲斯特式的歪斜眉毛昭然若揭。

“你不好受，拉祖莫夫。”她用低沉、自信的声音暗示道。

“胡说八道！”拉祖莫夫清清楚楚地面对着那个女人。“可是，想来至少有一个女人，他是否不受其影响我可没有把握；就是那边的那位——S夫人，你知道。死者原先是可以安息的，可现在他们好像是听凭某个疯狂的老泼妇的调遣了。我们革命家做出精彩的发现。它们固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发现。可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朋友不能够满足你们女性的好奇心吗？她不能用魔法替你们把他给变出来吗？”——他打趣道，像那种痛苦的人在打趣。

她全神贯注皱着眉头的表情放松下来，便稍有些疲倦地说道，“那就让我们期待她会作出努力，用魔法替我们变出点茶来吧。可那也不一定。我累了，拉祖莫夫。”

“你累了！多坦白呀！嗯，那边就有茶。我喝过一些了。要是你赶紧跟在雅科夫利奇后面，而不是和我这样一个不符合要求的怀疑主义者浪费时间，你没准就发现它的幽灵——它的冰冷的幽灵——还在那个庙里头徘徊呢。但至于说你累了，这我几乎无法相信。我们不应当累。我们不会累。我们不能累。前几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说的是革命政党不知疲倦的活动。让世人肃然起敬。扬我声威。”

“他不停地抛出这些蔑视和嘲笑，”穿深红女衬衫的女人说得像是悄悄在向第三者发出呼吁似的，可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根本就没有离开拉祖莫夫的脸。“请问，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他某些通常的信条受到了震动，他的某些小题大做的男性标准。你没准会觉得他是那些不得善终的神经过敏的人当中的一个。可是，”她思索着停顿片刻，改换称呼方式，继续说道，“可是我刚刚得知某些事情，让我认为你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没错！你——确实是的。”

这个掷地有声的神秘断言让拉祖莫夫吓了一跳。他们的目光相遇。他掉转头，透过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的栅栏，凝视着那条整洁宽敞的道路，笼罩着繁茂的树木。一辆电车，空空荡荡，沿着林荫路驶来，发出金属的吱吱嘎嘎声。在他看来，他宁愿献出一切，只要能独自坐在那里头。他说不出的疲乏，身体的每一根筋肉都疲乏，可他没有率先终止谈话是有原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在革命家的一味空想和违法乱纪的胡言乱语中，有些至关重要的话语没准会落到他耳朵里；从她嘴里说出来，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只要他设法保持头脑清醒，控制住急躁易怒，就没什么好害怕的。取得成功与安全的唯一前提就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他提醒他自己。

他真想站在栅栏的另一边，仿佛他真的就是庭园里头一个囚犯似的，这个革命阴谋中心的庭园，这愚蠢、盲目、邪恶、犯罪的房子里的庭园。他悄然沉溺于受伤害的心态中，怀着那种道德和心理上极大的疏离感。他听见她重复那些话，甚至都没有露出笑容——

“是的！一种坚强的性格。”

他像闷闷不乐的囚犯那样继续透过栅栏凝视，不是在考虑逃跑，而只是在沉思那些褪色的自由的记忆。

“你要是不留神的话，”他嘟哝道，仍旧掉转目光，“单单是喝茶时那个幽灵你肯定就要见不到了。”

她是不会就这样被摆脱掉的。事实上他没有想过会得逞。

“没关系，损失不大的。我是说错过她的茶还有那个小小的幽灵。至于那位女士，你必须明白，她是确实有用处的。看这个，拉祖莫夫。”

他转过头去面对这个专横的请求，看见那位女革命家做着把钱放进手掌心里计数的动作。

“就是这么回事。明白吗？”

拉祖莫夫慢吞吞地说了句“明白”，恢复他那种囚犯似的目光，凝视着那条洁净、背阴的道路。

“物质资料必须是以某种方式获得，而这比抢银行更容易。也更有把握。好啦！我是在开玩笑……这会儿你在暗自咕哝些什么呀？”她低声嚷嚷道。

“我对彼得·伊万诺维奇那种忠诚的自我牺牲的钦佩，就这些。这够让人作呕的了。”

“噢，你这个男人娇里娇气。作呕！让他作呕！你对事情的真相知道什么呢？对人心里的隐秘缺少调查。彼得·伊万诺维奇多年前就认识她了，在他那些凡俗的日子里，当时他是近卫军的一名年轻军官。评价一位通神意的人可不是我们的事。你们男人正是在这种地方才有优势的……有时候你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被赋予灵感。我始终承认，当你们灵感附体时，当你们设法摆脱男性的怯懦和过分拘谨时，你们跟我们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是，很少……而最傻的女人总是能够派上用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激情，无法平息的激情……我想要知道，你在笑什么呢？”

“我没笑。”拉祖莫夫闷闷不乐地表示异议。

“好吧！该怎么说呢？你做出某种怪相。是的，我知道！你们男人可以恨这个爱那个，可以要这要那——而你们为此大惊小怪，你们把这叫作是激情！是的！在它还没有失去之前。可我们女人爱的是爱，爱的是恨，爱的是我所告诉你的那些东西，爱的是愿望本身。这就是我们不会像你们男人那样被轻易收买的原因。要知道，生活中并不存在很多选择。你要么是必须腐烂要么是必须燃烧。我们当中，涂脂抹粉的也好，不涂脂抹粉的也好，个个都是宁愿燃烧而不愿腐烂的。”

她说得劲头十足，可用的是那种实事求是的语气。拉祖莫夫的注意力顺着它自身的轨迹游离开去——越出大门的栅栏——但并未离开听力所及的范围。他将手插进外套口袋。

“不是燃烧就是腐烂！强有力的声明。涂脂抹粉的也好，不涂脂抹粉的也好。非常有力。涂脂抹粉的也好……请告诉我——她穷凶极恶地嫉妒他，是吧？”

“谁？什么？男爵夫人？埃莉诺·马克西莫夫娜？嫉妒彼得·伊万诺维奇？天哪！此人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这些问题？这种东西是想都不该想的。”

“为什么？一个老富婆就不能嫉妒了？难不成她们全都是一帮纯洁的精灵？”

“可你的脑子出了什么毛病，问出这种问题？”她纳闷了。

“没什么。我只是问问而已。男性的轻浮，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不喜欢，”她立刻反驳道，“眼下不是轻浮的时候。你一门心思的在反对什么呢？或者说不定，你只是在装模作样。”

拉祖莫夫感觉到那个女人观察他的目光就像是一种肉体的接触，像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此时此刻他获得那种神秘的印象，她打定主意要抓得更紧了。他在心里让自己变得强硬起来，要不露声色地承受它。

“装模作样，”他重复道，让她看到一个镇定的侧面。“既然你是透过假设看问题，结果就必定是非常糟糕了。”

她注视着他，额头挤出垂直的皱纹，稀疏的黑眉毛像昆虫触须那样向上叉开。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找补说——

“你错了。我这么做跟我们其余那些人没两样。”

“谁这么做的？”她抖擞起来。

“谁？每个人，”他不耐烦地说道，“你是个唯物主义者，是吧？”

“啊！老兄，我都放弃那套无稽之谈了。”

“但你肯定记得卡巴尼斯⁽¹⁸⁾的定义：‘人是一根消化的管子。’我设想此刻……”

“我啐他。”

“什么？啐卡巴尼斯？好吧。可你不能无视良好的消化功能的重要性。生活的乐趣——你懂得生活的乐趣吗？——有赖于一只健全的胃，而糟糕的消化功能却让人倾向于怀疑论，滋生阴郁的幻想和死亡的念头。这是生理学家弄清楚的事实。嗯，我向你保证，打我从俄国出来之后，我就被填塞了最让人作呕的那种难以消化的外国调制品——呸！”

“你是在开玩笑，”她满腹狐疑地咕哝道。他以超然的态度表示赞同。

“是的，这全是开玩笑。几乎不值得跟我这样一个人说话。可谁都知道，人们正是出于那种缘由而自杀的。”

“相反，我觉得跟你说话是值得的。”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她。她似乎在仔细考虑某个不留情面的反驳，但结果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膀。

“肤浅之谈！我想人们一定会原谅你身上的这种弱点的吧，”她说道，把特殊的重音放在“你”这个字上。她宽容的结论中有着某种忧虑。

拉祖莫夫注意到这次谈话中那些最细微的差别，而这是他没有料到，没有做好准备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做好准备，”他暗自说道。“打我个措手不及。”在他看来，只要能让他像条狗那样暂且不加隐瞒地喘口气，这种压迫感就会消除的。“我永远都不会有备无患了，”他绝望地想道。他嘿嘿一笑，尽量轻声说道——

“多谢了。我不是要请求宽恕。”然后便装出一副闹着玩的忐忑不安的样子。“可你不怕彼得·伊万诺维奇会怀疑我们在这大门口搞什么未经许可的密谋？”

“不。我不怕。跟我在一起你完全不会受到怀疑，亲爱的老弟。”她黑眼睛里那种幽默的闪光熄灭。“彼得·伊万诺维奇信任我，”她继续说道，显得非常庄重。“他征求我的意见。在某些最要紧的事情上，可以说，我是他的得力助手……瞧把你乐的——怎么啦？你觉得我是在吹牛？”

“绝对没有。我只是对自己说，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相当彻底地解决了女人的问题。”

即便在他开口说话时，他也是在为他的言语、为他的语气而责备自己。从早到晚他都是在说错话。那是愚蠢，比愚蠢更糟。那是软弱，那是压倒意志的这种乖僻的毛病。这个显然拥有许多隐秘见闻和极大影响力的女人，她的话语当然是包含着未来在握的希望，难道这就是答复她话语的方式吗？为什么给她这种困惑的印象呢？可她并没有显得不友善。她的嗓音里没有怒气。它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思索。

“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思考，拉祖莫夫。你想必是在摇篮里就吃了点苦头。”

拉祖莫夫朝她瞟了一眼。

“嗯！吃了点苦头？这倒是个解释，”他咕哝道。“只不过是要晚得多。而你，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不觉得你和我是来自同一个摇篮？”

那个女人，而他终于逼他自己说出她的名字（让它从嘴里吐出来他觉得是万般不情愿），那个女革命家沉默片刻之后，便咕哝道——

“你是指——俄国？”

他连点一下头都不愿意。她似乎变得温和起来，乌黑的眼睛非常安静，仿佛是在脑海里搜寻着比喻，为它的所有柔情似水的联想。可是突然间她像靡菲斯特那样蹙额皱眉。

“是的。或许是不足为怪的吧。是的。住在那边的人被罪恶所吞噬，受到那些比食人魔、食尸鬼和吸血僵尸更坏的人监视。他们必须被驱逐，被消灭干净。就这个任务而言，如果男人和女人是坚定而忠诚的，其他一切事情就都不重要了。我最终就是这么想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人不要为了各种寻常小事争吵。记住这一点，拉祖莫夫。”

拉祖莫夫没有在听。他在一种忧郁的宁静中甚至丧失了被人监视的感觉。他的不安，他的恼怒，他的不屑一顾，终于被所有那些令人头痛的时刻磨钝了。在他看来，如今它们是永远被磨钝了。“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对手，”他心想，怀着确信无疑的得意之感。那位女革命家停止了说话，他并没有看着她，路上没有行人。他几乎忘了他并非独自一人。他又听见她的声音，简短生硬，公事公办，却泄露迟疑不决的心绪，而这是她将沉默拉长的真正原因。

“喂，拉祖莫夫！”

拉祖莫夫转过脸去不看她，像那种听见走调的人那样做了个鬼脸。

“告诉我，就在行动的那天早上，你真的是在大学里听课吗？”

可感知的一秒钟的一个片段流逝之后，他才领会这个问题的真实含义，像火光一闪子弹射出片刻之后才击中。幸亏他松开的手准备攥住大门的栅栏。他死劲抓住它，可他那种镇定自如不见了。他只能发出一种咕噜噜、气呼呼的声音。

“好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她催促道。“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这一点必须为你辩护。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太沉默寡言了，恐怕是。你是在以自身的某种痛苦为食。你不是一个狂热的人。这样，你说不定是反而更坚强了。但你告诉我总该可以的吧。我们想稍微多了解你一点。我的印象是那样强烈……你真的去听课了吗？”

他的嗓音恢复了。这一枪没有射中他。这是随意的射击，总之，更像是一个迫近的信号。显然是要努力自我保护了。而她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可他做好了战斗准备；他胸有成竹，朝她转过身来，脸上的肌肉都没有动一下。

“当然了，”他说道，毫不起劲，暗暗地绷紧，但是极为自信。“听课——当然了，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觉得起劲的是她。

“我是在一封信里看到的，彼得堡的一位年轻人写的信；自然，是我们的人喽。你让人看到——你让人注意到拿着笔记本，无动于衷，做着笔记……”

他用一动不动的目光将她笼罩。

“那又怎么样？”

“我把这种冷静叫做卓越——如此而已。这证明一种非同寻常的性格力量。那位年轻人写道，从你的表情和举止，没有人猜得出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你所扮演的角色——那个非凡、重大、光荣的角色……”

“噢，是的。没有人猜得出来，”拉祖莫夫俨然赞同道，“因为，你不知道吗，那个时候没有人……”

“是的，是的。可尽管如此，你似乎仍是一个异常刚毅的人。你看上去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后来让人怀着惊奇想起来的……”

“这没花我什么力气。”拉祖莫夫声明道，仍是那副目不转睛的庄重模样。

“那就简直是更精彩了呀！”她惊呼起来，然后便陷入沉默，而拉祖莫夫暗自问道，他在那儿是否并未说过一些完全不必要的——乃至更糟糕的话。

她热切地抬起头来。

“你是打算要留在俄国的？你做过计划……”

“不，”拉祖莫夫不慌不忙地打断说，“什么样的计划我都没有做过。”

“你只不过是一走了之？”她插嘴道。

他缓缓颔首称是。“只不过是——对。”他抓住大门栅栏的手渐渐放松下来，仿佛是获得了那种信念，眼下任何随意的射击都撂不倒他。忽然他灵机一动找补说，“雪下得非常大，你知道。”

她的脑袋微微一动表示知道，像是此类事业中的一名专家，兴趣颇浓，对每一点都能够作出内行的理解。拉祖莫夫记起他听到过的一些东西。

“我折进一条狭窄的小街，你知道，”他马马虎虎地接着说道，仿佛是不值一提似的打住话头。然后他便记起另一个细节，把它丢在她面前，像是满足她好奇心的一种轻蔑施舍。

“我觉得很想在那儿躺下来睡一觉。”

她对这种症状咂一下舌头，实在是非常诧异。接着——

“可那本笔记本！那本让人惊奇的笔记本，老弟。你不是想说事先把它放在口袋里了吧！”她嚷嚷道。

拉祖莫夫大吃一惊。这恐怕是个急迫的信号。

“我回家了。直接回到我的房间去，”他清清楚楚地说道。

“多冷静的人！你敢？”

“有什么不敢的？我向你保证，我平静之极。嘿！说不定是比现在更平静呢。”

“比起你沉溺于那种痛苦的心绪，我更喜欢现在的你，拉祖莫夫。那幢房子里没人看见你回去——是吗？这怕是有些奇怪呀。”

“没人，”拉祖莫夫不容分辩地说道。“门房，房东，使女，全都没碰到。我像个幽灵似的上楼。那是个昏暗的早晨。楼梯黑乎乎的。我像个幻影似的悄悄往上走。是命？是运气？你怎么认为的呢？”

“我只是看见！”女革命家的那双眼睛幽幽发光。“嗯——然后你就考虑……”

这一切在拉祖莫夫的脑子都是现成的。

“不。我看了一下表，既然你想知道。时间刚好。我拿起笔记本，踮着脚尖下了楼梯。你听见过有人一圈一圈跑下楼梯深井时的那种噼啪声吗？他们在底下安了一盏日夜点燃的煤气灯。我想它这会儿还在那儿闪亮吧……脚步声消失了——火焰闪烁……”

他留意到那种惊讶的波动从盯住他面孔的那双沉着好奇的黑眼睛里掠过，仿佛是女革命家将他嗓子里的声音吸收进她的瞳孔而非耳朵似的。他克制住自己，将手抹一下额头，迷惑不解，像那种大声做梦的人。

“学生早上不去上课还能去哪儿呢？晚上则另当别论了。要是整个屋子都在那儿看着我，我也无所谓的。但我想那儿是没有人的吧。最好是不让人看见或听见。啊哈！那些既没有被看见又没有被听见的人是幸运的——在俄国。你不羡慕我的运气？”

“非常诧异，”她说道，“如果你有决心还有运气，那你手头的工作就真有可能获得宝贵的结果。”

她的语气是诚挚的；在拉祖莫夫看来是若有所思的，甚至好像她已经是在心里给他分派属于他的那份工作了。她垂下眼帘。他等候着，眼下不是很警惕了，但由于领会到那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他的神态显得专注严肃。那封彼得堡来信里写他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个学生，不消说——革命宣传的某个上当受骗的白痴，外来破坏性观念的某个愚蠢奴隶。一个瘦长、饥肠辘辘、红鼻子的身影在他内心的搜索中浮现出来。肯定就是这个家伙！

那种对整件事情完全错误的判断，那晴天霹雳般将他的生活击碎的理想主义罪犯的那种自我蒙蔽，在另外那些傻瓜的错误推测的残骸中一再随声附和，这些都让他暗暗发笑。想象那个饥饿而可怜的低能儿向革命难民的好奇心提供这个纯系捕风捉影的细节！他一点都不把它看作是构成威胁。正好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对他是颇为有利的，只能是以适当的谨慎接受下来的一点险诈的运气而已。

“可是，拉祖莫夫，”他听见那个女人若有所思的声音在说，“你并没有长着幸运之人的那种面孔。”她抬起那双重新流露兴趣的眼睛。“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做完了活你只是一走了之，到你屋里去了。这种事情有时会成功的。我想这是事先商定的吧，完事之后，你们各走各的路？”

拉祖莫夫保持严肃的神态，以及那种深思熟虑不无警觉的说话腔调。

“那样做岂不是最好吗？”他用不动感情的口吻问道。“不管怎么说，”等候片刻之后他找补道，“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并没有想太多。我们根本就没有正式讨论过行动路线。这一点是不用说的，我想。”

她轻轻点头，赞成他的说法。

“你，自然是，想要留在俄国的咯？”

“就想留在圣彼得堡，”拉祖莫夫强调说。“对我来说这是唯一安全的步骤。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对！对！我知道。毫无疑问。而另外那个人——这个似乎只能让人惋惜的妙人哈尔丁——你不知道他的打算吗？”

拉祖莫夫预见到这样的问题肯定迟早会向他提出来的。他稍稍抬起手来，然后让它们在身旁无力地落下——仅此而已。

是那个白发苍苍的女阴谋家率先打破沉默。

“非常奇怪，”她慢吞吞地说道。“你不觉得，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他说不定是想要再跟你联系的吗？”

拉祖莫夫发现他无法克制住嘴唇的颤抖。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要说话的缘故。否认的手势是不能再做了。他必须说话，要是弄清楚那封圣彼得堡来信的内容就好了。

“次日我待在家里呢，”他说道，稍稍屈身，目光刺入那个女人的黑眼睛，这样她就不会注意到他嘴唇的颤抖了。“是的，我待在家里。正如我的行动让人记得和写下的那样，那你说不定是知道了，我在次日的课上没有被人看见。是吧？你不知道吗？唔，我逗留在家——那个漫长的日子。”

仿佛是被他颤抖的语气所打动，她咕哝了一句同情的话，“我明白！那天肯定是够呛。”

“你似乎懂得人的情感，”拉祖莫夫镇静地说道。“难堪的一天。可怕的一天；那一天糟透了。那还没完呢。”

“是的。我懂。后来，当你听说他们抓到他的时候。难道我不明白在英勇奋战之后失去同志的那种感情吗？留下来的那种羞耻感。而我能记起很多很多。没关系。他们马上就会遭到报复的。而死亡是什么？无论如何它都不像某种生活那样可耻。”

拉祖莫夫感觉到胸口有些激动，一种微弱而不舒服的颤动。

“某种生活？”他重复道，目光锐利地看着她。

“那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生活。生活吗？不是！在人世的卑污不义之中苟且度日。生活，拉祖莫夫，要不变得可耻就必须叛逆——无情的抗议——时时刻刻。”

她平静下来，火热的激情使得她眼里溢满的泪花顷刻变干，而她正是用那种干练、公事公办的态度接着说道——

“你懂我的意思，拉祖莫夫。你不是一个狂热的人，可您身上有一股巨大的叛逆的力量。我最初看到你的时候就立刻感觉到这一点了——你记不记得——在苏黎世。啊！你充满愤愤不平的叛逆。那样很好。愤慨有时会变得疲乏，复仇本身会变得厌倦，可那种坚定的必要性和正义感将你和哈尔丁的双手武装起来，去打倒那个丧心病狂的畜生……因为事情就是那样——只能是那样！我一直在仔细思考这一点。事情只能是那样。”

拉祖莫夫微微鞠一躬，脸上那种几乎是险恶的不动声色将这个动作的讥讽掩盖了起来。

“我不能代替死者说话。至于我本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行为是出于必要性，出于那种——嗯——惩罚的正义性。”

“很好，这样说，”他暗自说道，而她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乌黑而诡秘，像内心的大洞穴，坐落着革命思想暗中策划的渴望变革的狂暴手段。仿佛事事都可以改变似的！这个人世间，什么都不会被改变——幸与不幸都不会被改变。它们只会被替换，以良心败坏和生命破碎为代价——是傲慢的哲学家和不务正业的嗜血之徒所玩的一场徒劳无功的游戏。这些想法掠过拉祖莫夫的脑际，而他站在那儿，面对那位革命老手，受到尊敬、信任、具有影响力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她在各个政党的“活跃”部门说话都是那样有分量。她比伟大的彼得·伊凡诺维奇有代表性得多。剥去辞令、玄想和学说，她便是毁灭性革命的那种真正的精神。而她是他私下里不得不遭逢的对手。以其人之口蒙蔽其人，这给了他一种得胜的快感。有道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思想，这个警句在他心里浮现出来。这是那种玩世不恭的理论的非常巧妙、非常轻蔑的运用。以其人之口所嘲弄的，是这个女人体现出来的那种无情革命的精神，她头发雪白，乌黑的眉毛像两行弯弯曲曲的墨汁，让若有所思的蹙额勾起的陡直皱纹聚拢在一起。

“就是这样。惩罚。毫不怜悯！”便是她沉默的结论。而这沉默一旦打破，她便变得冲动起来，用动人肺腑的短句接着说道——

“听一听我的故事，拉祖莫夫……”她的父亲是一位聪明却倒霉的工匠。他辛勤的日子从未燃起过欢乐。他五十岁过世；他喘着气度过的毕生岁月受制于主子们的贪婪，向他征收水的价钱、盐的价钱、他呼吸的空气的价钱；向他额头的汗水课税，索取他儿子们的鲜血。没有保护，没有指导！社会有什么要对他说的呢？要顺从，要正派。要是你反抗我就杀了你。要是你偷窃我就把你关起来。可要是你受苦我就什么都给不了你——什么都没有，除了或许有一块少得可怜的救济面包之外——但对你的烦恼没有安慰，对你的男子气概没有尊重，对你悲惨生活的哀痛没有怜悯。

于是他干活，他受苦，他死掉。他死在医院里。站在共用墓地旁，她想到他那种受尽折磨的生活——她全都看见了。她断定，人生淳朴的快乐，最卑微的人与生俱来的那种快乐，而这是他那颗温柔的心所拥有的，被那个社会的罪恶给剥夺了，而这是绝对不可宽恕的。

“是的，拉祖莫夫，”她用感人而低沉的嗓音继续说道。“那就像是一道血红的光，而我沐浴着这道光，几乎还是个孩子，诅咒的不是成为他命运的那种辛劳，那种悲惨，而是造成社会极大不公的那个体制，它基于没有回报的辛劳和无人怜悯的痛苦。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了一名革命家。”

拉祖莫夫，试图从那种引起藐视或怜悯的危险的软弱之中超脱出来，保持一副面无表情的神色。而她，怀着一丝并不做作的纯粹的心酸苦涩，他和那个女人接触以来初次觉察到的心酸苦涩，继续说道——

“而我无法上教堂去，那个体制的神甫在那儿劝导我这种无足轻重的害虫要顺从忍耐，一经知道如何找到途径，我就去了那些秘密社团。我那时十六岁——不过是那个年纪，拉祖莫夫！然后——看看我的白发。”

最后那句话里面既无自豪也无哀伤。那种心酸苦涩也消失了。

“很多的白发。我的头发一向是非常漂亮的，即便是个瘦骨伶仃的小女孩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把头发剪短，觉得那是粉碎社会恶行的第一步。粉碎恶行！很好的口号！我会把它张贴在监狱和宫殿的墙上，刻在坚硬的岩石上，用火焰的字母张挂在那空空的天宇表示希望和恐怖——预示着终结……”

“你很雄辩，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拉祖莫夫蓦然打断道，“只是，到现在为止你好像是把它写在了水上……”

她被将了一军，可并没有生气。“谁知道呢？很快它就会变成事实，写遍我们这块伟大的土地，”她意味深长地暗示道。“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活得很长。白发算不了什么。”

拉祖莫夫看着她的白发：这漫长的忧患岁月的标志，似乎只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叛逆活力的见证。它给那张没有皱纹的面孔、熠熠闪亮的黑眼睛、结实笔挺的身材、成熟个性的那种淳朴、轻快的泰然自若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轮廓——仿佛她在革命朝圣途中发现的，不是永久青春的奥秘，而是永久忍耐的秘诀。

她看上去是多么不像俄罗斯人啊，拉祖莫夫心想。她母亲大概是犹太人或是亚美尼亚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人吧。他认为革命家很少适用于固定的类型。大凡叛逆都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表现——模模糊糊地掠过他的脑际。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中，任何一种环境里，人们都能在一英里之外就把他们给认出来。令人诧异的是警方……

“我们很快就见不到了，我想，”她说道，“我明天离开……”

“去苏黎世？”拉祖莫夫随口问道，但觉得是松了一口气，不是从任何明显的忧虑，而是从一种压力感中解脱出来，像是一场摔跤比赛之后的那种感觉。

“对，苏黎世——还要更远些，说不定要远得多呢。另一场旅行。一旦想到我所有那些旅行！最后一次总有一天是要到来的。没关系，拉祖莫夫。我们得好好长谈一次。如果我们碰不到，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去看你的。彼得·伊凡诺维奇知道你住在哪儿的吧？是的。我本来是想要问他的——但这样更好。要知道，我们在等另外两个人；我可宁愿是等在这儿和你交谈，不愿去那边的那幢房子和……”

她朝大门外面瞟了一眼，刹住话头。“他们来了，”她立刻说道。“好吧，基里洛·西多洛维奇，现在，我们得要说再见了。”

4

对脚下土地的那种不踏实之感，让拉祖莫夫觉得不安。他迅速转过头，看见道路对面的两个人。他们看到自己引起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的注意，便立刻穿越道路，依次通过空荡荡的传达室边上的小门。他们仔细端详那个陌生人，但是并没有不信任，那件深红女式衬衫是个闪亮的安全信号。头一位，无毛大白脸，双下巴，大肚子，而在一件猛然膨胀的大衣底下他似乎有意将肚子发扬光大，只是点了点头，没好气地将目光移开；他的同伴——瘦瘦的，颧骨发红，尖利突出的鼻子底下是两撇军人的红髭须——立刻靠近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向她热情致意。他的嗓门很大却含糊不清，听着像是低沉的嗡嗡声。那位女革命家静静地显出和蔼可亲的……

“这位是拉祖莫夫。”她嗓音清脆地宣布道。

那位新来的瘦子做了个急切的半转身动作。“他想要拥抱我呢，”我们的那位年轻人心想，整个人猛地往后一退，而他的四肢却似乎太沉重，并没有动弹。可这是一种平白无故的惊慌。眼下他是在和一代谋反者打交道，而这些人并不互相亲吻两个脸颊；他抬起一只感觉是像铅一样沉的胳膊，把手落到一只大大摊开的手掌里，无肉而发烫，仿佛是让发烧给烧干了似的，瘦骨嶙峋地握紧，意味深长，像是在说，“咱俩之间无须言语。”

那人有一双睁得大大的大眼睛。拉祖莫夫觉得，在那种哀伤的眼神背后他看得见微笑。

“这位是拉祖莫夫，”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对那位胖子高声重复道，而后者隔着一段距离展示他肚子的侧面。

没有人动弹。声音、姿势、动作和纹丝不动，一切似乎都成为一场实验的组成部分，而其结果便是一个微弱的嗓音带着滑稽可笑的怒气尖声响起——

“哦，是的！拉祖莫夫。一连几个月，除了拉祖莫夫先生我们什么都没听说呢。至于我，老实说，我更愿意在这个地方看见哈尔丁而不是拉祖莫夫。”

落在“拉祖莫夫——拉祖莫夫先生”上的那个吱吱响的重音荒谬刺耳，像马戏团小丑要绕着弯子说笑话时的那种假嗓子。拉祖莫夫起初的反应是诧异，随后是突如其来的愤慨。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口气严厉地问道。

“嘘！傻里傻气。他老是这个样子。”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显然懊恼了。可她从嘴里不慎掉落出来的那个信息，“内卡托”，声音大得刚好让拉祖莫夫听见。胖子那种唐突的吱吱声像是从他大衣底下捂着的气球那样的东西上面发出来的。他那种迟钝的态度，那双大脚，那双无力地垂挂着的手，那对没有血色的大脸颊，那肥肥的脖颈上纷披的缕缕细发，让拉祖莫夫着了魔似的盯着看，近乎恐怖和大笑的凝视。

尼基塔，别号内卡托，押有凶险倾向的头韵！⁽¹⁹⁾拉祖莫夫听说过他。自从他跨过国境线，那些著名的革命斗士便听说过很多；那些传奇，那些故事，那种有根有据的记录，在这半信半疑的世界面前偶尔透露出来。拉祖莫夫听说过他。他杀掉的宪兵和警探据说比任何活着的革命家都要多呢。他被委以执行死刑的任务。

写着字母N.N.，写着这个杀戮的化名的纸片，钉在某个臭名昭著的密探被捅穿的胸脯上（一桩轰动的谋杀案的这个生动细节上了报纸）让人找到，便是他手艺的标志。“奉委员会之命。——N.N.”掀起帷幕一角，让这个目瞪口呆的世界浮想联翩。据说他已无数次出入俄国，那个官僚、省长的内卡托，那个无名告密者的内卡托。拉祖莫夫听说，他不时居住在科莫湖的湖畔，和他那位忠于这份事业的迷人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一起。可是这个家伙，怪头怪脑的，让镇上的狗一见之下就要狂吠起来，怎么能够四处奔走，办理这些阴险毒辣的差事，逃过警察的罗网呢？

“这又怎么了？这又怎么了？”那个声音吱吱叫道。“我只是实话实说嘛。无可否认另外那个人才是主心骨。是啊，要是把他让给我们就更好了。就更有用了。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自然的嘛。”

吱吱，吱吱，吱吱，没有手势，没有动作——是对职业性妒忌的那种极难听的吱吱叫的滑稽模仿——这个绰号凶险地押头韵的人，这个执行革命判决的行刑者，令人闻风丧胆的N.N.，像那种时髦的男高音，让默默无闻的业余歌唱家的表演抢了风头而感到恼怒。索菲亚·安托诺夫娜耸了耸肩。留着威武的红色八字胡的那位同志赶紧走向拉祖莫夫，他那嗡嗡作响的大嗓门满是调解的意味。

“真见鬼！而且还是在这种地方，可以说是在大街上。不过您自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那种古里古怪的俏皮话。一点儿都不重要。”

“您就别操这份心了，”拉祖莫夫嚷嚷道，爆发出一阵长长的大笑。“别提它了。”

对方脸上的潮红就像两块灼伤的伤痕印在颧骨上，他凝视片刻，也大笑起来。拉祖莫夫，他那种快活劲儿一下子消失了，向前跨出一步。

“够了，”他用清楚、犀利的嗓音说了起来，虽说他的腿禁不住在发抖。“我再也不要听到这种话了。我不许任何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含沙射影的想干什么……打听，调查！你们试试看呀，可我不会被耍弄的。”

他以前就说过这种话。面对他人的怀疑，他被逼得喊出这些话。这是一种可恶的循环，每每造成那种抗议，像是他生活中生死攸关的一种迫切需要。但这一点都没有用。他总是要被耍弄的。幸运的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不要听到！”他喊道，拿拳头砸在另一只手的掌心。

“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你这是怎么啦？”女革命家以权威的身份调停。这会儿他们全都盯着拉祖莫夫看；那位警探和宪兵的杀手转过身来，露出圆圆的大肚子，像块盾牌。

“别喊。有人经过。”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担心另一场爆发。一艘从蒙利普斯来的小火轮到达大门对面的栈桥，嘶哑的汽笛和搅水的声响都未引起注意，卸下一小群本地旅客，他们四下散去。只有一名穿灯笼裤的早先游客模样的人，凭一只崭新的黄皮玻璃箱惹人注目，他逗留片刻，透过那幢看似无人居住的私宅堕入蛮荒的庭园，从生锈大铁门内这四个人身上嗅出某种不寻常的气味。啊！要是他知道平凡的旅行突然把什么样的可能性放在他面前就好了。可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他掉转凝视的目光，迈着小步沿林荫路走去，紧盯着一辆电车。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做了个手势，“把他交给我吧，”就把那两个人给打发走了——那个含糊不清嗡嗡作响的嗓音变得越来越微弱，而那种尖声细气的“这又怎么啦？怎么回事？”则因距离而缩减到小型吱吱叫的程度。他们把他交给了她。那么多事情都可以稳稳当当地交给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的经验。于是，她那双黑眼睛立刻转向拉祖莫夫，她的头脑试图弄清楚他这场爆发的实质。它有一定的意义。没有人生来就是积极的革命家。变化来得令人不安，带着某种突然召唤的力量，导致一系列痛苦的怀疑、武断的冒渎、灵魂动荡不宁的状态，最后是在信念的极为激烈的改弦易辙中平息下来。她见过——常常只是揣度——许多这样经历情感危机的青年男女。这位年轻人看上去像那种喜怒无常的自我中心者。再说，这是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案例。她还从未遇见过让她那么感兴趣又那么困惑不解的个性呢。

“小心，拉祖莫夫，我的好朋友。你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你就会发疯的。你对每个人都发火，而对你自己则难以接受，巴望着某种折磨你自己的东西。”

“真是让人受不了！”拉祖莫夫只能喘着气说话。“你得承认，我没法抱有幻想，对那种态度……它不清不楚的……倒不如说，非常清楚的。”

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并非是他勇气不够。谎言的呛人烟雾扼住了他喉咙——想到注定要在那种污染的氛围中不停挣扎下去，再也没有希望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让自己恢复体力。

“你需要的是一杯凉水。”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朝庭园上方那幢房子瞟一眼，摇了摇头，然后朝大门外那片静谧的盈盈湖水瞟一眼。她半是滑稽地耸一耸肩膀，面对着那一派浩淼，放弃了这种治疗法。

“是你，老兄，对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加以责难。怎么回事？是自责还是怎么的？莫名其妙。不能因为你的同志被抓住了，你就把自己交出去呀。”

她通情达理地告诫他，说得一五一十。他受到的接待是无可抱怨的。每个新来的人几乎都要被谈论。每个人必须完全获得默认才受到接纳。照她所记得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获得过那么多信任。很快，非常快，说不定是比他料想的还要快，他就会得到机会，显示他忠于那个粉碎恶行的神圣工作。

拉祖莫夫静静地听着，心想：“恐怕她是想要哄哄我，好让我的疑虑平息下来吧。另一个方面，显而易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他朝旁边移动几步，将胳膊交叠在胸口，倚靠在大门的石柱上。

“至于可怜的哈尔丁的命运中仍旧暧昧不明的地方，”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不知不觉地用慢吞吞的语调说话，而对拉祖莫夫来说，这就像是熔化的铅一滴一滴落下来，“关于这一点——虽说并没有人曾经暗示说，你的行为或是由于害怕或是由于疏忽而没有做到该做的那样——嗯，我掌握着一点情报……”

拉祖莫夫禁不住抬起头来，而索菲亚·安托诺夫娜轻轻点了点头。

“我有情报。你记得刚才我跟你提起的那封圣彼得堡来信吗？”

“那封信？记得清清楚楚。某个好管闲事的人于某日报告我的行为举止。真让人恶心。我想，我们的警察打开这些有趣而——而——多余的信件时，他们是获益匪浅的吧。”

“噢，不是的！警察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弄到我们的信件的。我们说的那封信是等到冰雪消融之后才送出圣彼得堡的。是今年春天离开涅瓦河的第一班英国轮船带走的。船上有个伙夫——事实上，是我们的人。信是从赫尔送到了我这里……”

她停下来，仿佛是对拉祖莫夫目光中那种一成不变的愠怒感到诧异似的，但立刻接着说下去，说得快了很多。

“那儿有我们的人，而那个人……但是不用担心。那封信的作者讲了一个小插曲，而他觉得这件事跟哈尔丁的被捕可能会有关系。那两个人过来时我正要告诉你呢。”

“那也是一个小插曲，”拉祖莫夫咕哝道，“非常迷人的那种——对我来说。”

“别这样！”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嚷嚷道。“谁都不会计较尼基塔的恶声恶气。他这个人没恶意。听一听我要说的事情。你或许能够有点启发。圣彼得堡有个城里的乡下人——拥有马儿的那种人。他多年前到城里来为某个亲戚干活，做赶车人，结果拥有了一辆或两辆出租马车。”

她很可能是省掉了打手势的那点工夫：“慢着！”拉祖莫夫并没有想要说话；眼下他是没法打断她话头的，并没有想要去挽救他的生命。他脸部肌肉的收缩不由自主，是表面轻微的小动作，让他像从前那样专心绷着脸。

“在他那类人里他是很不寻常的——据说，”她接着说道。“那座房子里的人——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和他们许多人谈了话——你知道，那种耻辱又悲惨的大房子……”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不必对那种房子的特征详加描述。拉祖莫夫清清楚楚地看到，高高耸立在她的背上，笼罩在雪花中的一大片黑乎乎的砖石建筑，有那种饮食店长长一排的窗户，非常低矮，油腻腻地闪着灯光。那个夜晚的幽灵追赶他。他奋力抗拒，满腔怒火，筋疲力尽。

“已故的哈尔丁曾碰巧和你说起过那座房子吗？”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很想知道。

“说过的，”拉祖莫夫做出这个回答，想知道他是否正在掉进一个陷阱。跟这些人撒谎是那样丢脸，因此他恐怕是没法说没有说过。“他有一次跟我提到过，”他找补道，仿佛是在努力回忆似的，“那样一座房子。他过去常常去那儿探望几个工匠。”

“正是。”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心满意足。跟她通信的那个人和住在那边房子里的一个工匠交了朋友，从房子里的人的谈话中很偶然地发现了那件事。他们把哈尔丁的出现描绘得十全十美。他把令人安慰的希望的话语带进他们那种悲惨的境遇。他的来访没有规律，可是他来得很频繁，而且——跟她通信那个人写道——偶尔在房子里过上一夜，他们认为，是睡在一个朝向内院的厩棚里。

“注意，拉祖莫夫！是在厩棚里。”

拉祖莫夫以一种残忍而逗乐的默认倾听着。

“对。是在稻草堆里。那大概是整座房子里最干净的地方了。”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赞同道，眉头深深蹙起，似乎将她那双黑眼睛阴森森地聚得更拢。那么多人在俄国注定要忍受的那种污秽和凄惨，没有哪只四足动物受得了的。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证明哈尔丁熟悉那个拥有马儿的乡下人——那个鲁莽、独立、无拘无束的家伙，住在那座房子里的其他人都不是太喜欢他。据说他是一帮入宅行窃的强盗的同伙。这些人被抓获了几个。但不是在他替那些人驾车的时候；可仍有怀疑认为，是这个家伙给了警方线索而且……

女革命家突然忍住不说了。

“那么你呢？你可曾听你朋友说起一个叫作赞米亚尼奇的人？”

拉祖莫夫对那个名字有准备。他在留神提防着那个问题。“一旦问起来我就老实交代，”他暗自思忖道。可他不着急。

“确实！”他慢吞吞地说了起来。“赞米亚尼奇，拥有一个马队的乡下人。对的。提到过一回。赞米亚尼奇！当然！赞米亚尼奇的那些马儿……岂能如此这般从我的记忆里溜掉呢？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次谈话中的一次。”

“这就是说，”——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显得非常郑重，——“这就是说，拉祖莫夫，是在不久之前——是吗？”

“什么之前？”拉祖莫夫喊道，朝那个女人迎上去，而那个女人一脸诧异却站稳脚跟。“之前……噢！当然了，是在之前！怎么可能是在之后呢？是在几个钟头之前。”

“那他说他好话了吗？”

“说得热情洋溢呢！赞米亚尼奇的那些马儿呀！赞米亚尼奇的自由灵魂呀！”

拉祖莫夫从大声说出的这个名字中获得一种凶狠的快乐，而这个名字此前从未在他嘴里咕哝得让人听得见。他两眼灼灼地盯住那个女人，直到她那种着迷的表情终于让他回过神来为止。

“已故的哈尔丁，”他说道，控制住情绪，垂下眼帘，“倾向于突然爱上人民，基于——基于——该怎么说呢——并不充分的理由。”

“好啦！”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拍了拍手掌。“依我之见，这样一切就解决了。跟我通信的那个人产生的怀疑是……”

“啊哈！跟你通信的那个人，”拉祖莫夫简直是以公然嘲弄的语气说道。“什么样的怀疑呢？怎么产生的呢？因为这个赞米亚尼奇？大概是某个酒醉糊涂、唠唠叨叨、花言巧语的……”

“你说起话来好像是认识他似的。”

拉祖莫夫抬起头来。

“不认识。可我认识哈尔丁。”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郑重地点点头。

“我明白。照我看，你说的每句话都证实那封极有趣的信里告诉我的那种怀疑。有一天早上，这个赞米亚尼奇让人看到吊在那个厩棚的钩子上——死了。”

拉祖莫夫深深感到悲哀。这是可以觉察到的，因为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心里一动，快活地说道——

“啊哈！你明白过来了。”

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那个地窖似的厩棚里，在灯笼洒下阴影辐条的光线中，那具穿着羊皮外套和长筒靴的尸体吊在墙上。尖尖的兜帽，末端缠绕至眼睛，将面孔遮去。“但这不关我的事，”他思索道，“这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地位。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把他给痛打一顿的。他没法知道的。”拉祖莫夫替那位爱好醇酒和妇人的老头感到难过。

“是的。他们有些人就是那样收场的，”他嘟囔道。“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其实是跟她通信的那个人的想法，而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全盘采纳了。她用一个词表述——“悔恨。”拉祖莫夫对此睁大了眼睛。向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报告的那个人，通过倾听那座房子里的谈话，通过把这一点和那一点拼凑起来，将哈尔丁和赞米亚尼奇的关系的实质差不多是搞清楚了。

“只有我才能把你确定不了的东西告诉你——你的朋友后来有个自救的方案，不管怎样都要离开圣彼得堡。说不定是仅限于此了，剩下的都要寄希望于运气了。而那个家伙的马儿就是这个方案的组成部分。”

“他们真的是查明真相了，”拉祖莫夫暗自惊奇，同时深明大义地点了点头。“是的，有可能，很有可能。”而那位女革命家却非常肯定，事情就是这样。首先，哈尔丁和赞米亚尼奇之间有关马儿的谈话让人偷听到了一部分。然后，当他们那位“年轻绅士”（他们不知道哈尔丁的名字）不再造访这座房子时，房子里的人就起了疑心。他们有些人曾指责赞米亚尼奇，认为他对这种缺席是知道一点什么的。他愤然加以否认；可自从哈尔丁不再露面之后，事实上他是变了个人，变得抑郁而消瘦。最后，在和某个女人（他在向她求爱）的一次争吵中，住在那座房子里的绝大多数人显然参与其中，他那位主要仇敌，一位体格健壮的小商贩，公然辱骂他是个告密者，骂他驾着车把“我们那位年轻绅士送去了西伯利亚，正如你对那些入室偷窃的小伙子所做的那样”。结果便是打了一架，而赞米亚尼奇从楼梯上被扔了下去。于是他便喝了一星期的酒，意气消沉，接着就上了吊。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从那个传言中得出结论。她指责赞米亚尼奇，要么是在某个赶车的日子里酒后失言，在某家下等酒馆——说不定就是在那座房子底层的饮食店里让密探偷听到了——要么大概是干脆去告发，随之便后悔了。这种人什么都会干得出来。人们说他是个朝三暮四的老家伙。如果说在与窃贼有关的事情中他以前曾和警方混在一起——看来是一定的，尽管他总是加以否认，那么他跟警方的某些爪牙肯定是关系不一般，那些人老是在物色一些东西汇报。在那个恶棍P罪有应得的日子之前，他说的东西起初可能算不了什么。啊！但后来一点一滴的线索和情报就都起作用了，而他们终归是注定要抓到哈尔丁的。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把手掌摊开——“注定的。”

宿命——机缘！对那些貌似真实的可疑推断，拉祖莫夫怀着默默的诧异陷入沉思。它们显然是对他有利的。

“现在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确凿的证据，这么做是对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又非常镇静和慎重了。三天前她收到那封信，可并没有立刻给彼得·伊万诺维奇写信。当时她知道，她马上就有机会跟几位实干家见面，这些人为了一个重要的计划被召集起来。

“我觉得，要是能让大家好好看一看这封信，那就会更有效果。眼下它就放在我口袋里呢。你知道，遇到你我是多么高兴。”

拉祖莫夫暗自说道，“她不会让我看这封信的。不大可能。她把跟她通信的那个人所发现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吗？”他很想看这封信，可他觉得不可以问她要。

“请告诉我，可以说这是一次安排好的调查吗？”

“不是，不是，”她断然申辩道。“你又来了，又那么敏感了。这让你变得愚蠢。岂不知，即便有人想那么做，也不存在调查的起点。完全是空白！这恰好是某些人指出的要小心接纳你的理由。事情完全是碰巧，起因于跟我通信的那个人偶然结识的一个聪明的皮贩子，恰恰是寄宿在那座贫民窟的房子里。绝妙的巧合！”

“虔诚的人会说，”拉祖莫夫面带苍白的笑容暗示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之手的安排。”

“我那位可怜的父亲会这么说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并没有笑。她垂下眼睛。“这倒不是说他那位上帝曾经帮助过他。上帝为老百姓安排一切的那种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总之，事情解决了。”

“那些人所说的‘我们的年轻绅士’，要是能够确信就是维克多·哈尔丁，”拉祖莫夫以毫无偏袒的沉思表情说道，“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完全定下来了。这一点我们能确信吗？”

“是的。没有搞错。跟我通信的那个人和你本人一样熟悉哈尔丁的相貌。”那个女人断然宣布道。

“毫无疑问是那个红鼻子家伙了。”拉祖莫夫暗自说道，心里又燃起焦虑不安。他本人对那座可恶房子的造访没有受到注意吗？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正好是那个憔悴的好事之徒搜集的大众闲话的合适材料。可那封信似乎并没有包含这方面的暗示。除非是她忍住没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原因何在？如果事情真的是逃过了那个饥肠辘辘的民主主义者的刺探，而他具有那种该死的天赋，从描述中就能把人认出来，那么这只能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发现的，赶紧再写一封信——这下！

尽管拉祖莫夫的性情险恶鲁莽，以憎恨和藐视为养料，可他心里还是发抖了。这种性情保护他免遭寻常的恐惧，却让他难以抵御被这些人任意摆布的厌恶感。这是一种迷信的恐惧。眼下，既然是以赞米亚尼奇为代价，由于这些人自身的愚蠢，他的地位变得更牢靠了，他便感觉到那种十足安全的需要，要能够不直接撒谎，有权力在他们中间行动，沉默无言、不加质询、留心倾听、捉摸不透，就像他们那种犯罪和犯傻的命运。这已经成为他的有利条件了吗？或者还没有？还是根本就不会有呢？

“唔，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他那种勉强让步的神气只是真诚到这种程度，不拿问题考验一下她的诚意，他确实是很不情愿和她分手，而这个问题是怎么都没法提出来的；“唔，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

“那个人对他自己作出了公断，”那个女人评论道，仿佛是想到就说了出来。

“什么？噢，对！悔恨，”拉祖莫夫用模棱两可的轻蔑语气嘟囔道。

“如果是失去了朋友，基里洛·西多洛维奇，那就不要苛刻了吧。”她的语气并没有些微的温柔，只有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似乎从复仇的想象中片刻摆脱出来。“他是一个老百姓。那种淳朴的俄罗斯人的灵魂是绝不会完全不知悔改的。知道这一点还是重要的。”

“给人安慰？”拉祖莫夫用询问的语气暗示道。

“休要挖苦，”她粗声粗气地阻止他。“记住，拉祖莫夫，妇女、儿童和革命家讨厌反讽，它是一切救赎本能、一切信仰、一切献身、一切行动的对立面。别挖苦了！休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有那么一些时刻你却让我感到憎恶……”

她掉转面孔。一阵无精打采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仿佛这个情境中的所有电流都在那迸发的激情中释放了似的。拉祖莫夫并没有退缩。她的指尖突然触到他袖子上。

“别介意。”

“我不介意。”他非常安静地说道。

他感到自豪的是她一点都看不懂他的表情。他的怒气确实平息下来，从一种莫名的压抑感中摆脱出来，即便只是在片刻之间。他突然暗自问道，“我究竟干吗去那座房子呢？这是低能儿做的事情。”

他感到深深的厌恶。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继续逗留着，用友好的态度说话，明显有一种安抚的意思。说的仍是那封著名的信，说起和她通信的那个人提供的各种小细节，而此人从未见过赞米亚尼奇。和她通信的那个人开始频频造访那座房子前的几星期，那位“悔恨的牺牲品”被埋葬了。它——那座房子——有着很好的革命材料。哈尔丁的英勇精神掠过那些阴暗可怜的陋室带来希望，要从压迫人类的所有苦难中得到普遍救赎。拉祖莫夫听而不闻，为新生的欲望而苦恼，想要做到安全，不依靠那种直接说谎的有辱人格的手段，而他有时感到这几乎是不可能实行的。

不。他想要获悉的要点根本不会出现在这种交谈中。没有办法把它提出来。他后悔没有编造一个十分适合在国外使用的故事，他因此便可以承认他跟那座房子的那种要命的关系。可他离开俄国时并不知道赞米亚尼奇上吊自杀了。不管怎么说，谁能预见到这个女人的“线人”，在社会革命的净化之火中等候毁灭的所有贫民窟中，单单撞上了那个贫民窟呢？谁能预见得到？没有人！“这是一个十足的意外，恶毒的意外，”拉祖莫夫心想，在他那种谜一般的优越姿态中一脸沉静，一边颔首赞同索菲亚·安托诺夫娜谈论的“老百姓”的心理特点，“噢，对——当然了，”语气有些冷淡，可手指上有一种神经质的渴望，想要把某种供词从她喉咙里拽出来。

接着，就在最后一刻，在分手的当口，他的紧张感已经松弛下来，听见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提到他忧虑不安的那个话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猜了，当时他心不在焉，可它一定是从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的抱怨当中冒出来的，抱怨老百姓的那种荒谬悖理。例如——那个赞米亚尼奇是出了名的不虔诚，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星期，他却被那种念头折磨，他被魔鬼揍了一顿。

“魔鬼，”拉祖莫夫重复道，仿佛是没有听懂似的。

“真的魔鬼。魔鬼本人。您完全可以显出诧异的样子，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就在可怜的哈尔丁被抓住的那天傍晚，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露面，在赞米亚尼奇烂醉如泥躺在厩棚里时，骇人听闻地把他痛打一顿。那个可怜的家伙遍体鳞伤。他把伤痕给那座房子里的人看。”

“可你，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你并不相信有真的魔鬼的吧？”

“你信吗？”那个女人冷冷反驳道。“可就是相信很多人比魔鬼还坏，把人间变成地狱。”她暗自嘟囔道。

拉祖莫夫注视着她，劲头十足，白发苍苍，稀疏的眉毛之间刻有深深的皱褶，她黑漆漆的目光懒洋洋地掉转开去。她显然并没有重视这个故事——除非，这真是那种十足的两面派伎俩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她进一步解释道，“此前在那儿从未看见过，此后从未看见过。你笑什么，拉祖莫夫？”

“笑所有那些年代过去之后魔鬼依然年轻，”他从容镇定地答道。“可是既然那个牺牲品，你说，当时烂醉如泥，谁能说出他的样子呢？”

“噢！是那个饮食店的店主说出了他的样子。一位盛气凌人、黑不溜秋的年轻人，身披学生斗篷，此人冲进屋子，查问赞米亚尼奇，把他暴打一顿，一言不发就急匆匆地走掉了，让那位饮食店店主吓得动弹不得。”

“他也相信那是魔鬼？”

“这个我不敢肯定。我听说他很不喜欢谈这件事情。那些卖烈性酒的通常都是大坏蛋。我认为这件事情他比谁都知道得多。”

“嗯，那么你，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你怎么看呢？”拉祖莫夫用饶有兴味的语气问道。“你的看法还有你那位线人的看法，而那个人处在负责的地位。”

“我同意他的看法。某个乔装打扮的警察狗子。还有谁会那样毫无心肝地殴打一个无助的人呢？至于说别的，如果他们那天出去搜查每一条线索，旧的线索和新的线索，很可能就会觉得，不妨把赞米亚尼奇抓起来弄到更多情报，或是验明身份，或是其他什么的。他们派某个恶形恶状的侦探去把他带来，结果发现他醉成那个样子，便恼怒起来，在他的肋骨上打断了一根厩棚叉子。后来，他们牢牢套住那条大鱼之后，就再也没有费心去考虑那个乡下人了。”

这便是那位女革命家在这次交谈中说的最后一番话，如此接近于真相，而在想法和结论的真实性方面有所背离，其背离的程度让人意识到人为谬误的那种颠扑不破的本质，让人窥见最大程度的自我蒙蔽。拉祖莫夫跟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握了手，离开庭园，穿过那条路，在小汽船码头上走出去，然后便倚着栏杆。

他的心情舒畅；好多天都不知道有这种舒畅了，自从那一天晚上……那个晚上到现在。和那位女革命家的交谈让他看到他的危险，恰恰是在这种危险非常典型地消失不见的时候。“我应该预见到这些人心里会产生的怀疑，”他心想。随后他的注意力便被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吸引住了，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躺在底下，他开始推测那个地方的水深有多少。可是很快，他惊觉于这种奇特的不合时宜的超然之状，便重新恢复了思路。“我起先就应该把谎话说得可以让人接受，”他暗自说道，单是这种想法就让他极度厌恶，而这让他内心的话语沉寂下来，隔了相当明显的一段时间。“幸好，现在没事了，”他思索道，片刻之后又脱口暗自说道，“多亏了魔鬼。”便轻轻笑了起来。

赞米亚尼奇的结局随后便吸引了他恍惚的思绪。他并没有完全被这种解释逗乐，可他对此却忍不住感到某种趣味。他暗自承认，如果在离开俄国之前就知道自杀那件事，他就没法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那样出色地利用它了。他应该无限感谢那个长着红鼻子的家伙，感谢他的耐心和智谋。“显然是个绝妙的心理学家呢，”他暗自挖苦道。悔恨，真是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事例，显示您那位真正的反叛者的盲目无知，显示想法单一的人的那种愚蠢的敏锐。这是一出爱情戏，不是一出良心戏，拉祖莫夫继续暗自嘲弄道。那个老家伙正在奉承巴结的女人！那个身强力壮的小商贩，显然是个竞争对手，从楼梯上把他扔下去……而六十之年，对一个终生不渝的情郎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挺得过去的事。这是和彼得·伊万诺维奇特征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在这无以复加的危难时刻，可想而知，即便是杯中物的安慰也会辜负他的。这样一个年纪，只有上吊的绳子才能治愈那一阵阵极其强烈的激情。此外，还有那种控制不住的恼怒，缘于不公正的诽谤和那座房子里的无礼言行，以及对那场神秘暴打的令人发狂的无从解释，添加在那些天真而苦痛的哀伤上面。“魔鬼，是么？”拉祖莫夫大声说道，心里激动起来，仿佛是做出了一项有趣的发现似的。“赞米亚尼奇以堕入神秘主义而告终。我们很多真正的俄国人的灵魂最终都是这样！非常典型。”他对赞米亚尼奇产生了怜悯，宽大的中立的怜悯，就像对一群无知无觉的大众，从上方看见的一大群人——像一窝履行其命运的爬行的蚂蚁会产生的那种怜悯。好像是这位赞米亚尼奇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似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那位自负而傲慢的“某警察狗子”则是另一种样子的俄国典型。可那儿并没有悲剧。这是一出有关谬误的喜剧。好像是魔鬼本人在轮流戏耍他们所有人似的。首先是对他，然后是对赞米亚尼奇，然后是对这些革命家。这是魔鬼的自娱自乐……他用跟自己寻开心的念头打断那种孜孜不倦的内心独白。“哈啰！我也在堕入神秘主义呢。”

他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舒畅。他转过身，舒舒服服地背靠在栏杆上。“这一切都与神妙的倾向契合，”他继续思索道。“我的号称是英勇行为的那种光辉，再也不会被那位所谓的同事的命运弄得黯然失色了。这是神秘主义者赞米亚尼奇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机会帮了我。再也没有撒谎的必要。我只要倾听就行了，不让我的轻蔑凌驾于我的谨慎之上。”

他叹了口气，抱着胳膊，下巴垂在胸口，过了好长时间才从那个姿势中向前走动起来，想起他下决心要在那天做某件重要的事。他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可他并没有费心去想，因为他忐忑不安地相信，他马上就会想得起来的。

他朝城里还没走上一百码，便放慢速度，脚步几乎有些踉跄，看见一个人影从对面走来，裹在斗篷里，藏在宽边软帽底下，奇趣盎然但却咪咪小，像是透过观剧望远镜大端让人望见的那样。要避开这个小不点男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撤退的出口。

“另一个去参加那个神秘会议的人，”拉祖莫夫心想。他猜得没错，只是这一个，私底下是认识他的，不像另外那些远道而来的人。然而，他希望只是鞠个躬继续往前走，可要忽视那只细小的手，长着毛茸茸的腕子和关节，从斗篷褶子底下友好地伸出来，却是不可能的，而那件斗篷，不管天气是多么暖和，都穿成西班牙的样子，一角甩在肩上。

“拉祖莫夫先生怎么样啊？”响起用德语发出的问候，单是这一点就让那个蔼然识别的对象感到更厌恶了。这位微型人物凑近看像是一个缩小的普通身材的人，高耸的额头在抬起帽子的瞬间裸露出来，椒盐色的丰满大胡子在比较宽阔的胸膛上铺展开来。纤细陡峭的鼻子在薄薄的嘴巴上凸出，嘴巴藏在大片细毛中。这一切，显豁的面貌，相对细小却强壮的四肢，都显得小巧玲珑而没有一丝衰弱痕迹。只是那双棕色的杏仁形眼睛太大，眼白微微充血，是灯下笔头活做多了的缘故。拉祖莫夫熟知这位默默无闻的小不点名人。通晓多种语言，家世未知，国籍不明，无政府主义者，性情迂腐而激烈，极具煽动性的谩骂本领，是隐藏在幕后的强人，这位粗暴的小册子作者大声疾呼革命正义，这位裘力乌斯·拉斯帕拉，《现行语汇》的编辑，谋反者的心腹知己，血腥恐吓和告示的撰述人，被怀疑是暗中参与每一桩阴谋活动。拉斯帕拉住在旧城一所昏暗狭窄的房子里，是崇拜他博爱家辩才的一个天真的中产阶级人士送给他的房子。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两个女儿，她们高出他的脑袋和肩膀，还有一个瘦瘦的脸色发青的六岁男孩，穿着蓝棉布工装裤和笨头笨脑的靴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萎靡憔悴，男孩大概是属于她们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大概是谁都不属于。没有陌生人能够看得出来。拉斯帕拉毫无疑问知道是哪一位姑娘，正是她，漫不经心地消失了几年之后，领着那个小孩，同样是漫不经心地回到他身边；但是，怀着可敬的迂腐，他忍住没有问她细节——没有，连那个父亲的名字也没问，因为母性应当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运作。拉祖莫夫两次获准进入那个顶楼套间，有几间黑乎乎的小房间：布满灰尘的窗玻璃，到处乱丢的各式垃圾，半满的玻璃茶杯遗忘在每张桌上，那两个拉斯帕拉女儿东游西荡，谜一般沉默，睡眼朦胧，不穿胸衣，因缺乏身材和衣衫凌乱，大致像是旧木偶；那位伟大而默默无闻的裘力乌斯，双脚缠绕在那只三条腿的凳子上，总是随时可以接待访客，钢笔顷刻间放落，身体扭转过来，豁然亮出高耸的额头和严峻的大胡子。他从凳子上下来，仿佛是从奥林匹斯山的顶峰降落似的。女儿使他相形见绌，家具使他相形见绌，任何一位普通身高的访客使他相形见绌。可他极少离开那所房子，让人见到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更是稀罕了。

那天下午必定是某桩紧要之事把他撵出家门，朝那个方向赶去。他显然想对那个年轻人表示和蔼的，后者的到来在政治难民的世界里造成某种轰动。这会儿说的是俄语，他说这门语言，像他说和写另外四到五种欧洲语言，没有差别，不必费力（除了用来谩骂的那种），他询问拉祖莫夫在大学里有没有注册。那位年轻人，摇头表示否定——

“那种事有的是时间。可是，眼下您不打算为我们写点什么吗？”

他无法理解，有人怎么会忍住不写任何东西，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任何东西。任何主题都能用恰当的精神处理，都能用于社会革命的目标。正巧，他在伦敦的朋友和一家宣扬先进思想的评论杂志取得了联系。“我们必须教育，教育每个人——培育那种绝对自由和革命正义的伟大思想。”

拉祖莫夫有些粗鲁地嘟囔道，他连英语都不懂呢。

“是用俄语写的。我们会把它翻译过去的。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嗨，用不着再找人了，有哈尔丁小姐呢。我女儿有时去看她。”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她什么都不做，在她生活中从未做过什么事。稍加帮助，她就会非常称职的。只能写。您知道您必须写。眼下就先告辞了吧。”

他抬起胳膊就向前走。拉祖莫夫背靠着矮墙，注视着他的背影，狠狠啐了口唾沫，然后一边走路一边愤愤嘟囔——

“该死的犹太人！”

他对此有所不知。裘力乌斯·拉斯帕拉可能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土耳其人、安达卢西亚人，或是汉萨同盟的某市镇的市民，因为他可以被认作是任何相反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西方的故事，而这声叫喊必须记录下来，附加评论道，这不过是憎恨和轻蔑的表达罢了，最适合于拉祖莫夫当时所遭受的那种情感折磨的性质。他勃然大怒，仿佛是受到奇耻大辱似的。他凭直觉循着码头旁边小港湾的湖岸，走起路来像是瞎了一样，穿过一座漂亮、沉闷的花园，沉闷的人们坐在那儿树底下的椅子上，直到愤怒消失为止，他发现自己走在一座宽阔的长桥中间。他立刻放慢步子。右边，越过那些玩具似的防波堤，他看见那些绿色斜坡，衬着那个小湖，处在染色硬纸板做成的处处令人惊叹的平淡乏味的诗情画意中，有着向更远处伸展的一抹湖水，单调闪亮如锡片。

他从那片观光客的景致中掉转头，慢慢往前走，眼睛紧盯着地面。有一两个人不得不给他让道，然后转过身朝他那种深深的专注送去诧异的凝视。从事颠覆工作的那位著名报人，他的那一番强调在他心里莫名其妙地搅动着。写。必须写！他！写！一道光突然照亮了他。写作就是那天他打定主意要做的事。他义无反顾地打定主意要那么做，然后把它忘了个干净。从令人压抑的情势中逃逸的那种屡教不改的倾向是极其危险的。他为此而准备鄙视他自己。那是什么呢？是轻浮，还是根深蒂固的虚弱？或者是一种无意识的惧怕？

“难道我是在退缩吗？怎么可能！不可能的。眼下退缩会比精神上的自杀更糟糕；这和精神上罚入地狱一模一样，”他心想，“莫非是我拥有那种传统的良知？”

他对这种假设嗤之以鼻，便在人行道的边沿收住脚步，准备穿过那条路，沿着面对桥头的那条宽阔街道接着往前走；而这除了它就在他眼前之外别无缘由。可这时有几辆四轮马车和一辆缓缓移动的运货马车插了进来，而他突然朝左边急转身，又沿着码头走去，眼下却是远离那个湖了。

“可能这只是由于我健康不佳的缘故，”他心想，允许他自己对他的健全体质发出极难得的怀疑；因为，除了孩提时一两次小恙之外，他平生还从未生过病呢。可这么想也是危险的。他仿佛只是受到某种特别明显的关照而已。“假如我相信是有一种天意在起作用，”拉祖莫夫暗自说道，感到凄然开怀，“那我在这儿就会看到一根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指在拨弄。将裘力乌斯·拉斯帕拉安插在我的路途中间，像是在特意提醒我，我的目标就是——写作，他说了。我必须写——我必须写，真的！我会写的——别怕。当然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为了将来，我有些东西要写一写。”

他让这种内心独白弄得激动起来。而写作的念头却勾起了那种思绪，想到在其间写作的地方，想到遮蔽，想到私密，自然而然想到他借宿的屋子，夹杂着一种必须努力到那儿去的厌恶感，夹着一种不信任感，像是有某种敌对势力在那可恶的四壁之间等候着他似的。

“设想那些革命家中的一个，”他暗自问道，“在我写作时喜欢来拜访我，那怎么办？”光是想到这样的打扰就让他发抖。可以把房门锁上，或是请楼下那个烟草店老板（他自己就是某种难民）对问话的人说不在家。这些预防措施不是很好。他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必须避开每一种引起怀疑的因素，乃至避开每一个让人诧异的由头，诸如迟迟不打开锁着的房门这类琐事。“但愿我是身在某处田野的中央，离每个地方都很远。”他心想。

他不知不觉再次转向了左边，眼下意识到又在一座桥上了。这座桥比那座桥狭窄得多，桥身不直，而是形成某种拐角或弯角。在那个弯角处有一段短短的河湾把它和一个沙砾泥地的六边形小岛连接起来，小岛的傍岸是用料石铺平，成就一种幼稚可笑的整洁感。几株高高的杨树和几棵别的树木簇立在干净、黝黑的沙砾地上，树底下是几条公园长凳和一个固定在底

座上的让雅克·卢梭⁽²⁰⁾的青铜雕像。

双脚踏上这个小岛，拉祖莫夫就意识到，若不是有那个照管着卖茶点小木屋的女人，他在岛上就是孤身一人了。以让雅克·卢梭的名字命名的这团人迹罕至的小土块⁽²¹⁾，有着某种傻气、可厌、无聊的淳朴。还有某种装腔作势和寒酸。他要了一杯牛奶，站着一口气把它给喝完（从早上起他除了茶水什么都没有入过口呢），拖着疲惫的步子慢吞吞走开，这时一个念头让他陡然停住脚步。他恰恰是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假如清静可以在城市中央的户外获得的话，那他在这个荒谬的岛上就可以拥有，连同那种只要有人靠近便可监视的能力。

他步履沉重地走回到一个公园座位旁，倒在那里面。这是写作取得开始的地方，不得不做的写作。要写的东西就在他身上。“我要经常上这儿来，”他暗自说道，然后一动不动坐了很长时间，没有所思，没有所见，没有所闻，几乎没有生命。他坐了很久，等到下坠的夕阳落在了身后城里那些屋顶后面，将房屋的影子投落在小岛对面的湖滨，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自来水笔，在膝头摊开一本小笔记簿，飞快地写了起来，间或抬起眼睛朝连接那座桥的河湾看上一眼。那些张望没有必要；远处穿行的人似乎连看一眼小岛都不乐意，而岛上那座《社会契约论》的流亡作者的雕像，以青铜的黯沉沉的纹丝不动在拉祖莫夫低垂的脑袋上方接受瞻仰。乱写一通之后拉祖莫夫停下来，带着某种心急慌忙，把钢笔收好，然后把笔记簿塞进口袋，先是用近乎痉挛的粗鲁，把写过的几页撕下来。而将那一沓薄薄纸片在膝头折叠的动作却是做得一丝不苟。完事之后，他背靠座位，仍是一动不动，左手拿着纸头。暮色加深了。他站起身，开始在树底下慢慢来回踱步。

“眼下我是安全的，这一点无可怀疑，”他心想。他灵敏的听力分辨得出岛屿岬角处水流拍岸迸溅的隐然突显的沙沙声，他忘情地聆听着，听得津津有味。可即便是对他那种敏锐的听觉而言，这声音也是太难捕捉了。

“我在沉湎于奇特的消遣呢，”他咕哝道。而他突然想到，这是他能够无邪地聆听的仅有的声音，可以说，是出于他自身的快乐。是的，水的声响，风的声音——和人的激情是完全不相干的。尘世间所有其他那些声音都给灵魂的清静带来污染。

这就是拉祖莫夫先生的感觉，那颗灵魂，当然是属于他自己的，而这个词并不是在神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就我所能理解的而言，是代表着不属于拉祖莫夫先生肉体的那个部分，尤其格外受到这炎炎尘世的威胁。必须承认，就拉祖莫夫先生的情况而言，他所遭受的那种孤寂的痛苦并不是一种全然病态的现象。

(1)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前85—前42年），刺杀罗马独裁者尤里乌斯·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后与安东尼和屋大维作战时兵败自杀。布鲁图斯是斯多噶学派的学者，著述均已散佚，只有他和西塞罗通信的九卷本《书信集》中的两卷留存至今。

(2)当指居住在瑞士朗瑙镇的德裔犹太人西蒙·古根海姆（SimonGuggenheim），19世纪初去美国经商，其子梅耶（MeyerGuggenheim）为古根海姆商业帝国的创建人。古根海姆家族称霸世界矿业，是仅次于罗斯柴尔德的全球犹太第二巨富家族。

(3)法语：我们的一分子。

(4)法语：您终于来了。

(5)法语：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

(6)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热那亚的宣传鼓动家、革命家，秘密革命社团“青年意大利”的创始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战士，推翻君主专制，主张共和制，将意大利各小国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建成自由独立的统一共和国。

(7)E.T.A.霍夫曼（1776—1822），德国短篇故事作者及小说家，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其著作风格怪异。

(8)法语：窃贼！窃贼！

(9)法语：窃贼，窃贼，窃……

(10)法语：糕饼？

(11)是指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罗曼诺夫王朝。彼得二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727—1730年在位）去世后，罗曼诺夫王朝断绝男嗣，至未婚无嗣的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1741—1762年在位）去世之后，由彼得大帝的外孙德国人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室的彼得·乌尔里希大公继承皇位，称彼得三世，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罗曼诺夫王朝开始。王朝另一位著名皇帝是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

(12)法语：当然！

(13)《旧约·约书亚记》（3：15-17）中记载，上帝行使神迹，将约旦河河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渡过约旦河。

(14)《旧约·约书亚记》（6：1-27）中记载，上帝行使神迹，让耶利哥城墙自行倒塌，使以色列人不战而夺取耶利哥城。

(15)法语：再见！

(16)法语：我亲爱的朋友。

(17)法语：指定的人选。

(18)皮埃尔让·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哲学家和生理学家，以《人的肉体方面与道德方面之间的关系》（1802）一书知名，用机械唯物主义解释现实的一切，包括人的精神、心理和道德等方面，认为生命不过是物质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思想是头脑的一种“分泌物”。

(19)尼基塔（Nikita）和内卡托（Necator）都是字母“N”打头，押头韵。

(20)让雅克·卢梭（1712—1778），启蒙时代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21)卢梭岛原名巴尔克岛，又称码头岛，位于罗讷河与日内瓦湖交界处。1835年2月24日，由雕塑家普拉迪埃创作的卢梭塑像安放在卢梭岛上，雕像基座上刻有“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的字样。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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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回顾开始时，我要再说一遍，拉祖莫夫先生的青春在这世上是并不存在的，正如任何人都可以真正断言的那样，确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那种相信现实的心理意义的人所做的事实陈述罢了。或许，也还存在着那种愿望，希求一丝不苟的公正。这个故事的荣辱观与西方世界的观念相去甚远，我和故事里的任何人都难以认同，我把立足点放在了共同人性的基础上，正是出于这个缘由，在这儿露骨地讲述每个读者自己谅必已经发现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不情愿。由于语言表达的不完善，在展示赤裸裸的真实时总是存在着某种不礼貌（甚至是不雅观）的东西，要不是考虑到这一层，此种不情愿就会显得荒谬了。可现在是到了米库林参赞再也不能被忽略的时候了。他那个简单的问题“去哪儿呢？”有助于理解该个案的普遍意义，而我们是把圣彼得堡的拉祖莫夫先生留在了那个问题上。

“去哪儿呢？”是以温和提问的方式，对我们可以称之为拉祖莫夫先生的独立宣言作出反应。这个提问是丝毫不带有威吓的，甚至含有天真无邪的询问语气。这个问题仅有的答案，如果只是以地形学的意义领会，在拉祖莫夫先生看来就会显得十分令人震惊了。去哪儿呢？回他的屋里去，而在那个地方，革命把他找了出来，让他休眠的冲动、半清醒的思想和几乎全然无意识的抱负经受突如其来的考验，通过某种狂暴而武断的信仰的触摸，带着那种狂热牺牲的召唤，那种温柔的顺从，那种让濒临绝望深渊的阴暗灵魂得以振奋起来的希望和梦幻。拉祖莫夫先生放开了门把手，回到房间中央，气呼呼地质问米库林参赞，“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就我所知，米库林参赞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拉祖莫夫先生拉进了熟悉的交谈中。正是出于俄国人天性中的那种怪癖，不管是如何有力地参与行动的戏剧，他们仍要洗耳恭听抽象观念的喁喁私语。这场交谈（还有后来其他那些交谈）没有必要记录下来。只要这么说就够了，它让拉祖莫夫先生，正如我们了解他的那样，经受另一场信念的考验。这场交谈的措辞丝毫不带有官腔，而拉祖莫夫先生不由得要为他那种超然的态度辩护。可米库林参赞是不会容忍他争论的。“对您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他在讨论中最后说出的有分量的话，“采取这种立场是不可能的。别忘了，我见过那张有趣的纸片。我理解您的自由主义。对那种东西我自有看法。在我看来改革主要是方法的问题。可那种反叛的本能却是肉体上的陶醉，一种必定远离民众的歇斯底里。您毫无保留地赞同这一点，是不是？因为，您瞧，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弃权，保留，在特定情形下非常接近于政治上的犯罪。古希腊人对这一点有很好的理解。”

拉祖莫夫先生倾听着，露出淡淡的笑容，直截了当地问米库林参赞，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他打算把他给看管起来。

那位高官对这种冷嘲热讽的询问毫不为怪。

“没有，基里洛·西多洛维奇，”他郑重地答道，“我没有要把您给看管起来的意思。”

拉祖莫夫疑心这是在撒谎，却在这场会谈短暂的余留时间里，装出一副精神上极为放松的样子。那位年长者始终用熟悉的字眼表达自己的意见，带着一种精明的单纯质朴。拉祖莫夫断定，要弄清楚那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巨大的不安使他的心跳加快。那位高官，从书桌后面探出身来，其实是要和他握手。

“再见，拉祖莫夫先生。聪明人之间的默契向来是一桩让人满意的事。不是吗？当然了，那些造反的绅士并不拥有聪明的垄断权。”

“我想，我再也不需要到场了吧？”拉祖莫夫趁他的手还被握住时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米库林参赞慢慢将手松开。

“这个，拉祖莫夫先生，”他极为真挚地说道，“倒还不一定呢。未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您完全可以相信，我从未想过要把您给看管起来。您是个相当独立的年轻人。是的。您自由自在地离开，可您最终是要回来找我们的。”

“我！我！”拉祖莫夫惊呼道，用一种充满恐惧的嘟囔表示异议。“为什么？”他有气无力地找补道。

“是的！您本人，基里洛·西多洛维奇，”那位警方高官用一种低沉、严厉的认准的语气强调说。“您会回来找我们的。我们的一些最杰出的文人到头来都不得不这么做。”

“我们最杰出的文人，”拉祖莫夫用茫然的声音重复道。

“是的，确实如此！我们最杰出的文人……再见。”

拉祖莫夫被送出房间，离开了那道门。可他还没有走到过道尽头，就听见重重的脚步声，有个声音在叫他停下来。他转过头去，吓了一跳，看见是米库林参赞亲自在追赶他。那位高级官员急急忙忙，非常的纯朴，稍稍有些喘不过气来。

“稍等。至于刚才我们谈论的事情，就听候上帝的旨意吧。可我也许有理由对您再次提出要求。您看起来很吃惊呢，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是的，再次……将或许会进一步出现的问题澄清一下。”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拉祖莫夫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可能知道什么的。”

“谁能知道？事物是以绝妙的方式安排的。谁能知道今天结束之前会有什么东西透露给您呢？您已经是上帝照管的工具了。您笑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是一个esprit fort⁽¹⁾。”（拉祖莫夫并没有意识到他笑了。）“可我坚信上帝的照管。这样一番表白从我这个麻木不仁的老官员嘴里吐露出来，会让您听起来觉得滑稽的。可您本人有朝一日却会认清……否则，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情就根本没法解释了。是的，我肯定会有机会再见到您的，但不是在这儿。这一点不会是很——嗯……某个适宜的场所会让您知道。即便是我们之间有关这个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的书面交流，最好也是通过我们那位——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共同的朋友K亲王的中介。现在我请求您，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别这样！我有把握他会同意的。您得让我相信，您是知道我的意思的。您没有比K亲王更好的朋友了，至于我本人嘛，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感到荣幸，由于他的……”

他垂下眼睛看一眼他的胡子。

“我就不再耽搁您时间了。我们生活在艰难的时代，生活在可怖的妄想、邪恶的梦幻和犯法的愚蠢的时代。我们当然会再次见面的。虽说，在我们见面之前，也许还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呢。到那时为止，但愿上帝给您送去富有成效的思想！”

一旦到了街上，拉祖莫夫便迅速跑了开去，不在乎往哪儿走。起初他什么都不想；但是过了一会儿，那种对他处境的意识，像某种如此丑陋、危险和荒谬的东西呈现在他眼前，从纠结的罗网中永远摆脱出来的困难是如此难以解决，以至于那种念头在他心里掠过，跑回去，并且像他暗自所说的那样，向米库林参赞坦白。

回去！干吗？坦白！坦白什么？“我对他说的话全都是开诚布公的啊，”他暗自极为真诚地说道。“我还能告诉他什么呢？说我负责去给那个畜生赞米亚尼奇送信？建立一种错误的同谋关系，把我赢得的那种安全的机会白白毁掉——何其愚蠢！”

可他却没法抗拒那种幻想，说不定，米库林参赞是世上仅有的那个能够理解他行为的人。被人理解显得极为迷人。

回家的路上不得不停下来好几次；他的力气似乎从身上全都流失了；而在街道忙忙碌碌的活动中，宛如置身于沙漠那样孤独，他突然一动不动站了一分钟光景，这才得以继续赶路。他终于走到了他的屋子。

随后就生了一场病，有点儿像是发低烧，这就把他跟那种莫名其妙的现实存在，甚至跟他那个房间，顿时远远隔离开来。他根本就没有丧失意识；只是觉得自己懒洋洋地活在某个地方，和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都非常遥远。他从这种状态中慢慢摆脱出来，也就是说，带着那种极为缓慢的印象，虽说实际的天数并不是很多。而当他回到事物中间时，事物的性质全都微妙而恼人地改变了：无生命的物体，人的面孔，女房东，乡气的女仆，楼梯，街道，那种空气。他以严厉的精神应对那些变化的状况。他往返步行走到学校去，登上楼梯，走过通道，听课，记笔记，以愤怒的冷漠穿过庭院，牙关咬得紧紧的，直到下巴生痛为止。

他完全意识到莽汉考斯蒂亚像条小猎犬那样远远注视着，意识到那个饥肠辘辘的学生，长着耷拉的红鼻子，一丝不苟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意识到另外二十个人，说不定他还算是熟悉，可以和他们谈谈呢。而他们全都是一副好奇而关切的神气，像是盼着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这不会持续太久了，”拉祖莫夫不止一次地想道。他怕某些日子里有人突然间以某种方式跟他说话，会弄得他尖声叫骂，疯疯癫癫，满口污言秽语。回家后，他常常是戴着帽子穿着斗篷跌进椅子里，连续几小时呆坐不动，手上捧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要不就是捡起那把削铅笔的小刀，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刮指甲，每时每刻都觉得怒气冲冲——只是怒气冲冲。“这是不可能的，”他会突然冲着空荡荡的屋子嘟囔道。

事实上：这间屋子想来会让他有生理上的反感，情感上难以容忍，精神上没法居住。可是不。根本就没这种事（他自己起初对此感到害怕），这种事根本就没发生。相反，这个不知家为何物的人，他喜欢他的寓所，甚于以前曾租用过的任何其他住所。他是那样喜欢他的寓所，因此常常发现，要下定决心出门去是有一定的困难。这就好比是这样一种肉体的诱惑，比如说，让一个人在大冷天勉强离开火炉周围。

由于当时除了去学校（还能做什么呢？）之外就很少活动，结果是，不管什么时候外出，他都立刻感觉到自己密切卷入了那种行为的道德后果。正是在那儿，哈尔丁之谜的神秘威望落到他身上，像一件污染的袍子紧紧贴住他，甩都甩不掉。他因此而备受折磨，与另一种同学平平常常、不可避免的应酬交际也让他备受折磨。“他们对我身上的变化肯定是觉得纳闷。”他焦急地思忖道。他对一两个无辜的、很不错的伙伴恶狠狠地说滚开，这种事想起来就不安。有一次，一个他此前常去拜访的已婚教授和他顺便打招呼：“我们的周三聚会现在根本见不到您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怎么回事？”拉祖莫夫自知是以可恶而无礼的咕哝答复这种套近乎。那位教授显然是太过诧异而没有生气。这一切都很糟。这都是哈尔丁，总是哈尔丁——无非是哈尔丁——处处是哈尔丁：道德的鬼魅比死者可见的幽灵不知有效多少倍。只是经由那个房间，那个人无意中踏上了从犯罪到死亡的道路，他的鬼魅似乎才没能在那儿经常出没。严格说来，倒不是他永远彻底地离开了屋子，而是他在那儿不具备某种力量。在那儿，是拉祖莫夫占据上风，处在他那种沉着镇定的优越感中。一个被击败的幻影——仅此而已。常常是在黄昏，在点亮的灯盏旁边，他那只修好的表在桌上轻轻发出嘀嗒声，拉祖莫夫会在写作时抬起头来，怀着有所期待、平心静气的关注，凝视着那张床。那儿什么都没见到。他绝非真的以为会在那儿见到什么。过一会儿他会微微耸一下肩，又埋头工作。因为他开始工作了，开头还做得有些成效。他不愿离开那个让他避开哈尔丁侵扰的地方，这种感觉是变得那样强烈，结果他就完全闭门不出了。大清早他便写作，一直写到深更半夜为止。他写了将近一星期；从不看一眼时间，只有当他再也没法将眼睛睁开时，才倒头睡去。然后，有一天下午，完全是无意的，他碰巧朝那只表看了一眼。他慢慢将钢笔放下。

“就是在这个时辰，”他心想，“那个家伙趁我不在家时偷偷潜入这间屋子。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像一只老鼠——说不定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呢。”

拉祖莫夫站起身，开始镇定地踱起步来，间或朝那只表看上一眼。“这是我回到家的那个时刻，发现他站在炉子旁。”他自言自语道。天黑下来时，他点亮了灯。稍后他又中止游荡，只是朝那个女仆愤然挥手示意让她走开，后者端着盛放茶和吃食的盘子想要进屋来。他立刻便注意到表上的指针指着他自己的那个时刻，一头扎进飘飞的雪花去办那件可怕的差事。

“同谋关系，”他轻声咕哝道，又踱起步来，一边注视着指针，看着它们慢慢爬向他回程的那个时间。

“归根结底，”他突然想到，“我大概就是上天选定的工具。这是一种说法，但任何一种说法大概都包含着真理。要是那种荒唐的说法本质上是真实的，那又怎么样？”

他沉思片刻，然后便坐了下来，双腿伸开，两眼发直，双臂挂在椅子的两侧，像那种被上天彻底抛弃的人——孤孤单单。

他留意到哈尔丁告辞的时间，继续一动不动坐了半小时；随后便咕哝道，“去工作吧，”走到桌旁，抓起钢笔，而一种让人深感不安的思索，让他即刻把笔放下。“三个星期过去了而米库林那儿一句话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他被忘掉了吗？有可能。那何不继续被遗忘——悄悄混入某个地方呢？躲起来。可躲哪儿呢？怎么躲？跟什么人一起？躲进哪个窝？是要永远躲起来还是怎么的？

可隐退的生活却布满影影绰绰的危险。社会革命的那只眼睛正盯着他，拉祖莫夫刹那间感到莫名而无望的恐惧，掺杂着令人厌恶的羞辱感。莫非他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这可真该死。但何不只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呢？学习。进步。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努力工作（首先是要摘取那块银质奖章），获得荣誉，成为最伟大的国家里致力于改革的伟大公仆。也成为最强大的同质人群的公仆，这个群体在力量和目标高度一致的状况下，能获得有逻辑、有秩序的发展，是这个世界从未梦想过的那种……那个俄罗斯民族！

他在那个伟大目标中变得镇静、坚定、沉稳，便伸出手去拿钢笔，这时他碰巧朝那张床铺看了一眼。他朝它冲过去，怒不可遏，心里大叫：“就是你，发疯的狂热分子，挡了人家的道！”他猛地将枕头摔在地板上，将毯子扯开……那儿什么都没有。便转身走开，刹那间他在空中看到，像是两个脑袋在一种消融的景象中的生动细节，T将军的眼睛和枢密顾问官米库林的眼睛并排注视着他，特征大为不同，却带着相同的毫不退缩、厌烦却又意味深长的神色……国家的公仆！

拉祖莫夫被他自己弄得惊慌失措，踉踉跄跄走到脸盆架前，喝上几口水，浸一下额头。“这就会过去的，会变得无影无踪的，”他满怀信心地想道，“我没事的。”但至于说，以为他是被遗忘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在那边是个受监视的人。这不算什么。那个卑鄙的幻影所代表的东西才是不得不要避开的……“要是能去跟他们某个人痛痛快快都讲出来——承担后果就好了。”

他想象自己去跟那个红鼻子学生搭讪，突然冲他的脸挥舞拳头。“虽说，从那个人身上，”他思忖道，“是什么都得不到的，因为他没有主见。他活在民主主义的红色梦幻中。啊！您想要挤破头去获得普天下的幸福，老弟。我会给您普天下的幸福的，您这个傻不拉几、魂不守舍的饿鬼，您！而我自身的幸福，又怎样呢？仅仅是因为我能独立思考，就没有权利得到它了吗？……”

拉祖莫夫又暗自想道，可在心里换了一种腔调，“我年轻。什么都可以忘怀的。”此刻他慢慢穿过房间，想要在沙发上坐下来，试图让脑子静一静。但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一切就都抛弃了他——希望，勇气，对自身的信念，对人类的信任。他的心，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变得空虚了。继续挣扎是没有用的。对他来说，休息、工作、清静以及和同类襟怀坦白的交往都是被禁止的。一切都完了。他的生活是一大片冰冷的空白，有点像是俄罗斯整片辽阔的平原，由于积雪而平坦如砥，从四面八方逐渐没入阴影和迷雾。

他坐下来，晕头转向，闭上眼，保持那个姿势，直挺挺坐在沙发上，在夜晚余下的时间里清醒至极；直到女仆端着茶炊手忙脚乱闯进外间为止，她用拳头重重敲击房门，叫喊道，“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拜托！您该起床啦！”

苍白得像是听从末日审判那骇人传唤的尸体，拉祖莫夫接着便睁开眼睛，站起身来。

传唤一到，他就去见米库林参赞，听到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人会感到诧异的吧。传唤正是在那个早晨送到的，当时他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像是刚起床的病号，正要刮脸。信封上的地址是由小律师亲笔书写。那个信封套着另一个信封，写着拉祖莫夫的名字，是K亲王的笔迹，一角写着“请立刻秘密转寄”的请求。里面装着米库林参赞的亲笔字条。写信人直言相告，没有什么要澄清的，可尽管如此，仍要和拉祖莫夫先生约定见面，在城里的某个地点，而那好像是一位眼科医生的地址。

拉祖莫夫读了字条，刮完脸，穿好衣服，又看了一遍字条，闷闷不乐地咕哝道，“眼科医生。”他深思片刻，点燃一根火柴，仔细将两个信封和那份附件烧掉。之后他便等待，悠然无事地坐着，甚至都不朝任何具体的东西看一眼，直到约定的时间临近为止——然后便出门去了。

看到这种传唤的非官方性质，是否他不想去赴约，这个就难说了。恐怕是不会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去了；不过，除此之外，他是怀着某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去的，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等到大家回想起来，米库林参赞是世上仅有的那个人，拉祖莫夫能与之交谈，把那场哈尔丁奇遇看作是理所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哈尔丁，一旦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就不再是出没无常、滋育谬误的鬼魅了。不管他在这人间地狱到处行使怎样恼人的权力，拉祖莫夫深知，到了那位眼科医生的住所，他就不过是那个谋杀P大臣的绞刑犯罢了——仅此而已。因为死者能够活着，仅仅是由于生者所赋予的生命原本的强度和质地。于是拉祖莫夫先生，确然松一口气，怀着被追逐的人乐于接受任何一种庇护的迫切心情，去见米库林参赞了。

这么一说，那头一次和其他几次面谈的情况就没必要说更多了。就西方读者的道德观而言，描述这些会面或许会蒙上古老传说的那种不祥性质，而在那些传说中，撒旦被说成是与某个受到诱惑的灵魂进行狡诈虚伪的对话。抗议不是我要做的事。让我这么说好了，魔王，有着为唯一动机而恣意骄傲的单一激情，在更宽阔的现代视野中，却可以允许不像他过去常常被描画的那样太过黑暗。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更大宽容度，来估量凡夫俗子的正确色调，他有着多种激情，有着在过失方面的可耻本领，总是被复杂动机的低俗魅力搞得眼花缭乱，被目光短浅的智慧不间断地出卖。

米库林参赞是那些有权势的官员中的一员，处在一个并非默默无闻、不算神秘、只不过是不惹人注意的位置上，对事情的处理方法而非对事情的执行发挥很大影响。对教会和皇上的忠心本身不是一种可耻的情感；宁要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要许多人的意志，并不表明是拥有一颗黑暗的心，也不证明是先天性的愚钝。米库林参赞不仅是个聪明的官员，而且是个忠诚的官员。私下里他是个喜欢舒适的单身汉，独自住一套陈设豪华带有五个房间的公寓；至交密友都知道他是女子舞蹈艺术的有见识的资助人。后来，就在他垮台的那个时候，在一次由国家起诉的案件审讯期间，这个大世界才初次听说他，而报上对未知的阴谋活动所做的介绍，让读报的平头百姓惊诧而困惑。而在隐约可见的魑魅魍魉的骚动中，在那种短暂、神秘的泥浆水的翻腾中，米库林参赞庄严沉没，只是发出一声平静、坚决的申辩，说他是清白的——如此而已。没有内幕披露出来损害那个焦头烂额的独裁政府，他的爱国胸怀中寄托着对arcana imperi⁽²⁾的卑鄙内情的赤胆忠心，在俄国官员那种对真理的根深蒂固、几乎是崇高的蔑视中，显示官僚作风的坚忍不拔；坚忍不拔的沉默仅为极少数几个领受过秘诀的人所理解，未必不带有淫逸之徒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自我牺牲的讥诮悲壮。因为那种骇人的重刑让米库林参赞成为民法上的一具尸首，事实上是成为某种很像普通罪犯的东西。

那个野蛮的独裁政府，无非是神赐的民主政府，看来并未将食谱单单限于敌人的尸体。它同样吞食朋友和仆人。格里高利·格里高利耶维奇·米库林阁下的垮台（此事要到几年之后才发生）结束了此人已知的一切。可在谋杀（或处决）P大臣的那个时候，米库林参赞以总秘书处部门领导的谦逊作风，作为他的老同学和终身朋友T将军的心腹知己和得力干将，却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想象他们在那儿谈论拉祖莫夫先生的案子，完全意识到他们对全体俄国人那种无止境的生杀大权，怀着爱理不理的鄙夷不屑，像两个奥林匹斯山神祇扫视一只虫子。和K亲王的关系足以将拉祖莫夫从某种草率专断的诉讼中解救出来，而在秘书处那次面谈之后他就没人理会了，这也很有可能。米库林参赞是不会把他忘掉的（他监视过的人一个都不会忘记），但是确实会把他永久搁置起来。米库林参赞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没有害人之心。再说他（因其自身的改革倾向）对那个K亲王的儿子、那个显然不是傻瓜的青年学生印象相当好。

可正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样，就在拉祖莫夫先生发现生活走投无路时，米库林参赞的谨慎才干受到奖赏，获得一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不亚于负责警方对欧洲的常规监控工作。正是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接管那个监视国外革命活动的机构的改良工作，他才又想到拉祖莫夫先生。在他业已支配的这个不寻常的年轻人身上，他看到极有可能派上特殊用途，因其古怪的性情、不安的心灵和颤抖的良知，在遭受误解的罗网中挣扎……这就像是那些革命家把这个工具交到他手上似的，比常用的基础工具精妙得多，只要委以充分信任，潜入普通告密者进不去的地方，是再适合不过了。天意！天意！而参与机密的K亲王，也非常乐意接受这种奥妙的观点。“可事后还是有必要让他出人头地呀，”他急切地讲明条件。“啊！毫无疑问。我们会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的，”米库林同意了。K亲王的神秘主义是天真朴实的那种类型，而米库林参赞的精明却是够两个人用了。

如果要获得稳固的控制和完全的支配，事物和人类总是有着某种本性、某个方面，它们肯定是能被掌握的。米库林参赞的力量在于，从他使用的人身上他有抓住这种本性、这个方面的才干。在他看来它是什么并不重要——虚荣心、绝望、爱、恨、贪婪、智者的骄傲或愚人的自大，只要那个人派得上用场，在他看来这全是一回事。籍籍无名、举目无亲的年轻学生拉祖莫夫，一时处在精神的极度孤独中，能让人觉得他是身居高位的一小拨人感兴趣的对象。K亲王经过劝说亲自出面，在某个场合听任自己流露男子汉的情感，事实上是完全出人意料，让拉祖莫夫先生相当不快。此人那种突如其来的拥抱，是受到他对皇上的忠心以及被抑制的父爱的鼓动，向拉祖莫夫先生泄露其内心的某种东西。

“那么这就是了！”他暗自惊呼道。年轻人寻思着和K亲王这次激动不安的面谈，一种蔑视的柔情让他看待自己处境的严峻态度软了下来。这位头脑简单、追逐名利的前禁卫军军官和参议员，他那官气十足、灰白柔软的连鬓胡须擦着他的脸颊，这位确信无疑的贵族父亲，比起那个饥肠辘辘的狂热革命家，那个红鼻子学生，是少了一点尊严还是多了几分荒唐？

除了说服的技巧之外，还要施加一点压力。拉祖莫夫先生一向觉得自己是受到了连累。那种感觉是无法摆脱的，米库林参赞那声柔和的、难以回答的“去哪儿呢？”是无法摆脱的。可内心的痛处决不受到伤害。去日内瓦，在紧要关头，从一个极难接近的革命核心集团搞到绝对可靠的情报，这将是一项危险的使命。有迹象表明，一桩非常重大的阴谋正在仔细拟定中……大国必不可少的安宁危如累卵……施行有序改革的大计会受到危害……这块土地上的高层人物的爱国之心不得安生，等等。总之，米库林参赞懂得该怎么说。这种技巧显然是从拉祖莫夫先生写下的日记中推导出来的，那种精神和心理的自我忏悔、自我分析——身旁没有信得过的亲密关系、没有自然感情可以求助的年轻人所采取的可怜办法。

所有准备工作是如何掩人耳目的，这就没有必要记录下来了。眼科医生的权宜之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库林参赞足智多谋，这种事做起来并不是很难。任何一位同学，即便是那位红鼻子同学，也都极乐意看到拉祖莫夫先生走进一所私宅去咨询眼科医生。最后的成功仅仅有赖于革命家的自我蒙蔽，相信拉祖莫夫在哈尔丁事件中有着神秘的同谋关系。在这件事情中受到连累是很光荣的——而这是他们自己的看法。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表明拉祖莫夫先生是天意所赐的人，和“欧洲监控”的那种惯用型特工相去甚远。

而这一点正是秘书处给它自己设定好的任务，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虚假的不慎重加以促进。

事情最终是这样，一个“有思想”的同学某日黄昏忽然拜访拉祖莫夫先生，而他原先，在哈尔丁事件之前，常常在各种私人聚会上碰见这个人；是个大块头，举止安静、不招摇，嗓音悦耳动听。

他在会客室提高嗓门，“可以进来吗？”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拉祖莫夫听出这个声音，猛地站起身。“他是来杀死我的吧？”他冷笑着想道，便在左眼戴上绿色眼罩，口气严厉地说道，“进来。”

对方一脸尴尬，希望没有打扰他。

“好几天没有见到您，我感到纳闷呢。”他咳嗽几下。“眼睛好点了吗？”

“差不多已经好了。”

“太好了。我片刻都不会停留的；可要知道，我，换句话说，我们——总之，我有义务来对您进行告诫，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您或许是活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呢。”

拉祖莫夫坐着不动，用手支撑住脑袋，把那只没戴眼罩的眼睛几乎给遮没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就好。眼下一切都显得平安无事，可那些人正准备采取某个大镇压的行动。当然了。不过我来不是为了告诉您这个。”他把椅子拽得靠近一点，压低嗓门。“您很快就会被逮捕的——我们担心。”

秘书处一位不知名的抄写员偷听到某一场谈话中的几句话，还瞥见了某一份报告。这个情报不可忽略。

拉祖莫夫轻轻笑了起来，而那位访客变得非常焦急。

“啊！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这可不是什么笑料。他们暂时把您丢下不管，但是……其实，您最好还是试着离开这个国家，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趁还有时间。”

拉祖莫夫猛地站起身，便开始用那种挖苦人的披肝沥胆对他的劝告表示感谢，弄得对方涨红着脸离去，一边在想，这个神秘的拉祖莫夫可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劝告的那种人啊。

米库林参赞次日听到这件事情的汇报，显出满意的神色。“嗯。哈！正是想要的……”便往下看一眼他的胡子。

“我认为，”拉祖莫夫说道，“我去执行使命的时刻到了。”

“是最恰当的时刻，”米库林参赞语气轻柔地——非常郑重，像是怀着敬畏——强调说。

让困难的逃跑取得逼真外观的所有安排都做好了。米库林参赞不希望拉祖莫夫先生启程之前再看到他。那些见面是有风险的，没有更多要解决的事情了。

“如今我们之间什么话都说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那位高官感动地说道，以俄国人的举止所能传达的那种毫不掩饰的热心，按一按拉祖莫夫的手。“咱们之间绝对是不含糊的。我告诉您吧！我觉得自己幸运的是拥有——嗯——您的……”

他往下看一眼他的胡子，经过片刻若有所思的沉默，便交给拉祖莫夫半张信笺——是张简短的便条，写着已经商量过的问题，要打听的某些要点，要协调一致的行动方针，有关人格的几点提示，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唯一有危害的文件，但是，正如米库林参赞所言，轻易即可将它撕毁的。眼下拉祖莫夫先生最好是什么人都不见——直到出现在国境线那边为止，到了那个时候，当然了，“事情自然就是……看，听……”

他往下看一眼他的胡子；可当拉祖莫夫声称在离开圣彼得堡之前至少想要见一个人时，米库林参赞却未能掩饰那种突如其来的不安。他熟知这位年轻人的好学、孤独和苦行的生活。这是胜任之选的最大保证。他变得很不赞成。“亲爱的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是否认为，鉴于如此重大的计划，牺牲所有可能的感情实在是不可取的……”

拉祖莫夫不屑一顾地打断规劝。为了某个目的要去见一下，不是那种年轻的女人，而是一个年轻的傻瓜。米库林参赞松了口气，却感到惊讶。

“啊！为什么呢——究竟？”

“为了显得更加逼真，”拉祖莫夫不客气地说道，想要肯定他的独立性。“我得要相信我做的事情。”

米库林参赞得体地退让，咕哝道，“哦，当然了，当然了。您的判断……”

接着又握一下手，他们便分开了。

拉祖莫夫先生想到的傻瓜，就是那个有钱而喜气洋洋的同学，被称为莽汉的考斯蒂亚。浮头浮脑，唠唠叨叨，容易激动，可以弄清楚的是他那种彻头彻尾的轻率脾气。但这个活蹦乱跳的青年，当拉祖莫夫提醒他不久前他提出要帮忙时，却从惯常的那种兴高采烈变成无限的沮丧。

“啊，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救世主——我该怎么办？昨晚我把我爸前天给的钱统统花掉了。你能不能让我等到星期四？我会赶紧去找每一个我认识的放印子钱的人……不，当然，你不能！别那样看着我。我该怎么办？求老人家是没有用的。告诉你，三天前他给了我一把大面额的钞票。我是个贱骨头。”

他绝望地攥紧了手。对老人家是不可能讲真心话的。就在去年“他们”给了他一枚奖章，挂在脖子上的一枚十字架，而从那时起他便咒骂现代潮流。此时此刻他正想看到俄国的知识分子全都一字儿吊死，而不想割舍一个卢布的。

“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请稍等。别看不起我。我明白了，我会，是的——我会做到的——我会撬开他的书桌。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知道他存放赃物的那只抽屉，我在回家的路上可以买一把凿子。他会非常难过的，可是，你知道，那个亲爱的老笨蛋确实爱我。他只能克服一下了——而我，也要克服一下。基里洛，我亲爱的人儿，你只要等几个钟头就行了——等到今天傍晚——我会把我抓得到手的该死的财物全都偷来！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只要说句话就行了。”

“去偷，尽一切办法，”拉祖莫夫说道，冷酷地注视着他。

“让十诫见鬼去吧！”对方嚷嚷道，极为活跃。“眼下就是新的未来。”

可夜深时分他走进拉祖莫夫的屋子，却是一副不同寻常的清醒举止，简直是庄严。

“办好了，”他说道。

拉祖莫夫躬身坐着，握紧的双手垂在双膝之间，这些话的熟悉声调让他战栗。考斯蒂亚把捆着一根线的棕色小纸包慢慢放到灯光底下。

“像我说的那样——所有我能抓得到手的东西。老家伙会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拉祖莫夫坐在沙发上点了点头，怀着恶毒的快感，凝视着那个神色庄重的轻率家伙。

“我做了一点牺牲，”莽汉考斯蒂亚叹息道。“而我得要感谢你，基里洛·西多洛维奇，给我这个机会。”

“这让你付出了某些代价？”

“对，是这样的。要知道，那个亲爱的老笨蛋确实爱我。他会受伤害的。”

“他们跟你说的那种崭新的未来和人民的神圣意志你全都相信？”

“毫无保留地相信。我会把生命交给……只是，你知道，我像是食槽旁的一头猪。我不好。天性如此。”

拉祖莫夫沉浸在思绪中，忘了自身存在，直到那个青年恳求他立刻逃跑的声音令人不快地唤醒他为止。

“好吧。嗯——再见。”

“等到把你送出圣彼得堡后我才离开你，”考斯蒂亚出人意料地宣布道，语气沉着坚定。“这一点你现在不能拒绝我。务必，基里洛，不管人家怎么说，警察真的随时都会出现的，一旦他们抓到你，就会把你关在某个地方，关上很多年——直到你头发变白为止。楼下有我爸爸的马厩里跑得最快的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雪橇。月亮落下之前我们要赶三十英里地，找到路边的某家车站……”

拉祖莫夫惊异地抬起头。行程已定——不能取消。他已选定次日启程执行使命。眼下他突然发现，他并不相信它。他着手倾听、谈论、思考、策划他那场虚假的逃亡，越来越相信这一切都是荒谬可笑的。像是有人干过这种事似的！这就像是扮家家的游戏。而眼下他感到惊异！这儿有一个死心塌地相信它的人。“如果我现在不马上走，”拉祖莫夫心惊肉跳地想道，“我就再也走不成了。”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而焦急的考斯蒂亚将帽子一把扣在他头上，帮他穿好斗篷，否则，照他那种状况，他是会光着脑袋离开屋子的。他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这时他听到一声尖叫。

“基里洛！”

“什么事？”他在门道里勉强转过身来。考斯蒂亚，站得笔挺，伸出一只僵硬的胳膊，神情坚定，脸色发白，雄辩的食指指着明亮的灯光底下遗落在桌上的棕色小袋子。拉祖莫夫犹豫一下，在同伴严峻的目光下回来取袋子，试着朝他笑一笑。可那位孩子气的鲁莽青年却皱着眉头。“这是在做梦，”拉祖莫夫心想，把小包裹塞进口袋，走下楼梯；“没有人做这样的事。”对方从腋下扶住他，轻声指出前方的危险，以及碰到某种突发事件时照道理要如何行事。“荒唐可笑，”拉祖莫夫被塞进雪橇时咕哝道。他索性极度专心地注视梦境的展开。它按照预知的路线、必然的逻辑延伸——长途驾驶，坐在小站的火炉边等候。他们之间总共没有说上五六句话。考斯蒂亚兀自闷闷不乐，不想打破沉默。分手时他们拥抱了两次——不得不做的事，然后考斯蒂亚便从梦境里消失了。

破晓时分，拉祖莫夫很安静地坐在一节热烘烘、不通气的火车车厢里，在其昏暗的灯光所及的范围内，处处是寝具和睡着的人，他悄悄站起身，把玻璃窗放下几英寸，将一个棕色小纸包抛进外面积雪覆盖的大平原。接着便又坐下来，裹上围巾，一动不动。“给老百姓，”他心想，凝视着窗外。冰冻、坚硬的土地那片白色的大沙漠从他眼前掠过，见不到一丝人间烟火。

这是醒着的行为；接着梦境又笼罩他：普鲁士、萨克森州、符腾堡、面孔、风景、言语——全是一场梦，是以那种愤愤然、不得已的关切看到的。苏黎世、日内瓦——仍是一场梦，绵密相继，让人耐不住厉声大笑，狂怒，死去——让人恐惧最后的梦醒。

2

“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拉祖莫夫思忖道，在小岛的树木底下来回踱步，独自和卢梭的青铜塑像在一起。“梦境和恐惧。”暮色浓重了。从笔记簿撕下的几页写满的纸成了他“使命”的第一个成果。这个不是梦。它们包含着确证，说明他处在真正发现的前夕。“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完全被接纳了。”

在这些纸上，在某种对话中，他的印象复苏了。他甚至竟然写道：“顺便提一下，我发现了那个可怕的N.N.的人格。是个极讨嫌、大腹便便的畜生。要是我得知他未来的任何动向，我会发出警告的。”

这一切的徒劳无用之感，像咒语那样让人受不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也不相信他的使命的现实性。他绝望地四下张望，像是要找到某条道路，把他的生活从那种难以克服的感觉中拯救出来。他将笔记簿的那几页纸在手里愤然揉皱。“这个必须寄出去，”他心想。

他走到桥上，返回北岸，记得在那儿的狭窄街道上见到过一家无名小店铺，供应廉价的木刻制品，店铺墙壁上排列着卡纸板装订的极肮脏的书籍，组成小型流动图书馆。他们也在那儿出售文具用品。一个衣衫褴褛的阴郁老人在柜台后面打瞌睡。一个穿黑衣服的瘦女人，脸色病恹恹的，拿出一个他要的信封，看都不看他一眼。拉祖莫夫心想，跟这些人打交道是安全的，因为世上的一切他们都不再计较了。他把信封放在柜台上写地址，写的是住在维也纳的某个人的德国姓名。拉祖莫夫知道，这封信，他和米库林参赞的第一次通信，会自行到达那儿的大使馆，由某个可靠的人用密码复制下来，和那些外交信件一起发送到目的地，非常安全。这是为了掩盖情报来源的巧妙安排，躲过所有那些不忠实的眼睛，防止一切不慎重的行为，避免一切意外和变节。这让他变得安全——绝对安全。

他从肮脏的小店铺里溜达出来，前往邮局。正是那个时候，我在那天第二次见到他。他穿过万宝龙路，处处显得像是在漫无目标地闲逛。他没有认出我，可我隔着一段距离却认出了他。他非常帅气，我心想，这位哈尔丁小姐的哥哥的引人注目的朋友。我看他走到信箱那边，接着又原路返回。他又和我擦肩而过，可我能够确定，他这一次也没有看见我。他的头抬得高高的，却是一副梦游症患者的表情，和那个驱使他前往危险之地游荡的梦境搏斗着。我的思绪转向娜塔莉亚·哈尔丁，转向她母亲。他成了她们的儿子和兄长留给她们的一切。

我身上那个西方人感到心慌意乱。那张脸的表情中有某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如果我本人是反叛者，是俄国政治难民，说不定就能从这偶然的一瞥中得出某个实际的结论了。事实上，我只能感到极度心慌意乱，甚至为娜塔莉亚·哈尔丁产生无限忧虑。这一切很难说得清楚，可上述想法却成了我在那个地方形成那个意图的缘由，于是独自用完晚餐后，便在黄昏时分去拜访那些女士了。确实，仅在几个钟头前我就遇见过哈尔丁小姐，可那位哈尔丁太太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了。说实话，近来我对拜访是回避的。

可怜的哈尔丁太太！我承认，她有点把我给吓着了。她是那些天性中的一种，幸亏十分罕见，让人禁不住对它们发生兴趣，因为它们既激起恐惧也激起怜悯。有人害怕自己和它们接触，更害怕自己所关爱的那些人和它们接触，事情是明摆着的，它们生来受苦，也让别人受苦。想来觉得奇怪，我不说自由，却只是说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态度是关乎言语，关乎抱负，关乎选举权（而即便是关乎根本的感觉，也是关乎我们最深沉的情感未被触动的那种感觉），在其他那些跟我们非常相像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看来，也许成了刚毅精神的沉重磨难，关乎泪水、沉痛和鲜血。哈尔丁太太体尝过她自己那代人的苦痛。有她那个狂热的兄弟——他们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枪杀的那名军官。略含讽刺的逆来顺受并未给脆弱的心披上盔甲。哈尔丁太太，由于她的子女而受到打击，终归要重新遭受过去的折磨，体尝未来的沉痛。她是那种不知道如何治愈自己的人，是那种过多意识到自己心灵的人，而这种人，既不怯懦也不自私，满怀激情地注视着心灵的伤口——权衡得失。

诸如此类的思绪，让我单身汉的简朴、寂寞的进餐变得有滋有味。如果有人想要说，这是在绕着弯子想念娜塔莉亚·哈尔丁，那我只能反驳说，她是很值得引起某种关切的。她的眼前有她整个人生呢。那就不妨承认，我是根据她母亲的性格念及娜塔莉亚·哈尔丁的，是老年人允许想念姑娘的那种方式，还不至于老得不懂怜悯。她的眼前几乎有她整个青春呢；那种天然的轻盈和欢愉遭到肆意剥夺的青春，让那个非欧洲式的专制统治蒙上了阴影；那种极为阴郁的青春，交付给同等酷烈的对立面之间剧烈冲突的危险。

我不该花那么多时间沉湎于那种思绪。感觉是那样的无助，甚至更糟——某种程度上，是那样的不相关。最后一刻还在犹豫究竟去不去那儿。有什么好处呢？

拐进启蒙思想家大道时，暮色已经降临，我看见转角处窗口里的灯光。百叶窗拉下，可我能想象窗子后面哈尔丁太太坐在椅子里，以那种惯常的姿态，向外张望某个人，而这一点，近来是取得了疯狂期待的那种凄楚意味。

我想，我是充分得到那种灯光的批准才敲门的。那些女士还未就寝。我只希望她们不会有自己国家的访客。一位衰朽的退休俄国官员偶尔会在黄昏时分在那儿见到。他那种沮丧的在场让他显得无限凄凉和疲倦。那些女士容许他频频来访，我想是出于他和哈尔丁先生——那位父亲——旧时的友谊，或是类似的什么缘由。我打定主意，只要看到他用虚弱的声音在那儿啰啰嗦嗦讲话，我就只留几分钟。

我还没有摁门铃，门就转动着打开了，让我吓一跳。哈尔丁小姐站在我面前，戴着帽子，穿着夹克衫，显然正好是要出门去。在这个时候！说不定，是去找医生？

她惊叫着表示欢迎，让我放下心来。听起来好像我正是她想要见到的人似的。这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把我拉进屋子，而忠心耿耿的安娜，那位年长的德国女仆，把门关上，随后却并没有走开。她仍守在门边，像是做好准备要马上放我出去似的。看来是哈尔丁小姐正要出门去找我呢。

她说起话来急咻咻的，一反常态。她本来是要径直去敲齐格勒太太家的门，虽说时候已晚，因为齐格勒太太的习惯是……

齐格勒太太是一位著名教授的遗孀，而那位教授是我的密友。她让我在她那所非常大的漂亮公寓里拥有三个房间，而丈夫死后她并没有将公寓交出；可我在同一个楼梯平台上有我自己的入口。这个协议的有效期至少十年。我说，我很高兴我想到要……

哈尔丁小姐并没有表示要将她那套出门的行头脱下来。我留意到她酡红的脸色，她语气当中某种显著的决心。我知道拉祖莫夫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吗？

拉祖莫夫先生住在什么地方？拉祖莫夫先生？这个时候——这么急？我把双臂往上一扬表示全然不知。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三个钟头前我早知道她会这么问，我就会在新的邮政大楼前的人行道上向他贸然打听了，而他可能会告诉我的，但也很有可能，他会粗鲁无礼地拒绝我，让我别管闲事。想起那种恍恍惚惚、极其痛苦、茫然若失的神态，我想，他会因为有人跟他说话而在一惊之下跌倒在地的。这些我丝毫都没有跟哈尔丁小姐讲，甚至都没有说我刚刚看见过那位年轻人。那种印象让人极不舒服，因此我自己是乐意把它给忘掉的。

“我不知道可以上哪儿去打听，”我无可奈何地咕哝道。只要派得上用场我就万死不辞，会动身去把任何人给找来，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因为我极为信赖她的常识。“是什么让你想起要来向我打听这个情况？”我问道。

“不全是为了这一点，”她低声说道。脸上是那种遇到麻烦事的人才有的神态。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今天傍晚必须和拉祖莫夫先生联系？”

娜塔莉亚·哈尔丁动一下脑袋表示肯定；接着，朝会客室的房门看一眼，便用法语说道——

“C'est maman⁽³⁾”片刻之间仍茫然无措。一向认真严肃，不是那种会被想象的困难吓倒的姑娘，我的好奇心挂在她的嘴上，而她的嘴片刻之间仍是闭着的。说到拉祖莫夫先生时，为何要提起她母亲呢？没有人告诉过哈尔丁太太，她儿子的朋友到了日内瓦。

“我可不可以今天傍晚见一见你母亲？”我询问道。

哈尔丁小姐伸出手像是要拦住去路似的。

“她处在极度焦躁的状态。哦，你是看不出来的……那是在心里面，可我了解母亲，我吓坏了。我是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这种状况了。都是我不好；我想，我是没法装样子骗人了；我从前是什么事都不瞒母亲的。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理由那样做。可你是知道的，我为什么没有马上跟她讲拉祖莫夫先生到这儿来了。你是理解的，对吧？归咎于她那种不幸的状况。而——你瞧——我不是女演员。我自己的感情是非常投入的，我不知怎地……我不知道。我的举止引起她的某种注意。她觉得我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她注意到我离开的时间更长了，而事实上，由于我和拉祖莫夫先生每天都见面，我离开的时间比我通常出去的要长一些。天知道她心里头出现什么样的疑虑。你知道她是变了一个人了自从……于是今天傍晚她——好几个星期都是那样可怕地沉默不语了——突然说起话来。她说她不想责备我；说我有我的性格正如她有她的性格；说她不想打探我的事情，甚至也不想打探我的思想；反正她是从来都没有在子女面前隐瞒任何事情……听着就觉得残忍。她用平静的嗓音说着这一切，那张可怜、憔悴的面孔冷静得像块石头。真让人受不了。”

哈尔丁小姐低声说着话，比我以前听她说的都要快。这一点本身就让人不安。会客室里灯火通明，我可以看到面纱下她酡红的脸色。她站得笔直，左手轻轻放在小桌上。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垂落在身边。她时不时地微微喘口气。

“这太让人吃惊了。你想想看！她觉得我是一声不响地在做好准备离开她呢。我跪在她的椅子旁边，求她想一想她在说些什么话！她把手放在我头上，可她却照样是固执己见。她一向觉得她是值得子女信任的，可事情却显然不是这样。她的儿子信不过她的爱，也信不过她的理解力——而现在我正打算以同样的残忍和不公正的方式抛弃她，等等，等等。我什么都说不出来……这是病态的固执……她说她感觉到我身上有了某种东西，某种变化……既然我的信念要把我召唤到别处去，那何必这样保密，仿佛她是个不可信任的懦夫或软蛋似的？‘好像我的心会将我的子女出卖似的，’她说道……这几乎是让人难以承受的。而她始终在抚摸我的头。……要表示异议是全然没有用的。她病了。正是她的灵魂……”

我不敢打破我们之间出现的沉默。我望着她透过面纱闪闪发亮的眼睛。

“我！变了！”她仍用低沉的语气惊叫道。“我的信念把我召唤到别处去！这话听起来是残忍的，因为我的麻烦正是在于软弱，不明白该怎么做。这你是知道的。为了结束这一切，我做了件自私的事情。为了消除她对我的疑虑，我把拉祖莫夫先生跟她说了。这是我的自私。你知道我们约定不让她知情，这么做完全是正确的。绝对正确。把我们可怜的维克多的朋友上这儿来的消息一告诉她，我就明白，我们是做得多么正确。她应该是有所准备；可我心烦意乱，就说漏了嘴。母亲当场激动得要命。他来这儿多久啦？这位维克多的朋友，他知道些什么？为什么不立刻来看我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即便是她儿子留下的记忆之类的东西都不能对她吐露么？……只要想一想我看着她的那种感觉，脸白如纸，纹丝不动，瘦弱的双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我跟她说，这都是我不好。”

我能想象那个坐在椅子里的母亲一动不动、喑哑无语的身影，在那儿，在房门背后，而在房门旁边那个女儿正在和我说话。那儿的沉默无语像是要大声发出复仇的召唤，要向那种历史状况及其作用之下的现代实例复仇。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可我却无法怀疑，哈尔丁小姐这段时间过得糟糕透顶。她说，想到那种场景，她就没法面对夜晚，这我是非常理解的。哈尔丁太太听任自己流露极为糟糕的胡思乱想，极为古怪和残忍的疑虑。无论如何都要尽快让这一切平息下来。得知哈尔丁小姐对她说，“我马上去把他带来”，这我并不感到吃惊。那种哭喊中没有丝毫的荒谬，没有情感的夸张。在我说“很好，但怎么做？”的那句话中，甚至都没有觉得拿不准。

她能想到我，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我对拉祖莫夫先生的住处一无所知，我能做什么呢？

“你想想，他可能是住在附近，说不定是在一箭之地的范围内！”她大声说道。

这我不相信；可我会痛痛快快出发，把他从日内瓦的另一头接来的。我想，既然她最先想到的是过来找我，那她对我的欣然从命是有把握的吧。可她想要让我效劳的，其实是陪她去波莱尔城堡。

我心里出现一幅令人不悦的景象，那条黑魆魆的路，那个阴沉沉的庭园和那种荒凉可疑的面貌，那个巫术、阴谋、女性主义崇拜的栖息地。我反对说，S夫人对我们想要搞清楚的东西谅必一无所知。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不大会找到那个年轻人。我想起我瞥见的那张面孔，不知怎地产生那种确定无疑的感觉，一个神色比见了死人更糟糕的人，是想要在那种他能够独自一人的地方闭门不出的。我莫名其妙地确信，拉祖莫夫先生在我见到他的那个时候正要回家去呢。

“我想到的其实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哈尔丁小姐静静地说道。

啊！他，当然是会知道的。我看了看表。九点二十分……还只有。

“那我就去他的宾馆想想办法吧，”我提议道，“他在大都会有房间，顶楼的某个地方。”

我没有提出让我自己去，只是由于对我会受到的那种接待心存疑虑。可我建议那位忠心耿耿的安娜，带上纸条去询问消息。

安娜还在房间另一头的门边等候，我们两个在悄声讨论这个问题。哈尔丁小姐觉得，她必须亲自去一趟。安娜胆子小，动作慢。把答案带回来就没时间了，而从这一点看天也晚了，因为拉祖莫夫先生是否住在附近是一点都没把握的。

“如果我自己去，”哈尔丁小姐认为，“就可以直接去宾馆找他。无论如何我都得要出去，因为我必须亲自跟拉祖莫夫先生解释——让他有点准备。你不知道母亲那种心态。”

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甚至觉得，为了她母亲也是为了她自己的缘故，她们最好暂时不要在一起。她母亲喜欢的安娜会在身边伺候的。

“她可以把针线活带到房间里去，”哈尔丁小姐继续说道，率先朝门口走去。接着，便用德语向那位替我们开门的女仆说道，“你可以跟母亲讲，这位绅士来访，和我一起去找拉祖莫夫先生了。如果我出去的时间有点长，她也用不着担心的。”

我们很快来到外面的街道上，她深深呼吸夜晚凉爽的空气。“我甚至都没有问过你呢。”她咕哝道。

“我想是应该没有吧，”我说道，笑了一下。眼下不能考虑那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接待我的方式。他见到我会恼火的，恐怕会以某种庄严的傲慢招待我，这我并不怀疑，可我想，他是绝对不敢把我给扔出去的吧。而这是我最关心的。“你不挽上我的胳膊吗？”我问道。

她默默挽起我胳膊，而直到我让她先走进宾馆大厅为止，我们说的话都不值得记录下来。大厅里灯火璀璨，有很多人在晃悠。

“我单独上去会比较合适，”我建议道。

“我不喜欢留在这个地方等候，”她低声说道。“我也要去。”

我就把她径直带到电梯口。顶楼服务员指示我们朝右边走：“走廊尽头。”

洁白的墙壁，红色的地毯，电灯光雪亮耀眼，还有那种空空荡荡，那种寂静，那些关闭的房门，一模一样，标着号码，让我想起某家素净豪华的模范教养院依照独居幽禁的原则而建立的那种完美秩序。给旅行者提供住宿的这幢庞大建筑的屋顶下，我们在那儿听不到任何一种声音，深红的厚毛毡把我们的脚步声完全吞没了。我们加快步伐，互相不看一眼，直到发现自己就站在漫长通道的最后那扇门前为止。随后我们目光交接，就这样站了片刻，侧耳倾听屋里微弱的窃窃私语声。

“我想就是这间了吧，”我毫无必要地悄声说道。我看见哈尔丁小姐的嘴唇无声地嚅动，便重重地敲了敲门，里面的窃窃私语声停住了。深深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那扇门便猛然被打开，开门的是一位黑眼睛的矮个女人，穿红色女衬衫，浓密丰厚几乎是雪白的头发，梳理得马马虎虎，凌乱而不美观。那两道细细的乌黑发亮的眉毛蹙拢。后来我饶有兴味地得知，她就是著名的——或是臭名昭著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可我当时却对她询问的目光中那种怪有趣的靡菲斯特特征印象深刻，因为它是那样奇怪地缺少邪恶，那样——可以说——不具有恶魔性质。她抬头看哈尔丁小姐时，目光变得柔和了些，而哈尔丁小姐用爽朗、平静的嗓音声称，眼下她想见一见彼得·伊万诺维奇。

“我是哈尔丁小姐，”她找补道。

听到这句话，那个穿红衬衫的女人眉头完全舒展开来，却一言不答地走开，到沙发那儿坐下，让房门敞开着。

而她从沙发那儿注视我们进去，手搁在膝头，黑眼睛熠熠闪亮。

哈尔丁小姐向前走到房间中央；我则忠实于我小小随从的角色，把门从身后关上，仍站在门边上。房间非常大，但是天花板低矮，几乎没什么家具，一只带有瓷灯罩的电灯泡低低拉下来，照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摊着一幅非常大的地图），让房间里的遥远地带笼罩在昏茫、人工的暮光中。彼得·伊万诺维奇没有见到，拉祖莫夫先生也不在。可是，沙发上，在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旁边，一个面孔瘦骨嶙峋、留山羊胡须的男人向前弓着身子，手放在膝头，瞪眼露出和蔼的神色。远处角落里，依稀可见一张苍白的大脸和一具粗大的身形，粗野笨重，像是在支撑它的矮凳上坐不稳当似的。我认识的人只有小个子裘力乌斯·拉斯帕拉，他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看地图，双脚紧紧缠绕椅子腿。他干脆利落地下来，朝哈尔丁小姐鞠躬，看上去荒谬得像是一个鹰钩鼻的男孩蓄着椒盐色的美丽假胡子。他走上前，让出凳子，而哈尔丁小姐谢绝了。眼下她只是进屋来跟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几句话。

他那种高八度的嗓音在房间里让人听着费力。

“说来也怪，就在今天下午我还想到您呢，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碰见拉祖莫夫先生。请他给我写篇文章，写什么都可以。您可以把它译成英语——有这样一位老师在。”

他朝我这边赞许地点点头。一听到拉祖莫夫的名字，一个难以描述的声音，一种微弱的吱吱叫，像某个发怒的小动物的声音，便从那个与他的座椅相比似乎太过庞大的人所占据的角落里响起来。我没有听见哈尔丁小姐的话语。拉斯帕拉又开口了。

“是该做些什么了，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不过，我想您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您自己为什么不写点什么呢？您马上会来看我们的吧？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件事。任何建议……”

我又没听清哈尔丁小姐说的话。拉斯帕拉的嗓音再一次响起。

“彼得·伊万诺维奇？眼下他退到另一间屋里去了。我们都在等他呢。”

那位伟人此刻走进来，显得更大、更高，威风凛凛地穿着某种黑色料子做成的长睡袍。袍子直溜溜垂落至脚踝。他让人想起僧侣或先知，某个体形壮大的沙漠居民——有点亚洲的味道；那副墨镜配合这身装束，在柔和的灯光下让他变得比以往更神秘。

小个子拉斯帕拉回到椅子上看那张地图，屋里唯一让灯光照得雪亮的物件。即便是远远站在门边，我也能从代表海洋的那片蓝色形状分辨出，这是波罗的海省份的地图。彼得·伊万诺维奇轻轻惊叫一声，朝哈尔丁小姐走过来，察觉到有我在而收住脚步，无疑是十分茫然；便用黑魆魆的眼镜里的目光一动不动端详。他肯定是通过我的白发认出我的，因为，他故意耸一耸宽阔的肩膀，朝哈尔丁小姐转过身，显出慈爱的宽容。他把她的手抓在厚实的掌心，用另一只大爪子像盖子那样把它罩住。

这两个人站在地板中央交换几句听不清楚的话，而屋里其他人都没有动：背对着我们、跪在椅子上、双肘支在巨幅地图上的拉斯帕拉，角落里那个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沙发上那个留山羊胡须直愣愣凝视的人，他边上穿红衬衫的那个女人——他们都没有动作。我想他们确实是没来得及吧，因为哈尔丁小姐立刻将手从彼得·伊万诺维奇那里抽出来，没等我替她做好准备就朝门口走去。我这个无人理会的西方人，赶紧把门打开，跟着她出去，我最后的那一瞥让他们都静止不动保持各自的姿势：彼得·伊万诺维奇兀自站立，戴着墨镜像是高大的盲人教师，而他身后是彩色地图上那块耀眼的灯光，那个咪咪小的拉斯帕拉在审读地图。

后来，很久以后，报纸上的流言（它们含含糊糊而且很快就消失了）说到俄国一桩流产的军事反叛时，我便想起我朝那组静止不动的群像及其中心人物投去的一瞥。细节未曾披露出来，但据悉，境外的革命党人给了他们援助，事先派出特使，甚至筹钱派遣一艘载着一批武器和反叛分子的轮船侵入波罗的海省份。我浏览这则披露不详的秘闻（这个世界对它不是太感兴趣）时想到，古老、安定的欧洲在我亲自陪伴那位俄国姑娘时获得某种东西，类似于幕后的一瞥。那短促、奇异的一瞥，在容纳五湖四海的一家大宾馆的顶楼：那位伟人；那个宰杀密探和宪兵的角落里的粗壮大汉；雅科夫列奇，旧时恐怖活动的资深战士；那个女人，活泼泼的黑眼睛，和我一样白发苍苍，都处在神秘的暗光中，而桌上是灯光雪亮的俄国地图。那个女人我有机会再见到。我们等候电梯时，她急急忙忙沿着走廊跑过来，盯住哈尔丁小姐的脸，把她拉到一边，像是要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时间倒不长，几句话而已。

下电梯时，娜塔莉亚·哈尔丁没有打破沉默。出了宾馆，我们沿着码头往前走，在缀饰着码头灯火的新鲜黑暗中，我们左手边小港口的黑水倒映着灯火，我们右边是一大堆高耸的宾馆，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开口说话。

“那就是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你知道这个女人吗？……”

“是的，我知道——那个有名的……”

“是那个人。看来是在我们出去之后，彼得·伊万诺维奇把我来访的原因告诉他们了。因此她便跑出来追赶我们。她对我通报了她的姓名，接着就说，‘您是那个要被记住的勇士的妹妹。您会看到好时光的。’我告诉她说，我希望看到这一切都被遗忘，连我哥哥的名字也被遗忘的那个时候。某种东西促使我那么说，可你理解吗？”

“是的，”我说道。“你想的是那个和谐而公正的时代。”

“是的。这种行为中有太多的憎恨和复仇。必须那么做。那是牺牲——那就让它变得更伟大些吧。毁灭是愤怒的行为。让暴君和刺客统统被遗忘吧，只有那些重新建设的人才会被记住。”

“那索菲亚·安托诺夫娜赞成你的说法吗？”我心怀疑虑地问道。

“她什么都没说，除了说‘相信爱对您来说是好的’。我觉得她懂得我的意思。接着她就问我是否马上想见拉祖莫夫先生。我说我期望今晚能够设法把他带去见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得知他来这儿了，并且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他能否跟我们讲讲维克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我哥哥仅有的朋友，是位了不起的至交密友。她说，‘哦！您哥哥——是的。请告诉拉祖莫夫先生，我把圣彼得堡传给我的那些话公开了。说的是您哥哥被逮捕的事情，’她找补道，‘他让一个平头百姓给出卖了，而那个人后来上吊自杀了。拉祖莫夫先生会把事情都解释给您听的。今天下午我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他了。请告诉拉祖莫夫先生，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向他问好。我一早就要走了——是远行。’”

片刻沉默之后，哈尔丁小姐找补说——

“我听到的话让我那样触动，那样出乎意料，我简直就没法跟你说……是个平头百姓！哦，我们可怜的人民！”

她慢慢地走着，像是突然间筋疲力尽似的。她低垂着头，一幢有台阶和阳台的楼房的窗口传来酒店音乐的陈腔滥调。赌场低矮破旧的门廊前，两张红色的招贴在电灯下亮得耀眼，给人一种廉价的外省印象——码头的空空荡荡，街道的荒芜面貌，具有一种虚伪的体面感，一种难以言传的凄凉沉寂的风味。

我理所当然认为她弄到地址了，就让她给我带路。万宝龙桥上，有几个黑影似乎迷失在灯光画出的又宽又长的景致中，她在桥上说道——

“离我们家不是很远。不知什么缘故我就觉得不会远的。地址是卡鲁日路。我想肯定是给工匠住的那种又大又新的房子吧。”

她信任而亲密地挽起我的胳膊，加快了步伐。我们那么做有点原始的味道。我们没有想到文明的物力。一辆深夜的电车从我们身边驶过，一排出租马车停在花园栏杆旁边。我们不曾想过要去利用那些运输工具。她或许是走得太快了点，至于我本人——嗯，她信任地挽着我胳膊嘛。我们登上科拉特里街平缓的斜坡，所有店铺都拉下了百叶窗，没有窗口映出灯光（仿佛所有唯利是图的人在一天将尽之时都逃走了似的），这时她用试探的语气说道——

“眼下我可以顺便去看一下母亲。不会太偏离的。”

我劝阻她。如果哈尔丁夫人当晚确实盼望见到拉祖莫夫，那只有她本人露面是不明智的。我们越快找到那个年轻人，把他带去平息她母亲的焦躁，就越好。她赞同我说的道理，我们便斜穿剧院广场，电灯光下它的石板地面蓝幽幽的，而中间那座寂寞的骑马塑像一片漆黑。踏上卡鲁日路，我们便来到较贫穷的街区，临近城市边缘。空闲建筑用地和新建的高房交替出现。一条小街的拐角处，石灰水粉刷的一家店铺，粗糙的扇形灯光，透过宽宽的门廊没入夜幕。远远可以看见里面的墙壁及其供应稀缺的货架，还有漆成棕色的松木柜台。就是那座房子了。沿着涂覆焦油的木板篱笆的暗影走过去，我们看见那交角的狭窄煞白的墙面，高处五扇单层窗户，里面没有一丝光亮，冠以突出的屋顶斜坡的浓重阴影。

“我们得去店里打听一下，”哈尔丁小姐对我说道。

一位脸色蜡黄、留着稀疏连鬓胡子的人，戴着脏污的白领子和磨破的领带，放下报纸，双肘支起，从光溜溜的柜台上亲密地探过身来，回答道，我打听的那个人确实就是住在三楼的房客，可眼下他出去了。

“眼下，”我朝哈尔丁小姐看了一眼之后重复道。“这么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喽？”

他非常温和，长着一双讨好人的眼睛和柔软的嘴唇。他淡然微笑，好像凡事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似的。拉祖莫夫先生，一整天不见人影，傍晚早早回来了。后来大概是半个钟头或半个钟头多一点，他惊讶地看到他又下来了。拉祖莫夫先生将钥匙留下，在他们两个人交换几句话的当口谈到，他出门去，是因为他需要空气。

他在光溜溜的柜台后面继续冲我们微笑，两只手托住脑袋。空气。空气。但究竟意味着出去很久还是只有一会儿工夫，这就难讲了。夜里非常闷热，毫无疑问。

停顿片刻，他那双讨好人的眼睛转向门口，他找补说——

“他会赶上暴风雨的。”

“暴风雨就要来了吗？”我问道。

“哎哟，要来了！”

仿佛是要证实他的话似的，我们听到一阵遥远、低沉的隆隆声。

我用目光征询哈尔丁小姐意见，看到她是那样不情愿放弃寻找，便请求那位店主，万一拉祖莫夫先生半个钟头内回家，就请他留在楼下店铺里。我们马上又会来拜访的。

他将脑袋不易察觉地动一下算是答复。哈尔丁小姐默默表示赞成。我们沿着远离城市的街道慢慢走着；那些注定要拆毁的普通别墅的花园矮墙，披挂着树枝和大片的植物枝叶，让煤气灯从下往上照亮。亚弗河冰冷的河水从一道低矮的堤坝上跌落下来，发出猛烈而单调的喧响，挟带着一股凛冽的气流，越过大片旷野朝我们奔涌而来，而旷野上排成两行的灯火，勾勒出一条迄今未有房屋的街道。可在对岸，悬垂着雷雨云的骇人黑暗，一点孤零零的朦胧灯火像是用困倦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一直走到桥上，这时我说道——

“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吧……”

店铺里，那位一脸病容的人在研究的那张脏污的报纸，这会儿是在柜台上面大大地摊开。看我进去，他只是抬起脑袋，摇摇头表示否定，抿紧嘴唇。我立即走到外面又和哈尔丁小姐会合，我们便迅速离去了。她说明天早上头一件事情就是派安娜送纸条去。我尊重她的沉默寡言，或许沉默就是我表示关切的最好方式了。

我们回家时走的那条城乡接合部的街道，渐渐变成城里常见的通衢大道，宽阔而荒凉。我们碰见的人总共不超过四个，而路程显得冗长不堪，因为我同伴那种自然而然的焦虑心情感同身受地传染给我。我们终于踏上启蒙思想家大道，更加宽阔，更加空空荡荡，更加沉寂——那种沉睡的体面的荒凉。一见到那两扇亮着灯光的窗户，远看非常惹眼，我眼前就仿佛看到哈尔丁夫人坐在扶手椅里守夜，庄严而痛苦，笼罩着专横统治的邪恶符咒：一个暴政和革命的牺牲品，一种既残忍又荒谬的景致。

3

“进去坐一会儿？”娜塔莉亚·哈尔丁说道。

由于时辰已晚我就没有同意。“你知道，母亲是那样的喜欢你，”她强调说。

“我进去只是想要知道你母亲怎么样了。”

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会相信我找不到拉祖莫夫先生，既然她突发奇想地认为我有什么事情瞒着她。你或许能够说服她……”

“你母亲对我怕也是不信任的吧，”我说道。

“对你！为什么？你能对她隐瞒什么呢？你不是俄国人，也不是反叛者。”

我深深感到我那种欧洲人的遥远，便什么都没说，可我打定主意要把我那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角色扮演到底。远处罗讷河谷的滚滚雷声，越来越靠近这座沉睡的城市，它有着乏味的德性和广纳宾客的精神。我们穿过黑暗大门口对面的街道，哈尔丁小姐摁响公寓的门铃。门几乎是立刻就打开了，仿佛那位年长的女仆在前厅等候我们回来似的。她扁扁的面孔浮现满意的神气。她在关门时宣布说，那位绅士到了。

我们两个都没有明白过来。哈尔丁小姐唐突地转过身去对着她。“谁呀？”

“拉祖莫夫先生，”她解释道。

她在我们离开前听见我们交谈，完全知道年轻的女主人为何出门去。因此，那位绅士在门口报上姓名时，她就立刻让他进屋了。

“这一点谁都没法预见到，”哈尔丁小姐咕哝道，她那双严肃的灰眼睛凝视着我的眼睛。而回想起年轻人脸上的那种神色，四个多钟头前见到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梦游症患者的表情，我愕然之中有一种畏惧。

“你先问我母亲了吗？”哈尔丁小姐询问那位女仆。

“没有。我通报了那位绅士，”她答道，对我们愁容满面的样子感到吃惊。

“尽管如此，”我低声说道，“你母亲还是有准备的。”

“是的。可他不了解……”

在我看来，她是不相信他的机敏老练。她问那位绅士和她母亲在一起多久了，女仆告诉我们说，那位先生⁽⁴⁾在会客室里还不足一刻钟呢。

她等了片刻，便退了下去，显得有点儿害怕。哈尔丁小姐默默凝视着我。

“就目前事态发展来看，”我说道，“你对你哥哥的朋友要告诉你母亲的事情碰巧是有数的。然后肯定是……”

“是的，”娜塔莉亚·哈尔丁慢慢说道。“我只是想知道，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不在，是否这会儿最好不要去打断。”

我们保持着沉默，我想我们两个都是竖起了耳朵，可从关着的门里面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哈尔丁小姐的脸上显出痛苦的优柔寡断的神色；她做了个动作像是要进去，但是克制住了。她听见脚步声在门的另一边响起。门开了，拉祖莫夫出来，大踏步走进前厅。那天的疲劳和自我斗争使他变了那么多，我都不敢认那张脸了，而仅仅是几个钟头前，他在邮局前面和我擦肩而过时，那张脸十分触目惊心，却是很不一样。当时脸色还没有那样发青，眼神还没有那样阴郁。那双眼睛此刻当然是显得较为正常了，却笼罩着某种明显是不怀好意的阴影。

我说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的目光首先是落到我身上，尽管是什么都没有认出来，甚至什么都没有领会。我只是处在他直瞪瞪的视线里罢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门铃，或者是否期待见到什么人。他正要出去，我相信，而我觉得他并没有看见哈尔丁小姐，直到她朝他向前走了一两步为止。他对她伸出的手不予理会。

“是您，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或许您感到吃惊……在这么晚的时候。可是，您瞧，我记得那个花园里我们俩的交谈，我觉得您确实是希望我——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来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想告诉……”

他说话费力。我注意到这一点，想起他向店里那个人宣布说他出去是因为他“需要空气”。如果这是他的目标，那他显然是很不成功的。他垂着眼帘，低着脑袋，努力把那句噎住的话接着说出来。

“想告诉今天我刚刚听到的话——今天……”

透过他没有关上的房门，我看见会客室。里面只点着一盏带灯罩的灯——哈尔丁太太的眼睛没法证实是煤气灯还是电灯。这是一间比较大的屋子，较之于灯光大亮的前厅，其长度消失在浓重阴影打底的半透明的幽暗中；因此我看见哈尔丁太太一动不动的身影，微微前倾，一只苍白的手搁在椅子扶手上。

她并没有动。面对窗户，她再也没有那种暗示着期盼的姿态了。百叶窗拉下；窗外只有怀抱雷雨云的夜空，还有那个漠然与好客的城市，显示其冷淡的、几乎是轻藐的包容心——一个可敬的避难之城，而在它看来，所有这些伤心和希望都不值一提。她雪白的脑袋低垂着。

我心想，独裁统治的真正戏剧性场景并未在政治大舞台上演，而命中注定是旁观者的我，获得幕后的这另外一瞥，某种比言词和公演的姿态更为深刻的东西。我确信这位母亲，心里终究是不肯将儿子放弃。它比拉结⁽⁵⁾的无法安慰的悲悼更加沉痛，它让人毛骨悚然的稳静是某种更深沉、更难接近的东西。她苍白、前倾的侧影，消失在高背椅的轮廓模糊的一团中，给人的感觉是在凝神注视着她膝盖上的什么东西，仿佛那儿正倚着一个宠儿的脑袋。

我获得这幕后的一瞥，而那个时候，哈尔丁小姐走过年轻人身旁，把门关上。动作不无迟疑。片刻间我心想，她要到她母亲那儿去，可她却只是投去焦急的目光。也许哈尔丁夫人只要动一下的话……可是没有动。那张没有血色的纹丝不动的面孔，有着对痛苦的无可补救的可怕冷漠。

那位年轻人的眼睛此时紧盯着地面。已经讲过的故事不得不再讲一遍，这种想法让他受不了。他指望看到那两个女人在一起。然后，他暗自想道，事情就永远结束了——永远。“幸亏我不相信来世，”他冷笑着想道。

将那封密信寄走之后，独自待在屋里写他的秘密日记，他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镇静。他意识到这种古怪的自我沉溺是危险的。他对自己暗示这一点，却无法克制。这么做让他平静下来——让他与生活和解。他就着单支蜡烛的光线坐在那儿乱写一气，然后突然想到，既然听取了有关哈尔丁被捕的解释，正如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所提供的那样，那就理应由他本人去告诉那些女士。她们肯定会通过另外某个渠道听到这个传言的，而到了那个时候，不仅是哈尔丁的母亲和妹妹，而且还有其他人，就会觉得他那种回避是显得古怪了。得出这个结论，他发现自己面对那种必要性，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不情愿，而要把这件事情做完的那种焦虑，很快就折磨起他来了。他看了看表，不，时候绝对没有太晚。

和哈尔丁太太在一起的十五分钟像是未知事物的复仇：那张苍白的脸，那种虚弱、清晰的嗓音；那个脑袋，起初是急切地转向他，片刻之后，又低下去，一动不动——在屋里昏茫、静止的光线下，而他那些尽力克制的话语是那样响亮地在屋里回荡——像是某种古怪的发现让他心烦意乱。那悲伤中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固执，某种他难以理解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是某种他没有料到的东西。是怀有敌意吗？可这无关紧要。眼下什么都没法伤到他了；眼下在那些革命家眼里他的过去没有阴影。哈尔丁的幻影确实是被踩过去，被丢在了后面，无力而顺从地躺在积雪覆盖的人行道上。这是那个幻影的母亲，空自伤悲，白如幽灵。他感觉到出乎意料的怜悯之情。可这当然是无足轻重的。那些母亲算不了什么。他难以摆脱这个沉默、安静、白发苍苍的女人给予他的酸楚印象，而一种严峻的情感却悄悄潜入他心里。结果就是这样。嗯，那又怎么样呢？“然后我就高枕无忧了吗？”他暗自惊叫道，隔着一段距离坐着，注视着那个悲伤的人影。他把必须告诉她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他说完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在他说话时，她把头掉转开去。落到他最后几句话上的那种沉默持续了五分钟或更长。这是什么意思？面对它那种难以理解的性质，他意识到他严峻情感中的愤怒，针对哈尔丁的那种旧时的愤怒，在哈尔丁母亲的沉思默想中又被唤醒了。难道这不像是某种他为之揪心的嫉妒之情，像是嫉妒这世上走过的人都有而唯独他没有的一种特权？正是另外那个人，他得以安眠，却继续活在这个居丧的老妇人的慈爱之中，活在所有那些标榜热爱人类的人的思绪之中。要将他消除是不可能的。“是我自己让自己毁灭的，”拉祖莫夫心想。“他诱使我那么做的。我没法摆脱他。”

他让这个发现弄得惊慌起来，便站起身，大步离开那个沉默、昏茫的房间，椅子里那个沉默的老女人，那个母亲！他根本没有回头看。这明明就是逃跑。可在开门时他看到退路被切断了。那个妹妹就在那儿。他从来都没有忘掉过这个妹妹，只是没有料到那个时候会见到她——或者，说不定，是没料到又会见到她。她在前厅出现正如她哥哥的幽灵出现那样是难以预见的。拉祖莫夫吓了一跳，仿佛是发现自己中了巧妙的圈套似的。他试着笑一笑，但是笑不出来，便垂下眼帘。“眼下我得把那个傻乎乎的故事再讲一遍吗？”他暗自问道，感到身体在下沉。此前一日以来他没吃过任何固体的东西，可他却没有心思去分析他那种虚弱的根源。他想要拿起帽子，尽可能少说几句就告辞，可哈尔丁小姐却趁其不备将门迅速给关上了。他在她后面半转过身，却没有抬起眼帘，消极无为，恰如一片羽毛在搅动的空气里轻轻拂动。接着她便回到原先的地方，又朝他半转过身，于是他们便又像刚才那样面面相觑了。

“是的，是的，”她匆匆说道，“我非常感激您，基里洛·西多洛维奇，立刻过来了——像这样……只是，但愿我有……母亲告诉您了？”

“我怀疑她能告诉我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他说道，显然是自言自语，可完全是听得见。“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找补道，声音响亮了些，仿佛是感到绝望似的。

他垂着脑袋。他对娜塔莉亚·哈尔丁在场的感觉是那样强烈，看见她就会觉得松一口气。如今是她在他心里出没无常了。自从波莱尔别墅的花园里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伸出手来，报出她哥哥的名字……他就受着折磨。前厅里最靠近外间房门的墙上有一排钩子，一张黑色小桌和一把椅子贴着对面墙壁摆放着。墙纸，印有极微弱的图案，几乎是白色的。天花板下一盏高悬的电灯泡的光线，将这个明净方正的盒子里的四个光溜溜的角落照亮，粗糙刺目，没有影子——上演无名戏剧的奇怪舞台。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哈尔丁小姐问道。“什么叫您一直都知道？”

他抬起脸，苍白失色，满是说不出来的痛苦。可他眼里那种呆滞、茫然的固执，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留下印象并感到诧异的那种神色，却渐渐消退了。他仿佛是在那种觉醒的意识中恢复了知觉，意识到容貌、线条、目光、声音的奇妙和谐，而这种奇妙的和谐将他面前的姑娘培育成那样罕见的一个生灵，超出并且可以说是优于那种寻常的美的观念。他久久看着她，弄得她微微有些脸红。

“什么叫您知道？”她又茫然说道。

当时他努力露出微笑。

“实际上，如果不是要说一两句问候的话，我都怀疑您母亲是否真的意识到我的存在。您明白吗？”

娜塔莉亚·哈尔丁点点头，她垂落在身旁的手微微动了一下。

“明白。难道这不就是心碎吗？她还没有流过泪呢——一滴都没流过。”

“一滴都没流过！那么您呢，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您哭得出来吗？”

“我哭得出来。那时我还年轻，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能够相信未来。可我看到母亲是那样的失魂落魄，我就几乎把什么都忘了。我问我自己，是否应该觉得骄傲——或是只应该认命。有那么多人来看我们。有完全不相识的人写信要求允许拜访以表达他们的敬意。要把我们的门永远关上是不可能的。您知道彼得·伊万诺维奇本人……哦，是的，有很多同情，可也有对那种死亡公然表示欢欣的人。然后，当我和可怜的母亲不受打扰时，这一切在精神上是显得那样的失常，某些东西不值得她为之付出代价。可我一听说您来到日内瓦，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就觉得您是唯一的人选，可以帮助我……”

“去安慰丧失亲人的母亲？是啊！”他打断话头的那种态度，让她那双毫无戒备的清澈的眼睛张开。“可存在着一个是否合适的问题。这一点您想到过吗？”

他说起话来呼吸困难，这和他试图嘲弄人的那种可怕暗示形成鲜明对照。

“哎呀！”娜塔莉亚·哈尔丁富于感情地悄声说道。“有谁比您更合适呢？”

他不由自主地愤然一动，但是控制住了。

“真是的！您一听到我在日内瓦，甚至都还没有见到我？由此又可见到那种信任……”

他的语气突然变了，变得更加果断，更加超然。

“人是可怜的造物，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他们不能凭直觉了解情感。要跟丧子的母亲说合适的话，就得要有父母子女关系的某种体验。我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您一定要了解全部真相的话。在这一点上，您的期望只好跟‘那个未被慈爱温暖过的胸膛’打交道了，正如那位诗人所说的那样……这倒不是说它是无知无觉的，”他找补道，语气低沉了些。

“您的心不是没有感情，这我可以肯定，”哈尔丁小姐柔声说道。

“是的。不是硬得像石头一样，”他继续用那种内省的声音说道，好像他的心正如沉重的石头躺在他所说的那个未被温暖过的胸膛里。“没有，没有那样硬的。可如何证明您赞扬我的那种东西——啊！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以前没有人对我期待过这样一种东西。让我的柔情派上用场的人一个都没有。而眼下您来了。您！眼下！不，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太晚了。您来得太晚了。您对我什么期望都不应该有。”

她从他身边稍稍后退了一步，虽说他并没有做什么动作，仿佛是她看到了他脸上的某种变化，让他的话语充满了他们一起分享的某种隐秘情感的意义。在我这个沉默的旁观者看来，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意识到符咒的人，从他们最初用目光彼此打量以来，这个符咒就落在了他们身上。如果当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朝我这儿瞟上一眼，我就会悄悄将门打开，然后走掉的。可他们都没有那么做；我就留了下来，对言行失检的所有害怕都消失在那种极度遥远的感觉中，远离那条将他们囚禁起来的俄国问题的阴郁地平线，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情感的那道边界——他们灵魂的那个牢笼。

哈尔丁小姐坦率、无畏，在心烦意乱中控制住嗓音。

“这能说明什么呢？”她问道，像是说给她自己听。

“或许可以说明，您沉湎于徒劳的想象，而我设法归属于真实的事物和现实的生活——我们俄国人的生活——尽管它们不怎么样。”

“它们是残忍的，”她喃喃说道。

“而且是丑陋的。这一点别忘了——而且是丑陋的。看看您喜欢的地方。看看您所在的、和您亲近的异国他乡，然后回头看看故乡，您所由来的那个地方。”

“人的目光应该超越现在，”她的语气里有着炽热的信念。

“这一点瞎子做得最好。我的不幸是生为明眼人。要是您知道我见过什么样的古怪事情就好了！什么样的令人惊异和出人意料的幽灵……不过，说这些干吗呢？”

“我反倒想要和您说这些，”她以真挚的安详表示异议。她哥哥的朋友那种阴郁的心境并没有给她造成影响，仿佛那种苦痛，那种压抑的愤怒，是愤愤不平的正直操守的标记。她看得出来，他并非寻常之辈，而说不定是她信任的眼中不想让他显出另一副模样吧。“是的，尤其想和您谈，”她强调道。“和您谈世上所有的俄国人……”她的嘴唇片刻间浮起一抹微笑。“我有点儿像可怜的母亲。我好像也不能够放弃我们那位亲爱的死者，而他，别忘了，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我不想滥用您的同情心，可您必须懂得，正是在您这儿我们才能找到他那慷慨的灵魂所遗留的一切。”

我注视着他，他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可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并没有怀疑他无知无觉。这是某种全神贯注的深思默想。接着他便微微动了一下。

“您要走了，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她问道。

“我？走？去哪儿？哦，是的，可我先得告诉您……”他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他便怀着明显的厌恶感让自己勉强发出声音，好像说话是令人作呕或是让人要命的事情。“那个故事，您知道——今天下午我听说的那个故事……”

“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她悲哀地说道。

“您知道了！您在圣彼得堡也有通信的人？”

“没有。是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我刚和她见过面。她向您致以问候。她明天就要走了。”

他终于将那种着迷的目光低垂；她也是在俯视，在耀眼的灯光中，在光溜溜的四堵墙壁之间，就这样彼此面对面站着，他们像是从东方边境的广袤迷乱中被带了出来，残忍地暴露在我西方人眼睛的观察中。我观察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我的存在像是被这两个人完全遗忘了，弄得眼下我都不敢动作。而我暗自想道，当然，他们必须要会合，那个死去的人的妹妹和朋友。那些思想，那些希望，那些抱负，那个自由的事业，在他们对维克多·哈尔丁、那位独裁统治的道德牺牲品的共同情感中表现出来——这一切注定是要让他们彼此吸引。她的那种无知，他的说来那么古怪的孤寂，必定产生那个结果。而我看到结果确实已经产生。毫无疑问。这表明他们在遇见之前必是彼此挂念很久了。那位亲爱的哥哥写给她的信，附在那个名字上的简洁赞扬，点燃了她的想象；而对他来说，见到这个非同寻常的姑娘就足矣。引起惊讶的唯一缘由，是在她明明白白表示出来的欢迎面前他那种郁郁不乐的超然冷漠。可他是年轻的，不管有多么冷峻，多么致力于他那种革命理想，他却并不盲目。那个寡言矜持的时期过去了，他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示主动。最近这次访问的意义我是不会弄错的，因为在他不得不说的那些话中，没有丝毫急切的东西。我逐渐明白了真正的缘由：他发现自己需要她，而她被相同的情感所打动。这是第二次，我看见他们在一起，而我知道，下一次他们见面时我就不会在场了，要么是被记得，要么是被遗忘。对这两个年轻人来说，我几乎是不再存在了。

我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这个发现。与此同时，娜塔莉亚·哈尔丁把我们从日内瓦的这头到另一头的游历简短地讲给拉祖莫夫听。说话时，她将手举到头上摘下面纱，而这个动作将她裹在朴素无华的丧服里的青春体态的性感魅力瞬间展示出来。在帽檐投落到她脸上的那片透明阴影中，她的灰眼睛泛出迷人的光泽。她的嗓音，具有那种不似女流却纤细优美的质地，是沉着镇定的，而她说得飞快，说得坦率、不尴尬。她以母亲的精神状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时，一丝痛苦的痉挛损坏了她脸上那种慷慨信任的和谐。我察觉到，他眼帘低垂，那种神态像是在聆听乐曲而非有声的语言。在她停下之后，他似乎还在那样聆听，一动不动，像是被那个富于挑逗性的声音迷住了。他恢复了正常，咕哝道——

“是的，是的。她没有流过一滴泪。她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我满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她的。她看起来像是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似的。”

哈尔丁小姐流露出深深的苦恼。她的嗓音发抖了。“您不知道事情变得有多糟糕。眼下她盼着见到他！”面纱从她指间掉落下来，她沉痛得握紧双手。“她见了他事情才会收场的。”她哭泣道。

拉祖莫夫猛然抬起头，若有所思的目光久久落在她身上。

“嗯。这是很有可能的，”他咕哝道，语气怪怪的，好像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意见。“我纳闷的是……”他控制住自己。

“这就完了。她的脑子接着就不中用了，而她的精神就会跟着坏掉了。”

哈尔丁小姐松开了双手，让它们垂落在身旁。

“您是这么认为的？”他深切地询问道。哈尔丁小姐的嘴唇微微张开。那位年轻人性格中某种出乎意料而莫测高深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让她着迷。“不！从死者的幻影中既得不到真相也得不到安慰，”颇有分量的停顿之后他找补道。“我满可以把某种真相告诉她的；比如说，您哥哥是打算保命——打算逃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我没告诉她。”

“您没告诉她！为什么不说？”

“我不知道。我脑子里有了别的想法，”他答道。在我看来他像是在注视内心的那个自我，仿佛是试着数他自己的心跳似的，而他的眼睛一刻没有离开那个姑娘的脸。“您不在，”他接着说道。“我打定主意决不再见您了。”

这似乎让她顿时大吃一惊。

“您……这怎么可能呢？”

“您完全可以问……不管怎样，我觉得，我没有跟您母亲讲是出于慎重。我满可以让她放心，他身为自由人所做的最后一场交谈中提到了你们俩……”

“和您在一起的最后那场交谈，”她用深沉、动人的嗓音插话道。“有朝一日您肯定……”

“是和我在一起的。谈到您，他说您有一副信任的目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我没能忘记。这话的意思是说，您身上没有诡计，没有欺蒙，没有虚伪，没有怀疑——您的心灵中丝毫没有那种东西，让您产生一种活生生的、起作用的、雄辩的谎言的概念，如果您也曾有过这种概念的话。意思是说，您命中注定是个受害者……哈！多恶毒的暗示啊！”

最后那句话的不由自主的放肆语气，暴露出他对自己控制不稳。他像那种在高处拒不接受自己头晕目眩的人，突然在悬崖边沿踉跄起来。哈尔丁小姐将手按住胸口。掉落的黑面纱躺在他们之间的地板上。她的动作让他稳定下来。他专注地看着那只手，直到它缓缓放下来为止，接着又抬眼看她的脸。可他不让她有时间说话。

“难道不是吗？您不明白吗？那好吧。”他凭着奇迹般的意志恢复了镇静。“于是您就跟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交谈？”

“是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告诉我说……”哈尔丁小姐停住不说了，睁得大大的眼睛中逐渐充满诧异之情。

“嗯。那是个可敬的敌人，”他咕哝道，好像他是独自一人似的。

“她讲到您的那种语气是极为友善的，”哈尔丁小姐等候片刻，然后评论道。

“这是您的印象？而她也是那拨人当中最聪明的。事情便尽可能得以进展了。一切都串通起来……啊！这些反叛分子，”他用不屑一顾的腔调缓缓说道；“他们马上就会把您抓在手里的！您知道，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现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要把我自己从对天意主宰的迷信中解救出来。那是不可抗拒的……可供替代的选择，自然就是我们的淳朴祖先的那个私人的魔王了。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总之是做得太过火了——那个老魔鬼——我们民族的守护神——我们的家神，我们出国时就随身带着它。他做得过火了。看来我还是不够淳朴……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我本该知道……而这我确实是知道的。”他用悲酸的语气找补道，这种语气将我的诧异之感压倒。

“这个人神经错乱了。”我暗自说道，感到非常惶恐。

接着他给了我非常特别的印象，超出寻常定义的范围。好像是他在屋外刺了他自己一刀，到里面来让大家看；不仅如此——好像他还在转动伤口里的刀子，注视那个结果。这是用肉体方面的语言描述那种印象。没法不让人感到些许怜悯。而哈尔丁小姐，在最深切的情感中已是那样疲劳，才是我深感关切的。她的姿态，她的面孔，流露出与近乎恐怖的怀疑做斗争的怜悯之情。

“怎么回事，基里洛·西多洛维奇？”这声叫喊中含着一丝温情。他以全部官能都彻底屈服的那种目光，单单凝视着她，而在幸福的恋人身上，这就叫做狂喜。

“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对待您是坦诚的。此时此刻我需要在我自己身上清楚地看到……”她停顿片刻，像是要给他机会，让他最终把某句话说出来，配得上她对哥哥的朋友那种崇高信任。他的沉默变得让人肃然起敬，像是在表露重大的决心。

哈尔丁小姐终于继续说道，用恳求的语气——

“我急切地等候过您。可既然您出于好心动身来看我们，您又何必让我感到惊慌呢。您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的。看来好像您有什么东西瞒着不跟我说。”

“告诉我，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他最终发出的是并不响亮的古怪的声音，“您在那个地方见到谁了？”

她吃了一惊，像是感到期望落空似的。

“哪个地方？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屋子里？有拉斯帕拉先生和其他三个人。”

“哈！先锋队——大阴谋的敢死队，”他兀自评论道。“手持火星引爆炸药的人，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好让彼得·伊万诺维奇成为一国之主。”

“您在逗我玩呢，”她说道。“我们那个亲爱的人曾经跟我说，要我记住，人总是为大于他们自身的某种东西服务的——为理念。”

“我们那个亲爱的人，”他慢慢重复道。他要显出无动于衷的那种努力，汲取了他灵魂中所有的力量。他站在她面前，像那种气若游丝的人。他的目光，即便像是处在肉体巨大的痛苦之中，也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啊！是您的哥哥……不过从您的嘴上，从您的嗓音中，听起来……在您身上，一切真的都是神圣的……但愿我能知道您内心深处的思想，您内心深处的感情。”

“可是为什么，基里洛·西多洛维奇？”她嚷嚷道，被那张异常死气沉沉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弄得惊慌起来。

“别害怕。这不会出卖您的。于是您就去了那个地方？……而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她随后跟您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她说得很少。她知道我会从您那儿什么都听到的。她时间不多，只能说上几句话。”哈尔丁小姐的嗓音低落下来，便沉默了片刻。“那个人，看来，是把他给杀害了。”她伤心地说道。

“告诉我，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他停顿一下之后问道，“您相信悔恨吗？”

“这算什么问题！”

“您能知道什么呢？”他声音沙哑地咕哝道。“跟您这样的人并不相干……我想要问的是，您相信悔恨的功效吗？”

她犹豫了一下，像是没有听明白似的，接着她的脸亮堂了起来。

“相信，”她坚定地说道。

“那他的罪行就被免除了。再说，那个赞米亚尼奇是畜生，醉醺醺的畜生。”

娜塔莉亚·哈尔丁浑身哆嗦了一下。

“只是平头百姓，”拉祖莫夫继续说道，“而他们，那些革命分子，对这些人编造崇高的希望。唔，老百姓应该得到谅解……而您也不应该相信从那个渠道听到的一切。”他以一种阴森森的勉强态度找补道。

“您有什么东西瞒着我。”她大声说道。

“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您相信复仇的责任吗？”

“听着，基里洛·西多洛维奇。我相信未来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仁慈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受害人和刽子手，背叛者和被背叛者，当光明最终冲破我们黑暗的天空时，他们全都会得到怜悯，得到怜悯和遗忘；因为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有团结，就不会有爱了。”

“是的。那么，您是不会有复仇的了？从来没有？一点儿都没有？”他用没有血色的嘴唇苦笑了一下。“您本人就像那种未来仁慈的精神。奇怪的是，这不会让它更容易……不会！可假定真正出卖您哥哥的那个人——赞米亚尼奇也涉身其中，但并不重要而且相当不由自主——假定他是个年轻人，受过教育，是个脑力劳动者，深思熟虑，说不定是您哥哥轻易就会信任的人，可仍然——假定……可那儿有一整个故事呢。”

“而您知道这个故事！可是为什么——”

“我听说了这个故事。里面有楼梯，甚至有幻影，但如果一个人总是为某种大于他本人的东西——理念服务，这就算不了什么。我想知道，这个故事里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个故事里！”哈尔丁小姐重复道。她似乎变得麻木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们吗？仅仅是因为走遍天下我都找不到人可以倾诉。您明白我的话吗？没有人可以倾诉。您能想象——没有人——可以——倾诉——的那种思想上的孤寂吗？”

完全是被她自己对空想家的信上那两行字的热情解读所误导，被她自己对孤独时日的惧怕弄得畏畏缩缩，惧怕他们那个阴影笼罩的疯狂倾轧的世界，她没有能够看出在他嘴上挣扎着的真相。她察觉到的是他那种模糊不清的痛苦。冲动之下她正要对他伸出手去，这时他又说起话来。

“我见了您第一面之后的一小时，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的。悔恨、复仇、忏悔、愤怒、憎恨、恐惧的那种害怕，根本就比不上您摆在我面前的那种残忍的诱惑，那天您出现在我的眼前，您的嗓音，您的面孔，在那个可恶的别墅的花园里。”

刹那间她显得全然不知所措；接着，以一种绝望的洞察直奔主题。

“那个故事，基里洛·西多洛维奇，那个故事！”

“没有更多要说的！”他身子向前一动，而她竟把手放在他肩上，要把他推开；可是她的力气不够，他站稳脚跟，四肢却在发抖。“它在这儿结束——就在这个地方。”他用一根表示恐吓的手指使劲按住胸口，变得纹丝不动。

我冲上前去，抓起那把椅子，及时将哈尔丁小姐抓住，把她放落下来。她倒进椅子时在我胳膊上转了半圈，不朝我们两个看，躬着背脊。他以骇人的毫无表情的安谧目光注视着她。难以置信之感，与惊诧、愤怒和厌恶做斗争，暂时让我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接着我就斥责他，怒不可遏地悄声说道——

“简直太可恶了。您还留在这儿干吗？别让她再见到您。走开！……”他并没有动一动。“您的在场让人无法容忍——连我都无法容忍，这您难道不明白？您心里要是还有一点羞耻感的话……”

他愠怒的目光慢慢朝我这儿转过来。“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他咕哝道，一脸愕然。

哈尔丁小姐蓦地从椅子里一跃而起，走了几步，踉踉跄跄。我忘了气愤，就连那个人也忘了，赶紧过去帮她。我挽住她的胳膊，而她由着我将她带进会客室。哈尔丁太太的侧面，她的手，她整个身影，远离灯光，处在远端更深的幽暗之中，具有晦暗的油画那种凝寂之感。哈尔丁小姐停下来，凄然指着她母亲那副端坐不动的惨相，而后者像是在注视膝头偎依着的那个宠儿的脑袋。

那个姿态有着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如此深远地表现人的痛苦，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表明政治体制的那种残酷无情的作用。我把哈尔丁小姐扶到沙发上，然后转身回去关门。在敞开的门框中，在白色前厅刺眼的灯光下，我的目光落在拉祖莫夫身上，他仍在那儿，站在那把空空的椅子面前，像是在他恶毒忏悔的地方永远生根似的。我觉得惊奇的是，从他身上撕裂而出的那股神秘力量并未将他的生命摧毁、将他的肉体粉碎。它完好无损的在那儿。我凝视着他宽宽的肩膀，黑幽幽的脑袋，肢体的那种令人惊异的纹丝不动。他脚边哈尔丁小姐掉落的那块面纱，在粗糙的白色光线下显得又浓又黑。他出神地端详着它。接着，他弯下了腰，动作迅猛得不可思议，一把抓起来，用双手将它按在脸上。某种东西，也许是极度的惊愕，模糊了我的双眼，因此他好像是在移动之前就消失了似的。

外间的门砰地关上，让我恢复了视力，我继续注视着空空的前厅里那把空空的椅子。我怀着难以置信的震惊，弄懂了我所见的这一幕的含义。我抓住娜塔莉亚·哈尔丁的肩膀。

“那个贱骨头把你的面纱拿走了！”我用那种有了骇人发现的惊惧、压低的声音嚷嚷道。“他……”

剩下的没有说出口。在默默无语的恐惧中，我退后俯视着她。她的手无力地搁在膝头，掌心朝上。她的灰眼睛慢慢抬起来。阴影似乎在那双眼睛里来来去去，仿佛是她灵魂稳定的火焰终于变得瑟瑟跳动，在污染的空气的那股逆流当中，这股气流来自于那片将她据为己有的腐败堕落的广袤黑暗，而在那儿，在压迫和造反的犬儒主义中，德行化为罪行的脓疮。

“不可能变得更不幸了……”她呆滞无力的低语让我惊惶不安。“不可能……我觉得我的心变得像冰块一样。”

4

拉祖莫夫沿着潮湿发亮的人行道径直向家里走去。一场骤雨从他身上经过；远处的闪电微微照亮卡鲁日路沿途喑哑房屋的正面，有百叶窗遮蔽的店铺；微弱的闪光过后，间或响起微弱、困倦的隆隆声；可雷雨的主力仍在罗讷河谷集结，像是极不喜欢攻击这可敬而无激情的民主自由的栖身之所，这个旅店沉寂的认真的城市，它将相同的漠然好客之情提供给各国游客，提供给各色国际阴谋家。

店主正准备关门，拉祖莫夫走了进来，一言不发，伸手要他房间钥匙。那个人从架子上替他取钥匙，正打算开个小玩笑，什么雷雨天去呼吸新鲜空气之类，但是，看到房客的脸色之后，他仅仅观察一下，只说出一句——

“您好湿啊。”

“是的，我洗了个干净，”拉祖莫夫咕哝道，从头到脚都在滴水，他穿过里间那道门，朝通向他卧室的楼梯走去。

他没有更衣，但是，点燃蜡烛之后，解下表和链子，把它们搁在桌上，立刻坐下来写作。那本有损名誉的笔记簿放在锁住的抽屉里，他猛地将抽屉拉开，后来甚至都没有费心将它给推回去。

在一个读过、思考过、生活过、手握钢笔的人这种怪怪的卖弄笔墨中，有着那种诚挚的意图，想要以这种手段应付另一种更深奥的学问。一些段落过后，而这些段落在本篇叙事的构筑过程中已经使用过了，或者说在心理层面上并未给这里披露的内情（在最近这段札记中甚至还不止一处提到银牌）添加任何新东西，这些段落过后便出现一页半不连贯的文字，他的表达被我们感情生活中那个新奇和神秘的方面难住了，而那个方面是他孤独生活感到陌生的。于是他只好直接对心里那个读者说起话来，试着用破碎的句子表达，满是惊奇和敬畏，她的人品的那种至高无上（他用的是这个字眼）的力量主宰着他的想象，其中潜藏着她哥哥的话语所播下的种子。

“……世上最为信任的目光——您哥哥说到您时，他已经与死人没两样了。而您站在我面前将手伸出来时，我所记得的正是他的嗓音，我看着您的眼睛——这就够了。我知道发生了某件事，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可是不要被蒙骗了，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相信，我胸中怀有的只不过是对你们俩无穷无尽的愤怒和憎恨。我记得，他指望您永远保存他那颗空想的灵魂。他，这个将我的勤勉有为的生活剥夺的人。我，也有我的指导思想；别忘了，对我们来说，过勤苦克己的生活比走上大街死于信念更难做到。但是够了，不要再说了。恨也好不恨也好，反正我在躲开您的目光时，我就立刻感觉到，我根本没法将您的形象赶走。对那个死者，我要说的是，‘您要用这种办法缠住我不放吗？’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只是到今天，只是到几个钟头之前。我又如何得知那种将我撕成碎片、老要将秘密从我嘴里掏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您是被派来消除邪恶的，让我背叛自己，回归真实和宁静。您！您也是，用他毁了我的那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将您的信任强加于我。只是他让我痛恨的那种东西，在您身上却最终显得高贵和崇高。可是，我再说一遍，不要被蒙骗了。我沉湎于邪恶。让那个无辜的傻瓜偷他父亲的钱我就高兴。他是傻瓜，但不是贼。我让他成了那种人。这么做是必须的。我必须蔑视和憎恨我所出卖的东西，以此确认我自己。我心里受到毒蛇的折磨，和他们任何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多——虚荣、野心、猜忌、可耻的欲念、嫉妒和报复的卑劣欲望。我的安全感让人偷走了，多年的努力工作，我最好的希望。听着——这下要来真的忏悔了。另外那个不值一提。为了解救我，您信任的目光必须将我的思想引诱到最黑暗的背信弃义的边缘。我时刻看见它们注视我，用您未被邪恶事物沾染的纯洁心灵的信任。维克多·哈尔丁把我那种真实的生活从我身上偷走了，而我在这世上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吹嘘说要通过您继续活在这个我无依无靠的世界上。有朝一日她会结婚的，他说道——您的目光充满信任。而您知道我对我自己说了些什么吗？我要从他妹妹身上把她的灵魂偷走。我们第一天早晨在那个庭园里相遇，您推心置腹跟我说话，用您的那种慷慨大度的精神，我当时在想，‘是的，他本人在谈到她那种信任的目光时就把她送到我手上了！’要是您当时能够洞察我的内心，您就会害怕和恶心得大喊大叫的。

“或许没有人会相信这样一份下作的用心有可能得逞。那天早上我们分手时，我为此而感到幸灾乐祸，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琢磨着妙计良策。您介绍给我的那个老头一定要和我一起散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谈起您，谈您的孤单、无助的状态，而您那位朋友说的每个字都让我蠢蠢欲动，让我去犯下那种不可饶恕的偷窃灵魂的罪孽。难不成他是化身为英国老头的那个魔鬼吗？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中了魔了！我回复到每天来看您的习惯，当着您的面啜饮我那杯用心险恶的毒酒。可我预见到种种困难。接着是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我并没有想到此人——我忘了她的存在了——突然出现，带着那个来自圣彼得堡的故事……我的安全所需的唯一东西——那种永远信得过的革命家。

“仿佛是赞米亚尼奇的上吊自杀要帮助我进一步犯罪似的。作假的力量显得不可抗拒。这些人身上的愚蠢和错觉让他们遭受厄运——他们让自身成为谎言的奴隶。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信奉作假的力量，我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一度沉溺于此。谁抗拒得了啊！您本人就是它的奖赏嘛。我独自坐在房间里，规划生活，而眼下一想到这种生活就让我发抖，像那种禁不住犯下恶毒的渎圣罪的信徒。可我却热切琢磨着那种生活的形相。只是那个里面似乎少了空气。而且我也怕您母亲。我从来就不认识我母亲。我从来都不懂得任何一种爱。单是这个字眼就有相当的价值……对您，我是不怕的——原谅我告诉您这一点。不，对您是不怕的。您是忠实的化身。您不会怀疑我的。至于您母亲嘛，您本人已经担心她的心灵是在悲痛中垮掉了。谁会相信任何对我不利的事呢？难道赞米亚尼奇不是因为悔恨而上吊自杀的么？我暗自说道，‘那就来考验一下生活，只此一次跟它了断吧。’我进去的时候都颤抖了，可您母亲却几乎没有听我跟她讲话，而且，似乎很快就忘了我的存在。我坐在那儿看着她。您我之间不再有任何阻碍了。您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不久，您马上就是独自一人了……我想起了您。毫无自卫能力。您跟我说话有些日子了——您开诚布公。我记得您眼睫毛的阴影底下那双灰色的充满信任的眼睛。还有您纯净的额头！低低的如塑像的额头——宁静、无垢。仿佛是您那纯净的前额生出光芒似的，而这道光芒落在我身上，照进我心灵，把我从耻辱中，从最后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这也是对您的拯救。请原谅我妄加推测。可在您的目光中有您似乎要告诉我的……您的那种光芒！您的那种忠实！我觉得我必须告诉您，我是以爱上您而告终的。告诉您，我首先必须忏悔。忏悔，出门去——然后灭亡。

“突然间您站在我面前！世上只有您一个人才是我必须对之忏悔的。您让我迷恋——您让我从盲目的愤怒和憎恨中解脱出来——您身上闪耀着的那种真实将我身上的真实吸引出来。这会儿我把它掏出来了；此刻我在写作，我感到痛心疾首，可总算是有空气可以呼吸了——空气！顺便提一下，我跟您说话时，那个老头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来，像个沮丧的魔鬼冲我大发脾气。我现在痛苦得要命，可我并没有绝望。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做完之后——如果他们准许——我就走开，在默默无闻的凄惨中将我自己埋葬。将维克多·哈尔丁交出去，因此而极为卑鄙地出卖了的那个人，终究是我自己啊。您必须相信现在我对您说的话，您不能拒绝相信这一点。卑鄙至极。是您终于让我深深感到这一点。毕竟，是我而不是他们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属于他们的是那种隐匿的处分权的力量。那就这样吧。只是不要被蒙骗了，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我并没有改变信仰。那我拥有的是奴隶的灵魂吗？不！我是独立的——因此万劫不复就是我的命运。”

写完这些话，他便停住笔，把本子合上，用他抢来的那块黑面纱把它给包起来。接着他翻遍抽屉找纸头和带子，做成一个包裹，上面的地址是寄给启蒙思想家大道的哈尔丁小姐，接着他便一甩手把笔扔进远处一个角落里。

完事之后，他坐下来，把那块表放在面前。他可以立刻出门去，可时辰还没有到。时辰将在午夜。此种选择别无缘由，是他过去某个黄昏的情状和言语给他目前的行为设定了时间。他把娜塔莉亚·哈尔丁突然获得的那种支配他的力量归于相同的理由。“你不会不受惩罚就踩着幻影的胸口走过去的，”他听见自己嘟哝道。“于是他便拯救了我，”他突然想到。“他本人，那个被出卖的人。”哈尔丁小姐栩栩如生的形象似乎站在他旁边，不懈地注视着他。她没有造成烦扰。他已跟生活做了了断，而他的思考甚至在她面前也试图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眼下他那种轻蔑之感延伸到他自己身上。“要做一个流氓，或是做一个极其能干的人，我既没有那种淳朴也没有那种胆量也没有那种泰然自若。因为，我们俄国人，有谁会从一个极其能干的人身上认出是个流氓呢？……”

他是他过去生活的木偶，因为午夜的时辰一到，他就一跃而起，迅速冲下楼去，仿佛是相信凭借命运之力，屋子的门就会在他那种绝对必要的使命面前突然打开似的。而他正要到达楼梯底下时，那道门真的为他打开了，开门的是这所房子里的某些晚归的人——两男一女。他从他们中间悄悄溜出去，来到街上，然后被一阵突然刮起的风横扫。他们自然是大为吃惊。一道闪电让他们看见他迅疾离去。其中一个人大叫一声，追赶起来，可是那个女的认出了他。“没事的。不过是住在三楼的那个年轻俄国人。”伴随着一声炸雷，一切又陷入黑暗，像是为他逃离谎言的监狱而鸣枪示警。

他指不定是什么时候听到过，眼下不知不觉想起来，那个晚上在裘力乌斯·拉斯帕拉的家里要举行一个革命家的集会。不管怎样，他径直朝拉斯帕拉的屋子走去，发现他自己对着它那扇临街的大门摁铃并不觉得惊讶，而那扇临街的大门，自然是关闭着的。那个时候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真的袭来了。街道陡峭的斜坡潺潺流水，密密麻麻的雨幕在闪电照耀下像一层发光的面纱将他裹起来。他极为平静，而且，在轰隆隆的巨响之间，留神倾听屋内某处响起的门铃微弱的叮当声。

费了点劲他才获准进去。一位自愿下楼来查看情况的客人对他这个人不熟悉。拉祖莫夫和他耐心争辩。让一个登门拜访的人进去不会有坏处的。他有事要和楼上那伙人说。

“重要的事？”

“听者自会有论断的。”

“急吗？”

“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拉斯帕拉的一个女儿走下楼来，拿着一盏小灯，穿着一件脏兮兮、皱巴巴的长裙，裹缠在她的身上显得如有神助，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陈旧的洋娃娃，顶着一头灰蒙蒙的棕色假发，让人从沙发底下拽出来的。她立刻认出了拉祖莫夫。

“您好吗？您当然可以进来了。”

拉祖莫夫跟随她的灯光，从底下的暗处爬上两段楼梯。她把灯放在楼梯平台的一个支架上，打开一扇门，走了进去，身旁是那位持怀疑态度的客人。拉祖莫夫最后一个进去。他把身后的门关上，走到一旁，背靠着墙壁。

三个独立的小房间，烟灰色的天花板低垂，点着煤油灯，挤满了人。喧闹的谈话声响彻三个房间，还有那些茶杯，满的，半满的，空的，到处搁着，甚至搁在地板上。另外那个拉斯帕拉姑娘，衣衫凌乱而且无精打采，坐在一只巨大的茶炊后面。在里间的门道内，拉祖莫夫瞥见一个大肚子鼓出的部分，而这个他是认得出来的。离他只有几步路的地方，裘力乌斯·拉斯帕拉正匆匆忙忙从高脚凳上下来。

午夜访客的出现引起不小轰动。关于那个晚上的事情，拉斯帕拉的说法是非常概括的。对他的几句问候的话，拉祖莫夫不予理会，然后拉斯帕拉（故意忽视那位客人湿淋淋的状况及其登场亮相的不寻常举止）提起写一篇文章的事情。他变得越来越不安，而拉祖莫夫则显得心不在焉。“我要写的都已经写了，”他终于说道，轻轻一笑。

新来的人吸引了整个一群人的注意，身上滴着水，面如死灰，一动不动靠在墙上。拉祖莫夫将拉斯帕拉轻轻拉到一旁，仿佛他从头到脚都想要让大家看见似的。那时候嗡嗡的谈话声完全消退下去了，就连三个房间的最远处也沉寂下来。面对着拉祖莫夫的那条门道被男人和女人给堵住了，他们伸长了脖子，确乎像是在期待某件惊人的事情发生。

一声吱吱叫的、张狂不逊的宣告从那群人中响起来。

“我认识这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家伙。”

“哪个家伙？”拉祖莫夫问道，将低垂的脑袋抬起来，拿眼睛搜索所有盯住他的眼睛。一阵出乎意料的紧张的沉默持续了片刻。“如果是指我……”

他停下来，对他那种忏悔的方式加以斟酌，突然间发现，它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生命中那个决定性黄昏的暗示。

“我到这儿来，”他用清晰的嗓音说了起来，“谈一个名叫赞米亚尼奇的人。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告诉我说，她要将一封来自圣彼得堡的信件公之于众……”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今天傍晚离开了我们，”拉斯帕拉说道。“说得一点都没错。这儿每个人都听说了……”

“那好吧，”拉祖莫夫打断话头，语气有些不耐烦，因为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接着便将嗓音控制到如此这般的程度，清晰、有力的表态中甚至带有一丝讥讽的意味——

“为了对那个人公平起见，对那个严重遭受虐待的农民，赞米亚尼奇，我现在正式宣布，那封信里得出的结论是在冤枉一个平头百姓——一颗乐天的俄罗斯灵魂。赞米亚尼奇实际上和维克多·哈尔丁的被捕没有关系。”

拉祖莫夫拉长声音重重地念出那个名字，然后便等待，直到向那个名字致敬的那种微弱、凄凄切切的咕哝声沉寂下来为止。

“维克多·维克多洛维奇·哈尔丁，”他又说了起来，“毫无疑问，是以高尚的轻率行事，到某个学生那儿去避难，而他对那个学生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他自己的错觉给他慷慨的心灵提的建议。这种信任的表现是不明智的。可我上这儿来不是要对维克多·哈尔丁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要我跟你们说说那个学生的感情，说他在默默无闻的孤寂中让人给找出来，受到强加给他的那种牵连的威胁吗？要我跟你们说说他是怎么做的吗？这样的事情说来有些复杂。结果是那个学生去找那个T将军，然后说，‘我把杀死P的那个人锁在我屋子里了。维克多·哈尔丁——像我本人那样的一个学生。’”

一阵巨大的嗡嗡声响了起来，拉祖莫夫提高了嗓门——

“注意——那个人心里拥有某些诚实的理想。可我上这儿来并不是要解释他这个人。”

“是的。可您必须解释您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有人用郑重的语气说道。

“卑鄙的懦夫！”这一声淳朴的叫喊由于义愤填膺而嗡嗡震颤。“说出他的名字！”另外那些嗓门吼叫道。

“你们吵吵嚷嚷的想要干吗？”拉祖莫夫轻蔑地说道，在他把手抬起来时，便出现一阵深深的寂静。“你们全都没有搞明白那个人就是我吗？”

拉斯帕拉猛地从他身边走开，爬上他那条凳子。在朝他向前涌来的第一波人潮中，拉祖莫夫等待着让人撕成碎片，可他们没有碰他一下就退却了，除了吵闹声什么都没有发出来。这让人感到困惑。他的头痛得要命。在杂乱无章的喧闹声中，他好几次听见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名字，听见“审判”这个词，还听见某人以绝望的尖叫说出的那句话，“可这是忏悔呐”。混乱之中，一个年轻人，比他本人年轻，目光灼灼地朝他走过来。

“我必须请求您，”他怀着恶声恶气的礼貌说道，“行行好，别离开这个地方，直到有人告诉您该怎么做为止。”

拉祖莫夫耸一耸肩。

“是我自己要来的。”

“也许吧。可您别出去，直到您获得准许为止。”对方反驳道。

他招手示意，大声叫唤“路易莎！路易莎！请上这儿来”；然后，拉斯帕拉姑娘（她们从茶炊后面一个劲地朝拉祖莫夫看）中的一个走了过来，曳着湿嗒嗒、脏兮兮的裙子荷叶边的尾部，拽着她那把椅子，她将椅子顶着房门放好，在椅子上坐下来，双腿交叉。那位年轻人对她表示热忱感谢，便重新加入嘁嘁喳喳热烈讨论的那群人当中。拉祖莫夫霎时之间迷失了自己。

一个吱吱叫的嗓音尖声尖气响起来，“忏悔也好，不忏悔也好，您就是个警探！”

那位革命家尼基塔挤过来站在拉祖莫夫面前，用他的铁青的大脸颊、沉甸甸的大肚子、公牛脖子对着他。拉祖莫夫怀着沉默的厌恶看着这个有名的宪兵杀手。

“您是干什么的？”他说道，说得非常轻，接着便闭上眼睛，将脑袋的后部倚靠在墙上。

“您最好是现在就离开。”拉祖莫夫听见一个温和、悲伤的声音说道，便睁开眼睛。那个说话轻柔的人是一位长者，那大大的一撮汗毛，在他敏锐、聪慧的脸上形成一圈环绕的银色光轮。“会有人把您的忏悔告诉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而您会得到指示……”

接着便转向站在一旁的尼基塔，绰号内卡托，咕哝着向他发出呼吁——

“我们还能怎么样？这一番真心实意的坦白之后，他就再也不会有危险了。”

对方嘟哝道，“最好是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再放他走。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类绅士。”

他和两三个人交换了意味深长的眼色，而那些人微微点了点头，接着便粗暴地转向拉祖莫夫。“您听见了吗？这儿不需要您。您干吗不滚出去呢？”

担任警戒的拉斯帕拉姑娘站起身，无动于衷地将椅子从道上拖开。她睡眼惺忪地朝拉祖莫夫瞪眼看，而后者吓了一跳，环顾屋内，便慢慢从她身旁经过，仿佛是被某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击中了似的。

“我请求你们注意，”他说道，已经走到楼梯平台上，“我只需保持缄默就行了。自从我来到你们中间，所有的日子里，今天我获得了安全，而且今天我让自己从弄虚作假，从悔恨之中解脱出来——独立于这世上的每一个人。”

他转身背对房间，朝楼梯走去，但是，听见他身后那扇门猛地撞上，他扭过头看，见到那个尼基塔，和另外三个人一起跟着他出来了。“他们终究是要把我杀掉的，”他心想。

还没来得及转过身来好好面对他们，他们就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了。他头朝前被推向墙壁。“我想知道怎样杀我，”他心里把话说完。尼基塔冲着他的脸嚷嚷，尖声大笑，“我们会让您变得无害的。您稍等。”

拉祖莫夫没有挣扎。那三个人将他紧按在墙上，而尼基塔稍稍斜着身子占据适当位置，从容不迫地摆动粗大的胳膊。拉祖莫夫在他手里找刀子，见冲他过来的那只手张开着，赤手空拳，而他脑袋一侧的耳朵上便挨了重重一击。与此同时他听见一记微弱、沉闷的爆炸声，仿佛是有人在墙壁另一头开了一枪似的。他的体内激起了对这种暴行的狂怒。拉斯帕拉屋里的那些人，屏住呼吸，听着四个人在整个楼梯平台上的殊死混战；嘭地撞在墙上，轰隆一声正好撞在门上，随后他们全都一起跌倒，猛烈得像是要动摇整所房子。拉祖莫夫被制服在地，透不过气来，在那些打手的重量下面被压垮，见那位凶神恶煞的尼基塔蹲坐在他的脑袋旁边，而另外几个人将他压住，跪在他胸口，掐住他喉咙，横跨在他腿上。

“把他的脸转到另一边，”那位大腹便便的恐怖分子命令道，发出兴奋、喜悦的吱吱叫。

拉祖莫夫再也没法挣扎了。他筋疲力尽；只好顺从地注视着那个畜生张开的手掌又重重落下来，在他另一只耳朵上给了有辱人格的一击。这一击像是要将他的脑袋裂成两半，而摁住他的那些人顷刻之间变得极为安静了——像影子那样无声无息。沉默之中，他们将他蛮横地拖了起来，带着他静静地冲下楼梯，然后将门打开，把他扔到外面街道上。

他向前倒下，立刻就眼睁睁地翻滚起来，和奔流的雨水一起滚下短短的斜坡。他在底下的街面上停止了移动，仰天躺着，一道巨大的闪电照在了脸上——一道耀眼、无声的闪电，让他完全是瞎了眼。他爬起身来，用胳膊遮住眼睛让视力恢复。无论是从何处传来的声音他都听不见，他便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沿着一条长长的空荡荡的街道。闪电舞动，将其无声的火焰投射在他周围，瓢泼的雨水落下来，流淌，跳跃，飘动——无声无息像是漂流的迷雾。在这非人间的寂静中，他的足音无声地落在人行道上，而一阵喑哑的风不停地驱赶着他，像那种迷途的凡人，走在那无声的大雷雨肆虐的幻影世界里。只有天晓得那个晚上他那双无声无息的脚把他带往何处，这儿那儿，然后又回来，没有停歇。后来我们听说，至少是某处的一个地方，那双脚确实将他带去过；而在早晨，第一班南岸电车的司机，叮叮当当拼命打铃，看见一个浑身污泥浊水的人，没戴帽子，低着头跌跌撞撞走在路面上，正好跨到他车子前面，然后沉了下去。

他们将他扶起来，四肢断了两处，一侧的肋部压碎了，这时拉祖莫夫还没有失去知觉。仿佛是他跌倒撞碎，掉进一个哑巴的世界似的。无声的人们，动起来听不见声音，将他抬了起来，将他放在人行道上，用手势和怪相在他周围表示惊慌、害怕和同情。一张留着唇髭的红脸在他的上方低低俯下来，嘴唇嚅动着，眼珠滚动着。拉祖莫夫努力想要弄懂这场哑剧的缘由。从站在他周围的那些人看来，这个陌生人的面貌，伤得那么厉害，像是在静静地冥想。后来他的眼睛向他们发出一个害怕的神色，便慢慢闭了起来。他们瞪眼看着他。拉祖莫夫努力回想起几个法语单词。

“Je suis sourd⁽⁶⁾，”昏过去之前，他还来得及发出虚弱的声音。

“他是个聋子，”他们彼此惊叫道。“因此他才没有听见那辆车。”

他们把他抬进那辆车。它正要启程上路时，一个穿着破旧黑裙的女人，是从道路前方的某座私家庭院的铁门里跑出来的，爬上后面的踏脚台，赶也赶不走。

“我是亲戚，”她用蹩脚的法语强调说。“这位年轻人是个俄国人，我是他的亲戚。”

如此请求之下，他们就让她上路了。她静静坐下来，把他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她惊恐的逐渐黯淡的眼睛不去看他那张死人般的脸。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在城里的另一头，有一副担架碰上这辆车。她跟着担架到了医院门口，他们放她进去，然后她看见他躺在一张床上。拉祖莫夫那位刚刚找到的亲戚没掉一滴眼泪，但那些负责人为了让她走开却费了一番力气。护工见她在对面人行道上徘徊了很久。突然间，仿佛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她跑走了。

这位对所有财政部长恨之入骨的人，这位S夫人的奴隶，下决心递交辞呈，不做彼得·伊万诺维奇那位女顾问的女伴了。她找到了完全合乎自己心意的工作。

可在几小时之前，夜间暴风雨仍在大作之时，在裘力乌斯·拉斯帕拉的屋子里有过一阵大大的轰动。那位可怕的尼基塔，从楼梯平台上进来，当着所有聚会者的面，在令人害怕的欢喜雀跃中扯起吱吱叫的嗓音——

“拉祖莫夫！拉祖莫夫先生！绝妙的拉祖莫夫！他这个密探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侦查不了任何人了。他不说话，因为他终生都听不见声音了——什么都听不见！我把他的耳膜给打穿了。哦，你们可以对我放心。我懂窍门。哈！哈！哈！我懂窍门。”

5

我最后一次见到娜塔莉亚·哈尔丁，是在她母亲的葬礼过后大约两星期。

在那些无声、阴郁的日子里，启蒙思想家大道上那套公寓的门对每个人都关闭起来，除了对我本人。我认为我还是有点用处的，如果仅仅是就此而言，只有我才知道到此种境况的不可思议之处。哈尔丁小姐独自护理她母亲到最后一刻。如果说拉祖莫夫的造访和哈尔丁夫人的逝世有关（而我不禁认为这大大加快了它的到来），那是因为这个人，得到那位苦命的维克多·哈尔丁一时冲动的信赖，却未能获得维克多·哈尔丁母亲的信任。他跟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是无从知晓的——至少，我是不知道的——可在我看来，她似乎是死于那种默默滋生的极度失望所带来的打击。她并不相信他。也许是她再也没法相信任何人了，因此也就没什么话要对人说——甚至对女儿也没有话要说。我想，哈尔丁小姐是在那张无声的临终床榻边度过她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老实说，我对那位心碎的老妇人是没好气的，她是在对女儿的顽固而缄默的不信任中去世的。

这一切都结束时，我袖手旁观。当时哈尔丁小姐有同胞围在她身边。他们出席葬礼的人数有很多。我也出席了，但后来尽量不和哈尔丁小姐接近，直到收到一封报答我的克己行为的短柬为止。“如你所应得的。我马上就要回俄国了。我决心已定。过来看看我吧。”

确实，这是对谨慎的报答。我赶紧过去领受。启蒙思想家大道的公寓显示出即刻就将被遗弃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迹象。它看上去荒芜凄凉，在我眼里仿佛已经是空空荡荡了。

我们站着交谈了几句，谈她的健康，我的健康，谈论俄国侨民区的一些人，接着，娜塔莉亚·哈尔丁便把我安顿在沙发上，直率地谈起她未来的工作，谈起她的计划。一切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而这将是终生的计划。我们彼此绝不会再见面了。绝不会！

我把这个成就揽进自己怀里。娜塔莉亚·哈尔丁因其公开和秘密的经历而显得成熟了。她抱着胳膊在房间里四处踱步，说话慢条斯理，眉头舒展，姿态坚定。她让我刮目相看，我对她嗓音、动作和举止中某种庄严而持重的东西感到惊奇。这是镇定的独立心的圆满表现。由于隐晦的深处受到搅动，她那种天性的力量便浮出了水面。

“咱俩现在可以来谈谈这件事了，”她在我面前沉默和停顿了片刻后说道，“近来你去医院打听过吗？”

“嗯，去过。”这时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会活着的，医生说。可我觉得苔克拉……”

“苔克拉好些天没理我了，”哈尔丁小姐迅速解释道。“由于我从未提出和她一起去医院，她觉得我没有心肝。她对我感到失望。”

哈尔丁小姐微微一笑。

“是的。她陪着他，他们要让她陪多久她就陪多久，让她陪几次她就陪几次。”我说道。“她说她决不抛弃他——只要她活着。他需要有个人的——一个没有希望的瘸子，而且又是完全聋了。”

“完全聋了？我不知道，”娜塔莉亚·哈尔丁咕哝道。

“是这样。似乎有些奇怪。他们告诉我说，头部没有明显损伤。他们还说，他恐怕是活不了那么久，可以让苔克拉去照看他。”

哈尔丁小姐摇了摇头。

“虽说是有乐于中途掉队的旅行家，可我们的苔克拉是绝不会闲游浪荡的。她是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⁷⁾，听从不可抗拒的召唤。那些革命家并不理解她。真想不到那个忠心耿耿的人那样被雇来携带缝在她裙子里的文件，或是用来记录口授。”

“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洞察力。”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娜塔莉亚·哈尔丁，直视着我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脑袋表示赞成。她没有生气，但是转过脸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在我西方人的眼睛看来，她似乎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此刻让我感到遥不可及，但是在逐渐拉大的距离中并未缩小。我保持沉默，仿佛是把嗓门提高也没希望似的。她发出的声音，离我那么近，让我微微吓一跳。

“车祸发生后，苔克拉看见他被抬起来。这个好人从未真正跟我解释过那是怎么回事。她声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议——某种条约之类——一旦出现特别的需要，出现不幸，或是有了困难，或是感到痛苦，他就会去找她的。”

“有那回事？”我说道。“那样的话，他还是幸运的。他需要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全部的忠诚。”

事实是苔克拉出于某种原因，早晨五点钟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拉祖莫夫在波莱尔城堡的庭园里，一动不动地站着，雨中光着个脑袋，站在露台底下。她大声叫他的名字，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连头都不抬一下。等到她穿好衣服跑下楼去，他已经不见了。她追赶起来，冲到外面的大路上，几乎立刻就碰上那辆受阻的电车，还有把拉祖莫夫抬起来的那一小群人。有一天下午我们碰巧在医院门口见面，苔克拉她本人就告诉我那么多，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可对这件怪事的内在性质，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深入思考。

“是的，娜塔莉亚·维克多罗芙娜，他们把他从医院里打发走，拄着拐杖，完全聋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有个人。可我觉得，他像逃跑的疯子那样冲进波莱尔城堡的庭园，倒不是为了去寻求那个好心肠的苔克拉帮助。”

“不是的，”娜塔莉亚说道，在我面前停顿片刻，“恐怕不是的。”她坐下来，若有所思地俯身用手捧住脑袋。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在此期间，我回想起他进行恶毒忏悔的那个黄昏——她体内像是没有剩下足够的生命发出的那句悲叹，“不可能变得更不幸了……”要是我并没有沉迷于对她那种力量和宁静的惊奇中，这样的回忆就会让我战栗了。再也不存在什么娜塔莉亚·哈尔丁了，因为她已经完全不想到她自己了。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是俄国人自我克制的典型壮举。

她像那种做出决定的人那样，突然站起身，让我回过神来。她走到那张写字桌前，眼下撤除了她那些日用小物件——不过是一件死掉的家具罢了；可它却依然存有某件活物，因为她从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拿出一包扁扁的东西，把它带给我。

“是一个本子，”她有些唐突地说道。“是用我的面纱包好寄给我的。当时我什么都没跟你说，可现在我决定要把它交给你。我有权这么做。它是寄给我的。它是我的。读完之后你可以保存，也可以毁掉。你读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我那时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而他……”

“毫无自卫能力！”我吃惊地重复道，紧紧盯着她。

“你会看到这句话在那里边写着，”她悄声说道。“嗯，确实如此！我那时是毫无自卫能力的——可说不定你自己能够明白。”她的脸红了，接着又变得面如死灰。“为对那个人公正起见，我想让你记住我当时就是那样的。哦，我是那样的，我是那样的！”

我站起身来，有点儿摇摇晃晃。

“我们最后分手时你讲的话我不可能忘掉的。”

她的手放进我的手里面。

“难以相信我们必须说再见。”

她回应我的紧握，然后我们的手分开。

“是的，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我的双手现在自由了。至于其他——我们当中有谁会听不见我们那种极为悲惨的痛哭呢？它对这个世界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世界更能感觉到你们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我说道。“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她颔首表示赞同，然后犹豫片刻。“我必须向你承认，我绝不放弃那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所有不和谐的声音都会静默下来。试着想象这一天的到来！打击和诅咒的风暴停止了；一切都安安静静；新的太阳升起，疲惫的人们终于团结起来，他们的良心检点这场结束的争斗，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悲哀，因为一个理念得胜而那么多理念破灭了，那么多信念支撑不住而抛弃了他们。他们在世上感到孤单，紧紧聚拢在一起。是的，肯定是有很多苦痛的时刻！可内心的痛苦终将消融于爱。”

听到她智慧的这最后一个字眼，那么甜蜜、那么苦涩、有时是那么残忍的一个字眼，我便和娜塔莉亚·哈尔丁道再见。很难想象我是再也见不到这个姑娘的那双信任的眼睛了——执着于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爱的和谐降临，像天国的花朵在人世间的土壤骤然盛开，浸透了鲜血，被斗争揉碎，浇灌着泪水。

须知当时我对拉祖莫夫先生向集会的革命家忏悔一事并不知情。娜塔莉亚·哈尔丁兴许猜到了留给他做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可我西方人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苔克拉，这位S夫人的前任女伴，时常出现在他医院的病床边。我们在那所机构的门口碰见一两次，可在那种场合她不爱说话。她尽量简明扼要地把拉祖莫夫先生的消息告诉我。他正处在缓慢的康复中，但会留下终生残疾，成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跛子。我本人未曾去接近他：那个糟糕的黄昏我站在一旁，小心看护却又遭到忽视，旁观他和哈尔丁小姐的那一幕，这之后我就不曾再见他。没过多久他便自行出院了，而他那位“亲戚”——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了。

将近两年之后，我的消息才变得完整。机会当然不是我觅得的；很意外，我在一位尊贵的俄国绅士家中碰见一位颇受信任的女革命家，而那位绅士秉持自由主义，到日内瓦来住上一段时间。

他是跟彼得·伊万诺维奇类型很不相同的名流——是个黑发男子，眼神和蔼，肩膀高耸，谦恭有礼，举止中带着某种低声屏息和谨慎周到的东西。他挑选周围没有人的时刻朝我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位机敏的女士，白头发，穿深红女式衬衫。

“我们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想要跟您认识一下，”他用那种谨小慎微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就让你们俩在一起谈谈。”

“如果不是负责把口信带给您，”那位白头发女士立刻说起话来，“我是决不会贸然令您垂顾的。”

口信是娜塔莉亚·哈尔丁几句表示友爱的话。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刚从俄国的秘密旅行中回来，见到了哈尔丁小姐。她住在“中部”一个小镇上，在拥挤不堪的监狱的恐怖与丧亲的家庭的揪心苦难之间，分摊她富于同情心的劳作。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向我保证说，她服务周到，严于律己。

“她的灵魂忠贞不渝，精神坚强无畏，身体不知疲倦。”那位女革命家总结这一切，带着一丝热忱。

如此这般进行的交谈不可能会由于我缺乏兴趣而放弃的。我们到一个隔开的角落里坐下，那儿没有人会打扰我们。我们谈论哈尔丁小姐时，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突然说道——

“我想，您是记得以前见过我的吧？那个黄昏娜塔莉亚来向彼得·伊万诺维奇打听某个叫拉祖莫夫的人的地址，那个年轻人……”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说道。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得知，我手头有哈尔丁小姐交给我的那位年轻人的日记，这时她变得很有兴趣。她并未掩饰想要看一看这份文件的好奇心。

我表示愿意让她看，她次日便立刻为此而主动来拜访我。

她一页一页贪婪地翻阅，读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把本子交给我，轻轻叹了口气。在俄国到处活动时，她也见到了拉祖莫夫。他不是住在“中部”，而是住在“南部”。她向我描绘一座两居室的小木屋，坐落在一个很小的城镇的郊外，隐匿在一个长满荨麻的高高的木板栅栏围住的院子里面。他瘸腿，有病，一天比一天虚弱，而撒玛利亚人苔克拉不知疲倦地照看他，怀着无私奉献的纯真欢乐。这个工作中丝毫不存在幻想破灭的东西。

我并没有对索菲亚·安托诺夫娜隐瞒我的惊异，她会去访问拉祖莫夫先生。我甚至都不理解那种动机。可她告诉我说，她不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有些人经过时就去看他。他聪明。他有思想……而且谈吐很好。”

我立刻就听说了拉祖莫夫是如何在拉斯帕拉家里当众忏悔的，是头一回听到。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向我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那儿的事情。拉祖莫夫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讲给她听了，讲得相当细致。

接着，便用她那双熠熠闪亮的黑眼睛紧紧盯着我——

“人的生活中都有不幸的时刻。虚假的暗示进入头脑，然后就产生了恐惧——恐惧自我，独自恐惧。抑或是那种虚假的勇气——谁知道呢？嗯，您怎么说都行；可是告诉我，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故意把自己交付给万劫不复（正如他本人在笔记本里所说的那样）而不是继续活着，在自己眼里偷偷堕落的呢？有多少人？……请注意这一点——当他那么做的时候，他就安全了。只有当他相信自己是安全有加——极其安全——的时候，被那位可敬的姑娘爱上的可能性开始让他领悟到的时候，他才发现，他那些尖酸苦涩的嘲弄，那种扭曲之极的恶毒，他的憎恨和骄傲的有害行为，根本就掩饰不了他眼前那种生活的耻辱。这样一种发现是有骨气的。”

我默然接受她的结论。有谁会喜欢对宽恕或同情的理由提出质疑呢？不管怎么说，后来那个革命家圈子给予告密者拉祖莫夫的那种宽容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内疚。索菲亚·安托诺夫娜忐忑不安地接着说道——

“因此，您知道，他是暴行的受害者。那么做未经批准。根本就没有决定要对他那么做。他是自愿忏悔的。而那个尼基塔，故意将他的耳膜打穿，在楼梯平台上，您知道，仿佛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似的——嗯，此人原来是那种坏透了的恶棍——他自己就是一个叛徒，一个告密者——一个间谍。拉祖莫夫跟我说，他已经因此而对他表示怀疑了，凭着某种灵感……”

“那个畜生我见过一眼，”我说道。“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们怎么都被蒙蔽了半天！”

她打断我的话头。

“好啦！好啦！别说这个了吧。我头一次见到他，我也吓坏了。他们不听我的。我们总是互相在说，‘噢！你不要在意他的外表。’于是他总是准备要杀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杀人——没错！两个阵营都杀。这个恶魔……”

接着，索菲亚·安托诺夫娜控制住嘴唇愤怒的颤抖，便告诉我一个非常古怪的传言。说的是米库林参赞在德国旅行（拉祖莫夫从日内瓦消失后不久），碰巧在一节车厢里遇见彼得·伊万诺维奇。由于在车厢的隔间里形单影只，这两个人便在一起聊了半夜，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关那位首席宪兵杀手的真实身份，警察头子米库林向那位首席革命家露了口风。好像是米库林想要除掉他自己的那位特工似的！他也许是对他厌倦了，或是对他害怕了。还必须说的是，米库林是从他的前任那儿接收这位凶险的尼基塔的。

这个故事，我也是未作评论就接受了，以我那个缄默的见证人的角色，在我的西方人的注视下见证俄国的事物，展现他们那种东方的逻辑。可我允许自己提出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索菲亚·安托诺夫娜，S夫人把财产都留给彼得·伊万诺维奇了吗？”

“一点都没有。”那位女革命家厌恶地耸一耸肩。“她没有写下遗嘱就死了。一大群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从圣彼得堡赶来，就像一群秃鹫，互相争抢她的钱财。全是如狼似虎的侍从官和宫女——讨厌的宫廷仆役。呸！”

“现在不大听得到彼得·伊万诺维奇了，”停顿片刻之后，我谈论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索菲亚·安托诺夫娜郑重地说道，“和一位农家姑娘结合了。”

我真是大吃一惊。

“什么！在里维埃拉吗？”

“胡说八道！当然不是了。”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的语气稍稍有些尖酸。

“那么，他竟然是住在俄国？这么做风险太大了——是吧？”我嚷嚷道。“只是为了一个农家姑娘。您不觉得他那么做是非常错误的吗？”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保持片刻神秘的沉默，接着便发表声明——

“他就是爱慕她。”

“真的？那么，好吧，我希望她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的。”

索菲亚·安托诺夫娜站起身来向我告别，好像我那种不虔诚的希望她一个字都没有听见似的；但是，就在那个门道里，我陪着她，她将身子转过来片刻，用坚定的嗓音宣布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个通神意的人。”

(1)法语：不信神者，自由思想者。

(2)拉丁语：国家机密。

(3)法语：是妈妈。

(4)原文为德语。

(5)《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勤劳美丽的年轻女子，成为其父拉班算计雅各的牺牲品，陪丈夫雅各操劳二十年，在多妻制下忍受因无子带来的种种痛苦。最后终于能随丈夫回家，不久因难产而死。拉结的痛苦往往代表命运的不公。

(6)法语：聋的，听不见的。

(7)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译后记

首先要感谢老朋友李静，是她建议我翻译康拉德的这部小说。

此书于2011年年底动手翻译，2013年年底译完。因为杂事多，译得很慢，不少章节和段落作了多次修改。翻译委实辛苦，可以说如履薄冰，但我感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喜欢并且钦佩康拉德的这部作品，也希望中文读者能够从我的译作中有所收获。容我赘言一句，该篇表现的主题在很多方面与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是那样契合；康拉德一百年前创作的这部小说，不仅让我们领略处理此种主题的卓越技法（确实是非常富于启迪的一堂大师课），而且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及其悬而未决的困境有所考量。我在两种语言的往返过程中，逐步加深体会，也明白了李静的那个建议的潜台词。再说，五年前它还没有中译本。于是我想尽快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让更多的人来读一读。虽说从翻译到出版，时间还是稍稍长了一点。

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戴睿、罗宇晴、IanMyers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书中的法语和拉丁语均是由胡晓昕译出，她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时间，要特别感谢她。

感谢责任编辑颜颖颖，她认真敬业，不厌其烦，再三宽容译者的修改癖。另外，要感谢曹洁、柳明晔、郭贤路为此书出版所给予的帮助。

本书根据纽约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2003年的版本译出，脚注均为译者所加。译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许志强

2015年2月14日，杭州城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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