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字号：01-2010-55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产阶级史/（英）詹姆斯（James ，L.）著；李春玲，杨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

书名原文：THE MIDDLECLASS：AHISTORY

ISBN 978-7-5161-6087-9

Ⅰ.①中…　Ⅱ.①詹…②李…③杨…　Ⅲ.①中等资产阶级—研究—英国　Ⅳ.①D75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91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姜阿平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戴宽

数字编辑　周晏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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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8

插　　页　2

字　　数　643千字

纸书定价　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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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简明的语言，展现了从13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丰富多彩的社会和政治全景。作者系统阐释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成长和壮大过程，剖析了中产阶级如何推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形成和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深刻论证了英国中产阶级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作者简介

劳伦斯·詹姆斯，1943年生于巴斯。本科就读于约克大学历史与英语专业，之后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获得文学硕士，主修中世纪历史。曾在泰勒商人中学和塞德伯中学担任过校长一职。1985年成为全职作家。其主要著作有《拉贾：英属印度的缔造》和深受读者好评的《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亡》。此外，他还不定期给各种报刊写些文章和评论，还参与编撰了新版《国家传记辞典》。

献给伊泽贝尔·露西·詹姆斯

译者前言

201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曹宏举副总编带领编辑姜阿平女士找到我，希望我这位正在从事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社会学者能够翻译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这本书。我当时被这本书的厚度吓倒了，690页、厚达5厘米的一本书！我很怀疑，以我的英文水平能否准确及时地完成这本书的翻译。但作为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者，我又很想认真研读此书，从中获得启发，从而有助于深化我对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分析。我邀请我的同事杨典博士与我一起翻译此书，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中英文水平都比较高，对英美社会文化有较多了解。我们历经一年多时间的辛苦工作（期间我们都承担着繁重的研究任务），最终完成此书翻译工作。不知杨典博士对这项翻译工作有何感想，我本人从中收获颇丰，一方面当然是英文理解能力有所提高，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劳伦斯·詹姆斯洋洋洒洒的、史诗般的论述，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源起、形成和成长过程有了深入了解，同时对应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层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与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部中产阶级研究论著都有所不同。关于现代中产阶级的论述，大致有四种主流取向。第一种取向影响最为广泛，是由经济学家所主导，以收入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为核心概念——类似于国内官方文献中常说的“中等收入者”，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形态以及根据收入水平划分出的社会分层状况，通常与收入不平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张或收缩常常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或上升。第二种取向由社会学家所倡导，通常依据职业分类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级划分来定义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白领阶层，其关注点是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构成，而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大量白领职业人群的出现并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也随之变化。第三种取向以侧重文化分析并或多或少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社会学家为主，这些学者常常通过消费行为、生活方式、文化品位、休闲生活来分析现代中产阶级的特性，他们认为，个人的文化消费实践才是阶级形成的主要机制，这类研究的关注点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于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第四种取向以政治学家为主，这类研究源于亨廷顿、李普塞特等人提出的中产阶级与政治转型之间关系的理论命题，即中产阶级的兴起将会推动民主政治转型，其关注重点是新产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上述这些取向的中产阶级研究，都是在特定理论脉络下，针对现代中产阶级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特性的专门研究。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则与此不同，它没有纠结于已有的理论争论，也没有桎梏于主流研究范式，它超越了理论流派和关注取向的局限，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整个形成过程及现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多方面特征进行了细致阐述。作为叙述历史学作家，劳伦斯·詹姆斯对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和成长变化的阐述，是在社会宏观层面的历史变迁与个人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行为的交错互动框架下展开的。透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广阔视野，我们看到了英国社会如何从14世纪阶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一步步演变为20世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社会构成的“无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也由在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的夹缝中企图往上攀爬的少数分子，成长为主导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与此同时，劳伦斯·詹姆斯又以他的叙述历史的精细风格，对人们日常生活领域方方面面的细节描述，包括：物质消费、休闲文化活动、家庭与婚姻生活、子女教育、社交生活和社会参与等，详解中产阶级的身份塑造如何嵌套于日常生活之中。除此以外，劳伦斯·詹姆斯对英国中产阶级成长史的描述，最有深意的一个分析线索是中产阶级如何在与上层贵族阶级和下层劳工阶级的斗争妥协中成长壮大，并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塑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引领国家的发展走向。正如劳伦斯·詹姆斯所做的总结：“中产阶级缔造了现代英国”，它“把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也镌刻在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心中”，“由它决定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依照哪些原则来统治自己”。劳伦斯·詹姆斯还预测：“中产阶级的权力仍然是巨大的而且是明显的，他们是社会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他们使社会运行。他们提供专业知识，运作国家机器，主导各类商业企业。”中产阶级“为这个国家提供了秩序、方向和动力”。

劳伦斯·詹姆斯所描述的英国中产阶级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有所表现。比如：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想各种办法、花大价钱送子女上名牌学校；热衷于房地产投资，购房以期升值，尤其热衷于投资“学区房”；十分重视健康养生，对食品安全尤其敏感；关注环境问题；等等。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许多行为特征尤其与20世纪60、7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一些行为表现极为相似，那时正是英国中产阶级兴起的时期。而英国中产阶级的一些其他行为特征，是否会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得以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比如：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趋势，对回归田园生活的追求。在现今中国大城市中，一些中产阶层去郊区购买别墅，但由于郊区缺乏公共设施，生活环境较差，中国中产阶层郊区化趋势受阻。再比如：中产阶级推动环保运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十分关注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等问题，但仍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看成是政府的责任，大多数中产阶层个人参与环保运动的积极性并不高。

劳伦斯·詹姆斯对英国中产阶级成长史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方面，并非是总结各国中产阶级的普遍共性，相反，他的历史分析所展示出的是英国中产阶级的独特个性，以及这些独特个性是如何形成的，并寻求其历史渊源。虽然人们说起欧美中产阶级或西方发达社会中产阶级时总把他们归为相同的一类，但如有机会访问欧美国家或接触欧美中产阶级人士，会很直观地感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有所差异。读过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之后，会更深地理解这些差异。历史上英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和阶级差异的社会，阶级等级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劳伦斯·詹姆斯在书中指出：“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英国，个人的身份地位至关重要，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并采取与之相符的方式对待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乎地位的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种身份等级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英国中产阶级价值倾向和行为特征，它一直贯穿于整个中产阶级的成长史，中产阶级的兴起突破了原有的身份等级体系，但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又在制造新的身份等级体系。劳伦斯·詹姆斯在书中入木三分地描述了英国中产阶级顽固的身份地位意识，他们对于自身地位身份极为自傲，对于下层工人阶级相当鄙视，甚至工人出身背景的中产阶级成员或中下层中产阶级成员也会遭受中产阶级上层的排斥。英国中产阶级的身份地位意识导致中产阶级与下层民众等级分化明显，而且中产阶级内部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异也表现明显。身份地位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产阶级人士热衷于通过特定的言行举止规范、服饰风格、说话口音、消费品位、社交活动等来显示他们的身份优越感，显示他们的高雅与工人阶级的粗俗之间的区别。劳伦斯·詹姆斯对此评价道：“追求身份地位是定义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英国中产阶级的这一特性也成为了英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方面，英国中产阶级所具有的身份等级意识远强于美国和法国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分野远不像英国社会那么明显，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物质消费及其生活方式方面。在法国，根据布迪厄的研究，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突出区别表现在文化品位和消费取向上。在当今西方发达社会（包括英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群体，约占社会成员的2/3，下层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实现上升社会流动，加入中产阶级队伍，平等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阶级区分逐步淡化。然而，这一发展趋势并未真正改变英国中产阶级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身份意识，劳伦斯·詹姆斯如此形容英国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虚伪：“在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在口头上认同平等的抽象概念，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和智力的差异。”

至于英国中产阶级与中国中产阶层相比较，最明显的一个差异是他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英国现代中产阶级兴起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50、60年代，如以人生成长历程来看，现已达到壮年期而成熟；而中国中产阶层在最近二十年才刚兴起，正是人生十八九岁的年纪而处于旺盛的成长期。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行为特征与20世纪60、7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行为表现有某些相似性，而当今英国中产阶级的某些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可能预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走向。英国中产阶级脱胎于阶级差异极大的等级化社会，最初的中产阶级是通过经济地位上升而突破贵族上层的压制，争取高于普通平民的绅士身份地位，随后通过模仿和学习贵族上层的教养规范，以显示高于工人阶级的身份地位。因此，他们注重通过文化教养和言谈举止等来彰显其身份地位。虽然较高的经济收入也是体现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方面，但英国中产阶级是伴随着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和阶级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弱化的历史进程而成长，因而收入水平并非是决定英国中产阶级身份的关键因素。与英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中国现代中产阶层的产生伴随着市场化浪潮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中国是相对均等化的社会，并倡导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身份等级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规范在一系列的革命浪潮中被基本摧毁，新生的中产阶层主要是通过其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来体现自己的身份特征，而中产阶层独特的文化品位和行为模式还未形成，相反，由于许多中产阶层成员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或者曾经是工人和农民，其价值观念、行为取向和审美品位与工农阶层的差异并不鲜明，而中产阶级身份的突出象征往往是物质消费品：如住房及其装修，汽车、名牌服饰等。总之，劳伦斯·詹姆斯对于英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历史叙述，可以启迪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视角分析中国中产阶层产生及其机制。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一书，不仅值得相关学术研究人员阅读，而且也适合普通读者，把它作为一本通俗的英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史来阅读。此外，对于那些想要提升审美格调、培养高雅情趣的中产阶层，也可以通过阅读此书，了解高贵优雅的英国中产阶级如何生活、消费、休闲和工作的。

李春玲

2015年6月7日于北京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妻子玛丽，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不断地鼓励和包容，并在我写作的各阶段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还要感谢雪纺·邓迪、彼得·詹姆斯以及A.N.威尔逊。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指出了一些不足、纰漏和不当之处。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安德鲁·劳尼以及斯蒂芬·吉斯、伊恩·亨特、艾伦·萨姆森、琳达·西尔弗曼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蒂姆·怀廷给予我的鼓励、帮助和宽容。

此外，伊恩·布拉德利博士、理查德·德马科、约翰·迪斯曼、邓迪伯爵夫妇、马丁·埃德蒙兹教授和伊芙·埃德蒙兹、克莱夫·埃尔姆斯利、詹姆斯·古兹曼、约翰·霍尔丹教授、迈克尔·霍尔西和詹妮·霍尔西、迈克尔·霍奇斯和维朗妮卡·霍奇斯、爱德华·詹姆斯、亨利·詹姆斯和鲁斯·詹姆斯、查尔斯·奈特利博士、约翰·雷劳、罗比·莱尔、罗伊·奥利弗博士、凯思琳·奥勒伦肖夫人、艾伦·佩特森和安娜·佩特森、约翰尼·帕提森和玛格丽特·帕提森、尼古拉斯·罗伊教授和简·罗伊博士、杰弗里·理查兹、比尔·谢尔兹、大卫·弗农－琼斯、安德鲁·威廉姆斯、珀西·伍德和伊萨贝尔·伍德等人都为我提供了有用的评论、信息和建议。对上述所有人我都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想对博德莱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大英博物馆、白金汉研究中心、市政厅图书馆和档案办、兰贝斯档案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和威康协会表示感谢。他们和我开展绝大部分研究工作的所在地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样，都对我以礼相待，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而且通常都很有耐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克莱尔·贝尔、艾丽斯·克劳福特、克里斯廷·加斯科因、伊丽莎白·亨德森、琳达·英讷森特以及诺曼·里德。

我的父亲，是一位睿智而处事严谨之人，常常给予我谆谆教诲……他提醒我，我的地位处于社会中层，或者可以被称为是下层社会的地位较高者。久经世事的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理想的阶层，也是最容易获取幸福的阶层。因为这个阶层的人不必整日面对贫穷困苦，不必经历体力劳动者所须经历的艰辛苦楚，也不必因为会像社会上层人士那样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尔虞我诈而自惭形秽。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1719）

目　录

译者前言

致谢

引言

第一部　根源和先驱：1350—1720

第一章　竖琴上的琴弦：秩序与变革

第二章　职责与秩序：规制体系

第三章　共识：等级与权力

第四章　优良血统的拥有者：绅士

第五章　金鱼钩：专业人士

第六章　滚滚的财源：贸易买卖

第七章　灵光人士：信贷和金融家

第八章　多样的智慧：知识的价值与运用

第九章　虔诚的主妇：妻子和女儿们

第二部　中产阶级的诞生：1720—1832

第一章　人类的巨大力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章　为了国家的利益：革命

第三章　能力：身份与抱负

第四章　文雅的壁炉架：消费模式

第五章　友谊与知识的提升：协会与阅读

第六章　有价值的工作：基督教、强制与慈善

第七章　家庭的幸福：婚姻、子女与道德

第八章　一个自称为邮政目录的男子：势利行为

第三部　中产阶级的胜利：1832—1914

第一章　工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第二章　排他性：社交运算法则

第三章　好时代的来临：阶级政治（1832—1885）

第四章　私有财产是一种公然抢劫：新政治与旧矛盾（1886—1914）

第五章　危险的阶级：惩治与怜悯

第六章　不要玩物丧志：信仰与道德

第七章　只为更体面的人生：英国公立学校的胜利

第八章　新女性：婚姻及其他选项

第九章　释放想象力：娱乐，通常都在户外

第十章　俗人：中产阶级文化

第十一章　我在进步吗：1914年的幸福、身份和前景

第四部　压力与生存：1914—2005

第一章　似乎失去方向的人们：连续性及其变化，1914—1951

第二章　让美好生活更好：繁荣与自由，1951—1979

第三章　体面的一群人：紧张，1918—1979

第四章　他们自己的人：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1979—2005

第五章　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好的理由

第六章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老的信条和新的道德

第七章　有用性与成功：教育

第八章　贝拉·维斯塔：郊区世界

第九章　脆弱、依赖、情绪化的人：妻子与家庭

第十章　来一支凯普斯坦香烟并交个朋友：快乐和焦虑

第十一章　中产阶级的自豪感：过去和现在的身份认同

缩略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引言

有人会断言，是中产阶级缔造了现代英国。这个阶级所拥有的独创性、进取心和坚韧是英国之所以能成为18世纪贸易帝国以及进行之后的工业革命的源泉。不仅如此，中产阶级还把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也镌刻在了这个首个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心中：由它决定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依照哪些原则来统治自己。它重建了英国的城镇，让所有居民都得以享受国家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福利。中产阶级的立场是中立的。它同时拥有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源自它深谙过去的种种辉煌成就，而这方面的知识也使他们确信理智与科学经验主义是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凭据。加尔文教徒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他们眼中，上帝在嘉奖勤勉者的同时，也对他们使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将他人从无知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善举大为赞赏。

中产阶级人士之所以认为自己拥有统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很有教养，受过熏陶而且很有远见。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也没有什么能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态度显得有些傲慢。然而所幸的是，这种傲慢总能在一种寻求妥协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得到调和。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在这个全盛时期，它仍然保持了一种灵活性，至今也依然如此。它的成员们如今已经继承了那股要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动力。在过去，中产阶级曾一度热衷于铺设排泄系统和建造公共图书馆，而今则致力于抵制污染和保护环境。

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各类相关的描述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持续而连贯的历史。当然，这段历史也充满了矛盾。一个阶级中的成员如果自恃他们的阶级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就难免会具备怀疑主义和爱好争论的特质。这个阶级内部有很多意见相左，包括是否应将个人主义摆在首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差别，以及针对经验主义科学与宗教信仰的探讨。这种热衷于挑战和质问的动力意味着中产阶级必不会被任何教条所羁绊。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大城镇已经成功接纳了加尔文主义、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其近期的变革）、撒切尔主义和新工党的执政理念。保守主义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理性的头脑总是教人善于接纳新的知识而批判旧的理念。

但是给中产阶级下个真正的定义却十分困难，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辩题不好部署。中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各部分协调统一的整体。它一直处在一种不停演化的状态中，就像一个向四周蔓延的、凌乱的有机体。14世纪至18世纪涌现出来的“中层社会”在19世纪成为了中产阶级。“阶级”是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该词原先为那些致力于按照理性的规则将自然界分类的科学家们所用。到了1850年，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阶层：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就好比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首次根据身份地位看人那样，当时的社会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类是依靠知识和才智谋生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完全依靠双手过活的劳动人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的核心成员都是脑力工作者，包括律师、医生、建筑师、企业家、教师和任何掌握了金融奥义的人。

当今的中产阶级和它的前任之间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乔叟笔下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与他们的现代同行们一样关心着共同的问题（也犯着共同的小过失）。然而，把当下的社会特征置于过去的环境中，把整个阶级发展的进程倒转，依然会导致人们的误解和曲解。与中产阶级类似的阶级形式要说也有，但大多仅限于基础层面上的相似。读者可能对中产阶级发展早期成员私底下展现的忧虑、虚荣和野心予以认可或产生共鸣，但如果要对这些人所处的时代作更加宽泛的设想，又会频频感到陌生和困惑。

作为一个时代的定居者，如果他们对平等主义只有一个很肤浅的认识，而且对他人的自尊心极度敏感，就必然会对过去社会阶级分层的本质及其夹杂的趋炎附势行径大为震惊。对于这一点，我们与祖辈们达不成一致的共识，要知道他们对此可谓司空见惯了。作为英国诺福克县一名乡绅的儿子，劳伦斯·詹姆斯在回忆19世纪80年代他的幼年时期时写道：“我们并没有特别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因为它就在那儿，和这个世界上能感知的其他现象一样。”有不少人接受这种说法，包括当地的教区牧师、经办老琼斯案件的律师、顾家的医生、养家糊口的零售商贩、只在财政稳定时才能纳税和雇佣仆人的房客。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接近现代的时代，仍然有大批的保守人士坚称社会秩序体现了神的意志。

小说家和剧作家都能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和机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身份地位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因素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对恋爱和婚姻的影响，为情节构想和人物塑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文学作品是我们得以了解祖辈们的唯一资料来源，那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认为身份地位主导了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可以在报刊中找到大量的佐证：自17世纪末以来，这些刊物就一直充斥着各类打着上流社会喜好的品牌的商品广告，广告商会信誓旦旦地承诺这些商品将提升购买者的身份地位。对于这种推销策略，中产阶级女性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地位和财富是密不可分的。如托马斯·卡莱尔那般严厉苛刻的伦理学家们可能提出过“辛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嘉奖”这一论调，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说，中产阶级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得到切实的回报。中产阶级无论男女都是切实的唯物主义者，对于这一点，那些深谙如何取悦消费者之道的供货商和广告商都一清二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娱乐消遣也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并且很容易趋从每个时下的流行趋势。

很多时候，这个阶级的成员都沉迷于追求国内外独具特色的事物，他们感兴趣的诸如摄影、骑车兜风、驾车、邮票收藏、园艺、网球、高尔夫、观鸟、慢跑和新兴的身心疗法。中产阶级热衷于群体生活，喜欢和自己阶层的人为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股脑地簇拥进上流社会的会场，或聆听音乐会，或观看戏剧表演，更有甚者还会组建俱乐部和社团，在兴奋之余又添入几多欢声笑语和美酒佳肴。这些资本主义的奴仆是其产品最贪婪的消费者。我不会后悔对他们的消费习惯作了详细的调查。

这一切催生了一个持久的悖论：当中产阶级致力于打造一个较贵族阶级更有用且在道德修养上更胜一筹的自我形象时，它会向在它之上的阶级寻求相关娱乐、品位和举止方面的引导。那些最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会成群地涌入乡间，如果经济实力足够，就在那里添置房产，然后过乡绅般悠闲的生活。把中产阶级的范围缩小，我们还能发现一股类似的想要逃离城镇的强烈愿望，人们十分向往那些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无人居住的被称作“郊区”的地域。

支持郊区生活的人坚称这是理想的养儿育女之所。中产阶级长久以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家庭的热爱，通常以对子女教育资源的关注为特点。这既是为崇尚教育信仰的辩护，也表达了他们渴望攀上社会高层的迫切愿望。这种欲望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禀性，但总的来说，只要条件允许，中产阶级家庭就会成为一个孕育雄心壮志的场所。个人飞黄腾达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进入一所好的学校，这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如此受中产阶级青睐的原因。这些学校会向中产阶级中处于上流社会的男孩们灌输古代骑士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无私、领导能力与责任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00年，中产阶级中的上流社会人士在思考和行为举止方面都能谨遵道德准则，表现得像个知性的贵族。

这种力争上游的理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说得通，即英国的社会动脉是流畅的。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者的态度是：只要这些新来者有足够的资金且有意被同化，他们就会接受。至于这种同化过程究竟如何达成，我们可以在那些关于品位和礼节的手册上找寻答案。自15世纪以来，这些手册的发行量就一直在增长。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要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着，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诸多面向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报刊开设针对社交礼仪给出恰当建议的相关专栏。

我一直在努力将所有这些主题汇编成一本关于中产阶级的书。至于究竟我编成的是一份讣告，还是一段仍在演变且前途殊远的历史书，就交由我的读者们来评定吧。不过中产阶级的命运看来更可能是后者，因为中产阶级的队伍从未像现在这样壮大，并且正以一种成倍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它不但填补了日益增长的官僚体制的空缺，还占据了各种服务业岗位，而这些岗位成功取代了过去作为重要财富来源的制造业岗位。

中产阶级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安稳状态。20世纪80年代，过去危害这个阶级稳定的那些因素、工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被彻底终结了。可以说，这个年代是在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资本主义的完胜中落下帷幕的。那些但凡一有经济动荡就会引发的介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似乎已经停止，尽管在2004年由狩猎而引发的一场社会辩论中，这种势头曾一度死灰复燃。现代中产阶级继承了他们祖先的一些不良风气。那些“骄奢淫逸、游手好闲和我行我素”的年轻一代扰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层社会，足球流氓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彬彬有礼的形象，而居住在城内的“底层阶级”更是让今天的中产阶级噩梦频频。有趣的是，在任何时期大家都认为应对最贫穷者骚动不安现象的措施是“实施教育”。

20世纪晚期，人们开始接受带给中产阶级财富的这一经济体制，但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值得如此庆贺。当前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指责资本主义体制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以及给全球带来了经济恐慌。还有一批人已经公开放弃了理智和科学的权威性，企图通过各种新生的信奉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邪教来追求真知和达到自我认识。

我对这些现象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曾经略微提过，中产阶级从来都不是处在静止状态中的。通过剖析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从何而来、有何祈求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中产阶级已经展示了一种惊人的把握机遇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足以让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阶级将拥有一个灿烂光明和硕果累累的未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任意一种标准衡量都是值得敬畏的。总而言之，他们为人类的福祉添加了相当有分量的一笔。今天的中产阶级，应当对其先辈共同创造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一部　根源和先驱：1350—1720

第一章　竖琴上的琴弦：秩序与变革

索尔兹伯里市中较为富有的公民都疑心深重而且脾气暴戾。他们相互谩骂，甚至和管辖着城市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们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447年，这些公民的种种中伤行为已让他人忍无可忍，最终他们不得不同意接受管教。当地议院于是颁布了一项针对挑衅言词的禁令。通过这些禁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我鄙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一样有钱，你这个恶棍！娼妓”“我的钱和你的一样多，但是我比你更受欢迎”“我的出身比你好多了，我受到的尊敬还有继承的财产没有比不过你的，而且像你一样我把这些保管得好好的”。可是尽管有这项禁令在旁，逾越身份的争吵行为依然持续着。1481年，威廉·波科特这样辱骂一名市长：“你是屎！蠢货！六个你才抵得上一个我，你这个傻瓜！”因为这一傲慢行径，他被处以了13先令4侏儒的罚款。 [1]

一位颇有才华的名叫罗伯特·布罗克的律师则被另一种形式的傲慢激怒过，此人曾五次当选伦敦市的国会议员并于1554年被选为下议院的发言人。他将自己的职业收益投到什罗普郡的土地上，期望这么做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被列入贵族阶层，此外，他还自诩为一名“士绅”。但他的女儿玛丽并不认同他的这种自负，背着他和理查德·默菲尔德交往。布罗克在调查了这位未来女婿的背景后，发现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能力，毫无主见，更没拥有一寸土地”。他只会“夸夸其谈”，并且“和那些自耕农还有其他穷困潦倒的下人一样声名狼藉”。对于默菲尔德自称为绅士的声明，布罗克嗤之以鼻，竟丢下这么一句话：他看不出“一个乞丐和（一个）乞丐般的绅士”能有多大的区别。对此，默菲尔德反驳说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绅士，而且在他的家乡北安普顿郡他“向来都被认为是位说话诚实的人”。此外，“他还有一笔适当比例的财产能提供与其地位相符的生活水平”。和这位恶语中伤他的人一样，他也利用聪明才智扩充自己的收入：他受雇于彼得伯勒市的主教，常常替他去伦敦办事。在那里，他几度遇到玛丽·布罗克，尽管当时她的父亲已命令仆人在外行走时随身保护她。可笑的是，那些仆人保镖中，竟有一个曾被她父亲打倒过。 [2]

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英国，个人的身份地位至关重要，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及采取与之相符的对待方式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乎地位的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1528年，理查德·奈特利爵士在他的遗嘱中提出希望他的纪念碑能“依照他的地位等级”来打造。他的遗嘱执行人应该能猜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要竖一个自己身披盔甲的石制雕像或者黄铜像，环绕周身的是那些能昭显他家族血统和各路关系的盾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北安普顿郡的福斯雷教堂里，发现了一尊以他二儿子埃德蒙为原型制作的小铜像。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伦敦市的坟墓制造商们一直大批量生产骑士铜像，这些铜像在外形上如出一辙，只在大小上有差别——当然这取决于主顾们钱袋的深浅。

1631年，兰开夏郡的一位名叫约翰·卡德沃斯德的绅士，指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将他的收入分配给他二儿子拉尔夫供其“饮食起居之用”时，要“与他的房产和具体情况相称”。 [3] 虽然和之前一样，遗嘱里没有悉数说明一切，但执行者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只沿袭了父亲的地位而没有继承他遗产（大部分的遗产都会由长子继承）的年轻人需要多少。不管怎样，他都需要经常抛头露面，与同等身份的人为伍，享受来自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尊重。即便年纪尚小，他还是很可能得自谋生计。

律法还规定，男性和女性不依照自己的地位等级着装的属违法行为。自1363年以来，英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某些特定的纺织品和毛皮为某类地位等级的成员专属。1465年出台的《反奢侈法》限定紫色绸缎是贵族的专用品，禁止自耕农和那些地位更低的人穿着带衬里的束身上衣，还特别规定劳工和仆人穿的衣物价格不得超过2先令一码（三英尺）。然而就在100年之后，国会开始指责过分着装是造成“行为鲁莽过激以及为人势利”的罪魁祸首。他们还担心如果不加以制止，在穿着方面的过分开支会使得“小人物”失去理智而变得倾家荡产。因为没有检举机构，没有谁真的把这些法规当一回事，人们对那些权威机构都一律熟视无睹。

从风格迥异的称谓方式中可以看出不同地位之间的差异。称呼比自己阶层低的人可以用他的教名或“你（thou）”，对方向这位阶层高于他的人回话时就要用“主人”或“夫人”，或者正式的非人称代词的“你（y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劳动者会直接拿姓氏和教名称呼富裕的农场主，或者也会用“先生”“农夫”这些称谓，但很少会叫他“主人”。因为通常这种称呼是留给绅士的。 [4] 书信来往过程中对于措辞的要求更是复杂。尽管是给一位友人写信，牛津伯爵还是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别。在1450年给诺福克公爵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称呼对方：“高高在上的全能的王子和我的好阁下，我将自己交托于您的统治之下。”一位名叫理查德·卡勒的管家在给他的雇主约翰·帕斯顿的信中这样开头：“值得崇拜的和我最尊敬的主人，我将自己交托于您的掌管之下。”并署名“您谦卑的仆人和受惠者”。

相关地位的用语和对此的刻画都在设法提醒人们莫忘自己在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1567年，首席大法官詹姆斯·戴尔爵士告诉一批新晋的高级律师（相当于现代的王室法律顾问），“他们的习惯、举止和神情都要和他们的地位相当”。当他们参加省际巡审时，他敦促他们要骑马走在队伍前头，至少还要有四个骑马的仆人和一匹桑普特马搬运他的行李。 [5] 如此一来可能会震慑住那些庄稼汉，也会让地方上的绅士们对他们印象深刻。但是如果这名军官当选为议会成员，他和他的同僚们就得在那些领主们坐着讨论议案时，恭恭敬敬地脱帽站在一旁。

显示地位的场所是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里上演的一切都在不时提醒着人们社会的分配体系如何。1535年夏，亨利八世和安·博林在前往格洛斯特市的途中，受到了当地市长、郡长和议员们的夹道欢迎。这些官员都骑在马上，身着猩红色镶皮长袍，后面跟着约百十个骑马的当地最富有的公民。当马队进城时，格洛斯特市市长一行人先行进入，而那些王室成员则紧随其后。从这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王的身份和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但在格洛斯特市，该市的直接管理者——议员们此刻的地位是仅次于王权的。 [6] 还有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则适用于其他公共庆典，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一个人在有显贵、律师和工会成员参加的游行队伍中应该站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位已故骑士的棺木后，人们按照贵族、骑士以及士绅的顺序跟在后面，或步行或骑马；随后，与这些随行人员隔开一段距离的是他们的奴仆，而仆人在队伍中的顺序分别按照自己主人的地位决定。当诺里奇市的圣乔治工会举办庆典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会身着猩红色制服骑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去做弥撒。后面跟着身着行会制服的市政顾问。弥撒结束之后，所有人会出席年度晚宴，届时客人们根据自己的地位高低入座。

杰弗里·乔叟是伦敦一名葡萄酒商的儿子，还是一位皇家公爵夫人的远房亲戚。大概是出于这些原因，他能敏锐地觉察到重要人物对社会礼仪的微妙影响。他所塑造的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中有一位“来自巴斯的妻子”。这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女商人。当与邻里们一同进入教堂中殿领受圣餐时，她总要非常蛮横地抢在别人前头。那些朝圣者当中还有些卖缝纫小物件的老板、染工、木匠、织工和地毯商，这些穿着考究的手工艺能人会用银饰装饰自己的腰带、配刀和钱袋以炫耀他们的财富。这些做法，都与《反奢侈法》背道而驰。所有这些人都梦想成为一名市议员，对此他们的妻子都强烈支持：

被尊称为“太太”多么荣耀啊，

就好像去教堂时所有人都看着你，

像女王一样被人托着你的纱罩。

当这些想入非非的女士们在教堂里就座，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时，可能会看到顶梁柱上安放的那些漆得闪闪发亮的木制天使像。这些天使像分九级，各司其职，穿着各异。不论是经过雕刻、彩绘，还是上釉的工序制成，大部分塑像都以演奏某种乐器的形象出现。这里隐含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旁观者可以借此联想到天堂生活的完美与和谐；另一方面，它提醒着世人，上帝赐予了万物等级。这支充满神性的天使乐团其实就是上帝为人类社会量身定做的模板。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基督徒都应致力于实现尊卑有序并恪守其位。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不平等是上帝赐予的天赋神性。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整体形态比作是一个底部宽、顶端窄的金字塔。从它的横截面可以看出它一共分三层：位于上方的两层很窄，位于下方的一层很宽。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14世纪末期，有位名叫尼古拉斯·布罗姆亚德的多明我会修士在一次布道中对这其中蕴含的智慧作了具体解释。他用了一个很恰当的乐理来做比喻：

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各类等级的排序应当像竖琴上的琴弦。每根琴弦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它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创造出优美的旋律……由此类推，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每个人也应该各司其职：地位低的人就应该好好工作并听从指派；而那些官员、律师和牧师就该为百姓排忧解难，替他们做祷告，给他们讲道理；而统治者负责管理各项事务和保护自己的子民，他的职责好比弹奏竖琴的琴师。 [7]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得以在大莫尔文修道院内找到一扇绘有亨利七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亚瑟王子画像的窗子。这位天生的统治者被一群来自天国的乐师簇拥着。

布罗姆亚德对一个由基督教主导的社会如何排序以及为何如此排序的解释，其哲学根源来自《圣经》以及早期教会神父对《圣经》的解读，还有古代希腊、罗马的权威理论。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整理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封建制度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确实存在。在其最早最经典的形态中就包含了三个相互依存的阶层，或者说是社会秩序。处在顶层的是拥有土地的亲王和骑士们，他们守卫着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对抗着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处在第二层的是那些受封的教士，通过谆谆教导、执行圣礼和道德告诫，为众人和那些准备接受审判的灵魂祈祷；最下层是三个阶层中最大的一个，由劳动人民组成。这群人通过耕种、牲畜和生产工具器皿为另两个阶层提供生活必需品。人们认为某些工作是上帝为了惩罚亚当所犯的“罪”而加诸人类身上的。一位14世纪晚期的传教士声称：为了替他们共同的祖先赎罪，“所有人”都必须“在他自己的等级地位上辛勤工作”。 [8]

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靠出卖体力挣钱的人都是农奴。他们的生活处处受到来自神和人定的律法条规的约束。人类的律法规定农奴为他们出生的庄园所有，强迫他们在固定期限内为他们的领主无偿工作，并在婚嫁、子女成年和死亡时向领主支付罚金。1世纪的法学家这样评述道：当时的农奴除了拥有填饱自己肚子的义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不过，虽然农奴没有法律权利，但这不意味着他就得一辈子一贫如洗。只要他足够勤劳或者有些运气，他还是能够积攒起不少土地、牲畜、农具，甚至钱财的。但不管他变得多么富裕，他和他子孙的未来只取决于他农奴的身份。

作为农奴的“农夫”和他的兄弟“穷牧师”还有“骑士”三位人物代表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三个传统等级。乔叟将每个人物都做了理想化加工。他们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对分派给自己的社会和财政工作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所追求的寂静主义也将他们与其他25位朝圣者区分开来，后者在这个竞争激烈，而且充满了和他们一样狡诈、腐败、无情的人的世界上挣扎着生存。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还有骄奢淫逸的僧人、诡计多端的商人、高级律师以及诈骗过客户的医生、两个通过坑蒙拐骗爬上社会高层的富农——磨坊主和采邑总管。这些文学形象都是14世纪80年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对当时社会人物的真实写照。

从表面上看，才思敏捷的律师、医生和贪婪的农民似乎不在布罗姆亚德所描绘的这个社会框架之内。这一点，他和其他神职人员都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了。当代的传教士对那些通过使用智能和专项技能，善于抓住机遇而发家致富的商人、律师和医生们多有不满。这些人有时被描绘成一种对旧时的三方鼎立秩序的威胁，在这种秩序中，没有任何一个受土地和市场法规约束的人能占有明显的一席之位。一位牧师宣称：上帝创造了骑士、牧师和劳动者，而魔鬼创造了商人。此外，利用职务之便往上爬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这也是增添保守人士困扰的另一个因素。布罗姆亚德对于那些自认为同向自己借贷的那些贵族地位相当的“商人和一味赚钱的人”很是不满。

人们注定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对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一夜暴富者可能积聚巨大财富的现象怨声连连。1536年，一位名叫威廉·卡尔弗利的约克郡绅士写了一部名叫《原告与被告对话录》的小说，在书中原告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这个新世界中充斥的各类暴行，尤其对“富商”封爵这一现象大加指责。小说的主人公则通过神学和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事情来反驳原告。他指出，人类在人间仕途的起落沉浮取决于个人美德、辛勤工作和上帝的意志。 [9] 上帝主宰的这个有序的世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变化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上帝永远经手着人类的各项事务，尽管单凭人类的智慧还无法解释他之所以会介入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上帝让人类经历成功和挫折是为了说明两个真理：一是他的权能是无穷的；二是尘世间的财富与权能是无常的，相较天堂里的幸福更是毫无价值可言。往往这个寓意会通过处在永恒运动中且漠视地位本身的命运之轮的形象展现。

诗人乔治·阿什比就不幸被命运之轮拽倒了。1463年他在舰队监狱坐牢期间，面对自己遭受的不幸只能听天由命。在他得志时，他曾是亨利六世手下的一名大臣。两年前，国王被废、新王爱德华四世登基，于是他也跟着遭了殃被免了职。这种地位的剥夺对阿什比的灵魂是“有益的”，也是对身份与财富来去无常本质的善意提醒。他这样写道：

命运留给了我一个恰如其分的遗憾，

告诉我财富转瞬即逝。

也许他在自己本已成功的职业生涯上做得有些过头，并且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是让人类安守本分”这个信条。保守人士就常常这么认为。但阿什比的经历激励着他去挑战这句话的有效性。作为玫瑰战争第一场战役期间贵族间权力斗争的见证者，他有理由相信处在阶级最高层的那帮人并没有独占智慧，也没有恪守道德规范。他在文中写道：“比这种情况更好的是，亲王们会根据道德水准而不是个人的地位来选择顾问和仆人。”骑士、乡绅、自耕农和文职人员都是值得信赖、忠诚和诚实的人。 [10]

阿什比的出身可能相对卑微。因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哈尔菲尔德教堂里找到的他的黄铜像上竟没有标出其身份、地位和职业。从他写的关于公共事务的诗篇中可以隐约看出，他相信美德和智慧并不只聚集在社会最上层这一阶层中（如果将社会划分成三个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们拥有管理权）。这种观点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广受争议。1540年，亨利八世的顾问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爵士、安东尼·圣·莱杰男爵和理查德·瑞奇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给坎特伯雷的国王中学编撰教学规范时，他们提出只有绅士的儿子才能被录取。他们这样辩解：“农夫的孩子”最适合“耕种和做技工。”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上帝赐予了所有人不同的天赋秉性”，结果就是让某些出身高贵者“非常愚蠢”。他自己和那些反对者都不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都是从低微的出身开始，通过学习知识和其他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的”。 [11] 这么说其实也不完全对，因为克兰默自己就是个士绅的儿子，但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要分析。如果黑尔斯及其盟友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由出身决定其未来职业规划和地位的小孩和那些统治者就可以被视作一个封闭的、能自我发展的精英集团。对于克兰默来说，这种限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将才能随机分配给人类。这样一来，不论以世间何种形式的美德体现，人们对务实的需求都要求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力和支配才能。克里斯托弗·圣·日尔曼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他把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类应该发掘自己的天赋为全人类造福的理念和旧时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两大观点相结合。在16世纪20年代，他用笔这样描述：人的理智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而那些物尽其用者——不管是和自己一样的法理学家还是普通的技工——都是在达成神的意志。

脑力劳动不仅非常被看好，同时也已为神学所接受。这在纯理论实践上是必然的，因为教会不可能也不会愚蠢到把那些依靠聪明才智谋生的人排除在社会的罗盘之外。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资产的机构，教会必然要雇用律师。此外，自大教堂落成和修葺以后，教堂和修道院几乎完全依赖于人们自发性的捐助，教士们也需要富人的热心施舍与钱财捐献。教会非常欢迎并乐意让它的赞助者用装饰品美化他们资助过的工程。那些装饰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虔诚之心，不过，这些人的目的往往只是夸耀自己。

在约克郡附近的卡沃索普市，我们找到一位名叫布赖恩·鲁克里夫的法官及其妻子的合体黄铜像（该铜像已有些毁坏）。铜像中的两个人合捧着一座鲁克里夫于15世纪70年代出资建造的教堂模型。这对夫妇送给格洛斯特郡赛伦塞斯特市和诺思奇市畜牧业主和羊毛商人的那些15、16世纪的黄铜制羊雕、羊毛袋、商家的标志和牧羊人的牧杖，以及记录他们为两处教堂扩建做出贡献的碑文，都彰显了他们财富的来源。船只、羊毛商人的剪刀、葡萄酒桶以及在蒂弗顿教堂外庭摆放的石雕中找到的商标，显示了作为商人和探险家的约翰·格伦纳威是如何挣钱和花钱的。任何地方的肖像贸易清楚地表明，不管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对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的人多么顾虑重重，教会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来自他们的施惠。

还有些现象不如前面所述的这种商业化成功模式突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些现象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位于萨福克郡的拉文纳姆教堂主体是个供奉着斯普林格家族那些慷慨神祇们的纪念堂。斯普林格家族中出了很多极为精明的布商，他们的石制和黄铜制装饰品受到各个社会阶层成员的追捧。托马斯·斯普林格死于1486年，他的黄铜像上还出现了标记他布匹的商标。这尊铜像和牛津公爵戴维尔家族的武器一块摆放在塔的石雕上。商人和贵族不仅一起承担了建造教堂所需的费用，他们还乐意建立血缘关系：十五世牛津公爵的二儿子就娶了斯普林格家族的一位姑娘。这次联姻确立了斯普林格家族正式步入绅士行列。他们这一新的身份在教堂新建的南堂胸墙上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在这堵墙上斯普林格家族的徽章出现了21次，上面还刻着这样一段铭文：“让我们为绅士托马斯·斯普林格，以及他的妻子爱丽丝的灵魂祈祷。他们在1525年为我们的主建造了这个教堂。”如此这般，斯普林格家族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宣告了他们新的地位等级并且和那个阶层的成员一样享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

当然，并不是每个兜里揣了一笔钱的人都急着要往地位等级的上层爬。1633年，古董商托马斯·杰拉德注意到在马托克的萨默塞特村有很多“虽然出身不是上佳，但还算富有且体格健壮的男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虽然出身更好的人会嘲笑他们是“乡巴佬”，但只要愿意，他们还是有足够的钱能成为绅士。这些富裕的农民最在意的是来自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的尊重；而某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早注意到了，很多“士绅”或“绅士”的头衔其实都是他的邻居们自封的。

这一点在1694年施行的结婚税收和丧葬税收制度中很明确地体现了出来。当时税额是与当事人的等级地位挂钩的。相同情况下，如果一位“士绅或自封的士绅”需要缴纳5英镑的税，“一位绅士或自封的绅士”则只需缴纳1英镑。我们可以想象，当人头税税率在1641年起被设置成根据地位来计算时，会有多少人要求自愿降级。一位来自柴郡的公务员报告说：“为了避免交5英镑的税，许多知名的士绅将原有的头衔改为‘绅士’。看到曾以头衔为荣的士绅们现在非得装出一副谦卑的姿态和低调的作风，实在让人觉得好笑。” [12] 毫无疑问，只要税款一交，这些小气的绅士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等级。

[1] Brown，Popular Piety，16－17.

[2] NA，STAC，3/5，62.

[3] LancashirEand CheshirEWills，39，185.

[4] Harrison's Description of England in Shakespeare's Youth，137.

[5] Reports from the Lost Notebooks of Sir James Dyer，1，129.

[6] HMC，12th Report ，Appendix，9，443－444.

[7] Owst，558.

[8] Owst，551.

[9] Liedl，590－591.

[10] Ashby，4，10，20，89，95.

[11] Cooper，Land ，44.

[12] CSP，Domestic，1641－1643，66.

第二章　职责与秩序：规制体系

那些喜欢逃避税赋的来自柴郡的富绅们总喜欢发号施令并要求他人服从这些命令。他们是君主能够顺利指挥和管理贵族、骑士、地主、法官、市镇首脑和企业家、教会委员、教区治安官员、出身贫困的监工及陪审员的重要纽带。权力的等级体系也体现在工作场所与日常生活中。雇主、丈夫以及父亲会对他们的受雇者、妻子和孩子们发号施令，如果对方拒绝或者完成不力，便对其实施惩罚。这就像法官决定是否对偷窃者和乞讨者执行鞭刑一样，雇主可以殴打他的雇工，父亲也可以鞭笞他的孩子。

来自较低阶层的反抗与不敬，是高层人士绝对无法容忍的。一份写于1562年的拳击知识手册给那些绅士们支招，教他们在对付那些“莽撞的蠢人”和“闲逛的笨蛋”时，应该重重地给他们几拳，还得是“左右脸颊全都打到”。亚当·艾尔是一名农场主，同时也是克伦威尔军队的一名长官，他就以“倦怠误工”为由鞭打了他一个叫琼的女仆。但是事后，他感到羞愧难当，因为他意识到“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所犯下的过错，无疑要比我的女仆对我犯的过错更严重”。一位名叫托马斯·根特的印刷学徒，因懒散、不修边幅而招致雇主的棍棒相加，而他认为自己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在事件发生40载之后的1756年，写下了“年轻人若没有纪律约束，就会从此堕落”的字句。当时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徒弟。 [1]

人们认为一切国家和家庭的权力都是上帝授予的。1559年颁布的信奉新教的英国国教礼仪，其中有一个经常在教会宣讲的布道是这样解释这些权威的正统性和必然性的：

万能的造物主按着极其精妙和完美的秩序创造和安排了天地间的万物……在陆地上，他指定了君主、贵族以及他们之下严而有序的各级臣子……他让站在各类岗位上的各地位等级民众，按部就班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把某些人安排在较高的地位等级，把某些人安排在较低的地位等级。于是我们就有了国王和贵族，大臣和民众，牧师和信众，雇主和雇员，父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富人和贫民，每种组合的人彼此之间相互需要。

这一圣公会（即英国国教）的新秩序理念，意在将天主教早先提出的社会教条发扬光大。该布道词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也是想表达同样的道理：

如果撤掉国王、贵族、地方官员等由上帝所安排的这些阶层，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在驾车或行走于公路之上不遭受抢劫，没有人在自家房中或床上睡觉不遭到谋杀，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妻儿还有财产不受损伤。

同样的主题在莎士比亚1603年上演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也出现过。剧中人物尤里西斯给出了这样的警示：“地位等级”一旦丧失，必定会导致社会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

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本不是生下来就心甘情愿地顺服上层阶级的。实际情况更糟糕。一位生活在14世纪晚期的传教士就曾痛斥社会底层的群体是群难以控制的骚民，喜欢做些亵渎神明的事情，热衷于各种邪道巫术，终日游手好闲，喜欢插科打诨，与人争斗角力，还只管把钱往那些耍把戏扮鬼脸的骗子们手上送。他同时还谴责了这些人“一定要和高于自己社会地位的阶级对着干。” [2] 面对这样的一种好战性，另一位名叫托马斯·斯塔基的传教士也十分痛心疾首，在他眼中，那些可怜的乡下人都“有些行为粗鲁且脑子冥顽不灵”，所以必须得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才能对他们加以管制。 [3] 手工艺者、工匠、劳工以及他们的妻子似乎都不愿接受自己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总是喋喋不休地争吵抗议，并且毫无自我约束能力。他们就像乔叟所著的《百鸟议会》（约1383年）中的那些顽劣又愚蠢的布谷鸟、野鸭和野鹅，只会在比它们“地位等级”高且在同类中算是“最有绅士风范”的高贵的老鹰面前唧喳聒噪。这一文学类比给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富绅提供了灵感。1525年，他在英国萨福克郡偶遇一群反对赋税的抗议者时，说了这么一句：这群乌合之众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跟“会嘎嘎叫的鹅群”一样“愚昧无知”。 [4]

为了磨掉这些人的乖戾棱角，使他们不再继续愚昧下去，并将他们束缚在一定形态的社会管制中，教会和政府开始联手行动。人们对于和社会格格不入者常常表示不满，并且会将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上报给权威机构以便引起后者的注意。1445年，诺福克郡郝宁顿村的村民抱怨说有个叫罗伯特·格鲁特的人“生活非常诡异……因为他什么事儿都不做，也没有土地或什么正经事儿忙活”。此人常常偷猎野兔，有时还顺手牵走别人田地里啃玉米秸秆的小羊羔。 [5] 城市宗教行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时刻提防这样一类人。这些宗教团体的目的是培养会内人员对上帝的虔诚、使彼此和谐相处以及提升他们作为会员的自豪感。它们的本质是慈善机构，欢迎来自不同层级的任何人入会——只要对方出得起购买教会会服的钱。当然，会员也要以自己的恰当言行来竭力维护行会的威严。金斯林的圣托马斯行会曾把争吵滋事者逐出教会，威斯贝奇市的圣约翰浸礼会也曾把教会中参与赌博的人驱逐出门。 [6] 不过后来，亨利八世在1547年施行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兄弟教会等社会监控机构均被解散。

尽管绝非出于本意，但亨利的改革最终促成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国教的建立，并且采纳了新教的教义和祷文。非正规的宗教敬拜也从圣礼圣典转到了对圣经中教义真谛的传道，以及通过系统研读圣经进行的私人学习。这个新兴的信仰，在16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而在那些拥有很高社会等级的男女中最受欢迎。然而，较低阶层的人民则对救赎问题漠不关心。让那些敬神者们沮丧的是，这些人更喜欢在周日去教堂墓地踢足球，在酒馆里饮酒或者干脆整日闲逛。就算这些人被拉到教堂，也会发现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格格不入。布道让他们感到不解和无趣，于是他们开始烦躁、扭打、闲谈、放屁并嘲笑整个礼拜仪式。埃塞克斯郡的一名男子竟然在仪式中途把尿撒到邻座的帽子里。另一名来自同郡伯爵科恩镇的20岁男子威廉·艾伦，1637年因为在钟表室里乱撒尿而被当众拖了出去，当时污液往下流淌，搅乱了整个教堂……这名男子后来又在教堂门口附近的墓地上大小便，教堂、教区工作人员还有教区居民因为恶臭而愤怒之极。 [7] 但是后来，艾伦竟然从渎神的极端转到了敬神的极端。1669年，步入中年的他成了一名贵格会教徒，还写了本极为虔诚的书——《耶稣之光的荣耀》。若不是加入了为基督教新教正统所不屑的贵格会，他的皈依应该会受到来自社会较高地位等级的人的喝彩。

在16—17世纪，教堂礼拜过程中的粗俗和不敬行为，是下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几种暴戾表现之一。在这些人中，粗野行径屡见不鲜，因此世人也都见怪不怪。唯一能够让人有所惊愕的是他们不断增长的人口。大约在1530年至1650年间，这一人口从开始的230万增长到320万，其中40％的人口都在21岁以下。 [8] 这些人大多都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无法顺利完成某项技能的学习，以致只能在社会边缘挣扎，以乞讨流浪、偷鸡摸狗为生。罗伯特·格鲁特反映的就是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当然，他又是一个更加极端化了的例子。成千上万的这类人群游荡进城市和乡镇，尤其是伦敦这个大城市。与在乡下相比，他们在城市和乡镇更不容易受到管制。这些人通常还会长途跋涉到异地；在伊丽莎白时期，索尔兹伯里市地域所逮捕的乞丐中就有1/5是从上百英里外过来的。

不论他们走到哪儿，这些贫穷的外来人员都是地方当局忧虑不安的持久原因。他们违反法规，又难以追踪。人们压根没法确定国内哪里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养他们。收成不好的时候，粮食价格飙升，饥荒使得国内大面积人口叫苦不迭。1586年、1596—1597年，还有1622年和1630年，都遭遇了粮食歉收，导致了地方性动乱。1533—1630年，诺里奇、格洛斯特、贝辛斯托克、坎特伯雷、南安普顿、莱斯特还有纽伯里等地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暴乱。

怒火总是从社会下层往上层蔓延。1598年，肯特郡的一名劳工就宣称整个国家要是能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肯定要比受现在这些冷酷无情的富人们管制好很多。1630年，萨默塞特的一个石工也将当时的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归咎于“那些铁石心肠、通过不光彩手段发家的有钱人”，人们几乎都盼着这些人能早日被杀光。“如果不能扳倒一些所谓的上流绅士，那么大家的好日子就永远不会来临，”一个磨坊工人如此讲道。1595年，肯特的一个村民还预言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并指出：“在那之后，地价地租就会便宜了，我们就能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世界了。” [9] “快乐”这词常常被那些食不果腹、养家无力的人挂在嘴边。他们呼唤着安逸与富足的生活。这是一种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人人都能够享受酒足饭饱，自由快乐，而不用受压于繁重劳动和苛刻法律的生活。酒精总是能让这些人想象出一种“快乐”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地方行政长官和市镇长都愈发认为酒馆之类的地方都是反动与暴乱的滋生地。

地位等级本身以及凭附于其上的较富裕人士似乎越发受到威胁。于是，官员们的反应便夹杂着高压与安抚两种手段：贫苦的人被强制去工作，违令者加以鞭打；而当粮食储备减少时，政府就着手稳定物价并分配谷物。这样的措施同1562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一起出台。法律指示农业行政者勒令所有无业的，年满12—60岁的男性以及12—40岁的女性都必须从事某项“农事工作”。若遇收获季节人手短缺，司法机构有权征集工匠以及劳工去收割干草和谷物，若有违抗者将被关入粮草仓库禁闭两天。这一法案非常可行，且具备道德理由。这些理由在1598年的法律章程前文中也被大致列出。各种劳动力“都应在战争以及和平时期从事一线工作……该原则意味着，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通过工作他们能远离游手好闲、醉酒乱性、违法乱纪和所有其他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10] 其他一些法规也同样得到了施行，譬如，要求酒馆持有营业执照，对劳工和奴仆的活动进行监管，提审和制裁私通者，对流浪汉施以驱赶和鞭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员似乎也制定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类似等级体系。詹姆斯·奥德利的《流浪者联合会》（1575）宣称，乞丐和犯罪人员一共可分为20个层级，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装疯和装病等。另外一份关于当时犯罪情况的研究表明，这些阶层存在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堕落世界。这份研究报告证明了当时许多人的猜想，即那些身无分文的家伙在道德上也极度贫穷。

对于这些人，世俗的和官方的描述都是“荒淫无耻”“不学无术”和“放荡低劣”。在16—17世纪，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侮辱性词汇广为流传，如“卑贱鄙陋之人”和“低贱而不受管束之人”等。 [11] 他们所有的违法乱纪行为都源于缺乏“礼数”，而“礼数”这个词几乎涵盖了言行举止、自我约束、尊卑有序和适度禁欲等诸多方面。由此看来，这些人“礼数”的缺乏和腐化已经成为当权者愤怒和担心的持久因素。1699年，威廉三世就对英国国会指出，这些穷人是国家的“负担”“他们懒散、虚度的人生通过某种方式又进一步损害了礼数”，而礼数在他的王国中却又是无比重要、不可亵渎的。 [12]

因此，告诫那些穷人要有礼数，进一步鼓励工业发展并严惩懈怠行为的法律执行，便成了那些不靠俸禄生活的皇室官员的职责所在。在农村地区，同样的职责又由从拥有土地的乡绅中选出的地方行政长官执行，那些没有地方行政长官的区域，则交由教区委员会执行。用哈福德郡雷斯顿的教区委员会委员的话来说，这些能够自我永续的团体的组成者都是当地“最优等的居住者”，而其成员通常都是持有土地的自耕农。他们总体的目标由伯克郡斯沃洛菲尔德村的教区委员会来下达，团体成员承诺会倾尽全力去协助那些孱弱、残疾但“正直的穷人”，而让那些“破坏和平和宁静的捣乱分子”生不如死，并驱走那些“扒窃偷盗、造谣滋事、作恶多端的人”，当然还包括那些质疑权威者。 [13]

这样的律政在农村要比在城镇容易执行一些。城镇中的无业游民人多势众，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藏身，有时甚至会有纪律严明的地下组织收留他们。1422年，伦敦一个陪审官报告说，昆希哲的派伊区后面就是“一个隐秘的偷窃犯庇护所，很多罪恶的交易都在那里进行，妓女和皮条客也在那里蝇营狗苟”。 [14] 伊丽莎白诺里奇地区也有一些阴暗的角落，为那些随处惹恼权威的少年流浪者提供“安全”住所。 [15]

逮捕、惩戒和轰走诺里奇地区那些少年流浪汉是市长还有行政司法长官们的要务，他们是与农乡和平维护者相对应的城市管理人员。在每座城市以及自治县里，这些人物与市府参事和议员都是从成功的商人或者专业人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自信并有着公民责任感。逝世于1607年的托马斯·哈蒙的墓志铭显示此人曾经六次当选为派伊区的国会议员，六次当选为市长并被推荐为地方国民军长官。墓碑上的镌刻内容还指出，“他出众的勇气、公正与认真值得为他竖立一座纪念丰碑”。

像哈蒙这样的杰出人物，不时地在那些提醒着凡庸之辈要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位置，宣扬着他们的权力和卓越品质。伊丽莎白时代的切斯特的显贵人士会身着猩红色的“天鹅绒镶边”长袍在街道游行，并由佩杖执剑的武士以及同样手持武器的警卫士兵陪同。 [16] 高压政策和严厉刑罚的执行提醒着人们，城市的显赫人物同时也是这个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城市司法需要震撼人心的一系列举措来立威，因此，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全国上下所有镇公所和议会大厦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和翻新，而其风格式样令人瞠目。在莱斯特，市长的座椅如国王宝座般，两边立有支柱，并且正对着镶着边框安着彩色玻璃的接待室。 [17]

很多坐在权力椅上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上帝和王权之法规的执行者。这些人是清教徒，是隶属英国国教的一个繁忙而热闹的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通过消除那些带有天主教意味的仪式，让教堂会众代替主教权威来净化教会，并认为这都依据了圣经真言的指导。他们认为，真正敬神的教会就是能服务于一个敬神的民族的教会，而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清教徒们所谓的“礼数重建”。而最终建立这样的教会，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系统地铲除那些使穷人堕落的纵容行为和消遣活动。一旦根除了这些诱惑，人们就能真正地认识宗教信仰，重新成为有用之人。

这样的两个宗旨在1620年由索尔兹伯里的清教徒们统一起来。他们提议让议会在各行业中对贫困者发布指示，告诉他们能够从烟草税收上得到基金资助。1632年，格洛斯特的地方当局出钱在城里最贫困的教区开展了面向穷人宣传寂静主义的宣讲会，三年之后又任命了一位“贫困人员礼数监督员”。信奉清教的哈勒肯邓家族是伯爵科恩镇的乡绅世家，他们还对教会委员和地区总管施压，要求下令驱逐在教堂附近啃食牧草的野猪，并禁止在星期天饮酒或者踢足球。但这并没有增加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因为那些顽固分子们后来都跑到教区之外的酒馆继续饮酒。 [18]

通过对埃赛克斯织工中的渎神分子施行的打压，哈勒肯邓家族体现了清教的一条基础准则，“根据行为即可判断其为人”。清教徒们相信，一个人能否被救赎早已由上帝决定，尽管无人知晓上帝之意，但是那些自认被选定的人就会把自己当成是精神上的精英一族来行事。他们致力于打造典范式的自我克制的虔诚生活，由于清教思想承认善与恶的永久抗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将前者发扬光大。无知、堕落和迷信似乎在穷人中泛滥，于是清教徒们向慈善机构投入大量金钱来帮助那些穷人扫除文盲，学会自立，在虔诚的社会生活中实现个人经济价值。

这也一直是玛丽·柯林斯，一位绅士之妻的奋斗目标。玛丽逝世于1648年，位于苏塞克斯郡布莱特林教堂墓地的墓志铭，将她描绘为“一位敬神、虔诚和慈善的真正爱护神之贫子的妇人，每天施予穷人果腹食物以及精神之粮”。这种博爱的信念，并不为清教徒所独有；所有基督教徒都拥有一种责任意识，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指示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同时鼓励其他人也施善。一位逝世于1635年，葬在家乡汤顿城抹大拉的圣玛利亚教堂墓地的伦敦商人罗伯特·格雷斯的墓志铭，就明确标明了这样的职责：

满怀感激的乡镇，意念坚定的城市，

享有着他的虔诚和慈爱，

他之所给，他之所予，

问问那些穷苦的人民，便能明晰。

和善的读经者，天堂也为你震撼，

你以温柔的心来评价人生，

你的眼睛已经阅读了他的故事，

请你赞美他，也赞美上帝的荣光。

当时，还有很多人与格雷斯同样慷慨行善。就像玛丽·柯林斯一样，格雷斯所做之事后来被称为“道德经济”，人们将其默认为是较高社会阶层人士将自己的财富分享给较低阶层人的职责。当时以及后来，人们都认为这些钱财应该留给那些遭遇不幸“值得受助”的穷人。当约翰·希斯在1558年向威尔斯的穷人馈赠了两英镑的时候，他明确说明一分钱都不能发给那些“强硬、健壮的乞丐”。 [19] 这样的慈善既是基督教的恩慈，也能够保证一定的社会安定。只要穷人不处于过于消极的状态，就几乎不会联合起来破坏社会安定或者富有者的财产。救济院、免费学校、全年的免费面包、衣物以及燃料的发放，税收预留以资助贫民的学徒费用，以及穷人家女孩的婚嫁用品发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

处于社会高层地位等级的人士在进行个人善举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压制社会下层的法律。这些法律认定穷人都是懒惰、低效、潜意识里倔强不服并需要道德约束的人。施舍与压制的矛盾在民事诉讼法院的检察长——威廉·库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是一个家庭背景处于相对底层而后有着光明前途的法律人士，在16世纪40年代，他通过对故乡剑桥郡的地产投资实现了自己地位的提升。为了快速得到收益，他驱赶走了小佃农，并在属于佃农耕作的土地上放养羊群，以期在羊毛织物大兴的时期大捞一笔。 [20] 不过库克并没有忘记他的社会职责，他将几英亩土地上的年收益专门用来帮助穷人，其中一些很有可能就是之前被他摧毁了生计的家庭。

当然，他很可能会这样为自己辩护：这些穷人大可以去一个鼓励勤奋、惩罚懒惰行为的世界开辟新生，发家致富。上帝和国王都要求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提供指引并加以训诫，因为威廉·库克在剑桥和格雷律师学院所受的教育，使他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智慧及对美德的认知。如果他没能将这些品质付诸实践，那么那些不具有如此品质的人就只能在混乱的世界中继续游荡。对这一点，库克深信不疑，这也是他将“PlebSsinElegEruit”（意为“若无法律，芸芸众生必定被主抛弃”）刻在他位于弥尔顿教堂的黄铜纪念碑上的原因。库克逝世于1553年，那是文艺复兴刚开始影响英国的时候。后来，还有人尝试在库克的纪念碑上镌刻上他的肖像画。不难想象的是，他的形象一定显现着他坚毅果断的性格和冷酷强硬的气质。

[1] Manners and Meals，240；Yorkshire Diaries and Autobiographies，67；Gent，12.

[2] Owst，362.

[3]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2，110.

[4] HMC，Welsh Language，1，iii.

[5] Dyer，English Medieval Village，427.

[6] McRee，111－112.

[7] Friedburg，374.

[8] Sharp，188.

[9] Sharp，28；Calendar of Assize Records...Kent，355.

[10] SR，4，ii，893.

[11] Rogues and Vagabonds，41.

[12] HCJ，13，1.

[13] Hindle，137，141.

[14] Calendar of Memoranda Rolls，138.

[15] Griffiths，163.

[16] Wall，75.

[17] Tittler，138，152－153.

[18] Poverty，9－10；Clark，“Ramoth Gilead”，257；Friedberg，354－356.

[19] Somerset Wills，3，214.

[20] VCH，Cambridge ，9，15，22，180，191.

第三章　共识：等级与权力

检察长库克巩固了由他那样类型的国会议员所制定的法律。国会是皇室政权的合作搭档，从地位等级来看，选举人员以及议员成员均来自社会高层。贵族和主教因为他们的头衔稳坐在上议院席位，下议院的成员则根据自己的身份、缴税额度和才智而当选，并以同样的原因担任市镇和乡村的管理者。选举这些人的过程是非常随意的，因为根本没有统一的选举方式，而且选区在选民数量上也大相径庭。1715年，40个共有16万选举人的英国郡县一共选出了80名国会议员，而拥有10.1万选民的205个市镇竟然选出了409名。有2.8万选民的威尔士威斯敏斯特选派了24名国会议员，而拥有2700位选民的苏格兰竟选派出了45名。考虑到当时全英国人口只有500万这一现实，约有1/5的人直接参与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选民被1376年组建的国会描述为“优等类型”，尽管主管当地选举的郡长们常常发现其中很多人都身份不明。仅在50年之后，就出现了各种相关抱怨，例如，“家财无几”的选举人竟然在郡内选举时频频出现，还自称和贵族及乡绅同等级别。为了杜绝有违公正的事件发生，英国在1429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将选举权授予拥有年价值为2英镑的不动产的土地所有者。这项标准在其后的四百年间一直执行，即使在其间通货膨胀和土地增值的时期，也同样保持不变。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郡内的选民人数越来越多：1679年，肯特郡共有5000名2英镑不动产持有者，到了171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00名。 [1] 此外，权贵们很容易就能在他们的支持者中培植出满足条件的不动产持有者，即人们熟知的“虚假”投票人。

城市选举更是极其混乱。有的市镇，选举权只限定给市长和企业；1547年，马奇文洛克提交的国会议员名单，因“一致认定采用了大量的城市议员作为选民”而遭到驳回。同所有的城市寡头政治一样，马奇文洛克的城市议员们都是该市最富有的生意人。而在其他一些地方，选举人还有可能包括所有的自由民和房屋持有者，其中大部分为店主或者手工艺者，比如德文郡的奥克汉普顿，1677年大选时，其中一个候选人花了470英镑来支付酒馆里的账单，为的是确保“最贫穷的自由人”的正当投票权益。 [2] 不论等级地位如何，城市的选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款待；同一次大选中，威廉·贝克爵士在“饭店和酒馆中施舍了超过436英镑的烟草”给贝德福德的选民。当时烟草的售价是1磅烟草1先令，也就是说500个选民分享了一共近4吨重的烟草。

那段时期，由于行贿受贿之风盛行，选举的权利一度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资产。1681年，汉普郡斯托克布里奇的50个选民公开为他们的选票竞价，并且表现出对年长候选人的偏好，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候选人很快就要过世，而自己就可以再选他人了”。 [3] 这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查理二世的议院中有着大量骄奢淫逸的国会议员。两名做得有些过火的议员分别是因吸食过多鼻烟导致打喷嚏不止而亡的约翰·切特温德和“一日三餐”狂饮雪利酒然后转而饮用淡啤酒而亡的罗伯特·卡恩爵士。 [4] 不过行贿也不是在哪儿都行得通，因为有些市镇的选举还会受到来自王权或者当地地主的压力。

腐败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文化中蔓延。1690年，赛特福德的市长给他的儿子们——一名十七岁的未成年人和某个叫“霍布斯”的基本不去教会的家伙特许了选举权。在某次分发圣餐的时候，他直接把他们纳入到了当地议会中。 [5] 不过，这些阴谋的受害者们也可以通过向下议院申诉，然后由下议院出面审查郡县要员的不当操作来颠覆选举结果。1640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的律师——不久前在白金汉郡大马洛地区落选的候选人，就在他伦敦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平庸粗鄙的乡下人”。那位乡下人指出，在这次选举中郡长暗箱操作，怀特洛克在一个市镇选区的不少选票被郡长直接抹掉。那个选区几乎所有成年男子，甚至那些住在救济院的贫民都被给予了选举权。一项国会调查证明了抗议属实，于是怀特洛克如期到任。证据还显示出了那四个候选人众多支持者们的极高参与度，他们一度走街串巷进行游行并高喊着“支持怀特洛克！”“支持博拉斯！”“支持希皮斯里！”或者“支持霍比！”当然这也显示出免费烟草和免费酒饮的强大效应。 [6]

大马洛地区的选举热情更是高涨，因为那里的大选结果会关系到其后一段时期王权和国会的权利均衡问题。自从1629年查理一世决定破除惯例，撤销国会进行独裁统治以后，他就同自己国家中那些资产雄厚、有权有势的行政机构人员结下了梁子。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司法机构、财政要员方面的强力干预以及弥漫着的对集权独裁政权倾向的普遍恐惧都是很好的证据。最强有力的反对要素，源自存在于清教徒和圣公会温和派教徒中的普遍猜疑，他们认为国王不是捍卫新教的适宜人选，而且他可能想推翻新教并提升天主教地位。尽管查理一世的大部分臣子都只求平安无事，却又无法对那样的动向不闻不问，因为照此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君主与那些一直鼎力相助的支持者们至今相安无事的关系。而指出国王已经步入歧途也是众位臣子们的职责所在。

当时的英国还没有成文的宪法。国会是在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中意外获权的。在14世纪，国会获得了批准税收以及斥责、清理并惩治王室大臣的不称职或腐败的权力。1399年，国会因理查德二世治国不当同意将其罢免并推举亨利八世即位。后者保证自己治国有方。不过被推翻的这个理查德后来在1640—1642年的社会危机中再次被召回，那段时期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在伦敦的几个剧场重新流行起来。15世纪，国会还成功迫使那个无能的国王（即亨利六世）以及另一名暴君（理查德三世）退位，并相应地将立志优政的人选（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推上帝席。1529—1560年间，国会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几项严重影响了英国和罗马教廷关系的议案，重新整改了教会管理机构并将其资产收归国库，还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不满的清教徒伺机倡导了彻底的教义改革，包括废除主教制。

尽管国会成员是由社会高层人士推举并由这些人充任的，但有些时候也会代表一下贫苦大众的意见。国会在1449—1450年间对腐败王室官员的抨击就受到了国内各地民众示威游行的支持。1450年在伦敦就发生了从爵士、商人到织布工、劳工的跨阶层游行。那次游行席卷了整个伦敦市，并处死了好几名官员。杰克·凯德领导的造反尤为突出，因为作为富人的他一直深知与平民大众联合的要义，尽管那些民众其实也难以控制。在协助清理了不受欢迎的政权机构之后，暴乱分子对伦敦城进行了洗劫。

在那之后，政府将叛乱归咎于那些有忤逆思想的贵族和爵士们，认为他们通过文字宣传等措施颠覆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这也暗示了当时民众较高的读写能力。这一说法支持了当时的一个普遍猜想，即凭借自身的能力，普通民众与生俱来就不宜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1536年林肯郡的一项关于对亨利八世宗教政策的大规模抗议的官方调查表明，由于地方乡绅的秘密加入，才使得反抗运动进行得如此迅速。 [7] 此外，很多暴乱团体也承认自身的缺陷并乞求绅士们能够对他们加以管理，不过大多数遭到了拒绝，因为比起这些乌合之众的不悦，对国王的惧怕无论如何要更胜一筹。17世纪20年代，在威尔特郡突然爆发的反圈地运动被归咎于土地所有者对贫民的支持，“因为如果不是受到大人物的鼓动，贫民大众通常是低效拖沓的”。 [8]

查理一世和国会之间抗争开始的1641年至1642年上半年间，民众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伦敦市民偏向国会，他们的暴力参与引起了保皇主义者的愤怒和不安。克拉伦登勋爵目睹了动乱之后，将这些乱民写成是有着“叛逆和蛮横灵魂”的人，只会通过“傲慢和煽动言行”来发泄自己。这些“污秽的暴民”嘲讽着国王和皇室官员。 [9] 这些人被戏称为“保皇党人”，作为回应，他们便将其攻击者称为“圆颅党人”，因为理发店学徒和短工会给他们剃成光头。在互相的辱骂以及不断增长的主教下台事件背后，暗示着地位等级概念本身正在受到挑战。人们对教会等级体系的抨击，拉开了对整个国家等级体系反抗的序幕。一首1642年的讽刺保皇党人的歌谣就表现了这个主题，这首歌谣在反教权主义者中也颇受欢迎：

我们将教会贵族们怎样屈身，

让他们学会时刻弯腰。

良好的礼节招致诋毁，

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傲慢盛行，

或者我们也把礼节抛诸脑后吧，

嗨哟一声，我们也一样爬得高。

国王和国会之间展开斗争后的三年中，一份1645年保皇党派的报纸公然指责后者同民众中“骚乱的社会渣滓”联合在了一起。 [10]

出于必需，普通百姓往往被迫加入两方的军队中。指挥官们总是面临着兵源不足的问题，因此开始尽可能地强行征兵。那些曾因出身下层社会而没有资格在地方部队服役的人也被征入到军队当中。支持国会一方的士兵们有时会发现指挥官出身于绅士阶级之下。这些人所服务的军队，视自己是一支神圣的军队，是在履行神的旨意，在精神上净化整个王国。

关于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大家的见地颇为丰富。在国王和国会斗争的早期，宗教煽动盛行，清教徒中各种各样的传教者们涌入伦敦鼓吹让主教们垮台的必要性，并宣讲如何建立新的更敬神的教会阶层体系。大量的布道手册被印刷出来，内容还包括如何让国家重生为另一个以色列。文学作品中弥漫着平等主义气息，指出真正的上帝之选民是那些遵循上帝旨意、不论现处何种阶层的人。一些怀着极大热情研究圣经的人，声称自己有着不可侵犯的解读圣经的权利，认为自己和其他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相比能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647年关于地方行政长官未来发展走向问题的辩论中，两名“技工”厉声驳斥了来自牧师的劝诫，宣称他们自己和“任何神圣之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11] 总之，只要是读过新教手册——约翰·福克斯的《殉道书》的人，都明白在玛丽·都铎（血腥玛丽）疯狂的镇压中，真正不屈不挠坚守信仰的是那些穷苦的男男女女。

宗教信仰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使得人们不再需要那个通过出身、财富、职业和教育来划分的等级体系。旧秩序变得多余，尤其对于那些读过《启示录》，并在内战时期觉察到巨大的宇宙力量即将爆发、整个世界将被重塑为新的天堂的人。王室军队在1645—1646年的溃败，查理一世的被捕及其新一轮对苏格兰战争计划的失败，也展现了上帝之手的万能，并被看作未来更多有利变革的征兆。关于战事究竟将如何发展，议会部队的士兵们有了整日闲谈和讨论的时间。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任何薪酬，因此不少人认为自己反抗王权暴政的努力必须在胜利后得到一定的回报。一个被称为“平均主义者”的强大集团出现，他们要求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而且要首先照顾到富农、零售商和自雇技工的利益。

1647年，在帕特尼教堂举行的辩论会上，高级官员们竭力维护旧的权力体系，这其中包括克伦威尔和他的女婿亨利·艾尔顿。 [12] 艾尔顿坚持认为立法者只能是那些“土地所有人”或者是城市企业中的“贸易从事者”，因为全国人民的“生计”都得仰仗他们，而且他们判断力强又立场坚定。艾尔顿的对手威廉·雷波洛则援引了上帝的法则中“生而自由”的原则，指出上帝之意已被“旧秩序法律”所扭曲。现行的律政法规被平均主义者称为诺曼底的“枷锁”之一，已经把英国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真正享有的自由全部剥夺。说得客观点，这个论调在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认识上有点过于乐观，但是这种认为自古就有众生享有自由和平等的黄金时代的观点，在当时和之后都是很有号召力的。 [13] 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所谓的地位等级和等级体系乃受神庇护就是些异端捏造了。

帕特尼之辩没有任何结果。它只是大规模论战时期的一段小插曲，人们探讨着如何能整理好这个国家和它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和人人享有人身自由的观念赋予了民众普遍的话语权，但在阶层高位人士看来，人们思想的躁动已经危害到了社会安定。各式各样的教派层出不穷，例如贵格会、浸礼会、第五王国派、马格莱顿教派、喧骚派以及公理会，都要求对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全面的重估。掘地派成员对此强烈反对，他们吸收了原基督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要建立真正敬神的国度，土地的公有化是必需的基础。自由的思想有如脱缰野马，有时候甚至其拥护者们也要停下来喘口气。1649年，当掘地派把锄头伸向韦布里奇镇圣乔治山地区尚未开垦的土地时，一位平均主义者开始分发抗议小册子，宣称平均主义者“从来不是想要让地产均分，而是着手于让人人都能安享自己的个人财产”。 [14]

人们开始加强各种防御措施，尤其是那些财产安全似乎受到威胁的人。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之后，共和国建立。新任的行政官员让一度摇摇欲坠的旧政治秩序重获活力。政见不同之人遭到了处罚，国会通过了反侵占与保护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土地所有者权益的法案。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清教传教者休·彼得宣讲说，“受到神之保佑而精明富有，比他周围邻里更加杰出”的人理应处在上帝和民众选出的较高位置上。在1656年一项针对流浪汉的法案通过之后，贵格会教徒宣称，在这样的法规下，就连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都应该被“依法”逮捕起来。

支持旧价值观念的政府机构是尝试性的，是在追寻无王权统治的社会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其最终失败了，并且在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之后，国家权力机构仿佛落入到传统等级体系以外的一群军人手中，其势力来自他们统治的军团。不过不论是这些军人，还是清教徒欺骗性的道德立法，都不被民众看好。甚至在1659年开始协商将流亡的查理二世重新召回的时候，民众之间还广有如获安宁之感。

旧的等级体系以及支撑它的相关准则是大致在1660年重新恢复的。英国国教得到了复原，其主教们也开始积极地维护和保障教会的权威。圣公会的教友身份，前所未有地成了忠于君主和安于当前社会秩序的一种声明。任何否认圣公会教义的人，都被视为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因素。英国国教的老对手们，被统一称作是非国教徒或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并被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因为法律规定任何没有公开接受圣公会教义的个人都不能进入政府机构。《宣誓法》和《社团法》将圣公会各分会与政治等级体系相结合，并把公理会教徒、贵格会教徒、浸礼会教徒以及后来的摩拉维亚教徒排除在外。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受到了法律压制，这一影响也扩大到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本科生的入学条件便是要持有圣公会信仰的证明。

17世纪40年代，因各个异教的传教而引发的动乱还历历在目，而对历史重演的担心更是刺激了对异教的宗教迫害。其间有很多激烈的反抗事件发生，1663年，萨里郡有人在治安法庭受到指控，因其公开发表了不当言论。他曾说“我早就盼着能踩踏上国王的还有大主教的鲜血，而且我认识的人中有6000多个都会乐意跟我一起把主教们给放倒”。 [15] 忠于自己清教徒根基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把个人良知看得高于传统和权威。来自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对夫妇告诫一名当地行政长官说：“你们的法律是撒旦之法，你们为恶魔服务，恶魔一定会付给你们应得的报酬！” [16] 然而，他们想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政府，认定他们为刚愎自用的宗教偏执狂，因此这些非国教徒们根本无法改变任何现状。

1669年，全国共有约12万非国教徒，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下层社会。1662年在南华克被捕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中，就有不少铁匠、花匠、自耕农、染坊工人、奶酪贩子以及合金工匠等。 [17] 由于非国教信仰在1689年得到了允许，因此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人数开始增长。1715年，全国估计有长老会教徒18万，公理会教徒4万，贵格会教徒4万。他们在简陋的场所集会。贵格会在塞德伯附近布里格公寓的礼拜堂建于1675年，其外表像个农舍，里面也仅有一些简单的长凳。在其他地方，比如卫理公会的教堂就只在宣讲堂和礼拜室里安放一些靠背长椅，有利于让教友将注意力集中到传教者身上。这样的教堂布置比起那些圣公会的教堂少了很多等级体系之感，因为后者总是有装饰华丽的靠背长椅一直通到布道台，站在布道台上，有时能够俯瞰到全体会众。在不少教区，会友中稍贫困的人，很可能被安排在面向教堂正厅的尾部而坐。

高高镶嵌在圣坛拱门上的王室盾形纹章，也时刻提醒着圣公会的教众们，君主才是他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王室教堂是王室政权的一部分，收入颇丰的教区牧师通常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那些非官员的牧师，也同样盼着能管理自己的教区居民。萨默塞特郡南布鲁汉的爱德华·贝内特的墓志铭就体现了他任职时的巨大热情：

他绝非假惺惺的牧师，而是一个真正的传教者，

他通过自己的言行来以身作则，

教堂和世俗的错误以及邪恶，

他坚持与之抗争，永远不曾妥协。

“错误与邪恶”总是很难根除，尤其是早期的时候，穷人们对于那些妨碍他们娱乐生活、试图把他们拖进教堂礼拜的人是极为厌恶的。1720年，贝德福德郡一个恼火的埃福修特区牧师向他的主教抱怨，自己的教区是“一个荒蛮渎神的教区，最勤勉的牧师能够做到把那些黑人洗白就不错了”。 [18]

尽管法律上是与政治集团无缘的，但非国教的神职人员和教会也扮演了道德权威机构的角色。1745年秋，贝德福德郡一队摩拉维亚教徒“走到蒂尔布鲁克去找普雷斯兰的妻子谈话，因为她被认为是一个只会捣乱而不顺从丈夫的悍妇”。 [19] 普雷斯兰太太在听了圣保罗关于人妻应尽职责的说教后，宣称在这之前她对此完全闻所未闻。摩拉维亚教徒以及其他非国教徒都认为学习耐心和忍耐是抵抗他们本身罪恶倾向的关键。这些都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来检验。这一恩典就是帮助实现自我救赎，让人们懂得自足和谦卑。力图教会普雷斯兰太太基督教主妇职责的人中，有一个被称为“彻莉姐妹”。她被其他摩拉维亚教友描述为：“我们的救世主对世人的博爱让她感动至极，她一度认为自己不值得任何怜悯，她以虔诚的心灵受到了主的佑护。”

众多非国教徒都期望着事业兴旺，这也是受到神之佑护的一种表征。1717年，一个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的人被殖民署官员描述为“尽管是贵格会的人，却是一个拥有良好个人能力和大量地产的人”。 [20] 如果这样的人因为自身的教会信条而不去享受自己巨大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那才真的会让人费解。通常由贸易而发财的非国教徒们，都住在联系紧密的社区里，以他们的教堂、礼拜堂为重心，通过个人正直感和对圣公会所谓“正统”的排斥而紧密联合在一起。然而，他们也忠实于社会中流行的商业伦理以及那些提倡社会秩序反对好吃懒做的法律。非国教徒们也对1701年的《继承法》称赞不已，因其维护了新教的最高地位，并保证了国家永远是新教国家。他们及时发展了自己的教育系统，学术研究专注于实用性和商业性的科目，比如数学和科学，而不再是曾经主导了大学课程安排的经典文本研究。

有些自认为受神庇护的人也会刻意地坚持简朴和诚挚的生活。贵格会教徒甚至还穿上了一种独特的暗色长袍，并和其他非国教徒一样，忍受人们说他们是“自以为是之人”或者“假冒伪劣的骗子”。一首17世纪70年代的歌谣有一个非常直白的标题“圣徒摇身变罪人；或有着贵格会外衣伪装的非国教徒牧师经文”。其影射的事件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在掀开同为贵格会教徒的布商老婆的裙子时被当地警察发现：

于是那人开始羞愧不堪，

因其看清了自己的周遭，

虽有暴徒也还有看守人，

他们留意着世人的言行，

是要抓住所有下流之人，

是要抓住所有肮脏之人。

人们揭发了这个无耻之徒，司法长官将其送入了监狱大牢。

大多数被传讯到查理二世的行政长官们跟前的贵格会教徒，都是因为触犯了限制他们传教行为的法律法规，这些规定的出台都是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1660年，查理二世终被召回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家普遍对于社会稳定的热望。曾经关于国王和国会权力如何平衡的争论，也因人们对社会稳定的渴望而被搁置。但是在1685年查理二世的天主教弟弟詹姆斯二世登基之时，争论再次涌现。詹姆斯二世对宪法和法律的已有规定置若罔闻，并试图将天主教重新引入社会生活，使得他几乎失去了所有贵族、绅士、市政企业、律师、公务人员、陆军以及海军军官的支持。1688年11月，在失去了统治国家所赖以生存的广泛支持后，詹姆斯的统治在奥朗日的威廉亲王入侵之后不到一个月便彻底垮台。这个来自荷兰的亲王是受到了英国非国教徒的邀请，其中大多为贵族。这些贵族认为突然性的政变能为解决所有突出的体制问题提供新的契机。

1688—1689年这两年里，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和议会之间在权力分配和体制整改上达成了共识，这被后来的人们称颂为“光荣革命”。这次和解奇迹般地终止了之前长达60年的相互冲突与不和，同时也终于让英国人能够开始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在国内以及海外大肆捞钱。从本质上来说，这次谈判和解保障了个人正当权益和个人自由，奠定了议会的长期稳定及其后来在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从那以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以国会为中心，国会的工作事务也因此戏剧性地增多。仅在1690—1714年间，国会就制定和通过了2500条法律法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光荣革命取得成果的普遍认知。英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得到上帝特许的民族，认为自己享有特权并且比其他民族——尤其是同其他那些仅仅立足于君权神授的理论进行独裁统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更加高贵。英国人对此非常引以为傲。据当时主管纽约的殖民总督说，那些被遣送到当地的人在1719年就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21] 数年之后，伏尔泰也满怀艳羡与嫉妒之情把英国描述为“自由的国度”。

然而有些荒谬的是，这个“自由的国度”依然仅仅掌握在少数富有和地位显赫的人手中。他们掌控了司法公正、国会议员的选举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1700年，地方法庭被农村土地拥有者以及城市寡头执政者所占据，他们将法律强制建立在那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阶层假设之上。那些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与权力无缘的人则继续表达着他们对高层人士的不满，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并带有暴力倾向。1715年，国会不得不颁布《取缔闹事法》，规定行政长官有权命令当地士兵朝那些无法驱散的暴民团体开火。于是，之后的一百年间，军队都在忙着对付那些因为食物短缺、圈地运动、穷人管制规约以及义务兵役制而愤愤抗议的民众。

权力的等级体系向世人证明了它惊人的生命力。它之所以存在的正当理由从曾经的立足于超自然力量转变为现在的实用性考虑，尽管仍有很多乡绅和牧师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是受之于上帝的。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权力的行使者如此维持这个层级体系，是出于国家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因而需要内部稳定的考虑。此外，不言自明的是，统治权和管理权一直都是那些高智商的明白人最为关注的东西。不过，这个关于阶层的假设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人们日常笑料的来源。一个流行于18世纪的颇具启发性的笑话就描述了搭载三名国会议员的四轮马车在车翻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时附近的一个乡下人正好从旁经过，却拒绝救助这几位乘客。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我的父亲常常教导我说不要掺和任何政府要事。”与之情景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笑话：两个乡下人发现自己第一次误入了一个大剧场，立马拔腿就往外走，其中一个说：“霍奇，赶紧的！咱得走快点儿！人家那些绅士们可是在进行事务讨论呢！” [22]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甘心屈服。那些社会底层中顽固不化、傲慢无礼的家伙早在中世纪晚期以及都铎王朝时期就让当时的时评者们非常不齿了。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一个名叫格林霍的高利贷者就接到了英国纹章院院长的法庭传讯。因为他公然叫嚣称汉弗莱·费勒斯爵士“是一个卑鄙而毫无诚信可言的骑士……他和我的出身根本没啥区别，因为他祖先不过只是国王的蹄铁匠而已，这也是他们家族为什么姓费勒斯的原因”。 [23] 1647年，格林霍之类的人们又针对权利阶层本身来了一次更为严重的抨击。比如，平等主义者就抗议说权利阶层必须要扩大涵盖范围，让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独立私营的手工艺者和商人都能够进入其中。其实80年之后，这类人群便被描述为“中等阶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的平等主义者是历史上为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奔跑呼吁的第一人群。

而真正来自未来的中产阶级的声音，则是由亨利·艾尔顿最先发出的。艾尔顿坚持认为拥有土地或者掌控国家经济贸易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信赖之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取得的地位使其有能力真正站在所有国民的利益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判断。他没有提及这些人所受的良好教育以及拥有的智慧和学问，不过那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事实证明了艾尔顿提议的正确性：扩展后的阶层系统运作良好，很好地支持了整个国家的运转。为此，英国社会也变得更加灵活和顺畅起来，这让由此受益的权力高层也欣然接受。这个等级体系其实从来不带有排外色彩或是能独立长存。只要不去计较出身，任何有天赋、积极进取、再有点儿运气的人都能够往高层发展，作为回报，他能参与权威统治来领导他人。

[1] Baskerville，49.

[2] HP，Commons 1660－1690，1，203.

[3] HP，Commons 1660－1690，1，70.

[4] HP，Commons 1660－1690，1，3.

[5] HCJ，10，399.

[6] Fear，422.

[7] James ，Society，196.

[8] Sharp，130－131.

[9] Clarendon，2，ii，339.

[10] Hill，World ，64.

[11] Hill，World ，119.

[12] Woodhouse，123－124.

[13] Woodhouse，120－121.

[14] Hill，World ，329.

[15] Surrey Quarter Sessions，307.

[16] Greaves，161.

[17] Surrey Quarter Sessions，271，274－275.

[18] Bedfordshire Schoolchild，15.

[19] Bedford Moravian Church，38.

[20] CSP，America and West Indies，1717－1718，102.

[21] CSP，America and West Indies，1717－1718，184.

[22] Earl Marshal's Papers ，30.

[23] Joe Miller's Jest s（1739），47，52－53.

第四章　优良血统的拥有者：绅士

假设有人设计出这样一个游戏，背景是中世纪晚期和现代英格兰早期，游戏里布满了毒蛇和阶梯。玩家需要通过努力，在这样的险境中前行。能够通过阶梯最终到达绅士阶层的人获胜，或许这是成为贵族的大胆尝试。玩家得以在游戏中晋级需要依靠他所继承的财产、亲朋好友的慷慨解囊、妻子丰厚的嫁妆、充分利用致富机会的能力、与生俱来的才智以及所受的教育。疾病、意外、不育、官司和市场风险都会让玩家降级。从对一次死亡的占卦中可以看出好运气中无法预知的一些因素（当时人们把这个称为“神恩”）以及个人的性情。游戏规则建立在玩家对社会开放性这一意识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人们清楚往地位等级的阶梯上攀登一层或多层，尽管并非易事，但还是有可能的。

障碍可谓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创作了很多神话故事，对于绅士、乡绅、骑士和贵族的地位等级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神秘感。这些人的血统渊源可以追溯到创世纪时期亚当的第二个儿子塞思接受来自父亲和上帝的祝福之时。塞思可谓是所有“具有绅士风范”的人的祖先。他的兄弟——遭受上帝和父亲诅咒的谋杀者该隐——是所有血液中流淌着犯罪倾向的粗鄙之人的祖先。对于像这样把人性分为“具有绅士风度”和“不具绅士风度”的两种说法，朱莉安娜·德·伯纳斯在她14世纪末出版的著作《圣奥尔本斯之书》中作了相应的解释。她本人是骑士的女儿，曾担任过女修道院院长。可能因为书中收入了大量关于狩猎和垂钓深奥而详细的建议，该书于1486年首印后的几百年内又再版了六次。

朱莉安娜夫人在书中对绅士和他们所继承的美德在圣经中的出处所进行的综述，被杰拉德·利在他所写的一本很受欢迎的介绍徽章的手册——《纹章的命运》（1562）中大张旗鼓地如法炮制。这位作者的父亲是英国柴郡骑士世族利家的一个私生子，而他本人是一位大使。尽管他曾经在伦敦跟着父亲当过布料商，大使一职仍赋予了他将自己称作绅士的资格。 [1] 不管怎样，杰拉德·利觉得他有义务使世人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绅士们之所以拥有优越的地位和优良的品格，都要归功于他们共同的祖先——塞思。他还补充说耶稣也是一位绅士，因为通过《马太福音》中给出的家谱，我们得知他是大卫王的后裔。

杰拉德·利同时也对绅士的道德优越性进行了现世的辩护。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众生平等的远古时代的景象。那个时候的人们会选举有着杰出美德的人作为首领，让他的美德代代相传。这样首领的子孙会以父辈为榜样，“把他人给予的喜爱和尊重牢记在心”，并借此使家族尊贵的地位流传下去。 [2] 以至于后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贵族们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具有了与生俱来的统治能力。

这种提法有些言过其实，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接受。安布罗斯·巴恩斯是纽卡斯尔的商人，1710年去世，享年83岁。在回忆录中他称自己来自一个“富足”但非“显赫的家庭”。不管怎样，他的出身是有优势的，因为那些“出身不很体面的人（往往都）平凡无奇、精神贫瘠且与高贵绝缘；但是那些出身好些的人，会自发地去追求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事物”。 [3] 不仅那些出生卑微的人容易走向堕落，而且他们也做不到对别人发号施令。1700年，有一位名叫威廉·帕特里奇的工匠被任命为新汉普郡郡长。对于此事，他的上司贝洛蒙特勋爵很是不满，认为“这简直是对政府及国王权威的羞辱”。很难想象“一个只懂技术的平庸的长官”会得到殖民主义者的尊重，尤其当他们想到这个人曾依靠出卖体力来维生。 [4]

在这样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各类背景的人都开始声称自己具有绅士身份的年代，人们对这些细节的过分考究似乎并不一致。威廉·莎士比亚——一位来自斯特拉特福的手套贩卖商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和其他的新晋绅士一样，他得到了一个盾形纹章并以此证明自己的阶级地位得到了提升。这是一位大使为支付报酬给他的，此人是王室于1483年组建的英国纹章院的成员之一。这个协会发行象征绅士身份官方许可证的各种盾形纹章。从16世纪30年代起，协会的使者会定期到各地巡视，考核那些自称为绅士的人，遇到假冒者就剥夺其头衔。时不时地，他们还会遇到些惊喜：在要求米德尔塞克斯郡一位住在边远郊区的人出示他的盾形纹章（和“外套”谐音）后，对方竟向使者呈上了一匹布料。

作为把绅士和外人分隔开来的守门人，这些使者所面临的任务越来越棘手——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得到通行证。为了能在确保收取费用的同时又能让准绅士满意，最通常的一种做法就是忽略家世而更注重品德和名望。有使者把盾形纹章颁给了一位来自约克郡的自耕农罗伯特·索思比，并这样评价此人：他“来自一个没有名气的家族，但是长久以来为人诚实审慎”。 [5] 和其他的新晋绅士一样，索思比也被这样告诫：他进入的是一个声誉显赫的社会阶层，不要辜负了它的声誉。徽章授予者把这些徽章比作“威力和勇气的象征”，并且告诉刚刚拥有它们的人，绅士风范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效仿各种美德和高贵的行为”。如果新晋的绅士想宣传自己早年那些英勇神武的事迹，他会在墓碑上雕刻自己身着戎装的画像。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做的。这种狂想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直到17世纪还一直持续着。那时候盔甲已经不太常见，即使在战场上也很少有人使用。

但是，真的有人会相信这些吗？威廉·哈里森在1577年发表了一项针对英格兰的调查，并得出结论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无论是谁学习这个领域的法律，或是在大学期间谨遵校训（潜心钻研课本），或者自认为精通医术和自由科学，或者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在战乱时，要么在指挥官身边出谋划策，要么待在内阁里运筹帷幄，他都无须依靠体力劳动来谋生。也正因如此，他才有能力也有可能承担作为绅士的责任和义务，并对得起这样的称号。作为金钱方面的奖励，通常他会获得一枚由使者颁发的盾形纹章。后者还会发给他一张特许状，并进行一些佯装复古的礼节和仪式以及其他令人愉悦的事情。于是，他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了一位“主人”，而人们也是这样称呼乡绅和绅士的。 [6]

社会上很多人都默许了这一极易被拆穿的谎言。在喜剧《辨别流氓的小妙方》（1594）里有个流氓声称，多亏了他的“很有喜感的装束”，他才成功地伪装成了一个“拥有土地的骑士”，欺骗了不少伦敦商人。他的诡计之所以能得逞，原因就在于：

去了解身边的人如何生活是件很奇怪的事，

更不用说那些卑劣的人有多么讨厌我们，

因为我们的确是靠智慧生活的人，

就让那些卑劣的人按自己的想法去想好了，

因为他有可能顶多会被叫作绅士，

即便他万事皆输，还能靠自己的智慧生存。 [7]

一个活跃在16世纪的欺骗行家是这样做的。此人“装出非常彬彬有礼的模样，连穿着打扮也非常像个翩翩绅士”，利用花言巧语让一帮呢绒商把他请到了他们下榻的酒馆的上座。大家都对他的言谈赞不绝口，和他一起享受着美酒佳肴。可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位绅士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他们只得为他买单。 [8] 剧作家和他们的观众对于这些冒牌绅士和贵妇人特别着迷。在托马斯·米德尔顿创作的《米迦勒学期》（1607）中，一个名叫海尔格的皮条客，诓骗了一个想当贵妇人的“北安普顿女孩”，这位皮条客说，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拥有很多新的衣裳。“记住要拥有一件宽松的长袍，姑娘，就这么着吧；穿上金丝，戴上首饰，披上毡衣，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会把全世界都迷惑住的。”她的衣柜最后竟然真的让那个皮条客带来的无耻主顾相信了“她是出身于大家族的贵妇人”。

这一定是欺诈行为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同时期的一个诽谤案中出现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年长的寡妇，有人骂她是个“低级的荡妇”，因为“她的那些上好的衣服都是从典当商那儿买来的”。 [9] 外在的容貌其实是需要信心和举止来修饰的，一个名叫肖特亚德的商贩仆人对《米迦勒学期》的某一情节这样解释道：“如果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很威严的样子，那些无赖们就会背着自己的妻子匍匐着爬向他——因为人们认为绅士在各方面都应展现出一种敢做敢当的魄力。”

这种讽刺的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绅士阶层已经开始有人满为患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绅士风范会走向衰落吗？这个阶层所推崇的古老的价值观，以及对“具绅士风度”和“不具绅士风度”的观点分歧在菲利普·马辛格创作的喜剧《旧债新还》（1625）中的奥尔沃思女士的话中得到了佐证。她说：“普通人把肮脏的财富作为人生的目标，把安度晚年作为辛勤劳动的目的”，而“那些拥有优良血统的人”更希望去追求更高更多的荣誉。在绅士风范的属性中，荣誉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荣誉包括很多方面。其中，英勇是最基本的：在过去的社会中第一流阶层中有些接受过训练会使用武器的战士，用他们的勇往直前和视死如归激励别人。而一名绅士也必须具备勇气，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受到侮辱时，就要用剑或者手枪通过决斗——代表个人荣誉的终极测试——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即便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带兵作战，作为绅士也需要掌握这些在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本领。尽管相关方面的骑士比武大会在16世纪末就已经过时，他还是要会狩猎、击剑，或者如果足够富有就要学会如何全副装备用长矛比武。由于绅士们通常习惯指挥他人，对武器和马术也颇为了解，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国家预备役士兵的候补。所以当1700年英格兰组建一支海军现役部队时，就挑选了很多绅士来指挥海员和士兵。

荣誉的另一个来源是血统。家族世代积累的荣誉是骄傲的源泉，它会让荣誉所有者强烈地意识到人们从他身上期待看到什么品质。莱昂内尔·托尔马什的墓志铭主题就是如此。他本人于1550年左右去世，他的墓冢由他的外孙在萨福克郡的赫尔明翰修建。全文如下：

我受过洗，名叫莱昂内尔·托尔马什，

日尔曼征服以来我的家族清誉依旧，

显示我是来自伟大的祖先的后裔；

我这一生应该从未愧对过我的出身，

因我亦步亦趋地遵循着他们的美德，

于他人正直良善，于上帝恭敬虔诚。

对一位绅士而言，就其出身恶语中伤等于对他荣誉的剥夺。1631年，诺森伯兰郡一位名叫托马斯·尤班克的绅士，控诉他被该郡的另一位绅士兼治安官罗伯特·布莱德林恶语中伤。布莱德林用“不符合他所在职位和身份的人该使用”的语言，骂尤班克是“卑鄙的无耻之徒”，他父亲曾是个“恶棍”，母亲曾是“娼妇”。尤班克否认了这些蔑称，坚称自己的父母在“达勒姆郡伯爵领地的最上流人士中声名远播，并且一直受人尊重和信任”。 [10] 对一个绅士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可取呢？但是如果布莱德林说的话没有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如果不是对自己的优点和操守有信心，他是断不敢称自己为绅士的。当时还涌现了大量的类似案例，可以看出某些老牌绅士和贵族对那些闯入者的不满情绪。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就体会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他这样说：“在新兴人类崛起的时候，出身贵族的人们显然是会嫉妒他们的。”紧张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距离已经有了变化；就像是眼睛会产生错觉一样，当别人迎面而来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后退。”

没有什么能阻止这批新兴人类的到来。他们没有被源自亚当父辈赐福的神话所吓住，也没有因为那些关于古时社会名流美德的寓言望而却步；确实如此，一旦他们成为了绅士，其中的有些人是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些虚构的故事的。他们也不会不识趣地和那些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使用各种令人满意而无害的方式崇拜祖先的“老牌”绅士唱反调。在陵墓上大量使用纹章装饰物一度十分流行。肯特郡普拉克利的爱德华·德令爵士伪造了献给他中世纪时期祖先的纪念碑，并于17世纪30年代把它们安放在当地的教堂里。一些拥有“古老”血统的人沉迷于研究他们的家谱，如果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就会捏造事实。来自达勒姆郡的拉姆利家族将他们的家族渊源一直追溯到了亚当时期，引得詹姆士一世评论说：“我都不知道亚当的名字原来是叫拉姆利的。”

融入贵族阶层需要采用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些可以通过阅读那些致力于把正确的行为方式和礼数教授给男性和女性的日益增长的文学作品来获得。成为绅士需要掌握的不单单只是礼仪，还要有足够的教养和机智诙谐。乔叟笔下的乡绅会自己写诗谱曲，还能朗诵和歌唱他人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亨利·博林布鲁克（即未来的亨利四世）会吹笛子，精通法语和拉丁语，喜欢参与聆听神学辩论并进行评论，还非常热爱书籍。

对于绅士来说，图书馆和大学同跑马场、骑士比武场以及网球场同样重要。确实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舆论共识是：从古希腊和罗马的那些说教意义的作品中得出的启示对于一位绅士来说，其重要性即便无法超过也不会亚于他从长剑或鲁特琴上所学的东西。他们要同时把握好对身体的锻炼和对精神的修养。朝臣兼外交官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在他的作品《行政官之书》（1530）中敦促他的读者通过学习和思索获得掌握“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此书后来成为绅士一生所作所为的重要指南。通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比较，他把受过启蒙的绅士比作天使中排在较高位的、“最热衷于思索”也因此“拥有最高荣誉”的一员。对知识进行探索的成果就是拥有智慧、认识自我和满足自我——这些都是领导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那些有学识和教养的绅士”“运用其出色的机智，穿透权威的玻璃罩”，能够将那些“在认知能力上逊于自己”的人带到“高尚生活的康庄大道上去”。埃利奥特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权威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如果哪位绅士能遵照他的建议，他就等于是柏拉图心目中凭借其至高的洞察力为自己树立威信的哲学家君王般的人物。

据威廉·兰伯特1581年首次出版的关于当地司法的手册称，行政官员体现了“博学、智慧、权威和财富”。这些品质赋予了地方治安官断决琐碎的纠纷以及纠正违法者行为的能力。 [11] 埃利奥特和兰伯特都认为，绅士所持有的这个头衔赋予了他们维护社会秩序和创造兰伯特所谓的“全民一致”的义务。这一责任对于绅士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些装饰性的贵族使用的宝剑，他们的博学、智慧和判断力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们眼中的绅士不仅要有崇高的理想，在行为举止方面也要循规蹈矩、谨言慎行。参考关于礼节的文学作品中列出的无礼行径，我们也可以知道，彬彬有礼并不是自然产生的。15—16世纪使用的关于礼节的教科书强烈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向庸俗靠近的趋势，需要对此加以不断的告诫。特别是饮食习惯需要改进，因为根据伊拉斯谟《论儿童的文雅教育》（1532年以《献给孩子们的一本礼貌知识小手册》之名翻译出版）所述，根据其用餐的行为举止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绅士。工人会把自己的手指头伸进饭菜里而小贩会就着长袍的袖子抹鼻子。此外，啃骨头也是不被允许的。有本手册上解释说，精准地片肉的能力把绅士和那些拿刀在肉块上乱切一气的劳动者区别开来。由于无法忍受不雅的举止，有位贵族因为一名仆人用小刀把肉切成薄片而将其解雇，因为这“表明他是个庸俗的人”。 [12] 绅士们还要避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其他的土里土气的迹象。他们被警告不能掏鼻孔也不能对着餐桌布擤鼻涕，不能挖耳屎然后把耳屎捏成一团，不能搔抓下体，不能用餐刀尖端剔牙，也不能随地吐痰和放屁。休·罗兹在他的《教养手册》（1577）中建议：“不要靠近任何人的面部打嗝还吐出污浊的气体。”

尽管参考手册层出不穷，关于礼节的标准从未有过统一。绅士们大肆吹牛、诅咒他人、争吵和喧哗。一位来自剑桥的名叫威廉·科的绅士（1662—1729）在他的日志中记录了他拥有上述所有罪过，此外他还参与赌博并时不时耽于“肮脏的歌曲和谈话。”在1694年5月13日，他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在“猥亵、邪恶和亵渎神灵的聊天”中度过了整个下午。 [13] 威廉·科属于经久不衰的乡下贵族，这个阶层包括亨利·菲尔丁笔下18世纪的西部乡绅以及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笔下生活在19世纪索佩·斯潘哲的那群爱好狩猎的密友。

自17世纪以后，这些人给那些追求时髦的伦敦的戏迷们带来了很多笑料。在纳撒尼尔·费尔德的小说《女人是个风向标》（1612）中的人物亚伯拉罕·内利爵士这样为自己辩解：“你必须原谅我的父亲。他是有些粗俗，而我母亲也是被很随便地拉扯大的。”这对夫妇出生并成长于东英吉利，但他们这个曾在剑桥踢“足球”时断过一条腿的儿子，却老爱幻想自己是一个有教养的绅士。在回答“你的祖先是哪些乡野山民”时，他愤愤地回答：“乡野山民！他们才不是什么乡野山民呢。他们都是绅士：我的父亲是内利家族的，而我的母亲来自汉默家族。” [14]

有人怀疑这位扮演内利的演员可能操着一口浓重的农村口音。当时，东南部的英国口音正在努力向绅士风范靠拢，内利的芬兰鼻音应该使他的表演更搞笑，而且会让伦敦观众更喜欢他。不管怎样，绅士们是能够接受来自乡间的口音的。尽管《教养手册》的作者休·罗兹声称“我确切地知道我说的话有些含混不清”，他的德文郡喉音依然没有妨碍他进入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就职。 [15] 根据埃德蒙·库特1596年所做的《英语学校通》一书所称，人们在乎的其实是这位绅士说的话是否容易理解。该书很快成了教授正确的英语使用方法的基本用书。库特很轻视那些“乡下人说的野蛮的话”，认为他们说的话里充斥着诸如把“药草”叫作“料草”、把“绵羊”叫作“米羊”一类的方言，这使得陌生人搞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对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都必须让自己被对方理解的绅士而言，发音的正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话时候的语调要有分寸，同时还要有优雅的姿势。说话时结结巴巴或表现得坐立不安，和方言一样，都是粗人的标记。

介于绅士和非绅士间的分割线将社会一分为二。当艾熏特·皮斯托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夜偶遇乔装打扮后的亨利五世时，他问道：“你是位长官吗？还是说你是个普通但受欢迎的下等人？”国王不仅仅是一个绅士，更是站在包括了贵族阶层和乡绅阶层的等级体系的顶峰。这个等级体系的内部屏障被非常小心地守护着：一位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立场而挑衅诺森伯兰伯爵的绅士被詹姆斯一世训斥为“极度傲慢无礼”。另一位大声叫唤苏塞克斯伯爵的绅士被投入了监狱，并勒令为他的鲁莽道歉。人们也不赞赏过分亲昵的举止。杰瓦斯·霍利斯用赞许的口吻记录道：他的一位亲戚——克莱尔伯爵一世（1564—1651）是最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但他始终保持着高贵的仪态并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16]

人们生前的等级差异在死后依然保留。在牛津郡的埃威尔姆，有一尊雅致的雪花石膏雕像，原型是1475年去世的萨福克公爵夫人艾丽丝。雕像被放置在高耸带顶罩的墓棺上，两侧装饰着油漆的盾牌，显示着主人拥有辉煌的家族血统。她的父亲托马斯·乔叟是士绅和诗人的儿子，还在下议院做过几次发言人。他的一尊黄铜像出现在其隆起的墓冢上，像中的他身着挂满了各式徽章的戎装。这位富裕又出身名门的地主和他的女儿被葬在由他们出资修建的教堂中最神圣的地方——祭坛附近。远处的教堂中殿有一尊稍小些的托马斯·布罗克的黄铜像。此人是位士绅，还是个为皇室效力的二流官员，爱去埃威尔姆狩猎公园打发时间。他穿着戎装，脖子后挂着一个巨大的比赛用头盔，并且被盾牌环绕，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的等级地位，但他建造的墓冢花费只占了公爵夫人和她父母墓冢费用的很小部分。

在绅士阶级中，贫富的差别通常和地位的差异是成正比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托马斯·乔叟虽然是位乡绅，但他比大多数的骑士，甚至有可能比某些没落的贵族更富有。我们很难确切知道绅士和贵族一般来说身价多少。基于自主评估缴税机制的国家财政收入证明势必会随等级的差异而变化，但它确实也暗示了财富的分布模式。乔叟去世的当年（1436年），他所缴纳的土地税显示这位贵族拥有三四百万亩土地，共提供了7.8万英镑的总收入。骑士、士绅和绅士从约占耕地面积45％的五百万亩土地里，以五英镑到一百英镑不等的年租费，获得的年租金总收入高达11.3万英镑。其余的土地分散在王室（5％）、教会（20％—25％）和年收入不超过五英镑的自耕农手中。

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革。1669年做的一份评估显示，贵族拥有全国43％的土地。 [17] 在17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格雷戈里·金的大使计算出全国有240万缴纳个人所得税和不动产税的人口。在这些人中1.2万到1.3万是拥有土地的绅士，14万到18万是年收益高达84英镑的农民，其余的是专职人员、商贾、牧师和店家。有约占全国人口60％的300万人因为太穷以致缴纳不起任何税项，其中70万人完全或部分依靠救济维生。金的数据资料没有把高级牧师（大主教和主教平均年收入跟他们的会晤量有关，一般在450英镑至7万英镑之间）、律师和商人算在内，这些人的收入和某些贵族和绅士持平，甚至有时高于后者。他还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数据源：那些通过法律、商业活动和投机倒把增加收入的绅士，以及那些继承了父亲的头衔但仍需自谋生计的小儿子们。 [18] 这些估算也忽略了一些通货膨胀因素，以及在16世纪中期对非教徒出售修道院和16世纪对大量田地重新开垦所带来的影响。

绅士们一向命运多舛。他们会面临很多不幸的灾难，诸如突如其来的死亡、没有子女、婴儿早夭、无男性继承人、破产、过度赌博、不良投资和来自依附于自己的亲属的负担。1557年，约克郡共有557个绅士家庭，而1642年则有679个，反映了全国各地绅士的增长数目。然而在同一时期，有181个家族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而消亡，他们的财产或被分派给家族中的女儿们（如果有的话）或赠予表亲甥侄。可能是离开了英国，也可能是因为穷困潦倒或遭遇了不可预见的灾难而从原先的社会阶级上跌落，有30个家族彻底消失了。 [19] 威廉·格里斯芒德在被处决前悲叹道：“我是父亲（唯一）的继承人啊！”据1650年的报纸记载，他曾是个富有的年轻绅士，后来被指控谋杀了一个他诱奸过的当地的贫穷女孩。 [20] 在1618—1668年间，共有141位“优质绅士”离开了贝德福德郡，可以确定的是其中一些人是因为支持查理一世而丢掉了自己的土地。这些损失远远大于那些靠法律或贸易起家的新晋绅士带来的好处。 [21]

贵族和绅士的内部划分特征可以通过教堂的纪念碑展现，而这两大阶级稍纵即逝的特点也能以类似方式展现。北安普顿郡的阿什比圣莱杰斯村中的房屋地板上镶嵌着凯茨比家族的各种黄铜像。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族，它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名声赫赫。其中有位威廉爵士曾做过亨利六世和一位国会议员的管家，而这位国会议员在兰开斯特家族一蹶不振后跟着败落了。他的儿子威廉是名不择手段行事的律师，一直试图重振家族昔日风采。为此，他让自己先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约克郡富豪威廉·黑斯廷斯男爵以及理查德三世身边不可或缺的要人。1484年，有作品讽刺了威廉·凯茨比和另两个理查德三世的亲信，分别是理查德·拉特克利夫爵士和洛弗尔男爵：

凯茨比猫、拉特克利夫鼠再加上洛弗尔狗，

在一只肥猪手下统治着整个英格兰。

“肥猪”（指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被处死后，凯茨比也随即被斩首。尽管他的墓志铭将他的死亡日期提前到了第二次内战前一星期，这无疑是为了维护他的家族声誉。在这之后，凯茨比家族学着谨慎地避开高端政治。理查德·凯茨比就履行了一个绅士日常该尽的职责，他当过行政长官、郡长以及国会议员。理查德死于1553年，后人为了纪念他为他打造了一尊当时算得上最高大壮丽的黄铜像。像上的他站在一只猫的身上——显然，他们把那首打油诗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理查德的曾孙罗伯特是位天主教徒，他参与了1603年的火药阴谋并因拒捕被击毙，王室就借此将他在阿什比圣莱杰斯村的房产作为叛国者的财产加以没收了。

罗伯特·凯茨比的鲁莽恰恰给兰森家族的布莱恩一世创造了机会。后者是亨利八世手下一名海军军官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前途无量的伦敦布料商。1612年，他购买了阿什比圣莱杰斯作为土地投资计划的一部分。于1634年雕刻的纪念碑再现了他和妻儿做祈祷的情景。人们对兰森这样的人可能并不陌生，因为像他这样由商人变成绅士的人身上带有的自负促进了讽刺作品的诞生。来自伦敦的富有企业家莱昂内尔·拉什爵士，在《城市情人》（1614）中庆祝他地位高升时说：

我现在所做的崇拜是正确的。当象征骑士身份的长剑静静地触及我的肩膀时，我仿佛感到这同时也给了我的钱包一击，将里面那两个皮袋子削成了碎片。但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荣誉是必须挣得的。今后，我将褪下我作为普通市民的外套，穿上朝服向国王尽忠。至于商业贸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踏足半步……

随后，他宣布了购买些许乡间房产的计划，以契合他的新身份。

不过兰森家族并没有完全抛却商业贸易活动。他们家族中有人娶了绅士的女儿也有人娶了商人的女儿，有至少三个年纪较轻的男子走上了经商之路，还有一个家族成员在17世纪80年代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其他的人转向了法律界和教会，包括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亨利·兰森博士：根据家谱记载，他在“贫困潦倒”中去世。 [22] 家谱上还记载了难产而死的妇女，以及那些已然销声匿迹的婴儿和家庭成员。兰森纪念馆边上有块献给约瑟夫·阿什利的时髦复古大理石小男天使裸像，称这位“乡绅、公民和伦敦的布料商在1705年购买了阿什比圣莱杰斯的庄园和土地”。和之前一样，这个庄园被易手以得到一些城市资金，接着，阿什利家族将那些土地出售给了一个依靠制造业发迹的家族，在当时，制造业是创造财富的新兴行业，1903年，温伯恩子爵艾弗·格斯特买下了阿什比圣莱杰斯的土地。此人是约西亚·格斯特（1785—1852）的后裔，拥有一家钢铁厂，并在南威尔士种植了大量的亚麻。村中教堂的墓地有座卢泰恩斯为温伯恩子爵盖的纪念碑，可以说是为了这个村子经历这一系列波折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绅士家族来去匆匆，其短暂有如凯茨比家族壮丽的兴衰史。很多家族因为没有男性子嗣而消亡，在世人看来这就是个悲剧，这也使得18—19世纪的雕塑家通常会为家族末裔的墓冢设计一根断裂的石柱。当然，祖辈积累的土地被保留了下来，或转手给女继承人、她们幸运的丈夫们，或远方男性亲戚手中。阿什比圣莱杰斯村中伫立的那些纪念碑展现了绅士阶级为自己的地位添砖加瓦的从容淡定。尽管很多寓言声称他们所传承的美德可以追溯到创世纪时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阶级。

此外，长嗣继承的传统使得小儿子们得自己出去闯荡，这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即使出现了长子被剥夺继承权这种罕见情况，他的父亲依然感到有必要为他提供一些资助。1653年，托马斯·张伯伦的父亲在遗嘱中称他“一直非常固执不听我的话，不配得到任何东西”。他把在牛津郡的家族地产全留给了小儿子，但最终还是给了托马斯500英镑。后来托马斯带着这些钱去了弗吉尼亚州，那是一个以对绅士非常友好的种植园主为中心的社会。 [23] 当时，这个殖民地已然成了那些败家子的安乐窝。

从事批发行业及海外贸易、进军法律界、加入圣公会，或者（从17世纪后期起）去陆军和海军服役都被认为是小儿子们的理想职业。他们的父亲会妥善打点好他们的教育费用或学徒身份事宜，通常这些会交于某家著名的伦敦商业公司打理。并非所有的绅士都有足够的资金能让小儿子们顺利进入有发展潜力的行业领域。有位名叫科的“乡绅”，常常因为资金问题而困扰（为了省钱，他曾经用女儿们的头发而为自己做了一顶假发），在1708年，他竟把自己的大儿子送至威兹贝奇的药商那儿做了学徒。

年轻的绅士们常常会被归类进18世纪早期开始被称为“中间的”或者“生活中的中层地位”这样一个阶级。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从事体力工作，就会丧失被称为绅士的资格。体力劳作被认为是毫无尊严的，但是先从浪漫主义者开始再到社会主义者都意识到自己需要这种劳作。人们对“机械艺术”和“自由艺术”做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前者实用性强但属性低级，是对眼力、手法和臂力的训练；后者虽然同样具有使用性但本质上更为高级，学习内容是文法、辩证法、修辞法、几何、算术、天文学和音乐。这些纯粹考验智力的教学活动是完全适合绅士身份的。这些人对出于实用目的将抽象知识做调整的行为很不以为然：一本1714年出版的数学教材表达了对年轻绅士们的惋惜之情，认为他们“太过刻薄和不切实际，以至于认为如何做账是店家或商贩之类的下等人必会的，而对于那些庞大资产的拥有者是不必要且有损其身份的”。 [24] 尽管如此，有相当一部分绅士平时会记账，但也只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开销。

在18世纪伊始涌现的新兴行业——建筑业证实了人们对抽象和应用知识之间有差别的认识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建筑工头”在机械艺术的从业人员中有着相当牢固的地位，一本1747年编制的职业指导书中将这个职业排在“贸易从业人员最高等级”之列。“建筑工头”可能根据样本设计楼房，但他的主要精力会花在计算材料、劳动力甚至切割石材的成本上。相反，建筑师是依靠他创造性的想象力谋生的，他需要对时下流行的古典风格及其古老根源有着深刻的理解。有位出名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1723—1796）抨击“建筑工头”是群“抢了建筑师职务还盗用建筑师头衔的技术工人”。而另一位名叫罗伯特·亚当（1728—1792）的建筑师则斥责他们是些“卑鄙的工匠”。这两位都不是绅士家庭出身，而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的元老级人物，他们都表达了一种易在暴发户身上产生的势利心态。不管怎样，他们也道出了一条社会真理：所有以抽象推理为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优于那些依赖纯粹的应用智能的人的——不管后者能对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

家族中的小儿子们明确地知道，他们必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奋斗，而在这个世界里，父母的地位根本算不了什么。作为家中的小儿子，约翰·威尔逊抱怨说，他们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绅士阶级过得最悲惨”的“国家”里。 [25] 他出生于1560年，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极为微薄的遗产（“有如猫留在麦芽堆上的粪便那么丁点儿”）。因为未能拿到剑桥的奖学金，他不得不身兼写作、翻译和密探三职，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放不下自己的身份并且十分妒忌那些能依靠自身能力取得这一身份的人——尤其是那些富有的自耕农的儿子们。因为不情愿“被叫作约翰和罗伯特”，满腹牢骚的自耕农的儿子“必须套上天鹅绒马裤和丝制紧身上衣，去争取被伦敦哪家律师学院录取……而且打那以后不屑被人冠以绅士以外的称号”。最后，威尔逊通过成功地为那些有权势的人效力而重新赢得了同他父亲一样的地位：他被封为爵士，做出了不少成就。

虽然威尔逊十分看重他的身份，但在法律面前这种身份一钱不值。一名男子在1505年以“自耕农”的身份被起诉，后来却作为“绅士”得到了赦免，法官认定这两人是同一个人。 [26] 至少在法律看来，每一位绅士都应异常珍惜这份荣誉。1519年，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弗内科姆的德文郡男子将自己描绘成“习惯在买卖和合法议价中同老实人打交道”的人。他从一个诋毁自己是个“黏人的吝啬鬼”的人那儿获得了10英镑的赔偿金。 [27] 所有的绅士都希望获得诚实和行为得体的良好声誉。1598年，在马尔顿酒馆发生了一起由一条发霉的鲱鱼及其过高的账单引发的激烈争吵，顾客爱德华·克莱恩特一怒之下，骂女店主伊丽莎白·鲍纳斯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荡妇”。她当即就赶去当地教会法庭要求并如愿以偿地恢复了她的贞洁之名。 [28] 理论上来说，在权衡一个申诉的是非曲直时，执法者不会根据等级高低来作决定。一位来自德比郡的都铎时期的诉讼人形容自己是“穷人”，但他相信这一点不会妨碍他对一位“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多的财力”的当地乡绅提出诉讼。 [29] 当然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后者大可以聘请一位辩护律师把案件审理过程拖长，直到诉讼费用高到让对方无法承受。

绅士们都极为富有。他们也承担着很多责任：就像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化乡绅典型、理查德·斯蒂尔笔下的罗杰·德·柯弗利。柯弗利在他所管辖郡的地方法庭当主席的时候，会坐在当地的法官席上；在下议院工作时，他在“解释游戏法中的一段条文”时赢得了阵阵掌声——对于这样一个活跃而富有献身精神的体育爱好者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是“人类的伟大情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良心的地主：他名下的佃户日子都过得欣欣向荣。德·柯弗利享有的声誉都得益于他的土地：它们为他提供了经济保障，并认证了他是享有政治最高权威、奠定社会基调的绅士阶层的一员。59

[1] Cooper，Land ，59.

[2] Legh，22－23.

[3] Barnes，24.

[4] CSP，America and West Indies，1700，193.

[5] Cliffe，18－19.

[6] Harrison，Description，128－129.

[7] Select Collection of Old English Plays，6，537.

[8] Rogues and Vagabonds，102－103.

[9] Earl Marshal's Papers ，35.

[10] Reports of Heraldic Cases.

[11] Lambard，10，66.

[12] Stone，Crisis，51.

[13] Two East Anglian Diaries ，208.

[14] Select Collection of Old English Plays，9，23－25.

[15] Manners and Meals，71.

[16] Holles，42.

[17] Cooper，Land ，33.

[18] Cooper，Land ，33－34.

[19] Cliffe，5，13，16.

[20] BL，Ragford Ballads，2，170.

[21] Inventories of Bedfordshire Houses，3.

[22] Visitation of Northampton，92－93.

[23] Quitt，641－642.

[24] Thomas ，Numeracy，111.

[25] J.Wilson，24.

[26] Caryll，2，485.

[27] Select Cases on Defamation，47.

[28] Sharpe，21.

[29] Wood，Poore Men，75.

第五章　金鱼钩：专业人士

1710年8月苏塞克斯郡乡绅蒂莫西·伯勒尔讼务律师，被痔疮折磨。于是，他在另一名专业人士——富勒博士那儿购买了一些苦味注射液和“暖胃酒”。发现这些东西丝毫不起作用之后，他又去求助考克斯博士，然而后者的治疗方案同样无效。到了10月份，得知富勒已经调制出新配方后，他又回去找富勒看病。 [1] 伯勒尔的治疗经历虽然坎坷，但至少没有遭受那些一般秘方、灌肠和放血治疗。

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一位律师，由于有了难以启齿的疾病而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是非常滑稽可笑的。这两种职业都被认为是低水平、高收费的职业。在一篇名为《地狱之乱》（1718）的讽刺文章中，律师和医师们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经历永恒的痛苦煎熬。一位律师宣称：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谁活得更亵渎神灵，

那些学法律的学生在罪恶中掌控着一切，

他们夜夜纵酒嫖娼直至天明，

他们欺骗、咒骂、谎话连篇，

只等客户们奉上金银。

医师们也是同样的玩世不恭和贪婪：

我们从不在夜晚到访，但对于那些个

以金鱼钩为饵的绅士，我们会飞奔去

他们的家，无论白昼和黑夜……

嗅下他们的尿液，摸下他们的脉搏，

只要钞票来得快，什么病我们都能治。 [2]

这些都是围绕同一个老生常谈的讽刺主题的变奏曲。乔叟笔下的高级律师和医生，比起维护司法公正和救治病人，更关心如何塞满他们的钱袋子。有位当代牧师把医生们比作“因为一念之差错拿了他人财物”的强盗。在圣玛丽的贝弗利教堂中陈列的一把15世纪制造的教堂座椅托板上，一位医生被雕刻成猴子的形象，手捧一只接尿容器，身旁站着向他递钱币的病人。那些医生们唯利是图的可耻行径和销售药方的药剂师们的行为可谓半斤八两。1697年出品的一部讽刺剧中，一位药剂师向病人出售一颗“由只值1/4便士的螃蟹眼睛和少许伦敦制造的解毒剂混合调制成”的“特制药丸”时，竟然向对方收取了4先令6侏儒。不仅如此，他还振振有词道：“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3] 像这样的伪劣药品充斥着当时的市场，但是相当多心怀绝望的男女对此深信不疑。

律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对他们的普遍印象就是一群喜欢吹毛求疵、在背地里延长诉讼时间以牟取更高佣金的伪君子。看过《伦敦三妇》（1581）的观众可以证实自己所谓的偏见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剧中的律师这样说道：

呸，先生，我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啧，那些想当律师的必须懂得上千种捏造事实的方法；

而很多时候我们律师会善待同行，

让那些良心都滚蛋吧！啧啧，这个时候我们会像兄弟一般一个鼻孔里出气。 [4]

对这些医生和律师恶习的揶揄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为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惹人厌烦的惯常问题提供了专业咨询和解决方案。人们会生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而在那个年代生育也是极其危险的。所有拥有地产或从事商业贸易的人，都需要征询法律意见以制定完善的合同、契约、债券、遗嘱和婚姻条款。倘若上述条款出现纰漏，律师们就得负责追讨欠款，强制执行合同约定，并确保对侵权行为的补偿。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身体的健康、内心的平静以及对损失的补偿，而医生和律师们对这些也设立了高昂的收费标准。外行人付款后却无法保证得到满意的结果，尤其对医生给出的那些常常不太可靠的药品大为不满。他们也对那些像魔术师的呢喃般难以理解的内科医生行业术语困扰不堪，这些术语仿佛是为了混淆是非或误导听众。

此外，不诚实的医生和律师形象并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凭空捏造。1425年，一位来自伦敦名叫罗伯特·斯卡勒的牧师被邻居们指控，后者称他是个皮条客，还“假扮成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凭借满嘴的油腔滑调欺骗他人……［他］已经用歪门邪道害死了很多人”。 [5] 30年后，东英吉利的居民向议会投诉，称他们对一些律师的做法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些人“每到一处展销会、集市和集会点，都会用各种手段煽动市民提出不符合事实的诉讼”。 [6] 1574年，一些伦敦市民被“一个叫派恩的人”欺骗，最终，这个独眼无赖因欺诈被勒令戴枷示众。针对他的起诉书将他描绘成“一个混迹代理行业的老油条和骗子，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 [7] 通过核对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的成员名单，他的欺骗行为立马被揭穿了。

格雷律师学院、林肯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和中殿律师学院的前身是一些提供非正式指导并定期举行宴饮活动的协会组织。它们不具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机构的特点：有注册机制但不设置考试，不颁发资格证书，也不干涉私人和专职人员的职业操守标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其成员的垄断地位，排挤擅闯律师界者。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中也都有类似的协会组织。自1518年以后，皇家内科医学院掌管伦敦所有的医生，通过严格控制颁发行医许可证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学院只接收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殊不知在那里，医学是个长期遭到冷落只是纯大学课程的专业。最好的医生们，比如威廉·赫维爵士，还要前往更优秀的欧洲学校，尤其是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接受实习教育。

地方上的内科医生通过主教或上述两所大学取得营业执照。外科通常被视为一门手艺并受城市行会控制，后者负责监督学徒机制、制定收费标准并执行这些标准。约克郡外科医生行会在1500年间拥有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70名成员，面向约7000人提供服务，并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8] 药剂师们也是按照类似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这些专业团体会花费大量的激情和精力来争论临床医学划分标准。这场艰难的竞争在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之间角逐，人数较多的那方最终赢得了胜利；1704年，英国上议院裁决允许药剂师根据病情诊断的结果实施治疗并提供药物。这一裁决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认可，因为在当时，仅伦敦就有超过9/10的病人是由药剂师治疗的。

在所有的专业团体中，从律师协会到小城镇手工业行会，成员的群体性自我放纵现象非常普遍。他们通过定期举办庆祝活动凸显自我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庆祝活动中，成员会身着盛装、品尝大餐、过度饮酒并纵情于音乐师和演员的表演之中。对于一位由在律师学院消耗的膳食总量决定其出庭时机的律师来说，消化能力就是对他的一种考验。1590年后，这种礼节赋予了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央法庭和省际巡回审判辩护的权利。共同用餐为律师们营造了兄弟般情意的氛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非正式的指导。当餐桌被收拾干净后，新手和有经验的律师们经常就深奥的法律要点（像莎士比亚那样“吹毛求疵”地）进行辩论。这些法律要点包括对法律知识、有些法庭上仍在使用的古老的诺曼法语的流利性和快速思考能力的检测。新手们会专心记录下前辈所说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法官们口中讨论的案件先例。

从16世纪早期开始，在历时12天之久的圣诞节期间人们每日晚餐结束后会举行狂欢活动。这些狂欢活动后来发展成更为复杂的活动，会为一些出名的观众表演幕间短剧、假面剧和多幕剧，其中就包括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大臣们。这些小旅馆既是临时的剧场也是赌场，因为圣诞节期间允许在大厅赌博。1668年元旦，塞缪尔·佩皮斯在观看戏剧时，吃惊地看到掷骰子者中不乏“肮脏的学徒和游手好闲者”，当他得知幸运者能在这样一个“亵渎神灵的疯狂的娱乐项目”中，于1小时内赢得100英镑的消息时，更是感到极度震惊。人们并不认为德高望重的机构举办那些在讲坛上和册子中备受谴责的娱乐活动有什么不妥。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律师协会中老资格的法官就会自我辩解说，这些行为都是约定俗成的。专业人士非常敬畏传统，这就使得他们对任何改变都抱有厌恶情绪。

在律师学院举行的标志着律师职业生涯顶峰——被任命为高级律师——的典礼和宴会上，人人都会保持适当的矜持。每年，在听取司法官和该协会元老级人物的意见后，王室会任命一批新的高级律师。这些高级律师有权收取最昂贵的费用，而法官也是从他们这一等级中选出。从事法律行业享有的尊严、财富和自信在这些典礼和宴会中充分显现。新任命的高级律师们会从各自的律师学院骑马行至威斯敏斯特教堂，在大厅里他们会被授予和他们等级相称的猩红色头巾和白帽。随后，他们会向王室大臣和法官们献上花环，向他们各自的律师学院赠送礼物，宴请他们的律师同伴，最后在一场盛大的晚宴中（有时国王也会前来参加）结束其大张旗鼓的任命仪式。同所有商业公司和行会日程表上标注出来的典礼和节日一样，这些宴会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外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隶属非常排外且成员身份十分高贵的团体。

1421年，威廉·帕斯顿被任命为高级律师。他当时四十出头，有一拨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经过长途跋涉来找他的重要客户。他的父亲克莱门特于14世纪中叶出生于帕斯通市，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每年春天他都辛勤耕耘自家近百亩土地，“带着谷物坐在没有鞍的马背上，一路骑回磨坊”，然后“驾着马车，把各类谷物运到温特顿出售”。他是一位富有的农民，就像乔叟笔下和他同时代的采邑总管一样。他们俩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都是1315—1322年间饥荒以及1348—1375年间瘟疫的受惠者。这两次灾难使当时的英国人口从500多万锐减至250万以下。和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有过相同遭遇的人一样，这些幸存者往往比他们的邻居更健康、更富有。 [9]

一种新的经济分配方式由此产生，其价值却都被像克莱门特·帕斯顿这样有足够资本在买方市场获取土地和租赁权的人榨取。他扩大了他的地产，并缔结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婚姻——娶了杰弗里·萨默顿的妹妹比阿特丽克斯。杰弗里·萨默顿也是一位富有的农民，他的副业是将教会免罪符出售给当地的罪人以及向邻里提供法律咨询。克莱门特说服了他姐夫将部分积蓄投入自己在律师学院学习的儿子威廉身上。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投资，因为威廉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被任命为法官，1444年去世时，已经拥有了北诺福克郡的大片地产。威廉的大儿子约翰迫切希望能掩盖其父亲卑微的出身。在1466年，他成功地让爱德华四世的顾问团相信他的祖先一直都是绅士，“自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后，就是高贵血统的嫡出”，而且“打从和平时代起”就成为了帕斯通的庄园主。但来自诺福克郡的人不会轻易相信他的鬼话，人们对克莱门特·帕斯顿在诺福克郡土地上的辛勤劳作仍然记忆犹新；甚至有谣言说克莱门特·帕斯顿原是一个没有自由身的农奴。 [10]

这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帕斯顿的职业生涯证明，法律给那些地位仅次于绅士阶级但有足够闲钱供年轻人去律师学院学习数年的小型土地所有者的儿子们提供了一条进入上流阶级的途径。进律师学院所需的花费一年至少4英镑，这笔费用在16世纪随着通货膨胀而增长。但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那时的英国正赶上了诉讼狂潮——在15世纪40年代，每年约发生3000例案件。 [11] 为了满足需求，律师的数量大幅增长：15世纪后半叶，在大约1800名律师中，有1/10被律师学院认定为有资格在主要法庭、大法官法庭、民事诉讼法庭、国王法庭和财政法庭上发起诉讼。新增的法庭诸如星室法院、情愿法院、监护法院、土地没收法院以及那些与约克、勒德洛和埃克塞特皇家附属顾问团相关联的法院也使对律师的需求大大增加。在1590—1640年间，有2000多名律师有出庭机会。 [12] 其中大约有一半是贵族、骑士和绅士的后代，其余的都是商人、自耕农和律师的后代。这段时期还出现了律师家族，比如诺福克郡的耶尔弗顿家族。这个家族的男性子孙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晚期相继进入了格雷律师学院。

并不是所有律师学院的学生都非得成为自立门户的职业律师。对于当中一小部分的年轻人，当他们管理自家产业或任职为地方法官时发现，对法律知识的熟悉使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上能得心应手。格洛斯特郡的法官罗伯特·沙洛是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居民，他在律师学院用于饮酒作乐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在一所面向绅士、拥有伦敦现代化俱乐部所有设施的精修学校的学生一年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到了17世纪早期，律师学院迎来了相当多和沙洛一样的学生，因为去律师学院待上几个学期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培养绅士的必要选择。肯特郡一位乡绅的二儿子——托马斯·戈弗雷是如此回忆他们这类人的教育历程的：8—16岁期间，他寄宿在当地一所文法学校，然后升入了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604年，他年满19岁时，考入了内殿律师学院，宿舍位于“砖苑法庭律师楼左侧”。他所学的专业知识令他在温切尔西公司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和审计公司账目时游刃有余。 [13]

不想从事律师职业的年轻律师也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即便他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能轻易地成为一名房地产置业顾问，或者是大地主、市政府和大教堂分会的委托管理人或审计员。所有的产权人都得时常求助那些懂得足够法律术语的人，来正确编写文件、在威斯敏斯特注册契约、获取官方文件或州级部门的正式文书以及起诉债务人。这种工作通常是一个人为好几个客户工作，其性质类似于地方代理人，或者更通俗点称为“经纪人”。

这些律师都身价很高而且生活得很好。约翰·史密斯出生于1566年，曾就读于德比郡文法学校。通过做牧师的叔叔的引荐，他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伯克利家族中取得了一席之位。由于史密斯为人聪明、极易相处并且思维严谨，所以凯瑟琳·伯克利夫人选他作为儿子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和内殿律师学院求学期间的陪读。牛津和伦敦对贵族青年们充满了诱惑，但是史密斯设法让他的被托管者避开了任何会被察觉的不当行为。

此外，他还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伯克利家族觉得其忠诚可靠，于是任命他为格洛斯特郡家族房产的财产总管，并掌管相关法律事务。史密斯还招揽了其他的客户，很快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进行属于自己的土地投资。作为一名后起之秀，他与一名祖上靠批发布料起家的女财产继承人喜结良缘。 [14] 史密斯也是一位学者，他编撰了伯克利家族的家族史，书中还记录了一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口述历史的话语摘录——因为史密斯做任何事情都很刻苦用心，编书期间，他从所拜访的年长者那里记录下的民间回忆可以追溯到150年前的玫瑰战争。在任何方面，他都不同于那些令当代伦敦戏迷捧腹大笑又怒不可遏的无良律师。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人们对像史密斯这样博学而勤勉的人才有迫切的需求。随着土地产值的日益增长，土地所有人都请得起委托人负责土地的日间管理。农业产值收入的增加也使得贵族和绅士不断寻找新的花钱方法。他们采用从意大利和法国流行过来的新古典风格扩建或者干脆重建自家的房子。虚荣心以及保持与宫廷流行的最新时尚同步的强烈欲望（当然这两种行为本质上都一样）和家族荣誉感使得肖像市场走俏。随之诞生的是一批专业人士，这些人既是创新艺术家又是企业家。他们设计房屋及园林、绘制肖像、雕刻塑像、打凿坟墓，以此称颂他们的艺术资助者们如何值得钦佩和效仿。

先来说说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对待创新艺术的矛盾心理。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认为绘画是一种很绅士的追求，应该鼓励孩子们去学习。但新教徒们并不太接受这一想法。该宗教把言语看得比图像更为重要，谴责表现艺术是偶像崇拜的帮凶，断定绅士不适合从事这类职业。 [15] 为了能尽早消除这种偏见，约翰·高尔借用了一幅1579年他所做的自画像为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做辩护——画像中的他，手握画笔和调色板；他的头顶上方有一个天平，上面放置着专业绘画工具——一对游标卡尺，重量超过了象征他绅士地位的盾形纹章。高尔在一段题词中对画像蕴含的象征意义做了解释：“新鲜的创作方式将我拉离了武器与美德”，但是“感谢上帝”赋予了他得以恢复他及其家族声誉的“禀赋”。事实证明他说的一点儿没错。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绘制了很多杰出人物和文武大臣的肖像，还有伊丽莎白一世的“阿马达”画像。 [16]

在由来自欧洲大陆的艺术家们主导的美学世界，高尔必须和其他人争夺委托任务，为此，他引进了描绘意大利时下流行的绘图方式和图案样式的样板书籍。就像雷恩在1794年指出的那样，英国的本土艺术家是很好的模仿者，但是缺乏“所有机械艺术所需的一项基础教育——设计与绘图的训练，而这些每个意大利人、法国人甚至是一些小国家的人都或多或少懂一些”。这项重要技能只能通过长期的海外培训来实现，而最理想的去处就是意大利。因为在那儿，艺术家可以观摩古希腊罗马的原作，研究当地艺术家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作以及如何对原作的艺术形式加以改进。分别在1605年和1614—1615年间组成的意大利工作考察队教会了伊尼戈·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形式，以及这些艺术形式所依据的原理，因为这些比绘画形式更重要。琼斯先是把它们应用于描绘王室假面舞会的舞台布景和着装上（常常和性情暴躁的本·琼森合作），而后是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下令开发的工程浩大的建筑项目。他对帕拉迪奥建筑形式的学术理解以及作为国王建筑工程检验员建立的威信，使他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他指导建造了一座独立整体的建筑物。

罗保·普拉特爵士（1620—1685）也慕名前往意大利学习先进的理念。在相继完成牛津大学和内殿律师学院的学业后，他在欧洲四处游历，研究那里的建筑物并收集建筑类书籍。回国后，他把观察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当中。当有位贵族赞助人让他推荐一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乡间别墅时，普拉特建议委托一个像他这样有国外游历经历，精通诸如帕拉迪奥、斯卡莫兹、塞里奥等建筑领域优秀作家作品的“天才绅士”。 [17] 而另一种选择是找像雷恩这样杰出且博学的建筑家，他在设计方面的兴趣不过是他在其他科学或理论调查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雷恩的建筑师同行及专家罗伯特·胡克认为，他的天赋表现在能把“机械化的手工”和“哲学化”的头脑完美结合起来。

建筑工头的典型特征是有很好的实践能力但不懂抽象思维。本质上，他们是学过制图技术、知道如何计算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工匠。他们会通过印制的样板书籍等二手资料和欧洲大陆建筑流行趋势保持同步，而这些书籍也介绍了可被运用到诸如门庭和教堂、纪念堂之类装潢上的建筑模式。建筑工头的客户大多是些绅士、成功的专业人士和商人，还有就是某些希望楼房或墓冢尽量按照最时尚的设计方案建设的机构，但是不像王室或地产业巨头有充足的建筑预算。

乡村工匠对意大利式小天使的艺术处理——或将其运用在乡村墓场的墓碑上，或将其运用在一幢大的乡间别墅的装饰工作上——反映的不仅仅是认知能力的问题，这种艺术处理间的差异更多的反映的是建筑工头和建筑师之间的社会差距。后者依赖于自身的创意天赋，这一能力通过海外学习得到加强，使他能构想出一个完整的建筑物并将其从外观到壁炉的一切大小装饰设计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建筑师必须敏锐地觉察到他的赞助者的品位。从18世纪以后，后者的品位来自出境旅游的经历和渴望站在时尚前沿的心态。对于所有参加了被称为“欧洲壮游”的结业课程项目的绅士们来说，罗马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旅行归来的人常常会带着满脑子对一些宏伟项目的计划，然后很自然地去请教同他一样曾经参观过意大利建筑奇迹的建筑师。他找的这个人得有审美鉴赏能力、智慧并能猜出对方想从自己这儿得到什么。

原创能力和能够对当时流行的风格做出正确回应是一个建筑师获得声誉和财富的基础。在18世纪最初的10年间，建筑师是一群没有受过正式培训、相互间无联系的个体，直到18世纪中期，建筑师们才开始招收徒弟。威廉·钱伯斯爵士仅仅因为在去远东的海上旅行阅读过程中培养出对现代语言和建筑的个人喜好，而在1755年当上了建筑师。钱伯斯生于1723年，是哥德堡一名苏格兰商人的儿子，他曾在里彭文法学校上学，后来进入了一家海外贸易公司。他有足够的资金将自己的业余爱好发展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是在1749年，他开始接受系统的建筑学教育。他在法国的巴黎艺术学院学会了制图技术，在意大利学习了最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1755年，自信满满的他在伦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很快招揽了不少赞助人。 [18] 钱伯斯最终事业亨通并被乔治三世加封为骑士，这一荣誉意味着建筑师已经成了可供绅士选择的一种职业，和律师、医生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

为了满足人们不停变化的新口味，其他方面的艺术家纷纷涌现出来。学习过古典学并曾在意大利的废墟中漫游过的贵族和绅士们会把自己幻想成罗马的贵族。他们会把自己的乡间住宅当成贵族的别墅，在屋子和与之毗邻的花园里摆满雕塑装饰。公众雕塑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大理石墓碑上，已故绅士要摆出古罗马元老院议员那样的姿势；那些以国王、陆军指挥官和扩大英国海外贸易的舰队指挥官为原型的雕像也大受欢迎。

亨利·切尔满足了这一新兴市场的需要。他是一位擅长时下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天才雕塑家，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把从艺术市场上获得的收益投资于房地产和保险业。作为伦敦一名富有的缝纫用品店店主的儿子，切尔于1718年成为了一名木匠的学徒。学徒期满后，他成了威斯敏斯特旧王宫庭院一家小建筑工场的共同所有人。很快，他就承揽了一些重要的委托，包括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图书馆打造威廉·科德林顿爵士的雕像。他也因此在1732年获得100几尼（折合为105英镑）的报酬。雕像中的这位背风群岛前任统治者身着古罗马保民官的甲胄，脚边摆放着一堆书籍——因为他非常鼓励学习。切尔的工作室中陈列了各类雕塑：有为斯托海德花园打造的“古罗马众神像”，以及用于装饰乡村住宅、教堂纪念堂内部的古典时期和历代名人的雕塑。这些雕塑的部分雕刻工作由切尔的学徒们完成。这些学徒的父亲们乐意支付给切尔100几尼的学费，好让自己的孩子在被上流社会看重的工场里接受指导。 [19]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工场的所有者是一位“机械艺术”大师，但他还是得到认可成了绅士：他最终担任地方行政官并于1760年被封为骑士。

和切尔一样，于1701年去世的雕塑家约翰·布什内尔也把艺术当作一种商业投资。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在一名雕塑家那儿当学徒的时期（他的主人诱奸了一名女仆并逼着布什内尔娶了她），之后他就前往欧洲深造了。回国后，他在伦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引起了一些富有的资助人的注意。在他早期接受的委托任务中，有一次是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的雕塑，这两尊雕塑后来被置于伦敦皇家交易所前。布什内尔将他的收益投到煤炭贸易的投机活动中，还与两家葡萄酒商一起投资了一家与特洛伊木马大小一样的高级售酒馆。不料这家堪称现代“主题酒吧”鼻祖的酒馆在一次暴风雨中被摧毁，而布什内尔在煤炭贸易上的投资也全部打了水漂。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布什内尔还是留下来一大笔遗产，足够给他两个儿子每年160英镑的收入。他的两个儿子非常聪明，吸取了父亲运气不佳的教训，拿着年金知足地过着悠闲适度的生活。 [20]

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能够尽早获得他人认可，或者能被某个受人尊敬的内行认可，是其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与此同时，一个艺术家也需要有人资助他拜师或在国外自主学习所需的费用。乔治·弗图“真诚更甚于富有的”双亲设法资助他跟着一位雕刻师进行了三年的私人培训，又替他交了第二笔学费，结果导致家道衰落。1709年，他25岁时，德国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爵士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对其十分赏识。从此，他的未来和家庭生计（到那时他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都有了保障：因为客户们纷纷涌入了他的工作室，而他也很快开始销售一些基于内勒创作的人物肖像和历代名人的肖像拓印。所有作品都被用来装饰城乡住宅的墙壁以显示主人的品位，而其中以公众形象为主题的雕像则显示了其政治上的忠诚。

1713年，弗图将他的工作领域扩大到了即将流行起来的艺术形式上——对古建筑和文物的翻版雕像。在牛津伯爵二世罗伯特·哈利的赞助下，他所做的废墟和大小教堂的翻版雕像迎合了对文物研究的新口味。这些雕像被悬挂在促使大不列颠国运昌盛的政客、哲人、文人和军官将相的版画旁。 [21] 古代雕像和当代军事指挥官的雕像大受欢迎，体现了富人们日益增长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之情，而艺术家们也做出了应有的回应，即他们在雕像中加入了一些陆上和海上的胜战景象，并依然坚持将这些雕像用于装饰一些小型乡间住宅的走廊和卧室。

乔治·弗图有一点和法官威廉·帕斯顿、建筑师威廉·钱伯斯还有雕塑家亨利·切尔相同。他们的家庭都相信，把闲置的资金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上，为他们创建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非常重要。有位亲戚帮助后来成为律师和地产代理商的约翰·史密斯结识了一名赞助人，该赞助人认可了他的个人能力并对他鼎力相助。他们四个没有谁是通过自力更生（姑且认为这里表达的意思是那些孤军奋战者从极度贫困中摆脱出来）成就其事业的，能做到那样的人少之又少。所有能进入某个专业领域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庭必须有足够的积蓄，父母认同将金钱花在教育和培训上是正确的投资。任何商业活动都是如此，虽然也有些慈善机构替穷孩子支付学费，但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获得一种生存技能，将来能够自给自足，从而减少依靠贫民救济税度日的穷人数量。

就中产阶级的演变而言，父母是否愿意为其子女将来的发展进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秩序中，对于任何有天赋、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一点儿资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成为他们发展的障碍。要想实现目标，需要辛勤工作、勤俭和自律。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子女们会继承父母的抱负、遵循父母的安排。但是，人类的天性让父母们明白，孩子很难达成自己预期想要的结果。詹姆斯·巴特勒是纽卡斯尔郡商人的儿子，父亲想让他继承自己已有成就的事业，但他还是让父亲失望了。大概在17世纪40年代，这个“浪荡子”“在一次醉酒中挥霍完了他的钱财并娶了一名普通女子”。被他的家庭遗弃后，巴特勒的朋友帮助他当上了一艘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小船船长，希望他能够通过贩卖奴隶和砂糖生意还清债务并赢回他人的尊重。 [22] 有了天时和地利，这位一度堕落的年轻人有了相当不错的前景。

家族长期共有的抱负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而这些抱负的最终实现也给成员们带来了自豪感。1739年，时年40岁的詹姆斯·弗雷特韦尔决定编写关于他家族在过去百年来的一些发展历程。他的曾祖父是来自约克郡马尔特比的木匠，是个“朴实无华的人”。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之后将家族产业开拓到木材行业，因为买进卖出要比制作产品更赚钱。弗雷特韦尔家族可能还有一笔资金输入——因为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娶了来自“古老家族”的名叫比尔德的女子。由于继承了足够的家产，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将家族生意转入了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市场——马匹市场。木材生意得以持续是通过父辈指导儿子们学习，使其掌握足够的知识来有效经营工场。詹姆斯·弗雷特韦尔直到15岁才从文法学校毕业，此后被送往庞蒂弗拉克特的一位老师那里学习算术和几何，因为他的父亲认为这些知识对木材生意会有很大的价值。可能他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天分，抑或是父亲对他有了更高的期望。19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伦敦，通过他的律师叔叔得到一个法务助理的职位。与此同时，他的弟弟也被送去杂货店当了学徒。1720年，詹姆斯21岁时，他的未来就业已经成了单纯的理论上的问题——因为父亲买下了一处价值1000英镑的房产。 [23]

这名“朴实善良的”木匠的后裔们纷纷进入了批发行业和法律界，而这个家庭中的领袖人物更是成了乡绅。而那位记录了祖辈们在世界各地的经历的儿子——詹姆斯（死于1772年）也称自己为“绅士”。在关于家族的叙述中，可能因为见多不怪，他忽略了这样一段隐晦的历史：这段历史关乎以权谋私、百折不挠、机会主义以及节约资源好为下一代提供种粮。

从成千上万人写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遗嘱中，尤其是那些出身相对卑微的人，我们可以窥见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这些自耕农和小佃农的遗嘱中记满了对可耕田地、畜牧场、牲畜、农具、（正在生长的和存在仓库中的）粮食、家具、厨房用具和衣物的详细描述，同时也明确指示如何将这些财产分割给家庭成员。1588年，来自斯韦尔代尔的农民约翰·皮克林，要求将他的一小群奶牛（泰格利德、切瑞、布洛克、阿拉巴克和佛洛里德）分给他的孩子们。 [24] 奶牛是颇有价值的财产，需要消耗相当大的体力和精力去喂养和看护它们。

1552年，约翰·特里维廉的劳动成果和他父亲以相同方式所得的财产都被列入清单分给了他的儿女们。一位来自萨默塞特郡的自耕农，留给了四个将来估计都会成为自由农民的小儿子们一笔现金、一些一岁的家畜、马匹、犁车及相关配件。由于特里维廉最小的儿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获得了其中最大的一笔遗产——一共是33英镑13先令4侏儒。利用这笔钱，他可以购买土地的租赁期限并将其存起来，或者去做店主或工匠的学徒，同时要留下足够的钱以备将来开创自己的事业之需。 [25] 凭借谨慎和运气，特里维廉的投资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份很好的股息。一代人之后，威廉·哈里森注意到，精明且富有的自耕农们都在从“随意挥霍的乡绅”那儿购买有永久产权的土地，并资助自己的儿子们去文法学校、大学和律师学院学习。

[1] Burrell，161.

[2] Universal Jest er，164.

[3] Brown，Physick，10.

[4] Select Collection of Old English Plays，6，283.

[5] Calendar of Memoranda Rolls，127.

[6] Baker，25.

[7] Reports flora the Lost Notebooks of Sir James Dyer，2，293－294.

[8] Stell，8，20.

[9] Razi，77，78n，123，147.

[10] Paston Letters，1，xlii－xliii，xlv；2，549，551.

[11] Ives，7.

[12] Brooks，Common Lawyers，53.

[13] BL，Lansdowne 2335，1－8.

[14] Broadway，passim.

[15] Girouard，Smithson，5－6.

[16] Strong，English Icon，177.

[17] Colvin，658.

[18] Colvin，543.

[19] Webb，Burlington Magazine，100，115.

[20] Vertue，3，258－259.

[21] Vertue，5，248－249.

[22] Barnes，59－60.

[23] Yorkshire Biographies，198.

[24] Swaledae Wills，281.

[25] Somerset Wills，3，146.

第六章　滚滚的财源：贸易买卖

1612年，约翰·斯温纳顿就任伦敦市市长一职，这是一次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奉命编排一个恭贺新市长就职并歌颂整个城市和市民的大型游行庆典活动。庆典活动营造了一个充满寓意的场景，吹捧得斯温纳顿本人和那些支持选举斯温纳顿的富商们都相当高兴。游行中心是载着“美德”的一辆四轮大马车，七位代表“自由艺术”者环绕在马车周围。马车由四个骑骏马之人牵引着穿行在大街之上，这四个人物分别是“时光”（万物之父）、“墨丘利”（智慧之神）、“欲望”（在“墨丘利”的激励下，派遣人类追求“美德”）和“勤勉”（一个肩上扛着代表荣誉的铁锹的乡下老者）。这四个骑马之人引发了世人对艺术、商业、科学以及知识的热爱，因为“这些是通往‘美德宝座’的阶梯，也是城市本身的唯一光环和维持城市兴旺的唯一法宝”。此剧的象征意义最后由“美德”在面对市长的演讲中揭示出来：

人文学科静候满腔热情之人，

自然科学由知识的乳汁哺养长大，

贸易与技能让政府广受爱戴，

因为它终于将文明的种子播撒。 [1]

自己能被纳入高智队伍圈，伦敦的商业大亨们相当满意。那些圈内人士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他们所专攻的作为文明基石的人文学科。盈满的个人财库不该让任何人感到羞耻，相反应该引以为荣。那时的社会人们到处都能赚到钱，因为英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时期。

这一点从由德克尔编排的庆典活动中洋溢的自信氛围就能感受得到。尽管事先并没有做经济方面宣传的构想，活动还是指出了这个国家得以繁荣昌盛的一些途径。乡下劳动者的形象提醒了人们农业才是财富的最根本来源。人口的快速增长，需要有足够的粮食来提供保障，而作为这个国家主要出口物的纺织品也需要国内充足的羊毛供应来支撑。虽然纺织品的海外贸易极其不稳定，经常大起大落，但在当时确实也很好地撑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据估算，17世纪末期的英国大约有1100万只绵羊，这个数字是当时人口数的两倍，并且纺织物的出口额占到了国家出口贸易的43％。

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及海外的广阔市场也给其他方面提供了发展空间。人们当时已经有很多富余的金钱可以花费在个人娱乐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饮酒钱。1577年，平均每142个人共享一间酒馆；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则变成了每100人就共享一间酒馆。另外一项新型工业——印刷业也飞速发展起来，以满足知识和娱乐的巨大市场需求。16世纪后半时期，有300万—400万张歌谣传单被印制发行。 [2] 另外，连托马斯·德克尔也乐于见到的是，商业剧院业开始蓬勃发展。在1600年，每周几乎有近2.4万人去市里的剧院观看演出。 [3] 同一时期，人们对奢侈食物的需求也有所增长。1581年，诺里奇的圣巴塞洛缪商品展销会上只有2.1万个橙子和柠檬待售，而在之后的10年间，就有超过100万磅的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无核小葡萄干进口到伦敦。 [4]

伦敦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动力之源。它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的贸易中心，并且逐渐显现出英国面向美洲、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远东地区的新海外贸易枢纽地位这一特征。到18世纪，它就在国际贸易上处于领军位置，进口着大量糖、烟草以及其他热带产品并再次出口给欧洲其他国家。伦敦还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它从格洛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运来羊肉，从肯特运来水果和蛇麻草，还从威尔德、诺福克和泰恩赛德分别运来谷物、大麦和煤炭。

这个富裕的、逐渐扩展中的城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涌入，他们涌向更高的薪水，并同那个传奇式的外来定居者迪克·惠廷顿一样，也涌向那些可能的发迹机遇。外来者快速增多，其增长速度丝毫不因住房的困难和简陋而有所减缓。1700年，伦敦市容纳了5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10。由于王室、朝臣、城市公务员、商人和会议期间在伦敦逗留的国会议员们的巨大消费力，那里成了奢侈消费的中心。逐渐增多的乡间绅士，也总是受到他们妻子的怂恿，经常跑到伦敦去度假休闲，以逃离农村生活的单调，时不时地感受一下最新的流行元素，观看最近上演的剧目。

城市变化中最为瞩目的要数人们赚钱与消费的情况同往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诸多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恋爱和婚姻。这些现象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为道德所不齿的各种恶性竞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强取豪夺、坑蒙拐骗。舞台剧《伦敦三妇》就表达了对“这个城市中‘良知’和‘真爱’难以驻留”的惋惜。剧中的两个寓言形象，反映了人们对许多商业诈骗忍无可忍，因为买卖的过程中总是缺斤短两，毫无诚信可言。

城市的各种游行庆典应该是颂扬诚信买卖的，但是那些靠贸易发家致富的人所使用的赚钱手段却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一个人的获利通常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但是最让社会伦理家们困扰的是后者可能到达的程度、波及的范围以及它本身的成因。在天主教会中，囤积居奇和犯贪婪罪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传教者会谴责操控标准的行为，谴责那些口口声声讲着质量和耐用性而实际上制假造假之人，以及那些通过囤积物品来人为造成物资紧缺的行为。有个小故事中的谷物商贩便是如此而为：

买下今年的玉米，

囤到来年等它身价倍增。

食不果腹的穷人只能空手离开，“回家去吧，玉米你可买不起”；不过当他面对最后的审判时，也被“下地狱吧，因为去天堂你也消费不起”的话语打发。如果参考当时进入法庭审理的案件数目，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中这样的黑色商业行为已经是大面积泛滥。

经商也能从其他方面腐蚀一个人的灵魂。14世纪后期的一个传教者就惊异于当时雄心勃勃的年轻商人们竟然会因渴望和焦虑而消耗掉自己所有的精力。“这些年轻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人生的大冒险中，遭遇了各种各样遍及四面八方的欺诈和险境。他们白天承受着痛苦折磨，夜里也得不到休息。他们噩梦连连，甚至常常从梦中惊醒。”这些同现代的“雅皮士”们对应的中世纪年轻人，每日谈论的都是他们又赚了多少钱，或者正冒着多大的风险。 [5] 他们的身心为这些事情牢牢所困，完全没有时间去冥想天堂的美好，没有精力关注他们如何才能够到达天堂。

海外市场的不稳定以及汇率的涨涨跌跌是理查德·弗默最为关注的问题。此人出生于15世纪80年代，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资产。他的父母是靠着从牛津郡倒卖羊毛聚敛财富的。理查德也进了同一行业，但做得要更高级一些。他是加来短纤纱公司的成员，该公司垄断着国内的羊毛货源供应。他迫切地想要赢利赚大钱，于是走了法院的关系，成功签署了一份向军队供应食物和器具的合同。他所供应的军队后来在1513年入侵了法国。战争通常会让那些向陆军或海军提供所需物资的企业大捞一笔，这些企业本身就资金雄厚，可以保证军需用品的充足供应。从羊毛贸易转到为步兵和装甲部队采办物资，弗默的贸易规模再次扩大，随后，他把目标聚焦内陆。1518年，他在内殿学院走动了一些时日，便寻到了一些足以支持他接管德比伯爵在北安普敦郡所有地产的法律条款。

弗默很早就开始了自己地盘上的投资，并与他身兼律师和基层公务员两职的弟弟威廉合作。他们想让投资最大程度获益，即使意味着他们需要驱赶走地区内的所有佃户，把适于农耕的土地改造成放养羊群的牧场。在当时所有踏实亲民的企业家中这对兄弟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对正统天主教的忠诚，要知道那个时候英国正在着力削弱天主教的势力并改写其教义教条。在某种程度上，理查德·弗默确实默认了新的权力体系。1536年反对变革的“圣宠朝圣行”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还认定他是可靠之人，在给叛乱者判刑定罪的法庭上任命他担任陪审员一职。但是，那可不一定是出自他的真心。1540年，弗默便因为窝藏了一个批判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牧师而被关进了监狱，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充公。多半是出于对理查德的忠诚与献身的纪念，他的后人在其后的两百年间都一直坚定地延续了他的天主教信仰。 [6]

弗默对古老宗教信仰的坚持使他本人备受瞩目，因为他似乎同人们对他那类人的惯有认识相矛盾。人们通常认为，他那一类的人都清楚只有新教信仰才跟赚钱更能扯上关系，都清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教信仰的传播密不可分，因而就会对新教有所偏向。但民众的这个想法有点儿过于简单。其实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者同样强烈地谴责商业欺骗行为，尤其是高利贷以及其他损害穷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就有很多无耻恶人通过这些方法发了财，不过他们也在新教教众面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新教教义真正指示和保证给世人的是，只要他们能够敬神并遵守神之法律，那么他们的所有努力和付出就会沐浴神恩。出于对宿命论的笃信，清教徒尤其重视“神恩”的力量。他们坚信，上帝的选民一定是那些有着典范的忠诚、服从、正直和节欲等品质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美德会在今生和来世受到神的嘉奖。一位名叫拉尔夫·乔塞林的清教神职人员在1644年10月写道，“这一周，上帝给了我很多优待，因为我们现在享受着和平、富足、健康、朋友以及很好的土地和衣食”。但是其后不久，他就听说了当地某个肉店老板的女婿一不小心被切肉刀弄瞎了一只眼睛的事情。因为坚信上帝之手绝不会错伤无辜，乔塞林沾沾自喜地下结论说：“让类似的苦痛就降临到那些人身上好了，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7] 在同时代的美国东北六州，清教徒们高唱着这样的歌谣：

我们聚在一起祈求上帝的降福。

他厉声又轻言，娓娓传达旨意，

他让那些折磨和苦痛就此停息。

连违背自己的人都能如此宽恕，

赞美我主之名，因他如此忘我。

类似的情感在取得个人成功的其他人那里也引起了共鸣。1720年当选伦敦市市长的约翰·弗莱尔，他的父亲是奇尔特恩的农民，母亲常常在位于大马洛的自家小店里唱圣诗。从父母那里，约翰继承了他们的清教信仰。当选市长之后，他回忆起曾经做合金器批发商的日子时总结说，自己的成功只是“他所信仰的上帝给予世人照顾和佑护的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典型”。 [8] 与他同时代的纽卡斯尔郡企业家威廉·科茨沃斯，也同样出身于贫寒之家，同样感激着上帝，认为“上帝的神恩”让他最终获得了百万富翁的身价。但是，不如弗莱尔谦虚的是，他补充说，“聪明的头脑和天生的才能”当然也功不可没。 [9] 弗莱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人，他在宿命论的影响之下长大成人。但他以及他那一类的人，依然是全身心奉献于个人事业，因为他们相信个人的成功也是未来自我救赎的保证。求生本能和家族抱负，都是促使他们努力工作、永不停息的重要因素。

神恩的机制也是神秘莫测的。人们普遍感觉那有点儿像是个账目单，上面记录着忠诚信仰、定期礼拜以及节制生活的信用，这些项目会因为过错和恶行而被逐量抵销。这张记录收支的神恩账单，是人们希望和忧虑的源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威廉·科非常感谢神的仁慈，包括给了他从一次天花中捡回命来的恩典。同时，他也会因为早先做过的坏事而痛苦不已，比如孩童时代把盲人领到水沟之类的恶作剧，生意往来时候的耍手段耍计谋，以及在布道会上的打盹昏睡。偶尔想象一下那等待着他的宿命，就能让他好一阵不安，但这从未阻止他旧恶重演，甚至还寻其他新花样。 [10] 另有些人将命运的友好和偏爱解释为他们是被上帝选中来实现某种特殊却又天机不可泄露的目标的人。至少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生存的世界，人们的自身命运仿佛就是由那晦涩却还算友好的神恩所主宰，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冒险前行的人们，有着深远、长久的影响。他们能够更加坚强地忍受和面对生活中的无数挫折，包括疾病、意外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船舶失事或者由市场动荡引发的企业危机。总的来说，神恩思想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心理慰藉。不论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只要他们的努力是诚实和有益的，那么每个人就在以一定的方式实现着上帝的意愿。所谓的有益不仅是针对个人自己，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天主教理论中曾把努力工作视为因亚当原罪而应得的惩罚，而在当时已被转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值得称颂的神之旨意。

神恩会降临那些敬神的国家，就像会降临给那些敬神之人一样。这种令人欢欣雀跃甚至狂喜眩晕的理念，对英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解释了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国际贸易中惊人发展，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面积殖民地扩张，以及在同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对手作战过程中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这些证据足够清楚地表明英国这个国家，以及其自不待言的财富创造者，都受到了某种神的施予。也正因如此，英国在18世纪各个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利益资源的获得，都是伴随着教堂的声声钟响和感恩仪式公开庆祝的。虔诚敬神和爱国热情合而为一，融成了单一信念，紧紧抓住了那些投身商业的人们。一时间，这一信念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极为热情的拥护。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应该都喜欢那本写于1450年的小手册，它给准备从商的人提供了常识性、实用性的建议。该手册首先强调了商业头脑的重要性，指出它是做市场投资、预测未来需求、鉴定市场价值的必需。而要满足市场需求，经商者还需要创新和资本。如果财力并不充裕，那么经商者可以一开始只投资一些“小额物品”，比如钱包、刀具或者梳妆镜等。这些小物品的批发价格只为8侏儒一打，然后按1侏儒一个卖出就能有50％的收益。“薄利多销可以赚大钱”，手册作者向他的读者们如此保证。同时，他也提醒这些羽翼未丰的初入市的企业家们，手头要时刻留些备用资金以便能够及时补充库存。 [11]

不论有没有读到这本册子，来自伍斯特郡哈特尔伯里的托马斯·昂德希尔倒是深谙此书中的各个要义。1479年，当他听说附近的汉普顿洛维特村因为某种小型传染病而留下了很多空置的地产之后，便举家搬到了那里。他从一个寡妇那儿以优惠的价格接手了一些空出的房屋和地产，并开了家小酒馆，也同时提供食物。能够以如此优惠的价格拿下这些地产，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的佃户和居民数量已经很少。昂德希尔出售的麦芽啤酒经过稀释，而且他还把劣等的肉按高价出售，因此其酒馆利润相当可观。到1489年，当地人都称他为“有钱人”，邻居、同乡也公认了他在社区里的杰出地位并选举他为教区委员。这让他非常满意，不仅是因其表明他的成功已经引起了别人的瞩目和嫉妒，更是因为这些对于安排好自己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更加便利。在儿子们刚入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路，一个指定了要培养成牧师，另两个确保了学徒身份，还有一个是去杜克斯伯里从事制革业，最后一个则在布里斯托做石匠的工作。 [12]

昂德希尔家还具备一定的掌控市场的能力，而这也和他们一直以来的顽强和坚韧分不开。这两种品质在一个叫安·奥凯利的非凡女子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名女子于1691年出生在北安普顿郡的昆顿，其父母回忆说，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学会了作为女性所必须掌握的所有技能，完全符合她中等家庭背景的要求”。她于1718年嫁给了来自贝德福德郡的男子，但是这名男子因为挥霍无度导致家庭玷困潦倒，去世时留给妻子的只有极度贫穷和5个不到11岁的孩子。她少女时期的教育应该包括女红，因为后来她完全靠着女裁缝师的工作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她靠缝制服装赚钱供孩子吃和穿，她是在用自己疲累的十指，夜以继日而又积极乐观地工作。”

但是计件收费的工作不但不稳定，而且收入低。于是安决定自己创业。为了攒够创业资金，她把家里闲置的房间租了出去，从死去丈夫的债权人那里争取回一些婚姻财产，又让父亲将遗嘱中她名下的遗产提前兑现给她。包里装着50英镑的她，只身前往伦敦并购置了一批帽子，然后运回她在贝德福德郡开的女帽小店。最初的一些顾客几乎都是她的朋友，但是在之后的33年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她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当了海军军官，另一个上了剑桥大学。安·奥凯利的意志力是由她的坚韧与顽强品质来支撑的。因为在1766年死于乳腺癌之前长达40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遭受着这个病痛的折磨，在她50多岁的时候，还被一辆货车撞断了一只胳膊。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她理财的知识相当匮乏”，“她从来理不清自己的库存，从来算不清自己的利润。每周都有不少的资金在她手中周转，但她总是只取出自己认为足够补贴家用的那点钱”。 [13] 这多半是缘于其父母不认为算术是女性所需学习的技能之一。

贫困的生活迫使安·奥凯利不得不创立自己的事业，而来自其大家庭的经济支持帮助她实现了这个愿望。在一个叔叔的帮助下，约翰·弗莱尔于1685年顺利成了合金器工匠的学徒，尽管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业开端，因为他的师傅不但有个恶劣的酒鬼老婆，而且一有自己接了又担心完不成的单子就逼着学徒们像雇佣工一样干活。即便如此，在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情况下，弗莱尔仍然坚持在那儿做了8年的学徒，最终被成功地纳入了后来的合金器材公司。他的坚持不懈感动了他的另一个叔叔，叔叔贷给了他300英镑用来购置商用地宅。另外，他同白金汉郡制革商女儿的婚姻，又让他得到了500英镑的嫁妆。当他的岳父亲眼看到他如何经营事业之后，又另外多给了他500英镑。弗莱尔“呕心沥血做生意”的信条也让第一个给他投资的叔叔把他列成了遗产继承人，死后给他留下了汉普郡的一处庄园。 [14]

找对时机和选对地方，实实在在地明白这两点的重要性，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17世纪80年代早期，提兹塞德一个自耕农的二儿子——威廉·科茨沃斯曾是纽卡斯尔牛油杂货店老板罗伯特·萨顿的学徒。他在造访泰恩赛德时正赶上那里的经济发展高潮。为了满足伦敦消费者的需求，那里煤产量大幅增长，同时又带动了当地造船业的蓬勃生机。另外，还有两种新兴的工业，即制盐和玻璃制造，也在逐渐兴盛。萨顿一家非常看好科茨沃斯的才智和精力，便派他去当地发掘财富。从实质上看，科茨沃斯掌管了萨顿家的生意，并迎娶了师傅的女儿为妻。有了萨顿的资产作支撑，科茨沃斯首先开始了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将其在南谢尔兹买下的盐矿所产的盐出口到那里。之后，他搬到了矿区，靠着全然的胆识加上一些威胁性手段，几乎将当地煤矿运输全部垄断。到他1726年去世的时候，其煤矿产业价值6万英镑，并且他一直用利润购置的产业每年还能带来4500英镑的收入。

科茨沃斯这个坚韧的精力充沛之人，让当时贵族中的煤矿拥有者一度非常沮丧。他们因他的企业而获利，但他的直言不讳又让贵族们难以忍受。鲍伊斯家族的某个成员还讥讽说，科茨沃斯的老爸以前不过是奴仆一个，他竟然敢对贵族不尊不敬。这样的言论深深刺痛了科茨沃斯。于是，在去世之前，他把儿子送到了学费昂贵的塞德伯文法中学做寄宿生，因为他希望儿子能够过上一种“更加文雅和上流的生活”。

最终获得“绅士”称号的科茨沃斯，在政治上也同样有着他生意场上的那种精明。他在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时，开始支持辉格党，好像还受了政府之托去监视一个倾向托利党和雅各宾派的地区。他选对了支持对象，他那些当权的朋友又进一步增加了他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不过科茨沃斯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他没能够如愿使自己的家庭进入东北地区的绅士阶级前列，他的儿子们年纪轻轻就死了，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15]

昂德希尔家族、安·奥凯利、约翰·弗莱尔和威廉·科茨沃斯都是经济大发展时期社会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他们每人都有必须具备刚毅、沉稳和机智果断等品格。他们经历的商业贸易形式，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几乎都已经被废弃，只在个别的其他地区还普遍存在着。卖东西的人把价位标得离奇的高，买东西的人又出价出得离奇的低，双方便开始讨价还价，按着商品的质量好坏、市场当前的供需情况来默算出到底以多少价格来成交才不会损害各自利益。等最终在价格上达成共识，双方才着手协商确定支付和交货的时间。尽管绅士们都觉得讨价还价是非常不合礼仪的事情，良好的礼数让他们完全将其杜绝，但讨价还价的现象几乎还是延伸到各种买卖交易中。1663年，塞缪尔·佩皮斯和他的一些朋友一致认为，在对待此种现象的态度上，他的同胞们应该学习一下法国人。法国人就从来不会“认为一个绅士或者任何享有荣誉之人在酒馆里为了一块牛肉而讲价是有失身份的行为”。

[1] Dekker，3，235－236.

[2] Muldrew，19.

[3] Burke，Popular Culture，39.

[4] Cooper，97.

[5] Owst，358.

[6] HP，Commons 1509－1558，3，124－126，127－128；VCH，Oxfordshire，6，295.

[7] Josselin，33.

[8] GL，MS 12，017，5.

[9] Ellis，Bold Adventurer，119.

[10] Two East Anglian Diaries ，204－208，245.

[11] Hanham，4－5.

[12] Field，Migration，33－36.

[13] Bedford Moravian Church，215－233（obituary of Ann Okely）.

[14] GL，MS 12，017，passim.

[15] Ellis，Bold Adventurer，passim；Hughes，North Country，passim.

第七章　灵光人士：信贷和金融家

佩皮斯和他的同伴应该都是用现金付账的，尽管他们完全可以让酒馆老板把当天的消费计入账单。如果老板得知他们都是经济上很有信誉之人，也一定会同意让他们赊账。关于他们的信息，只要稍微加以打探或者暗地留意下邻里间的传闻就能有所知晓。1712年发行的一本关于船运保险的册子和后来的一本小说，都推荐船舶拥有人应该去皇家交易所逛逛，看看自己的哪艘船应该上个保险。在考察各个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后，找出其中“最好的保险人”，便可以在交易所或者他们住所附近详细询问保险事宜。 [1]

任何形式的经济信贷都需要相互的信任，同时自己也要擦亮眼睛。为提高自己信用度而做出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18世纪最初的20年里，伦敦那些看起来发展最好的创业者中，就有多达15％的人面临过破产的危机。一些小企业也同样容易受损。1595—1599年间，肯特郡就有1/3的酒馆先后倒闭。想必是这些酒馆的老板在允许顾客赊账的问题上，有点儿太过大方了。在只有7500个居民的港口城市金斯林，平均每年就有超过200起债务诉讼。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些还是当地挺有名气的经商者，不过大多都是朋友凑钱又把他们保释出来。把朋友保释出狱并不是出于什么利他主义。因为破产通常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即其他的企业可能被迫付清之前的欠款，以减轻政府对他们经营状况的担心，伴随而来的，通常是那些企业自身信誉度的降低。1651年，外地的市场竞争也开始影响伦敦市的红酒消费，因此大量的葡萄酒商们手中资金匮乏，在支付进口商购买费用时，不得不“缓而又缓”。商业信誉整体上消失殆尽，越来越多的企业宣布倒闭。一个伦敦的红酒商人如是说，“万万不可轻信他人”。“埃利斯先生破产时欠下了近1.5万英镑，他本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的欠款连带了另外两名商人的破产，只要和他有贸易往来的人现在也都跟着玩儿完了”。 [2]

信贷是商业运作的润滑剂。金钱就像知识或者技能那样能够发挥很大的实际效能，因为资本是商业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几乎所有的人，不论他们从事哪行哪业，只要有多余的闲钱就会借贷出去，以便收取利息。中世纪时期，君主们在备战和战时会从贵族、牧师以及商人那里借钱，而较为富有的农民也会贷给穷邻居们一些钱。

商业支付通常都牵扯到信用问题。一旦卖方和买方商定了价格，就会定下支付日期并签下一定的合约。硬币流通越发缓慢，因为国家的经济运转中硬币的发行量总是不足，而且常常在流通中因磨损而导致价值低于面额。由于金属铸币的这些缺陷，人们对信用制度的偏好在各个社会阶层的财产遗嘱或财产清单中可以得到显著的体现。来自斯韦达尔的伦纳德·洛夫特斯——同时也在经营当地铅矿的畜牧商人，在他1560年过世之时留下的就是7英镑的铸币和来自其客户的价值300英镑的转让契据。伊普斯威奇的肉店老板约翰·丹尼，在1590年去世后留下了251英镑的遗产，其中有191英镑是别人还未支付给他的欠款。伊普斯威奇一名染坊工人在1602年去世之后，留下了20英镑“收债无望的借条”，而这笔款项差不多占了他生前总资产的一半。他肯定是在最近的经济萧条时期对当地布商的赊账行为有点儿太过迁就姑息。 [3]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高层次的经济领域中。一个叫威廉·特纳的伦敦商人在1671年从商场隐退之时，身上有70英镑的现金和2.5万英镑未被偿还的欠款，而这欠款的数目比他总资产的一半还要多。 [4]

商人和店主把信贷的权限扩大到同他们顾客之间的交易上，是全国性的信贷体系的一部分。雇主可以借钱给他们的雇员，也可以拖欠一定的工资。夫妻之间也可能相互借钱，而亲属关系的要义之一，就是要乐意、主动地借钱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有多余闲钱的专家、牧师以及商人，还会借钱给他们的朋友、同事，当然也会同样收取一定利息。土地拥有者则按照自己的地产价值通过一定的契约方式（即现在所谓的抵押借款，直到1925年才被认可为合法经济行为）来进行融资。仅1641年一年时间，121个土地拥有者就一共背负了150万英镑的贷款。 [5]

借与贷总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擅长计算而又简单率直的罗伯特·卡勒姆来说，这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罗伯特是萨福克郡某个家庭的小儿子，他家的富有程度介于自耕农和绅士阶层之间。1607年，他开始给伦敦的一名布商当学徒，之后的8年时间里，他把自己所得的哪怕是再少的钱都拿去投资。在一本小书中他仔细地记录了每一笔交易，截至1615年，他就为自己后来的事业积攒了92英镑。接下来的几年间，他又累积了更多的创业资本，一部分是工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其父亲的遗产分配，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是提前预支给他的。1616年，他获得了19英镑的利息收入，1622年涨到了22英镑，刚好可以支付他一年的生活费用。

节俭的生活和对借贷者偿还能力的良好判断力终于让卡勒姆开始了自己的纺织品生意。他的生意后来越做越大，很快就拥有了每年1000英镑的年利润。他的声望吸引很多年轻人争相去做他的学徒。每个学徒他都要收取80英镑的学费，但仍有11位商人乡绅认为此价格确实合理，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到这位杰出的师傅那里当徒弟。卡勒姆后来还在伦敦市政府中担任要职，尽管他在内战中倾向于国会一方，但由于表现一直比较平平，所以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又被授予了准男爵的爵位。在对资本能够高效致富这一点的认识上，卡勒姆与常人并无二致，但是他账目运算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所有资产和所获利润的了如指掌，却是惊人的出众。 [6]

尽管难以置信，但是当时很多商人的突然破产都是因为他们几乎对自己所有资产和所能承担的债务完全不清楚造成的。1727年，笛福敦促所有的从商者要对其资产运营进行系统的记录，以此来杜绝破产危机。他说：“一个生意人的账目册，就像基督徒的道义良知一样，需要永远保持洁净和有条理。” [7] 拉尔夫·乔塞林的账目就做得非常详尽全面，使得他能够结算出他在埃塞克斯郡的土地年收益以及他的个人总资产。他在日记簿中记下所有账目，其显示的充裕的偿还能力，让他能够长舒一口气。其1662年的账目中写着“今年的积蓄较去年又增了几英镑”，1665年的则是“今年的地产收入预计会有所增加”。 [8]

债务永远都是人们压力的来源之一。那个时候的文字记载了中等富裕人士们普遍关注的五个焦点问题，即他们的灵魂状况、健康状况、家庭关系、自身还债能力以及他们债务人的偿还能力。1647年8月15日，一个名叫亚当·艾尔的人在“仔细思量”自己所背债务之后，彻夜难眠。最后只能绝望地说服自己，要解决债务问题，最好放弃约克郡的农场，然后迁到伦敦“寻找新的机遇”。因为他之前跟朋友借了50英镑，并保证在一年之内偿还53英镑2先令6侏儒。这同时表明当时的一般贷款利率或多或少也有6个百分点。似乎这样的压力还不足够沉重，他的坐骨神经开始患病疼痛，他还经常觉得妻子穿着不够检点、有失妇道而和她口角不断。更重要的是，他把钱大把花在了跟朋友抽烟、喝酒以及参加球类赌博游戏之上。 [9]

这样的压力有时候真的会把人完全击垮。1693年，一个年纪轻轻的生意人就由于家庭的贫困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重荷而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辛苦地经营生意，维持我的信用，好让债权人察觉不到自己生意滑坡的状况……然而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神恩总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失望。”他最后得出结论，“可能是万能的上帝不太喜欢我，对我有所不满”。在这样的真情流露之后，他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10]

塞缪尔·佩皮斯在当公务员的早期，常常因借钱者还债能力的不确定性而担心不已。1661—1663年间，他把自己积蓄的一大部分——足足700英镑的存款借给了他的职权授予人桑威奇勋爵，并保证还能从侄子托马斯那里再要1000英镑借给他。由于没有还款保证，佩皮斯感到非常不安，但是桑威奇勋爵的代理人警告他说，爵士认为任何还款保证的索求都是“非常邪恶的行为”。佩皮斯于是选择了沉默。尽管那次的借款已经倾尽了他所有的资源，但至少也算是做了投资，能获得有权有势之人的偏爱，毕竟是后利无穷，即使当下处于近乎赔钱的状态。到了1665年初，佩皮斯在遭受了几次心肌绞痛之后，欠款终于偿付得差不多了，仅有250英镑还未到账。而那笔未偿付的资金对于当时的佩皮斯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当年年底的总资产达到了4400英镑，是十二个月前的三倍之多。其中有1/4是他作为海军部官员的津贴和酬金。那个时候，公务人员工资微薄，常常通过收礼和受贿来稍作生活补贴。

佩皮斯的年度结算总是能让他引以为豪。其稳定增长的年度盈余表明他是个有着“高信誉度”和“高身价”的人，而“信誉”和“身价”在当时的世人眼中几乎就是两个同义词。1666年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清早从自己在民辛巷的私宅中踱步而出，然后和他的一个雇员一起去市里的皇家交易所清算他及其太太还未收回的账目。到了那里，他把小伙计留下来跟自己的蜡烛供应商洽谈，然后只身跑去和两个认识的女人一起喝热酒酿。回家之后，他便开始在账目簿中记录下当年的最后一笔账目，并庆祝个人的胜利。“我所拥有的资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雄厚，”他在账目簿中写道，“我有着大量的银条银器，以后我的所有餐具都要换成银盏银盘”。 [11] 这样的自我喝彩方式，在19、20世纪取得同样地位的人们身上都展现得别无二致。

佩皮斯的那些银器十有八九是以某种信贷的方式购得的。统观他所在地区的个人财产目录，就会发现其他同样富裕的家庭都在以长期性的借债方式来购置物品，而且他们通过贷款而采购的物资价值平均占到了个人物品总价值的1/4，有些人这项比值所占的比例甚至还要高出很多。根据这些数字直观地推测，全国应该至少有1/4的中等富裕家庭都是在花着高于他们收入所得的钱。 [12] 因此在某人过世时对他流动资产的估算就很难做到准确，因为这样的估算难以估计此人未被偿还的借款以及应得利息，而这一项数目对于债权人来说又至关重要。毋庸置疑，一个人的债务情况可以衡量他的个人借贷信誉，也能够衡量他在社区中所处的地位。这些数字表明了“借钱”这一行为，在当时已经成了中等及以上阶层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保持自己的信贷能力不但是他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维持自己公众形象的砝码。

信贷本身也存在着危机。经世未深的新手很容易就被其深奥难懂的法律专用术语所欺骗。那些术语是信贷机制的组成部分，现在也是如此。米德尔顿的《米迦勒学期》（1607）中就描述了埃塞克斯一个叫“易信”的年轻乡绅接连被人欺骗的故事。那些人先让这个年轻人签订下一个价值200英镑的契约，然后又以“当下常规”的说辞，骗他加签了700英镑。于是，他就这么不知情地被签走了自己的所有继承财产。其他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通常都是因为错误的估算或者当时常见的个人放纵行为，比如说过度饮酒。在17世纪末，一个喜欢古籍研究的叫理查德·高夫的富农就详细探究了以上两种原因导致的经济没落，他考察了自己所在的希罗普郡密德尔教区的历史，并编写了一本地方志。

在那本地方志中，有个挥霍无度的名叫乔治·克莱夫的人。那人是建立东印度公司的罗伯特·克莱夫的远房亲戚，也是个“糟糕透顶的农夫”。他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土地用来还债，但还是因为实在无法还清而最终进了监狱。纳撒尼尔·利夫则是跟人借了20英镑来支付一座农场的租金，并用这个租赁契约作为还款抵押。后来因为实在还不起这笔债，被关进了监狱，他租用的农场也被移交到了债权人手中。威廉·希斯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个人经营着从妻子那里继承的农场，竭力维护这笔资产并把岳父大人当年欠下的债务抛诸脑后。他“想尽办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只为能够拖延债款”，最后还是依法缴纳了欠款和罚金，导致彻底破产；而弗朗西斯·劳埃德这个人，却是在变卖了继承所得财产来偿还父辈遗留的债务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勉，通过自己的节俭生活，不但收回了变卖的资产，还成了拥有多处地产的富翁”。其重振家业的传奇经历，比任何显贵的地位都更加让人称颂，因为“镇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节约俭省，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紧衣缩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13]

债务问题同样也会导致其受害者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滑落。德克尔的《咆哮女孩》（1621）一书中，有两个人在途中遇到了一个切烟草叶的妇人，其中一个说：“我敢肯定，她绝对是个出身高贵的淑女，一定是命运捉弄才让她在这里切割这些印度草叶的。”他的同伴评论道：“得了吧哥们儿，好多好女人都是这样的命啊，她们的丈夫一旦破产，不都得这样。” [14] 破产是可耻的，因为借款者的信誉依靠别人对他的信任和这个人本身的正直、诚实来维持。基督教倡导的美德之一就是诚实可靠，所以不仅在经济意义上，在道德和宗教上，欠债还钱都是一个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了还债的承诺，就是在上帝面前立下了誓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2年如此写道，“信仰和真理是社会的公约，尤其在考察人们是否最终能够如愿进入天堂极乐世界的时候”。 [15]

洛克当时正在从事有关利率问题的写作，那个时候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大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建立在人们互信的基础之上。经济形式的转变是商业活动日趋大宗和日益复杂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海外贸易的逐渐兴起。同时，也是1689—1697年以及1702—1714年间两次对法大战全面备战的需要。在前一次战争影响下，截至1695年，合资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100家。一些新经济领域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海运事业，人寿、火灾保险，股票买卖以及银行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伦敦，它们就是今天金融服务行业的前身。战备储资的需要促成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这个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了新政府的国库，控制着8％—14％利率的巨额社会融资。战时的国家性融资借款即是后来的“国债”，在18世纪对法国和对西班牙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后，其额度又进一步迅猛增长。国债债券面值的涨跌情况在各地的日报和周报中被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由伦敦统一印制，并由当时新兴的国家邮政服务发行到全国各地。因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亲身参与到国债市场的交易中去。

一个新的个人财富来源就此出现。股份的占有，不论是在国家储蓄还是贸易公司中都是一种像地产投资那样稳定有保障的投资方式。人们的金融观念开始改变。17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来自埃塞克斯郡霍尔斯特德的屠夫约翰·莫利，同约西亚·蔡尔德爵士签订了一份在附近公园内宰杀活鹿的合同。这个蔡尔德爵士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很有远见的生意人。同莫利会面时，他问及了莫利的个人现金拥有数，得知莫利有120英镑的现金后，他又问：“那你现在的生意需要多少运作资金？”“20英镑，”莫利回答。于是，蔡尔德立刻建议他把多出的100英镑用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以作为投资。这个屠夫心里暗想：“那我情愿多买几只肥羊。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不是和糊墙的破纸差不多吗？”不过莫利最终还是按照这个大人物的建议投资了那100英镑。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增值，这项在现在看来属于“内幕”交易的投资一年之内就给莫利带来了60英镑的盈利。 [16]

不论是通常的经济投资或者土地投资，都不能如此快速地赚取这么多的利润。所以不难想象，这样的高额回报确实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不过要想真正赚到钱，也绝非易事。这些投资者们需要来自一些新兴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些专业人士得在伦敦交易所或是附近的咖啡馆里打听各种小道传闻，潜心研究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预测市场走向。1710年，乔纳森·斯威夫特谴责了这些“灵光人士”，并怒斥了股票投机者的“奸诈狡猾”，因为他们靠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欺骗那些不知情的无辜者。 [17] 1720年的夏天，人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狂热追捧达到了顶峰，伦敦一家报纸将所有的股票投机者斥责为一群“一无是处的”只想毁掉整个国家的“寄生虫”。在那个“华丽泡沫”破碎，使得千万人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同一家报纸又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些经济预测人员都是自私自利的，并且对自己的卑劣行径造成的“惨剧”统统不闻不问。 [18]

不过，再严厉的道德谴责都没法遏制住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疯狂下注。就连斯威夫特本人在听说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之后，也投入了300英镑的股资，因为他预计股价很快就能飙升起来。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他在一周之内就赚到了5英镑。斯威夫特简直是在同他的对手调情卖俏。作为一名托利党人，他却以倾向于辉格党以及其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派联盟的“股份投资”来参与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活动。这份投资的收益越来越大，以至于斯威夫特自己也开始担心金融投资正在逐步取代土地投资。 [19] 他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1710年6月，包括东印度公司领导人在内的四个举足轻重的商业大亨联名警示安妮皇后，指出她一旦改选了内阁，那么信誉就会荡然无存，股价随之暴跌，整个英格兰银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20] 金融的巨大力量逐渐盖过了土地的价值，愤怒不已的斯威夫特替农村地区的保守党乡绅宣称：“我们今后的国家法律制订是要对英格兰银行和那个东印度公司加以控制，还是干脆在他们掌权之前就自觉把他们纳入王权体系算了？” [21]

而实际的斗争情况并不像斯威夫特预计的那么简单。商业和金融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国会，而且许多地方的大地主们都有自己的商业投资。1660—1690年间，差不多有9％的议会成员直接参与了一定的商业活动，而国会议员中53％的土地拥有者中，就有一半的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中有所投资。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来促成那些有助于国家经济繁荣的法律法规和财政政策的施行。1660—1714年间，就有超过600项的法案陆续通过，这些法案都一定程度地鼓励了财富的创造，其中的很多条都暗中助推着包括扩大港口规模，提升河运能力，改造利用湿地等“完善政策”的施行。对一项经济活动的促进也会带动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1692年促成格陵兰岛公司建立的法律宣称，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鱼油工业的巨大利益，能够给渔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为捕鲸船舰补给杂货和粮食的商人们带来更多利益。

笛福也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正确之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称是商业，而非传统认为的土地，构成了国家繁荣的真正来源。“一处庄园只是一个池塘，”他辩驳道，“而商业贸易则是一汪清泉，其永不枯竭的汩汩泉水，不仅能够填满池塘，保持它的充盈，还能够持续不断流溢出来，填满周围的其他池塘以及其他较低之处”。 [22] 他的结论也让他的演说对象，即那些“中等人士”非常满意，因为笛福指出了他们的抱负，他们的追求和事业是国家富强和繁荣的根基所在。这些人不但已经长时间地适应了信用体系，而且还抓住了新的财富源头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安全保障。有个叫理查德·哈尔索尔的利物浦船员，在他1731年去世之后留下的资产中，就有800英镑投资了英格兰银行。他曾盼着这笔投资能在自己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出海之前，给他带来一笔不错的收益，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后嗣留下更多的储蓄金。 [23]

[1] John，London Assurance，127n.

[2] Muldrew，200.

[3] Swaledae Wills，114－115；Ipswich Inventories，42－43.

[4] Muldrew，101.

[5] Muldrew，97.

[6] Simpson，passim.

[7] Defoe，Tradesman，1，57.

[8] Josselin，517，535.

[9] Yorkshire Diaries and Autobiographies，36，50，55.

[10] Athenian Mercury，7 November 1693.

[11] Pepys，2，61－2；4，199－200；5，174，359；7，425－426；8，487.

[12] Muldrew，117.

[13] Gough，85，131，185.

[14] Dekker，3，25.

[15] Muldrew，130.

[16] H.R.，French，61－62.

[17] Swift，Examiner，5－7.

[18] London Journal，13－16 July 1720.

[19] Swift，Examiner，6.

[20] HMC，Portland ，4，545.

[21] Swift，Examiner，134.

[22] Defoe，Tradesman，1，24.

[23] Anderson，Provincial，21.

第八章　多样的智慧：知识的价值与运用

只有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才能带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多样化的实现。从15世纪到17世纪，人们的读写能力得到了提升，且男性比女性提升得更快。虽然没有精确的指标来衡量，通过对一些署名文件的分析，我们依然能大致看出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例——尽管无法知晓他们读写的熟练程度。17世纪早期的格洛斯特是一个拥有5000人口的繁华城市，其中大约64％的男性和4％的女性受过教育。考虑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需要，所有的批发商和专业人才都受过教育。同样的，91％的绅士和70％—75％的自耕农、工匠和零售商也受过教育。在1663—1689年间，在达勒姆郡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所有的专业人才拥有读写能力，几乎所有的绅士和商船船长以及70％—85％的自耕农、工匠、店主都能读能写，更让人吃惊的是，技工和工人也拥有读写能力。在新英格兰，于1650—1670年签署的遗嘱显示60％的男性和31％的女性都识字。 [1]

这些数据表明，在17世纪的英国，至少有2/3的男性和不到1/3的女性有读写能力——这比15世纪的人数多出了一倍。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流畅阅读或者规范写作。阅读能力和清晰的书写在很多职业中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学徒身份契约会严格规定师傅必须对他们学徒的教育负责。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说，一名能读懂文字的人远比那些不懂读写的人更有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所涉商品价值超过十英镑的销售都要有文字记录，从事国内和海外贸易需要使用大量的文件，而店主和工匠们也会与他们的顾客们有信件来往。

那些需要对伦敦的穷人负责的商人对此很是欣赏，因为在那些穷人中有很多有潜能的学徒和技工。1699年，比肖普斯盖特区的律法规定：穷人家的孩子要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中间会有一个小时用于玩耍和学习读写。 [2] 这其中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穷人们能学到知识；二是他们能养成勤奋工作的习惯。此外，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市民们乐于看到的是，这些孩子们长大后能够阅读《圣经》。

让穷人接受教育会使他们更易于管教。1558年，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庆祝儿童节期间，一名扮演主教的教堂学校男学生在他的模拟布道表演中说道：“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年轻人彻底远离堕落和卑劣的行径”，使他们培养出“美好而高尚的言行举止”。 [3] 格洛斯特的孩子们都接受了有关美德的良好教育：城里有两所文法学校，男孩们会在那里学习拉丁语甚至希腊语，还有一些小型的教育机构会教4岁到8岁之间的孩子阅读。在每个阶段，学生们都会学习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其中的寂静主义——以使他们能更好地顺从和礼待比自己地位优越的人。

读写能力的提高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基督教教义，但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它的颠覆。1538年，亨利八世的大臣们在每个教区教堂都摆放了一本英文《圣经》。此时，一位来自苏塞克斯郡的保守牧师开始担心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一旦开始阅读《圣经》，就会引发一场关于神学的混战。他建议“那些持有《圣经》的屠夫、无经验者和工作拙劣的人”最好“把这本书交给我们这些已经学过《圣经》的绅士们”。 [4] 但对新教徒来说，这样的举动是神职者最糟糕的行为，因为它会阻止上帝向普通民众传授话语。两百年之后，一名圣公会教徒重述了新教的根本宗旨：印制发行英文版《圣经》，让人们拥有自我意识。在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普通民众……与非洲的霍屯督人和印第安野蛮人处在同一个水平；而他们的牧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只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信徒，才能培养出基于《圣经》而非圣礼之上的信仰。愚昧是迷信之父，没有通过不断阅读《圣经》所取得的与日俱增的认知和信念，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皈依基督教。

在课堂上，新教推崇的伦理观念倡导将功利主义的指导和简单的神学思想相结合，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如此。贝德福德郡梅波雪儿市一所由当地的两位女士资助建立的慈善学校开设了这样一个课程：在1698年，学校聘请了“格尼夫人”和“索勒夫人”为6个贫穷的女孩和6个贫穷的男孩上课，根据教学效果给两人发工资；其中一人用了十周时间教一个男孩阅读，并拿到了3先令4侏儒的工资。每周日，学生们都会学习圣公会教义问答手册，而平时的阅读课都是以《圣经》为教材。女孩们会使用由理事们提供的纺车以及父母提供的亚麻和纱线来学习纺纱和针织。 [6] 这些技能会让她们以后成为好的家庭主妇，或者以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纺织厂工作来贴补家用。

梅波雪儿妇孺学校是成千上万所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类学校的一个典型。很多学校接受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一位名叫约翰·弗雷特韦尔的木材商的儿子，在去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之前，就是在当地的妇孺学校开始接受教育的。在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他用了五六年时间熟读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1713年，当他14岁时，父亲将他送去一家位于庞蒂弗拉克特的商行学习数学。在他父亲看来，阅读、写作、对古典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的熟悉以及基本的运算能力“对于他来说是应该掌握的，也是确实可能成为他未来的专业方向之一。 [7] ”

对待学习的态度是检验地位等级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当他购买了一处房产之时，老弗雷特韦尔或许会重新考虑对儿子的教育态度。因为对于贵族们来说，教育既具有装饰性质，也有使用价值，因为社会惯例要求绅士能展现他的学识、才智和品位。对于那些需要在社会上开创一片天地的人来说，尽管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都侧重于学习抽象的知识和精确的语言，但从本质上来看，学习还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奋斗和意志造就成功——这两者对于年轻人来说都非易事。花上几个小时来记忆拉丁词汇、翻译文本既需要毅力也需要聪明才智，难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男学童几乎是硬拖着自己去上课的。这些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年轻的学者们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思考，怎样精确优美地写作；通过对古罗马作家们的学习研究，他们得以见识他人的思维与构想。而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会受到古代的哲理和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对于公共职责和爱国精神的认知。

诗人罗伯特·格林（约1560—1593）的父亲非常认同这些思想。他是英国诺里奇人，“在他的教区有个办公室，常常穿着狐皮长袍正襟危坐，好像自己是一个品行端正的自治市议员”。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学习能够变成“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这也算是对他在垂暮之年的一种慰藉”。但是一切都变得很糟糕：格林去了剑桥以后，把时间都浪费在“和那些与自己一样放荡而巧舌如簧的公子哥们鬼混上，从而消耗了自己的青春”。这是为很多父母所忽视的大学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危机。 [8] 和其他与其地位相仿的人一样，老格林认为教育是一项能帮助他儿子飞黄腾达的投资。

小格林在剑桥的学习经历也使他成为一名绅士——因为按照约定俗成，任何被剑桥或者牛津大学录取的人都被认为具有绅士身份。这一观点是另一名剑桥学子克里斯托弗·马洛在《爱德华二世》中提出的。当时，办事员鲍尔多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的名字叫鲍尔多克，我是一名绅士，

我在牛津摘得这个头衔，不靠盾形纹章证明。

格林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学界过着一种不太稳定的生活。如果他是另一种性格，他可能已经进入某个专业领域或某种贸易行业，成为“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而使他的父亲感到喜悦。

那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保持甚至提升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父亲们有着和老格林同样的专注，同时代的那些遗嘱能反映这点。1523年，约克郡一位名叫马默杜克·康斯特布尔的律师地主，嘱咐他的妻子要让他们的大儿子詹姆斯先完成中学学业，然后把他送到律师学院由他的伯父监督学习。他为小儿子准备了100英镑帮助其“成长”，其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教育方面。大约百年过后，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斯宾塞的绅士，嘱咐他的遗嘱执行者让他的二儿子“接受适宜的教育，将来做商人和签约学徒”。 [9]

穷人不太会对教育有所重视。对他们来说，孩子是现成收入的来源，而不是对未来投资的对象。劳动工人的儿女们一旦在体力上可以接受有偿工作，很快就会成为被剥削的资源。梅波雪儿妇孺学校的理事们责成学校在仲夏节到米迦勒节之间必须放假，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能帮助他们的父母收割庄稼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特赖恩——拜伯里织工的儿子，在描述他17世纪40年代度过的童年时，这样回忆道：“父亲让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纺纱和梳棉，我非常勤奋很快就能应付自如，到了8岁那年，我甚至一天就能够纺4磅的［羊毛线］，一周赚2先令。”几年之后，特莱恩又成为牧羊少年。但是在13岁时，他开始意识到“阅读学习的众多好处”，为此购买了一本识字课本。他进步飞速。在领到作为酬劳的两只羊之后，他把其中一只送给了一位“教授一些穷人家孩子阅读写作的跛足青年。” [10]

受教育者往往会嘲弄未受教育者。未受教育者们在社交上表现出来的失礼和粗俗举止，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肯特郡昆伯勒市市长告诉伊丽莎白一世：“当西班牙人瞎挑战您的威严时，他们准是靠道听途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之后的一代人中，有人嘲笑那些会问“圣保罗大教堂是英国建造还是从海外购买的”的乡下人；一位因导致一个女孩怀孕而被地方法官指责“玷污了她的床帏”的有妇之夫，在审判过程中插嘴道：“先生，您搞错了……这里哪有什么弄脏床的事，我们是在田间做的。”

有时候这种情形会颠倒过来。“来自苏塞克斯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就愚弄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律师。当后者问乡巴佬谁是他的“匿名合伙人”时，他装糊涂道：“那个人叫玛丽，我的妻子。” [11] 那些“粗人”（这个词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专门用来描述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天真和愚蠢常常让有教养和久经世故的人们忍俊不禁。他们至今依然如此。人们继续嘲笑着这些特质，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特质一直都是身份的指示牌的原因。

教室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场所，在那里学生不得不遵守时间规定并服从尊长的命令。而这两样其实都不受学生欢迎。16世纪早期，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拉丁语翻译课上，学生和校长之间的一段对话反映了两者之间无法避免的紧张气氛：

我父亲把我送到这里来学习语法，以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三年就绰绰有余了……”“适可而止吧，你这个任性的家伙，别再抱怨这些了，你人都在这儿了……虽然你之前是跟着妈妈长大，可以任性妄为，但是我建议你在这里要收起你的任性，否则，你今后可有的抱怨了。 [12]

倔强和不听话的学生常常会挨打。因为教导与惩罚是分不开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校长的形象都是挥舞着一束桦条教鞭。在波士顿、舍伯恩、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诺里奇教堂保存的15世纪制造的教堂座椅托板上都出现了牧师们狠揍弟子们的光屁股的画像。

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的课程来说，体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记忆拉丁词汇、掌握句法以及将所学运用到翻译中，这些训练动辄就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中世纪晚期在学生们必须要译成拉丁语的句子中，很多蕴含了道德寓意。这些句子有：“脚踏两只船，终有落水时”、“出身良好的孩子要彼此忍耐而不能像泼妇那样彼此责骂”、“我没有钱能用来花销了”以及“孩子们列队而站。有人站的好，有人站的不好，这是因为大家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这些句子也提醒我们，免费学校招收学生是不计较他们父母的背景的。 [13]

在16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到了英国的各个领域，于是教学大纲也有了变动。尽管英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施行全国通用的课程，但往往所有的文法学校都将古典时期拉丁文作品作为教学重点，还对那些目标是进入牛津剑桥和可能取得神职工作的学生开设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课程。罗瑟勒姆文法学校校长乔治·胡尔所遵循的教育机制和他的学术价值观都具有典型意义。他为学校老师撰写的指导手册——《助理教师的职责》（1659）对此做出了概述。在七岁或八岁的时候，新入学的男生需要开始背诵单词以及语法规则。这样一来，在他“心智刚成熟的”的随后一两年时间内，他就可以全神贯注地练习散文和诗歌的翻译了。为了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学校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翻译萨卢斯特、李维以及塔西陀创作的那些“精妙绝伦的演讲稿”，并将译文大声朗读出来。胡尔注意到，这些训练大大激励了那些“性格最害羞和前途最黯淡的学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胆量和恰当的手势在发言上赶超同伴”。 [14]

学校并非只有刻苦学习。塞德伯文法中学的学生们回忆起吉尔伯特·纳尔逊时，都说他是“非常亲切有幽默感的人”，他“充满风趣的讲解”使那些“学习能力较弱的男孩们”也能理解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 [15] 学校也有难以相处的人：1710年，一对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中学上学的兄弟抱怨教师詹姆士·帕金森“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另一对兄弟抱怨他“苛刻无情”。这四人的父亲们后来都给他们办了转学手续。第五个学生，已然是已经掌握了想要待在这里或其他学校都必须掌握的斯多葛学派精神，注意到帕金森的“脾气并不比其他学校的教师更乖戾”。 [16]

尽管塞德伯和爱德华国王中学都是为当地居民开设的免费文法学校，但是还是很快吸引了不少寄宿生。这些学生的父母会为自己的子女支付住宿费用，有时也包括教学费用。每逢忏悔节，在塞德伯上学的男孩们会花费五先令到一英镑购买例行礼物赠送给他们的教导员，这样做能使后者的年收入增添至30英镑。在18世纪早期，贝德福德郡在那些面向穷人的“免费”学校中任职的教师们会向家境富裕的学生每周收取4便士，同时也接受教学小费。 [17] 收取学费并不代表学校具有社会排他性。相反，它反映了学校的学术声誉，像那些把子女送进塞德伯和贝德福德郡学校的父母，都是期望能保证孩子接受最便利的教育。如此一来，当地劳动者、技工、店主、专业人士和商人、自耕农和绅士的孩子们都能在文法学校里互相切磋学习了。

当时开设的各类学校都很随意地分布在各地，孩子们不得不被送去寄宿，或者返往好几英里去学校上学。于1503年去世的罗杰·韦克是北安普敦郡布利斯沃思虔诚的乡绅，他在当地资助建立了一个学校。到1547年，这所学校已经有30名正式注册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每周日有200位领圣餐者的教区，这些学生应该代表了该教区的所有儿童。 [18] 在18世纪早期的安多弗开设了足够多的学校。这个大约有6000名居民的小镇享有一所拥有30名教师的公立学校以及两所招收了64名学生的慈善学校。相比之下，拥有1700名居民的福丁布里奇却没有开设任何学校，吉尔伯特·怀特的家乡、拥有500个教区居民的塞尔伯恩也没有学校。 [19]

这些差异的形成都是偶然的。可能哪个城镇或者乡村正好有一个或几个知名人士资助建立学校，而其他的地方却缺乏这样的人。1717年，在贝德福德郡的梅尔克布恩，来自当地的一位土地所有者——圣约翰勋爵出资让一位寡妇教授五名穷学生一些基础课程。与梅尔克布恩所在同一郡的巴顿市孩子们是跟着来自附近教区的一个贵格会教徒学习英文。而比林顿市的孩子们则在一个“穷女人”那里学习。 [20] 圣约翰勋爵向女教师支付津贴可能是一种出于虔诚的行为，可能他希望她的学生们将来能够阅读福音书。或许他也可能想通过为穷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整个民族利益的增长，因为人们认为鼓励学习会带来普遍效益的想法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1406年国会就已经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人……无论何种身份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在他选择的学校里为儿子或者女儿们取得受教育的机会。 [21]

按照法律规定，师傅们如果招收了不识字的学徒，就需要教他们识字。他们还必须对学徒们加以道德约束。这些道德约束包括禁止乱伦和赌博，霍格斯画中的“懒学徒”就在教堂的墓地中实施了这一恶行，而他“勤勉的”同伴则在教堂里做着礼拜。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生活经历所做的类比暗示了学徒机制具有双重目的：它既带给那些天生任性的年轻人纪律约束，又通过提供称职而能自食其力的工作团队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出于这些因素考虑，国家对学徒身份机制做出了严格规定，并且一有时机就鼓励父母们要为他们的儿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正如一个具有等级体系的社会所能预料到的那样，国家试图只允许那些富人的儿子们进入最能赚钱的行业领域当学徒。根据1563年出台的《学徒法》，在城市和自治区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只能接受拥有价值两英镑的不动产所有者的儿子作为学徒；而在其他城镇，拥有价值至少三英镑以上的“地产”者的儿子才有这样的资格。法令允许集镇的批发商招收技工的儿子为学徒，而诸如修桶匠和砖瓦匠之类的工匠们，可以招收那些父亲没有财产的孩子为学徒。那些不听从父亲或拒绝拜师学艺的年轻人会被囚禁起来，直到他们屈服为止。

经济上的约束可以加强法律上的约束。只有经济条件好的那些人才能负担得起生意红火的经营者们收取的学徒费用。在18世纪早期，牛津的平均学费是12英镑，有两位绅士分别付给一个蜡烛出售商和女帽贩卖商35英镑和60英镑作为他们儿子的学徒费用。这些金额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制造产品相比，销售商品能产生更多的利润，因此学徒契约的费用多少可以衡量一个学徒未来的赚钱能力。父亲们要为跟从织工、车轮制造匠和烟斗制造商学艺的儿子们缴纳五英镑的学费，偶尔也会少交一些。 [22] 对亲戚们的收费会有些减免，有时甚至分文不取。私人慈善机构会试图通过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学徒费用以降低他们进入这些领域的门槛。政府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例如，通过鼓励地方官员和管理穷人的监工赈济教区，为当地的孤儿和私生子支付学徒费。

在霍格斯所画的“懒学徒”所用的织布机旁边，搁置着一本似乎被遗弃的书或小册子。他究竟读了些什么呢？结合他的性格考虑，八成是些娱乐性质的，可能比较粗俗下流，甚至包括一些色情的内容。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报刊数量相当的多：1719年，一个伦敦的书商出售了一些关于“交媾中断”、“阉人状态”和性无能的书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居然还有《论鞭打治疗梅毒》的专著。 [23] 相较之下，一位更为传统的伦敦书商威廉·萨克雷的品位要好很多，他也给在小城镇和乡村中走街串巷的经销商们供货。那些书的书名都很好地显示了当时的大众口味：有21首关于罗宾汉的歌谣、《快乐小书》（一些笑话的集锦）、亚瑟王和古典时期的传说、爱情故事、情景剧、罪犯的忏悔录以及一些关于虔诚的文本。 [24]

这些书籍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市场，而随着具有识字能力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这个市场也日益壮大。从地位中等和低等的人士所读的书目判断，尽管那些题材严肃、宗教意义浓厚的作品有稳定的市场需求，但是很多人读书还是为了娱乐。作家、出版商和书商们很快就开拓了这个新的市场。在拒绝了圣公会教会的职位后（那是家人强加给他的），约翰·邓顿（1659—1733）成为大受欢迎的出版商。作为一名天生的企业家，他把读者群定位为工匠、技工和仆人们，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描写性爱的廉价书和描写悲惨遭遇的宗教读物。

在17世纪90年代，邓顿把事业重心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大众新闻上。他创办并编辑了一份名为《雅典公报》的月刊，很快该刊又以《雅典信使》之名重新出版。其主要特色是“由那些头脑聪明的男女提出一些有水准且令人好奇的问题”，而邓顿和他的工作人员负责结合各种常识和老生常谈的宗教教条来回答这些问题。其中也涉及一些有关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但是它们的数量远不及那些来自读者的关于道德和性爱困惑的问题。邓顿首创了“知心大叔”这一答读者信的专栏，事实证明这个专栏非常成功并很快被其他报刊所效仿。有家名为《邮递天使》的竞争对手，在1701年把自己吹嘘成“全方位的娱乐大报”，其内容涵盖了新闻、讣告、对“一些潜逃犯”的描述、关于一些诸如异教徒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的回答以及有关“两性关系”的答读者问专栏。 [25]

《雅典信使》和《邮递天使》的读者群体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1693年，在《雅典信使》那些为他们的个人问题寻求答案而来信的读者中，包括一位拥有“良好家庭”出身、父母双亡而不得不靠辛勤工作维持生计的女孩，一位想寻觅爱侣的“有房”单身汉以及一个成天担忧自己会破产的青年零售商。《绅士期刊》则把目光投向了“国家层面的那些绅士们”，当然也包括那些希望被认作是绅士的人。其1694年一月和二月号选择性地发表了一组关于时事、历史、哲学、科学（有关巴黎科学院对毒蛇进行的实验）、数学和诗歌的文章。通过这些期刊，住在边远地区的男人和女人们能了解到那些在大都会沙龙中讨论的话题。因为此刊还会刊登珀塞尔和约翰·布劳最新创作的音乐和歌词，读者们通过演唱这些伦敦时下风靡的歌曲，可以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周刊和月刊其实是一次具有革新意义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标志着国家新闻出版业的诞生。人们不断增强的读写能力以及对可靠而频繁的商业信息的需求是其发展的关键元素。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报纸的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很多报纸在伦敦印制发行，但由于新的邮政服务的开通，全国各地都会拥有读者。新出版的读物反映了贵族们和商界人士的兴趣和关注焦点。报纸会定期向对外贸易商提供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外交和军事事件的有价值的报道；也会发布一些商业信息，包括当前的股票形式和商品价格、海难消息、商船进出港信息以及货物销售广告。

读者也会读到一些后来成为英国新闻报道主打的内容：社交绯闻、丑闻、讽刺作品、罪案报道（特别是关于拦路抢劫）和耸人听闻的凶杀。1701年4月，《伦敦邮报》刊载了关于一名来自汉普郡的新婚铁匠如何杀害了他的妻子而后肢解并烧毁了尸体的报道；而英国人对恐怖剧式的罪案的痴迷甚至可以追溯到三个世纪以前。在战争时期，报纸上会刊载关于陆地和海上征战的报道，信息来源往往都是一些官方通讯。这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增强了在整个18世纪肆意膨胀的国家优越感。虽然到了18世纪20年代，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会在单张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竞选宣言，相比现在，当时关于政治的新闻要少得多。在这之后出现的是那些揭示了人类欲望、焦虑和轻信特质的信息内容——广告。以下两则广告可能最具代表性。第一则是来自1693年的宣传广告，它对“威尼斯洁面乳”的使用者承诺说，他们的皱纹和雀斑会在其精神恢复活力的同一时间消失；第二则来自1701年，号称只需几个先令“淋病梅毒就能药到病除”。 [26] 如果这个秘方不起作用，没有关系，药剂师和医生们还推荐了很多其他的方子。

自1695年以后，新闻界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受到国家干涉。总是有不少记者会跟着政府的调子走，或源于自身信仰或为了寻求褒奖。在18世纪，编辑和那些想要钳制报纸言论避免自己遭受批评和讥讽的大臣们之间冲突不断。1738年，当人们开始担心报纸会被迫接受官方监管时，至少有一家报纸宣称：独立的新闻界是一个国家自由的基石。 [27] 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最终被成功普及。

从中产阶级演变的前景来看，单张报纸和期刊的急剧增长有着深远的反响。截至1714年，英国每年销售报纸250万份。这些报纸为整个国家提供了消息灵通的政治辩论的基础，加快了各类创新的传播，推动了思想的自由和快速的传播，并为民族信念的形成做出了贡献。1711年3月，当理查德·艾迪生听说他每隔一天出版发行的短文仅在伦敦的销量就已达到3000份时，十分肯定了报纸提供信息和刺激消费的作用。他设想自己是从神那里获取了哲学思想“来人间居住”的苏格拉底第二，还自豪地声称，他是在将哲学从“书柜、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出来而后安置在“俱乐部和会场、茶桌旁以及咖啡馆”。

[1] Clark，“Ramoth Gilead”，266；Houston，241；Pearlman and Shirley，51.

[2] Spufford，413.

[3] lngram，Reformation，53.

[4] Haigh，151.

[5] Gentleman's Magazine，May 1737.

[6] Bedfordshire Schoochild，34－35.

[7] Yorkshire Diaries ，188.

[8] Greene，19.

[9] Testamenta Eboracensia，5，167－168；Quitt，640.

[10] Spufford，416－417.

[11] Universal Jest er，147；Joe Miller's Jest s（1739），40；Joe Miller's Complete Jest Book（1832），132；Thomas ，TLS，21 January 1977.

[12] Orme，145.

[13] Orme，83，107.

[14] Early Yorks.Schools，2，224.

[15] Early Yorks.Schools，2，385.

[16] Records of King Edward's School，81，85.

[17] Early Yorks.Schools，2，427；Bedfordshire Schoolchild，25.

[18] Leach，152.

[19] Parson and Parish，9，59，116.

[20] Bedfordshire Schoolchild，13，16.

[21] Barron，139.

[22] Oxford Apprentices，59－64.

[23] White-hall Evening Post，7 March 1719.

[24] BL，Ragford Ballads，2，10.

[25] Post-Man，25－27 March 1701.

[26] City Mercury，13 March 1693.

[27] The Old Whig，Or the Consistent Protestant，12 January 1738.

第九章　虔诚的主妇：妻子和女儿们

乔叟笔下的“巴斯妇人”艾莉森在祈祷中结束了她的故事：

希望基督耶稣把

温顺、年轻、活力充沛的丈夫们送至我们的床，

并在结婚时赐予我们无穷的魅力俘获他们的心。

这几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与她同行的朝圣者们已经了解的她故事里所传达的理念：女人们最想得到的是对男人的控制力。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在故事之前艾莉森就做了一大段对她生活的辩护，还顺带提了一些对婚姻的大体看法。她对五次婚姻的回顾仿佛使用了某种特技，听起来就像是在进行竞选宣传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每次的婚姻中，她总是随心所欲，老和丈夫对着干。自始至终她都高举自己的“经验”来反对那些中世纪旧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祖先的古训。与此同时，她又会厚着脸皮地引用过去那些与她意见吻合的“权威理念”。她的这一无礼行径惹恼了天主教的修士们，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牧师才配学习哲学和神学：

以天堂的名义，让我们把权利留给

那些传教士们和培养神职候选人的学校吧。

艾莉森的最后一任丈夫是一名来自牛津大学的文员，他应该会对这一点说：阿门（对啊）。他已经全盘接受了她说的那些具有惩戒意味的奇闻异录和教会如何看待妇女的学术性抽象概念的汇编。可能由于感觉比较迟钝，他在告诉妻子自己的所知时，历数了一连串关于那些任性且喜怒无常的妇女的故事，这些故事节选自《旧约》和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寓言。恼羞成怒的艾莉森从《旧约》中撕了三页下来，随即两人就扭打成一团。在扭打过程中，书扣到她脑部，结果造成了她局部耳聋。

艾莉森可能会成为这一时期取得社会中等地位的妇女们的临时代表，但她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尽管大部分来自文学作品的证据证明有不少同她一样藐视成规及其理论观点的妇女，但她的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我们无需对艾莉森的身份有所怀疑：她有两任丈夫都非常富有，足以让她过上舒适的生活。她穿戴考究，在当地社区有令人羡慕的地位，也有足够的财富支撑她踏上旅途遥远且开销不菲的朝圣之旅前往罗马和耶路撒冷。她是位富有的寡妇，只因为如此她才能够挑战正统。

女子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是由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等级决定的，她也希望能够从同等和低等地位者那里得到男性所享有的尊重与敬佩。对于这一点，女性的重视程度和男性一样。17世纪早期，贝辛斯托克的教堂里上演了一起怨恨深重的诉讼案件：在一场扭打之后，一个暴发户绅士的妻子把自己推到有着古老的家族血统的妯娌前面。 [1] 这次起诉是由她的丈夫及其兄弟发起的。根据法律规定，女子在婚前由她的父亲监护，婚后则由她的丈夫承担这些父权性质的责任。结婚协议允许妻子可以自由支配她作为嫁妆的那笔财产，但其他的一切都归她的丈夫掌管。在服从丈夫的条件下，妻子有权处理他们自己的家庭事务、监管日常财务、调教子女和仆人。丈夫过世后，她可能会作为丈夫遗嘱执行人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履行家庭职责。

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妻子会料理他的事务。当自己的丈夫约翰身在伦敦的时候，玛格丽特·帕斯顿就接管了他在诺福克郡的房产。她向律师和租户们磋商解决问题。在1450年和1470年，她还两度指导了对她丈夫名下的房地产——格雷沙姆庄园和凯斯托城堡的保卫工作。在格雷沙姆庄园被包围之前，她就积极订购弓弩并指导仆人们如何加固门道。在她的私人卧室被毁、庄园遭袭之后，玛格丽特在抗议下被驱逐。从她的信中可以了解到，这位头脑灵光、刚毅且忠实的妻子在她的婚姻中以强势的伴侣形象出现，同时，她也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开拓进取的那代人的中流砥柱。

巴斯妇人无疑介入了商业活动，因为乔叟指出她的布料的质地可以和佛兰德出产的相媲美。不过，我们无法知晓她到底是在进行自主加工还是在经营从她某任丈夫那儿继承来的生意——每个阶层都会有类似的安排。1534年，来自林肯郡卡尔顿市的约翰·韦斯顿在他的遗嘱里提到，一旦他妻子放弃管理权，他的“一大群”犁牛就由大儿子继承。显然，这个农场由丈夫和妻子两人共同经营，就像一家合资企业。在萨福克郡的邓威奇，船主的妻子和深海渔民的妻子会酿造啤酒以添补丈夫的收入，像这样的做法随处可见。 [2]

不论妻子能否在自己丈夫的事业中取得大的成就，从法律意义上讲，她仍然受制于后者。她这种处于劣势的地位，有如社会的整体构造，完全符合《旧约》和圣保罗的书信中所揭示的上帝的旨意。《旧约》中，女性往往被描绘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之源，她们的道德意识淡薄而情感变化无常，还勾引男性脱离上帝和他的法规。正是夏娃的弱点（“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促成了亚当的犯罪和人类的堕落。中世纪的评论家们为了对事实进行有目的性的歪曲，指责是拔示巴勾起了大卫的欲望，他们把大卫的罪孽归咎在她的身上，称她是丈夫行凶的帮凶。罗得的妻子也步了夏娃的后尘，因为不服从丈夫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并因此受到了惩罚。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后人虚构的诺亚的妻子：在15世纪上演的一些宗教神秘剧中，她被描绘成泼妇。 [3] 她对丈夫的天赋神权不屑一顾的表现，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笑料，同时也提醒人们使徒保罗关于基督徒的妻子要服从丈夫的戒律。和《圣经》中的妖女厉妇形成有教育意义反差的是圣母玛利亚，她是纯洁与温顺的美德的代表，也是所有女性的楷模。

尽管女性具有瓦解道德的能力，但她们依然是基督教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很多修女一生未婚，终日祈祷、沉思并以女教师的身份行善。虔诚的寡妇可以成为誓约者，做到遵循女修道院的行为规范并终身向善。成为一名虔诚的妇女，她们需要克服被人们假想的来自夏娃的色欲，同样还要继承来自夏娃的儿子塞思的温顺。光明谷修道院的圣伯纳德这样告诫那些打算遁入修道院的妇女们：“贞节止于奢”。

教会为仍在社会上生存的妇女们找了很多活干。许多教区教堂的清洁工作都由妇女协会的成员代劳，此外，她们还会通过募捐进行教堂修缮和装修工作。在1469—1472年间，鲍德明市的一个童贞女协会为教堂的重建募到了2英镑。1497年，萨福克郡沃尔伯斯威克市的主妇们募集了超过10先令的善款，为教堂制作了一扇新的彩色玻璃窗户和一个绘制亨利六世（当时是一名圣徒候选人���画像的镶板。 [4] 募捐活动是社区舞宴狂欢的大好时机，妇女协会的成员们往往带着社交满足感走在教会的游行队伍中。毫无疑问，她们会穿上“最好”的礼服、束起腰带并戴好头饰——往往是在妇女的遗嘱中特别叮嘱传给长女的珍宝。

妇女们为了教会的利益出入公开场合是得到认可的。但是如果她们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喜好而这样做却不被允许——尽管“巴斯妇人”强烈声明道：

我们不能爱上一个连我们去哪都要管的丈夫。

我们喜欢逍遥自在。

一本15世纪晚期问世的名为《好太太的育女经》的婚姻指导手册的作者提出，这种希望像“野鹅般”四处游逛的欲望必须得到遏止。那些将买衣服的钱挥霍在小酒馆里、在诸如摔跤表演的街头娱乐活动中大抛媚眼、喜好四处游逛的妻子被他描述成“妓女和癫婆”。 [5] 他认为一个冲动而恬不知耻的妻子一定会走入歧途，倘若她本来是有着优越社会地位的女人，也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地位而堕落到妓女层面。巴斯妇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在她的某任丈夫去伦敦出差时，她就出去到处溜达，找人瞎扯聊天：

对我来说这些更有趣，我只是说

这种去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乐趣

尤其是对着那些神气的小伙子们……

这段关于独立的宣言也是一部法国滑稽剧的主题，该剧本被译成英文时采用《约翰，身为人夫的约翰》为书名并于1533年首印。本剧讲述了一位拒绝接受那些关于完美婚姻的指导手册（如果她已经读过它们）的妻子庸俗而闹剧般的故事。她声称：

应该赋予女人出去游玩的权力，

让她们去镇上待上一两个小时。

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零售商或者工匠，非常反对她像头“乳猪”（这个比喻被常常用在不安分的妻子身上）一样四处游逛，试图靠殴打来管束她。于是，她拿纺线杆当武器进行反抗，而丈夫也开始担心他们的争吵会降低他在邻居中的地位。因为人们将吵闹视为是下层阶级的行为。对于淫荡行为亦是如此。约翰更是被妻子的忏悔神父弄得焦头烂额，因为后者“会在床上给予信徒赦免”，有谣传称他是个“妓女贩子”和“妓院的常客”。

猥亵的诙谐言语会引起人们捧腹大笑，但它还有更阴暗的一面。那些被带上绿帽子和无法约束自己妻子（通常都是一回事）的丈夫们都会遭人奚落，并且被认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在这个世界中神的秩序已经被颠覆。夫妻间的对抗是教堂座椅托板雕刻匠们的常用主题，很多例子显示，妇女在其中占了上风：在伍斯特郡的大莫尔文镇的一块托座上，一位妻子正用一柄纺纱杆猛击她的丈夫。厨房绝对是提供武器的好地方：在柴郡的楠特威奇镇的一块托座上，一位妻子正挥动着长柄勺（来对付她的丈夫）；而在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镇，一位妻子则挥动着木勺。

同“巴斯妇人”一样，滑稽剧《约翰，身为人夫的约翰》中的妻子把自己的委屈和冒险经历秘密吐露给了她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邻居——“喜欢八卦的玛格芮”。鉴于流言蜚语的流动性很强的本质，约翰很可能因为妻子的缘故而遭受进一步的嘲讽，而他的名望也会更加江河日下。

塞缪尔·罗兰兹的喜剧《八卦共聚成欢乐》（1602）的主题是关于为男性戏迷们服务的3个喜欢八卦的女人们很私密而充满媚惑力的交谈。这三个人包括一名15岁的“少女”、一名已有小孩并偶尔帮丈夫看店的已婚妇女以及一个已经“把各路乐趣通通试遍”的寡妇。这三人都自称是“生于伦敦的淑女”。

心情舒畅的她们聚在一家酒馆楼上的私人包间内“像男人一般饮酒”，一品脱接着一品脱地喝那些“令人愉悦的酒”（红葡萄酒）。入夜时，她们又点了一些腊肠当下酒菜。但当她们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受到来自楼下那些男人们制造的烟味污染时，她们被激怒了。那位有夫之妇声称，她已经在家里实行了禁烟令，而且她不在乎丈夫是否会从她的气息中闻到酒味——摆明了要让观众们明白是谁在当家。渐渐地，话题转向了男人、爱情和性爱。她们高度赞扬了婚姻，还提到了一个关于未婚女子注定要将类人猿带入地狱的寓言：布里斯托尔大教堂1520年左右制作的一块教堂座椅托板上就雕刻了这个有些残忍的故事。随后，话题又转向了性幻想。那位有夫之妇承认说：

我知道那些美丽的荡妇都倾向

在心中藏匿着一些英俊的男子。

那名少女则幻想了这样一位阿多尼斯式的美男子：

我会有一个从头到脚都俊美的男人，

在他优雅的四肢中找不到任何瑕疵

他的双腿把靴袜都衬得优雅，

他英姿飒爽地把剑贴在身旁：

有了这样的他我会心情舒畅，

我自会主动邀他，来我床上。 [6]

这样一番告白一定会让年轻的观众们热血沸腾。抑或是他们希望所有年轻的淑女都抱有这样的想法？

《八卦共聚成欢乐》属于那种经常以诙谐的口吻刻画某一时期当传统观念于妇女们不利而产生婚姻内部矛盾泛滥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和社会历史书的意义同等重要，因为剧中的三位主人公和“巴斯妇人”一样，身处会得到他人瞻仰的社会阶层。她们可是那些会聚集在维多利亚式会客厅和现代化茶室中品茶闲聊的受人尊敬但稍显羞怯的主妇们的开路者。《八卦共聚成欢乐》传达出的幽默之所以能被意会，部分在于观众们知道这些女性都需要维持一定的原则来辅助甚至提高自己丈夫的社会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得具备那些将言行举止作为社交爱好者首要特质的参考手册上给出的淑女必备素质：自律、端庄得体和为人谦逊。

比起阅读那些关于行为举止的长篇大论，下层社会的人民则更喜欢跟着自己的直觉行事。我们并不奇怪在社会地位和两性活动中会存在一种令人不快的相互关系。下层社会的人民除了吃东西狼吞虎咽，经常发生口角、弄伤自己、在街巷制造骚乱之外，还喜欢乱搞男女关系并言语粗俗。在17世纪，旧的“淫荡”一词已成为“庸俗”和“粗鄙”的同义词，被广泛地用于形容下等阶层人民。 [7] 在让角色们为磨坊主和地方官的“卖淫行为”进行辩解的过程中，乔叟观察到他俩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好——因为他俩都是粗野的村民。在社会阶层中越往下，滥性现象越显著。在14世纪的赫尔佐温，最高的私生率出现在最贫穷的农民之中。 [8] 在阶级的最底层根本毫无约束可言。一位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犯罪人群的分析师指出，这些人都在“尽情纵欲”中长大，而且从不认为这是有罪的。 [9]

上层社会人士向穷人们强行推行自己推崇的“言行举止”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对他们性行为道德观的纠正上。1529年伦敦当局发动了一次对“各类下流娼妓”的驱逐活动，这些人在遭到围捕后被“蒙上红色头罩，手握白杖”送进了纽盖特监狱。这场闹剧引来了一大帮“带着锅碗瓢盆敲打”的人群。 [10] 临时拿来充当打击乐器的厨房用具明显表明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些受人尊重的家庭主妇。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由清教徒发起的城市肃清运动也开始逐步加强。1572年，约克郡的教会委员们几乎要被穿过“圣诞国王”和他的“皇后”之城的游行队伍给吓住了（这曾是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举止粗放、非常无礼地”穿行在街道上，为了博得围观群众欢喜，一路上上演了各式“不堪入目的恶行”。 [11]

禁止此类游行是清教徒们于16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涉及范围更广的查处运动的一部分。在1649年和1660年间的政权过渡期间，这一查处运动进行得最激烈（也最不得人心）。教会和民事法庭加大力度找寻并惩戒那些通奸者以及私生子的生父。根据法律规定，教会要承担那些私生子的抚养费。然而，一旦找出他们的亲生父亲，当地官员就会责令他们出钱抚养孩子，从而节省了地方纳税人的钱。因为穷人们经常无法保障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而使得后者要依赖于贫民救济税，为此，一些清教徒竟然钻进了牛角尖，开始质疑穷人们是否有结婚的必要。 [12] 1589年，曼彻斯特一些“尚无男子对其进行约束”的未婚女性接受了城市权威机构的详细审查。人们认为某些从事诸如酿造烘焙类行业的女性将那些有家室的男子拉离了传统道德，他们还怀疑这些人可能是妓女。 [13] 对于取缔不负责任的性行为这一政策，夹杂着伦理道德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

试图传播具有敬神意义的禁欲福音的行为收效甚微。从被搬到法庭上的有关私生子和私通的案例数量可以看出，穷人们仍然草率地寻求着他们“古老”的追求乐趣的方式，和其祖先别无二致。比他们地位高些的人们也做着相同的事：关于男主人勾引女佣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充斥了肮脏故事和标榜男人们性能力的文化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阶层。1660年，塞缪尔·佩皮斯非常愉悦地聆听了泰晤士河船夫讲述的“淫猥”故事，其中包括一名女乘客要求和他发生关系并获得了“满足”。 [14] 和放屁行为一样，荤段子是当时笑话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一则可能把女听众逗笑而让男听众尴尬的笑话，它描述了两位年轻女士发现一位绅士对着墙撒尿的情景——这种情景很常见。在听到两人的笑声之后，该男子询问原因却被告知：“噢！先生阁下……我们看到很小的东西就想笑。” [15]

年轻的时候，艾萨克·阿切尔会觉得这种笑话很好笑。当时他是一个“粗鲁无礼而淫荡的”青年，会在果园里偷苹果还容易受那些“挑起情欲的妄念”影响。他的双亲都是清教的“忠实”信徒，想必曾对他失去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切尔被任命为了圣公会牧师（这激起了他父亲的愤慨）并在1667年结了婚。26岁时，他宣称“婚姻满足了我青春时期的全部欲望，使我那些放纵的想法都终结了”。 [16] 很显然，性幻想会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他所接受的清教式的养育方法使他觉得这些挥之不去的想法是罪恶的。

在将性犯罪妖魔化的同时，清教提出的伦理观强调人能否拥有高级地位取决于他们的自律能力。知名的伦敦药剂师托马斯·布尔沃先生是享有“诚实、忠贞和虔诚”声誉的一家之主。他觉得这一形容是个“好说法”。1622年，布尔沃无可挑剔的名望受到了他的前任女仆简·奈普的挑战。她声称他和他儿子都是喜欢召妓的浪荡子，他的三个女儿也是“喜欢涂脂抹粉”的荡妇。奈普说服了一个妓女朋友，声称小布尔沃是她私生子的生父。两人还召集了一些乌合之众在夜间袭击了这家人的住宅，往屋里投掷从街上找来的粪便和污泥。布尔沃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为此，他请求星室法庭为自己“充满爱与平和”的婚姻以及女儿们“清白”的声誉平反。因为女儿们都到了适婚年龄，如果她们被怀疑举止放荡或者是来自道德败坏的家庭，能够找到好人家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 [17]

在同时代的另一个案例中，威斯敏斯特一名酒商的女仆情妇把他的轻率之举透露给了他未婚妻的母亲，后者随即取消了婚约。在失去了500英镑的嫁妆之后，他娶了女仆情妇。 [18] 葡萄酒商可以迎娶他的女仆而不必担心来自社会上的诋毁。但是，一名清教徒牧师警告说，有财产的寡妇如果嫁给她的男仆或随从，后者很容易会招致非难和奚落。 [19] 伦敦出身良好的学徒们觉得自己当下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未来前景可能会被一首民谣所削弱。这首民谣是城里的妓女们为了感谢他们的关注于1672年写成的。这群年轻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写诗来回应：

你们该死的轻浮本性让你们不知廉耻，

你们满脸痘痕顶着浓妆站在自家门口

沾香搽粉不过是往所有的罪恶上涂抹。

众所周知我们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看不惯你们头上那些令人眩晕的装饰

我们知道时机来临时我们会成为主人…… [20]

社会界限和道德界限是相互契合的，而那些处在上层阶级地位的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需要依靠来自同阶层人士的评价，所以更经不起道德谴责。1693年，《雅典信使》的编辑警告一名记者，如果他和一名女子未婚同居的话，他的“名声”将会受损。人们不会在乎这对情侣是否忠诚于对方，“即便不可能是私通，也是个愚蠢的行为”，因为伤害会降落到他们未来的孩子身上。况且，这种结合也是非法和“不受基督教认可的”。 [21]

教会与政府大力支持婚姻。各个教堂举办的每场婚礼都公开宣称婚姻是超越自然的反响，它将神圣的权力和实用的价值结合在一起。从1660年英国国教以《公祷书》形式出台的教规中表明，上帝赋予了婚姻“基督徒和教会之间神秘结合”的象征意义。人们必须“抱着对上帝的敬畏之情，虔诚、谨慎、深思熟虑、冷静地”接受这个圣礼。“在婚姻中，人们被授予养育子女的权利”，“它将人们从罪恶中挽救出来，以避免通奸的发生。甚至于那些没有操守的人也可以结婚，使自己成为主的身体（教会）中贞洁的一员。”

婚姻不仅带给人精神层面上的安慰，还带给人世俗的益处。它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互帮助和相互慰藉”。新郎和新娘会基于这一点交换结婚誓言：她发誓要“爱他，尊重他和服从他”，而他发誓要“爱她，安慰她，尊重她和照顾她”。司仪神父接下来会为这对新人祈祷，要求妻子“要充满爱意与温柔，忠诚并服从于她的丈夫；在宁静、庄重与和睦中，成为圣洁而虔诚的主妇”。这些现在已经不怎么能听到的话，在当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通过传达人类彼此间与上帝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些话语碰触了成千上万男性和女性的私人生活。这些誓言极具重要意义，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个和谐而神圣的国家的基石和凝聚力。

这些连祷文可能出自克兰默或者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新教改革者们之手，但所传达的思想由来已久。《好太太的育女经》一书的首要理念就是“作为妻子的恭顺”：

你要爱他，尊重大多数世俗的事物；

你要温顺地应答他，不要像个泼妇，

这样你便能平息他的脾气，成为他最亲爱的宝贝。

合乎惯例的恭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婚姻是一种建立在情感上的相互合作，其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夫妻间相互的容忍和磨合。出于这个原因，婚姻指南上会给出如何培养友情、学会谅解和妥协的常识性建议。

埃德蒙·蒂尔尼非常反对妻子无条件地顺从丈夫。这是一名见多识广的绅士，曾监管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宫廷狂欢活动。他在《关于婚姻责任的妙语简述》（1568）中提出，完美的家庭和睦需要双方在兴趣和意愿中找到平衡。他说：“平等才能生发友谊”，并建议和劝告男人们对妻子要始终“和颜悦色”。丈夫们需要约束自己：“不得争吵、发怒和妒忌……因为妻子一旦萌生了恨意，就永远不再爱他了。”

我们无法确定有多少读者是打心眼里接受这些以及类似劝告的。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学习婚姻的艺术，夫妻们难免会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在16世纪下半叶以及17世纪期间，婚姻指导手册的市场不断膨胀。如果算上这些手册对家政管理以及公开场合的恰当礼仪的题外论述，我们会发现里面的条条款款都是专门针对那些绅士、商人、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妻子的。

自16世纪伊始，为这些人定制的黄铜像常常把他们和他们的太太们铸造成双膝跪地的形象，跟前的祈祷台上铺展着祈祷用书，儿子们站在父亲身后，女儿们站在母亲身后，全家人一起做着祷告。到了16世纪下半叶，这种描绘方式从黄铜像扩展到了石碑上。这一构想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宗教改革之前，私人的，也就是说个人的祈祷就已经日益普及。家庭会有每天例行的祈祷，有些家庭还会另辟一室作为私人的礼拜堂。宗教改革进一步证实了祈祷形式正朝着家庭敬拜方向发展，而清教徒们更是强调家族和家庭组合就是迷你的教堂会众。

清教徒牧师们用自己编写的婚姻手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力度。丹尼尔·罗杰斯教士的作品——《婚姻的荣耀：神圣、忠诚而贞洁的婚姻带来相互的荣誉与慰藉》（1642）的书名就清楚地告知读者们作者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内容。该书一开头就连珠炮似地反驳了天主教徒“把童贞看得比婚姻更重要”的言论，公开指责了那些通奸者和皮条客。罗杰斯认为，理想妻子是应该待在家中的，在那里她会一直保持活跃状态：“一个贞洁的妻子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系整个家庭、丈夫、孩子和仆人的安康，因为她认为这些都与她息息相关；而对家产的管理、满足的心态和对子孙后代的照顾也将她牢牢地拴在家中。”尽管很忙，这位妻子的典范还得克服内心的情欲和虚荣。尤其是，她必须经得起诱惑不去购买那些具挑逗性的衣服，“要憎恨所有该受诅咒的颜色……憎恨来自魔鬼的无花果树的叶子”。

在罗杰斯对天主教教义的所有冷嘲热讽中，他能接受的一点是：所有女性都保留着夏娃的性格特征。大多数新教徒也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一本1582年出版的针对女性的祷告指导手册建议她们在分娩前后都要做祷告。这些祷告中包括了祈求能够有忍受从夏娃那里继承来的罪孽所产生的极大痛苦的毅力。还有一则这样哀叹道：“我们的罪孽以及被玷污的本性，就像妇女经期的脏布条，要用儿子的血来洗净。” [22] 精神的净化会通过“安产感谢礼”来获得，仪式上，妇女会按照规矩被“洗去”由分娩带来的污秽。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早期。

由于他的读者有一些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和女性，罗杰斯也对跨地位等级联姻而出现的婚姻问题给予了一些关注。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婚姻非常糟糕，因为“把大小不一、体格不等、力量悬殊的家畜套在同一个轭上是非常有害的”。这个农场情形的类比是罗杰斯从约翰·费内爵士那儿借用过来的。后者在他的《佩戴纹章的绅士》（1586）中称这类婚姻好比“将一头干净的公牛和一头肮脏的母驴不搭调地套在一起”。 [23] 罗杰斯认为，性情和社会背景一样会造成夫妻配对失谐，因为“把穷人和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彬彬有礼者和刚愎自用者、慷慨大度者和吝啬鬼、贵族和平民、出入宫廷者和出入商店或马车者凑一块儿……实在太不协调，太令人厌恶了。”

生理上的吸引和爱恋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两点罗杰斯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尽管他认为“同情心或和蔼可亲的素质”极为重要，否则婚姻会变成“悲惨的束缚”。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性行为的目的是孕育后代，倘若认为其另有他用无异于异端邪说。1695年，当被问及男性和女性是否可以合法地避免生育时，《雅典信使》的编辑非常尖锐地回复说：圣保罗坚持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没有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权力。避孕这一概念“对于全能的上帝是骇人听闻的”。 [24] 人类应该遵从自然界的规律。而对于后者的臣服，并不会影响他提升自己的男性魅力。1719年，一家报纸刊登广告出售定价五先令的“活力剂”，号称此药能同时治愈女性不孕以及“有效巩固和强健男性用于生殖的那一部分”。这一秘方可能有些疗效，因为19年之后它依然有售。如果没有疗效的话，那可能就是消费者们出于不愿宣扬自己性无能的考虑而选择了保持沉默。 [25]

不育和性无能都会带来痛苦、忧虑。1693年，一位希望把自己拥有的“一处地产”传给“亲骨肉”的单身汉想知道，如果婚后发现自己的妻子无法生育，这一联姻是否能被合法解除。向来直觉敏锐的《雅典信使》编辑这样提示他：无法生育子女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这样一来，他会“失去一个很好的床上伴侣”。 [26] 对于一个拥有资产的人来说这些话起不到安慰作用，因为婚姻对于他们只是为了获得子嗣。如果他能找到富有而出身名门的妻子，还能增加收入，提高社会地位。

婚姻和金钱是不可分割的。对于那些拥有财产和资金的人来说，婚姻的准备是一次复杂的商业运作，涉及对机遇信息的收集，因为一旦初步提出联姻要求就很难再进行讨价还价。从事羊毛出口贸易的富裕家族——西利家族的经历，可能代表了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家族的经历。事件发生在1482年春，当时理查德·西利正在寻觅他未来的妻子。在两人共寝的床上他与弟弟乔治讨论这个问题时，谈到了和他一商业同行的妹妹结婚的打算，但是又担心对方可能开出很严苛的财产条件。经过一番侦察后，乔治向他报告说：“通过这七年的观察，我看出她是位美丽的年轻女子，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楚楚动人。”对于理查德的期许，他的父亲也做出了回应。

其间，理查德·西利自己也同时进行了调查。在诺思奇，他从当地羊毛批发商理查德·米德温特那儿获悉，有一位“年轻的淑女”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每年40镑的遗产，而她的父亲托马斯·利默里克是“该郡首富以及最优秀的统治者”。理查德立马就来了兴趣。在做弥撒时，他看到和继母在一起的伊丽莎白·利默里克，于是派人给她们送去了一些葡萄酒。之后，他以礼节性的亲吻（这种亲密举止让外国游客们惊叹不已）问候了两位女士，随后安排与两人共进了晚餐，还为她们的烤鹭配了一加仑的葡萄酒。事后，他记录他经历了一次“非常不错的交流，那女子很讨我喜欢……她很年轻……品味非凡而且机智诙谐，英国在她的口中被描绘得相当之好”。

与此同时，米德温特找老利默里克谈了话，毫无疑问是大赞了西利家族的才智和财富，试探性地了解他会给女儿多少嫁妆。 [27] 嫁妆的形式有很多种——现金、土地和收入分配——并以合约形式规定。许多新娘所得的嫁妆包括父母已预留的家具和家用器皿：1601年，斯塔福德郡一个自耕农的女儿向丈夫展示了一个床架，一张安有羽毛褥垫的床、一块餐桌布、一个白镴器皿以及10英镑现金。新娘家需要进一步负责的事宜是婚礼的筹办工作，通过对客人的盛情款待可以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在17世纪，预计一名绅士婚礼的开销是25英镑—200英镑，一个自耕农约5英镑—50英镑，而一个中等农民为5先令—5英镑。 [28]

很多人认为，新娘和新郎之间的初次相互宣誓和他们在婚礼当天的宣誓具有同等的道德分量。在16世纪末，10％—20％的新娘在结婚时已有身孕，这一比例在17世纪略有下降，但在18世纪上升至三分之一。 [29] 很显然，人们非常在意对生育能力的证明。据约翰·奥布里称，1944年，职业军人乔治·芒克（后来的阿尔伯马尔男爵）在他被囚禁于伦敦塔期间诱奸了他的女裁缝师南·克拉哲斯（“她一点都不白净漂亮”）。后来她哥哥告知芒克她已经有了孩子。芒克于是问：“儿子还是女儿？”“儿子”。“什么？”他接着说，“那她就是我太太了。”后来他俩就结了婚。 [30]

31岁的寡妇弗朗西斯·麦德维尔，在1607年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名伦敦的鱼商时，已经怀孕3个月。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过世18个月了，她的再婚遵循了一个普遍的模式：一般，寡妇们在其丈夫死后19个月内、鳏夫们在妻子死后12个月多点时会再婚。 [31] 2/3的年轻寡妇会选择年轻的单身男子。一首1625年创作的民谣很痛惜这一偏好：

少女们羞涩可人，然而寡妇们大胆可耻

拿她们的金银财宝勾引贫穷的年轻男子。 [32]

威廉·李莱就是这些年轻男子中的一个。1602年在他18岁时，这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从莱斯特郡来到了伦敦。在给一名富商当了8年的仆人后，李莱娶了他的遗孀。他后来写道：“我的女主人曾经嫁给了几个老头子，现在她决定不再受这种欺骗了。”“她有着红润的棕色皮肤，稍胖，不过个子还算中等，长相倒是很普通”且“没有受过教育。”求婚时，她“说有一天吃过晚饭之后，她不再看重财富而是想要一个真诚的男人”。在接下来的6年间，她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李莱称，在此期间“他们非常相亲相爱地生活”而他也保持着对她的忠诚。李莱夫人去世后给丈夫留下了1000英镑的遗产，被后者用于投资。在短短8个月内，他就再次结婚，并从第二任妻子那儿收获了500英镑的嫁妆。 [33]

就像“巴斯妇人”那样，富裕的寡妇们会做一些不合常规的事。她会忽略家庭在斟酌婚姻大事时所涉及的礼貌性的礼节、问询和商谈。此外，就像李莱夫人赞赏的那样，她不愿再“受欺骗”。换句话说，她已经从那些服从父母智慧和传统惯例的子孙后代们所信奉的普遍认识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认识就是“父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最有利的”。当然，这理论的背后并没有考虑到那些选择跟随他们的激情而非父母或监护人命令的儿女们的反抗。由那些将爱情置于孝顺和未来保障之上的一意孤行者带来的或喜或悲的曲折故事，是剧作家和小说家的惯用创作伎俩。

在很多情节中，真爱会将来自社会和经济上的障碍横扫一空。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但不是因为年轻人的迷恋，而是父母经过权衡利弊所做的决定。带着年轻儿子和女儿的单身父母往往无法选择与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作为伴侣。一份对1612—1617年间林肯郡士绅后代的婚姻状况所做的分析，揭示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流动现象：1/3的男性以及2/3的妇女和他们阶级以外的人结了婚，而后者下嫁给自耕农和技工家庭的情形更常见。 [34]

这种联姻并不总是美满的。1693年，一位女士向《雅典信使》抱怨：“因为需要赶紧结婚”，她不得不回绝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求婚者，而选择了一个“粗野没见过世面的人”。她非常好奇，在“求婚之后”留恋过往是不是不道德的？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未婚女子追求一个可能会“给我足够的钱，给我买我想要的东西”的绅士，是否是正确的行为？“一个好丈夫”和对上帝更进一步的虔诚应该会治愈这种幻想。两位女性（包括李莱夫人）可能都留意到了另一名记者“阿拉贝拉”的建议。 [35] 她相信，女人的幸福来源于“尽心”履行对上帝和世人的职责。她必定是一个有操守的配偶、一个真正的“虔诚的主妇”以及那些妻子们（她们的丈夫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楷模。

[1] Reports of the Heraldic Cases，12－17.

[2] Lincoln Wills，389；Bailiff's Minute Book，20.

[3] Newman，126－127.

[4] H.R.French，401－402.

[5] Manners and Meals，39－40.

[6] Rowland s，2，32.

[7] See p.210.

[8] Kazi，58－59，65－66；69.

[9] Rogues and Vagabonds，41.

[10] M.Ingram，Reformation of Manners ，60.

[11] Palliser，82.

[12] M.Ingram，Reformation of Manners ，45.

[13] Griffiths，152－153.

[14] Pepys，1，311.

[15] Joe Miller's Jest s（1739），36.

[16] Two East Anglian Diaries ，48，69，117.

[17] NA，STAC8/57，17.

[18] Capp，Doube Standard，117－118.

[19] Rogers，69.

[20] BL，Ragford Ballads，3，45，47.

[21] Athenian Mercury，4 November 1693.

[22] Atkinson and Stoneman，197－198.

[23] Cliffe，11－12.

[24] Athenian Mercury，29 January 1695.

[25] Daily Courant，22 January 1719；Country Journal or Craftsman，7 February 1738.

[26] Athenian Mercury，11 October 1693.

[27] Cely Letters，151－152.

[28] Macfarlane，265，276.

[29] Macfarlane，306－307.

[30] Aubrey，212.

[31] Brodsky，122，139.

[32] Macfarlane，162.

[33] Brodsky，126－127.

[34] Macfarlane，257－258.

[35] Athenian Mercury，15 and 25 July 1693.

第二部　中产阶级的诞生：1720—1832

第一章　人类的巨大力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830年9月14日，威灵顿公爵造访了曼彻斯特。这是一次过去与现在之间矛盾重叠的邂逅。这座英国最现代最进步的工业重镇迎来了这样一位首相：他深信只有拥有土地的贵族才能值得信赖并委以重任，英明而公正地为大众谋福利。作为传统主义者——他的敌人会说他是个极端的反动分子——这一举动等于是把自己的威信用于庆祝正在侵蚀他所珍视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威灵顿公爵总归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知道在半岛战争中击败拿破仑统领的法军，以及最终在1815年取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都取决于制造、开采和国内外贸易创造的财力。没有工业就没有大英帝国。当作为托利党一员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悲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荒芜时，也不得不承认“贸易精神”将英国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强国。 [1]

曼彻斯特的人民向威灵顿致敬的缘由在于，他所取得的胜利彻底终结了英法之间长达百年之久的权力争夺战。这场战争在最后阶段（1793—1815）演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和商业能力的较量。对于那些和威灵顿一样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滑铁卢战役不仅显示了拿破仑的溃败，更显示了他愤世嫉俗般所操纵的法国革命的溃败。英国在海陆上取得的胜利也有效维护了国家宪法，同时向那些希望重修宪法以容纳法国式民主与平等概念的激进分子展示了相反的一面。在曼彻斯特，至少在出席曼城官员们以威灵顿之名举办的宴会的权贵之中，这两种法式概念都不明显。这些人都站在以封建先例为契机、能自主更新而永存的寡头政治集团的顶端。在领地法院的权力协助下，他们独裁式地管理着这样一个拥有超过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及其附属地。不过威灵顿公爵太过看中古老的阶级体系了，只要它们能发挥效力，就坚决不做改动。

在向曼城官员祝酒时，他就一再强调了这些。曼彻斯特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体系的中心”，它的统治者们“促进了它的繁荣昌盛，也……是保护并振奋整个地区工业的重要人物”。 [2] 而后，威尔顿勋爵二世，一个有些玩世不恭还沉溺于骑马游乐的缺乏活力的年轻人，发表了他对工业和商业的一些溢美之词。这都是些肺腑之言，因为打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贵族们都表现得非常良好。农业租赁（劳动者得先填饱肚子）和来自矿藏开采权的税收节节攀升，以商业和住房开发为目的的市区用地销售也让他们大发横财。经商者从未像现在这般生意兴旺，财源广进。威尔顿对已过世40年之久的纺织机发明者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的讲述应该会得到在场人士，尤其是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热烈鼓掌。皮尔的父亲曾在自家的纺织厂使用阿克赖特发明的织机。他在3个月前过世，留下的一百万镑的遗产中几乎有一半到了儿子手上。和阿克赖特（他的儿子死时也是个百万富翁）并驾齐驱的是詹姆士·瓦特，而次日发生的事件也正好和他有关。 [3]

第二天上午10时40分，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当地地主、市府要人以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道部主管的陪同下，坐进了由“诺森伯兰”号机车牵引的华美列车。英国铁路网第一个轨道环节的开通可谓是一场精彩的盛会：参加表扬的有一些铜管乐队以及一支由开放式列车运载的小乐队。现场到处彩旗飘扬，有数以万计的围观者沿铁轨一字排开，人多的地方达到二十人叠在一起的宽度。一个步兵团被派来维护秩序，因为和英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南部的兰开夏郡没有警力部署。观看英国天才发明展示的还有少许来自欧洲大陆的贵族，包括奥地利王子艾斯特哈兹。回国后他们一定会告诉国民这项令人称奇的新技术以及开发利用它的这个国家的勃勃生机。

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是这部机车的设计师，他密切注视着行驶的列车——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泰晤士报》的通讯员将其称为“车队”——之前的“诺森伯兰”踏板。由于斯蒂芬森对机械有足够的了解，也知道它们能做些什么，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作为诺森伯兰郡煤矿工人的儿子曾经这样回答询问他名字的一位女士：“为什么呢？夫人，人们曾经管我叫乔治·斯蒂芬森。我现在的名字叫‘士绅’乔治·斯蒂芬森，住在切斯特菲尔德附近的塔普顿府。请让我进一步做下说明，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一同进过餐，从最卑微的到最高贵的，包括贵族、同辈和平民。我曾在树篱底下吃了一条熏鲱鱼也曾干过最苛刻的苦差。”当注意到自己的经历和他的那帮泛泛之交们“没什么区别”时，他才结束了这段关于白手起家的男人的故事的经典独白。 [4]

一次列车在短暂逗留给发动机锅炉添加原料时，一位前托利党大臣威廉·赫斯基森无视铁路公司主管之前提出的警告，从他所在的车厢上走了下来。他的腿抖得厉害，撞到机车上之后就一命呜呼了。听闻这一消息，威灵顿公爵极为震惊，一度提出要取消列车的行程。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因为曼彻斯特的地方官员们提醒他，如果火车没有到达可能引发骚乱。于是，列车又咔嚓咔嚓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稳速继续向前行驶了。

若不是赫斯基森的猝死，这次事件将会是工业革命最壮观的一次胜仗。它是一个世纪中史无前例的历史进展达到的巅峰，并且非常完美地例证了人类已经学会如何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对它们进行分析然后为己所用。对机车、桥梁、高架桥、筑堤、路基和隧道等兴趣浓厚的辉格党政客布鲁厄姆勋爵，幻想着他已经见证了人类战胜时间和空间的奇迹。他提到，“人类拥有的巨大力量”似乎摆明了就是要通过“技术和工业”战胜自然的。 [5] 另一位乘客也同他一样激动振奋，总结说：“人类的心智能够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就啊！”他恳求他的同胞们都进行这样一次充分展示大英帝国的“荣耀和辉煌”及其子民“进取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的旅行。他认为机车制造者们几乎就是神，因为机车是“一种经凡人的双手铸造而成，完全具备动物的生理功能的有生命物质”。 [6]

这让我们不由会想起弗兰肯斯泰因创造的怪物，而当代的一些保守派人士也确实担心机器会取代并最后支配他们的创造者。在骚赛眼中，那些“似机器一部分的”在磨坊工作的孩子们处境艰难：他们希望能有一台更好地用于生产和消耗的机器，但这种想改善状况的希望总是落空。机械工人和机器几乎融为了一体，“被工厂雇用，使那些对它毫无乐趣可言的东西持续增长”。 [7]

那些目睹了火车行进的机械工、纺纱工和织布工可能对自己的所见惊叹不已，但不会觉得这值得庆祝。在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都在尽心竭力地忙于组建工会——这是他们逃离被很多人称为苦役的工作的唯一希望。新组织的宣传活动把整个工人阶级描绘成正在参与一场以生存为目的、反对“财富垄断”以及“贪婪和自私自利”斗争的形象。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工人们遭受到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有了一些关于不平等的质疑。 [8]

想要扭转这种局势，解决的方法就是全面修订宪法。这一想法激起了越来越多人的热情。工人们袭击了一节车厢，误以为威灵顿就在里面。乘客看见围观者挥动着法国国旗，旗上贴着“投票表决”的标语。在曼彻斯特，威灵顿招来了一片嘘声，而前一天在斯托克波特，他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很多听从威灵顿公爵或者与其一同出行的制造商们忍住了他们的嘘声。和他们的雇员们一样，这些人也强烈希望议会出台改革政策，但他们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必须由按照合理方式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来治理，以便能够听到财富创造者们的声音，并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制定政策。不用说，这些财富创造者们就是整个国家的人民。

在过去大概40年中，人们把曼彻斯特的商人以及其他工业中心描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词汇在对议会改革进行辩论之后两年间被普遍接受。该词汇原先被18世纪的博物学家用于对动物、鱼类和植物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根据的是它们能被观察到的固有特性，而非人类凭空想象或者它们对人类的使用价值。自然界被分成了几大类，比如鸟类和鱼类，在这之下，又按照属、种和亚种进一步细分。

有人将此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做了比较。1782年，一则针对林奈的生物分类法的英文评论指出，草就好比是自然界的“平民”，因为它们“越是承受负担、遭人践踏，就越是繁衍增长”。 [9] 1794年，在英国西南部考察农业情况的一位农学家——威廉·马歇尔就像对待植物或鸟类一般对待当地的居民。他把北德文郡的农民们划分成比康沃尔的矿工来的“文明和聪明”些的“下层阶级”、“大多非常平庸而穿着得体的农夫”的“中下层阶级”以及一小部分的“高级别农夫”。马歇尔还将一些多塞特的乡下人也按照等级归为各个“种类”。 [10] 这里，社会学词汇和生物学词汇是能够互换的。一位博物学家在1828年提出：“没有一位博物学家有资格说他认识某一植物，除非他了解后者在植物界的等级分类。”在呼吁“劳动阶级”学习自然历史时，他很有启发意义地同时使用了新旧词汇，并指出这种学习会为他们“升入社会更高层提供契机”。 [11]

科学界采用的包容万物的标签为描述最大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方便简洁的表达方法，同时也为种类和亚种的存在留出了空间。1797年，一位名叫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反奴隶制活动家兼约克郡议员对“上层和中层阶级”冷漠对待基督教给予了告诫。这件事呈现出社会上存在着三个人数众多的阶层，第三也就是最下层通常意思等同于“穷人”的“劳动者”或者“工人阶级”。一个年长的托利党人谢菲尔德伯爵一世在1818年底警告内政大臣西德茅斯男爵注意当前“中层和下层阶级的暴力倾向”，可见他认为这种社会分配是理所当然的。 [12]

就像这两位贵族很不情愿地意识到的那样，这种暴力倾向矛头指向的正是他们那样的人。从一波接一波的反对威灵顿的那些游行示威中可以看出，在1830年间这种敌意与日俱增。中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注意到，他们的才智、创造力和财富应该享有的政治影响遭到了否决。这些品质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所不具备的。在教育方面的缺乏意味着他们所做的判断会有缺陷，而且他们也无法看到除了眼下或特定时期以及生理之外的需求。中产阶级这个词及其成员的政治抱负都是新兴的事物，但其成员们已经沿袭了旧时就有的疑虑，认为等级低于他们的人有着集体性的幼稚而且无法信赖。

他们对民主的需求令中产阶级非常不安。人手一票的选举机制会创造出一个危害当前经济体制的政府，如果政府出台满足工人阶级短期利益的规章制度，它就更可能是致命的。此外，中产阶级更加畏惧的是，这会危及产权本身。这种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煽动者们将工厂描述成了“巴士底狱”，而且当时一再出现并不总是虚假的谣言，称极端分子在购买武器、铸造长矛矛头且吹嘘革命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可能会遭受损失的人就会忽略他们对议会改革的看法，而转向当局。1830年底，一位陆军军官在莱斯特的一次骚乱过后提出的建议，就非常含蓄地表达了对这一利益的认可。他建议政府应该在暴乱再次发生时，征募所有“可敬的户主”及其仆人和工人。 [13]

这些问题一定是1830年秋季穿梭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旅行者们思考和交谈的主题。当他们接近工业英国的发电站时，他们一定不会错过被后来的乘客称为“衰败而无意义的纽顿城”的地方。这座城市向议会派遣了两名成员，而不像它“富裕”而“繁荣”的邻城曼彻斯特，后者连半个人都没有派遣。威灵顿没有觉察出不和谐的气氛，在之后的18个月中，他尽他所能全力抵制议会的改革。于是乎，这位曼彻斯特的英雄人物就又成了给这座城市制造麻烦的罪魁祸首。威灵顿这场最终演变成毫无胜算可言的战斗，让辉格党的才子西德尼·史密斯娱乐了一番，他将前者比作帕廷顿夫人。这位来自苏克塞斯的质朴老妇人，在1824年发生的大风暴期间，试图拿笤帚将冲入她小屋的潮水清扫出去。

[1] Southey，Sir Thomas More，2，242.

[2] Scotsman，22 September 1830.

[3] Rubenstein，British Millionaires，206－207.

[4] Williams，Our Iron Roads，33.

[5] Williams，Our Iron Roads，27.

[6] The Railway Companion，15.

[7] Southey，Sir Thomas More，1，170.

[8] United Trades Cooperative Journal，1，xviii，xix（June -July 1830）.

[9]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66.

[10] Marshall，93，132.

[11]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February 1828，4，6.

[12] Pellew，3，243.13.NA，HO 40/27，28.

[13] NA，HO 40/27，28。

第二章　为了国家的利益：革命

帕廷顿夫人和惠灵顿公爵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公爵也要只身面对那更难对付的由四股变革力量汇成的洪水猛兽。前两股变革力量来自农业和工业。工农业的变化日新月异，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760年开始，一直到1850年全国基础铁路网络建成才宣告结束。后两股力量则来自1776年的美国和1789年的法国。它们各自的大革命运动，急剧地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思考以及自身所处地位的思考。所有的变革浪潮，都给人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秩序的新蓝图，以及对民主、平等的国家政权的新憧憬。所有这些变化，都给千千万万的英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些深远的变化。技术革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大生产，都迅速地转变着英国社会并缔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个其繁荣发展建立在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之上的国家。民族自尊心随之膨胀。新兴的工业化英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它的人民更加坚信自己具有无可匹敌的天赋才能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物质进步与爱国主义交融成一种人世哲学，让人们更加宽容和积极地看待当前的变化和变革者为此做出的一切努力。

有些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些变化的幅度和方向。英国的人口迅速增长：180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1090万人，而到了1831年则涨到了1650万人。城镇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700年的17％，涨到1800年的30％，到了1840年便成了48％。伦敦吸纳了最多的人口。在刚步入18世纪的时候，其居民数就超过了百万大关。人口的流动情况折射出了新的雇佣方式。1700年大约还有61％的成年男子从事田野间的工作，而到了1760年却降到了53％，1800年又降到41％，甚至1840年剩下29％了。农村人口的外流给城市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1800年仅有23％的成年男子从事工业劳作，而这个数目到1840年就飙升到了47％。

人口流动的方向是由地质和地理情况决定的。机器运转需要能量来驱动，首选资源是水能，其次是矿产能源。因此，通常工业选址都集中在两者皆备的地方。人们涌向英格兰中部、北部地区以及苏格兰克莱德塞的矿区和综合工业区。较高的婴儿死亡率以及较短的平均寿命也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持续性需求。1789—1831年间，奥德姆以及它周围村庄的总人口从1.3万增长到5万，其中2/3的人从事着棉纺织、采矿和工程技术类的工作。

工业的新增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农业的高产量驱赶而来的——高效能的农业给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大量便宜的食物，而由此“被驱逐的农民”中的大多数只好涌向珀思郡的迪恩斯顿地区在1785年新建成的水力棉纺厂。 [1] 他们中间肯定还包括来自苏格兰高地被地主驱赶走的佃农。地主们开始采用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因为大面积的牧羊所带来的羊毛买卖收入比出租土地收到的地租要可观得多。因此各地小面积、低收入农场逐渐合并成低成本高利润的大型农场。

上述土地使用情况的改变是不受欢迎甚至招致强烈反对的。1821年圣诞节那天，一名来自泰晤士的初级律师兼土地代理人在他的办事员陪同下，来到了附近的托沃锡村，准备把随身携带的一份圈地通知订到教堂的大门上。还没走到教堂，他们便被30个当地村民给严严围住。男人们挥舞着自己的帽子来吓唬这名代理人骑着的马，而他的办事员则挥动着自己的雨伞来抵御女人们的推挤和驱赶。事件以村民们只能任由地方保安把带头反抗之人关进监狱而告终。这样的镇压提醒人们，作为普通的农民，沉默缄言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2]

现代社会对当时英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众多牺牲者报以深刻的同情，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在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中占有很大比重。但这样的同情，可能会让当时的很多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认为强大的变革力量乃是人类通过自身天赋和能力的使用来提升自我的表现。短期的动荡不可避免，人们关注的只是长远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泰晤士的那个初级律师肯定也持赞成态度，他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服务于社会的改变和前进，当然也同其他地产代理人一样，从中牟利。

当时的时代气息在1800年7月沃本公园举行的年度农业展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3] 地主和农民都在展览会上搜寻新事物，彼此交换信息。他们满怀钦佩地伸出手指去试探那些精选出的绵羊身上结实紧致的羊肉和浓厚密实的羊毛，祝贺绵羊的拥有者并跟他们商量引入其品种的各项事宜。18世纪的基因改良不像现在这样会引起人们的担心，而是被看作通过人类自身能力去揭示并利用自然力量的闪光实例。

乐观和自信洋溢在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人们那顿饕餮晚餐的相互祝酒中。人们唱着“愿成功属于实验”（即科学才能开启农业未来）的祝词，为那些勇敢的创新者、实验的发起人举起手中的红酒和大杯啤酒。他们当中的一位是诺福克郡海岸地区霍尔汉姆府的威廉·科克。科克于1842年以90岁高龄去世，另外一名土地所有者称颂他“一生都在竭尽心力地从有经验、讲科学的农民那里搜集宝贵的知识并无私地加以传播”。这些搜寻到的“伟大的改良措施”令科克欢欣雀跃，也给“整个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价值”。 [4]

类似的情操也激励着其他很多的人。他们欢迎运河、铁路的修建，欢迎任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减少日常开支的设备仪器的投入使用。1817年，《苏格兰人》对之前50年间让棉花生产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各项发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报中讲道：“任何新机器的运用，任何劳动力的配置，都是为了降低商品的价格，或者是让消费者能更加方便地得到商品”。 [5] 先进的农业让穷人们的餐盘里也有了食物，应用技术与工程让他们的身上也有了棉质衣物。

随着农业中各种试验如火如荼地进行，政府也迎来了它的两大试验，即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体化。这两大政体试验以及引入它们的国家性革命可以说是受到了源自英国本国的智慧和政治传统的启发。美国的反抗者援引的是约翰·洛克的名言，同时也指出，美国东北六州的那些商人、农民、店主和手工艺者中持平等主义观点的人，也都有着来自他们英国祖先的纯正清教徒的血统。1793年，当苏格兰一位名叫托马斯·穆尔的激进分子因为宣扬法国民主政体而遭到审判的时候，托利党最高法院的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引用了孟德斯鸠曾对英国宪制的高度评价来作为现有政体完美性的凭证。而穆尔的支持者也谴责政府对他们的起诉是对英国人民惯有的自由权的背离。

公众在获知1789年7月发生的那场历史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时的态度，也能很好地印证上述观点。“专制统治终被摧毁，”布里斯托当地的一家报纸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如此评论。巴斯的一家日报也把法国人民的这次反抗描述为“富有远见、坚持不懈，光辉荣耀”的行为。 [6] 酒馆以及咖啡馆里人们也叽叽喳喳地赞同着，很多人还下结论说，法国是在完成他们迟到了太久的光荣革命。推理不无道理：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和寄生虫似的教会确实应同样被人民推翻。

不过，这种平和解决的认识很快就被法国接连发生的事件给否定了。革命党人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将教会以及贵族的财产全部充公。仿佛之前被禁锢了的上帝，终于降临到他们每个人身上，指引着他们径直向前。1792年，革命之火开始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地方，像一把钢刀刺向每个角落。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的阵痛，人们迎来的是一个全新时代的信条——《人权宣言》。在其之后，君主权利只能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之上，而人民之意便是最高法则。从一出生，每个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英国人的反应从同情和钦佩转到了纯粹的恐惧。而后者在1793年英国同那个共和国开战之后，更是席卷了全国上下。“在所有只同‘自由’和‘美德’为伍的人中，法国人已经成为了无神论者、杀人犯、弑君者以及掠夺者的代名词。”一份爱国报纸如此写到。 [7] 只有极少数人有所异议，而这一部分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无力。法国，就像她的先行者美国一样，不仅仅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更创造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在他们赶走了君主政体的同时，也驱除了社会阶层这一思想，流畅和公正的社会系统终于建立了起来。在这样的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

托马斯·潘恩——之前亲眼见证了美国大革命的人，确信美国和法国已经找到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幸福公式。他在自己的《人权论》（1791）中解释了上述观点，而这本书仅在两个月中就卖了5万多本。潘恩的书很值得一读，因为他犀利而深刻地道出了读者们切身体会却又难以言表的感受。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和店主的群体，很多都是非国教教徒，因此在法律层面上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外。塞缪尔·班福德的父亲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员。其父亲是卫理公会教徒，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相继当过学校老师、棉纺工人和工厂经理。他把《人权论》当作福音书一样来研究，并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自己的结论。那些朋友中有药剂师、制鞋工人和“兼职纺织工的草药医生”。 [8] 类似的群体构成了通讯协会的部分网络，其成员用法国人的方式来互称对方为“公民”。1793年一次爱丁堡“会谈”的参会公民代表，分别就是几个纺织工人、几个制鞋工人、一个裁缝、一个教师、一个书商的记账员，以及一个“剑术和拳击教师”。 [9] 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可能会启动一场暴力革命，但是大部分都更偏向于思想的而非武力的抗争。

潘恩给他们提供了对敌“炮弹”。他诊断出旧秩序的症结，开出了既有治疗药物又含兴奋药剂的处方。国王、贵族阶层以及他们的买单者、谄媚者都是啃食国家财富的寄生虫，因此都得加以驱逐。由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体制也必须清除掉。这样，人们就能够真正享有自由、幸福，变得更加富有，如同美国和法国人民一样。后来的激进派和改良派也利用了潘恩对贵族阶级好吃懒做寄生虫形象的描述。1816年威廉·科贝特就将美国一个官员的微薄工资同英国闲职人员以及贵族大臣的巨额收入加以对比。 [10] 1831年的一份改革宣传单上列出了吞吃纳税人钱的蛀虫名单，并拿他们收钱的名义大开了一番玩笑。每年的津贴为一万英镑的德拉梅尔勋爵被描述为“乔治四世的砂罐伴侣”。 [11] 对国家税收如此挥霍，大大激怒了勤劳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的穷苦大众。

然而，那些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士们却在潘恩施行民主制度、废掉旧层级秩序的呐喊中踌躇止步了。潘恩宣称，革命能够发挥出个人的真正天赋，即那些曾经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人的真正才能。这让地位卑微而又聪明睿智之人，尤其是可能成为第二个罗伯斯庇尔的人非常受用。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政治层级应该同社会实情相一致的人来说，这确实有些不好接受。“我情愿要一个由这个国家富有、聪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的立法机构，也不要半个由那些连自己店面都没有的补鞋匠或者药剂师组成的‘激进派理事会’，”一名托利党乡绅在1820年如是说。回想起法国二三十年前的样子，他又接着宣称，现存体制的任何变动都无疑会招来那些“不守法纪、不讲道义、凶悍残忍、对神灵亵渎不敬的暴徒”。 [12]

战乱和关于已经占领了法国的那些“暴民”的漫天不实报道，使得潘恩的绝大部分追随者离他而去，当然也就是对他的政体改革思想越离越远。两个结伴而来的侵袭势力（法国已经宣告要把革命之火引到英国的土地之上），再加上由不断减少的潘恩的支持者带来的颠覆恐惧，自1793年开始，便严实地笼罩了整个国家。其间有两次最紧张的时刻：1797年，有两个战舰发生叛变（其中在诺尔的那艘战舰还建立了一个名称不太吉利的“漂流共和国”）；1798年，爱尔兰又发生了一次由法国军队撑腰的叛乱。

这些插曲以及不断爆发的地方性骚乱（几乎都是由于食物短缺），让社会上层和中层人士开始紧张不安。在那个停泊于泰晤士河河口的漂流共和国的威胁下，伦敦的商人船主，还有各保险公司立刻联合筹集了一笔基金，来奖励任何能够有效煽动内讧、聪明识时务又忠心为国家的水手。其他的伦敦人则涌入了志愿者的大军，其中一支队伍还声称他们的成员能够誓死保卫这个城市的“安宁”以及居民们的所有财产。 [13]

革命之火显然已经烧到了家门口，伦敦市民能够预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报纸上已经载满了关于法国雅各宾派和热月党派恐怖分子的报道。打印店里堆满了漫画传单，其中一些也形象地再现了法国无政府混乱状态遍布伦敦街头的情景，向人们警示外部侵略和内部叛乱或者两者同时发生的最终结果。比利·皮特的政府对此颇为满意。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首先赢得了胜利，让英国人开始相信自己的生活安定和财产安全完全依赖于一个稳定、富有、敬畏上帝的国家，依赖于自身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古以来的民族自由。非国教徒们招致了嘲笑、威胁，甚至在一些临时法规出台之后遭到起诉。政府的高压政策之外，还另有一些非官方的手段加以补充。1791年底，成立了“抵制共和党和平等主义者维护自由和财产组织”，也给“平等主义者”提供了为国捐款的渠道。

接下来，他们做了不少事情，并且做得特别起劲。曼彻斯特的雅各宾派人士想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当天大摆筵席的消息，立刻引来了一份新传单的漫天散布。这份传单鼓动“真正的”英国人去拆除掉那些人头顶上的房梁瓦片，因为“任何在那儿聚餐的人的大脑，应该只有砖瓦和泥灰才能给以治疗”。当地的酒馆老板自然也不敢接待这样的聚餐。当那些准革命者挑衅地宣称要为驻扎在佛兰德的法国军队筹集资金的时候，两百名曼彻斯特酒馆老板公开声明，他们“对如此邪恶可憎的做法实在厌恶至极”，并拒绝任何一个“卑劣的组织”踏入他们的酒馆一步。 [14] 这也是明智的自我防范之举，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营业执照是由当地政府官员授予的，而这些人必然都是最顽固的爱国分子。

1793—1794年担任巴斯市长的哈林顿医生，就致力于搜剿反动言行者，他总是唱着如下的祝酒词来庆祝自己的每一次行动：

愿危害国家的恶棍最终都能明了，

悬在他们脖子上的是法律的铡刀。

有些时候，这个市长的热诚超过了他的理智。当接到有人密报，说当地一个小店可能在给伦敦报业提供英国军队在法国土伦港战败的最新消息之后，他便威胁要按“叛乱”的罪名来起诉这家店主。 [15] 这位一生忙碌的医生尽心尽力地工作，在上流社会人士中广受赞誉。当他的行政人员放出裁定裁缝托马斯·怀尔德——当地联合会成员有罪的消息时，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在公共剧场和会议厅“欢呼着，庆贺着，并激动地脱下帽子将其抛向空中”。

怀尔德全国上下的追随者们即使逃过了叛乱罪名的起诉，也常常会遭受他人的攻击和殴打，他们房屋的窗户时常被“代表教会和国王”的暴民砸坏玻璃，而且就在哈林顿这样的行政长官的眼皮底下。国教教会的牧师们在买酒犒劳这些暴民的时候，或者出资给街头乱党让他们以任何形式焚烧托马斯·潘恩画像的时候，出手也会特别大方。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诺丁汉工厂的主人，在他的工厂被“代表教会和国王”的一个暴民烧毁之后，起诉了当地的权威，因为他们对这件事处理得不温不火，几乎是不了了之。 [16]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比起那些王权、教会和现有体制的保护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数寥寥的英国初始革命者的破坏性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保皇主义者的热情和暴行也折射出了社会中上阶层的恐惧。格雷夫森德市政当局在1792年借用法国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不堪来警示所有民众：一旦革命发生，“下层社会”人民可能会通过“强夺和窃取”的方式尝到一些“暂时性的小甜头”，但是紧随其后的毫无法纪的动荡混乱，会让他们及其家人比革命之前还要更加贫穷。

这并非危言耸听。1790—1810年发生的暴动超过了1000多起，而其中近乎一半都是因食物价格过高而起。 [17] 因为政治不满引发的暴动占了1/10，余下的则是要求经济整改。农村地区的民众暴乱是为了阻碍圈地的进程，而被机器取代了的失业工人，则通过砸毁机器来对抗工厂。民众的反抗是地方性的、分散的，因此军队很容易就能加以镇压。但是在上层阶层看来，这些民众反抗行为有时也几乎预示着这个国家离革命的爆发已经只有一线之隔。1796年贝德福德郡的一次反圈地暴动之后，当地的一位牧师称，他在这些混乱中依稀看到了法国的影子。“这些穷人费尽心力，其实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来制订法律法规，那我们的国家很快就会无政府能管得了了。” [18]

成千上万个在今天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士应该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已经阅读了足够多的东西来将法国大革命同流血、混乱以及对财产权益的公然蔑视联系到一起。仅仅这样一些原因，便足以让他们打定主意要和政府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给爱国基金捐资，

大众革命不仅会让财产遭受损失，还会让中层以及上层阶级人士所要求的来自较低阶层的服从与尊敬大打折扣。1797年珀思郡的反国民军暴动中，杜尔的教区居民在他们的牧师走向教堂的时候，粗鲁地转身背向后者。当地的一名地主认出了其中一个暴徒，于是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对他饶有深意地说了句“我盯上你了，詹姆斯”。“我也盯上你了，等着下地狱吧，”那个叫詹姆斯的如此回应。 [19] 城市里的不敬言行更有威胁性一些。1820年在哈德斯菲尔德的暴乱中，“下层社会”已经被一种“无畏无惧的精神”所席卷。当劳动中的男女大声朝巡逻在街头的义勇骑兵队发出各种轻蔑怪叫的时候，“所有的顺服和遵从”瞬间消失了。暴徒们“打定了主意要威胁和恐吓”那些骑兵以及其他任何“穿戴体面，反对他们粗鲁言行的正派人士”。 [20]

这是一场阶级间的战争，中等阶级的人联合了贵族共同反对劳动阶级。一年之前，有极端左翼倾向的期刊《黑侏儒》把那些由地主们统帅的志愿义勇骑兵描述为“阿谀逢迎的奴仆以及大人物的狗奴才”。 [21] 1819年，在圣彼得广场的集会中，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队同改革派示威分子发生了冲突，骑兵队中有很多是制造商和厂商，而这次集会的结果便是历史上那场骇人听闻的彼得卢大屠杀。 [22] 这场戏剧性的事件凸显了中上层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愈来愈大的裂痕。

彼得卢大屠杀的记忆在工人阶级中长时间挥之不去。“你当时也在彼得卢吧？”一个有意挑事的人质问约翰·邓卡夫特，那个在1847年的奥德姆选举中获胜的托利党候选人。他被认为是当时义勇骑兵队中的一员，而且极有可能就在事发当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棉花制造商，以一台二手纺织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邓卡夫特否认自己在彼得卢举过刀枪，但是工人阶级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即使他身未至，那也是心向往之的。 [23]

人们如此认定邓卡夫特参与了对呼吁改革群众进行的镇压，表现了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模糊性和他们自身立场的复杂性。是工业革命造就了邓卡夫特的地位和财富，他后来还在铁路修建上注入了一些资金作为投资。同时，邓卡夫特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也是多亏了1832年的国会改革他才有所实现。而那一次的国会改革，正是1819年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在圣彼得广场集会的目的所在。他们去广场是要听另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人，即“演说家”亨利·亨特的讲话。这个人曾是威尔特郡的农民，以鞋油制造维持生计。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鼓动家，最终成了国会议员。

亨特是个典型的“汉普顿村民”，倾尽心力去保护和促进人们自古就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敢于反抗任何带有暴政意味的事物。同当时很多的激进党人一样，他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传承者，是大宪章、光荣革命以及权利法案的捍卫者。如果他活在17世纪中叶，那他肯定还会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哪里有“自由”受到威胁，亨特就会出现在哪里。1830年秋，他和另外一个中产阶级改革派，即《柳叶刀》杂志的主笔托马斯·沃克利医生共同发表了演讲。沃克利以米德尔塞克斯验尸官的身份作为候选人代表。对于亨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他宣讲着“英国人民热爱自由”，声称沃克利的候选资格是人们为了赢得自由而全面斗争的一部分，并指引人们向法兰西看齐，那里的人们刚刚罢免了波旁王朝那个极端的君王查理十世。 [24] 但是，把选票投给这位激进而直言不讳的外科医生，将会是对反对势力的重重一击。

沃克利最终胜利当选，仅在数月之内他便开始投身于政治改革的斗争，还成立了名称上极具挑衅性的“全国有用阶级联盟”。从1830年冬—1831年春，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相继成立，不断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并起草请愿书。一个老牌改革派在切姆斯福的一次集会上发言说，40年之前像他这样的人会被指责为“只会见人就咬的疯狗”，而现在，那些反对改革的托利党派才被认为彻底“疯了”。托利党人谈及现状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总被人们的笑声以及倒喝彩的尖叫声给淹没。在温切斯特，人们也将屈从抛诸脑后，对卡纳冯勋爵的反改革演讲公然加以嘲笑。“他说了什么根本无关紧要，”其中一个人高声喊道。 [25] 报道这些集会的一家报纸指出，中产阶级的代表们可谓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包罗其中。基思利的发言人就包括了牧师、外科医生、风琴演奏家以及土地测量员。

所有人都跃跃欲试，认为当前的体制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的改革才能够继续运转，因为它的组织基础已经开始瓦解。1818年的大选中，138个自治市镇里有100多个市镇没有任何选举竞争，越来越多的郡县选举都因当地贵族们的类似互不侵犯的约定而敷衍了事。换届选举也不再关乎选出谁为代表，更要紧的是“市镇要人”以及任何有钱有势的人之间的私下协定。不论改革能带来多大的成效，至少能给这个社会系统重新注入信仰。当1831年3月第一份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约翰·罗素勋爵警示说要提防“公众们日益增长的狂妄自大”。他担心政府和“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聪明人士”之间的冲突会愈演愈烈。

想要消除隔阂，可以通过给那些“拥有诸多企业、工业和人才的富裕城镇”更多议会席位的方式来实现。辉格党的政治家们在接连的几次讨论会中都重复指出了这一点，因为这确实对中产阶级有很强的吸引力。首相格雷伯爵也认为，中产阶级是政府机构最为理想的合作者，并向疑心很重的上议院指出，他们是“有才干、有活力的勤勉的一群人，富有冒险精神和严谨作风让他们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亦即是国家的）财富的安全性，有着最为深切的关心”。 [26]

格雷是在讨好社会阶层中为了改革及他的政党而集结起来的一群人。托利党人纽卡斯尔公爵四世抱怨称，到处都是“最为极端的人物”，他在纽瓦克的中产阶级房客们拒绝给他提名的候选人投票。公爵尝试对后者施加压力：他搬到了克伦伯附近的住所，想给选民造成一定的威慑，这个办法失败后，又威胁说要驱逐所有冥顽不化的租户。一个颇为大胆的选举人“糕点师索普”，拒绝改选他人，戏称自己跟激进党候选人喝了个烂醉之后就把选票投给了那个人。 [27] 而乔瑟夫·汤森德则显示出他冷静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是一个有很多贵族客户的土地代理人兼测量员，为了逃离被迫更改选票的可能，在四日大选的最后一天，同父亲和弟弟骑马赶了12英里的路来埃尔兹伯里投票。他们三人都违背了当地那个托利党要人的意愿，把票投给了改革派的候选人。 [28]

不论是出于意外还是历史性偶然，“糕点师索普”和汤森德一家都参与了选举并且支持了辉格党和激进派。他们以及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中产阶级还通过政治联盟来给国家政体施加来自议会之外的压力。各个联盟中规模最大的组织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呼吁改革的民众组成的伯明翰政治联盟。但在1831年发生的好几次暴动以及关于革命阴谋的报道，又一次起到了它们在18世纪90年代所起的相同作用。中产阶级开始担心他们的财产安全。虽然立志要与妨碍改革的“卑劣的寡头整治”相抗争，但约维尔政治联合会的中产阶级成员们却保证要尽力维持“和平与良好的秩序”，并支持当权者对屡发的民众暴动进行镇压。 [29]

巴斯的改革派更加激进因此也更加戏剧性。同1789年夏天涌现出的法国革命者们一样，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宣誓要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尽忠。 [30] 工人阶级的改革者担心他们会被排挤在公民权利之外，也在积极谈论着改革。1832年，在南兰开夏郡，一些政治联盟开始从当地的五金商那里成批地购买军火和刀枪。 [31] 政治主张激进的期刊《共和党》还自觉地把法国革命大事记也纳入自己的记事录，将1831年记为“人民纪年元年”。 [32]

然而《共和党》的读者们后来却非常失望。于“人民纪年第2年”（1832）通过的《改革法案》规定城市居民须有课税价值达到10英镑的不动产才能够享有公民选举权。这是个故意将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的门槛。在一些地方，这个门槛还被抱怨设置得过低。布鲁厄姆勋爵对此则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他确信这样的资产要求已经完全确立了来自下层的尊敬和服从。“体面些的店主和贸易商”、工厂经营者，甚至以前有过选举权的工头们，都自然会寻求“富裕人士”的政治支持。 [33] 惠灵顿郡到处都是关于“小商贩”和“小店主”选民的讽刺笑话。

从右翼的角度来看，前警卫长官法尔茅斯勋爵声称，对自治市镇进行的更多人选举权利的剥夺是一种“来自立法机构的抢劫”，说明立法系统也需要“改革”。 [34] 他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愚蠢：法案的颁布，建立起了旧地主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新的平衡。后者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信和自尊，他们被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为最优秀的群体，让人感觉他们就是这个国家最聪明、最睿智、最具能量之人的代表。他们同一部分辉格党贵族的结盟——这两者利益的共通不可忽略——使得中产阶级已经渗透到了政治体系的建立中。这非常具有政治实用价值，因为在很多方面中产阶级掌控了国家财富的创造。这在1832年首次得到公认，也对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说到实用政治，就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改变可言，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共有超过33万的中产阶级人士加入到了选举人的名单中，几乎占到了成年男性的14％。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比如说1824年至1833年间，其从业人员就从5200人增加到了8100人，因此选民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但选举机制依然原封不动。整个竞选过程贿赂成风，《苏格兰人》曾天真地认为“中产阶级”绝对不会被收买也不会被胁迫。自治市镇直到19世纪80年代都还不受影响，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当时关于改革的讨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新获选举权的人中，竟然有一大部分对他们手中的选票漠不关心。1859年，只有27％的选民真正参加了投票。 [35]

[1] BPP，Reports by Inspectors of Factories...1835－1841，Report of January 1839，98.

[2] CBS，QS/JC/6，115－122.

[3] Farming Magazine，1（July 1800），328－334.

[4] Wasson，91.

[5] Scotsman，1 March 1817.

[6]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25 July 1789；Bath Chronicle，23 July 1789.

[7] World ，5 September 1793.

[8] Bamford，1，43－44.

[9] Public Advertiser，7 December 1793.

[10] Political Register，2 November 1816.

[11] NA，HO 40/29，397.

[12] NA，HO 44/2，171.

[13] True Briton，14－15 June 1797.

[14] Rohstedt，107，109.

[15] Poole，73－74，79；Morning Post，3 January 1794.

[16] Morning Post，3 August 1795.

[17] Rohstedt，5，14.

[18] Godber，157.

[19] NAS，AD 14/1/2.

[20] NA，HO 40/12，67.

[21] Black Dwarf，30 June 1819.

[22] Pellew，3，254.

[23] Grime，99，103.

[24] The Times，14 September 1830.

[25] The Times，18 March 1831.

[26] Hansard，3rd Series，12，7－8.

[27] Beckett，76－78.

[28] CBS，D 85/12/12.

[29] NA，HO 40/29，476.

[30] NA，HO 40/29，483.

[31] NA，HO 40/30，4－5，17－18.

[32] NA，HO 40/29，190.

[33] Hamard，3rd Series，12，421－422.

[34] Hansard，3rd Series，12，254，277.

[35] O’Gorman，177.

第三章　能力：身份与抱负

《改革法案》虽然打破了政权力量的平衡，却没有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当布鲁厄姆运用那些“有声望且受过教育”的人的能力来影响下级人民时，他其实已经认可旧的等级秩序是完整的、正在履行其道德引导的传统功能。赋予个人投票的权利也许能够提高他的自尊心，但不会改变他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看埃尔兹伯里的扫烟囱人艾伦·詹姆斯，他住的地方被称为“公共垃圾堆”，周围的邻居们包括一个皮匠和一名劳工。幸运的是，他们所居住的这个行政区允许每位成年男性享有投票权。于是在1818年的大选中，詹姆斯就把票投给了名叫威廉·里克曼的地方银行家兼辉格党成员。詹姆斯的资产价值超过10镑一年，因此保留了他的投票权，他于1835年再次投票支持了里克曼。 [1] 他处在中产阶级下层的边缘，应该会毕恭毕敬地对待那些阶级中更有分量的人物，比方说城镇的专业人士、批发商和酿酒商，而与作为商人和店主的同伴相处时则可以不拘小节。所有的选民都承认里克曼高人一等，因为他非常富有，拥有附近的庄园，管自己叫“士绅”并且同贵族、绅士和神职人员们一起被列入本地的通讯录中。

关于地位的词汇及其有关尊严、道德权威和有效性的含义被一起保留了下来。工业和农业革命可能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范围，但他们依然沿用祖先们所熟悉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及在社会上的地位。于1774年去世的伦敦商人菲利普·怀特黑德，在自己的讣告中被描述为“威斯敏斯特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裁缝］的儿子”。他的父亲为他提供了“适合他出身和经济状况的教育”，然后把他送到羊绒布商那儿当学徒。 [2] 1794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一个名叫威廉·贝克的店主兼粮食经销商宣称他履行了“他的身份”应尽的职责——即荣耀国王、敬畏上帝以及“不动声色地把对国家事务的关心［留给］那些享有天赋神权的人”。 [3]

未来的哥特式复兴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在回顾他于19世纪20年代在北白金汉郡度过的年少时代时描述说，当时的社会秩序处于几乎已有两百年的静止状态中。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个被剥夺了天赋的毫无生机的国家”，这种不足一部分是由他的父母补救的。他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来自在安提瓜岛拥有一片糖料种植园的家族，两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按本性和教养都算得上是“上流人士”。他们的儿子很敬佩父亲“在遇到比他身份更高贵的人士时展现的绅士般的谈吐”。 [4] 这种举止风度本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应该具备的，但是现在，那些无法依靠上辈传承或对此有职业性诉求的人中也有些具备了这种素质。于1831年去世的蓓尔美尔街书商托马斯·佩恩，被描述成“脾气温和”，“举止如绅士般赏心悦目”，给他的学者顾客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他所在职业界的绅士”。 [5]

英国社会依然被介于“具绅士风度”和“不具绅士风度”之间的界限所割断。但是，正如堆砌在佩恩身上的赞美之词显示的那样，人们对绅士的定义参照了文艺复兴时期给出的准则。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地方医生托马斯·艾伦也给出了类似判断。1700年，在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之后，他得出结论：“传播仁慈、启迪思想、纠正世间发生的错误和虚假行为”是像自己一样的绅士们应尽的义务。 [6] 一项1731年公布的全国性调查将绅士定义为“穿着得体、温文尔雅、有良好的教养、富有而且博学”之人，而这些禀性将他们同“普通人”区别开来。 [7] 最重要的是，绅士需要把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公共利益上。为了大众利益播撒美德是墓志铭经久不衰的主题。一段写于1780年的林肯郡波士顿的墓志铭在表达伤感情绪和恭维上颇具代表性：

沉痛悼念士绅理查德·弗德尔先生。他拥有卓越的个人能力，而自由式教育使得他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具备对人一视同仁的正直，保持并不断发扬英国参议员、地方长官、绅士和商人应该具备的多样且极为重要的品质；在他身上（他确实与众不同：一言一行纯洁而优雅，极度虔诚，乐善好施，并懂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道），人们看到的是崇尚社会和家庭美德的最优秀的典范。

弗德尔佩戴的纹章饰物提醒着我们，他是一位世袭的绅士。家族血统依然有价值，但那些不一定都是世代相传的，个人精神上所获得的教育和高尚思想和前者一样，甚至更有价值。这种关注焦点的转移在约翰逊博士1755年编写的字典上有记录。他在字典中指出“绅士”的原义——“有一定出身背景的人”——“现在已经不被使用了。”这个词现在表达的更普遍的含义是：“一个凭借他的品格和职位站在普通大众之上的人。”仅仅依靠财富本身无法造就绅士。约翰逊辛辣地讽刺了居住在特威克南乡间的退休商人们“还未学到绅士该有的言行举止就丧失了商人的文明举止”。 [8]

到了18世纪，从城市事务所通往乡间豪宅及其周边田地的道路已经被人们踏烂了。成功的专业人士和商人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行进，和特威克纳姆的商人们一样幻想着他们的出走会将自己变成绅士。那些有志成为乡村绅士的伦敦富人沿着泰晤士河的北岸向西前行。这条路线是一首1756年创作的讽刺诗中，一个名叫“节俭者”的商人和他野心勃勃的妻子采用的。那位妻子是那次出行的主要推动者，她争辩说“锻炼和乡间的空气”将有益于丈夫的健康。但事实证明，更有说服力的是运用他的嫉妒心理。因为她提醒丈夫说，另一个名叫“交易者”的商人爵士已经在距切尔西一英里左右的乡间购买了一套房子。

“交易者”爵士的名字真是有用

唤醒了他的商人兄弟的自尊心；

这个“节俭者”一辈子

对他妻子百依百顺，

承认她的观点很有道理。

于是在夏季来临之际，

从积蓄中取出几百镑，

购买了自己的“乡间包厢”。 [9]

这种类似于现代人在乡间建造第二个家园的现象，在18世纪也是对人们一生辛勤工作的褒奖。伯明翰商人托马斯·韦伯，在1819年退休后入住基特威尔公园（一座乔治王时代建筑风格的红砖房屋）时，写了一首诗以庆祝他获得的来自大森林的宁静：

当商业活动，往往是受利益驱使

占据了我辛勤劳作的双手和大脑

我就希望在高耸的大地上有张床

能被我在遥远的某一天找到，

我会以最谦卑的心凝视这片土地，

这属于广袤的自然界的宽阔区域；

它知道如何将人从纷争中快乐解脱

如何善待一个没有虚度此生的人。 [10]

韦伯对他居住地的景色十分满意，但其他的中产阶级移居者则不然。拥有一处绅士的住所意味着其拥有者必须像绅士一样思考和行动。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这还包括依照当时的美学理论来敦促开明人士重塑景观并营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大自然和谐之感。在1753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剧中，一位名叫“暴发户”的律师之子，重新修葺了他刚刚购买的曾是自己出生地的农舍，以证明自己不仅是绅士，更是有鉴赏力的人。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修葺出来的农舍不过是混合了哥特风格和意大利风格的现代式建筑大杂烩。他的花园给人一种强买强卖的愚昧感，其中有一处幽境（“圣奥斯丁的洞穴”）和一座“有部分中式风格”的桥。“乡绅”暴发户先生对他设计的世外桃源非常自豪，还“希望别人能在那儿憩息并赞颂他的品位。”那些品位高雅的读者肯定会嘲笑他，而更好笑的是因为暴发户先生骨子里依然是个土包子。他模仿古典风格建造的“献给女神维纳斯”的庙宇正是他“和一群村姑低俗地谈情说爱的放荡之所”。 [11]

可怜的暴发户先生虽然知道那些规则的内容，却不能够真正理解它们。上流社会对于触犯规则的人是丝毫不讲情面的。约翰逊博士是某地一个书商的儿子，他自称绅士，说自己对于某些行为本身的微妙之处及其可能对某些无法达到这些行为要求的人造成的伤害特别敏感。在175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曾师从伦敦一缝纫用品商的乡村绅士的二儿子的命运。经过了4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后，乡绅的儿子归乡会见旧友。他原本期望能够找到乐意听从他对财产投资方面的建议的绅士们，接触到渴望听到最新都市时尚的女士们。但是，他在“首次公开演讲”时就令听众觉得十分无趣，反倒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和一名警卫人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们的谈话涵盖了历史典故、法庭故事、上流社会的聚会以及伦敦的游乐园。

尽管母亲提醒他说律师和军官们总有一天会很乐意找他借钱，但这个年轻人还是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城里。不久之后，他的哥哥“因为捉住了一只让全区的捕手都束手无策的狐狸，在酒醉般的狂喜中”一命呜呼。这名曾经的学徒于是继承了乡绅的头衔，进入了一个令他非常不快的社交圈。他很讨厌打猎——“我很怕灌木丛中的荆棘还有沼泽地里的污泥。”在伦敦的时候，他会乘坐装帘的轿子以避免碰到从前那些个想要和他一起寻欢作乐、谈论当地姑娘的朋友。这个寓言故事最后以主人公拒绝传统，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为结局。这样的选择当然是需要自信和决心的。 [12]

普芬顿先生是小说虚构的成功的猎狐人。他是斯特普尼的一名淀粉制造商唯一的儿子，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描述了他在19世纪20年代攀登社会阶层的历程。和其他的讽刺作家一样，瑟蒂斯知道妻子们是引领家庭蒸蒸日上的原动力。普芬顿夫人成功地鼓励她丈夫把家从伦敦东区迁至梅克伦堡广场的一栋住宅，并把儿子送去伊顿公学尔后是基督教堂学院上学，在那里他和那些爱好运动的贵族们打成一片，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习惯。“那些年长者对他不知道有多么引以为豪！他们会坐下来听他神采飞扬地述说和杜塞斯如何击败查理［警察］以及他如何把一个自命不凡者丢出包厢推到坑里。” [13]

商人们在购建乡间别墅，律师的儿子们在美化他们的庭院，而越来越多的制造商的儿子们和贵族子弟玩到了一起——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处在中等地位的人继续受贵族和绅士阶级奴役，而后者也继续调控社会基调，定义品味和时尚。即使他们正在向一个以他们的利用价值和责任感为基础的集体性的身份靠拢，中产阶级还是选择继续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这股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模仿的强烈欲望，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地被名叫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具有中产阶级典型特质的陶器制造商人商业化了。1777年，他把制造的黑陶“伊特鲁里亚”花瓶的畅销归因于，“王公贵族们在他们的宫殿摆设这些花瓶历时已久，是时候让中等阶级的民众也能欣赏和瞻仰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阶层人士数目有多么巨大，几乎可以说远远超出了那些贵族的数量。”大规模生产满足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因为只要花7先令6侏儒，一位商人的妻子就可以在她的壁炉架上摆一个同伯爵夫人家客厅里摆放的非常相似的花瓶。此外，韦奇伍德非常了解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他知道，诉讼律师的妻子会接受以3几尼的价格买个较大些的花瓶。 [14] 在报纸广告中，零售商们总是喜欢邀请一些“贵族”和“绅士”来检验他们的产品，或者称这些人经常光顾他们的商店。不论这些声明真实与否，它都使得谦逊的购物者们相信自己所购买的物品都是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常用的。

和韦奇伍德一样，店主们也促进了一股强烈的非常势利的虚荣心态的滋长。约翰逊博士在他编辑的期刊《闲者》的一篇文章中对此现象进行了讽刺，该文描述了发迹的甜面包师萨姆·索福特雷的滑稽举止。他不惜花钱让自己变得有品位。于是，他和妻子以及几个“挑选出来的朋友”一起踏上了一次参观贵族和绅士阶级“最著名住所”之旅。当主人不在时，许多乡村公园和房屋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索福特雷一行就坐在庭院或花园里野餐（当然，一边还喝着茶）。然后，他们参观了室内摆设、绘画作品和装饰品。既然了解到时下流行什么，索福特雷和其他中产阶级游客回家后就知道应该买些什么。

在他们的购物清单中，大多把马匹和马车装备列在首位。听说贵族和士绅出行都是乘坐马车或骑马，索福特雷在短途旅行前就购买了两匹阉马和一辆轻便马车。中产阶级都渴望这样做，以至于马车所有权成了城市或镇村繁荣的度量衡。在18世纪的最后一季中，爱丁堡的马车数目达到了近1900辆，比原先翻了一番。这些新车主当中大多是商人、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大臣和大学教授。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该市的骑术学校。该校于1764年成立，由一位年薪200英镑的骑术师掌管。这笔薪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的学生希望得到最好的培训。因为绅士的身份取决于他的住宅以及他如何轻而易举地控制他的坐骑。 [15]

那些想要了解正确的行为方式和流行款式的中产阶级人士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关知识材料。礼仪指南继续享有广泛的读者群，而报刊也开始围绕这一主题给出建议，登载一些关于最新时尚品位的文章。所有这些内容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实现个人幸福，以及如何将这种理念灌输给他人。《女士杂志》1778年二月刊强调说：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我们每个人首先和最终的目的……我们是为此而生的”。从刊名可以看出该杂志走的是高档小众路线，所以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读者。

很多会话表达了积极的快乐思想。1707年出版的一则手册描绘了它是如何完美表达的：

言谈之间，它展翅飞翔

愉快地穿行所有甜蜜的春天，

像音乐之音般和谐深情而清丽，

把所有的知识注入耳中，

提取出育人计划的能量，

合为一体，造就人类。 [16]

各种警句格言和哲学性谚语的汇编以及新闻出版物为人们之间的交谈提供了原材料。那些能说会道的和缝纫用品经销商的学徒们对着干的小伙子们，很可能是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报道或周刊上登载的评论和轶事中获得他们的社交才能的。

诸如集会、舞会、交际晚宴和晚餐派对之类的正式社交场合，为参与者提供了交谈的机会。从那些以此为主题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交谈需要说话者拥有令人愉悦的敏锐智慧、知晓很多有趣的轶事、了解时下最新的信息以及会使用优雅的措辞。到18世纪下半叶之时，拥有社交野心的人被建议在思考时要学会淡定。《女士杂志》1798年的三月刊重新探讨了一个其读者关心的话题（该杂志经常如法炮制）。它警告他们要远离“虚荣、虚伪和轻浮”，提醒他们交谈显示了他们的“大脑指数”。为了使自己的言语多少带点分量，女士在言谈之间应该把话说完，但切忌说得太多，因为“卖弄学问”是应该避免的。

杰西·哈登是爱丁堡一位银行家兼报业经营者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一位艺术家，对这种说法她很不以为然。1810年，她抱怨说有场交际晚宴“除了聊天什么都没法干”，在宴会中，她在“一帮老学究”的谈话中脱不开身。最后，她总结道：“要打发一个晚上，扑克牌和音乐是非常必需的。” [17] 杰西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任何娱乐活动中，把握好学问和消遣之间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一本1825年出版的家庭管理指南建议那些想举办“座谈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们，在活动中加入扑克牌游戏以消除高谈阔论带来的厌烦情绪。尽管如此，知性的言谈还是要靠激励的。为此，手册建议主妇把“各种最新的出版物”、印刷品、图画、化石和贝壳一股脑儿都摆放在桌子上，“以唤起大家的注意力并促使他们发表评论”。 [18] 女主人也大可以再展示一些乔赛亚·韦奇伍德的黑陶以及哲学家、人文大师、罗马皇帝和现代杰出人士的石英浮雕。

一位严格遵照家庭管理指南给出的建议举办座谈会的妇女，比方说律师的妻子，会希望她的客人们之后描述说当时的氛围很“文雅”。这个词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超过一个多世纪了，被约翰逊博士定义为表示礼貌和优雅的形容词。这个词显然与过往的“优雅”和“温柔”二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并非“绅士”或其衍生词的同义词。早在1776年，伦敦的一家报社就针对特定的市场目标给出了三种类型的住房。有和林肯大教堂毗邻的“适合绅士家庭居住的一流宅第”，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典雅住宅”和位于梭霍区的两室“精致小套房”。 [19] 后两类住房很明显是为那些低于绅士的等级但希望得到尊重的人准备的——换句话说，他们属于中产阶级中的中层和下层。

这些文雅人士非常注重外在形象，这对他们维系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1767年，一位下级海军部干事抱怨他3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系一种“文雅的”单身汉的生活。和一般“劳动者”不同，他的职业要求他“穿着打扮要能说得过去”。而出于自尊，他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住所，可以是年租费20镑的“体面的”房子也可以是至少4先令一周的“感觉还成的”套间。 [20] 文雅人士是能够很快被识别出来的。1776年1月，一位“很文雅地身着黑丝的”年轻女士在伦敦一条大街上被一只狗袭击。1789年底，一些“文雅的”人们聚集在巴斯修道院参加相关仪式，以庆祝当地新建的（很可能是他们捐助的）主日学校的落成。

文雅人士们在生活习性上努力做到自我约束，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以及面对地位较低、向来都不计后果而过分放纵自己的人时。想过上高雅而有节制的生活并不容易。1786年，发生在爱丁堡的一次晚间集会遭到了一群“喝的酩醉大醉，从小酒馆跌跌撞撞地走来”的人的干扰，让当时在场的高雅女士们很是困扰。几年之后优雅行为的标准有了提高，因为一位当地的地方官员非常满意地记录到，在爱丁堡的“上流社会圈”中，“无节制的饮酒”已经“不流行了”。这些行为标准不是为了扫谁的兴，然而对于“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在晚餐时习惯有酒水服务的所有“商业人士”来说，这在3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 [21]

对于外表的关注使得风雅人士对针对他们的不安全感的诉求的广告非常敏感。1817年，一则黑鞋油的宣传广告提醒潜在客户们，“锃亮的”鞋子对于“文雅的外表”非常重要，“这是时尚的规则，而且必须服从”。 [22] 不过，追随时尚的文雅人士并不总是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1838年间，伦敦的警察们在到处查找一个“打扮优雅的”年轻威尔士女子，她是盗窃案件的嫌疑犯，以及名叫约翰·博德尔的曾当过贴身男仆的夜盗——此人“体形修长而优雅”，“把亚麻质地的衣服穿得非常得体”，还有着“迷人而女人气的举止”。 [23]

保持文雅的外观是引发焦虑的根源，就如威廉·科贝特所称的“羞于被人认为自己很穷”，而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对于中产阶级在具绅士范的个人随身用品上的追求大为感慨，认为把钱花费在仆人、马匹、车辆、红酒和烈酒（即白兰地）上是一种挥霍浪费。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中产阶级家庭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而这也是科贝特眼中“幸福”的根基。他敦促中产阶层读者们每每遇到诱惑都应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它，我能行吗？” [24] 通常，他们的回答是：“不行。”这样的回答并非出于实用性质的因素，而是因为消费行为是和身份地位牢牢拴在一起的。就如海军部的办事员所说，他的衣柜和谈吐将他和工匠（他们的薪水可能跟他一样多）区别开来，而和那位穿着丝制衣裳不幸被狗咬伤的女士（其实她穿上印花棉制连衣裙就是女仆或女针线工）联系在一起。

科贝特认为信贷是自我放纵的犯罪同谋，他说的当然是事实。那些文雅人士以及喜欢模仿绅士的人总是甘冒过度使用自己财产以致濒临破产的风险。这是一个紧紧缠绕着中产阶级的梦魇，以至于有些人不愿忍受被债权人监禁的羞辱而选择自杀。1737年5月，名叫尤斯塔斯·巴戈尔的作家兼记者从格林威治的渡轮上跳海身亡。他是一名文雅人士，但他从事的职业缺乏稳定性。虽然他的口袋里还装有一块金表和一些零钱，他的账户里的钱已经被榨光了。他的朋友告诉验尸官：“他要凭有效证件才能进入自己的房子……这让他极度的不安”。威廉·阿尔克姆也遭受着相同恐惧的折磨，这位都市商人在1819年1月朝自己开了一枪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承认“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毁了，而且他预计自己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还告诉合伙人他的“私事十分令人难堪”。 [25] 他是免遭了监禁之苦，但他的家人却要面对验尸官的判决带来的耻辱，因为后者认定大多数的自杀行为都是精神错乱的结果。

依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文雅的生活是令人苦恼的。1777年，这种残酷的现实就严重打击了一位不知具名的年轻女士的心气。她和未婚的姑姑住在一起，“依靠很少量的年金［15英镑］艰难地维持优雅的生活”，而对于自己家族与贵族阶级有着一丝联系，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希望能够受雇于“某个文雅的职业”，或者实在不行就去当某位夫人的贴身女仆。她年事已高的姑姑得知后“勃然大怒，告诉她近两百年来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从事商业活动了”。在从当情妇这一不可靠职业（一位住在附近的绅士试图引诱她上床）惊险脱身后，这位年轻女士终于进入一个“良好的”家庭做女仆。这是一个把她误认为是佣人的蔬菜水果店老板说服她去冒险尝试的，因为在外界看来，落魄的文雅人士和家庭女佣没有多大区别。

她的这份新工作颇具解放意义。她说“与其过一种仅被人认为是出身高贵的信念支持但是充满了骄傲、贫穷、闲散、污秽和痛苦的生活……我更喜欢像现在这样踏踏实实、以己之力受雇于人……除了身为人仆的想法，没有其他什么会剥夺我的幸福感”。 [26] 这一声明出现在《女士杂志》上，人们不禁好奇读者们将如何对其做出反应。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作为文雅人士是一种心态而非收入的反映？这位年轻女士抛弃她上流社会的地位是对是错，这种损失能否被未来的能力和更舒适的生活前景所弥补？显然，她已经使自己相信能力会开启幸福之门。

不管人们对于从事仆人的职业会做何感想，中产阶级人士的妻子和女儿们都会为这位年轻女士关于能力的见解喝彩。这是一个让中产阶级非常值得骄傲的品质。这些能力不仅服务于他们自己，更服务于全球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沃克利医生将中产阶级列为“有用的阶级”，而跟随他一起的改革运动者们也将中产阶级硕果累累的辛勤劳动与贵族阶级的无所事事作了对比。然而，矛盾的是，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成员却在花费金钱和精力效仿那些已然只知游手好闲的贵族的品位，还购买和他们一样的行头。当然，对贵族们外在的模仿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认可他们的思想。迪斯雷利所做的《科宁斯比》（1844）中，曼彻斯特的棉花生产商米尔班克先生就没有把他改革主义的观点用在购买地产上，而他的行为比这更出格。就像事件证明的那样，他只是在拿他的高贵地位本身开涮，因为他的财产使得他在附近的一个有名无实的选区颇具影响。

此外，也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是，贵族和绅士们处在工业和农业变革的前沿，他们通过提供资金和运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推动有益的发明创造。有5位公爵掌管了伦敦倡导艺术、制造和贸易协会，其用户包括乡绅和商人。这些协会为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奖金资助，而协会本身也象征了一种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理想合作机制。对于这些机构来说，贵族的参与对其成功与否至关重要。1823年，一家位于伦敦的力学研究所得不到积极支持的原因被归咎于，市民们不愿支持不是“由拥有财富和地位的贵族引导的”项目。 [27]

不管他们多么希望否定这一点，但有用性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属，它也不只体现在支持公共企业和创造财富上。或许结合了私人和公共生活体验的对有用性的最好定义，是罗伯特·骚赛在1829年对“优秀智慧之人”的目标所做的概述。成为这样的人，他需要做的是：

先于家再于邻，最后于国尽己之责。要造福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他或以他之力能够帮助到的人，决不肆意伤害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生命。只要还有能力，就鼓励社会上有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以及能够净化和提升人性的一切事物的发展。 [28]

这种针对完美人生所开的老生常谈的处方，在之前三百年间的任何时间都能被写出来。从当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可以看出关于服务精神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生活中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服务的宗旨。如果工人们拥有正确的态度，他们每日的辛苦劳作就会是有用的。一位圣公会牧师于1784年编制的一系列书信范文中（帮助那些说话笨拙者），有一篇是一位虚构的年轻绅士学徒写给他杂货商师傅的。他立誓“要从事这个世界上某些有用的商业活动”。这其中的价值，他在另一封关于一位商人写给一位律师的女儿的求爱信中给出了解释。商务贸易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刺激了国家的利益并提升了国家的荣誉”，而且，通过它，“勤劳的穷人们切实地有了工作……获得了舒适的生活”。 [29]

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仍然有些老一辈势利者捂着他们的钱包，冷眼旁观着商业贸易。理查德·（“花花公子”）纳什（1674—1762）曾经告诉奥利弗·戈德史密斯集镇是如何在市政厅每月举办一次集会，“来鼓励这种应该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和谐氛围的”。集会活动举办地非常“庄重、得体和优雅”，以至于当地的贵族和绅士也纷纷出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淑女们开始反对商贩的女儿们出席活动，而绅士们也表示出对和她们一起跳舞的厌恶情绪。商贩们对此非常恼火。他们都是些能够自给自足的“财富所有者”，出于报复心态，他们停止了对绅士的信贷并要求迅速解决债务问题——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金钱一直都象征着权力。通过一位贵族的调解，双方才重归于好。贵族是这样劝解的：争吵对于双方来说非常荒谬，因为两个阶级是相互依存的。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明确的和永恒的：不同的部分之间如果没有相互合作，社会将逐渐解体而最终陷入混乱。 [30]

在中产阶级内部也会出现一些战栗和紧张的局面，因为成员们对于各自的作用价值有意见分歧。1750年，约翰逊博士观察得出：“在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当中，有一种诋毁他者而抬高自己行业声誉的倾向。”比方说，“那些从事要求勤于学习和思辨的职业者”会认为自己比那些从事“喧嚣的公共商务”的人地位更高、生活得更快乐。 [31] 约翰逊博士就属于前者，但即便可能产生嫉妒之情，他也会很快恢复平和心态，因为他知道商业回报是有风险代价的。和其他报纸的读者一样，他一定有看到每周的破产者名单。

自由职业的追随者们对于利润动机充满了矛盾心态。1816年，名叫理查德·里斯的名医感慨医药正在遭受“一种将这个职业和最低等的技工从事的副业置于一起的商业思想”的蒙羞。 [32] 他愤怒的矛头直指那些以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互勾结而大发横财的市区医生和药剂师，以及那些在报刊上发表内容实为“以赚钱为目的的体面广告”的医药论文的医生们。对于以“人类的福祉”为己任的职业来说，这些低级的赚钱手段被认为是很不得体的。里斯未免太过理想化了，因为即便是最好的医生，也会尽一切可能且往往不是通过正当手段来争取患者和诊疗费的。不管怎样，他还是提出了学医者们会继续在心中思考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专职领域其中最大一支的成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靠才能来谋生的吗？还是说，他们的职业诉求在本质上提升了他们的修养，并给予了他们无法录入账本的非物质奖励？

另一种偏见把矛头指向了新的职业——工程师。一本关于詹姆斯·瓦特（1736—1819）的回忆录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和性格证明“对于机械技能的追求”并非与美好的情感和绅士般的风度格格不入。而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是与之相反的假定，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在过往的历史中，那些从事“真正有用的艺术工作”的人都是些“奴隶和腐败堕落阶级的成员”。 [33] 而纠正这种偏见，正是创立于1823年的《技工杂志》的目标之一。很快，该杂志就提升了读者们的信心和自豪感。一篇早期发表的文章指出，技术工人好比是一把剑鞘，保护的与其说是剑本身，不如说是“刀刃的锋利程度和韧度”。“同样地，我们不应该用金钱或财富而是用美德来衡量一个人。”

在威廉·韦德看来，工程师是否拥有美德、是否应该受到和银行家同样的尊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韦德是位新闻记者，以揭露政治腐败出名。1833年，他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针对中产阶级给出了一个摒弃了旧的等级体系和地位概念的崭新的整体形象定位。他们已成为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多余的一分子，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把先前的中间等级聚拢到了一个单一体中。韦德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从实际出发且富有成效地对财富进行使用。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直都是文明的润滑剂：他提问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人类有可能“建造出金字塔、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新伦敦大桥和曼彻斯特的铁路吗？”

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剩的资金能用于投资（许多人其实是没有的），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财富的生产。资本主义庞大的网络从那些参与提供资金、加工生产、分配和销售商品的行业一直拓展到社会的各行各业。通过成功地治疗病患，医生使得男人和女人有能力工作。这个网络还覆盖了所有能刺激消费的人士。“一个受雇雕镂一枚戒指或银扣的珠宝商，可能带来制造商和农学家所从事的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类只会被他们所重视的东西吸引而去劳动”。 [34]

韦德的理论也是一个对阶级立场统一的呼吁。一年前，《改革法案》赋予了中产阶级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现在，他们也成为主人了。但是要想行使权力，中产阶级需要达成一项共同的意愿。就像韦德所假设的那样，如果赚钱和花钱是中产阶级的首要关注点，那么经济利益就是能够将其成员联合到一起的黏合剂。这一假设有一定的道理：得益于近年来农业和工业的增长，中产阶级的队伍成倍扩大并日益强势。成员们对创新青睐有加并认为这标志着进步。

对于任何阻碍中产阶级发展进程的事物，他们都无法容忍。那些呼吁要利用“我们祖先的智慧”的保守人士们无法使中产阶级信服，特别是在对政治改革的辩论中。在一本1925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激进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把英国的历史比作一个进化的过程，随着人类的代代繁衍，知识和经验的总储备也随之扩大。变化是顺应自然而且适当可取的，因为它是一个改良的发展过程。祖宗遗留下的一切不能论证制度以及思维习惯延续的有效性。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支持辉格党和有激进倾向的拥有政治觉悟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职责是去除各种不符合时代标准的思想行为，包括整治腐败堕落的市镇再到让非英国国教徒不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

现代化包括限制贵族旧时沿袭下来的权力，同时把英国国教作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现状的工具。正如保守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这需要借助一种微妙的平衡手段。但是调整社会体系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危及整体并为中产阶级不希望看到的来自下等阶层的革命创造机会。尽管事实证明，中产阶级的成员在讨论对国家最有利的经济政策上常常意见不一，但韦德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定义为联合整个中产阶级的黏合剂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正确的。

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中还有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分歧。某些中产阶级人士希望被当作绅士看待，而其他的人并不以为然或是拿“绅士身份是由他的行为、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财富而非出身决定的”这种信念加以搪塞。“自由”艺术的工作者们仍然认为自己优于那些从事“机械”制造的技工。韦德的书问世的时候，医学行业对于其各个分支的地位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中产阶级在宗教和政治意见上无法达成一致，其成员被分为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派人士以及国教教徒和非国教徒。中产阶层的男女们会讨论奴隶制度问题，思考如何能最好地缓解贫困和关于品位、道德和行为的各种小问题。

[1] A Poll of the Electors ...Borough of Aylesbury，1818；ibid.，1835.

[2] General Evening Post，16 September 1775.

[3] NA，HO 42/28，108.

[4] Recollec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Buckinghamshire ，22.

[5] Gentleman's Magazine.101，March 1831.

[6] H.R.French，64.

[7] Present State，167.

[8] Boswell，1，109.

[9]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 Nick Roe for this verse.

[10] Davidoff and Hall，330－331.

[11] World ，No.18，3 May 1753.

[12] Rambler，1，No.116（27 April 1751）；No.123（21 May 1751）.

[13] General Evening Post，9 March 1776.

[14] Corfield，43.

[15] Statistical Account，2，28，31.

[16] Warren，67.17.Harden，111.

[17] Warren，67.17.Harden，111.

[18] Parkes，377.

[19] General Evening Post，18 January，1 February，16 November 1776.

[20] London Chronicle，1821 April 1767.

[21] Statistical Account，2，47，57.

[22] Swinney's Birmingham Chronicle，23 January 1817.

[23] NA，Mepo 4/29，5，189.

[24] Cobbett，Advice，15，17，69.

[25] Weekly Miscellany，20 May 1737；GHIRO，London and Southwark Coroner's Inquests，Box 32，13.

[26] Lady's Magazine，October 1777.

[27] Mechanic's Magazine，1，11 October 1823.

[28] Southey，Sir Thomas More，1，165.

[29] Brown，English Letter-Writer，45－46，89.

[30] Goldsmith，3，355－356.

[31] Rambler，1，No.9（17 April 1750）；No.21（29 May 1750）.

[32] Monthly Gazette of Health，1 January 1816.

[33] Mechanic's Magazine，I，30 August 1823.

[34] Wade，178－179.

第四章　文雅的壁炉架：消费模式

在18世纪和早期的19世纪，中产阶级在赚钱和花钱上支出了同样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由他们的消费情况来决定，这在英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金钱大量花在了购买能够带来个人愉悦的兴奋与刺激上，人们对自身成就感的满足成为一种生活哲学。

一本写于1791年引领孩童进入消费世界的儿童读物，敦促这些未成年人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品位和优雅风度，因为这是“文明化”进程的精髓之所在。书中“文明阶段的人们”一章，就详细描绘了一男一女遛着宠物狗漫步走过城市街道的景象。城市背景中还设置了一个主教堂、一座现代大桥、桥上穿行的公共马车，远处码头上矗立的各种船只的桅杆。宗教信仰、交通运输以及商业贸易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而那一对男女则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人物。 [1]

他们的穿着显示出他们属于中层社会的上层阶级。那么他们又要步行去哪里呢？同行的宠物狗表明他们应该是在为了身心健康而散步。初始的浪漫主义运动还强烈建议人们去农村地区郊游漫步，因为在那里，人们的想象力会在如画的美景甚至残垣中受到激发。在那对城市男女的家中，挂着一幅描绘雄伟山脉和宁静田园风光的版画。他们家中应该还有瓷器、玻璃器皿和其他一些由女主人挑选的装饰物品。女主人的朋友会在她们相约一起聊天饮早茶的时候赞美她杰出的鉴赏力。她们相互恭维，皆大欢喜，引得其中一个业余女诗人诗兴大发：

你啊，溪流之源泉！

你流水淙淙，

为清晨苏醒的母亲送来喜悦，

当暮色渐至之时，

又再次续满流香的泉水和美酒，

若没有你的伴随，

我将如何度过今生…… [2]

大多数人一生少有机会喝茶，因为它价格昂贵，并非人人都饮得起。1800年，茶叶的国民消费情况是每人两英镑，差不多是中产阶级们的另一种兴奋剂——咖啡的年消费金额的两倍。 [3] 咖啡应该是那位女主人的老公去咖啡馆会见朋友、谈生意以及阅读每天报纸的时候经常消费的。他多半是一个或多个男士俱乐部或者联合会的会员。这些团体的建立，旨在通过休闲聚会以及知识、意见的交流来促进会员间的友谊。不过并非所有的会员都是高尚稳重人士。1783年11月，帕森·伍德福德就因为参加了一个拇指俱乐部在诺里奇一家名叫国王之首的酒馆的聚会，度过了一个混乱的不眠之夜。“他们在当晚整夜地推攘叫喊，打碎了价值12先令的玻璃酒具和碗盘，第二天一早便草草解散。” [4]

当然，也有一些高雅的娱乐方式可以是两人一同参与的。如果他们住在伦敦或是去伦敦参观，就可以去众多游乐园中的任意一个休闲游玩。几乎每一个省级市镇都有剧院以及各种用以举办会议、音乐会、棋牌游戏和舞会的集会场所。购物和娱乐很费钱，但这钱花得非常值当。因为那些文明生活的点缀，会给这对夫妇带来个人的满足和社会的尊重。1817年，一位音乐捍卫者申辩说，寻求快乐乃是人之本性，只要加上一定的“适当规约”，便能成为人们无尽的快乐源泉，便能满足“人类感官或想象力的需求，甚至还能两者兼顾”。 [5]

为人们的感官提供满足随即成为18世纪的一项巨大产业。文学、戏剧和小众一些的绘画、雕塑的发展，开始越来越仰仗于中产阶级的赞助。剧院的数量急剧上升，省内的剧场成为公民身份的图腾，表征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以及人们老道的戏剧品位。投资新剧院是回报非常可观的投资。在1761年的谢菲尔德，如果你拥有一个新剧院及其集会厅100英镑的股份，那么一年之后就能有六个百分点的股息收入，60年内几乎能翻上一番。 [6] 观众席不断扩建，以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18世纪末的伦敦大剧院已经能同时容纳2000多名观众。

经济状况支配着舞台上的表演内容。像大卫·加里克这样的剧作家兼经理人就致力于发掘市民需求并充分给予满足。总的来说，观众们最喜闻乐见的是他们熟悉的易懂的情景情节，所以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冒险和前卫戏剧的时代。观众们也喜欢多变与新鲜，特别是莎士比亚剧的删节版，有时甚至是修改版，以及其他各种传奇故事、滑稽闹剧和时事讽刺剧。纨绔子弟、时髦人士以及在英的外国人被经常当作讽刺对象。当然，英格兰本土上演的剧目中，外国人还包括了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塞缪尔·富特的《登记办事处》（1751）就充分照顾了大众的口味和偏好。此剧把场景设置在了伦敦一个著名的劳动力交易市场，剧中人物包括一个滑稽的法国人、一个血统纯正敏感易怒的苏格兰人，以及一个向观众宣称自己是出生于“内陆海港城市”的目不识丁的爱尔兰人。18世纪的后半期，穿插了戏剧、舞蹈、人体背景及音乐的大杂烩剧目日益受到欢迎。

戏剧节目的内容显示了中产阶级的喜好。1787年的第一个星期，在布里斯托尔皇家剧院就相继上演了《亨利四世》，或称《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的幽默》（很明显是一个改编和加以杜撰了的版本），一部由舞蹈大师米切尔小姐主演的《意大利花瓶》的歌舞剧，以及由一个被称作“奇幻现象”的4岁小男孩儿带来的“优雅的钢琴独奏曲”。这个4岁的男孩之前曾在路易十四、玛丽皇后以及“英格兰首席音乐鉴赏家”面前演奏过钢琴。在享受了卓越的表演者带来的阳春白雪后，布里斯托尔人又观看了一部通俗的喜剧，即《考文垂的偷窥青年》。第二个星期的剧目，又增加了一些新出的喜剧，包括《谁会成为一名军人》、《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小步舞曲》以及一部因圣诞节而应景上演的哑剧——《鲁滨逊漂流记》。 [7]

中产阶级的口味几乎是全国上下普遍一致。1817年，阿伯丁皇家剧院一月份的节目上映情况是：《麦克白》（当然也是被剪裁了的版本）、几首歌曲和闹剧——《恋人们的争吵》；次日晚上的节目是一部喜剧——《蜜月》、一部新闹剧——《雨夜十点之后》、一部歌剧——《森林弃婴》以及另一部闹剧。 [8] 这些剧目都有着类似的感伤、诙谐或者皆与家庭生活相关，而这些要素正是观众掏腰包上剧院的主要目的。

爱国主义情操也是经营者利用的卖点之一。作为现代电影院新闻片的先驱，伦敦剧院上演的剧目成功再现了英国海外扩张的胜利。1793年9月，在斯特兰德专门用于戏剧演出的阿斯特利圆形剧场，舞台设计师便成功地将英国军队包围和占领瓦朗西安的宏大场面搬上了舞台。其后是“丑角大合演”、滑稽舞剧以及“音乐作品”——《醉汉樵夫》。不远处的萨德斯威尔斯剧院还提供战场轶事、走钢丝表演以及“最新喜剧大会演”。 [9]

互为对手的各个剧场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演出来吸引观众，他们其实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现在在任何个人消费领域看来似乎都自然而然的东西，即“选择的权力”。这并非什么全新的事物，但市场上的商品以及服务的丰富程度发生的是质的飞跃。这得益于繁荣的海外贸易、国内制造业以及经济便捷的交通运输，能够把物资发送到全国各地每一个角落。这些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他们有了更多的闲钱，用于购买能让自己称心的服务、娱乐以及商品上。

国际贸易为国内货架填满了商品，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1793年，阿伯丁的一家杂货店就在大力宣传和兜售马拉加进口的葡萄、开心果、西米、木薯，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橄榄、椰子，巴巴多斯的朗姆酒以及印度的亚力酒。阿伯丁的家庭主妇有五种不同的中国茶可供选择，要是她实在很想省钱，仅花4个先令就买到一磅重的某种便宜“绿茶”。 [10] 家庭主妇和她的女儿们可能穿着在兰开夏郡或者苏格兰低地加工的由北美棉花制成的长裙。在正式场合，她们还可能身着印度的平纹细棉衣物。经济相对拮据一点的人们，也能参与到新的消费热潮中。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夫郡的长官便注意到在之前的30多年中，他管辖的教区居民就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三角船形帽、英式无边呢帽、格子衣料以及英式传统剪裁。雇佣工人也戴上了之前象征高贵地位的怀表。在附近的一个教区，当地牧师还为自己教区相对贫困的人竟然争相购买“与他们阶层不相适应”的时髦衣服而感到汗颜。 [11] 当时的消费主义热潮造就了一种平等，虽然同20世纪后期所达到程度相比还相距较远。

消费主义热潮使得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更多的商店就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店主。1801年，人口数量为8000人的南安普顿就有300多个零售商、服装商和女帽制造商。30年后，拥有2.6万居民的约克郡则散布了274家裁缝店和专业制裤店、96家杂货店以及54家药品化妆品店。新型的大型零售店的出现，依赖于快速的物资周转来保持价格的相对低廉，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超市。普通零售商则力求能涵盖到每一种商品。1773年，埃尔金一位名叫威廉·罗宾逊的商人，就同时兜售着长枪、手枪、五金制品、日本茶具、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式用具（即金属器皿和餐具），以及玳瑁制品、办公用纸、奶酪、泡菜、凤尾鱼、石蜡，还有“来自斯塔福郡的各类物品和玻璃制品”。边远地区的客户还能享受到邮政订购送货上门服务。 [12]

商品的多样性和可选性使得购物成为中场阶级广为热衷的一种消遣方式。18世纪晚期，爱丁堡“许多商人的女儿们不是在盥洗室消磨掉整个上午，就是在各个商店之间来回闲逛”。 [13] 橱窗式消费也随之出现，看着心仪的商品，想象着自己一旦有了钱就能立刻购入囊中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购物心得以及选择性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记和书信之中。1804年8月，杰西·哈登为了一件皮毛大衣而在一家爱丁堡的制衣店里久久徘徊。最后，她决定放弃价格为8几尼的那件，因为实在太贵，而选择了一件6几尼的带有紫色绸缎的棕色皮毛大衣，认为那样的价格才比较“说得过去”。 [14]

男人们也是购物的狂热分子，一个名叫约翰·伍德福德的传教士更是无人能出其左右。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前往诺里奇途中的每一次购物，而在他日记中占有同样比重的，则是其另外两项最爱——食物与美酒；1778年1月，他打算在“新伯明翰商店”花上半克朗购买一把剪枝刀和两把刮胡刀；1781年的几次远足他又收获颇丰，其中包括“很有格调的红酒启瓶器”、烟草、纸张、胡桃钳、能发出响声的陀螺、香水、缝衣针、烛台，以及一个可以绕丝或绕棉线的象牙制品。这些东西都购自叫贝克的商贩那里。贝克的货仓可谓一应俱全。牧师约翰买的这些东西，有的是送给朋友、神职人员和他妹妹的礼物。有次他还买了一些彩带以及“一根做工精致的鸵鸟羽毛”来给他妹妹的骑士帽做装饰物。仅这点儿东西就得花上1英镑13先令6侏儒，确实有点奢侈，但是作为生活富足的农村牧师，还是需要如此撑撑场面的。有趣的是，作为国家教会的公务人员，伍德福德竟然也会偷偷地光顾走私者生意。1777年，他从走私者那里购买了茶叶、一些印度丝绸手绢以及一安克（即8.5加仑）朗姆酒。不过他在第二年给驻扎北美的军队募捐了5英镑以求能弥补自己对国家的不忠。 [15]

伍德福德代表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冲动性买家的出现。随着零售商的货架越来越琳琅满目，充满诱惑，购物者们总会突然发现很多曾经从不察觉的各种需求。中产阶级最容易受此影响。由于他们拥有信贷的条件，那些诱惑也就更加难以抵御。曾经的奢侈品成了现在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让反对信贷消费的科贝特非常担心。19世纪20年代，科贝特在英国南部的旅行途中，充分目睹了农民的妻子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习惯和品位的跟风，这让他极度��望。他们的农舍都多出了一个“客厅”，里面摆满了“炫耀性的椅子和沙发”、“镶在镀金画框中的版画”以及“一些悬空的摆满了小说和小册子的书架”。 [16] 这些农舍的女主人则可能同科贝特持有不同的见地：丈夫的新农业耕种方式带来了丰厚的家庭收入，而自己对家具以及装饰品的购置则既是花去多余现金的明智选择也是家庭地位的适当反映，更重要的是，集市里的零售商还保证这些东西也是但凡绅士都会购买的物品。

对此相当反感的科贝特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新消费主义的证据。富裕的农民开始按照流行式样重建他们的住房，这一点让他大为恼火。但他的观点应该不会得到那些房主的赞同，而且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在当时的社会革命浪潮中，中层人士迎来了新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典雅大气、舒适安逸的房子。这一发展进行得如此快速，以至于爱丁堡那些“追求质量与时尚的人”在1763年还能感到舒心满意的住房，在30年之后便成了只适合“草根的寻常人”所居住的房屋。 [17] 与此同时，他们之中条件更好一些的人则住进了“新城镇”里的现代化住宅。

建筑投资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大规模商业投机之一。全国各地都在新建各式各样的住房，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1791—1800年之间一共新建了18.8万所住房，1821—1830年之间，这个数字变成了48万；而1831—1840年之间，则涨到了惊人的58.6万。 [18] 这项规模巨大的产业，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像制造业一样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大批的砌砖工、石匠和木匠。在这股建筑产业发展浪潮的鼎盛时期，其雇员数量占到了全国男性劳动力总数的15％。

土地投资商和建筑商都努力去逢迎中产阶级并小心留意他们的偏爱。当时有一种崇尚“规模”的仿贵族倾向：新建的房屋大多都在各种“广场”周边，或者是“成列成排”地“沿街道或者其他区域”进行修建。新建住宅区的取名融合了忠君与爱国的气息。爱丁堡的新区就有它自己的汉诺威街，鸟瞰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区，可以看到罗德尼广场以及为纪念一位战功显赫的海军上将而命名的康沃利斯新月广场。新建房屋的外观在总体上呈现了某种明显的贵族气息。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回他位于温莎大街的家时，看到了沿街密集成排的房屋，在房屋间还不时穿插了一些高大的科林斯壁柱和低矮的护墙，用以标示贵族们各自的势力区域。住宅新区也遍布着由成片的树木和花园带来的田园般的景致。同农村的乡绅一样，城市的商人、律师们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大自然的绿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想要的，也是开发商们保证提供的。资助克里夫顿皇家公园修建的红木进口商约翰·洛基尔，就非常在意是否能从自己的住宅看到萨默塞特群山的宜人景致。 [19]

中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的居住环境能够远离人群的喧嚣和工业的污浊。许多新建住宅区都有相应的管理条例，例如禁止购房者或租房者销售酒类饮品，禁止把住宅改为娱乐场所、学校或者礼拜堂，禁止在住宅区进行黏合剂制造或者建立冶炼厂，等等。像利兹那样的商业中心，房屋都特意建造在远离工厂的、盛行下风向以外的地区，以保证居住者不受工厂烟雾、异味和机器轰鸣的困扰。逐渐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得以同工作完全分离开来。

一系列的住地规划改变了社区的模样。1806年出版的一本利兹居住指南便将一幅由房屋建筑而形成的社会地理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圣彼得广场附近的房子，既不会太过奢华，也不会太过简陋”，“居民们都是社会中等阶层之人”，高街的居民大多是“劳工的儿子”，等等。一些专门为“中等阶层”建造的房子还提供了整套的室内配置。1778年的一份广告便描述了这样的一处房产，其配置包括厨具、铜制餐具、炉灶、洗涤槽以及管家和佣人的房间，房间里面配有桌子和用以放置玻璃杯以及瓷器的橱柜，客厅里还有“上等的壁炉台”恰到好处地嵌入在大理石中。外围的配置包括马厩、马鞍室、储粮室、藏酒室，当然，还有仆人们睡觉的房间。绅士商人们可以花600英镑—900英镑来买下这套房产，不过他们通常更偏向于采用租赁的方式。

在最繁荣的那些市镇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入住到这些成列、成排或者成片分布的居民区。他们也很高兴能彼此做伴、互为邻居，尤其享受大家在娱乐会场里的聚会。那些娱乐会场是为了给居民提供高雅的休闲和娱乐而专门修建的，纽卡斯尔于1773年建成的一个公共会场的奠基石上，就总结性地镌刻了其良好的环境和组织活动：

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文明的艺术

在文雅的鼓励与竞赛的牵引中，

发展到了前所未知的至善至美，

这雄伟之物的第一块基石，

是为向那最高尚的娱乐敬礼。 [20]

会场内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用于举办舞会和音乐会，另一个小一些的则用于读书看报、喝咖啡和棋牌游戏。入场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便把庶民拒之门外，同时也保证出资人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因为他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两万英镑。

这样的娱乐场所自然会让一些进去消费过的人自我炫耀一番。那些人会跟与自己同级别的或者低于自己级别的人谈论起在里面碰到了谁、跟谁打过招呼之类的话题。那个虚构的小说人物史密斯先生，便是这样一号人物。他在开商店的布朗顿家寄宿，这户人家的一个女儿告诉伊芙琳娜（与范妮·伯尼笔下的女主角同名），说史密斯先生“是一位有身份的穿着讲究的人，经常参加交谊舞会，对一切事物都很有品位，还有自己的小侍从”。伊芙琳娜身为一名骑士的女儿，可没这么容易被糊弄了。她立刻将史密斯先生定位为“出身低下之人”：一张参加在公共会场举办的舞会的门票可算不上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不是去几次舞会就可以证明自己也是个人物。

有一次史密斯先生在自己举办聚会的时候露出了他的伪装。他邀请了朋友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去沃克斯豪尔游乐园派对狂欢，其中包括了布朗顿一家。听完音乐又欣赏了一连串的表演之后，他们开始吃晚餐。让伊芙琳娜颇为反感的是，一同参加聚会的人们开始小声抱怨晚餐的价格太高，猜测这次晚宴的供应商能够赚到多少利润，等等。关于钱的讨论已经够粗鄙的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身为店主的布朗顿提议应该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再来游玩一次时，史密斯回答说，“为啥还要来这儿啊，阁下，今晚可是这里一年之中最好的时刻了；这里通常混乱不堪，贫民跑来跑去、尖叫嚷嚷，而且所有的路灯都是坏掉了”。这一段谈话让伊芙琳娜更加扫兴，对她而言，来这个游乐园的兴致是源于那里能有感官和想象力的满足（“露天演奏的那段双簧管可谓天籁之音”），但是这唯一的乐趣也被庸俗的谈话内容给破坏掉了。

公共会场或者相较之下级别低一些的游乐园，都是旨在为和谐愉快的聊天提供机会而人为创建的场所，因为那样的聊天是维持公众愉悦的必需。任何能够出得起入场费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娱乐场所，来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因此能够自由地汇聚一堂，即使并非每次都很轻松愉悦。沃克斯豪尔游乐园比较平等主义一些，只要一先令就能入场，差不多只是一个手工艺者一天的收入；拉内拉赫游乐园则更为亲民，入场只需要支付半克朗。聚会场所的环境和参加的人员同聚会的内容一样重要。1809年，一位名叫菲力帕·奈特的年轻女士在参加了剑桥郡的一次听音乐的集体活动后，感到非常满意。音乐厅里的粉色墙壁、深红色沙发以及吊灯和镜子都让她心情愉悦，另外音乐也“相当不错”。不过，最大的快乐却是来自音乐会间歇时同一位迷人的外国“骑士”之间的调情对话。 [21] 娱乐会场、游乐园、剧院和音乐厅都是方便幽会和调情的场所，这也就增加了它们的公众吸引力，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

人们的言行是有一定规范制约的，至少在社会的中上阶层是这样的。18世纪初，花花公子纳什就曾很好地规约了当时公共场合中的必要礼节，他曾经向戈德史密斯承认，自己的父亲就是社会“中等阶层”的一员。纳什对礼节的看重，首先在巴斯得到了验证。1703年安妮皇后访问巴斯并下令在那里重建温泉疗养设施之后，巴斯便成了各种财大气粗、脾气暴躁的肝病以及痛风患者争相涌入的疗养胜地。作为巴斯城的司仪，纳什竭力遏制着那些名门贵族身上被他称为“哥特式傲慢”的东西。他对浮华的穿着加以限制，坚持认为来自西部的乡绅必须好好修正自己的语言和品位。市民们也尊重秩序和惯例（交谊舞会通常都是以“当场地位最高的那对舞者”带来的小步舞曲开始），甚至希望每个来此地的游客都能遵守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说每天傍晚在公共海滨长廊集体散步。

酒精会使人们不守规矩。爱丁堡1827年的新年假面舞会上，混杂了各种哗众取宠的丑角人物，另外还有一些维斯塔贞女，她们“东张西望、乱抛媚眼、矫揉地叹气并说着与她们身份不相符合的污秽语言”。有些扮成了“爱尔兰盗贼”的客人还引发了不小的纷争。报道这次舞会的记者惊异于舞会上竟然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因为“通常情况下，查尔斯·赖特香槟里的果汁液有着催生暴力的效果”。 [22] 再加上中产阶级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按照公共礼仪要求来行事，因此人们很容易在酒后大打出手。

理想情况下，公共的消遣娱乐可以很好地填充人们无所事事时的空虚，有助于培养和增进友谊，让那些爱显摆之人获得自我炫耀的机会。当这些消遣娱乐涉及创造性艺术的时候，那就更具备了公民自我提升的效用。比如说，沃克斯豪尔游乐园里举行的绘画展就不只是让人们饱眼福或者为人们提供社交谈资那么简单。纯粹派艺术家们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引发人们的沉思和冥想以及这两者的产物——道德上的提升。人物画家乔纳森·理查森在1719发表的《演讲两则》中，将艺术家同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神学家摆在了同一高度，因为他们都是在愉悦人的同时也教育人。这个艺术鉴赏家看待问题的广阔视角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他随之也具备了影响和改造“普通民众”的能力。

音乐同样也有道德感化功能。1821年，一位匿名评论人就对伦敦顶级的那些音乐会的排他性而感到非常惋惜，因为音乐会只限会员参加，恳请它们对中产阶级也能敞开大门。“贸易的中坚力量们”也同贵族一样需要接受有助于“智力发展”的刺激。因为能让国家的“商人阶层”成为“在思想层面和财富创造上同样杰出的阶层”，对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实力”都非常重要。 [23] 而那些音乐会的排他性，对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为家人和朋友举办音乐会并亲自演唱、亲自弹奏，为画展布置绘制草图、参观画展并购买印刷制品的男女。

[1] Trusler，89.

[2] Lady's Magazine，May 1798.

[3] Harrison，Drink，38.

[4] Woodforde，2，105.

[5] Blackwood's Magazine，1，iv，July 1817.

[6] Georgian Public Buildings，75.

[7]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6 and 13 January 1787.

[8] Aberdeen Journal，9 January 1817.

[9] World ，5 September 1793.

[10] Aberdeen Journal，4 February 1793.

[11] Statistical Account，10，150，499.

[12] Aberdeen Journal，7 June 1773.

[13] Statistical Account，2，55.

[14] Harden，105－106.

[15] Woodforde，1，197，198，201，217，218，324－325；2，19.

[16] Cobbett，Rural Rides，229.

[17] Statistical Account，2，22 ff.

[18] Berg，53－54.

[19] Morris，293.

[20] Brewer，506.

[21] Pigot Papers .

[22] Scotsman，3 January 1827.

[23] Quarterly Musical Magazine and Review，3，67－68.

第五章　友谊与知识的提升：协会与阅读

18世纪20年代，被迫流亡到英国且居住了3年的伏尔泰认定这是一个“哲学家”的国度。他总是居住在知识分子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探索、思辨、辩论并和他一样著书写文章。劳伦斯·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项狄传》（1759—1767）中温和地讽刺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知识体系，包括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理学、辩论学、航海学、数学、玄学、技术学、传记、浪漫文学、化学和产科学以及其他五十种分支学科（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以“学”字来结尾），真是在走向一个‘至善至美’的状态。”

中上阶层的乐观人士可能会对斯特恩的描述持赞同态度，即使斯特恩的话说得明显有些怪里怪气。似乎人类还未实现全知全能，却又已经指日可待。快速积累的知识，使得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对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世界以及对创造了这两个方面的万能上帝的认识。1828年，一个不知名的动物学家就对自己的学科大加推崇，因其有助于让学生更加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思考以及对创造世间万物的造物主真实形象的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会越来越明白，人类自身“多元的丰富的能力组合方式展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与协调，这种完美与人类心智无关，却决定了他们能够主宰自己也主宰其他的任何物种”。 [1]

那些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们还找到了能够让自己和这个民族更加充实的方法。驻伦敦倡导艺术、制造和贸易协会开始对所有提高效益和产量做出的探索和努力进行了奖励，不论任何行业或产业。1797年，它就给一个脚踏机床的发明者颁发了大奖，并授予了另外一个技术改进者50几尼的奖励，缘于他找到了“从非人类和家畜食物的物质中”酿出标准食用酒精的方法。 [2]

伦敦各个机构对应用科学的奖励和资助，在其他地方也被相继效仿。1817年，苏格兰高地协会便给一个叫詹姆斯·史密斯的工程师颁发了55几尼的奖励，因为他在过去的10年中，设计制造并检验了一种效率高达每小时一英亩的收割机。在机器研发的过程中，史密斯还得到了蒙蒂思农民的帮助。“这些人在事业中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与热情，一定让那些最为崇尚自由科学的农民感到荣耀。” [3]

志同道合的人们所组建的给史密斯颁发奖励的这种协会，是社会进步的先锋捍卫者。他们吸引了众多社会中上阶层的人，尤其是那些坚信思想观点的分享和讨论不但能够启蒙和发展自身，同时也能够让整个社会随之受益的人。这也是大律师莫里斯·约翰斯顿的理想。他在1710年建立了斯伯丁绅士协会，希望协会能成为“有用的”属于“专业人士们”的协会。会员们定期相聚，以“促进友谊和提高知识”为目的。他们聚集在杨格先生咖啡馆（伦敦的时尚风潮也渗透到了沼泽地区），阅读报纸杂志、相互交谈。在之后的20年中，这个协会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一个博物馆，并为了时不时举办的音乐研究会而购置了一架二手的格里马尔迪古风琴。 [4]

考古学、历史和自然史这三门学科取得了最显著的发展。其他方面，还有关于英国旅行者在法国被拦路抢劫者杀害事件的演讲，一个地方制表商发明的沼泽排水装置以及一批由卡克斯顿印刷的被搬上了展览会的书籍。拦路抢劫者的故事可能激发了人们对高发的国内犯罪的讨论，包括如何加以控制以及同法国犯罪情况的对比。民族自豪感强烈之人于是开始吹嘘全国范围内的人们都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联合、畅所欲言，指出要是换了法国则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在那里国家和天主教教堂联合起来限制人们的言论以及思想和意见的传播，而伏尔泰先生之所以会被迫流亡到英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英国人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对其自由以及自由所带来的繁荣大加赞扬的机会。例如，正是这样的自由才能让优秀之人得以像那个制表商一样结出智慧之花；对类似问题的思考应该是源于对古典古籍的思考；印刷术是人类进步的关键，一个国家能拥有新闻自由是多么难能可贵；新颖的哥特式木雕虽然看上去有点怪异，但是在形式和制作技巧上，又有些创新和原生态的美感，等等。那样的原生态气息也一定激发了人们将其同斯伯丁协会的首席人物乔治·弗图的雕刻作品加以比较。在一名古董商兼建筑师乔治·斯蒂克利牧师那里，哥特风应该略占上风。斯蒂克利在他位于斯坦福德的18世纪40年代建造的住宅，就包含了新颖的仿哥特式元素，那离奇怪异的风格在四十年之后成了流行之最。

在斯伯丁绅士协会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的思辨和辩论以及新思想的涌现在全国各地引起回响。1738年，诺里奇一个新成立的植物学协会就举办了光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力学的讲座，最新的发现和理论都在那里发表和介绍。 [5] 1824年1月，布里斯托尔哲学协会在听到有关鱼龙出土化石的消息后，开始进军自然科学和宗教教义都未曾涉足的未知地带。当月，一名地质学家在赫尔发表了二次岩石来源的演讲，并向听众保证他关于其来源的理论同《创世纪》中上帝创造宇宙的内容不相矛盾。伦敦天文学会每月都会在林肯律师学院举行例会，在某次例会上，对具有杰出贡献的即将退位的秘书长查尔斯·巴贝奇颁发了勋章。巴贝奇后来还发明了早期的公式演算多功能机，即现代计算机的原型。在那次例会上，学会主席还就彗星移动轨迹计算的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篇“最为精彩、最高深而又最引人入胜的”演讲。例会结束的时候，成员们又转战到附近的共济会酒店共享了“上流而优雅的”庆祝晚宴。 [6]

宴饮交际同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两者的完美结合在乔舒亚·雷诺兹的《业余爱好者协会会员》（1779）的画作中得以展现。画中的方桌上摆着红酒和水果，学者们神情机敏，其中两人在研究一枚古董戒指，这与他们古典艺术研究协会成员的身份非常相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格斯的《现代子夜会话》（1730—1731）。后者描绘的是一次以酩酊大醉告终的学术会议：一个男人横躺在满是酒瓶的地上，另一个则瘫在了椅子中，第三个男人踉跄着从桌旁走过，而其他人都是假发歪斜地耷拉在头上。霍格斯在几年后的作品《夜》（1738）中，再次回归到社交无度的主题，画中两个烂醉如泥的共济会成员正踉踉跄跄地一路摸索着回家。其中一个被人用夜壶泼得满身屎尿的家伙，是个不受欢迎的鲍街行政官员。 [7] 据估算，那个时候每晚都有多达两万的伦敦男性从俱乐部等社交场合如此狼狈回家。 [8]

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是真正参加了博学之人的正经会议，但绝大多数人是从半正式的小酒馆小饭店聚会回来。酒馆老板也已经认识到中产阶级对高级的男性专属社交场合的需求，他们欢迎任何俱乐部和社团上门聚会，只要保证每个成员至少消费一品脱啤酒。 [9] 许多酒馆老板还会为这类聚会预留一些特别的房间。戈德史密斯笔下那个虚构而又典型的十孔口琴俱乐部（目的是促进友谊）就是一个生意人考虑到这样一些毫无节制的消费人群而成立的。

十孔口琴俱乐部的聚会以讨论“当日话题”开始，鉴于当时是1759年，那就自然同英国军队在加拿大对法作战的情况有关。不过，不论战况如何，用不了多久大家就都完全跑题，开始一边抽烟喝酒一边讨论起鸡毛蒜皮的小事。“风箱修理先生”对“马梳制造先生”的感冒一事表达了关切，说希望他之前在回家的时候没有着凉，然后后者又询问了前者儿子的病情，询问是不是还在咳嗽。“歪曲事实医生”透露了一名他熟悉的国会议员的趣闻轶事，然后一个推销员（旅行推销员）又以发生在自己认识的一个地主身上的“更有意思的故事”盖过了他的风头。一个马裤制造商讲述了自己当天在报纸中看到鬼故事，与此同时，一个小贩又开始和一个犹太人讨论上了宗教问题。当谈话内容实在太过散漫、毫无主题的时候，便召集大家停下来合唱一首歌，以便重新回归集体讨论。 [10]

这就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们消遣放松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对八卦的喜好，尤其是桃色丑闻的八卦，不论是居下游者还是居上游者，同样乐此不疲。1793年1月的皇家艺术学院协会的例会上，肖像画家约翰·霍普纳详细描述了他访问克拉伦斯公爵（即之后的威廉四世）时候的情形：克拉伦斯公爵简直是“文盲中的极品”，而他的情妇，即女演员乔丹夫人，更是蠢笨得不行，除了能谈点和舞台有关的话题，对其他事情完全一无所知。八卦了这件事情之后，一个本身是喜剧演员的会员又即兴模仿、场景再现了一番。 [11]

早在18世纪初期，新形式的协会即“共济会”就已经出现并迅速吸引了中产阶级、乡绅和贵族。共济会抓住了时代精神：其目标是普遍的和谐（不过妇女、佣工和文盲除外）。其成员集结起来以“美德、智慧和幸福”为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也是那位宇宙的伟大建筑师——上帝对所有人的希望和要求。虽然共济会的会规和仪式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没有什么历史性的联系，但其非教派的形式和其思想的基础同样理性且合理。地位之别在共济会内暂时得以消除，共济会成员的等级高低，只基于他们对协会深奥机密的知晓程度而定。

共济会的仪式通常在教堂举行，目的是提醒成员教堂之外的分层社会是由他们的伟大建筑师认可了的。贵族式的自由石匠们是协会的地基（即基础），所有那些通过特定“艺术技能、制造技术和商业能力”来创造生活的人们都是协会这座宏伟大厦的突出部分。一本1759年的共济会会员手册指示会员们要“彬彬有礼地服从上级，真挚友善地对待平辈，和蔼可亲地对待下级”。 [12] 同欧洲大陆其他同等级的协会相比，英国的共济会从未被定性为平等主义或激进主义。

例会的仪式之后是欢庆盛餐，也就是霍格思的那幅作品《夜》中那对兄弟参加了的宴会。一首在1799年由一个共济会成员谱写的歌曲，很好地描绘了共济会内严肃理智和放纵狂欢的结合，作者在歌词中对两方面都细细玩味并加以赞扬。那首歌的开头部分如下：

喝的是开心、唱的是快活，

来吧，我的兄弟们，

我们引领社会习俗，

我们领唱神秘之歌…… [13]

人们希望这样的欢庆不以霍格斯所描绘的混乱情形而结尾。霍格斯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总是刻意将社交狂欢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来表现：那些原本为了提升人们素质的活动常常却是以参加者的争吵不休、语无伦次甚至是烂醉倒地而结束。这是同任何协会或组织的首要目标相违背的——为整个社会和谐的实现而小范围地建立起局部和谐是所有协会的宗旨。这样的协会精神，证明了英国已经否定了其近代的狂热宗教暴力的过去。这样的转变就像哥特式木刻一样决绝、彻底，因为人类行为已经开始由理智来指引，并把理智视为上帝送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人们开始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追寻真理，而不是以前个人启示的方式。真正智慧之人现在可以自由地探索自我、发掘世界，而不用受神学教条的束缚。此外，协会的加入自愿以及其中的自由氛围，给这个国家又增添了一种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

和项狄的托比叔叔一样，中产阶级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爱好。于是有着各种业余爱好的人充满了各个协会，特别有着哲学、古文物和科学方面爱好的人。他们对个人爱好的坚持和所能付出的心血，由自身经济条件和热爱程度而定。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业余学者们相信，他们不但是在培养个人的爱好，也是在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的更加美好做贡献。因此，他们相信自己是“有用”的生物。

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尽管有一些不是很明显。有着响当当名声的克莱顿·莫当特·克拉彻罗德牧师是名隐士学者，也是有着“出色判断力”和“卓越鉴赏力”的专家。他有每年600英镑的家庭津贴，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政府投资，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现代绘画和雕塑，古代钱币、徽章和书籍上，其中还包括一本曾为安·博林持有的牛皮纸版《新约》。平常这个牧师要么是在各个行家圈里游走，要么就是待在自己位于伦敦皇后广场的家里。他还有一种公众责任感，承担着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并把自己的古籍和绘画藏品也遗赠于此。 [14]

克拉彻罗德是学术研究的骨干，也是英国圣公会中难能可贵的一位牧师。有些牧师同样富裕且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但教区的相关事务却抛给了助理牧师。例如，诺顿·菲利普斯牧师就成天拿着网子追逐蝴蝶用笼子捕捉麻雀，完全懒得过问教区和教区居民的事情，因为同他会唱歌儿的鸟儿们不同，那些人几乎都是“笨拙、丑陋，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也”。 [15]

业余考古和科研吸引了很多自学成才之人，也吸引了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等接受了其他学科教育的人们。古董商托马斯·费希尔是罗切斯特一位书商的儿子，他做了近50年的文职工作后，又做起了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调查员。1786年，也就是他50岁那年，他的父亲过世。其后不久，公司的一个董事许诺了他未来董事的职位。母亲怕他结交一些行为堕落的不良朋友，于是搬到了伦敦和他一起生活。她在霍克斯顿租了寓所，费希尔后来也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先是受母亲的照顾，而后是他一直未婚的妹妹的照顾。

费希尔有着绘图方面的天赋，对古旧之物也饱含热情。他花大量的时间来周游全国、寻访教堂，并沿路做笔记、绘制草图。从18岁起，他就开始向学术刊物投稿，后来还发表了一篇贝德福德郡教堂古迹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说明图也是由他自己绘制的。简单来看，费希尔是一位很安静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也足够幸运到能够悠闲地享受着个人爱好。他同时还尽到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人士应尽的社会责任：积极而坚决地反对奴隶制，支持教会组织，在1836年去世之前他还当选为索迪治济贫院的守护者之一。

像费希尔这样的业余学者，被认为是绅士清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选研究员之前，他的公理宗信仰和艺术家的工作，使他免于成为古物研究协会那些迂腐古板之人。 [16] 当选研究员的荣誉，也是非常难得，比如另外两个甚至比费希尔还要出身贫寒的学者就肯定是与之无缘。一个是五金商人亨利·欣顿，另一个是亨利的朋友、药剂师的学徒詹姆斯·亨特。1795年和1820年之间，这两人走遍了牛津郡和伯克郡，搜集了关于当地发展历史的研究资料。他们还是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式消遣——黄铜刻印的第一批实践者。两人都深深沉浸在了现在很受欢迎的哥特式艺术中，这种哥特式热潮是由当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中世纪浪漫小说首度掀起的。

业余研究者的发现通常是在专业学术团体公布或者刊登在成熟的《绅士杂志》的相关专栏里。这本杂志辟有读者专栏，且广受欢迎，其他杂志于是争相效仿。1827年的《园丁杂志》就刊载了关于如何消灭害虫这一永恒问题的读者意见和建议；1828年的《自然历史杂志》11月版刊登了一些业余鸟类学家关于五子雀的“社交礼仪”以及黑背白鹡鸰的“社交礼仪和经济理念”的文章。两位投稿人都追随着杰出的自然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牧师的脚步，同怀特牧师一样在为人类对世界的更多了解而做贡献。

实用知识是出版业的主题。截至18世纪中叶，出版业已经奠定了其国家生活不朽的中心地位。伦敦市和其他各郡市中，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发行（1750年就有了超过50种的地方报纸）。据177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那个时期的报纸年发行量达到了1200万份，由于其中很多都是咖啡馆、阅读室、酒馆和客栈订购报纸，因此实际的读者量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

中产阶级是狂热的报纸阅读者。他们渴望对国内事务、政治、商业情报、外交、战事以及版图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的命运有很好的了解。为此，有些报纸甚至开设了“美国事务”专栏。报纸也是很好的商业市场，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广告刊登其中。不像今天的出版业，当时撰稿人的观点相对不那么突出，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空间来对时事进行评估。或是个人自主判断，或是同家人朋友商量讨论。在出版业的影响下，旅店、协会和俱乐部成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辩论舞台。结社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互为补充，使得当时的人们也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自由。

出版业和读者群的扩张就像一场革命，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可以同20世纪的无线电、电视和因特网的出现相媲美。报纸打造了一种民族意识，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世界上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世界他们的国家正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信息传播得如此迅速，就连偏远地区的人也不能再为自己对国事的无知或者漠不关心而找借口。滑铁卢之战开战不到五天，战况就已经传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可以说，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比如1831—1832年间切姆斯福的改革支持者就可以同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志同道合者几乎同步进行活动。

时尚与品位的潮流趋势以伦敦为中心辐射开来。不论身处何处，任何人如果想要切身感受这时尚浪潮，伸手即得。1773年，全国中产阶层男女都曾受邀订阅新版的《威斯敏斯特杂志》（或者也叫《品味神殿》）。该出版商承诺杂志“非常得体”，有诗文集、“纯文学”以及对那个时代整体风貌“最写实的”记录。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地朝着精致与勇气的极致前进”。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同潮流并进、对所处时代更为了解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份诱人的时尚菜单。

类似的期刊迅速增多，其中刊载的大多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学、艺术、宗教、地理和科学新发现和时尚新风潮的文章。新的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登。1777年《女士杂志》的订阅者就阅读了按月连载的卢梭的《爱弥儿》，同时跟踪了乔治三世的军队在北美的动向。这种兼收并蓄的方法收效甚佳，今天报纸的副刊仍起着这样的作用。《绅士杂志》月刊创办于1731年，在10年时间内就达到了1.5万的单次印数。

同剧院经理一样，报社的经营者想要做好业务，也必须认清并迎合中产阶级的喜好。带有商业性的有用数据（比如弗吉尼亚烟叶的价格以及破产公司名单），可能就需要润色一些。编辑们总是挑选那些符合读者口味的稿件。他们还会拿那些关于谋杀审判、涉及婚外情的离婚诉讼、决斗事件以及社会名流丑闻的报道来满足读者的色欲以及道德义愤的表现欲。1796年刊登的一则故事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故事描述了一个年轻绅士的自杀事件。这个年轻人本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和两个女孩一起”出现在伦敦中心区的广场。 [17]

当时，部分中产阶级报纸读者可能在读到某人身负罪恶而最终得到彻底惩罚的故事时，会心理暗自长舒一口气。在那个时代，阅读是以愉悦身心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因而有一个强大的不断增长的信念，即道德的内容是各种文学的终极尺度。自不待言，所谓的道德指的是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

不论那种信念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创造力，作者和出版商都必须照顾到这样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他们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商业出版兴盛了起来：到18世纪90年代，有将近1000名书商遍布在300个城市和乡镇，而且数伦敦最为密集。除了宣传小册子、布道册、戏剧剧本和小本的诗集只按6便士或者一先令的价格出售，其他的书籍依然昂贵，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庭预算。1767年4月前两个星期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关于现代世界历史图书的最终卷——第十六卷的售价为2几尼；一本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所著的关于电的研究的书，价格为1几尼；一本建筑设计集锦，价格为12先令，以及一本意大利情歌集，价格为半几尼。小说则要便宜很多，简装书的售价一般都在3—5先令之间。1825年，斯科特十二册的畅销小说《威弗利》简装版每册只要4先令，内附版画插图的六册中世纪罗曼史部分每本也只售2几尼。 [18]

图书的昂贵对于想要读书的中产阶级来说也并非不可解决的难题。图书馆就能满足他们阅读的需求。一些书商们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贝尔在伦敦的图书馆的藏书量为8000册，西巴尔德在爱丁堡的图书馆也有6000册的藏书。1820年，富裕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城市的中产阶级们还捐助建成了两个图书馆和两间报刊阅览室。最宏伟的雅典娜神庙图书馆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古典风格建筑，其中包括一间报刊阅览室和一个藏书量为一万册的图书室，人们可以在“非常体面、令人愉悦的室内”阅读馆内的图书。五百位“业主”每年投入2.5几尼来维持这里的安逸和世外桃源般的静谧。莱锡姆文化馆中有藏书量为2.1万册的图书室，一个提供国内外报刊的报刊阅览室以及一个咖啡室，出资人每年为其投入一个几尼。 [19] 不过，这些图书馆的光顾者人数还占不到城市总人口的1％。

布里斯托某个图书馆的流通部在1773—1784年间的借书数据显示出了中产阶级对事实性知识的渴望。历史性图书的借阅数为6000册，而纯文学的则为3000册，哲学、自然史、神学、法律、数学和医学类书籍，借阅量合计只有几百册。 [20] 人们对历史知识的专注，部分出于好奇心，部分出于爱国主义，还有则是缘于人们相信过去伟大人物所行之事能够给今人以启示。艾迪生甚至认为仅仅冥想一下杰出人物的模样便能在精神上带来很大回报。不少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因此韦奇伍德便大规模生产了很多“精准耐用”的“古董奖章”的仿真品，因为它们能够展现出那些“杰出人物”的容貌特征。古罗马的伟大人物顺理成章地在大英帝国广受欢迎。1775年，含有一套古罗马人物像的扑克牌在广告时被标榜为无价之宝，因为“它可以把最为必需的美德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 [21] 理论上也许行得通，但实际上很难想象某个年轻的嗜赌分子在玩牌时会不时停下来仔细审视牌上所画的庞培形象。

“纯文学”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尚界非常受欢迎，它以散文和诗歌选集的形式为主，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由非常具有鉴赏力的编辑选出的。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1818）很好地反映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几十行的弥尔顿、蒲柏和普赖尔的诗文摘录，一篇《旁观者》里的文章，然后是斯特恩作品中的某一章”。于是，读者得以免受长篇文字阅读的折磨。另外，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这些文字片段都是因其典雅的文风和较强的道德提升力才得以入选，绝对没有任何有损鉴赏力的粗俗成分。

这些文选诗集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有关道德品质的小说的关注。1796年一篇对《皆大欢喜》的评论赞扬了这部戏剧“对道德和情感的精致展现”以及作者“高贵杰出的智慧”，但评论同时补充指出，“同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作品一样，这部戏剧也因‘粗俗的争吵和低劣的乐趣’而有所掉价”。 [22] 关于小说，人们也开始期望它能在道德和品行的教育上发挥一定的作用。1812年，玛利亚·埃奇沃思在一篇针对三部最新小说的评论中回溯了早些时候的小说作品，并指责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斯摩莱特《佩雷格林·皮克尔传》有太多“寻欢放荡的不道德成分”，会使“青年人的想象力朝颓废的方向发展”。 [23] 科贝特也警告中产阶级的读者要提防《汤姆·琼斯》中的陷阱，因为此书鼓励每一个小伙子都把自己当作英雄，每个女孩都把自己想象成索菲亚·韦斯登。这样的幻想会让刚愎自用的行为以及对美德的藐视变得理所当然。 [24] 他还谴责说，有部分的中产阶级在购买小说的时候，也是一味追求故事情节，不管孩子会不会受到书中不良道德观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一名伦敦书商就注意到，那些曾经在炉火边阅读廉价书中鬼故事来消遣的贫穷农民们，现在都在听儿女们给他们讲《汤姆·琼斯》或者《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 [25]

医生托马斯·鲍德勒（1754—1825）回忆了父亲在冬夜给全家人朗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的情景。鲍德勒自小身体孱弱，时常染疾，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行医，并认为自己有来自父亲“渴望行善”的遗传因子。这些思想既体现在他是某个提倡监狱改革和救赎伦敦妓女的协会的会员，也体现在他因对净化文学所做的努力而出名。鲍德勒为现在的人们所知晓，主要缘于他出的长达十卷的莎翁戏剧的删改版。他删掉了所有“不适宜由一位绅士当着众女士之面朗读的”段落，以及所有“会使端庄之人脸红”或让读者尴尬到站立不稳的词和短语。 [26] 鲍德勒去世之前，又以同样的方式审查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删去了所有他认为“反宗教的不得体的”字句。他指出吉本“语言上的失当和原则上的错误”会让这本本来还算“有用的”书为“高雅之人”所不耻，以至于其中的“有用的思想也得不到传播和交流”。可以说，鲍德勒几乎把他“净化文学”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27]

稍作猜想，我们便能得出，鲍德勒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的结论。他相信不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粗鄙的遣词用句会使作品严重贬值，不论其内容多么出彩多么有深度。但他的这种想法，一定会让斯伯丁绅士协会的会员们瞠目结舌。那些深为有学识有鉴赏力的人们所欣赏的作品，鲍德勒也能对其大加修改。由此，绅士协会的会员们应该能从中察觉到他那种有些庸俗的清教徒式狂热。这种清教徒式狂热的好斗性在18世纪下半期已有所消退，但其教条依旧和之前同样死板。人们冠以其“福音主义”的称号，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受其吸引，尤其是那些感激鲍德勒让他们在阅读莎翁作品的时候免于发生心乱或不安的人。作为一名有教养、积极的福音派杰出人士汉娜·莫尔（1745—1833）也同样认为，虽然诗歌的部分天性是要引发人们的激情，但其最主要的任务却是引领读者朝基督教的“美德”前行。 [28]

莫尔小姐和她的思想框架是在播撒着反智主义种子，散播着庸俗之人对所有创造性艺术的不信任。相比起直白的、发自内心的信念以及履行其要求的职责，人们的个人享受变得不再重要。许多福音派人士怀疑艺术是腐蚀人心、引人入歧途的东西，他们肯定也会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父亲的“诗歌和小说总的来说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错误甚至罪恶”的断言拍手叫好。 [29] 西德尼·史密斯怀疑，汉娜·莫尔的福音主义是在扼杀那种长期以来存在于中上层阶级人士眼睛和大脑中的愉悦。他的看法是对的，汉娜和她的同伴们确实是在把中产阶级拉离公共会场、美术馆、图书馆和游乐园，进而将他们引向教堂和礼拜堂。

[1]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May 1828.

[2] Transactions of the London Institut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15，61，273.

[3] Farmer's Magazine，17，12 February 1816.

[4] Minute Books of the Spalding Gentleman's Society，ix－xl.

[5] Fawcett，16－17.

[6] Gentleman's Magazine，94，February 1824.

[7] Uglow，309.

[8] Becker，69.

[9] Clark，Alehouse，235.

[10] Goldsmith，3，12－13.

[11] Farrington，1，151－152.

[12] Jacob，58－59，65.

[13] 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9，February 1799.

[14] 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9，April 1799.

[15] Pigot Papers ，dated 1 April 1771.

[16] 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October 1836.

[17] Morning Post，12 March 1796.

[18] London Chronicle，April 1767；the Times，6 January 1825.

[19] The Stranger in Liverpool，88－92.

[20] Brewer，181－182.

[21] Chester Chronicle，29 May 1775.

[22] Morning Post，6 January 1796.

[23] Quarterly Review，8，xiii.

[24] Cobbett，Advice，294－295.

[25] Plant，58.

[26] Memoir of John Bowdler，320.

[27] T.Bowdler ed.，Gibbon's History，1，ix－x.

[28] More，Coelebs，2，33.

[29] Houghton，125－126；131.

第六章　有价值的工作：基督教、强制与慈善

1800年春天的一个周日，英国萨默塞特郡韦斯顿左依岛的一位助理牧师决定做一次不在他责任范围内的布道。但是一个乡下人警告他说：“您今天不能讲道，因为我们的鹅正坐在讲道坛上的12个鹅蛋上，周四她才能把蛋孵出来。” [1] 汉娜·莫尔（她住在距此大约20英里外）如果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感到非常反感。因为对于她和其他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来说，这只抱窝的鹅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对基督教普遍持满不在乎的态度，有时甚至对后者有些轻视。

托马斯的哥哥詹姆斯·鲍德勒（1746—1823）可能会像汉娜·莫尔一样沮丧。他的人生和执着的信念代表了一种异常充满活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到大多数中产阶级身上）。福音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救赎的信心与改造世界的迫切要求相结合的个人精神。纵观他的一生，鲍德勒想要的是“对这个他付出辛劳以求改善的社会有所用途”。 [2] 他一直都在奔波劳碌，由于这个国家像处在悬崖边一般摇摇欲坠：下层社会的人数不断增长，物质消耗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这些人需要用基督教教义加以鞭策和引导，以期做到克己和顺从。而这就是像鲍德勒这般虔诚而高尚的人的任务。

鲍德勒是一名富有而慷慨的律师，他所加入的都是些把福音派教义的精神和社会优先思想作为目标的协会：抑制恶行协会以及致力于苏格兰圣公会教会的复兴、穷人的教育和将基督教精神传扬到每个角落每个人的组织。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鲍德勒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为其他教会筹集资金，以及为穷人建造免费的教堂长椅以求他们能找到“蒙恩之道”上。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他就赢得了首相、利物浦勋爵和百余名贵族、主教、国会议员们的支持。鲍德勒还获得了享有很高声誉的乔治三世的二公子约克公爵的赞助。关于皇室所拥有的剩余敬畏已经被讨论得够多了，尽管公爵近期被牵扯进了一桩有关其情妇被控在军队中进行非法交易的丑闻中，但他的威信依然不减。如果说这不是得益于约克公爵的品行身份，那就是他的身份帮助了鲍德勒的事业——政府在1818年同意提供资金在城区建造教堂。

鲍德勒相信新的教堂会为穷人提供“蒙恩之道”，也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个人得到关于拯救的启示。其他的福音派教徒也赞成这种皈依之道；查尔斯·韦斯利的圣歌就捕捉到了那种被耶稣拯救时的极度快乐之感：

我的灵魂长期遭到囚禁

被罪恶和黑夜紧紧束缚；

主的眼发出复活的荣光——

我的灵魂苏醒，牢狱被光芒环绕

我的枷锁脱落，我的心得到自由

我站起来，跟随主行。

这种个人的拯救补充并加强了旧时新教徒对上帝恩泽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初期和在17世纪时期一样坚定。1819年6月10日，名叫查尔斯·丘吉尔的富有伦敦木材经纪人在他的日记里记录到，今天是“我从一个潮湿的坟墓中被神解救出来”的第2个周年纪念日，也是他女儿“小埃伦”的第十一个生日，因此，“又是一个蒙受神恩的日子”。1830年新年当天，进入生命第46个年头的他回首过往，“充满感恩的”答谢了“上帝的仁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赐予的让我得以远离不幸的命运”。 [3] 倘若事情并非如此，丘吉尔也会从考珀感人的福音圣歌中的《天道之行，神秘莫测》诗中找到安慰：

不要凭浅见判断上帝，

而是要相信他的恩典；

在看似不悦的神意后，

藏着我主微笑的脸庞。

但并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洞察到这张仁慈的面容。1819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弗里奇的南华克店主，由于他的处所被盗，在陷入“忧郁状态”的几个月后他开枪自杀了。他曾经阅读《圣经》以求找到指引，在他尸体附近找到的纸片中有这样两条笔记：“贝弗里奇，上帝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一定有一位神，在审视着所有人类的行为”。 [4]

保守的圣公会教徒可能会将贝弗里奇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宗教的狂热”——这个词在整个18世纪被用在所有让自己的内心情感超越了理性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被认为是狂热者，这就解释了他们道德上的缺憾以及为何会被限制在公众社会的边缘。英国国教徒们在开销上是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和“文雅的”，总而言之，他们更容易相处。 [5] 他们也拥有政治方面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望；直到1828年查理二世颁布的《宣誓法》和《社团法》被废除后，非国教徒们才享有了公共生活。随着宗派主义者仇恨的日趋加深，国教徒们也愈发激烈地进行反抗。1834年，在莫德林学院任职的约翰·格雷牧师向牛津大学的一个教会公理会发表声明说，如果非国教徒被允许进入大学，这些大学就会成为“亵渎学习的学校”。新教会遭到“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破坏，因为非国教徒会逐步推翻英国国教。 [6]

英国国教是政府的臂膀。国教神职人员都是地方政权的关键人物，有时甚至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刚好够维持有绅士风度的生活方式，他们也都被定义为绅士。最富裕的那些人借助于亲戚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得到现有的地位。要想晋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结交政治掮客，而不是虔诚的言行或熟谙圣经。圣公会的社交真理一直都是“寂静主义”。也有神职人员认为俗世的等级体系会延伸至天堂，一名教区牧师兼古文物研究者约翰·韦伯就在他1805年的墓志铭“聋耳的技工”中重述了这一设想：

你在泥土铺成的床上恬静地休憩

直到最后的号声宣告黎明的到来；

然后你（受神恩典）爬起，得到

救赎的长队中一个卑微的位置，

在光芒的国度获得谦卑的一席

在那里受佑黎民仍得完整天恩。 [7]

母鹅在讲道台上孵蛋的故事提示我们，有很多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采用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对待他们自己的牧师职务。用戈德·史密斯的话讲就是，他们讲道的时候，总是会讲些“枯燥、过于系统和毫无感染力的”内容。他认为，“一个依靠讲道理而无法调动起听众激情的演说”并不是抑制恶习的最好方式，因为罪恶的根源来自无法控制的激情。对此，福音派的信徒们表示赞同。对于他们在英国国教内部的敌人来说，狂热意味着拒绝理智，甚至是回归清教、搞宗教分裂的疯狂。1821年，林肯郡的一个助理牧师向他的主教控诉了一些骚乱活动。这些骚乱是由在当地劳动者中间传播再生福音的一些“有组织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不虔诚的飞扬跋扈者”煽动的。 [8]

公开的暴动通常是不会和基督教的卫理公会扯上关系的。历史古训一直都认为约翰·韦斯利和他的信徒们在田地里和菜市场进行的福音布道，把最贫穷者的思想转变成了一种本质上对寂静主义的信仰，从而避免了大众革命。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中产阶级还有那些贫困人民确实被韦斯利的讲道吸引了。转变的模式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分配状况。在基思利镇周围以纺织业为主的地区，2/3的卫理公会教徒都是织工，不到1/10的则是劳工。一般情况下，主要由那些在当地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执掌新立的卫理公会：1763年，这些人是基思利镇礼拜堂的理事人员，包括了一位客栈老板、一位钟表匠、三位自耕农和一位农民。 [9] 韦斯利从未倡导过平等主义。而相信自己已经获得重生的基督徒们，则通过向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看齐来对基督教习俗给予肯定。

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均坚持认为服从和救赎是不可分割的。在18世纪后期，主日学校运动不仅把穷人家的孩子带进了基督教，而且还教他们认清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向那些捐助人表示感恩的必要性。1789年，在曼彻斯特主日学校的一场募捐集会中，一名小学生向在座的所有人公开说：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

因为他们的善举，才使我们可能有进步，

愿主保佑他们充满爱心的有价值的付出。 [10]

大部分听众来自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在不久之后的几年内，发生在法国的震惊世界的巨变会证明他们对主日学校的捐赠是一项正确的财富投资。

同时代的人相信各式各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总的来说对穷人起到了镇静作用。但是寂静主义的信条需要被不断地重复。在19世纪20年代的伯明翰，一位牧师时常提醒他在主日学校任教班级的学生，他们长大之后要学会满足于上帝所分配给他们的身份地位。 [11] 另一位牧师在1835年的一次庆祝牛津主日学校建立的祷告会上做布道时，称赞他们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秩序。“较卑微阶级”的后人们，通过参加主日学校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他们未来生活要从事的服务和所处的境遇”，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主日学校会让这些年轻人武装好思想，摒弃来自那些想要破坏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依赖他人的帮助”的激进势力的“恶意”鼓动。 [12]

在1817年工人阶级暴动的鼎盛时期，一位激进分子曾告诉英国内政大臣西德茅斯勋爵，他“此前一直为家庭辛勤工作，参加教会，和邻居和平相处”。现在，他对自己藐视政治的行为倍感后悔（等待他的将是流放），并“向这位勋爵保证他会重新回归他的教会，而且永远不再离弃”。 [13] 约翰·鲍德勒和其他的福音派教徒对于这样的保证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建立更多主日学校和教堂的需求将通过拯救穷人们的灵魂进而拯救整个国家。

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就是暴动的一剂解药，但是这些教义从来都不是被系统地或广泛地规定好的。有很多无宗教信仰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那些工业区，而这些人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所有教派的福音传道者悲叹的缘由。此外，事实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紧张的时期，政府的情报工作和军事能力在镇压制止动荡局面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光靠指引无神论者和放纵者走进教堂是不足以真正解救他们的。他们的嗜恶习性需要他人施以当头痛击，而于1802年成立的抑制恶行协会就自觉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协会就拥有了1200名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约翰·鲍德勒一样来自伦敦圣公会的上层中产阶级人士。在第一次会议中，他们就对不守安息日、亵渎神明和咒骂的行为、色情文艺以及酒吧、妓院、赌场这类充满诱惑、孕育罪恶的场所宣战了。协会成员们到处窥视民众，向权威机构揭发后者的违法行为，还协助调查执行，呼吁出台更加严厉的法律条款和惩罚措施。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该协会的压力下，政府在流浪罪法案中加入了针对在公共场合进行裸浴、不雅暴露和激情爱抚的情侣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严苛法律规定。 [14]

文质彬彬的辉格党人西德尼·史密斯察觉到了这其中的些许欺骗。他指出，虽然协会成员们是出自一片诚心，所做之事却弊大于利。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像是“富人”联合起来在对付“穷人”，因为赌徒们在酒店赌博会倍受阻挠，但富人们在私人场所玩扑克牌却不受干扰。协会进行的事业说白了就是在自我作践。“可能你是用强迫的手段把人们拖进教会，因为他们买了一瓶啤酒就处罚他们，不让他们享受美味的羊腿；这些你都可能会去做，一直做到使那些普通民众对周日、神职人员、宗教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厌恶透顶。” [15]

聪明一些的福音派教徒和那些推崇自由和宽容的人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一个通过告密者监督社会风气的协会，总是有些令人生厌。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穷人进行规劝和向他们讲述好的典故会比威胁取得更好的反响。到了1830年，这个协会已经变成了空架子，成员人数还不到最初的1/4，当然，它还会继续战斗50年之久。它的决断力、敏感度以及对国会成功的影响力，鼓舞了其他更为博爱、主要由中产阶级人士构建的组织，比方说，于1824年成立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在所有救济穷人的行动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下层阶级是天生的违法者而且他们是非不分。1815年，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律师在为一个被控殴打妻子的木匠辩护时，称这是一种常识：

处于那个社会阶层的人与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更加不善于控制他们激动的情绪，他们也从未想过要隐藏出现在脑海中的感情。因此，他们习惯于粗俗的言谈举止，而这对于身处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士是难以容忍的。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的勃然大怒并不代表也不能被解释成，这一行为意味着这种程度的憎恨和厌恶与来自更高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气字眼所表达的一样深。

妻子的律师尖锐地反驳，阶层的差异并不能根除人们对痛苦共有的敏感，而对所有的男性而言，不论身处什么地位，都会反感对女性施以“卑劣和毫无男子气概的”的暴力。 [16] 就这样，妻子打赢了这场官司。

那些赞同抑制恶行协会宗旨的人们相信，“粗俗”是下层社会所特有的，而这种“粗俗”表现，成了更具敏感特质和虔诚态度的中产阶级不可避免的日常压力的来源。这也就是该协会之所以试图去除那些充斥着喧闹的狂欢者、妓女、争吵者和吹牛者的街道的原因。就像托马斯·鲍德勒致力于为中产阶级读者创造出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学那样，詹姆斯·鲍德勒和他的同事们也在为中产阶级购物者和骑马者维持这个国家的道路和露天场所的安全。他们的收效甚微，好在其他的组织及时加入了这场无休止的斗争。同样持久的是中产阶级内部的一场辩论，即刑法作为巩固道德规范而非保护个人和财产的代理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在18世纪，个人和财产两者所面临的危机远超以往的任何时候。犯罪率以令人忧心的速度飙升，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总体增加，另外的原因则在于经济动荡。能证明犯罪率激增的通常是些道听途说，尽管如此，这些传闻还是能令人信服的。据估计，1800年，仅仅伦敦的小偷小摸案件的总盗窃金额就达71万英镑，发生在码头和内河船上的盗窃为80万英镑，入室盗窃和拦路抢劫为220万英镑，而控诉冒牌和赝品制造的案值也达220万英镑。

巨大跨度的犯罪业让中上层阶级身心俱疲。国会通过制定法规，扩大了能用绞刑定以重罪的范围，这一举措也反映了他们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凭借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原理——单纯的恐惧会征服贪欲，人们设想的是，一名入室劫匪或者赝品制造者在公开场合被处死时的痛苦挣扎可能会震慑住潜在的罪犯。这么做可能有些许效果，但是那些未来的恶棍们会认识到法律执行机制并不完善这一事实，由此，更会妄想要加大自己逃脱司法惩罚的几率。

拥有财产的阶级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将那些单枪匹马的夜贼和扒手处以绞刑显然无法确保个人的银器或者怀表的安全，但是换一种做法，即加入常备警力也令人生厌。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他们例行公事的刨根问底是欧洲大陆独裁专制的特征，因此，这在英国这个以自由为荣的国家非常不受欢迎。解决这一问题的折中方法就是在满足自由传统的同时对财产施以保护措施，即建立志愿协会。

这些协会的活动充斥了报纸的广告版面。一则刊登在《真正的英国人》杂志1797年1月号上的广告就很具代表性：奇石克起诉盗窃和重罪犯协会宣布悬赏3英镑追捕名叫托马斯·加德纳的逃跑学徒，他曾是奇石克的一个“狗洞”的居民，现年20岁，“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曾经盗窃了协会一名屠夫会员的住所。 [17]

这名屠夫是数百个当地相似协会之中一个协会的会员。这些会员都面临因罪犯行为而蒙受经济重创的威胁：在南谢尔兹协会要求逮捕重罪犯的108名会员中，几乎3/4是店主，或是商场、工厂的所有者。会员们缴纳的年费在5先令到1几尼之间不等，各个协会的会员人数一般在20—100人之间。协会还聘请律师散发传单，在报刊中投放广告，公布损失、嫌疑犯（如果有的话）以及给予地方法官和教区治安员的酬劳的详情。 [18]

尽管这些协会多多少少能寻回丢失的财产并确保逮捕盗贼，我们还是不太可能估算出这些无规划的措施的成功几率。从这些协会数量的激增，我们可以衡量出富人们对罪犯行为的担忧之甚。而最令人担忧的一直都是夜贼：他会从窗户、天窗或者地下室潜入，拿走他能找到的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消失在黑夜之中。1826年7月的头三周，有两名入室窃贼——一名工匠和一名雕刻镀金工人——反复出没于位于爱丁堡上流社会新区的楼房。他们在牙医那里偷了些银器，在律师那里偷了一件镀金纽扣的大衣，在香料商那里偷了一些餐具和亚麻制品，在商人那里偷了一件格子呢外套，还在绅士那里偷了一把棕色的丝绸伞。 [19]

为了威慑住这样的入侵者，中产阶级人士养起了凶猛的犬只，并且随身携带上膛的手枪，有时还把手枪放在床边。1789年7月的一个夜晚，奥尔德盖特一个商人的儿子就用手枪射杀了一个入侵者，他宣称此人想强奸他的姐姐。这名死者倒地的位置并不在她的房间附近，但是由当地店主和商人组成的陪审团却相信了他，并做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 [20] 几年后，一位法官也维护了对个人使用枪械捍卫他人财产的权利。 [21] 乡下人会设置陷阱、用弹簧枪来保护他们的住所和田地。这种弹簧枪在扣动扳机后，会向小偷和偷猎者喷射霰弹。

乡间犯罪和城市的一样难以遏制。在1819—1820年间的冬季，谢尔周边的乡村遭到了一伙偷猎者和小偷的威胁，他们抢劫“贫穷的佃农”并放火烧富人的谷仓。当地的绅士和农场主尝试着用悬赏的方式寻求告密者但根本无人问津，最后不得不请求内政部同意赦免告发自己朋友罪行的眼线。因为定罪就意味着绞刑或者流放，赦免一直是很具吸引力的诱饵。 [22] 抓捕罪犯最直接的对策是建立常规的乡下警察部队，但是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们会因为它带有一种普鲁士人或者那不勒斯人的专制味道而对此加以拒绝。

好奇心驱使我们想象谢尔的帮派成员均是穷人，他们在农业大萧条时期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来维系家庭的生存。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符合了现代人对当时犯罪现象的描述：一名男子或者女子为了在竞争激烈而对失败者毫无同情心的社会生存，不得不走上抢劫或卖淫的道路。这样的解释会让当时的人愕然；因为他们把犯罪的成因归咎于道德而非经济因素。真正引发各种犯罪活动的，应该是贪婪、惰性和自律的缺乏，而不是一项为任何真心想工作者提供机会的制度的缺陷。此外，当时法庭的审理笔录也强有力地披露了穷人掠夺穷人的事实。

有些人依靠偷窃来谋生。1819年，有一对兄弟约瑟夫·温德米尔和约翰·温德米尔以贫穷为理由，为自己假扮成绅士的仆人用赊账的方式买到羊肉、板油和面粉的行为进行辩护。约翰声称他“处境非常艰难”，一周只能靠4先令维持生计。地方法官裁决兄弟俩在埃尔兹伯里接受公开鞭刑。 [23] 在白金汉郡，这种减刑的请求即使是在失业高发时期也是罕见的。

为了证明严厉执法的合理性，法官们很可能借鉴了环球保险公司主席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的观点。此人在1794—1795年间对遭受严重食物短缺的乡间贫户进行了系统有条理的调查。伊登应该会解释说，偷盗羊肉是穷人一种不切实际的对食物的期望。尽管超出了开支预算，他们还是喜欢吃烤肉，而不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便宜可口的其他食品”。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浪费”和“挥霍”，而非低的工资收入。 [24]

据此，他认为大量喝汤是应对饥饿的办法，而在他之后的中产阶级也持相同观点。伊登给出了一份自己调配的添加10磅谷物、4条“红鲱鱼”和一些香料的燕麦粥食谱，声称这些足够让64名穷人饱餐一顿。有营养的肉汤可以同时拯救灵魂和肉体。1795年，一份马铃薯汤的食谱承诺，按此方法熬出的汤可以使穷人不再因为吃太多烤肉、腌肉和面包而不得不大量饮酒。 [25] 穷人们把这些令人倒胃口的浓汤称作“洗胃液”。在当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在宣扬爱国主义的卡通漫画中，英国人以吃烤肉的形象出现，而清汤则往往被描绘成法国人的主食。

1815年，居住在楠特威奇的穷人们几乎尝不到一丁点儿肉类。这些穷人的监督者对此所持的观点是，他们太过放任自己的喜好，才鼓励了浪费现象并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在教区内，有90名穷人依靠贫困救济生活，这一人数比30年前翻了一番多。赡养这些穷人的费用也同比增加了，现在每周的花费几乎高达19英镑，而这些费用都得出自贫民救济税。 [26] 类似楠特威奇的现象在全国各地被不断重复，让那些税单数目飙升的中产阶级很是苦恼。

大众贫困和激增的犯罪案件，让中产阶级人士的经济受到了影响，也搅得他们心烦意乱。自18世纪晚期以来，学术期刊一直在争论由这两种现象引发的问题。先进的商业文明如何可能受累于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后者是农业和工业发生变化的副产品吗？抑或当这些变化停止后，他们是否随之消失？若非如此，该如何削减贫困人口数量，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将很高的期望寄托在国家的独创力上。1828年2月，《技工杂志》对一台新型土豆研磨机的优点大加赞赏，文章说可以通过马铃薯粉改善“劳动阶级和最有用的阶级成员的”饮食，从而“改善”国家的“人力资源”。而这不过是另一个“洗胃液”。

因为问题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必须找出解决方案。每当裁员或者粮食短缺的情形发生，穷人们都拒绝处于被动地位。在1830年农村暴乱期间，劳动者在写给乡绅、牧师和农场主的信件中愤怒地威胁，扬言要对后者采取纵火甚至谋杀的犯罪行为。此次以及在其他的抗议活动中，流淌着一股强烈的怨恨暗涌：穷人是一种不公平且无情的体制的受害者，这种体制下，受益者是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留给他们的却是饥饿或苦差。卫理公会的牧师和主日学校始终没能消除这种一遇上苦日子就会浮上人们心头的不公平之感。

为了找寻解决犯罪和贫穷问题的办法，中产阶级发起了新一轮讨论，对此，阶级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有些人开始寻取针对心灵的帮助。在所有的规劝中，保守派和基督徒们援引了旧的道德观念，称穷人可以永远依赖于富人的怜悯和慷慨。1766年，中部地区发生粮食暴动期间，一名暴徒被告知：“你能不能设想一下，这个地方的优秀人士是有所同情你们的困境的。他们随时都愿意向你们献上爱心并掏出钱救济你们。” [27] 在此以及别的地方，“优秀人士”指的是当地的地主、牧师、农场主、专业人士、商人以及店主们。他们的名字及其捐款数额可以在已经出版的临时成立的救济基金捐款人名单里找到。

那些敞开了他们钱包的人士在履行着一个基督徒的职责，其内涵可以在耶稣受难一事和圣保罗给加拉太人的训谕中找到：“承受彼此的负担，履行基督的法律。”基督的仁慈对整个民族有着实实在在的益处。1835年，一位服务于王室的牧师在一场城市大亨的集会上阐述说，他们有责任“满足那些辛勤工作才造就了他们［大亨们］的人民的需求”。私人的慈善行为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相较这一点，那些关于其受益人也许包括那些单枪匹马的“不诚实的游手好闲之徒”的事实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28]

人们的理智会嘲笑这种感性的诉求。政治经济学家如是说，私人的施舍和国家的济贫法案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大量创收的资金，而使得国家经济受创。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像伊登那样系统调查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客观分析了所掌握的资料的学者所得出的科研成果。在此过程中，亚当·斯密带领的政治经济学家相信他们揭示了掌握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繁荣关键的不败法则。两者都要求有一个广泛的、有竞争力的商品交易的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施行不涉政策，即对贸易机制，尤其是供需法则不加干涉。只有个人而非政府才清楚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钱是最有效的。

针对贫困的改良措施使劳动力市场陷入了瘫痪状态。国家或者慈善组织一旦提高了体格强健的工人们的工资，他们就不再有动力进入那些需要他们的工作领域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懒惰者得到奖励、工业贬值、国家生产力减弱。人们开始怀疑，国家发展是否能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但这些疑虑被托马斯·马尔萨斯无懈可击的微积分算法消除了。他在《人口论》（1798）中提出，当人口数量超出食物资源供给时，大自然会进行干预。大规模流行的饥荒会使大自然恢复生态平衡。科贝特开玩笑地指出，如果马尔萨斯所谓的自然法则真的存在，那么穷人们会疯狂抓取他们所需的一切而不是坐等活活饿死。

在一个完全依赖于所有劳动力资源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国家，任何形式的懒惰都是无法容忍的。一位不知名的亚当·斯密的支持者在赞美苏格兰“高地清洗”运动时，对被驱逐的佃农极为蔑视，称后者为：

分布在各种河谷和山峦边上的勇敢但懒惰的种族，他们随意地拿一些劣等的燕麦片制作蛋糕，并通过蒸馏大麦酿造威士忌，却对大英帝国的工业化进程或财富几乎毫无贡献。

不受情感制约的经济压力会改造苏格兰的“懒惰分子”、“游手好闲者”和“偷羊人”，同样，也会把英格兰剩余的身体健康的穷人变成对社会有用的工人。 [29]

慈善的理念在政治经济学家的算术面前并没有萎缩。这种理念在中产阶级之中根深蒂固，在福音主义思想宣扬下又重现了生机。1805年8月，《女士杂志》建议一位“有高尚阶级地位的”刚继承了一处地产的女士向穷人充分展示她的善心。于是她“仁慈地”对待了她的农场工人们，让他们的租金维持在“即使是在艰难的日子也可以依靠他们的勤勉负担得起生活”的水平上。这种对于人类个体遭遇的怜悯，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浪漫主义运动，而这是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设想背道而驰的。

根据1825年帕克斯夫人为新婚的中上层阶级的家庭主妇制定的婚姻指导手册，这些设想是最不被理会的。她告诉那些主妇们要忽视“批评英国女人的慈善举动”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吹毛求疵。要知道，慈善活动是民族自豪感和“能使她们的心灵充满活力的美好”的幸福感的来源。她建议她们去穷人的家中探访“以便完全了解他们的处境”，但是她同时也警告说，这样的探访只能在乡间进行。因为市区贫民出没的地方显然是危险的。 [30]

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斯夫人认为，积极地进行慈善活动产生的幸福感和在传统社交领域获得的幸福感是一样的。她的观点反映了，在之前的30年中，福音主义的心智架构在中产阶级中有了一定范围的扩展。曾经有人摒弃了一些可能被列为享乐主义的消遣行为和态度。威尔伯福斯可能是他这一代福音派教徒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他在痛惜上层和中层阶级对世俗快乐的追求程度之时，不认为他们“有节制的”娱乐贬低了基督教的美德。 [31] 汉娜·莫尔对此将信将疑。她对社会所定义的“愉悦”有些疑惑，反之，她发现这种“愉悦”在“才华、知觉、真理和原则”面前不堪一击且表现得极不友善。根据她的经验（她与约翰逊博士和加里克都混迹于同一个社交圈），“迎合大众口味的社会体验不利于社会进步”，而“习惯性的轻率举止”会阻碍真挚信仰的发展。 [32]

人们正是动员了这种信念来反对无神论、无知、犯罪和道德过失的，因为这些丑恶现象在贫穷落后的地区最为盛行。以打击犯罪、推广教育、捉拿窃贼和创建主日学校为宗旨的协会会员们，通过大量不同的方式朝着两个共同的目标努力着：将社会从混乱的边缘拉回，以及对那些无法自助者的赎罪。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依赖于基督教关于社会责任的古老理念和行之有效的捐助方式，以及最重要的说服能力。19世纪早期的慈善家们希望通过鼓励工人阶级采纳中产阶级对待工作、节俭、节制、读经和主日敬拜的态度而改造前者。这不是一种俯就，尽管人们一直这么称呼这种行为，甚至有时把它贬得更低。不过，大量劳动阶级的男性、妇女和儿童意识到他们被赋予了获取美好生活的途径，并且对那些能够引领他们走向幸福的努力表示欢迎。

对于一场刚刚复苏且以更加温和的形象出现的推广行为方式的运动，还有另一条可以让它实现目标的途径。它需要智力而非情感的承诺以及一定程度的冷漠。中产阶级的男性或女性会接受那些已经被证实的能随人口和经济形势变化而发展的理论。如果他们真的接受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承认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社会合理监督的基础，能维护社会秩序和繁荣。

那些迫切需要食物、精神启示、道德准则约束以及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贫困家庭是国家命运栖身的生产单位。这些家庭的命运取决于不受制约的经济实力的加强，而非那些手持宗教传单和肉汤食谱的善意的人道主义者的干预。对社会有用的阶级因此陷入了困境，还遭到了强迫使人信服的持相反意见者的舆论轰炸。但是人们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出现，而它的未来会由信念、意志力和人类独创性这三样中产阶级相信自己充分占有的特质所决定。

[1] Giles，6.

[2] Memoir of John Bowdler，295.

[3] GL，Ms 5762，I，nn.

[4] GHRO，London and Southwark Coroner's Inquests，Box 32，40.

[5] Present State，147－148.

[6] Gray，Admission，19.

[7] Lady's Magazine，January 1805.

[8] Ambler，322.

[9] Smith，Occupational，passim.

[10] Wadsworth，107.

[11] Holyoake，1，33.

[12] Thomas ，Sermon，6，7，14.

[13] Pellew，3，196－197.

[14] Roberts，Victorian Morals？passim.

[15] Smith，Works，131.

[16] Leneman，50.

[17] True Briton，11 February 1797.

[18] Phillips，Good Men，133－135.

[19] NAS，JC 26/137.

[20] GHRO，London and Southwark Coroner's Inquests，Box 2，175.

[21] Morning Post，3 August 1795.

[22] NA，HO 44/1，9.

[23] CBS，QS/JC/3，171－172.

[24] Eden，1，491－493.

[25] Morning Post，24 July 1795.

[26] To the Freeholders and Inhabitants of Nantwich（BL Cat.No.8285 g 21）.

[27] Williams，Midland ，270.

[28] Anderson，Christian Philanthropy，10，15.

[29] Farmer's Magazine，17，12 February 1816.

[30] Parkes，101，106，108－109.

[31] Wilberforce，455.

[32] More，Strictures，1，16－18；2，53.

第七章　家庭的幸福：婚姻、子女与道德

家庭的幸福，是你唯一可享的天佑，

那是来自天堂的幸福，不受人类堕落的左右。

汉娜·莫尔在她的《女性现代教育体系之责难》（1799）一书的开头，便赞许地引用了考珀这段诗句。图书馆关于婚姻和妇女职业的书籍日益增多，其中也包括汉娜的这本书。汉娜和诗人考珀都终身未婚，但是他们都承认婚姻的重要性，认为婚姻就像圣礼一样能够提供一种相互的满足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也为井然有序的基督教国家打下必要的社会基础。

出于上述的最后一点，婚姻总是受到教会和政府的密切控制。1745年的《婚姻法》规定，只有符合圣公会仪式举办的婚礼才算是合法有效的；除贵格会教徒和犹太教教徒之外的所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这项垄断性的规定使得婚礼费用全部进入了圣公会牧师的口袋，激怒了那些一直以来崇尚非正式婚礼的贫穷的人们，也让非国教徒们愤怒至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条规定也在提醒着他们自身的信仰处于劣势地位。这项法案的一个意外后果，便是人们持续不断地穿越英格兰逃向苏格兰，因为在那里，这项婚姻法案不适用。

《婚姻法》也让离婚变得困难和昂贵（苏格兰的情况要稍好一些），除了事先签订的特定合约中的烦琐规定，还给了丈夫对妻子及其所有财产的绝对控制权。丈夫一方可以按照自己喜好随意处理妻子的资产以及妻子婚后的全部收入和房产，即使是妻子的个人所得。

丈夫甚至还能公开出售自己的老婆而不会遭到法律干预，尽管真正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1836年8月，一名40岁出头的“穷摆架子的”男子和腰上束着缰绳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艾斯林顿牲畜市场。男子以5先令为起价开始拍卖妻子。他的妻子最后被一个“外表体面”的男子以26先令的价格买走。卖方在收摊回家的时候，还说自己终于扔掉了一个“惹麻烦的喋喋不休的女人”。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来看，他和买方应该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 [1] 一位苏格兰的法学家在1846年写到，所谓“自古就有的”丈夫惩戒妻子的权利逐渐不为男人们所行使，倒不是因为相关法律的变动，而是大众在态度上的转变。 [2]

其他的惯例习俗则强化了法律力度。只要人们认为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所有要求和喜好的观念依然存在，她们就会被局限在自己的专属范围——家庭之内，在家料理家务并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她们在少女时代便开始为这些任务做准备，并被灌输了“婚姻才能使女人生命完整”的思想。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情况，因为女人的思维方式同男人的在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最适合她们的是实际的事务。1791年一篇写给儿童的当代世界介绍文章写道，“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则是男人们研究的内容”，上帝给了男人“更加广阔的认知和更加强大的思维能力”，因此，“女人们不需要学那么多”。 [3] 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几乎无人质疑或者反对。一直到其后的一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依然宣称，最理想的女性教育是“关乎感性而非理性的认知”。

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生活在她们的前辈们也同样经受了的束缚之中。她们一方面充当“花瓶”，另一方面则是合作而顺从的助手。1756年出版的婚姻指导手册的作者“米拉”建议刚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要“把人生状态的改变带来的内心满足展现于两颊的光彩与双目的神韵上，但是嘴巴依然要保持谦逊和寡言”。女人天生更具有耐心（在我所参考的这本手册的书页空白处，有人写着“这是个该死的错误”），总是能够让丈夫在其传统的专属领域中随心所欲地行事。她有权讲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其观点同丈夫的相左，那就应该保持缄默。 [4]

想要避免家庭纷争，妻子就必须在家庭开支上精打细算，也不能对宠物过分溺爱。米拉引用了一个家庭主妇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个女人的“克洛伊小姐”——一只“大丹丑角母犬”，不但“吃的是餐桌上最好的食物”，而且睡的还是主人的大床。于是她丈夫“为了一个侍女”而抛弃了她。这件事完全是妻子的错误，当时的人们会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沉溺于个人爱好的表现。另外，需要置办新衣的昂贵的温泉旅行，铺张奢华的假面舞会行头以及其他的各种宴会、集会不仅有损德行，而且更是对丈夫忍耐力的挑战。

另外一种稍微节省些的消遣方式开始受到人们欢迎。根据米拉的描述，中产阶级绅士的妻子们开始喜欢乘坐马车出门旅行（下层人士则采用步行），并且“这种消遣方式变成了各层级女人的日常事务”。另外，在家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也代替了“游荡闲逛”，代替了让男人们一度非常反感的“去酒馆喝酒”。家庭主妇们被控制在家庭的轨道之上，她们本人及其家具和财产（在她们看来，这些更重要）却受到密切的监督。这些都是显示她们时尚品位和社会地位的东西。帕克斯夫人在她1825年写的新娘手册中提到，“古旧的金银餐具可以体现血统的高贵”，应该摆在较为显眼的位置。 [5]

家具、饰品、窗帘和壁纸是女性谈话绝不偏离的主题。当然，谈话内容也不总是限于家庭事务。1773年，一位因为生病而不得不待在家里的女士就渴望快些见到她的朋友并一起八卦闲聊：

聊聊那些爱美人士的穿衣打扮并加以嘲笑，

是让我们每个访问日愉悦尽兴的极佳话题。 [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受欢迎，有些人的来访可能是令人厌烦的。还是在1773年，一个居住在省城的女士便抱怨说，“呆板老气的寡妇”和“迂腐落伍的处女”去她家拜访只为蹭晚饭。“她们毫不迟疑地迈进你家大门，一进门就开始运用她们说三道四的口才跟你套近乎，然后竭力把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故事拉长了说，直到你把做好的肉食装盘端上餐桌。” [7]

成功的宴请招待有赖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管理其仆人的能力。米拉认为“和蔼友善”和“一视同仁、毫无偏袒”是让仆人们顺从的法宝。而更加现实主义的帕克斯夫人则建议要对他们严密监视和严格要求，并援引了一个反例来加以证明。反例中的家庭主妇早上出门会见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当天晚餐的准备工作几乎还是一团糟，给客人的座椅差了几把，连鱼和汤也是凉的。此外，洗衣房也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那是很多打散工的闲荡之人说三道四的地方，有时候甚至还要更糟——诺森伯兰一个乡村住宅的洗衣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妓院。 [8]

另外，女主人还要注意提防女仆模仿上等人士的穿衣打扮。你要么阻止她们穿着平纹细布或者丝绸的衣服，要么就等着她们变得放肆甚至偷偷扮演起红颜知己一样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女主人的专属女仆。在1798年一起针对一名律师妻子卡珊德拉·里基茨的离婚诉讼中，她的女仆就作证说女主人有次脱衣就寝的时候，“用了一种令人难堪难以复述的语言”讲述了自己通奸淫乱的事情。 [9]

尽管有家政机构以及系统的参考资料，家庭主妇们有时候也需要自己选择仆人。据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一本典范的家庭预算指南显示，有3个小孩且年收入为250英镑的中产阶级之家能够雇得起一个女佣，并支付她16英镑的年薪。其他的固定支出还包括用于购买食物、燃料和清洁用品的134英镑，用于购置衣服的36英镑（当然家庭主妇也可以亲自动手给自己和孩子们做衣服），用于支付房子、利息和课税的25英镑，以及缴纳孩子学费的10英镑10先令。 [10] 中产阶级中最上层的年收入为1000英镑的家庭则能负担得起一个家庭教练、两匹马、一个马夫、一个男仆、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兼女佣。雇佣这些人的年支出为220英镑，其中拿钱最少的是那个保姆兼女佣，其年收入为10英镑10先令。

也有一些雇工的工资比上述的更少。19世纪初，来自经济萧条时期陡然没落的“中等”家庭的阿什福特夫人，在其受雇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做女佣的时候，一年的劳动收入只有6英镑10先令。 [11] 她的女佣工作完成得很好，先后换了几家雇主，直到后来嫁给了一个较她年长的公务员。那个公务员之前丧妻，有一些个人积蓄并买了一些政府债券作为投资。终于，这位女子重新回归了中产阶级，协助她的第二任丈夫做起了小生意。 [12]

如果一名仆人抱有正确的做事态度，他还有可能得到提升。1784年的一段虚构的父女对话便体现了这一点。那个女孩儿是个正经安分的理想化了的女仆，她向父亲宣称自己“讨厌无所事事，励志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受雇者”，并以她的女主人为学习的榜样。她的女主人把剩饭菜留给穷人，也捐款给孩子就读的学校。 [13] 女孩儿的父亲在听到女儿受到提升的消息时，警示女儿说，她在那户人家中的新“位置”可能会招致其他仆人的妒忌，所以一定要对那些下级的仆人“温和又亲切”。

过去那些虔诚敬神的井然有序的家庭，几乎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人类天性的多样化也使得非典型的家庭大量存在。有惧内的丈夫，也有懒惰、无礼、嗜酒或者手脚不干净的仆人。名叫查尔斯·丘吉尔的木材代理商所留下的日记还表现出很多雇主的自我优越感。1830年的7月11日，他的狗布鲁伊非常凶残地袭击了厨师并把他的妻子“吓得够呛”，他在日记中写着：“布鲁伊在其他方面可是表现非常良好。” [14]

丘吉尔算不上是个冷酷的人。他的日记展示了一个虔诚敬神又温柔亲切的“享受着宁静快乐生活的”丈夫兼父亲的角色。他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莎拉，是莎拉管理着这个和谐顺畅的家庭（布鲁伊除外），使得自己每天工作结束回家后能够感受到家庭的平稳顺心。他的幸福即是妻子的幸福，而且妻子还能通过进一步激发丈夫身上的“随和气质”（帕克斯夫人提过的）来让双方的幸福感更上一层楼。家庭主妇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家庭的礼节问题。乔洛克斯夫人就要求她的丈夫——一名已经退休的伦敦杂货商，不得再在家里进行任何“低等粗鄙的谈话”。家庭逐渐成为一个由妻子来制定行为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家庭生活由此诞生。

福音派教徒认为家庭是培养虔敬心灵的苗床。在这个语境下，妻子便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孩子最初的灵性感知是在育儿室生根发芽的，而母亲对这幼苗进行培育则是她的最高职责。汉娜·莫尔认为，女性独特的宗教热情，决定了她们最为适合这样的工作。如果她们真正地去履行职责，整个家就会成为一个微型的教堂或者礼拜堂，对基督教的虔诚可以让家里的维多利亚式壁炉也具有神性。

有很多关于基督教教徒应该如何经营家庭，家长（尤其是母亲）应该如何教育子女的意见和建议。也许最能展示福音派家庭情貌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首见于1818年的舍伍德夫人的小说《费尔柴尔德家族史》（又称《儿童手册》）。小说的情节非常戏剧化，或者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有点“无厘头”。小说中融入了作者对一个自认为非常理想的福音派家庭中有关抚养小孩以及日常生活情况的洞见。

费尔柴尔德先生和费尔柴尔德夫人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居住在乡下。书中并没有提及男主人是否有工作，不过他们的财力倒是足够让他们雇上两个仆人，他还在当地学校资助了几个贫穷孩子上学。费尔柴尔德先生可能有些租金收入，以及政府或者产业股票的利息收入。他教儿子亨利拉丁语。亨利是一个刚念完托儿所却已经有了做牧师理想的小男孩儿。如果亨利在练习拉丁语翻译的时候出错，就会受到惩罚，不但要挨鞭子（由一个仆人执行），晚饭只准吃点面包喝点水，在祈祷的时候还要多念一遍祷文。

9岁半的露西·费尔柴尔德也需要祷告文的感化，因为她整天闷闷不乐，自己的房间也不收拾，还羡慕住在附近的诺布尔夫妇的女儿奥古斯塔·诺布尔能够享受一些自己没有的“好东西”。费尔柴尔德一家每年都要去诺布尔家坐落在公园里的“光滑洁白的石头房”拜访一次。诺布尔家很娇惯孩子，跟他们同龄的拜访者不一样，他家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勋爵家大一些的小男孩对他的小哥们儿亨利说：“等我们教区的牧师去世，你肯定就接替他的位置了，但是你布道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上教堂去的。”这样对神不敬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小男孩儿的妈妈诺布尔勋爵夫人“甚至还会当着孩子们的面嘲笑宗教和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怕的报应终于降临到诺布尔一家。奥古斯塔不听母亲的警告把玩点着了的蜡烛，在她母亲玩牌而同样不敬神的家庭女教师又疏于看管的时候，引发了火灾，被活活烧死。这是福音派的上帝将父母的罪恶惩罚在了孩子身上。上帝也会直接把惩戒降到有罪的那个人身上，卫理公会的期刊就曾欢欣地报道过这样的情况。1808年，西德尼·史密斯就引用了期刊上刊登的两个事件：一名牧师在玩牌的时候猝死；另一名男子在观看斗鸡比赛的时候说了不敬神的脏话后死去。

费尔柴尔德夫人用诺布尔夫人家的不幸来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有“罪恶的”欲望。是那种“想要自己更强更成功”的想法，才让人们“对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满足”，才让人们生活得不幸福。不过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不认同。即使是福音派教徒也不会认同，因为他们和清教徒一样，认为个人抱负的实现是受到神灵偏爱的标志。

小说对于它的读者究竟有何意义呢？很清楚的一点是，费尔柴尔德一家的虔诚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和模仿，并给19世纪20年代—1914年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定下了基调，尽管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费尔柴尔德一家做得那么极端。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母亲也施行了类似的家庭祷告制度，包括祷告、圣经阅读以及进行让舍伍德夫人本人也会非常满意的道德劝诫。劳伦斯的母亲为福音派教徒提供了一种现代家庭的范本：家庭由信仰而统一，家长热切希望子女长大之后能虔心热诚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随耶稣基督，并将他说过的话传达到那些还未知晓的人那里。在舍伍德夫人《米尔纳历险记》一书的卷首插画中，6岁的主人公正在给一群晒制干草的工人朗读圣经中的文句。

不过舍伍德夫人自己的成长过程与此截然不同。她于1775年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圣公会牧师之家，之后进入一所面向中产阶级的寄宿制女子学校学习。教她的老师包括了一个“跟二流女帽贩卖商一样皮笑肉不笑的英格兰妇女”，一个“尽管长得好看却不修边幅”的法国女孩，以及一个因为天花而满脸疮疤的瑞士女人。 [15] 不过舍伍德夫人从未提及是否正是这些老师引导了她的宗教信仰。这其实不是传统学校教育的内容，传统学校曾一度让玛丽亚·埃奇沃斯颇感遗憾。在她的小说《维维安》（1812）中，13岁的男主人公被送到了哈罗中学学习，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男孩儿之前一直在家由母亲教育，后来到了哈罗中学之后他说“所有在家学到的优良品德让他感到丢脸；在学校没学到半点好，学的全是不良的东西”。当时距托马斯·阿诺德的公学改革还有20年的时间，用西德尼·史密斯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的公立学校完全就是一种能从其中发现“早熟和放荡”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每个学生都交替性地充当着暴君和奴隶”。塞缪尔·所罗门在他的一本很受欢迎的《健康指南》的“后记”部分警告家长说，“在那些有名气的学校，高年级的男生会唆使低年级的男生开始手淫”。 [16]

随着各类私立寄宿学校的迅速增多，家长们决定冒险一试。尤其是考虑到公校教育的失败，攀比之心更是会让中产阶级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校上学。1783年的一篇讽刺文章里，裁缝店老板的妻子史蒂奇太太就在茶话聚会上很高兴地回答关于她儿子学习和健康情况的八卦问题：“他在一个寄宿制学校学习，学校的校长（她丈夫的一个高级客户的儿子）可真是个大人物呢！” [17]

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学校教育不仅能够提供大家普遍欢迎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还能提供一些职业规划的指导。出于这一点，学校广告开始强调其所能提供的实用性、职业性的相关课程。1789年，格瑞斯特先生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隆阿什顿开办了以培养“年轻绅士”为目标的学校，他向市内的专家和商人家长申明，学校保证提供标准的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艺术、会计、地理、天文和土地测绘的课程。入学的注册费约为1几尼，学校住宿费和每年的学费合为14几尼，这差不多等于家里雇佣女仆一年的开支或者全家一年的食物预算的1/10。其他有些学校还提供航海和图书管理的课程。北约克郡斯科顿的一家中学另开设了德语和法语的课程，因为这两门课程“不只对于商业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孩子的政治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18] 毕业生们的职业前景获得提升，这也成为父母投资的最大回报。

可供选择的学校一多，孩子们转校也就随之频繁起来。塞缪尔·艾略特生于1807年，父亲是伦敦的一个钟表制造商。塞缪尔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念到7岁，然后进入了萨福克郡的一所学校就读。他在那里遭受了一个教员的虐待。那个“老畜生”殴打了塞缪尔，在他身上留下了“大片的瘀青”。他的父亲准备去学校“找那个教员讨个说法”，如果不是他母亲的阻拦，肯定会把那个教员暴揍一顿。年幼的艾略特于是转到了伊顿公学，在那里进行了四年的学习，而后又进入了伦敦一所寄宿制学校接受了另外四年的学校教育。 [19]

塞缪尔·艾略特接受的教育是为他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他最终成为科学仪器制造商。19世纪20年代，乔舒亚·帕森斯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的一位麦芽制造商，为了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专业人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乔舒亚首先被送到了牛津郡拉德莱的一个浸礼会学校，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承诺自己“有比其他学校更加完善”的教学体系和“道德规范”。学费在25—60几尼之间，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课还要另外收费。乔舒亚毕业离开拉德莱后，父亲又资助他在伦敦当了9年的药剂师学徒，并接受了伦敦一家医院和医学院开设的培训课程。 [20] 1837年，乔舒亚终于取得了行医资格证，开始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子里行医。

女孩子们则要为她们未来的婚姻和家庭做好准备。1827年一则当时最典型的广告里，达勒姆市的哈里森女子学校保证其提供的课程包括阅读、书写、语法、历史以及基础性和装饰性的缝纫技术。“寄宿制学生”（即和学校管理员住在一起的学生）的学费是每年55几尼，如果还想选修其他课程，那就需要额外交钱，例如地理（1几尼）、声乐和钢琴演奏（2.5几尼）以及天鹅绒印染和绘图（1英镑12先令）等课程。广告上还向学生的家长保证说，学校生活将以“宗教和道德”内容为中心。 [21]

哈里森女子学校的学生们都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足够富裕，能让她们待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这即是贵族和绅士的妻子们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只专注于家庭事务。一个完全依赖丈夫收入并且全身心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的妻子，是家里的男人能够支撑起整个家庭开销的标志；而一个自己也在工作赚钱的妻子，则好像公开表明丈夫收入有限，不足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家庭主妇的理念在19世纪越来越广泛，并且成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标志。

经济的现实状况，包括那些常常让中产阶级收入减少的周期性经济衰退，通常都会迫使一些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工作并随之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有些甚至还有自己独立经营的生意，比如乔治·霍利约克的母亲。这位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母亲，在照顾11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管理自己在伯明翰的纽扣制造车间。乔治的父亲是一个自视为中产阶级的铸工，想要建立自己的按钮制造企业，使用蒸汽动力来推动冲床进行打孔。 [22] 石匠詹姆斯·威廉姆斯在发展个人雕塑才能的时候，他的妻子在萨福克郡的维克汉姆市场经营了一家店面。1845年，詹姆斯终于有了足够的资金在伊普斯威奇开办自己的企业，总共雇用了19名工人。企业发展迅速，因为詹姆斯能够熟练地仿制出教堂建造和修缮所需的中世纪建筑风格。 [23] 威廉姆斯夫人是丈夫的生意伙伴，毫无疑问，一旦丈夫的企业开始盈利，她便会回到家中专心操持家务。

其他一些家庭主妇则迫于丈夫的无能而当起了养家糊口的主力。尤菲米亚·瓦兰斯养着她懒惰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她凭着经营在埃尔的一家肉店“很体面地”把孩子养大。1828年，她的酒鬼丈夫开始对顾客辱骂无礼，她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差点付诸东流。不过好在是在苏格兰，她能够主动提出离婚诉讼。 [24] 在这一案例以及类似的其他案例中，妻子每日给她的丈夫一些零花钱，而这些钱无一例外地都被丈夫拿去买酒了。

上述处境的妇女们让人们同情，而那些自力更生的未婚妇女却被认为是怪异之人。在苏塞克斯郡，当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莎拉·斯宾塞和她的姐姐玛丽·斯宾塞决定从事农耕的时候，就被人们投以异样的眼光。家庭的变故给她们留下了每年300英镑的财产，按照传统的观念，她们应该接下来考虑婚姻大事或者购置一处永久性住宅。然而她们却经营起了农场，并且收入颇丰。左邻右舍对姐妹俩大加嘲讽，从他们给姐妹俩取的“男人婆玛丽”和“船长莎莉”的绰号还能感觉得出另外一种意味的恶意侮辱。不过，直到18世纪80年代去世之前，这对姐妹还是一直和当地的绅士保持着社会交往。 [25]

男人婆玛丽和船长莎莉可能给苏塞克斯的乡下佬们提供了不少笑料，不过她们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184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整个英国大约有2.29万名女性农耕者，差不多占到了农民总数的7％。 [26] 其中大部分是寡妇或者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家产的未婚女性，就像是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1874）中的那个芭思希芭·埃弗汀。芭思希芭曾一度拒绝结婚，她的左邻右舍都非常吃惊，认为她是个异类。1841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涉及了不同职业的分类，其结果表明全国女性中还有2000位从事马和牛的经销工作（占此类工作总人数的5％），有1.45万位从事助产士和护士的工作，即官方所谓的“医务工作”。

唯一向中产阶级女性敞开大门的职业是教书育人。1841年，总共有2.11万女性受雇于教育行业，这个数目比男性数量的两倍还要多。这些女性包括了妇孺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老师，比如两个未婚的老姑娘——伊莱扎·胡克和她的妹妹埃玛·胡克。19世纪40年代早期，她们还在德威兹自己开办了一所日间学校，每年的总收入大约为200英镑。这对商业伙伴另外还出售糖果、玻璃器皿以及制作挂毯的“柏林”羊毛。 [27]

此外，还有家庭女教师这样一种社会夹缝位置的职业。根据一份1839年的教师职业调查报告来看，在大多数家庭，家庭女教师是一种“文雅的上等仆人”，穿着上和行为上“要显出淑女风范”，还要有马屁精式的温顺。 [28] 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对于很多有教养的贫穷女子来说，家庭女教师也是她们唯一可选择的职业。

家庭女教师的授课内容中不涉及的领域之一是关于性的问题。父母和老师“假惺惺的周全考虑”挫败了孩子们在这一话题上并无半点过错的求知欲望。于是，孩子们开始从仆人或者大一些的男孩儿女孩儿那里探听只言片语，结果就是“对他们身心的难以尽述的伤害”。而一位教师则辩解说，孩子们从他们的同龄人那里了解生殖这个问题其实更好，因为他们的同龄人至少不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任何淫荡的兴奋或者想象”。 [29]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当时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可供那些好奇的孩子以及打算结婚的或者已婚的人士参考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一本生育技术指南，在17世纪将尽之时出现于图书市场，并在其后的一整个世纪被不断重印。同样受欢迎的是塞缪尔·所罗门医生的《健康指南》（又叫《两性指南》）。此书于1782年出版，售价为3先令，截至1817年就已经历了66次再版。一些由自由思想家和激进派人士撰写的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也从19世纪2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发行，虽然是针对工人阶级出版的，但肯定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看了此书。 [30] 避孕是每个渴望“文雅生活”的人的头等大事，1826年一个激进派记者如此说。孩子一旦超过了夫妻俩所能承担的数量，那他们倾尽了“最大最值得称赞的努力才得以维持的家庭体面”很可能顷刻间就会不复存在。 [31]

孩子是婚姻自然而美好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也都同意这一观点。而另外一个鲜为现在的人们所知的观点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社会共识，即“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很享受性事带来的欢愉”。《亚里士多德著作集》和所罗门的医学手册中都承认女性的性爱自由。两本出版物都有很高的发行量，也揭示了当下人们有关那个时候女性性生活问题的猜想的错误性：人们普遍以为对于早期的维多利亚已婚女子来说，性行为是一种必须承受的义务，同时这也能让她们从家庭守护女神这一首要职责中获得暂时解脱。 [32]

塞缪尔·所罗门反复强调了性事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爱之欢愉”通过“一种想要给予并索取某种最本质的愉悦之物的热望”来将“美妙的瞬间”提供给人们。他认为高潮是一种“短暂的癫痫状态”，还补充说如果次数太多会引起虚弱乏力，但可以通过使用每瓶售价为半个几尼的基列地乳香来加以治疗。这种乳香的广告还穿插于此书之中，声称能治愈各种身心疾病，包括智力低下、青春痘以及由于手淫而造成的阴茎萎缩。所罗门同当时的其他医生都普遍认为手淫会极大地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 [33]

在生育节制的问题上，医生们并不十分赞成，认为那是对自然力量的干涉。另外，不像今天，当时不论任何教派的牧师们对这个问题都没什么发言权。关于避孕，那个时候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羊肠做成的避孕套，即博斯韦尔用来抵御梅毒的那种“安全铠甲”；另一种是绑在缎带上的海绵块，在性交之前放入，完成性交之后再取出，有位作家还专门向中产阶级夫妇推荐了这种避孕方法。 [34] 此外，还有一种“外射”的方式（被人们称作“逛咖啡馆”——“进去就出来，分文都不花”）。另外就是堕胎，这在1803年之后才被认为是犯罪。在那之前，能够提供堕胎手术的人还在媒体上公开宣传他们的堕胎服务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服务。1796年，一位住在平利可广场的药剂师灵根伯格夫人，就提供了全面的妇科疾病的治疗，包括各种“梗阻”和“便秘”，并保证会“无条件地保密”。 [35] 类似的有着更加周密细致的语言表述的广告，贯穿了之后的整个世纪。

很多证据都显示，在当时只要你找对了地方，就一定能找到所需的避孕知识，但是究竟有多少中产阶级夫妇真正执行了那些方法却不得而知。实际比例应该很小，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橡胶避孕套出现之前。随着橡胶避孕套的出现，人口的增长开始减缓，之后更是下降得一发不可收拾。有关19世纪80年代出生率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大幅减少。 [36]

计划生育和享受性爱同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前几十年间的传统婚姻不相符合。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的婚姻已经具备了很多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的特点，丁尼生多半会将其描述为“家居幸福、儿女乖巧、家无外债、虽非大富大贵但比下有余”。这即是中产阶级们理想的基督徒的婚后生活，他们为之努力，而后乐享其中，工人阶级当然也是尽力争取这种生活。更何况，这样的生活能够提供给孩子们良好的成长环境。

婚姻质量的提升，也是更广泛的社会道德面貌改造的一部分。自18世纪末便已经开始，在福音派的推动下，其势头于19世纪第一个季度达到了顶峰。弗朗西斯·普雷斯在19世纪40年代回溯了60年前当他还是个少年时的情形，指出当时有一种贞操观的普遍缺失。他说当时的人们都期望女孩儿们“能够贞洁一些”，尤其是那些想要嫁给上等人士的伦敦商人的女儿们。那些女孩儿在酒吧里喝酒喝牛奶、抽大烟，哼唱淫荡的歌谣，观看舞台上下流的表演。 [37] 普雷斯认为所有这一切在60年后看来都是相当令人发指的行为。不过光是普雷斯一个人的观点不能证明整个社会的道德改善。下流的黄色笑话也许已经从1832年版的乔·米勒的《笑话全集》中删除，但是在1834年的伦敦至少还有57家书店在出售黄色书籍。 [38] 7年之后，尽管有来自“体面”社区人士的集体反对，纵情声色的法国康康舞还是在伦敦成功进行了首演。 [39]

中产阶级的呼声占了反对声音的一部分，不过以此就认为仅仅是他们在维系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道德理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福音派的贵族大多都是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那些倡导“正直与纯洁”的倡议者的中坚力量：阿盖尔公爵八世（1823—1900）是文学纯洁运动协会的会长；圣安德鲁斯的坎贝尔勋爵（1779—1861），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兼法夫郡郡长的儿子，在他79岁高龄之年还在力推国会通过一项禁止淫秽出版物的法案；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的公子——国会议员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1801—1893）是主日敬拜的极端拥护者，他为人严厉，因而非常不受欢迎；1860年，国会议员洛瓦伊内勋爵，即后来的诺森伯兰公爵六世，曾表达了对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时候直接赤裸裸地大打出手的反感。由此可见，没有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可以宣称，新的社会道德情操是为自己阶层所独有的。

[1] Annual Register 1836（Chronicle），136.

[2] Leneman，50.

[3] Trusler，64.

[4] “Mira”，9，21－22，227.

[5] Parkes，206.

[6] Lady's Magazine，4，January 1773.

[7] Lady's Magazine，4，February 1773.

[8] Burn，32－33.

[9] The Oracle，or British Advertiser，2 July 1798.

[10] Young，1，104－106.

[11] Ashford，12.

[12] Ashford，passim.

[13] Brown，English Letter-Writer，28－30.

[14] GL，Ms 5762，12，11 July 1830.

[15] Kelly ed.，93－94.

[16] Solomon，222－223.

[17] The Literary Courier of Grub Street，2 February 1738.

[18]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27 June ，1 August 1789.

[19] GL，MS 15，819.

[20] Galbraith，passim.

[21] Scotsman，4 April 1827.

[22] Holyoake，1，9－11.

[23] Brown，James Williams，21.

[24] Leneman，41－42.

[25] Eden，1，626－627.

[26] Booth，351，372.

[27] Devizes Division，112－113.

[28] The Educator，81.

[29] The Educator，48.

[30] McLaren，passim.

[31] Bulldog，No.3，9 September 1826.

[32] Himmelfarb，73－76.

[33] Solomon，188－189，197，211.

[34] Bulldog，No.3，9 September 1826.

[35] True Briton，16 April 1797.

[36] McLaren，11；Booth，441.

[37] Place，58，75－76，78.

[38] Hansard，3rd Series，146，1355.

[39] Hansard，3rd Series，56，1339－1341，1343.

第八章　一个自称为邮政目录的男子：势利行为

格雷律师学院出身的英国王室顾问律师约翰·贝尔在律师界有过一段非凡的工作经历，他于1836年去世，享年71岁。他有着满嘴的龅牙，五短身材，宽厚的肩膀，而他的畸足使他走路时一瘸一拐，很是难看。听他在法庭上作诉讼发言是件痛苦的事，因为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坎伯兰”方言，还伴有严重的口吃。但他会“用清楚的方式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拥有敏锐的才智，并且他的决定力和判断力远远超过了他语言上的不足。他死后留下了价值8万英镑的房产，而他令人愉悦的和蔼形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

另一位同年逝世的专业人士就没那么受人深情缅怀了。佩勒姆·沃伦博士曾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成员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但他“除了发表过一篇针对头痛症状的论文外，对医疗科学几乎毫无贡献”。“他的举止古怪，常常不那么讨人喜欢，总是态度冷漠，有时会突然情绪爆发。他吸食鼻烟的数量惊人，并且穿着简陋而邋遢……”沃伦博士死时5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可能是因为他长年“不进行锻炼，下了马车就往病室走”。 [2] 再有，他的体格很肥硕。

贝尔和沃伦拥有的地位处于中产阶级上层，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了绅士。然而，他们的个人特征使他们与传统格格不入。他们的讣告没有给出关于他们对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以及是否参加教会活动的信息。他们是否更喜欢赛马会、板球比赛、有奖品的争斗，甚至是公开参加那些推动人道主义事业或向国会请愿的集会？那时以及之后的很多中产阶级男性就喜欢这样。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爱好会在任何文雅的集会上博得他人的好感，或是让他们在行业圈外找到志趣相投者。实际上，沃伦博士的刻薄言语肯定会时常让他的朋友们感到难堪。

尽管如此，这两人依然非常重要，原因有二：他们提醒我们，虽然中产阶级中有着行为和发展前景的共同模式，但这些从来都没有被统一。因此，个人的古怪行为是有价值的，它揭示了很多被认为是正常而很少提及的礼节形式；因为那些无视或忽略这些规范的人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事实上，贝尔和沃伦对于言论、形象和举止规范的违背是值得一提的，而许多读者可能会认为，沃伦的不当举止会降低他的社会地位。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1850）中，有这样一名医生：他是优秀的临床治疗师，“但作为一个人——或者，我应该说，作为一名绅士——我们在听到他的名字时只会摇头……希望他在言行举止可以易于纠正的那个年纪，读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信”。

今天，没有人会去看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给他私生子的劝勉信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讲究礼节会感到不自在，也不愿通过着装和言行判断一个人。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一种最恶劣的偏见——势利。然而，只要人们还能清楚意识到社会是分层的以及行为和教育的差异的重要性，势利行为就依旧能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中上层阶级中大行其道。着装、措辞和举止的细微差别是检测社会地位和道德水准的试金石。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那些简·奥斯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乔叟和莎士比亚也心照不宣。虽然乐观的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宣告了一个摆脱了过往桎梏的真正现代化时代的来临，但这些变化的主要受益者——中产阶级依然满足于遵照有着中世纪渊源的社会规范来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习俗是从那些遵照传统行事的贵族那儿借鉴过来的。然而，矛盾的是，中产阶级的保民官们却斥责贵族概念是落后且不利社会进步的。贵族这个词不仅涵盖了那些阻碍政治改革的保守党中守旧的统治者们，还包括其他单凭习俗和古老血统认为自己享有特权的精英们。1828年，一位年轻的药剂师学徒指责皇家外科学院是“贵族式的骄傲收容所和伪装纯洁德行和良好教养的庇护所”。这一祖先智慧的堡垒即将崩溃，因为不耐烦的英国大众在将“所有合作特权和垄断与全面崩溃混为一谈时”无法保持镇定。 [3] 沃伦博士也有着同样的感悟，因为他无法容忍“贵族式的无礼”，非常“尖酸刻薄”地对其进行了谴责。和许多中产阶级职业男性一样，他不会认可那些人享有的特权，诸如通过操纵他人取得杰出成就，或者是拥有那些排外机构如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资格，抑或经贪污受贿选举出的下议院席位的人。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沃伦博士在说这些贬低话时用的语调。但是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说的呢？这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因为人类最早的声音记录是在19世纪80年代，而关于个人口音传闻的凭据非常分散。不过，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19世纪30年代，言语还不像之后那样被拿来界定人的阶级属性，虽然约翰·贝尔的坎伯兰元音发音在法庭上显得很另类。

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立马就能识别出的中产阶级或贵族式的口音。约翰逊博士注意到，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会把“伟大”（great）与“国家”（state）放一起押韵，而一位来自北方的下议院议长，会把“伟大”和“座位”（seat）一起押韵。 [4] 迪斯雷利观察到他的同事德比伯爵十四世（1799—1869）说一口不带地方口音的英文，而他的儿子德比伯爵十五世（1826—1893），有一腔兰开夏郡的鼻音。 [5] 这位父亲曾入读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他儿子则进的是拉格比和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在《米德尔马契》（1871—1872）中，乔治·艾略特评论说，弗雷德·文西的话显示了他“一直和大学保持联系”，但她很可能是在回想30年前自己所处时代的牛津、剑桥学生们那种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国王威廉四世会使用“不再（ain't）”和“你曾是（you was）”来表达“你们曾是（you were）”。这两个词都是18世纪创造的，它们和表示“黄色”的“yaller”、表示“黄瓜”的“cowcumber”、表示“真正”的“ra-ally”以及表示“女性”的“ooman”等都已经不再被使用。

尽管如此，不正确的发音和拙劣的语法仍然是想要爬上社会高层的人的障碍。语速缓慢、磕磕绊绊、言语不合语法、使用方言词或短语、漏发或擅加“h”音以及把“g”发成了“k”（比如把nothing发成nothink）都表明说话者出生卑微或受教育程度有限，或两者兼而有之。有些词含有粗俗的意思，因而最好避而不用，例如最好用“drunk”一词而不是“inebriated”来形容一个酒鬼。委婉语的使用有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有教养的未婚女士称公鸡为“母鸡的伴侣”。 [6] 如果这还不够让你大跌眼镜，还有更绝的，人们会把自己的社会野心寄托在对四轮马车名字的发音上。他们把“辉腾”叫成“发一通”；而把“布洛海姆”叫成“金雀花”。

通晓这些细节对于那些希望给同僚和上级留下深刻印象或掩盖卑微出身的中产阶级成员非常重要。据一本1834年出版的礼仪指南称，“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入社会高层的值得嘉奖的人们”饱受“怕被人认为是庸俗”的思想折磨。 [7] 这类书籍在那些想要避免在社交场合举止失态的人中拥有很大的销量。语言的表达或地方口音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约翰·贝尔就凭一口坎伯兰土腔赢了他的案子。还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些，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笔下滥用“h”音的伦敦杂货店主出身的猎狐大师，在《汉德利十字街》（1843）中宣称：“我只是一个商人，是一份邮政目录，而不是一个贵族。”在拒绝饮用冰镇香槟时，他说：“我不喜欢把酒冷冻，这种修养我还无法具备。”

如果语音并非百试不爽的衡量社会地位的尺度，那么个人形象就是了。沃伦博士被鼻烟染色的衣服及衣冠不整的穿着不适合他医生身份，给他写讣告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观点没有错，因为着装和形象修饰被普遍认为是个人背景、职业甚至信誉的指标。1817年，工人阶级中激进的阴谋策划者们就轻信了一个假装同情中产阶级的内政部特工，这位间谍奥利弗拥有时尚的全套装备、“文雅的外表”和“好的头衔”。 [8] 几年后，乔治·霍利约克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一名每天早上都穿着裁剪精良的黑色西装来伯明翰的铸造厂上班的年轻磨工。他在到达工厂后会换上工作服，而到了晚上，会“洗浴，更衣，然后离开……俨然一副绅士派头”。 [9]

1838年，一位织工在替他年迈的母亲和患癫痫病的姐姐申请教区援助时被博尔顿的长官驳回，理由是他看起来“过于干净和体面”，不像需要慈善帮助的人。 [10] 同时期的警方在通缉告示中尽管很少提及地方口音，但总是会在形象上把“文雅的”嫌疑犯加以区别。通过他身穿的崭新黑色大衣、背心和条纹裤，人们得以辨认出一名携带其雇主两百英镑潜逃的商务旅行者。 [11]

而这套装束正在成为专业人士和商人及其秘书们的普遍着装。瑟蒂斯笔下住在汉德利十字街温泉小镇的医生——身材消瘦而性格温和的梅洛相信，得体的外在形象会唤起病人的信心。他的黑色西装裁剪精良，靴子被磨得锃亮，连床单也是一尘不染。“卷起的坎布里亚织衣的袖口展示了他手肌肤的雪白，衬托出手指上那一两个古老戒指的华美。”他的衬衫正面有四个褶边，在探访病人时，他会拄一根顶端镀金的手杖。他的竞争对手——肥胖且步履蹒跚的斯威兹医生则偏好当时在中产阶级男性中依然流行的搭配颜色对比鲜明的上衣和裤子的另一种着装风格。“一件乡下制造的鼻烟色外套、黑色背心和带绿色的浅褐色短裤……是他不讨喜的五短身材的附着物。”一名男子衣橱的整体状况、服装裁制和质量都透露了他的地位和收支能力。狄更斯的那些“寒酸而文雅”的角色们穿着有光泽、有些补丁而且通常都是皱巴巴的西装，而他们的床单都是泛黄和磨损了的。即便是经过拙劣的缝补，他们色泽暗淡的西装依然昭示着这些人是理应有着认真务实形象的办事员。

在中产阶级中有一些花花公子和趾高气扬者会如此这番地打扮自己，以将其地位提高一两个档次。在《索恩博士传》（1858）中，安东尼·特罗洛普将名叫盖泽比的伦敦律师描绘为“非常优雅的年轻人”。当他骑马行走在骑马道上时，“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名律师”。我们可以肯定盖泽比长得很有男子气概；因为在此前的60年中，男性时尚强调的是拥有曲线优美的小腿、细窄的腰身和宽阔的肩膀。随着阳刚的着装在时装界的推行，有炫耀性质的浮华服饰风潮开始渐退。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18世纪70年代崇尚意大利奢侈文化的马克罗尼派及其后继者们已经挑起了社会对男子女性化的指控，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意式罪恶”（即通常所谓的鸡奸行为）的趋势。

如果男性时装是时代风尚的表现，而且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相信这一点，那么一场改革就势在必行。夸张的颜色、绣花外套、花边袖口和假发的逐渐失宠是对矫揉造作和自我放纵的拒绝。根据《女士杂志》1798年11月号称，一种新兴的理想的人类已经迈上了时代的舞台，他带着：

一股愉快而庄重的气息；

一种威严但宜人的风采。

这位业余女诗人还高兴地说，他的着装不带一丝的纨绔习气。这一切，预示着一种新的真诚而严肃的风格已经开始抬头。它以不同的方式和广泛而多样化的强度渗透进了所有上层和中层社会阶层中。

[1] 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5，June 1836.

[2] 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5，April 1836.

[3] Lancet，12 April 1828.

[4] Boswell，2，151.

[5] Phillips，136.

[6] Phillips，136.

[7] Phillips，136.

[8] Scotsman，21 June 1817.

[9] Holyoake，I，21.

[10] Northern Star，13 January 1838.

[11] NA，Mepo 4/29，157.

第三部　中产阶级的胜利：1832—1914

第一章　工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中产阶级传统并没有轻易远去，它主导着当时的社会并产生了一个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和道德环境。每当英国经历其周期性道德阵痛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行为规范和道德信条就会被拿出来检视、探讨，有时被奉为圭臬，有时却被厌恶憎恨。撒切尔夫人就是这样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传统的推崇者。在1983年大选期间，她以特有的鲜明神采不断告诉大家，她从其祖母那里学到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美德，因为祖母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出生的。

我们被教导要辛勤工作、以苦为乐；我们被教导要去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被教导要自力更生；我们被教导在生活上要量入为出。你们被教导干净整洁是仅次于虔诚的高尚美德；你们被教导要自尊自重；你们被教导要永远与邻居守望相助；你们被教导要为自己的祖国感到无上光荣而自豪。所有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人类的永恒价值。 [1]

之后，撒切尔夫人改用“美德观”取代“价值观”的论述。这些观点并非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它们源自古典理念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推崇的信条为完美人生开的处方，自中世纪以来就为世人的行为提供了典范。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刚愎自用地把美德误认为是罪恶的来源，他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定义为“残酷、不幸、乏味、卑劣与无知”——因为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尽其所能想要去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诺克自己就曾入读维多利亚时代建立的旨在将知识传播给各个阶级的众多机构之一的英国威尔士大学。

虽然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地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条，但我们仍无法否认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能量。证据无处不在。今天，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火车站、商业办公楼和私人住宅依然林立在我们的城镇之中——尽管数目远不如50年前之多。我们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和私人仁爱的继承者：那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市政厅、医院、大学、学校、教堂、泳池、公厕、马槽和现在已被遗弃不用的配备黄铜制勺的饮用水喷泉。这些便利设施完美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将感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理念。一旦有了随时能饮用的干净的水，口渴的工人们就不会把工资浪费在啤酒上。在消除疲劳恢复清醒后，他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或许将他省下的钱存入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另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创新。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我们饮用的水也经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师们设计和建造的输水设备的净化。

所有这一切都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人口统计表明，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出非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它的成员统治着城市和村镇，截至1901年，全国有4/5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定居。城市扩张速度迅猛：1861年，有141个村镇和城市拥有2万到10万的居民人口，而到了1881年，这些地区的数量增至245个。这些数字反映了总人口数在同样急剧增加，从1841年的2670万人上升至1901年的4170万人。

作为企业家和制造商，中产阶级缔造了城市化的现代英国，而大体上，政府也很乐意让他们塑造英国的社会环境。在一些已通过的朝史以来最具感化力和深远影响的立法中，国会将大量权力下放给民选议会。这些都是由拥有坚定信念的中产阶级所支配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纯净、更健康、更安全和更有教养。政府的行动始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铺设下水道、净化用水和铺设道路以及安装照明设备。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浴池、图书馆、公园、博物馆以及天然气、电力供应等市容工程。这些大规模的改造和现代化项目，提升了中产阶级心目中英国作为一个进步和文明的国家的形象。

致力于全面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宜的举动。这也是为什么1861年一位托利党律师兼自由煤炭商加入了利兹的改革势力，意图说服议会资助一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的原因。 [2] 一座以制造业为主蓬勃发展的城市，既不能容忍无知的存在，也无法拒绝工人们获取知识的要求，因为知识显然是帮助生理和心理发展得到飞跃的跳板。这个问题在英国一座新近落成的顶级宏伟的市政厅中被反复讨论。步入大厅时，利兹的议员们抬头可以望见入口顶端放置的寓意着“进步”、“艺术”和“商业”的雕塑建筑。有如那些贵族和绅士们俯瞰乡野的豪华住宅一般，中产阶级负责建造的公共建筑也在昭示着这个阶级的信心和力量。

城市的庇护者们会请建筑师做出再现那些历史名城昔日辉煌的设计。1874年，在伯明翰市政办公楼举行奠基仪式之时，激进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将他的同胞们比作了欧洲大陆中世纪城市中“自由而独立的公民”，还将现代的城市建筑比作那个时代“宏伟的宫殿”。这座新的建筑物既是伯明翰骄傲的象征，也是该城人民“幸福和快乐”的象征。 [3]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代表进步与乐观主义的建筑物是向过去看齐的。即使他们采用了钢铁和平板玻璃之类的材料，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们在风格上依然疯狂地照抄着过去。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那些过往的建筑和雕塑与现代的生活基调能产生共鸣。尤斯顿火车站的乘客们会看到一尊柱高40英尺的多立安式的拱形建筑。里面有马赛克铺成的人行道，还有装饰着浅浮雕的罗马爱奥尼亚式石柱，分别代表了伦敦和西北铁路所服务的城市。展现了古典时代必胜信念的建筑和装饰已经被重新诠释，用以颂扬当前的成就。此外，不怎么被人提及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即便用尽他们的天赋才华，也永远无法利用蒸汽和修建铁路（于1836年建成的尤斯顿拱门就未能在日益衰退的铁路建设中幸存下来。它最终被那些庸俗者拆除）。

从尤斯顿火车站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它是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并于1868—1874年间建造的。这座被某位崇拜者誉为“集宫殿式的美观、舒适和便利于一体”、混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再一次让旅客们叹为观止。对于乘客来说，火车站建得再怎么奢侈或华丽都不为过，如此一来也反映了铁路公司的可靠和财务健全。这些品质还表现在那些把办公室装修得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君主们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宫殿一般的商务建筑上。有些公司则采用了能传递如大教堂般坚固和宏伟的伪哥特式风格。当你进入一家老式城市银行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融合了坚固和威严、有着内敛的富裕感的银行大厅；而苏格兰银行爱丁堡圣安德鲁斯广场分行就是一个绝妙的典范。和其他同类建筑一样，这座建筑有着对于把财富寄托于公众信任之上的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永恒之感。

这些大教堂和豪华商务大厦中，装饰着那些揭示了委托建造它们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希望和理想。象征和平、繁荣、勤奋和科技的人物形象装点着19世纪50年代初竣工的帕丁顿火车终点站。在19世纪下半叶，帝国时代的形象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上。扛着一捆麦秸的农夫、淘金矿工、护林人、耕农和牧羊倌都是象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海角殖民地的人物形象。英国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全球性贸易大国，而它的自治领土和殖民地则是客户、原材料和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那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致富之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们的形象也被镌刻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大楼中。他们的特写出现在布雷德福交易所内嵌于墙壁的石制勋章上（1864—1867），以便布料掮客们每日都能忆起那些为他们及其国家带来卓越成就和繁荣的巨头们的梦想和劳作。还有一些为英国贸易开启了世界之门的探险家们——罗利、德雷克、库克和安森。接着是任英国外交大臣兼首相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勋爵。他指挥的舰队为英国商人和那些政客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这些政客们通过对抗欧洲大陆独裁者和支持像加里波第那样崇尚自由主义的英雄来拉选票。民族精神在一群发明家，如斯蒂芬森、瓦特和阿克赖特等以及有自由贸易斗士和中产阶级保民官之称的理查德·科布登的身上发扬光大。

在回答布拉德福德要人们有关他们即将新建的交易所设计方案的咨询时，约翰·罗斯金（1819—1900）这样说道：“所有优秀的建筑都是民族生活和个性的表达。”这位国家级艺术大师所言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总体建筑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值得庆贺的自我形象。

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规模宏大、装饰豪华，有时显得浮夸但极为耐用。不管是否有其他可容质疑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的建筑都是以能够长久保存为目标而造的。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模仿过去的时候，心中还同时抱着这样的信念：通过重新修葺数以百计的中世纪大小教堂而超越过去。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更富创造力，拥有新式的建筑材料，而且掌握了工业生产的技术。一份1852年发表的铁路调查报告夸口说，尤斯顿的马赛克路面是由被称为“新奇的含金属熔岩”的现代合成砾岩铺成的。 [4]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大部分建筑以及许多其他的仿哥特式建筑，都是由大规模生产的砖块砌成并铺设同样为大规模生产的明顿瓷砖。

这种认为现代技术比古代更有优势的想法在中产阶级中十分强烈。而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改革更进一步鼓励了他们，使他们幻想自己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可能借鉴于古代文明，但其精神是现代的、普遍的并以蒸汽机器为象征。拉格比寄宿学校的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在第一次看到火车时，就推断说“封建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对此，托马斯·卡莱尔深表赞同。他提出，蒸汽动力“正在颠覆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并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组建最明智的政府”开辟了道路。 [5]

这些有才智的顾问们的意见在中产阶级的普通成员中引起了共鸣。让我们聆听下贝德福德和伦敦以及西北铁道部主席托马斯·约翰·格林1846年参加当地一段铁路支线的开通仪式时所做的演讲：

作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成员，我们懂得廉价而快速的互换为这个国家的农产品、矿产以及制造品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我们欣欣向荣和幸福的生活也由此而来。而作为这个开明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去体会伦理道义是如何进步、科学是如何被推进以及社会是如何被所有成员间便捷的沟通所改善的。 [6]

格林先生是贝德福德一位兼职土地投资的燃料商。他道出了从事商业贸易的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人真实而自信的心声。

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则撤离了这个被机器充斥、追求财富积累的世界，而选择遁入一个主要由自己臆想出来的拥有中世纪气息的幻境。迪斯雷利喜欢在他的小说中让年轻的贵族们幻想着复兴中世纪时期的社会风貌，并重拾贵族对于弱者和穷人的传统责任。和作者一样，迪斯雷利小说中的主人公科宁斯比相信“人类拥有崇拜和服从的天性”。约翰·基布尔和他笔下的牛津宗教运动者们的原则一致，敦促英国国教重新发掘它在中世纪时期对天主教的传承。因为，被遗忘的礼仪和仪式将为教会和人民带来新生。1848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相信他们已经揭露了在艺术中一度遗失的纯粹与理想主义，并开始致力于将其重现。丁尼生把亚瑟王的传说选为《国王叙事诗》的题材来源，寄希望这部作品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史诗。

我们非常清楚迪斯雷利、基布尔、丁尼生和拉斐尔前派们的模样，因为他们还不至于守旧到拒绝照相。拍照技术出现在1839年，它和数十年前铁路的出现一样，立即俘获了中产阶级人士的想象。1844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罗杰斯的年轻内衣批发商，花了足足28先令6便士（相当于一位劳动工人周薪的两倍多）为他的情人用达盖尔银版法拍了一张相片。4年后，他花了同样的价钱为他母亲也拍了一张。 [7] 因为谁都无法抗拒拥有一张真实的、有技术含量的、与所爱之人形象相似的影像。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象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家庭强烈依恋的情感的事物，那就是数量激增的父母与子女、叔婶等亲人们的家庭合影。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郡市也开启了不少摄影工作室以满足正胃口大开的市场。这个最开始只属于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很快也向工人阶级敞开了大门。1855年，战地摄影先驱罗杰·芬顿被在克里米亚服役的海军将士们百般纠缠，因为所有人都要求拍摄照片寄回家。这一时期拍照只需要花费5先令，除了最贫穷的人，大家都负担得起。这种从最初的发明到最终的大众消费模式，同样发生在自行车行业上。在19世纪70年代，自行车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新时尚，当时一辆“普通车”（就是那种大小轮的自行车）的售价为12英镑10先令，并且还是非常理想的地位象征。在之后的10年中，为我们所更加熟悉的安装充气轮胎的“安全式”两轮自行车被进一步改良，其价格也一降再降。到了1905年，最便宜的自行车只需5个几尼，店员、小学教师和手法熟练的技工技师都负担得起。

这些男男女女加入了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数以百计的骑自行车俱乐部。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俱乐部成员的人数已超两万人。蹬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行驶的队伍和50年前行进在铁轨上的蒸汽机车一样意义非凡。许多车手们随身携带当时只需花费12先令6便士就能买到手的相机。价格低廉的自行车和相机验证了一个存在已久的自由主义的资本理论，它宣称工业化的效益会慢慢向下扩散到各个阶级。事实确实如此，但这种扩散速度过于缓慢和不均，使得工人阶级人士多有挫败感和不耐烦情绪。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制造商为大规模的市场开发物美价廉的产品的过程，未能在19世纪90年代机动车亮相后重演。有一种集体性的商业短视现象，表现为早期汽车制造商把焦点放在了奢侈品市场上。1901年，沃尔斯利公司宣传其最新型的汽车“是适合绅士使用的”（这很可能会惹恼一些令人讨厌者），而它的对手——“电动客车”则自诩为“独一无二地彰显时尚感的机动车”，这也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和一帮贵族男女购买它们的原因。 [8] 中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也没能抵住诱惑：在20世纪初期的诺福克，医生、牧师、银行家和乡绅们都开始纷纷购买汽车。 [9]

1912年，《泰晤士报》批评汽车制造商们缺乏远见和冒险精神。它质问为什么没有“充满胆识”的制造商去生产售价介于一百英镑到两百英镑之间的机动车？在美国，有60万辆廉价的机车行驶在马路上，这些车辆很多都是“高级工人和小型商店老板所有”。 [10] 在英国存在这样的市场，但还没有“平民们”在驾车兜风。名叫亨利·福特的美国制造商，已经带着他市场定位瞄准中产阶级的著名的T型车（俗称：“天丽齐”）开始迅猛出击。1911年，他在戴根纳姆的工厂开始大批量生产售价低至125英镑的汽车。在1913年售出的价格低于200英镑的1.2万辆汽车中，有近2/3是福特汽车。

处在萌芽期的英国汽车业错失了非常重要的机会。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在英国出现的经济萎靡的进一步症状，从那以后，英国的经济似乎再也无力复苏。此时，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推进：英国在这个无可否认的不断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萎缩；出口停滞，而进口增长；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能力赶超了英国。到此，这个1815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了1914年已退居世界第三。

我们很难领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国内的消费水平在日益攀升。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许多英国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们已经陷入了封闭式的精神僵化，行动更为谨慎。英国的实业家们封步于自己原有的、帮助他们致富的知识与技术，使得美国和德国公司能够在新技术、材料和能源开发上自由畅行。1877年，两家敌对的美国公司——贝尔和爱迪生就在竞争在英国安装电话网络的项目权。在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的自治区市决定为其电车轨道配电时，他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向美国公司寻求机器和专业技术支持。 [11]

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的是技术娴熟和全面发展的劳动力资源。而两者英国都不具备，与其新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它忽视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教育。1870年，小学教育开始在全英普及，但课程设置仅限于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市级文法学校和公立学校明显地表现出对科学的无视，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古典学上。此外，在技术工人中日益壮大的具有攻击性的工会主义正在制造出一个在生产线环节抵制机动性的难以驾驭的劳动力，而这样的问题很少会困扰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易于管制的移民的美国雇主们。

金融服务行业和货物运输业的超常利润和境外投资回报为英国有效缓解了由其经济弱势带来的后果。1913年，英国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总额达37.8亿英镑。英国工程师们或许没有发明电话的才能，但投资者们却能够在智利和埃及等地区赞助建立新的电话公司。这些资本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积攒下来的储蓄和盈余。此前，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入了国内企业。来自利兹的贸易世家——乔伊特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他们持有当地的天然气公司、利兹和约克郡保险有限公司、利兹新型卫浴公司和当地铁路公司的部分股权。一代人之后，这个家族的后裔们在经伦敦经纪人指点后，将资金转投给了美国的铁路股票。 [12]

和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投资者和投资顾问都在服从市场的主导权。他们将资本调动到能够让它获得最大回报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商品，而其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有效应用也被中产阶级追捧为英国统治全球市场的关键。考虑到英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1880年之前还没有碰到很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追捧也无可厚非。

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思考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时，他们会将自由市场经济学与工作的信念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理念：竞争激烈的市场提供了机会，而辛勤工作是发掘这些机会的唯一方法。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旧衣新裁》（1834）中呐喊着：“生产！生产！”在他如锤子般掷地有声的散文中，卡莱尔反复重述这个要旨，并用他从来自艾克雷夫的石匠父亲那儿学来的古老清教徒工作理念的相关祷文将其神圣化。“找到工作的人是有福的，让他不要再祈求其他的恩典。” [13] 这正是中产阶级想听到的，同时也解释了他们将卡莱尔奉为圣人和先知的原因。工作给予了中产阶级成员所珍视的财富、地位和自尊。

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于1852—1865年间绘制成的《工作》一画中，卡莱尔与支持社会主义的基督徒丹尼森·莫里斯牧师一同出现。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这对脑力工作者正在凝视着汉普斯特德的一条大街。在他们跟前的是一些体力劳动者：一群工人正在挖掘一条排水管或煤气管道。他们显得兴致高昂，因为自己的辛勤劳动会造福他们的同胞。1866年，福音派的杰出人士沙夫茨伯里勋爵宣称体力劳动是与“道德尊严”相融的。在赞美新近开设的让年轻的工人们学习知识的工业夜校时，他评述说，那些可能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的关于炊事用具的教学，其实对于知识的掌握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沙夫茨伯里总结说，工作将穷人从堕落和放荡中拯救了出来。 [14]

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画作《工作》的中间位置有位骑马的先生及其夫人。他们可能是被卡莱尔唾弃为懒汉的贵族，或者就像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与他的太太；汉普斯特德已经汇集了上下班的人流。在中产阶级掌控的工作和生产场所，这些上流社会人士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多余的。1855年，名叫约翰·柯尔律治（1828—1894）的律师这样告诉他的父亲：“我可不想强迫自己去当一个懒惰成性的腐朽贵族，（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全身心地痛恨和鄙视这个阶级。” [15] 这位若是生得逢时可能成为大法官和贵族一员的聪明男子说出这样的恶言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值高潮，而媒体上报道的那些贵族居多的官员兵团（大多是用金钱换来的军权）和公务员队伍（通过个人影响获得职务）造成的长期管理不善，着实让全国人民震惊不已。特权正在阻碍效率；没有哪个商人能够容忍这种超低的办事效率。

马多克斯·布朗画中的另外几人看着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画面远处，有一名士兵和两名志愿兵以及一拨拿着选举海报、身上挂着广告牌的男子。除了知道前者是在捍卫国家而后者是国家政治体制下谦卑的仆人之外，我们很难明确定义他们对工作所做的贡献。处在中间地带的两个人物是卡莱尔遐想的工作世界的自我放逐者。一位大腹便便且有可能嗜酒的懒汉正懒洋洋地靠着一棵大树，叼着烟斗吞云吐雾；一位衣衫褴褛的赤脚卖花女正匆匆地跑过。他们可能已经失业或者没有就业能力。可以看出，女孩在社会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也许偶尔会从事卖淫活动。

卡莱尔和莫里斯会说些什么呢？后者可能会指出，这两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不平等以及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的证明。卡莱尔则会描述说，他们不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究其原因在于其天生的无法抹除的懒惰倾向。为了证明罪恶的遗传倾向的存在，他可能会引用他年轻有为的法学家朋友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的看法。斯蒂芬目睹了1856年5月开庭审理的鹿格勒全科医师威廉·帕尔默的案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位来自中产阶级的谋杀犯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似乎还在怀疑的事实，即所谓的残暴的邪恶是与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心智和总而言之剥夺了人类犯罪所有借口的一切是贯通的”。 [16]

卡莱尔和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认为，通过放弃作为人生机遇的医学而选择暂时性的来自赌马的奖励，帕尔默践踏了具有生产意义的工作。这起案件的审判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案有许多可怕的细节会激起那些好色之徒的兴趣，而案件审理的重心围绕着一个关于道德的难题。帕尔默这样的人，是否像斯蒂芬建议的那样，天生就有犯罪倾向，还是像福音派教徒坚持认为的那样，会有悔改之心和重新做人的能力？每当中产阶级讨论哪种方式能扶正或改良处在他们阶级之下的人民时，这个问题都免不了被拿出来讨论。

1834年，中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已被列为法规。《济贫法》使得那些身体强健的穷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加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往往要接受最不利于他们的条款。经办新的贫济院（穷人们诅咒它们是“巴士底狱”）的是中产阶级，而名叫乔治·瓦里的律师兼萨默塞特郡一处小型地产的所有者对贫困法的执法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行了总结。他督建了布里奇沃特的贫济院，且担任过使徒工作。他在1837年这样阐释道：

我们要向那些懒惰、放荡和毫无远见的人宣战，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要针对他们的抱怨开一剂药性强烈但有益健康的处方。这一处方令人讨厌的特性有着多重功效。它可以祛除顽疾，阻止其复发，还会刺激人们勤奋工作，提高道德修养，并为家庭增添温馨。 [17]

瓦里工作非常努力，常常秉烛审查文件和书写报告。这位完全沉浸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研究之中的学者从来没有参观过他开办的贫济院，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他斯巴达式的定量配给的供应食物制度、家庭分离以及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的改良方案让他的同事詹姆斯·鲍恩大为震惊。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曾经为东印度公司在勒克瑙修建了一座桥梁，还组织了一场反对瓦里的游行示威，使用了各样中产阶级在抗议活动中常用的道具：给新闻出版物的信以及上呈国会的宣传册和请愿书。

这两人之间的对抗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社会政策上从未达成统一。瓦里听从的是自己的理性：他是一名辉格党人，打心底里信奉工作的信条、市场至上以及边沁主义者们信奉的关于“世界上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公众利益的试金石的秘方。而托利党出身的鲍恩被自己的感性所牵绊，认为现代化的理论不应完全取代富人们应该通过人道主义方式救济穷人的古老的道德观念。

鲍恩和瓦里应该会在很多地方达成一致。他们都很重视个体自由，认为个人比国家更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好处。自由给予了任何人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能取得进步的权利，这也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敌视任何沾上贵族特权气息的事物的原因。他们对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也有着强烈的反感。1856年，当国会强制要求英国所有地方都部署警力时，一些区域的反应非常歇斯底里。谢菲尔德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乔治·哈德福德警告说：“如果这个国家的警力由内政部管理，如果这个国家所有的教师都在政府手中，那么就再没有比这更卑劣的专制存在了。” [18] 当警察部队的实用价值在10年后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后，可能人们会嘲笑他所说的话。不管怎样，人们的疑虑依然存在。1860年，有保守倾向的《星期六评论》指责那些调查道路谋杀案的探员们擅闯并滋扰了一个有名望的家庭的生活，称他们寻求庸俗的媒体进行宣传，很轻易地假定某位嫌疑犯是有罪的。 [19]

即使是最过激的自由意志论者也被迫承认政府的重要性。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需要法院实施仲裁、维护合同、收缴债务和起诉罪犯。商业依赖于邮政系统和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个人安全需要警力而国家安全需要武装部队，尤其是保护海外英侨和赢得福音派教徒掌声对奴隶贩子开战的英国皇家海军。这一切都需要有人为其埋单，这些人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而它的代表们也充满着与制造商们同样的活力，在不停地要求各部门削减开支，避免浪费。

思想开放的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个人权利和政府力量间的平衡，再加上一个由拥有财产的有识之士选举产生的国会，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帕默斯顿会定期给欧洲大陆的独裁统治者们举办关于宪政的优点以及中产阶级将科苏特和加里波第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视为名人的讲座的原因。然而许多像卡莱尔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信任民主政治，因为他们担心民主将会通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谓的“多数暴政”取代开明人士的统治。在1867—1885年间，民主的通行证终于得到发放，选举权范围被扩大到大部分的工人当中，全国实行了选区平等、无记名投票，并将选举行贿和胁迫列为非法。

中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成功地让自己适应了民主政权。城市的工人阶级选民们倾向于选举出身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员，从而使得后者在众议院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1865年，有一半的国会议员来自拥有大量地产背景的家庭，而到1885年，只剩下1/4。内阁依然由贵族主导，因此保守党人要多于自由党人。在索尔兹伯里伯爵于1900年组建的11人内阁中，有6位都是贵族。

尽管两党都在极力争取新的选民，在19世纪70年代显露出的对阶级政治的担忧被证明是言之过早的。在这个进程中，不干涉政策的教条的影响力有所削减，而自由市场受到了在30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条件的制约。在1870年和1883年，议会迫使有轨电车和铁路公司为通勤工人提供低廉票价。专门的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到了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而且进展缓慢。在1900年的大选中，新成立的工党只得到了少于2％的民众选票，在国会中仅占两席。

中产阶级从来没有对意识形态和覆盖式的解决方案完全满意过。准确地说，它的成员更喜欢包含道德伦理，或者最好带些宗教色彩的动机。于是乎，中产阶级的男女们开始联合起来向穷人宣扬节制的理念，派传教士去非洲和亚洲救援妓女并将儿童从堕落和无知中拯救出来。这种集体行动也得到了来自个人的支持：理想的情形是，慈善家不仅参加大众集会以图修改法律明文，而且还要走访那些嗜酒成瘾者的家庭以哄骗他签订保证书。

这种参与世事并试图改造社会的激情，完全控制了查尔斯·金斯利《酵母》（1851）中的男主角——兰斯洛特。“他依然觉得自己有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种极大的说话的欲望；不论是作为诗人、社会理论家还是传教士，他都无法左右自己该说什么该如何说。”1841年，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已步入中年的来自班伯里德的糕点商兼传教士塞缪尔·比斯利决定给班伯里监狱中关押的囚犯们提供“道德和宗教指导”。每逢周日，他都会找他们一一谈话，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遭遇，尝试着唤醒他们的良知。 [20] 进行类似工作的还有成千上万相信自己的信仰、有着坚韧的性格并认为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完全正确的人们。比斯利应该能读懂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奥萝拉·莉》（1856）中的诗句：

一个红发的孩子

在发烧生病，如果你碰他一下，

哪怕是轻轻的，用指尖的点触

都会让你哭泣，那儿还有上百万的病人……

很快，你就会为那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统治哭泣。

作为贫困法的执法者，瓦里可能会感到极度困惑。和其他学过政治经济理论的人一样，他会从整体角度看待社会问题，会单纯地根据统计结果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在狄更斯《艰难时世》（1854）中出场的制造商兼国会议员的托马斯·格兰德格林来说，事实就是一切。和所有作为讽刺对象的小说角色一样，他有很多活生生的参照对象。然而，他和瓦里与比斯利一样迫切地想要遏制过度工业化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挽救其受害者，将他们领进文明而具生产力的社会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政治上一向活跃的中产阶级动用了智慧和力量，将自己推上当地委员会、健康理事会和学校理事会的选举台。

中产阶级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削弱了一些旧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确定事实。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利己主义并不总是开明的，一旦走上极端就会变成自私自利。来看下卢顿一位名叫亨利·西布利的农夫，他和很多手握闲钱的人一样，在1830—1850年间房地产市场繁荣之际大捞了一笔。他所拥有的五十间茅屋为他带来了总价为165英镑的年租金收入，而这些茅屋都位于镇上最落后的贫民窟。 [21] 在每个城镇，都有成千上万高密度、偷工减料的开发项目在进行，其建造目的无非快速获利，因而根本不考虑基础设施如何合理建设。不仅是贫民们要忍受露天的下水道和被污染的水源，微生物可不管阶级有异，连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也纷纷死于霍乱和肠炎。

去除具水溶性的水胶涂料，是公共卫生委员会根据1848年出台的《公共卫生法》条例应负的职责。西布利先生反对在卢顿创建这样一个委员会——他肯定是担心委员会行使其法定权力来拆除他的那些小茅屋。他没有成功。小镇组建了卫生委员会，还聘请了一位医疗卫生人员，就像《米德尔马契》中的利德盖特医生那样，这名医务人员可能是那些年轻、有理想主义、表达能力很强、性格有些急躁、负责为卫生委员会提供建议和实施法案的医生中的一员。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活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生活中，他们的职业也颇具代表性。在他在北萨默塞特作为全科医生的最初几年，乔舒亚·帕森斯就表现出对自由政治和竞选一般职位的兴趣。他反对《谷物法》，这一点显示了他思维的独立性，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的农村，人们大力支持这些法规。30年后，他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得到了一个在位于弗罗姆的小镇实习的机会，之后，他成为了这儿的卫生医务人员和寻求更好的水源供给的一家由村舍改建的小医院的斗士。1892年，他在采集一口当地农场水井中的污水样本时不幸逝世，享年78岁。他的儿子亨利继承了他对公众医疗的热忱，成为了古尔镇的卫生医务人员以及当地政府委员会的高级医务官。 [22]

那些像帕森斯那样性格坚强又精力充沛的人将把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付诸实施。当地人们的自豪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利兹免费图书馆的赞助者们指出，在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存在的类似机构是对其城市的羞辱；因为这些图书馆可能会被贴上象征反动和吝啬的标签。污水和臭水沟是对每位有教养的人的侮辱，此话一点不假，因为它们其实能被很轻易地根除。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观光客们总是对欧洲大陆的酒店和旅馆中的管道安装大惊小怪。 [23] 然而，可冲洗厕所已经成为一个衡量文明的标尺。

发生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城市复兴见证了地方政府非法侵入一些仍为私营企业禁猎区的领域。截至190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327个郡级和市级地方当局，其中232个开办了供水公司，106个天然气供应公司，83个电力供应公司，24个电车轨道供应公司。 [24] 这些垄断现象的激增应该会让60年前的自由市场支持者们震惊不已。煤气厂和水泵站（现在很多都被遗产工厂宝贝似地作为技术而非城市慈善事业的遗迹保存了下来）显示了60年工业发展的外溢迹象。

这些建筑物的构造是具误导性的，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仍未完成。1900年，仍有大面积的破旧的工薪阶层的住房，其居住者受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并对生活期待极低。当帝国主义者们吹嘘“帝国子民”的男性活力时，人们有充分的依据担心英国可能处在向终极衰退的状态。社会主义者罗伯特·布莱奇福特很尖酸地评论到，从未照射到大英帝国疆土之上的太阳，也从未在英国的贫民窟上空升起。

市政慈善和私人慈善是不是失败了呢？或者正如许多人想知道的那样，将工业化的英国带入文明的任务是否太艰巨了？只有采取设法重新分配财富的税收制度方案的政府机构才能完成这一大业。20世纪伊始，中产阶级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摈弃了约瑟夫·张伯伦在1903年提出的通过征收进口关税资助社会改革的提案，而5年后，当大卫·劳埃德·乔治提出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承购一项新的国家福利计划时，中产阶级又开始感到不安了。中产阶级对自由贸易（当然还有廉价食品）和产权的忠诚度被证实比其对社会的责任感更加强烈。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中产阶级主导的选区就掀起了对自由党政府最高的攻击浪潮。 [25]

在之前的70年，中产阶级享受着凌驾于他人（大多数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生活之上的无可比拟的权力。无论是作为雇主、公众舆论的塑造者、选民，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公务员，中产阶级的成员有能力迫使社会上的其他人认可它的设想和雄心。实用主义者的人数有超出理想主义者人数的趋势。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讨论金融、教师工资和减少浪费的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而不去管其他。当建筑师和建设者们对公共建设事业进行招标时，法律会基于纳税人的利益考虑而坚持让出价最低的承包商竞得合同。公众的钱包不是一个无底洞；中产阶级要求金钱实现其价值，它将商业经济原则运用到每个社区项目中，而不对这些项目的社会价值加以考虑。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包含着一个强大的旧式的家长式管理的要素。那些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多余的资金投入其城市的道德和物质发展的成功商业人士们在思想上是有着家长式作风的乡绅的继承人。这两种人都会倾听自己的良心，希望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私底下，市民出身的显贵们可能会认为贵族是多余的，但他们无意识地跟随了后者高贵的施惠准则。而出身于更加卑微些的社会阶层的那些采矿工程师、煤矿主、屠夫和牧师们［1877年被选为威灵顿（达勒姆郡）学校理事会成员］都心照不宣地默认他们的身份，迫使自己有了为他们的小社区服务的责任感。这一社会责任感的影响范围日渐扩大：女性和工人们开始参与学校董事会的选举投票，有时作为候选人参选。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信奉的宗教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流行，使得社会冷漠不复存在；弱者和穷人从未被孤立或被社会抛下任其自生自灭。中产阶级拒绝将社会上的其他人遗弃在工业化造成的物质和道德问题之中。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并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贡献出来用以创造一个被他们视为人道的、满意的和文明的社会。这并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中产阶级也受益于纯净的饮用水、煤气照明、铺设的街道和图书馆。从上层社会开始的社会改革先发制人地带给了人不安的心理（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而许多通过工业和资本主义致富的人，也总在内心感到些许不安。

[1] Himmelfarb，3－4.

[2] Shipway，51.

[3] Building News，1 January 1892.

[4] Williams，Our Iron Roads，211.

[5] Houghton，4－5.

[6] Cockman，56.

[7] GL，Ms 19，019，12 June 1844；23 August 1848.

[8] Country Life，3 August 1901.

[9] Church，8.

[10] The Times，20 August 1912.

[11] Barker，Urban Transport，158.

[12] Davidoff and Hall，305－306.

[13] Houghton，243－244，253.

[14] Manchester Guardian，4 October 1866.

[15] Burn，315.

[16] Trial of William Palmer，17.

[17] Buchanan，183.

[18] Burn，171.

[19] Saturday Review，10 November 1860.

[20] Banbury Gaol Records，153－63.

[21] Bunker，91.

[22] Galbraith，passim.

[23] Porter，“Bureau”，passim.

[24] Falkus，135.

[25] Blewett，400.

第二章　排他性：社交运算法则

1911年，诺伍德保守党协会沮丧地发现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定居在拉夫堡枢纽站附近，这些潜在的自由党或工党的投票人会抵消掉近1900名曾登记为托利党的房客的选票。那些房客都是年轻的城市职员，寄宿在与他们有着类似政治倾向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中。 [1] 各个选区里大大小小的选举委员会都在进行社会调查性质的人数统计来估算当地的各党派支持率。这应该是一种随着职业和社会地理的巨大变化应运而生的竞争方式。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地图应该不算复杂。整个伦敦市区以及英格兰中部、南威尔士、北部地区和苏格兰克莱德赛地区的工业城市都可以用同一颜色标注出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大量的工人聚居在相互独立的致力于造船、纺织或者采矿行业的社区里。这些行业曾一直兴盛到20世纪下半叶。同一种颜色但密集度稍小一些的区域应该就是农村地区的工人阶级，这一部分的工人数量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在农村和城镇，除了这种主导性的颜色，还有另外一种分布不均的颜色零星地点缀在各处，而这便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呈现出不同阶级交织混杂的情况。1845年，大枢纽铁路公司把工厂新址选定在克鲁镇，就是将此默认为既定前提的。他们认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劳工们会同负责管理和文职的工作人员毗邻而居，只不过后者居住的房子会更为宽敞，因而房费也就更高一些。 [2]

不到60年时间，英国的社会地理分布图就起了大变化。一张1900年绘制的地图显示，中产阶级在诺伍德这样的地区成为了大多数。时尚风潮、便利生活、一场交通革命再加上白领工作的增多，使得密集的城市中产阶级住房应运而生。其实住房迁移的现象从19世纪40年代便已经开始。那个时候，“别墅热潮”紧紧扣住了富人们的心弦，将他们统统拽到了半农村的市郊地区，使得工作和家庭生活被截成两段。舒适的郊区别墅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妻子全权打理别墅并全身心地照顾自己的丈夫，让他们能在家里得到最好的放松，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除此之外，新的居住环境还另有一些好处：郊区的空气更加有益健康，郊区的生活相较以往也更加安全，毕竟之前的邻近贫民窟就等于邻近流氓和街头犯罪。

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在他的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索佩·斯潘哲在19世纪50年代初前往米德尔塞克斯游览时的沿路所见，将郊区新世界的模样展现给了读者。斯潘哲先生的马车从牛津环形广场缓慢驶到了埃奇威尔大道。在那里，城市的“板砖和水泥”以及密集的排房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有花园后有围栏的一个个独立的住宅。开阔的乡村景致很快映入眼帘，在美丽景致中，错落分布着斯潘哲所称的“具有排他性的别墅”，每幢房子都修建在自己的属地之上，田野环绕在其四周。人们越是富有，就越是渴望隐私得到保护，也就越想居住在一所远离任何窥测视线的房子里。“别墅”一词在古罗马语中指的便是那些逃离了城市喧嚣的富有的人们所居住的平静安逸的乡村大庄园。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些村落里依然还有少量的宁静之地，去那里的返回车费为一个先令，但那些宁静之地不会存在太长时间，因为伦敦的板砖和水泥以及密集的连排房屋正在朝着它们延伸扩张，很快就会一个个地吞噬掉那些独立的别墅。别墅的拥有者们于是进一步向农村深处移居，而火车也成为了他们日常出行和上下班的主要交通方式。

斯潘哲还对未来社会有过一瞥。1860年后，城市居民外流的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伦敦周边地区。投机性的扩建，价格低廉的交通和铁路网的拓展联合打造出大片的新的近郊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分布在城市外环，蜿蜒向南延伸到肯特郡和萨里郡。“我们有个漂亮的小后花园，花园后面紧临着的就是铁路”，那个喜剧性的小人物普特尔先生自豪地说道。小说中的普特尔是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市郊居民，他“漂亮的六室小楼”又叫作“桂冠屋”，坐落于霍洛威区布里克菲尔德街。这是一幢非常讲究排场（镶着有色玻璃的正门前方首先是门廊然后才是阶梯）的老旧连栋房屋，该房也是建来专门安置伦敦上班族大军的房屋之一。

在世纪之交，已经有2.2万名城市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定居在了伦敦的坎伯韦尔区。 [3] 得益于常年盛行的西向风，他们居住的地方远离工业浓烟和蒸汽；而伦敦东区则最不宜于居住，也是伦敦最贫穷的地区。1895年，居住在斯特里特姆的杂货商托马斯·林把那里描述为一个住房年租介于40—400英镑之间、居民数量超过5万人的“典型”郊区，此区还有一个由园丁、马车夫、洗衣女工等工人阶级组成的“小群落”（这个词组很有指导意义）。 [4] 坎伯韦尔和斯特里特姆是伦敦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18个选区的一部分，这些选区是1885年《再分配法》颁布实施后形成的。每次大选之后，在报纸公布的大选选情地图中它们绝对都是保守党的势力范围，社会地理同政治地理的密切相关性至此形成。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居住在同一区域的这种旧模式依然存在。有很多地方，贫民区同富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都是紧挨在一起的。就好像在今天的第三世界，高层豪华公寓旁边也有可能就是贫民窟的简陋棚屋。肯辛顿被一分为二，南边居住着文雅的中产阶级（“斯图克维亚”），北边居住着落魄的工人阶级。贫民窟遍布各地，即便是在风景如画的城镇，情况也是一样。表演艺人乔治·桑格“勋爵”在回忆自己于那个世纪中叶游历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经历时说，他所见到的社会差距最为显著的地区都是那些设有主教教堂的城市。在巴切斯特，几乎没有半点温情和阳光，有的只是上层社会的“虔诚和学识”以及“下层社会的污垢、堕落、苦难以及各种令人震惊的罪恶”。 [5]

市场因素决定了不同阶级最终还是会分散居住。精明的建筑商们会仔细计算其扩建成本，估算潜在租户所能负担的租金和相关费用。仅仅这样一个原因，新建的郊区就注定要保证其纯粹性和排他性。1865年，伦敦的一个工厂劳工放弃像“城市白领”那样乘火车上下班，而改为步行去工厂，说是他的叔叔们也曾经这么做过。但是这么步行了一次，便发现走上几英里去工作实在有点吃不消。但火车和公车的费用对于他来说又确实太过昂贵，而且这些公共交通的时刻表也常常让他捉摸不透。 [6]

20年之后，便宜的法定票价开始施行，他的想法应该会随之改变。即便如此，房价市场依然不会照顾到工人阶级的家庭预算。1865年，一项私营的贫民窟拆迁和重建项目最终夭折，因为一个房间每周4—5先令的房租（包天然气）还是超出了大多数工人的支付能力。即使将房租削减到每周半克朗确实吸引到了一些租户，但对于投资者所期待的3.5％—4％的项目回报，却还是远远不够。 [7] 建筑商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了利润丰厚的中产阶级市场，而这个市场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

要整合出一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地理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各个阶级中又有基于不同收入、权利情况，以及个人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程度而划分出的不同层级。比方说，一个刚由杂货商人转成火车站站长的人究竟属于这个三级社会的哪个阶级，究竟属于“富人行列”还是“穷人行列”，便实在难以定夺。据他的女儿回忆，20世纪初，他在伦敦的住所跟“技工”的住所几乎没有差别，但礼拜天去教堂的时候，他穿的却是双排扣长大衣，戴的也是丝绸的帽子。他的妻子则加入了由家庭主妇们组成的礼拜队伍，同她们一起为贫困儿童缝制衣物。她的丈夫认为自己属于“上层工人阶级”。 [8] 而他的邻居可能又会有不同的看法。

退后50年来看，和妻子、10岁的女儿以及一个年轻的女房客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卢顿工人约瑟夫·巴伯的确切社会坐标又在哪里？女人们编织草帽补贴家用，家庭的总收入是每周40先令。 [9] 当然，这户人的家庭收入很容易受到贸易波动的影响，贸易景气的时候其家庭总收入能够达到一些小学校长、很多酒店老板，或者是个别薪水较低的助理牧师的收入水平。然而，不论那些牧师多么不济，巴伯都会向他们脱帽致敬；不论那些校长多么潦倒，巴伯都会对他们心存敬意。

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统筹人员总在尝试更加合理的阶级划分，有的时候划分甚至有些不合常理。1851年，他们明确划分出了17个行业类别，但行政类竟然将高级公务员与海军船坞工人囊括在了一起。10年之后，街头手风琴师和其他街头艺人被视为专业人士，大概因为他们是通过一种非体力的专业技能来维持生计。不过律师和医生对此种分类肯定是愤怒至极。

即使没有那些手摇风琴表演家们的“半路杀出”，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一类的人数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更多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医生；铁路、建筑等行业则需要法律咨询服务，需要建筑师和工程师；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国家还不能少了金融财政专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的机构也同样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私营机构和公共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新需求由统计数据很好地反映出来（见表1）。

表1　1861年与1901年专业人士数目比较　单位：人

有一些专业人员可能会对将教师也纳入其中不甚满意。首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穷的“专业人士”。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年收入还不到一百英镑，同煤气设备安装工人和搭棚工人相比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教师并不从属于任何有权审定资格或者颁布标准的专业协会。就连成立于1870年的所谓全国小学教师联盟（1889年更名为全国教师联盟）也仅仅是个教师工会，只负责与教师聘用和就业相关的事宜。

而“演员”似乎也超出了传统的专业人士范畴。1885年，一位评论家指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是演员或艺术家。任何个人的专业人士身份，都是建立在具有同类身份的人对他的认可之上，而不是基于个人的自我评价，社会惯例和职业修养也是必须遵循的判断标准。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相应的行规，即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旨在维持高水准的职业素养，并以此为标准来招聘真正合格的雇员”。 [10]

在过去的70年中，相继出现了各种自发组织的职业协会，而优秀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的为人一直是这些协会努力追求的杰出品质。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1818）、建筑师协会（1834）、机械工程师协会（1847）、测量师协会（1868）、特许会计师协会（1880）以及会计师协会（1885）将各自行业的职业素养定义为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能力及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府鼓励这些机构的成立，并授予了它们设置公共考试、评审试卷并颁发资格证书的权利。成立于1843年的律师协会自1877年开始得以全权掌控英国的律师考试，并被赋予了惩戒和处罚欺诈行为和失职行为的法律权威。1858年出台的《药品法》把监管全国医务人员的权力下放给了英国医学协会，协会的总委会还可以对出现临床失误或者道德败坏行为的成员施行停职或者开除处罚。另外一项用以监管牙科医生的法案也于1878年获得通过。

新的法规承载了旧的观念。因为这些法例条文在制定的时候，都是把医生和律师预先设定为了绅士之人。因此酗酒、公款私用和私生活不检点等行为才会受到同专业技能缺陷一样的监管力度。这种对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的双重强调极大地提高了行业信誉，增强了成员的自律性以及公众对这些专业人士的敬重。这一点在医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严格自律通常伴随着对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学习和钻研，而这些都能使他们的医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从数据上看，这些专业人士只是中产阶级中很小一部分的精英人士，数量上仅占整个国家劳动力大军的3％。但是，根据他们自己和社会其他人士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位置处于中产阶级的顶端，同贵族阶级只有一线之隔。经常会有杰出的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被加封为贵族的事情发生，或者就是这些人的女儿最终嫁入了贵族家庭。一些处于顶层的人们会有所嗔怒有所愤懑（这是特罗洛普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默认。当未来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执意要迎娶一个法官的女儿时，他的父亲也只能将反对意见往肚子里吞。

当时，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同商品制造、资金管理、商品运输、分配和销售相关的工作。据那个时期的一位统计学家估计，1851—1881年间，与“交易”有关的从业人员——不论是何种形式何种物资的“交易”——其总人数从54.7万增加到了92.4万。银行业人士、会计师和金融顾问的人数从4.4万增至22.5万，建筑行业的管理人员也从1.52万增至5.55万。 [11] 实际上，1881年之后这一趋势依然没变，1911年的中产阶层人数便占到了工作人口的11％，是60年前的两倍还要多。 [12]

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其整体的阶级结构也在进行着重塑。尽管依然是固有的金字塔状，但由于文职人员、教师、商务旅行者、商店主管和小型零售商队伍的不断壮大，金字塔的底层也在逐渐扩大。1911年，英国总共有60多万家商店，相当于平均每59人就拥有一家。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家庭小报摊、烟草店、理发店和持有经营许可证的杂货店。这些商店的拥有者有时并不比其顾客好过到哪里去，但他们还是被划归为了“中产阶级的下层”。正如那些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市郊新住宅一样，中产阶级的这一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人们所认识。下层中产阶级人士的意见、需求和消费能力迅速成为了政治家、报业经营者、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零售商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产阶级队伍在逐渐壮大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富有。从1886年基于所得税申报表所做的两个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中产阶级所占国家财富的份额（见表2 和表3）。 [13]

表2　1843年财富分配状况

表3　1883年财富分配状况

世纪之交的一次仅限于中产阶级收入情况且分类更加细致的统计分析中，一些新的趋势显露了出来，尤为明显的是土地收入的降低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固定工资收入的上升（见表4）。 [14]

表4　1891—1892年和1904—1905年应纳税收入比较　单位：百万英镑

注：统计对象限于年收入超过150英镑，即超过个人所得税征税点的中产阶级个人。

我们需要谨慎地来看待这些数据。维多利亚时期的纳税人都是自己估定应征税财产的价值，对于个人收入也总是习惯性地过低估计，一些雇主还会刻意将工资缩减到一年149英镑，刚好低于起征点1英镑。欺骗财政部、偷税漏税的金额在中产阶级这个层次还相对较低。伦敦一位很有名的律师曾建议一个客户把本应向税务局缴纳税款的2000英镑支票给撕毁，理由是税务局对这笔欠款并不知晓，而且拖欠税款的事情一旦败露会引来非常大的麻烦。 [15] 良心有时候会让人内疚不已，因此报刊的个人专栏部分常常会对某位匿名补交了税款的良心发现的纳税人表示感谢。

抛开个人诚信问题不谈，上述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了不同社会地位间个人收入的明显差异。我们从另外一份（难得幸存下来的）迪韦齐斯区19世纪中叶的所得税申报表资料中，便能看出差异形成的具体情况：被免税的人中有托马斯·摩尔（1779—1852）。这位“绅士”兼拜伦传记的作者还称自己为“诗人”。他的年收入一栏显示为100英镑，与普通律师的书记员收入相当；此外，还有一名外科医生也称自己的年收入从未超过125英镑；其他被免税的还有年收入介于50英镑—100英镑的各类教师和一位副牧师。比较来看，啤酒屋业主的年收入为40英镑—90英镑，铁匠为40英镑—80英镑，屠夫为120英镑—160英镑；而稳居中产阶级之列的，包括一名银行经理、一名律师、一名土木工程师、一名报纸经营者、一名啤酒酿造商以及几个建筑商和收入在150英镑—600英镑的不同行业的零售商。

说到经济收入，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那些收入情况依赖商业大环境和完全靠固定工资过活的人之间，虽然后者也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而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过，文职公务员以及在邮局、铁路公司、银行、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当局就职的白领工作者却是有固定工资保障的，而且还有固定的晋升机制，以保证工作勤奋者能够不断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从商者能有机会赚得更多，但即使是再兢兢业业的人也总免不了被经济浪潮所席卷——迪韦齐斯的一个丝绸制造商在10年内的收入情况便经受了介于169英镑和400英镑之间的大涨大落。

实现永久性的稳定收入绝非易事，米考伯先生就深知其中的艰难。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以及应对市场波动保持收入平稳的能力是生存的关键。这两点都在一个叫纳撒尼尔·尼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此人在1852—1855年间从事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年收入为87英镑；1855—1857年间从事文职工作，年收入为73英镑；1857—1860年间做起了旅游推销以及婴儿用品的经销和批发，年平均收入于是变成了140英镑。 [16] 很大一部分的中产阶级都会经历职业的变动和收入情况的变化，但这些改变并不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论处于何种阶层，那些不可控制不可预见的诸如经济衰退、疾病、受伤、被解雇之类的突发状况都会让人们难以招架。公司削减薪水或者工厂解雇人手，很快便让当地的商店店主叫苦连天。劳动力冗余和裁员危机也是一直困扰中产阶级的问题。在苏格兰的各家银行开始裁减过度招入的员工后，许许多多的失业员工只好被迫移民到加拿大，而培训学校对教师岗位需求的过高估计也导致了1910年和1911年小学教师过剩的问题。 [17]

此外，相信特罗洛普的读者们应该比较熟知，有的人注定会被他们性格中的一些致命缺陷所压垮。埃德温·詹姆斯是一名律师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堂堂的皇室法律顾问（他是帕尔默案的检察官）以及马里波恩的下院议员，而挥霍无度的性格最终将他彻底毁掉。作为伦敦中产阶层专业人士的中坚分子，他在蓓尔美尔街有自己的住所，旁边就是他创办的俱乐部“布鲁克族”。但他虚荣的“大手笔”却胜过了他的赚钱能力。1861年，背负10万英镑债务的他逃离了英国。后来在纽约他拿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认证，然而在1872年回到英国时，却发现由于曾经的负债潜逃，自己已经被永远地排除在了律师行业之外。

纳撒尼尔·尼和詹姆斯代表了中产阶级的两个极端，但他们都同样地依赖于市场力量。如果前者无法卖出足够多的货物，或者当詹姆斯的收入跟不上他支出的步伐，他们便会陷入困境。勤俭节约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人们带来一些希望，但货币市场的反复无常甚至冷酷无情，却是超过了人们所能招架的范围。1835年和1845—1846年间的铁路股票泡沫危机（1998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此如出一辙）开始让中产阶级投资者认识到货币市场的巨大风险。1866年，一系列企业、商家的连续倒闭，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奥弗伦格尼银行负债1000万英镑，皮托贝茨铁路承包商负债400万英镑，英国联合股份银行负债80万英镑，并相继宣布破产。英国联合股份银行是由英格兰东南部一些较小银行合并而来，其伯恩默斯市的储户中有不少都是投机性的建筑商。 [18] 货币市场稍有变故，其企业运转便会陷入危境，他们和他们的下级承建商自然就会面临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危机。

回溯到前一代人，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克兰福德》（1863）中所描绘的悲惨境况肯定也只是银行倒闭所酿成的成千上万的个人悲剧中的一例。詹金斯·玛蒂尔达小姐（“玛蒂”）是一位慷慨善良的姑娘，在“城郡银行”拥有一些股份。但她在一夜之间便一贫如洗，如她所说，那些同样攥着银行票据的人都一样，手中的票据已经一文不值。先前还算体面的贫穷生活已经被极度的赤贫所取代，好在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可以靠卖茶叶为生。若不是朋友的帮助，她肯定会更惨：“她家中的饭厅不得不被改造成一间商店，任何可能让人觉得有失体面的东西都会被处理掉……”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政府对于这种不幸事件完全不管不顾。奥弗伦格尼银行在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英国央行坚决拒绝对其进行扶持。如果那样做的话，银行就得挽救其他管理不善或者遭遇不幸的银行。像玛蒂这样的储户和投资者也必须打理好自己的事情；储蓄有风险，即便在鼓励节俭的时代也是如此。

迪韦齐斯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比他们的邻居在食物上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因此也变得更为强壮和健康。1864年，英国医学协会会长在讲到“营养情况良好的中高阶级以及营养情况欠佳甚至糟糕的劳工阶级”时，其实也就是再次提出了那个众所周知的低层人口的健康问题。“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他指出说，“因为还存在着地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劳动者收入甚微，他们平均一周只能吃到一磅肉；而收入较高的约克郡纺织工人一周能吃到七磅肉。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所吃的远远低于必需食物摄入量的普遍原则，而该原则坚称，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需要最多的营养摄入。 [19]

人们所吃的食物以及吃这些食物的频率，决定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19世纪80年代中期，专业人士阶级的死亡率为22‰，工匠的死亡率是71‰。婴儿死亡率的数字更是凸显了饮食情况和存活几率之间的关系。中产阶级家庭中，每1000名儿童中有59个在5岁前死亡，而在工人阶级中则有110个。中产阶级的寿命要长些，每1000个专业人士中有158人活过60岁，工人阶级中则有63人。社会地理的影响力在统计生存几率的时候便显现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格拉斯哥，凯尔文赛德地区中产阶级的婴儿死亡率是8‰，而居住在考沃开登斯地区廉价公寓里的工人阶级，其婴儿死亡率则达到了33‰。 [20]

这样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让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从事医药工作的中产阶级人士有了极大的忧虑，同时也督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行动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宽慰的，下层阶级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尽管在关于好转的速度和程度的看法上存有分歧。1886年，商业律师兼统计学家的利昂·李维教授在回顾五十多年中取得的进步时，表达出了一种乐观人士的普遍看法，他说：“广大劳动者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个人素质都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他们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更加强壮。” [21] 让19世纪40年代那个“饥荒群体”在惨淡阴霾的岁月中绝对想象不到的是，资本主义终于开始为所有人的利益而服务了。

然而，体质和健康状况的差异依然存在，一些人认为这种差异的程度还在继续加深。1899年，根据军医发布的体检结果，新兵队伍中存在各种各样体质不达标的情况，于是有1/4到1/3的新兵遭到了退役。这些体质不达标的人，年龄几乎在17—25岁；从职业角度的分析结果来看，技术工人和公务人员中有36％的人体质不达标；“商店店员和文职人员”中有34％不达标，非技术劳工有33％的人不达标，学生和“专业人士”中有28％的人不达标，而所有体质不达标的人中，有21％的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体质检测还详细列出了40个不准许入伍的临床原因，其中最常见的是身高、胸围或体重的不达标（11％），然后是视力缺陷（4％）和牙齿脱落或腐烂（2.5％）。 [22] 饮食上的不足加之医疗防护意识的缺乏，正严重影响着贫困人群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营养不足和挥之不去的疾病都植根于童年时期。20世纪初在爱丁堡进行的一项调查将来自布伦兹菲尔德和卡诺盖特两地的孩子进行了对比。布伦兹菲尔德有90％的家庭住房都有三间或以上的卧室，而在卡诺盖特，这个数值还不到25％。布伦兹菲尔德地区中高层工人阶级的男孩女孩们自小摄取的营养更为丰富，相较于卡诺盖特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常常被校医们形容为“孱弱无能”）的同龄孩子，他们脸颊更加红润，个头儿更高，身体也更强壮。等长到15岁时，布伦兹菲尔德的男孩要比卡诺盖特的男孩重上几乎5磅，而女孩儿更是要重上12磅。 [23]

这样的差异让人们感到困惑甚至是费解，因为之前的60年里明明有着大量的廉价食品，通货膨胀也是微乎其微。可以说，自由贸易没有辜负其支持者的厚望。工业化的英国除了能够养活本国人口，还能顺带养活作为其交通系统基础的数以万计的马匹。除了有大量的产品出口为购买这些食物赚足了钱，英国自身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实现了食物的充裕和品种的丰富。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通过海洋运输，大量来自北美大草原的粮食�这�沖�防护� g��糛�加�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廷的冷冻罐装肉类��䝥莟帚�内。罐装��胀䯌《�工食��这䅅輌�杂货店的货架上，且价格低廉�羰�连最穷的亇��吃得起。�25年�9着�代，一罐沙丁鱼的售价仅为两便士。pt" width="2em" align="justify">这样的差异�食���采购在各个�孩们蜉三�预算中都是�，��的一笔开销。1901��将来自兹菲�性分析研究记录显示：有这么一位年薪180���镑、雇有两�已婚公务员，其家庭一年的食物开销为160英镑，另外还有20英镑用在了买酒上，包括54瓶威士忌（8英镑2先令）和108瓶红葡萄酒（6英镑15先令）；另一位在伦敦律师事务所做出纳员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其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年收入为160英镑，他家的食物开销为每年47英镑9先令；还一个技艺娴熟需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技术工人，他每年的收入是90英镑，其家庭食物开销为32英镑12先令6便士。 [24] 出纳员和技术工人都不怎么买酒，要是他们也经常买酒喝，肯定很快就会背上债务的。

上述的出纳员和技术工人都可谓幸运人士，因为他们都有个持家有方，很会搜寻特价品和便宜货的妻子。出纳员的妻子总是在大一些的商店买食品杂货，一次多买一些，囤起来慢慢使用，这样从价格上也就能省下不少。她的丈夫会在乘火车回家之前赶到价格相对更低的伦敦肉类市场买一些新西兰羊肉，而这位主妇就有能力让一个8磅重的羊腿（四先令）吃上三天：第一天，配上一些蔬菜来做烤羊腿；第二天，搭配着沙拉做成冷盘；第三天，用没吃完的羊肉做出肉末土豆泥。技术工人的妻子也同样在逛市场买东西时仔细盘算，即使买便宜食品的地方离得很远，她“温顺听话”的丈夫也很乐意从那里把大袋的食物扛回家。伦敦露天街头市场只能使用现金购物，那里的食品价格通常只有商店的一半或者2/3。这位技术工人的妻子能够保证买到的牛肉或者羊肉的价格在每磅3便士到6便士之间（不同部位的肉价格不同），鱼也是不超过6便士，以及每磅2便士的进口西红柿。同她的下层中产阶层女同胞一样，这位家庭主妇也能够让一大块牛肉或者羊肉持续吃上三天。

至于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最最贫穷的人们，这样的省钱购物法就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是吃一天买一天的食物，而且掰着手指能少买就少买。然而这样一便士一便士地买东西，最后算下来其实比那种大批量购买食物的方式要更费钱得多。另外，他们都是捡最便宜的东西买，而按医生的话来说，最便宜的食物往往是最没有营养的食物。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医学期刊中，医生们还对工人阶级偏爱精白面包、不喜欢口感粗糙的全麦面包的饮食习惯做了严厉的批评。此外也有不少文章提醒人们要注意加工食品和罐装食品中的有害细菌。

即便是再审慎的家庭也得格外注意健康问题。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除去必要开销，只能保证有6英镑的富余用来应对看病求医之类的紧急情况，而工人阶级家庭仅仅只有3英镑。虽说会有社会力量和互助性慈善团体，例如共济会以及面对下层中产阶级的“水牛共济会”、“古德鲁伊教派”、“秘密共济会”和“福雷斯特兄弟会”等互助团体，在某个家庭的赚钱主力突然病倒或者去世时，提供一些应急性的帮助，但是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家庭和更多的工人阶级家庭都只有刚好能糊口的家庭收入，离青黄不接也就一线之隔。这也是为什么道德学家们会不断宣扬“节俭节制是有益身体与心灵的美德”的原因。然而，即使是最会节俭、最会精打细算的家庭，生活成本如果稍有波动也可能意味着灾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粮食价格问题从始至终都是痛苦的政治纷争的源头。

[1] LA，Norwood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IV/166/1/13. >

[2] Turton，62，69－70. >

[3] Victorian City，1，371. >

[4] BPP，Reports ...Industrial Factories，497. >

[5] Sanger，30. >

[6] Victorian City，1，368. >

[7] Builder，6 October 1894. >

[8] Victorian City，1，67. >

[9] Bunker，72. >

[10] Saturday Review，3 January 1885. >

[11] Booth，335，336，354. >

[12] Miles，52. >

[13] Griffen，63，65. >

[14] Statistical Abstract...1891 to 1905，39. >

[15] Hollams，149－150. >

[16] Devizes Division，passim；detailed individual tax returns from this period are rare . >

[17] Saville，377；TES，4 October 1910；5 September 1911. >

[18] The Times，12 May 1866. >

[19] Medical Times，10 October 1864. >

[20] Booth，441；MacKenzie and Mathew ，159－165. >

[21] Griffen，44. >

[22] Army Medical Department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38－39. >

[23] MacKenzie and Mathew ，167－170，209－210，247. >

[24] Morrison，passim；Colmore，passim；Layard，passim.

第三章　好时代的来临：阶级政治（1832—1885）

巴切斯特的选举日真是相当热闹有趣，既有乐队演出，又有民众游行。人们拿着不同颜色的丝带以表示对不同候选人的支持。红色代表自由党人罗杰·斯卡彻德爵士，黄色代表托利党人莫法特先生。两位候选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前者是曾为石匠的铁路承包商，后者是一个富有的伦敦制衣商的儿子，两人都承诺选举的“纯洁性”。不过，他们各自的代理人都清楚当地选民们要的是什么，于是暗中指示酒馆老板给庶民们准备好大量的啤酒，给那些选民中的上等人士，即那些投票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人备上白兰地和朗姆酒。演讲仅限于个人论战，尽管斯卡彻德爵士的支持者到处拉起了口号横幅，上面写着关于贸易自由的“在外平平安安，在家小康幸福”。不远处的城堡里，库尔西勋爵为他支持的候选人牵线搭桥拉关系，就同他的祖先们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做法一样。为什么不呢？莫法特是个可靠的家伙，马上又要迎娶库尔西的侄女过门，再加上他的背景也算非常富裕，因此这个贵族理应给人家行一点方便。就像1832年贵族们在政治上给中产阶级行的方便一样。 [1]

人们在阅读特罗洛普的小说对19世纪50年代的一次省级选举的描述后，会不由得怀疑1832年的那个《改革法案》是否真的曾经得到通过。因为小说往往是现实的写照。一位当代的评论家也感叹那个时期腐败之风的盛行，感叹中产阶级选民竟然能把自己的选票视为可以出售的资产，谁出价最高就卖给谁，完全不考虑那人的立场或者信条。处于“下层阶级”的普通小店主和“10英镑课税”房产的拥有者是最容易贿赂的对象。 [2] 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受到工人阶级恫吓的对象。在激进主义盛行的奥德姆，工人们在那些支持辉格党或者保守党的小商人的店面周围钉上尖桩，并警告说如果选举记录显示他们给其中任何一个党派投票的话，他们一定会流失大量顾客。于是审慎的零售商便会在广告标语中表明对工人阶级候选人的支持。 [3] 1870年的无记名投票制结束了这种暴力蛮横的拉票行为，虽然直到1886年还有托利党的地主把那些疑似给自由党投了票的农场工人驱逐出农场的事情发生。 [4]

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则更是以拳头、棍棒和砖头表达了自己的感想。暴力行为深深植根于维多利亚早期的政治文化，并保持了60多年。1835年沃尔弗汉普顿的选举骚乱中，一名骑兵的战马当场死亡，另有五个暴乱者在枪战中受伤。与此同时，塞尔扣克和杰德伯勒的暴徒用冰冻的雪球和石头来袭击候选人并在紧急召集的龙骑兵到来之前又砸碎了一些窗户。 [5] 诺丁汉1865年、1870年、1874年和1885年的选举中都发生了骚乱，至少有150名示威者在同警察的争斗中受伤，1886年在加的夫也有一人受伤。 [6] 规模小一些的暴力事件更是持续不断：1892年伦敦工会的会员就抱怨说，自由党在雇用没有选举权人中的“暴戾极端分子”来破坏各种会议的进行并吓走“体面的人们”。 [7]

被反感和厌恶情绪主宰的阶级，其用语中充满的不屑与挑衅，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满情绪与嫉妒心理暗流一般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很多政客们对此感到惋惜，尤其是那些视培养人们合作精神与民族团结为己任的政客。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些东西实在难以维持。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公然的不平等境遇，因为困难时期对雇主和员工的影响是决然不同的。裁员和减薪只是开始，之后通常是《济贫法》体系中才有的屈辱和困苦。因此，即使上层人士宣称更好的时代即将来临，并呼吁大家采取隐忍的态度，来自贫困人群的咆哮声依然此起彼伏。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经济繁荣与萧条更替频繁的时期，工人阶级的耐性也被挑战到了极限。不只是工人阶级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未来，工业家们也担心国家的经济潜力正在被地主贵族们扼杀，尤其是他们通过仅存力量对农业采取的过度保护，昂贵的食物使得工资和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各个利益团体竭力保护着自己的生计，其结果就是持续不断的社会暴力冲突。

有三位政治人物体现出了植根于惊慌中的极端主义，他们是林肯郡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德·沃尔多·拉特·西布索普上校，伯明翰的自由党成员约翰·布赖特以及诺丁汉的议员费格斯·奥康纳。西布索普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处事方式，他把自己的大量精力都用在了反对铁路建设和谴责商业至上的中产阶级。有位中产阶级的人士曾毁掉了他挚爱的农村田园风光，另一位圣公会的乡绅教徒则在逐步瓦解他这一类人的权威和权利。布赖特则是想推翻西布索普及其所代表的人群，认为上帝指示了他要惩戒贵族，推翻英国国教并把整个国家交付到有实力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手中。1848年，布赖特指责一些狩猎法规的不合理，西布索普于是挺身而出，以保护他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他挥舞着自己标志性的小型带柄眼镜说：“贵格派的纺织商知道任何种类的绅士运动吗？不能！因为他连‘猎犬和猪’都分不清楚！” [8] 贵族成员们都很高兴。通常，西布索普的讲话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他们感到高兴，尽管很少有人真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新的讽刺杂志《潘趣》也是有意无意地以模仿他的语言。

在同布赖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月之后，这位上校又把注意点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费格斯·奥康纳的身上。奥康纳是宪章运动的煽动者，倡导政治革命，刚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表达了“一人一票”的要求，并附上了包括西布索普在内的多达五百万人的签名，其中大多数签名都是伪造的，包括西布索普的。请愿得到了肯宁顿一场大规模集会的支持，后者还预先计划好了武装暴动。伦敦市民做好了街头巷战的准备，曾在半岛作战的老兵西布索普也嗅到了血的味道。抗议失败之后，他表示非常“失望”。在下议院的休息室，当听到奥康纳如释重负地说“幸好宪章运动者们没有跨过泰晤士河”之后，他忍不住插话并大吼道：自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你本来可以见识到世间最勇猛的死士”。 [9]

西布索普、布莱特和奥康纳是他们各自阶级中比较极端的代表，扮演了那个短暂的时代舞台上的三个角色。他们扭曲并夸大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紧张态势，仿佛国家已经完全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无法融合的阶层。这一点在迪斯雷利的《西比尔》（1845）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48）等以两极分化的工业化北半球为背景的小说中屡次被提及，其展示出的状态也就是迪斯雷利所说的广为人知的“两种国民”，即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共通性，对于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一无所知，就好像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区，甚至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碰撞似乎不可避免，《西比尔》中戏剧性的高潮部分就是一例典型：一些穷人（“一伙肮脏的船员”）扫荡了一座城堡，洗劫了它的酒窖然后放火烧毁了城堡，但在关键时刻被当地的自由民驱赶走。

在社会主义和偷来的酒水的煽动下四处抢劫的暴徒，成了资产阶级的噩梦。对于迪斯雷利的部分读者来说，莫布雷城堡的被毁几乎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鉴于报纸上关于1839年在蒙默斯郡新港的宪章主义者起义以及1842年秋蔓延到西北地区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对于体面的旅游者来说，要是在旅行途中看到几个营的步兵和成批的火炮在尤斯顿集中准备乘火车赶往曼彻斯特的情景，一定会惊恐不安，尤其是看到一旁的工人阶级围观者还对着社会秩序和个人财产的维护者发出嘘声和嘲讽声。

不过秩序和财产似乎都处境危险。1840年，奥德姆的纺织工人每人出了一便士来听一场由一个刚从巴黎赶来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的“中产阶级濒临毁灭”的讲座。 [10] 两年之后，一份支持宪章运动的报纸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沃尔弗汉普顿的“中产阶级和店主”在警察、龙骑兵和炮兵涌进他们的市镇以保护他们免受罢工矿工袭击的时候，全都陷入“极度的惊恐”。不过，他们的恐惧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矿工被这场力量和意志力的表演所震慑，顾不上自己对行军队形造成的破坏，而向那些“体面的”人士“摇首乞怜”。 [11] 这让工人中的好战分子十分厌恶。每次宪章运动者的暴力行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总是有足够的兵力来对付这些地方性的暴力事件。

这类事件既让宪章运动者感到沮丧，也让他们开始惧怕那些强势的力量。宪章运动总的目标是要重新修订宪法，直至工人阶级的声音也能在政府机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旦工人阶级也能占据下议院中的席位，那么就有可能推翻《济贫法》，为所有人带来就业保障和经济保障。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宪章运动者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没有达成一致。站在奥康纳这一边的人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抗争来使对手屈服，而其他人则认为文雅的示威游行并呼吁理性和公平的裁断，会让统治者们感到工人阶级也能拥有投票权，也能明智地行使这个权利。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率很低，因为宪章运动引发了骚乱，还提出需要革命的言论。举个例子，一个生活安逸的富人，凭什么就会相信一个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末日灾难”，尤其还是在1848年肯宁顿工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有钱有地的贵族正进行着抵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正抵抗着商店老板、农民和工人。”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并开始向工人阶级靠拢，就像巴黎的中产阶级不久之前的转变一样。 [12] 这样就彻底改变了事态：六周之前，伦敦的商店店主还跟着中产阶级的其他人士集中到警察局并加入了特殊警员的队伍以保卫城市，抵抗宪章运动暴民；换成是巴黎的中产阶级，要是看到工人的队伍一路粉碎路障大步前进，他们肯定会欢呼叫好。在短短几年内，宪章运动就归于平寂了，他们的报纸也不再有任何能提供给工人阶级的报道，剩下的只有关于移民的建议。那些留下来的人重新把他们的热情和精力转到了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上。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贸易疲软”的“困难时期”的垂死挣扎，换句话说，“困难时期”即是生产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期。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指出，如果能有大量的廉价的进口食物，那么贸易繁荣与衰退的循环链条就可能得以破坏。劳工成本就能得以稳定，而英国本土的商品就能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赚到比进口食物所消费的更多的钱。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公式由成立于1839年的反谷物法联盟提出。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共同领导这个联盟。后者是一位幸福地照管着苏塞克斯郡一处农场的印花布印染工人。

废除《谷物法》不仅仅只是经济共识。对于科布登、布赖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项法案更是象征了贵族阶级一直以来享有的特权，唯有将其废除才能真正表明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反谷物法联盟的姿态和语言都是很有战斗性的。保守党保护主义者和一般意义的贵族被讽刺为哑剧表演中的坏蛋，狡猾、唯利是图，一心一意想要阻断人们走上通向国家繁荣的道路。反谷物法联盟于1845年宣布，“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大老板”将迎来同“商业和工业阶级”的殊死斗争。 [13] 这个联盟由工业家资助，拉拢了不少专业人士、零售商、批发商等坚信其命运会通过自由贸易而得到改善的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联盟对议员和媒体进行游说，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并把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在农村地区他们不受欢迎，不过他们也通过向农民保证会终止狩猎法规来尽力争取他们的加入。

工人阶级受到“黄金时代已近在咫尺”的诱惑，联盟的许多歌曲唱的都是他们所期待的美好幸福：

好时光即将到来，小伙子们，

我们的好时光即将到来；

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

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

在指日可待的好时光中，

每一寸土地都和平安逸，

商业发展也更加富有生机。 [14]

奥康纳声称这些都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话，警告工人不要被联盟的宣传语所蒙蔽。“‘高工资’、‘便宜的面包’和‘足够的工作’都是老板们张口即来的惯用语，为的是让劳工屈服于反复无常的资本家。”当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忍饥挨饿或者依照卖身契的规定为其雇主的腰包拼命工作”时，他们离苦日子也就不远了。 [15]

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在这一过程中，托利党内部有了分歧。西布索普大骂变节者为“鼠辈”，其中还包括了格拉德斯通，他当时刚刚踏上通向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路途。反谷物法联盟最终获胜，或者说他们自认为取得了胜利。实际结果就是对1832年《改革法》的重新制定。其间，地主阶级只是向中产阶级的意见做出了让步，并没有危害到长期以来保证其自身影响力的地位。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布赖特和科布登也是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贵族们所保有的地位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无法被忽略，布赖特在之后的30年中也一直竭力对其谴责。年轻的激进派大律师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考察了1863年的政治状况后撰写了关于“我们的贵族统治者们”的文章。 [16] 文章指出，让和他一样信念的人感到失望的是，中产阶级选民在总体上对这样的权力分配是感到满意的。

在《谷物法》被废除一年之后，《十小时工时法》获得通过。科布登和布赖特对这一违背无干涉主义信条的法案愤怒不已。科布登讽刺说，工人们谁要是觉得车间里的条件不让人愉悦，那就移民好了。卡尔·马克思则挖苦地指出，对工作时长的限制，是贵族们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对制造商们采取的报复性举措。这样针锋相对的评论似乎支持了他“阶级注定对立”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会逐渐让位于中产阶级，当后者愈加富裕之时，他们便会揽获权力。反过来，中产阶级也会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消亡，这由其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工人阶级将最终掌权，并建立一个能够带来永久性繁荣与满足的公正的社会体系。这个预测同时指出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的一切还会在其他发展中的工业社会中发生。这10年在英国历史上是一次畸变，但是马克思从中推导的理论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有长远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相继瓦解。

就像迪斯雷利和盖斯凯尔夫人一样，马克思也对19世纪40年代人们所提出的议题和所发生的事件有所曲解。他们各自都假想了一个决然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三股势力为了生存与霸权而相互厮杀。这只是一个融合了刻板印象的朴素的观点，是个人经历和阅历的泛化。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只关心利益得失，只一味地剥削压榨那些在地狱式的工厂里勤苦劳作却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的工人——如此这般的刻板印象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里。那样的制造商确实存在，但是还有很多如同父母一样的雇主，他们为雇员提供各种便利设施，比如职工的公共浴室和操作员培训学校。

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平均雇用10—20名员工。老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一样的威严人物。乔治·霍利约克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伯明翰铸造厂工作，他是这样回忆厂里的三位合资老板的：三人之中，塞缪尔·史密斯是一位论派教徒，也是“爱好和平的绅士”，他亲切地同工人们说话并在贸易疲软时期工人工资下滑的时候偷偷预支他们一些薪水。蒂莫西·霍克斯是卫理公会教徒，同样也是一位慷慨善良的老板。他还曾经每天去探望一位在生产事故中严重受伤的工人，而且经常都是带着礼物去的。相比之下，威廉·霍克斯就非常专横、吝啬，同工人说话时严厉刺耳。 [17] 作为出口需求量很大的蒸汽发动机的零件制造商，他们肯定是非常赞成贸易自由的，而作为人道的基督徒，前两人也会对一些贫济院中的残酷压榨而深感厌恶，并支持当时许多人提出的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要求。这两人应该还会对改善工人阶级道德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议案表示支持，兴许还会为其投上一票。

对中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会在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消除，而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也是如此。那些在霍利约克手下工作的技艺娴熟的技术工人所拿到的工资要比普通劳工的多很多。在矿区工作的监工、工程师和技工能拿到20—30先令的周薪，是普通劳工周薪的两倍，妇女和儿童的三倍。在1860年的兰开夏郡，铸造工人和制作模具的工人甚至一周能拿到30—40先令，矿工是一周18—25先令，而非技术性的普通劳工只有14—18先令。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人还需要依靠妻子和孩子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以达到当时30先令的最低家庭支出标准（以一对夫妻和三个小孩的家庭来计算）。 [18] 收入上的差别将工人阶级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就像其给中产阶级做出的划分一样。如果按比例来看，火车司机同清洁工收入的差别与皇室法律顾问和省级律师的书记员之间工资的差别一样大。

工人阶级并不是迪斯雷利“两种国民”中所描述的完全均匀的贫穷，也不是紧凑密集的三个层次的贫穷，它有着自身清晰的分层，就像中产阶级的等级体系一样，包含了不同的世界观、抱负、性格、消费方式和道德准则。洛锡安哈丁顿一个名叫凯瑟琳·巴克斯特的寡妇，在1858年遭到了指控，因其朝一家酒馆猛扔石头并砸了人家的大门，还当街叫骂，并挑起了一家烟草店内部的争执。法官发现她在过去的9年中多次因类似情况而被定罪。 [19] 这是迪斯雷利定义的“穷人”和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某个工会的领导人乔治·里克斯也同样是其中的一员。1880年，里克斯还督促他的工会成员们要“团结一致，互利互助，听从工会指挥，关注最新资讯，知识就是力量”，“远离烟草和酒精，投身阅读、思考和求知”。 [20]

也许，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情貌最精确的描绘要数漫画家乔治·克鲁克尚克用锥形的蜂窝来表现英国社会的一幅漫画作品。 [21] 这幅创作于1840年的作品，描绘了一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景象：每一层的男男女女都在辛勤地工作，通过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来创造共同的繁荣。这幅作品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它不仅给出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更显示了工会成员们真实的心态，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工会也选择以“蜂巢”来命名他们自己的期刊。

长达10年的间歇性骚乱和轰轰烈烈阶级政治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末结束。查尔斯·金斯利长舒了一口气，作为对工人阶级抱有同情的国教牧师，他很高兴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热潮开始涌现。在1858年的《奥尔顿·洛克》一书的序言中，他注意到了中上阶层年轻人对旧时道德责任感意识的重新回归。他们开明、谦恭，显示了对其下阶层的“人文关怀”，在总体上和那些“同为上帝子民”的工人们融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情绪能够在英国占据上风，那么“阶级偏见和阶级恩怨的最后残余”在下一代人之间就会消失殆尽。

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辉格党贵族帕默斯顿勋爵对此也很赞同。1859年，他告诉下议院说现在全国上下一派祥和，“社会中的每个阶层都欣于接受上帝对他们的赐予，同时个人也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通过保持良好的品行，稳定而充满活力地去运用上帝赋予的道德和智慧的机能”。而这也正是克鲁克尚克所描绘的忙碌高产的“蜂巢”景象。

而催生了这一坚定意志的正是经济的繁荣。从1850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大飞跃。它以自我庆贺式的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开始，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应邀前来参观英国工业的辉煌成绩，来见证自由贸易的成果和在选举出来的政府领导下的自由民族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水晶宫内涌动的人潮也展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和谐。《潘趣》杂志中的一幅漫画以“任何你想要在此见到的人”为题，描绘了这样的画面：一群手工业者和劳工带着他们的家人，遇见了一位身着华服的年长绅士和其优雅的女儿和孙女。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小个子男孩正在向其中一个女孩儿献上美丽的花束，而穿着时髦又显眼的象征中产阶级的潘趣先生微笑着正从画廊走下来。

工人们利用了那段时间铁路公司提供的当日返程特价票的优惠，同时展览会的门票也从1英镑降到了1先令。展览会的日期是维多利亚女王自己挑选的，为的是“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在这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智慧宫殿相遇之时”，女王也能趁参观水晶宫的契机同自己的臣民们打成一片。 [22] 1856年，另外一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重要的班布里花展，被当地报纸描述为“一场富人和穷人得以欢聚一堂，年轻和年长者都能从一汪清泉中同饮欢乐的盛事”。 [23]

1860年的另一场公众娱乐事件则唤起的是不同的情感。伦敦成千上万“最恶劣的暴徒”同正经体面的人们一起坐上了通往汉普郡的火车，准备去观看塞耶斯对希南的职业拳击赛。品德高尚的人们对此抗议，而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则激烈地辩护说，“这是一场彰显男子汉勇气，即这个国家气质的展示会”。国家的子民们应该以此为傲，因为就连法国的媒体也将这场比赛描述为“显示民族特征中顽强与坚毅的盛会”。 [24] 这是典型的帕默斯顿思想，其选民们也对此感到满意。中产阶级中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好战爱国主义倾向，帕默斯顿思想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和派兵镇压印度兵变时期更是愈加盛行。不消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思想便将发展成为武力外交主义，每当英国军队展开行动或者大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在英国社会的每个阶级中迅速蔓延。

1855年，爱好和平的布赖特听说他的曼彻斯特同胞们在各个剧院中听到沙皇尼古拉斯一世逝世消息时发出阵阵欢呼，对此他感到悲哀。对于布赖特来说，这样的欢呼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非常可耻，尽管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信徒都认为英国在俄国和印度的军队都受到了上帝保佑。在如此一个认为武力外交是实现神之旨意的国家，上帝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核心。圣经中的字句成为了判断政策公正与否的标准，政党同各种各样的教派相联合，神职人员也常常对政治讨论横加干预。更为出格的是，1882年的《反腐败法》还认定对选民精神上的劝诱也算是贿赂的一种。

有些政客会祈求神灵的指引，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布赖顿在1858年告知他的伯明翰听众：“多亏得到了‘至高无上的主的偏爱’，才让我最终摆脱了持续整整3年的顽疾。”一名公理会牧师听闻此话，认定他多半是“见到了那位永恒之神的显灵”。布赖特于是借机透露说上帝对他指派了任务，并突然转向对贵族“特权”的谴责，还特别讲了圣公会主教的一些坏话。 [25] 由身份继承或者社会惯例而定的特权是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和自由党的共同敌人。历史的原因使他们成为了天然的战友，因为他们都曾经同世代沿袭的政治和宗教体制抗争过。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提醒全英自由党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发动了所有那些伟大的运动，削弱了关于特权的主张，摧毁了独裁者的暴力，将整个国家和各个阶层的人民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取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那些什么都不做的教会机构，却横空跳出来说自己享有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这两者，差别有如天地。” [26]

教派间反感的情绪容易造成教派偏见。同宗教信仰一样，宗派偏见也能够穿越社会的屏障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1868年，当自由党人特罗洛普在贝弗利开展竞选活动的时候，被告知镇里的两处国教教堂会怎么欢迎他。1877年，在特伦河畔斯托克学校的校董事会上，绝大多数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拒绝聘用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为小学教师，就因为她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1881年，在谢菲尔德一所学校的校董事会上，卫理公会教徒们也同样拒绝了一个前去应聘类似职位的姑娘，只因为她是一个酒馆老板的女儿。为了显示其决策的正当性，奥尔德曼·克莱格声称，所有的酒馆酒楼都是让人不悦的“不良之地”。 [27]

自由党就需要像克莱格这样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中产阶级人士。在过去的20年中，该党也为所有非国教徒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理想和事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比如说他们倡导的节制和禁酒，他们同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圣公会的关系脱离以及对后者财产的部分没收。这就是解放协会的目标，它拉拢了卫斯理宗、浸礼会和公理会的教徒，由一些富有的企业家做后盾，帮助自由党在大选中更好地竞争。1872年，张伯伦告诉他的伯明翰选民：“多年来我们为自由党而服务，我们是伐木工和挑水工。” [28] 这些卖力的工作最终得到了回报：爱尔兰圣公会被解散；圣公会在牛津和剑桥的控制力被破坏；禁酒的法案也被采纳。自由党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让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人士无须审核就可谋到公务员的职位（对其后代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取消了军队佣金的缴纳。

英国国教的自我保护，使其能够一直稳稳地走在保守派的轨道之上。在农村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圣公会享有巨大的社会名望，因而也吸引了中产阶级中不支持教会平等且颇具雄心抱负的人士。其麾下的福音派教徒则继续传承着威尔伯福斯的精神。安东尼·威尔逊·索罗尔德牧师（后来的温切斯特主教）在1868年讲道，福音派教友们一如既往地积极、严格，他们投身于各种运动之中，“反对粗鄙和无知，反对自我放纵，反对任何形式的荒淫和邪恶，反对理性主义和罗马教派的入侵”。

与此同时，整个圣公会都在抵抗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围攻。1886年6月，托利党竞选胜出后，教会防卫机构宽慰地表示这标志了那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失败——他们还想要推翻我们“脆弱的古董机构”，认为这对于“巩固英国社会框架”和“促进各个阶级之间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29] 圣公会的保守分子们则将托利党描述为尊重旧时智慧、促进民族团结的党派。这些说法，都能将保守党塑造成一个“全民族”的政党，并吸引那些追求稳定、想要保持既有社会结构的选民。

此前，托利党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道路。他们在政治荒野中孤独徘徊的这段时期后来被迪斯雷利称作是“残酷的寡头政治时期”。1874年的大选获胜是他们32年来的首次胜利，而最终获胜原因是他们守住了中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选民。这些选民投票给托利党，有的是因为家人的意见，有的是因为自己同教会的关系，其他的则是出于对皇室的忠诚（罗奇代尔的文法学校的学生们就一直支持托利党）或者对皇室的服从。保守主义对一些抱有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来说，就像一块磁石。这些人做着大生意，而生意的好坏在于他们同掌控此党的农业巨头之间的关系。这块磁石吸引了铁路承建商罗伯特·斯蒂芬森和托马斯·布拉西，以及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1810—1900）。爵士是纽卡斯尔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制造大炮的埃尔斯维克军械公司的创始人和工程师。另外，正如迪斯雷利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由主义中有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那是同中产阶级中大部分人的气质不相符合的。那些人以大英帝国为傲，并且希望它能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自身利益几乎让每个人都与酒饮贸易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同托利党相交甚密。那是托利党同自由党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相抗衡的唯一武器。礼拜堂成为了自由党的堡垒，而保守党则是酒馆酒庄。这对于保守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许多的城市选区，酒馆老板、酒商、酿酒商、酒桶商、麦芽制造商以及啤酒花商贩大致占到了选民的10％—15％，足以在一个势均力敌的竞选中扭转乾坤。

选举权的范围在1867年和1885年迅速扩展，几乎覆盖了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工人阶级，于是酒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随之飙升。由于经济繁荣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跨越了“10英镑”的门槛，选民数量从1832年开始就一直在稳步增长，增长的部分大多数都是技艺娴熟的技术工人。于是，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降低资产门槛，使得工人阶级中的整个上层，乃至中层甚至一些下层人士都能够进入选民的行列。

总体上来看，在辉格党贵族约翰·罗素勋爵和格拉德斯通（他认为抛开地产来看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指引下，自由党也赞成扩大选举权范围。不过，疑虑开始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中蔓延，一种旧时的恐惧死灰复燃：人们担心一个由工人阶级参与选出的国会，会制定出掠夺性的法律法规。1873年的《星期六评论》如此写道，“泛滥的选举权”会使“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农场主和地主们”的集体影响力（和智慧）受到损害，“工人会受到‘煽动家和批发商’的蛊惑，而大家的财产、资产都会受到危害”。 [30] 其他人则争辩说工人阶级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具有准确判断的能力。1866年，利兹的一位议员提醒说，中产阶级对“那些组成了同他们相互合作的团体和机构的人，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产阶级的主日学校的25万—30万人”应该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 [31] 不过，不论这些人有多么理智和虔诚，给予他们选举权还是让很多自由党人非常紧张。有人将其描述为“黑暗中的起跳”。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又同说话人的原意有别，因为格拉德斯通大大低估了因此而增长的选民数量。

新选民们的表现是很负责任的。在1884年关于选举权的辩论中，一位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赞扬了工人阶级选民的“难得的抉择”。他们没有“让下议院被机械师和工人们所充斥”，而是从一个“比他们高出很多的”阶层中选出了国会代表。另一个发言者也说道，只要中产阶级能够保持住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赖，国家事宜就会顺顺利利。 [32] 在40年之前，估计只有最乐观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想象得出走向民主的道路会如此的顺利，而且没几个人敢预言说中产阶级也会成为它的受益者之一。另外一个受益者则是改造后的托利党。不过要是有人在19世纪40年代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当时一定会被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

[1] Trollope，Dr Thorne，chapter XXVII. >

[2] Edinburgh Review，98，No.200（October 1853），573，578，583，597. >

[3] Grime，14－15. >

[4] Guardian，13 January 1886. >

[5] Annual Register 1835，Chronicle，6－7，86－88. >

[6] Beckett，80；the Times，9 August 1886. >

[7] National Observer，2 July 1892. >

[8] Hansard，3rd Series，97，331. >

[9] Hansard，3rd Series，98，293. >

[10] NA，HO 44/38，1070. >

[11] Northern Star，3 and 17 September 1842. >

[12] Northern Star，1 July 1848. >

[13] Searle，Edwardian Liberal Party，23. >

[14] Grime，172. >

[15] Northern Star，4 July 1846. >

[16] Harrison，Memoirs，1，287. >

[17] Holyoake，1，20－21. >

[18] Burn，94. >

[19] NAS，SC40/51/25，131－135. >

[20] Lee，5. >

[21] Cannadine，88. >

[22] Punch，20，240，247. >

[23] Trinder，142. >

[24] Hansard，3rd Series，168，1321. >

[25] Burn，39. >

[26] Guardian，20 January 1886. >

[27] School Board Chronicle，15 December 1877；17 December 1881. >

[28] Chamberlain，1，15. >

[29] The Times，4 August 1886. >

[30] Saturday Review，19 April 1873. >

[31] Victorian Cities，2，783. >

[32] Hansard，3rd Series，294，1824－6.

第四章　私有财产是一种公然抢劫：新政治与旧矛盾（1886—1914）

现代政治活动是从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它们迅速地进化，是民主和科技的产物。现代政治的发展契合了人类活动在每一个领域内快节奏的变化，对于那些经历过更温和优雅的生活节奏的人而言，生活越来越复杂、变得让人既兴奋又忧虑。1910年，79岁的老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他也确实觉得被现代化压得喘不过气来：

铁路、汽车、相机、电报、电话以及有轨电车、出租车、自行车、手推车、黄磷火柴、打字机和廉价邮政相继出现，人们的困扰和困惑也随之而来。我们就好似邮包一般被派往各地，像售票员一般忍受各种轰鸣喧闹，或是像办公室勤务员一样不断接听电话。 [1]

作为政治新闻记者，哈里森却对那些新兴的拥有很大发行量的新闻机构不屑一顾，这应该是人们日益熟悉的繁杂的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不同寻常的事情了。蒸汽印刷机、电报和铁路为政治注入了全新的高效性和即时性。报纸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宣传途径，他们可以直接与公众面对面地交流，省级公开会议于是转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1880年，格拉德斯通对中洛锡安听众的演说在第二天早晨就能同全国人民“见面”。政党领导人将整个国家都视为他们的选区，在各省份间游走演说，每一次的听众都多达数千人。迪斯雷迪、格拉德斯通、张伯伦、索尔兹伯里爵士以及后来的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相较于皮特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就自然更为大众所熟悉。

通讯革命恰好符合了人们识字水平不断提高后的需求。1899年，以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民众为主的新兵中，97％的人具备读写能力，1％的人只能读不会写，而仅有2％的人完全不识字。大众阅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报纸和杂志市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拓展：1861—1900年间，出版物的数量由1583份增至近5000份。发行量更是飙升。 [2] 1870年，《泰晤士报》的日印刷量达到了6.3万份，而这还仅是以中产阶级为目标市场、价格也更为低廉的竞争对手的《每日邮报》的1/3。而售价1便士的日销量为50万份的《雷诺兹周报》，则揭开了其后新闻出版大发展的序幕。 [3]

随着以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目标市场的日报的大量发行，出版物戏剧化的增长在世纪之交到达了顶峰。受众人群几乎是一个永不饱和的大市场。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每日邮报》拥有了90万名读者，而《每日快报》、《每日纪事报》和《每日新闻》也分别有42.5万、40万和32万名读者。与此相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早报》三者的读者之和却仅有29万，且多为上层中产阶级人士。 [4] 这些读者对新兴出版物的哗众取宠、粗俗语言和近乎歇斯底里的风格多有鄙视。然而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每日邮报》是办公室勤杂工写给自己那帮人阅读的报纸的同时，要想让自己的“别墅保守主义”观点继续在下层中产阶级的市郊居民中仍有一定影响力，他也不得不多多留心这些报纸的观点。

在种类繁多的新兴杂志周刊中，那些刊登了集政治、时评于一身的故事连载和配有插图的短篇小说以满足中等品位读者的杂志也有不少住别墅的保守主义者读者。1891年首刊的《黑与白》，每份售价为6便士，内容包括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詹姆斯·马修·巴里的小说以及国内国际新闻、访谈、体育报道（划船比赛以及每年一次的伊顿对哈罗公学的板球赛）、诗歌和艺术评论。针对女性读者，此刊还设有由伦敦大型百货公司为春季时尚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一篇行文严肃的关于由救世军所建立的妓女收容所的评论文章。几乎每一个板块都配有照片或手绘插图。《黑与白》的政治立场较为保守。1900年，该杂志声称“倒向社会主义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野蛮的和肮脏的，并且对周围的人不怀好意，社会主义同犯罪行为简直形影不离……” [5]

民主的英国延承了一种党派色彩浓重的出版业模式。出版公司的所有者或编辑们可以随意表达个人的政治喜好，很多人也确实这么做了，只会在读者忠诚度和广告利润的压力下稍加收敛。大众观点是可塑性极强且非常不稳定的，容易受到那些有失公允的媒体竞争的影响。世纪交叠之际，《每日邮报》已经成功地在每个警察局安装了电话。出版物常常肆无忌惮地宣扬着它们的政治偏好。1910年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早报》、《每日快讯》、《每日画报》和《每日邮报》总共拥有176万读者，并公开支持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自由党则稍逊一筹，仅有读者总量为132万的《每日纪事报》、《每日新闻》、《早间导读报》和《星报》的支持。 [6]

这些报纸展示的政治局面在今天依然依稀可见。政党分为两派，即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联盟以及自由党，每个党派都拥有自己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各个协会和机构。地方性协会负责整理合适的选举人名单，确保他们参与选举并到达各个投票站点。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妇女的协助：她们是政党机器的步行军，负责整理名单还有填写信封地址。1894年出版的政党机构指南确定政府党派需要以机构模式运行。 [7] 作者还建议与其以乡绅和农民作为信息源，还不如利用酒馆老板、学校老师和铁匠等来收集全国各地区选民信息。对大众选民的统计和管理让妇女和下层中产阶级也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去，即使这样的参与是非常有限、非常浅层的。

新型政治要求国会议员多同选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常常在例会上发表演说，并由当地媒体详尽地报道出来以让公众时刻记住自己的政治立场。1886年，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指控自由党“减少酒吧营业时间”的提案是对“当地自由的破坏”。1911年，在诺伍德召开一系列会议期间，保守党人士谴责了《爱尔兰自治条例》以及《国家保险法案》，并预言对上议院的调整将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引发不安和动荡。 [8] 议员们同时强调了政党的纪律性，对出勤率低的议员不再予以支持。

地方政党组织通常能够反映当地的等级体系。19世纪80年代，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领导人多为职业男性，其中包括一名皇室法律顾问（给党内基金捐了5个几尼）、两名建筑师和一名土木工程师。通常，协会还会给酒馆老板留一席之地，以显示持照经营者和保守党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政党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这一道理。为了吸纳更多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将每年的党费从五先令降为了一先令。

政党通过娱乐活动来巩固党内团结。19世纪末，350名格洛斯特自由党协会成员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允许吸烟的音乐会、一次冬季舞会和一场夏季晚宴。女性党员则组织市集会，提供茶饮并举行一年一度的花园派对。 [9] 最善于将社交融入政治的非保守党人莫属。政党的社会声望和贵族氛围继续吸引着企图进入上层社会的人，为党内人员提供不少机会去熟悉那些构建了省城和村镇社会上层圈子的郡县巨头、商人和专业人士。普特尔先生可能会这么告诉别人，这些同政党贵族打交道的事情对于一般或高级一些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而言非常重要。当他自己（作为伦敦贸易和商业的代表）偕同妻子一起受市长大人之邀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时，夫妇俩都感到心花怒放；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当地报纸的相关报道中出现在客人名单里头时，又有些怫然不悦。而那些来自苏格兰的“普特尔”们则要幸运多了。他们和妻子的名字在1880年2月关于爱丁堡西区保守党会议的报道中出现。那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有关勃朗峰登顶的讲座；而两周后，他们又高兴地出席了一个“垃圾的化学效应”的演说会。 [10]

在小一些的省级城市，人们对保守党依然非常支持，这对保守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威尔特郡的富裕人士（主要是农民）仍对乡绅和牧师的派对非常憧憬，那些“文雅人士”亦是如此。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每一个酒吧间”都在卖力地为托利党做宣传。 [11] 1887年，饮酒人的政党为其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150名会员创造了一个欢乐之夜，给会员们提供了在斯坦利爵士酒吧举行的不禁烟售票音乐会。 [12] 托利党人巧妙地通过有营业执照的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的俱乐部将政治与深入人心的男性联谊传统娱乐联系起来，以实现争取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目的。这些选民也颇为党派的阳刚、男性气质所吸引，这些都是根植于酒馆文化的东西并总与赛车和足球紧密相关。 [13] 尽管有罗斯伯里勋爵在跑马场的成功，自由党人还是被普遍认为与体育绝缘、对体育有着清教徒式的厌恶情绪。 [14] 托利党时常提醒自己的选民，他们的党派在捍卫着他们的生活乐趣，保证其不被自由党的条条框框以及他们喊着“喝一口就将入地狱”的禁酒主义同盟所侵害。1905年关于工人对酒馆的幻想的虚构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切：“我会坐下来喝我的啤酒抽我的烟斗，谈天说地习笑风生，就像国王那般高兴。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权利来干涉我……” [15] 店主和那些店员也会对此非常赞同；普特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也应该会非常享受地在周末漫步后来杯啤酒。

1905年的工人阶级则更关心工作而不是酒杯，因为国家正从经济衰退中复苏。此前的30年中，经济断断续续地增长，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对进口食品的限制曾一度影响本国农业；土地产出的税收收入从1881年的6900万英镑跌至1899年的5300万英镑。卡迪根郡人口因不断有全家人移民到工业化的南威尔士或者美国而不断减少，这一情形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好转。 [16]

不稳定的需求和激烈的外国竞争导致厂商开始靠裁员减薪来削减生产成本。旧时的紧张局面再度出现，1878年兰开夏郡纺织工人的工资被下调5％后，戏剧化的情节再度上演。一场持续了8周的罢工演变为暴力：暴徒全副武装，拿着锄头、锉刀、棍子、斧子和辣椒袋来殴打雇主、对抗警察。有一个暴徒冲进一个磨坊主家中，因其全家负隅抵抗并企图逃跑，暴徒性侵犯了女仆并将房子付之一炬。直到一队轻骑兵赶到驱散了人群骚乱才得以平息。社会底层（普通的工人以及社会无赖）被指应该为此次暴力负责，而其来年的工资再度遭到削减。1880年大选，他们还按照要求将票投给了雇主出身的候选人。 [17]

这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还是说一场重新开始的阶级战争的前奏？假如是后者，那么工人阶级已做好了前所未有的准备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过去的30年他们一直以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实践着集体主义。合作化运动是由工薪阶层发起的，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力更生和节俭节约的一贯作风。工会制度则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工人协会的成员们技术精湛，并且以良好的自制力和对知识的不断追求等崇高的道德准则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工会以团结一致为信条，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工厂只能雇用工会会员，这使得雇主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传统权利遭到了挑战。

工会主义是在一个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盛行和蔓延开来的。1880年，工会成员人数为75万，而到了1914年则激增至410万，不过其中多是技术欠缺的男女工人。罢工成倍增加且通常伴随着暴力威胁，一些神经紧张的地方治安官因此不断加派武装警察。1896年由砖瓦匠小规模罢工引发了暴乱之后，100名军人被从布里奇沃特调遣至普利茅斯。 [18] 1910—1913年间，政府甚至需要更多的部队来对付煤矿和铁道工人的全国性罢工。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工业区住户也因此小心翼翼地购买了左轮手枪（用于自卫）。 [19]

工会以量取胜的绝对实力、管理成员的能力、不断增加的罢工次数以及时不时造成的骚乱让他们同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的各等级人士对立起来。不再仅仅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了，尽管这样的对抗已经够让人担忧。更让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推行的个人主义与工会作为核心思想的集体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工会要运作，成员的个人意志就要服从于公共利益。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更糟的是工人联合会正在自然地同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羽翼渐丰的社会党进行联合。两者重建社会秩序的严正声明，引发了一些地方性的失控局面。1895年，保守党的一份期刊惊呼道，社会党激进分子正在“用迷惑性的政策引诱着无产者，并用那些从富人腰包里掏出的腐败款作为经济支持”。 [20] 一种全新且尚未成形的针对个人财产的危险已经显现。

不过，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信念并没有顽固到阻止雇主们组建自己的保护组织。他们将工会描绘成一个无组织性且又十分专横的团体，认为工会因为提出了不实际的工资要求，从而引发了社会不和并损害了其成员和国家的利益。1894年的第二届雇主联盟年会中，一个雇主团体——全国自由劳工协会，公开谴责工会无事生非、专横跋扈并且煽动“阶级仇恨”。“真正优秀的雇员永远有权要求高回报”，他们可以按照传统方式与雇主直接面对面地讨价还价，而无须依赖工会去谈判。代表们聆听了保守党领袖索利兹伯利勋爵一封对派遣罢工纠察力度不够表示遗憾的饱含同情的来信。而来自自由党内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口信，不过就是托词。 [21]

自由党的部长们迫于压力，无法公开支持有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19世纪之末，自由主义进退两难：如何在满足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那些非国教徒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同时又尽可能争取新生的工人阶级选票？格拉德斯通在推介《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中的大获全胜使得平衡二者更加困难。英国选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充满敌意；格拉德斯通在1886年首次为通过《地方自治条例》作的努力，已经将国会闹得四分五裂，并促使由张伯伦领导的联合主义者们变节投靠到了保守党旗下。其结果就是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他们在伦敦以及自治省中由中产阶级选出的席位比自由党足足多出了7—13个百分点。 [22]

地方自治让自由党和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组成的联盟颇为紧张。苏格兰教会因北爱尔兰长老会有可能归属天主教政府而倍感焦虑，卫理公会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原先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联盟喊出的战斗口号在大众选民中并未获得多少共鸣。尽管英国的城市选民们会关注在威尔士北部一个埃比尼泽的小教堂举行的集会活动，但他们对威尔士教会脱离国教一事却毫不关心。让这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开始心灰意冷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党的禁酒令，这让自由党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讨厌鬼”的名声。

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讽刺自由党的机会，并称其为多管闲事的“追赶时髦者”，只知道拼命去满足那些只关注单一问题的狂热分子。在1892年的大选上，一个托利党辩论家提醒说“那群禁酒的人有可能会重整旗鼓”。“要是他们支持《地方自治条例》，则他们可能会转败为胜，威尔士和苏格兰脱离国教的教派也是如此。” [23] 自由党对凯尔特外围社会的农村席位愈发依赖，这一点也为托利党所不齿。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一名托利党新闻人员如此嘲讽道，“布莱格拉齐、朗格丁盎格林－恩格温法、本贝库拉、帕贝”等地方已成为了自由党争取选民的主要地区。这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有什么权利来“践踏我们伟大的、繁荣的、文明和熟悉的那些选区”？我们的选民经验丰富，清楚“帝国到底该怎样运行”。他所指的这些选民是伦敦以及东南部的中产阶级保守党的选民们。 [24]

自由党借助凯尔特人的投票赢得了1892年的大选，但第二次提交的《地方自治条例》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贵族的这一行为将自由党推向了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平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拥有的是面向工人阶级的投票平台。这无疑是一次赌博，因为这个新的激进主义势必会疏远中产阶级这个察觉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势头的传统支持群体。前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将改革视为“对信仰、家庭、私有财产、君主制和大英帝国的否定”。 [25] 自由党与资本主义长期你情我愿的恋爱似乎要走到尽头了；1914年，超过30名自由党商人抗议说他们的党派已经背离了科布登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考虑不周并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 [26]

1886年，当格拉德斯通准备动员大众时，开始走上了“左”倾的道路。他预见了一个由人民大众参与的新政治舞台。对于他和他的精神继承者大卫·劳埃德·乔治而言，自由党是大众的领袖，一直在努力去推翻贵族以及极端富有的富豪、金融家和企业家，结束他们强大、冷酷又狡猾的财阀政治。这些人的原型是特罗洛普《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4—1875）中的角色梅尔莫特，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后继者包括了像塞西尔·罗兹这类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百万富豪。这些守财奴贪婪奢侈，通过上议院来嘲讽大众意愿，更有激进的自由党人猜测说，他们还在幕后操纵着政府以使自己的钱袋子变得更鼓、更大。《潘趣》的漫画家将他们塑造为头戴礼帽、抽着雪茄的大胖子，并带有几分犹太人的神态。

夹在超级富豪和日益独断的工人阶级中间，中产阶级需要一个避难的容身之所。保守党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利兹伯里勋爵是一名老牌贵族，曾一度致力于建立一个长久的有良好组织和等级体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要由血统和秉性同他相当的人来统治。他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是有限的，据说他是依靠维多利亚女王的个人“判断和情感”才对中产阶级的思想有所了解。这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女王接触的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自己的仆人，根本和中产阶级少有交道。不过也许索利兹伯里的猜想可能是，女王的忠于职守以及她的宗教信仰、勤勉努力、深厚的家庭情感以及集威严外表与朴素本质于一身的能力几乎就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品质。 [27]

暂且不论其想法来源如何，索利兹伯里有关中产阶级的猜想还是基本正确的。他和他的政党为中产阶级提供的也正是他们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所需要的：团结、稳定、有序和一支帝国主义强心剂，尽管这一切在布尔战争末期的反游击行动中丧失了本色。保守党的“援助之手”迎合了各个等级的中产阶级，后者既期望保持现状，也对工人的躁动不安和工会力量心有余悸。保守党与联合主义者做出的“谨慎和安全”的承诺为他们赢得了1895年和1900年的大选，这其中就有他们所争取到的2/3的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功劳。 [28]

这种投票模式是一场激烈的态势紧张的较量。在下层中产阶级中，情况最糟糕。“人们成群结队从郊区涌入投票点，去投票反对野蛮的无产者”，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格尼·马斯特曼在其190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爱德华时代社会的分析文章中如是描述。失业者和穷人强烈要求救济，坚持这些救济必须由中产阶级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埋单，这让社会各界普遍觉得精疲力竭。这些人仿佛已经幻化成了一个可怕的妖怪，“大声喊叫、独立自负、贪好杯中物、礼数不成体统并执意要让别人来养着自己”，一旦得不到想要之物，就开始强取豪夺，让郊区住户们噩梦连连。“住户们对如下情景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群危险的家伙们会躲在红旗的背后，涌入住户家的幽径，损毁栏杆，践踏花园；用‘野蛮的杂乱’侵袭他们由荒野改造而来的肥沃土地。” [29]

这也许太过夸大其词。不过在1911年，克莱塞德有大约20所社会主义主日学校都宣讲着“私有财产即是公开的盗窃”，并定义“阶级”为“一群有钱有闲的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应归他们所有的人”。 [30] 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工党，在1906年的大选中同自由党结成了联盟，并赢得了30个席位，比他们在1900年的28个席位有所增加。1906—1910年间发生了近5000次罢工，经济损失相当于2650万个工作日的产值。当斯特里特姆的一名办事员寻求保护时，保守党为其提供了庇护并让他享受到了一种优越感。“当他确定自己的利益与肯辛顿区那些王公贵族们的一致时，他觉得很自豪，但如果是与波普拉区的平民们一致他便觉得这是一种羞辱，”马斯特曼如此评论。在1908年的伦敦市政议会选举中，下层中产阶级赢得了一次表达愤怒的机会。在执政了20年后，激进党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而政权也被保守党再次纳入囊中。

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中产阶级三次在立法公投中投票，前两次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1月，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10年12月关于宪法问题的公投。在1902—1903年的大萧条即将结束之时，张伯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案，旨在重振制造业、加强帝国凝聚力并为一个基础福利项目筹措资金。方案提出国外进口商品（包括食品）都应征税，大不列颠成为帝国自由贸易区的枢纽。这是一个大胆的倡议，却使保守党出现进一步分歧，当时的保守党已经在因内部争斗而饱受煎熬（正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所经历的那样）。商人大都不同意，中产阶级和工人们更是担心太高的食品价格会让家庭收支更加入不敷出。社会的焦虑在不断累积，自由党人因此在1906年的大选中又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再次肯定了当时英国人民对自由贸易的信心。

食品袋里的便宜食品是一回事，而支持自由党的新的激进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他们提出要提高中产阶级纳税额度的税收法案的时候。劳埃德·乔治公布1909年的财政预算时，他强调说要先从最富有的人开刀，事实上他确实也这么做了：让收入超过5000英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款，开征地价税，提高汽油增值税，就连汽车牌照费也从2几尼提高到了40英镑。中下层中产阶级人群也要支付比过去更多的赋税。他们成为了100万所得税纳税大军中的核心力量，不得不面对每英镑从1先令到1先令2便士的税收增长以及烟草和酒类的额外税款。这就意味着，一个年收入为160英镑的白领所要缴纳的税款从8英镑涨到了9英镑4先令（不考虑其烟和酒的消费）。这对于那些年度预算余额只有5—10英镑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

新增的税收一部分用于海军开支，不过劳埃德·乔治强调说大部分税收都会用在同“贫困与肮脏”的战斗之中。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1910年1月，自由党要求国家同意将财富再分配的原则融入国家预算之内。伦敦和自治省的席位情况素来是中产阶级支持度的晴雨表，自由党和工党在提出这项要求之后失去了103个席位，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此要求的敌对性。 [31] 不过，自由党依然继续执政，而这多亏了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的国会议员。

1910年12月，自由党要求废除上议院的否决权。“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选举是一种恶性竞争，这样的竞争充斥着阶级仇恨的语言。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如此定下基调后，被指控为将贵族诋毁为魔鬼而使得阶级仇恨加剧。 [32] 为了团结在安斯特拉瑟的法夫郡托利党，塔利巴丁侯爵宣称自己是“一名托利党人，同时也是一名领主，由于父亲是位公爵，自己也是满口脏话”而赢得了不少欢呼和方自治 �余� e院 c���党依焔�，而�021nt size="1">[32]</3ont>为䃟廬戺�则对��灶�刻薄的阶级政治的复燃非常不悦。霸���帝国主义的游吟诗��寺�利·纽波特则公开谴责了他所谓的“特���阶级��訿�害”��烟�“穷人和��廬寴”痶乵紿�的覆灭� �〙� e院 c���党依焔�，而�7167nt size="1">[32]</4ont>为䃏�翼的���布莱克伍德杂志》���醒中�级支懪巏诋�才是他们的同盟。��院的否决权。�是国�愹臤�会主义��”�仅有的屏障�这�“社会主义是一场洪流��昈�们的政治制度连同个人自由��紵旑�身其中� �〙� e院 c���党依焔�，而�7303nt size="1">[32]</5on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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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英国历史上最荒谬的政治矛盾之一��甦�数北部牛津郡农村地区的老年男子和妇女因��贾�到了每周5先令的养老金补贴��徸�“贵��治和�”大���祈福。他们声称只有真正的��诋�才会如此慷慨。女作家弗洛拉·汤普森的文字便记录了这些养老金���养者对乔治的无上感激。弗洛拉��于工匠家庭，后来当上了乡村邮政分局的局长，她有很强的求知欲和独立意识。有位乡绅的妻子曾经邀请她参加保守党的樱草花联盟，她拒绝了对方并解释说自己的父亲是自由党人。弗洛拉礼貌的托词却没能得到对方客气的回应，那位妇人回答说如果她真想参加联盟，是不是还得“先征求父母的同意”。后来，弗洛拉投身到工党的政治活动。

同弗洛拉·汤普森一样，还有许多下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人士被拉入了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从全国来看，目前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和商业人士主宰，但在1910年只有超过2/3的自由党国会议员有制造业、商业、专业技术或者服务行业的背景。1911年，保守党用苏格兰籍加拿大商人阿瑟·波纳·劳取代了同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的领导人亚瑟·巴尔福。1912年，作为对工党的照顾，国会议员的年薪定到了400英镑，大致相当于农村地区一个执业律师的收入，两倍于城市高级职员的年薪。

这样的薪酬很受国会新成员们的欢迎，这些新成员也就是在过去20年间进入国会的工党和“左”倾的自由党人。他们大多来自工人阶级或者下层中产阶级（有很多是地方或国家政府服务机构的办事员）。他们的学识主要是通过寄宿制学校的学习，自己挑灯夜战、熬更苦读，以及参加一些学会机构为拓展穷人视野而举办的讲座而获得的。威廉·鲍耶是巴特西五金店职员的儿子，在邮局工作。他通读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乔治·萧伯纳的作品，并称这些书是自己“解放思想”的指南。 [37] 严肃认真的年轻自学者们积极讨论着各种新发现新思想。埃里克·梅卡姆曾是巴特西一所文法学校的学生，后来是伦敦市政议会的工作人员。埃里克面对辩论协会的同事们做了题为“我们该如何拯救家庭”的演讲，并指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他于1908年加入了费边主义者行列。伦敦市政议会另一位职员威廉·肯特，不但积极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讨论活动，还参加了各种讲座（比如“基督徒是否可以吸烟”），阅读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刊物。1914年后，他开始转向和平主义和唯灵论。 [38] 还有很多人同上述两位职员一样最后选择了与父辈的传统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道路。

非英国国教新教信仰的成长环境，良好的学校教育（其中很多年轻人都在学校待到了15岁或16岁），加上对自己和对同胞们自我提升能力的坚定信念，对当前社会和政治成见的关注以及想要成为改革力量的热切愿望，这些青年男女们逐渐有了“左”倾倾向。中小学教师也是其中的一支队伍。1911年，教师联盟对政府提出的将教师纳入公务员系统的方案表示抗议，认为政府是想阻止他们进行政治活动。 [39] 这应该是一种过度反应，因为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对在政治上活跃的雇员其实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容忍。

当时还是初级公务员的菲利普·斯诺登（1864—1937）自然也是活跃分子中的一员。斯诺登的父亲是个工匠，也是一名非神职的布道者，因此没有能力供自己聪明的儿子跟随当地某个律师做法律实习生。不过相信斯诺登也不可能在某个律师事务所里有什么好的发展，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实在非常激进，对兰开夏郡的传统势力持有敌对态度。他年轻的时候便投身于禁酒运动，四处奔走呼吁，有时还会对人宣讲从一位彼得卢惨案的目击者那里所听来的当时的惨状——“当我看到那些骑兵将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打倒在地的时候，我发誓从此永远与托利党为敌。” [40] 斯诺登的政治命运让他最后走向了新诞生的工党，并于1906年当选为布莱克本的国会议员。他三度任职为工党政府财政大臣，还被授予了子爵爵位。那位彼得卢惨案的经历者如果泉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惊讶。

盛行的保守主义促成了一股新的托利党势力，即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且在地方政府谋得一席之地的一群人（他们白手起家，获得成功）。亨利·威尔逊（1859—1930）原是伊辛瓦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利兹从一个铁路职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通过夜间的学习拿到了会计师资格证，后来他还成为了当地会计师协会分会的主席。威尔逊滴酒不沾，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他把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无偿的公共服务。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所在社区的普遍信任和尊重。他在主日学校和青年人圣经课堂讲学，还加入了志愿者协会，积极参与福雷斯特兄弟会和秘密共济会这两个互助团体的活动，后三个组织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商业人脉。无偿的公共服务也为威尔逊打开了走上政治道路的大门，使他在1890年成功当选为当地的托利党议员。5年之后，他又在议会被选举为托利党领导人。自由党同激进派的旧组合正逐渐失去公众的信任，托利党于是在1907年取得了利兹地方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威尔逊是新一代平民主义保守党中的一位实干派护民官。中产阶级纳税人希望缴纳的税款能够物有所值，威尔逊于是通过从紧控制工人薪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的严厉手段导致了1913年燃气工人和电车工人的罢工示威。有名罢工工人试图趁乱谋杀另一名议员，还朝电站扔了一枚炸弹，威尔逊因此不得不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展开活动。最终，他击败了工会组织，并在1922年当选为利兹的国会议员。威尔逊代表了新保守主义真实的声音，提倡个人的自立自强，保护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他于1928年主张利兹施行居民住宅私有化，并在利兹的地方议会上宣称：“买房对于公众来说是件好事，而且他们立刻就会转向保守党。我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托利党支持者，而你们（工党）则将被彻底清除出局。” [41]

当然也会有中产阶级有房者支持工党，而政府公屋住户却支持保守党的情况。但这些例外还不至于让威尔逊的理论站不稳脚跟。阶级政治卷土重来且愈加深入骨髓。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公民的政治倾向几乎无一例外都能通过他的社会背景来推断出来。中产阶级对保守党的一贯支持，部分原因是自由党内部的巨大变化，另外则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一旦工党和它的工会联盟取得了政权，等待自己的定会是物质上的巨大损失。

[1] Harrison，Memoirs，1，18. >

[2] Victorian City，2，575. >

[3] Victorian City，2，576－577. >

[4] Blewett，301－2. >

[5] Black and White，11 August 1900. >

[6] Blewett，302. >

[7] Kichards，Candidates，46. >

[8] LA，Norwood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 IV/166/1/13. >

[9] Howe ，Liberal Party Organisation，117. >

[10] Edinburgh Courant，11 February 1880. >

[11] Peddar，275－276. >

[12] LA，Norwood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 IV/166/1/4. >

[13] Lawrence，passim. >

[14] Black and White，6 October 1900. >

[15] Lawrence，644. >

[16] Cardiganshire County History，3，2－3. >

[17] King，Popular Violence，passim. >

[18] Daily Graphic，3 and 4 July 1898. >

[19] I owe this point to the late Professor Gwyn Williams. >

[20] National Observer，30 July 1895. >

[21] Builder，3 November 1894. >

[22] Blewett，14. >

[23] National Observer，2 July 1892. >

[24] Saturday Review，29 January 1910. >

[25] Blewett，89. >

[26] Searle，Edwardian Liberal Party，31. >

[27] Spectator，2 February 1901. >

[28] Blewett，16. >

[29] Masterman，77ff. >

[30] TES，3 January 1911. >

[31] Blewett，405－406. >

[32] Spectator，3 December 1910.

[33] East of Fife Record，15 December 1910.

[34] Spectator，10 December 1910.

[35] Blackwood's Magazine，December 1910，188.

[36] Blewett，414. >

[37] Bowyer，110. >

[38] Pennybacker，53－55. >

[39] TES，6 September 1910. >

[40] Snowden，1，44. >

[41] Meyer，passim.

第五章　危险的阶级：惩治与怜悯

1846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喝醉了酒、满口脏话的矿工将特拉楠特大街旁边的一条公共人行道完全阻断，他们围聚在一起只为看场斗鸡比赛并赌上一把，而参赛的两只斗鸡分别来自两个劳工。 [1] 体面的行人们只得绕行来避开这群乌合之众，尽管斗鸡比赛已经被定为非法活动，但太直接的抗议还是有些冒险。8年前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汉沃斯，就有一个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警官在阻止一场斗鸡比赛的时候被人杀死。 [2] 而他的牺牲似乎非常不值，因为洛锡安的矿工们由始至终都认为禁止斗鸡的法案完全是富人想剥夺穷人快乐的另一个实例。

1845年9月的一天夜里，斯皮特菲尔兹有位绅士向警察举报了他家附近鬼鬼祟祟游荡的一对夫妇，于是便遭受了这对夫妇不堪入耳的好一阵咒骂。 [3] 在那样一个出了名的荒淫堕落难以管理的地方，中产阶级能够见识到各种野蛮和粗鲁的行径，那对夫妇的反应自然也就不足为奇。那个地区的男孩们会朝商店的大门扔石头扔砖块，还常常砸坏商店的玻璃窗，遵纪守法的人们也常常被一伙伙的年轻痞子和醉醺醺的男男女女嘲弄和辱骂。由工人阶级中粗暴无礼的家伙所造成的痛苦和困扰，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不悦的事件时时处处都在发生。1872年7月一个炎热的周六晚上，有个大律师需要乘坐火车从伦敦赶往哈罗。由于头等车厢已满，他便转到了二等车厢。分散在两节车厢内的是一帮“可敬的却实在太过吵闹的技工们”。他们大声哼唱，还把车厢的一扇窗户给打碎了。律师对这些人提出了“别站在座椅上”的简单要求，却遭到了非常粗暴无礼的回应，而火车的列车长对此竟然完全置之不理。 [4]

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情况都是一样的糟糕。1838年，在诺福克沼泽地带的萨瑟里，一位新上任的副牧师发现了一个由酒鬼、赌徒和偷猎者组成的邪恶团体。当他向行政长官举报当地一些非法营业的啤酒屋时，那伙人便趁夜跑去他家，毁坏了他的花园，偷走了他的家禽，还放走了他的马。两年后，在他离开那个“魔鬼撒旦的据点”之时，那个地方抵制圣公会教道德规范的势头依然强劲。他的一个继任者指出，直到1876年那个教区还是只有三个姓氏，应该是当地闭塞、近亲结婚以及“其他一些弊端”的充分证明。 [5] 19世纪40年代，露天集市上的日常暴力也让乔治·桑格“勋爵”厌倦作呕几乎生病。在斯泰利布里奇，他目睹了兰开夏郡的一个矿工踢死了一个卖姜饼的小贩，而后又见证了兰斯多恩山的集市被一伙暴徒洗劫并蓄意破坏的情景。那伙暴徒的头儿被人们称作“红发凯特”，是一个“她所在社区的居民以及巴斯的所有体面人士的噩梦”。 [6] 1838年蜂拥到迪韦齐斯观看某个男子绞刑执行的人群中，“红发凯特”的闹事团伙应该也在里面。据监狱长说，当时前来小镇围观的人群混乱无比，满眼尽是“最可耻最下流的行为”以及最野蛮污浊的醉酒和淫乱。 [7]

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治安的确是相当不尽如人意的。人们通常的看法，即认为“那是个具有代表性的安静和平的黄金时期，上帝和国家的法令普遍为人们所遵守，社会权威受到人们的尊敬”，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当时任何一份报纸中刊登的犯罪数据报告以及小型法院中审理的案件记录，都显示那是一个暴力盛行的时代。然而，如果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人们的贫穷和无助也同样有失偏颇。1837年2月到1838年3月，那些在邓弗里斯的郡级法庭中因为暴力、入室抢劫或者偷盗而被判刑的人里，绝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园丁、佣人、纺织工人、学徒，还有一个钟表匠和一个卖书的小贩。 [8] 他们即使收入相对较低，但还不至于一贫如洗。60年之后，伦敦的年轻人中犯有人身伤害罪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街头犯罪”的人，纵然都收入微薄，但也都是有工作的人。 [9] 不论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违法行径都不是缘于对贫困和饥饿的抗议。另外，同其他类似的在法庭接受审判的人一样，这些年轻人大都是“保守人士”而非“叛逆之人”。“喝到烂醉再作乱一番”是祖祖辈辈一直进行的娱乐活动，他们也就遵照古法将此传统沿袭了下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恐惧源头是那些认为犯罪带来的回报要远胜过其风险的职业窃贼。1850—1851年间，一伙多为二十几岁的窃匪可谓让肯特和苏塞克斯两地不得宁日。他们在酒馆、商店和农场行窃，积累了大量的现金、金银器、手表、枪支、珠宝以及衣物。这些人用手枪、刀剑或者棍棒武装，对受害者进行威胁，有时也会真的对其进行人身伤害。在弗里姆雷的牧师住所，当一名牧师发现了这伙入室行窃的盗贼并对他们开枪射击的时候，窃匪中的一个成员开枪打死了那名牧师。开枪的这个人后来被执行了绞刑，他的同伙也被流放他国。 [10] 《雾都孤儿》（1837—1839）的读者们应该对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底层世界并不陌生。那个世界的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因为那样铤而走险换来的生计，确实要比他们正经工作所能维持的好得多。

还有一种工作选择（或者在贫济院工作）便是乞讨。乞讨现象遍布全国并且经常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出现。虽然说遍布全国，但乞丐们通常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和乡镇，集中在他们的行乞目标——那些富裕的时不时善心大发的中产阶级人士所聚居的地方。曾经有人描述了他在19世纪60年代步行穿过伦敦市区的亲身经历：先是遭遇了拎着扫帚扫街的“顽皮孩童们”的纠缠，随后一个“身体健全的、称自己总是挨饿的爱尔兰人”又拦住他进行了“一番哀述”，后来当他在一家餐厅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家子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餐厅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直至他把最后一口午饭吃完。 [11] 同样恼人的还有大一些的市镇里妓女们的沿街揽客。烦恼和危险真的是无处不在。

关于烦恼和危险，中产阶级既有意愿也有办法来加以应对。通过自发成立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各种禁酒协会等组织，他们对议员进行游说并施加压力，督促制定规范市民行为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像行政长官以及法官一样去严格施行这些新的和旧的法律法规。陪审员的资产门槛使得中产阶级的道德理念在各高级法院占据上风。1890年，格拉斯哥的陪审团成员便构成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一幅截面图，其中包括从股票经纪人、制造商到电气工程师、旅行推销员、教师和零售商等各行各业人士。 [12] 所有这些人都是绝对的财产权益以及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包括他们能够平静安全地散步于大街之上的权利。

半仪式化、通常还伴随暴力内容的民俗活动无一例外都是混乱不堪的。于是地方长官便联合新的警察势力来对其加以镇压。但下层社会的民众们不会轻易就放弃他们的风俗习惯。1838年在斯坦福举行的最后一场城市奔牛活动也是在龙骑兵的出动下才得以停息的。另外一项更具普遍性的混乱之源，即村与村之间或者镇与镇之间的传统足球赛，则更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这些活动通常参与者众多（有时候基本上是全民自由参加），都需要果敢的地方长官和武装警察联手才能加以压制（在德比甚至还有军队的加入）。 [13] 将工人阶级过分混乱的行为列入违法行径，是中产阶级为了创造礼貌高雅的真正文明的国度所要进行的艰苦战役。

强制性的手段确实能起一定作用，但更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将工人阶级的充沛精力和热情引到可以对观赛者进行密切监管的比赛中。人们开始探索如何为工人阶级提供刺激和休闲而不会因为党派偏见引发暴力事件，于是现代大众体育运动的雏形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足球协会和橄榄球联盟对俱乐部联合会进行了监管，并为能够严格遵守比赛规则的球队组织比赛。球赛的掌控权完全在中产阶级手中：1888—1915年间，大约有85％的足球俱乐部经理是中产阶级人士。 [14] 这其实也不难想到，因为足球运动蕴藏着非常好的商机，能够加大啤酒的销售量（类似“观众更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观看比赛”的论点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能够卖出更多的报纸，而且截至90年代初期就已经让那些提供“球赛特惠”车票的铁路公司赚足了钱。

昔日的狂热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但是依然没有质的改变。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足球观众会向运动员投掷东西，在赛前、赛后以及比赛之中相互论战一番，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辱骂裁判。1886年那场由小希思对阵西布罗姆维奇的英格兰足球杯半决赛上，“一群肮脏的下等家伙”就朝着客场球迷投掷雪球，进而挑起了球场骚乱，挑起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战斗。 [15] 这样的失控情况既典型又是家常便饭。作为一种提升社会秩序的尝试，大众体育运动的效果实在不甚理想。

这是中产阶级在前进过程中遭遇的挫败和退步。但是其超常的自信心，使得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只为打造一个顺服的、理智的、敬神且不再乖戾的工人阶级，让他们能够很好地融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物质上的焕然一新有助于人在精神上的提高。1892年，一个公共澡堂的建立广受赞誉，被描述为一种“权利阶层为了提高大众素质、激励其进一步自我改善愿望的有效举措”，“让一个习惯肮脏的人变得干净起来也就是在其内心深处注入了一种想要从长久的肮脏和污秽中脱身出来的愿望”。 [16] 有节制的饮酒、基本的习字脱盲以及勤俭节约也同样能够带来奇效。1898年的《泰晤士报》还提到运动场、游乐场、公园以及其他的开放性空间能够大大减少暴力和流氓行为，尽管报纸本身更加看好的是严厉的强制性手段——“经过对待暴力和骚乱毫不留情的长官们的调教和管束”，那些少年痞子们很快就不会再是“社会的害群之马”。 [17]

预防性的救助手段向来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1879年北安普顿郡学校委员会的一行人去考察牛津技工学校的原因。很多“社会糟粕（即小偷和妓女）”的小孩儿在那里接受教育和培训，以便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前去参观的人们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那些“本来长大后一定会隶属于危险的犯罪阶级（一种含蓄而心照不宣的表达）的小孩，被一步步引离了邪恶与犯罪的道路”。“防止他们堕落总要比等他们堕落了再加以惩罚要好得多” [18] ——这句话是专门救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的口头禅。沙夫茨伯里勋爵和巴纳多博士都提醒中产阶级捐助者，他们的捐款能有效防止“危险阶级分子”的进一步增多。 [19] 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爱丁堡分会的财务主管在年度会议上做了报告，说当前社会正在有效阻止贫穷的孩子朝“犯罪阶级”的方向发展。格拉斯哥的会员们则听说了两个志愿者及时拯救一个13岁小女孩的事迹。那两个志愿者看到小女孩跟两个妓女在一起，就直接把她带走并送去了某个技工学校。 [20]

而许多依然被放任自流的小孩和依然饥肠辘辘的穷人们则很容易演变成中产阶级想象中的那个魔鬼，即那个杀人如麻残忍至极的冷血强盗。这种颇具威胁性的形象最先在1862年的《潘趣》杂志中出现，当时伦敦正在遭受一连串的行凶抢劫事件的威胁。抢劫团伙被称作“绞杀者”，他们专门对体面的人下手，作案地点甚至包括了声名显赫的伦敦西区。杂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强盗形象，强盗的身上别着短棒、小刀和手枪，有着猿的容貌特点并顶着囚犯那样的光头。另外，漫画作者也描绘了中产阶级恐惧不安地举着枪支、手杖和棍棒，需结伴而行才敢出门的草木皆兵的模样。

如果原本只在四下里潜伏着的劫匪和盗贼成千上万地聚集到一起，他们就会成为一群暴徒。其惊人的破坏力在1871年春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出的插画描绘了“平和体面的巴黎人民”拼命地想要逃离他们城市的景象，以及巴黎公社成员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邋遢样子。“秩序、法律、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被那些暴民们践踏在脚下”，期刊如此宣称，还特别提及了那些“恶劣如男人一般的女性暴徒”。同样的情形是否也会在英国发生？悲观主义的《星期六评论》称其发现了法国暴民同英国暴民的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还只是“一无是处的讨厌之人的杂乱集合”，还没有同警察进行对抗的本意。而法国暴乱者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的驱使下为非作歹。不过对于这本杂志的中产阶级读者来说，这一点不同其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 [21]

中产阶级在保护自身安全以及个人财产上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在早期，就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家中常备着装满了弹药的枪支，以随时抵御不速之客的登门造访。1854年9月，在遭到300名爱尔兰挖土工人的公然洗劫之后，中产阶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这些来自劳德的中产阶级男子携带着枪支攻击了那些工人的营地并朝他们开了火。不过那一次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有关当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 [22] 如果他们有所阻拦，这些自发的治安维持者则肯定会以“警方人手不足”作为他们行动的借口。不过即使后来警察的人数和行动效率都有所提高之后，中产阶级仍坚持自己有权持有枪支。

“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一名国会议员在1893年如此厉声诘问。当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引入一项收紧过于宽松的枪支授权体系的法案。但提案遭到了议院的一致反对，因此法案最终未能通过。 [23] 就在头一年，被逮捕的窃贼里就有31人携带了手枪；而到了1897年的伦敦克勒肯威尔街头，依然横行着持有廉价左轮手枪的年轻人组成的“手枪党”。他们的一次随意性开枪，还射死了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 [24] 1902年，格拉斯哥的一名警察也被持枪的歹徒所伤，而歹徒使用的手枪是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的住宅中盗窃得来的。手枪的原主人是一个寡妇，她一直把枪放置于自己的床边。 [25] 当时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可以轻易买到左轮手枪，1896年的一家百货公司就在其宣传册里表示提供三英镑一支的韦伯来左轮枪。不过，以英国当时的枪支数量来看，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涉枪案件数量如此之少，倒真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通过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也能购买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即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都是致力于救助贫困人群以及帮助有心向善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男女老少达成心愿。慈善机构提供了资金流动渠道，使得富人们的捐款能够到达穷人的手中。1851—1898年，圣马可的奥德利广场的教堂集会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就一共筹集了50万英镑用于在当地修建主日学校、青少年俱乐部、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馆。新建的这些场馆设施，主要是提供给居住在格罗夫纳广场后面的贫民窟的穷人们。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教区牧师约瑟夫·艾雅，他的敬业和正直以及他“个人的风度和文雅的举止”赢得了“社会精英们”的敬意和赞誉。 [26]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慈善机构筹集并配发的善款在1900年共计有650万英镑，而到了1913年则增加到了860万英镑。

中产阶级的慈善动机从古至今都是一成不变的。从纯粹的个人层面上来看，人们会得到一种布里斯托尔见义勇为者协会的人们所称的“由为善的意识激发出的美妙情感”，而且更基础的本能和天性也会得到满足。1858年，有位牧师厉声谴责了一位捐助者的言行，因为那人听到募捐请求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给我看看你们的捐助者名单，这份名单最终会不会公布于众？” [27] 慈善机构给势利小人提供了同著名人士“相提并论”的机会，那些人通常都是委员会的要人，他们的名字也几乎都在捐助者名单前列。年度聚会和筹款活动也是同贵族甚至是皇室成员打上交道的好机会，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攀到高位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小的诱惑。而能够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在许多商业人士看来，几乎就是“成功抵达高位”的标志。

有一些人会要求在名单中抹去自己的名字。“最纯粹的慈善之举不仅要求施予者不求回报，更要求他们‘做了好事不留名’”，一位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发言人在协会1845年的一次会议上如此说。 [28] 慈善机构有时还会规劝人们将自己的善举看成是某种投资行为。19世纪70年代，各个禁酒组织对制造商们进行游说，称他们的捐助其实有助于降低工人的工资要求：如果工人们都停止了喝酒，那就能剩下更多的钱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进而也就没有更高的工资需求了。 [29] 带有冲击力的战略战术也能有效打开人们的支票簿和钱包。1903年，沙利耶医生向霍尔本教区协会的会员们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在附近街头游荡的妓女们的悲惨生活。听众们为其生动的“白种奴隶”的描述所震撼，有名男子当即就捐出了100英镑。集会结束前，男子又保证说还会捐出另外的20英镑来救助这些女孩子。 [30]

给予那些迷失之人以关爱、让贫穷之人的苦难有所减轻向来是基督徒的职责所在。同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在其所生活的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善良与邪恶是并存的。在深度和广度上，后者常常强大到难以战胜，但又并非完全不可战胜。然而，当其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却又是惊人的隐忍退缩。有一些罪行如果放到今天，一定会激起社会的轩然大波，在我们进行民族自省的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痛苦。而当时的人们却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淡漠。1861年，兰开夏郡的两名8岁男孩因为杀害了一个两岁的幼童而被判刑。他们先是诱拐走那个幼童，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对其进行了一番殴打，最后将他溺死在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此案同1993年震惊英伦的詹姆斯·巴尔哲谋杀案如出一辙，但当时的公众和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他们相当平静。法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也没能受到任何教育”，是因为野蛮的体育运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才导致了良知的丧失，最终只判处他们在少管所服刑5年，接受改造。 [31] 那起案件既证明了那个已经开化的基督教国家依然还未彻底根除荒蛮与邪恶，同时也鞭策人们从思想上解放那些依然深陷罪恶泥沼的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让他们即使杀了人也认识不到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洗去邪恶的关键是要对上帝保有真切的认知。1841年，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抢劫了父亲而被关押在班布里监狱服刑。女孩在狱中承认自己曾经上过主日学校，但她却对“上帝”、“基督”、“亚当”、“夏娃”等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那些“恶人”最终会下地狱。从这一点就基本能看出她所受的教育是何种性质的了。一个福音派的监狱访问者被她的情形打动，于是决定指引她如何赎罪如何求得宽恕。 [32] 慈善机构发布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拯救灵魂让人一心向上帝的动人故事，即使是斯托克波特的那两个犯下杀人罪的小男孩也能真正认识到上帝并听从他的训诫。

救赎和重生似乎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选择了同邪恶为伍，那么他最终一定会尝到无异于被社会彻底放逐的恶果，这便是约瑟芬·巴特勒（1835—1906）一直以来的信念。约瑟芬的丈夫是一位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兼牧师，她本人则是把自己的中年时光完全花在了废除《传染病防治法》的奔走呼吁上。《传染病防治法》强迫驻军城镇和海军港口的妓女接受定期的医疗检查。同广大参与了“问题穷人”的净化和拯救工作的中产阶级基督徒一样，约瑟芬也坚信“对上帝子民的自由意志、选择权和责任感的剥夺”乃是“人世间最大的犯罪”。即使是那些最邪恶最堕落的人，对其选择权的废除既是对人性的否定也是对自由意志教义的背叛。 [33]

如果错误的选择会导致进一步的痛苦，那就由他去吧。187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次巴特勒夫人的后援会上，有位医生的讲话让听众们大为震惊。那个医生说：“不考虑任何道德因素一心为患者减轻痛苦，乃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 [34] 这个医生还当众质疑了现场听众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谓的“遭受痛苦”，比如说感染了性病，是因为患者自己选择了滥交不注意洁身自好才会有此下场；再比如那些酗酒的人，如果他们感染了天花，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由此看来，想要取得成效，慈善机构就必须使接受捐助的人真正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而这首先要求他们要接受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精髓——自助。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受助者实现自立或者正努力实现自立的证据，那么机构本身就能建立很好的公众形象，而他们也正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和捐助人。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浪费在了好吃懒做、屡教不改的人身上。因此，除了小孩、老人和残疾体弱人士，慈善机构会尽力按照《济贫法》的原则，只对那些有望变好或者仅仅是一时落难的人提供救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那些人对救助依赖成性。

淘汰掉那些好逸恶劳、好占便宜的申请人是慈善组织协会的首要目标之一。该协会成立于1869年，负责伦敦地区的基金筹集和分配。捐助者每年捐出一个几尼，并且深信每一几尼都会花在该花的地方，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努力“把不求上进的人从受助者的队伍中剔除，让善款都能流到值得帮助的人手中”。在实际操作中，便是向那些表现出自救决心的人提供贷款。当其他慈善机构专注于减少“危险阶级”人数以保证中产阶级安全的时候，慈善组织协会则在尽心竭力地引导那些人走向节俭、自律和诚实守信。

对申请捐助者进行资格审核是协会支部志愿者的工作。通过一番问话和暗中调查，他们便能将“值得捐助的”同“不值得捐助的”穷人区分开来。1877年，在旺兹沃思“值得捐助”的人中，有个以贴小广告和递送邮件为生的50多岁的人，他向协会提交了10英镑的贷款申请以用于购置一匹马。这个人有12个孩子要养活，每周的工作收入为1英镑50先令，协会也查到他是个“勤劳工作踏实可靠的老实人”。他的三个已经工作的儿子们借了2英镑给他，剩下的8英镑协会就直接贷给他了，而他最后也都全部还清了。这是一个体现了中产阶级精神里的互相帮助、勤俭节省和积极进取的典型事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因顿的一个锯末烘干工人。此人嗜酒成性，想借2英镑来买一头驴子。他分明已经借到了这些钱，竟然还跟慈善救助协会索要2英镑的贷款。当然，这样的乞讨骗子是绝对得不到协会一分一厘的资助的。 [35]

救生的绳索只会抛给那些积极自救的人。1891年关于收容伦敦“失足女性”的救世军青年旅社的报道，就强调了这些女性正努力通过重塑自尊来克服自己的堕落，而这样的自尊也是促使她们最终走上工作岗位顺利回归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干净整洁的外表至关重要，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之前提到的公共澡堂的存在价值。“在社会底层以及接近底层的地方，脏乱不堪同邪恶和犯罪总是相伴相随的，就好像有花就一定会结出浆果一样。”一个衣着讲究的巡查楼层宿舍的老太太如此比喻。 [36]

这名老太太是众多中产阶级女性慈善者中的一员。这些女性将个人的热情、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了“拯救卖淫女”这项慈善事业上，认为这是最适合由她们来做的善事。这一任务的神圣性，早在耶稣当初为抹大拉的玛丽亚驱除其体内恶灵的时候便已确立；而现在，女性自然就是承担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1855年，成立剑桥妇女使命团的那些大学男青年就特地聘用了一名女子来完成同妓女们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可能有受到诱惑”的危险性。 [37] 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情况相反，中产阶级对那些淫秽下流勾当的了解其实并不算少。维多利亚时期在男女之事上谨小慎微还没有延伸到对卖淫嫖娼话题的避讳上，因此关于这类事情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以及慈善机构的各种宣传资料中都是屡见不鲜的。

由此而获得的认知，再加上每天在城市街头目睹的一切，使得伯明翰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开始不停地奔走于妓院、监狱和法院之间，以拯救尽可能多的妓女为目标而积极活动。19世纪80年代，有个总是装扮十分优雅的哈洛斯夫人（她认为从事慈善活动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穿着）经常趁着正午过后妓院比较清净没什么客人时，前去拜访那些女孩并和她们喝茶聊天。同她们聊天的主要是当下一些流行的话题，因为哈洛斯夫人担心宗教性的劝诫可能会使得彼此间的距离有所疏远。

哈洛斯夫人还会邀请下午茶聊伴中在思想上还留有一丝纯真的女孩到自己家中做客。如果她们希望同过去的那个自我断绝关系，还会被带到当地的悔改院去“改过自新”。 [38] 在那里，曾经以卖淫为生的女子开始接受各种家务技能的培训，为以后能够从事家庭佣人的工作而做准备。所有致力于救助或者改造世人的慈善机构，都会以最终从事了正当职业的受助者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成功与否。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在爱丁堡默里菲尔德设立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便教导男孩子们说，“当兵是一件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男孩们的参军意向还会在协会安排的管乐队的演奏中进一步得到鼓舞。 [39]

曾经的伯明翰妓女们开始参加圣经学习班，进行缝纫学习，还接受了闲适安静的中产阶级休闲方式的熏陶。她们参加了一些关于外国传教机构的讲座，观看了相关的幻灯片展示，一起玩室内游戏，欣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还会去博物馆甚至乡村游览。如果一群从良的女子先是和某位律师的太太饮茶，随后又同这位律师太太一起去当地的美术画廊赏画，那就更加体现了个人善行和市政仁爱的完美结合。圣公会的一些女教友还为伦敦的“工厂女孩”提供了非常体面的休闲方式（能够给予女孩精神鼓舞），即，为她们组织郊区或者海边的度假游。圣公会的这个慈善团体成立于1888年，成员们期望那些女孩能够自己支付一部分路费，尽管很多时候还得为她们提供靴子、衣服，甚至是“晚礼服——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奢侈之物”。成员们非常满意地发现，城市女孩们在郊区小路或者海边散步的时候，也都自觉避免穿着那些太过“华丽显眼”的衣服。 [40]

得知有些女孩睡觉的时候只穿内裤甚至赤条条什么都不穿，农村教区牧师的妻子们无比震惊。不论慈善工作到底收效如何，至少让中产阶级能够对工人阶级中最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慈善机构大力倡导个人走访，认为这样的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富裕者和贫困者之间的距离。跨越社会阶层的鸿沟，对于那些生活讲究爱挑剔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贫穷通常散发着恶臭。“那些平房里的气味，真是让人又害怕又恶心，”埃德蒙·戈斯在他那段关于同父亲一起走访穷人的回忆文字中如此写道。另一个来自诺丁山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在晚年时回忆说，在19世纪80年代她访问贫困儿童游乐中心之后，那里的臭味即使过了好几天也还残留在当时穿去的衣服上。劳伦斯·琼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90年代，父亲每年都会在自家庄园招待一次济贫院的男孩。他说从那些男孩身上散发出的混杂了“灯芯绒裤子和汗水”的强烈气味，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终生记忆。 [41] 中产阶级总是把济贫院之类的机构修建在公共澡堂附近，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值得尊敬的外界人士开始顶着那些恶臭，向贫困者伸出援助之手。到穷人家里慰问的政府人员和社会义工不断增加，给穷人们不断送去礼物、鼓励和劝诫。政府官员包括负责学校出勤情况和学生健康情况的官员们，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人只要发现哪里有没被送去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就会报告给当地警察，并督促警方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起诉。

逐渐地，社会福利的经济负担开始从慈善机构转向英国政府和地方政府。议会差饷税收在1901年是3500万英镑，截至1913年增加到了5600万英镑，而其中的1/3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1914的福利财政预算为2000万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养老金的支付和对失业人员的补助上。这些开销的很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不过他们大都怀疑自己的钱是被分散到了很多以慈善机构的贫困标准来看根本不够资格受助的人手中。有些人还质疑将越来越多的财力资源用在济贫上的做法是否真的弊大于利。1911年，马弗京战役的英雄罗伯特·贝登堡爵士（自诩为英国青少年救星）发表宣言称：

过度的文明化会导致堕落的发生，而英格兰正在受此威胁。那些免费的食物、养老金的发放、罢工补偿、廉价的啤酒以及泛滥的善意和施舍，既不能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更强，也无益于培养自力更生、积极进取的男子汉。相反，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往往都是由寄生虫和无用之人组成的军队。

罗伯特·贝登堡的这一席讲话是对之前已经持续了10年的激烈辩论的推波助澜。辩论的核心问题为，是否人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再到未来，不论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解救穷人于困境，都会因为这个任务本身实在太过艰巨而注定招致失败。近来由诸如西德尼、比阿特丽斯·韦伯、西博姆·朗特里等社会分析家进行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结果表明，贫困问题确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们的结论同时也支撑了“贫富差距正在加大”这一观点，尽管在“贫与富的分界点到底位于何处”这一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另外，正如禁酒游说团一直所宣称的那样，贫穷和匮乏常常都是因为把本来完全够用的工资挥霍在了喝酒和赌博之上。

然而对喝酒和赌博的沉溺形势依然严峻。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啤酒的年消费量达到了3550万桶，如果计在全国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人头上，那差不多是每人36桶啤酒。花在赌博上的消费总额虽然只略微从490万英镑增长到了500万英镑，但这仅仅是刨除了非法赌博的统计结果。犯罪数字缓慢爬升，全国所有法庭的定罪人数总和从1908年的66.5万增长到了1913年的85.7万。1902年，在监狱服刑的17.2万名罪犯中，有90％的服刑人员来自最最贫穷的阶层。

然而熟悉的恶鬼们依然在折磨着无辜的人们。在1898年炎热干燥的8月和9月间，伦敦近郊遭受了大规模的流氓闹事，大众媒体的相关报道更可谓是耸人听闻。“图克斯”束带帮会的成员都二十岁出头，他们聚集在新肯特街上，恐吓来往的行人和附近居民；由学生和送货员组成的“迪克特平”帮会抢劫了海格特地区；兰贝斯的一名地方长官哀叹称，“数量惊人的地痞流氓”正在席卷全区。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氓帮”、“摇滚族”和“光头党”一样，1898年这些流氓帮派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服饰和发型。他们的头发整体上剃得很短，但在头顶处有一小块地方的头发留着不剃，挂在前额上方，就像驴子头顶的那撮鬃毛一样。监狱和感化院斯巴达式的严格管教对这些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因醉酒和暴力行为被关押了六个月的车床工威廉·马林森，在一个警察的现场情况汇报中再次出现，“此人是伦敦肯萨尔新城居民绝对的噩梦”。 [42] 出版业已愈发地怒不可遏，而中产阶级更是陷入恐慌。英国社会中人数众多的一个群体，即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仅有微薄收入、从事非技术工作的大量男性公民，一时间完全慌了神。

如果这还不算严重，还有一个关系到英国能否在20世纪长期生存下去的更重大也更紧要的问题。当时情况严峻的临床数据表明，最贫穷的工人阶级中有很大比例的儿童都非常瘦小体弱，而他们孩童时期的发育不足一定会影响到成年时期。如果不立刻采取效力持久的补救措施，那么各种肤色的帝国主义者一直认为是英国支柱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男子气概”也就岌岌可危了。慈善机构于是将它们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儿童的福利问题上，尤其开始对母亲进行育儿培训；与此同时，国家也以婴幼儿健康方案的出台积极做出响应。

类似举措的实施还源于一种新出现的忧虑不安：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大量的英国年轻人不具备能够承受其严酷考验的身体素质。改革派口中的“英国状况”问题不仅指的是需要生产和养育更强壮更健康的儿童，主要是指英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如何得以生存的问题。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应该是伪达尔文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潜移默化。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威廉·英奇医生于1909年的一次优生学协会会议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提出优生学能够为英国社会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指出，当前富人和穷人的身体素质已经出现了很大差距。“处于富裕阶层的人们，总体上来看，属于从古希腊时期便出现了的最好的人类品种”，然而这个阶层的人口出生率正在下降，反倒是“最底层阶级”的人口出生率在直线上升，生产了大量的“平均体质极端低下”的后代。而“优生方案的实施以及最终的优生法案的通过”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医学科普作家、原生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更是进一步提出，应该对“不宜生育之人”进行绝育的观点。 [43]

假使再早个二十年，很难想象如果某位国教牧师建议国家强制执行国民的择优育种，会有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点头同意。但由于当时的人们开始诉诸现代科学和推理，优生学家不经意间就道出了一直以来困扰那些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安全感。如果要说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的恐惧感相较于以往还要更加的强烈，因为除了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嫉妒和不满）依然根深蒂固以外，又多了一项关于国人是否有能力打赢战争的忧虑。以20世纪初人们的观点来看，中产阶级所做出的提高穷人生活质量、改善他们生活环境的努力，在“量”的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失败。

但是从“质”的角度来看，结论却又大不一样。慈善机构每年发布的报告中，那些酒鬼、妓女、小偷、流浪汉以及殴打妻子的丈夫等如何改过自新的故事，以及那些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子在走出困境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帮助和支持的故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其质疑。不论听起来有多么盲目乐观，不论那些管理维多利亚时期慈善机构的人的僭越自大有多么让人反感，但这些慈善举措确实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尽管1903年冬天，那些由布伊特勒的教堂联合会的女士们募集然后分发到利思的贫困家庭手中的鸡蛋、烤饼、糖、茶叶、可可以及肉汁，只能让穷人们从饥饿的折磨中获得短暂的喘息，但这样的善意善举依然是受人欢迎的。 [44] 鉴于慈善机构的数量实在很多，各种事故和丑闻当然也就在所难免。19世纪80年代，布里斯托尔热病免费治疗医院的患者们，需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轮到自己就诊，而等来的医生却是态度恶劣且只会以“放血疗法”这类让人无法苟同的偏方作为主要治疗手段。而罩着一件满是细菌的长袍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大抽雪茄的情景，则更加让人不安。 [45]

毫无疑问，有抗议的声音也就有补救的行动。虽然在中产阶级中确实存在着傲慢自大以及冷漠无情，但总的来说，更强烈更鲜明的是那些认为个人行动能够带来显著差别的人们的坚定信念。穷人并不是因为自身的愚蠢才被抛弃到水中成为了无根的浮萍。扶贫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但这并没有让中产阶级的慈善人士气馁退缩，也没有削弱他们认定自己能成为一个新乌托邦的再生父母的坚定信心。艾伦·布赖特女士是利物浦一家金属制品公司董事的妻子，也是全英女工同盟会的主席。她在1913年的总工会年会上发表讲话说，只要工会成员们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就能够“扫除无知的阴霾”，就能够战胜疾病、饥饿、过度的拥挤等一切影响穷人“素质提高和建立健全人格”的阻碍因素。个人行为也与集体的决心相得益彰。希尔顿·戴尔夫人告诉与会人员说，她已经买了一些“轻度安抚剂”（即基于酒精和鸦片而制成的镇静剂）并附上纸条寄给了内阁部长。她在纸条上质问：“这些在法国都属于非法违禁品的东西，为什么在英国反倒还合法了？” [46]

[1] NAS，SC 40/51/7，65－66. >

[2]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87. >

[3] NA，Mepo 4/6，135d－136. >

[4] The Times，31 July 1872. >

[5] Lee，3－4. >

[6] Sanger，77－78. >

[7] Hansard，3rd Series，56，659－660. >

[8] NAS，SC 15/51，passim. >

[9] Daily Graphic，29 November 1897. >

[10] Wells，61－63. >

[11] Bosanquet，4. >

[12] NAS，SC 36/56/86，251，258. >

[13] Dunning and Sheard，43. >

[14] Mason，Association Football，43. >

[15] Mason，Association Football，163. >

[16] Building News，20 April 1894. >

[17] Schwarz，104. >

[18] School Board Guardian，2 May 1879. >

[19]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250. >

[20] NAS，GD 409/28/11，Report for Year 1900，Edinburgh，19；ibid.，Glasgow，28. >

[21] ILN，15，20，29 April，20 May，3 June 1871；Saturday Review，27 May 1871. >

[22] Fifeshire Journal，28 September 1854. >

[23] Hansard，4th Series，17，1256，1400. >

[24] Daily Graphic，6 July 1897. >

[25] NAS，AD 15/02/62. >

[26] Guardian，5 October 1898. >

[27] Gorsky，178，203. >

[28]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249. >

[29]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250. >

[30] Guardian，25 November 1903. >

[31] Wilson，Victorians，264－266. >

[32] Banbury Gaol Records，162. >

[33]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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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osanquet，61－62. >

[36] Black and White，23 May 1891. >

[37] Cambridge Review，11 March 1880. >

[38] Bartley，147－149. >

[39] NAS，GD 409/28/11，Report for the Year 1900，Edinburgh，23. >

[40] Guardian，8 July 1903. >

[41] Harrison，Peaceable Kingdom，223；Jones，Victorian Boyhood，40. >

[42] Daily Graphic，21 July，6，19，20 and 25 August ，6 September 1898. >

[43] Eugenicist，1（1909－10），39－41，206. >

[44] Life and Work，11，4（April 1904）（Women's Branch Reports ）. >

[45] Gorsky，223. >

[46] Life and Work，October 1913（Women's Guild Supplement）.

第六章　不要玩物丧志：信仰与道德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人士的施善本能是很容易理解甚至加以认同的，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实在太过枯燥冷僻，让人难以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修复或重建了的教堂，内部总体上比较昏暗，仅有少量的光线穿过彩绘玻璃窗洒落进来，玻璃窗上绘满了满面胡须的宗教长老、不分性别的天使以及面容和蔼的基督的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赞美诗，其曲调和歌词一如既往地能够挑动人们的情感思绪，但那个时期关于宗教信仰的文学著作却晦涩难懂、令人生畏。我们无力去仔细研习大量的布道词、冗长的神学文字，以及那些针对宗派纠纷集聚了作者大量写作热情和时间的书稿。宗教小说是当时每周日下午的必读书籍，也是书店里最畅销的书籍，但这些文学珍品更多引发的是我们的淡然一笑而非泪眼婆娑。不过维多利亚时期这些宗教作品的大量印刷和创作，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对上帝及其箴言的宗教信仰，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视自己为基督教国家。这种集体性认知是力量的源泉，也让英国人更加深信他们的国家是上帝亲选的代理人。1857年秋，印度兵变之后的战事每况愈下，于是法令规定人们要进行一次一整天的祷告和赎罪。教众们聚集在一起，双膝跪地，承认他们国家的罪孽深重，祈求上帝继续给予偏爱。尽管19世纪50年代有一些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遭到了起诉，但英国仍然是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即使这样，40年之后的英国社会，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依然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无法相信无神论者也能受到尊重，科学化的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倡导者，能经常公开地同启示性的教条式基督教的捍卫者进行辩论。

漫画杂志可能会对达尔文的“人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进化理论大加嘲讽。但如果达尔文真是对的，那么圣经就只是一本虚无幻想的书，人类也不再是由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特殊物种，而且宇宙的秩序成了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结果而非由上帝的指派决定。这样一种假设让很多商业领域相信竞争天性的中产阶级人士非常喜欢。科学研究和质疑调查推翻了基督教故弄玄虚的迷信成分，这让许多神职人员和清醒的教友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不必再维护自己私底下也认为不实且无法证实的内容。于是信徒们开始修整枯木般的神话，用新的灵活教义信条代替了那些站不住脚的臆想，强调了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道德法则的价值和作用。有神论者保全了他们信仰的宗教，不可知论者也开始动摇，尽管无神论者依然不为所动。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一书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辩论，只是当时文化氛围风起云涌的一部分。尽管提问本身就已非易事，甚至还会招致危险，但大胆质疑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一位圣公会的牧师曾对一名上层中产阶级的小男孩说，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而且必须有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存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因此那个存在非上帝莫属。“那么，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呢？”男孩反驳道。牧师当即愤怒不已，认为肯定是魔鬼把这样的想法灌输给了一个体面的基督教家庭的小男孩。小男孩后来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对宗教信仰进行刨根挖底，可是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结果，他实在不清楚应该在哪儿打住”。 [1] 宗教信仰本就不允许这种寻根究底的探查。确实上，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正如罗斯金曾经指出的，中产阶级本身也很少对自己信仰的东西加以审视或者深究。

约翰·泰勒是个相当规矩的人。他的自传是对1840年之后，即29岁的自己感悟到神之慈悲之后的灵魂心境的记录。10年后，他如此写道：“我是谁？我在哪里？在上帝眼中，我做得够不够好？”他详细的自我分析，展示了为了家庭不辞辛苦，避开世俗人群，以信仰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的人。作为奥德姆的一名法医兼律师，他以身作则，兢兢业业，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感染着他的街坊邻里。当深陷逆境之时，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带给了他渡过难关的力量。在女儿格特鲁德出生几天便夭折之后，他劝慰自己：“如果天堂真的有天使，格特鲁德一定会成为其中一个。” [2] 这种令人宽慰的设想，在维多利亚时代婴儿墓碑上通过大理石雕刻的孩子模样的天使得到了充分体现。

泰勒在他的圣公会信仰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方法。威廉·史密斯也在19世纪40年代卫理公会的一次信仰复兴运动集会上皈依了该教，并在其余生中一直传播福音，宣讲如何通过祈求恩典来获得救赎。宗教信仰使他广受世人尊敬，还被纳入希罗普郡惠灵顿老家由“最杰出的男女”组成的圈子中。史密斯曾自豪地回忆起一个当地律师对他的赞美之词：“威廉，认识你这么多年，你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是让我无不敬佩的。”虔诚是通向成功的保障。先后做过收费公路主管、店主、邮局职员和土地代理人的史密斯说：“一扇门关上了就会有另一扇门打开，那些心存上帝的人，世间万事万物都会有心向着他们。” [3]

泰勒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史密斯也于20世纪初最终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他们都是传统的中产阶级信徒，其宗教信仰、宇宙观以及对人类本身的认识都不会被任何当代的神学或者哲学争议所动摇。上帝创造了他们和他们所存在的世界，并定下了保证人间幸福和实现生命永恒的法则。他们的信仰渗透到了互为补充的工作与祷告之中，而两者的统一性在一首赞美诗中很好地体现出来：

如果工作能够按照要求圆满完成，

那么工作的同时也是在祷告；

如果祷告之时心无旁骛感恩怀德，

那么祷告与工作也就合而为一。 [4]

对于一直庇佑着社会秩序的上帝来说，工作的价值没有高低之分。而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信仰始终扮演着黏合剂的角色，正如另一首赞美诗中唱到的那样：

上帝安排好了每个人的位置，

有的身处高位并且拥有财富，

有的出生平凡而又岗位平庸，

但所有人都能沐浴他的恩泽。

上帝疼爱他的每一个孩子，

无论贫与富、地位高与低，

所有在人世间为他尽职者，

最终一定都会在天堂相见。

比起工人阶级，真正唱诵这些经文的更多是中产阶级的信徒们。人们将英国认定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基于中产阶级这个少数群体的宗教热情，而非大多数群众的自身信仰。1851年3月一个下雨的周日，当英格兰开始统计进入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人数时，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终于彻底地暴露出来。统计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726万的成年人在这一天进行了礼拜，但有1067万的成年人根本没去教堂。据估算，另有100万的儿童是在主日学校中上课。教堂里的长椅在乡村地区、省会城镇坐得最满，但在工业城市中的上座率却是最低。曼彻斯特和伦敦汤沃哈姆莱特地区几乎只有不到1/3的工人阶级参加了礼拜。基于这样的统计结果，加上当时其他一些显示参加教会的人数在18世纪后半叶正逐渐下降的零星证据，英国在1851年之后便再没有进行宗教普查也就不难理解了。教堂礼拜人数的大量减少在1910年威尔士一次在新教教堂、非国教礼拜堂和主日学校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0％的人真正坚持了宗教信仰。 [5]

1851年，大约有一半的信徒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其余则是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集万千愚蠢于一身的牛津圣公会主教威廉·威尔伯福斯（“油嘴滑舌的山姆”），自认为上述数据可疑，于是报告上议院称国教外的那些小教派因视此项调查为“实力的较量”，所以故意夸大了他们的教众人数。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他们的牧师跟我们国教牧师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以证明其对“非君子所为”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 [6] 在他自己管辖的主教教区，奇平诺顿教区的牧师将该地区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信众满堂的责任归咎为当地制造商在工作上只优先考虑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 [7] 而在农村地区的教区，佃农和租户们出于对乡绅和牧师的畏惧不得已才进入教堂参加礼拜（不过依然只能就座于礼拜堂中殿最后的几排座椅）。

对宗教垄断的控诉是维多利亚时期教会分裂的另一表现。每个教派都宣称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派系间的争斗常常是地方性的、针锋相对的，有时甚至还具有暴力性。派系交锋如此激烈，以致中产阶级可以把对社会暴力的深恶痛绝暂且搁置一边。难以置信的是，1874年萨默塞特郡大埃尔姆地区的高教会派牧师弗朗西斯·奥斯本勋爵在村庄绿地上同教区居民发生了争执，而起因竟是这位牧师拒绝出席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安葬仪式。当地另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即他的管家惿特先生脱得只剩下衬衫并加入纷争之中。他的牧师主子见状大悦，于是喊道：“好样的，惿特，给我狠狠地揍他一顿！” [8] 1894年，中产阶级的一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因为出于道义考虑拒绝服从接种法而遭到了起诉，于是大量的中产阶级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围攻了韦斯顿的警方。 [9] 狭隘的思想往往意味着卑劣的灵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73年去世之时，教堂发布的讣告上竟然如此写道，“他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损失，因为他是一个粗鄙而又伪善的异教徒，是个最危险的家伙。”与此同时，威尔士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也夸口说“是我们非国教的教会将异教信仰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而威尔士的圣公会教众则反驳：“你们的教会把正统的宗教信仰也一起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 [10]

不过，无论任何教派都一致同意培养宗教信仰必须从小抓起。这也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们一直严格履行的职责。基督教教育遵循安息日的相关规定，通常都是从某个星期六下午妈妈把幼儿园的玩具通通拿掉开始的：

把你的玩具赶紧都收起来，

明天就是安息日了，

把你的诺亚方舟给我，

还有你漂漂亮亮叮当作响的音乐车。

因为亲爱的我的宝贝你不能再这么玩了，

你需要让安息日保持它应有的神圣。 [11]

即使是再虔诚的人，星期日留给他们的印象也是“最惨淡的童年记忆”。除了能提升思想的类似《天路历程》一类的书籍和“尽是枯燥的布道或者辩论”的仪式惯例，所有的游戏、外出和书籍都被禁止。 [12] 19世纪后半期，同礼拜相关的东西更是扩展到了基督教周报里以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短篇小说以及故事连载中。

厌烦情绪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一样能够侵蚀人的内心。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孩子们，在长大之后回顾儿童时代所经历的冗长繁复的强制性布道时，依然心有芥蒂。赫伯特·麦克斯韦爵士关于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的文字，可以说是道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

与其说是出于虔诚，还不如说我是在尽责。我�“��生中就从未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教堂礼拜有意思或者让人振奋。能让我高兴的不是那句“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上帝的圣殿”，而是当祷告结束时，我终于可以离开教堂重获自由。对于一个从小去了太多次教堂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正常反应。 [13]

陈旧的教义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申，而当人们对宗教的怀疑逐渐公开化并且越来越得到肯定的时候，这些教义更是常常让中产阶级听得不胜其烦。188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礼拜堂里冷得像个冰窖。关于地狱和地狱中百般痛苦的布道内容让一个阿伯丁的学生忍无可忍，他认为牧师的讲话就同他“陈旧刻薄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一样令人厌恶”， [14] 这种说教只适合在“苏格兰高地的某些偏远地方”唱给那些思想简单的会众。据威廉·鲍耶自己的回忆，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总被母亲拖去伦敦某个非国教教众的礼拜堂，那些教友会喋喋不休地宣称其他教派的信众死后一定会下地狱。扭曲的神学甚至还影响了那些信徒的容貌，他们不是长相丑陋就是身材矮小，不是胸部扁平就是曲背溜肩，再不然就是有红鼻子病或者瘦得皮包骨头。 [15]

旧的正统学说的衰败和信仰者的流失使教会陷入了瘫痪。实际上，在早些时候这种迹象及其形成原因就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1854年，牛津郡的两个传教士就曾非常惋惜地指出，他们教区内的中产阶级教徒要么太“世俗”，要么就是被其他事情所分心而常常不去教堂参加礼拜。 [16] 1870年，佩斯利的牧师斯特罗克指责“唯物主义”和“泛神论”让“各个阶层的识字之人”都把传统信仰给抛弃了。 [17] 新兴的周末休闲活动也比布道更具吸引力。1911年，格拉斯哥的一个牧师便为他教区内被驾车出游和高尔夫球占据了礼拜天的中产阶级教徒感到万分痛惜。 [18] 教会于是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反干扰举措，苏格兰教会的青年男子联合会于1904年组织了一次去惠特比和阿姆斯特丹的团体游活动，并在次年将旅行地改到了高地地区以及更富有冒险性的法国巴黎。 [19]

尽管这样的旅行激发了教友们的社团精神，却无法除去人们心中对宗教信仰的质疑。苏格兰教会青年男子联合会怀疑称，中产阶级已经对“晦涩难懂的玄幻形式下”的礼拜活动失去了信任，不愿再遵循传统的教规了。此外，越来越多的信仰种类（包括非宗教类的信仰）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是否继续认同祖辈传统的选择机会。1914年，正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就读的多萝西·塞耶斯（她是牧师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侦探小说家）被其姑妈问及了自己的“灵魂救赎工作”，这个很多“热切认真却见识有限”的人们通常最为关注的问题。塞耶斯尽可能巧妙地把这个问题搪塞了过去。她所学到的是些什么根本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通过加载在自己身上的包括基督教信仰之类的东西，对自己的救赎问题获得了何种感悟。 [2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拿宗教信仰开玩笑已经被解禁。1895年，《潘趣》杂志里的一幅漫画描述了一个男孩同他穿着时髦的中产阶级父母一起从教堂出来的情景。男孩妈妈：“妈妈，牧师刚才不是说贡嘎鲁鲁的当地居民都是不穿衣服的吗？”“是啊亲爱的，牧师是这样说的。”“那为什么爸爸最后会朝募捐袋里投上一枚纽扣呢？”

尽管信徒数量不断减少，圣经的真理性也在受到挑战，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和地方机构将其强制推行，常常还会联合扮演道德宪兵的教会势力。那些机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主要任务是惩处社会上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尤其是要清除催生滥交行为的情色书刊。这项任务背后的指导思想，融合了旧约禁令，关于手淫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危害性的医学警告，以及人们认为性放纵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担心。玛丽·劳埃德的那首歌唱得不对，即使一点点的性幻想也会对人造成危害。全国性的节欲工作，需要内政部、全国警力和治安法庭的通力合作，当然，还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对公共道德进行规约。

然而要构建出这样的法律框架却并非易事，因为这样会侵犯个人自由和喜好。1857年，在一场关于《淫秽出版物法》是否应该被通过的辩论会上，两位杰出的法学家布鲁厄姆勋爵和林德赫斯特勋爵提出，如此一来，难道某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以及罗彻斯特、康格里夫和威彻利的诗歌也应该受到起诉吗？ [21] 不多久，该法案的倡议者首席大法官坎贝尔勋爵就发表了他的意见。“就好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咯咯直叫，”他读着一本最新出版的大仲马《茶花女》译本里的色情段落，为此，他认为“这种文学作品的毒性比致命的氢氰酸、马钱子碱和砒霜还要强”。夸张的语言一向是审查官员的措辞风格，在这个问题上它也确实起了作用，该法案终于获得通过。法案的通过还受到了《每日电讯报》的进一步支持。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称伦敦商店橱窗里的不雅照片和印刷品竟然引得“上流阶层”的年轻男女也开始驻足观看。

为何好奇心会成了造成淫欲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那项法案中并未说明。因此首席大法官科伯恩在1868年调整法案细节的时候，明确指出了“淫秽物”的特征为“很有可能……使那些容易受到不道德因素影响的人走向腐败与堕落”。当然，他所指的主要就是青少年群体和广大的工人阶级。 [22] 这也大概是为什么纠察队主要清查并起诉了《薄伽丘》和《拉伯雷》廉价的简装版译本而非价格昂贵的其他版本的原因。这种“工人阶级尤其容易受到色情图片和文字影响”的看法直到多年以后也依然存在。1931年，有个兜售不雅法国明信片（“摩登女郎”）的小商人遭到了起诉，一名律师在法庭上指责说：“如果是个沿街卖菜的小贩，那么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就更有可能被上面的不雅图像所腐蚀。” [23] 而那个受到指控的明信片商人，应该也是抱有同样幻想的，所以他才会朝着路过的青年劳工一边挥舞着明信片一边喊着“我保证上面都是最性感的货色”。逮捕他的警察称，在走近他的摊位施行搜查的时候都感到十分尴尬，“我甚至连那些女孩儿私密部位的毛发都能看见”。

尽管有肃清运动者的密切监督，这类东西仍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1858—1880年间，道德警戒会总共没收了25万张色情图片。 [24] 其中一部分应该被伊顿公学的一个“大高个丑男孩儿”经手过。这个家伙曾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散布过“淫邪书籍和图片”，并把“性经验”分享给任何一个想听的人。有个男孩子拒绝了他的这些诱惑，因为想到了“父母对自己的信任，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污染”。 [25] 20世纪初，“毛图”是邮局的年轻办事员们最为热衷的话题，这些员工偷偷看过不少裸女的照片，应该都是来自从法国邮递过来的各种“探索本性”的图册。这些图册在法国被认为是合法的“艺术表现”，而在英国则属于淫秽制品。这样的判定标准在1888年延伸到了文学领域，直接导致禁止出版左拉的《土地》英文版。

1857年，另一种法国舶来品“康康舞”也激怒了利物浦抑制恶行协会。康康舞每天都在莱姆街驿站——个介于酒店和夜总会的地方上演。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很多利物浦市的“上流体面之人”去光顾。“驿站”的老板每天晚上在关门前都会大放国歌来掩护他的生意，不过他的死对头们却觉得十分可疑，认为那里肯定是情人幽会和妓女们常常出入的场所。他们怀疑得没错。“驿站”里的男男女女差不多都是夏洛特大街上另一个类似声色场所的老顾客，那里除了有通常的娱乐消遣外，还有所谓的“人体造型展览”，其中包括了由一对裸体男女定格扮演的亚当和夏娃。 [26]

这两个地方都已经营业了好些年。同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地下场所”一样，它们之所以引起了警戒会的注意，并不是因为里面的娱乐项目，而是因为每天大清早从这些地方散场出来的嬉闹人群。经常还会有人喝到烂醉，醉到连谁是妓女谁不是都分不清楚。因此好些从朋友家聚会归来或者听完音乐会之后往家赶的正经女士们，都有过“当街受辱”的经历。与净化城市风气的工程比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社区不受侵蚀似乎更是人们当务之急的事。1856年的皮卡迪利街区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个地方本来名声一直很好，但后来几乎成了个红灯区。问题的根源是业主们倾向于把房子租给妓院或者赌场，因为他们能支付更高的租金。有些业主并没有这样做，比如一位“体面生意人”的遗孀，但她发现想要租住自己房屋的租客们，都被大街对面的妓院给吓跑了。于是杰明街的圣詹姆斯教区长和教区委员们在抑制恶行协会的帮助下，向地方警察施压，要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27]

人们常常煞费苦心地四处探查那些有可能涉及淫秽嫖娼的营业场所，想借此引起权威当局对放浪形骸的行为的警惕。1896年夏天，肃清运动者们鼓起勇气进入伦敦各个音乐厅，结果他们震惊至极，因为所见之景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他们随即向地方长官报告了调查结果，力求吊销这些场所的营业执照。一个名叫玛丽·劳埃德的女子当时穿着灯笼裤，口中唱着“快抛个媚眼去”，让其中一个浸礼会牧师的妻子感到恶心难受，但这位警戒会成员还是立马振作了精神开始清点同那些“粉面男人”还有“机车族男子”一起喝酒的女孩人数。其他的警戒会成员也表示，里面的声色演出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学生打扮的劳埃德小姐，口中竟然唱着“我问过亲爱的他们，所以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还有就是另一个女歌手演唱的一首关于某个小女孩偷偷钻过别人家栅门的歌谣，背后的和声竟然是“我看到的一切我都不会说出去”。不过最让他们觉得受辱的是，他们中间的两位女性警戒会成员被误认为“放荡女人”。一位女成员在皱着眉头环视自己周围堕落的人群时，有个年纪稍大的男人凑上去叫她看上去“高兴一点”，还说要请她喝上一杯；另外一位是妇女禁酒协会社会净化分会的里德女士，因为被认为是来“找男人”的女人而被音乐大厅的经理赶了出去。 [28]

搜集到的罪证被像煞有介事地递交到了法院，但在开庭审理的时候以及后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却让人们觉得颇为好笑。音乐厅老板还是从审判长手中拿回了许可证，因为审判长认为庸俗和堕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然而肃清运动者们依然毫不气馁地继续着他们的战斗。1911年，伦敦公共道德理事会以三位主教和一个公学校长的支持作为强力后盾，向内政大臣就伦敦市的舞台演出尺度表示抗议。此外，还有反对“不雅广告”、邪念新来源的“情色小说”的抗议，以及对“新的肉欲场所”——光线昏暗的电影院的担心。 [29] 1915—1916年间，全英女工同盟会派出了10位代表人员（其中7个是老处女）到伦敦各影院进行视察。其中一位走访了布里克斯顿区的帕拉斯影院，结果她吃惊地发现“年轻的情侣们去那里并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因为那里顶层楼座的包厢“能够方便他们干些不雅的勾当”。 [30]

古巴比伦只因有高度的警觉和自省才得以屹立于两河流域。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道德的彻底覆灭，通常也就难以继续维系；往轻了说，即使是由于容忍道德退化而招致的惩罚，也很可能让其整个陷入危机。而一个帝国，一旦开始想要崛起，就更加不该再保持曾经的道德中立。时不时会有一些骇人的警告，说大英帝国如果继续放任淫秽之风，任其肆意发展，那么很容易就会像古罗马帝国一样彻底陷入螺旋式的衰落。

实在难以想象中产阶级对社会道德约束的认同和支持究竟强烈到了何种程度。那些虔诚之人以及爱国之士们将审查制度大加推崇，似乎要让英国在全世界的心目中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形象，似乎这个国家应该是一座文明与进步的灯塔。我们由此可以想象，肃清运动者每次看到色情图片或者文字的时候，“污秽”这个词以及其他同义词一定会从他们的言语中屡屡出现。个人卫生和思想行为的纯洁缺一不可，都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虽然比起提供干净的清洁用水，民众的道德感和羞耻感的监控和维护要更加困难得多。

中产阶级男士中，也有一部分人会光顾音乐厅和“莱姆街驿站”那样的场所，购买色情书刊甚至频频嫖妓。但是要清查出这些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偶尔会有个别人因为给他们提供欢乐时光的供应商遭到了检控而随之浮出水面。1894年，有个贩卖假梅毒药品而大捞了一笔的江湖郎中被捕，在庭审中他供认出自己的顾客包括了大学生、商人、旅行推销员以及一位牧师。当牧师被揭发出来时，整个法庭都“轰动”了。《柳叶刀》杂志对此案做了相关报道，并评论说：总有男人对自己的放荡行为“恬不知耻”，唯一让他们“羞于提及”的只有染上了梅毒这样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求助于江湖骗子而不是正规医生的原因。 [31] 这个“蛇油推销员”以前的犯罪记录还显示他曾倒卖过色情刊物，并把广告张贴到了公共洗手间。

上述的龌龊家伙是“不规矩的”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正如肃清运动者们非常不安地意识到的那样，这帮人不光只在音乐厅的灯红酒绿中松开紧身胸衣那么不守规矩。这个年代更是见证了“新兴女性”（即解放了的女性）的出现，见证了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放浪大胆及其领军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在1895年的垮台。对他的审判仿佛要提醒人们，“艺术创作”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误闯禁地。《潘趣》杂志再现了中产阶级对其罪行反感的最高呼声：

如果他们都是“艺术家”，那庸俗之人也能算上

站起来吧，同昔日一般坚强的英国人；

将这些人，连同他们的标志一并清除

让我们不再哀叹英国怎会有这般后人。

文学上日益显露的大胆直接也同样激起了类似的愤慨。女作家玛丽·奥利芬特所写的儿童读物《告诉耶稣》（1864）在50年中卖出了30万册。她在书中谴责哈代的《无名的裘德》（1896）是“对婚姻堡垒的攻击”，小说“字里行间都让人感到粗劣、猥亵和恐怖”。 [32]

虽然奥利芬特夫人本人并不知晓，但她的口诛笔伐以及她身后的批判势力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随着1960年反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一案而宣告结束。当时的控方律师还向陪审团成员问了一个日后非常出名的问题——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的家庭佣人看这本小说，这在不自觉间就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肃清运动游说者们所固有的“工人阶级天生堕落”的认知。这完全荒唐至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同样荒唐的是将旧约教条以一种铁腕式的手段强加在一个正逐渐远离教条式宗教信仰的国家之上。强加于人的各种“汝不可”没能阻止人们对它的怀疑和漠视，只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中产阶级道德观在本质上充满压抑性和报复性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1] Houghton，136. >

[2] Taylor，Autobiography，149. >

[3] Memoir of William Smith，184. >

[4] Bradley，Abide with Me，124. >

[5]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74，130. >

[6] Hansard，3rd Series，135，25－6. >

[7] Bishop Wilberforce's Visitation，36. >

[8] McGarvie，299－300. >

[9] Brown and Brown，94－95. >

[10] Sneyd-Kinnersley，13. >

[11] Edinburgh Review，98，No.200（October 1853），289－90. >

[12] Spectator，27 February 1869. >

[13] Maxwell，Evening Memories，57. >

[14] Alma Mater：Aberdeen University Magazine，12 November 1884. >

[15] Bowyer，78. >

[16] Bishop Wilberforce's Visitation，114. >

[17] Sturrock，127. >

[18] Church Union Journal，3 November 1911. >

[19] Guardian，1 July 1903. >

[20] Sayers，85. >

[21] Hansard，3rd Series，146，333－334，1152. >

[22] Roberts，Morals，613. >

[23] NA，Mepo 3/935. >

[24] Hyam，69. >

[25] Maxwell，Evening Memories，45. >

[26] NA，HO 45/6628. >

[27] NA，HO 45/6628. >

[28] Daily Graphic，15，16 October 1896. >

[29] Guardian，15 December 1911. >

[30] NA，Mepo 2/1691. >

[31] Lancet，31 March 1894. >

[32] Himmelfarb，198.

第七章　只为更体面的人生：英国公立学校的胜利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公立学校，其办学理念以及学校建筑都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对于一个自认为是继承了古老的信仰体系和教育理念的机构来说，选择这样的风格的确再合适不过了。田园般的与世隔离，高耸的教堂以及宏伟的修道院，显示出人们对纯净与真知的无限追求。尖塔和护墙俯瞰着学校运动场，年轻的学生们在那里训练体能，强健体魄，学习无私互助和公平竞争。上述也都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只要伴随着个人荣誉感以及相互间友爱与互助的力量和耐力，还能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基督教骑士精神的精髓和表现。哥特式的道德观，同哥特式的审美观一样对中产阶级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1929年，哈罗公学的校长西里尔·诺伍德博士将古时的骑士精神同英国公立学校所培养的“服务社会的理念”加以比较，指出“前者是基于宗教信仰带来的力量，后者则主要依靠实际的户外训练和勇气与体能的培养，而这些也还涉及团队的合作”。 [1] 这样一个男子修道院和亚瑟王宫廷的结合体，能够培养出完美的道德典范。坎农·约瑟夫·麦考密克于1892年在剑桥大学本科生的布道会上，就谈到了这些道德典范所具有的美德：“真正的基督徒是当之无愧的绅士。因为诚实、正直、敬畏上帝之人，绝不会去利用无知的人们。他们会像在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中一直保持的正直和坦诚那样，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做到同样的正直和坦诚。” [2]

英国公立学校的新理念在家长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越来越多的男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学习。自19世纪70年代，女孩子们也开始被送入这些学校。成立较早的学校开始进行扩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入学需求，新的学校也相继落成。截至1912年，英国127所付费学校中共有3.6万名学生，其中大部分为住校生，并且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还在稳步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丁莱和费尔斯特德这两所中等排名的男子学校，每年的学费介于12—21几尼。而丁斯顿则要收取每年34几尼的学费，如果学生要和校长一起住在学校宿舍的话，那就是每年38几尼。就读于北伦敦教会学校（非寄宿制）的女孩儿的家长，根据女儿所在年级，每年也需要支付15—21英镑不等的费用。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公学教育其实是相对低廉的。那个时候，平均每学期的费用只相当于一箱上等的白兰地或者一个比较不错的双筒望远镜的价格。比方说，对于一个业绩还算不错，有着600—700英镑年收入的医生或者牙医来说，每年家庭预算中多出一项20—40英镑的开销应该完全不成问题。而这些公立学校本身的财政状况也非常良好。1891年，北德文郡一个规模很小的男子公学开始招生，当年就有了558英镑的收入，而其中的250英镑为纯利润。那一年的招收人数为34人，其中住校生有11人，学费为每年30几尼。 [3]

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教育投资究竟抱有怎样的期待呢？可以说，这些学校都有很好的道德氛围，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好地成长，能够远离那些在一百年前就曾污染过公立学校的堕落之风。在一个受到严密监管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学会如何融入公立学校的一位拥护者曾经所说的“团体性的生活”中去，并为长大后顺利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因为这些公学就像是国家的一个个缩影。学校的每一堂课都体现了“纪律性、责任感以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全心投入”等美好品质，而这仿佛是向学生开启了外部世界的大门，因为这样的品质在整个国家也是很受重视的。在这样一种类似道德堡垒的地方，学生们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判断能力，懂得了目标的重要性，养成了情感的自主性以及“情感的节制力”，能够使他们远离“极不稳定的歇斯底里的狂热情绪”。 [4] 不言而喻，这些品质都是在一种强烈的宗教氛围——通常是圣公会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

各个公立学校的宣传广告为中产阶级指出了实实在在的择校好处。那些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家长们于是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就读，自信地认为孩子们能在那里学到优雅的社交礼节，能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排他性很受家长们的重视，于是一些学校便利用这一点来吸引更多的生源。1898年，某个即将转移到南部海岸新址的“一流的知名女子学校”，在刊登的广告中称学校为那些“家世显赫的女孩子”预留了名额。 [5]

有些家长对孩子日后的经济地位比较担心，于是学校保证他们会进行针对公务员考试的强化训练。早在40年之前，中产阶级就开始叫嚣着要以竞争性的考试来作为最公平也最有效的选拔公务员的手段。考试制度一旦出台，学校就要针对这一类考试开展集中强化训练。私立学校响应了要求，于是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让他们完成由沃尔威奇、桑德哈斯特以及国内、殖民地和印度的公务员系统所出的大量试题。1906年，法雷汉姆附近的海田公园学校就保证说要给那些很有科研天赋的“绅士们的孩子”提供稳定的高薪的未来，孩子们会在学校接受针对性的培养，以便他们能通过印度土木工程处的招聘考试。 [6] 那时，考试的热潮已经波及工作招聘以及大学招生，比如申请大学就需要学生提供已学知识以及所具潜力的确凿证明，即，由各个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学入学许可证。

当那些人文和古典学科的学生朝着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努力时，中等学生便加入以参军为目标的班级里。最顶尖的少数学生会为了获得奖学金而你追我赶（几乎都是在古典学领域），而能够获得奖学金通常被认为是公学学生的最高成就。 [7] 古典学在这两所名校的统治地位也决定了所有学生的课程选择，不单单局限于那些明星学生。有位陆军军官回忆了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为了考上桑德哈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而刻苦学习的漫长时日。2/3的时间都花在了“平庸无奇的拉丁挽歌对句和古希腊抑扬格诗句”的仿写以及对课本中某个章节的翻译和死记硬背上，剩下的学习时间主要用在了历史、地理和数学的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以及法语（在课堂中从来不曾讲过半句的语言）的笔译练习上。 [8]

子女们花上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已经不再通行的“死”语言，是中产阶级父母最乐于见到的事情。1866年，一个商人带着他就读于拉格比学校的儿子站在了国会教育委员会的面前，以活生生的实例反驳了人们通常持有的“类似他这样社会背景的人不会把时间花在古典文学上面”的观点。他对“商业教育”不感兴趣，只坚信儿子正在学习的东西能够极大程度地帮助他“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同类似拉格比这类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长为绅士。“大学的文科教育能够培养真正的绅士”，枢机主教约翰·亨利·纽曼曾如此讲道，这同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教育家们的理念完全一致。“高学识，高品位，坦诚、公平、冷静的头脑，为人处世高雅有礼貌，这样的一些品质值得你去努力培养；他们是广义的人类知识中最本质的内容，也是大学所要求学生具有的品质。” [9] 如果学生不具备其中的大部分品质，那么后阿诺德式的公立学校便能帮助他们培养这些品质。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父母也乐于让学校将文艺复兴时期绅士们所具有的高尚情操和品德灌输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兰贝斯区一名建筑商告诉委员会的人说，一个孩子每年20英镑的学费对于他这一阶层的人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只是希望学校在教授法语的时候也能兼顾到实用性。 [10] 拉丁语就“比较有用”，可以让孩子“更精明也更聪明”。为此，他每年支付20英镑的学费，将儿子送到苏塞克斯牧师坎农·纳撒尼尔·伍达德（1811—1891）于不久前创立的几所学校中的一所就读，好让儿子的心智接受打磨和雕琢。

伍达德可以说是公立学校的施洗者圣约翰。他不知疲倦地去游说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人士：把儿子送到他所创办的学校完全是为人父母的职责所在。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通过私立的寄宿制学校网络把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中产阶级引向圣公会。作为贫穷乡绅的儿子，伍达德坚定地认为，虽然他的学校可能会使寄宿制教育覆盖的阶层范围扩大，但这并不会威胁到既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他的学校会根据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把学生纳入不同的层级。最上层只接受牧师和绅士的儿子。他们每年支付30—50几尼不等的学费，直到孩子18岁毕业。这个层级的学生大多能够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中层的是“贸易阶级”家庭的男孩儿，每年的学费为18几尼，学生在16岁时离开学校开始他们的商业生涯。最下层招收的是来自技工、小商店店主和普通公司职员家庭的男孩。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但总归还是能承担每年12几尼的学费。这一层级的学生们在14岁时便要离开学校。伍达德曾经宣称，他学校的修道院式氛围，能将学生们从商人家庭中的“有害”（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中解救出来。 [11]

伍达德能够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并吸引到众多的中产阶级家长，完全得益于那场改变了公立学校形象和教育实质的改革运动。公学改革自1828年牧师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被任命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开始，在其后的30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存在的公立学校得到了改造，新的一批学校也在阿诺德的教育思想框架下相继成立。改革过程好似一场宗教复兴：阿诺德是领头的大祭司，他的追随者们则是教义传播人；这些追随者后来都成为了各个公立学校的校长，并把阿诺德的正统教义施行在各自的学校。同他们的导师托马斯·阿诺德一样，这些人不仅梦想着让学生实现身心的重塑，还希望能通过向中产阶级灌输一种结合了圣公会教义和骑士精神中的自我否定，崇尚纯净灵魂、强健身体以及对弱者报以同情的浪漫主义情怀，来让整个国家也重获新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推行这样一种融合思想的教派被人们称为“强身派基督教”。

阿诺德立誓对拉格比公学进行整顿，是源于当时公学中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现象。学校中旧制度之风盛行：教师之间相互脱离、置身事外，学生有大量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因而学校常常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如果想对学生行为进行干预，那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学生们会以人身自由为由来进行反抗。1793—1832年间，一共发生了14起公学叛乱事件，包括伊顿公学的4起和拉格比公学的2起，而且每次事件学校校长都必须召集军队才能维护学校威信。有一些人竭力维护这样狗咬狗的学校氛围，称其能让学生们更好地为将来进入充满争斗瞬息万变的成人世界做好准备。阿诺德的一位评论者如此申辩道，男孩子们挨了拳头，但是这些对身体耐受力的锻炼和自尊心的培养，非常适合在一个严密监管的“仿乌托邦”里进行。 [12]

阿诺德在直觉上非常清楚，中产阶级是想让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乌托邦式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于是，他提供了一种组织结构完善有序的学校模式，以保证学生们能够保持纯洁正直而不受淫邪之风的腐蚀。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深信，只要定期参加教堂礼拜、定期倾听讲道指导就能够让孩子们对罪恶思想的抵抗力得以加强。另外，催生各种暴力行为的男性荷尔蒙也被引到了运动场上，在那里燃烧成挥洒的汗水。竞争性的团队比赛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严格的比赛规则以及对公平竞争的强调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阿诺德将贵族的田野间运动彻底从拉格比公学中废除，贵族学生再也不能带着他们的马匹、猎犬或者猎枪来学校上课。这些学生被严加约束，而那些来自乡间绅士家庭的随和谦逊、严于克己的男孩子却受到阿诺德本人的偏爱。托马斯·休斯（毕业于拉格比公学）将小说主人公汤姆·布朗的成长背景设置于此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汤姆求学记》（1859）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自成体系、纪律严明的层级社会。阿诺德创建了一个以服务和美德为基础的等级体系，并授权给高年级的男生让他们一起参与学校的管理。最低层级的新生需要极端恭顺地听从学长们的差遣，像侍从一样学习臣服和谦恭。如果新生的表现能够赢得上级领导（包括教师和级长）的认可，那么他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进行级长职责的相关学习。学生的尊卑顺序由他们佩戴的特别徽章来标明。拉格比公学会授予有橄榄球特长的学生一顶镶有金色流苏的丝绒帽，这顶帽子可以使他们免受学长的差遣。身体素质也是德育的一部分，所以那些拥有丝绒帽子的学生通常会被视为“其他学生的表率”，还会在公共场合维持秩序，维护“良好的校风校纪”。 [13] 其他学校争相模仿拉格比公学的做法，纷纷选举出级长、监察长、学习督导，当然还有顶尖的体育生来组成学校的精英管理队伍。

每个公立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荣誉系统，都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对全校或者家族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获奖学生的帽子、领带和西装式的外套都会同普通的校服有所区别，以彰显荣誉。有时候这些孩子甚至还能享受其他一些颇为神秘的特权。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在这里通过亲身经历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崇尚坚毅顽强和高雅正统的等级社会里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荣誉体系也让学校和家族形成了一种团体特质，优秀体育生的特殊着装以及毕业后的校友关系都赋予了学生一种凸显社会地位的标签。人们看重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而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有个学校还流行一种特别的说法，即归属感的养成是入校新生的第一要务。此外，每年的建校人纪念日、特定意义的周年纪念日和庆祝庆典等仪式性活动上，学者们还会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来进行致辞，并对优秀学生进行颁奖和表彰。这些活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以及各级校友之间的紧密联系。

各个学校普遍推行的这些仪式活动进一步确立了后阿诺德时期英国公立学校的首要目标——创建道德上的贵族阶层，而不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或家族血统。爱德蒙·沃伦博士于1884—1905年任职伊顿公学的校长，任职期间进一步提升了伊顿的德育标准。以他的话来说：公学的毕业生都是“为善之人”，他们的言谈举止有礼有节，为了“纯洁健康、正直无私”的事业倾注心力，为了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 [14]

这些榜样很有可能都是热衷体育的人士。团队比赛一直是新兴公立学校的生活中心，甚至还有人称它们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团队比赛所涉及的价值观确实体现了基督教绅士的定义。队员们把团队的利益放在个人得失之上，谦逊地服从裁判的判罚和裁断，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是比赛的过程让选手们赢得尊敬和赞誉，不论这名选手击球得分是多少、击中了三柱门几次或者持球触地成功得分了几次。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们只要克服了身体的疼痛和心理的恐惧那就是真正的赢家。“尽管获得技巧和力量确实要承受一定的苦痛，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掌握了有力投球和快速奔跑还会给人带来不悦而非欣喜呢？”阿宾汉姆学校的校长埃德蒙·瑟林向剑桥本科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其原因就在于，“越小程度的身体伤害，才越能带给人身心的愉悦”。 [15] 不知道埃德蒙·瑟林校长会对那些成立了吉卜赛板球俱乐部的几名前公学学生做何评价？因为那些学生坚信，即使被球击中也绝不应该停下来检查瘀青部位。

良好的体育运动对身心都很有益处。截至当时，中产阶级男子在强健体魄上花费的努力好像还不为人们所知。如果是在某种必要性的驱使下他们可能会骑马、徒步，若是住在郊区的话还可能涉及射击、捕鱼和打猎。现在，多亏了公共学校的教育体制，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开始了定期的、通常会有激烈身体对抗的体育运动，比如足球、橄榄球和板球。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运动都很符合男孩子们的口味，他们对训练和比赛的热情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成年男子。19世纪7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学生橄榄球队，其中有15支球队是由伦敦教学医院（比如盖伊和巴特教学医院）的学员和执业医生以及市公务员和律师组成。成立于1871年的罗奇代尔黄蜂橄榄球队的队员还包括了地方行政官、钟表制造商、销售商、几名律师、公司经理和一些商店店主。谢菲尔德大学学校的几名毕业生于1857年还联合成立了足球俱乐部。由于俱乐部成员“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人士”，再加上当地报纸对球员们的“品德特质”大加报道，因此俱乐部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声望。 [16]

同他们在公立学校的热爱运动者们一样，这些颇有男子气概的足球队员们也是出于对运动本身的热爱而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由此获得的奖励便是个人强健的体魄以及一种全力以赴之后的成就感。得奖与否是次要的，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是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中产阶级体育运动存在着一种矛盾——尽管优秀的选手总是通过自身的精神风貌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学校各个家族之间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比赛都设立了冠军奖杯，鼓励参赛者赢取胜利将其收入囊中。这样的竞争模式在学校之外的地方被如法炮制。截至19世纪70年代，地方以及全国的橄榄球和足球联盟都开始了自己的联赛。男孩子和成年男子常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兴奋到不能自已。同今天一样，男士们只要见面就一定会对各参赛队各球员的表现进行如火如荼的讨论。

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板球、足球和橄榄球运动逐渐从公立学校走入了英国主流社会文化。足球协会下属的俱乐部数量从1871年的50个增加到了1905年的1万个以上。人们开始竭力地把竞技比赛也引入到新成立的普通小学中，因为这些小学的工人阶级孩子们除了跑跑跳跳式的简单操练便别无其他体育活动。小学董事会没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且中产阶级的积极分子还会捐款来修建运动场地，以便激发贫穷孩子们公平竞争的意识，同时也让他们强壮坚韧起来。 [17] 因此，在20世纪的前10年，体育比赛便进入了英国几乎每所小学的课程大纲中。

这些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带来了冲突。中产阶级视球场为一个检验道德风尚和有闲业余爱好者们比赛和训练的地方。而工人阶级的橄榄球和足球运动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称仅从请假耽误了工作以及为比赛支付了路费来看，自己都应该获得一定的酬劳作为补偿。中产阶级不同意朝职业球员方向转型，担心球员职业化会对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有所损害。1894年，一名毕业于海利伯瑞公学的业余橄榄球联合会的官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职业球员“没有了体育精神也很难在球场上做到全力以赴”。 [18] 4年之后，英国的橄榄球运动沿着社会和地理的楚河汉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不过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并未遭到解散。联盟主要面向的是中产阶级、业余球员和公学教育，盛行于南方，在南威尔士、英格兰中部和边境地区是绝对的主导；而橄榄球联盟，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职业化橄榄球运动，盛行于英国北部地区。随着北部工业区越来越多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任用职业选手，英国的足球运动也发生了同样的分裂。

哀叹业余体育精神受损的声音随之四起。1912年，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厉声谴责了“运动天赋的职业化、一味追求打破纪录以及把冠军选手奉若神灵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国家活力衰竭的症状”。 [19] 类似的歇斯底里之人不在少数，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甚至不允许“球员”（即职业运动员）同“绅士”（即非职业运动员）共用一间更衣室，并把这一惯例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 [20] 在记分卡签名的时候，非职业的绅士们可以签上自己的全名和名字缩写，但职业球员就只能写上自己的姓氏。中产阶级对比赛职业化和非赢即输式竞争的反感其实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坚信竞争是自然的法则，是创造财富和实现人类进步的必需。是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让体育运动免受了这种竞争性的影响。即使没有被神圣化，中产阶级的体育运动也有了一种贵族意味，他们认为金钱支付和不顾一切的求胜心态会对其高贵性有所玷污。似乎真正的运动员应该同中世纪的骑士一样，除了荣誉和声望便别无他求。

从表面上看来，中产阶级对职业运动的反感折射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公学对孜孜求利的深恶痛绝。有人认为，英国公立学校让一代代的中产阶级男孩从他们父辈得以繁荣的商业生活中脱离了出来，转到了其他可以做个基督教绅士随良心做事、只做好事的职业上。高尚的思想容不得对利益的追逐，公学教育将古老的轻商思想从沉睡中重新唤醒。柯瑞里·巴尼特就曾经点出了这种态度上的明显转变，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缔造工业革命的创造力和商业精神的衰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经济的停滞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 [21]

态度的转变让各个公学有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也让公学校长们更加积极地用轻商思想去影响中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但学校校友名册却显示出事与愿违的结果。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公学的孩子们依然还是对经商有着很大的热情，都愿意投身于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逐渐增多的海外贸易地区以及殖民地地区进行投资。雷普顿公学于1854年招收的13名男生中，有10名的就业情况可以在记录中查到：有三位进入了律师行业（其中一位成为了印度马德拉斯的法官），两位升入了大学继续深造（其中一个后来在中国从事口译工作），两位进入了商业领域，一位后来成了牙医，另一位在军队任职，还有一位移民到了新南威尔士。雷普顿公学于1880—1881学年入校的37名学生也有着类似的毕业去向：

部队任职　　　　　　 2人

商业　　　　　　　　10人

工程/科技　　　　　　1人

法律/医药　　　　　　5人

升入大学　　　　　　15人

余下的人中，一位当了小学校长，一位当了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印度行政官员。

塞德伯和海利伯瑞两所公学的毕业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职业偏好，这两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塞德伯1884年入校生的毕业去向为：

部队任职　　　　　　 2人

商业　　　　　　　　16人

工程/科技　　　　　　3人

律师/医药　　　　　　7人

余下的人中，两位升入了大学，两位当了建筑师，一位当了公务员，另外一位是教育部官员。进入商业领域的16人中，有一位在印度做了咖啡种植园主，一位到美国做了房地产经销商，还有一位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经营农场。海利伯瑞公学1888年入校生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部队任职　　　　　　 4人

（其中一人在英埃联合部队）

商业　　　　　　　　15人

法律/医药　　　　　　4人

工程/科技　　　　　　2人

国内/帝国驻外政府　　4人 [22] [23]

其余十几人中还有两位神职人员、一位校长和一位建筑师。同塞德伯一样，海外投资对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海利伯瑞的学生有在锡兰从事茶叶种植的，有在巴西和孟买从事银行业的，有在美国加州经营水果种植园的，还有在俄勒冈州从事牧场养殖的。 [24] 越来越多的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越来越多的年轻公学毕业生奔赴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企业。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几乎没有远离商业圈涌入行政管理或者教育一类职业的明显迹象，即便这些职业明显有提供“做善事做好事”的机会。大学教育是传统的进入神职的敲门砖，因此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走向也就稍有不同。在1849—1850年间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的21名本科生中，有10人后来被授予了神职，另外9人被均匀地分到了教育、公务员和律师行业。剩下的两人中，一位（服装商人的儿子）主要发展同文莱的贸易合作，另一位则当上了巴西电信公司的经理。 [25] 在之后的40年间，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同其他学院一样逐渐扩大，毕业生的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1886—1887学年入学的58名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下所示：

部队任职　　　　　　3人

商业　　　　　　　　6人

工程/科技　　　　　 4人

法律/医学　　　　　20人

神职　　　　　　　 15人

教育行业　　　　　　4人

其他的毕业生中，一位跟随其父亲做了《利兹信使》的编辑，另一位则成为了英属圭亚那的种植园监工，后来在一次枪击事件中丧生。 [26]

到此时为止，英国公学的毕业生几乎垄断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849—1850学年入学的大一新生中，有1/3都上过公立学校，还有1/3接受过专门的家庭教师辅导。1886—1887学年的61名新生中有34名毕业于公立学校，7名来自城市地区的文法学校，所有学生都没有请过家教补习。中产阶级的孩子几乎完全上的是寄宿制公学，有时候如果孩子成绩不太理想，家长还会让他们从这个公学转到另一个公学。对子承父业的热切期望往往都能通过教育的投资来实现。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毕业生中就有7人是跟随父亲进入了律师和医药行业。中产阶级中也有一些职业领域转变的情况，有个英格兰中部铁路总工程师的儿子后来成为了大律师，另一个是玉米商的儿子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另外也有父辈是专业人士儿子转入商业领域的情况，有位牧师的儿子在加拿大做了粮食买卖经纪人。无论毕业后进入何种领域，公学和大学的毕业生几乎都继续待在了中产阶级的圈内。

同公立学校的男孩子一样，很大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职业领域，虽然他们接受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太多与此直接相关的内容。不过这并不能构成什么障碍，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某种东西要比在职业教育中学到的技术技巧更为人们所看重。他们的所获，用枢机主教纽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知识或者绅士之识”——一种被他定义为“单纯只为求知”的知识。大学教育的成果是睿智和冷静的判断力、道德责任感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审慎态度。通过公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阿诺德和纽曼教会了兢兢业业的英国人民将自己视为对自身对社会都肩负了特殊责任的道德精英。康普顿·麦肯齐的小说《恐怖街》（1913）中圣玛丽学院的院长在迎新会上对新生发表的致辞就体现了世代延续、道德提升和毕业后的服务社会立足社会这样一些主题：

你们已经来到了牛津大学……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为了猎狐，一些人是为了穿上大件的非同寻常的长袍，一些人来是为了学院而挥动船桨，还有少部分的人是为了工作。但无论如何，你们来到牛津就是要保持英国绅士的身份。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你们成为了大使，成为了地方总督，或者成为国会议员的时候，你们肯定已经忘记了我今天深感荣幸地讲给大家的这一席话。但是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能永远记住你们是圣玛丽学院的学生，你们是光荣而古老的英国基石的继承人。

致辞中提到的“猎狐”提醒了我们贵族意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牛津、剑桥和各个公立学校中消失。事实上远非如此，这些学校同上层中产阶级以及中层的富裕人士都还有很强的贵族意识。从权利和财富上看，中产阶级已经逐渐取代了旧时的以血统和土地为标志的贵族阶级，他们现在急切地想要吸收旧贵族阶级的典型品质，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权势地位。

尽管入校学生人数在1912年还占不到当年接受学校教育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但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公立学校确实是培养权力拥有者的摇篮，而这些人的话语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都一直很有分量。曾经的公学学生占据了内阁席位、管理整个帝国、指挥着陆军和海军，公司董事会、司法机构和公务员高层也几乎都为公学毕业生所垄断。1939年，68％—80％的高级公务员、法官、主教和银行董事都是后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公学毕业生。曾经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有着良好的运动天赋和审美品位，加上公认的纯真俊朗的外形，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体现英勇年轻、自我牺牲精神的民族标志，现在看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当然，也有一些叛逆的学生认为公学教育让人厌烦，不愿轻易屈服并对公学的教育体系嗤之以鼻。当亚历克·沃的小说《青春朦现》（1917）出版的时候，正值19周岁的他正在战壕中躲避枪林弹雨。他通过描述自己在舍伯恩公学的亲身经历，批判了公学体育教育同唯美主义之间常常带有腐蚀性的紧张关系。另一位年轻军官，罗伯特·格雷夫斯也在自传体《向一切告别》（1929）中，言辞犀利地描述了自己在恰特豪斯修道院中学的所见所感。尽管后来亚历克·沃承认自己在舍伯恩的时候还是很快乐的。不过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还是选择了默认，只求尽力做到最好（这一点应该是公学教育特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努力压抑心中的痛苦和不满。他们让自己相信确实在公学生活中受益了，并把自己的儿子们也送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公立学校的批判者们指出公学教育其实自带了很多保守和庸俗成分。因为，鼓励清静无为、合作统一，恪守某些特殊的惯例仪式（通常是自创且比较现代的形式）都会催生停滞不前、故步自封。此外，对运动能力的狂热追求也培养了对任何创造性的、想象的、知识性事物的排斥和反感。校长们和学生们不再热衷“聪明智慧”，认为它远远比不上在球场上练就出的“体质体魄”。对基督教男子气概的追捧有时候甚至达到了让人吃不消的程度，以致1891年德文郡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会对家长保证“年幼的和体质较弱的男孩子会受到特别照顾”。 [27] 其他一些地方，这样的男孩就没有类似的待遇了，就同约翰·贝奇曼（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读于马尔伯罗公学）所回忆的情况一样：

殴打如此之可怕！迟到如此之可怕！

而最最可怕的是，那些可怕的比赛！ [28]

公学对道德问题的特别关注，包括校长们对他们所谓的男孩童贞的特别保护而导致的结果，鉴于大量的自传文字在这一问题上都保持了缄默，我们实在难以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估。 [29] 有个叫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医生之子认为，根据自身经验来看，公立学校里“男生之间确实存在各种形式的情愫”。他还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就读哈罗公学的时候就碰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包括校长沃恩博士就企图对一个男生有所不轨。 [30] 70年之后，罗宾·毛姆 [31] 也称自己在就读的预科学校和伊顿公学都发现了普遍的青春期同性恋现象。阿诺德的追随者爱德华·怀特·本森庆幸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任惠灵顿公学校长的时候，因为雷打不动地执行了大量的训斥和说教，才避免了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他曾经开除了三个企图同一名14岁女佣发生性关系的男生，但基本由贵族组成的学校管理层对此事或者漠视或者当作笑料的态度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32] 难怪阿诺德曾经说过贵族的儿子们很可能是道德败坏的一个源头。

各种形式的私立学校都在加固着现存的社会壁垒。教育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这样的概念，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来说可谓无稽之谈，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坚定地认为贫穷但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1860年发生了一起关于一所旧的省级免费文法学校想要开始招收付费的寄宿制学生的案件，法官在判决时的发言体现了这种正统的观点以及背后的思想。法官认为，把穷人和富人的孩子放在一所学校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穷人的孩子很可能会心生怨恨，最终导致被孤立起来，因为“高等阶级总是有排斥低等阶级的倾向”，所以分开教育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33]

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对这样的观点大为赞同，虽然有的是出于别的原因。富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地方学校念书然后学会一口带有当地土音的英语，即使是负担不起学费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的家长们对这一点也非常在意。1881年，霍尔舍姆的学校董事会提议抬高圣马可学校每周的费用以吸引更多的中产阶级家长，从而使得圣马可成为一个“属于更高层阶级的学校”。 [34] 约克和沃林顿的校董事会拒绝接受一些来自最贫穷家庭的孩子，怕他们“不良的举止和语言”对其他学生造成影响，同时也出于对社会污染的担心。不过在资金捐赠充足的地方，有一些文法学校倒是一直坚持了将大门向所有孩子敞开的传统。1911年，布雷德福文法学校在地方当局的资助下，得以为160—170名穷人的孩子提供了免费入学的机会，不过这些孩子需要保证愿意接受不平等的学术荣誉分配。 [35]

同其他许多文法学校一样，布雷德福也是仿效后阿诺德时期的公立学校来办学和经营的。但有些可笑的是，这个学校的惯例仪式和学校设置也为很多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拿奖学金的男孩们所熟知。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一时间出现了很多面向男孩子的廉价周刊。杂志里既有边境线上英勇无畏的冒险故事，又有公立学校生活的趣闻轶事。许多长篇小说也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公学校园，比如吉卜林的《斯托基公司》（1899）。之后的10年，公学学生的冒险经历成为了诸如《精品故事报》和《磁铁》这类廉价漫画杂志中最常见的主题。在这两本漫画杂志中，就上演了比利·邦特和他所在的格雷弗里亚公学的故事。小学生和跑腿的小男孩们在不同的地方阅读着同样的故事，同样想象着那些嗖嗖作响的笞杖，形形色色的午餐盒子，戴着学位帽性格古怪的校长以及一连串家族比赛中的疲惫和紧张。很多都是逗趣好玩的、非写实性的描述，却让公学教育成为了各个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 [36] 这些文学作品甚至还对公学教育所抱有的崇高理想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比如邦特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贪婪粗暴、欺诈虚伪的人一定会终尝恶果。这一点，相信阿诺德博士应该也会点头赞同。

[1] Barnett，Audit，218. >

[2] Cambridge Review，October 1892. >

[3] Guardian，21 January 1891. >

[4] TES，4 October 1910. >

[5] Guardian，12 October 1898. >

[6] Country Life，1 December 1906. >

[7] TES，3 October；7 November 1911. >

[8] TES，6 February 1912. >

[9] Barnett，Audit，213－214. >

[10] Burn，22. >

[11] Honey，55. >

[12] Saturday Review，8 December 1860. >

[13] Everyday Life in Our Public Schools，187. >

[14] Cambridge Review，October 1889. >

[15] Cambridge Review，February 1880. >

[16] Dunning and Sheard，134；Mason，22－23. >

[17] Mason，80，86. >

[18] Black and White，22 December 1894. >

[19] Gray，Public School，12－13. >

[20] For example，during the notorious 1933 Test series against Australia，England was captained by D.R.Jardine and “Larwood”was the body-line bowler. >

[21] Barnett，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passim. >

[22] Repton School Register，1620－1894，117－119. >

[23] Sedbergh School Register，1546 to 1895，303－308. >

[24] Haileybury School Register，1862－1900，323－331. >

[25]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291－298. >

[26]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480－487. >

[27] Guardian，21 January 1891. >

[28] Summoned by Bells，17. >

[29] I have seen manuscript school registers that record expulsions for sexual indiscretion：the information was not reproduced in published registers of alumni. >

[30] Memoirs of John Addington Symonds，97，100，288. >

[31] Maugham. >

[32] Newsome，45. >

[33] Burn，266－267. >

[34] School Board Chronicle，5 March，23 April 1881. >

[35] TES，9 April 1911. >

[36] Richards，Happiest Days，passim.

第八章　新女性：婚姻及其他选项

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并没有给妇女的地位和待遇带来多大的影响。女王的私人生活遵照着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是命中注定的婚姻和哺育子女的传统模式。在女王统治中期，这种完美女性的生活模式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尽管女性已经进入之前为男性专属的工作圈子，婚姻生活和养育子女依然是理想女性应该做的。妇女教育的先驱、北伦敦教会学校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斯坚持认为中产阶级的女孩们只在上午来校，下午可以跟她们的母亲学习未来的家庭责任。一本1887年出版的针对单身职业妇女这一新兴人类的度假指南，将“维多利亚、妻子、母亲和女王”——这样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职业优先排序——作为封面题字。 [1]

这本小册子的一位投稿人自豪地称自己是“脑力工作者”，这类女性放在50年前会是极其罕见且受人鄙薄的。但体力劳动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出于经济需要强加于工人阶级的妻子们身上的，而慈善家和改革家们也一直警告说，这会阻碍他们的家庭幸福。中产阶级的妻子无须承受有偿工作的负担：她会得到丈夫的经济支持和保护。作为回报，她会为丈夫提供一个舒适而宁静的远离喧嚣工作的庇护所，并被后者尊为家庭女神。她监督仆人和食品添置、养育子女、指导尚处幼年的儿子们、向女儿们传授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终极责任，还要当好一位女主人。总而言之，就如罗斯金《芝麻与百合》（1865）中指出的那样，她的生活完全致力于为丈夫创造幸福，借此，她欣然接受了“自我克制”以及他所谓的“谦恭服务”。

罗斯金对理想妇女的评判标准在于她如何履行家庭义务。大卫·科波菲尔的第一任妻子朵拉没能恰当地履行好这个职责。虽然他对她的打扮陶醉不已，她的死还是为他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清除了一个障碍。魅力永远无法补偿处理家庭事务能力的不足，而对合格的妻子的试金石还包括管束子女和仆人的能力。打扫中产阶级居住的房屋、保持室内温暖、供养家人和盥洗衣服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家务活。因此，仆人是必要的。在19世纪将尽之际，煤气灯的改良以及在较富裕家庭才有的尤班克牌清洁器、瓦斯炉和电力照明，使得这些仆人们的差事轻松了不少。流行风向的改变也减少了工作量，尤其是那些极易吸附灰尘的小摆设以及为中产阶级所珍视的裱框相片开始失宠。有位建筑评论家对爱德华七世时代“朴素而有品位”的家居风格的描述，其中有一条就是：它更易清洁。 [2]

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家庭会雇用仆人。1891年，大约10％的伦敦家庭（大致相当于该市的中产阶级人数）拥有居家的仆人。其中，6％的家庭拥有一个，4％的家庭拥有两个或以上，而很多家庭主妇会聘请半职的打杂女工和洗衣女工。 [3] [4] 终身制仆人身价都很高，他们期望年薪能够上涨，而他们的工资水平也确实在日益高涨（见表5）。

表5　1871年和1907年终身制仆人的年薪比较

这些数据不包括制服、食物和盥洗的花费。

招聘、解雇和监督仆人是一件繁重而耗时的事情。应聘者们最好能带上一封由他前任雇主为其勤勉、严谨和驯良的优点写的证明信。在招募新手时，最抢手的是12—14岁的乡村少女，因为人们认为她们已经被调教得惯于恭敬待人。这些美德并不多见，所以她们开出的工资更高，以至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承受不起。相反，也有一些女孩和“愚蠢的女孩莎拉”素质相当：这位嘉莉·普特尔的女仆，时常粗心大意，行为具有侵略性，有一次还让被她指责醉酒的打杂女工比勒尔夫人扇了一记耳光。仆人们的游手好闲和喜怒无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是他们的女主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特有的娱乐资料，即仆人的笑话的来源。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主题莫过于主人的恼怒以及其粗心的仆人如何在无辜的行为中表现无礼。在1895年出版的一期《潘趣》上，一位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正在申斥一名女仆：“苏珊，看看这儿！我都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写我的名字了。”“上帝啊，夫人，您当然可以！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阻拦自己了。”

年轻的妻子们应该早已准备好如何积极应对苏珊以及同她类似的仆人了。日常家居生活中的无尽烦恼是非常令人厌烦的，但是能够安慰她的是，家庭主妇知道自己正在履行丈夫和社会对她的期望。当代的达尔文理论和原生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传承了能让她立身于世的天赋：温柔、无私、慷慨的灵魂。

新的科学研究似乎更强调旧时的传统理念。然而这两者都值得质疑。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最著名代表的、集智慧和坚强意志于一身的女性个体正在影响国家的生活。尽管终生未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赞同婚姻对妇女来说是“创造了新的职责的晋升”这一普遍观点，但她也相信并且证实了自己拥有她曾描述的“人类和上帝的崇高目标”。许多中产阶级上层的妇女们对她的志向和挫败感深有同感，还找来了大量的男性盟友。而一旦她们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入职场工作上，这些女性就会遇到铁了心要捍卫传统的保守男性不遗余力的阻挠。

关于女性在世界上所处恰当地位的教条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很荒谬的是，它是基于分析女性特点的科学研究之上的。有研究论述说，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有耐心、更谨慎和容易取悦。这个结论对于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品格正好都是男性不愿碰及的单调琐碎的办公室工作所需的。快速增长的商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大批量制造的雷明顿打字机正好为中产阶级下层的少女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就业机会。1861年，全国的女文书还不到500人，而到了1911年，人数竟直逼14万。当中大多数都是速记打字员，她们处于办公室职位等级的下层，所得报酬也少于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 [5] 为了进一步提醒她们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妇女被一些职业排除在外；她们可以从事日常记账，但不能审计结果，因为会计是男性专有的职业。

准许年轻女性进入男性支配的政商两界是出于对社会必需的一种让步。在19世纪90年代，众多专为中产阶级下层女孩和家庭主妇打造的廉价周刊杂志纷纷冒出，数量在不断增长。在这些杂志中，“女性主要的抱负并不是立业，而是持家”这个讯息被反复提及。1898年，《甜蜜之家》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男人喜欢聪明的女孩吗？”的文章，这篇标题极具煽动性的文章给出了一个完美女性的速写：

约莫中等个子、常带微笑、神采奕奕、颇有几分姿色。穿着整洁雅致。性格可爱、温顺并富同情心。热爱家居，很有兴致将它布置得最为亮眼。把丈夫当成世界上最亲爱的大男孩。

相反，“聪明”的女孩会认为家庭生活了无生趣，也不愿屈尊去做“家务琐事”。 [6] 文章推断说，这样的女孩不太可能找到丈夫，即使找到了，他也会很快对她心生不满。

即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比方说当上了教师、打字员和接线员的聪明女生，也不该抗拒自己的天性。没什么比回到家中让自己忙于做饭、打扫卫生和归置家什更能让她们从心底里感受到快乐。 [7] 而以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的女性，正是年轻的男性寻觅妻子时梦寐以求的。1916年，《女孩周刊》中的诗句这样安抚那些待字闺中的女孩们：

那些结了婚的女孩都是居家型的女孩

她们是母亲的左膀右臂

是父辈兄弟的可靠伙伴

是小孩子们的知心姐姐。

那些结䮶型�>她��智慧�䮐姐。

[7] �课程的重点，"��括家庭预算准备的学习。�们�pckquote heighckquote width="2em" align="ju婚姻仍然意味着�足�对�轻�的依赖与顺从，尽管相较过去这种观念有所减弱。慢慢地，法律上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调整，赋予�些足�一定的自由，将其从最糟糕的过重家庭负担中解放�些��来。1870。和1882。出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降低了丈夫对其妻子财产的支配权，1857。出台的《离婚法》使离婚办理更加便利，佺���是在�是��的情况下。双重标准仍然��普遍：法律允许丈夫只要查出妻子通奸就能同她离婚，而妻子提出离婚的话，必须拿出丈夫通奸的证据，以及对方是否有虐待、遗弃或乱伦的犯罪情节。这一法律上的差别对待一直持续到了1937。。ze="2">�常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总算得到了一些救援：1878。出台的《婚姻诉讼法》赋予��行政人员签发离婚令并确保已��定罪的虐妻者向妻子支付生活费的权力。�们�pckquote heighckquote width="2em" align="ju与一般认识相反的是，殴打妻子并非完全是工人阶级��恶习。离婚诉讼披露了�是��中产阶级�䮴��子��被丈夫殴打，有时还自行还击的实例。1861。，一位商人�䮴��子巴特勒夫人控告丈夫与一个妓女通奸并威胁自己已有两。之久。她对他进行了反抗，有一次甚至拉扯了他的胡须，紧接着两人开始互掷陶器和刀具。法官驳回��这个案子，因为他认为妻子有些“歇斯底里”。这个形容词通常被用在�="2"极其激怒和沮丧或者精神高度紧绷的妇女身上。法官还祝愿这对夫妻“能继续在一起快乐地生活”。 mall> [9] mall> [10]

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婚姻的剖析建立在那些上呈法庭离婚案件的证据上，是有悖常理的。然而人类性格绝对的多样性意味着婚姻紧张是不可避免和普遍的。因为离婚诉讼费用很高，许多离婚案依然悬而未决；因为它们会被大肆报道，所以人们认为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其他的逃生路线也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十分困惑地观察到，他所认识的在伦敦工作的每位医生都曾在某些时候被迫收回他们对自己病人的怀疑，包括下毒谋害妻子的丈夫和下毒谋害丈夫的妻子。 mall> [11]

这是一个黑暗和引发好奇心的领域，尽管来自公开辩论的猜疑是可以理解的。毒药很容易弄到手。当时的人们不像帕尔默医生那样对自己的收益能够了如指掌，他们往往难以区分致命的肠炎和毒药引发的症状。有些绝望的中产阶级的妻子们为了摆脱丈夫的桎梏，做好了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准备。弗洛伦斯·坎贝尔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卫兵警官，他经常醉酒后殴打她。他死时不到28岁，死因被草草归结为酗酒引起的胃疾。她的第二任丈夫查尔斯·布拉沃是一名律师，因锑中毒死于1876年4月，弗洛伦斯为此被怀疑是杀夫凶手。她曾和她的主治医生詹姆斯·格利有过婚外情，他知道一些内情并且感到非常愤慨。格利曾经为她做过引流；妊娠和分娩对于女性总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常常是致命的，这也可能是弗洛伦斯想要终止她婚姻的原因。 mall> [12] 如果她真的谋害了丈夫，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用来起诉，尽管公众以为不然。弗罗伦斯·梅布立克的丈夫是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商人，他体弱多病、饱受急性消化不良之苦并且殴打过她。1889年，她涉嫌通过煮蒸捕蝇纸提取砷毒将他谋害而被判刑。和弗洛伦斯·布拉沃一样，她也有外遇，而这有可能会诱使她铲除一个多余的、不讨她喜欢的丈夫。 mall> [13] 这两个案例不仅为这位不知名的医生的猜测添加了一些可信度，还提供了令人痛心的证据，证明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被困在无爱而失控中。

这些错配婚姻的痛苦和所受的惩罚都被载入了报纸当中。当时，存在着专横的丈夫以及一些聪明有主见的妻子们，她们不愿听从罗斯金（他自己的婚姻也是失败的）和其他大师们提出的消除自己个性的建议。基本原理可以归纳为，他们的谴责基于女性有服侍丈夫的先天意愿以及这是理当遵从的圣经中的条约规定。但是，前者是站不住脚的科学依据，而后者的威信正在减弱。

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有了改变，尤其是关于妇女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正统教条受到了挑战，需要修改，有时甚至被完全推翻。这场运动集聚了各路势力。现在回想起来，它的受益者们可以宣称这是一场百年后才得以结束的妇女大解放运动迈出的第一步。到了19世纪90年代，“新女性”已经出现，而她的姐妹们则宣称自己会死守压抑人性的旧观念。其中一位在1903年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守旧的姑娘在一百年前肯定会被列为‘叛逆的女儿’或‘新女性’。”把简·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放到现代，她会逃离幽闭恐怖的家宅和愚蠢懒惰的母亲而为自己谋一份职业。她的妹妹玛丽会进入大学学习。 mall> [14] 在格顿学院的时候，带着爱德华时代气息的玛丽·班纳特会骑自行车，争论女性选举权的优点，抽烟，和反紧身胸衣运动的支持者们同仇敌忾，甚至仔细斟酌那些讥讽婚姻是一种家庭内部奴役和卖淫的杂交体的极左翼人士的看法。

保守派人士对新女性的人生观与举止感到震惊。然而这其实是人类演化而非革命的产物。在早前对女性气质的认识中，先行者们的理解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上，妇女被尊为拥有智慧、创造力和活力的高贵生物；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天生的傲慢，使她们成为在19世纪中期流行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平衡力。 mall> [15] 不管怎样，她们都需要男性持续不断地监督，而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被束缚在传统习俗允许的范围内。即使有部分规范已经被叫停，偏见却依然存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允许护理斯库塔里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但军方坚决要求她和中产阶级同伴们只负责看护普通士兵而不是军官。因为他们所负的全部使命感使他们担心这些年轻小姐们是不是在寻找丈夫人选。

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的女性使那些关于哪些工作可能适合或不适合女性担当的道德困境变得更为复杂。她是一位出身中产阶级的未婚妇女，是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小说家乔治·吉辛（1857—1903）是这样描述她在社会上的孤立处境的：“这是一位柔弱、没有目标、失去希望的妇女”，她受到来自上帝的惩罚，使她“因为错失了爱情进而错失了一切”。 mall> [16] 两性之间的人口失衡，导致了未婚女子人数增多：1901年，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多出了100万。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当时的平均婚龄为25—35岁，这就创造了一个劳动力资源库。

将普遍意义上的供需法则应用到中产阶级妇女身上是不可能的。专业人士和大学教授纷纷竖起防护屏障，人们也总是提及关于女性工作的本质是否有损女性地位形象的敏感问题。比方说，让一位来自中产阶级的女孩进入南丁格尔时代之前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低层阶级妇女”当班的护理行业是正确的吗？我们只能给出一个比较勉强的肯定答复，这是基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的医院引进了新的培训课程而其他各地医院也纷纷效仿，才使得护理行业拥有了专业职业的地位。

照料病人是一回事，诊断和治疗他们又是另一回事。早期，人们对女医生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以高傲的打趣姿态接受，也有人百般阻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夫人（1836—1917）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坚定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面对医疗机构的强硬态度。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1840—1912）是拉格比学校一位校长的妹妹，她勉强获准参与学医，但是爱丁堡大学拒绝授予她学位。这样的态度包含着明显的不公平和恶意，但它未能制止中产阶级的女孩们修习医学课程。医科学校花了20年才开始坦然面对现实；1895年，伦敦、达勒姆、圣·安德鲁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学院都为女医生颁发了学位证书。在格拉斯哥大学，她们占了当年医学毕业生的10％。

取得这样的进展，唯一的原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有了心态上的改变。而慈善过程中传统的自由概念则是他们的智力催化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辩论说，同遭到这个时代遗弃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妇女地位低下也是未开化的过去的一个遗留。这是一个唯男性“绝对优势”为至尊的历史时期的残存，并被其当事人认为是自然和可取的社会安排。对于女性的征服已经不再那样残酷，现在的男性会将女性“不是［作为］一个奴仆，而是［作为］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来对待，虽然相对前者，她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女性的解放和晋升平等是势在必行的，这是中产阶级在19世纪很多阶段一直努力不断拓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的解放的必然结果。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在开展当中，因为有很多“聪明努力且有经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们”会就私人和公共事务经常为丈夫们出谋划策。没有人质疑女性的思维能力，而基于古老的传统习俗要继续奴役女性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对智力的浪费。

女性也意识到了这点，并开始利用传统的中产阶级的说服手段——协会、公开会议、广发传单和募捐筹款——推进她们的解放事业。她们很快意识到，获得免费教育的权利是解放女性的关键：在19世纪70年代，牛津和剑桥都成立了私人融资创办的女子学院。对此，男人们的反应大多是充满敌意并认为此举愚蠢至极。1871年，牛津辩论社以19∶13的投票比例将女性拒之校门外；1897年，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们为了庆祝参议院拒绝妇女进修学位，而把一幅骑着自行车的女人的画像悬挂在其学院的一扇窗外。根据她穿着的灯笼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她代表着新女性。更为顽固的教授们（大多数）也会从中阻挠，表现得十分无礼。1870年，罗斯金执意要求将女性从他在牛津大学的艺术学讲座中驱逐出去。他宣称：“我不能允许戴无边女帽的人进来。”他还补充说，他接下来的讲课内容保准会对“女性的大脑没有丝毫用处”。 mall> [17] 剑桥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乔治·戈登·库尔顿也支持这种不文明的传统。他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几年向一群男女混杂的听众授课时，很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早上好，先生们”作为开场白。 mall> [18]

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几乎成了四面楚歌的哨所。从19世纪70年代起，先是私人出资而后由政府拨款建立的新的地方大学院校都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原则。1893年，伯明翰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365∶335；1913年，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441∶173。在这里，近1/4的学生享受学院和郡设的奖学金。 mall> [19] 不过，在专注于技术和科学的大学里，有着显著的男女比例不平衡：谢菲尔德大学在1911年只招收了48名女学生，而男学生人数过千。即使这些大学院校支持性别平等的理念，某些学院仍然有着傲慢的情绪。1901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一位女毕业生走到英国财政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跟前时，台下的男生们起哄道：“上啊，先生，吻她！”但这位女性选举权的反对者拒绝照做。 mall> [20]

这种先肯定女性智力的潜能，后将其部署在迄今为止还是为男性所有的工作领域的模式也被运用到了其他方面。在接受了常识底线——如果她们通过考试，就有权利实践其能力——之后，制药协会在1879年接收女性会员时没有引发什么骚动。出于实际考虑，伦敦和一些行省的地方当局在1894年任命了一些女卫生检查员，但她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诸如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洗衣房一类的场所，以及探望卧床不起的穷人家的妻子们——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最要紧的是“礼数”。 mall> [21]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完全是中产阶级才有的现象。然而还有许多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旧观念依然风头强劲，而在分工明确的医疗行业，对这种观念的宣扬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来得激烈。189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所在的伦敦医院的女医生们对职业资格认证的呼吁震惊了皇家内科医学院。一位工作人员讥讽道，女性之所以被允许学医，只是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能“独立于婚姻之外”在社会上生存而无须担心贫穷。教学及护理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专长。另一位男医生宣称，她们缺乏创造或升级知识的想象力。还有一些迎合者。一位来自《柳叶刀》杂志曾指责“新女性”十分聒噪的新闻记者揶揄地补充说，新女性是“病态”的人，应该被送去做“病理解剖”。一位耳喉外科医生坚称，女医生们“扼杀了自己的性别”，“藐视了将其限足于家中的神的智慧”。 mall> [22] 《实习医生》认为这种抱残守缺的思想十分可笑，并将其比作“医生帕廷通斯夫人最后一次绝望的挥帚”。 mall> [23] 将这位象征60年前政治改革的人物形象拿出来作比较，是非常恰当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保守党人一样，顽固的医生们终于被吞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只要妇女们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一定形式的慈善事业上，那么即使是最默默无闻的医务工作者也无法否认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中产阶级的妇女有能力超越阶级障碍，并且能同工人阶级的姐妹们在家庭及家族事务上坦诚贴心地进行交谈。天生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激励她同剥削不管是工人抑或是妓女的行为做斗争。只有在这一领域拥有斗争经验的妇女才有实力进入政治舞台。如果是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的那样，妇女解放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她们就有权获得选票。

1870年，当女纳税人被允许参加投票选举并参与当地学校委员会竞选的时候，人们默认了这项原则。到当年年底，一共有三位女性成功获选。 mall> [24] 1888年出台的地方政府立法赋予了拥有家庭的妇女们投票选举的权利。1907年，在伦敦有60万这样的女性，其中约1/5参与了议会选举投票。 mall> [25] 然而，这些先例和不断加强的妇女对地方政党组织事务的参与力度在进入下一阶段——将国会选举权扩展到妇女身上时，却显得很无能为力。其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彻底的描述和分析。 mall> [26]

最初，妇女的选举权是划分党派界限的一个问题（迪斯雷利持赞成意见而格拉斯通持反对意见），但双方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会影响男性选民投票的次要问题。这种冷漠也不为传统的中产阶级惯用的新闻宣传、游说、示威和公众集会等政治手段所动摇。绝望之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采用了有规划的暴力运动。在1912年和1914年间积压已久的挫败感使得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终于爆发。她们开始到处纵火、砸玻璃并做出其他蓄意破坏公物的行为。这场运动走的是中产阶级传统的政治抗议路线，但此举并未能打破僵局。对于自由党来说，做出让步无异于参赌，再加上它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中的选票份额已经大幅跌落，而且还可能继续下降，使得阿斯奎斯担心他若是同意给予女性选举权就会使更多的人转投托利党。 mall> [27] 像许多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反对派人士一样，他也担心女性会不会受她们的情感左右而在选举当日按照自己丈夫的愿望投票呢？

在1918年初，女性在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确保了30岁以下选民的选举权。女性选举权和国会女议员带来的最初亦可能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1919年出台的《性别取消资格（移除）法案》。从那以后，性别不再是进入公共机构、任何文职专业以及学位授予的障碍。 mall> [28] 据此，牛津大学在次年修订了其校规，而剑桥大学则单独坚守着这个堡垒直至1947年。在此期间，所有原为男性专有的职业尽管态度有些扭捏，但都开始逐渐对女性开放。

伴随去除法律与风俗障碍运动的是一场同样具深远影响、针对妇女的志向和自尊的革命。像加勒特·安德森夫人那样的女性先驱们打开了中产阶级女孩的视野，规劝她去挑战关于性别的古老暗语，并向她展示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女性才能够立足于男性世界之中。首次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定位为中产阶级少女的年鉴——《女孩领域》，向读者展现了年青一代新女性的典范和梦想。1904年的那一版揭示了一个在40年前不可想象的女性世界。有些题为“女孩子在做什么的”篇章收入了女毕业生、音乐家、第一位澳大利亚女律师和两名救起溺水者的女孩的传记，同时配有她们的肖像画。海伦·凯勒、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女毕业生、知名女子学校的相关报道，以及对女士们的粗野消遣——纸牌游戏的小建议的文章，都刊载在年鉴中。如果女孩有任何对她们智力和身体的担忧，她们会从乔治·阿尔弗莱德·亨提的作品《军人之女》（约1895）中汲取信心。她们还会在书中碰到一位学习拳击的热血少女，知道如何把一些脊骨塞回一名站立不稳的中尉体内，并将其从西北边境的帕坦起义中拯救出来。新女孩们还能够在男孩们专长的游戏“帝国创建”中击败对手。

《女孩领域》的读者们比她们祖母辈的人更健康、更有抱负，也更喜欢冒险。没有什么比自行车更能象征新女性的自由、活力和独立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骑自行车的热潮风靡了全英。虽然制造商们宣称他们的模型车都是有头衔的女士们骑的，自行车的价格使得这一流行现象主要还是发生在中产阶级中。他们也再次得到了宽慰，因为获悉自己目前的渴望之物也是贵族们热切祈求的。社团中的女性、女演员和樱草花协会中的杰出人士都向《轮胎上的妇女》表达了她们对自行车的热爱。另一本杂志刊登了一个有指导意义的短篇故事，17岁的主人公克拉拉央求思想保守的父亲给她买一辆自行车。她提醒父亲，有位乡绅的妻子和一位住在附近的贵妇常沿着当地的小巷来回骑脚踏车。一开始，他对此无动于衷，但当她说骑自行车将会是替代必须举办的、目的是帮她找寻未来夫君的舞会和派对的经济型选择时，他才软下心来顺了她的意。 mall> [29]

中产阶级的丈夫和父亲们的钱包要遭受的考验还有更多。时尚产业促进了自行车装备的发展；在1896年，红色成为了新潮的色彩。这种颜色似乎并不符合人们对女骑手谦恭形象的期许，也屡屡告诫后者这种行为有些恬不知耻。根据《轮胎上的妇女》对于“高声说话、穿着艳丽、骑车时两手叉腰、惹行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处女们”的责难，我们可以得知这类行为豪放的女子在大街上为数不少。 mall> [30] 拥有完美的礼仪已经成为奢望。《美丽与健康》在提出进行小腿锻炼建议时承认，“自行车和适宜雨天穿着的裙子自问世以来，已经使妇女获许向全世界展示她们拥有美丽的大腿。” mall> [31]

自行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自由。“今天的女孩不仅比以往更加勤奋，而且通过骑自行车也得到了健康和快乐，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与男性便利的社会交际；而她们母亲那一辈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去经历了。” mall> [32] 这一被某自行车周刊所称赞的骑车优点，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堕落。一位名叫查洛纳·丘特夫人的肃清运动者在1895年告诫女教徒们：骑自行车的单身女性是道德分裂的带头人。这一玩物只是富人们有炫耀之嫌的一种消费形式，会导致前者忽视穷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进程。 mall> [33] 而其余的中产阶级人士则默许了这一骑车风尚。在丘特夫人发出悲叹后的两个月，一位穿着灯笼裤的法国女骑手沿着骑马道骑车的新闻也只不过引发了旁观者们“一阵不痛不痒的抗议”。 mall> [34]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可能已为女性点燃了开汽车的欲望。1896年，《轮胎上的妇女》向其读者引入了女性驾车的概念。杂志宣称，“当今的妇女们过着更充实更自由的生活”，同时敦促她们在骑自行车的同时还可以尝试滑冰、打网球、打高尔夫和狩猎。 mall> [35] 在一代人之前，中产阶级的男士们已经开始了支撑式的体育锻炼；现在他们女儿和孙女们的体格已经愈加强壮。其实，女性对于体育的热情并不亚于男性。1903年，《美丽与健康》告诉那些崇尚“体育文化的女孩们”，同与自己一样健康纯洁的男士结婚是她们的职责。而这些女孩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女孩啊，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正处于青春的‘鼎盛时期’，你拥有白皙的肌肤、美丽的容颜和无瑕的胴体。” mall> [36] 拿来做练习示图的，是一些穿着灯笼裤、连体裤和游泳衣的妇女的照片——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且透着些许淘气。毫无疑问，其中的某些练习动作都是由参加了该杂志组织的各种社团集会的妇女们所演示的。《美丽与健康》还支持始于1894年的反紧身胸衣运动。然而，事实证明，比起健康和舒适的需求，女性更注重对时尚的追求。据估计，英国每年都有五百万件紧身胸衣的销售量。

《美丽与健康》还为其读者提供了与性知识相关的问题的慎重建议。子女依然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和重点。中产阶级女孩对于她们如何受孕的确切知识都是无计划获得的，她们中的有些人在步入婚姻殿堂之际，只对人类繁衍的方法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在中产阶级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虽然这个阶级的成员喜欢欣赏（刮去阴毛的）女性的裸体画，阅读刊登在报纸上的关于强奸和性谋杀的详细报告，并对卖淫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对待污水净化处理亦是如此。有关污水处理的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的，但是年轻女孩在前去拜访朋友时会感到拘谨，不好意思问可以去哪里方便。 mall> [37] 如果她们鼓起勇气开口并且正好身处一栋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房子中，她们会被告知，女用卫生间设在二层。而出于方便起见，男士卫生间则被设在一层。看来，在铺设管道时，人们还是以男士为优先考虑对象的。

到了19世纪90年代，对于性知识的无知和三缄其口的态度已有所缓解。 mall> [38] 但对于年轻人普及系统的性教育还是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承认儿童可能也拥有性意识是对他们纯真天性的亵渎。那些好奇者们也因为各种阻力不敢越雷池半步。1921年，一个即将结婚的中产阶级女孩承认她甚至都不愿向“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亲友咨询关于性的问题。 mall> [39] 和早年一样，其他的儿童和仆人往往是她们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有位1885年出生的M小姐在她14岁左右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听到和她年纪相仿的一位中产阶级女孩的故事。她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新奇的事情”。 mall> [40]

M小姐于1910年结婚，她当律师的丈夫懂得如何避孕。尽管这对夫妇使用了避孕套，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她很快就怀孕了。据估计，当时有15％的中产阶级夫妇在尝试服用避孕药，这一比例也在快速增长。 mall> [41] 19世纪70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的橡胶制避孕套，一般在理发店有售。得益于此，生育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轻松和可靠。1883年，一名法国游客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佩蒂考特巷市场上出售的避孕套外包装上竟画有维多利亚女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的头像。 mall> [42]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还是说这两人象征了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关于避孕的知识宣传手册随处可见，而让人吃惊的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肃清警戒会成员们的注意。如此一来，倘若丈夫愿意配合，新女性就可以限定家庭的规模大小了。

节育行为的大肆推广导致了中产阶级人口出生率的下降。1915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目从19世纪60年代的6.1人一路降至2.4人。分析师们也都认可，其中下降幅度最为显著的就是中产阶级。这是皇家委员会在警觉到高层阶级（也就是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中的低出生率，而在1904年进行的关于英国人民体质恶化的调查中所得的结果。 mall> [43]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数据资料，还会发现在专业人士家庭中出生率降幅最高，其次是公务员和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如果这些人采用了避孕措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就会是一种从高层社会向低层社会传播的习性。医学界对此所持的态度并不统一。有医生出于对优生的考虑，拒绝节育理念；有些全科医生虽然建议中产阶级的妻子们为了子女健康着想少生几胎，却并不解释这该如何实现。不过，这些医生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很显然，他们的家庭规模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一样都在缩小。 mall> [44]

发生在中产阶级中的低出生率给政府带来了困扰，因为这似乎威胁到了现代优生论者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是最适宜养育的英国血统这一观点。为了扭转这一局势，政府在1911年的预算中为拥有16岁以下子女家庭的父亲们拨出了10英镑的补助。考虑到当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起点是150英镑，这一举措摆明了是旨在利诱中产阶级扩大其家庭规模。但是，同医生和基于教义反对避孕的宗教人士一样，此举仍以失败告终。到1919年，有数据显示，40％的已婚女性实行了节育。 mall> [45]

反对节育的神职人员们援引了《旧约》中关于性交是生殖的唯一目的的条例。在19世纪90年代对45名美国中产阶级已婚夫妇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有2/3的调查对象同意这一观点，但超过半数的人补充说，性行为让双方感到愉悦。 mall> [46] 在英国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如果进行了，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卧室依然是一个神秘的场所，但并没有什么能暗示它是一个缺乏欢愉的地方。未来首相的妻子露西·鲍德温夫人，很可能会回忆起“英格兰的往昔风采”，但和她出身同一阶级的其他姐妹们的反应就更激烈了。

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1930年的写作过程中，将1895年定为“为我们自己更加熟悉的、如果非要说还算是在萌芽期的现代”。这一年，新女性迈出了她的第一步。在间接承认她的潜能时，福特评论说，他宁愿被他的曾孙女而不是他的曾祖父统治。 mall> [4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人士都显露出像他这样的偏爱，但截至1914年，他们已经对妇女的局部解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欣然默许。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带来的需求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然而，妇女们在1914—1918年间的作为，是一个已经有着至少40年的动力积聚的改革进程所达到的最高点。从本质上来说，妇女解放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因为这一思想强调天赋不应遭受阻碍而取得进步需要抛弃那些不过是在倚老卖老的观念。自由市场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些支持妇女解放的智慧论据正好契合了主要为中产阶级下层妇女提供了体面工作的经济改革。

1861年，从事包括护理、店务管理、女帽产销和女服童装制作在内的体面职业共有38.1万人。到1911年，该数字达到了95.9万之多，刚刚超出办事员、打字员、报务员的1/10。 mall> [48] 女医生人数的增长较缓；1881年，全国只有25名女医生，而1911年则是477名，仅为女摄影师的1/10不到。工作机会可能有所增加，而妇女们也可能已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和独立，但婚姻生活依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理想。

height="10pt" width="0pt"> [1] Work and Leisure for the Enjoyment and Recreation of Working Women，cover.

height="10pt" width="0pt"> [2] Studio，3（1905），307－308.

height="10pt" width="0pt"> [3] Collett，513.

height="10pt" width="0pt"> [4] Layton，518－519.

height="10pt" width="0pt"> [5] Jordan，385.

height="10pt" width="0pt"> [6] Home Sweet Home ，29 October 1898.

height="10pt" width="0pt"> [7] Home Sweet Home ，20 January 1900.

[8] St John，212.

height="10pt" width="0pt"> [9] The Times，18，21 November 1861；Guerriro Wilson，466.

height="10pt" width="0pt"> [10] Hammerton，278－279.

height="10pt" width="0pt"> [11] Burn，250.

height="10pt" width="0pt"> [12] The Times，1，2，3，4 August 1876.

height="10pt" width="0pt"> [13] The Times，1，9 August 1889.

height="10pt" width="0pt"> [14] Guardian，22 July 1903.

height="10pt" width="0pt"> [15] Houghton，350－351.

height="10pt" width="0pt"> [16] Jalland ，259.

height="10pt" width="0pt"> [17] Brittain，39.

height="10pt" width="0pt"> [18] I am indebted to the late Mrs Charlotte Williams for this point .

height="10pt" width="0pt"> [19] Royal Commission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Wales，98.

height="10pt" width="0pt"> [20] Dyhouse，No Distinction，17.

height="10pt" width="0pt"> [21] Lancet，4，19 May，8 June 1894.

height="10pt" width="0pt"> [22] Lancet，2，23 November 1895.

height="10pt" width="0pt"> [23] Practitioner，December 1895.

height="10pt" width="0pt"> [24] Saturday Review，3 December 1870.

height="10pt" width="0pt"> [25] Pennybacker，27，255.

height="10pt" width="0pt"> [26] For example，Rosen.

height="10pt" width="0pt"> [27] Rosen，237.

height="10pt" width="0pt"> [28] 9 ＆ 10 Geo 5，Ch.71.

height="10pt" width="0pt"> [29] Cycle and Camera，11 September 1897.

height="10pt" width="0pt"> [30] Wheelwoman，12 December 1896.

height="10pt" width="0pt"> [31] Beauty and Health，October 1903.

height="10pt" width="0pt"> [32] CyclE and Camera，5 June 1897.

height="10pt" width="0pt"> [33] Daily Graphic，11 October 1895.

height="10pt" width="0pt"> [34] Daily Graphic，23 December 1895.

height="10pt" width="0pt"> [35] Wheelwoman，2 January 1897.

height="10pt" width="0pt"> [36] Beauty and Health，April 1904.

height="10pt" width="0pt"> [37] Dyhouse，Mothers，35.

height="10pt" width="0pt"> [38] Bland ，123－124.

height="10pt" width="0pt"> [39] WI，Stopes ，PP/MCS，A 6.

height="10pt" width="0pt"> [40] WI，Stopes ，PP/MCS，A 182.

height="10pt" width="0pt"> [41] McLaren，11.

height="10pt" width="0pt"> [42] McLaren，126.

height="10pt" width="0pt"> [43] Weeks，45－46.

height="10pt" width="0pt"> [44] Weeks，45.

height="10pt" width="0pt"> [45] McLaren，11.

height="10pt" width="0pt"> [46] Weeks，41.

height="10pt" width="0pt"> [47] Madox Ford，11，16.

height="10pt" width="0pt"> [48] Jordan，385.

height="2em" width="0pt" align="center"> 第九章　释放想象力：娱乐，通常都在户外

流动性是自由的标志。这一思想备受中产阶级推崇，也是后者获取个人幸福感的最大来源之一：出行前的憧憬、假期间的享受以及归来后留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大，人们愈来愈觉得抛弃程式化的生活日程的迫切性——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大家似乎都深受诗人马修·阿诺德在其长诗《吉卜赛学者》中所刻画的那种急弊之害：

这一现代生活的怪病，

有着其病态的忙碌和多重的目标，

超负荷的大脑与麻木不仁的内心。

因此，中产阶级的男女会将假期视为一种疗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清新的空气、温暖的海浴和有活力的运动，唤醒了惯于久坐的都市男性僵化的肌肉和已开始退化的身体机能，而家庭主妇们亦得以从让人心力交瘁的家务细碎中暂时解脱。目睹往昔雄壮的建筑艺术杰作，凝神缥缈的山峦顶峰，眺望海景碧波荡漾，可以抚慰倦怠的感官，让人寻回生活的激情。一位独步探寻自然的痴迷者这样欢呼道：“山峦沼泽！这两个单词洋溢着自由的美好，传递着对释放视听感官的渴望，让形神游离于天地之间……有道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mall> [1]

境外旅行对于英国人来说一直像是探险，直到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铁轨横贯了欧洲大陆的每个角落后，旅行社纷纷推出了旅行度假包办业务。出行希腊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漫游者们，同时也是站在这一古老文明边缘的探索者。如果他们遵照默里旅行手册中给出的建议，他们就会拿棉布单将自己的身体裹住，将薄纱巾披在头上来防止蚊虫的叮咬，并随身携带枪支来对抗土匪和捕兽狩猎。 mall> [2] 欧洲的荒野丛林依然危险重重，而神秘的东方亦是只有无畏的探险者们才会前来的探索奥秘和纵情山水之处。而无论去往何方，中产阶级旅行者总是带着激动、惶恐以及常有的过于傲慢的民族优越感交错的复杂心情踏上旅途。

与他们之前和之后时代的人们类似，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代的旅行者们在出行时脑子里总是塞满了对目的地先入为主的偏见、对旅程的期盼和对未知的焦虑。而旅行指南则能帮助旅行者避免诸多不便，对当地怪异的习俗有一个预先的了解。比如说，奥地利的海关只有收受了贿赂才能“礼貌而高效”地履行他们的工作，而在君士坦丁堡培拉区的房东和服务员们竟然完全不知道英国公使馆的所在之处。 mall> [3] 但最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则是喜欢吹毛求疵的欧洲大陆官员们，因为后者似乎有意要阻止标榜着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去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在默里关于法国旅行指南的早期版本中，他一再地劝告造访法国的游客在面对拿破仑三世的宪兵和官员的怠慢时，要尽量保持克制而不要“逞一时之气”。此外，英国的中产阶级人士会认为自己有权不顾当地人民感受而大肆宣扬其对他国的偏见。在意大利和法国，旅游团们在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之际四处溜达，用喋喋不休的聊天扰乱仪式的进行，摆明了要让教堂会众知道他们对天主教的无比轻蔑。 mall> [4]

除了这些无礼行径，在外的英国人往往因为有意地无视东道国当地语言，而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使得他们很难与外国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但不管怎样，绝大多数的旅行者出行的目的更多的是试图远离自己生活的地方，而非对东道国文化的钦慕。在1869年，势利的旅行作家奥古斯都·黑尔在意大利比萨的一家酒店就遇到了这样一对“善良而庸俗的”伦敦夫妻。他发现，这位丈夫待在法国和意大利时，仅会说“牛奶，面包，茶，你好”这么一些法语。 mall> [5] 有人推测，和众多其他游客一样，这对夫妻需要的可能只是身在外国所带来的兴奋感，同时又希望周围环绕着一些熟悉的家乡特色。在1890年，瑞士、德国和意大利各处的酒店宾馆都打出了拥有“完美的”卫生条件和会说英语的服务人员，带给人“英式的舒适”以及配备一名常驻的英国牧师的广告承诺，以吸引英国中产阶级顾客。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皇家大酒店为了打消这些难以取悦顾客们的顾虑，告诉他们，国际卫生委员会在该城下榻时“特别相中”了这家酒店。 mall> [6] 而德国巴登的维多利亚大酒店和意大利热那亚的布列尼塔大酒店也为客人们带来了同样的慰藉，保证他们只需支付6先令一天就能不受港口“难闻的气味和扰人的噪音”的侵扰。

旅行满足了旅客的好奇心，任其想象遨游于目的地的山水之间，而酒店和旅馆为旅客提供了旅游的栖息之所。中产阶级旅行爱好者所关心的各种国内外旅行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旅游指南和诸如《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等周刊中占据很重篇幅的关于旅游的插图文章中找到解答。如果不是以疗养为目的，游客们往往希望在旅行中激发自己的想象，丰富自己的知识，而希腊就能充分地满足旅客的这般需求。在瞻仰希腊的文明遗迹并视察这个过去曾哺育了无数他们在学校读到过其功绩和思想的战争英雄、哲学家和作家的国家的同时，不列颠的旅行者们会审视自身文明的发源。即便是抛开历史文化联系，独取希腊之自然风景，也足以丰富心灵世界，一如爱德华·李尔诗中描述的那样：“呈现在你面前的，是绝壁盘绕的壮美海湾，城堡冠顶的高地，阴郁的堡垒；土耳其式宫殿闪烁金色的漆光，山峦森森如瑞士雪域；湾水幽幽而海色湛蓝；岛屿点缀，沉凝而光明。”

希腊亦有别致的人文景致，因为希腊人保有“款式各异的服装和美艳如画的盛会”。 mall> [7] 更具异国情调的是安娜陀利亚族土耳其人：“无论在家中或是户外，穆斯林们皆装束别致，姿态如雕塑般俊美，额头上刻着尊严，唇齿间挂着和善，举手投足间充满着诗情画意。”置身于这般精彩的人群中消磨一日，旅者们会在回到寓所后，“沉心静气，融入自然，凝神观察人与物之间的联系”。 mall> [8]

令中产阶级旅行爱好者对此趋之若鹜的，正是这种充电式短途旅行对身体和心灵带来的益处。在此驱使下，伦敦一位热衷于古物的商人托马斯·罗杰斯于1855年的夏天，搭上了前往格洛斯特的早班火车。经过对当地大教堂的短暂拜访后，他又搭联运火车到了切普斯托。第二天早餐后，他步行前往丁登，在那里对着因华兹华斯的诗歌和特纳的画作而闻名的丁登寺废墟画了一幅素描。在火车车厢中度过了超过14个小时的旅途之后，他于当天深夜回到了伦敦。 mall> [9] 尽管交通多有不便，但他认为整个旅程还是非常值得，于是罗杰斯随后又放下了工作去拉特兰和北安普敦郡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古文物考察之旅。这次，他或许会带上查尔斯·亨利·哈茨霍恩牧师的《北安普敦郡葬礼纪念碑》（1840），作者在书中鼓励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研读历史。眼望中世纪妇女的雕像，你能很轻易地想象她们当年的容貌。一如埃莉诺和菲利佩斯，“她们高尚的操守更彰显了其显赫的身世”。

苏格兰是斯科特笔下有着哥特情怀的净土，也有着中产阶级游客心生向往的曾经上演过动人的历史篇章的建筑和乡野。大概再也找不到比苏格兰更适合心灵的朝圣的其他地方了，自打有了铁路之后，小说里所描述的中洛锡安那些狂野和偏远的景致已不再是难以企及之所。书名一目了然的《布莱克的苏格兰趣味之旅》（1882）鼓励游客们在造访令罗布·罗伊留连忘返的阿伯福伊勒时，要让自己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地驰骋。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旅行者有着十足的想象力的话，他眼前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海伦·麦格雷戈（罗布·罗伊的妻子）站在高处正在诘问他，来到这个属于麦格雷戈的国度目的何在？”

以秀美的高地景致、盘亘的古堡和废弃的修道院为铺垫的苏格兰历史，无不扣动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心弦。这简直就是由高潮迭起的历史演义铸就而成的一种纯粹的戏剧艺术，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记录下最动人和最璀璨篇章的历史题材画作得以广为流传的原因。在1875—1876年间，伦敦艺术联盟向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会员发放了四万幅麦克列斯画作《纳尔逊之死》以及《威灵顿与布鲁彻会于滑铁卢之役后》的影印版。 mall> [10] 这两幅画作每一幅都记录了这个国家所取得的今日辉煌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一含义也使得其影印版更添魅力。

往昔岁月，尤其是昨日政治上的血雨腥风现已逐渐远离。而观者仍然可以在艺术画廊的裱框中窥见历史最为狂暴和失智的时刻，或是在漫步于高地小径时凭借想象得以回望，尔后继续自己的生活，庆幸自己身在文明而宁静的年岁中。中产阶级对历史的感知也带着些许的怀旧：工业革命以前轻缓而素朴的生活步调要远胜于他们当前浮华而急迫的节奏。但苏格兰乡野间却是与工业化后的城镇截然不同的两番景致，在此，游客们可以瞥见工业革命之前的井然有致。

与“风景如画”一样，“稀奇古怪”亦是在旅行文学中惯用的词汇。在欧洲的乡间，老旧的磨坊、半木结构的村舍和当地的居民都显得有些稀奇古怪，特别是当后者穿上传统的农夫装束之时——至今他们依旧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在各种旅行指南、旅游文章甚至是明信片上，都对穿着当地传统服饰的乡民们有着大量的图文描述。在英国境内的旅游者也能看到穿着苏格兰裙的高地男性居民、穿戴斗篷和高帽的威尔士妇女以及身着捕鱼装束的渔夫和渔妇等画家和摄影师酷爱的人物形象。

凯特·格里纳韦（1846—1901）也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打造了一方心灵的净土。在儿童书的插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她笔下头戴18世纪小圆帽或软布帽，坐在乡野草地或明亮而又布置简单的村舍客堂中饮茶的小女孩形象。这些场景象征了童年的快乐和无邪，也象征了一个一去而不返的时代。格里纳韦的插画和那些乡间出游伴随了好几代中产阶级孩童的成长。两者都培养了他们对乡野风情的热衷：在1912年，希尔兹的家具经销商就以乡村风格的会客厅装潢为噱头，以博得中产阶级顾客的青睐。他们是这样宣传的，“古典雅致的温莎椅立于红砖地板之上，配上一张时尚大方的橡木圆桌——一切都透着整洁清爽、商务气息和家庭温馨”。 mall> [11]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英国农村经济显然已经行将就木的时期，英国的中产阶级却将乡间的一切和其居住者们理想化了。像乔治·克劳森爵士（1852—1944）那样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描绘农夫农妇田间劳作的画作，成为了当时极受欢迎的风俗画。然而这一时期却没有任何关于工人的作品。中产阶级还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保护他们心中的这一世外桃源：比如他们在1865年组建成立了公共用地保护协会，在1889年成立了鸟类保护协会（后成为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还在1895年成立了国民信托组织。

乡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英国的最根本特征，这些协会以及揣着浪漫情怀的游客们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这一概念。而孜孜不倦的漫游者兼著名田园诗人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则勾勒出了这一特性的要素。当切斯特顿被问到为何如此“珍视”乡村时，他说，这源于“浑然天成的屋顶和砖墙秉直的脊梁，似与田野山林和谐交融；源于供人栖息的旅店、十字路口、市场告示带给人的珍视之感；源于一切看似平凡却极具英伦风情的不可替代之事物”。 mall> [12] 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位年轻的中产阶级诗人在战壕内幻想的“伊甸园”。这片欢乐的天地曾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日假期，承载了他们祖国所有的美好与不朽。这是乔治·巴特沃斯的《绿柳岸》和沃恩·威廉斯的《田园交响曲》的神奇韵律再现的英格兰乡野风情。

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常常在旅行结束时带回照片或者是纪念品陈列于家中，以便日后勾起自己的怀旧之情。他们不相信仅仅依靠回忆就能保存自己的经历。爱丁堡的内科医师托马斯·特雷尔于1844年出行伦敦时参观了国家美术馆，在那里他把看到的所有画作全拿笔列了出来，并给每一幅作品写上自己的备注。在日记里还精确描绘了他在别处所见过的古迹遗址。 mall> [13] 至19世纪80年代，拍照留念成为了人们更为青睐的记录旅行的方式，大家会把照片嵌入相册，翻阅照片也成为了一种家庭消遣形式。人们会收集在风景秀美的地方拍摄的合家欢照、以商业为目的制造销售的印有独特地貌（比如瀑布就很流行）和遗址古迹的器皿。不到几年时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廉价明信片也应运而生。那时，几乎没有任何一家邮局不出售明信片，它们将成千上万的明信片递送给寄信者的亲朋好友们，告诉后者旅行者此刻身在何方、着手何事的消息。旅行者在明信片上表达满足之感的同时，最不忘记提及的就属天气情况了。

至1900年，盒式相机和胶卷的价格已经非常廉价，使得更多旅程中的永久精彩和生活中的快乐瞬间得以保存。当时人们对拥有一部相机的渴望，在一位热衷自己爱好的自行车骑手兼摄影师于1897年创作的诗歌中找到了佐证：

然而，当你骑上你的骏马

风驰电掣般横越大陆之时，

请祈祷莫将相机遗落在家；

你所拍摄的那些美景影像，

一如旅程的纪念品将留住

你心往神游于其间的风景。 mall> [14]

除了相片，当然还有各种旅游纪念品。在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尤其是海边胜地，会出售刻有该景点名称的小装饰品和纪念物，以供游客购买回家置于桌子或壁炉台之上赏玩。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诺福克湖区旅游度假的中产阶级游客获准在区域内进行绘画、拓印、观鸟、压花、采集蝴蝶等活动。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条件下，鳞翅目昆虫学家们可能会心满意足地在冬季整夜地观察自己在芦苇地里捕来的昆虫标本。 mall> [15] 这对化石、贝壳、奇石、鸟蛋、植物等各种收藏爱好者们来说，就像是场集体的狂欢。之后，他们会将标本带回家中进行分类，贴上标签，然后规整地存入陈列柜和盒子里。对于中产阶级的旅行者来说，大自然就如同一个永不枯竭的百宝箱。

科技使人类能够不分地域深入偏远的美景和悠远的古刹，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掠夺自然资源的能力。铁路、轮船乃至随后的自行车、汽车、公共汽车繁衍出了大众旅游业。但对中产阶级来说，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是火车，不论前往何方，乘坐它出行既经济又迅捷而且有不同的档次可供选择。铁路公司深谙中产阶级群体对其运输业务如饥似渴的需求，于是乎，不惜一切代价地从中牟取利润。据估计，1893年发生于沃辛的一场流行伤寒导致了伦敦、布赖顿和南部海岸铁路公司约1.5万英镑的车票损失。 mall> [16] 许多原本只是作为当日往返票被发售的车票，有时候会包含一些当地的文娱康乐场所的入场费用。铁路公司还发售特许车票，允许度假者乘坐当地的支线列车探访乡村。

乘坐火车旅行非常耗时且令人烦躁不安。1874年，从英国伦敦到意大利米兰（头等车厢收费7个几尼，二等车厢5个几尼）需耗时54个小时。1895年，前往康沃尔郡度假的一户来自伦敦的家庭从滑铁卢出发，早晨6点以前就登上了火车，在经历了14个小时的颠簸后才抵达该郡的彭赞斯城。从伦敦的维多利亚出发搭乘联运列车，经英吉利海峡到达巴黎共需9个小时，但购买往返的三等车厢票价总共只需33先令3便士，连普通公司职员周薪的一半都不到。

各家铁路公司的运输服务效率差异巨大。1866年，一家铁路公司的倒闭引起了业内广泛的焦虑，其他公司开始担心自己的企业负荷过重，被迫采取了削减开支的举措。 mall> [17] 和现在的情形一样，这一举措导致了铁路职员疲劳过度，车厢拥挤不堪，火车经常晚点而车祸频发。1870年7月的一个下午，人满为患的通勤者和短途游客充斥的交通运行在锡德纳姆引发了一起铁路事故。就在此前不久，曾有目击者描述，那群结束埃普索姆和水晶宫一日游归来的“举止优雅的旅客们”都面露“难以遏制的烦躁”。 mall> [18] 对中产阶级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站在月台前无可奈何磕着脚跟等待迟迟不到的火车更令人光火的事了，而对于身着华美撑裙的女性来说，被夹塞着挤进车厢也着实是场噩梦。

1872年，《泰晤士报》收到了一捆又一捆针对类似情形的抱怨信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搭乘伦敦至朴次茅斯这一繁忙线路的出行者们。他们抱怨列车信号误报，机械故障频繁，而吊儿郎当的列车司机则会因为和车站员工逗笑而延误了列车运行。 mall> [19] 不过，至少有一位经常搭乘火车上下班的人选择了屈从这一无奈的现实，他诙谐地随口说道，“下了这条线路，你就等于彻底摆脱了这个年代的焦躁”。然而痛苦和折磨依旧在蔓延。1892年，伦敦的通勤者们成立了铁路乘客协会，以对抗过度拥挤的车厢、季度票的种种限制和铁路公司及其雇员的“专横和不公”。 mall> [20] 但胜利对于他们依然遥不可及。

在这些抱怨的背后，令人们烦扰的还有因管理不善和机械故障引发的铁路事故。仅1872年一年之间，铁路事故就导致了1100人死亡，3000人受伤。 mall> [21] 因为事故太过频发，《年度纪事》只勉强给出几笔关于重大撞车和出轨事故的记载：“1876年共发生10起重大铁路事故，共计26人死亡，50人受伤。”所有的游客都容易受伤：在巴斯附近发生的一起撞车事故中，伤亡者多为一日短途旅行归来的游客。如火车这样的灾祸，还有游艇的沉没事故，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写照：1878年，“艾丽斯公主号”明轮艇在伍尔维奇与一艘运煤船发生碰撞后沉没，船上乘客加上全体船员共640人溺水。

此次事故遇难者大多是从格雷夫森德归来的短程游客。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和紧随其后的下一个世纪，海滨一直是所有社会阶层都十分衷情出行的目的地。无怪乎铁路公司会联合私人投资者以及地方当局极力推广度假胜地，加大当地基础设施的开发。在铁轨铺通位于沃辛具有乔治风格的海浴圣地不到40年的1845年，这个端庄典雅的景区就新添了许多酒店、游憩场、舞池和一个码头。1867年火车的开通也给阿伯里斯特威斯市带来了同样的发展：温泉、新潮酒店和寄宿公寓遍地开花，马拉车和后来的公共汽车行业也纷纷兴起，方便旅客前往附近的优美景致。到1900年，新市场演艺中心开始定期播放电影。旅行中最为优越的膳宿居所一定最接近海滩，因此价格也最为昂贵。阿伯里斯特威斯市的莫里斯圣殿大酒店会为女性宾客提供“加里波第”和“土耳其”式的便装，使其在进入更衣车前的短短几步距离中也能维持端庄的形象。 mall> [22]

描绘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身处海边景象的最为著名的代表画作或许就是佛力兹的《拉姆斯盖特沙滩》（1854），画中的沙滩上到处都是穿着考究的家庭，还有那些哄骗神情紧张的幼儿学习划水的母亲们。这样的画面最能触动中产阶级的心弦——1859年，伦敦艺术联盟买下了此画的印刷版权，影印了1.5万个副本。 mall> [23] 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收藏了原作。依据当时的一份旅游指南，拉姆斯盖特与毗邻的闹城马尔盖特相比，要“多一分贵族气质”，这便吸引了众多来自伦敦的中层阶级下层和工人阶层的一日游旅客。 mall> [24]

中产阶级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他们自身一贯的阶级格调。1891年，意欲前往斯卡伯勒的游客们被告知，他们在那边的平静观光不会遭到来自约克郡一些工业城镇“粗鄙的”短程旅客的打扰；而在大雅茅斯，只有“来自上流阶层的游客”才被允许在公共散步场所漫步。 mall> [25] 装束自然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大标识：妇女们往往撑着花伞，男士们则头戴平边草帽身着轻便夏装（也包括带条纹的运动夹克），而他们的儿子们就是一身水手服。即便是宠物犬也能表明社会出身。1896年，一位纯种犬的饲养者如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有名头的人会愿意身后跟着一只血统不纯的狗。”观赏性犬如斗牛犬和柯利牧羊犬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宠物品种，有的价格高达两千英镑甚至更多。 mall> [26]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犬的等级体系就是“社会地位永远决定消费观念”的一个最显著的佐证。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度假时膳宿的选择。酒店经营者们可谓是充分发挥了其中的生财之机，其广告所宣扬的奢华享受，即便是中产阶级主顾也极少有谁能通常在家中拥有——比如说用电照明。度假为人们打开了步入更高层社会生活的大门，哪怕时间非常短暂。布赖顿的大都会酒店就是一个纯粹的圆梦乌托邦：入住此地的宾客如临法式古堡，幻想自己就是那位一夜暴富的古堡堡主，尽管坐拥格调高雅却不过只在卖弄财富。这座五层的酒店于1890年开张，室内装潢从路易十四风格至摩尔风格不一而足，处处透着富贵派场。此处大理石雕和石膏像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一方意式花园可任游客们畅游。枝形大吊灯照耀着气势宏伟的安有集中供热系统的大堂各室，宾客们还可乘坐电梯抵达他们通电后辉煌明亮的卧室。酒店所有的房间都可远眺大海，并有冷热自来水和海水供应。 mall> [27] 如此一来，布赖顿大都会酒店就为中产阶级打造了一个梦想的乌托邦，这一成功的经营模式也令其他景区纷纷效仿。无数装修豪华的酒店拔地而起，隔着海滨广场，眺望远处的海天。

年度的假日出游已成为所有地区中产阶级人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887年，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迫切希望花上十天半月享受海滨生活或者徒步乡野，感受空气的清新，享受健康的天然美食。这样一周下来，开销仅在18先令左右。 mall> [28] 1901年，一个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四口之家前往海滨度假旅行，如果住在寄宿公寓，逗留两周的话，那么花销在5英镑左右。 mall> [29] 1900年，英国人花费在酒店、招待所和饭店的开销共计3890万英镑，而这一数据到1914年则上窜至6470万英镑。 mall> [30]

娱乐消遣有时也会引起社会摩擦。中产阶级在捍卫享受生活的权利时，常显示出令人诧异的争强好胜。1884年，萨克维尔勋爵一世给自家位于诺尔的花园装上了围栏以阻止骑乘之人和散步者入内，随后，来自附近塞文奥克斯的中产阶级抗议者们拆毁了那些栅栏，接连数夜在其门外制造骚乱，其中一次还挑衅地高唱大不列颠颂歌。一位法官书记员甚至骑在马背上指挥了一场示威游行。他声称这是在捍卫自古以来人们的道路权利，而萨克维尔说他只是在保护自家的隐私使其不受来自伦敦的短途游客的侵扰。 mall> [31] 1890年，爱丁堡地方政府在试图将部分城市的露天场所建设成高尔夫球场时也遭到了来自工会成员的反对。一位抗议者说“高尔夫只适合那些［中产］阶级人士”；而高尔夫爱好者则辩称，“这项运动是对各个阶层都开放的”。然而此话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因为高尔夫俱乐部的年会费需要半个基尼，若参加比赛还要缴纳额外费用，甚至连最便宜的高尔夫球杆都要花费五至七个先令。 mall> [32]

机动车驾驶更是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1905年，一位女性驾驶员因轻微超出20英里每小时的限速而被里士满地方法官判罚5英镑，在法庭上，她的丈夫对此大加挖苦嘲讽，称之为“最为不公的判罚”。 mall> [33] 中产阶级的乡区法官则鼓动工人阶级出身的警察们躲藏在草丛中设陷监视开快车的驾驶员，以期掌握他们超速的确凿证据。游击战般的对抗超速驾驶也是对频繁车祸做出的回应：1911年，与汽车和公共汽车相关的事故共导致了184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 mall> [34] 同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000名汽车司机被处以超速罚款。

这些数据激化了人们对汽车的敌视情绪，他们认为，汽车是富人放纵自己无知和傲慢的玩物。而肯尼斯·格雷厄姆的小说《柳林风声》中托德先生的形象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他对速度的痴迷也是所有机车驾驶者共有的恶癖，这在一位乡民眼中是极为庸俗和市侩的，因为前者会在急行时全然忽视身旁的美景。 mall> [35] 但最让人介怀的是这些豪绅的骄奢形象。一位发言人在1902年汽车协会的年度晚宴上如是辩称，只有当汽车驾驶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项娱乐消遣时，这些针对“托德先生”所谓的“汽车驾驶”的敌意才会消失殆尽。 mall> [36] 其实他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只是他得等到20年后中产阶级开始沉迷于汽车之时。

这时期的汽车发烧友们已经开始举行一些如续航试验的集会活动。爱德华汽车集会就是深入人心的共享激情与欢乐的英国传统文化的新兴体现。这种文化广泛存在于各个阶层，并适用于各类兴趣爱好。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古文物研究者、戏剧爱好者和音乐团体）到以中产阶级下层为主的古德鲁伊教、共济会、福雷斯特兄弟会、水牛共济会的成员们都会定期聚会，相互沟通与帮助。乘火车出行也为这些社团协会增添了些许乐趣，成员们有机会得以乘坐火车参加通常是在夏天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集体旅行。主日学校的参与者们会组队来到海边，享受海滨野餐；古文物研究家会深入农家，进行古文物的探寻之旅，一边享受农家主人送上的茶水；水牛共济会的会员们则常常相互探访，进行板球比赛。

与志趣相投的人为伴进行快乐的集体火车旅行，成为了假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人们对此也非常热切期盼。固定的社交盛会亦是如此，比如说，由社区和自发团体举办的嘉年华、游园会、节日庆典、花展和茶话会等。所有这些集会狂欢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民对传统的各个圣徒节的复兴，但与后者相比，这些狂欢有着更为周密的准备，因此也更适宜当下的社会。中产阶级人士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组织筹划了所有节庆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在其中，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自身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如嘉年华一般的盛会能够吸引来自各种背景出身的人们，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也是地方要员在活动之前的开幕演讲中时常提及的现象。他们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进行道德教化的机会。1881年，在安多弗当地水牛共济会举办的游园会上，当地市长在发表讲话致谢过主办方后补充说，这样的团体是为大众谋福祉的，通过他们的帮助，给社会带来了“更为优秀的丈夫、父母和社会成员”。 mall> [37]

乡间游园会通常在农场主的庄园和当地名流的宅邸举办。这些庆祝丰收的活动多少显示了当时的乡绅、牧师和富裕农场主们企图更改以醉酒和乱伦收场的过分放纵的庆祝传统。 mall> [38] 如今，人们通过燃放礼花和高唱国歌的形式来庆祝丰收的季节以及其他各类年度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同其他与此类似的城市盛会一样都被当成了“可爱的古英格兰”的正宗遗留受到了后人的尊崇。

除了地域性的节宴盛会外，英国的节假日程同样少不了全国性的庆典，一般按照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方式进行。处在社会上层的人们有着比其阶层独有的伦敦“赛季”，其间会举行一系列的运动竞赛，比如亨利赛舟会、皇家艺术学院的开放展览、各种舞会以及接待活动。这些活动总体上都带有鲜明的贵族基调，尤其是那些贵妇及其女儿们，常常通过这些活动找寻合适的另一半。不过那些对社会地位有强烈渴望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足够有钱，也可以挤进前者的交际圈。社会关系也是可以被搬上市场进行交易的（昂贵）商品。在1892年打出的一则广告中，两位匿名的贵族妇女就承诺她们可以将非贵族的女孩接到她们的家中进行调教，培养她们的社交能力，而她们所收的费用高达一千至两千英镑。 mall> [39]

一年一度的坎特伯雷板球周则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1881年8月，一位记者注意到了“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在赛会期间相处融洽，在其报道的附图中就描绘了两名坐在轻便双轮马车上的牧师，一户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和一群向正路过的少女抛媚眼的士兵。赛会上还有许多精彩纷呈的节目，午间有军乐队的演奏，夜间还有当地戏剧爱好者协会奉上的戏剧表演。 mall> [40] 而在1893年举行的德比赛马日，另一位记者口中的“伟大的民主”在此得到了体现：会场上会集了各路小贩，来自极易犯罪的社会底层的各式角色以及那些显示了“态度大为不敬”的各类人物。 mall> [41]

某些场合也会让各个阶层会聚一堂，使得平民也有幸目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了参加1852年11月进行的威灵顿公爵的葬前公瞻，托马斯·罗杰斯不得不忍受在异常“拥挤的人群”中排队守候了4个小时之久。之后，他这样写道：“场面是很壮观，可是这么折腾却有些不值。”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情绪，并且元气满满地观看了两天后进行的公爵送葬仪式。 mall> [42] 作为一项为了让民众更为信服君主专制的更具广泛意义的政策的一部分，皇室贵族将他们的庆典活动举办得愈加华丽而隆重。1863年威尔士亲王结婚庆典之夜燃放礼花这一“震慑人心的壮景”，就让伦敦的钟表匠塞缪尔·艾略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mall> [43]

1887年和1897年的皇室周年庆典以及1902年和1911年的国王加冕仪式都尽显隆重与奢华，各大都市、城镇和乡村都洋溢着节庆气氛。在这些盛典上，聚集到一起的人们会观看达官政要的游行（这会提醒他们社会等级划分的存在）并听取爱国主义演讲。之后，人们会聆听乐队演奏、品食饮酒、燃烧篝火以及观看烟花表演。为了表达对其国家的忠心、履行公民职责，中产阶级人士会资助这些庆典义的択後托��时他��还出赚��贫困儿童购买礼牼�杩伦���伟�能为大英帝国感到骄傲〸��着爱�主义漄皇��情和�赥�出�的公典��，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深��次茅�丌他及�观海军舰队�钟��兵式�一�或许是该时期最为�观＄公面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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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笔下泛舟泰晤士河的三人发现的那样，度假旅行犹如一场未知的探险，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乘船旅行，比方说出行参观伦敦博览会或者参与樱草花协会的茶话会一样，都是对单调生活的一种放松。单调的工作和公式般的生活并非工业时代的首创，但后者确实使得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日子过得更为紧张。假期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将自己的闲置收入大量投入其中的原因。然而具讽刺意义的是，奉行工作理念拼命挣钱的人们发现，他们在缓解自己的疲劳和倦怠上的开销已经越来越大。努力提高收入然后补偿性地大肆消遣，这种循环过程已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模式，这也是19世纪馈赠给20世纪的遗产之一。

[1] Country Iife，25 August 1905.

[2] Murray's Handbook of Greece，6，13－16.

[3] A Handbook for the Traveller in Turkey，34.

[4] A Handbook for the Traveller in France，xxxiv.

[5] Hare ，3，345.

[6] ILN，7 August 1890.

[7] Murray's Handbook of Greece，1－2.

[8] A Handbook for the Traveller in Turkey，11.

[9] GL，MS 19，019，20 August 1855.

[10] King，George Goodwin，101.

[11] Pictures of the Year 1914，12.

[12] The Times，30 April 1931.

[13] NLS，14，366.

[14] Cycle and Camera，22 May 1897.

[15] Suffling，3.

[16] VCH，Sussex，6，i，95.

[17] Saturday Review，1 September 1866.

[18] The Times，8，11 July 1870；Saturday Review，12 July 1870.

[19] The Times，3，14，16，17，19 September 1870.

[20] The Times，2 November 1892.

[21] Burn，30：Most casualties were people who wand ered on to lines or fell from trains.

[22] Cardiganshire County History，307.

[23] King，George Goodwin，102－103.

[24] A Handbook for the Traveller in Kent and Sussex，196.

[25] Black and White，29 August ，12 September 1891.

[26] Ritvo，227.

[27] ILN，26 July 1890.

[28] Work and Leisure，passim.

[29] Consumer Expenditure...1900 to 1919，161.

[30] Ibid.

[31] Killingray，67－69.

[32] Golf，5 June 1891.

[33] Motor，22 August 1905.

[34] Economist，13 April 1912.

[35] Spectator，11 June 1904.

[36] Motor Cycling and Motor，12 November 1902.

[37] Buffalo Review and Lodge Report er，1 August 1881.

[38] Lee，6.

[39] Spectator，6 August 1892.

[40] ILN，13 August 1881.

[41] ILN，3 June 1893.

[42] GL，Ms 19，019，16，18 November 1852.

[43] GL，Ms 15，819.

第十章　俗人：中产阶级文化

马修·阿诺德在其随笔《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中给中产阶级贴上了“俗人”这枚著名的标签。俗人的特征是，思维狭隘、刚愎自用、贪婪且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缺乏审美能力。俗人之上是贵族，阿诺德给他们贴的标签是“野蛮人”，这个阶级的特征是耍派头、放纵激情而且和本阶层之外的社会脱节。俗人之下是“平常人”，他们和野蛮人一样不在拯救之列。阿诺德对俗人还抱有一些希望，若是他们肯抛弃唯物论而接纳古希腊的美德，那他们的审美观还有得救。因为他相信，“经过希腊文化荡涤的人生，会带上一种悠闲、清朗和光辉的氛围；这样的生活将充满甜蜜与光明”。

阿诺德继承了博学派教导中产阶级分辨美丑的衣钵。普京、罗斯金、阿诺德及后来的威廉·莫里斯将其读者引向了视觉的纯粹与愉悦，并提醒他们，伟大的艺术具备净化和升华精神的道德维度。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那些有着社交野心希望自己能成为拥有鉴赏力的赞助者的人们对此可是洗耳恭听。他们认可一个原则，即尽管艺术作品的美学属性与其教导和描述能力密切相关，这一属性仍然是次要的；因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艺术能使人变得更优秀。米莱的《少年时期的罗利》（这在中产阶级的版画买家中非常流行）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关于未来帝国的缔造者的梦想如何被初次唤醒的故事，并暗示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年们需要类似的鼓舞来催生伟大的行动。这个振奋人心的场景，直至20世纪中叶还装饰着学校的教室。有时候，这一讯息是直接表达出来的。威廉·弗里兹1887年出品的《通往毁灭之路》，可谓是当代版的《雷克的进步》。画中的场景包括聚众赌博的大学生、一处赛马场、副司法长官的到来、举家流亡法国的年轻破产者以及一把躺在阁楼桌上的手枪。

艺术也与花钱有关。各个层面的中产阶级人士都愿意赞助装潢艺术。其中最富有的会委任建筑师给他们建造楼房并购买油画和雕塑来装点门面，而出不起那么多钱的人就购买复制品以及大批量制造的家具和陶瓷制品。不管预算多少，中产阶级非常在意时尚感并且紧跟潮流——因为艺术能让那些家居装饰彰显主人的地位。阿诺德和其他美学大师吹捧的审美理念也被应用到了日常用品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帮助开启了19世纪70年代安妮女王风格的复兴（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荷兰渡船街》就是一例），其轻快朴素的特点是对压抑繁复的哥特风格的一种反抗。坐落于特纳姆格林的贝德福德公园的安妮女王住宅区弥漫着阿诺德式的甜美明亮。这是经过精心策划以吸引久经世故的中产阶级上层消费者的投机项目。一位讽刺者总结了这些人可能邂逅的欢乐：

一座村庄

为所有审美家而建

用彻底的欢乐完全

填满他们珍贵的灵魂。

地板已上过色打过蜡

而壁炉也已铺上瓷砖

文化的高贵结晶

就这样驱逐了俗人。 [1]

18世纪对正统文化的传统理念已经风靡社会。消费者们宁愿追随专家们的教条也不相信自己未受教导的直觉。一次审美的误判几乎等同于在汤羹上桌前就端出鱼这样的社交失礼。和有关时尚的所有事物一样，最新潮的风格要取得短暂优势，通常离不开对其之前的流行风格的诋毁。《工作室》杂志在1905年宣称，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独立式住房体现出来的整洁流畅的线条，是受人欢迎的“对风格混搭的别墅”和“那些降低了维多利亚时代格调的产物的一次换血”。

这些判断都依照了不同的审美哲学家的观点，但后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一致的：培养出一种能引发他人尊敬和钦佩的品位。人们在房间里摆放伦勃朗的铜版画、廉价的印刷品、以威廉·莫里斯的作品为背景制成的墙纸或大批量制造的餐具，而这些也同时彰显了主人的消费能力和鉴赏力。萨默赛特·毛姆的戏剧《史密斯》（1909）的布景，确切来说，就反映了“其对于寻常事物卓越品味的”，“伦敦每位上层中产阶级女性都拥有的那种客厅”。橱柜里还摆放有“精美的瓷器”，而墙上挂着意大利大师的画作。 [2]

对于设计师来说，创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客厅并非难事。在为那些专注于地位标志的读者量身定做的杂志中，他们能找到各种室内陈设的图示。设计师和制造商会将“优秀”和“时髦”视为同义词，并坚信他们的客户中有许多人热切渴望及时了解最新的式样。出现在当年秋季广告中的“1886年的新款”家具也许和1885年的相差无几，但是任何一点新颖之处都让消费者着迷。 [3] 到了1900年，17世纪的复古家具已经大行其道。牛津街吉洛家具店还为那些希望第一时间得到专家原创装饰设计的顾客，提供个性化项目和全套的室内布景。这项服务一直为皇室和贵族所拥护，也是检验那些喜欢在社会上标榜自己的中产阶级买家优秀与否的试金石。 [4] 如果那些关于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风格建筑的广告存本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当时肯定有一大帮女主人会喋喋不休地告诉访客，她们的画室就是皇室远亲们的客厅的复制品。同样，她们的丈夫也会夸耀说自己拥有首相和少数贵族所青睐的同款汽车。可见，贵族的选择依然是中产阶级决定什么是值得拥有的评判标准。

他们还会受到出国旅行的影响，这样的旅游会开拓他们追求新事物的视野。在罗伯特·特莱塞尔《衣衫褴褛的慈善家》（1907）一书中，一位名叫斯威特先生的地方商人，在巴黎看到了一个令他“神魂颠倒”的房间。斯威特希望自己能够把这种在墙面上使用蜡纸装饰的“类日式风格”照搬到他新近落成的显赫家宅内。事实上这是摩尔式风格，但斯威特在意的只是，它们够时尚。而雇来制作样板的工匠就会去翻阅那些写给寻找设计版模的施工者和装潢师的众多手册中的某一本。

贪婪而刻薄的斯威特，非常符合阿诺德对俗人的定义，只是他还没有对“甜美与光明”完全免疫。因为他总算还有些对艺术的概念，虽然仅仅出于“我知道我喜欢什么”的天性。对于这类人，艺术界给出了指导。艺术联盟一向致力于“在中产阶级中宣传艺术品位”，为了这一目标，他们大量发行艺术界领袖作品的廉价印刷品。 [5] 1867年，该联盟出版了一系列包括麦克利斯的《纳尔逊之死》、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尔士王妃的白瓷半身像、森林女神的青铜雕像在内的复制品。而在好几年前，艺术联盟就联手了依新教原则普及穷人教育的社团，共同分发威廉·希尔顿的《耶稣受难》的复制品，并将该作品描述为“引领人通向天国的人间之景”。 [6]

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里，随着越来越多商业企业进入艺术市场，艺术联盟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了。对大批量生产的复制对象的选择，揭示了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品位已经向尊重传统靠拢，且态度更为审慎。他们钟情于图画叙事、历史题材和浪漫主义的场景与描绘、传统意义上的秀丽或壮观风景、过于多愁善感的抒发怀旧和伤感的宗教意象。1894年出版的有《一处高地峡谷》、《一片萨里松木林》，以及以对话场景为题材的包括《未婚夫妇》和《童年汉德尔》在内的画作的印刷品。 [7] 次年，24幅“女性名流”的彩照凹版印画以每幅12先令的价格售出。其中就有莱顿勋爵的《苔丝蒙狄娜》。 [8] 1901年，经销商们还提供了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为爱国者创作的浮雕版画、经久不衰的《少年时期的罗利》、反映了摄政时期训练场景的作品以及狩猎犬伴和松鸡猎场的图片。这些艺术品的价格在半个基尼到10个基尼不等。可供那些消费能力更强、鉴赏能力更高的主顾选择，还有从公共及私人收藏中挑选出的大师作品的复制品，包括伦勃朗的《解剖课》。 [9]

这些通常被裱帧在厚重的框架中的印刷品，连同当时的家具和陶器，都可以在今天的古董店和古董市场看到。后者已然成为了展示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品位的博物馆。人们对大众市场审美的假定很简单，这在1878年一则圣诞卡片广告中就有体现：广告承诺这些卡片上会印上鲜花和故事内容能够取悦“所有阶层，以及所有能够理解和感受它们”的图片。 [10] 只要将创作对象用摄影式的逼真和技术性的巧妙“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就能保证良好的市场反响。1885年，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画作《烟雨朦胧的一天》，有一篇评论文章大赞“其所绘之马活灵活现，天气效果也处理得非常绝妙”。 [11] 但光有艺术天分是不够的：艺术家需要正直的品格和道德视野。1886年，画家约翰·威廉·沃特豪斯的讣告就赞扬了他的诚实、率直以及他作品中的“道德品质”。 [12]

沃特豪斯去世之际，适逢唯美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壮大。该运动信奉的原则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且艺术常常旨在启发他人。这一理念，让大部分中产阶级感到迷惑不解，而且局促不安，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放任。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所著的《耐心》一书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将唯美主义嘲弄了一番，而王尔德的丑闻案，更证实了这一艺术主张下的文雅的颓废感是与堕落自然并存的。中产阶级对任何有关“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与事充满敌意，并借着《潘趣》发泄了出来。该杂志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取笑唯美主义者本人、他们的外貌（搭配胡须和大软帽子的华丽的波西米亚风格）以及狂妄举止的机会。在1914年7月的一部卡通片中，一位信奉唯美主义的丈夫指导他的妻子根据一个“和谐的配色方案”来晾晒洗好的衣服。而唯美主义者们轻浮作风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否认了艺术能够提升道德的能力。此外，他们的作品有时也令人费解。

中产阶级对熟悉的作品才会放心购买。这就助长了一种平庸的风格——皇家学院1914年夏季展览中的作品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一位评论家评述到，那些作品毫无新意，只是为了确保能够迎合“尽可能广泛的大众”，是对“严肃和庄重题材”的一次堆砌。 [13] 类似的感染了中产阶级品位的谨慎态度也出现在了建筑界。20世纪早期，由于中产阶级想要“更具艺术性”的房屋，建筑设计师取代了原先的投机建筑商。但是他们非常不安于自己的设计，生怕其原创性会被认为是风格怪诞。 [14]

中产阶级对于艺术的道德力量的信念，推动了市区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的建立。通过提供免费接触艺术的途径来实现道德教化，是中产阶级推进文明发展的部分使命：市区行政机关和富有的个体户出资建立了新画廊，并为其提供展品。对于像这样的行政机关和个人而言，声望是放在第一位的。1878年，在赞扬了本地水彩画家的作品展之后，《格拉斯哥先驱报》附言希望这项活动能“提升大众品位”并引领今后更多的展览。该报还补充说，这座城市在庇护艺术事业方面绝不能落后于爱丁堡或者伦敦。 [15]

市区艺术画廊取得的成功大大超越了其赞助者们的梦想。1888年开业的利兹艺术画廊，每年会接待平均2万名访客，而1898年开业的西布罗姆维奇艺术画廊，在14年内就已经接待了15万名访客。1899年，爱丁堡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接待访客已超出33万人。 [16] 对于艺术品的现代修复和管理理念，常常会从根本上颠覆那些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捐赠者和城市元老们品位的博物馆的收藏。年长些的读者们也许还记得这样一来的后果：中产阶级的业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了一堆胡乱放置、从鸟类标本再到古玩古器等的各式收藏。在原始石器和陶片旁边摆放的是旅行者和帝国士兵们从远方带回来的“奇珍异宝”。在敦提的阿尔伯特画廊与研究会（也就是现在的麦克马纳斯画廊）里，陈列着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宝剑与盔甲以及来自中非的兵器。该艺术会馆于1867年建立，旨在传扬“科学、文学和艺术”。

和其他许多有待改进的当代庙宇一样，阿尔伯特画廊是一座会让人联想到小教堂带有铺砖的拱形入口的门厅的坚固建筑。在奢华的包围下，艺术备受推崇。画廊内部到处彰显着中产阶级人士的品位。年代久远些的，有当地一位热心公益的收藏家捐赠的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油画（内容包括山水、静物、古典时期的事件和圣经故事）。能代表当下中产阶级品位的，有那些著名的艺术家和一些常见的主题（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但丁之梦》）以及由爱德华·本·琼斯爵士设计、威廉·莫里斯工作室出品的一系列彩色玻璃窗。1889年，两人被委托建造邓迪的城区住宅，同时向世人宣告了这座城市从事黄麻生意的大亨们并非俗人。

后世之人抛弃了他们的审美价值观，还常常施以一声轻蔑的窃笑。1934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所推崇的大师作品，在拍卖时的成交价已不足原来的1/10。曾经最高卖到500英镑的弗里兹的作品，暴跌至40英镑。 [17] 几年之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一家市立画廊的新馆长为了给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腾地方，不惜出清旧藏，其中就有科特曼的水彩画。 [18]

和艺术一样，文学也是根据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行情出售的商品。在吉辛《新格拉布街》（1882）一书的开头，贾斯珀·密尔范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如是说，“当下，文学成了一场买卖”。只有能够投顾客所好的“商人”才能获得名望。例如，能赢得主日学校重视的宗教故事“卖得跟薄煎饼一样快”。密尔范还提议他的某个姐妹也可以尝试写写这样的文学作品，“好在最拙劣的题材中找出点废话”。而他自己百试不爽的写作方案是，表达“上层中产阶级的智慧”。这样的作品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小说“有一种特有的巧妙机智”，会在“严肃”和“艳俗”间取得精心的平衡。

翌年，特罗洛普死后出版的自传声援了吉辛对于文学愤世嫉俗的观点。自传中包含一篇对写作工效学的详细叙述（关于每天需完成的字数目标），以及一张显示特罗洛普在其30年的职业生涯中共赚了7万英镑的结算账单。在他最后的10年里，特罗洛普写出了16本小说，并坦率承认其中的某些质量低劣。即便如此，中产阶级人士依然照买不误。对于乔治·梅森爵士（1818—1901）的作品，他们也是这样。和特罗洛普一样，乔治·梅森非常了解市场并知道如何发挥其优势。梅森以雕刻师的身份起家，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为那些铁路公司撰写并绘制面向旅行者发行的廉价官方指南。他共写出了十本并赚得盆满钵满，使他能够在1870年舒舒服服地退休。他将余生贡献给了包括伦敦流浪饿狗之家在内的动物慈善事业。 [19]

书中自有黄金屋。中产阶级读者对知识和娱乐如饥似渴。针对年轻人的，有令父母皱眉反对的廉价的血腥惊险小说，也有为责任心强的父母所推崇的关于冒险和基督徒献身的益智故事。市面上还有涵盖了人类各个领域知识的简化版手册，也有面向任何关注方向和智力层次的人提供的严肃小说、避世小说和浪漫小说。经典作品依然非常流行；1914年，11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傲慢与偏见》。大部分当代小说都是昙花一现；扫一眼出版社在媒体上做的广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作者和书名已被现代人彻底遗忘。1914年夏天出版的小说有出自乔治·弗雷德里克·特纳之手的《真正的处女》——有时被誉为是一部关于“理想王国”的浪漫小说，还有“关于北威尔士及其人民和传说的无聊但讨喜的故事”——《黑暗岛上的梅根》。 [20] 有些畅销书风靡一时，接着就销声匿迹了。就像《英戈尔兹比传说故事集》，该书于1840年首次出版，在之后的55年里共卖出了42.5万本，其中1/4是以1881年首次出现的6便士廉价“大众”版售出的。

文学风格是变化无常的。要概括中产阶级对小说的品位很困难，尽管舆论普遍认为，其道德内涵应该起到强化普遍准则的作用。坏男人和坏女人的真面目会被揭穿，并承担其罪行和缺点带来的恶果。在小说中有很强的说教成分，目标对象是那些沉迷于“上流社会”的惺惺作态，被一位评论员称作“高雅别墅”的居住者的人。 [21] 在《甜蜜之家》1898年发行的系列作品中，好奇、避世和色情主题被放到了一起。《男人的复仇》、《玛格丽特的求婚》、《被嘲笑的女人》和《绯红丝带》（“一个关于神秘、爱和情感的故事”），将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们带入了一个有着乡村屋舍和绚丽舞会还有放荡不羁的高级职员和其他浪荡子们流连其中的浪漫世界。而道德准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贞洁和婚姻中的忠诚得到了维护，无耻之徒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法律和流动图书馆是文学道德的守护者。1909年，势力强大的主力流动图书馆实施了一次对新书的志愿审查制度。中产阶级的识别力成为了其判断“可疑”或“有害”与否并最终实施禁令的唯一标准。 [22] 在那些受到打压的书籍中，有乔治·坎农1913年出版的小说《拐角处》，而一位评论家曾大赞其书之率直。 [23]

该小说纵观那些信奉高教会派的拘泥仪式、子女以逆反而著称、精于世故而贪图安逸的圣公会牧师的历史，对中产阶级的伪善特质进行了一次近乎刻薄的审视。绝大部分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以追溯的方式控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其价值观，可以说是约翰·奥斯本《在愤怒中回顾》的爱德华时代的原型。小说揭露那些最好置之不理的丑恶现象，尤其是警政腐败以及反对天主教的顽固分子们很容易遭受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鞭挞的那些极恶劣行径。教区牧师的不肖子弗雷德让一位公寓管理员的女儿怀了孕，但是为了能和有助于他前途发展的女孩结婚，打算将管理员的女儿打发走。儿子出生后，他给了孩子的母亲50英镑作为他的教育经费，并告诫她：“别让他成为绅士。让他去经商。如果他足够好，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如果他混得一般，也会安安稳稳地做下去，然后结婚，最后有尊严地死去。”作为一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弗雷德对于那些压垮了“施展才华时体会到的单纯快感”的商业压力总是怒不可遏。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知道《拐角处》从图书馆借阅室下架的原因了。基于这个原因，该书对“有名望的人士”和由于盲从社会与道德习俗而带来的挫折感的剖析，可能会激怒到来自肯辛顿或坎伯韦尔的订阅者们。

中产阶级确实喜欢阅读境遇与自己一样或比自己优越的人相关的一切，但是内容不可以有对其集体性特征的冒犯。金钱、婚姻以及地位和礼节的细微差别，是家庭小说最突出的主题。小说会鼓励读者通过角色及其境遇来完成自我识别。还有一种选择则是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冒险，像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是多萝西·塞耶斯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童年的最爱）、莱德·哈格德、吉卜林和安东尼·霍普的小说。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寄宿之所，浪漫与郊野在一种看似不能而又貌似真实的情境中同时出现。柯南·道尔笔下的这位侦探，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家中维护着欧洲王室的尊严，另一半时间则在诺伍德或哈罗调查犯罪案件。他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专业人士，信奉智力、科学和理智（在他对事物的认知中，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时也是一位替天行道者，保护社会免遭潜伏在周边或有时隐藏其间的掠食者的伤害。

福尔摩斯的那些案件还被搬上了舞台，轻而易举地被改编成了时下流行的情景剧。自1850年以来，各大剧院都在企图摆脱其粗俗和吵闹的名声，想重新获得中产阶级观众的垂青。他们虽然做到了这一点，却使那些工人阶级弃之而去，转而投向了音乐厅。要引诱中产阶级进入剧场，要做的事包括设计出一些符合礼数、愉悦眼球且无须费脑的节目。和艺术与文学一样，戏剧也是一面道德之镜。一位评论家评述说，演员是“人性的伟大老师”，他们有责任发扬“一种道德标准……而且这道德标准应该是每位有着良好意图的男女渴望在家庭中维护的”。 [24]

上演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直都是有票房保证的，只要改编时小心谨慎，能够提供机会展现精美的服饰和宛如剧院版的流行历史画卷般壮观的布景。而这样的大场面，在与阿斯特利的圆形剧场及其模仿者竞争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剧院会重现帝国时代的战争，台上会有英国士兵、机关枪以及必不可少的一帮土著。

尽管这么做可能出于道德需求，但是将舞台改造成布道坛也不是件好事。剧团制作人和剧院经理都知道，演出盈利与否有赖于取悦和吸引观众，而不是耗费他们的智力、激起他们的愤懑或者向他们展示令人不悦的现实。1893年，有位评论家发出这样的哀叹，“杜绝外界的肮脏空气”已成了剧院里的潜规则。 [25] 1909年，演员经纪人赫伯特·特里爵士，告诉负责审查的国会考察团，剧作家们不敢在剧本中谈论严肃话题。他如是补充说，“饱含激情的悲剧被禁止，而法国轻喜剧却大受欢迎”。他们不仅仅是在担心官方审查员会拿蓝笔修正这些内容。一位搞剧本投资的金融家观察到，剧院的常客们偏爱“快乐而无伤大雅的戏剧”。 [26] 这就使得中产阶级在入夜享用晚餐前还得吞下一堆精神食粮：情景剧、浪漫剧、家庭喜剧、哑剧，当然，还有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温文尔雅的音乐讽刺剧。这些都孕育了更多的有着浪漫无忧的主题和热情洋溢的歌词的音乐喜剧，例如爱德华时代风格的以“女孩”为主题的系列剧本，其中包括《柜台后的女孩》和《出租车里的女孩》。

这些剧本都能够保持观众的兴趣。根据剧作家亚瑟·皮尼罗爵士（1855—1934）所言，中产阶级进入厌倦状态的阈值较低，因此，要用穿插着机智应答和妙语名言的轻松对话来驱赶他们的倦意。而只有发生在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身上的情节才能够为这些对话素材提供合适的载体。皮尼罗深信，“英国下层中产阶级和更底阶层的人民不善言辞的特点，即他们不愿意分析、概括、生动表达对自身的想法或情绪”，将他们逐出了剧院。 [27]

赤裸的现实是不受欢迎的。易卜生对于社会和婚姻所处的紧张局势的剖析招致了敌对的反响（因为反映了遗传性梅毒带来的后果，《群鬼》在1891年被禁），尽管一处法律上的漏洞允许他的戏剧在加入独立戏剧协会的观众面前演出。这一协会的成员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善于接受新观念，尤其是质疑社会的正统。在中产阶级对所有形式的新鲜事物开始持怀疑态度之时，先锋派和保守派间的持久战打响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怀疑，惠斯勒的作品《切尔西古桥》、《海达·加布乐》和哈代的《绿林荫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将创新等同于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一曾经对新思想敞开心胸的社会中坚，现在却怀疑它们是“对社会道德和安全的颠覆”。 [28]

20世纪见证了戏剧开始慢慢转为关注当代问题的历程。于1910年初首次出现在伦敦西区剧院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剧作——《正义》，就是对刑事系统的一次晦涩的曝光。一位评论家认为该剧可能标志着戏剧艺术的分水岭。今后人们去剧院观剧将会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追求享乐。 [29] 《潘趣》维护了那些追求享乐者，并用一则名为《阴郁：一部现代生活的戏剧》的故事对《正义》加以嘲讽。故事中有位角色宣称救济院是“这个系统的符号，体现了生活中所有令人恼火的伪善存在”。为了公平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一周，《潘趣》对读者喜爱的剧作《大杂烩的婚姻》做了一番戏谑。随意间的插科打诨包括这句：“没结婚的男人不算是个男人。” [30]

直到现在，剧院还一直在跟影院竞争。影院首次出现在1896年，毫无疑问，它成为了英国所有工业中成长最瞩目的企业。1914年，有超过一千家电影院每周接待700万—800万名观众。这些电影院都汇集在城镇之中（曼彻斯特有超过100家而格拉斯哥和伯明翰有超过40家），它们面向广大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需3便士就可买一张座席票。“碧琼斯”和“奥林匹亚”因其给观众营造的氛围得以异军突起，影院里的红绒布、大理石、电光照明和接待室里的镜子营造出一位经营者口中的“舒适文雅之感”。

中产阶级更大的影响在于对大众娱乐的冷漠，后者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用来曲意逢迎工人阶级。影院观众们通常观看的是两个小时的新闻影片（最早的有关于1897年大赦游行的精彩镜头以及1900年的斯皮恩山战役）以及15分钟的加映短片。而短片的故事情节很幼稚，且只为满足小范围内的基本情绪波动：爱德华时代的影院观众们时泣时笑，或吓至发抖，或惊得直喘粗气。制片人和影院经营者相信这就是工人阶级想要的，尽管哈默史密斯电影院的所有者对自己的顾客里有乘汽车和马车而至的“肯辛顿精英”感到非常自豪。 [31] 在1911年至1913年期间，英国导演开始制作长篇电影，并选取那些在舞台上已经证明了其市场号召力的脚本：《大卫·科波菲尔》、音乐剧《东方琳妮》和《理查德三世》。这些也许能够吸引一些地位更高的观众，但直到现在，在电影院越来越多上演的仍然是非常迎合工人阶级口味的美国电影。

对于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来说，家庭生活的题材是棵摇钱树。只要这个主题被善意地对待（温和地对其进行调侃而非嘲弄），中产阶级就会感到高兴。家庭隐私理应被谨慎地对待，因为这是中产阶级世界关注的焦点。它同时还是一段道德壁垒，是远离永不止歇的苦力世界的避难所，是孩子们学会他们最早和最持久的课程的学院，是其所有者骄傲的来源。1900年，来自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律师之子——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将影院描述为“这个星球上组织最完美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外观高雅而能抚慰人心的喷泉，是滋生情感的温床。它有着哺育自我的独特能力，因为它会含蓄地否认任何超越其门阶之物的存在，包括宪法、主教、教区牧师、海滨、瑞士和可敬的穷人。而它的武断教条丝毫不逊于它的排他性……这些都是真理：那些谬论——向来都是并且将来也是错误的。这些是美好的：那些不美好的——向来都是并且将来也不会美好。 [32]

建筑行业的经济因素导致了大批量建造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千篇一律，虽然其布置对于广大的建筑商、购房者和租户都还算差强人意。19世纪80年代，一个安装了彩色玻璃门道、红木楼梯扶手、棋盘格式走廊、煤气炉和浴室的六居室的售价在350英镑到450英镑之间。1906年，房产商们开始向“城里人”推销一些位于距伦敦25英里的“迷人乡镇”、离车站10分钟路程的布局相仿的六居室。这些房屋每处售价都在285英镑，或者买主也可选择首付百分之十，余下的分21年还清。买主到手的，房子有6个房间、一间浴室、一面仿都铎式的三角墙、一条宽敞的门廊和一个花园。

一般职工所拥有的带露天阳台的住宅或是其老板名下更为豪华府邸的室内都是其女主人的天地。在规模较大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住宅里，女主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画室、更衣室和闺房）；而她的丈夫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吸烟室和桌球室。她还会负责家具的采购。因此，制造商和百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以换取她们的光顾：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提供了无息贷款服务。1895年，伦敦具有竞争压力的公司为价值20英镑的家具支付款提供了每月11—15先令的按揭付款服务。当时，一个橡木或红木制的餐具柜售价为26英镑10先令，一套沙发9英镑，一张餐桌6英镑15先令，一把安乐椅5英镑，而一个厨椅2英镑不到。

这些象征着其主人欲望的物品，为后者举办女主人和来宾必须穿戴“茶会礼服”谈天说地的正式社交活动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她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完全是些空洞的闲聊；1898年，“专业人士或商人的妻子们”被建议扩大她们的谈话范围，除时尚内容外，还应包含“各种日常话题”。这么做，可能会为那些将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并进行家庭游戏或打牌的普特尔先生口中的“开心”派对，增添一些活跃的气氛。在那些拥有一架象征文雅、为人珍视的钢琴（1894年，其售价在10—100英镑，而钢琴大师帕德雷夫斯基推崇的埃拉尔钢琴的售价则为每架20英镑）的家庭中，还常有一些音乐娱乐活动。没有什么能比那一张张生动而色彩鲜明的歌谱封皮和那些滑稽而感性的歌词更能唤起人们对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记忆了。

以愉快交往为主旨的男性文化日见昌盛。那些志愿者（在19世纪下半叶，有将近100万人逾越了他们的等级地位）以及效仿了共济会的组会主旨和运行方式的机构，尤其受到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追捧。秘密共济会、古德鲁伊教、福雷斯特兄弟会和水牛共济会都沿袭了等级体系、头衔和徽章制度，以寻求一段快乐的时光和相互间的帮助。聚会也成为了一个将庄严仪式和纵情欢乐融为一体的场合。1882年在施鲁斯伯里举办的一场水牛共济会的聚会期间，“调制果汁酒的宾治盆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现场还有源源不断的香槟供应”。水牛共济会的会员们还喜欢短途旅行和联社板球比赛。他们为自己的社团所取的名称——“赤色将军”（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战士和克里米亚半岛战争的英雄）以及“印度皇后”——和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流行的爱国主义风尚相呼应。 [33]

当时，在下层中产阶级人士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独特人群——商务旅行者。后者同样借用了共济会的组会模式，建立了一些保护性质的协会。这些协会与酒店经营者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确保会员们（须随身携带附照片的身份证）能够享受一些优惠条款。 [34] 这种互利互惠的联系方式更是拓展到了娱乐行业。在1907—1908年，名列四百强的爱丁堡和利思商务旅客协会举办了多场演唱会（其中一场专为协会“发烧友”而开）、惠斯特纸牌会、女士之夜、讲座（“苏格兰歌曲和故事”）以及音乐会。1913年的一场女士之夜的派对上，莫扎特、肖邦、古诺和德沃扎克的歌曲和器乐作品成为了其一大特色。 [35]

肖邦作品的业余钢琴演奏者们为商务旅行者及其妻子进行表演，只是庞大而内涵各异的中产阶级文化构架的一角。这一文化的绝对多样性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对填补空闲时间的渴望和对艺术能改善个人与社会这一理念的坚信。市场力量和个人选择决定了几乎所有艺术作品的记录、制作和展示。这一生活中的不争事实激怒了那些坚持认为作家和艺术家理应通过作品表达个人激情，而不是迎合公共道德和商业口味的反对派的美学家们。不过许多艺术家都乐意接受这些条件，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薄利。肖像画家休伯特·冯·赫科默爵士（1849—1914）会接受贵族和中产阶级商人的委托，还会为书籍绘制插图，在其暮年时还参与了戏剧和电影的制作。 [36]

社会界限有时候是与文化相对应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家庭会参观画廊、出席学术性的公共演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沉迷于宴会戏剧和维多利亚时代在中产阶级中最为长盛不衰的节庆仪式——圣诞节的哑剧表演。然而，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倾向于拒绝甚至嘲笑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艺术与文学，这一呼声在20世纪中愈喊愈高。据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称，《潘趣》引领了新的庸俗文化的大合唱，而在场的总是那些“对于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任何事物都缺乏理解能力的郊区屋主的窃笑者”。 [37]

先锋派的欧米茄工作室成立于1913年。它曾提出将伦敦的公寓装修成后印象派的风格，而中产阶级对此的回应却令其大失所望。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间工作室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将军贵族出身的妻子——汉密尔顿夫人。同具启发性的是来自《每日镜报》的嘲讽，后者称这样的装修风格将会是“来世的噩梦”。 [38] 与其如此，还不如追寻希尔兹在1912年宣扬的“审美转变”，其当年的广告中还附带了一张装修效果图：一个仿18世纪“殖民地亚当”风格的客厅。

中产阶级对现代主义厌恶，同1908年爱波斯坦受委托为英国医学协会位于琼脂街的新总部外部进行雕刻工作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假正经如出一辙。那些反映医学知识的男性和女性的裸体雕刻，促使了行使天主教牧师和都市警察职责的国家警戒会的爆发。毫不知情的医生们，在没有看过爱波斯坦所画的草图的情况下，被紧急召集起来商议如何应对那些雕刻成果。而与此同时，在斯特兰德已经聚集起了那些意图一窥这些雕像的好色之徒，有些使用双筒望远镜，能更好地看清雕像上的乳房和男性器官。《泰晤士报》对此举极为鄙夷，并警告医护人员们无视“这种庸俗的文化和我们中产阶级的部分人士的虚荣”。经过一轮滑稽可笑的辩论之后，英国医学协会对这些雕像投了赞成票。如此一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们就使自己远离了当时已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所属的粗俗和羞怯。 [39]

一个新的美学和知识的等级体系已经出现，并且在短短几年之内，人们对其体现出的不同品位就被贴上了高雅、一般和低俗的标签。这三种高低品位的划分都被保留了下来，而爱波斯坦的雕像则不然。1937年，当南罗得西亚政府买下了英国医学协会的房产之后，这些雕像不是惨遭蓄意破坏就是落得被移除搬迁的下场。

[1] Girouard，Sweetness and Light，175－176.

[2] Trewin，31.

[3] ILN，2 October 1886.

[4] Connoisseur，March 1902.

[5] King，George Goodwin and the Art Union，passim.

[6] Art Journal，December 1852.

[7] Graphic，17 March 1894.

[8] Daily Graphic，4 October 1895.

[9] The Year's Art，1901，294－303.

[10] Art Journal，17，233.

[11] Magazine of Art，8（1885），346－347.

[12] Magazine of Art，9（1886），361－363.

[13] Studio，15 July 1914.

[14] The Studio Yearbook of Decorative Art，1911，3，4－5.

[15] Helland ，151，153.

[16] The Year's Art，1911，260.

[17] Listener，8 August 1934.

[18] I am indebted to the late A.V.Williams for this observation.

[19] Athe naeum，9 March 1901.

[20] Spectator，4 July 1914.

[21] White，Fortnightly，776.

[22] Tennyson，passim.

[23] Athe naeum，11 January 1913.

[24] Scottish Art and Letters，November 1911.

[25] Bohemian，1 July 1893.

[26] McCarthy，605，608－609.

[27] Trewin，31.

[28] Madox Ford，47－48.

[29] Spectator，26 February 1910.

[30] Punch，2 and 9 March 1910.

[31] Low and Manvell，2，24，26.

[32] Terry，10.

[33] Home Sweet Home ，10 September 1898.

[34] Buffalo Review，August and November 1882.

[35] Hopgood，passim.

[36] SRO，GD 412/1/2.

[37] MacCormick Edwards，passim.

[38] Cork，154.

[39] Cork，23－30.

第十一章　我在进步吗：1914年的幸福、身份和前景

1914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似乎到处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之感。时值气候温润，专业人士和商人们对于自己不得不按照惯例穿上双排扣常礼服和衣领烫得笔挺的男士衬衫而满腹牢骚。妇女们则要稍稍幸运些；因为夏装的季末大减价会在这个月底开启，届时商店会推出一些价格诱人的海滨或河畔凉爽套装。假期即将来临：在比利时海滨进行两周的高尔夫运动需花费5英镑，在阿尔卑斯山待上10天需要近7英镑的花销，而惠特比的皇家酒店则承诺他们将为惯于久坐的工作者们提供一个“非常雅致的环境”。在奥瓦尔，有1.3万名观众观看了萨里郡在六个回合中以502的总分打赢了与郡际冠军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对抗赛。体育运动、社交活动和学术典礼仪式都得到了适时的举行。公立学校也都设有期末演讲日。在海里伯瑞，一位来自大英帝国的地方总督告诉男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没有比统治那些热心肠且恪守规章的”、欣赏公立学校出身的小学生品格的印度人民“更为高贵的工作”了。在爱丁堡，费蒂斯统治者联合会的主席感叹说，附加税和遗产税阻止了富有的商人们建立学校。此观点赢得了家长们的掌声响应。 [1]

不过这些烦恼都无伤大雅。中产阶级人士似乎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至少他们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快乐。不像那些大声喧嚷且时常是显而易见的不满情绪，知足之心常常不易觉察也因此会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经验告诉我们，为数众多的人享受着他们的生活，或者能够说服自己去学会享受。这种在面对“不该唠叨”或“不能抱怨”的情形时表现出来的惯常反应，显示了人们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感，而且他们还会觉得表露自己的不满情绪似乎是错误的。个人的痛苦能被觉察到甚至进行估量，但是集体的幸福感依然是历史中的一个黑洞。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无法对其进行衡量。

照片倒是能帮上点忙。到1914年，使用便宜相机拍出来的快照已经成为记录和保存中产阶级幸福时光的媒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家族每逢度假或玩到尽兴时，都会拍照留念。而中产阶级人士留下的这些照片，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然逝去、曾经被无忧无虑所包围的快乐世界的印记。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满脸微笑的自行车骑手们倚靠着他们的代步工具立于酒馆外，机动车驾驶者们戴着帽子和护目镜自豪地坐在他们的车内，各户人家在草地上享受着野餐以及孩子们在海中戏水的情景。虽然单是这些快照的数目就显示了中产阶级有多么热衷于收集关于快乐的记忆，相机所捕捉到的瞬间的快乐还是无法代表永恒的幸福。

而且这些影像也可能带有欺骗性。从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知晓，家人们去滨海广场散步能够使他们暂时远离使人筋疲力尽且单调乏味的工作事务和日常家务。按照一名居住在伦敦郊区的小职员的理解，当他在拥有一幢郊区住宅的快乐和由此带来的日常通勤和工作的不便中寻找心理平衡时，幸福感就成了一种补偿：

他倚靠着狭窄的墙

画地为牢

惊奇地想着这一切，

如此幸福他竟然已经找到。

他找不到只言片语，唯有祝福

他抽着烟斗；他向着星辰致谢；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为美妙呢？

他向轰鸣着吐出瘴气的汽车献上祝福

使其以更美好的姿态赢来

短暂的休息时间，以远离

伦敦那该死的金钱交易中心

里面所有的争执罪恶和喧嚣。 [2]

并不是所有需要赶乘7点半的早班车从彭哲前往伦敦的别墅业主们都有如此体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得记住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金钱是中产阶级获得满足感的最重要方式；有了它，这名快乐的小职员可以买房或是租房来维持他的家庭生计，对孩子们的前途进行投资，并且每年都带着他们去度假。他可能还会有足够的钱加入在中产阶级男性，尤其是那些通勤族之间新兴流行的邮票收集狂潮中。截至20世纪60年代，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邮票商店分布，其中的某些还与郊区的车站毗邻。而那些由大英帝国发行的邮票总是最受欢迎的。

在20世纪90年代，有能力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并且还有足够的闲钱购买最新发行的罗得西亚邮票或其他奢侈品，被认为是“感觉良好”的要素。这是人们为一个由拥有支付能力（或拥有信贷渠道）、有各类商品可供购买的个人所创造的一种集体性欢乐的古老现象所赋予的新名字。依照这些经济指标来判断，1914年的中产阶级有理由会感到幸福。此时的通货膨胀率是最小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供源充足（虽然相较过往，这些劳动力资源已不再低廉和易于驯服），而人们的购物和服务选择范围也比过去扩大了。没有什么能比儿童玩具能够更好地解释中产阶级的消费趋势了，因为在之前的30年内，其品类越来越多，做工也日趋精致。市面上有出售为女孩子们准备的绘制精美穿戴漂亮的玩偶，以及为男孩子们打造的着色战士模型和用色彩鲜艳的马口铁铸成的轮船、汽车和飞机模型。这些依然都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是20世纪的经历已经证实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奢侈品的物品到了下一代就成为能够被人们负担得起的寻常用品了。

报刊上的招贴栏和广告都在敦促中产阶级更多地花钱。广告文案编写者们玩转于人们的欲望和焦虑心态之中。他们鼓吹，一些用于治疗脱发和白发甚至消除皱纹的膏油和药剂能够中断衰老进程，甚至让人返老还童；一些秘方制药可以替代丧失的精力，激活蠕动无力的肠道和工作过度的肝脏，而营养丰富的保卫尔牛肉汁和可可饮料也能为人们提供即时的动力。一帖担保其秘方疗效显著的制造商坚称，“只有当肝脏正常时，生命才值得经历。”为婴儿和儿童提供精制食品的制造商们承诺，这些食品会造就强壮而健康的下一代。孩子们从小长大的家庭，会使用专利清洁剂去除污垢（和疾病），倘若人们在洗衣房里使用阳光牌肥皂，全家人都能感受到“干净芳香的衣服带来的快乐”。

女性们会通过使用化妆品、香水以及专门设计以打造人们心目中迷人身材的女士胸衣，而使自己更富魅力。男士们也被不断提醒，裁制精良的西装和干净的衬衫是商业能力和成就的外在表现。善于投机取巧的建筑商们也为那些位于郊外社区、有山林田野环绕的新房大做广告。一个卡伦牌的壁炉能给新家营造出“快乐”的氛围，而单凭一架“都市风格的自动钢琴”就能满足屋主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这一诉求还可以添上这样一幅画面：画中的女士身着晚礼服弹奏着自动钢琴，而她同样穿着晚礼服的丈夫则在一旁洗耳恭听。他们都是被一位牧师在1912年称作是“幸福的实践性真理”——这一向其信徒揭示了“物质利益无法挣脱的压力”的现代主义教条的追随者。 [3] 这是人们可以容忍甚至非常欢迎的，因为附着在“幸福”身上的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这一点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可以拥有他人所拥有的一切是令人满意的，但拥有更多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在广告商所承诺的供给和构成中产阶级幸福的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些是健康的身体、活力充沛的子女、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干净的环境、时髦的服饰和一个地段良好、舒适宜人、装修完善的住宅。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除了免遭污垢侵扰之外，其他的上述要素都不会受时间影响且经得起考验。1913年上市的依靠风箱运作的“吸尘器”得到了大肆吹捧，其宣传方式无异于90年后才出现的电动真空吸尘器：两者都保证能将居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从而使得孩子们免受细菌侵扰。和其他构成幸福的要素一样，这些小件能够以购买的方式获得，而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宣称“消费是幸福的重心”的原因。不过，信奉行为主义的科学家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在1961—1987年间，日本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但是在尽可能做出的估量下，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 [4]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及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吗？在将20世纪晚期人们对前几代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转换时，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即便某些事物是持久不变的。20世纪早期的妇女杂志声称，准备一桌让家人赞不绝口的饭菜，是女性获得满足感的最大来源。而现代消费研究也毫不意外地证实了这一点。 [5] 女性通过展示其厨艺获取快乐提醒我们，衡量人类幸福的标准除了市场提供的那些，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即使这些条件都遭到了严格的限制，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时那样，幸福也不会消失殆尽。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够在忍受严寒的同时，依旧享受着友情、交流、阅读以及对高尚品质的思考。

各式各样的个人抱负、期待和性情总是为人们的满意度设槛，使我们无法准确计算这个到1914年已有200万人的阶级的总体幸福感。此外，对于构成幸福感的要素，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19世纪，欧洲大陆的人们指责英国因为过度的自由导致了自杀率极高，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着一股喜欢质疑的风气和对于生活过高的期望。但是英国的中产阶级相信，这些品质为所有人获取幸福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6] 新教教义也促成了这一主张自我毁灭的欲望的形成，因为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士进行压抑的灵魂上的内省。这个结果可能会让神职人员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侍奉上帝并期盼着救恩的信徒们提供了真正而永久的幸福感。

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对待幸福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相信，找到基督、遵从他的诫命并相信他的救赎能力，是个人获得幸福的基本。自我否定是一种美德，嫉妒和贪婪皆为罪恶，但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的个人成功是应受祝福的。但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遭受过压迫而今会攫取想要的一切来作为弥补的人，会对这种约束置之不理。白手起家者自然想要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就是通过炫耀性的消费，或是出于该目的向慈善机构慷慨捐赠礼物。

旧时清教界定的银行储蓄和精神价值的相互关系以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在成功人士的心中植入了这样一种认识：他的财富是他所应得的。而这种认识，也将那些失败者们驱赶至了绝望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在农业大萧条——农场破产数量飙升——开始之际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在1879—1880年间，约2300个农场宣告破产，超过200名农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 而在2000—2001年口蹄疫爆发期间和之后，类似的农民自杀事件也有所增多。早期的这些灾难都是自然规律和经济力量超出了受害者的可控力而造成的。但是后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更愿意拿中产阶级中普遍施行的准则进行判断。难以偿还的债务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充满内疚的思想负担，其中掺杂着辜负了自己和家中亲属或是浪费了自己生命的复杂情感。

分析1878—1883年间的自杀事件时，我们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因素。在活跃于粮食贸易领域的男性、药剂师、商店店主和商务旅游者中，死亡率达到了最高。所有这些自杀者从事的都是竞争异常激烈而经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自杀率略低于酒店老板和从事酒类业务的商人的是医生和律师，这类人士的自杀率反映了“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和注意力长期集中”带来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业刚刚起步的15—20岁青年男子以及职业生涯将近尾声的45—50岁的中年男子中，自杀现象最为普遍。 [8] 在刚开始展望未来和回顾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之时，人们的悲观意识都是最强烈的。而体质衰落和不治之症也增添了老年人的焦虑感。

当时的人们对于经现代医学诊断确认为临床抑郁和神经衰弱的各种诱因的理解能力依然有限而且比较武断。无论究其原因为何，人们都普遍认为自杀是发疯导致的结果。由于恐惧和忧虑造成的情绪低落和行为古怪，都被诊断为一种精神错乱的病症（同样的误诊还有由于发烧导致的痉挛），而根据《精神病法案》，患者们都被勒令关入疯人院内。这一判决往往是永久性的，因为人们无从将急性、临时和可康复病例加以区分。因为精神病被认为是遗传性的，所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员发疯会使家族蒙羞。人们不是把精神失常者藏匿起来——像罗切斯特太太那样，或者就是将其送经法庭宣判后流放。

无知导致了人们的麻木不仁。他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认知不足，更不知精神分析为何物。直至20世纪最初的10年，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著作开始大量发行，才改变了这一现象。弗洛伊德的观察研究，引起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极大兴趣，这些研究为后者提供了理解情绪和行为的关键。道德的绝对权力因此丧失了某些昔日的力量。现在，儿童的恶作剧可以被解释为是其特有的精神世界的自然结果，而非植根于原罪、需要加以控制和训斥的任性行为。 [9]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子女的幸福安康是他们的一项责任，也是获得快乐和痛苦的另一种方式。父母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确保其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和机会，如果遭遇资金短缺或者负担家计者死亡或因避债潜逃，这项义务就会落到祖父母、姑婶、叔伯和表亲头上。威廉·鲍耶从事五金行的父亲设法从他的收入中抽取了足够的闲置资金为儿子交了额外两年的学费。这一教育投资带来的改变是，威廉可以不必从事像邮差一类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工作，而获得有着升职潜力的文书职位。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安·维郎妮卡》（1909）一书中，女主人公当律师的父亲斯坦利先生，为她的兄弟们规划了他眼中的“辉煌职业”并对他们提供了资助，后来，一人加入了印度的公务员队伍，而另一人进入了汽车行业。这两种选择都是明智的：汽车行业正在迅猛发展，当进入这一行业的那个儿子年届30之时，身为管理者的他年薪会达到1000英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儿子们都对他们的父亲唯命是从。一位友人告诉斯坦利先生：“我的儿子想要娶一个在烟草店工作的30岁的女人……我们只好替他安排了。”普特尔先生在试图为他儿子卢平谋划未来时就发现，为年轻的下一代“安排”事业和婚姻是一个令人焦躁不安的棘手事。

卢平·普特尔最终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市区公司的“职位”（在这一期间，这是一个绝妙的词）。他告诉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的父亲：“我想继续这份工作。”自立自助的处事原则是事业得以前进和攀升的润滑剂，而中产阶级也相信这一哲学理念是他们财富和幸福的源泉。自助的天性为拥有意志和智慧提升自我的所有人，无论其多么贫穷，都提供了一条救生索。有如在当代的美国，富人们向穷人传达的信息是：振奋精神，以我们为榜样。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1859年出版的《自助》一书中对穷人们该如何行动做出了解释，这些观点在大批效仿该书的作品中也被重复提及。其中一部19世纪80年代出版，出自一位匿名编辑之手的《从小事做起：新手如何上路》一书认定，中产阶级“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训练有素的技能”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些品质在将“光荣的野心”神圣化的国度，受到了热烈追捧。“在上帝的眷顾下，将勤奋、智慧和技能应用于生活的普遍追求当中”，是收获“荣誉和影响力”的根本。生在这样一个拥有“才华和天赋”与“正直”的综合素质的人才总是注定受到褒奖的国度，英国人民该有多么幸福啊。 [10]

这些书籍中浸润着乐观主义以及对人性的绝对信心，这些也都反映在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中。1858年，一位年轻的商务旅行者从他第一任老板那里收到了这样一句临别赠语：“再接再厉然后取得成功。”在接下来5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句话一定被重复了很多次，也换了很多不同的形式。 [11] 然而，这句话并没有指出，孜孜不倦和百折不挠会换来成功与幸福的嘉奖。1913年，一则佩尔曼记忆培训学校的广告让人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进步吗？”答案不确定的那些人（肯定有很多）被邀请订阅保证能够“激发野心”的《脑能量》杂志。佩尔曼式记忆法的追随者们很快就发掘出了自己的新的进取心、专注能力和将与运气有关的因素排除在他们的进步之外的“说服力”。排除侥幸心理，需要人们参加一个包含简单的记忆测试和练习的课程，其中还包括跳绳运动。成千上万满怀希望的男女都纷纷加入了这个课程。

大谈自助理念的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分等级、多层次而开放的社会，施展才华和艰苦奋斗是值得嘉奖的。而着装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上拥有的地位。在伦敦获得了一份办公室工作之后，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弟弟威廉·劳伦斯在返乡期间于街巷漫步之时，头戴丝制礼帽，身穿双排扣常礼服，手上还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用他的话来说，弟弟让诺丁汉这一矿业村里的“当地人惊叹不已”。 [12] 《潘趣》杂志中刊登的漫画，为解答“哪种人处在哪种社会秩序上”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南。要鉴别一个人是不是贵族，一般是通过其是否佩戴冠冕、穿着长袍和经常在松鸡狩猎场出没。而中产阶级人士一般都是身穿西装，打着领带，衬领笔挺，一到夏天就戴上软毡帽（专业人士和商人是丝绸面高顶礼帽）和硬草帽。工人们则会头戴布帽，穿着无领的衬衫，将双手插进凌乱的裤子口袋中。中产阶级还在其他方面更为突出；他们比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来得更高大挺拔些。1904年，拉格比公学上学的13岁男生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1英寸，体重为98磅。而他们在索尔福德寄宿学校上学的同龄人身高只有4英尺5英寸，体重也仅为79磅。 [13]

体格和着装是个人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金字塔所处位置的标记。1910年，一位学者对这个金字塔做了一个垂直的横截面，揭示了里面存在着六个由收入、教育、职业和可感知的智力决定的层级。处在顶端的是年收入超过两千英镑的“富人”。他们之下的是一个被明显地划分成三个层次的中产阶级。其中最高一层包括高级公务员，以及毕业于公立学校和大学、年薪在600英镑—2000英镑的专业人士。接下来的是年收入在300英镑—600英镑的，曾经入读文法学校，对公共事务消息灵通同时兴趣浓厚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他们之下的则是由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店主、职员、印刷业者和商务旅行者组成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这群人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5英镑，对来自大众报刊的“所有话题都有着肤浅的想法”。

在这些人之下的，是介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有经验的技工、办公室职员和工头，他们心思“简单”，住在配备了“普通但很舒适的家具”的拥有五个房间的房子中，一周赚2英镑—3英镑的工资。处于金子塔底层的是一个由干粗活的临时工、办公室勤杂工和店员组成的工人阶级，这些人智力“低下”，一周仅能赚到18先令—25先令。 [14]

区分各个阶级的还有其他的主观标准，特别是言行举止和是否具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被软禁在爱丁堡一家疯人院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对于和穷人共同居住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后者就是一群“废物”和“极其讨厌的下等人”，这些人身上还带着“田间走兽的残像”，饮食习惯也令人作呕。 [15] 威廉·鲍耶回忆起19世纪90年代，他在伦敦巴特西“投机”房的屋顶度过的少年时期时注意到，附近街道两旁的低矮建筑快要成为一个贫民窟了。打开这些房屋的前门，可以看到屋内有着“难以名状的肮脏”，还有“脏兮兮的小孩子们半身赤裸地在门口到处乱爬”。而在“我们所处的街道尽头”居住的都是些注重清洁卫生、关心家族“未来”的受人尊敬的职员和技工的家庭。 [16] 这样的景象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中产阶级人士会让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干净整洁、举止得体并富有远见；而工人阶级人士给人的印象都是肮脏邋遢，对未来漠不关心。

中产阶级喜欢在本阶级之间以及和工人阶级之间保持距离。一位在利物浦郊区长大的海军军官的女儿记得，母亲就曾告诫她要将接触范围限制在“好”人之中，其中包括一名女校长、一名音乐老师和一名裁缝。 [17] 在乡间，中世纪关于优先权的法则依然通行。一位农场工人的女儿在回忆20世纪初埃塞克斯一个教会中的座位安排情况时指出，在前排就座的是“当地的农场主和权贵，你知道，那都是上等人”；坐在他们身后的是店主和“那些被认为比其他平民优越些的人”；而坐在后排的是穷人，包括她母亲。 [18] 如果她加入了母亲联盟，就会被敦促为她的孩子们灌输服从的理念，因为众所周知，工人阶级总是疏于管教子女。 [19]

不过，人人都认为贵族占据着社会的顶层。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拥有奥林匹斯山中的统治权的地位。1903年，在走访西西里岛之后，她将英国的贵族比作宙斯、巴克斯和潘神，享受着“一种快乐奢侈、最美好事物都应有尽有的生活”。 [20] 这种富裕且能满足自己所有要求的生活，是很多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所热切追求的。另有一些人则对这种生活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贵族似乎举止过于轻浮且沉溺于户外运动。相较之下，类似伍尔夫家族这样的家庭会缔造出严谨且往往紧张的智力环境。在适宜的时候，伍尔夫将会对一群来自相同背景、有意将自己从挣钱和消费的粗鄙世界放逐转而投身艺术与文学事业的男女产生吸引力。布卢姆斯伯里社团的成员们都能负担得起这一嗜好，因为他们享受着中产阶级父母和祖父母们的投资和辛勤劳动所带来的收益。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藐视的那些品位庸俗的贵族和富豪相像。

文化偏见或匮乏导致中产阶级上层产生了分裂。在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1910）中，品位高雅的施莱格尔家族遭到了在城里赚钱的威尔科克斯家族的愚弄。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表达了对保守的庸俗文化的藐视态度：“地位平等、允许女性投票、社会主义都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艺术和文学，除非有益于增强个性，否则也都毫无意义。”美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独有的势利行为。1914年，一位从伦敦坐火车南下的美学家强烈谴责了一路上所见的“红色排房”以及那些栽上智利南美杉和“俗气的”杜鹃花的半成品房。一度“风光秀美”的萨里郡，现在成了“高尔夫球和威士忌爱好者们”的地盘。 [21]

专业人士们则充满妒意地继续捍卫着自己的领域。1900年，一位医生对医院管理人员干涉临床治疗表示不满。他认为，“技术娴熟的资产负债表的解析人员”应该主动顺从临床医生的指挥。 [22] 1910年《国民保险法》出台之际，也有类似的关于反对医生接受非医科出身的管理者掌控的呼声。 [23] 这一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医务人员如此这般恼怒，其实是一种为其他专业人士所共有的自尊心在作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中产阶级中的精英，更是整个民族的中流砥柱。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智慧和责任感是整个大不列颠民族和大英帝国强盛的基石。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大有裨益。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1920年写作时承认，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主导力量”，而现今，其“坚毅、审慎、正直［和］办事高效”的特点也被认为是英国富强的主要推动力。 [24] 福斯特相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打压，是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和中产阶级的自信心常伴左右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处于最高等级的人群中最为强烈。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它与一种希望能和同等阶级的人结交的心态表现出来的紧张感共同存在。远离已经熟悉的生活圈，会让人觉得尴尬。在《霍华德庄园》中，保险业务员伦纳德·巴斯特在与施莱格尔家族一起用茶时，不知道后者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只是非常木讷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早该离开这里。他幻想自己和他的女主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罢了。换成是商人威尔科克斯先生，他肯定不会去邀请巴斯特：“你应该命令你的仆人们禁止这种人入内。”他们应该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心满意足地生存。“我看着我办公室里那些职员们的脸，觉得都那么无精打采，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又在想些什么。”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相信，这些人几乎什么都不会去想。出生于1903年，在克罗伊登近郊一幢半独立式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说服自己相信，他受了“成为无足轻重的中产阶级这一大诅咒”。他非常憎恨自己所处的环境：“那里有一些令人讨厌、应受唾弃、荒唐可笑，分别以榆树人、自家人以及隐匿处等荒诞的名字命名的小房子；它们设有专为商人准备的入口，却几乎没有空间能安放一扇像样的前门以及仿都铎风格的房梁和山形墙。”这是一个充满了紧迫感的世界。身处这个世界，“我们在处理邻里关系时会有些势利，而在社会中，我们对待那些处在我们阶层上下的人却是与势利行为唱反调的。” [25] 人们可以很敏感地觉察到社会地位之间的细微差别；马格里奇的母亲就对他倾诉说，她的梦想就是在周日的早晨，同戴着大礼帽的丈夫一起，领着五个身穿伊顿公学制服的儿子去教堂做礼拜。

就马格里奇的个案来说，父母的社会交际助长了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对自我的轻视。在去除了那些郊区的刻板印象之后，他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他穿着吊带裤，坐在烧得正旺的火堆前，喝着老婆刚刚沏好的浓茶。这是一个……直接从《儿子与情人》中照搬过来的形象。”将这一出现在20世纪早期、浪漫化工人阶级形象的创举归功于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是非常妥当的。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位煤矿工头，而他的母亲曾经有段时期经营过一家小店铺，这就使得他的家庭地位处在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空白地带。依靠奖学金，他升入了诺丁汉高中，虽然他在学校里穿着伊顿公学制服，却还是有被孤立的感觉，因为他的同伴们都耻笑他最终会跌入“沟底”。也难怪他会如此憎恨阶级划分，以及后者给那些试图逾越阶级障碍者所带来的危害。《恋爱中的女子》中的伯金这样宣称，“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不一样而且不平等的，只有社会差异才是建立在偶然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

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人士来说，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和伦纳德·巴斯特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心惊胆战地生活在劳伦斯所谓的“深渊”（即工人阶级）附近，这些人出身于此，因此也很容易跌回到这一阶层。个人的短处（通常与饮酒有关）、债务以及来自外界的经济压力为他们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在1903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装潢师与画家杂志》警告小企业的经营者们要避免听信能说会道的商务旅行者而购买便宜的材料，因为这么做势必会导致破产。杂志会推荐刚刚步入建筑行业的年轻人在邮局和当地政府机构从事文书工作，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作比较稳定。 [26] 住宅区附近的小店经营者们被迫向工人阶级提供赊账服务，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包括来自设立在工业地段的消费合作社的激烈竞争。即便下层中产阶级人士拥有一定的资本，这些钱也往往会被套牢在出租给工人阶级房客的小房屋上。自己也是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房东们，在收取租金时态度粗暴，也不知道该如何维修保养他们的房产。 [27]

职员和小资本家们多少受到了国会议员霍雷肖·博顿利的保护，他的《英国人》周刊（创立于1906年）就表达了他所谓的“小人物”的心声。为了吸引读者，这份周刊以直言不讳和挖苦为特色，还开展了一些竞赛活动、雇用弗兰克·哈里斯做书籍评论并发起反对投机倒把者的运动。它支持信贷活动的受害者们并揭发那些通过邮寄方式向死要面子的职员们出售劣质西装的公司。它的读者应该也对如何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的修养忧心忡忡，因为《约翰霍·布尔》会定期打广告廉价销售狄更斯的作品和儿童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入驻职员家中，增强了后者对那些自助妙方的信心。而这些妙方，反过来也是基于人的才能可以摒除由出身带来的障碍这一冒险性概念之上的。从理论上来说，1870年和1902年出台的《教育法》已经为人们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注入了新的推动力。1909年，约克大主教宣布，他将欢迎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性参与竞选神职，但最好是曾经在中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 [28] 上层阶级的接纳之门已经被打开，但只是微微开启。这位大主教所定义的良好教育，只有那些家里拥有足够的积蓄、在到达法定学习年限（14岁）之后再继续就读一两年的孩子们才能获得。

高等教育也需要资金。191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工程学专业的费用是26英镑5先令一年，对于父母收入不足350英镑的学生则可减免至最少15几尼。格拉斯哥科技学院每学期平均收取12几尼的费用，而一些教师培训学院开办的两年制课程的全部学费为65—70英镑。生活费也增添了家庭支出。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一年要支付45—75英镑的租金，而每年的学费要交12英镑。除去每人每年30英镑的助学津贴，供养一名攻读四年制的荣誉学位子女的一对夫妇应当支付的费用总数至少为250英镑——相当于一辆汽车的价格。

当时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和公立奖学金项目。1898年，伦敦市政议会为有意前往巴特西综合技术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家庭理财”教育培训的年轻女性提供了一年25英镑的资金。接受资助者还需要额外添钱料理自己的吃穿。来自政府的补助是最少的：1911年，政府拨出的11.4万英镑的款项被分配给了15所大学。

不论是投资教育、专业培训还是小型创业，继续发展都需要资金。那些没有或无法借到这一跨越阶级的重要资源的人，无论才能和抱负有多大，都倾向于待在原地。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来自文化和家庭的压力，尤其是子承父业的传统，会迫使儿子们继续从事父辈们传下来的精工细活。能够踩上社会等级阶梯的第一个横档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这需要相当大的动机和能力：在1882—1899年，总共只有三名矿工的儿子通过考试升入了诺丁汉高中，而大卫·赫伯特·劳伦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同学中包括一些煤矿职员和经理、农民以及店主的儿子。这些父亲们都毫无疑问地希望儿子们能够有所进步或者至少能保留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他们也都有必要的资金可以进行必要的投资。

这些因素，特别是资金储备的缺乏，阻碍了人们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婚姻状况为我们了解这一流行现象提供了线索。一项针对1899—1914年登记在册的婚姻人士的职业分析表明，20％的夫妇阶级地位呈上升状态，而25％有下降趋势。在农村地区，相应的百分比要来得更低。 [29] 当然，这些材料并没有提供这些新婚夫妇未来发展的相关数据，但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显示出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劳伦斯兄弟是个例外；要是你父亲下班回家时手上沾满了污秽，那么很可能你也会是如此。

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的队伍还是在继续壮大。这就意味着，随着20世纪不断向前，一定程度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变弱并最终消亡。这一点，和催生了无数未来变革的事件——1914年8月4日，英国宣布参战——一样，是享受着当年盛夏时光的中产阶级的男女们无法预测到的。

[1] The Times，29 June 1914；Scotsman，29 June 1914.

[2] Victorian City，1，300.

[3] Everyman，18 October 1912.

[4] Frank，43，72－73.

[5] Offer，97－98.

[6] Minois，319.

[7] Ogle，114.

[8] Ogle，108－9；Woods，29－30.

[9] Rapp，219－22，237.

[10] Small Beginnings，32－33，39.

[11] Brown，Life，7.

[12] Worthe n，1，84.

[13] Report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183.

[14] D’Aeth，passim.

[15] Beveridge，451－453.

[16] Bowyer，2－10.

[17] Victorian City，1，63.

[18] Humphries，37.

[19] Guardian，7 July 1909.

[20] Woolf，145.

[21] Saturday Review，4 July 1914.

[22] Practitioner，December 1900.

[23] Lancet，3 June 1910.

[24] “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in Forster，Abinger Harvest，19－20.

[25] Muggeridge，21，31.

[26] Decorators and Painters Magazine，15 May，16 July 1903.

[27] Hopgood，525.

[28] Guardian，9 July 1909.

[29] Miles，7，24，39.

第四部　压力与生存：1914—2005

第一章　似乎失去方向的人们：连续性及其变化，1914—1951

1914年8月4日以及随后的四个星期在特拉法加广场集结的人群，对着即将启程的士兵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大英联邦的旗子，其中很少有人对将要爆发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丝毫的意识，他们也未能想到赢得这场战争需要牺牲和纪律。那个8月的晚间，在伦敦的一个旁观者观察到，他周围的人们都轻松愉快地面对着“前景乐观”的战争，不断涌入征兵办公室的人潮表明不缺少乐于参战的志愿者。 [1] 爱国主义消解了阶级差异。或许昨天，戴着编织帽、衣着蓝哔叽的职员，会因为一个下等人用笨拙的手推攘他的胸部以体现自己的强壮而异常愤怒，而现在他会愉快地面带微笑 [2] 。

卡其色（军服）并不能证明众生平等，民间的社会秩序在战壕中得以再生。可以想象到的是，像鲁珀特·布鲁克这样的上层中产阶级成员——接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文雅、具有好的体能及热忱——自然就成了军官，这就如同以往的乡绅的儿子一样 [3] 。公立学校的希望就是如此，它们的理想在前线得到佐证。有人写道：“每一个公立学校的学生都在服役”，有1/6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毕竟不能落入这样糟糕的境地” [4] 。另一个人则坚称，工人阶级士兵“完全乐意服从于公立学校学生和大学生军官”的命令 [5] 。中产阶级的上层至少获得了与老贵族和乡绅一样平等的地位，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领导者，这要感谢阿诺德博士和他的继任者。

英国的战术水平和德国的军事火力使公立学校学生中尉很快丧失殆尽，营部指挥官只好让有头脑并具有主动性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些“临时性的绅士们”掌控了排级及士兵。他们在餐桌上的粗鲁言行令公立学校的学生们十分吃惊，一位公立学校学生在休假时看到兄弟连队的军官与“女售货员”调情而震惊不已。处于如此混乱境地的人有时也成了变色龙。有一个人回忆说：“我接触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还是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习染了某些习惯，还有与普通的伦敦人完全不同的口音。” [6]

战时的身份状态随着军人复员而消失，临时的绅士们很快就发现中尉军衔并不是社会地位提升或获得好工作的通行证。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成为铁路搬运工、马车夫，有人还成了风琴演奏者。乔治·保林——欧威尔的《为天空而升起》中的英雄，总结了他们的困境：“我们从手持女王陛下委任状的绅士突然变成了无人需要的、可怜的无业人员。”临时绅士寻求工作成了报纸个人栏目的通常内容，他们大多是已婚男人，愿意接受任何工作。1920年4月一个前任军官，以前也当过推销员，满意地接受了一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 [7] 。那些永久绅士也同样绝望。1919年10月，一个公立学校毕业的军官兼“全能运动员”恳求某人“大胆地”雇用他 [8] 。在《降落地面的英雄》一书中，开始谋生的中产阶级体验着与工人阶级同样的暗淡经历。

战争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其社会效应已经被很好地分析 [9]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全面战争对整个国家和集体精神是一种考验，爱德华领导的英国表现得极好。大众的爱国主义支撑着人们的坚定信念，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士气显现疲惫迹象。动员男性和女性的人力，以及国家掌控工业、农业和交通，都需要所有阶级的合作和服从。人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做政府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付更多的税款，并交出他们极为珍视的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人们信任他们的统治者，不过后来有些疑虑。这些都反映在欧威尔写于1940年的战争回顾中：“粗颈的骑兵将军还是高高在上，而中产阶级下层和来自殖民地的人跑来救援。” [10] 他还记得1914年职员们蜂拥着冲出办公室，加入基奇纳（Kitchener）自愿军的帕尔斯营和来自白人领地的军队。这些人拯救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他们的无能导致了战争这一后果。这是两次大战期间人们的共同看法，而且并非没有道理。

战争使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经济正统观念得以回归，而这导致了一场大破坏。简约性政府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废弃，指令性经济取代了它们的位置：政府主宰了所有制造和种植出来的产品、配给食品和能源以及确定价格。纳税额度疯涨，工资和物价也疯涨。中产阶级只能默许这种状况，但到了1918年许多人感觉晕眩并充满不祥的预感。他们曾经是经济系统的掌控者且获益良多，但现在他们成了经济系统的受害者，自身利益受损。歇斯底里情绪在某些人中蔓延，尤其在工会当中，通过人数优势和无情无义，工会确保其成员利益而享受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现在“胜利的无产阶级”自信满满地面对着曾经“把奢华生活建立在对无助阶级掠夺”的人 [11] 。“霍布纳尔的工会”迫使中产阶级屈服。“战争毁灭了文明” [12] ，还有更糟糕的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就在眼前——如果一个保守主义刊物的头条可信的话，在1919—1920年期间，许多人相信这种说法。

这些都是错误的预警。爱德华的社会等级是完整的和健全的。根据卡尔特豪斯学校校长的说法，公立学校的未来是光明的，他在1919年预言，会有越来越多的父母来公立学校为其儿子寻求空缺 [13] 。其后一年，陆军元帅威廉·罗伯逊爵士（William Robertson）在卡尔特汉姆战役纪念馆的题词中告知下一代人：他们注定是“人们的领袖”——带着670位切尔顿阵亡将士的信念 [14] 。权力将会自然而然地转交到他们这些幸存者手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天早上，人们会在白厅行走的高级公务员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到40年代至1965年期间，他们已是成熟的男人，“衣着讲究但不张扬”，就如同人们所期望的“有能力、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样子。初级公务员会比他们早半个小时到办公室工作，而这些初级公务员是从“一个松散的、人数较多的阶级中筛选出来的”——这个阶级就是所谓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稳重、有礼、亲切并值得信任 [15] 。

地位更高的人应该获得敬重，事实确实也是如此。1931年的一份实习护士手册规定，实习护士要称呼医生为“先生”，并且对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对病人要“亲切”，“过于亲热的言辞”被禁止 [16] 。1931年的一份销售人员指南则告诫销售人员，“文雅、有礼和端庄”是基本要求。“这传达出你是一个绅士，而顾客通常也会如此对你。” [17] 社会底层的人则应该不加疑问地保持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如同一个工人阶级子弟所回忆的，“如果你出身于像我一样的阶级背景，你就得接受现状，表现出天生的顺从态度，不能嫉妒。如果一个煤矿主住在村子的边上……你就得接受。”官方也认同这样的规则。对学校教师应该脱帽致敬，对当地警察要表示“一种致敬”。“顺从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你就是这种身份” [18] 。当极左派大肆宣扬阶级斗争以及罢工者和失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时期，这样的态度不再通用，但值得人们记住的是它们曾经存在过。

政府行政等级体系和司法机构也对维持社会等级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个等级体系的顶端是君主制，由于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王室获得了公众的敬爱。1914—1918年期间，乔治五世成为整个国家和大英帝国的象征，在随后的动荡年代，他代表了安稳和宁静。这个保守的、脚踏实地的、高贵的大家长具有极高的责任感，他还是个热心的集邮者，其个性特征就体现出老中产阶级的美德，他的许多中产阶级臣民也是如此。多亏了热情的、阿谀奉承的、唠叨琐碎的新闻媒体对王室活动的报道，王室家庭成为了所有家庭的楷模，虽然这不是有意而为之。国王与声名狼藉的威尔士亲王之间的冷淡疏远反映了战后的代际冲突——威尔士亲王所喜好的寻欢作乐生活方式受到青年人和富裕人士的推崇。其合理的后果是，1936年爱德华八世由于把感情置于责任之上而失去了王位和人们的爱戴，人们又在期盼更好的王室。

这个时期王室家庭所代表的道德秩序在战争期间一度受到严重冲击。人类进步的世纪进程被粗暴地打断，乐观主义以及各种令人安心的维多利亚正统在战场上被毁灭。身着武器装备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罗伯特·格雷夫斯事后写道：“万能的上帝死了；盲目的机会主义主宰了世界。”那些在家里膜拜上帝并遵从美德的人的心灵裂开了口子，他们所信奉的美德——“如勤奋努力、谦虚、节俭、谨慎、清醒，受到作战部队的嘲笑” [19] 。中产阶级的自信受到伤害，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在陌生的激流中漂浮，朝一个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目标前行。诺诶尔·考沃德在他1932年的诗《20世纪的蓝》中表现了这种情绪：

在这陌生的幻觉中

混沌和混乱，

人们似乎失去了方向。

经历了战争大规模屠杀后的幸存者充满了虚无主义情绪，自封的新穷人则忧心忡忡，由此人们判断，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即将要天翻地覆。1890年前出生的人与这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已经脱节。1931年一个高级中学的督察恳请年长的教师，在学生们提到“爵士乐”时不要流露出蔑视的表情，或者在学生们谈论电影或现代舞时采取回避态度 [20] 。美国电影和格雷泰姆音乐在战前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但这些事物与老一代人没有什么关联，他们对于所有的与现状相左的事物都加以指责。

1914年随着亚历山大的格雷泰姆音乐节奏而起舞的青年中产阶级夫妇，是那个无与伦比的进步年代的传人，那时所有迹象都显示这个时代将延续下去。然而，1918年之后，中产阶级不再那么自信了，在随后的20年里，摇摆不定的经济、大量的失业者和长期不稳定的欧洲世界，证实了他们的担忧。进步的步伐似乎停滞了，明日的繁荣完全无望。《寻觅一线希望》是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寻求一线希望的流行歌曲。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线希望真是难以辨明。战争弱化了人们的自信，正如伯特兰·罗索（Bertrand Russell）在战争爆发四十周年纪念日所观察到的：“大规模的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极大地降低了文明的普遍水平。” [21] 菲利普·拉金在他召唤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的诗歌“MCMXIV”中写道：“再也不要如此单纯。”他还可以顺便加一句：“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自信。”

无人知晓应该如何处置事物。在随后的90年里，中产阶级男人和女人相信他们有责任与世俗融合，理性地面对一系列集体与个人的困境。他们是否应该勇敢地突破过去，容纳极左和极右派提出的令人兴奋的新意识形态，构建全新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秩序，就如同列宁的俄国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中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已无法挽回，它的衰落趋势不可逆转，而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吸引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一部分中产阶级向左派靠拢，对失业者的冷酷对待所激起的愤怒和怜悯，对工人阶级的直率表现及其活力的钦佩，进一步促使这部分中产阶级转向左派。

工党的态度转变，像休·盖茨克尔和理查德·克罗斯曼——两人都毕业于温切斯特学院——这样一些人，成了上层中产阶级男女的精神后裔，他们受其良心驱动，把时间和才能投入对弱势人群的处置上。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常常具有两种恶习——急躁和控制欲，他们的工人阶级同僚对此心生厌恶。1953年前牛津教师克罗斯曼注意到，工党全国执委会的工人阶级成员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作“向外推的局外人” [22] 。在工党执政期间这种反感情绪一直持续着。1969年在内阁讨论王室收入时，吉姆·卡拉汉为王室家庭辩护。他在声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的演讲中争辩道：“我想菲利普（王子）是一个好小伙。”克罗斯曼十分震惊，他从未摆脱掉上层中产阶级教养的势利行为，从而认为克尔·哈迪就是一个天生的“贵族”，盖茨克尔是资产阶级，并且讥笑哈罗·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所做的“极其小资产阶级的”内政安排 [23] 。

在20世纪30年代，右翼思潮在欧洲大陆快速蔓延，对激进右翼的恐惧使中产阶级投向左派，激励着他们与右派做斗争。为了抑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1936—1939年期间一些中产阶级志愿者前往西班牙与弗朗哥作战。四位反法西斯主义者——金·菲尔贝、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安东尼·布朗特——走得更远，他们加入了苏联间谍组织。他们无可挑剔的学历背景——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的文凭，使他们可以进入外交机构和情报部门工作。这四人的行为既莫名其妙又令人不可想象，他们应该是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敌视自身的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几代人对于他们的叛国行为迷惑不解。本土的法西斯主义难以吸引中产阶级，尤其缘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不久就与东头地区（East End）的暴乱和攻击犹太人行为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原地踏步，他们信奉原有的信条和政党，希望以往的某种东西能被保留下来，适应现代环境。如果顺其自然，也许通过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自身可以治愈它的顽疾。政治和经济试验都是危险的，尤其对于有产者。1929年一家广告机构为保守党人提出了“安全第一”的口号，它抓住了中产阶级的心态。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投票支持1931年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联合政府（主要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和1935年的斯坦利·鲍德温的保守党。根据时代新潮的民意调查，1940年2月超过50％的多数人支持保守党。在20世纪30年代，900万至1000万的工作者在不断扩张的郊区购买便宜的汽车和住房，小心谨慎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正如乔治·奥威尔对郊区汽车拥有者的观察，他们是“保守党人、应声虫和阿谀奉承的人”，为了把英国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救出来而准备“战死沙场” [24] 。在战争时期，他们一直投票支持中间偏右的政府，在1939年，他们为了拯救英国和欧洲脱离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而走向战场。

老一代人渴望保存老的道德秩序，假装战争从未发生。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前律师还是戒酒的狂热支持者，在1924—1929年期间任内政大臣，他一度想使时光倒流至昔日，结果却使自己成了傻瓜。他赢得了道德绝对主义者的喝彩，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和这个世纪的余下时期都致力于阻止他们所恐惧的事物——会使整个国家走向颓废和滥交的事物。

他们一直忙碌着，纠缠民政厅和警察局，给新闻机构写言辞激烈的信件。1930年在伦敦北部的威尔士·哈普水库，一群被怀疑是裸体主义者的人在日光浴和游泳，被一个外科医生描述为“人兽交”。海登的“匿名者”称此景观“肮脏、恶心”，围观者因看到“白人女孩”与两位“皮肤非常黑的男人”游到一起而惊恐地尖叫，于是构成了各种不堪入目的描述。每一个人都得充分遮住身体的部位以达到警察的要求。这之后遭受冒犯的郊区是哈罗德·文森特。一位被撤职的军官以“社会改革者”为职业，发起裸体主义运动，导致了许多早期的违法事件。有一次，他因裸体站在窗口并挂着写有“扔掉你的衣服”的标牌而被控猥亵暴露罪。格洛斯特镇的泼妇夫人（原文如此）未被说服而招来警察，抱怨说她的仆人能够看到这个裸体者 [25] 。

新闻报刊及其读者对于日光浴和其他有伤风化事件极有兴趣并且津津乐道。1931年爱情小说家亚历山大·麦克考奎戴尔夫人，即芭芭拉·卡特兰，告诉《每日速描》的八卦栏目，她将要出版的小说《甜蜜的惩罚》里有一些“不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的人，她保证其中有违禁的刺激情节 [26] 。毫无疑问，这样的暗示使下层中产阶级蜂拥到收费图书馆阅读此书。1934年开始出版的《狂欢》杂志中的色情内容根本就无视道德准则——甚至是最宽松的道德准则，要求禁止此杂志发行的呼声闹翻了民政厅。在这些气愤的人群中有一位哈罗中学校长，他被一幅卡通画所激怒，这幅画上一对躺在床上的裸体夫妇，上面标有那个女人的一句话：“哦，亲爱的，如果不戴学校的领带，就像一个棒极了的流氓。”除了达特福德（Dartford）警察局对此有一个起诉，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惩罚行动 [27] 。

人们的容忍水平在上升。《狂欢》杂志除了性笑话以外没有其他内容，在以中产阶级为目标群体的较有名望的杂志中，这本杂志不算什么。内衣广告变得更加大胆，身着新型的、暴露泳装的女孩随处可见。在1938年创刊的《照片集》上，穿着内衣、显示诱人身材的女孩照片成为这本中档杂志的基本特色，一位读者对于这本杂志的成功向其编辑表示祝贺，因为它“足够真实和敏感地展示诱人女孩的照片而又不让她感到害羞”。另一位读者则认为美国女摔跤手的图片有些过分，他认为这些图片“不适合让男孩和女孩看”。 [28] 25年前，在家里阅读的杂志上刊登穿背带式短裤女内衣的女孩照片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图片，以及对于男女性事的公开议论越来越大胆，象征着道德规范变得宽松。

实用主义者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他们小心谨慎地开始重绘道德蓝图，建立新的风尚。教会领导人继续发挥国家道德法庭的作用，一些主教开始试探性地转向道德自由主义态度。1930年英格兰教会改变了对避孕措施的反对态度，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在福利性诊所提供避孕指导。具有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父母也被劝导，当孩子询问性方面的问题时，要用医学知识诚实回答，避免考虑“道德性”而误导孩子。“知识本身不构成罪恶”。 [29] 1937年婚姻法修改也有利于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道德捍卫者都乐于见到原有道德规范的重新修订，1952年中学校长会议向皇家离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对于不可能结婚的儿童进行婚姻时期的问题指导是毫无意义的。” [30]

原有的禁制还保留着，而且还被严格地执行着。1928年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辩解书《孤独之井》遭禁。《每日快递》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1867—1940）宣称，让他给那些“健康的男孩和女孩”一本“道德毒药”的书，还不如给他们“一小瓶氢氰酸毒药”。 [31] 《每日快递》的下层中产阶级读者几乎不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20世纪30年代警方对同性恋的监控和起诉不断增强。1933年伦敦的记述法庭被27个男人的狂妄态度所激怒，这些男人（多数是酒店的工人和侍者）被判在荷兰公园的一个房间里犯有同性恋罪，但他们自称没有做错事，并认为逮捕他们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以他们的羞耻行为而荣耀”。 [32]

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具有极大潜力的正义力量，为堕落行为受到侵扰而不安的部分中产阶级消除顾虑。1922年宪章规定，每一个拥有收音机的人必须每年支付10先令以获得收听许可证，从而确保了BBC国内广播垄断权和资金独立权。最初，这样的支付规定是昂贵的（而且也不可靠），但是到了1939年，每一个收音机听众需要支付5英镑，而且可以分期付款。收音机被设计成一个家具的样子，放置在客厅里，其景象就如当时的广告片一样，全家人听着收音机。无线收听快速新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新重点，这一直保持到50年代中期，由电视取代了收音机。

很少有哪种娱乐形式能像收音机这样迅速普及传播。1931年发出了四百万的收听许可证，到1947年则达到一千万。《收音机时代》每周出版，提供BBC的节目日程安排，它的发行量在1930年超过百万，之后继续上升。BBC早期听众主要是中产阶级，1931年针对收听许可证持有者的调查显示，听众主要集中于伦敦地区，在东南部和米德兰地区有10％—15％的家庭拥有收音机。 [33]

听众所听到的BBC节目内容和风格反映了其总裁约翰·瑞思（John Reith 1889—1970）的思想。约翰·瑞思是一个天生的、后维多利亚时代所铸造的独裁者，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带有强烈的清教徒个性以及启蒙和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在他的领导下，BBC秉持传统礼制，继承大众艺术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和机械技术机构的传统使命，大规模传播文明。瑞思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意识到无线广播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纸质媒体，它在大众生活中起到宣扬正义的作用。它可以型塑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规范，就比如，播音员发出的“被广泛认可的发音”会成为符合社会和知识标准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统一口音。尤其重要的是，大众的心灵被打开，有用的知识得以传播，而且是以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惊奇和愉快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之前，精神高尚的上层中产阶级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去改变这么多的品位和价值。

中产阶级的愿景和优先考虑事物渗透于节目时间表里。一个星期的节目列表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1938年11月6—13日的节目单所列节目包括园艺讨论、“厨房中的经济”、在南非的传教活动、亚历山大大帝、人们如何得病以及来自美国人阿利斯泰尔·库克的一份报告。还有一个节目叫“一个冬天里的童话”，播送《回廊和壁炉》系列剧和《朋司先生的体育之旅》的每日阅读。古典音乐节目总是播送音乐会和独奏会，另外，BBC也不得不满足小群体听众的特别品位，播出舞蹈乐队演奏（曼托瓦尼）和影院管风琴等节目。每日还有祈祷和宗教服务。这一周唯一的室外播音是转播内维尔·张伯伦在洛德市长宴会上的演讲。 [34]

文化平衡在1939年之后发生改变。民族士气所依赖的军人和市民，更看重的是他们所喜欢的事物，而不是所谓的有利于他们心灵的事物。轻音乐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美国风格的摇摆乐队、喜剧表演、《家庭主妇选择和工人播放时间》，这些节目把轻松跳跃的情绪注入了家庭日常劳作之中。适当的礼仪总是被遵守着。乐队的领队杰拉尔多被要求改变一行歌词：把“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晚所做的？”改为“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 [35] 新闻公告通常都是真实的、公正的从而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瑞思成功地维护了BBC的政治中立，这一点经常遭到强烈的反对。早在1935年保守党就满腹牢骚地报怨BBC带有左翼的偏见，并且认为BBC一贯如此。 [36]

尽管瑞思领导的BBC对大众品位作出了让步，但它在本质上仍保持着中产阶级品质。它尽其所能地履行其宪章义务——教育和改进整个民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直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BBC向听众提供的节目营养丰富，它致力于用有限的养料培养出适宜的品位。而喜欢另外品位的人则选择听卢森堡电台，这是一个商业电台，充斥着美国口味的商业广告和流行音乐，在迷恋好莱坞电影的工人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那是一个还未受到文化相对主义污染的时代，BBC理直气壮地传播中产阶级文化，并且带有洞察力和想象力，这尤其体现在针对儿童的节目当中。1947年6月，“学校”节目包括了管弦乐音乐会；由杰出的考古学家雅格塔·霍克斯创作的《风车山庄的人们》系列短剧，它描述了最早的大不列颠人的生活状况。1946年和1947年的“儿童时间”（在下午5—6点播放）节目包括了《朝圣者的进步》系列剧和C.S.福雷斯特的《海军准将》，乌尔泽尔·冈米德杰无伤大雅的幽默和笑话以及《玩具小镇》。惊险猎奇节目则有诺曼和亨利·博尼斯的冒险（《少年侦探》）；还有吸引人的艺术节目，如《自然议会》和《伦敦动物园的新闻》介绍自然历史。这些节目与20世纪后半期各个层次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注和兴趣相关联。 [37]

“儿童时间”是在“家庭服务”节目中播出，这是一个致力于培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听众的节目，其风格类似于后来的“第四电台”。“轻松节目”则顾名思义，是一台放松心情来听的节目。而“第三套节目”（1946年开创）则在主题和风格上走高端路线，要求其听众具有极高的知识耐受力（3—4个小时无间断地播出），这档节目包含了大量的深奥知识。丹尼斯·波特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和文法学院的毕业生，他觉得“第三套节目”带有“家长式说教”和“令人沉闷的自负”特征，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这档节目还是激发了他的求知欲望。 [38] 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记得在听唐纳德·沃尔菲特（Donald Wolfit）播讲的马洛的《帖木耳大帝》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我也很喜欢喜剧节目和晚上播出的扣人心弦的节目——迪克·巴顿的“特别代理”。

自创立以来，BBC一直被认为具有一种能力，能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国家的凝聚力是脆弱的。小说家兼播音员J.B.普里斯特利在1933年走遍了整个英格兰，在旅程结束时他总结说，他经历了两个国家，一个具有冲劲和活力，另一个则奄奄一息。前者的大地上充满着“交错的公路、车站和工厂”，“看起来像是建筑物的大展览，有巨大的电影院和舞厅、咖啡馆，带小型车库的房屋，鸡尾酒酒吧，沃尔沃斯大商场，大客车，无线通讯网，徒步旅行者以及看起来像女演员的工厂女工……” [39] 沿着从哈默斯密斯至阿克斯布里奇的A4公路，大片的城市景观以艺术风格装饰的新埃及影院终结。顺着公路继续向北和向东，从塞文至亨伯之间则是另一个英国，这是由于贫困和绝望而被孤立的国家，是由于支柱产业衰落和长期失业所导致。

即使在经济得到部分恢复之后，两个英国之间的鸿沟仍然保留着。1935年，在伦敦、南部和米德兰地区，8％—1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但在威尔士、北部和苏格兰则有20％—3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 [40] 。两个国家的居民是两种不同的种族。1940—1941年期间，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注意到，来自南部、西南部和米德兰地区的新兵比来自前面提到的工业中心地带的新兵更高也更健壮 [41] 。

1940年让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丘吉尔提醒每一个人，外国入侵是可能发生的，整个国家要为其生存而战斗。阶级区分弱化了整个国家。在比利·卡顿的《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中有一句话：“忘掉你原有的学校领带”，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理念获得了共鸣。官方的舆论宣传把阶级区分看作获取战争胜利的绊脚石，阶级等级体制导致了无序和嫉妒。对于更为激进的工人阶级士兵来说，长官的糊涂是他们排斥其他阶级的象征，而这种排斥行为导致了名誉扫地的等级和身份制度的延续。阶级妨碍了国家的效率，尤其是阻挠了才能的发挥。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部分群体有一种深切感受，他们认为在两次大战之间原有的统治阶级出卖了国家，没有管理好经济，也没有维持世界和平。这种不满情绪在1941年凸显出来，也就是在J.B.普里斯特利的节目受到压制而被迫缩短之后，普里斯特利在节目中极其尖锐地批评老秩序的捍卫者和中产阶级的偏见，这引起了公共媒体的一片哗然。一位抗议者声称，“‘La-De-Dahs’迫使普里斯特利沉默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另一位抗议者则称赞普里斯特利的观点代表了新英国理念——仅仅因为它“不是卡尔顿俱乐部想要的”。 [42]

普里斯特利的梦想就是工党的梦想。工党承诺减少社会阶级之间的界限，并把这作为战后和平重建蓝图的一个部分。1942—1943年的冬天，德国即将战败已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未来。他们想要获得牺牲换来的回报，不想再容忍战争期间的体制延续。和平将预示着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的来临，在这个社会中，能力比出身更受重视，获得良好教育是一种权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1945年7月，在半数选民赞同新建耶路撒冷的情况下，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由于战时施行食物和燃料配给，购衣券以及服装和家具采用统一的“实用功效”标准，无阶级状态已经存在。排队强调了新的平等。中产阶级主妇再也不能给屠夫和杂货商打电话订购物品，然后要求送货上门。相反，她得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候，有时需要几个小时，同时唠唠叨叨地担心配给的物品是否被领完了。

战时的生活不便在战后持续，宵禁和管制体制一直是工党恢复经济计划的一个部分。不满情绪普遍存在，中产阶级主妇最为不满，她们失去了选择权，面对单调和稀少的食材，只能绞尽脑汁筹划她们的菜单。战争时期实行的对公众的监视也被保留下来，警察局的记录包括了购物者对配给制以及对1945年后实施的许多管制措施的反应，他们的报告罗列了人们的怨愤和偶尔的怒气发作，排队的同伴成为了一种共享群体。1945年夏季，对于油脂的新限制措施使烤制食品几乎不可能，这导致爱丁堡主妇们瞬间丧失了她们的忍受力。1946年实施了面包配给政策之后，主妇们的情绪“几乎要爆发革命”了，许多人猜测生活条件要比战争时期还要糟糕。 [43] 非配给食物的价格飞涨而且还很稀缺，人们的忍受力普遍下降，他们特别担心限制肥皂供应，这会使家庭和衣物的清洁成为问题。

繁荣的黑市为工党的指令性经济压迫提供了一条出路。1946年爱丁堡的“各个阶级”都求助于黑市。城市的警察局长这样总结：“这是共同的认知……如果没有提供各种商品的额外渠道，将无法生活。”第二年初，邓迪的警察局长承认，要控制汽油券的非法市场已经不太可能。 [44] 邓迪以及其他地区游手好闲的人都有许多中产阶级顾客，这些并不那么有良知的中产阶级有财力支付食品费用——食品要么是走私来的，要么就是从货车后面掉下来的。 [45] 也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产阶级成为了大规模违法行为的帮凶，其中一些人从黑市获利颇丰，1949年保守党的说客们与担心政府对其私下销售食品征税的小农们之间产生了对抗，这些小农值得同情，不仅因为他们机智地躲避了监管配给制的军方密探。

中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些安慰。强制性的节俭生活伴随着革命性的变化，开始于1944年的教育法案，并在1948年随着全国健康服务的实施而结束。工党的福利立法从战前开始就逐步推进而成就斐然。自此以后，工人阶级不再担忧贫困、疾病和失业等问题，福利提供给所有的人，中产阶级也从中获益，当然，中产阶级通过纳税提供了福利资金。1946年8月在《每日快递》上有一幅卡通画：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度假后回到家里，看到花园里繁茂丛生的向日葵以及一个标牌，上写“家庭补助津贴每个孩子5英镑”，拥有超过一个16岁以下子女的家庭都可以获得政府补助，所以这个家庭的主妇每周可以获得50先令。

如果孩子们能通过升学考试以证明其学习能力，他们就可以免费上当地的文法学院；如果他们能上大学，学费也由地方教育机构支付，地方教育机构还根据其父母收入水平提供赡养津贴。这些福利政策的理论目标是构建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才能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会因家庭出身或收入而受到压制。自相矛盾的是，设计这一体系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但最早的获益者是中产阶级。1936—1945年，父亲领薪水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大约是36％，随后1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7％。在同一时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比率则从7％缓慢上升到10％。 [46] 1949年保守党对中产阶级态度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普遍赞同健康服务，这被认为是工党的最大成就。 [47]

对大众实行普遍的免费教育和福利国家代表了多种思想的融合，这些思想来源于过往历史。虽然表面看来，中产阶级的自救观念被否定了，但20世纪40年代的福利体制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责任理论的启发，这种理论又可以追溯到他们先辈所持有的福音慈善理念和道德经济概念。把贫穷且聪明的男孩从文法学院送入大学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15世纪至今，中产阶级慈善家乐于所为。

然而，过去与现在的理念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在要实现好愿望是通过国家而不是通过个人的好心和人类责任意识。此外，以前的个人慈善家总是具有敏锐的自觉，对弱者的馈赠很容易导致接受方消极依赖。这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感到烦恼，1942年他提出的减贫方案成为福利国家的基础。贝弗里奇爵士生于1879年，是一个印度行政官的儿子，在他身上体现了他那一代上层中产阶级贵族的特质（他毕业于查特豪斯中学和牛津大学），曾就任于多个重要的学术职位和政府公务员职务。他忠实于后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理念，其福利国家计划试图提供一种安全网但不会取代勤奋和自力更生。

工党还要解决战时遗留的另外两个问题：衰弱的工业和混乱的秩序，这两个问题被认为是由于经济和环境缺乏中央计划所导致的。对于环境计划的需要是无疑的：1933年一家房地产机构打出的销售口号是：“适合建房的未受破坏的山顶。” [48] 很明显，保护乡村要比振兴破旧产业容易得多。矿山、交通、能源供应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被国有化，对私营部门实施管制措施以提高其效率和生产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私有化之前，英国经济是一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公有制及公有资助企业相结合的混合体。工党正式承诺降低失业率（3％的上限），这样的承诺迫使后来几届政府补贴困境产业以维持工作机会。

由中产阶级所造就的百年前的经济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干涉政策被埋葬，自由市场被控制，国家所资助的福利体制消除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多种苦难。现在的中产阶级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设计者期望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令人满意的、任人唯才和同质化的。然而，地位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物并没有消失。正如1919年前任军官们所期望的，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职位使他们有资格获得好的工作。 [49]

[1] Russell，131.

[2] Saturday Review，5 September 1914.

[3] Saturday Review，29 August 1914.

[4] TES，2 January 1919.

[5] Spectator，20 April 1918.

[6] Petter，143.

[7] Morning Post，23 April 1920.

[8] The Times，31 October 1919.

[9] The best survey is G.J.De Groot，Blighty：British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War（1996）.

[10] Horizon，1940，293.

[11] Saturday Review，9 November 1918.

[12] Saturday Review，25 January 1919.

[13] Morning Post，2 January 1919.

[14] Morning Post，26 June 1920.

[15] Political Quarterly，22，161－162.

[16] Riddell，10－11.

[17] Simmat，4.

[18] Gray，Worst of Times，128.

[19] Graves and Hodges，15.

[20] TES，8 August 1931.

[21] Russell，128.

[22] Crossman，Backbench Diaries ，209.

[23] Crossman，Diaries ，109，666；Backbench Diaries ，743.

[24] Orwell，Coming Up for Air，13.

[25] NA，Mepo 3/946.

[26] Daily Sketch，4 September 1931.

[27] NA，Mepo 3/2323.

[28] Picture Post，11 March 1939.

[29] Parents，July 1934.

[30]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367.

[31] Graves and Hodge，241.

[32] Morning Post，28 February 1933.

[33] BBC Year Book 1932，19.

[34] Listener，3 November 1938.

[35] this England ，29.

[36] Morning Post，2 March 1933.

[37] BBC Year Book 1947，58；Radio Times，13 June 1947.

[38] Carpenter，35.

[39] Priestley，401.

[40] Ministry of Labour Report for the Year 1935，99.

[41] Floud，33.

[42] Picture Post，5 and 12 April 1941.

[43] NAS，HH 55/43，PWD/1/1/2/108，5.

[44] NAS，HH 55/43，PWD/1/1/2/110，11.

[45] BLO，CCO 180/2/1，Public Opinion Survey No.1（January 1949），6.

[46] Adonis and Pollard，23.

[47] BLO，CCO 180/2/1，Public Opinion Survey 2（February 1949），5.

[48] New Statesman，23 September 1933.

[49] NAS，HH 55/42，PWD/1/1/2/105，8.

第二章　让美好生活更好：繁荣与自由，1951—1979

1951年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被忽视的分水岭，在这一年，政治平衡开始向中产阶级倾斜，为了应对肉食缺乏和物价上涨而采取的平等主义和强制紧缩试验走到了最后阶段，中产阶级已经受够了。到当年的3月份，主妇协会的爱丁堡分支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到了返回自由企业的时候了。 [1] 到10月份，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一理念的捍卫者——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在随后的13年里，保守党一直掌权。在此期间，他们终止了配给制，取消了许多控制贸易的政府机构，主导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不仅使中产阶级变得富裕，也使他们的许多工人兄弟富裕起来。

在1951年的英国节，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其编年史撰写者迈克尔·福瑞恩极具洞察力地把它描绘为绝对的中产阶级事物，它反映了这一群最繁忙的人物的当务之急。

英国节代表了激进的中产阶级的英国人：社会改良者，《新编年史》、《卫报》（曼彻斯特）和《观察家》的读者，请愿书的签名者以及BBC的骨干。总之，这些草食动物，或温柔的反刍动物，在绿草如茵的牧场——这是他们生活的自然场所，带着怜悯的眼光，俯看着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生物，对于他们自身的优势有些内疚，但通常不会停止吃他们的绿草。 [2]

鉴于其创办者用心良苦的家长作风，英国节混合着郑重其事的改良与刻意的马德瑞戈尔音乐和五朔花柱舞蹈的消遣，自威廉·莫里斯时代以后，这种方式一直受到像草食动物一样的中产阶级的喜爱。泰晤士河南岸的“探索圆顶屋”是现代世界的代表。它里面装满了丰富的展品以颂扬英国的开发者、介绍现代科学研究和有益知识的进步。此外还有绘画和雕塑展览，该展览展示了各类有代表性的作品，即使不懂行的人也可以通过其他作品来理解那些他搞不懂的东西，比如爱德华·帕奥罗兹的抽象结构。 [3] 成立5年的艺术委员会鼓励全国各地的微型展会分散开，松散地连接到每年的例行活动之中，比如，运动会、展销会、板球比赛，等等。在伍德斯托克有一个乡村舞蹈音乐节，在苏格兰有一些传统聚会，在威尔士有合唱节。

这种舒适随意的交往方式是非常英国化的，但是很少能吸引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消遣更美国化，这对中产阶级的另外的亚种没有吸引力，福瑞恩把这些亚种称为“食肉动物”。根据他的说法，这些食肉动物信奉伊夫林·沃——他强烈反对英国节，他们是《每日快递》的读者，他们的名字被列入管理者名录，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他们设想，“如果上帝不希望他们毫无顾虑地捕食所有的弱小种类，那么上帝就不会把他们创造成这个样子”。未来属于食肉动物，对于他们来说，英国节就是一种花费昂贵的放纵，其主办者总是把他们的想法和品味强加于其他人，而不问其他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也不问他们是否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英国节的支持者和攻击者之间的争吵最终导致了一个长久的文化裂痕，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期，这一裂痕把中产阶级区分为不同的部分。

电视加剧了这一裂痕。电视最早出现于1936年，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受到欢迎，在塑造民族文化和道德认同方面，电视比无线收音机具有更大的潜力。由于这一原因，BBC拥有了电视传播的垄断权。1953年保守党政府提议停止其垄断权，为此引入美国式的由广告收入支持的商业电视台。全国60％的人赞同这一创新，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则对此骇然道：英国的文化传统正处于危险之中。一些文化名人，比如贝弗里奇和E.M.福斯特，与全国教师联盟和工人教育协会联合，捍卫BBC的垄断地位，打算把国家从低俗的、好莱坞制造的电视娱乐中拯救出来。许多老牌学校毕业的贵族保守党人参加了抗议行动，出于不满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担心民族认同将面临毁灭。 [4] 有一个人在上议院宣称，我们必须是我们自己，他还加了一句：“我们不会与裸体金发美女扯上关系。” [5]

BBC的朋友们在这场辩论中争辩说：BBC所提供的一些节目，比如儿童时间和宗教服务，有钱人是不会出钱资助的，但这些节目是公正的，是由值得信赖的人所管理。贝弗里奇呼吁，电视的作用“是使人们变得更有知识，更好地评价娱乐、音乐和其他事物”。瑞思则情绪激动地警告说，这是一种“道德伤害”，它将使整个国家受到损害，他还把商业电台比喻为“侵入英格兰身体的蛆蝇”。 [6] 议会内外的争论一直有这样一些断言，商业电影会污染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为了吸引大量观众，商业电视台就得迎合趣味最低下的那一部分人群，这就成了平庸、粗制滥造和哗众取宠节目的保护伞。好莱坞电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庞奇》制作了卡通画，它演示了一个罗蒂尼斯奎式人物呆呆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标题是“无思想的人”。 [7] 保守党人把他们的信念置于那些所谓的具有“好的辨别力和成熟”的观众身上。 [8] 其他的人则尖锐得多，他们指责他们的对手是傲慢的精英主义，剥夺了其他同胞的选择权，并暗示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商业电视台获得了议会批准，1955年9月，在一通自夸的演讲、艾尔加音乐和国歌演奏之后，独立电视台开始了它的首播，一支置于冰中的牙膏出现在屏幕上，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声音声称它真是“刺激的新鲜感”。BBC对这种陈腐乏味节目的回应则是宣告格雷斯·阿切尔的戏剧性死亡——肥皂剧《阿切尔》的主人公格雷斯·阿切尔在从燃烧的马厩中挽救出马匹后死亡。在3年中，独立电视台确保了全国72％的收视率，正如杰瑞米阿斯所预测的，美国口味和模仿美国口味的本土制作节目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前BBC雇员注意到：“公众喜欢年轻的姑娘、搏击、轻快的音乐剧、智力问答和现实生活戏剧。我们就给他们播出哈莱管弦乐演奏……去当地消防站参观。” [9] 这些迹象显示，BBC不久就加入收视率战争之中，想用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把观众从独立电视台吸引过来，而其中有许多节目是从美国进口的。为了拍摄观众喜爱的肥皂剧，BBC从“第三套节目”中转移资金。

与商业电视台的竞争之战是与中产阶级的两个信念相左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个自由的市场，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一直认定，他们最有资格监督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生活，引导国家走向文明。这两种信念产生于19世纪，而后者体现在BBC的宪章中。它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优质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得到提倡，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心智和灵魂，而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劣质的”文化，这种文化仅仅是愉悦了无知。自由市场主义者采用相对主义态度来反击上述观念：所有的娱乐形式都具有同等价值，只要它们可以让人们愉悦。坚持某一种文化更优越，并把这种文化强加于整个国家，这是否定个人自由，有某种专制主义的味道，就像是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化部”的所作所为。独立电视台的观众们所看到的就是如此。1962年由上层中产阶级所主导的皮尔金顿委员会试探性地建议，商业电视台提高其知识水准，《每日镜报》的一个标题宣称：“皮尔金顿告诉公众去地狱。” [10]

此外，经历了十年的强制性的文化说教，商业电视台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股新鲜之风，电视广告有助于产生需求并创造繁荣。为了能抓住消费者，广告必须穿插在最有吸引力的节目中。到1961年，英国人平均每周花13个小时观看电视，电视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人们所观看的绝大多数节目都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或激发想象力的。这种状况似乎验证了反对商业电视的人的预言：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文化是弊大于利。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中产阶级对商业领域及其价值抱有越来越多的怀疑，有时甚至是蔑视。

建立于1957年的消费者协会及其刊物《哪一个？》大获成功，就体现了这样的新怀疑主义。这份刊物的追随者是“想要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什么”，想要确保物有所值——这是中产阶级的永恒目标。《哪一个？》对各种各样的产品进行公正的、技术性的评估，这些产品从厕纸（“不是同性恋话题”也不是上流社会的八卦）到电热水壶、蛋糕粉和太阳镜。 [11] 两年内《哪一个？》就有了七万订户。并不是所有的订户都报告了他们的职业，但第一批订户中有203个医生、125个来自三个公务机构的官员、32个神职人员和10名教授。一个早期订户表示欢迎这样一个有“道德基准”的出版物。另一个订户则抱怨市面上的出版物“涌向消费者”而有1/3充斥着“侵略性广告”。 [12]

商业伦理和市场营销技巧激起了专业领域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他们与商业世界之间有所脱节，他们担忧商业道德及其影响力的增长——即在规模上也在范围上的增长。这种怀疑情绪的后果之一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环保运动致力于保护小城镇自然环境和田野自然风光免受商业开发的破坏，保护野生世界免受农业企业扩张而导致的退化。食草动物在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英国人越来越富裕了。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热潮从中产阶级延展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发生转变，他们的生活现状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1956年一名记者访问了维冈地区，奥威尔在30年代曾经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状况，他把这里看作经济衰退而导致的人类苦难的象征。而现今“这一小镇景象已经由赤脚和营养不良转变为尼龙和电视，从空荡沉闷的无所事事变为匆忙兴奋的满足”。在当地的歌舞厅里有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孩和穿着浅紫色灯芯绒外套及漂亮的连衫裤的男孩。一位在俱乐部喝酒的人评论说：“工人阶级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他们不用再走很多的路了。” [13] 另一位记者展示了埃塞克斯郡哈洛新城的一条马路尽头的生活景象，他描述了来自东区地区的工人移民的居家生活：在三居室的房内有电视机、虎皮鹦鹉和大规模生产的中式装饰品。他们阅读《收音机时代》和《世界新闻》以及刊登着诱人商品广告的时尚杂志。访问的记者做出如下总结：郊区中产阶级世界正吸引着一大群原来的都市工人阶级。 [14]

像以往一样，较富裕的工人阶级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工党成员想了解，新的物质享受是否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政渻态度。而传统的中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则希望新富裕起来的人们将扩大他们的阵营。1959年首相麦克米伦告诉选民：有大量的人“感到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正如他后来解释说，保守党人“带着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来自其所有权”，赞同更大范围地向一些家庭敞开大门——可以拥有汽车以及这个国家第一次出现的某些事物，甚至向更多的人敞开大门——让上百万的人负担得起国外旅游。 [15]

新汽车、贷款购房和国外度假成为互补性消费和信贷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证明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1950年有226万辆汽车奔驰在路上，到1970年其数量上升到1150万辆。到1989年，有8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有70％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从表面上看，历史得以重演，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照相机和自行车——但是除了19世纪最穷的那些人，这就像两次大战期间的情况一样，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摩托车和收音机——但是除了最穷的人。这场最新发生的消费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发展速度，伴随着这种发展速度，中产阶级有能力消费奢侈品了。1971年61万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而1995年这个数字达到2000万。

以往象征身份的物品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效用。1962年，亚历克·阿丝戈尼斯——极受欢迎的迷你裙设计师——预言，由于技术发展和统一化的设计，在10年之内汽车不再是社会声望的体现。 [16] 这似乎是合理的推断，但它忽视了英国人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就是虚荣和势利的混合体，在过去它被广告商所利用，而现在广告商将会用更多的聪明才智来利用这种心理。“高档”一词被附加于任何想要吹捧消费者自尊心的产品之上，它使消费者感觉到自己与普通人群有所区别。1966年福特卓越汽车广告展示这一品牌汽车载着一群人要去歌剧院。1968年凯旋先驱广告的背景是穿着条纹夹克的私立学校女孩和她的同学。而昂贵的地产广告版本显示它坐落于一个橄榄球场边线附近，两个公立学校的15岁少年正在球场上打球。

1965年奥斯汀·里德广告打出的标题是“每一个英国人心中的乡村绅士”以推销花呢夹克和骑兵斜纹装，画面中两个装模作样的乡绅在一头赫里福德牛边上摆着姿势，以庄园作为背景。1968年赫普沃思订制西装（22英镑起价）广告上的一个问句是：“在世上攀登？”一个年轻的、像模像样的精英人物穿着三件套西装，他的确像个精英，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辆跑车旁，他们正要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1979年克龙比大衣被吹嘘为适合“军官和绅士”，也许穿此服装的人想象自己正从城堡出发去视察战壕。

汽车与服装完全成为了身份象征。而且广告商以及媒体上此类事项的专家们还引导人们从炫耀性的表现转向阶级身份体现，“生活方式”或“格调”越来越成为一种中性的词汇。生活方式不可能与阶级身份脱离，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不这么想。J.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杰里米·布尔摩尔赋予奥克斯奥一种明确无误的中产阶级形象，从而使这一品牌摆脱了战后以来一直保持的廉价肉类制品印象。一个经久不衰的电视商业剧演示了固体浓缩汤料如何克服了“凯蒂”所面临的家务危机，“凯蒂”是一个拥有美好家庭和美味厨艺的中产阶级，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她操着女王式的口音，而这种口音在后来的30年里逐渐消失。

20世纪60年代，中上层中产阶级的晚宴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想提升身份的人们所模仿，这类晚宴的环境氛围有助于宴会达到完美效果，最终以一盒“After Eight”牌薄荷糖结束。这类广告的测试播放在约克郡获得成功，这一点令布尔摩尔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地区“是不可能受到这种优雅生活形式影响的”。 [17] 这种场合提供的精美的、常常是进口的美食很快成为日常食品。1978年的一个广告中，带有泡芙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和卡门伯特软质乳酪问道：“为什么你要等待一个晚宴才能享受这些美食呢？”它们可以是午餐、茶点和野餐的理想食物。

以往的中产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痴迷食品，以前的餐馆和烹饪书也从未提供过那么多种类的菜肴。一度被人不屑一顾的外国菜成为流行时尚，尤其在下层中产阶级当中。1962年的一本食谱在介绍花椰菜烹调方法时把传统的奶酪花椰菜与法国拉尼斯花椰菜做法并列。 [18] 70年代中期，1/8的英国餐馆专门提供外国菜肴，大多数是中国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其中有半数餐馆提供外卖。 [19] 1976年中国外卖餐馆已超越“炸鱼与薯条”快餐店而成为最流行的快餐，然而，中国外卖快餐又受到了印度烤肉串店的挑战。 [20] 中产阶级热衷于掌握美食享乐主义的细枝末节，他们是在伊丽莎白·戴维和罗伯特·卡瑞尔这类专家的指导下学习这些知识。报纸和期刊有这类固定栏目，美食家们在栏目中建议那些不开化的人最应该去哪里吃饭。1968年伦敦的美食家告诫说，该市的第一家日本餐馆有着与西方口味完全不同的味道，值得向常年生活于大都市的人推荐。 [21] 装饰和环境与厨师的厨艺水平同样重要，然而更为经常的是，装饰和环境比厨师的厨艺水平更加重要。一篇美食评论称鲁伯特的食物一般，但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以及用餐过程中“灵巧飞舞的刀片”和类似猎狐时发出的“tally ho”喊叫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使这里具有了上层阶级的放浪俗艳的氛围。 [22] 这些餐馆中特别服务和环境设置大多数都需要付费，而费用是从公司账户中支付。

在某些餐厅就餐还需要举止庄重，这一要求在《美食指南》——它初现于1951年——的评论文章中特别说明。许多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也许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的餐费不能到公司报账，比如说专业人员以及公共部门的雇员。在1978年出版的一期《美食指南》上，一个记者讥讽地评论说：在一个极其宜人的乡村餐厅，午餐时间充斥着大量的“商人”。另一位评论者则懊恼地说，就餐被“突如其来的威尔士调的歌声”以及一群BBC雇员的涌入所打断，“他们中的某些人举止失当”。还有一些人抱怨餐厅里的管风琴音乐， [23] 这类抱怨显示某些中产阶级就餐者还没有摆脱他们祖先所信奉的清教主义的影响。

许多饭店的入口处都有色彩鲜艳的标志，标明可以刷信用卡。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广告的不断灌输作用，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便捷信用卡——它使“让期待不再等待”，这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哲学。持有美国运通信用卡显示了尊贵身份和可靠的信誉，这种信用卡确保持卡人在全世界的各种高档酒店受到热情接待。1966年出现的巴克莱信用卡在最初的5年里就承诺“让美好生活更美好”。

其他形式的贷款也很容易获得，到1973年，个人债务的总数达到372亿英镑，而且数量还在上升。银行贷款达到50亿英镑，消费信贷为19亿英镑（包括租用购买信贷），抵押贷款190亿英镑，以及其他贷款105亿英镑。 [24] 节俭并未遭到扬弃，政府鼓励节俭。政府向中产阶级提供了贷款偿付、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的免税优待。这膨胀了私人资产的总量，1973年私人资产总量达到2520亿英镑，其中960亿英镑是房屋资产。

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些数据。1949—1969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的合理水平，1970—1983年期间平均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1％，其中1975年曾一度高达20％。零售价格指数从1962年的53点跳到1976年的157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男性白领工人每周平均收入从1970年的25英镑上升到1976年的62英镑，同期女性白领工人的相应收入从13英镑上升到38英镑。中产阶级也享受了极大的就业保障，就如同他们在1930年代的情况相似。银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失业人数从1971年的14.8万下降到1979年的14.5万，而同期总失业人数则从620000上升在1200000，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不断加剧的萎缩。

中产阶级不仅平安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波动，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英国社会人口构成的改变在战前就已经开始，1931—1939年期间，专业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就业者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数量所占人口比例从7％上升至11％。 [25] 战后中产阶级职业的数量规模以极快的速度继续扩张。1978年劳动力总数为2200万，其中1/3是妇女。超过600万的劳动力就业于专业领域和商业服务业（360万），社会服务业——包括医疗（100万）、教育（100万），保险、银行和企业服务（100万）以及公务员（48.2万）。 [26]

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最为惊人的是金融、法律、医学、教育等专业和科学服务行业，这几个行业几乎增加了10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则从1968年的800万减少到1976年710万，而且在20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继续减少。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在办公桌和电脑屏幕前工作，而越来越少的人在操作台或装配线前工作。

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就业类型的变化。有四个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金融行业的增长，精密科学技术延伸到工作领域，科学研究的需求，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性的科层体系的扩张。新增法律和国家管控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这就需要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1935年大约需要2.3万名官员处理失业补偿金事务，而1978年需要42.9万名官员维持教育系统的行政管理运作。建立这一庞大的司法系统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增加就业机会，从就业角度来说，中产阶级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如同工业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情况，工作岗位受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像商店的蓝领工人一样，白领工人也会被机器取代。1979年巴克莱银行的报告声称100台点钞机可以取代80名职员的工作。 [27] 出纳和银行职员不能再以这类工作来谋生，但他们像他们前辈一样认为，中产阶级应该理所当然地具有职业保障，在新的商业世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英国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大部分从美国引进，这进一步提醒人们，英国现在是一个在国际视野中逐步衰退的国家。在1945—1970年期间，英国不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曾经激发自豪感和道义责任感的大英帝国，现在则带着流血的伤口而被瓦解。1956年的苏伊士溃败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英国只是美国的一个小兄弟，而且一直都是如此。菲利普·拉金是少数几个有此疑虑的人。1969年他写道：

明年我们将把士兵带回家

因为缺乏资金，这样做是正确的。

总体而言，中产阶级游刃于商业生活之中，享受着新的生活方式，没有过度关注帝国责任和荣耀的丧失，有时干脆丢弃这种责任和荣耀。消失的帝国成为电影院和新的周日报纸增刊中丰富多彩的怀旧片断。《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祖鲁》（1963）和《喀土穆》（1966）吸引了电影观众，随后是电视观众。1972年BBC制作了一部耗资巨大的纪录片，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架势演示大英帝国的历史，另外还有一部每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军团》，回顾了19世纪的帝国荣耀。

拉金在其早期的一首诗歌《神奇年代》中以一种悲切心情思虑国民生活的另一种深刻变化，他称之为“宽容社会”的诞生和婴儿期。

性交开始

在一九六三年

（对我来说有点晚了）——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禁之后

到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之间。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自由放任主义的道德观念以惊人的速度横扫英国。这个过程是如此之快，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制，这使人们好奇，中产阶级对于原有道德秩序的信奉到底是悄悄地被腐蚀了，还是根本就是一种假象。也许这就是一种假象，不过中产阶级确信道德规则是有序社会的凝固剂，这就决定了他们至少在公共场合遵守传统道德。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国家的道德监控者们还在叫嚷着提出警告。1952年英格兰教会宣布人工授精等同于通奸，应该被裁定为是犯罪行为。 [28] 布莱克蒲市的牧师所领导的一个店主委员会对兜售给游客的不雅明信片进行审查，在克利索普斯和黑斯廷斯也有类似的机构履行相同的职责。 [29]

认为这些道德监控是疯狂之举或毫无必要的人不得不小心谨慎。1958年，沃尔芬登委员会提议双方自愿的男同性恋行为应该是合法的，自由保守主义者R.A.巴特勒表示赞同，但他认为还是要谨慎对待。他提醒下议院，“人口中有一大部分难以接受同性恋行为，改变法律会冒犯这些人的道德意识”。 [30] 他的观点立刻得到一位保守党人的支持，这个保守党人告诉议会，同性恋导致了罗马帝国和纳粹德国垮台，这一说法引起了大笑。 [31]

这种抵制情绪在50年前可能会很严重，但现在一种新的情绪正在抬头。这样一种情绪在1954年就可以探察到，极端保守的首席大法官哥达德向一个陪审团建议，要作为现代人来思考问题，而不要以“一本正经的、高尚的、绝对正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来看问题。 [32] 雷普顿校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福劳格·恩·费舍尔感到忧虑，一些中产阶级忽略了以往他们所承担的维持整个国家道德基调的责任。1959年他严厉斥责“知识分子”光顾在音乐厅举行的十七八世纪“下流”音乐演唱会。如果连中产阶级都容忍这种堕落，那就难怪年轻人以一种恣意妄为的方式放纵“自然”本能。 [33] 这是一个泰迪男孩和摇滚乐的时代。

在费舍尔看来，中产阶级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没能成为道德楷模而背叛原则，他说的完全对，因为他的背叛者没有保持道德忠诚。这些人是上层中产阶级成员，他们支持进步联盟及其分支机构以及其他的类似组织，包括婚姻法协会、堕胎法改革协会和性教育协会。这些人员当中充斥着左翼倾向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思想源于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世俗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点他们与大主教保持了一致：两者都确信道德就是与性相关的事务。1959年他们获得了胜利，一项法律修订案允许文学和艺术作品可以援引合法淫秽表现来进行辩护。

这个修订法在实施的第二年就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起诉案中得到检验。官方对此案的起诉并不太认真，起诉人加总计算了此书所用的“他妈的”这类词汇的数量作为起诉依据，就好像原来的法律条文还在实行，单凭语言就可以判定一本书犯了淫秽罪。由九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组成的陪审团读了此书，然后又听取了一位权威作家的证词，论证此书的文学价值。伍尔维奇主教约翰·鲁滨逊公然声称，D.H.劳伦斯对于性交的处理是把它当作“进餐一样的行为”来加以真实描述。这就是基督徒对待性的方式而且从不拿性来开玩笑。辩论的结果是，没有证据显示劳伦斯违反了艺术家的边界，最终起诉没有获得成功。 [34]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发行2万册并很快被卖完，买书的人并非全是中产阶级文学鉴赏者。

随后的8年里，同性恋和堕胎成为合法行为，而同时宫务大臣由于仅仅承担仪式性职责而退休，对剧院的审查形同虚设。1961年科学界发明了避孕丸，国家健康服务机构同意把它作为处方药，新道德的支持者们欢呼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的到来，人们最终从人为的羞耻压迫中解放出来。国家不再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旧的规则和惯例被丢弃，但是21世纪初的英国却痛苦地发现，摧毁旧的道德并未带来新道德的重建。

在宽容社会中出现了为了影响立法而游说议员的笨驴性质的工作，这类工作主要是由一小群精力充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所承担，他们确信他们正在推进个人自由。在没有治安官和神职人员干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被信任，他们能够明智地作出判断。人们还有一种很强的信念，那就是以往强制实行的道德教条极大地增加人类痛苦。1967我遇到过一个乡村律师，他大约有70岁了，他回忆自己曾经在教堂里祷告威尔士王子成为“一个好男人”。后来他还知道了爱德华七世是一个正派的人，很高兴见证了一直在进行的道德革命。

年青一代的中产阶级赶上了这个好时机而过上了美好日子。1965年在富有的柴郡郊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参加果汁汽水、高尔夫和鸡尾酒晚会的性冒险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周末休闲活动。 [35] 表述越来越直接的出版物和数量不断激增的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性自白，如果这些自白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在郊区换妻活动成为了联系人们的纽带。也许这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性革命不是极大的性放荡，而是一种新的、毫无负罪感地自由展示个人经历和隐秘欲望的坦诚。

无论是信念所致后果还是与此无关的后果，中产阶级大众对宽容社会感到满意，在这种社会里，不断升级的感官享受与享乐消费主义交相辉映。舞台、影院和电影的裸体接踵而至，随后而来的是小报上三页封面女郎以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描写的小说，还有《花花公子》和它的竞争对手们，它们信奉的哲学是性纯粹就是快乐，当然对于获得解放的年轻人更是如此，正如拉金在1967年他的《高窗》一诗中十分嫉妒地注意到：

当我看到一对孩子，

就猜想他在与她做爱。

服用药片或戴着避孕套，

我知道这是极乐天堂。

中产阶级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尊崇原有道德秩序，这一对孩子的天堂对他们来说就是地狱。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判决激怒了这些中产阶级，虽然有过几次断断续续地针对宽松法律的有组织的抗议，但这些抗议只不过像是匆忙建立的防波堤想要阻止已经形成的浪潮。1964年一位施罗普希尔的女教师玛丽·怀特豪斯夫人发起了一场“清洁电视”运动，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它最初的目标是针对休·查尔顿·格瑞尼（1960—1969年任BBC的总监），格瑞尼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大胆而挑衅性的创新激怒了那些把瑞思看作圣徒的人们。格瑞尼取消了“儿童时间”节目（在1964年），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礼的年轻讽刺作家（其中一个是伯纳德·莱文，他把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豪斯爵士称为一个“笨蛋”）和丹尼斯·波特的戏剧。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在一年之内招募了三万名成员，怀特豪斯夫人自夸说，全国有三百万沉默的支持者。在公共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沉默的大众，他们的看法被少数发声者所压制，而他们的数量是难以简单估算的。对于怀特豪斯夫人来说，她的沉默的支持者是那些对“罪恶感”意识丧失而失望的基督徒。当一个女学生告诉她只要两人订婚的话婚前性行为就是可以的，怀特豪斯夫人意识到了某些问题。 [36]

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的基督教联盟，这些教徒都惧怕宽容社会危害家庭生活。后续的一系列运动带有某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怀特豪斯夫人与一位年老的天主教徒朗福德伯爵联手调查色情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公众媒体所喜爱的），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1971年反对新淫秽出版物运动的支持者在特拉法尔广场的节日之光举行抗议，至少有两万五千人参加，2/3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然而，这场运动从未拥有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十字军那样的冲击力，最终弱化成为一小群人抗议某些人的戏剧、电影或电视节目的抗议活动。

国会议员支持者所发的邮件反映出一种延迟的但强烈的反弹，这促使保守党政府决定一条界线，1973年底内政大臣罗伯特·卡尔提出了色情表演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阻止色情产品的快速传播。报刊经销人手中的色情杂志和地铁里的电影广告——像《工作着的丹麦医生》这类电影的广告，阿什福德保守党成员和《每日电讯》未来主编威廉·迪兹警告说，这些都是预示着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崩溃”的征兆。有趣的是，这一法案打算禁止“淫秽声音”，比如电影中瑟奇·甘斯布和简·伯金性交高潮时发出叹息和愉悦的喃语，“我爱你…呣嗯（重复）”。 [37] 一些风趣的人好奇，是否放屁的声音会被认定为非法，不过这个法案溺死胎中，因为第二年初爱德华·希斯政府执政。

基督教道德绝对主义已经过时，中产阶级并未对此感到多大悲哀。天主教徒分裂了，新教牧师则不太赞同怀特豪斯夫人提出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她希望通过媒体来推广这种生活方式。许多圣公会和长老会牧师自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很高兴可以摆脱坚守道德教条的责任，因为他们以及其他的教会人员认为这些教条是错误的和压抑人性的。

那些最初加入争取道德宽容之战的知识分子感到幻想破灭，因为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为了谋利而平庸陈腐且哗众取宠。剧作家罗纳德·邓肯有一部著作在旧法律时期而被禁止，他惊愕地发现，在斯特拉特福出品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居然穿插了一段同性恋情节。许多新的剧作纯粹是无聊，就像《裸体营中的一天》，演员脱光衣服只剩下无花果叶片，其中一个女孩则完全裸体。 [38] 这类情节就是所谓的现场“即兴表演”，对于作者和演员来说，这类时不时来一下的“即兴表演”是有意义的，但观众并不总是能够欣赏。

性自由的推进伴随着一个文化实验和变化骚动不安的时期。生活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一直提醒自己，他们居住在一个乌托邦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而无压抑和愧疚。新一代的希巴利斯青年沉醉于市场化的流行音乐和不断变化的时装潮流，青年与新颖成为同义词。

多姿多彩的伦敦是新时代的缩影和北极星。它魅力四射，令人兴奋，而且在1965年还有一批所谓的“新贵”或“新阶级”为其添彩。“新贵”成员包括流行音乐明星、模特、摄影师、设计师、室内设计师、艺术家、发型师、电影制造商和时尚大师。他们大多在30岁以下，许多人曾经是工人阶级，比如演员特伦斯·斯坦普，虽然也有零星几个来自公立学校的人，比如斯诺顿勋爵。他们混杂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工人阶级出身是一种时髦。1966年《塔特勒》杂志的日记作者“珍妮佛”说，披头士乐队出席聚会将会造成比德比勋爵更大的轰动，而她的确说对了。 [39] 想得深远的人会好奇，是否工人阶级的人才爆发证实了这样的理论：阶级体系的确制约了自然能力，所以它必须被废除。

具有创意的新精英把上层中产阶级和贵族们撂在了一边，他们的地位丧失遭到了粗野的嘲笑。在1961年首播的《私家侦探》及1962年冬天和1963年播出18个星期的BBC深夜讽刺节目《这就是那个星期》中，上层中产阶级和贵族们的邪恶及陈词滥调受到原公立学校学生的嘲笑。由于普罗富莫丑闻和爱德华被隔离于麦克米兰，讽刺老的上层人士变得十分容易。吉尔雷和克鲁克尚克的顽皮捣蛋精神再次流行，上层再也不能命令下层服从了。

阶级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1961年首演的约翰·奥斯本的《愤怒回顾》中，中产阶级的信念和习惯受到痛斥。阶级之间的界限妨碍了有能力的人，从而使国家在道德上和知识上陷于绝境。流行音乐没有阶级区分，在粉丝们当中无阶级区分成为时尚，粉丝们创立他们自己的部落群体。穆兹、摇滚、嬉皮士、光头党以及1970年代后期出现的朋克等纷纷涌现，各个群体都是以他们所穿的服装和所听的音乐来加以区分，但所有群体都认为把他们冠为中产阶级是一种侮辱，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郊区青年的自我憎恨转化成流行音乐的歌词，嘲笑郊区生活和郊区居民的沉闷空虚。 [40] 然而时代精神也侵入了郊区。在1970年代后期，一个模特乘坐列车从苏塞克斯的西福德到切尔西，她在那里的薇薇恩·韦斯特伍德的性商店工作，她经常穿着丝袜、吊带和“橡胶顶”乘坐列车。“一些乘客穿得更加野性，他们喜欢这样”。 [41]

当年轻人形成他们的独特风格时——通常是短暂的，有时其内部还会有相互敌对的部落群，一种新的、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分割出现了，那就是种族分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移民高潮，来自印度次大陆、远东和前西印度殖民地的移民大量涌入。新来的移民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他们主要集中于贫困的伦敦内陆郊区以及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区，他们涌向那里是因为经济压力和对共同体的忠诚。他们是一直待在那里，还是会重复这个世纪早期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的老路？犹太移民刚来的时候停留在贫困地区，但当他们发达了以后，就转向伦敦北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中产阶级郊区。1968年股票经纪人及布罗姆利前市长预测，这种移民模式将被重复。“在十年之内中产阶级非洲黑人将会移往郊区社区”。 [42]

由贫民窟向中产阶级郊区的流动的确发生了，但它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这是因为白领职业数量的增长，而大部分移民还是从事体力性的工作。1970年中西部的印度和西非移民从事专业、管理和职员工作的比例低于1/5，其比例比白人低一半。 [43] 移民人口中也存在社会分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裔亚洲人（许多人是1970年代被乌干达驱逐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当雇主、经理和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比例是22％，而白人是19％。与此相反，来自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从事此类工作的比例只有10％和5％。

对于许多第一代移民，英语流利程度是一个问题，但种族歧视也是一个问题。在各个阶级中都存在种族歧视，虽然1974年种族关系委员会主席发现，有色人种在制造业获得工作的机会高于白领职业。 [44] 吸纳导致了社会压力，种族之间相互敌意，攻击移民的事件时有发生。1968年，出身于中部下层中产阶级的保守党人伊诺克·鲍威尔以极其夸张的语言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内战，不过这场内战并未发生。反移民党派——如国家阵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其多数成员是在内陆城市和工人阶级居住区。

在移民社区中出现了紧张局势，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农村社区的移民来说，英国宽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是难以理解的和令人震惊的。同化是否可以接受或是否能够达到，如果是的话，以前的价值观念和习俗是否就得抛弃？穆斯林和西印度人是在严格的道德规则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解决的，而且由于许多当地人对他们的间歇性敌意，更增加了他们解决问题的难度。阶级不可避免地侵入忠诚纠结，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压力之下附带着原有的信念、家庭和观念，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这些新来者在白人中产阶级之中当然还会遭遇文化和忠诚的冲突，这种冲突会持续存在。

就总体来说，英国社会很好地消化了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压力，它通过制造种族区分，使部分社会成员受到压制，而导致社会更加复杂。然而，预言阶级体系已经消失还为时过早，1979年出现的所谓任人唯贤并不能摧毁原有的阶级界限，也没有消除上层的自以为是。暴发户们一直以炫耀服饰来声张他们的地位提升。1966年，一个出身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2岁的出版公司总经理坦承，那些固执的“上层阶级的人”看不起他。他表示不在乎：“我有劳斯莱斯，所以不在乎他们，生命棒极了。” [45] 他是那个时代加入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 NAS，HH 55/48，PWD/1/1/2/127，nn.

[2] Frayn，331.

[3] Illustrated，24 March 1951.

[4] Weight，244－245.

[5] Hansard，5th Series（House of Lords），188，236.

[6] Hansard，5th Series（House of Lords），188，250，355－356.

[7] Punch，24 March 1954.

[8] Hansard，5th Series，522，51.

[9] Weight，251.

[10] Weight，316－317.

[11] Which，July 1959.

[12] Which，Winter 1957.

[13] Young，Encounter，June 1956.

[14] Young，Encounter，June 1956.

[15] BLO，CCO 500/14/2，Macmillan's address to the Conservative Women's Association，April 1961.

[16] Sunday Times，Supplement，15 April 1961.

[17] Queen，3 January 1968.

[18] Sunday Times，Supplement，15 April 1961.

[19] Offer，86.

[20] Good Food Guide ，1977，ix.

[21] Queen，3 January 1968.

[22] Queen，28 February 1968.

[23] Good Food Guide ，1978，218－219.

[24]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82.

[25] Economist，9 June 1945.

[26]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No.391（July 1976）.

[27] Economist，21 January 1979（Barclay's Briefing Supplement）.

[28]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139，149.

[29] Illustrated，17 July 1954.

[30] Hansard，5th Series，596，370.

[31] Hansard，5th Series，596，437.

[32] The Times，28 October 1960（quoted in the Lady Chatterley trial）.

[33] Weight，313－314.

[34] The Times，28 and 29 October 1960；Spectator，4 November 1960.

[35] New Society，8 April 1965.

[36] Newburn，17－18.

[37] Hansard，5th Series，864，319－320，348，404.

[38] Queen，23 October 1968.

[39] Obsewer，Supplement，23 October 1966.

[40] Medhurst，264；SimoneUi，131－132.

[41] Medhurst，283.

[42] Sunday Times，Supplement，11 February 1968.

[43] Goulbourne，82－84；Brown，Brown Black and White，197.

[44] The Times，4 November 1977.

[45] Observer，Supplement，23 October 1966.

第三章　体面的一群人：紧张，1918—1979

社会紧张贯穿整个20世纪。它们既存在于阶级之间，也存在于阶级之内，这包括形式不同的紧张和程度不同的紧张。如果鲁莽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话可信的话，那么有两次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达到了全民冲突的地步。在1926年总罢工爆发的前夜，苏格兰人预测，工会代表大会正在迈出“革命步骤的第一步”。 [1] 1974年初，当工会的好斗性达到顶点时，由《产业游说目标》刊登的广告词声称，“政治捣乱分子为了毁灭我们的自由社会而想搞垮我们的经济”。 [2] 这两种说法在当时似乎都可信，而且是使中产阶级向坏的方面转变。

1918—1926年之间形势非常紧张，存在着革命的威胁。革命的发动者也同样焦躁不安而没有抓住机会。1920年7月矿工罢工的前夜和1926年5月总罢工的开端，政府号召志愿者作为“辅助警察并维持交通”。工人阶级的团结与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对抗。前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先生的小说《中间道路》（1922）勾画了一个虚构的结果：政府征募退伍军人加入防卫部队，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也就是说体面的人，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包括不幸的中产阶级。所有我们这些人，嗯，我们接受挑战。我们准备痛击他们……冲突已经到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工人阶级赶回他们的老窝，重新当廉价的劳动力，重新学会遵守纪律。否则我们就会完蛋。 [3]

国家利益与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后者的坚定可以拯救国家。从约翰·巴肯的惊悚小说和《地下工兵》中，读者可以感觉到，工人们说的像是他们内心的想法，但很容易受到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误导和操纵，大多数煽动者是外国人，常常是犹太人。在诺埃尔·科沃夫的戏剧《这个幸福的布里德》（1943）中，维·吉本斯告诉她未来的丈夫山姆：“我不想跟一个听从肮脏的外国人并与自己国家作对的男人有任何关系。”山姆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维的家庭则住在下层中产阶级郊区。这是发生在大罢工的时候，维的父亲作为志愿者驾驶公共汽车。

维的看法得到了保守主义媒体的回应，每逢大罢工迫在眉睫时，这些媒体就处于疯狂境地。1919年1月和2月，等待复员的士兵发生了一场骚乱，同时在格拉斯哥有一场小规模的总罢工，《早报》发布的谣言吓坏了上层中产阶级读者：布尔什维克已打入当地警方，来自俄国的赤色煽动者、新芬党恐怖分子和“地方议员欣韦尔——罢工委员会主席、波兰犹太人”即将到达格拉斯哥，这就好像两年前列宁到达彼得格勒一样。 [4] 1920年10月《每日写真》把矿工罢工比喻为“向公众宣战”，指责罢工者是在发动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内战”。此报刊登的图片是俄国粮仓的强制劳工（“奴隶”），用以提醒下层中产阶级读者红色威胁即将来临。普通人的头脑都比较简单，一幅卡通画显示，站在报纸“赛车”海报面前留心观看的人问道：“罢工有什么好处？”《每日写真》认为完全没有好处，它描述了一个每周赚30英镑的威尔士矿工和他的三个儿子的故事。 [5]

1924年初有工作的人第一次捍卫自己的政府，那就是劳动自由联盟。中产阶级陷于恐惧之中，尽管拉姆齐·麦克唐纳承诺控制局势。1924年10月大选之前4天，当《每日邮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信件时，积攒多日的忧虑浮出水面。这封信也许是伪造的，它声称苏联政府认为麦克唐纳是一个类似克伦斯基的人物，如果他赢得了大选，劳工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这可能是巴肯杜撰的阴谋，虽然季诺维也夫信件的谣言不太可能改变有利于斯坦利·鲍德温和保守党的局势平衡，但却再一次恐吓了中产阶级。

有一点十分重要，上百万的中产阶级在其他事务上沉着冷静，但却相信这些谣言。只要中产阶级认为他们能够自卫，就能够应付转变。自1914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自己的收入在缩水而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上升，担心这种状况在战后还延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中产阶级在战时通货膨胀和高税率中遭受的损害最大。专业人员的收入下降了1/4，其余的部分也由于物价上涨而贬值一半。与其相反，工人则获益颇丰，因为工会敲诈政府而获得工资的额外增长，政府宁愿给工人涨工资也不愿发生破坏战时生产的情况。战争结束后工会还在不断索求，中产阶级预期他们还将继续被剥夺。 [6] 这是一个粗略的判断，但是永不知足的道理任何一个人都懂。

1917年俄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吓坏了中产阶级，而且在1919年的德国和1920年的匈牙利也爆发了类似的事件，虽然未能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者的放肆行为不断地被新闻媒体所报道，媒体还暗示类似的事也可能在英国发生，罢工委员会和叛乱士兵公然称自己是“苏维埃”。劳工领导人用设置路障这类华而不实的语言来润色他们的演讲，总罢工之前的几天，铁路工人领袖宣布，“每一个工会，毫无例外地立即投入战斗。”在格拉斯哥，前劳工部长约翰·惠特利在五一集会时说，“资本家阶级”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就是在准备罢工的人面前部署军队。地方议员吉米·马克斯顿提醒他的听众，在过去的8年里工人阶级一直在退让，现在他们要夺回阵地。 [7] 一位观察家把当时伦敦的情形同1914年8月那些想要采取类似行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的情境进行比较。如果罢工成功，这就象征着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将失去很多东西。 [8] 中产阶级联盟成员、公民联盟、英国法西斯党和最近成立的维持供应组织（OMS）卷起袖子准备承担他们的责任。许多人担心情况会变得更糟。1926年2月OMS的约克分部请求志愿者的支持，他们警告说总罢工将“导致一个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革命性的”政府。 [9]

在罢工期间，OMS总共动员了10万名志愿者，另外还征招了25万的后备警察和特警，这些人获得每天5先令的报酬。之后，罢工者控告说这些人当中有人挑衅，随意挥舞警棍，还有谣言说有些特警巡逻时非法佩带左轮手枪 [10] ，来自马球俱乐部的志愿者骑着马出现，戴着头盔，举着球棒，看起来好像他们要去打击印度的暴徒。

总罢工的全貌好像是一场娱乐事件，罢工者与下班后的士兵在踢足球，这当然是曲解的回述。这其中发生了很多的暴力，罢工在9天里并未结束，还有更多的事件发生。在伦敦，企图冲击电车、公交车和食物运送队的罢工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爱丁堡则经历了两天的暴乱，汽车被砸毁，警察受到攻击。一艘驱逐舰奉命停泊在利斯港。在格拉斯哥也发生了暴乱，酒吧和商店被抢劫，三个特警受重伤。在阿伯丁，当地BBC电台警告妇女和儿童不要上街，骚乱中电车和汽车被阻挡和砸毁。 [11] 不过没有哪个地方警方失去控制，在伦敦部署了军队和装甲车，坦克的出现预示着政府打算不惜代价保障秩序以及食物和燃料供应。

不久之后，工会停止罢工。内政大臣乔恩森－希克斯宣布获得了胜利。在对普利姆罗斯联盟的热情洋溢的致辞中，他宣称“总罢工这只怪兽”安息了。 [12] 政府夸大了总罢工和革命幽灵的威胁，它储存了大量的燃料和食物，武装部队和警察是忠诚的，潜在的叛乱缺乏必要的武器而无法实施政变。然而，这些明显的事实并不能阻止乔恩森－希克斯的自鸣得意，中产阶级则认为安全得到了恢复而自我安慰。然而工人阶级的状况则不乐观，他们团结一致没有摧毁政府的决心，同样也没有摧毁政府的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决心。工会会员的数量在1920年达到650万，大罢工时下降到440万，这之后的10年由于失业率飙升其数量继续下降。

战后不久出现的社会紧张是由于严重的经济混乱所导致的后果。战时系统被匆忙地解除，交通和煤矿重新私有化，当政府试图脱离直接管理劳资关系时，一定程度地放任自由主义重新出现。原有的秩序难以得到恢复，国家进入了1921年的萧条期，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雇主认为想要夺回原来的市场就必须降低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政府努力削减公共开支以偿还战时欠下的债务，而不愿意资助受到打击的行业。根据1920年的就业法案，国家不得不支付失业金，这是新的、突然冒出来的开支，导致国库财源大量流失。1921—1931年期间，一个人每周的失业金从1英镑下降到15先令3便士，但如此节流还是不够，政府只好借债1.15亿英镑来支付账单。

工人阶级处于窘困状态。在战争期间，工资水平超过生活成本，1920年之后两者的差距缩小。失业者的情况更糟，因为失业金下降，政府缺乏现金，只好采用各种严格手段减少福利支出。1934年之后规定有所放松，但是5年后，《图片邮报》的一篇家庭预算分析文章揭示，一个失业的男人、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每周的生活支出是52先令，比他的失业金还多5先令，这家人只能通过压缩燃料和食物预算来支付其他费用。 [13]

如果像危言耸听的政治家和标题新闻作家所认为的，两次大战之间发生了阶级战争，那么工人阶级就是失败者。总罢工失败了——既从权力伸张角度来看也从防止矿工工资下降角度来看，工党完全无法解决1931年的金融和失业危机。工人阶级的挫败和怨恨迁怒于保守党和它的中产阶级支持者。1920年北安普顿选举时，政府候选人指责工党竞争者，说他“宣扬阶级仇恨和阶级战争”，以及“煽动最穷的人对抗富人”。 [14]

越来越明显的被感知的不公正激起了社会仇视。工资、战争伤残金和失业救济金被削减，而与此同时政府支付巨额资金奖励那些打了败仗而不关心他人生活的将军。劳埃德·乔治把爵位卖给任何出得起钱的人，包括在战争期间把肉类包装企业卖给阿根廷的百万富翁威廉·维斯蒂爵士。 [15] 对富人慷慨，对穷人吝啬：总罢工开始前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纳税人联盟谴责说，劳工局“穷人救济金的行政管理极高”，它还对失业金额外收费。 [16]

积怨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不论司机是否听从政府劝告，向乘客提供升降机，汽车在大罢工期间成为最受追捧的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球都由米德尔塞克斯的自耕农投掷，当客人抵达酒店时被人喝了倒彩。 [1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官们发现工人阶级士兵为他们人生中每一件错误事件——从绥靖政策至失业——而谴责保守党 [18] 。军事当局知道他们不再理所当然地爱国和听从上级指示，他们的抱怨必须留意，因为这些抱怨根源于社会仇视。两次大战期间只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挫折感和酸楚回忆。

战争、战后劳动力安置和世纪中叶的繁荣都没有驱除这些仇视。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有的阶级都想要自己的收入跑赢通货膨胀，所有的阶级都想从国家这个不断缩小的大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老的怨恨再次浮现。社会摩擦出现，这可以与两次大战期间的状况进行对比。1972年2月一位记者在访问了威尔士矿工村之后说，“有时让人觉得1926年好像是昨天”，整个社区都支持罢工，而且准备“血战到底”。 [19]

阶级战争的夸大言辞在下议院再次出现，极左派议员埃里克·赫弗把爱德华·希思想要实施工资管制的努力描述为“阶级立法”。威尔士矿工的儿子尼尔·金诺克，声称这是“一个为资本家谋利的资本家政府”，并提醒下议院，在他的父辈时代，其一脉相承的前身是如何迫使罢工者屈服的。 [20]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出现了乱哄哄的兴奋情绪，他们在学术界大肆活动。 [21] 有一些人怀疑资本主义的最终结局是否就要到来，《新政治家》声称，“英国还没有处于革命状态中”，但是“某些迹象似乎显示它就要出现了”。 [22] 与1926年一样，内务大臣即将启动紧急权力法，并承诺将派遣军队“维持关键性的服务”。一位工党议员则大声警告，服务人员可能不会听从政府，因为他们以前是工会会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现在还是会员。 [23]

中产阶级没有被动员起来，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几个退休的将军试图组织志愿者团体，并采用与1926年相同的方法来对付罢工者，但应征者很少，郊区居民不愿与朗达对抗。相反，中产阶级对矿工们表示同情，一项公众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罢工的中产阶级比例为2∶1，即多数支持罢工，这之后《每日电讯》的一幅卡通画显示了希思给一条狗挂上标签——对矿工领袖的“公共意见”，结果他自己被狗给咬了。 [24] 大多保守派的媒体像《每日邮报》一样，反映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看法，矿工“从事无休止的危险工作但获得工资太低”，他们的工作值得付给更高的报酬。 [25]

就算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说，多付矿工一点工资并不会让中产阶级损失多少好处。希思政府工资管理制度已经降低了收入所得税，而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超过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优惠。1970—1974年期间，体力工人的周薪平均增长了17％，而非体力工人则增长了23％。 [26] 1972年的拉闸限电让一些中产阶级极其愤怒。一个达拉姆的矿工在纽基度假时被一个女人骚扰，她用她的雨伞打他，因为“我拉了她的电闸”，他回答说，“你这个傻老娘们儿，我自己的电闸也给关了”，结果她还用伞打我。 [27]

热烈讨论关于阶级战争和革命即将爆发只是极左派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不断蔓延的罢工并不是资本主义将要崩溃的前奏，而是资本主义变形的副产品。50年代以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英国企业的结构和文化需要根本的改变，当时一位美国管理顾问就严厉地指责英国企业的惰性和浪费。有一大部分劳动力“处于严重开工不足的状态，他们不被需要但还要为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付优厚的报酬”。在高失业率和大量衰退产业被丢弃的时期，要实现重组和再生只能保留这些大量的冗员。 [28] 在希思掌权的最初两年，他曾经试探性采取了大规模地产业现代化步骤，但因他实行控制工资增长而导致失败。

希思的政策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想要国家来规范劳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充分的自由可以拯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拯救的关键，但这又涉及要废除工会所珍惜的东西。在取消关店时间规定、限制性惯例和固定的茶歇等事务上——这些都被认为影响了效率——有过一些争斗。基于以往的集体历史记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阶级的成分。中年和老年的工会领导人以及商店店员们——他们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遭遇了新的对手，那就是中产阶级技术专家。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专业性的管理者、咨询顾问、会计师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许多人来自美国和日本，他们决定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实践。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有利于他们的实践，这就如同30年代一样，左派分子把这看成是强迫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业革命初期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工人们被比作为卢德派分子，或自我毁灭的旅鼠。

管理权和效率新标准的认定有助于弱化原有的政治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共识是对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回应，麦克唐纳德和鲍德温在他们执政时期尽其所能地促进阶级和解。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新掌权后，手执鲍德温式的烟斗，他把自己比作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像一个慈祥的家庭医生一样打算医治国家的弊病。1979年撒切尔夫人大选获胜后，她承诺她的目标是阿西尼斯城的圣弗朗西斯所倡导的东西，“哪里有分歧，我们就要使哪里和谐”，这样的自负的确适合她。

[1] Scotsman，3 May 1926.

[2] Spectator，16 February 1974.

[3] Florey，81.

[4] Morning Post，25 and 30 January，3 February 1919.

[5] Daily Graphic，15，16，17，18，20 and 21 October 1920.

[6] Saturday Review，9 November 1918.

[7] Scotsman，3 May 1926.

[8] Spectator，8 May 1926.

[9] Hills，3.

[10] Florey，121.

[11] Scotsman，6，7，10 and 11 May 1926.

[12] Florey，121.

[13] Picture Post，21 January 1939.

[14] Morning Post，1 April 1920.

[15] Florey，84.

[16] The Times，4 May 1926.

[17] I am indebted to the late Charlotte Williams for this point .

[18] Calder and Sheridan，215 ff.

[19] The Times，14 February 1972.

[20] Hansard，5th Series，849，572－573.

[21] New Society，24 February 1972.

[22] Hansard，5th Series，849，1344.

[23] New Statesman，18 February 1972.

[24] Daily Telegraph，15 February 1972.

[25] Daily Mail，11 February 1972.

[26]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No.391（July 1976），391.

[27] Geary，121.

[28] Economist，29 June 1972.

第四章　他们自己的人：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1979—2005

撒切尔夫人显示自己是一个调停者，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讽刺。她在1975年赢得了保守党的领导权，而当时这个党正处于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混乱争斗状态。争斗导致的关系紧张一直持续到1990年底她辞职之时。总体而言，她和她的支持者占据优势，他们无情地修剪过去留下来的枯枝，并培育新枝的成长。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喜欢这种修剪培育之举，虽然撒切尔夫人的朋友和敌人都把她看作自己的支持者。

自1918年以来保守党一直履行着它的一个功能：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中成为中产阶级的保护者。1945年的大选结果令人吃惊，尽管党内分析家不久就确定中产阶级中的叛逃者会回归，只要他们意识到“阶级仇恨”是劳工信念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 1949年保守党民意调查专家确信，作为对配给制、高税收和过度的国家管制的回应，中产阶级会支持保守党。自雇小业主、农民和店主也比较支持保守党，虽然在工人阶级居住区，他们担心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失去顾客。 [2]

店主利益的守护者是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按保守党的说法就是统治者。1944年一个保守党的军官对军人听众解释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天生就是领导者而其他人是追随者”，他补充说，保守党也在进步。 [3] 自索尔兹伯里勋爵时代以后，保守党没什么变化，这个国家的保守党是由在公立学校——老伊顿公学尤为突出——以及牛津和剑桥接受教育的精英们所主导。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英国，为了象征性地表示认可战时和战后英国的平等主义气氛，保守党开始在原来的圈子之外召集成员。1950年大选之后，温特顿大人——他曾经与劳伦斯·阿拉伯同期任职——很高兴地发现，在保守党的新成员中有少数几个人来自下层中产阶级，“这些年轻人让人非常满意的一个面貌是，有几个来自较低阶层家庭，他们完全是因为自身素质和头脑获得了向上的机会”。 [4]

保守党内的这种新鲜血液包括爱德华·希思和伊诺克·鲍威尔，这两人都是前文法学校的学生，很快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随后加入，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格兰瑟姆杂货店主的女儿，而约翰·梅杰以前是银行职员。党内要员们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和认同其他成员的集体观念：保守党仍然是一个排他性俱乐部。它的成员要认同保守党是政府性质的政党，因为这个“全国性”的党致力于国家整体利益，其成员是摆脱教条限制的实用主义者。保守党还需要中产阶级的选票赢得大选。“谁是中产阶级？”麦克米兰曾经问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能给他们什么？” [5]

1958年在韦斯顿上梅尔选举散发的一份传单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这里的候选人包括三个来自中产阶级选民的政治家。一个支持保守党40年的老农民宣称，这个党服务于每一个人，不论其阶级身份。一位24岁的理发师说，保守党是想参与世界并拒绝“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的青年想要的党。一个屠夫对于减少“繁文缛节”和促进“企业”发展表示欢迎。 [6]

中产阶级相信保守党会照顾他们的利益，如果它忽视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不满意就会随处可见。在1962年奥平顿补选中中产阶级就这么做了，不满意的郊区选民转而支持自由党候选人。一摞送往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信件提供了解释，选民在信件中指责政府屈从于工会、过高征税和奢侈消费。一位抗议者宣称“为中产阶级做得还不够”。约克郡一位校长声称：“伊顿公学、工业大亨、大地主士绅和金融巨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保守党要存在下去就需要“已创造出来的不断富裕的、有产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7] 一位官员在奥平顿选举反转事后总结说，中产阶级叛逃者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公平份额的蛋糕”，由于高收费、高利率和高燃料价格，他们不能够“与琼斯保持一致”。 [8]

保守党领导人对于中产阶级的躁动不安泰然自若，对于由普罗富莫丑闻而引发的厌恶也漠不关心，他们坚持其尊重的信念。1963年霍姆·厄尔十四世继承了麦克米兰的领导位置。而工党自1935年以后分别连续由艾德礼（黑利伯瑞和牛津毕业）、休·盖茨克尔（温切斯特和牛津毕业）领导，随后打破传统，选举哈罗德·威尔逊为领导人，他是前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并带有经过精心训练的约克郡口音。与贵族身份的外行霍姆相反，威尔逊把自己设计成为一个具有下层中产阶级背景的技术专家，他依靠他的天赋能力获得成功，迫切期待变化。在1964年和1966年的大选中他获胜，成为现代国家的现代领导人，领导着这个国家走向未来，而未来将取决于人才选拔。1965年保守党以为他们可以用爱德华·希思这张王牌来压倒威尔逊，希思也是前文法学校的毕业生，他被吹捧为一个现代主义者。通过电视和精心打造的宣传，希思在政坛扮演着中立化的形象，与全体选民保持着亲民关系，是选民们在领导人身上寻求自身影像的折射。希思驾驭着属于现在的帆船，他是穿着粗花呢服装的贵族，在寸草不生的荒原高地合计着他背包里的死松鸡。

威尔逊和希思都宣称他们是接受新思想的政治家，同时也受制于1945年之后达成共识的流行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把旧式家长作用与“同一个国家”保守主义充分融合，因为“同一个国家”的理念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此外，协商一致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上层中产阶级知识贵族的正统理念，这些知识贵族主导着两党内阁和高层民事行政机构。 [9] 他们的精神来源可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并贯穿于后阿诺德公立学校和维多利亚式大学。他们的智慧证明了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确信自己是其他人的人性守护人，就如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在道德及犯罪事务上极大的容忍程度常常导致他们与中产阶级其他阶层之间的距离，其他中产阶级仍然珍惜清教美德。

1975年保守党议员们丢弃了希思，他被放逐于一个令人窘迫的境地。取代他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她的继位具有意义，她自信可以与这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真实声音进行对话，这些中产阶级长期忠诚于保守党，而他们的忠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他们的看法却被忽视，或者被认为是误导性的偏见而加以驳回。然而，他们是保守党精髓和根本的守护人，正如他们的虚构性喉舌莱斯利·蒂特莫在一个遴选委员会上宣称的：

我上的是一所乡村学校……后来我获得了奖学金去哈茨康伯文法学校。周末我常常骑自行车出行，帮人们种植花园。在成长过程中，我知道了金钱的价值，因为父亲花了5年时间才存够了钱为我们购买了二手的福特领驭汽车。每天晚上他喝完茶后都会对我母亲说：“很好吃，亲爱的，太好吃了……”你知道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是真正的保守党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讨厌那些来自城市的人和待在庄园里高高在上的人来代表他们，他们想要自己的人代表自己。你可以忘记这个农村家庭、城市绅士和河边的过往行人。但说到底他们会投你的票。你所需要的就是赢得这些人。这些人知道金钱的价值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金钱，这些人在每天晚上说着同样的话因为这使他们有安全感，这些人努力工作而不愿看到伸手要钱的人获得奖励、懒惰者获得回报。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按此而行，我可以把你们需要的选民争取过来！他们是国家的中坚力量。由于特权或金钱他们没有成为保守党人，还由于他们单纯地相信我们一直为英格兰所追求的东西。 [10]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希思对地方党组织的重组，在几年之内，下层中产阶级开始接掌控制权。那些掌控保守党各类协会组织长达一个世纪的农村土地所有者、退休的军官和大人物的夫人逐渐地被取代。自此之后，遴选委员会由当地企业家、店主和律师所主导，由于相类似的背景，这些人更易于受到候选人的影响，附和他们的观点，尤其涉及法律执行方面。 [11] 正如工党议员丹尼斯一本正经地指出，地产代理人取代了房地产商人。

1986年补选被自由党击败之后，赖埃达乐的保守党拒绝接受一个具有公立学校和牛津教育背景的大律师作候选人而选择一个毕业于文法学校的前警察。 [12] 这样的选择偏好改变了保守党议员席位的社会构成，不过这个改变过程是缓慢的。1987年大选后68％的保守党议员来自公立学校，1992年大选后这一比例下降到62％。然而，老一代的贵族保守党人认为他们陷入遭受围攻的境地，被轻蔑地称为“农民暴动”。

农民们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武装的理想主义者，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保守党一贯注重的经验主义不合拍。保守党极其看重功效性，1979年它接受了隶属于撒切尔夫人的一个极具动力的小派别的激进思想。他们解决国家经济顽疾的思路是自由主义准则、自由市场经济和严格的货币供应管制的混合体。虽然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美国经济学家，但撒切尔夫人却一再地且毫无羞耻地宣称，这些理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思想精髓，她是从她的祖母那里学到的，并且看到她的父亲在企业经营和私人生活中加以应用。

1979年大选中的一份著名宣传海报宣布：“劳动者不工作”是战后共识的死亡讣告。以往有效的秘方已经失效并被抛在一边，在1979年的选举运动中，选民问诺尔曼·泰比特：“如果撒切尔夫人成了首相而工会领导人不愿与她对话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又怎样？谁在乎？” [13] 撒切尔夫人竞选成功6个月后，她发出通告，她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人们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具有独立性的人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缴纳他们的养老金，享有好的生活标准，自由地充实自己。她警告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那些梦想“让国家承担你的负担”从而免除自己责任的人将不会有存在的空间。 [14]

1979年5月后的早晨，当保守党获胜的消息传来，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股票经销商们大声欢呼，高唱“希望与荣耀的土地” [15] ，当天就有10亿英镑投入股市，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庆祝活动，庆祝保守党又赢得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三次大选（1992年险胜），香槟酒在城市酒吧里流淌，饮酒庆祝的人是中产阶级当中正在成长的部分，他们的发达兴旺要感谢撒切尔夫人。

并非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会举杯祝贺撒切尔夫人，她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中的裂痕，这条裂痕以前确已存在。裂痕的一边是在企业和金融业从业的男女，裂痕的另一边是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和福利机构工作的人。1987年在私有部门就业的中产阶级支持保守党的比例在56％—60％，而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的相应比例则在36％—40％。 [16]

分歧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在很长时间里，追求进步和抱有良心责任感的食草动物一直与食肉动物进行争斗，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食草动物感到他们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在公共领域中，他们的观点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无病呻吟。诺尔曼·泰比特在接受一次著名的、有关基督徒责任的媒体采访时，他观察到：就像一个人得到了撒马利亚人的大钱包，可使他救助受困的旅行者。只有让某些人富起来，国家才有能力帮助穷人和病人。许多热心的撒切尔分子批评公共福利制度过于昂贵、过于消耗人力，致使那些自认为疏离于社会的人长期依赖国家还成天抱怨不休（“抱怨”是共同表达的权利）。1978年一部电视纪录片播出一位著名心理学家的观点，他指出，青年人的暴力行为急剧上升说明了“好斗学校孩子”产生的原因，不用明说，就是这些孩子需要同情和理解。金斯利·阿米斯则把这解释为“一个赶时髦的左派心理学家谈论受到该死的左派分子怂恿的小流氓”。 [17] 国家变得越来越软弱，把太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安抚那些搞破坏的、无用的寄生虫。触动核心问题的撒切尔主义使那些社会公仆们感到沮丧和惊恐，他们觉得被行政管理部门孤立和贬低，行政管理部门是把“社会需要”看成是国家第二重视的事务。

更糟的是，公共服务被强迫遵循市场竞争规则。他们成为“产品提供者”和客户的“顾客”，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就业者身上，他们必须提交“绩效指标”方案，还必须设定“目标”，而“目标”是国家依据世界足球联赛表的概念来制定的，中小学、大学和医院的绩效目标都对公众公布。公共服务的理想被公司法人世界的需求所取代，大学的财务管理人变为公司性质的“财务总监”，“行动计划”和“任务计划”只能靠幻想来编制，任何的权力通道都必须通过成本核算。 [18] 正如撒切尔夫人指出的，如果公共服务符合市场规则，它们才是物有所值的。

显而易见的物质成功和物质优先与中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注背道而驰，对此将在第五章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绿色运动是极深地根源于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被经常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商业化的世界把自然看作一种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人们根本不考虑长期开发所导致的后果。环保运动的参与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产业和商业领域之外的中产阶级男女。 [19]

撒切尔夫人敬重并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创造财富和增值机会的人，她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了自由的本质。她让专业领域和教育机构中老的上层中产阶级害怕，她认为这些人影响过大，缺乏骨气，把国家看成摇钱树。她还认为地方政府腐败，挥霍浪费，庇护马克思主义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执政的政府要废除大城市的市政机构，而对其余机构实施支出控制的原因。

撒切尔夫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中产阶级的机构组织，它们成为那些在政治共识背景下追求安逸但对自由市场怀恨在心的人的避风港。此外，这些人还赞同那些对“贸易”有所偏见的势利鬼。1985年一群闹哄哄的牛津大学教师很无礼地拒绝授予撒切尔夫人特别荣誉学位，乶且漫不经心地失去了大量的私人大学助款，这之后，撒切尔夫人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20] 过后她说，“大学回廊和公共房间……装不下财富创造者”，她还补充说，他们对于任何“没带牛津口音”或者没有“正确关系”的人都具有偏见。 [21] 这很类似于勤奋努力的下层中产阶级对于那些高高在上且瞧不起他们的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和“共同意识”信念的人的怨恨。而且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思想还受到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热心追捧，这些人包括艾赛亚·伯林爵士、金斯利·阿米斯和菲利普·拉金，还有一小群巧舌如簧的专家在《每日电讯》、《时代》（1980年办刊）、《旁观者》和《经济学家》等报刊以她的名义撰写文章。

由于“同一个国家”保守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撒切尔夫人扩大了中产阶级内部的鸿沟。公共部门的就业者感到他们在遭受围攻，不得不接受外来的市场概念，被强制接受冻结的预算和工资。不满情绪在寻找新捍卫者。中间左派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出现，它提供了原有的共识政治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版本，不久它与自由派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了自由民主党。1992年大选期间，这个联盟获得了1/4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1/5的经理人员的支持。 [22]

然而，有一大群中产阶级十分欢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他们把这些政策看作个人发财致富的润滑剂。个人所得税下降（高收入所得税从80％下降到60％，低收入所得税从33％下降到26％），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984年VISA信用卡拥有者达到1.31千万，ACCESS信用卡拥有者达到1.14千万。一个新的超级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城市迅速崛起，在那里，私有化、去规则化（1986年的“大爆炸”）和股市繁荣成为新生财富的主要来源。撒切尔夫人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1980—1987年期间，一百万套市政房屋被其租户购买，私房拥有者比例从52％飙升到66％。非国有化使私人股东数量激增，从300万上升到800万。人民资本主义到来了，或者这只是其拥护者的吹嘘。事实上，个人持股比例从1963年的59％下降到1984年的20％。空余的部分由机构投资者所占据，机构持股者占所有持股者的比例为60％。 [23]

私有化资产的许多持股人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正是1986年英国天然气公司股票推销广告“告诉席德”的蓄意目标。社会的这一部分成员在1979年帮助撒切尔夫人上台，又帮助她保持了权力位置，弥补了中产阶级背叛带来的损失。保守党的分析家越来越专注于深入分析那些处于中产阶级下层边缘或刚加入中产阶级的男女的迫切需求和愿望，这些人被归类为“埃塞克斯男人”、“蒙迪欧男人（这一名称后来成为受欢迎的家庭轿车品牌）”和“伍斯特女人”。这些人生活在内陆腹地的大片选区，那里被称为“中部英格兰”。这个区域的居民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而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他们的关注和抱负。1987年大选的前夜，具有大量工人阶级读者群的《太阳报》对此做了概述，它说这些人应该感谢撒切尔夫人：

你想要薪酬包里有更多的钱买你想买的东西。

你想要公司控制工会大老

还想有权选择你什么时候和在哪里工作。

现在，你享受到了“自由选择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保健和最好的家园”。《每日快讯》的吉恩·鲁克捕捉到了选民的情绪，她写道，每一个选民都会选择“那个最可能使他获得可拥有物的政党”。

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理念在英国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理念与两种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分化趋势相一致，一种是苏联和东欧附属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前景光明和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集体主义在弱化，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中产阶级终于从1970年代的工会斗争高潮所导致的痛苦惊吓中缓解出来。保守主义倾向的立法遏制了工会势力：关闭商店是非法的，发动罢工前要举行秘密投票，如果工会成员参与非法怠工，工会将会遭受罚款。1984—1985年矿工罢工遭遇失败，1986—1987年印刷工人与鲁伯特·默多克的《国际新闻》（《太阳报》下属的报刊）争执纠纷中，工会的新式无所作为遭受抗议。现在中产阶级至少有了安全感，从持续百年的有组织的劳工闹事困扰中解脱了出来。

保守党内的革命也触发了工党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工党步履蹒跚于在野状态中，宣扬着不受欢迎的政策，比如单方面裁军和国有化。它不能摆脱过去（它的领导人迈克尔·福特的思想好像被封冻在30年代），陷于内部争斗。1987年之后，新提出的选择方案总是相形见绌，或者只是现代化理念。新的政治家评论说，工党不能再光听自己唠叨，而要听取选民的意见，对于现在的选民来说，工人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义都已经不合时宜。 [24] 连续几届的改革者，如尼尔·金诺克、约翰·史密斯和托尼·布莱尔（他在1997成为自洛德·霍姆之后有前公立学校毕业生背景的首相），都在寻求在不丧失原有良心的情况下赢得中部英格兰选民支持的某种方法。工会集体投票和第四条款（1918年主要产业国有化承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必须接受的是保守主义的工会立法、私有化以及实行自由市场化和竞争经济的时代。

当工党重塑自身形象时，保守党遭遇了一系列的危机。1990年底由迈克尔·赫塞尔廷和杰弗里·豪（所谓的帽匠疯子和冬眠鼠的联盟）策划的一场大政变推翻了撒切尔夫人。她的继任者是约翰·梅杰，他带有下层中产阶级背景，是一个简单真诚的人，他在1992年大选中以21票多数的优势赢得了胜利，之后领导了自18世纪70年代洛德·诺思以来最为愚蠢的行政管理机构。它所犯的错误和缺乏明智不久就使大批的前撒切尔夫人支持者弃它而去。1992年大约72％的《每日电讯报》读者和65％的《每日邮报》读者投票支持保守党，但1997年大选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5％和25％。 [25]

保守党的背叛者有充足的理由让其头脑清醒。1992年9月当汇率机制失效，这个党完全丧失了它以往宣称的可信赖的经济管理能力。中产阶级再次陷入脆弱境地，而保守党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征收燃料增值税，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有时让偿还了贷款的房屋价值远低于房屋原来的价格。1991年房屋抵押贷款收回数量高达74000件，1992年破产数量猛增，达到47000件。 [26] 盛宴之后的日子，对那些吃过大餐的人来说，令他们凄凉而沮丧。他们要寻找新的救世主，1993年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率飙升到33％。

保守党不再向中产阶级提供安全感，由于内部争斗它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尤其在与欧盟的关系上意见分歧。一些著名的保守党人因为丑闻而声名狼藉，其中大部分是性方面的丑闻，有两个人——乔纳森·艾特肯和杰夫瑞·阿彻——涉及犯罪行为。如果约翰·梅杰没大肆宣扬道德复兴——他称之为“返回基本准则”，这些性侵犯事件可能会被忽略。宣扬道德复兴实际毫无用处，毕竟大多数中产阶级对于性革命表示满意，他们可不想放弃新宽容主义而返回以往。新道德并没有过分打扰保守党的老盟友英格兰教会，它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城市贫困问题和妇女神职授予的争吵。

保守党堕落了，而新的工党则表现出新鲜活力，像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等人在拉中产阶级选票方面很有天赋，布莱尔十分正确地确定，中产阶级需要安全和掌握权力。新的工党所认定的保守党的定位是这样的：它是热情的资本主义的合伙人，保持财政紧缩，拒绝取消撒切尔的工会法案，它承诺要做的一些事使中产阶级感到恐慌不安。这些事涉及公共服务的未来预算和效率，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事务。总之，新的工党管理国家的能力值得信赖，就像保守党曾经有过的能力一样，对此布莱尔带着极大的热情一再强调。用他自己的话说，新的工党会“让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并且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实现繁荣。 [27] 选民的支持使工党在1997年和2002年两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虽然工党的宣言让基尔·哈迪和阿特利失望。2004年9月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全国72％的人认为新的工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 [28]

布莱尔严重动摇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忠诚，中产阶级对于保守党的忠诚尚未恢复：1993年和2004年保守党的选票份额一直徘徊在1/3左右。也许如同19世纪结束之时的自由党，保守党提供了中产阶级想要的东西，但现在没有东西可向他们提供了。自由民主党开始侵入保守党在南部和西部英格兰的传统中心地带，偷取他们的选票，2004年欧洲选举中，这些地区——尤其在中产阶级当中——转向了反欧联合王国独立党，他们中的许多人超过了60岁，对于不断涌入的政治避难者和趋向于一个泛欧国家感到恐惧。

新工党保持着相当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愤世嫉俗者猜想这是否可能是因为布莱尔领导班子是抑制社会主义回潮的保险网，也许是如此，但中产阶级对于工党的忠诚越来越勉强，因为新工党时常会回到它原来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管理的社会政策倾向上。提高印花税和遗产税，以及在2004年任命一个奥威尔式的“监管者”，其任务是迫使大学制定工人阶级学生的定额比例（不论其资格如何），这必定会触动中产阶级选民的神经。许多人参加了广泛的抗议运动，抗议布莱尔在2003年使用卑鄙的政治骗术让英国参与美国入侵和镇压伊拉克的行动。

带有老工党传统的大学监管者把“铲除阶级”看作其职责，工党还立法废除狩猎，这些都提醒着人们，阶级战争概念仍然是新工党遗传构成的一个部分，尽管布莱尔说的那一套与此相反。 [29] 2004年秋季在有关狩猎法的争论中又听到了以往的战争叫嚣，一些工党成员把禁止狩猎看作对1985年撒切尔夫人击败矿工的回击。伊林东区的工党议员乔治·庞德——他曾是社会工作者和漫画收藏家——在BBC上的一次演讲中，针对那些“山呼亨利万岁”的人进行宣战，“我们要追剿他们的四轮驱动车，禁止羊毛——任何一个在西装里配有丝绸衬里的人，任何一个叫拉尔夫的人，我们都要追剿他们。” [30] 财富的附属物会有所不同，但是莎士比亚通过杰克·凯德反叛者的嘴所表达的情绪却是相同的。

也许阶级战争是永恒的，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布莱尔是无法控制他的追随者周期性地嘲笑“花花公子们”，在讨论道德和教育标准问题时指责其对手的“势利”，而中产阶级也要寻找新的辩护者。要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就要有一种特别的政治操作，因为中产阶级是多种多样的。必须进行这一尝试，因为赢得中部英格兰是获得和保持权力所必不可少的。

以阶级为基础的旧的政治忠诚已经消解，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通常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中产阶级想要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又不愿意缴纳更多的税。他们赞同资本主义，但又害怕它会损害环境，而且只要某些资本家获得太多的好处，中产阶级就会愤愤不平。他们珍惜个人自由而怀疑国家权力，但是又希望保持国家权力以控制犯罪行为和解决威胁其社区环境氛围的问题。

引发这些期望和焦虑的根源是一些新的因素，就如一百年前或四百年前一样，街头犯罪和流氓行为会让中产阶级忧虑不安。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生物，21世纪初期的中产阶级是一种与他们曾祖父辈非常不同的物种。在他们所生存的世界，国家应该有或多或少的责任全面照顾他们的生活，比如医疗和教育，这是他们的优越之处。安全并非完全的，也不是绝对能保障的，比如，私人养老金的持有者发现他们需要付出成本。中产阶级当中也有一些失败者，但他们与他们以往的前辈不同，他们的前辈是由于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而遭受打击，或者是由于他们失误而受害，现在的中产阶级受损者要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偿。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上层中产阶级投资者在投资劳埃德风险基金时损失惨重，这个投资基金的风险性并非完全不可预见，但这些投资者要求政府给予救济。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愿意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甚至在传统上就不稳定的保险业也是如此。爱德华时代的商人一定会无法理解，而且也会感到震惊，现在的部分工人阶级生活得像是中产阶级，总是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自由、安全和幸运。

[1] BLO，CCO 180/2/1，Public Opinion Survey No.12（December 1949），2.

[2] BLO，CCO 180/2/1，Public Opinion Survey No.1（January 1949），6.

[3] Calder and Sheridan，223.

[4] Roth，63.

[5] Kavanagh，39.

[6] BLO，CCO 500/18/16.

[7] BLO，CCO 500/18/52，3ff.

[8] BLO，CCO 500/18/52，7.

[9] Cf.Annan，passim.

[10] Mortimer，298－299.

[11] I am indebted to James Goodsman for his memories of Conservative organis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

[12] Butler and Kavanagh，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87，196.

[13] Tebbit，152.

[14] Now！，5－11 October 1979.

[15] Sunday Telegraph，6 May 1979.

[16] Savage，41，49.

[17] Amis，846.

[18] Hoggart，37－38.

[19] Private information.

[20] Kavanagh，291.

[21] Hudson and Williams，128.

[22] Ibid.，198.

[23] Hudson and WiUiams，62，65.

[24] New Statesman，19 June 1987.

[25] Butler and Kavanagh，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7，161.

[26] Hudson and Williams，69.

[27] Adonis and Pollard，4.

[28] The Times，27 September 2004.

[29] The Times，21 September 2004.

[30] The Times，5O ctober 2004.

第五章　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好的理由

像他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一样，21世纪的中产阶级当中也有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他们的心灵高尚，相信自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集体智慧和良知。这些做善事的人具有相同的感觉意识，有时是过度的正直感，他们总是沿着相同的路线来推进他们的改进方案：首先他们确认一些不正当的现象，然后尽其所能，通过公众会议、请愿、给媒体写信和议会游说等方式，把这些事情纠正过来。这就像是一个固定的公式，通过公式的演进，他们完成了许多任务，如废除奴隶制、提供下水管道、阻止屠杀大凤头——这种鸟的羽毛曾是爱德华时代女帽上的装饰。

中产阶级心目中的完美世界愿景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于现存世界中什么才是不可容忍之事的想法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破坏性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爆发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上千人参与反战和平运动。1958年类似的预警也促使核裁军运动。反战运动包含了大量的基督教元素，而20世纪下半叶的环保运动则明显缺乏这种元素。他们通常把教会看作是恶人，而忽视这是一个礼拜场所。在环保分子当中，有一种倾向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新时代”邪教组织，这些邪教组织在60年代大量繁殖，它们的理念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基督教传统。中产阶级基督徒对于性放任和世俗化道德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60年代有所抬头，它汇入反对堕胎、反对色情传播和反对中小学性教育的各种组织之中。这类运动没有像环保运动那样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也没有取得像环保运动那样的成功。

这一时期运动技巧发生变化。经验教训表明，权力当局和社会上其他人对于合理的劝服并不总是有所回应，因此消极的抗议逐渐以一些主动性行动来加以补充，比如利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和电视报道。像当年的宪章派分子一样，中产阶级也走上街头，举行群众集会。1980年8万人聚集特拉法尔加广场抗议英国的核武库，2002年9月农村联盟声称有40万其组织成员在伦敦街头游行。狂热分子则走得更远，他们监控军事基地，封锁港口以阻止出口野生动物，把自己绑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上，连根拔起转基因作物。

一些人被逮捕，有些被关进监狱。对他们的惩戒反映了极端愤怒情绪，因为中产阶级还是保持着对违法行为的反感，不论违法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受到什么样的挑衅。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核裁军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更愿意采取议会游说方式或在潜艇基地门口进行游行抗议。 [1] 1984年一些女性和平抗议者驻守在格林汉姆·康芒基地，但由于有一些十分活跃的女同性恋和炫耀的庞克摇滚乐队的参与，这一活动受到阻止，摇滚乐队降低调音的演唱招到媒体的嘲笑。 [2] 遵守法律和一贯地合乎礼仪有效地控制过激情绪爆发。20世纪晚期的抗议者并不回避从敌人那里借用武器，像他们所面对的商业利益和权力当局一样，他们也聘请专业政治游说专家和公共关系机构。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核裁军运动和绿色环保运动捕捉了许多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这两个运动的动机都包含很强的宇宙乌托邦元素。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希望对后工业化世界进行教化，现代环保分子中极有影响力的部分也确信，这个世界变得不可救药。那些以往推崇进步、科学和技术的人认定，人类的恶劣本性与资本主义结合，正在使世界走向自我毁灭。老中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显现出了疑虑，而悲观主义者则陷于轻度的偏执，他们想要逃离已受污染的现实而追求纯粹的、基本上是虚拟的过去。他们躲避在社区和小农场，在那他们享受着简单的生活，他们相信工业化之前的共同经历。他们不仅是扮演挤奶女工的现代版的玛丽·安托尼特斯，有些人还致力于使自己的社区自给自足，有些人生产有机食品，尽管这些食品的成本较高，但是在20世纪末经历了对化肥、杀虫剂和化学添加剂的恐慌之后，这类食品受到中产阶级喜爱。资本主义再次受到指责。

“替代”生活方式的信徒们还被预言式的噩梦扰得日夜不安，这个噩梦源于一种恐惧——已经混乱无序的自然世界即将濒临崩溃。1974年的一份环保期刊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请求信，他害怕即将爆发的“终结性的大灾难”，在这种担忧中与他的伙伴“分享工业文明的剩余年代”。 [3] 他的这种悲观主义是对于未来失去信心的一个极端例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绿色运动获得了动力，其关注点也发生转换，根据绿色运动的各种分支的说法，在竞争性的消费社会中，人们过的是灭绝性的，不健康的和精神枯竭的生活。人类对于廉价能源的毫无节制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变暖，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变暖问题成为遍布西方世界的公众忧虑的主要来源。

当然，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仍然抱着其祖先的希望，期望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创造性和理性的结合来加以解决。到20世纪中叶，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并囊括了全球。英国摆脱了其帝国责任之后，中产阶级组成了各种慈善机构，向所谓的第三世界提供物质的和道德的援助。非洲和亚洲的穷人，就像工业化英国的穷人一样，不应该落入更加贫穷和无助的境地。一些长期援助项目致力于扶助经济增长以及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之后的紧急援助。捐款很有保障，由于电视已覆盖到了受灾地区，灾情可以很快得到回应：“这里的状况糟糕透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吗？”这就像维多利亚人当年听到卖淫或霍乱时感到恐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样。许多海外援助慈善机构——如乐施会——的募款请求与维多利亚传统的自救方式有许多共性。募捐广告会说明捐款用在什么样的项目上，这些项目可以让受助人自力更生，而捐助人有时也被邀请去“领养”一个儿童或儿童穷困的祖父母。

个人行动受到鼓励，年轻人被邀请深入热带贫民窟居民当中，传播知识并为其提供帮助。一个毕业后的六年级学生把他进入下一学业之前的空当年花在了博茨瓦纳的一所小学里，这很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生利用假期在柏孟塞传教一样。无论哪一种情况，双方都有所获益。志愿者懂得了责任意识，亲眼看到了他们和同类必须做的事以及获得自我意识。受助人得到了帮助，感受到世界上的富人没有完全抛弃他们而让他们陷于不幸命运之中。

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官方资金增加以及国内医疗和教育控制相吻合，以往医疗和教育是中产阶级慈善的主要关注领域。这些慈善事业并没有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参与而萎缩，它们一直与法定当局合作开展工作。此外，中产阶级还保留其原有的责任信念，以个人身份参与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监督医疗和教育机构，1945年之后，还监督乡村规划和艺术赞助。

在战争时期的紧急状况下中产阶级向地方权力机构渗透。1916—1918年，各地征兵管理工作掌握在由地方治安官和当地名人组成的委员会手中，这些人可以决定一个铁匠是留在后方还是去前线更有价值，或者一个和平主义教条是否真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同样都是受敬重的公民成为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主持会议分配军人抚恤金。1939—1945年期间，中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活动贡献给了下列事务：把被疏散的儿童分配到各个家庭，组织筹集资金活动为喷火式战斗机提供资金，通过妇女志愿者服务机构，向各地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茶、热的食物和其他帮助。

官方所认可的这些无偿服务从1917年开始附带有大英帝国勋章，它是以等级系统为基础的组织化行为，类似于老式的巴斯和西斯尔骑士勋章，获此殊荣者得到一块奖牌式的勋章和一条锦带，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CBE、OBE和MBE之类的帝国勋章获得者的荣誉称谓。1928年新年获此殊荣者名单包括：贫困者友好协会的秘书获得CBE勋章，护理委员会主席和地方战争养老金委员会数名成员获得MBE勋章。1965年获得OBE勋章的人有阿伯丁的卫生医疗官和苏格兰业余体育协会的账务官。

像贵族一样，中产阶级也迷恋这些荣誉装饰，他们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每当新年和女王生日公布授勋名单时，各省的媒体都会公布勋章获得者的姓名，有时还有照片，他们会说他们代表他们的机构接受勋章并感到骄傲。20世纪末期社会上流行的理念是所谓的社会“包容性”，为此大英帝国勋章也扩大了它的授勋范围，包括了低职位的社会服务人员，比如棒棒糖女士。国立学校的校长偶尔也会被授予骑士或夫人称号，这可以使他们获得等同于高级军官、外交官、公务员、学者和资深演员的地位。有些人想把荣誉系统转变成全国性的美德先贤祠并包容所有的阶级，但由于这些荣誉一直授予政治上谄媚于当权者的趋炎附势者或富人们，这样的尝试并不顺利。

19世纪中产阶级重点关心的是都市环境，到20世纪中叶，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乡村，而且关注的是保护原样而不是改造创新。在小城镇中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意识到商业开发损害了自然美观，这些发展毁坏了许多美观且独特的古老建筑。人们组织了一些协会致力于保护乔治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因为这些建筑十分具有吸引力和历史价值，而取代它们的建筑则十分丑陋。到1973年有1000个地方和全国性的组织保护公共设施，包括提供和保护游戏场所和重新把鹗引入苏格兰。历届政府都带有同情意味地回应这类议会游说，通过立法设立了保护区，1990年大约有8000个保护区，在保护区商业开发受到地方政府基于美学原则的监督。

现代中产阶级的环保哲学根源于一种古老的浪漫主义概念，乡村代表了某种永恒和充分合宜的品质。田地、林地、灌木、村舍和中世纪教堂代表了和谐和持续。中产阶级在城镇中从未发现这些品质。自都铎时代以来，城市中赚钱谋利的步伐和喧闹扰乱了人类的精神，他们通过与阿卡迪亚联系来恢复他们的精神世界，一些人有钱购买乡村资产，另一些则无法访问乡村以获得片刻的精神宁静。

1918年以后，由于中产阶级爱上了汽车，精神安宁治疗之处几乎灭绝。正如早期的汽车爱好者所预言的，两次大战之间汽车大众化成为现实，新中产阶级汽车拥有者涌入乡村。癞蛤蟆先生开车行驶的道路成了所有人的高速公路，汽车制造商用乡村景象来诱惑客户。1931年一个新的汽车模型描述了在山谷中通往小乡村的乡间小道上行驶，这一理念在1968年菲亚特汽车广告中一再重复，它显示在约克郡谷地行驶的汽车带着“你是自由的”广告语。

中产阶级欣然接受这种自由，两次大战之间汽车销量猛增，1945年之后，工人阶级中较为富裕的部分也开车行驶上了中产阶级的道路。1950年在路上行驶的私人轿车有250万辆，到1970年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多。绝大多数汽车都比较便宜。20世纪30年代一辆两座奥斯汀8价值125英镑，相当于30年后的400英镑。二手车只用一半的价格。

汽车大众化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它威胁到它的创造者，在20世纪20年代，当汽车和它的拥有者剥夺了英国乡村的平静和隔绝——这是乡村的魅力之所在，它的潜在恶果就已明确。新干线道路导致了沿途的开发：连片的难看的房子、加油站、巨大的广告牌以及为汽车驾驶者、摩托车驾驶者和大游览车乘客而建的花哨的路边住屋。斯劳象征着恐怖的汽车新景象，就如约翰·贝杰曼所痛斥的那样。1926年建立的保护乡村英格兰理事会企图阻止事态的恶化。它的早期明信片显示圣乔治用长矛插向一条巨龙，上面的标语是“香烟、汽油、茶、肥皂和药丸”，这张图片以车库作为背景（标示在所有的路边广告牌上）。 [4] 中产阶级的神经由于激增的工人阶级游客而受到刺激，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游客，乡村就是没有人行道的小镇，他们带来了上了发条的留声机，演奏爵士乐、跳舞、丢弃垃圾。反对噪音和垃圾的运动开始启动。

保护和拯救乡村成为中产阶级主要的关注点，而且这个关注点在这个世纪的余下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战争结束之初，环保主义者把他们的信念置于国家和地方规划机构的框架内，但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需求与美学价值的平衡纠结之中。此外，让环保主义者十分愤怒的是，中央政府用它的权力驳回地方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有最激情和切实的理由。60年代中期一场尚未完成的消耗战正在来临，中产阶级加入反对派阵营中。

环保分子取得了一个胜利（1970年阻止了拆毁一部分伊丽莎白时代防御工事的方案）之后，他们声称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人民的呼声”。这个呼声是以中产阶级的腔调来表达，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地方历史协会和贸易商会。 [5] 1971年《生态学家》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新环保杂志读者59％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教师和科学家占有很高比例），1/3是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远超过半数的人读《时代》、《每日电讯》和《卫报》，2％的人读《金融时报》。 [6] 读者人群缺少来自商业背景的人，这一认知是有益的，但并不令人吃惊。在《生态学家》较早的一期中，一位读者声称：“产业的存在是有赖于利用环境而创造利润。” [7] 这一断言在绿色运动中被广泛加以接受，那些生活于商业世界之外的中产阶级运动同情者也接受这一判断。2004年9月在苏格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地方当局以及环保和社区团体对于更高层机构通常基于经济考虑而作出规划决定，偏向于进行抗辩申诉。这些抗辩申诉的对象是一批行业利益集团，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国家农民联盟、养鱼业、机场当局以及苏格兰商会等。 [8] 环境的未来变化分裂了中产阶级，表面上来看，是浪漫主义者、自然爱好者和唯美主义者对抗市侩的掘金者，尽管也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保护他们自己产业中的野生动物，也有一些公司为都市再生计划提供资金。有些公司想让中产阶级相信他们也赞同环保。20世纪30年代后期，壳牌公司曾资助过环保卓越的县出版手册（由约翰·贝杰曼和约翰·皮普主编）和学校野生动物图册。1970年高速气体公司在一个广告中宣称：“我们相当喜爱乡村”，广告上的画面是乡村景色中的挤奶女工，它告诉每一个人，天然气管道“不会破坏这一景色”。 [9]

公路和机场也是如此，他们制造了噪声和污染，由此激发了中产阶级的抵制情绪。交通行业的政治游说把自己看作经济运行的命脉，1972年乔·班福德宣布：“我们想要的是五十吨的重型卡车”，班福德是农机公司和土方公司的主席，他认为，取代“更大、更好和更快的卡车”就是对其行业的欧洲竞争者的让步。 [10] 环保主义者则通过“证明这些怪兽破坏了小镇、村庄和不稳定的古建筑”而加以反对，1977年人们担心他们会把约克墙推倒。 [11] 中产阶级还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对铁路扩张建设的运动，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铁路扩张在城镇中导致了大面积的财产毁坏。

中产阶级当中极有影响力而能发出声音的那一部分不再认同他们先辈所信仰的进步理念，他们希望约束进步的速度。经济优势不再是一个不惜代价而追求的目标。右派分子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束缚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一个有力的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停滞。在左派阵营中，出身公立学校阶级背景的工党政治家和斗士在1971年声称，环保主义分子是一个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小集团，他们干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12] 中产阶级环保风潮的后续历史变成了一场与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机构——它的职责是创造工作岗位和为公众提供畅通的公路和航运交通——的争斗。

中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是否应该让进步继续，尽管会有可预期的可怕后果？或者他们应该要求进步停止，即使这将阻碍生活水平提高？个人行动在这两个极端选择中提供了一个替选方案。1970年刚刚成立的“地球之友”在吉百利·史威士公司总部抛砸一次性玻璃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在20年里，玻璃以及其他许多物品的回收成为一种时尚，这也获得地方政府和国家的鼓励。绿色运动还发动了针对企业界的舆论宣传战役（例如1972年向力拓锌业公司提出在斯诺多尼亚开采铜矿），以及用身体阻挠道路施工和新的开发。

1986年秋在林肯郡的富尔贝克，抗议者拼命阻止核工业公司把核废料掩埋在他们的家园附近，《时代》把这些抗议者称呼为“来自中部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和中年流氓”。激进的好斗分子包括一个农民乡绅、一个壁球场制造商、一个当地牧师和女邮政局长。参与者涵盖了所有的党派人士，包括当地保守党副主席。核工业公司想换一个地方掩埋，但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几个月之前刚发生，他们发现掩埋企图再次受到中产阶级活跃分子的阻挠。抗议者组织大规模的通宵警戒和人墙封锁，有些抗议者还把自己绑在机械设备上。在贝德福德郡的爱尔斯多，一位退休的警备督察长把当地中产阶级动员起来，他们举行会议，刊登新闻，组织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驳斥核工业公司的攻击。 [13]

核工业公司对一些知道姓名的示威者发出法律强制令，有些示威者被警察拘留，有些被捕。其中一位示威者宣称：“我没有触犯法律，如果我再投保守党的票，我就去死。”当富尔贝克教区长看到法庭撤销“和平示威”，他感到非常震惊。 [14] 撒切尔夫人当时还是那里的一个小女孩，她让自己远离这些中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的行动，《时代》极其自负地把这些行动称为“把地方利益置于国家政策之上”。他们都是核废料处置的既得利益者。之后，托尼·布莱尔着重强调他赞同转基因作物试验，因为这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

作为小镇和乡村守护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被这些言辞所感动，他们问道：什么是国家？它难道就是商业利益，或者只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抽象概念？1996年上千人采取行动，保护考古遗址、两个古战场、一些独特的风景区、獾和稀有蜗牛的栖息地，这些都会被一条纽伯里的支线道路所毁坏，通过保护这些事物，他们维护了过去、保存了现在。对于采用特殊策略的“环保斗士”——他们栖息于树木上或在地下挖洞，许多中产阶级表现出同情。住在附近的校长对其他人的回应是：“到底谁拥有这个国家？”一个监守现场的警察评论说：“我感到内疚，我们这一代人让这些事情发生。” [15] 环境成为道德问题，环境的保护者是在维护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上是浪漫的英国，这个国家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嵌入乡村之中的。就像两百年前的福音教派一样，环保运动在精神层面吸引着中产阶级。拯救地球提供了做好事的机会，可以把社会上的其他人从愚蠢和罪恶中挽救出来。

尽管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态度已被普遍接受，但是一旦示威者的后院起火，中产阶级对于环境威胁的反抗就常常被诬陷为自私自利。对于环保团体提出的观点是否是客观无误的也有一些指责，这些团体提出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难看的，什么是不难看的。战后沿着海岸线形成了长长的拖车商队驻地，而这成为拖车商队所有者的快乐之源（1960年大约有450万辆拖车），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从美学角度来考虑这些拖车要被限制。有关这些事务的争论是在BBC和商业电视上的争论的延伸：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是否可以垄断品味和智慧并把它们强加于其他的所有人？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那些声称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正在阻挠其他人获得工作、房屋和娱乐。如何做才能达到利益的平衡，使一个入海口既可以让上千只鸟在冬季聚集于此，同时又可以满足一个机场的需要，让数以千计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夏季搭乘飞机去西班牙海岸便易度假？

有关乡村未来问题的争论，以及那里应该种植什么和应该担心哪些问题，就像踢到了一块铁板。基于道德或实用原则谴责童工现象或者开通下水管道是比较简单的事，但是要告知拖车所有者他违反了美学原则简直是难上加难。当主妇们叫嚷着要便宜食物时，想要说服农民密集种植会毁坏脆弱的生态系统，也同样困难。这些批评指责认为乡村已经达到了某种阶段，它已经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演进，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者提出卓越的审美标准，他们在人们的耳边唠唠叨叨，想让所有人都认同他们的审美标准。1962年在萨福克的拉文纳姆，村民把这些人描述为“时髦而装模作样的一群人”，他们反对房屋过度密集，反对在当地建立一个新工厂。这里有迷人的中世纪和都铎时代的民居，吸引中产阶级来此居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抱怨说：“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90岁，都需要猎场”，小伙子感到十分愤怒的是，他们还抱怨当地酒吧里的点唱机 [16] ，因为这不符合上层中产阶级所期望的乡村酒吧的切斯特顿氛围。由于规划中的工厂可以为当地人提供35个工作岗位，而当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而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力，拉文纳姆的未来发展路径导致了阶级摩擦。

导致紧张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中产阶级保护其家园环境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可以理解的。1972年在邓巴顿的杜拉托有55户家庭联合起来阻止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有一个住户声称这个“平庸房地产”开发项目将会终结他们“田园牧歌式的远离尘世的生活”。这些示威者都是“高级专业人员”，包括大学讲师、银行管理人员和汽车销售人员。这样的抗议活动让开发商和地方当局困惑而愤怒。1981年在达拉姆的兰利公园，一群中产阶级占领了维护良好的维多利亚式村舍的台阶，抵制对这一建筑的拆迁计划，一位工党议员评论说：“在你和我之间，相近得可以敲一下门就能换妻！”为什么这些业主宁愿居住在以往的工人房屋中，还要维持这些房屋，而不愿意居住于现代化的房中，这个议员的确难以理解。 [17] 同样地，科茨沃尔德村的当地工人阶级也不明白，为什么拥有中产阶级收入的人愿意花高价购买腐朽败坏而没有什么设施的村舍。而工人阶级用挣到的钱购买设备统一的现代化房屋也刺激了中产阶级的审美神经。

好马牌自行车的骑手们经常发生碰撞，21世纪之初美学爱好者与绿党在风力发电场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风力发电场极其丑陋，而后者认为风力发电场可以防止全球变暖。观鸟爱好者与刺猬爱好者在是否要清除赫布里底群岛的刺猬发生争执，在那里刺猬会吃稀有涉禽的蛋。中产阶级当中的一些势利者也加入其中，在2000年，“帮助阻止全球变暖的特大交通工具”，成为清除汉普斯特德四轮驱动车运动的一个口号，一个所谓的示威者声称：“这种轿车破坏了汉普斯特德独特的、自由的、敏感的智慧面孔”，这个示威者充分意识到，这种轿车的拥有者是“城市神童”，他们的习俗（和财富）让左翼的中产阶级感到不快。 [18]

在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到乡村寻求娱乐休闲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世纪末，有超过五百万的垂钓者、观鸟者和徒步旅行者，这些人受到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慷慨资助，聚焦于环境污染危险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威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来的有关鸟类、蝴蝶和野花灭绝的传说得到了科学调查的证实。中产阶级的报刊定期公布濒危物种名单，这些物种常常被描述为集约农业的受害者，这种农业由于实施大规模铲除灌木篱墙而受到指责，1970年乡村英格兰保护委员会和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声称，每年有10000—14000英里的灌木篱墙被摧毁。农业部计算的数字只有1000英里，全国农民联合会毫不令人吃惊地赞同这个数字。 [19]

农民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所构成的一个群体，在丰富食品需要与生态学家要求保护景观与野生动物的压力两者之间，他们左右为难。市场需要在养鸡房中饲养的鸡下更多的蛋，但环保主义者认为这种饲养方式太残忍。此外，在一个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农业由于国家和欧盟的补贴才得以生存，即使在撒切尔式自由市场革命期间这种体制也一直保持着，尽管农民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对于有机食品和“自由放任种植”食品的潜在市场需要，这类食品既可以满足购买者的良心又可以消除他们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担忧。“自然的”就是健康的，而采用各种“科学的”干预方式产生出来的食品则令人生疑。

从居住于乡村的人的视角来看，乡村被强制地服从于那些无情的、占人口多数的都市人的标准，他们把乡村当作是威洛的温德河畔与托尔金笔下的哈比人的梦境家园之间的一个入口。20世纪90年代，一个虚构人物涅尔夫人体现了城市干预的精神，涅尔夫人是一个来自阿彻郊区的爱管闲事的中产阶级，她带着帮扶计划条例，致力于保护安布里奇和它周围的环境。有一次，她象征性地发动了一场抗争，反对格伦迪竖立起来的一个临时性的、丑陋的谷仓，格伦迪是一个总是有办法从土地中谋利的人。1997年爆发了一场乡村抗议运动，反对涅尔夫人和她所代表的乡村联盟。它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运动，接近半数的参与者是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阶级，3/5投票支持保守党。 [20]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农业周讯》的读者，还有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乡村生活》的读者，这本杂志的目标群体是在他们的周末乡村别墅里追求适宜仿古装饰的中产阶级人群。

乡村联盟所关注的是便宜的乡村房屋、邮局、商店和交通设施，这种关注被野外运动场所，尤其是猎狐场等问题所掩盖。1998年和2002年在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反对带狗狩猎禁令，这一禁令最终在2004年底得到通过。这是一场情绪失控的争论，混杂着阶级战争的言语和想象，乡村联盟的说法带有一定程度的公正：它的敌人是出于对攻击者的憎恨而进行反击，并不是为追求目标而驱动。议会的溃败促使激进分子宣称要引发一场内乱。狩猎禁令争论之前曾经有一场小摩擦，乡村联盟的支持者冲击下议院审议程序，而外面的示威者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以往针对过于暴力的示威者的禁忌边界在新的、中产阶级的狂怒情绪下完全失效。

像环保主义者一样，和平主义者也确信他们是全球拯救的先知。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对于核裁军运动（CND）成员的一个统计显示，其成员83％是从事非体力工作的人。 [21] 10年后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90％和3/4的成员具有专业资格或学历。20世纪80年代CND成员人数还在上升（1985年总数达到85000），随后的加入者主要是英国人，有1/3居住在东南部。几乎所有成员都受雇于公共部门，2/3投票支持工党。 [22] 简而言之，CND是左倾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家园，他们对政治有极大兴趣，并且尽可能地积极支持绿色和平运动和地球之友运动。

有关少数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拒服兵役者组织，以及20世纪30年代136000人签署的和平宣言，人们没有进行相关的社会分析。这两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基督教元素，贵格教派和非英国国教新教教徒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其中的领导力量，这些人确信，像他们一样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战争是极其不道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此可怕，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发生，但对此类观点，媒体极少给予支持。1935年的和平投票，虽然获得了几个市长、建筑师、医生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但《时代》、《每日电讯》和《早报》只有很小篇幅的报道，而《每日邮报》则完全忽视它。 [23] 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压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它的瓦解。纳粹和法西斯的入侵以及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迫使左翼和平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信奉的甘地非暴力主义，以及战胜残酷势力的可能性，这股势力想要创造一个所谓正确而个人毫无价值的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操纵英国的和平主义，到1939年和平主义者内部分裂，一部分人转向右倾，另一部分人则因德国扩张而感到愧悔。

CND建立于1958年，它吸引了战前和平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其目标和方法来说，它可以算是最后的维多利亚道德十字军。一方面它类似于反谷物法联盟，相信可以通过公共辩论、演讲和编制宣传小册子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类似于反奴隶制运动，认为一旦英国在道德上先行一步，世界的其他部分就会追随其后。通过拒绝核武器库，英国将恢复其传统道德的权威地位，并逐步把世界从自我毁灭中拉回来。像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环保运动一样，CND也存在着很强的反美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当中。1984年8万名CND的支持者聚集伦敦，抗议里根总统访英。两年后，当美国导弹第一次安置在莫尔斯沃思时，同样数量的示威者集中在那里抗议。

CND制造了新闻头条，但没有改变中产阶级大众的观念，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把核栽军看作在一个已经岌岌可危的世界增加了一个风险。媒体再次对此不予支持。工党玩弄了一阵单边裁减核武的把戏，他们只是增加了一些选举障碍。冷战后国际关系局势缓和，和平运动基本上对政治生活产生不了影响，虽然英美入侵伊拉克又重新激发了这一运动，示威者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像环保主义一样，CND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一种担忧，担忧这个世界就要失去控制。前面的道路就像是一个充满食人魔的空间：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支出、气候体系的瓦解、毫无特色且干旱的乡村、被科学污染了的食物，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瘟疫，甚至世界末日。1952年的新喜剧《鹰》的第一场“丹·戴尔：未来的引导”包含了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它预示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在这里全球联邦政府保障了“个人自由和平等”，而全球联邦政府则由一个廉洁的联合国警察部队所护卫。人类的智慧和科学专注于消除“贫困和丑恶”。 [24] 这个乌托邦永远也不会到来，在接下来的50年里，《鹰》的读者先后受到人为危害的可怕警示攻击，作为人类老朋友的科学和技术成为新的敌人，理性——曾经的可靠盟友，不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中产阶级不再担心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阻止或转移前进的方向。许多人退回浪漫的田园之中，这表现在70年代劳拉·艾希礼的面料和服装上（让人想起凯特·格林威），以及杰姆斯·赫里奥特小说里描述的战前约克郡的一个兽医所经历的简单世界，它后来被拍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自此以后，中产阶级通过吃有机种植和人工饲养的食物，努力地想重返以往乡村的健康生活（顺便也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健康），虽然这些食物比“工业化”食品更昂贵，但明确的良心值得这个价格。

[1] Byrne，135.

[2] New Society，6 September 1984.

[3] Ecologist，March 1974.

[4] Matlass，27.

[5] Scotsman，7 November 1970.

[6] Ecologist，March 1971.

[7] Ecologist，December 1970.

[8] Sunday Herald，14 November 2004.

[9] New Statesman，20 March 1970.

[10] Scotsman，1 December 1972.

[11] Sunday Times，13 February 1977.

[12] Ecologist，February 1973.

[13] The Times，14 August ，20 and 23 September 1986；Sunday Times，24 August 1986.

[14] New Society，5 September 1986；the Times，19 September 1986.

[15] New Statesman，19 January 1996；TES，23 February 1996.

[16] Sunday Times，Supplement，19 March 1962.

[17] Scotsman，29 November 1972；Private Eye，13 February 1981.

[18] New Statesman，4 September 2000.

[19] The Times，3 November 1970；New Statesman，2 January 1971.

[20] Weight，799.

[21] Veldman，115，127n.

[22] Byrne，54－55，71－72，95.

[23]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1st and 2 nd Days，31－32.

[24] Eagle，18 April 1952.

第六章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老的信条和新的道德

中产阶级基督教在20世纪衰落，被废弃的教堂成了它的纪念碑，有些教堂被木板封钉起来以防止人为破坏，有些教堂变成了博物馆或社区中心，还有一些成为经营场所或家庭居住房屋，有少数几个成为清真寺。这些没人想要的建筑物的所有者处境尴尬，他们很高兴能摆脱它们，中产阶级唯美主义者要求他们保护这些建筑，他们对此十分恼怒。早在1919年伦敦大教区主教亚瑟·温宁顿·英格拉姆提议在他的教区拆除一些雷恩和霍克斯穆尔教堂，并修建一个庸俗的圣公会教堂。几年以后，令上议院十分震惊的是，他要求用避孕药搭建一座篝火并围着它跳舞。当公理会教徒减少之时，圣公会教派却奇怪地蓬勃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了经常去教堂礼拜的人的数量在下降，自20世纪以来这个下降趋势就有所显露。表6列出了英格兰的数据。

表6　1911年和1951年英国教堂经常参加礼拜的人数比较

在威尔士礼拜人数下降不太明显，像天主教一样，苏格兰教会也得到了普及。在50年里它的人数增加了一倍，1953年达到高峰，共有132万人。 [1] 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不可逆转。根据1983年英国基督教手册，归属主要教派的总人数为：圣公教182万，新教徒和苏格兰教会260万，天主教180万。还有一些是非基督教的教徒，其中60万是穆斯林。21世纪初教会从业人员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低于8％，而1931年这一比例为13％。 [2] 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72％的人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鉴于许多教会的教徒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教堂出席人数统计显示，教徒不再倾向于服从共同礼拜规则，它显然无法捕捉人们的想象力。1938年67％的人口接受洗礼，26％施坚信礼，只有9％的人定期圣餐。 [3] 这些数字并不说明精神腐化，只是显示几百万人不再相信传统仪式复兴或持续。随着20世纪的推进，人们寻求其他新颖的方法来认识上帝，保持内心平衡。90年代约克郡山谷联合改革教会的命运就象征着这种追寻，这个教会教徒的人数逐步减少，其教会活动场所被很受欢迎的冥想团体所占据，至少其中一位冥想团体的成员是以前的礼拜者，正如一个人所解释的：

我们不归属于任何教派，在这里也没有哪一种宗教系统强加给任何人。我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是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把自己归类为普遍主义者，我相信所有的宗教所能提供的都是相同的结局。冥想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它可以使身心得到深度放松，让我们感受自身。 [4]

这个女人所表达的感受极为典型，这样的方式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自此以后，冥想、瑜伽和其他形式的基本性个人精神体验开始填补正统基督教衰落而导致的真空。

对于空荡荡的教堂所能提供的解释，与维多利亚时期发生同样状况的解释是一样的：幻灭并转向其他替代方式。1926年桑德兰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告诉他的教众说，我们祖先采用的最好方式就是放弃。“现实世界和与它相关的各种利益”的诱惑使有些人不再参与宗教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些人，他们“依据传统而去教堂”但从中并无所获，他们感受到的是“失望和徒劳”。 [5] 另一位牧师认为信仰的衰落比现实所观察到的更加明显，他谴责说，英国人在精神事务上的胆怯和缺乏自信使他们逃避上帝。 [6]

由于旧的习惯和信仰消亡而感到的沮丧，与对国家道德基础将会改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基督教信条曾经确保了信仰和道德的连接，也确保了与此相关的法律。丹宁勋爵宣称，“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道德，而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法律”，丹宁勋爵是英国最杰出的法理学家，他出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这一断言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所认同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国家，以往星期日去教堂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并满足于各种形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然神论，那么这一断言还能有多久的有效性？

他们并非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不是对宗教不感兴趣。1963年，天主教期刊《牌匾》抱怨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非基督教化”，人们已经“放弃”了星期日礼拜，许多人都很自信地表达他们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 [7] 令《牌匾》作者和天主教徒们最感困扰的是，人们不再去教堂礼拜，与此同时，以圣经为基础的道德绝对性正在弱化。

罗马教会不愿改变他们古老的教义，但具有真正理智传统的新教教会准备重新考虑他们的教义。英格兰教会就想这么做，它对于它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意识，即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是道德权威的来源。要履行这两种职责，它必须为人们提供指导以对应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得不承认，教会演讲台的布道不再能获得人们的关注和默许。像新教牧师一样，圣公会主教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过去的传统，或者改变教义从而吸引持怀疑态度或模棱两可的人重回教堂。两种选择都有风险，前者可能使叛逃的人数增加，而后者很容易淡化他们的传统教义从而使他们不再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重新划定道德边界就必定会对那些人造成冲击，他们想要明确地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圣公教的上层决定对教义进行一些尝试性的修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在即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的支持下，连续数届的圣公教政治、经济和公民大会提出报告，致力于制定一种神学，它将显示英格兰教会将与时代同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回应这个国家的问题。报告中的某些提议是相当激进的，这使年轻的神职人员感到兴奋，但也让传统的护卫者感到沮丧。报告赞同在学校开展性教育，1924年的一份报告还强烈反对阶级区分，认为阶级区分是令人遗憾的，它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8] 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社会等级是神授命定的，是国家秩序和繁荣所必需的。这之后至20世纪结束之时，神职人员和教徒中的保守派们发现，教会领导人似乎有预谋地把教会引向左倾之路。

随教义修正而来的是宗教礼仪的创新。1934年，牛津的大学生厌倦了老式的礼拜方式，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些背离传统形式而提供新式礼拜方式的教堂，这些新的方式吸引了年青一代。 [9] 面前摆放的是新式英语圣经、口语化好消息圣经和新的祈祷书，这些都是在1963—1966年期间出现的。每一种新的圣经都采用特别简单易懂的语言，但也没能阻止教堂礼拜人数的下滑。教区长弹着吉他，摆动着身体，佩戴的徽章上标有上帝不是一个唠叨的守旧者，以此想吸引年轻人来教堂。他们的滑稽动作引起人们的嘲笑，一张《私家侦探》漫画上显示了一个时尚的牧师在讲坛上说，上帝不是一个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牧师头顶上标注的话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圣公教的新浪潮中衍生出魅力运动，这种宗教仪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狂野教派，魅力教派采用不受限制的礼仪形式，他们鼓掌、跳舞和用舌头说话，以此表达作为基督徒的愉悦。魅力基督教充满活力，无阶级区分，非常受欢迎，尤其在城市地区。

魅力圣公教只是陷入混乱的教会的一个部分，对于新神学的各种尝试导致了阵发性的危机。这些新颖的教派——或者他们称为接近上帝和道德的“相关途径”——的缔造者们，是来自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群体，他们都具有上层中产阶级背景，毕业于公立学校以及牛津和剑桥。他们学会了做好事的美德，并把这种美德添加进人类幸福之中，他们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去实践。就这一方面（还有他们的生长和教育背景）来说，他们更接近于那些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知识分子，他们想要用新的道德取代旧的绝对道德，新的道德更加人性，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

20世纪60年代旧的道德秩序瓦解之时，许多资深的圣公教神职人员相互竞争地夸耀各自的激进开放思想。约翰·鲁滨逊（毕业于马尔堡学校和剑桥）——他是南华克的主教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辩护者——后来声称，《花花公子》杂志发挥了“一种解放功能”，它释放了“各种性压抑”。1967年未来的主教休·蒙蒂菲奥里（毕业于拉哥比和牛津）在道德方面的大胆无畏胜过了约翰·鲁滨逊，蒙蒂菲奥里告诉教堂的同伴说，如果基督是同性恋的话，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上帝自我认同于不被‘体制’和社会公约护卫者所接受的那些人。” [10]

这些变化是否能留住中产阶级呢？在道德确定性摇摇欲坠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下层中产阶级。 [11] 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安定锚，就像诺埃尔·科沃德小说《这个幸福的品种》（1943）中的弗兰克·吉本，他声称“就是由普通的老百姓保持了事情的稳定”。他们的坚持就是基于对传统的信任。“我们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自1920年代以来，前行道路不再清晰，吉本的最佳选择对于前行者来说不再可靠，因为他们在争论如何解释地图。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期，由于国家道德的传统守护者背离了原有方向，下层中产阶级感到丧失信心，有时甚至深感愤怒。他们抛弃了绝对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不清的各种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已失效的教义不屑一顾。

与许多受人尊敬的郊区家庭一样，吉本一家也不能与时代脱节。弗兰克的儿子告诉父亲，“我不相信上帝只挑中少数人而让其他的所有人腐烂下去”。他的女儿奎尼离家去探索她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魅力世界，最后她与一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还生育了他的孩子。弗兰克承受了所有这一切继续前行，他仍坚持自己对于社会和婚姻的主要信念。

基督徒的婚姻是社会道德健康的试金石。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教派都保持了一致，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不过，对于婚姻誓言的永久性，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合法分居是允许的，以及基督教对于离婚男女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合适的，不同的教派还是有些差异。1947年在切姆斯福德教区，377个圣公教教徒被问到，通奸案中的无辜一方是否可以参加圣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表示同意。 [12]

各类基督教团体提交给1951年皇家离婚事务委员会的证据表明，教徒们对于离婚现象盛行感到越来越多的焦虑。循道卫理教会承认，婚姻之树并不会永远长青，但是拥有超过50万会员的圣公会母亲联盟则谴责离婚行为，认为妇女外出工作会威胁家庭，而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单位”。但在后来的25年，这个联盟的成员转而允许妇女离婚。坎特伯雷大主教福罗格·恩·费希尔谴责“软弱的法律和不正确的公众舆论”导致了人们对婚姻重视程度的下降。天主教联盟认为并预测婚姻的弱化将“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 [13] 这种灰心丧气的预测随后得到证实：离婚率从1920年的2700对上升到1947年60000对，1947年的高离婚率被指责为战争时期的通奸行为。

费希尔提出的导致离婚的罪魁祸首是社会容忍度和法律容忍度的提高。1924年在《妇女》——一本供上层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放荡杂志——上，一位女律师撰写的对离婚现状极为务实的评论，反映出社会容忍度的提高。1925年，此杂志上的另一篇作品启发了《妇女》的青年读者对婚姻的态度，“老的压抑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不光彩、不可接受但濒临危险的东西坦然曝光，道貌岸然下所隐匿的不满也随之消散”。这篇文章的结论带有猜测性：英国是否也会追随美国仅仅根据双方不合就准予离婚。 [14] 这种说法过于学究气，实际上许多律师很愿意与离婚夫妇同谋，只要他们双方都想离婚。双方自愿离婚程序获得婚姻指导委员会批准，这个委员会最早出现于1938年，在9年里发展出100个分支。 [15] 自1948年开始，新的法律援助计划向工人阶级离婚者提供帮助，在3年里，87％的分居者是工人阶级夫妻，其余的是中产阶级。 [16]

回顾以往，离婚法的放宽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反映出以圣经禁令为基础的道德标准在面临世俗化和国家强制面前的后退。在某种程度上，新的道德教义反映了当代新教思想。除了少数极端教派以外，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宽容心的上帝取代了严格的、顽固的审判者——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牧师经常提及的。

这些变化对于那些把道德世界景象看成是黑白分明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主流基督教的演变是缓慢的，促成变化的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一小批自由派新教牧师，他们确信顺应时代变化而赞成具有同情心的宽容，比以教条名义来抵制变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忽视或拒绝这些教条，而工人阶级根本就漠视这些教条。从更长的历史空间来看，20世纪的后半期有一个道德的倒退期，重新回到了18世纪，那是处于宗教狂热与圣经道德教义强制实施之间的异常的间隔期。它曾经获得了许多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支持逐渐消失。在那之后，作为总体的中产阶级观念并未落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纯洁运动。

中产阶级天主教徒远离这股潮流，他们准备跟随他们的牧师去抵制这股潮流。1953年在《牌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目前人们对于“令人厌恶的同性恋话题”，这篇文章是从“异教徒原则和道德理性主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法律公然漠视圣经对“非自然的”犯罪的神圣指令，指令要求犯了错的人要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 [17] 同样地，婚姻也从神圣领域走向人性领域。1967年婚姻诉讼议案的一条条款规定把离婚诉讼交由较低层法院审理，在对这一条款的评论中，《牌匾》问道，“婚姻和家庭是被看成为了意外事故吗？” [18]

从改革开始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是在国家和公众舆论的敌视下生存。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律把天主教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他们被承认但并未获得宽容，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徒一直对罗马教皇（外来的独裁者）心怀恐惧，他们把国内外的天主教看成异常的和邪恶的。拉斯金的父亲（雪利酒商人）和他的妻子有意避开瑞士天主教居住区，因为那里的住宿必定是肮脏的。 [19] 在英格兰工业中心，十分暴力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天主教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随后在苏格兰，反天主教运动总是与针对爱尔兰移民的种族厌恶情绪混合在一起。为了在敌意的世界中生存，爱尔兰人把他们的教会看成是团结与认同的来源，由此工人阶级天主教开始盛行。

爱尔兰人到来之前，天主教基本上局限于一小批贵族和士绅家族，他们的族系和信仰忠诚又吸引了后来的入教者伊夫林·沃夫，他是一位上层中产阶级新入教者。当时，许多爱尔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从低层往中上层社会流动，天主教中产阶级出现，像他们的新教徒同伴一样，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徒参与公共事务已没有什么障碍，但䐎来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断变化的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罗马教会远离新的道德秩序，直到20世纪末它一直坚持老的教条。生育控制受到谴责和禁止，婚外性也是如此，手淫和同性恋被看作“道德失序的表现”。

天主教中产阶级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于其他的中产阶级而言，控制家庭规模是很关键的，极为简单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节省家庭资源并维持舒适的生活标准。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保罗·约翰逊把教皇干预生育控制比喻为“灾难性事件”，就像是教会与伽利略争论“道德原则”是否适用于纯粹的“机械性”事宜。奥伯伦·沃夫也感到不安。 [20] 在1967年家庭计划法案的下议院投票时，天主教议员选择投弃权票来回避问题。 [21] 然而，当官方涉嫌侵入父母与子女关系时，就很难采取中立态度。20世纪70年代中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和生理因素。天主教徒一直把教育当作维护他们信仰的关键保障，2002年与教会有关联的36所公立学校中，略低于1/3的是天主教学校。那些负担不起费用或居住于没有天主教学校地区的父母害怕他们的孩子接受实用性的性道德，这将推翻他们的信仰准则。 [22] 这一问题也困扰了中产阶级穆斯林父母，他们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开办穆斯林学校，教授他们自己的道德课程。

一些压力集团出现，它们表达了天主教对新道德风尚的反对情绪，同时也扭转了塑造新道德风尚的法律。最为持久的压力集团是1967年成立的保护未出生孩子协会，它致力于反对堕胎法。这个组织带有中产阶级的公民传统，通过公共集会、宣传册、游说活动和在大选中支持候选人等方式进行理性抗议。该协会分别在1974和1975年于伦敦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最后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者的起哄。男女同性恋是新立法的受益者，对于指责他们性倾向是非自然的和内在的罪恶，他们极其憎恨。反宽容性游说把男女同性恋视为邪恶的“性左派”，认为其长期目的就是要摧毁家庭。 [23]

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基督教徒压力集团与政治左派没有形成联盟——像199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情况。新教徒与自由主义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的联结早就消亡，保守党与圣公教的和谐共处也在1970年代衰变终结。主流新教教堂发现难以抗拒新道德，即使他们曾经希望能够做到。1970年柴郡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0％的人赞成避孕指导可向任何人提供，只有25％的人认为避孕指导只限于已婚夫妇。两年后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接近2/3的人赞同向所有男人和女人提供免费的生育控制指导，略低于2/3的人对性教育计划表示欢迎。 [24]

圣公教主教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相信个人可以自己作决定，而不是听从神职人员的指令，但是这一原则是否也可以延用于年轻人？在青少年怀孕人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主教们还是明确地坚持这样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种忧虑纠结在一起：对于青年人滥交行为的忧虑，以及担忧国家机构篡夺了父母作为子女德育导师的传统角色。体现这种侵占的一个突出例子是1979年健康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决定：如果从临床角度来看是必要的话，允许医生在不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给16岁女孩开避孕药处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阻止青少年怀孕率进一步上升。 [25]

维多利亚·吉利克夫人抵制这种对父母权力的侵犯，当地方健康医疗当局拒绝向她保证其机构人员绝不向她女儿提供避孕指导时，她在法律援助的资助下，发动了抗议健康医疗当局的行动。吉利克夫人（1948年出生）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十个孩子的母亲。她崇拜约瑟芬·巴特勒，这个女人在1870年代发动了一场反对传染病法案的运动 [26] ，之后这个法案就成了纵容犯罪行为的保护伞。吉利克夫人认为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把避孕药具分发给未成年的女孩，或者劝导她们寻求堕胎，在她看来都是赞同犯罪或鼓励罪恶的行为。她的抗议行动向上扩展至法院，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1986年夏上议院才把吉利克夫人的运动解散。

这一案例所涉及的是中产阶级极为珍视的道德问题，就像吉利克夫人所表达的，这是个人良知的首要部分。中产阶级对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即使它已陷入恶作剧的纵容。如果像吉利克夫人所认为的，人为生育控制和堕胎是罪恶的，那么它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几种需要之间的平衡：追求更大的社会利益、减少非自愿的怀孕，以及减少很年轻的单身母亲数量，避免她们在不健全的情况下养育后代？国家现在承担了许多以往由中产阶级集体承担的责任。国家成为原有的家长制的继承人，同时它也继承了传统家长的两难处境。在避免个人的任性妄为和缺乏远见方面，政府机构打算走多远呢？

许多接受避孕指导的人来自社会最贫穷的人群。一位乡村全科实习医生告诉我，他曾经给一个15岁的女孩开了避孕药丸的处方，因为他知道她在性问题上缺乏判断能力，还怀疑她家里有乱伦行为。在吉利克案例的听证会上，贾斯蒂斯·伍尔夫先生辩驳说：“我们只能让医生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一认定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对专业知识的信任。 [27] 有意思的是，牧师对于道德事务的审判权被医生所取代。

专业性组织捍卫其成员的公正性。英国医学协会和英国皇家护理学院都反对吉利克夫人，因为她用自己的信仰来判断纯粹的医学问题，而她的信仰理念已经过时。儿童法律中心为现代中产阶级文明辩护，“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绝对权威和控制理念已经被一种新的父母与子女的合作关系所取代”。 [28] 反对吉利克夫人的另一个团体是伦敦母亲联合会，以及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女性，她们认为吉利克夫人是想逆转女性解放的过程。 [29] 由于吉利克夫人是天主教徒，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女权组织以及其他人——他们认为教皇的性禁令是独裁和愚昧——的憎恨。

吉利克夫人向实用主义“世俗道德观”的挑战失败了。最终判决之后不久，她遭受了厄运的打击。一个低俗的星期日小报刊登了她的一个女儿在地中海沙滩上裸露上身的日光浴照片，这是年轻女孩通常的娱乐行为。然而，吉利克夫人的运动团队把它看成是一个警告性的攻击，而保守党政府注意到这种情况。1988年的地方政府法案中有一条措辞松散的禁令，禁止在学校中讲授带有“无意识地”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同性恋的内容。虽然并没有确定的“条款”对这种行为进行起诉，但它的确阻止了教师想要解释马洛维的《爱德华二世》的国王情感。男女同性恋者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侮辱，他们不断进行游说活动，发起要求撤销此项规定的运动。苏格兰议会是同情同性恋者的，但它也感觉到来自憎恨同性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组织的压力。

新教教会的态度与此相反，他们并未表现出集体意愿，想要抵制性宽容或者要求国家在此类事务上涉入道德领域，相反，他们的选择是重新评估圣经教义，重新定义罪孽、性别和同性恋的性质。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英格兰教会在1994年承认了女性牧师，同时还承受着任命公开的男性同性恋者的压力。到2003年，教会公开分裂，其中的福音教派坚决反对教会做出公然违反旧约和葆琳约束的让步。

目前中产阶级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矛盾的，有时还是对立的。信仰的坚定程度受到削弱，但是社会传统习俗的力量还是很强。大量的中产阶级仍然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洗礼，在教堂举行婚礼，并期望牧师为他们主持葬礼。那些很少或从未参加正式教会仪式的人，却涌入教堂参加圣诞活动，尤其在唱圣诗歌时或复活节期间。上百万人聆听来自剑桥国王学院的圣诞平安夜的广播，这是比较现代的但极受欢迎的节日庆祝活动的一个部分。

星期日不再是安息日，它只是周末——家人放松和娱乐的两天——的一个部分。维多利亚时期遵从的第四条诫命已被人遗忘，1994年的一项针对18—35岁的人的调查显示，只有3％的人听说过它。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的政府不再害怕基督教的游说，以往通过法律强制实行的安息日守则，在过去的60年里不断地被政府加以废除或修订。1932年星期日娱乐法案的制定移交地方当局，由地方当局决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40年后，法律允许电影院和戏剧院在星期日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星期日禁止贸易和专业性体育赛事的规定也被撤销。对此变化很少有人反对，除了人们的生活与足球场联系在一起和西部群岛出现自由教会教众。虽然星期日已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日子而不是礼拜和休息的日子，但是人们还是很强烈地希望保持星期日的特性。 [30]

在大多数的城市和小镇，星期日购物者可以发现一些商店销售介绍新时代信仰的著作以及塔罗卡或魔法水晶之类的商品，顾客多数是中产阶级和50岁以下的人，这些商品反映了新时代信仰运动的性质，它吸引了1960年代后期的年轻人。到1975年1/5的人声称他们追求某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 [31] 探索自我的旅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其中许多方式是远离以往熟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而了解东方信仰。有一种共识被普遍接受，即作为宇宙精神的上帝潜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完善的一个部分。新时代信仰倾向于拒绝启蒙性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相信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相反，新时代信仰者相信直觉和精神升华，拒绝传统医学，他们喜爱另一种治疗方式，它是以病人人格的健全完整为基础。

新时代信仰对于现代医学的拒绝态度是中产阶级对进步与科学的幻灭的进一步扩展，它也渗透进当代环保运动之中。无论临床价值如何，整体性疗程、顺势疗法和中草药秘方都是对于现代科学诊疗方法的拒绝。这些治疗方式的功效隐藏于超自然的世界，它超越了科学理性和知识分析。一位新时代信仰者解释

说：“除非你极有天赋，否则你无法解释在一种生活方式之外是什么样的感受。” [32] 知识理性的严谨让位于感官知觉。新时代信仰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刊登广告以寻求精神伴侣，它极其生动地显示了人们对多种多样的新时代信仰的痴迷和体验。1978年一位20多岁的男性研究招聘者声称，他对“社会学、占星术、经济学、超凡冥想、全营养食品和摩托车”感兴趣。另一位“大胆而富同情心的”公立学校毕业生则列出他的兴趣是托尔斯泰、动物、音乐、左拉、植物和康拉德·劳伦兹。一位38岁的女性素食主义者所迷恋的是史前遗迹、古代文化、比较宗教、艺术和写作。 [33] 还有一些人通过迷幻音乐和制幻药物或两者结合来寻求自我与宇宙的沟通。

这些不拘一格的热情是基于某些共同的假设。寻求内心感悟和平静需要身体健康，而只有通过吃素食、消费天然食物、锻炼身体和清除体内的所谓“毒素”——来自商业产品，才能获得身体健康。此外还有一种愿望，想去搜寻以往的信念以恢复在现代社会中丢失的真理。未来的复兴需要人类重新建立与自然世界的和谐——误以为已丧失了的和谐关系，这就需要把动物从非自然的和恶意的开发中解救出来，动物权力运动是新时代理论的副产品。

要评估新时代运动对于中产阶级的长远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这种信仰通过强调感官的重要性，否定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以往信念——应用理性来解答人类的所有问题。新时代信仰者也拒绝物质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回归乡村的自给自足以远离消费社会。电视系列喜剧《好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受欢迎——讲的就是一对生活于郊区的中产阶级夫妇追求这种生活境界的企图。

新时代主义在最初是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但不久它就发现自己存在于市场环境中。许多公司聘请宗教大师或心理治疗师，提供不断更新的配尔曼式记忆法，以激励行政人员和经理人员，从而释放他们的潜能，让他们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像音乐会合奏音乐那样工作。1990年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研究中心开办了一个培训课程，题为“联手：在组织中具有灵性的工作”。有150人参与了这个课程，其中一个收获是感觉“与你的基因建立联系”的奇观，以及《易经》：理解和运用智慧和魔法。 [34] 这让人想起虔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主，他们也为其员工提供过类似的服务。

这一运动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类似于公理崇拜。虽然新时代的许多思想是围绕着自我，但新时代的许多活动具有聚集性，常常要求参与公共仪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类似于传统的宗教模式，满足某些人类基本需求：友情以及共享信念和目标并团结在一起。比如说，冥想和瑜伽课程与晚祷告和共济会仪式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团体性地追求共同的感觉体验，这与17世纪基督教的某些派别的群体活动不同，它们通过舞蹈和裸体严重冒犯了正统教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种预测，到21世纪中期，新时代信仰的“整体氛围”可能会取代传统基督教信仰。中产阶级的精神心灵是有活力的和健康的，但越来越注重于为来世考虑。而新时代信仰者主要关注的是在现世获得个人的完美性。每一个人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都应该是独特的，这有助于解释新时代信仰为什么会传播得如此之快。在它繁荣发展的同时，它也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常常是很强大的、来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机构的压力，这一压力就是想要提升大众消费和品位。在他们看来，消费者是顺从的、虚荣的和轻信的，是中产阶级想要拒绝的垃圾产品的接受者，所有这些垃圾产品都是现代的，而且大部分源于美国（就像众多的流行娱乐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新时代信仰和与此相关的环保运动看成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反击。在本质上，它是个人所采取的拒绝行动，拒绝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花言巧语的蛊惑，拒绝他们所提供的可购买的幸福。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可能即将发生，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1世纪之初，购物是普遍公认的一种“治疗”方式，它可以产生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就好像是从仲夏节的石头圈中看见太阳升起一样。50

[1] Wolffe，71.

[2] Wolffe，71.

[3] Davies，337.

[4] The Times，2 November 2004.

[5] Christian World Pulpit，26 August 1926.

[6] Guardian，14 June 1927.

[7] Tablet，2 February 1963.

[8] Norman，30.

[9] Spectator，8 June 1934.

[10] Norman，443，446.

[11] Weeks，261.

[12]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509.

[13]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80－81，160，428.

[14] Woman，February 1925.

[15]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23，546，777.

[16] Royal Commission on Marriage and Divorce，873－878.

[17] Tablet，12 December 1953.

[18] Tablet，15 April 1967.

[19] I am indebted to A.N.Wilson for this point .

[20] Nova，July 1966.

[21] Perman，179.

[22] Tablet，21 August 1963.

[23] TES，12，26 September 1986.

[24] Lancet，5 December 1970；20 January 1973.

[25]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6 October 1985.

[26] Sunday Times，2 June 1985.

[27] Practitioner，December 1983.

[28] Lancet，30 November 1985.

[29] The Times，19 June 1985.

[30] Field，Opinion Polls，1－8.

[31] Heelas，141.

[32] Alive，May 1978.

[33] Alive，July，October 1978.

[34] Heelas，154－155.

第七章　有用性与成功：教育

1921年，在成为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之后，汤姆·巴布离开了伊顿公学，进入煤炭行业，1929年他死于一场车祸。他作为这样一个人而被缅怀：“一个好体格和精力充沛的男人，他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单纯、忠诚和友好……他的直率性格预示着他的一生是无私的有益性和成功。” [1]

这一例子充分证明了阿诺德的理想还是像以往一样强烈。典型的公立学校毕业生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人，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当中还是中产阶级之外。约翰·奥斯本的父亲是一个生于1900年的穷困潦倒的商业艺术家，他相信“公立学校有一个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培养最好的人，这些人懂得如何过关斩将地通过它，如何接受它而不抱怨，如何服从它，保持真诚，但当周围环境不如意时又不会装腔作势”。 [2] 公立学校体现了这个民族最好的性格。1925年康诺特公爵在切尔腾纳姆演讲日时宣称，“外国嫉妒英国公立学校学生的优异感觉”。这种精神是一种混合体，它体现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是光荣的，是勇敢和慷慨的。 [3] 1938年康福特的学生聆听了克兰伯恩大主教对于这一完美系统的赞扬，它是对判断和权威习得的完美训练。它还培育了团队精神，这是矫正“从众心态”——现在普遍存在的心态——的有效手段。 [4] 如果公立学校坚守自己的传统，民族和帝国就可以安全地传递到上层中产阶级青年一代，并保持其荣誉和完整性。

他们是非常适合掌管这个国家产业的人选。20世纪20年代后期，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理想经理人选是牛津或剑桥的第一名或第二名，擅长橄榄球、足球或板球，在大学宿舍担任舍长。这样的人“不会害怕失去他们的尊严”，因为他会把尊严带入他所承担的任何工作，这样的人第一次出现在任何场合都会被人问：“这个人是谁？”剑桥大学任命委员会提供的一个范本描述了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具有纯粹的人格力量，在“职员看到自己可能被取代时”，他能消除“不满情绪”。 [5]

他的仪态气质体现了优越感和稳健作风，这样一种形象被复制在大量的当代广告中，它象征着性感的男性经典形象。“天生的领导者”在体格外形上高大敏捷，坚毅的下巴、平整的头发、经常修剪的胡子，他的服饰裁剪优良绝不花哨。他的语言和口音传达出天然的权威感，他用直茎的烟斗抽烟，给人一种自信和坚定的印象。不如他的男人会嫉妒和羡慕他，而女人（正常类型的女人）则崇拜他，许多人可以在浪漫小说的人物描述中找到他。约翰·巴肯和多诺福特·耶茨选择他作为书中的英雄，他以罗伯特·多纳特和小迈克尔·雷德格雷夫的形象出现于电影银幕上。

1945年之后，这样一种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名校毕业生的男性刻板形象逐渐衰亡。在两次大战间隔时间，他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及天然权威的系统和认定遭到怀疑。他盛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一代人嘲笑他那僵硬的上唇。社会的不和谐之声越来越多，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的毕业生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持续了社会分裂，并把中产阶级当中少部分人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他们固守于陈旧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特权。

文法学校也遭到同样的攻击，它们几乎被这些意识形态的攻击所压倒，尽管根据1944年教育法它们已经对所有有能力的孩子开放。教育法通过两年之后，曼彻斯特文法学校高级专家艾瑞克·杰姆斯博士，为他们这类学校进行辩护，声称这些学校对国家是极其有用的，它们通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了杰出的人才。一个受过培训的、想要保持国立小学“一致性”的大学校长声称，培养少数优选人才的论调与这个“普通人”的时代格格不入。年龄稍大点的小学生需要吸收社会意识、社会知识和社会服务而不是锻炼他们的智力。 [6] 很少有人再提什么领导能力，尽管武装军队还是首选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为国家服务的军官。 [7]

国家教育是应该服务于创造一个精英社会还是创造一个平等社会，这场争论陷于暴躁的争吵而不可能达到什么结果。一方面，中产阶级有一种传统观念，把自由教育看作开放思想和促进有才华的穷人上升流动的机制，从而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社会才能繁荣昌盛，因为有能力的人获得了奖赏。另一方面，一种新出现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教育概念，把教育看成一种冲击夯，它可以冲破社会障碍，为完全平等之路清除阻碍，左派人士认为这是对于战时牺牲的回报。这是中产阶级工党政治家——比如雪莉·威廉姆斯（1967年—1969年任教育部长）——和工会领袖们所倡导的理念。用综合性学校取代文法学校的政策开始实施，保守党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到1996年86％的中学生都上了综合性学校。精英人才选拔被指控为维护社会隔离，因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更多地通过升学考试。

在有关教育最终目的的分歧争吵进行的同时，有关教育内容的性质的争论又重新开始。教育的存在以及花费公共经费只是为其本身利益，还是应该为实用性和经济需要来量身定制？渗透于牛津的纽曼精神在这个世纪极为盛行，但葛擂硬的后人则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考虑的是金钱的价值。1934年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注意到，极少有导师了解商界事务，也没有向学生提供这方面的指导，而职业培训则完全不予考虑，因为牛津的存在是为了培养杰出人才，培养他们“获得和使用知识的卓越能力而不是使用平庸的技术设备”。这一取向得到了企业界的赞赏，他们把牛津和剑桥看成优异品质人才的储备库而不是专业领域专家库。 [8] 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久，人们对于英国企业效率的担忧，导致了态度的极大改变。1951年国家煤炭局说服利兹大学为学生开设管理学课程。 [9]

与此相同的现象不断发生，在随后的50年里，基本上实用性的课程加倍增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个大学都面临财政压力，它们被迫提供越来越多的令商业赞助者满意的课程，而学生们则把职业学位看成是获得未来工作岗位的签证。“市场取向”和“需要引导”的课程完全忽视纽曼的大学理念，它在政府规划事务中毫无地位。左派对于这些有着某种特权味道的机构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右派和左派都对那些晦涩难懂的课程不屑一顾。“出于装饰的考虑，我不介意有几个中世纪问题研究者，但是国家没有理由为他们埋单”，2003年教育部长查尔斯·克拉克宣布。克拉克毕业于低级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他读的是数学和经济学，他的思维模式充满了葛擂硬的老式传统市侩主义。他的言论代表了工党和保守党内部许多成员的心声，他们认为教育就是为严肃的企业工业做准备，仅此而已。

雇主没有那么教条。他们还是把文凭看成是检验知识水平和推理能力的一种手段，而经典和历史课程学习则被认为有助于提升综合素质——在2003年牛津招聘会上至少有一家全球性的大银行对此表示重视。 [10] 现代雇主偶尔会对较低文化水平的应聘者表达不满，认为中学毕业生的文字和算术水平很糟。已很明显的文字和算术水平的下降，是导致中产阶级忧虑的部分原因，在过去的50年里，中产阶级有时对此感到愤怒。1951年柯林·布罗根引用军队食堂中聚餐和宴会用语，以证实工人阶级的文字水平下降。英国军队士兵是新式教育理论的受害者，这种教育理论放弃了强制学习理念，让孩子们只是在想读书的时候才读书。 [11]

中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对此表示认可，1969年伦敦当地小学管理机构开展了一项调查，把汉普斯特德小学描述为“无结构的”且“无竞争的”，因而也是适应于当地条件的。 [12] 在汉普斯特德受欢迎的教育方式却让其他的中产阶级感到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教师的压力下才装模作样地表现，当然在家里装模作样地表现会更加夸张。

对于众多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教育会决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20世纪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即使不比19世纪更强，也应该差不多。子女的成就是中产阶级父母的骄傲，是他们自我满足的持续源泉。至20世纪末，中产阶级家庭在圣诞节很风行的一件事，就是寄出一封通函，它记录了家庭成员在过去一年里的各种活动。在这些扬扬自得的、波特雷斯奎式的陈述中重点突出的内容是，子女的学位获得、考试通过、音乐等级提升、学校戏剧表演中的演出、慈善活动比赛、运动场上的获胜、登山以及访问其他地方。

家庭对子女的期望与遵循因材施教理论的教师相左，因材施教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进度、确定自己的水平来提高他们的程度，往往给予最少的监督和校正。中产阶级父母所说的“好”学校，指的是这些学校能让孩子在有秩序的环境里愉快地学习，这些学校有现代化的设备，有相互竞争的氛围，最聪明的孩子能冲在最前面。在某种程度上，文法学校具有这些特点，能让中产阶级父母满意。通过开学考试就可以确保有能力和勤奋的男孩与女孩获得学校证书，这之后还能通过普通和高级水平考试，而这是确保未来教育或白领就业所必不可少的。

所有的国立学校都纪律严明，在许多学校，学生被诱导使用“国王式的英语”。1938年一位杰出的演讲治疗师要求所有的教师在课堂上都使用“正确的”英语，消除方言（在这不要有任何的威尔特郡口音）和美式英语——它源于美国生产的电影，比如“Okay”。这位专家还总结说，在就业面试时，再多的学历文凭也无法抵消浓重口音的影响，他说得很对。 [13] 1944年一位作家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对于没有进行毕业离校英语口语测试而深感遗憾，他还认为，“文法学校的英语”不适应新的现代中学。 [14] 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还体现了这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与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下层中产阶级父母要把年幼的孩子送去上私人开办的演讲课程的原因，这些课程通常是由原来的演员讲授。1946年的一篇文章针对这些课程向父母们提出建议，它还提到有些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学的是“高于他们身份”语言。 [15] 这种担心虽然有些过分，但在这个时期女王式发音在舞台上是通行的，因此，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当通过了开学考试的学生申请新学校面试时，好的听力和清晰的发音无疑对他们有所帮助。总体上，考试有利于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付额外的学费，可以奖励自己的孩子，奖品通常是新的自行车，他们也负担得起校服、书包、词典、成套的几何文具和游戏包，这些都是文法学校学生所需要的。带着这些装备出现在新的学校里，学生们发现他们所存在的世界仿制了公立学校的模式。教学是非常正式的，需要死记硬背，学生按能力分班。1947年议会秘书向教育部长解释这种教育模式的目的是产生“具有业余爱好特点的专家”（即不自作聪明的人），学生们沐浴于“精神的阳光”和艺术之中。 [16] 文法学校的体制和等级制度仿制了公立学校。有宿舍、级长（有时戴着装饰穗子的帽子）、制服、越野赛跑和团队游戏。新入校的男生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羞辱，会被起善意的或恶意的绰号，软弱的老师会被捉弄，不良分子会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体罚和欺凌。

地理学和智力决定了能否通过升学考试。文法学校随机分布于全国，升学考试通过的人越多的地区，文法学校越多。196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文法学校特别集中于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和威尔士，这几个地区升学考试的通过率在26％—40％。沃拉西的通过率是32％，而伯特昂特伦特的通过率只有13％。 [17] 文法学校的不平衡分布使R.A.巴特勒的梦想无法实现，他的梦想是最终消除迪斯雷利的“两个国家”，正如他们一直批评的，升学通过率的平衡会更激励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抱负。 [18] 进入文法学校的人数从1947年的49.21万上升到1958年的59.9万，上新式现代中学的人数从75.8万上升到140万，数量的上升部分反映了战后不久的生育高峰。 [19]

尽管存在着这些平衡，但机会均等的原则还是打破了公立学校毕业生在专业性职业、高级公务员、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别军人中几乎垄断性的地位。1989年全国大约40％的企业领导人在文法学校接受过教育，24％来自私立学校。 [20] 对许多人来说，文法学校教育提供了向更高社会等级逐步流动的机会，1968年一位社会分析家的作品描述了一个工人阶级孩子通过升学考试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15岁的他带着必备文凭离开学校，进入了一家办公设备公司，成为旅行推销员，27岁结婚，他和妻子在郊区有了家，家居是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装饰风格，“在前面的草坪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塑料鹈鹕”，室内是“毫无品位的现代斜面砖墙”。他刚刚加入当地的保守党分支，他的孩子进入了私立幼儿园，这表明了他们对其子女的未来志向。 [21]

家居装饰有助于显露附庸风雅的品位，这是根深蒂固的，其他一些形式也以公然的或隐含的方式加以表达。学校的选择性维持了社会等级界限，就像其捍卫者所声称的那样。左倾的中产阶级在理论上赞同综合性学校，但对于毫无选择性持保留意见，至少对于他们自己孩子所上的学校是如此。他们必然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与那些父母毫无志向的孩子在同一班级，甚至会与一些来自都市地区的孩子同班，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对于教育毫不重视。对于学生不分班——这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时尚，中产阶级父母也有疑虑，他们指责说，不分班使低能的学生束缚了最聪明的学生的进度。此外，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与和他们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一起，虽然中产阶级不太好意思承认这一点。

从理论角度来说，1980年的教育法缓解了这些问题，教育法允许父母在可能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当地官办学校，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这是可以操作的。这一法律使中产阶级父母处于道德困境之中，他们不得不分析学校的社会地理分布和他们的个人哲学。1985年记者玛丽·肯尼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疑虑，她抱怨当地官办学校“向不足7岁的孩子提供同性恋权利和多种族信仰的咨询，教师必须同等对待斐济泛灵论与莫扎特弥撒曲”。 [22] 劳动委员会推进民族和宗教包容性之举虽然是善意的，但常常是鲁莽的尝试，这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

对于教育的这种新的疑虑得到波西·西蒙斯的回应，这体现在她创作的有关中产阶级道德习俗的一本著名漫画之中。在漫画中，有一位母亲把女儿从当地综合学校转到一所私立学校，面对她的左派朋友温迪，她心虚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知道你会震惊……知道你会认为我们背叛了原则…但请你理解……我们很担心她在弗莱彻的状况。那所学校太大了，老实说，温迪，她似乎不堪重负……总是不能很好地适应……那里的男孩子……有些很迷人……而且塔拉很亮眼……她的确很招人……要远离那种事……而且我非常担心她的英语……不是她的口音！……虽然他们都有相当可怕的发音……不，我的意思是她的母语。你也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对吧，温迪？还有……你了解我的，我完全赞同文化融合……但是在弗莱彻……似乎有些过分了，你知道的，多种族的孩子在一起……呃…… [23]

坦率地说，在国立学校有太多的工人阶级子女和有色人种孩子，这令中产阶级父母感到不安，尽管他们像这位母亲一样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更令人不安的是，原有的强制性纪律——尤其是体罚——在国立学校逐步消失，却没有找到替代方法能够管制反叛和残暴行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不断报道恐吓学生和教职员、打架、毒品交易、破坏公物和骚扰课堂等事件，显示学校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摇摇欲坠。暴徒们大多来自“下层阶级”——这是对老现象的一个新命名，下层阶级是工人阶级当中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处于犯罪边缘，其成员常常来自连续几代失业的家庭。少数几个来自这种家庭背景的学生会破坏课堂秩序，干扰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进度。这个问题一直非常棘手。近期所提倡的理论是，不守规矩的学生转入风气良好的综合学校，据称这样一种混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培植学习爱好和激发上进心。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对此表示怀疑。

综合学校的社会构成极大程度地决定了它的基调。1990年在非常成功的布里克斯顿综合学校的男生们——他们来自约翰·梅杰上过的文法学校，坦承他们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一个人还说他的父母是“开明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国立学校的政治承诺。 [24] 他们都承认他们与同龄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不同，有些人感觉到某种自卑。

在这个时候，父母通过学校指南来选择学校，学校指南对各个学校的判断后来发展为学校的排名表，学校排名表是基于公共考试成绩来评估国立和私立学校。父母们找到一些好的学校，然后他们设法在这所学校招生覆盖区域购买房产，或者采用其他手段确保子女在这个学校获得一个位置。1989年学校指南建议父母们集中游说班主任、省长和地方当局，甚至贿赂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让他声称一个孩子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如果他不能被一所已超额招生的学校接受的话。 [25]

地产代理催升一流学校覆盖区的地产价格，相应地房产价格上升。圣公教和天主教小学因纪律严格且注重学业抱负而受到欢迎，那些对孩子寄于期望的中产阶级父母纷纷加入当地教会，想以此提升他们孩子进入这些学校的机会。2004年由《星期日电讯报》与铁路公司联合出版的一本长途通勤指南，把伦敦近郊各县与相连郡区学校以显著的方式加以强调。赫特福德郡“充斥着好学校”，在剑桥郡有一些“一流的综合学校”，科茨沃尔德有许多优秀的文法学校和综合学校，这对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城市的行政主管下决心购买昂贵的火车季票，乘着不定时的火车来回穿梭，为了确保他孩子能上可靠的学校。不然的话，他就要压缩家庭预算，投资公立学校教育。

公立学校被自动地列入《星期日电讯报》指南，由于想要进入的学生源源不断，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而进入国立学校的过程是如此艰难，引起中产阶级父母的极大愤怒。1944年教育法实施立即导致进入文法学校机会的激烈竞争，1947—1965年，私立学校学生比例急剧下降。 [26] 在随后的15年里，私立学校所面临的经济威胁消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抛弃了综合学校，私立学校市场逐步扩张。到2005年，全国990万名中小学生当中有6％进入了私立学校，他们进入的学校都在新的学校排名单上位于前列。1996年千所A级学校当中1/5是需要付费的。 [27]

教育支出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是中产阶级家庭除了购房以外的一项最大支出。私立教育成本飙升，1947年学校的寄宿费在120英镑—174英镑（在哈罗），而日制学校费用只是其1/3或一半。20世纪50年代，学费平均约400英镑（相当于一辆家庭轿车的成本），在随后20年，学费翻了一倍。这之后的10年，学费又翻了一倍，到1990年，寄宿学校一年收费在1700英镑—3500英镑，日制学校收费在700英镑—2500英镑。学费上涨一直持续，到2004年寄宿学校收费高达2万英镑，日制学校收费为8000英镑。2005年一家新公司——全球教育管理系统，承诺它的学校是低收费的。根据其创建人的说法，这所最便宜的学校（年收费5000英镑）是针对那些“想让自己孩子上好大学的父母”但对于额外附带条件——如高尔夫或壁球场——不感兴趣。 [28] 孩子能否进入大学是现在的中产阶级父母最关注的一点。

实现这种愿望的花费是昂贵的，虽然教育费用上升与工资增长幅度大致相称。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很乐意参与骆驼交易，尤其是兄弟姐妹都加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补贴。战前就有的一种方式是，父母可以通过参入保险来支付子女学费，在孩子出生后的12年里每年缴纳保险费34英镑，保险公司就可支付五年私立学校学费每年100英镑。 [29] 1979年工党政府取消了对文法学院的直接经费支持，两年之后，保守党政府又通过资助寄宿学校和日制学校来加以弥补。1996年这一资助计划耗资1.15亿英镑，超过2/3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家庭。 [30] 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即祖母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精打细算地勤俭持家，放弃一些奢侈性消费——比如海外度假，也许用妻子的收入来支付这笔超常开支是最常采用的方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和职业培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附带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家庭有可能不用丈夫工资而单独支付子女教育费用。

当父母们广开财源以应付子女教育开支时，公立学校为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生存也不得不想方设法。以前，许多人可以心满意足地闲庭漫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奥克姆中学（一年的学费是145英镑），在50年里没有什么变化。突然有一天男孩们——绝大多数是被称为“奥阿克斯”的农民子弟——都成了寄宿生（这个词被定义为非公立学校学生），学校的体制是斯巴达式的，而且是以战后实行的节衣缩食的标准。食物是乏味的，住宿条件恶劣肮脏，年级长的管理，低年级学生要服侍高年级学生，偶尔发生暴力、欺凌和“同性恋阴谋”。游戏狂热十分流行，但这个学校的校长比大多数校长有想象力，他培养学生的业余爱好，如集邮、考古、制作手工模型和木偶。与其他类似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大多数男孩到16岁拿毕业证离开，18岁服完兵役，这是奥克姆老男孩要承担的义务，如果你没有成为军官，那么“你就令人失望”。 [31]

这种休闲轻松的气氛注定无法延续。虽然许多过去几代的老家伙和老男孩们不喜欢这样的想法，但公立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就像托马斯·阿诺德所赞赏的那样。如果公立学校想要保留住他们的中产阶级顾客，就必须反映正在出现的残酷竞争精神。一位伊顿公学的男孩回忆1960年代的状况，他总结说，时代在急速变化，大学毕业生也像其他人一样“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也许有点天真，他相信，“活泼的自信”和与董事会的关系不再成为成功的城市就职者的基础条件。 [32] 现在考试成绩受到重视，要获得一份工作需要条理清晰的思维。像其他学校一样，伊顿公学也建立了职业服务机构。

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逐步发展，公立学校不可能把自己与普遍流行的青年文化相隔绝。青年文化所推崇的个性表达、享乐主义和蔑视权威，对公立学校所倡导的传统提出了全面挑战。切普斯先生的同行们所面对的教室，充满了留着长发、蓬头垢面、漫不经心的青少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滚石音乐歌手而不是排列前15位的巨头。文化冲突的确发生了，但总体而言公立学校应付得很好。更灵活的年青一代校长（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教职员对于改革要求持有同情态度，公立学校逐步趋向于自由主义化。 [33]

对偷偷潜入的各种游戏采取明智态度，年级长放弃了他们的一些权力（通常很高兴地放弃），每个人都很放松，只要学生在学校以此来让能把心思放在考试上。学校也可以办舞会（邀请相当数量的当地女校学生从而“本校生”与“外来生”配对），甚至还可以办流行音乐会，以及专为六年级学生设置的酒吧。许多男校都取消了修道院，男校也开始接受女生，这一创举部分是由于承认社会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想让更多的钱流入。托马斯·阿诺德也赞同这一做法：公立学校要继续适应上层中产阶级的需要和想法。上层中产阶级成员现在不想把儿子放在培育基督教绅士的苗圃园中，相反，他们想提升儿子（还有女儿）进入大学的概率，而大学则是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职业的跳板。

每一种现代学校杂志都包含有大学排名表，这些排名是根据毕业生通过的各种考试目录来排列的。每到夏季，当地的报纸都会刊登应届毕业生的照片。教育现在成了个人获取未来谋生的手段。然而，还是有一些父母喜欢那些能够完美其子女性格和自信的学校。教育已经严重变质，但不幸的是，这种变质被一些数量化的成果所掩盖，这使教师感到不安。全面发展的“全面人”曾经受到中产阶级（以及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赞赏，这种教育理念已经被丢弃。

一种狭隘的功利精神渗透到各级教育之中。但大学教师绕开或提出某些深奥但有启发性的论题时，他们会被学生粗暴地打断，并询问这些讨论对他们最终的考试是否有用。探求知识被认为是奢侈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个学生和他的家庭直接为他的课程付费。1997年毕业生离开大学时平均负债5800英镑，2004年则高达11800英镑。 [34]

这些数字是高等教育领域同时发生的三场革命所导致的一个后果。自19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急速扩张。1957—1958年大学生人数是27700人。30年后上全日制大学课程的学生有243000人，1996—1997年达到887000人。这一增长的必要性有其经济原因。高等教育对于培养各类服务行业的高素质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现今服务行业已取代了制造业。到20世纪结束时，这一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许多公司把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工厂和机构中。低素质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所有的专业性工作都需要大学生。根据2005年职业指南，会计、地产代理、电影和电视工作人员、人力资源和人事部门都要求新聘任者有大学文凭。 [35]

在企业界，公共管理领域以及迅速扩张的休闲娱乐产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这一潮流也反映在大学课程表中，课程表充斥着大量的课程，是专为某种特殊工作岗位的学生而设置。全职学习取代了工作期间的学徒和培训。以往人们由办公室职员升职进入董事会或行政经理办公室，现在这种人则极为稀少。斯塔福德大学（这所大学1992年实施的一项政策是提升和合并理工及教师培训学院）就是一个典型，2005—2006学年的课程包括：心理学分析与体育、环境教育与户外领导、运动与健康、机器人的制造与技术、电影生产以及体育与网络空间。一些传统科目也由于其市场价值而被推荐：哲学研究生要学“分析与沟通技巧”。

毕业生招聘会上的竞争十分激烈，于是，为了使自己对雇主更具有吸引力，许多毕业生还上额外的课程以获取另外的文凭和证书。一个来自格拉斯哥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投资6500英镑，花了一年时间获得了公共关系硕士学位。“这有点像米老鼠课程，但我总是把它列在我的简历上，因为它是企业界所认可的，它可以为我打开就业之门。” [36]

要打开就业这道门变得越来越昂贵。1945年后作出的一项决议，由公共基金支付大量的教育津贴，其目的是增加大学生人数，大学学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地方政府还提供入息审查奖学金，这些都深受中产阶级的欢迎。如果学生家长的年收入在750—850英镑，他可以获得90英镑的奖学金维持他的花费，而他每年的实际花费也才略超过100英镑。 [37] 中产阶级充分利用这一体制，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子女上了大学、学院和理工学院。中产阶级学生比例从1950年代的36％上升到1970年代的56％。

中产阶级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数量优势一直保持着，尽管国家对学生父母的资助零星地减少。 [38] 撒切尔夫人的学生贷款在布莱尔时期继续延续，学生贷款支付了大部分的学费，这并未能阻止中产阶级继续鼓励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他们持续自己的一贯做法，自15世纪以来，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子女教育，没有哪一项支出比教育投入更为重要。现在的大学教育提供了中产阶级对子女的期望：拥有一种资格，从而能使他们获得高薪职业，进而维持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的大学文凭就相当于以前的学徒实习，它能造就成功的商人和外科医生。它也是获得奖酬的通行证，就如1981年一个汽车广告上的打油诗所说的：

万达哈达本田，

拉哈达保时捷，

斯蒂芬妮·李得了博士，

驱动了柯尔特课程。 [39]

这种现象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政府既想给人们制造一种包容性社会的印象，同时又想避免低素质的、失业的从而也是不安定的社会成分的长期存在。政府做了各种努力，想把工人阶级青年吸引进高等教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有用的人”。赫德尔提议要把中产阶级排挤出大学，因为他们已经在最好的中学接受了教育。这样带有积极意义的歧视威胁，是为了说服工人阶级，让他们像中产阶级一样，把各阶段教育看成一种保障，能确保其子女获得高薪工作从而也享有稳定生活。政治家哀叹，在最穷困地区的综合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中盛行着“进取欲望的匮乏”，也就是说，缺乏中产阶级的自信、主动性和动力，正是这些品质确保了中产阶级子女得到了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1] Eton Chronicle，30 January 1930.

[2] Osborne，245.

[3] TES，4 July 1925.

[4] TES，9 July 1938.

[5] Quail，181.

[6] TES，3，10 January，2，16February 1946.

[7] Royle，101－102.

[8] Spectator，8 June 1934.

[9] TES，29 June 1951.

[10] Private information.

[11] TES，5 June 1951.

[12] Queen，21 August 1969.

[13] TES，4 June 1938.

[14] TES，8 July 1944.

[15] Parents，December 1946.

[16] TES，9 January 1947.

[17] TES，Sunday Times，Magazine，10 November 1963.

[18] Adonis and Pollard，20.

[19] Logan and Goldberg，326.

[20] Hudson and Williams，104.

[21] Radio Times，4February 1968.

[22] Tablet，17 August 1985.

[23] Simmonds，Very Posy，n.p.

[24] Adonis and Pollard，34－35.

[25] Good Schools Guide 1989，8－9.

[26] Economist，10 October 1957；TES，23 June 1972.

[27] Adonis and Pollard，23－24.

[28] The Times，29 January 2005.

[29] Parents，March 1934.

[30] Adonis and Pollard，48－49.

[31] Baker，12－16.

[32] Eton Chronicle，2 February 1968.

[33] TES，23 June 1972.

[34] Independent，18 August 2004.

[35] Care ers 2005，n.p.

[36] Independent，20 January 2005.

[37] Daily Mail Scholarship Guide ，I947，131.

[38] Adonis and Pollard，23.

[39] Now！，9－16 January 1981.

第八章　贝拉·维斯塔：郊区世界

郊区是大批中产阶级偏爱的居住场所，他们觉得在那里包含了美满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元素。郊区提供了宁静和安全，最为重要的是，它确保了生活于同样品位、同样观念的人群之中。邻里关系与隐私权可以得到平衡，最为典型的是独头街道的建筑形式。独头街道房屋是有关现代郊区生活的流行电视肥皂剧《布鲁克赛德》的典型场景，它在2003年被连续播放。这部电视剧是战后中产阶级生活广播连续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和《哈盖茨》的直接翻拍，这两部广播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被转拍为电视连续剧《格罗夫家族》。这些电视剧都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所打断，它揭示出郊区生活并不总是像批评者所说的那么无聊和与外界隔绝。

郊区的建筑形式十分沉闷，独幢房屋和单层平房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然而拥有房屋所有权的自豪感以及作为房屋业主的身份感受不仅弥补了外在形式的单调，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满足。他们拥有现代家庭，很容易保持干净，还配有通风设备、天然气和电力以及浴室和卫生间。郊区房屋的这些特征尤其吸引那些由工人阶级进入下层中产阶级的家庭，哪怕只拥有整幢房屋的一半，也绝对比住在后街连排房屋舒适。1935年肯特乡村房屋的广告承诺了一种“健康而不操劳的生活”。一位面带微笑的家庭主妇从面对树木的窗口向外张望，她的家庭充满了各种新奇的、节省劳力的小设备，当她迎接从城里下班回家的丈夫时，她显得清新而迷人。晚饭已经准备就绪，也许还配有已经醒好了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郊区生活还提供了活跃的性生活。 [1]

亲近自然是郊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为了人类的方便，自然也需要加以整治修理。女贞树篱要裁短，绿地草坪需要修剪，郊区道路两边的树木要定期修剪树梢。园艺成了郊区男人消耗精力的一种方式，在周末他成了壮志未酬的乡下人。他修剪草坪，建筑假山庭园，挖池塘，撒播肥料，修剪树木，培育花卉和灌木。他甚至根据自己的设计装饰一些大规模生产的日晷、供小鸟戏水的盆形装饰物和雕像，以显示富丽堂皇的味道，就像是一个乡村别墅的正式花园。

更常见的现象，尤其在下层中产阶级当中，为了体现他们的奇思妙想，在庭园摆放色彩艳丽的石膏（后来是塑料）侏儒，它们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从德国进口的。这些小侏儒散落于草坪和假山之中，有些侏儒还拿着钓竿，另一些则坐在伞形蘑菇上，由此制造出童话魔法般的郊区花园。而生活于真正自然世界的苍鹭要吃池塘里的鱼，这却激怒了郊区园丁，侵食植物的大量害虫也同样激怒园丁，消灭害虫成为他的主要任务。

住在郊区之外的人会羡慕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针对年轻的未婚女军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她们对于婚姻的共同梦想是有两个或三个孩子，有自己的住房，有“一个小花园”。 [2] 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人选择郊区住房作为他们的理想家园。 [3] 21世纪之初，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乔利伍德是完美生活的场所。乔利伍德是典型的郊区，树木绿叶比其他地方更加茂盛，它位于奇尔特恩斯的边缘地带，坐地铁40分钟即达伦敦。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500年，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们及其后代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伊甸园。虽然郊区的景貌可能发生了变化，但从城市和办公室逃回自己的家园的梦想一直没变。

现代郊区让美学家和知识分子震惊不已，他们对郊区及其郊区居民嗤之以鼻。一位建筑评论家把郊区建筑称为“偷工减料、伪半木结构、伪都铎式房屋”，它象征着“现代式丑陋”，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败的“建筑景观”的一个暗淡证明。 [4] 令人烦忧的是，如此之多的建筑物是制造商根据人们的意愿设计建造的，而不是由拥有专业设计理念的专业建筑师来建造。伪弓形窗和仿伊丽莎白山墙所展示的房屋外形，显示了人类精神的平庸、自满和磨损。西里尔·康纳利宣称郊区是“冷漠和谵妄的孵化器”。 [5] 这让约翰·贝杰曼为他意外发现的上层和中层中产阶级的伦敦郊区而辩护。

知识界对郊区的蔑视反映在小说之中。郊区是古拉格，它禁锢了人们的灵魂，有时还毁掉了自由。乔治·奥威尔心目中的英雄是保险推销员乔治·鲍琳，他想逃离烦人的妻子（“黄油要涨价了，天然气账单数额太大了，孩子的靴子穿破了，还有一个收音机的分期付款”）和一排排统一的房屋。建筑的名称可以显示其独特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名称也像他们的外观一样陈腐，比如，“荣誉”、“桃金娘花”、“我的安歇”和“豪景园”。 [6]

这些名字可以赋予命名者某种身份地位。在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的南赖丁（1936），米切尔先生——一位保险公司职员，因失业而被迫居住在一个海滨小屋，他给这个小屋取名为“观景园”，如此“维持他仍属于中产阶级的感觉”。社会声望与地产命名相连（有时候具有贵族身份的前业主会把他们的命名卖给土地开发商），出于各种“动机”，“林荫道”和“公园”这类名称在郊区到处都是。这是乡村房屋和庭院的通行语言，它对中产阶级趋炎附势者很有吸引力。1935年庞奇公司的动画片演示了这样的场景：一个消防员爬进郊区住宅的卧室，房屋的居住者斥责道：“不，这不是威斯布鲁克阳台，这是威斯布鲁克公园阳台。”

雷金纳德·佩兰——“阳光食品”的经理和戴维·诺伯斯小说《雷金纳德·佩兰之死》中的英雄，每天早晨沿着“柯勒律关口”、“丁尼生大道”和“华兹华斯行车道”步行去赶滑铁卢火车。这些名称意味着这是一个高档郊区，佩兰居住在一所“新乔治亚”式的独幢住宅里，带有一个花园，里面种植着杜鹃花和羽扇豆。他逃离这样的郊区，成为又一个郊区逃离者，他假装自杀，回到了他以前所摈弃的世界，从而获得了重生。佩兰是一个经典的喜剧人物，是不满现状、怀有梦想的郊区居住者，他梦想着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也许有些危险的生存状态。这些梦想让23号铁路的托尼·汉考克焦躁不安，奇姆不断遭受挫折的理智自负是广播系列喜剧《汉考克的半小时》的幽默来源，这部喜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播出。奇姆最终在电影《反叛》（1960）中获得了自由，他在巴黎的一个波希米亚区成为了艺术家，这里的生活与郊区生活完全相反。另一个郊区叛逃者是比利·费希尔，他来自约克郡一个令人窒息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比利是基思·瓦特豪斯的《比利骗子》（1959）中的英雄，他在一个神奇的迷幻世界中找到了避难场所。

费希尔的白日梦是单调乏味的郊区日常生活的解毒剂。奎妮——诺埃尔·科沃德的《幸福品种》（1943）中的女儿——说：“我恨这里的生活，在一所与其他人一样的房子里，坐地铁下班归来吃饭、洗碗，帮妈妈补爸爸的袜子。”她所追求的激情在这种痛苦生活中终结，科沃德是想为郊区生活进行辩护，维护郊区生活的可靠品质以及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寻求刺激的人来说，在郊区也可以经历冒险。瑞奇摩尔·克朗普顿笔下的威廉就可以寻求到许多冒险活动，对威廉的一个更合适的称谓是“不法分子”。这些男孩是调皮捣蛋的郊区游击队员，在古板的中产阶级网球和联谊会中，他们——并非恶意地——搞破坏并制造混乱。这类活动存在于郊区外部边缘地带（在那里有谷仓而不法分子们就在里面策划他们的阴谋），克朗普顿小姐对此做了精彩的描述。

1919年威廉开始烦扰他的邻居，在那一年英格兰南部和米德兰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机高潮，房屋建造者的设计风格完全基于对顾客意愿的直觉臆测。当时流行的时尚是田园式的“欢快英格兰”风格，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给这种风格贴的标签是“股票经纪人的都铎式”，而更严厉的批评则把它称为“粗制滥造式”。这种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山墙、格子窗和半支护。房间内部的砌砖壁炉，仿黑橡木家具，带有华盖和布帘的四柱床——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橡木摆设和餐桌，显示了“刻意保守的”主题。

现代功能主义逐渐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新一代郊区住房的外观是朴实的平面线条平房，大型金属框架窗口，有时屋顶也是平面的。在房屋内部，家居布置带有艺术装饰风格，带有棱角的反光瓷砖取代了砖彻壁炉。突出阳光射线的艺术装饰十分流行，尤其在大门口，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玻璃板则用以装饰前门。其他一些受欢迎的设计包括带有浪漫倾向的大帆船、猫头鹰和孔雀。无论装饰的主题是什么，它们都体现了个性化。

郊区房屋吞没了大城市边缘的乡村，尤其在伦敦周边，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1935年里伯布发展法的实施，但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1919—1935年期间，有大约250万栋的新建住房，绝大多数是半独立式住宅和带走廊的平房。其业主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抵押贷款来支付房款。未支付房屋贷款的总数从1924年的8400万英镑上升到1931年的3.6亿英镑。 [7] 1930年之后借贷水平有过短暂下降，但很快就恢复上升势头，以应付收入在200—300英镑的下层中产阶级购房者的需求。 [8] 谨慎建房协会（并非所有的建房协会）要求支付10％的定金。抵押贷款的利率在4％上下浮动。布罗姆利附近的“温彻斯特公园地产”三居室住宅价值780英镑，其购买者只需在未来20年每周支付不到1英镑。便宜的房子意味着很小的支付。在佩里瓦尔购买价值690英镑住房的人只需每周支付17先令11便士，在西威克汉姆附近购买价值470英镑住房的人每周只付约11先令。这个房产到1967年价值6700英镑，即使计算了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也是很好的收益回报。 [9] 战争打断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很快就恢复了其发展动力。1958年新建私人住宅有30万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新建住宅总数在14.5万—20.7万栋。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从5％缓慢攀升到7％，然后直至20世纪末一直稳定在5％—6％。抵押贷款税收减免抵消了偶尔发生的全国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利率剧烈波动。抵押贷款是一种可靠的、收益颇丰的投资。借出的贷款总数从1958年的37400万英镑稳步上升到1997年的13亿英镑。资本大量流入住房市场，1980年以后，市政当局所属房屋出售给承租人，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向房产市场流入，它触动了一场社会性的革命。到1991年，私有房产数量达到1430万，而个人承租市政房屋数量下降到460万，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下降。如果拥有房产是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确定特征——就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么全国2/3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全国大多数人口都在一个又一个郊区安家落户，透过飞往英国各大都市的飞机窗口，人们可以看到这一惊人而明确的现象。

通过抵押贷款来购买房产，既可以为家庭提供居住场所，又为将来准备了储备金。1977年桑雷之家说服犹豫不决的首次买家赶快投资，因为“房产是能够跑过通货膨胀的少有投资方式之一”。 [10] 总体来说这一说法是对的，1996年，一个人如果通过贷款购房获益100英镑，他平均支付的贷款成本只需29英镑。 [11] 不过市场波动也使房产投机具有风险性，与此同时，有一百万的房屋业主的房产价值低于他们最初的抵押贷款额。然而，未来是光明的，至2002年，房产价值平均每年上升7％。 [12]

中产阶级对房地产的痴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全国和各地区的房价波动在报纸上成为头条新闻，购房的惨痛经历成为晚餐聚会交谈的主题。电视公司制作节目细述买家和卖家的房产，主持人夸大其词地讲述房屋内部装饰和花园布局，企图吸引潜在的购买者。如果室内客厅只有让业主舒适的简单装饰和家具，那么外部品位就一定被强调以吸引购买者。这些电视节目为那些想加入中产阶级的人提供了梦想和鉴别力的丰富来源。

想增值房产的现代买家和卖家十分精于此道，但这些砖木和石灰构成的房屋也给他们带来焦虑甚至伤痛，当然还有安全。烦恼的根源总是相同的：捉襟见肘的预算，失业和随之而来的无力偿还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抵押贷款止赎率上升，1991年达到74000宗，当经济复苏后，它下降到23000宗。

在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人类悲剧。1935年一个郊区县法官告诉记者，信贷问题压得中产阶级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小中产阶级”，他们借贷了永远也无法偿还的债务。对于这些男人和女人生活于毫无“安心”的“保障边缘”状态的勇气，令他深感震惊。他们的悲惨境遇弥漫在法庭之中。有一个失业的商务旅行者，他承担着1400英镑的按揭，还雇用了一个女佣帮他照顾病弱的妻子，他拖欠支付汽车贷款，声称这辆汽车是他的工作所必需的。 [13] 一个当代庞奇卡通显示了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郊区花园中，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男人穿着礼服，吸着烟斗，对他妻子宣称，“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我们减少各项开支来支付汽车的分期付款吧”。 [14]

20世纪后期的就业法、法定遣散费和国家提供的失业津贴都降低了失去工作所导致的经济损害。破产法相当宽松，对拖欠还款的惩罚也很宽松。人们对于破产清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导致个人耻辱和缺陷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时期，进入典当行的中产阶级客户都是“偷偷摸摸的”，因为——就像人们观察到的——典当贵重物品就像是挂上了“耻辱的标记”。 [15] 同样的耻辱感也让中产阶级羞于向福利机构寻求帮助。1949年，人们注意到，需要帮助的中产阶级在“向任何官员——即使带有同情心的官员——细述他们的困难时”，难以“克服他们本能的不情愿”。 [16] 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劳埃德保险公司破产时，其受害者向国家提出救济要求时，这种羞愧感消失了。

60年前，中产阶级还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眼光来看待破产。破产意味着一个人的失败，有些人采取极端绝望的手段来逃避破产的后果。1931年初，一个银行出纳和他的妻子由于“财政困难”而自杀。 [17] 在这则自杀报告之前，还有一个有关商务旅行者的审判案。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劳斯的商务旅行者用大头棒袭击一个流浪汉，他把流浪汉放入他的汽车，然后纵火烧车。劳斯手头缺钱，他每月挣20英镑，其中超过1/3支付汽车贷款。他希望人们把车内的尸体当成是他，这样他就可以逃避压垮他的债务。他的花招被识破，他被判了绞刑。

这样一个来自中产阶级郊区的杀人凶手，为了逃避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杀人，这一案例含义深远。郊区与中产阶级所持有的传统个人价值密不可分。老的趋炎附势者采取了新的方式，在郊区过上了富于希望��取了�生活￙样他分压免的，为—那么多具有地位意破︭产阶级客戶庭是如此接近。1�4初︭亪名卡通画捕捉到了他䚄困愿绪。个名衣着卭亄不女人走近一对漫步希区过道路皱贫妇，子由说：“看，史蒂芬￙标来的那人价他＆绺讨厌盰恩德比太太，穿着她的新衣他对着我。”p> [17]<8font> 在>

这栙位女士的愤怒在3�前ﺵ的普雷斯特伯里引起䯌䅱鸣。栙里他柴郡“最时髦的村庄”９样里皱豅民决心保持其独特生活方式，他们拒绝给道路安装照明，因为他们奇怪地认定，黑暗可能“让不良因素远离”。这里的房子价值在8000—20000英镑，包括一些新建的“威洛米德”式独幢住宅。有些居民入不敷出，有一个人说，有些住宅“窗户上挂着足够多的窗帘但窗帘后面什么也没有”。但这还是值得，因为“他们宁愿在普雷斯特伯里当穷人也不愿在彭德尔顿做富人”。 up> [19]

普雷斯特伯里无疑是“独特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一形容词在房地产代理的吹嘘中被广泛使用。它也被用于描述布罗姆利附近的凯斯顿公园地产，它由多幢独立住宅组成，坐落于花园之中。它始建于1924年，开发商为了保持这一地区的品质而实施一些强制规定：洗涤衣物“不能被看见”，无线天线被禁止。1968年，当地一个房产代理为这些规定辩护，他坚持说：“有些人想居住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你知道，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 up> [20] 他的这种说法在1934年获得卡特斯洛威的北牛津郊区私人地产居民的响应，这里的居民在他们的居住区与相邻的市政地产之间竖起一道七脚墙，墙顶装有铁尖。他们指责市政地产居民乱遛狗、孩子吵闹和用粉笔涂鸦。这道隔离墙有一段紧邻着当地市政局，但这道墙还是保持了25年。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北部的沼泽公园地产在各个路口设立了几个检查站来维护这一区域，由一些爱管闲事的前军人站岗，还安置各类障碍物，这一做法持续至今。这个大都市郊区的高档住宅区的居民声称，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不想让各类车辆经过他们的大洋房。

其他的人可能会把这些检查关口解释为郊区居民冷漠疏离的公然例证。地位等级更低的人被排除在外，因工作需要而必须进入的人则被提示他们在从事工作时的身份地位。即使比较小的半独立式住宅也会有一个侧门，在显著位置标示着“商贸人员入口”，那些服务小弟从这个入口进入。一个送牛奶的人对这一标示的理解是：“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新房子，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up> [21] 这些不算什么新东西：中产阶级一直认为他们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值得他人的尊敬和顺从。

趋炎附势只是广泛的郊区刻板印象的一个部分。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电视系列喜剧《保持门面》则提供了这一刻板印象的最夸张的版本，在这部喜剧中，哈亚森瑟·布凯特（发音类似“花束”）努力想成为一个贵妇，但往往导致滑稽的效果。她一门心思想成为另一种郊区刻板印象人物：必须“要与琼斯攀比”。这是对老中产阶级现象的新命名，值得记住的是，参与身份竞争的人只希望能与其邻居并列而行，而不是要超过他们。 up> [22]

郊区的男人和女人们继承了竞争性格，这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特征。财物是成功的外在标签：最新款的汽车、花园里的装饰物，以及越来越多的家用产品，这些产品既有效用也负担得起（应该感谢分期付款），它们是这个不断进步的世纪显而易见的繁荣象征。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真空吸尘器这类家用产品，其种类不断增加，包括冰箱、洗衣机、福米卡塑料贴面、电视机、设备齐全的厨房、中央供暖（还附带持续的热水供应），所有这些都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市场上。1945年底，正在应付定量配给和食物短缺的家庭主妇已经能够了解家用冷冻机和自动洗碗机，这些奢侈品后来在美国也出现了。 up> [23] 主妇的女儿会拥有这两样东西，而且认为它们是必需品。

由于全日制家庭女佣逐渐消失，这些家用产品的确成了必需品。1914—1918年期间家庭女佣的数量一直下降，许多人聚集到工厂以获取更高的报酬、获得更多的自由。战争结束后，老的就业形式得到恢复，妇女在服务行业的就业数量从1921年的110万上升到1931年的140万，占女性劳动力的1/3。 up> [24] 1951年这一数量下降到79万，1971年，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有4.6万“管家”，16.9万女仆和佣人，她们中的许多人受雇于酒店。兼职女清洁工、国外交换女工和保姆取代了一部分老式的女佣，当然，在丈夫和妻子都从事全职工作的家庭女佣还是很有用的。

中产阶级家庭不再需要佣人因为新的住房更容易清洁，况且有越来越多的节省人力的设备装置。佣人的工资在上涨，到1925年雇用一个女仆或管家要花费家庭预算的45％。 up> [25] 流行的佣人笑话反映了这种变化，对于中产阶级主妇来说，旧秩序的颠倒令人不安。有一次一位女士刚买了一件成品礼服，一个钩子解不开让她恼怒不已，她向厨师寻求帮助，她说：“是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在店里试穿时我不能解开它。” up> [26] 这样的幽默让客厅女仆反感，这个仆人笑话让她如此不安以至她离开工作岗位。 up> [27]

全职仆人被钟点工所取代。他们为20世纪50年代的《戴尔夫人的日记》增添了色彩和娱乐性。戴尔夫人是一个有钱医生的妻子，住在一所郊区的大房子里，雇了一个忧郁的园丁，名叫莫纽门特。这个园丁有时教人一些园艺技巧，戴尔夫人还雇了一个女佣，名叫戴西·摩根。这个女仆讲着一口戏剧中的伦敦东区土话，有许许多多的实用智慧，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一代庞奇卡通漫画中的人物。据说女王的母亲经常听这个节目，以此了解中产阶级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都在想什么。她所听到的是无聊的日常生活琐事，但这正是这个系列剧吸引听众之处，听众想要听到那些反映他们自身及他们的世界的节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44年诺尔·科沃德的影片《幸福的品种》在下层中产阶级电影迷中如此受欢迎。 up> [28]

戴尔家族的人和科沃德·吉本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郊区生活的保守传统。这当然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郊区的建筑几乎毫无例外地非常保守，随时随地都显露出避免突显新颖而向往传统风格，尤其是带有某种乡绅和贵族身份的人。可以看一下1984年的两则介绍新建地产的广告。其中一处地产广告的照片来自金斯伍德附近“三幢山毛榉木”房产，萨里展示着一幢很大的独立住宅，带有60年前建造的都铎式山墙和半支护木梁。在林登门的“新时期家园”，帕特尼则是摄政时期式别墅的翻版，大门带有庄严的门廊。买家既可以感觉到他们回到了“一个高尚而文明的社会”，同时也期待着投资回报，“这项投资的回报将会高于普普通通的现代建筑”。 up> [29]

1988年的一个铁艺大门广告则信誓旦旦地说，这种大门将“把你的花园变成优雅的避风港从而能匹配上传统英国乡村花园的庄严大门”。 up> [30] 打开一扇蔓叶花样大门，郊区房主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乡村绅士。1998年开发商莱恩用一张照片引发了郊区乡绅的白日梦，这张照片展示的是“豪华”家中的一个地下室，安装有中央供暖设置，里面摆放台球桌和一套盔甲，从而它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休息室。 up> [31]

与此同时，郊区也把自身改造为浪漫乡村世界的一个真实部分。1998年“传统英国家园”在毕晓普的托福德出售的一处地产，名为“村庄”综合体，“圣·迈克尔的米德传统新社区……精心再造了赫特福德郡美丽村庄的白话版”，这些都是马普尔小姐曾经失去了的东西。 up> [32] 后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所痴迷的前工业化乡村世界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吸引力，现在它可以被精确地复制出来，而不仅仅是隐含在半独立式住宅的山形墙和弓形窗之中。

“某一时代”的家园需配备“某一时代”的家居装饰。仿制的都铎时代和格鲁吉亚时代的家具一直十分流行，每一件家具的广告都声称它是工匠用“传统方式”制作的。想象一下，在你家里，对着仿制的18世纪中国墙纸和织物吹一口气，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访客一定会印象深刻。 up> [33] 仿乔治亚时代的“大使牌”镀银咖啡具和茶具具有更直接的效果，“在家里自豪地显示”这些物品，保证能提供“愉快心情和自豪感”。 up> [34] 当家庭主妇用两百年前的原件茶具来招待客人时，也能产生这种自豪情绪。1998年“摄政时期风格”的“家居办公”家具，其广告照片展示的是一张古色古香的配对书桌上的电脑设备，它把过去与现代加以融合。 up> [35]

有一些中产阶级继承了一些古董，另外一些人没有继承古董但有钱可以购买古董，其余的人追求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售卖时常常被称为未来的“家传宝物”。所谓的“家传宝物”是那些一整套的、现代制作的纪念章或瓷制微型雕像的常用标签，它们往往是通过邮购公司来出售。后来在礼品店（许多礼品店属于国家信托财产）又有一些小装饰品、食品和化妆品，其吸引人之处就是明显的仿古（是根据古代式样来制作的）和乡村风格。游戏鸟和狗以及运动场景的真品及复制印刷品极受欢迎，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了武器室。20世纪80年代一个古董商告诉我说，一个人购买了一幅摄政时期青年军官的引人注目的肖像画，很有可能他把画挂在家里，希望让人以为这是他的祖先。

今日的“遗产”产业的各种表现是对中产阶级需要的回应。在很多中产阶级的内心存在着某种东西，它需要各种过去的物件——不论是真是假——包围着自己以获得信心。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把它看作一种不正常的特征，因为这反映出他们一直没有文化素养，无视和拒绝众多的现代艺术。 up> [36]

中产阶级家居装饰是其主人的品位、想象力、收入和身份的展示场所，也是商业广告设计持续开发出来的结果。“61号的聪明人”选择了金斯顿卫浴设备，这个品牌的卫浴产品在1965年流行了一阵。当感觉迟钝的人还在观看卫浴间时，那些追求实效的人已经被告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今卫浴间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有多么重视卫浴间”。 up> [37] 这不仅仅是攀比与模仿。许多家具和装饰制造商强调说，他们批量生产的产品可以提供个人特性的表现空间。1987年希尔斯塔声称：“用我们的家具，你可以表现你自身的品位，使用你的想象力，让你的房子成为一个家。” up> [38]

对于那些依赖品位而生存的人来说，详细了解中产阶级的品位是必需的。1965年设计师雪莉·康伦探查了五种类型的室内装饰时尚。 up> [39] 有一种风格是逃避现实的“现代村舍”，配有松木家具和无框油画，以及耐用的“现代装饰”，其内容包括了各个时代的元素，唯一的条件就是令人感到舒适。“简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居设备以及衍生产品流行了很长时间，它们不那么耀眼，但能使访客敬畏。“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简洁但你知道它昂贵得吓人。”第四种风格是“姜黄色罗杰现代”风格，它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耀眼奢华。

最后一种风格是“势利废物的现代”，其家居装饰物来自旧货商店，塞满了铸铁酒吧桌子、卷盖式书桌和杂七杂八的艺术品。这种风格注定长期留存，虽然20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物件越来越贵，因此20世纪的小古董也成了郊区家居的装饰物。这些东西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物件相仿，但其绝大部分是大批量生产的，之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其年代和意趣。中产阶级品位永久性的返祖现象，使艺术装饰壁炉——它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种令人自豪的装饰但在20世纪60年代则不再流行——重新成为受到赞赏的“时代特征”。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起居室的壁炉是郊区家庭生活的重点。如果广告商要想唤起中产阶级的情感，他们就描绘家庭成员聚集在燃烧的壁炉前的场景。穿着拖鞋的丈夫坐在安乐椅（这张安乐椅是一组三件套中的一个）上，吸着烟斗，读着报纸。妻子正在做缝纫或针织，两个孩子坐在地板上，儿子正冥思苦想地装配组合玩具（他过一会儿就要父亲帮他），女儿在读书，或者玩她的玩具屋。他们都在听收音机。

便宜的新技术改变了这一场景。20世纪50年代，电视取代了收音机，在20年里，中央空调使每一间房子温暖如春。孩子待在他们的卧室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听流行音乐，然后玩电脑游戏。家庭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不再是相互交流的仪式，食物可以在电视面前消耗掉，因为有了微波炉和超市里的熟食，每个人随时可以自己选择吃食。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现在都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中产阶级家庭的早期形象是家庭成员共聚一室，而现在则被各种篱笆所隔绝开来，通常与邻居也十分疏远，这种转变给人的印象是，郊区成了分裂和隔绝的社区。人们重视隐私，相互保持距离。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社会学家相信存在这种现象，并认为它扼杀了社区精神。真相与此相反，郊区居民是行动派和参与者，带着热情追求共同利益并找寻友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半独立式住宅的居民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园艺、板球、桥牌、保龄球、网球、业余戏剧和歌剧社团，在这之前这些半独立式住宅的墙壁外部很少装饰小卵石。有时这些戏剧社团还起很浪漫的名字，如皮纳的“流浪者”，像其他一些协会一样，它们在教堂和学校礼堂表演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戏剧。摄影爱好者、集邮者和业余艺术家们集中展示他们制作的成果，用外行难懂的言辞讨论他们的爱好。在冬季，俱乐部和社团举办年度舞会和晚宴。在20世纪60年代的肯特，靠近威克汉姆的康尼大厅地产社区，有92个活跃的俱乐部和社团，还有一些宠物狗训练班。这些训练班有150个学员，其中多数是黄金猎犬，它们被称为桑迪犬，有些是混杂的品种。 up> [40] 中产阶级的休闲时尚也在发生变化，烹饪班和健身班迅速蔓延，随后是瑜伽和冥想。

郊区内的娱乐活动还保留着以往风格，举办上午茶和下午茶聚会，在聚会上，妻子们闲聊八卦，因其房屋整洁、拥有物品和孩子的礼貌而获得赞扬。1947年对这类聚会的一个指导性建议提醒母亲们，“不要再期望孩子们只会被看到而不会听到”，当面议论孩子就好像他们不在面前是不适当的。不过，幼儿还是要遵从一定程度的礼仪，小孩如果闹别扭或抢夺最后一块饼干，就会受到警告。 up> [41] 不久之后，保守党考虑是否利用年轻主妇举办的这类茶会，作为传播信息和吸引支持者的渠道。 up> [42] 这类茶会是后来的特百惠聚会的雏形，但保守党还是没有选择它们。

节省人力的小器具和私人承办业务取代了佣人，私人承办商可以为一些特殊场合提供餐饮，这类服务也延伸到聚餐活动中。到20世纪60年代，下层中产阶级也采纳了以往上层中产阶级所拥有的生活习俗。安排一场晚餐聚会和准备食物，对于妻子是伤精费神的能力考验，不过，在女性杂志上有大量关于晚宴程序、道具和菜单的指导建议，以及指导人们如何准备晚宴。总之，晚餐聚会是一种精心安排的摆阔仪式，它包括摆放咖啡桌上的书籍、插花、印花餐巾，以及把伊丽莎白·戴维食谱变成盘中菜肴，这些都能激起同类的羡慕和嫉妒。

欧洲大陆菜肴及葡萄酒盛行于郊区，还有一些短暂流行的新奇玩意，它们与某种“风格”类别相联系。郊区房屋定期装修翻新，以满足新的居住者的需求。许多郊区居民自己承担这项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Do ITYourself”（DIY 自己动手做）越来越流行，人们相信（但并不总是正确），自己所做的添置和改进可以提升房产价值，当然这并非是DIY的唯一原因。1993年大约2/3的中产阶级男性每周都花一些时间做这类DIY的活，他们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仅略少于园艺。 up> [43]

郊区居民的未来似乎相当确定。郊区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环境，郊区房屋被证明是很好的投资。郊区是过去两百年以来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现在新的力量出现，要创造新的中产阶级栖息地——紧凑型公寓，它适合单身男女（通常是离婚或分居的人，有时带着一两个孩子）或无子女的夫妇。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71—1991年期间，离婚男性数量从20.1万上升到130万，离婚女性数量从32.1万上升到160万。

房地产开发商对于这种人口变化做出回应。大量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仓库和机构——比如疯人院和疗养院被拆毁并改建为功能齐全的单元房。1998年两居室或三居室公寓售价为25万英镑，在萨里的弗吉尼亚水域附近的“弗吉尼亚公园”的房价还要高。这些公寓的周边是乡村，附近有高尔夫球场、商店、餐馆和综合服务体——包括“一流的休闲设施”。开发商向购房者承诺“一种极棒的生活方式”。“生命交替”广告召唤着“大不列颠走道”公寓的购房者，“大不列颠走道”靠近伊斯灵顿，以前是仓库。一个连环漫画演示了两个潜在的中产阶级购房者，马克（被上下班交通弄得十分沮丧）和汉娜（由于在家工作而寻求有充足空间的房子）在一次促销中遇见。他们离开时已被说服购买这里的一套公寓，而他们相互之间的吸引意味着他们共同拥有这套公寓。这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汉娜有了一个新家和“一个帅哥”，夫妻两人共饮美酒。“他们期待着使用健身房和电影室（综合设施楼中的一个部分），邀请朋友过来分享这里的夜生活以及他们的共同未来”。 up> [44]

从根本上说，这对21世纪早期的情侣不同于80年前在阿卡西亚大道定居并寻求新生活的同类，当然还有一点不同是后者已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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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iver，Davies and Bentley，85，101. <<span id="filepos0001496930">/p>

[2] BL，CCO 1/1/2，115. <<span id="filepos0001497057">/p>

[3] Edward，243－244. <<span id="filepos0001497182">/p>

[4] The Studio Yearbook of Decorative Art，1938，iii. <<span id="filepos0001497339">/p>

[5] Clapson，151－2；Medhurst，241. <<span id="filepos0001497480">/p>

[6] Orwell，Coming Up for Air，7. <<span id="filepos0001497617">/p>

[7] Economist，11 June 1932. <<span id="filepos0001497748">/p>

[8] Economist，23 November 1935. <<span id="filepos0001497883">/p>

[9] Sunday Times，Magazine，11 February 1968. <<span id="filepos0001498032">/p>

[10] Sunday Times，24 April 1977. <<span id="filepos0001498168">/p>

[11] Economist，9 March 1996. <<span id="filepos0001498300">/p>

[12] Economist，31 August 2002. <<span id="filepos0001498434">/p>

[13] Gibbs，92－95. <<span id="filepos0001498557">/p>

[14] Punch，12 June 1935. <<span id="filepos0001498685">/p>

[15] Hirst，285－286. <<span id="filepos0001498810">/p>

[16] Good Housekeeping，May 1949. <<span id="filepos0001498946">/p>

[17] The Times，31 January 1931.

[18] Punch，28 March 1934. <<span id="filepos0001499210">/p>

[19] Observer，Magazine，9 April 1967. <<span id="filepos0001499352">/p>

[20] Sunday Times，11 February 1967. <<span id="filepos0001499491">/p>

[21] Long March of Everyman，234. <<span id="filepos0001499627">/p>

[22] Oliver，Davies and Bentley，191－192. <<span id="filepos0001499774">/p>

[23] ILN，29 December 1945. <<span id="filepos0001499904">/p>

[24] Lewis，212. <<span id="filepos0001500023">/p>

[25] Connor，475，483. <<span id="filepos0001500149">/p>

[26] Punch，29 October 1919. <<span id="filepos0001500280">/p>

[27] Saturday Review，23 November 1923. <<span id="filepos0001500422">/p>

[28] Medhurst，245－246. <<span id="filepos0001500550">/p>

[29] Sunday Times，4 March 1984. <<span id="filepos0001500685">/p>

[30] Observer，Magazine，6 March 1988. <<span id="filepos0001500827">/p>

[31] Sunday Times，3 May 1998. <<span id="filepos0001500960">/p>

[32] Sunday Times，13 June 1999. <<span id="filepos0001501095">/p>

[33] Sunday Times，10 April 1977. <<span id="filepos0001501231">/p>

[34] Sunday Times，24 April 1977. <<span id="filepos0001501367">/p>

[35] Sunday Times，3 May 1998. <<span id="filepos0001501500">/p>

[36] Richards，Castles，57. <<span id="filepos0001501631">/p>

[37] Observer，Magazine，4 April 1965. <<span id="filepos0001501773">/p>

[38] Observer，Magazine，4O ctober 1987. <<span id="filepos0001501917">/p>

[39] Observer，Magazine，11 April 1965. <<span id="filepos0001502060">/p>

[40] Sunday Times，Magazine，11 February 1968. <<span id="filepos0001502210">/p>

[41] Parents，April 1947. <<span id="filepos0001502338">/p>

[42] BLO.CCO 170/1/1/4，43. <<span id="filepos0001502468">/p>

[43]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1993，155. <<span id="filepos0001502611">/p>

[44] Independent，9 February 2005.

第九章　脆弱、依赖、情绪化的人：妻子与家庭

乔治五世曾经声称：“我们民族的家庭生活是……坚强的、平凡的和纯粹的。” up> [1] 他的语调和情绪是维多利亚式的，在他统治时期以及之后，家庭一直是社会的根基，也是衡量整个国家道德健全的标准。由于这一原因，家庭受到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社会分析家的持续关注，他们定期评论家庭的状况。某些人认为，家庭是一种能够演变进化的、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如此的话，家庭会变得强化还是弱化？道德保守主义者相信改变将会带来损害，他们赞同保留原有的家庭生活模式。原有的家庭架构和规则是维多利亚式的和中产阶级式的，但在20世纪它未能很好地保持。

1918年以后许多人感到家庭状况不妙。战后离婚率猛升令圣公会震惊，他们担心“家庭理念”将要崩溃。 up> [2] 一位来自兰开夏郡的公理教牧师痛斥现代婚礼的“轻浮精神”，他列举的一个现象是，在婚礼早餐上他难以忍受不礼貌的“咯咯傻笑和咯咯谈笑”。 up> [3] 战争导致了大量的、我们所称的单亲家庭，它们由战争遗孀们所主持，但她们被指责过于纵容子女，尤其是男孩。 up> [4]

家庭还是国家等级体制训导的最低层次。道德标准是在家庭内习得，如果缺乏父母的模范效应和强制性（通常是家长式的强制），那么就会导致青年人的任性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指责青少年犯罪的上升是由于缺乏父亲的强制管教，这种管教往往持续几年就结束。还有一些指责是针对有工作的母亲，她们对女儿的漠不关心，导致了一代任性轻浮的女孩。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家庭破裂被认为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21世纪伊始，新的工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制父母承担子女教养义务，对于那些不知如何教导子女的人，要求他们参加父母培训课程。还有一项措施是管束老妖怪——无法无天的下层阶级。

严格管制并非总是能收到效果或者为未来父母提供一种模式。一个1936年出生的中产阶级主妇回忆，她母亲的咒骂言语让她震惊，父亲则把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幅色情紧身胸衣“永远的安伯”的图片撕碎。1975年她已经40岁了，她打算让15岁的女儿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up> [5] 让中产阶级改变维多利亚式父母观念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这种观念认为孩子天生是纯真无邪的，对腐败事物缺乏免疫力。尽管许多父母在私下里对此观念有所怀疑，但它一直被坚持着。1951年一位母亲剪掉杂志上的一幅裸体画以避免家庭成员感到尴尬，她问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庄重的女人或者是不是过于一本正经？” up> [6]

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在妇女杂志的专栏中找到，那里有大量关于子女教育的建议。那些知心大妈们对着中产阶级女性继续履行着道德仲裁者的责任，现在她们也开始对亲密关系指手画脚，在以前，这类事情不会公开讨论而只归心理门诊处理。报刊上所提供的建议不得不考虑道德态度已经发生了广泛的变化。1934年一位母亲想知道，对于女儿要求大门钥匙和借用口红应该如何回应，她所获得的劝告是：由于经历了战争，妇女已经获得全面“解放”，老的道德已经失效，现今最明智的母亲要相信女儿有“好的判断”，承认她的独立性，考虑周全后再施加影响。如果需要的话，母亲应该像朋友一样关心子女，不要像是绝对一成不变道德观的严厉监护人。并不是所有的劝告都是如此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知心大妈们劝告父母严格禁止女儿与军人——尤其是美国军人——联谊交往。

1918年以后，父母要做孩子的密友而不是疏远的支持者，有时甚至是固定律法的执行者，这种父母理念在中产阶级当中已获得普遍认同。《父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本启蒙性月刊——提倡了一种新的父母教养理念。这种理念提出，孩子不再局限于被看护的领域里——在这里他们由仆佣们监管着，吃着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相反，孩子们的世界也由于收音机和汽车而变得丰富，父母被鼓励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共同游戏消遣。下班回家的父亲被要求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孩子长大一点后，要与他们一起玩麦卡诺组合玩具、集邮和进行男性探险。1946年，为了弥补战争期间父亲职责的缺失，父亲们被劝告要让自己的儿子对“男人的事情”感兴趣，所谓的“男人的事情”包括足球、飞机模型和汽车引擎。当男孩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亲成为“可以与他分享任何日常话题的伙伴，与他的交谈内容可以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up> [7] 以往庄重严肃的家长变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而睿智的兄长。

母亲的职责是把女儿带入女性世界，让她为成为母亲而做准备。与数百年前的女孩一样，现在的女孩也要学习制作面点、编织和缝纫。 up> [8] 对于每一个“家教良好的家庭”来说，还有一些教育内容是要培养孩子未来的“道德行为”。“直接简单的解释”是最好的，除了有关性方面问题的询问，解答这类问题要自然，绝对不要躲躲闪闪。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要冷静对待。1958年《好管家》杂志劝告那些儿子即将上大学的父母们，同性恋并非都是心理异常，虽然有些是“极其恶意的”，“走得太远”可能导致危险。女孩子则被警告在激情状态下存在失去自我控制的危险。 up> [9]

父母们完全接受子女成长的分阶段定义：儿童期、少女期和少男期。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青年人的漫画和杂志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好友》封面显示了三个穿着板球和足球套装的男孩，其中一个男子还驾着摩托车，穿着摩托外套和护目镜。三个男孩中间有一本很大的书（集邮册），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一个帆船模型和一个火车头模型。这些就是12—16岁男孩的活动兴趣。杂志内容则是有关寄宿学校生活、体育活动和高度冒险活动的奇闻漫谈。对于女孩子来说，安吉拉·布拉齐尔及其模仿者则为她们提供了一些寄宿学校中的喧闹游戏。男孩和女孩都拥有一些极其秘密的冒险领地，大多在乡村中，由亚瑟·兰塞姆和伊尼德·布莱顿所创造。

《燕子》、《鹦鹉》和《著名的菲伍》描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马库斯·莫里斯牧师在1951年创建了《鹰》漫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持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和品质。《鹰》漫画也是针对庸俗和暴力的美国漫画的一剂解毒良药。莫里斯向读者承诺提供“好的新闻、兴趣和娱乐”，这包括冒险系列小说和精心绘制而引人入胜的伟人图画传记，包括贝登堡和艾尔弗雷德大帝。

透过《鹰》的读者来信栏目可以大致了解少年期儿童的心态，威廉·布朗以及此前的《男孩自己的报纸》的读者们都喜爱阅读这些来信。1954年，一群11—12岁的青少年报告说，在夏季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总部设在一个谷仓里，他们编辑了一份手写的报纸，扮演士兵游戏，为了筹集活动经费，他们还做一些临时工作，比如清洗窗户。这群小男孩经常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游戏内容是关于“行凶抢劫”的故事：讲黑话的街头混混会帮助其他人，无私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跛子，他设法保护了文法学校，那是他病弱的母亲和6个弟妹的喜爱之地。 up> [10] 《女孩》——《鹰》的女孩版——的读者获得了有益于健康的食谱，之前的女孩漫画和杂志所集中强调的女性成就，在《女孩》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女孩》的卡通传记漫画包括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玛丽·斯莱瑟。

20世纪50年代的《伊丽莎白青年》是针对中产阶级青少年读者的月刊，其内容充满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充满活力的户外活动和自我完善的探求，刊物上还有一些时事文章、短篇故事、著名作家——如杰弗里·特雷斯——写的系列剧，以及奈吉尔·莫尔斯沃思对圣卡斯塔德预科学校的颠覆性评论。读者来信也反映出正面取向的关注：未来职业咨询，以及询问假期在瑞士儿童村工作和宠物养护等问题。有一个读者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灌丛婴猴，获得的回答是：在军人与海军商店里可以花15英镑10先令购买（这个价钱让父母吃惊），它可以养在膳食蠕虫、海绵蛋糕和水果里。 up> [11] 刊物上还有榜样形象的介绍，包括南极探险家，对于爱好冒险的人，罗利自行车向购车者承诺“冒险就在眼前”。刊物推荐的另外两种活动是坚持“花季日志”和拓印。

1958年这个让个人奋发向上的世界拉响了警报，一个14岁女孩写的一首诗激起了中产阶级的热情，这个女孩心目中的英雄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汤米·斯梯尔。“是摇滚乐让他们保持了生命”，她这样描写她同时代的人，这些人穿着“邋遢的针织衫和闪光的袜子”，“对连衣裙不屑一顾”。 up> [12] 在10年间，由儿童成长为成人过程的维多利亚式理念被取代。“年轻的成年人”被拖入不断扩张的“时尚”和消费世界。1961年的一则广告宣称“教室时尚”到来，这则广告提供了“实践美德与时尚风格”相结合的校服。 up> [13] 朱迪服装是针对“五至十几岁”孩子的时尚服饰，1966年对于这一品牌服装的吹捧文章警告说“管好你的儿子”。 up> [14] 第二年一位时装大师告知父母，“少年儿童们”再也不能用姐姐穿过的衣服来搪塞了，她们想要“迷你裙和时髦的衣服”。 up> [15] 自18世纪后期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打扮。零花钱的数量上涨，许多父母很高兴地默认孩子们追赶时尚潮流的要求。1969年一位广告经理感到羞愧，因为他“很丢脸地”行使父亲权力禁止14岁的女儿参加披头士音乐会。作为补偿他给女儿买了一整套的披头士唱片。 up> [16] 这种姑息政策很普遍，在某些方面，它也被认为标志着家庭崩溃的开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迹象，显示了专制的和男性主导的家庭的灭亡。

青年时尚潮流，以及吸纳时尚元素而具独特性的青年流行音乐文化，还有享乐主义，都构成了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这对中产阶级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一个长远视角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当时未对其进行考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及习俗的修正和重新评估达到了顶点，自这个世纪开始以来，这些社会态度和习俗一直实行着。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最新变化的步骤，而是这种变化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取得能量。

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股力量基本上是保守的，它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家庭秩序看作现代的楷模，认为这种模式不应改变。鉴于目前这个时代倾向于认为现在的文明程度高于祖先，想要维持以往不变是十分困难的。虔诚而勤奋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极为蔑视18世纪，认为那是一个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世界。这种看法是由萨克雷在他的《四个乔治》（1855）中提出的。利顿·斯特雷奇也同样事后聪明地嘲讽和怀疑老的时代，读者在他的《非凡的维多利亚》（1918）中感受到他对其祖辈所持观念的嘲笑。同样地，20世纪60年代的讽刺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大学和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也嘲弄前一代人所敬仰的东西。

取笑老一辈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产阶级当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成员很有吸引力，他们可以容忍年轻人的缺乏耐性，忽略他们无责任感的“小聪明”。下层中产阶级则没有那么乐观以对。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传统伦理价值，因为它是体现他们高尚地位的一个构成部分，每当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或嘲弄，他们就十分愤慨。然而，1918年以后给人这样的感觉，20世纪不再会遵循以往传统，这种情绪反映在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他们纯粹为了快乐而设计各种怪异的“放荡”活动。新的道德观使那些获得部分解放、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受益。1925年一位《女性》专栏作家宣称：“老的压迫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女性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情感而不会感到羞耻。针对相同的问题，另一位作家把内衣的新时尚认定为解放的旗帜。“过往的”令人不舒适的内衣被丢弃，面对今日的黑色内裤，“她的祖母会惊得举起她的维多利亚的手”。“偏见”被击溃，内衣的“轻浮线路”带来更大的自由。 up> [17] 快乐在上升，而维多利亚祖母一再地被拍晕，查尔斯顿和女孩们吸着香烟，喝着鸡尾酒。

这些人就是1931年人们眼中的独立的“新”女性。她很年轻，未婚，每年赚五百英镑，在伦敦租有一套配备各种设施的公寓，包括电子炊具、冰箱、烤箱和煮茶具。她不耐烦清洁房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爱好是驾车、飞行、冬季运动和集邮。 up> [18] 她有很多空余时间，与已婚女性一样，她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电子化的”家庭里，有洗衣机、真空吸尘器、电子暖床器、加热手巾架、电子炊具、闹钟、煮茶器、仿燃烧木炭形状电子取暖器。 up> [19] 身体上的解放并不总是与心智上的解放相伴随。1924年，中产阶级母亲被劝告要鼓励“青春期的女儿到户外玩耍而不是静坐阅读”。 up> [20]

新女性自由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维多利亚式的婚姻观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丈夫还是居于首位，判断妻子的标准仍然还是依据她所履行的母亲和持家职责。直到1965年，《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评论说，许多中产阶级父亲还是根据其母亲制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女儿，因而他们把女儿送到培养传统女性的“轻量级学校”。然而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这位作者预言，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公平竞争即将来临。 up> [21]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这种思想让许多人深感苦恼。婚姻仍然是女人应有的最终归宿地，如果有必要，政府也会设法强化这一点。在操持家务与承担工作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女性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会被解雇。在战争期间女性承担了男性的工作，女性这样做是受到赞许的，但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异常现象，它不是未来遵循的模式。已婚女性就业并剥夺男人的工作机会，这让人心里不舒服。男人自然还是养家糊口的人。出于这个原因，1923年朗达当地劳工部门解雇了23个已婚女性教师。 up> [22] 即使她们能保住了工作，法律也不允许男女同工同酬。

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已婚男性教师的工资被削减，他们只能与妻子讨论避孕来作为缩减家庭开支的一种途径。 up> [23] 生育控制在所有阶级中得到推广，1920—1924年期间，58％的已婚女性和她们的丈夫采用某种避孕方法，家庭平均规模下降到2.4人。对于中产阶级新婚夫妇，计划外生育子女将会打乱家庭预算平衡，占用分期付款和房屋抵押货款的偿还。一个替代选择是延长订婚期，在订婚期两人节俭储蓄并努力保持贞操。1920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年轻军官的妻子写信给玛丽·斯特皮，说她必须工作才能维持与其身份相应的生活水准。斯特皮博士指导她去哈罗斯百货店，那里出售避孕药。 up> [24] 经济学家则出于优生考虑而反对避孕。如果中产阶级生育较少的孩子，国家的未来堪忧。 up> [25]

去哈罗斯百货店购买避孕药或通过“保护隐私”的含蓄广告邮购避孕药的新婚女性可能并未想过男女平等的问题。她们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会与丈夫进行协商。如果这些女性阅读了女性杂志上的婚姻观，她们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家庭就像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它的成功依赖于相互尊重和理解。这是20世纪产生的婚姻观，但它的传播是缓慢的和不均衡的。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调查的年轻男性倾向于认为，婚姻是相互平等的配偶经营的一项“合作”事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父母并没有这样的观念。 up> [26] 新娘总能意识到丈夫对于他们在家庭内的权限有很高的期望。在1951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的丈夫尝了妻子做的牛奶沙司后愤怒地责问：“你想毒死我吗？”然后妻子发现了克里默沃拉饮料，夫妻和谐得以恢复。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位未婚夫把咖啡洒在了新的枕套上，他未来的新娘根据杂货店主妻子的建议用瑟夫泡沫清洗枕套，当她把清洗干净的枕套呈现给他时，她未来的丈夫在她的手上吻了一下，他被她的主妇天赋所打动。 up> [27] 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长久幸福，或者广告设计人员希望如此。他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了解如何利用中产阶级妻子取悦丈夫的愿望。

许多妻子感到家务琐事既繁重又枯燥。1938年的《柳叶刀》展现了郊区家庭主妇的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这些主妇因单调孤独的生活而倍感无聊和沮丧。她们的症状常常是过度关注孩子的福利，痴迷于房屋内的秩序和清洁，以及临床上无法解释的疼痛。20世纪60年代的主妇也承受了同样的无聊和沮丧，然而这时又有一个新的压力来源。妻子们在郊区车站等待不定点的列车，担心晚餐彻底毁了——“烧焦的烤肉、干瘪的鸡和压碎的蛋奶酥”。1966年的一个例子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情况。“路易丝”，一位29岁的前记者，与一位广告主管结婚，并有一个孩子，她坦承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让她绝望地崩溃。她试图通过阅读、听古典音乐和用魔法召唤性幻想等方法舒缓情绪。她花几个小时准备晚餐，等待丈夫归来；当他回来后，常常疲惫地在电视前昏昏欲睡。他们的性生活几乎停止，当丈夫的列车晚点了，路易丝就喝鸡尾酒。 up> [28] 与路易丝相同情况的其他人纠缠着她们的医生，要求抗抑郁药和镇静剂。 up> [29]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感到做家务贬低了她的身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与她有着相同背景的已婚或单身女性——开始在家庭外追求事业，家庭主妇的身份地位越来越低。许多女性在工作领域与男性竞争，男人曾经认为这些领域是他们的领地。

成功女性认为自身获得了解放，她们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继承者。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来自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中产阶级理念，这种理念引导着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解放在本质上是对于自然公正的追求，获得解放的人也被期望去实现互惠互利的中产阶级理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付费的萨顿中学女生被鼓励去追求精神升华而不是物质回报，她们准备把责任放在私利之上。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成为了教师、医生和公务员。 up> [30]

20世纪初，玛丽·巴特用“包在棕色纸袋里的一双明智的步行鞋”来总结她在圣安德鲁斯的圣伦纳德学校受到的教育。 up> [31] 从价值和实用角度来考虑，这双鞋适合许多中产阶级女孩。它吸引了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她是约克郡农民的女儿，进了当地私立学校，1919年在她升入萨默维尔之前加入了妇女辅助军团，献身于公共事业。她发动一些运动（有时在海德公园角演讲）支持国家联盟、和平主义和南非黑人的权利，她是教育和福利工作的志愿者。

感谢1919年和192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妇女在理论上完全融入政治生活，在1929年大选中，女性选民数量比男性多一百万。她们在南肯辛顿占多数，在那里她们保住了一个保守党人的席位，这个人在最近的离婚案中被告通奸，这让某些人反感。 up> [32]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徘徊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通过她们自己的游说团体在议会外开展活动。这些游说团体通常很有影响力，截至1939年圣公会和带有道德保守主义倾向的母亲联盟有50万成员，全国城市妇女引导联合会有3万成员。她们主要致力于与家庭相关的事务和公共福利。女性议员很少，1945—1983年期间下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仅为4％。

虽然在议会的前排和后排只有很少的席位，妇女们还是逐渐地侵占传统上由男性占据的领地。根据一篇介绍工程领域职业女性的文章，1958年传统习俗以及相应的性别歧视还是很明显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是女性无法理解数学和机械，因此老师和家长都劝告女孩子避开工程学。然而，大公司都欢迎女实习生和毕业生。其中包括英国电气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 up> [33]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力的作用与国家的支持共同促进了男女平等。1970年和1975年的机会平等与就业保护法以及随后的一些法规使工作对女性更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带薪产假待遇。女性职业经历不会再因为生孩子而终止，随着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扩张，对受过教育女性的需求也在增长。国家再次通过教育系统来发挥作用，大学录取的标准确定为成绩而不是性别。1965年，大约15000位女性进入大学，而相对地，进入大学的男性数量是38000人，总体来说，在1954—1968年出生的女性中，大约1/8获得了大学文凭。 up> [34] 在专业选择方面，语言、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最受欢迎。女生在同等条件下与男性竞争，令人吃惊的是，在考试成绩上女生开始超过男生。1981—1982年，大约10％的女生中学毕业时获得3个或以上的A，而男生是11％。1992—1993年，男女顺序颠倒过来，女生是23％ 而男生是21％。 up> [35]

短跑运动鞋取代了步行鞋。充满自信、拥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女性加入劳动力行列并且数量不断增长，她们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工作岗位。她们甚至努力进入了壁垒森严的男性飞地——伦敦金融商务中心和出版业的高层。1971年44％的妇女全职或兼职就业，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数量从1978年的830万上升到2001年的1280万。

就业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社会领域的革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解体。妻子工作不再代表丈夫无力养家，相反它成为维持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婚前拥有的才智和经验不会被埋没，1975年一位企业家的妻子在建立了她的饮食公司之后坦承：“我想运用我的才智。”她的丈夫是每周按时上下班的人，因此她感到有必要把工作与家庭义务协调安排。 up> [36] 1991年对中产阶级家庭中妻子外出工作的调查显示，40％的人工作是因为需要钱来支付家庭开支和购买奢侈品，22％的人喜欢她们的工作，17％的人希望继续她们的职业，10％的人把她们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略超过半数的人花钱雇保姆照顾孩子。 up> [37]

中产阶级对于这种新的妇女就业模式的反应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有些人坚持老的刻板印象，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出生于世纪之交的商务旅行者坚持说，妇女的位置永远都在家里，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工程师则很高兴他们坐的飞机是由女飞行员驾驶。伦敦金融商务中心一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银行家认为妇女不适应金融世界，因为她们会被压力所压垮。一位中年的银行经理认为女性最好去教育小孩，还有一位理科讲师认为女人的头脑与技术不协调，尽管他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 up> [38]

婚姻内的经济平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家庭责任和家务劳动的分工问题。对于这一难题，人们有过而且现在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回应，但大体上来说，经济革命并未推进家庭内部的革命。炉灶和水池仍然是许多有工作的妻子的天然活动领域，而她们的丈夫则对自己的开放胸襟十分自豪。在1991年，在妻子外出工作的丈夫中，大约36％的人承认帮助妻子购物，29％帮助做清洁，23％帮助做饭，只有19％帮助洗衣服。 up> [39] 鉴于孩子往往遵循他们父母的生活模式，在中产阶级群体中实现家务平均分配需要两至三代的时间。

对于现代女性主义者来说，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证明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广泛存在，它根源于目前仍然顽固存在的男性主导传统。女性更多地参与国家经济生活并获得新的机会只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的背后，潜伏着男性优越论的历史假定，它依然如以往一样根深蒂固。澳大利亚学者和女权主义辩护者杰梅恩·格瑞尔所称谓的“父权制家庭结构”在1970年还普遍存在，事实上它还是整个社会架构的基础。 up> [40] 很久以前，女性被迫抑制自己的个性，遵从男性强加于她们的标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证实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假使她们不把这些观点延伸到广泛的反男性的论战之中。

时尚专制尤其令女性主义者恼怒，促使她们燃烧胸罩和穿边衫裤工装。“显而易见，这就是我所谓的动人身材，”1949年盯着女孩看的两个文雅男士当中的一个人说，“那儿让人赞叹不已……有基础成为一个JB”。 up> [41] 1966年另一个紧身衣制造商向一位孤独的中年妇女保证：“我们能让你的腰身看起来像是26岁。” up> [42] 几年前，一位女设计师一再说，几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只有体现女人的性感才是好衣服。” up> [43] 服装设计师和广告文案人员都有意识地把女性看作“性对象”，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持有男性正统的基本宗旨。

女性主义者热切地希望妇女能改变传统刻板印象，通过发现她们自己的性欲意识来纠正性别观念。用杰梅恩·格瑞尔的话来说，“压迫女性人类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压制女性的性欲”。像许多当时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正对着风车纠缠不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如玛丽·斯特普——讨论了女性性快乐能力，尽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些小心谨慎。与此同时，女性对其身体不再遮遮掩掩，她们准备在沙滩上或游泳池边展示越来越多的身体部分，常常学着好莱坞模特的样子，穿袒胸露背的沙滩装。 up> [44] 不过，虽然健康的身体值得骄傲，但不贞洁仍然是一种耻辱，还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女性对性事十分无知，更别说如何获得性快感。

到1960年性快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失误（对于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受到法律和医学的关注。在这之前的10年里，已有迹象显示传统的限制变得宽松。女性主义者所嘲笑的男性特有逻辑已发生改变，男青少年宣称，他们认为已订婚的男女朋友睡在一起是完全适合的，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妻子是处女。 up> [45] 到1959年，16岁以下年龄女孩怀孕（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子女）的人数几乎升了1/3，这被指责为缺乏性教育的后果。 up> [46] 那些负责青年指导工作的人不再相信强烈的道德警告和严厉的自我控制能发挥作用。1961年一位女治安官在青年领导会议上说，年轻人必须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我告诉年轻人，当他们玩笑着抚摸嬉戏时，一切没有问题，但真想要进一步的话就应该停止”。 up> [47] 的确如此，人在激情之中很难想到玩笑话。

婚姻中性的误解推动着离婚率的上升。1963年在英国法医学科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这一问题被深入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还有大量的女性从未理解性欲的动力过程，或者从未把它看成“正常的”。玛格丽特·普克森，一位杰出的家庭律师，告诉听众，性生活不完美比人们预想得更经常发生，有些丈夫担心破坏了妻子的“女性气质”而避免性生活。 up> [48] 一些私人医生依据他们的个人经验也证实了这样的事实。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要求传统的治疗方式：让专家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额外指教，在当时相当开明的时代环境中，人们更愿意自由表达同情和理解而不是盲目指责。

口服避孕药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1963年私人经营的布鲁克咨询中心开处方避孕药给未婚女孩，6年后计划生育协会也这么做了。这两个机构都通过国民健康服务诊所给求诊者开避孕药。口服避孕药被看作妇女解放的助推力：在未来，每一个女性都可以独自决定是否或什么时候要孩子，以及选择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频度和与谁发生性关系而又不用担心后果。避孕药法的反对者对此觉得耻辱，他们认同传统观念，担忧女性放纵性欲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而女性主义者则声称，它为女性提供近在眼前的机遇，至少它可以探索和开发她们的性。

中产阶级父母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妇女杂志的咨询栏目中反映出了他们的困惑，这些咨询问题旁都列有一些解答：父母可以让孩子走多远。一个车库经理的妻子很高兴15岁的女儿可以接触避孕药，虽然她对年长女儿几岁的儿子的态度过于随和，结果警察抓到她儿子吸大麻。另一位母亲则严密监管女儿，担心女儿与男孩会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怀孕、性病感染和流产。一位摄影师坚持要他的儿子服从他，包括发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而他的妻子则不同意他的做法，她不希望“压制”男孩的个性。儿子顺从了父权，“最近，我成了基督徒，所以我越来越经常地服从于我的父母”。 up> [49] 没有绝对的解决之道，但会发很多次脾气，有时还会伤心。

一旦监管法律放松，关于性技巧的劝告和建议就可以免费获得。《论坛》会提供这些东西，一个早期版本还激发一位清洁女工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她发现老板的办公室里有这种东西，让她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老板看上去像是一个很闷的人。这种东西值7先令6便士，很显然它是提供给中产阶级的，作为工人阶级女性，这些与她们无关，她们“忙着担心如何为丈夫餐桌上提供饭菜”。 up> [50] 她错过了一期，英国人道主义理事会主席和精神病医生杰姆斯·海姆，在这一期杂志中劝告读者，婚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建议大家群体性交。 up> [51]

一位工程师的妻子觉得这太过分了，1975年她以被要求在晚会上玩脱衣扑克和跳裸体舞的理由而成功地起诉离婚。 up> [52] 另外一些则不反对这类活动，在柴郡，一位中产阶级妻子用脱衣舞挑逗表演来结束晚宴，她的表演并没有让女主人不再邀请她。 up> [53]

中产阶级男人飘荡在充满新的快乐和恐惧的陌生世界里。1978年一位女记者预料，男人突然成为由其性表现来评判（并不总是好的评判）的“脆弱的、依赖性的、情绪化的人类”。 up> [54] 有些女性认为他们被贬得过分了。一位30岁的离婚女教师抱怨说，“现今，你与一个男人出去，就意味着你是随时会上床的解放女性”。罗曼蒂克都消失了。 up> [55] 到1988年有一个回归期，一项针对21000名单身女性——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调查显示，仅有6％的人会与第一次约会的男人上床，接近半数的人会等数周或数月。 up> [56] 人们担心避孕药会为轻率的滥交行为打开闸门，这种担心过早了。1990年人们发现仅有1/5的女孩在第一次性交时服避孕药。 up> [57] 当然，这是在狂躁的官方对艾滋病恐惧宣传了5年之后，它导致了对随意性交的忧虑。

对单身女性的调查结果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52％的单身女性认为婚姻是重要的，38％的人认为同居也同样重要，只有8％的人认为婚姻是没必要的。1993—1994年收集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仅有5％的女性与未婚伴侣在一起生活，而56％都已经结婚。很明显，“生活在罪恶中”已经不再是耻辱，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教会权威的下降。更为悲观的教会追随者一再地预言婚姻以及其他的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然而在离婚法逐步宽松的持续冲击下婚姻幸存下来了，而且近年来人们对性的态度有所回归，与此相融的是外出工作的妻子的数量不断上升。

正是婚姻的灵活性才使它能够在20世纪生存下来，这种解释会让那些道德绝对主义者震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婚姻是完善的，变化只能损害婚姻。这种观念逐步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因为它与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放的中产阶级观念变化背道而驰。冒着普遍化归纳的风险，婚姻的演变和妇女的逐步解放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特别的中产阶级启蒙的后果。自18世纪以来，中产阶级成员一直具有质疑精神，倾向于通过考察功效性来评估所有的人类制度，相信理性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他们还崇尚个人自由。他们应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女性从属地位观念和婚姻的性质，这两者都必须改变，尤其当宗教教条逐步失效之时。

然而，尽管婚姻在演变，但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认同，爱情和稳定的伴侣关系是抚养子女的最好方式，即使婚姻不再是神圣的，不再存在正式的法律制裁。变化的周期还在继续运行：21世纪还将看到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以及越来越多的已婚和未婚女性融入国家的经济生活领域。并非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些发展变化感到高兴，也不是所有中产阶级都想让这些变化成为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天主教和穆斯林坚持传统的婚姻教义，并且对于妇女权利的看法坚守19世纪或17世纪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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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eks，214. <<span id="filepos0001544836">/p>

[2] Guardian，8 May 1919. <<span id="filepos0001544964">/p>

[3] Daily Graphic，1 October 1920. <<span id="filepos0001545101">/p>

[4] Hirst，75－76. <<span id="filepos0001545223">/p>

[5] Woman's Own，15 Februar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545360">/p>

[6] Illustrated，13 January 1951. <<span id="filepos0001545496">/p>

[7] Parents，January 1935；October 1946；March 1947. <<span id="filepos0001545653">/p>

[8] Parents，March 1947. <<span id="filepos0001545780">/p>

[9] Good Housekeeping，March 1958. <<span id="filepos0001545917">/p>

[10] Eagle，13 April 1951. <<span id="filepos0001546046">/p>

[11] Young Elizabethan，April 1958. <<span id="filepos0001546184">/p>

[12] Young Elizabethan，September 1958. <<span id="filepos0001546326">/p>

[13] TES，7 July 1961. <<span id="filepos0001546451">/p>

[14] Nova，September 1966. <<span id="filepos0001546580">/p>

[15] Observer，Magazine，5 February 1967. <<span id="filepos0001546725">/p>

[16] Woman's Own，15 Februar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546863">/p>

[17] Woman，February 1925. <<span id="filepos0001546992">/p>

[18] Sphere，29 August 1931. <<span id="filepos0001547123">/p>

[19] Woman，February 1925. <<span id="filepos0001547252">/p>

[20] Woman，December 1924. <<span id="filepos0001547381">/p>

[21] The Times，21 June 1965. <<span id="filepos0001547513">/p>

[22] Lewis，214－16；TES，12 May 1923. <<span id="filepos0001547657">/p>

[23] Hirst，71. <<span id="filepos0001547775">/p>

[24] WI，Stopes PP/MCS/A7. <<span id="filepos0001547904">/p>

[25] Economist，27 March 1920. <<span id="filepos0001548037">/p>

[26] Logan and Goldberg，337. <<span id="filepos0001548169">/p>

[27] Illustrated，24 July 1954. <<span id="filepos0001548303">/p>

[28] Nova，September 1966. <<span id="filepos0001548432">/p>

[29] Greer，48. <<span id="filepos0001548550">/p>

[30] Spencer，81，83，84－86. <<span id="filepos0001548685">/p>

[31] I am indebted to my wife Mary for this quotation. <<span id="filepos0001548841">/p>

[32] The Times，29 May 1929. <<span id="filepos0001548972">/p>

[33] Good Housekeeping，January 1958. <<span id="filepos0001549112">/p>

[34] Crompton，57；Social Focus on Women，25. <<span id="filepos0001549262">/p>

[35] Crompton，57. <<span id="filepos0001549383">/p>

[36] Woman's Own，4 Januar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549519">/p>

[37] Corti，Laurie and Dex，63. <<span id="filepos0001549654">/p>

[38] Walczak，67－74. <<span id="filepos0001549779">/p>

[39] Corti，Laurie and Dex，64. <<span id="filepos0001549914">/p>

[40] Greer，35－36. <<span id="filepos0001550037">/p>

[41] Good Housekeeping，February 1949. <<span id="filepos0001550178">/p>

[42] Nova，May 1966. <<span id="filepos0001550301">/p>

[43] Illustrated，23 January 1954. <<span id="filepos0001550438">/p>

[44] Horwood，passim. <<span id="filepos0001550562">/p>

[45] Logan and Goldberg，338. <<span id="filepos0001550694">/p>

[46] TES，7 July 1961. <<span id="filepos0001550819">/p>

[47] TES，14 July 1961. <<span id="filepos0001550945">/p>

[48] Lancet，10 August 1963. <<span id="filepos0001551076">/p>

[49] Woman's Own，4 Januar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551212">/p>

[50] Forum，2，viii，54－55. <<span id="filepos0001551346">/p>

[51] Forum，2，iv，6－9. <<span id="filepos0001551476">/p>

[52] Scottish Daily News，8 Ma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551616">/p>

[53] Private information. <<span id="filepos0001551743">/p>

[54] Cosmopolitan，February 1978. <<span id="filepos0001551879">/p>

[55] Cosmopolitan，December 1978. <<span id="filepos0001552015">/p>

[56] Cosmopolitan，October 1988. <<span id="filepos0001552150">/p>

[57] Social Focus on Women，11.

第十章　来一支凯普斯坦香烟并交个朋友：快乐和焦虑

20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一个人都吸烟，这被看成社会交往中的乐趣。递一支香烟是表示友好和想要亲近，因此有这样一则广告语：“来一支凯普斯坦香烟并交个朋友。”吸烟几乎通行于每一个社交场合。斯泰特快递香烟的广告显示，在歌剧院包厢里一包香烟被人们分享。这样的行为在现在令人难以想象，现在的吸烟者是流浪汉，他们的放纵行为被贬斥为对自身和他人健康的危害，公共场合逐渐被禁止吸烟。中产阶级吸烟者越来越稀少。由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吓人警告——医学界一再地、强烈地申明这一点，致使吸烟丧失了它的清白形象和受大众欢迎程度。

中产阶级十分看重他们的快乐，对于健康则更为慎重。20世纪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不断增多的娱乐方式，以及更多的金钱可用于休闲娱乐。最受欢迎的三项消遣都是静坐式的：看电视、听收音机和听录制的音乐，这三项消遣都有赖于现代技术。根据1993年的调查，看电视是各个阶级消费者消磨时间的普遍方式。其次流行的休闲方式是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听收音机和听磁带或光盘录制的音乐，这是超过80％的中产阶级经常性的休闲方式。大约相同比例的中产阶级也喜爱读书，这一休闲习惯区分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少于半数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阶级经常读书。 up> [1]

休闲时间不断增加，虽然是断断续续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行政主管和经理们每周工作42小时或44小时，过去的50年里他们一直如此。与此同时，带薪休假从2—3周延长到4周，但并不是普遍如此。八九十年代中产阶级的休闲时间缩短，尤其在经理和行政主管层级，这是因为各家公司受到日本“公司武士”精神的刺激，要求人们延长在办公桌和电脑前的时间。这种伪武士精神也让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带回家，人们普遍抱怨放松和恢复体力的时间受到挤压。 up> [2] 医生，尤其是全科医生，在类似的压力下衰弱不堪，2004年据说有1/4的人备受压力症状之苦。 up> [3] 高层员工压力最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挣钱最多的人在休闲时最慷慨。

以各种方式提供休闲服务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到1995年，这一行业雇用了10％的劳动力，占总消费支出的1/4。仅在体育方面的花费就超过一百亿英镑，另外还有入场费、赌博和运动服方面的支出，每一项都有大约20亿英镑。 up> [4] 中产阶级人均支出预算中用于休闲的部分不断增长。1925—1949年期间，休闲支出所占比例接近1/10，之后的50年里快速上升达到1/4。 up> [5] 高收入者的这一比例更高，1985年每周收入超过300英镑的人其比例达到惊人的58％。 up> [6]

如何度过业余时间，中产阶级忙于做出选择，不过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量的建议。有关休闲娱乐的文献资料是巨量的，可以赶上娱乐业的膨胀速度。1996年有800多种杂志在维多利亚车站销售，几乎全是关于休闲生活的，70个杂志标题与音乐和音响设备有关，40个与家庭电脑有关，20个与网络有关。 up> [7]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供中产阶级阅读的报刊就开始提供一些休闲专题，如旅游专题，一些流行消遣活动，如园艺和观鸟等的专题，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专题，以及娱乐场所的访问列表。

这些都反映了商业娱乐的快速增长和多样化，尤其是针对家庭的娱乐。1983年的五月银行假期的娱乐活动选择包括了内布沃思公园的国家休闲节，那里有飞行特技表演、莫里斯舞表演（应该不是同时举行）、户外烧烤、谷仓舞和迪斯科舞。在比沃利尤，古董蒸汽机和游乐场风琴轰鸣着，休德利城堡是盔甲武士在格斗。在瑞普利大厅是实战模拟，两千多个受封的诺特上演着圆颅党与骑士之间的战斗。附近还有一个重建的17世纪村庄街道，街道上还设有摊位。 up> [8] 美瑞英格兰——或是它的纯净翻版——很受欢迎，乡村房屋和地产的业主很高兴能把房屋地产用于市场，以抵消没完没了的税费和维修费用。

据悉，1995年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是奥尔顿塔（属于杜莎集团），这里有过山车和“老麦克唐纳德”农场及花园。沃里克城堡也是由杜莎集团运营，城堡内部充满了贵族们经常收集的家具、油画和挂毯。在城堡外，穿着15世纪服装的男女在模拟真实场景中表演拥立国王的沃里克伯爵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在准备另一轮的玫瑰战争。 up> [9]

在这类家庭户外娱乐中存在着教育改良的因素。维多利亚清教主义还残留在中产阶级的休闲态度中。纯粹的享乐主义取得了显著进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点最为明显。1977年野外郊游的人都被吸引到法式野餐的“无愧快乐”中，花几个小时在树荫下“吃喝聊天”。并非所有东西都被丢弃，心满意足的野餐者在离开前被要求清除食物碎屑。 up> [10]

优越的乐趣来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园艺爱好者说他们致力于美化土地，还能收获家里种植的水果和蔬菜，集邮者声称他们增长了知识，了解了世界和人类。有些时候难以区分什么是有益的或无益的。对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风行的日光浴，支持者声称它是有益于健康的，而反对者则斥责它是激发滥交的堕落时尚。1936年一幅展示沙滩上男女“阳光崇拜者”的新闻照片获得的评估是，他们穿的短裤和连身服在几年前“会引发抗议浪潮”。 up> [11] 裸体主义（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追求）也导致了人们情绪激动，作为一种怪癖的消遣活动，它也被作为有益健康的活动加以接受。但不久之后，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一种确定的盛行的医学解释，指出皮肤过度暴露于太阳与皮肤癌之间存在关联。

危险的登山、攀岩运动，以及现代“刺激运动”如悬挂式滑翔运动，也被辩称是有益的。进行自我磨难考验也是一种治疗形式，参与者可以发现他们的精神及身体的极限。这类极限运动可以有所回报，如克服恐惧并增强自信，但它的初始投入也是很昂贵的。1978年悬挂式滑翔运动的初学者需要400—800英镑购置设备，也可以花钱租用设备，6—7英镑一天，另外还需要花钱上荭练课程。 up> [12]

休闲一直与地位身份密不可分。每一种消遣活动都需要配置装备和工具，这些东西不仅有广告宣传的功用，还需要资金去维持它们。商品说明书详细说明了所有这些东西，从训练器到观鸟双筒望远镜。20世纪末，冒险和快乐探寻者们可以用下述设备来装备自己：一个绘图仪（199英镑），一个山地自行车工具包（44.95英镑），一个数码软盘（219英镑），一块适用于冲浪的防水手表（99.95英镑），一个用以观察夜间野生动物的“猫头鹰镜”（149.95英镑）。 up> [13]

中产阶级休闲的配备物件也许在不断增加，但其基本成分保持稳定不变。这些配备列在1970年的《好生活重点》杂志上，这本杂志致力于劝导“忙碌的人们”选择最好的“生活与休闲”，它列出了艺术、时尚、美食、汽车、体育和居家几大类的所需物品。令人愉快的维多利亚式食谱配方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加入社交狂欢成分。社交一直是休闲活动的核心。渔夫可以独自站在鲑鱼溪里，珍惜他与自然的独自交流，但这之后，他会与其他的渔夫或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他的体验。度假者返家后还发送明信片给朋友和家人，有时还发送幻灯片和录像片，让对方分享其快乐。

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现代中产阶级爱好彼此交往。1950年的一幅庞奇卡通画显示了这一点，此画展示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艺术画廊的私人观赏会上，所有的客人聚集在房间的中央聊天、饮酒和吸烟。没有一个看一眼墙上的画作。马克·科克尔最近详细描述了观鸟者的世界，其显示的标题是“一个部落的传说”。观鸟者群体的成员存在于一个独立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相聚，谈论他们的情感，经常用外行难懂的行话交流。读者感同身受，他们可能是其他部落的成员，有他们自己的同志情谊、语言以及毫无例外的竞争。歌剧爱好者争先恐后地细述刚公演的歌剧细节，争论哪一个是最好的。高尔夫爱好者聚集在俱乐部的房间里喝酒，重温黄金时刻，分享意见，推测上一轮球如果这样打的话结果会如何。

衣着打扮和遵守礼仪是中产阶级社交休闲的组成部分。了解规则是至关重要的，违反规则的人，不论是有意或无意，都可能遭受谴责甚至排斥。因无知而导致的尴尬，成为漫画家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刻薄社交幽默的核心内容，他们模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产阶级习俗。有一次，“定向地雷”揭露了一个业余板球选手丢脸的事，他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出现在俱乐部的赛场上，而没有按规定要求穿配套的条纹运动衫并佩戴校队球帽和领带，完全不顾与其队友服装的协调。 up> [14] 这个无知的人不知道规矩，就像H.M.贝特曼笔下的著名人物，在市政厅宴会的宣誓前点着了他的香烟。

有些规则已经失效，现在夹克、背心和领带被丢弃，穿着吊带裤出现在晚餐舞会上或舞厅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么做。然而，对于礼仪细节的过分紧张仍然困扰着中产阶级。正如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所理解的，适宜特定场合的行为和衣着显示了身份和教养。由于这一原因，供中产阶级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一直让专栏作家回答读者有关礼节的问题。

结婚礼仪和与场合相配套的服饰令人焦虑，其他难以弄懂的尴尬情境也同样令人烦恼。20世纪90年代中期，《旁观者》杂志的一位读者询问，瞥一眼房间的访客记录是否“失礼”。对性问题的坦言直率也带来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注意到，社交礼仪的两大布道者——《第四电台》和《每日电讯》——都使用了“鸡巴”这个词，他想知道女性相应部位现在应该用什么词表述符合礼仪。 up> [15] 老的难题依然存在，1999年有人要求《时代》杂志的社交礼仪大师为如何恰当地处置用脏的餐巾制定规矩。 up> [16] 现代中产阶级关注细节，他们把举止正确放在首要位置。只有少数胆大妄为的人表示异议，背离规范，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超越习惯约束的波希米亚人，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自信反而忽视礼仪。而其他中产阶级宁愿遵守安全规则。

酒精一直是中产阶级社交的润滑剂，也许其他任何时候都没像社交时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阶级的酒水饮料消费都在增长，这一期间葡萄酒的消费量猛增，进口量从1964年的279万加仑上升到1977年的664万加仑，到2001年其总量是原来的三倍，达到953.4万升，现在还在继续上升。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人均酒精摄入量几乎翻了一倍，超过9升。 up> [17] 中产阶级购买者引领了葡萄酒的大众市场，但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前走，敏锐地意识到葡萄酒世界的势利风气。指导意见随手可得，它们来自非常专业的报纸和杂志专栏作家，他们负责回应读者的消费力。在连锁商店——如奥古斯塔斯·巴特尼连锁店——和超市里出售的葡萄酒通常受到审查。“晚会尺寸”的瓶装葡萄酒和成盒的罐装葡萄酒被一个专家评级为“可接受的”或“良好的”，另一个专家评论斯克特·巴多利诺酒是“夏季餐饮的完美搭配”。 up> [18] 这是与吃饭和社交酒会相搭配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她们现在喜欢为来访的朋友提供一杯酒，作为茶的替代品。 up> [19] 葡萄酒作为一种开胃酒选项，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鸡尾酒和烈酒，这成为招待会上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300个私人画廊在伦敦举办的展览每年消费两万瓶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侍者被鼓励要充分地扩充雇主的进款。 up> [20]

葡萄酒是极其趋炎附势的消费品，因此品酒专家们向那些追求声望地位的购买者提供晦涩难懂的知识、品位和体验。像他们18世纪前辈夸耀自己的克拉雷红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一样，现在邀请客人到访的主人也向客人展示自己的选酒品位来吸引客人注意，并要求客人给予评论。中产阶级对于食品纯净度的要求很快扩展到葡萄酒。如同对食品一样，市场也给予了回应，到1995年“有机”葡萄酒上了货架。 up> [21] 饮用葡萄酒以及各种酒精类饮料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

1981年全国酒精中毒理事会主席声称新的“娱乐自由”带来了醉酒现象蔓延。 up> [22] 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导致的报警持续升级。到1996年，一位高级警官声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3的犯罪行为与饮酒有关。 up> [23] 以往的噩梦重现困扰着中产阶级：醉酒青年在街头打架，威胁路人，损坏公共和私人财物。2000年夏季一个星期五晚上在毕晓普托福德的郊区住宅区发生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一再地重复发生。小混混们在大门口痛饮啤酒，投掷酒瓶，打碎玻璃，还大喊着“露出你的奶子”以及其他的淫秽话语。还有几个女孩也加入男孩子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律师秘书。 up> [24] 虽然这类场景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一再出现，但它还是十分令人惊恐。

贺加斯的英国重现令另一些观察家感到高兴，他们推测英国的民族性格回归到了19世纪之前存在的“民族类型”，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是以毫无约束的狂放兴奋而闻名。城市里繁荣昌盛的“俱乐部”生活，以及喧闹的——有时是粗犷的——餐厅聚餐，都证实了这种民族性格。中产阶级恢复了享受快乐的能力，或者说似乎就是如此。 up> [25] 欧洲大陆咖啡馆社会在英国得以复制。

与此同时，老中产阶级清教主义复活了，但它是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复活。清教主义曾经关注的是灵魂救赎，但现在却致力于身体的救赎——把身体从饱和脂肪和垃圾食品的可怕后果中拯救出来。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过度关心有着漫长的、间歇性的喜剧历史，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版物上刊登的数不胜数的专利药品、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滋补品广告显示了中产阶级对此的执着。对健康的担忧使中产阶级极度轻信广告商的夸大言词，轻而易举地接受毫无价值的骗人秘方。这些夸大宣传逐渐被法律所禁止，但并不针对某种特定症状的滋补药剂得以保留下来。根据连环漫画及相配的吹嘘文章，路可查德可以恢复精力，荷里克斯可以克服“夜晚饥饿症”，这些滋补品拯救了许多萎靡不振的上班族。1954年短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令人愉快的治疗神精衰落的方式：“极度疲倦。” up> [26]

国家健康服务没能动摇中产阶级的如下信念：个人负责自身的健康幸福。1984年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戒烟、定时锻炼、高质量食物、节食和少饮酒来获得健康。 up> [27] 有关日常食物中的化学添加剂警告更加强了中产阶级的这种信念，绿色运动不断散布这类警告，这之后的10年里，又持续出现一系列令人惊恐的事物：鸡蛋中的沙门氏菌，牛肉中的疯牛病，各类产品中的过度胆固醇，尤其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和方便食品中。糖类食品成为恶魔，1983年糖被指责为鼓励犯罪，吃太多的糖会导致犯罪，与以往一样，这一假设得到统计数据和化验数据的支持。 up> [28]

中产阶级时而恐惧时而困惑。一方面，他们对于实证科学结论一贯表示尊重，这让他们接受了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受到绿色运动和新时代主义的反理性原理的蛊惑，他们对科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反映在人们普遍不相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保证。人们一致认同，个人最终主导着自身的新陈代谢，通过知识和自律，有可能设计“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锻炼、节食和少量饮酒构成。与此相关的各类指南铺天盖地，包括节食（配有诸如卡路里这些主要物质的科学信息），有时是来自国外的绿色食品（几乎每个餐馆都把沙拉作为配菜）和按科学原理制订的锻炼计划。有些人每天都去健身房，在私人“教练”的指导下进行锻炼，私人教练既可以提供健身指导也可以提供节食建议。布鲁塞尔的立法者坚持要求每一种包装食品必须附带一个说明，让购买者了解他们所要吃的食物的化学成分。

现在有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条是现代中产阶级对于身体健康的固恋，另一条是其维多利亚祖先对于精神救赎的关注。中产阶级在这两条并行的路上都走到了极端，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又被输入群众运动，想要引导和转变无知而冷漠的工人阶级。当今的营养学家告诫穷人多吃水果，这让人联想到古斯塔夫·多尔的著名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客栈里一个牧师对着无家可归的人阅读圣经中的内容。发现了健康生活好处的中产阶级，觉得有义务让他人分享他们的好运。政府也表示赞同。

2005年初的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反映了中产阶级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强烈愿望，在这个节目中“大腕厨师”杰米·奥利弗为伦敦的工人阶级学童设计了营养餐。起初营养餐遭到抵制，因为学童们更喜欢他们所熟悉的工业化食物（“土耳其多滋乐快餐”），这很适合他们。媒体准确地感觉到了中产阶级的家长作风。 up> [29] 政府针对青年肥胖而发起的战争也反映出类似倾向，青年肥胖现象似乎主要是由于不计后果地摄入糖类和脂肪以及静坐于各类屏幕前数小时而引起。

“两个国家”的现象又重现了，现在是用腰围和超市手推车里的物品来区分两者。2004年记者玛格丽特·德里斯科尔在哈克尼超市购物时，观察到通往中产阶级餐桌的手推车里是香菜、水果和帕尔玛火腿，而另一个手推车里装着可可波普饮料、白色长寿面包、“今晚鸡”和几瓶探戈酒，这些东西将在市政平房中被消费掉。 up> [30] 这一观察结果也得到了统计数据的证实：平均来讲，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瘦、更匀称也更长寿。 up> [31]

假期期间也总是存在“两个国家”现象。维多利亚时代延续下来的旅游胜地社会隔离模式保持下来，并且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前往海外度假，这种隔离现象也扩张到海外。西约克郡的领班和中产阶级待在莫克姆，而工人阶级去黑泽。士嘉堡也有自己的分区，上层中产阶级占据着这一旅游胜地的北部，其余的中产阶级在北湾，而工人阶级则在渔港周边地带。 up> [32] 地方当局利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持这种社会隔离。1921年韦斯盖特禁止庞奇和朱迪表演以维持这一地区的高尚形象。 up> [33] 旅游作家一直在告诉读者度假时会遇见什么人和什么事。1936年“旅行者入侵”威胁到怀特岛的宁静世界。 up> [34] 在国外，中产阶级珍惜那里的平静、离世、纯真，而工人阶级则喜欢海滩、阳光、廉价酒水和他们在家时能享受到的娱乐（和食物）。总的来说，中产阶级到别处总是感到惊骇和变化。1987年一位旅游作家抱怨说，“迈阿密和贝尼多姆风味正在渗入”越来越受欢迎的加勒比群岛。不过，尼维斯还保持着“未受影响”的状态以及兴高采烈而恭敬顺从的土著人。 up> [35] 空中旅行越来越便宜，易于识别的度假者侵入以往难以进入的偏远地区。1999年的爱琴岛已被糟粕污染，一位记者曾梦想在那发现真正的“希腊”，但他在米科诺斯被“旅游者地狱缩影”所震惊，那里的摩托车出租店比食品杂货店还多，酒吧和餐馆的数量超过了教堂。 up> [36]

1918年之后中产阶级国外度假的老模式得到回归，乘豪华游轮游览（25英镑7日尼罗河游览和8几尼6周加勒比游览），更便宜的是一周或四晚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旅游套餐。更为传统的洲际酒店则提供网球场、槌球草坪和邻近的黄金旅游线路。航空旅行也可缩短旅途时间，1937年从克罗伊登到杜维尔的飞行缩短了一个小时，而价钱减少了5英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旅行津贴的管制打断了航空旅行和国外度假的总体增长。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机票价格降低和飞机越来越大——但飞机舒适性下降，中产阶级再次涌往国外探险。工人阶级紧随其后，他们拥有与中产阶级一样的梦想：持续的阳光、沙滩和廉价酒店。1954年去西班牙海滨度假地的游客每人只需花一先令就可获得一天的食膳，还可以用一先令购得一瓶当地的红酒。 up> [37] 相反，英国的海滨公寓一天的平均花费是30—40先令，还不能保证有阳光。旅游业的变革很快就聚集了动力：1963年霍泰尔派兰集团推出十五天科斯特的布拉瓦酒店住宿而机票价格仅为35英镑。 up> [38] 在这之后的30年里，由于有了喷气式飞机，追寻阳光而外出的潮流一直持续，这股潮流蔓延到异常遥远的地方如泰国和印度果阿。

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十分着迷于他们度假时的新发现。在热门的度假地及周边区域，他们购置养老房产或“按时间段分享”的混合房产，结果产生了一些小型的外籍人社区，在那里他们能享受国外的气候，又通过一些英国式的点缀物——如销售吉尼斯啤酒的酒吧、高尔夫俱乐部和进口的美食，把自己包围在一种“屯军飞地”的气氛之中。一对英国夫妇在法国多尔多涅购买了一个乡村小店，他们发现外籍人小区的中产阶级长途跋涉来他们的小店购买西瑞德麦片和沃克薯片。 up> [39] 这些购买者必定是维多利亚旅游者的直系后裔，他们要用自己的茶杯，不习惯吃当地小吃。就像是海外旅游一样，中产阶级移民致力于要领先于普通大众，排他性消费品的价格是高昂的，2005年想在克里特岛寻求“田园诗般的、悠闲的、便宜的”生活的人预先被告诫，他们要能说流利的希腊语。 up> [40]

中产阶级还一直痴迷于有教育作用的度假，它把娱乐与指导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在宜人的乡村环境中的工艺学校向业余爱好者提供织造、铸陶和铁艺的专家指导。 up> [41] 业余艺术家受邀学习专业知识，而且还是在宜人环境中学习。1989年一则广告刊登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绘画度假游。这类度假游是昂贵的，阿西西的十一日游接近800英镑，4晚的中国游几乎达到2000英镑。 up> [42] 还有一些是专门针对音乐爱好者的旅游，安排旅游者前往中东欧和意大利，提供一流的住宿和一系列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通常这类旅游还安排游客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历史建筑，这样的旅游像是以前上流社会子弟毕业大旅游的现代版。游客获得了精神和身体的充分放松而返程。

由广告数量来判断，观鸟类度假主导着度假市场的改进，考虑到休闲时间惊人般增加，这一点不足为奇。1939年鸟类保护皇家协会的成员不到5000人，而1965年其成员总数达到29000人，此后数量持续增长，1973年为10万人，1998年达到100万人。 up> [43] 大约9/10的新成员加入协会的原因是担忧常见鸟类数量的下降，它们是集约化科学农业耕种的牺牲品。由于大众旅游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和经济紊乱，让崇尚绿色理念的中产阶级烦恼不已。一些专业性旅游公司，如羚羊旅行社和李察兰达尔旅行社，强调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对当地发展项目的贡献，这让中产阶级的担心有所缓解。

大众旅游总是会破坏山水风景，海边度假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后期，这股风潮之后丢下了一连串的拖车公园和海岸小屋。传统的英国海边度假，以及相伴的各种装备——铲子和水桶、沙滩小屋、小码头和棉花糖，最终变成一片衰败景象。这类度假从来都没有真正吸引中产阶级，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们感到不舒服。中产阶级寻求在家的感觉，他们选择康活尔、诺福克和萨福克等地风景如画的渔村，那里与世隔绝而又具有单纯的魅力，苏格兰也有类似的地方。这类地方都被中产阶级所占据，各种各样的熟食店、美食酒吧、餐馆、艺术画廊和古董商店，充分满足了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些场所还采用某些名称来标榜它们以前的经济功能，比如“老面包房”或“史密斯家”等。许多较大的度假胜地——如伯恩茅斯和托基——还包含中产阶级退休人员的居住地，而且通过提升语言学校和会议中心来努力生存。

童年时期的度假经历是媒体怀旧的主要内容，这成为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与海边相关的节目（《弗尔塔》和《嘿，嘿》），还是更为亲切、更加纯真的播出时段（《皇冠上的宝石》、《再访故园》以及简·奥斯丁和特罗洛普的戏剧版）。像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一样，电视成为各个阶级娱乐生活的主要来源。电视时代的到来也带来了一种暗淡的预测：读书终将会越来越少，有一段时期图书馆的借书量下降，1963年之前由于非小说借阅数量惊人增长，导致借书量一度上升。 up> [44] 在此期间，超过一千四百万人每个星期日晚上都看电视。

电影院输给了电视。电影票销售量在1956年上升至顶峰达到1亿英镑，随后30年里逐步下降。与电视一样，电影也通过吸引大批观众来谋取生存，由于这一原因而落入上层中产阶级的文化媚俗之中。1947年《观察家》电影评论家C.A.勒琼断言，电影不再是艺术，而是提供“让人愉快的娱乐”的“庸俗与无知的垃圾”，只要它提供了浪漫内容并让人逃避现实就算是成功了。“我认为把痛苦加入我们的娱乐毫无意义”。 up> [4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有时甚至是愤怒，逐渐地渗入电影、戏剧和电视中，就像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新现实主义戏剧。有关工人阶级的剧情和年轻的“愤怒”戏剧家的正义刺激了中产阶级戏剧爱好者的良心，甚至把他们变成了社会人类学家。1964年丹尼斯·波特的电视剧《投票，投票，投票给奈吉尔·巴顿》因其粗鲁的诚实而受到广泛称赞。 up> [46] 这个戏剧的结尾是这样的：晚餐舞会上保守党候选人阿奇博尔·莱克队长发表完他的陈腐演讲之后，剧中英雄把两个手指戳到了他的脸上。此剧还有续集，续集中一位工人阶级主妇告诉巴顿：“嗯，我们是劳动者，我们都是为了驱除黑暗。”

老一辈中产阶级的敏感神经徘徊在20世纪70年代的宽容情绪之中，而剧院经理们则担心朝这个方向走得太远。他们拒绝了《胡子》（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戏剧，剧情围绕着简·哈洛和小家伙比利之间的舔阴行为，但是他们又接受了《哦！加尔各答！》中的裸体场景。一位演员对此潮流评论说：“我是一个演员，我不想因为我那家伙的大小而成名”。 up> [47] 感谢BBC二台，先锋派剧作家们可以不顾及商业性的导向，这个电视台播出约翰·阿登、乔·奥顿和丹尼斯·波特的作品。

1945年以后机构对于艺术的投入赞助在增长，其最强大的教父性机构是艺术理事会，它建立于1945年，由此使战争时期对艺术的资助永久化。到1970年，这个由中产阶级所主导的机构年预算达到900万英镑，其附属的各类委员会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艺术——如音乐、戏剧和文学——进行赞助 up> [48] 。一些公立和私立机构对艺术的赞助额不断膨胀，中产阶级在这些机构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61年新林肯画廊出售的现代画作的主要买家是县政务局、大学和中小学。 up> [49] 1989年受托管的陶瓷雕塑在学校操场、教堂、图书馆、火车站、一个火葬场、一所医院和一个会计事务所办公室展示。 up> [50] 这是针对所有人的艺术，但是艺术作品的选择是委托给一些委员会来实施，而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中产阶级。20世纪末，新出现的一类专家来帮助人们选择艺术作品，1977年城市大学开始培养“艺术评论与管理”专业的硕士。

私人装饰艺术市场幸存了下来，根据一位学者的说法，大约有超过800万的消费人群，全部是中产阶级，主要是专业人士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他们对于艺术持有“开明的”态度，乐意花40—500英镑购买一件艺术装饰品。 up> [51] 政府所属机构则更为慷慨。1997年哈克尼市政当局支付一万英镑给每一位“工匠”，让他们为本行政区五月银行节的年度庆典设计帽子。 up> [52]

从理论上来说，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上面是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理念的一种延伸，这一理念是：艺术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在政治动机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对于什么样的艺术品最能达到这种效果，以往的信心丧失了。要把经费用于歌剧、芭蕾舞和音乐会以吸引那些衣冠楚楚的观众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受到资助的娱乐形式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娱乐被攻击为精英主义，这在20世纪末期是一个贬义词。公共资金赞助艺术的捍卫者们心虚地回应这些攻击，他们用功利主义说词去安抚政治家和选民，而不再声称艺术具有精神价值，可以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从此以后，艺术倾向有意识地趋向于下层，它们在促进社会包容。尽管如此，针对贵族欣赏者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艺术展以及后来的艺术品展览，不论它们在什么时候举办，还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艺术的相对价值以往是由精英们来加以判断，这种观念遭到拒绝。艺术理事会和图书馆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没有哪一种休闲活动比其他的休闲活动更高级。”到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失乐园》比披头士的歌词更高级，那就是附庸风雅，李察·霍加特就是这样认为的。 up> [53] 当时盛行的风气对美学鉴赏批评家怀有敌意。诗人罗伊·富勒观察到：“公共经费赠予艺术不可避免地吸引了那些懒惰的人、低能的人和毫无才华的人，使他们的私欲膨胀。” up> [54] 的确如此，《达·芬奇密码》——混杂着幻想和编造成分的近期作品，让其作者发了大财，腰包满满。

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当中还是有一些人甘愿冒着被指控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对艺术进行价值判断。安东尼·拜厄特认为杰弗里·阿切尔的小说不值得保存，《时代》杂志对此种评价做出了“过于敏感的、下意识的势利回应” up> [55] 。也许安东尼·拜厄特的评价是对的，但是杰弗里·阿切尔的小说代表了众多读者的欣赏品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一向是读一些平庸乏味而耸人听闻的小说。

现今的中产阶级读书看报比以往更多，1994年有八万本书出版，其中1/10是小说，1945—1994年期间，高质量的日报读者数量翻了一倍还多，达到260万。但在追求包容性的政策实施方面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地方官方图书馆只购买了很少的书。老一派人物有时因为对包容性的否定倾向或不受左派人士欣赏的价值倾向而遭到责难。把妇女描述成“软弱的性别”的“老式书”被清除出书架，学校图书馆服务系统则被鼓励去收集有关“残疾人正面形象”的书籍，而是否有《金银岛》这本书则无所谓。

强调包容性并未改变高层、中层和下层的文化等级系统，去任何书店的书架上看一眼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畅销书排行和电视节目每周收视率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图书的购买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品位是兼收并蓄并多样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阅读口味一直延续，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宗教类的书籍很少有人关注，而自助类手册则成倍增加，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通过饮食和精神类课程以及身体锻炼来达到身心恢复的教科书类的书籍形成了稳定的潮流，有些书还指导人们某些路径以达到最终的自我理解的境界。同样数量巨大的图书是个人事业成功手册，每一本书都告诉你达到成功的神奇模式，传统的自我帮助传统在这些书中得以保留，当然很多书还带有新时代的成分。在弗兰西斯·惠恩的《芒布·琼博如何征服世界》（2004）一书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分析。虽然说这类自我完善书籍数量猛增只不过是一时潮流，但它也反映出中产阶级还在努力寻求个人成就（以及他人赞美）与内心精神和谐之间的平衡。

中产阶级小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有三种新的类型凸显出来：科学小说、奇幻小说和间谍惊悚小说。这三类小说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官能症，预测未来的小说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危险和优势，而奇幻小说——最著名的是托尔金的小说，让读者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神奇生物的世界，在那里善良美好与邪恶丑陋总是冲突对立。间谍惊悚小说则深入黑暗而可怕的政治权力与阴谋的世界，而这些阴谋被超级英雄们——如约翰·巴查所创造的理查德·汉纳和兰·弗莱明所创造的詹姆斯·邦德——所阻止。小说中虚构的阴谋情节基于一些真实发生的未解之谜，比如俄罗斯皇室谋杀事件，而最近对外太空飞行物的多种多样的描述受到追捧。虽然这其中的许多内容是哗众取宠的废话，但它进一步证明人们普遍想搁置理性怀疑论而接受未受验证的事物。

两次世界大战都产生了不断增长的战争文学，包括回忆录、叙述史、战略战术分析，以及最具有催眠效果的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争文学不断地被改编为以战争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和电影剧作。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小说。老的和新的小说都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实性，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想吸引大量观众的强烈愿望导致某些改编剧淡化或歪曲原来的主旨，在2004年，一位编剧承认，《傲慢与偏见》就是在讲“穿着睡衣的女孩子们讨论恋爱”，而达西先生的“男子气概”需要强化。一些中产阶级观众对于这类改编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媒体热衷于把经典“庸俗化”，但这样的看法曲高和寡。

小说一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产阶级的生活和道德，读者们还未厌倦叙述平凡现实的作品，其最新表现是《阿迦传奇》和《小鸡点亮》，这两部作品都是针对女性中产阶级读者，她们对自己的同类有兴趣。历史小说十分繁荣，尤其是包括了浪漫和高度冒险元素的作品，把这两者极妙地结合起来的作者有乔吉特·海伊、C.S.福里斯特、帕特里克·奥布莱和乔治·麦克唐纳德·弗雷泽，他们都有一些作品被改编为极受欢迎的电影和电视剧。对于这些作者的作品是否是“严肃的”文学，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果这些作品不是“严肃的”文学，那么“严肃的”文学应该包含哪些重要特征。中产阶级的读书圈子也在讨论这些争议问题，这些读书爱好者小圈子阅读一本书，然后解剖它并相互讨论，讨论时常常喝着红酒。这类读书聚会是比较新的现象，但也带有古老的血统谱系。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交流知识和思想以寻求自我完善，这一直是中产阶级自娱自乐的最完美方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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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1993，144，156. <<span id="filepos0001596513">/p>

[2] Gratton and Taylor，40－43. <<span id="filepos0001596648">/p>

[3] The Times，18 August 2004. <<span id="filepos0001596781">/p>

[4] Gratton and Taylor，19. <<span id="filepos0001596911">/p>

[5] Caradog Jones，463，477；Good Housekeeping，January 1949. <<span id="filepos0001597078">/p>

[6] Hudson and Williams，122－123；Economist，12 September 1992. <<span id="filepos0001597248">/p>

[7] Seymour-Ure，4. <<span id="filepos0001597370">/p>

[8] The Times，28 May 1983. <<span id="filepos0001597500">/p>

[9] The Times，15 May 1995. <<span id="filepos0001597630">/p>

[10] Sunday Times，2 July 1978. <<span id="filepos0001597764">/p>

[11] Sphere，12 September 1936. <<span id="filepos0001597898">/p>

[12] Sunday Times，9 July 1978. <<span id="filepos0001598032">/p>

[13] Sunday Times，23 May 1999. <<span id="filepos0001598166">/p>

[14] Punch，14 May 1934. <<span id="filepos0001598293">/p>

[15] Spectator，18 September 1993；20 September 1994. <<span id="filepos0001598450">/p>

[16] New Statesman，12 July 1999. <<span id="filepos0001598586">/p>

[17] Economist，13 September 1986. <<span id="filepos0001598723">/p>

[18] Observer，Supplement，4 March 1984. <<span id="filepos0001598867">/p>

[19] Economist，13September 1986. <<span id="filepos0001599003">/p>

[20] Art and Artists，May 1986. <<span id="filepos0001599137">/p>

[21] The Times，Magazine，13 May 1995. <<span id="filepos0001599279">/p>

[22] Now！，16－23 April 1981. <<span id="filepos0001599414">/p>

[23] Economist，13 November 1996. <<span id="filepos0001599550">/p>

[24] New Statesman，10 July 2000. <<span id="filepos0001599686">/p>

[25] The Times，Magazine，5 August 2003. <<span id="filepos0001599830">/p>

[26] Illustrated，10 July 1954. <<span id="filepos0001599964">/p>

[27] Observer，Magazine，7 October 1984. <<span id="filepos0001600108">/p>

[28] The Times，1 August 1983. <<span id="filepos0001600241">/p>

[29] For example，Independent，10 March 2005. <<span id="filepos0001600390">/p>

[30] Sunday Times，21 November 2004. <<span id="filepos0001600529">/p>

[31] Sunday Times，21 November 2004. <<span id="filepos0001600668">/p>

[32] Walton，53. <<span id="filepos0001600787">/p>

[33] Walton，159. <<span id="filepos0001600907">/p>

[34] Sphere，12 September 1936. <<span id="filepos0001601041">/p>

[35] Country Life，24 September 1987. <<span id="filepos0001601181">/p>

[36] Sunday Times，23 May 1999. <<span id="filepos0001601315">/p>

[37] Illustrated London News，29 May 1954. <<span id="filepos0001601460">/p>

[38] Listener，26 December 1963. <<span id="filepos0001601595">/p>

[39] Sunday Telegraph，23 January 2005. <<span id="filepos0001601737">/p>

[40] Independent，2 February 2005. <<span id="filepos0001601874">/p>

[41] Crafts，January/February 1975. <<span id="filepos0001602012">/p>

[42] Art and Artists，February and April 1989. <<span id="filepos0001602161">/p>

[43] Birds，July/August 1966；September/October 1973；Spring 1998. <<span id="filepos0001602332">/p>

[44] Listener，18 November 1954；26 September 1963. <<span id="filepos0001602487">/p>

[45] Sight and Sound，Autumn 1956. <<span id="filepos0001602624">/p>

[46] Carpenter，173－174. <<span id="filepos0001602753">/p>

[47] The atre Quarterly，January/March 1971. <<span id="filepos0001602900">/p>

[48] Harris，52－54，84. <<span id="filepos0001603029">/p>

[49] Studio，October 1962. <<span id="filepos0001603158">/p>

[50] Crafts，July/August 1989；September/October 1989. <<span id="filepos0001603316">/p>

[51] Crafts，July/August 1989. <<span id="filepos0001603449">/p>

[52] Crafts，May/June 1997. <<span id="filepos0001603579">/p>

[53] Hoggart，55. <<span id="filepos0001603699">/p>

[54] Hoggart，57. <<span id="filepos0001603819">/p>

[55] Hoggart，339.

第十一章　中产阶级的自豪感：过去和现在的身份认同

“韦伯夫人”和“亚历克斯”是两个漫画人物，他们是现代中产阶级当中相互对立和敌视的两个极端，在他们身上揭示出历史演变及其精神遗产的现状。韦伯夫人和她的家人及朋友是由波西·西蒙斯在1970年代创作出来的人物，出现于《卫报》的系列漫画之中。读者们感觉就像是看镜子中的自己，它反映出了他们的情绪、气质和道德困惑。韦伯夫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以前做过护士，后来是有抱负的儿童作家，她与伦敦理工学院一位留着胡子的社会学讲师结了婚。她与丈夫的进步主义思维模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们还是“花童”，居住于伦敦区一所有阳台的房子里，这里正在进行着中产阶级化的进程，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等级社会。他们煞费苦心地不想对老居民们表现出冷漠。

在他们看来，韦伯象征着现代的启蒙。他们的女儿贝琳达认为他们生错了时代，他们还生活于1960年代。“我的父母真像是农民！他们看起来很邋遢，不修边幅……他们不会买东西。”贝琳达讨厌扁豆、老式牛仔裤、蜡染印花布以及父母对性的痴迷，她还懊恼父母及其同类把他们生活的区域变成了“一个……都市村庄”。场景是一个街头聚会，韦伯夫人在准备乳蛋饼（“现场有几个素食主义者”），乳蛋饼上有“标记和火花”。纯正的当地人呷杜松子酒和奎宁水，放纵的微笑表现在“这些农民”的脸上。乔治·韦伯的大学同学凯文·潘沃雷特已经退休，与康沃尔海岸特苏迪特的真正农民生活在一起，在那里他是店主兼传教士，销售“道德健康食品”，而当地人却不想要这些东西，他们继续消耗冷冻薯条和速食奶油之类的“生物文化毒药”。

其他异教徒也拒绝韦伯们的善意信条。当他们责备庞克打扮的贝琳达男友贾斯珀的“性别歧视”言论，他对他们吼道：

……你们这些毛茸茸的自由主义者！看看你们的样子，软绵绵的、磨旧的、打着补丁的、怪里怪气的、毛茸茸宽大的旧衣服，所有这些就表明了你们对生活的态度！当你们面临争议问题的时候，你们就用不知所云的辩护把它掩盖起来，用无可指责的宽容压制问题！你们都是没胆子的家伙！你们的心从来也不会沸腾！……你们坐在流着血的围栏上！你们却毫不激动！

韦伯夫人感到悲哀，她不知道“毛茸茸的自由主义者”是否注定会成为“蛀虫”。 up> [1]

亚历克斯是查尔斯·皮蒂和罗素·泰勒创造的人物，其漫画独立成章是在1987年。亚历克斯会赞同贾斯珀的上述长篇大论。他是一个正在捕食的食肉动物，受雇于一家市政合作账务公司，他正处于向上爬的阶段，这多亏了他的残酷本能和口是心非。亚历克斯崇拜金钱以及用金钱购买来的声望地位。他很自豪他有一叠信用卡，他对餐厅服务员抱怨说他的账单花费“太少了”，当售货员向他推销最新的音响设备时，他却想要“更高档的东西”。

在亚历克斯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像他一样的人，输家就像他公司的同事（成天在倒腾没用的股票）、乞丐和地铁里的街头艺人。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唱“金钱买不来你的爱情”时，亚历克斯给了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是怎么知道的，乞丐？”他告诉那个乞丐去买一把口琴，然后从乞丐的帽子里取了一枚硬币作为“咨询费”。

有一次，亚历克斯打电话给撒马利坦会的人，说他一年赚四万英镑，有一辆宝马车，还加了句解释，“我以为你们想听一些好消息而做一些改变”。他去偏远而原始的希腊岛度假，当他驾车经过时可以触摸当地人的额发，这是棒极了的感觉。亚历克斯天生就庸俗不堪，他在首都银行里的竞争对手们邀请他去听歌剧，他与竞争对手都把观看歌剧当作耐力测试。他对油画的价值判断完全基于这幅画的价钱。 up> [2]

当然，亚历克斯是一个艺术夸张人物，但他是反映现实的最好的漫画人物。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智力和努力值得丰厚的回报，生活就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战场，有能力的人就会获得成功。而没有能力的人，依靠他人慈善生存的人都是寄生虫。以往以及现在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认同他的观点。亚历克斯会认为他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因为他冒了风险，不仅是用他人的钱来冒风险，而且也用他自己的未来冒险。在后来的一集中，亚历克斯被裁员了（跟许多他的同类一样），只好去找新工作。乔治·韦伯的收入（1970年代后期大学讲师一年收入在5000英镑—8000英镑）远比亚历克斯低，但作为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享有就业保障和丰厚的养老金。在后来的20年里，人们失去了就业保障。

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很巧妙地显示出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的重要而持久的区分。现实中的韦伯人数众多而且特征鲜明。1970年一位社会学家在其论著中把这些食草动物类中产阶级的特征描述为受过良好教育、有前途、开放、激进、把自己看成是局外人、敌视宗教组织、表面上轻视社会仪式并且不适应竞争。他们的嗜好就是丰富身体和心灵，包括诸如“牛奶麦片早餐、雷诺4汽车、互惠互助、黄铜拓印、桑拿浴、《哪一个》、讨论小组、尖果沙拉……在希丹兹的一小块农田、无痛分娩、全麦面包、交心治疗小组、手指画、涉足神秘之事、裸体”等。 up> [3]

像韦伯夫妇一样，这些生物生活于波希米亚主义的阴影之下，大部分人作为国家的公仆来谋生，虽然他们更愿意选择“社区”这个词。他们参与公共事物，自认为有责任关照无家可归的人和伤残人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到内疚，当他们发现不公正现象或环境危害现象就会大惊小怪。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规模，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良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5年5月大量中产阶级因伊拉克战争而抛弃新工党并转向自由民主党。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使这些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获得了政治觉醒。他们所珍惜和为之工作的机构已经被企业竞争精神以及相关的执行、目标和“解决方案”所渗透，慰藉与怜悯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此外，还有一个涉及整个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国家未能兑现人们所期望的免费提供福利和教育。国家科层体制日益复杂，其成本不断攀升，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国家机器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使问题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亚历克斯不会担忧国家是否提供这些服务设施，他掏自己的腰包来支付这些东西。他这类人还具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和企业家，他们的冷酷无情表现得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人和金融家更严厉。他们的拼命劲、敏锐感、野心和残酷继承于年轻的“宇宙主人”——20世纪80年代在伦敦中心区发了大财的人。他们大胆妄为和勇往直前获得了巨额回报，1992年一个伦敦投机家说，在汇率风潮当日他就赚了50万英镑。 up> [4] 这样的危机巨变只是例外事件，但日常的丰富回报足以吸引大批高智商人才。1971年有114位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进入伦敦中心区，到1994年上升至446位毕业生追随亚历克斯进入此区。而进入教学领域和公共部门的毕业生数量暴跌。 up> [5]

年轻的男女成为会计师、商业和企业律师、商业银行家，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极其富有的超级种群，他们是大都市精英。这些向上流动的人被称为“雅皮士”，下层人士对他们既羡慕又嫉妒。“果酱混蛋”（指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的人）和“你得到这么好的工作”是1988年人们对“雅皮士”现象的两种反映。 up> [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处于管理职位的雅皮士购置股权，给自己颁发津贴，他们激起了人们的嫉妒与愤怒。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塞德里克·布朗极其贪婪（在1994年他赚了45.7万英镑），因此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塞德里克猪”，像他一样的人被称为“肥猫”。布朗手下的销售总监诺尔曼·布莱克的收入是25万英镑，他不太明智地告诉车间工人，他们的报酬太高了。 up> [7] 同等收入的人为他们的高收入辩护，他们对公司有真正的价值，但这一说法却站不住脚，因为高收入管理者让公司利润下滑。人们对于无能和失败的高回报有着道德上的厌恶。喜剧演员亚历克西斯·塞尔代表了一种共同的而又愤世嫉俗的反映，他观察到，高层管理者之所以如此大方地给自己付高薪，其原因就如同狗舔皮球，因为它知道它可以这么做。《时代》杂志前主编西蒙·詹金斯的表述则较为温和有礼，他把这些人的行为描述为“对那些努力工作而获得固定报酬的人的侮辱”。 up> [8] 中产阶级的正统观念仍然很强，他们认为报酬高低应根据智力水平和努力程度而定。

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以及他们的同类，还有获得过高收入的管理者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自1914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历史站在了他们的一边。他们所得的好处并不总是显而易见。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困苦，每当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的好斗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以及某些时期他们会紧张他们的未来。中产阶级具有一种长期保持的心态特征，他们想为自己和子女争取长期的保障，但又很容易陷入短期恐慌。目前他们对于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

税赋是中产阶级的永恒烦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危言耸听的预测声称，税赋会扼杀中产阶级，之后的90年里这类悲鸣一再重复，保守党掌控的新闻媒体一直如此。1985年《每日邮报》谴责工党的计划是“通过打击富人来帮助穷人”，它就如同一根“刺”会刺伤整个中产阶级。 up> [9] 人们很熟悉这样的论调，它使中产阶级处于一种防守状态，并成为保守党手中的武器，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最近的三次大选中新工党一直激烈争论要不要增税。

间歇性爆发的关于中产阶级应该缴多少税的政治争论，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更加广泛而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社会性质问题。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立法的基础原则，即国家应该监督收入再分配，为了社会公平而把富人收入转移到穷人那里。自那以后，巨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于推进体制变革，从而达到上述目标而使所有人感到满意。这并非是完全无法完成的事，因为中产阶级及其新闻媒体和议会领袖们都接受了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的概念（有时也带些叹息）。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一种妥协意愿，这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能够比较安全地生存，而直到20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只是一个少数群体。认可受国家调控的社会公正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传统上来说中产阶级从未打算对穷人不管不顾。此外，20世纪后半期，中产阶级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

把金钱从富人那里转移给最穷困的人是平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期，多亏了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样的目标达到了，国家法令决定人们如何花钱和吃什么食物。中产阶级不喜欢这种体验。左派把消除经济不平等看成是通往消除阶级差异道路上所迈进的一步。1943年在《女性的自认》连续剧“杰西卡的黎明”一集中，一个富有的女人十分震惊，因为他的儿子声称要与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她的朋友告诉她，反对他们的结合是无用的，“原来存在的阶级障碍、成功以及金钱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性格、勇气和同情心”。 up> [10] 电影《像我们一样的数百万人》也讲出了同样的意思，在这部电影中，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女孩（安妮·克劳福德）与约克郡一个工人阶级工厂的领班（埃瑞克·波特）相爱。故事的结尾显示了谨慎的态度：当他们讨论结婚问题时，那个工厂领班提议等战争结束以后再作决定，因为到那时可以看清楚阶级区分是否是永久性地消失了。

阶级区分，以及支撑阶级区分的各种对人的价值评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明显存在的。1916年梅杰·达尔文——科学家达尔文的儿子，告诉优生论者同事们，从智力上来判断，“具有良好阶级背景的人”天生就优于处于经济等级底部的人。 up> [11] 1939年居住在马洛的一个中产阶级主妇（一个泥瓦匠的女儿）发现这里“极其势利”，不过她接受了这个小镇的鲜明等级体制。在等级体制的顶端是那些每周赚8英镑—12英镑的人，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出色的”人，因为他们智商高，但不一定都有良好的教育。在他们下面是那些每周赚5英镑—8英镑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想拥有汽车以及汽车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在底层的人是“粗俗的、肮脏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阶级。 up> [12] 那些震惊于她的等级判断的人指责公立学校在使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永久化。根据1939年《图片邮报》的说法，公立学校提供了“阶级教育和阶级观念”，直到1966年这些学校还在这么做，劳工作家泰德·威利斯指责它们是阶级体制的“城堡”。 up> [13]

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遵从已经减弱，不过这一过程是慢慢推进的。1919年一个已经习惯于这种遵从的人抱怨说，人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先生”和“夫人”这样的尊称，即使仆人也是如此。 up> [14] 弗兰克·理查德——利比·巴特的创造者，猛烈抨击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灾难（包括大罢工和两性之间的争吵），并声称“至少在这个国家，贵族总体上是比平民更好的人，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 up> [15] 一些妇女似乎赞同这种观点。1945年大选前不久，《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女性店主和仆人相信“只有富裕和迷人的人才适合管理国家”，而且她们可能会投票支持保守党。 up> [16]

“富裕和迷人”的做作行为一直迷惑着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也许八卦专栏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做参考。1931年8月《每日素描》的读者可以读到里斯波利王子在亚得里亚海度假的消息，他是“好莱坞最英俊的男人”。国内新闻则可以读到，卡莱尔勋爵和夫人在那瓦斯城堡举办狩猎活动。 up> [17] 这种名人崇拜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兴起有着社会根源。对于皇室的点点滴滴的描述简直是喜剧性的奉承谄媚。1954年把亚历山德拉公主描述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她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优雅陪伴的艺术”。另一则新闻透露，查尔斯王子，已经6岁，懂得了英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狗，“我想小糖（狗名）渴了，得有人教她如何喝水”。 up> [18]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八卦专栏中国民对皇室的敬重（这暗示着他们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顶端）逐渐消失，在随后的20年里皇室也困扰于各种窥探和嘲笑，自皇室摄政以来至1960年代，他们从未遭受过这种困扰。像18世纪新闻媒体一样，八卦新闻等同于丑闻。到1980年代末期，一类新的精英突然出现。他们是“著名人物”，主要是年轻人，其名声几乎都源于他们在体育（尤其是足球）、时尚、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造富结果，比如杰夫瑞·阿彻和尼尔·汉密尔顿夫人，他们都是声名狼藉。

所有名人都赖于公共关系运作系统，它致力于把他们的名字保留在公众意识之中。《你好！》杂志，以及类似期刊和八卦专栏，记述着他们的生活，提供他们性冒险的小道消息，让公众嫉妒而好奇地探查他们的家居，了解他们的家庭琐事。有些名人自愿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公开受辱，在节目里他们处于有损尊严的窘境之中。1991年《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些人称为“名族”，他们已经取代贵族成为公众感兴趣的对象。 up> [19] 这种现象有趣的是，关于名人丑闻的报道也经常刊登在以上层中产阶级为读者群的严肃新闻报刊上。

中产阶级媒体的知识性特征在改变，这成为1990年安德鲁·尼尔诽谤诉讼案争论的根源，安德鲁·尼尔（毕业于佩斯利文法学校和格拉斯哥大学）是《星期日时代》的编辑，他诉讼的对象是佩里格林·沃索恩爵士——《星期日电讯》的编辑。沃索恩诧异于尼尔的“名人”生活方式，这包括与帕梅拉·博尔德——据称是一个妓女——的暧昧关系。严肃报刊的编辑认为花花公子的世界与严肃报刊编辑身份不相符合，严肃报刊编辑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建立与杰出人物——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和剑桥大学校长这类人物——的亲密关系。夜总会倒是可以去，比如安娜贝尔夜总会，因为沃索恩所仰慕的贵族们经常光顾那里。沃索恩诉讼未能获胜，这场诉讼是老的上层中产阶级与新的、凭能力上位的上层中产阶级之间的小争斗，这批新成员绝不会被那些老规矩吓倒。 up> [20] 尼尔与沃索恩的诉讼是一个信号，提醒人们阶级之间神秘而细微的差异还是存在着的。

这场官司之后一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5/6的人——认为无阶级社会绝不可能产生。 up> [21] 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结果，半数人口认为阶级区分是“合理的”，超过3/4的人认为阶级区分是“不可避免的”。 up> [22] 英国人对生活于阶级区分环境中没什么不满意，尽管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有可怕的警告，声称阶级区分会阻碍进步。1978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考察了英国动荡经济形势之后宣称：“只要你还保持着该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你就永远无法向前走。” up> [23] 然而，在这20年里，英国经济十分繁荣，而德国则受累于过度宽松的福利体制，这正如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然而，根据1994年的一项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苏瓦解了社会等级制度。由德国和日本引入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鼓励“民主”和“平等”，这“模糊了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分”。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公司忠诚以后会不会取代社会和种族认同呢？ up> [24] 这与撒切尔夫人的社会理念相一致。1985年她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我希望人们会变得不那么关注地位身份而更多地关注勤奋努力”。 up> [25]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最近的相关研究也没有显示这种迹象。 up> [26] 1970年一位工人观察到，追求身份地位是定义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看不起那些用手工作的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考虑如何在西班牙度假，如何买一辆‘莫里斯1100’等这类事情上”。这一说法的后半部分也适合现今的情况，虽然现在的汽车都是“四轮驱动”，度假地点可能变为泰国或新西兰。

但是现在的中产阶级还会“看不起”其他的人吗？在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在口头上认同平等的抽象概念，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和智力的差异。这也是剧作家丹尼斯·波特感兴趣又困惑的问题。他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毕业于文法学校，然后上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发现周围都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公共学校毕业生。有一次，他把自己工人阶级未婚妻介绍给他们，过后他写道：“她的感觉一定像一个普通士兵进了军官食堂，这就像我之前的感觉一样……她跟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舒服，而他们也觉得不舒服。”波特对于他与他的服务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感到不舒服，他不想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但又担心他的服务生应该没有发现他的工人阶级背景。其他的文法学校毕业生则随波逐流，波特指责他们是“谄媚者，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牛津行为方式，好像这样就可能远离他们的过去”。“像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一样”，波特希望能逃离过去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来的“认同”。 up> [27]

波特由于直言坦承社会歧视而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人们以往感觉到社会歧视但出于礼貌而闭口不言，这些社会歧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促使他对停着的劳斯莱斯吐口水。波特在电视上吐露心声，还写了一本书（《光彩夺目的吉芬》）讲述他的经历。他的坦率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痛处，但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一位同样背景的女大学生所观察到的：“作为1950年代末期的工人阶级，我们对此加以夸赞而使其有很大影响。” up> [28] 1960年《女王》杂志刊登了许多这类背景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比如基思·瓦特豪斯（他的父亲赶着马车售卖蔬菜水果）和艾伦·西利托（他辍学去自行车厂工作）。 up> [29]

他们是一代工人阶级作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坦率和“勇敢”而受到欢迎，这正是北部工人阶级的直率性格，这种性格让人耳目一新而又有感染力。工人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而很有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尼古拉斯·卡特——一个小企业主——在1976年宣称：“我很自豪我是中产阶级，但我不像那些那样……回避工人阶级出身。”他住在柴郡的威姆斯洛，并很自豪地断言，“即使那里没有一个中产阶级，至少我们是在英国，这就足够了。那里只有很少的左派‘大人物’，不是吗？” up> [30] 卡特也很怀念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那时英国可以号令全球，可以派出炮舰强制别国服从它的命令。他的观点并不少见，许多中产阶级还是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脊梁。

加入中产阶级是有野心的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认知让人欣慰。然而，正如费迪南·芒特所说，这样的地位上升需要下层中产阶级拼命往上爬。他们与郊区之间的联系也不那么让人愉快，这就是为什么芒特说：“只有当人们成功地向上爬了，他们才会很高兴地说出自己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 up> [31]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层中产阶级一直认为郊区是心胸狭窄的小市民的生长地。即使在上层中产阶级圈子里，也存在着地位和声望的细微差异。1985年，来自亨特利和帕默的戈登·帕默上校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人们愿意说自己是劳埃德的股票经纪人，但不会说他们是做工程的。” up> [32]

不过，令人极其遗憾的是，人们的势利谄媚没有减少。这一直深深地根置于民族的幽默感之中。下层民众的无知、无能和拙于辞令引来伊丽莎白戏迷的大笑，它也充斥于18世纪的笑话集和庞奇漫画当中。中产阶级嘲笑那些乡下土老帽和蠢笨的仆人，而最近的嘲笑对象是埃塞克斯女孩，以及苏格兰的“小混混”。所有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习惯、口味和外表都受到毫不掩饰的嘲笑。嘲笑下层阶级习性，对下层阶级个人和群体表示蔑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不过，如果涉及种族，这样的行为被法律所禁止，这是2005年通过的法律，还有对宗教也不能嘲笑蔑视。

2003年夏嘲弄夹杂着屈尊娱乐了电视观众。一个电视节目（《你吃什么是什么》）表面上是说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惯，但其荒唐程度令记者朗·利德尔感到震惊。它“把憨厚、无用和肥胖的英国下等人的行为种种暴露无遗”。观众有机会“大声嘲笑这些下里巴人，观看他们由于明显地不负责而受到聪明的中产阶级的一再击打”。其代表就是一个专横的女营养师，她严厉斥责超重的工人阶级伊冯娜，因为她愚蠢地饮用过多糖类食物。当她的粪便检查报告出来并被指责缺乏营养物质时，她被降级。一个速成节食很快产生出来，利德尔称其为“一个坚硬而庞大的中产阶级屎蛋”。 up> [33]

“下层阶级”并不可笑，恰恰相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占据着社会底层的位置，他们的暴力行为似乎威胁到中产阶级的安全。新闻媒体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政客们则承诺会保护他们。1995年影子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宣布，他将清除街上“有攻击性的乞丐、酒鬼、吸毒者和擦刷器小贩”，守法公民可以不受滋扰地外出行走。1595年和1895年政府也有过类似的申明。

对下里巴人的嘲笑以及媒体阵发性地担忧下层阶级的犯罪行为，表明21世纪之初英国还是一个等级分层的社会，但与90年前相比，甚至与50年前相比，它的分层特性明显弱化。许多表面性的阶级区分消失了，或者模糊化了。1931年有一则奥嘟罗诺除臭剂广告承诺，可以消除无法清洗的体味导致的“社交耻辱”，而20年后，工人阶级还是一周洗一次澡。 up> [34] 现今由于现代热水系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每日洗澡，虽然对保持“个人清洁”有些过度敏感。同样地，由于洗衣机和现代织物，衣物的清洁程度不再表明社会地位。

然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是可以表明地位身份，其原因很简单，服装还继续履行其古代功能——申明穿衣者的财富和地位。乔治·奥威尔保险推销员乔治·鲍林，身穿灰色西装、50先令的大衣和圆顶硬礼帽，这身打扮不会让人误会他是一位“绅士”。1986年在一场招聘面试中，一个身穿细条纹西装、头戴圆顶硬礼帽的年轻人给面试人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聪明过人”和“积极主动”的人。另一位身穿牛仔裤的候选人自然被认为是申请劳务性或维修性工作的人。 up> [35]

服装的社会语言一直就十分复杂。消费能力显然是重要的，1992年《经济学家》杂志就通过区分衬衫的等级类型指明了这一点：“滴干型”、“高棉含量型”和“全棉型”。 up> [36] 其他一些考虑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来自同辈群体紧跟时尚的压力，年轻人和任何想显示其地位的人都痴迷于此。这些群体穿着戴有某位“设计师”标签的服装自信满满，这就等同于以往年代的人戴着丝绸帽子和羔皮手套、拿着镶银手杖，用这些物件装备的D.H.劳伦斯的弟弟给他以前的邻居留下深刻印象。背心口袋炫耀地露出的金链子和寻觅器，现今被“先进的”手机所取代。这两种东西都招来嫉妒和小偷。

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内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制服表明他们是谁（或认为他们是谁），并确保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被他们的同类所接受。出于同样的原因，年轻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制服，声明他们所推崇的流行音乐风格。中性的或“无阶级性的”服装，比如牛仔裤、T恤衫、棒球帽通常来自美国，但就像其他的现代服装一样，根据裁剪式样以及价格也可以分出等级。

服装总是可以伪装或修饰个性。现今也可以通过硅胶或美容手术来造假。这类手术可以消除老年斑、保持某种程度的青春、塑造身体曲线和根据个人的美容理想来整形。2004年英国有大约65000例这类手术，其中9/10是女性做手术。这种手术费用十分昂贵，在下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工人阶级中最受欢迎。人们整容所追求的最完美范式是想象电影女演员和女模特。 up> [37] 这样的仿效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显示当代人对名人的迷恋。

语言流畅和词汇使用也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不过口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20世纪30年代，T.E.劳伦斯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士兵，有时受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的怂恿，用他的“花花公子语言”去整他们的上司。语言是“他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当然反过来使用这种武器也能令人振奋。知道劳伦斯的人会记得，他用“具有优越感的口音”讲话，也就是说用BBC、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通行的发音，这种腔调是官方发音，BBC新闻主播和电影纪录片评论家就用这种发音。

1960年之后这种发音在电波中逐渐消失。它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段时间文法学校也在教学生这种发音，但后来综合考试不再包括这个内容。1963年人们注意到，萨福克的LCC（伦敦郡议会）寄宿学校的学生都采用“中性的戴维·弗罗斯特口音”说话，这让人觉得他们都“真正无阶级性”。有些人还担心，他们本身的工人阶级文化会“被消除”，但在这个时期去阶级性是一种时尚。 up> [38]

这有些自相矛盾，当人们热衷于追求外表服装的身份差异化之时，却在语言发音方面毫不在意。现今中产阶级的口音只能在电视上播出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刚结束时拍摄的电影中听到，中产阶级口音现在成了一种障碍，这样的口音传达出一种优越感，这是与当代平等主义精神相矛盾的。20世纪80年代寻求“酷感”的中产阶级青年模仿工人阶级口音和说话方式以获得“街头信誉”。这导致了“河口湾”英语盛行，这是南伦敦腔带鼻音的说唱，强调含混不清的表述，在每一个句子里都加进一些多余的词——比如“likes”。

2004年戏剧学校觉得无法忍受学生的语言状况，他们含混不清的语言表明他们不可以扮演古典角色。学校开设补救课程来教他们旧的标准发音。在新生中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扮演汤姆·布朗，出演他那个时代学校生活的电视剧。 up> [39] 最后，发现了一个公立学校学生，他可以按标准说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30年代的汤姆·布朗可以讲着一口粗声粗气的德文家乡话。那些想赢得公众喜爱的人使用“中性口音而避免‘过于高雅’的发音”，据称“过于高雅”的发音会让自己孤立，那些通过教育而改变口音并获得自信的人会疏远自己。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了进入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就改变了自己的高雅口音，现代工党政治家们都竭尽全力地隐藏自己原来的口音，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有傲慢之嫌。2005年5月大选时，前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布朗就很赞赏地注意到，一个毕业于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工党候选人，穿着休闲服装——这样就看不出他的出身背景——进行拉票活动。在公共生活领域，像伯蒂·伍斯特一样带着冷淡语气讲话的人会有障碍，一位BBC制片人把一个很杰出的人排除在读书节目之外，因为听众可能对他的“高雅”发音有抵触情绪。 up> [40]

在中产阶级的发展史上，上层中产阶级的独特口音的生命史很短暂。它的上升和衰落与时而爆发对“特权”的抵制相吻合。“特权”是左派思想家和作家通常采用的词汇，每当他们想揭露和消除他们所谓的社会固有不平等时，他们就会提到这个词。特权象征着不平等，尤其看重中产阶级口袋里的资源。他们有更多的钱，因此就能得到所有最好的东西，特别是教育。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这是一个被证实的普遍规律，即便如此，它却否认了一个事实：财富分配方式在发生改变。郊区的繁殖和路上跑的廉价汽车就很明显圤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及之后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人数较少的群体占有极大数量的国民财富，这就证明“特权”还是存在的。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其余财富数量在增长，而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所获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议员和未来的部长梅林·瑞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及其对工人阶级成员的影响。拥有支票簿和建筑学会证书能体现出人们的地位。“他注意到，妇女深切地感受到了‘新的社会氛围以及如何做出回应’。” up> [41] 一位做问卷调查的社会学家证实，他观察到一种趋势，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up> [42]

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人们会越来越少地需要这些歪曲事实的陈述，中产阶级的数量在增长，前面我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目前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断伸展的大众群体，它也许占社会成员的2/3。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一种无阶级状态得以实现。这样的社会转型并未减少人们对特权的攻击。新工党可以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工党历史传承下来的平等主义。一方面，它的政策鼓励竞争、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房屋所有权和客户选择，所有这些都是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所喜爱的。而另一方面，工党领导人又会对中产阶级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取比现代国家所提供得更多的教育和健康。

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核心假设是，每一个人都分享或应该分享中产阶级的抱负志向。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多次赞同和鼓励这种抱负，但它导致了政治问题。那些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给孩子提供所有的优势（比如书籍、训练他们遵守纪律、给予他们鼓励），这有助于孩子们的进步。他们自发自愿地这么做，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他们需要自我克制。只要左派提出“特权”或“优势”这类问题时，他们就得记住自我克制。

新工党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迫使大学限制公立学校毕业生入学而不论学业成绩好坏。某些议案否决了中产阶级的信念——才能培养应该是免费的，但它们隐含在市场竞争规则之中（比如“目标”和“处罚”），这些也是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东西。大学服从了国家的要求，但同时它们也有了通过提升学费的方式来对应市场压力的权利。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做过许多努力把大学变为独立的公共机构，而现在它们都成了国家的收费代理人。2005年5月大选中自由民主党敏锐地感觉到了中产阶级的忧虑，它承诺让国家把一部分学费返回给大学，这可能有助于它争取中产阶级选票。

中产阶级目前保持着政治平衡状态，它将要决定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里他们是否可以生存和兴旺发达，这个国家行使着比以往和平时期都多的权力，并且也比以往政府更加专心致志地打着宗教激进恐怖主义开战的幌子。几乎所有的政治和个人自由都是通过中产阶级的抗争来加以确保，某些人认为，中产阶级的某些成分，尤其是律师，一直处于抗争运动的前列，抵制新工党最近提出的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威权宪法和法律条例。

入侵和征服伊拉克极大地触犯了中产阶级长久保持的社会良心，在2005年大选中专业性的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开始疏离新工党。之后，有些分析家怀疑托尼·布莱尔是否已经失去了他感知中产阶级情绪的本能天赋。此外，中产阶级对新工党的失望，并未促使中产阶级重燃他们与保守党的恋情，虽然保守党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中心地带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加入中产阶级仍然是有才华的较低阶层人员所追求的目标。演员迈克尔·甘本——以前是一个工具制造者学徒，针对别人指控他过于热衷于挣钱而为自己辩护说他不再关心这类事情。“我已经加入中产阶级，我已经接受了骑士勋章，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还是加里克俱乐部成员。” up> [43] 这是一个永远都值得庆祝的成就，但是今天它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国家继续演进过程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有机体。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代际等因素使中产阶级处于割裂状态。进入中产阶级一直是移民所追求的目标，有犹太人、意大利人、锡克教徒、印度教徒、非洲人、加勒比黑人和穆斯林中产阶级，最后两类人人数很少，但数量在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处于过渡亚种类，如斯隆流浪者或年轻的老古板——他们的品位和行为引起了时尚大师们的注意。1980年代的这些现象提醒人们，自成一派、随大流和模仿都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持续特征。

在信念多样性方面也是如此。在风力农场问题上审美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争吵不休，而对于作为道德仲裁者的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世俗主义者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展开战斗。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对于新事物采取开放态度，而另一些成员则惧怕新事物。亚历克斯们很高兴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而韦伯们则想控制这种力量。品位也会引发怒气。2004年在蒂塞德的一个新房产中，一幢半独立式住宅的业主用圣诞灯饰装饰房屋，他的邻居气得中风，有人写匿名信说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而一个人则宣称：“你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宾果大厅与妓院的交叉口。” up> [44]

中产阶级当中的无数分歧具有欺骗性。这些分歧以及中产阶级发生突变的能力提供了某种灵活性，使中产阶级有可能在社会中保持其优势地位。中产阶级的权力仍然是巨大的而且是明显的，他们是社会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他们使社会运行。他们提供专业知识，运作国家机器，主导各类商业企业。中产阶级从来都不受单一的哲学理念所引导，总体上说，是实用主义和妥协驱动着中产阶级前进。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有关中产阶级信仰的文章——其观点从来没有获得过广泛接受，解释中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背后的主要动机。

首要的一个信念是中产阶级代表了民族的进取心和精神，中产阶级懂得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实现它。在其历史上，中产阶级相信个人自由，个人可以想和做他所希望的事（在不违背理性和法律的情况下以及获得政府认可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主张国家应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财产，而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其才能而上升流动，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教育寄于极高的期望，他们想让其子女获得教育，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获得教育。

对于真实的或虚构的触犯个人权利行为以及阻碍个人进取心的企图，中产阶级都会加以抵制。他们津津乐道于消费的快乐，享受努力工作而获得的回报，但很大一部分人感觉到，他们的物欲满足是以他们的痛苦为代价的。良知中和了自私。最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对其自身有着超强的自信，这种自信也有充足的理由：500多年来，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提供了秩序、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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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mmonds，Mrs Weber's Diary，passim. <<span id="filepos0001650979">/p>

[2] Peattie and Taylor，Alex（1987），passim. <<span id="filepos0001651130">/p>

[3] Punch，passim. <<span id="filepos0001651251">/p>

[4] New Statesman，6 November 1992. <<span id="filepos0001651389">/p>

[5] Adonis and Pollard，4. <<span id="filepos0001651518">/p>

[6] New Society，20 May 1988. <<span id="filepos0001651650">/p>

[7] Adonis and Pollard，93. <<span id="filepos0001651780">/p>

[8] Spectator，3 December 1994. <<span id="filepos0001651914">/p>

[9] Daily Mail，22 April 1985. <<span id="filepos0001652047">/p>

[10] McAleer，237. <<span id="filepos0001652168">/p>

[11] Eugenics Review，8，302. <<span id="filepos0001652301">/p>

[12] Calder and Sheridan，160－161. <<span id="filepos0001652440">/p>

[13] Picture Post，11 March 1939；Observer，Supplement，30 October 1966. <<span id="filepos0001652618">/p>

[14] Morning Post，29 January 1919. <<span id="filepos0001652756">/p>

[15] Horizon，1，iv（1940），350. <<span id="filepos0001652896">/p>

[16] Economist，30 June 1945. <<span id="filepos0001653028">/p>

[17] Daily Sketch，24 August 1931. <<span id="filepos0001653165">/p>

[18] Illustrated，21 August and 8 September 1954. <<span id="filepos0001653317">/p>

[19] The Economist，12 September 1992. <<span id="filepos0001653458">/p>

[20] The Times，25，26 and 31 January 1990. <<span id="filepos0001653605">/p>

[21] Adonis and Pollard，4. <<span id="filepos000165373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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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保守党中央局

CSP：国务档案

GHRO：市政厅档案办

GL：市政厅图书馆

HCJ：《下议院期刊》

HMC：历史手稿委员会

HP：英国国会史

ILN：《伦敦新闻画报》

LA：兰贝斯档案馆

NA：国家档案局

NAS：苏格兰国家档案馆

NLS：苏格兰国家图书馆

SR：王国法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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