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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王明珂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068-3

Ⅰ.① 游…　Ⅱ.① 王…　Ⅲ.① 游牧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汉代 IV.①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0574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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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作者：王明珂

责任编辑：陈琳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068-3/K·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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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纪念一位蒙古朋友

参普拉敖力布教授（1947—2002）

图表目录

图一　世界主要游牧类型分布简图

图二　阿穆拉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称的祖源关系

图三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关系

图四　中原北方、西方三种传统游牧类型分布图

图五　匈奴牧区及其周边

图六　汉代北方游牧者的形象

图七　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牧区图

图八　汉代边官出巡图

图九　汉代的乌桓与鲜卑及其迁徙图

图十　献鲜卑降俘图

表一　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

表二　史籍所见匈奴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表三　汉羌战争中汉军掳获羌人牲畜记录

表四　史籍所见羌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表五　史籍所见鲜卑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彩图目录

彩图一　汉帝国边郡的太平之世

彩图二　匈奴墓出土铜牌

彩图三　铜马

彩图四　牦牛铜牌

彩图五　兽噬羊铜牌

彩图六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彩图七　鸣镝

彩图八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彩图九　蒙古草原上的牧主与牧工（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彩图十　蒙古族牧民村中围牲畜的栅栏（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彩图十一　天山下的草原（新疆巴里坤）

彩图十二　蒙古草原上初春牧马（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彩图十三　蒙古草原上的沙漠地（毛乌素沙地）

彩图十四　草原上的羊群（新疆巴里昆）

彩图十五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移牧（四川红原）

彩图十六　青藏高原上牧民的冬场（四川若尔盖）

彩图十七　长江上游的高原游牧（四川色达）

彩图十八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牧场（四川红原）

彩图十九　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青海互助县）

彩图二十　河湟地区的大河谷盆地（青海贵德）

彩图二十一　林间牧地与“林中百姓”（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彩图二十二　落叶松林边上的夏季牧场（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彩图二十三　森林草原游牧人群曾活动的地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序

多年来，王明珂先生屡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区调查，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提出具有卓见的报告，久已为同行钦佩。尤其他论述族群之间的关系时，常以“英雄”“兄弟”之类的故事，传达了隐喻的信息。王先生的报告，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

本书则是王明珂先生写作生涯中的又一新尝试。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陈述草原与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与由此衍生的社会形态。因为这种差异，而有了两种牧业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王明珂先生的贡献，实已由田野报告，提升到比较研究的理论。他的造诣，又出现了一次跃升！

忝为王明珂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同事，我当然为王先生的学业精进十分欣喜！欣喜之余，也愿为本书陈述的许多现象，添上读后的感想，聊备本书的附语。

中国北方草原的族群，历史上即与其南方的中国农民，有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一次又一次，北族组织了强大的草原联盟，挑战南方的大帝国，而且还多次征服了中原的一部分，甚至两度君临中原。在这一类的斗争过程中，北族人口少，掌握的资源也不多，却不仅使中原疲于奔命，更能击败广土众民的中原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除中国的个案外，波斯帝国与印度也曾遭遇草原族群的冲击，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欧亚大陆的印欧语民族，一波又一波，侵入印度与欧洲各处，殖民建国，终于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种成分，也在欧洲发展了高加索族群的文化。

亚欧大草原游牧族群的动能如此强大，是不是意味游牧族群独具特色？我们不妨观察别处游牧族群的情形，作为比较。在非洲东部山谷的马赛人，他们牧养非洲牛，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马赛人的牧群里只有数十人的亲属团体，他们移动的范围并不大，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自古以来，未曾结合为大型的复杂组织，也未曾成为农耕族群严重的威胁。

阿拉伯的贝都因人，自古以来就在这一片干热的沙漠牧养羊群，沙漠中有水源之处，就有贝都因的部落，一个部落，也不过数十家，数百个部落，彼此独立，不相隶属，各有设克为其首领。贝都因人，能征善战，但也不过劫掠商旅，似乎未曾联合为部落联盟，像匈奴、蒙古那样，构成游牧帝国。阿拉伯人忽然崛起，是在穆罕默德的宗教力量，集合许多部落，才发展为强大的实力。从伊斯兰大帝国的兴起，可以获知“组织”是集合那些牧民的重要条件。

再以本书对山地牧民的情形观察说起。中国西部山地海拔高、纬度低，山顶、山坡与谷地之间，温度显著不同，牧养的牲口，冬季入谷避寒，春天开始，一点一点往山上移动，可以常年有足够的饲料。牧民只须在同一地点，上山下山，不必迁移，于是也可有农业补充牧业的不足。山地陡峭，没有广大的空间发展大型聚落，因此，山地牧业的居住形态，也是规模不大的小区，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大山里。这样的条件，不利于聚合为巨大的复杂社群。东汉的羌人，长久以来，只有地方豪强，没有大部落，更别谈国家形态的组织了。唐代吐蕃崛起，成为当时列强之一，其资源大部取于山下的青海大草原及天山南路的绿洲城市；吐蕃人力不足，还须掠取中原百姓驱赶入蕃。吐蕃维持帝国的力量有限；所以沙洲汉人地方势力张曹诸族可在河西割据，吐蕃竟不得不容忍其存在。

据以上所述，可以推知，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够常常聚合成大型帝国，应当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我以为，东方的牧业文化，应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其北面边缘，已推到相当于日后长城一线，更往北去，温度雨量都已不利于农耕。于是，在今日内蒙古一带，农业只能勉强维持百姓生计，必须以采集和渔猎补充食粮之不足。饲养牲口不得不在较大的空间放牧，以就食于水草。这一初级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远距离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又因为驱车之便，长途贸易，更使资源与信息也可以传递流通。凡此条件，遂使大型复杂社会可能出现。草原大帝国，几乎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席卷大群牧民，以其骑射专长，崛起为强大的战斗体。他们不需有后勤补给，也不必顾虑兵员的补充，昨天征服的部落，就是明天进一步攻击的新兵。这种组织方式与骑马作战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的牧民帝国，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发展过程。他们能征服南方农业文化的中国，并能入主中原的大帝国，但又消融于完全迥异的生态环境，最终被农业大帝国同化。

“五胡乱华”的鲜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是东北山地森林的以狩猎与初级农业维生的族群，在当地生态变化、生活艰困时，经过大约两代的长途跋涉，进入可能是今日呼伦贝尔的草原，又逐步南移到长城线，一路以其骑射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终于进入中原，建立了征服王朝，又以汉化消融于华夏文明。这一过程，契丹又重新走了一遍。但是，契丹并没有全部汉化，西辽一支迁入中亚，建立喀喇汗国，最后才消融于中亚的族群之中。后来的女真与蒙古，几乎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过程。满洲的经历稍为不同，他们在老家已以渔猎与农业建立了城邦，但是满洲征服中原，是结合了科尔沁蒙古的力量，而征服喀尔喀与准喀尔蒙古，则是结合了满洲的武力与该地的资源。

王明珂先生这本著作内容丰富，受他的启发，我联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写入序文，也是我对王先生佳作的读后感。

许倬云　谨序

2008年11月1日

自序与谢词

我从前写过几篇有关中国早期游牧社会的文章，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在此主题上完成一项更整体的研究。然而从1995年开始进行羌族田野研究以来，我一直关注的是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边缘研究、文本分析、历史心性等问题。近三年来，我才较积极地从事中国早期游牧社会研究，主要是为了履行两个承诺：一是，我在十余年前修习游牧社会人类学时，对自己许下的将以此研究中国游牧社会的承诺；二是，对我的蒙古朋友参普拉敖力布教授的承诺。

1992年我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回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先是未能免俗地花了两年升等为副研究员。随后在1994年我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地区，迫不急待地希望能进行一些田野研究，使得我在哈佛所习得的人类学知识更为完整。在北京，我认识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参普拉敖力布，一位与我同年岁的蒙古学者。我们一见如故，我与他谈了许多关于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之情况，他十分感兴趣，我们便相约合作进行有关蒙古游牧的研究。那一年离开北京后，我又到西安与青海西宁，最后进入川西的汶川。在汶川，我决定以川西羌族作为此后研究的重心，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的羌族田野调查与研究。随后几年我与参普拉还有些书信往来，路过北京还到他家中喝马奶酒，后来因工作繁忙便中断了联络。

2003年我对羌族的研究告一段落时，我再与参普拉教授联系，但却从他夫人的来信中得知他已于一年前去世。据说是有一天他结束田野研究返回家中，晚上感到不舒服，经紧急送医后第二天便去世了；医生说是过于劳累。近几年我独自进行些简单的游牧田野观察，并完成这本书，从某一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完成和朋友的约定与许诺。促使我进行此研究的，不只是因为我与参普拉间的朋友感情，更因为我深深感受到他以及其他蒙古朋友们对蒙古族人及其游牧文化的关怀。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作一些新考察。这个研究有多重目的。第一，提倡一种结合人类学游牧社会知识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第二，以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增进我们对人类早期游牧社会的认识；第三，促进游牧与定居农业文化人群对彼此的了解，并期望因此对中华民族内之汉蒙、汉藏关系作出些贡献。由最后这一点来说，此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羌族以及其他有关华夏边缘的研究要旨是一致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曾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的学生苏布德及她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哥哥们，特别是布仁特古斯先生，曾帮助我在新巴尔虎右旗进行草原游牧观察。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宝音特古斯先生、朵日娜女士等人，以及参普拉的夫人斯琴格日勒女士，曾协助我在此的田野访谈与考察工作。川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草原上的资深兽医郑文兴先生，曾陪伴我在红原、若尔盖进行藏族游牧考察，并教给我许多有关当地牲畜生物性与疾疫方面的知识。我的朋友考古学者罗丰教授以及王欣教授，曾陪同我在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地造访各个博物馆及考古遗址，穿越准噶尔盆地、毛乌素沙地与长城，观察贺兰山、阴山、天山与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与古人类活动遗迹。对于以上这些朋友，我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本书有关的田野，受历史语言研究所撰写专书计划经费的支持，我在此向该机构及相关人士致谢。本书主要内容完成于2006—2007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任助理研究员期间，部分内容曾在该校人类学系之演讲中发表，在此我对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杜维明教授、Peter Kelley教授与人类学系Rowan Flad教授等表达谢意。

本书所附彩色图片，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之《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魏坚编，1998）、《和林格尔汉墓壁画》（2007），鄂尔多斯博物馆出版之《鄂尔多斯青铜器》（2006），以及宁夏固原博物馆之藏品照片；在此我向同意授权刊出之以上各机构表示感谢。

王明珂

2008年序于南港

前言

1980年代末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时，曾在人类学系修习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教授讲授之“游牧社会之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Nomadism）。从那时起，我便深深为这门学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所吸引，后来我更广泛地阅读相关民族志与理论著作。这些阅读与问题思考，当时对于我在人类学各领域的学习、体悟都有相当帮助与启发，因此最后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也是我博士资格考试的三个主题学科之一。

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游牧民族”最初的兴趣来自一些浪漫想象。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羁的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中国文人对这种无拘无束生活的浪漫写照。然而，人类学所见的游牧社会首先便让我们摆脱这些浪漫想象，强调这是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毫无浪漫可言。人们对游牧社会的另一个误解为，“游牧”相对于农业而言是一种原始的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由“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事实上，正因为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人们高度技术性的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生物）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此远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农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几种主要类型的专化游牧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至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农业的出现为晚。人们对游牧的第三个误解是，似乎“游牧生活”“游牧经济”代表一些同构型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事实上，游牧是人类对于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nomadic alternatives）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最后也是最普遍的，人们对游牧人群有一种刻板印象，表现在西方卡通电影《花木兰》中匈奴人狰狞如野兽般的造型，表现在将他们描述如“狼”的通俗著作之中。在本书中我将说明，由于游牧经济及相关的社会组织特质，面对定居敌手时游牧者亦有其脆弱的一面。

人们对游牧社会的不了解或误解，主要是由于身处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农业文明及相关文化下的产物。以此而言，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定居文明与文化人群）的知识理性；因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对习于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人们来说，游牧社会及其文化所造成的“异例”（anomaly）或“陌生感”，挑战其许多既有的信念，如：群体的团结与社会稳固，财富的争夺与累积，对领袖的忠诚，勇敢奋进的战场道德，尊重社会阶序权力等等。因此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相关议题探讨——如领袖威权与胁迫性政治权力（coesive power）的由来，平等自主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的人类经济生态背景，社会组织中的分支性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及其功能等等——皆为一般性人类社会研究提供另类民族志材料，以及可能产生反思性新知。

譬如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在“族群研究”（ethnicity study）上的开创性见解，表现在他1969年所编广为学界引用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s）一书及他为本书所写的导论上。[1]而巴斯也是游牧社会研究者。在他1961年发表的《南波斯的游牧人群》（N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一书中，巴斯已注意到这些游牧人群在族群认同上的分歧与多样性，以及注意到其族称、语言与认同的变易性。[2]这些，显然对后来他所提出的族群研究新方向——强调族群认同的主观建构性，以及族群边缘之工具性（instrumental）与因时变易的（situational）本质——有一定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西尔弗曼（Marilyn Silverman）与格利弗（P.H.Gulliver）在1992年共同编著《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在这本书的导论中，两位编者对“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研究旨趣有很精彩的论述。[3]而格利弗这位资深英国人类学者，过去也是游牧社会的研究者。早在其1955年发表的《家庭牧群》（The Family Herds：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一书中，格利弗已注意到一游牧家庭的家族谱系记忆在父子两代之间便有相当差别。他指出，在那父亲死后，他儿子的家族史版本将成为“正确的”家族历史记忆——他称之为“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4]这种思考——将“过去的事实”视为在现实下被争辩及可被遗忘、改变的记忆——无疑是历史人类学的先声。而我自己，近十余年来一直从事于有历史人类学或社会记忆研究倾向的族群认同研究，除了受巴斯与格利弗等人之相关研究影响外，多少也与此二位学者同样地受游牧社会研究启发。

在本书中，我将以结合多项学科的游牧社会研究为辅，探讨汉代中国北方的多元游牧社会。这样的研究有多重意义。首先，我希望借着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的例子，介绍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一些问题旨趣与方法。在20世纪以来的整体人类学中，游牧社会研究从未得到主流地位。甚至在1970年代以后，由于欧亚非洲大陆游牧世界之变迁与战乱，人类学家在此失去了大多数的田野考察对象，因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丰盛。可以说，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学术专题。然而有许多的理由使我相信“游牧”仍是一个重要议题；不仅因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与科技下，有些人群仍努力调适、修正并践行这种经济模式，也不仅因为这些当代游牧被视为破坏环境的元凶而受到许多争议与指责，更因为世界各传统游牧地区近代以来大多在战争、饥馑、贫困与政治纷扰之中。这表明，近代以来的世界政局、科技与相关意识形态变化，皆不利于游牧经济及其人群的存在与独立发展。而人们对于游牧社会的认识不足，常使得许多对传统牧区的救济、补助、改良徒劳无功，许多对游牧的指责、怪罪也经常是无的放矢。

本书所提及的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事实上并不限于狭义的“人类学”——除了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志（ethnography）调查研究外，它还包括环境生态、动物本性与动物行为，以及相关的考古与历史等研究。也就是说，这个研究传统不仅强调综合各种学科知识以了解当代游牧社会，也关心游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起源、发展与其近代变迁。便是这样的整体性与历史性，使得它很适于被应用在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研究上——这儿不但有多元的游牧社会，历史上本地各种游牧政治体与中原王朝间又有长期的紧密互动，因此汉籍文献对他们的活动留有大量文字记忆。早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汉代，几种不同类型的游牧社会便已出现在北亚历史舞台上，并从此与南方中原王朝展开模式化之互动。因此，通过研究汉帝国北方游牧社会之形成及其与帝国间的互动，最能表现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对环境生态、草食动物之动物性、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以及相关历史等之整体研究旨趣。

其次，我希望本书中关于中国古代游牧社会之丰富文献记载，特别是其所呈现的多元游牧社会类型与丰富的“史事”，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早期游牧社会有所贡献。我对此稍作说明。如前所言，许多学者都对特定形式（如骆驼游牧）、特定地区（如东非）之游牧社会起源、形成与发展变迁等问题很感兴趣——这是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探索。运用比较动物学、考古学及古气象学等知识，学者探讨世界各地游牧经济的起源背景与过程。然而由于文献记录缺乏，游牧生产活动之特质——所需工具少，居住遗痕也极少——又使得其考古遗存难以被发掘、呈现，学者们对于早期游牧社会情况所知十分有限。甚至由于游牧考古遗存多为墓葬，借此片面材料以认识古代游牧社会也可能失之偏颇。然而，汉晋时期之中国文献不仅对北方游牧人群有丰富的记载，且这些文献描述几种不同游牧生态下的人群——其中最主要的三种类型为鲜卑、匈奴与西羌。这虽不是世界最早有关游牧人群的史料，但其内涵之丰富，描述对象之多元性、差异性，却是十分罕见的。这些文献材料，可以填补我们对早期游牧社会认识之不足。凭借着古文献与考古资料，以及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之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我将说明“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之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在这些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下，人们基于种种群体认同与利害关系下的情感、动机，与一层层外在世界人群互动而产生种种言行与事件表征；这些表征强化原有的社会体系，或导致社会变迁。

最后，我希望本书能对中国境内之游牧与定居农业两种生计（包括各种中间类型）及文化人群之彼此了解有些帮助。我所期望的了解，既是建立在情境化的（contexturalized）与具反思性的（reflexive）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上，也是对当前中国多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我期盼此知识与理解，能有助于促进公平、和谐与合作共生的民族关系。我在1997年出版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003年的《羌在汉藏之间》，以及2006年所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可说都是这一系列的研究。[5]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提出一种边缘研究法，探索发生在华夏边缘的人类生态与历史记忆变迁，以此了解华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以羌人与羌族为具体例证，说明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变迁，以及相关人类生态与社会权力关系背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由历史文本与情境的互映，建立一种对华夏及其边缘——也就是“炎黄子孙”与其“兄弟民族”——之反思性历史新知。

在这本书中，我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在《华夏边缘》中我曾提及，形成华夏认同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也就是说，华夏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之游牧化二者相辅相成。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人群分化，造成两千余年来帝制中国社会上层人群根深蒂固的定居文明偏见，乃至今日主体社会对“游牧”的认识仍相当不足。认知不足，多少也使得各种政策之制定与推行可能难以深入考虑北方、西方游牧世界的特殊社会情境。相对地，传统上华夏周边游牧文化人群对于“华夏”以及中原王朝也缺乏深切认识。强调事件与事实的历史书写传统，也造成并强化农牧人群间的区分与对立。在这本书中，我将历史事件当作表相（表征），以探索造成历史上一连串“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将直捣黄龙”事件的人类生态本相。我将说明，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之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我希望如此借由人类经济生态角度所理解的过去，可以让不同地域、文化、经济模式之人群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体认现在，因而能规划、期盼更好的未来。

研究文献回顾

世界一般性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除了中国以外，主要有两个学术传统。一是，欧美人类学界的游牧社会研究，另一则是俄罗斯民族学者的游牧社会研究。两者在田野、研究方法与问题旨趣等方面都有些差异，也有相同之处。东非、西北非、阿拉伯世界、西亚、中亚等地是欧美人类学游牧研究的主要田野。俄罗斯学者的田野，则主要是其境内与边缘的游牧人群。俄罗斯民族学者的研究较宏观，长于结合多学科，进行具历史深度的理论探讨。欧美人类学者则在其民族志研究传统下，长于深入参与观察，作细腻的民族志描述及相关社会理论探讨。他们共同之处则是，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牧民与外在世界之关系，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

虽然我的学术传承主要来自欧美人类学的游牧研究，由于本书探索的主要田野——蒙古草原及其周边森林草原、高山河谷草原的早期游牧人群——与俄罗斯学者研究的区域、人群有相当重叠或接近，后者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我在研究及写作本书时的重要参考资源。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学者的历史研究倾向也与本书的主题相合。除了一些考古文献外，与本书关系最深的是两本已译成英文的俄文著作——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所著的《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以及谢维扬·魏因施泰因（Sevyan Vainshtein）所著之《南西伯利亚的游牧人群：图瓦人的牧业经济》（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6]哈扎诺夫这本结合俄罗斯与欧美游牧社会研究的巨著，除了讨论一般性的游牧社会特质外，主要探索不同地区、类型之游牧社会与其外在世界（主要为定居人群国家）之互动关系。他最主要的观点是：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non-autarchy）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在本书中，我将说明匈奴、西羌、鲜卑的游牧经济，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不同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本书许多论述，都是在哈扎诺夫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讨。魏因施泰因的著作，除了北亚游牧经济的历史背景外，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这本著作的田野地区“图瓦”（Tuva，中国文献所称的萨彦岭地区），其地理环境包含森林、森林草原、高地草原等不同的游牧生态区，因此对于探索、比较不同生态环境中的游牧经济有相当大的帮助。

有关战国至汉代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考古、艺术之研究，中、西方及日本学者之著作卷帙浩繁。这其中，许多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以游牧经济生态观点探讨此一时期游牧社会的著作却不多。1940年左右出版的两本巨著，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著的《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著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仍为非常有价值参考的文献。[7]尤其是，拉铁摩尔之书中许多问题的探讨及见解——如他强调经济生态与历史的关系，如他分别探讨蒙古草原、满洲、西藏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如他注意到华夏之扩张与北方游牧世界相生相成的关系，等等——都对我有相当的启发。在本书中我将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1950年代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所著的《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8]，该书将中国周边游牧社会以其牧养动物种类不同而区分为三种类型：藏系（Tibetan）、蒙古系（Mongol）与突厥系（Turkish）。他说明此三者社会结构之差异，如以牧马为主的突厥系民族较进步，社会分化程度高，也最有能力建立游牧国家，等等。虽然这样的分型过于简化，但他注意到牧畜种类、游牧移动类型与游牧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以此探讨游牧国家的形成，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沿承拉铁摩尔之研究议题的还有托马斯·巴菲尔德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9]。巴菲尔德是有中亚游牧田野研究经验的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他以人类学所称的游牧社会“分支性结构”来解释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帝国的形成与消亡。他指出，在历史上当华夏帝国统一时北方游牧部落也凝聚为游牧国家，以胁迫或掠夺中国来得到物资；当华夏帝国分崩离析，北方游牧国家则散为一个个的游牧部落。这是尝试对北亚游牧国家的形成与崩解，以及游牧国家掠夺中原王朝的策略，提出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他也注意到，出于北方草原的和出于东北森林草原的游牧国家，两者与中原王朝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也因此造成不同的历史发展。扎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10]，也是这方面的巨著。该书主旨在于，对历史上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间的战争与和平提出一种游牧经济生态上的解释；强调贸易对于游牧经济非常重要，因而中原王朝是否愿与游牧部族保持贸易关系是双方战与和的关键。这也是强调“游牧”经济的不能自足性，以及长城作为华夏资源封锁线所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及扰动，该书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不过此观点可能忽略的是，稳定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可供交换物资的“盈余”概念上，然而对许多游牧人群来说，哪些畜产为“盈余”却是很难估量。在本书中我将作详细说明。

较晚近的一本著作，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11]，较着力于说明早期游牧人群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出现，游牧经济及其文化的传播，以及在此背景上说明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过程。在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方面，作者解释匈奴帝国的形成，中国对匈奴和亲政策的意义及其失败原因，以及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这是很具雄心的著作，探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游牧起源以及游牧国家的形成。作者对前人之相关研究作了很好的综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在匈奴国家的形成方面，他提出危机背景（crisis）、武装化（militarization）、中央化（centralization）以及领袖个人才能与魅力，在此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文献所记载、描述的匈奴国家形成过程中之武装化、中央化“事件”及相关英雄事迹，皆为历史表相；但这并非是说它们不重要——将之视为表相，我只是强调其背后还有更基本的人类生态本相。在本书中我将一一说明。

重要议题及章节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三种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分别为：（一）正北方以草原游牧为主的匈奴（及较晚期的鲜卑）；（二）西北方青海甘肃河湟地区[12]，以高原、高山河谷游牧为主的西羌；（三）黄土高原之东北方，以丘陵森林草原游牧为主的鲜卑、乌桓及其前身东胡。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介绍西方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之研究，以及其与本书有关的一些议题，譬如游牧经济的人类生态意义，牧畜种类构成，游牧迁徙模式与季节韵律，“移动”的人类生态与政治功能，等等。在这一章中我也将探讨游牧究竟是否为一种能自足的经济手段，为何有些游牧社会内部极端分散、各自为主、人群关系平等，有些却出现游牧国家与胁迫性政治威权等问题。

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探讨游牧作为一种经济生产与社会形式，在中国北方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等问题。在1992年的博士论文中，我曾讨论青海河湟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13]后来我又在两篇论文中，分别探讨鄂尔多斯以及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14]这些论述稍晚被综合纳入拙著《华夏边缘》中，借此我说明，华夏认同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全面游牧化有密切关联。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及少数西方考古学者）在此方面有丰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本书第二章将在此基础上，对我的旧说作补充、修订及进一步阐述，并以长时段与宏观角度，在整个欧亚大陆游牧经济起源与传播的背景中，说明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过程。我也将说明，长城之建立与此后两千余年沿长城地带游牧与定居农业世界互动之人类生态意义。

第三、四、五章是本书的主体，分别说明汉代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的游牧经济与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他们与汉帝国往来互动之历史。汉代北方各游牧部族之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基于此他们与汉帝国的互动，可以说都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北方各游牧社会专化过程（specializing process）的一部分。匈奴之“国家”组织学者已论之甚详；西羌是些聚散无常的“部落”；鲜卑则先由各部落大人所领导的几个“部落联盟”所构成，后来发展为与匈奴类似的权力集中化国家政体。为何同样为游牧社会，匈奴、西羌与鲜卑的政治社会组织会有如此不同？在本书中我将说明，“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都是游牧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是为了配合各种特定游牧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组织。

在这方面，哈扎诺夫的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基本上游牧的生产方式不能自给自足，它不能离开辅助性经济活动，也不能脱离人们为克服经济片面性而从事的政治与社会活动。这的确是精辟见解。在本书中，我的主要论点也是针对哈扎诺夫以上观点的补充。我认为，各种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的确皆无法自给自足，因而游牧人群须以其他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贸易或掠夺等等）来补足。农业、采集、狩猎与生计性掠夺（subsistence raids），主要是在本地生态区内获得资源的手段。以此获得与争夺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西羌），较倾向结为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只在必要时暂时组成较大的群体。贸易与政治性掠夺，则是向外扩张以得到资源的办法。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匈奴与鲜卑），其所接触的多为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的游牧群体，涉外事务较复杂，因此他们须组成较大的政治组合与之对应。

第六章“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我说明北方人群为适存于华夏边缘形成所造成的资源情境，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成种种专化游牧生计，并配合着特定社会政治组织以与汉代华夏帝国角逐资源——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皆成为一种模式，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在西北及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历史上本地游牧人群多处于分裂性结构的“部落”中，不断进行各部落间的争夺与仇报，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草原则不断产生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以掠边、和亲、岁给、贡赐、关市贸易等方法突破华夏之资源界线。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则吸收各种生态背景之人群，包括汉人，以此混合人群、混合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一波波西移、南移争夺较好的农牧资源，或有时得以进入中原成为王朝统治者。

我视这些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为“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它不断产生类似的历史事件——我们可视之为“历史表相”。虽然如此，不同于历史学者所称之“历史循环论”或人类学者的“历史结构”之说，我认为处在资源环境与各种政治社会结构与因此形成之社会本相中，人们在追求较安全或较优越的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之动机下的个人行动，其作为表征、表相皆涓滴地形塑与改变着“本相”。也就是说，通过个人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人们有能力以其抉择与行动，来塑造及改变种种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

在结语中，我以“边界·移动·抉择”为主题，以本书中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人群为例，说明人们如何生活在种种“边界”之中，说明为何人们“移动”与跨越边界的动机与能力有别。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解构”边界，不在于鼓励盲目的移动、无知的抉择与任意的跨越边界，而是期许我们能在对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边界，以此成为有抉择能力的社会人。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在本书之始，我将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游牧经济及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也借此简介人类学家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及旨趣，相关理论与争议焦点，以及重要研究著作，等等。我所依赖的主要是东非、西亚、阿拉伯世界、中亚、中国蒙藏等地20世纪上半叶之人类学民族志文献。在对当前中国游牧社会之田野研究方面，我感到惭愧且无奈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大多数的寒暑期都投入在羌族田野上；羌族不是游牧人群，我在羌族中的研究重点是“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直到最近几年（2003至2007年），我才得以在川西北的红原、若尔盖一带，以及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克什克腾旗，零星进行一些短期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生计之考察访问。

关于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著作大多出版于1980年代以前，而这些民族志所载内容又大多是人类学者在1940至1970年代间采访所得。[15]1970年代以后，或由于游牧地区之社会变迁，或由于战乱、饥荒，人类学田野调查及相关著作较少，且主题已有转变。前述游牧田野研究最盛的1940至1970年代，正是人类学史上的功能结构学派（functional-structuralism）与相关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为何这些民族志有类似的书写结构——其章节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态与一年之生产活动，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等。学者们认为，一社会人群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皆有其现实必要的功能，与对应的内在结构，与该人群基本之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模式密切配合，并能助其与外在世界建立各种关系，以维系人们的生计安全及其社会的稳定延续。他们也认为影响人类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最巨的，便是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基本上是对本地资源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specialization）。197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游牧社会的论文集，书名即为Nomadic Alternative[16]；充分表现人类学家基于生态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旨趣，注意游牧人群如何在不同环境中，选择或发展出各种游牧方式以适应当地特殊环境。这种专化适应常表现在人们饲养不同种类、数量的牲畜（畜产构成），有不同的季节移牧方式，兼营不同的副业（辅助性生计）而与外界或定居聚落发展特定互动模式，以及为配合这些生产活动而有特定家庭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等。

虽然人类学在1970至1980年代以来有许多新的发展，虽然老的民族志传统受到许多“后现代的”批评，但我仍认为这是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最好的学术资产之一。以下我便由游牧人群的环境、游牧经济（畜类组合、游牧模式，消费、生产、交换与辅助生计活动）、游牧社会组织，以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方面，简单介绍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

自然环境

“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然而，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至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以上这些数字可说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可以说，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都已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过去一些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在其领域内发展区域性农业，期望由此得到稳定的粮产与物资，如此也使得许多原来的牧区逐渐成为农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我们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地区——如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中非之沙漠与疏林草原，西亚、中亚山地，欧亚草原，西藏、帕米尔、南美安第斯山等高地，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之森林草原等地（参见图一）——都有不同理由难以稳定地发展农业。

图一　世界主要游牧类型分布简图

农业发展须在有适当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的环境中。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缺水是其不宜农业的主要因素。不只如此，愈是在如此干旱的地区，降水形态（雨降在哪里、降在何时）对整体环境及人类生态就愈是重要。以此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许多盛行游牧的地区不只是干旱，降水量也极不稳定，或降雨雪的形态不利于农业。南美秘鲁的海岸平原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40毫米以下，离海岸稍远的地带也只有约150毫米的年降水量。这样微少的降水量还极不稳定，一年年的变率很大。[17]东非乌干达的Jieland，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年降水量约640毫米，对农业而言这是相当丰足了。然而雨水都集中降在4至8月的雨季，干季几乎全然无雨。长期干旱使得植物枯死，地面水蒸发消失，土地干裂。相反的，雨季的降水常是暴雨形态，如此降下的雨水无法被土壤吸收，反而冲走地表的沃土层。这样的环境自然极不利于农业。[18]邻近的图尔卡纳（Turkana）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在300—400毫米左右，中央沙漠地带年降雨量少于150毫米。这些雨水，同样，常以暴雨形态降下，且雨量极不稳定。[19]

一项关于中东游牧的研究指出，本地只在少数山区及海岸地区有500毫米左右的年雨量；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中心与埃及南部约只有25毫米（1英寸），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约100毫米（4英寸），北阿拉伯与叙利亚沙漠则有200毫米（8英寸）的年降雨量。[20]学者一般皆同意，若有适当日照、土壤、地形的配合，年降水量只要在250—400毫米之上的地区便可以行农业。然而在中东，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并非全然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而是其降落的时间、地点及雨量完全不确定。[21]中东有些地区曾孕育世界古老农业文明，后来在历史时期也大多成为游牧之地；造成此变迁的因素，除了干旱化外，主要还是降雨变得极不稳定。在极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空寂区”（Rub’al-Khali），一位早期西方旅行者记载：

一块云聚集，雨降下，人们就得以活命；当云散了，没有雨，人畜都得死。在南阿拉伯沙漠，这儿没有四季变化，没有枯荣交替，只有一片空寂的荒野……[22]

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大兴安岭、哲里木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仍有400毫米之年降水量。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毫米等雨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雨量150毫米以下之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然而便是在雨量可支持农业的东部，由于降水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环境仍不利于农业。相反的，即使在西部的荒漠草原，人们仍可借游牧维生。

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的年雨雪量有400—800毫米；这些雨雪或稳定或变易大，但在这儿不利农业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却是低温。据研究，若一年温度高于10℃的日子少于50日，则农作物难以成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造成农业限制的低温事实上是高度造成的气候效应。青海省东部，阿尼玛卿山脉以北，青海湖附近及其以东之地，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区。在此地区，群山间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约在2200—2600米之间，目前是小麦、油菜等的生产地。然而离开河谷上到高山、高地上，就超过农业可存在的上限了。如青海东部的玛沁、甘德、班玛，与川西北的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地，由于地势高寒，只有在海拔低的零星向阳河谷能种少量青稞、小麦，其余大部分地方皆只宜游牧。20世纪初曾长期住在青海东南及川西北地区的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曾指出，在此地区“高度”是造成人类生态上农、牧之分的最主要因素，在牧业上也造成特殊的高原游牧形态。[23]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提及，牧养草食性动物（羊、马、牛），铜石并用时代的河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谷地农人得以突破当地环境生态的高度限制，以利用高原上广大的水、草资源。[24]

我们知道，所谓适于农业的环境其定义相当宽松。如前所言，降水量有250—400毫米以上，只要其他条件配合便可以行农业。事实上即使其他条件差，人们也努力且十分艰辛地向土地讨粮。看看近代以来陕北的例子便可知，人类可以在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农业。许多从事游牧社会田野研究的学者都提及当地种种不利农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注意到此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确，除非一些极端状况（如100毫米以下的年降水量），低年平均雨量、低年平均温，并无妨于人们发展农业。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以及借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许多环境也对草食性动物不利，如湿热而牛蝇滋生的地方，过于潮湿的地方，冬季严寒的地方，春、夏过于干旱缺少水源的地方，近森林而野兽多的地方，等等。然而游牧者在广泛空间之“移动”，常可以让他们季节性地避开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即使无法脱逃而遭受畜产损失，游牧社会中也有许多的社会机制，如亲友、部落间的互助，为富牧主放牧等办法，来让牧民恢复牧产。或者，失去畜产的牧人成为城镇或农村中的雇工也是常有的事。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游牧是在特定环境中，人们依赖动物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25]因此在环境之外，“驯养动物”应是此种人类经济生态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动物具备特殊之“动物性”，其动物性与其生长环境密切配合，因此牧人必须掌握自然环境及特定牧畜之动物性的知识，以发展适当的游牧技术与韵律。以下我说明牲畜的动物性与游牧经济之关系。

首先，能被人们驯养的动物——无论是常见于游牧经济中的牛、马、羊，或是定居农业聚落中的猪——皆为群栖动物。也就是说，喜好成群生活并有其“社会性”是它们的天性。牧人能控制、管理畜群，除了其放牧技术外，更基本的原因便是这些动物原来就喜欢结群活动，并有某种“社会秩序”（如性别、世代、族群间的优劣阶序）。其次，游牧经济中的驯养动物如马、牛、羊、骆驼、驼马、驯鹿等，都是以草、叶、嫩枝、荆棘、苔藓等为食的动物。这些植物或其纤维部分，大多是人类无法直接作为粮食吃下肚的。相对于这些动物的是猪；猪在野外所搜寻的食物，除了少数草叶外，主要为根茎、菇菌、野莓、野果、蜗牛等，这些大都是可直接作为人类“食物”的自然资源。

如此，饲养猪与饲养牛、羊等等，在人类经济生态上有不同的意义。简单地说，在生存环境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猪是人的食物竞争者。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肉食或杂食性的狗，就更会与人争食而不宜作为牧畜了。但狗在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在游牧社会中它们常被用于放牧、守护以及协助狩猎。再次，游牧经济中的主要牲畜如马、牛、羊、骆驼、驯鹿等皆有很好的移动力，且其幼畜皆在出生数十分钟内便可行走移动，这在配合游牧经济中十分紧要的“移动”及减省牧业人力上至为重要。最后，产乳量高也是它们的动物性之一。后面我会说明，游牧人群难以依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

除此之外，有些动物其本质宜于生存于特殊地理环境。一些简单的例子，如青藏高原那样高寒的地方较宜于养牦牛，而不宜养黄牛；阿拉伯半岛的干燥沙漠宜于养骆驼，而不宜养一般的牛。然而游牧社会研究者所探究的不仅如此，他们更希望结合动物学知识与牧民之本土知识，以探索“动物性”，以及牧民对动物的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游牧经济与社会行为。以下我举一些动物的例子，说明与游牧经济有关的“动物性”。

首先，譬如牦牛，这是一种能适应高海拔生活的动物；相反，将之移到低海拔地区饲养，它们常易生病、无活力，甚至失去繁殖力。[26]我曾在四川西部黑水河下游的羌族地区（村寨附近海拔高度约在1800—2500米左右）听得人说，他们到海拔高度约3600米的“草地”（指松潘高原牧区）买来牦牛后，有经验的人会将刚买来的牦牛寄在黑水河上游的村寨朋友那儿，放养一段时间，让它们适应较低的海拔环境（2500—3000米）然后再牵回来。还有，牦牛的舌头可以舔刮高海拔山区到处皆有的苔藓植物。在高原地区季节性草资源匮乏时，这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牦牛之宜于高原环境还不只如此。在高原上常有难以预测的暴风雪，数小时内可积雪及腰。此时成群的牦牛前行，有如在雪地上以铲雪机开道一般，让它们及其他人畜得以离开危险的积雪山区。[27]牦牛对风雪、低温环境的抵抗力极强。松潘地区羌族常将牦牛与马放养在高山上，平日无人照管，偶尔才派人上山看看。我曾观察到，在大风雪来临前马会自动成群地回到村寨里，而牦牛则留在山上渡过风雪侵袭。

牦牛之外，一般被人们畜养的牛可略分为瘤牛（humped cattle或zebu）与无瘤牛（humpless cattle或称Europain cattle）。牛需要大量饮水，因此养牛的环境须供水充足。牛怕热、怕牛蝇骚扰，在闷湿、牛蝇多的环境中牛吃不好、睡不好，容易生病，所以通风、凉爽的环境较宜。不同种类的牛，也有不同的环境需求；如瘤牛较能耐热及耐高度日晒，无瘤牛则这方面的能力较差。[28]牛是反刍性动物（ruminants），它们一天约花上8小时吃足相当分量的草，然后休息，慢慢反刍消化胃中的草。[29]如此只要草食充沛，牛无须长时间、大范围移动以觅食。牛也较能保护自己，所以日常牧牛花费的人力较少。因此在各种经济生业之人类社会中，养牛与牧养其他牲畜通常不会矛盾互斥，养牛也能与其他生业如农业、狩猎等共存。然而在有些宜游牧的环境中，牧牛不见得有利。牛不易在厚雪覆盖大地的冬天自行觅食，此时须赖人力来为它们提供草料，因此冬牧场雪多的地方无法养太多的牛。牛不易在崎岖多石的山道上长途迁徙，因此多石的山区也不宜于牧牛。牛又需消耗大量的水，因此水源匮乏的地方也不宜养牛。

羊，山羊与绵羊，各品种的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动物性以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羊的品种多，广泛分布在各种纬度的游牧类型中，因而它们成为对牧民或对全人类最有贡献的一种牧畜。我曾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地区观察“出冬场”（牧畜移往春季草场），那时的夜间气温是-28℃。据牧民称，本地冬季时冬场气温常在-40℃左右，这对巴尔虎羊来说还不构成问题。人类学家曾提及，伊朗法尔斯（Fars）地区牧民的羊，其耐寒性比不上北方山地农区的羊，在耐热上又比不上南方农区的羊，所以它们宜于随着牧民冬季住南方，夏季移往北方。[30]这个例子更能说明，羊品种繁多，因而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几乎都有宜于本土的羊种。

山羊与绵羊的高产乳量（特别是山羊），使得人们在资源极端匮乏的地区得以维生。它们的高繁殖率，也让人们在遭受牧产折损后，得以很快地恢复其牧产与生计——在普遍环境变量多、风险高的游牧地区，这是很关键的优点。以上这两个优势，使得羊成为全球各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山羊与绵羊的食性不同，使得它们各有所宜的环境。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grazing animal），它们只爱吃青草，而山羊虽也吃草但它们是偏爱啃食嫩枝叶的动物（browsing animal）。山羊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宜于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shrubs）的环境中。[31]它们对各种极端环境的适应力，以及依赖极少的资源便可维生的生物特质，也使得人们常依赖它们（山羊）来生存于极艰困的环境中——最穷困的游牧便是如此：一家人靠着几十只山羊生活在穷山之间。然而，亦有不宜养羊的环境。如在太潮湿的环境，蹄常湿，羊容易生病，这是牧民的常识。在松潘草地的红原与若尔盖，前者因湿地多所以当地牧民养牛较多，后者不那么湿，所以牧民养羊较多。羊相较于牛、马来说，不太能保护自己，须相当人力来照料它们。因此在多狼的环境，或人力吃紧的情况下，养羊都不宜太多。

骆驼分为两种，单峰驼（dromedary）与双峰驼（bactrian camel）；前者由北非到里海，从阿拉伯半岛分布到印度西北，后者由里海东经中亚分布到中国东北地区。骆驼耐渴，此特别的动物性让它们可生存于干旱且水源不定的环境中。据动物学家称，在夏季，骆驼可以3—7天不饮水，视其所食植物的含水性高低及当时气温而有等差。冬季若草料含水够，它们甚至可以全然不喝水。[32]在仅能放牧骆驼的阿拉伯沙漠最干旱的牧区，空寂区，当地骆驼在夏季约4天喝一次水，春、秋季7—10天喝一次水，冬季可约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才喝一次水。[33]然而除了少数像沙特阿拉伯南方沙漠那样仅能放牧骆驼的地区外，在其他地区只要可以牧养其他牲畜，骆驼都不会成为牧民的主要牧畜。原因是，除了它脾气坏、有体臭、难以训练（据动物学家称，其智力比马低很多）之外，骆驼5岁才成熟，且每三年才生一胎，须放牧在外的时间长。[34]在游牧生活中，这都是很不经济的因素。然而它们的足蹄适于行走各种地形，背负力强，耐长程行走，这些都使它们宜于作为长程迁移或贸易的驮兽。我们常认为“轮子”是人类在运输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然而历史学家发现，在当地古老文明中早已出现轮子的西亚、中东与北非地区，骆驼被成熟地用于长途贸易后，有一段时间居然几乎全然取代了有轮的车。[35]一种北阿拉伯骆驼鞍的发明（想想看若没有这种鞍，人们要如何骑在单峰驼上），也有助于阿拉伯文明及其势力的扩张。[36]这些都可见骆驼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性，而且，其主要贡献是在交通运输方面。

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对主人驯服、效忠，据动物行为研究者称，这与马群中的马儿们服从领头雄马之习性有关。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游牧中，作为载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骑之用，马奶也可作为乳品以供食用。然而马被大量牧养主要还是在欧亚草原，这也是马最原始的栖息地，以及它们最早被人们驯养的地方。比起牧养牛、羊来说，养马有其不利之处。它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彻底，因此它们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它们被牧养的主要目的。甚至于在许多盛行养马的游牧人群中，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曾问一位蒙古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他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说，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这只是说，对当代草原牧民而言，养很多的马有其情感的、文化的因素而非全为生计。但我们仍不能否认马在欧亚草原游牧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过去，尚无现代化工具协助游牧之时。除了它们的乳、肉、皮、粪为人们生活所赖之外，马卓越的移动力让它们可利用广大的、远方的草场资源，可以帮助人们沟通信息，以及让人们快速远离危机。这些都使得近代以前马在欧亚草原游牧上有其优势。

人类学家也注意到，牧人常能利用或配合某些动物的动物性在日常放牧上。如在希腊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牧羊人能利用经过训练、能听懂主人呼声指令的大公羊来控制羊群。[37]我也听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蒙古朋友说，过去蒙古牧人有训练“头羊”来管理羊群的习俗。主人对一头大公羊好一点，培养它的领袖气质，别的羊就较容易紧跟着它。更经常被人类学者提及的，许多地区之牧人都知道山羊与绵羊混合放牧有好处；绵羊吃草不太移动，日常放牧时有山羊在绵羊群中，山羊可领着绵羊缓缓前行，如此可避免羊群过度啃食一片草地。在迁移到另一牧地时，有山羊领头，绵羊也较易于成群跟随移动。绵羊有认“家”的习惯，因此夏季牧人会带着羊到“它们自己”的牧地去，放心让它们在那儿过夜，不用担心明天会找不着羊。马会认路回家，这样的能力也让许多半农半牧的人群可以将马整年放牧在山上，无需太多看管。如我在川西松潘、黑水之羌藏族地区所见——大风雪来临前，山上的马群各自回“家”（村寨中的主人家）避难。在冬季，马可用蹄踢、刨，打开冰层吃下面的草，别的牧畜随后也可吃到草。虽然绵羊也能用蹄刨开雪吃下面的草，但对于已冻成冰的雪层它们也无可奈何，只有吃被马儿打开的冰层下的草。[38]还有，山羊与绵羊吃草都从草株的底部切断它，而牛与马吃草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因此马与牛吃过的草地，羊能获得草食；但羊先吃过后，马与牛就没得吃了。这样的动物习性也是牧民熟知的，因此在草场不足而需所有动物共享草场时，他们会让马与牛先吃草。

还有一种不能算是畜产，但在许多游牧社会中都是不可缺的动物，那便是狗。狗在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约在距今10000年或11000年前开始，羊、猪、牛、马等动物陆续被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驯养。然而究竟从何时起狗成为人类的驯养动物，就很有争论了。原因是，可能比牛、羊被人类驯养早一万年，狗已进入人类生活之中。但此时的情况可能是，狗与人类共生；成群的野狗跟着游猎的人群移动，捡食人们丢弃的动物残骨，并在人类进行狩猎时帮忙围赶兽群。在此情形下，很难说，狗何时开始被人“驯养”。无论如何，在游牧社会中狗也与牧畜（马、牛、羊等）有不同的地位——它们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也保护主人与其家产。另外，经常仰赖狩猎以作为额外经济来源的游牧人群，更需要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与伙伴。

畜产构成

如上所述，各种类、品种之动物皆因其动物性而有其所宜之生活环境。人们因其环境，选择牧养具特定动物性的牲畜，或经由选种、配种繁殖有特定“动物性”的牲畜，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因此养何种牲畜，每一种应饲养多少，是游牧经济中的重要考虑——这就是所谓畜产构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之传统游牧地区都产生很大变化。以下我借着一些人类学民族志材料，略举例说明20世纪上半叶各游牧社会畜产结构概况。在东部非洲，苏丹南部及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努尔族人（Nuer）是养牛的半游牧人群，他们的畜产以牛为主，另有少量的绵羊。[39]肯尼亚的图卡纳族（Turkana），牧养动物有牛、羊与骆驼。[40]西部非洲游牧的福拉利人（Fulani）主要牧养的也是牛，以及少量绵羊、山羊及骆驼。[41]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以羊、马、骆驼为主；在沙特阿拉伯南部的沙漠地区，只宜于牧养骆驼。[42]西亚的伊朗地区，游牧以绵羊与山羊为主，另有少量驴子、马、骆驼。[43]由于游牧路线上山路崎岖多石，不宜于养牛。如伊朗之巴涉利人（Basseri），日常所需多出于绵羊、山羊，又有驴、马、骆驼等作为驮兽。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约有6—12头驴子，不到100头的羊（绵羊与山羊）。据当地人说，一个家庭的羊若少于60头便很难过生活。[44]在中亚的阿富汗（Qataghan）地区，当地牧民主要牧养的是绵羊，家中山羊只有两三头，主要用来作绵羊群的领路羊。另外他们还养几头驴子、马与骆驼作为驮兽与乘骑。[45]

在更靠近中国的中亚大小帕米尔地区，吉尔吉斯人（Kirghiz）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与山羊，还有少量的牦牛、骆驼（双峰驼）、驴子与马。[46]在此之北已进入欧亚草原地区。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经常牧养绵羊、山羊、马、牛、骆驼、驴等多种牲畜。一项研究指出，20世纪之前此地尚未被俄罗斯掌控时，草原游牧的哥萨克牧民以马为最重要的牧畜，每一家约有15—30匹马，最富有的可达3000匹马。但他们生活所需肉、乳主要来自绵羊，另外每家还有几头骆驼，牛则很少见。[47]邻近的吉尔吉斯人也差不多，只是他们的骆驼比马多；此显示他们移牧、贸易的路程较长。许多中亚与西亚地区都宜于养羊，这儿也以出产世界顶级羊毛著称。除了少数品种的山羊产上好羊毛外，供应市场的羊毛主要出自绵羊。在牧区，一般认为绵羊肉较鲜美，少腥膻，因此供应市场的肉品也主要出自绵羊。山羊则抗病力强、繁殖力高、产乳量高，较能忍饥挨饿仅靠粗糙的植物为食。因此，离市镇较近的牧民经常养绵羊较多（市场取向），离市镇愈远的牧民则倾向于养较多的山羊（生计取向）。

中俄之间的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又称“图瓦”（Tuva），这儿在汉代时曾为匈奴牧地。在此地的高山草原地带，游牧人群牧养绵羊、山羊、马、牛、驯鹿；根据1931年的调查材料，绵羊占48%，山羊占27.4%，牛占14.6%，马8.9%，驯鹿为1%。据研究者称，这材料反映的是俄国革命（1917年）后的改变，而在更早以前，马在畜产中所占比例要高于牛。主要的变化是，革命后在当地政府协助下牧民可得到较多的草料与饲料，如此才能多养在冬季须赖草料、饲料维生的牛。[48]为何牛增加，马反而减少？此反映牛的乳、肉生产量的确大于马，而过去养马多是为了生计安全考虑——马移动快，可迅速脱离自然与人为灾难。当许多环境风险消失后，自然马的需求也就减少了。图瓦地区的另一生态地区，森林草原地带，为狩猎游牧人群（pastoralist hunters）所居；他们牧养马、牛、绵羊、山羊。根据1931年的畜产比例调查材料，换算为百分比后约为：绵羊占10.7%，山羊占13%，牛占30.7%，马45.4%。显然为了配合狩猎，以及多森林的环境（肉食性野兽多），他们须减少小型牲畜（羊）的牧养。

很早以来，在广大蒙古草原地区牧民所畜养的动物便是山羊、绵羊、马、牛（少部分地区还有牦牛）、骆驼。其中骆驼进入蒙古草原游牧经济的时间较晚。蒙古人将以上五种动物称为“五畜”，此反映着这是蒙古牧业中最普遍的畜类组合。根据学者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的研究，鄂尔多斯、喀尔喀（the Khalkha）、布里雅特（Buryats）与卡尔梅克（Kalmuck）蒙古人，以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只要维持纯牧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牲畜构成及比例便相去不多——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也就是，在数量上绵羊是山羊的10倍，绵羊又分别是马与牛的5倍。[49]这反映的应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般情况，事实上各个地区、各别牧民家庭的差别很大。另一位人类学者魏兰（H.H.Vreeland III）在蒙古国喀尔喀蒙古牧民中所作的调查，显示该地牧民的牲畜也是“五畜”；一个中产之家约有绵羊200—300头，各户所有的马、牛、骆驼数量差异比较大。据他称，以当地人的观点来看一个家庭若有300头绵羊、20头牛、3—4匹马，日子便能过得很安稳了。[50]以上数字反映的还是20世纪上半叶或中期的情况。在蒙古牧民的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各方面，“五畜”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与意义。绵羊与牛主要供应生活所需的食物、衣料、燃料，马作为战争、交通与放牧的乘骑，骆驼主要被用在较长程的乘骑、载物运输上，山羊除了提供乳、肉外与绵羊同群也有助于绵羊之牧养。绵羊是最不能与农业兼容的牲畜；在此地区愈纯粹的游牧者所养的绵羊也愈多。马与骆驼的数量与质量，也常被用以夸示主人的身份与财富。无论如何，马在蒙古社会中是最尊贵的牲畜。[51]

青海省东部到川西北的黄河、长江上游，是汉代西羌的主要活动地区。20世纪上半叶，这儿藏族牧民的主要牲畜是牦牛、犏牛、绵羊，以及少量的黄牛与马。1950年左右，青海中部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133户）牧民所有的牧畜比例约为，羊（绵羊为主）占总数的85.9%，牛占总数的10.5%，马占3.6%。青海东部泽库县拉仓部落牧民之畜产结构及比例约为，羊84.6%，牛13.4%，马2%。往南，据1950年代在青海南部果洛地区与川西北的调查，当地牧畜中羊约占总数的54.9%，山羊只有1.2%；另外，马占2.1%，牛则在畜产中的比例远较环青海湖等地牧区为高，约占牧畜总数的41.8%。[52]果洛牧民的牦牛较多，显然因地势较高的缘故。约在1950年代末，川西北的若尔盖地区牧民畜产中羊占66.6%，牛为27.3%，马占全数的6.1%。此时更南的麦洼部落（红原县），由于低洼湿地多，羊只占畜产的2.1%，又因整个地区海拔高，所以牛占了全数的94.1%，马只占3.8%。[53]在此高原或高山河谷游牧地区，牦牛当然是最重要的牲畜。

人类学者常估计游牧人群最低生活所需的牲口数，哈扎诺夫在其著作中引了许多资料来说明此问题。以欧亚草原为例，他所引的资料称，在18世纪中期一个五口之家的卡尔梅克蒙古家庭需8匹母马、1匹公马，以及10头母牛、1头公牛才能存活。19世纪80年代阿克莫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哈萨克牧人家庭，一个五六口之家需5匹马、10只羊、6头牛才能生存。同一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资料则称这样的家庭需15匹马、2头骆驼、6头牛、50只羊才能维持生计。对同一时期哈萨克牧民最低生活所需，另一项调查资料估计更高：至少需15—20匹骆驼、4—5匹马、100—150只羊。[54]在青海南部与川西北的藏族牧区，一个四口之家需多少牲畜才够生活，本地人的估计也有相当差异。据曾长期生活于此的英籍学者埃克瓦尔的访查，较富有的牧人说至少需20—00头牛及1000只羊。埃克瓦尔则认为，较中肯的估计，若牲口照料得宜约40头牛、100头羊便能养一个四口之家。我认为，埃克瓦尔的另一说法更正确；他指出，在此生活中充满生机与危险，一场严重的大雪、严重的口蹄疫流行，都可以让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因此他们很难估计究竟多少牲口才够维生。[55]

一游牧地区牧民之畜产构成及其数量、比例，最能表现地方环境特色（包括对外关系）、各种牲畜之动物性，以及人们如何借对环境与动物的认识来建立及调整其生计活动、社会组织，并因此产生一些文化价值。然而在这些环境、生物与人文“结构性”因素之外，不同家户之畜产构成与数量间差异又反映着牧人在最小风险与最大利益间的取舍抉择，在畜产经营上之勤惰智愚与知识技术，以及个人之雄心、企图与情感。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牧民对其牧产之经营，除了在动物品类与数量上作适当选择与安排外，最主要的活动便是“游牧”。

对于“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人们往往只注意“牧”（pastoralism），而忽略其“游”（nomadic）的一面，或只是以“逐水草而居”来了解牧民日常生活中的经常性迁移。事实上主要便是游动、迁徙，使得“游牧”与其他各种人类经济模式中的牲畜饲养有本质上的不同。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篇康区视察报告中称，四川西北炉霍罗科马居民都以游牧为生。当时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上牲税任其自便，政府不敢强迫也，否则迁家驱牛，逃往野番。”[56]这说明本地牧民可借其迁徙、移动的能力，来脱离当时政治威权的掌控与剥削。[57]

游牧人群的迁移因气候、地形、植被、畜产、水源、社会结构与人力配置，以及农区、市镇与国家威权等外在世界因素等而有不同的模式。一般而言，气候是南暑热而北严寒，低处湿热而高处凉爽。因此，最基本的移牧方式分为两种：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动，以及，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移牧。事实上，其中又有许多复杂变化以及异例。俄罗斯学者谢维扬·魏因施泰因曾提及，欧亚草原的“突厥-蒙古族系”牧民约有四种游牧模式。一是，平原-山区-平原型：冬季住平原，夏季移往山区，秋季下移至平原，然后逐渐移往平原的冬场。部分的土库曼人、卡尔梅克蒙古人，13世纪部分的蒙古族人，皆曾行此种游牧模式。二是，山区-平原型：冬季住山区，夏季移往河、湖边放牧。许多东部哈萨克牧民行此种游牧。三是，山区-山脚-山区型：冬季在山区避风处，春季移往山脚，夏季又往山区放牧，秋季下降至离春草场不远的地方，冬季再回到山区。萨彦岭地区的图瓦牧民，部分蒙古与阿尔泰山牧民，以及多数吉尔吉斯牧民，皆行此种游牧类型。第四种为山区型：夏季在接近山脊处游牧，冬季下降到山谷森林中，整年不离山区；这是东图瓦驯鹿牧人的游牧方式。[58]如此的分类叙述，可以表现一地之游牧传统与许多牧民的共同选择。然而实际上影响游牧迁移的因素很多，各地牧民的季节移牧也远较此复杂。以下我由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蒙古草原游牧中，出冬场一般是3月下旬；此时牲畜羸弱，草资源不丰，且有春雪的威胁，因此是最困难与危险的时节。5月至9月进入夏季，此时最好的放牧场所是在大河边上或沿溪谷的山坡上，这也是牧人生活较清闲的季节。9月至11月为秋季放牧时节，一般而言，此时为了抢膘（利用好的草地及运动，让牲畜脂肪厚、肌肉实）人畜移动较多，又须打草储备为冬季之用，因此相当忙碌。冬季定居不移动，但部分家人偶尔仍须领着马、羊在覆雪薄的山坡上放牧。如蒙古国纳罗奔琴（Narobanchin）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族人，在20世纪中期，牧民的牧畜主要是绵羊、山羊、牛、马与少数骆驼。他们的游牧是“山牧季移”（transhumance）模式。冬场在向阳的高山南坡下，或在河边低地。春天3月牛羊由冬场出来，进入春季草场。随着气候渐温热，牧民赶着牛羊移往山区，夏季草场在高山有山泉、山溪的地方。秋季10月，返回冬场。如此，一个牧群（camp）在一年中有4—5个驻牧点，夏季他们的移牧多一些。夏草场是公有的，冬场则为各牧户私有。此外，有的牧民还兼种一些田地；春季翻地播种后，较富的牧人继续进入夏季草场，而穷的牧人常受雇留下照顾作物。[59]

在青海东南部黄河上游地区，据埃克瓦尔报道，藏族牧民盛夏在接近植物生长极限的高山石坡上放牧。秋季他们下移到较低海拔处，在接近冬场的地方放牧。冬场有围起来的储草场所的牧民，才可能在秋季“打草”（割牧草）以备冬季作为牲畜草粮。此时（秋季）除了留一人看守牲畜外，所有人力都用在打草上，有时还得雇工。打草在冬场附近，冬场一般都在较低且接近农业聚落的地方，如此才能由农村中得到雇工。打草工作从清晨持续到夜里，这得花上约半个月。然而并非所有藏族牧民均打草；不打草而靠让动物养膘以过冬，似乎才是本地的老传统。据埃克瓦尔报道，有些牧人不但不备草过冬，连固定的冬场都没有；在冬季，他们找寻草好且能避风的地方过冬。出冬场的时间约在4月中到5月底之间，出发前还要派探哨去看看附近是否有抢匪，以及草长的状况如何。刚出冬场的游牧通常不远，移动缓慢。这是由于此时牲畜体力虚，离冬场远的地方草也不多，加上有新出生的幼畜要照料。此后草长的速度愈来愈快，牧民的移牧迁移也较快，但在一地停留的时间则愈来愈长。秋季，可能在一个点上就停留一个月。由出冬场开始，一年的迁徙最少3次，最多约8次。但当年若情况危急，一个牧民聚落也可能迁徙10多次。[60]以上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

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之若尔盖地区之各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游牧疆域；草场为部落公有，只有冬房（冬场）打草备冬的地方为各家私有。每年的11月至来年4月是牧民住冬房的时段，牲畜利用冬场的草。5月出冬场，由土官与老民议定出冬房的日期，分配各寨游牧路线与驻牧点。一年游牧期间（5月至10月）迁移帐房约五六次，每次约5—10公里，停留20—40日。9月至10月割冬草。在夏秋放牧时，牛就放在帐幕附近吃草；冬季则几家的牛聚集在一起，派人带到较远的地方放牧。牧马，也是全寨的马合群放牧。羊则是各家自己放牧，冬季羊不回冬房，由青壮年人带帐幕在山谷中放牧。[61]略北的果洛藏族地区，同样是牧场归各部落所有。牧民夏、秋在高平之处放牧，冬、春在较低可避风之处放牧。其季节性约是，4月至5月出冬场移至春草场，6月移牧至夏草场，10月至秋场，12月进冬场。本地没有修圈储草过冬的习俗，动物靠着秋季养膘来过冬。[62]一般而言，牧民若要让动物靠养膘过冬，则须秋末尽量在外游牧利用秋草，让牲畜多动、多吃；如此一方面延迟进冬场以保留冬草，另一方面牲畜体健膘厚也较容易活过冬。

游牧路线有时须考虑外来资源，对游牧人群来说，此经常涉及农区与城镇。如前所述，青海东南部的藏族须靠农区人力来协助“打草”，以储草过冬。又如，伊朗南部的巴涉利人，每一个主要部落都有其传统游牧路线，称作il-rah。在此路线上，何时出发到何地，停留多长，然后又到何处，都有传统的时间、空间季节划分。因此il-rah被部落民众视为本部落的财产，当地其他民众与地方政府也承认他们这项权力。然而他们并不“拥有”相关土地，因在这路线上有私人农地、水井，也有其他游牧部落在不同时间来利用此土地。[63]他们的游牧模式一般是南北向迁徙。当冬天北方山区都被雪覆盖时，南方还有些草可被利用。春天低地及低山地区牧草丰盛，然而由3月起，这些草就由南往北逐渐枯黄，牧人也赶着牲畜逐渐往北移以利用较好的草场。6月他们抵达游牧路线的最北方，在此停留时间较长或只在附近移牧。8月底开始南下移牧，途中经过主要农区要停数周，以助农人秋收赚点工资，也让牲畜吃田里的禾秆。秋季草普遍不好，幸好这也是农区秋收之时，收割后留下的谷类禾秆是动物很好的食料。动物在田里进食，排下粪便，农田也可因此受惠。由秋场到冬场的游牧停留少、速度快。在冬场的期间则很少移牧，只在附近放牧。[64]

“游牧”有时并不需所有家庭成员都迁移；这多见于所谓的半游牧人群（semi-nomads）或农牧人群（agro-pastoralists）——部分家人整年定居，而由部分青壮年人领着牲畜在特定季节外出游牧。在有些游牧方式下，一家人要在某季节分开来，各领着不同的畜群放牧。人类学者格利弗所研究的非洲肯尼亚图卡纳人便是如此。图卡纳人居住的地方有山区，也有平原。他们养牛、羊与骆驼，赖畜产为生，行所谓“山牧季移”。然而其游牧模式与夏季居山、冬季居于山脚平原的“山牧季移”不同。本地季节，一年主要分为干季与湿季两部分；9月至来年3月是干季，4月至8月是湿季。虽然如此，每年的降雨及雨量皆相当不规则。干季时，部分家人带领牛在山区放牧；此时山区才有足够的水源与草，这是牛比较需要的。另一部分家人带领骆驼与羊在平原游牧，因羊与骆驼较能适应干旱，以及赖旱地之灌木、荆棘类植物维生。山区野兽多，也对羊不利。到了湿季，山区的家人带着牛群下山，家庭中的人畜此时才全聚集在一起。[65]

水草资源愈不稳定、愈匮乏，牧民的移牧迁徙愈有长程、大范围而多变化的倾向。如在以干旱著称的沙特阿拉伯南部沙漠地区，根据人类学者唐纳德·科尔（Donald P.Cole）的研究，当地阿穆拉贝都因人（Āl Murrah Bedouins）的游牧一年分成4或5阶段。雨季主要在9月中到12月，或至1月初。2月至3月初，他们进入冬季牧场，这儿已超越阿穆拉贝都因人的传统领域。如果当年降雨状况好，这便是个欢愉的季节，许多节日活动在此时举行。此时家族、部落人群聚集，这也是一年中他们与定居人群互动密切的季节。春季他们向南迁数百英里，6月迁到了夏季水井处。6月初至8月，在夏季牧地放牧；因水源为家族或氏族所共有，所以此时家族、氏族成员聚集。秋季9月到12月，此时气候稍温和，又有雨水，骆驼可以不依赖夏季水井，于是各家庭深入沙漠中分散放牧。此时单位空间人口最稀，牧民只作短程迁移，每两天迁徙约7英里。对牧民来说，这是最好的季节；“天高皇帝远”，没有城市与绿洲中政治威权的骚扰，又可享受狩猎之乐。12月至次年1月初，是他们开始北移进入冬季牧场的季节。何时开始往北移，取决于北方何时下雨。由1月开始他们便期盼着北方下雨，一旦有了北方下雨的可靠消息，他们立刻向北方移牧。此时移动速度很快，日行约30—40英里，约10—15日到达位于北方的冬场。[66]科尔也指出，何时迁徙，采何种路线，以何处作为冬场，在各处停留时间长短，每年都不同——这是人们适应水草资源极端匮乏且不稳定之环境的策略与选择。

总之，“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之利器。移动，使得他们能利用分散且变化无常的水、草资源，也让他们能够及时逃避各种风险。须经常移动，影响他们生活之各个层面。如在财产方面，他们不宜拥有太大、太多的物质财产；注重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而相对轻忽土地领域之所有权。由于常要及时移动，且有能力移动，所以各个小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都须拥有行动的“决策权”，也就是他们要能为生存自作抉择。在空间上的经常移动，也影响他们在社会结群上的“移动”——由于须因应环境变化（地形及水、草资源之多寡与分布状态），一起迁移的人群时大时小，因此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易变化上。一个由亲戚组成的牧团，在水草资源发生困难时分裂成数个更小的群体，各走各的路线以求生。一个部落为了逃兵灾而移牧到别的地方，与收容他们的部落联合，并在部落历史记忆中找到彼此共同的祖先。一个大部落在遭受重大军事挫败时，各小群体分裂各自求生，无须讲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军人荣誉——“不羞溃走”，如汉代史家司马迁对匈奴的批评。简单地说，“移动”使得他们有能力突破各种空间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界”。

与此相关的是“信息”。游牧之生活环境中多变量，因而牧民须随时观察、搜集各种“信息”，以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判断。各种日夜天象，都提供牧民判断其游牧行止的基本信息。此外，牧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换所得的信息，从途经的市集中获得信息，从远方旅人口中更能获得许多珍贵信息。因而，由沙特阿拉伯经西亚、中亚到蒙古地区，牧民们对旅人的热情待客之道都是一样的。一壶奶茶，几碟乳制品或肉，宾主坐定后主人的起头语常是：“远方有没有些新鲜事？”

下面是我的朋友参普拉敖力布，中央民族大学的蒙古族学者，所写的有关“信息”的一段文字：

对游牧生活来说，信息至关重要。每个游牧民必须随时掌握有关周围环境的最近情况，了解的空间越大越好，信息越新越好。四周天气变化、草场情况，各牧家转场的位置，以及周围狼等野兽的最近活动范围，病害情形，人员来往情况等等，必须了解清楚，这样才能准确选定下次转场的位置。选好草场十分重要，有了好草场，牲畜的安全才有保障……草原牧民有个习惯，人们见面时不管认识与否，都得相互问安，即“赛恩白奴？”（意为“你好”），然后就是互换鼻烟壶或烟袋，现代人多为交换烟卷。紧接着就是互问“苏宁由白那？”（意为“有什么消息”），这样很快就相互通报各自所看到或听到的各种情景和信息……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民的问候言行就是一种形式的信息交换。他们的问候打招呼中就包含着信息内容。草原游牧民的问候礼节、问候语言、问候内容也特别丰富多彩。这也与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有关联。问候中的相互问答非常多、涉及面很广。从畜群膘情到草场情况，从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到家庭每个成员以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情况，从最近天气变化到附近草原各种野兽活动情况等，都包括在问候礼节或问候语范围内。不懂问候礼节的人在草原上很难得到信息。不掌握足够信息量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游牧民。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

在游牧生产活动中，牧民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生活忙碌、艰苦，并经常遭遇一些难以预测的风险。日常生活中直接与牧业生产有关的事务便有：放牧、挤奶、制酪、剪毛、鞣皮、制毡子、照顾初生幼畜、治疗病畜、阉畜、收集畜粪作为燃料等等。有些牧民还有秋季“打草”（割牧草）以储草过冬的习惯。打草时间虽短（约花上2—3周），但须及时，因此须花费相当人力。更不用说，许多牧民的生产活动皆不限于牧业，他们有时还从事农作、狩猎、采集、贸易。过去有些游牧人群还从事对外劫掠，这也算是一种生产活动。这些活动，都须消耗许多人力。

放牧是最主要生产活动项目，其中又包含许多工作，涉及不同季节、不同牲畜，也因此涉及各种技术。放牧技术好而又勤快的牧民，与经验差或又偷懒的牧民，其牲畜的成长、生产情况皆有天壤之别。秋季，有经验的牧民会赶着羊捡最肥美、最营养的草吃，且经常移动。羊动得多、吃得多才能够养膘。羊的膘够厚，便能活过艰苦的寒冬，以及在初春产下健康的羊羔。有经验的牧民，也常能够利用冬场之外最后的一点草资源，赶着牲畜游牧，尽量延迟进入冬草场，以多保留冬场的草让动物可赖以过冬。

牧民皆期望牲畜能多生产健康的幼畜；牲畜的生育经营，也是一项需要经验、知识与努力的工作。动物的选种、阉割、分群、交配都须在良好的经营控制之中，如此才能在适当季节让母畜生下幼畜。由于同类幼畜都在年中同一时段出生，因此“接羔”（接生小羊）季节牧民十分繁忙。小羊出生时或太弱需人工照顾，更普遍的是，小羊第一次吸母羊的奶有时需人协助，这也是协助母羊认识小羊的关键时刻。牧民皆倾向于维持最低数量的种畜（雄畜），其余的雄畜都须阉割。此一方面是为了便于选种、控制交配。另一方面，未阉割的雄畜难控制，发情时易躁怒，肉质也不好。

挤奶、制酪、剪毛、屠宰、集粪等工作，直接涉及牧民日常衣食所需，或以相关产品作为商品，以交换其他生活用品。挤奶、制酪在许多游牧社会中都是女人与老人从事的工作。在春、夏、秋季，几乎每日都要挤奶—次；即使在冬季与早春，也须挤一些畜奶以供食用。收集羊圈、牛圈中的粪便，晒干、堆积，以作为炊煮、取暖的燃料，这也是牧民的日常工作。即使牧地附近有山区林木，许多游牧人群仍视畜粪为最好及最稳定的燃料来源。剪毛作为日用（衣物、帐幕、绳索的原料）或出卖，也是一年中的重要工作。青海南部至四川北部的藏族牧民，剪羊毛通常在初夏7月，剪牛毛在4、5月间。相关工作除剪毛外，还有以牛、羊毛搓绳，编织、缝补帐幕，以及运送贩卖，等等。

在许多近现代游牧社会中，牧民每年都要宰杀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供肉食；无法生育的母畜，无法挨过寒冬的弱畜，刚出生的过多公畜等，都因其经济效益低而可能被宰杀。虽然如此，许多研究者指出，乳制品才是游牧人群日常主要食物来源——游牧人群不轻易或不经常为食肉而宰杀其牲畜。在环境极端险恶而牧民生计最脆弱的游牧地区，以及在过去，尤其是如此。对此我须作一些说明。

在人类畜养动物之初期，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原始农业（primitive agriculture）时期，人们畜养动物主要是为了得到肉食。“游牧”在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中，比起原始农业来说是一较晚、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在于：此时人们知道如何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这也是一个数学问题。若人们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地畜产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大量畜产，宽广牧地，代表着需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实难应付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难以稳固拥有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领域资源。事实上，牧民还要与其他牧民，以及更有社会组织力量的农民群体，来竞争相关的空间资源。以此而言，以畜肉为主食对一个家庭游牧生产单位来说，在人力运用与草场资源之获得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学会如何“吃利息”（乳），并尽量避免“吃本金”（肉），游牧经济才得以成立。更不用说，在游牧地区的险恶多变环境中，畜产可能在一夕之间损失殆尽，因此牧民倾向于保持最大数量畜产以应灾变。再者，我们今日知之较详的游牧社会资料多采集于20世纪上半叶，或1970年代以前。此时国际羊毛、羊肉市场已大大改变许多欧亚草原牧民的生活，被纳入各国家体系之中，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与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许多游牧风险。在此情况下，牧民对于其牧产较有“盈余”概念，因此“食肉”自然较已往普遍。

由于游牧生活有太多的变化、特例与危机，我无法一一说明各种游牧人群日常之繁杂工作。总之，在一个游牧社会中日常生产工作最主要的特色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们在一年绝大多数时期均十分繁忙。而且由于环境变量大，许多工作都十分迫切，或来得十分突然。因此虽然这些工作大致上都有依男女性别或年龄的分工，但由于其迫切与突然，所有的人皆须适时投入任何工作中，以及随时作出行动抉择以应付突来的情况。也因此，“制度”“结构”与“文化模式”等人类学概念在游牧社会中最易受到挑战——在此，人们难以受制于“制度”，无法受“传统”或“文化模式”规范，而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特色是须具有变化弹性。

我们若从生产、分工与消费角度，来比较农业与游牧此两种人类经济模式，更能突显游牧经济社会之特色。在生产工具方面，传统农人需犁、镰、磨等物质工具以及耕牛（或其他犁地动物），但游牧经济所需物质性生产工具要少得多。因而农人常因生产工具短缺而受制于他人（如地主），或其部分收成被用以获得或租用工具，牧人则在这方面的困扰较少。在生产的土地成本方面，因作物固着于土地，农业生产在一年大多数的时间都离不开土地，也因此土地的拥有与垄断对农业生产者相当重要。相对的，游牧生产并不固着于土地，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片土地，因此对牧者来说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特定时间“使用”土地，而非永久占有、垄断土地。[67]在种子与牧畜等成本上，农人留下部分谷子（种子）以作为再生产之成本，其余在自食、纳税之外均可作为盈余来出售，或囤积。主要利用乳产品的牧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日常衣食出于此，再生产的成本也在于此；有多少为盈余不清楚，也无法囤积其“收成”。农人与牧人都可能因种种缘故而失去生产成本，此时农人常为得到粮种及日常衣食所需而困于高利贷难以翻身，甚至衣食无着。失去牲畜的穷牧人替富人（通常为亲戚）放牧，至少由日常乳、毛生产中得免于饿冻，也能由酬佣抽成中（分得部分的初生小羊）恢复自己的畜产。

在家庭分工方面，虽然在各种游牧生计中都有依男女老幼的基本家内分工，但由于突发状况很多，或某些季节性工作亟需人手，因此许多事经常都是家人相互协助共同完成。在许多定居农业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国（主要是部分汉族地区）与印度，女人只负责家内的事务及生育“生产者”（也是继承者）。[68]与此相对的，在所有游牧社会中女人都须直接从事生产工作。或因如此，同一文化圈中牧区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农区妇女；在西亚、中亚及中国藏族地区皆如此。在社会分工及相关的社会贫富阶序上，由于生活所需物质器具、工具少，且它们多由附近定居城镇之工匠所制造，通常游牧社会中少有社会分工，大家都从事类似的日常游牧工作。即使部分游牧社会中有些专业技术人士，如在蒙古国西部，近代当地喀尔喀蒙古牧民中有鞣皮匠、木匠、铁匠、阉畜手、兽医等等，但这些人大多仍然从事放牧。而且据报道，这些工匠都不会因其技艺而致富。[69]因此，其所从事之工艺只是一种家庭副业，而未形成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化的社会分工。在社会贫富阶序方面，世界许多牧区如西亚、沙特阿拉伯、中亚、哈萨克及蒙古等地，都有相当富裕的牧主；在藏区、东非，相对于前者，牧民的畜产较平均。无论如何，在社会阶序化程度上游牧社会都远不如农业定居社会。两个主要因素造成游牧世界的“平等自主性”（egalitarian）。其一，畜产财富不易储存、累积，且再多的畜产也可能在自然灾变中归零。其二，即使有些富有牧主能将畜产转变为城镇中的财富（如房屋、农田），但经常这也让他们定居下来。另一种情况是，牲畜少的贫穷牧人经常放弃游牧，落入定居城镇成为劳工。此两种情况导致最富有的与最穷的牧人离开游牧，[70]也使得许多游牧社会中牧民财富较为平均。

在收成、消费与销售交换方面，农人投入劳力与种子等“成本”于土地，经数个月等待作物成熟始得收获、食用、变卖、纳税。在这一段延迟收成的等待时期，农人生计靠以前的储存或外来接济与借贷过活。其所等待收成，以及照料作物所需的工作，都使得他无法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其自身之生计以及收成，都须依赖本地社会体系所维系之秩序。得到借贷与受保护，农人所付出的代价则是，难以摆脱统治威权体系、地主与放贷者的控制或剥削（高利贷、纳税、劳役）。相对而言，游牧者的收成可以日日为之，无须等待；这是一种“由手到口”（hand to mouth，指抓来就可食）的生计模式。牧者工作、收成的“田”——牲畜——都长了脚，可以移动，因而也有较多机会逃避各种危险与“保护者”的控制。在古代中国，许多文献记载都称游牧人群没有“徭役”。在生产品的交换、销售方面，农业定居生活较稳定及可预期，农人也因此较能估量有多少农产为可资交换、销售的“盈余”。相对的，传统游牧生计中的风险、变量太多，因此牧人较难以估量多少畜产为“盈余”，在本书后面我将作进一步说明。

无论如何，这只是传统农业与游牧社会间的一般区分。人们对土地疆界的观念，并非在所有游牧社会中都同样宽松。游牧社会之阶序化程度也各地不同。贸易、交换在各地游牧生计中的分量也有相当差异。又如，一个游牧人群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或较少依赖上层政治群体的保护，此乃依其游牧经济之性质，及其与外在世界之互动关系而定。其与外在世界之互动，又经常并非因其“牧业”所需，而是因其辅助性生业活动而定。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在游牧社会研究中有一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究竟“游牧”是否为一能够自给自足的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中，常见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贸易，或掠夺定居聚落，或从事其他生业（如农、渔、猎），有的学者因而认为“游牧”为一种不能自足的经济形态，需要外来资源来补足其欠缺。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上述看法是一种偏见，游牧经济可以自给自足，不需外在资源。这问题也涉及，什么是“纯粹的游牧人群”（pure nomads）。对于这些争论，我的看法是：所谓“游牧人群”“农业人群”或“纯粹的游牧人群”“半游牧人群”，都是研究者心目中的人群范畴建构。坚持这些人群“定义”，可能忽略了每一个“人”追求生存的动机、动力与选择，以及因此而发的即兴作为。游牧人群的确从事许多其他生业，但这并非因“游牧经济”本身有所不足。而是，从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游牧”为人类利用边缘性资源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在这样的边缘环境中，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得到资源，甚至对外掠夺与贸易以突破本地资源边界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

狩猎是许多游牧人群喜好从事的活动，也是他们避免宰杀牲畜而仍可得到肉食的手段。但不是任何地区、任何季节都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可供猎取，更何况在有些季节，或在某种特别耗费人力的游牧经济模式下，牧民们十分忙碌而无暇从事狩猎。一般来说，森林草原游牧区——如萨彦岭地带的东部——较富于野生动物，当地图瓦牧人也较赖狩猎来获得额外生活资源。属草原游牧的萨彦岭西部地区，相对于前者，这儿的牧人就不太依赖狩猎来作为辅助生计了。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大致皆如此。[71]虽然欧亚草原牧民的文学中经常歌颂狩猎之乐，在日常游牧生活中狩猎也是牧民喜好的活动，但这究竟不是他们重要的辅助生计。狩猎机会较多的是欧亚草原周边与内部的森林草原与高山草原地区的牧民。在中国北方与西方，相对于蒙古草原与鄂尔多斯等地，属于高原的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较富于野生动物，这儿牧民的狩猎活动也较多。[72]虽然如此，近现代部分较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牧民，因宗教信仰也不常从事狩猎活动。在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中国东北的蒙古族人也远较其他草原地区蒙古族人依赖狩猎。[73]

“狗”是狩猎生计的一项重要指标；较赖狩猎的游牧人群通常养狗也较普遍、较多，且在其文化中狗有特殊地位。狩猎常因环境、猎物种类以及游牧节奏而有季节性。如在东部图瓦地区的驯鹿牧人，秋、冬是他们猎松鼠与貂的季节，其他季节则猎野羊、鹿等动物。[74]一般来说，秋季到初冬牧民的狩猎活动多一些。此时游牧工作较少，兽肉易保存，在薄雪上容易追踪猎物足迹，马也较肥壮，都使得此季节宜于狩猎。

狩猎几乎都是男人的活动，相对于此，采集食物多由女人来做。可食的植物根茎、野果、野菜、菌菇等，都是牧民的采集对象。采集的收获直接供食用，或出售（如药材）换得现金。如在青海、川西北一带，牧民普遍吃蕨麻（人参果），一种根茎植物；[75]挖蕨麻通常是女人与小孩的事。东非的努尔人也采集各种野果、野菜、野谷与根茎类植物为食，尤其在荒年时这些野外采集来的食物特别重要。[76]民族志材料显示，在添补牧民的食物上采集常比狩猎可靠、重要。特别在愈是极端艰困的情况下，人们便愈依赖采集食物维生，但此种日常性的、随机的、多为女人与小孩所从事的工作经常被人们所忽略。

中国文献常强调游牧人群“食肉饮酪，不事种植”，这也是一般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游牧人群的食物中常有谷类，其中有些是他们自己所生产。如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牧民，除了牧养绵羊、山羊、牦牛外，也种些青稞、小麦、玉米。在春季种完地后，他们开始迁往山区夏季草场放牧，在秋收前只派人回来一两次做浇水、除草工作。秋天，移牧返回田里收割，冬天再回到山下的冬场。[77]人类学者巴斯报道的伊朗巴涉利牧民，日常食用相当多的谷类，多半是买或换来的，部分牧民也自己种一点。配合游牧季节中不常移动的夏季，一进入夏草场便下种，初秋离开夏草场前收成。有时他们付钱请当地定居村民替他们播种，秋天自己收成。总之，巴涉利的牧民种植技术粗糙，而且他们也不喜欢农事。[78]

在中国，部分的哈萨克斯坦族牧民也兼事农业。据研究者苏北海称，其农作物种在冬牧场，春天离开冬场前先翻地、播种，然后开始游牧，任作物生长，在秋后再回来收割。[79]如此粗放的农作也见于蒙古地区，如蒙古国西部的喀尔喀蒙古牧民，种粮对他们而言纯为副业；他们不一定每年都种粮食，或有些年种粮的家庭多一些，收成也时好时坏，或有时太差而不得不放弃。而且，本地农作常是富有牧人与穷牧人合作而为。富有的牧人牲畜多，所以种了地后必须离开，往夏草场迁徙、放牧。穷牧人留下照顾自己及富牧人的田，因牲畜少可以就在附近放牧。秋天，富牧人回来收成，并给一部分收成予穷牧人。[80]

南西伯利亚萨彦岭地区的图瓦牧人大多都从事一些农作。他们的春耕与播种，配合着由冬场转到春场的移牧；农作的收成，则配合由夏草场到秋草场的迁移。他们的田，因此大多临近其春、秋草场。他们会利用渠道引山泉或河水灌溉。每年春天，男人要花上7—10天整理水渠及翻地、播种，夏天会来灌水，然后便是秋天移牧回来时顺便收成。牧民一般种的是粟米（millet）与大麦（barley）。生长环境愈差的地方，如山地，种植大麦的比例也就愈大。这是因为与别的作物相比，大麦较能耐寒以及容忍气候的急骤变化。收成后，居无定所的牧人如何存放其谷粮是个问题。图瓦牧人是在田附近较干的土地上掘储存穴，将谷物置于干燥的穴中，并加以遮盖、掩埋，需使用时再去掘取。学者指出类似图瓦这样粗放的农业，也行于蒙古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中亚牧人之中。[81]

除了狩猎、采集、农业等生产活动外，部分游牧人群也经由其他手段如掠夺与贸易来获得额外的生活资源。掠夺与贸易，乍看来是截然不同的活动，但它们的功能则相同——并非自己生产、采猎而是由他人处获得资源。由更深层的社会意义来说，掠夺与贸易，以及赏赐，都是广义社会“交换”的一部分；两个或多个群体（或个人），通过不同性质的“交互作用”（reciprocity），作资源的输送、转移与互换，同时也在此过程中产生或强化个人与群体之社会位置与相关权力阶序。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D.Sah-lins）曾将这类的社会交换区分为三种：一般交互作用（generalized reciprocity），均衡交互作用（balanced reciprocity），负面交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一般交互作用，萨林斯指的是如长辈的馈赠，与他人分享或一般宴客等；均衡交互作用是指，如亲朋之间的“礼尚往来”，婚姻中的嫁妆、聘金与人员的相互流动，以及做买卖等；负面交互作用，如各种程度的诈欺、盗窃、掠夺。[82]以这样的定义来说，贸易便落在均衡与负面交互作用之间，而掠夺，无疑是一种负面交互作用。萨林斯以这样的区分来说明，在各种亲属距离、社会阶序之社会中人群间的“交互作用”差别。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我会继续此讨论。

无论如何，在实际田野民族志及文献资料中，游牧人群的贸易与掠夺行为都非常复杂，而不只是一种“生计”。譬如，过去在沙特阿拉伯的各部落间，“掠夺”是一种不同于“战争”的武力活动。各个部落常彼此掠夺牲畜。在部落内各家族不互相掠夺；一部落也不掠夺势力地位与自身不相当的部落。阿穆拉贝都因人常自豪，他们最好的骆驼都是从别的部落掠夺而来。由于这样的掠夺多在地位相当的部落间，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平衡畜产的机制。[83]对此，人类学者路易丝·斯威特（Louise E.Sweet）有更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骆驼游牧之贝都因诸部落有两种不同的掠夺，一是各贵冑部落的相互掠夺（reciprocal raids），一是各部落对外（指绿洲垦殖者、牧羊人及农区边缘村落等）的单向掠夺（unilateral raids），两者对贝都因游牧部落来说都很重要。后者（对外的单向掠夺）为他们带来游牧生产之外的必要资源，战利品的分配又可巩固部落领袖的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前者，它直接与本地骆驼游牧生业相关。斯威特指出，骆驼游牧之地理环境中最主要的生态问题便是，由于气候在严重干旱与丰宜之间变化无常，导致经常有区域性的水与植物资源波动。周期性的兽疫也可能让牲畜数量突然减损。因此，相互掠夺（骆驼）在此生态情境下有如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化的交换，各部落都可恃此以应不时之畜产损失。斯威特进一步指出，部落间的相互掠夺以及相关的战、和行为，都须遵守部落间的传统规矩，配合各部落之血缘谱系亲疏与空间距离远近（血缘与空间距离远的部落间，敌对关系也较深、较久）。因此，骆驼游牧部落间的相互掠夺与战和关系，不断强化部落组织，以及部落间的血缘谱系与结盟。[84]

类似情况也见于青海东部至川西北一带的康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汉代中国文献记录便称，本地各游牧部落“无相长一”，“更相抄盗，以力为雄”——也就是说，没有哪个部落能统一诸部，他们相互劫掠，并以有能力掠夺为荣。20世纪上半叶，外来人对西康榆科地区牧民有以下记载：“西康关外民众，多半是以抢劫为最光荣的英雄事业，不抢劫或怕抢劫的，他们认为是没有本领的弱者。”作者提及，政府的政治力量只能及于本地（榆科附近）农民，因他们有固定住地、财产。然而，“榆科是牧民，牧民的财产是牛马，牧民的房屋是帐篷，均系搬迁容易，无固定性质的，以此他们抢劫的风气特别盛行。”[85]过去川西北之松潘草地各游牧藏族部落之间也常有械斗，抢劫、偷盗牲畜、争草场为引发仇怨及武力报复的主要原因。[86]

著名人类学者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非洲努尔人的劫掠有非常深入的描述分析。努尔人几乎是每年在一定季节（雨季末的9月）就出外掠夺，对象主要是与他们在生计、文化上最接近的邻近丁卡人（Dinka）。埃文思-普里查德也认为，这样的掠夺不只是为了得到丁卡人的牛或其他利益，它也是努尔人与丁卡人间一种结构性关系。两者由于过于亲近、相似而产生敌意，而努尔人以不断对丁卡人发动攻击来消弭努尔部落内的歧异。[87]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

在游牧社会之日常生活中，最小、最基本的人群应是家庭与牧团。游牧家庭，一般是人类最基本的家庭组合方式，只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未婚子女。当然也有鳏、寡单亲带着孩子的家庭，或有近亲同住而较大的家庭。有些游牧人群的家庭较大，如阿穆拉贝都因人经常为三代同在一家庭中——已婚儿子及其妻儿与其父母同住。[88]同一家庭的人经常也就是住在同一帐幕中的人，因此“帐”通常是游牧社会称呼家庭的数量单位。[89]如说这个家族或部落有多少“帐”，大约便是指它有多少家庭。

同家庭的人住在一起，共同拥有畜产、共同分担所有放牧工作，也同炊共食并分享收成。在农业定居社会（如印度、东南亚与中国）中所常见的女性之社会地位低、无财产继承权等现象，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都并非如此。女儿在出嫁离开家庭时，或在出嫁后其母家分产时，经常都可分到一分畜产。在严格区隔男女、严格控制妇女行动的回教世界中，游牧贝都因人的妇女则在家中有较大的权力，行动较自由，而且在当地观念中“帐幕”是家中女主人的财产。[90]

在青海东南部的藏族中，也是以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所构成的小家庭为最普遍；一旦儿子成家，他就分得一分家产——牲畜——而成立自己的“帐房”。家庭畜产属家中成员共有，女儿也不例外。姊妹与弟兄有同样的财产权，离婚的妻子也可以带走她自己的一份财产。当一对新人成立新帐房时，男女双方都从他们原来的家中分得一些畜产。若一个男子娶了两个妻子，便要成立两个帐房，因每个帐房都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此时畜产也要分为两部分，两个妻子各自经营畜产以抚养其子女。这在人类学中称“多妻家庭”（polygynous family）。这样的多妻家庭不同于我们在传统中国所见妻妾共处的家庭；一般来说，游牧社会的多妻家庭中的妻子们都是“正妻”，她们的子女都有分畜产的权利。[91]当然，较富有的人才负担得起养两个帐房。另外还有“多夫家庭”（polyandrous family）之例。这通常发生在较穷的家庭中。由于畜产少，不宜分成两份让两个弟兄单独成户，也不宜在同一帐中有两个女主人（兄弟两人的妻子），所以兄弟共有一妻。不过这样的家庭状态通常不持久，兄弟终要分成两户，畜产也分开来。[92]

以小家庭（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为主的伊朗巴涉利牧民，一家之主是男主人，他负责所有对外的交涉。但在家内事务上，男女主人的地位相当。虽然畜产是一家人共有、共享，但部分畜产也可以属于家中某一人。妻子自其母家所继承的畜产，或儿子自己挣得的畜产（譬如为别人放牧所分得的小羊），都是她（他）们个人所有。因此一个年轻人与他父母住在一起时，便可能累积了一些畜产。一对新人结婚后，很快会建立起他们的帐房（家庭），他们也开始经营自己的畜产（双方由其父母那儿都分得一部分）。无子女或子女尚幼的家庭，人力短缺是无法避免的问题。这时有许多可解决的办法，如雇牧工或收养子女等等。然而最普遍的，还是赖牧团内的亲人互助。无论如何，巴涉利游牧社会内之种种制度与安排，都让“家庭”成为一个个经济独立、能自给自足的单位。[93]不只是巴涉利牧民如此，相对于农区中的各家庭，几乎在所有游牧社会中“家庭”都是有相当自主、自立能力的人群单位。

由于太多变量，我们常难以用人类学者所称的“核心家庭”、“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从父居”（patrilocal）、“从母居”（matrilocal）来描述游牧社会的家庭。譬如，20世纪上半叶之鄂尔多斯蒙古族人的家庭，结婚的儿子最好有自己的帐房，搭在父母帐房的旁边，如此形成一从父居的延伸家庭。然而如研究者所指出，在传统上只有一个儿子留在父母身边（所谓“灶王子”），其余的弟兄分部分家产而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由于所谓家产主要是很容易分成几份的畜产，因此儿子们出外独立成家是普遍的事。造成“延伸家庭”难以维系更现实的原因是，若羊的数量多到无法放牧在同一个营地草场中，那么自然这个大家庭要分开来。[94]更不用说，突然发生的干旱、战乱都使得一同游牧的团体须随时分裂，或在他处与别的群体再组合，这都使得许多“亲属关系”或“社会结构”难以维持。

几个家庭（帐）构成一“牧团”。如许多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亲族村落一样，牧团主要由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庭构成，但其成员常不限于亲属。同一牧团的家庭在同一地区放牧，同时迁徙，或者年中至少有一季整个牧团聚在一起。驻地放牧时，帐房扎在邻近可互相守望相助的距离内。不同于定居农村，牧团的成员家庭常有变化。最通常的情况是，牧团大小随季节而变化。有些游牧人群夏季牧团成员集中，冬季大多分散；也有些是冬季集中，夏季分散。此种季节性由牧团分出的更小放牧群，我们且称之为“牧圈”；因其聚散无常、大小不定，所以牧团与牧圈有时并不容易区分。[95]一年中牧团的聚散分合，一般而言，并未改变牧团的内在家庭构成，只是在某些季节为了追寻分散的资源他们没有聚在一起。另外，牧团内的人群构成也常发生变迁。那便是，由于游牧移动常涉及一些关系重大的决策（迁移的时间、地点，是否参与一场战争等等），若一个牧团各成员家庭间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在游牧迁徙中有些家庭便自然脱离群体。或先与原牧团维持一段距离，后来则脱离并加入另一牧团。合则聚，不合则离。然而，并非所有的游牧社会其成员都能如此自由聚散——领袖的威权、牧场资源多寡与分配、部落间关系，都使得许多牧民难以自由脱离其牧团。以下我简介几个游牧人群中的牧团。

阿拉伯沙漠的阿穆拉贝都因人，约—帐的家庭构成一牧团，称“达尔”（dar）。同一牧团的人一起放牧、一起迁徙，并一起抵抗外敌。同一牧团的人多半是近亲家庭成员，但不必然如此。组成牧团常是因偶然的机缘；正好两个家庭都在附近放牧，便结为牧团。在放牧工作上各个家庭还是做各自的事，牧团内各家庭间没有什么分工，在经济上更是各自独立。所以若牧场环境有变化，不宜于同时放牧、同路线迁移时，牧团内的各家庭也就毫不迟疑地分开来。虽然如此，牧团这种“现实”结合，其成员凝聚力非常强；为了保护自身的牧团，即使敌人为近亲，牧人都不惜与之对抗。[96]

伊朗巴涉利牧民，在冬季2—5个帐房组成一个牧圈。在其他季节则有规模较大的牧团，约有10—40个帐房。夏季牧团较分散，但每一群也至少有两个牧圈。每一牧团有一头人，领导牧团并代表此牧团参与部落事务，传布部落首长“汗”的命令。虽然头人多由“汗”正式授命，但也有非经“汗”正式承认的头人。在牧团内部事务上，“汗”不能干涉；甚至当牧民推举新头人而背弃由“汗”任命的头人时，“汗”也会承认此新头人的领导地位。当然，首领要慷慨，所以较穷的人无法成为头人，但也不是畜产最多的人就会成为头人。头人很少是靠武力威胁他人而得此地位，因为每一家庭都很独立自主，即使“汗”也无法授权头人对其民众行政治暴力。甚至，每一家庭的家长或家人都可直接与“汗”接触，无须通过头人，此刻“汗”也不太考虑头人的意见。在此情况下，牧团的凝聚及其头人的领导力主要靠的是“亲属关系”——组成牧团的大多是个人的父系、母系亲属与姻亲，也就是多有叔伯婶侄舅甥连襟等关系的家庭。[97]弗雷德里克·巴斯指出，牧团最基本的特质便是其孤立性。牧团内部的各家庭在日常生活上，在许多有关游牧问题的协商上，都有经常而密切的接触。然而对外界人群，他们就尽量避免接触、往来，实际上同部落的各牧团间也很少往来。对牧团的民众来说，外界都是有敌意的人群，这些“外人”可能偷、抢牛羊。对外界人群的敌意，更强化他们心目中牧团温暖、安全、团结的意象。也因此，牧团内婚（嫁娶都在牧团内）的情况很普遍。[98]

在青海南部，相当于“牧团”的游牧人群称“日科”或“措哇”，它的意思是“帐房圈”；在中文里也如此称呼，或称之为“帐圈”。有时，“措哇”指较大的“帐房圈”，如前面提及的牧团，其内包含数个“日科”（牧圈）。以下我们就以“牧团”来称此群体。据埃克瓦尔报道，本地牧团少则5—6帐，多者可达80帐。在一年游牧过程中，牧团的大小也随地形及水草资源而变化。在开阔的河谷，牧团的帐房聚集；在艰困的环境，则牧团分散为较小的游牧单位。牧团有其头人，通常是最富有或最有能力的人。[99]有时本地人也以称“村落”的词，德哇，来称牧团。[100]牧团有其传统驻地以及牧地，一般而言，这是邻近牧团的人也都承认的。根据学者对青海南部果洛藏族的社会调查，当地牧民最底层的部落组织为“科尔”或“措哇”，也就是牧团，一般只有几户到10多户，最大的可至百户。其内部家户多半有共同祖先，但也有外来者。“措哇”的领袖称“措红”，为不能世袭的头人，由上级部落头人指定。“措哇”中的各牧户有互助义务，但各户经济独立。[101]青海海南藏族称小部落为“措哇”或“德哇”，其下又分若干“日科”，由五六户到10余户有亲属关系的牧民组成。[102]

根据以上20世纪上半叶的调查资料来看，青海南部到川西北一带游牧藏族的“牧团”或“帐房圈”变易很大；可以小到5—6户，也可以大到80—100户。或因此，它的名称在材料中也很混淆。有的称“措哇”或“德哇”，有的称“日科”，也有的在“措哇”下包括几个“日科”。埃克瓦尔曾指出，帐房圈在青海南部地区不一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只是由于地形或安全考虑下的人群组合。有些地方，甚至每一帐房家庭单独放牧，与邻人隔一段距离，并没有帐房圈这样的群体。[103]我认为，在此“牧团”变易大，或在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家庭以上的基本游牧群体结合（牧团或牧圈），在任何游牧人群中都是重要的。青海东南部到川西北一带游牧藏族中的此一现象，只表示他们是更不受任何“结构”规范的游牧人群。

在欧亚草原游牧社会中，几个牧户组成一个牧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甚至其称法都很类似——如阿乌尔、阿吾勒，等等。[104]喀尔喀蒙古族称这样的牧团为“阿乌尔”（aul）或“贺塔”（hota），一般是2—4帐，很少超过6帐。组成阿乌尔的通常是近亲，如分产后的弟兄家庭若还在一起放牧，就成为一个阿乌尔。[105]魏因施泰因所研究的萨彦岭地区图瓦人，也以“阿乌尔”指一起游牧、扎营的几帐牧民所组成的牧团。有的图瓦牧民将它定义为共享羊栏的几帐人群；一起放牧但不同羊栏，也不算是在同一阿乌尔内。相当数量的图瓦阿乌尔是由近亲家庭组成，如父母的家户与他们已婚儿子们的家户所组成的牧团。但阿乌尔内的组成分子不限于有亲属关系者。东图瓦森林草原中的驯鹿牧人也有如此的阿乌尔，夏天各阿乌尔赶着驯鹿上山放牧，冬季几个阿乌尔共20来帐聚集在一起。魏因施泰因指出，这样的牧团也常见于土库曼人（Turkmen）、哈萨克人（Kazakhs）、卡拉卡尔帕克人（Karakalpaks）、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蒙古族人。[106]18—19世纪游牧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布里雅特蒙古族人，这样的牧团称ulus或xoxon；4—6个ulus又构成一个xolbon或tabin。牧团多由父系近亲家庭结合而成，在夏季它们进一步分裂为更小的群体，冬季又聚集在一起。[107]

分布在新疆西北到里海之间的哥萨克人，在19世纪时分为四部：大帐（great horde）、中帐（middle horde）、小帐（little horde）、内帐（inner horde）。据19世纪有关小帐哈萨克的报道，当地牧民之牧团称为阿乌尔（aul），由近亲家户构成，冬天较聚集而在夏季分散。19世纪学者指出，当时一个哈萨克的阿乌尔约有50—70帐，其内又有3—6帐组成的牧圈；这可能指的都是富人、贵族的阿乌尔。据20世纪初的材料，哥萨克的阿乌尔可以小到只有两帐——父母的与他（她）们已婚独子的帐房。[108]小帐哥萨克牧民也差不多；他们的阿乌尔也是由父系近亲家庭组成，一般是5—10帐（家庭）。[109]

新疆东部巴里坤地区的哈萨克人，据汉文献记载，其一同放牧的牧团称“阿吾勒”，一般由3—5个近亲家庭构成，以一家牧主或富户为中心，也有10来户或更多户构成的大阿吾勒[110]。根据《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资料（约在1950至1960年代进行的调查），北疆阿尔泰地区哈萨克人的“阿乌尔”由同一祖父的近亲组成，更普遍的是由本氏族成员组成，其中也可能包括本氏族或本民族之外的家庭。夏季因农牧均忙，富户需人工，所以此时“阿乌尔”集中、完整，冬季因冬场各户私有所以成员分散。该资料举出两个阿乌尔，分别为20余户与40余户；这些应是较大的阿乌尔。阿乌尔领袖为大家所共同公认推举，多为富有或有威望的长者；他决定迁徙时间，并调解内外纠纷。若一牧户的畜产增加到相当数量，就独立出一个阿乌尔。阿乌尔长破产，则其阿乌尔离散加入其他阿乌尔。该项资料举出的一个哈萨克斯坦之阿乌尔，其领袖拥有全阿乌尔50%的牛马，70%的骆驼，80%的羊，还有三处冬牧场与春夏秋牧场以及耕地。其他各户的牲畜不够维生，甚至有40%的人没有牧场。[111]如此，阿乌尔像是贫富亲人、族人间的互助、互倚组织。富人需人工，穷人牲畜少需与他人合群放牧，并需畜乳维持生计，因而在阿乌尔内有种种传统的合作放牧契约。

由以上几种不同的游牧社会材料看来，是否组成牧团，以及牧团的性质，其领袖威权大小，以及其成员构成是否稳定，各游牧社会都有许多差异，同一社会中也因人而异。如在伊朗南部的巴涉利牧民，其牧团较大、较具稳定性，其成员家庭间的紧密关系也较持久。沙特阿拉伯的阿穆拉部族贝都因人，牧团规模较小、聚散变化大，因而其成员家庭间的关系也不如前者固定。青海南部的藏族各游牧部族，牧团（帐房圈）这样的人群团体则是有大有小，甚至可以没有（各户独自放牧），其构成也是常有变化。哈萨克之“阿乌尔”大小变化大；富人、贵族的阿乌尔一般都较大。哈萨克人的“阿乌尔”有时也是贫富亲人、族人间的经济互助体。以上四种游牧社会之牧团差异，应是它们整体游牧经济差异的一种反映。此四种游牧经济最明显的差异是，伊朗南部巴涉利人与哈萨克人的牧区及游牧路线接近定居农业村落、城镇，甚至他们自己也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他们与定居人群及政权的关系较密切。与此相关的，他们的部落组织较严密、稳定，部落领袖的威权也较大。相对于此，沙特阿拉伯沙漠之阿穆拉部族贝都因牧人与青海东南部藏族牧民为“纯游牧人群”，部落组织变化大，部落领袖的威权大小不一，但一般来说其威权皆不如巴涉利与哈萨克的部族领袖。

无论如何，人们的现实需求与抉择是牧团构成、凝聚以及牧团变化的重要因素。由于环境变量太大，人们随时须面对现实。在此“现实”常常比一切“结构”更为重要。如人类学家所称的“亲属关系”，一种社会结构，它引导人们的情感与行为。在许多游牧人群中，虽然牧团基本上是由父系近亲共组，但不尽如此，而且在愈艰苦的游牧情境中“现实”愈易突破各种“结构”。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

在家庭、牧团或牧圈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接触的群体外，一个人又是一层层更大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些一层层由小而大的社会群体，经常也是人们所相信或宣称与自己有亲疏血缘关系的群体——家族、氏族、部落。“家族”（lineage）一般是指其成员血缘关系较近且可追溯的亲属群体；每个家族成员在此群体中的世代谱系位置关系都很清楚。“氏族”（clan）是指宣称有共同祖先但血源系谱不清楚的亲属群体，因此同一家族的人只以家族称号或始祖之名来彼此凝聚。“部落”通常指，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阶序化、权力集中化程度较低的政治组织。然而在许多游牧社会中，各层次的亲属群体（家族或氏族）常有某种政治组织，或其与部落组织部分重叠。反过来说，同一“部落”的人也常认为或想象他们有共同祖先。

根据一项对20世纪中叶青海南部果洛藏族的调查，当地“部落”大致分为三级。第一级大部落约有成百上千户，这样的独立大部落其头人称“红保”。“红保”是最高行政、司法、军事首长，部落寺院之活佛大多是红保的近亲。在大部落下有第二级部落，其头人称“隆保”（辅佐之意）。这两级部落的构成是地缘性结合，其组成群体可能属于不同家族，甚至不同民族。第三级小部落称“措哇”或较小的“德哇”，这是血缘性的家族或氏族部落；一般只有几户到十几户，最大的可至百户。其头人称“措红”，不能世袭，由红保或隆保指定。“措哇”之下便是前述的“日科”（牧圈），或有时最小的牧团单位就是“措哇”或“德哇”。各部落皆有其牧场范围。有的是各措哇、各户皆分得固定的草场；另一方式则为各措哇、牧户无固定草场，由“红保”在转场前召集头人分配草山。[112]

另外，根据《中国藏族部落》一书更详细的记载，青海南部的果洛藏族主要分为“三果洛”——昂欠本部落、阿什姜本部落、班玛本部落。这些可被视为上述的第一级部落。班玛本部落中又分为八大部落：上卡昂部落、下卡昂部落、吉隆部落，等等，此可被视为上述第二级部落。其中的上卡昂部落在1957年约有173户，其下属部落有东红、茸来、果洛、加仓、阿外、红科等，这些应指的是第三级部落，也就是“措哇”。[113]然而部落大小层次不一定为三级。如青海省兴海县的阿曲乎千户部落（第一级）内有上阿曲乎部落、下阿曲乎部落、拉日德部落、朵马羊曲等四个“百户”部落（第二级）。其中的拉日德部落又包括雪什藏、孟哇、香、居日格等四个小部落（措哇，第三级），每个小部落内又分为数个“日科尔”（前述的“日科”，牧圈）。然而同为“百户”级的上阿曲乎部落内分为10个“日科尔”，下阿曲乎部落有7个“日科尔”牧圈。[114]以上二者之部落与牧圈之间似缺乏“措哇”（小部落）此一层级。又如青海泽库县的官秀部落为一千户级大部落，其下有9个“措哇”，有些“措哇”下还包括几个小“措哇”。[115]“措哇”及“日科尔”内多半是同一家族的亲人；百户与千户级部落间的血缘关系，则表现在其领袖家族间的系谱与婚姻记忆上。

由青海南部到四川西北，藏族各部落首领的统治威权有很大的差别。据记载，过去果洛藏族地区，未经“红保”许可，牧民不能随便离开部落；另一方面，被赶出部落者也无法生存。而且，部落首领对牧民的刑罚极残酷。部落首长有此权威，可能与资源竞争（争草山）激烈因而部落间械斗多有关。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部落首领（红布，也就是前述的红保）职位世袭。其下有老民，为其助手；所属各寨又有寨首，称“错米”，也是世袭的职位。一般事务，土官会与老民、寨首商量。在有关战争的事务上，部落首领须招集老民与各寨寨首会议。在川西北的若尔盖牧区，每家都要派人参加有关战争的会议。也就是说，原则上须所有家庭都同意是否作战。因而寨首（称作“洪布”）的权力相当有限，他们大致只是调解寨内纠纷，以及传达部落首领的决策。而“洪布”（红保）也非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据报道，“洪布”（红保）与百姓间的界线并不严。土官要公正、有能力，才会得到民众拥护，否则百姓离散，甚至也有土官为百姓驱逐或杀害的例子。[116]

在四川德格之北的阿曲（或译作阿树、阿虚）与果洛、色达地区各部落，部分是德格土司与林葱土司所辖，还有部分是各种势力所未及而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作“野番”者。在清代中国官方文献记载中，德格土司与林葱土司势力强大。然而根据一个20世纪中期的亲历报道，阿曲牧民虽对土司缴“王爷年差”，但他们不认为这是官方赋税，而是让土司可以办佛事的奉献品。另外，与外界更隔绝的色达，无土司，小部落各自为政。色达18部落有总头人，他虽在地方很受尊重，但却无发号施令、摊派赋税、刑罚犯罪之权。“色达人根本不知何为赋税制度，每个牧民长期习惯于过一种纯真的自在生活”。[117]据记载，清代前期曾在这儿设了“瓦述色他”（阿虚色达）土司，但本地人完全不记得有此土司存在过。故调查者称，“阿虚色达是头人政治，不曾设过土司，也没有建立县政府，从未支过乌拉（差役），也从没有交过牧税，是一个闭塞的区域”[118]。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人有衣曼、克烈、瓦克等三大部落。每一部落中都有几个氏族群体：衣曼部落有9个大氏族，克烈部落有12个大氏族，瓦克部落有17个大氏族。每一大氏族内又分为几个可溯及亲属关系的家族“耶利”。每一“耶利”中又包含几个牧团（阿吾勒）。[119]阿尔泰地区哈萨克人的柯勒依部落有12个氏族，其中塔斯贝肯氏族有210家户，其内又分为几个“耶利”。[120]同一地区的加尔克巴斯的“阿吾勒”，其部族归属由上而下为：克烈部——建太开大部落——哈孜别克小部落——特委克氏族——阿萨奥小氏族（耶利）。[121]

伊朗法尔斯省的巴涉利族人，自视为一个包含12族系（tira）的部落（il）。每一族系中包含几个家族（父系亲属），本地称之为oulad。在家族之下便是由数十到一二百的家户。在上一节我曾提及，这些家户冬季结成2—5个帐房的小牧圈，夏季集结为10至40个帐房的牧团。部落首长所承认的下属群体只到家族（oulad）这一层，在此之下便是一个个的牧户（帐或家户）。所以，部落由上到下的层级便是，部落——族系——家族——牧户。巴涉利部落由酋长统领，部落拥有牧地与游牧路线。在本地人的观念中“部落”是一政治群体，同一部落的族系可能有不同的族群渊源。同一族系（tira）者牧地相邻，游牧路线及时间也相同或相近，但族系没有首长。每一家族有共同草场、共同游牧路线及时间，并有其领袖头人。由于族系并无头人，所以部落酋长直接与家族头人联系。家族的重要性尚不只如此。在伊朗南部没有无主的牧地，牧地都是各个家族所有，因此离开家族的牧人根本无法生存。[122]另外，巴涉利部落也是一部族联盟的下属部落；此称为Khamseh的部族联盟，除了说波斯语的巴涉利人之外，还包括阿拉伯系的法尔斯人（Fars），以及土耳其族系的Ainalu、Baharlu、Nafar等部落。[123]

沙特阿拉伯的阿穆拉贝都因人，此一部落包括7个氏族，每一氏族下有—个家族（fakhd），每一家族约有50个牧户。同一家族的人在家族领袖的领导下，共同偿血债，共同复仇，共同战斗。家族可说是一个共同防御、保护亲族之生命、牧产与牧地的团体。同一家族之人有共报血仇、偿血债的责任。在此极端干旱地区，最主要的资源便是夏季水源。因此“夏季水井”是凝聚家族最重要的资源；也因此，“家族”通常就是夏季共同驻牧于家族水井附近的各牧团。即使其他季节家族各牧团没有在一起，他们也大致在彼此相近的地区游牧，或知道某牧团大概在某处。虽然家族是除家户之外最重要的亲族群体，但调查研究者科尔强调，每一牧户仍是独立自主单位，在家族之下各牧户也完全平等。这也表现在家族领袖的存在及其权威特性上——有战事，才有家族领袖（agid），战事结束，领袖也不存在了。而且，家族之大事由各家户共同决定。[124]

几个家族又同属于一氏族（当地称Gabila）。氏族是较松散的结合，其成员没有共同资源也无经常的聚合，但在政治上有其意义——在对外冲突中，个人与家族都赖氏族之各家族力量来面对外来势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所谓外来势力常是另一氏族。这样有团结又有区分、对抗的关系，也表现在他们所宣称的各氏族祖先谱系关系上。本地人说，始祖Murrah有两个儿子’Ali与Shebib；’Ali有两个儿子，Jarabah与Ghayathin；Shebib也有两个儿子，Sa’id与Ghurfran；Sa’id有两个儿子，Bishr与Jaber；Bishr有两个儿子，Fahdil与Buhen；Fahdil也有两个儿子，‘Athbah与Fuhaidah。图二显示这样的各氏族祖源关系。

图二　阿穆拉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称的祖源关系

（采自D.P.Cole，1975[125]；表中字母均大写者即为阿穆拉贝都因人七大氏族之祖先）

这是一种“分支性结构”体系，在此体系中各氏族都可找到“共同祖先”来结合其他氏族，凝聚为或大或小的群体，以与本部落另一些氏族或他部落人群对抗。事实上，以上的“祖先谱系”并非是绝对的；据研究者称，若Jaber与Fuhaidah氏族要结合在一起，他们便宣称两氏族同为’Ali、Sa’id的子孙，不须提及其他祖先及其后裔氏族。

至于整个阿穆拉部落，所有该部落的人都自称是穆拉（Murrah）的子孙。部落有其传统领域，但并非拥有土地产权而排除他者使用，其他部落也可以得许可而暂时使用阿穆拉部落的领域资源。部落主要是一个为战争而集结的团体；部落首领的主要功能与战事有关，或与外界政治有关。因此牧民皆以部落成员身份，而非公民身份，参与国家事务。虽然部落有经常性领袖，但领袖并没有可胁迫牧民的威权（coercive power）；他与其他牧民一样，属于一个家族、一个氏族。部落及其领袖角色，在过去可能与部落间的相互掠夺有关。如前引学者所称，掠夺与一般战争不同，它的主要对象是他部落的骆驼，很少造成人员伤亡，而被掠夺的必须是与掠夺者对等的部落。[126]

类似的分支性部落亲属结构，也见于布里雅特蒙古族人之中。据《蒙古-突厥系游牧人群的社会组织》作者克拉德的描述，布里雅特蒙古族人分两大支系，Cis-Baikal与Trans-Baikal；Cis-Baikal之内又分两部，分别出于两位神话性祖先Ekhirit与Bulgat；Ekhirit的子孙又分为左、右两部。[127]这样的层层“成对”分支性部族结构如图三所示。

图三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关系

（据克拉德著作制）

分支性部落（与亲属）结构，不一定皆如上述阿穆拉贝都因人以及布里雅特蒙古族社会内那样是一层层“成对”的分支结构。无论如何，以上所举的游牧社会中之家族、氏族与各层级“部落”之构成，一方面显示在这些社会中政治聚合（political consolidation）经常借着亲属关系来强化；另一方面，任何一种人群聚合都是现实导向的——为了“现实”牧团或部落中可以容纳“外人”，决定亲属关系的祖源记忆经常被遗忘或改变，[128]甚至有时可以联合外人对付近亲。

分支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

以上本章对游牧经济及游牧社会的描述，显示人类经济生态、资源领域、社会组织、领袖威权等重要问题在此相互纠结；以下我借着这些资料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与厘清。

首先，我们由许多游牧社会中常见的“分支性社会结构”谈起。如前所言，“游牧”流行于农业资源不足且风险、变易多的环境中。在此游牧人群尽可能以最小的人群单位——家庭与牧团——来从事游牧生计活动，如此能最有效地利用分散且经常变化的水、草资源，并及时逃避各种风险。何时出发，赶着牲畜到何处放牧，或往何处避难，每一家庭或牧团都可以随时自作决定。然而在生存资源竞争中，这样的游牧基本生产单位人群又不得不与他者结为更大的团体来争夺与保护资源。在如此矛盾下，常见的解决办法便是“分支性社会结构”——层层由小而大的社会结群，一种非经常性“社会结构”，因应外来敌对力量的大小而临时凝聚为或小或大的群体。如在日常游牧生活中面对其他牧团的威胁与竞争，那么四五户到十来户的家庭便结为牧团来互保。若在某一时期，附近几个牧团与另一小部落的牧团有冲突，那么牧团便会集结在小部落之下与敌对小部落对抗。一旦战争结束，威胁消失，小部落便成为空壳，各牧团与牧户回到原先的凝聚与对抗关系中，各小群体（牧户与牧团）也恢复其独立自主的游牧生活。

因此，许多游牧民族志资料与研究都提及，各层级的“部落”其功能主要都在于保障游牧人群的生计，及应付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战争，[129]或指出分裂性世系（及与之对应的部落组织）为一种让许多自主之游牧群体得以凝聚和对外扩张的工具。[130]人类学者伊曼纽尔·马克思（Emanuel Marx）的观点值得注意，以贝都因游牧部落为例，他指出，哪一层级的部落最重要，以及部落领域的大小，取决于此层级之部落及其领域可保牧民在四季都能得到稳定的水源与牧草。因部落功能便是如此，所以在日常游牧生活中领袖威权几乎不存在，没有常设的、可代代相传的部落最高首长。[131]他也指出，对水、草的需求并不会造成一个强势的部落首领；强势的部落首领必须掌握、获取牧民日常生产以外的资源，如掌握贸易路线、商队及城镇并从中获得资源。[132]他的以上论述涉及游牧社会人类学中一个经常引起争辩的问题——是否游牧社会都是平等自主，不容许胁迫性政治权威的发展？若如此，那么为何在有些游牧社会中首领却有相当威权？[133]

我认为伊曼纽尔·马克思的前述观点似乎已说明了问题关键，也就是一游牧社会人群是否能维持其内部之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与其生态领域之大小、性质，以及此生态领域周边所涉及的“外在人群”性质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各层级部落领袖是否存在与其威权大小，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及其下属之地方威权等等）之互动关系而有不同。譬如，本章所述的伊朗巴涉利部落，他们的游牧路线常经过或接近定居农业聚落与城镇，他们或因从事农业、贸易或因打工而与定居人群有密切关系，因此“部落”成为经常性组织，而其领袖也有较大的政治权威。相对而言，沙特阿拉伯的阿穆拉贝都因部落之牧民与定居人群的关系较浅，因而各牧户、牧团较能独立自主，上级部落领袖也很难有政治威权来胁迫或干涉他们。

在过去，一般来说，北方草原的蒙古族、西北之哈萨克族牧民与“大朝”[134]之军、政体系及城镇人群关系较密切。相对于此，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则与国家体系及其市镇关系较远。在青海东南部到川西北的朵康地区，各级部落的重要性及其领袖威权，也因当地资源竞争关系而有不同。民族志材料显示，各地“洪布”（部落首领）的威权或大或小；我认为此与牧民“争草山”的情况是否严重，以及当时国民政府西北军阀之涉入程度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中阿坝墨颡土官势力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子。据材料称，一方面因这儿“口嘴多”、偷牛盗马频繁，所以墨颡土官的威信也提高了；另一方面，许多部落来投靠他是为了逃避西北军阀的迫害。[135]只要争草山的情况严重，部落须要团结对外，部落领袖就有相当威权来征调牧民及其畜产用于作战，调解纠纷，或分配草场及游牧路线。军阀马步芳、刘文辉的军队介入本地部落纠纷以及他们对付牧民的残酷，都使得此时许多牧区部落领袖得以扩张其势力。然而同一资料所见，红原麦洼部落的崛起与扩张，是因为该部落吸收许多由其他部落逃来的牧户——多为不堪土官的剥削迫害——拼凑发展而成。[136]由此亦可见，游牧者可以选择“离去”，使得在此政治组织及其领袖威权难以稳固。

无论如何，在朵康地区由于经常性的资源竞争存在于各级部落之间，而非他们与清廷或国民政府之间，因此一旦与“大朝”发生冲突，各部落很难有效、持久地团结在一起来抵挡此外来势力。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汉代时本地“羌人”难以对抗汉帝国军队，以及，为何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各游牧部落也难以对付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军阀。至于此时（清代与民国时期）朵康地区游牧藏族的部落首领威权，一个大致的趋势便是：愈和朝廷以及各级政府关系密切的区域部落，其首领的政治威权愈大，离此愈远的所谓“野番”则其部落首领愈无政治威权。

接着，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领袖威权间的关系。如上所述，与外界关系愈密切，特别是与国家政权下的定居群体关系愈密切，“部落”组织愈重要、愈具体，其领袖也较具有政治威权，结合为哪一级“部落”也因外界敌对势力大小而调整。因此，首先，愈在极端匮乏或极端变易的游牧环境中，牧民“游牧”生计活动愈远离定居人群及其政治组织与威权，最基层的游牧家庭与牧团愈能够独立自主——这就是有些人类学者所说的“纯正的游牧人群便是穷苦的游牧人群”（the pure nomads are the poor nomads）。所谓“纯正的游牧人群”就是指，其每一游牧基本生产单位均能独立自主的游牧人群。极端干旱环境中的沙特阿拉伯阿穆拉贝都因牧民，极端高寒环境中的青海东南与川西北藏族牧民，都是类似的例子。

其次，阿穆拉贝都因牧民与青海东南、川西北藏族牧民，过去都盛行部落间的相互掠夺。在前面我曾提及，“游牧”本身是一种难以自足的经济活动，须赖其他生计活动来补充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便是这些辅助性生计活动决定一游牧社会人群与“外界”人群之关系。譬如一游牧社会在牧业之外依赖农业、采集、狩猎以及对邻近部落的掠夺，由于这些资源主要得于“本地”一个相当特定的领域中，资源竞争关系主要存在于各游牧群体之间，他们与外在世界接触与互动少，因此最小的游牧生产群体“牧户”或“牧团”得以平等自主。相反，若一游牧社会在牧业之外依赖的是贸易或控制贸易路线，或以武力掠夺威胁定居聚落城镇或其他生计社群，以此获得贡赋及战利品来补资源之不足，那么由于这些资源主要得于“部落”之外的广大资源领域边缘，资源竞争与分配自然也不免涉及其他部落及定居社会。他们与外在世界接触与互动多且复杂，此时较高层次的“部落联盟”或“国家”便非常重要，相关的领袖威权也因此而得以扩张。这也能解释，为何历史上辅助性资源得自于中原王朝或西域各城邦国的游牧人群（如匈奴、柔然、突厥、蒙古），较有能力组成中央化、阶序化的政治体，其领袖之政治威权也远非高原山谷游牧部落首领（如西羌、党项）所能比。

在这一章中，我引述人类学之游牧民族志资料，介绍近代游牧经济人群的一般状况及其各种类型变化，以及其社会层面的社群组织与领袖威权，等等。“游牧”是人类对于农业资源极端缺乏及不稳定环境的一种生态适应；人利用草食动物之动物性，将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资源转化为日常食、衣、住、行所需，并在社会组织与文化上作种种安排、调节以适应此种生活，及更有效地利用、分配、争夺相关资源。因着环境差异，人们所饲养之草食动物种类、数量、比例不同，也有不同的游牧韵律与策略。与定居农业人群一样，他们也结为各个社群以集体力量保护与争夺资源。不同于农业定居人群的是，无论是以“血缘”或“政治”结合之游牧社会群体都不衡常、稳定。此种社会结群与认同之不稳定与易变化，与环境的不稳定、动物的移动性，以及每一小单位人群（牧户或牧团）皆倾向于独立自主、自作抉择都有密切关联。

我们常将一些身边熟悉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因此想象或建构造成此现实的“历史”。譬如生活在“统于一君”的古代社会之中，人们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序区分为理所当然，因此建构一个君王万世一系及其征服统治过程的历史。譬如生活在国家这一“复杂社会”中，并将“部落”视为“初民社会”之政治形式，人们因此认为“由部落到国家”是人类必经的文明进化历程。又譬如，生存于土地及其空间利益被个人及群体垄断的社会中，人们视追求、扩大个人与群体利益为一种无止的追求，将之视为历史演进的动力，或将其视为“由原始共产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发展结果。然而，如果人们的主要财产都长了四条能走路的腿，如果人们所依借的不是固定空间资源，如果劳动与收成是每日之事而无需长期在一地留驻、投入劳力及等待收成，如果资本（牲畜）无法大量扩张、累积、储存并可能消失于一夕，如果环境变量极大因而人们无法按政治威权之“制历授时”来行生产之事，那么，土地资本是否值得垄断？财产如何累积并造成社会阶序？政治威权如何将人与土地绑在一起以建立阶级化、分工化的生产与分配体系？人们如何依循“行政体系”之层层授权来决定攸关性命的日常生计活动？

的确，“游牧社会”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有相当不同之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首先，并没有一个“典范的”游牧社会；游牧社会有许多不同形态，也不同程度地受定居社会影响。造成各地游牧社会差异的关键因素是游牧经济，如前所述的环境因素、畜产构成与游牧韵律等，特别是其中的辅助性经济活动如贸易、农业、狩猎、采集、掠夺等。其次，全球这样的游牧社会大多在18至19世纪经历极大的经济社会变迁，而在20世纪中期以前消失殆尽——在本章中我所描述、分析的大都是19至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虽然如此，有些自然环境、人类生态因素，以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的影响，在近代以前改变有限，因此这些民族志知识有助于我们解读中国汉晋文献中有关匈奴、西羌与鲜卑的记载。这些汉晋时期中国文献记载，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游牧人群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此他们与华夏帝国的互动。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我在第一章中已说明，“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经济社会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远晚于原始农业。然而，究竟从何时起出现游牧人群，在何种背景与过程下人们开始游牧，这仍是不易回答的问题。首先，这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游牧”。讨论游牧起源时，学者所称的“游牧”一般指的是“专化游牧业”（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动物（或多种动物组合）来利用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蒙古草原以“五畜”（马、牛、山羊、绵羊、骆驼）为主的游牧，青藏高原人群的牦牛游牧，东非以牧牛结合锄耕农业的游牧，都是所谓专化游牧业。这样的游牧经济——包含特定的动物构成及游牧模式等——因最宜于人类利用当地环境生态，而成为一种稳定且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经济生业。在本章以及本书中，我所提及的“游牧”多指的是专化游牧业。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由何时起部分人群开始其游牧生活？他们为何，以及如何，发展出这样的经济生产模式？这便是许多学者关怀的“游牧起源”问题。在1970年代之前，考古学者对此的认识还很有限。[137]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累积了相当成绩，考古学上微骨质（fauna）、植物（floral）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并在技术上有长足进步，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遗址、遗物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1970年代以来学界对游牧经济萌芽逐渐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在中国之外，这些研究的对象地区主要是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138]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早期学者们对游牧起源的解释，大多基于农业社会人群的优越感，将游牧当作是人类由狩猎进化到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据这样的观点，最普遍的一种解释便是，游猎人群随着兽群移动，收容并畜养受伤的及弱小的动物，如此在移动聚落中饲养及繁衍牲畜，人们渐渐加重对驯养牲畜的依赖而终发展为游牧。学者认为，某些猎鹿的游猎人群后来成为驯鹿游牧者，便是一个例子。[139]另有一种看法亦认为游牧出于狩猎人群；这种说法是，游猎人群由农业聚落中获得牲畜，他们拥有大量驯养牲畜后，须照料及供应它们草食，因而逐渐形成游牧。[140]这些看法并非建立在考古学证据上，而主要是学者观察到当代某些游猎人群畜养动物之行为，而作出如此推论。

近代学者们大多接受游牧出于混合经济人群，[141]或认为各地不同类型游牧有不同的起源背景。[142]因此关于游牧起源，学者探讨的重点已不是它出于农业或是狩猎人群，或在何处、何时萌芽，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类生态变化，以及其变迁过程为何。更重要的是，对于“游牧起源”学者有更细腻、明确的定义；此也便是前面我所提及的“专化游牧业”的起源问题。

早期人类开始进入游牧经济的背景因素，经常被学者们提起的便是气候的转变。如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认为，干旱的气候使部分牧业农民（指兼营牧业的农民）放弃农业，专注于畜牧而变成游牧人群。[143]对于东非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学者也将部分原因归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雨型转变。[144]人口压力是另一个常被学者们提及的原因。史密斯与扬（P.E.Smith&T.C.Young）曾提出一种看法：专化牧业产生于原始短期休耕农业中，在此社会中畜牧原来便是补贴农业生产的重要经济来源，在休耕地放牧也可以增加地肥。后来因受人口压力影响，需生产更多农产品与养更多牲畜，部分人口因此放弃农业、定居，而成为专业的牧人。[145]利斯与贝茨（S.H.Lees&D.G.Bates）提出另一种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在依赖旱作农业与畜牧的混合经济中，人们朝向较精化的渠道灌溉农业发展；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聚落扩展到农业资源的边缘地区。在此发展下，原有的牧业便愈来愈推移到更远处，以取得水与牧草资源。动物的移牧及保护都需要许多人力，灌溉农业也需要许多人力；两者不能兼容，于是两种生产方式人群分途朝专化发展。[146]

著名的中国研究者拉铁摩尔，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的看法也颇与此契合。他认为，草原带上的绿洲是游牧产生的关键地区。由于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喜欢接近绿洲觅食，因此绿洲农业聚落居民对于驯养、利用草食动物累积了许多经验与技术，包括利用动物的乳、毛等，而避免杀牲畜吃它们的肉。只有如此相关知识与技术成熟后，他们才可能离开绿洲，以驯养动物深入利用周边草原带上的水、草资源。[147]至于人们为何要离开绿洲开始其游牧生活，拉铁摩尔认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匮乏，迫使部分生存竞争失败者由绿洲中出走。后来，类似的解释游牧起源的理论被称作“逐离理论”（theory of displacement）；前述强调农业边缘地区人口增长带来生存压力之说，也与此“逐离理论”有关。在后面我将深入讨论此主题。

由于专化游牧人群的部分生活所需，如谷类及某些器皿、工具等，须由外界获得，因此许多学者都强调早期都市的出现（ubanization）对于游牧专业化的影响。譬如，吉尔伯特（A.S.Gilbert）认为伊朗西部专化游牧业源出于混合农业经济（mixed farming）地带。在这地带，由于人口压力、城镇成长带来的人口扩张，以及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使得畜养牲畜成为专业。专化的畜牧业须长距离移动（以得到充分的水与草料），因此部分人群脱离农业，并脱离定居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如此造成游牧与农业人群分离。[148]研究地中海东岸黎巴嫩、埃及等地游牧起源的托马斯·利维（Thomas E.Levy）提出类似而更深入的解释。他指出，原始混合农业社群的人口增长，使得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更彻底，定居聚落与农地的扩张也使得畜牧必须移至远离定居聚落外的地区，以避免牲畜伤害庄稼。同时农业人口扩张带来的工艺专业化发展与城镇贸易网，有助于专化牧业的出现——城镇不但作为游牧人群货物交换的中心，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的物品。[149]

早期匈奴、鲜卑等游牧人群的活动地区，主要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及东缘。欧亚草原地带以马、牛、羊为主要牧畜的游牧，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此之前，欧亚草原经历了全新世的渔猎采集经济、畜牧农耕经济、青铜时代较进步的农牧经济，最后才走上铁器时代的游牧经济。[150]在此方面，俄罗斯及西方学者有很好的研究。考古学者哈扎诺夫指出，虽然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已出现了“草原青铜文化”，但所有与此文化相关的人群，其生计都是畜牧农业（pastoral-agricultural）或农作牧业（agricultural-pastoral）类型（其实这两个词指的都是混合经济，只是农、牧有不同偏重而已），并非真正的游牧。况且，欧亚草原游牧脱离不了马，骑着马牧人才可能控制大量羊群，以及利用远处的草场；公元前2000年以前，马作为坐骑之文化尚未形成，或未成熟，自然不会有与骑马密切相关的游牧产生。[151]然而当这些与游牧相关的必要知识与技术都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成熟后，游牧并未在欧亚草原地带立即产生，而是，至少要再晚个500年，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晚一点才出现。因此利用马为坐骑，此技术因素并非造成北亚草原游牧的主因；真正造成本地游牧的因素，哈扎诺夫也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变迁。[152]

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专化游牧经济在何时产生？是否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戎狄”便为游牧人群？对此，1940年代拉铁摩尔即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戎、狄也从事农业，并且他们并非骑马的部族。他认为真正的游牧部族要到公元前4至前3世纪（约为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153]哈扎诺夫反对拉铁摩尔之说；他认为在游牧起源上，即使欧亚草原东部晚于草原西部，也不会晚太多。他指出，斯基泰（scythian）[154]风格的铜器早在此之前已流行在鄂尔多斯及中国北方，游牧也应在此时由南俄哈萨克草原或阿尔泰地区渗入蒙古草原。[155]另一位俄罗斯学者魏因施泰因认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约指公元前7至前3世纪）是游牧人群在欧亚草原普遍出现、扩展的时期，他们也约在此时出现在蒙古草原北邻的萨彦岭-阿尔泰地区。[156]

欧洲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欧亚草原东部“蛮族”移徙及入侵中国，与草原西部Cimmerians与Scythian（塞人）的大迁徙有关，而两者都肇因于约公元前1000年欧亚草原上一个新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这新经济社会形态便是立基于畜养大量驯养动物——特别是马——的游牧。这种新经济浪潮造成新的资源领域瓜分，产生一些向邻近地区扩土的游牧武士，也因此让整个欧亚草原风起云涌，一端发生变动很快波及另一端。[157]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以上讨论都未提及中国方面的相关考古资料。事实上，相较于西方来说，中国在早期游牧方面的研究虽起步甚晚，但近20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研究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有关中国北方游牧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其面貌也愈来愈清晰。中国学者乌恩岳斯图（乌恩）、林沄等对北方青铜器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以及相关的环境与人类社会变迁有深入且全面的研究。吉林大学的考古学者们对于北方长城地带，特别是西辽河流域及燕山地区，长期以来作了许多考古发掘与研究；在环境与动物考古方面贡献尤多，这是探讨“游牧起源”问题不可缺的方向。美国考古学者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吉迪（Gideon Shelach）等，在内蒙古东南的赤峰附近作了许多考古调查与发掘，对了解此一区域人类生态与聚落变迁有许多重要成果。[158]美国历史学者狄宇宙借着西方及中国之考古与历史研究，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及游牧国家之兴起也有其独到见解。许多日本学者更承继其长久以来对新疆、蒙古草原与绿洲研究之传统，在此方面有许多研究出版。

我无法也无力深入讨论这许多基于考古学的环境与古气象、冶金史、驯养动物史，以及相关的体质形态与古语言漂移分化等之研究。在这一章中，我只是略涉及这些有关游牧起源或形成过程的研究讨论，以作为往后几章探讨汉代中原北方游牧社会及其与中原帝国之关系的基础。由于我的研究对象是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因此以下的探讨也将集中于蒙古草原，青海东部（河湟）之高原河谷，以及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的森林草原等三地区之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社会变迁等问题。如前所言，近年来中西学者都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或游牧社会之形成与变迁过程，曾提出较全面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从检视、讨论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入手。

首先，狄宇宙在其著作《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里，对中国北方游牧经济、文化与社会之变迁过程有详细的介绍，并以此说明中国北方“边疆”——青铜器时代相对于“中原”的异质化文化，及后来中国北方之游牧“敌国”——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样的“边疆”首先表现在几个北方铜器时代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后来出现更齐一的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群（bronze age cultural complex）；它们与同时代商文化间的差异明显，表现在特定造型的青铜器，以及与“非中国之北方民族”有关的动物纹饰上。[159]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北方游牧社会三阶段演化之说。第一阶段，公元前9至前7世纪，此时以东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最为进步；他认为公元前8世纪中国最早将马作为坐骑的地区是在东北（西辽河流域）。墓葬中的斯基泰风格器物，以及大量的马、牛、羊骨，显示此时在此地区游牧渐趋重要，墓葬中常有的青铜武器，又显示当地军事豪长成为统治阶层。他进一步推论，这些游牧的武士豪贵阶级先是掌控本地游牧部族，后来逐渐扩张其政治势力。他也注意到此时期西北方的甘肃、青海地区，由公元前1500年至汉代的卡约文化时期人类生态变化——早期之上孙家寨遗存中，人们有以猪殉葬的习俗，到了此文化中期的阿哈特拉类型遗存中牛、马已取代猪作为殉牲，此也见证由较定居的混合农业往游牧的演变。[160]

第二阶段为公元前6至前4世纪，此时相关人群的器物遗存中出现典型的“斯基泰三要素”——武器、马具与动物纹饰。他强调骑马以及铸铁文化此时期在辽宁、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北方地区的发展，并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末骑马游牧人群及其游牧文化已在几个地区出现，如毛庆沟遗存所在的内蒙古中南部。他认为，这些墓葬遗存反映有政治、军事卓越地位的游牧豪贵阶级（nomadic aristocracy）兴起，他们统治、剥削邻近的定居聚落人群。第三阶段，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以鄂尔多斯的早期匈奴墓葬为代表，随葬品由与战争有关之器物转变为奢侈品，也出现常见于欧亚草原西部游牧文化中的金银器；这些奢侈品主要得自贸易、交换，而非来自掠夺与剥削。[161]总之，狄宇宙强调青铜与铁器冶炼之进步，马作为乘骑并广泛被利用，剥削、统治邻近定居聚落人群的游牧武士豪长阶级之兴起，以及较晚他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交换，一步步地推动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游牧政治体之形成。

狄宇宙的这部著作，将中国北方游牧的起源置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起源与传播的大框架下，并由考古遗存说明其演化过程；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其巨大贡献。然而其中一些观点，却是值得再商榷。首先，他指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与铁器文化都在北方地区萌芽或许是正确的，但我怀疑此是否为造成“游牧”的关键因素——毕竟游牧生业所需的工具甚少，缺少这些金属器物并不妨碍游牧活动。相对于定居农业聚落人群而言，游牧生产不仅所需工具甚少，为了经常移动，游牧人群所拥有的物质财产也比较少而小；由于不经常定居，他们在地表留下的生活遗存也相对浅少。青铜器、铁器与金银器等是在考古遗存中较易保存下来的物质；以考古所见这些物质之存在、增长，来探索其物质遗存可能逐渐消失的“游牧”形成过程，显然是有问题的。

其次，制作、保有大量金属器或贵重金属器物，都涉及政治权力集中化（centralization）、社会阶序化（stratification）与胁迫性威权（coesive power）。而我们所知的游牧社会，由于人们的主要财产（牲畜）都长了脚，且各个基本人群单位（家庭或牧团）都须自行决定其行止，以应付各种风险，因此多有社会分支化（segmentary）、平等自主化（egaliterian）倾向，也较易脱离胁迫性政治威权的迫害与剥削。这情况也与上述考古上青铜器、金器遗存所表现的社会性质不相吻合。

再次，强调这些文化遗存中的“金属”而忽略其他遗存，可能造成很多认知误导。如“齐家文化”曾被认为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即使在齐家文化中发现铜制工具，但其数量不多，其整体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形式，与同时期东方各“新石器晚期文化”相较也未有太大差距。学者曾注意到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制陶工艺如罐、豆、盆、鬲、鼎等，与邻近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之客省庄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162]因此，以文化遗存中少数的金属来主张齐家文化为“铜器文化”，并以此强调其在文明演化上、在文化性质上与周边文化的差别，这是不合宜的推论。无论如何，这些北方考古文化中“金属”常被用在制作代表社会身份的装饰品、奢侈品或战争工具，而较少用来做生产工具；探讨人类经济、生计及其变迁时，我们可能需要多考虑当时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用品与工具遗存，以及它们的增长与“消失”。

再次，甘肃西南与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齐家与卡约文化，不宜置于宁夏、内蒙古中南部、晋陕北部、辽西地区、燕山地区之各阶段“北方青铜器文化”范畴之中。在地理空间、环境与考古文化表征上，这儿都自有其特色与延续发展过程。[163]如在齐家文化与本地较晚的辛店、寺洼与卡约文化中，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车马器、牌饰、兽首刀、带銎斧等器物都不常见，甚至也未有如后者那样表现强烈武装倾向的随葬武器习俗。在后面我会说明，河湟地区青铜器文化人群与草原带上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人群，二者在“游牧化”上曾经历不同的过程。

最后，狄宇宙在其论述中常提及各阶段北方青铜文化从商代或更早以前便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差别，强调其为“非中国的”或认为其发展与中国关系不大，并强调其来自欧亚草原西部与北部的文化因素。[164]其用意可能是在驳斥拉铁摩尔的“逐离理论”——被中国逐离的“戎狄”成为中国各北方游牧部族。然而与此相反的，学者也可以“选择”另一些北方青铜文化器物，或部分的器物特征，来强调此文化与中原或“中国”的密切关系。我认为这些选择性建构都是不必要的——在春秋战国华夏或诸夏认同建立之前，“中国”的内涵与边缘都尚未形成，自然很难说哪些是“中国的”或“非中国的”文化因素。

北方青铜器文化之起源、传播，以及游牧经济起源与相关社会变迁等主题，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也有相当丰富且深入的研究。早先偏重于相关物质文化因素的探讨，近年来更及于环境、气候及人类经济生态变迁等方向，这是很有意义的转向。以下我略举几位长期在此领域耕耘之学者的意见。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著称的田广金与郭素新，在一篇综论性的文章中曾描绘中国北方地区的长期人类生态变迁。他们指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于气候逐渐干冷化，畜牧业在原宜于农业的鄂尔多斯地区发展起来，因而本地向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转变。后来由于干冷气候持续发展，半农半牧文化的中心开始向晋、陕北部南移，于是在此出现李家崖文化人群。稍晚，骑马术出现（西周晚到春秋早期），北方才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出现以骑射见长的武士，这些游牧或半游牧人群也南下与中原列国相争。他们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西园类型”为羌系西戎人的遗存，“毛庆沟类型”为赤狄楼烦的遗存，“桃红巴拉类型”为白狄遗存，而白狄后来发展为匈奴。公元前3世纪中原出现秦、汉统一帝国，此也促使匈奴内部凝聚力加强，建立起联盟式的匈奴帝国。[165]

另一学者乌恩，则较着力于欧亚草原带青铜器文化的出现与传播；由这些文化中相关器物、纹样的时空关系，他探索北亚游牧文化的起源及传播方向等。[166]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早期游牧人文化产生的关键。公元前7世纪之前，除图瓦（萨彦岭地区）之阿尔然王陵外，各地草原文化都在不成熟的早期阶段，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已十分繁荣、成熟。因此他反对“斯基泰风格东传”而形成夏家店上层文化之说。他的研究至少显示，我们很难断定何处是某一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起源地；或更能肯定的是，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欧亚草原文化之传播非常快速。此一现象在了解整个欧亚草原地带之游牧起源上非常重要。

林沄曾探讨由夏代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之形成。他除了注意北方青铜器的出现外，也强调气候变迁如何造成人口迁移，以及此地带人类经济生态的转变。[167]他指出距今4200至4000年前（公元前2200至前2000年）的气温与雨量急遽下降，曾在西北之甘青地区造成齐家文化衰退。在正北方，此一波降温也造成河套以北及其东北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文化衰落。然而此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并没有立刻导致北方长城地带农业文化的全面衰退；在某些地区，如朱开沟，仍存在着农牧相结合的经济形态。北方地带东段的西辽河流域，也经历了此一气候干冷变化，然而由于环境仍宜农业，本地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400年之间出现夏家店下层之农业定居文化。

林沄接着提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结束后，各地区在考古上都存在很多空白，而后才在各地出现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时的青铜器文化。在北方的西段，甘青地区在商周至春秋时出现卡约、辛店、寺洼等文化。他描述的此一时期文化变化趋势，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由齐家文化的统一渐趋于地方分化，二是养羊在这些文化中有长足发展。他认为这些文化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羌人的遗存，并认为羌人到了春秋时还未进入专业化的游牧。北方草原中段的内蒙古南部，此时期之文化趋势为商文化南撤，“北方系青铜器”在长城地带中、东段传播，与之相关的人群是文献中所谓的“戎狄”，他们不是专业化的游牧人群。至于东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他认为是山戎遗存；山戎是半农半牧的定居人群。而桑干河流域的军都山类型则是东迁的白狄遗存。他指出戎狄均属东亚蒙古人种，而战国时文献中出现的“胡”则是从蒙古高原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游牧人。战国中期他们大批来到长城地带，在战国中晚期的大动荡之后，这一地带才由发达的牧业走向全面的游牧化。林沄深入且全面的研究，已揭露中国北方游牧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如气候变迁、人群迁徙、人类对草食动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他也致力于识别考古遗存与中国文献记载中北方各族的对应关系。

前述几位中西学者的论著，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形成都有其贡献。然而在探讨“游牧起源”或其形成过程时，有三个关键问题以上研究多未触及。其一，某一考古文化之衰亡所代表的意义；其二，什么是“游牧文化”中的必要因素；其三，青铜时代早期人们由“半农半牧”转为何种形式之“游牧”。

关于第一个问题，考古学依赖考古遗存作为重建“过去”的证据，因此学者们关注一考古文化之“存在”，相对地忽略其“不复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与游牧有关的考古研究中，一考古文化之消亡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常论及“斯基泰”或“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的时空分布，以此追溯游牧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事实上所有这些商周至战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伴随些农业痕迹。相对于此，当秦汉时期中国文献明确记载匈奴、西羌等游牧人群之活动时，反而相关的考古遗存甚少。卡约文化遗址大多结束于春秋时期，此后至汉代只发现很少量的考古遗存，然而“羌人”在西汉中到东汉时才与中国有密切互动而被载之于史。在考古上并未发现汉代之河湟“羌人文化”。汉代匈奴墓葬也只有零星发现。至少可以说，当这些游牧部族活跃在北方草原并为中国带来许多困扰时，所谓“北方青铜器文化”已在消失之中。

第二，关于“游牧文化”中的必要或重要因素。若“游牧文化”指行游牧或半游牧生计人群的一些日常习尚、偏好、创作与表现，那么，我认为学者们过于偏重那些“青铜器文化”而忽略了一些与经济生态有关的文化表现。譬如，在以驯养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生计中，若人们不知赖动物的乳、酪、血为食而需以它们的肉为主食，那么就只能在所谓的“混合经济”中求生了。这也就是我在上一章所称吃“利息”与吃“本金”的差别——只有学会吃利息（动物的乳、酪、血），才有专化游牧业的产生。又譬如，游牧利用草食动物及其移动性，以逃避风险，以追寻广大空间中的水、草资源；“草食动物”及其“移动性”是游牧生计的两大要素。因此墓葬中随葬的动物（如马、牛、羊）、身体部位（头、腿、蹄等）、其在墓中的安放位置等等，应是我们借以了解游牧社会的重要“游牧文化”。又譬如，为了便于移动，人们的物质财产要尽量精简，因而“物质”渐少也应是其文化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最后更重要的，专化游牧经济在一地区中能涵养的人口远比农业为少，而且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为人与人之间或人群与人群间的互动基本原则；如此，人口稀疏且群体间往来少，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物质文化”的机会相对减少。

第三，关于北方长城地带人群由“半农半牧”转变为“游牧”之问题。无疑，我们从卡约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所见，大多是半农半牧或混合经济人群之活动遗存。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汉代匈奴、西羌、鲜卑等部族也并非都是“纯游牧”人群。鲜卑与西羌都兼营农作，此外，这三个行游牧的群体都有其他辅助性经济生产活动，如狩猎、采集、贸易、掠夺等等。因此我认为，由春秋战国至汉代，中国北方混合经济人群之社会经济变迁并非走向“纯游牧”，而是走向“专化游牧业”——此种“专化”至少包括：（一）因应各地环境而选择特定游牧方式；（二）从事能配合游牧的辅助性生计活动，并因此与内外人群产生互动；（三）产生能与游牧及辅助性生计活动相配合的社会组织。

总之，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春秋战国至汉代是此过程中的转变关键时期。这变迁不仅在于生计上北方人群的游牧化，或说，走向专化游牧，也在于他们与华夏帝国间的互动。以下我将说明，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公元前3世纪（秦末汉初），黄土高原北方周边各地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华夏认同出现及华夏帝国之形成相生相成。

公元前1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我在1992至1997年之间曾发表数篇著作，以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及陕、晋北部）、西辽河流域等三地区为例，探讨中国北方“专化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后来我集结整理这些看法，精简而较有体系地表现在拙著《华夏边缘》一书中。至今十多年来，此方面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前面提及的学者之研究成果。当初我未触及的或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或我的错误，如今或可以有较好的解答与修正。以下我便以自己从前的见解为基础，继续探讨中国北方各类型游牧社会之形成与变迁（参见图四）。

图四　中原北方、西方三种传统游牧类型分布图

首先，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各地原始农业聚落之增长，使得其分布扩及农业条件较差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如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西辽河流域。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对这些边缘农业聚落人群造成很大冲击。公元前2000年左右，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大多数农业聚落都已凋敝，只有少数地区聚落（如朱开沟）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西北的河湟地区，公元前1700年左右农业定居人群的齐家文化衰落、消失。东部的西辽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之后，各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聚落也渐被放弃。以上地区各农业定居文化衰落后，都有一段时间在考古文化上人类活动遗迹少或混沌不明。此气候干冷化造成农业边缘地带之人类生态变迁，也是前述许多研究者的共同见解。

事实上，此一波长期气候干冷化，不只影响上述北方、西北、东北的农业边缘地区，也影响农业根基深厚的黄河流域——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形成，可说是以集中化的群体力量来保护及开发资源，并以阶序化社会作资源重分配架构，来因应此资源环境变化的一种新格局。无论如何，公元前1500年前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农业聚落凋敝后，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及河湟地区之各人群都需在生计上另谋出路，并且，他们也需面对南方（或东方）商、周王朝之建立所带来的新形势。

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之北

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内蒙古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皆少有人居，人类活动遗存极少。宜于农牧之地似乎南移至本地的南方边缘，也就是陕、晋之北。约从公元前1300至前900年，陕北、晋北出现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他们留下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李家崖文化；大约是乌恩所称“北方青铜器”与田广金、郭素新所称“鄂尔多斯青铜器”早期阶段（殷至周初）的一部分。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周人政治集团兴起于渭水流域。他们结合西方各部族力量克商，建立起西周王朝。此政治集团中至少有一些部族，来自晋、陕之北的混合经济人群，甚至可能周人的主要部族便来自于此。先秦文献中提及，周人在进入周原之前曾辗转迁徙于“戎狄”之间，且称在这长期迁徙的时期他们是不从事农事的。

李家崖文化结束后，在公元前9至前7世纪的西周中至春秋早期，陕、晋北部一带人类活动遗迹也少了。同时，中国文献记载，在此之南的渭水流域西周王庭开始受到来自西方与北方戎狄部族的威胁。周孝王封戎人中的“非子”之族（后来秦人的主体）于宝鸡一带，或为“以戎制戎”之策。周宣王伐玁狁、姜戎，使得国力大伤，亦应是不得已而非只是黩武。最后西周末申侯与犬戎发动的一场变乱，逼得周王及其诸侯逃往东方且无力恢复故土，此亦可见渭水流域受戎人入侵之深。春秋时期，原出于戎的秦国在渭水流域扩张其势力，本地诸戎部族或被吞并或被驱逐，此时晋国还收容安置了一些受逐的戎人部族。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西周至春秋时的“戎狄”并非纯游牧人群。他们是农、牧、狩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人群，在应对生存竞争之迁徙中，他们视当地环境而从事不同的生业；《史记》所描述周人迁于周原之前的早期情况便是如此。

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是华夏认同的萌芽。“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都指的是一个多元联合体。秦人在周室东迁后的“驱戎”，黄河中、下游诸国的华夏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并相互奥援以对抗戎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在驱戎之后，强大的华夏北方诸国更往北扩土，并建长城以维护之。此种种发展都意味着，华夏为一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无论是实质的长城，或是作为华夏族群边界的“非我族类”概念，皆将“戎狄”排除于华夏之外。

就在此时，公元前6至前3世纪的春秋末期至汉初，晋陕之北、鄂尔多斯及套北地区又普遍出现一些人群。在考古遗存上，这些人群留下的几乎都是墓葬，没有住屋遗址；墓葬中，死者主要以马、牛、羊及青铜武器、马具、随身饰品等随葬（参见彩图二至八）。草原游牧的必要畜类，马、牛、羊，此时已成为他们生计所需的主要牲畜。使用马具说明他们已能利用马的卓越移动力来控制羊群，并在广大空间中逐水、草资源；这也是草原游牧不可或缺的。另一个游牧经济的关键因素，制作奶酪并以之为主食，在此时期考古上尚未发现痕迹。无论如何，除了墓葬中随葬马、牛、羊等草食动物外，房屋那样的固定居址与定居者所饲养的猪，都很少见于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之中，此时人们又喜好精致的小件饰品，可系绳的砺石成为生活必备之物——种种现象均显示，“移动”与“畜牧”为此种生计的主要特色。但在不同地区，游牧移动的方式及畜产结构应有不同。考古学者杨建华曾比较本地区东周时期墓葬殉牲的情形。她指出，河套与阴山南北地区之殉牲数量大，以马为主。稍往东，岱海地区凉城一带，殉牲以羊为多，后来牛的数量渐增。[168]

彩图一　汉帝国边郡的太平之世

此图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凤凰山汉代墓葬之墓室壁画。画中主题为：边塞无事，城里歌舞升平，乡间牛马布野。此墓墓主为边郡长官，这幅画表现汉代一位边疆地方官员的期望。（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彩色图版，图2；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授权刊出。）

彩图二　匈奴墓出土铜牌

此铜牌出于宁夏同心县匈奴墓。铜牌上的透雕主题为，一辆由马拉的双轮车，车上有一只狗，车后有一骑马战士，手抓着战虏的头发，而另一只狗扑向此战虏。（感谢宁夏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三　铜马

这个残缺的立雕铜马，造型简单可爱，表现草原游牧者对马深厚的情感。（感谢宁夏固原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四　牦牛铜牌

这个铜牌在宁夏固原地区征集，其年代约为战国末至汉代。铜牌纹饰上的牛，神态狰狞，腹下、腿边有长毛，表现的应是牦牛。（感谢宁夏固原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五　兽噬羊铜牌

这面铜牌为固原地区出土之汉代草原民族腰间的带饰，其主题是一只野兽正在吞食一头羊。（感谢宁夏固原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六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此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短剑，其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页57；感谢鄂尔多斯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七　鸣镝

这些鸣镝均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鸣镝为一种箭头，其功用不在于刺透目的物，而在于箭射出时让箭带着响声。《史记》记载，匈奴冒顿以鸣镝带领他的属下乱箭射杀其父，而得到单于之位。（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页62；感谢鄂尔多斯博物馆授权刊出。）

彩图八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此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短剑，其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页57；感谢鄂尔多斯博物馆授权刊出。）

其他考古遗存现象也显示，在经济形态上，当时岱海凉城地区人群与阴山南北及河套地区人群之间有些差别。凉城地区的饮牛沟与崞县窑子战国墓葬中均发现有猪作为殉牲的例子。同地毛庆沟墓地之殉牲虽以马、牛、羊为主，但数量比河套及阴山南北要少，铜刀与马具也少。凉城附近人群在制陶技术上却较河套及阴山南北人群发达。此外，饮牛沟、崞县窑子与毛庆沟墓地均曾被当地住民长期使用。[169]墓葬附近还有居址、窑址遗存。以上现象均显示，凉城附近战国时畜养大量草食牲畜的人群似乎有较固定的牧区，因而每年至少能在固定冬场居住。游牧范围不大，宜于牛的大量饲养；有固定牧区，人群间的冲突也较少（在墓葬中男性的战士形象不甚突出）。与此相对的是其西邻河套及阴山南北之人群，在此，人们的游牧地域广（水、草资源较分散）、牧区不固定、人群冲突多，所以用于作战与长程移动的马在此受重视，墓葬中男性随葬武器之风也较强烈。

公元前6至前3世纪内蒙古中南部再度出现人类活动之迹，显然和秦与东方诸夏之驱戎政策有关。但北迁的诸戎可能并非进入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公元前9至前7世纪（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虽然内蒙古地区之人类活动遗存很少，但我们无法排除此时本地已有稀落的游牧人群存在。由种种考古遗存看来，在此三个世纪间，内蒙古中南部及晋陕之北正进行着人类如何利用此一不利农业之环境的种种实验。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及其移动力来获得主要资源只是基本原则。这样的经济模式所能供养的人口，远少于农业或混合经济下的人口数量，因此墓葬中男人之武力倾向不只是农、牧人群冲突的表征，更为消除多余人口之剧烈内部斗争迹象。

人们也尝试如何在游牧中结合不同的辅助性经济活动；狩猎、粗放式农业、贸易（珍贵金属工艺品是重要媒介），以及掠夺，都是可能的选择。游牧与辅助经济活动，须有与之相配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风尚。由家庭到各层级亲属群体之人际关系，牲畜种类与比例，牧业资源之分配、分享与竞争规范，各层级部落组织与领袖威权等，都在各种人群间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得到调整。在此方面我们得承认，考古材料所见极为有限；我们只见着一些多属“上层社会”的墓葬遗存。即使如此，在这些考古遗存中一个社会征兆却是十分明显。那便是，让个别牧户、牧团能行其游牧及逃避风险的“平等自主”，与维持部落整体竞争力的“集中与阶序化”，在各类型游牧社会中都是常见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构成因素；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游牧社会中，权力集中化与社会阶序化的趋向十分明显，表现在少数墓葬中有大量贵重金属工艺品随葬的风气上。这也是狄宇宙提及的游牧豪贵阶级（nomadic aristocracy）之兴起。此现象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游牧社会中的“平等自主”特色——也就是游牧社会基层人群的行动抉择能力——可能相对地受到减损。

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

黄土高原之东北方的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带，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稍晚，原广泛分布于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聚落文明逐渐凋敝。公元前13至前8世纪（约当殷商中晚期至春秋初），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区的南缘，也就是燕山地带与大小凌河地区，出现了一些人群。他们所留下的考古遗存（多被归于魏营子文化），显示他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如本地过去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丰盛，定居程度也不如后者。他们有为死者殉葬猪、牛的风气，使用半月形双孔石刀、网坠等，显示他们可能以农、牧、渔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为生业。他们中的一些贵族常拥有许多铜器；有商末周初时的中原青铜礼器，也有具北方草原特色的青铜武器。[170]中原式与北方式两种铜器并存，也见于前述晋陕之北的李家崖文化之中。[171]魏营子文化与李家崖文化人群另一相似之处是，两地社会中男性随葬武器的风气都很盛，此显示他们经常从事战斗。

燕山地带之北的西辽河与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后，有数百年人类活动遗迹很少。到了公元前11至前8世纪之间（相当中原西周时期），本地再度出现较密集的、文化面貌一致的人类遗存。这种文化遗存被称作“夏家店上层文化”。它的出现，显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让人们得以在此生息，并在相互学习中产生文化相似性。当时人留下的，有简单的粮食生产工具双孔石刀、臼、杵等，但用于整地松土的铲、锄等工具却很少。动物骨骸遗存有猪、狗、牛、羊、马，以及兔、狐、鹿等。由遗留的生产工具与动物骨骸看来，他们应是兼营农、牧、渔猎的混合经济人群；其农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农业相比已明显衰微，畜牧为其主要生业。[172]此时本地青铜铸造业非常发达，大型墓葬随葬各类青铜器多达四五百件，显示当时统治贵族有能力动用大量的社会人力、物力，以制造、交换或夺得这些青铜器及其他金属制品。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魏营子文化约在西周时南北并存；两者皆兼有中原式铜器与北方式铜器。不同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墓葬中马衔、马镳多且制作精致，显然当时的人已娴于骑马；遗存中所谓“斯基泰三要件”（兵器、马具与野兽纹艺术）已完全具备。[173]

总之，公元前13至前8世纪当环境仍不利于农业时，大小凌河、燕山地区及西辽河流域再度出现丰富的人类文化遗迹；这些人群所依持的并非更进步的农业技术，而是增加草食动物饲养以及渔猎活动。在这样的混合生计中，一个基本家庭所需的资源空间，远大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为主之家庭所需，因此人群间暴力冲突增多也在所难免。另一个变化是，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间，马作为乘骑——无论用于战争、迁徙或放牧——在欧亚草原上迅速扩散。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接受此种有利的技术，因而对其畜牧活动以及社会带来革命性改变。出现在窖藏与墓葬中的中原商周式青铜器，也显示“华夏边缘”尚未出现前南北活跃的文化与经济往来。少数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主要是武器，也显示此为由武士豪长统领的阶序化社会。此时人们仍住在定居聚落中，但其聚落经常迁移变换，他们的畜产也多为宜于长程迁徙的草食性动物（猪除外）；在人类生态上，此意味着人们有能力逃离剥削他们的武士贵族。那么，这些武士豪长究竟如何维系其统治？如何掌控资源及行再分配？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

约在公元前8世纪（春秋中期）以后，西辽河流域（努鲁儿虎山以西）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活动遗迹大多消失。此后至战国时的人类活动考古遗存，多见于南边的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一带，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此时已往南迁移。[174]考古遗存显示，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之人类生态又有一些变化。他们几乎只留下墓葬，房屋及居址都十分少；陶器也少，且制作粗糙，农作工具基本不见。墓葬中的殉牲有牛、马、羊、狗，猪非常少见。男子之随葬品以武器、青铜礼器及随身饰物为主。总之，比起夏家店上层文化及魏营子文化人群，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一带人群之武装化倾向更强、更普遍，对草食性动物更倚重，也更不定居。此时仍见殉葬品异常丰富的墓葬，[175]而且墓地经常被长期使用而累积墓葬达数百座。此表示虽不定居但各部族有其固定领域，且领域内人群生活在有贵贱阶序的政治社会体系之中。这些考古遗存被称作“山戎文化”。

事实上，努鲁儿虎山以西（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消失，并不代表这儿已成为无人之区，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水泉墓地与林西井沟子西区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后的空白。[176]这些考古墓葬遗存，显示约当春秋晚及战国时期，辽西各地人群的经济生态、社会性质都是多元的。它们共同的特质是，人们较依赖动物性资源，无论来自畜牧或狩猎。水泉墓地三分之一强的墓葬中有殉牲，主要是猪，还有少量的狗，个别墓中有马、牛遗骨。墓葬中的随葬陶器多小型器皿。井沟子西区墓葬殉牲的墓葬比例较高，近九成的墓葬都发现有随葬动物的遗骸。这些动物有家养的马、牛、绵羊、骡、驴、狗，以及野生的鹿、獐、狐狸；其中又以马最多，占总数的42.86%，其次是绵羊，占总数的21.43%。遗存中没有农具，没有猪，陶器器型较大。[177]若陶器大小与人类生态性的“移动”成反比，那么墓葬中以殉猪为主的水泉人的移动性，似乎还大于其殉牲以草食动物为主的井沟子人群。此或许显示他们都是混合经济人群；畜养猪或马、牛、羊，并非决定其“移动性”的绝对关键因素。

我们再整体回顾公元前13至前3世纪此地的人类生态变迁。自商代后期开始，燕山及大小凌河流域人群便自南方殷商之邦国中获得青铜器（及青铜器制作技术）与其他物品。此后自南方获得各种器物的传统几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至前3世纪之交的战国时期。此显示，在魏营子文化时期以来，本地人群之政治经济体相当依赖与南方农业定居邦国人群的互动来维持。公元前8至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山及大小凌河流域人群南邻诸夏中的燕国；中国文献称燕北各山间部族为“山戎”。据靳枫毅、王继红的研究，山戎对燕与中原文物之吸收包含青铜兵器、货币、青铜礼器、漆器、丝织品、铜车马配件、陶器等，其方式有直接获得也有在本地模仿制造。[178]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706年山戎曾越过燕国而伐齐，公元前664年山戎伐燕，齐国为救燕而北伐山戎。虽然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畜牧”与“移动”在本地人类生态中都逐渐增强，但本地武士豪长仍能维持其社会优势及对民众的控制，其所凭借的便是从南方获得资源。

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本地人群之经济生态似乎有朝向区域性、多元性混合经济发展的倾向。也就是，草食动物畜养的技术与观念普及后，各个小区域人群各自发展其适宜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因而在文化遗存与相关社会面貌上也呈现多元景象。

由以上文献及考古资料看来，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山戎”文化之社会经济基础固然为以畜牧为主的混合经济，但另一重要基础则是其通过种种关系自南方邦国得到的资源。由此所得之珍贵物品，经层层赐予而稳固部族内各级武士贵族之地位与阶序，表现于愈大型的墓葬其随葬品中燕国或其他中原器物愈多。或者也因如此，较接近南方的燕山及大小凌河地区此类文化起始较早（魏营子文化），也延续至较晚的时期（所谓“山戎墓葬”）。相对的，较北的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则起始晚、结束早。辽西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以后，以水泉、井沟子等文化人群的遗存来看，其人类生态趋向因地制宜的区域性混合经济；相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而言，其每一区域人群社会间也较平等自主。

由另一角度来看，整个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武士豪长政治势力的衰退，可说是两个人类生态与政治经济情势发展下的结果。其一是，约从公元前11世纪起“畜牧”与“移动”之风在本地人类社会逐渐扩展以来，“自主化、平等化”与“集中化、阶序化”两种相矛盾的社会构成法则便在此角力。由整个考古所见趋势看来，显然前者较占优势，而且其所造成的社会变迁，由北往南进逼——愈来愈多的人群脱离其贵族豪长的控制，而加入较平等自主的大小游牧或混合经济部落之中。燕山及大小凌河地区的“山戎文化”是两种力量最后的交汇。另一个人类生态情势发展是，各个“戎狄”军事豪长集团南下争夺资源，使得南方的东周诸国贵族间产生彼此一体的“华夏认同”，并在与“戎狄”的争战中逐渐强化。在此群体意识下，华夏各国强力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边界。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燕国北伐“东胡”至于老哈河流域，并在敖汉旗、赤峰一带建长城以御之，此举自然将老哈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纳入燕国势力范围内了。

秦统一帝国，以及随后更稳固的汉帝国，皆可视为华夏争夺、维护与分配共同资源的政治体。秦、汉帝国也建长城以维护南方资源。燕长城与秦、汉长城代表华夏集团愿极力保护的资源边界。被排除在此资源界线外，或被纳入其中，都使得燕山以北的各个半游牧的贵族统治集团崩解，辽西地区人群在经济上进一步畜牧化、移动化，在社会上也进一步的自主化、平等化。此变化在辽西地区并不始于战国末；春秋中期以后至于战国时期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遗迹都很少，这并不表示没有人群在此活动，而是他们多处于较分散自主的部落社会之中。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本地此时有“东胡”；燕国筑长城以抵御东胡，不会是无的放矢。无论这些东胡是由燕山地带受逐而北迁的人群，或是南迁的蒙古高原部族，或为土著，考古遗存极少显示他们已是游牧或半游牧之部落人群了。战国末华夏称之为“东胡”，也表示在当时的华夏看来他们与内蒙古中南部之“胡”很相似。

甘青之河湟地区

以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以来之人类生态变化趋势可归纳为：（一）受气候变迁及欧亚草原文化传播之影响，人们在生计上逐渐朝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变迁；（二）继续吸收公元前9世纪以来逐渐成熟之游牧文化，其中较重要的是制酪与骑马，各地人群都尝试宜其环境的游牧或以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活动；（三）草原边缘之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部族，向南方陕、晋、冀等地农业定居邦国争夺资源，如此导致华夏认同之形成与强化；华夏凝聚力量，并扩展、巩固其北方资源界线，迫使此资源界线外之部族进一步游牧化。以下我要说明，相对于此，河湟地区之游牧化有不同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1700年左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衰落后，原齐家文化地域之西部兴起卡约文化，其东部则有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大多在卡约文化范围内。甘肃南部洮河、大夏河入于黄河的地带（河湟地区东缘），则主要是辛店文化分布之区。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400年之间，青海湟水中游西宁、湟中一带有卡约文化（属于卡约类型）人群在此生活，其文化遗存中房屋很少，只发现一些居住过的屋室地面。他们使用的工具，有用于农业生产的，也有与畜牧、狩猎相关的工具。墓葬中的殉牲以羊、牛、马、狗为主。另外，更广泛分布于湟水流域与黄河河曲的一种卡约文化，上孙类型文化，同样的，该人群的考古遗存中房屋很少，生产工具与卡约类型人群所使用的相似，但墓葬中的殉牲除了羊、牛、马、狗之外，还有猪。[179]无论如何，由墓葬情况来看，湟水流域卡约文化先民的贫富差别不大，绝大多数墓主的随葬品都不多。

位于黄河上游河曲的循化县阿哈特拉，考古学者在此发现卡约文化墓葬两百多座，此卡约文化被称为阿哈特拉类型。此文化类型之人群，在这儿生活的时间很长，约在公元前1600至前600年之间；换句话说，由考古文化上看来，在这1000年间当地人的物质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留下的石器有臼、刀、斧、砺石，铜器则有戈、凿、铃、镞、甲泡、镜，等等。陶器中有粟、麦等粮食作物。此外，他们的墓葬中还有羊、牛、马、鹿、狗等兽骨遗存。考古学者许新国等认为，畜牧与狩猎是阿哈特拉先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农业生产只占辅助地位。铜器具浓厚的地方特色，不见中原铜器之影响。死者随葬品之类别、数量均多寡有别，显示当时社会中有贫富分化。同一墓地早晚期的变化是，后期未见殉葬、瓮棺葬，且随葬品种类、数量都较少。[180]与上孙类型相比，阿哈特拉类型的卡约文化未见居住房屋遗迹，死者随葬器物数量减少，殉牲中无猪，而羊较多。[181]

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百余座卡约文化墓葬，称为大华中庄类型，一般认为这是最晚的一种卡约文化遗存。类似的遗存分布在湟源峡以西以及贵德、共和、贵南等地。[182]此类型卡约文化先民墓葬中生产工具很少，生活用具也不多，主要多为人身装饰品；死者常以马、牛、羊、狗殉葬，马、牛的足骨被整齐地排列在墓主的两侧。随葬的陶器器形都很小，绝少大型器。随葬青铜器有矛、镞、刀，以及铜镜、铜管、铜棒等。陶器由早期至晚期的变化是，制作愈来愈粗糙草率。在上孙类型与阿哈特拉类型文化中，都有当时人的农业活动遗迹，大华中庄类型中则无。[183]大华中庄类型的居住遗址除河谷台地外，多选在地势险要之地，对土质厚薄要求不严格。住地周围或有河卵石围墙，住地面积不大，文化堆积薄，地面灰层中常夹有羊粪及烧过的粪灰。约洛石崖遗址的房屋遗迹为圆形，中间有河卵石堆的灶，周围无人工构筑痕。此种无屋墙遗痕的房屋也见于湟源莫布拉遗址。另外，莫布拉也发现两座有木桩排列为墙的房屋建筑。[184]此文化类型之存在延续时间很长；学者认为其时代下限可能已达西汉末（公元1世纪初）[185]。

以上这些考古遗存被视为一种“考古文化”，卡约文化，这一点便值得注意。首先，根据考古学者之研究，此考古文化延续了1600年之久（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之初）。在此长时间中本地“文化”显然没有太大改变，且各区域人群能维持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所以他们的文化遗存都被归于卡约文化之中。其次，几个此考古遗存较丰富的发掘地点，如大华中庄、阿哈特拉、上孙家寨、卡约等，其考古发掘都为此文化增添一新“类型”，显示在此一“考古文化”中各地域人群自有其文化特性。再次，学界一般将卡约文化人群视为中国文献记载中的“西羌”；即使此文化人群生存之年代下限可达西汉末年（大华中庄类型），合于中国文献中汉代西羌之记载，我们仍须注意公元前600年至公元之初的此文化遗存被发现的非常少。

无论如何，由以上卡约文化各类型遗存看来，在齐家文化之后青海东部地区先民已逐渐进入某种形式的游牧生活之中了。农业与狩猎是此种游牧经济之辅助性生计手段，部分人群聚落因地宜而可能较倚重农业。各地域人群在四周山峦环绕的盆地或河谷台地上种粮食作物，在附近山区随季节移牧、狩猎、采集。人群聚落规模小，内部虽有贫富之别，但阶级分化不明显。在相当封闭的高原山谷环境中，几乎各人群生活所需资源皆得之于本地，如此的人类经济生态使得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汉代以前，整体来说，青海东部河湟地区人群与东方的黄河中游或北方的草原地区人群间的文化互动都很少。相较于同时期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及辽西地区之考古文化来说，河湟地区卡约文化遗存中的“北方青铜文化”或“中原青铜文化”因素远少于前面几个区域文化。或许便是如此，一方面各小区域文化皆有其特色，一方面也使得其经济生态与文化表征在长时间中皆少有大的转折变化。即使如此，我们仍可在卡约文化遗存中发现一些长期人类生态变化之一般趋势——农业活动及定居的遗迹愈来愈少，陶器制作愈来愈粗糙，整体物质遗存在逐渐消逝之中。

在河湟地区的东部，由齐家文化到辛店文化，考古遗存显示同样的人类生态变化。以农业为人们主要生计的齐家文化衰落后，辛店文化先民能生存于此所凭借的并非更进步的农业，而是畜养较多的草食动物。青海民和县与甘肃永靖等地的辛店文化遗存显示，当时的人们仍从事农作，仍有定居的屋室，但在他们的生活遗址与墓葬中都有丰富的动物遗骸，主要是牛、羊、马、猪、狗、鹿，羊的数量明显大于猪，且有些遗址的兽骨遗存中没有猪。[186]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为了能更大范围地利用植物资源，人们逐渐放弃不易长程移动的猪，而偏爱饲养便于移动且能利用高地植物资源的羊、牛、马等动物。辛店文化人群虽有固定居址，但他们的居址中多窖穴，有藏工具、陶器于其中的迹象；此可能表示他们季节性往返于邻近农田的村落与草场之间。河湟北部的辛店文化遗址，除了石刀外没有明显的农业生产工具，发现大量牛、马、羊遗骨，[187]可能畜牧业在这儿又比河湟东部来得重要。

我们若由长期的河湟考古文化发展来观察，更能见着本地“游牧化”的历程。我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曾说明此一过程。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无论马家窑文化或半山、马厂类型的人群基本上都是较定居的农人。考古遗存中有谷类遗痕，有大量农作工具，以及显然为长期居住而建的屋子。家养牲畜中以不宜长程迁移的猪为多。陶器数量多，种类繁复，器形大。约在公元前2200至前1700年之间的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先民还是以农业为其生计主轴。几个主要遗址中都出土大量猪骨，并且有以随葬猪多寡来反映墓主财富地位之墓葬习俗。然而居于河湟西部的齐家文化先民，其遗存中农业工具少，陶器小，小型饰物多，且部分有羊角随葬习俗，不见猪骨。[188]

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化，在河湟地区造成的考古文化变迁迹象，与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等地非常相似。原来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聚落消失，接着有一段时期人类活动痕迹少，随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现在生计上较依赖畜牧的人群活动遗迹（卡约文化）。我们若以三项考古现象——农业工具（刀、锛、铲、凿）多寡，猪与羊之比例，以及陶器与随身饰品之消长——为观察指标，此人类生态长程变化就更清楚了。农业生产工具在卡约文化中几乎完全消失；在河湟东部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牲畜，在河湟西部则猪几乎全然为羊、牛、马取代；在辛店、卡约文化中（特别是后者）陶器种类、数量皆减少，器形变小，人们的随身饰品增加。这些都显示，利用草食动物并以“移动”来获得广大、分散的植物资源，此时人们才得以在这不利农业的环境中生存。这样的生活不利于养猪、不利制陶与拥有大型陶器，人们的财产除了有腿能走的牲畜外，以随身饰物最宜。虽然学者认为卡约文化的下限可延续到西汉末，但以整个河湟地区来说，此文化遗存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战国时期）都已逐渐消失。此显示，约自战国时期以来本地的“游牧文化”有进一步发展，如此造成的人类生计与社会活动所留下的物质遗迹比从前更为减少。

我们还能从另一方面，人类如何利用资源空间，来看河湟地区由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左右的人类生态变化。海拔高度一般在2000—4000米的河湟地区，高度是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利用草食动物，人类可以突破高度限制来利用高海拔的植物资源。虽然提及遗址海拔高度的发掘报告不多，但有些材料已显示，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遗址一般都比同地马家窑文化（含半山、马厂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址来得高些。青海乐都县柳湾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1930—1960米之间，辛店文化遗址则在2000米左右。[189]而且据报道，甘肃省临洮、永靖等地某些辛店文化遗址、墓地也都位于海拔较高的台地上，此被视为辛店文化遗址分布的一个规律。[190]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地势大致是西高东低，时代较早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等县，齐家文化遗址也分布在东部各县；相对的，卡约文化人群的活动遗存则往西深入黄河及湟水上游。沿湟水往西，湟源县境内主要是高山与高原河谷，这儿只有卡约文化及更晚期的文化遗存，而不见较早的农业文化聚落遗存。[191]沿黄河上溯，在化隆、循化等县仍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遗存，到了贵德便以卡约文化遗存为主了。一项在青海化隆、循化两县进行的考古遗址分布调查，更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此两县相关古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形是，马家窑、马厂、半山及齐家文化遗存多分布于溪谷下游，然而到了各支流的上游，就只有卡约文化遗存了。显然因借着驯养草食动物，卡约文化人群能利用更高海拔的环境资源。

由这样的过程来看，河湟地区古代居民的游牧化，与前述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人群的游牧化过程一样，都受气候上的干冷化影响而启动。然而不同的是，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之游牧化受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影响（如斯基泰器物因素，及骑马术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等），而在河湟地区这样的影响并不明显。再者，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人群游牧化之最后阶段，都受华夏认同形成及华夏国家扩展其北方资源边界影响，而河湟在战国时仍远在华夏资源领域之外，[192]本地之游牧化显然与华夏认同及华夏帝国之形成无关。第三，由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之初，河湟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卡约等文化，由早至晚，陶器体型变化趋势是逐步变小，此变化趋势或显示人们的“移动性”（因而不宜携带较大陶器）在此3000年间逐步增加。这样在“移动性”上的渐进变化趋势，不见于内蒙古中南部与西辽河地区。

第四，以墓葬习俗来看，卡约文化人群虽也有贫富之别，但无论在墓葬大小与随葬品厚薄上，都未见同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与长城地带考古文化遗存所见反映“统治贵族”之财富与权力的丰厚随葬品，更未见后者所有具中原或南俄草原等外来文化特色的精致器物。这也显示，虽同样倚重“畜牧”与“移动”，河湟地区先民与前述其他地方之游牧人群在社会本质与结构上有相当差别。最后须提及的是，在长城之北的游牧世界已形成的秦汉时期，考古上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均发现不少匈奴与鲜卑墓葬，然而在河湟地区，汉代游牧羌人的考古遗存极为罕见；此也显示在不同的游牧化过程下，汉帝国北方周边出现不同的游牧社会，也是不同的华夏边缘。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

以上述分析与说明看来，约自公元前2000年至于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与燕山地区、河湟地区的人类经济生态变迁是相当巨大的。促成此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虽然如此，“游牧”只是人类适应此环境变迁的生计手段之一。而且，如哈扎诺夫所言，“游牧”无法脱离其他人类生计活动，以及与之相辅的社会组织。[193]反对游牧经济肇因于气候变迁的拉铁摩尔则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正好契合或能增长社会变迁，但更基本的变迁因素在于每一人类社会利用边缘环境的选择与创造能力。[194]拉铁摩尔也许低估了气候变迁对以上这些“边缘环境”之影响，但他强调人类社会的选择与创造力却符合我们对游牧经济的了解，以及符合考古所见，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300年之间，中国黄土农业边缘地带人群由不同途径进入各自的游牧经济中此一现象。也就是说，强调游牧肇因于气候变迁，并不意味着否定人们因应此环境变迁时的选择与创造力表现。

在环境变迁影响下，黄土农业边缘人群的选择与创造力表现在他们逐渐减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或根本放弃农业，或迁离故土。他们选择及尝试不同的生计手段，不只为适应自然环境变迁，也为了生存于竞争激烈、暴力充斥的新社会情境之中。在此情形下，“移动性”生计手段（游耕、游猎、游牧、贸易、掠夺）是较适宜的选择。特别是游牧，它不仅能让人（及其主要财产）及时脱离危险，并能利用人不能直接消费的广大植物资源。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手段，他们尝试选择不同的牲畜组合，不同的季节迁徙模式，并选择从事其他可配合游牧季节韵律的辅助性生计，并为此发展特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体系——各地“专化游牧业”便如此形成。

前面我已多次提及“专化游牧业”。在此，我们可以对它作一个更完整的定义与解说。“专化游牧业”是指在特定环境中，人们赖驯养草食动物之食性及移动性来利用水、草资源，以畜产满足其主要生活所需，以其他生计手段获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因此产生的特定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模式。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的专化游牧业人群都须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牵引力，等等。在上一章中，我曾由环境因素、畜类构成、迁徙方式、辅助性生业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介绍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专化游牧业”是人类经济与社会行为上的一种精致选择、安排与创造。因此探讨古代中国北边游牧社会的起源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对各地“专化游牧业”形成过程之探索。在此过程中，“外来因素”（金属器物、动物纹饰、马的驯养利用、游牧之概念与技术等等之发明传播，以及由外地长程迁徙而来的人群）之影响很大，但更重要也是人们付出最多的，乃是在“本地”人们如何选择、创造及组织各种因素以形成其“专化游牧业”。

人是群栖的社会动物，人们结为群体以生产、获取与保卫资源，也在群体内的分群、分工中行资源分配。专化游牧业也不例外。人类经济生态的调整、变动，随之而来的几乎必然是社会认同与社会组织上的变革，或两者同时发生。黄土高原之北的各地专化游牧业形成，自然也涉及各层次人群认同与区分之社会结构变迁。汉帝国北边之匈奴、鲜卑、西羌等游牧人群之社会政治结构，是本书以下各章的主题。在此，我要先提及另一个庞大的认同群体及政治经济体，东周时期的“华夏”与略晚出现的其具体化身“汉帝国”，以及汉帝国与北方游牧世界间的关系。后来的匈奴、鲜卑、西羌等游牧人群之政治组织与活动，皆深受他们与汉帝国间的互动之影响。

由人类生态看来，“华夏”是一维护与分配共同资源的认同群体，秦汉统一帝国是遂行其目的之具体机构；这样的认同群体及其组织机构的形成，多少也归因于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气候变迁。公元前2000年前后，不只是黄土高原北缘的各农业聚落逐渐被放弃，整个黄河及长江流域各地都有考古文化突然衰亡的现象。考古学者俞伟超曾指出，南方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一脉相承的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在此时期突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此普遍性文化面貌变迁或中断的原因之一。[195]然而，中原地区此时却有不同的变化。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间，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阶级分化持续加深。[196]公元前1600年至前1000年左右，商、周王朝先后出现在黄河中、下游。此显示，在农业根基深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此波气候变迁虽未造成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文化中断，但本地人群也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上作了新的调整——商、周政治体可视为此对外获得资源、对内进行政治权力集中化及资源分配阶序化的新社会政治体系。

虽然如此，商周王朝（以及其所属邦国）与北方山岳、草原地带诸部族间的经济往来仍很密切。要到西周中期以后，北边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农牧资源之势愈来愈强，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才出现并逐渐强化。西周亡于戎祸（申侯与犬戎之乱），不只是一个偶发政治事件，它是早期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资源的一个历史表征。为了维护南方资源及统治阶层利益，东周时期“华夏认同”意识出现在东周各邦国上层贵族之间，西周亡于戎此一事件，被强化为凝聚华夏的重要历史记忆。“诸夏”（华夏诸国）或独自或联合驱逐戎人，以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界线；各国所建长城，便是华夏强力主张与维护的北方资源边界之具体表征。

战国时期北方华夏诸国对“戎狄”之征伐、驱逐及往北扩土，使得邻接华夏邦国的部分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失了栖地，北迁至更不宜农业的地方。秦汉帝国成立后，帝国进一步往北方与西北方扩土。被排拒于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各部族，他们一方面被迫走向宜其环境的专化游牧业，一方面尝试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此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华夏帝国的扩土，或以此突破帝国的资源封锁线。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汉代，便是北方各地游牧人群在游牧生计上、在社会组织上作种种调整与创作的时期。蒙古草原与晋陕之北的各部族，发展蒙古草原型的游牧业，并集结为游牧“国家”（匈奴），以向其他游牧部族、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帝国争夺资源。辽西地区的各部族发展其森林草原型的专化游牧业，并组成“部落联盟”（乌桓、鲜卑等）不断往南及往西争夺农牧资源。西北方河湟部族则各以“部落”据其河谷，偶尔组成暂时性的部落联盟来对付汉帝国的入侵。

彩图九　蒙古草原上的牧主与牧工（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右旗位于蒙古草原最东北缘，与森林草原地带相接。森林草原地带半农半牧的经济，一般比不上纯牧的草原，所以前者民众常到草原上当牧工。

彩图十　蒙古族牧民村中围牲畜的栅栏（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冬季，克什克腾旗蒙古牧民的牛羊在村子附近吃草，它们更依赖牧民在秋季储备的草料来过冬。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匈奴帝国活跃于北亚约有500年之久；这应是人类历史所见，早期游牧人群所建具国家规模的政治体之一。匈奴帝国的出现及其政治、军事活动，震撼当时南方的汉帝国，也因此在后者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不少记忆。后来根据这些中国文献记载，学者们对匈奴的政治组织、军事活动及其与邻近国家、部族之互动关系，均有丰富的研究。然而相对的，学界对匈奴游牧经济与社会的研究却很缺乏。即使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有些相关记载，如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妻寡母厘嫂等等，学者或直接引用这些记载，以描述刻板化的匈奴游牧生活，或认为这些记载充斥着汉文化偏见而参考价值不高。我认为，此两种看法都有其偏见。

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的确是我们了解早期游牧社会的珍贵社会记忆“遗存”；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发掘与诠释这些“遗存”？我认为，由一种新的文本阅读角度，配合对游牧经济生态与其社会的了解，我们可以再审视这些中国文献记载。中国文献中有关游牧人群的资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直接描述其生活、习俗之史料；这是蕴含定居人群及汉文化偏见最多的一种资料，但并非全然不可取。第二类，间接透露某信息的史料，也就是记述者在描述另一主题时旁及而表述的信息。这样的史料因不涉及记述者之主观意见，较为可靠，但它们大多琐碎并且需要被诠释。也就是说，这些史料解读须通过我们对各种游牧经济生态的了解才能产生意义。第三类，将史料记载中的“事件”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表征或表相（representation），我们可以探索产生此历史表相的社会情境或历史本相（reality）；[197]同样，诠释这些作为历史“表相”的事件，我们须依借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乃至于一般人类社会的研究成果。如此，我们可将人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比喻作考古学家从土中筛滤出考古标本的筛网，借此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滤”出一些信息，也借此以及其他知识，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经诠释、联结而呈现较整体的过去图像。

在这一章中，我将主要依借中国汉晋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来探讨匈奴的游牧经济及其国家组织。只依赖定居文明人群对游牧民族的描述，而对游牧经济生态缺乏了解，经常造成定居文明人群对游牧人群的错误刻板印象。似乎，游牧国家下的牧民平日皆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草原上，他们一旦集结起来，便成为骁勇善战且残暴的战士（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匈奴战士形象）；借着快速的移动性与优越的战斗力，他们对定居国家予求予取。这种印象的由来，也多少由于许多学者将“游牧”视为一种同构型的经济与社会现象，认为所有游牧社会都有共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198]事实上，如我在本书第一章对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的说明；一方面，游牧经济是一非常精致、敏感的人类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游牧社会有各种不同类型与相当大的内在差异，此也造成各类型游牧社会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差异。譬如，本书所要解答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为何西北方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常为一个个分散的“部落”，出于森林草原地带的乌桓与鲜卑在进入中原之前大多集结为“部落联盟”，而蒙古草原游牧的匈奴则能建立其“国家”组织？我将说明，此主要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游牧经济；或者说，其国家、部落联盟及部落组织也是其游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

游牧“国家”问题

首先，我要略说明在本书中“匈奴”一词所指之人群内涵，以及关于匈奴游牧国家的问题。学术界对匈奴的研究与了解，常受到当代“国家”“民族”概念影响。譬如，以当代民族概念来了解匈奴，学者们常通过中国先秦文献中有关北方异族之记载，以及考古遗存中相关的人类遗骸体质特征及文化现象，来描绘匈奴民族的范围及追溯其民族来源。基于当代国家概念，学者们也尝试说明匈奴帝国之国家体系、官制、王位继承制度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匈奴此一历史人群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有其不足与曲解。

将匈奴视为“民族”，可能忽略了“匈奴”此一政治体所涉及的人群很广，时间很长，且各部族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此政治体。鲜卑名王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就曾在匈奴军中从征三年；[199]显然此支鲜卑是以附从的方式加入匈奴军中。此说明加入匈奴军事联盟及其行动中的部族可能非常广泛，无论在客观文化或主观认同上，匈奴都不必是一个民族。或者，匈奴政治体的核心部分由几个大氏族部落构成，其周边还包括许多他姓氏族与他种部落。游牧民族志资料显示，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祖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所谓“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situational ethnicity），最常见于游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活情境，他们可能通过改变祖先谱系记忆来接纳新族群成员，或脱离原来的群体。[200]总之，不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所困是其生存原则，此也符合广义的游牧社会之“移动”法则。据中国文献记载，当汉代北匈奴溃败而西迁，鲜卑部落联盟西移占领了北匈奴遗下的牧区，此时十万落（户）未迁的匈奴牧民都成为鲜卑；此便为一个明证。

另外，匈奴曾组成具有“国家”规模的政治体，此政治体在历史上的活动期间很长，其与汉帝国有紧密互动的期间便有40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内，随其势力之增减、部族聚散，匈奴“国家”不易维持其恒常之官僚体系与领导权威结构。仅以历史文献资料较丰富的匈奴王位继承而言，似乎也不易在其中找到一致的制度逻辑。总之，我们很难由“结构”观点来描述或理解匈奴的政治组织、各种制度及其“国家”。在本章中我将说明，匈奴“国家”体系之存在，依借的是其中许多个人及群体的政治、军事“作为”（practice）；也在这些人之行动作为所造成的事件中，其“国家”体系得以延续、调整或改变。

因此在本书中，我不以“民族”或“国家”来范定我们对匈奴的理解——不追溯匈奴“民族”起源，不描述匈奴“国家”结构。而将“匈奴”视为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发生在北亚游牧部族间的一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如此，这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的存在，便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与深思的事——由于需要自由移动来利用分散且不稳定的自然资源，游牧社会人群组成常以分支分散（segmentation）与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为原则，这些原则与“国家”的集中性（centralization）与阶序性（stratification）是相违背的。既然如此，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游牧“国家”的形成？

关于集中化、阶序化游牧政治体（我们且简称之为“国家”）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或将之归因于领袖个人魅力（charisma）与成就，或认为是群体内部阶级分化、冲突所产生之演变结果，或视之为游牧人群与其外在世界互动之产物。[201]

“内部阶级分化演变”之说是指，经由军事征服、社会分工而在人群内产生阶级分化，在阶级斗争、冲突与压抑过程中，权力渐集中在少数人之手，而形成集中化（中央化）、阶序化政治体系。此国家形成过程之假说，难以适用于游牧社会。因为，游牧社会中每一基本人群单位皆有相当“移动性”——不只是人群及其畜产易于“移动”，人群聚散也易“变动”——如此民众可选择逃离掌控，使得该社会内的阶级关系与胁迫性政治威权难以稳固发展。然而，人类学者对许多游牧社会的研究显示，若与定居人群政治体间的互动关系紧密，则在游牧社会中亦可能产生具政治威权的领袖；[202]后面我将再回此主题。另外，“领袖个人魅力与成就”之说，似符合历史所见，许多草原帝国之兴皆可归功于一二“英雄”开拓者。然而此说仍须解释的是“英雄”崛起的“时势”，也就是当时的情境，究竟为何；这情境常不在于一游牧社会内部，而在其与外在世界（政治强权）间的关系。因此“外部互动说”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解释模式；此说在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中颇占优势。

“外部互动说”的主要出发点是许多游牧人群的“分支性社会结构”（见本书第一章说明）。游牧人群在空间上经常迁徙移动，环境资源的不稳定性也使得他们须及时以“移动”来改变分享资源之群体大小——资源丰则聚，资源寡则分。层层由大而小的分支性结构人群，使得游牧社会之政治组合有相当的变化弹性。两个大部落间的资源冲突，使得各大部落下的小部落联合起来相互对抗；冲突结束后，各基本游牧人群又视游牧需要，返归于或大或小的群体之中。若广大地区之游牧部落与定居人群国家有经常性的资源竞争，则许多部落凝聚为较稳定的大部落联盟或中央化国家，以长期与定居人群国家对抗。此便如有些人类学者所指出的，集中化、阶序化的游牧政治体，经常出现在游牧与定居人群互动关系之中。[203]相反的，若缺乏与定居国家政权的紧密互动，则游牧人群倾向于分散为小的自主群体，或为依血源远近而凝聚的亲族人群。[204]

由于“分支性社会结构”是游牧经济的一部分，要了解此一时期匈奴势力范围内游牧人群的社会体系，以及说明为何草原上出现匈奴“国家”，我们必须先由其游牧经济入手。

地理与自然环境

关于匈奴的游牧经济，中日及欧美学者已有一些著述，对匈奴的畜产、牧地，以及狩猎、掠夺、农业、手工业、贸易，以至于居住、饮食、交通等提供我们相当多的认识。[205]以下我将在这些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游牧民族志与研究，尝试说明游牧及其他各种生计活动在整体匈奴经济生态中的意义，以及其与匈奴各层次游牧社会间的关系。我将由自然环境、牧区、畜产结构、季节移牧、辅助性生计活动等方面来说明。

中国秦汉时期匈奴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今蒙古高原及其南方邻近中国华北与新疆的草原地带。位于高纬度的蒙古高原属温带半干旱与干旱气候区，其地理位置与高度使其成为一个各方海洋湿气均难到达的内陆高原。冬季严寒，一年及一日中之气温变率均大，雨量少，是其一般特色。愈往北，以及在高山北坡地区，降水量多些，部分地区年雨量超过300毫米（旱作农业雨量下限），中央的戈壁沙漠则年降水量低于100毫米。降水量集中且变化大，也是其气象上的特色之一；多夏季雷雨，其降雨时间和雨量皆很不稳定，一年年的变化也很大。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本地自然环境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不只是干旱，更由于雨雪量不稳定。如本书第一章所提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历史上游牧盛行的地区，雨量不稳定也是当地气象特色。除了干旱外，冬季与初春突如其来的大雪，也对蒙古草原地区的农业及畜牧业造成严重灾害。[206]

关于匈奴人所居的地理环境，我们由其周边地区说起。蒙古高原北方边缘的贝加尔湖地区以及西北的萨彦岭地区都是森林草原带。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这是常与匈奴为敌的丁零、坚昆等部落人群所居之地。丁零、坚昆是森林草原游牧、狩猎的部族。蒙古高原的东方边缘是大兴安岭山脉及西辽河上游森林、草原地带。在中国的秦汉时期此为鲜卑、乌桓所居，他们也是森林草原游牧、狩猎的部族。蒙古高原的南方边缘接着中国黄土高原北缘的山岳与平原——由燕山到阴山、大青山，以及其南的冀北、晋北、河套及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在人类生态上便是农牧的交错带。蒙古高原的西南边缘，接着甘肃西部到新疆北部一连串的沙漠、绿洲与穿插其间的草原。西汉时期这里是中国边防要塞、西域诸绿洲国及一些游牧部族分布之地，本地游牧部族也是匈奴政治体的一部分。蒙古高原的西部为东西走向的几个大山脉，由唐努山、杭爱山、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这些山脉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其间的浅山、盆地、湖泊是匈奴的主要牧区。以上地区所环绕及部分交叠的便是蒙古高原。

在此范围内，匈奴各草原游牧部族所居之空间也并不单调少变化。蒙古高原由北而南或由高山往山谷、平原，可分为森林草原、草原、半沙漠草地及沙漠等不同的自然生态带；其中草原面积最广，占了整体面积约四分之三。这些草原四周多高山，山间及附近多森林、河流及湖泊。[207]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看来，山间的草原盆地，浅山及其边坡草原，以及大河边的草原是匈奴主要的游牧区。这些地区，以农牧皆不宜的戈壁沙漠为中心及分割点，略可分为以下几区：

（一）南方的阴山及鄂尔多斯，以及固原、贺兰山以东；此区为农牧邻接、交错或混合地带。

（二）东北方的漠北草原，约在乌兰巴托以东、肯特山（汉代文献称狼居胥山）之南，有鄂嫩河、克鲁伦河流经；此为浅山、大河草原之游牧地带，沿大河亦有宜农垦的地区。

（三）西方与北方的山岳、河湖地区，由北至南有萨彦岭、唐努山、杭爱山（燕然山）、蒙古阿尔泰山（涿邪山）、戈壁阿尔泰山（浚稽山）等东西向山脉，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土拉河等河流源出群山之间；此为山前、山麓、河湖岸草原牧区。

（四）西南方，天山山脉东端的巴里坤草原（蒲类海）至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居延泽）、阿拉善右旗等地；此为山麓、山前草原牧区。

（五）东方由呼伦贝尔草原起，往南至锡林郭勒盟、克什克腾一带，多为低山丘陵草原、高平草原以及沙地。（参见图五）

图五　匈奴牧区及其周边

由此环境及其“边缘”看来，在匈奴的东方与西北方主要都是森林草原游牧部族，他们以畜牧、狩猎与出售珍贵动物皮毛为生。匈奴之西南方与西方是西域的绿洲定居人群，他们以畜牧、农业及贸易为生。其南是汉帝国的北边居民，主要以行农业为生并兼营畜牧。由此看来，匈奴政治体内的部落人群有其共同性，他们多为草原游牧部族；周遭的森林草原游牧部族，绿洲城邦及其附近的农人及农牧人群，多未成为匈奴国家的一部分。[208]因此，整个匈奴国家的势力范围可说是一个大的游牧经济生态区，这个生态区内有游牧经济所必要的广大草原、森林、山区，以及可得到外在资源的“边缘”。由此领域及其边缘，匈奴政治上层可获取种种人力与物资；利用、分配与交换这些人力与物资，单于及各部落长的政治威权得以维持及延续，也因此巩固国家领域及其“边缘”。这也能印证，虽然游牧是一种以草食性动物来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生业，但游牧人群对于游牧之外的辅助性生业与外来资源非常的依赖。[209]

匈奴的游牧经济

牧区与畜产

对许多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拥有”土地并非十分重要，但谁能适时地“使用”土地上的资源，却是攸关生死。因此时至今日，草场之争仍经常是游牧人群间冲突与战争的主要原因。我在川西北牧区或附近进行田野的那几年（约1995至2007年），偶尔仍听得有人们争草场发生斗殴或更严重冲突之事。

匈奴国家的主要功能之一，应是分配各个部落的草场。这就是《史记》所描述的，匈奴没有固定的居处与田产，但仍各有所分配之地。[210]公元73年，南匈奴与汉军合攻北匈奴的“温禺犊王”于涿邪山，将他及其部族逐离；三年后，温禺犊王又率众回涿邪山，再一次被南匈奴的军队赶走。约九年后，南匈奴之单于率军在涿邪山巡猎时又遇上温禺犊王，这一次南单于将他杀死。[211]由温禺犊王一再回涿邪山之事来看，匈奴诸部是不轻易放弃其牧区的；或者说，由于牧区各有其主，失了牧区的温禺犊王之部变得无存身之地。以政治力明确划分游牧范围，固然能减低内部各部落间的冲突，但对各别游牧群体来说，它也减损了游牧社会之移动性在适应环境变化（逃避风险）上的优势。

从文献记载看来，蒙古高原周边草原与山岳相接地带是匈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汉帝国的军队出塞攻击匈奴，与匈奴的军事接触大多在涿邪山（蒙古阿尔泰山）、浚稽山（戈壁阿尔泰山）、燕然山（杭爱山）、狼居胥山（肯特山）等地。鄂尔多斯高原在战国至汉初时为匈奴所据，此地战国时期墓葬中多有木棺椁，因此学者认为这地区当时是有森林的。[212]汉初，河套之北的阴山是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据记载，当时阴山多禽兽，又出产可制作弓矢的木材，因此在失去阴山后匈奴人对它仍有深厚的情感。[213]郅支单于活动的唐努山与萨彦岭一带，更是有名的森林（taiga）与高地草原（tundra）交错的地带。在此，匈奴与丁零、坚昆接邻。丁零与坚昆都是游牧部族，但也出产珍贵鼠皮及貂皮，[214]显然与当地多森林的环境有关。（匈奴人形象可参见图六）

图六　汉代北方游牧者的形象

此为内蒙古鄂尔多斯三段地汉代墓葬出土的泥俑，形塑的是东汉时期蒙古草原上的牧人，可能是匈奴人的形象。这个俑人头戴尖顶风帽，身穿长披风，一副野外行走的避风装扮。蒙古草原上的风相当大，无论是放牧或在外行走，此装束有其实际需要。（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页152，图15.1；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授权刊出。）

森林作为匈奴人的猎场，也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木料。匈奴人制作弓矢、穹庐（帐房）木架以及车轮，都须取材于森林。[215]西汉末时，匈奴牧地有一部分接近汉帝国的张掖郡，汉帝国请匈奴割此地予汉，匈奴拒绝；其理由便为：“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216]这些记载显示，对游牧的匈奴而言草原固然可提供牲畜草料，但多木材与禽兽的森林也不可或缺。山区不仅为草原游牧者提供森林、木材与可猎得的禽兽，也经常为游牧者的夏季牧场与过冬之处。因高度之温差效应，山区的春季来得较迟，加上高山融雪可提供充分的新鲜饮水，初夏时牧畜可在此享受“第二春”。冬季山边的坡地及山谷又可让人畜在此避风寒；受风面的坡顶雪较薄，也是冬季牲畜可能吃得到草料的地方。须强调的是，虽然富森林的山区对于匈奴人来说非常重要，但匈奴诸部并非森林草原游牧部族。他们与邻近森林草原游牧地区的丁零、坚昆、鲜卑、乌桓等不同，后者远较匈奴依赖狩猎以及皮毛贸易。

总而言之，理想的匈奴牧区应包括三种生态环境：（一）广大的草原，它的广度足以在不同季节皆可提供牧畜所需的水、草资源；（二）有森林的山区，不但能供应他们猎场与制作车具、穹庐、弓矢的木材，且能在夏、冬季节得到丰富水源草料及避风寒的场所；（三）邻近定居村镇、半游牧聚落或重要贸易路线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无法生产制造的日常用品或谷类，或由保护定居城邦及商旅中获利（换句话说，便是抽保护税）。

匈奴活动的区域很广，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匈奴各部的牧区也应有差别。南方沿长城的内蒙古中南部，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及其边缘的宁夏银川、固原地区。这一带的匈奴牧地多为高草原、低山丘陵，并以农牧均盛的汉帝国西北郡县为边缘。由于林木较缺，因此可狩猎与伐取木材的山脉如贺兰山、阴山、狼山、大青山等等，对邻近匈奴各部来说便额外重要。

由此往西，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居延泽）、阿拉善右旗等地一带的牧区主要是高山前之浅山、草原、戈壁滩。气候上降水量低、蒸发量高，并非好牧区；但在宋代以前当黑河水量尚丰及居延泽仍在之时，这儿应是很好的牧场。更往西的新疆天山山脉东端的巴里坤草原（蒲类海）与伊吾地区，山前得高山融雪溪流滋润地方有较好的草场。由于本区之南便是河西走廊上的张掖、酒泉、敦煌等农区与城镇，传统上这是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互动密切的地方。

由此往北，便是蒙古高原西部与北部的山岳、河湖地区。这是北匈奴最主要的活动地区。东西走向的几个大山脉间的草原、山前草原及浅山地区是其主要牧场。一般而言这儿森林、水源无缺，是上好的牧区。其南方边缘接着天山北路的汉代西域诸定居城邦国，及一些半游牧部族，北方边缘是森林草原游牧部族丁零、坚昆等。蒙古高原东北部的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这儿的匈奴牧区主要是浅山丘陵草原与大河附近的低湿草原。其北方与东方边缘都是森林草原游牧部族，沿克鲁伦河亦有臣属匈奴的农业聚落与定居村镇居民。最后，蒙古草原东边与大兴安岭西缘相接的呼伦贝尔草原、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克什克腾旗等地，本地匈奴牧区多为低山丘陵草原、山前冲积草原。在此的匈奴部落紧邻着大兴安岭东坡的森林草原游牧部族（乌桓、鲜卑）等（参见彩图十一至十四）。

彩图十一　天山下的草原（新疆巴里坤）

新疆的巴里坤草原是西部匈奴的主要牧区之一；夏季天山上融冰流下的溪水滋润着牧草，此地也以产善马著称。

彩图十二　蒙古草原上初春牧马（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彩图十三　蒙古草原上的沙漠地（毛乌素沙地）

鄂尔多斯为蒙古草原的一部分，其内有草原、河滩以及沙漠（内蒙古鄂尔多斯）。

彩图十四　草原上的羊群（新疆巴里昆）

草原上的羊群奔腾至水塘处饮水。

以上便是匈奴牧区之大概。因着这些牧区的地理环境差异，各地匈奴游牧人群的畜产、游牧方式与季节韵律等等，都会有些差别。水、草丰美的地方宜养大型草食动物如牛、马等，干旱的地方只宜养骆驼及山羊，羊的种类多、繁殖快，是最普遍被牧养的牲畜。以下我借由中国汉晋文献，来探讨匈奴牧民的畜产及其各地差异。

《史记》中对于匈奴游牧经济有一段概括性叙述：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駃騠、醊駼、驒奚。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217]

这段文字提及匈奴的畜群是以马、牛、羊为主，其他还包括驴、骡与骆驼。[218]这样的匈奴牧民之畜类组合，从其他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都可得到证明，而且与近代南西伯利亚及蒙古草原游牧生态也相吻合。在考古资料上，秦汉时期与匈奴有关的墓葬中，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墓葬中有以马、羊、狗为殉的习俗；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后同）补洞沟的墓葬中男人以马殉葬，女人以牛、羊殉葬。[219]宁夏同心县倒墩子的匈奴墓有牛、羊殉葬。[220]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伊里木盆地的匈奴墓葬，随葬有牛、马、羊、骆驼、驴等；[221]外蒙古的特布什乌拉、诺音乌拉等匈奴墓葬中随葬牲畜则有马、牛、羊。[222]虽然关于匈奴的考古资料不算丰富，但也表现中国文献记载的“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而骆驼及驴、骡等则为较少的“奇畜”。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有不少汉军在战事中掳获匈奴牲畜，或匈奴驱其牲畜来降的记录（见表一）；对于匈奴畜产，这些记录也提供一些珍贵信息。

表一　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

SJ=《史记》；HS=《汉书》；HHS=《后汉书》；后表同此

从上表中也可看出，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其中又以羊的数量为最大。橐佗（骆驼）、驴、骡等驮兽的掳获只出现2例。其一在公元前72年，汉军五道出击匈奴。当时常惠所率的乌孙及西域兵是最西方的一路军队，只有他们有掳获驴、赢、橐佗的记录；此支军队主要由乌孙及西域兵组成，其攻击目标应是距此较近的涿邪山（蒙古阿尔泰山）、浚稽山（戈壁阿尔泰山）一带之匈奴部落。另一次是在公元89年，窦宪伐北匈奴至燕然山（杭爱山）、稽落山、私渠比缇海（后二者在戈壁阿尔泰山附近），这是窦宪伐匈奴最深入西北方的一次。这次战役的掳获中也有骆驼。由这两条记载看来，似乎汉军由西方匈奴部族那儿较常掳获骆驼。汉代西域诸绿洲城邦居民也普遍拥有骆驼、驴、骡，显然西部匈奴在这方面与西域城邦居民相似。虽如此，西部匈奴人的骆驼数量也不会太多。骆驼主要是吃矮树或矮灌木嫩枝叶的动物，马是食草动物，将这两种动物混合牧养会有困难，而常须在家庭人力或社会分工上作特别安排，以行分群放牧。[223]

学者们对于匈奴人平均拥有的家畜数量很感兴趣。俄罗斯研究者曾指出，匈奴每人平均拥有的牲畜数，与1918年蒙古自治区人们所拥有的牲畜数值几乎相同；前者为人平均19头，后者为17.8头。[224]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统计匈奴的人畜比，得到同样的数值（人均19头）。然而由于他所认知的近代蒙古族人平均所有畜数较低（约在11—15头之间），因此匈奴人平均拥有的牲畜还高于近代蒙古牧民所有。[225]另一位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则不接受此一平均人畜比；据他的统计，匈奴人平均拥有的家畜数量远少于近代蒙古牧民所有。[226]以上几种匈奴畜牧统计数字上的差距，实因学者们各取不同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以及不同地区的近代蒙古牧业材料所致。这正显示，无论是近代蒙古或是古代匈奴，其牧业经济的人畜比都有相当的地域性差异。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匈奴政治体下各游牧人群之空间范围很广。虽都以草原游牧为主，这些早期游牧人群有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对外关系，因而对畜产也有不同的安排。西部匈奴拥有较多的骆驼、驴、骡等驮兽，又邻近各绿洲城邦及汉边境城镇，因此与汉、西域或更西方人群的贸易在他们的经济中应有较重要的地位。俄罗斯学者在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也显示萨彦岭-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人群与中亚地区有密切往来。[227]又譬如，据《史记》与《汉书》记载，公元前127年汉军从河南地（指河套内外的内蒙古及陕北地区）的匈奴楼烦、白羊王那儿掳获的百余万头牲畜，可能大多是羊或牛、羊。[228]楼烦与白羊是最近塞内的匈奴部落，在战国时期即与北方华夏诸国有密切往来，因此他们的牧畜可能与长城沿边汉郡中的农村民众所牧养的相似，也就是以羊或牛、羊为主。总之，虽然基本上匈奴的畜产主要是马、牛、羊，但不同地区匈奴牧人所拥有马、牛、羊之比例应有差别，也因此有不同的游牧生活节奏。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汉军掳获的匈奴牲畜与人众数字，不一定能正确反映匈奴游牧社会中实际的人畜比例。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每一个被捕的匈奴人都带着他所有的牲畜，或牲畜被掳获时它们的主人也成为俘虏。更可能的是，畜群比人更容易被汉军截获。因此学者们统计出每一匈奴人拥有约19头牲畜，此数值应是偏高。中国文献中匈奴部众驱畜来降的例子，或较能反映当时该部落的人畜比例。《后汉书》记载，公元83年北匈奴部落首领率38000人，马20000匹，牛、羊10余万来降；[229]大约每人只有马0.52匹，牛、羊3—5头。《晋书》记载，公元287年匈奴都督率众驱畜产来降，该部落之众有11500人，带来的牛有22000头，羊105000头；[230]人畜比约为每人牛2头，羊9头。据俄罗斯学者的统计，在20世纪初时，一个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马、3匹骆驼、13头牛、90头羊才能生活。[231]前述匈奴部落的人畜比，看来远低于俄罗斯学者所称近代蒙古牧民的最低生存水平。然而在游牧社会中，所谓最低生活所需牲畜量很难估计；因为游牧生产中的“风险”难以估算。虽然这些匈奴部落有可能是在遭到畜产大量损失后才率众来降的，无论如何，他们与近代蒙古牧民在畜产上的差距，可能反映着其游牧经济形态，以及对辅助性生业的依赖，都与近代蒙古牧民有所不同。

关于匈奴的羊，在中国史料中没有明确指出是山羊还是绵羊。在现在的欧亚草原以及中亚的山地游牧经济中，绵羊都是主角。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及，绵羊吃草时不喜欢移动，因此为了游牧方便，牧民的绵羊群中常须混合山羊来放牧。[232]匈奴的羊可能也是以绵羊与山羊混合放牧。在萨彦岭-阿尔泰地区匈奴时期Syynchyurek墓葬出土的动物遗骨，其中以绵羊与山羊为最多。同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Afanas’ev文化中已有驯养的绵羊与山羊。[233]诺颜山（诺音乌拉Noin Ula）的匈奴墓葬中也发现绵羊与山羊遗骨。[234]内蒙古凉城崞县窑子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曾发现大批的兽骨殉葬，羊骨的数量最多，山羊与绵羊数量大致相等。[235]山羊与绵羊大致相等这样的比例，显示与现代蒙古牧民之畜产相比，匈奴牧民之畜产中山羊所占比例较大。在无现代动物防疫、繁殖技术而羊毛又以自用为主的情况下，匈奴牧民多养移动力、抗病力、繁殖力与产乳量均高的山羊是相当合理的。

总之，匈奴时期的蒙古草原牧民已建立了以“五畜”为主的游牧。此种游牧，一种多元专业化型（multispecialized type）牧业，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蒙古草原及邻近的中亚草原游牧的主流形态。此种形式的游牧较能利用广大的自然资源，尽量减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家庭人力调配上也较有弹性。各种牲畜生态互补而不互斥。譬如，绵羊与山羊不但吃草时接近草根，而且也都能吃荆棘与嫩枝叶，[236]因此只要放牧得宜，它们与牛、马等食草性动物在食物上的竞争不大。马的移动力较优，可以放在远一点的牧场上，无须与牛、羊竞争离营地较近的草场。牛能很快地吃足所需草料，然后休息反刍，不需人来照料。因此在许多游牧社会中，牛都是由留守帐幕的女人来照顾，而马则由男人驱到较远的地方就草。[237]崞县窑子战国时期墓葬中，猪、狗、牛骨大多出于女性墓中，马则出于男性墓中。[238]伊克昭盟匈奴时期的补洞沟墓葬中，男人殉葬马，女人殉葬牛、羊，[239]这都可视为放牧时两性分工在墓葬中的反映。

如我在第一章提及的，马与羊在欧亚草原游牧中有密切的生态关系。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以得到冰下的牧草，而羊吃草较马接近草根，能啃食冰层下马吃过的草。因此在冬季经常结冰的草原上，马与羊混养是必要的。[240]再者，据研究者称，在内蒙古地区一个徒步的牧人可照管150—200头羊，但一个骑马的牧人则能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牧人合作，可控管高达2000头的羊群。[241]我们知道匈奴牧民的牲畜以大量的羊为主；在这样的畜牧形态中，利用马，可以节省许多游牧人力，并使羊得到更好的保护。

马除了在放牧时用为坐骑以控制及保护羊群外，其功用还包括在日常游牧迁移中担任载运工作，联络传递信息，以及作为人们在战争与狩猎中的得力助手。牛虽然没有马那样的移动速度，但它强轫的体力可用来牵引移牧所用的车重。据江上波夫的研究，匈奴的帐幕是置于车上，车帐一体，移动时主要以牛牵引。[242]虽然马、牛都能提供乳、肉，但匈奴人日常消费的乳、肉主要来源可能出自于羊。因为牛、马的繁殖力以及它们与对环境的适应力都远不如羊，而且人们又需要它们的劳力，因此不轻易宰杀。据研究者称，一般牛的年繁殖率约只在3%左右，而羊则高达20%——40%之间（每百头羊可年产小羊20—40头）。[243]由中国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匈奴经常受不稳定的气候（干旱或大雨雪）的侵袭，以致有相当高比例的畜产损失；[244]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畜养能迅速再繁殖的羊自然有其必要。因此在匈奴游牧经济中，羊除了作为主要乳肉来源外，它们对恶劣环境强轫的适应力，可减低自然灾害带来的畜产损失，快速的繁殖力也让牧民得以在畜产损失后迅速恢复生计。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游牧的机动性，匈奴很容易逃避汉军的攻击。[245]这看法忽略了匈奴拥有大批的牛、羊。特别是，牛的移动性差，且路途上需消耗大量的水，[246]这一点使得匈奴在迁移牛群时并不如想象的容易。更重要的，无论马、牛、羊都不是适当的驮兽，因此匈奴的移动非常依赖车；[247]而依赖牛、马车的迁移，与以骆驼为驼兽的迁移相比，不仅是速度慢，而且常有天候、路况及车辆维修上的困扰。[248]

虽然说，匈奴牧民所畜养的多种牲畜有生态上的互补优势，但在匈奴“国家”组织及相关军事行动下，其牧民之畜产构成也可能有内在矛盾。产乳量较大的羊与牛，生产率高的羊，都宜于在其畜产中占较高的比例，以应付日常消费及天灾损失。然而为了应付战争，以及逃避汉军及其他敌人的攻击，他们的畜产中又宜于有大量的马。养大量的羊需要人力照应，但为了应付战争，匈奴的人力应相当吃紧，在此情况下又宜于多畜养照料和管理都较容易的马与牛。

季节移牧活动

关于匈奴的游牧，《史记》中只称他们“随畜转移”“逐水、草迁徙”。虽然考古上有“匈奴城镇”及农业遗迹的发现，但这只是个别现象。由文献及匈奴墓葬遗存看来，大多数的匈奴人过的是游牧生活，这一点毫无疑问。

据哈扎诺夫的研究，欧亚草原的游牧基本上是南北式的水平移动。[249]近代蒙古草原的游牧迁移方式，据江上波夫描述，夏季牧草丰富时牧人及其牲畜多聚集于湖畔或河边，冬季则移往山麓散居。[250]这样的叙述多少都简化了草原游牧的迁移，或只反映部分情形。譬如卡尔皮尼（Plano Carpini）描述的金帐蒙古（golden horde），[251]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描述的蒙古，[252]以及魏因施泰因研究的大多数萨彦岭地区之图瓦人，夏季都移往山区。[253]因为山区空气流通较好，可避免畜疫，而且山区有融雪供应，草的生长期较长。到了冬天，牧人要找山谷或是山的南坡下避寒。[254]高山草场的背风坡可为人畜抵挡寒风，向风坡的积雪容易被风刮走而让草暴露出来，为牲畜提供冬天的草食。虽然移动频繁，蒙古牧人在夏季及冬季营地停留的时间较长，而在春秋两季移动较多。[255]这是因为春季草资源不甚丰富，牧民须常转换放牧点。秋季，许多牧民一方面要多让牲畜移动，多动多吃让它们体壮肉厚，所谓“养膘”，另一方面多移动也为了利用冬场外的草，延迟进入冬草场以保留当地草资源。虽然如此，无论是漠北蒙古草原、萨彦岭-阿尔泰地区，或内蒙古中南部的牧人，其游牧距离、次数以及形态都随地形、水源或牧草情况而有相当变化。

欧亚草原的游牧，有以下几个关键。首先，随地形、牧草、水源的变化，及游牧外牧民所从事的其他生计活动，各地游牧人群有不同的游牧方式，甚至可能年中有一段时间他们（或部分家人）过着定居生活。其次，无论采何种游牧方式，到了冬季牧民必然要面临如何避冬的问题。再次，经过一冬后，牧民如何让羸弱的牲畜存活于气候多变的初春，是一严重挑战，牧民在此时要做许多关键抉择。第四，夏季牧场的选择，尤其对拥有大量牛、马等大型动物的牧人来说，须考虑水源供应。最后，四季都须照料牲畜与从事其他相关工作，因此时时有人力运用上的问题。有了这些认识后，我们可以探讨中国文献中关于匈奴的季节游牧活动。

由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匈奴一年有三次部落聚会。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256]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257]

由这一段记载，配合对草原自然环境与当地游牧生态的认知，我们可以推测匈奴的季节活动。首先，一月，各部落首长会于“单于庭”；我们须先了解“单于庭”之意义及其所在。[258]在传统上，草原游牧人群有四季草场，随牧草季节变化而转移。冬季是定居季节，冬场是牧民较为稳定的驻居之所。所谓“单于庭”，应是单于较固定的驻跸之所。草原地区的阴历正月，气候酷寒，正是牧民尚居于冬场之时。因此无论匈奴正月之会所在的“单于庭”是在何处，都应指的是单于所居的冬场。晚冬、初春是草原游牧人群最艰苦的季节，对于汉代的草原居民来说也应如此。因此正月“小会单于庭”，应为各主要部落首领到单于庭集会，不涉及大规模的人畜移动，如此也符合草原游牧生活的韵律。

阴历五月是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人群进入夏草场的季节，由此开始另一段较为定居的生活。由于此时牧草丰盛，牧民不需常移动，在水、草丰美处聚集的社会群体也较大。[259]匈奴在五月大会龙城，显示此时是他们容易聚集大量人群，而又不影响其游牧活动的时节。至于龙城的性质以及龙城所在，一向争论颇多。对此我赞同乌恩之说。他指出，龙城是由许多庐落（帐幕）聚集而成，而非有固定建筑的定居城镇。[260]至少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47年的五月龙祠之会，当时的单于是居于帐中的。[261]适于大批人畜聚集之处应是水、草无缺的地方；这很可能是在宽广的河边或是湖边的夏季草场。夏季水源、牧草丰盛的河边，各级首领及其随从的帐幕沿河密集搭建，聚落呈带状宛延如龙——这或者便是“龙城”之名的由来。如此配合游牧的五月大会“龙城”，可能不只在“国家”层次举行，也在各地、各级部落中举行。无论如何，不是所有的匈奴牧人群都能参加初夏的聚会；如前所言，相当一部分牧民在夏季是往山中移牧的。

阴历九月，近代蒙古草原牧民由移动较多的秋牧场往冬场转移，准备入冬场定居避寒。匈奴九月之会的习俗，应是顺应当时大多数牧民秋季游牧韵律，在冬季来临前所举行的聚集大批人畜的活动。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匈奴人九月大会“蹛林”是为了课校人畜。但以匈奴帝国之大，应不可能将所有人畜集中点校。因此，课校人畜的九月之会，除了匈奴国家层次的各部落首长及其直属部众之聚集外，可能也在匈奴各层级部落中进行。匈奴人九月之会的主要目的，应是动员、聚集各部落可参与作战的人畜。此习俗可能源出于部落在秋季集结以对外劫掠的传统。我们知道，“劫掠”常为游牧部族获得额外经济资源的一种手段。秋季士壮马肥，一年的游牧工作又大体完成，这时是青壮出外劫掠或参加战争的最佳时机。公元88年，南单于要求东汉朝廷出兵助其征伐北匈奴。他告诉汉朝廷，他已要求各部落调集兵马，待九月龙祠之会时在大河边会师。[262]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匈奴九月之会的部分功能，也显示这种需要聚集大批人畜的活动是在河边举行的。

冬季是许多游牧人群生活比较艰难的季节。为了避风寒，牧民大多居于山谷或靠近山边坡的冬场，非有必要不长程迁移。东汉时，南单于受汉帝国保护；汉朝廷派兵护卫南匈奴的策略是“冬屯夏罢”。[263]这个记载显示，南匈奴只在冬季需要保护，夏季则无必要；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匈奴部族在冬季分散屯居，人畜羸弱，所以易受攻击。相反的，夏季已进入他们的游牧期，士强马壮而又经常移动，此时无须也无法受汉军保护。

在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争论主题：是否平等自主为所有游牧社会的本质？许多研究显示，游牧是人类对于资源不稳定环境的一种生态适应。为了应付无可预料的环境变化，游牧社会中常见的“平等自主”社会特质，简单说，便是无论大小每一社会单位人群，如一牧户、牧团、小部落等，都能对自身的游牧事宜作重要抉择。一般说来，这的确是许多游牧人群中常见的社会特质，然而我们也可举出许多反例。[264]我认为，一个游牧社会内部各人群“平等自主”的程度，与其环境资源之形态、多寡、稳定性，以及该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关系之紧密程度，皆有密切关联。事实上，资源问题最后仍归结于其对外关系；因此，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简单地说，愈是在不赖外界资源，而每一基本游牧社会单位（家庭或牧团）皆自产自用之经济生产模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下的游牧人群，愈能够“平等自主”。相反的，愈需要由外界得到资源，因而与外界接触较多，如此的游牧社会须经常维持高层次政治结构（如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以对付外在世界，因此其下的游牧人群就愈不容易保有其“平等自主”了。

匈奴便是后面的例子。匈奴之国家政治结构为其牧民经济生态的一部分。为了恐吓、勒索定居聚落人群，或其他游牧、半游牧部族，国家必须有一支四季皆可出征的军队（在后面我会对此多作说明）。维持这样的军队，必然会破坏各牧民家庭、牧团的游牧季节活动，及影响其人力运用。匈奴牧民相当程度的受国家及国家行动影响，而不能自由、自主的决定其游牧事宜，更难以应付突来的环境变化。譬如，公元前72年冬，匈奴单于亲自率数万骑出击乌孙；当他们战胜欲归还时，遇上了大雪。《汉书》记载，这场大雪让匈奴随行的人民、畜产冻死了约十分之九。[265]蒙古草原西南部及乌孙所在的新疆北部多山区，冬季皆严寒且气候多变，此时是牧民留居冬场细心照顾牲畜的季节。显然为了配合国家的军事奇袭行动，造成这场匈奴牧民及畜产严重损失的悲剧。

由此记载也可以得知，匈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是率“人民畜产”共行的。这应是很普遍的情况，而非特例。在中国文献记载中，汉军几次出塞远征，都常掳获大量匈奴战俘及畜产。如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季，汉军进袭匈奴，匈奴右贤王负责抵挡卫青所率之汉军主力；此役中，卫青的汉军掳获匈奴部众15000多人，以及“畜数千百万”。春季是青草非常匮乏、分散的时期，也是各游牧社会人群分散觅求水、草资源的季节。汉军能在此时掳获大量匈奴牲畜，必然因为它们相当聚集。如此违反游牧季节韵律的牧畜聚集，应是为了战争的缘故。在草原行军作战，匈奴军队无法也无须像汉军那样依赖长程补给。率着部分人民、畜产同行，他们又熟悉何处有可用的水、草，可以解决军队补给问题。但是这样的军事活动，必然会扰乱许多牧民的季节放牧活动，对匈奴游牧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春季牧草不丰，经历一冬后，牲畜羸弱又有刚出生的幼畜，此时为了战争而调动、聚集牲畜，结果即使赢得战事，在畜产上也会有很大损失。

据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的研究，在11至13世纪蒙古社会中，由许多阿乌尔（ayil）及数百庐落组成的库伦（Kuriyen）大集团游牧相当流行。[266]这是草原牧民在战乱生活中的因应之道；自然，这是违反游牧分散原则的权宜之策。在本书第一章中我曾提及，世界许多地区游牧流行的自然因素不只是干旱、寒冷，更重要的是当地自然环境中有太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因此游牧的“移动”与“分散”不只是为了能更广泛、自由地利用自然资源，也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难以预料的自然灾难带来的损失。[267]中国文献记载显示，匈奴被汉军虏获的马、牛、羊动辄数十万、上百万（表一），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匈奴也常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畜死亡。[268]这些都显示，为了应付战争，大集团游牧可能早在匈奴时期即已出现。匈奴经常遭受大量的人畜死亡或被掳，很可能是因为大集团游牧模式使其人畜相当集中，因而减弱了游牧的避灾功能。

中国文献记载中常有匈奴在战争中掳对方人民，或向其他部族买中国俘虏的记载。[269]这也显示，为了维持其国家组织，及应付国家发动的对外战争，[270]匈奴在游牧及其他生产工作的人力调配上有相当困难。

辅助性生业

对绝大多数的游牧人群而言，游牧不是一种能自给自足的生计手段，他们必须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来补足生活所需。由于游牧本身的移动性与季节性强，因此这些辅助性生计须与游牧之季节韵律密切配合。匈奴牧民在牧业之外的生计活动不外是，种植粮食作物，狩猎、采集，掠夺与贸易等。以下我将分别说明。

农业有关匈奴的农业，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271]中国文献中有匈奴储存粟米，以及某年他们的作物收成欠佳（谷稼不熟），或匈奴派军队在车师行屯田等的记载。俄罗斯与蒙古的考古学者在贝加尔湖附近，也曾发现匈奴时期当地住民的谷物遗存、农具以及村镇遗址等。因此行游牧的匈奴人亦有农业，或者说匈奴势力范围内有部分居民从事农业，应是无可置疑的。

人类学的游牧社会民族志资料显示，在游牧生计中某种程度地纳入农业生产活动，在许多游牧社会中都很普遍。[272]依赖农业较甚者，如东非的一些半游牧人群（Semi-nomads），部分家庭成员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定居，照料作物，另一些家人（通常为年轻人）外出游牧。与半游牧人群所为不同，游牧人群所从事的农作大多是相当粗放的。他们只在春季出牧时简单地整地、播种，然后离去开始游牧，秋季回来收成。有多少算多少，遇上干旱也可能毫无收成。

匈奴人的农业，是如“半游牧”人群所行的农业？或他们是纯游牧者，只有部分牧民兼营一点粗放农作？或者，其从事农业之部民与游牧部民不同；如许多学者所言，其农业主要由被掳获的汉人来经营？[273]在前面我曾强调，“匈奴”所指涉的人群很广，其生存空间跨越相当广的经纬度，其中有多元的环境，因此我们不能预设“匈奴人”皆有一致的游牧经济生态。我认为，以上提及的各种类型、各种方式的农业，都可能存在于匈奴领域之内。

匈奴领域内较密集、较定居的农业生产，可能只在漠北的部分地区。以考古资料来说，与匈奴有关的农业工具、谷类遗存，大都出土于蒙古中央省与外贝加尔等地，在此也发现与匈奴有关的定居聚落或城址。[274]有较进步的犁铧，以及储谷于罐的习俗，在在都显示这并不是游牧人群配合游牧生活韵律所兼营的粗放农业。贝加尔湖之南、色楞格河流域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是这一类以务农为主的混合经济人群之考古遗存。他们住在有土堤、壕沟环绕的城中，邻近有公共墓地，居址与墓葬中有许多陶器残片，部分陶器高达一米以上。这些，以及行农业的痕迹，都表现他们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同时，墓葬中的牛羊骨遗存，可能用来制酪的带孔陶器，缝制皮革材料的锥子，以及鱼叉、鱼钩、簇头等物，都显示畜牧、渔猎也是其维生手段之一。值得深思的是那保卫本城的四道土堤、三道壕沟；[275]它们或显示这样的混合经济定居生活并未能得到匈奴国家完全的保护。

无论如何，匈奴领域内农业定居人群的考古遗存尚未现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虽然我们仍待更多的考古学发掘，但这类遗存出现在内蒙古地区的机会很小。除了本地自然生态不利农业外，从事农业须投下人力、种子等成本，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收成，此种生产方式太容易受战事干扰、破坏，因此不易存在于漠南汉匈间战事频繁的地区。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秋，匈奴“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76]这时是汉朝人卫律在匈奴中当权之时，他曾劝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此条史料常被学者引用，以证明匈奴的农业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汉人影响，或由受掳的汉帝国西北边地汉人为之。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认定匈奴的农业生产及相关技术完全从汉帝国传入，也难以推断匈奴农业全由受掳的汉人经营。匈奴势力范围的周边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定居或半定居农业人群；邻近的森林草原、湖畔森林部族，西域绿洲国以及长城地带周边诸部族，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匈奴政治体之中。不但来自绿洲、汉北方边郡、森林地带的各种农作方式都可能传入匈奴之中，蒙古草原部分边缘地区在游牧化之前也曾有原始农业存在，这些农业传统似乎从未完全消失过。[277]公元前8世纪西汉昭、宣帝时，匈奴曾派骑兵至西域车师一带屯田。[278]在此地进行的农作，应是绿洲地区特有的农业。考古遗存所见蒙古中央省的匈奴农业定居聚落，文献上匈奴在西域车师屯田，以及汉人卫律为匈奴带来的农业，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农业传统。此或也说明，较重要的匈奴农业生产多行于匈奴势力范围内（或边缘）原有农业传统的地区。

无论如何，除了这些地区外，农业在匈奴经济中所占分量是相当低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的谷类生产，应都只是部分地域、部分人群的活动。主要原因是：绝大部分的蒙古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变量都太大，而不适于农业发展。而且，匈奴人的畜产中以大量的羊为主；大群的羊，难以与农业相容。[279]中国历史文献对于同时期的其他游牧部族，如乌桓、鲜卑与西羌等，都记载了他们的农业活动。[280]但对匈奴，《史记》称其“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281]。可见据汉代中国人的观察，农业在匈奴游牧经济中的重要性远较它在西羌与乌桓、鲜卑中为低。

最后，我们不能因匈奴所掳的汉人基本上是农人，而断定他们大多被掳去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长城沿边的汉人可称是兼营牧业的农人。专门从事畜牧以致富的，如秦时的乌氏家族，[282]西汉的卜式、东汉的马援，[283]必然都有相当人手为他们从事放牧与经营畜产。这可以算是不常见的特例。此外，许多北边的历史名人，如卫青、路温舒、王尊等，[284]在少年时都曾有牧羊的经验。不仅如此，汉代朝廷也曾鼓励百姓到边县畜牧。[285]《史记》记载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畜牧为天下饶”。[286]西汉时，汉军曾在马邑设埋伏，诱匈奴单于举兵进入汉地；后来匈奴识破此陷阱，乃因见野地上到处都是没人放牧的牲畜。[287]另外，中国史籍中有许多匈奴入塞掳汉人畜产的记载。这些材料皆显示，当时长城沿边汉人农村中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因此被掳去的汉人可以替匈奴从事农业，也可以为匈奴从事牧业。苏武遭掳后被遣至北海牧羊，恐怕不是偶然的例子。匈奴经常在战争中掳掠人众，被掳的不只是汉人，还有乌孙、乌桓、丁零、鲜卑等游牧部族之人；这些被掳的人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入匈奴牧业之中。

狩猎《史记》中对匈奴人的狩猎只有很简短的描述：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288]

仅此简短的描述，表现了狩猎在匈奴人生计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其生命历程及生活上的特殊意义。在许多游牧社会人群中，狩猎都普遍有其特殊功能。人们也许会认为，游牧人群拥有大量家畜，所以肉食无缺。事实上，游牧者所拥有的家畜是生产“本金”。为了生存，他们须尽量吃“利息”，避免吃“本金”——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在此情况下，行猎以补充肉食，成为许多游牧人群避免宰杀其牧畜的重要生计手段。西汉时，南单于及其民众曾迁到长城附近，归附汉帝国。后来他们请求归北，理由之一是：“塞下禽兽尽，射猎无所得”。[289]由此可见狩猎对他们的重要。《新唐书》中也记载，降于大唐的突厥人曾抱怨称：“禁弓矢，无以射猎为生”。[290]12、13世纪时的蒙古人，打猎对他们而言也非常重要；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佐夫称他们“不只是游牧人群，而是游牧兼行猎的人群”。[291]此与《史记》作者司马迁所描述，在日常生活中匈奴人以放牧及狩猎为生，是一样的。

前面所引《史记》对匈奴狩猎生活的记载，提及的猎物有鸟、鼠、狐、兔等。民族志材料显示，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蒙古高原西部之萨彦岭-阿尔泰地区牧民最普遍的猎物是松鼠、兔、狐、貂、獾，以及羚羊、鹿（狍，麝）及狼等，其中又以松鼠、兔为最普遍。[292]现今蒙古草原上数量最多的动物就是各种鼠类，如田鼠、黄鼠、兔尾鼠、沙鼠等等。[293]虽然根据各种游记及蒙古史诗记载，游牧者所获猎物多是大型动物，[294]但这些材料往往将狩猎当作一种英雄行为来记录、歌颂，因而无法反映游牧人群日常生计的猎食行为。由前述《史记》相关内容，及近代民族志记载看来，匈奴人经常猎得以补充其肉食的主要是小型动物。再者，草原上的大型草食动物都有移栖性，以追寻不稳定的、季节性的自然资源，[295]而匈奴各部落皆有其固定牧地，因此应非所有匈奴牧民都常有机会猎得大型动物。相反的，小型动物如鼠、狐、兔、獾等都是定栖性动物，匈奴人应能经常猎获它们以作为肉食。虽然如此，在一固定牧区过度补杀也会造成“射猎无所得”的结果。

除了打猎之外，匈奴人也靠采集来补充食物。他们采集的对象包括小型啮齿动物及可食性植物。蒙古草原的鼠类大多穴居且有冬眠习性，[296]因此较容易被人们掘获。《汉书》称苏武在匈奴曾“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297]较晚的《元史》与《蒙古秘史》中都有蒙古妇女、儿童掘植物根茎为食的记载。[298]

掠夺过去在许多游牧社会中，掠夺都是一种获得资源的经常性手段。[299]对于匈奴，这便如《史记》所载，当生活困急时他们便常常出外从事侵掠。[300]《史记》对匈奴的侵夺、劫掠及其在战场上的行为，有如下的描述：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其攻战……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301]

在以上字里行间，可见史家司马迁对匈奴之鄙夷；匈奴人不以“掠夺”为耻（茍利所在，不知礼义），人人为私利（自为趋利）作战，战不利则临阵脱逃（不羞遁走）；这些，在司马迁眼中都是违反道德规范与常情的行为。然而，这也显示游牧社会有其自己的道德规范与常情。在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原则下，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中之个人及各小社会群体皆为自身“私利”而自主行动，因此在战场上不注重“利他”的牺牲与“为公”的英勇奋进。另外，此记载中说，匈奴人在战场上聚、散很快；这便是常见于游牧社会中的“分群性社会结构”之特色——因需要而聚集成大团体，当不需要时或不利时，散为小群体各自求生。

匈奴对外掠夺是为了获得牲畜、物资与人力；当时蒙古草原的游牧经济究竟有何问题，使得匈奴人在物资、人力甚至牲畜上有此匮乏？首先，在第一章中我曾强调“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须赖辅助性生业来补足；这是哈札诺夫等研究游牧社会之人类学者大多都同意的。由本书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形成的过程来看，草原游牧经济中的匮乏，也与华夏认同的形成，以及华夏以帝国之组织与力量来垄断较丰富的南方资源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人类学（人类生态）或历史（人类生态历史）的角度，匈奴人为了生计而行的掠夺，只是一种人类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在过去的著作中，我曾区分两种不同功能的游牧人群之掠夺：生计性掠夺（subsistence raids）与战略性掠夺（strategic raids）。前者是为了直接获得生活物资；这是游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因而它必须配合游牧的季节活动。生计性掠夺，一般行之于秋季或初冬；此时牧民一年的游牧工作大体完成，士强马壮。后者，战略性掠夺，是为了威胁、恐吓定居国家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攻击行动。因此，相反的，为了增强此种掠夺之威胁效果，它们经常在一年中不定期发动。[302]

我们可以此观察匈奴的对外劫掠；表二是中国史书记载的匈奴劫掠之季节性：

表二　史籍所见匈奴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春=1—3月；夏=4—6月；秋=7—9月；冬=10—12月（汉历）

上表显示，虽然匈奴对外劫掠发生在秋季较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四季皆可能发动攻击。因此，匈奴之对外劫掠，很明显的是一种战略性劫掠。美国人类学者巴菲尔德曾称匈奴劫掠中国的方法为“外边疆策略”（outer frontier strategy）；[303]他说明匈奴如何利用此策略深入侵犯汉地，以此威胁汉帝国朝廷，而获得朝汉廷给予之“岁赐”物资。他认为，这些物资由单于、左右贤王等，从上而下层层赐予、分配至各级部落长，此便是匈奴帝国存在之所赖。我将匈奴对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视为“战略性劫掠”，着重的不在于它们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不在于它如何有利于匈奴帝国。相反的，相对于传统游牧人群中更普遍的“生计性劫掠”，我们应问的是：此种掠夺如何可能？它们对游牧生计的影响如何？

此问题之关键在于，这样的军事行动对于一般部落组织中的游牧人群会有其困难；一年四季动员军队，表示许多牧民随时皆可能为从事战争而离开关键性的游牧季节工作。这样的战争与动员策略，只能存在于某种游牧社会中——在此牧民不完全依赖萨林斯所谓的家内式生产方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304]且有远比“部落”来得复杂的政治组织，也就是游牧国家。由中国文献记载看来，匈奴帝国的确有能力保持这样的军队与战力，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游牧人力经常短缺，以及，因国家之集中化而违反游牧的季节韵律及避灾功能，如此常造成畜产、人民的惨重损失。

匈奴除了掠夺中国外，他们与邻近游牧部族之间也彼此掠夺。如中国史籍所载：

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掳其民众畜产。[305]

丁零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306]

建平二年，乌孙庶子卑援嚏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余人，驱牛畜去。[307]

以上资料也显示，匈奴的掠夺，无论是对定居农业聚落或是游牧群体，其掳掠对象主要是畜产与人民。[308]因此，一般认为匈奴对中国掠边主要是为了需要农产品，可能并不正确。如上所述，为了遂行国家之战略性劫掠战争，匈奴似乎更需由劫掠中增添、补充牲口及游牧人力。关于对外劫掠人民、畜产在匈奴游牧经济中的意义，我将在后面作更多的说明。

贸易根据文献及考古发现，林幹曾指出匈奴人与汉、乌桓、羌、西域以至于里海东岸地区皆有贸易往来。他称，铜铁器成品及原料为匈奴日常所需，因此西汉名臣贾谊曾建议以控制铜铁出塞来挟制匈奴。他也指出，在匈奴与羌人的贸易中“奴隶”是一项重要交易品。[309]有关匈奴的考古，亦发现有来自各方之丝织品及各种器物，此更反映匈奴对外交易之物品广泛，贸易范围距离也可能相当远。[310]然而这些考古所见对象多见于匈奴大型墓葬与宫室、城镇建筑中，它们反映的是匈奴社会上层与外界的政治往来与贸易关系，而与一般牧民关系不大。

匈奴与汉之间有一种贡赐关系；匈奴向中国进贡物品，而中国赐予他们等值或更丰厚的赏赐。余英时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311]巴菲尔德曾计算汉帝国赐予匈奴最丰厚的一笔赏赐，其中的谷类也只能供应700个牧民一年之需（以谷类占其总食物消耗量的五分之一来计算），而其他如酒、丝织品等只是与民生无太大关联的奢侈品。因此他认为，匈奴由与汉帝国间的和亲之约及贡赐关系中获得的物资，对于匈奴治下牧民的生计无补；它们主要被单于用来赐给各部落首领，然后再由各部落首领转赐下去，以此巩固单于及各级首领的地位，也因此，匈奴必须以劫掠与关市来满足牧民的生活所需。[312]由此可见，匈奴与汉王朝间的贡赐关系，其功能主要在于双方社会上层的物资交换与分配，在“礼物”的赠予、收受中巩固双方之政治体系与威权；此“贸易”与牧民之游牧经济关系不大。

对于长城外游牧帝国与南方中原帝国间之贸易，著名蒙古学者札奇斯钦曾指出，游牧帝国对此贸易相当依赖。因此，游牧帝国乐于以和平的贸易方式来获得生活所需；只有当这种关系被切断时，他们才会发动战争以获取生活资源。以匈奴来说，其与汉帝国间的战争与和平，与汉廷是否愿开关市贸易有绝对关系——无关市贸易，则有战争。[313]也就是说，札奇斯钦将历史上北亚游牧国家与南方帝国王朝间的战争，归因于各王朝政权经常打断这种和平的贸易关系。[314]这看法有其价值与历史真实性，但并不完全正确。

在历史上，中原王朝是否愿与北方游牧部族行关市贸易，并非此种“贸易”是否能持续、常态进行的唯一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游牧人群之畜产常受自然环境中不稳定因素打击，他们因而——至少在主观认知上——缺乏经常的、稳定的“盈余”来进行这种贸易。[315]譬如根据人类学家的记载，伊朗的一支游牧人群Baluch与定居从事灌溉农业的Shahri人为邻，在丰年时Baluch人乐于与Shahri保持贸易关系，但在荒年时Baluch几乎没有什么牲畜可供交易，因此他们必须掠夺Shahri；在这种状况下两者根本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交易关系。[316]况且所谓“盈余”不只是客观的生产与消费间之量化差距，更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扣除让生活得到安全保障的必要消费后之剩余物资。然而，为了供应生活所需，以及避免自然灾害带来无法恢复的畜产损失，游牧人群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畜产；如此，一个农人知道他谷仓里有多少存谷可称为“盈余”，但对于一个游牧者来说，有多少畜产可称为“盈余”是难以判断的——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无法预估。所以对传统游牧社会人群来说，以其畜产经常、稳定的供应市场交易是有相当困难。[317]

以匈奴与汉帝国的贸易而言，匈奴相当依赖与汉帝国间的关市贸易，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此种贸易关系却难以稳定、持久；破坏此和平贸易关系的不一定是汉帝国，也由于匈奴部落常违背盟约进犯汉帝国边境。即使是在双方最稳定的贸易往来时期（西汉的景帝至武帝之初），匈奴入掠汉帝国边郡之事仍不间断。[318]为何如此？我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匈奴人用于贸易交换上的主要是畜产，[319]而如前所言，游牧者的畜产几无“盈余”可言。况且匈奴牧民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在这些时期他们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牲畜来供贸易交换。还有便是，对汉帝国背盟掠边的事件不见得都是匈奴国家的行动；游牧社会中蕴含的平等自主原则，可能让匈奴单于难以约束其治下所有部落的行动。

历史文献记载，匈奴经常对汉帝国、乌桓、乌孙等邻邦发动攻击以掳掠畜产、人众，显示在国家组织与相关军事活动下，其游牧经济中必要的牲畜与人力均经常不足。对外掠夺牲畜，可以应生活所需，以及补充其畜产在灾害与贸易交换中的减损。总之，近代以前传统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间不容易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游牧人群也很难赖出售牲畜来取得所缺的生活物资。

综上所述，匈奴的整体经济是以牧业为主体，并从事其他生计活动来补充生活资源，及减少游牧生产不稳定性造成的危机。在辅助性生计活动方面，农业生产在匈奴牧民生计中即使有，其所占比重也应是非常低，更可能大多数匈奴牧民未行种植之事。靠着狩猎、采集能弥补食物短缺，但也不稳定，且常有资源枯竭之虞。对外掠夺与贸易，是匈奴取得补助性资源最普遍的途径，然而两者在匈奴游牧经济中有其内在矛盾。稳定的贸易关系须建立在可预期的生产、盈余和消费上，以及在双方和平、互信的环境之中。但匈奴一方面无法稳定供应“盈余”畜产，另一方面他们常以掠夺来补充畜产，如此也破坏了汉、匈之间的和平与互信。在汉帝国方面，汉朝廷只是借着“开关市”来作为笼络、安抚、贴补匈奴游牧经济劣势之手段，而非在内部促进对匈奴畜产的需求以合理化此贸易交换关系；因无需求，所以汉帝国经常以“闭关市”来作为对匈奴的政治惩罚。

人类的经济活动几乎皆与其政治、社会组织脱不了关系。对于其民皆主要从事游牧的匈奴来说，国家层级的政治组织，以及为遂行国家策略与统治者意图所作的动员，深深影响其游牧生计及相关的辅助性生计活动。譬如，其牧业因遂行国家之战略攻伐而常错失游牧季节韵律；为了储谷以供对外作战或屯守之需，部分人群从事农业；其狩猎因国家划分、维护各部落牧区而受限定。最后，也因其国家组织，各部落、牧团间之劫掠被禁止，而牧民只能加入各部族之军队，在国家策略下对汉地、乌桓、丁零、乌孙、西域等匈奴国家之外的地域人群进行远距战争；此对于匈奴的游牧经济打击更大。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

人类经济生态与其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游牧人群的社会特质，更被认为与其生产方式有密切关联。[320]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及，游牧盛行的地区不只是缺乏农业资源，更主要的是这些资源不稳定；譬如不稳定的雨量，突来的高温或低温，无法测知的大风雪，等等。在这等地区，游牧的“移动性”使得牧民及其财产（牲畜）得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以适当的人群（及畜产）组合及其集体行动，来利用自然资源或逃避灾难。而为了能随时改变人群构成来适应环境变化，游牧社会的“结构”须有弹性，而且每一基本游牧生产单位——家庭或牧团——对于本身的游牧事宜须有相当的决定权。基于这些原则，最常在一个游牧社会中见到的便是所谓的“分支性结构”。[321]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一个游牧团体的大小有相当弹性。在作战时，他们可以根据外来敌对力量的大小，以团聚成适当的群体以自卫或攻击。战后此群体立即解散，各回宜于当地游牧经济（与相关资源分配、竞争）的人群组合之中。譬如，为了与一个有数万骑兵的大部落联盟作战，许多部落及其下之牧团人群会凝聚成大部落联盟来与之对抗。战事结束后，此联盟解散；人们各归其牧地后，视当地、当时之状况而群聚为牧团，或结为部落。也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愈上层的社会组织（如大部落联盟）愈是暂时性的或常为虚设的，且不稳定，其领袖威权也是如此。由于每一家庭及牧团都有相当自主性，因此一般游牧社群领袖的胁迫性政治权威（coesive power）也都相当有限。然而在游牧社会研究中，学者也常观察到一些相反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有些地区游牧社会，如中亚与沙特阿拉伯，部落或部落联盟组织非常坚实、稳定，其各级领袖对牧民亦能行使相当的政治控制。更不用说，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游牧帝国”的存在？匈奴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此在对“匈奴帝国”的研究中，我们应问一个关键问题：匈奴“国家”层次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相关活动，如何与其民众之游牧经济相配合？

关于匈奴的社会与国家组织，中外学者已有很丰富的研究。[322]以下我先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之相关记载，参考学者们的考据与推论，大略描述匈奴的国家与社会组织。首先，学者们大体都接受《史记》等书的记载，认为匈奴为一有中央化领导（单于），治国之官僚集团（贵姓），及阶序化地方体系（二十四部首长及其下之千长、百长等）之“国家”。此国家之统治权力在单于手中；单于左右有辅政之“贵姓”集团，[323]他们只在辅政地位而未统有部落。单于以下有左右贤王等受封的二十四部首领，皆为单于近亲子弟。此二十四部领袖皆号称“万骑”，实际上他们所统军队或上万，或数千；“万骑”可视为一种地域部落联盟组织，它的功能主要是在军事动员上。这些“万骑”首长在其领地内又统领着千长、百长、什长，并设置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为弼辅。在本土二十四部之外，则有归降匈奴的定居属国与游牧部族，以及汉帝国投降匈奴的将领所率部众。这些受单于所封的“异姓”或“异族”王侯，与单于王庭间有多种形式的关系，且多为间接关系，他们并非像匈奴本土二十四部首领那样直接受命于单于。[324]

地方上由千长、百长、什长所领导的游牧人群，学者多认为是建立在游牧部落原有的社会组织之上。此使得军事与民事合一，并能配合游牧之机动性。[325]著名的匈奴研究学者林幹也强调，匈奴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能密切结合此一特色。他认为，这“使得它的部族内部和社会内部结合得甚为紧密”，也因此战斗力十分顽强。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此游牧类型、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也是后来鲜卑、柔然、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模式。[326]总而言之，学者大多强调匈奴“国家”权力集中化，二十四长以下之政治体制又颇能配合地方游牧经济，因而在战争动员与战事上能发挥游牧“机动性”，也因此其军队战斗力强大。

美国人类学者巴菲尔德，对匈奴由中央到地方政治体系之见解与前者略有不同。他认为各加盟的或被征服部落的首领，是在匈奴二十四长的统领下被纳入此国家体系内，而二十四长似乎是单于在地方上的代表。他指出，这个体系最弱的一环，在于加盟部族领袖与匈奴国家的关系上。因为地方部族领袖名义上是国家政治阶层的一环，但他们的权力却来自于民众的拥护，因而他们在地方上享有相当自主权。他举一则史籍记载——握衍朐鞮单于封自己的儿子为奥鞬王，奥鞬贵人不服，因而立故奥鞬王之子为王——来说明匈奴部落之人对本部落领袖的忠诚胜于他们对单于的忠诚。[327]麦高文（William M.McGovern）对此有类似见解，他指出，二十四长虽为单于所封，但他们在地方上自行派官治理，有如独立于中央外的地方领主。[328]由于中国史籍中多匈奴地方部族首领（史籍中称之为“王”）独断独行的记载，更有些学者认为匈奴政体是军事联盟或联邦制（confederacy）。

在此我不愿，也无法，涉入有关匈奴国家政体的细部探讨；毕竟，我们可依赖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太少，且文献记载也不一定都真确。我们可以在一些可靠的前提上，探索一些简单但更基本的问题。譬如，基于游牧社会人类学以及考古学资料，我们对匈奴游牧经济之环境背景、草食动物之动物本质、人类利用动物以生存于此环境之策略等的认知应是可靠的。基于此，我们要问的是：匈奴之“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它一方面可以配合游牧经济生产并与牧民社会兼容，一方面又能对外获得资源以供应、延续此体系？或者，它有内在的矛盾以致常不能兼顾二者？

匈奴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以至于千长、百长、什长的组织，似乎就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分支性社会结构。如此看来，匈奴的“国家”政治组合建立在配合游牧经济之社会结构上，或至少并未违反游牧经济中的分散、分支原则。《史记》中描述，匈奴人在战争中“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329]——反映的正是游牧人群可聚可散的社会特质。

但这并不意味着匈奴“国家”对其牧民的游牧经济毫无不良影响。首先，在一个分群性结构部落组织中，没有常设的阶序性管理体系与相关政治威权，[330]因而此社会人群得以平等竞争，并在日常游牧事宜中自行决定其行止。但是在匈奴国家组织及国家策略行动下，国家设置的各级部落长是常设的政治机构及威权，而每一部落又由国家分配牧地（各有分地）。因此，一个匈奴游牧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对自身游牧生计之关键抉择——譬如何时出发开始移牧，往何处放牧，是否加入或离开一个大游牧群体——应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次是游牧经济中的人力问题。在任何形式的游牧生活中，人力运用都是相当大的问题。不但牲畜需要照顾，而且由于动物草食的习性不同，有时还需分群照顾。此外，取乳、制酪、剪毛、照顾初生动物，以至于打猎、采集、贸易等辅助性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当的人力。因此在一个游牧家庭里，所有成年男女以及老年人、幼童皆须投入生产分工之中。[331]而且，不像农人那样一年中有忙有闲，牧人整年都有重要工作。匈奴的畜产以羊为主体，而游牧民族志资料显示，羊是最需要人力照顾的牲畜。[332]匈奴为了维持一支大军，在任何季节随时对中国发动攻击，显然严重影响到游牧人力支配。匈奴解决人力问题可能有两个途径。一是对外掳人以补充其人力；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匈奴对外劫掠时常掳人民而去。二是采大集团游牧的方式；这的确可精简人力，但违反游牧经济之分散原则。在中国史籍记载中，匈奴畜产常大批死于灾变，或被汉军大量掳获，可能都是经常施行大集团游牧的结果。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进一步了解匈奴“国家”与其游牧经济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中国史籍记载的一些简单“事件”入手。将这些“事件”视为一种社会现实（如匈奴的各种制度与社会体系）下的“表征”，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本相（social reality），以及在其间人（或人群）之情感与利益抉择（或无可选择），产生如此的表征或表相。各种事件（表征）的发生，又如何强化或逐渐改变社会现实本相。

首先，我们由战国末北方华夏诸国筑长城此一连串之“事件”及长城本身谈起。筑长城及沿长城之争战，都是一历史本相下的产物。这历史本相也就是，约自公元前1500年至战国秦汉，发生在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一连串人类生态变迁——黄土北方边缘人群之畜牧化、移动化、武力化，并与南方西周诸侯国竞争资源；华夏认同形成，华夏诸国凝聚力量向北扩展并积极维护其资源边界，都是此历史本相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本相的发展，造成统一的中原帝国，秦帝国，以及秦帝国联结战国时期北方诸国长城所造成的“万里长城”。首个统一的中原帝国，以及统一的北方长城线，它们是华夏此一资源共享群体及其所宣称的北方资源边界的表征与表相，它们也具体呈现及强化“华夏”及“华夏边缘”此一人类生态本相。

华夏帝国的形成及其强力维护北方资源界线，迫使长城以北各人群全面游牧化；不只是尝试以更合理、有效的游牧生计手段以求生存，并尝试各种社会结群方式以进行资源分配、竞争，借以因应此一资源环境的巨变。因而，站在北方草原的角度来看，蒙古草原也有一历史与社会本相逐渐形成；也就是，以家庭、牧团为主要生产单位的游牧成为最根本的人类生计方式。但是，另一相关的历史与社会本相则是：为了使此种生计更完整、安全，究竟应组成部落与其他部落争资源，还是整个蒙古草原各部落组成大游牧帝国对外获取资源，则经常在人们的争议与行动中摆荡。可以说，由战国至汉初此一时期，“长城”在农牧混合地带之人群资源竞争中产生，也因此长城内外社会政治变化有相生相成的关系。

中国文献记载中，秦代北边的河南王、白羊王、楼烦王、东胡王等所统领的政治群体，皆为此一时代本相下的产物。这些游牧部落联盟及其“王”的出现，显示此时北方各游牧部落的一种生存策略为：避免同一生态区各部落相争，而组织成较大的群体向外争夺资源。在此，我们可以思考巴菲尔德教授的一重要论点。他指出，匈奴游牧国家因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此它也与东汉帝国同在一世代间相续衰亡。他对此的解释是：草原游牧国家的存在，需要有一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333]虽然我也认为匈奴国家的形成，与秦汉华夏帝国的出现有密切关联，但我的观点与巴菲尔德教授之观点有些不同。显然巴菲尔德教授此一见解，除了基于中国文献记载之“史实”外，主要根据人类学对许多游牧社会“分支性结构”之认知——游牧人群的社会群体规模大小，常对应于其当时所面临的外在敌对势力之强弱。根据此原则，当南方农业邦国凝聚成为华夏帝国，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也凝聚成“国家”以与前者对抗并获得资源。这一点，基本上我同意巴菲尔德教授的观点——匈奴国家的产生，是北方草原部族对华夏帝国形成的一种因应之道。值得商榷的是，匈奴国家是否真的能对汉帝国予求予取，并以此维持其国家体系？

我认为，在“分支性结构”社会中形成庞大的游牧政治体，可能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为短暂的军事结合，战事结束后，便散为日常的游牧社会群体；二为此政治体可以稳定地获得外来资源，且不影响游牧韵律，因而它也得以存在与延续。我们由匈奴国家之构成及其活动来看，这两者都是其“理想”，事实上在两方面都有缺憾。以前者来说，此便为许多学者提及的，匈奴军事与民事合一的千长、百长、什长之制；作战时因应汉军的多寡，而动员恰当规模的军队。然而匈奴国家的军事活动非常频繁，且为了增强其威吓效果，匈奴有四季皆可出击的常备军队——此已不是短暂的军事结合了。以后者来说，这便是匈奴借其“国家”来对邻邦征税，从中国得到岁赐，以及由贸易获得资源等手段。然而这样的外来资源也不稳定；中原只要力量足够便对匈奴出击，或结合西域各国与乌桓等来打击匈奴，或以闭关市来惩罚匈奴。况且，在前面我曾说明，以牛马等为贸易资本，更使得匈奴需要对外掠夺牲畜——环境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使得牧民心理上永远觉得畜产匮乏，并没有“盈余”畜产可资交易。对外掠夺，又让匈奴常卷入与汉、乌桓、丁零、乌孙等的战争中，如此更无法让其牧民按季节韵律行游牧了。

游牧经济之生计活动，原来便是人类因应资源匮乏且不稳定环境的手段。游牧社会的“分支性结构”，也是在此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态下一种有避灾功能的设计。此设计之优势并非其“结构”，而是人在其间的“抉择”及作抉择的能力。匈奴什长、百长、千长制并非国家建立的“军事组织”，或其最多只是建立在游牧人群“分支性社会结构”上的一种组织。“什长”为领导一个“牧团”的领袖，“百长”为一个小部落（由若干牧团构成）领袖，“千长”则为率领一大部落（由几个小部落构成）之部落长。虽然有此“分支性结构”，然而在匈奴国家体制及遂行国家策略的动员下，此种部落组织之优势常荡然无存，或至少严重减损。特别是，如前所言，匈奴对汉帝国用兵与一般游牧“部落”掠夺定居人群的模式不同；匈奴在一年四季皆出击，而后者为了配合游牧季节韵律，大多只在秋季外出劫掠。

更不利于匈奴的是，在经过一些失败后，汉军对匈奴有更深入的了解。约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对匈奴的出击大都选在春季。对任何游牧人群来说，初春都是最艰苦而不宜长程迁徙的季节。汉军此种几近恶毒的战略，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不宜长程迁移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在其“千长”“万骑”之领导下与汉军对抗。历史记载中，汉军常掳获相当大数量的匈奴牲畜；若匈奴各牧户、牧团在其部落组织中仍有“选择”——选择分散成小团体脱离战区——汉军不可能有如此掳获。显然，国家的军事动员与战争发生的季节，都让他们毫无选择。我们在历史记载上看见的，只是汉军杀敌及掳获的匈奴人畜数字而已。事实上，汉军此种春季出击造成匈奴的人畜损失应远大于此。

因着国家行动，匈奴牧民更大规模的人民、畜产损失，发生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又连续发生于此后数十年间。这便是，据中国史籍记载，由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匈奴频频发生雪灾，造成大规模人畜损失，后来也因此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然而这不只是天灾而已。这些灾难的远因，应溯及汉军在公元前124至前121年连续出击匈奴，以及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侯、休屠王之众降汉，使得匈奴单于无法在漠南立足而王庭北迁。公元前111年，汉军由令居（甘肃永登附近）出塞数千里至匈奴河（蒙古燕然山南麓拜达里格河）；据记载，当时汉军看不到一个匈奴人而大军返回。可见在此一时期不只是匈奴王庭北移，绝大多数的匈奴部落也跟着往北迁移了。“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所谓专化包括畜养特定种类与品种的“牲畜”，以及特定的游牧迁徙模式与照管牲畜之技术。我们知道，漠北（戈壁沙漠以北）与漠南地区在环境上有相当差别。那么，由漠南迁到漠北的各匈奴部族如何学习以新的游牧技术适应新环境？他们的牛羊如何适应更严寒的冬季？这些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羊，它们能适应多元、极端的环境，乃因为品种分化的缘故。这也表示，各品种的羊都有宜于其生存的环境，不适于远徙到另一环境中。

公元前104年冬，据史籍记载，“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公元前90年，汉遣贰师将军大举出兵北伐匈奴。单于率其众远徙至郅居水（色楞格河）。左贤王也“驱其人民”渡过余吾水（土拉河），远徙六七百里居于兜衔山。次年，公元前89年，据史籍记载，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这记载，说明此时有部分匈奴人是从事农业的。大雨雪固然在游牧地区会造成灾难，但如前所言“游牧”本身有避灾功能。因此极可能是，人畜远徙造成的牧民游牧生态变迁，包括部分失去畜产的牧人在此不宜农业的地区从事农作，使得许多匈奴人畜在面临气候变迁时无所遁逃。

公元前72年汉军五道出击，并有常惠所率乌孙等西域军队相助。后来因匈奴人“驱畜产远遁逃”，五路汉军都没有多少斩获。然而文献也记载，当时匈奴畜产因长程迁移而大量死亡。第二年冬季，单于亲自率领万骑出击乌孙，虽得胜，但回程遇上大雨雪。一日之间雪深丈余，随军的匈奴民众、牲畜活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后来匈奴又受丁零、乌桓、乌孙之攻击，又有相当大的人畜损失。据《汉书》记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匈奴人是饿死的；在这两年，总共匈奴人民死了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了一半。这一次，同样的，虽然说是天灾，但为了参与或逃避战争，大量民众率其牲畜在不宜迁移的季节（冬季）作长程迁徙，应是造成匈奴人畜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元前68年，匈奴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各率万骑，南下至汉帝国北边，欲伺机入侵。后来因匈奴军中有人叛逃降于汉，汉帝国有了防备，匈奴退兵。也在这一年，更严重的饥荒造成匈奴人民、畜产死了60%——70%。有一支匈奴部族，被匈奴征服而后移徙到东部（左部）的西嗕人，此时可能为饥馑所迫，数千人驱着畜产南迁，降于汉帝国。公元前62年，虚闾权渠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南下往长城边，又因为有部属叛入汉帝国而让汉庭有备，单于被迫退兵。他向汉廷求和亲，但汉廷并未许诺，单于就病死了。

我们可以更深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人类生态意义。这些“事件”被《汉书》作者记录，是为了构成一个关于匈奴如何衰败的因果叙事。然而在此叙述中的“事件”，除了作为历史事实外，其在当时的“发生”也是人所缔造的行动表征。这样的表征，其背后有更重要的历史事实，也便是当时长城边缘的人类经济生态本相。公元前68至前62年，匈奴两度大举南下掠夺汉帝国，两次都有部众叛逃入汉，又有整个部落降于汉帝国的事例。过后，匈奴单于向汉示好，求和亲。以上所有的事件都显示，匈奴迫切需要突破“长城”这一道资源封锁线——无论是以掠边、投降或以和亲为手段，无论是匈奴国家或个别部落、个人，都有此迫切需求。此危机固然肇因于天灾，但至少部分原因为国家此一政治组织无法与游牧经济相配合；在此一变量极大的自然环境中，国家的“集中性”与国家所设立的种种“边界”减损了游牧社会攸关生死的“分散性”与“移动性”。然而这些在某种历史事实层面的单纯“投降事件”，从另一层面来看，却显示此时游牧社会内在的分散性、平等自主性，在许多个人的抉择下发挥其自我调节作用，而终突破了长城此一资源边界。

这样的长城边缘之人类生态本相，更在此后产生一连串的事件表相。公元前60年新单于握衍朐鞮继位，匈奴发生许多内斗与分裂事件。先是，与新单于不合的日逐王率部归降于汉。后来又有奥鞬贵人（各级部落长）不服单于以其子继任奥鞬王，而自行拥立故王之子为奥鞬王，并将部落迁往东部。此时匈奴各部皆不愿服从握衍朐鞮单于，甚至右地部落长与左地部落长共同拥立前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为单于，也就是呼韩邪单于，与握衍朐鞮单于对抗。公元前58年，握衍朐鞮单于败于呼韩邪单于而自杀。此后匈奴诸王纷纷自立为单于；共有五个单于相互攻伐。最后败于郅支单于的呼韩邪单于决定对汉帝国称臣，将部落南移至长城外。公元前51年，汉帝国以盛大仪式迎接来朝的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在经济与政治上赖汉帝国支助，北匈奴则往西发展。公元前43年呼韩邪单于乘漠北空虚率众北返，匈奴帝国又归于统一，但仍保持与汉帝国间的和平关系。直到王莽之新朝时，匈奴才又对中国掠边。公元43至48年间的东汉之初，在连年干旱造成的生计压迫下，一方面匈奴对汉帝国之掠边更频繁、严重，另一方面其南边诸部与北边单于所领诸部产生严重裂痕。终于在公元48年南边诸部拥立自己的单于，亦称呼韩邪单于，并归附汉朝廷，从此经常接受汉帝国的赏赐与援助。南北匈奴再度分裂。

学者们以王位继承制度的多元混杂或不明确，来解释这些因王位继承造成的匈奴帝国之政治混乱与分裂。我认为，匈奴第一次分裂为南北前的内乱（公元前60至前54年），部分原因是连年天灾造成畜产严重损失，而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其国家政治结构与活动严重干扰其游牧社会组织原有的避灾及灾后重生功能。同样受此天灾打击的丁零，在其部落组织下反而有能力连年（公元前65至前63年）劫掠匈奴，并使有国家组织的匈奴回击无功。最后，经年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匈奴游牧社会潜藏的“分群结构”渐发挥其功能——五个部落领袖皆自号“单于”彼此相争，而这只是史籍记载中之大者，事实上在公元前70年左右或自此以来，受匈奴羁縻的外围诸国已逐渐背离，各个单于对内也无力处置部落间的相互攻盗。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东汉初），也是因为天灾造成牧产损失，使得部分部族南移至长城外，终而依附汉帝国。

南单于归附于汉，他的部众一方面在邻近长城的地区游牧，一方面赖汉帝国给予的物资以及与汉互市来补其不足。如此，“长城”虽仍存在，但长城两边的资源、人员与文化已能流通。陕西神木县大保当的汉代城址，据发掘报告称，可能是东汉安置南匈奴而设的“属国”遗址。[334]附近与此城相关的墓葬，其形式皆与汉代关中汉墓类似，然而以牛、羊、狗、鹿等动物殉葬的习俗以及画像石上的射猎图像，都表现着草原文化特色。[335]在包头与呼和浩特地区，西汉晚至东汉初墓葬填土中常发现带有“四夷尽服”“单于和亲”等铭文的瓦当；包头地区东汉中晚期的一个砖室墓，发现有殉葬的牛、马、羊头骨。[336]这些都显示了呼韩邪单于所率之南部匈奴与汉帝国和好后，北方边郡汉与匈奴社会文化接触、交融的景象。史籍记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帜盛，牛马布野。”[337]这景象——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也是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此时期（西汉晚至东汉前期）一座墓葬中的壁画主题。[338]

这样的历史结局，由长城地带人类生态历史的角度来说，没有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长城”本身便是华夏认同发展下的产物，华夏用以维护、垄断南方资源，并借以排除北方游牧经济人群的工具。匈奴帝国组成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突破此资源边界；战争、通关市、和亲皆为达此目的之手段。在突破“长城”此一华夏边缘及整合、分配蒙古草原资源方面，匈奴国家仍有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一个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与矛盾是：“国家”违反并严重妨碍其民众之游牧经济，“国家”威权及其一体性也时时受游牧社会内蕴的平等自主性、分群性的威胁。因此，反而是在内乱让匈奴国家解体后，许多草原游牧部落选择南迁于长城外，或进入长城内，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破了“华夏边缘”。

匈奴之“国家”为后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诸游牧部族立下一个范例。以“国家”之组织与力量，对内划分各部落草场以避免内部资源争夺，对外与周边森林游牧、混合经济及农业聚落人群互动，而从掠夺、贸易、纳贡、抽税及胁迫赐予中获得外在资源。

然而，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草原帝国的发展。其一，无论如何此国家仍奠基于游牧社会中；国家造成的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贫富贵贱“阶序化”，不断受到游牧社会中的“分支、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之挑战。其二，建立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帝国，主要对应于南方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线（长城为其具体表征）而生，它的存在主要功能之一也在于突破此资源封锁线。因此，当此资源封锁线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时，反而，靠近长城的草原部族愈来愈依赖长城内的资源，而在经济生态与政治利害上难以与草原的北部或西部的诸部落同心同德。这两个因素，造成匈奴帝国内部的分裂，后来也造成南匈奴附于汉帝国。

无论如何，匈奴帝国之后，活跃于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部族一直有建立游牧国家的传统，而前述不利于草原国家的两个因素也都存在，直到近代。下一章我要提及的西羌——汉代黄河上游的高原河谷游牧部族——便对于组成“国家”不感兴趣了。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黄土高原西方的游牧部族西羌（或简称羌、羌人），在中国历史上未若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那样赫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给中原帝国带来的麻烦少——造成东汉帝国衰亡的外敌主要是西羌，而不是匈奴——而是，他们没有建立其“国家”，没有像“单于”那样势力强大的领袖，甚至缺少功绩显著可流传于史的英雄。[339]事实上，汉晋时期华夏所称的“西羌”，是黄河上游一些统于各个部落的人群；他们只有在对汉帝国作战时，各部落才暂时结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称号，但显然并不是“羌”——这只是华夏对他们的泛称。

“羌”这个字，由羊、人两部分并成。远在商代，商人便称西方有些异族为羌，大约指今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一带与商人为敌的人群。从“羌”这个字的构造，以及从考古资料所见商周之际北方养羊的风气愈来愈盛，且这样的混合经济人群也往南方进逼的情况看来，商人称一些西方部族为“羌”，其意是指他们心目中西方那些“养很多羊的异族”。汉代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为“西方牧羊人也”；这应很接近商人心目中羌的概念。只是，东汉时人所称的“羌”并非在陕西或山西，而是在更西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西南部。这是因为，西周以后华夏认同形成，并西向扩张；当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渐变成华夏之后，“羌”这个华夏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便持续往西移指更西方的异族。秦汉时，随着帝国的西向扩张，华夏接触并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异族；他们先以“羌”这个古老异族称号来指称陇西一带的异族，后来这些异族也成为华夏后，华夏又称新开发的河西四郡上的一些异族为“羌”，最后，约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羌”才主要被华夏用来指称青海、甘肃之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一带的异族。[340]（参见图七）

图七　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牧区图

在这一章中，我探讨的对象便是汉代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由于他们与汉帝国有激烈、血腥的冲突，因此汉代之人对他们有许多的描述与记载，也使得本地各部落人群成为华夏心目中“羌人”的主体、核心。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地区指的是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约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省的东部。地理上，本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一个个高山围绕的高原河谷是这儿最显著、普遍的地貌。（参见彩图十五至二十）河谷地区海拔高度平均约在2200米左右，高地超过4200米；一般平均海拔高度为2700—3300米。气候大致来说是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是11—13摄氏度，有些低地可达17—21摄氏度，年降雨量约300—400毫米。

彩图十五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移牧（四川红原）

夏季藏族牧民驱着牦牛与马，转移到高处的草场。

彩图十六　青藏高原上牧民的冬场（四川若尔盖）

牧民的冬场设在避风向阳的坡下，石围篱为圈牲畜的地方。

彩图十七　长江上游的高原游牧（四川色达）

传说中，西羌无弋爰剑子孙中有一支部落往南迁，过阿尼玛卿与巴颜喀拉山脉，到了今日康藏与羌族地区成为当地的古羌人。

彩图十八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牧场（四川红原）

夏季的青藏高原东缘，水草丰美，牧民可在一个牧地停留较长的时间。

彩图十九　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青海互助县）

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经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造成一个个高山环绕的河谷。

彩图二十　河湟地区的大河谷盆地（青海贵德）

西羌各大部落争夺的大榆谷，即为黄河上游的贵德盆地；汉代羌人在谷地种麦，在山上放牧。今日这仍是青海省的主要粮产区。

以日月山与拉脊山为界，本区还可分为三个副区。拉脊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湟水流域是有名的西宁河谷。湟水及其支流切割本区成为高山河谷，比较而言，本地区河谷低平，气候条件较好。河谷冲积平原与有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比本地其他地区来得广阔。当代这是河湟的主要农业区；在汉代，它是汉帝国军民的主要屯垦区。这儿也是黄土高原最西方的延伸部分。20世纪前半叶曾在此长期居住的英国人埃克瓦尔，曾在其著作中提及黄土与本区农业的关系。他描述道：“只要有这种肥沃而又用之不尽的土壤，加上足够的湿度或赖灌溉，简单的轮种及汉式施肥就能够保证年年有好的收成，无须休耕。”[341]

拉脊山以南是黄河上游谷地。黄土在此呈零散分布，目前主要农业区沿黄河由东而西，有循化、尖扎、贵德等河谷盆地；这些都是河谷冲积平原及黄土丘陵盆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争夺的一个主要河谷——大小榆谷——据信就在贵德与尖扎之间。日月山以西到青海湖一带则是另一区域；此处海拔较高，青海湖标高3200米。当前这里主要是牧区，较低处是良好的冬春牧场，高处是夏季牧场。汉代的西海郡就在青海湖附近。

比起蒙古草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具多元性，而高度是一决定性因素。高度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也影响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北纬38度左右，农业分布的上限约在2700米左右。往南，到了北纬32度的地方，农业分布上限可及3600米。森林灌木大约分布在海拔2000—3300米。在森林灌木及农业分布的上端尽头，也就是高地草原开始分布的地方。此种高地草场藏语称aBrog；在北纬38度左右（约当青海的大通、门源一带），草场高度约在2700—3700米之间；在北纬32度左右（青海南部的班玛，四川北部的色达、壤塘一带），则草场分布在海拔3600—4600米之间。埃克瓦尔称，这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无论是食草的或是偏好荆棘枝叶的家畜，在此都能各取所需。在高地草原的最上端，植被只有藓苔类；此种植物只有牦牛能以舌头将它们舔舐下来为食。[342]

许多到过此地的早期旅行探险家及研究者，都提及这儿由于海拔高度所造成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二元区分现象。河谷与高地不但在自然环境上有截然差异，两地居民在经济生态与社会上也大有差别。[343]住在河谷的人被称作Yul ba或Rong pa，意思是住在低地的人或低地农人。根据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资料，典型的Rong pa村落大约有十几户到七八十户人家；牧地与森林公有，但房屋与田地为家庭私有。[344]主要作物是玉米、大麦、马铃薯，西部及海拔较高处种植青稞、春小麦、碗豆等。他们通常也养一些家畜，譬如耕地用的黄牛、牦牛、骡及犏牛（黄牛与牦牛的混种），当作坐骑或载物的马与驴，以及提供生活所需羊毛与乳制品的一小群羊。[345]

高山草原地区的游牧藏人自称aBrog pa，意思是住在高山草原的人。他们不从事任何种植，主要生活所需都出自牲畜，并以牲畜以及畜产品与农村居民行买卖交换，以取得农产品及生活所需的金属器具。游牧藏人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牦牛、马与犏牛；他们的马、绵羊与低谷农村居民所畜养的也有不同。[346]牦牛是河湟高地牧业中最重要的牲畜。它特殊的体质，能够让它生存于高寒且氧气稀薄的环境；在其他草食动物找不到牧草的高寒地带，它仍能赖冻原的苔类植物为生；在大雪封了山道时，成群的牦牛作为前驱，可以如除雪机般为其他牲畜及牧民开路。[347]然而据报道，牦牛们不会头尾相衔地走在谷地的小径上；即使在载负重货时，它们仍喜欢挤在一起，因此易摔落悬崖。因此牦牛强大的负载力，只适用在路较宽阔的高原地区。[348]

借助于牦牛，20世纪上半叶河湟游牧人群的季节移动约略如下：12月到来年3月，牧民们住在冬草场，通常是在一个邻近农业聚落的避风谷地。这是牧民定居的季节。每一个家庭或牧团都有固定的冬场，每年冬天回到这里。有些冬场甚至有石房子，但大多数只有挡风的石墙或土墙，冬季帐落就搭在中间。由冬草场迁出，通常是在4月中至5月底之间，依春草发的情况而定。这也是畜类最羸弱的时候，春旱及春雪都可能造成畜群大量死亡。游牧迁移的主要形态是，先向高处移动；开始几个月移动距离短，每次停留时间也短。随着进入盛夏，畜群移动距离及停留时段都渐长。大约在八月达到最高处的草场，然后开始往下移动。早秋时已降至离冬场不远的地方，此时约是9月或10月初，这也是他们与定居藏民来往密切的季节。[349]在河湟地区，从夏季中期至冬季中期是马肥的季节，因此一方面适合外出劫掠，一方面也需要防范遭他人劫掠。劫掠主要是为获取牲畜，对象是其他部落的牧民及往来商旅，掠夺定居村民的情形很少。[350]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的势力逐渐进入河湟地区。东汉时由于汉帝国驻军、殖民于河湟，造成本地羌人各部落与汉帝国间剧烈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帝国史官有了河湟驻军、官员所提供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也有了描述这些西方异族的动机。这些由东汉后期以来累积的资料，后来都被公元5世纪时的范晔写入其《后汉书》中。[351]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以下简称《西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概要地重建汉代河湟西羌的游牧生活。首先，《西羌传》对河湟部落之民的经济生活有一提纲挈领的综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记载说明，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的确，《西羌传》及《后汉书》其他篇章中都有河湟羌人从事农作或储存谷类的记载，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代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亦有学者推测他们中有些是定居农民，有些则是行游牧的牧民——与当代本地藏族有农人、有牧民是一样的。[352]以下，我由畜产构成、游牧季节迁徙、辅助性生计活动等方面，来介绍汉代河湟羌族的经济生活。

畜产构成

汉晋史籍中有许多关于汉羌战争的记载，战争中汉军的掳获——主要是家畜——也被记录下来。这种战利品记录中的牲畜数字可能因虚报战果而被夸大，但动物种属应该是可信的。表三便是根据这些资料做的简表。

表三　汉羌战争中汉军掳获羌人牲畜记录

由公元前42年到公元169年，两百余年间汉军掳获羌人牲畜记录在中国史籍中共有23次。其中掳获马、牛、羊的次数分别是20、21及22次；因此毫无疑问，它们是羌人饲养的主要牲畜。虽然如本书第二章所言，汉代河湟羌人的考古遗存极少，但汉代以前本地的考古遗存也显示，约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草食性的马、牛、羊在当地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愈来愈重要。在本地辛店、卡约文化中，马、牛、羊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了。时代约当汉代的卡约文化大华中庄类型，其墓葬遗存证明当时人有用马、牛、羊的腿、足、蹄来殉葬的习俗；不仅反映这些牲畜在他们的日常生计中十分重要，也显示这些牲畜之“移动力”（以其腿、足、蹄为象征）对人们有特殊意义。

以上表三资料，有3次汉军的掳获中有牛、羊，无马；另一次有马，无牛、羊。此或显示羌人的牛、羊与马是分开牧养的。在许多游牧社会中，牧人都常将移动力强的马群带到较远的草地去放牧，以免它们与牛、羊争食。[353]牛有反刍能力，能很快的吃饱然后休息、反刍，不太需要照顾，因此牛通常放牧在营地附近，由留在营地的家人（通常是妇女）来照管。羊是比较需要人力照顾的动物，通常也放牧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或许，与许多牧养马、牛、羊的游牧人群一样，汉代西羌也有将马与牛、羊分开放牧的习惯。在大华中庄遗址中，男人随葬马骨，女人随葬牛骨，也显示放牧上的两性分工——男人领着马群到较远处放牧，牛、羊在营地附近，由女人及小孩就近看管。近代河湟与川西北地区的游牧藏族也是如此。

汉军掳获羌人的骆驼、驴、骡共有6次，其中的4次都发生在安定、北地郡；在河湟所在的陇西、金城郡，各只有一次掳获羌人骡、驴的记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6次掳获羌人牲畜的记录都在公元113年以后，在此之前并没有汉军掳得羌人骆驼、驴、骡的记录。我们知道公元107年开始，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羌乱”——永初羌乱（公元107至118年）与永和羌乱（公元134至145年）。这些“羌乱”中的羌人主角，都是被中国移至边塞上居住的羌人部落。因此，他们被汉军掳去的畜产中有骆驼、驴、骡，反映了他们被移徙到北地、安定、汉阳、武威等汉帝国边塞地区后，才开始牧养这些动物。

由于牦牛在当今青藏高原游牧中有关键性地位，因此我们应探究汉代河湟西羌所牧养的牛究竟是黄牛或是牦牛？许多证据都显示，汉代河湟地区可能没有大量、普遍的牦牛畜养；即使有，其数量可能也相当少，而难以呈现在文献记载及考古遗存上。首先，牦牛与黄牛在体质上有相当大的差别，在考古学上两者不容易混淆；然而至今仍缺乏可靠的牦牛出土考古资料。其次，汉代时已有“牦牛”之名，用来称一种尾毛长而又分散、四腿有毛的牛——根据此描述，无疑就是当今的牦牛（Bos grunniens）。《西羌传》之记载中又有“牦牛羌”，或称牦牛夷，指的是今日川西南与藏边一带的非汉族群。以“牦牛”为一地方部族称号，可见当时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朵康地区）并非所有游牧部族都养牦牛；牦牛畜养可能始于此地带较南的部分（川南至云南北部）。离河湟较近的内蒙古与宁夏地区，考古学者曾发现一种属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卧牛”铜牌；铜牌上的牛，脚腿与腹部有长毛，尾毛散长，神态狰狞。[354]这应是牦牛，但由其神态看来不像是驯养的牦牛。无论如何，汉帝国之边将、边官与史家都应知道牦牛，不会在用词上将“牦牛”与“牛”相混；因此汉军掳获羌人的牲畜中无牦牛，应不是疏略之故。再者，在两汉时期，牦牛的尾毛是制造代表朝廷权威之“节”的主要材料，[355]汉帝国朝廷经常需要牦牛尾毛。汉代能供应牦牛尾毛的地区是在西南的巴蜀，[356]也就是接近“牦牛羌”的当时所谓“牦牛徼外”的地方。[357]汉代河湟一带没有产牦牛尾毛的记录。在《魏书》及更晚的史籍中，本地才有产牦牛的记载。[358]更重要的是，牦牛不宜被牧养在低于海拔3000米的地区；由文献记载可知，汉代河湟羌人的生计活动离不开山谷，这个高度（约在2000—2300米）也不适于牦牛饲养。

近代青海河湟地区低地居民务农、高地住民放牧，这样的农牧分离现象的关键是牦牛牧养；养牦牛使得牧人必须利用高地资源，而在此高度无法行农业。然而，汉代的河湟羌人似乎并未饲养牦牛，因此当时的牧人是否能利用3500米以上的高山草原很令人怀疑。由羌人拥有马、牛、羊而又无牦牛的情况来看，汉代河湟羌人似乎并没有如近现代藏族那样的河谷农业、高原牧业二分的经济生态。

季节移牧

关于汉代河湟羌人的季节性移牧活动，中国历史文献中没有直接记载，我们只能以一些零散的历史资料，配合考古与游牧社会民族志资料来探其大概。

汉代有几位著名的平羌将领，他们的事功、言论被载于史册。《汉书》中有一段史料，记载公元前61年当河湟各羌人部落结盟准备对汉军作战时，负责羌事的将领赵充国、酒泉太守辛武贤，两人与皇帝之间有些讨论战事的书奏。在这段文字中，他们反复辩驳什么是击羌的最好时机，因此也间接留下一些关于汉代羌人经济生态的可贵资料。赵充国将军是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附近）人，后来徙于金城郡的令居（今甘肃永登附近），因此算是河湟本地人。他出生、成长在汉帝国的西方边区，这样的背景应让他对邻近的羌人有相当了解。据史籍记载，他年少时即以“通知四夷事”著称，此显然由于其乡土知识背景。

另一参与此论辩的酒泉太守辛武贤，是狄道（约在今甘肃临洮附近）人，因此也是以帝国西方边人身分长期参与边事的将领。这个战略讨论的背景是：赵充国受命到了河湟后，一直采取守势而不进击羌人，因此受到酒泉太守辛武贤的质疑；辛所率的酒泉汉军此时已屯聚多时，等待配合赵充国的大军同时进击羌人。辛武贤不耐等候，向皇帝报告此事，皇帝因此责备赵充国，要他快出兵；赵充国向皇帝解释，如此三方展开往返辩驳、讨论。在此战略讨论中，皇帝甚至下令要赵充国与他军中熟知羌人情况的下级吏士共同会商。可见皇帝希望参与此讨论的人，都能基于他们对河湟羌人及本地环境的了解，来决定最佳的制羌策略。以下我便从这段文字以及其他资料，来探讨汉代河湟羌人的游牧季节活动。

首先，河湟羌人约在阴历四月出冬场，开始一年的游牧。赵充国力主以“屯田”来对付羌人；就是长期驻军于此，让军人种田自养，也因此扰乱羌人的生计。他给皇帝的上奏中称，到了四月草生的时候，我们发动郡里的骑兵以及从属胡人骑兵，除了他们自己的坐骑外，每千骑又带着额外的200匹马，到野外去放牧，并巡弋保护从事春耕的军民。由此可知，当时河湟的河谷地区草生是在阴历四月，[359]这也是牧民开始放牧的季节。当代本地藏族离开冬场开始放牧是在阳历的四月中到五月，计算阴、阳历之差，可说汉代羌人开始放牧的季节与今日藏族差不多。

在东非、欧亚草原及中亚山区，都有一些游牧人群兼营农业。他们通常都在春季游牧开始前整地播种，到了秋季回来收割，收割完再回冬场。在这中间，农作物不需要照顾，或者只在需要时派青壮回来浇灌一次水；这是一种配合游牧季节迁徙的粗放农作。公元89年的东汉时，羌人部落首领迷唐被迫离开大小榆谷，居于颇岩谷。据中国史籍记载，次年春天他又率着部众、庐落（帐幕）及马、牛、羊，回到大小榆谷来从事耕种；[360]这记载反映的应是游牧者配合游牧季节的春季农事。

播完种后，羌人开始他们的游牧。阴历四月至五月，还是气候不稳定且牲畜瘦弱的季节。到了阴历七月，河湟才进入一年中水、草丰盛的时候。辛武贤给皇帝的上奏中建议，在七月上旬出兵，从张掖、酒泉南下攻击青海湖附近的羌人部落。他称：

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

他的意思是，羌人以游牧为生，在此季节（阴历七月）他们分散为各个小群体，各自寻求水、草。所以汉军要分成一个个的小股部队，到处掠夺羌人畜产，并掳他们的人。到了冬天，因为羌人屯聚于冬场（过冬的草场），所以此时必须出动大军来打击他们。由此辛武贤用兵之建议可看出，阴历七月是河湟羌人分散逐水、草的季节，而冬季是他们部落较集中的季节。

秋末是丰盛的季节。一年的游牧周期大致完成，兼营农作的牧民也在此时收成。为了让牧畜能渡过缺草食的长冬，牛马都要在秋季养得肥壮（所谓养膘）。对许多游牧人群来说，马肥之时也是外出劫掠的好季节。[361]公元前63年，赵充国见先零羌之罕、井等部落结盟，他便预言“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公元前61年先零等部落已萌变乱之象，辛武贤主张以七月进军，但赵主张来年正月进军。皇帝责备赵充国，称：“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这段史料说明，羌人是有种麦，其对外劫掠多在秋麦收成之后。

冬季至初春是羌人最艰难的季节。赵在公元前61年秋末给皇帝的上奏中称，由此时到三月底春季到来前，敌人的马很虚弱，此时他们必然不敢将妻儿、族人留在敌对部落环伺的冬营地，远涉重重山河来攻掠我们。[362]皇帝在给赵的信中也称：到了冬天，羌人都以畜产为食，躲在深山中，依着地势险要来躲避攻击。[363]这里所称羌人冬天躲藏的地方，也就是让游牧羌人及其牲畜可过冬的避风山谷。就像考古发掘所见的湟源莫布拉遗址；人类居住遗址坐落在一个山沟中的背山向阳坡上，这便是典型的河湟牧民过冬的居所。[364]莫布拉遗址的年代相当东汉。或许这考古遗存所呈现的景象——人们住在简单的草木搭盖或帐房（庐落）里，燃羊粪以取暖——部分反映了汉代河湟羌族的冬季生活。春季三月（阴历）一过，便是四月草生的季节了，汉军外出牧马、巡弋，羌人牧民也在此时出冬场，开始一年的游牧。（参见图八）

图八　汉代边官出巡图

此图出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之墓室壁画。画中带着士兵、随从出巡的官员应是墓主；此画显示他们一边巡行，一边行猎，其巡行的地方应是较少人烟的边郡塞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页12，图28；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授权刊出。）

水、草丰美的河谷为部落私有，因此羌人游牧应有一定的范围。《西羌传》中记载有许多河谷的名称，如大小榆谷、颇岩谷、大允谷、雁谷等；其中最美好的大、小榆谷曾是羌人各大部落必争之地。大、小榆谷约在今青海贵德、循化之间；这儿有青海东部最广大完整的黄河上游冲积河谷平原，今日为本地主要的农业区。西汉末烧当羌部落原居于大允谷，东汉初从先零、卑湳等羌人部落手中夺得大榆谷。各个河谷平原的四周都是高山、高原。因此，占领一河谷的羌人部落，其牧民春季在低平的河谷种下麦子，然后驱着马、牛、羊逐渐往四周高地迁移，以利用夏季高地较佳的水源与草。

近代青海东部之藏族游牧，基本上也采由低而高的迁徙方式。春末随着草的生长，他们由低地往高处迁徙，盛夏时到达牧区的最高点，几乎接近植物生长极限的地带。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角的河湟地区，农业的最高上限大约是海拔3000米左右；[365]这也大致是分隔牧业与农业藏族的人类生态线。以牦牛为特色的游牧以此为起点，游牧最高点大致不会超过4800米。但低于3000米，牦牛不但活力差，据说也会失去繁殖能力。[366]汉代河湟羌人的游牧是否也是在这个高度范围内垂直移动？由许多方面看来并非如此。首先，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之军民开始侵入河湟地区，汉、羌之间激烈的冲突与战争，显示适合汉人农业的河谷平原也是羌人的经济生态区。其次，根据中国汉晋时期之文献记载，羌人的活动大都在这些河谷地区；他们兼营农业的游牧生计，以及本地各羌人部落间激烈的资源竞争，也使得他们必须占有并保护自己的河谷。更关键的是，在未有牦牛的情况下，他们也难以利用3000米以上的高山草场。总之，比起近代河湟藏族的游牧方式，汉代河湟羌人的游牧高度应比较低。西羌的游牧生计脱离不了河谷，这也是他们与侵入各河湟谷地的汉帝国发生严重冲突的主要原因。

辅助性生计活动

在牧业之外，由中国历史文献所见，羌人也从事农作、狩猎以及掠夺。虽说由此所得的是辅助性生活资源，但在这资源匮乏的地方，任何一项生计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我分别说明这些羌人的辅助性生计活动。

狩猎汉文献中有关羌人从事狩猎的记载很少。《西羌传》中描述羌人豪酋家族始祖，无弋爰剑，来到河湟之前，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况是：“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可见当时汉人认为打猎是本地人获得生存资源的古老方法。河湟羌人活动的青藏高原东北缘与东缘，其野生动物无论在品种、数量上都远过于蒙古草原所有。在第一章中我曾说明，对于游牧者来说牲畜是其“本金”不能任意宰杀为食，而须以“利息”（乳产品）为主食；在此情况下，狩猎常为游牧人群获得肉食的重要生计手段。

贸易一般而言，汉代河湟羌人并未饲养骆驼、驴、骡等驼兽，而马、牛、羊都不宜作为长程载运货物的牲畜。这在其经济生态上的意义是，贸易，特别是长程贸易，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或基本上没有。在前面我曾提及，在两次“羌乱”——永初羌乱（公元107至118年）与永和羌乱（公元134至145年）——期间，汉军掳获羌人畜产中才常有骆驼、驴、骡。这些“羌乱”中的主角，事实上多是被汉帝国移到北地、安定、汉阳、武威等郡去的羌人。在这些地区，他们的生计多少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及附近汉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他们已非孤立在河谷中的部落之民，而是受缚于官府、市镇及邻近农村层层政治、经济网络的部落民众或村民。然而，仍在河湟地区的羌人，中国史籍中很少有他们对外交易买卖的记载。与匈奴不同，羌人也从未要求中国“开关市”；他们与汉帝国之间也没有类似贸易的贡、赐关系。

汉晋文献记载，匈奴曾将他们从羌人那儿买来的汉人归还给汉帝国。[367]由此看来，似乎羌人与匈奴人之间的确有些贸易往来。《后汉书》也记载，武威郡的姑臧，在公元30年左右的东汉初，这儿“通货羌胡，市日四合”[368]——就是说，羌人与胡人都在此作买卖，一日就有四次市集。然而，这些与匈奴有接触的“羌人”应该不是河湟各河谷部落中的游牧羌人。前面我已说明，秦汉时代的人所称的“羌人”范围很广，且因时变易。河西走廊上的一些非汉本地族群，在汉代也被称作“羌人”；中国文献记载中与匈奴有生意往来的“羌人”便是他们。在过去的著作中我曾说明，汉代华夏曾以“羌中”泛称河西之地，并称当地土著为“羌人”，本地又有“羌谷”“羌谷水”等地名。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北接匈奴，西邻西域诸邦，东为汉帝国西北边郡，这儿的确是各方贸易的通道口岸。

至于河湟之羌是否也北上到河西，与匈奴人或其他各地的人做买卖？我认为这样的可能很小；即使有，也非经常的、有组织的贸易。因为，经常且制度化的贸易，需要有稳定的政治情境来保障商运路线与交易集市的安全。汉帝国、匈奴帝国、西域诸国都以其政治力保障其势力范围内的贸易网络。但河湟游牧羌人各有其部落，平时相互掠夺、攻伐，只有对汉帝国作战时才有短暂的部落联盟出现。特别是在秋末及冬季，游牧的河湟羌人避于山谷，一方面担心如何让人畜渡过寒冬，一方面又唯恐为饥饿所迫的邻近部落来袭，几乎无可能外出贸易。

另外，汉代西域诸国、匈奴、汉帝国等所进行的远程贸易，其换得的经常并非可供民众日常消费的物资，而是强化其内部社会阶序的外来珍稀物品。然而在河湟羌人这样较“平等自主”的游牧社会中，其各级豪酋的政治社会地位远不如匈奴王侯与西域诸王在其国内所享有，因此河湟羌人领袖们无须亦无法对内调集物资、对外换得珍希物品，来强化其政治社会地位。

农业在汉晋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羌人种麦或汉军从羌人那儿掳获谷麦的记载。前面提及，皇帝给赵充国的信中称，秋末羌人“获麦”；这说明至少他们所讨论的这几个羌人部落是种麦的。当汉军击败先零部落来至旱羌之地时，赵充国曾下令，不准其属下士兵烧羌人的聚落，也不准骑兵放马践踏羌人的田。[369]这些记载都证明，当时湟水流域的羌人，至少占有肥美谷地的羌人部落，在游牧之外也从事农业。

公元前63年先零羌所以与汉帝国有冲突，便是因为汉帝国侵入他们的河谷地。先零部落要求汉军允许他们渡过湟水，在汉人军民未垦殖的空地上放牧；可见此时已有汉军民在此开垦。先零部落所要求的应不只是在此“畜牧”而已，而是想要回到他们生计所赖的河谷；这儿不仅有他们的牧场，也是他们的田地所在。打败先零部落后，赵充国在给皇帝的上奏中称，这儿可耕之地很多，有汉军开垦出来给汉移民种植的“公田”，也有羌人原来的田。这也证明，先零羌是兼营农业的。

东汉时羌人从事农业或储有谷物的记录更多。如东汉初，公元24年左右，窦融击先零羌部落，曾掳获谷数万斤。公元34年汉将来歆击五溪、先零诸羌于金城，除掳获牛、羊万余头外，还有谷数十万斤。[370]中国历史文献中，许多有关河湟羌人之农业活动记载都提及大、小榆谷。大、小榆谷的位置是在今青海省贵德、尖札之间，这儿有冲积平原及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适于农牧，现在是黄河上游的主要农业区。一位汉帝国官吏曹凤曾言，当时一些羌人大部落之所以有能力聚集其他部落一同为乱，就因为他们据有大、小榆谷；当地土壤肥美，这些大部落可以在此发展其农业、畜牧而厚植实力。[371]公元89年，住在大小榆谷的羌人迷唐部落为汉将领邓训所败，被迫迁离。第二年春季，他又率众回大小榆谷从事春季播种。该部落因此又受到汉军攻击，损失惨重；据中国文献称，整个部落的人所剩无几。[372]公元92年，当时汉帝国负责羌事的官员（护羌校尉）允许迷唐部落回大小榆谷。次年他又兴兵攻打汉军的金城塞（今甘肃兰州）。于是汉军再度攻打大小榆谷；据记载，此战役汉军掳获羌人的麦有数万斤之多。[373]

公元101年，前述汉帝国官员曹凤向皇帝建议，大小榆谷是羌人的乱源，汉帝国应稳固控制大小榆谷，在此广设屯田。后来汉朝廷采用了他的策略，在河湟设屯田三十四部。以屯田之策对付羌人，始于西汉时的赵充国；表面看来赵充国对羌人不主“战”而主张“抚”，然而他的屯田政策却造成后来羌乱不断。公元101年东汉帝国扩大在河湟的屯田，同样，又逼反了当地的羌部落。原因非常简单：可种植的河谷地在羌人生计中是不可或缺的。

掠夺《西羌传》对羌人社会有如下的概括描述：

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这一段文字是说，羌人各部落分立，没有阶序化的国君、臣属统治体系，也没有能统一各部落的领袖。一部落繁盛了，其内的各个小部落首领就率众独立，一部落衰微了，就依附在他部落中求保护。他们彼此强夺、攻伐，因此人人崇尚武力。

20世纪上半叶时，进入青藏高原东北缘及东缘的青海与四川西北牧区的中西人士，都曾注意到当地各部落间相互劫掠牲畜，及因此冲突、仇杀频频的现象。[374]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汉帝国的伐羌将领如赵充国者，即深深了解河湟西羌的此一经济生态下的社会特色。[375]赵充国曾说，羌人在冬天不敢攻击汉帝国据点；一方面因为此时他们的马羸弱，另一方面是因为恐怕青壮尽出时，留守的部落妇孺会遭受其他部落的攻击。[376]赵充国给朝廷的报告显示，即使在结盟的羌部落之间，仍然有彼此抄掠之事发生；如先零部落为了对付汉军而与罕、开部落结盟，但罕、开等部落仍抄掠先零部落中较弱小的牧团。

由此可见在经济生态上，羌人之“掠夺”与匈奴所为有相当差别。匈奴是在国家政治体下，以单于及国家威权来分配及保障各地方部族之牧地，维持内部各部落间的和平共处。因此，一个匈奴部族之掠夺，原则上是在国家允许下配合国家行动的“对外”掠夺。所谓对外，自然至少是在匈奴核心二十四部之外，否则匈奴国家体制及单于之威权皆无法维持。然而，羌人各部落牧民的“对外”劫掠，其对象常是邻近河谷中的其他羌人部落。这也说明为何，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每次羌人各部落结盟来对付汉帝国时，他们都必须先“解仇、交质、盟诅”——解除彼此仇恨、交换人质、发毒誓以固盟约。

如此之部落结构与相关人群认同，以及人们在资源竞争下的相互抄掠，应与河湟地区之经济生态有关。在此高海拔的山岳、河谷地区，占领一个美好的河谷，在谷中低地种麦，在山与谷之间游牧、狩猎，大致便可衣食无缺。因此争夺并保护一个美好的河谷，成为羌人各部落最关键的事。如在东汉初，烧当羌原住在大允谷，常受大榆谷的先零、卑湳等部落侵伐。后来他们联合一些小部落，打入大榆谷，夺了先零、卑湳的地盘及牲畜，从此强大起来。在这样的人类经济生态下，自然，部落与部落间的敌意、猜忌很深，大家结为一体（无论是经常性的国家组织或是暂时性的部落联盟）对外进行劫掠有相当困难。

无论如何，中国历史文献一般不记载这些羌人部落间的相互劫掠。文献记录的多是羌人“寇”掠各个汉帝国边城、边屯据点的事件；这并不是河湟羌人本身经济生态中辅助性生计的一部分，而是，他们对汉帝国入侵并占领其河谷的一种反抗。然而在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在河湟之各河谷普设屯田，迁大量邻近汉郡县之穷困农民、罪犯来此开垦，如此当然改变了本地羌人的经济生态。汉人来此开垦、设郡县后，羌人对汉边县或屯垦聚落常有小规模劫掠。公元前61年左右，赵充国反对大规模对羌用兵的理由之一便是，他称，即使汉军得胜，羌人的小盗小劫也无法绝禁。这样的盗掠，可视为羌人各部落间相互盗掠的延伸。

在表四中，我列出《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所见羌人对汉帝国边郡劫掠发生的时间、季节以及地点。

表四　史籍所见羌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由上表可见，无论这些羌人寇边事件发生的地点或季节，公元107年都是一个重要分界点。在此之前，羌人寇边多发生在河湟，季节多在秋冬；在此之后，寇边扩及于河湟之东的北地、汉中、三辅，北方的河西张掖、武威等地区。这是因为，公元107年开始连续发生两次羌乱。参与动乱的多为被汉帝国迁到帝国西北塞内而住在各边郡中的羌人部落——此可以解释为何羌人寇边的范围扩大了。至于羌人寇边季节性的差异，公元107年以前的那些羌人寇边事件仍配合着羌人游牧季节韵律而多发生在秋冬；公元107年以后，羌人寇边则是四季都有。这现象一方面可能显示参与寇边的羌人部落在被迁往帝国边郡后，其原有的生计模式已有很大的改变，或严重失调。在另一方面来说，领导第一次变乱（公元107至126年）的羌部族领袖滇零曾自称“天子”，又有汉帝国之人杜季贡等与之共谋，因此这已不是单纯的羌人部落掠边，而是有政治目的之军事行动。

无论如何，上表所显示的羌人对汉帝国的“寇边”，还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它们均非所有“羌人”的集体行为，而是一部落或几个暂时结盟的部落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二）在107年以后的“寇边”行动中，羌人曾掠人民、财物、畜产，但掠夺汉帝国边郡似乎并非其目的；这些在汉文献中被称之为“叛羌”的民众，汉军击败他们时常掳获大量的畜产、车重，此显示他们更像是被迫携着家当与牲畜走向流亡之途的羌人。（三）这些大规模寇边事件，似乎常由一些个别部落之小事件引起；汉军动用大军来镇压，反而引起其他羌人部落猜疑，而结盟反叛（或反抗）。因此，上述西汉时的赵充国曾建议不要任意对羌人用兵镇压，要能容忍他们的小盗小劫。东汉第二次羌乱发生前，大将军梁商也曾劝负责剿羌的几个太守、刺史，要“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故，忍其小过”。[377]这些都显示，有几位熟知羌事的汉代将领的确了解羌人各部落的社会生态，并知道羌人的劫掠不同于匈奴、鲜卑等对和帝国的侵边行为。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在前面讨论羌人的对外掠夺时已提及，西羌与匈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有国家组织，而前者为许多不相统属且经常相互掠夺的部落。这样的差别，与两者在游牧经济生态上的差异有密切关联。在这一节中，我进一步分析、探讨羌人社会的一些特质；国家体制下的匈奴可作为其对照。

首先，匈奴与羌人社会间的鲜明差异也表现在考古遗存上。俄、蒙与中国考古学者皆曾发现随葬品丰盛的匈奴贵冑王侯之墓，及其城镇与大型宫室建筑。这些上层社会遗存中，常有来自远方的珍贵物品。然而在青海河湟地区，卡约文化大部分地方类型都在战国时期消失。只有少部分，如大华中庄类型遗存，能延续至汉代。然而其遗存也主要是简单的墓葬，少有遗址；遗存中没有悬殊的社会贵贱贫富之别。生活工具与畜产之外，只有一些制作简单的随身饰品。此已显示西羌与匈奴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别。其次，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匈奴单于与各王都有数量庞大的臣僚、部属；这些贵族入葬时，有“金银衣裳”与“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378]羌人豪酋恰与此相反。《后汉书》中有一则关于东汉末之枭雄董卓年轻时与羌人豪酋相交的有趣记载。这个记载称，董卓在年轻时曾到羌人地区游历，结交了一些当地的羌人豪酋。后来他回到乡里，有一天他在野外耕种，几个羌人豪酋一道来看他，董卓便把耕牛杀了来招待他这些羌人朋友。这几个羌人头领很感于他对待朋友的诚意，于是回来后募集了千余头牲畜送他。[379]这个记载中的羌人豪酋十分平易，与汉民董卓平等相交，其赠予董卓的礼物数量虽大，但也不过是些平实的家畜而已。

下面我便以《汉书》《后汉书》中有关羌人的记事为基础，来探讨河湟羌人之部落组织，其婚姻与结盟，豪酋之领袖威权，及各部落之决策权，等等。

羌人之种号与豪酋之名

首先，《西羌传》中对西羌社会有些简单的描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强则分种为豪酋。

这一段文字，提到羌人有许多的“种类”“种”；各“种”是以其首领的父亲之名与母亲的姓来命名。由这样的描述看来，所谓“种类”“种”便是建立在血缘关系（记忆）上的部落。“强则分种为豪酋”；这是说，一个勇健的领导者，他的牧团或小部落够强大的时候，便由同种大部落中分出，自成一个部落。他的名字，有时便成为这新部落的名称。譬如，据《西羌传》记载，羌人始祖无弋爰剑的子孙中出了一位英雄“烧当”，他的名字便为该部落之名，中国文献称之为“烧当羌”。然而《西羌传》的这些记载也有难解的地方；如，一方面其部落领袖之名能成为部落名，但另一方面又称他们是以父名、母姓为部落名，又如，既有“姓”但为何又称羌人“氏族无定”？我们如何解读这些复杂而又相矛盾的记载？

无论如何，中国文献记载中之羌人部落名、领袖名，以及其亲属关系、部落组织之间，显然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西羌传》中有一羌人领袖家族几代人的名号，我们可以由此入手，尝试了解汉代河湟羌人（或部分河湟羌人）的部落组织。这羌人家族属于烧当部落，东汉时其领袖滇良与其子（滇吾、滇岸）原居于青海湖之南的大允谷，后来他们夺得大榆谷而让该部落声势大振。滇良之子滇吾又有三个儿子；滇吾死后，据中国文献记载，是由其子东吾继位。后来东吾归降汉帝国，但他的弟弟号吾、迷吾仍领着各自的部落与汉军作战。这家族几代人的名字如下：

这个羌人家族之姓名表，显示一些有趣的命名规则。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成为儿子们名字中的一部分，但这似乎又不是汉人所理解的“姓”。因为，若滇良之姓为“滇”，它的确传到了第二代滇岸、滇吾等人之名字上，但第三代子孙的名字中却没有“滇”。再者，第一代祖先滇良，他名字的第一个字传到第二代人的名字中，但第二代的滇吾却是他名字的第二个字“吾”成为他的儿子名字的一部分。这或许便是汉人史家称之为“氏族无定”的原因。然而，事实上，说它是氏族无定，却显示中国汉晋史家并未了解羌人的氏族与部落组织。

以上滇良家族父子姓名的例子，初看来，似乎为一种被称作“父子联名制”的命名制度。此命名法常是，以父亲名字的末一字作为儿子名字的头一字，如此家族男姓成员之姓名便代代头尾衔接。然而，滇良家族的例子并非完全如此。我认为，了解此命名体系仍应从《西羌传》中称西羌部落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入手。我们可初步做以下分析：如羌人部落领袖之名可成为部落名，而部落名又可由其领袖的“父名、母姓”构成，那么这个作为部落名的领袖“人名”应该不是个人私名，而是一组同父同母弟兄的共名。若是如此，滇良的两个儿子——滇岸与滇吾——便是出于不同母亲的“半弟兄”（half brothers）。而且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名字”，分别代表两群以亲弟兄及其亲人、部众组成的小部落。也就是说，滇良娶了两个妻子。他娶“吾”部族女子为妻，生下的诸子都是“滇吾”部族，但只有作为领袖的弟兄使用“滇吾”之名；他又娶“岸”部族女子为妻，生下的诸子都是“滇岸”部族。根据此“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的原则，我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滇良家族两个支系的婚姻与部族关系如下：

这是以母系血缘记忆来强调垂直之“母子”族系传承，同时以父系血缘记忆来强调平行之“弟兄”部落联盟的一种命名制度。如前所言，在此所谓“弟兄”，如滇岸与滇吾，应是同父异母的半弟兄。“母姓”不仅是儿子们“名字”的一部分，它还延续到第三代人的名字中。如迷唐支系的“吾”“迷”，东号支系的“吾”“东”等家族符记，都出现在孙辈的姓名中。此意味着强调共同的“母亲”或“祖母”，可让许多二、三代的共祖（母系）部落（以父系而言是弟兄叔侄部落）凝聚在一起。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证明此看法。首先，据以上所说，滇、吴、迷、唐等都应是羌人的母系家族符记（所谓母姓）；我们由《西羌传》等文献中有关羌人领袖之名（或部落名）之记载中，可略见端倪。这些羌豪酋人名或部落名，经常是由一些（通常为两个）反复出现的符记构成。以下我举出几个史籍常见的羌人种号及人名符记，并列出其所构成的人名或部落名：

由这些重复出现的汉字符记看来，汉晋记羌事者似乎知道，羌人豪酋之名及其部落名中每一“符记”都有其族系（种）指称意义，因此他们在转译这些名号时，常使用一定的音近汉字来代表这些符记。

其次，以“父名、母姓”为领袖之名或部落名，除了《西羌传》中的记载外，我们在古代藏文书资料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这是一则常见于古藏（吐蕃）文书的传说中之祖先谱系资料；[380]此资料记载自聂墀赞普以下共六代赞普（亦称天父六君，或连第一代合称七天王）妻、子之名如下：

这个系谱显示，儿子名字的部分符记（墀）来自于父亲，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其母——这或便是汉文献所称，结合“父名、母姓”的命名法则。滇良家族父子弟兄们的名字，也循此规律而蕴含母方的族群符号。不同的是，滇良家族男系并无一固定的家族符记代代流传，而且，其母系符记不仅出现于其子之名上，也出现在孙辈的名字上。我们若将羌人豪酋之名或部落名作为一种凝聚人群的记忆符号，那么此记忆可凝聚同母或同一祖母的几组“弟兄”与“半弟兄”部落。以上古藏文文献中之吐蕃传说圣王祖先，与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羌人祖先，都出现“父名母姓”的命名法，这样的契合，一方面说明汉晋中国文献称羌人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显示古藏传说中的七天王谱系记载，其文化渊源或与古羌人有关。

第三，若将中国史籍记载中的羌人“弟兄”理解为“半弟兄”，我们须证明羌人豪酋中流行多妻制（co-wives），[381]而且其部落的发展、分衍也与此有关。事实上《西羌传》中有一则记载，直接显示他们的确有此习俗。该文献称，羌人豪酋之始祖“无弋爰剑”的曾孙辈“忍”及其弟“舞”两人居于湟中（湟水河谷）。他们娶了很多妻子；“忍”有9个儿子，分成9个部落，“舞”有17个儿子，分为17个部落。此记载不只显示羌人豪酋有多妻之俗，更揭露此与其部落分衍有关。综合以上资料与分析，我们更能相信中国历史文献中一组组的羌人豪酋“弟兄”，都是出于不同母亲的“半弟兄”。

我们从《西羌传》中记载的一些事件，也能证明这一点，且能更进一步了解羌人的部落社会。首先，在这样的命名制度及相关部落组织下，凝聚各部落的是他们共同的母亲与祖母。我们从一个历史事件可看出，羌人豪酋的母亲或祖母确有作为部落“精神领袖”的地位。约在公元88年上述滇良家族的“号吾”降于汉帝国；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他带着他的母亲及部落人民（种人）800多户来降。[382]汉代史家会特别记载他带着母亲前来，显然因为号吾自己强调、尊奉其母的地位。四年之后，迷唐——应是号吾异母弟兄之子——受中国招抚入居大小榆谷。他遣送其祖母去见当时的护羌校尉聂尚；据记载，聂尚虽尽力以礼相待，但迷唐仍不满意，杀了护送其祖母归来的汉吏，并与其他部落结盟攻打金城郡。[383]这两个事例都显示，羌人部落领袖的母亲或祖母在部落中有特殊地位。

以上号吾奉其母降汉，入居塞内，数年后迷唐也奉其祖母降汉；表示这两位妇人并非同一人。迷唐的祖母与号吾的母亲都是滇良之妻，因而此两个事件也直接说明，滇吾的儿子号吾与迷吾（迷唐之父）出自不同的母亲。[384]基于此了解，我们甚至可以诠释《西羌传》中一段难解的记载。此也就是，该文献描述聂尚如何以礼对待迷唐的祖母，但迷唐却因此反叛，并杀了护送其祖母归来的汉使者。为何如此？我认为，迷唐遣其祖母（而非其母）去见当时的护羌校尉聂尚，有与先前奉其“母”归汉的号吾部落相较劲之意。聂尚与记此事者可能不了解，在分支性社会结构下，一组组的亲兄弟部落与其半堂弟兄叔侄部落间常有无止境的对抗关系。[385]滇吾部落分裂成东吾、号吾、迷吾等部落后，此两位女性分别代表号吾部落与迷吾部落两大支系。当时最强大的迷唐部落属于迷吾系。显然迷唐认为聂尚对他祖母的礼遇不够，并认为这是对整个迷吾系部落的侮辱。

基于这样对羌人部落的认识，我们也能了解另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或能洗刷当时一位汉帝国官员的冤屈。这事件是，滇良的一个儿子“滇岸”曾率众向当时的护羌校尉窦林投降。据史籍记载，窦林被他的属下欺骗，而向皇帝报告说是该部落的“大豪”（大首领）来投降。第二年，滇良的另一个儿子“滇吾”也来投降，窦林又向皇帝奏称这部落的大首领来投降。皇帝觉得奇怪，为何一部落会有两个大首领。窦林解释不清，因此受到严厉惩罚。我认为，若我们了解滇岸、滇吾为“半弟兄”，则知窦林的属下并没有欺骗他。该部落在滇良死后已至少分裂成两个部落，滇岸部落与滇吾部落，各自行动，各自决定与汉帝国的战与和；滇岸与滇吾两人都是“大豪”并没有错。

最后，若前述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尚不足充分说明汉代羌人的部落组织，我们还可以近代游牧人类学之民族志资料作为佐证。在近代有多妻制的游牧社会中，每一母亲与其子（或子女）构成社会人群的基本单位，而家庭的分裂、分衍也造成不同母的“半弟兄”各自独立。[386]一组同母弟兄组成一个大家庭，弟兄各自娶妻（多妻）、生子但不分家；他们的妻子们，也各自与自己的儿女形成一小户。这几个最上层的弟兄们，以最年长的当家，到了最后一位兄弟过世后，这个大家庭便分裂；这时，每一组同母弟兄（及其妻儿）独立成为一家庭。[387]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穆拉贝都因人中，未婚儿子们都与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若父母离异而父亲再娶，儿子们则与他们的母亲自成一户。[388]东非的Jie族，家户由一组亲弟兄构成。这些弟兄每一个人的妻子们，都与她的子女建立自己的帐房（ekal）；到了这一组老兄弟都去世之后，每一个帐房——此时可能内部已包括几个可成为ekal的次群体（母亲与其子女）——都独立成一家户。当然，这些新成立的家户，都是由同母之亲弟兄（及其妻儿们）构成。[389]汉代羌人活动的青海东南部地区，近代当地游牧藏族的习俗是，若一个男子娶了两个妻子便要成立两个帐房，因为每个帐房都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此时畜产也要分为两部分，两个妻子各自经营畜产以抚养其子女。可作为对照的是，在本地行农业的藏族中，若一个人娶了两个妻子，则两个妻子都与他在同一帐房中。[390]总之，在有多妻习俗的游牧社会中，母亲与其子女经常为构成该社会的基本人群单位；人类学者认为这是该等社会中的一般性现象。[391]

部落结构

以上我花了不少篇幅说明羌人的部落名称与人名之构成，以及其内在意涵，目的都在说明其部落结构。基于以上的资料与讨论，我们可以略述河湟羌人部落的一般状况。

在人类学中，“部落”是一个被泛用的名词，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如何，美国人类学者萨林斯对部落的定义，或能代表人类学者的普遍看法。他称，部落是一种其内部群体间不准相互报血仇的亲属群体或社群。然而，就因为部落以“亲属血缘”关系为骨干，所以其内部常有循此亲属关系的次部落群体，而各次部落群体间也难免有敌对关系——这是“分群性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如前所言，相当于“部落”的羌人社会群体，在中国汉晋文献中皆称作“种”或“种落”——“种”这个字也隐喻着其成员间有血缘或有共同起源关系。因此羌人的“种”或“种落”便是部落，或更正确地说，指各大小层级的部落。

河湟羌人部落由一些领袖，汉文献称之为“豪酋”，及其“种人”与“附落”构成。豪酋有大豪、中豪、小豪。《汉书》记载，赵充国曾悬赏缉补犯罪的羌人头领，依猎得“大豪、中豪、下豪”赐赏金不等。[392]种人应是与豪酋有远近亲属关系的部落民众；附落则指与豪酋或此部落主体民众无亲属关系的“他种”，其原部落可能离散或衰微，因此他们依附于此部落以求生。

以资料较丰富的“烧当种”来说“烧当种”指一个大范围的超部落血缘部族群体，其下各级部落均奉“烧当”为始祖。烧当种中的滇良家族是一个大部落，它内部各部落随着世代变迁。如在滇良过世后，这部落分裂为两个部落——滇岸部落与滇吾部落。滇吾仍在位时，他的部落中有号吾、东吾、迷吾等三个次部落，分别由其子率领；如前所言，他们应是出于不同母亲的半弟兄。滇吾去世后，这部落便分裂成三个部落——号吾、东吾、迷吾等皆成为独立部落。中国历史记载虽称滇良传位给滇吾，滇吾又传于东吾，看来有一父子线性传承，但实际上各部落是独立行事的。汉帝国曾同时对付号吾、东吾、迷吾等三个部落。同一家族的这些部落有时虽联合行动，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主行动，自行决定与汉帝国的战、和与降。

以大豪、中豪、下豪这样的称法来看，滇良家族之部落组织似乎至少有三层——我们且称之为部落、次部落与小部落。依上一节我对羌人部落名、人名的诠释，我们或可以作以下推测。一个部落的豪酋（大豪），或不止娶一个妻子；每一妻及其儿子们（其中一人为首，相当于中豪）率领部分族人（种人）与附属小部落（附落）形成一次级部落。在此层级下，族人及附属小部落中也有其头人（下豪，可能为中豪的弟兄）。当此部落豪酋过世，每一次级部落之豪酋及其亲弟兄们，率领其子、亲属、附属部落、牧团独立成一新部落。此部落首领之母，便是团结这些亲弟兄及他们的儿子、亲属、部众的“共同起源”象征。这样的大部落中又有次部落、小部落的组织，便是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的游牧社会之“分群性社会结构”。

部落领袖之决策权

这样的部落群体中，并没有一个如“单于”的领袖可统合诸羌部落。中国汉晋文献中，滇良家族之部落似乎有一单线的统治者父子世袭——滇良传予滇吾，滇吾传予东吾，东吾传予东号。但这可能是汉人记史者的误解。以历史事件来看，当滇吾在与汉作战时，他的弟兄滇岸部落降于汉帝国。东吾降于汉时，他的弟兄们仍时时对中国掠边。当东号在位时，他的叔父号吾降于汉，而他的堂弟兄迷唐仍在对中国作战。显然，即使在名义上有一主干部落，但各部落还是自行其是的。

更有甚者，大豪滇岸、颠吾等虽能统合部落对外作战，但其内各次部落及小部落头领可能仍有相当的自主决策权。我们由史籍记载中可略见其端倪。汉武帝时羌人头领们来投降，为陇西太守李广将军所杀；当时来降被杀的羌人首领共有800余人。[393]公元前63年，先零羌要与汉帝国对抗，共同“解仇、交质、盟诅”结盟的部落豪酋有200余人。[394]这个资料显示，结盟不是几个大豪就能决定的事，其下层的各中、小豪都要参与其事。这资料也说明，各部落、次部落、小部落间经常相互为敌、为仇，所以结盟前要先解除彼此的宿怨旧仇。又如，约在此时稍晚，一位羌人豪酋雕库来向赵充国告状说先零部落要作乱，结果因他自己有部分部落族人也参与先零部落中，所以他被汉军扣留。[395]由此可见，一个部落领袖常难以左右其下层头人的决定。《西羌传》记载，公元87年，当迷吾率着他的部落来投降时，汉帝国负责羌事的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了800多位羌人豪酋。这么多的羌人豪酋同时赴宴，也显示投降不是大豪、中豪能单独决定的事。甚至于，以此豪酋数字来看，很可能每一个共同放牧、迁徙的牧团，都有其头人代表参与此事。在汉文献中有更直接的证据。公元164年，羌人封僇、良多、滇那等部落酋豪及其部民来降于汉。据载，此回共来了355位豪酋，率领部民约3000帐（落）。我们以此推算，依据分群性社会结构原则，最下层的豪酋（小豪）所领部民大约是10帐——这便是羌人的牧团单位。[396]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汉代华夏称作“羌”的人群分布很广，除了河湟诸羌外，还有今川西康藏地区的山间部落人群，以及河西走廊到天山南路的部分游牧人群，东汉时期又有许多河湟羌人部落被汉帝国强迫迁于帝国的西北边郡，因此汉代“羌人”的经济生业与社会组织自然也因时因地而有相当差别。以上我所描述、分析的汉代西羌之游牧经济与社会，主要是以青海东部的河湟羌人部落为例。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羌”的人群有一共同的社会政治特质，那便是，在他们中间不易产生广土众民的国家与中央化王权——中国历史文献对这样的人群社会常见的描述词便是“无君”。

对于统于一君的华夏来说，“无君”的词意近于野蛮、不文明。因此汉代华夏较尊重蒙古草原上统于单于的匈奴，对于“无君”的西羌则十分鄙视。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我曾指出，汉晋时期华夏认为匈奴的祖先为夏后氏（大禹）的后裔“淳维”，[397]或黄帝后裔“始均”，却认为西羌始祖为秦国的戎人逃奴“无弋爰剑”——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地位高下。

西羌的分群、分散性部落社会结构，表现在他们与汉帝国的交锋上便是，羌人各部落只能结为暂时性的部落联盟，且每一次结盟都要各部落先解除宿仇、交换人质。战争一结束，此联盟即瓦解，各部落又回到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争战之中。在这样的分群性社会结构中，每一小社会群体（牧团、小部落）都为其命运自作抉择；何时从冬场出来开始春季放牧，何时分裂成更小的群体各自迁徙求生，以及是否与其他部落结盟以对抗另一部落联盟或汉帝国。这便是为何，在汉晋文献中多有数百个羌人豪酋一起向汉帝国投降的记载，而这样的记载没有出现在汉文献对匈奴的描述中。在匈奴，单于或诸王可决定与汉帝国的战与和；对于西羌，或战或降是每一牧团与小部落自行作的决定，因此经常来向汉帝国投降的是数百个“豪酋”。

然而，虽没有国家组织，但并不表示羌人容易对付。事实上，汉帝国为了“羌乱”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不曾要求开关市、不曾要求和亲，没有“王”可控制各个小部落群体的行动。因此当数百位首领一起来降时，不知何时他们又会叛离；与其作战很容易杀得他们“一种殆尽”，但那只是牧民们分群、分散各自求生下的假象，不多时各部又集结起来与汉军对抗。鄙视其“无君”实因汉帝国对西羌社会缺乏了解；对其缺乏了解，也使得汉帝国对于这些的西羌部落几乎是束手无策。公元87年汉军设鸿门宴，杀了迷吾部落来降的800多位羌人豪酋。这样的杀降行动，也表示汉军将领认为敌人的“投降”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这个悲剧是一重要表征、表相，其背后的本相是汉帝国侵入并占领河湟谷地使得羌人失其生计所倚，是部分羌人部落、牧团选择投降以求生存，是阶序化、中央化帝国威权难以了解及控制平等化、分群化部落社会。

杀了所有来降的羌人首领究竟不常发生，汉帝国对于来降的羌人部落更普遍的处置是强迫迁移，将他们迁到帝国的西北边郡。在这些地方，原来帝国的边郡民众生活便不容易，一个个的羌人部落移入后，本地人群间的农牧资源竞争就更激烈了。在许多羌人与汉民的纠纷中，汉地方官员偏袒汉民，常是造成“羌乱”的初因。汉军来平乱时，不分哪些是“乱羌”而到处侵扰羌人，使得许多羌部落再度结盟反抗或到处流徙，造成更大的动乱。这便是东汉历史上两次造成整个帝国西北残破的所谓“羌乱”，分别发生在永初年间（公元107至118年）与永和年间（公元134至145年）。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羌乱”并非只是羌人的动乱，而是让整个帝国西北边郡及关中地区，无论是羌民、汉民或是归降的北方草原部族之民，皆被卷入的社会动荡。我们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得知，这些反抗汉帝国的“叛羌”领导群体中有羌人也有汉人。其二，在汉帝国西北边郡这样资源贫乏的地区，绝大部分乡民时时都在饥馑、暴力威胁下，一有动乱就更是无法生存。因此当社会有大动乱不安时，甚至平时，大家都需投入可暂且求生或可得到保护的权势、武装团体之中。这也是为何经常“羌乱”一发生便如滚雪球般扩大的原因。

最后，我们可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游牧人群，为何北方草原的匈奴可凝聚在“国家”组织之下，而西北高原河谷游牧的羌人却经常只在其各级“部落”组织之中？我认为，此与两者之自然环境以及游牧经济生态有关。在环境资源上，匈奴各部落之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而且这些资源难以预期。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领域扩张至与中国、西域、乌桓、丁零等地人群相接的地区，因此得以由掠夺、贸易、贡税等“对外”之辅助性经济活动中扩张其生存资源。因为他们向外取得这些辅助性资源的对象是如乌桓、鲜卑、乌孙那样的大部落联盟或国家，或如汉帝国那样的庞大帝国，因此超部落的国家成为争取及维护资源的经常性政治组合。

河湟羌人所生存的环境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区。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部落的分群性结构（层层的次部落、小部落与牧团等）及“平等自主”原则，更使得每一小群体都自作抉择，以求生存或扩张其利益。于是各大小部落为了争美好的河谷而争战不休，互相掠夺。无止境的部落战争使得各部落互相猜忌、仇恨，在这样的人类生态下，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可以说，经常影响羌人部落构成（或大或小）的“外敌”不是汉帝国，而是其他羌人部落；即使在与汉帝国作战期间也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汉帝国最后以灭种屠杀来解决“羌乱”的将领段颎，其主力部队也是羌人部落。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除了北方的匈奴与西北河湟的羌人之外，汉代中原帝国的东北方有另一些游牧部族，乌桓与鲜卑。早期他们活动的区域多森林，与匈奴的草原、半荒漠草原及羌人的高原、河谷有相当差别。可以说，他们是出于森林草原的游牧部族。

据中国史籍记载，乌桓与鲜卑都出于东胡。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东胡后，东胡王所领导的部落集团瓦解，乌桓与鲜卑也各奔前程。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初时，乌桓部落活动在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一带，鲜卑部落更在此之北。汉武帝时，约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为了不让匈奴役使、利用乌桓，而将许多乌桓部落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塞（长城）外，也就是教来河、老哈河等水域之中、上游地区。此时鲜卑可能也自北方南移，占据乌桓迁走后空下来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到了东汉初期的公元1世纪中叶，汉朝廷又将部分乌桓由长城外逐渐迁移到长城内，主要居于辽东、辽西、右北平等郡。鲜卑也在此时跟着南下，扩张其势力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东汉朝廷利用鲜卑来对付匈奴、乌桓，鲜卑势力因此坐大。

公元85至87年，雄视北亚的北匈奴耗弱，蒙古高原周边常受其胁制的各部族、国家起而攻之。公元90年前后，北匈奴各部往中亚迁徙。鲜卑趁此时机西移，占领匈奴之牧地，十余万落未迁走的匈奴人也都自称是鲜卑。因而此时部分的乌桓与鲜卑部族已离开了森林草原地带，往蒙古草原或长城边上发展。从此鲜卑也经常成为中国边患；鲜卑与南匈奴、乌桓等或相结掠夺汉帝国，或彼此相攻伐。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中出了一位英雄人物檀石槐，将分散在草原上的鲜卑各部统一起来，展开对汉帝国更频繁的寇掠。以上是中国文献《后汉书》所见之汉代乌桓、鲜卑历史。（参见图九）

图九　汉代的乌桓与鲜卑及其迁徙图

另外，后来在中国北方建立北魏的鲜卑拓拔氏，据中国文献记载，此部族出于“大鲜卑山”，是为鲜卑之一部。研究鲜卑史的学者对于拓拔鲜卑之起源与迁徙过程有很丰富的研究，尤其是在“嘎仙洞”鲜卑石室（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被发现后，学者皆认为许多相关历史地理都得到解决。[398]根据鲜卑石室的位置，以及《魏书》所记拓拔氏的迁徙历史，加上一些考古学证据，学者多认为拓拔鲜卑原住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北方，而后迁至呼伦贝尔，再迁到大兴安岭南段之东的辽西赤峰一带，最后再西迁到河套东北的内蒙古中部；这支鲜卑被称作西部鲜卑，相对于辽西及大小凌河地区的东部鲜卑。[399]我认为内蒙古中部的拓拔鲜卑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描述的鲜卑关系不大；或如考古学者林沄所称：“这一支原是匈奴的鲜卑因为统一了中国北部，便自命为真正的正宗鲜卑，把拓跋氏的起源传说作为鲜卑的起源传说了。”[400]历史学者罗新曾分析“嘎仙洞鲜卑石室”之历史如何在北魏及当代被两次建构，以及这些建构的政治与学术背景。[401]

由文献与考古资料看来，当公元前5世纪游牧刚开始流行在蒙古草原之时（或更早），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森林草原游牧部族可能曾逐步沿着大兴安岭两侧往南迁。这些部族居于辽西时，始与汉帝国有了密切接触，汉帝国之人也因此对他们有较多的了解与记录。先到的一些部族被华夏称为“乌桓”，后来的被称作“鲜卑”——可能皆因其主要部族的自称而得名。无论如何，历史文献中所称的“鲜卑”与“乌桓”是长期、长程迁徙的一些部落联盟，我们很难将这些广大时空中的部族视为两个“民族”或两个政治体。各部族人群之内涵及其经济生业，可能因迁徙、吸纳新部族、适应新的环境生态而经常改变。在各历史阶段，其主体、统治部族与其势力范围内之各地部族，在族群性、经济生业与社会形态上也可能有多元差异。特别是南下至长城边郡并与汉帝国有更紧密关系的部族，其中有一些习读汉文经书的领袖家族，对他们而言“乌桓”与“鲜卑”这两个称号更有新的意涵。在这一章中，我所介绍的主要是辽西森林草原环境中的乌桓与鲜卑，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中期左右居住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森林草原游牧部族。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

如前所言，乌桓、鲜卑的活动空间在秦汉魏晋时期有很大的变动；其迁移趋势大致是往南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或再往西进入漠南蒙古草原，或往南进入长城内的华北边郡。公元100年以后鲜卑部族势力大增，许多北方草原部族都自称鲜卑，此也造成中国文献记载中“鲜卑”分布范围的扩大。无论如何，乌桓、鲜卑出现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时代，他们主要是活动在西辽河流域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北起西辽河北岸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南到汉长城外，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在这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

西辽河与老哈河一带多沙丘，南岸是著名的科尔沁沙地。沙丘间有草原低地与冲积平原，今属半农半牧区。西面靠大兴安岭南麓、东麓的地区多森林。南方的燕山地区由中低山丘陵与盆地构成。温带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就在燕山北的承德、锦州一线。大小凌河流域夹在努鲁儿虎山、医巫吕山与燕山地区之间，多高山，丘陵起伏。约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1500年左右，辽西地区一直有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人群在此活动，留下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遗存。公元前1500年之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聚落逐渐消失。约在公元前11至前8世纪，出现在西辽河与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已是半游牧或是混合经济人群的文化遗存了。环境考古学者认为，上述辽西地区的古农业文化人群的存在，与本地公元前6000年至前1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有关；公元前1000年左右气候变得干冷，与此对应的便是夏家店文化人群的半农半牧经济形态。[402]

比起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战国晚期至汉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辽西地区的气候条件是较温暖湿润或更干冷？由考古证据看来，乌桓与鲜卑活跃于东北亚时，辽西的整体环境是较干冷而不利农业的。西辽河之冲积平原上，今日科尔沁沙地约占有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环境考古学者指出，科尔沁沙地自全新世（始于距今1.1万年前后至今日）以来经历了四次温暖湿润、植被发达的时期。其中第三期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800年间，第四期在公元600至1000年之间。[403]也就是说，其间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600年之间是较干冷的时期。要到公元9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才有另一波的温暖湿润期来临；就是在此环境背景下，辽代契丹人在本地进行农业垦植。以上古气候资料，说明乌桓、鲜卑游牧人群及其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当地人类对于不利农业之环境的一种生态适应。

在此富多元变化的地理环境中，乌桓与鲜卑人的主要经济生态区是大兴安岭东麓、东南麓与大小凌河、燕山北麓的丘陵森林与草原地带（参见彩图二十一至二十三）。汉代鲜卑人的墓葬遗存也多发现在这些地区。除了草原是游牧经济所倚外，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貂、豽、鼲子等动物皮毛是乌桓、鲜卑狩猎所得的特产。貂是林栖性动物，由此亦可见乌桓与鲜卑人的经济生态区包括部分多溪河、多山地森林的环境。近代与乌桓、鲜卑人经济生态最类似的可能是南俄图瓦（萨彦岭地区）之森林草原牧民。当地牧民也以狩猎为其重要辅助性经济活动；在多河流森林之环境中，同样，貂类动物是他们行猎的主要对象之一。

彩图二十一　林间牧地与“林中百姓”（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图瓦人是蒙古人所称“林中百姓”（乌梁海人）的一支，过去以游牧、狩猎为其传统生计。

彩图二十二　落叶松林边上的夏季牧场（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位于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的新疆喀纳斯湖附近，有保存完好的森林草原环境，这是古代丁零及近代图瓦族游牧及狩猎的地区。

彩图二十三　森林草原游牧人群曾活动的地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汉代乌桓、鲜卑等森林草原游牧人群曾活动的西辽河流域，今日绝大多数皆成了农区。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

关于乌桓人的生计活动，魏晋人王沈所著《魏书》中有一段简明的记载称：

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404]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乌桓人是游牧人群——他们赶着牲畜迁徙以追寻水源与牧草，同时也经常从事狩猎；他们住在向阳的帐幕中，吃的是肉酪，穿的是动物的皮毛；在部落联盟首领之外，一个个的牧户、牧团各自游牧经营其畜产，没有上级能强迫民众服力役。同一文献告诉我们，鲜卑的经济生活与乌桓大致相同。以下我们还是从畜产构成、辅助性生计、季节游牧活动等方面，来详述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生活。

畜产构成

关于乌桓与鲜卑之畜产，汉晋文献记载并不丰富；文献中很少记载汉军掳获这些游牧部族之牲畜种类、数量。然而从有限资料中，仍能确定他们所饲养的牲畜是以马、牛、羊为主。根据《后汉书》及王沈《魏书》等文献记载，在行聘娶时乌桓人以马、牛、羊作为礼物，他们对匈奴所输贡物也是马、牛、羊；在祭鬼神、祖先时，是“祠以牛、羊”，在他们的部落习惯法中，罪人也是以赔“牛、羊”来赎罪。公元117至119年间辽西鲜卑寇边，汉军出击，几场战斗中汉军从敌人那儿掳获的，根据文献记载，是马、牛，或牛、羊。公元126至131年间辽东鲜卑寇边，汉军几度出击掳获的皆是牛、马。《后汉书》中有很多汉军掳获北方游牧部族牲畜的记录，其中关于乌桓、鲜卑的书写，明显有异于匈奴与西羌之例；对于后二者，《后汉书》多明载牲畜种类、数量，然而对乌桓、鲜卑，《后汉书》则没有记载汉军从他们那儿掳获之牲畜数量。还有便是，汉军由乌桓、鲜卑那儿有几次掳获牲畜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也不同于匈奴、西羌被掳获之牲畜记录中几乎皆有羊。

中国汉晋历史文献中缺乏掳获乌桓、鲜卑牲畜数量之记载，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游牧部族所拥有牲畜数量不大，因而汉军的掳获也不多。《后汉书》称这些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公元3世纪王沈所著《魏书》，除了提及他们的游牧、狩猎外，称乌桓人也从事农作。[405]以上史料皆显示，乌桓人相当依赖牧业之外的生计活动，特别是狩猎，这自然与当地多森林的环境有关。在前面我曾提及，匈奴、西羌的牧人都多少从事些狩猎以补充肉食，近代许多游牧人群也是如此。但狩猎若在游牧经济活动中占的分量过重，则畜牧方面便会相对减损。近代森林草原游牧的图瓦人便是一个例子；据学者调查，牲畜愈多的图瓦牧人愈无法从事狩猎。总之，狩猎对森林草原环境中的鲜卑、乌桓之重要性，远大于它们在匈奴与西羌游牧经济中所占分量。相对的，鲜卑、乌桓不如匈奴与西羌那样依赖畜产；或者他们的畜产可能较少，特别是需人力照管的羊。

由一些考古遗存中，我们也可略见汉代西辽河流域住民的经济生态。此地区已发表的考古墓葬资料中附随葬动物报道的略有，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吉林通榆兴隆山墓葬、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墓葬、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内蒙古霍林河流域之科右中旗北玛尼吐墓葬。近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发现春秋战国墓葬，其时代也可能晚到西汉早期。这些墓葬中大多随葬着动物遗骨，有驯养的马、牛、绵羊、骡、驴、狗，以及野生的鹿、獐、狐狸；其中又以马为最多，其次是绵羊。遗存中没有农具，没有猪；考古学者认为这是游牧、渔猎的东胡之遗存。[406]西汉中晚期的兴隆山墓葬，填土中发现有马、牛、羊的碎骨。[407]此墓葬被认为属汉书二期文化；该文化分布在平原地带，有大型半地穴式住房，为农牧渔猎混合经济人群之遗存。[408]东汉时之榆树老河深墓葬，129座墓中12座墓之填土里发现有马牙；另外在墓地中央一坑内葬有3个马头。[409]老河深墓葬原被识别为鲜卑墓，但许多学者相信此应为夫余人遗存。约当东汉时期的南杨家营子墓地，已发掘的20座墓，墓内随葬有马、牛、羊、狗之肢骨或头骨，以随葬羊部分肢体为最普遍。[410]霍林河流域之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葬”，清理的26座墓葬中2座发现有羊距骨，3座有狗头骨；这些有动物随葬的都是男性墓。[411]以上墓葬皆不一定与乌桓、鲜卑有关，甚至不一定是游牧或半游牧人群遗存，它们却明白显示汉代西辽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人群的多元经济生态，以及草食性动物在本地各种人类经济形态中都占重要位置。

以上考古遗存中以狗随葬的例子值得注意。王沈《魏书》中称乌桓人丧礼中有一仪式，以彩绳系在一犬身上，要它带领死者之魂归于“赤山”。然后将狗与马杀死，象征着它们与主人一起踏上最后旅程。狗在其丧葬文化中的特殊“引路”角色，可能与在当地多山地森林之环境中它们为人们狩猎时的伙伴与助手有关。最后这归于赤山的旅程，似乎也表现乌桓人生前经常骑着马带着狗行于山林间的景象。从汉文献记载及考古遗存看来，这些早期森林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相比，其牲畜中羊所占份额可能较少，且养狗比较普遍。这都符合森林草原牧民的经济生态；野兽多因此不宜养太多的羊，又因森林中动物多，狩猎在其生计中占重要地位。无论为了保护牧畜或打猎，人们都要借重狗。近代民族志资料显示，由于狩猎在森林草原游牧人群之生计中有相当重要性，因此协助狩猎的狗也在人们日常生活与文化中有特殊地位。

季节移牧与狩猎、农作

关于汉代西辽河流域游牧人群的季节移牧形态，汉晋文献中透露的信息也很少。然而基于对本地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了解，并参考近代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经济生态，我们可以略推知其移牧季节性。

乌桓与鲜卑都是森林草原游牧人群。除了游牧外，他们也在山林中狩猎，在河谷种植谷类作物。《后汉书》描述乌桓的经济生产活动，首先便称他们“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跟着才提及他们“随水草放牧”。该文献又称，乌桓人以鸟兽等动物的怀孕、生产、育幼来分辨一年的季节，这也显示他们的日常生计与动物关系十分密切，因而他们对鸟兽（包括驯养及野生种）的生物性有相当的认识。另外王沈《魏书》也提及，乌桓人以春天布谷鸟鸣为开始耕种的征候，并称他们的土地宜种“青穄、东墙”，又称“东墙”是一种像是蓬草的植物，有谷实如葵子，每年10月成熟。史籍也记载他们能自己酿酒，但不会做酒曲，他们所食的米常要从汉帝国那儿获得。[412]以上这些文献资料都说明乌桓人并非纯粹的游牧人群，他们习于种植谷类作物，以谷物为粮，或用来酿酒。同样是森林草原环境的唐努山、萨彦岭一带，唐代活动于此的黠戛斯部族也从事畜牧，以及种“穄”；史籍称他们用穄来作为饭食，也用以酿酒。由以上这些记载看来，农业与狩猎在乌桓、鲜卑人的生计中之地位，远比它们在匈奴、西羌中来得重要。也因此，在描述乌桓、鲜卑之游牧季节韵律时，我们必须同时说明他们与此配合的狩猎与农业活动。

冬天，与所有北亚游牧人群一样，汉代辽西一带牧民须在避风向阳的冬场里过冬。冬场通常在一个避风山谷的向阳坡上；“以穹庐为宅，皆东向”，便是指帐幕扎在向阳的地方。考古学家似乎曾发现过一个早期辽西游牧人群的“冬场”。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址，有汉代游牧人群的墓葬与日常生活遗存。此遗址位于一道土岭的南侧涧沟崖边，遗物仅有陶片与一些动物骨骼，多数被烧过，被砸裂，几乎没有一块是完整的。除了一灰坑外，无任何实质建筑物遗痕。此遗址的位置选择，很符合游牧人群的冬场——能遮风的低洼地，向阳位置可得到最大光热，上方高坡受风面的雪覆盖薄，宜于冬季放牧。

史籍记载鲜卑之特产，“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率众来对中国朝贡，其贡品中除牛、马外，还有弓，以及老虎、豹、貂等动物皮毛。另一条史料记载，王莽当政时汉帝国曾要乌桓勿对匈奴缴“皮布税”。[413]这些资料都说明，上好的动物皮毛是乌桓、鲜卑人狩猎所得之特产。这些动物多为林栖性动物；显然乌桓、鲜卑之所以有这些特产，与辽西及其邻近周边地区多河流、多山地森林的环境有关。近代中俄边境之图瓦地区，森林草原牧民也以狩猎为其重要辅助性经济活动。在此多河流森林之环境中，同样，貂类动物是他们行猎的主要对象之一。最宜猎貂、松鼠、野兔等小型动物的季节是深秋到初冬；[414]此时猎人较容易从雪上留下的踪迹来追猎这些动物。林中有动物可猎，又有秋季收获储存下来的谷物，汉代辽西森林草原牧民的冬天似乎不若匈奴、西羌那样艰辛。

老河深墓地部分墓葬有铁制的镢、锸、镰等农作工具随葬，这些农作工具出于男性墓也出于女性墓。[415]西丰西岔沟墓葬出土有铁制的镢、锛、锄，以及磨石盘与杵形研磨器。[416]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葬，在一女性墓中出土一铁斧或铲。这些遗存显示，汉代辽西及其邻近地区许多人群皆农牧兼营。此可与《后汉书》记载乌桓人种“青穄、东墙”等资料相互印证。“青穄”应是黍类作物，这一类作物生育期短，又特别耐旱，与野草竞争力强而可粗种，无须蓐草，这是最宜于游牧人群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

关于本地游牧、狩猎人群如何种“穄”，较晚，唐末五代时人对此有些观察记载。当时原居于滦河流域（河北的东北部）的奚人，有一支迁到延庆一带的长城外居住。这儿北距西辽河及老哈河流域不远，汉代时应也是乌桓人活动的地区。住在本地的奚人除了射猎、畜牧外，也种植“穄”。史籍对此的记载为：

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417]

这是说，他们在偏荒之地种穄，到了秋天成熟时再来收割；显然这是不需或很少需要照料的粗放农作。他们不将收获的谷物藏于住所，而是埋藏在山下——这也说明他们是不定居的游牧、游猎人群。类似储存谷物的办法，也见于萨彦岭一带的图瓦人；近代当地牧民也将收成后大部分的谷藏在窖穴中。据人类学者报道，此种窖穴多挖在干燥、细实的黏土中。人们在此种地面挖出肚深宽、口小的瓮罐状地穴，将穴壁与底抹平。藏入谷物后，上面覆上干草及以土作掩盖，以免被他人发现。有需要时，就将谷物掘出。这样的藏谷窖穴一般就挖在田地附近。[418]

鲜卑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上，相聚宴乐并举行婚礼；季春是汉历3月（阳历4月），这应便是他们出冬场的时节。一出冬场便可举行宴乐，可见汉代辽西一带森林草原牧民的冬季生活尚宽。从事农作的辽西及其邻近地区汉代牧民，出冬场进入春草场之时段也应是他们从事翻土、播种的季节。以下我仍以萨彦岭附近森林草原牧民之农事活动为参照，尝试了解乌桓、鲜卑牧民之农业活动。20世纪上半叶之图瓦牧民约在4月底至5月初间出冬场；畜产愈多的牧民，愈需要早点出发，畜产少的可以晚一点出冬场。5月初进入春场后，他们约要花上7—15天整地播种；田地通常就在春场附近。6月初大麦播种完成后，整个阿乌尔开始移往夏草场。[419]黍类种植在中国北方一般是5月播种，9月收成。唐代活动在唐努山、萨彦岭一带的黠戛斯，中国史籍记载，“穄以三月种，九月获”；换成阳历来说，约是在4月播种，10月收成。这个记载中的春种时节，应是早了一些。西辽河流域比起萨彦岭、唐努山之间的图瓦地区，在纬度上低了约10度。我们可以估计乌桓、鲜卑从事春耕的时期应在阳历4月，也就是文献所称他们听到布谷鸟鸣便从事农作之时节。

夏季，萨彦岭附近图瓦牧人多驻牧于溪河边；这儿草较丰富，牛也容易喝水。他们溯溪河而上，往山中去，扎营在阴凉的山谷中。这是源源的融雪滋润土地，因此牲畜所需之牧草丰美，水源充足。8月他们又驱着牲畜下移，到接近田边的秋草场，在此停留并收割作物。到了第一场降雪时，他们再移往冬场。冬场一般在山区的向阳谷地，这儿也接近猎貂的地方。[420]多溪河的西辽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汉代游牧人群也应是在山间溪谷分散放牧；此也说明为何他们的部落“大会”是在春季，而非如匈奴在夏5月。约在9月至10月，森林草原游牧人群下移到秋场。秋场或与春场为同一地，接近田地，因此他们可顺便收割青穄与东墙，牲畜也可吃收割后的禾秆及谷皮等。

贸易与掠夺

汉代西辽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游牧人群，虽兼事农作与狩猎以补不足，但他们仍时时觉得匮乏。由两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此种游牧经济之不足或不稳定。其一，汉代时先是乌桓与鲜卑不断往南迁徙，后来大部分的乌桓以及部分鲜卑移到汉帝国边塞内外居住，大部分的鲜卑则转而西向，占据匈奴的草原故土（内蒙古中南部）。也就是说，无论是居于中国边塞内外，或是进入广阔的蒙古草原，都是他们追求较安全或较佳生活的选择。其二便是，据中国史籍记载，乌桓与鲜卑彼此掠夺，其内部各“大人”所率部落联盟也经常相互劫掠，他们也分别或联合劫掠汉帝国边郡与匈奴。

关于鲜卑对汉边郡的骚扰、劫掠，东汉时人应劭曾有一生动细腻的描述。他称：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巿，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劫居人，钞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421]

这个记载虽充满对异族的轻鄙，但看来应是出于书写者的亲临观察。由此描述可知，鲜卑或对中国犯边，或以此勒求赏赐，或与汉人做买卖。这些从汉帝国获取物资的行为常并行，因而他们被视为“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我们从另一些资料中也可见，鲜卑对汉帝国之贸易与劫掠经常是混合着进行。公元117年，辽西鲜卑来寇，汉边郡守军与乌桓连手将他们击退，并掳获其牛、马以及“财物”。公元119年鲜卑掠边，汉军与南匈奴共同出击，掳获其牛、羊与“财物”。公元126年，汉军出塞追击来寇的辽西鲜卑，“获其资重二千余种”。同年辽东鲜卑也来进犯汉帝国，汉军出击得胜，除了掳获其牛、马等牲畜外还有“什物”。相对的是，汉军打败来寇之匈奴、西羌的战利品记录中皆只有牲畜，而没有“财物”。这些什物、财物可能为鲜卑掠自汉帝国，也可能为他们自身所有。无论如何，此皆显示鲜卑进寇中国，与匈奴、西羌所为有相当不同；无论是掠夺或贸易，他们都对“财货”十分感兴趣。

以此看来，鲜卑远道而至汉帝国边郡，其意并非完全在于掠夺，而更像是不错过任何能获得物资的机会。他们对于贸易、交换特别感兴趣。甚至在掠夺的时候，他们也常以商品为对象。汉晋文献常记载匈奴、西羌掠夺汉地的马、牛、羊，但较少有关于乌桓、鲜卑掠牲畜的记载。前面我曾引述，东汉末应劭称鲜卑常“劫居人，钞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另外，公元135年乌桓寇云中，截夺了商人的牛车千余辆。这些都显示，可供贸易的财货在他们的生计中有相当重要性。辽西的地理位置处于多元经济生态的边缘；其南与其东为农业、工艺制造发达的汉帝国与高句丽，其北为多种类型的混合经济人群（奚、室韦、靺鞨等），其西为草原游牧的匈奴各部。这样的位置，利于他们居间沟通有无。特别是辽西及其迤北森林地区所产的动物皮毛，更为邻近游牧及定居社会上层所珍爱。乌桓、鲜卑等经掠夺、贸易或受赐，由汉帝国得到的物资主要是绢帛、米粮，及金属工具、艺品与铁。

乌桓与汉帝国间更有一种紧密的交换关系；汉廷允许他们居于边塞内或附近，允许他们与汉民互市，并给予一定的生活物资补助，以换得乌桓配合汉军保边塞或打击其他游牧部族的军事服务。这也算是一种“贸易”。此种关系完全改变乌桓的游牧经济；在相当定居的混合经济下，他们愈来愈成为汉晋时期东北方华夏边缘的一部分。留居在辽西及移居燕山、滦河、大小凌河地区的鲜卑人也是如此，他们和汉帝国“边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由于较重视与汉的互市关系，乌桓对汉帝国之掠边事件较少。相对于此，鲜卑各部对汉帝国的劫掠较多。我们可以由鲜卑劫掠汉帝国事件的发生季节，来说明它们所显示的人类经济生态意义。特别是，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的三十年间，曾发动多次对汉帝国的劫掠；比较在此（檀石槐统一鲜卑）之前与在此后鲜卑的掠夺，以及比较鲜卑与匈奴、西羌劫掠汉帝国之同异，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对这些游牧部族的新理解。

表五显示，公元45至145之百年间，鲜卑对汉帝国边郡之劫掠多发生在夏、秋、冬三季，而特别集中于8至11月（阴历）之间。12月至来年3月间是外出劫掠最少的季节。以此而言，这仍是游牧人群配合游牧季节韵律的外出劫掠。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及羌人对汉帝国的劫掠（表四）；公元前42至公元101年之间，羌人对汉帝国边郡、边塞的劫掠多发生在7至10月，在季节上比鲜卑的对外掠夺早了一个月。这应是由于在河湟高原游牧地区，由于高度效应，秋冬来得较早。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鲜卑较西羌有能力在冬季与夏季发动对汉帝国的掠边行动。我们知道夏季是发展牧群的季节，冬季是守成季节（让牲畜可渡过寒冬），皆不宜于集合人力对外劫掠。这一点或表示，西羌谨守各小游牧群体（家庭、牧团）的游牧生计节奏，而鲜卑（与乌桓）则在其经常性之部落联盟下，较有能力从畜牧之外的对外贸易、掠夺中获得生存资源。

表五　史籍所见鲜卑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代表知其发生季节而不知月份。

上面的统计表也显示，公元156至181年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期间，鲜卑对汉帝国的劫掠模式有明显的改变；多在夏、冬两季，反而秋季——传统上游牧人群劫掠定居人群聚落的季节——发生得极少。这表示在檀石槐时期，鲜卑已统辖在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下，因此他们对汉帝国的掠夺是“战略性”军事行动，而得以不依循（或刻意违反）游牧季节韵律。至于为何要刻意避开秋季与春季，可能檀石槐为了巩固此鲜卑国家而发展农业，因此不宜在春耕与秋收季节调集人马。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

由于东汉时乌桓与鲜卑皆有相当多部众进入塞内居住，因此汉晋史籍对其家庭、部落以至于社会习俗都有丰富的记载。这些记载主要是关于乌桓；对于鲜卑，《后汉书》与王沈《魏书》都称他们“言语、习俗与乌桓同”。以下我由家庭、牧团、部落与部落联盟等，来介绍乌桓、鲜卑的社会组织。

家庭

首先，关于乌桓的家庭，汉晋史籍有以下描述：

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壻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时，乃自决之。[422]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游牧人群自不例外。家庭成员有共同的畜产，在日常生计活动上分工合作。婚姻创造一个家庭。按以上记载，此家庭的形成有一过程。男子将自己喜欢的女子掳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夫妻生活后，才同返岳家。由于同部落各牧团民众经常有机会相聚，因此这样的掠夺婚可能是跨部落进行的。以上文献资料又称，乌桓人的母亲受其族人保护，亦显示母亲来自于他“族”，也就是其他部落。如此先有夫妻之实，然后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完成婚礼，这样的婚姻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通常是为了保证女子有生育能力，因此在妻子怀孕后再完成此婚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般而言，家庭生计中很需要工作人力，所以女人在婚姻中的主要角色是生下“生产者”。[423]乌桓男子在婚姻过程中要到岳家服务一两年，其社会意义应是弥补该家庭女子出嫁之人力损失；这也显示“人力”在他们的生计中十分吃紧。此种婚姻习俗亦强化部落间之关系。有紧密婚姻关系的部落，彼此也常存在亲密而又紧张的关系。因此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涉及部落间的诸多恩怨情仇。此也说明为何他们不敢伤害自己的母亲，因这会引起母亲之“族”（部落）的报仇行动。

由岳家提供新夫妻的帐幕与内部家当，在某种意义来说，表示女性是此“帐”（家户）的主人。在多妻婚的游牧社会中，此社会价值特别强烈；母亲是一帐的主人，子女不会住在非其生母的帐中。[424]这样的社会习俗，也强化同母之亲兄弟姊妹间的联系。

牧团

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率众来降于汉帝国。汉朝廷封其“渠帅”81人为王侯。在此例中，显然渠帅81人之下还有800多位下级豪长。以此计算，每一渠帅平均领有下级豪长约10人左右。此下级豪长应便是牧团的领袖。也就是说，渠帅所统领的相当一部落；一部落又由10个上下的牧团所构成。我们没有资料可估算一乌桓牧团约有多少人，只能以北亚游牧社会之牧团（阿乌尔）来略推想乌桓之牧团。

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及，牧团主要由一家庭或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户构成；这是游牧生计中，在家庭之上最基本的生产互助群体。牧团成员一年中大多数时期一起迁徙游牧。有时人们对此有更严格定义，如图瓦牧人称，阿乌尔是其牲畜同栏喂养、混合放牧的人群。萨彦岭附近图瓦牧人之阿乌尔，主要是父母与他们的已婚子女或弟兄之家庭共同构成，因而这也是亲属群体。图瓦牧人的阿乌尔大小差别很大；据报道，少则2—3帐，或多达15—20帐。“阿乌尔”此名词之各地发音或有差异，但此社会组织广泛存在于西亚、中亚、北亚各游牧部族中，如图瓦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喀尔木克人，[425]以及各蒙古支系人群。20世纪前半叶，据俄罗斯学者之观察报道，蒙古游牧社会之阿乌尔一般是2—5帐，有些地区可能在5—8帐之间，或有8—12帐的阿乌尔。阿尔泰山附近的哈萨克人，阿乌尔由3—8帐构成。1830年代末，哈萨克斯坦2000多个阿乌尔的统计资料显示，移牧中的阿乌尔通常由3—5帐组成。[426]

公元49年来降的乌桓部族，中国史籍资料中无该“部”之总人口数，因此我们难估算其牧团之组成户数或人口数。然而另有一历史资料勉强可用；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37年，右北平郡之乌丸单于及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率领他们的部众5000余人来降，曹魏政权封其渠帅20余人（或曰30余人）为王。[427]马长寿将此“渠帅”当作“邑落小帅”，如此计算出一乌桓“邑落”渠帅领有“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428]我们若以公元49年来降的乌桓一“渠帅”领有10个牧团来计算，那么一牧团便是10余至20余人；若以一户5口计算，约为3—5帐。[429]虽然以上两个乌桓部族相差约200年，但所得乌桓牧团户数与19至20世纪上半叶之北亚游牧人群一般的牧团户数相当。

最后仍须强调的是，辽西及邻近地区的环境相当多元化，汉代生息于斯的乌桓与鲜卑各部族，可能在牧、渔猎、农等生计活动上也有不同倚重。因此其牧团或聚落大小及结构也会有差异，并因季节而有相当变化。

部落与部落联盟

汉晋文献中所称乌桓、鲜卑的“邑落”相当于许多游牧社会中不同层级的部落。有时这些文献作者单以“邑”指一个部落，“落”则指构成“邑”的最小单位，帐落。文献中所称的“部”，则是部落联盟。中国文献对乌桓之部与邑落有一段描述：

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430]

这是说，数百至上千帐的牧民聚为一个部落联盟，联盟中每个部落（邑落或邑）都有其领袖。东汉末年，上谷郡附近最强大的乌桓大人难楼，拥有部众9000余落（帐落）；辽西附近乌桓大人丘力居有部众5000余落；辽东地方乌桓大人苏仆延，也有千余落部众；右北平的乌桓大人乌延，则有800余落。这些“落”都指的是其所统领之牧户帐落。这些一帐帐的牧户，又构成一层层的牧团与大小部落，也就是邑落。被汉帝国封作王侯的“渠帅”，如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位头领率众来降的例子，当时受汉帝国之封的81位“渠帅”，应是其部落联盟中次于统领联盟之“大人”的最上级部落首领。

许多帐落、部落构成部落联盟，其领袖为“大人”。如前所言，东汉末年拥有部众9000余落的难楼，有部众5000余落的丘力居等，都是如此的乌桓部落联盟大人。约当同时，檀石槐统领下的鲜卑分为东、中、西等三部，各由大人统领。也就是说，此时他建立了一个超越部落联盟的鲜卑政治体，但在此政治体内仍以三个部落联盟来分而治之——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濊貊为东部大人之域，辖有20余邑；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大人之域，辖有10余邑；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大人所辖，也有20余邑。由此可见，鲜卑原来也有部落联盟（部）、部落（邑）等组织。

平日，部落联盟领袖（大人）之功能在于解决部落争端。王沈《魏书》记载，在部落联盟内盗牛马者，若不听阻止可被大人处死。各牧团、部落相斗出了人命，自行报仇解决。只有在相互报血仇不止时，才请部落联盟大人来调停。被判定有错的一方，要出牛羊作为赔命财，如此血仇才能解决。[431]由这些描述看来，乌桓之社会秩序主要仍在各级部落、牧团内维持，只有当部落无法解决问题时，才由联盟大人来处理。如此我们也能理解，中国文献所记载部落联盟大人的另一个职责——追捕从一部落叛逃出来且无其他部落肯收容的人或群体，并将他们放逐在荒漠地区。这些文献所载乌桓部落联盟大人的主要职责——处置部落无法制止的盗牛马者，调解报血仇不止的部落间纠纷，追补并放逐不属任何部落的“叛徒”——皆在解决跨越部落边界的失序。

中国历史文献称，乌桓人杀自己的父兄并不算犯罪，又称他们动怒时会杀自己的父亲、兄弟，但绝不敢加害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有族人替她报仇，而父兄则无人替他们报仇。许多学者认为这所描述的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现象。我认为，此反映的是仍是部落联盟大人不干涉各部落或牧团内部的事。譬如，若一部落中某人杀了他的父兄而取得“渠帅”或牧团头领地位，这是该部落内的事，部落联盟大人无从过问。而在该部落或该牧团内，这弒父兄者已取得权位，自然无人可以为其父兄报仇。但母亲来自其他部落，弒母易造成部落间的仇报，因而需要部落联盟大人或渠帅的介入。

从以上分析可知，汉代辽西及邻近地区的乌桓与鲜卑社会可能包括几个主要层次：家庭——牧团——部落（邑落）——部落联盟（部）。以游牧与农作、狩猎等生计活动来说，家庭与牧团是最主要的社会群体。此即汉晋文献所称，除了大人有其政治威权外，其下之部落渠帅等并无役使牧民的力量。在一部落联盟中，民众以其“牧团”直接参与联盟之活动；此也说明为何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来降于汉时，连同他自己共有922位头领率众前来。

由大人所率的乌桓、鲜卑各部落联盟活动，在中国汉晋文献记载特别多。汉武帝时，部分乌桓部族便移居紧邻中国边塞的地区，为汉帝国守边而得到赏赐与生活物资贴补。在西汉末时，乌桓常掠夺汉帝国边郡。公元49年左右，北匈奴迁往北方与西北，南匈奴降于汉帝国。此时汉朝廷采取以贵重财货与生活物资补给来安抚北边各游牧部族的策略，并联合这些受补给的部落来共同打击突犯汉帝国边郡的游牧部落。在此策略下，汉帝国将一些乌桓部族安置于其北边各郡，并鼓励他们招来更多族人，由汉帝国补给其衣食所需；他们则帮汉帝国侦察北方边境，并协助攻击匈奴、鲜卑。约在此时，部分鲜卑部族也南向附汉，同样以提供卫边御敌等军事服务而得汉帝国的赏赐。据史籍记载，当时邻近东北边郡的青、徐二州，每年经常付给鲜卑钱2亿7000万。

这些南移的乌桓与鲜卑，皆在其大人领导下，以“部”——部落联盟——为单位与汉帝国互动。此显示，辽西及其邻近地区之游牧人群在与汉帝国互动时，部落联盟是他们借以突破“长城资源界线”而获取生存资源的重要政治组织。这样的“部落联盟”不同于匈奴的“国家”，因前者几乎全借着“大人”之个人能力与统御魅力来维持，各部落渠率并没有太多政治权力，而匈奴的国家则有王廷僚属，以及层级化的地方长官。乌桓、鲜卑之部落联盟又不同于西羌各部落“解仇、交质、盟诅”下所缔结的部落联盟；前者为经常性组织，且大人有其统御部众的威权，而西羌之部落联盟则是为了应付战争的暂时性结盟。西羌各部落只是联合在部落联盟领袖之领导下对汉军作战，但滇吾等联盟领袖并不能处置作战之外的跨部落事宜，当然更不能干涉其他部落内的事了。不仅如此，甚至一个小部落长无法干涉其下各牧团所作的决定。[432]

以上我们根据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乌桓、鲜卑游牧经济与社会，主要是他们仍在辽西及邻近地区游牧时的情形，或他们初移来汉帝国之塞边时仍然如此。在他们愈来愈依赖长城内的资源后，情况必然有很大的改变。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当一个游牧部落与定居城镇、国家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时，由于涉外关系变得即多且复杂，代表牧民对外交涉的各级领袖其政治威权也会被强化。檀石槐这样能统御各部鲜卑的领袖，也是由此“时势”所造出来的英雄。中国史籍记载，在檀石槐时代之后，鲜卑各部落联盟大人开始世袭，也就是他们的政治统御威权及地位可以传给子孙。除了以上背景外，汉帝国中央化的王权与阶序化的臣僚统御组织，自然也是乌桓、鲜卑的领袖们可仿效的。汉朝廷以自身的观念来对待来降的乌桓、鲜卑首领，譬如封他们的渠帅为王侯，也可能强化他们各级领袖的威权。（参见图十）

图十　献鲜卑降俘图

此图出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之墓室壁画。画中主题是鲜卑降俘低头鱼贯进入正在庆贺军功的官府。此画所表达的是对鲜卑的军事胜利后，主边事的官员在衙府中庆功宴乐，并举行献俘仪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页17，图35；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授权刊出。）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游牧部族社会在春秋战国时形成于黄河流域之北及青海东部，他们与华夏帝国相生相成——早期混合经济人群的南下争资源，促成华夏以帝国来保护南方资源，而华夏帝国隔断南方资源又迫使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例外的是西北方的青海河湟，此地人群的游牧化与华夏帝国的形成基本无关。在秦汉帝国时期，北方与东北方的游牧人群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一方面行其游牧，一方面设法突破华夏帝国的经济封锁线。西北方河湟的羌人，也以其本地游牧之政治社会组织来抵抗汉帝国的入侵。不同的经济生态、生存策略，造成我们在历史上见到的匈奴之“国家”，乌桓、鲜卑的“部落联盟”，以及西羌的“部落”。

这些出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游牧人群，在汉代四百余年间以不同的方式与华夏帝国互动，其过程与最终下场也相当有异。草原游牧的匈奴一部分往欧亚草原中、西部迁徙。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各部族中又有一部分南下依于长城（南匈奴），在长城外游牧，并与汉帝国在政治、经济上密切往来。相对地，他们与漠北草原游牧部族的关系日益疏浅，匈奴因此分为南北两大部。森林草原游牧的鲜卑各部更倾向于往南、往西发展；他们一方面进入漠南的蒙古草原，争夺草原上的游牧资源，一方面努力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以得到南方资源。西北的羌人，在汉帝国对其一再的征伐与强迫迁徙下，部分移徙关中或近边塞地区以农牧混合经济生存于新资源环境，河湟至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则仍在无止境的部落战争之中。这样的局面，在汉代以后一直延续到明代，变化不大。

以下我先略述，由于汉、魏晋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突破长城封锁线，因而从此到隋唐时期华夏帝国发生的质变。接着，我将说明汉代以后中原帝国与其周边游牧部族互动之历史，然后借此讨论中国北边与西疆的一些人类生态与历史变迁问题。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

除了军事征伐外，为了彻底解决这些边疆纷扰，汉帝国允许或强迫部分游牧部族移居帝国北疆的边郡之内或附近，以便就近羁管或要他们替帝国守边。如此，华夏北方的资源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北族开放。迁入北方诸郡的游牧部族仍聚族而居。为了应对周遭世界，部落领袖的威权大增，同时这些部落领袖家族也愈来愈像北方的华夏巨姓门阀。他们一方面有游牧部落组织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从华夏士大夫那儿习得一些治国兴邦之术，因而得在乱世中吸收许多需要保护与喂养的流离百姓，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如此，在东汉帝国灭亡之后的乱世中，匈奴之裔建国前赵、北凉、夏，其支裔羯人建立后赵，移居关中的羌人建后秦，氐人建立前秦、后凉、仇池等国。在北边建国最多的是鲜卑；慕容氏建国前燕、后燕、南燕，段氏建辽西，秃发氏建南凉，乞伏氏建西秦。最后统一华北的北魏拓拔氏与北周宇文氏，也都出于鲜卑。在传统中国史上此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至589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的关键时期。这个帝国性质的转变，主要是部分的匈奴、西羌、鲜卑部族迁于塞内，他们吸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与治术，配合原有之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如此，当统一帝国再度出现时，新成立的隋唐帝国在王室血缘上、在对待长城之北游牧部族的策略上，都与秦汉帝国有相当的不同。许多历史学者早已指出隋唐帝国王室中有北族血缘，唐太宗与北族结盟以安定长城南北的关系，唐帝国广开与北方草原及西域间的贸易往来，帝国内历任宰相也多有出身北方草原部族者——这些都显示唐帝国已不只是一个由华夏建立的帝国王朝，而是一个接纳、混合各方传统的新王朝，我们可称之为“中原王朝”。

当然，隋唐及此后各个中原王朝之民，主要还是华夏或汉人。然而“华夏”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许多学者都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之汉化，因此华夏或汉民族中吸纳了许多来自长城以北及西北的游牧部族之民。我认为，一个更具意义但被忽略的变化是在华夏或汉族的祖源记忆上，他们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里，我曾说明在华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一个祖源历史记忆——黄帝为打败其主要对手炎帝的英雄祖先——成为凝聚华夏认同最重要的同源记忆。[433]因此，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绝大多数的华夏家族都自称是黄帝之后，只有少数门阀家族——如博陵崔氏——自称为炎帝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统治者的始祖（淳维）是黄帝之后；[434]这显示，司马迁认为北方草原的尊贵家族也应是黄帝之裔。根据唐代达奚安俨的墓铭记载，这个以“达奚”为姓的鲜卑家族自称其祖源为黄帝子裔昌意、始均。[435]成于魏晋的《后汉书》提及西羌是姜姓之族，三苗的后裔。[436]在汉、魏晋之历史文献中，“炎帝姜姓”是相当普遍的历史记忆，因此进入关中的羌人大姓家族应很容易借此自称为炎帝后裔。然而，他们仍然自称为黄帝后裔；此更说明汉晋时“炎帝”并非普遍受人们攀附的华夏英雄祖先。

隋唐时自称炎帝神农氏后裔的贵冑家族逐渐多起来。修于唐代的《周书》记载鲜卑宇文氏之祖先由来，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437]。根据此记载，北周王室可能自称为炎帝后裔。至少，根据写于唐代天宝年间的宇文琬墓志来看，这个代郡武川的宇文家族自称是炎帝之裔。[438]唐代出身北方草原之士族自称炎帝后裔的虽然不多，大多数家族仍自称是黄帝子孙，[439]无论如何，在华夏的祖源记忆中将炎帝与黄帝并列逐渐普遍。《新唐书》记载，唐代武后曾问臣下道，各世族说起本家族由来都说是炎帝、黄帝的后裔，难道上古没有一般老百姓（指炎、黄之外的各姓族）吗？[440]这是如今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的渊源。元代蒙古史家脱脱主持编修的《辽史》中，作史者认为辽之王室为炎帝后裔，又称天下统治家族皆为炎、黄之后，以此合理化契丹之辽入主中原之事，同时也隐喻着当时元朝蒙古统治政权之正当性。[441]攀附炎帝为本族群祖源，中古时期许多北族以此别于自称黄帝之后的华夏家族；华夏逐渐普遍接受“炎黄子孙”记忆，也表示此时华夏认同中已容纳许多来自华夏域外的族群。

隋唐至于清代，无论入主中原者是蒙古、契丹、女真或是华夏，所建立的皆是中原王朝。[442]中原王朝有其一般的性质，如建立于儒法政治价值传统上的官僚体系与治民之术，也有其各个时代的王朝特色，如辽、金、元、清等王朝兼治草原部族的组织机构。无论如何，长城以南的资源领域是各王朝的基础；所有的中原王朝统治者所为，简单地说，都在维护、扩张此资源领域，并在内部行资源阶序分配。以北方来说，长城仍是中原王朝的资源界线。即使是在辽、金、元、清等时期，王朝统治者仍将许多北方游牧部族隔于此资源界线之外，也因此不断有新的北方游牧政治群体崛起，尝试突破此资源界线。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长城边缘地带

汉与魏晋南北朝之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几度建立起统合整个草原的大汗国，以此施压于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帝国而获得资源。然而此种统合趋势以及由此建立的大汗国，也不断受到其内部各个部落群体独立自主力量的挑战。特别是，靠近长城因而经常得借着互市、贡赐从长城内获得资源的部族，与草原西部、北部的游牧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分裂；此历史发展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的建立、扩张与分裂，大致循着匈奴的途径。公元6世纪中，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在漠北建立汗国。至土门之子木杆可汗在位时，突厥汗国以将其资源领域范围扩张至蒙古草原的各方边缘，通过与边缘外各种国家、部族的互动，以获得支持此政治体的必要资源。然而在木杆可汗之后，中原之北的东突厥与西部突厥部落分裂而敌对，两者渐行渐远。经济生态上各有所倚重——前者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后者与内亚定居城邦及各游牧、半游牧部族有共生关系——应是两者分裂的基本原因。西突厥后来为唐所破（公元659年），东突厥统治蒙古地区，对唐帝国叛服无常。[443]

唐帝国亡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北边又陷于各地方政权的割据与混战中。此时契丹之部落联盟崛起于西辽河流域，积极发展农牧，吸纳汉人移民[444]——这都与拓跋鲜卑兴起的模式相同。其名王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阿保机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治下包括契丹、汉与部分蒙古草原部族。北宋一直受辽国的军事威胁，只有以每年供应辽银、布匹等物以求免。后来原居于契丹之北森林草原带上的女真兴起，建国为金；其兴起模式亦如拓跋鲜卑，以及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大金国在十余年间灭了辽，以及北宋，成为统一华北的中原王朝。后来原臣服于金的蒙古逐渐统合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并往南争夺资源。此时作为中原王朝继承者的大金王国成为长城资源界线的维护者，阻止草原部族的入侵。

公元12世纪时的蒙古，依《蒙古秘史》记载，当时草原上的情况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建立各种制度结合草原上各游牧部族的力量，向四方扩张资源界线。蒙古帝国的资源领域雄心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多年的四方征伐，他们建立起包括四大汗国的蒙古帝国，然而不久四大汗国形同独立。在南侵方面，他们于1234年灭了金朝，1276年灭了南宋，蒙古大汗成为中原帝国的统治者。然而此时长城之北的游牧人群并非皆能享受由南方流入的资源，相反，另一些“边界”让许多牧民生活更贫困。这些“边界”一则是为了凝聚力量、防范各部相攻掠所订定的万户、千户、百户体制。这个类似匈奴帝国下诸部落“各有分地”的制度，将牧民固定在各级领袖的领地内，擅离者会被处死。还有一种“边界”则是帝国统御下被强化的社会阶级界线。由皇帝、大汗至各级领袖形成世袭的层层阶级，享受优渥的资源，牧民则负担沉重的差役、赋税。这两种边界，如前所言，在匈奴帝国中即已存在，但在元代蒙古帝国治下由于统御技术进步而更深化。蒙古帝国解体后，草原上各部落草场领域之界线由于各部间的争战而有很多变化，但基本上仍通过贵族间的妥协而稳固存在。因为只有各部落贵族领域间的边界确定，才能让有移动能力的牧民无所脱逃。也因此，社会内的阶级边界不因蒙古帝国解体而消失，明清时期草原上的社会阶级区分与资源分配问题更严重。以此而言，长城之北原来由于人之“移动力”所造成的社会平等自主特质消失殆尽，而与长城之南定居农民的阶级社会愈来愈无差别。

蒙元统治不及百年而结束（1279至1368年），绝大多数的蒙古部族退回草原。在明代他们仍如历史上的草原游牧部族，不断企图突破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线。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之间，蒙古草原上大略分为漠南、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等三大部。漠南与漠北蒙古合称东部蒙古，相对于西方的卫拉特蒙古（瓦剌部），漠南又是东部蒙古的核心地区。明代东部蒙古中屡出雄才大略的大汗，如达延汗、俺答汗等。他们虽能短暂地统一东西及大漠南北，但终由于各部“平等自主”“自作抉择”之部落本质以及缺乏共同敌人与利益而难以稳固结合。更由于也先、达延汗等东蒙古大汗的政治威权依赖不断对明王朝发动战争并由长城之南获得资源来滋养，因而与较依赖与西域、中亚往来获得利益的漠西卫拉特蒙古（瓦剌）难以同心协力。特别是，漠南蒙古与明帝国在大多数时段皆维持和平互市关系。漠南的俺答汗在位时期，他先以武力逼迫明帝国开边市贸易，而后以和平贸易来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这都是南匈奴以来所形成之历史本相下的作为。然而俺答汗亦有突破此历史本相的创举：他接纳进入漠南谋生的汉人逃兵、难民，给予他们牛羊、耕具、农地，在土默特地区开发农区鼓励垦殖。[445]在此发展下，漠南蒙古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间的差异愈来愈大。明代广开边市贸易对蒙古草原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物资的流动、交换与再分配，更强化了蒙古牧民社会中的阶级分化。[446]

明代由松花江、牡丹江流域森林草原带逐步南迁的建州女真崛起，其南侵与建国模式仍如过去的辽、金等国——先以部落联盟的组织力量南下，而后吸纳各方部族及汉人移民、谋士，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形式逐步变化，终于建立起混合草原国家、部落联盟与汉式政权特色的后金汗国，而后南侵入关结束明代王朝，开创清朝统治之业。满人所建的清朝中原帝国，仍与历朝的中原帝国一样，统治者所行的主要是保护、垄断、分配、剥削帝国内各种资源的事。对于北方的草原部族，清朝在元代至明代蒙古之部、万户、千户基础上建立盟旗制度，此可说是森林草原之部落联盟传统的延伸，满清皇帝也是最高的盟主。如此，长城内外已成为一体；长城的边界意义已逐渐消失。

清代另外两个发展趋势也使得长城边界渐泯。一是，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各级蒙古王公经常带着蒙古商队来京做买卖，沿长城地带许多商业城镇兴起。更有许多汉商深入蒙古地区，他们带入的物资与消费习惯，以及借贷、利息、抵押等商业法则，更使得长城内外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另一个发展趋势则是部分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化。明代蒙古俺答汗以来便有许多汉民贫农逃出关外，在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开垦；清代以来进入这些地区的汉民愈来愈多，许多地方成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部分原来的蒙古牧民也成为农人、商人与工匠。长城沿边的农业化、工商业化与城镇兴起，都使得游牧者更受制于社会阶级、消费习惯、利息抵押、劳工薪资等规范，而失去其移动性。

河湟与西北边郡

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如前所言，在游牧经济的起源以及汉代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等方面，都与长城外的蒙古草原以及东北的森林草原有些不同。秦汉时期没有长城隔绝汉与羌，这也显示对中原帝国而言西北的河湟、河西都是可扩展的边疆，而非应排除于资源边界外的异域。

东汉时居于河湟的羌人一般称作“西羌”，迁于洮河以东关陇一带（约指今甘肃、宁夏中南部与陕西西部）的羌人被称为“东羌”。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宁夏及陕西西部的“东羌”聚居于羌村，他们从事农作，信仰佛教，与邻近汉村民众差别渐泯。[447]部族豪酋家族子弟更习读经书，讲求儒家人伦名教，自称是“有虞氏苗裔”、“周王子晋之后”或“夏后氏之后”，也就是黄帝子孙。在战乱中，西北边郡的羌人有时配合汉军与匈奴、鲜卑及其他羌部作战，或在难以生存时相结逃离汉帝国边郡，或与汉帝国内的边缘势力（难民与盗匪）相结而在关中到处流窜掠夺。甘肃、宁夏、陕北等地的农民原来生活便很艰苦，稍有自然灾难或战乱人们便要设法相聚互保，或投靠能给予保护的地方强权。由于从外地迁来的羌、氐、匈奴等部族多聚族而居，他们的领袖豪族平常便有保护其族人的力量，因此在乱世时很容易吸引许多无助的民众投入其群体中。当其势力壮大时，便在西北边地建立起王国政权，割据一方。所谓五胡十六国，许多皆为西北边郡的“五胡”所建。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发生在河湟及汉帝国西北边郡的历史，形成一个历史轨迹。此也就是，河湟与帝国西北边郡的历史命运密切相联；其过程大约是，河湟羌人入侵或被移徙于帝国西北边郡→他们聚族而居并逐渐汉化→其豪强招纳流亡、扩张势力并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后来许多的历史发展都循此轨迹，因此，也形成一种历史本相。

隋唐时，华夏称甘肃西南之洮河流域至川西北的诸游牧部落为“党项”，认为他们是汉代羌人之裔，所以也称之为“党项羌”。《新唐书》记载，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也就是说他们有层层的部落组织，但各部落间难以产生统一全体的领导中心。该文献又称党项部落中没有法令、没有赋税，各部落间常相互劫掠以及报血雠；这也表示在应对资源不足的问题时，本地人群倾向于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这一切都与汉代西羌的情况没有差别。隋至唐初，有些党项族落经常掠夺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郡。除了征讨驱逐外，隋唐帝国将一些归顺的党项族落移入西北边郡以便辖控；[448]此作为也和东汉帝国对付羌人的方法类似。

公元7世纪，吐蕃兴于藏南并北向扩张。在此王国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便是吞并青藏高原东缘的苏毗、党项、吐谷浑。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并对唐帝国之西北造成严重威胁，主要原因便是其能凝聚这些被泛称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们常用于内斗的武力侵入唐帝国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资来强化此军事联盟的凝聚。唐帝国恐党项、吐谷浑部族为吐蕃所用，因此让大量党项部族移入于今日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8世纪中叶，内徙的党项各部常相结为乱，他们或成为东侵的吐蕃军劫掠的对象，或加入吐蕃军以掠夺唐帝国州县，或加入唐军以对抗吐蕃。[449]总之，因党项羌为处于吐蕃与唐之间的许多分散部族，这些部族各自选择有利于己的生存之道。在如此乱局中，特别宜于党项羌各大姓家族势力发展。这些相当汉化的大姓家族，各自招徕族人，吸纳各方流离亡叛，盘踞一方；此情况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陕甘一带的羌人豪帅类似。

9世纪时，在立国约历200年后吐蕃各部“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450]，主要原因为其无力消弭内部因资源不足而生的部落战争，也无力约束各大小部落的“移动力”——不只是空间上的移动，也包括“认同”上的变迁——与自作抉择的能力。在东边，进入陕甘、宁夏等地的羌人部族，如汉晋时期的羌人一样，很快地融入中原王朝西北疆的政治、经济与族群文化中，相反的，他们与吐蕃的关系反而日益疏浅。[451]乱世利于举族（部落）迁来关陇的羌人豪酋扩张其权势，唐末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李氏便是如此的地方豪强。10世纪末至11世纪，该家族的李继迁扩张其势力，其孙李元昊建国大夏（1038至1227年）。在宋与夏之争夺下，许多原来行游牧或农牧混合经济的党项羌部族或成为大夏治下之民，或被宋帝国移入边境州县内。被移入宋、夏农垦区内的党项族渐成为定居农人，留在青海东部与邻近甘肃地区的党项羌人则仍行游牧或农牧混合经济，此与汉代羌人的结局相同。

所以，到了宋代一切又回到原点。除了在青海地区曾短暂出现领域小的确厮啰政权（996至1065年）外，高原河谷游牧地区没有再出现过较大的政治体。居住于河湟以及今日“朵”（约指青海东南部说安多语的藏族地区）、“康”（约指川西大渡河流域及邻近岷江上游地区）过去被泛称作“羌”的各部落，在深受吐蕃文化影响后，被中原帝国之人泛称为“番”或“西番”，然而他们经常在相互侵夺、复仇的部落、村寨战争中，仍有如汉代之西羌，并没有太大改变。

从以上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得知，河湟与关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陇移民常随中原帝国之军政势力进入河湟，占据谷地，造成河湟变乱。河湟有乱，便有大量河湟部族入侵或受迫迁入关陇，并造成关陇之政治社会动荡。在关陇之乱世中，容易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或王国政权，[452]部分此种政权之建立者其祖源为河湟之族。河湟与关陇有如此密切关系，然而历史上平“羌”或讨伐“番”的将领往往来自于关陇。这些将领，如汉代的段颎与民国时期之西北军阀马步芳，他们都深知羌人（或朵康之人）自为其主、相互掠伐的部落特色，因此能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联合或吸纳一些部落来打击其他部落。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由于在历史上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多次组成庞大的草原帝国，更有部分游牧国家得以征服中原而成为中国史上所谓的“征服王朝”，因而许多学者尝试建立一种历史循环论来说明这些游牧国家之兴衰，以及其与中原帝国治乱之间的关联。以下我举两位学者之说为例。

20世纪上半叶曾在中国北方居留近30年的拉铁摩尔，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曾提出如此看法：

……约两千年来，由前汉到19世纪中，内亚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可说是由两个循环圈——草原上部落分立与统一的循环，以及中国王朝一统与崩溃的循环——所构成，两者模式相异，但在历史过程上又彼此相互牵动。[453]

在草原帝国兴衰方面，他以机动力（mobility）与财富（wealth）之此长彼消，来解释其历史变化。他指出，一个游牧政治群体征服并统治中国，他们便逐渐失去草原部族优势，也就是失去移动所带来的机动战斗力，并安于农业定居生活。然而对定居农业人群的剥削达到某一程度时，他们不是亡于内部叛乱，便是亡于新兴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中原强大王朝的出现，可以控制并垄断财富资源，让北方游牧部族成为其附庸。而这些居于北方的附庸部族失了财富，反而得其游牧机动力优势，他们借此力量威胁中原王朝，于是以机动力来榨得财富的事重复发生。他指出，清代满洲政权是此历史循环的尾声；清朝政权善用“旗制”来分散蒙古草原部族，划分并限定其领域，如此也削弱了其移动力。同时失去机动力的牧民，在其王公与中原商人的合作下更成为商业与高利贷的祭品。[454]基于此，他又提出一个游牧政权兴衰的四阶段论。在第一阶段，他们利用游牧武力控制与定居人群间的贸易。第二阶段，以游牧部族武力来维持一个混合国家，从定居农人、商人、工匠那儿获得贡税。第三阶段，此政权统治阶层陷入维持战力与享受贡赋的两难之中；最后他们与保有战力的游牧部族愈来愈疏远。第四阶段，也就是在建国后第三或第四世代时，此政权统治者已无法掌握军事优势权力，于是国家分裂，外围部族叛离。[455]

拉铁摩尔还提出一贮积区（reservoir）概念。他以“贮积区”来指称辽西、内蒙古、甘肃与中原帝国相接邻之域，也就是长城沿线的边缘地带。他认为，不但典型的北方草原游牧社会源出于此边缘地带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后来在历史上统一北方草原或更南下统一中原的部族，也多出于此地域。因而“贮积区”可视为他所称的两个历史兴衰循环圈——北亚游牧世界与中原帝国——的发展关键。草原帝国与部分中原帝国之兴由此，其败亡也由此。他指出，整体来说纯草原游牧是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因此草原部族经常脱离纯游牧南下到草原边缘的混合经济地区觅求资源。便因如此，“贮积区”成为各种典范与秩序（如北方草原帝国与南方中原王朝）的边缘或边缘交迭之处，历史变迁与战争大多由此产生。出于此地区的混合经济政权，由于有兼管定居农业与游牧社群的经验，常能建立起兼领中原与草原的大帝国。[456]

巴菲尔德教授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可说是续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后，研究中国北疆各种游牧与定居人群政治体之互动最宏观且最有体系的著作。首先，作者指出，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之凝聚，极依赖他们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也随之解体。其缘由是，草原游牧帝国之凝聚需要有外来物资的挹注；外来物资在游牧政权中的层级分配，则可强化各层级的领导威权。中原王朝也需要统一的北方游牧政权，与此政权妥善打交道可以稳定其北疆。其次，与此相关的，他认为草原游牧帝国从中原王朝得到物资通常有两种策略，“外边疆策略”与“内边疆策略”——前者指的是以武力入侵，从中原王朝获得物资；后者指的是游牧部族（如匈奴呼韩邪单于所部）势力弱时他们归顺中原王朝，入居边塞，利用中原王朝之贴补而恢复势力。[457]

最后，中国历史上诸“外来王朝”的兴起，其背景常是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皆溃解之时代，且其兴起过程循一定模式。这模式是，在北方混乱局势中，三波游牧部族力量相继进入华北，逐步建立起“外来王朝”。首波常为草原部族，如南北朝时期的刘聪、石勒等所建前赵、后赵政权，他们有很强的战斗力，其部落组织也利于军事联盟的凝聚。然而他们长于战事与征服，却不善于占有广大土地及统领众民的治术。因此，这样的北方小王朝常是短命的。取代它们的第二波王朝则不同。它们兴起于中原的边缘地带，如河西走廊及西辽河流域，远离北方割据政权相攻伐而烽火连天之地。在此他们学习如何在一个小政治体中发展一套二元体系，以分别管理定居农民及游牧部族。这样崛起于边缘终而入主中原的政权，最成功的多出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如南北朝时慕容鲜卑所建的前燕、后燕，及宋代时契丹所建的辽等。然而他们无法统一华北，其势力也因内斗而削弱。第三波的外来部族常原为第二波外来政权下的属国，也出于东北地区，如南北朝时最后开创北魏政权的拓拔鲜卑，以及宋代建立金朝的女真部族。他们质鄙无文，但有强大战斗力。在取代第二波外来政权后，他们采用前政权的二元统治制度，并迅速扩张势力统一华北。巴菲尔德也指出，蒙古人所建的元帝国不同于以上“外来王朝”。在统御体系上，蒙元虽有二元体系但不若满州“外来王朝”那样依赖汉人官僚。最后在面临政权存亡危机时，蒙元也不若满洲“外来王朝”那样极力维护其中原领域，而是很快退回草原。继起的明王朝，其对付北方草原部族的策略也不同于从前各中原王朝。明王朝宁忍受多股草原部族势力掠边侵扰而不愿对草原部族联盟妥协，也因此让这些草原部族联盟难以维持（因无法获得必要资源），更无法继续发展为草原帝国。然而在明末中原政权濒危时，最后入主中原的仍是崛起于满洲的清人。[458]

基于对游牧经济生态与相关资源环境的了解，以上两位学者都对古代中国周边各种类型游牧政权与中原帝国间的互动模式有精辟的分析。拉铁摩尔关于游牧国家兴衰之说，颇似14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历史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论。在西方，伊本·赫勒敦常被认为是最早尝试探索人类社会与政治组织变迁模式的历史学者。在其名著《历史概论》（The 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他认为在沙漠中行骆驼游牧的贝都因人为阿拉伯世界最纯正、勇敢并有优良品德的人群。他强调贝都因人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出的坚忍、勇敢奋进之精神，强调他们有纯正的血缘，以及共同血缘传承所强化的群体情感（group feeling）；这些使他们得以获得财富并建立王朝。第一代统治者仍以家族内之群体情感为重，能保护群体利益。第二代统治者在繁荣、奢华的定居环境中成长，他们开始排除亲戚及族人，信任与自己无亲缘的部属、随从。第三代统治者之奢侈开销继续增加，相对的，军事力量减弱，众叛亲离，甚至开始依赖他族武力的保护，最后终造成王朝的崩溃。[459]拉铁摩尔也指出定居与财富让一个游牧王朝腐化；然而他认为财富让建立王国的游牧部族失去机动力，而机动力是一游牧部族得以战胜定居政权的主要优势。相对的，伊本一再强调的部族“群体情感”，并未出现在拉铁摩尔的论述中。

拉铁摩尔提及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两个兴衰循环圈，也注意到此两个循环圈似有些关联，但他终究并未言明。在巴菲尔德的著作中，他以人类学者所见游牧社会之分群性结构来解释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兴衰互动关系。游牧社会之分群性结构，使得他们得以视敌对群体的大小而弹性调整部族聚合的规模；当中原帝国一统时，草原部族也须凝聚为对等的政治群体才能从中国得到所需物资。从中原帝国得到的物资，在游牧政治体中由上而下的层层赐予、分配，可强化游牧政权之结构。[460]相对的，当中原帝国分崩离析时，草原上的大游牧汗国便难以存在了。巴菲尔德也同意拉铁摩尔之说，认为草原边缘地区是孕育游牧国家的温床，这种草原边缘主要是辽河流域的满洲地区。

历史本相与表相

以上两位学者的草原与中原帝国历史循环论，大致符合我们所知的历史事实，然而亦无法否认，其间有些不符规律的异例。这样的历史循环规律即使存在，也是史家之选择、归纳所得；它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为何“存在”，它也不能说明相关“历史事件”为何发生，更不用说，它无法解释循环规律与历史事件间的关系。

我认为，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更正确地说，它们产生于在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历史本相与表相之关系，如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所言之社会本相与表相（表征）的关系——表相在本相中产生（th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本相也因表相而存在（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461]历史事件（表相）虽深受一些历史本相影响，但在“人”的行动抉择下，它们不尽然应和历史本相，有时也违逆并修饰历史本相。在如此对历史的认知下，历史研究的一个要旨是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探索中，尝试认识造成历史事件的历史本相，以及更重要的，“人”在历史本相（对个人而言也是社会现实本相）下的顺服、违逆等行为抉择。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在本书第二章中，我说明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间之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

汉帝国与北方游牧部族间发生的战争、和亲、贸易、移民等事件，是此种历史本相形成后最早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也便是我所称的历史表相。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我分别说明蒙古草原、河湟高原河谷、辽西森林草原，三种不同环境下的游牧部族如何组成不同的游牧社会政治组合——匈奴的国家、西羌的部落、鲜卑与乌桓的部落联盟——以突破华夏或中原帝国的北方资源边界，或以之应对华夏资源边界的扩张。

游牧国家、部落与部落联盟

在人类历史上，为何有些人群只建立鸡犬相闻的小社会，有些却建立起横跨大洲的世界性帝国？为何蒙古草原上的匈奴部落能组成经常性的国家，而河湟游牧部落连组成部落联盟都有困难？人类的“理想国”究竟该多大，或多小？曾有人类学者对人类领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提出一种生态性解释，他们认为人类群体领域的产生，是由于在此生存资源丰富且可以预期，控制这些资源可使生存得到保障，一人群因此愿付出代价来利用及保卫此一领域。[462]在游牧社会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域规模大小，在于其必须能满足及保障牧民四季游牧所需的资源。[463]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说明游牧是一种难以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游牧人群相当依赖游牧之外的辅助性经济来源，而各种辅助性经济活动又涉及不同的空间领域需求，因而又涉及与不同的“外人”互动。因此游牧人群的政治组合与经济领域规模，经常非由游牧生产活动来决定，而相当程度取决于其辅助性经济。汉代匈奴、西羌与鲜卑（以及乌桓），便各自在其特有的辅助性经济与相关空间领域下，形成不同的游牧社会政治组织。以匈奴来说，蒙古草原上缺乏农业而狩猎所得又极有限，各部落之游牧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且难以预期与掌握，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区域（领域）扩张至与汉帝国、西域诸国、乌桓、丁零等地人群邻接之地，通过掠夺、贸易、征贡税等活动向外扩张其生存资源。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而言，这些是较稳定且能预期的生存资源。因为他们通过掠夺（战略性掠夺）、贸易向外取得主要辅助性资源的对象是如乌桓、鲜卑、乌孙那样的大部落联盟，或如汉帝国那样的庞大帝国，因此超部落的国家成为争取及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

然而，匈奴的国家有其内在矛盾。对牧民而言，“国家”让他们由贸易、掠夺等辅助性生计中得到些生存资源，然而他们的游牧本业却因“国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它破坏了游牧经济中分散、分群（segmentation）、平等自主原则（egalitarianism），以及人力运用的平衡。后来，这样的政治结构只赖对外压榨、掠夺所得之奢侈品，经层层分配、赏赐来建立与维持其国家权力体系。在许多学术研究中，我们经常读到游牧帝国对于周邻定居国家予求予取的历史。[464]事实上，游牧国家并不是在任一方面都占有优势。游牧人群的经济生产及其社会结构间有紧密而又敏感的关系，而且都受某些结构性原则影响——其中“分散”可能是最重要的结构原则。由匈奴的例子来看，过度集中（中央化）的政治体制及由此产生的对外政策，显然严重影响了游牧经济与社会的分支性（或分散性），也影响了游牧生产活动的人力配置。这是匈奴国家政治体最大的弱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匈奴一再受创于大量的牲畜被掳或死于天灾，其内部又不时有部落分裂活动，同时他们又需要在战争中掳取畜产、人民。

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环境，使得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山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掠夺（生计性掠夺）——使得一个美好的河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一个河湟西羌部落的资源竞争对手，或他们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邻近觊觎、争夺美好河谷的其他西羌部落，也因此，部落成为保护人们及其生存资源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组织。部落的分支性结构及平等自主原则，更使得每一小群体都有能力自作重要抉择，以在此环境中求生存。于是各大小部落为了争美好的河谷草场争战不休，无止的部落战争使得各部落互相猜忌、仇恨。在这样的经济生态下，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可以说，造成及影响羌人社会政治结群的最重要外敌不是汉帝国，而是其他羌人部落，即使在与汉帝国作战期间也是如此。这也说明，为何汉帝国可以利用羌人部落来攻击或防御另一些羌人部落。

两汉时期的乌桓与鲜卑，在辅助性经济、游牧社会组织与领域观念上显然又不同于匈奴及西羌。辽西及其邻近地区在环境上富多元变化，因此也孕育多元的人类经济生态。一般而言，在人群生计的稳定性与资源可预期性上，本区之北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地区，不如宜牧的西方蒙古草原，也不如南方较温暖而宜农的辽东与辽南地区。因此乌桓与鲜卑各部族经常由北方迁至辽西，再由此往南、往西及往东迁徙。因此，不同时间、空间中的乌桓与鲜卑其经济生业有相当差别。各地部族之经济基础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像匈奴各部落一样组成领域广大的国家。他们也不同于西羌部落那样固守一部落领域，而是经常向外迁移，寻找宜于农牧之地与贸易、掠夺的机会。在此情境下，部落联盟是一非常有效的组织机制。与匈奴国家相同，乌桓、鲜卑部落联盟之主要功能为对外获得资源。与匈奴国家不同的是，此部落联盟对内的控制不十分严格，它并不维持部落内的秩序，而让内部各游牧、半游牧及其他生业群体能自作重要的生计抉择。这样的部落联盟，能避免“国家”对其内部群体移动力的限制与羁绊，又在共同追求外在资源的行动中减少“部落”内斗造成的耗损。更大的长处是此种部落联盟的包容力与转变力；它能将纯游牧的部族与半农半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甚至农耕人群结合在一起，它也因着内部群体成员与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因此，不同时期、地区的乌桓与鲜卑，在成员内涵与政治社会组织形式上有相当差别。东汉至魏晋时，有些鲜卑部落联盟吸纳大量汉人农民、士人，有些吸纳大量的草原游牧部族；其部落联盟或转变为游牧国家，或转变为仿汉式的北方政权。

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蒙古草原上不断出现一些大型游牧汗国，东北森林草原地区各部族也经常形成部落联盟，河湟及朵康地区之高原河谷、溪谷中各部落仍争战不休。以上所见循环、重复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似乎显示某些环境、人类生态与社会组织之“本相”难以被改变。蒙古草原、辽西森林草原与青藏高原河谷，皆各有其环境特质；在此环境与情境中，人们在游牧及其他经济策略以及社会组织上的选择，以及与中原帝国间的互动，似乎也循着一定轨迹。以此而言，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也是一种历史本相。

历史本相的延续与变迁

如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历史。在北方蒙古草原上，一个接一个的游牧国家兴起，而后发生内部分裂；其模式经常是接近长城的部族与其他部分发生分离——南北匈奴的分裂、东西突厥的分裂、内外蒙古的分裂。在东北的森林草原地带，一个个游牧与混合经济部落联盟崛起，它们南下或转而西进，蜕变为草原国家或中原式政权，或成为兼统草原与中原的帝国。在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诸部落各拥其河谷盆地与山间溪谷，相互猜疑、防范与彼此争夺。在吐蕃王国时期，他们曾加入吐蕃为其精锐前锋。无论是入侵或被移徙于帝国西北边郡，当他们一进入陕甘、宁夏等地，便如汉晋时期的羌人一样，融入本地社会，并造成或加剧王朝西北疆的混乱局面，其领袖或因此成为割据一方的“西北军阀”。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因应着两个历史本相而生。一是，蒙古草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二是，更基本的，中原王朝所维持的北方资源边界。

这便是我所提及的，一些历史本相在汉代已形成；后来的历史发展，大致便是此本相下的一些表相。作为“表相”的历史事件，产生于历史本相下人们的行动抉择。这样的历史表相，它们不只是强化并延续历史本相，同时也逐渐修正、改变历史本相。因此，汉代以后长城两边的历史并非没有变化；更不能说，作为历史表相的各个历史事件不重要。相反的，每一个历史事件——被书写历史所记载的以及不被记载的——都强化、修饰或改变历史本相，端视历史上的行为者对现实本相的顺服、修正或违逆。这样的观点不同于历史循环论；它强调，历史中“人”的行动抉择，也就是“人”突破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等种种“结构”边界的意图与作为，能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在个人或群体追求安定、有保障的生存动机与行动抉择下，许多跨越边界、违逆现实本相的事件发生，但不为历史所记载。因为历史记载本身是一种历史本相下的表相，它倾向于以定性化、模式化的书写（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创造能强化此本相的历史记忆（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产生的文本，分别强化中原帝国、郡县与家族等现实本相）。然而个人突破种种边界的行动抉择，偶然也出现历史文献记载中，如在长城边缘，战国时燕人卫满率众入于辽东，汉代北方边郡巨室人家的奴仆听说游牧生活好而纷纷逃往匈奴，[465]汉至魏晋大量“五胡”部族渗入长城内，明清时期更多的穷困汉人农民出关外、走关东，[466]清代汉商深入蒙古草原；又如唐太宗由中原皇帝兼任草原共主（天可汗），蒙古俺答汗鼓励部众与汉人农民共同开发垦殖土默特平原，清雍正帝写《大义觉迷录》斥责狭隘的血缘正统主义，元代有蒙汉史家认为统天下者无论来自草原或中原皆为炎黄之后，清代许多川西羌人自称祖上为来自“湖广”的汉人，或说是吐蕃名门之后。便是如此，许多人跨越种种边界、突破历史与现实本相的作为，创造了一些异类的历史表相，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满洲已是关内移民者的新天堂，近长城的蒙古草原与长城内成为一体，在西北或西部，由关陇到河湟或由川西到朵康都呈现一片汉、藏、回之间的渐变光谱，其间并无明显的民族与文化界线。便在如此之历史本相下，中国接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洗礼而进入其近现代时期——中华民族及基于此之民族国家，成为历史演进下的新历史本相。

结语　边界·移动·抉择

有卓越移动能力的游牧人群以及他们与定居人群互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过去”与“现在”有何启示？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出现，历史上他们与长城内定居农业帝国的互动，对我们了解由“过去”到“现在”的变迁有何启示？

启示不同于理解；理解带来一种“解释”（explanation），而我期望，启示带来的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历史解释，建立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安排上，由此历史（记忆与叙事）产生其现实意义。历史诠释，则将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表征，分析产生此表征的社会本相，以及人在其间的情感与意图。对历史不同的解释，产生对历史（所谓史实）的争议，因此也常导致各自坚持其历史的人群间之矛盾与冲突。而我所称的历史诠释，并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而期望从表相中了解本相，此也是一种启示知识（knowledge of revelation）。希望知识能让我们了解“过去”，因而对我们所处之“现在”有多一些的认识，也期望能因此化解人群间的冲突与敌意。以下我从边界、移动与抉择三方面，说明对汉代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之新诠释与理解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边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范定在层层边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对于人来说，得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边界；过于干旱的沙漠，荒寒的冻原，不宜植物生长的高原，野兽噬人的森林，难以立足的沼泽。层层的自然环境因素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在这些自然环境边界内，人利用种种办法来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也设法突破自然环境对人类造成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自新石器时代驯养动物与种植作物以来，人类便在扩张其可利用的资源边界。而一个巨大的突破，便是利用草食性驯养动物的游牧。约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人们先是利用马、牛、羊，后来又利用骆驼、牦牛、驼马、驯鹿，让人类活动的足迹广布于农人难以利用的欧亚草原，并逐步深入沙漠、冻原，攀上高山、高原。

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边界”。这些共享与保护资源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造成家族与家族间、部落与部落间、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再来便是，在家庭、部落与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次群体，因此他们间又有些“边界”。如在游牧社会之多妻家庭中，每一妻子与其亲生子女形成一次群体，而与家庭中其他的母亲/子女群体有所区别。部落中常含有更小的部落，通常也是一家族部落；部落与部落间，小部落与小部落间，皆以各自的“祖先”来团结与区分。如此便在大的外层边界内又有其内层边界。

各个人类群体内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男性与女性有别。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男女身体之别被强化为性别“边界”，如此区别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社会权力与资源共享。人类社会中又常有王室、贵族、武士、平民、奴隶，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本地人与外来者，等等之区分。经常，通过一些历史记忆，王室、贵族、武士等为征服者之后裔，平民或奴隶为被征服者之后裔。即使在今日“公民社会”，在共享公民权利的人群中“历史”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边界，以区分谁是社会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谁是社会边缘（外来者、原住民与少数民族）。

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边界维持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及其施于个人的威权，这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种种人群边界的维持，又赖于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一层层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让本群体的英雄祖先神圣化，因此边界让人恐惧而又崇敬——边界使得圣洁与污秽成为一体两面。宗教，特别是护卫神信仰，以神作为人群资源边界的守护者，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467]边界与秩序之维持，又赖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历史叙事模式与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个人之社会书写与行动的文化，让人们产生合宜的、遵从种种边界的文本与行为。

移动

汉代中原北方与西北的匈奴、西羌与乌桓、鲜卑，其社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以上种种人群边界，但他们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以资源空间边界而言，匈奴国家“边界”远长于西羌部落的“边界”。而相较于匈奴与西羌来说，乌桓、鲜卑的资源边界极不稳定。以社会阶级而言，匈奴社会中的人群阶级边界也强于西羌、乌桓与鲜卑社会之阶级边界。然而这些游牧社会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边界”，而是人们在其间的“移动”与因此导致的边界跨越。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等，他们跨越边界的能力与方式也有别。

游牧人群的移动力，主要来自于其主要财产（牲畜）都长了脚，来自于其生产方式不固着于土地，来自其“作物”随时可收割（牲畜随时可食）无须等待秋收。生存于资源不确定的环境中，这样的移动力是必要的。人畜在空间上的移动力，也让他们有能力突破其他社会“边界”，或因此造成社会群体认同上的“移动”。譬如，为了维持边界，定居国家社会强调军人勇敢奋进的战场道德，而匈奴却是“不羞溃走”，“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又如，以礼义约束私利，让社会君臣、长幼阶序边界得以维持，但根据《史记》记载匈奴则是：“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在汉史籍记载中，匈奴之衰常由于国家无法约束部落的徙离，或相互攻伐，这也表示各部落的移动力让他们得以突破单于政治威权所设下的“边界”。

《后汉书》对西羌的描述为，他们没有君臣阶序，没有哪个部落能统领其他部落；部落强大了便分化几个部落，弱小的便加入其他部落。可见其社会阶级边界极为模糊，部落边界也常改变。史籍记载，汉代羌人豪酋所统领的部落人众常在数年间倏然起落，这显示加入或脱离一个部落，也就是跨越部落边界，对本地游牧人群来说更是平常的事。相对于匈奴部落“各有分地”，西羌各部落的资源边界常是不安全、不稳定的；野心勃勃的部落随时想突破边界，夺取邻近部落美好的河谷。可以说，西羌牧民的“移动力”，或说突破边界的动机与能力，远大于匈奴牧民——比起匈奴，他们更不尊重政治威权，更不为社会规范所拘（杀人偿死，无它禁令）。他们如此不受“边界”所拘的部族文化，使得东汉帝国将他们移于西北边郡的羁縻策略彻底失败；羌人部落到处移动流窜，酿成整个帝国西部州郡残破的大祸。

匈奴以“国家”来维持及扩张其势力所及的资源边界，西羌以“部落”来维持与争夺各个河谷的资源边界。然而游牧人群的“移动力”常造成匈奴国家衰败，或造成西羌部落解体。这样内在各部落人群之“移动力”带来的不稳定，也见于乌桓与鲜卑。然而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是一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加入或迁出）的组织。部落联盟在空间上“移动”（由北往南或往西迁）以追求更有利的资源情境，并纳入新盟友（草原游牧者或华夏边缘农民）。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中原式政权。以上几种“移动”，使得乌桓、鲜卑成为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

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汉帝国如何出塞北伐匈奴，匈奴单于如何率众南侵；历史也告诉我们，西羌先零、烧当等部落的兴衰，以及羌人大豪迷唐等势力之起落。这些历史叙事中的“国”“种落”“匈奴”“鲜卑”等群体符号，以及“英雄”符号如汉武帝、檀石槐等，还有英雄从事的战争与南匈奴附于汉帝国等事件，构成我们的历史知识。这样的知识忽略的是，许多个人与小社群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抉择。他们不是“匈奴”“鲜卑”，也不是“英雄”，其所为常被历史忽略，然而他们的行动抉择却常造成历史变迁。

我们若暂且抛开那些国家、民族、部落、英雄，回顾前面几章的历史，那是“人”的抉择，让李陵、贰师与汉富室奴仆投入匈奴，让匈奴南侵兵团中不断有个人、部落投入汉帝国之中，让一个约10户的西羌牧团自行决定该与汉军作战或投降，让10余万帐的匈奴牧民变成鲜卑，让檀石槐引进渔业来弥补农牧生产之不足，让俺答汗接纳汉人逃兵、难民在土默特行农垦。

这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便在如此的边缘情境中，入于长城的部分鲜卑贵族自称“炎帝”之裔，北朝时的华夏士族学鲜卑语及弹琵琶，出身西羌的后秦君长自称黄帝子孙并崇尚孝道，出于鲜卑的北魏孝文帝在族人中行华夏化政策。便是亲近人群间的相互歧视、夸耀与模仿，在北族与华夏之生活与文化交融中，华夏的族群边界发生变迁——结合黄帝与炎帝的“炎黄子孙”概念在魏晋到隋唐间逐渐萌芽。但它并未完全取代“黄帝之裔”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兴时，“黄帝后裔”与“炎黄子孙”两个概念仍并存而不悖。这两个概念内涵有别——前者代表“边界”明确的华夏认同，后者是较能包容“边缘”的华夏认同。

不是所有的人或人群都有同等的抉择以跨越边界的能力。在许多情形下，如前所言，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困于边界之中，而对自身命运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的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于种种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安于自己的宿命。

以此而言，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可有一种新理解。这并非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游牧经济中的“移动力”，让他们得有卓越的战力。然而，毕竟游牧经济中的要素“移动”配合着“抉择”，每一个基本游牧群体都须对“移动”自作抉择。匈奴国家——国家组织其内部阶序——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终而由于各个游牧群体的“移动”与“抉择”造成匈奴内部分裂。

西羌不同于匈奴，一个相当小的牧团对与汉帝国间的战与和都能自行抉择，因此所有应付汉军的部落结盟都是短暂、不稳定的。汉军很容易打败这样的羌人部落联盟，但汉军的“胜利”并不能让羌人降服与归顺。因为汉军只是打败了迷唐、滇零等羌人豪酋，但许多部落、牧团与这些豪酋间的关系只是暂时性的依附；他们可以选择离去，加入另一个部落联盟，再投入另一场战争。因此这是一场没有胜方的战争。汉帝国将许多羌人部落移入关陇，也就是企图以华夏帝国内既有的层层“边界”，将羌人约束在帝国秩序之中。然而最终，羌人的“移动”与“抉择”反而瓦解帝国西北疆一切的边界与秩序。

乌桓在东汉之后的中国文献中逐渐销声匿迹，唐代的鲜卑士族多成为炎黄子孙。一般认为，其“民族”被汉化而入于华夏。然而从另一角度，在长时段历史上，乌桓、鲜卑一波波地南迁、西迁，其部落联盟也不断纳入新成员，并因此改变其族群与社会本质。以现代话语来说，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之间以及草原之胡与东胡之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北社会注入新血。

虽然，如本书第六章所言，东汉以后森林草原、蒙古草原、西北高原河谷各游牧人群的经济生态、社会组织，以及其与中原帝国的往来互动，皆大致循着汉代至魏晋600余年所经历及所缔造的“模式”。但若我们注意“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模式”中细微的符号变化，也就是构成社会、造就历史的“人”之情感、意图与其行动抉择，我们可以发现，也可以理解，到了明清时期所有中原北方游牧与定居人群的边界都已成为模糊的边缘。

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汉帝国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800多羌人豪酋，魏晋时一个鲜卑贵族自称“黄帝子孙”或“炎帝之裔”，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并将其部落南移至长城边；我们应如何描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史家或指出事肇因于羌人叛服无常，或称此显示鲜卑之汉化，或称汉帝国终于赢得与游牧帝国间的战争。在另一种历史观点下，历史学者指出汉帝国对羌人的残酷与霸道，说明鲜卑以一外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征服王朝，或称南降的匈奴只是换个策略来掠取汉帝国的资源。这些多少只是读史者各据立场，各据其认同，对事件表相的描述与批评。这样的描述、解释、批评所构成的历史记忆，再度强化各种认同“边界”。

因此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书写、研究者之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如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与社会文化现象有不同的描述与理解。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不同学科之学者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边界”。我们可以凹凸镜来作一比喻。我们所见的文本与表征，皆如一个凹凸镜面上所呈现有些扭曲的“表相”，我们永远无法全然了解镜下被观察的物体，也就是“本相”。这凹凸镜，便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知识训练背景所造成的认知偏见，一种扭曲物体本相的镜片。研究汉代北亚各种游牧人群，学者所根据的基本史料——汉魏晋时的几部中国正史——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凹凸镜面上的表相；此凹凸镜，同样，便是汉晋华夏史家的社会文化认同与其知识背景。如此，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大家都带着凹凸镜来观察一个本相，其所见、所描述永远只是镜面所见的“表相”，那么我们如何可能了解事实本相？

在本书中，以及在我其他著作中，我所尝试的一个方法便是“移动”——移动这个凹凸境，突破各个学科的边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相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有多一点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此“凹凸镜”的性质有些了解。[468]汉晋中国史料亦然。汉晋中国史料之珍贵在于，它们描述了三种游牧人群与华夏帝国的互动。也就是说，若游牧经济及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是一本相，我们可将汉晋史家所描述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发生的事件，都当作是镜面上的“表相”；比较史籍对这些游牧人群不同的描述，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发生不同的事件，便像是左右移动着凹凸镜片，由镜面变化来观察、了解下面的“本相”。

通过如此以及其他方法，我所强调的反思性研究也便是：希望借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之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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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s，ed.by Fredrik Barth（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9），9-38.

[2]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Waveland Press，1961），130-131.

[3]Marilyn Silverman＆P.H.Gulliver，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4]P.H.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55），108-117.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简体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简体中文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简体中文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

[6]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1983；Madison, 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19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7]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Re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ranslated by Naomi Walford（1939；New Brouswick,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0）.

[8]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1952）.

[9]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Basil Blackwell Inc.，1989）.

[10]Sechin Jagchid＆Van Jay Symons，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11]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2]指青海东部、南部及四川西北松潘草地一带。

[13]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Ph.D.dis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1992）.

[14]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65本第2分册，页375—434；《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67本第1分册，页195—238。

[15]这是指较严格定义的西欧、美国人类学者所进行的民族志调查工作而言，实际上广泛的游牧社会民族志调查在这之前已有许多文献；俄罗斯方面的调查记录更多，由帝俄时期到苏联（USSR）都有许多官私观察、调查记录。

[16]Wolfgang Weissleder ed.，Nomadic Alternative（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

[17]Avi Perevolotsky，“Herder-Farmer Relationships in the Tropical Desert of Piura：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nd Variable Environment，”in David L.Browman ed.，Arid Land Use Strategies and Risk Management in the Andes（Boulder＆London：Westview Press，1987），28-30.

[18]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16-17.

[19]Ibid，22-23.

[20]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The Āl Murrah Bedouin of the Empty Quarter（Arlington Heights, Il.：Harlan Davidson, Inc.，1975），18-19.

[21]Emanuel Marx，“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79（1977）：344-347.

[22]Wilfred Thesiger，Arabian Sands（London：Longmans，1959），1；引自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35。

[23]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Nexus of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m（Prospect Heights, Il.，Waveland Press, Inc.，1968），5.

[24]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版，页110—114；北京社科文献版，页66—70。

[25]游牧人群是否以畜养动物为主要生活资源，这一点在学者间仍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游牧人群事实上多依赖多种的资源，其中牧畜资源有时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然而因为牧业收入在人们的生计中常扮演救命解急的功能，因此人们皆乐于说“我们是牧人”。见Emanuel Marx，“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79（1977）：344。

[26]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13.

[27]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13.

[28]H.Epstein，“Cattle，”in Ian L.Mason ed.，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New York：Longman House，1984），14.

[29]H.Epstein，“Cattle，”in Ian L.Mason ed.，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7.

[30]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6.

[31]Frederick E.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London：Hutchinson of London，1963），130.

[32]I.L.Mason，“Camels，”in Ian L.Mason ed.，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107.

[33]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21.

[34]Frederick E.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363-364.

[35]Richard W.Bulliet，The Camel and the Whee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1975]），1-27.

[36]Ibid，87-110.

[37]H.A.Koster，The Ecology of Pastoralism in Relations to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the Northweast Peloponnese（Ph.D.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1977），quoted from Rada Dyson-Hudson＆Nevelle Dyson-Hudson，“Nomadic Pastoralism，”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9（1980）：28.

[38]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63.

[39]E.E.Evans-Pritchard，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16-21.

[40]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27-28.

[41]Derrick J.Stenning，Savannah Nomads：A Study of the Wodaabe Pastoral Fulani of Western Bornu Province Northern Region, Niger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42]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26.

[43]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6.

[44]Ibid，16.

[45]Thomas J.Barfield，The Central Asian Arabs of Afghanistan：Pastoral Nomadism in Transi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37-39.

[46]Nazif Shahrani，The Kirghiz and the Wakhi of Afghanistan：Adaptation to Closed Frontiers and Wa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9）.

[47]Elizabeth E.Bacon，Central Asians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e Change（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29-30.

[48]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54-55.

[49]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The Hague：Mouton，1963），28-29.

[50]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New Haven：HRAF Press，3rd edition，1962），33-34.

[51]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79），22-24.

[52]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18、56、80。

[53]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页84、169。

[54]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30.

[55]Robert B.Ekvall, Fields on the Hoof，19.

[56]刘衡如等，《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新西康》第1卷，第—期；引自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页47。

[57]虽然如此，一个游牧部落是否能随便离开其牧地，仍要看当地、当时的部落关系，草场分配及本地“庇护逃难者”的传统。

[58]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92-94.

[59]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34-44.

[60]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33-35.

[61]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页77—78。

[62]青海省编辑组，《果洛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页81。

[63]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5.

[64]Ibid，9

[65]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27-29.

[66]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39-47.

[67]虽然在许多自然资源匮乏的地方，游牧人群以各种社会组织（牧团、家族、部落）来拥有及保护一定的牧区，但这些牧区常与其他游牧人群的牧区或农区交错，并且，几乎所有游牧社会都允许邻近部落或部族因紧急避难而来共享自己的草场。谁都可能有不时之需；这样尊重他人紧急避难权的传统，也是人们在此多变的、边缘的环境中的一种生存策略。

[68]Jack Goody，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1-8.

[69]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50-51.

[70]Thomas J.Barfield，The Central Asian Arabs of Afghanistan，121-122.巴菲尔德书中的例子，富人与穷人的家庭虽定居下来，但穷人提供劳力为富人放牧，因此他们都并未真正离开游牧经济。虽如此，我认为这样的“游牧经济”已远离传统的游牧活动与社会密切结合的游牧了。

[71]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9.

[72]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53-54.

[73]然而此时他们，如从事农耕、畜牧与渔猎的达斡尔蒙古族（Dagor Mongol）已是定居的混合经济人群了。相关资料见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198-200。

[74]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84.

[75]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页82；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6；台北：南天书局，1987，影印本），页23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书编辑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页90。

[76]E.E.Evans-Pritchard，The Nuer，75.

[7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78]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9.

[79]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页342—343。

[80]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46.

[81]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45-165.

[82]Marshall 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New York：Aldine Publishing Co.，1972），193-195.

[83]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95.

[84]Louise E.Sweet，“Camel Raiding of North Arabian Bedouin：A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67（1965）：1132-1150.

[85]王涤瑕，《榆科见闻记》，《康导月刊》，1938年，第4卷第1期；转引自《康区藏族社会调查资料辑要》，页249—250。

[86]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页17—18。

[87]E.E.Evans-Pritchard，The Nuer，127-131.

[88]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62-66.

[89]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11；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62.

[90]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70-81.

[91]据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克拉德的观察，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多妻家庭中第一个妻子的地位高于后进门的妻子；哈萨克的Great Horde多妻家庭中各个妻子地位平等，在Inner Horde中则首妻有较高的地位，但所有妻子的儿女都有同样的继承权。见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36，39，260。

[92]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25-28.

[93]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11-23.

[94]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51-53.

[95]我将英语文献中写作camp或village的游牧群体译作“牧团”，将由此分出的更小游牧单位herding unit译作“牧圈”。然而以下我所举的民族志文献之例可以看出，有的牧团大有的小，有的牧团内不分牧圈，如此所谓牧团也等于牧圈。这可能也是为何在喀尔喀蒙古族中，阿乌尔（ail）可称由小而大的许多层次之游牧人群单位。喀尔喀蒙古族中ail的多复位义，见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56。

[96]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63.

[97]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25-47.

[98]Ibid，35，46-47.

[99]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28-29.

[100]Robert B.Ekvall，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68.

[101]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页98—101。

[102]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页126。

[103]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28.

[104]西文文献中称：aul（哈萨克）、ayil（蒙古）、ayir（蒙兀儿）、aal（图瓦）、ail（喀尔喀蒙古）等等；详见下文说明。

[105]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34，56.

[106]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243-246.

[107]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61-63，77.

[108]Ibid，241-243.

[109]Ibid，259.

[110]《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页51。

[1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页8—12，67—71。

[112]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页98—101。

[113]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族部落》，页80—90.

[114]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族部落》，页143。

[115]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族部落》，页233—235。

[116]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页10—15。

[117]南卡诺布著，索朗希译，《川康牧区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页14。

[118]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族部落》，页498。

[119]《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页51。

[1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页1—5。

[1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页67。

[122]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49-59.

[123]Ibid，86.

[124]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85-90.

[125]Nomads of the Nomads，92.

[126]Donald P.Cole，Nomads of the Nomads，92-95.

[127]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63.右部之下，并非分为两支系而是分为三支系，打破前面的规律。但克拉德认为可能Ungi、Kitoi为出于Alar的两支系。

[128]有关游牧或半游牧社会中祖源记忆的遗忘或选择性记忆与家族发展的关系，埃文思-普里查德与格利弗均论之甚详；请参考E.E.Evans-Pritchard, The Nuer，198-199；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100-117。

[129]Emanuel Marx，“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79（1977）：343-363.

[130]Marshall D.Sahlins，“The Segmentary Lineage：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63（1961）：322-345.

[131]Emanuel Marx，“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79（1977）：348-349.

[132]Emanuel Marx，“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79（1977）：348-349.

[133]相关学术辩驳见于一本论文集，其一半以上的论文都涉及此主题；见L’Equipe écologie et anthropologie des sociétés pastorals ed.，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71-429。

[134]“大朝”为川西北藏、羌族本地概念中称清政府或国民政府的汉语词汇。

[135]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页150—153。

[136]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页170—171。

[137]Allan S.Gilbert，“On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Western Iran，”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06.

[138]Susan H.Lees＆Daniel G.Bates，“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A Systemic Model，”American Antiquity39（1974）：187-193；Brian Hesse，“Slaughter Patterns and Domestication：the Beginnings of Pastoralism in Western Iran，”Man（N.S.）17（1982）：403-417；Thomas F.Lynch，“Camelid Pasto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iwanaku Civilization in the South-Central Andes，”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14；P.T.Robertshaw＆D.P.Collett，“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World Archaeology15.1（1983）：67-78；A.Sherratt，“Plough and Pastoralism：Aspects of the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inPatterns of the Past：Studies in Honour of David Clarke，261-305，ed.by Isaac Hodder and N.Hamm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Allan S.Gilbert，“On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Western Iran，”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05-119；Thomas Evan Levy，“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ed Pastoralism in the Southern Levant，”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5-36；Haskel J.Greenfield，“The Origins of Milk and Wool Production in the Old World，”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73-593；Fiona Marshall，“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American Anthropologist92（1990）：873-894.除此之外，一本专门讨论游牧社会考古学的书是Roger Cribb，Nomads in Archaeol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9]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85-86.

[140]Elizabeth E.Bacon，“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0.1（1954）：49-51.

[141]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63；Susan H.Lees＆Daniel G.Bates，“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A Systemic Model，”187-193；R.Adams，“The Mesopotamian Social Landscape：a View from the Frontier，”inReconstructing Complex Societies，ed.by C.B.Moore, Supplement to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20（1974）：1-13.

[142]Fiona Marshall，“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889；Steven A.Rosen，“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04.

[143]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95.

[144]Fiona Marshall，“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885-888.

[145]P.E.Smith＆T.C.Young，“The Evolution of Early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in Greater Mesopotamia：a Trial Model，”inPopulation Growth：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ed.by B.Spooner（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72），1-59.

[146]Susan H.Lees＆Daniel G.Bates，“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A Systemic Model，”187-193.

[147]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60-163.

[148]Allan S.Gilbert，“On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Western Iran，”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05-119.

[149]Thomas Evan Levy，“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ed Pastoralism in the Southern Levant，”World Archaeology15.1（1983）：15-36；Steven A.Rosen，“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04.

[150]Katie Boyle, Colin Renfrew and Marsha Levine eds.，Ancient Interactions：East and West in Eurasia（Cambridge：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2）；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页84—90。

[151]关于此主题最新的一部著作是，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eds.，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Cambridge, UK：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3）。该书作者们所得之结论与此类似。较多的讨论在该书第十四章，Elena E.Kuzmina，“Origins of Pastoralism in the Eurasian Steppes，”203-232。

[152]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90-95.

[15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347-349.

[154]斯基泰是一种早期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称号，他们的一些文化因素（如马器、有动物纹的牌饰等等），被学者认为是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指标性文化遗存。

[155]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96.

[156]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51.

[157]Jaroslav Průšek，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 B.C.（Dordrecht, 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1）.

[158]吉迪，《公元前1000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牧业生活方式的兴起——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邻地区的互动》，《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59]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45-56.

[160]Ibid，64-68.

[161]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70-79.

[162]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页6。

[163]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页11—23。

[164]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74.

[165]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页11—12。

[166]乌恩岳斯图（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页135—156；《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页139—155。

[167]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页95—145。

[168]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页156—169。

[169]内蒙古文化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页227—315。

[170]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页1—68。

[171]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页149。

[172]考古学者吉迪指出，夏家店上层时期人们对畜牧业的投入导致流动性生活方式增强，对永久性住宅投入减少；此文化遗址多在远离河谷的高地，也说明此时期畜牧业的重要程度有所增强。见吉迪，《对中国东北赤峰遗址的格局进行考察的初步报告》，《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页48。

[173]乌恩，《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页142。

[174]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页190；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页12—14。

[175]如河北怀来北辛堡、甘子堡，北京延庆玉皇庙等地的“山戎墓葬”中，皆有如此的大型墓葬。见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页43—72。

[176]郭治中，《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29—09；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页84—95。

[17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页6—18；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页88—95；陈全家，《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页107—118。

[178]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页43—72。

[179]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页158—159。

[180]许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初探》，《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页24—29。

[181]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页159—160。

[182]学者或认为其分布东起湟源峡，西至青海湖沿岸，北起大通峡至祁连山南麓，南至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及隆务河流域。见，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海南藏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页273。

[183]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页11—34。

[184]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页160；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页1011，1012—1016。

[185]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页159—160；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页104。

[18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页1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页187—220。

[18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页163。

[188]王明珂，《华夏边缘》，第四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页1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页187—220。

[18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2，234。

[1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257。

[191]高东陆，《青海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迹》，《考古》，1986年第10期，页882—886。

[192]即使我们将在《秦公簋》铭文中强烈表达对华夏攀附之情的秦人统治阶层也视为华夏，战国时秦的势力也只及于陇西而未及河湟。

[193]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70.

[194]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58.

[195]俞伟超，《江阴畲城城址的发现与早期吴文化的探索——在江苏江阴城墩、佘城遗址研讨会上的发言》，《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页177—178。

[196]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4th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234-288.

[197]我将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社会表征与社会本相的概念，用于对历史文本与事件的理解、分析之中。布迪厄的相关著作为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4）。在本书里我将以许多例子来说明此史学概念。在此我先作一个简单的举例说明。譬如，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及其具体化身，长城，是一个历史上的社会本相；它的存在不断产生游牧部族“南下牧马”及汉军“北伐龙廷”等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事件与历史书写，这些事件与书写作为“表相”强化华夏心目中对北方游牧人群的敌意与异类感，也因此强化华夏北方的族群边界（本相）。相关理论及分析方法见于拙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四章。

[198]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8，23；Walter Goldschmidt，“A General Model for Pastoral Social Systems，”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15-28.

[199]《后汉书》90/80，《乌桓鲜卑列传》。（90/80，即《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下同。——编者注）

[200]关于游牧人群的家族发展与家族历史记忆变迁，请参考本书第一章，页78—86。

[201]关于这些讨论请参考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5-8。

[202]请参考本书第一章。

[203]Philip Burnham，“Mobility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Pastoral Nomads，”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349-360.

[204]William Irons，“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among Pastoral Nomads，”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361-374.

[205]江上波夫，《匈奴の経済活動：牧畜と略奪の場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第9期，页23—63；内田吟风，《匈奴史杂考》，《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页4—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98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页5—0；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128—148；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页409—436。

[206]《内蒙古农业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页—6；张荣祖，《中国干旱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生态地理》，赵松乔主编，《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页130。

[207]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9-12；江上波夫，《内陸アジアの自然と文化》（東京：平凡社，1985），页16—23。

[208]然而，各别部落可能暂时性的加入匈奴军中（如鲜卑之投鹿侯曾在匈奴军中三年），或与匈奴结为军事盟友。

[209]游牧人群对间接生业（indirect subsistence）的依赖，亦见于B.Spooner，“Towards a Generative Model of Nomadism，”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3（1971）：198-210。

[210]《史记》之记载称，“（匈奴）逐水草迁徙，勿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见《史记》110/50，《匈奴列传》。

[211]《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12]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二辑，页13。

[213]《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214]《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215]《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216]同上。

[217]《史记》110/50，《匈奴列传》。

[218]駃騠、、騨究竟为何牲畜，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对此，我认为江上波夫的研究最有说服力，他指称“駃騠”是西域传入的良种马，“”是蒙古草原野马，“騨”指的是草原野驴。见江上波夫，《匈奴の奇畜，駃騠·騊駼·騨騱に就きて》，《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1948），页17—24。无论如何，这些动物在匈奴畜产中皆属少数，可归入马与驴的范畴之中。

[219]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377；《补洞沟匈奴墓葬》，《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394。

[22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宁夏考古组，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页335。

[221]林幹，《匈奴墓葬简介》，《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388—389；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页433。

[222]林幹，《匈奴墓葬简介》，《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79）》，页382—385。

[223]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27-29.

[224]V.S.Taskin，“Skotovodstvo u siunnu po kitaiskim istochnikam，”inVoprosy istorii I istoriografii Kitaia（Moscow：Iza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quoted from 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trans.by Julia Crookend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71。

[225]江上波夫，《匈奴の経済活動：牧畜と略奪の場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第9期，页30—36。

[226]内田吟风，《匈奴史杂考》，《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页50。

[227]Mikhail P.Griaznov，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An Archaeological Adventure，trans.by James Hogarth（New York：Cowles Book Co.，1969），158-160.

[228]《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江上波夫认为这记载中的“羊”，可能是马、牛、羊之误；见《匈奴の経済活動：牧畜と略奪の場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第9期，页31；《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是“牛、羊百余万”，也没有马。

[229]《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30]《晋书》97/67，《四夷》。

[231]I.M.Maisky，Mongoliia Nakanune Revoliutsii（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9），140-141，quoted from 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30.

[232]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27.

[233]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51-52.

[234]林幹，《匈奴墓葬简介》，页385。

[23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页62。

[236]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27.

[237]Herbert Harold Vreeland，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39-41；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38-39；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24-25.

[2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页62。

[239]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补洞沟匈奴墓葬》，《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394。

[240]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63.

[241]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32.

[242]江上波夫，《匈奴の住居》，《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页39—79。

[243]Gudrun Dahl＆Anders Hjort，“Having Herds：Pastoral Herd Growth and Household Economy”，Stockholm Studies inSocial AnthropologyNo.2（Stockholm, Liber Tryck，1976），259，262.这还只是在较传统的游牧业中所得的数据；当代蒙古牧业中，羊的年繁殖率远高于此。

[244]《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245]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55.

[246]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47；Derrick J.Stenning，Savannah Nomads，214-219.

[247]江上波夫，《匈奴の住居》，《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页39—56。

[248]Richard W.Bulliet，The Camel and the Wheel，22-25.

[249]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50-51.

[250]江上波夫，《内陸アジアの自然と文化》，页26—27。

[251]Plano Carpini，The Mongol Mission，55，quoted from 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51.

[252]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26

[253]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85.

[254]江上波夫，《内陸アジアの自然と文化》，页26—27；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26；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85。

[255]Sechin Jagchid＆Paul Hyer，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26.

[256]《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57]《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258]关于单于庭的地理位置，学者们多有论述。内田吟风，《单于之称号匈奴单于廷の位置に就いて》，《东方学》第一、二辑，1956；林幹，《匈奴通史》，第四章。在此，我不愿涉及“单于廷”实际地理位置的探讨；随匈奴帝国之盛衰及军事进展，我认为“单于廷”应常有迁移。我认为，拥有大批人畜的单于应也常居于庐落，随季节移动；其冬季较定居的点可能有经常性建筑，此便为“单于庭”所在。

[259]江上波夫，《内陸アジアの自然と文化》，页26—27。

[260]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页417。

[261]《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62]《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其原文为：“已勑诸部严兵马，迄九月龙祠，悉集河上。”

[263]《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64]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如下论文集中的数篇论文：Gudrun Dahl，“Ecology and Equality：The Boran Case，”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261-281；Talal Asad，“Equality in Nomadic Social Systems?Notes Towards the Dissolution of an Anthropological Category，”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419-428；Philip C.Salzman，“Inequality and Oppression in Nomadic Society，”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429-446。

[265]《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其文为：“其冬，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

[266]B.Vladimimirtsov，Obshchestvennyi Stroi Mongolov.Mongol’skii Kochevoi Feodalizm（Leningrad：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1934），41，quoted from 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188.

[267]Susan H.Lees＆Daniel G.Bates，“The Origins of Speci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A Systemic Model，”American Antiquity39（1974）：188；W.W.Swilder，“Some Demographic Factors Regulating the Formation of Flocks and Camps among the Brahui of Baluchistan，”inPerspectives on Nomadism，eds.by W.Irons and N.Dyson-Hudson（Leiden：E.J.Brill，1972），69-75；P.H.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164，252；Gudrun Dahl，“Ecology and Equality：The Boran Case，”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271.

[268]如《汉书》中记载，公元前68年匈奴发生饥荒，人民畜产死去十之六七。见《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269]《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270]由匈奴国家支持的对中国的劫掠策略，可参考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49-50。

[271]林幹，《匈奴通史》，页137—138；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页419—420；Nicola Di Cosmo，“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4（1994）：1092-1126。

[272]E.E.Evans-Pritchard, The Nuer，75-85；Derrick J.Stenning，Savannah Nomads，6-8；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45-165.

[273]林幹，《匈奴通史》，页138。

[274]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页409—436；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页41—29；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75]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页14—62。

[276]《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277]S.S.Sorokin，“Drevnie skotovody Ferganskikh predgorii，”Issledovania po arkheologii SSSR（Leningrad，1961），164-165；T.A.Zhdanko，“Nomadizm v Srednei Azii i Karakhstane，”in Istoriya，Arkheologiya I Etnografiya Srednei Azii（Moscow，1968），276-278；quoted from 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61-165.

[278]《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匈奴屯田之处可能在天山北坡的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

[279]此主要是因为，羊会侵犯谷类植物，因此须放养在离开农田较远的地方。而远离聚落与农田，羊又需要人来保护它们。如此，放养羊群与从事农业都须耗费人力，因而在家庭人力调配上会有困难。类似民族志资料见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30。

[280]汉代河湟西羌的农业可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这方面的研究见于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65-71；关于乌桓的农业见于《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自《魏书》。有关著作见内田吟风，《烏桓鮮卑の源流と初期社会構成》，《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社，1975；1988年再版），页—9。

[281]《史记》110/50，《匈奴列传》。

[282]《史记》129/69，《货殖列传》。

[283]《史记》30/8，《平准书》；《后汉书》24/14，《马援》。

[284]《史记》111/51，《将军骠骑列传》；《汉书》51/21，《贾邹枚路传》；《汉书》76/46，《赵尹韩张两王传》。

[285]《史记》30/8，《平准书》。

[286]《史记》129/69，《货殖列传》。

[287]《史记》110/50，《匈奴列传》。

[288]《史记》110/50，《匈奴列传》。

[289]《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290]《新唐书》215下/140下，《突厥传》下。

[291]Vladimirtsov，Obshchestvennyi Stroi Mongolov.Mongol’skii Koche voi Feudalism（Leningrad，1934），41，quoted from 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88.

[292]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68.

[293]张荣祖，《中国干旱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生态地理》，见赵松乔主编，《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页130。

[294]Roy Chapman Andrews，Across Mongolian Plain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921）；Lobsangdanjin，Altan tobci，trans.by C.R.Bawden and S.Jagchid（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1：24-25.

[295]张荣祖，《中国干旱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生态地理》，页130。

[296]张荣祖，《中国干旱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生态地理》，页129—130。

[297]《汉书》54/24，《李广苏建传》。

[298]《元史》1/1，《太祖》；《蒙古秘史》卷二，校刊本，额尔登泰与乌云达赉校（张家口：内蒙古新华书店，1980），页735。

[299]E.E.Evans-Pritchard, The Nuer，69，84；Louise E.Sweet，“Camel Raiding of North Arabian Bedouin：A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67（1965）：1132-1150.

[300]《史记》之记载为：“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见《史记》110/50，《匈奴列传》。

[301]《史记》110/50，《匈奴列传》。

[302]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77-78.

[303]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49-51.

[304]他在所著Stone Age Economics中提出这样的概念并定义为“由家庭团体及亲属关系组成的经济”。见Marshall D.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41。

[305]《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306]《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307]《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308]江上波夫，《匈奴の経済活動：牧畜と略奪の場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第9期，页45—60。

[309]林幹，《匈奴通史》，页14—48。

[310]林幹，《匈奴通史》，页145—148。

[311]Ying-shih Yu，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67），103.

[312]Thomas J.Barfield，“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LI.1（1981）：52-54.

[313]Sechin Jagchid＆Van Jay Symons，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21-22，24-51.

[314]Ibid，24-51.

[315]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203.

[316]P.C.Salzman，“The Proto-State in Iranian Baluchistan，”inOrigins of the State，eds.by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Service（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Publish，1978），130-131.

[317]譬如19世纪时，俄罗斯商人大量收购Kazakh的畜产以供应市场，曾造成当地游牧人群的灾难。资料见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204。

[318]《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319]《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时，有一次匈奴单于派代表向乌桓征讨皮布税，匈奴人民、妇女也随着代表去与乌桓人做买卖。后来双方产生纠纷，乌桓人扣留匈奴妇女与其牛、马；见《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后汉书》记载，公元84年的东汉时，北匈奴人曾驱万余头的牛马来与中国作买卖；见《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320]John G.Galaty and Philip Carl Salzman eds.，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Nomadic and Pastoral Societies（Leiden：E.J.Brill，1981），50-67.

[321]E.E.Evans-Pritchard, The Nuer，142-150；Fredrik Barth，“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89（1959）：5-21；Pierre Bonte，“Segmentarité et pouvoir chez les éleveurs nomads sahariens, Elément d’une problematique，”in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171-199；Marshall D.Sahlins，“The Segmentary Lineage：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63（1961）：322-345.

[322]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0年第41期，页231—271；林幹，《匈奴通史》，页2—2；护雅夫，《匈奴的国家》，《史学杂志》，1950年第59编第9期，页1—21；《プリツァク「24大臣——匈奴国家の统治机构史の研究」について》，《史学杂志》，1971年第80编第1期，页4—0；Thomas J.Barfield，“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LI.1（1981）：45-61。

[323]依谢剑之说，这些贵姓与单于家族皆为构一族体之“半族”，他们互相通婚。

[324]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页264—265；Thomas J.Barfield，“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LI.1（1981）：48-49。

[325]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页244，265。

[326]林幹，《匈奴通史》，页—，127。

[327]Thoams J.Barfield，“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49-51.

[328]William 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Source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39），117-119.

[329]《史记》110/50，《匈奴列传》。

[330]Marshall D.Sahlins，Tribesmen（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1968），50-51.

[331]Rada Dyson-Hudson and Neville Dyson-Hudson，“Nomadic Pastoralism，”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9（1980）：21-25，55.

[332]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30.

[333]Thomas J.Barfield，The Perious Frontier，131.

[334]属国为汉代安置来降、来附之外族所设的行政单位；或有城及领域让降者可在此生活，或无城，只是名义上某方外夷归属于汉帝国。

[3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页111—114。

[336]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页267，347。

[337]《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338]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页169—173。

[339]也许我们应认真思考这个奇怪的现象：为何我们在历史课本中所习知的“英雄”，除了华夏的民族英雄外，绝大多数都在北方边疆，如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完颜阿骨打、耶律阿保机等等，而甚少见于有关中原帝国西方、西南边疆之历史记忆之中。

[340]王明珂，《华夏边缘》，第八章。

[341]Robert B.Ekvall，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5.

[342]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5-7.

[343]Fernand Grenard，Tibet：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London：Hutchinson＆Co.，1904）；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Robert B.Ekvall, Fields on the Hoof.

[344]Robert B.Ekvall，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71.

[345]J.F.Downs＆Robert B.Ekvall，“Animal Types and Social Types in Tibet，”in Man, Culture, and Animals，eds.by Anthony Leeds＆Andrew P.Vayda（Washington D.C.：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65），173.

[346]据报道，游牧藏人的绵羊（aBrog Lug），身躯及角都比谷地绵羊（Rong Lug）来得大，毛也较长。高地的马也比低地的大，但后者的腿与蹄较前者粗壮，利于在多石的谷地小径及山坡行走；前者的蹄则能适应多沼泽的高原与高地。见J.F.Downs＆Robert B.Ekvall，“Animal Types and Social Types in Tibet，”175。

[347]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12-14.

[348]J.F.Downs＆Robert B.Ekvall，“Animal Types and Social Types in Tibet，”174.

[349]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31-43；Rinchen Lhamo，We Tibetans（London：Seeley Service＆co.Ltd.，1926），73-76.

[350]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40，52-53.

[351]《后汉书》著于范晔之手；范氏生于公元398年，逝于公元445年。他死前本书“传”的部分尚未完成，后人以司马彪《续汉书》相关部分来补足它。而《后汉书·西羌传》的部分文句也出现在成书更早的《东观汉记》残篇之中。因此可以说，《后汉书·西羌传》综合了东汉以来汉晋史家对羌人的书写。

[352]Margaret I.Scott，A Study of the Ch’ia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Settlements in China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ifth Century A.D.（Ph.D.diss.，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52），20.

[353]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38.

[354]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167。固原西吉县也曾征集到类似的铜牌，见彩图四。

彩图四　牦牛铜牌

[355]如“使节”原意便是持“节”的使者。

[356]《史记》称，巴蜀物产中有“牦牛”；见《史记》129/69，《货殖列传》。《汉书》也记载，蜀郡所属之县中有“牦牛”，蜀郡物产中也有“牦牛”；见《汉书》28/8，《地理志》。

[357]牦牛徼外，指朝廷命令难以到达的牦牛羌之地。

[358]《魏书》101/89，《吐谷浑》。

[359]汉代自武帝在公元前107年建太初历以来，便是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此也便是今日所称的阴历。

[360]《后汉书》16/6，《邓训传》。

[361]E.E.Evans-Pritchard，The Nuer，127；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52-53.

[362]其原文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之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见《汉书》69/39，《赵充国传》。

[363]其原文为，“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见《汉书》69/39，《赵充国传》。

[364]有关湟源莫布拉的卡约文化遗址，见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页1011，1012—1016；以及本书第二章，页127。

[365]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34.

[366]Ibid，13.

[367]《后汉书》89/79，《南匈奴列传》。

[368]《后汉书》21/31，《孔奋传》。

[369]《汉书》69/39，《赵充国传》。

[370]《后汉书》87/77，《西羌传》；《后汉书》15/5，《来歙传》。

[371]《后汉书》87/77，《西羌传》。

[372]《后汉书》16/6，《邓训传》。

[373]《后汉书》87/77，《西羌传》。

[374]Robert B.Ekvall，“Peace and War among the Tibetan Nomads，”American Anthropologist66（1964）：1119-1148.

[375]赵充国曾谓：“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见于《汉书》69/39，《赵充国传》。

[376]《汉书》69/39，《赵充国传》。

[377]《后汉书》87/77，《西羌传》。

[378]《汉书》94上/64上，《匈奴传》上。

[379]原文为，“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见《后汉书》72/62，《董卓传》。

[380]相关记载见于《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红史》《新红史》等藏文书；参见班钦·索南查巴（明），《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页11及注83。

[381]多妻制家庭与传统中国上层社会妻妾共处的家庭不同。多妻制家庭中，妻子们的地位基本上是相等的，她们的子女（或儿子）也有相等的财产继承权。在有妾的家庭中，正妻的地位远高于妾，妻受其娘家保护，而妾与其娘家切断关系。除非有特殊安排，妾之子也无法享有正妻之子那样的财产继承权。

[382]《后汉书》16/6，《邓训传》。

[383]《后汉书》87/77，《西羌传》。

[384]有一点须说明，若依我的假说，迷唐的祖母（迷吾的母亲）应来自“迷”家族。但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迷唐祖母之名为“卑缺”；此两字看不出与“迷”家族有何直接关联。有一种可能是，汉字迷、卑音近，它们皆为此一本土家族名的不同汉字音译。另一种可能为，家族符记并未显现在女子之名中。无论如何，号吾与迷吾出于不同的母亲，这一点由相关文献记载看来毫无疑问。

[385]巴菲尔德也曾提及，在北亚草原游牧部族中，一组组亲弟兄群体常与其堂弟兄群体间有敌对关系。见T.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27。

[386]E.E.Evans-Pritchard，The Nuer，192-195，239-244；Donald P.Cole，The Nomads of Nomads，62-66.

[387]Derrick J.Stenning，Savannah Nomads；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24-27.

[388]Donald P.Cole，The Nomads of Nomads，66.

[389]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49-57.

[390]Robert B.Ekvall，Fields on the Hoof，26.

[391]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127.

[392]其文为：“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见《汉书》69/39，《赵充国传》。

[393]见《史记》109/49，《李将军列传》。

[394]《汉书》69/39，《赵充国传》。

[395]《汉书》69/39，《赵充国传》。

[396]如此，3000帐的牧民约有300个牧团，统于300个头人（小豪）。在此之上，这大约300个牧团又组成数十个小部落，由数十个中豪统领。然后这数十个小部落又组成一个或数个大部落，统于一些更上层的豪酋。如此3000帐牧民便可能有355位豪酋。

[397]《史记》110/50，《匈奴列传》。

[398]《魏书·礼志》及《乌洛侯传》记载，拓拔魏王室的祖先原住在北方之“幽都”，曾在乌洛侯国西北凿一石室以作为祖庙。后来该部落南迁，因隔远未再探视。到了世祖时，乌洛侯国遣使朝献，说那石庙仍在。因此世祖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去探石室，在那儿祭告祖先天地，并刻词纪念。此事及该祭词见于《魏书》108/10，《礼志》；事亦见于《魏书》100/88，《乌洛侯传》。

[399]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页211—260。在林幹所著《东胡史》中，作者将鲜卑分为东部、西部与拓拔鲜卑；西部鲜卑指的是秃发鲜卑与乞扶鲜卑等。见林幹，《东胡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孙危则将与鲜卑相关的考古遗存区分为拓拔鲜卑遗存与慕容鲜卑遗存，并认为此两支鲜卑人都曾由北往南迁（前者路线偏西，后者偏东），然后西向或更往南方发展。其说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页17—81。

[400]林沄，《序》，《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页v。

[401]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页5—25。

[402]杨志荣、索秀芬，《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周昆叔、宋豫秦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81—88。

[403]王青，《辽金时期科尔沁沙地沙漠考古的几个问题》，周昆叔、宋豫秦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页188—194。

[404]《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

[405]《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

[406]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页—8；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页84—95；陈全家，《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页107—118。

[40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页65—69。

[408]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页194—203。

[40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页18。

[4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页36—43，53。

[411]乌兰察布博物馆，《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页397—405。

[412]《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

[413]《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414]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75-181.

[41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页18—37。

[416]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一期，页27—28。

[417]《新五代史》74/3，《四夷附录》。

[418]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57.

[419]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84-85.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所见，当代蒙古牧民出冬场是在3月中旬左右。这应是有干草供应，并有现代工具、技术协助下的出冬场；汉代牧民不可能如此。

[420]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85-87.

[421]《后汉书》48/38，《应劭传》。本文可译为白话如下：鲜卑生活在漠北，整天与狗、羊等动物在一起。他们不受国君及地方官的统辖，也没有固定的聚居村落。他们天性即贪而又残暴，不守信义。因此经常来侵犯我们的边塞，这些边塞地区没有一年不受其灾。只有在让他们来与汉人做买卖时，他们才肯降服。他们只想得到汉帝国的珍宝与物产，并非是畏惧我们的国威或感念我们的德业。他们劫掠村落中的百姓，抢路上的商旅，吃别人的牛羊，又掳去马匹、武器。从汉帝国得到赏赐时，不肯离开，又强要以这些赏赐来换铁。若守边的将领不听他们的，他们便将一些布帛衣物堆起来要作势要烧。边将们恐怕事情闹大了他们又聚兵反叛，只好道歉安抚，顺着他们的意，不敢拒绝其需索。

[422]《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以上文句可意译为：“他们看重年少的人，不尊重老者。个性彪悍固执，动起怒来，连自己的父亲、兄弟都会遭其毒手，但他们绝不敢加害母亲，因为母亲有族人为她报仇，而自己的父兄与自己同族，因此无人为他们报仇。……他们的嫁娶习俗是，男方先将欲娶的女子抢来，小两口过着夫妻生活。过了半年或百日之后，男方送牛、马、羊到女方家里作为聘礼。这时女婿随着妻子到岳家，岳家的人不论尊卑，他都要时时行礼敬拜，而他对自己的父母却未如此。男子留在妻家做仆役般的工作两年，妻家才以丰厚的嫁妆送女儿出阁；此时女儿女婿的新居帐房、屋内财物，都出于妻家。所以他们的习俗是许多事都听从妇女之见，只有战斗的事由男人自己决定。”

[423]Jack Goody，Production and R e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此书中人类学者古迪（Jack Goody）比较东非与印度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锄耕与犁耕）下，女人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半游牧的东非部落中，女人是生产家庭劳动力的人；在印度农耕社会中，女人所生的不只是生产者也是合法继承者。因此在东非半游牧社会中，女性的生育力较重要；在印度农村社会，女性不只要能生育还要守贞节（保证子嗣血统纯正）。在婚姻与女性之社会角色上，乌桓、鲜卑显然接近东非的半游牧社会。

[424]见本书第一章。

[425]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243.

[426]Ibid，98-99.

[427]《三国志》28/28，《魏书·毋丘俭传》。《魏略》则称封其渠帅30余人为王；见《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

[428]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12—113。

[429]内田吟风指出，乌桓族一“落”约有20余口，也就是由一户（穹庐）之人所构成。也就是说，他认为“落”便是牧团。对此，我同意林幹之说——中国文献中的“落”指的是帐落或户。再者，内田吟风所根据的是《魏书》武帝纪所载，曹操征乌丸，“胡、汉降者20余万口”。以及，同一事件在《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之记载：“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幷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内田氏因此得到乌丸之一落约为20余口。我认为此计算值得商榷。因前者20余万口是“胡、汉降者”，而后者之万余落指的是“幽州、幷州柔所统乌丸”，两者无法确定为一，更何况前者中还包括许多汉人。内田吟风之著作，见《乌桓族に关する研究》，“满蒙史论丛”，第四卷，页51—52。

[430]《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我将这段文字译之如下：“勇敢、有威信能处理决断部众间纠纷诉讼的人，经常被公推为部落大人，部落内又邑落各有小统领，这些领导职位都无法世袭。数百帐落或上千帐落自成一部落联盟。部落大人若有事召集部众，便以刻上符号的木牌为信物传递命令，虽然没有文字，但部众不敢不听命。家族没有固定的姓氏，常以有威望的著名部落大人之名为家族名。部落大人以下，各人群自行游牧经营畜产，平等相处，没有谁能强迫他人纳税服役。”

[431]《三国志》30/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

[432]在第四章中我曾举一个例子，先零部落联合他部落与汉军对抗，此时一位、部族的头领雕库来向汉帝国输诚，但他自己有部分部落族人却仍加入于先零部落的联军之中。

[43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页66—73。

[434]《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中国文献记忆中，夏后氏（禹）是黄帝之裔，因而根据此说匈奴便是黄帝之裔。

[435]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全唐文》165。

[436]《后汉书》87/77，《西羌传》。

[437]《周书》1/1，《帝纪》。

[438]《宇文琬墓志》，见陆增祥（清），《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39]譬如，即使是入居塞内的鲜卑宇文家族，也并非都自称是炎帝子孙，如北周时居于固原一带的宇文氏，此家族之宇文猛之墓铭称“其先颛顼之苗裔”。资料见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页38。

[440]其文为：“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见《新唐书》125/50，《苏张》。

[441]《辽史·世表》记载：“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442]在近代民族主义下的中国民族史书写中，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常被视为“异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西方的中国史家更直接称之为“外来王朝”（foreign dynasties）或“征服王朝”（conquer dynasties）。事实上这些出身游牧部族的中原统治者，在其政权稳定后并非将中原当作其搜括财富与殖民的对象，而是在中原豪门与旧官僚的协助下恢复帝国原有的资源体系，并同时维系北方各种游牧部族的秩序。因此“外来王朝”与“征服王朝”之名均非妥当。由中原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资源边界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些兼统草原、森林草原与南方农业人群的王朝视为一种新的资源体制设计与尝试。

[443]《隋书》84/49，《北狄·突厥》。《新唐书》215上/140上，《突厥》上；215下/140下，《突厥》下。

[444]林幹，《东胡史》，页16—73。

[445]《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页155。

[446]关于这方面，林幹《东胡史》的第十三章“元明清三代的蒙古”，有很好的分析说明。

[447]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6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68—86。

[448]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30—62。

[449]有关党项在隋唐五代的迁徙与其他活动，参考周伟洲，《唐代党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50]《宋史》492/251，《吐蕃传》。

[451]关于吐蕃王朝侵入唐帝国西北等地及其后来的衰亡，拉铁摩尔有与此相似的见解。他指出，吐蕃扩张性军事行动的核心力量，来自其王国东北边缘的党项、吐谷浑等部，而非来自藏南的拉萨一带。也因此，当入侵唐土的党项、吐谷浑各部与唐及北亚草原游牧部族关系日密时，他们与吐蕃政教中心拉萨的关系也渐行渐远，这情势终造成吐蕃一统局势的瓦解。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219-224。

[452]如魏晋时“五胡”在西北建立的各个小政权，唐代西北关陇集团与五代至宋代的西夏，民国时的西北军阀。

[45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512.

[454]Ibid，76-80.

[455]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520-521.

[456]Ibid，514-549.

[457]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49-67，229-230.

[458]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100-101，219-231.

[459]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ans.by Franz Rosenthal, ed.＆abr.by N.J.Dawo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460]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17-18.

[461]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大男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边缘性是一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因而在此社会中，许多人都常有污辱或不尊重女性的言谈举止；这便是在本相中产生的表相。这样的言谈举止，作为社会表征或表相，又强化了女人在此社会中的边缘地位；这就是本相因表相而存在或更被强化。

[462]Rada Dyson-Hudson＆Eric Alden Smith，“Human Territoriality：An Ecological Reassessment，”American Anthropologist80（1978）：21-41.

[463]Emanuel Marx，“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the Middle East，”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The Nomadic Alternative：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n-Asian Deserts and Steppe（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58-60.

[464]如巴菲尔德认为，匈奴的国家构造足以对付汉帝国的军事压力，因此汉帝国对匈奴的征伐大多徒劳无功。见The Perilous Frontier，51-59。

[465]《汉书·匈奴传》有如下记载：“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出塞者。”见《汉书》94下/64下，《匈奴传》下。

[466]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页33—65，202—208。

[467]《左传·僖公十年》。

[468]这自然是指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与学科偏见，如人类学家的田野方法，中国读史、写史者心目中的正史与方志，一般人认知中的历史与神话，等等。接受这些概念，对它们的本质毫无所知，人们便不知不觉的戴上凹凸镜来认识其所观察的世界。

[469]此处我所称的情境，对个人而言也是其处境（positionality），也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