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而归

李敬泽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鸟叫一两声

马夫车夫、高跟鞋

风之著作权

那些做不到的事

孔门弟子做好事

君子之睡眠问题

寡人有疾

人性与水与耍赖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勇

数学家的城

孟先生的选择题

圣人病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与盗跖喝酒

战国策

办公室里的屈原

说难

伪经制造者

一盘棋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纪念律师邓析

独不可以舍我乎

富贵如秋风，秋风愁煞人

鱼与剑

挑灯看剑

英雄要离

其谁不食

伍子胥的眼

哭秦廷

谎言饲养的王

隐于屠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三岔口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

黑夜之书——《酉阳杂俎》

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

赏心乐事谁家院

事去雨潇潇——《板桥杂记》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陶庵梦忆》

说八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这个晚上的歌声——《漫画情歌》

大地上的标记——《乡土中国》

桃花源别考——“天下第一弄”

书房八段

壶碎——一个宜兴故事

酒安足辞

瓦库记

退思白鱼

跋

版权页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两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止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也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要脸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划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怒：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语之”。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多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489年在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胜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所以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多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鸟叫一两声

《诗经》开卷第一首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想必背得出，此处不念了。现在要问的是，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对面那女子脸儿一红，扭捏道：啥意思？相思病呗。

对，相思病，不仅是相思病，还由相思病引发失眠症：“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如果有人问：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失眠的呢？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关雎》，那至少在商朝末周朝初，而且原因正是“女人”。

当然，在《关雎》中，相思病最终痊愈，“窈窕淑女”娶回家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卡拉OK估计要唱大半夜，处处啼鸟惊不破三千年前的春梦。

然而，错啦，同学们哪，你们都错了，看看《毛诗序》里是怎么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皇上的大老婆看见一小女子模样长得俏，然后就睡不着，就急得两手瞎抓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急什么呢？不是急着遣人把小妖精“做”了，而是急着怎么把她弄进宫来做小老婆，从此东宫西宫左右一心，共同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这是什么境界？是不知人间有醋的境界，真乃“后妃之德也”，真乃男人之福也！

我要是这么解说《关雎》，肯定被人啐得满脸唾沫，但这是《毛诗序》，是关于《诗经》的最权威、最正统的诠释，两千年间无数大人物、无数聪明脑袋都学，而且都信：《诗经》里怎么可能仅仅是男欢女爱呢，那不成了“私人写作”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必定是有微言大义，渭河边那两只鸟必定与朝堂风云、天下大势相关联，联不上拧巴着联，结果就弄出这么一通男性自恋狂的疯话来。

《诗经》是好的，但要看出《诗经》的好，必得把秦汉之后的诠释一概抛开，直截了当地读诗。吟出那些诗篇的人们，他们曾经真实地活着，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美人就是美人，看了美人睡不着也不会说是心忧天下，等真要为国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尽他们的责，提起弓箭去战斗、去死——那是一种不曾被各种各样大话浮辞所蒙蔽的人生。

“雎鸠”据说是鱼鹰，脖子被系住，鱼叼到嘴里咽不下去，只好再吐出来让人拿去红烧或清蒸。我见过的鱼鹰都是蔫耷耷一副厌世的样子，除了捉鱼，拒绝开口。难怪啊，一只鸟，一辈子遭束缚，叫一声还被解说得云山雾罩、离题万里，如果是我我也懒得叫，我会暗自断定人这种动物是靠鱼和废话生存的，我将保持沉默。

但是我相信，在三千年前的某个夜晚，确有一只鱼鹰闲叫了一声：“关！”另一只应了一声：“关！”是夜月白风清，儒生、教授、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们都睡了，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睡不着，他听见了那两声，他的心便向渭河去——那条三千年后已经干涸，有时又泛滥成灾的古河。

马夫车夫、高跟鞋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天下事事“不可”，活着还有甚意思？只剩下雪夜诵《汉广》，其声凉而长。

《诗经》第九篇《汉广》是失败者的诗，如果是成功者，这诗就得改，改成“南有乔木，可休思；汉有游女，可求思。汉之广矣，可泳思，江之永矣，可方思”——汉江、长江拦不住他，江上的仙女归了他，南山上的树替他挡太阳，他走在路上小草都发芽。

可问题是，你这厮都得意成这样了你还写什么诗啊，但凡你有个小心思，上帝他老人家照例批个“可”字，你日子过得吃了泻药般顺畅，你还得写首诗告诉我你真呀么真高兴？

所以，留着《汉广》，给那些过得窝囊、失意的人们，让他们深切地感受自身的软弱、渺小。在那反复、无奈的音调中，软弱变得无限长，像从肉体中抽出一根精神的丝，颤动，闪闪发亮，那是人类命定的、普遍的、绝对的软弱。

是啊，汉水很宽，它不是你的游泳池，长江很长，它不是为了让你行船而横流于地，南山的树不是为你长的，这世界原本不是按你的欲望和目的设计。

可人总是只在失意的时候才会想起生命中原是处处关卡，遍布“不可”。比如《汉广》中那位老兄，眼见着仙女一般的妹妹不知要成了谁的老婆，他想啊想，一片心思乱成了杂草（翘翘错薪），草长这么高就可以割了（言刈其楚），割了这么多草就该拿去喂马，然后，该老兄眼前一亮：“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要是她出了嫁，俺就给她喂马给她开汽车，俺天天看着她总可以吧？

当然不可，你是自己骗自己，马夫车夫和丈夫都是“夫”，可那是一码事吗？所以，该老兄的白日梦刚起了兴就醒了，结果仍然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上大学时，一同学狂追西语系的“游女”，每日在寝室炮制情书，极尽做小服低之能事，某日忽得佳句，急召众人共赏，原来是：我愿做你的高跟鞋，随你走遍天涯。听得我一口茶险些喷出去。其时正读《诗经》，便献计道：做美人鞋口惠而实不至，不如像《汉广》那样，做人家马夫车夫倒实在些。

师兄阴笑一声，点着我的榆木脑袋说：嫩了不是？马夫车夫是做得到的，哪能随便就签字画押？高跟鞋，反正也做不成，无效合同；啥是浪漫？浪漫就是无效合同，事儿是做不到但态度有了，懂不懂？

十几年后，美女“游”到了那半球的费城，昔日的灰姑娘却把穿了十几年的一只“高跟鞋”遗在了中国，大洋之广矣，不可泳思，已被穿得半旧的师兄叹曰：如今想当人家车夫都不够资格。

他总算知道了，原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设计时也没把他的位置考虑进去。

风之著作权

《诗经》据说是民间文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我上大学时头脑比现在还简单，闻听此论心驰神往，遥想商周时代，奴隶们一边劳动，一边哼着小曲儿；奴隶主呢，抱着鞭子蹲在田头听，听了觉得好便飞跑到官府去，唱给国王的使者听，国王的使者听了大喜：人民的呼声啊，俺赶紧唱给大王听去！说着扬鞭拍马一溜烟儿而去……他要是半路忘了呢？不碍事，人民的歌人民唱，人嘴快过马腿，也许半路上他就又能听到同一首歌。

有一日，我把这番体会跟老师讲了讲，他老人家沉吟半晌，然后用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眼神看看我，曰：

唉，你们这代人啊——

余音袅袅，却不再说了。我等了一会儿，只好讪讪地出门，回了寝室上床思考：为什么老师这么教了我就不可以这么想呢？就算是我想得不靠谱了他老人家为啥要怪到我们这一代的头上呢？我认识的同代人加起来也不够一百，这一百人也不曾选我当个班长委员什么的，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他们的代表了呢？

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后来就睡着了。

岁月悠悠，如今，我也到了有资格长叹“你们这代人”的年纪，总算学到了一点儿人情世故，知道老师的教导必须亦正亦反亦庄亦谐地听，至于怎么才能凑巧听对了，那得看你的造化和悟性。比如关于《诗经》，现在我知道，老师的说法不能当真，其中表扬帝王将相和他们的祖宗的《雅》和《颂》固然是庙堂之歌，那《国风》恐怕也大多是贵族阶层的无病或有病呻吟。

那么为啥老师要说《诗经》是民间文学呢？因为，老师认为这顶帽子是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表扬，表扬古代劳动人民是肯定没错的，所以对不对先表扬着。而且，《诗经》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除个别篇章之外，没人知道那些诗的作者是谁，既然不是张三不是李四，那么就只好说他是人民或者民间，总之，失物招领，过期充公。

——老师不小心走到了时代前头，或者说，时代如今未必真的走到了当年我老师的前头。如今在网上，你发帖子留言，落个名叫踏雪无痕或一点红，那其实还是无名，因为无名，一个人的声音就不再是“我”的声音，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指认的“我们”，而当他放弃他的名字时，他获得了另外一种权力：他汇入“民间”或者“大众”，他就是“民间”或者“大众”。

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我的老师当年就把它用于《诗经》研究。但是，《诗经》的作者们不署名却未必有如此复杂的想法，据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也有人说是封建社会，奴隶派独占教科书，封建派啸聚在论文里，放下奴隶和封建，说是贵族社会大致没错，那些大人君子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混入大多数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署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看不出写篇小文或唱个小曲却要标上自己的名字有多么风光体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著作权的意识，当然也没处收版税去。

著书立说，出名露脸，这基本上是汉代以下人们的想法，特别是司马迁，该先生由于特殊的个人遭际，极具升华冲动，《报任安书》中，一个孤独的血泪淋漓的作者站起来，他将战胜时间和俗世而不朽。从此，每一个会写字儿的人都知道：文章是我的，我将因此被记住。反过来，我要被记住，我就必须写。

而孔子不这么认为，孔老先生也是自我感觉甚好的人，但他毕生述而不作，一本《论语》，不过是弟子们的听课笔记，如果他不幸进了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混上个副教授还真是个问题。

在孔子看来，“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人所应做的，仅仅是谦卑地认识它、准确地转述它。真理如风，正如诗歌如风，如果有一个人长发飘扬，他不会认为这风属于自己，他不会给这风署上标明产权的名字，也决不会因此而骄横虚荣。

——这就是古人的想法，不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头还是后头？

那些做不到的事

当我们探讨道德之“底线”时，我们是在假设道德如一架通天梯，直入云霄的那一端超凡入圣，而最接近地面的那一端，就是底线。底线是最低纲领，我们至少要达到底线——没敢要求你上到高处去，只比地面高一点点还不行吗？

按照这种梯子论，似乎底线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的，基本而容易大家都不能做到，遂痛心疾首，叹世道浇薄。

这里恐怕有个错觉，这种错觉一定程度上是“底线”这个词造成的，它在汉语里意味着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而当这个词与道德相连时，“限度”指的就是社会中关于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起码的共识，或者说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两个“限度”的意义是不同的，前一个限度在逻辑上是必要条件，而后一个限度，却未必能构成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说明白点儿：在道德问题上，基本的未必是容易的，道德底线与其说是我们最易达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最易逾越的。

比如全世界的幼儿园里，开宗明义要教的一件事，就是毋说谎，这应该算是底线了吧？但摸着心口想想，如果这是底线，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在底线之下，底线之上的或许只有若干圣人和那些天真未凿的孩子。

再比如，毋偷窃，这件事做到也难，你固然不会——主要是不敢——撬人家的房门，但盗版软件不是用得正气凛然？

还有毋杀人，说起来似乎大家无异议，是底线，但人类之为万物灵长，恐怕主要的本事之一就表现在比其他任何物种更善于同类相残——至少其他物种要互相吃还不会像咱们这样想出千奇百怪的理由：他是某国人、他是某类人，所以该吃而且吃得正义。

所以，假设现在有一人站在这里，低眉顺眼谦逊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撒谎欺骗背信，我不偷窃，我不贪婪嫉妒，我不杀人，我总算达到了底线，请你们把我算成一个人吧。对此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认为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就是传说中的圣人。

世界各大宗教，包括我们的孔夫子，苦口婆心、连劝带吓唬，不过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理，但这些基本道理做到了，人离圣人或圣徒其实也就不远。所以，我一向不赞成梯子论，这种上层次上境界一步一个台阶的想象有渐入佳境之美，但与人类的真实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无关。以为所谓道德底线就是放宽了要求放低了标准，因此大家都会达标，那最终必会失望。

说到底，所谓道德底线，窃以为就是我们能知而难行的那些道理。父母爱孩子，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不成其为底线，因为正常人都能做得到。但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不对，有关人等在没被抓住之前就是做不到，所以，一旦抓住，国人皆叹：底线何在？官员不要贪污，强者不要欺负弱小，诸如此类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是共识，如果民意测验，大概百分之百赞成，但这百分之百里，还是颇有些人偏就做不到。

——顺便说一句，我是从不相信网上搞的那些道德表态，只看统计数字，你会觉得我们是遍地尧舜，但正如以上所说，道德不是靠群众表态搞起来的，这种表态只是证明我们能知，却不能证明我们能行。君不见，贪官污吏、骗子歹徒也常常痛心疾首地批评人家不讲道德。

我以为，底线不必费心去找，从来就有。问题倒在于大家或者有人为什么做不到。但这件事，自古不知多少人想白了头，在此再写五百页也未必说得出子午卯丑。于是，打住，乱翻书。正好翻到《诗经》，想起一字曰“比”，倒是可作话头。

孔孟讲道德，主要的路径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爱你的爹妈孩子，类比一下，也该爱别人的爹妈孩子。这个路径到了汉儒那里，用来阐释《诗经》，所谓“赋比兴”，主要是“比”，由男女调情比到君臣关系，由鸡毛蒜皮比到军国大政，总之，一切都是由近及远，联类推广开去。

所以，《诗经》在古代被用作了道德教材，所要学的自然不是见了俏佳人如何睡不着觉，而是见了俏佳人如何想起天下想起皇上。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至少在古代中国，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因为按照儒家的规划，这个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就是比出来的，比之本意为鸟之联翩，说白了就是推比联想，由私推到公，由小推到大，由自己的爹推到皇上，理论上，“底线”应是一路逶迤，不绝如缕。

看上去很美，在如今的读经派看来，正可济世救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并非人人都是诗人，按照物理学常识，能量的传递效用会递减以至于无，比如我知道皇上就好比我的爹，如果我爹在村头被人打了，我一定拎着锄头去厮拼，但如果皇上君父在千里之外的京城遭了外族欺负，那老实说，我还得锄我的地。

由私比公，可能有私德而常常无公义。公义何在我们知道，但问题是公义与我们何干？你倒是拿人家比爹，谁知人家是不是拿你比儿子？

如此，便是爱自己的儿子给别人的儿子吃三聚氰胺，便是一盘散沙，底线荡然。

孔门弟子做好事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的弟子都是“活雷锋”，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努力做好事。做好事分为两种，一种如颜回，躲在破巷子里哪儿也不去，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有个窝头吃，有一瓢清水喝，颜先生就乐呵呵的了。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做好事，世道这么乱，一个人待在屋里不出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德行。

帕斯卡尔说：世上一切灾难都起于人不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一棵“会思想”的芦苇；颜回有芦苇之风，孔子在众弟子中对他评价最高。说起来，孔老先生也有些凡人的毛病，看《论语》就知道，他也喜欢背后议论人，但他对颜回是一贯地夸奖，这可能是因为颜回能做到的，孔夫子本人也做不到。

孔子就是个不肯待在屋里的人，他要奔走，要实践，总想干点儿什么。他的大部分弟子都和他一样，很积极，很忙，忙于做官、办外交、做买卖，忙于改变世界。这当然也属于做好事，是做好事中的行动派。

行动派的代表人物是子贡和子路，他们做的好事想必很多，但历史上鲜有记载——古代的史家如同现在都市报的记者，对人性抱着相当阴暗的看法，他们更喜欢报道坏事——但有几件还是流传下来了，连同孔子的评论。

比如有一次，子贡在外地碰见了一些鲁国老乡，也不知是掳去的还是骗去的，老乡们已经沦为奴隶；子贡是仁人，有不忍之心，况且又是老乡，于是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带回了鲁国。

然而当时的鲁国有一项政策，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金由国家财政支付。但子贡在做好事啊，怎么能拿着发票去报销呢？所以，“来而让，不取其金”。

至此，子贡算是把好事做到底了，他完满实现了中国人对“好事”的全部预期，但事情传到孔子那儿，老爷子却不以为然，子曰：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被拐卖了恐怕就没人再去赎了。

相反的，有一次子路见义勇为，抢救了落水者，被救的人千恩万谢，最后说：也没别的，这头牛你牵了去吧。子路竟不客气，施施然牵着牛回了家。这件事真的有点儿不靠谱，把好好的一件“事迹”弄得不好报道，但孔子得知，竟大加肯定，断言：鲁国人民从此必将争先恐后地拯救“溺者”。

两件好事，两种态度，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实践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他相信人有道德之心，但也相信人有利己的本性，他的意思是，你的境界那么高，高得凡人跟不上，那么德行也可能就变成怪癖，失去了教育意义。

当然，按我的想象，子贡也可能不服气，心里说：做好事还做出错了，都像颜回那样倒是不会出错。可是他做了什么？

孔子则说：都像颜回那样，也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君子之睡眠问题

《易经》《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个君子，德才兼备，人五人六，这时候他绝不能松懈，必须“朝乾夕惕”，从早到晚奋发向上而战战兢兢，如服了伟哥之人，如横过大街之鼠，总之保持肾上腺素的充分分泌，永远兴奋和紧张。

为什么呢？孔子给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人当了君子就必须奋发向上，不向上就会退步、堕落，就不再是君子；第二呢，人当了君子就比较招人烦，所以必须战战兢兢，以防小人暗算。

后一个理由的依据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换了庄子，就会说：得，咱也别当君子了，当棵小灌木成不成？但孔子他老人家不这么看，他认为不仅不能当灌木，而且还得越长越高；那么风来了怎么办？除了提心吊胆就只有长成一棵钻天杨，收枝拢杈，别去张牙舞爪地招风。

——都是老掉牙的智慧，而且智慧和智慧之间还要吵嘴，所幸我在此要谈的只是一个相关的小问题：君子之睡眠问题。

做君子，长期兴奋长期紧张，没有一副好身板显然是不行的。春秋时代人的平均寿命顶多三十几岁，孔夫子却活到了七十多，属于古稀人瑞，不作“文化昆仑”“大师”“巨人”真是天都不答应。考察老先生长寿之道，除了食不厌精，热爱旅行，还有一条是反对睡觉——这方面有个“宰予昼寝”的例子：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老爷子看见了气得什么似的，一口断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可怜的宰予同学别说是大树了，一觉就把自己睡成了朽木。

这段公案成了现代人打倒“孔家店”时一个颇为煽情的口实。我上初中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老师愤怒声讨“克己复礼”，大家听了也无甚心得，但讲到“宰予昼寝”这一段，同学们对该老头儿的印象马上就不好了，白天睡一小觉，多大个事儿呢？值得这么上纲上线？

后来人长大了，读了《易经》，再读《论语》，读书而明理，终于比较理解孔老夫子的苦心：睡觉在古代的确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空气清新，人的想法又相对地少，大众娱乐活动基本没有，生活全面无聊，一个人就很容易昏昏欲睡。夜里睡了，白天想想闲着也是闲着，再眯一觉，这样下去他就比较慵懒、比较松懈，就比较不容易“朝乾夕惕”，他就只有堕落下去了。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古典中国的有志青年乃至老年，与睡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莫过于“头悬梁、锥刺股”，那是苏秦在苦读，头发吊在房梁上，一锥子扎进大腿里，知道的，说他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玩儿SM。

话说到这儿，又说回到“古老智慧”：孔子催人上进，这很好，但人太上进了，就难免自虐、变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就难免别人看你不顺眼。所以，让我选择的话，吾从庄周，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不上进，而是两千年来太上进，自己把自己逼拧巴了，所以，重新把自己理顺溜的办法之一，就是睡个好觉，放松，爱怎么着怎么着。

寡人有疾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又爱钱、又好色，火气又大，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孟轲先生说，好啊，只要百姓吃得饱，只要街上没有剩女和老光棍儿，只要一怒而能安天下，那么，您就好货、好色、好勇吧。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儿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孔子生活在他所想象的落日余晖中，而在孟子面前，茫茫长夜已降临，“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在鲁迅之前两千二百多年，孟子就以“吃人”的意象断定社会的兽性本质。也正因为暗夜当前，孟子激烈而坚定，他把一种行动的理想主义注入孔子开创的传统：“仁义”不仅是源于古老记忆的价值，而且成为一种必须为之战斗的社会理想。

理想主义是美的，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理想主义的美才成为理想主义者，所以当今的“理想主义者”学中文的居多，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大抵是作秀而已。所以，我真正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为数甚少，孟子是其中之一。该先生东奔西走，见过了一连串儿君王，从不谄媚，从未卑怯，他永远居高临下——大众欣赏和热爱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的人，比如台上的明星或屏幕上的专家或骂人的作家，但君王们可没有这种自我作践的癖好，所以，孟子的居高临下是危险的，他竟履险如夷。

这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孟子从不缺乏勇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在古代儒生身上时有所见，他们是真的不怕，不仅因为他们胆儿大，更因为他们从孟子那里传承着一个根本信念：在君王的权威之上，另有道德和伦理的权威，凭依着这种权威，他们英勇无畏地捍卫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比如不挨饿，不被欺负，不被人吃。

那些儒生已被忘掉，只有孟子，尽管我们努力忘掉他，他那机智、热情，或严厉如坚金的声音在汉语中依然回响：“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君子远庖厨”“与民同乐”“国人皆曰可杀”……

但响声最大的，可能还是孟子的对话者诚恳的声音：俺有毛病，俺爱钱；俺有毛病，俺好色；俺有毛病，俺见了穷人、弱者或者想起远在天边的外国人就压不住火儿，怎么办呢？

孟子沉默。

人性与水与耍赖

有一次孟子碰见告子，二子讨论了一个大问题：人性之本质。告子曰：人性如洪水急流，东边决了口就向东流，西边决了口就向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不以为然，该老先生好口才，冷笑一声问道：

水固然是向东流也行向西流也行，但难道它向上流也行向下流也行吗？

这一下问得告子当场傻掉，是啊，水是下流的，水向低处走，也就是说，水并不是那么好性子，随你怎么引导和塑造。

这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孟夫子气壮山河地断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显然，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不对且不说，他这种论辩方法我就不很佩服，人性是人性，水是水，两样东西不可比，若一定要比，水之下流也未必证明人性之善，证明人性之下流岂不更为贴切？

但在古典中国，孟子的说法一直占着上风，每个中国人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本来是善的、好的，只是……唉！世道啊，没办法呀，怎么俺如今变成了这样了呢？两千多年来，大家就没好好想想，如果每个人原本都是善的，那么那个“恶”是从哪儿来的呢？

到了21世纪，如果认真研读一下贪官污吏们在监狱里的写作成果，你会发现，老套路没有变，率兽食人的“猛虎”居然也是孟子的信徒——虽然这帮家伙大概一辈子也没读过一行《孟子》，虽然孟子提起这帮家伙就咬牙切齿——他们通常会哼哼唧唧地回忆纯洁的童年或青年时光，那时他们是多么善良，然后呢，就用上了孟子的老话：“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也就是说，我这无辜的水儿啊，本来是向下的，但不幸碰上了抽水机，我连山都上去了，但这能怨我吗？

每当看到此等处，我就忍不住想：这厮也只好去见上帝了，也许只有上帝的审判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一个人活着不是随势而流的无辜的水，而是有着严峻的道德责任，必须自己做出抉择、自己承担后果。

简单地说，咱们的逻辑是拉不出屎赖茅厕，这种逻辑始自孟子，后来到了20世纪初，忽然又发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卢梭什么的，原来也是主张人性本善呀，于是乎我们又都成了廉价的浪漫主义者，你就听听吧，中国的作家们和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有一个共同的写作倾向：他们都喜欢哼哼唧唧地歌颂他们的童年。

童年，据现代心理学研究，不过是一张白纸，无分善不善也，这似乎和告子的观点相同，但也有重大区别，比如皮亚杰就断言，人性的形成起于“认识”，而“认识”这件事是由主体做出的。也就是说，你是你，你不是茫然的水，你要是行了恶事还是先别赖社会，你至少得有勇气自己扛起来，中国人不是还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吗？

但“好汉”毕竟甚少，孟子是我敬重的先贤，他就是好汉，可惜他一不小心就为后来的无数赖汉提供了耍赖的口实。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红楼梦》里有此雅谜——看官且慢兴奋，在下不谈《红楼梦》。一部红楼，大小文人参详了一百多年，只看出满纸八卦。杜鲁门·卡波蒂曰：“所有的文学都是飞短流长。”这话至少适用于“红学”，专业和业余的狗仔队认定，该书便是大清朝的政治谣言高层内幕——据说这很有趣，但我觉得还是今日娱乐版上的花花事儿更有趣些。

现在说正题，“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语出《孟子》，说的是舜爱他的老弟——该老弟名象，据神话学者研究，他还真就是一头大象，至于大象怎么就成了舜王爷的弟弟，学者没说，我们所知的是，象高兴了舜就欢喜，象要是挂着脸，舜也跟着忧愁。

那么象是不是同样爱着他的哥哥呢？非也。象弟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舜哥死，马上死。

这就不能不谈到我们的大圣人舜王爷的麻烦家世，舜之父据说名瞽瞍，此二字皆有失明、盲目之义，我怀疑这是讽刺老爷子是非不分黑白莫辨。当然，瞽瞍也许确实是个瞎子，而且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游唱乐手，据说十五弦的古瑟就是瞽瞍所创。这位音乐家的原配就是舜的母亲，后来死了，又娶了一房，生了个儿子就是象。

父亲—后娘—异母兄弟，权力—血缘—财产—人的自私和残暴；这是有家庭、有婚姻、有私有制之后就有了的老故事，而舜的故事是老故事中最初、最老的：舜成了人家三口的眼中钉，他们对这没娘的孩子百般虐待。而舜呢？那时没有警察、妇联和媒体，他只能忍，而且他是如此善良，他把这视为一种考验，考验他对父亲和家人的爱。他当然经得住考验，他还为其后数千年间的中国孩子发明了承受家庭暴力的正确原则：“小杖受，大杖走”，要是父亲大人抡着小棍子打过来，那就扛着，要是棍子又粗又长那就赶紧跑，跑不是因为怕疼或怕死，而是担心自己没出息不禁打，万一被一棍子打死了，岂不陷父亲大人于不义？

我幼时没挨过爹的打，但我们那个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曾热烈地想象自己遭受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起来、鞭子抽，来吧（当然不会真来）！我们为真理而受难，牺牲的羔羊感到黑暗的甜美——如今想来，这中间必定萌动着受虐倾向，痛苦是爱是美是忠诚是道德是快乐。

就这样，舜在迫害和拷打中成长为一名圣人，尧王爷打算把天下传给他，不过还要考察，考察的办法之一是把两个女儿一并嫁给他，当然带着丰厚的陪嫁。

舜成了大人物，有产有权有名有背景，他的瞎老爹怎么办呢？这个固执的老人，他认为他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恨自己的长子，他决心杀死他。

于是，据孟子说：“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折之。”

父亲慈祥地笑着，把大儿子叫来替他修缮粮仓，舜刚爬上房顶，父亲就抽走了梯子，放火。

当然没有得逞。老爷子脸皮够厚，过几天又找上门：儿子啊儿子，回去把老井挖一挖。舜又去了，他下到井里，一抬头，只见黄土倾泻如暴烈阳光。

小儿子象力大如象，一口气把井填实了，把他哥活埋了，拿脚踩了踩，转身奔向舜家，一路大喊：

“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

这是上古的大白话：舜死了，我干的！牛羊归爹娘！粮仓归爹娘！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箭归我！两个嫂子跟我睡！

他就这么一边发表掠夺财产的宣言，一边闯进了舜家，迎头看见他的哥哥舜正在安然抚琴，此时，即使是象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为了纪念这点儿不好意思，当时的人们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忸怩”一词，象“忸怩”道：嘿嘿，哥，你没事儿啊，人家正担心你呢。

舜慈爱地看着这个弟弟，曰：象啊，来得正好，哥这一大摊子家业正想让你帮着管管呢。

很久以后，有人问：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

孟子说：他当然知道，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啊。

——这个故事有古希腊悲剧的严厉、阴森和绝望，但有个中国式的完美温暖的结局，舜终于感动了他的瞎老爹，感动了象，他们从此过上了和谐幸福的生活。

善是无敌的，仁是无敌的，在孟子的讲述中，舜的故事成为神圣的启示，我们必须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宽恕和忍耐。

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注意到孟子省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舜是如何逃过谋杀的？

对此，《史记》中有语焉不详的记载，大意是两个背景非凡的太太拿出了法宝：绘有鸟纹和龙纹的衣裳，结果，舜化为鸟飞离火海，化为龙遁黄泉而逃。

孟子当然不信这套，所以略过不提，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他的训诲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如果舜要靠太太的搭救才能逃脱恶势力的戕害，那么善的力量由何体现又何以成立？难道做一个善人又不想被人坑死就得先娶一至两个有背景的太太？难道善的前提必须是权力或成功？

与孟子的论述相反，我们常常发现善竟是世上最软弱的事，善不会向你应许任何现世的利益，善不是一个有关获取的故事，而是关于舍弃；善之艰难，尽在于此。这是人类普遍的痛苦和困惑，孔和孟都未能给出有力的解答，两位好心肠的老先生只是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做个好人并不难，做个好人有好报。

舜的故事中，有一个场面最为苍茫深远：“舜往于田，号泣于天”。

荒野上，舜仰天长哭。对此孟子做了一番牵强乏味的解说，我一个字都不信，我只看见几千年前的那个人，他孤独地、无所凭依地坚持着善，此时，他不是孔孟所想象的因善而成功的人士，他在受苦，极端软弱，天无言，荒野无言，只有这个灵魂在颤动。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红楼梦》中的谜底我忘了，也懒得去查，大概是镜子，或者演员。

勇

据说，古时有三位勇者。

一位是北宫黝。该先生是受不得一点儿委屈的，“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别管你是布衣百姓还是大国君主，惹了他他都跟你翻脸，“恶声至，必反之”，怎么骂过来的，原样骂回去，或者索性就拔刀相向。

北宫黝大概是个侠客，闲下来也许还写点儿杂文；另一位勇者孟施舍可能是武士或将军，他的勇比较简便：不管对方是小股来袭还是大军压境，一概“视不胜犹胜也”，打得过打不过先打了再说。

后来，有人向孟子请教如何做个勇敢的人，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觉得没说清楚，又举出了第三位——孔子。

孔子之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缩”不是畏缩之“缩”，而是古时冠冕上的一条直缝，也就是说，摸着心口想想，如果直不在我，自己没理，那么对方就算是个草民，也别欺负人家，但如果想的结果是理直气壮，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认为孔子之勇是大勇。对此，我同意。孔子与前两位的不同在于，他使勇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勇不仅体现一个人的力比多，它关乎正义，由正义获得力量和尊严。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孔子假定大家的心里都有同一条直线，摸一摸就知道有理没理是否正义。古时候也许是如此，但现在，我担心我心里的直线和别人心里的直线根本不是一条线，我觉得我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两个理还不是一个理，结果就是谁也不会自反而不缩，老子有理我怕谁？有理没理最终还是看拳头大小。

所以，为了让我们勇得有道理，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出一条共同的直线，但对此我极不乐观，我估计至少再过二百年那条直线才可能商量出来并落实到大家的心里，这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二百年里，人类在争斗中仍然幸存。

那怎么办呢？孟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没说。现在我苦思冥想，忽然发现，在这三位勇者中其实就另有一条共同的直线——

北宫黝先生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国王；孟施舍先生不怕小股敌人，也不怕大部队；孔老夫子没理决不欺负任何人，只要有理，千万人他都不怕。总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在明处，面对这个世界。

——我认为这是勇之底线。在众人堆里呐喊，这不叫勇，这叫起哄；说话时，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大多数，这也不叫勇，这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勇者自尊，他不屑于扎堆起哄，更不会挟虚构或真实的多数凌人；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

三位勇者为勇确立了一个根本指标，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决心独自承担责任和后果。这样的勇者，从来是人类中的少数。当然，三千年过去了，网络时代了，到网上看看，似乎是勇者遍地了，但我认为上述指标依然适用，比如在网上向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怒发冲冠把键盘拍烂，但转过脸被上司喷一身狗血有理也不敢还嘴，或者走在大街上碰见流氓急忙缩头，这样的勇不要也罢，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免费的勇，它就是怯懦。

话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知道了什么是勇，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做到。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我能做到的是在自己触了电般张牙舞爪时按上述指标衡量一下，如果忽然有点儿不好意思，那么就知耻，拔了插销，洗洗牙和爪，上床睡觉。

数学家的城

四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咱们的大明朝，他在一封信中叹道：“似乎整个中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在这位那不勒斯人看来，大明的城市真是整齐啊，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如同几何图形，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数学家的手在规划一切。

这是夸咱们还是讽刺咱们呢？我认为利玛窦是在夸咱们。该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除了传教，还带来了自鸣钟、阿基米德等等，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而四百年前，无论那不勒斯还是巴黎，都还是臭气熏天乱七八糟，城市规划这件事至少还要再过二百年才被欧洲人想到，所以，利老先生大为惊诧，他不能想象世上哪个“数学家”能够创造这等奇迹。

利玛窦后来博览群经，他必定读过《孟子》，读了之后他就应该知道，孟子就是一个“数学家”，在他的教育下，中国后来有了无数“数学家”，他们的根本信念就是：世上万事必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简单的解法。

比如“三农问题”，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深入思考过，提出的办法就是“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段话翻译过来基本上是一道几何习题：把每平方里土地划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该八家共同耕种公田，然后再走过同等距离的路回到自留地，该干吗干吗去。

这就是“秩序井然”啊，多么完美！但是，天下的土地难道像棋盘一样整齐吗？如果一平方里的可耕地零零碎碎分了十七八块而且还不够九百亩怎么办？如果这一平方里上正好住了农民十八家而不是八家又怎么办？

——孟夫子显然无暇考虑这些琐碎低级的问题，他老人家正提着巨大的尺子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设计美好世界。或者他认为大地就是一块大豆腐，等着一把快刀去干脆利落地切。作为“数学家”，他只用直线就算尽了一切，如果不巧碰上曲线，那么，把它拉直就是了。

“井田制”后来成为一大公案，学者们熬白了头发，探讨它究竟是真事儿还是狂想。最终，大多数学者战战兢兢地宣布：可惜得很啊，它竟从未实现。

但孟子作为一个直线数学家的激情和信念无疑启发和教育了我们，农村太复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人造的城市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于是，这片大地上每一座城都和另一座城一模一样，它们出于同一份蓝图：要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要把雄伟的衙门建在城中央，要有广场，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有中央商务区，有金融街，有无数高楼，如果民宅和几百年的寺庙宫观扰乱了规划中的整齐图形，那么拆掉它。在这座城中，我们取消一切曲线，要让直线如刀一样把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所有在时间中沉积下来的事物剔除，我们要一座明光锃亮、冷而硬如钻石的城，那就是“现代化”，就接上了“世界”那笔直的路轨。

然后，在四百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说：这里的城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

孟先生的选择题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儿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龙卷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十斤谷子交税一斤，一百斤当然交十斤。该税制如何好法，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儿，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帖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账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这些，他已经解决了大是大非，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铿锵雄壮地问你。

圣人病

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

比如他教导我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打落了牙齿吞肚里，任何时候都要笑眯眯，但某一日他老人家沉着脸没有笑眯眯，于是就有人阴阴地问：咋回事啊，莫非是怨天尤人了？

孟夫子脖子一梗：谁怨天尤人了？我高兴着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也？”——我为什么不高兴？真呀么真高兴！

这番话说出来，对方反应如何，《孟子》无载。根据《孟子》的编纂惯例，凡此类PK时刻，对方如果最后说我错了、我服了、我是小人，那是一定要记上一笔的，这回却没了下文，好像那人听了这番豪语立刻人间蒸发。——我估计真实的情形也差不多，换了我，我也只好叹口气，扭头走人，心里嘀咕一句：那您就高兴着吧。

孟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他比孔子更自信，孔子有时苍凉，而孟子通体刚强。但一个人，在这俗世中宣布自己是普救苍生的圣人，他必然会有无穷烦恼。他要是个皇帝倒也罢了，皇帝登上皇位就是圣人，想不当都不成，我们历史上颇有一些坚决不当圣人的皇上，他自己是快活了，但老百姓都觉得不靠谱：皇上你都当了，圣人你却不当，难不成天下的好事都让你捡了去？于是编出许多故事来骂他。

我们总认为圣人离我们很远，比如皇上，很远，那好，当圣人吧，但如果隔壁的老汉忽然宣布他是圣人，你感觉如何？反正我马上就得跳出来爆料：他昨天刚在我家门口吐了口浓痰他算哪门子圣人！

这就是孟子的烦恼所在，他老人家天天讲故事，从尧舜禹一路说到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大家都没意见，那都死了多少年了，但忽忽悠悠，浩浩荡荡，最后竟说到了他自己，我们都会打个激灵醒来，不对啊，怎么说会儿话的工夫，这老汉就成圣人了？所以，一部《孟子》中，最热衷于挑孟圣人破绽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比如刚才惨遭蒸发的那位就是。

孟子要是活在现在，事情好办得多。他虽然没当什么大官，但名声不小，四处周游，赞助也是不少的，几十个学生靠着他吃饭，自然会到处写文章夸他们的恩师老板，把孟先生说成孔子再世或者鲁迅重生。但孟子不幸生在两千年前，那时的学生远不像如今这般爱吾师不爱真理，您不是圣人吗？那么好，为什么今天没有笑眯眯，为什么老娘死了您大操大办用了那么厚的棺材板？请回答——

按说都是小节，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样的道理我们懂，孟子更懂，所以，每次碰到此类问题他都绝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要堵住，一定要说圆，堵住和说圆的一般路数是，把小节问题一口气升华成大节问题，由一滴水见出海洋，然后，再由大节正确反过来证明小节正确，也就是从海洋里再找出那一滴水。如此倒腾一遍，很少有人不晕，只好承认他老人家是七百年一出的圣人。

当然，这很累，这意味着人的自我和生活毫无矛盾浑然一体绝对自洽，他一辈子不能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他没有私人生活只活在宏大意义里；如果碰上了弗洛伊德，弗大夫一定会说这是病，但孟子不以为病，他的弟子们也不以为病，两千年来我们都不认为这是病，这是一个关于圣人的游戏，我们和圣人们都乐此不疲。

该游戏具体做法如下：

1.我们爱圣人，因为圣人无缺点。

2.于是就有了圣人。

3.为了证明圣人无缺点，我们关注他的鸡毛蒜皮，我们认为只有鸡毛蒜皮才能见出圣人的真精神和大境界，比如圣人如果长期不回家不可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而必有更为重大和庄严的意义。

4.因为圣人要求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很累，于是我们再度翻出鸡毛蒜皮证明他也是人，原来他也有缺点有下蛆的缝和我们大家一样。

5.于是他不是圣人，鉴于他不是圣人他的宏言傥论也就都是鸡毛蒜皮。

6.我们厌倦了一地鸡毛和蒜皮，我们期待出现下一个圣人。

7.从上述第1步重新开始，再来一遍。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的名义，都不能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与盗跖喝酒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由此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身为中国人而第一次知道了孔子、孟子。不过，“启蒙”是反过来进行的，老师告诉我，世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坏人是孔子、孟子，好人呢？好人是商鞅，因为他让秦国人民守纪律，还有李斯，因为他帮着秦始皇灭六国、取天下，秦始皇当然是最大的好人，他做的好事很多，其中一小件是把书都烧了，把写书和看书的人都活埋了。

这就是我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好不好呢？我认为很好，它让我从此心明眼亮，看清了支配世界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拳头、力和血。这几样孔子、孟子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没出息的、滑稽可笑的，是“坏人”，注定要失败。

显然，我少年时代所知的“好人”通常是可怕的，很难说他们令人畏惧是因为手握真理还是手握权力，在我受的教育中该两者是一码事。又正确又可怕，于是就比较无趣，很难想象你会跟商鞅、李斯、秦始皇喝酒聊天，反过来，和孔子倒是可以喝点小酒，和孟子，就可以索性喝醉了。

有趣的“好人”倒是也有一个，他不仅是好人，还是打家劫舍的好汉，人称“盗跖”。“盗”字演化至今，已经沦落到专指小偷小摸，而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盗”就是土匪，伙一帮兄弟啸聚山林，威风得紧。

虽然当土匪就具备了拳头、力、血这些成为“好人”的因素，但“盗跖”青史流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土匪生涯，而因为他还是个巧舌如簧的土匪，我的老师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盗跖”的故事：

有人问盗跖：盗亦有道乎？

盗跖一拍大腿：何止有道啊！你想，站门口一张看，就知道这家有财无财，这算是圣明吧？动手的时候，你得领着头往里冲，这是什么品质？这就是“勇”！撤退的时候，你最后一个出来，这叫“义”，时机拿捏得准，这叫“智”，得手回寨子，分赃分得匀，这就是“仁”！——“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故事讲到这儿，老师曰：同学们，请看，这位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如何机智地揭穿了孔孟之道的虚伪面具！

如今，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我反对把盗跖选为“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但读了《吕氏春秋》，重温这个故事，我觉得盗跖至少是比较有趣，这个“好人”并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尽管他的拳头硬，尽管攥着刀，但他知道拳头是一码事，真理是另外一码事，他还有兴致把拳头暂且收起来，对着真理嬉皮笑脸胡搅蛮缠。

在这个意义上说，盗跖先生的“好”是很不彻底的，他不应该对着真理讲歪理，他应该直接举起他的拳头或者掏出他的支票。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彻底，我愿意和他喝上一壶酒，谈谈各自的时代。

战国策

据说，苏东坡他爸苏洵，外出时每携一书自随，人或窥之，则《战国策》也。

这部《战国策》，文章真是好的，英奇纵放，如张召忠论天下事，怎么说怎么有理。老苏爱此书，学的也是作文之道：写文章如打仗，贵在取“势”，敌强我弱时，最好的办法是把水搅混、把局面搞乱，四面出击，虚张声势，饶你花岗石般的读者也得被他说晕。

苏家父子之文皆有《战国策》之风，但学《战国策》只学了个作文，真正的精神全无领会，结果空做了纸上的苏秦、张仪，仕途蹉跎，毕生失意。

而苏秦、张仪，他们是何其得意呀。遥想战国时代，王纲瓦解、道德大废，一切都没了规矩，凡事都没了底线，除了一个孟子还在四处奔走，推销他的“精神家园”，读书人所思所想不外“名利”二字。那是自由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一切可能性都向人敞开，人不再受传统、圣言和内心律令的束缚，荒原上，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一切生灵都因为没有方向而分外繁忙。

例如苏秦，穷酸书生也，钻山打洞地见到秦王，一通神侃，献分化六国，各个击破之计。孰料秦王不识货，该先生咬牙切齿一番后掉头就去游说六国，这回所献之计却是联合起来，共同抗秦，结果，平地一声雷，挂上了六国相印，就算是铜的每颗也得有一斤：舌头是轻的，话是轻的，但轻风吹来的却是梦寐以求之重。

言辞的滔滔洪流通向欲望的彼岸。所以，那是个话多的时代，漫天飞絮，万叶凋零，大狗小狗都叫，公鸡母鸡齐鸣，话是强者的通行证，沉默是弱者的墓志铭，在盛大的嘈杂中，话与话展开殊死的竞争：你的声音必须被人听到，你的话必须击中目标，说话就是打仗，就是兵行诡道，要拼实力比分贝，也要比技巧，分贝是自然条件，技巧却必须训练。

《战国策》就是说话技巧的教科书，其中有真实案例，也有模拟训练，苦口婆心，倾囊以授，根本要义就是：话是空的，它不指向真理或事实，它指向人的软肋——人的虚荣、欲望和利益。所以瞄准软肋，说吧，没啥不好意思，灵巧的舌头不仅具有审美价值，它能为你赢得世界。

于是，今夜偷偷打开苏洵的行李，你发现一部《战国策》，你愕然、茫然，然后冷笑：《战国策》还用读？江湖之上谁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战国策》，才下心头又上口头？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螺蛳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说难

据说，龙这种动物性情温顺如猫，你就随便摸吧，但是，有一个部位不能摸，碰也不能碰：龙喉之下，有鳞长约一尺，名为“逆鳞”，大概是如同倒刺，摸之则龙颜大怒，张牙舞爪，人之小命休矣。

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发现，韩非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博物学家。除了龙，他还研究虫，著有《五蠹》，对种种蛀虫有精深观察，而且探讨了灭虫方法。在龙尚未灭绝的时代，无数中国人就是通过韩非的书学会了与龙共处，还学会了说话。

说话很难，不学不行，所以韩非著《说难》。《说难》之“说”本应读“税”，游说也，专指当时那些凑到君王跟前摇唇鼓舌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韩先生指出，这事儿难啊，难就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道理后来中国人都懂了，韩先生的古文就成了大白话：说话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到人心里去”。

但如何说到心里去呢，韩非之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早有明示，就是“揣摩”。摩者摸也。韩非更进一步，乱摸也不行，万一摸到“逆鳞”呢？他很负责任地列举了揣摩所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每一种都后果严重，都是“身危”之祸。

所以，要学会说话，先要学会对说话的恐惧，龙之逆鳞在喉下，部位明确，且只有一片，但读了《说难》，你会觉得人心如同针眼儿，而针眼儿之外皆为逆鳞，话一出口就变成了骆驼，穿不过针眼儿却可能踩响了地雷。

韩非身处战国，当今读书人提起战国照例做心驰神往状，倒不是因为那时死的人多，而是因为那时可以胡说，我断定他们没读过《说难》。韩非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韩先生是古代的福柯，他比那位法国人更极端、更严峻：话语就是权力，你说的话注定成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巨大权力的回声或倒影……

意识到说话之难，韩非却未能幸免于难：他把话一字字写在竹简上，一条最大的龙——秦王嬴政读到了他的话，大王舒服啊，句句说到了读者心里。但是，他的老同学李斯提醒大王：韩非乃韩国公子，怎么可能替秦国着想？于是，“逆鳞”动，韩非死。

韩非自幼口吃，这个瘦弱、阴郁的年轻人，他的舌尖推着巨石上山，他也看到巨石压在后人的舌尖上；话就是坎坷艰危的命，他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话也将是不值钱的风？

伪经制造者

路易·梅纳德，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画家和发明家，他炮制的一种化学物质珂珞酊据说对摄影术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我注意到梅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另一项事业：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他写出了埃斯库罗斯现已失传的剧本《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替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他认为狄德罗应该写这么一篇文章，应该写而没写，梅先生很生气，只好替他写；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该文章还真的就被收进《狄德罗选集》里去了。

梅先生的这一爱好给一个阿根廷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伪造的经典，这成为该少年日后持久冥思的主题——日后，少年成了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纪念梅先生，他写了一篇幽默而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如上所述，梅先生的伪经制造者生涯其实是不成功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窃以为，博尔赫斯还是不够“博”，后来他当上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本来可能在迷宫般的书库中遭遇一册寂寞的中文书，其中记载着一个远为神奇的伪经故事。当然，他不懂中文，即使懂也没用了，上帝和这位狂热的爱书者开了个玩笑：赐给他八十万册图书以及黑暗，他差不多在当上馆长的同时双目失明。

在那个被博尔赫斯错过的中国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公元前8年，刘歆继承父业，主持西汉宫廷的藏书阁，负责校勘群经。

然后，据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描述，正当盛年的刘歆双目亮如灯笼，他焚膏继晷，不吃不睡，左手不释卷，右手不停挥，大群腰酸背疼的书生把如山的简册搬运到他的面前再从他的面前搬走，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作伪工程，其规模之大一百个梅先生加一个博尔赫斯先生都无从想象。

他到底干了什么？康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刘歆，他替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差不多篡改了一遍，比如，为了让我们相信春秋时真有一位名为左丘明的盲人写出了如此这般的一部《左传》，他不得不替老前辈司马迁改文章，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这还不够，据钱玄同先生揭发，为了证明他的赝品来历清楚，刘歆甚至自创了一整套先秦汉字……

——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我替鲁迅和胡适各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还修改当时和现在的报纸、编造当时和现在人的日记和书信和评论，以至2017年和2117年的人们都相信那确实是鲁先生和胡先生的作品——我的神啊，是我疯了还是讲故事的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全疯了？

康、钱两位先生当然没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刘歆是古往今来头一号的黑客、绝世的超人，那么在他的时代事情并非绝对不可想象：没有纸，没有印刷术，书本来就少，又被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大半，剩下的几乎就是国宝，常常是只有皇宫内院藏着一两册，如果馆长先生愿意，他确实有可能把私货塞进馆藏，宣布那是独存于世的典籍。

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两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

但是，且慢。钱穆先生写了一本《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摆事实、讲道理，老吏断案，一板一眼，最终论定康有为、钱玄同两先生的大故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原来刘歆并非超人，他的同代人也并非傻瓜，即使在两千年前，他也无法完成那超现实的壮举。

——很扫兴。康与钱在讲故事，这另一位钱先生偏要讲道理、讲常识，故事有审美价值，常识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幸亏常识能够捅破故事，我们脚下才有稳定的地面，于是，我现在还是写方块汉字，还在读《左传》《毛诗》，中国人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和来历。

但问题仍在：秦汉书生为何热衷于制造伪经？莫非他们像如今的网上才子那般富于娱乐精神？

我以为，原因就在秦始皇帝。这位被当今的中国人热情讴歌的大人物，功业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不要以为皇上这么干仅仅是受不了七嘴八舌，始皇帝岂能和你们单位的小头头一个水平？大人物必有大志，始皇帝的大志是，他要抹去天下人的记忆，让时间、让一切从他开始、从大秦朝开始。他才是真的只手遮天，只可惜天不给他时间，否则这件大事他很可能就真的办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真的从秦朝开始，没有孔孟，没有老庄，没有《诗经》和《离骚》，一切都不曾有。

劫后余生——余下了几个书生，他们在废墟上力图重拾记忆，重新让人们有一个过去。后人很难体会他们的艰难，那是在大火烧过、大风刮过之后，于灰烬中拣出几片残简，他们只能凭此去追索曾经存在的一切。

这种时刻，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沉默，重新书写。

对此，康和钱不能理解，我认为，他们二位比较理解始皇帝。但对那些沉默的书生们、那些伪经制造者，我怀有最深的敬意。

——一千个博尔赫斯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绝望和他们不灭的信念。

一盘棋

最初，这不过是一盘棋。

宋闵公与大将南宫万在下棋。当然，那时闵公还不叫闵公，闵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很显然，后人认为他比较可怜，所以送了这样一个号。至于为什么可怜，我们很快就知道。

那一日本来无事，但是，我们可以推断，那盘棋上，南宫万占了上风，因为他忍不住说话了，要是不说话多好啊，可他偏就说话了，说话又不说棋的事，说别的：“甚矣，鲁公之淑、鲁公之美矣，天下诸侯之宜为君者，唯鲁公矣。”

也就是说，面前坐着他的老板、他的上司，可是他却在夸别家的老板和上司，对着腾讯夸阿里，夸也就罢了，他还说只有人家才配做老板。

至此，我们看出，这南宫万是个缺心眼的，他也确实不是揣着一窝心眼出来混的，他这个将军像张飞、像李逵，是冷兵器时代的职业屠夫，靠的就是体力、暴脾气和没脑子。下棋占上风不说明他有脑子，只说明宋公棋臭。

可想而知，宋公不高兴。棋上落了下风倒也罢了，话上也落了下风，若是二人对弈倒也罢了，偏偏是，有人围观——史家搞不清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但史家确信，有人在场，而且是女人。

有群众在，而且是女群众在，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位宋公平素大概是有点怕南宫万的，后者是一个强大的、放肆的下属，你不得不忍耐，当领导的基本功就是忍，你必须忍耐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当然，忍耐是有底线的，在宋公这里，底线就是：有人在场。

行文到此，抬眼一看，发现写顺了，顺成顺口溜儿了，马上就不得不写到面子问题了。现代以来，论中国文化与国民性，好面子是公认的一大病。死要面子的好汉我天朝肯定较多，但平心而论，不爱面子的人种，世上大概也没有。人也好，人群也好，需要自我肯定，也追求所在的共同体的肯定，这是普遍人性。差别可能在于人们为了这份肯定所愿付出的成本，极端情况下，成本无需由自己支付，人们自然倾向于不计成本——老实说，在我们这里，“极端情况”是“通常情况”，所以“形象”而有“工程”。但就宋国这件事而言，南宫万是严重地不给老大面子，如果老大连这样的话都忍了，那真是没脸再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大概都是一样的：你丫给我滚！

宋是商之后裔，春秋时看商，酒池肉林、挖心炮烙浑不提起，就如现在谈民国，只看见当年满街都是衣衫胜雪的文化大师，而现在不幸活着的都是没文化的村夫。于是把宋人惯出了一副世家子弟破落户脾气，清高迂腐，又酸而又硬，比如那位“高贵的蠢货”宋襄公。眼下这位是襄公的大爷，还没那么迂，说出话来给力得很，他也不冲着南宫万说，他冲着围观的女士说：

“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

——这是一俘虏。他丫咋被抓去的？哦，鲁侯太淑了、鲁侯太美了，所以丫当了俘虏了。

女士笑没笑？一定是笑了。她或她们不该在场，更不该笑。

两年前，宋与鲁交战，也不是宋与鲁有多大过节，是宋随着齐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去教训鲁。本以为鲁国人只会读书，偏此时的鲁国有个血气方刚的君主，要谈普世价值也该我鲁国是正宗，跟丫打！又有一个吃不起肉而有脑子的草民曹沫出谋划策，一鼓作气、再衰三竭，扛过三轮轰炸，发一声喊，冲上去大败齐军，接着大败宋军于乘丘。好个鲁公，乱军之中，取一支金仆姑箭，一箭射翻南宫万，众将一拥而上，只见烟尘滚滚，折腾了半晌才把那厮按住捆上。

然后就是“风度”了。鲁公把南宫万养在宫里，不像是当俘虏倒像是度假。如此吃了一年多鲁菜，人养胖了，也知道了世上还有这么好的老大，然后送回宋国。在这之前，宋国下暴雨发洪水，春秋时人当然也知道幸灾乐祸，但更知道“幸灾乐祸，不祥”，所以鲁公派了人去，表达诚挚的慰问：“此时此刻，鲁国人民感同身受。”宋公此时自然是谈不上面子了，臊眉耷眼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还得劳您费神，惭愧呀惭愧！

谁都听得出这是门面话，但春秋时的君子偏就老实，还真就感动了，还真就以为宋公在做自我批评了，据说孔夫子激动得眼泪汪汪：“昔桀纣不任其过，其凶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所以，夫子断言：“宋国其庶几乎！”宋国要崛起了！

尽管人家是圣人，我也不得不说他老人家反应过度。这篇话在《左传》中有一个现今的人们更为熟悉的表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本来是满怀期许地勉励宋公的，但谁知道、圣人也不知道，这竟是一语成谶：这位宋公，果然是“其亡也忽焉”。

南宫万出手如电，只一瞬间，就捏住了宋公的脖子、就捏断了宋公的脖子，想必那丝冷笑还留在宋公的嘴角，但南宫万已如疯虎一般冲了出去——这一路，端的是血肉横飞，场面很红很暴力。大将仇牧上前拦挡，竟被这南宫万活生生一把撕成两半，一半飞到左边，一半飞到右边，飞到右边的那一半连着头颅，兀自张嘴呐喊，吭哧一口，啃住了宫门，事后费了很大劲儿才把牙从门上拔下来。

此后的过程不必细表，总之，南宫万杀人拿手，搞政变不在行，狗咬狗满地毛之后落荒而逃，驾着马车载着老娘，当了一回赛车冠军，一日二百六十里，飙到陈国。

宋国人提着礼物尾随而来，陈国就是用脚后跟想事儿也知道该怎么办。只是这南宫万动物凶猛，实在不好收拾打包，想来想去，想起他是商朝后裔，家学渊源，最禁不得美女和美酒，可怜南宫万，被几个能喝的公关小姐灌得大醉，裹进生牛皮里捆成后世的粽子，二百六十里路又回了家乡。

这厮果然了得，到了宋国一看，众人吓出一身冷汗，他在路上酒醒过来，居然活活挣破牛皮，手脚都已经伸了出来！怎么办？也不必开包验货，连皮带馅，一块儿细细剁了，放盐，做了酱。做了酱有啥用？在下不敢想。

故事完了，还有闲话：当了俘虏，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宋公一句话，南宫万立刻失控。但在春秋时代，当俘虏不是多么耻辱的事，南宫万在鲁被以礼相待，回了宋也照样当将军，战争伦理大体上还是通情达理。到了战国、秦汉，秦王坑杀降卒四十万，汉武灭李陵满门，虽有一时之胜，但秦汉之后，武道衰弱，不能不说与不容失败、剥夺武士尊严的战争文化有关。

还有一句，就是，两千六百九十多年前的这盘棋，考量的是面子、荣誉、风度、胸襟，说起来皆为虚文，都不是硬道理；但人类生活如果虚文不讲或者讲不好，那么剩下的也就是硬的暴力、软的酱。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宋襄公站在河边，看着楚国的大军过河。那是阴历十一月，两千六百年前那条名为泓水的河尚未封冻，他身边的谋臣看着敌军在冰冷的河水中艰难行进，急道：

打吧，打吧，痛打落水狗啊。

但宋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敌军爬上来了，在岸边乱哄哄地集结，襄公的参谋长更急了：

打呀，打呀，还等什么，黄瓜菜都要凉了！

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鼓不成列”——绅士不攻击没有摆好架势的敌人。

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宋军大败，襄公负伤而逃，不久郁郁而死。

该故事我是在七八岁时读到的，我读懂了，我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是要教育我：一定要乘人之危，否则屁股上就会中一箭，而且大家都会笑话你。今天，闲着没事儿翻《左传》，又读到这个故事，我还是认为宋襄公很愚蠢，他当然没有蠢到不想在战斗中取胜，他的愚蠢在于他想用体面的方式取胜。

所以，公元前638年这一战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手段和过程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对此我当然不能非议，那样的话所有决心弘扬狼的精神的同胞们都会看不起我，我要是不幸倒霉或失败也肯定没人同情。但是，你知道，我还是个武侠小说迷，我忍不住要对泓水之战做另一种想象：

宋襄公是绝世的高手，他站在高高的岸边，披襟当风，看着他的对手在河里狗刨。这时，他的徒弟急道：

师父，动手吧，发掌心雷劈他，用一阳指点他，拿梅花镖射他！

这时他会怎么样？他会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说这话时，宋大侠白衣胜雪而且飘飘。

同理，他一定会等下去，等对方晒干了衣服，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开打之前还得问一声：歇好了吗？

——是的，他必须这样，这样我们才觉得是对的，这才是他绝世的风姿，否则他和一个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的那一天成了蠢货，而在2006年一个武侠小说迷的想象中会成为英雄呢？

今天中午，晒着太阳，我和楼下的李大爷探讨了这个问题，李大爷正遛狗呢，他的狗尊号球球，看上去正是一只可爱的毛球，该球每见了我都呲牙咧嘴，极为勇猛，但据李大爷揭发，实际上这厮胆小得很，见到面目雄壮的陈哥尾巴便摇得花枝招展，“你呀，面善。”——不说狗了，且说人事，李大爷听了我的疑惑，沉吟半晌，问，那打仗的时候，是宋什么人多还是人家人多？

噢，我忘了，当时宋襄公的参谋长对形势做过评估，叫“敌众我寡”。

李大爷又想想，说：那比武的时候是宋什么的武艺高还是人家武艺高？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宋大侠武艺高。

李大爷曰：球球，咱回家了，让你李叔好好想想。

不用想，这就叫醍醐灌顶啊，我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宋襄公在这场战争中是弱者，所以，他必须按弱者的逻辑行事，不能思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温良恭俭让，只有当他是个强者时，他才会留意姿态、程序、自尊之类的审美和伦理问题，才会在追求目的时坚持手段的正当和体面，坚持他的价值观、他对正义的信念，哪怕他可能会因此遭了暗算，因此失败和倒霉。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弱者的哲学，武侠小说教给我们的是强者的哲学。那么我该信谁的呢？当然是历史。我是武侠小说迷，可我也知道武侠小说探讨和想象的其实是生活中的“不可能”，那些大侠们，从小说里走出来就全是宋襄公。

得了李大爷的启发和教导，我踏实了，打算回去睡个午觉，但是，这一觉终于没有睡成，因为我忽然想起，如果每个人都受了教育，决心实行弱者的哲学，时刻感觉寡不敌众而不择手段，那么结果会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每一场战斗中胜利？我们都胜利了失败者又在哪儿呢？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地被吞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集体实行弱者的哲学我们会不会就真的集体变成强者？

所以，古书读多了不是好事，午觉睡不成而且变糊涂。比如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被我们的知识分子百年如一日地洒狗血，批评古人讲文明、讲礼义，温文尔雅，个个都是宋襄公，完全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要求，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现在我怀疑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读过中国书，鲁迅是读过的，而且读通了，但据他说只读出两个可怕的字，那两个字其实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狼的精神，就是要知道肉在哪儿，该出爪时就出爪，别管什么风度和信念。

当然，即使在阐述弱者的哲学，知识分子们也是铿锵雄壮、深沉智慧，不会像我这么俗。比如，关于肉在哪儿的问题，我好几次看见我们的学者纵论天下大势时征引一句西哲名言加以阐述，大意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也就是狼眼里的肉。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其状如肉在口。

我不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怕他们以为我会抢肉，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第一，这句话据他们说是丘吉尔所言——我记得似乎是19世纪一位英国首相说的，本来想查查，但查洋书是他们的特长，建议他们去查。第二，我也建议他们顺便把丘吉尔当年当上首相时的广播讲话也重读一遍。那时希特勒已经席卷欧洲大陆，聪明人都该为了自己“永恒的利益”赶紧设法和新主子搞好关系，但丘吉尔说，他要傻到底、干到底，干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寸土地——也是大意。

附记：

宋襄公的问题在于不能“与时俱进”。公元前638年的宋、楚泓水（今河南枳城西北）之战，可算是古典“封建”战争的最后一战。此前的战争大致是君子相争，讲风度、重礼仪，点到即止，杀伤有限，所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伤员不杀，白头老兵且随他去，凭借地势、设伏偷袭都不算本事。泓水之战后，华夏人民一致认为，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迂腐的蠢货，是失败者，是堂吉诃德，于是一种新的“现实感”形成了：战争就是小人之争，比的是谁更小、更黑、更无情，结果就是一切，手段和身段皆不足论，于是有孔子的浩叹、有《孙子兵法》、有峭刻森严的法家。到战国后期，战争即是屠杀，长平一战，坑杀降卒四十万，一心跟上时代的人们迎来了人间地狱。

宋襄公之后，天下皆聪明。十一年后，晋楚交战，双方陈兵于泜水（今沙河，在平顶山市区）两岸，要打仗就要过河，问题是谁过河？谁也不想做宋襄公，谁也不敢相信对方会是宋襄公，于是就这么隔着一条河耗着。鸡犬之声相闻，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吧，最后晋军主帅阳父处忍不住了，派人去和楚帅子上商量：“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你要真想打，那么我退兵三十里，让你过河来摆开阵势，啥时候开战你说了算；要不然就反过来，你退兵我过河，否则这么干耗着，谁都没好处。

双方讨论半天，最后说好了，楚军后退，晋军过河，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楚军倒真是一咬牙退了，但晋军还是不敢过河，阳父处灵机一动，登高遥指：快看快来看，楚军逃跑啦！于是全军欢呼，得胜回朝。

以上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据赵先生曰，如此等等，证明了春秋初期“工具理性”和效率主导的兴起。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当上了国王，快乐无极。但乐是快的，快才能乐，有些事必须快必须趁热，所以汉高祖刘邦急煎煎摆起仪仗赶奔老家，把昔日偷鸡摸狗道儿上混的兄弟们请了来暴撮一顿，他当然不是为了吃饭，他要看看当年的兄弟们惶恐卑下的脸，他认为这很快乐。

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咱们后来有点小家当就急着回村里或者母校显摆，其实是和刘邦一样，要把臭脚放到老朋友或老对头的脸上。

刘皇帝固一世之枭雄，酒喝高了，唱一曲《大风歌》慷慨悲凉，于大俗中见出了格调。相比之下，春秋时齐国有位国君，谥号懿公的，登了基也是快哉乐哉，办的事却很不靠谱：把吵过架的对头从坟里刨出来“断其足”，这种报复令人发指，而结梁子的缘由不过是当年围猎，一只中了箭的兔子或野猪被对方抢先一步占了去。这位懿公的思路是：你不是跑得快吗？现在看你还跑不跑！

其实，跑得慢些，死得晚些，才能当上国王，懿公大可不必翻这笔旧账。但这位主子是不讲理的，他认为当国王的主要乐趣就是不讲理，所以接着又做了件没理可讲的事：委任那老对头的儿子叫丙戎的做了他的马车夫。懿公怎么想的，暂且不表，且说这位丙戎，你以为他会怎样？他会拒绝？或者答应下来然后屈身忍志伺机报仇？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丙先生乐颠颠地接了差事，从此以后勤勤恳恳狐假虎威人五人六地当了一名快乐的车夫。

如此这般，平安无事，直到丙戎碰上了庸职。这位庸职也是来历不凡，他太太是美女，不知怎么被懿公觑见，如前所述，懿公是不讲理的，把美女抢进宫去，然后给美女的老公派了个工作——做他的“骖乘”，也就是坐在马车上的贴身随从。

情况很明显，懿公乘坐的是一辆极其危险的车，但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事实是，很长的时间里，丙和庸都没什么心怀异志的迹象，似乎他们已经忘了爹和老婆。毕竟，国王只有一个，国王的车夫和骖乘也只有两个，生活美好、快乐。

但是，有一天，懿公驾临郊外的离宫，当然那两位也跟着去了。懿公在园子里游玩，估计还带着庸职的前妻，总之没有车夫和骖乘的事了，丙和庸采取了一种现代的休闲方式，他们一起去洗澡。他们很快乐，在澡堂子里开玩笑，拍拍打打，但是，玩笑开过了，拍打劲儿大了，两人翻脸了，庸职骂道：“断足子！”丙戎一听就急了，指着他喊：“夺妻者！”

——过了几天，懿公坐着马车去竹林闲逛，在竹林深处，丙和庸掏出了刀，国王死了。

听起来，这是一个复仇故事，但这个故事中有个问题令人困惑：他们为什么等那么久？他们又不是哈姆雷特，似乎不必为活着或死去沉吟数年，作为贴身的侍从，他们本来有无数机会复仇。

司马迁的眼光是毒的，他断定这桩血案完全是个意外，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向对方说出了那句话：

“断足子！”

“夺妻者！”

也就是说，如果那天他们没去洗澡，如果他们没在洗澡时闹翻，如果闹翻了他们没说出那句话，那么，他们将洗得干干净净，像婴儿一样睡去，明天醒来依然是忠顺的仆从。但是，澡堂子引发了血案，人脱得赤条条，他们忘形了放纵了，指着鼻子把话说出来了，脸子面子撕破了，他们别无选择。

其实别的选择是有的，比如杀了对方而不是去杀仇人，或者丙戎上衙门递状子告他庸职诽谤。但这又是后来人的想法，春秋时的人没来得及进化得如此复杂。

至于那位不讲理的懿公，他也是一个谜，一国之君可以从千万人中选择仆从，他却偏偏挑了丙和庸，他究竟是大智还是大愚？懿公肯定是无耻小人，但他肯定不蠢，他是在齐桓公死后多年的血腥残杀中登上王位的，他对人性必有阴暗的洞察，我相信他是满怀轻蔑地打了一个赌：没事的，寡人了解寡人的臣民。

——他本来会赢的，如果没有澡堂子。

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话说那日，天下太平，风和日丽，子公站在院子里听候传召。忽然，天上飞过一只黑鸟，地上，子公的食指急剧痉挛，呈失控之状——当然应该赶快上医院，但春秋时代的子公盯着那根发疯的手指，窃笑，人家问：笑啥呢？子公曰：食指跳，美食到，百跳百应，不信等着瞧。

很快大家就瞧见了。进得殿去，子公失声惊叫：“果然！”——郑国的国王灵公端坐殿上，面前一只大鼎，一锅甲鱼汤正炖到火候上！甲鱼汤按说不值得惊叫，但那是春秋，人的舌头不像现在这样席卷全球，最贪婪的食客也不过是吃遍了方圆百里的动物和植物，而这只大甲鱼却是来自楚国。

灵公从汤锅上抬起头，问道：“果”什么“然”啊？子公被甲鱼汤逗得亢奋异常，翘着那根天赋异禀的食指细说端详：该指兼具触觉、味觉和嗅觉，而且闻美味而大动。话说到这份儿上，那灵公要是个随和的，怎么也得舀一勺汤赏给他尝尝，但灵公偏是个护食儿的，越听越紧张，坚决不接话茬儿，只顾一碗又一碗抓紧喝汤。

想想吧，子公先生眼巴巴看着，他的食指几乎要飞起来了，终于，他眼前一黑——他自己干了什么他不知道，反正别人看得清楚：该大臣忽然冲上去，探食指往鼎里一蘸，然后张嘴叼住手指头转身飞跑……

在庄严的史书上，这个过程就是七个字：“染其指，尝之而出。”灵公大怒，当即下令把他抓回来砍了——不是砍手指，是砍头。子公呢，跑出去一里多地，嘬着手指回味一会儿，心一横，得，先把你杀了吧，至少还能落下一锅好汤。

于是，灵公的人还没来得及杀他，他已经掉头跑回来把灵公杀了。

——杀国王，这件事后世的中国人想想都会吓得血管爆掉，可在春秋时，可怜的国王们经常像小鸡子一样被人随便捏死，理由呢，常常微不足道。郑灵公死于“馋”，随便翻翻《左传》你就知道，有的君王死得比他还要搞笑。

似乎是，在那遥远的春秋时代，华夏大地上到处是暴脾气的热血豪杰，动辄张牙舞爪，打得肝脑涂地。生于春秋而当上了主子显然是高危职业，国王吃个独食都可能丧命，要批评个人也得先看看周围是否侍卫众多，否则人家当场翻脸就可能扑上来砸破你的脑袋。那个时代有荷马史诗般的壮阔和莽荡，人都是巨兽或巨神，他们的馋、贪婪、嫉妒、愤恨、虚荣等欲望和情感都是天大地大翻江倒海之事，就像一部《伊利亚特》，打成了越洋大战，说到底也不过是谁拐走了谁的老婆。

我不敢确定活在这个时代是否幸福，但我认为该时代必定可爱，它将像我们的童年一样被长久记忆和传诵。但事实上，春秋在我们心里只是一团混乱模糊的影子，似乎是，有人设法销去了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记了那顽皮胡闹的童年。

该人据说是咱们的老师孔子。孔老师可能是春秋时代唯一的好脾气，他就像掉到强盗窝里的书生，苦口婆心地开导大家不要野蛮、不要火气大，凡事都要守规矩、讲道理，结果当然无效，老夫子只好发愤作《春秋》：把你们的这摊子烂事儿写出来，看你们羞也不羞！据说大家都羞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我怀疑这是知识分子的谎话，主要是为了吹嘘他们手里的那支笔是多么神奇；笔当然重要，商鞅、李斯、韩非之笔都是寒光闪烁的利器，但是还得有秦始皇把这锐利的笔化成兵马俑的剑，孩子不听话狠狠收拾了一顿，从此他们终于知道活在世上不服老大是不行的。然后到了汉武帝，名为独尊儒术，实则王霸杂用，收拾得更为细致，这帮孩子总算长大了、上道儿了、懂规矩了，被皇上恶骂只知道磕头了，说起春秋，也是一脸的羞涩和悔恨了：小孩子尿炕的事还提它作甚哩？如此岁月安稳，悠悠到了大明朝，皇上是家传的施虐狂，动不动就把大臣拖出去当众打屁屁，你看那些大臣们，他们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那一日，也是天下太平，春和景明，齐国的国王顷公要接见外国使臣，例行公事，有章可循，按理出不了什么意外，偏偏顷公他娘闲得发慌，要在楼上看看老外。其实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有什么好看，但这回也是巧，晋国的使者郤克是个罗锅儿，而“鲁使蹇，卫使眇”，礼宾司为了给王他娘凑趣，竟让人模仿罗锅儿、瘸子和独眼分别引导三位使臣进场，果然，王他娘笑了，左右的太太团丫鬟帮积极陪笑，一时花枝乱颤群莺乱飞把三个使臣活活笑成了三把想杀人的刀。

——性质恶劣，后果严重。鲁、卫皆小国，只好忍气吞声，晋是超级大国，郤克又是个暴脾气，回国之时指黄河而誓曰：不报此仇，不涉此河！

齐晋关系由此急转直下，两年后，晋伐齐，四年后，晋再伐齐，郤克为主帅，穷寇必追，不依不饶，直到齐国服软道歉，天下暂且太平。

这场战争意义何在呢？就在于再没人敢对着郤克笑，郤先生所到之处大家赶紧把老娘关在屋里把门窗锁好。这当然甚爽，大丈夫当如是也！不过别忘了，连年战争花的不是郤家的钱粮，遍地尸体中也没谁认识齐王他娘，郤先生固然讨回了他的“人格尊严”，但我们这些纳粮当兵的百姓啊，我们招谁惹谁了？

上回说到，春秋如同荷马时代，那时的人飞扬跋扈、血气方刚，很有个性也很有娱乐性，所以五四后的书生大多憧憬春秋，觉得那时的中国人活得最为舒畅。对此我当然赞同，如果谁惹了我，我马上带一彪兵马拆了他的宅子，我也觉得舒畅。但这里边也有问题，首先是不可能人人舒畅，否则世上的宅子会被拆光；其次，心情不爽就发动世界大战，挥霍别人的命大家的钱，与贪污受贿也没什么两样；所以，任何有点理性的文明都不能为了个人心情舒畅长期支付如此高昂的成本。春秋玩罢战国玩，玩到最后终于商鞅、李斯、韩非来了，秦始皇和兵马俑来了，孔老师的紧箍咒也生效了，索性大家都别舒畅了。

其实，关于齐王他娘侮辱人事件，别的解决办法不是没有，比如郤先生可以掷出他的手套，当场要求决斗，王他娘上阵不太靠谱，可由齐王代表，齐王要是觉得打不过人家，那就趁早道歉，如果武艺高，一刀杀了郤克，那么郤先生以生命捍卫荣誉，也算是好汉一条。

该办法当然还是野蛮，但相对于滥用公共资源去报私仇泄私愤，总是更为节省和体面。欧洲中世纪时该办法大流行，而且还真有两国国王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破事儿抽刀对决的，两边的臣子们袖手看着，都明白这是他们两位私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为好。

但在我们这里，大家忍不住啊，有热闹一定要凑啊，要跟帖起哄围殴啊，这仗郤克想不打都不成，不然往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怎么维持人气啊！一部二十四史便是一场大热闹，公事就是私事，私事就是公事，从来就不曾分清。

关于这个问题，春秋时的聪明人也不是没想过。在著名的齐庄公遭捉奸事件中，晏婴就面临着有热闹凑不凑的艰难抉择。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太太私通，肆无忌惮，居然就在崔家明铺明盖，又居然顺手把崔杼的帽子拿去送人。这要是放在后世，那崔杼只会躲出去窃笑，梦想着曲径通幽青云直上；但那是春秋，人的脾气大呀，崔先生一咬牙，设下埋伏，单等那日，庄公施施然又进了崔府大门，崔杼在屋里按住太太，这位多情的庄公啊——敲门不开，敲窗不应，他居然“抱柱而歌”！也就是抱着柱子唱情歌儿，情妹妹句句听得真切当然还是不能出来，就在此时，崔家人把大门一闭，舞刀弄棒，杀将过来，庄公忙喊：我是王！人家答得也妙：只听说有淫贼，没听说有什么王！

齐庄公就这么死了。他的大臣晏婴站在崔家大门外，听着里边的热闹，始终没动，人家问：你不是忠臣吗？不是咱王的铁粉吗？你怎么不冲进去啊？晏婴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国王如果为公义而死而逃亡，大臣责无旁贷，必定追随，但为了这等偷鸡摸狗的破事，他死就死去，除了他的下贱奴才，谁也没义务跟着。

——这就是分清了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也是因为分得清而保持了自尊。

纪念律师邓析

中国最早的职业律师应是邓析。

春秋时，子产当上了郑国的相国。该先生有理想，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决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得志，也许就成了孔子，后人对他指出的方向心怀向往；但子产不幸得了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头一件事，就是对付邓析。

此前郑国颁布法令，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这叫“悬书”。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路先迈左脚是不对的，应该禁止，那么好，他只需要写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后挂出去。第二天，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屁股反复思量。

这本来很好，令行禁止，可谓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而且生就一张铁嘴，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摇头晃脑地评点：左足先者笞五十，那么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不是还得左足先？照此说来，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你看，本来一清二楚的事，让他一搅和，大家全糊涂了，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路了。怎么办？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取消“悬书”，以后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么你肯定触犯了某条法律，至于是哪一条，你不要问，你如果问了你就触犯了另外一条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连挨几顿五十板子的倒霉蛋们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总得知道屁股因何而开绽吧，怎么办呢？找邓析去。

于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把钥匙扔到井里去，可是他的人来疯必然是要犯的，他口沫横飞如雨，告诉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后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根据你的情况，前后五十板子都于法无据。

义务咨询倒也罢了，邓先生还公然收取报酬包打官司，这就俨然是后世的律师了。春秋时货币经济不发达，所以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结果生意兴隆，客户蜂拥，我估计邓析他太太还得开一间店铺，把家里成堆的衣裳换成小米或者猪羊，至于换回那么多小米猪羊怎么办我就猜不出了。

但与此同时，郑国的民风不淳朴了，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低眉顺眼像个太监，可现在呢，板子还没举起来，人家就喊，且慢！叫邓析来，说说清楚！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

于是，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子产相国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

效果当然很好，再没人敢跟板子叫板，郑国从此大治。子产虽然没当成孔子，但是就连孔子都对他的成就赞叹不已，认为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太同意孔子的意见，子产固然办成了事，但我们也应该纪念专门败事的邓析，这个招人烦的铁嘴，这个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

独不可以舍我乎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着急，没有国王怎么行？于是连忙张罗着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养来杀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家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是王。就这样，第三个倒霉蛋又被杀死了，消息传来，一个名叫“搜”的王子掐指一算，这回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谁都不想当家畜，搜也不想，于是开了后门，一溜烟儿上了山，藏进了山洞。

但是，该王子的名字就没起好，他偏偏叫“搜”，他要叫“溜”事情或许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越人杀完了一个国王，第二天一觉醒来，心里空空荡荡，果然就成群结伙地跑来拥戴王子搜，进门一看，新王跑了，这还得了，搜！

于是就搜。当然很快就搜到了，一群“粉丝”呼啦啦跪在山洞口，苦苦哀求：

出来吧出来吧，我们的王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偶像！

但王子搜躲在山洞里，千呼万唤不露头。渐渐地，越人的脾气又上来了：不出来？好，架上柴火，熏他！

这些可爱的越人也不想想他们的新王很可能会变成熏肉，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国王，这卑微而真诚的心愿怎能得不到满足？

当然，王子搜出来了，换了我我也得出来，人群向他欢呼，他被架上国王华丽的马车，没人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想不想当国王。他已经是王。

可怜的“搜”，他孤立无援地站在车上，“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那意思是：老天爷呀，你咋就偏偏不肯放过我呢？

——这个故事载于《吕氏春秋》，我们的相国吕不韦大人由此得出教训曰：人不可以国伤其生，就是说要是需要搭上一条小命，那么给你个国王也别干。

这种鸡贼“顺生论”如今大行其道，我对此无话可说，只能祝大家长命百岁，好好活着，别费心去想活着值得还是不值得。但就王子搜来说，我觉得吕大人是误解他了，他其实不是怕死，他的逃避和挣扎包含着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能不能“自由”？

这实际上就是个日子值得不值得过的问题，当然，对王子搜来说，结论是不能。那么也就只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所以，在古代中国，悲剧是有的，就在王子搜绝望的“仰天而呼”当中。

富贵如秋风，秋风愁煞人

公元前561年，杏花春雨江南。

吴王寿梦长吁短叹：季札贤啊季札贤！

诸樊听着，知道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也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这些日子里，他已经把该说的话在心里说了无数遍。

千里之外，周原上，周太王古公亶父望着那个名叫昌的孙子，“兴王业者，其在昌乎？”——老姬家能不能发，就看这孩子了。

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互相看了一眼，这话他们听了很多次了，这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是老三家的孩子。

有一天，太伯和仲雍消失了，再没有出现。

然后，古公亶父薨，大儿子、二儿子下落不明，怎么办呢？老三继位。老三薨，继位的正是昌，这便是兴周八百年的周文王。

我们知道了美好的结果，我们还想知道过程，司马迁综合各家说法，告诉我们事情是这样的：

太伯和仲雍商量了一下，咱爹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让老三接班，碍着咱哥儿俩不好直说。做儿子的别逼着老人家为难，这个王不当也罢，咱走！哥儿俩收拾收拾，带了百十来人，艰苦卓绝向东去，到了如今的无锡、苏州一带。当地群众听哥儿俩一说原委，这是义士啊！立即感动得跪倒一片，做我们的王吧做我们的王吧。正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爷到了哪儿都称王，哥儿俩也不用跟谁客气，立国号为吴，老大做完了老二做，而且入乡随俗，文身断发，把身上绣成九纹龙，长发剪成披肩发，发了张照片寄回去：看看，俺们都堕落成这样了，别惦记了。

这个过程和结果一样美好，它包含中国人所认为的政治行为中的重要美德：谦让。

周朝开国史上这段故事有力地表明了这个王族的道德高度，这是一群圣贤，活该人家统治天下。古人对此深信不疑，后来的注释家们还不过瘾，做了进一步的升华：太伯和仲雍逃出去是一让；听说太王死了，也不回去奔丧，这是二让；听说老三死了，还不回去，这是三让，一让二让连三让，古人之风，不可追也。

是的，古人之风不可追，如今的人都堕落成了小人，鸡蛋里挑骨头，见缝下蛆，恨不得世人都和自己一样小，我们对道德高度的想象力远不如我们对道德洼地的体会，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我这条夏虫对这个故事就颇有怀疑。

司马迁是在大地上走过的，他应该知道，从岐山县跑到无锡苏州去，现在也不是等闲事，三四千年前那更是近于找死的壮举。那时的无锡苏州可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那是天涯海角、蛮夷之地，此一去就相当于现在的某人冒着变成烤肉串的危险穿越到原始部落。当年的太伯和仲雍这一路狂奔，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胸中的道德激情熊熊燃烧，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另一种可能则比较理性——计算了各种因素和选择后，他们认为只能跑，跑得越远越好，实际上，那时的无锡苏州就在海边，要不是大海拦着他们应该还会继续跑，至于为什么跑，你和我都能想得到。

一个是激情，一个是理性，信哪一个随你。反正古人是信了激情。我们的古人对政治行为中的谦让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兴趣，他们特别乐于讲述和倾听此类故事，在这种故事中，似乎最高的政治道德就是死也不搞政治。比如著名的伯夷和叔齐，他们是孤竹国王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国王原想让小儿子叔齐接班，结果，爹一死，叔齐说，哥，您先请；伯夷说：No，No，No，弟，该你先。兄弟两个让啊让，菜都凉了，索性谁也不当什么鸟国王，结伴蒸发，遁往周国。后来，发现周武王是个不肯让的，不但不让还要抢，于是兄弟俩看不起他，义不食周粟，活活饿死。

种种迹象表明，太伯和仲雍并非这种政治厌食症患者，他们对统治人是有兴趣或很有兴趣的，两个人带着一群喽啰跑到吴地，其实就是武装殖民，那里的人就算是比较纯朴，应该也不至于马上选外人当村长，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不可问，后人也不问，总之，相对于当地土著，周人既有先进生产力也有先进文化，枪杆子、笔杆子都在手里，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谦让之美德的故事。

故事高于生活，生活模仿故事。现在，当吴王寿梦如此慨叹的时候，诸樊知道，故事正在重演，吴王寿梦就是古公亶父，他自己就是太伯。

寿梦有四子，诸樊是长子，下有三弟，余祭、余昧、季札。现在，老爷子的意思是，越过排名前三的各位，直接让最后一位接班。

即使在道德高尚的古人那里，这也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古公亶父不好说，吴王寿梦也不好说，不好说不是不好意思，而是，任何人都明白，这可能意味着惨烈的变乱。古人不是傻子，好不容易想出立嫡立长的接班办法，不是不知道嫡子长子有可能是笨蛋而小儿子有可能是豪杰，古人只不过是明白，比坏规则更坏的规则是没有规则，相比于兄弟相残、家破人亡，不如选个笨蛋，反正岁月悠长，笨蛋总会死的。

但是，吴国的国情有所不同，这里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被人深信不疑地传说了几百年，它成了一种道德范式，一种政治传统。对于三个哥哥来说，他们面前有无可争辩的榜样：太伯和仲雍。

于是，方案一：哥儿仨去种地，让老四直接继位。这个方案相当于让副总裁当董事长，让总裁、常务副总裁去扫厕所，显然不可行。

方案二：效法老祖宗，哥儿仨一块儿失踪。但吴地已是天尽头，还往哪儿跑呢？

而且无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都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老四季札，众所周知他是贤人，贤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他谦让，他是叔齐，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坐下。逼急了他会比哥哥们跑得更快。

怎么办呢？那时的吴人都是死心眼，这事非办成了不可，为此他们进行了一次史上罕见的高尚政治实验，开历史倒车，重新实行兄终弟及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让季札最终当上国王。也就是说，老大死了老二干，老二死了老三干，老三死了呢？老四想不干都不行。

哥儿仨商定：谁都不能有私心，都不能半路变卦，把王位传给自家儿子。当然，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季札必须比他们活得长——看起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且他们每个人都采取了有力措施确保自己尽快死掉：不养生、瞎折腾，仰天长啸：“怎么还不死啊！”

该实验流畅完美地接近于成功——直到老三离世。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都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道德实践的非凡案例，特别是，从诸樊到余昧，他们三位都不是柔弱宁静的人，不是颜渊那种人，他们都是雄强的君主，暴躁、强悍、好战，他们内心必有强大的道德激情和严厉的道德禁制，以至于阻断了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贪欲和野心。

但终于还是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季札身上。季札倒真像后来的颜渊，他拒绝改变初衷，他坚决认为，通向道德完善的道路是单向街，没有转身的余地，当余昧死时，吴人奉上王冠，他看也不看，说了一句中国人后来常说但通常不认真的话：“富贵于我，如秋风之过耳矣。”

然后逃之夭夭。

吴人只好立余昧之子为王，是为吴王僚。

游戏玩不下去，忽然改了规则，平衡打破了，老大诸樊的儿子不干了：早知道这样，当初我爹死了就该是我呀，怎么也轮不到他！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春秋史上惊人一幕：酒席上，刺客专诸藏剑于鱼腹，一剑刺死吴王僚。老大的儿子夺位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事实证明，阖闾是吴国最伟大的君主。

人们有拒绝参与政治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自由，并且以极大的勇气捍卫这种自由，比如伯夷、叔齐和季札；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共同体，必定需要它的成员或特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掌握公权力，并由此出发确立相应的规则。如果，这件事弄拧巴了，一个共同体、一个机构或公司以不想干、绝不干为原则选择领导者，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令人高山仰止的道德实践，但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要么发现伪君子和潜规则，要么准备迎接规则的崩溃。

——这么简单的道理古人怎么就不懂呢？孔夫子、孟夫子怎么就不懂呢？倒真不是他们不如我聪明，而是他们看人性比我更透彻：伯夷叔齐和季札之所以成为模范，恰恰是因为想干的人太多太多了，而规则又太简陋太薄弱了，没有选出最具欲望和能力的人的恰当规则，更没有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规则，怎么办啊怎么办？只好教导大家，谦让一点，谦让一点。

富贵于我如秋风，秋风秋雨愁煞人。

鱼与剑

有白鱼在长江太湖，天下至味也。

白鱼至鲜，最宜清蒸。在下晋人，本不甚喜吃鱼，但酒席上来了清蒸白鱼，必得再要一份，眼前的这份自己吃，再来的那份大家吃，人皆嘲我，而我独乐。

读袁枚《随园食单》，说到白鱼，曰“白鱼肉最细”，这当然不错，但细则薄，而白鱼之细胜在深厚丰腴，所以也宜糟。袁枚又说：“用糟鲥鱼同蒸之，最佳。或冬日微腌，加酒酿糟二日，亦佳。余在江中得网起活者，用酒蒸食，美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言，唯有馋涎。

总之，清蒸好，浅糟亦佳，至少到清代，这已是白鱼的通行吃法。

还有一种吃法，随园老人听了，必定大叹罪过可惜。那便是——烧烤。

苏州吴县胥口乡有桥名炙鱼，两千五百多年前，此地的烧烤摊连成一片，烤什么？不是羊肉串，当然是烤鱼。那时的太湖，水是干净的，鱼与渔夫与烧烤摊主与食客同乐。那时的吴人也远没有后来和现在这么精致，都是糙人，该出手时就出手，打架杀人等闲事，吃鱼不吐骨头。清蒸，那是雅吃，烧烤，恶做恶吃，方显吴越英雄本色。

这一日，摊上来一客，相貌奇伟：碓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碓颡”解释起来颇费口舌，不多说了，反正中学课本里北京猿人的塑像应该还没删，差不多就是那样。该猿人坐下就吃，吃完了不走，干什么？要学烤鱼。

问：他有什么嗜好？

答：好吃。

问：他最爱吃什么？

答：烤鱼。

现在，谈剑。春秋晚期，吴越之剑名震天下。据专家猜，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两兄弟，从岐山周原一路逃到吴地，占山为王，同时带来了铜匠。彼时的铜匠是顶级战略性人才，价值不下于钱学森。几个陕西师傅扎根于边远吴越，几百年下来，肠胃由吃粟黍改成了吃鱼，吴越也成了特种钢——准确说是特种铜——工业中心。欧冶子公司、干将莫邪夫妻店都是著名的铸剑企业，所铸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盘匜，就是铜盘子、铜水盆儿，剑下如西瓜，一切两半儿。

当时的铸剑工艺，现在恐怕是说不清了。大致是，起个窑，安上风箱，点火之后倒矿石，再倒炭，再倒矿石，再倒炭，最后铜水凝于窑底，便可出炉、煅剑。

实际当然没那么简单，否则大炼钢铁也不至于白炼。矿石倒下去炼出精金，或者，铜盘子铜盆扔下去炼出废渣，办法一样，结果不同，这就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时不必写论文评职称，也没有专利费可收，心里的事古代的工匠死也不说。但古时大众偏就想知道，想啊想，中国式的想象终究离不了此具肉身，所以，据说，是炼剑师放进了头发、指甲，乃至自己跳进炉子去；当然，跳下去的最好是舒淇一样的美女才算过瘾。——据说有一出讴歌景德镇瓷器的大戏就是这么编的，真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卖餐具了。

我家菜刀，宝刀也。灯下观之，霜刃之上冰晶之纹闪烁，正是传说中的“龟文漫理”“龙藻虹波”。倒推两千五百年，便是一刀出江湖，惊破英雄胆！春秋之剑，登峰造极之作，刃上皆有此类花纹隐现，“如芙蓉始出，如列星之行，如水之溢于塘”。我家菜刀上的花是怎么开的，我不知道，但专家知道；春秋剑上花是怎么开的，专家也不知道。

有周纬先生，专治古兵器史，逝于1949年，博雅大痴之士，不复再有。他老人家从印度的大马士革刀说到马来半岛的克力士刀，都是花纹刀，也都探明了工艺，而且据他推测，克力士刀的技术很可能是古吴越工匠所传。但说到底，大马士革刀和克力士刀乃钢刀铁刀，春秋之剑却是铜剑，所以，还是不知道。

人心不可窥，天意或可参。一日，有相剑者名薛烛，秦国人，远游至越，有幸观摩欧冶子出品之剑，其中一柄名鱼肠，顾名思义，剑刃之上，纹如鱼肠。

薛烛一见此剑，神色大变：“夫宝剑者，金精从理，至本不逆。今鱼肠倒本从末，逆理之剑也。佩此剑者，臣弑其君，子杀其父！”

该评论家像如今的学院评论家一样，论证是不要人懂的，但结论我们都听清楚了：

鱼肠，大凶之器也。

命里注定，它是鱼肠，它等待着君王之血。

吴王僚在位已经十三年，即位时他应已成年，那么他现在至少也该三十岁了。这一天，三十岁的吴王僚来找妈妈：

“妈妈妈妈，堂哥请我到他家吃饭。”

妈妈说：

“堂哥不是好人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吴王僚可以不去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去了。也许他不愿让他的堂哥看出他的恐惧，可是，他同时又在盛大夸张地表演他的恐惧：他穿上三层进口高级铠甲，全副武装的卫兵从他的宫门口一直夹道站到他堂哥家门口。进了大堂，正中落座，前后站十七八个武士，寒光闪闪的长戟在头顶搭成一个帐篷。

摆下如此强大的阵势，仅仅是为了防守，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一个弱点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他爱吃鱼，爱吃烤鱼。他一定听说了，堂哥家里来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烤鱼师傅。

然后，那位北京猿人出现了，他端着铜盘走来，铜盘里是烤鱼，香气扑鼻。他站住，突然——

那是一刹那的事：他撕开烤鱼，扑向吴王僚，武士们警觉的戟同时劈刺下来，他从胸到腹豁然而开，肠子流了一地。

然而，晚了，吴王僚注视着自己的胸口，一柄短剑，胸口只余剑柄，剑尖呢，在他背后冒了出来。

鱼中有鱼肠，臣弑其君。

吴王僚此时是在心疼那盘烤鱼，还是在大骂进口防弹衣的质量问题？

刺客名专诸，主谋公子光，后者登上王位，改号阖闾。

专诸是先秦恐怖分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例。他没有任何个人的和政治的动机，他与吴王僚无冤无仇，他和公子光无恩无义，他的日子并非过不下去，严格来说，他是楚人，谁当吴王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图什么呢？从《左传》到《史记》都说不清楚。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杜撰一段八卦，小说家言，于史无征，我以为却正好道出专诸的动机：

后来辅佐阖闾称雄天下的伍子胥，有一次碰见专诸跟人打架，“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可是，后方一声喊：还不给我死回去！疯虎立时变了乖猫，跟着老婆回家转。事后二人结识，伍子胥笑问：英雄也怕老婆乎？专诸一瞪眼：俗了吧俗了吧，大丈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他必伸万人之上，他也必屈一人之下。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出了家门之后的“一人”。未来的吴王阖闾使伍子胥这样的绝世英雄拜倒于脚下，他注定就是专诸要找的那人。

人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为名，为利，为某种理念某种信仰，但也可能仅仅因为，人需要服从，绝对的服从，需要找到一个对象，怀着狂喜为之牺牲。

夏虫不可语冰。春秋之人太复杂，今人不复能解。

挑灯看剑

兵器谱上，剑为至尊。实际上，剑从不是士兵的常规配备，它属于将军和君王，是权力的象征。

名剑多产于吴越。铸剑如写诗，是高度个人化的事业，我们不知是谁铸造了那些编钟、巨鼎，但我们记得干将、莫邪，还有他们的儿子眉间尺，这是一个神话般的工匠家族。宝剑超越了古代冶炼技术的极限，在极限之外，最有经验的工匠也只能将成败托于命运，铜与锡凭着绝对的偶然在烈火中炼成明如秋水、削金断玉的利器，这是神秘的、孤独焦虑的过程，在绝望的焦虑中，某一位工匠也许真的投身熔炉，以命相赌。

所以宝剑不可复制，一柄剑就是一种造化，是独一无二的。早期冶炼技术极度不稳定，这使剑不仅属于将军和君王，在隐喻的意义上，它也属于诗人，属于个体生命。

屈原顶高冠、佩长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显然，在他的时代，腰悬一把“陆离长铗”，看上去又酷又帅又奇怪，这是“另类”的标记，他用长剑划出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仗剑而行，后来的诗人们就走进了某种张扬狂放的想象。

想象中有剑在手，诗人的胆儿就大了：“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在金庸笔下是藏有绝世武功的，小说家言，不足征信，但其凌厉洒脱，确有剑气吞吐。“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语出《庄子》，暴力因此句而成纯净的美，那是出手如风，飘然而去。很难想象此时侠客手中所提的是笨拙世俗的刀，只能是剑，轻盈高贵，永不血刃。

剑使诗人成为侠客，桀骜地穿行于充满敌意的世界。诗人的剑隐含愤怒：“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连病秧秧的李贺也“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一副恨不得给谁一剑才好的架势。剑之用不在杀人，剑是一种姿态，一个表情，一份在世界上出入自由的保证，诗人们和君王将军们都理解这一点，但他们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达到这一理解的。

载诸史籍的宝剑大概不过百柄，每一柄都有名字：鱼肠、燕支、墨阳、白虹、紫电、流星、青冥、画影、掩日、断水、惊鲵、龙泉……这些华美的名字，保存着对于速度、对于锐利、对于刚与柔、对于大地和天空浪漫奇诡的想象。而剑之有名，证明每一柄剑均有不可轻亵的灵魂，它等待着另一个灵魂与它相契相合，它可以等百年千年，直到龙吟虎啸，腾空而出。

看剑如读诗，“醉里挑灯看剑”，剑正该醉里看、灯下看、独自看，“一条古时水，向我手心流”，这一刻沉静而热烈，孤独而高贵。古典时代，诗人们在看剑时深刻体验着生命的壮阔寂寞，看了也就看了，正不必“梦回吹角连营”。

英雄要离

吴王阖闾恨庆忌，这种恨当然是有起因的。但是，我估计，到了后来，恨的起因已经无关紧要，吴王只是单纯、悲愤地恨着，这种恨让他的生活有了目标，那就是杀死庆忌。

吴王的臣民们也已经记不起老大为什么恨庆忌，他们更为悲愤地恨着，同时热烈地探讨杀死庆忌的种种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一一实行，庆忌已经死过N次。但庆忌还活着，曾有六匹马拉的战车追杀他，但他跑得比风还快，战车追不上他；他还是杂耍高手，迎着刺客射来的箭，双手翻飞，箭射完了，箭全在庆忌手里，一手一把。他安静地看着刺客，刺客们喷出数口悲愤的血。

就这样，一个名叫要离的找到吴王，他说：我能杀庆忌。吴王低下头看着要离——不低头不行，要离太矮了——吴王说：“你，成吗？”

要离一挺他的小身板：“大丈夫只要有胆儿，没个不成！”

于是，根据要离的诚恳请求，吴王杀了他的妻儿，焚尸扬灰，要离这个英勇的小男人逃脱了吴王的魔爪，投奔庆忌。庆忌当然收留了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普天之下最恨吴王的应该就是要离。

庆忌想错了。庆忌最终斗不过吴王，因为他对人性的拧巴、混账缺乏领会，在长江上的一艘船上，当要离突然拔剑向他刺来时，庆忌肯定是一肚皮的不理解，幸亏他还没有失去传说中的敏捷身手，他一把抓住要离，喀嚓把他扔进江中。

接下来的事像一幕残酷的喜剧，要离被捞上来，晃晃悠悠又提着剑来杀人，又被喀嚓扔下去，如是者三回。最后庆忌撑不住了，长叹一声：服了你了，你走吧。

要离就这样回到了吴国。他没有能够杀庆忌，但吴王在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后认为，要离的忠贞、勇气以及拿着老婆孩子去套狼的牺牲精神值得提倡，郑重决定把吴国分一块儿给他。

我估计，要离本来是想活下去的，否则他早就多喝几口江水把自己呛死算了，但如今吴王这么一褒奖，他想活也活不下去了，拔出剑来往脖子上一架——这回他总算干成了，他杀了自己。

要离，在中国古人心中是英雄，《吕氏春秋》在讲述他的事迹后评论道：“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忘其辱。”意思是说，要离了不起，还知道人有脸树有皮，不肯没羞没臊地分一小块地盘去做土皇帝，难能可贵啊。

照此说来，我也同意要离是个英雄，不仅因为他有脸皮——当然我也担心他挂着这张脸皮怎么去阴间见他的老婆孩子，不过，春秋时的人和咱们一样，似乎是不信来世阴间那一套的，所以办事决绝、“狼”性充沛——还因为，要离毕竟真的去选择、行动并且承担了后果，如果是现在，他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帖子，悲愤而安全地发泄他的种种仇恨，泄完了，关电脑，洗洗睡。

其谁不食

上回说到要离，该英雄为了替吴王报仇，先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如此的英雄咱们历史上很有一些，比如战国时魏国的大将乐羊，统兵攻打中山国，偏他的儿子当时就在中山，也不知是做买卖还是留学，中山方面也没客气，把小乐按到锅里就给煮了，然后舀了一桶汤送给老乐。

老乐接汤，脸不变色心不跳，端坐在中军大帐一口一口地喝，喝光了一碗，抹抹嘴，传令攻城。

城自然是攻下来了，老乐的事迹传回魏国，魏文侯大为感动：老乐这是为谁啊，还不是为寡人、为魏国！

这时候一般应该是下面众人陪着感动，啜泣之声四起，但这回偏有个不知趣的，站出来说了句风凉话：“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

说这话的叫睹师赞，名字甚怪，在战国史上根本不算个人物，但是他应该永垂不朽，因为他说了句人话。

人类之所以直立行走，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腾出两只前爪打架，但如果我们只会打架，最后两个人恐怕在五万年前就已互相干掉了。我们伟大的祖先在打架之余还冒出了一个多少有点儿奇怪的念头：我是人，不是狼、虎或者鹰。在千万年的冲突、仇恨、生存竞争中，一些人可能比狼、虎或者鹰更为凶残，但那个微弱而高贵的念头在另一些人心中未曾泯灭：我是人，所以，有些事我不能做。如果我的对手愿意成为更强大的野兽，那么好吧，我仍然要做一个人。

乐羊如果抱着那桶汤哭死过去，那么他是一个人。当然，做一个人的坏处就是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暴露了他原来竟有不得不坚守的底线或者叫弱点，而乐羊认为他必须强大，比他的敌人更野兽，更无所畏惧，于是，他不再是父亲，也不再是人。

这厮差点儿就因此成了“英雄”，幸有睹师赞揭破了问题的实质：一个心中没有基本界限的人，一个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立场的人，其谁不食？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明摆着的道理，何以魏文侯和众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心中都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他们认为有些事是大的、重要的，为了达到某个无可争议的大目标，一个人怎么干都是对的，目的的正确保证了手段和过程的正确，邪恶由此变成了美德或者气概。

对此，咱们的古代圣贤一直有不同看法，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甭管多大的事儿，先从爱你的父母妻儿做起，这种自小而大一以贯之的标准当然很刻板，而且也容易憋出伪君子，但至少可以防止“其谁不食”的恶魔。

绕来绕去，不过是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说人话、办人事。这很难吗？我看难。比如最近乱翻字典，发现一个表明人类基本生殖动作的字居然没有，我理解了半天，可能编者认为这件人事很不雅观，那么好吧，换一本词典接着翻，却赫然就看见了“食肉寝皮”——这肯定不是人对人应该干的事儿，但我们雅正的学者们却觉得它比前边那个被删掉的字更为体面。

伍子胥的眼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史上一个被遗忘的重要事件，昭关下飘飞的白发决然地划出了界限：这边是红尘、是黑发；那边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

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不可企及，那是最壮丽的汉语；读《史记》读到《伍子胥列传》，只觉风云激荡，鬼哭神惊：

“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伍子胥横剑自刎。他那双圆睁的眼真的悬在城门上了吗？他的诅咒竟如审判，如天罚，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楚人，他看见了什么？仅仅是越王勾践那支卑贱而阴险的大军？

在司马迁笔下，伍子胥一直在狂奔，在逃跑，在追逐，他没办法停下来，让上级喜欢，让朋友高兴，让世界舒适地接纳他，他永远搞不好一切关系，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怒气冲冲，时刻准备拔剑而起，投入殊死的战斗。

——这样的家伙真叫人受不了啊，咱们的古人不是说了吗：“皎皎者易污”，你穿一身白衣行走江湖，怎么会不沾上泥点子，况且空气污染还那么严重？

伍子胥却偏要白着，结果呢？生生把自己逼白了头。他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说这话时，我想起了鲁迅，我想啊想，可惜也只想起了鲁迅，中国人中也许只有他能和伍子胥为伴。

而伍子胥其实是不需要伙伴的，他不会扎堆儿，不会人来疯；他的心中也没有上帝、没有天道，没有可以壮胆儿的大词。他是英雄，一个人孤独地做出选择，在战斗中承受自己的命运。他对“英雄”做出了空前绝后的定义，他是绝对的“个人”。

——于是，伍子胥那双幽深的眼睛看着我们，两千年的孤独，三千丈的白发……

哭秦廷

伍子胥与申包胥相遇于途。

此时之伍为孤魂野鬼，无家无国，无法无天，唯余此身、此心、此剑。此时之申仍是楚国高官，他拦住了他的朋友，这个正被追杀的逃犯。

伍子胥：楚王杀我父、杀我兄。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申包胥长叹：走吧。

申包胥让开了路。伍子胥不动，他要自己回答刚才的问题：

我与楚，不共戴天！必要灭楚报仇！

申包胥：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

多年前，与影视界的朋友闲谈，忽然想起伍子胥，为什么不拍伍子胥呢？那是中国最具悲剧感的英雄。

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我们在亢奋的眩晕中描述和想象伍子胥一生中的每个场景，包括他与申包胥的这次相遇，那根本不需要古道夕阳，这两个人，站在那里，就是莽莽苍苍，天何高兮地何远兮。

当然，酒醒了，这件事没有了。我至今为此庆幸，至少，伍子胥还留在黑暗中，他不至于被我辈浮浪之人狠狠糟践一遍。

这个时代，怎么会懂伍子胥。

伍与申的相遇，敞开了中国人伦理生活中的一道深渊：家与国与此身，中国人一直对自己说，这是一体的，是一回事。但伍子胥发问，现在，不是一回事，怎么办？申包胥也知道那不是一回事了，“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则为无亲友矣”。我们所信奉的某些根本价值有时会水火不相容，怎么办呢？大路朝天，“子其行矣”。

就在那一刻，两个朋友都做出了决然的选择，从此不中庸、不平衡、不苟且、不后悔，伍子胥从此成为楚国的死敌，而申包胥，他决心以一己之力从他的朋友手中拯救楚国。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春秋之后不复见。他们把圣人、唐僧、知识分子都逼上了绝境，对这样的人，我们无从判断，无话可说，怎么说都只是露出了小人之心。他们凭着血气冲出了我们的边界，任我们的智慧、我们精致的啰唆兀自空转。

血气，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能被理解的东西。正如在电影《赵氏孤儿》中，血气翻腾的复仇已被小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多愁善感彻底消解，而读一读马克思对普鲁士的分析你就知道，多愁善感和歇斯底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在网络时代疯狂旋转，但永远不会有意外发生。

血气是危险的，是人类生活中永远被处心积虑地制约和消弭的力量。这血气并非脆弱的歇斯底里，并非匹夫的冲动，并非躲在安全处骂人或发出豪语，而是一个人，依据他内心体认的公正和天理，依据铁一般的自然法做出的决断，从此，他绝不妥协，他决然变成了真正的“一个人”，他不再顾及关于人类生活的任何平衡的法则或智慧，他一定会走向绝对、走到黑。

这样的血气注定会严重危及共同体的秩序，亚里士多德早就深刻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对血气的看法非常犹豫，他不能否认这是一种重要价值，但是，他又审慎地提出，人有必要节制他的血气。而孔子同样告诉我们，血气和欲望都会把我们带向极端，带向悬崖，必须执两用中，牢牢站在稳妥的地方。

是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怀疑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能否说服伍子胥，在那条路上，他只能听凭血气的指引，面对庞大的、专横的、不义的、非理性的暴力，他只能做出一个人、一个猛兽必会做出的反应，就是孤独地、以牙还牙地反抗。

但现在要谈的是申包胥。和伍子胥分手后，他一直等待着那一天，他知道，那一天终究要来，他在漫长、恐惧的等待中甚至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伍子胥率领着复仇大军攻破了楚国的国都。楚国面临覆亡。

然后，在千里之外，秦国的宫殿前，申包胥一瘸一拐地走来，他就是一个乞丐，他张开双手，一无所有，他要的是他的楚国。

就这样，他站在宫门的墙边，哭。

这是什么样的哭啊，申包胥哭了七天七夜！

能让一个人在家门口连哭七天，这家子不是残忍就是迟钝。此时当家的秦哀公爱喝酒、爱美人，当然不爱管门外的事，但是哭到第七天，便是铁石心肠的秦人也禁不住了，把哀公架起来，一五一十备细一说，哀公真是哀了，他感动了，这是模范啊，榜样啊，咱秦国咋就没这样的臣子呢？说得左右全都臊眉耷眼，自恨多事。他再喝一碗酒，一发奋就做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别哭了别哭了，大王答应出兵了！

哭秦廷，是外交史上的奇迹。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申包胥不竭的泪水，正是源于血气。机巧和计较是无用的，申包胥只是把自己交出去，他只是诉诸基本的天理，就是一个人绝对的忠诚。

他果然救了楚国。

再无申包胥，因为人越来越聪明。

下面举聪明之一例：

战国时，楚攻韩，韩向秦求救，派了使者名尚靳，照例说了一篇唇亡齿寒的大道理。此时，秦国当家的是宣太后，该太后年轻守寡，风韵嫣然，听了汇报，召见靳尚，说了一篇话可谓外交史上的经典：

“小女子我伺候先王的时候，那死鬼睡觉不老实，老是把大胖腿压我身上，受不了啊受不了。可是呢，有时候，他全身都压在我身上，我倒不觉得沉了，我舒服我爽，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尚靳是已婚男子，岂能不知是咋回事？还以为这太后要拿他煞火呢，正扭捏着，太后接着说了：

“因为，‘少有利焉’，有甜头啊。发兵救韩，光军费一天也得花销千金，小女子我当家不易，总得得点儿甜头吧？”

尚靳知道，哭没用，只好回去，筹款，数钱。

谎言饲养的王

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攻破齐国，齐王逃到卫国。该王是个想得开的，据史载，在逃亡中他的肚子整整胖了三圈儿，因此，他在卫国的主要工作除了吃和睡就是散步减肥，一日，该王走得乏了，坐在石头上发呆，忽然就想起了他的国家——此时的齐国只剩下两座孤城，临淄王宫里的宝贝被抢个精光，更不用说生灵涂炭，百姓流离。不过伟大的王不会考虑这些琐事，他不想则已，一想就是大问题：历史的经验教训。

于是，齐王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对身边的大臣公玉丹说：“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我到底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告诉我吧，我一定改！

王的语调是诚恳的、亲切的，都有点儿可怜了，公玉丹实在是不能不说点什么了，如果不说简直就是对不起他的王了，于是，该大臣整了整衣冠，豁出去了，这回真的要掏心窝子了——

“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

也就是说，大王您落到这么个猪不吃狗不咬的田地，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您太好了。天下其他的国君全是坏人，他们就见不得您这么一个好人，于是就合起伙来攻打您、欺负您。

齐王听罢，仰天长叹：“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吗？”他的眼圈红了，他要是会作诗恐怕一篇《离骚》也做出来了。

该王最终被“坏人”们拉出去杀了，关于他国破身灭的原因，当时想必是众说纷纭，但如果在齐国做个民意调查，上述“好人论”恐怕只有两票，如果调查是匿名的，那肯定就剩下一票。所以，全天下都听得出公先生在撒谎，唯一那个上当的就是他们的王。

我不打算探讨该王的智商问题，对智商低的人我们应该同情。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件事是，公先生为什么撒谎？那时的齐王不过是无牙的老虎，他就是说几句真话谅也不会被推出去砍头，况且人家的态度还那么诚恳，可是公先生还是忍不住要骗他一下，为什么？因为习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快乐？

是的，我认为，公玉丹先生当时是快乐的，他看着他的王，一句句地编造着精巧的谎言，他为自己的聪明而快乐，而更隐秘、更甜蜜的快乐是：我在欺负他，欺负这个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可怜的群体，他们是孤独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和自己不一样，他们遭到蔑视、受到欺负，他们是如此无助，以至于即使是光着屁股上街也没人告诉他他没穿衣服，他们被谎言包围、饲养，他们的名字是皇帝或国王。

这位齐王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曾经拥有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对他撒谎，人们撒谎不仅因为恐惧，还因为快乐，看着这头怪兽一本正经津津有味地吞噬谎言，他们感到了近似于欺负弱者的恶毒的快乐：这件事扯平了，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谎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然而，公玉丹的快乐我认为更为复杂，是恶毒的，也是温暖的，带着一点怜悯：这个人一直是由谎言饲养得这么胖，现在再喂他最后一口……

隐于屠

中国古人相信，奇人隐于民间。假如来到两三千年前的中国，你要千万小心，路上这个一脸风霜的老农可能刚刚嘲笑了孔子，或者明天早晨荷锄下地时他就碰上了国王，到中午他已经成为宰相……

民间的奇人以农夫居多，一室不扫，何以平天下？同样的，种好一亩三分地，料理天下也不难。——这是古人的想法。我们的古人都是诗人，不讲逻辑，善于类比，常常一个筋斗就从小类翻到了大类，这中间已经跳过了千山万水。

按照这种如诗的智慧，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和煎小黄鱼同理，那么，政治家不仅可以在农夫中产生，也可以从厨师中产生。在这方面，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商汤的宰相伊尹本就是掌勺的大师傅。

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趣的——我指的是秦汉之前的时代，那时我们对才能、身份和命运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我们相信奇迹，奇迹也果然发生；到后来，我们渐渐相信刻苦，相信读书和考试，相信循规蹈矩、老奸巨滑地向上爬……

除了农田、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常有古代奇人出没，就是肉店。那些提着尖刀的肥胖屠夫，临闹市，据肉案，冷眼看熙熙攘攘、软红十丈，他们心中除了当日的肉价，可能还有某种深黑的冲动。

《史记》里，春秋战国几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中都有屠夫的身影，著名的刺客聂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信陵君窃符救赵，勇士朱亥一椎砸死大将晋鄙，而朱亥也是“市井鼓刀屠者”。至于不识时务地刺秦的荆轲，当他在燕都鬼混时，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高渐离，另一个朋友就是无名的“狗屠”。

显然，屠夫们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但比起农夫和厨师，他们的机会更近于本行：由屠猪屠狗改为屠人。而且，聂政和朱亥一样，都是经不住人家几句好话，屠为知己者死，没头没脑地就去卖命。

我反对杀人，但屠夫们的故事里情境的转换令我着迷：血腥的肉店与洁净的殿堂，卑贱的屠夫粗暴地干预了历史，而他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司马迁对此也很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聂政是个奇人，聂政的命运是令人惊悚的奇迹。他坐在汉朝的书房，恐惧地注视着聂政一步步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肾上腺素在他的笔下激越地分泌（当然，仅仅是笔下），他看见了历史中那黑暗狂暴的力量，这种力量隐于肉店中、隐于血中，那是与井井有条的农田、厨房截然不同的世界，是混乱的、非理性的，是本能和毁灭。

司马迁把它写下，然后，急忙忘掉。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还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

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三岔口

一日，张良说道：“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这么说的时候，透过眼前缕缕袅袅的青烟，张良看见近百年后，一位名叫司马迁的人凝神谛听着他的声音。于是他完成了一个玄机深藏的战略合围。

又过了两千多年，公元1949年11月的一天，枯坐书斋的周作人啜了一口苦茶。茶很苦，他便伸手到桌上，翻开一册《史记》。翻到《留侯世家》，张良正在博浪沙狙击始皇。他就不再看下去，掩卷提笔，写了一篇《博浪沙》。他写道：“博浪沙也是河南地方，不曾到过，不知形势如何，照道理讲总须是峡谷，或一面是崖岸，居高临下，方可。若是一片平原，不但无可隐蔽，而且铁椎也难掷得很远，有种种不可能之处。”

“有种种不可能之处”，看到此处，我想，晚年的知堂其实武功尚在，话说得漫不经意，但袖底藏风，他向张良放了一枚刁钻的暗器。博浪沙我也不曾到过，终不知形势如何，就算是峡谷或崖岸，居高临下掷一个大铁椎下去，指望这铁椎正好掉在某人脑袋上，恐怕依然有“种种不可能之处”，“误中副车”已算万分侥幸。张良此举不像张良，倒像野猪林中的鲁智深了。

但张良是超凡脱俗的，与他相处时你得承认“吾不如子房”。所以知堂老人这记暗器大概伤不得对方。张良也许根本不在乎那一击是否命中，因为他知道，对秩序和权威肆无忌惮的冒犯所引起的震惊，比这个行动更具破坏力。年轻而狂怒的张良与21世纪的恐怖分子们暗中通了消息。

那年的周作人在《亦报》上开了一个专栏，专栏作家的职业病是失语的焦虑。当看到博浪沙那一幕时，他想必是松了口气——至少他找到了打发今天这五六百字的一个话题。

于是，我发现周作人与张良在匆忙中擦身而过，如果他悠然无所用心，也许他会顺手揪住张良的真正破绽——博浪沙后，“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接着，司马迁写道：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当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那趿着破鞋的老头儿果真飘然而去，化作了一尊黄石？但我宁可相信那老人是位眼看就要空老隆中的卧龙，当他感到历史的疾风猛雨正自天际翻卷而来的时候，他设法找到了曾经“振动天下”的张良，欲以张良为工具去干预自己身后的历史；或者，他要与张良达成一笔两利的交易，他将张良封为天意的选民，张良则把他引入他无缘参与的历史。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其中有大智慧和大悲凉。在圮上桥边的那个夜晚，老人痛切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生命的微渺脆弱，那时他可能真的情愿物化黄石，超然于时间之外，看云起日落。

也许，还有第三个故事——张良飞起一脚就把个糟老头儿踹下了桥去。在那之后的某个凉爽秋夜，他白衣胜雪，临风而立。衣袖猎猎飘动，张良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此人将“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这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毕生扮演的角色，张良把这个角色视为天职，张家世代相韩似乎仅仅是他的定场锣鼓。钟鸣鼎食的岁月滋养出一株最考究的奇花，张良知道，他从他所生长的伟大传统中汲取的智慧和激情将使这场演出完美如梦。此刻，他注视着剧情中已经呈现的部分：“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突然，一个灵感、一个真正的计谋，随着那位老人浮上心头，仿佛找准了拼图中最关键的一块，散乱的片断获得了秩序和意义。张良的嘴角若有若无着一丝微笑，为了自己的大胆和机智……

遥远的圮上桥边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终究是个不可企及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穿透张良毫无旁证的叙述。《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人刁钻地下一转语：“但当时没有人在现场看。”如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是叙述学上无从克服的疑难，你只能信任张良，或者怀疑他。满身血泪的太史公从他残破的命运中惊叹地注视着张良潇洒雍容的背影，他看着张良入世而出世，了无牵滞，那雪白的长袍甚至没有沾上一星灰尘，这情景一定使司马迁无限仰慕和向往。于是他和张良结成了隐密的同盟，把张良的叙述写入历史的正文。他不是没有疑虑，他说：“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但他宁愿张良的一生完美如戏，因为完美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一个伤心的梦。就这样，他专断地为一个可疑的神话戴上了合法的冠冕，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们的梦境。

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三岔口》，追光灯在舞台上打出一个明亮的光柱，两个人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互相搜寻。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这曾使我大为焦躁。

此时，我可能已经理解了《三岔口》的预定规则：他们决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但他们必将感到对方的存在，被对方驱迫和统治，于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412—413年），由罽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那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槃，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无论释迦还是耶稣，宗教创立者都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啰唆、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阇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始，或者说此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

但这终究是遥远的，与我无关。远处是大雨中的中甸草原，这里已经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西方人的梦境覆盖和篡改了这座高原古城。

我听到一个长须飘拂的僧人正流水般咏唱，他的面容就像电视新闻里阿富汗群山间的老者，他的音调低沉悠长，让我想起印度电影里热烈的歌曲，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语言最具音乐性，在我的想象中，印度人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佛陀耶舍在背诵，他的声音通过另一个人变成另一种声音，第三个人让这声音落在纸面上。这个场面令人震撼，也令人惶惑。佛陀耶舍的声音是千年以前那个人或佛的回声吗？对此我们如何确证？而当这声音转为汉语、落为汉字时，什么留下了，什么消失了？留下的一切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语言？

——想想是有趣的，当我们使用“思维”“觉悟”“成就”“欢喜”等无数词语时，公元前600年北印度的阳光、树叶上的露珠、吹拂衣带的风、一个人的微笑，也许一切都隐秘地存于我们的声音里……

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

一千四百年后，杜甫活着。对此，他本人不会感到意外，他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是失败者，常常无职、无钱、无房，甚至无食，多难多灾、穷愁困厄，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从未怀疑过他的书写和创造的意义，“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他为诗而生，他坚信，自己将跻身于华夏文明那些光荣的不朽者之列。

这同样是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确信。我们之有杜甫，正如我们有祖国。杜诗一千四百五十余首，很少有人把它读完，但是杜甫之诗已经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眼光、人生情感和文化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杰出诗人，我们可以像谈论一个诗人那样谈论王维或李商隐，但当想起杜甫时，我们如同想起父亲，他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我们的声音中蕴藏着他的声音，如大地般辽阔、沉厚的声音。

杜甫是大地的诗人，他毕生活动的区域，东至山东，西至甘肃，南到四川、湖南。行万里路，于今是等闲事，于古是千难万险。在他的早年，这是意气风发、浪迹江湖，中年以后，却是颠沛流离、是大地上安不下一张书桌。和他的前辈诗人一样，杜甫最初是山川中的独行者：在这样的诗中，似乎大地上只有一个诗人，早期的《望岳》，结束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所谓披襟当风，遗世而独立。此时的杜甫和以前的诗人们一样看不见大地上的人群，似乎大地只是一个抒情场所，诗人们在此超拔于俗世。即使是“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其实在他的诗中也看不到“民”之踪迹。

但是，杜甫渐渐走进了大地上浩大的人群。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横空出世的意义，在于他决定性地实现了目光的调整，大地不再是与红尘相对的地方，不再是安放宁静心灵的地方，大地是人之居所，是亿万黎民所生息的地方，行走于大地，便是行走于民间，那些曾经在《诗经》中神采飞扬，但在《诗经》之后的个人诗作中再未被清晰注视的人物和景象蓦然被看见——那些农夫、士兵、小吏，那些悲伤的母亲和走投无路的弱者，大地上的不公不义，大地上的残破、疾苦。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诗人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和诚挚地注视着人群、注视着一个一个的百姓，注视吾土吾民，在杜甫的笔下，大地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大地，大地回到人间，恢复了、获得了它的人间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成为了诗之圣者。诗歌到杜甫，儒者的精神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大成”。正如孔子一样，杜甫的世界是“天下”，这是审美世界，同时也是政治的和伦理的世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从未放弃对于一个好世界的理想和希望。在儒家那里，正当善好的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完全系于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己饥己溺、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这同时也是儒家诗学的前提，所谓“赋比兴”，在根本上不是修辞，而是将自身移入他人与万物。作为诗人和儒者的杜甫，他的感时忧国、他对天下和平与公义的关切、对人的正当生活的呼吁既是出于理念和心性，更是源于他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就是他自己，他的心与身就在苍生之中，就在受难的黎民中间。当他被历史与生活放逐到最低处，与那些卑贱者和劳力者承受着共同命运的时候，这个人在底部和低处获得了植根于大地的力量，他站着书写、无畏地见证真实，由此抵达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

一部中国诗歌史，完全可以分为杜甫前和杜甫后，杜甫特立独出，开辟了新天新地，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诗歌标准。世上有两种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令人目眩神摇，但是你不会想到学他，比如李白，几乎所有的人都爱李白，包括杜甫也包括皇帝；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什么诗人会想到学习李白，李白不可学、学不像，他天马行空，冲破了人类生活的正常尺度；而杜甫属于另一种艺术家，他是高山，令人仰望，但是，你知道，他也像山一样安稳，他开辟和界定了一系列基本的艺术原则和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近他、攀登他。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杜甫的唯一可以确定的特性是他的丰富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当你直接面对杜甫的诗歌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人，对世界有广博的兴趣和充沛的热情，“老杜”并不总是那么老那么深沉，也意气飞扬，也开得玩笑。他深爱他的妻儿——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在他之前，除了悼亡诗，我没有见过中国诗人谈论妻儿，而杜甫却写下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在现在是寻常之事，但在当时却是独出新声。从家国之思到个人经验，杜甫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表现疆界，他的诗句在中国人的心中持久回响，那是因为，他如此贴近和全面地写出了民族生活的基本情感结构，也是因为，他凝练、强劲、精确的表达也同时构造了中国人感受自我与世界的能力。

但是，杜甫的不朽生命力绝不仅仅系于他的丰富性，他是万古流淌的江河，他的宽阔不能取代他的方向，后世的诗人可以从杜甫开辟的广大疆域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但是，他最终不得不对杜甫的根本方向做出回应。直至今日，杜甫依然是具有强烈当下性的诗人，他活着，他向所有的诗人提出严峻和迫切的问题，他站在大地上，站在人民中间，他在问：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黑夜之书——《酉阳杂俎》

我在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隐约看到《酉阳杂俎》，这部研究唐代外来文明的书灿烂、淫靡，书读完了，如夜宴散了，惨淡的白昼降临。

（谁能把一部学术的书写得灿烂、淫靡？）

《酉阳杂俎》散落在《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引文和脚注中，像一根细而长的金丝，在锦缎上闪烁不定。那时，在我的想象中，《酉阳杂俎》是一本秘密的书，它有一种魔鬼的性质，它无所不知，它收藏了所有黑暗、偏僻的知识。

（我断定，王小波肯定读过《酉阳杂俎》，我甚至看见，在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在月光伸不到的角落，也有一本《酉阳杂俎》。）

后来我得到了这本书，但那是铅字横排本，一种大众的、工业的气息损伤了它的魔力，这不是魔鬼的书，而是公司职员或公务员的书。所以，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一部明版的《酉阳杂俎》，借着昏黄的烛光读，同时风雨敲窗。

（矫情而且腐朽。）

于是，你就感到世界多么广大深微，风中有无数秘密的、神奇的消息在暗自流传，在人与物与天之间，什么事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是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

比如，盐的知识：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末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则全尽。

（我们在品尝月光吗？）

比如，关于一种遥远的树：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大食为古阿拉伯，西南两千里应是非洲，如花的脸挂满树梢，它们在银子一般的笑声中飘落。）

比如，关于老虎的死亡：

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老虎绝望的目光凝固为物质，金黄、透明。）

——所有诸如此类的知识都透露了世界的某种不为人知的本质，这种本质在此时已经消散。

鲁迅读过《酉阳杂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此书“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独创之作。”

（《故事新编》中那颗令人惊骇的人头在古中国的夜空中飞翔，《酉阳杂俎》载：“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那女子一定有飘逸的长发。）

“类书”，一般的解释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但两者形式上或有相似，基本精神却判然有别，百科全书意在“启蒙”，用理性对世界进行澄清、整理，而类书则汇集所有的奇谈怪论和奇思妙想，所有的猜测、幻觉、传言和胡说。百科全书是“正确”的，它已经照耀全世界，但是，正确的生活是贫瘠的生活，正如正确的头脑是无趣的头脑，类书所保存的世界仍在理性的背面浮动，容纳人类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错误。

（两部著名的类书《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是由宋太宗倡议编纂的，我因此对该皇帝怀有敬意，他对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有着宽阔明智的理解。）

本雅明曾梦想撰写一部全由引文构成的书，而类书正是引文之书。但编纂类书通常是浩大的集体工程，在官方组织下，一群饱学之士从所有的书中搜捡只言片语、零砖剩瓦，然后构筑一个所指涣散的宏大文本。

而《酉阳杂俎》却由一人独自完成，他是段成式，生当残阳如血的晚唐，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得以浏览浩瀚的皇家藏书，又因为迭任刺史，行万里路，想必听了无数奇闻异事、流言蜚语。那时，类书的概念尚未形成，他只是怀有一种荒唐的激情，在他的想象中，许许多多的古时圣贤、后世大儒和史学家，他们在共同撰写一部大书，在这部书中阐述和描绘人类在白天、在阳光下的清醒生活，但是，他将在这部书的背面全面记录人的黑夜，黑夜的美妙、迷狂、恐怖和神秘，人在黑夜里放纵的怪癖……

（中国散文的这一脉，现代以来早已丢失殆尽，如今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他们没读过《庄子》吗？）

所以，《酉阳杂俎》是黑夜之书。

作为类书，《酉阳杂俎》并不纯正，其中有大量个人创作的成分，即使是引文也经过了段成式的重述。一千多年前的夜里，这个人卧于榻上，他似乎沉于幽蓝的水底，他透过荡漾的水凝望星空，每当一颗流星划过，他就翻身而起，匆匆写下几行字，然后把字条纳入一个五彩斑斓的锦囊……

然后，在千年后的一个夜晚，我看到另一个唐朝，唐朝背面的唐朝。

——一个狂热、刚猛的诗歌爱好者在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篇和插图：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

——据说，地里的瓜是忌香气的，因此一场巨大的瓜灾发生了：

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疯狂的香，瓜因窒息而死。）

——黄昏，一个女人被怪物吞噬了头颅：

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着于树。

（“齿着于树”！想想吧，想想吧。）

……

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一部奇书。

在星光灿烂的宋朝，在陆游、辛弃疾的宋朝，这个叫孟元老的人本来不会被我们看见。但是，有一天，孟元老决定写一部书。这时已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靖康耻，犹未雪”，而逃到杭州的河南人已经安居乐业；他们有时也会谈起家乡，那座丢失在万里河山之外、二十年时光尽头的大城——东京汴梁；他们常常发生争执，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汴梁，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东京沦陷时也许只有两三岁甚至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和21世纪年轻的网民一样，固执、热情地相信种种道听途说。

孟元老这时五十多岁了，他曾在东京度过了二十三年，他预感到那座大城将第二次丢失，丢失于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之中；他本非文人，但他决定写一部书，把东京保存在书中。

这就是《东京梦华录》。在文学史上你大概找不到这本书，它是可以忽略不提的，它与那伟大的道统和文统并无关联；这不过是一个身份可疑的老混混儿的无聊之作，文字鄙俚、笨拙，章法平板如流水账或菜谱或戏单，最要命的是这里没有“精神”，没有“情思”“感怀”，也几乎没有什么主观痕迹……

但正因如此，《东京梦华录》被我反复阅读。我穿行在近千年前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宏伟的宫观，鳞次栉比的店铺，灯红酒绿的妓馆，我苦苦寻找一个人，那个叫孟元老的人，那个无所事事的玩主，他必定从清晨到深夜都在东京城内游荡，他必定如蜂蝶般追逐每一处红尘滚滚的热闹、每一处花团锦簇的繁华。

——他像张岱。但和张岱不一样的是，他着意把自己在繁华热闹中隐藏起来。所以整本《东京梦华录》，除《序》之外，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第一人称。只有一次，他差点儿被找到了，那是在一家饭馆：

“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

——太奸诈了。“吾辈”也就是“我们”，孟元老混在几个酒肉朋友之间一闪而过，你还是不能把他辨认出来。

所以，《东京梦华录》笨拙的叙述中埋藏着一个本雅明式的主题：个人消失在都市的浩大人群中，他没有名字，没有面目，当然也没有“主观”。

古人不知本雅明，他们也就不理解孟元老。孟元老的冷漠几乎是令人恼怒的，行文中不仅没有国破家亡的感慨，“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衔之《洛阳伽蓝》法耳”（明秘册汇函本胡震亨跋）。

也就是说，该老兄谈到蔡京、童贯之类导致北宋败亡的元凶时居然也是不痛不痒，若无其事，他该向写《洛阳伽蓝记》的杨衔之学习，好好提高政治觉悟。

但杨衔之是做官的，抚今追昔、总结教训原是他的本分，孟元老不过一介平民，对政治既不在行亦无兴趣，他喜欢的事是：吃，看戏，逛街，从他对相关门径节制而准确的叙述来看，他还是青楼的常客。

所以，孟元老笔下的东京是浩大人群的东京，也是物质的东京、“商品极大丰富”的东京。他的流水账式的笔法也许是由于笨拙，但也许正是这种物质之名的冗长罗列使这座大城成为“物”的奇观：

（大相国寺内）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绣笔，用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现在的读者已经不知某些名目的所指，但是你知道这就像进了百货公司，“物”正无穷无尽地涌来……

孟元老的记忆有一种隐蔽的偏执，他不厌其烦地罗列物品，不厌其烦地历数店铺的名称；写到皇家礼仪和四时节庆时，他专注地铺陈种种程序性的细节，他的琐碎和具体是如此盛大，以至那座名叫东京的大城不像是伫立在某时某地，而像是由词语精密复杂地堆砌。这位建筑者是个疯狂的家伙，他就像卡尔维诺笔下向忽必烈汗讲述远方城市的马可·波罗，让一座城市在符号的坚硬光芒中呈现。

但有一个问题：孟元老会不会在他笔下的东京迷路？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街南熟药惠民南局……

如此一路行来，你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吗？孟元老大概是不会迷路的，但他却把我们带进了错综复杂的迷宫，然后他就消失于茫茫人海。

“迷宫”，这应该不是孟元老的本意，他在努力把话说清，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文字本身失去了方向感，我竭力辨认，我感到身处21世纪的北京某处陌生的街道，深夜无人，梦魇正悄然降临……

——这就是孟元老的东京，在我的叙述中，它变成了本雅明的东京、卡尔维诺的东京、博尔赫斯的东京，变成了词语之城，变成了物质与人群的迷宫。这座城盛大、永恒，因为它是12世纪的东京汴梁，也是直到21世纪的一切大城。

所以，《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奇书。当年的东京被黄河泥沙掩埋，沉睡在今日开封的地下，而这本书也同样沉睡……

赏心乐事谁家院

今夜且说《牡丹亭》。

《红楼梦》里，花已葬了，宝玉据说有应酬，兴兴头头凑到姐姐妹妹堆里去了，剩下黛玉一个在园子里寻寻觅觅，正好就听到梨香院里笛韵婉转，歌声悠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再听还有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得个大小姐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不免又哭了一场。

哭什么呢？问林黛玉她未必说得出来，问红学家，他们倒是能说，你却要捂着耳朵跑，想必就是黛玉同志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迷茫，云云。

这么揣测不是毫无根据，前几日看昆曲《牡丹亭》，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反封建、反礼教，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我不敢非议，我只是觉得如此看《牡丹亭》和如此看《红楼梦》都未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也吃了，不知滋味也。

古人和今人一样，都爱说大道理也都讨厌大道理。比如《牡丹亭》里，一上来杜丽娘她爹就板着脸教训：整天睡懒觉，不好好读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进！这和如今的爹是一样的口吻，当然不招人喜欢，但恐怕一百年后的爹也还是这么说话。

于是问题少女杜丽娘就不得不爬起来读书，读书之余就“游园”“惊梦”，就被一片落花吓掉了卿卿性命。

我在台下摇头晃脑听到这儿，几乎要跳起来：汤显祖汤先生啊，如今可是21世纪了，你让中国人民怎么相信天下还有这么脆弱的水做的人儿？何况据说她还是反礼教的斗士！

——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重大不同，在古人，比如汤显祖、曹雪芹和杜丽娘、林黛玉看来，这个红尘滚滚、良辰美景的世界是真的托在一朵花上，它随时会坠落、陨灭，“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绝对的幻灭感和绝对的脆弱感，在《红楼梦》中，黛玉听到的正是《牡丹亭》的曲子，中国古代文明中两个最脆弱、最敏感、最阴柔的灵魂必然相遇。

脆弱有什么好？值得你摇头晃脑地赞叹？看官必会如此断喝。我承认，脆弱没什么好，我正在努力将自己锻炼成钢铁战士，我要说的只是，对脆弱没感觉肯定是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的，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当然不要紧，比较要紧的是，一种丝毫没有脆弱感的文明，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像吃了伟哥，兴致勃勃，亢奋折腾，热火朝天地瞎忙活，死气白赖地硬挺着，硬挺着为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今夜且听《牡丹亭》，昆曲是软的，颓的，在无穷无尽的水磨缠绵中，姹紫嫣红开遍处，终付与断井残垣，走过了三生路，便是曲终人散，茫然四顾，问一声：“赏心乐事谁家院？”

事去雨潇潇——《板桥杂记》

《板桥杂记》，余怀著。

板桥即长板桥，在秦淮河上，过桥西去即为“旧院”，“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在明代，那是烟花繁盛地，现代汉语中，那叫“红灯区”。

余怀高寿，活到了八十岁，殁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长的后半生，余怀看着旧院化为废墟、化为菜地，那里主要出产一种“瓢儿菜”。他写了一本《板桥杂记》，回忆昔日的桨声灯影、风月无边。

——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

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催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对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换取自身的在场。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双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陶庵梦忆》

1.张岱喜欢的事是：深深庭院，眼神波俏的丫鬟，繁花和少年，华丽的衣裳，骏马奔跑的姿态，神奇的灯，烟花在幽蓝的夜空中绽放；还有梨园歌舞，紫檀架上的古物，雪白的手破开金黄的橘子，新绿的茶叶在白水中缓缓展开，这些都是张岱喜欢的事。

2.张岱还喜欢锣鼓吹打，喜欢人群。浩大的、如粥如沸的人群，其中有张岱。张岱叹道：人太多了，太挤了，太闹了。但人群散去，天地大静，一缕凉笛绕一弯残月，三五人静坐静听，其中亦有张岱。

3.张岱是爱繁华、爱热闹的人。张岱之生是为了凑一场大热闹，所以张岱每次都要挨到热闹散了、繁华尽了。

4.张岱，字宗子，居绍兴，生死于明清之际。家世殷富，少有捷才。然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时文不成，学仙学佛，学种地，皆不成。时人呼为废物、败家子、蠢秀才、瞌睡汉，到老了，一言以总之，呼之曰：死老鬼！

5.张岱之后百年，有贾宝玉生于金陵。张岱所爱亦为宝玉所爱，宝玉之阅尽大观正如张岱凑够了热闹。该二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冲动——成为“废物”，“废”了自己。故异史氏曰：宝玉岂“死老鬼”张岱投胎转世欤？张岱又字石公，莫不就是大荒山青埂峰下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块废石？

6.张岱平生足迹，南不过绍兴，北至兖州。山东、江苏、浙江，由圣人发祥之地到六朝金粉、湖上风月，地图上狭窄的一条正是古中国文明的中心。时当晚明，据说资本主义在此萌芽了，据说这萌芽又被掐掉了。但是——

7.张岱和他的人群正无边无际地欢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他们不知道北方的蛮族正撞击帝国的长城，不知道一个下岗驿丁的身后正聚集着更广大的人群，这是一支沉默、饥饿、仇恨的大军。

8.张岱不知道。张岱知道的是：这世界正在瓦解，天柱欲折，四维将裂，张岱在内心深处等待那一刻。那和满洲的铁骑无关，和李自成的义旗无关，和历史无关，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尘埃落定。所以——

9.张岱和他的人群见证了“末世”。他们见证无限的美、无限的繁华、无限的精致复杂，见证了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休说是王朝鼎革、人事浮沉，这种宿命的末世感将穿越康乾盛世，结出一朵最美的花，所谓“阆苑仙葩”：《红楼梦》。《红楼梦》是无数梦的影子，其中有张岱的梦。

10.张岱晚年耽于梦。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痴人说梦，遂有《陶庵梦忆》。

11.张岱此时国破家亡，流离山野。所存者，唯破床一具，破桌子一张，折腿的古鼎，断弦的琴，几本残书。还有梦。还有用秃笔蘸着缺砚写下的字。字迹想来是枯淡的，但应是依然妩媚，如当年旧事藏于白头宫女眼角眉梢。

12.张岱真正喜欢的事是：文字。

13.张岱好文字。不是那种正大的好，是纨绔子弟的那种好。好得有点儿赖皮，好得不讲道理。明代小品，文字通常是放得开了，但二袁其实还是官员气派，作爽朗、作洒脱，自高处平易近人；至于竟陵诸家，越放开越别扭，如仆人扮老爷，手脚不知何处安置。倒是张岱，便是赖皮，便是不讲道理，也是娘胎里带来的随便。

14.张岱文字快。他喜用排比，快时直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目不暇接。张岱爱热闹，文字也热闹，眼观六路，下笔如飞，无黏滞、无间断。小品文字，写慢容易，写快难。快而又磊磊落落、跌宕流转如张岱者，尤难。

15.张岱纨绔也，故有霸蛮气。行文如操刀，造句如欺男霸女。如《报恩塔》起首一句：“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如《筠芝亭》：“筠芝亭，浑朴一亭耳，然而亭之事尽，筠芝亭一山之事亦尽。”此类句子均如一声断喝，当者披靡。

16.张岱在文字中注视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权当未曾拥有的一切。他竟无怨愤、无哀伤。偶而张岱会感慨，但也只是一声轻叹。明季遗民中少有如张岱这般没心没肺。但张岱的没心没肺有更广大的境界：冬天降临时，凋谢的花、殒命的鸟何曾哭天抢地？而这古老文明的荒凉冬天已经来了。

17.张岱于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

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金山夜戏》）

——这就是张岱的生命和生活，一场大静之中热闹红火的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说八

题为“说八”，可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联军，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确立了科举制，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一条血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后来的英雄们认为，此话充分暴露封建皇帝以科举维护封建统治的险恶用心，其实翻译成现代政治理论，这般用心倒是颇为正当：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好比有粥一碗，十个人要喝，怎么办？抓阄或者猜谜吧。这很公平，喝不上的无话可说。

但天下最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就科举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考什么，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唐代考做诗，于是唐朝成了诗人当道的时代，这当然很好，但看看当今的诗坛，以今度古，你就知道对诗的好坏达成一致意见有多么困难，结果就是向批评家塞红包，拜考官为老师，蝇营狗苟，标准大坏。

该问题到明太祖手里才算有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办法，就是考八股。八股文的作法有一定之规，而八股的内容须是“代圣人立言”，出题者从四书五经上挑出一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先贤早有定论，你不能胡说，只须掰开了、揉碎了，阐发你的心得体会。所以，八股一出，科举考试终于实现了标准化，缩小出题者和判题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相应地也压缩做题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有个靶子立在那儿，大家去射，看谁射得准而且姿势漂亮。

——这当然压抑个性，但个性诚可贵，也要看场合，我认为考试这件事本就不是比个性，该游戏的根本要义在于公平。所以，如今的教授漏题报纸上吵吵几句就不了了之，我只能替该先生暗自庆幸，换了科举时代，干出这等坏天下之平的事来，哪怕你是宰相、尚书也很可能会绑到菜市口去，斩首！

如此公平的制度实行既久也出了问题，圣人只有两位，一孔一孟，中国的圣人又不像印度的佛那么爱唠叨，二三百年考下来，恐怕他们二位的每句话都曾是试题，都有了大批范文；更何况圣人的某些话还真是出题不宜，最有名的例子是雍正时一个考官出了个题是“维民所止”，雍正这个皇帝在咱们的电视剧里差不多也是个圣人了，但我怀疑他患有被迫害妄想狂，总觉得天下人都在欺负他、说他的坏话，“赵家的狗今天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大开杀戒。那天接到小报告，果然就狂了：“维止”不就是“雍正”无头吗？好，老子先让你无头！

所以，八股文考到后来，命题成了一件要命的事，考官大人们绞尽脑汁，为的是想出极尽拧巴变态之能事的考题。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要出这么一道题，断难不住考生，人人肚子里预备得滚瓜烂熟，提笔就来而且花团锦簇；但是，如果我出一道“时习之不”呢？怎么样？晕了吧？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圣人的话，并未超越教学大纲，古文又无标点，正可任意裁剪，前边截后边搭，这臭名昭著的截搭题就能活活难死你。

事情到了这地步，科举连同八股文终于由好办法变成了烂办法，于是，1905年，当初没考上的袁世凯和考上了探花的张之洞一商量，得，没意思，停了吧。遂奏请废止科举，中国从此算是正式开始了现代教育。

八股当然也就这么废了，但不要以为从此不考试了，照考，而且变本加厉，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后，每年“自三月起，至八月止，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劝，举国若狂”——这是宣统二年的情况。出题者和应试者捉迷藏的游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玩下去，而科举时代的捉迷藏还有范围有方向，反正不出四书五经，反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理应熟谙、理应承续的根本传统；现在呢，出题者四书五经大概是没读过，对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知道点儿什么，我看他们也心中无数——不是连周杰伦都入了课本了吗？这样的教育者当然很有个性也爱耍个性，条条大路他不走，海阔天空任他游，游到忘情处，类似“说八”的题目就出来了，出题者昏昏，做题者更昏昏，八股的截搭你还知道上下文，现在，他随手一截，搭都不搭，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裁来的一片云彩，更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正应了当年革命现代京剧《平原枪声》里那句戏词：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话说到这儿，在下的意思索性明说了吧，就是在废科举一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斗胆怀念一下八股，因为相比于后来的某些“进步”，它倒是更合于考试的本义。至少，我要是不幸变成应试的老童生，宁可碰上“时习之不”，也不想碰上“说八”。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或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太老实，要么就是搞笑的高手。“人民需要生活”，这话说得有趣得紧，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这话被黄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其实我没倒那么疯，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话说到这儿，我自己都糊涂了，只好从《笑林广记》上抄个段子了事：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这个晚上的歌声——《漫画情歌》

好吧，这个晚上，读《漫画情歌》。天上有月亮，还有七八颗星。很多年前，传统中国的男女沉醉于这遍地月光，当然那时的星星多，繁星如沸。

漫画是老漫画，情歌是老情歌。漫画家们当年采集民间谣曲，漫而画之，想必曾有很多人灯下看了，会心一笑。后来也就忘了，这一忘就是六七十年。直到1999年，出版社的编辑在一位老人的收藏中发现了这部选本，《漫画情歌》遂重现于世。

老人名薛汕，已经去世，他带走了他的故事。在我的想象中，那肯定是个好故事：他搜集了上万首民歌，那是在中国的乡镇和田野上曾经飘荡的歌声。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这个收集者沉默地守护着这些声音，直到凝固的声音重新流动，直到风把落花吹上枝头。

据说现在是“读图时代”，这也是“风吹花上枝”，大家一起倒回去做孩子。读《漫画情歌》也是读图，一首歌一幅画，画家有张光宇、邹雅、窦宗淦、严折西、朋弟、孙之隽、马得七位。其中张光宇、马得均有大名，画自然是画得好；不过我喜欢的还是那个名叫窦宗淦的画家，此人生于1915年，1992年去世，在后半生中，窦氏在上海美术制片厂画动画片，《小猫钓鱼》《胖嫂回娘家》什么的，我想我应该看过，但现在已经忘了。

这个被遗忘的画家使我记起北方的大地，夜色深沉，远处有一点孤弱的灯光，纸窗上映出姑娘的身影，她在缝纫，哀怨的歌细如针线；一个喝醉的汉子从村街上踉跄走过，浪荡着嗓子吼一句“要分离，除非是天作了地”。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乡村经验，但对窦宗淦笔下的华北平原我却感到亲切，那是“吾土吾民”，是祖辈生息之处，他们的日子生动、磊落，便是泥泞中也自有一种平正喜乐。

读图却读出了岁月、山河，这似乎是化有趣为无趣。其实正是在岁月之长、山河之远的对照中我们才更能看出事情的有趣之处。比如，在传统中国的民间情歌中，做个情郎不容易。你在河边或街上逛呀逛，小妹妹扒着墙头、隔着花窗望啊望，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是个近视眼，你要用拉得很长的目光与那一双眼睛交谈；然后你就得学猫叫或鸟叫，向屋里的妹妹打信号，你还得时刻准备着，像兔子一样跑，她家的大黄狗在后边追呢。

这个过程的高潮是海誓山盟，但上了山顶下山坡，这个男人通常就渐行渐远，他竟走了，他竟再无消息，他的背影在女人无尽的守望和咏唱中化作一个坚硬的、不可穿透的黑点……

尽管六七十年过去，换了人间，但我们和前人对爱情的体验仍有一致之处，我们都认为爱情是困难的、珍贵的，也是特别脆弱的，一个人在爱情的废墟上孤独无助的守望总能使我们为之低回：

“这不是他吐的唾沫？/那不是他磕的烟灰？/这不是他照的影儿坐的位？”

也许此时，在某个幽暗的处所，某个荒腔走板的嗓子也正对着话筒唱：想念你的吻/想念你的微笑/想念你白色袜子/想念你淡淡烟草的味道……唱着唱着，她就会心头发酸，她还真的把自己感动了。

但现在的歌洁净、光滑，袜子是白色的、烟草的味道是淡的。这正好有隐约的刺激却不是尖锐的疼痛，它是轻的，轻得足以把生命中浓重的气味化作一缕闲愁。相比之下，那个许多年前在人去屋空的一派凌乱中寻寻觅觅的女人，她的歌声有内在的宽阔，对这芜杂尘世的诸般事物她都如此相亲，这是对生活和生命绝对的珍惜和执着。

于是，我们和前人到底还是有所不同了。在2000年的每个夜晚，都市里风月无边，男男女女在歌唱，每个人都凭着记忆和技巧复制另一个人的歌声，有时复制得接近完美，有时差不多是鬼哭狼嚎。“爱情”是这不约而同的深夜合唱的重要主题，如果你穿过每一家歌厅的走廊，你会发现无数的人都在叹惋逝去的时光、旧日的恋人，他们在几个小时的惆怅中变成了瘫在皮沙发上醉醺醺的虚无主义者。

虚无，这就是我们与前人的分界线。在民间情歌中，当然也是彩云易散、人事无常，但那些歌唱者从不虚无，爱和恨、相聚和分离、忠贞和背叛，在他们心中如大地上的时序轮替、春种秋收，无比真实不可亵玩。他们血气翻腾地欢乐、锥心刺骨地思念、肝肠寸断地哭泣，所以他们誓言：“我丢你，青冰上开一朵牡丹！”而我们呢，我们还真不好意思这么说，在我们的世界观中，碧青的寒冰上遍开着牡丹。

我们何时、为何变得虚无？我们为什么在歌唱中感到人世一派苍凉、自己无比可怜？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廉价的虚无主义者必然也是彻底的实利主义者。

那么，在这个晚上，读《漫画情歌》。实际上我不仅在读，我一直在努力而徒劳地听，那些画面、那些辞句，鲜活生动，但其实是被腌制的鱼，它们需要水，当它们被那种方言、那种曲调唱出来时，真有惊心动魄的大美。

在甘肃河州的花儿会上，我曾听到过那样的歌声，我听不懂词，那是纯粹的声音，用山养出来的嗓子，向着山唱去。一曲唱罢，我问那黯然神伤的姑娘：“你会和那小伙子结婚吗？”姑娘淡然一笑：“丈夫是爹娘给的呀。”

我无言，只觉简明、朴素的生命有刺目的浓艳。

《漫画情歌》的语音和曲调我们可能永远听不到了。我们遗忘了许多不该忘的事物，过去的世界因此失去了丰富性，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贫瘠。当然我们还是记住了一些东西，比如在大众文化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根扎向过去，那是玉阶空伫、翠袖轻寒、浅斟薄醉的古典文人传统，纤巧、脆弱，如电如露如梦幻泡影，它使一种自怜自恋的虚无主义获得了精致的语言和美妙的滋味。

但是，就在此时，在遥远的黄河边，可能一个农民正望着茫茫夜色，忽然就扯开嗓子唱道：“我把我的尕肉肉呢么想——着！”就这么一句，无头无尾，戛然而止，天地间仍是一派安详，似乎从不曾被这声音惊动……

读《漫画情歌》，我感到与那汉子有了亲切的联系。

大地上的标记——《乡土中国》

在大地之上，你向南飞，或者向西，速度使千山万水长如一本杂志或两份报纸，你从一个城市抵达另一个城市，从楼群、商场、白色马赛克和蓝色玻璃幕墙抵达楼群、商场、白色马赛克和蓝色玻璃幕墙。

你将不能离开，也无从抵达，因为所有的城市都将是一个城市，那柏拉图式的普遍化大城正抹平时间和空间，浩浩荡荡地占据每个古老城市的名字。

然而，在远方，在我们的视域之外，一条木桥正轻盈跨过永泰明澈的溪流，吊脚楼头，桃花源的雨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新鲜的阳光悄然漫过楠溪江畔的一扇花窗，马头墙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白发老人在阴影中追忆，徽州的繁华已成依稀旧梦……

——那是乡土中国。村落隐于山野，保存着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差异，使时间深远、使空间变幻、使大地上的漫游者永不厌倦。

所以我能够理解那种持久的激情：一群建筑学者、一位摄影家，年复一年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他们如游吟诗人，他们的眼睛喜乐而感伤，他们凝视一切，就像一切明天就会消失，他们所看到的是照在事物之上的最后一缕阳光。

然后，就有了书：《徽州》《楠溪江中游古村落》《武陵土家》《泰顺》——丛书《乡土中国》。

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那是一些点、一些细小的线，但是我希望有一张更大的纸，就像圣埃克絮佩里绘制自己的地图那样，把那些沟渠和桥梁、农舍和祠庙、街道和集市，把一弯曼妙的檐角、一段粗悍的石墙、一扇雕镂富丽的隔断，还有某种表情、某种姿态甚至某种难解的乡音，把这一切全都画上。

那将是一张在人的脚下无限伸展的地图。四本《乡土中国》，范围不出南方，肯定还有无数的点和线不曾被走到，不曾被凝视、被记住。看绿荫匝地、小桥流水，我想起西海固群山上巍峨的堡寨、陕北高原的皱褶中繁复深隐的围窑，它们在北方的高天烈日下庄严而忧郁，像某种濒临灭绝的巨兽，是生态多样性的最后证据。

“多样性”，这是在我们的文化中长期遭受抹杀的价值。布罗代尔曾说，没有丰富的多样性就没有统一的法兰西。同样，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五千年的文明中国。但是，巨大的现代性焦虑支配着我们，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想象中国：一个现代的、都市的、文明进步的中国出现在历史的远景上，与此相称的，是对古老中国无情的负面想象，它是传统的、乡土的、愚昧落后的，它有一种僵硬的、条理清晰的阴暗本质，因此它应该消亡也必将消亡。

但是，古老的乡土中国不是一块均质的岩石，你只能在想象中把它作为某种理念指认和判断，你不能面对它，因为你的目光将变得柔软、明亮，你将看到一个又一个村庄在乡土中国的灿烂星空下做着自己的梦，它们在呼吸，在执着地编制和传递独特的遗传密码。

每个地方的村庄都是一种珍贵的智慧。在徽州、楠溪江、武陵和泰顺，人群代代相承，与山水相守相亲，在每一个微小的自然细节上，人都做出了深思熟虑、天衣无缝的应对。泰顺仕阳镇有一条优美的矴步架设在平坦宽阔，水流舒缓的河面上：

全长有133米，共223齿，一字凌波而立。齿形平整，每齿分高低两级，高者可供肩挑者或涨水季节行走，低的可容二人相向而行。整条矴步可同时供三人并肩而行，相对的行人可从容让步。建造者在选择矴步的石质上也颇费苦心：高的用白色花岗岩，低的用青石深砌。这种石质与颜色的不同搭配不仅使矴步外形优雅美观，更使夜行者借星夜微光而畅行无碍，洪水初涨，踏浪而行的人们亦能安然渡岸。（《泰顺》第24页）

石在水中，排列如齿，是为矴步。这是最简易的桥，却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建造工艺，河流的宽度、河道的变化、水涨水落、稳固性、耐久性、材质的成本效益、通行便利，一切因素都经过最恰当的考量，甚至夜行人头顶的星光都已事先映在了水上。

如此的“建造”其实是“生长”，就像一棵植物，它洞悉它在天地间所有的奥秘，它在此时的风中摇曳是在展示千万年积累的智慧，而传说中最早的矴步建于唐代，至少从那时起，泰顺的河与人与石头与星月风雨就达成了完美的默契。

这种默契在具体的人群和环境之间点点滴滴地形成，但正被摧枯拉朽地废止。黄土高原上，一位老人在他冬暖夏凉的旧宅里对我评论儿子起盖的新房：“那房子冷啊，四面砖墙，搭上水泥板。”

我想他不理解他的儿子，这无关冷暖，问题的关键是孩子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20世纪60年代，另外一位老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那应该是一段出走、决裂、革命、进步的历史，但老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徽州人。”

徽州人胡适——老人悲欣交集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这是都市中国向乡土中国的一次致意，带着一缕乡愁、一丝痛楚、一份隐秘的歉疚。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位关键人物把自己想象为古老乡土的游子，他离开了它，然后隔着浩瀚的大洋和几十年的时光向它凝望，他看到了什么？

读罢《徽州》，我想我可以像胡适先生教导的那样“大胆推论”，他所看到的不仅是徽州的山水和房屋，还有那种千年相承的生活秩序。

也许是长期的田野调查磨砺了眼光，《乡土中国》四本书的作者都表现出深湛的社会学素养，但也许这本来就是建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人居关系既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个村庄的建设，是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精心规划、长期调适：路桥交通系统，灌溉和饮用水系统，寨墙等安全系统，书院、学校等教育系统，还有祠庙、广场、交易场所等公共空间，都必须持续发动广泛的社会参与；即使在一幢民居内部，公共地方和私人地方也有细致、明确的功能划分，反映着家庭内部的庄重伦序。

因此，一个发育完备的村庄必然有着都市里难以想象的绵密的社会生活，那是文化、岁月和具体境遇共同形成的安稳秩序，人在其中不会孤独，孤独的人无法生存。这既严酷又温暖，它的严酷使无数胡适决然远走，但是，当他们废弃了古老的律法、拆散了所有必须遵循的藩篱时，他们知道，他们留下了一派废墟。

荒烟衰草，令人怀黍离之思。读《乡土中国》，一个严峻的、既在书内也在书外的问题是：今天，是否还有来自民间的力量如此持久、如此沉静自信地规划和建设自己的村庄，村庄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所依恃的价值尺度、精神资源是否已经枯竭？

武陵是传说中的桃花源，千年以上的一位漫游者在离开它沿路留下了标记：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

村庄是大地上残存的标记，分布在通往家园的路上，这四本书是四个标记，但刘郎重来，日暮乡关，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回去的路？

桃花源别考——“天下第一弄”

现在开始，寻找桃花源。

我在大地上一路奔逃，恐惧使我不能停留；我站在平原上，回首望，只见远方尘烟大起，那是马，马是找我的，马上的马刀也是找我的；我向山中奔去，我要找一个不被找到的地方，找一个地方让一切忘记我、让我忘记一切。

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尝试过很多地方，甚至一座繁华的大城。我认为人群就是我的桃花源，无数的人将淹没我，和光同尘，人不能从海中认出一滴水。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正被另一些东西追赶：时间，在这大城里，时间如同你身后的响箭，呼啸着，离你的后心只有一寸，你必须狂奔向前，前边是银钱、房子、马车汽车甚至衣服，你注定会在这条路上奔逃至死，不能停留。

然后，在某一个清晨，我停下，让那支箭呼啸着穿过我的身体，我的前胸和后背穿出一个直径三厘米的洞，风从中吹过，发出哨音。

我向城外走去，我重新出发，找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

据说那是有的，那是桃花源。

我认真地、反复地研究地图，我相信，桃花源一定在地图上某个空白之处。

必定是在南方。南方一向是跑得快的人们的归宿，它在几千年里接纳一代又一代的失败者、逃亡者，从史书的行间和页边，你能看见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像漫漶的水渍，从北方向南方，气喘吁吁的人们进行漫长的奔跑，从黄帝涿鹿之战开始，他们就跑啊跑，跑到南方的山野间，停下，惊魂甫定，看看周围的山，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甩开了追击者，他们可以在此安居。

这里远离皇帝和马和马刀，在山间，远离尘嚣、远离响箭般的时间。

桃花源应是一个秘室，藏身和遗忘之地。是一处人迹罕至的野林，人把自己变成一棵活动的树，只需要阳光和水。

还有洁净的空气。危机四伏。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后的动物，喘息着，寻找空气和水。

还有洁净的土地——不，不是洁净的，而是像它本来那样“脏”，让我的稻谷和菜和虫子一起生长。

现在，站在一个名叫“天下第一弄”的地方，我在认真考虑将此作为桃花源的可行性。

很远。从京城要坐三小时飞机，然后坐两小时汽车，然后再坐两小时汽车，才能来到这里。如果把飞机程和车程折算成马程、牛程和人的脚程，那么，这简直就是大地尽头、南方之南。

这里是万山丛中——

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山峰丛立，在山峰间，遍布深洼的谷地，在地质学上，他们把这叫作“高峰丛深洼地”，这里的人却把那些深坑叫作“弄”。

我喜欢这个“弄”字，它的上面是个“王”，它的下面似一扶犁之人，王君临于扶犁之人是“弄”，扶犁之人在王之下隐匿于田野也是“弄”，一个“弄”字里藏着逃不了、偏要逃的永恒游戏。

是游戏啊，所以在上者弄权，在山水间者弄月，造化弄人。天地间一大弄。

最深、最大的弄就在这里——

有多少米？一百米、两百米？只有一条陡峭的路通向坑底，坑底方圆两三里，几间瓦屋、几畦菜地、猪栏鸡舍草垛。

此处可以藏身。藏身之处必在最低处最深处，必在高之下。

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一路奔逃，最后钻进了木桶，亚历山大大帝去看他，想“弄弄”他，他说，别弄，别挡住我的阳光。

在这第一弄，一个人站在坑沿上能够挡住弄底的阳光，但弄底之人亦可说：

别挡住我的阳光。

天下第一弄，在广西大化县。大化大化，大而化之，化到哪去呢？就是化到“大”——至大的自然。

第一弄的路边，一个农夫躺在地上：去集上卖菜，卖了菜买酒，买了酒路上就喝了，喝了就醉了，醉了就想躺下，就躺了。

他的妻子坐在他的身边，静静等着，等天黑了，风凉了，等他醒来，携手向下、向暗处去。

这是奔逃者的前世今生，是桃花源中人。

书房八段

1.面积：

书房的面积必须大，或者必须小。必须大是理想，最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必须小是现实，很多人的书房很小，如果你家有两三口人、三四间房，在规划房间功能时最终总是最小的那间适合作书房。

小的书房有幽闭感，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但我们还是向往大书房。不过，我们在如同半个足球场的书房里干什么呢？看书、打字，还是颤颤巍巍地散步？我觉得那么大的书房不用来散步比较可惜，我相信有大书房的人也是这么想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通常产量小、质量低。

现在就有了一个定律：书房的面积和写作的产量、质量成反比。这个定律的另一层意思是，“理想”最好是止于“想”，实现了的理想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弊端。

我的书房不大，也不小。

2.朝向：

书房的朝向无一定之规，东西南北皆宜。我的书房朝南，好处是有太阳，坏处也是有太阳，太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风不推窗。——冬天或春天，北风猛烈，你会觉得窗外有一群暴徒，窗里的人心却静了。

而在南窗，只得听琴。总有一把胡琴吱吱啦啦响，琴弦大概是钢丝，琴弓如锯，操琴者每天从上午到下午，坚忍不拔地用他的哀怨和痛苦刺激人，那是街上的一个老年乞丐。

3.书：

书房里要有书。有的人书多，有的人书少。我的书多，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认为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我们真正用得上的书其实是那么少。大部分的书功用仅限于占地方，每思及此，焉能不“恨”？

关于书，有一种军备竞赛原则。我的武库中有一万枚核弹头，是不是我真打算有朝一日把这些弹头一枚枚地甩出去？当然不是，除非我疯了。一般来说，有的书是坦克、飞机之类的常规装备，没准能用上，有的书却是买时就知道永远用不上，但还是要买，超级大国配备原子弹就像女人配备镶钻的首饰，同样，有些书不买我就觉得委屈。

比如，我的柜子里有大批关于鸟类和航空器的图书，人家会以为我有鸿鹄之志，或者对鸟与飞的学问素有研究，实际上，我只认识常在窗口出现的麻雀、黑喜鹊和一只红喙乌鸦；至于飞的经历，我只坐过飞机，小时候有一次从二楼阳台往下跳还崴了脚。总之，我大概永远不会去读那些书，但是，它们千万不要被我看到，看到了我就没理智啦，鸟类图谱或飞机图录通常很贵，我会挖空钱包，买回来，放进书柜，从此再也不翻一下。

但我们真正爱着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

《亚洲古兵器图说》

《洛阳伽蓝记校注》

《维多利亚女王传》

《临床医学的诞生》

《游移的湖》

《云南相玉学》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黄金草原》

《徐霞客游记》

《人的大地》

《傅科摆》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老北京店铺的招幌》

《上海洋场竹枝词》

《板桥杂记》

……

当然，除此之外，我的书柜里照例也会有《瓦尔登湖》《圣经》《神曲》《卡夫卡全集》等等，这些书是有用的，虽然我并不曾读，但把它们摆在这里可以让我获得一种安全感，就像出门带着身份证；否则你就想想吧，你居然没有一本《瓦尔登湖》！

其实我的《瓦尔登湖》是1982年的初版本，内容提要中写道：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因为厌恶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筑屋隐居，在劳动生活中思索人生、社会等问题……”

——1982年距今多少年了，一本书多年不读，也就不必读了。

假设有一天，被放于荒岛，只许带一本书，那么我会带上《东亚鸟类图志》，那时我就坐在树下，晒着太阳，一一辨认那些飞来飞去的鸟。

4.床：

请原谅我谈到床，我的书房里没有床，但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书房里放一张床很有必要。它的功能是可以雄赳赳地从卧室摔门而出，再一脚踹开书房的门，不必为去哪儿睡觉心虚。我想已婚同志们对此都有充分的体会。

5.视听设备：

很多书房里是有音响的，我没有。我听窗外的胡琴，也听车声，还有附近歌厅的小姐们下班时夜鸟归巢的尖笑。还经常有人在街上争吵，夜让他们口无遮拦，他们不知道有人在他们的头顶正抻着脖子看。有一度，楼下那家茶楼生意寂寥，两个穿中式裤褂的女孩子闲着，居然在马路中间跳绳，那是凌晨一点，听着“哒哒”的声音，夜变得点点滴滴。

我敬畏那在些在写作或读书时听巴赫或莫扎特的人，我觉得他们“白衣胜雪，玉树临风”，也就是说他们又瘦又白，身体几乎抽象为精神。我希望我也能这么干，也许还能瘦身减肥，问题是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最高也就到了王菲，我的心总能随着她的哼哼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这显然是看书不宜，写字也不宜。

所以，没有音响。但有过电视。我喜欢让电视无声地开着，我在电脑前工作。打出的字数差不多够一千了，如蒙大赦，赶快懒到沙发上，攥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翻过来翻过去。和“知识分子”们一样，我也经常控诉电视，因为是否爱看电视是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志。但谁都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可你总不能因此就闭住嘴不喘气。

看电视的主要问题是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难收拾起心情回到电脑前，这让人有一种自甘堕落的罪孽感。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个上进的同志，我最终把电视搬到了另外的房间。

但有电视的日子是好的。蓦然回首，见那人或那群人在无声地哭、笑，在街上奔跑、在床上拥抱，一条鲨鱼张开血盆大口、一只鹰展翅滑翔……

6.书桌：

20世纪30年代国破家亡，书生们投笔从戎，最坚强的理由是：天下之大，竟放不下一张书桌。到太平年月，书生的烦恼主要是房间之小，也放不下书桌。90年代初，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书房里对我说：“有朝一日，我要买一张六平方米的书桌。”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宏伟理想出去奋斗了。现在他肯定已经有了六平方米的桌子，他可以在上面睡觉、打滚儿，当然也可以大笔一挥，签合同。

显然，中国的读书人一直端着他那张书桌，寻寻觅觅，犹犹豫豫，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决办法，就是取消书桌。我的书房里只有一张长不过四尺，宽约一尺五的老式琴桌，雕镂着鹿、鹤、云纹和松枝，烦琐而呆板的工艺风格透露着精疲力尽的末世趣味，应是晚清制品。这张琴桌正好只能放下电脑、键盘、鼠标、一杯茶和一个烟缸，也就是说，它成了一张电脑桌。

——这不是书桌。要看书我可以坐在沙发上，要写字我就敲键盘，我为什么需要书桌？

7.……

“……”是“等等、等等”的意思，指书房里难以归类的各种物品。书房是私人博物馆，而且那位收藏家通常看上去趣味混杂、随遇而安。比如，我的书房里就有仿均窑的大瓶和景德镇大瓶、根雕观音和醴陵的滴水观音，有来自古巴的格瓦拉烙画和来自巴黎的拿破仑铜画，有一只汉白玉羊和一只汉白玉鸭，几只真假不明的陶罐，一把铜茶壶和一只云南石瓶，北海渔船上的桅灯，一架飞机模型，是朋友在青岛机场所赠，一张羊皮上的唐卡，它来自甘南；还有一块据说花纹很像卡夫卡的石头，一根绿玉笛，插在青花大瓶里，一艘白瓷船，两只巴基斯坦铜瓶，几把藏刀，一头青铜怪兽……

这些物品被珍重地收藏。它们本身的价值可疑，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古怪关系，它们之所以放在这里因为它们是个人生活的印迹。那些物品落满灰尘，但擦去灰尘，记忆犹新。

8.主人

书房当然有主人。书房是它的主人隐秘的舞台，是一个人的梦境，是他绝对虚假、绝对真实的生活。

壶碎——一个宜兴故事

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酒桌闲谈，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某日，某先生访友，该先生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环滁皆山也”，四面书柜，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

忽然，哗啷啷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裂水浆迸，某先生差点儿从梯子上掉下来，定睛看时，碎了一地的是一把紫砂壶。想是方才抽书忘情，将书柜里摆着的一把壶拂落下去。

这时，该先生才想起主人，抬起眼，只见主人微笑：

“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

宾主相视一笑。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先生顾自看书。

那一日，宾主尽欢。临去时，漫天大雪。

如此而已。

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1991年或1992年或1993年。书房主人年近四十，在大学里教授已是正的，啸傲江湖、踏花蹄香，抬望眼便是千里万里的锦绣，一把壶岂足挂怀。

转眼又是数年，某日，教授闲翻杂志，见一篇文章谈的是制壶名家顾景舟，也是一时无聊，信马由缰往下看，看着看着，教授坐不住了。

忽想起，那把壶，原是有题款的，正是顾景舟制。

站起来，几步冲到书柜前，书柜在书也在，壶自是不在了。教授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劈头就问：那壶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洋电话，打给他父亲。教授的父亲也是教授，老教授正随着老太太在美国的大儿子家住着。多少年后，老爷子归天，众弟子发一声喊，一拥而上，把老爷子抬成了文化泰斗，回忆文章连篇累牍，老爷子被描得白衣胜雪，活活就是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其实，老爷子的大学只在民国上了一年，剩下的全在新中国。退休后一屋子书留给了小儿子，住到美国去，主要爱好就是推个小车在社区里转悠，把邻居扔出来的沙发电视什么的搬回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先是藏于车库，渐渐竟登堂入室。大儿子力陈中美文化之差异，苦求老爹入乡随俗，由着美国人败家去，老爷子只作没听见。

话说那日，小儿子半年不来电，夜半三更冷不丁电一下，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问爹娘问茶壶，老爷子半天没醒过神来，胡天胡地想不起这一壶是哪一壶，最后把“紫砂”“宜兴”“顾景舟”凑到一起，老爷子才忽然想起——

那是“文革”期间，去宜兴出差，朋友送的一把壶。

放下电话，教授只觉得一颗心被人攥住了，是了，必定是了。当日打碎的原是一把顾景舟的壶。这一年，据杂志所说，这把壶值三十万，而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三四百。

教授一屁股坐到天黑，长叹一声，苦笑。又能怎样呢？难不成再找人家赔壶？罢了罢了，也是命该如此。

然后，就到了2013年，教授老了，这些年他过得不好，很不好。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货，恨官员、恨知识分子、恨富人、恨穷人，恨这个世界和世道，这个世界从他手里骗走了一把壶，谁能想到，一次微小的碎裂事故原来竟阴险地埋伏着漫长无底的坍塌。他忍不住，他一直注视着紫砂壶的拍卖行情，那是迅速上涨的水，眼看着就从脚底漫过了头顶，他身处寂静的海底，星沉海底当窗见，而教授只见到高远的海面上漂着那把壶，顾景舟的壶。那把碎了的壶不断升值，他的人生在不断贬值，直到变成沉在海底的一粒沙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某先生了。

父亲留下的书，他卖给了潘家园一个书贩子，拿到了一笔钱，几十万吧，还算是钱。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那堆钱，他忽然想起，那些书其实还远远不值那把壶。

“骗子！”

他喃喃地骂了一句。

那日，我在宜兴，微雨中访吾友葛韬陶庄，看各种壶，忽抬头，见墙上一帧旧照，一位老先生正在治壶。

清瘦，身着旧时工装，凝神注目于掌中壶。

心里一动，扭头看葛韬：

这，是顾先生？

是啊。

哦，这就是顾景舟。

顾先生的脸，净如秋水。看着他，心里只是无端地觉得好，好得心酸。

竟无话可说了。

酒安足辞

年关上，有朋友打来电话，说：“我这里下着大雪，正喝青稞酒。”

我说：“我这里备了冰块儿，要喝二锅头。”

一笑把年拜过。

北齐时武成帝致书河南王孝瑜：“吾饮汾清二杯，劝汝邺酌两碗。”其时武成在晋阳，孝瑜在河南，千百里之思，遥劝三杯两盏。

青稞酒正该在雪里喝。青稞本性至寒，青稞酒有冰雪之意，喝下去一道寒光攻心，刀刀见血，血就热了。

《红楼梦》里贾宝玉大雪天要喝酒，薛宝钗讲了一篇道理，说是酒要温了才好，否则冰凉的酒用肠胃去暖它，怎么禁得住？这说的是南方的老酒，如果是北方的烧酒，那一定温不得，因为烧酒是冰凉的火，冰消了，火也散了，这样的酒还能喝吗？

冰凉的火，这是青稞酒，也是二锅头、伏特加。和二锅头比起来，青稞与伏特加酒性稍薄，如果加上冰块，它的薄就越见明亮、锐利，森然逼人。有时我也在二锅头里加冰，酒性虽然分薄，但也更狠，像打了赤膊的泼皮光棍。

然后，就喝醉了。第二天醒来，阳光从窗帘间照到脸上，头脑清新得像一棵雨后绿树，酒精把人洗过一遍，或者蓝色的火把人烧了一遍，这时就想，喝醉了是好的，醉了醒来也是好的。

醉酒的体验类似于西方人说的“小死”，一种巅峰上的休克。大醉时的大睡是近于无限的黑暗，纯粹、深远、宁静，人无所惧无所喜无所思，人完全化在黑暗里。

历史上因为醉酒而睡得最长的人大概是东汉的刘玄石，所谓“玄石饮酒，一醉千日”，从棺材里坐起来已是三年后，这其实是死了一回。死像刀，人最大的喜乐都在生命中深藏的那把刀图穷匕见之时，那时，你不是你，你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了，比如醉酒，比如高潮，都是绝对的否定。

当然，死而复生，醒来时我还是我，这也是喜乐的。

有一年，也是冬天，和几个朋友在首都剧场旁边的半坡村喝酒。众人皆醉。第二天互通电话，开口都说：“好酒啊，是真的。”

那一晚半坡村的老板拿出了三瓶简装五粮液，看标签将近十年了，老板自己恐怕也是当它假酒，摆着喝出了好歹概不负责的架势。但那酒真是好啊，勇敢的酒徒们不敢相信在这赝品时代竟中了头彩，直到醉后醒来，头也不疼腿也不软。

——这是我衡酒的标准，好酒如北方的雨，云聚了，风起了，雨来了，雨收了，然后就是青天白日，不牵连不黏滞，说白了，就是醒了不头疼。

在马来亚的婆罗洲，杜松人的酒歌唱道：

外面池塘是大的，

我们没有头疼；

房里池塘是小的，

而我们得了头疼病。

这歌唱得有趣，外面池塘里是水，喝了当然不头疼；房里“小”池塘里是酒，就免不了要吃索密痛。酒后服用镇痛药伤脑，但让它这么疼下去就会伤心。比如我读李清照的词，发现该女士常喝闷酒：“金樽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一醉醒来就“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于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如此症状，莫道“非关病酒”，其实就是头疼。

酒后的头疼是一种重要体验。李清照的词是这么疼着写出来的，古诗文中余痛未消者比比皆是。那与感冒的头疼不同，酒后的疼是废墟，是欲望和悲喜退去后遗留下的坚硬、晦暗的礁石。在这时，疼着的人是处在生命中一个荒凉地带。

人与酒相亲相敬，酒就是好的。喝青稞、二锅头，如结交狐朋狗友，狎戏无间；茅台、五粮液，如饱学大儒，醇厚蔼然，即之则温。而黄酒与我独不相亲，亦不相敬，每次喝了醉了，必定捧着脑袋，后悔两三日。

在北京，喝黄酒时还要加姜丝、话梅，如果再撒上味精、盐、葱花，热腾腾端上来就成了喝汤。我觉得正派的喝法应是取其真味，北京市面上的黄酒大多来自绍兴，有一年、五年、八年、十年之分，一年酒涩，十年太贵，五年、八年又觉略厚，好黄酒的真味我竟不知。

不知酒大概还是因为性相隔。人秉地气而生，我是北人，黄酒是南人的酒，这酒是阴的，不像烧酒的磊落亢爽，一派阳气。喝时是顺畅的，但酒力如梅雨连天，不知何时起，不知何时去。所以，黄酒喝醉了就是婚姻，无穷的家常烦恼，而烧酒之醉，是奇峰突起的一夜。

但醉也难得。一老作家在报上说：酒喝得少了，因为喝也喝不醉，就没意思。此公为知酒之人。

难得醉不是酒量长了，而是年纪长了，喝酒时难得糊涂。于座中眼观六路，合纵连横，诸如引蛇出洞、以逸待劳的三十六计都用上，结果是人皆醉，我独醒。

独醒者冷眼旁观，看人把深藏不露的弱点展现出来。当然，以我的经验，那实在不好看，醉汉是丑陋的，他的肉体、意识和语言失去连贯流畅的统一性，你觉得这个人正瓦解为一片混乱。

所以，陶渊明与人饮酒，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免得发起酒疯来，自己丢人现眼，别人看着闹心。

陶渊明是临醉时忽然矜持，如果端起酒杯已存此心，人就根本不会喝醉。喝酒而不及于醉，这也是乐趣，一种节制的快感，飘然微醺但意识到清明的理性仍在，严守这个分际如同杯中酒满，酒面微凸，一滴则溢，但恰好就不多这一滴，那种微妙的平衡是美的。

但老是喝不醉也真是“没意思”。喝醉了很丑，但人要一直不丑也累，放浪形骸，形神不复相守，让肉体自由、让意识自由、让语言自由，解散维持统一的专制力量，爱怎么着怎么着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死且不避，酒安足辞！就像一首黑人布鲁斯唱的：

别惹我，谁都别惹我

因为你绝不会赢

我会打垮陆军和海军

就凭我和我的杜松子酒

这是喝酒的真正“意思”。所以早在《尚书·酒诰》中就宣布：“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喝醉的人该杀头。

历史上南北朝是个酒气熏天的时代，醉眼蒙眬，看《北齐书》，有一段是：

高季式豪爽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捡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款游。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

在千年以上的某个黎明，那个叫李元忠的人被从梦中唤醒，两个武士送来了朋友相劝的一壶酒。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张酒桌，劝酬之间逾百里。

古人高致不可追，21世纪的速递公司不肯替人送一壶酒。且书此三千字，致远方酒友。

瓦库记

那日，在瓦库。

看窗外人来人往，一壶茶，喝到淡了。

忽想起见过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那字写得极清疏、明净，直如月下雪地梅花。

喜欢“十分冷淡”四字。

世上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皆是热、浓，热心、热闹、热衷，炙手可热，浓情、浓重、浓墨重彩；倒是冷淡二字难得，Party散了，世上和心里都不那么挤那么紧，一壶残茶，默然相对，便是冷淡，于冷淡中认知己，知与不知其实也无甚要紧，雁向江边去，心意邈然杳然。

中土迩来盛世，茶人滔滔，茶道大兴。所谓“道”，不过是偏于热、偏于浓，大红袍、金骏眉，大操大办，红火热闹、金光闪耀。热和浓中有道乎？有。庄子曰，道乌乎不在。但热和浓，也只在欲冷欲淡时，方才近道。

喜欢“瓦”字。弄璋之喜，那是得了儿子，大喜然后大累，至少，得给他起个房子装庞大的丈母娘。弄瓦，古人以为不是喜，但用一个瓦字，已有了平顺安稳之意，至少房子没问题。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说的是无房族，那便不是冷淡，是凄凉。昨夜读小说，其中说到，小女子一头乱发，是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看到此不由一笑。照此说来，若是光头，岂不就是上无片瓦，那不是凄凉，是凉快。

——都是陈年旧事。现代建筑中没有瓦了。都市中人也是上无片瓦，装在玻璃、水泥和钢铁的盒子里。

而覆瓦的屋，那曾是无数中国人的梦。大瓦房，听上去便是长治久安的富足。我爷爷当年悬壶济世，忙活一辈子，在黄土高坡上盖了一院青砖瓦房，那是我家空前绝后的光辉时代，足以令蜗居京城的后世子孙愧死——而且，据我妈说，到20世纪60年代，老李家还存着一窑布、一窑瓷器、一窑瓦。那时，我家的瓦房已经被三门峡水库淹了，那年回乡，微雨薄凉，我大伯遥指烟波浩渺的大水中的某一处，痛道：

那是咱家的房子啊！大瓦房——

但我爷爷还存下了一窑瓦。孱弱的子孙不能理解传统农民的坚忍，任他人世无常、颗粒无收、水库拆迁，信的却是天长地久，站起来，荷锄而去，奔向明年的收成、新的瓦屋。

那窑瓦不知下落。若还在，我愿意把它送到郑州、西安、洛阳、苏州。那里有人藏瓦，收藏了无数的瓦，岂止片瓦，直是千瓦万瓦万万瓦……

然后，在水泥玻璃钢铁之间，有一个去处，便是瓦库。

瓦库几乎是瓦构成的房子。那些旧瓦，它们曾在谁家的屋顶上？何年的雨打在瓦上，何年的雪压在瓦上，何年的阳光照在瓦上？何年的汗水眼泪滴落在瓦上？

拈起一片旧瓦，甚至能嗅到旧日的气息。是岁月，天地，家常烟火。

库有“藏”意。

藏字也好。万人如海一身藏。

为什么藏？

也可以不为什么。只为了藏，在人世喧嚣中藏起此心，拣阴凉处，好生静着、远着。

敝帚自珍。此话有轻贱哂笑之意。但这个“珍”字其实难得，敝帚也好，砖头瓦片也罢，原该冷淡着，而“珍”却是重着、惜着、爱着、藏着，有了一份诚敬之心，如此，则万物皆可成知己。

或许知己也正该在冷淡中寻。

又或许，这个知己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就是知自己。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又如饮茶，浓淡不是茶，是此心。

瓦库正是喝茶之地。

瓦需要的是世上最简单的事物：水、火、土和人的手。

茶也是最简单的事。

茶之道与瓦之道相通。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骂瓦的话。但瓦釜何尝想过雷鸣？瓦釜的本分、瓦的梦，不过是西窗风月，巴山夜雨，红泥小火炉，素手烹清茶，黄钟于我何有哉？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退思白鱼

京城朔风不起，雾霭沉沉，万物退藏。闲来无事，且忆吴江。

吴江有鱼。鲈鱼惹晋人张季鹰在三千里外长恨遥想。但季鹰所思，想必不止鲈鲙，应该还有梅齐鱼、有白鱼。

梅齐油炸酥香，最宜下酒。白鱼嘛，说来话长。

白鱼据说是出水即死。不苟且、不将就，白鱼是鱼中高士。也正因如此，烹白鱼是件难事。每去江南，必寻白鱼，这么多年来，烹得好的白鱼也不过啖过十几尾。

白鱼最难辜负也最易辜负。出水、上锅，本来就耽搁不得，然后，最简单的一个清蒸，火候却是极难拿捏，稍缓便老，稍急则不及；难得碰上一条分毫不差地上了桌，一个盘子转啊转，眼看着一群人有一口没一口地客气，不由得心中有恨。恨极了，索性截住，守定一个盘子细细吃去。白鱼之刺透明，白鱼之骨如玉，白鱼之味不可说，不可硬说。

这样的鱼本来不宜上席，不该在众人前、热闹处，所在的，应是清风明月，浮生若梦。

季鹰远在三千里外，遥望吴江，鲈鱼尚不可得，岂敢做白鱼之思？

吴江有镇名同里，同里有园名退思。退思二字，乃古人家常话头，时不时就拿出来念叨。今人不可说，因为一说便假。今人注定了，知进而不知退。晚清之后，进化是人间正道，退化是灭顶之祸，所求者进步，所忧者退步，退思不可起，因为退无可退。

大夜枯坐，思吴江而怀季鹰，便想到，季鹰原来也是退不回去了。季鹰心中却有吴江可想，有鲈鱼白鱼可思，这却比不思不想更苦。

此何人哉，何其寂寞！

跋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书名《咏而归》由此而来。当日众弟子在孔子面前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各有大志小志，曾皙在旁鼓瑟，最后说，我想的是，暮春时节，换上春衫，约五六个朋友，六七个少年，一起到城西的沂水中沐浴，然后，到城里的舞雩台上吹风，最后唱着歌，兴尽而归。

夫子悠然神往，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皙为字，点为名，曾点的想法正合我意。

咏是唱，也是长，也是涵泳、玩味、沉吟，在咏唱中表达志意。

这本书大概也是咏，所咏者古人之志、古人之书，是自春秋以降的中国传统。而归，是归家，是向可归处去。

明代钟惺、谭元春编过一本《诗归》，钟惺在序文中谈到为什么要用“归”字，他说：其意在“以古人为归”，“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目有所止焉”。

钟、谭的文章我不喜欢，但钟惺这段议论，所说的也正是我的意思。编这一本《咏而归》，不外乎是，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此时之人的心与眼，使心有所安，使眼有所归。

这本书收录的是历年来所写的有关古人古典的短文，长文一概不取。以春秋先秦为主，兴之所至，迤逦而下，至于现代乡野。最后落到几篇谈闲情的文章上去，也正是从曾皙之意，由家国天下，归结到春水春风、此身此心。

是为跋。

李敬泽

2017年3月28日凌晨

咏而归

李敬泽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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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字 数：13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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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760-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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