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为经济学要义/汪丁丁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290-0

Ⅰ. ①行… Ⅱ. ①汪… Ⅲ. ①行为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6818号

书名：行为经济学要义

作　　者：汪丁丁

责任编辑：李　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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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3290-0 / F·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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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简短的序

一、引言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三、人格或气质

四、网络社会科学

五、关于演化社会理论的探讨

简短的序

迟早，行为经济学也将满足社会科学对理论的以下三项要求：简单性、统一性、可证伪性。那时，与物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行为经济学走进自己的完结篇，从自己的领域释放资源到新兴的研究领域。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套理论，其一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局部均衡分析，其二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满足简单性、统一性、可证伪性，局部均衡分析千招万式化为一招一式，张五常的概括是：约束下的最大化个体行为集结为需求定律——“对商品的需求量随商品价格上升而减少”。但是，马歇尔均衡的逻辑基础是一般均衡：给定偏好、技术、资源禀赋，以及一组技术性假设（凸性、紧性、连续性），那么，存在全部市场的价格与数量的一般均衡。就简单性和统一性而言，“阿罗—德布鲁”分析框架远胜于马歇尔分析框架，但至今只有极弱的可证伪性。就简单性和可证伪性而言，由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的马歇尔分析框架仍是最佳的，但至今，包括卢卡斯的努力，未能融入一般均衡逻辑基础；也因此只有弱统一性。将上述两套分析框架融合为一，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未来努力的主旨，也是它尚未完结的理由。

相比而言，行为经济学只处于它的学术演化初期阶段，甚至尚未进入这一初级阶段。自1980年代至2000年代，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列举了不同的反例——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反例，并为这些反例提供了来自不同领域的解释。在思想史视角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偶然出现的“行为经济学”名称，由于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反例，吸引了更多的学术资源，从而试图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只是在1990年代中期，脑成像技术的普及，使脑科学方法迅速主导了行为经济学的三大研究方法，成为2000-2015年间行为经济学领域几乎唯一重要的新的数据获取手段。类似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对天文学和生物学的革命性影响，迅速积累的脑科学数据，与行为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研究方法（实验和仿真），必将而且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十分落后，主要由于教育与科研管理体制的极端官僚化，或许，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正以加速度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学研究。也因此，我在浙江大学主持的跨学科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很难在以脑科学为主要研究手段的行为经济学领域取得进展。十年以来，我的努力只是浏览文献并试图预见行为经济学在未来二十年可能确立的分析框架。我写了《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1]，主旨在于介绍行为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和基于这些方法的最新研究报告。讲义出版以来，在行为经济学领域新发表的文献，大约三分之二是基于脑科学研究方法的，其中出现了一个相当明确的趋势，就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例如，至少两个“人格”维度的得分，与合作行为的主要脑区由脑成像技术测度的灰质厚度，二者之间有统计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这些结论可更准确地预测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被试在囚徒困境博弈或公共品博弈中更可能采取的策略。

现在读者面对的这本“小册子”，篇幅不大，它的主旨在于表达我最近三年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寻求的更具简单性、统一性和可证伪性的分析框架。由于脑科学方法迅速席卷几乎全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关于个体决策，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容易理解的一种拓展是，张五常认定为经济学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说”可被重新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表达的是商品（有市场价格）及其需求量（或有工具变量），这一假说就能推演出需求定律。根据脑科学的进展，人格心理学的进展，以及行为科学其他领域的进展，现在已经很容易想象，二十年之后，借助各种可穿戴的设备，一个人对某一可选方案的欲望（纹状体、横隔核、海马回以及扣带回激活的程度）和他想象中与这一欲望之实现相关的代价（内侧前额叶、岛叶以及杏仁核系统激活的程度），统计显著地负相关。不过，我要指出，张五常教授不会同意这样的“拓展”。因为，他最初描述的需求定律是集结之后的市场需求——总是向下倾斜的（不必考察个体情形），他晚年描述的“需求定律”其实是我阐述过的“需求定理”——定理恒对而定律允许反例。

将个体决策集结为某种宏观图景，远为艰难的一种拓展是，我试着想象，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社会科学可能导致“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拓展——嵌入于社会网络之内的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将极大地丰富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例如，博弈均衡将出现许多“网络局部”或局部性之间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驱动着社会系统的演化。沿着这一想象中的思路，行为经济学还远未达到的阶段是数理证明的阶段——这里应当有若干关于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的存在性定理的反例。这些反例让我们能够界定“一般均衡”概念或“博弈均衡”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这一适用范围之外，占支配地位的是演化理论——例如“演化基本方程”。例如，可以想象，由演化基本方程刻画的某一社会过程，有嵌入于相空间之内动态轨迹，以及，例如借助于微分方程定性分析方法，在大范围之内，有一些均衡点和一些极限环——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假设网络有一些初始拓扑结构，任一局部网络可能由某些均衡点向着另一些均衡点演化。由于社会网络各局部的演化，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从它的初始状态向着一些新的状态演化。

对于那些习惯于首先从整体理解任何知识的读者，我认为这本小册子是他们阅读《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的最佳“导读”或最佳“回顾”。对于正在大学读经济学本科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对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尤其是若干艰深主题——的理解或重新表述，可以成为他们申请国外大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生的“敲门砖”。

这本小册子写至结语时，我收到五常夫人琳达的信，得知五常教授八十寿学术研讨会将在深圳举办，但研讨会的日期与我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完全冲突。于是，我与编辑李頔商量，在书的扉页写明：“献给八十岁的张五常教授”。在这本书里，尤其是方法论的叙述（见图4.29），我多次阐述张五常经济学，“套套逻辑”这一中文短语就来自五常教授。事实上，我常读五常教授晚年修订的扩增版《经济解释》（发布于他的博客）。他以“每天只能写几百字”的速度，增加了整整一卷内容。这些内容对我的经济学思考助益良多，以致我常在课堂上建议同学们阅读五常教授的博客文章。我甚至认为，我的经济学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五常经济学的延续。

快要收拾行装回国时，我为今年秋季的行为经济学课程绘制思维导图，找到了更通俗的表达，只需要写这一段文字即可。三类现象：（1）稀缺性，（2）不确定性，（3）复杂性。以往两百年的经济研究，直到1950年代，仍主要是为了缓解人类面临的各种稀缺性。从1950年代开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与判断渐成显学，并由此而有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挑战。从1990年代开始，复杂现象（相互依赖性足够强烈就称为“复杂”）对经济学构成的挑战，是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契机。因此，仅从现象层面考察经济学两百年的发展，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不仅关注“稀缺性”，也不仅关注“不确定性”，而且关注“复杂性”。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系列讲义的编辑李頔和文景出版公司总编姚映然，以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其他老友。陈昕离休后，这些老友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写作。事实上，2015年7月25日，我才想到要写这本小册子重新陈述行为经济学的精髓。然后，我微信李頔和映然，要求9月出版。她们答应了我的要求，尽管对于这家品质极高的出版机构来说，一个月出书通常被认为“不严肃”。

2015年7月30日

完稿于Suite 604，Oakwood Premier Tokyo Midtown

——我家“小李”精心准备的寓所

一、引言

核心观念的展开，就是理论。因此，研读任何一套理论，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直入核心。当然，需要很高的悟性。于是更常见的方式是从外围开始研读，通过许多案例分析，逐渐接近核心观念或议题。当然，这就十分繁琐，而且容易迷失主线。以佛家修行为例，循序渐进是净土宗的方式，直入核心则是禅宗的方式。以上根利器为基础的至简路线和以下根利器为基础的至繁路线之间，应当有中间路线。我写这本小册子，想象着它的读者大多已读了一些经济学。我的叙述，就从经济学初阶开始。

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例如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绪论”之后的第一个基本模型是效用函数（或它代表的偏好）的最大化模型（“极大化行为理论”）。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例如曼昆（N.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一章“经济学诸原理”的第一节“原理一”，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见的权衡，即“理性选择”模型。这两种开篇的核心观念都是“成本”——张五常主张翻译为“代价”。在具体情境之内，就每一个人而言，万事万物都有代价，虽然，未必有市场和市价。凡承认马歇尔经济学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叙述，开篇必论“市场”及其“均衡”。因为，如不澄清任一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就很难界定该物品的成本（代价）。张五常的老师，由张五常拟的中文姓名是“艾智仁”（Armen A.Alchian），写了一部最畅销和长销的教科书《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开篇讨论“稀缺性”（第一章）及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稀缺性的竞争行为（第二章），随后讨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第三章），继而引入“市场”和“价格”概念（第四章）。

艾智仁的叙述，我认为，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而且与上列其他教材相比，具有最强的逻辑性。因为，经济资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资源，就在于稀缺性。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名著《经济科学的意义与实质》（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开篇就试图以“稀缺性”来定义经济学之为一门科学。事实上，自1890年代至1940年代发表的经济学教材，稀缺性是不能回避的开端。艾智仁提供洞见：稀缺与竞争互为表里。直观而言，我们可以根据竞争的激烈程度来推测稀缺的程度，也可以根据稀缺的程度来推测竞争的激烈程度。后来，艾智仁提供了更多的洞见。他指出，有稀缺就有竞争，并且有竞争就有歧视。他继而指出，下列观念是无法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实质的不同表达：稀缺、竞争、歧视、产权、行为约束。

旨在刻画最大化行为的最一般的数学表达，如图1.1所示。被行为主体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依赖于两组因素，第一组是变量（它代表行为主体可选的方案），第二组是参量（通常依赖于行为主体的心理和历史因素）。另一组参量出现在约束表达式的右端，它决定可选方案集A的结构。图1.1的其余文字提示读者参考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名著《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第1章第8节的数学命题（4），该命题为运用角谷不动点定理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提供了数学基础。由芝加哥学派继承的马歇尔的供求分析，是任一市场内的均衡，又称为“局部均衡分析”。仅当全部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才有“一般均衡”。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当代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例如，任一物品的稀缺性只能根据一般均衡状态内该物品的价格是否大于零来判断，却不能根据它的局部均衡价格是否大于零来判断。因为，各市场的均衡价格是互为参量故相互依赖的。例如，其他市场里的价格，不论是否均衡，是图1.1所示最大化行为主体的可选方案集A所依赖的参量之一部分。顺便提及：另一部分参量可以是行为主体享有的各类产权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故由此可以引申出艾智仁的产权经济学。又例如，阿罗和德布鲁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提供了这样的承诺，即通过改变初始资源禀赋（包括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可以使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恰好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的帕累托状态。当然，“改变初始资源禀赋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可能意味着社会动荡或革命。由此可以引申出阿罗（Kenneth J.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2]。

图1.1　理性选择模型的一般表达

在这篇引言的这一阶段，我提醒读者关注我写在图1.1里的问题：何谓“好”？换言之，在现实世界里，图1.1所示的“最大化”（max）究竟意味着什么。艾智仁1950年的名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是这样切入主题的：假如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么，行为主体的每一行为的全部可能后果，应依照这些后果使行为主体满意的程度排列在横轴上，这些后果的发生概率，于是形成一条分布曲线。艾智仁询问：如果可选方案集包含至少两套可选方案，于是至少有两条这样的分布曲线。那么，最大化的行为或理性的行为主体应当选择哪一条分布曲线？这一问题，我称为“摩尔—艾智仁”问题，如图1.2（左下方）所示。

摩尔（G.E.Moore）1903年发表的名著《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关于每一行为可能导致的各种可能后果有一番详细论述，在第16节，他指出，没有谁——不论他多么理性——可能预先知道他的任一行为（假设是“善”的手段）的全部可能后果，于是他“只能希望确定某一行为一般将得到可能的最好的诸效果”[3]。这里，“最好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短语，它意味着经济学所说的“理性”，由此可以引申出行为经济学的几乎全部探究。

摩尔1903年探讨的问题，在英国思想传统内，可追溯至小密尔（J.S.Mill）1848年的名著《政治经济原理》。小密尔首先是逻辑学家，英文表达具有严谨的逻辑感，他定义了“价值”（values）——被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由于他这样定义了价值，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里，就有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马克思（Karl Marx）的客观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的种子。然后，罗宾斯在1930年代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的影响，最终确立了经济学之为一门科学的主观价值论的立场。

图1.2　每一个人寻求良好生活时遇到的“摩尔—艾智仁”问题

基于小密尔的主观价值定义，并且基于我对现代人的幸福感的考察（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我在图1.2的右上方画出了价值（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三维空间，它刻画了幸福感的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概要而言，沿着物质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我们“逐物而不返”；沿着社会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我们有深层情感交流；沿着精神生活维度的正方向，是“完全的自足”。故而，我在图1.2右上方用粗线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现代人的生活路线——最初是在物质生活维度上，然后更多转入社会生活维度，最后，或许只有少数人，进入精神生活维度。

坚持“完备理性假设”的经济学家（也称为“新古典学派”）应付“摩尔—艾智仁”问题的办法最简单，从而逻辑地无懈可击。他们假设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的理性能力，于是，被观测到的任何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论行为主体选择了确定性的可选方案，还是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了某一分布曲线对应的可选方案，都是“最好的”选择。（如图1.3）

从经济学领域之外，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学家如此应付“摩尔—艾智仁”问题相当于完全回避了问题本身。事实上也如此，当一个人被假设具有完备理性的时候，他的任何行为都是“最好的”（对他而言）。借用张五常的嘲讽，这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即逻辑的同义反复（重言式）。当我们沉溺于这样的“经济学解释”时，我们声称可以解释一切人的一切行为。例如，今天我穿了红色衬衣，因为红色衬衣是我今天的最大化行为；昨天我穿黄色衬衣，因为黄色衬衣是我昨天的最大化行为……依此类推，难怪人们用老黑格尔的名言来嘲讽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凡是存在的，一定是合理的。

图1.3　经济学家如何回应“摩尔—艾智仁”问题

艾智仁在1950年那篇文章的第三节提供了类似的嘲讽，他要求读者想象从芝加哥出发的数千名驾车旅行的人，假设每一名司机随机选定一条道路，中途不换路。只有经济学家预先知道那条设有加油站的道路，于是，经济学家预言，沿着这条有加油站的道路旅行的司机能够继续沿着他们选择的道路旅行。这些得以顺利旅行的人“好像”预先就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虽然，读者明白，这些人只是“幸运”而已。因为，假如加油站被挪到另一条道路呢？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成功”样本将是另一群人，或许表现出与以前的成功人士完全不同（南辕北辙）的行为模式，尽管自始至终也没有谁改变过自己的行为。

艾智仁由此引入“好像理性”这一短语，用来表达“物竞天择”的演化幸存者的理性行为。仅当幸存者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时候，幸存者的行为被赋予经济学的理性。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从而很可能没有幸存下来的行为主体，被经济学家们假设不能适应物竞天择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主体的行为不是足够理性的。这样的经济学解释，颇有些套套逻辑的意味，由此而来的数学模型或经济理论，称为“ad hot theory”（为了解释特殊现象而炮制出来的只能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理论）。因为，让我们假设艾智仁所说的加油站，从那条通往南方的道路被搬到一条通往北方的道路上了，那么，为了解释幸存者的好像理性的行为而建构的理性选择模型，就必须假设这些新的幸存者预先知道那条通往北方的道路是有加油站的。类似地，一位沉溺于套套逻辑的经济学家观察到草木只在最常接受阳光的那一面（山坡的阳面）最茂盛，他完全可以假设草木的种子预先知道了山坡的阳面，它们好像理性地选择了投生于山坡的阳面。达尔文演化学说还有许多这样的庸俗化版本：长颈鹿好像理性地为了吃到生长在高处的树叶而形成了那样长的脖子；人类有鼻梁是因为好像理性地预见到了眼镜的功能；孩子自杀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生存环境……

为了免除套套逻辑的困扰，张五常的建议是，经济学解释可从假说开始，但必须始终坚持内生于模型的变量具有很好的可观测性，于是能推演出可检验的命题。这一原则，他概括为：“看不见则验不着。”他自承，早年读了艾智仁1950年这篇文章，“好几晚睡不着”，又经过几十年的体会才得到了这一原则，发表于2014年7月1日他的博客栏目，标题是“经济学的哲学性”，成为他的最新版《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补加的第九章的两节。根据张五常概括的这一原则，解释经济现象的模型，如图1.1所示，参量可以是不可观测的。张五常“街头巷尾观察世界”几十年修成的功夫，使他能从人们的行为（变量）准确推测诱致了这些行为的社会制度。

仍以图1.1所示的最大化行为的数学表达为例，分别代表心理历史因素和政治社会因素的两组参量是不可观测的，行为主体选择的可选方案集和他所选的方案是可观测的。

那么，如图1.4所示，只要有充分的观测，一位如张五常所说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应当有能力从那些可观测的变量和可观测的参量推断出那些不可观测的参量的重要性质。当然，这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它的实践者如张五常和周其仁那样，常年坚持在街头巷尾看世界，同时沉潜往复于经济学解释。

图1.4所示的，是最常见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的最简单情形（即只有两种商品且收入固定）的几何表达。在这一情形里，消费者预算约束所依赖的参量是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和消费者的总收入M。在日常生活中，价格是可观测的，虽然未必是一般均衡的价格。借助于诸如“家计调查”这样的数据，收入也是可观测的，虽然未必是家庭或个人的贝克尔（Gary S.Becker）定义的“全收入”。

图1.4　从可观测的变量推断不可观测的参量性质

不论如何，在图1.4所示的简单情形中，根据我写在该图右方的标准的演算过程，可见，二维平面内的这一预算约束，是图1.1所示的可选方案集A的特例。在这一特例里，A所依赖的参量大致是可观测的。如图1.4右上方所示，经济学家们通常能够观测的，是商品价格和这位消费者的收入以及他在这些参量所决定的环境中实际上购买的商品数量。经济学家们通常不能观测的，是消费者的偏好或效用函数（表达为图1.4的二维平面内的无差异曲线族）的具体形式——它所依赖的参量代表着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和个人历史因素。所谓“最好的”可选方案或“最大化行为”，在图1.4中，是点E代表的均衡——给定参量，消费者实际上购买的商品数量。所谓“充分的”观测，就是当可观测的参量变动时，尤其是当价格变动时，经济学家观测到足够多的均衡行为，从而能够推断那些代表消费者心理因素和个人历史因素的参量的性质。如果经济学家观测到一位消费者在红酒和白酒的给定价格下日常购买的这两种酒的数量是几乎只买白酒而不买红酒，又如果当这两种酒的相对价格有小幅改变使得红酒更便宜时，经济学家观测到这位消费者的日常购买量突然改为只买红酒而不买白酒，那么，如阿罗和洪（F.H.Hahn）在他们的名著《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中分析的那样，经济学家能够推断，这位消费者很可能饮酒成瘾，从而他的无差异曲线族是凸向原点的，而不再是从原点向外凸的。

从可观测的量来推断不可观测的量，这样的方法，最早由贝克尔和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1977年发表的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拉丁文标题，常译为“论口味的稳定性”，国内也有人译为“稳如泰山”）奠定了基础。口味，英文是“taste”，现代经济学更常用的术语是“preference”（偏好）。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立场是，与后来张五常的立场一致，经济学家只应通过可观测的量来推断那些不可观测的量的性质。与人们的偏好（口味）相比，人们的行为约束是更可观测的，所以，经济学家必须假设人们的偏好是稳定不变的，从而可以用约束的变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如果偏好是稳定不变的，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喜欢听古典音乐？贝克尔和斯蒂格勒假设，人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各种商品通常不能直接产生效用，这些商品必须通过“家庭生产函数”，与家庭成员的时间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相结合，才转换为直接产生效用的“家庭服务”。那些最初听了古典音乐的人，形成了欣赏古典音乐的人力资本存量，于是在家庭生产函数中，这样的人力资本存量将使古典音乐的边际产出高于流行音乐的边际产出，从而诱致那些最初欣赏过古典音乐的消费者在未来消费更多的古典音乐。在博弈论理论家当中，豪尔绍尼（John C.Harsanyi）持有类似的信念。他写过一篇文章，从哲学层面论证一切人类成员其实共享同样的偏好，只不过，在特定的生活世界里，由于信息不完全，人们在特定情境里有不同的偏好。站在张五常的方法论立场上，我可以批评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上述文章。在现实世界里，家庭生产函数的各种变量，尤其是人力资本存量，是看不到的，故而测不着。事实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从他们的“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能够推演的，是各种家庭投入的“影子价格”——通常无法观测。

上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如张五常的学术努力所展示的那样，可推广运用于社会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例如，在中国，至少从1949年至1978年，以及1978年以后的一些年里，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配给制”形成的习惯，由于物资匮乏和中央计划体制的反市场性，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个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称为“工资的实物化”。于是，国有部门职工的家庭财富（手表、家具、自行车、其他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主要依赖于各部门内具体的配给制度的性质——尤其是人际关系、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描述了这样的约束条件之后，将物资配给的关键环节类比于艾智仁关于设有加油站的道路，我们不难提供这样的预测：（1）那些更接近物资配给关键环节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2）那些更擅长人际关系投资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3）那些更适应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变动的人更可能积累更多的财富。

布坎南不是套套逻辑经济学家，他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同于非经济学家，就在于他们能在任何特定情境内指出那些进入行为主体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和成本。相比之下，萨缪尔森更接近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张五常承认萨缪尔森是创造模型的天才，但他批评萨缪尔森不懂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引用2009年萨缪尔森去世后“两位专家的计算”——萨缪尔森关于现实经济的预测没有一项是准确的。

布坎南带我们回到图1.3，既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依据可观测的量（即“数据”）来解释可观测的行为，那么，当可观测的量，或数据，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而迅速扩展时，基于同样的态度，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应拒绝使用这些新的数据。当新的数据来源于脑科学、经济学实验和计算机仿真时，使用这些数据的经济学家就被称为“行为经济学家”。如图1.3，行为经济学派是怎样回应“摩尔—艾智仁”问题的呢？概括而言，由于有这些扩展了的观测量，行为经济学家更适合为下列三类现象提供经济学解释：（1）心理活动，基于认知科学和实验经济学数据；（2）脑内的神经元网络活动，基于诸如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这类脑科学数据；（3）包括人类但主要是人类以外的其他种群的活动，基于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的观测数据以及模拟群体活动的仿真数据。

上列三类现象的前两类的经济学解释，直接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对上述由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确立的“偏好稳定不变”这一假设的态度。很明显，行为主体的偏好，可视为心理活动和脑内神经元网络活动的结果。至少在脑科学实验室里，被试在给定的可选集合上的偏好是可观测的，同时，被试的心理活动或脑区激活图谱是可测量的，所以，行为经济学家能根据可观测的量来解释行为主体的偏好差异。这些研究的初步成果，于2012年被汇编为一部手册——《偏好与选择的神经科学》。

上列三类现象的第三类的经济学解释，被纳入诸如“行为社会选择”和“网络社会科学”这样的研究领域。这里，最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如此重要，以致被我称为“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这一名称意味着行为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可视为是围绕着求解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可见，行为经济学家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其实保持了一致性，他们都试图从可观测的量来推断不可观测的量。只不过，行为经济学家有了更现代的观测手段，他们可以直接观测脑内神经元网络的活动，故而偏好不仅不再是不可观测的，而且可能被可观测的脑内神经元网络活动加以解释。事实上，过去十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势：在脑科学、实验和仿真这三大观测手段当中，脑科学已成主流，或许与实验经济学和仿真的数据相互参照。

沿着这一思路，我需要探讨或许是这本小册子最艰难的主题——写在图1.3的下方，就是模型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的经济学解释。与哲学认识论保持着一致性，经济学方法论的一项基本陈述是：现象不能解释自身（参阅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科学说需求”的第二节“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和第三节“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能够解释现象的是假说，这是因为，每一现象只是特殊的，为解释这一现象而建立的假说必须具有一般意义。天上飘过一片云，它是白色的。为解释这片云是白色的这一现象，套套逻辑的假说是，大自然必定有一套机理使这片云呈现为白色的。在另一极端则是过于特殊的假说，只解释为何这一片云呈现为白色，至于为何另一片云也是白色的或不是白色的，过于特殊的假说就无话可说了。所以，设立假说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的是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学术的判断力。就此而论，前引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科学说需求”第一章“科学的方法”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其实并不令人满意。为解释那片云为何是白色的，我提出一个不坏的假说：如果不下雨，那么天上飘过的云就是白色的。首先，这一假说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其次，是否下雨，这是可观测的；第三，如果某一天，虽然不下雨，我却看到一片乌云飘过，那么，我知道我必须修正我的假说，因为出现了反例。有可观测的反例，就意味着我没有陷入套套逻辑。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三十年来，我或许比其他国内的经济学家更常反思经济学，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只有一条定律，就是“需求定律”。考虑到定律与定理的本质差异，我建议将张五常理解的需求定律改称为“需求定理”。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将“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设立为假设或公理，站在今天行为经济学的立场上，我仍认为这是一项很不坏的假设或假说，只不过，因为是假设了向下倾斜，必须称之为“定理”（不可错的），而不能称之为“定律”（可错的）。根据行为经济学目前发表的研究文献和我对这些文献的反思，我试着将张五常所论的经济学唯一重要的定律重新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是商品的数量，那么，这一假说就是需求定律。

现在我继续讨论图1.3下方模型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借用模型论的术语，那些为“现象”提供了解释的，都称为“模型”。现象因为模型而有意义，同一模型可以为许多现象提供意义。假设有一个全体现象的集合，假设有一个全体模型的集合，如图1.3左下方所示，建模的艺术（或解释的艺术）就是寻找合适的（既不过于特殊又不陷入套套逻辑的）映射，从现象的集合到模型的集合，使得映射的像即模型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为足够多的现象提供解释。法玛（Eugene F.Fama）由于确立了金融市场有效性假设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指出，一个理论被称为“好的”，如果它满足三项条件——简单性、统一性、可证伪性。

同一现象可以有许多模型，从而可以有许多意义。例如，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经济模型为现象提供经济学解释，心理学家可以建立心理模型为同一现象提供心理学解释。通常的情况是，在经济模型提供的解释中，心理模型提供了更特殊的意义。反之亦然，在心理模型提供的解释中，经济模型提供了更特殊的意义。现在，行为经济学家试图建立行为经济学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行为经济学的解释。不过，至今为止，我没有见到令人满意的具有足够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模型。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教材，充斥着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假设的反例，以及为解释这些反例而设立的过于特殊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上述方法论的讨论表明，行为经济学真正需要的，是使它自己得以立足的一项核心假说。最好的情形是，这一核心假说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说（需求定理）包容到它内部，成为一项特殊假说。也是基于这一意图，我将需求定理重新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在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时代，欲望的量是不可观测的。又如果没有商品市场，可选方案的代价也很难观测。但是由于迅速发展的观测手段，在行为经济学的时代，欲望的量正在成为可观测的，并且哪怕没有商品及其市场，代价也正在成为可观测的。

图1.5显示的，是我设想中的行为经济学基本框架，这张图的主旨是要表明，行为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应当是寻找能够满足法玛关于“好的理论”的三项条件的核心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下，图1.5列出的各专业领域的模型将转化为行为经济学意义上更特殊的模型。我在图1.5中列出两项弱化了的经济学假设，其一是弱化了的“理性”假设，其二是弱化了的“自利”假设。这是行为经济学家萨勒（Richard Thaler）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里早已指出过的，他列出了行为经济学的四项基本假设：（1）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的理性能力）；（2）bounded selfishness（有限的自私程度）；（3）bounded will-power（有限的意志力）；（4）bounded resources（有限的资源）。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完备的理性能力、无限的自私程度、无限的意志力、有限的资源，不妨被视为上述四项行为经济学假设的特例。

图1.5　行为经济学家可借助各专业领域的模型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我最常引用的两篇文献，其一是西蒙（Herbert A.Simon）在1955年发表的“理性选择的行为学模型”，其二是海纳（Ronald Heiner）1983年发表的“可预期行为的起源”。这两篇文献提供了基本的关于有限理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理解和运用行为经济学于一切可能的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启发。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有限自私”假设，我最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和种群动力学理论家诺瓦克（Martin A.Nowak）自2000年至2014年在广泛领域内发表的几十篇研究报告——它们都试图解答这一核心问题：“合作为何可能？”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我应首先介绍西蒙关于有限理性选择的行为学模型，不仅因为西蒙是公认的战前行为经济学和战后行为经济学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培养的经济学家当中，他最早也最持久坚持了有限理性假设，而且因为西蒙的这一模型确实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逻辑开端。事实上，西蒙的另一篇文章“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于1959年发表，与他195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应同时研读。从不同角度，这两篇文章互补地阐述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西蒙是计算机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虽然，他于1978年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1955年的文章里，西蒙描述了一种寻优算法。我从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五讲转贴两页到这里，即图2.1和图2.2，提供了详细的解释。为了确定地讨论有限理性假设，我们可以想象一台计算机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实数区间（通常就是[0,1]闭区间）寻找某一函数F（X）在这一区间上的最大值。如果计算机不能预先认知全局的最优，那么，它只能从特定的初始点X_0逐渐寻找局部的最优。根据“淬火算法”，计算机管理者可以迫使计算机离开某一局部最优，试着寻找更优的局部最优，直到它在这一闭区间上找到全局的最优。不过，如果函数F非常复杂，那么，最聪明的计算机管理者（例如一位长期研究函数F的数学家）也未必知道它在哪里取得全局的最优。毕竟，哪怕数学家可以占有全体人类生命的时间之总和，他们（“可数无穷”的努力）也不可能检查一个足够复杂的函数在任一实数区间可能取得的全部数值（“不可数无穷”的可能取值）。

所以，西蒙只需要假设寻优的是一台电脑，而不必假设人为的干预，并且，他提出了基于行为心理学的“令人满意的”，而不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全局最优的”优化过程的判据。后来，在1978年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说“作为思考之产物和作为过程的理性”和发表于1986年的一篇文章“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西蒙将这样的寻优过程称为“过程理性”，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称为“实质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西蒙的过程理性概念对应于哈耶克的“演化理性”概念，也对应于晚近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提出的“生态理性”概念。

根据以上两图的解释，西蒙算法有四项参量：（1）初始点X_0；（2）a，渴望或期待达到的某一状态；（3）德尔塔，允许的误差范围，只要电脑寻优进入这一范围，寻优就自动停止；（4）k，寻优算法的步长。

图2.1　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及其寻优算法

上列四项参量，各自都有社会科学含义。首先，很容易想象改革之为社会的寻优过程。其次，改革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渐进的，对应着足够小的k；其二，如果k很大，寻优过程就更可能是激进的。最后，改革或寻优的行为主体预先设定某些渴望达到的期待状态a，只要社会状态进入a的足够小的邻域（称为“德尔塔邻域”），改革就应告一段落。关于a，我们根据中国经验可说的就很多。假如改革的目标a太容易实现，行为主体通常要感到失望。为避免失望，行为主体通常要调高目标。另一方面，假如政治领袖们承诺的目标a太高，以致改革旷日持久而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他们应当调低目标。如果民众是行为主体，那么，调低目标其实是十分艰难的社会心理调整过程。相比之下，激发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高度预期是更容易的事情。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不对称性，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守的政治领袖可能竞争不过激进的政治领袖。因为后者的心理结构使他们很容易向民众提出美好生活的承诺，尽管他们知道那些承诺是很难兑现的。那些保守的政治领袖，由于很难承受无法兑现自己承诺的心理压力，通常不愿意向民众提出这些承诺。注意，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也适用于中国以及其他并非民主政体的国家。

图2.2　期待水平（aspiration）作为西蒙算法的重要参量

西蒙算法的基本步骤，如图2.3，可概括为六步（注意：这里出现的字母a不是西蒙算法里的渴望实现的期待状态）。首先，行为主体想象自己的可选方案集合的结构——西蒙认为想象的A是真实的A的子集。

其次，请回忆艾智仁1950年文章开篇所述的情形，在现实世界里，决策环境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每一可选方案可能导致许多后果，于是有行为主体想象的可选方案集的任一可选方案a的全部可能后果的集合S（a）。

第三步，行为主体对他想象中的可选方案集合里全部可选方案的全部可能后果作出评估，并确定每一可能后果的概率。注意，任一可能后果可能通过不同的可选方案加以实现。于是，第四步，行为主体从导致这一后果的各种可选方案可估算这一后果发生的概率。

西蒙在1959年文章里详细讨论了有限理性假设在真实世界中的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依据是“信息的代价”——实质理性假设要求决策者不考虑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可是这一成本显然太高，以致厂商和个人几乎从不等待信息完备之后才决策。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演化形成的情感定势，与人类在漫长经验中形成的许多“拇指规则”（旨在快速决策的简单方法）有相似的功能，它们倾向于增加行为主体适应环境的概率。

图2.3　西蒙算法的基本步骤

在西蒙1955年的文章中，他讨论了几种寻优算法。其中，第五种，编号为E，故称为“西蒙的E算法”，基于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且具有最普遍的形式。西蒙的E算法构成第五步和第六步的内容。

第五步，行为主体从全部可能后果的集合里，根据他渴望实现的期待状态或目标，选择“令人满意”的子集。然后，第六步，行为主体从想象的可选方案集A里面找到能够实现这一令人满意的子集（欲求实现的后果）的那些可选方案。

行为主体当然可以调整参量，然后重复以上六步。

西蒙算法的重要寓意之一是，他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理性概念相比，过程理性只要求寻找到某一局部最优，而实质理性则要求达到全局最优。也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过程理性或哈耶克的演化理性，那么，如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 C.North）多次提醒的那样，社会可能死锁在某些演化路径里。因为，局部最优意味着可能远不如全局最优，同时，社会一旦进入局部最优，就失去了继续寻优的动力，这就是诺斯讨论的“锁入效应”。如何防止锁入在局部最优状态里呢？请回忆“淬火算法”，它要求在社会演化过程中有一些高瞻远瞩而不是只追求近期利益的政治领袖。也因此，我始终坚持并鼓吹一种被我称为“复杂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我看来，单纯相信市场竞争的自由主义失之于太简单。简单自由主义更容易导致短视的政治领袖，于是更难实施淬火算法。当然，我仍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不同意中央计划体制，哪怕决策者们完全是高瞻远瞩的和出以公心的。

行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模型是海纳模型，它的丰富涵义受制于它不清晰的表达，从而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我仍从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五讲将详细解释转贴在这里，见图2.4和图2.5。

海纳的基本思想是用“不确定性”来刻画“有限理性”，因为在完备理性的视角下，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然后，海纳引入“C-D gap”来刻画不确定性，这是心理学术语“competence-difficulty gap”的简称。我认为，提出这一思路，是海纳1983年文章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注意，海纳关于理性假设的讨论适用于人类和人类以外的全部生物。他1983年的文章，长达36页，是《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过的难得一见的长文。这篇文章最初的两节，几乎完全是方法论的辨析。在这一辨析中，海纳指出，如果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当行为主体的理性能力趋于无限时，他可以利用每一次不确定性冲击来优化自己的行为，于是，他的行为与不确定性冲击完全同步，从而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在另一极端，当行为主体的理性能力趋于零时，他无法利用任何不确定性冲击来优化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他只能遵循以往让他能够生存下来的那些行为规范，于是，他的行为是完全可预测的。

这样，对心理学家而言可以测度的“能力—困难”差距（C-D gap），被海纳用来界定不确定性的程度U——即“uncertainty”的第一个字母，于是U成为一个原则上可以量化的指标。海纳认为U是两组参量的函数，其一由向量“e”表示——它刻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即行为主体要解决的问题的困难程度；其二由向量“p”表示——它刻画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即行为主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外因和内因两方面联合作用，“能力—困难”差距决定了行为主体决策的不确定性程度，由函数U（p,e）表达。显然，U是p的减函数并且是e的增函数。极端而言，对于特定问题有完备理性的行为主体，“能力—困难”差距等于零。在另一极端，完全没有理性能力的行为主体，“能力—困难”差距趋于无穷大。

图2.4　海纳模型的推演

图2.5　海纳模型的几何表达

海纳198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虽然很长，却因叙述不清而引发批评。他于1985年在同一期刊发表补充文章，只有6页，叙述更加清晰，但论证却超出了经济学方法，故海纳的思路至今不入主流。

根据海纳1985年文章，假设行为主体的可选方案集合A，就A内任一给定的可选方案a和这一行为主体的“能力—困难”差距U（p,e）而言，假设集合Ra是全部使a成为“正确的选择”的情境的集合，注意，此处短语“正确的选择”，涵义是：在这些情境中，A-{a}内不存在比a更优（例如增加了生物存活的概率）的可选方案，由此而来的是净收益ga——意思是方案a带来的超过了A-{a}内最佳可选方案收益的部分。类似地，可以假设集合Wa是全部使a成为“错误的选择”的情境的集合，如果在这些情境中，A-{a}内存在比a更优的可选方案，由此而来的是净损失la——意思是方案a的低于A-{a}内最佳可选方案收益的部分。显然，Ra与Wa涵盖了全部可能的情境。

现在请注意，由于行为主体的有限认知水平，哪怕出现了Ra内的情境，行为主体也未必选择正确的方案a。于是这里出现了条件概率ra=p（a|Ra），即当Ra内的情境出现时，行为主体正确地选择方案a的概率。类似地可以假设条件概率wa=p（a|Wa），即当Wa内的情境出现时，行为主体错误地选择方案a的概率。海纳在1983年文章的“脚注17”提供了这两个条件概率的统计学直观解释：如果t_1是第I型误差的概率（即拒真的可能性），如果t_2是第II型误差的概率（即采伪的可能性），那么，ra=1-t_1，wa=t_2。

据此，可选方案a被选择之后是正确的概率与它被选择之后是错误的概率之比就是“ra/wa”。并且，可选方案a的可能净收益是“p（Ra）raga”，它的可能净损失是“p（Wa）wala”。显然，在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下，行为主体的决策必须满足的生存条件是：a的可能净收益不低于它的可能净损失。在这一关系的两端同时除以可能的净损失，就得到图2.4所示（海纳1985年文章）不等式（1）。当不等式（1）的等号成立时，就称为临界公式。海纳假设这一不等式的右端只依赖于环境参量e，以T（e）代表。另一方面，这一不等式的左端ra/wa只依赖于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p，假设与环境不确定性无关。

现在考虑平面直角坐标系，横轴增加的方向代表p（Ra），纵轴是T的数值，于是可画出算子T在临界公式成立时的曲线，就是图2.5所示（海纳1983年文章的图1）的那条曲线。图2.4公式（1）意味着，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p（Ra）趋于零，故T的取值趋于无穷大。

注意，图2.5所示的曲线，即T的临界曲线，将这一直角坐标系的第I象限划分为两大区域。仅当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使得ra/wa大于T的临界值，可选方案a可改善行为主体的生存状况。否则，a将降低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图2.5的临界曲线上方区域，是给定环境不确定性（横轴数值）时，可选方案a改善行为主体生存概率的区域。临界曲线下方区域，是给定环境不确定性（横轴数值）时，可选方案a降低行为主体生存概率的区域。

给定环境不确定性在横轴上的数值，显然，具有完备理性能力的行为主体，ra/wa大于T，故位于T的上方区域。而理性能力足够小的行为主体，ra/wa必定小于T，故位于T的下方区域。另一方面，给定理性能力，只要环境不确定性足够大，p（Ra）趋于零，那些选择了a的行为主体总会被淘汰。

特别地，海纳在1983年文章里假设，与A-{a}包含的可选方案相比，a是创新性更强的可选方案。此时，上述分析意味着，理性能力足够强的行为主体倾向于选择创新，而理性能力很弱的行为主体倾向于选择守旧。这一命题也可以用演化论的语言表述为：在由理性能力很弱的个体组成的种群里，那些选择了创新的个体将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那些幸存的个体都是没有选择创新方案从而是守旧的。我们对比人类和蚂蚁的行为模式，显然，蚂蚁的行为远比人类的更可预期。针对这一现象，海纳模型提供的解释是：蚂蚁的认知能力远低于人类，故与人类相比，自然选择的力量更倾向于淘汰那些尝试创新的蚂蚁。演化的结果是，与人类的行为相比，蚂蚁的行为更少改变，成为更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如果环境永恒不变，那么，行为主体就只需要适应而不需要创新。如果环境变幻莫测，也就是说，环境不确定性极高，那么，行为主体必须创新。因为守旧意味着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教材里往往被表达为外界对经济系统的随机冲击。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经济系统对随机冲击可以有两类响应：（1）短期的波动之后复归稳态，这相当于“守旧”；（2）永久偏离最初的稳态，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稳态，这相当于“创新”。经过思考，我认为海纳模型提供了远比目前宏观经济分析更丰富的洞见。不过，为了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我们需要界定经济系统（市场或计划）的“认知能力”。

如果上帝的行为是可观测的，那么，根据海纳模型，我们不难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为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而选择的最优行为，在我们人类看来变幻莫测，故而是完全不可预期的。有鉴于此，海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完备理性假设下的最优行为，在有限理性的世界里，看起来与上帝的行为一样变幻莫测，从而是完全不可预期的。那么，为何经济学家还要跟着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比其他学派的预测更准确呢？海纳的考察表明，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其实并未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它之所以保持着经济学主流的地位，另有原因。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一，是他对艾智仁“好像理性”假设的批评。虽然，艾智仁在1950年文章里并未明确赞成“好像理性”假设，不仅如此，他甚至略带嘲讽地讨论这一假设。真正喜爱艾智仁的“好像理性”假设的是弗里德曼，他在稍后发表的远比艾智仁1950年文章更闻名于世的文章里大肆宣传这一假设。例如，假设消费者们随机购买任何商品，那么，在自然选择作用之下，幸存的消费者将有什么样的消费行为？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的回答是：那些只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理性选择）购物的消费者有更高的生存概率。不论如何，海纳的批评是，只要环境不确定性足够高，幸存的更可能是遵循规则（守旧）的而不是寻求新奇的消费者。这样的预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恰是南辕北辙。或许，我认为，海纳的批评错过了更关键的环节，他首先必须解释环境不确定性极高是否意味着市场价格波动极大。根据常识，例如金融市场的常识，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的决策环境中，如果不确定性极高，那就意味着价格波动极大。如果价格波动极大，消费者们面对的预算线的斜率就变幻莫测。因此，具有完备理性能力的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将随着变幻莫测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而显得变幻莫测，即表现为随机消费而不是“好像理性”。于是，弗里德曼和贝克尔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好像理性”辩护就失灵了。但是，海纳模型显然与我重新表述的需求定律的更具普遍性的假说一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二，值得强调，是他1983年文章第“IV”节的“B”部分，标题是“制度演化是因为有不确定性”。这也很显然，制度是相对于自由而言的，只要有制度，就有对自由的限制。最表层的制度是一套行为规则，更深层的制度则与文化传统乃至无意识世界的规则（如果有规则的话）密切相关。所谓“规则”，就是防止人们的行为偏离这些规则。哈耶克认为，今天我们知识的绝大部分保存在我们的传统里，以致我们只能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我们的传统。不难想象，人类在远古的生活远比今天更不确定，于是，根据海纳模型，生存下来的人类成员更可能是遵循规则的。由此而来的是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如果远古的不确定性很低，那么，根据海纳模型，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现代人继承了并因此而反抗如此深厚悠久的传统及其对现代人的束缚。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三，是解释“成见”（固有的认知偏差）的起源。如果生存环境极不确定，那么，不仅我们的行为倾向于是守旧的，而且我们的认知也倾向于遵循某些既定规则——意味着漠视许多新的信息。这样的认知规则，也称为“偏见”或“成见”——本质还是守旧或拒绝被更新。相比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愿意借助于“信息成本”和“注意力稀缺”来解释“成见”的起源。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四，是解释行为模式逐渐多样化的趋势。假设环境不确定性保持在给定的水平上，那么，假以时日，任何具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主体将逐渐改善自己的认知能力，从而在同一环境内，允许自己选择更多的创新方案——意味着行为模式的多样化。例如，当自然选择的压力足够小的时候，我们开始接受“时装”或其他时尚元素。对时尚而言，若不创新就被淘汰。类似地，我知道一些会唱歌的鸟类，那些成功求偶的鸟儿每年发情期都要唱不同于往年的歌曲。显然，它们的配偶有极强的声音认知能力。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五，为生物本能提供了解释。守旧到极致，那些在多少世代里被遵守的规则就成为“本能”。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六，解释心理学家所说的“印记唤醒”——行为主体受到微弱暗示即可对某些事情产生警觉。从特定的暗示到特定的警觉，其实就是认知规则或成见。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七，他认为可以解释库恩（Thomas S.Kuhn）所说的“科学研究范式”。科学家群体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研究范式，哪怕已出现大量令人信服的反例。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而，幸存的研究方法不应被轻易放弃。不过，同样根据海纳模型可以推断，只要反例积累到足够的程度以致既有的认知偏见能够被逾越，科学家们将突然同时转换他们的研究范式。这样的突然同时发生的态度转变，引出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八——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判断之共识。显然，共识也是一种认知的成见，当它成为社会判断时，就是许多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成见。

典型的社会判断的共识，就是正义感。看图2.6，因确立“前景理论”在行为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另外两名重要作者联名发表文章[4]，援引诸多实验报告，建议将正义问题引入经济学研究。后来，桑塔菲研究院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在全球范围主持的15个小型人类社会的“最后通牒”实验，最终确立了正义问题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海纳模型的其他寓意，由他自己写在1983年文章的其余4节里，此处不赘。

图2.6　卡尼曼等人的实验表明正义感显著影响经济行为

三、人格或气质

海纳模型的诸多涵义足可表明“本能”、“成见”、“道德规范”都具有重要的演化论功能，它们有助于改善有限理性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在行为主体墨守的各类成规当中，引我长期关注并且我认为最有希望被纳入行为经济学基本模型的，是人格（personalities），或气质（temperament）。

图3.1给出的“人格”定义取自2004年出版的人格心理学教材。在心理学语汇里，“人格”指称一个人的情感定势（dispositions）最稳定的部分。人格学跟踪研究报告表明，在可比人群当中，一个人通常可以从25岁至82岁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发生显著改变。晚近发表了相当多结合了脑科学与人格学研究方法的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表明，在“大五人格模型”描述的五大维度里，行为主体的责任感和宜人性，与行为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显著正相关。

这里不能讨论荣格心理学，所以，图3.1是合适的开端。据此，人格被定义为个人行为与经验的深层原因。关于这些深层原因，人格心理学家尚未达成共识。他们的研究或探讨，可视为围绕着三大基本问题展开：（1）人格的描述问题；（2）人格的动力学问题；（3）人格的发展问题。

图3.1　人格的现代定义及三项核心议题

以往的人格学研究，基于大量的主观问卷（请被试描述自己的人格特征），借助于诸如主元素分析这样的统计方法，从被试使用的大量描述性短语或关键词当中寻找解释力最强的若干维度，称为“人格模型”。最早的人格模型与古希腊医生希波拉底（Hippocorates）和古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地理气候决定论，有“干—湿”和“冷—热”这样两大维度，于是形成四类气质——湿冷（胆汁质或易怒的）、干冷（黑质型或抑郁质的）、干热（多血质或乐观的）、湿热（黏液质或冷漠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指出，人类心理结构存在两个维度：（1）情绪性，从显著到不显著；（2）稳定性，从不变到多变。冯特之后，现代最著名的人格模型是心理学家汉斯·埃森克（Hans Jürgen Eysenck）建立的，最初有两大维度——“内倾—外倾”和“神经质”。后来他积累了更多的临床案例，增加了第三维度——“精神质”。

检索文献时请注意，老埃森克的儿子迈克尔也是当代人格心理学的一位领袖人物。埃森克的人格心理学研究，早期深受荣格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晚期深受遗传学的影响。1950年代以来，几经周折，最终，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数据，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成为主流人格模型的，就是所谓“大五模型”，它有五个基本的人格维度，依照这些维度的英文字头，被心理学家称为“OCEAN”或“人格海洋”：（1）对新鲜经验的开放性（O），在这一维度之内有一些子维度——奇思异想、审美、新鲜感受、标新立异的行动、新观念和新价值；（2）责任感（C），这一维度内的子维度——能力、秩序、义务感、成就欲、自律、周虑；（3）外倾性（E），以及它的子维度——温暖、聚合性、肯定性、活跃、刺激寻求、正面情绪；（4）宜人性（A）及其子维度——信任、坦率、利他主义、服从、谦虚、温和；（5）神经质（N）及其子维度——焦虑、敌意、抑郁、自我意识强烈、冲动、脆弱。

过去十年来的人格学研究，尤其是2007-2012年间发表的几篇研究报告，意味着更抽象的人格模型，典型地就是“两维度”模型——心理稳定的维度（α）和好奇探索的维度（β），以及鲁斯坦（Phillippe Rushton，1943-2012）鼓吹的“单维度”模型——GFP（general factor personality）。

随着脑科学和基因学等研究手段的普及，人格学研究者更加关注诸如同卵双胞胎这样的基于客观评价手段的数据库。克隆宁格（Claude Robert Cloninger）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校区的工作，确立了基于客观评价手段的人格学研究传统。如图3.2所示，克隆宁格对人格的评价手段主要来自临床心理学、遗传学和脑科学，这些手段具有科学界承认的客观性，但也富于争议——例如去甲肾上腺素与情感障碍之间的关系。

德鲁克（Peter F.Drucker）去世之前长期任教于克雷蒙研究大学。也是在那里，扎克（Paul Zak）担任神经经济学中心主任，他有广泛的研究兴趣并发表影响广泛的文章，因此被视为一位引领潮流的社会理论家。他于2011年在TED发表的演讲，标题是“信任、道德与催产素”。图3.3取自他2011年发表于《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道德情操的生理学”。他试图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提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神经科学基础。

图3.2　克隆宁格基于客观评价手段的三维人格

如图3.3所示，构成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的是已知几十种激素中的三种：（1）催产素（oxytocin），又因分泌这一激素的垂体后叶而译为“垂体后叶激素”。研究表明，雌性哺乳动物对幼兽的温存程度正比于脑内的催产素水平。也是基于哺乳动物演化形成的这一神经化学递质系统，人类的同情心与催产素水平显著相关。（2）血清素（serotonin），又称“紧张缓解激素”，它是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之前（大约3亿年前）的腔肠动物演化阶段开始形成的一种激素，与“饥饿感”密切相关。临床观察表明，抑郁症患者有显著偏低的血清素水平。（3）多巴胺（dopamine），大约在1亿年前演化形成的荷尔蒙系统，它也是2003年以来行为经济学家最熟悉的一种激素。大量研究表明，幸福感与多巴胺水平显著正相关。也因此，这种神经化学递质系统也被称为“鸦片回报系统”——吸食毒品导致的快感足以降低任何敌意或警惕性，从而诱致慷慨行为。扎克在2011年文章里论证上述三种荷尔蒙在脑内主导着人类的道德行为，故可称为“铁三角”，据此，扎克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提供了一个“同情—慷慨—惩罚”模型。

图3.3　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

加州理工大学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和脑成像中心主任阿道尔夫（Ralph Adolphs）在博士后期间追随神经科学泰斗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杏仁核系统，故而，他的社会神经科学思想与他对杏仁核系统——该系统的许多功能之一是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密切相关。阿道尔夫是“社会脑科学”权威人物，图3.4取自他2010年发表于《神经元》杂志的综述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回顾并列出社会神经科学面临的观念挑战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图3.4　阿道尔夫回顾“社会神经科学”[5]

在脑科学领域，我更推崇对“社会脑”有核心贡献的两位女科学家——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社会神经科学部”主任塔尼雅·辛格（Tania Singer）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若贝卡·萨克谢（Rebecca Saxe）。

辛格1969年出生于德国，她的父亲沃尔夫，据“维基百科”，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脑科学家。她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获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2000年最佳博士论文金奖，后转任苏黎世大学，并于2008年担任苏黎世大学“社会神经学与神经经济学”讲座教授，2010年返回德国就任现职。当代公认的苏黎世学派领袖是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家费尔（Ernst Fehr）——曾获诺贝尔奖提名，他主编了2014年第二版《神经经济学手册》，定期在麻省理工讲课。年轻的辛格于2004-2006年在《科学》《自然》《神经元》等杂志发表了她的脑科学实验报告，令人信服地证实，每一个人脑内确实存在“同情共感”神经元网络——集中于大约8个脑区。

关于同情共感神经元网络的最新研究报告，是由更年轻的萨克谢及其同事于2015年发表的。萨克谢在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9岁因发现了脑内“推测他人意图”（又译“同理心”或“他心理论”）的核心脑区（右侧颞顶交）而成名，2008年入选《大众科学》全世界40岁以下百名最优秀科学家。也是在2015年，她与阿道尔夫在《美国科学院通讯》联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杏仁核系统是社会认知的整合中心，虽然，它的切除不会影响“同理心”的运作。

看图3.5和图3.6，辛格2012年分别发表于《神经生物学当代观点》和《神经科学年鉴》的综述文章，其中收录了她自己的主要研究成果。2015年1月，辛格应邀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标题是“关于悲悯的神经科学”。最近几年，辛格与常驻尼泊尔的法国藏传佛僧（也是分子遗传学博士）利卡德（Matthieu Ricard）密切合作，研究冥想时的意识与脑。我在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提过，从1998年开始，达赖喇嘛与脑科学家每两年一次的对话。第一次对话发表于1999年，标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意识：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关于脑科学和佛学的对话”。最新的对话，2015年由辛格和利卡德编辑出版，标题是《关爱的经济学：科学家、经济学家与达赖喇嘛关于利他主义和悲悯之情的对话》。

现在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图3.18，那张图显示了人类脑系统一亿年来的演化。人类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有了分工与专业化，大约在胼胝体形成之后，才演化出“社会脑”——那些承担着“社会认知”功能的脑区，主要位于大脑右半球，尽管语言中枢通常位于大脑左半球。社会认知的基础是情感，在更深层的脑结构，形成于哺乳动物演化阶段，称为外缘系统。

图3.5　辛格关于同情共感神经元网络的综述文章

辛格在图3.5和图3.6所示的综述文章里，报告了主要基于她自己研究工作的结论：被试“因自身遭受物理痛苦”时激活的脑区在被试“同情他人所受痛苦”时也被激活。当然，同情的强度受到尤其是复仇欲等许多因素的调节。

图3.6　辛格关于同情心的神经科学基础的综述文章

注意，辛格的研究报告意味着同情共感激活的脑区包含着承受物理痛苦时激活的脑区，但这两套脑区不是重合的，前者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认知脑区。图3.6所示的这篇综述文章，篇幅大约是图3.5所示综述文章的三倍，因此包含许多细节，核心内容是辛格在2009年一篇文章里提醒学术界关注的“岛叶”三项核心功能的研究。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中关于脑区功能与脑区位置的关系可能服从的基本原则的讨论。岛叶，又称为大脑皮质的“第五脑叶”。因为，它确实是大脑皮质的一部分，它深藏在颞叶、顶叶和额叶的内侧，并与这三大脑叶邻接，如图3.7所示，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四讲。

图3.7取自图3.6所示的辛格2012年综述文章。很可能因为岛叶独特的位置，它一方面可以媒介来自哺乳动物演化阶段形成的“情感脑”（外缘系统）的信号和爬行动物演化阶段形成的“本能脑”（脑干系统）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媒介大脑信号。社会脑的另一核心脑区是扣带前回（图3.8和图3.9显示了它的位置），它是通常所说的“自我意识”中枢。

图3.8取自辛格这篇综述文章，据辛格报告，身体的物理感受信号映射到扣带中回，故通过扣带前回与扣带中回的交界，这些信号可呈现给扣带前回的自我意识。辛格指出，已发表的相关文献综述表明，岛叶前回与扣带前回，是人类“同情心”的最核心脑区。例如，我可以设想这样的过程：杏仁核系统首先从面部表情识别他人情绪的类型（惧怕、悲伤、高兴、恶心、愤怒），然后岛叶将这些信号与身体感受对应于同类情绪的信号相互比较，再将这些信号投射给扣带前回，以便将“他”的情绪与我的感受同时呈现给自我意识。

图3.7　岛叶的位置

图3.8　右脑的扣带前回与扣带中回邻接的位置

图3.9是我的iPad安装的应用软件“Visible Body”扣带回（并有英文和拉丁文名称）的截图。注意，下沿写的文字，在括弧内有“外缘叶”这一名称。事实上，如图3.10所示，扣带回确实是“外缘系统”的核心结构之一。

图3.10是我的iPad应用软件“3D Brain”最新版的脑图“外缘系统”。注意：（1）扣带回是大脑皮质在演化过程中向内侧折叠之后形成的脑区；（2）在大脑皮质从前额向内侧转折形成的转折点，即红色区域与肉色区域的交界处，有一著名的神经核团“伏隔核”，它就是所谓“快感”中枢——在它与下丘脑神经核团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多巴胺分布密度最高。其实，伏隔核是纹状体（尾核、豆核、苍白球）的前端[6]。

图3.9　扣带回在人类脑内的位置

（扣带回）

图3.10　扣带回在外缘系统里的位置

这里，很适合介绍许明2005年12月9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如图3.11，他那时在加州理工大学随凯莫罗（Colin Camerer）做博士生。这篇文章的两位合作者，其一是他的导师，其二是阿道尔夫。根据他们的报告，人类在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即没有任何概率分布的信息时的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时，激活的主要脑区是框前额叶（计划和对本能冲动的抑制）和杏仁核（惧怕），切除了框前额叶的患者不再对奈特不确定性有任何敏感性。这些事实，作者们指出，与确定性或风险（有概率分布的信息时）条件下的新古典决策理论之间构成明确冲突。此外，他们报告，哺乳动物脑内权衡损益的中枢结构——纹状体（尾核、豆核、苍白球）的激活水平，与预期收益正相关，但与奈特不确定性的强度负相关。许明2005年的这份报告，应当与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并列研读。虽然，由于卡尼曼的工作广为人知，我在课堂上和讲义里很少介绍，现在概述如下。

图3.11　许明等人在《科学》杂志2005年12月9日的文章标题页

卡尼曼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与另一长期合作者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共同提出的“prospect theory”（通常译为“前景理论”），通常由两张示意图刻画，如图3.12（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2.17）和图3.14。

图3.12　卡尼曼“前景理论”关于增量损益的“快乐—痛苦”曲线图示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给定参照点，收益增量带来的快乐强度大约在增量的0.5-1倍之间（依赖于情境和损益的内容），而因损失增量而产生的痛苦大约是增量的2.5倍。给定损益参照点，例如，一位家庭主妇以1万元资金购买了一只股票。第二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10%，使她的财富增加了1000元，总共1.1万元。第三天，这只股票的价格下跌10%，使她的财富略低于最初的水平，总共9900元。根据前景理论（增加一些技术性假设），第三天她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大约是第二天她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的3-5倍之间。

前景理论的这一预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差距太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这位家庭主妇的财富总量仅仅减少了100元，无论如何也不应产生3-5倍的痛苦。当然，真实世界的行为学数据统计显著地支持前景理论。也因此，卡尼曼和史密斯（Vernon Smith）因各自实验成果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分享了同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宾（Matthew Rabin）在诺贝尔委员会陈述前景理论时，提供了一幅更清晰刻画前景理论的图示，即这里的图3.13（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39）。

拉宾出生于1963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在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将“公平”（fairness）和“友善”（kindness）引入博弈论，其后连续发表三篇解释“拖延症”行为（procrastinating behavior）的博弈论文章，同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探讨“非贝叶斯决策”理论的文章。由于在上述三方面的贡献，他获得2001年克拉克奖，那时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讲座教授，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讲座教授。对于这位以行为经济学研究得到克拉克奖的年轻人（不到40岁），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授奖词最后一段值得转述：“以最大的原创性，马修·拉宾在演示一种新的基于心理学证据的严格经济分析方面比任何人走得更远。拉宾因使理论经济学模型切近真实行为模式而成为将经济理论‘人性化’的一位先驱者；他的工作对于改造行为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独特且极富生命力的经济学分支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的每一部分都将极大地受到拉宾强有力的决策分析的影响。他完全应当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图3.13　拉宾在诺贝尔委员会介绍前景理论时提供的图示

对比图3.12和图3.13可见，图3.13的原点被拉宾明确标记为“r”——参照点，这是因为它在前景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实在太容易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他们习惯于认为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水平唯一地取决于他的财富总量，而不是财富的增量。现在，拉宾明确地将横轴标示为“c-r”，即财富的增量。如图3.13所示，我在讲义的这一页借助拉宾图示分析了著名的“门票”故事——假设你邀请女友乘车从北京大学到国家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是：（1）你在网上购买的门票在公交车上丢失了；（2）你在公交车上丢失了准备买门票的钱。请问，你愿意在歌剧院门口的票房买两张门票吗？

门票故事里的两种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通常被归入不会影响决策的“沉降成本”——所谓“碎瓶不顾”，已经碎了的瓶子为什么还要回头顾看呢？可是，在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里，如果参照点改变——在这里就是“心理账户”的改变，完全可能影响决策。实验结果表明，统计显著地，当情形（1）发生时，你不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这两张门票的代价在你的心理账户里是已支付了的；而当情形（2）发生时，你更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你丢失的是钱而不是门票，所以在你的心理账户里这两张门票还没有支付代价。

图3.14　前景理论关于主观概率权重的图示

通常用于刻画“前景理论”的第二张图示，如图3.14（取自《行为经济学讲义》图7.40），显示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想象中的以不同概率水平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权重）与事件的客观概率之间的关系。如图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权重——即给予客观概率很小的各种事件过高的（超过客观概率的）重要性感受，同时倾向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各种事件的权重。典型地，买彩票的人倾向于高估中彩的概率。另一方面，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概率很高的提醒，可以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但人们普遍低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对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贝克尔有一个猜测：当人们想不清楚未来事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小概率负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严重，并且将小概率正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美好。对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事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习惯”——这些事件经常发生，于是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前述“韦伯—费希纳”关于刺激强度的边际效应递减律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事件留给我们的印象，强度是边际递减的，于是，我们倾向于低估它们的重要性。

回到图3.10，我需要结束关于人脑三套不同系统的讨论。外缘系统是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人类大脑皮质，尤其是前额叶，在晚近10万年突然有爆发式的扩张（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四讲），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独特的语言和理性能力。理性脑的爆发式扩张，使人类脑内在演化的不同阶段形成的不同结构之间很难完全“磨合”。所以，对人类而言，情感与理性之间常有严重冲突——导致自杀或癫狂等非理性行为。

现在我要介绍辛格2015年1月的达沃斯演讲。她对在场的听众（世界各国对政策制订有影响力的人）演示了她最近几年指导的“正念修行—同情—悲悯”训练的成果。容我解释“正念修行”这一短语，它的英文是“mindfulness meditation”[7]。Samash Alidina在2010年出版的《傻瓜正念修行》开篇介绍，“正念”在日文里的汉字表达是“念”——全心集注于此刻，这是正念修行的关键。卡巴金（Kabat-Zinn）的定义是：一种有目的地、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读者检索维基百科不难看到，卡巴金的传承，其思想源流之一是铃木大拙（1894-1966）[8]。不过，卡巴金在以后开班培训时努力切断他的修行方式与佛和禅的关系，他主张不谈信仰，只修心性。也因此，他主要依托于医学院。

辛格将参与训练的人分为四组，其中一组是对比组，只学习正念修行。另外两组，在最初的三个月学习正念修行，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尝试不同的训练顺序：（1）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同情心，然后训练悲悯心；（2）在正念修行的基础上，训练悲悯心，然后训练同情心。此外，全部参加训练的人要在不同阶段训练“同理心”（即“他心理论”）。在全部训练过程中，辛格的研究团队收集被试的遗传学数据、脑成像数据和行为学数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孩子们，在不超过半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同理心的能力就有显著改善。辛格在达沃斯的演讲标题是：通过训练我们的脑，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费尔、辛格、萨克谢，他们从不同的知识路径进入神经经济学领域，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三讲。他们的研究主题有相当多的重合，但是，他们显然有十分不同的问题意识。费尔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大致还是经济学的，他定期在麻省理工经济系讲课，2006年浙大和北大的毕业生柯荣住和2010年复旦和北大的毕业生徐轶青分别听过他的课（参阅《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萨克谢的问题意识基本上是脑科学的，而辛格的问题意识则是社会政策的。南怀瑾去世前的几年里，常与彼得·圣吉（Peter M.Senge）见面。那时，他告诉彼得·圣吉，东方静坐与西方的脑科学相结合，将使人们的行为产生革命性的改变[9]。辛格在2015达沃斯演讲的结尾部分指出，她的新方法将彻底改变经济学及其模型。因为，经过“正念修行—同情心—悲悯”的训练之后，人们不再是冷漠的，他们在经济决策中明显地倾向于顾及他人和环境。个人不再孤立，而是在社会网络里。

四、网络社会科学

回到图1.5，行为经济学应当整合的第三类模型，来自被称为“网络社会科学”的领域。这一领域的重要主题是关于“小世界”现象及其拓扑结构的。最经典的文献，由邓肯·瓦特（Duncan Watts）1999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如图4.1所示，标题是“网络，动力学，小世界现象”。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尤其是第二讲，那里有瓦特2004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的回顾文章，“网络新科学”，介绍他的“小世界”网络研究。事实上，《自然》杂志1998年已发表了瓦特和他的博士导师斯特罗嘉兹（Steven Strogatz）的“小世界”文稿，标题是“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当时，瓦特还在科奈尔大学读数学博士。2000-2007年，瓦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后来，可能是在他的学术假期里，为了利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他加盟“雅虎”，成为那里的首席科学家。大约2012年，他加盟“微软”，成为首席研究员。

图4.1中，我写了许多注释，特别画了一幅示意图（该图右下角）。首先，请读者想象，在平面内有一个规范网络，即全部节点有数目相等的纽带。围棋盘就是这样的网络，每一节点有四个邻居。现在，瓦特将规范网络的随意一条纽带改接到四个邻居之外的任一节点。

图4.1　瓦特1999年文章的标题及我的注释

瓦特在这项研究中只关注网络的两项参量：（1）任两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例如，对任何给定的两个节点x和y，求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即包含的纽带数最少的路径的纽带数，然后让节点x和y走遍构成网络的全部节点的集合，最后，求所有这些最短路径的平均值，就是网络的“平均距离”；（2）由任一节点及与其直接联结的节点构成的“局部网络”的团聚系数，例如，给定节点x和与它直接联结的节点——称为“x的邻域”，首先计算x及其邻域里全部节点相互之间的全联结图的纽带数M，其次计算x及其邻域里全部节点相互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纽带数N，最后计算比值“N/M”——定义为x的局部网络的团聚系数。让节点x走遍构成网络的全部节点的集合，求所有这些团聚系数的平均值，就是网络的团聚系数。瓦特每次随机改接一条纽带之后，重新计算网络的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直到最初的规范网络被完全随机改接。

现在，用横轴刻画规范网络被随机改接的纽带数占纽带总数的百分比（从0到1），用纵轴刻画每次改接之后网络的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那么，瓦特发现，随着随机改接的比例的增加，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都开始下降，但是，平均距离下降更早也更快。当随机改接的比例接近1的时候，平均距离和团聚系数的下降速度趋于平缓。于是，可以想象，如图4.2所示，平均距离曲线和团聚系数曲线在随机改接比例远离0并且远离1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团聚系数曲线下降较慢，故位于平均距离曲线的上方，这两条曲线在0和1这两端点附近趋于一致。

图4.2　瓦特刻画的小世界（取自瓦特1999年文章）

所谓“小世界”网络，如图4.1的右下角，就是在这两条曲线有较大差距时的网络形态，它的直观涵义是：一方面，平均距离迅速缩短，另一方面，各局部网络之间并不迅速同质化（因为团聚系数下降较慢）。显然，“小世界”网络是通例，而改接比例为0和1这两端，是特例。瓦特指出，几十万年前，人类居住在东非洞穴里，每一个洞穴内部的社会网络形态相当于随机改接比例是0（规范网络），而洞穴与洞穴之间很少往来，故而平均距离很远。同时，每个节点有四个邻居，团聚系数也很高。这样的社会，他称为“洞穴人的社会”，如图4.3所示。钱穆考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洞穴社会。我更愿意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将这样的世界称为“熟人社会”。

图4.3　洞穴人的社会网络（取自瓦特1999年文章）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正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完全随机改接的状况——随机改接比例是1，所以，这一端的社会网络，瓦特称为“完全随机的社会”。显然，在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里，尽管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意思是任何人可以很快与任何另外的人建立联系，平均距离很短；但是团聚系数也很低——任一局部网络与其他局部网络之间没有多少差异，同质化，人与人之间只有随机形成的纽带——这种完全的随机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没有稳定纽带联结，于是没有基于“情感”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这样的世界，我称为“冷漠社会”。

这样，瓦特的网络研究表明，如图4.4（截取自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图2.9）所示，社会网络可以有三大类型：熟人社会、冷漠社会，以及在这两极之间的“小世界”。关于真实世界的社会网络的经验研究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交易与病毒，在小世界网络里传播最快。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交易费用足够低。所谓“交易费用”，狭义而言，就是交易参与者收集、处理和传播关于商品的各种信息的费用。在狭义的定义之外，阿罗提供过一个广义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制度成本。根据狭义的定义，交易费用孰高孰低，取决于交易参与者的信誉——信任感以及可信任的程度，这是哈佛大学演化理论家诺瓦克的研究领域。诺瓦克和他领导的团队，在2010年前后大约五年的一段时期内，围绕“合作为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以每年至少15篇的速度在一流学术刊物发表了大约75篇论文，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第九讲和第十讲。信誉和病毒都可视为是“信息”，在这一视角下，信誉（好的和坏的）和病毒属于同一类型。当我们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网络是小世界网络时，我们其实在说，信誉在小世界网络里传播速度最快，从而交易费用降低也最快。

图4.4　三个世界

那么，与信誉的传播类似，在真实社会里如果有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病毒是否难以传播？诺瓦克小组多年研究“合作”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结论之一是：合作者“抱团”行动（staying together and playing together）最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显然，如果合作行为的一个载体完全被不合作行为的载体包围，这一载体很快就会消失。如果合作行为的许多载体构成一个合作群体或“社区”，那么，只是那些在合作社区边界的载体可能遇到不合作行为的载体；又如果位于边界的合作行为的载体平均而言以足够低的概率遇到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那么，不难想象（与诺瓦克小组的仿真结果一致），这些合作行为的载体很可能继续扩展它们的边界——也就是诱使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通过遗传变异成为合作行为的载体。很可能，病毒的传播遵循类似的“抱团”原理。

也是显然的事情，只在小世界网络里，因为团聚性足够高，任一行为能以“吾道不孤”的方式抱团行动。在完全随机网络里，尽管平均距离很短，但团聚性很低，难以形成抱团的局部网络。关于病毒的一项事实是，对于任一种病毒而言，有些人适合而有些人不适合成为宿主（寄主）。例如，我们观察死亡率很高的几种流行病（SARS, MERS，伊波拉病毒），总有人与病毒频繁接触而未被传染。不难想象，如果社会网络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它倾向于同质化——每一局部网络包含一些适合病毒的和一些不适合病毒的宿主。于是，任一病毒，仅当它可以抱团行动时才能获得迅速传播。在完全随机网络的每一局部，它总会遇到一些不适合的宿主——相当于不合作行为的载体，那么，只要病毒遇到不适合它的宿主的概率足够高，它就很难传播。

诺瓦克2014年为推广发行他2011年的科普著作《超级合作者》2013年中译本访问北京时，与我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有一场对话，由胡舒立主持。我坚持认为他2006年那本书，如图4.5显示它的封面，是诺瓦克的最佳著作，它涵盖了诺瓦克1992-2006年间的研究成果的精华。2006年以后，诺瓦克以每年10篇以上的神奇速度发表文章。这些成果，可视为他的演化动力学理论在各领域的应用。

图4.5　诺瓦克的哈佛讲义《演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封面

诺瓦克2004-2005年间在哈佛大学使用的讲义，整理成书，就是《演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已有中译本。我之所以不推荐这个中译本，是因为对比英文原作，这个中译本的品质太差，不仅错讹百出，甚至整句英文完全被略去不译，以致中译本几乎完全阉割了诺瓦克英文原作的思想脉络。因此，对于任何希望深入学习行为经济学的演化动力学基础理论的读者，我强烈建议他们只读诺瓦克这本书的原文。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认为诺瓦克——出生于1965年，现在是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和演化动力学项目主任——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根据“维基百科”，诺瓦克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40篇发表于《自然》杂志，15篇发表于《科学》杂志。他在《超级合作者》里讲述了一些自己的传奇经历——从维也纳的夏令营开始。我要提醒读者关注的，是他的两位启蒙老师。首先是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受他的启蒙，诺瓦克从生物化学与数学专业转入数学与生物学专业。在维也纳大学跟随西格蒙德攻读数学博士学位期间，诺瓦克和他主要研究“合作”在人类及其他生物群体当中的演化动力学问题，在博士学习的最后一年（1989年），他问西格蒙德：“下一步我应做什么？”西格蒙德的回答是：“你应当与梅联系”[10]。这位梅（Roberty May），是他的另一位启蒙老师。以“薛定谔年轻学人”身份，诺瓦克在牛津大学逗留了9年——1995年开始领导数理生物学项目，1997年成为数理生物学教授。诺瓦克在2006年著作的序言里这样介绍他在牛津大学的导师梅：“1970年代中期，梅革命性地改变了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的数学方法”。

1998年，诺瓦克加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负责筹建那里的理论生物学项目。2003年，他离开高研院，转任哈佛大学教授，并主持由他的老友的基金赞助的哈佛大学“演化动力学”项目。那时，他接受《自然》杂志访谈，讲述了上面的故事。他回顾追随两位导师时的感受，说那是永恒的精神激励。尤其是，他认为，西格蒙德的《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是对他影响最深远的著作。

检索“维基百科”，维也纳大学数学教授西格蒙德，生于1945年，是演化博弈论的先驱人物，获得1998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一小时发言的殊荣。那次发言，后来扩充为一本书，就是使诺瓦克终身受益的《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11]。根据“维基百科”，在过去的十年，西格蒙德对数学史尤其是“维也纳小组”的数学工作有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参与主编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老门格尔（Carl Menger）的儿子小门格尔（Karl Menger）的数学著作——关于小门格尔的数学与伦理学思想，请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并且，2006年，他组织了一场关于哥德尔（Kurt Godel，也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数学思想的展览。

图4.6　演化基本方程（replicator-mutator equation）

西格蒙德和诺瓦克的数理生物学，核心内容是围绕“演化基本方程”展开的。演化基本方程，我更愿意根据它的生物学涵义称其为种群演化的“复制子—变异子”（replicator-mutator）微分方程组，详见《行为经济学讲义》第九讲第一部分，这是诺瓦克与他人（Karen M.Page）合作发表的一篇关键性论文的主题，那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理论生物学杂志》，它的标题，我翻译为“演化动力学的统一方程”。图4.6（即他们这篇文章的图1）显示的是“复制子—变异子”方程与其他方程之间的关系。图4.7是“复制子—变异子”方程。

如果我们将图4.7所示的“复制子—变异子”方程右边的变量xi【/aub】除到左边，这时，方程左边就代表变量xi随时间的百分比变化率，即“ln（xi【/aub】）”对时间的导数。例如，“ln（GDP）”对时间的导数就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又例如，xi【/aub】是有机体承载的被称为“合作行为”的性状（或策略），那么，方程左方就代表合作行为随时间的百分比变化率。这时，方程右边的两项，第一项代表物种i的适存度（fitness），第二项代表这一生态环境里全部物种的平均适存度。所以，演化基本方程的直观涵义是：变量xi【/aub】的百分比变化率等于i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如果这一差异是正的，变量xi【/aub】的增长率就大于零；反之，则小于零。注意，（1）适存度是向量x的函数，而xi【/aub】是x的一个分量；（2）平均适存度也是向量x的函数；（3）使适存度差异保持为零的x值，通常称为微分方程组的“静态均衡点”，也称为“零点”。

图4.7　复制变异方程

研究这些均衡的稳定性，是西格蒙德著作《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的核心内容。例如，图4.8显示的方程组，将等式右方的变量x和y分别除到左方，就得到这两变量的百分比变化率的表达式，令此式为零，也就是求解右方出现的关于x和y的二元一次方程，得到图4.9所示的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将x和y的时间导数的相平面划分为以均衡点F（即零点）为原点的四个象限。根据图4.8所示方程的百分比变化率的表达式，从平面内任一点出发，如图4.9箭头所示，由这一微分方程刻画的动力系统的轨迹总是趋向于均衡点F。也就是说，F是全局稳定的均衡点。

图4.8　出现在西格蒙德著作第2章的一个微分方程组

图4.9　西格蒙德著作第2章（插图2.3）提供的一个相平面分析

有三个变量时，例如，图4.10所示的相平面轨迹收敛到维度x_3上的点，图4.11所示的相平面轨迹则从任何二维边缘收敛到内部的一个稳定均衡点。

在西格蒙德的著作的基础上，值得关注的是诺瓦克和他的哈佛小组取得的一项进展。这一进展直观地由他2006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文章标题表达——“三分之一定律”，详见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第二部分和第九讲第二部分。这一定律可陈述为：对于任一规模有限的种群而言，性状或策略的载体A能够侵入由性状或策略B的载体组成的种群，并最终颠覆策略B，如果对个体而言A比B占优，并且A的载体占种群内载体总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时。

这里需要解释，博弈论所说的“策略”不同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一个选择或一个可选方案），例如，在2×2博弈中，双方共同想象中的双方的每一可能行为都有最佳的对应行为，所以，一个策略通常由一系列行为及最佳反应行为构成。不过，在合作行为传播的仿真研究中，行为主体只具备有限的理性（甚至“零理性”）能力。通常，在一个平面内随机游走的行为主体，它们的“理性”可由每一步的步长（请回忆“西蒙算法”）来刻画。因为步长很短，它们的寻优过程往往只能达到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最优。所以，当载体在仿真平面内的视野很近时，随机相遇的两个载体不能想象双方在两步或更多步之后的任何行为，这时，策略就蜕化为行为。

图4.10　西格蒙德著作第5章（插图5.1）三个变量的相平面分析

图4.11　西格蒙德著作第20章（插图20.1）提供的一个相平面分析

另一需要解释的要点是，在通常的“2×2”矩阵型囚徒困境博弈的讨论中，尽管双方都认为合作行为A比出卖合作（自私自利）的行为B能为双方带来更大收益，但是，双方都更惧怕被出卖，于是（B,B）才是纳什均衡（所谓“双输”）。在种群规模有限情形时的演化博弈，如果种群内部有大量的策略B的载体，那么，任一变异导致的策略A的载体可能被策略B的载体包围。策略A是合作策略，在囚徒困境博弈中，A载体遇到B载体将被出卖，从而极大降低策略A繁衍后代的可能性。不过，假如策略A的载体抱团行动。那么，在这一小团体内部，A载体将只遇到A载体从而分享双赢策略带来的收益，于是这些A载体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将高于策略B的载体。不难想象，在种群内部，如果策略A的载体抱团行动而且总数已达到三分之一，诺瓦克小组证明这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策略A的载体随机遇到的另一载体更可能是策略A的而不是策略B的载体；这样，策略A遇到策略A，双赢，意味着对个体而言A占优，并且A遇到A的概率高于A遇到B的概率。物竞天择的结果，策略B的载体将逐渐被策略A的载体取代。

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十讲详细介绍了诺瓦克关于“合作”行为的演化方式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结——“合作的五项规则”，由他单独署名发表于《科学》（2006年12月8日）。五项规则当中最关键的，是“间接互惠性”的传播规则，由他与西格蒙德联名发表于1998年《理论生物学杂志》的文章“间接互惠动力学”。后来，他与西格蒙德在2005年10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的联名文章“间接互惠性的演化”，在综述以往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新的演化原理来替代以往流行的“强大且自私者”胜出的演化原理。所谓“间接互惠”，就是当甲和乙之间素不相识但甲知道（足够地确信）乙曾帮助过与甲和乙素不相识的丙时，甲就向乙提供帮助。人类社会随处可见（而且“须臾不可离”）这样的间接互惠行为，以致许多学者相信道德起源于间接互惠。根据诺瓦克与西格蒙德1998年那篇文章，在上面的例子中，只要信誉的传播机制足够有效，那么，甲可以根据乙的信誉来判断乙以往帮助素不相识的第三者的概率，如果这一概率足够高，甲就帮助乙。这是一种对以往行为信誉评估的歧视行为，所以，以这种歧视为条件的利他主义，被称为“带有歧视标准的利他主义”。

看图4.12，全部混合策略的单纯型的三个顶点分别是：纯粹合作策略（e_1）、自私自利策略（e_2）、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e_3）。需要解释，这里的三个顶点，对应于图4.10的三个维度上的三个顶点：x_1=1，x_2=1，x_3=1。如果是纯粹策略，那么，可选方案集合里只有三个点，分别是“合作”、“自私”、“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由这三个纯粹策略生成的凸集就是全部可能的混合策略的集合，如图4.10所示，它是与三维空间第一象限相交的平面内的三角形（数学名称是“单纯型”），它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纯粹策略，意思是，例如，在顶点e_1，种群内部以概率1出现“纯粹合作”策略。在三角形的任一条边上，例如，在顶点e_1和e_2连接的底边上，任一内点x，必定可以表示为两顶点的线性组合，即存在系数0＜q＜1，x=qe_1+（1-q）e_2，q的涵义是，种群内部将以概率q出现合作策略，且以概率（1-q）出现自私自利策略。

图4.12　诺瓦克与西格蒙德1998年文章（插图1）显示的相平面分析

诺瓦克和西格蒙德的相平面分析意味着：（1）三个顶点是均衡点；（2）在三角形内部存在一个均衡点；（3）在三角形的两条侧边（两腰），各存在一个均衡点；（4）如图4.12所示，以三角形的底边为底边，以连接三角形两腰的均衡点的线段为顶边，有一个梯形D，在D及其边缘的范围内，顶点e_2是稳定均衡。如图4.8所示，对任何处于梯形D之内或D的边缘的点而言，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种群内部最终以概率1出现的，是自私自利行为；（5）顶点e_1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因为以它为初始状态，系统要么趋向顶点e_2，要么趋向三角形左腰上的均衡点，要么趋向三角形内部的均衡点；（6）以三角形两腰上的均衡点和顶点e_3构成三角形K，在K的内部及其边缘，围绕三角形内部的均衡点，存在着数目无限多的极限环。

关于极限环，请读者参阅任何一部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教科书。我只讨论（6）的涵义，由图4.12假设的三个顶点位置所决定，三角形K包含的极限环的方向都是逆时针的。现在，沿着K的底边，系统将从左向右演化，意思是，种群行为趋于三角形右腰上的均衡点代表的策略——如果这一均衡点被顶点e_2和顶点e_3线性表示为qe_2+（1-q）e_3，那么我们从图4.12看到，q的数值大约是7/8（即种群内部以7/8的概率出现自私自利策略）。注意，右腰的均衡点不是稳定的，从这一均衡出发，如果轻微扰动使系统沿右腰向上运动，则种群将趋向顶点e_3。如果轻微扰动使系统沿右腰向下运动，则种群将趋向顶点e_2。

以上讨论引导到另一观察（7）系统沿三角形K内部的极限环和K的边缘的运动方向决定了三种策略“轮流颠覆”的顺序。例如，当种群处于K的底边的任一点时，它必定趋向于右腰的均衡——可由右腰的两个顶点线性表达为例如qe_2+（1-q）e_3，记住，这里q大约是7/8。从这里，它趋向顶点e_3，如果扰动是向上的话。然后，当种群内部以概率1出现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时，种群开始从顶点e_3趋向左腰的均衡，可由左腰的两个顶点线性表达为例如qe_1+（1-q）e_3。但是，从这里，如果系统受到的扰动使它沿K的底边向右移动，则它将再次趋向右腰的均衡。根据以上的考察，轮流颠覆的三个策略当中，只有一个纯粹策略，即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其余的两个都是混合策略，即两腰的均衡。并且，这样的轮流颠覆也存在于K内部每一条极限环上，只是因为这些极限环位于K的内部，所以，轮流颠覆的三个策略现在都是混合策略，它们分别接近顶点e_3和两腰的均衡点。

现在回顾：在右腰的任一点，如果种群内部有足够多（例如超过1/3）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的载体时，种群将趋向以概率1发生带歧视标准的合作策略。可是，图4.12显示，右腰的均衡点位置是q大约等于7/8，此时，种群内部只有大约1/8（远小于1/3）带有歧视标准合作策略的载体。我的解释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那时诺瓦克和他的合作者们尚未确认“三分之一定律”。

现在讨论“三分之一定律”，（8）图4.12的三角形两腰的均衡点似乎位于腰线距底边很近之处，q大约是7/8。可是，诺瓦克小组的大量仿真研究表明，如果不存在纯粹合作者（系统位于右腰的某一点），为使三角形右腰上介于顶点e_2和顶点e_3之间的任何一点qe_2+（1-q）e_3收敛到e_3，q必须小于等于2/3。也就是说，种群内部必须以大于等于1/3的概率出现带有歧视标准的合作者。也因此，这一现象被称为“三分之一定律”。例如，通俗而言，如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纯粹利他主义者），也就是在顶点e_1，那么，偶然突变的自私自利行为必定逐渐取代活雷锋，也就是系统趋向顶点e_2。但是如果有1/3或更多的东北人是歧视自私自利行为的活雷锋，那么，自私自利行为终将消失，于是东北人将逐渐都是歧视自私自利行为的活雷锋。当然，还有“轮流颠覆”，从顶点e_3，系统将趋向顶点e_1。

结论和由结论引出的问题如下：一个良序社会，面对“轮流颠覆”，应设法维持1/3或更多的带歧视标准的利他主义者。问题是，怎样使歧视标准足够可靠，从而使采取这一标准的合作者能够足够准确地惩罚不合作者呢？

由于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规模经济效应，由每一个体独自维持歧视标准显然费用太高。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家格瑞夫（Avner Greif）199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关于马格里布商帮的研究表明，可能最佳的方式是在社会网络中，由合作者形成的各局部网络维持适合于各局部网络的歧视标准，或许可以有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例如，在各局部网络维持的歧视标准的基础上形成各局部网络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适合这些合作关系的第二层次的歧视标准——这当然意味着任何第二层次的惩罚总是针对被歧视的局部网络而不再是个体。

这样，我的讨论就将读者再次带入“网络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我们知道信誉在小世界网络里可以迅速传播。不过，这一次，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社会网络的“局部性”（localities）问题。直观而言，一个社会网络得以繁衍——犹如种群那样繁衍，关键性地依赖于它的局部网络是否能保持各自独特的局部性。一方面，网络内部各局部之间的社会交往（观念的交换和物质的交换）倾向于使局部性趋同，因此，保持独特的局部性就要求减少各局部网络之间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交换是种群繁衍的基础。各局部彼此孤立的社会网络——例如“洞穴人的社会”，社会规模很难持续增加。如前述，小世界网络能够兼顾局部性与社会交往。

基于同样的平衡机制，与熟人社会和冷漠社会相比，小世界网络也更有利于创新。麻省理工的社会物理学家彭特兰（Alex Pentland）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网络的各局部网络之间保持合适的差异性，并且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适合于观念的充分交流，那么这个社会网络整体而言就更富于创造性。[12]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方法，至少在彭特兰的实验室里，十分有助于提高社会网络的整体创造性。但是这里需要重新考虑的，是“纽带”的定义问题。以往的社会网络问卷调查，只是简单地根据甲与乙在给定时段内交往的次数是否达到预先设定的阈值来定义甲与乙之间是否建立了纽带（以及纽带的强或弱）。边燕杰《社会网络理论十讲》要求纽带满足三项条件：（1）私人性（所以工作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2）非正式性（所以行政关系不是社会网络的纽带），（3）持续性（所以偶然相遇不构成纽带关系）。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纽带时提醒读者注意因媒介不同而发生的纽带的三重可能性：（1）情感纽带，（2）权力纽带，（3）货币纽带。

图4.13　意大利15世纪佛罗伦萨家族联姻网络，以美第奇家族为中心

不难想象，如果在一个社会网络内部，权力纽带主导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网络很可能缺乏创造性。至于其他两类纽带是否有利于创造性，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考察。例如，根据我研读过的天才人物的传记，我很难想象，当社会全体成员只用货币来衡量一切价值（包括天才）的时候，这个社会整体而言还能保持创造性。我认为，足够强烈的情感纽带对于原创性极强的人物而言，很可能是必需的。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例如，图4.13，取自杰克森（Matthew Jackson）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2008）插图1.2.1，美第奇家族（我用笔圈出）的联姻首先是权力纽带和货币纽带，其次，尤其是联姻产生的子女之间，还有情感纽带。

现代社会网络，其实有类似的复杂性。我们时常很难判断自己与某些朋友之间的纽带究竟是情感主导的还是货币或权力主导的。边燕杰定义的“关系”，兼有情感和利益。目前关于社会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已经表明，很可能，网络的拓扑结构远比纽带数量更能够决定网络的性质。图4.14取自上引杰克森2008年的著作（插图1.2.2），根据“美国健康跟踪调查数据库”提供的某一高中1990年代中期的调查问卷整理，在过去六个月有过“浪漫关系”的男性（深灰色）和女性（浅灰色）组成的社会网络。它的左上方呈现的拓扑结构，很接近著名的“友谊圈”（friendship circles）结构，如图4.15所示。图4.15取自上引杰克森著作（插图1.2.2），来自同一数据库，被调查的高中学生友谊关系的网络。显然，友谊圈的拓扑结构更加紧密。考察图4.14和图4.15可见，浪漫关系与友谊关系的社会网络通有某些“大型结构”，在图4.14中就是左上角的友谊圈结构，在图4.15中则是两大结构，它们之间有稀疏得多的纽带联结。

图4.14　高中学生有浪漫关系的男性与女性的网络

图4.15　高中学生的友谊关系网络

这里，更适合介绍“幂律”。如果节点拥有的纽带数量反映节点的权力（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那么，幂律是一项不错的权力指标。一个人在社会里的权力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社会地位——家族、文化、知识以及其他基于历史积淀的资本；其二是社会关系——拥有的纽带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些纽带的局部性质。幂律刻画的，是上列个体权力来源的第二方面，而且它仅仅刻画纽带的数量关系。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可能极大降低我们判断任一纽带的主要性质的成本，于是，未来的社会网络调查可以更容易地区分上述三类纽带，并据此获得关于网络创造性的更可靠的数据。目前，我们尚未进入大数据（所谓“全样本”数据流）时代，故而我们仍需要研发合适的测度和指标，让我们可以理解任一社会网络之为整体的性质。以上各图显示的社会网络结构，可能在某些测度下有共通性，在另一些测度下又有特殊性。维基百科“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eory and Applications”提供了大部分社会网络测度指标的直观涵义，其中常见的是刻画节点重要性的三项指标：

（1）betweenness——刻画任一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其他节点之间。例如，图4.13所示的美第奇家族，根据杰克森的计算，这一指标高达0.533，10倍于图4.13显示的其他家族的同一指标。据此可推断，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任两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以高于50%的可能性要经过美第奇家族。

图4.16　随机网络，节点总数=50，任两节点之间发生纽带的概率=0.08

degree——刻画任一节点与网络的其他节点联结的强度，称为节点的“度”，即节点拥有的纽带数。给定网络的节点总数，以相等概率随机联结任两节点，由此生成的网络称为“随机网络”（如图4.16）。以横轴代表节点的度，以纵轴代表节点数，那么，随机网络的度数服从泊松分布（如图4.17）。所以，随机网络又称为“泊松网络”。所谓“幂律”，就是当横轴和纵轴都取对数时，节点度数呈现为斜率为负的直线。根据目前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物理学家斯坦利（H.E.Stanley）等人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通讯》（PNAS）2000年10月10日的文章“Classes of Small-world Networks”（“小世界网络的类型”），真实世界里许多网络的节点度数或多或少呈现幂律分布。

图4.17　根据图4.16的随机网络计算的节点度数分布十分接近泊松分布

斯坦利指出，小世界网络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类：（1）表现出严格幂律分布的——例如电网和机场这样的公共设施；（2）表现出弱幂律分布的——例如演员、朋友、其他社交关系；（3）几乎完全不服从幂律分布的——例如化学反应或其他需要持续支付成本的网络。图4.18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和图2，显示上述第（1）类和第（2）类网络。所以，小世界网络的节点度数分布未必表现为幂律。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表明，完全的随机网络，度数分布也不表现为幂律（一个节点的纽带数完全独立于其他节点纽带数，于是网络的节点度数更可能服从泊松分布）。汪小帆等人2003年发表于IEEE会刊的综述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三类网络。

图4.18　真实世界里的小世界网络有些服从有些不服从幂律分布

图4.16和图4.17取自上引杰克森2008年著作的插图1.2.3，显然，如杰克森指出的那样，随机网络的节点度数分布完全不是幂律的。请回忆瓦特的研究报告，完全随机网络、洞穴人社会网络、小世界网络，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

对于中国社会网络的研究者而言，边燕杰早已指出，西方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测度指标通常需要改造，之后才适合于中国。他特别回顾了194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至1990年代（包括边燕杰和他的导师林南）关于中国社会网络“关系”概念的思想史。他考察中国社会之后，列出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图4.19值得关注。

图4.19　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

图4.19取自边燕杰的文章“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13]图1。在边燕杰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里，出现了四项新的指标：（1）网络规模，例如被调查的人的个人社会网络包含人数的平均值。社会资本存量显然与网络规模成正比。（2）网络顶端，例如一个人在社会网络里的位置，越靠近顶端的，越能分享更多的权力或资源（社会资本）。（3）网络差异，例如，甲和乙在社会网络里距离顶端的距离不同，他们分享的社会资本就可有相应的差异。（4）网络构成，网络的经济属性或政治属性或情感属性。如前述，我们不再满足于只包含0和1的关系矩阵描述的社会网络，今天研究“关系”，我们有极大拓展了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内容。

图4.20　林南1999年文章提出的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本模型

林南的文章“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14]，1999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图4.20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他的总结是：（1）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即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两方面增加了获得较好地位的机会；（2）一个人的社会资本依赖于他在社会科层中的初始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广度。

图4.21　黏着偏好导致的幂律，节点数=1013，节点半径正比于节点度数

在真实世界里，最著名且最常见的诱致幂律发生的机制，称为“黏着偏好”（preferential attachment）。图4.21显示的是我运行仿真软件NetLogo提供的模型“黏着偏好”得到的结果。所谓“黏着偏好”，就是日常生活里常见的“越富就越富”或“越受欢迎就越受欢迎”这类现象，也称为“马太效应”或“赢者通吃”。如果一个人不带任何偏见进入一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应当优先选择与谁建立联系？或者，对他最有利的偏好是怎样的？根据效率原则，显然，他应当优先与那些已经有较多纽带关系的节点建立纽带关系，于是就有了某种黏着性，如同滚雪球，越大的雪球越容易黏着更多的雪。图4.21显示了全部1013个节点的半径（连接度），显然，只有极少数节点处于网络的顶端，它们分享了幂律带来的财富和权力的最大部分。其余的节点绝大多数处于网络的底层，在幂律作用下，他们只能分享极少的社会资本。注意，图4.21的左侧有两个窗口，上面的是未取对数的节点度数分布，有肥尾，故不同于泊松分布。这一分布取双对数，就是下面的窗口显示的度数分布，在网络演化到大约1000个节点时，它已接近严格幂律。

图4.22　汪小帆2003年文章提供的真实世界里的网络的测度指标

对比图4.18与图4.22：团聚性最高的是电影演员的社会网络（0.79），部分地服从幂律。平均距离最短的是语言网络（2.67），而且它的团聚性并不低（0.437）。由此判断，语言网络是小世界。数学合作者网络，也像小世界。另一篇优秀的科普作品，我认为比汪小帆的那篇发表于IEEE的文章更详细地解释了“小世界”现象，是纽曼（M.E.J.Newman）2000年发表于《统计物理学》杂志的一篇综述文章，图4.23是这篇文章的截图。

在图4.23下方的表格里，纽曼引用瓦特1998年《自然》杂志文章的数据，并在最右栏列出他计算的同样节点数目的完全随机网络的团聚系数。对比随机网络的团聚系数，很容易看到：电影演员的数据——汪小帆文章已引用过，神经元网络的数据（平均距离2.65，团聚系数0.28）——来自遗传结构特别简单的“秀丽隐杆线虫”，电网数据（平均距离18.7，团聚系数0.08）——来自美国西部（加州）电网，这些网络的团聚系数远高于完全随机网络的。

汪小帆在2003年文章里介绍，严格服从幂律的网络，也称为“scale-free network”（无尺度网络）。这一类网络的生成机制之一就是黏着偏好，即图4.24所列算法的第二步，由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和他的合作者共同提出。

图4.23　纽曼2000年文章提供的数据及解释

图4.24　巴拉巴西据以生成幂律（即“无尺度”）网络的计算方法

如图4.25所示，巴拉巴西及其合作者提供的真实网络数据表明，美国城市之间高速公路网络的节点度数服从泊松分布（左方的实例）——因为很少城市拥有太多的高速公路（不符合效率原则）。但是美国民用航空网络的节点度数更接近严格幂律（右方的实例）——少数几个机场（芝加哥、达拉斯、丹佛、大西洋城、纽约）成为拥有大批航线的枢纽，从这些枢纽再设置航线通往其他地方的几乎每一座城市。

在图4.26列出的公式（2.2）两端取对数，就得到幂律——斜率为负γ的直线。现在我转述维基百科“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eory and Applications”介绍刻画节点重要性的第三项测度指标：（3）centrality——刻画任一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全部网络联结，或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网络的中心。事实上，指标（3）与上述的指标（1）和（2）类似，都是关于节点对网络整体而言的重要性的指标。由上述各类网络的考察可知，服从幂律的网络具有最强的科层性。

图4.25　巴拉巴西提供的节点分布服从幂律的和服从泊松分布的真实网络案例

图4.26　杰克森2008年著作给出的无尺度网络定义及幂律的表达式

个体在社会网络里的地位或他之于社会网络的“中心性”，于是可由他的节点度数和科层顶端的节点度数之差来刻画。如果我们仅凭科层性来推断一个网络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程度，那么，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是那些服从严格幂律的社会网络，最低的是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介于这两极端之间的是小世界网络。

图4.27　图4.21右方的3D图形适当旋转并放大之后的截图

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更愿意生活在小世界网络里，既可分享经济效率带来的好处，又可回避因权力极端不平等分布而发生的不正义——想象一下这种不正义感的强烈程度，如果我们处于图4.27显示的幂律网络的底层。在图4.27所示的幂律社会里，最顶端的节点（半径最大）只有一个，在它下面有若干个次一级的节点，在这些次一级的节点下面有更多的第三等级的节点——它们大多分布在空间的四周……大约在第五级的节点下面，才是底层的节点。如果假设每一纽带能够产生的经济收益是常量，那么，如图4.27所示的社会，基尼系数应当高于0.9，如果不是高于0.99的话。在另一极端，根据图4.22提供的数据，互联网（WWW）的拓扑结构很接近完全随机网络——团聚性很低（0.11），并且平均距离较短（3.10）。由此判断，在互联网（WWW）虚拟社会里，平等程度其实很高，例如，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2。

根据汪小帆2003年的文章，与随机网络相比，无尺度网络有更短的平均距离和高得多的团聚性。这是因为，无尺度网络的生成机制之一是黏着偏好——至少在日常生活中，黏着偏好是很普遍的现象。由此而发生的，是极少数占据顶端位置的节点，它们与极多数节点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极大地缩短了平均距离，并且有相当高的团聚性。以这样的顶端节点为中心的局部网络，也因此称为“giant component”——不妨译为“巨大局部”或“巨大的局部结构”。在网商平台里涌现出来的巨大局部的典型，当然就是“淘宝”或“天猫”——强烈的赢者通吃（幂律）结构。也因此，无尺度网络面对可能的外来打击，远比随机网络脆弱得多，只要顶端节点瘫痪，无尺度网络就可整体瘫痪，而这样的情形对随机演化形成的万维互联网（WWW）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汪小帆2003年文章的报道，在万维互联网当中瘫痪的节点数目占节点总数的比例哪怕高达80%，万维网仍可维持运转。

要知道，在真实世界里，能使巨大局部瘫痪的事件相当多，绝非仅仅是恐怖袭击。最常见的致命打击，已发生过多次，就是黑客和病毒。在人类经济生活中遵循效率原则形成的这些无尺度网络，与随机网络相比，于是显得十分脆弱。其次是来自经济生活内部的致命打击，有迹象表明，这是对既有秩序的日常威胁。例如，新的商业模式颠覆旧的商业模式及其巨大结构。典型的案例，我认为是“微信”带来的革命。假以时日，它是否能颠覆“淘宝”模式？值得期待。最近举世瞩目的另一案例，我认为是“优步”（Uber）带来的革命。假以时日，几乎可以确定，它将颠覆城市交通服务的既有商业模式。第三类可能的致命打击，我认为，基于政治经济的理由。例如，尽管社会多数成员遵循经济学的效率原则，但如果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由于幂律而迅速变得非常不平等，难道不会激发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正义诉求吗？前几年风行欧美和香港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基于政治经济理由而发生的——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只是不喜欢幂律的结果：不到0.1%的人占有超过99%的财富。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可以写出“网络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在效率原则导致的节点度数的幂律分布与稳定原则导致的节点度数的均匀分布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权衡。考察真实世界的无尺度网络的幂律的斜率，即图4.26中公式（2.2）的指数“γ”，典型地，它的数值在2与3之间，即2＜γ＜3。这一数值意味着，任一节点，它与其他k个节点有直接纽带联系的概率，正比于k的负2次方至负3次方这一水平。所以，在面对上述的永恒权衡时，我们必须求解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必须保持怎样的纵向流动性，才可缓解幂律引发的潜在危机？

斯坦利在上引2000年文章里指出，如果真实世界里最常见的幂律发生机制是“黏着偏好”，那么，有两大因素天然抑制“黏着偏好”的幂律倾向：（1）节点的天然老龄化过程。首先，只要有代谢过程就有老龄化，所以，生物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其次，关于感觉的“韦伯—费希纳”边际强度递减律意味着，人类情感的强度是随时间而递减的，所以，诸如“友谊圈”这样的情感网络很难完全遵循幂律。（2）节点需要支付的维持纽带关系的成本随着节点度数的增加而上升的倾向。假设以金钱行贿，那么，使贿赂有效的贿款额，显然随竞争激烈的程度而增加。因此，任一官员从任一节点接受的贿款额，正比于向他行贿的节点的数量（即行贿关系的社会网络节点度数）。其实，哪怕他只与两个行贿者建立纽带关系，只要这两名行贿者的竞争能够持续升级，贿款额就可上升到极高水平。在中国社会，“拜年”曾经是行贿的重要方式。根据成本抑制幂律的道理，我们可以推断，拜年网不服从幂律。另一经典案例，我认为就是“百度”与“莆田系”之间的冲突，详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4期封面文章“莆田大战百度”。冲突的缘起是，莆田系的近千家医院必须竞争贿赂百度，才可使莆田系的任一家医院在百度保持排名的位置，终于，莆田系大佬们意识到他们的医院已沦为百度的打工仔。

除了斯坦利指出的两大天然抑制因素之外，一个社会是否可能建立其他的收入分配幂律倾向的抑制机制？当然，那就是去年风靡世界的明星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富人课征税率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税率“不现实”。因为，一个社会面对的最重要的权衡，如上述，是效率原则与稳定原则之间的权衡。如果对个人收入征收税率如此高的所得税，还有谁愿意创造收入呢？换句话说，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稳定原则，社会将怎样维持效率原则呢？道理很简单，网络政治经济学第一原理，无非是以往经济学家所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伟大权衡”在网络时代的翻版。这就再次应了那句老话：本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将反复出现，犹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

最近，2014年12月，斯坦利与几位合作者在物理学期刊EPL（108[2014]，58001）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题目是“Dynamic Motifs in Socio-economic Networks”（可译为“社会经济网络的动力学模式”）。根据斯坦利等人对全球海运网络与产品量身定制配送网络的研究，如果网络是持续演化的，那么，局部结构的演化模式有两项决定因素：（1）persistence——直译为“固执性”，但不易懂。顶端节点对客户的影响力可以十分持久地吸引这些客户。显然，客户离开节点甲而转向其他节点的风险，正比于节点甲在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如果甲已经是顶端节点。因此，颠覆顶端节点以及基于幂律分布的收入与财富，可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次的打击。（2）influence——可直译为“影响力”。斯坦利举例，有两家企业竞争同一客户，这名客户以前只与其中一家企业有业务关系，但是不久就与另一家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他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企业对客户有很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甲和乙在客户当中有影响力，如果甲与另一家企业乙同时与客户丙有业务关系，但是甲还与客户丁有业务关系，而乙尚未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那么，斯坦利推断，不久，企业乙将与客户丁建立业务关系。其实，这是网络分析最常说的“三角关系”（triad）的翻版。根据三角关系的原理，如果甲和丙都是乙的朋友，那么甲和丙将很难长期保持互不相识的局面。对于斯坦利这篇文章，我们不妨概括地认为：固执性是维护顶端节点的力量，影响力是颠覆顶端节点的力量。

纽曼在2000年综述文章的结尾部分介绍了另一种小世界模型，如图4.28，似乎更接近中国社会网络的情形。图4.28显示的小世界模型，基于瓦特的小世界模型，但在规范网络之外增加了几个度数极高的节点，而不是随机改接原有的节点。这些度数极高的节点的纽带，随机地联结到原有规范网络里的节点。由于增加的节点具有极高的度数，故网络的平均距离迅速缩短。又由于增加的节点并不降低规范网络里原有节点的团聚系数，并且增加的节点数量很少，故新的网络可以保持很高的团聚系数。这两方面的考察表明，新的网络是一个小世界网络。

我认为图4.28显示的模型远比瓦特的模型更接近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传统社会状况。在描述传统社会状况时，我常引述费孝通的观察。根据他的观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是由许多同心圆交错而成，其中每一个同心圆的圆心代表一个中国人，从他到其他人，依照远近亲疏而有不同的距离。这样的描述，与梁漱溟的观察是相通的。梁先生不同意阶级斗争学说，他以三句话概括中国传统：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无涉。因为中国社会有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所以很难形成边界固定的“阶级”，故梁先生说中国社会是“阶级无涉”的。当然中国人也有社会分工，但如梁先生所述，那是“职业分途”，只不过是分途。甲和乙在职业上分途，在另一些地方还要合流，因为毕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甲的关系网或远或近包含着乙，反之亦然。费孝通与吴晗在《皇权与绅权》里描写的那些乡绅，就是图4.28里那些连接度特别高的节点——往往可以直达朝廷，由他们维持中国基层“熟人社会”的稳定性，并且由他们与基层之外的其他局部网络保持联系。

图4.28　纽曼2000年文章的图4

回到图1.5，我未能勾勒更广义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因此，图1.5所示的来自各专业领域的模型，至今依然是相互分离的。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论述，至少具有某种说服力，让我相信这些模型之间存在深层联系。

为了探讨这些深层联系，我需要返回图1.2，然后研究图1.1所在的原图，即图4.29。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试图解释行为，当然是对行为赋予理性化解释，也就是说，当经济学家感觉某些行为不合理的时候，他们首先需要探讨一些能够理性化这些行为的假设和命题，这样的探讨，最终总是可以将任何行为理性化的。这种理性化的解释过程，就是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如图1.1所示，每一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不论多么怪异，最终可以嵌入于图1.1右上角展示的那个关于幸福来源的三维空间，于是，姑且不论是否陷入“套套逻辑”，也不论社会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怎样认为，我们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性能力有限或无限的行为主体的目的，就是追求主观感受到的幸福。

我特意在图1.2右上角写了这样的文字：嘉映（即陈嘉映），what is a good life，这是他2015年新书的标题，《何为良好生活》，十分适合放在这里讨论。对于哲学家或经济学领域之外的许多其他学者而言，行为主体追求幸福感，绝不是行为的唯一目的。虽然，我们经济学家仍坚持将其他全部目的简约为追求主观幸福——其他任何目的都可成为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的变量，不是吗？对于这一问题，我多年前写了一些文章解答过。例如，我那时喜欢探讨信仰问题。信仰其实很难用效用函数或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因为，只要我们试着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两种事物X和Y，当然就假设了在X和Y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为得到较多的Y而放弃一些X，反之亦然。但是，信仰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相互替代。我们很难相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信仰时，他还有什么信仰可言。所以，信仰似乎是“全有”或“全无”的例子。类似地，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说他愿意为了增加2%的收入而放弃1%的爱情时他还有爱情。如是，信仰和爱情都不能用无差异曲线族来刻画。将这两种事物排除在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将缺失最重要的两种幸福感的来源。所以，何为良好生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求解的问题，尤其对经济学家而言，又尤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

图4.29　为2015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课程准备的讲义第1页

贝克尔晚年写过一篇文章，与一位从墨西哥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合作者，Luis Rayo（2006年晋升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二人联名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5]，标题是“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直译为“演化效率与幸福”）。他们运用了一些不常见的技巧，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物竞天择，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人类有了感受幸福的能力，并且人类为追求幸福而采取的行为恰好有利于人类繁衍。所以，幸福感之于人类而言，是符合“演化效率”的。据此，我们不妨相信，图1.1右上角显示的幸福感三重来源，不论是否可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毕竟是符合演化效率的——当然颇有套套逻辑的意味，不仅爱情符合演化效率，信仰也符合演化效率。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目标，由于我们的有限的理性能力，嵌入于我们想象中的幸福感的三维空间。随着阅历、知识、感悟和智慧的积累，我们想象的幸福感来源持续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行为，其实只是行为主体的行为与情感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截面。怎样从这一截面推断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与情感模式？此处有很多方法论议题，图1.1展示的，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我可能最后才有机会来介绍这里的方法论议题。

现在，让我们想想，追求幸福？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或者，什么是幸福？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表明，人类的五种原初情感是：惧怕、悲哀、快乐、愤怒、厌恶。然后是派生情感，有十几种或更多，例如羡慕、希望、怨怼、惆怅、失望、哀婉……取决于语言能够表达多少，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的敏锐程度。有时候，我们还要谈论“第三层次的情感”，即派生于派生情感的更微妙的情感，例如，我喜欢讨论的两例——又爱又恨，又悲又喜。主流的脑科学家相信，这些情感激活不同的脑区，于是，当我们感受到复杂的情感或冲突的情感时，必定是我们的扣带前回接收到了不同脑区传递的不同但同等强烈的情感信号，许多困惑由此而生，导致包括自杀和疯狂这类非理性行为。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幸福感吗？我考察了人类语言能够表达的绝大多数情感，我认为这些情感主要是负面的。即便少数几种正面情感，例如快乐、幸福、爱、希望、勇气、高尚……它们的理由，我意识到，归根结底仍是帮助缓解我们的负面情感。其实，近代最初讨论人性问题的培根，曾告诉世人，所谓“幸福”就是减少“痛苦”。这一观念也影响了边沁，他于是告诉经济学家，将人类牢牢绑在功利主义神殿前的是两种基本情感——快乐与痛苦。所谓“快乐”，其实可以表述为“较少的痛苦”。基于同样的逻辑，卢梭说，生而自由的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在追求较少的枷锁。

还记得扎克的荷尔蒙铁三角吗？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我们都是哺乳动物，于是我们的情感都要受制于这些荷尔蒙的激发与调节。五种原初情感——惧怕、悲哀、快乐、厌恶和愤怒，而快乐不过是较少的其他负面情感。我们最惧怕的是贫困、疾病、死亡，为免于这些惧怕的，我们追求金钱、知识、权力、地位、宗教或永生的希望。于是我们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相互伤害，然后躲入神庙去祈祷和捐钱——为什么要祈祷和捐钱？因为，我们都明白最终我们将独自面对死亡。试着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在这张巨大的网络里，假如你已躺在临终的床上，谁——你的社会网络里的哪些节点——将在你床边？只有很少的几个节点能与你保持这样的纽带关系。就我而言，最可能就是我的妻子，如果你没有妻子呢？那么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如果你是独生子女，那么，可能是你的父母在床边陪你。如果你床边没有任何人，只有你，等待死亡，那时，你最希望有什么？据我观察，是信仰——那是一种与更高存在相通的感觉。那时，死亡就不再是进入永恒的冰冷世界。因此，每天都有许多许多善男信女拜访杭州灵隐寺，烧香、捐钱、还愿，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它们构成我们的全部生活？它们就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生活？

除非——注意，我在谈论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除非我们选择进入精神生活的维度。当然，精神生活那种完全的自足——如同我最喜爱的智慧心灵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晚年的那种完全自足的生活——要求我们有智慧，要求我们洞悉世界的本质，要求我们挣脱或抛弃物质生活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的几乎全部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一直是我们主观想象的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章，披露了这一选择的革命性质，我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现在回到图4.29，我探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议题。首先是图4.30，我截取了图4.29的后半部分。

图4.30　常识与批判性思考是行为经济学基本方法

Alfred Schutz（1899-1959），有不同的中译名，许茨、舒茨、舒兹、舒尔茨，等等。胡塞尔（E.Edmund Husserl）说许茨“是白天的银行家和夜间的现象学家”。许茨是米塞斯主持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晚近研究许茨的学者们再次探讨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他最初不认识胡塞尔，但他写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篇好文章（《社会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读了非常赞赏，希望聘请他为助手。不过，因为其他原因，许茨婉拒了胡塞尔的邀请。这些原因之一，就是许茨当时非常需要保持那份银行家的工作。我常介绍许茨的作品，也因此结识了许茨作品在国内最优秀的翻译者霍桂桓（他正在翻译《许茨全集》）。

据我理解，许茨是将哲学现象学方法带给社会科学的第一人。如图4.30所示，许茨反复说过，社会科学概念应当对生活世界保持敏感性[16]。今天，不仅社会科学，而且我们的全部语言，都已严重地官僚化了。我写过文章论证“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呼吁反抗官僚化的概念。在实验教育过程中，我见过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将教科书里那些早已官僚化了的概念当作涵盖他们真实生活经验的知识，而他们应当努力做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就是将来自真实生活的经验注入教科书里的概念，从而挽救那些僵死的概念，让它们重新成为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在《论教育诸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里强调的“vital ideas”——有生命的观念。否则，它们就是怀特海批评过的充斥着课堂的“inert ideas”——怠惰的观念。怠惰，就是对生活不再有任何敏感性。

如果我们的知识（表达为许多概念）对我们的生活不再敏感，那么，我们为何要学习这些知识？这是克里希那穆提向我们提出过的问题，类似地，他问：如果我们的思想（由许多意象和观念构成）不再让我们洞察反而遮蔽着生活的真实性，我们还应继续生活在思想里吗？他指出，人类的思想早已僵死，它们只是从古到今人类积累在自己的文明传统里的一套一套的教义，可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让文明重新变得有生命力。阿伦特（Hannah Arendt）坚持不用英文而用拉丁文表达她生命的最后作品《精神生活》“思想篇”这一章的标题：Vita Contemplavita。这里的“Vita”，意思是生命，用来修饰第二个单词“沉思”。这一标题的翻译可以是，“作为生命的思考”、“思考之为生命”、“以生命思考”，或者“在生命中思考”。

返回生活常识，这是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第一原则。虽然，常识早已被遮蔽，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丢失了常识的时代”。所以，我才反复推荐张五常和周其仁的风格——到街头巷尾看世界，只要还能走路，就要亲眼去看世界。如果常识被遮蔽而我们不到街头巷尾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怎样重新找回常识呢？

第二原则，与保持对生活世界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就是批判性思考。我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和原理，我认为第一步就是发现反例。任何理论或观念必定有局限性，反例就是这些局限性的表达。批判，康德解释过，就是为观念划界——为任一观念找到它的适用范围的边界。所以，每一反例都为它批判的观念确立了一根界桩。我们从何处寻找反例？当然只能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贤者尝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每一个人都只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体验和思考经济学，而不是从教科书里学习经济学。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世界里获得微观体验，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途径获得微观体验。我的推断是，“微观经济学”这一短语来自日语，而在民国初年，“microeconomics”的汉语翻译很可能是“个别经济学”——与另一个汉语短语“整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对而立。在这一意义上说，体验原本就只能是微观的。虽然，“经济”这一短语可追溯至东晋，但严复坚持译为“计学”——1902年版《原富》的脚注：理财明富曰计学。

既然只能在自己的生活里获得微观体验，那么，每一个人就应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如图4.24所示，理解，意味着某种形态的“宏观”把握。凡“理”，例如“理学”，可能最早源于“玉之纹理”，逐渐引申为“论理”和“陈述理由”，再演变为研究人性之理，曰“性理”。——梁漱溟说：理性即性理，倒装而已。性理，或中国传统的理性，以伦理为本位，讲求人伦与天理，不讲求逻辑。西方传统的理性，讲求逻辑——不懂几何者，不得进入柏拉图学园。不论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传统的理性，都有整全理解之意——从具体经验上升到理的抽象层次。月映万川，要理解的还是天上的月，从殊相到共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一己之心推广至众心之理，从个别到一般。怀特海《思维方式》第一部有三章，标题分别是：重要性、表达、理解。我常阐述怀特海这三章体现的“正—反—合”辩证法：在任何理解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一过程，我又常称之为“理解—表达—感受”三段论。颇接近阐释学循环，是逐渐深入的三段过程。我们读经典，最初无法深入，因为生活体验不足，此谓“重要性感受不足”。阅历渐长，每读经典都觉开卷有益，是因为切身的感受，通过经典作品的表达，展开了我们的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是静态的，从而可以完全由逻辑来表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上，我们感受到的任何一种重要性，原则上都可以有逻辑的表达，例如“数学模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常常不写数学模型，他们的文字表达，逻辑足够清晰，以致任何经济系学生都能据此写出数学模型。也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确实走到了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终结了。

图4.31的主旨是要阐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是动态的、历史的、演化论的，而不是静态的。演化论的视角究竟是否可能写出数学模型？我写过一篇长文，表达了我的怀疑。诚如海纳所论，有限理性本身就是不断演化的。

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将经济学思想史的基本议题表述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视角——不论这样的视角是否可能。从韦伯到许茨，再到当代有思想的经济学家，一方面顾及逻辑的表达，一方面顾及历史的表达，他们的叙事充分展现了这种紧张关系。

图4.31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视角是演化论的

我在“简短的序”的结尾部分大致描述了我想象的未来的行为经济学的数理形式，我认为应当有关于均衡或极限环存在的可能性定理及针对这些定理的反例，从而，类比于微分方程定性理论，行为经济学家将能够推断特定假设下的“社会系统”在相空间里的可能区域。只在稳定均衡或稳定极限环附近的区域，社会系统才有“均衡”可言。网络局部性的演化，如同博弈均衡的漂移倾向一样，将导致社会系统从既有区域向其他区域“漂移”。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样的漂移很难得到解释。对行为经济学而言，因为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是共生演化的，所以这样的漂移不仅很容易解释，而且似乎是必须有的。

例如在社会网络的微观层次，甲与乙之间的关系（纽带），可以是从无到有的关系，可以是从弱到强或由强转弱的关系，还可以有关系的“休眠期”，还可以中断。并且关系的性质可以是情感主导的，可以是权力主导的或金钱主导的，当然最常见的是这三类性质的混合，也可以从一种性质的主导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主导。显然，甲与乙的关系是演化的。这里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微观关系的演化是否必定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有多种可能性。

五、关于演化社会理论的探讨

哈耶克1966年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复杂现象论”，收录在冯克利的中译本《哈耶克文选》的最后一部分，原文是“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收录为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7]文集的第四篇，也是哈耶克1967年的文集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的第二章。关键是，哈耶克1967年文集的第四章，是一篇短文，概述了哈耶克的社会演化学说，标题是“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如图5.1。由于哈耶克这篇短文对于我想象中未来的演化社会理论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详细讲解哈耶克的这篇文章，及哈耶克使用的核心概念的晚近发展。

图5.1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英文第1页

哈耶克是1988年去世的，那一年，他发表了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我多次提及，这本书以及它的七篇很短的附录，可以说为当代的演化社会理论提供了奠基性的学说。三十年来，据我观察，脑科学和网络社会科学的进展，与复杂性研究领域的进展，伴随着社会科学家的反思，都可以视为哈耶克这本书的注脚。

不过，《致命的自负》的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这本书的主旨并不是阐明基于复杂现象论的演化社会学说，而是要阐明人类理性对人类生存的永恒威胁，是理性对自己能力的致命自负。有鉴于此，我认为讲解哈耶克的“关于行为规则系统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总共16页——是结束我这本小册子的各种可选方式当中更明智的选择。

我首先讨论“复杂性”（complexity）的涵义。以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和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家为思想教父的桑塔菲研究院最初之所以引发我关注，是因为1990-1995年，它连续发表了两卷《复杂性》研究论文选集。在英文语汇里，complexity的涵义不同于complication，虽然它们都被译为“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们强调，与complication涵义相反的单词是simplicity（简单性），但是与complexity涵义相反的单词是independence（独立性）。因此，当哈耶克以及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们使用“复杂”这一语词时，他们想象的是，如哈耶克所言，基于大量相互作用着的微观行为而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也称为“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此处关键是“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关于真实世界由相互作用着的许多部分构成的系统，最著名的命题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这些局部相互独立，那么，不难想象，类比于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概率事件可以简单相加那样，整体就是部分之和。当然，这样的复杂性常常也意味着“不简单”，即complicatedness。在哈耶克的叙述中，复杂系统的另一特征是，它涌现出来的秩序是什么样子，不可能预先知道，因为“知道”依赖于必须收集的关于这些秩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是“涌现”出来的。

注意，于是我们不仅不能用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分布或随机性，而且甚至不能用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来描述哈耶克意义上的“涌现”。也因此，我们常观察到违反常识和直觉的现象涌现出来——最常见的譬喻，被用于以“混沌理论之父”和“洛伦兹吸引子”闻名于世的气象学家洛伦兹（Edward Lorenz，1917-2008）1993年名著The Essence of Chaos（《混沌的本质》）的封面：“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以导致德州的一场热带风暴”（据考，这是他在1969年“京都演说”里提出的一个譬喻）。因为，我们的常识和直觉都是由以往重复发生的情境及其信息塑造的。

莫兰（Edgar Morin）在谈到复杂思维时画了一幅四元示意图[18]：有序、无序、相互作用、组织。从相互作用着的许多微观个体，既可涌现出有序，也可涌现出无序。更常见的是，相互作用的个体可以自发地形成组织（自组织过程），这些组织的相互作用可以导致有序或导致无序。桑塔菲学派复杂理论的科普作家，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1995年有一本畅销书《复杂》（Complexity）[19]，英文原作的副标题很贴切——“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陈玲的翻译是“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我更愿意翻译为“从秩序与混沌的交界处涌现出来的科学”。这是因为，复杂——即大量相互作用着的微观个体的宏观局势，既可能形成秩序，又可能陷入混沌（无序之一种类型）。

三联书店出版了陈玲的中译本之后，我立即被这本书吸引，因为第一章的主角就是我那时特别关注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家亚瑟（Brian Arthur）。为什么收益递增是第一章？可能的理由，我认为，收益递增是这样一种现象，它导致系统失去平衡。因此，它是最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没有收益递增，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就特别自信，因为经济系统永远是稳定的，有均衡，有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于是，一切都正常——可观测并且可分析。后现代主义复杂理论思想家彼得·包夫（Peter Baofu）2007年写了一本书，The Future of Complexity：Conceiving 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Order and Chaos（或可直译为《复杂性的未来：想象一种理解秩序与混沌的更好的方式》），开篇即指出关于复杂性的全部研究，无非是要求解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复杂现象是否有“模式”（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可被人类认知？以怎样的方式认知？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这是最接近哈耶克思想的问题。哈耶克晚期的思想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至今，社会科学仍停留在被哈耶克超越了的时代。我推测，需要再等半个世纪，社会科学才可能摆脱旧时代的束缚。

注意，图5.1中英文标题下面有一个括弧，里面是副标题，可译为“人类诸行动的社会秩序与个体行为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处，哈耶克使用通常指有目的性的人类行为的英文“conduct”而不用泛指包括动物行为在内的“behavior”来表示“行为”。并且，他使用在意义指引下才有的“actions”（诸种行动）来表示指导人类行为的社会秩序。第一段文字，如图5.2，哈耶克解释，“行为规则”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是无生命的。这些规则的传承，可以是先天遗传的，也可以是后天模仿的。

图5.2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页

这里有必要介绍哈耶克的另一部作品《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一卷（英文版1973年发表）。因为，哈耶克在这一卷的第一章“Reason and Evolution”和第二章“Cosmos and Taxis”阐述的，正是他在生命最后十几年里强调的那种秩序观念——概括而言，这种秩序既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也因此，他写了图5.2的脚注1。哈耶克解释说，他将避免使用“组织”（即为追求特定目标而形成的群体）这样的语词来描述秩序，因为秩序不是人为设置的。又因为秩序是从许多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故可称为“模式”（pattern）。相对于模式（秩序）这一整体（全局或社会网络全局），哈耶克将个体也称为“成分”（局部或社会网络局部）。

在图5.3中，哈耶克举“熵”为例，说明大量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可以涌现为无序而并不必须涌现为秩序。假如这一情形发生于生物社会，当然意味着社会瓦解，也就是群体的消亡。接着的这一段文字，哈耶克其实在讨论最初由达尔文提出而生物学界至今争议不休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问题。

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例如，我关注的哈佛大学诺瓦克小组的研究，以及诺瓦克与威尔逊（Edward O.Wilson）联名发表于《自然》杂志2011年3月24日的引发150多名生物学家联名批评的那篇文章，“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虽令人困惑但常直译为“真社会性的演化”），由此引发的一大群生物学家联名批评的文章标题是“Inclusive Fitness and Eusociality”（同样令人困惑地译为“包容性适存度与真社会性”）。这里出现的英文前缀“eu-”，意思是“真正的”，通常用来指内在性质而不是外在的表象。注意，哈耶克在第2节进一步论证群体行为秩序与个体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我在图5.3的右下角画了一张示意图：从全部个体行为规则的集合到全部群体行为秩序的集合，可以想象一个映射：从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同样的群体行为秩序。

图5.3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2页

此外，我在图5.4的顶部画了另一示意图来表达哈耶克在这里阐述的第（2）项性质，即映射依赖于情境。设全部可能的情境的集合S，设全部可能的个体行为规则的集合R，那么，根据哈耶克阐述的第（2）项性质，是从S和R的乘积空间到全部可能的群体行为秩序的集合Ο的映射。并且，哈耶克继续阐述，性质（3），关键是这样涌现出来的秩序必须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只有如此，“群体选择”才言之成理。这就导致哈耶克对性质（4）的讨论——个体行为规则可能与其他规则共同作用，在某些情境中涌现出来一套有害于群体的秩序，也可能在另一些情境中涌现出来一套有利于群体的秩序。性质（5）：微观层次的行为个体，由于与许多个体相互作用，基本上不可能知道涌现出来的秩序是有害还是有利于群体。我在性质（6）左侧标明我讲解过的贝克尔晚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可支持哈耶克论述的性质（6）：个体的具体行为总是在情境（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激励下为谋求个体的生存和幸福而诱发的。只是借助于群体选择的力量，那些更有利于群体繁衍的秩序偶然涌现出来，并使遵循这些秩序的群体在群体之间的竞争中胜出。性质（7），请回忆海纳模型，哈耶克强调，个体行为的规则通常不是为行为提供充足激励，而是增加限制。个体行为的驱动力量要么来自内部冲动，要么受到外部激发（通常是这两者的混合）。最后，性质（8）是宏观秩序要求的个体行为之间的相容性，至少，这些个体行为之间的冲突不会涌现为无序。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一卷第一章指出：人类既是目标追寻的动物，又是规则遵循的动物。人类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知道他应当遵守他遵守的规则，甚或能将所有这些规则诉诸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考与行动所遵循的那些规则已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过演化选择而成为规则，于是这些规则是许多世代的经验之结果。

图5.4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3页

此处，哈耶克试图纠正亚里士多德以来流毒深远的两分法谬误——全部现象被划分为两类：其一，希腊文是“physei”——英文是“by nature”（基于自然的）；其二，希腊文是“nomo”——英文是“by convention”（基于习俗和常规的），或者，哈耶克考证，“thesei”——英文是“by deliberate decision”（基于深思熟虑之决策的，即后来拉丁文的“positivus”——成文法）。两千多年以来，西方思想深陷于这样的截然两分的范畴之中，凡一现象，要么是基于自然的——非人为的，要么是基于习俗的——人为的。但是，哈耶克所说的规则或秩序这种现象，恰好不能被非此即彼地视为自然的或人为的。据哈耶克考证，直到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才正式提出了第三类现象——即作为人的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为设计的现象。

与上述思想史考察密切相关，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一卷第二章考证，希腊单词“cosmos”可翻译为英文“grown order”——哈耶克认为最方便的英文解释是“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一短语；另一方面，希腊单词“taxis”可翻译为英文“made order”——例如指挥官在战场上发布的命令。

图5.5和图5.6的大部分段落，旨在列举人类以外的生物群体行为秩序，鱼群和蚂蚁，这是老威尔逊在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里详细讨论的案例。注意，哈耶克在图5.6脚注3里引述了1960年代鼓吹群体选择假说的温-爱德华（V.C.Wynne-Edwards，1906-1997）的著作。关于“群体选择”的生物学观点，山东大学黄凯南有一篇很好的方法论文章，发表于《南方经济》2008年第9期，标题是“群体选择与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篇很好的综述文章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哲学、生物科学史和生物科技与社会的教授李建会撰写的，发表于2009年《科学文化评论》第6期（纪念《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专号），标题是“自然选择的单位：个体、群体还是基因？”

图5.5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4页

图5.6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5页

达尔文在1870年代为解释昆虫的利他主义行为而提出“群体选择”观念，未能说服学术界，尽管有诸如费希尔（Ronald Almer Fisher，1890-1962）这样的生物统计学和演化生物学权威人物在1930年代的奠基性工作。直到1950年代，群体选择以及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什么？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再度引发讨论，1960年代初，争论的一方是温-爱德华提出的群体选择假说，争论的另一方是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926-2010）发表的《适应与自然选择》[20]。几年之后，1964年，哈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1936-2000）在《理论生物学杂志》发表的两篇同名文章“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社会行为的基因演化”）中提出了“亲缘利他”概念，奠定了“包容性适存度”的数理基础。

稍后，对“群体选择”观念的另一次颠覆性打击来自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发表于1976年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由此而有了“以基因为中心的演化学说”。并且，道金斯于1982年发表了带有强烈的“基因帝国主义”基调的作品The Extended Phenotype（直译为“扩展的表型”）。在这本书里，道金斯声称，基因型之间的竞争不会局限于表现型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扩展到基因环境当中，包括社会与文化。例如，他提出“meme”（我译为“文化基因”）观念以解释文化的传播或复制。虽然，2004年，道金斯发表文章“扩展的表型——不能扩展太远”[21]，对他的以基因为中心的演化学说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定，例如，研究“文化基因”的传播方式时就可能需要弱化“生物基因”的影响；他还承认，对建筑物和建筑风格的传播而言，生物基因当然只有更弱的影响。

直到1990年代，随着脑科学设备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普及，以诺瓦克的一大批文章为基础，“群体选择”观念重新主导了利他主义行为的研究。在诺瓦克之前多年坚持了群体选择观念的，是演化生物学家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根据威尔森的论证，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于包括群体在内的许多层次。据此，他指出，“宗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于2015年发表最新作品Does Altruism Exist?Culture, Genes, and the Welfare of Others，基于“多层次选择”假说，他批评哈佛的老威尔逊和道金斯，说他俩都错了。

哈耶克1988年（即他去世的当年）接受卡托研究所的独家采访时，转述过他的老师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在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和休谟（David Hume）之后列举的自生自发秩序三例：习惯法、自然语言、货币。紧接着，哈耶克指出，各国政府早已不允许货币自由发展了（他然后描述了一种互联网时代的“迂回方式”的货币无政府主义设想）。因此，自发演化的例子，只剩下习惯法和自然语言。

在第4节里，哈耶克为系统论的老生常谈“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提供新的论证。相互作用的许多个体行为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有两方面的性质不能简约为个体行为。首先，这是“复杂性”的定义，这些个体的行为是相互依赖的，而且这种依赖的方式取决于宏观秩序的性质。其次，为了适应变化的情境，微观局部与宏观整体必须共同发挥作用。注意，我在图5.6右下方的标注“稳定性”。通常，哈耶克在这里探讨的性质，属于系统稳定性问题。所以，图5.7中，哈耶克开始阐述稳定性问题——我在图5.7左方再次画了映射之为情境s和个体行为规则r的函数。哈耶克强调映射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否则当情境改变时，群体就很难生存（适应）。这里，系统科学家的工作之一是寻找逆映射-1。

然后，如图5.7，他突然写了这样一段，让读者立即想到他早年的思想：“个体行为规则自发的变化，以及随之出现的秩序变化，可以使群体在它不作出这种改变就会灭亡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这就是我反复解释过的，哈耶克（参阅他1945年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最重要的一项学说：伟大社会的特征是保护“匿名的少数”，从而社会可以最高的概率在未来的各种灾难中生存。匿名的少数，因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先知道谁是这样的拯救人类的英雄——取决于情境和灾难的性质。所以，一个伟大的社会总是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生活。

接着的这一段文字，哈耶克阐述的原理，在当代学术界可称为“互补性原理”——行为规则体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的。新的规则与群体中的其他规则相结合……这就是我定义的“制度”——它是强烈互补的行为规则的集合，或者，假设规则之间的互补性是一个函数，从最弱到最强。于是，互补规则的集合的范围也从最强到最弱连续扩展。我想象的现实制度的演化，是在这个互补规则的集合里不断补充一些规则或删除一些规则。同时，制度之间有竞争。通常，主导着竞争的制度之间关系的，是互替性。

图5.7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6页

图5.7可能是最关键的一页，现在哈耶克指出：显然，这种形成全面秩序的个体行为规则与其他个体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社会理论的全部任务，不过是努力揭示这样形成的全面秩序……图5.8继续，他认为，经济学或许是漫长的人类理论演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社会理论，尽管经济学家们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左侧写了“群体的有意识演化？”这是因为，哈耶克此处提出的问题，很少学者提出过。我只在例如《塞莱斯廷预言》（The Celestine Prophecy）这样的神秘主义作品中见过，我为那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其中提到我1998年在郑州演讲之后，一位神秘老人送了我那本书，并写了一张字条祝贺我“意识到人类的有意识进化”的学说。在这一段结束时，哈耶克提出了群体可否有意识演化的问题，然后他承认“对这个重要问题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的思考”。我随后写了“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因为，哈耶克提出的系统思考，是这两大理论领域的议题。

图5.8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7页

现在，图5.8中的第5节在图5.9继续：哈耶克首先讨论“社会演化心理学”（如果有这门学科的话）的议题，旨在解释个体为何遵守秩序，并且个体的相互作用是怎样与全局秩序相互作用的——在最微观的局部是每一个体脑内的神经元网络结构。此处，哈耶克转述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观点：多中心的秩序因为有离散的决策体制，故而具有远比单一中心的秩序高得多的系统鲁棒性（抗干扰性）。请回忆汪小帆2003年的文章，完全随机网络具有极强的鲁棒性，哪怕80%的纽带都被破坏，网络仍可运转。此外，诸如“友谊圈”这样的社会网络，鲁棒性也极强。服从幂律的社会网络，我们知道，具有最弱的鲁棒性。

哈耶克指出，人脑的优势在于，请注意我写在图5.9左下方的注释文字，它可以预先将行动的各种可选方案的各种可能后果呈现于想象之中，并演化形成理性选择的能力。多中心社会网络具有类似的优势——允许哈耶克论证的“匿名的少数”在一切方向上存在，故而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继续图5.10，因此，哈耶克指出，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或许比其他类型的系统对环境有更强的适应力，因为它可以利用更多的信息——这是哈耶克在一篇著名文章“散布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他的自发秩序学说。

图5.9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8页

图5.10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9页

第6节在图5.11中继续，哈耶克在这里的论述显得思路不畅。我认为他试图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与脑内的秩序和宇宙秩序之间有某种相类的复杂性。如果有一门学科是研究复杂性的（那时还没有“桑塔菲学派”），那么，哈耶克认为，这门学科必须探讨这样一个方法论议题：它必须将它自身的研究方法视为它研究的复杂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的方法与它研究的对象都包含在相互作用的微观行为的涌现过程之内，也因此而依赖于历史（路径）——即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哪怕那些事情后来消失了，它们在复杂性及其思维方式里仍保存着自己的印记。于是，后来发生的理性很难理解自己为何要这样思考。

图5.12中，哈耶克再次追溯这一复杂观念到他的老师门格尔那里。纵观哈耶克的思想路径，我认为，他晚期发表的关于复杂性的学说几乎都已在早期有了基本的构想。例如，他自述《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副标题直译为“理论心理学诸基础的一种探究”，1952年以英文首次出版）的基本构想萌发于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的一篇学期作业（那时他研读了马赫[Ernst Mach]的《感觉的分析》[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应当在1919-1920年之间，甚至，根据哈耶克自述[22]，那本书的更早渊源来自他父亲（一位解剖学家）。

图5.11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0页

图5.12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1页

又例如，他的几篇“知识”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1936年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的演讲稿（“Economics and Knowledge”，1937）[23]。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到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其实是解释“知识的分工”，而不是解释“劳动的分工”。再例如，据《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权威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首版）的编辑罗纳德·哈姆威（Ronald Hamowy，1937-2012）——他是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指导的博士生，1961年为哈耶克这本书写的批判性评论给哈耶克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哈耶克亲笔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收录于哈耶克1967年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文集》）——考证，《自由秩序原理》的基本构想源于1939年哈耶克跟随米塞斯参与的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顺便提及，2008年出版的The Encyclopedia of Libertarianism（可译为《古典自由主义百科全书》），主编就是这位社会思想委员会培养的博士。

再多说几句，哈姆威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叙利亚犹太人，母亲是埃及犹太人，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孩子。他晚年有严重的心和肾的疾患，2012年9月8日在巴尔的摩的一家医院病逝。事实上，如许多伟大的学术机构里的学生一样，他并未从导师那里直接学习什么。他最初是在巴黎的图书馆，然后到了牛津大学——去追随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我早已停止带学生了。”“嘿，听我说，我很聪明，我特别勤奋，而且我是一个很逗乐的人……”“那么，好吧。”根据2012年9月9日发布的讣告，伯林确实认真看了看这位身高大约只有正常人一半的很逗乐的年轻人。

我的另一判断是，越到晚年，哈耶克越重视他自己早年的基本构想。例如，根据哈耶克文集最初的那位主编（W.W.Bartley III）保存的录音带“1984-1988”（哈耶克生命的最后四年），哈耶克认为自己毕生唯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感觉的秩序》，除了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他“令人惊讶地懂得这本书的全部”，学术界很少关注这本书。

第7节，我继续讲解，见图5.12和图5.13，以及图5.14的前半部分。这一节的主旨，仍是澄清全局与局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军方的学者们通过研发各种类型的军事系统逐渐形成了关于系统的观念，导致了1960年代流行的“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哈耶克1952年发表《感觉的秩序》时尚未流行系统理论，但神童维纳（Norbert Viener，1894-1964）已于1948年发表了名著Cybernetics：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控制论：或动物与机械的通信与控制》）。至今，我仍很不满意“cybernetics”这一单词的中文翻译——这种翻译导致了今天“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汉语意思完全不能溯源到当初维纳建立的通信理论传统中去。不论如何，为了讲解哈耶克的第7节，我首先澄清“系统”这一概念的涵义。

图5.13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2页

图5.14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3页

图5.15的截图，取自林益的英文著作《一般系统理论：数学方法》（General Systems Theory：A Mathematical Approach）[24]。作者林益，检索百度百科（以及维基百科）可知，是国内培养的理论数学研究生，赴美留学，1988年至今，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高等教育系统（Slippery Rock校区）数学系担任教授。我喜欢林益定义的简洁性：系统由对象的集合及对象之间关系的集合构成并有多层结构。一般系统研究的数学方法，旨在为分析系统“局部—整体”关系提供基础。

图5.15　取自林益2002年著作《一般系统理论：数学方法》第九章

图5.16的截图取自布克利（Walter Buckley）1967年著作《社会学与现代系统理论》（Sociology and Modern Systems Theory）的第二章。这位作者1998年发表了另一部著作Society—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Essays in Social Theory。这张截图里的插图及解释，依照历史顺序刻画了三类系统模型：（1）机械论的，核心观念是“均衡”，适用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程度最低的系统；（2）有机论的，核心观念是“homeostasis”（动态平衡），适用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程度更高的系统；（3）过程论的或适应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演化”，适用于复杂性最高的系统——因为复杂系统的多层结构是持续涌现的。第三本参考书是Springer-Verlag 1989年出版的《抽象系统理论》（Abstract Systems Theory），“斯普林格讲义系列”（“Lecture Notes in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的一种。两位作者综述了关于“系统”的各种定义，从最通俗的牛津英语词典开始：a system is a set or assemblage of things connected, associated, or interdependent, so as to form a complex unity（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或相互依存的事物构成的复杂整体）；到更精确的定义：a system is a set of relations among attributes of objects（系统是一组对象的各种性质之间的关系）；到抽象系统理论的数学定义：a system is a family of mappings of a topological space representing states of the system into itself（系统是从表达了系统状态的拓扑空间到它自身的一族映射）。现在读者不妨自己阅读图5.12、图5.13和图5.14第7节，哈耶克阐述的基本上就是系统理论的观点。

图5.16　截图自Buckley, Sociology and Modern Systems Theory

图5.14的后半部分，第8节，延续到图5.17，这些文字较为流畅，在这里，哈耶克解释了宗教的制度涵义，并深入到无意识层次，例如图腾与禁忌，这是《致命的自负》最后一个附录（Appendix G）的主题——苏格兰的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Sir.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1909年的一篇“小研究”引起哈耶克的注意。弗雷泽的这一作品，标题是“Psyche’s Task”（“心理之任务”），篇幅长达84页，虽然哈耶克希望将这篇文章全文排版在他的附录里。根据弗雷泽的观察，当某物被图腾化之后，它的主人实际上获得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所以，在哈耶克看来，图腾以及迷信，在成为原始社会私有产权最早也是最有力量的保护神。顺便提及，弗雷泽的传世名著是《金枝》（The Golden Bough）。

图5.17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4页

图5.18接续，哈耶克进一步论证，图腾与禁忌之所以对原始人类非常有效，是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人们更愿意接受有概率分布的风险，而不愿意陷入奈特意义的那种完全未知的不确定性情境。为了提醒读者，我在图5.18的顶端写了“R.Heiner”（这是海纳模型关于有限理性选择的基本判断），并且在左侧写了“许明2005”——请回忆图3.11，他和导师凯莫罗（Colin Camerer）等人2005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那篇关于不确定性的脑科学研究报告，标题是“神经系统对人类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程度的反应”。

现在我讲解哈耶克这篇文章冯克利中译本的最后一页，如图5.19，这里只有一段文字。从哈耶克所论的规则与秩序的角度看，图腾与禁忌是对行为的最强约束。我在这里写了几行文字，首先，由于交易费用经济史研究得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著名判断：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其次，由于交易费用合约理论得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列出了两类不确定性现象：行为的不确定性（behavioral uncertainty）和环境的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那么，制度降低的是哪一类不确定性？返回常识，我们周围既有旨在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制度——例如应对自然灾害的各类条例，又有旨在降低行为不确定性的制度；我推测，后者的数量和种类远多于前者，几乎可以说比比皆是。

图5.18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5页

图5.19　哈耶克“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冯克利译文第16页

哈耶克其实相信的是，在群体内部从相互作用的大量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固然有助于这一群体的生存，但这一群体未必能在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例如，群体甲最初达到的文明水平足以吸引周围尚处于野蛮状态的群体的注意。就像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那样，群体甲完全可能被更野蛮的群体征服，并由此而将文明社会的行为规则传承给征服者，由此，征服者也就达到了比它最初的水平更高的文明水平。还可能发生的是，就像中国以外的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那样，被征服之后，最初的文明群体完全消失了。当然，文明社会的那些规则很可能得到了传承。所以，哈耶克相信，规则的生命历程往往远比最初发明了这些规则的个体和群体要长久。这就意味着，如果道金斯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以及任何有机体无非是基因的载体，那么，哈耶克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以及任何生物群体无非是规则的载体。如果民族之间发生了战争或国家之间有竞争的话，其实，根据哈耶克的观点，真正在竞争的是各种规则。

但是关于规则，我们根据中国经验可以说得更多。例如产权及保护产权的规则，或“法治”和“宪政”这样更高远的理想状态，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地实施。历史因素当然特别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例如，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伴随着的是“官与商勾结”的传统。又例如，王朝更迭的基本方式是以暴易暴——难以确立稳定的产权关系。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25]，建议学术界接受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东亚模式及其特殊性——即借助有效的文官政府成功推行经济发展战略，并因此取消宪政与法治的必要性。如果东亚模式的成功经得住时间考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福山的这一思路其实与上述的哈耶克思路并不冲突，而且西方模式与东亚模式恰好构成不同微观行为规则之间的竞争关系。福山并不孤独，中国的和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引发的核心议题，与福山这两篇文章的议题，基本指向一致：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之间有各种可能的关系（涌现秩序），西方模式不因西方社会的发达状况而成为普适的。

可是，如果上述议题具有学术合法性，那么，基于西方经验的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不需要修正吗？让我们回到图1.4，那里有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最具普适意义的表达。以图1.4下端我写的预算约束为例，价格向量p，可以说是哈耶克最重视的产权规则，当然还有收入M。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里，给定了p和M，也就给定了集合A的结构。然后，理性选择不过就是（x,y）在集合A里寻优的过程。在这样简单的情形中，假如价格并非教科书定义的那样“一物一价”，而是——这似乎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价格因人而异，因关系纽带的远近亲疏与差序格局而有差异，并且差异可能足够大以致交易各方很难将交易视为同一市场的交易。

此处，我要解释“价格”的含义。当经济学家谈论价格的时候，他们通常假设商品的质保持不变，随价格改变的仅仅是量。价格歧视的意思是保持质不变，同样的量有不同的价。因此，经济学教科书的处理方式是，将“市场切割”视为“价格歧视”的前提。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极端而言，要求将市场切割到个人范围内——还有“市场”吗？所以，处理中国现象，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引入中国特色的“交易费用”——开发和维持“关系”的成本（请回忆边燕杰《社会网络十讲》）。例如，许多学者认为“三缘关系”（血缘、地缘、业缘）是中国传统商业（尤其是晋商）的社会支撑系统。与经济学家谈论的交易相比，“关系”具有长期性。积累在关系里的“信誉”（资本）的价值远高于短期交易的损益，因此，以关系为依托，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关系是个人中心网络的纽带，关系的维持是私人事务的一部分。不难想象，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可以表达为许多个人中心网络及其关系纽带，交易费用也因此成为个人中心网络的一种经济性质。在我周围的朋友，经商赚钱，有些人感觉特别容易，有些人则感觉特别困难。究其理由，他们表现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固然有差异，但更显著的差异，我认为是他们在社会网络里各自占据的（个人中心）局部网络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交易费用的差异。

杭州，每年龙井茶的产量和价格都是公众议题。多年前，市政府为确保龙井茶产区（狮峰、龙井、云栖、虎跑）的茶不与外区的龙井茶混淆，从而导致劣质茶淘汰优质茶（经济学的“柠檬原理”），每年估产并制作龙井茶的防伪标签，按产量发给产区茶农。可是，产区茶农将这些防伪标签贴在他们从外区购入的龙井茶包装盒上，赚取本地茶与外地茶的价差（每斤明前茶的价差至少5000元），而茶农自产的龙井茶仍可按正宗龙井茶出售——通常卖给亲友或知情人士。根据以上分析，不难推断，杭州政府颁发防伪标签这一政策可诱致杭州龙井茶产区（狮龙云虎）以正宗龙井茶的价格出售的茶叶总量增加大约一倍。

回到图1.4，价格如果因人而异，预算约束也随之因人而异。所以，图1.4的那条预算直线几乎永远不会是直线，它可能是折线，向外或向内，取决于交易费用的结构。最后，收入M的复杂性毫不亚于价格。中国最近三十多年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更早时期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市场与计划之间也不是截然两分，而是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最近十几年，市场经济衰退，计划经济强劲，表现为收入的“实物形态”占总收入的比例显著增加。同时，腐败泛滥，表现为“灰色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显著增加。实物形态的收入和灰色收入，这是两类需要认真界定的中国情境里的经济现象。

据我观察，由于中国政府实在庞大，税负实在太重——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股东利得税20%。为了避税，也为留住劳动力——请检索《财新网》2015年8月6日特稿“苏州制造业入冬：订单少税收高用工难”——许多企业将当年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改善员工的实物化福利（福利分房、教育、培训、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出国考察……以及其他可以不纳入工资、奖金、劳动补偿的项目）。那么，图1.4的收入M现在怎样代表总收入？这里，构成M的那些实物除非可以随时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出售，否则就不能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M之外，还要有一系列的实物，以及这些实物的“影子价格”。或者，这些实物可以折算为图1.4预算约束左端的商品，例如，左端的商品x和y，以及这些实物和这些实物的影子价格。当然，这也要求我们修正图1.4的无差异曲线族，可能凸向原点，可能从原点外凸——于是均衡可能发生在角点而且可能不稳定。

现在让我们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从生产函数开始。因为这是以往就有争议的环节，为什么将生产环节视为“黑箱”并且表达为给定的函数？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通常的解释是，只要“技术”是给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生产函数，即Q=F（X），这一函数关系代表的是生产的技术结构。所以，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授奖演说标题是“生产的制度结构”[26]，强调他的贡献是填补以往经济学假设“生产的技术结构”之不足。科斯考察生产的制度结构，首先见到的是交易费用——由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所谓“是买还是造”的问题）。

科斯考察的毕竟是美国社会的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动，不是中国社会的缺乏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活动。我写过文章概括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为三大要素：敬业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合作的精神。我也写了文章概括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三大要素之外还有第四要素：济世的精神。不过，在经历着“三重转型期”（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国社会，最近十几年的情形十分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正常发挥，反而十分有利于它的不正常发挥——所谓“寻租”活动。如果假设企业家精神的总量不变，那么，在不好的制度诱导下，“敬业—创新—合作”的企业家精神大多被导入寻租领域。所谓制度的好或不好，我们通常这样界定：如果资本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远低于资本不勾结权力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是不好的。在这一视角下，目前大力推进的反腐败行动，确实在改善中国的制度。

可见，只要进入中国情境，由于交易费用依赖于个人中心网络的差异，价格与市场可以变得如此复杂。这是中国经济的微观考察，令人兴奋，因为这些考察很难纳入教科书经济学。至于中国情境的宏观经济学，据我观察，目前还没有建基于中国情境的微观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家。虽然，我周围确实有几位对中国经济有深刻洞察的经济学家。

行为经济学的微观行为考察，相当于延伸了科斯的制度考察，在这一视角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Q=F（X）应当改写为

其中X是有效投入，而X_0是名义投入。因此，在不好的制度下，有效投入或许只能达到名义投入量的1/3。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07年的著作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27] 年，制衣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在美国是9美元，在印度是0.38美元，同时，印度纺织业工人每小时上班时间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所以，印度工人的工资不能简单以名义投入时间计算，而应根据有效劳动时间来计算。

有效投入量依赖于名义投入量和参数向量γ，故而用二元函数h来代表。向量γ的分量包括了科斯考察过的制度参数（交易费用），以及我们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行为参数（心理、家庭、人格、关系、情境）。贝克尔确实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变量X里增加了一个分量“人力资本”（服务流），就相当有效地挽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由于人力资本依赖于先天因素（家庭遗传）和后天因素（教养教育），所以，上列行为参数当中的心理、家庭和人格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来表达。这样，行为经济学家需要研究的就只有“关系”和“情境”两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类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表达。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难题也就在这里，参阅图1.5：个体行为嵌入于演化中的社会网络，怎样为从各局部网络相互作用的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建模？

当然，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观测，至今仍是一个问题。返回费雪（Philip A.Fisher）的资本定价方程——资本价值等于这项资本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因此，一项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例如，一名中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大约比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的位置，低1/3的程度，而且年龄越大就越低得多。直观而言，这两条年功工资曲线的差的积分，也就是这名中学毕业生比这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减少的全部差额——还需要沿着年功计算贴现值，粗略地说，这就是大学四年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一回报与四年总投入的贴现值之比就是回报率。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回报率的差异，可能发现大学品牌和大学教师的品牌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专业、人格、职业、性别甚至外表（颜值）等等因素都可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

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呢？基于常识，许多人相信“拼爹”，或个人中心网络里的其他类型的关系，对收入的影响远比任何人力资本都大。但是，父母大多都愿意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因为如果不如此，他们的孩子可能处境更差。所以，拼爹之外，可能还有必要拼能力（主要取决于先天和教养）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取决于后天和教育）。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我们通常排除少数有条件拼爹的和少数先天条件太好的样本。大数定律适用于剩下的那些样本——由人力资本决定收入的群体。

回到厂商理论，带有制度和行为因素的生产函数：

这里，γ包含的行为参数，除了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反映的，还有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反映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刻画这种社会差异，例如将这种差异表达为各种参数的差异。只管而言，我可以想象，个人中心网络的团聚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可能高于美国社会。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最大化的是利润——这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利润函数通常的表达是：R=PQ-WX，=F（X）。这里P是产出Q的市场价格——这也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须的假设；W是X的市场价格——任何市场价格都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不论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新古典利润函数的表达是：R=PQ-WX^0，=F（X），X=h（X^0，γ）；在形式上，相当于生产函数是复合的：Q=F（h（X^0，γ））。但是因为制度或行为的性质不同于单纯的生产技术，很可能存在“非凸性”——与收益递增现象类似。

在更抽象的讨论中，关于厂商理论，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在于，行为经济学家更关注控制厂商的人（企业家、经理人、董事会、社区、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假设厂商最大化利润（即假设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浏览经济学思想史可知，1930-1950年代，“不完全竞争”学说曾是厂商理论的核心议题。不过因为缺乏数学手段，这项议题被搁置，直到经济学进入博弈论时代。可是，与马歇尔的理论相比，博弈论并不很在乎真实世界，直到现在，博弈论命题的可检验性或许对多数博弈论学者仍不重要。其实，只要我们始终关注真实世界的人的行为，我们或迟或早可以找到可观测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些真实的人的行为，名义上并不追求诸如利润函数这样的最大化目标。不要忘记，张五常认定为经济学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说”，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可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表达的是商品需求量，这一假说就能推演出需求定律。

对研究中国问题而言，行为经济学家更希望可选方案的集合不仅仅能表达商品及其需求量，而且能表达诸如权力、地位甚至情感这样的事情。从易到难，我先介绍“权力”（power）的参量表达，这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处理的主题。耶鲁大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权威达尔（Robert A.Dahl，1915-2014）去年辞世，他在195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The Concept of Power”（“权力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里，并且更详细的讨论收录于他1963年的名著《现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1984年增订版[28]，符合我们关于社会网络的常识，他视权力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接着，他定义权力为“影响力”（influence），并给出测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的概率描述。我试着用行为经济学的语言转述达尔的定义：假设有两个人甲和乙，各自有可选方案的集合A和B。可观测事件（甲，a）代表甲从A选择a，可观测事件（乙，b）代表乙从B选择b。那么，如果甲选择a可以改变（增加或减少）乙选择b的概率，甲就被认为对事件（乙，b）有影响，条件概率P（（乙，b）｜（甲，a））与概率P（（乙，b））之间的差异可视为甲对乙选择b这件事的影响力的测度。

我更喜欢巴泽尔（Yoram Barzel）在《国家理论》[29]里提供的简明定义：权力就是将成本加给他人的能力。虽然，成本这一概念隐藏了我们关于权力必须作的几乎全部考察。

哪一个定义更好，取决于我们要分析的问题。达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政治分析，他最常讨论的是利益各方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巴泽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制度解释，他最常讨论的是产权与合约的监督方式——理性的利益各方在给定情境内权衡不同监督方式的成本。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给定集合A和B，甲通过以甲为中心的网络和乙的个人中心网络对事件（乙，b）产生影响，记作：I｛甲：A，（乙，b）｝=P（（乙，b）｜（甲，a））-P（（乙，b））。可见，这里形成的是社会网络内相互有影响的人之间的博弈。对于网络博弈，我们知道，最常见的是多重均衡，而且均衡不稳定，故更多地使用的方法是仿真计算而不是博弈分析[30]。搁置博弈的均衡问题，我们知道，网络整体的拓扑结构以及每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参阅图4.19“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可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其次，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我们还希望测度“社会地位”这一概念。林南在《社会资本》第六章这样界定“社会资本”：为了获得地位而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31]。第六章的脚注1说明这一章的内容来自林南1999年的文章[32]。图5.20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是他的基本思路的概括，图5.21是图5.20的中译（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图1）。

图5.20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

注意，图5.20的“Initial（parental or previous）Statuses”，确实不易翻译，张磊的翻译如图5.21，“初始（父母的或先前的）地位”，这是直译，需要解释，或许应根据布劳（Peter Blau，1918-200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33]第五章的分析，译为“可耗竭的初始地位”。

如果借用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中译本的术语，图5.20和图5.21的关键范畴——“initial status”和“attained status”可译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林南引述社会交换理论泰斗布劳和计量社会学泰斗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的经典著作（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美国社会的研究结论是：在社会地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的自致资源远比先赋资源重要得多。当然，基于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不如此。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展到美国那样的程度，所以“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5.21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框图的中译

贝克尔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墨菲联名发表《社会经济学》[34]，收录了一篇文章（第三合作者是Ivan Werning），标题是“Statu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与不平等”）。我注意到这篇文章2000年的工作文稿，标题是“Status, Lotterie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彩票与不平等”）。五年之后，这篇文章的另一版本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35]。可见，贝克尔认为这一主题很重要，并且以经济学方法研究这一主题也很艰难。

在综述以往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时，贝克尔列出四类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因素：

（1）random shocks（直译“随机冲击”），这类因素通常与一般均衡分析相结合，否则不必称为“冲击”。返回常识，我们说一个成功者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就是推断随机冲击这类偶然性的作用。弗里德曼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标题已充分尊重了人生的偶然因素。

（2）inherited position（“在社会网络中可继承的位置”），例如我们常说的“家庭出身”，又例如“联姻关系”，都是中国人说的“背景”（晚近的典型案例：浙江商人吴小晖通过他与中国最高家族的联姻迅速崛起，参阅《财新周刊》2014年第1期封面报道“黑马安邦”）。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就是在英国这样经历了六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的新著，由家族（姓氏）传承的社会地位如此普遍，以致克拉克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性只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姓氏就推断他目前的社会地位[36]。日本社会的情形略显独特，因为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所以，日本私人企业家很可能从家族之外根据能力选择年轻人接自己的班——通常要有“养子”仪式。

（3）inequality inability（能力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这是学术界的常识。能力谱系的一端是“天才”，或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能力谱系的另一端是“痴愚”，或孔子所说的“学而不知者”。大多数人的能力介于两极端之间，是孔子所说的“学而知之者”，就此而言，如图5.20和图5.21所示，“教育”被置于顶端位置，是先赋资源转换为自致地位的最重要途径。注意，在林南的框架里，教育与先赋地位之间有双向互动，并且都是正号——即可继承的社会关系强化了教育品质（上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美国名校的比例显然高于普通家庭），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先赋资源（典型的案例是李嘉诚的两位儿子）。不过，在每一社会都会出现仅依靠个人能力脱颖而出的人。他们的能力通常比大多数人更靠近“天才”一端，例如篮球天才、音乐天才、数学天才等等。当然，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制度通常不利于天才人物的生存与发展，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我的观察是，计划体制很难发现天才，但有充足资源使那些已表明是天才的人物获得发展机会，完全的市场体制或许比计划体制更容易发现和保护天才，但或许更不容易，对天才而言更好的体制大约是计划与市场的某种混合体制。

（4）access to human capital and assets（可译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可得性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布”）。我认为这一类因素似乎与前述三类因素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是确实有必要列出这一因素。例如李嘉诚的故事，出身普通家庭但经过努力而成功进入上层，主要归因于他的超人品性能够与夫人庄月明的家族财富顺利结合。所以，常见的情形是品性与资本的可得性之间相互作用，又例如，根据邢李原自述，1971年，他以高中学历在加州学习制衣，因精明和自信特别受到创建Esprit的那对加州夫妇（Douglas and Susie Tompkins）的赞赏，成为那家公司在香港的原料代理商，筹措几千元港币开始发展Esprit亚洲业务，最终，1996-2002年，他收购了这家母公司的全部股票。

贝克尔这篇文章假设人们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犹如买彩票——收益和风险的概率分布，并且假设社会地位S与其他消费品I（收入）构成显著的互补关系——社会地位越高，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亦然，数学表达就是效用函数U对S和I的交叉偏导USI大于零。注意，交叉偏导大于零意味着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呈现收益递增趋势。在这两项主要假设下，他证明，包括“社会地位的虚拟市场”在内的一般均衡，可以导致帕累托最早观察并且以指数刻画的收入分配幂律：P（I）=cI-α。此处，参阅图4.26，I是收入水平，P是位于收入I的人数，α是幂律的常数（通常在2-3之间），两端取对数可得“幂律”。

社会地位的虚拟市场允许一个人通过相应的努力获得和改善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在军事界的地位、在法律界的地位、在演艺界的地位，等等。由于能力分布的不平等，人们投资于更适合自己能力的领域。贝克尔证明，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可以是社会最优的，但它表现出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远高于没有社会地位虚拟市场时的一般均衡状态。关键是，贝克尔在文章开篇就强调，帕累托发现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幂律，似乎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完全无关。学者们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游牧部落、市场社会、半市场社会、封建社会、伊斯兰的、基督教的、儒家文化的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都观察到帕累托幂律。

社会地位与收入幂律分布之间的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引导我介绍第三篇重要文章，这是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古德（Roger V.Gould，1966-2002）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The Origins of Status Hierarchies：A Formal 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社会地位阶梯的起源：形式理论与经验检验”）[37]，旨在解释广泛见于人类社会（包括大型社会、小型社会、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社会）的权威、特权、财富、荣誉、政治影响力等等社会地位的阶梯。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历来有两大类模型。其一是经济学家鼓吹的（例如贝克尔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而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先天就是不平等的。其二，主要是社会学家鼓吹的（例如林南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自致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先赋资源或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的不同地位能够调动的资源是很不平等的——称为“社会结构”（“秩序”和“规则”远比“个人”生存得更久远）。注意，两类模型都假设一个人的自致地位与他取得的成就或贡献是一致的。因为，成就与地位完全不相关，长期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生存。个人能力的解释与社会结构的解释，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基于个人能力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很自然地呈现的秩序（涌现秩序）。基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阶级斗争的结局（由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

古德建议的第三类模型，与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学说十分接近，他甚至也使用了“涌现的”（emergent）和“自生自发的”（spontaneous）这两个带着十足哈耶克风格的形容词。首先，经验观察表明，社会地位的阶梯并非如社会学家想象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目的性，相反，这些阶梯自然涌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地位与成就足够地一致，并不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其次，经验观察表明，在现实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带来与个人成就或能力完全一致的荣誉或经济回报。这两方面的观察意味着，一个能够长期生存的社会，或多或少必须使地位与成就相互一致，并借助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持续筛选更适合这些地位故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纵向流动性的功能）。能力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类似地，一个人的合作意向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必须有一套评估人们合作信誉的机制在群体当中传播，并由此提高合作策略发生的概率。

古德引入的第二项基本假设是，通常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的时候，由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时发生的种种扭曲——这些扭曲综合而言倾向于夸大差异，例如，“家丑”外扬的时候就常常被夸大，故而中国传统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警示，推而广之还有诸如“为尊者讳”这样的警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夸大。所以，社会根据对每一个人的能力的判断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信誉，不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常常有夸大的倾向，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这一基本假设，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机制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偏离均值能力的人放在更远偏离均值的位置上。直观而言，这样的机制导致了人类社会地位阶梯的等级差别远比实际能力的分布要大。所以，长期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群体根据能力创造的总价值与社会根据能力判断分配的总价值保持预算平衡，那么，上述的社会判断偏差长期而言必须有所纠正，否则社会就难以为继。社会学家鼓吹的模型，主旨在于纠偏，就此而言，经济学家鼓吹的模型有致命缺陷。

然后，古德描述社会判断是怎样扭曲的，借助于社会网络的性质。每一个局部网络里的邻居们相互影响，每一个人的判断来自他自己的体会，但仍主要来自他的邻居们的判断——在股市里就称为“羊群效应”（香港人所谓“追涨杀跌”的行为）。古德指出，这一假设并不要求社会网络的研究者知道关于每一角色的个人信息，所以，很适合实证研究。

这种相互影响类似于“自激”或“正反馈”，最初的偏离导致更多偏离，更多的偏离又导致更多的偏离……于是倾向于夸大差异。为什么是夸大差异而不是如同负反馈机制那样缩小差异？因为，如果信誉的评估机制倾向于缩小差异，也就是说，那些能力偏离均值的人被评估为更接近均值，于是能力的分布在评估之后表现出更强烈的均值——“肥尾”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社会为找到适合于扮演各种角色的人可能必须支付极高的代价。

从社会演化的长期情形，不难推测，社会越是在演化的早期，结构就越简单，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就越少。所以，人类社会演化的早期，例如几十万年前，在洞穴人的时代，可能并无特别严重的地位等级差异。但是，演化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时，分工越来越精细，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位等级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此外，古德引述博弈论的结论进一步论证社会舆论和社会判断的自我强化倾向或“马太效应”。我认为此处可以引述的唯一合适的博弈论结论，应当是谢林（Thomas Schelling）“焦点均衡”——多重均衡的博弈参与者们借助例如文化传统（习俗、惯例、常识）这样的背景信息达成“焦点”（focal point）的均衡。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由于多重均衡是协调博弈的特征，当文化传统发生断裂时，例如转型期社会，常识、行为规范、核心价值观等等有助于博弈参与者达成焦点的背景信息大多已不存在或严重扭曲，于是，焦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散落于不同的局部网络——即局部网络的协调博弈有焦点均衡，但不同的局部网络有不同的焦点均衡。我的一位朋友，在不同群体的信誉有重大差异，有时令人惊讶。事实上，我周围有相当多这样的例子。

不论如何，古德论证，社会评价达成的均衡具有下列三项性质：（1）地位较高的人与地位较低的人之间的纽带更可能是弱纽带；（2）地位相近的人对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的能力有相似的判断；（3）资源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大致与他们的成就正相关但更不平等。

以上三篇文章说明，“社会地位”的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分析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引入了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视角。我认为，古德2002年文章可能最接近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的演化社会理论。当然，在这一方向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最后，我要探讨的是“情感”这一观念以及可能的测度，也是以上叙述的合理延伸。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开篇就指出：社会交往的简单过程植根于原始的心理过程，这些简单过程又引起复杂的社会过程。社会交换，这是大多数人类愉快和大多数痛苦的社会根源。在古德描述的分析框架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取决于他周围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邻居互访，以社会交换的形式。接着，第四章摘要：最初报价的重要性。责任感和促进信任的其他机制。再回到第三章的摘要：吸引是对人概括化的赞同。自我实现的第一印象：通过使某人的风格具有价值来创造社会现实。注意关于“爱情”的附论：虽然爱慕之情的表达能激起另一个人的爱，但是随意地表达爱慕之情反而会降低它们的价值，这就是爱情的两难困境。

关于情感，还有远为复杂的情形，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Aaron Ben-Ze’ev, The Subtlety of Emotions（2000）（直译《情感的微妙性》）。这位以色列学者的现代研究结论，与1927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1859-1941）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38]开篇考察的情绪性质完全一致：情绪微妙。例如，普通的消费行为倾向于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是，一种情绪的强度增加常常激活更强烈的这种情绪——这当然意味着情绪的“收益递增性”。柏格森认为，情绪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质，因为它们之间有微妙的相互作用。那位以色列学者描述的那位男摄影师和他的女模特之间保持多年的正常情感，只因为某一天早晨那位模特突然从摄影师眼神里感觉到一丝丝的色情意味，于是，这种感觉迅速扩展，影响她的工作态度以及她的生活态度——包括她与他以往合作关系的重新评价，终于，她穿上衣服走出摄影室，她辞职了。

根据孟昭兰主编《情绪心理学》[39]的介绍，实验心理学开创者冯特引入三维度空间来刻画情绪：（1）愉快的程度，（2）兴奋的程度，（3）紧张的程度。后来的研究者在冯特的三维情绪空间的基础上研制了情绪维量量表，不再局限于三维的空间，例如增加了“确信度”这一维度。

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上详细描述过人脑的三层演化结构，其中哺乳动物脑结构主导着“情绪（emotions）、情感（feelings）、感情（affects）”这一谱系。卡尼曼的诺贝尔奖演说陈述了情绪与理性双重认知系统，以及情绪与理性对决策的双重影响。然后，当然就是辛格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揭示人与人之间共享的情感回路，而且展现了人类“有意识演化”的可能性。

在勾勒了以上思想脉络之后，我认为只能在这里停止讨论“情感”。虽然，这些脉络并未澄清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稳定性等重要议题。为什么是稳定性？因为社会网络的基本单元是纽带（关系）而不是节点（实体），尽管实体是稳定的（有机体的生命就意味着稳定性）。根据社会交换的三种媒介，关系纽带有三种类型：（1）以货币为媒介，例如市场关系；（2）以权力为媒介，例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以情感为媒介，例如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内的社群关系。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情感纽带。不难推测，这是因为情感纽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可是，我们生活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情感纽带丧失了它们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缺少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缺失密切相关）。那么，经济活动（交换）的信任基础呢？显然，这是中国问题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一方面要考察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一方面还要考察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稳定性的微妙条件。

回到上一节结尾时的微妙问题：微观关系的演化是否必定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基于上述，在演化社会理论（或仅仅是“学说”）的视角下，这一问题存在多种可能正确的解答。第一种解答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关系演化不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如果“系统”（system）已处于“稳态”（stable steady state）。显然，这样的解答要求我们将社会表达为由一组状态方程描述的系统，并且状态方程满足相应的连续性假设。西格蒙德《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中译本略嫌陈旧的标题是“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1998年英文版第6章第4节“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是这样定义“演化稳定均衡”（ESS）策略的：行为的一种类型是演化稳定的，如果它已被种群的全体成员采纳，并且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任何成员采纳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都将被淘汰。

基于ESS的定义，并且基于“三分之一定律”，第二种可能正确的解答是：稳定的微观关系必须不断复制自身，但是在关系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可以有变异或突变（mutation），其中一些变异可能导致宏观结构的变动，如果：（1）在行为类型或策略p*的某一邻域内，出现某一变异策略p，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与p携带者相遇时p*携带者生存得不如p携带者好；或者（2）在p*的某一邻域之外有另一策略p入侵此邻域，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如果采纳行为类型p就可生存得更好。

什么是“更好”？在第一种解答里，ESS有明确的解说，那些不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的行为模式，与那些被淘汰的行为模式相比，就是更好的，这当然也是哈耶克的思路。在我提供的第二种解答里，EES的局限性消失了。为了区分于ESS，让我们探讨主观想象的“更好”。你可以主观地相信你的生活方式更好（例如利他主义的行为类型），你或许因此而没有后代，也没有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于是，长期而言，你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孤独所以无法传承。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暂时没有后代或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不过，只要你坚持你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逐渐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后代相信你所相信的意义从而模仿你的生活方式，直到超过某一阈值，采纳了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数足够多，从而他们可以“抱团行动”。然后，你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时尚”，并逐渐成为主流生活方式。虽然，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演化稳定的。很可能，随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的漂移，或社会文化的官僚化，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好”，并成为时尚，逐渐颠覆主流生活方式。长期而言，上述各种可能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主观相信的“更好”策略）都要承受自然选择力量的检验。

在理解自然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想象“物竞天择”十分严酷。固然，有十分严酷的情形，但也有例如夏威夷群岛那样很宽松的情形。这里，关键是“严酷”的定义。请回忆海纳模型，在那里，“理性”的有限性是由“C-D gap”定义的。类似地，生存环境的严酷性，是针对种群的生存能力和既有的生活方式而言的。我读《内经·素问》，常询问：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难道现代人可以忍受吗？大学生们必须首先取得足够好的考试成绩，否则，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能成为“更好的”。但是为了足够好的考试成绩，他们很难遵循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生存环境的严酷性主要表现为考试竞争。事实上，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中，因为需要大量投入金钱和时间，许多家庭境况不好的孩子已被淘汰。虽然，这些被考试淘汰的孩子的生活方式或许更符合自然选择的方向。

尤其是现代人类，他们掌握着改造自然的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以便适应他们相信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在乎大约三十年前那位老人留给我的字条：祝贺你意识到了人类“有意识进化”这一可能性。

基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例如洛伦兹1992年的名著The Essence of Chaos，我给出第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任何轻微扰动都可以改变宏观秩序，如同德州那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发墨西哥湾的热带风暴那样。事实上，泰恩特（Joseph A.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40]已提供考古领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很容易崩溃。

泰恩特在第一章考察的社会崩溃过程包括中国的西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赫梯、克里特、迈锡尼、罗马和玛雅。然后在第二章，他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提供一种解释。首先，复杂社会之不同于简单社会，特征在于，一个简单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种不同的社会人格（角色），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至少有一百万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泰恩特指出，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社会的两大关键概念。他的观察是：与复杂社会相比，简单社会常有更大的不平等但更小的异质性。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不平等程度减少但异质性增加，直到社会因此而瓦解。我认为这一判断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请回忆瓦特刻画的“洞穴时代”，每一洞穴内的局部网络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但程度很小，因为家长的权力至多扩展到洞穴可容纳的25人的范围。洞穴之外，各局部网络之间是平等的。如此，才可理解泰恩特接着表述的论断：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

泰恩特提出的第二大关键概念“异质性”，确实是复杂社会的特征。因为异质性随分工发展而扩张，从而社会复杂程度上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市场力量，只要不受抑制，就可持续扩张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社会异质性扩张导致协调各局部网络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这是常识，政府或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任何机构总是由人来操作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可是，这就意味着当社会为了协调自发演化的异质性而将权力赋予某些社会成员的时候，最初的权力将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认为，这一过程最可能导致复杂社会的崩溃。不过，泰恩特概括了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在第四章——我认为这是泰恩特这本书的核心——他提出了复杂社会崩溃的经济学原理（扩展了的经济学原理）：de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崩溃意味着，泰恩特的考察是，复杂社会迅速瓦解为许多小规模的社会——请回忆，“焦点均衡”因为失去聚集的共同背景而散落为许多局部网络的均衡。

其实，泰恩特看到的社会崩溃四类直接因素，是永远存在的，对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他提出收益递减原理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为什么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政治的变化就要边际收益递减？

图5.22是我从这本书的中译本截取的泰恩特列出的主要理由。我同意这四项理由，尤其是第一项，完全符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在他的那篇相当于社会演化理论大纲的文章开篇定义的“社会过程”[41]，人类社会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解决自己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为此而有必要的组织——有足够代表性的执行机构，或用奈特的表述，就是社会过程的外化（家庭、政府、法律等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消耗资源，而且组织控制的资源依赖于权力。从这里开始，我的解释不同于泰恩特的，我更愿意保持哈耶克的思路，将权力强化自身的过程视为权力组织消耗资源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状况的主要理由。

图5.22　泰恩特列出的复杂社会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

权力尽管可以不断获取更大权力（强化自身），却越来越难抑制权力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因为，更大的权力几乎永远意味着权力的科层程度的增加。给定社会交往技术（即维持纽带的成本），我们试着想象社会网络的顶端怎样强化自己的权力。这里，我需要转述阿罗的著作，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1974）。在这本小册子里，阿罗给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理：最优的科层高度必须在底层收集信息的有效性和顶端决策的有效性之间权衡。从底层到顶端的距离越长，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决策失误以及失误产生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另一方面，从顶端到底层的距离越短，信息扭曲固然减少，但决策成本可能很大，因为顶端需要维持太多与底层的纽带关系。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最优科层高度，要使顶端有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底层规模（统治的范围）。如果统治的范围遇到极限，不可能再扩展，那么，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底层规模，获得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顶端到底层的距离，于是偏离最优的科层高度，从而损害权力者自身利益。

通常，在复杂社会里可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顶端”其实是“顶层”。问题就发生在这里，统治集团内部有竞争和冲突。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名以上的竞争者，他们都试图获得更大权力——例如罗马共和时期多位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于是竞相扩展自己统治局部网络的底层规模。类比于大学生们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考试竞争，这些顶层成员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权力竞争。显然，角逐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最优科层原理。我认为，这是政治活动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作为类比，大学生们在考试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显然早已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已进入边际收益小于零的阶段。应试教育有如此巨大的浪费，却仍可以维持自身，直到学生无法再支付这种浪费。权力竞争也如此，它可以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或小于零的阶段却仍维持自身，直到社会耗尽自己的资源。

为什么顶层群体里面没有哪怕一个人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竞争必将损害顶端群体的利益甚至彻底颠覆他们的统治？我认为，不能否认，当然会有这样明智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改革（不是革命）总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启动，而且改革的基本思路，除了宗教改革之外，总是简政放权。一个僵硬的科层体系很难应付泰恩特概括的四类危机——自然灾害、资源耗竭、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只不过，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总是失败。

为什么改革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我记得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已经老了，每一次解答，我还是首先返回我年轻时的思路，改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不能激烈到诱发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不能太和缓以致毫无效果。换句话说，在提出改革的政治诉求时，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由当时情境内的革命与保守这两端的立场来限定。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已足够激烈，革命一触即发，则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很容易触发革命。如果一个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统治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诉求（最低纲领）可能很接近保守立场。我的描述，很容易使我自己想到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相平面分析，那里常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最简单的情形是直线上的三个均衡点：A，B，C，其中A和C是相互冲突的稳定均衡，而B不是稳定均衡。假设现状是A，假设改革的本意是使社会系统从A演化到C，那么，如果改革的诉求在A与B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A从而改革消失，如果改革的诉求在B与C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C从而改革演变为革命。

当然，社会系统的演化远比直线上的三个均衡复杂得多。贝克尔1990年有一篇文章[42]，结尾部分，三位作者在二维相平面里讨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何在战败之后迅速崛起。

他们假设二维平面的一个维度（横轴）代表人力资本，另一个维度（纵轴）代表物质资本，注意图5.23的W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它两侧的均衡是U和L，其中U代表欠发达或中等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L代表高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战争摧毁了以往积累的物质资本，但没有摧毁人力资本存量，相当于强迫系统偏离稳定均衡U（中等水平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使它绕过不稳定均衡W，在临界曲线MM和稳态增长线Op的右下方一个新的初始状态d（低水平的物质资本和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重新出发，渐进地趋向于稳态增长线Op——沿这条直线增长的经济保持着不变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比率。日本和德国战后的经济沿着这条稳态增长线向右延伸，最终可达到比灾难之前更高的发展水平，远比战前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不低于战前水平的物质资本存量。如果没有战争，那么，系统就很难从U跃变到L，因为只要它接近W就会被均衡的力量拉回到U。那么，发达国家是怎样抵达L的呢？贝克尔假设人力资本的积累遵循收益递增律，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越高；注意，这也意味着，如果人力资本水平很低，那么投资于人力资本得到的回报率很可能低于多生孩子的投资回报率。在这一假设下，贝克尔指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所以，人们选择较大的家庭规模，最终收敛到低水平稳态均衡U。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于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就更合算，人们于是有了较小的家庭规模和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显然，这是贝克尔著名的“孩子的质”与“孩子的量”之间的互相替代定理的一种应用。

图5.23　贝克尔1990年文章的图3

哈耶克说过，没有人可能预见涌现秩序。我提供了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正确的解答。意识到微观行为与宏观秩序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哈耶克当然对任何改造文化传统的企图表示不信任：我们是我们的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理性狂妄，是人类永恒的致命自负。从这一角度看，只承认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家，与鼓吹涌现秩序学说的哈耶克主义者，是天然盟友。

至此，我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附：

包刚升：天津爆炸的事情已经讨论很久了，各种信息满天飞，一团浆糊。我感兴趣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的、制度的和管理的知识）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人类已有的知识不足以降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吗？如果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还可以进一步问：我们的整个社会系统能从中学习而有所改进吗？

汪丁丁：这是复杂社会的固有问题，就是我转发的王烁的那篇火线评论。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就必须成为复杂社会。可是中国太腐败，处处掉链子。分工发达之后，很难避免掉链子。但是不那么腐败的社会，例如西方的民主社会，有冗余度可以利用。天津爆炸是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在数学系有一句名言：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如果社会官僚化严重，例如中国，官僚体制对这些小概率事件完全丧失敏感性，当然也就很难想象有任何冗余度。这时，只需要不断重复掉链子，迟早可以导致任何小概率致命打击。

[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参阅拙著《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4]In Journal of Business, vol.59，no.4[1986]，part2.

[5]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八讲。

[6]参阅2014年《神经经济学手册》英文第二版插图14.1和图18.1及其注释。

[7]参阅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中译本（丘丽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卡巴金《正念》，关于正念修行的心理与脑的效应，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王芬与黄宇霞2011年发表的论文“正念的心理和脑机制”（载《心理科学进展》第19卷第11期，第1635-1644页）。

[8]参阅铃木大拙的作品《佛、禅、心》。

[9]参阅《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据2004年《自然》杂志专题文章“困境的囚徒——当数学与生物学在阿尔卑斯山顶相遇时”。

[11]四川科技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标题为《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

[12]参阅Pentland, Social Physics：How Good Ideas Spread,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

[13]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4]中译本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双月刊第2期。

[15]In JPE, vol.115，no.2.

[16]参阅Alfred Schutz，“Concept and Theory Formation in Social Sciences”，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51，no.9[1954]，pp.257-273；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Alfred Schutz”。

[17]Lee and McIntyre, eds.，MIT Press，1994.

[18]中译本见陈一壮译《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中译本见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0]中译本见陈蓉霞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

[21]“Extended Phenotype—But Not Too Extended”，in Biology and Philsophy, vol.19，pp.377-396.

[22]参阅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Routledge，1994。

[23]In Economica, vol.4，pp.33-54.

[24]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

[25]Francis Fukuyama，“The Patterns of History”，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3，no.1[2012]，pp.14-26；“Transitions to the Rule of Law”，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1，no.1[2010]，pp.33-44.

[26]“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no.4[1992]，pp.713-719.

[2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28]中译本见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29]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参阅钱勇、曾咏梅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参阅Matthew Jackson,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Frank Scheitzer, et.al.，“Economic Networks：the New Challenges”，in Science, vol.325，July 24，2009，pp.422-425。

[31]Lin Na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中译本见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32]Lin Nan，“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5，pp.467-487.

[33]参阅孙非、张黎勤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8年。

[34]Gary Becker and Kevin Murphy, Social Economics：Market Behavior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5]“The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the Market for Status”，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3，no.2[2005]，pp.282-310.

[36]Gregory Clark, 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37]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7，no.5[March 2002]，pp.1143-1178.

[38]参阅吴士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

[3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中译本见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

[41]“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in Ethics, vol.52，no.3[1942]，pp.253-274.

[42]Gary Becker, Kevin Murphy, and Robert Tamura，“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no.5，part2，pp.S12-S37.

Table of Contents

简短的序

一、引言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三、人格或气质

四、网络社会科学

五、关于演化社会理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