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印度的701天／郭菲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535-0737-8

Ⅰ．①我…　Ⅱ．①郭…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279号

发行人　冯　杰

出版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张　琦

封面摄影　步恩撒

整体设计　王　伟　汤　靖

书　　名　我在印度的701天

作　　者　郭　菲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5

印　　次　2018年3月第一版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978-7-5535-0737-8/I.227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6019858

序言

数年前，我和广大的青年朋友一样，观看过那部名字很“雷人”的印度经典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当阿米尔·汗主演的兰彻凭借着自己的才识挽救了院长的女儿和孙子，当老泪纵横的老院长幡然悔悟，死命抱着从死神手中抢回的婴儿说“孩子，未来你喜欢什么就去干吧”时，我也曾为这样的结局鼓掌喝彩、喜极而泣。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所虚构的大学——“皇家理工学院”，原型则是印度的顶级学术圣殿——印度理工学院。那时候，它和我没有丝毫关系，数年后，我成了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文老师。

人生之所以有趣，就在于总是有一些意外不期而至。一封不经意的信件，将我推到了印度，一梦两年。

我是四川一所普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师，2014年4月，我无意间通过系部工作QQ群进入了国家汉办发布的招聘对外汉语教师的网站，出于今天尚不能合理解释的某种心理，在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信手申请了一个巴基斯坦60人的中小学项目，随后将它抛诸脑后。

4月中旬，我便接到通知，已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的初选，学校已经给汉办写了关于我的推荐信，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能退出，我才想起来确实有过申请出国工作这么一回事。5月初，我接到了北京的电话，通知我参加考核。于是，我按时前往武汉大学，考核内容包含笔试、英语口试、试讲、心理测试等，一一过关。

那时的我，以为将几无悬念地被派往巴基斯坦，然而命运的安排实在匪夷所思。我认识的一位女士，无意间改变了我的去向。

笔试时坐在我后方的尤老师，说她除了巴基斯坦哪里也不去，事实上也根本不想出国教中文，只因为老公长期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做生意，想去和老公团聚，才走了这一渠道。由于目标一致，我们便有了共同语言，保持了信息上的沟通。

接着，6月的一天，我再次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我考核已通过，但由于某些原因，巴基斯坦“60人项目”已经取消，考虑到我考核成绩良好，又是大学教师，决定调剂我到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我答应了下来。

这座“死亡之城”据说每年因暴乱和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有两千以上，而且就在宣布调剂那段时间，2014年6月8日晚，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又发生恐怖袭击，超过五十人死亡，所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家人时，他们都担心起来。但很快，他们就知道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此时的尤老师还未得到北京的任何通知，焦急万分，也不时打电话发短信问我进展如何。我毫无心计地告诉了她，我已被调剂派往卡拉奇大学，并建议她主动找汉办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她也调剂过去。

于是乎，6月底，我又接到了汉办的电话，我落选了。原因是尤老师请求他们一定要把她派往卡拉奇和老公团聚，于是汉办把我和尤老师的简历都发往了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在只招一人的情况下，卡拉奇大学认为尤老师以前有过在卡拉奇生活的经历，所以最终选择了她。

还好好人有好报，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也就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汉办老师说不用着急，叫我先和其他外派老师一起赴厦门大学参加岗前培训，“拿到资格再说”，在培训的过程中，会继续帮我调配，今年能走最好，就算走不了，明年也会优先考虑我。这不算一颗定心丸，我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态赴厦门大学培训。

那里聚集着两百多名前往亚非的老师，绝大多数都已经落实了外派国家，培训完便出发，只有少数老师的头衔是待定。我就是其中一名待定者，每当看到某些老师以目的国为单位三五成群，享受当下，展望未来，好不热闹，就颇会产生点找不到组织的“二等公民”感觉。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前些日子，世界上有一所知名学府，向汉办发去了急需一名汉语教师的通知。这所大学之前并没出现在那个师资报名网站，此时却要得很急，七月发出通知，希望老师八月就要到岗。

这所大学就是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IIT）。

巧合的是，这一年，印度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再给孔子学院的教师发放签证，但针对IIT这个级别的大学直接需要汉语老师的情况，仍旧发放。于是，汉办第一时间把原来申请孟买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女老师调剂到了印度理工学院，并且在我们培训之前，就已经把该孙姓老师的资料发给了IIT。

结果却是，在培训的一天下午，我再次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你已经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请培训结束后即刻办好签证，尽快启程。

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话的那一刹那，云开雾散的喜悦。我问了问缘由，汉办说，先前调剂给他们的老师没有中级职称，IIT希望即使是教语言的老师也至少有个讲师职称，所以退回了孙老师的资料，请汉办重新推荐。

此时我就在那里，刚好拥有讲师职称，身份是待定，IIT又要得很急，于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唯有我和IIT无缝连接，如同命中注定一般，我的前途从巴基斯坦转向了他们的死对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回味这段鬼使神差般的经历，我都觉得无比耐人寻味。如果当初我没有点开QQ群里那一个链接，如果我没有一念之间申请巴基斯坦项目，如果我没有在武汉大学结交尤老师或者不告诉她进展，如果没有印度拒发孔子学院签证使孙老师提前占住那个名额再被挪出来……

于是我决定写这本书，并非仅仅为了记录这段工作经历——因为教中文哪里都大同小异。朋友说过：“你去印度其实是一种命中注定。那里奇闻轶事多发，但当我们真要谈论它时，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是太少。你有幸站在这个国家一定的高度上驻足观望，方能挣脱旅游的蒙昧，沉浸其间，去领悟去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旅行。”

从此我便有了一点使命感，两年间，无论健康还是病痛，酷热还是寒冷，顺利还是波折，无论我的情绪出现了悲伤、气馁或是愤怒，我都会回味这一段因缘际会，然后刷新自己的情绪。顷刻之间，我就会像用旧了的智能手机，在系统即将崩溃之际恢复出厂设置，焕然一新地迈向前方。

如今两年已至，书稿如期完成。我实现了对朋友们的承诺，我不生产故事，我只是真实故事的搬运工。

上篇
人生若只如初见

孟买一夜

一

飞机飞稳了，窗外黑寂得毫无城府，一丝光也看不见。我看着前方的屏幕不住地提示，一个代表飞机的符号就着喜马拉雅山的东南角划出一道孤独的白弧，顺着云南、缅甸一路向西。机舱内时不时可以听到些许酣睡声，它们的主人总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靠枕而嗟叹着醒来。右侧的两个中国男人倒一直很有兴致，似乎一见如故，绘声绘色地交谈着飞机着陆之后各自的计划。

“你说，孟买还有哪些地方可以逛逛？”

“象岛、宝莱坞，还有几个海滩……差不多了吧，孟买其实就是个很大的农村，没什么好玩的……如果到街上买东西，一定要记得砍价，别人喊一百，你还他四五十就行。”说这话的男士对公司派他再赴孟买似乎有点不满。

更多的人，则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似睡非睡。柔暗的灯光中，他们原本不同的肤色变得统一起来，不过凭着头发的卷曲程度，还是可以明显地区分出中国人和印度人。

人的兴致被漫长的旅途消磨得沉沉昏昏，却又不好入眠。百无聊赖之中，我又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虽然已在印度的上空，北京时间依旧执著地显示着2014年9月1日凌晨1点38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抵达航班的目的地——孟买。

哈，好气派的名字。

二

飞机开始下降了，孟买不知不觉已在脚下，我整理整理了思绪，望着夜色中孟买城的灯光，星星点点，杳杳冥冥，仿佛和我一样疲惫。

其实，孟买也只是中转站，我只是在这里入境印度，然后飞往下一个目的地——艾哈迈达巴德，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

这个名字，稍显陌生，又似曾相识。

如果你比较关注国家大事，经常看新闻，应该会留意到，这里出了一个当代印度了不起的大人物——纳伦德拉·莫迪。他不但出生于此地，而且正是凭着在古吉拉特邦当首席部长时的卓越成绩，才深得民心，一跃成为印度的新总理，被急切盼望着改革的印度人民寄予了厚望。

如果你还比较喜欢历史，看过一些历史书，也许你还会知道，这里是另外一位印度伟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故乡。就是那位以“非暴力不合作”闻名于世，留在我们教科书中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印度人民天天都会看到他，离不开他，因为他的头像，印在所有面值的印度卢比上。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历史迷，或许你还会知道，这里还是另外一位伟人的故乡，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由于政治原因，真纳的出生地一直是个秘密，但其父是古吉拉特人，却是毫无争议的。

总之，这里按咱们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四个字：人杰地灵。

而我之所以前往那里，是因为印度理工学院有若干所分校，它们分散在印度全国各地，并且在IIT后面加上后缀名字。

比如，位于古吉拉特邦的这一所，叫做“印度理工学院甘地分校”，英文缩写是IITGN。其原因是，古吉拉特邦的首府叫做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这是一个很小的首府，管辖范围全部人口加起来才一百多万。而临近的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却有人口六百多万，堪称事实上的古吉拉特邦中心，机场、火车站都设在这里。

飞机停稳，思绪收回。我打开手机，收到一系列大使馆发来的短信：“欢迎您到印度旅游”“不得携带象牙、孔雀羽毛出境”“尊重当地习俗”云云。在手机的锁屏界面上，自动显示了两个时间。

左边一个是漫游：9月1日1:20；

右边一个是家乡：9月1日3:50。

这一切提醒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不叫做中国。远方的亲人，早已进入梦乡。我两岁半的女儿，在我出发当天才进入幼儿园，她在不知道爸爸即将远行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她离开父母的第一步。

走下飞机，茫茫夜色被机场的灯光装点出了几分斑驳，我一直未入睡，顿觉得机场如梦似幻起来。走近大门之前，我又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看写有“中国航空”四个大字的飞机，它高昂着头，在雾霭中离我渐行渐远。一时间，一种说不出的心酸涌上心头。

只有离开祖国的时候，才会知道“中国”二字意味着什么。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声珍重，祖国再见。

三

根据行程单上的航班安排，从孟买飞往艾哈迈达巴德的AI130航班，将在印度时间凌晨5:30起飞，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即可抵达艾哈迈达巴德。四小时左右的等待，我决定熬一熬，不睡着。然而后来才知道，这个决定完全错误，我初来乍到，严重误判了印度这个国家的效率。

我在这天学到了适应印度生活的第一课。

外国人进关之前要填写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从个人信息到家庭信息，到去印度的目的，甚至要去些什么地方都要完整填写，还一个字母一个格子。好多外国人身上没有笔，或者信息记忆不全，在那个区域搞得忙忙碌碌。一时间，座位上、桌台上、地面上，只要是平坦的地方都给利用了起来。还好我带了笔，对各项信息也印象深刻，不过和我坐同一班飞机的那两个一路聊天的哥们，却好像比我还没有经验，一会儿找我借笔，一会儿问我某些英语怎么写。一二十分钟一晃而过，前一批客人还没给消化掉，后一班机的客人又蜂拥而至，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骚攘。

填完那恶心的表格以后就要去海关排队，每个人都要被核查三五分钟，有些还被问一些问题。操着浓厚咖喱味道的印式英语急坏了一些中国人，有个哥们来找我翻译，可惜我却无能为力。那些问题我相信其实非常简单，可伴随着印度人弹舌头、拆分单词、重音后移外加全升调等发音方式一说出来，我们就是听不出来。印度人也无奈，干脆不问了，放人进去。

审查我的是个老头，花了几分钟看我的资料，时不时瞅瞅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为了不让他提问，做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实际上眼睛也确实快睁不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他一个问题也没问，然后章一盖，头一偏，示意我可以进入。

这意味着，我跨过面前这一步之遥，便真正进入了这个神奇的国度，于是那耷拉着的眼皮又睁开了。

客观而言，孟买这个城市作为印度当仁不让的“一哥”，是展现印度实力的窗口，其国际机场的建设水准绝对是世界级的。路过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通道，便进入了大厅，巨大的面积、豪华的装修、细微的服务，绝对会给初来印度的旅客留下很不错的印象。比方说，有个正在打扫卫生间的服务员，看见我走向卫生间，立刻停下了手中的活，用毛巾把本就十分干净的马桶圈又擦拭了一遍，毕恭毕敬地说：“先生，请用！”让人顿生好感。

然而，在这个没有怪异天气，也没有重大新闻的寻常日子，前往艾哈迈达巴德的飞机竟严重晚点了，而且也没有广播通知一声。我自己倒也无所谓了，关键是校方派出了司机凌晨就起床接机，按计划六点半我就该抵达的，这不是折腾人吗？于是从五点半开始，我就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工作人员：“飞机为什么晚点？什么时候来？”得到的总是同一个微笑：“飞机还没有飞回来，具体什么时候到，我们也不清楚。”

没有飞回来？这是什么理由？我初来乍到，一只脚还在中国，凡事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否则跟你没完。可在这里，这一套无异于对牛弹琴。

我惊讶地发现，坐这班班机的乘客，都安安静静地在候机室等候，没有一个闹半点脾气，更没有一个维权。他们有的拿出手机自娱自乐，有的随处走走又回来，更多的人，则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毯子，就在机场地面上自顾自地睡了下来，仿佛耽搁时间事不关己，仿佛哪里舒服哪里就是家。

对这样的一幕，我慢慢懂了几分，再对自己说一次，此时脚下的土地，已经不叫中国。入乡尚且随俗，何况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窥一斑而知全豹，习惯就好，我的怒气随时间散去。

我的肚子闹起了革命，原计划到达学校痛痛快快请司机吃一顿早餐的想法落空了。我花三百多卢比买了一杯卡布其诺咖啡和一块面包，两口下肚，差点没吐出来，面包酸涩无比，那种味道从来没尝过。可饥不择食，只好硬着头皮往里咽，肚子顿时就感觉火辣辣起来。此外，由于长袖和长裤都放在行李箱中托运，我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在开足了马力的中央空调下吹了一夜，手脚冰冷，外加上一宿没合眼，胃里面已然翻江倒海，基本上每隔一小时就跑一次卫生间。为了打发时间，我还故意放慢脚步。那原本热情的清洁工看到我这个老熟人，后来只是笑笑，也不打算再帮我擦马桶了。

我在漫无止境的等待中煎熬着，看到机场那些穿着厚衣服、睡着毯子，有备而来的印度旅客，他们深浅有别的肤色和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周围充斥着奇奇怪怪的语言和香水味，大家都气定神闲、泰然自若，却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此刻的体会。我透过机场的玻璃窗，看着外面昏暗的灯光下，整整一夜，一会儿刮风下雨一会儿风平浪静，直到太阳逐渐露出了尊容，华丽的孟买机场外，那一片又一片成堆的垃圾，还有矮矮的贫民窟中，升起了袅袅炊烟。

繁华与破败咫尺之遥，让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加上身体的不适，我顿时有一种扭头就回祖国的冲动。

可我只能继续等下去。中途，校方外事办的雅什万德（Yashwant）先生还给我打过电话，说司机已经等候多时，问我这边是什么情况。我对他表达了歉意，说明了班机延误的信息。他乐呵呵地安慰我：“没关系，不要着急，什么时候到达都行。”

直到九点十几分那班该死的AI130才徐徐而至。秋水再长，我想也被我望穿了吧。不对，接下来，通道放行，几个空姐比我们先进入，随后通道关闭，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仍然无一乘客对此表示质疑，我一度怀疑这班飞机是不是只有我这一名乘客。

透过窗户，我看到机场工作人员在AI130周围不知忙碌些什么，又过了二十来分钟，通道才再次打开，放乘客登机。

上了飞机，差不多该出发了吧。还是不对！工作人员这才开始装运那些大大小小的托运行李和一些其他货物。我早已没有了脾气，为了解闷，拿起面前的一张报纸《艾哈迈达巴德镜报》（Ahmedabad Mirror）。当然，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有一天，我也会登上这份报纸，而且不止一次。

他们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直折腾到十点多才起飞。要是在中国，乘客一定已经群起而攻之，要投诉要维权，一哭二闹三上吊，可是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印度人对此抱怨。拖延和磨蹭，或许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十一点半，我终于抵达了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这一夜，比一年还长。

四

艾哈迈达巴德机场明显比孟买国际机场小气了许多，下了飞机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出站口，我来不及作半点休息，目光扫向接站的人群。按照约定，司机将会举着“Welcome to IITGN”的牌子在机场等候。

我看到了那位司机，他黝黑的脸上留着八字胡，穿白衬衫。从凌晨六点半一直守候于此，五个小时，已经让他足够疲惫。他趴在栏杆上，欢迎用的牌子在他的手里耷拉着……终于，终于……我看到了那个牌子，他看到了中国人的脸。

我对他的等待深表歉意和感激，而他却一点也不生气，似乎对这么长时间的延误早已见怪不怪。他简单地摇头致意后，麻利地从我手里抢过行李箱，妥妥放进商务车后备箱里，然后迅速打开左侧副驾驶的车门（印度的驾驶座在右侧，靠左行驶），低身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

经过简单交流，得知他叫阿米德（Amid）。我用典型的中国式礼仪说：“你等了这么久，咱们先去吃个午饭吧。你开车去一家你觉得好的馆子，我请客。”

阿米德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了两遍，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应，只是嗯嗯不语。由此看来，他并不太懂英文，更不会理解我们的人情世故。

于是，阿米德一路无话地载着我在路上奔驰，这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一条笔直大气的机场高速，两侧也没有整齐划一的建筑物，有的只是一条不太平整的普通车道。平房此起彼伏，或者干脆就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穿着五颜六色莎丽的印度妇女，头顶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忙活着她们一天的行当。街道上不时走过一头头牛，有的棕黑，有的洁白，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独自闲逛。我总觉得它们和我印象中的牛不太一样，但一时半会儿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每当它们不小心移动到车前，阿米德就会停下来，等它们都通过了，再继续前行。

我迷迷糊糊地看着这一切，如同提取着印度电影中那些触目秾丽的桥段。在这块光怪陆离的次大陆上，或许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场盛大的冒险。

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在印度的“家”会是什么样？我会遇到些什么人、什么事？

太多问题，就像那些埋藏了数千年的秘密，就在那美丽的莎丽之下，如同羞答答的少女，等待着我去掀起她的盖头。

风雨守望者

一

我之前一直以为，既然这所大学的名字叫做“印度理工学院甘地分校”，那么其地址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位于古吉拉特邦的首府——甘地讷格尔。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预估需要一个多小时，从艾哈迈达巴德机场前往甘地讷格尔。

然而事实是，大概车行二十分钟，就在我还沉浸在那些梦幻场景的当头，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意犹未尽中，一个看起来有些身份的人，正站在一个雅致的粉红色小区外等候我们——那是外事办的雅什万德先生。我们虽然之前不断邮件联系，班机延误时还通过电话，却一直无缘睹其真容。

他没有留胡须，条纹衬衫笔挺，高瘦干练，操一口有点印度腔但流利的英语，领着我往小区内走。我留意到，周围所见之处都是高档楼盘，特别显眼的是一排排粉红色的别墅，堪称富人区。经了解，这一带叫做钱德凯达（Chandkheda），地图显示，此地位于艾哈迈达巴德三环路以北，维基百科显示，这是一个宜居区。

显然，我想，一个顶级的大学，配得上这样的财富。

司机签字后就在楼下等候，雅什万德领着我到了一个三套一的公寓内。这里并不是供我居住，而是一个Guest House，专供访问教师和学者用餐。客厅正中有一张长桌子，上面摆放着各种餐具，周围八个座位空着，显然目前不在就餐时间。一个强壮帅气的小伙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电视上放的是一场板球比赛。他见我们进入，立刻起身迎接。

雅什万德介绍说：“这小伙子是尼泊尔来的，叫做比利·维利（Bir Airee），这里一共有三个尼泊尔厨师，还有另外两人，因为不是饭点，出去了。他们每天为所有的外聘专家提供一日三餐。”

他和那个叫做比利·维利的尼泊尔人，虽属于两个国度，却可以毫无障碍地用非英语交流，印地语和尼泊尔语，大同小异。

相互致意后，我夸奖说：“你们还真是国际化，连厨师都要聘请尼泊尔人。”

雅什万德有些得意：“他们的手艺很不错，要不要现在就来点吃的？”

屋子里残留着咖喱的气味，若隐若现，我想“吃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其实我有好多问题想问，注意力完全不在食物上，连忙说：“不用了，我一夜没睡，请先带我去休息。”于是雅什万德介绍了教师生活的相关细节和注意事项。

本就头昏脑涨，印式英语还来损害脑细胞，听得似懂非懂，我们实在难沟通就用笔头交流。我对各种安排都没有疑虑，除了一点，古吉拉特邦是个素食主义邦，所以他们提供的三餐均不含任何肉类蛋类，长年累月只有素菜。

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我仿佛看到两年以后我已被晒成一块焦炭，外加瘦成一道闪电。

之后，雅什万德叫司机载我来到了分配给我的住所。

那是一套大概120平方米，全装修，家具齐全的三套一公寓。所以进门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人住，空空荡荡，奢侈浪费。

印度的住宅确实很有特色，三个房间，各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吊扇，客厅里还有两个，一共五个，恍惚间好像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厕所三个，大小阳台四个，阳台和窗户外面没有我们熟悉的防盗栏，取而代之的是用大网全副武装。若干只鸽子，就在各个阳台的台沿上踩着网站着，由于被网阻隔，无法进入房屋。显然，这些网并不用来防盗，而是用来防鸟类。厨房旁边有一个小隔屋，里面层层叠叠有很多格子。我问，那里是不是用来供奉神灵的地方，雅什万德说判断正确。

这样的房子一个月租金13000卢比左右（我在印度的这两年，人民币比印度卢比汇率大概维持在一比十，很好换算）。根据汉办和IITGN的合同约定，租金由对方支付。既然这样，那些完全不需要的房间显得如此多余，真想把它们分配给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印度百姓。

接着，雅什万德让我试用了所有的电器，确实一应俱全，连我用不上的烤面包机也有。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竟然还准备了一段时间的生计，比如冰箱里有二十多瓶矿泉水，有一盒茶叶，一大袋方便面，还有几包类似薯片的零食，让我充分感觉到他们对教师的敬意。当然，我要待的时间很长，消耗完这些东西以后，他们并没有补充。

此外，每间卧室里都有两张床，大小和学生宿舍的铺位差不多，一共六张，没有棉絮铺盖，只有薄薄的棉布毯子。我开玩笑说：“我一天睡一张，再有一天睡沙发，刚好一星期轮换一次。”

雅什万德笑着解释：“印度人孩子多，一家四到六口都很正常，我们这里有很多访问专家学者，都是拖家带口，所以房间得这么布置。”

嘿，挺有人情味的。

他问我：“你的妻子和孩子怎么不来？”

我说：“我毕竟是外国人，妻子在中国也有很稳定的工作，孩子昨天刚读幼儿园，不会来。”

雅什万德让我好好休息，先不要想工作的事，有事给他打电话，就此离去。

送别了雅什万德，我总算感觉到一种大战之后的虚脱，那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直处于备战状态的心也瞬间松弛了下来，睡意顿时弥漫了全身上下。此时是下午一点过，换算成北京时间则更晚，我什么也不想收拾，打开空调，就倒在床上大睡。

管他呢，哪怕一觉睡到第二天也行，一切都等醒来再作打算。

但这个心愿没有达成，不到两个小时，尖锐的门铃声响了。那门铃着实响亮，穿透了客厅和卧室的门直达耳朵里。于是我醒了过来，忙不迭地去开门。

尼泊尔厨师——比利·维利，送来了饭菜。

被惊扰了清梦，心里有一种怨气，但既然人都来了，还送来了饭菜，只得请进来，表示感激：“请放这里，我吃完后把餐具给你送回去。”他表示没问题后转身离开。

如同那顿机场的早餐，两口下肚，差点没吐出来——那味道非常奇怪，特别是有一种白色的像豆花一样的食材，简直就如同过期食品，让我无法相信它是人吃的东西。简单吃了几口饭菜，填了填肚子，我把白色那部分都倒掉，剩下的冻在冰箱里，然后又上床睡觉。

这一次睡到晚上八点多，自然醒来。我感觉身体的活力恢复了不少，食欲也回来了，于是把剩下的饭菜取出来，用微波炉加热以后准备继续挑战。

有了第一次的体验，大概身体对怪味产生了免疫能力吧，加上这次肚子真饿了，我决定给自己洗脑。

我从女儿身上寻找灵感，为什么常常我们大人觉得好吃的东西，喂给她吃，她就是反感呢？其实好吃不好吃，不就是味蕾的一种习惯而已吗？

习惯，由内心而发；而内心，往往是可以骗人的。

所以我告诉自己，此时，必须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坚信，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天天都吃这样的东西长大，它们美味可口，哺育了我们印度人民！

于是，仅仅在印度的第二顿饭，我就已经接纳了那浓浓的咖喱味。

之后，如果有印度人问我，印度的东西好吃吗？我会毫不犹豫告诉他们：很不错！既是恭维，也不乏诚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比我在国内的饮食更加健康，利于消化，我在印度两年，没有因为一顿IITGN提供的饭菜拉过肚子。

特别是那个像豆花一样的东西，它没有对应的中文名字，他们叫它“克尔”。直接食用确实酸涩，但是一旦加上白糖，搅拌均匀，立刻成了冰淇淋。至于主食，当然顿顿少不了印度飞饼，不过到了这里还强调“印度”两字就有点奇怪了，入乡随俗，在这里，我们应该叫它“恰巴提”。

二

餍足睡饱，我决定去还餐具了。

我的公寓在五楼（印度的底楼不算在“楼”的概念内，第二层才叫一楼，所以我的五楼实际对应中国的六楼），于是我推开窗户，想从室内先看看路线，却发现此刻窗外的世界风雨大作、电闪雷鸣。

其实当晚还不还餐具无伤大雅，他们不缺这一套，但既然答应了“吃完就还”，我想作为中国人不能一来就丧失了诚信。

然而，我失算了。即使风雨还能顶着，可我忽略了他们的路面——没有科学的排水系统，且坑坑洼洼，积水尺深。

我踏出小区的第一步就踩空，陷入了水坑里，裤子湿了一半。接着，呼啸的狂风刮着雨伞把我整个人往后面拉。我一手拿伞一手提着餐具，掌握不好平衡，脚下一个踉跄，摔倒在泥潭里。

此时，我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是回到舒适的家里，还是继续前进？犹豫不前。

在我几乎就要放弃时，接下来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惊呆了。

面前，一个印度人骑着自行车，若无其事地从我跟前过去，他丝毫没有在瓢泼大雨中豕突狼奔的慌乱，甚至没有雨衣、雨伞。往右看，有家卖水果蔬菜的流动小摊贩，一男一女在暴雨中若无其事地叫卖。我想，比起这滂沱大雨，他们也许更关心他们的生计吧。就在这时，对面的别墅里，蹦出来男男女女几个小孩，他们蹦跳着跑到街上，迎着风雨欢呼雀跃，然后在泥潭里打起了水仗。

那是我们中国的南方人，见到雪的感觉。

突然发现我是多么因循守旧、不知好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畏，但是我相信，有些杂念，实在是多此一举。

自嘲地笑笑，收起了雨伞，我若无其事地走向了教师餐厅，任凭风吹雨打、水坑不断，此刻却突然觉得心胸无比敞亮起来——我脚下的土地，叫做印度。

蹒跚了十多分钟才到达教师餐厅，那门关着，一按门铃，果然又是“不同凡响”，那铃声即使在暴风雨的嘈杂下照样震耳欲聋，让我好奇印度人的耳朵结构。至于我的落汤鸡造型，厨师们丝毫没有“哎呀，这么大的雨，还什么餐具”之类的客套。他们接过去，默默地清洗，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好说。

我问：这个暴风雨是怎么回事，这里经常这样吗？可惜，尼泊尔厨师的英语实在别扭，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我只留意到了一个发音很特别，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单词——Monsoon.

Monsoon，一看就与众不同。这是一个普及于印度的英语单词，它是印度民族的噩梦，也是印度民族的生命。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季风，存在于地理教科书上，波澜不惊。

每年5月底，季风将登陆印度最南岸的喀拉拉邦，然后一路向北，依次扫遍班加罗尔、果阿、孟买等知名城市，再经过艾哈迈达巴德、新德里等地，直到它翻不过的喜马拉雅山。

它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夺取无数人畜的性命，然后，带来充足的水源，以及第二年的大丰收。

7月，季风登陆古吉拉特邦。9月1日，正是季风在古吉拉特邦快结束的日子，我赶上了。

对于古吉拉特邦这样背靠沙漠、终年干旱缺水的地方来说，除了这两个多月的集中降雨，其他时候几乎是滴雨不落的。干旱让百姓渴求雨水，再加上自古以来就对于神灵狂热崇拜的印度人民的美学加工，自然就会把季风看作是神的旨意。关于季风与神灵的故事层出不穷，所以，当神灵每年如约而至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敬而远之呢？

我彻底释怀了。虽然我并不信奉神灵，但人类对于大自然本身的敬畏，也足以让我把这狂风暴雨品出了一番别样的调调。我从容地踏上了回程的路，一路上向暴雨中嬉戏的孩子们挥手致意。

回到了公寓，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在这支伟大的狂想曲中，我感悟到了印度的生生不息。本该狂躁的夜，和谐的音符却在我的心中悄然搅动，顿时如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再次安然入睡。

千分之一的荣耀

一

第二天一早，天空若无其事地放晴，万物死里逃生般复苏。

我起了个大早，悠哉游哉地收拾着行李，发现即使把所有的家当都摆出来，这房间仍然显得空空荡荡。我琢磨着应该出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开始新的生活。

门铃又响了。隔着窗花，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矮个子，身后三个相对高大的蓝衣黝黑汉子，摆着各种造型站在门外。

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害怕，因为他们的长相、打扮，与这文明高档的小区毫无兼容性。于是我问他们是谁，来干什么。

领头的矮个子很有礼貌地蹦出一个单词：“打扫。”说完身后的三个蓝领秀了秀手里的扫帚、水桶、拖把等工具。

还是犹豫再三，我可从来没有叫过家政服务。

领头的说：“我叫塞勒什（Shailesh），为IIT工作，给所有教职工打扫房间。”我这才勉强放心，让他们进来。

塞勒什的性格随和，笑起来活像西游记里的弥勒佛，一进门便招呼手下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他们一人负责一个屋子，无声地开始工作。我很不是滋味，固有观念中，劳动是自己的事情，何况是私人领域。退一万步说，请人来打扫房间，也是要给报酬的。我何德何能，来就白吃白喝白住，现在还要这么多人来打扫卫生，一时受宠若惊。

可又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住所，总不能一走了之……或者叉着手看着他们干，那不是一副大爷的嘴脸吗？于是我找了一条毛巾，擦起了桌子。塞勒什一看，连忙抢过我手里的毛巾，直说：“No！No！你不能干这个，等我们来干。”我几番推却，他却毫不相让，最终他抢过了毛巾，亲自擦起了桌子板凳。我顿时不知所措，干不了活，站在房间的每一处，又总会挡着他们的手脚。

我让来让去，还是碍手碍脚，极度不自然，索性躺在一张床上，二郎腿一跷，玩起了手机——这下终于不碍着他们了。

我悄悄地关注着他们：皮肤黝黑粗糙，体味浓浓，双目无神，任劳任怨。我初来乍到，房间本就干干净净，他们却例行公事般一声不吭地干着粗活。扫帚很短，猫着腰才能操作，仿佛故意要和主人设计出尊卑有别的姿态。我甚至想，就算他们告诉我名字，我也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词语——“下人”。

他们并不老，甚至还有年轻人，但我无法和他们交流，除了塞勒什能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交流几句，其他几位的语言完全不通。我和他们唯一的交流，就是每逢他们隔三差五来打扫房间，彼此摇头致意后，我就跷着腿躺在床上、沙发上，任他们去尽自己的本分，我也逐渐习惯了那大爷模样。

他们也有我房间的钥匙，有时候我在学校里工作到傍晚，早上出门时屋子乱糟糟，下午回来又焕然一新，好似酒店。

我想，我一不小心，成了特权阶级。是的，除了“下人”以外，我的脑海中又强化了一个词语——“阶级”，封建的味道在我的房间日益孕育。

二

打扫完毕，塞勒什打了个电话，和对方用古吉拉特语交流了一会儿，便把电话交给了我。我一时绷紧了神经，把精神状态调整为应战模式。

电话那头是科玛尔女士（Komal），教导主任的秘书，之前和我有邮件往来。她问我：“休息好了吗？”我说好了。她说：“什么时候可以到学院里来办入职手续？没关系，不要着急，你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来。”

身体已无大碍，也不想让对方等太久，反正早晚都要开始，不如就现在去吧。

专车接我到了学院，几幢蓝顶白墙的矮小建筑物在我两侧排开，丝毫没有校园的架势，这里就是IITGN吗？

“这幢三层的楼是主教楼，两侧的Shed是实验室，也有教室……”接待我的阿伦介绍，“那边还有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属于古吉拉特理工大学，我们租用了一半。”

呵，这离我想象中的崇楼华堂可相去甚远。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不在甘地讷格尔，原来它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校园。

“我们是2008年成立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部加起来接近九百人，后面是学生宿舍，两个人一间，不过不太够，所以在校外租了一些房子供学生居住。”阿伦的语气没有丝毫的掩饰，仿佛大学本该如此。我们边聊边步行，十分钟走完了全院。

他们是真穷，还是真节俭？如果真是没钱，又怎么会给老师提供如此优厚的待遇？

然而我很快就知道，我小觑了他们。

“我们的新校园，正在修建，即将完工，地址在甘地讷格尔一个叫帕拉吉（Palaj）的地区。这一学年是我们在这旧校区的最后一年，2015年的7月，我们就将告别此地，搬迁至新校园。”

原来如此，真是给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掐指一算，我将有幸见证他们的搬迁大业。

三

事实上，IIT不但很有钱，而且非常舍得花钱。作为印度的学术圣殿，印度政府对IIT所有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鼓励科学家们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所以每年都要向各所IIT投入巨资。有同事跟我说过：“二十所IIT，平均每所都可以获得政府每年数十亿卢比的拨款。”

为了教育，印度也真是拼了。

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作为在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专家，在教师餐厅中，看到无数位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做项目、交流学术、做演讲，甚至开音乐会。教师餐厅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专家们就是流水的兵。他们有的来数月，有的来三五天，他们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只有我一直留在这里。最经典的一次，在餐厅的长桌上，七个人吃饭，七个国籍：印度、中国、美国、法国、葡萄牙、德国、以色列，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有的和我只有一面之缘。

不难想象，每一次邀请校外专家，都会花费他们不少的资金，而这样的邀请，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假期里也不例外。

学生们从这些各种各样的专家身上获取知识、开拓眼界，理工的、人文的、艺术的，百花齐放，无所不包。试想，连咱们中国的春节、端午、清明、中秋，都纳入了他们的知识体系，可以想象他们的眼界有多么开阔。

而且学院绝对不会让学生在假期里闲着，他们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安排学生在大三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出国社会实践。就我所知，有的去欧美，有的去新加坡，后来还让我帮着联系中国渠道，连表现最不好的学生，都会被安排去环游印度。

从他们花钱的方式，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对于未来的投入，可以不惜血本。他们尊师重教，求贤若渴，把老师和学生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为任何一个老师合理的需求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让老师们专心任教；他们也可以为任何一个学生的时间冲突而调整教学安排！虽然他们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可是他们真正印证了那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

然而，能有幸进入这个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按学生们自己的说法，为印度“高考”人数的千分之一。印度民间有一种说法：“考不上IIT的学生，才去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IIT在印度国内被奉为学术圣地，老百姓视子女能上这所大学为光宗耀祖。一旦从这个学校毕业，意味着从此他们将彻底告别饥饿、贫穷、愚昧，走上辉煌人生的康庄大道。他们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印度，而是世界。

我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从IIT毕业以后能领到多少收入，答案因专业而异、因人而异，但无一例外地都举过一个例子——有IIT毕业的软件工程师，在美国领取百万美元的年薪。

IIT对学生的投入如此巨大，让印度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趋之若鹜。那么，怎样才能考上IIT呢？只有一个渠道——联合入学考试（ELL）。这是IIT自己组织的“高考”，涵盖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学科，与印度其他大学区别开。如果第一次没有考上，来年还有机会，但两次均落榜，则会被IIT彻底关上大门。

每年有超过三十万优秀考生报考IIT，录取率不到2%，如果把所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都算上，说它是千分之一的荣耀，并不为过。

印度老百姓对IIT的向往日益增强，因此IIT也顺应民意开始了扩张，只要地方有意向、有实力，就可以向政府申请，开办一所“IITxx”。为保证每所IIT的“政治正确性”，所有IIT的校长，都要由印度中央政府直接指派，以确保校方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保持同一方向，颇有点咱们党委书记的意思。

对于这样的扩张方式，民间也充斥着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会降低IIT的质量。但我认为，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自然十分庞大，君不见中国一所211高等院校动辄几万在校学生？IIT数量再多，具体到每个分校也就几百人到几千人，相对于一个谋求大国地位的印度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这所甘地分校就是扩张的产物，我刚开始以为这所新IIT或许资质平平，和老牌IIT还不是一个重量级，但实际上，这所甘地分校，在二十所IIT里面并不落后，相反，在2015年被政府评为“2015年印度年度大学”。

我也不禁思索：一个人均贫穷的国家，可以做到如此大方的教育投入，教育免费吗？可以做到教育公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

“IITGN的学费，一年大概是十万卢比，包含学费、住宿费和一日三餐的费用。”问了几个学生，都是这么说。掐指一算，从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看，不算昂贵，但也和一些网上鼓吹的印度全民免费教育相去甚远。

其他大学则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曾经在校门口偶遇过一个外校大学生，他来IIT的雅思考点考试，考了5.5分。他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恰好碰见了我这个中国人，便问我到中国留学需要雅思多少分。我说别想了，咱们说的是汉语。他很失望，“印度有六百多所大学，但是除了IIT的学生特别有竞争力以外，其他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我才想留学。我也来自一所不错的工程学院，但是条件很差，没有互联网，学生宿舍很烂，实验室很落后，几乎印度所有的大学都是这个鸟样。”他质疑政府一年投给每所IIT几十亿卢比，却只给其他学校几百万，就这点钱，还被领导一层一层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觉得他给出的数据有点言过其实，但从他的羡慕中，不难看出印度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中小学呢？我问过很多学生，从他们的幼儿园到高中生涯，有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无一例外都说没有。有一次我跟两个女生说：“咱们中国有人说你们印度是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她们嘲讽地笑笑说：“如果真是这样，还会有那么多贫民窟里的孩子从小就失学吗？”还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中国的教育制度，谈到了九年义务教育，说到“免费”时，一个女生忍不住惊讶地叫出来：“啊？免费的？”众人都面露羡慕之情。

凡事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在印度，有些人可以享受到极好的教育资源，有些人却终生不知学校为何物。光我所在的“最发达的”古吉拉特邦，据印媒报道，就有149.3万孩子失学。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也是社会的不同阶级固化的缘由之一。

四

那天，阿伦领着我在这所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象牙塔内转悠，在租用的飞碟般的建筑物内进进出出，拜访从校领导到后勤人员在内的众多员工。毫无疑问，这些印度人，无论是语言水平还是个人素质都比平民高出许多档次。

我约莫见了十来号人物，回家看到一堆名片已然混淆，但我能明显感觉到，职务越高的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越多。比如，我说自己来自四川，几乎所有听说过这个省名的人都会说：“四川，东西很好吃，但是很辣。”甚至还有人说：“你真幸福，四川美女多。”

习惯印式英语需要一段时间，我担心交流起来不太顺畅，为了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得想一点办法。

于是那天我向学院的重要人物每人都送了一套十二生肖的纪念邮票。那邮票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套才五块多，但是确实好用。一来轻便，便于携带，一带就是二十套；二来价格不太贵，不会有行贿的嫌疑，对方很乐意收下；三来，这东西非常能够体现中国的文化，和我来这里的使命不谋而合，显示出了我是个有心人。此外，在谈话之前送出，还可以把话题引到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领域，化被动接招为主动出击。

这招果然奏效，“礼多人不怪”，这话看来不光在中国适用，对全人类也能“一招鲜吃遍天”。收到这礼物的人都面露喜色，谈话中因为语言障碍造成的磕磕绊绊得到了极大的舒缓。之后，有的领导甚至干脆把这套邮票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长期欣赏。

他们迅即帮我解决了学院内部邮箱、电话卡、网络、办公室等一系列问题。最后一个约谈的是负责文科管理的达塔（Dotta）先生，他皮肤很白，络腮胡子，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几乎没有印度腔。

“郭先生，新学期早在8月1日便已开始，现在已经迟了一个月，所以中文课不但要立刻开始，而且要花些时间把缺的课补起来。”通过交谈，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自主权。对于汉语这一科，课程命名、教材选用、教学大纲、考核方案等所有事情全部由我作主。换句话说，我想给学生教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是汉语就行，我想怎么考试就怎么考试，如果我说不考试，全部合格，也行。不会有人对我的教学安排说三道四，也不会有人来检查我的教案或者前来听课，一切自便。

我问：“这个自主权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里没有第二个懂汉语的人吗？还是对所有的老师都是如此？”

达塔说：“除了每一科的学分由校方定，其他工作都全权交给任课老师。”

我顿时联想到国内的高校，三天两头文山会海，一会儿传达精神，一会儿教学改革，一会儿教学研讨，一会儿教案评比……折腾来折腾去，就是生怕把老师给闲着了，好像只要一天不管，他们就要堕落就要造反……“大学是思想自由碰撞的海阔天空”，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IIT没有对老师设置那些条条框框，但不影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

突然有一种冲动，这差事儿一直干到退休也未尝不可啊。

街道随想

一

那一天，我完成了在IITGN的入职手续。临走之时，达塔打算叫校车把我送回住所，我说不用了，自己走回去，正好看看路上的印度百态。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走在印度的街道上。

顿时开眼界了，这里没有交警、没有信号灯，汽车、摩托车、突突车在狭窄的公路上杂乱无章地变道，你追我赶。放眼望去，如果把这些机动车都看作生命体，他们一定都喝醉了酒，但要是恰好在路口遇到几头牛，又准会堵成一片，那违和的画面让喇叭声都显得如此滑稽。我常常在想，印度人做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为什么唯有开车像是要赶着去投胎？这些迅猛的司机交通意识淡薄，就不怕擦刮甚至交通事故吗，还是他们的技术早就已经炉火纯青？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观察，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基本上没有一辆车是毫发无损的。街上开的、小区里停的，每一辆车，只要你想找，一定能在车皮上找到各种坑坑洼洼。

凹下去一个大坑，只要不伤筋动骨，照开不误！擦刮？磨损？矫情！在印度人的眼里，这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在我印度生涯极其有限的坐小汽车的经历中，就遭遇过两次反光镜被别人结结实实地撞歪，司机均若无其事地扶正以后把事儿抛诸脑后。

人行道则根本看不下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人行道。街边商店外可以供人挪脚的部分，就算是人行道了。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有三四米的过渡地带，全是沙石、垃圾。如果不是那车水马龙提醒你街道正在被使用，远远看去，绝对会以为那是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工，或者说，完成了一半，完蛋了一半。

街道上尘土飞扬，趁着阳光，可以清晰地看到空气中的飞沙。我做过一个实验，一个苹果咬掉半边，拿在手里在街上走了五分钟，那白嫩嫩的果肉上就铺满了一层明显的黑色污垢，不敢再吃。这样的环境让印度人自己也苦不堪言，所以来往的行人和司机，都有装备。女士简单，她们本来就有头巾，一方面可以用来遮阳，另一方面就干脆把鼻子和嘴巴都裹起来，有些再用墨镜把眼睛遮起来，“身上穿成菲律宾，头上包成哈尔滨”，看起来四体不勤。男士们大大咧咧，有些本来就不讲究，而那些大学生们，则普遍用一块方巾叠成三角形，再直角朝下，蒙着鼻子嘴巴——这要放在中国，保准一看就是要去抢银行的造型。

然而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街道两侧，仍然布满了摆摊的流动商贩，卖些街头小吃。他们的吃法很奇怪——把各种配料放在一个塑料袋子中，用脏手搅拌均匀，然后捆好口子，用手捏袋子，再冲着桌子拍几下，便卖给客人。这样的东西很便宜，大概一二十卢比一份，所以不少摊子周围都围着好些食客，一派欣欣向荣。那些正规的铺子也很热闹，由于印度人特别喜欢扎堆，每家看起来都不缺少人气，特别是一些综合性的小卖部外面，靠着柜台吃小吃的、喝水的、吸烟的，甚至没事儿的，都杵在那儿。每次我要买点东西，一般都会先等等，看他们走不走，但往往事与愿违，人群老不散开，最终我还得挤进去，然后被一堆闲来无事的印度人围观。

除了车辆、人和牛以外，最多的动物就是狗了。许多肮脏瘦弱的流浪狗在街上蹿来蹿去找东西吃，和牛、人井水不犯河水。街道上常听到野狗们的狂吠声、打斗声，还不时可以在马路上看见被碾死的狗尸。

我从学校正门走回公寓，大概要二十多分钟，经过一片闹市区、一片荒芜区，再进入一片闹市区，最后进入别墅区。然而即便是这高档区，也只是内部像模像样，别墅门外，垃圾成堆，野狗横行，牛儿就着别墅的墙角吃草。这在中国极不协调的光景，在印度却极其正常。

不过这些牛的确比中国牛看起来更加有型——它们的角直挺而细长，看上去精神抖擞，最奇特的是背上有一个肿瘤一样的凸起部分，像单峰骆驼。这种牛，学名就叫瘤牛，为印度特产。它们脖子上还普遍系有彩色的细绳，特别是那些洁白的牛昂首走路的时候，有一种天神下凡的庄严感。

众所周知，牛是印度的神兽，其原因是，印度人普遍信仰印度教，其中有三位大神：梵天、湿婆、毗湿奴，而牛就是湿婆的坐骑，所以牛在印度地位很高。街上那些自由自在的牛，其实都是有主人的。与中国不同，印度人直接把这些牛放在街上，让它们吃百家饭，晚上牛一般会自己回家。如果牛走失了，市民们可以去警察局看看是不是被好心人“拾到”。

如果有人伤害这些畜生，会被口沫子淹死，在某些邦，法律甚至明文规定：杀牛犯罪。我也多次亲眼目睹，不管富人、穷人，看到牛从身边经过时，只要手里有吃的，都不会吝惜喂上几口。

我耳濡目染，不久就喜欢上了这些温顺而漂亮的牛儿。后来从新闻上看到，2014年11月，尼泊尔为了祭祀，竟然宰杀了十万头牛，而且这样的大规模屠杀，每五年就要来一次，实在是触目惊心！一线之隔的两个国家，对待牛的态度居然有如此天渊之别，实在叫人唏嘘不已。

这差别之滥觞，无外乎两个字：宗教。

它们如影随形，渗透于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带给了印度人无所不在的幸福感，也带来了数千年来挥之不去的阴霾。

二

向晚时分，季风又准时关照大地了。一时间，天地色变，暴雨倾盆。

我已经习以为常，况且再大的风雨都阻止不了我前往教师餐厅享用美餐的决心。

走出小区，想看看昨天那位叫卖蔬菜水果的一男一女还在不在，果然，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今天他们摆摊的地方离我更近了些。目光接触，男的热情地跟我打起招呼。风雨声中，他的声音如此洪亮，那笑脸如此无邪。

从那天起，直到我搬家到新校园，我几乎每天都会在路上看到他，有时候他会和这个女的一起，有时候他会和另一个男的一起。印度人对外国人非常热情，街上和我打招呼的陌生人不在少数。有时候，我的心情会比较好，还以礼貌；有时候，烦心的事让我干脆装聋作哑。渐渐地，街坊邻居对我已经见怪不怪，打招呼的人少了起来，唯有这个小贩，无一例外，整整一年，只要见到我，都会以一贯的热情跟我说声“Namaste”。那无邪的笑容，从来没有变过。

我走了过去，端详起他的货品：土豆、番茄、黄瓜……都和中国一模一样，也有个别独特的作物，我无法了解。他用极其简单的英语问：“买吗？”我说：“我不做饭。”他说：“买水果。”我看了看，香蕉、葡萄、苹果，在雨水的冲刷下晶莹剔透，倒还不错。不过我正要去吃饭，便说：“吃饭，下次吧。”他便热情地说：“晚安。”

在教师餐厅，我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同事，来自法国的劳伦特（Laurent），我们都简称他“劳”（Lau）。白天副主任达塔告诉过我，他们开设了两门外语课，一门法语，一门汉语，学生至少要在两门外语中选修一门。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交情，因为我们都在异国他乡，干着同样的活，有着同样的关切。

劳只有28岁，却留了一头蓬卷的长发，胡子拉碴。由于身材瘦弱，又喜欢穿宽松的衬衣和牛仔裤，活像一个《指环王》里的角色选错了演员还演穿了帮。让我惊讶的是，他竟能用较为标准的中文说：“你好，欢迎你，我是法国的Laurent！”

这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人，他17岁时，就曾只身游历过中国，后来又在大学里选修中文课。23岁时，只身来到印度，骑游了阿格拉、新德里、斋普尔等诸多北印度城市。25岁时，又在美国教了一年法语。至于欧洲诸国，自然去过不少。这次他再赴印度，是想周游全印度，而下一个目标则是去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海地。

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而他并不在乎，他的处世态度相当超然，只想过一种没有政府、没有存款、没有任何拖累的随遇而安的生活，去感受世界上一切的文化。“我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在我心目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力量。”那大概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老天”一类的东西。至于世间的富裕、贫穷、先进、落后，抑或智慧、愚昧，“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需区别对待”。

毫无疑问，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此外，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在综合楼的后面一个吸烟区，默默地从地上、砖缝中拾起一根根烟头，扔进垃圾箱。他说他加入了某个环保组织，所以，他是个环保主义者。另外，他收入不低，大概一个月45000卢比，每次进城，他舍不得在校门口花200卢比打的，而要绕十多分钟的道去等20卢比的公交车。我尝试过一次，完全无法和售票员交流，而他为此还专门学习了简单的古吉拉特语，所以这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有一次，他给学生放法语电影，电影由若干个文件组成，由于礼堂电脑上的视频播放器不太兼容，使得电影不能连续放映，需要在每个视频播完后手动点击下一个，这不是个太麻烦的事，但为此，他跑回公寓抱来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所以，他又是个完美主义者。

这是我和他认识的第一天，之后几乎每天，都会遇见他。

三

那晚最具有视觉冲击的经历，则是在晚餐后。

离开教师餐厅，我一路向家而行。野狗也好，神牛也罢，在暴雨中，都歇菜了。小径上，那卖蔬果的男小贩正向着我这方向，推着剩下的半摊子蔬果，一路颠簸着徐徐而行，只是身边没有那个女伴。

由于没有排水系统，路上的积水最深处已达一尺多，或者干脆就是一条小溪。小溪淹没了他的小腿肚，半个车轮也浸泡在水里，一旦压碎了某些水底的垃圾，还可以听到一些“啪啪”的爆裂声。

他看见我，笑容满面地对我说：“Namaste。”

我问：“你去哪？”

他指了指前方说：“回家。”

那是教师餐厅的方向，而在餐厅之后，是另外一座银色的小区，那座小区的再后面，是一片昏暗。借着小区里渗出的灯光，我看清楚了，那里是一片贫民窟，在两百米开外的雨幕中若隐若现。

是的，繁华与破败，在印度，永远只有咫尺之遥。

他吃力地推着推车，在别墅与小区的背景中，踽踽独行。他们的脑海中没有那些粉红的、银色的规整，更没有里面的灯火通明，唯一的目标，是前方那一片黯淡无光——因为只有那里，才是他的一切。

“我帮你。”我迎上去和他一起推，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堪堪接近，那原本昏暗的贫民窟，轮廓也渐渐清晰了起来。一片断垣残壁，被老旧的砖墙或人为的布帘隔成了很多间，一眼看过去像是给建筑物打了很多补丁。屋子有深有浅，分别住着不同人家，细细数来，约有十来家。还有十米左右，剧烈的粪便味便主导了空气。

有的屋顶还在，可以装个吊扇，没有屋顶的，就在上面搭个棚子倒也可以遮风挡雨。周围全是浸泡在水里的瓦砾、垃圾，几乎无从下脚。两头牛、一只大狗和一群小狗趴在一侧胡乱搭起的棚子下酣睡。

小贩的家是从右数过去第三家，门外堆满了鼓鼓的麻布袋，不知里面装着些什么东西。由于隔着雨幕，灯光又昏暗，我让眼睛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了他们家里的情况。他们牵线用上了电灯，由于没有屋顶，家里放了个座式电扇，这两样是他们仅有的电器。也许是怕棚子放不稳滑下来，又用一大堆饱满的麻布袋放在棚子上面压重。然而，在瓢泼大雨面前，这棚子显得毫无意义，雨水从缝隙里渗透下来沿着墙壁，浸透到他们的家什上。

说是家什，其实也不过就是两张粗糙的木床和一张弹簧床。床脚浸泡在水里，乍一看那仿佛不是床，而是浮在水面上的小舟。其他的多是些如出土文物般的瓶瓶罐罐，和很多说不清用途的工具、零件。一条绳子悬挂在墙的两端，上面晾晒着各种暗色的布条。不知是灯光的缘故还是长期未清洗，床上的床单都呈现黄灰色。唯一有强烈颜色对比的，是墙上的一张神像，那神像全身碧蓝，手持弓箭，活像电影里的阿凡达。那是印度诸神中重要的一位——毗湿奴的化身：罗摩，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伟大英雄。

其中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老头子；另一张木床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青年男子。那男的我认识，有时候他也参与摆摊，并且和我打过招呼。那穿着红色莎丽的青年女子已经先于小贩回来，蹲在一个台子上擦洗餐具。一个小女孩子，站在门口望着我们，溪水没过了她的膝盖。如果不是那个青年女子蹲在台上提醒我这是地面上，我一定以为他们全家正在上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的女儿。”小贩乐呵呵地介绍，“里面的，我的父母、妻子、弟弟。”言语中，没有丝毫的怯懦和羞涩，反而体现出一丝大家庭的自豪。

一家六口，“漂浮”在这十来平米的废弃建筑物里。按照小贩的说法：“父亲，眼睛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指完全瞎了，或者只是不好使了。

小女孩蓬头垢面，一声不吭而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由于皮肤太黑，她的眼睛显得非常白。随后，屋里的人都望着我，那位弟弟冲着我友好地笑，而他太太，看了我一眼，又面无表情地埋下头去，继续做着手中的活。和众多的古吉拉特妇女一样，她不会轻易和陌生男人有任何形式的交流。

我又看了看四周的其他人家，他们绝大多数都待在家徒四壁的屋内，其中一家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正在雨中打闹。这两天我见了很多这样的小孩，他们蓬头垢面，能走路，活蹦乱跳，还会说话，可是身体非常袖珍。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女儿这么大个儿的时候，根本不会自由蹦跳。我想，他们约有三岁，可是个个营养不良，发育迟缓。

那男孩一把将女孩推翻在水里，女孩霎时一身泥泞，可是她没有哭闹，爬起来继续和男孩子拳打脚踢。他们的父母就在旁边的屋内，无人出来阻止。

我定了定神说：“我刚吃完饭，现在准备回家，可以买一些水果了。”

男小贩高兴地揭开推车上的布帘，下面的蔬菜水果露了出来。我喜欢葡萄和苹果，所以把剩下的都买完了。一共430卢比，他将找我的7张10卢比在手中小心翼翼地数了三遍以后才交给我。从此以后，我的水果几乎都在他那里买。

我提着两大包水果往回走，又路过了那片别墅区。一家男主人推着婴儿车，在他们有顶棚的院子里乘凉。婴儿车里的小女儿，穿着黄色的连衣裙，头发干净整洁，个子和刚才那几个小孩一样大，她打着哈欠，用小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我跟那小女儿挥挥手，说了一声“嗨”，男主人朝我友好地笑了笑。

小贩每天都会照例经营着他的半径，推着车经过此处。有一次，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俩，别墅的男主人也会隔着院落的栅栏，从小贩这里买些蔬菜水果，两人用古吉拉特语有说有笑。

栅栏的一头，是整洁的院落，明亮的大堂，宽敞的车库，还有盆景、秋千，人们在凉爽的雨夜优游卒岁。

栅栏的另一头，是满地的溪水、渣土、牛粪，以及那望不到边际的幽幽混沌，人们在岁月的无声处栉风沐雨。

围墙、动物、朋友

一

我原本以为，既然已经晚报到了一个月，那么就应该赶鸭子上架，立刻开课，于是第二天去找了达塔。谁知他说：“从你把课程计划报上去，到批下来，有个流程，还要挂在网上让学生选课，这一串手续走下来还有十来天的时间。”于是我暂时清闲了下来。

临近中午，我找劳一起回宿舍。我的心理预期是，从学校走到家里至少要二十分钟，然而他的一个举动让我惊讶，也帮了我的大忙。

他指着窗外的建筑群，问：“看到了吗？左边是我的公寓，右边是你的。”

“看到了，原来直线距离竟然这么近。”

“跟我来。”他略带诡异地说。

我们的办公室在校园最里面的综合楼，出门本应该往正门走，他却领着我往背后绕，穿过一片烟头满地的石板地面，再跨过一条臭水沟，不出一分钟就来到了一面墙跟前。

他说：“现在，翻墙。”我差点没有叫出“My god”。

原来，从我办公室到我的住所，完全可以用字母C来形容。“C”的上下两个端点分别是办公室和我的住所，若走正门，得走完那大半个圆，而办公室和住所的直线距离，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只是被一道围墙所阻挡。

我从小学到工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度过，无论哪个单位，校方永远都强调“安全第一”，这四个字如雷贯耳，让人不敢僭越，翻围墙这类举动，简直堪称大逆不道……我努力去回忆上一次翻墙是什么时候，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人规则意识强，更是断然不会干这种事……于是我把这个疑虑抖了出来。

劳贼贼地用中文说出了那句台词：“忘了它吧，这里是印度。”

事实上，我又错了，这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我这个中国人，以及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日本人、以色列人、黎巴嫩人……全部从这里翻出去。

墙高一米五左右，不过事先已经有人用石块、砖瓦把地面垫了起来，所以无需费劲，就攀到了墙上。

原来，这个“C”右边的空白部分，是一片大草坪。

草坪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草稀稀拉拉，估计被牛吃掉了一半，但是仍然有好几头牛还在悠闲地咀嚼着它们的美食。

顿时如沐春风，坐在墙头，让蓝天、白云、草坪，尽收眼底，另一头，五颜六色的莎丽，把画面装点得更加多彩。此时，我翻过的不只是一道墙，更是一种长久的束缚，只觉得——自由！痛快！

似乎，老天爷觉得他给我的还不够多。

有些和草皮颜色差不多的黄绿黄绿的东西，在草坪上移动。看仔细了，那是我只有在动物园才看到过的最美丽的鸟类。

“哇噢，孔雀！”

四只孔雀，正在草坪中间穿梭、觅食。

劳说：“不是天天都有，不过今天运气不错，来了四只。”

我迫不及待地跳进草坪，小心翼翼地朝那些野生孔雀走去。它们却并不好客，一靠近它们便警觉起来，用和我差不多的速度背道而去，似乎在提醒我，它们会和我保持距离，请我不要再靠近。

我加速前进，它们立刻受到了惊吓，扑棱棱地飞到了数十米开外。一根美丽的孔雀羽毛落在了地上，在阳光下分外夺目。劳说：“你留着吧，我家里已经有一根了。”

此后，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翻越这堵墙四次，不时能看见数量不等的孔雀，它们一般会在不太炎热的天气到来，如同珍珠一般装点着我的生活，我每次走过草坪也会小心翼翼，不再去惊扰它们。

这是印度让我快慰的表情，动物和人近在咫尺，共同生活却各安天命。比如牛和狗是每天的必备，比如每天都有鸽子和画眉飞到我家，却被拦在网外、窗外，它们就凭着窄窄的落脚处休息。野生动物方面，除了孔雀，还经常看到一种长尾叶猴，黑脸、长尾、白毛，肆无忌惮地坐在离人不远的树上、墙上，盯着往来行人，七八十厘米长的尾巴耷拉下来。此外，街上随处可见一种土黄色的小松鼠，只有老鼠般大小，背上有三道黑色的条纹，它们动作敏捷，喜欢在树上上蹿下跳。当然，还看到过蛇、蜥蜴，于校园一角穿梭而过。

我的房间里也不安稳，壁虎是惯常的客人，门框上、把手上、水龙头上，经常杀我一个措手不及，刚开始我经常吓一跳，后来也习惯了。有一次我试图用拖鞋去控制一只在地面上爬行的壁虎，压着了它的尾巴，它挣断尾巴仓皇从门缝里逃了出去，只剩半截尾巴自个儿在地板上拍打了一分多钟。这是以前在书上才能看见的“壁虎断尾求生”，在印度轻而易举就实践了。甚至，就连蟑螂似乎也对人没那么敏感，它们行动迟缓，比中国的“亲家”好消灭许多。

家畜方面，除了养羊，有条件的家庭会养马。每逢婚礼，总会少不了这样的画面：迎亲的队伍吹拉弹唱，围着一匹骏马，马背上，服饰华丽的新郎雄姿英发。更少不了的，是骆驼，比中国西北部的还要大，本来就混乱的街道上，常常可以看见一头两米多高的骆驼拉着驼车，扬长而去。驼车主人有的吹着口哨，有的吆喝，看起来特别拉风，让那些普通的汽车相形见绌。

古吉拉特人对动物有着天生的尊重，从他们较为彻底的素食主义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喜欢吃肉，也不喜欢看到别人吃肉，如果古吉拉特邦吃肉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身边的动物就会被杀戮。”牛是印度的神兽，孔雀是印度的国鸟，老虎是印度的国宝，而猴子则因为传说中帮助过罗摩而受到尊敬，自然都重点保护。然而对于印度人，特别是古吉拉特人来说，他们对待各种动物的生命是无差别的，我从没看见过他们试图伤害任何一种动物，也自然不容易遭到动物的攻击。

也是后来，才有同事告诉我：“你不觉得那个草坪很奇怪吗？周围都是开发商开发的高档房子，唯有那里空着长期不用。”我一想还真是这么个情况，便问了问缘由。原来，那边空地属于一个善良的富翁私有，他很可怜那些流浪狗，便专门申明这片空地不许开发楼盘，供它们玩乐。我顿时对那位从未谋面的富人肃然起敬。当然，不只是狗，这里什么动物都来了。

这么一来，一到清晨，我往往伴随一阵鸟儿的啼鸣声苏醒，禅意十足。不过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很多晚上，那些野狗不太规矩，一个不小心，两只狗儿带头吵起架来，满街都是鬼哭狼嚎，让人无法入睡，然后听见守大门的老头拿着木棍“啪啪啪”敲打着地面把它们吓跑，我便趁这个间隙赶紧给自己催眠。

再后来，每当有印度人问我对印度的印象如何时，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夸赞他们，我就会说：“人和动物和谐相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二

尽管茹素戒杀是我很推崇的印度品格，为他们加分不少，然而对于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实在难以找到恭维的理由，比如网络。

这两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互联网+”战略，各大运营商不管是诚意也好，被迫也罢，也在降费提速。我走之前，家里装的是10MB宽带，不出半年，已经普及了50MB宽带。Wi-Fi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印象中要开通一个Wi-Fi是极其简单的事情，我从国内带了无线路由器，无非就是装个宽带，或者无线网卡。我对印度的期待不高，只要能买到流畅的网络，我甚至可以选最好的套餐，多点费用不在话下。

于是第二天，我就找IITGN相关部门说明了用网需求。IITGN倒也大气，叫我去IT办公室登记一下，免费领了个无线网卡。我满心欢喜，回家插在路由器上，一个Wi-Fi诞生了。

可是那速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说它不能用吧，它确实又是有流量的，可是你要用它来完成各种需求，大部分的时间就都得花在网页的跳转上了。要想用这网，得学会时间管理，统筹安排。比方说，我今晚要打开哪些网站，想清楚以后，最好就一次性全部在浏览器各标签中点开，然后去洗个澡，完了再回到电脑前，大概就打开十之七八了；接下来，准备看具体的页面了，又一一点开，不急不慢去泡壶茶，回来看几页，看完了，又打开一批，做做眼保健操，回来接着看；还想看一批，实在不行再打一套太极拳，折腾几下瞌睡也就来了，一晚上也就交待了。

难怪，新闻上说中国的网速慢时，印度常常“躺着中枪”，被补一句：印度的网速，亚洲垫底。我怀疑，印度人的好耐性好脾气就是这么温水煮青蛙煮出来的。

我没几天就受不了了，决定去装一个宽带。学院附近正好有一家代理商，代理一家叫做“SPIDIGO”的宽带公司，那公司的总部就在艾哈迈达巴德，方便，而且那老板居然还会几句中文，毫无疑问，就是它了。

老板给我一张传单，上面有八种套餐，带宽从256KB到2MB不等，我问：“没有更快的了？”老板说：“没了。”

我很失望，就选了2MB的。老板说又分两种：一种是无限制使用的，半年6299卢比；另一种是每个月40GB流量上限，用完后自动降为256KB，半年4299卢比。我想40GB哪用得完，就订了后者。

当晚，一个业务员来我家考察了一下空间布局，然后签了合同。第二天，工人来了，还没干活，就先找我要矿泉水喝，喝舒服以后帮我安装、调试，给我展示了Wi-Fi，我看网速勉强可以接受，支付了4299卢比，那厮却说还要收300卢比的安装费。我说业务员说好了的，不收安装费，他找了个理由：“你的路由器设置界面是中文的，我废了好大劲猜着中文意思才帮你把Wi-Fi弄好。”我无言以对。对于外国人，他们是能捞就捞的，300卢比赏给他了。

我开始过上了有网的生活，我想40GB不能浪费，于是每天从网上下载一部2～3GB的超清电影，盘算着一个月看十多部差不多就把40GB充分利用了。

这一下可好，我下载了七八部电影，共计20GB左右，一周后的某天我再次使用网络时，突然发现又回到了那个温水煮青蛙的模式中去。2MB宽带，变成了256KB。

一气之下我找到代理商要说法，他说你肯定已经把40GB用完了，我说我很清楚只用了20GB多。于是他打电话问总部，总部一查：“是用完了40GB。”

缺斤短两，我认了，我下次注意。我问：“下个月又会恢复2MB吧？”他说：“不会，一直是256KB，40GB是半年的总量。”

“订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一个月40GB吗？”我把那张传单拿出来，给他看套餐详情，结果，上面只写有40GB上限，没有写一个月还是半年。他说：“你一定是听错了。”

我反复提醒自己：这就是印度，要习惯，不要生气。克制后说：“行，我现在加2000卢比，升级为2MB无上限的6299卢比套餐。”

我这次直接和总部通话，总部说不能加钱升级，必须要重新出6299元购买新套餐，我说：“不用了，这里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宽带服务商。”

我拂袖而去，走向了另一家——MTS无线网卡，见广告非常显眼——“10MB，每月999卢比”，便进店咨询。对方非常热情：“网速绝对让你满意，而且是一月一付，现在订购，还送一个书包。”

对方如此保证，而且将来旅游又正好需要一个书包，我立刻心动了，在确定没有那个涉嫌欺诈的40GB流量上限后，便叫他们尽快派人来办理业务。

晚饭后，一个看起来气质不错的人上门了，他的名字叫做尼廷（Nitin）。尼廷说，他开了一家叫做“亚述（Yashu）”的公司，有两家店铺，除了MTS，还有一家Reliance卖手机卡，店铺和家都在附近。“你是外国人，我的店员不是很懂英文，所以我亲自来。”这话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尼廷带走了我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收了1000卢比，给了我一个MTS的网卡和书包：“外国人的资料审核大概要一天时间，明晚就可以激活。”我表示没问题。

结果，第二天一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第三天，他终于接了电话，来到我家，只不过这一次看上去萎靡不振。他说：“不好意思，昨天生病了，直到今天都还不舒服，所以这么晚才来。”这么晚来，还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我的资料里，签证不过关。

事情是这样，我来印度办理的是三个月的入境签证，从8月10日到11月10日。由于印度和中国当时的关系不太好，这已经是能给的最长的入境签证。我购买MTS服务的时候，签证有效期还有两个月，实在太短，总部怕我人走茶凉，欠下烂账，不给批。

我连续数天，填各种申请表，复印材料，又是邮件联系，又是打电话，又是等待，钱也出了，腿也跑了，时间也耗了，就是用不了一个正常的宽带！

我多日积累的火迸发了出来，尼廷很不幸地成了我的出气筒：“我只不过想用一个正常的网络，有这么麻烦吗？我资料里有一份IITGN的邀请函，写得很清楚录用一年，以后还会续约一年，我能跑吗？昨天打你一天电话不接，什么意思？你们这个国家，处处为难人，又不讲诚信，难怪发展得这么差，退钱退钱！”我仗着我是顾客，又是外国人，还似乎占着理，越说越来劲。

尼廷显然对此类抱怨已经有很强的免疫力，加上印度人本身脾气好，他抱歉地说：“我个人百分百信任你会长期在这里工作，但是公司规矩是死的，实在对不起，钱退给你。”说完摸出两张500卢比的钞票退给了我。

如果他就这么离开，我们也许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但是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奠定了我们长久的友谊。

临走时，他想到了什么，问：“那个书包呢？”

我把书包从衣柜里拿出来：“这样吧，你这个书包多少钱？我买了。”

“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反倒纳闷了：“这怎么行？不管多少都说一个数。”

他说：“钱不是问题，我不缺钱。但是像你这样的外国人，孤身一人在印度生活，会很辛苦，所以当作我的一点心意。”

所以很多人说，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的人来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第二天就恨不得买机票回去；有的人却会深深爱上这里，一生来多少次也不嫌腻。它可以一天之内让你哭，让你怒，再让你笑——这就是印度。

短短两个星期，我对此已经深有体会。

但我终究不能白要他的东西，作为答谢，我拿出一套十二生肖的邮票，送给他做礼物。

这让尼廷万万没有想到，顿时喜形于色：“太漂亮了，我很喜欢，谢谢。”他从口袋里掏出另外一个MTS的网卡，递给我：“这是我兄弟的网卡，早就激活了，你就用他的吧，还是按每月999卢比算。”

于是，我又花1000卢比把他兄弟的网卡买了下来。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你先体验几天，如果不满意，还可以退货退款。名片上有我的地址，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有空来找我玩。”

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廷确实是个够意思的哥们儿，在印度社会中算个中产阶级，后来也多次帮助过我，不过，对他们的产品，我仍然不敢恭维。

MTS的信号质量，有时候，确实可以相对流畅地让我使用一阵子网络，在我对世界重新燃起希望的时候，卡死、断开。于是，关掉路由器，拿到隔壁房间，找个地方打开重新接收信号，网络似乎又回来一阵子，再卡死、断开，于是，干脆拿到厨房，拿到厕所，支在马桶盖上，挂在晾衣架上……总之，不断地关、不断地开，我像追逐幽灵一样地追逐我那房间里神秘莫测的信号，为的仅仅是我们在中国享受的极为正常的一个需求。

终于，再次忍无可忍，决定退货！

我按他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店铺，果然MTS和Reliance两家连在一起，都属于那家叫“亚述”的公司。和这里很多的商铺一样，他们在二楼，楼梯直达街面，楼梯下面全是沙石和垃圾，想上楼，心理上总感觉被什么东西阻隔着。

二楼过道上，一个年轻男子正靠在栏杆上朝街上张望，想来是其中一家的员工。看到我上楼，他便直盯着我。我也看了看他，略微摇了摇头表示招呼，便径直走进MTS那家。

三男四女正围着尼廷有说有笑，其中一个女的，身高大约一米。是的，只有一米出头，身体严重畸形，着实可惜了她的好模样。我想她可能是做点电话客服的工作，声音甜美就成。

店铺一面墙上贴满了网生代风格的时尚广告，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神龛，供奉着一个象鼻子人身的神灵。他因为那长长的象鼻子而有很高的辨识度，在中国也偶尔可见，我们把他翻译为象头神，他就是印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甘内什（Ganesh）。神龛上方挂着一个相框，展示着一张老者的彩照，似乎诉说着他和店铺的某种关系。店铺的里面一间，堆放了几台电脑和许多赠品。

他的员工看到一个中国人走进来都不知所措，尼廷却像是对自己有一个外国朋友颇为自豪，热情招呼：“嗨，郭，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这网卡我也体验了几天，但速度还是太慢，所以我退给你。我们是朋友，为了我的事，你付出了很多，你也不用退我1000卢比了。”

他说：“你觉得慢，是因为你拿它和中国的网速比较，这个确实没办法，印度的网目前就这样，我们古吉拉特邦算好的了，其他邦比这还要糟糕。如果你不喜欢，就退，完全没有问题，好朋友不要说钱。”然后硬把1000卢比塞还给我。

他从库房里拿出了一个印有“MTS”字样的旅行包，说：“这个也是我们定做的赠品，送给你。”接着，指着店铺楼下停着的一辆白色小车说：“那是我的车，如果你需要用车，可以随时来找我借。”言语之间仿佛驾照不是个事儿。

“我没有印度的驾照，况且你们方向盘在右边，靠左行驶，和我们是反的，好意心领了。”

他不以为然地笑笑：“我还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也没有驾照，经常来找我借车。遇到交警查驾照，直接贿赂他就行了，他们对外国人态度特别好。”

他来自拉贾斯坦邦的斋普尔，“那是个很漂亮的旅游城市。2007年我来艾哈迈达巴德工作，那时候的月薪只有6000卢比，后来找银行贷款开始自主创业，这几个月业绩都非常不错。”他神采飞扬地给我看Excel报表，密密麻麻的订单最后有一个汇总：上个月的利润为28万卢比。“而上上个月才不到20万，可谓蒸蒸日上。”

那之后，我便成了店铺的常客——无关业务，只谈风月。老板身份的光鲜背后，他的苦涩、他的隐忍、他的秘密……也逐渐呈现与我。

发达，还是落后？

一

办网反复的折腾因为结交了朋友而有了别样的价值，于是心平气和，出了6299卢比，重新购买了SPIDIGO的2MB无上限套餐，聊胜于无了。用网体验如下：

绝对不能玩任何网络游戏，否则被队友问候祖宗十八代，你跟他们解释在印度，别人说你干嘛不说你在火星；

视频基本看不了。国内主流的视频软件在大陆以外的地区都受知识产权保护，不能使用。Youtube之类的网站，看看流畅版还可以，高清以上直接卡死；

要看视频只能先下载好，下载网速随它心情而定，高兴的时候保证200K/s，但一天总有那么几个小时，下降到20K/s左右，个别时候3K/s左右；

正常情况下，打开网页平均需要十秒，到了周末用网高峰期，所有的网页躲着你玩，连QQ都隔三差五叫你重新登录，过慢的网速导致浏览器和各种软件常常崩溃；

用网之前必须要登录SPIDIGO提供的账号和密码，每天总有那么几次，账号会自动注销，叫你重新登录。这还算好的，每天还总有那么几次，即使账号是登录状态，也和裸机差不多。

有时候一整天不能上网，就通过其他渠道找售后投诉，客服像模像样地关心你，说把问题记录下来了。第二天，技术人员给我打电话，问什么问题，或者住址在哪里要来修理。第二天网自个儿又通了，要你来还有何用？反复几次下来，也就不想再找售后了。

管你什么三星、苹果，或者小米、华为，管你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还是手机，全部变成小霸王学习机。

总之，想持续正常上网是不可能的，否则这网络条件可以把你一天的正常生活撕成无数碎片。难怪印度人从古到今都如此喜欢在街上有事没事地扎堆，难怪他们没完没了地唱歌，没完没了地跳舞。我帮各国政府出了一个好主意，如果有加强人民生活的线下交流、消费，或者预防青年近视、增强国民体质之类的计划，可以来印度向他们的网络服务学习，保证立竿见影。

我也问过法国的劳，有没有什么用网感受，他很干脆，说自从来了印度，别说互联网，他连手机都不用了。他的至理名言是“如果没有网络、手机，世界将会完美无比”。我认为这个极端自由分子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说完网络再说说其他产品。我们以前常常说，中国是个廉价制造大国，东西质量非常差。这话说了二十年了，不管后来的生产技术如何进步，这几乎成了一个思维定势，以至于我看一些印度人在网上评论中国时，代表性的负面评论就是：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产品一样假。

不过我同样看到过一个中国人写的帖子，说印度的东西很便宜，但是质量很差。如果不亲自到印度，我们是很难体会这种差距的。那网络质量只是一个缩影，我可以用我的各种生活细节来证明这句话。

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发达的邦，近几年经济增速保持在10%以上，被称为“印度的广东”，艾哈迈达巴德又是这个邦的中心，窥此一斑，可以想象印度的全貌。

首先，社会管理方式极度落后。每天总有那么一两次、两三次，有陌生人来按我的门铃，查电表的、查燃气表的、发银行手机账单的、送错快递的、推销的、做调研的、要求宗教捐助的以及完全不知所云的，想来就来，一点私人空间感也没有。以至于我得了强迫症，上厕所洗头洗澡都要加快速度，总觉得会有人来按门铃。早上六七点钟被门铃闹醒是常事，以至于受到磨练，可以非常规律地每天不到六点就醒来。超市里面，商品被摆得乱七八糟、灰尘拂面也就忍了，收银员就像没受过训练，每一件商品都要慢悠慢悠拿来端详一阵再扫码，还动辄离岗问人。印度顾客习以为常，我等不及也听不懂，就在头脑中无数次排练，怎么冲上去抢过扫码器自己来，最终也被煮成温水青蛙了。

其次，所谓的“四通”，没有一个稳定的。我不做饭，不用燃气，就说水电和电视信号。到了最热的五六月，几乎每天间歇性停水，那水是很不干净的，必须用净水器净化以后煮沸才能饮用；停电分两种，一种是片区停电，一种是抬保险，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两起。印度的蚊子异常凶猛，到了雨季，没有灭蚊器，蚊子可以把人叮死。到了夏天，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有蚊子都被印度的高温给烤死了，人也差不多快烤死了。别忘了这是最发达的地区，朋友们说，在印度的许多邦，还有每天固定停电的情况。电视信号更是“堪称一绝”，我很少看电视，但是周末要看欧洲足球比赛，IITGN支付了电视信号费用，但是一大半的时间没有电视信号。如果说停水停电非人力所为，那么停电视信号就是违反合同了。为此，很多次，塞勒什来帮我打扫卫生时，还要顺带帮我完成催电视信号的任务，催来了两天，又停了，接着再催，如同木鱼，敲一下响一下。就这么坚持了半年，后来机顶盒又出问题了，所有的台，信号倒有，就是全是方块，无法观看。于是每次看之前要使劲拍打机顶盒，垂直拍、倾斜45度拍，再不行就拿来摔一下，又可以看两天，再后来摔也没用了，就彻底放弃不看电视了。

然后，公共设施问题严重。比如我们是电梯公寓，但那个电梯可谓是三天一小修，十天一大修，我经常上下五楼看见一些修理工人在某层楼撬电梯，却就是怎么也修不好，所以常常不能正常使用，只能走路。有一次，电梯卡在四楼不动了，里面传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的哭喊声，我估计是五楼邻居的两个孩子，于是想帮他们，却无从下手，想通知邻居，又无法和他们这些完全不说英语的人沟通，还好不一会儿大人也注意到了，立刻打电话通知电梯公司。后来我经常乘坐电梯途经四楼时，都会传出一声“咔嚓”声，卡几秒钟，然后再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自己也被困在电梯里，乱按了好半天按钮才出来。

另外，房间里的设备，几乎处处是问题。桌子、椅子、衣柜，各种开裂、各种关不上也就罢了，且看这高档楼盘如何“表演”。马桶是漏水的，越来越严重，听起来就好像厕所里有一座假山在上演小桥流水，叫IITGN的人来修理，估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旁边一个水龙头总开关关掉，说以后就关这儿，于是每次冲马桶要先开总开关，等蓄满了水再冲马桶。厨房的水龙头是不敢用的，一用，楼下的墙壁里就浸水，然后房主上楼来提意见。最绝的是房间里的电路，按照顺序依次断电：今天，主卧没电了，就班师到次卧吹空调、用电脑，然后叫IITGN的电工来修理，一般一折腾就是一天；明天，次卧又没电了，于是班师回主卧，再叫人来修理次卧；某一天，主卧、次卧都没电了，就班师到客厅，客厅没有空调就吹吊扇，直到找人来修好电路再搬回去。直到有一天，一大片电路串线，用烧水壶的开关竟然可以控制空调，手机的充电器也爆炸了，叫电工来修理电路，电工搞不懂，随手打开一个电磁炉，电磁炉又爆炸了，用电笔测试插座，看着两个插孔都是火线一筹莫展。没办法，还好IITGN盛产科学家，叫来一个电力专业的工程师，指导电工撬开线路主板，修了一个晚上才弄好。

我的办公室也很有特色。由于是顶楼，天花板上一直不知道有些什么动物在里面活动，整天扑扑腾腾、咕咕直叫，弄得办公桌上全是尘土。有一天上班，看到一块天花板掉了下来，地上、桌子上全是羽毛、鸟粪，还有的天花板已经裂开，我觉得随时都有被砸的危险。办公室的空调原来是好的，有一天听见外挂的空调主机爆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之后就再不制冷了。找人来修理，他们在烈日下折腾了一个下午，说修好了；走了以后我测试，还是不制冷，又叫校方找人来修；于是那两个可怜的工人又折腾了一个下午，我再试，还是不制冷。校方问我修好了没，我不忍心再折腾他们（何况也没用），便说修好了，于是直到搬迁校园，在办公室我都没再用过空调，只用吊扇，各种茸毛如同雪花般飘落。

以上陈述保证完全属实，如有半点虚构愿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

总之，在印度，有困难要过一天，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让你过一天。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和工作。

二

9月10日，中国的教师节，是我第一天给学生上中文课的日子。顺便一提，印度教师节是9月5日，比我们早五天。

在上课前一个小时，有一位同事来到我办公室拜访我，他是IITGN负责宣传工作的达亚南达（Dayananda），之前已经和我邮件沟通过，要在我的第一节课上采集一些照片，用于学校内部的宣传，同时准备帮我安排《艾哈迈达巴德镜报》的采访。

虽然我在邮件的头像中看到过他的照片，不过当他进入我办公室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吃了一惊，这分明就是一张年轻中国人的脸，只不过带有印度味道的粗糙和沧桑。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诧异，还没等我开口，便说自己确实是在IITGN工作的印度人，让我就叫他“达亚”好了。

我们在中国看印度的一切都充满了异域风情，不过时过境迁，此刻的异域风情，得反过来。

“我来自曼尼普尔邦（Manipur）。”见我表露出陌生感，便在纸上画了一个印度地图，然后指着东北的最边境，“这里的一个小邦，别说外国人，就是很多印度人也不知道。”

印度东北，紧邻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和我国的西藏地区。和印度其他大块大块的邦不同，这个片区被划成了若干小块，主要包括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米佐拉姆邦、锡金邦，它们几乎没有存在感，但要记得咱们的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也被他们算进了东北。由于文化非常相近，所以印度人一般不对每个邦特别区分，统一称“东北地区”，和咱们中国的东三省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世界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在阿萨姆邦的乞拉朋齐，号称“世界雨极”。

达亚说完了采访的正事儿，见我有问必答，非常配合，又见时间还早，就跟我唠起了家常。也许是我们有着相似的面容，他坦诚地说：“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让我非常羡慕，我们印度可不是这样，东北居住着大量的‘中国脸’，甚至也有一些使用筷子。在这些北印度城市，我总是被热情地问是不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可是我一说来自曼尼普尔，他们的脸色就变了。”

种族歧视，并不是欧美的专利，在享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的印度，居然也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就在2014年的8月，一个由十一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作了一个长达八十页的调查报告。从2005年到2013年，有超过两百万来自东北地区的印度人，移民到首都新德里，而其中86%的人声称他们在大城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东北妇女称她们在新德里遭到了歧视或是性骚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走上德里街头，抗议种族歧视。

“和古吉拉特邦的繁华比起来，”达亚说，“我们那里就和乡村差不多。”

古吉拉特邦很繁华吗？我不觉得。这个话我没说出来。我问：“那么留在东北的印度人，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英语和印地语都很好，所以能在IITGN找到一份工作，这里的人素质都很高，也不会对东北人有任何歧视，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如果说东北人到大城市还可以追求中低阶层生活的话，那么留在东北的人只能过最底层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东北就是个孤儿……

“你能想象吗？那里的GD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里缺乏工业，缺乏港口，没有国际贸易，也看不到城镇化和商业化的迹象。外商很少来投资，就算来了很多也很快就撤走了。年轻人都想出去打工，留在东北的大多是些老农民和手工业者。很多年了，状况一点没有改变，政府也似乎舍不得投资改善那里的生活。”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

“估计不是‘票仓’吧。”达亚耸耸肩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每次大选，那些政客们都要找大公司大商人拉赞助，搞竞选活动。越是大城市，他们能拉到的赞助越多，不管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上台以后，当然也要重点回报那些‘票仓’大邦。这么一来，那些发达的邦就越来越发达，我们那里却原地踏步，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达亚的神情有些黯然，他或许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印度一直以他们比中国拥有更“民主”的政体为豪，发展了六十多年，却无论国力还是民生，都被中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那之后，我对印度东北人有了别样的好感，从他们脸上总能品味出家乡的味道。他们和中日韩人大同小异，却在气质上很容易辨别出土著的身份。

在学校附近有一家SPA馆，里面的按摩师都是清一色的东北人，老板也打着“东北原生态SPA”的旗号招揽客户。印度娱乐节目不多，有时候工作之余我和同事们也会去按摩放松。

那里大概有四五位东北女按摩师，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掉一两个，只有一位叫古琪（Guchi）的按摩师长期不动，她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告诉我：“每个月月薪两万卢比，按多按少一个样，不过我不会讲印地语，和一万卢比的低薪阶层比起来，也算是不错了。这里有空调，不用遭受高温，而我在这个城市没有朋友，开销不大，还能存一点钱寄回家里。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东北人来说，你不能要求得太多。”

当她得知我来自中国以后，甚至说：“我想存一笔钱，到中国去旅游一次，都说中国发展得好，到底怎么样，只有亲自去看了才知道。”

不知道是真心话还是恭维，我只能祝她好运了。

在IITGN的校园中，也有这么一批东北面孔，人数不多，不到五人，游走于校园的建筑物之间，无论上课选座、吃饭，他们喜欢一起行动，一般不太和其他民族的同学走得太近。

有一个曼尼普尔邦的女生叫做格蕾丝（Grace），在某一期选修了汉语课，她的汉语发音虽难称完美，但也和其他学生迥然不同，母语为曼尼普尔语的她，常常被我叫起来做示范。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汉语的发音很难，我却觉得一学就会。”

有一次，我在学院放映中国电影《唐山大地震》，一些印度斯坦族学生在地震的灾难场面结束之后就陆陆续续离开了礼堂，格蕾丝和另一个东北女孩却对后半部冗长的“家庭肥皂剧”看得津津有味、泪眼婆娑。

结束的时候，她说：“我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好电影，里面中国人物的细腻感情我都能体会到。”这不是说谎，因为她要求我把片子拷贝给她，并向其他朋友推荐。

期末考试，她考了88.7分，只差1.3分便可以得A。本应该得A-，但我想到IITGN的学生都争强好胜，在这么小的分差下，往往不服气，找老师要求提升等级的考生大有人在，于是我主动给她改成了A，她却写邮件说：“老师您是不是弄错了，我这个分数段应该是A-，您改一下吧。”

我对东北人的好感与日俱增，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另一个老师的课堂，他要求学生配对合作学习，格蕾丝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老师居然在课堂上公开强调：“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不要因为你来自南方，我来自北方，他来自东北，就排斥别人。”

心里一下子就开怀了。

不知道历史上印度东北人和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每每在印度看到他们，还是忍不住想多看两眼。“自作多情”的背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体悟，叫人回味无穷。

艾哈迈达巴德

一

2014年9月17日，正好我开课一周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盛情接待，首站选定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

之所以这么安排，拿莫迪的话来说，一来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希望习主席能看到不一样的印度；二来这里是莫迪的故乡，有利于培养领导人的个人友情；三来莫迪在这里辛勤耕耘了十多年，创造了“古吉拉特模式”，符合“发展”的主题。

之前的几天，艾哈迈达巴德为了迎接习主席可谓煞费苦心。《艾哈迈达巴德镜报》头版头条放上习近平的照片，上书中文“欢迎习近平”，城市里的许多广告牌都换上了莫迪和习近平的全身像，用中英文书写：“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

第一学期，我的中文课开了两个班，一共66名学生，当天那个班有30多人到场，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说：“这样的安排很巧妙，我猜下一次莫迪中国行，首站很可能是西安，那里是习近平主席的故乡，而且有中国文化的代表——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半年之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

我突发奇想建议：“下课后，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艾哈迈达巴德，咱们两个国家的元首在萨巴马蒂河边看表演，兴许能碰上他们。”

最终，有四名同学响应了我的号召，他们是：

米兰（Milan），男，大四；

桑吉（Sanjit），男，大三；

拉蒂卡（Radhika），女，大三；

莉祖（Rizu），女，大四。

事实也证明，态度好的学生，成绩也好。

在中国，旷课往往被视为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IITGN的学生政策是很自由的，老师起指导作用，如果学生有信心不需要课堂学习也可以考试过关，旷课是没问题的。所以每学期上中文课的学生，总是越到期末人越少，唯有少数学生，真心喜欢中文，从不旷课。这四位学生就是如此，他们一直是我的铁杆支持者，和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也都能顺利获得A或A+的考试成绩。

其实，由于下课太晚，我当天并没有信心能够见到两位国家元首，我不过是找个由头，让学生们带领我畅游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

我们下课时已近五点，两位政要五点半即将飞往新德里，我们需要一个快速的交通工具。

印度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那些黄顶绿体的“突突车”便成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灵活工具。它们无处不在，中心城区、乡间小道，连接着这个国家每个角落的喜怒哀乐。为出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让无数的底层印度人民安身立命，但价格混乱也导致了宰客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中国城市普遍取缔的落后产业，在印度仍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依据他们的城市规划和减贫速度，想来未来三十年内也不会失宠。

从学校出发到目的地果然花了半个小时，当我们赶到萨巴马蒂河畔的时候，表演早已结束。

当然同学们也不必失望，我答应请他们吃晚饭。印度人吃晚餐的时间是八点以后，此刻离饭点还有两个多小时，好在季风到了九月中旬已经消退，我便叫他们带我去随处转转，我逐渐认识了这座城市。

二

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邦旧首府，后因用地紧张，首府搬迁至32公里之外的甘地讷格尔，但其仍保持着古吉拉特邦的中心城市地位，一般认为是印度综合排名第七的城市，仅次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与金奈。不过我也曾看到另一个排名方式，从竞争潜力来看，由于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居然排名第一。在2011年福布斯发布的“世界增长最快城市”评选中，艾哈迈达巴德仅次于中国的重庆和成都，排名第三。

也因此，只占印度总人口5%的古吉拉特邦却贡献了印度全国16%的工业产值和22%的出口份额，并多年保持GDP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无论从硬指标，还是从印度人的口碑中，古吉拉特邦都是印度最发达的一个，难怪被称为“印度的广东”。这个称号，正是莫迪访问广东后，对广东模式赞不绝口，亲自起的。

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结构为圆环形，三条环路有板有眼，蜿蜒的萨巴马蒂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大西小。河水并不干净，成群的绿藻和垃圾严重破坏了原本养眼的景观，让人惋惜。

当然，优美整洁的环境，在还在为消灭绝对贫困而奋斗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主要需求。和生存问题比起来，环保的议题还太过奢侈。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艾哈迈达巴德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林林总总。

艾哈迈达巴德是传统的，城内随处可见古老的建筑，动辄数百年历史。贾玛清真寺，修建于1423年；爱玛大清真寺，建于1424年；西迪赛义德清真寺，建于1573年；达达·哈里台阶井，建于1501年……然而它们并非如同历史遗迹般被保护、被开发，然后请游客购票入内，恰恰相反，印度人在这方面相当缺乏“经济头脑”，大部分的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时至今日仍在供信徒使用，游客也可以免费参观。只需记得，无论进入任何宗教场所，一定要脱鞋。

我和学生们步入一个又一个清真寺，在西迪赛义德清真寺的院落里，几个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头巾的穆斯林，坐在地面，各自背靠着一根柱子，看了看我们，又埋下头去念他们的经文。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寺庙的院落内，几缕光束透过墙角的缝隙，把古建筑的圆顶和房檐衬托得熠熠生辉。我们小心翼翼地迈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一切。而任凭我们逗留、拍照，穆斯林也再没有多看我们一眼，仿佛喧嚣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更多的，是无处不在的印度教寺庙，相较之下它们没有清真寺那么显赫的历史，但无疑是学生们自身的信仰。经过一个银色的寺庙，我们看见众多的信徒络绎不绝，学生们也跟上排了进去。里面供奉着一个全身漆黑、凶神恶煞的神——摩诃迦罗，中国形象地把他翻译为“大黑天”。每个人走进寺庙时都会俯身摸地，以示虔诚。他们面对摩诃迦罗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随后将数量不等的钱币投入功德箱内，再从另一侧出来。

艾哈迈达巴德又是时尚的，在中心城区内，可以看到许多铺面整洁、灯火通明的商店，里面坐着一些干净的印度人，对坐而谈，面带笑容。几乎很难看到女性单独活动，她们或有男士陪伴，或两三个女性自成一桌。她们有的穿着时尚，有的穿着传统的莎丽。商店的周围停着许多私家车，有的依序停放，有的则显得很随意，但几乎都是白色。不过，无论多么光鲜的建筑，仿佛都是独立存在，只需要走出建筑半分钟，立刻又可以看见衰败的民房、肮脏的街道、赤贫的人民。那些黄绿相间的破旧突突车，见缝插针地守候在商店外面的私家车丛中，等待着偶尔光临的无车一族。

学生们推荐我去品尝塔里（Thali）——那是流行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自助吃法，每人面前一个大盘子，六七个小碗，服务员来来回回走动，提供各种菜品，一人280卢比左右。温馨的是，事前学生还友好提醒我：塔里很贵。我很理解他们，因为IITGN学费中包含伙食，家里每月给他们的零用钱仅仅为1000到1500卢比，我对他们的可爱和体贴心怀感激。

艾哈迈达巴德还是混乱的，一顿晚饭的工夫，那么多小贩不知道从哪里都冒了出来，吆喝着卖些廉价的东西，阻断了本就混乱的交通，也增加了街上的垃圾。我问学生们：“这是被允许的吗？”学生说：“摆摊只能在政府划定的集市区，城里的街道上是不允许的，他们都是悄悄摆摊的，如果政府的人来了，他们就会立刻开跑。”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便看到，一群头戴小黄帽、手持竹竿的印度城管，挥舞着竹竿驱赶小贩。有的小贩逆来顺受地跑，有的则边跑边回头骂骂咧咧。跑得慢的，或者态度极其恶劣的，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城管散去以后又会回来继续他们的生计。

任何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在尚未脱离贫困，在完善的法治社会到来之前，猫捉老鼠的游戏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底层的平民痛斥腐朽的官僚体制不顾他们死活，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却感谢他们维护了城市的整洁和秩序。

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代努力寻求着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着社会的大体平衡，这在印度表现得尤为明显。

艾哈迈达巴德，就如同独立之后印度的一个缩影，时尚与传统，虔诚与反叛，如影随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然后在矛盾与冲突中，像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一样，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有趣的是，从那天以后，古吉拉特邦的人民对于中国的热情和好感与日俱增。有好几次，街上的老百姓跟我打招呼，问我来自哪里，当我说出“中国”后，他们就热情地欢呼：“哇噢！Jinping Xi！Jinping Xi！”

他们也许不懂政治，更不了解中国，但他们有着一个最质朴的心愿——来的都是客，未来，大家的日子一定都会越来越好。

万家灯火

一

磨合期逐渐结束，我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生理和心理上都已开始适应印度社会的阴晴圆缺。中文课很自由，学校不会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也不会给学生太大的压力。我长期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课堂——教师餐厅——公寓，只要会翻墙，任何两个点都可以在十分钟内到达。

安居乐业的生活带来了诗意，也带来枯闷，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糊里糊涂的国家。刚到印度时的那种新鲜感在漫长而单调的日子中早已消耗殆尽，面对的场景更多是这样：一上街便有烈日和灰尘交织袭人，在家上网则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浏览器页面的跳转中，又没有家人朋友的陪伴；有时候甚至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一句话也不说，就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也几乎没办法交朋友，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学一点印度语？到一个国家，有了语言环境，只要找一本教材，花一段时间练习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到日常沟通。我想说，在大部分的国家，这绝对是可行的，比如到韩国学韩语、到泰国学泰语，这没有问题，教材也很好找，可是，唯有在印度，不行。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叫做“印度语”的玩意儿。

《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地面上的人类为了到天上去找上帝，就在地面修建了一座通天塔，又叫做巴别塔，越修越高。于是上帝为了阻止人们去见他，便将人类分成无数个族群，说无数种不同的语言，让他们无法沟通，于是修塔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这就是关于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种语言的传说，以至于，“巴别塔”渐渐成为了语言障碍的代名词。

世界各国之间有巴别塔，很多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形成的巴别塔，比如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哪怕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不同的方言口音之间也会形成交流障碍，比如北京话和粤语。巴别塔无处不在，唯一的区别只是交际障碍的程度而已。

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的语言问题，可以有印度这么复杂这么严重。曾经有印度同事跟我开玩笑：“印度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种语言。”只有亲自来印度走一走看一看，才会明白这句话虽然夸张，但又那么贴切。如果真有上帝存在，那通往上帝的巴别塔一定建在印度。

如果有人问我们，世界上按使用人数算，排名第一的语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凭借咱们华夏儿女人口上的绝对优势，答案是汉语。第二呢？英语吧，全球那么多国家使用，又那么重要，当之无愧的世界语言，除了汉语，谁能匹敌？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遗憾的是，世界第二大语言，是印地语。

印度的官方语言有两个，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印地语，因此印地语勉强算是印度的“普通话”。现在问题来了：印地语既然是这么大的民族语言，又是官方语言，为什么还说印度语言是个大问题？又为什么不学点印地语？

这个问题，可以由语言学家来写成长篇大论，在此，我只能从自身的感受来谈谈这个问题。

印地语虽然在形式上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却不是所有印度人的母语，它其实就是印度众多语言中的一支。只是相对其他语言而言，印地语主要在德里和一些邻邦使用，所以官方有意识地要将印地语推广为通用语言。然而，虽然很多印度人多多少少懂点印地语，但不主要使用它，导致印地语在印度地位低下。

就拿我周边环境来说，一上街看到的广告牌，有的是古吉拉特语，有的是英语，有的是印地语，而日常交流，则全是古吉拉特语。

古吉拉特语是个什么概念？有一个例子最能够说明问题。

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在西安的大兴善寺留下墨宝，可惜的是，没有人能够看懂。大兴善寺的方丈想知道留言的内容，便请一个叫李利安的教授翻译，教授找到自己的博士生——从印度到中国学习佛教的冠秀杰先生帮忙，但是这个印度人也很无奈，因为莫迪是用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写的。

冠博士身为印度人，却不懂古吉拉特语，他只好找到一位懂得古吉拉特语的印度朋友，这位朋友却和众多古吉拉特人一样，别说不懂中文，英语也很烂，于是这位朋友只能先把古吉拉特语翻译成了印地语。

这下冠博士懂了，可是冠博士虽然会说点中文，却无法进行印地语和中文的直接翻译，于是他把印地语翻译成了英语。

最后，拿到英文译本的李利安教授再将留言从英语翻译成了汉语。

就这样，经过多方接力，我们才看懂了莫迪的意思，那是对于玄奘的致敬和对和平的向往。

这接力赛的源头，就是我在此地天天接触到的古吉拉特语。古吉拉特人之间交流通常不会使用印地语，所以我没有印地语的环境，而古吉拉特语是小众方言，我没有教材去学习它，就算学了，也无法和我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同事交流，毫无价值。而古吉拉特人英语又很差劲，所以我没法和大部分的古吉拉特人交流。

那么为什么不学印地语呢？因为在印度，说英语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所以IITGN校园内，到处都张贴了标语，要求学生们说英语，和中国的大学要求学生说普通话是一样的道理。校园内部的邮件往来、通告、会议等全部用英语进行，实际上包括印度的主流媒体在内，报纸、杂志、门户网站……只要是非常正式的场合，都使用英语。虽然他们英语的发音方式完全按照印地语来，生涩难懂，但毕竟是英语，那我自然也就没有了学习印地语的必要。

二

关于语言的问题，我后面还会谈很多，说回交朋友的话题。

没有三朋四友，就要自己想办法消遣。好在，印度的网速虽然几近休克，收发邮件对网速还不算特别挑剔。IITGN每个员工都有一个Gmail的账号，每天都有大量的邮件通过群发到达我的邮箱，虽然大部分和我没关系，但我会特别留意一些活动，唱歌跳舞、游戏比赛、宗教礼拜……权当消遣。

2014年10月23日，是印度排灯节的第一天，校方举办了大型庆祝活动。

印度人对于节日的概念和我们很不同。在中国，除了除夕夜，其他节日期间都是商家的促销良机，古的、今的，中的、洋的，只要赶上一个“节”，商家恨不得24小时营业，把你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榨干。而印度刚好相反，所有的节日，商家都关门了，街道上清清静静，生活区却是热闹非凡，各小区大功放的音响一个赛一个响亮，一群人围着神像没完没了地跳舞，而且一搞就是两三天、三五天。古吉拉特邦自己的“难近母节”，索性一闹就是九天，所以又叫“九夜节”，每天不闹到凌晨一两点不收工。作为外国人，我很不习惯这一点，一来没了市场我购物办事很不方便，二来夜里吵得难以入眠。

现在很多国人怀念过去的除夕，抱怨如今的年味越来越淡，年味淡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的公民意识在逐渐增强，人们越来越不希望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在印度，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宗教节日的庆祝方式仍然原汁原味，且多侵犯别人的权益。不过，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是在侵权，正如街上的各种车辆从来不会使用近光灯，一到晚上上街眼睛就会被一柱又一柱亮光射得生痛。你要敢说他们欢庆活动打扰到你睡觉，就是侮辱他们的信仰，温顺的印度邻居恐怕也会使点脸色了。

总之，印度人特别喜欢过节，节日繁多而漫长，但公认的全国性三大节日为：排灯节、洒红节、十胜节。

排灯节，又叫迪瓦利节（Diwali），是印度最重要的节日，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只不过印度的节日，几乎都来源于宗教传说。关于排灯节的传说，并不唯一，这和本来就混乱的印度教有关系。北印度认为，这一天，印度教的神罗摩率领的战士从斯里兰卡归国；南印度则认为，是为了纪念魔王那拉卡苏拉被克利须那神斩杀。印度国内的锡克教、耆那教，以及印度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也都有各自庆祝排灯节的理由。尽管众说纷纭，不过核心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庆祝“善行战胜邪恶，光明击退黑暗”。排灯节活动会持续五天，这期间，全印度张灯结彩。

那天晚饭时分，我一出家门便感到了浓浓的“年味”：邻居家的门口挂满了彩灯，门也大敞着，屋子里飘出迷人的印度香熏味。等电梯的当头，平时并不怎么和我搭话的邻居也出门热情地送上祝福：“Happy Diwali！”我夸奖：“你们家里装扮得真漂亮！”

来到校园，平时看上去不惹眼的一幢幢建筑物也在夜空下闪耀出迷人的彩光，如梦似幻。操场上聚满了学生，这是因为IITGN有一个光荣传统——每逢节日，就会在操场上宴请全校师生，提供免费晚餐。由于教职工多数会回去陪伴家人，因此放眼望去都是学生。每个人领一个大盘子、几个小碗，排队去打喜欢的菜肴。难免的，外面也会有一些人混成学生进校园蹭饭，校方来者不拒，这也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种表现。

我在那里碰见了很多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队伍排得很长，或许因为我的老师身份，又或是外国人身份，学生们请我插队直接领餐具。我看着漫长的队伍几番犹豫，但恰恰是中国人和教师的双重身份让我决定放弃特权。

操场上没有桌椅，打好饭菜，各人就自己想法子找地儿解决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聚餐，端着盘子一边吃一边悠转，吸引了周围众多的目光，我想学生们大概好奇中国人怎么吃手抓饭。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传统的印度料理是手抓饭不错，但是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使用勺子，或者手勺并用。用手把恰巴提撕下来，裹点米饭、蘸点酱，直接喂到嘴里，再用勺子单独舀菜。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偶尔用手吃吃飞饼是个陋习了。不过印度人一边吃还一边吮吸手指……我无论如何也迈不出那一步。

那个像飞碟一样的行政楼被装扮成了庆祝节日的“主战场”，大门口有一套音响和屏幕播放着学生写给彼此的祝福。底楼大厅的地板上，学生用喷绘绘制了十来平米的一男一女两个神祇，跪着深情对望。男的蓝皮肤，吹着笛子，女的则是个普通印度女人形象。喷绘的四周用将近一百盏烛灯围起来，显得圣洁无比。学生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地以此作为背景拍照。

“先生，这是克利须那神和他的情人拉达。”身后传来一个男声，那是桑吉，陪我去艾哈迈达巴德的四名学生中的一位，“先生晚上好，迪瓦利节快乐！”

虽然我提醒过他们无数次，按照中国的习惯应该叫我郭老师，但是印度人逢人就叫“先生”、“先生”的习惯看起来永远也改不了。

回礼后，我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克利须那？他是蓝色的，我们中国却把他翻译成‘黑天’，会不会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先生也知道这个？这个问题一言难尽啊……其实，克利须那神很特殊，印度教徒认为，真主安拉、基督耶稣、克利须那，其实都是同一个神，不过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名字。在我们的宗教中，他是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毗湿奴本来也应该是黑色，而‘克利须那’这个名字来自于梵语，字面意思正是‘黑暗’。但是印度人认为黑色不吉祥，所以大多采用蓝色代替，在印度，蓝色象征着男人和力量。”

我顿时想起了印度电影《偶滴神啊》（《Oh My God！》）中，克利须那出场时，也有过这样的对话：“你是谁？”“如果你是穆斯林，我会告诉你我叫安拉；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则会告诉你我叫耶稣。”这几位神灵在这神奇的国度“串了线”。

“克利须那并不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为什么在最重要的节日纪念呢？”

“印度有本古籍叫做《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里面说克利须那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宇宙精神，所以虽然不是主神，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特别特别多，印度人特喜欢他。”

随后他带我去观摩大楼背后一个小操场，这里，两个工作人员正忙着把几百盏灯一一点亮。我掏出打火机，想帮他们一起点，还没点燃第一盏，桑吉连忙制止我：“先生，你不应该那么做。”

“不应该点灯吗？只能印度教徒点吗？”我问。

“不不，我是说，不能用打火机点圣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全国在这天晚上都要点灯吗？因为今晚克利须那神会凯旋，降临人间，我们所有印度人帮他照亮回家的路，但圣灯只能用火柴点燃。打火机是用来吸烟的，烟是肮脏的东西，所以宗教用品不能用打火机点，这样克利须那会很生气。”

“哦，真是不好意思。”我赶紧收起打火机，“不过，我家里也买了一些印度香，我每天都用这个打火机点……不过，没有宗教意思，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印度香气味很不错。”

他想了一下说：“先生，你是外国人，又在自己家里，还好了。”

“听你的口气，你应该蛮信神的。”

“对，我家信奉的主神就是毗湿奴。”他庄重地说。

参观完学校的活动，我准备回宿舍，桑吉要求送我回家，到了楼下，我邀请他上去坐坐。

离开了课堂，各自少了表演的成分，我想听听学生对中文和中国真实的看法，便问他为什么会选修汉语课。

他坦诚地说：“我出生在海德拉巴，但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所以我十多年来随着父亲在印度各邦迁徙，学会了不少语言，对学语言很有兴趣。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军人对于中国有着天然的敌意，所以父亲常常给我传达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这也是一个原因。”

好一个“众所周知”，我问：“那你自己怎么看呢？你也会有敌意吗？”

“我没有。”桑吉说，“我很清楚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印度，一个成功的国家自有它成功的道理，这绝对不是父亲和印度一些官媒蓄意抹黑可以掩盖的。”

他掏出手机，播放了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跟我解释说：“这是首乌尔都语歌曲，我非常喜欢，循环播放了好多遍。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即使对巴基斯坦，我也恨不起来，何况中国呢。”

“你父亲是军人，服从国家意识是他们的天职，可你却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真不愧是IIT的学生！”我欣慰地说。

“我觉得人性都是相通的。”他说了一个令我惊讶却慰藉的事实，“我父亲曾经驻守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那里的气氛总是很紧张，但是每逢排灯节，我们两个国家的边境也会停止对抗。两边的士兵会卸下枪械，在圣灯的包围下，拥抱对方，交换糖果，预祝对方幸福安康。”

“啊……那你父亲现在还在那边吗？”

“没有，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不过这个传统会一直存在。对，就是现在，边境两边的士兵，应该正在彼此祝福吧。”桑吉走到阳台上，望着天空的烟火说，“我不明白，既然今天可以做到，为什么平时就不行？”

比起宗教传说、庆祝盛典，这可真是我听过关于排灯节最美的故事。放眼望去，但见印度千里无云，万家灯火竞相争辉，如同繁星坠落，装点人间。

富人区、贫民窟，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说英语的、说方言的，穿着他们能选出的最美服饰，在迎接他们信仰的这一刻，平等地站到了一起。

我抬头望向天空，多么希望看见那个叫克利须那的神灵真的飘然而下，让这个国家从此不再有黑暗，却只看见烟花爆竹在夜空中绽放出它们最绚烂的一瞬，然后归于永寂。

我拿出手机，打开谷歌地球，用手指把地球转动到印度一侧。我想，如果这模拟地球也能实时记载上面发生的一切，此刻的印度，一定是全球最美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在这小小的地球之外，每个拿着手机的人，不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克利须那吗？希望无处不在，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希望！

正如这一夜的万家灯火，就是那十多亿人民心目中永不熄灭的希冀，点亮了苦难的印度斯坦，也点亮了它苦难的“骨肉兄弟”——巴基斯坦。

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被两人分享，正巧，他们是17岁的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和印度著名反童工劳动活动家、全球教育运动主席萨蒂亚尔希。

人心

一

“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做中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

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源自一个下午的闲谈。

在印度这两年，我固然阅人无数，却大部分交情甚浅，同事和学生通常在特定的场合出现，这种交往，让我看到了很多他们的解剖学特征，却隔离了人心——这样的角色，大多无益于我们认识印度，也就不必在这本书里抛头露脸。

来我住所查电表燃气表的、检修电器的，这样、那样的，大多人走茶凉，甚至由于语言不畅哑进哑出。然而有一天，有两个IITGN的职工，本来应该例行公事一般地来我公寓里清点各项设施，却因为一些过于随意的举动和话题，留下了他们的人心，也引出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后续故事。

那天是2014年12月一个下午，学院已经放假，但行政人员还得继续工作。三点左右，两个职工来我住所清点家具和电器，为半年之后的校园搬迁做统计工作。一个瘦高的、黑黑的男士，叫做安布尔（Amber），看上去四十来岁；一个稍矮的胖子，白白的，叫做桑迪普（Sandeep），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经过简单介绍，得知他们属于负责校园公共财产的部门，安布尔是桑迪普的上级。

两人在完成清点工作后，没有立刻离开，他们看见我桌上的一堆饼干，便向我索要了两盒。由于印度晚餐时间一般在八点以后，故而他们下午有加餐的习惯，这种习惯深入骨髓，甚至每逢我下午监考，校方都要派人中途把吃喝送进考场。既然如此，我作为主人招待一下并无不妥。随后，他们又找我要了两瓶矿泉水喝，拿到吃的喝的以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享用边聊天，吃完以后两人还意犹未尽，似乎不打算走了。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就走到客厅陪他们聊了起来。

大概是忙里偷闲，远离了工作，他们极为放松，说要统计的公寓还有很多，今天到此为止，接下来准备出去喝喝茶。我猜想这是印度人的高语境表达法，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离开我的沙发，只是不好直说而已。在了解我是中国人后，桑迪普便抛出了那个问题：“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做中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想确认我没有听错，请他重复了一遍，还是这个问题。一时拙口钝腮，想了想，反正印度人也没什么国家观念，印度和德国、日本关系又非常好，这么问在他们眼里压根就不觉得有何不妥。更好笑的是，为什么选项里面没有印度人，这么看不起自己的国家？

我说：“当然还是做中国人。”

“中国，有我们印度腐败吗？”这个问题是安布尔问的。

不用说，这哥俩什么心态一目了然。当然，无论我回答有，或者没有，都很失礼，于是搪塞：“腐败哪个国家都有吧，为什么这么问？我并不觉得印度有多么腐败。”

“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看不到啊。”桑迪普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你看看你这周围，房子这么好，再看看那边的贫民窟，几十年了就没变过，印度政府投入了大把大把的钱扶贫，但是到了古吉拉特邦，再到艾哈迈达巴德，再到钱德凯达，那些当官的一级一级把钱往自己的口袋里塞，到了老百姓手里，十个卢比就变成了一个卢比，而那些别墅，都是些当官的人买的。腐败已经深入了每个印度人的骨髓，这个国家没有希望。如果还有来生，做哪个国家的人都好，我不想再做印度人。”

印度人并不都是这样，但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印度”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名，是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统称，还是一片侮洋的名字，即使现代的印度共和国也是联邦制，各邦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络绎不绝，国家荣辱观淡薄，这下可体现得入木三分。

桑迪普问我：“如果我去中国，好不好找工作？能不能移民？”

我说：“不可能，不懂中文根本无法生存，而且中国是最难移民的国家。你们对中国了解多少？”

“基本不了解，只知道比我们好。”安布尔回答得很干脆。

我拿出iPad，搜索出一张人民币的图片，指着毛泽东的头像问：“这是谁？你们知道吗？”

两人都说不知，于是我对他们的文化层次有了大概的判断。在印度的同事中，有不少教授学者，去过许多国家，能说出不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民俗，也有一些这样做行政工作的人，他们大小也算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了，但是一辈子就待在古吉拉特邦，连中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甚至还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海岸线。文化层次的差距造就了地位的差距，也造就了心态的差距，正如印度的贫富差距。我相信这两人平时就无话不谈、情投意合，所以以工作为借口出来磨洋工的情况也绝非一次两次了。

“为什么你们觉得中国比印度好？”我问。

“中国的商品实在太多了，到处都是，我女儿玩的玩具、老婆的化妆品、手机、电脑……全是中国制造。特别是现在很多印度人都在进口中国的玩具，价格比印度的玩具便宜很多，我都很想试试。”安布尔说。

我问他知道些哪些中国的品牌，他率先说出小米。由于小米手机的高性价比很适合印度市场，它在印度确实知名度极高，只不过，大多数印度人都念不对小米的拼音，所以叫它“MI”。然后他说出联想，联想也确实够厉害，IITGN采购的电脑大部分都是联想。

接下来，我们聊了很多旅游、文化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他们中途不停地看时钟，说了三次准备走了，我都象征性地挽留他们，于是他们三次都意志不坚定地继续坐下来。他们从三点过一直坐到六点下班，我也不打算再象征性挽留了，于是他们这才真的起身准备离开。不过，正是这天下午闲聊一泡，他们可能真心觉得我这个人值得交，也或许觉得我这里有利可图，临走之前，告诉了我两个利好信息。

当你看到“有利可图”四个字时，你可能会觉得形容得有些小肚鸡肠。其实单看他们当天的表现，确实无可厚非，只不过越往后，他们对我的言行举止越是游走在“朋友”和“不那么够朋友”之间，让我对他们的感情颇为复杂。

第一个信息是，IITGN每个寒假都要举办一个叫做“探索印度”的活动，会邀请外国高校的学生前来交流访问，今年会有一批美国学生过来，如果我愿意参加，他们可以去帮我跟组织者打声招呼，让我免费加入。对这样的好消息，我自然应允下来。

第二个信息是，安布尔有个弟弟要在年底举行订婚仪式，并在二月份举行婚礼，此外，桑迪普也会在四月份举行婚礼，非常希望我能够参加。

都说爱面子是咱们中国人的专利，其实对他们印度人来说，有外国人帮婚礼撑场子也绝对是一大体面。对我而言，能亲临印度婚礼现场，这意味着又有许多难得的经历可以阅览人心，于是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们一拍即合。他们临走之际，又要走了两盒饼干。

二

另一个人心，则来自一个位性洋溢的外国女专家。

小学时候，有一次语文老师叫我们写作文，介绍乐山，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写了乐山大佛。出于炫耀的目的，我写了一个绝句：“乐山大佛世界闻名，吸引了上自美国，下自耶路撒冷的游客前来观光。”我满以为老师会因为我知道“耶路撒冷”这么销魂的词语而表扬我，谁知道挨了一顿批评，说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咱们绝不能搞种族歧视，于是勒令我把句子改成了“乐山大佛世界闻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我顿时觉得逊色了不少。事后我觉得很委屈，就去问一小伙伴：“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比耶路撒冷更冷的地方吗？”小伙伴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没有了。”

这件事充分显示了年幼的无知，但是我并不觉得十分尴尬，我仍然为我小小年纪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而感到骄傲。并且，虽然我不时会遇到美国人，极偶尔会遇到以色列人，但是我压根儿没有想过，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而我的印度生涯中总是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奇迹，如之前所说，IIT的视野非常国际化，他们和世界很多国家和大学都有项目合作，所以隔三差五就有外国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莅临此地。那一天，我认识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外国专家——拉谢尔（Rachel）。

Rachel，在英语中读作“瑞琪儿”，在希伯来语中读作“拉谢尔”，我虽然平时叫她“瑞琪儿”，但是由于后文还会出现一个Rachel，所以我写作“拉谢尔”。

当然，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只是她和印度的格格不入，回忆累篇，仿佛执意要把一个非印度人输送进我印度的章节。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的寒假。学校在12月放寒假，只有一个月；暑假为5月到7月，一共三个月。那时候正值2014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叫莉兹（Liz）的女老师带着十多位学生来到IITGN，和本校的十多位学生组成了一个大约三十人的团队，搞了一个“探索印度”的交流活动。

由于安布尔和桑迪普的斡旋，我也加入到了这个阵营中，就在参观艾哈迈达巴德城市风貌那天，拉谢尔也在那辆大巴车上，刚一下车，她就迫不及待地走向我，自我介绍后说：“太好了！总算碰上外国人了！”

她之所以这么说，我想是因为她从来不去教师餐厅就餐，不知道IITGN有多么的国际化。

于是我们就算认识了。拉谢尔，30岁，以色列犹太人，留了一头卷曲的棕黑色长发，容貌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美女。她出生于耶路撒冷，后来在海滨城市特拉维夫长大，前来IITGN进行为期三个半月的以“企业家能力”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不愧是世界上最赋有经济头脑的犹太人，连研究领域都如此具有代表性。

对于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那天已经是我第三次游览，如果没有她的出现，这次旅行其实并不新鲜，可她一开场就喧宾夺主。拿拉谢尔自己的话来说，虽然她已经30岁，但她还是一个小孩子。这话我看不假，她无话不说的直爽性格，一日三变的情绪波动，以及她那匪夷所思的交际能力，成为了我后来一连串经历的牵线人。

在第一天的接触中，她就暴露出了对印度的强烈不满。那天我们照例去了很多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美国客人很投入，每到一个景点，都会听从校方导游的讲解，体验宗教文化，一些神职人员还会做一些法事，邀请我们聆听、参与。整个下午去了四个景点，每个地方都会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刚开始，拉谢尔还比较配合，到了后期，众人已经露出些许疲态，但仍然坚持着礼节上的专注，可拉谢尔已经招架不住，自己坐在寺庙的角落玩起了手机，任凭法师们走到她面前请她体验也爱理不理。

我说这样不太好，我们都是额外请来的客人，形式上也要敷衍到位吧。再说既来之则安之，多了解一些文化也是好的嘛。

她直露出厌恶的表情抱怨说，实在太无聊了，她来印度半个月了，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刚来的前几天，她一直在哭，现在倒是想通了，不哭了，但是每天就觉得非常非常无聊，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印度多待，没办法，就只想出去找朋友玩。犹太人本来就特别喜欢交际，她又是这类人中的极品，所以闷得发慌，每天都上Facebook和WhatsApp找朋友聊天，手机从不离手。这话也不假，只要看到她，每次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给手机充电，每到一个地方消费，首先问有没有Wi-Fi，再问有没有插座。

当然，她也时常被印度的网络折腾得破口大骂：“什么垃圾国家！我恨印度，恨，恨，恨！以后一辈子也不来了！”

她有一个以色列男朋友，叫泽维卡（Zvika）。他离过婚，现在在自主创业，她无时无刻不想念他，所以每到一处，就会把照片拍下来，分享给他，并表示她正在竭尽全力把男朋友忽悠到印度来陪她。

我问，为什么不去教师餐厅，那里外国的朋友多。

她的理由很特别，说那个小区的名字叫Shiti Ratna，她看到Shiti这个单词就不舒服，起什么名字不好，非要起个“大便”，所以坚决不去。

事实上，拉谢尔对饮食非常挑剔，她不但不吃IITGN提供的食物，而且对街上的馆子也百般挑剔，总是要先上网查阅网友评价，听从网友推荐，百分之百放心的才会去尝试。

印度的水，她是坚决不喝的，哪怕经过净水器，她也认为肮脏无比，拿她的话来说“只配用来冲厕所”，所以每天只喝商店里买的矿泉水。

我说，印度虽然脏了点，但是谨慎成这样也不至于吧。

她会说你太不小心了，然后列举一大堆禽流感、瘟疫、肝炎之类的案例来说明印度有多可怕。

然后抱怨印度男人有多么好色，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上街就有一大堆男人盯着她看，盯得她头皮发麻，一到了人多的地方，就被摸来摸去。

我说，好吧，我不是女人，这个我体会不到。相反，我是街上盯着印度美女看的男人。我建议她学学印度女人，把头包起来，就不怕被围观了。

她说那更不行，以色列人一看到蒙脸的人就害怕，在她眼里，蒙脸的都是恐怖分子。

于是她经常说，来印度以后，她就像一条狗，要人牵着才敢上街。我说不要用狗比喻自己，在中文里，狗是对人极大的侮辱，她说他们没那忌讳。

后来又谈到印度的宗教，感受感受不同文化总是好的吧。

她说，她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犹太人信仰犹太教，她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其他六个都信犹太教，就她不信，为此父母大发雷霆，这让她很是心累，好不容易逃了出来，现在又是这样神、那样神的，烦死了！

对此，我总是语重心长地说，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已经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与其天天爆发情绪，不如试着享受它，等你回以色列以后想再经历这么有趣的生活都没机会了。

最后，随行的记者给我们拍了合影，随后图文并茂地刊载于《艾哈迈达巴德镜报》上。照片中，印度人站前排，美国人站后排，拉谢尔和我分站两侧。我靠的那一侧印刷的时候刚好出了问题，把我和一个美国少年扯得很宽，肩膀像要脱离身体而去，拉谢尔那一侧却很正常。后来拿到报纸的时候，拉谢尔对我的畸形视而不见，反而牢骚满腹地说：“什么破摄影师，把我照得这么胖！”我说，是是是，都是他的错，你的身材比《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还好！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对印度恨得咬牙切齿并不吝惜表达的人，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所以希望能和其他外国人交朋友，以消磨痛苦的时光。

好在，拉谢尔对发泄的尺度拿捏还比较到位，虽然对印度的一切颇为愤懑，但从来不对我们同事摆脸色，相反，在她那里，任何事情都很好沟通，也开得起玩笑。她有一说一，甚至还会吐出很多内心深处的秘密，最经常的主题，是和男朋友又吵架了。以至于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从她对着手机的表情，就可以判断出发生了什么——如果是愁眉苦脸，一定是又和男朋友谈崩了；如果是歇斯底里，则一定是断网了。

我曾经把拉谢尔引荐给劳，想两个西方人能更合拍吧，谁知拉谢尔见了一次以后就给劳扣上了“怪人”的帽子，不想再见。也难怪，一个手机寸步不离，一个说世界上没有手机最完美，这两人能擦出什么火花才怪了。

我也曾经带领拉谢尔去拜访尼廷的店铺，她像明星一样被每一个人围着要求拍照，我预感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果不其然，之后拉谢尔就来找我抱怨：“你的那个叫尼廷的朋友是什么人？一天到晚打电话来骚扰我，真后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我说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印度人，再说谁叫你是个美女，总之你也待不了两个月了，以后不要理他就行了。

擦不出火花不行，擦成这样也不行。从今以后，我不敢再介绍她跟别人认识，相反，透过她的交际网络，我认识了更为丰富的印度。

巴别塔通向何方

一

“探索印度”活动，整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讲座，二是实践考察。我是个编外人员，不用考勤，所以几乎放弃参加那让我崩溃的印式英语讲座。给我极大安慰的是，那些美国人也说，印度人的英语，他们也不太能听懂，只是碍于情面不好不参加。不过，但凡有往外跑的公费旅游，我是一定不会放过的，反正花也是花印度的公费，不违反“八项规定”。

在古吉拉特邦，有一个很不著名的城市，叫做德波依（Dabhoi），德波依管辖之下，有一个村落，叫做Tejgadh（对不起，我已经无法翻译这个极度扭曲的英语地名），在百度上无法找到关于它的任何中文信息，这就是我们其中要探索的一站。

印度有着广袤的农村，光在古吉拉特邦，就有18618个村落，这让我完全无法想象。在印度人的谈话中，他们甚至不把它们叫做“村（village）”，而更喜欢称它们为“部落（tribe）”。

由于这个部落位于古吉拉特邦的边界，极难到达，当天我们的大巴一共花了十三个小时在路上，以至于我始终觉得，我应该是唯一到过这旮旯的中国人。

既然如此偏远，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探索这里？这是因为IITGN有一个研究印度部落语言的女教授，叫做莉塔（Rita），她每年都会来这里进行学术调研，所以她把这里推荐为了“探索印度”其中一站。

Tejgadh，这里的人们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模式，但相比其他很多部落，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1996年，有一个民间的学术组织，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学术中心——“巴沙研究和出版中心”。

巴沙（Bhasha），在许多印度的语言中，有“语言”、“声音”之类的意思，所以这个学术中心的宗旨是——“保护印度部落文化，从A到Z”。重点是研究和保护那些不被印度宪法所保护的本土小语言。

村落里有一间木头和茅草搭成的巨大棚子，里面有几十个穿着莎丽的成年部落女子，面对面排成两排，正盘坐在地上吃午饭。那些莎丽因为污垢和弱光显得和主人一样黯然失色。看到我们的到来，她们用近乎呆滞的眼光齐刷刷望着我们，一言不发。那灰蒙蒙、整齐、原生态又颇有内涵的画面感，一看就是可以得摄影大奖的。于是，许多人都拿出了手机对着她们一阵狂拍。

我问莉塔：“这么拍，她们不介意吗？”

莉塔还没回答，旁边随行记者倒抢着回答，让我回味无穷：“在印度，当人们吃饱了饭，或许会思考你说的问题。”

在莉塔的引领下，我们步入了这里最核心的建筑——巴沙档案馆，里面陈列着丰富的印度部落文化和部落语言的资料，还有一个音频设备，收集了印度的几十种主要语言。于是，那天探索的主题，就是印度的语言。

印度到底有多少种语言，我也非常感兴趣。可惜这个问题即使是研究了几十年语言的莉塔教授也无法回答。她让我们随便掏出一张印度卢比，翻到背面，我这才发现，在印度卢比背面的左侧，密密麻麻地印了很多不同文字，具体一数，一共十五种。依我看，如果不是因为排列不下或者影响美观，设计者恨不得再翻一倍。我们中国国土面积大约是印度的三倍，人口也比印度多，人民币上也不过四种少数民族文字而已。

莉塔把参与人召集到一起，说：“印度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呢？这取决于你怎么去计算。有些语言，你可以把它看作独立的语言，也可以把它看作方言，很多部落语言出了部落就不一样，有些语言隔三差五就随着最后一个使用者的死亡而消亡。”最后她只告诉我们：“印度估计有八百到一千种语言！”这个说法让在场的印度大学生也惊讶不已。

我的学生会五六种语言的也很正常，比如当场有个女学生就跟我说她会英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和拉贾斯坦语，我说不错，不过别忘了现在你还略懂汉语。排灯节去我家的桑吉，懂泰卢固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英语，随父亲去加尔各答生活又学了不少孟加拉语。尼廷也说过，他出生在拉贾斯坦邦，自然精通拉贾斯坦语，来到古吉拉特邦七年，学会了古吉拉特语，加上印地语和英语，也有四种，不算少。

总之一句话，在印度，不管是家乡语、印地语还是英语，如果只懂一种，那只能是个废人。

这一点起先让我很是纳闷，在中国，我们光学个英语，几年下来很多学生尚且不能做到流利交流，这些印度人，是怎么掌握那么多语言的？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印度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有个共同的祖先——梵语。

梵语，被看作“神的语言”，主要用于记录印度古代的诗歌、经文，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绝迹。印度绝大部分的语言都来自于梵语的不断演变，所以各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远远没有中文和英语相差那么大，外加有了真实的语言环境，耳濡目染自然也就慢慢掌握了。此外，印地语和英语同属印欧语系，基本原理也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他们懂多少语言，学习中文仍然非常吃力。他们在课堂上可以理解我所有的讲解，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一旦脱离了课堂，单独和他们说中文时，他们依旧拙口钝腮。

印度不同语言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异，这问题我想只有印度人自己才明白。但我相信，在他们看来，字母语言和象形文字，那一定是人和神的差别。

印度语言的异常复杂性，带来了印度的很多社会问题。比方说，北印度人印地语好，英语差；而南印度人英语好，印地语差，我于是想到了一种极端情况，假如一个古吉拉特人，只懂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一个泰米尔纳德人，只懂泰米尔语和英语，他们两个印度人加起来懂四种语言，却完全无法交流。我问莉塔，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莉塔说，完全正确，你说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

我做出目瞪口呆的表情望着莉塔，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苦笑起来。

二

有一部印度电影我很喜欢，叫做《印式英语》，讲一个名叫莎希的印度家庭主妇，喜欢做一种叫拉杜球的食物，并把照顾丈夫和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不知不觉中，她的生活与社会脱节，只剩下了家庭。由于她完全不懂英语，被事业飞黄腾达的丈夫忽略，被日益聪明的女儿小看，和家人越来越大的差距让她觉察到了婚姻的危机。一个偶然的机会，莎希被亲戚请到纽约去料理婚事，在纽约的初期更是被这所大都市的纯英语氛围吓得失去自我。于是她下了一个决心，瞒着亲人，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利用四周时间疯狂学习英语，终于在婚宴上用英语完成了一场讲话。正是这场并不完美的英语演讲，获得了在座所有嘉宾的赞美，也让丈夫重新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和努力。莎希就此重新赢回了家人的尊重。

这是一部励志家庭剧，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其中看出不一样的印度文化，那就是对于印度这个无数语言并行的国家来说，英语的掌握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对于一门外语的极度依赖性，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到。

所以，要研究印度的巴别塔，就一定要听听他们对于英语深层次的认识，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印度的社会问题。此外，过去我也在国内长期从事过英语的一线教学，应试的、口语的、商务的，都做过，可以借此机会与中国人对于英语的认识做一些对比，为低效的中式英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考。

能考上IIT的学生，或者在IIT工作的员工，英语都出类拔萃，所以在排灯节那晚，我和桑吉也就英语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我问桑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两个异地印度人之间交流，他们可能随时在英语和印地语之间切换，所以我想搞明白，当你思考问题的时候，你脑海中自然反映出来的是什么语言，或者你做梦的时候，梦中说什么语言？”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能反映出他把什么语言作为母语，就好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做梦一定是说汉语，我觉得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结果这问题居然把桑吉给难住了。思考了好半天，他给了我一个神奇的答案：“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刻意去区分印地语和英语，很多时候，印地语就是英语，英语就是印地语。在梦中，也是混着的。”

这个回答倒也不假，我注意到，印度人说印地语的时候，句子的主干是印地语，但是夹杂着大量的英语单词，所以只要他们一说“Chinese”，我就知道一定在谈我。同样，印度人也活用了很多印地语单词进入英语，比如英语的数字单位中，“thousand”表示一千，“million”表示百万，“billion”表示十亿，印度人创造性地把“lakh”、“crore”两个单词加入其中，分别表示“十万”和“千万”，在日常生活中方便了不少。比如一个教授工资为十万卢比，与其佶屈聱牙地说“one hundred thousand”，不如直接说“1 lakh”就解决问题了。

我们谈到了单词量，其实，印度精英的单词量也达不到母语使用者的标准，约莫在一到三万之间，而美国高中生动辄拥有五六万词汇量，所以一些我觉得生僻难懂的单词，同样也会难倒他们。但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英语单词主要是在象牙塔中，靠死记硬背得来的，而他们是在日常生活中靠大量的阅读和对话，在真实的场景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一来用得地道，二来记得牢靠。

这么一来，就产生了不同的学习效果，印度人的英语听力明显高过我，比如我和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过《星际穿越》和《复仇者联盟2》，虽然有英语字幕，但是充满科幻味道的英语还是让我昏昏欲睡。有些一闪而过的美式幽默，我摸不着头脑，整个电影院的人却同时哄堂大笑起来，让我着实领略到了他们扎实的英语功底，这就是长期接触真实英语的效果。

我也在IITGN每周的电影节中，给印度学生播放过几部中国电影，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合伙人》，其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说英语的部分，都没有字幕，他们也能听懂。而中文对白的桥段，有些英语字幕一闪而过，我便问他们能不能在看到一句英语的一瞬间在脑海中反应出整个句子的意思，学生都告诉我说没问题。

带着些许的不甘心，我在第一个暑假参加了IITGN为全体师生开设的“英语浸入式学习班”，主讲人是C·S·夏玛教授。

C·S·夏玛在邮件群发宣传这门课的时候，写了一段话，很有意思：

不精通英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会在你人生和事业的每一个阶段继续产生问题。如果那些来自非英语背景的朋友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有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抓住。虽然我们不可能承诺在短短两周内让所有参与者成为专家，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将他们引领上正确的轨道，并且提升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掌握自学的方法，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祝贺国际英语节。爱英语也好，恨英语也好，但我们还是离不开它。

所以，尽情享受吧。

这本来是针对印度师生的选修课，但我还是向C·S·夏玛教授回复了邮件，表示我愿意参加。他非常高兴，客气地表示，我的加入，可以让他们的课堂更加精彩。

C·S·夏玛教授和我接触的很多教授一样，偏向于英式发音，听起来不难懂。越资深的教授，越会向标准英语看齐，而几乎所有的学生张口就是印式英语，这说明一个印度人在没有接触社会之前，是意识不到发音问题重要性的，反倒在他们看来，刻意模仿英美人的发音，非常做作。

C·S·夏玛教授丝毫没有纠正学生们的发音问题，似乎不觉得这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整个两周的教学活动，主要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尽量让学生多说，老师少讲，这一点，和国内英语教学理念已经一致；第二点则很不同，那就是与其说他们是在学习英语，不如说是在用英语学习人生哲学，诸如“提升人格魅力的方法”、“人生的价值”、“生活技能”等，PPT做得非常理论化、体系化。将英语用于真实语境，这确实比单纯地学习英语效果更佳。

此外，课程中也会专门学习一些纯语法点。让我意外的是，这些语法极其简单，比如单复数变形、几个时态、情态动词等，这些我们初中就学过的语法，到了高中就不再专章讲述了，他们却学得津津有味。C·S·夏玛教授让我们做题，我立刻发挥出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优势，速度和正确率远高于这些印度精英，让他们啧啧称奇。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学的是不同的东西，我们学习的是怎么样去保证一个句子的完美，怎么样保证得高分，而印度人学的是怎么用英语完成听力理解和自我表达，至于他们句子中的小毛病，C·S·夏玛可以挑出一大堆，他们也并不在意。

但不管怎么说，以上的这些实录，已经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结论：印度人整体的英语水平和中国不是一个重量级。

中国的英语教学体系，仍然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问题还在摸索，特别是老一批的英语教师对于英语的教学模式已经趋近僵化，等他们退下来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由于国内没有英语环境，单靠学校教学，我想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应该永远也不会超过印度人。对于那些有英语学习需求和兴趣的国人朋友来说，如果不用为高考、考级而束缚手脚，我建议他们放下过去学习英语的所有条条框框，着重从听力入手来提升英语水平。这是C·S·夏玛的原话：“听力水平决定英语水平。”

同时，我也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印度人这么对待英语，真的是件好事吗？如果学好英语就能成为英国、美国，那么印度又怎么会对着中国望洋兴叹？

我经常浏览《印度时报》的网页，其中有专门的中国板块新闻，评论留言的印度网友很多，可以看出印度人对于中国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结。其中有一篇关于中国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文章，让印度网友煞是羡慕，有一个愤青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但有一个问题，印度狗们（原文是Indian dogs）常常问：中国人可不如印度人那么懂国际语言，但他们怎么做到了？我觉得吧，这恰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如果他们也集中精力搞英语奴化教育，那么有才华的中国人就会移民美国，中国则停留于一个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就跟印度一个鸟样。

另一个印度网友则写道：

中国有能力达到如此伟大的高度，因为他们有统一的人口政策，这使得他们各方面都有凝聚力，不像印度文化这么多元。治理中国就像治理一个国家，而治理印度就像治理一个大陆。

多元印度永远无法达到中国的高度，因为在中国，中华民族第一。我们印度呢？马拉地人、古吉拉特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个个都以为自己才是老大！

我不禁想起了秦始皇，他虽然残暴，却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统一了九州方圆的文字。从此，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至今仍然让十多亿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汉文化的海纳百川，也让55个少数民族羼杂互融，认同了统一的民族概念，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相反，文化多元性的存在，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对于本就多宗教多民族的印度来说，非常不利于培养民族认同感。印度政府看到了这一点，极力尝试在国内普及印地语，却遭到了南印度各邦的抵制，最后没办法只好将英语和印地语并列为两大官方语言。印度政府还申请将印地语列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遭到了联合国拒绝，理由是：它虽是世界第二大语言，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要知道，虽然印度精通英语的人只占5%～10%，可是他们都是社会的精英，主导着社会，而印地语主要只用于日常交流。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即使在各个开设小语种专业的高校中，开设印地语的学校也少之又少，因为学生不好就业。大到印度的官方媒体、政府文书、学术文章、商业合同，小到餐馆菜单、日常小商品的说明书，都是英文写成的，我们还学印地语干吗？

所以，英语好不好，和这个国家是否成功不但没有正相关，或许还会有负相关。印度精英们不但精通英语，而且往往掌握着软件、生物、医疗等高科技领域的知识，这使得他们在美国上流社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华人更大。

印度人口略少于中国，且因为贫穷，有本钱移民的印度人总量上远远不及华人，然而根据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年修订版）》统计，印度为全球第一大移民输出国，而中国仅排第四。就说这IITGN的学生，离毕业还有大半年，很多美国公司就来招人，谁知道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回国。在教师餐厅，我常常碰到一些专家，印度人血统，通印地语，但一问国籍，往往都是美国、加拿大，一个穷国煞费苦心培养出的精英，毕业后甚至不会为国家作出一卢比的建设，这样的人才流失着实让人痛心。

有梦想有抱负的国家，都看重文化统治权，美国自不必说，德国有歌德学院，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我相信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政府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不忘发展英语教学的同时，也在大力推广咱们自己的汉文化，比如孔子学院在国外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就是咱们“文化强国梦”的重要一环。不过，文化统治地位一定要建立在经济的繁荣之上，这使得很多民族无从下手或者由于阻力太大不得不放弃。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政府和印度不同，不但目光远大，而且正在朝着那个方向扎扎实实地推进。虽然目前汉语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甚至离那一天还很遥远，但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躬耕不懈，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华发纵横，遨游四海，会蓦然发现，那些不同肤色的人们，不会再对我们说“Hello”，而是——

“你好！”

与其随波逐流，何不引领潮流？这，才是华夏的王道。

中篇
梦里不知身是客

莲花与泥淖

一

“印度的签证怎么这么麻烦！”

在电子签证未开放之前，我相信每一位到过印度的国人都对此深有感触——到印度旅游是一件极度耗费脑细胞的事，大部分卡在签证上。至于工作签证更是难上加难，面对印度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印度政府严格控制外国人到印度工作，正常情况下获取工作签证需要等45天，各种条件极为苛刻，且一次只有半年。

还好我的工资由汉办支付而不由IIT发放，所以可以打一个擦边球，我不算到印度工作，而可以视为一个长期的访问交流学者，所以我可以申请“入境签证”，只要一周便能签发，但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而且一旦被发现持入境签证在印度国内找工作或是经商，则会面临牢狱之灾。

11月20日签证就会过期，好在IIT名气大，关系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满头银发的布瓦（Puvar）老先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能手。这位“保卫处”的老人有一点他这个年纪该有的固执，不喜欢用电话、邮件交流，不管大事小事都喜欢来我办公室面对面沟通，我又经常不在办公室，搞得他常常白跑路，然后气呼呼地被迫打我电话抱怨，几句下来又哄好了。他原来在古吉拉特邦政府安全部门工作，本应该在65岁退休，却因为执行公务负伤，2005年提前退休，当时他58岁。之后IITGN看重他的政府人脉关系，特意聘请他来负责校园安全和外国人签证问题。他生在古吉拉特邦，长在古吉拉特邦，工作在古吉拉特邦，一生打上了鲜明的本土印记。

布瓦搞齐了我所有的资料，在网上和相关部门进行了预约，然后亲自带领我分两步走。

第一步，到钱德凯达的派出所申请签证延期。在那里，官方将初步对我的资料进行审阅。那是9月底的一天，作为公事，他又是个领导，完全可以请富裕的学院安排专车接送，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小车开到我面前，潇洒一挥：“上车。”

布瓦的家在甘地讷格尔，每天上班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打个来回，花费肯定不低，即使这样，在这个腐败的社会风气下，他仍然做出了“私车公用”的举动。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公车？”他嘿嘿一笑说：“我两份工资，一份政府的养老金，一份IIT的工资。”

我说那也能省则省啊，他才稍微认真地说：“算了，年纪大了，钱财易得，安心不易。只要把学校的事情办妥，看着它一天天发展起来，心里就是最乐的。”

我也趁机领略了印度派出所的风采，那个派出所，说是个国家机构，其实就是一个地图放大到极致也找不到的点——马路旁一个破屋子，一张桌子、一个板凳、一个负责人就在那里办起了公。门外撑着一把巨大的太阳伞，三个警察打扮的人坐在伞下喝着凉水。如果真要出警缉凶，他们能不能胜任？我真为他们捏一把汗。

第二步，我们到艾哈迈达巴德的FRRO（外国人管理处），正式申请将签证延期为一年。那是10月底的一个上午，布瓦再次用私车，载着我和他的一个下属前往FRRO。毫无疑问，这里比钱德凯达的派出所距离更远，而且因为我的一个失误还让他多折腾了一次——申请签证延期要支付7200卢比，而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没有带足钱，于是他载着我回到公寓拿了现金，再次前往，来回跑了四趟。

FRRO人山人海，大厅里很多需要签证延期的外国人坐了四排，欧美的白人，东亚的黄种人，最多的是中东打扮的穆斯林。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三个东亚长相的留学生聊天，他们来自蒙古、老挝，年纪不过二十来岁，也只能独自来面对这些繁琐的签证问题。我背靠大树好乘凉，布瓦一直陪我坐在嘈杂中耐心地等候，却没有丝毫不耐烦。

回到校园已经是下午两点，错过了教师餐厅的开饭时间，于是我们来到学生食堂，布瓦手把手教我点餐。我对布瓦所做的一切深表歉意和感激，请他也点自己喜欢的菜品，我请客。他却说：“别别别，我带了午饭，一会儿回办公室用微波炉打热就吃。”然而，就在我吃饭的中途，他分明去柜台点了几道菜，自己掏了钱，到一个角落悄悄吃了起来。

我自然不能走上前去揭穿他善意的谎言，只能将感动铭记于心。

那天我正好没有课，不用去办公室，吃过午饭，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公寓，我说有条近路，翻墙出去五分钟就可以到家。

其实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有点打鼓的，对保卫处的领导说翻你们的墙，似乎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谁知他也幽默，贼笑着说：“学校有两堵墙都有近路可以抄，你准备翻哪个？”

我也总算明白了，翻墙这种事情，在印度压根儿不算作保卫工作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说翻后面那个，他指了指综合楼的方向，说：“好的，你去那边吧，我回办公室了。”

看着他笑容可掬地离开，我心情豁然开朗，不光是因为解决了签证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布瓦身上，我隐约看到了圣雄甘地的影子，那是我心目中最圣洁的印度。

在任何污浊的酱缸里，总有那么一些“不识时务”的沅芷澧兰，他们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却始终固执地坚守着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他们也许并不精明，也不圆滑，这会使他们丧失很多完全可以信手拈来的利益，然而他们就像莲花一样，不染不妖，始终谦恭却又昂首挺胸地活出自己的精彩。所以，老人家的固执虽然常常让我头疼，但我依旧喜欢这份固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邪恶的势力占据多长的时间，乌云总会被正义一次又一次地驱散，荆棘丛生的淤泥里才终会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莲花。

是的，印度的国花——莲花！

二

至于签证问题，在布瓦的帮助下，算是勉强解决了，但解决的方法真的是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申请的是“签证延期”，是正当合理的延长期限，不管印度内部怎么折腾，总要给我一个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吧？

按照布瓦的说法，一般三个月之内会有回复，然而，我手握那份签证延期申请表，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正式的签证早已过期，三个月过去了，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我请求布瓦，帮我一次又一次催促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也一次又一次相同：“已收到××所有资料，正在按照流程办理。”

我调侃说：“我的背景该有多么神秘，你们政府调查个一年半载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布瓦也放弃了，不再反复地催促他们，而是指着那份延期申请表说：“以后，那就是你的签证。”

于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待在印度的身份究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但没有办法，从此我用那张表代替了签证，办事、旅游全靠这张纸，以证明我好歹曾经申请过延期，不算“非法滞留”。我甚至就这样完成了在印度两年的工作……这蹊跷的印度政府办事风格，也算是一大特色吧。

特色的布瓦终究帮我搞定了特色的签证问题，然而，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布瓦还会和我打交道，因为更特色的剧情。

三

11月中旬的一天，我一早起来，发现卧室里日光灯坏了。当然，这是小事一桩，本不值一提，只是后面搞出了节外生枝的大事。

我白天一直在办公室，把问题用邮件反馈给了管理清洁工的塞勒什，请他找电工来修理。

下午回到家时，日光灯已经焕然一新，并且房间也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本应该小确幸一下，然而，晚上我从衣柜里取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我那时因为还没办印度的银行卡，现金无法存在银行里，就将它们放在衣柜中。面值一千卢比的现金，当时应该还剩下九十张，然而这次伸手一摸，却发现只剩下薄薄的一叠。具体一数，还剩下刚好二十张，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翻箱倒柜地寻找，没有任何踪迹，接着我又仔细回想我从到达印度伊始，所花费的各种开销，一一算尽，确实还应该剩下九十张！于是，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七万卢比不翼而飞！

门窗完好无损，隔离网依旧结实，一只鸟儿也飞不进来。毫无疑问，是内贼，是那些可以轻易进入我房间的IITGN聘用的底层杂工们。当天下午有两拨人来过我的房间，一拨是电工，一拨是清洁工，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平心而论，这个事情，校方和我都要负一半责任，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如前所述，东西几乎都是坏的，不是不能用，只是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全部的家具，没有一个带锁的，唯一带锁的衣柜，偏偏门是坏的，关不上。我需要存放现金，但我没有叫校方特意为我换一个衣柜，一来我相信对方的人品，特别是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应当对任何邪念心生畏葸；二来衣柜里面有很多格子，我把现金包在纸里面，裹在衣服里面，再盖上其他衣物，我相信这样的藏匿九成是安全的，甚至压根没有想过那些天天见到我都会热情招呼的清洁工会下这种黑手。

然而正是这一盲目自信，让那剩下的一成风险变成了现实。我瞬间更加读懂了人心，在贫困面前，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报应，一切的所谓信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防人之心不可无，贫穷而生盗心，放之于四海而皆准。我不能因为带着满满的使命感来到印度，就无视他们还有不少人仍旧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

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我压根就不可能判断出是谁盗走了那七万卢比。无奈之余，甚至还自嘲起来——那哥们大概怕我没有卢比无法生存，没有一扫而尽，留了两万卢比给我作缓冲。

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意义。此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悄悄吞下这个苦果，就此不了了之；二是通报给IITGN，但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钱是肯定追不回来的，相反会惊动不少人，把这个事情闹大。

左思右想，还是作出了后一种决定：通报校方。我觉得有责任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管理上的疏漏，好引以为戒，为未来拜访IITGN的各位专家学者提供更好的财产保护。

于是我用邮件通知了雅什万德——那个第一天接待我的外事处负责人。他随即把邮件转发给了其他相关人员。于是，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校方领导高度重视，立刻责成相关部门成立了调查小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工作。

这个调查小组包括了雅什万德、布瓦和后勤处的桑托斯（Santosh），他们赶赴我的公寓，表达了慰问，检查了现场，了解了相关情况，并提出了建议。

是的，也只能这样，因为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我丢失了钱财，也不可能找出具体的怀疑对象，就算一一审问那两拨人，对方不承认也没办法。

布瓦的表态让我倍感欣慰：“作为一个千里迢迢来我们IIT工作的中国人，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遗憾。这不仅伤害了你，也会损害IIT的形象，损害印度的形象。作为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将引以为戒，把安全工作做好。”

老者的话语掷地有声，透露出他时刻关心着印度形象的赤子之心，这和我们致力于向外国人传达最好的中国形象的使命，不是异曲同工吗？

我说：“没什么，印度在我心目中仍然是可爱的，那个贼也是个人意志，不能代表IIT。”

之后，布瓦向IITGN全体人员通报了此次盗窃事件，并且要求对所有的公寓进行一次大排查，修理、更换所有放置财产的家具。于是这么一来，我就出名了，学院的正副领导相继召见了我，表达殷切慰问，表达改善管理的决心。

没过两天，塞勒什叫上了所有的清洁工，把一个巨大的铁质衣柜送到了我的房间，他们一边气喘吁吁地吆喝，一边合力把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从底楼抬上五楼，那场景看得人忍俊不禁。

打那以后我办了一张印度的银行卡，把大量卢比存入卡内，仅仅在衣柜里留少量现金，并且时刻锁好，这之后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也常常忍不住在想，不管是谁顺走了这七万卢比，应该也足够他高兴一阵子了。他们作为最底层的劳动力，也许一辈子也不会一次性掌握这么多钱。这一票干下来，会用在什么地方呢？自己享受？寄给家人？或者当成宝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或许会把它们挥霍一空，或许会用于解决女儿的读书问题、老父老母的医疗问题，或许……有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更阴暗的泥淖。

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祝福他。

所以我后来碰到那批清洁工，仍然会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们也依旧如故地冲我致意，面不改色。

只不过，再后来的经历仿佛要告诉我，我的遭遇是多么小儿科。这些劳苦大众，虽然已经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但是在印度，他们还算有活可干，已经值得庆幸万分。

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将让我见识到它更加残酷无情的一面，那已经不是鸡鸣狗盗所能比拟，那是真正的罪恶，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凡尘一醉

一

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园，虽不大，却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早到晚，随处可见一群蓝领清洁工，手提水桶、拖把，在各幢建筑物忙进忙出地打扫卫生，所以校园是唯一空气还比较清新的地方。

校园里有一些草坪，种着一些树木，每天都有很多小孩子在树荫下嬉戏打闹，有的干干净净，有的衣衫褴褛。他们多是职工的孩子，有些职工两口子都要工作，没有时间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托管。后来有些外面的孩子也掺和进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线，在巨大的芭蕉树下演绎南亚风味。

每一幢建筑物都由身穿制服的保安把守，每一层的厕所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穿黄色衬衫的年轻杂工坐班，被正式的教职工呼来唤去处理一些杂务，他们的英语都非常糟糕，与正式职工之间有一道鸿沟，名字也未曾出现在全体员工的名册上。

教职工们总是衣着体面，清洁工则全身浅蓝，保安的制服为墨绿色，杂工则一身嫩黄，这样的配置层次分明，但也显得比较臃肿，容易人浮于事。比如，哪怕一幢单层建筑也有保安一天三班倒值班，通宵不休，无所事事。不过想想，这样也好，反正IIT有钱，印度穷人又多，可以解决不少平民的生存问题。

最有特色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点供应付费的点心和饮料，还送货上门。老师工作累了想喝杯咖啡，不必亲自跑腿，只需叫那些黄衣小伙子去帮你叫来，他们不但不会嫌烦，还很乐意为你服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咖啡味道很纯正，价格也很便宜，15卢比一杯，比街上便宜一半还多。

我经常喝他们的咖啡，有时候，我会叫人去跑腿，有时候，也会自己去。拉谢尔也很喜欢喝咖啡，所以偶尔会碰到她。让我啼笑皆非的是，有一次，她说她的手机中了病毒，发短信全是乱码，想请我帮她看看。说完她掏出手机，随便乱输一阵递给我，我一看，喝到嘴里的咖啡差点没吐出来。

此时，她的短信页面正设置为中文九宫格输入法，她刚才乱输那阵凑成了一句乱七八糟的中文组合。

我问她以色列的手机为什么会有中文输入法，她说不知道下什么软件的时候给自动下载下来了。我顿时想对国内软件商无孔不入地帮我们传播中国文化的精神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我本建议她删掉，她却打起了学中文的主意：“我喜欢学外语。别看犹太人和德国人至今有隔阂，我去德国工作的日子，把德语也学会了，现在正好学点儿中文。”

在连续教了她一个星期的中文后，她居然用Facebook又认识了一个在艾哈迈达巴德工作的台湾人。有一个周末，她不想学了，说在城里有一家舞厅很不错，叫我和她一起去玩，那个台湾人也会来。

我对舞厅没有兴趣，不过，2014年12月的古吉拉特邦相对印度的常态而言，特别寒冷，最低时只有十二度——拿尼廷的话来说，他来这里七年了，第一次遇见这么冷的年底——而我由于出发时料想印度没有冬天，为了减轻行李重量，也没带外套，怎知罗衾不耐五更寒，正好进城血拼。

二

艾哈迈达巴德有时尚的一面，许多商场都很正规，有的甚至堪称国际范，比如Alpha One大型百货商场，从外面一看就是一副大国崛起的派头。

夸张的是，进入商场也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其严格程度不亚于机场。我包里用于日常生活的瑞士军刀也被暂时没收。商场里面，世界著名的品牌应有尽有，但大多比中国略微便宜。趁着打折我买了两件外套：一件耐克和一件杰克琼斯，一共花了四千多卢比。此外，电影城、餐厅、电子游戏厅……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拉谢尔一逛起商场就拖拖拉拉，每家都要去看看，试试这试试那，让我一度有点后悔不该和她一起来。我表示了抗议，可是她说舞厅晚上才开始，急什么？看来这一点不是中国女性的专利，号称珍惜时间的犹太人也不外如是。

于是这一逛逛到晚餐时间，拉谢尔手里已经拎满了一大堆购物袋。满载而归的她得意洋洋，决定给我个机会请她吃晚饭。

商场里的餐厅以快餐为主，挑食的她面露厌恶，于是，我们来到街上找餐厅。

我们很快就被一家餐厅吸引了眼球，因为那家餐厅的霓虹招牌上赫然用中文写着“上海”二字！夜色中，那闪烁的“上海”与周边的各种英文泾渭分明，仿佛在不停地向我召唤。我毫不犹豫地说：“就这家了。”

顺带一提，印度的各个餐馆提供的菜品非常雷同，主要菜系有仨：旁遮普系（Punjab），中餐系（Chinese），大陆系（Continental）。不管去哪家餐厅，一定有这三种，或者至少前两种。甚至有些菜品，就是“四川炒面”、“宫保鸡丁”的谐音，不过他们所谓的“宫保鸡丁”等，和正统的中国菜差距千万里，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所以我看到纯中文招牌后，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那是一家真正的中餐厅。

不过，还是失望了，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这里，除了那两个汉字，其实也和其他餐馆一模一样。

点完菜，我一时心血来潮，跟服务员说：“叫你们老板来一下，我想见他。”

服务员表示有点为难。

我想这里一定和中国有点什么关系，就说：“我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朋友，今天约好了来这里见他。”

服务员阴转晴说：“好，没问题。”转身上楼去了，惹得拉谢尔顾而乐之。

不一会儿工夫，楼上下来了一个大块头印度人，走到我们跟前用流利的英语说：“嗨，朋友，我们认识吗？”

“不好意思，其实我看到你们招牌上的中文，写着‘上海’，以为这家老板是一个中国人。”我如实相告。

他笑了笑，正想说些什么，没想到拉谢尔插话了，贼贼地说：“我认识你，你叫利兹万。”

那人顿时睁大了眼睛，望着拉谢尔说：“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让我也愣得不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拉谢尔说：“五分钟以前。”

那人问：“什么意思？”

拉谢尔掏出手机，打开WeChat（微信的英语名字），指着上面一个按地址搜索出来的“附近的人”说：“这个就是你吧？我加你了。”

那是一个叫做Rizwan（Shanghai）的账号，距离显示在100米以内，头像正是此人。照片上的他，穿着精致的衣服，依着一辆红色的轿车。

拉谢尔这网虫还真是绝了，利兹万甘拜下风。

我问：“印度个个餐馆都号称有中餐，为什么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菜？”

利兹万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中餐，其实都是印中结合，如果做纯正的中国菜，我想印度人都吃不下去。”

拉谢尔问：“你去过中国吗？”

利兹万说：“没有，之所以用中文招牌，也就是个广告，效果还不错。”

拉谢尔看着我，略带嫉妒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都是中国、中国，我们以色列都用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微信、阿里巴巴，吃着中国菜……跑到印度，没想到这印度最好的大学还学中文……天啊！但我记得小时候，都说中国是一个穷国，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发展得这么快。”

利兹万补充：“就像我们这店，搞了两个汉字，感觉档次都高了些。”

我的嘴角禁不住地上扬。

三

夜幕降临，艾哈迈达巴德渐入佳境。步入灯红酒绿，虽然那舞厅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记得几个重点。

第一，门票为每人150卢比，而且还可以用这门票在舞厅的吧台去换取150卢比的点心饮料，所以门票等于免费。

第二，舞厅内有教练，先手把手教我们跳各种稀奇古怪的舞姿，之后是自由蹦迪和交谊舞。舞厅内的印度美女众多，齐腰的长发随着节奏飘扬，配上南亚美女婀娜扭动的身段，足以把拉谢尔也比下去，让我恨自己小时候读书太猛而失去了一双视力5.3的眼睛。

第三，那个台湾人来了。

在和拉谢尔简单招呼以后，他跟我一样是个舞盲，何况还面对最擅长跳舞的民族，我们不想丢脸，双双缩到了角落。

他叫蔡襄智，29岁，在艾哈迈达巴德一家台湾和印度的合资企业工作，他被公司分派到这里来做管理，已经一年多。老婆也跟来了，但没有孩子。

我问：“这里的条件比台湾差远了，住得惯吗？什么时候回去？”

“不知道，我也不喜欢这里，老婆随任也没什么事，整天闲着，也不喜欢，至于什么时候回去……”他露出一丝失落的表情，耸耸肩说，“看公司安排吧。”

我们从周杰伦到阿米尔·汗，乱七八糟地聊了一些闲话，不过由于舞厅内音乐声响太大，说话要用吼，交流吃力。我们比比划划外加重复才能交流，搞得嘴累心烦，就静下来当看客了。

舞厅的舞伴换来换去，拉谢尔已经被那些印度舞男每个人都抱过了。

这期间，蔡襄智只主动说了一句话：“拉谢尔真是很受欢迎啊！”

一会儿，嗨过瘾了的拉谢尔向我们走来，说：“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你们为什么不跳啊？”

我说：“谁叫你歧视中国人，专门找印度帅哥跳舞？”

拉谢尔哈哈大笑，对蔡襄智说：“看我朋友多有意思，我早说了吧，中国人很不错的，不要相信你们政府给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我问：“提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你也会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吗？”

她吐了吐舌头。

艾哈迈达巴德，这个名字一听就很传统很阳刚的城市，在这小小的舞厅中，展现出了它柔美的一面。这里没有莎丽，没有面纱，它们穿着时尚，搔首弄姿，那是破茧欲出的新印度。

蔡襄智，也许是他心有旁骛，也许是性格使然，或者，在他背后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辛酸，他竟然在没有同我和拉谢尔打招呼的情况下，独自离开了舞厅。

拉谢尔依然忘我地跳舞，全然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独自走出了舞厅，已过零时的街上荒芜一片，十多度的低温让我打了个寒战。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蔡襄智正在昏暗的路灯下，发动他的摩托车。他哈出的气也隐约可见，这场景在印度，实属难见。

我隔着街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看我，微笑着点点头。

我有点想过去，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责怪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吗？叫他回去吗？最终我放弃了，在原地朝他挥了挥手，喊了一声：“慢走，保重！”

他也侧脸微笑，朝我做了一个拜拜的手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保重！

一个只有炎黄子孙才懂的道别。

四

等到拉谢尔尽兴的时候，狂欢也已接近尾声。待人群散去，拉谢尔才问我：“你们刚才去哪里了？那个台湾人呢？”

“他自己走了。”

拉谢尔惊讶地问：“为什么？”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他不是你朋友吗？”

拉谢尔说：“好吧，其实，他对我有那个意思，就是男人女人那种。”

我说：“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算了，无所谓了。”拉谢尔耸耸肩。

零点三十分，舞厅打烊了，我手累腿乏，长舒一口气，便建议应该回学校了，谁知拉谢尔说：“别急，我刚接了一个电话，还有人邀请我们去玩。”

“天啊，谁这么疯？”我快崩溃了。

“利兹万，就是‘上海’那个老板。他马上开车来接我们。”

寒风中，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在舞厅外面等待。那些从舞厅中退出来的帅哥靓女们也聚在门口，他们有的早已认识，有的正在存号码，有的热情拥抱，有的挥手道别，还有个别美女喝得烂醉如泥，被搀扶着上了出租车，那场景像极了宝莱坞电影里的爱情桥段。

我一度庆幸拉谢尔不是滥饮之人，然后，很快就发现这是错的。

利兹万开着他的红色铃木来接我们，那片大红仿佛在对周围千篇一律的白色轿车宣告它主人的与众不同。车上副驾坐着一个印度女人，穿着乳白色的时装，她的侧脸被长发遮去一部分，在弱光中尽显妩媚。利兹万叼着烟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我想起我们吃饭聊天时，利兹万说过他已经结婚了，不过妻子在外地工作。

他朝我们挤了挤眼睛。

上车后，那女的转过身来优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微笑着说：“我叫苏蒂克莎（Sudiksha）。”

这才看清楚了她的模样。不知道印地语中有什么比喻来形容一个女人的美貌，我只知道按中文的说法，足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利兹万的家很大，估计约摸有160平方米，装修豪华精良，大大的阳台上，养着几盆印度人最喜欢的罗勒。

三男五女正坐在客厅中饮红酒作乐，加上我们已经有十多个人。好在客厅够阔气，并不显得拥挤。这些人都是利兹万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男的，第二天要到印度最南部的金奈去长期工作，所以朋友们特地给他祝酒饯行。

古吉拉特邦素有深远的宗教情怀，无论抽烟、喝酒、吃肉，都是合法而感情上不被市民所接受的，所以我原本以为印度人即使热情好客，也不会有让人窒息的劝酒文化。这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叛逆的“80后”、“90后”丝毫不落后。一杯红酒斟上，不喝完，众人不依不饶地瞎起哄——即使对开车的人也一样，因为酒驾在这里还没被提上罪恶的高度。

拉谢尔很喜欢喝酒，对劝酒者来者不拒，我不喜欢也不反感，应景作乐，第一次在印度喝到微醺。

有个女的，点起一支烟，默默走到阳台上去独自沧桑。而那个即将去金奈工作的哥们几杯下肚，情到深处，站起身来用印地语发表了一番感慨，让众人沉静下来。虽听不懂，但我能感觉到那份离别的惆怅。

他说着说着瘫倒到了沙发上，两腿一蹬茶几，一个空酒杯落到地上摔得粉碎。有人要去收拾，利兹万叫停了他们，让一个黑皮肤的佣人出来全权处理，然后，继续脱略形骸。

这纸醉金迷的生活，可真够滋润的。我忽然想起了印度人常念叨的一句话：印度，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罪恶之手

一

作别利兹万的时候已是凌晨两点后，我们叫上一辆出租车，在艾哈迈达巴德空旷的深夜中飞驰。如果不是莫迪刚在这个城市修了一些漂亮的公路，那起伏不定的荒芜看起来活像一个废都。

红酒后劲很足，我的头微疼，好几次昏昏欲睡。

印度的出租车司机和北京的司机，在侃大山、当愤青上也有一拼，当然，遇着我们，前提是他得懂点英语，而我们这次碰到的这位英语就不错。

司机问我们来自什么国家，我说：中国。拉谢尔却欲言又止。

和平时一样，除了对同事、朋友以外，拉谢尔从来不告诉别人她来自以色列。由于经受多次亡国和离散，犹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

于是司机以为我们都来自中国，感叹地说：“中国？真好，比印度好太多了。”

我客气道：“也不能这么说，中国和印度，都在高速发展，差不多吧。”

司机却苦笑：“不用安慰我了，我有一个朋友，长期在广州工作，他亲口告诉我，到了中国，才知道什么叫做发展。和中国比，印度就是一只虫子。”

我说：“那是因为他没去过中国的农村吧。”

“农村又怎么样？你看看这街道两边，中国有这样的贫民窟吗？这么冷的天，有这么多人睡在街道上却觉得理所当然吗？”他的声音铿铿锵锵。

我望着窗外那些时不时出现的街道睡客说：“这只是文化的不同吧。”

司机还想说些什么，车却被拦下了，前方，一个交警请司机下车。

于是，我看到司机和那个交警走到旁边一个登记台，登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两人争论了起来。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那个交警走过来，径直打开了后座的车门。

他怒目圆瞪，和我们的视线交汇到了一起。

我友好地说：“先生，请问需要我们下车吗？”

那交警一看到两个外国人，表情瞬间变得和蔼可亲，对我们敬了个礼，说：“No，No，不用下来。”然后帮我们关上车门。随后，司机也被放回来了。

拉谢尔问：“发生了什么事？”

司机舒了口气，重新系上安全带，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没事，就是想收点钱，幸好你们是外国人。”

我问：“不是外国人会怎么样？”

“大概交100卢比才能过关吧。”

“理由呢？”

“存心要罚款，还怕找不到理由吗？就算你把什么都弄稳妥了，他也会说你车上为什么没有避孕套。大家都懂，遇到了算你倒霉，一般给个100卢比就没事了，然后回公司报销。但是只要有外国人在，他们就不敢。现在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印度！一个腐败无处不在的国家！人民饥寒交迫，但这些垃圾才不管下面的死活！”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善良的印度人民也会为此而愤怒的，类似的咆哮，我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听到。

“公司为什么给你报销？这车是公司的，还是你自己的？”我问。

“我们公司的司机有两种，一种是雇佣的，开公司的车，另一种是司机自己的车，公司只负责调度，收取佣金。我前年刚开出租车的时候，开的就是公司的车，工资是死的，一个月只有12000卢比，勉强够自己生活。后来，我找父母和兄弟借了七十万卢比，买了这辆车，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业务，算下来收入是以前的两倍，大概一个月可以挣24000卢比。但不管是谁的车，只要不是严重违规，一般的罚款都会报销，不然就没人敢做这一行了。”

我说：“24000卢比，也不算低了。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但是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我每个月要拿10000到15000卢比还买车的钱，所以压力还是很大。我每天都祈祷三次，让我尽快还完债，以后日子才会轻松一点。而且我们古吉拉特邦已经是最发达的地方了，印度很多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还挣不到10000卢比。”

我心里估算了一下，他说的这个收入和中国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比，恰好和两国的人均GDP比差不多，所以他说的应该是事实。我说：“印度消费并不比中国低，如果是这个收入，那确实只够生存，一点都没法发展了。”

“生活看不到希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睡在大街上。你们别看那些警察牛气，他们工资也低，所以只能压榨老百姓。白天是警察，晚上就是土匪。”

车拐了个弯，颠簸了一下，后视镜上面悬挂着的神像剧烈地摇晃起来。司机用手稳了稳那个象头神甘内什，然后用嘴吻了吻手指，无可奈何地总结了一句：“唉，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二

车快到校园了，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对拉谢尔说：“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吧，我头有点痛，想走路吹吹风。”

拉谢尔同意后，我按司机手机上收到的里程数，支付了230卢比，然后向校园反方向的街边走去。

拉谢尔问：“你去那边干什么？”

我说：“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算有钱人了，献献爱心吧。”

我前往的那个方向，路边坐着一个干瘦老头子，穿白大褂戴白头巾，这是最传统的古吉拉特服饰，他正在深夜的寒风中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气球，通宵等待着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的顾客。他的旁边有一个席子，下面盖着一个小孩。

这个老头，我时常看到他坐在这里卖气球，他和席子的造型永远不变，仿佛一尊雕塑，但是我从来没照顾过他的生意。

我指着席子问他：“可以看看下面的孩子吗？”

老头不懂英语，但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他“嗯嗯”了几声，用手翻开那张席子，那场景是我摆脱不了的印度特写。

一个瘦小的女幼儿，大概只有一两岁，穿着单薄的衣服裤子，呼呼大睡在冰冷的地面上。她的头发和脸，和她的衣着一样，不似人形，但一切污秽都无法掩盖她那精致可爱的小五官。她睡得很香，小胸口随着沉沉的呼吸有节奏地张弛着，仿佛那冰冷的地面就是她的安乐窝。

多么可爱的一个小生命，却投生到了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家庭。

不过还好，她还算有一个拼命维持生计的爷爷。

我问：“气球多少钱一个？”

他伸出一只手指说：“10卢比。”

我拿走了一个粉红色的气球，给了他一张500卢比的钞票，摆摆手说：“不用找了。”

老头子感动得一连说了几声谢谢，然后硬把另一个气球塞给了拉谢尔。

提着大把购物袋的拉谢尔只好腾出一只手去接气球，不过看得出来她对这意外的礼物喜形于色：“你是一个好人，郭。”

拉谢尔话音刚落，周围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两个卖气球的男人，向我们围拢过来，他们造型相同：一手拿着一堆气球，一手把一个熟睡的幼儿扛在肩上。

有人说过，在印度，永远不要给乞丐施舍钱财，否则一大堆乞丐会围上来，他们绝不会放过好不容易出现的财主。

事已至此，只能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了。拉谢尔建议：“气球已经拿不下了，我们一人给他们100卢比，就这么过关吧。”于是我们再次布施，他们都心满意足地离开。

拉谢尔的公寓在学校正门一侧，很快就到了。她安全回家后，我继续前进，穿过校园，去翻后面那道围墙。

一天发生的精彩在脑中如快进的电影又过了一遍：去商场购物，去餐馆遇到利兹万，去舞厅遇到蔡襄智，然后去了利兹万的家喝酒，路上司机的愤慨余音绕梁，最后做了一件善事收尾……人间的生旦净末丑，在这天堂与地狱之间粉墨登场，浮生若梦，一醉解愁。刹那间，我觉得头上的星空也变得更加迷幻撩人了。

我走到办公室楼下时，发现拿着气球无法翻越那堵围墙，因为手一松气球就变成孔明灯去见佛祖了，所以我先上楼，把气球放在了办公室，再翻墙回家。

这么一放，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被放了出来。

三

两天以后，达亚，那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东北印度人，又来找我了。

但凡他找我，一定是同一个理由：校方需要收集我一些工作时候的照片，用于宣传。

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高兴地递给了我一份报纸——《艾哈迈达巴德镜报》。

“不好意思，郭，上次采访你以后，新闻就出来了，报纸一直在我那里，因为工作忙就一直没拿给你。”

我笑着说：“哟，我在印度还能上报，成国际名人了。”

那篇报道是个采访合集，并不针对IITGN，而是关于在艾哈迈达巴德工作的外国人的生活工作感悟，标题是《哪里有机遇，哪里就是家》。其中有两个采访对象刊载了照片，一个美国人，一个我。

我兴致勃勃地端详起了那篇报道，突然发现我采访时说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一旦白纸黑字印刷在官媒上，看起来还是蛮上档次的。

比如，问：“当外国人选择在艾哈迈达巴德工作时，有些什么挑战？再谈谈你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素质。”

我答：“挑战包括酷热、语言障碍和素食主义。由于这是一门选修课，所以教学风格是轻松而愉快的。学生们非常聪明，他们中的一部分真的潜心于汉语学习。我相信他们可以撑起印度的未来。”

再比如，问：“如同理工学院有‘外教’，许多其他市级的大学也有外教，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我答：“非常好，这意味着印度具备了国际视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在我们两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国家之间开展更多的国际交流。”

我在国内做思政教师时积累的话语体系，这时派上用场了。

达亚也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觉得我回答得挺漂亮，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每次做宣传都要想到我。

我们聊完了工作，达亚的视线落在了悬浮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气球上，随口问了一句：“这气球哪里来的？”

于是我把那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谁知他听完后，表情顿时变得有点凝重，说：“那个……郭，其实我知道你这么做，只是一番好意，想帮助他们，但是实际上，你不应该给他这么多钱，甚至一卢比也不应该给他。”

我说：“我明白，之前就有同事说过，不应该随便施舍乞丐，因为那会养成印度人不劳而获的习惯。他们有手有脚，应该逼他们去工作、去挣钱。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而且，他也不是纯粹的乞丐啊，他是卖气球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给乞丐钱，我有时候也施舍啊。”

“那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百思不得其解。

达亚说：“你刚才也说了，你常常看见那老头子坐在那里，旁边总睡着一个小孩子，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那些幼儿，老是在睡觉？晚上睡，白天也睡？”

“你的意思是……”我顿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的，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竟然才意识到。

“因为他们都被灌了药。”

“什么？”我顿时感觉到背脊发凉，“他的爷爷，为了讨钱，竟然给自己那么小的孙女灌药？”

“不不不，那不是她的爷爷，这只是一个交易而已。”

“交易？”

“这是一个犯罪团伙干的事情……也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团伙。在印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婴儿，他们的父母实在太穷，又嫌他们多余，就把他们租给这些团伙，他们一般只有一到三岁。这些团伙给孩子们灌药，让他们一直昏睡不醒，博得路人的同情，再雇用一些最底层的穷人，把昏迷的小孩交给他们，让他们去乞讨，或者卖些气球之类的玩意，然后双方分成。

“就算人们不同情这些乞丐，也往往会同情这些孩子，所以讨到钱的几率要比自己去乞讨大得多。特别是遇到像你这样的外国人，或者有钱人，一给就是几百甚至几千卢比。所以，父母——人贩子——乞丐之间，就形成了稳定的生意关系。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不过，给他们钱，难道不是在纵容犯罪吗？”

我突然想到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那个被人贩子烫瞎双眼，逼着去乞讨的小孩，那是电影里的印度。现实的印度，竟然和电影里如此相似，它就在我的身边这么发生了。

我问：“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怎么样？”

“有一些等不到那一天，就夭折了；有些长大了，但是会身体严重畸形，智力会严重低下；最好的情况，长大了，身心也会不同程度地受损。”

我顿时联想到了尼廷店铺中那个身高一米的畸形女客服，尼廷也曾经告诉过我，她小时候被人灌过毒药，所以长成这样，他看她可怜，就收留了她。

“这么明目张胆，警察不去抓他们吗？”

“警察当然可以救出一些小孩，可是……”达亚说，“如果警察都这么厉害了，什么案子都破，印度还会是现在这样子吗？”

“那我们说说他们的父母，天下哪有父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退一万步说，他们就算不怕警察，难道不怕神惩罚他们吗？”

“神？神在哪里？这世界上的神有两个，一个在心里，一个在庙里，他们或许拜着庙里的神，却从来不怕心里的神。一个人，如果连神都不怕，那么，他还会在乎他的孩子吗？

“在我们古吉拉特邦，人性还算淳朴，这样的事情不多见，但是在德里，在孟买，在班加罗尔……人们对于神的信仰已经越来越淡化，大都市里的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印度人成为了无神论者，所以，车站外面、地铁门口、商场附近，人流量大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父母出租一天婴儿，一般可以得到一百卢比，乞丐也只能分到小头，大部分的钱，都被人贩子拿走了。”

我说：“我无法理解他们，我的女儿，也就那么大，哪怕她擦破了一块皮，我都会心疼半天。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一切。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对待孩子。”

“对印度人来说，也一样。可是我们有十多亿人，总有例外。我们不像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你看那些贫民窟里的孩子，有几个父母有时间去管他们？特别是女儿，与其溺死，不如租给这些人贩子。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上升通道，也会继承父母的这种思想，这就是印度穷人永远的恶性循环，千年不变。”

千年不变！

而我，只是这个宿命链条上一个微小的过客，为压垮骆驼又添加了一根稻草。

我想起那晚对拉谢尔说的豪言壮语：“献献爱心吧。”多么讽刺！

那天晚上，我翻看了QQ和微信上很多同龄朋友晒孩子的照片，按照这样的节奏，那个席子下面的小女孩，有着那么精致可爱的小五官，本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中玩着毛茸茸的喜羊羊，被父母带出去走亲访友，七大姑八大姨抱来抱去，领着一份份的压岁钱，还会在幼儿园的欢笑声中领着一朵朵小红花，在无忧无虑的世界中茁壮成长。我的女儿，甚至在我出发前就已经会简单地操作iPad，点击她想看的动画片。

她理应获得这一切，可是她的世界中，却只有无尽的药物和冰冷的地面！她努力地用小鼻子呼吸着每一口污浊的空气，维持着上天赐予她的小小生命，如同一株嫩芽，顽强地钻出地面，寻找着阴霾中依稀可见的阳光。

印式婚礼

一

在我刚到达印度的头几个月，对一件事情非常不解，那就是我小区周围，每隔十天半个月，乃至三五天，就会有一大群人在我的楼下，敲锣打鼓吹喇叭。他们由远及近，再慢慢走远，那声音震耳欲聋，最高音的部分可以持续二三十分钟。以至于我就算关好所有的门窗，也足以震得我心烦气躁做不好任何事情。我开始以为是节日，但印度即使节日众多，也不至于频繁成这样，有一次我走到阳台上好好观摩了一阵子，是一群穿戴红白相间衣着的仪仗队，缓缓在楼下移动，每到一个小区或者独栋别墅外面就要停下来几分钟。仪仗队后面，一群穿着莎丽的大妈和年轻女子跟着跳舞。这个仪仗队行走速度之慢，穿过短短一条街，足足要一个小时左右。

我看群众参与度很高，就以为是当地的一个风俗，直到有一次我和两个学生去逛街，又看见了这样的仪仗队。这一次的声势还要大一点，有一个男人，正穿着盛装英姿飒爽地骑在一匹马上，被仪仗队护送前进。我还没发问，学生就说：“先生，快看，这是我们印度的婚礼！”

我问：“他们这么大张旗鼓，不怕扰民吗？”

学生说：“婚礼是印度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大事，他们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我结婚了！”

原来如此。每个人都要结婚，你扰我，我扰你，成了习俗，也就没人介意那响彻云霄的锣鼓声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件上，往往能留下最多的印记，我对印度人讨个媳妇找个相公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和成本充满了好奇。于是，在去参加安布尔亲戚的婚礼前，我特地找桑迪普问了问古吉拉特邦婚礼的全部程序。他倒很认真，回了我一封长长的邮件，里面充斥着众多英语化的印地语单词和专业术语，我又结合了很多其他资料才搞懂。

他们结个婚，真累人。

古吉拉特邦的婚礼随具体城市的不同有些差异，但总体上都要持续三到五天不等，不过首先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程序——“甘内什祭拜”。

甘内什就是之前提到数次的象头神，他本来是雪山神女用汗水创造出来的“儿子”，陪伴与守护自己。有一天雪山女神的丈夫湿婆回家，正巧碰到妻子在洗澡，只见一个陌生男人在门外守护，这个男人就是甘内什。由于甘内什不认识湿婆所以阻止他进门，结果被愤怒的湿婆砍掉了脑袋。

当湿婆得知甘内什是自己的儿子时，懊悔不已，便去求守护之神毗湿奴。毗湿奴说，明天太阳升起时朝北走，遇到第一种生物时，砍下它的头放回儿子的头上，就能令他死而复生。于是第二天，湿婆朝北走，最先遇到的是一头大象，就砍下象头放回到儿子头上。甘内什活了过来，不过也就成了现在这深入人心的象头人身形象。

后来，湿婆为了补偿儿子，决心为他清除一切障碍，全力帮助他实现目标，所以甘内什又被称为“清除障碍之神”。在印度，甘内什常常会出现在企业家的办公室里，或者挂在汽车后视镜上，象征着前方一马平川。在婚礼这类重大的仪式之前，人们也都要先膜拜他，以求庇佑。

拜完神，男方要在屋子外面准备一个圆顶的大棚子，招待四方客人。

接着就是一个叫做“嘎巴”的庆典，很简单，就是大家围成一圈没完没了地跳舞。当天还有一个婚宴，专供给新郎一方的亲朋好友，此时离正式的结婚仪式还有一天。

正式婚礼的第一天，新郎从自家住处出发，去迎接新娘共赴婚礼。婚礼一般就在新娘家操办，那里新娘和亲朋好友一起等待着新郎的到来，不过这里的“亲朋好友”数量庞大，有100到150人。倒不用“抢亲”了，不过，就是这个类似于“迎亲”的环节，新郎方面会安排一个仪仗队伍一路敲锣打鼓直到婚礼现场，烟花爆竹也会用于增添气氛。

新郎到达新娘家后，新娘那方的人会热烈欢迎新郎一方，双方的队伍汇聚在一起，相互祝福。

之后的程序新郎新娘就共同参与了。两边的人又大吃大喝一顿后，新人需要完成印度教婚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拜祭火神。新郎和新娘手牵着手，走向婚礼场地中间的一个圣坛，上面的圣火已经点燃，先由新娘围着圣火走两圈，然后新郎再走两圈。在印度教中，火就是火神阿耆尼的象征，中国把他叫做“火天”，在创始之初梵天创造的八神中排行第六。阿耆尼会净化掉新郎新娘身边的黑暗，象征着新婚夫妻未来前途光明。

完了以后，新郎要亲手给新娘戴上一条项链，这条项链充满着浓厚的印度风情，以后的岁月中，新娘会一直戴上。

整个仪式持续一两个小时，之后新郎新娘才可以去吃午餐。当天，新郎就可以把新娘接回自家，完成夫妻之事。

第二天晚上，在新郎的家中，还有一场宴席，接待新郎一方的嘉宾。这场盛宴可大可小，主要用于接受新郎一方亲朋好友的祝福。

这一天完了以后，婚礼才算正式结束，新婚夫妻往往会选一个地方欢度蜜月。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男人和女人先求神，然后男人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出门讨媳妇，女人在一群人的祝福下嫁给男人，男人当晚和女人结合，然后第二天男人那边一群人又来庆祝他顺利搞定媳妇。

印度文化多元，所以各地的婚礼千奇百怪，但总体而言古吉拉特邦的婚礼算是比较复杂。虽然已经这么麻烦，可还不止这些，实际上，在婚礼之前，还必须有一个订婚仪式，订婚仪式在婚礼的前两个月到半年之间进行，持续一天。

这一天又被叫做“戈尔达纳”（Gol Dhana），意思是“芫荽种子”和“棕榈糖”。在双方的父母同意孩子结婚以后，女方的父亲就要和四个男性随同来到男方家，在他们的额头上点上一个红色的圆点，象征着第三只“精神之眼”，然后给男方一样最实际的东西——钱。嫁妆对一些女方家庭是沉重的负担，所以这是印度人不太喜欢生育女儿的重要原因。给过嫁妆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接着双方家长会选一个吉日办订婚仪式。

订婚仪式上主要有三个流程：一是婆罗门身份的主持会来给准新郎新娘分发芫荽种子和棕榈糖，前者象征着财富，后者象征着甜蜜；二是接受亲朋好友赠送的甜点和喜钱；三是交换戒指。

把订婚仪式和婚礼加起来，前前后后有将近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双方的重要亲戚，几乎不可能参与全部的流程。

二

在一个寒冷的早上，桑迪普开着摩托载我来到甘地讷格尔郊外的一个小农场。安布尔在门口代表男方家庭迎接客人，看到我，兴高采烈地走过来握手，带我去见他的父亲，不过，第一句话就让我哭笑不得。

“这是IITGN的外国专家，郭先生，他……”安布尔停了停，转过来问我，“不好意思，你来自哪个国家的？中国还是日本？”

这些浑浑噩噩的印度人，那天下午在我家泡了半天白泡了。

“你好，我来自中国，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印度的订婚仪式。”我又对安布尔说，“不过，你父亲看起来真年轻。”这倒是实话，他看起来比安布尔大不了多少，不过也有可能是安布尔太显老相。

旁边一个老头子不怀好意地插嘴：“他很年轻吗？一大早不要开玩笑！”

“那么我下午再来开玩笑吧。”我说。

两个老头子被逗乐了，安布尔也大笑一番，然后邀请我进农场参观。

订婚仪式比较简朴，甚至让我有些失望，他们搭了一个台子，准新郎新娘穿着漂亮的礼服，就那么站在台上一直保持着笑脸，听说他们从上午到下午都要站在那里，我对他们的体力能否支撑一天捏了一把汗。

迎来送往、进进出出的人，都是男士。只见一大堆身穿莎丽、头批纱巾的中老年女性，扎堆盘坐在台子斜侧面角落的地面上。她们都是各男士的配偶，大多数沉默寡言，有些也扭头朝我看看。

一大群孩子倒保持着本该有的童真，他们不分男女玩在一堆，有的在农场上跑来跑去，有的在荡着秋千。农场的一个围栏里有一匹马，我和几个孩子拿着稻草过去喂马玩。周围很空旷，过了这个围栏，就是黄黄的田野了。

“郭，这是我的女儿姆格达（Mugdha）。”安布尔带着一个小女孩过来介绍。他女儿的皮肤和安布尔一样黑黝黝的，不过五官很可爱，穿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哇哦，真可爱！”我问，“她几岁了？”

“四岁多，不到五岁。”安布尔的回答证明了的确不是他父亲太年轻，而是他太显老。

姆格达羞答答地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跑去和其他小孩子一起玩。

“看到她，我也想起我女儿了。”我说。

“是吗？”安布尔笑笑，又把女儿叫了回来，“姆格达，快过来，跟这位叔叔学一点中国话。”

我教她用汉语打招呼“你好”。她嬉皮笑脸地跟着说了一声。

午宴没有大桌大桌的宴席，是传统的塔里。和每次聚餐一样，自己拿着大盘子去盛喜欢的菜，然后找一些地方，坐着、蹲着，就解决了。

一会儿，一个身穿白大褂看上去年高德劭的老人来了，那就是婆罗门的主持人。安布尔一家子赶紧迎上去行摸足礼——这是印度教徒对大师的尊敬之礼，他们又叫它“查兰斯帕史”（CharanSparsh）。

此时，男女双方的两家人都已经全部站在台上。主持人走上台，用古吉拉特语宣布了一些东西，然后给他们做“财富和甜蜜”的仪式，随后，亲友团成员依次走上台，给新郎塞喜钱，并一一和他握手。

“你想上台去吗？”桑迪普问我。

“好啊，不过按照我们中国的习俗，也要给他们红包的，我不知道该给多少钱合适。”

“这个看关系而定，一般来说，家长会给一万卢比，亲戚给一两千，朋友熟人，两百、五百也就差不多了。”

于是我叫桑迪普给我找来一个信封，本着“不高调、不掉价”的精神，里面放了五百卢比，用中文写上“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再用汉字和拼音写上我的名字。虽然他们看不懂，但我想他们能感受到这份来自中国的祝福。安布尔面子思想似乎有点严重，又在我的名字前面补写了一个抬头——“IIT专家”。

全场就我一个人会使用外国文字，他家人也不可能不知道我是他请来的IIT的同事，无论出于确定喜钱主人或是显摆的目的，都显得画蛇添足。

在他们的安排下，我走上台，把信封交给新郎，用英语祝福他们。他满面笑容地和我握手，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句子还礼。顿时台下的人拿着相机对着我咔嚓咔嚓地拍起来。没见过中国人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吧？一时间，主角似乎不是那对新人，而是我。

突然我犯愁了，该不该和新娘握手呢？

在别人上台的时候，我真没留意这个。要在中国，这压根不是一个问题，可这是保守的印度，而且是最保守的古吉拉特邦……要是该握手我不握手，那就是失礼，可要是不该握手我去握了……

于是我在新娘面前停顿了一下，想看她是否主动伸手，她尴尬地笑笑，没有伸手的意思。既然这么保守，我也只好表达祝福后走下了台。

我重新望着台上那位准新娘，此刻的她，穿红色华丽服饰，满身的漂亮坠饰，是我印象中最典型的印度美女装扮，优雅而神秘，她依旧笑容满面地招呼客人，相机和摄像机都会记录下她今天的一颦一笑，可是和那堆坐在角落的古吉拉特女性一样，将来，她也会渐渐地沦为老公的陪衬吧。

三

由于订婚仪式十分简朴，我便觉得这两家人肯定也算不上当地什么大户人家，但是两个月之后的婚礼上，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印度土豪。

那天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拉谢尔，跟她讲了这个订婚仪式之后，她很遗憾没有去参加。我说不要紧，正式的婚礼在两个月以后，安布尔一定非常希望邀请你参加。

事实也正是如此，安布尔断然不会拒绝一个西方美女去给他们撑场子。

由于二月份已经是第二学期，白天要上班，我们五个IITGN的同事下班以后，叫了个出租车前往，其中包括了我和拉谢尔两个外国人。

婚礼仪式在另外一个场所举行，短短半小时的路途上，我们看到了好几家印度人都在办婚礼。桑迪普解释说：“一来，印度由于天气炎热，所以婚礼几乎都集中在每年季风过后到第二年的二月之间来操办，这段时期天气舒适；二来，印度人也很看重吉日，而今天就是一个吉日。”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看到的景象，让我很难相信这两次仪式是同一家人所为。安布尔弟弟的婚礼规模，远超一路上看到的其他婚礼现场，其占地面积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夜色中，每一个细节都被装饰得流光溢彩。最让人震撼的，是在场地的一侧，用四根柱子，树立了两个巨大的屏幕，每个都有六七米长、四五米高，一个正直播着整个空地上客人们的活动，另一个则直播舞台上新郎新娘两家人的仪式。我走近大屏幕看得很仔细，那分辨率非常高，至少是蓝光级的效果。

那晚来的客人也极多，至少有一千人，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像是来朝圣一个宗教盛典。一干印度同事与不少人都有些交集，忙着迎来送往不亦乐乎，我们五人很快就被湍急的人流冲散了。

晚餐同样是塔里，各种菜肴排了七八排，此时也没有人顾着招呼我了，我肚子也饿疼了，只好在异国他乡陌生的人流中拿着盘子自助了。

绕了一大圈，在舞台正前方的几排座位上，我又碰到了同事，桑迪普问我：“怎么样，今天这场婚礼，感觉不错吧？”

“这婚礼办下来得花多少钱啊？”我问。

“光是今天，就花了两百万卢比！前后几天还要花很多钱，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桑迪普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得意，仿佛这是他们家办的。

我不得不承认，一天花掉二十万人民币的婚礼，在中国也是很多普通家庭望尘莫及的。

桑迪普补充说：“那女人的父亲，是市政府里面的高官，很有钱，今天艾哈迈达巴德的市长都来了，其实订婚仪式那天市长也来了，只是你不认识而已。”

升官发财，越穷的国家，这个道理表现得越直白。

那天，我们又上台和两家人一一握手，按照同事的说法，这一次，可以再给喜钱，也可以不给。普通的朋友，就不用给了。

然后我再一次重复了没有和新娘握手的举动，也再一次为他们又整整在这里站了一天表示同情。这个时间段换在中国，两家人可以回家数红包数到手抽筋了。

我问他们，在印度结个婚这么麻烦，如果婚后处不好，一般会离婚吗？桑迪普说：“印度人很传统，一旦离婚，就会受到歧视，再结婚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女人，所以印度离婚率很低。即使凑合着过，也会坚持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忽然想到国内日益升高的离婚率，有很多人说人们越来越自由了，这是时代的进步。如果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有时候真不知道，这是社会的幸运，还是不幸。

十点半以后有一个大型舞会，所有人竭力留我和拉谢尔参加，可惜当天我久饿之后大快朵颐搞得胃疼难忍，所以坚持要回家休息。拉谢尔很喜欢跳舞，也想留下来，于是我建议我一个人先打车回去，让她玩尽兴以后找个同事送回家。她犹豫了半天，大概觉得不安全，决定和我一起打车返回。

本来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结果三个印度同事也二话不说跟着走了。原因很简单粗暴，路有点远，打车回家要四百卢比，我和拉谢尔一人出了两百，和来的时候一样，付款的时候，三个印度人一声不吭。

印度是个歌舞大国，他们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在各影视剧中早已展现出极高水准，其实我何尝不希望有一个机会陪着这个民族舒袖曼舞。不过没关系，两个月后是桑迪普的婚礼，我们还可以跳个够。

在那之前，让我们来一起见证一场跨越种族的最唯美的爱情二重奏。

最美的二重奏

一

在教师餐厅中，我有一个“例行公事”，那就是必须不厌其烦地回答那些天南地北的过客同样的一些问题：你来自哪个国家？中国的哪个城市？你吃得惯这里的食物吗？你有多少汉语学生？他们学汉语学得怎么样？你来多久了？要待多久？你为什么来IITGN？……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愿意谈很多，久而久之，日复一日，面对这些重三遍四的问题，心如绕指柔也成钢铁了。于是，对于一系列的问题，我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固定的回答模式，精简高效而不失礼节，保证在他们听完以后不会追问。

我也越来越不喜欢主动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年迈而专精，讲学、做科研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不是学理科的料，年龄上有代沟，况且他们也待不了多久。直到有一次，一对夫妻，他们的身份、来这里的目的，以及他们的言行，都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

一个普通的晚餐时间，我来到教师餐厅，今天这里异常热闹，一个男人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印度人们介绍着一些什么东西。他们面前的盘子已经空空如也，却仍听得津津有味。

这个讲话的男人，长着东亚人的脸，他旁边坐的女士，是西方人。两人看上去，都已经年过半百。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我默默坐到他的斜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听到他们聊着一些音乐的话题，直到中途出现了一个话题的终止，我才问他：“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中国人吗？”

他听到了这个中文句子，然后惊讶地望着我。他也许也不会想到，会在异国他乡的印度，这一个小小的屋子里，一个八个人的桌子上，碰见他的同胞。

惊讶过后，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哇哦，哈哈，我是中国人，叫黄顺豪，顺利的顺，豪迈的豪。”然后指着旁边的女士说：“这是我妻子，叫瑞琪儿（Rachel）·黄，她祖籍瑞士，不过我们现在都是美国国籍。您是……”

瑞琪儿不会说汉语，笑着向我致意后，我介绍了我的名字和在这里的工作。

过去的无数次，这里进行的谈话，都被印地语、英语所占据，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小小的房间内，汉语成为了交流的主要媒介。劳因为略懂汉语，所以若有所思地端详着我们，瑞琪儿也不住地对其他人小声解释丈夫的中国血统，对丈夫使用“外语”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

黄顺豪先生，1957年生于美国，根据属地原则获得美国国籍。这次来印度，是因为IITGN请他们两口子来办一场名叫“Mei Duo”的音乐会。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表演。

“为什么你们的演唱会叫‘Mei Duo’？Duo是‘二重奏’的意思，Mei呢？”我问。

“哈哈，美国的美，也是美丽的美，我就是要写成汉语拼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代表着我这个演奏者的中国血统。”黄顺豪先生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

我问：“您一出生就是美国国籍，在美国又那么成功，应该说中国和您没有多大关系了，怎么考虑的呢？”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世界各个种族的人都有，可是我明显感到，在美国，白人永远是第一等的，其次是黑人，而我们华人，即使获得了美国国籍，可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成功，却始终融不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圈子。他们也许会对我们很尊重，但是在骨子里面没有把我们看成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我虽然人在美国，心却在中国，因为只有在中国，我才可以找到我的根。我常常带着妻子回中国看看，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京剧，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深奥，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黄顺豪先生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发音虽然标准，却没有太多的抑扬顿挫，他似乎总是在想应该怎么遣词造句，那是我们中国人说英语时的感觉，否则，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一般会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或‘源远流长’”。

“您的孩子呢？还会说汉语吗？”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我的孩子都长大成家了，他们的样子已经不太像中国人。和我一样，也会说汉语，但很多汉字不会写。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才几岁，身边一些人劝他们说，‘不要让孩子浪费时间学汉语了，没什么用’，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把汉语传承给孩子。”

“很多华人都在美国注册了英文名，您有英文名吗？”

“我不会给自己起英文名字，我觉得那样很没有尊严，所以我一直使用中文名，我就是要让那些白人念‘黄顺豪’三个字！不过后来我发现，他们没有人能够发出‘顺’这个音，所以我后来就简称‘黄豪’了。你呢？你在印度，用什么名字？”

“我一直让他们叫我‘郭老师’，可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叫我，他们把所有的男老师都叫做‘先生’，习惯了，改不了了。”

这个时候，饭局也差不多结束了，大家都准备起身离开，瑞琪儿颇有大局观地问他：“看你们聊得那么开心，不打算多聊一会儿吗？”

我理解倒时差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是从地球的另一边来的，赶紧打住：“没关系，你们还要待几天呢，我们天天会在这儿见面的，你们早点休息。”

二

2015年1月8日，Mei Duo音乐会在IITGN大礼堂成功举办。这一天是周四，本来有个例行的教研会，校方也为这场音乐会特意更改了时间。领导们悉数参加，坐在第一排，整个礼堂两百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迟到的学生甚至只能站在过道和后面的空地——这在我参加的IITGN举办的各种活动中，空前绝后。过去的很多讲座，校方用“点心加饮料战术”连哄带拽都搞不来这么多人。我在这里也算个“外国专家”，所以校方让我坐在了第二排。演出开始前，黄顺豪先生和瑞琪儿很容易就看到了我，朝我点头致意。

我无法用专业的文字来描绘高雅音乐，那之后的两个小时，我只是看到，黄顺豪忘我地敲击着钢琴的琴键，瑞琪儿则微闭着眼睛拉着小提琴的琴弦。行云流水般的旋律不断从他们的指尖飞出，那旋律超越了种族和文化，飞回了他们的似水年华，时而冷静，时而高亢，时而甜美，时而忧伤，每一个音符都历经了数十载的春秋和冬夏，早已如同陈酿的老酒，历久弥香。一时间，日月静默，万物空灵，似乎连呼吸都要放轻，以免影响了此刻的完美。

两个小时的音乐会，除了少部分没有座位的学生提前离开，直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座位上。

完成最后一个音符，黄顺豪先生和瑞琪儿相视一笑，站在一起手牵着手，向所有的听众鞠躬致意，在场的听众立刻全员起立，给予了他们长达数十秒钟的热烈掌声。

主持人也在结束语中激动地说：“这是我这一生听过的最美的二重奏！”

三

当晚的教师餐厅，依旧热闹非凡，我们纷纷向夫妻二人表达了赞美和祝福。我很想一直讲汉语，但凡事过犹不及，为了不让瑞琪儿产生疏离感，我用英语问：“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一起练习、一起演奏吗？”

瑞琪儿说：“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事业，都很忙，所以都是各自练各自的。只有当我们要去演出的时候，我们才会一起排练一下。”

“音乐为你们带来了什么？”

“理解，宽容。有时候，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我们也难免有一些矛盾，但是音乐就是我们共同的灵魂，只要有音乐，我们就会感觉到彼此的存在，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所有的矛盾也都会化解。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最后。”这是黄顺豪先生的回答。

聊完天，临走时，黄顺豪先生叫住了我：“请等一下，郭先生，我们夫妻二人，想送你一样东西。”

黄顺豪先生从一个书包里掏出一盒光盘，递到我手上：“明天我们就要回美国了，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你，这是我们两人过去的一些音乐合集，希望你喜欢。”

我接过光盘，封面上有“Mei Duo”两个单词。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声“谢谢”，我们拥抱之后告别。

回到家中，我一边用电脑播放光盘，一边在网上搜索他们的资料。遗憾的是，在百度上，我没能找到他们的信息。不过在维基百科中，我找到了“Hao Huang”的词条——如他所说，他只用拼音，并未使用英文名。

黄顺豪，美国华人钢琴家，母亲原籍香港，父亲原籍北京。父辈移民美国后，1957年，黄顺豪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6岁时随母亲学习钢琴，10岁时前往纽约拜师美国著名钢琴教育家西摩·贝恩斯，17岁获得伦纳德·伯恩斯坦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在这里遇见了小他一岁的学习小提琴的瑞琪儿，从此携手共度人生。目前两人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斯克利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曾前往中国、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匈牙利等二十多个国家演出Mei Duo，获奖无数。

这一天，很多人都听到了这场最美的二重奏。对于印度人来说，他们只知道，一对叫做Hao Huang和Rachel Huang的夫妻，来给他们演奏了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会；他们不会知道，在第二排的一个座位上，我的心中一直回荡着黄先生那句肺腑之言“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因为这句话，唯有能够发出“顺”这个字音的民族，才能感同身受。

乌代布尔的狂欢

一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想到这位女士为了看看世界专门辞职，还留下这么一句被争相传诵的名言，那我们这些不用辞职就已经在国外的同志们，还有固定的假期，如果都不利用这个机会到处走走看看，岂不是浪费资源？

看看那些层出不穷的旅游书籍，那些细致入微的网上攻略，天天都在撬动着我说走就走的神经，仿佛只需要鼠标一点，我就可以看到那妖娆的天竺少女、那顿悟的释迦牟尼。

我曾经问过在巴基斯坦执教的老师，旅游是否方便。他们回答说，“巴铁兄弟”对中国老师可好了，上街要保镖全程陪同，夜里要查寝室，恨不得“五加二”“白加黑”地陪着他们一直到天荒地老，至于旅游，放弃这份工作再加入巴基斯坦国籍或许可以考虑。我问如果直接走会如何，他们说会立刻报告给中国大使馆某某教师已经失踪，造成外交事件。所以，他们只能在校园周边待到任期结束。

我又咨询了保卫处的布瓦先生：我们外国老师可以利用假期旅游吗？布瓦略带自豪地说：“欢迎你到印度到处走走，这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这话不假，之后一次又一次的旅行途中，我从未遭遇过任何治安问题，一对比巴基斯坦，我霎时感觉每一寸肌肤都吞吐着自由的芬芳。

所以，假期，一定要出去旅游。要背着背包畅游异国他乡，体会不一样的风情，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领悟不一样的人生……这话听起来绝对带劲，前提是这个“异国他乡”最好不是印度。

我希望第一次出行有人带一带，一来方便，二来有交流，便在第一个假期到来的前几天想到了尼廷，他曾经说过他有一辆车，我需要随时可以去找他。我试图说服他自驾游。

他的办公室外，依然有雇员在走廊上看守。

“真是太好了，成天忙着生意，好久没出去活动活动了。”尼廷见我邀他同游，仿佛比我还激动，“去哪里？”

我说打算南下孟买、果阿，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自驾游，当天甚至连日期都定好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出发前两天，他都没有再联系我。我隐约感觉事情有点悬，再去找他，他却表示：生意太忙，走不开。我最记得他那句话：“我很羡慕你，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对你来说，享受在印度的假期是第一位的，可对我来说，生意是第一位的。我有两个弟弟，他们都在我的公司上班，我又要照顾公司，又要照顾他们，最近有一个生病了，我就更不能走了。”

虽然很失望，但看他说得在理，我也不好强人所难。尼廷为了表示歉意，送了我一个甘内什的护身符，希望我一个人的旅途也一切顺利，并且信誓旦旦下次一定和我一起旅游。

于是，第一个假期我没了便捷的交通工具，正好又赶上了“探索印度”的活动，旅行计划暂时搁浅。

很快就到了“下次”，当我的家人沉浸在2015年元宵节的快乐中时，我也正好赶上一个IITGN的小假期。趁此东风，我再次在放假前半个月找了尼廷，还是去孟买和果阿，尼廷说：“上次失约是我的错，这次一定去！谢谢你还信任我！”

于是，我再次相信了他，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然后在出发前的头一天，收到一条短信：“不好意思，由于家庭问题，我这次还是去不了，祝你旅途愉快。”

谁叫你是印度人呢？我甚至心里感叹他有了进步，知道主动发短信了。鸽子你随便放吧，我打算自己出发。

意外的是，就在前一段时间，拉谢尔靠着她的软磨硬泡，把她以色列的男朋友给忽悠过来了。此时离拉谢尔在印度的任期还剩下十多天，他们抓紧时间坐飞机去看了泰姬陵，回来的时候正巧在校园里碰到我。

她的男朋友泽维卡，34岁，又高又帅气，只可惜头发白了一半，看样子操心的事情不少。不过和拉谢尔性格截然不同，泽维卡说话办事都轻声细语、文质彬彬，从不使性子。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一个是火焰，一个是海洋，这就是互补。

由于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印度，正策划下一次的旅行，所以得知我自己也有旅行计划后，便邀请我跟他们同行。

那一天，我们在拉谢尔的公寓里就北上乌代布尔还是南下孟买、果阿进行了争论，北上会导致与他们的泰姬陵之旅同质化，南下则耗时而累人。

最后我的南下计划胜出。

当晚，我们在印度铁路官方网站上订好了后天的火车票，一个人往返四张票，三个人共计十二张，空调卧铺。拉谢尔两人很开心，我却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如此顺利，这不是这个国家的风格。

果不其然，第二天，拉谢尔垂头丧气来找到我，说去不成孟买了，原因是：其实火车票早就售光了。我们在订票的时候没有注意，在“成功订票记录”那一栏有一个“WL”的字样，表示正在排队，前面的人数还足足有28人！也就是说，只有前面的人一天之内全部取消订票，我们才能作为替补获得火车票。

拉谢尔本来都已经和孟买的网友约好了，这一来，只好打电话向网友求助，对方说：“你昨天订明天的火车票？还是到孟买的？呵呵，你试试订一个月以后的票，看看能不能订上吧？”

我想到以前看过的攻略，说印度火车站有窗口专门给外国人留了一定的火车票配额。拉谢尔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朋友，朋友说：“是有专门的外国人窗口，可是在出发日头一天也会开放给印度人，一开放就没了，别想了。”

拉谢尔问那还能怎么办？

对方给了一个让人无所适从的回答：“实在不行你们可以先上车，再看看能不能贿赂一下检票员。”

没有火车票还能先上车？你是怎么过那一道又一道关口的？在我真实地踏上印度的火车前，我实在搞不懂这个逻辑。

拉谢尔放下电话还真考虑起了这个问题。我说坚决不行，先别说我们能不能上火车，要是行贿失败被抓起来，那我们就只好到警察局旅游了。

权衡再三，我们退掉了所有的火车票，然后实行B计划——重新订好了汽车票，前往乌代布尔。

对外国人来说，印度旅游的交通工具主要就三种：飞机、火车和汽车。飞机最快也最贵，和国内的价格差不多。火车和汽车便宜许多，汽车又分空调和非空调两种，非空调车异常便宜也异常锻炼人的意志；火车则比较复杂，车厢分很多等级：1A、2A、3A为空调卧铺，区别在于1A、2A为双层卧铺，但2A多出两个侧铺稍显拥挤（部分火车没有1A，直接从2A开始），3A为三层卧铺，CC为空调无卧铺，SL为无空调三层卧铺，2S无空调，有木椅、双层卧铺和塑料皮椅、无卧铺两种。

估计没有哪个国家的火车可以像印度这样把千千万万人的贫富阶级切割得如此泾渭分明——如果有兴趣从1A一侧走到另一侧的尽头，看到乘客的造型变化，会有一种从21世纪走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感觉。

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开挂的火车”，说实话，我很想见识一番，但别说我，就是IITGN那些来自印度各地的学生也没亲身经历过。他们说，只是在特定的线路上，特定的时间段内，由于大量人口必须同时赶往同一个地方朝圣，才会“惊鸿一挂”。

再说速度。乌代布尔在紧邻着古吉拉特邦的拉贾斯坦邦，离我们并不远，只有255公里，中途还有号称高速路的部分，但汽车却要开五个多小时，平均一小时开50公里，价格则只需要500卢比（无空调）。至于火车，平均时速则为60公里左右。我想到了他们互联网的速度，再看他们交通的速度，都和他们国人的性子是一个模子进化出来的。

唯一方便的是，在网上成功预订便不需要再换成实体票，直接拿着打印好的凭证去乘车即可。但赶巧的是，我们订票的时候，没有任何一辆大巴剩下三个空位，所以拉谢尔和泽维卡乘一辆，我自己乘一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上车。

第二天，我按照打印出来的乘车单上的地址，坐突突车到达机场路附近一个根本不像车站的地方，孤零零地等着那班大巴。那车迟迟不来，中途好几次我都觉得要么走错了地方，要么已经错过了车。我一直纳闷怎么就我一个人在这里等车，每隔几分钟就找人问情况，他们说地点倒是没错，可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

炎热的午后和扑面而来的灰尘让我几乎想放弃。终于，那车按照迟到了二十分钟的正常节奏，出现在约定地点时，我正在街对面的一家旅行社想请人帮我打电话。那大巴司机看到路边没人等车，正要重新发动，我连交通安全也顾不上了，一边大喊一边飞奔横穿马路，把一辆疾驰的校车给逼停了。

上车坐定，我终于正式踏上在印度的第一次旅行，不由地感慨道：世界这么大，我只想在印度看看，怎么就这么难？

二

好在，乌代布尔没有让我失望，这个号称“印度最浪漫的城市”因两样景致而名满天下：一是山湖胜景，二是数不清的古堡宫殿。拉谢尔一向挑剔，预订了比较高档的“山顶宫殿酒店”。时值祖国召开“两会”，商务部部长及时给出了一个信息——“2014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超过一万亿美元”，再加上当时曝光的国人在日本爆买马桶盖的“光辉事迹”，多少刺激了我的神经，催生了中国人民不能输给以色列人民的冲动，一咬牙，订了比他们还好的房间。

牙齿还没咬到一半，我就感慨这是一个何其正确的决定。

这还是印度吗？这可是帝王级别享受的胜景啊！一分钱一分货，难怪酒店名曰“山顶宫殿”。这酒店就是将过去的宫殿改建而成的，它坐落于湖畔山顶，而这山顶已经位于乌代布尔的地理制高点，大好河山在此处尽收眼底。

我步上酒店的天台，凭倚于洁白的围栏上，只见粉红的晚霞被西去的夕阳映照成金灿灿的一片片波浪，城市就在脚下，延绵开去，直达远方的群山。朦胧的群山下面，一半是城，一半是湖，湖里面又有一个宫殿，与粉红色的湖水倒影相映生辉。

湖的另一面又是山，那山并不巍峨，可以看到山的外面还是山，层峦叠嶂、杳杳冥冥，越往远处就越诗意朦胧，直达天的尽头。从那尽头，吹过来习习凉风，让穿着长袖的我依然觉得有点冷了，但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妩媚的傍晚！

我一直站到天空黑尽，城市和宫殿的灯火逐渐取代了自然光线，犹如珍珠洒满人间。异域的袅袅歌声依稀入耳，有如天籁，增加着这片土地的厚重感，星空依旧灿烂，仿佛亘古的神话和脚下的历史已经融为一体。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样的夜属于自我，属于历史，属于不羁的人间沧桑。尽管乌代布尔的景点星罗棋布，光这一明一幽，我已然觉得这次旅行物超所值。与其为了赶景点闹得人心惶惶，何不就这样徜徉于苍穹与大地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让时间任性地流逝。

三

好戏在第二天上演。这一天，是印度的三大节日之一——洒红节。

洒红节，音译为“霍利”（Holi），关于它的来源说法很多，这里只说一个。传说，洒红节来自于印度的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古代有一个国王生性残暴，而他的王子普拉拉德爱护百姓，并对父亲的专横跋扈表示了不满，于是父王大怒，让他不怕火烧的公主霍利嘉抱着王子跳入大火之中，企图把王子烧死。然而在毗湿奴的庇佑下，普拉拉德安然无恙，霍利嘉反而被烧成了灰烬。百姓们欢呼雀跃，便向小王子身上泼洒红颜色的水，洒红节因此得名。

洒红节打一开始就有了浓浓的草根味道，所以深受印度百姓喜爱。和排灯节不同，如果这一天来印度旅游，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印度人民一定会干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一边高呼着“Happy Holi”，一边用彩粉把行人涂成五颜六色的阿凡达。

乌代布尔加洒红节，这组合颇让人期待。我们坐上一辆突突车，来到皮秋拉湖湖畔，看到周边商店和景区服务窗都已经关门了。这个时候还会出现在街上的人，不是来涂人的，就是正在赶往涂人路上的。

我们三人的中西结合实在奇怪，吸引了一大帮印度人的眼球。到达湖畔的一瞬间，周围已经围满了手持各色塑料袋的人，他们早已互相涂得面目全非，想寻找新的猎物，我们这么显眼的组合，又全身干干净净，立刻成为了活靶子。

“Happy Holi！”此时这句节日问候，与其说是祝福，不如说是发令枪，是战鼓，还没等突突车司机给我们找完钱，十几个人就扑上来，管你喜不喜欢、管你高不高兴、管你反不反抗，一阵乱涂。拉谢尔因为是女性，被“围剿”得最厉害，在男朋友眼皮底下被那些饿狼们摸了个遍。

起初，我们是拒绝的，觉得那些粉末卫生没有保证，但一旦被抹上第一笔以后，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回去要连人带衣服一起洗，悉听尊便吧。

话又说回来，以往我只在网上看见过这样的色彩狂欢，当这些粉末真正涂抹在肌肤上时，却也不见得多么难受，反而可以闻到一股迷人的玫瑰芳香。

于是，我们的态度从最开始的敷衍应景，渐渐转变为入乡随俗。他们的表情中透露出毫无杂质的开心与狂欢，尽管在乌代布尔依然有破旧的贫民窟，有肮脏的老街，但是那又如何？节日就是节日，与金钱无关，只与快乐有关，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从不曾忘却嘴角上扬，从不曾排斥喜上眉梢。我们陪他们大喊霍利节快乐，然后，变得“体无完肤”。

回到酒店，只见大堂里，经理也是一副人肉迷彩服的造型。我们此刻看见对方已经完全不惊讶，他只是得意地问我们：享受吗？

我们说很好，只有融入那些粉末，才能融入印度的文化。大堂经理立刻来了兴致，拿出手机，一边给我们看保存的神像图片，一边讲他们的宗教文化。

“排灯节和洒红节是印度的两大节日，不过，在过去，排灯节是高雅的代名词，是上层人庆祝的节日，而广大的劳苦大众不能庆祝排灯节，所以，他们对富人有仇富情绪，于是就在洒红节这天，穷人用这些粉末洒向富人，利用这个机会名正言顺地朝他们发泄。久而久之，形成了两个阶层：富人喜欢过排灯节，穷人喜欢过洒红节。不过当代的印度已经好了很多，虽然街上洒红的仍然主要是穷人，但是富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有些富人自己也去洒红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洋洋洒洒介绍完以后，拉谢尔和泽维卡听久了有点不耐烦，强装笑颜。老板想到了什么，问我：“你来自中国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感慨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印度的很多洒红节粉末，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难怪我觉得那气味那么好闻，那是家乡的味道。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主角，是印度。我的衣服上、皮肤上都沾染上了这七彩的粉末，在陌生的乌代布尔宫殿迷情中，仿佛置身于延绵了千年的历史流香。那些色彩，就像天上的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又犹如人世间的不同肤色、不同阶层，在这一天，都平等地汇聚在了一起。

这是最斑斓的印度。

与你同行

一

那一天我们回酒店比较早，拉谢尔说休息一下，下午不活动了，晚上再去乌代布尔老城区看看节日庆典。在和大堂经理的聊天中，他们也显得不耐烦，迟钝的经理没看出来，我却看得清清楚楚。我起先以为，他们的倦意仅仅源于午后的炎热，我自己也有点累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直到各自进屋的时候，拉谢尔才跟我说：“泽维卡发烧了，身体很不舒服，一直撑到现在，所以请暂时不要打扰我们。晚饭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身体情况。”

哪知晚饭时，泽维卡病得更严重了，我们在酒店里点了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泽维卡仍然无法下口，走路都要我们搀扶着。一个高大帅气的洋兄弟搞成一副林黛玉的模样，看起来直叫人唏嘘不已。

如果他身体一直这样，别说晚上，后两天去城市宫殿和大布山的计划还能不能实施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们说撑到明天再看看，我却建议当晚就上街买药，结果两人都不同意，说印度的什么东西都不放心，何况是药品，话语之间仿佛只有他们以色列的药品才敢下肚。依我看，要是人可以不吃东西靠打维生素过活，他们一定会从以色列空运来一麻袋的维生素。

谨小慎微也要有个限度吧，我劝他们：“印度的药品效果是很不错的，我生过一些小病，都是一吃就好。至于大病，很多中国人还专门来印度买抗癌的药品。我们可以说印度这不好那不好，但不得不承认就两样厉害：一个软件，一个医疗。”

拉谢尔看我又是摆事实又是讲道理，终于被说动了，于是让泽维卡自己回房休息，她和我上街买药，至于买回来吃不吃，可以再商量，这样大家才达成了一致。

这时候天已经黑尽了，我们从山顶宫殿酒店到城里要走过一段人烟稀少的小路，再过一座桥，中途没碰见几个人，倒是见了一堆被洒成了五颜六色的野狗狺狺狂吠，在昏黄的路灯下看起来只只像携带了艾滋病病毒。拉谢尔每次看见狗朝她叫唤，就要躲到我的身后去，30岁还这么胆小的人，我还第一次见。

然而即使到了城里，买药计划也显然比我们想象的难度大很多，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今天可是节日，街上都关门了。

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每一处亮起灯光的店铺都给了我们一丝希望然后又给我们泼下冷水。我们见了卖纪念品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我们见了活着的人、死了的狗、半死不活的牛……四五十分钟过去了，就是没见到半个药丸子。我觉得可以放弃了，这时候拉谢尔倒和洒红节杠上了：“买不到药，绝不收工。”

在我们又一次经过一家关闭的药房门口时，拉谢尔停下了脚步。药房的二楼亮着灯光，再一次给她带来了希望。她开始敲门。先是敲，然后是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无奈而执著。一分钟、两分钟……终于，有个大妈来打开了房门，看到我们的组合，愣得不轻。

拉谢尔努力地和她交流，用不同的语言拼凑出了几个关键的共同单词。“发烧”，我想她最终是懂了，拉谢尔成功地买到了几盒药，兴奋得像个小女孩。

“我只见过你玩的时候这么投入，想不到你也有体贴的时候啊。你这么爱泽维卡吗？他还是一个离过婚的人。”我带着考验的口气问她。

“是，反正以色列离过婚的人满街都是，我不在乎。我和泽维卡是大学同学，过去关系一般，后来他婚姻不幸，在同学会上向我倾诉，我们才开始频繁联系对方。去年，泽维卡离婚了，我们才慢慢接近，并最终选择了对方。你肯定不会相信，我虽然30岁了，可泽维卡是我的初恋。他对我非常好、非常包容，我知道自己很任性，很多时候和泽维卡网上吵架，实际上我都很清楚是我的问题，但是最后泽维卡都包容了我。”

她甚至向我爆料，有一次她在艾哈迈达巴德和一个德国男人出去约会了，喝多了，还接了吻，她犹豫了好久，后悔了好久，纠结于要不要向泽维卡坦白，最后她还是照实说了，泽维卡并没有过于责骂她，反而因为她的诚实原谅了她。

非但如此，忙于创业、手头并不宽裕的泽维卡还飞越三分之一个地球来印度陪她，这让她更加坚信了他就是她值得同行一生的人。今天，她也终于为他实实在在地尽了点女朋友的应尽之责。

突然想到，婚礼上那对夫妇的共结连理，黄顺豪先生与瑞琪儿的历久弥香，拉谢尔和泽维卡的彼此付出……婚姻、爱情，或许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形式，在同一国度，也有不同的认识，它们也许会呈现出千奇百怪的理由让人们质疑围城中的不幸，但对于幸福的理由，全世界有一个便已足够。

你若不离，我就不弃。

二

不看广告，看疗效。印度的药效果然不错，第二天，泽维卡恢复了不少元气，走路不需要人搀扶了，食物也咽得下了，于是我们按计划再次步入了乌代布尔的城区。街上的气氛和昨天判若两个世纪，五颜六色的粉末污染物绝迹，也再也没有一大堆阿凡达神经质地大喊“Happy Holi”，就连那些野狗身上的色彩也淡了很多。

商店都开张了，城市恢复了活力，我们的目的地锁定在乌代布尔最著名的宫殿——城市宫殿。

其实，乌代布尔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历史都脱离了印度的主流，它被群山环绕，在拉贾斯坦邦这片沙漠上作为一片绿洲而存在。它的历史也很“短暂”，1568年，拉贾斯坦邦正处于群雄割据的烽火年月，一个名为乌代·辛的王公来到这里后，被皮丘拉湖的美景所吸引，又见此地依着崇山峻岭的天险，易守难攻，便耗巨资将其建成镇守拉贾斯坦邦南大门的重镇，又叫做Mewar王国，历史只有四五百年，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古老。即使这段历史，也是一部割据史，在正统印度历史书上很难找到它。

直到上世纪80年代，007系列电影的《八爪女》在乌代布尔拍摄，才使得它名声大噪。人们发现，正因为这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更让乌代布尔不同时期的宫殿、花园和庙宇独具看点，甚至被冠以了“东方威尼斯”的称号（如果没记错，中国也有好多“东方威尼斯”）。由于宫殿实在太多，政府也没必要一一保护了，很多在当今已经被改造成了酒店。没准我住的山顶宫殿酒店那房间，就是某个王公贵族的家，我睡过的地方四百年前也被人这样睡着，现在他们人在哪里呢……

在所有的遗迹中，位于皮丘拉湖畔的城市宫殿最为著名，是乌代布尔的必看景点。这里是乌代·辛的老巢，也是政府的重点开发保护对象。

我必须要赞扬的是，印度景点的门票不坑人，大部分的庙宇、清真寺都是免费供人祭拜、参观的，这城市宫殿是我在印度遇到的第一个要掏钱的地方，不过价格也实在便宜，套票只要100卢比。这个级别的景区换在中国，那“卢比”两字就要换成“人民币”了。

随后我们进入古堡参观。应该说，白天的城市宫殿是让我有点失望的，因为我们早已看不到五百年前的人心，只能在一间又一间迷宫似的屋堂里穿梭。那门还特别矮，我有一次头结结实实地撞在门梁上，之后的旅行一直伴随着疼痛。我对乌代前辈的身高是否匹配他的地位表示极度的怀疑。除了这点八卦让我乐了一乐，对割据史着实提不起兴趣，所以干脆坐在花园里观看游客、猜国籍。

之所以强调白天的失望，是因为晚上，这里将会迎来一番迥异的大气象。在这之前，景区下午六点钟就会关门，游客需要重新购买夜间票入内。

我们利用这时间去吃晚餐，然后进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店只逛不买，任凭那些小贩磨破了口舌也从我们身上掏不出一卢比。好在印度人脾气好，你不买东西，他们照样报以笑脸。他们问到国籍，泽维卡说以色列，老板像恍然大悟一样说：“哦哦，沙龙国，沙龙国！”（希伯来语里见人问好和再见都说“Shalom”。）拉谢尔有些得意：“看看我们以色列多么国际化！”

我也不得不佩服这小贩怎么连这都知道。不过拉谢尔没得意多久，有家美食俱乐部墙壁上挂了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十个汉字：“印度妈妈教你做印度菜。”我指给拉谢尔看，她只好耸耸肩甘拜下风。

到了晚上八点，我们重新买票进入城市宫殿，票价已涨成500卢比。繁华散尽，昂贵的门票阻挡了大部分的游客，进入的不到一百名被安排坐在宫殿对面的看台上。我们面对宏大的宫殿，像在看一块IMAX。背后，灯火阑珊的城市被踩在脚下。

气势恢宏的灯光秀开场了。这里用声光重现了战争的现场，Mewar之战的故事、对白和杀戮声，都由巨大的音响播放出来，伴随着城堡起伏的灯光，在苍穹之下、湖滨之上恣意地回响。

这是超越我期待的恢宏演出，虽然是英语，可是那空灵的声音早已超越语言，让我看到古人的金戈铁马、纵横捭阖，直感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突然觉得中国的很多景区还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比如赤壁之战。如果在赤壁之战的现场，也有这么一场灯光秀，曹孟德、周公瑾、诸葛孔明的步步惊心，铜雀春深锁二乔的香艳迷逸，还有火烧赤壁的惨烈厮杀……全部再现，会是什么效果……

哗，想想都陶醉。

表演结束，有几个印度青年就着“IMAX”为背景，请我帮他们照相，完了问我来自哪里，是否能欣赏这表演。我说我们中国也有五千年的历史，统一的、割据的都有，挺好理解。

正巧观众里还有另一位中国人，率先发现了我：“你好，我在新德里工作，你呢？”由于长期没机会用中文说印度地名，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无法用正常的语速说出下面这个句子：

“我来自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

三

又一天过去了，泽维卡的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将前往位于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两邦交界处的大布山，作为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

面对交通问题，我们是这么考虑的：来的时候我们三人光是大交通就合计花了1500卢比，加上小交通轻松破2000，如果我们先到大布山，再回艾哈迈达巴德，再回钱德凯达的住处，大小交通要花3000卢比以上，而且还很不方便，于是就向酒店老板询问包车情况。

这里介绍一下第四种在印度的旅行方式——包车旅行。如果有足够多的钞票，那一定是一种享受。我们三人包一个出租车，司机从酒店载我们到大布山，并且在大布山停留三个小时等我们游览尽兴，再载我们回到钱德凯达，按照这个订制，司机在电话里问出租车公司，说一共只要8000卢比含税。拉谢尔不干，又讲了一下价，谈成了7500卢比，平均一人2500，比买票旅行贵一倍多，但是点对点，时间灵活自由，我们一致同意：“就这么干。”

不过拉谢尔还特意强调了一句：“因为我们是三人平摊，我才愿意这么干，如果只有我和泽维卡两人，我们还是宁可买票。”我看她早就在心里盘算好了两人和三人旅行的成本，再谈成7500刚好被三整除。我对犹太人锱铢必较的金钱观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庆幸她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客户。

司机很快就来了，我们就此告别乌代布尔，踏上新的旅途。本想更好地看风景，却看到：一路上，无数的穷孩子，在道路的两侧等待着过往的游客。他们端着簸箕，里面有一些野果子。

有一些超载严重的突突车经过，这些孩子无暇光顾，大概也知道穷人的钱不好赚，但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小车时，便一拥而上，要兜售果子给我们。拉贾斯坦邦的土地很贫瘠，看不到像样的农作物，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搞来这些果子，也不知道一天能够成功卖出几个钱，但他们似乎很投入这个活路。

我们的车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开得很慢，怕刮倒了那些孩子。那些围在圈子外面的孩子，明知道不可能成交，还是欢呼雀跃地举着那些果子向我们吆喝，仿佛这本身就是生活。一个姐姐在给矮她一头的弟弟作指导，似乎在说，你怎样怎样做，会更容易卖出果子。

这景象绝不仅仅是一处，整个路上，这样的孩子连续不断。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是因为大巴太高。这一来，原本轻快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

这就是印度媒体不时挂在嘴边的未来超级大国？

还有一家人，在路上拦腰设了一个非法路障，但连那路障看起来都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们硬是要了我们10卢比才放行。

进入景区，我们盘山而行，一路上看到很多长尾叶猴三五成群地坐在车道两边望着我们。

下车以后，有一只猴子立刻跳到我们车顶上，挑衅车下的一只狗，狗儿无可奈何，对着猴子狂吠不止，两个畜生的表情像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在流沙河对喊：“你上来！”“你下来！”

大布山是一个风景区，有山有湖，有一块特大的岩石向外突出立在山顶上，是大布山的一绝。很多小贩依着湖畔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其中两个很可爱的小姐妹，大的看上去五岁，小的约莫两三岁，她们安然地跪在一起，在烈日下帮大人开开心心地守着两个铺子，一个铺子卖菠萝芒果，另一个铺子卖一些粗糙的纪念品。虽然摊位无人光顾，她们自己却没有任何这个年纪小孩子该有的躁动，几次看到她们，都是一样的跪姿。或许，可以帮助她们的家人，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至于各种人间冷暖，又岂是她们这个年纪体会得到的？

四

然后，是一个离别的时刻。

我最后收到拉谢尔的两条短信，是她第二天问我要不要到教师休息室参加一个告别会。当天我房间空调坏了，下午等着工人来修，先回复说不参加了，然后想到了什么，问：“是你的告别会吗？如果是，我一定要来。”

她回复：“是，我想给你一点礼物。”

教师休息室里坐满了IITGN的领导，他们分别发言，欢送拉谢尔和泽维卡。我因为不是当事人，没有被点名发言。拉谢尔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感谢这里遇到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故事，感谢印度。

会议结束，拉谢尔叫住了我：“我们后天就要回国了，你能来，我真高兴。”

她给了我三个礼物：一个以色列的国旗别针，两个以色列的硬币——谢克尔，然后把一个红绳子饰品系在我的手腕上：“它会一直保佑你。”

我给了她崭新的五元面值人民币，以及一套十二生肖的邮票。

那一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拉谢尔和泽维卡，在短暂的相处之后，以色列元素从我的印度生涯里彻底消失，但我铭记他们带给我的丰富回忆。

爱默生说过：“生活是一辆永无终点的公共车，当你买票上车后，很难说你会遇见什么样的旅伴。”不必太伤感，反正这里见到的每一个人，从我在国内发送那封应聘简历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我一一离别。

阿嫩德舞夜

一

拉谢尔走后，小假期也结束了，下一次重要活动，是四月份桑迪普的婚礼。在这之前，发生的几个插曲，耐人寻味。

早在一月份我们参加完安布尔弟弟的订婚仪式后，有一天，桑迪普先给我发邮件问我在不在办公室，我说在，然后他很快来到我办公室，说是顺路来看看我。那表情我觉得很不寻常，说话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我只好无中生有找些话题来陪他聊天，很是累人。他心不在焉地跟我扯了十多分钟以后，终于开口说出真实目的：“我其实是想来找你借点钱。”

其实这结果我早就想到了，借钱就借钱，何必这么拐弯抹角的？我更纳闷的是：怎么不去向身边的人借钱？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已经从别处借不到钱，二就是故意找人际关系简单的外国同事。无论怎样都导致不祥的预感，这钱很可能有去无回，不过我还是问他：“借多少？”

“8000卢比。”桑迪普可能觉得这个数量有点多，紧接着说，“下个月领了工资就还你，最多二十天。”

一个国家顶级大学的员工，来找一个外国人借一点生活费级别的小钱，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我顺势说：“在我们国家，有个说法叫‘月光族’，原来你也是个‘月光族’。”我们谈起了收入。

“我们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不一样，教师收入很高，有些教授甚至一个月可以领十万卢比，这在印度绝对是高薪，而我们普遍在18000到23000卢比之间。而且我未婚妻现在还没工作，所以只能靠我的工资养家，还要扣除房租，所剩无几。”

“你们有年终奖吗？”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每年年底一次性给员工发一大笔钱，这在中国比较常见。”

“没有。”

我无法判断他话的真假，不过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在IITGN，教授来自天南地北，他们必须要有名牌大学的博士文凭，最好有出国深造的经历，并且在专业领域有优质的论文、专著，条件非常苛刻，自然收入很高；而对于行政职工来说，那就是一份普通的办事工作，大部分都在古吉拉特邦就地招聘，门槛低，所以他们的收入比街上的普通打工者也高不了多少。这差距体现出中印两国对高等教育的不同理解，很难说谁好谁差。

我给了他8000卢比，并附了中国的客套：“你结婚要花钱，不用急着还我，等有钱的时候再说。”

于是这一去，别说二十天，两个月都没音讯了。后来，我借口要去乌代布尔旅游，让他还一半现金。他答应了，人也倒是来了，不过连4000都拿不出来，勉勉强强还了我3000，还差5000。我继续客套：“没事，剩下的婚后再说。”

二

婚礼前一个星期，安布尔来我办公室送请柬。那请柬是大红色的，和中国的颇为相似，让我感觉到了喜庆的气氛。婚礼举办地在桑迪普的家乡——阿嫩德（Anand），离我们学校两个小时的车程。

和桑迪普一样，他送完请柬也不走，像是憋着什么话不好说，于是我又只好扯旅游应酬他：“还有一个月就要放长假了，准备出去旅游。有地方推荐吗？”

他说：“好啊，去第乌（Diu）吧。就在古吉拉特邦的边缘，是个海滨城市。你要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们自己开车去……”我嘴上答应，心里对此不报丝毫期待。

终于，他开口说正事：“婚礼当天我会开车载你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去。因为路途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要分担交通开销。包括汽油和过路费，大概每人三四百卢比。”

不就是AA制吗？直说多好。一扯到钱干吗都这么吞吞吐吐的？

我说：“没问题，应该的。”他就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般轻松地离开了。

婚礼在2015年4月25日，那天正好是第二学期的汉语期末考试。收好试卷，我马不停蹄地找到一个叫拉巴迪耶（Rabadiya）的同事。

这是一个黑黑的大胖子，为人敦厚淳朴，也是桑迪普和安布尔的挚友，对行程早有安排：“安布尔开车去接人了，我们去街上一个转盘等他。”

这一等等得可真够呛，足足一个小时暴露于郊外。4月的印度热得很纯粹，白天四十来度，傍晚也是三十多度。中途我和拉巴迪耶在转盘附近的商店买了四瓶水来喝。街上的飞沙走石混合着身上的臭汗，还没出发我就已经觉得快要虚脱，连拉巴迪耶这个本地人都不耐烦了，前后给安布尔打了三次电话。

我终于抛出了一个很早就想问的问题：“这街上这么脏，怎么就没人来管管？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得了吗？”

拉巴迪耶一点也不觉得这问题有什么不妥，反而像是找到了知音，大笑几声说：“谁都知道印度很脏，可是，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每年中央都要拨很多钱下来，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那些当官的，只知道把钱往自己口袋里塞。腐败已经深入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人们都已经忘了这世界上原来还有‘腐败’这个词语。”

印度人民关于腐败层出不穷的调侃方式充分反映了他们的苦中作乐的创新精神，仿佛恨不得“谈笑间，贪官灰飞烟灭”。

安布尔终于开着他的小车来了，可是没有接到他该接的人。车上只有他的女儿姆格达，于是我们三个大人一个小孩一起前往阿嫩德。我坐副驾，心里暗自窃喜，这车就跟小奥拓一样，理论上只能坐四个人，人少也好，不必挤了。

可我马上就不窃喜了，天气热到这个程度，安布尔也舍不得打开车上的空调。我们身上的汗水都在往下滴，又不好主动开口。我看见安布尔也热得受不了，拿着一条干毛巾不住地擦自己的脸。

你倒有毛巾，我们呢？都热成这样了，老兄你就大方点吧。

随后我们来到一个收费站，前方停泊的车辆在缴费之后一辆辆通过关卡，和中国的场景一样熟悉。

不一样的场景在于关卡两侧各有一个摩托车道，那道不宽，但是刚好够安布尔这种迷你轿车通过。于是他方向盘一打，咱们绕过了那个收费站，凭着他高超的掌控技术开过小路而且成功避免了擦刮，再回到主干道上，继续前进。这样的事情，他来回一共干了四次。

我每次回头望那摩托车道，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还没开口，他就自己先招供了：“这高速公路收费80卢比。也许你觉得不算什么，可是我们印度工资太低了，没有你们那么富裕。我买这种小车，就是为了绕过那些收费站。”

反正都兜底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说：“你们中国的手机很便宜，我妻子正好缺一个智能手机，你回国以后，买一个便宜点的送我可以吗？”

我着实大跌眼镜——好歹你也是名牌大学一个中层管理啊。

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他，心里只想拜托你打开空调。

“爸爸，好热啊，把空调打开吧。”姆格达在后面丫声丫气地说。

回头一看，姆格达正噘着嘴巴，我顿时像是找到了救星，说：“姆格达不高兴了。”

安布尔也像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这才把空调打开，我顿时觉得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我们印度太热，要说开空调，大半年天天24小时都可以开，可是那样我们承受不了这个支出。古吉拉特邦最热是5月，其他时候，能不开就不开，都习惯了。”安布尔解释后又笑着说，“不过，我都听我女儿的，姆格达说开，那就是命令，我一定遵守。”

这位兄弟，虽然那个什么了一点，作为父亲还是蛮可爱的。

三

我们到达阿嫩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关于“红包”，我们商量了一下，先说凑钱去买条项链作为我们三个人的礼物，又发现实施起来太麻烦，决定还是一人给500卢比比较方便，于是拉巴迪耶去买了三个信封，分给我们。

桑迪普的家在城乡接合部，是自己盖的两层楼房，但是绝不洋气，空间狭小，结构不合理，几张床在客厅里、厨房里、天台上随处摆放。这样的建筑在印度到处都是，就起个住人的作用，谈不上什么人居环境。“这房龄比我年龄还大，目前就父母住这，几个兄弟姐妹都出去打拼了，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所以他们都回来了。”帅气的新郎官神采奕奕地讲解。

不过遗憾的是，美丽的新娘今天不在，因为“迎亲”是第二天的内容。招待完客人，在一片空地上，人们开始了没完没了地跳舞。

不同年龄的女性都身穿莎丽，围成一个大圈，和着音乐转了又转；众多男士，则在圆圈中间摇摆——人们一说到古吉拉特的舞蹈，总是这样代表性的画面。桑迪普和他父母手握一堆十卢比面值的零钞，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晃来晃去——这表示祝大家财源滚滚，但绝对不会像中国一样，把钱抛出来，让客人去哄抢。

如果只是单纯想想，在异国他乡，在异域音乐中，深入一堆莎丽美女，和她们一起在夜色中舒袖曼舞，那绝对是一件梦幻的事情。可是他们跳的时间似乎太久了一点，从九点多跳到十二点，不管音乐如何变化，他们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格局和状态，我渐渐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然后退出了跳舞的队伍，坐在凳子上玩起了手机。

“朋友，快来跳啊。”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把我拉回到圆圈中去，然后我每隔几分钟又觉得无趣，退了出来。

桑迪普的一个哥哥来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太累了。我说：“女的跳女的的，男的跳男的的——女的是圆周，男的是圆心，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交流。别说大大方方地邀异性跳舞，她们连话也不会跟陌生人多说一句。”

对方对我的意见没有表示异议，无奈地解释说：“印度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很开放，可是印度的女人非常保守，尤其是古吉拉特邦，连穿短裤都是件不能接受的事情。我们也觉得这样没意思，可是没有办法，传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

话音刚落，桑迪普带着一个甜美的女生走过来，说：“郭先生，这是我妹妹，她说想和你一起跳舞。”

我愣住了，从来不曾设想过，那个旋转圆环里的某个女性会作为一个个体表达着她的诉求。对我来说，那莎丽围成的圆环只不过是印度的一个符号，它的华丽属于上上个世纪，属于异域，属于电视屏幕，唯独不会属于我的真实生恬。那一刹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像我不相信亿万年冰山的一角也竟然开始消融。

我打趣地朝她感叹：“原来这里也有主动和男性搭话的女孩。”

她还是个学生，在古吉拉特大学读书，今天是趁着哥哥的婚礼特意赶回来团聚。“在城里面待久了，年轻人的意识也稍微前卫了一点。印度女人的确很保守，但不会一直是这样。”她的英语很流利。

在节庆日穿上莎丽就是传统，在写字楼中穿上西服就是白领，社会的进步只会带动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我稍微欣慰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于是我重新抖擞起精神，和她走到圆环中去。她时不时指点我的步伐，直到我完全跟上她们的节奏。那圆心里的男人先是说：“不错不错，你喜欢就跟她们一起跳好了。”不久，全部屁颠屁颠地跟进了圆环里面。

他们总是说还有十分钟结束，可是过了十分钟又十分钟，一直到凌晨一点过，才意犹未尽地收工，准备打道回府。

足足四个小时，印度人实在是为舞蹈而生的民族。

我们是最后一批告别的。安布尔正要发动汽车，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一样东西，这些丢三落四的印度人……不知道他们的脑袋里成天装的是什么牌子的糨糊，从头到尾，这红包都没给出去，快揣得发霉了。

我小声提醒安布尔，他才反应过来，随即神秘兮兮地叫桑迪普稍等一下，躲到车里窸窸窣窣地写上我们各自的名字，再交到他手里。还好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异常清晰的头脑，不然他们就糗大了。

唉，除了两性，希望在这些方面，印度也不会一直是这样。

四

凌晨三点多，我终于回到了校园，又要再一次去翻墙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在校园出现过，起先以为校园里早已经黑灯瞎火，只剩下个别保安例行公事地巡逻，由于合用校园，遇到不认识我的保安，没准还要查查我身份什么的。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式思维放在这里不管用。印度不是个很强调纪律的民族，什么“按时熄灯”、“夜不归宿”的概念，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不出来。

凌晨三点过的IITGN，当然不会比白天热闹，不过那小卖部、咖啡馆，都在正常营业。依然有一些学生，在校园里四下活动。

刻苦勤奋的，一边加着餐，一边阅读；激情浪漫的，在一些隐秘的场所卿卿我我。有一对儿，还公然手牵着手，在路上面对面向我的方向走来。

他们堪堪接近，轮廓从模糊变得逐渐清晰。“我滴个神啊！”那不是米兰和莉祖吗？就是那天陪我进城追主席的四个学生中的两个，和我相交甚笃。

我惊愕不已，思忖着各种可能的机巧。他们都读大四，即将踏上工作岗位，但并非同一专业，是因为社团？实习？或是我的汉语课……

“嗨，先生，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校园里？”我的出现也不寻常，他们比我还惊讶。

“我刚参加同事的婚礼回来……你们……”

他们相视一笑，米兰得意地说：“是的，她是我女朋友。”

莉祖也略带腼腆地说：“所以他是我男朋友咯。”

米兰帅气而强壮，性格特别和善；莉祖癯瘦而漂亮，笑起来有一种招牌式的甜美。两个印度的精英学生，郎才女貌、女才郎貌，怎么搭配都不突兀。我还记得他们都说过毕业以后会一起去孟买一家大公司工作，仅仅二十出头的年纪，这将来可真是一个叫人羡慕的家庭。

然而，那一夜他们默契的笑容，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

“王子与公主，他们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结局太难实现，所以才被我们叫作童话。

大自然的馈赠

一

印度的文化多元而悠远，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诞生了很多著名的文化符号：古老厚重的《摩诃婆罗多》，神秘多彩的印度教，缠绵悱恻的泰姬陵，风靡世界的宝莱坞电影……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崛起，或者一个文明的自我认知。但如果我们必须找一个文化符号，古今“印”外通吃的话，瑜伽要说自己是第二，前面几位绝对不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一直希望遇见一个人帮我揭开瑜伽的神秘面纱，却苦于没有渠道，我甚至看过网上一些培训班，不过都开在城里，时间也不合适，所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其实八面玲珑的IITGN早就请了城里一个著名的瑜伽教练，在校园里就能满足瑜伽爱好者的需求，只是我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消息。直到三月份拉谢尔走后，有一天，劳跟我说，他每周都参加一个瑜伽班，感觉很不错，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

原来这样的人就在身边，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只是一直没有回首罢了。

有人问：“瑜伽这么盛行，是不是印度人都会做瑜伽？”这个问题其实就和是不是中国人都会功夫一样以偏概全。瑜伽是什么，印度人都知道，但不会做瑜伽的大有人在，那些瑜伽爱好者，水平也因人而异。正因为普通老百姓都不精，所以才需要培训班，需要教练。

这个教练的名字叫做赫曼特（Hemant），黝黑光头，身体精瘦，四肢修长，一看就是瑜伽练多了的材料。他每周来IITGN三次，周四、周六、周日开班，一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向各个参与者收费200卢比。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赫曼特已经在大教室里铺好瑜伽垫子。“温度最好在十八度，最好下午空腹参加，这样效果最好……”他的性格很和蔼，看到我这个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喜出望外，提醒我，“练瑜伽不是为了追求那些华丽的姿势，而是适合自己就好。不要做一些超越自身条件的高难度动作，以免伤到自己。”

那一次来了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印度同事和劳。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劳呈现出的状态非常专业，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双目微闭，盘腿而坐，进入了冥想的状态。

我就坐以后正想问一些问题，赫曼特却直接带领我们念了一段咒文（中途还会双手合十念这段咒文）。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还没人来指点一下，就这样开始了？没办法，反正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吧，我跟着念念有词，找到了出家人的感觉。

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准备活动，转转手腕，扭扭头，尚觉得很舒服。渐渐地，难度开始加大，那些奇怪的动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难，每个动作都要停留十几秒，我感觉有些吃力，跟不上了。特别是需要拉韧带的时候，我总是想做到最好，搞得自己痛苦万分。不得不承认，三十三四岁，人已经进入初老的岁月了，身体一僵，很多过去可以做到的动作，现在已经不行了。

让我稍感安慰的是，那几位印度同事，其实也做得很吃力，韧带拉不到位，倒立立不起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反倒是劳，所有动作的到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赫曼特教练，从头到尾都淡定地完成，一声不吭。

晚餐时分碰到了劳，我羡慕地问：“我全身酸痛，你怎么如此专业的？”

“我可不是最近才开始练习的。”他说，“在法国，瑜伽也很流行。我很早以前就开始上瑜伽课，很享受瑜伽，所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状态。”练瑜伽需要宁静的心态，我想他的这个爱好，也和他与世无争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劳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练习。我不愿意轻易服输，何况正因为全身酸痛，才表示练习有效果。我表示每周愿意去两次：“定个短期目标，一定要找回小时候的灵活性。”

那之后一个月，我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去上课，几乎都会碰到劳。他总是那么投入，连赫曼特都要找他来做示范动作。除了我和劳以外，其他人的流动性却很强，每次来的人也不完全一样，有时候班上会达到八个人，有时候只有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东施效颦，到逐渐把这些动作变成了自己的主动行为。即使是赫曼特用印地语发号施令，我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的柔韧性有了增强，虽然还是比不上劳，不过比其他上了年纪的印度教授好。在这心无旁骛的时光中，满满的都是神宁意恬。

当然，瑜伽也绝不仅仅是时髦的健身运动这么简单，我决定让量变上升为质变，去尝试了解瑜伽背后的精神和智慧。

在这之前，离情别绪的时刻又到来了。

5月初的一次瑜伽课，赫曼特带了个数码相机，对着劳拍了很多照。我起先以为他是用法国人帮他做广告，哪知他说了一句话：“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你走了以后，这些照片就是我珍贵的回忆。”

我这才意识到，在我们结束期末考试，提交完成绩之后，劳已经完成了使命，不再续约。他即将回法国待命，再按他的说法，他应该会在下半年前往海地。

这是法国人的最后一次瑜伽课，我们一如往常地完成了练习，一如往常般回家。在教师餐厅，他结束了最后一顿晚餐，忙着和伙计结算伙食费用，我甚至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他道别。

离开餐厅，我在街上转悠，心里特别不甘心，一年朝夕相处的朋友，就这样再也见不到了？

老天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就在我围着小区附近转了一大圈后，我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碰到了劳，他正背着一个大书包向我走来。

“很高兴又见到你，朋友。”我特别加重了那个“又”字，“你去哪里？”

“我明天要走了，现在去街上买点东西。”他似乎也对再见到我很欣慰。

“Bon Voyage！”

“谢谢。”他问，“你们中国人在朋友出远门告别的时候，会说什么？”

“你不是懂汉语吗？把手给我。”

他把手伸出来，我用手指在他掌心上写了12个字母：“你自己试着读一下。”

他反应了片刻，支支吾吾地说：“YI……LU……SHUN……FENG.”

“是的，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这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性格实在太平淡，如同明净的湖水，以至于整整一年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值得记录的故事，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不可能再见到他，只祝福他未来不管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一路顺风。

二

劳走了，学校又放暑假了，印度员工来参加瑜伽课的也越来越少。直到有一次，只有我一个人来到教室，孤零零的赫曼特苦笑着说：“本来有三个人发了短信说要来上课，我就是考虑到能开班才来的，结果就你一个人来了，那两个印度人食言了。”

我反倒有点高兴：“我一个人练也没什么意思，既然他们不来，我们一起去吃晚餐吧，我请客，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教导。”

看起来也没别的什么办法了，赫曼特答应随我一起吃晚餐，他用摩托车载着我找餐馆，不住地道歉：“不好意思，我每次来IITGN都是上下班高峰期，路上堵得很，所以从不开车，辛苦你了。”

我跟他开玩笑：“练瑜伽的人是不是性格都像你这么绅士。”

瑜伽听上去神秘，但真要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中国古文化中，道教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佛家的禅修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哲学，瑜伽与它们在精神实质上非常一致，甚至“瑜伽”这个单词，在梵语里本来就是“统一”的意思。

在古印度物质匮乏时期，人们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做不到改变它，那么只好去适应它。面对着并不舒适的大自然，古老的宗师们在山头、在田野、在河畔，各自冥想，并创造出各种原地活动的姿势，这些都是瑜伽的雏形。

直到公元前三百年，出现了一个人，把这些雏形整合起来，理论化、体系化，还写了一本《瑜伽经》，至此标准意义上的“瑜伽”才正式诞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帕坦伽利，被尊称为瑜伽之祖。

归根到底，这种文化还是在印度特有的自然环境下诞生的，但不管怎样，只要是个好东西，它就能为世人所普遍接受。比如在中国，就被好多爱美的女性所推崇，虽然并没有科学证明瑜伽跟减肥修身有必然关系。

至于赫曼特，他小时候的梦想是考IIT，当科学家，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两辆汽车相撞，人没受伤，司机却下来大打出手。“他们一个是印度教徒，一个是穆斯林，那彼此仇恨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掉。”他说，“科学的发展却带不来快乐，于是我决定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

亲戚都说他疯了，白日做梦。父亲为了送他去拜师学艺，却默默地兼起了三份工，只对他提出了一个原则性要求：“做好你能做的事，服务好你能服务的人。”

那一年他才15岁，和如今他的孩子一样大。

他还有一个弟弟，也受到感召去学瑜伽，不过造诣比哥哥差了一点。长大以后，瑜伽就成为了赫曼特兄弟的事业。他在艾哈迈达巴德也开班，在城市里业务更繁忙，一周要开课十六次，加上我们学校的三次，这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我有一个学生非常有钱，家里养了三辆豪车——一辆凯迪拉克，两辆奔驰，却总是说他不快乐。他每节课都给我1000卢比，说只有给予的时候内心才会波动。我靠瑜伽培训一个月总收入在60000卢比以上，甚至高出一些IIT的老师，即使我妻子不工作，一家子也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他劳有所获，这是生活对敬业者的馈赠。

“那你完全没必要来IITGN，跑那么远，一节课才收几百卢比。”

“对，摩托车来回要花68卢比的油费，如果遇到今天这样没人来学的情况，就亏本了。可不管学校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欣然前往，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找到了当老师的乐趣，和我一样。”

赫曼特不置可否：“更确切地说，是投入。当你全身心地做一件事情，哪怕认真地投入你的呼吸，你也能感到无限的乐趣，这就是瑜伽。”

呵，好一个投入的乐趣，顿时我觉得手里的飞饼也更加香醇起来。

那天以后，赫曼特也随我们放假，不来学校了。他每个月才结账一次，搞得我还欠了他600卢比。不过很快就可以还清了，因为赫曼特马上就等来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三

2015年6月21日，是第一个国际瑜伽日。这要归功于印度总理莫迪，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国把每年的6月21日定为了“国际瑜伽日”。对这个成功，印度人民一片欢呼雀跃。

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IITGN也高度重视，在礼堂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为了吸引更多的员工和学生参加，还赠送免费午餐。而他们请来的主讲人，就是艾哈迈达巴德著名瑜伽教练——赫曼特。

在这么一个“假期加星期天”的组合中，礼堂还能上座一大半观众，是一个不俗的成绩，这充分反映了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对这第一个国际瑜伽日的重视。

我到场的时候，正巧碰见赫曼特也带着他的弟弟进场，他向我介绍他的弟弟。其实他还没介绍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因为这弟弟和他绝对是一个妈生的，黝黑精瘦、手长脚长。

在讲座中，赫曼特亲自在地毯上示范每一个动作，并介绍它们对于五脏六腑的不同功能。从观众好奇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瑜伽，其实也颇感陌生。我对这些动作已经了然于心，也为他是我的瑜伽老师而倍感自豪。

同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莫迪率领4.5万人，在国王大道共练瑜伽，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此条新闻，国内一些网友认为，印度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干这个，觉得印度人很滑稽可笑。

确实，印度大多数的新闻都是滑稽可笑的，这点在印度国内媒体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次，我得承认莫迪的魄力。

从卖茶小子一步步奋斗到总理的位置，亲历了诸多民瘼的莫迪对于祖国的深爱无需言表。他要让印度的影响力成为中国、超越中国，因此当我们的“一带一路”搞得如火如荼时，莫迪政府却始终不太感冒。他们当然希望成为计划的主导者而不是附和者，因此莫迪外交政策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便是推广由印度提出的“四季（Season）”计划——一个“由印度主导的海洋世界”。

然而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四五分之一，这个计划，别说我们不知道，就是我的印度学生们也没几个说得清楚。

莫迪不会轻易放弃，经济上暂时玩不过，那就来玩文化吧。

搞这种表面文章，的确不能直接给印度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还会招致一定的压力，但是，如果了解了印度的国情，就会明白莫迪的良苦用心：一个民族复杂、各自为政的印度，实在太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元素，来增强印度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印地语也好、印度教也罢，显然都无法肩负起如此重任，唯有瑜伽，方能打破语言和宗教的藩篱，团结起12.5亿印度人民。他们气势磅礴地向世人宣告，一个统一的印度，正在成为世界上又一头不可阻挡的巨象，将挑战21世纪的霸主地位。

我对这一宏伟目标抱谨慎悲观态度，但就这“文化强国梦”本身而言，绝对是有抱负的大国才有的气势，我对此给予掌声。因为它背后传达出的声音，并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式的霸道，而已经有了点“内圣外王”式的王道意味。

正如那天，在讲座结束后，赫曼特播放了三段关于瑜伽的视频，我才明白，每一次我们嘴里念叨的咒语，是梵文。它翻译过来，如海之深，如日之杲。

希望地球的统治者紧跟道德的脚步
只为守护世世代代的福祉
希望有信仰的，和所有的人民，永远被祝福
希望夭下苍生都幸福，自由
噢，和平，和平，完美的和平

一个人也要出发

一

有时候我很感兴趣，印度人说的话，到底有几分诚信度，所以每次他们跟我承诺了一些事情，不管轻重缓急，到了时间我一定要回访他们，看看兑现的概率有几成。这虽稍显得有点恶趣味，却也是研究印度不可或缺的视角。

经过将近一年的统计，我得出了结论——除了生死攸关的必须学习必须考试必须上班必须结婚之类的大事，其他的事情说了和没说差不多，尤其是以下几个重灾区：旅游、请客、还钱、售后服务。但凡是私人性质的或者不是必须马上做的，这一年，所有的人、所有的话，一次也没有兑现过，兑现概率为0！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有效，我在暑假伊始再次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按照之前和桑迪普的约定，在婚后，应该归还我5000卢比了，于是以要去第乌旅游为由，请他还钱。他当时还在学校正常工作，却说马上要去果阿度蜜月了，手头紧，说好回来一定第一时间还钱。我说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次食言。

接着，我联系了安布尔，他之前说好的，我去第乌之前要通知他，他很有兴趣和我同行。当时他说得口若悬河，要自己开车，开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到达，到了第乌有人接待、吃住不愁，其他花销大家分担。越说越起劲，仿佛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当时嘴上答应了他，心里没当成一回事。

不管怎样，出发前一天，我还是出于礼节问了问安布尔还去不去（其实不问也没关系，估计已经忘了），安布尔说：“啊，不好意思，工作太忙，不去了。你联系一下阿巴迪耶，他还是想去的。”

阿巴迪耶在我们前往阿嫩德的路上听说了我们的旅游计划，当时也是兴高采烈，说一定要叫上他。于是我联系了阿巴迪耶，他说：“母亲来看望我，最近要搞个家庭聚会，所以不旅游了。”

既然一切反应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也就顺其自然了。

然后我又找到了尼廷，这位老板放过我两次鸽子，这次我要看看他怎么说，于是我再次来到了他的店铺。

这次的格局稍微有点不一样，除了他和他的员工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人：尼廷的妻子和儿子。

他的妻子叫做雅西卡（Yashika），应该说还算漂亮，不过她妆画得很浓，反倒掩盖了她的素颜，而且和很多印度女人一样，在生孩子之后，开始微微发福，在美女如云的印度就显得一般了。

他的儿子叫做克里斯（Krish），不到四岁，特别可爱，模样像是西方的孩子。按尼廷的话说，印度人刚生下来都是西方人的样子，长着长着就成印度人了。克里斯踏着一辆脚踏车在走廊上溜来溜去，刚开始看到我很害怕，后来经常见面，就跟我混熟了，不怕了。

听说我要去第乌，尼廷表示：“谢谢兄弟你还这么信任我，这次我敢跟你签协议，你说去哪我们就去哪，再放鸽子不是人。”

我说协议就不用签了，我相信你，咱们三天后就出发。

雅西卡听到我们的谈话，见我们要去海边，连忙从后面一间办公室里跑出来，说她也要去。

我说：“欢迎欢迎，我很乐意跟印度的一家子一起出去度假。”此话没有丝毫的虚伪，任何国家的最小组成单位都是家庭，透过家庭可以以小见大，而他们是我当时认识的最完整的印度三口之家。

尼廷却毫不留情地推掉：“他们不去，就我们两个男的去。”那脸色中带有不屑、不悦，甚至厌恶，让我无从置喙。我不禁思忖是什么样的隐情让尼廷变得这样戾气丛生。

第二天，尼廷如同例行公事一般给我打电话：“实在不好意思，还是生意太忙太忙，走不开，反正你假期有三个月，等到7月初，我说什么都和你一起走。”

我说：“没事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如果要计较他们的食言，那就一个朋友都没得做了。

这个0的记录仍然没被打破，我倒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这几个食言的人还是促成了我的旅行——我深知一旦开始了他们言而无信的坏毛病，这种坏风气就会不知不觉成为自己的习惯。因此在这个国家生活，我还是依旧坚持着言出必行的风格。

我果断订好了往返第乌的汽车票和酒店，踏上了孤独的旅程。

二

比起大家耳熟能详的普吉岛、巴厘岛、济州岛、马尔代夫等，印度的海岛显得很不出名，但这不代表印度没有美丽的阳光沙滩。比如第乌、达曼、果阿等地都有着非常迷人的海滩，只不过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坐拥数不清的旅游资源，却在旅游开发上非常落后于时代，才使得我们很少看到旅行社主打印度的线路。不过这也有好处，这些岛屿和海滩没有被过度商业开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也绝对不会人满为患。

我之所以选择第乌作为假期首站，就是考虑到第乌虽然不是旅游首选，但是离我们近，容易成行。我的预计是，万一那些个同事和尼廷都放我鸽子，我就必须自己出发，而印度天天都是春运，临时抱佛脚肯定买不到火车票，只能坐大巴，因此从近的地方练手比较好。当然，近也是相对的，第乌虽然尚未出古吉拉特邦，但是按照印度的车速来算，我估计要开十来个小时。

结果我的预测全部应验，鸽子一只都没有少，那就愉快地接受这个结果，踏上了一个人的旅途吧。看看路上的风景，看看远方的人们，看看我这次又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得偿所愿……

印度人不诚信不守时的坏毛病还是有好处的，比如我去赶车的时候就迟到了，但也不会错过车。迟到的原因是去车站的那个突突车老车夫也是个不靠谱的人，我给他留足了一个小时十分钟载我去车站，上车之前跟他说好了车站的具体地址，有好心路人用古吉拉特语给他写在一张纸上，我还用手机地图作了标记给他看。作为一个当地车夫，话也听了，文字也读了，地图也看了，却还是找不到那个车站，一路停车打听方向共计十来次，每次遇到岔路口就极其没有自信，一定要下车去和路人扯上两分钟，让我一度怀疑他到底是要载我还是要卖我。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一次十字路口，我实在忍不住了，他刚要下车问路，我叫住了他，指着前面说：“过街右边就是车站，你看不到吗？”他干笑两声说，哦哦，到了，到了。

下车以后，他望着里程表不知道该收多少钱，一会儿说125卢比，一会儿说400，一会儿又说125……自己搞不清楚就叫来一个路人又是当翻译又是当计算器，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想到大巴快发车了，就抢过他的收费表说：“这439是里程数，对应的是180卢比。”他这才恍然大悟，又干笑两声说，180，180。

就这样，超过了发车时间五分钟。

不过迟到了也没关系，事实上，所有的车都在二十分钟以后才徐徐开走。可问题又来了，那里停了即将出发的十多辆大巴，愣是没找到开往第乌的。我去调度室问是哪一辆，工作人员态度倒是非常友好，指给我看是某一辆，我走近一看，上面分明写着Ahmedabad-Pune（艾哈迈达巴德—浦那），那是另外一个方向。我问司机说是不是到第乌，司机直摇头——当然，在印度，摇头表示肯定也可以表示否定，关键是看摇头的幅度和表情，再结合上下文来综合判断。这个我判断不出来，又问了几个乘客确定是到第乌的车以后，我才基本放心。退一万步说，要真到了浦那，我大不了就将错就错游浦那了。

路上也是折腾不断，从出发地到第乌不过四百公里，在中国也就不到四个小时的高速路，在印度果然要开十个小时，加上印度的五月份实在是溽暑中的溽暑，所以印度的长途车一般都是卧铺。而且不管火车汽车，都非常配合他们的蜗牛交通和气候，很多班次都在晚上出发，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可以到达。

在中国，铺位再紧张，家长宁可自己吃亏也会让孩子睡得舒服，在这里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印度人经常带着孩子出门，家长睡铺位没得说，孩子就横七竖八睡在过道上。我上下床的时候，真是如履薄冰，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他们。此外，由于卧铺可能会出现两个不认识的男女睡一起的情况，所以买票的时候加了很多限制，保证男女不会混睡。有些班次干脆就只供应单一性别，造成了即使坐不满也不卖给异性的情况，导致资源利用的不合理。

硬件又是一绝，一路颠簸不说，最夸张的是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热过头了，我就打开窗户，吹一吹风，可是窗外的飞沙走石也足够我喝一壶的，不出半晌，脸上就灰尘密布，还好我戴有口罩。吹凉快了，关上窗户继续睡，热醒了，打开窗户继续吹，反复折腾多次以后就睡熟了。

在第二天早上我终于灰头土脸地抵达第乌后，那声感叹再次发出来——世界那么大，要看看印度，怎么就这么难？

三

第乌位于印度版图的最西端，在达·迦马的“发现”下，葡萄牙人16世纪初期曾经从这里的海上进攻印度，还扯上了埃及，加上印度的武装，三大文明因为香料问题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第乌海战”，标志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从地中海地区发展到了印度洋地区。第乌随后沦为了殖民地，虽说1961年回归了印度，但不同的历史沿革使得它行政上脱离了古吉拉特邦，并和达曼、果阿组成了中央直属区。烈日下，废旧的第乌炮台被晒得滚烫，炮口依旧高昂地瞄准着阿拉伯海的远方，在世人的心中划出了一道威仪棣棣的抛物线，仿佛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

这是座为海而生的美丽小城，宁静的房屋如同积木，依蜿蜒的海岸线建成了长廊，从城市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在十分钟内到达气势磅礴的阿拉伯海。我订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海，价格也仅仅是3000卢比，不过隔音效果欠佳，关上窗户也能听到街上的汽笛声，有些许扰攘却不刺耳，混合着远方时隐时现的海涛声，反而更品出了第乌的味道。走到海边，穿着沙滩裤慵懒地躺在沙滩上，让劲风把四十度的高温驱散，让轻潮的一起一落代替了任何人类创造的计时工具，让国界的分割、历史的沿革，还有那工业文明的辉煌短暂地失去意义。

记得IITGN有个葡萄牙的学者说过，他每个月都会来第乌小住上三四天，此刻我明白了他的感受，只是不知道他是如何克服那让人窒息的交通的。

偷得浮生数日闲，我开始为一个人的旅行寻找乐趣。

第一天的午餐，我来到一家中等餐馆，选择这家餐馆是因为看到它有Wi-Fi，于是点好餐以后就让服务员告诉我Wi-Fi密码。几个服务员合计以后说不知道，我问，那谁知道？他们说老板才知道。我又问老板在哪？他们说老板在家睡觉，不好打扰。敢情这Wi-Fi是老板开给自己用的，我也就不想做回头客了。

第二天的午餐我作了一个决定：今天看着古吉拉特语的菜单点餐，随便点一个，端上来什么吃什么，反正都是新鲜玩意。

于是我来到一家海鲜餐厅，为保证是主食，就看着中等偏贵的点。我指着一个200卢比的古吉拉特语的菜名说：“来这个。”服务员问：“你一个人吃这个吗？”我说是。等菜等了起码半个小时，每次问服务员怎么还不来，答复都是“还在做，马上就好。”真是吊足了人的胃口。半个小时以后，服务生端了一条一尺长的奇形怪状的烤鱼来到我的面前。那鱼头对着我，张大嘴巴，眼睛瞪着我，像在责怪我为什么乱点一通，所以我决定马上吃掉它，还好味道不赖。

我欣赏着异域，那里的人们也端详着我。第乌的商贩经常问我来自哪里，当然要带上自己的揣测。比如吃饭的时候，两次有人问我是不是来自南印度。印度人的文化素质看来的确够低，印度只有在极北和东北挨着西藏的地方才有一些中国面孔，南印度是更加纯种的达罗毗荼人种，更黑，更不像中国人。我猜他们之所以认为我是南印度人，是因为南印度人不太懂印地语，但是英语很好，所以说英语的就默认为南印度人。不过除了南北印度，他们的世界观里就没有外国吗？

吹海风的时候，有个穆斯林老头子又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后来有一次坐突突车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车夫要价120卢比，我知道这个价格是敲竹杠的，是当地人的两倍左右，不过既然四十多度的高温，又是景区，又是七八公里的路程，我觉得12元人民币一点也不算贵，想想国内景区随便坐个观光车都是三四十，所以也没还价，上车就说走吧。那车夫看我都不议价他自己都愣了一下，然后说：“你一定是中国人。”

待到第三天，突然回忆起来，这些天看见了无数的“拉蒂卡（Radhika）”：“拉蒂卡餐厅”、“拉蒂卡酒店”，还有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有一些女性的塑像，名字也是拉蒂卡。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班上那个叫拉蒂卡的女生，便发了一封邮件给她，问问她其中有何玄机。

她第二天才回我邮件：

先生，

很抱歉没能及时回复您的邮件，我现在正在美国实习。

听你说正在第乌旅游，我也非常开心。我的名字“Radhik”是“Radha”的变形，来源于“Radha Krishna”（拉达·克利须那）。克利须那是印度教著名神祇，正是他讲述了《薄伽梵歌》。拉达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老师，身份很多，但偏偏不是他的妻子，所以拉达和克利须那的爱被看作是爱情最纯洁的一种象征。

克利须那在古吉拉特邦特别有影响力，因为克利须那还是一个国王，当时他的首都“杜瓦尔卡”（Dwarka）就在古吉拉特。

原来如此。

印度的每一个角度都有丰富的宗教故事，正如第乌的海边，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孤零零地伫立着一座印度教的神龛，它的背后就是无垠的阿拉伯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广袤的次大陆，就在此处终结。

如此凄惶，却又如此庄严。它的旗帜随风飘扬，诉说着天涯海角的沧桑。

练兵之旅圆满结束。我的下一个计划是：5月底，直奔印度最著名最迷人的海滨城市——果阿。在那里，我将纪念心目中一个神圣的时刻。

朋友的秘密

一

时间回到2014年5月18日，那天是我人生中一个春风得意的大日子，这一天精彩得无与伦比。

那天早上，按照计划，我来到武汉大学进行外派教师最后一天的考核。我发挥得不错，从考官的表情来看，我有信心某外国的大门正在向我敞开（出于派遣的不稳定性，当时还不能确定是去巴基斯坦，至于印度则根本没考虑过）。走出考场，世界春光明媚，我将在阳光中迎接录用通知的光临。吃过午饭，我带着一身轻松开始了武汉一日游：先去了辛亥革命纪念馆，瞻仰了国父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回味了气吞山河的武昌起义；接下来，登上了黄鹤楼，眺望长江，穿越回大唐畅想“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苍苍茫茫；然后，登上游轮，顺江而下，两侧的武昌和汉口在夜色在霓虹中、在风中在春天里，随着江水缓缓地退去，我走上游轮的最高层，将手中的美酒一饮而尽。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无拘无束地神游到晚上，回酒店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幕等待着我——这一晚，是2014赛季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阿森纳VS赫尔城。我是阿森纳的粉丝，可惜自从2005年夺取足总杯之后，它已经九年未曾获得过任何冠军。2005年，我初上成都读研，与阿森纳结下了不解之缘，九年中，岁月让我们改变了许多，但始终不变的是，不管阿森纳如何每况愈下，我都一年又一年盼望着它再次走上最高领奖台。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决赛再临，在这神奇的一晚，这悲剧的宿命能终结吗？

事实是，比赛开始不到二十分钟，阿森纳就被攻入两球，0比2落后，悲剧似乎又会重现，我的心情也灰暗了。然而这一次，两球落后的我们并未崩盘，球员众志成城，向对方的球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1比2，2比2！我们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赛，直到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阿森纳攻入绝杀：3比2！我已经忍不住从床上蹦起来！时隔九年，我们终于可以再次自豪地说：“我们是冠军！”回想这九年我走过的跌宕起伏的生涯，难道不正如同阿森纳——不管路上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终究会重新站上人生的领奖台。

从上午的考试顺利到下午的自我释放，再到夜晚的励志大戏，这一天意味着，我的人生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推开窗户望向夜空——阿森纳夺冠了，我也将离开祖国了，明年的今天，我将会在巴基斯坦纪念这一天吗？

这真是令人期待啊。

二

一年倏忽而过。

2015年5月30日，是2015年足总杯的决赛日，我将在阴差阳错派至的印度，选择一个最好的旅游胜地，在酒店中观看决赛。在去年那一天所憧憬的美好“未来”，重温那天的快乐。非常幸运的是，这一赛季，阿森纳再次闯入了足总杯的决赛，对手是阿斯顿维拉。

我选择的目的地是印度最美的海滨城市——果阿。我将在果阿待上三天，其中在三十日当晚前往北果阿，在Baga海滩边的Nazri酒店欣赏决赛。这是一个较高端的酒店，一晚上将近4000卢比，然而贵点儿不打紧，保证纪念日的质量最重要。

从艾哈迈达巴德南下果阿，一定会经过孟买，所以孟买、果阿一线，一直是我期待已久的旅行，不过我这次放弃孟买，独去果阿，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

在放假之前，我和米兰、莉祖有一个约定。这对儿我非常赞赏的学生情侣，将在毕业以后前往孟买就业，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他们7月到岗，不过7月正逢季风横行，加上新入职事多纷扰，所以我和他们约定在年底上门拜会，这之前也就不必去孟买了。

果阿路远，坐大巴不合适，也该体验一下印度火车了，所以这次我提前了半个月订火车票，却依旧是个难啃的骨头，排入了二十多人的队列。我想等就等吧，到了那天也该排进去了，谁知到了出发前三四天，依旧有将近二十个人在我前面，我决定不赌了，转而求助尼廷。

这次我也压根不叫他一起旅行了，反正结局大家都知道，我只是请他带我去火车站的外国人窗口，享受一下外国人的特殊订票服务。

这一找还真找对人了，尼廷手下有一个员工，他的父亲叫做K·K·夏玛，就在火车站工作。于是他叫上了出租车，又请来K·K·夏玛，让他带我去买票。抛开放鸽子不说，尼廷兄弟在乐于助人方面还是很够意思的。

K·K·夏玛热心而健谈。在出租车上，他非常关心中国的铁路事业：“听说中国的铁路很快，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高铁确实发展得很不错，时速大约在两百多公里，是印度普通铁路的四倍左右。”

他问是不是只有大城市之间才有高铁。

我说：“大城市之间确实都有高铁，不过中小城市也在铺开，去年我家乡四川就开通了成绵乐高铁，从乐山到成都160多公里的路程，五十分钟就可以到。”

“唉，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印度有那么一天。”

我安慰地说：“去年习主席访问印度之后，中印两国之间有高铁合作计划，目前正在商讨中国帮印度修建一条从迈索尔到金奈的高铁。莫迪总理还是很务实的，他把古吉拉特邦治理得很好，在他的领导下，印度的基础设施还会有很大的改善。”

“No！No！光说不做！”他反应如此激烈，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你们中国的领导可能做得到，我们印度的政客们一定正想着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往口袋里塞钱呢。”

最有意思的是，K·K·夏玛还悄悄告诉我，他除了领火车站的工资以外，还有一笔外水。原来，他是负责火车站货运的，火车上有一些货运车厢是他在管，只要他同意，就可以让人在这里悄悄登上货运车厢。当然，因为是暗箱操作，只有艾哈迈达巴德到孟买的距离。这也足够了，他就利用这个身份卖他的“特殊车票”，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可爱。

说人家腐败，你自己还不是把那点小小的公权力寻租到了极致。

在外国人窗口，我买到了去往果阿的火车票，不过票面显示依然有三人在我前面，K·K·夏玛拍着胸脯说：“你放心，百分之百可以上车。”

我开玩笑说：“如果排不到我，那么就麻烦你让我上你的货车车厢啦。”

他说的果然没错，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铁路系统发来的短信：票已成功确认。

当晚，我又来到了尼廷的店铺，本来只是想作一个简单的答谢，却未想到，这一夜，印度再次向我展示了它没心没肺的表情。

三

那天是一个员工的生日，他叫索努（Sonu），店铺的总管，帅气而健硕。尼廷对他也很够意思，给他开了20000卢比的工资，还在附近租了一套两套一的公寓，每月6000卢比，一个房间作为仓库，另一个房间供索努居住。

当晚，全体男员工准备去索努的公寓喝酒祝生。

过去，我们也曾经在他办公室的一间仓库喝过小酒，不过，这一次他坚决不干了：“那间房里现在放了湿婆的神像，在神眼皮底下喝酒，是对神的大不敬。”所以后来每次喝酒就转移到索努的公寓了。

尼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他对世俗的事情可以随便放鸽子，但是对神绝对不会。每个星期六晚上，他都会去寺庙祭拜，有一次开车带着我和拉谢尔去郊外一个寺庙参观——那里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要地。士兵拦下了我和拉谢尔，只放他进。尼廷踌躇了许久，最后决定不在那里祭拜，转而带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寺庙：“祭拜的场所可以换，但绝对不能对神失约。”

至于喝酒，在古吉拉特邦虽然不犯法，却是个道德禁忌，以至于烟酒等物品在这里税收高，售价贵。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要是被家人知道他们聚众喝酒，后果会不堪设想。

他们谨小慎微，从店铺出发的时候，要三三两两分开走，分批到达索努的公寓，以免被邻居发现成群结伙上楼。言下之意，这么多人夜里一起出没，那就肯定是要酗酒，意境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这帮人肯定是要聚众嗑摇头丸。

讽刺的是，我对喝酒没有兴趣，却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场合都绕不开这个东西，这些印度小伙子把喝酒视为享受，却必须为此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和道德压力。

我和尼廷是最后去他公寓的两人，当时已经是夜晚十一点了，稀奇的是，尼廷自己也记不清究竟租的哪一间公寓了。随手一敲门，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纳闷地问我们：“找谁？”我心想，这么晚了敲错了门，惊扰了别人的美梦，这轻则会砰然关门，重则要挨几句骂了。

谁知尼廷解释敲错了门后，那妇女却没有丝毫的戾气，和颜悦色地说声“没关系”，抿嘴一笑，轻轻关上了门。

在自家喝酒受谴责？打扰了别人却收获笑脸？体验这样的文化冲突总免不了又是几番感慨。

第二次敲对了门，我们八人成功会师。这个公寓非常简陋，连一张桌椅、一张床都没有，更别说空调了。众人席地而坐手抓食物的画面倒也不算违和，我问这可怎么睡人，索努很自然地说每天就睡地上。

光是听着就感觉背脊僵了。

起身走向厨房，那灶台上尘土满布，水龙头锈迹斑斑，旁边的半截牙膏和牙刷是这里唯一的生气。我吃力地拧开龙头，那水噗哧哧地喷了出来，慢慢汇成一股，显示出这里不久之前停水了。

而这尚是他作为主管的待遇，尼廷的客服，工资只有索努的一半。

开心和财富无关。索努拿出一瓶洋酒，混合着可乐，同我们分享，那瓶洋酒2600卢比，相当于他四五天的工资。

酒过三巡，众人开始交谈些上不得台面的话，尼廷也来了状态，坐不住了，突然叫我跟他到阳台上：“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郭，你约了我三次旅游，孟买果阿一次，乌代布尔一次，第乌一次，我都食言了，我想你一定会对我很不满意。其实我自己也很失望，每次都说我很忙，我都以为你可能会不理我了，没想到你还这么信任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必须告诉你真实的原因。”

我早已原谅了他的食言，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他的说法。

“你来我办公室，应该注意到了，墙上挂着一个老人的相片，你知道那是谁吗？”

“我只知道，一定是你最重要的人。”

“那是我的父亲。我告诉过你，我家乡是斋普尔……我在斋普尔生活了二十年。2005年，我18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听到这个，我很遗憾，这和你说的原因有什么关系呢？”

尼廷的情绪开始失稳。酒后吐真言，是需要勇气的。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了我的女朋友。她马上就要走了，所以我说，到了七月份，我就完全解脱了，可以和你随便去旅游。”

“你不是结婚了吗？你女朋友是什么人？她要去哪？”我的好奇心顿时调到了极点。

“她叫卡米妮（Kamini），六年前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现在她已经是美国国籍……她每年都会回来探亲，实际上是为了来看我。有一次我跟你说我把车借给了一个美国人，就是她。”

“你妻子雅西卡知道吗？你员工知道吗？”

“我当然不能让雅西卡知道，但是我员工都知道，他们帮我保守了这个秘密。有时候，雅西卡会来我店铺，有时候，卡米妮会来。为了不让她们碰面，我就让员工时时刻刻都在走廊外面守着。”

我霎时开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来找你，总是看见有你的人站在营业厅外面的走廊上。还有你父亲的遗像，一些事情，就串联起来了。”

“我和卡米妮11岁的时候就在小学里认识……我们一直很喜欢对方，一直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可是，在印度，早恋是个大忌，所有人的婚姻，都要父亲作主。我18岁那年，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他了解了卡米妮的信息后，非常生气，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属于不同的种姓（Caste）。印度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姓就决定了我们的阶层，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

原来如此。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我一直听说，却从未听到有印度人详谈它，也从没看到过它在生活中起过实际作用。但我知道迟早有一天，它会来。

尼廷接着说：“父亲根据我们的姓，去物色对象，最后选择了雅西卡。我当时年轻气盛，不服从父亲的安排，坚决要和卡米妮在一起。父亲很愤怒，他平时很爱抽烟，有肺病，被我一气，一病不起，没想到当年就……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后跟我说的话——如果我不娶雅西卡，他会永远恨我……那一夜，我突然长大了，我觉得非常愧对我的父亲……所以，虽然我不爱雅西卡，但我还是顺从了父亲的遗愿，和她结了婚。”

“卡米妮怎么说呢？”

“卡米妮非常理解我，她总是那么善解人意……她不怪我，只是远走高飞，嫁给了美国人，但她说无时无刻不想念我，正如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她……

“我的家庭，在父亲去世之前，是个绝对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很舒服。父亲走后，整个家庭一落千丈。那两年，我们整个家庭月收入只有10000卢比。为了生存，我2007年离开了斋普尔，来到了发达的古吉拉特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软件，那时候，我的底薪只有3000卢比，为了挣钱，我没日没夜地上门推销，连自尊都不要了，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后来，业绩好了，月收入可以达到10000卢比，我自己过倒是没问题了，可是，我还有两个弟弟——就是那里喝酒的两个，他们并不聪明，有一个还特害羞，他们找不到工作。

“父亲走后，我这个老大就必须撑起整个家庭，为了管两个弟弟吃穿，我必须自己做生意，所以开了Reliance和MTS两家店铺，把两个弟弟招聘进来。我没有钱，就办了几十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至今我还欠着银行一百万卢比。可是我一直很努力……我想买一幢别墅，哪怕不那么大，但至少可以让我母亲和我们三兄弟一起住，以告慰父亲。”

一滴眼泪从尼廷的脸上滴落下来。我这才意识到，这个我平时喊的老板，仅仅只有28岁。母亲、女人、弟弟、孩子，还有那阴阳相隔的父亲，他们包围着他、期盼着他、压抑着他、摧毁着他、塑造着他。他努力地迈向前方荒芜的路，只为在责任和爱情之间找寻一个双向平衡，却依旧茫茫而觖望。

你也曾无数次地向众神祈祷，祈祷他们为你指明方向，可是我却无法告诉你，正是你那无比信仰的“神”，让这样的悲剧降临于你和这片土地。

逃离果阿

一

印度的火车果然很有个性。

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开放性上。我之前担心即使手握火车票，到了火车站也不知所措，所以再次麻烦了K·K·夏玛带我上车。哪知道，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我们在火车站附近乘自动电梯上了一个天桥，再根据月台号码从天桥的对应分岔口下楼梯，只待火车来，上车便是。这和中国火车站层层验票、安检如临大敌的阵仗迥然不同。

铁轨上满是让人作呕的污秽物，密密麻麻的老鼠在光天化日之下蹿上蹿下觅食，如入无人之境，月台上到处卧地等车的底层人民更是印度从不会缺席的景观。

2A车厢内倒是清洁不少，我的铺位为侧下铺，相当于中国火车的座位那一侧被利用了起来。颇让我惊叹的是，我原以为又要延迟二三十分钟，想不到这一次，火车竟然严格按照计划的上午十点半一分钟不落地准时发车，似乎印度有一种要“重新做人”的觉悟。

一会儿，一个老头子来查身份证，我给晃了一下护照，他都没认真看，就说OK。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买不到票可以上车后贿赂检票员。

印度火车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不关门上，有兴趣可以走到两节车厢的接头处，拉好扶手把半个身子探出去感受呼啸而过的刺激，我试了一下就赶紧缩回身子，心里总有个阴影：背后的过客会一脚把我踹下去。每次快到站时，那些乘客就堆在车门处蓄势待发——无需等车停稳，只待月台与脚同高时，就踏着“凌波微步”离开了火车。

铺位上有布帘，我不打算和车上的印度乘客闲聊，所以一拉到底。除了吃饭，就这样与世隔绝地待了二十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六点抵达了果阿的马尔冈站。

在保守封建的印度，小小的弹丸之地——果阿邦，完全是个异类，这和它的历史有关。从1510年被葡萄牙殖民起，到1961年回归印度，这四百多年的历史，给果阿打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域内基督教堂林立，冲击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传统两强。更奇特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俄国人选择逃离寒冷的俄罗斯，把定居果阿作为一种潮流。如今的果阿，街上到处可见俄语招牌。

海滩、印度教、耶稣、葡萄牙、俄罗斯，这些元素纷纭杂糅，拼凑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果阿风情。这灯红酒绿、意乱情迷的果阿，正在以叛逆者的形象，逃离着印度。这种叛逆感如此鲜明，以至于我甚至在晚餐时点到了我在印度吃到的唯一一份牛排。

在海边虚度了一日，第二天我按照计划，要去Baga海滩纪念我的“大日子”了。找酒店老板询问车费，他拿出一张过塑的表格，上面显示到Baga海滩要1600卢比。

和印度惯常的交通价格相比，这价格实在高得离谱，但我不懂公交路线，勉强认了。我等了十多分钟，拦下了一辆出租车，那司机要价1300卢比，我犹豫了一下，他说：“朋友，别想了，除了我以外，没人给你这么便宜的价格。”

南印度的司机，不但英语很好，看来心理学也不错。我的心思被他猜中了，确实，很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庙了。看看天上毒辣辣的太阳，这四十多度的高温我也早已难耐，走吧。

我在路上问他：“我很好奇，这里怎么到处都是俄语？”

“唉，光有俄语，没有俄罗斯人，又能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果阿没落了。我们果阿本来有好几万俄罗斯人定居，每年还有十多万俄罗斯人来旅游，我们出租车司机主要就靠拉俄罗斯人维生。卢布大量贬值以后，来果阿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生意清淡……你看街上那些妓女，价格越来越低。以前她们一天最多可以赚七八百美元，现在可能一单都接不了了。”

“什么都这么贵，你们司机收入也不低吧？”

“我们的车都是公司的，底薪只有6000卢比，外加点小费，你说呢？我在马尔冈还开了一个小店，每个月还有5000左右的利润，这就是全部。”他给我看破裂的手机屏，“如果去换掉这个手机屏，这个月我和我女儿就有一个吃不饱。”

原来，他女儿在一所神学院读初中，每年学费要20000卢比；而妻子是个护士，在孟买工作，月薪15000。“她很节省，每个月还要给我寄5000回来。她总是说生活很好，不用担心，可那是孟买啊……物价还在每天飞涨，俄罗斯人却越来越少。这就是果阿，每个人都在挣扎，艰难地过一天算一天……”

汽车在马路上一路向北，路过一个教堂时，司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你是基督教徒？”我问他。

“是的，我叫西蒙（Simon），信仰耶稣。”

“这不是个印度名字吧。”我说。

“对，是个葡萄牙名字。果阿有很多人都起葡萄牙名字，比如‘佩德罗’、‘安东尼奥’之类，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现在果阿大体上有七成信印度教，三成信基督教，穆斯林受不了，都搬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寺庙和教堂，但看不到清真寺。”

西蒙依循着基督教的惯例，每周日去教堂做一次礼拜：“四十多年了，除了有两次住院，从未间断。不过，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我明年就要离开果阿……准确地说，是逃离果阿了。”

“你要去哪里？”我以为他会去一个更好挣钱的印度城市，他却说：“英国。我移民的手续已经差不多办好了，明年就可以前往英国定居。”

“恭喜你！你怎么做到的？”我顿时心旌摇曳。

“果阿人喜欢移民英国。我有个哥哥就在英国当厨师，一个月可以挣1500英镑，日子还不错，所以我通过他的渠道也办好了移民。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舍不得印度，更舍不得果阿……可是没办法，这里已经没有生意，我还留下干嘛？”

“你太太呢？还有你女儿，也一起去吗？”

“她们的移民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我先去，等女儿读完高中，我想也差不多了，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带到英国去的。”

他用那个屏幕开花的手机接了一个长长的电话，是用当地的孔卡尼语讲的，待他电话打完，深深一叹，表情落寞。我没问他缘由，因为到达我的目的地了。

我支付了1500卢比，含200小费，他接过说：“谢谢你，那个……我还没问你，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来自中国。”

“中国？太好了！”他有点儿转忧为喜，“你等一等，麻烦你教我说一些中国话！”

他找补完钱，在车里找了一本本子和一支笔，说：“今年俄罗斯人特别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游客多了起来。如果我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生意就会更好了。”

“因为2015年是中国的‘印度旅游年’啊。”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咱们元首互访，两国的关系正在变好，你不知道吗？没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来教印度人说中文的，我教你。”

我用拼音把一些简单的寒暄、交通、数字等用语给他写在纸上，他如获至宝地说：“太谢谢你了，你什么时候走？我来这里接你。”

“不用了，你家在马尔冈，离这里太远，我到时候会自己去车站的，祝你们全家幸福。”我跟他握手道别。

乌克兰危机、西方封锁、卢布贬值、中印关系升温，这些本来离我很遥远的新闻，突然都联系到了果阿身上，带给了我和这位叫西蒙的司机这样一番奇特的缘分。

现实的果阿，和传闻中那个梦幻的乐园相比，确实没落了。我看着西蒙的汽车绝尘而去，想起了那句著名的基督教谚语：“上帝只会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们。”

我们中国人也说：自助者天助。西蒙，唯有逃离那割舍不掉的过去，你全能的上帝才会重新赐福人间。

二

到目前为止，果阿之行一切安好，我就快要实现我果阿旅行的意义了。我把果阿之行看作是一场自己感动自己的励志大戏，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几乎颠覆了我的三观，甚至让我开始怀疑人生。

圣雄甘地在自传中有一个章节标题是“Man Proposes，God Disposes”，大概对应中文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这位圣雄一百年前壮志凌云地准备拯救命运多舛的印度时，也知道在印度这国家，要想做点儿事，不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办到的，所以写下了那无奈的标题。事实上，在印度，不管你有多强的组织策划能力，结果一定是会打折扣的，关键是看这个折扣有多大。

Baga海滩，Nazri酒店，今晚，我将在这里观看2015年足总杯决赛。

我的预想是：白天观海，晚上在酒店里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决赛。然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虽然我对可能会打折扣早有心理准备，却没料到事情可以如此戏剧化地脱离轨道。

在酒店前台登记的时候，就感觉他们有点怪怪的，安排房间时，一个不男不女的女服务员用超快速的英语模式化地交待酒店的规矩：一、房间里不能吸烟（可以理解）；二、不能自带饮料和食物进房间（霸王条款）；三、未经允许不能会客（你是开酒店的还是开监狱的？）；四、不得在房间内文身（我确信没听错）。我立刻后悔在网上怎么就订了这家酒店，可是好歹钱都交了，也就这样了。

放好东西，我便出发去Baga海滩，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肚子突然绞痛。我捂着肚子坚持又走了一阵子，一路上，看到很多的文身店铺、化妆舞会的广告，还有太极拳俱乐部，如果我身体健康，这些东西该是多么撩人心弦。走到海边已经痛到极致，那大海无尽、无际，此刻更无情、无义，只好说声“拜”，又挣扎着回了酒店。

此时是中午，我尚未吃午饭，想熬一会儿可能会好，可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异国他乡，在旅行途中，身边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粒药丸子，就这么病倒了，在厕所里上吐下泻。

其实，早上起床时，我的身体已经出现异状，只是在出租车上和西蒙侃大山时把微痛给掩盖了。我努力回忆头一天到底吃了什么，疑点有三：一是喝咖啡的时候有只苍蝇飞进咖啡里淹死了，等我发现的时候晚了一点；二是在前一家酒店由于没有净水器，把自来水烧开后泡茶喝，不知是水还是茶可能有问题；三是头天晚上吃了牛排，吃了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坐骑惹怒了神灵？

已过中午，我把空调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努力让自己睡着，期盼着醒来时噩梦已经结束，却疼得无法入眠。打前台电话，想随便叫个人来帮我买药，谁知前台女士回答得很干脆：“跟您说过了，房间里不能会客，员工也不行，而且都在岗位上走不开。”好说歹说就是没人来，又疼得吐了两次，没办法只好慢慢挪到前台去找人。

一个男的服务生把我带到酒店门口，指给我看一个方向，说拐弯走五六分钟有个药房。此时气温大概是45度，正常人尚且要考虑考虑，何况正被病痛折磨的人。我叫他去找车，没找着，又叫他带我去，他说在上班不能走。我火了，冲他大喊：“我不是客户吗？你工作不就是为了服务客户吗？”他说我回去问一下，但他的神态怎么看都是打算脚底抹油了。

我在酒店门口一个角落的树荫下孤零零蹲了十多分钟，那服务生没有回来，却看见三个妖艳的印度女人向酒店走来。一定是果阿的“失足女”，我默默地期盼，你们谁看我一眼，看我一眼，然后我就叫你们帮忙，我只买药不买身。谁知那三位有说有笑地进了酒店，我的存在如同空气。

“上帝只会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们。”还是自己走吧，我终于摸索到那家药店，却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门是关着的。这不是要人命吗？旁边有个交警说：“今天星期六，果阿人一般周末两天不做生意。”

不过他告诉我，前面走十分钟还有一家药房。我问他是不是开着，他说不确定。此时我有两个选择：回酒店躺着，继续忍疼，或者赌一把找前面的药店，也许仍然不开门，那么……

我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新闻《印度持续高温50摄氏度导致逾千人死亡》（当时的数字，我离开果阿没几天刷新为2200人）。

彷徨之际，一个老头推着一辆摩的走过来问我要车吗？宛如耶和华降临。我说：“太好了！你载我去前面买药，再载我回酒店，要多少钱都行。”老头一听脸立刻笑成了招财猫，侧身一让，指着前面的座驾说：“上车吧。”

我立刻感觉血压升高：“什么？不是你载我？是我载你？”

他说：“是啊，你不会开摩托车吗？”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你也不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让我骑车载你？你当我是出来兜风的吗？”

他指着手腕说扭伤了不能开车。我没看出他手腕有什么异样，不过已经连和他争论的力气都没有了。

如果真有神的话，我想问问他：你把我送到印度，又把我逼到这样的绝境，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吗？

神仿佛在说：这就是印度，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撕心的高温，敢于正视裂肺的病痛。

我还是燃烧着小宇宙继续走吧。

到了，谢天谢地，没有关门！

我看到了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医生，宛如圣母玛利亚端坐在光芒中等待拯救世人。我笑了，她也笑了。

我说出了我的症状，她给我开了三种药片：红、黄、白，各一种，分别治疗腹泻、胃痛、呕吐。

我立刻服下。她说我盐分流失厉害，又给了我一盒补盐的水。印度药果然名不虚传，那种感觉……就好像小时候玩格斗游戏，被打成干血以后吃了一个大补，顿时感觉起死回生。这才慢慢走回酒店，什么饭也没吃，一觉睡到晚上九点。

海玩不了了，啤酒喝不成了，最后总可以看看球吧。

比赛十点开始，我打开电视，全部台蓝屏。我打电话给前台问怎么回事，前台说你试试从123开始，于是我分别试了1、2、3和123频道，都是蓝屏。我知道再找他们也没用，想用手机看，他们的Wi-Fi卡得无法看视频。这时我才发现，我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花了一万多卢比，还大病一场，原来就是为了在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印度专门找一家看不了电视的酒店。

我用手机看文字直播，实在不过瘾，又打电话到前台。这次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原因，整个Baga地区都没信号，他们已经向公司反映多次了。我说，“我终于明白你们这里为什么叫Baga了。”他问什么意思？我说你问日本人去。

他接着说：“不过现在只有一个频道还有一点信号，你将就着看看吧。”

于是我按他说的切换到102频道，果然，虽然好多雪花，倒还可以看明白，而这唯一能看的频道居然是星空体育1台，正在播放阿森纳VS维拉！阿森纳1比0领先！

我突然发现神还是没有抛弃我的，须臾间所有的病痛和抑郁都邪魔散去，竟然有食欲起来吃一点蛋糕了！就在这廉价的快乐重新开启之际，砰的一声巨响，我顿时感觉眼前生起了一团蘑菇云，瞬间周围一片漆黑死寂。

我没有反应过来，坐在黑暗中，先以为抬保险了，又发现外面也是一片黑寂。应该是停电，只是那砰的一声让我产生了某种东西爆炸的误判。

接着一班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不愧是“高档酒店”，有备无患，还是可以自己发电的，于是比赛又回来了。

比赛踢得回肠荡气，如行云流水——1比0，2比0，3比0，4比0！阿森纳进了四球，电力也砰了四次。不过阿森纳成功卫冕足总杯冠军，还是让我忘掉了所有的不快。管它砰多少次，只要最后能看到他们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我这趟旅行仍然充满了意义。

比赛踢完九十分钟，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员们兴奋得拥抱在一起，激动人心的领奖时刻就要到来。就在此时，砰！又停电了。

这次停电大概持续了五分钟。五分钟后，电回来了，星空体育台却没有回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Airtel的电视台，正在放广告——满是雪花的屏幕上，一个超胖的印度大妈，双手捏着肚子上的一大圈肥肉，用亢奋的腔调说：“只要一个月，赘肉都不见，欧耶！”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关掉电视把遥控器扔在地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退房，前台给我一张表，友好地请我打分、写评语。我不忍心给差评，借口说，我只会说英语，不会写英语，不好意思。

前台说，没关系啦，随便写几个单词吧。我想了想，没给他们打分，写下了三个单词：

“This is IIIIIIIIIIIndia.”

怒吼

一

从果阿狼狈回来之后，我一度对独自旅游产生了排斥情绪，可是暑假要到7月底才结束，这么长的时间自然在家里坐不住，又没有长期多次往返签证可以回国探亲，于是便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继续出发探索印度——前提是一定要有人陪着，哪怕挂掉了，好歹也有个照料后事的人。最好的同游人选无疑是尼廷，因为上次他说过，他的女朋友卡米妮6月底就要回美国了，7月彻底解脱，这次不该再有借口了吧。

去哪呢？泰姬陵和恒河无疑是首选，可是我感觉我在印度的生涯还没有到达最高潮，在去那两个地方之前，我决定，去旁遮普邦吃全世界最大的免费餐。

于是，我第四次去约那位老板朋友同行。正巧，那晚卡米妮也在。

或许是我知道了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卡米妮的时候，就感觉她的形象特别丰满，像电影里的女主角，充满了悲情的回忆。她已为人母，但我依稀可以从她成熟的脸上，窥见她初遇尼廷时，那个天真烂漫的11岁小女孩。我甚至有一种荣幸感，可以亲临这个经历了十七年的考验，却依旧香醇的印度爱情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尼廷的家乡斋普尔列为了7月旅行的其中一站——那里是这个故事的原点，我要去寻找这个美丽的故事。

体验了汽车火车，这次我又要体验飞机了。为了不让他再度放鸽子，在他的店铺中，我甚至把具体的计划、具体的日期、具体的所有的班次都列给他看：7月1日上午坐飞机前往阿姆利则，7月3日中午坐飞机前往他家乡斋普尔，7月4日晚从斋普尔坐火车出发，次日早上回到艾哈迈达巴德。

尼廷一口咬定：“好，就这么办。”

我说：“你要让我相信你，现在就在网上订机票。”

他说：“说订就订。”

于是，尼廷拿出了那一叠厚厚的信用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帮我在网上订好了7月1日的机票。我说：“兄弟，这才够意思，这下你反悔都来不及了吧。”

然而，我还是高估了印度人。

尼廷正要订他自己的，却听到一个声音急急叫住了他：“你疯了？7月1日是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我们诧异地望向声音的来源——卡米妮。我心想：神仙姐姐，就是为了陪你，这哥们才放了我三次鸽子，为了你们的真爱，我忍了，也认了。7月1日你都回美国了，是想拉着尼廷一起庆祝香港回归还是党的生日？

然而卡米妮接下来的话让我瞬间成了化石：“克里斯的生日，你答应了要给他过生日，你怎么忘了？”

尼廷一听，也变成了一块化石，瘫倒在椅子靠背上，愣了半天问我：“7月1号是我儿子的生日，我这才想起来，怎么办？”

我感慨地看着卡米妮，感叹她怎么连这都记得清清楚楚，此刻她的形象已经无法用“丰满”来形容，那简直有如女神，头上还顶着华丽的光环。

“不不不，问题不在于那天是什么，问题在于，”我说，“你和雅西卡的儿子，你这个当父亲的记不清楚，居然要卡米妮来提醒你！”

卡米妮善解人意地说：“真是抱歉，尼廷也跟我说了，每次食言，他也觉得很对不起你，所以我也要求他这次无论如何必须陪你，你们就晚一天出发吧。”

尼廷接话说：“就是就是，7月1日正好欢迎你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聚会，这些员工都要去。”

“好吧，咱们可以7月2日出发，所有行程延后一天，退票重订吧。”女神男神都发话了，我只好无奈地妥协。

然而，这张五千多卢比的机票，退票要扣四千多卢比手续费。尼廷给网站、机场、几个朋友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这个价格。

“都怪你，催我催得那么急。我是个大忙人，每天脑子里都是生意、是业绩，哪记得了那么多东西？”尼廷说。

“是你，连续放了三次鸽子，所以我才不得不催你！”我咬了咬牙说，“行了，咱们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退吧，四千多就四千多吧，我出就是了。”

我只想在印度能够正正常常出行一次，不要节外生枝，怎么就这么难？算了，我只求老兄你说话做事稍微走心一点，以后不要动不动给我捅这些篓子。

一切搞定，那晚下班后，尼廷开车送我回家，我问他：“卡米妮真的很爱你，可是雅西卡是你的妻子，在你心目中，她们到底是什么地位？”

“卡米妮，就是我的女神。”尼廷很愿意分享他的故事，“她在美国开了三家摩托酒店，比很多美国人都挣得多。她和她老公经济独立，所以在我来到艾哈迈达巴德创业这几年，资助过我很多次。我这两家店铺，光靠信用卡是开不起来的，她前前后后给了我一百万卢比，说是借，但是从来不要我还。我这么说吧，如果我现在还急需要一百万卢比，她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在一个小时之内给我准备好。”

“我看出来了，你和卡米妮说话的时候，那眼神里全是爱意，可是雅西卡哪怕给你打个电话，你也很不耐烦。你们生活了这么久，难道就没有感情吗？你确定你这么差别对待她们，是因为感情，而不是因为钱？”

尼廷苦笑一下说：“恰恰相反，雅西卡很有钱。她虽然只是一个中学教师，月薪只有一万五，可是她父亲很有钱，是个政府高官，负责食品安全，月薪五十万卢比。”

“月薪五十万？换成人民币也有足足五万了！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月工资也没这么多，印度怎么可以这么高？”我惊愕地问。

“印度当官的，过着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我老丈人在艾哈迈达巴德城里买了一套别墅，刚结婚的时候，他嫌我穷，看不起我，想给雅西卡也买一套房子。我母亲说，坚决不能靠他，否则将来我再也抬不起头来。当时雅西卡很想要房子，我坚决不同意，闹得很不愉快。最后，房子还是没买成，我们现在还在钱德凯达租房子。那之后，雅西卡就变了，她变得一切以父亲为中心，很不尊重我！所以我才要发奋，我要挣比他父亲更多的钱！证明我，只有我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尼廷说这话的时候很激动，以至于方向盘都有点失控，车身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好在已经是夜晚，换作白天的交通情况，保准撞翻两头神牛。

二

第二天，我想到了桑迪普还欠我钱，便尝试着再跟他发了一封邮件，说我要去阿姆利则旅行，需要现金，请他两天内还我。

你说二十天还我，结果还了我3000，剩下5000我给你放宽到婚后；婚后你说要去度蜜月，一个月以后一定还我，现在过了一个月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果然，他当晚回我邮件说：“两天之内拿不出来，能不能再宽限一下，下学期开学以后还。如果你需要现金，我可以搭你到城里的汇丰银行去取。”

看到邮件，我哑然失笑。印度的大学和我们不一样，假期期间，教师自由了，可行政人员还要上班，工资还那么低，想起来也确实蛮值得同情的。便回复说：“如果你确实有困难，就不必还我了，都当作给你婚礼的‘红包’了，不过麻烦你明天载我去汇丰银行取钱。”

他也不回邮件了，直接给我打电话，感恩戴德地说“谢谢、谢谢”，明天下班我们就去，生怕迟了点我就会反悔似的。

于是，第二天桑迪普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去汇丰银行的ATM提款机取钱。我想是个人都懂一个简单的道理：别人取钱的时候，自己离远一点，不要去看别人的卡片信息，尤其是密码。我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德性还是印度人的普遍习性，我取钱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笔一笔取钱。我取了90000卢比，他说还想看看我卡里面的存款，我拒绝了，并一度后悔不该让他载着我来。

我请他吃晚饭，他按着菜单上最贵的点，两个人吃了1200卢比。似乎不是我免了他，而是他免了我5000的债务。

在回程的路上，他又欺骗我说：“外国人在印度银行存款不得超过50000，多出的不给存。如果你不介意，就把这些钱存在我的卡上，我帮你保管，你需要的时候再来找我。”

我当然介意，从此，我和他没有了往来。

三

7月1日，尼廷家，克里斯的生日。

员工、亲戚，和尼廷有联系的，都欢聚一堂，当然，卡米妮除外。

我去的时候已过晚上九点，整个房子里有十五人以上，他的员工在客厅里又唱又跳，克里斯开着一辆崭新的红色玩具车在家里见缝插针地移动。靠近我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车牌是BMW，最有趣的是，还写了两个大大的中文：“宝马”。我问这玩具车多少钱？尼廷说：“13000卢比。”

我顿时觉得他被敲了一个大大的竹杠，他却心安理得地解释：“这玩具车是从中国进口的，印度人一般不会给孩子买这么贵的玩具，只是我家克里斯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车，我一直答应要送他一辆。虽然我们夫妻关系不太好，但是为了儿子，我心甘情愿。”由于家里很吵闹，说这话的时候，别人听不见。

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给我端来一盘食物，我看着那几片恰巴提，还有一些面团和薯片，毫无食欲：“不好意思，我刚吃完饭，现在什么都吃不下，谢谢你的好意。”

他叫我一定要吃，态度颇有些强势。我推了几次推不掉，勉为其难地吃了两块薯片，他才把盘子放下。

一会儿，尼廷的员工先走了，剩下了六个人，这下清楚了——尼廷、尼廷母亲、我、克里斯、雅西卡，还有那个瘦老头。

“这是雅西卡的父亲，我的岳父，我之前跟你提起过。”尼廷介绍道。

原来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高官岳父，失敬失敬！我起身笑眯眯地同他握手：“你的孙子克里斯好可爱。”他虽然也还以笑容，但明显和街上的老头子不同，那笑容中有把玩人心的油滑，又有掌控一切的孤傲。

他招呼我坐下，劈头就问：“你说说看，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不行了？”

大叔，你当现在还在上班呢？

我不痛不痒地打哈哈说：“我只教语言，不懂经济，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过去注重量的积累，这几年把发展的重心从追求量转变到追求质上，所以产业结构在大力调整，这可能是主要原因。”

“有道理。”他又问，“中国和巴基斯坦为什么关系那么好？”

我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敌意，尼廷坐在我旁边闷不作声。

“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好，主要是政府行为，作为普通百姓，事实上我们对巴基斯坦了解极少，老百姓对印度的兴趣比对巴基斯坦大得多。你看我不就选择来印度工作吗？”

我尽量把话往好的说，心想，如果他知道我之前申请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可能会把我砍成两半。

“没那么简单，中国和巴基斯坦号称‘全天候’的友谊，主要就是针对印度，原因是中国有很多穆斯林，你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咄咄逼人地说。

耳朵听得上火，我开始进入克制模式：“中国的汉族占了90%以上，其他55个少数民族加起来才百分之几，穆斯林也就是西北有一点，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我们和巴基斯坦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不不，你错了！”他几乎要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我说，“中国的穆斯林占总人口的30%，是一个最主要的群体，这才是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数据，更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在中国人面前班门弄斧。为了防止对话失控，我在头脑中哼起超级玛丽的背景音乐以中和怒气：“具体的数字，我们下来可以再去网上查一查。”然后故作轻松地对尼廷说：“你岳父懂得真多啊，政府里的人就是不一样。”

尼廷却始终耷拉着脸，看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起身解围：“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我现在要去办公室处理点事情。郭先生，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立刻配合地站起来，跟他岳父又笑脸相迎地握手：“很高兴认识你！”然后两人赶快逃出了那个虽没有空调却无比冰凉的家。

他开车送我，做了个死里逃生的表情：“现在你见到我的老丈人了。”

我说：“关于那个穆斯林的问题，你岳父绝对错了。可是他活到这个份上，是非对错已经无所谓，权威和面子才是他最关心的东西。他很可怕，也很可怜，赢了局面，却永远赢不了人心。”

“你说得很对。我跟他交流很少，他不当我是一家人，我也不当他是一家人。还好他住在城里，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尼廷打开车上的音乐，播放了一首印度的流行歌《Tum Hi Ho》（《只为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每次听到它的时候，满脑子里想的全是卡米妮。”

这首歌确实旋律很优美，我经常听见，也熟悉了那旋律，跟着他哼了起来。

“我又怎么不希望我和妻子像普通家庭那样恩爱？”他说，“可是，其实雅西卡很可怜，她父亲的社会地位那么高，那么富裕，对她不是件好事。她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独自的判断力，什么都听父亲的，觉得他总是对的……所以，他父亲不尊重我，她也不会尊重我。”

车很快到了我的楼下，停稳后，尼廷又咆哮了一通：“雅西卡，她一点也不尊重我！”然后双手狠狠地拍打了一下方向盘。

第一次看见印度人发怒，在爽朗的夜色中，在朦胧的别墅区外，宛如印度电影中最无需对白的凄楚桥段。

而我不仅仅是一个买票的看客，我可以为故事里的人们做一点什么。一个念头瞬间进入我的脑海，便拍拍他的肩膀说：“尼廷，你是我的好朋友，又懂得做生意，这就好办了，我也许有办法帮助你。”

真理与爱

一

在印度，有这么一群男人，他们身材魁梧、器宇轩昂，更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们那永远不刮的大胡子，还有头上裹着的厚厚头巾，他们的特征如此鲜明夺目，以至于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们甚至就代表着印度人的典型形象。

他们就是锡克人。

锡克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在印度12.5亿人口中，只占2%。这个种族自傲而倔强，骁勇而好斗，至今仍有很多锡克人随身携带佩刀，这种尚武精神使得人数颇少的他们却成为了印度的主要兵源之一。在锡克族中，辛哈（Singh）是一个大姓，意思是“狮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民族有多么勇武。

他们的特立独行滥觞于锡克教。与其他宗教不同，锡克教不是神灵崇拜，而是祖先崇拜。公元15世纪的印度正处于种姓制度森严时期，引起了一些贱民的不满，一个名叫那纳克（Nanak）（1469—1539）的人奋起反抗，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世俗世界，于是他果断抛弃了印度教的有神论，创立了无神论的锡克教，并迅速赢得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心。

那纳克如此伟大，以至于他的生日11月25日成为了全印度的节日。要知道，在节日多如牛毛的印度，只有三位伟人享有此待遇，另外两位，一位叫甘地，一位叫释迦牟尼。

从第一代师尊那纳克算起，到戈宾德·辛哈（1666—1708）为止，锡克人崇拜过共计十位师尊。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反抗外来政权莫卧儿王朝的压迫，又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组织。

最后一任师尊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最后被刺身亡，这之后“师尊”的传统便宣告结束，而以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为第十一任师尊。

“从今以后，你们永远不许剪头发和胡须，且必须包头。”戈宾德·辛哈去世之前如此要求族人，以便他们时时刻刻清醒：我是锡克人。

人一旦有了历史使命感，便不再凭本能过日子。他们不断地强化自身与众不同的民族属性，将师尊的遗训奉为圭臬。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特性丝毫不减，依然是世界上最难征服、最难同化的民族之一。

锡克族无畏的战斗精神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美誉，然而，同样是这个民族，却同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正义感和仁爱精神，他们慷慨解囊、周济天下，不管你来自地球上的哪个地方，一旦到了他们的家乡，就可以无限制地享受他们提供的免费美餐。

在印度的西北方，有个小邦叫做旁遮普；在旁遮普邦，有个中等规模城市叫做阿姆利则（Ameritar）；在阿姆利则境内，有个表面铺金的寺庙，俗称“金庙”；在这个寺庙处，有个食堂向全世界人民提供免费餐。这一次，我和尼廷要去的地方便是此地，它离印度巴基斯坦边境，只有三十多公里。

艾哈迈达巴德到阿姆利则之间没有直达的飞机，需要在新德里转机。两趟飞行加上等待转机时间一共花了三个小时左右，虽然不比直飞快，但是和印度的地面交通比起来，已属神速。已经习惯印度蜗牛速度的我，一度感觉还没有出艾哈迈达巴德城。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提醒我，你已经走了太远太远……

我们预订的酒店离金庙只有十分钟的步行时间，有空调有Wi-Fi，在进门的当头，我看见两尊神像：一尊湿婆，一尊弥勒佛。那金灿灿的弥勒佛喜笑颜开地容着天下难容之事，走近一看，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卷轴，上面用中文煊煊赫赫地写着“年年有余”四个大字，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大堂经理却不那么亲切，由于我的签证早已过期，只能提供护照和一张地方性外管局开的签证延期申请，如果要在上面找茬，肯定是可以找出来的。

果然，他眉头紧锁，竟然一口气向我连抛三个终极哲学命题：“你是谁？你来自何方？要去向何处？”

我反问：“我旅游过多次了，这证明别处都没问题，怎么这里就不行了？”

他说：“这里是印巴边境，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众人皆知，拿着这样的证明来这里，很可疑。”

尼廷跟他细细解释我的身份，他便要我提供IITGN工作合同之类的证明。我有倒是有，但谁旅游还带身上啊？于是经理表示他也很为难，要打电话问一下老总。

我可一点也不想节外生枝，根据攻略，这种情况下，需要施展美人计，卖卖萌就能过关，可我不是女人，只能智取了。

我指着弥勒佛像说：“先生，我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为什么他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你们还出钱把他给请来，我交了钱，反而不欢迎我了？”

我们一起看向那可爱的弥勒佛，他那笑脸和手里的中文分外醒目。

这是绵里藏针地提醒他，你我终究是买卖关系，我是付了钱的，大不了退钱换一家酒店，但有说有笑也好让你有个台阶下。

笑容不愧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三人一起笑了起来，压抑的空气轻松了不少，这一关也就过去了。

经理建议我们说，金庙白天人山人海，如果想游个痛快，最好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六点以前赶去。尼廷说没问题，但是他比较懒，要我调好闹铃，到时候一定叫他。

我心想，既然你知道自己懒，那就不是闹铃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二

第二天，没有依靠闹铃，我五点半就自然醒来，立刻去叫尼廷起床，他睡眼惺忪，毫无遵守诺言的觉悟：“挤就挤吧，我好不容易离开了恶心的生意，起这么早干嘛？”

一切按照我的预计发展，我也就不勉强了：“你慢慢睡，我自己去金庙了，很近，白天我们还可以一起去。”他说就这么办，然后侧过身子，钻进被窝，瞬间再次入睡，鼾声震天。

阿姆利则的街道很窄，我按照手机地图穿过几条小巷后，来到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地面用洁白的大理石铺成，上面聚集着无数的印度人，睡着坐着。旁边有一幢雄伟的洁白建筑物，下面有一扇大门——根据地图显示，这里就是金庙了。

可这到处都是白色的，哪有金子呢？我猜可能在那扇大门里面，便独自朝那方向走去。到了门口，我非常犹豫，总觉得这里是宗教圣地，我一个不小心就会违反什么规定吧。我仔细地观察别人，大多数在门口跪拜一下，鞋子一脱就直接往里走，也有不跪拜直接进去的。我想大概就这样吧，但心里总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到底还是来了。

这个传说中，集历史、民族、宗教、政治、艺术多种元素为一体的金色圣殿，此刻，正在一片叫做“花蜜池塘”的巨大圣池中熠熠生辉，让人心魄俱夺。那圣池约莫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其间的水潋滟无瑕，大红色的鲤鱼在池中游弋，与生硬的建筑一柔一刚，相映成趣。

圣池的四周，是洁白的大理石路面，路面上铺就了一条草垫，像是盲人道，整个区域四面被洁白的大理石围墙围起来。至少上千人在这里聚集，有的就着围墙睡觉，有的沿着圣池顺时针方向漫步。

此刻我的眼前，只有三种主要颜色：水天的蓝、四周的白、中间的金，它们被无数个五颜六色的印度人点缀。我无法理解，这里有那么多不爱干净的印度人聚集一堂，还有无数的人进进出出，怎么会如此一尘不染！

我拿着手机止不住地拍照，发现随便拍一张，那照片呈现出的画面效果都堪称杰作。我留意到一张照片：一个包着白色头巾，穿着橘红色背心的小姑娘，正拿着一根竹竿，在圣池里驱赶着鲤鱼，和旁边一个大男人动作一模一样。

我朝那小姑娘走去，刚走到她身边，还没看个明白，那个大男人，还有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望着我，随即都停下手里的动作，愤怒地走向我：“你为什么不包头巾？这里不包头不能进来！”

什么？头巾？

我这才发现，这里所有的人，头上都包了东西，锡克族厚厚的头巾自不必说，其他非锡克族的印度人，也会用方巾把头发裹起来。就我一个人，赤裸裸的黑头发直接对准了他们天上的祖先。

我这才反应过来，进庙时的惶骇，就是这个——我只注意了脚上的鞋，把头上给忽略了。锡克男人的大胡子长相是很有威慑力的，我说：“非常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规矩，这就出去！”那妇女却劝男人道：“算了，外国人。”

锡克男人显然不会轻易妥协，但也没有要撵我出去的意思。他拽着我，用很大的力量把我拉到墙边，然后变戏法似的从旁边一个麻袋里捡了一块头巾，给我包上。

我不住地说“太谢谢你了”，心想我的造型一定很有创意。

他看我态度一直很好，就笑了：“看起来不错。”我也笑着行合十礼。这一摩擦，我们就搭上话了，我重新走到女孩跟前，跟他们聊了起来。

“我们是三口之家，我在这里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当圣池里的鲤鱼聚集过多的时候，把它们适当驱散一下，兼任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个工作很枯燥，也很低端，但是对我来说，却很神圣，所以一干就干了十二年，还会一直干下去。”他说他才31岁，然而那造型……

我问，那小女孩呢？他说：“我们锡克人，很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文化。看到女儿每天在这里和鲤鱼玩得那么开心，我也问过她以后愿不愿意接父亲的班。长大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女儿能够接班，把这份神圣的文化传承下去。”

说完，他又问了一下小女孩：“以后跟着爸爸在这里干，好不好？”

女孩看看爸爸妈妈，又看看我，说了一个他们才懂的单词，我想那是“我愿意”。

传承！

真是个美好的词语，他们一家子或许一辈子也不会大富大贵，却可以终生守护着一方净土，随着湖水清澈，随着圣殿纯粹。

我跟着人群顺时针游览，有了头巾，再也不用担心被“抓典型”了。在那里待到早上八点钟，我才意犹未尽离开金庙去街上一家麦当劳吃了早餐。东逛逛西看看，回到酒店的时候是九点半。尼廷依然在呼呼大睡，这宁静的酒店，是他最好的港湾。

我没有打扰他，独自在沙发上玩手机。直到十点过他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才正式醒来。一接到电话，他语气柔和得小鸟依人，我听不懂印地语，但是我听到了他叫她：卡米妮。

打完十多分钟的电话，他伸个懒腰，问我金庙感觉怎么样？我给他看了我拍的一系列照片。“哇！”他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走，马上去！”

话说得很满，但我分明看到他慢悠悠地穿衣服、洗漱，又慢慢涂抹他们印度人用的护肤品、香水之类的东西，然后吃早餐，然后作祷告，前后花了一个多小时。

老板，你既然做不到，就不要每次说得那么斩钉截铁好吗？

任凭他慢慢磨蹭，我在旁边练起了瑜伽，各自不相打扰。磨蹭到十二点钟，我们才终于出发。

三

正午的金庙，和早上是两个世界。当我再次踏上那片大理石地板时，发现寸步难行——地板被骄阳晒得滚烫。我这才明白，那草垫不是盲人道，而是防烫的。我移步到草垫上，可是那草垫非常粗糙，磨得脚板很痛，没办法又只好走大理石路，走不出十秒，又被烫回草垫上，然后又痛回路面上……一边是砭肤之烫，一边是硌脚之痛，我就在烫和痛的模式中不断切换，左支右绌。我不明白那些印度人的脚底板都是什么材料做的，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都不“Made in China”。他们走在这么烫的路面上若无其事，难怪每当印度土著做仪式的时候，一个个火上行走、锅里打坐，都是“莱温斯基”。

尼廷看我招架不住，就让我在旁边阴凉处休息，他自己活动去了。

等他转完一大圈，我们走向圣地的核心——圣池中的金庙。

在圣池的一侧，有一条窄窄的水上通道通向金庙。那里人头攒动，我们跟在队伍里，一步一挪，大约花了二十分钟，才进入了金庙。

金庙分三层，里面为了紧跟印度的需求，也供奉着湿婆、克利须那等印度教神灵。尼廷非常虔诚，每到一个神像前都要祭拜，然后向功德箱里捐款100卢比，前后捐了三次。至于其他的印度人，不管穷的富的，也会10卢比、20卢比地贡献出来，很少有不捐的。我作为一个不太穷的人，自然也不好一毛不拔——不求带走金庙的一片云彩，我总共留下了200卢比的云彩。

最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我们走向公共食堂，去吃天下最大的免费午餐（其实把钱一捐，已经不那么免费了）。

这个食堂，可以容纳近一千人，一天24小时开放，想吃多少吃多少。依旧是人山人海，我们端着餐具在厅外等了十多分钟，待前面一批吃完，门一打开，我们后面一批便蜂拥而入。

大厅的内部陈设随即映入眼帘，若干条草垫上上演着人与人的争夺与谦让，待各自坐定，工作人员便会来依次给食客盛上饭菜……那种阵势，说好听点，像幼儿园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说不那么好听，请参考养殖场里的牲口流水线。

食物不可能很美味，吃的就是个气氛。菜品包括一种黄豆咖喱和绿豆咖喱，以及有椰奶味道的白米粥，当然还少不了恰巴提。工作人员来发放恰巴提的时候，我用右手去接，他动作便停顿了。尼廷提醒我：“这是布施，要双手摊开向上，人家才会给你。”

于是我做了他说的动作，一片恰巴提落到我的手上，顿时找到了当乞丐的感觉。须臾间，我明白了印度民族一些骨子里的东西，这个动作要是做成了习惯，那原本挺立的脊梁也渐渐变成了绕指柔。

当然，阿姆利则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有了这个金庙，它成为了全印度唯一一个没有乞丐的城市。我很好奇，每天这么多免费食物，经费是哪里提供的？尼廷说：“那些捐款的，有钱的多捐点，没钱的少捐点，但总体上维持这个供应没问题。此外印度很多人做慈善，专门来支持这种公益事业。”

吃完免费午餐，我又踱步到圣池旁边，默默地望着那金庙，连绵不断的朝圣队伍让此地永不会丧失人气。我略懂锡克历史，这个金庙，曾经是古战场，也曾经是恐怖袭击的目标，甚至，由于锡克人民族独立性太强，分裂势力久禁不止。

1984年，旁遮普邦再次闹独立，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曾经派坦克前来镇压分裂势力。

“尽量不要向这个神圣的建筑发动攻击。”当锡克人躲进金庙里拼死抵抗时，英迪拉·甘地却如此下令。政府军无奈只能用坦克作掩护，士兵跟在坦克后面逼近，把锡克士兵压缩在金庙中。锡克士兵躲在沙包后面向政府军扫射，打死打伤士兵多人。最终，失去耐心的政府军终于向金庙内开炮，彻底摧毁了锡克分裂势力。

英迪拉·甘地事后不愿驱赶身边的锡克人，为了方便对方报仇，还故意把锡克保安留在身边，同年10月，英迪拉·甘地在家中被锡克保安刺杀身亡，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印度的统一和团结。

金庙，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内涵。如果我是印度人，也一定会站在大印度的、官方的立场，赞扬政府成功摧毁了分裂势力，但我不是，我只是看到，这个民族的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凝聚成了一首又一首壮烈的挽歌。当你企图征服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众志成城，用生命来捍卫民族尊严；当你觉得他们过于刚毅高不可攀时，他们却又热情好客，来者不拒，让天下所有富人穷人都一律平等地、永久地享受他们的免费美餐。他们就这么践行着圣典《阿底格兰特》中的箴言：“我不自称为善，也不看人为恶。”

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从来不只诉诸暴力，唯有将真理与爱，一刚一柔，牢牢地扛在肩上，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才使得一个人、一个民族可以如此具有独特的魅力！正如金庙四周，那洁白的大理石和鲜红的鲤鱼，刚柔并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的气节，是印度宝贵的精神财富，与金庙同辉，与天地同寿。

一墙之隔

一

在阿姆利则那几天，尼廷带我去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印度教寺庙，每到一处，必三拜九叩，买花献神，慷慨捐助。他甚至再赴金庙，来到公共食堂外一个巨大的洗碗场，帮他们洗盘子。“人不能只求获取，不讲回报。”在他看来，做义工和拜神都是回报的方式。

他跟我讲了很多印度神灵背后的故事，有板有眼有深度，可让我吃惊的是，当我练瑜伽的时候，他看着那些奇怪的动作，竟然不知道这就是瑜伽，也不知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甚至不清楚印巴关系是好是坏。

最极端的一次，我给他看手机上的世界地图，指给他看中国、美国的位置，他感叹说：“原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地球的球体在平面上展示为灯笼形状，他突然指着地图的边缘问：“那大海的边缘是什么呢？船开到那里就会掉下去吗？”

我顿时瞠目结舌。

他对科学常识的阙如和他对印度教的谙熟形成了两个极端，显示出他受到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而不是学校。我不禁思忖，在我无法想象的角度，我们两人的大脑中，究竟还有多少不同？

我并不反对去寺庙，但我对那些能代表印度近现代史的遗迹会更感兴趣，所以，我强烈要求去“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我以为他会对任何印度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大事件都毫无感触，直到我们来到了这里，他沉默了许久，说出了那一句：“他们怎么可以那么残忍！”

1919年2月，印度还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授权警察可任意逮捕可疑分子，不经审判、不要律师、不许上诉。此法案一出，印度全国哗然，以锡克人为主的旁遮普人岂是任人宰割之辈，他们再一次站在了反帝斗争的最前线。

4月，两名民族主义活动家在阿姆利则被捕，这导致了随后大约有三万市民在市政府门前集会，要求释放被捕者，遭到镇压。集会者奋起反抗，于傍晚占领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晚，英印军队的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实行宵禁，但该禁令没有传开，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4月13日，约五万人在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举行和平集会，抗议殖民当局专横暴虐，为了显示和平，有不少群众还带着孩子来参加集会。然而，丧心病狂的戴尔将军竟然在不警告的情况下，直接下令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枪击持续了十分钟，有的群众被直接击中，有的则情急之下跳入园内一口大水井中溺死。最终，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为死亡379人，伤1200人；印度方面却坚持认为死亡人数为1000人。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又叫“札连瓦拉园屠杀”。我一度以为此处应该是白骨森森、寒气袭人，不料百年之后，这里已然生机勃勃，游客熙来攘往，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公园的样子。年轻人开开心心地在这里游玩、拍照，我一度觉得印度政府似乎不该遗忘历史的屈辱和沉痛。

然而步入公园深处我才看到，那屠杀的现场，依然保留着1919年4月的模样，那口井被铁网围起来，写上“殉难者井”，用以悼念惨案当天，人们在这口井中找到的一百具同胞尸体。两面墙上，残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孔，每一个弹孔都被标上编号，记录着英国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在公园正中，还竖立了一个纪念碑，那是永不熄灭的“自由火焰”。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无数种可能，印度的地理位置比较通达，历史上已经被外来政权多次征服，所以和中国历史不同，印度分裂的时间多于统一，让我们外人很难去把握住它的历史脉络。

然而，18世纪英国人的到来结束了印度数千年的古代史，把这块次大陆给整合起来，并且绘制了一幅地图。于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统一的印度，这种统一，不光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英国人的殖民，如今的南亚，还会多出不少国家。

值得讽刺的是，英国人培育了印度人民的统一意识，也同样是英国人，把统一的印度亲手变成了大英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阿姆利则惨案之前的印度，虽也不时起义，追求局部的自治，但对待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并不统一，一战中印度还代表英国参战。惨案发生之后，历史开始了转向。血腥和恐怖没有吓倒印度人民，这之后印度人民的抗争愈演愈烈，成为了甘地于1920～1922年发动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导火索，并成为导致印度最终走向独立的原因之一。

如今站在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中，我看到的不再是那个任人嬉笑怒骂的荒唐“阿三”。当印度人民的怒火在这里点燃，分裂的小象也就此凝聚成了一头觉醒的大象，必将以更加独立、庄严的姿态，思考自己的未来。

圣雄甘地、穆斯林联盟真纳、国会之星尼赫鲁，他们根据古老印度的非暴力思想，一起筹划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那是一个人杰辈出的伟大时代，他们最终创造了历史。

于是印度人民欢呼雀跃，开始憧憬：赢得了自由之战的我们，将去向何方？

这个答案，也可以在阿姆利则找到。

二

从阿姆利则城区一路向西，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行二十多公里，就来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穿过边界，对应的巴基斯坦边境城市是拉合尔（Lahore），每两周，就会有一辆班车从阿姆利则开向拉合尔。

如果没有那扇著名的门，一路拉着风唱着歌从阿姆利则驶向拉合尔，那感觉绝对是从北京朝阳区开到通州区，还不堵车。

就在两座城市中间，有一个著名的小镇，叫做瓦嘎（Wagah）。每天在阿姆利则的酒店门口，总有些人四下喊着“边境”、“边境”……他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开放的陆路边境，一堵墙、一扇门把两个国家隔开。两国政府很有意思，不但把此地开放给游人，而且还会每天傍晚在这里举行滑稽的降旗仪式，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

仪式在六点整开始，我们提前了两个小时出发，在酒店外面遇到了一堆突突车车夫正在抢客，差点大打出手。有一个车夫非要拉我们上一辆已经坐了七个人的车，我们挣脱开车夫回到酒店，本想让大堂经理叫一辆出租车，但印度的出租车不会大街小巷到处跑，只能预约，不能保证时间，所以我们犹豫了一下，又去找突突车。

我们不缺钱，犯不着和他们挤，便单独叫了一辆。200卢比“包车”立刻出发，让其他人投来羡慕的目光，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又被坑了，一路上，无数辆汽车超过我们不说，那群人乘坐的突突车竟也后来居上。赶超我们的时候，他们的车夫还故意放慢车速，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朝我们挑衅。尼廷问：“你为什么不开快一点？”车夫说：“车有问题还没去修，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再快的话轮胎会飞出去。”我立刻感叹你不会是猴子派来故意整我们的吧？

我们开了五十分钟才行完了二十公里的路程，好在提前了两个小时出发，还有时间。在一个边境停车场，我们不能继续前进，得步行接受层层安检。各种交通工具都停在这里，把此地堆得人满为患、飞沙走石，我感觉呼吸都困难了，直后悔没戴口罩。路边居然还有不少印度人在买小贩的烤玉米，若无其事地大快朵颐，仿佛要去和巴基斯坦干仗，吃完人间最后的晚餐赶去投胎。

烈日下的长队让人绝望，所幸旁边有一条外国人专用通道，拿着护照就可以不排队直接安检，进去以后还可以凭护照上外国人专用看台，否则凭这人流量，只能被隔在外面当长颈鹿了。这本是个好消息，我却感觉五雷轰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规矩，没带护照出门！

这一天很可能是我这一生唯一可以看这个边境仪式的机会，难道就要这么草草收工吗？

尼廷却说他有办法，他来到第一个关卡的守卫处，交待了我的身份，被对方拒了几次以后软磨硬泡。印度人不知道是真善良还是真傻，这么敏感关键的边境，他是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人，面对一个号称中国人的无护照人士，居然被软磨硬泡后妥协了，不但放我过去，还放走了尼廷，于是我们很快完成了安检。

第二关卡更加严格，因为它决定着你是上看台还是当夹心饼干。只有两种人可以上看台：一是外国人，二是提前签约的印度游客。

我又一次被拦下来。尼廷还是说：“没有关系，你就赖在他面前，其他交给我。”士兵死活不放我过去，我就站在那窄窄的通道里挡着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和签约游客——这行为要换在中国，保准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自己都嫌丢脸，不断说：“算了算了，我就在外面看吧。”尼廷说：“你不懂印度人。”

于是，他再次故技重施，一套软磨硬泡。那士兵不耐烦，想对我说什么，却发现自己英语太次，造不好句子，于是口吃了两句我听不懂的短句以后，似乎要放我过去。我生怕他改变主意，立刻拔腿就走，尼廷却被拦在了外面。

此时的情况是：我和尼廷已经进入了两个世界，在茫茫人海中无法再看到对方，而边境处甚至没有印度手机卡的信号，我不敢想象，我一会儿该怎么和他会合。

我之前喝了很多水，想找个厕所解决一下，却发现只顾着赶路已经路过了厕所——如果要回到厕所，就要再经过那个士兵处。不可节外生枝是我的原则（虽然时时都在节外生枝），所以我不能回去，只能往边境一直走看看能不能找个隐蔽的地方“印度式如厕”。刚绕到一棵树后面，还没打定主意，手机响了，我中国电信的卡收到了数条短信。

“中国电信祝您巴基斯坦旅行愉快！”“避免前往敏感地区及人员聚集场所……自我保护……”我赶快退了回来，“三急问题”还是先搁置了。

正打算去看台，前面又出现一个巡逻士兵，我怕又被检查护照，不想和他正面接触，正巧旁边来了一堆印度旅行社的游客，我混在里面终于上了看台。

看台分两部分：印度人的看台虽然大，却人山人海；外国人看台虽然小，倒还有许多空位。我当然上外国人看台，旁边坐着一位新西兰女士，见我大汗淋漓，主动借给我扇子。还没扇凉快，尼廷居然窜到了我身边，我惊呼：“你怎么进来的？”他得意地说：“我碰到一个士兵，恰好是我的客户，他派专车把我接过来了。”

我说：“你生意够大的，这里也有你的客户？”他说：“我的朋友遍布印度，四部手机里一共存了六千个电话。”

啥证明也没有的我们两人竟然可以在敏感地区一路混到VIP席，这奇迹也只有在印度才会发生了，所以特此笔墨记录。最后尼廷总结：“不能用常识去衡量印度人，做了那么久的生意，早就把印度人看透了。”

说得真好，正如我无法用常识来理解你。

不过尼廷没能得意多久，没过几分钟，又来了一个士兵，他目光如炬，从众多肤色杂乱的外国人中准确地搜索出几个蹭外国人看台的印度人，把他们撵回了印度看台一侧，包括尼廷。

呵，尽管你的生意无远弗届，也不至于人人都是你的客户吧。

三

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是好事，无需等待，仪式就开始了。一个雄浑的声音，用巨大的音响播放出来，那是用印地语讲印巴分治的历史，“印度斯坦”、“穆斯林”反复出现，像史诗大片。随后两边的主持人粉墨登场，煽动各自看台上的观众情绪，挑衅对方。可怜的巴基斯坦一侧，座位上的人稀稀拉拉，和人山人海的印度看台有如天渊之别。

接下来，有国旗传递仪式，有爱国歌曲的播放，有一大堆女性出来跳舞，最精彩的，莫过于两边的士兵走鹅步，在边境线咫尺之遥比划拳脚，挑衅对方。他们用滑稽而夸张的动作，把印度人的情绪挑动得无以复加，欢呼震天。外国看台却不时有人捧腹大笑，像在看小丑表演。尼廷两者都不是，一直很淡定：“不知道干吗要和巴基斯坦过不去。”他只关心他的生意和神，压根儿不关心这个。

个别外国人在那个气氛下，也随着印度人鼓掌、瞎起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巴铁兄弟自然更有好感，加上同情弱者的心理，所以“身在印营心在巴”，一嗓子也没有帮印度人喊。

我在QQ群里问了几个外派巴基斯坦的老师：巴铁兄弟怎么气势那么弱？有老师回答：“现在正是斋月，穆斯林白天连饭都不吃，哪有精力在这么热的天去边境叫板？”

看来，非斋月期间，情况会好一点，这带给我些许舒坦。但我还是想不通，人们都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两个国家，究竟吃错了什么药，主动将两家之间的屈辱和仇恨，在万众睢睢下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也一度感慨造化弄人，如果一年前没有那一连串的阴差阳错，我本应该出现在国境线那一边的看台上，帮着巴铁兄弟对着这边的印度“坏人”大喊大叫。一墙之隔，恍如隔世。

整个仪式仅约半小时，待降旗完毕，全部演出也就结束了。尼廷问我：“就这样？你到底来看什么？”

我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仇敌忾赶跑了共同的敌人英国人，本应该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携手并进，却变成了这样，难道不可惜吗？”

他沉思片刻后说：“有道理，不分裂，我的无线网卡还可以多卖一点。”

他要我告诉他这段历史。

那是1940年3月，那个伟大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三巨头就已然瓦解，尼赫鲁和甘地希望建立一个非宗教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真纳却认为，印度斯坦族和穆斯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无法共存。三巨头达不成共识，只好讨论边界划分的问题。

英国人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亲手创造了统一的印度，亲手激起了印度人的自由之战，又亲手划定边界线将印度瓦解，从此撒手不管。

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建国，自此，印巴分治。

我很喜欢真纳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分离以后，还可以团结在一起，那时我们还能合作。”正如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所说：“这是结婚前的离婚。”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分裂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没有像真纳说的那样，离婚以后还可以做朋友。暌违数十载，两家冲突战乱不断，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著名的火药桶。

尼赫鲁极度失望，但不得不最终接受了印度的命运，他在独立日之前的演讲，或许正映射了他心中的不甘：

很久以前，我们和命运有个约定
现在是我们应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虽然没有全部兑现，但已兑现了大部分
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
当世界在沉睡
印度会为生活和自由而彻夜不眠

粉红记忆

一

阿姆利则这座城市在印度的现代化转型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离开它时，觉得1919年到1947年那段激情四射的印度岁月也离我远去，一度有些黯然神伤。说起来，1919年对于中国也是如此与众不同，五四运动的火炬同样照亮了又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当一切历史已经尘埃落定，我们发现，那样的岁月峥嵘，我们已然回不去了。

一战以后的世界，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盛极而衰、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三大主线，这样的岁月在人类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告别旧时代，迎来新纪元。

印度独立之后六十多年，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而有序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印度人仍然将他们引以为豪的高仿西方民主政治看作一个伟大的成就，在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平等与自由。

当一匹志在千里的骏马拖拽着一辆装有数千年历史的陈旧马车时，真理和传统的角力将成为新印度很长一个时期的主题。我的下一站——粉红之城斋普尔，将向我展现这场较量的精彩。

二

阿姆利则和斋普尔都是大城市，距离也并不遥远，但是我们没能找到直达的航班，只能再一次在德里转机。在印度，有钱也不是想飞就飞的，这一点倒是做到了人人平等。我们中途等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尼廷不愧为信用卡超人，由于长期刷卡，也不知道他到底积累了多少积分，轻松地在德里机场候机厅给我们刷了两个VIP席。在二楼宽敞的沙发上，我们跷着二郎腿享受着丰盛的自助餐饮和流畅的Wi-Fi，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向他兑现我们出发前晚我承诺的帮助。

我在手机上打开了阿里巴巴的主页，搜索出了一系列的儿童玩具车，其主流价格大约在300到500人民币之间。

我展示给尼廷看，他起初并不在意，问我一句：“中国卢比和印度卢比汇率是多少？”

我说：“1比10。”

他立刻要蹦起来：“一个三四千卢比成本的中国货，到了印度，就卖了13000卢比！”

我说：“对，这里面有巨大的商机。”

他爱不释手地浏览着那些车，然后说：“不不不，不光是价格的问题，这些玩具车，配置全部都比我儿子的好！”

尼廷说，他从2007年到艾哈迈达巴德打工，到后来自己做生意，再到今天，从来没有离开过IT行业，他早就累了，特别是像MTS那种体验糟糕的网卡，客户投诉多，搞得他心很累：“总部支持力度也很小，用户到期以后，总公司也没有客服人员去提醒他们续费，还得我让自己的手下去做。可这并不是员工的本职工作，搞得我和员工的关系也不太和谐。我其实早就想换行了，可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渠道。”

于是，尼廷在认识了我这个朋友长达十个月之后，第一次认认真真地透过我，去看到了我背后的国家，看到了广州、深圳、义乌。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中文，但他知道Made in China的魔力，也依稀听说过马云和阿里巴巴。此刻的尼廷，像是发现了一块驶向新大陆的巨轮，终于可以带领他脱离苦海，告别他不想要的汲汲营营。

“我做无线网卡，一张卡只能赚一百卢比，我的员工日以继夜一个月去推销两千张卡，也只能赚二十万卢比，这还不算人工成本和其他成本。算下来，我个人一个月只能赚十万卢比左右，这钱虽不少，但是我没有什么幸福感，员工的待遇也提不上去，我始终觉得对不起他们。可是如果我做这类玩具，一个就可以赚八千卢比！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一直不太发达，那些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国进口玩具转手一卖，早就赚翻了！太好了！那么多外国人，我怎么就那么巧交上你这个中国朋友了！”

他迫不及待邀请我和他一起干。

我说：“我也很想挣钱，不过我在印度是入境签证，如果被发现做生意是要坐牢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用中文和这些商家沟通，你只需要去了解一些外贸相关法规就行了。”

机场VIP大厅实在是个憧憬事业、展望人生的好地方，他拿出纸笔认真地计算起来，怎么算都是一副涅槃重生的表情，随即表示回家以后立刻着手准备。他有广泛的人脉，有经商的头脑，有吃苦的决心，只要改掉光说不做的毛病，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

那三个小时的候机时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一个开心的尼廷。他的开心，只为了彻底告别那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个梦魇的起点，我就要去了。

三

拉贾斯坦邦，粉红之城——斋普尔。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拉贾斯坦邦，上次在乌代布尔的回忆还历历在目，这四个月我去了不少地方，看到了不少印度，然而印度幅员辽阔，我原本不打算在同一个邦旅行两次，但这次是例外，只因为这里是朋友的故乡。

我们在天黑以前抵达斋普尔机场，这里对我很新鲜，尼廷却多愁善感起来，他提出了一个请求：“郭先生，自从我母亲来艾哈迈达巴德以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过斋普尔，我今晚想一个人静一静，去我的小学，还有我的老街，看看卡米妮和我的过去。你自己去游览，我们明天上午会合好吗？”

刚开始，我对他要抛下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毕竟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但后来想想，也不错，这几天飞来飞去，车来车往，我也没有机会独自安静一下。晚上天气也凉了，反正明天还有一天，于是我说：“好主意，你去怀你的旧，我去到处走走看看，但是你要答应我，明天你必须跟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

“你放心，明天我还会带你见一些朋友，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告别了尼廷，我打开手机地图，从机场独自往北步行。

斋普尔大小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外国游客短期内游印度，特别是那些中国跟团游客，往往会走这么一个“黄金三角州”路线：新德里——阿格拉——斋普尔。新德里和中国有直飞航班，这三个城市距离很近，而且景点很具有代表性，所以非常适合中国人短期出境游。

当然斋普尔主要是沾了光，和阿格拉的泰姬陵相比，斋普尔要逊色不少，它的景点与乌代布尔非常雷同，在北面有很多粉红色的宫殿、城堡，晚上也会上演灯光秀。这个城市还有延绵的山麓，有粉红的城墙，是摄影师的天堂。

我单纯地步行着，看到夜色中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也会心旷神怡，可是越往市中心走，空气变得越糟糕，肚子也饿起来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吃饭住宿，却发现我走了整整一个小时，居然没有一家通俗意义上的“餐厅”，只有蛋糕店和零食店。

就这么走到了一个岔道，被面前一个高架桥和铁路给拦了下来，旁边有一家看起来很低档的旅店，提供住宿和食物。我又累又饿，直奔天台上的餐厅吃饭。

只有我一个食客，空荡荡的，不过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天台上悠转。这里视野开阔，四周可见沉浸在灯火中的斋普尔全城，我不禁猜想着尼廷一定正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涕泪涔涔。

炒饭端上来五分钟，被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灰尘污染成了灰尘炒饭，一口吃到嘴里可以感觉到很多沙子，难怪这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斋普尔位于沙漠附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择在露天的天台上开餐馆。我吃了一半，再也受不了一咀嚼就嚓嚓作响的感觉，结账撤退。真是不看不知道，原来我每天都要呼吸这么多的颗粒物，难怪印度医药效果那么好，人均预期寿命还没我们长。

至于住宿条件，由于价格不高，我也就不挑剔了，只要热水能用，空调有效，就是天堂。老板说没问题，都有的，让一小伙子带我去检查。第一个房间，那花洒喷出来的水像是鸡爪，几股朝着不同的方向，我不满意；第二个房间还不错，但是当我洗完澡往床上一躺的时候，才发现我作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决定！一列火车开过，伴随着轰鸣声，整个房间如同地震一般颠簸起来。

我干吗非要找一家铁轨旁边的旅馆？可惜钱已经交了，只好将错就错。

那一晚，我被蛮不讲理的火车震醒了四次。

四

北斋普尔一系列景点的门票并不贵，包含七个景点的套票仅需400卢比，但全是孤堡荒城，寰宇雷同。我已经领略过乌代布尔的廊庑深幽，了解过割据的逸史野乘，兴趣不大了。

步行到一个餐厅，我一边吃饭一边跟尼廷发短信。尼廷说他还有点事，安排了他的两个朋友开车来接我，并给了我他们的姓名和电话，一个叫马诺吉（Manoj），一个叫维维克（Vivek）。

下午两点左右，我见到了他们，两人都是二十七八岁，马诺吉看起来显老，维维克的外表和年龄正相匹配。他们英语流利，穿着时尚，举止体面，中产身份倒让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两人都是尼廷打小学就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伙伴，对尼廷的过去了如指掌，长大以后，尼廷远赴古吉拉特邦另谋生计，马诺吉和维维克则在斋普尔合伙开了一家叫做Luxora的室内装修公司，小伙伴们就此多了一个身份——“印度合伙人”。他们在前几年都结了婚，马诺吉有了孩子，维维克的老婆正在十月怀胎。两人都已经买了房，而这辆印度品牌的车也是维维克的私家车，我判断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尼廷。

不到而立之年，他们三人就都立了起来，即使是IIT的学生刚毕业几年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我接触的印度工薪阶层中，除了IIT的老师和学生，其他的上班族无一不是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挣扎，在孟买的房价直逼北京的今天，简直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越贫穷的国家，剥削阶级和打工仔的生活质量差距也越大，正如他们所说：“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盼不到政府，等不起发展，只能靠自己。”

和尼廷一样，他们非常虔诚，载着我去印度教寺庙祭拜。我们待到下午三点左右，尼廷和我们汇合。

我问：“接下来去哪？”

尼廷在附近的酒店买了一箱啤酒，神秘兮兮地卖着关子说：“昨天说好的，去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

维维克开车载我们继续往北，一会儿便离开了城区的主干道，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行驶，终点是纳哈加尔堡（Nahargarh Fort）。

这是斋普尔一个著名的景点，不过车在山路上又拐了一个弯，没有去向城堡，而是在一个隐秘的悬崖边停了下来。我们一起把车上的啤酒和小吃都卸了下来。

“就是这里，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来的的地方，很漂亮吧，郭先生？”

风景确实没得说，一边是树林，一边是悬崖，悬崖的对面是黑绿色的群山，下面有一个湖泊，波光粼粼，芳草萋萋。估计来这里的人不多，放眼望去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片垃圾。这样的湖山胜景，如果没有他们的引导，我是肯定看不到的。

我们各人拿起一瓶啤酒吹瓶子，马诺吉的祝酒词大意是：“为了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干杯！”

酒过三巡，众人皆飘飘然起来，他们用拉贾斯坦语聊了很多往事，然后尼廷跟我嗫嚅着解释说：“我们三人，小学的时候就是铁哥们，特别铁的那种……我们经常一起来这里玩，每次我父亲打我，我就跑到这里来过夜……猴子、孔雀都来光顾过我，后来……卡米妮知道了，就来这里陪我……我们的初吻，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我们非常非常爱对方……那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好的时光，我们还在树上刻下了我们的名字，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们经常四个人来这里，有时候还有别人……”维维克补充说，“尼廷这家伙，原来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可是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他自己常常说，12岁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之后成绩就一落千丈。18岁之后我们都离开了学校……我们都不是读书的料，什么IIT，简直就是神话……不过，真不敢相信，今天还有机会和IIT教授一起喝酒，这跟别人说说也够风光了。”

我就一小城市的普通老师，在印度旅游的时候，我也就把自个儿当作一普通游客。哈，他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还有这么一个“显赫”的身份。

“18岁我父亲因为种姓问题拒绝了我和卡米妮的婚姻，很快就去世了……他总是那么传统，到死都没有原谅我……我想我不能那么自私，我还有母亲，还有两个弟弟，他们都需要我……每次回到斋普尔，我就会想起这一切……我现在做梦，梦到的全是斋普尔，特别是这个地方……有时候，卡米妮站在这里，有时候，我发现我到处在寻找她……可是……如果我父亲还在，他最后看到我按照他的意思娶了雅西卡，他会多开心啊……”

说完，尼廷突然一下子跳到悬崖边的围墙上，手中的酒瓶胡乱地摆动，我们赶紧去把他拉住，他转过身来对我们不屑地说：“你们那么激动干吗……我就想在这里照张相而已……”

他四肢完全伸展开，高呼自由万岁。他重返了他最割舍不掉的岁月，回归了那个任性的小孩。如果此刻的卡米妮在美国看到这一切，也会欣慰微笑吧。

这之后，在我离开印度之前，卡米妮又回来过两次，与尼廷相见，每次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

都说时间是抹平一切的杀手，我曾经问过尼廷，你们打算这样持续多久？尼廷说：“直到她死，或者我死。”

至死方休。

是的，六十多年前，印度获得了自由，赢来了独立，可是那数千年来的梦魇，虽然在信息时代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但是一旦遇到婚丧嫁娶这类大事，却总是能够打着宗教的幌子借尸还魂。这梦魇来源于虚无，却被时间的潮汐凝结成冰霜，人们嘴上高喊着自由与平等，一面高举着祖先留下的紧箍咒，恣意地谋杀着他们的似水年华。

天地为局，众生为棋，这样的宿命，又何止是尼廷一个。

下篇
从此不复梦承恩

你们的使命

一

从斋普尔归来，第二天我便去找了保卫处的布瓦先生——理由很简单，我一年的“签证”快到期了，虽然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一年的签证长什么样。为了第二学年继续合法待在印度工作，我们将如法炮制，去申请下一年的“签证”。

这一次我带好了7200卢比的现金，没有节外生枝。完事后时值正午，我再度邀请布瓦一起吃午餐，他却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郭先生，我们马上就要搬新校园了，我每天都在新旧校园之间来回跑。忙完了你的签证，我现在立刻要赶去新校园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对新校园很感兴趣，之前学院组织了几次都没去成，马上就要开学了，正好想找个机会去踩踩点。

于是午餐再度作罢，一口水也没喝，布瓦载着我向甘地讷格尔东面那个叫帕拉吉的村庄前进。

这一路大体都是野外，不堵车，不过有一段路还没有完工，颠簸的泥巴路影响了舒适度。泥巴路的两边一直有孔雀出没，算是对我有一个视觉补偿。当然，对于布瓦这些印度人来说，看惯了，也就一普通大鸟而已。

新校园占地面积很大，分为三个区。教学区、学生生活区和教职工生活区，界线分明，遥遥相望，我感觉竣工以后一定非常美丽。当下，整个校园还在施工，民工们正在劳作穿梭，虽然堪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和中国的民工相比，我总感觉他们有磨洋工的嫌疑。

有一堵墙，那一带规划为花园区，一个穿着背心、短裤的中年男人坐在那堵墙上，面黄肌瘦，看起来和其他民工不是一条战线的，因此引起了布瓦的注意。

“他应该不是施工队的。”布瓦不愧曾经在警察局里长期服役，安全嗅觉非常敏锐。我们就这么坐在车上一直看着那男人。

大约过了两分钟，那男的从墙上跳下来，然后径直向帕拉吉村走去。

“他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布瓦一边说，一边果断下车，我也跟着他走了过去。

布瓦快速走到他跟前拦住了他，他停下了脚步，看着我们两个，愣了一下。

布瓦礼节性地先介绍了我们的身份，然后问他的身份，并指着他手里的棕色棉布包问那是什么？

那男的紧绷的神经一下舒缓下来，很轻松地笑了笑，然后，两个人就用古吉拉特语聊了起来，宛如交往甚笃的老朋友。我顿时感到了那一贯的印度式和谐。

聊完之后，布瓦很友好地请他先走，我们也回到车上。

“什么情况？”我好奇地问。

“他叫巴拉布赫·塔克尔（Bharatbhai Thakor），是个雇农，为古吉拉特邦一个高官的主任秘书潘迪亚先生工作。十多年了，现在其他的雇农都退休了，他是最后一个还在坚守的。”

“他来这里干嘛？我看你好像很喜欢他。”

“2012年新校园在这里施工以后，这一带的孔雀生存环境都不太好，数量减少了很多。他说可能是食物短缺，所以他每天都来为这里的孔雀提供水和食物，一天大概六七公斤玉米，一个月两百公斤左右，那个包就是装玉米的。不过这不是潘迪亚先生的吩咐，是他自己的意思。”

“费用谁来支付呢？”我感觉心里什么东西被触碰到了。

“最开始是他自己出钱，但后来他说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了，就每个月给他集资。现在他自己支出的部分，只占工资的10%了，我也没问具体是多少。”

“他收入应该不会很高，能坚持这几年真不容易。”我感叹地说。

“是的，他没有拿走IITGN的任何东西，反而给予了我们很多。”汽车发动了，布瓦一边把车倒回到主干道上，一边欣慰地说，“我向他致敬！”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你们都是平凡而伟大的印度人。

二

新校园的建设慢如龟速，到IITGN预期搬迁之日还没建好，倒已经开始利用起来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施工声，新校园第一次投入使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很有特色，2015级的毕业生早在5月就离开了校园，踏上了工作岗位，到了8月1日，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又千里迢迢赶回母校，领取毕业证书，接受各种颁奖。起初我觉得这对于学生是一种折腾，学生们倒是乐此不疲。这是该校的传统，而且同学们在分离三个月以后重新聚首，又有了说不完的精彩。最难得的是，为了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很多学生还带来了他们的家长，因此可容纳四百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非应届毕业生则只能在礼堂外通过校园电视直播观看。

我可以作为教师进场，在进门之前碰到了莉祖，她带来了她的父母。她父亲英文很不错，见到我，他同我握手：“莉祖跟我讲汉语课很有意思，在家也经常看中国电影学习汉语，没想到今天来碰到了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和印度家长交流，他们的肯定是对我这一年工作最好的褒奖。

莉祖也向我微笑致意，却有一丝轻微的落寞被我捕捉到，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于是，在这校方、学生、家长汇聚一堂的盛会中，我难得有机会见证了这所“2015印度年度大学”对于民族的抱负，对于学生的希冀。

这一年已经是该校举办的第四届毕业典礼，为了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校方可是煞费苦心，用蓝白色的背景把礼堂装扮得犹如海洋。在神圣的音乐中，全院教师身着蓝黄相间的袍子有序而缓慢地步入会场，在台上就坐。

对于学生们依次上台领证、拍照的细节不再赘述。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两位学院最高领导人，以及一位教育部门的特邀嘉宾，一共作了三场演讲，长达一个半小时。我在筹备处要到了讲话原稿，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摘录如下：

印度理工学院甘地分校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院，建于2008年。虽然，它主要的功绩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成就，然而，为了让思维获得全面而细微的发展，它同样重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极少有理工类学院会在课程体系中包含文科。在如今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在更加进取的专业追求中，灵活性、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强大的交流技能与强大的技术知识一样重要。对文科的投入能给予你们额外的优势。我相信，这种独一无二的课程综合性对于学生获得更加宽广和全面的视野，大有裨益。

……

我们通常喜欢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我欣赏中国，因为它获得了异常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们依靠着科学、技术和决心，减少了这个星球上数量最庞大的贫困人口。我欣赏印度，因为它拥有根深蒂固的民主制度、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文化和神圣的精神世界。

……

我禁不住回想起我们前总统阿卜杜拉·卡拉姆博士，对于印度将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当卡拉姆博士第一次阐述这个梦想时，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白日梦，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卡拉姆博士只是定下了一个目标，他认为这个目标可以点燃整个国家对于高速成长和发展的渴望。今夭，我们仍然没有实现一个完全发达的经济，不过显而易见，我们正在实现的路上。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

……

一方面，科技可以创造机遇；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派生挑战。也许，“世界是平的”最大的挑战在于竞争，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十年以前，你们的竞争者是你们的同班同学，或者是印度类似教育机构的学生，今夭情况已有所改变。你们的竞争对手，是来自于北京、波士顿、伯明翰的同样才华横溢的青年。所以，即使有一夭世界已经任由你翱翔，他们仍旧会是你竞争的来源。

……

我想，印度人在生命的所有旅程中，都是怀有远大梦想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追求梦想充满激情。看看印度吧，在学术、科技、商贸、工业、体育以及你可以想到的领域中，都有数量不断增长的成功故事，而且我们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主角。我确信，在下一个15到20年间，印度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并且会成为对决定世界未来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国家。

……

你们是印度第一代可以自由翱翔的青年，可你们也同样背负着使命让印度和你们一起翱翔。你们有责任与那些不如你们幸运的印度人一起努力，并为他们而努力。如果有一夭你成功了、富裕了，你必须学会施惠于人。你们的挑战在于，懂得汇聚财富和福祉。正是这份福祉，使你们有机会从金字塔的底层开始升腾，也正是这份福祉，要求你们利用科技创造价值，并提升所有印度人生活的质量。发展的红利，必须分享给社会的每一个板块。我们的目标，是要看到上升的浪潮撑起所有的航船，而不仅仅是一部分。那些偏远的、尚在农耕的印度人，必须被纳入主流，并且成为发展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今夭是你们人生中重要的一夭，也是我校历史中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你们为了进入我校的大门，面临过艰难的竞争。你们带着献身和无畏的精神来追求你们的学业。你们遇到过高难度工作的考验，保持着高标准，并一直努力让自己有资格获得今夭的毕业证书。这是你们、你们的老师、父母、朋友，当然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值得自豪的一刻。生命的实验室充满了挑战，你们一部分人战胜了挑战，并且乐在其中。我真诚地相信，你们会成为这样一类人：他们通过强大的科学力量，为这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解决方案，包括水能、食物、卫生保健、气候变迁、居住环境、城镇化、交通运输新模式等领域。你们在我院已经体会到学习的开端，这种学习还会继续、再继续，用同样的活力、决心，并且还需要拓宽新的维度，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获得成功并且服务于你们的社会和国家。我坚信你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一个远大的梦想。我给你们最诚挚的祝福，为了你们的梦想和抱负，因为，只有这些抱负才能激发你们达到更高层次的成就，让你们的生命充满意义。

……

在听完那一个半小时回肠荡气的演讲之后，所有的毕业生欢呼雀跃，他们纷纷起立，甚至站在座位上，把手中的书、本子、书包、衣服齐刷刷地抛向空中，这是对过去所有压力的释放，也是对于未来人生精进和国家崛起的呼唤。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将对他们张开怀抱。

三

典礼完毕，我在礼堂大门外碰见了好些选修过汉语课的学生，他们纷纷来和我合影留念，而那些两学期均选修汉语课的学生，和我自然走得更近。

我在人群中一一搜索着那些熟悉的身影，桑吉、拉蒂卡、莉祖，还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女学生，叫不出名字的学生，都来了。我还希望见到米兰，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男同学的声音，正是米兰：“先生，听说你也来参加了毕业典礼。”

米兰刮掉了大胡子，高大魁梧的外形却又增添了几分书卷气。合完影，他给我欣赏了他的毕业证书，然后得意地说他已经领到了第一个月的月薪——七万卢比——这在应届毕业生中算比较高的工资。我曾经请过他好几次客，他希望回请我。我乐呵呵地说：“没问题啊，欠着我，等我到孟买找你，你有的是机会。”

“先生，我没有去孟买工作。”盼来的却是这句回答。

“那你在哪个城市？”我问。

“昌迪加尔（Chandigarh），先生。是同一家软件公司，总部在孟买，昌迪加尔是分部，你来昌迪加尔找我玩吧。”

我顿时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晚，在深夜三点的校园中，米兰和莉祖手牵手漫步校园的景象，那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片段。我曾经多少次想象，米兰与莉祖在孟买创造他们令人艳羡的人生，我会应约登门做客。可是，这一切看来不可能实现了。

米兰一个人来参会，没带父母，于是我问他：“你和莉祖不是说毕业后都要去孟买工作吗？我刚才还看见莉祖和她父母了，你们不打算在一个城市工作？”

“这个嘛……”米兰沉默片刻说，“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听说她带了父母来，刻意在人群中避开了她。”

我想起了莉祖的那丝落寞。

我希望得到一个足以慰藉的理由，可是，它又来了。

米兰把我拉到一个人少的角落，跟我说：“我很喜欢她，可是我知道，我父母不会同意的，她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你不是印度人，也许你不明白，印度人的婚姻，必须要父母来安排，我们属于不同的种姓，所以当我们知道以后，连见对方父母的必要都没有了。”

“无须解释了，我明白。”我摇摇头说，“我只是搞不懂，既然种姓不同，又为什么要开始？”

“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在了解种姓以后再开始的。就拿我们IITGN来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眼看不出对方的种姓，只有到了一定阶段，才会找各种方式去了解对方的种姓，比如我是找她的好朋友了解的。我的种姓很高，她的却很低，所以，不可能了。她曾经坚持过，希望我们都回去说服各自的父母，但是我的父母比她父母保守太多，我很清楚不可能同意。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有个疙瘩，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很可笑，可是……总之，是我对不起她。”

来往的学生还在不断跟我们打招呼，我小心地敷衍着他们，不把他们吸引过来人多嘴杂，继续着最有温度的话题：“那么，莉祖一个人在孟买工作吗？”

“不，她去了班加罗尔（Bangalore）。在Flipkart工作。”

“那是个什么公司？”

“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相当于中国的阿里巴巴，当然，没那么大。莉祖在里面做管理。”

真无奈，就这样结束了。我原本甚至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婚礼，我还要再飞来印度参加，他们值得我这么做。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想我和她以后依然是朋友。我明天就要走了，回昌迪加尔。先生，你一定要来昌迪加尔找我玩，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我向他承诺我很快就去。

此刻，人们稀稀疏疏地散去，在食堂里，新校园首次供餐正式开放。在这块轰鸣着的建筑工地上，尘土依旧飞扬，男女老少将若无其事地享用午餐。

莎丽再美，骨子里的溃烂也足以将其撕裂成丑陋的布条。我只想知道，听完今天的报告，你们是否真的都已将民族赋予你们的使命铭记于心？

八月围城

一

和中国一样，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有着那么煊煊赫赫的文化符号，以至于有“历史盲”朋友跟我谈到种姓制度时，曾自豪满满地说：“看啊，这就是印度五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糟粕。”

动辄“印度五千年来”怎样怎样的朋友还不止一位，这种时候我就会反过来自豪地说：“其实，四大文明古国里面，除了中国，其他三个古文明早已玩完。”

文明古国意义上的印度，主要是以哈拉帕（Harappa）遗迹为代表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000～3000年间，达罗毗荼人创建了哈拉帕，并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口的规模——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大都市”，足以配得起“文明”的头衔。

后来，这个文明就消失了，欧洲的雅利安人就来了，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并无定论，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便从那时开始了书写，距今只有三千多年。这就是为什么，不管那些北印度人后来变得再黑，我也得违心地称他们是“白种人”，这也是为什么，地理位置隔了那么大个中东的两地却搞了个“印欧语系”，使得印度人掌握英语相对轻松。

至于种姓制度，大约诞生于距今三千年前的早期吠陀时代的晚期。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被征服，为了维持社会统治秩序，印度社会逐渐分化为了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别对应神职官员、武士阶级、商人和平民。在这四个大种姓之下，分化出无数的亚种姓，彼此恪守本分，不可僭越行事，更不可互相通婚。

这已经很不平等，更残酷的是，有一部分人，还游离在这四大种姓之外，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又叫“达利特”，是地地道道的“贱民”。这类人被看作是不洁之人，断不可接触其他种姓成员，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依靠清扫，依靠焚尸，依靠乞讨。

于是，每一个印度人，从他一出生开始，他的姓氏，就已经注定了他一生的阶层和走向。

如同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印度漫长的古代史中，种姓制度与印度教教义相互交织，长期禁锢着每一个印度人的灵魂。这样画地为牢的思想枷锁，对于印度社会的整体稳定、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有正面的意义。如果没有种姓制度，那么印度历史无疑会全部改写，甚至印度文明还能否生存，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一点，只需看看哥伦布胡乱命名的印第安人便可一知——他们拥有同样的名字“Indian”，文明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

然而时至今日，平等和自由的潮流已然不可逆转，印度既然选择了西方宪政的道路，种姓制度就更显得与新印度的追求南辕北辙。印度宪法明确废止了种姓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主动遗弃了它。当我走在印度的大城市，看着那些南来北往的人群，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街头并无二致。在工作学习中，人们知道彼此的姓，却并不一定了解这个姓归属于哪个种姓。人们淡忘了它、不再提它。我只看到有一次，在“探索印度”的活动中，人们闲来聊天，一个记者偶然提到自己是婆罗门，对方小小地吃了一惊。

那个研究印度语言的莉塔教授，对于种姓制度也有深刻的研究，全IITGN只有她，可以从对方的姓氏判断出他的种姓，却仅仅限于学术研究，待人接物并不厚此薄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我刚来到IITGN第一次和莉塔交谈时，她指着一个名单，向我介绍学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出于中国人的习惯，喜欢了解一个人的全名，问他那么某某人的姓怎么读，她却敏感地问我：“为什么你对他们的姓那么感兴趣？”我想起了种姓制度，不再询问类似话题。但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有稍许敏感的人，在和其他人的交往中，印度人并不排斥按照先名后姓的顺序，像欧美人那样介绍自己的全名。

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今天，种姓制度的色彩已经淡化了太多太多，但是，它真的一去不返了吗？

当我们穿着耐克，吃着麦当劳，玩着iPhone，看着《蝙蝠侠》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用自己所处的阶层观照着世界，可正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印度广袤的农村中，还有数以亿计的成员拥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国籍，却无法踏上这个国家进步的航船。请看下面一则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印度兄弟考上理工学院　却因贱民出身遭村民攻击

台媒称，印度一对兄弟考上最显赫理工学府印度理工学院，获省长表扬后，却因贱民出身而遭村民掷石攻击。现在，当局出动一组警力在住家站岗保护。

台湾“中央社”6月23日报道，2015年印度理工学院（IIT）联招日前放榜，北方省普拉塔加尔县里华拉甘吉村一对兄弟布里吉希、拉朱总成绩分居420、167名。

逾130万人报名2015年考试，2.6456万人成绩合格，将争取20所IIT和印度矿业学院共1万多个入学名额。

年龄分别是19、18岁的布里吉希、拉朱出身贫寒贱民家庭，父亲是领日薪的临时工。一家人前天获北方省省长阿克希莱希·雅达夫接见表扬。

原本该是村里之光的两兄弟从省会勒克瑙回到村落里，不料当天晚间住家就遭身分不明人士掷石攻击。地方执法当局知情后，立刻派出6名员警保护这个家庭。

他们的父亲沙罗吉说，从他父亲那一代、他自己、再到下一代已忍受部分村民歧视多年。尽管如此，对于因儿子考上IIT而遭邻居攻击，他仍感难以置信，“得到几乎全村喝彩，我们在自己村子里却感不安”。

印度独立后在法律及一切政府作为中，严禁种姓不平等。但社会各角落的种姓阶级观念牢固依旧，影响和制约社会进步。种姓制度仍是印度现代化的一大阻力。IIT则被视为印度社会和经济流动最重要途径之一。

……

这个事件，就发生在2015年，也只有当他们牵涉到了印度理工学院，才能获得新闻的关注，所以不难想象，在那些我们和印度主流都看不到的角落，种姓制度的余孽仍然根深蒂固。至今，仍有那么一些“贱民”，在部落中担任着清扫工作，他们在烈日下佝偻着背脊，挥舞着短短的扫帚沉默地劳作，每当有行人经过时，他们就会侧身闪过，避免让行人触碰到他们的影子……

至于那两兄弟，好在有了媒体的关注、政府的介入，才得以免缴IIT入学金并获得奖学金，随后，又有议员和社会人士向他们捐款。印度政府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起大事件，也是政府的“杰作”，却着实让我哭笑不得了。

二

IITGN的新校园在新学期迫不及待地投入了使用，然而仅限于部分教室，教师公寓并未竣工，于是，我依旧住在钱德凯达的老校园背面，上课却要去到甘地讷格尔的帕拉吉。校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在两个校园之间开设了校园班车，每小时一班。赶车不算麻烦，但是算上等车和通勤，一来一往却要两个小时，我在印度的第三学期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

2015年的8月25日是一个星期二，临近月底，我的沃达丰（Vodafone）手机卡5GB的流量也用完了，于是我就在官网上订购了价值500卢比的2GB流量包。按照惯例，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账，然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我的卡依旧没有流量可用，我权当这是印度惯常的拖沓风格，也没太在意。

第二天，手机还是无法上网，我的耐心逐渐消磨至尽，于是打算上午去位于老校园街对面的沃达丰营业厅要一个说法。

印度人比较闲懒，很多店铺上午十点过才开张，我来到街上已经是十一点半，却看到所有的店铺仍然大门紧锁，街上空荡荡的。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街边有几个小青年一边高呼着什么，一边向汽车扔小石头。于是我第一个反应是：今天该不会又是什么节日吧，这风俗也太奇怪了。

当天下午我有一堂课，因此必须确定是否是节假日，于是我打电话问一位同事：今天是什么节日？是不是又放假了？

同事没回答，只是问：“郭，你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一节课？”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同事说：“今天的课取消，你立刻发一封邮件给全班同学，告诉他们你不会去新校园，让他们自习，他们都会理解。”

“没问题。”我还是好奇，“那么，今天到底是什么节日？我看见街上有人扔小石头玩呢。”

同事却大惊失色，问：“你怎么敢去街上？快回家去。”

“怎么了？”

“你没看新闻吗？古吉拉特邦，暴乱了！”

又一辆公共汽车开过，遭到了同样的对待。我再看那些小青年时，才意识到，他们的呼喊，不是喜庆，而是抗议；他们的投掷，不是风俗，而是袭击。

此刻，他们正离我不到五十米，我在瞬间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撤回校园，来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也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好些同事没来上班。幸好我们的校园网还可以使用，我立刻登录邮箱，收到了大量未读邮件，汇报着事件的最新进展。

“同事们，宵禁已经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马赫萨纳、维斯讷格尔等地实施，帕蒂尔（Patel）的领导人哈迪克（Hardik）已经在周二号召罢工运动。请大家不要离开校园。许多公交车已经被烧毁。”

“最新消息，新CG路上仍有人在投掷石头，请大家务必小心！”这条“新CG路”便是我刚刚停留的街道。

“目前，在某些城市，军队已经开入，维持治安，包括钱德凯达！”

……

接着，我登录印度时报网站，古吉拉特邦的暴乱俨然登上了头版头条，滚动着的照片中，有的人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有的公交车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骨架，还有一座政府的建筑物被没在熊熊烈火中。

我曾经多少次在新闻上看到外国的各种动乱，觉得它们如此遥远，今天，它们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

IITGN又有领导打电话给我：“听说你还在校园里，你要回去的话，请随时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校车。”

我的家翻墙而过就可以到达，坐车走大路反而危险，我告诉他我不需要，心里泛起了一股暖流。

此刻，我最担心的并不是校园的安全，而是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可收拾，然后，祖国撤侨，那么，一切就在毫无准备中结束了。

我期盼着风波赶快过去，便点击一条一条新闻想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原来，古吉拉特邦政府为了向种姓制度宣战，特意照顾底层种姓者，在政府部门和大学这些“金饭碗”中为低种姓的印度人保留了许多职位。谁都知道，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进入体制内工作无疑是鲤鱼跳龙门的一次华丽转身。于是，这一举措引起了诸多高种姓印度人的示威，其中有一个帕特尔种姓示威最为激烈，他们在艾哈迈达巴德集会，号召罢工，要求邦政府将他们列入“其他落后阶级”，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一个年仅21岁的青年，名叫哈迪克·帕特尔，召集了这次聚会，却被警方拘留。

警方这一举动严重刺激了示威人群，接下来整个古吉拉特邦各大城市共计五十万示威人群走上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烧毁公共汽车、警车，破坏公共设施，抢劫商店，攻击古吉拉特邦的部长、议员住宅，而警方则向示威人群开枪，导致十人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从头一天开始，我的手机就不能再上网，因为当地政府为了控制集会和传播谣言，已将整个古吉拉特邦的手机网络全部切断。

随后数日，中国国内媒体也对该事件作了报道，标题很有意思——《印度莫迪总理老家50万高种姓者骚乱致上百人伤亡军警镇压》。

暴乱的高峰期持续了三四天，社会各界奔走呼吁，无疑是那些陈词滥调：“冷静！冷静！再冷静！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有对话和协商才能带领印度前进。”最终，你来我往，大家都累了，在双方的对话中，暴乱逐渐平息。我也庆幸不用“享受”撤侨的待遇了。

有趣的是，这天之后，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21岁青年哈迪克，一战成名，成为了印度街头巷尾的谈资。在教师餐厅，我碰到了几个正在乐呵呵地谈论事件的同事，有人说：“哈迪克这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有此胆量，将来肯定是个大人物。”

是的，他是向种姓制度不平等开战的又一名英雄，却如此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从来只有低种姓向高种姓的压迫进行宣战，这次轮到高种姓人争风吃醋，要求享受低种姓待遇，堪称百年难遇。印度政府的矫枉过正导致了这一次国际奇观，也让我们着实大开了一把眼界。

为了近距离观赏这一奇观，我也算交足了门票钱，因为，沃达丰认为游行示威导致的断网属于“不可抗力”，不退我钱。我那购买2GB流量的500卢比，被哈迪克那小子一声吆喝，就这么打水漂了。

冷山

一

米兰到昌迪加尔工作以后，和我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按照约定，我将在半期考试以后的间歇期前去拜访。昌迪加尔在印度北方，附近还有两个城市有旅行价值，一个是西姆拉（Shimla），一个是达兰萨拉（Dharamshala）。

米兰答应和我一同前往，然而身为职场人士的他，无法和我享受同样的校园假日，以印度的交通效率，又不可能在一个周末行完全程，好在印度节假日多，9月25日是古尔邦节，10月2日是甘地诞辰日，刚好与两个周末各凑成三天假期。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两个周末分别前往西姆拉、达兰萨拉。

我在邮件中建议，我们先去达兰萨拉，后去西姆拉，先难后易。米兰却说，10月2日在达兰萨拉会举办一场板球比赛——印度对南非，他和几个同事都要前往现场观赛，因此希望我把顺序调换一下，并邀请我共赴板球比赛现场。

板球，是印度第一大体育运动，我在印度可以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电视上很多广告都是以板球为题材，或由板球巨星代言，校园内、街道上、乡村间，无数青少年挥舞着球拍，把飞来的球击向四面八方，贫富不论、风雨无阻。板球，是印度人的生命，正如棒球之于日本，足球之于巴西。

我从未设想过会在印度的两年内有机会亲临印度的板球比赛现场，当即表示同意，米兰便二话不说，帮我订购了一张门票。

我回复说：“作为外国人，在印度要自己计划旅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能帮我设计这次旅程，我非常感谢。”

米兰回复：“先生，我们当然会全力帮助。你听说过‘Atithi devo bhava’吗？这是一个梵语句子，意思是‘印度人像对待神一样对待客人’。”

我心里一热乎：“我没听说过，不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时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印度陌生人之间的友善。”这种友善根植于大多数印度人的内心，当尼廷还是陌生人的时候，他就送我书包，帮我搞兄弟的数据卡。

有一次，我们的校车在开往新校园的途中，偶遇一家人正在举办婚礼，司机停车下去祝贺，而婚礼的主人给我们车上的所有人人手送了一个冰淇淋。

有一次，一个成年人骑摩托车不慎摔倒在地上，只见半径二十米内的印度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扶人、扶车。

在旁遮普邦，我乘出租车没有零钱，结账时朝车窗外一声求助，七八个锡克少年立刻过来帮我拼凑了1000卢比的零钱，对着出租车比划剪刀手自拍。

还有那次，我们夜晚敲错了女主人的门，得到的却是微笑。

……

这样的事情，之后还会一次又一次发生。

我回复米兰：“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有一天你到中国作客，我们也会如此对你。”

邮件发送完毕，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二

艾哈迈达巴德没有直达昌迪加尔的飞机，却在24日晚有一列直达的火车，于是我订了火车票。不过按照惯例，严重晚点了。

米兰早早在火车站等候，从下午三点半就不住地跟我发短信：“先生，我们订好了晚上七点钟发往西姆拉的三张汽车票，还有一个同事会随我们一同旅行。”却只见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原定25日下午4:20到站，看看地图，也靠近昌迪加尔了，便想，纵然晚点，也不至于晚三个小时，估算着说没问题。哪知，就在昌迪加尔的城郊，火车干脆停下不走了，此地离昌迪加尔火车站只有十五公里，时间大约为六点。

印度乘客很有耐心地下车去溜达，我等了二十来分钟也下车，只见火车头有个红色的信号灯亮着，有人解释：“当灯变成绿色，就可以走了，至于什么时候变色，没人知道。”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在火车上上上下下，如坐针毡。那灯就是不绿，终于，我忍不住，提起行李，向反方向走去。

好心人叫住我：“你去哪？”

我说：“我得去找一个突突车载我去火车站，有朋友等我很久了。”

他劝我千万不要出去，这一带很难找到突突车。

时针指向七点，米兰买的三张车票就此作废，我们的火车头灯，也准时在七点变成了绿色。

重上旅程，米兰发短信安慰我：“没关系，这就是印度。”

当我在火车站见到米兰时，已经是晚上八点过，离原定计划时间整整晚点四个小时。我问：“你还有个朋友呢？”米兰说：“他等不及，所以七点以后改变了计划，自己去德里玩了，所以就我们两人去西姆拉，先去我家吧。”

的士载着我们在空旷的昌迪加尔畅快地行驶，我顷刻间便喜欢上了这座不一样的印度城市。

昌迪加尔，位于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Haryana）的交界处，为两邦共同的首府，却不属于任何一邦而由中央直辖。

1947年8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独立建国，印度被人为地一分为二。从前的旁遮普邦被拦腰分开，东部归印度，西部属巴基斯坦，而分治前的旁遮普首府拉合尔被划到了巴基斯坦的版图内，印度的旁遮普邦就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首府所在地——这也正是两国旁遮普边界降旗仪式的大背景。

我上次去的阿姆利则太老旧，不适合改建为首府，别的城市更难担此大任，很多城镇甚至没有学校和医院，加上难民数量激增，亟需安置，尼赫鲁便在新德里以北240公里处划拨了一块114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建新首府。“昌迪加尔”就是此地村庄的名字，意为“力量之神的碉堡”。

旁边的哈里亚纳邦眼红了，希望把昌迪加尔划入领地作为自己的首府。两邦争执不下，故此印度政府决定将昌迪加尔划为联邦属地，不属任何一个邦，但又同时作为两个邦的首府。加上中央政府在此还有一套班子，这个城市三个政府同驻一地，在印度也算是独一无二了。

没有了历史的羁绊，新兴的城市建设可以更加面向未来。1951年，一个法国设计师负责了昌迪加尔的规划设计，他把昌迪加尔的城区划成了纵横规则的豆腐干格局，且全部用数字标为1区、2区……如今我体验到的昌迪加尔，平整而干净，无论汽车行驶到哪个地段，即使是城中心，两侧也绿树成荫，丝毫没有拥挤的人流和动物。我感觉自己一直行驶在树林中，一度好奇，建筑物都到哪里去了？其实它们都隐现于绿化带的后面，宽广而稀疏。

这样的城市规划与印度其他杂乱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两极，由于大受好评，这一模式又复制到了古吉拉特邦的首府——新兴的甘地讷格尔。

米兰并不住在昌迪加尔，而是西侧紧邻的一个叫做潘切库拉（Panchkula）的地区。有趣的是，虽然人人都用“昌迪加尔”来同时指代主城区和潘切库拉，然而昌迪加尔是直辖市，潘切库拉却属于哈里亚纳邦，所以米兰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在两个邦之间穿梭。”

米兰的住处是一个两层的独栋房屋，一楼主人自住，二楼租给米兰和两个同事。他们三人中，两人来自IIT甘地分校，一人来自IIT曼迪分校。甘地分校的另外那个男生，也是选修我汉语课的学生，可惜当天是古尔邦节，那两位都已外出。

由于错过了七点的汽车，我们吃过晚饭，米兰便在网上重新搜索汽车信息。我再次确信，印度人实在喜欢在夜间旅行——夜间的班车依然没有减少的趋势。我们预订了凌晨三点沃尔沃客运公司的车，价格是普通车的三倍。

然而，事实也再次证明，印度的不靠谱，连本国的精英青年也招架不住。我们睡眼惺忪地半夜两点钟爬起来，打的士赶往车站，却发现整个车站除了普通车，根本没有找到半个沃尔沃。米兰问了很多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乱指了一些方向让我们白跑路。直到三点半，我们找遍了车站内外，连沃尔沃的影子都没看见……

终于放弃了寻找，性情温和的米兰也无奈地说：“他们这是忽悠人。”于是我们只好搭上了普通车，在三度掏钱之后，终于踏上了前往西姆拉的旅途。

西姆拉是喜马偕尔邦（Himachal）的首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喜马拉雅山扯上了亲戚。它离昌迪加尔只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两个城市却宛如两个纪元。昌迪加尔一马平川，可仅仅在车出发半小时后，我们就上了盘山公路，渐渐坐不稳了。越往后，盘得越厉害，本来还能勉强睡睡的，也被晃得直恨旁边坐的不是美女。

摇摆之间，我心里隐隐约约悟到了什么，突然兴奋不已地摇晃着旁边半睡的米兰：“米兰，快醒醒，我觉得我们似乎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壮举。”

按照大陆漂移学说的理论，古老的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是分开的，四千万到五千万年前，当印度板块撞向亚欧板块的时候，这个地区被整体向上推挤，形成了世界屋脊——以喜马拉雅山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原来的印度板块成了亚洲的一部分，陆地部分叫做印度次大陆。这个撞击的效果如此鲜明，以至于从地形图上一眼就能看出一条由海拔落差绘出的弧线。

“所以，半个小时以前，我还在印度板块，而现在正在进入亚欧板块。”

米兰的知识结构让他足以明白我的意思：“我也有种感觉，我正在离开我们的文明。”

我端详着车上的乘客，那里面有好些西藏人的面孔，也进一步显示出我们正处在两个文明的交界处。

天渐渐明亮，喜马偕尔的美景尽收眼底，车行到一个转弯处，视线正好，此刻，蓝色星球正通过自转把她的屋脊推往向阳面，几十亿年从未叛离。从我们渺小的角度看，那是红色的日出从天边升起，脚下的山谷被云海所覆盖，一动一静，映照出黎明时分的云蒸霞蔚，让人心旷神怡。

越来越靠近西姆拉，层峦叠嶂的山峦间，房子的数量多了起来，样式也更加具备维多利亚风格，彰显出浓郁的英伦情调。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从山坡上往下看，房子，房子，还是房子，五彩斑斓，宛如积木。房子的间隔处，层林苍翠，曲径蜿蜒，犹如一颗细腻的绿宝石洒落人间。

这别样的印度，连空气也觉得陌生起来，我的鼻子再也呼吸不到污浊的颗粒，我的身体再也不用随时在“桑拿房”中汗蒸，甚至在下车的那一刻，有人穿起了羽绒服，米兰也有备而来，而我已经如堕冰窟。

我们迫不及待地投靠了酒店，只想着一睡方休。

三

西姆拉，喜马偕尔邦首府，虽有首府之名，然地理位置闭塞，常住人口只有十万人。由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早在英国统治时期，就成为英国的夏都。印度独立之后，成为单纯的旅游、避暑胜地，于是在常住人口之外，它还是典型的候鸟式生活方式的首选，每年夏季游客的到来会使固定人口增加一万，到了冬季，外地人作鸟兽散，人口又急剧下降。至于短期游客更是蜂拥而至，光是昌迪加尔到西姆拉的公共汽车，平均每半小时到一小时就有一班，价格只要180卢比，就像市内公交。

和印度很多地方不同，这里的女性，似乎更加外向，有一次我和米兰漫步在街头，一群年轻人从后方超过了我们，一个穿牛仔服的女生回头朝我用印地语大声嚷嚷着什么。米兰冲我笑，翻译给我听：“她问你是不是来自西藏？”我朝着她说不是，他身边的男男女女一边向我道歉，一边拉她走。她不依不饶又用英语嚷嚷道：“那是不是来自中国？”

我无奈地耸耸肩，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她已经被拉走了。米兰说：“她是不是喝醉了？”

我说：“你们印度人，都不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米兰说：“是有不少人搞不清楚。我小时候也不懂，现在我当然知道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文化意义上，两者还是不同的。”

我想起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条约》，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英属印度和西藏地方政府三方就在此地讨论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以及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划分。一群西方佬自作主张地搞了一个非法条约，一百年以后还在坑害我们两国的关系。

令我欣慰的是，在一个山顶上，有一些商家正在打“中国”这张牌谋利，在山顶的悬崖边上摆放了好几副望远镜，商家吆喝着：“中国边界、中国边界，10卢比看一次。”

很多印度游客买单前往，甚至一家子轮流凑着望远镜观看。此时离最近的两国边界，只有335公里，通过望远镜，中国西藏的群山可以一览无遗。米兰说：“你家快到了，不去看看？”

我何尝不想看看，但今天不忍登高望远，只是恐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我摆摆手，故作轻松地说：“感谢这个老板没喊‘西藏边界、西藏边界’。”

总体上，我很享受西姆拉带给我的云淡风轻，骑了马，骑了牦牛，参观了苹果园，便也没有什么繁琐的议题让人思考，只管让这天成谐趣陶冶人心。然而，一切就那么巧，就在我们逗留的短短两天，西姆拉变天了。

2015年9月26日，就在我们抵达西姆拉的当天，喜马偕尔邦前任行政长官威尔巴德拉·辛哈（Virbhadra·Singh），被中央联邦调查局（CBI）突袭调查，并被发现6100万卢比来源不明。

在印度，由于各邦相对独立，一个邦的法律地位比中国一个省更高一些，邦首席行政长官落马，其影响力不亚于省委书记、省长落马，加上印度的媒体更加自由、热闹，又在事发当地，一时间，西姆拉满城尽是CBI。

餐馆里聚满了食客和凑热闹的人，观看着电视台滚动播报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谈笑间，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我们也加入了“粪土万户侯”的行列，米兰饶有兴趣地说：“贪官太招人痛恨，有些有表演天赋的印度人，常常假扮成CBI去调查他们。他们有些搞不清楚，就这么被老百姓查了个底，然后再报给真CBI。这家伙多半也是这么中招的。”

我说：“我真不明白，他有这么高的地位，有本来就丰富的收入，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定居，又有完美的家庭，生活已经是天堂，还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一念之间，啥都没了，八十多岁了，真是晚节不保。”

在这两大板块的交界处，所有的贪得无厌，带着腐败的原罪，让人类显得更加渺小和虚妄。不过在这文明和原罪的角力之间，所有的国家，倒是不分信仰，不分种族，跨越了语言，跨越了国界，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米兰的梦想

一

又回到了昌迪加尔。

天上人间再次转换，我在西姆拉购买的手工羊毛衫，在仅仅服役一天半之后，被束之高阁。

米兰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则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寄宿在米兰的家里，每天订购他们叫做“tiffin”的盒饭度日，一顿只要50卢比，可谓价廉物美。每逢午饭后，有一个女佣便会来做清洁，这女子癯瘦而黝黑，看起来不到20岁，穿一件紫红色的莎丽，用硕大的耳环、手链、脚链装饰自己，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米兰把钥匙藏在院落门口一个隐蔽的角落，女佣可以自取进入。她应该已经习惯了白天上班族空荡的房屋，所以当她第一次开门进来看到我的时候，愣得不轻，不知道该不该进屋。

我示意她进入，她几乎没有表情，然后小心翼翼地拾掇着一个个房间，和我家那些蓝领清洁工如出一辙地沉寂。令我想不到的是，她打扫完毕，还会去厨房清洁餐具，有一次，还把三人堆放的换洗衣服用洗衣机清洗，然后坐在沙发上等候自动洗衣机工作完毕，好拿去晾晒。在等待的间隙，我很想同她聊聊，可是毫无疑问这个阶层的人无法使用英语，我们只能各自不相干扰。

米兰晚上七点左右会准时到家，他的日子非常规律，每天两点一线。到昌迪加尔已经三个多月，他却从来没有去逛过昌迪加尔的市区，甚至没有去过北边著名的岩石花园（The Rock Ganden）。

我倒是利用这个机会去饱览了昌迪加尔，我在那些数字标记的豆腐干街区间穿梭，一个数字到另一个数字，只要认准了一个方向，怎么也不会迷路。

白天的昌迪加尔是有些许压抑的，这种压抑来源于城市规划的非印度化。习惯了印度的无序以后，来到这现代化的城市，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了。比如每个十字路口都有红绿灯，有交警严格地指挥着交通，连印度的司机们也变得规矩了。我们行人则需要明辨交通规则，有时候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车同时停下，真不知该行还是该停。干净的环境也从心理上改变了人性，乱扔垃圾的人少了，吸烟的少了，小商贩没了，一眼看去，他们每一个毛孔都变得精致起来。最让人压抑的是，由于街道过于空旷，往往一条笔直的大道上竟阒无一人，周遭安安静静，却可以在许多社区门口看到持枪的门卫，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看着我这个异族，看得我连呼吸都得放缓了。

昌迪加尔似乎铁了心要和印度的过去划清界限，它面向未来而建的理念，在北面的岩石花园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昌迪加尔岩石花园，又称“垃圾公园”，是该市最著名的景点。这里没有奇花异草更没有飞禽走兽，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一睹芳容。在这座占地十公顷大小的公园内，城市废料通通被改建成了艺术佳作，变废为宝。

公园内既有用电插头做成的墙壁和拱门，也有用煤渣堆积的假山，黑墙和山水把花园分割成了迷宫，我们往往埋头穿过一个矮拱门，一抬头又是一番新洞天。越往深了走，越令人啧啧称奇，一个又一个两米高的平台上，如兵马俑般摆放着一个个雕塑方阵，有武士、有舞女、有动物，这些雕塑搔首弄姿、千姿百态，竟然全部用瓷砖片、酒瓶盖堆砌而成，富含艺术的铺张奢华却又闪耀着节能环保的智慧。

这种智慧的背后有一个人的名字：尼克·昌德（Nek Chand），他原本是一个公务员，某天却突发奇想要用垃圾铸造雕像，于是花了很多时间搜集原料，在城市周边的森林里建了一个小木屋，存放这些雕塑。1972年昌迪加尔政府扩建城区，发现了他的“秘密”，起初，木屋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好在当地政府得知真相后，不仅将木屋保护起来，而且还资助昌德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至今这样的雕塑，已经有五千多个。

是昌迪加尔成就了尼克，更是尼克成就了昌迪加尔。如今的昌迪加尔，每一寸土地都将环保、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植入人心，所以每当人们提到昌迪加尔，脑海中浮现不出古堡，也不会有神庙，却总会联想到未来，实在是印度的骄傲。

二

晚上的时间属于我和米兰的互动，几天下来，我们已经无话不谈。我对西姆拉和昌迪加尔都颇有好感，作了一个假设：“如果我不得不在印度选择一个城市定居，我不会选择德里孟买，更不会选择古吉拉特邦。如果我老了，我会定居在西姆拉，喜马拉雅山的微风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和生命的归宿；如果我尚且年轻，那我更倾向于昌迪加尔，年轻人应该奋斗，规整的城市软硬件能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平台，却又不会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通病。”

我为米兰在这样的城市安居乐业感到高兴：“有没有计划，几年以后就在昌迪加尔置业定居了？”

“我们印度人，更喜欢一大家子一起生活。”米兰说，“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我的家在北方邦的陆克瑙，很多亲戚又在德里，至今我的两个兄妹还和父母居住在一起，除非像我这样有特别好的工作机会，否则不会轻易离开父母。我在这里的生活过于单调乏味，虽然没有多少公司可以给应届毕业生开七万卢比的月薪，但钱不是唯一，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家人，没有女朋友，昌迪加尔对我来说就是一座空城而已。我常常想念IITGN的校园生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却天天都觉得生活充满了乐趣。为什么我们工作了，有钱了，反而越来越无趣了？”

“大学时光确实是最美好的，我们中国也一样。可是有宗教信仰的你们，也会空虚吗？你信神吗？”

米兰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把自己也难倒了，想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说我完全不信印度教，可是你看我们的房间，没有一个神灵的雕像或是壁画。我的家人非常虔诚，他们每天都会祈祷，可是我从来没有祈祷过。印度人非常迷信，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要拜神，可我觉得那些都是扯淡（bullshit）。比起神，我更相信科学和逻辑，因为人只有通过双手才能改变生活。”

“你说神都是扯淡，可是你却吃素，却坚持着种姓制度。”

“吃素是因为我同情动物的生命，至于种姓制度……”米兰说，“不瞒你说，先生，我至今还想念着莉祖，她漂亮、虔诚，而且心特别细，谁和她相处都会喜欢她，如果她也能和我一起奋斗，该有多好。可是我明明知道种姓制度不对，却总是过不去我心里这个坎，更过不了父母那关。最后，我总是想，这个国家，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也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我是这个国家最先进的一批人，如果我们都不奋斗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米兰的话语坚定有力，我顺着话题问：“那你觉得印度有哪些问题最需要解决？”

“贫困、愚昧和种姓制度。你看到那个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孩了吗？你知道她的报酬是多少吗？”

“不知道。”

“一家人只要支付她500卢比，她一个月就会来打扫二十四五天，再支付500卢比，她就会连洗碗和洗衣服一起承包。1000卢比，先生，相当于100人民币，她就会为你干一个月脏活。”

我心里一凉：“在中国，打扫一次也差不多100块钱，如果要按月请佣人，恐怕主人自己的工资都不够。我看到她的样子，虽然有点脏，但其实五官非常漂亮，本来应该在校园里读书，有众多的男生追捧着她。”

“是的，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她最多也就同时能帮四五家干活，她的衣食住行标准，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低层面，可是她连印地语也说不标准，你说，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而且毫无疑问，她是个低种姓者。”

“我听说政府对低种姓者有帮扶政策，上个月我们古吉拉特邦暴乱就是因为这个。”

“是的，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清除种姓制度的危害，我也成了受害者。”米兰无奈地笑笑，“你知道IITGN的学费吗？不统一，按种姓收的。我是高种姓者，学费一年十万卢比，可那些最低种姓的学生，大概只有我的五分之一，这也不公平啊！现在有些低种姓者通过经商，也富裕起来了，高种姓者也有穷的，所以我觉得按照收入，而不按种姓来划分学费，更加合理。关键是，不管政府怎么照顾他们，最终占据这个社会主导地位的，往往还是高种姓。

“印度人的宗教观念太强，导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坚持着种姓制度，种姓制度造成了资源的不公，又和宗教同时起作用，造成了群体的愚昧，愚昧造成了经济上的贫困，贫困使得他们更加沉迷于宗教，又巩固了种姓制度，然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怎么解决吗？我认为只有革命，像中国那样，建立现代国家体系以后，又搞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把男女不平等、民族不团结、军阀割据、愚昧腐朽、封建迷信，全部消灭。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能接受战争，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改良，最重要的途径是改良教育，这个道路还非常漫长。”

“所以呢？你有什么打算？”米兰的知识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理科生，我对他的回答充满了期待。

“这个问题问得好。”米兰几乎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我早就想好了，在这个公司干一年，凑够了本钱，我就要辞职，然后全力备考印度的公务员考试，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分三种：IAS（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IPS（Indian Police Service）和IFS（Indian Forest Service）……”

这一连串专业术语听得我云里雾里，连忙叫他打住，他说：“简单说，第二种是警察类，第三种是环保类，我都不想考，我想考的是第一类。这一类有足够的机会代表印度外派到外国处理国际事务，比如使领馆什么的，我想在30岁以前，走遍主要国家，包括中国，积累丰富的见识，回国后，我想考IIM（印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如果说IIT是印度理工类的最高学府，那么IIM就是文科类的最高学府，这样我就全面发展了。”

“你觉得这一切，你能实现吗？”

米兰自信地说：“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数学，喜欢数学的人，头脑很灵活，逻辑性特别强，所以我总是比别人容易成功。IIT是非常难考的大学，许多学生努力好多年都考不上，可是我那年，每天只复习一个小时，其他时候照样打板球、打篮球，也考上了。印度公务员考试虽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我想花一年准备，我肯定没问题。”

这倒是实话，考上IIT的学生，也分优秀的和混日子的，这样的分化在全球再顶级的大学也会出现，而米兰两学期的中文课都是A，远高于平均水平。至于那极少数得A+的，是和他同样聪明但更加投入的学生。

“事业规划得真好，爱情呢？你会选择一条更加符合国情的道路，找个同种姓的女人结婚吗？”我开始八卦起来。

米兰腼腆地笑笑，不置可否地回答：“让我们把答案交给将来吧。”

“什么意思？”

米兰去了趟卫生间，然后推开阳台门，步入夜色中，我也跟了过去。二楼的平台很宽敞，从这儿看去昌迪加尔确实很美，树林、别墅在妩媚的灯光中星罗棋布，延伸到黑夜的尽头。

“如果将来碰不到真心喜欢的，那我就和印度结婚了。”米兰一边说，一边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他伸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垂直贯穿掌心，像是多了一条掌纹。我还想继续八卦八卦这伤疤的事，以及他要和印度结婚是什么意思，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所有问题都消停了。

“先生，如果有一天，我当上了印度的总理，你可不要奇怪哦！”

我惊讶地看着这个刚过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尚显稚嫩的脸上，是一双有穿透力的眼睛，自顾自地望着远方的黑暗。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无以言状的铿锵，如同此刻夜幕中最明亮的那颗一等星，孤寂而倔强。

他接着说：“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印度，她承受了太多苦难，我们的努力，只想让十二亿印度人过上体面的日子。如果我成为了总理，我一定会把那个陈腐的印度亲手埋葬，让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原来你早就想好了！”我由衷地说，“不过，如果未来的一国总理曾经是我的学生，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体验，你一定要加油啊！”

“只是在印度，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应该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而应该把他所有的精力献给祖国，比如现任总理莫迪，就是一辈子单身。”

“这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了，中国人的观念中，领导人有一个完美的大家庭，会更显得成熟和有威望。”我想了想问，“那么，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你会怎样对待中国？”

米兰毫无瑕疵地回答：“那我们会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做朋友。”

答得真让人舒服，想想我最开始的问题，自己活拧巴了，竟然把你也当成了在昌迪加尔有房有车过小中产日子的流俗之人。

你已经有了美丽的光环，道路又异常清晰，一定会走得很远很远。虽然前方一定会荆棘密布、断崖丛生，但是信念也一定会驱散所有的乌云，指引你走向你梦想的彼岸。

祝这一天早日到来吧。

喜马拉雅的浪子

一

世界上最有市场的运动是什么？人人都知道：足球。但世界上市场第二大的运动呢？答案可能众说纷纭，但正确答案是：板球。足球在全球有33～35亿球迷，板球球迷数量则有20亿～30亿，仅次于足球，光印度一个国家就有不下十亿板球球迷。板球世界杯也是仅次于足球世界杯、奥运会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赛事，与橄榄球世界杯齐名。

当我们初次看到以上数据，会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这样大的市场规模，我们怎么会毫无感觉？确实，在中国，板球球迷有多少不是一个问题，板球是个什么东西才是主要问题。中国板协2004年加入了亚洲板联和国际板球理事会，在它们的推动和支持下，十多年过去也有了一点点球场和球队，算是初见成效，然而在印度这个“板球博士生”面前，还只能算幼儿园水平。

我带着猎奇、谦逊、佩服，还有些许羡慕嫉妒的复杂心情，踏上了瞻仰“博士生”的道路。

第二个周末，按照计划，我们将于10月2日凌晨前往达兰萨拉观看印度对南非的板球比赛，除了米兰和我，还有三个同事也一起前往，所以我们选择了包车。

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因为在同一天，我可以感受到多重主题：甘地诞辰日、中国国庆节、板球，还有，我的同胞。

然而我的旅行似乎注定了不会有哪怕一次的顺利，商务车刚开出昌迪加尔市区，还没进入亚欧板块就熄火了。出师不利，大家索性下车，此刻，天际正准备翻开它的鱼肚白。

四个理工大学生和司机打开车盖检查了好一阵子，排除了一种又一种原因，最后得出了结论：蓄电池坏了。司机给公司打电话，请人来更换，我们无奈地在旁边消磨着时间。我想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准备为“印度制造”的不济增添一个案例，一看是丰田，释怀了。

一个小时后，鱼肚白变成了虾背黄，电池终于更换完毕，我们重新上路。

达兰萨拉比西姆拉远得多，五个多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一匹巍峨的大山，它高耸入云，其高度和光秃秃的土黄色与其他苍翠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号称“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部分，我知道在那匹大山下，有我们民族割舍不掉的期盼。

从看到那大山到我们正式进入达兰萨拉，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今天这里球迷云集，所以交通管制特别严格，当我们绕来绕去找到停车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而且又一度远离了城区。

球赛晚上七点才开始，我很想先进入城区，然而停车场离球场更近，那四位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刻赶赴球场。客随主便，我们草草吃过午饭，随着人流往球场所在的那个山顶前进。

一路上，只看到无数的球迷蹲坐在山路的两侧等候，他们有的手持印度国旗，有的头上缠着绿白橙三色的头带，有的用颜料把绿白橙三色画在脸上。队伍蜿蜒了数公里，米兰不无得意地说：“看到我们印度人对于板球有多疯狂了吧。”

我们排在一字长蛇阵中，接受了一层又一层严格的安检，严格到一个硬币也不能带入，就连携带国旗的爱国行为，也要在没收旗杆以后才能表达。

球场很俊俏，碧绿的草坪在喜马拉雅山麓的映衬下独自盎然，蓝色星球正转动着让这一块屋脊渐渐离开阳光的普照。云层依旧在，只是变成了金灿灿的晚霞，那土黄色的山峰也像镶上了一层金粉，球场四周的聚光灯应着光景上演着华灯初上，汇聚到球场的正中央。

双方球员出场，观众的情绪瞬即被引爆。

和足球进球难不同，每当印度球员击出一次四分球或六分球，全场的观众就振臂高呼，欢庆频率比足球高出十倍有余。在那样的氛围下，我这样的外国人也不得不被感染。每逢华丽的抛物线一次次地飞向观众，那便是最沸腾的六分时刻。而当有球员状态不佳时，只听见他们一起高喊着“多尼、多尼”，这是他们队长的名字Dhoni。

多尼终于登场，连续击出三个六分球，一向稳重的米兰也忍不住起身开始了跳舞。夸张的观众中，已经有男士脱下了上衣，光着膀子开始了庆祝。

如果还不明白这样的场面意味着什么，那么下面的数据则更让人难忘：印度板球超级联赛正式球员的平均年薪已超过250万美元，队长多尼的年薪是3100万美元！这个星球上知名的运动员中，同时期的篮球巨星科比年薪2500万美元，足球巨星梅西为2280万美元，而且别忘了印度人均GDP只有这些发达国家的零头。

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在乡村，不管在IIT还是在贫民窟，总能看到，他们都把手中的那根球棒视为生命，至于重大的比赛日，更是会引得万人空巷。因为板球已经远远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对印度人来说，它是超越所有语言的世俗信仰，象征着幸福、奋斗和大国崛起。和瑜伽一样，它昭示着印度从来没有失去过站在世界之巅的梦想，他们将唤醒一头更加强壮勇猛的巨象迈向21世纪。

龙象之争必然会成为这个世纪一大主题，我们不能说中国一定得把板球发展成这样，但是中国体育的崛起应该是全方位的。小球自不必说，足球有广州恒大，篮球有姚明，网球有李娜，这些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我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名片，但是在这项世界第二大运动中，还几乎是空白一片。在愈演愈烈的亚洲世纪，我们最好不要过于缺席。

二

稍显遗憾的是，当晚他们虽然在主场作战，又恰逢甘地诞辰日，但最终还是以微弱的劣势败北于南非队。

米兰一干人走出球场的时候有些垂头丧气，时间已过十点半，数万球迷汇成的人流，推动着疲困的我们在达兰萨拉郊外的夜色里如奔流中的舴艋顺势而动，只祈祷不要掉进漩涡。我们紧紧盯住彼此，怕一个不小心就走散。每到一个分岔口，人流舒缓一些，再分岔，再舒缓，直到十一点半，我们才有了点自己的空间，然后寻思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今晚还有旅馆可住吗？

果不其然，一路上大大小小的酒店旅馆早已满客。看看这几万球迷，有多少早已订好了酒店，这个小小的城镇，哪里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处？

大家都人困马乏，于是有人满不在乎地提议：“反正是包车，今夜就乘车返回昌迪加尔吧。”米兰问我的意见，我急了：“这很可能是我一生唯一一次来达兰萨拉的机会。我不是来看板球的，我明天一定要进城去，哪怕今晚睡地面。”

众人也不是真的舍得离开，于是又叫司机往远处开去继续找住宿，我们越开越远，一家又一家询问，仍然满客。当我们作出睡车上的决定时，司机却说：“我还有个朋友在一个小镇上开旅馆，试试看吧。”

于是直到半夜两点，我们才到达那个镇上。果然，有一家店，还有最后一个房间。“别人都不愿意住，如果你们需要，收费4000卢比一晚。”老板呵欠连天地说。

这明显是趁火打劫，朋友们都很犹豫，我怕他们一个不高兴又唤起了回家的念想，而且街上又停下一辆小车，下来一男一女，明显是来问住宿的，于是我说四千我出，走！

这是我一生中见过最有个性的房间，除了两张床一大一小算是正常，那墙壁、厕所、所有的设施，简直如同待拆的危房。有一哥们受不了，去睡汽车了。剩下四人，那三个印度同事睡大床，我睡小床。

“你见过比这更差劲的房间吗？换作平时，倒给我4000卢比我都不住。”有哥们苦中作乐调侃。

我却说：“没想到今晚我还能睡在床上，已经感到非常非常幸福。”此言几乎没有虚伪，实在太困，我瞬间入睡。

三

印度文化的骨子里面就对以喜马拉雅山为代表的雪域高原充满了原始图腾般的景仰，从四五千万年前两大板块撞击开始，印度地图的最北端便生生出现了高矮拼接后形成的不协调，如同在细腻的皮肤上割开了一道伤口。

高山带来仰止，伤口的地理坐标逐渐内化为印度人的心理坐标——那里一定是世界的中心，那里必须居住着最伟大的神灵。他们把这一信念寄予了最伟大的湿婆。

中国西藏著名的冈仁波齐峰以其冠绝群伦的金字塔造型挑动着世人的心魄，黑白相间在蓝天之下，如同一粒斑驳的琥珀洒落人间。古耆那教、西藏原生的苯教、藏传佛教均把它列为圣山，印度教也加入了这一阵营，梵文中，它被称为“吉罗娑山”，意即“湿婆的天堂”。《罗摩衍那》显示，三千年以前，印度人便认为冈仁波齐峰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湿婆的家。

这么一来，这里一定是信仰杂糅、香客不断的熙攘之地。令人惊叹的是，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圣地之争不同，尽管众多宗教纷纷申明拥有对它“无可争议的主权”，却从不曾听说彼此间大打出手。它承载了各方的信仰，又把非暴力的古老东方智慧牢牢镶嵌在无瑕的雪域世界。

过去印度人朝圣冈仁波齐峰必须要经过中国签证和西藏通行证的重重阻碍，2015年6月22日，中国政府向印度香客开放了边境入口，让他们朝圣冈仁波齐峰的旅途大大简化。这一新闻在中国引不起关注，却让印度舆论一时炸开了锅，网民们在网上少有地一致对中国表达了正面情绪。我则一不小心幸运地代表中国承接了一份感激。

那时正值暑假，我参加G·S·夏玛先生的英语课，每次开课，他都请学生复述头一天的新闻，那天的第一个学生便说“昨日，中国向印度开放Kailesh边境”，当时我并不知道Kailesh这个名词，随即一查，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冈仁波齐峰。

“这是印中友好关系的又一证明。”总结之后G·S·夏玛对我说，“谢谢你，中国人。”

无功不受禄，我表情迷糊不明白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就在之后与尼廷的交往中，有一天他对我说：“郭先生，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卡米妮去中国，先去你的家乡找你，然后你和我们一起去冈仁波齐峰，那里是湿婆的家，也是我从小就一直梦想到达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样的承诺在一生中会不会成行，但我彻底明白了那片雪域高原在他们心目中的圣洁。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但那是他们最崇拜的主神的故乡，确实在中国，西藏由此在印度人心目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达兰萨拉也就此与两国剪不断理还乱了。

达兰萨拉，喜马偕尔邦著名旅游城市，又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主要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我们头一天绕来绕去尚未进入下达兰萨拉。不过我真正想去的，是上达兰萨拉，海拔约1800米，又称为麦罗甘吉，人数只有八千多，离下达兰萨拉还有八公里。外国人把它称为“小拉萨”，因为流亡至此的藏人政权而有了一点知名度。

车终于走不动了，停靠在路边，司机说你们只能步行上去了。我们下车，看见山路上靠山的一侧已经成了停车场。人群肤色出现了有趣的综合：有传统的印度斯坦人，有白种人游客，还有很多喇嘛，身着藏传佛教的袈裟，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地在人群中穿梭。

我一度以为这里应该如同西姆拉一样，凉爽深幽，然而当我步入麦罗甘吉时，发现这里的街道比西姆拉更狭窄，并且由于鱼龙混杂而愈显脏乱，气候也没有丝毫的怡人，本就拥挤杂乱的街头，还被破败的建筑物和矮矮的电杆电线压抑得如同鸟笼。我们走在街上与行人摩肩接踵，米兰说：“真想不到这里居然是旅游城市。”

这里是印度最具有藏族风情的小镇，不方便去中国西藏的外国人到印度就顺便来这里看一看。米兰的同事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那些中国面孔的喇嘛多投射了几眼。喇嘛的数量不少，他们却不是这里的主人，印度政府以五十年为周期把土地租给这些藏人，并以旅游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从此，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寄生阶层，这些藏人不得不穿梭于熙来攘往的肤色之间，在雪域高原的另一边讨着他们的生计。

在一条山路上，我们看到了卖藏族纪念品的一条街——唐卡、佛像、首饰、音像制品应有尽有，但大多质量不高，并且在灰尘的眷顾下与我心目中一尘不染的雪域形成了对比，也丝毫吸引不起米兰和同事们的购买欲望。

比起商品，我更想同那些藏族商贩聊上几句，但或许是受藏传佛教的长期熏陶，这些小贩全然没有其他景区抓住游客努力兜售纪念品的热情，爱买不买的表情同他们简陋的摊铺、老旧的小城演绎着同一节拍的颓废。况且，我也不知道他们还能说出什么语言，汉语？藏语？英语？或者印地语？

终于在一个街角的拐角处有一片稍显宽敞的空地，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正休闲的藏人，他看上去有些岁数也有些文化，我们便坐下来同他聊了起来。尽管有着不同的政见，但他对包括我这个汉人在内的所有人依然非常友善，用带着藏族口音的英语与我们磕磕绊绊地交谈。

“我们对其他民族没有成见，现在身边汉人也不多，倒是成天和印度斯坦人打交道。打交道多了，摩擦也就多，一旦我们和当地印度人起了矛盾，警察都会偏袒印度人，这个我们能感觉到。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讨厌印度斯坦人，佛让我们不要去恨。”

米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达兰萨拉？怎么来的？”

他回忆了一下说：“大概有十一二年了。我们几个朋友带着妻子，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翻越喜马拉雅山，绕道尼泊尔，来到了这里。其实我来这里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那时候在阿坝比较无聊，朋友们都闹着要出去闯一闯，听说这里的钱比较好挣，我也就跟着来了。我们合伙开了一家饭店，生意还行，就是要缴纳两份税，一份给印度政府，一份给流亡政府。不管达兰萨拉还是拉萨、阿坝，对我来就是个地名而已，主要看哪里有生计。”

“那么，你想念你阿坝的家乡吗？”我问。

他叹了口气：“想，非常想。我父母都老了，只有我一个妹妹陪着他们，十多年了，每次和他们打完了电话，都忍不住问自己，我到这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那你打算回家吗？”我问。

他笑笑说：“如果有人十年前这么问我，我会坚决告诉他‘我不会回去’，但现在，真有些动摇了。一是想家，二是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我还没把这事提上日程。我们都知道非法越境过来的，要回去非常困难……两个孩子也在这里，一个7岁，一个4岁，生活稳定了也就不想大动了。不过，我还是留着一个念想，万一有一天能回去了，孩子们不会汉语可不行，所以我也在不时教孩子们学汉语，只不过，好像我自己的汉语也不怎么样了，哈哈。”

笑容让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是开心的，至少表面上不必对外人露出无谓的抱怨，但即便是我这个合法来到印度才一年多的“外国专家”也明白，寄人篱下的身份一定会为生活和事业带来诸多苦涩，我们也只能带着积极的心胸去面对自身作出的选择。

车渐渐驶出了达兰萨拉，深紫色的袈裟也愈发稀疏了。他们本就不属于这片灼热的黄土，更不该在这方大日如来遗忘的角落踽踽独行、浪迹一生。在时间的旷野里，于亘古不化的雪域中霜行草宿，于漫山遍野的牦牛群中喜上眉梢，再于远方的客人献上香醇的青稞酒、洁白的哈达，那才是我在家乡四川最熟稔的圣洁画卷。

圣雄

一

在旅行的那几天，一直不能顺利地用网，10月4日回到家里，打开邮箱一看，未读邮件又堆积成了小山。我对无用的邮件，直接标记成“已读”，只要标题里提到“sir”的，则多半是单独发送给我的，需要留意。我发现了一封这样的邮件，点开一看，发信人是莉祖。

先生，听说你去了昌迪加尔、西姆拉、达兰萨拉。米兰给我发了你们的照片，很有趣，我特别喜欢你们在西姆拉骑牦牛的照片。米兰说你还想来班加罗尔旅游，我真的很高兴能收到你的消息。我已经在Flipkart工作了三个多月，不过对这个城市了解很少，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发现（班加罗尔）。

我随时都在使用这个邮箱，我很希望能随时获悉你的足迹。对了，我现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时候介绍给你认识。

祝你一切顺利。

我迅即被一股暖流所击中，五味杂陈起来。我问到了莉祖的手机号，把它存在手机里，WhatsApp聊天软件随即自动添加了她的信息。我看到了她的签名——“bān jiā luó ěr”，后面跟着一个笑脸，顿时宛如玉杵叩扉，哑然失笑。

我盘算着年底有一个月假期，想到我在印度的时光已过大半，这一次，一口气订了南印度四大城市的机票，依次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泰米尔纳德邦：金奈。除了金奈我只是单纯想去拍几张照以外，其他三个城市都有我想探寻的东西。我去找尼廷帮我订票时，他目瞪口呆地说：“你去过的城市比我们印度人还多了。”

可是这还没完。莉祖告诉我，虽然她在班加罗尔工作，家乡却在中央邦的印多尔（Indore），欢迎我有机会去拜访。本是客套，结果第二天一语成谶，印多尔这座城市不请自来。

第二天，小假期结束，又复课了，下午那趟校车有点挤，我后上去，就到一女同学身边就坐。虽然常常会和学生混坐，但这次有点意外，她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先生，我是选修你汉语的学生，你记得我吗？”

我对她确有一点印象，但这学期那个班有125名学生，我全然没有上学年和米兰那批学生的接触深入，便问：“想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比蒂（Abheeti）。”

“啊，你就是阿比蒂·戈雅（Abheeti·Goyal）？”我吃了一惊，本来应付性质的谈话变得认真了起来。就在前一段时间，IITGN对她进行了宣传：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校机械专业的阿比蒂·戈雅同学，经过选拔，被荷兰顶级大学评选为2016—2017年度“Shell印度博士奖学金（计算机科学研究方面）”获得者。阿比蒂·戈雅将于2016年4月硕士毕业，目前正在HPCLab@IITGN专注于计算机工程方面的研究。

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就要成为无坚不摧的女博士了，我对她表示了祝贺，然后问：“为什么来选修汉语，是因为要毕业了，文科学分不够吗？”她说不是，她之前也在外面上班，公司有和中国的业务往来。

又端详了一下她，穿一身蓝色的连衣裙，个子不高，带黑边框眼镜，脸上比其他女生多出了一些成熟端庄的格调。我们聊了一些旅游方面的话题，我罗列出我去过的和即将去的一大堆城市名字，她突然说：“我也很喜欢旅游，12月24日我哥哥结婚，你要不要来参加？是马哈拉施特拉婚礼。”

一盘算，和四大城市的旅行时间不冲突，便问他们在哪个城市举办。她说：“我家在中央邦的印多尔，婚礼在乌贾因（Ujjain），离印多尔很近，坐车过去一个小时。你可以直接去乌贾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从印多尔出发。”

又是印多尔，那还非去不可了。回去一查，没有直达乌贾因的火车和飞机，于是我告诉她我先去印多尔，顺便拜访她的家庭。

晚上，我再次去找尼廷帮我订了去印多尔的火车票和返程机票，尼廷说：“郭先生，我觉得你是在利用我们印度便宜的交通费用游山玩水！不过我喜欢，帮你买这么多票，信用卡又可以大大套现了。”

二

疯狂的旅途诚然停不下来，其实在这样的平台上，即使不旅行，妙趣横生的精彩也会不期而至，这不，仅仅认识阿比蒂一天后，又一封邮件发到了我的邮箱。

郭先生，

印度—中国青年精英工程师交流会将在10月7日—10月9日在新校园举行，我是协调员普拉纳夫（Pranav），我们诚挚邀请您参会。

我在IITGN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客人后，中国人，终于要来了。

2015年10月6日，中国工程院秘书长钟志华先生，率领着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九位青年教授（六男三女）访问IITGN，印度方面则有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等十多位青年教授参会。IITGN方面给予了隆重的接待，他们把教师休息室开辟为了这次活动的专属餐厅，甚至史无前例地提供了肉类；参会者被安排住在甘地讷格尔最好的酒店，每天专车接送；校方还请来了专业舞蹈演员表演印度两千年前起源的传统舞蹈“卡塔克（Kathak）”，可谓无微不至。至于邀请我，显然不是为了科学交流，而是作为双方之间的一个桥梁，帮助他们协调工作。

我在7日上午汉语课之后，直奔会议所在教室，恰逢他们中途休息，几个中国人在新校园里拍照。我迫不及待上去打招呼，他们大吃一惊：“我们队伍里怎么多了一个人？”

在我介绍汉语老师身份后，他们更是不敢相信：“这里的印度人还学汉语？”随即，那些教师都聚拢过来，抱怨起旅程的痛苦和印度的不堪。我突然回忆起了自己初来乍到时的种种不适，在我今天已经习惯的方方面面，又被他们作为惨痛的经历被提及，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故事。他们问了我很多很多问题，对印度本身的兴趣比科技还要浓厚，有一个叫王大亮的老师和我走得最近，他感慨地说：“终于见到中国人了！”我说：“我才终于见到中国人了！”

短短两句话，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整个交流活动进行了两天半，没课的时候，我都全程参加。我对理工毫无专业度，只是听着双方印式英语和中式英语的交流，觉得特别风趣，也利用每一次休息时间回答他们种种风趣的问题。10月9日是星期五，下午按照校方安排，所有客人参观艾哈迈达巴德的甘地修道院（Gandhi Ashram）。

“你来艾哈迈达巴德一定是为了工作。谁会来这里旅游啊？这里什么也没有。”居民们都对外国人这么说，“不过如果一定要顺便旅游，那甘地修道院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个还值得一看的甘地修道院坐落在钱德凯达到艾哈迈达巴德主城区之间，依傍着萨巴马蒂河而建，所以又叫“萨巴马蒂修道院”。从街上看去，那一幢幢矮矮的红顶白墙建筑透露出一股纯纯的清心寡欲氛围。这里不要门票，进去后可以看到众多陈列的画像、照片、格言、评论和实体物件。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和莫迪曾前往此处参观，有一张两人体验手摇织布机的照片就是以此处为背景，为此，修道院还特地修葺了一番。

我之前已经同一个比利时人和两个日本客人去过，在里面的书店买了一些书籍，对甘地和这个修道场都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担当起了导游。

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从小内向胆小，无论家长还是老师都看不出他未来的大气象。19岁时，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为此，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回国后，他取得英帝国的律师资格，并试图在孟买做律师，但是工作成绩平平。

1893年4月，甘地被一家公司派往南非工作，这成了甘地走向辉煌的人生转捩点。有一件事常被人提起，那就是有次他买了一张一等车厢的火车票，却被要求换到三等车厢，甘地认为这是种族歧视，拒绝调换，被人从火车中扔了出去。这可能是他后来在南非不断进行政治运动的孵化器。后来，当他看到那些印度的契约工和个体商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很是难过，于是他开始抗议和游说，反对针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1903年6月，甘地又组织一场抗议运动针对“黑法令”，这个法令强制所有在南非的亚洲人接受登记。1913年6月，他参加一场抗议不按照基督教仪式结婚就无效的运动。11月，又在领导一次矿工游行的过程中被捕。这一些经历使得甘地越来越知名，因此南非生涯是甘地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形成时期。其间，甘地也不断吸收古印度的非暴力智慧，因此非暴力抵抗的概念和技术开始形成。

甘地1915年回到印度，并很快地成为国大党的领袖，和一般的政治家不同，他没有传统的政治权谋、尔虞我诈，取而代之的，是隐忍、是斋戒、是禁欲。甘地有一句名言：“真正的非暴力，威力超过最强大的暴力。”因此，他通过和平的方式抵制英货，并在1917年，修建此修道院。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有甘地领导印度人民斗争的一些事迹，却对这个修道院只字不提，其实，这里的一段生涯，才是他回归印度后一个智慧云集的高光时刻。

有老师不解地问：“奇怪，搞政治的人，应该上政府、上街头，去组织、去策动，怎么会在这里修炼心智呢？”

确实，甘地的非暴力思想非常复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消耗在纺织上面。他提倡过极其简单的生活，比如吃就近的食物，用就近的原料纺织出简陋的“卡迪”（Khadi，一种粗糙布料制成的衣物）。甘地自己的打扮就极其简陋，他认为人吃饭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味觉的享受；穿衣是为了遮丑避寒，而不是为了美观；说话是为了传达基本的信息，而不是用甜言蜜语蛊惑人心……人只要不追求自己其实不必要的东西，就不会有欲望；没有欲望，就不会求助于人；不求助于人，英国就没有办法利用他们的贪念统治印度人。

修道院的规矩很多很多，远远不止以上几条，甘地的一生都尊奉着这些规矩，用行动感染了无数印度人。

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后，甘地彻底放弃了对英国的幻想，支持印度独立的立场更加坚定，从此不断与英国抗争。他号召过印度人辞去公职，抛弃过英国给予他的荣誉，领导过“食盐长征”……一次又一次地绝食，一次又一次地撰文，一次又一次地入狱……却从来没有诉诸过暴力。拉锯战一直到二战后，日不落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再也力不从心，最终还给了印度人民一个独立的印度。

甘地因此成了印度人心目中的“国父”，他的头像独享着印度所有面值的货币，被世人尊称为“圣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在我平时和印度人的交流中，我们一般都会在他的名字Gandhi后面加上ji，念作“甘地吉”，这个“吉”字，是印地语中对他人的尊称。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超越了国界，也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当天的讲解自然不会有如此精确的时间记录，不过大体上不会错。当老师们听完我的讲解后，都露出明白了的神情。有一个老师说：“我们中国用暴力革命赢得了解放，甘地用非暴力运动迎来了独立，道不同，不过殊途同归。”然后问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不太一样。印度的解放运动是一场，而中国是两场，我有一个学生叫米兰，他说过，中国比印度，多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这句话也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如同教条。但当我在印度长期生活后，对这句话有了深深的认识。甘地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不等于毛泽东。辛亥革命后，虽然帝制被推翻，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旧中国落后、封建、混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连孙中山先生自己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甘地和孙中山一样，追求止于至善的灵魂，这一点无人否认他们的伟大，可惜内圣外王的神话并不太适合于乱世，反而使得他们的斗争打上了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标签。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没有民主基因的国家来说，剧烈转型期的这一切矛盾，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政府来把它们彻底扫除干净，单靠选举民主、信仰自由、新闻自由，怎么也改变不了社会封建的本质。中国如此、印度也是如此，印度这样的体制，看似民主自由，但反而用宗教来麻痹了印度人抗争的神经，用选票来转移了印度社会矛盾的斗争指向。如今的印度，男女不平等、种姓不平等、民族不团结、宗教冲突不断，已经成了新社会阶层撕裂、阶级固化的顽疾。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但在这些方面倒是比印度好太多。”

那个叫王大亮的老师感慨地说：“这几天我也感觉到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真的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对比印度，我觉得，咱们那场革命，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对，摧枯拉朽，绝不软弱，毫不妥协。”我说。

又有老师问：“你说的这些，印度人自己认识到了吗？”

我说：“上个月有一个叫川西慎吾的日本教授来IITGN讲学，我去听了他的第一堂课。他是一个很有良知的日本人，把安倍晋三毫不留情地批判为‘独裁者’，说他破坏了亚洲的和平，也损害了日本的民主制度，然后他问在场的印度学生：‘你们认为印度实行了民主制度的，请举手。’在场28个同学，只有不到一半人举手。川西教授又问：‘你们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良好运作的有多少人，请举手。’这次只有一个学生举手。所以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印度新青年，已经能认识到这一点。”

又有老师问：“那么他们对甘地怎么评价呢？”

我说：“还是米兰告诉我，有一些人并不认同甘地，认为他的软弱导致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最终国家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事件极大地伤害了印度人民，所以，甘地最终的命运，是被一个极端的印度教徒给刺杀了。”

教师们顿时摇头兴叹。有一些老师在兴趣引导之下，去书店购买了一些关于甘地生平的书籍和音像资料。

参观完毕，校车载老师们去城里购物，晚上，车会先到达老校园把我放下，后送他们到甘地讷格尔的酒店。当大巴停靠在老校园门口时，我起身同钟院士和老师们一一握手道别：“三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和你们相处得很愉快，可惜不能和你们一同回家。你们明天一大早的飞机，祝你们一路顺风。”

王大亮打趣地说：“一个完成了彻底反封建革命的祖国，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在不同的领域，短暂的交集后换来的很可能是后会无期，我下车的时候颇为伤感，竟忘了和车上的印度人道别。

坐在第一排的印度女生用英语说：“先生，明天见。”

明天见。

此刻，我一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这里的主人，还是客人……我的同胞们即将离别，而我还会重复着这里的一切。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养成了很多他们的习惯，用手抓取食物，进门赤脚，走路靠左，摇头表示同意……

我穿梭在校园，翻越那堵翻了无数次的围墙，这里不属于我，这里又是那么属于我，这里一切依旧。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伟人深刻改写着历史，那么，如果没有甘地，而是其他人，用其他的方式，建立了新印度，我今天还会翻越这堵墙吗？想到这里，百感交集，不禁自言自语了一句据说是圣雄被刺时的临终遗言。

“嗨，罗摩！”

那座城，那片海

一

2015年底的寒假，我搭乘夜间火车，在一个凌晨抵达印度的城市“一哥”——孟买。这是我登陆印度的第一个城市，入境那天在孟买国际机场的痛苦经历还记忆犹新，后来往返果阿途径它而再次惊鸿一瞥。大量的影视作品赋予了它浪漫的情怀，在IITGN工作的生涯中，也无数次听到它、提到它，只叹几度擦肩而过，今天，终于要揭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毫无疑问，孟买的城市规模是世界级的，在这里可以找到印度人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安排了两天停留于此，它将很快向我展示它的两面，犹如印度一向的两个极端。

火车在班德拉站停靠。这里没有丝毫的繁华，出站即刻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几乎没有下脚的平地，我随着嘈杂的人流一步一挪地寻找着空当。周遭的景致虽不是规模化的贫民窟，但这些混凝土建筑也早已因为主人的贫穷而腐朽衰败，墙角成堆的垃圾就像潮痕不断攀升，欲同上方的霉斑会合。一些刚下火车的中产阶级也忍不住这样的污秽，捂着鼻子惶骇而行，奔向那注定宰客的出租车和突突车。

孟买以这样的姿态迎接到访的客人，倒也不出我的意外，在我的旅行计划中，本来就包含了两大贫民窟——多比加特（Dhobi Ghat）和达拉维（Dharavi）。它们在我心中各因为一部电影而升华，多比加特因阿米尔·汗主演的《孟买日记》而小有名气，而位于孟买中心的达拉维则有着更“显赫”的身份——亚洲最大的贫民窟，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以它为背景拍摄。它们一北一南隐藏在繁华的城市森林中，让那些位于印度最底层的居民与孟买的富人和中产阶级隔街而居，呼吸着这阿拉伯海边的同一方空气，享用着同一方水土。

孟买的出租车很有特色，上黄下黑，招手即停，按表计费——这种我们习惯的模式，在印度却并不多见。载我的那司机听说我要去洗衣场，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一路向南将我载到阿富汗教堂前，顷刻看到对面的建筑明显胡乱搭建，多彩而污暗的布条挂满了屋檐，犹如败军之将死撑着碎旗迎风招展，那便是著名的贫民窟——多比加特。

而我订的旅馆则在达拉维旁边，步行二十分钟可到。穿过一条条几乎没有人行道的街道，必须左顾右盼，以防被不明身份的交通工具亲密接触，如履薄冰，从窒闷走向更深的窒闷。

忍着污秽，迈入其中，这两大著名的贫民窟内都是同样的臭气熏天、苍蝇乱舞，但由于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交错、遮天蔽日，倒比外面凉快。贫民窟内也有小卖部、理发店、水果摊，进行着为数极少的财富内循环。我特别关注那些孩子们，尽管我看见他们不得不在垃圾桶边鼓捣着生计，在垂危的门廊边、露台上、屋檐下，他们也会借光阅读，试图抓住那别人口中的美好未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多比加特旁边有一块凌乱的空地，六七个男孩子正在玩着板球。我走近驻足观看，便有孩子先注意到我，然后更多的孩子顺着他的目光寻来，见我挥手示意，干脆都停下了游戏，围拢上来要求拍照。我问了他们的情况，他们也会用英语交流，简单而流利，并问我是不是英国人，我想他们已经把所有说英语的外国人都默认为英国人。有人说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有人说六个，最多的那个，说他的兄弟姐妹多达十个。他们也入学了，看来这里的政府做得还不错，不过印度还有那么多地方不叫做孟买，二十年后，他们是否会跟上这个国家的节拍？

二

孟买的另一面则是印度最西化的城市，特别是靠海的一大片区域，维多利亚火车站、泰姬陵大酒店、孟买大学……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住宅都呈现出典型的哥特式风格，精巧得看得见设计者的心机，让游客忍不住一路拍照。唯一缺乏的还是人行道——走在街头，两边是欧洲，脚下还是印度，如同一条条生锈的拉链把玉帛锦缎拉开，散步的好心情大打折扣。

我一直觉得，在印度，宽阔平整的街道从来就不是广大群众的需求，所以，当我好不容易看到一块平整的广场时，就再也不想离开。这就是“印度门”——孟买的象征，其周围的空广场用石板铺设得平整大方，乃游客必游之地。它挺拔于阿拉伯海边，面东而立，故而凌晨六七点的此地是观日出的好地方——群鸽飞翔，百舸停靠，以大海和朝阳为背景上演着轮廓分明的皮影戏。

日落时的孟买则首推位于孟买湾的恰帕提海滩，城市环绕，游人成堆。贫民和非贫民平等地被大海包容于斯，裁剪出无差别的剪影。

印度门的码头有游船通向数个岛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象岛”，那里有世界文化遗产“埃勒凡塔石窟”，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远很多，单边要花一个多小时，好在有海鸥一路伴随着游船同行，游船上有人卖一些鸟食供乘客打发时间。

好不容易捱到象岛，却发现无比令人失望，除了一二号石窟中还有一些印度教神像外，其他洞窟空空如也，即使那仅存的一二号神像，也大多四肢不全，可它们不是断臂的维纳斯，被破坏得美感尽失。尽管如此，政府对它们也没施加任何的保护，任由游人触摸攀爬。

我在岛上认识了来自韩国的一个女生，便有些卖弄地说：“这岛名叫‘象岛’，却没有看见哪怕一头大象，只看见沿路的猴子，该叫‘猴岛’才对。”这一说，她没太在意，倒把旁边一位印度男生吸引了过来：“岛上原来是有一头大象的，但年纪老了，前几年被运到了别的地方。”

年纪轻轻的他英语流利，言谈举止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得知我来自IITGN时，有些惊异，说艾哈迈达巴德是他的故乡，我们三人便一直结伴而行，孟买也从他的话语中向我继续呈现出它的表情。

他叫齐拉格（Chirag），23岁，祖籍艾哈迈达巴德，后来全家都搬迁到孟买。目前，齐拉格在孟买的印度特许会计师学院（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India）读大四，实习的公司在艾哈迈达巴德有分部，所以偶尔会在两个城市之间穿梭。“虽然这所大学不如IIT名气大，但是毕业生的前途并不比IIT差。我们在孟买就业的应届生也可以拿月薪四五万卢比，而工作十年以后，以我的导师为例，月收入已达十五万卢比。”

他很纯善，哪怕游船上5卢比的鸟食被卖了10卢比这样小小的欺骗也看不下去，对象岛门票收取本国人10卢比而外国人250卢比这明码标价的差异也痛斥其不公：“你从中国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学中文，他们却想方设法多赚你的钱，印度不该这么发展，影响了形象，还会让整个国家养成不劳而获的恶习，会遭报应的。”

我对他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金钱的得失：“像你这样要求进步的新青年，也信神吗？”

“信。”他坚定地回答，“但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神在庙里，在神龛里，拜完神，依然行着欺骗。可现在是21世纪，我信仰的神在心里，我们的善恶都被内心的神灵一一审阅。只有言行一致的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信徒。”

回到岸上，韩国女生说她的酒店不远，走十多分钟就能到，打算步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一路上陪同韩国女生回酒店，当时是晚上八点多，车流不减，行人不多。齐拉格感叹道：“现在还这么早，但是我觉得仿佛已经是夜晚十一二点。”

我误以为他是感慨这一天我们的经历很长很充实，他却说：“我是想说，孟买一到了晚上，街上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每个人白天都那么忙碌，为生计、为挣钱，劳累一天回家，晚上就再也不想出来。这里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诱惑，金钱堆积起来的城市，让我们都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恨它，但我们还是离不开它，这就是孟买。”

酒店迟迟未到，感觉和地图上所标注的距离不符，我说孟买实在太大了，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在地图上走了这么短短一点。齐拉格说：“不是孟买大，也不是地图有错，而是我们行走的速度太慢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身边的行人正在以两倍于我们的速度赶超着我们，那是上海的速度、深圳的速度，他们和我这样的闲逛心态完全不同，齐格拉现在显然是他们的一员：“我的家有点远，我们加快速度吧。”

于是，我们参照着行人的速度昂首阔步，近似于小跑，这是我在印度从没感受过的步伐，没想到竟是如此舒适。

把韩国女生送到酒店，齐格拉又帮我叫了出租车。为了帮我省钱，他不要司机按表计费，而是用印地语跟司机不断砍价，帮我把回程的车费砍到350卢比，叮嘱司机说：“是我和你谈的价，如果你多收了1卢比，那也是我的责任。”又叮嘱我说：“记住只出350卢比，如果多收，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记下了他的车牌。”

这是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典型的待客之道，如同米兰所说，他们总是像对待神一样对待客人。双手合十告别，我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思绪万千，人们依然行色匆匆地赶路，在这片混凝土汪洋中失去、寻找，再失去、再寻找。

魔力之都，到处都一样，钟鸣鼎食，声色犬马，我们都恨它，但还是离不开它。

三

在印度众多的城市中，有一座位于喀拉拉邦的海滨小城，无论我向哪位印度友人谈起我的旅行计划，当他们听到这个地名时，总是眉头稍皱，表示出一丝陌生感。它如此低调，以至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也一时间拼不对它的名字，它就是科泽科德（Kozhikode），又名卡利卡特（Calicut）。

在众多交流对象中，只有莉祖问过我：“你是去纪念达·迦马吗？”我说：“不是，是为了一位五百多年前在那里去世的中国人。”

公元1371年，在云南一户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中，一位婴儿呱呱落地，起名马三保，又作马和。作为一名穆斯林，注定了有一件人生大事必须要完成，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贫富贵贱，一生之中，一定要至少前往圣地麦加朝圣一次。麦加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当时要想到达极为不易，穆斯林通常会选择水路，而马三保的祖父、父亲也都已了却这个心愿。于是，马三保从小就被那惊涛骇浪的故事所耳濡目染，为那乘风破浪的理想而心潮澎湃。当别的孩子开始为将来考取功名十年寒窗时，马三保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航海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征服那片海，踏上那片叫做麦加的土地。

然而命运很快有了别的安排，在马三保11岁那年，朱元璋率军远征云南，大获全胜，包括马三保在内的大批儿童做了俘虏，并按照惯例遭受了残忍的虐待——阉割。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小三保的痛苦，大海，麦加，所有的梦想，似乎都伴随着男人的屈辱，霎那间烟消云散。但是，也有些时候，极端的耻辱可以凝聚成极端的动力，让他们成就出凡人不可承受之重。古有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在狱中写下了传世巨作《史记》，这一回，历史会再次成就一位阉人。

如果我们无法反抗命运，至少还可以与它厮磨。马三保就这样变成了命运的浮萍，随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生死一线。后来，又为明成祖朱棣看中，做了他的贴身护卫，屡立战功，特别是在郑村坝之战中，用计连破李景隆七营，让朱棣大为震撼。

朱棣承继大统后，立刻将马三保封为内官监太监，第二年，又把最高的荣誉——“郑”姓赐给他，让他从此改名郑三保，又名郑和。

明朝永乐年间的华夏大地，国力强盛，四海臣服，万邦来朝，但作为不那么光彩登基的朱棣，急需要用一些形而上的大手笔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编纂了空前绝后的《永乐大典》似乎还不满足，这一次，他要让心腹郑和去完成古人未尽之梦——出海西洋。

穆斯林、军事家、宦官……郑和，那位曾经的少年马三保，从此又多了一个显赫的身份——航海家，这是他儿时最纯粹的梦想，也是最为后人铭记的一笔佳话。于是乎，卧薪尝胆，否极泰来，风华正茂，扬帆起航。

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28年间，郑和率领舰队七次下西洋，有史料记载的国家和城市名称达到36个。所到之处，华夏的威严得到了增强，国际贸易得到了发展，中华文明得到了传播。中央王国，贵而不佞，强而不欺，霸而不侵，纵使千军万马，也都化作了和平的使者。

1431年1月，60岁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两年之后，终因疲劳过度，在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古里国逝世，享年62岁。

古里国，即是今天的科泽科德、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喀拉拉邦。

我无法向印度的朋友讲述这一切，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只身前往科泽科德，去寻找炎黄血脉留下的气象万千。

如今的科泽科德让人陌生，那满街的马拉亚拉姆文字，如同无数条蠕虫起舞，让刚会了一点点印地语的我感觉又到了国外，倒是街边柱子上四处挂起的党旗——锤子与镰刀让我熟悉。不过，这和中国丝毫无关，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执政的宣传符号。

再往深处走，真正的中国符号出现了。这是位于核心区的一条街道，叫做“丝绸街”，今天虽然已不卖丝绸，但可以看到在街道的入口处有一座雕像，那是两个中国人正手持一块丝绸相对而坐，栩栩如生。他们在这里坐了五百多年吗？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古代古里国与中国经贸交流的重要口岸了。

再看，各种细节也透露出中华文明对科泽科德的影响，锅、碗、瓢、盆，无一不是中国形状。当看到穿着莎丽的印度大妈在空地上擦洗着一块圆底黑锅时，时间空间一时错乱起来，血液也有了沸腾的悸动，突然好想坐上时光机回到五六百年前，郑和初至，雄姿英发，举国翘盼，迎来送往——那一定是中华航海史上为数不多的大格局、大气象。

以当时大明的国力和郑和的实力，要征服四夷可谓不在话下，然而中华从来不是罗马，中国的皇帝也从来没兴趣成为亚历山大，以张骞、玄奘、郑和等为代表的古中国外交家，无一不怀揣着和平的执念跋涉天涯。因此当我们后人细细品读历史，可以看到纵然一支小小的毛笔管子足以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但中华文明的体量中，却从来就造不出侵略的基因。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迦马，花了十个多月，也终于远渡重洋来到印度，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从海路抵达印度的欧洲人。而他的登陆地点，正好也是科泽科德，在郑和逝世66年之后。

凭吊在科泽科德的海滩上，风浪劲吹，浩荡万里。脚下的沙子上到处是碎去的贝壳，把人们的脚硌得生疼，那声色味触俱全的代入感，倒可以让我暂时把街道上的现代工业抛诸脑后了。放眼凝望，海的尽头只有一条笔直的天际线贯穿寰宇，连一艘小船也看不到。这一边，三三两两的闲人和我一样从沙滩的一头漫步向另一头。几对小情侣，摆着各种时髦的姿势，以阿拉伯海为背景，玩起了自拍。

早已换了人间，历史的荣耀和伤痛在数百年的起承转合中化为了教科书上寥寥几页的白纸黑字，不如课后的一顿饱餐实在。可是又有几个人会想到，历史其实就是如此实在，就在他们身旁，曾经有东西两大航海家，不约而同地率领着各自的舰队，从那边的天际线向他们驶来，登上他们的国土，一位带来了和平，一位带来了殖民。

当所有的峨冠博带都已凋零成泥，崇舰华堂也都枯朽而散，我还想到，在科泽科德弥留之际的郑和，那个神气的小小马三保，可会为他的一生而遗憾嗟叹？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我们不清楚，郑和是否曾叹息于麦加梦碎，或哀怨于子嗣断绝，但不难想到，当曾经的黑发垂髫终于定格为了耄耋老翁，深爱大海的他一定心存不甘。苍穹之下占据世界71%的幽幽深蓝，为童年、为祖国、为无法言语的灵魂归属，还有多少谜底未曾解开？而他，却终归要永远离开让他魂牵梦绕的那片海。

印度的女儿

一

2012年12月16日，印度新德里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轮奸案：一名23岁正在实习中的医学院女大学生，和她男朋友看完电影后，在街上被五名男子带到一辆黑公交上，遭轮奸后被他们用铁棒捅下体拉出了肠子，再被抛到街上，后不治身亡。

第二天，新德里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并随之扩散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孟买等地，掀起了全国女权运动的浪潮。英国著名媒体BBC花费了两年时间采访了当事人和相关人士，制作了纪录片《印度的女儿》。由于话题过于敏感，印度社会对此争议很大，本片随后被印度政府禁播。

在这样一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记录一起刑事案件的纪录片竟然也有必要禁播？何况这案件早已家喻户晓？我对此深感不解，便从国内的网站下载了《印度的女儿》。不到一个小时的片子，看完之后，我对于印度政府的考量终于有了一些理解。这起强奸案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案件本身，而随即在印度上升为了关于女性地位的大讨论。影片中不少采访对象的言语，折射出了一个扭曲的印度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亵渎、侮辱，毫不掩饰地由上流社会和小人口中共同吐出，每一句话都足以点燃印度女性压抑已久的怒火，引发新的社会动荡，我想这才是禁播的主要缘由。

主犯对面镜头，漠然辩解：“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体面的女孩不会晚上八九点还在街上闲逛。对于强奸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男女是不平等的，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而不是在街上晃悠，做不该做的事，穿不该穿的衣服……我们只是想给她们一个教训，告诉女人这么晚还上街是不对的……如果我是错的，那么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强奸犯，他们为什么不受到惩罚……死刑只会让女孩更加危险……以前，他们会说‘放了她，反正她也不会说出去’，现在他们再强奸谁，不会丢下女孩子，而会杀了她。”

如果说犯人的言语还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两位辩护律师的言论则更加触目惊心，一位有板有眼地说：“在我们的社会，女孩子们在七八点以后是不允许跟一个不认识的家伙出门的，她不该就跟食物似的出现在大街上。女人比宝石、钻石还珍贵，这取决于你是不是想把钻石放在你手里。如果你把钻石摆在大街上，就别怪狗会把它叼走……你说男人和女人会成为朋友？对不起，我们的社会里没有这种概念，一个女人在男人的眼里就是‘性’。我们有最棒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另一位更为铿铿锵锵：“一定数量的谋杀、抢劫、强奸，被大约250名议会成员调停，可是他们的案子没有经过庭审，为什么？如果你想要杀鸡儆猴，那你首先需要从你自己开刀……如果我的女儿或姐妹有婚前性行为，给自己抹了黑颜面尽失，我非常肯定我会把这种女儿或姐妹拉到农舍里去，然后在全家族人面前，把汽油浇在她身上，然后一把火烧了她。”

也有女性发出理性的提问：“首都的大街上，八点过也不是那么晚。一对青年男女看完电影回家，我觉得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随着印度过去15到20年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改变为青年女性、单身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期望，她们究竟该过怎样的生活？”

她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她们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过去的90年间，印度失去了三千万女婴，她们一出生就被溺死，因为女婴意味着昂贵的嫁妆；在偏僻的村落，失去了丈夫的女性被丢弃、被贩卖甚至殉葬。

可以轻易找到相关的印度电影：《月亮河》、《没有女人的国家》……

“为什么寡妇要这么活着？”

“因为神。”

“不，是因为少一个寡妇就少一件莎丽，一个屋角。”

当人们诅咒他人时，他们说：“愿你生个女儿。”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仍然能明显感到这种不平等，在印度城市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总是清一色的男人在活跃着。偶尔有女性出现，通常都会有男人陪伴，或者包着脸部低头前行。极其偶尔地出现个别正常走路，不包头又落单的女人，那么那些零落于街头的小商贩、突突车司机，还有大批的闲散汉子便会齐刷刷地望向她，甚至连那些慵懒的牛儿也忍不住朝这与众不同的生物多看几眼。

她们不会轻易对陌生男子说话，也不会回复陌生男人的网上寒暄，她们试图躲避着每一个男人的目光，坚守着自己单调的人生轨迹，和中国街头巷尾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花花朵朵判若云泥。我因此常常用那部电影的标题跟尼廷开玩笑：“这是个没有女人的国家。”然后尼廷就会用一种戏谑的唱腔对我唱：“是的，是的，这就是印度。”

来印度一年多，我从来没有机会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和某位印度女性单独坐下来聊上一阵子，所以，我特意选择在周末抵达班加罗尔，安排了两天时间采访莉祖。或许，这位具有现代思想而优秀的印度的女儿，会帮我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二

终于要见到莉祖了。

从科泽科德飞往班加罗尔的飞机在一小时后抵达目的地，此时是上午十点过，我按照莉祖的指示坐机场大巴赶往东南郊外的贝兰杜（Bellandur）地区，这一趟大概要花两个小时。这座卡纳塔克邦的首府，以多花园、多湖泊而闻名，贝兰杜湖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湖泊，而莉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正是这一带。

当然，如果班加罗尔仅仅因为这些景致而著称，那是断然无法吸引IIT学生纷至沓来的，它有其他如雷贯耳的头衔，比如“高科技之都”、“印度硅谷”、“全球第五大信息中心”。莉祖所在的印度最大电子商务公司Flipkart就是其中一员翘楚。我到达的这一天，正好是“双12”，莉祖说：“作为同行，我知道中国有网购狂欢节‘双11’，没想到还有个‘双12’，看来我还得加强学习。”

由于大城市土地的日益紧张，新兴的工业园区、开发区往往都位于市郊，还好机场沿着环线可以直达，但从贝兰杜去中心城区就不太方便了。莉祖来班加罗尔一晃半年有余，她却从来没有踏出过那块区域：“班加罗尔的交通很糟糕，很不喜欢上街。”她说得很实在，但我想，这话放到印度的哪个城市都不冤枉。

莉祖居住于一个公司云集，同时旷男怨女也扎堆的地带，那些印度刚毕业的青年才俊从全国汇聚于此，引得无数的本地户打起了他们的主意。房东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PG（Paying Guest），有的分间租给几位年轻人，有的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往往还提供一日三餐和Wi-Fi。久而久之，PG文化便成了班加罗尔的一大特色。有的小区几十户人家全部做起了PG生意，并且只允许单一性别入住。莉祖所在的小区就居住了几百名女毕业生，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合租一套PG，每月每人给房东一万卢比。由于性别限制，我无缘参观她的幽闺。

与之相配套，PG周边酒吧林立，供空虚的年轻人放浪形骸。这样的格局，和大学校园的生活状态已无二致，可以让他们安居乐业相当一段时间。越靠近那块区域，越看到密集的青年，他们的衣着举止都和路人的传统印度形象迥然不同，一看就能明白谁是本地人，谁是寻梦者。

我在一家商场门口等来了莉祖，她穿一件粉红色的T恤和牛仔裤，阳光而健康，但依然是一个学生模样，所不同的是过去的辫子改成了披肩的长发，让她看起来稍显成熟。她主动地跟我握手，寒暄过后，我开玩笑说：“我很难想象你穿制服的样子。”

“先生，可惜我自己都没看过，”她抿嘴一笑，“我们公司很开明，年轻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打扮。你能想象吗？有女同事居然穿短裤上班，甚至穿凉鞋拖鞋都行，我这算保守的了。IT行业要的就是年轻、活力。”

“你邮件里不是说要跟我介绍你的新朋友吗？”

“我说的是PG的室友。”莉祖耸耸肩说，“可惜那女孩太喜欢泡吧了，一到周末就喝得烂醉，现在还在睡觉……这外面又吵又脏，我们进去说吧。”

我们进商场吃午餐，我记得她在大学里是吃肉的，当天她却只吃素：“我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都吃素，今天星期六正好斋戒。”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莉祖说：“每个印度教徒都可以按照自己信仰的神选择斋戒的时间，我是哈奴曼吉信徒，哈奴曼吉信徒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斋戒。”

哈奴曼，是印度教中那只神通广大的猴子，拥有四张脸和八只手，会腾云驾雾，神通广大。根据《罗摩衍那》记载，为了解救罗摩的妻子悉多，哈奴曼与魔王军大战，最终得胜并从斯里兰卡救回了悉多，使得他从此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以哈奴曼为原型创作，这引起了中国众多民族主义学者的不满，当然，也无任何凭据对此说法进行证实或证伪。

当我对莉祖提到“哈奴曼”时，她一个小小的提示让我难忘：“我们在提到神的时候，要在名字后面加上‘吉’，表示尊敬。比如‘湿婆’要说成‘湿婆吉’，‘哈奴曼’要说成‘哈奴曼吉’，直呼名字是很不好的。”

这个“吉”的用法我早就习惯用在甘地和莫迪等大人物身上，但在神名后面这么用，还是第一次听说，即便是尼廷那样虔诚的信徒也没遵守这个规矩。我想这是莉祖从小的家教所致，并且她在委婉地提醒我改正。

米兰曾经称赞莉祖“漂亮、虔诚而心细”，前面两点都得以印证，接下来，第三点也很快呈现。点餐的时候，我掏出一叠卢比正要付款，莉祖赶忙让我把钱放回口袋里：“不要在公共场合露财。”我比照着价格有整有零地支付，莉祖也劝阻了：“多留着零钱，在印度零钱很重要。”于是我掏出最大的一千面值的卢比支付，轮到商家找补一叠了，莉祖接过那一叠找补的钱，认真数了两遍，然后由小到大规规整整地叠好，交还给我。一切都那么积极而蕴藉有度。

那一个下午，我们在她家附近的咖啡厅内聊了很多，除了正餐，莉祖一直没有点过任何饮品，她对此没有丝毫优雅的掩饰：“在印度，要找个公厕总是很难的，我在室外从来不会喝太多水。不只是我，大多数印度女人都一样。”

或许是异国交流的兴致，或许是师生情谊，莉祖一直坦率而耐心地回答着一切问题。印度的女性，那个我一直想走近细看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轮廓，在我们的交流中，也开始敞亮、立体起来。

印度的民众普遍收入低下，但IIT的学生大多都能获得相对的高薪，莉祖每个月的收入为六万卢比，公司也很有前途，我想她应该很享受在班加罗尔的生活，她却坚决地给出了“No”的回答。

“班加罗尔的生活成本很高，而我和这里的女孩子一样，都舍不得花钱。我们总是把钱尽可能存起来，寄回给家里。我弟弟比我小三岁，现在刚上大二，正是花钱的时候。”

英文单词里面很难找到一个和“孝顺”完全对应的词，我赞扬她很无私，她说：“很多印度家庭都是这样，一个子女有了出息，就要有责任感，带动整个家庭的进步，所以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事订立了一个监督同盟，对于不必要的花销要提出批评。我们公司离这里也不太远，走路半小时左右，所以我连坐车的钱都省了。班加罗尔交通很乱，这么一来上下班就成了一个问题，这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点，所以一到周末，我哪里也不去，就在PG里读书，那会让我宁静。”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她的工作。Flipkart和IIT很有渊源，它正是由两个IIT德里分校的毕业生于2007年创办，起先主要卖书，后来兼并了WeRead等对手后，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是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模式为B2C，总部位于班加罗尔。在印度各大电视台，我常常可以看到由Flipkart冠名的节目，印度人喜欢拿它和亚马逊作比较，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对比起阿里巴巴。

她学技术出身，却做起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管理岗位：“我主管‘诚信与安全’部门，负责查处假货。你知道，一旦顾客在我们网站买到了假货，就可能引发投诉，然后在网上曝光，这对我们公司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我问她对售假商家作何处罚，她说：“非常严厉，一旦发现，我们就会把商家清除出平台，我们甚至还会协助客户一起向工商局投诉，诚信问题非常重要。”

我一下子来了兴致：“这个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想法，在中国，我们普通消费者其实根本接触不了阿里巴巴，而是用旗下的淘宝网买东西，假货一直是一个很暧昧的话题。就在前段时间，GUCCI告淘宝售假，马云坚持说：‘罚款我们交，但是我们输了官司，赢得了尊重。’马云坚定地反对暴利，认为和无数的底层老百姓的生计对比起来，那算不了什么。我很难说这是对是错，但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什么样的价格买到什么样的货，所以我们对假货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也许正因为他的亲民路线，阿里巴巴和淘宝今天才能发展成这样。”

莉祖立刻陷入了沉思，她当然知道阿里巴巴在全世界电商格局中的地位，或许也试图分析这里面的问题。半晌之后，她说：“可是哈奴曼吉的信徒不能有任何不诚信的行为，比如说谎、售假，我坚决无法接受。这倒是工资之外，公司赋予我的价值。”

“这个世界上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我心悦诚服地赞赏她，又说，“那么，你的工作应该比较轻松。”

“恰恰相反，我压力很大。”她苦笑一下，“虽然是主管，可我上面还有上级会随时抽查我的业绩，要求假货率不得超过千分之五。超过这个比例，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我的手机随时会响起，甚至是周末，一个电话也可能让我专程赶去公司。要知道，找人替代我的位置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包括下周，我已经跟公司请假回印多尔休假十天，我也得随时关注着公司的动向。我很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语言也是一个大问题，卡纳塔克邦很多人不会印地语，他们说卡纳德语，我不懂，我更喜欢讲印地语的地方。”

很显然，莉祖并不打算在这里定居，于是我问起了她将来的打算。她说：“如果可能，我希望未来做一个大学老师，一方面我喜欢校园生活，另一方面我毕竟是学科技的，现在这职位不太对口，我感觉我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大概干一两年，凑足了钱，我想继续深造。”

我开玩笑：“好啊，读个博士，回IITGN当个老师，新校园可漂亮了。”

她也放开了：“好主意，先生，还可以像你一样出国访学，然后一放假就到处跑。”

“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

思忖片刻，22岁的她竟然一下子找准了问题的要害：“你一定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的女儿。”

莉祖的梦想

一

第二天是周日，我和莉祖原计划去游览那几个宫殿，不过在第一个提普苏丹宫殿结束后便感到一阵失望，莉祖也不在状态。相反，当我们漫步街头时，莉祖虽然对街道环境意见颇多，却唯有对植物特别兴奋，要我帮她拍摄那些花草果子。我疑惑地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妈妈是园艺工作者，我从小就跟着她认识了很多植物。”然后她说出了好几种植物的拉丁语名字。

于是，我们放弃了原来的游览计划，前往班加罗尔著名的拉巴克植物园。

这是印度最著名的植物园之一，品种浩繁，甚至有专门的区域展示中式的苏州园林和盆栽，更有成片的绿茵，整洁的路面，犹如世外桃源，于是我们坐在一片树荫下的石凳上不想走了。直到午饭时分，莉祖还在用手机搜寻附近的餐馆，看着各种参数和网友评价举棋不定。我建议我们直接出植物园找餐馆，她却比我更像个外国人一般，说一分钟也不想回到街上：“先生，你看看班加罗尔的街道，你敢相信这是一个高科技之城吗？”

莉祖的意思我立刻心领神会。是的，“花园城市”也好，“印度硅谷”也罢，不管用什么华丽的头衔装扮，班加罗尔却始终脱胎于传统。这里古色古香的宫殿纷纷述说着它数百年的历史，纵然今天一幢幢有模有样的写字楼耸立其间，想努力地劝退一个时代，但脚下的土地依然用印度的味道坚持着钉子户的顽固。在某些街头，上半身受着飞尘和臭味的摧残，下半身被地面突然的坑槽和隆起折磨，两侧还有近在咫尺的各类机动车帮人“推拿按摩”，任何一点不堪随时可以发酵成一锅粥，这是印度最真实的模样。

我注意到，她的言行举止间已经好多次透露出对“室外”的厌恶：“不是我们不想改变，而是我们无力改变。”

这里的“我们”，不是指12.5亿印度人，而是“她这样的人”。

“印度会变的。”我安慰她说，“就在二十年前，1995年，我的家乡，曾经在卫生城市的评选中位列全省倒数第一，市长很愤怒，立刻花了大力气整改。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初中的课业都处于半停顿状态，全体搞卫生，现在已经是全国卫生城市了，还在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我相信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二十年后的印度，也会是一片干净有序。”

“哪里都可以，只有印度永远不会变。”莉祖突然较劲起来，愤懑地说，“我想你们中国人都有改变和发展的共同目标，可是印度社会很分化：富人很满足现在的状态，他们有空调有汽车，办公室和家里都有好些佣人成天服务；穷人则早就习惯了，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最要求改变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中产阶级，可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声音还太小。要想产生更多的中产者，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教育，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接受教育，这就是问题。”

“一定会变的。”我还是坚定地说，“不管变化多么细小，二十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有时候，你不用去论证它为什么，反正，你回头一看，它就是变好了，也许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很有兴趣和你约定，二十年后我们再在印度相聚，看看是你对，还是我对。”

莉祖用笑容表示同意，或许她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可是我心里很清朗，印度对我而言，早已不只是一个国名。当季风三度轮回，我在这个国家的教育史上便刻下了微不足道的一笔，在几百名精英的世界中或多或少地植入了中华的基因，又通过写作让更多的国人听到了印度的声音。从此，我的血液中有了两种文明观照世界的视角，多少年以后，我们回首往事，会发现所有的哀怨都遁然无形，连原来的痛苦史都在倏往倏来中有了某种家园情怀，这种情怀会使我越来越放下人间笑骂，唯有沉淀之后的真实伴我一生。

我顺势问：“如果让你在印度选一个城市定居，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呢？”

“孟买。”莉祖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

“那样压力会更大吧，孟买的房价已经直逼北京、上海了，还有堵车、排队、污染，都是问题。”

“可是机会也很多，压力总是和机遇并存的。”莉祖无奈地说，“就像爬山，山上有美丽的风景，结果我们翻过了一座，欣赏了风景，发现前面还有一座，于是再翻过一座，又是一座……几座下来，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连绵不绝。你想放弃，却又发现别人的相册里到处都是你没看过的风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烦恼。”

“可这也是中产阶级幸福的烦恼。要知道，更多的情况是：你明知山上有美景，却连一双登山鞋也没有。IIT本来就极难进入，女生的比例还低于百分之二十，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很大的成功，我相信当你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整个家庭都在狂欢。”

“对，我母亲哭了。”莉祖郑重其事地说，“我很感谢父母。印度人不喜欢养女孩子，因为那意味着昂贵的嫁妆，即使勉强养大，也不愿意让她们去接受教育，这个观念至今没变。但是我父母不一样，他们并不富有，但很爱我，凑钱让我读书，所以我就一心想要回报他们。我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所以那几年非常非常努力，复习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我没法说服自己停下来。”

“你的父母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可是后来，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他们舍不得我，不想我走太远。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填了IITGN，因为艾哈迈达巴德离印多尔很近，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回家……对，说到这里，如果选择一个城市定居，我也很乐意选择艾哈迈达巴德。先生你知道吗？当我妈妈听说我要来班加罗尔工作，很担心我变坏了，因为这里的酒吧太多，可是艾哈迈达巴德不一样，别说没酒吧，连酒都是严格限制的。我一共就待过三个城市，印多尔、艾哈迈达巴德、班加罗尔，我很喜欢艾哈迈达巴德虔诚善良的氛围，古吉拉特人总是那么乐于助人，听说德里就不一样了，那里的人们很粗鲁。”

我笑问：“不过，就在几个月前，古吉拉特邦暴动了，死了很多人。你应该看过新闻吧？”

“先生，我知道那起事件，不过这在印度太正常了，就在我们这会儿，指不定哪里又乱了呢。”莉祖回答得很平静。

“那么，除了这三个城市，就没去过别的地方？”

“对了，还有新加坡，大三那个暑假去实习了两个多月。”莉祖腼腆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像个小女孩一样害怕，刚去新加坡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每天都想回家。”

“可新加坡的环境实在太好了。”我说。

“所以到了后来，我就爱上了新加坡，舍不得离开了。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发现我们落后太多。那次实习让我大开眼界，也长大了很多，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远离父母。不过，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高了，对印度很多事情看不惯了。”她耸耸肩，又继续埋头去搜索信息，“这下你明白了，这是我从新加坡回来以后养成的习惯。”

这下真明白了。当印度的女儿正在觉醒，改变还会远吗？

二

看不惯印度的莉祖，终于选好了一家餐馆。我们靠窗而坐，咫尺之遥的窗外人头攒动，有自行车卡在路边，龙头不时地撞击着我们身边的窗户。

“太乱了。”莉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担心会发生交通事故，你知道吗？今年早些时候，米兰就在校园外面出了车祸。”

“我没听他说过呢。”话题突然转到米兰身上，我顿时专注起来。

“他过街的时候，被一辆摩托车刮倒，正好摔倒在街道中间的安全岛上，倒下时他用手去支撑身体，结果手掌按在了一片锋利的石块上，划出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说完，莉祖用左手在自己的右手掌上比划了一个切割的动作，我霎那间想起了米兰右手上的那块伤疤，背脊一凉。

莉祖接着说：“这样的事情很常见，当时那司机以为没什么大问题，就走了。米兰脾气很温和，甚至还对他笑了一笑，可是爬起来后才发现血流不止，当时他是一个人，就自己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在医院待了大半天，想让朋友去看看他，结果碰巧朋友没接电话，不知怎么，他第二个想到了我。我接到他的电话，就赶了过去……”

“你们……该不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今年二月份吧，我买了花和一些水果去看望他。我们虽然在新加坡就认识，但是交往不多，在汉语课上才走得比较近。我在医院陪了他半天……是的，在受伤后，他还是那么乐观，逗我开心，我们就那么开始了，然后毕业前分手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网上聊天，我想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哇，每天都聊天？难怪你那么快就收到我们的照片。你们都一样，他说他还是喜欢你的。”

“我知道，可是那能怎么样呢？”莉祖怅然望向窗外，“种姓制度是很难挑战的，就算我们没问题，可是家里人都得顾及亲戚朋友的感受。印度就是这样，也许新加坡或者中国的家庭很独立，可是印度社区文化很浓厚，一旦安了家，邻居间就会互相走动，每逢节假日社区里更是热闹。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里，干什么的，别人都一清二楚。所以一个男人娶了低种姓的女人，整个社区的人都会说他的闲话，这是很难受的……现在，挺好，做朋友，我们都很轻松。我真心希望他能找到最完美的另一半”。

“你呢？以你的条件，还愁找不到好男人啊？”

菜上齐了，莉祖只点了分量很小的酥饼和一盘沙拉，她用叉子简单吃了两口沙拉后说了一句平静却分量十足的话。

“先生，其实……我要结婚了。”

“啊？和谁？”我睁大了眼睛。

“他叫阿什文（Ashwin）。”莉祖说完从手机中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他也选修过你的汉语课。”

一个戴眼镜的癯瘦男生，在莉祖并不高清的手机屏幕上独自微笑。他确实曾经在我的课堂上出现过，只是名字和人对不上号。

“他跟我一样大，不过比我低一年级，在11月的双选会上找好了工作，也是在班加罗尔的一家软件公司当工程师。我们其实确定关系也有三个多月了，他半年以后就会来班加罗尔和我团聚。我们打算在明年内结婚，然后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莉祖淡淡地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这马上就是明年了，说到结婚，是不是太快了……”

“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小女人啊，一个印度的小女人，你说，我还要等什么呢？”她早就为自己找好了理由，“我没有米兰那样的雄心壮志，也做不到他那样抛弃宗教，当我试图挑战它们时，我才发现，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只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我可以欣赏一个男人的才华和志向，却必须在婚姻问题上选择最适合的配偶。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或许是最省心的，阿什文和我，种姓相同，信仰相同——都是哈奴曼吉的信徒，家庭背景、社会阶层、学历也都相似，没有任何问题。当我们把这些信息都告诉父母以后，他们甚至还没见到本人就催我们结婚了，你说，还有比这更牢固的婚姻吗？”

我表示理解，又问：“可是，感情基础也很重要，你们现在还是异地恋，而且，他知道你和米兰的事情吗？你甚至还说米兰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们几乎每天网聊。”

“阿什文知道，不过，我想他已经习惯了。”莉祖有些揶揄，“他刚开始也是颇有微辞，不过很快就想通了，反正，有种姓制度在，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跑不了。他有些内向，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感情基础也不是那么深厚，但是他追了我很久，我不想拖了。我也肯定会尽到妻子的责任，选择一个城市，和他组建一个普通的印度家庭，生两个小孩……至于米兰，我想他会逐渐在我的生活中淡去，直到我们都过上完全不同的人生。”

“米兰知道吗？他怎么说呢？”

“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把这事告诉他，大约两星期以前，我才鼓起勇气跟他说了。我们是用WhatsApp聊的，他收到那条信息以后，几天没回我话。他一定想了很多，所以我也没有打扰他，直到三四天以后，才收到他写来的Email，先生你自己看看可能会更有意思。”

莉祖用手机打开Gmail邮箱，递给我，我看到了那篇颇有米兰风格的邮件。

亲爱的莉祖，

这是我所写过的最艰难的一封邮件。我们在一起虽然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那是我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最快乐的半年。IITGN的校园很小，我们已经踏足过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印度很大，却容不下我们这样小小的一个家庭。当我踏出校园的那一夭开始，象牙塔内那围墙保护起来的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便在苍老的社会中顷刻瓦解。在满是寺庙与动物的城市中，我们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现在得知你和阿什文有了婚约，我百感交集。我衷心祝福你们，但我也感谢你能陪我走过那一段梦幻般的日子。感情越深，才会越痛，越痛，我才会更加看清楚这个国家的病症。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甘地曾说‘虽然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影响印度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种姓制度。’这一点至今没变，与其抱怨它，不如想想我们这些青年能实实在在为它做些什么努力。

除了种姓问题，印度的问题还太多太多，总要有人致力于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正因为如此，我才拒绝了美国的工作，留下来建设它、改变它。但我现在觉得我还太浅薄，应该多出国走走，看看别人的国家，学习它们的长处。希望到了我们的孩子那一代，所有的印度人，可以再也不用考虑世人的目光，尽情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和生活方式。

祝你幸福。

你的，

米兰

从南印度回到熟悉的IITGN老校园，我又去到那条小路，假期的校园静如禅院，即使不放假，新校园的时代也已拉开大幕，此地早已物是人非。

有些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你走走停停，只为凝聚成那不醉不归的涓涓印记，静如疤痕，动如挽歌，然后原谅我，然后原谅你，然后淡淡地说声：我要结婚了。就在那条小路上，我曾见证他们于夜色中携手而来，微笑着向我招呼，他爱她，她爱他，无心一瞥，已然永恒。

戈雅一家子

一

印度很大，这种大的概念盖不缘于其国土面积——它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而是根植于它的森罗万象。地域、种族、语言、信仰、种姓的纬度与传统未来的经度纵横交织，纷纭杂糅。从大是大非，到鸡毛蒜皮，概莫如是。有人说，厕所最先行，有人说，寺庙最重要；有人说，应清心寡欲，有人说，湿婆本就是性爱的象征；有人说，要多给小费，有人说，小费文化不可取……时间越长，我便越在这左右抵牾的环境中随遇而安，陪着他们虔诚，陪着他们叛逆，时而陈陈相因，时而小逆不道，糊涂而清定，死去又活来。

与莉祖一别仅仅一周之后，我赴约去印多尔参加阿比蒂·戈雅哥哥的婚礼，与她的家人共处三日，在这个传统的印度家庭中，我嗅到了与一周前截然不同的“解放气息”。

印多尔是中央邦最大的城市，孟买到德里间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古迹和美食闻名，西城为旧，东城为新。我乘坐的火车在12月23日早晨7点抵达印多尔火车站，裹得严严实实的阿比蒂在寒风中微笑着迎接我：“先生，欢迎来到印多尔，我父母很期待你这位外国客人的到来。”

我乐了：“好紧张，这是我第一次见印度女孩的父母。”

阿比蒂贼笑：“不要紧张，我母亲很随和，我父亲嘛……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戈雅一家子的两层小房坐落于西城，建筑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二十多年的风雨将他的家打磨出了复古的韵味，一楼二楼各有很多象头神的挂像和雕塑，显示出这是一个以甘内什为主神崇拜的印度家族。屋顶上摆放了桌椅和早餐接待客人，几缕阳光从上方藤蔓的缝隙处照射下来，带来了轻柔的暖意。由于我到达很早，成了他们家第一个客人，这也使得我有了很充裕的机会和他们交流。

阿比蒂在家排行老三，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老戈雅有了大半头的白发，中等身材，略显驼背，和24岁的阿比蒂看上去差了不止一代人。他上屋顶来见我，没有过多的寒暄，果然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招呼我，拉我到一个浑浊的鱼缸旁边，指着水面问我：“看，那是什么？”

“莲花。”我说。

“好，你看仔细了。”老戈雅气定神闲地发出一阵鼻音，“哞……”我分辨出那是我们练瑜伽时咒文的声音。

半晌，一条一寸长的白色小鱼从浑浊的水中徐徐浮现，游弋到水面莲花处。老戈雅得意地说：“看到了吧？我们印度人相信，万物都是有神性的，只要使用了神的语言，人类也可以和鱼类交流。”

“天啊！”我说，“真不敢相信。”

“我的水平算差的了，阿比蒂的妈妈每天都会和小鱼交流三次，这让我们可以保持身心的愉悦和健康。”

接下来，老戈雅又问了一个无厘头的问题：“你是中国人，那你一定知道，林比奥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一头雾水地问：“林比奥是谁？”

“就是那个反抗毛的人。”

“是林彪吧？”我恍然大悟，“坐飞机出逃摔死的，你了解多少，我也就了解多少，没有什么内幕秘密哦。”

他随即得意地笑了起来，丝毫不为答案到底是什么而困扰，仿佛只需炫耀他知道中国有个“林比奥”便已足够。

老戈雅有事要下楼，走到一半想到了什么，又急匆匆地折回来，把我的椅子搬到一块能被阳光照射到的地面，在密密的藤蔓下活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地带，然后非要拉我坐下说：“今天太冷了，你就坐这里，不冷。”

待他离去，一旁的阿比蒂见状哈哈大笑：“怎么样？我爸爸是不是很可爱？”

“绝对可爱，拿我们时髦的话说，叫做‘卖萌’。”我说，“之前我还想，能培养出一个女博士的父亲，一定是个超级严厉的人呢。”

“不是一个，是三个博士哦。”阿比蒂说，“我哥哥、姐姐都是博士。姐姐现在辞了职在养胎，哥哥是个飞行员，在德里工作，专门赶回来成亲的。”

“一男两女，三个都是博士？”我震惊地说，“天啊，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你真幸运！”

正说着，阿比蒂姐姐也上来了，她长得和阿比蒂很像，挺着个大肚子，端给我一杯茶，问我要不要纹上曼迪。

“曼迪”（Mehndi）是梵语，严格来说不是文身，只是一种短时间保存的人体绘画，又叫海娜手绘，在节庆的时候男男女女都可以纹上表示吉祥，一般两周之内就会自动消失，这种艺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两姊妹从手掌到手肘此时都纹满了曼迪，我表示非常愿意体会。

我一边让阿比蒂姐姐在手掌上静静地操作，一边听阿比蒂继续娓娓道来。

“是的，我非常幸运生在这个家庭。”阿比蒂说，“很多女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你相信吗？我本科是在印多尔读的，当时一个班120个学生，只有我一个女生。”

“那可真是众星捧月啊。”

“可是我心思都在学习上哦。”

“你觉得你父母能培养出三个博士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父亲退休前是个医生，母亲也开了家诊所，他们都明白知识的重要性。”阿比蒂似乎也有点不解地说，“不过这可真是个好问题啊！至于为什么能出三个博士，其实我们也不觉得父母有多特别，要不先生抽个时间单独问问我父亲？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对了，先生，我下学期毕业后，就要去荷兰了。”

“为什么？”

“因为Shell奖学金是荷兰提供的，必须去荷兰读书。我会很想我这个家的，不过，我也很愿意出国留学，家人也很支持我。”

“等你读完博士，都28岁了，男人、女人、女博士……你父母不催你结婚吗？这个年龄的女生在中国，父母可着急了。”

“印度父母也会着急啊，可是我父母好像就没有这个概念哦。”

“那么，要是你在留学期间找了个外国的男朋友，他们会支持你吗？据我了解，外国人不在种姓之列，原则上是不能和外国人结婚的。”

“呵呵，你说的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家完全没问题呢。”阿比蒂自豪地说，“相反，我父母就是自由恋爱认识的，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我爸爸使劲追她，他们才不管什么种姓制度。”说完，她和姐姐相视一笑。

于是，对于这家子的福分，我开始明白了几分。与此同时，我的左手掌上有了一朵赭色的莲花图案。

二

印度人的婚礼总是盛大而漫长，我们接下来行程满满当当。阿比蒂曾介绍说，他们的婚礼类型是马哈拉施特拉风格，印多尔虽然在中央邦，但是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两地都有诸多马拉地人说马拉地语，遵从马拉地文化。戈雅一家原来就在孟买，上世纪90年代才搬到印多尔，而新娘一方则是乌贾因人，离印多尔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这次很多表亲也是专程从孟买赶来乌贾因参加婚礼。

我们头天晚上就到乌贾因安顿好了，晚上稍有空闲，阿比蒂妈妈带着阿比蒂、几个表亲和我去乌贾因的湿婆神庙祭拜。如阿比蒂所言，她的妈妈虽已年迈，但身材不走形，气韵优雅，想必年轻时一定是让老戈雅倾心的对象，而老戈雅也用他的睿智和幽默感动了她，才让她下定决心改姓“戈雅”。

提到乌贾因，印度人都知道它是著名的宗教之城，有座远近闻名的寺庙叫做马哈迦尔（Mahakaleshwar），这座寺庙据说起码存在了七百年以上，后被穆斯林摧毁，18世纪又得以重建，专职供奉湿婆。我进过众多印度教寺庙，不过像这里连手机、硬币和皮带都不允许带入的还是头一遭。不让拍照、不让乱投硬币尚可理解，我问为什么不能带入皮带，他们说：“因为无法判断你的皮带是不是牛皮。”

在寺庙最核心的一个小屋里供奉着一尊湿婆的神像，人们转着圈进行祭拜，不过有工作人员总是不停地推动人流迅速顺时针转动，那动作非常粗野，像是齿轮在绞杀某种东西。戈雅妈妈说：“他们是不会推女人的，因为湿婆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所以工作人员要尽快把男人赶出去。湿婆是性爱之神，更是毁灭之神，一旦惹他发怒，他就会张开第三只眼，那么世界末日就来了。”我耸耸肩，礼节性地在这位性别歧视大神面前放下一朵门口买的莲花，随即被无情地推了出去。

出门后我问阿比蒂：“你真信这世界上有神吗？”

她说：“这个问题好难回答，不过我们家人观点是一致的，我尊重妈妈的意思。”

戈雅妈妈很愿意同异域人分享这份心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那只不过是一座雕像而已。可是……”她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说，“有没有神，信不信，有那么重要吗？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然后呢，我对大家宣布‘我什么也不信’？这没有任何意义。对神的祭拜已经成为一种印度的生活方式，对有些人来说是宗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不管怎样，它能带给我们宁静愉悦的生活、工作，这就够了。”

我问过无数的人，你信神吗？戈雅妈妈的回答，是迄今为止最让我舒心痛快的答案，不做作、不偏激，坦诚而辩证，让我看到了印度的智慧，连任督二脉也瞬间畅通了。

三

接下来的两天好不热闹，24日在乌贾因完成仪式，25日在印多尔一个公园举行家族聚会。后一天刚好是圣诞节，根据印度官方的宗教平等政策，各大宗教的节日均设立为公共假期，虽然印度教徒的城市中几乎没有圣诞氛围，但毕竟不用工作，客人自然蜂拥而至。

老戈雅开着他那辆表面被撞得凹凸不平的小车在两地穿梭接送客人，其他人也忙着招呼亲友、处理事务，我与他们的交流逐渐稀少起来。他们偶尔会怕冷落了我而过来问我会不会感到无聊，我总是笑笑说：“我现在就像你们家庭的一员那么自然，我和不同的人打招呼、谈天说地，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难得的体会，丝毫不会有无聊的感觉。”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特地包了四千卢比的红包给新郎新娘，这远超了印度的风俗。待25日傍晚人群渐渐散去，戈雅妈妈送了我一床毛毯作为回礼，然后说：“新郎他们想单独和你谈谈。”

阿比蒂哥哥和美丽的乌贾因新娘走过来，双收合十，郑重地说：“感谢你的光临，中国的朋友。”

“我的荣幸，能拜访一个博士之家。”我还礼后问，“新娘现在在干什么呢？”

阿比蒂哥哥得意地介绍：“她也是一个博士。我们后天就回德里，她在德里一所大学工作。”

说完，新娘摇头微微一笑以表谦逊。

“太厉害了！”我抛给了阿比蒂哥哥同一个问题，“培养出这么多博士，我真的想知道你父母的秘诀是什么？”

阿比蒂哥哥难为情地笑笑说：“我们从小也和其他孩子一样长大啊，看电视、打板球，父母从不要求我们非要干什么，但一切就这么自然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四天，所有客人全部散尽，我也要踏上返程的飞机。

戈雅一家子送我出门，想到以后很可能不会再见，老戈雅和我来了一个深情的拥抱。

“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问问您，怎么培养出这么多博士儿女？”我问。

老戈雅一如既往地淡定，然后东瞅瞅、西看看，突然他目光停在斜对面一棵树下，指着那里说：“看到那里那只松鼠了吗？”

那是印度随处可见的一种小松鼠，体形如耗子般大小，灰色的皮毛上有三道黑色的纹路，在艾哈迈达巴德也有很多，它们老是在街边的树上蹿上蹿下，非常机敏可爱。

我说：“看到了。”

“很好。”老戈雅说，“现在，你去抓住它。”

“不可能，他们对人很警惕。”为了应景，我一边说，一边还是走了过去。毫无疑问，还有两米之际，松鼠已经警觉地爬到树上，不知所踪。待我离去，它又回到树下。我说：“我们天天都可以看见这些小动物，但是从来就不可能碰到它们。”

“对，不可能。”老戈雅说，“所以，在我们印多尔有一个传说——如果谁能在考试前一天摸到松鼠，第二天考试就一定能考高分。”

阿比蒂也好奇地问：“那，有人摸到过它们吗？”

老戈雅说：“有啊，我就是一个。”

“那你怎么做到的？”我和阿比蒂同问。

老戈雅得意地说：“凡事不可强求，你越追它，它躲得越快。不过，还记得我可以和动物交流吗？”说完，他找来一粒花生米，然后走到松鼠不远处，把手摊开，嘴里开始念诵着：“哞……”

小松鼠警觉地看着老戈雅，然后“咻”地转身离去。

阿比蒂捂嘴大笑：“爸爸，你骗人。”

“要有耐心。”老戈雅一边跟这头说话，一边继续他的“哞”……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那松鼠依旧警觉地在树上盯着老戈雅。我耐心快没了，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可印度人的耐心仿佛是几辈子修来的，他坚持不懈地用“神的语言”与松鼠“沟通”着……又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那松鼠终于一步一挪尝试着向花生米接近，再接近……终于，奇迹发生了！它从老戈雅的手里叼走了那粒花生米，老戈雅轻轻地抚摸它的小脑袋。那一刻，他和它亲密无间。

老戈雅徐徐走回，大笑说：“明白了吧？孩子们，你们每次考试前，我都去帮你们摸松鼠，保佑你们考试成功，所以，你们都考上了博士，哈哈！”

在场的人都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

我无意间瞥见老戈雅那华发纵横的笑容，溘然想到了那句“凡事不可强求，你越追它，它躲得越快”。一瞬间，似已明白。

有人说过，每一个笑容背后都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灵魂。

我停止了荒诞不经的笑容，郑重地向阿比蒂他们说：“你们真的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一定要珍惜！”

那一刻，我的眼里噙着泪花。

这里，没有国籍之里外；这里，没有种姓之轾轩；这里，没有男女之厚薄；这里，也没有宗教之是非。这里没有家长的颐指气使，这里也没有男人的高谈阔论。老戈雅用他的包容、耐心、幽默和博爱，默默地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豁达的世界，一切归真，两鬓斑白。最终，他们就像那只小松鼠，水到渠成地获得了命运的奖励，这种奖励，源于自觉、源于信任、源于超越了窠臼的万物灵性。

歌德说：“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行文至此，已有将全书完美结尾的冲动，但还有那么一个声音，在隐隐约约拨动着我心里的罗盘，所以，我会继续探寻这个国度的悠长血脉。

她最终的血脉，一定流淌于那延绵数千年的经诵梵呗之中，附归于每一次的叩首、每一次的仰望、每一次历史的华丽转身。

所以，泰姬陵、恒河，我来了。

出发吧，继续为了她死去又活来。

出发吧，继续追问，你信神吗？

出发吧，趁着我还在印度。

尾声二则

双城，无双

一

希里（Shiri）开着他的小车，载着我在德里的大街小巷穿梭，在任何胡乱的街头，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这一年是2016，他七十岁，本该早在家中接受菽水之欢，颐养天年。他说：“我的一生都在路上，停不下来。”

我和他认识的理由很简单——来德里、阿格拉游览双城，找旅行社提供包车，待合同签订，他被召唤到我的身边，握手介绍：“我是你这三天的司机。”他的牙齿掉了一半，干涸的脸上阡陌纵横，英语发音标准，偶尔会因为牙齿关不住风而破音。除此以外，一切安好，车上的他，精神矍铄。

“我是你的司机，也是导游，对德里和阿格拉有任何问题，尽管问我。这里是我的家，大到历史，小到巷陌，无所不知。”他热情地向我边行边介绍德里的调调，哪里最拥堵，他就往哪里钻。遇到老德里毛细血管般的小巷，他就指着深处让我饱览：“我年轻的时候这里就是这样，现在一点没变。”话不断，车不停，我感叹他是如何手脑并用而不出差错。

不知是雾还是霾，德里失去了印度无处不在的蓝天白云。有限的能见度中，成排的车还在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涌动，走走停停，条条街道的汽车都排成了兵马俑。

一个无论空气还是交通都不输北京的首都。

尽管这样，希里还是爱老德里胜过新德里，老是载我去最乱的小街：“老牛、小贩，外国人最喜欢看印度这样。”看来他把我当成了刚从中国飞来的游客，可是时至今日，我对于这样的印度早无法再大惊小怪，从讥取戾。

他说：“德里和阿格拉因莫卧儿王朝而久负盛名，我们先参观市区，然后去领略莫卧儿王朝的伟大。先普及一下知识，你知道“莫卧儿六帝”是哪六位吗？”

这本来是个设问句，要自问自答，不过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功课：“巴布尔，胡马雍，阿克巴，贾汉吉尔，沙贾汗，奥朗则布。”

于是他知道我不是刚来印度的客人，跟我拉起了家常：“那你应该知道比哈尔邦。我在比哈尔出生，从比哈尔邦刚来德里的时候，才18岁。那时的德里天很蓝，人口不到六百万，52年过去了，我看着德里一天天变化，可城市的扩张跟不上人口膨胀的节奏，现在差不多两千万人。唉，新老德里加起来也没孟买大，这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人。”感叹完又说：“不过，这里到处都是机会……那会儿我是个销售助理，一句英语也不会，后来当司机，再后来帮旅行社开车，跟着外国客人学了很多英语，一个人就可以养家了，这在别的地方不可能。虽然拥挤，却也早就习惯了，拥堵成了德里人生命的一部分。”

他判断着堵车可能的时长，时不时地熄火。他的判断总是正确，每当他熄火的时候，我们原地不动的时间会停留五分钟以上。我望向前方浩荡的车流一筹莫展，好奇地问他如何判断。他说：“凭直觉。”

参观完红堡、胡马雍陵、顾特卜塔等德里遗迹，在前往阿格拉的高速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这一生，在德里和阿格拉之间，已经跑了多少个来回？”

他没直接回答，像禅师的机锋，让我看两侧的卡车和农作物：“那些是什么？”

“土豆。”

“土豆是印度人的主食，每年3月成熟，所以现在这条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装载土豆的卡车。而当7月季风来临，人们便开始播种，这是印度的四季循环。我几乎每天都在路上看着四季的变化，这样的循环已经三十五次。”

好个四季循环，三十五载的春秋和冬夏。

我说：“那么，你对德里和阿格拉一定无比熟悉。”

“是，对我来说，德里就是阿格拉，阿格拉就是德里。我没读过多少书，不过头脑中有非常精确的双城地图，哪里都走不丢。”

“除了这两个城市，你也会接其他的业务吗？”

“有时候去斋普尔，再早年的时候，甚至环游过印度。”他说，“2002年，两个阿根廷人花两个月时间环游印度。他们为杂志社工作，扛着长镜头相机，专门拍摄印度的村庄，那一次我花了六十二天全程开车……另外一次，是一个日本人，他一点儿英语也不会说，全靠手势。原计划两个月环游印度后去尼泊尔，从加德满都飞日本，结果他在加尔各答发高烧，提前回国了。这两次以后，我也老了，现在不接超长途，主要就跑德里—阿格拉一线。有趣的是，每年下半年欧洲人多，上半年中国人日本人多，所以我看到季风，就知道欧洲人要来了，看到你们，就知道庄稼熟了。除了这样的循环，我已经不关心任何其他事情。”

生命在这里，返璞归真。

我问：“你身体还很健康，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大概再开两三年吧。”他笑笑说，“印度人平均寿命也就七十来岁，德里这样的城市，污染严重，很多人五六十岁就死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长期在车里，在野外，又烟酒不沾，内外不受污染，应该可以活八九十岁……不过我眼睛不行了，右眼先患上白内障，前几年做了手术，现在左眼又不行了，下次做左眼手术的时候，就是我退休的日子。”

“那你退休后有何打算？”

“我想回比哈尔，那儿有个村子还有我的家。我有四个兄弟，两个在德里买了房子，两个回了比哈尔。那儿的空气比德里好百倍，我想回去和他们团聚，过田园生活。”

“听起来很不错啊，落叶归根，安详地度过晚年。”

“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养老金。”希里淡淡地说，“政府只给军人和警察发退休金，普通百姓得自己缴社保，虽然我孩子都大了有工作了，可是我老伴是家庭主妇，我一份收入养两人。首都开销很大，吃喝拉撒，结婚生子赶份子钱，没钱买社保，所以我老伴坚决不同意回比哈尔。”他没有像其他印度人那样顺口展开对民瘼的哀怨，对政府的愤慨，盈千累万、千锤百炼之后，字字兼已静默。

这是古稀之年的厚重。在他出生那年，甘地尚在为印度的自由和独立而战。那一年，圣雄说：“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不承认真理，不努力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救赎之道在于每个人都有勇气讲真话，不顾前瞻后。”

德里和阿格拉之间的距离约为211公里，车行三个半小时，因为历史的原因，两个城市骨肉难分。老希里说：“这211公里，就是我的生命。”

二

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中国的大清王朝很相似：都是外族统治中原，并由于采取了文化包容政策而政权稳固；都诞生了千古一帝，帝国空前强大却又都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下走向衰亡；时间上也高度接近，它们同时存在的时间，达到了二百四十多年。

在莫卧儿时代，阿克巴大帝（Akbar）无疑是最煊赫伟大的君王，即使在印度历史上也是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唯一可以与他媲美的，当属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oka）——这两位千古一帝相差了将近两千年，那是秦朝和清朝的区别。

要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获得民众的认可，宗教宽容政策无疑是政权稳定乃至走向伟大的必经之路——这一点，阿育王做到了一半。他的前半生，杀人无数，后半生，潜心向佛并且支持其他宗教；而阿克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穆斯林的领袖，他不顾大臣的反对，特意迎娶了印度教徒为皇后，为后世传为佳话。

“印度有那么多宗教，君王不能只认同一种。”他实在可爱，干脆召集了几乎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犹太教、拜火教、耆那教——前来探讨所有宗教的共同点，对他们的主张反复推敲，希望走向融合。这一做法如此气吞山河，以至于他收到了远在天边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件：“陛下如此仁爱，甚至传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彼岸。”

他很浪漫，却在统治手腕上又异常理性——废除殉葬制度、包办婚姻，大搞土地改革、税收改革、行政重组，提倡律法公正、司法独立、学术自由……这些即使现代人看起来也挺先进的思想，在他兼容并蓄、宵衣旰食的努力下，大规模地得到了落实，使得莫卧儿王朝的疆域和财富都扩大了三倍。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一部分。

去世之后，他被安葬在阿格拉北郊，今天只需一百卢比便可参观他的陵墓——“锡坎德拉”（Sikandra）”。

我于向晚时分来到此地。由于17世纪末叶惨遭班达尔人破坏，阿克巴陵在夕阳余晖中显得荒芜而孤寂，这或许也应了他的结局——由于触动了贵族利益，在继承人问题上向贵族妥协，后郁郁而终。

走在空旷的园陵内，我一直在想，阿克巴大帝一生都是文盲，他一定是故意不让那些老学究用知识的枷锁去控制他的思维，才如同一个当代人穿越回到那个时代并与众人格格不入——人民爱戴他，贵族痛恨他，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终究难敌历史的潮流，更敌不过自然宿命——这使得印度的“文艺复兴”早早夭折。如果上天再借给他五百年，今天的世界，或许会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模样。

当然，此地游客稀疏，还有一个更实在的原因——在同一座城中，还有另一座举世无双的陵墓，在她的面前，一切其他建筑只好默默靠边稍息了。

三

世界上最著名的陵墓有三座：金字塔、秦始皇陵、泰姬陵。埃及、中国、印度，各拥其一。

阿克巴大帝去世之后，贾汉吉尔继位，在父亲的光环下黯淡无色，以至于人们谈到莫卧儿王朝时，总是直接从阿克巴跳到其孙子——沙贾汗（Shah Jahan）时代。沙贾汗治国理政也不怎么样，却偏偏是个建筑狂，动辄耗费大量的国库大兴土木。因此此人无功，却很有趣，以至于他的兴趣，反而成了他对后世最大的功绩。

那是距今大约四百年前的一天，沙贾汗的第三任皇后说：“亲爱的，答应我，我死以后，你要给我修一座世界上最美丽的陵墓。”

她叫姬蔓·芭奴，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第十四次分娩，不幸感染褥热，即将西去。

这在今天看来劳民伤财的拜金女的要求，在当时却有足够的合理性，源于伊斯兰教对美丽建筑的狂热和对重要人物修陵歌功的传统，更源于她确知沙贾汗对她无私的爱。于是痛不欲生的丈夫说：“亲爱的，我答应你，并且我死后也将安葬于此。”

言而有信的好男人，随后便开始兑现这一世界上最缱绻的承诺。

二十三年亲自监工，动用了一千头大象运送亚洲各地的材料、珍宝，两万世界各地的工匠和书法家星夜赶工……无视帝国一天一天衰落，无视国库一天一天空虚，无视民生一天一天不济……他已经选择了逆天而行，只为让原已冷却的生命多一分温热，少一分枯窘。

他最终创造了历史。这座陵墓的名声，超越了阿格拉，超越了沙贾汗，超越了莫卧儿，直接与印度的轮廓拼接在一起。

今天，哪怕在一本最简单的世界建筑画册中，或是最精简的世界历史课本中，要是找不到它的存在，那都是不敢想象的；如果一个人来印度旅游，而不去参观它，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它是印度的瑰宝，是世界七大奇迹，它用“皇冠‘Taj’”命名，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为“泰姬陵”。

对于它，你可以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关于“美丽”的形容词去描述。在这个语言匮乏的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无双。

守着这样一棵摇钱树、一台印钞机，印度官方居然仍保持着一份纯真——星期五泰姬陵不开放，留给穆斯林做祈祷。至于其他时间，外国人只需要750卢比便可入园，随意拍照，甚至可以登堂入陵。我运气不太好，这一天，泰姬陵的四根柱子，有三根在维护。

当你伸手去触摸那一块块洁白锃亮的大理石，那一刀刀巧夺天工的书法雕刻，一定无法停止一个疑问：“在那个工业并不发达、物质并不富裕的时代，多少纳税人的钱为这两人的缠绵悱恻买了单？”

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卢比购买力和今天作对比，再换算成美元，但那没有太大意义。只需要了解一点，在沙贾汗的挥金如土之后，莫卧儿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到昔日的荣光。不知道他的祖父阿克巴如若泉下有知，会如何鞭笞这位不肖孙子。

讽刺的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似乎都中了晚年失势的诅咒，在沙贾汗重病之际，二儿子奥朗则布发动了叛乱，先是斩首了皇太子，然后把父亲沙贾汗囚禁于阿格拉堡的一间能够看到泰姬陵的房间里。

他生命中最后的五年，在囹圄中，一定日日被凄厉的回忆所折磨，于或美或噩的梦中被生生唤醒，忘却掉早已化为粪土的社稷江山，无力地眺望亚穆纳河对岸的妻子，静谧于外，撕裂于心。太阳依旧东升西落，妻子在一天不同的时分变换着光彩，由白及灰、由灰渐黄，再逐渐变作粉红、暗红、淡青，待到月高乌鸣，最终回归银白。

她活了，姬蔓·芭奴用这样的灵动与夫君耳鬓厮磨，陪伴着他，安慰着他，他们彼此相约，只待历史转身，一同归于尘土，归于无瑕，归于永寂。

好在，弑兄囚父的奥朗则布还有一些人性，在沙贾汗去世之后，允许他与妻子合葬于泰姬陵。从此，莫卧儿王朝因为这惊天一葬，永垂不朽。

我问过希里，作为一个印度教徒，如何看待莫卧儿这群伊斯兰统治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究竟能否融合？他摇摇头说：“两者差距有多大，看看丧葬观念就能知道。穆斯林对陵墓向来执著，他们把陵墓看作通往天堂的路，而印度教徒则更相信轮回转世，死后会把骨灰撒向河流，回归自然，以盼来世重塑。”

中华文明体量雄浑，儒释道三教早已水乳交融，印度的宗教却始终封闭得自成日月。为了让不同的宗教各守天命，阿育王努力过、阿克巴努力过、甘地努力过，无数的仁人志士，一定还会为此而前赴后继。这中途，荆棘丛生，深渊四伏。这是人类的宿命，更是印度的宿命。

在这条路上，暴力、言辞都没有意义，反倒是一些艺术品，犀利地穿越了历史的迷雾，倔强地打破了人为的藩篱，以它的惊艳为笔墨，重新镌刻了山河，雕镂了人心。很讽刺，这一点，沙贾汗或许压根没想过，却做得比谁都成功。

最后的朝圣

一

十年前，我刚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成都租房之后每个月总是囊中羞涩。一次休假之后，再赴成都，下大巴时，车站外正值瓢泼大雨。我和其他乘客躲在屋檐下，等了好久，雨势却始终不见小，经过的出租车总是满载，那些乘客们只好各自想法子离去，只留下我和最后几个“困难户”一筹莫展。终于一辆空当的人力三轮车驶过，一问价格，不远的距离车夫要价15块，我想着那银行卡上已不多的余额，拒绝了。又有几个乘客被敲着竹杠离开，我一咬牙，淋着大雨步行回了出租屋。

节约了15块，换了感冒一场。那一天，我倒在床上对合租的哥们发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当穷人。”

然而之后几年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失去的依旧不断失去，付出与获得依旧不成正比，我也曾愤恨这都市的冷漠、社会的不公，却始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直到有一天在书上遇见你。你说：“并不是因为世界不美好所以你抱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你的抱怨，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才离你而去。”

从此我开始重新审阅自己的内心世界，尽量去规避各种狭隘的情绪，学着用善意去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不再把挣钱作为最大的目标，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向好而行。

所以，自从我得知要去印度工作的那一刻起，便决定一定要来看看你。

历史由帝王将相堪堪推动，由文人墨客涓涓浚理。每隔十年百年，寰宇之内伟人异士在这条叫做历史的流水线上被批量生产入市，或明或暗，或喜或悲。

然而，就在这些流水线的源头，还有那么区区数人，决定着流水线的方向，让后人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僭越。

他们被世人称为圣贤。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空前绝后，上天仿佛执意要让几种不同的文明展开竞争，在短短一两百年内，让东西方几乎同时诞生了三位流芳千古的圣贤，他们是苏格拉底、孔子和乔达摩·悉达多。

乔达摩·悉达多，古印度半岛净饭国王子。极其优越的出身，本足以告别世智尘劳，享尽富贵荣华，却在一次出宫偶遇赶牛的农夫后，困囿于生老病死的究极思索而无法自拔，后别妇抛雏，远走他乡，痛苦修行，终于在一颗菩提树下顿然开悟，参透人生。后人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又叫佛陀，意即“觉悟者”。

他出生的地方，叫做兰毗尼花园；悟道的地方，叫做菩提伽耶；初次讲学的地方，叫做鹿野苑；圆寂之处，叫做拘尸那迦。

这四个地名即佛教四大圣地。除了兰毗尼花园在尼泊尔以外，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迦，均在印度境内，所以尽管佛陀严格意义上按今天的划分属于尼泊尔国籍，但佛教诞生于印度，却不必争议。

佛陀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认为世俗种姓刹帝利应位列神职种姓婆罗门之上，并平等吸纳各阶层入教。这种做法很快占领了市场，逼迫婆罗门教不得不改革为新婆罗门教，即今天的印度教。之后，印度教重新夺回印度，无神论的佛教在印度惊鸿了几百年后，终因水土不服，又在本土几乎绝迹。

好在，佛教及时传入了中国，加入了有神论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提倡，与中华文明更好地产生化学反应后，重获新生，并辐射中华文明圈和东南亚。

佛教如今贵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香火旺盛，对此，佛陀却早已看得很淡：“我入灭后五百年为正法时期，之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之后一万年是末法时期。”他平静地预见了入灭之后世人的造神运动和信仰危机。

如今一千五百年早已过去，佛法在大千世界中演变出了盈千累万的具体形态，光中国一国就有汉传、南传、藏传三条主线，而光汉传一线又分裂出八大宗派，在不统一的称呼下大致为：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热热闹闹、骚骚攘攘。中国民间给逝者烧纸钱的习俗便来自于净土宗，可是去问那些烧纸的人，你信仰净土宗吗？又有几人可以回答。

走得太远便容易忘了为什么出发，这，大概就是末法时期吧。

所幸我们还可以在印度找到原始佛教最纯真的表情，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各遗迹均完好保存，接受世人朝圣。它们也正是我在印度的最后一次旅行的目的地。

在鹿野苑，遇见了64岁的导游波拉（Bhola），他是一名佛教徒，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佛教的美好：“为什么不管我们的科技如何进步，人们的苦恼却依旧如故？我敢说，就算一百年后印度飞中国只要一个小时，就算无法治愈的疾病种类再划掉五十种，我们的痛苦依旧不能减轻，因为痛苦不来自于外在，而来自于内心。贪婪、嗔怒、痴愚不除，永难找到真正的幸福。”

在菩提伽耶大菩提寺，我看到了那棵让佛陀顿悟的菩提树的第四代子孙在一间庙宇背后被围栏围得结结实实。不同肤色的朝圣者，围坐在菩提树下冥想、念佛。来回踱步于树和庙宇四周，众人纷纷把缤纷落下的菩提树叶小心收藏。一个女生坐在树下用中文写日记，认识以后，她说她叫Suyi，来自广东：“这是我第二次来印度，我最近刚辞职，在加尔各答做了一个多月的志愿者，然后来到菩提伽耶。这里使我无比宁静，我们大城市的人太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幸福的本意。”

在拘尸那迦，进入大涅槃寺之前，一群来自缅甸的老太太刚朝圣出来，快慰地朝我微笑致意。一位矮矮的老太太在我的胸口划了一个佛的符号“卐”，笑意满面地念着什么。听不懂，却分明感受到那是对我的祝福。大涅槃寺内，众多的信众围坐于侧卧的佛像周围，念诵经文。这里仿佛是世界的尽头，安谧而悠远，它让我们永远记得，有一位伟人，毕生致力于将尘埃从人心消弭，行走列国，80岁终因体力不支，圆寂于此地的沙罗双树下。

尽管隔了两千多年，你的法仍然在世人的灵魂深处浅浅吟唱，要我们不贪不厌，要我们不怒不痴，你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却不喜欢后人哪怕供奉着你的神像。你说：“如果后人真的想要什么东西的话，那一定就是菩提树，它给我庇护，让我坐在下面思考，并获得至高的保佑，这是我的体验。它也会给成千上万寻求真理的人提供庇护。”然而你不会知道，正是因为你的箴言，那个曾经为了15块钱亏待自己的小伙子才能砥砺前行，直到今天包着车来看你。在你的辞世之地平视着你那依旧圆融的侧卧像，我无需掩饰早已决堤的泪水。

这几处圣地，都不曾有国内佛寺随处可见的香火缭绕、钟鸣鼎沸。无喧寂，无荣枯，无往非自适之大，这是佛陀喜欢的生活。

“佛教在印度会复兴的！”波拉最后跟我说，“因为只有佛教才回答了人生的终极命题，无论你怎么兜兜转转，最后一定还会回到这里。如今的印度，已经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重新信仰佛教。”

他的帽子和头巾鲜艳而滑稽，在印度五月的绝对高温下保护着他64岁却快乐活跃的身躯。他用百分之二十这个数字来激励自身的信仰，哪怕这并不是真实。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寺庙和佛像，我的家乡有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佛，却无心为它们续上哪怕一炷香火，一生独拜佛教最初的模样。

那些年，神平易近人，人平易近神。

二

佛教诞生千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大地上，达到了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如前所述，佛教在各国的异化，是艺术的幸运，却是佛学的不幸——唐朝时，中原大地上已经出现众多宗派林立，说法各一甚至矛盾的局面。

“出家之人是为了求证无为法。岂能再像无知小儿一般一直嬉戏，徒然浪费一生光阴。”为了消灭争论，统一教理，一位年仅27岁的僧人决定用最实证的办法来判断是非——去天竺，取回真经，孰对孰错，一看便知。这便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玄奘法师。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的旅程呈现于无数荧屏之上，现实中无尽的戈壁、沙漠、烈日、军事关卡，均化作魑魅魍魉、玉体尤物，考验着他、诱惑着他，却唯独没有那只神通广大的猴子帮助他。

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天竺，却发现曾经热闹的鹿野苑、菩提伽耶早已换了人间，不见佛法。失望之余，玄奘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硕果仅存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在今天的比哈尔邦。

最初翻译印度地名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好像拘尸那迦真有尸体，那烂陀也果然很“烂”，如今只剩下一片断瓦残垣供人凭吊，门票200卢比，请导游300卢比。

“玄奘实在是中国的骄傲。”导游带领着我到“学生宿舍”查看，“这最靠近讲坛的一间宿舍，被广泛认为是玄奘当时的居住地，因为玄奘在所有学生中最优秀，而最优秀的学生按照惯例会最被安排到最靠近讲坛的房间。玄奘在那烂陀大学一共待了六年，前五年是留学生，最后一年是老师。”

“当时一共有多少留学生？又有几个留学生最终成了老师呢？”我好奇地问。

“当时一共有56个留学生，而最终成为老师的……”他赞许地说，“我们只发现玄奘一例。”

“真是了不起！”

“而且后来评选的那烂陀大学十佳讲师中，玄奘也是唯一的外籍教师，其他九位都是印度人。别忘了，他还必须首先学会说梵语，他早在巴基斯坦就开始学习梵语，这需要一种多么执著的精神！”导游赞不绝口，仿佛他才是玄奘的同胞。

两公里之外，是一座崭新的玄奘纪念馆。其中有一座中式风格的展馆，一尊玄奘旅途中的雕像，门口有若干门卫把守，也有若干印度人前来瞻仰。

“在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倡导下，决定在那烂陀这个地方修建了这座纪念堂，用以纪念玄奘西行的壮举，以及中印两国之间的友谊。”导游说。

“来这里的中国人多吗？”

“我在这里当导游十年了，过去日本人来得多，最近几年中国人也多起来，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步入展馆，迎面又是一尊玄奘打坐的雕像，四周立着很多橱窗，图文并茂地展示着玄奘的历史事迹，几位印度年轻人正在细细品味。高处还悬挂着几十幅巨大挂毯，从玄奘的出发，到玄奘在大雁塔中翻译经文，于内墙四面形成一个循环，如同连环画提炼了玄奘的一生。洁白的布条上，用中文和印地语共同书写着说明：“玄奘西出玉门关”、“玄奘在王舍城竹林”……

“还是有一点可惜。”我说，“虽然在中国，玄奘家喻户晓，可是印度很多年轻人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包括我IITGN的学生，跟他们讲这段历史，只有少数人知道玄奘是谁。”

“一切都会改变的。”导游微笑着说，“虽然中国现在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印度才是真正的朋友，可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政治观念。玄奘的故事，可以暂时被埋没，但绝不会被忘记。”

三

北方邦和比哈尔邦接壤，从北方邦东部城市瓦拉纳西出发，经过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那烂陀，又从北方邦的拘尸那迦回到瓦拉纳西，就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这时，我的旅行进入了最后一站。

圣域——瓦拉纳西（Varanasi），一个印度教徒一生必到的城市，它为印度教而生，用恒河水把城市输送进印度教数千年的魂魄。

漫步于瓦拉纳西东侧恒河岸边，无数的底层本地人会“邂逅”你，出于信仰、出于生计。他们陪伴着外国游客，用自己练就的英语、积累的人脉带领你走街串巷，参观印度教形而上的不可思议，事后外国游客出于礼节给他们数百卢比的小费——没有明码标价，大家心照不宣。

我选择了信任其中一位，他叫贾尼（Gany），又黑又矮，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肌肤，我猜他大概30岁，他自豪地说：“我刚满22岁。”

“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照顾那些垂死之人。”他指着远方一幢建筑物说，“有些印度人希望死在恒河边，但在那之前就住那儿，需要有人送他们最后一程。”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我父亲、爷爷，还有再上上代……一直都做这份工作，我们对此觉得很神圣，别看我是达利特（低于四种姓的不可接触者），但是只有我们才可以做与死亡有关的工作，哪怕你官再大、再有钱，死后也要由我们来亲自火化。”

临近傍晚，恒河边的几处露天河坛火光异常耀眼，贾尼说：“我们每天大概要烧掉两三百具尸体，那边的小祭坛烧非正常死亡的人，比如车祸、谋杀，这边的大祭坛烧正常死亡之人。”

走近观看，木柴上，一具具尸体正被烧出不同程度的焦灼，我站在下风处，恶臭的黑灰扑面而来，脸上已然分不清是木灰还是尸灰。尽管已经在纪录片上看过无数遍，还是受到强烈震撼。

贾尼带领我离开现场，来到存放木材的塔上，指着一堆炭火：“这里存放着永恒之火，所有的火源必须来这里取。”又介绍旁边一个黑皮肤：“他就是恒河烧尸人。”

烧尸人朝我略微致意后，又去忙他的工作。旁边的小道上，若干尸体还在被徐徐抬下，送往祭坛。

“为什么家属没有丝毫的悲伤？”我问。

“他们一定会悲伤，但是不能写在脸上，一旦哭泣，逝者就不能平静地轮回转生，所以你看到这里每个人都很淡定，甚至欢笑。”

又一个队伍抬着尸体开始围着木柴转圈，贾尼说：“火化之前必须转五圈，这代表着五种元素：火、水、地、风、空。”

“所有的印度人都可以来这里火葬吗？”我问。

“有五种人不可以，孕妇、小孩、婆罗门、火葬工作人员，以及穆斯林。”

四

印度教的火葬仪式无疑是瓦拉纳西最大的惊艳，但如果没有恒河上那一条条渡船，瓦拉纳西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我提出登船，贾尼介绍我上一个朋友的船，陪着我在恒河上漂流。他掏出一根烟，在夜色中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在圣地吸烟，不太好吧。”我说。

“这不是烟，而是大麻。”他得意地解释，“你说得对，虔诚的印度教徒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但这里不一样，瓦拉纳西供奉的主神是湿婆，湿婆喜欢吸大麻，所以不但可以吸烟吸大麻，我们还会搞专门的吸大麻仪式，来和神灵沟通。”

我们一直漂流，不知不觉漂到达萨瓦梅朵河坛前，只见岸上灯火通明，人满为患；河上小船密布，熙来攘往。我们的小船被后来者围在了中央，却视线正好，我不禁站起来，用手机对着四周摄下了满屏的夜色。

“恒河夜祭开始了！”贾尼双手护着头躺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几百年了，不管刮风下雨，这里每天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恒河女神。”

果然是圣地，一热闹就是几百年，那绝不是可以包装出的时髦游戏，气场早已超越了演出本身，与数千年来的传说拼接在一起。脚下的恒河水由于旱季显得气势有些不足，却正好与清凉的微风天成谐趣，默默将高温与倥偬随着古今多少事一起带走。

马克·吐温曾经这么评价过瓦拉纳西：“只要看过一次，即使只是瞬间的一眼，也不会有人愿意将这短暂的一瞥，与世界上的其他风景交换。”

一个怀抱簸箕的小男孩，晃晃悠悠地跨上一条又一条小船，向游客们兜售河灯，只需要十卢比，就可以将一盏河灯嘶嘶点亮，再放入恒河中泠泠东流。

夜风中的火柴一度熄灭，贾尼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护着微火陪我点亮河灯，又如履薄冰地护着放入恒河，它随即离我远去，漂往海陬天涯。

“十盏河灯有七八盏会很快被风吹灭，看，你的河灯却一直亮着，说明印度喜欢你的到来。”贾尼说。

管你是实话还是奉承，我喜欢这句话，照单全收。

河灯在目光所及之处渐行渐远，由喧哗漂往孤寂，我的视野也像拉远的镜头开阔起来。这里是恒河，是瓦拉纳西，是印度，是那个最纯正古老文明的核心体验。无论佛陀、穆斯林，还是英国人，无论历经了多少兵燹饥馑、黍离之悲，都未能改变的一个民族的滥觞。

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说：“印度会继续。”恰是此刻最好的旁白，如同脚下的恒河水，世事沧桑，一笑而过，生死皆趣，亘古不变。

后记

时间一晃已到2017年，离回国已经整整一年，就在本书临近出版之际，印度元素一次又一次地冲刷着我们的眼球。先是《摔跤吧！爸爸》以12.96亿的中国票房差不多从我们国民身上每人赚走一块钱，那极好的口碑也赚取了无数国人的赞美和眼泪；很快，印度军队越境，在洞朗地区和中国军队对峙，两国已走在冲突的边缘，让刚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好感顷刻变调，如同印度那一惯的死去活来。

陆续有朋友调侃我：“如果中印真的开战，你会支持哪一边？”

这虽然是一个不需要思索的问题，但我还是想更加文艺一点地回答。

印度国民中，真正对中国怀有敌意主要是精英阶层，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小老百姓而言，不管你来自中国、日本还是冈比亚，都是无差别的异域人士，享受着他们无差别的善意和笑容。他们的生活太清苦，如果说神灵是精神支柱，那么好不容易碰到的一点外国人便是他们的世俗乐趣，又何必让那本就不权威的政府主宰着自己的好恶？

我还记得，就在我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我用校园邮箱向IITGN全体员工发送了一封告别邮件，便在家中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等候着送机的校车到来。那本是个寂静的周日，一个原本并不熟悉的同事，却风急火燎地要来见我，原因是我曾经向他提起过想买一些印度的邮票作为纪念。他从甘地讷格尔花了半个小时来帕拉吉新校园，把十来张邮票送到我手上，然后又载我去他家享用印度的最后一顿家庭晚餐，最后一直陪伴我搭上开往机场的校车。

那一天，他五岁的女儿还在发烧，他大可不必如此。

正是这样一些不经意的民间感动，让我常常梦回印度。梦里我老是错过回国的飞机，然后拼命找IIT领导、找尼廷想办法；我也常常梦到找不到教室，米兰总是像课代表一样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迟到，焦虑着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便短路般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然后便止不住地回忆那一段段业已定格的过往，自嘲地问：我真的在那里活过一次吗？

对我而言，印度就像是一颗洋葱，起初它散发的熏味让你唯恐避之不及，但一瓣一瓣剥开，总有一瓣深刻得让你流泪。

这个国度的确有太多的景致不堪入目，粗野的街道、潦倒的建筑、污秽的贫民窟、随地大小便的人群……一切都宛如被一只并不高明的手随意搭建起来，却依然有一些东西让世人心驰神往。

正因为如此，即便在严峻的局势下，我也无意对一年前完成的印度题材作品在整体基调上作出情绪化的修改，尽量保持了网上连载的原汁原味，好的坏的，这都是当时实实在在的情怀。

只不过，为了更好地玩味这种情怀，这一年间，我又去了中国很多地方，见证了上海的繁华，领略了长城、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的龙气，回了一趟大山深处的土家族老家，又扎根彝族深度贫困地区从事扶贫攻坚的工作……

朋友们常调侃：“你朋友圈里的画风总是变来变去，好不习惯。”

谈笑间，我又想起了泰姬陵，想起了瓦拉纳西，一种神圣正在离我远去，另一种神圣正在重新构建。

我们都有一些永不可动摇的信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我们尊重你们的罗摩衍那，也会守护我们的江山如画。

写于201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