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精彩。

大明王朝早已远去，明朝的那些人那些事已化作历史符号，今人耳熟能详，却又不明就里。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历史人物是解析历史的最好切入点，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还原真实历史是个艰难的技术活，而探究张居正其人其事的真相更是难上加难。

张居正身后一败涂地，深陷于“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生死两重天，文苑领袖王世贞亦有“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之语。数十年中，反对派操纵舆论，对他的口诛笔伐一度甚嚣尘上，是非恩怨，真伪难辨。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而丰富的表情往往会伪造历史的容颜，使得本就纷繁的历史更显扑朔迷离。历史虚无主义者叫嚣着：历史从来为胜利者书写，无可信之处，甚至小说都比历史更真实。

诚然，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许一些事实真相因为种种原因如沉入大海的沙砾，后人无法觅得，但综合当时各类人士的文集笔记、稗官野史，经过分析考证、去伪存真，尚可还原一些历史画面。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无法游离于所处的人际关系链锁之外，研究历史人物就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中，置于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器实品质的人际关系网中来审视。他们或刚直不阿、石交不渝，或面谀心非、随风向而变色，或有恩或有怨，或恩怨交错，钩织出一幅生动的大明百态图。

同样一个张居正，在不同场合、当世不同人眼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各种面貌。

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又有不择手段、揽权擅政之虞。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集于一身，这就是四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完的张居正。

本书中所叙琐碎逸事，皆非空穴来风，乃笔者经多方搜集，从各种政府邸报、文人笔记、正史野史、墓铭方志及今人研究专著中摭拾而来。笔者对资料加以斟酌整理、修饰熔炼，从众多繁琐的史料中理出头绪，力求全面客观，不溢美、不隐恶，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完整的张居正和他所处的波澜壮阔的晚明时代。

序

互联网这种现代传媒，将相隔千里且从不相识的人群联在一起。我与作者宏瞻君从未谋面，却对她的向学之志和人生追求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其管道便是网上的交往。我曾经在明史交流QQ群中，见证了她的活跃，领略了她在研究张居正方面的刻苦、细致和孜孜不倦。她对围绕张居正的各种文献了如指掌，许多网友向她咨询相关文献时，她都能信手拈来并予以贴出，且经常是比较偏僻的古籍文献。

这不能不让我对这位神秘的“张粉”感到好奇，也曾打听过她的一些情况，比如她年方二十余岁，从事财经工作，从未读过历史专业，等等。一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业余的年轻的历史爱好者，对张居正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如此精通，让我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同时也引出我的许多思考。

其一，加深了对历史价值的认识。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指出，历史所具有的永恒魅力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这种魅力使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直至乐此不疲、为之销魂的地步，因此历史具有娱乐功能。像作者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将全部时间、精力付诸历史，达到了废寢忘食的境地，正说明了历史所具有的无穷魅力和娱乐价值。他们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中，游刃有余，优哉游哉，毫无功利色彩，全凭个人兴趣，与其他人利用业余时间打麻将、玩游戏具有同等快乐，甚至更加乐在其中。

其二，兴趣是成功的最好老师。历史人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一种是个人兴趣的滋润。两种方式各有其利弊。通过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制度培养的历史专业人才，具有规范化、系统化、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它被纳入实用性的高考和考研体制，因此成为部分人“为稻粱谋”的终南捷径，被动地从事历史学习和研究，未能充分激发起学习兴趣，最后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而后一种形式属于自学成才的模式，纯属个人兴趣的驱动，毫无功利目的，其以前的缺点是独学无友，而今网络时代则能结成群组，相互交流，甚至吸引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加入，使得他们在自学过程中，也获得了学术交流带来的相互磨砺和学术增值。作者及其群友们的经验，证明了后一种模式的意义。当然，后一种模式也有比较大的弱点，便是容易走向“粉丝化”，对研究的对象倾注过多的个人感情。如果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将对历史有强烈兴趣的人纳入现代教育体制，则无疑是如虎添翼。但现代教育体制“求全责备”的特征，常常将“学术偏才”拒之门外。怎样改革现代教育体制，是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其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火爆和成功与其说是栏目和讲史人的成功，毋宁说是它引爆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对历史潜在的热情所致。原以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想到在人海茫茫中经商、从政的各色人等，都有了解历史的愿望和冲动。通过该节目的走红，让人忽然发现原来社会上还有如此之多的历史爱好者，他们关注着历史，感受着历史的无穷魅力。通过宏瞻们对历史的痴迷，可以洞悉《百家讲坛》成功的原因。

谈完了以上的感想，再来谈谈宏瞻这部《世间已无张居正》。由于作者属于第二种人才成长模式，因此她采用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常走的通俗史学之路。本书不像一般的历史专业学者所撰述的规范的学术专著，而是通过叙述形式，生动讲述张居正的人生道路和为政经历，偶尔在叙述中夹杂作者的一些议论和评价。

这部书看起来只是在叙述史实，其实中间蕴含着许多作者的研究心得，一些不起眼的表述中，凝结着作者的考证成果。其中对张居正与同僚、同乡、同年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微妙关系的描写，就多有自己的发现。比如张居正夺情时阳明学者耿定向对他夺情起复的看法，从侧面反映社会名流并非都拘泥于纲常名教，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又如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情仇影响张氏身后几百年的毁誉评价，张居正与陆光祖的争执反映出张居正改革的艰难以及他和主流政治理念的冲突；门生傅应桢弹劾张居正引来状元门生张元忭的劝谏以及张元忭对老师夺情事件的态度，以此窥见张居正与门生的相处之道。

特别是作者指出，一贯反对张居正的邹元标，在张居正死后并未如一些史书所说，积极为张居正的平反奔走呼号。作者认为，以邹元标为代表的东林清议对张居正其人其学其治国之术始终存在分歧。此外，有些学者批评张居正晚年自称“孤”是其权力膨胀的结果，有僭越之罪，而作者则指出，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或有以“孤”自称的风习。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这种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专业历史学家那里或被忽视，而本书则通过细微的考证，揭示出许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

世间已无张居正，但世间永存张居正。有张居正建立的丰功伟业，有历史学明史专业和政治史专业的严肃研究，有像作者这样更广大的历史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张居正不再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个与现实日益相联的文化现象，永远存活在现代人的心中。

是为序。

第一章　天降文曲

就历史而言，张居正是一位“盖棺不论定”式的人物。身为明代最具争议的一代权臣，张居正无论生前身后，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

张居正只手撑起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挽救了自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造就了晚明数十年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富庶，从而使万历朝成为明末清初士大夫缅怀的太平盛世。但他专断独行的行事风格和刚愎偏狭的性格弱点，又使他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

不管怎样，张居正五十八年的人生岁月里充满着个人的激情、时代的激荡以及历史的落殇。

白龟的诞生

四百多年前（公元1525年），梅子黄熟的五月初五，大明王朝的百姓们吃着香粽、划着龙舟，热闹非凡。

荆楚大地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张府，有着比过节更令人激动的喜事，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

端午节本是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而今年端午时节，在屈原故里，诞生了一位日后将改变明朝，甚至影响世界的伟大人物。

自古不凡之人出世多伴有异象，江陵张家这个婴儿还没出生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能”。一般人娘胎里待十月出世，个别心急的孩子还提前出来见爹妈，可他倒真沉得住气，愣是拖了一年才悠哉游哉地来到人间，似乎要和神话故事中手套金镯、腹围红绫的哪吒比上一比。

奇异之事远不止此。张居正乳名唤作白圭，取自谐音“白龟”之意，这乳名背后隐藏着这样一段趣闻：

在他出生前，其曾祖父张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在一个万籁寂静的不眠之夜，张诚一个人走进院子，抬头望着那月朗星稀的夜空，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他捋一捋胡须，正想赋诗一首，忽见空中皎洁的月亮迅速下坠。

那月亮越来越近，只听得“扑通”一声巨响，这月亮不偏不倚坠入了院里的水瓮，照得满瓮亮晶晶的。张诚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水瓮，只见水中的明月瞬间化作一只白色的乌龟，从水中慢慢浮起。万分惊喜的张诚没能仔细欣赏这只白龟，就被一道闪光惊醒。

过了几日，张诚的曾孙降生，全家人苦思冥想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张诚想到了那个神奇的梦，想到了那只可爱的白龟，这个曾孙正如那梦中的白龟，是上天赐予张家的珍宝，于是就为他起名“白圭”。

张居正便这么获得了“白圭”的乳名。白圭是家中长子，后来，其母又给他添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再来说说江陵张氏。张诚的先祖张关保原是淮西凤阳定远人，早年跟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因屡立战功，受封到归州（今湖北秭归）做世袭千户，就这样入了湖广的军籍。因此，张氏门宗也算将门之后。

按照明代的卫所制，地方部队分为司、卫、所三级，5600人为一卫，每卫下设五个所，每所设千户一人，统兵1120人，千户所下再分百户所，各统兵112人。

张关保这个千户，属于中级军官，虽说是无名之辈，但这军籍对张家的子孙后代影响重大。

张关保千户的职务已由在归州的长子承袭，因此张白圭的曾祖父张诚不再拥有军职和俸禄，千户的荣耀自然也没能传到张白圭头上。也幸好没传到他头上，否则，明代只不过多了一位“千户大人”，却少了一位治世能相。

在归州无法继承祖上的千户职务，张诚成家后索性就从归州搬到了江陵。

张居正因此常自称“江陵张太岳”——他名居正，号太岳，后人索性称他为“江陵公”、“江陵相君”或“张江陵”。

张诚是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平民，他生性豪爽，急公好义，自家生活不甚富裕，却尽力周济穷人。张居正言谈举止也豪迈仗义，颇具其曾祖父风范。

张诚对孩子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后人有无坚不摧的锐气，所以他给儿子们起的名都是金字旁的。张诚的三个儿子，长子张钺擅长治产，家道日渐殷实；三子张釴爱好读书，补县学生；而次子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终日游手好闲。

张诚偏偏最疼爱老二张镇。既然老二不如他的兄弟出色，那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能生一个好孙子上。老二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张诚对天祈祷：他一生帮人无数，希望上天能馈赠给他一个优秀的孙子。

张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补上府学生，但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被录取，在悠悠岁月中又耗去了二十个春秋。直到他儿子张居正进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眼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张文明这朵“前浪”认输了，掷下考篮，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

他终于明白，原来他名字中那个“文治武功、公卿明相”的理想是为他那个天才儿子准备的。

成名须趁早

张白圭的聪慧远远超过同龄儿童，自幼便赢得家乡父老的众口交赞。

一天，奶娘抱着小白圭在院里嬉耍，正好遇到他堂叔父正在津津有味地诵读《孟子》。堂叔父也许是听闻了些传言，拿着书逗小孩：“世上哪有什么天才，要认得字才算真天才。看看这两个字，叫‘王曰’，认不得‘王曰’就不算天才。”

堂叔父只是随口说说，哪知第二天，奶娘又抱着白圭出来玩，正好堂叔父又在院子里看书，不到两岁的张白圭走过来，指着书上的那两个字掷地有声地念道：“王曰！”

堂叔父大开眼界，才知世上真有无师自通的天才！以这二字启蒙，似乎预兆了他日后言必称“王曰”，或有与王者对话的身份。

张白圭五岁入私塾读书，十岁就能粗通六经大义，十二岁即投考秀才，在江陵已是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

考秀才那天，张白圭提着考篮，带着文房四宝，随着一大群读书人，来到江陵的最高学府——文庙书院参加童生考试。

当时的考官、荆州府的父母官李士翱在考试的前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帝要他把一枚玉印奖给一个孩童。

考完阅卷时，李士翱对张白圭的卷子大为赞赏，还在一卷旁写下评语：“此子当为太平宰相”。于是列之六百人之首。放榜之后，李士翱以主考的身份召见了张白圭，一见到这个才十二岁的新科秀才，他大吃一惊：这小孩不就是梦中授印的孩童吗？顿生爱才之心，对张白圭赏识不已。

小张才貌双全，但白圭这名字着实不雅。

“圭”，谐音“龟”。虽说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古时以龟命名者也并不少见，但在明代的方言中，“龟儿子”、“龟孙子”、“乌龟王八”等骂人的词已经出现。

张白圭为栋梁之材，前途无量，岂能头顶乌龟做人？

为了勉励这位少年才俊，李士翱特地为其更名为“居正”，取“居”官需遵循“正”道之意。“白圭”二字，成为历史。

爱才心切的李大人对这位少年寄予厚望，预言他日后必为“帝王师”，并立刻把他荐给湖广学政田顼，当场面试。面试之时，张居正挥笔立就《南郡奇童赋》一文，洋洋洒洒，深受主考官们欣赏。

一位考官指着吕洞宾的画像让他即席赋诗，张居正扑闪着一对机灵的眼睛，回头看看远处围观的众考生，再看看眯眼凝视的考官，不假思索，挥笔写出：

这个道人黄服蓝巾，分明认得，却记不真。呵呵，原来是醉岳阳、飞洞庭、姓吕的先生。

在座诸人掌声如雷，无不为他的才思敏捷而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中了秀才，进了府学，学习礼、射、书、数四科。

礼与书为经史、典章、律诏、书法；射与数则为射箭和九章算法。

人们往往为经史之学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精力。天赋是横亘在天才与寻常人之间的一座高山。书呆子虽然满腹经纶，脑中却是一团乱麻，终其一生无所建树。而张居正不仅读书破万卷，还善于读书，在书海中“独观大义，惟务宗旨，不求蔓引泛溢”，善于切入要点，洞悉大义，撷英扬华。

张居正考中秀才以后，于当年秋天来到省城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如果再次顺利考取举人，进则赴京会试继续摘取进士的桂冠，仕途无量；退则享受缙绅地位，衣食无忧。

乡试途中，张居正心血来潮，作五言绝句《题竹》：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直上劲头竿。

竹形典雅，凌云挺立，经霜不凋，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并有“直上劲头竿”的意气，足可见其不同凡响的志向。

对比成年以后张居正以竹自喻的《修竹篇》：

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衷，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可以看出，与年少气盛、锋芒毕露的《题竹》不同，中年时期其作品蒙上了历经岁月后的沧桑，委婉道出他即使身在山林也不改凌霄之志的夙愿。

张居正一生垂青于翠竹劲拔有节、直上凌霄的品格，隐示了他矢志不渝的志向。

幸运的是，张居正初涉科场，得到知府李士翱的器重；再进考场，又受到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的高度赞赏，并断言他日后必是将相之才。

顾璘又名顾东桥，是金陵（今江苏南京）有名的才子，与同乡陈沂、王韦合称“金陵三俊”，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而且他不仅是儒林名士，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应天巡抚、湖广巡抚任内，大行惠民善政，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一次，他翻阅荆州来客携带的诗册，其中有一首诗令他玩味不已，惊叹其作者是“异人也，我不可不物色此人”。

得知其名后，顾璘第二天即到荆州学校查询：“哪位是张居正？”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尚未在学，众人回答：“查无此人。”

恰巧有一学生与其相识，连忙解释：“张居正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顾璘大为震惊，立即把传说中的神童秀才召来，当场出题测试：“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

张居正不甘示弱，脱口而出：“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

顾璘又对：“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

张居正即曰：“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

顾璘喜出望外，连呼小友，并解下象征身份的腰带，送给尚未束发的张居正。

张居正接过腰带，顾大人语重心长地拍拍他肩膀：“你有宰相之才，将来是要佩玉带的，老夫的这条犀角带配不上你，只不过是见面礼而已。”

他一再告诫张居正：“将来位列宰辅，一定要做到无富贵心、无富贵气，就可以成为一名贤相了。”

张居正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顾璘惜才，慷慨资助他五十金，并反复嘱咐张父，为国为家都要善待此子。

张居正并没有把顾璘赠予的奖学金完全为己所用，而是“广吾师德”，分给了他的同学朋友们。

更为传奇的是，顾璘把自己小儿子顾峻托付给了尚未考取举人功名的小友张居正。兴奋之余，浑身散发着文人气的顾璘和诗言乐：

赠寄张童子

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

麟子凤雏难可见，碧蹄卅喙定堪夸。

小神童张居正凭着聪明才智，考中举人本是小菜一碟。可就在大家热切期盼他大展身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器重张居正的顾璘故意让他落选，令所有人费解。

顾璘毕竟是经历过风吹雨打的老前辈，他自有他的理由。

玉不琢，不成器。

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历无数艰难困苦，顾璘希望这场适时的磨炼能帮助他日后成为栋梁之材，不因荣誉而骄傲自满。功名利禄，都是浮云；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自强奋进，才是人生的真谛。

张居正牢记顾大人教诲，他珍惜时光，发奋苦读。

功名未得，何以见人？他连父母都拒之门外，其父张文明屡屡劝他出门拜友，张居正不为所动，依旧闭门读书。一怒之下，张文明断其肉食。

张居正颇有志气，以粗食度日，三年后再度赴试，一举中第，获得举人的身份。那一年，他十六岁。

顾、张邂逅，为明代历史留下一段伯乐识才、才遇伯乐的动人佳话，张居正也将李、顾二人的知遇之恩牢牢铭记在心。

时光流逝，李士翱、顾璘相继离开人世，他们的英名也渐被世人所淡忘。但张居正继承了古代士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他秉国期间，为二老请求恤荫，还捐献俸禄资助顾璘后人，帮助他们调解家族遗产纠纷。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始终逃不出恩怨二字。他快意恩仇，宦海仕途中虽与政敌争斗无数，却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心怀感恩。

种下善因，必有善果。张居正谢世不久，家中惨遭覆巢之祸。他最小的儿子张静修当时未满二十岁，母亲嘱托仆人掩护他和他的未婚妻（李幼滋之女）南下避祸，恰恰又投奔到了昔日恩人顾家。顾璘小儿子顾峻欣然收留张静修，并为他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从此张家这支血脉就在江苏兴化生根发芽。

才俊初长成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英姿飒爽的张居正只身一人北上，参加三年一度的礼部会试。会试竞争激烈，数万考生只录取三百余人，张居正凭借扎实的功底金榜题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三岁，当时他的主考官为湖广籍阁臣张治。

明朝的进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

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谓之“鼎甲”，考中就可直接被授予修撰或编修这样极具潜力的翰林史官职位。二甲、三甲进士则根据成绩的好坏，一流的选授庶吉士（见习生），二流的授予低级京职，三流的外放地方知县等。

明代的翰林严格规定必须进士出身，而入阁拜相又必须有翰林官经历，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有明一代，内阁宰辅共一百七十余人，九成出自翰林院，翰林之盛前所未有。翰林院虽只是五品中层衙门，却融政治、文化、教育于一体，既是国家考试议政的职能机构，又是储备人才的重要场所。

庶吉士属于翰林院最底层的见习生，无官品，在翰林院以学习为主，学习国家的典章制度、行政运作，三年后通过考试，即告结业“散馆”。

散馆之后，有的留任编修、检讨等史官，有的出任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总之，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只要仕途顺畅，必能跻身显贵。

因此，庶吉士是国之精英，是晋升翰林学士甚至内阁大学士的基石，被人看作是“储相”。此时的张居正已身居储相之列。

科举考试以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宗旨，但新科进士以及被选为庶吉士之人，也并非都是国家栋梁，人员中鱼龙混杂：有些人不过是当朝权贵的子弟姻亲；有的急于升官，只盼望早日散馆；更为投机取巧的，不过以翰林院为跳板，四处钻营，奔走权要，以求飞黄腾达；还有一些清高之流，则终日诗酒自娱，吟花弄月。

当同僚们忙于为仕途奔竞趋迎，或沉醉歌台舞榭、吟风弄月之时，张居正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不屑做个舞文弄墨的文士。相对清闲的职务给他提供了散心读书、思考的时间。

在纷争不断的官场，张居正不忘顾璘当年的教诲，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制度，默默探求救国兴邦之道。

机会钟爱有准备的大脑，今日的知识积累是他日当国的资本储备。张居正在象牙塔中每日刻苦学习，而象牙塔外面的世界是一派阴森，杀气腾腾……

第二章　初入官场

残酷的内阁斗争

张居正入仕的年代，正逢明代内阁斗争的高潮。

大明建国之初延承元制，在中央设立位高权重的中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部及各院、寺、监等。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综理机务，俨然是皇帝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级权力部门，丞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朱元璋生性多疑，眼看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逐渐坐实坐大，心里越发恐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从此皇帝直接领导指挥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总尚书。

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显不如他精力旺盛，这种寄托在皇帝勤勉基础上的机制实施起来已然不现实。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就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公务。

明成祖朱棣以后，政治运作的枢纽开始集中在内阁。但整个内阁在法律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内阁之权非常渺小，即使大权在握，仍受皇权限制。

大明王朝好比一家家族企业，内阁首辅则为总经理，管理权限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小。

在内阁制推行早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早期阁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几位阁老优势互补，各尽其责，在他们治下，明朝迎来了国力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力鼎盛的同时，明代阁臣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就连以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文章亦风靡一时。

“三杨”之后，阁臣们大体上能融洽相处，但小的冲突也断断续续，从未停止。

嘉靖、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加重，阁臣身系天下安危，在内辅助主上，在外统帅百官，俨然真宰相。

时人陈子龙在《皇明经世文编》中如是总结明代内阁发展史：

高皇（朱元璋）诏废中书。文皇（朱棣）政归内阁。三杨秉钧而后。势以益重。至嘉隆之间，几几真相矣。若洛阳（刘健）余姚（谢迁）之谠亮，永嘉（张璁）丹徒（杨一清）之才略，新都（杨廷和）华亭（徐阶）之弘博，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之英毅，山阴归德（沈鲤）之端方，内辅君德，外总机务，朝政之清浊、海内之安危，职任綦重。裒辑尤详。

内阁地位的崇高也使得帝国精英为此明争暗斗。正常状况下，内阁会有多位阁臣同时在阁，遇事一般由首辅先作决定，首辅与皇帝的接触最多，地位远非普通阁臣所能及，所以阁臣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界限，开启了此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此后的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踩着前任鲜血，登上万人瞩目的宝座的。

嘉靖皇帝十六岁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他即位后不久，为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了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而以生父为叔父，遭到嘉靖的强烈反对。

君臣矛盾从此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强权压倒纲常，嘉靖在新科进士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运用廷杖、镇压等极权手段取得最终胜利，正式颁诏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追尊为睿宗，入祀太庙。

同时，重定礼议诸臣之罪，退休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被削籍为民。至此，君臣争执数年的大礼议之事尘埃落定。

礼议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襄助嘉靖皇帝礼议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大礼议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重臣，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明朝因此有了两位张文忠公。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世宗实录》中对其赞誉有加。不过，张璁以及桂萼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不佳，因此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皇帝，巩固权力，打压异己。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张居正入仕的时候，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一时风头无两，直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张璁得疾，被护送回乡。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然而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以夏言被罢、严嵩入阁告一段落；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被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了上风；直至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内阁中形成夏言、严嵩对峙的局面。

夏言豪迈多才、纵横善辩，在入阁之后，他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计划收复被鞑靼占领的河套地区。曾铣屡战屡胜，获得嘉靖皇帝的赞赏，嘉靖也因此更加器重夏言。这引来次辅严嵩的嫉妒。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利用嘉靖对鞑靼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对鞑靼用兵，实在是穷兵黩武、混淆国事。

天助严嵩，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深惧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进都城。严嵩见此机会，开始猛攻夏言，他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夏言、曾铣祸国殃民，是他们导致鞑靼入侵、生灵涂炭。

嘉靖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身首异处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夏言也成为有明一代唯一被公开杀头的内阁首相。夏言倒了，严嵩顺理成章地爬上了首辅的职位。

小翰林的蛰伏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的身份让他接近了首辅理想，却也触及了现实政治，亲眼所见的真相使渐近的理想变得更为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中，他一边忙于撰写史书，积蓄知识；一边冷眼旁观现实生活，剖析政务。

就在与他同时入仕的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陷入争名逐利的漩涡之时，他却洁身自好，喜好与对他升迁无甚助益的基层吏员交往。

每遇小吏从边塞巡视归来，他常常提一饭盒酒菜前去探望，与这些官员边饮酒边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挑灯写作，彻夜不眠，足不出京而晓天下事。

当他合上书本，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了《论时政疏》，试图让皇帝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陛下尽早摒弃幽居深宫的消极态度，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进而针对时弊，提出抑制宗藩、整肃吏治、整顿时政、整饬边防、上下沟通五大对策，洋洋千余字。

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撰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对时政不置一辞。

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是张居正三十而立之年，人到三十，本该奋勇前行，张居正却急流勇退了。他厌倦了官场的荆棘丛莽、黑白不分，但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在他眼中，还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的老师徐阶，希望尊师有朝一日带领大家扫除阴霾，拥抱光明。

徐阶年轻时曾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深谙人才育选的要领，威望颇高。他不同于同时代一些腐儒，只工于词章，而是引导庶吉士们把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授课内容无不围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使学生们身心受教，学有所用。

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居正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来到翰林院任职之时，分管翰林院的内阁次辅徐阶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卓尔不群，所作之文虽旁列诸子百家之言，却以务实为本，且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博得了诸位翰林老师的好感。

有心的徐阁老刻意接近小张，多次找他谈心，借以全面观察这个谈吐不凡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投契，他很是欣赏小张“沉毅渊重”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深相期许，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重臣。

从此，徐阶一路提携小张。张居正对徐老的知遇之恩也铭记在心，从此更加积极上进，二人在政见上也多有默契。休假回家前，张居正特意修书一封致徐相公。

信中，张居正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他愤慨于群奸乱舞，迫害正人；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天下有所改观。他也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又要虚与委蛇，“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不亦难乎？”

张翰林颇费心机地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只是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对于张的建言，他只能摇头苦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物色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和接班人了。

此时的张居正不仅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长逝，抱着念妻、怀友、感叹时局的心绪，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了。

回乡之初，张居正寻得风光甚佳的湖畔筑一茅屋，种半亩青竹，养一只癯鹤，终日闭门不出，身边有童仆数人，专事洒扫，烧茶煮药。

人在天涯，心悬京华；养疴田园，魂萦廊庙。他有过读书自娱的避世念头，但目睹江山败落、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青年才俊，又怎能割舍对社稷苍生的关切呢？

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交织在张居正大脑中，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倾注在诗词里：

山居

林深车马不闻喧，寒雨潇潇独掩门。

秋草欲迷元亮径，清溪长绕仲长园。

苍松偃仰云团盖，白鸟翻飞雪满村。

莫漫逢人语幽胜，恐惊樵客问桃源。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枫林霜叶净江烟，锦石游鱼清可怜。

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

九秋查影横清汉，一笛梅花落远天。

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

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跃然纸上。

“显则立于朝，晦则隐于野”，大自然往往成为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

张居正寄情于寒泉潭水、沧江白鸥，在烟霞松竹中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心灵或驰骋在云端，或伏贴于岩崖，寻找人世间难以寻觅的宽容和慰藉。

六年的休假生活中，最令他身心愉快的当属衡山之行。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张居正偕同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长沙李石棠等几位湖广友人，遍历潇湘大地。张甑山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李义河、李石棠后来都位列公卿，成为日后张居正执政改革的左膀右臂。他们正是在此结成扯不断、紧相连的至密亲友圈。

他们在衡山游历八天。到底是翰林才子，张居正文思泉涌，留下名篇《游衡岳记》：

……

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

……

这是他此生最惬意怡情的一次旅行。数年后，他还和理学名流孙应鳌津津有味地谈起当年的衡山之游，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旅途日记。

归途中，一行人溯江西行，途经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张居正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厦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青年张居正报国无门，此时只能寄情山水，渴望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平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种种思想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

当然，逃避现实绝非他的风格。

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

居江湖而忧庙堂

“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才不遇的张居正想起了魏晋时代与他一样怀才不遇的竹林七贤。他们从不在意世人的嘲笑讥讽，谈笑自若，坚决不与臭名昭著的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放荡不羁的个性，挣脱礼教和功名的约束。

张居正仰慕竹林七贤的淡泊洒脱，理解他们孤独的灵魂，作《七贤吟》歌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七贤。

为摆脱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平静，张居正一度研习禅学。他闭目盘膝而坐于清凉树下，修身悟道，常与著名僧侣学者邓豁渠交流心得。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把禅宗思想说成是张居正执政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的思想根源：“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希望通过虔诚的修炼解除人世间的烦恼，缔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理想很美好，现实终归很残酷。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复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蒙古犯边，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江陵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但在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民穷财尽。

作为休假的朝廷命官，张居正本可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一下京城见闻；可谁也没有想到，血气方刚的翰林院编修当起了泥瓦匠，亲手筑起几间房，名之曰“学农园”。

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读书之余，他常常游走于在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获固然令人欣喜，但更多的是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仅免于饥饿。而官吏的催征过急，常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

此情此景，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象，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

当时的湖北有楚王、荆王、襄王等五大藩王以及数不清的郡王宗室，这些人靠国家财政收入来“支给禄米”。政府对基层的掌握逐渐失控，宗藩过多，田赋不均，荆州一带榷税负担日益加重。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社会大学堂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与启示，在研究透榷税和农商的复杂关系之后，他逐步形成了重商益农、农商互惠的新思想，促使他日后大刀阔斧改革赋役制度，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身在山林，心在庙堂。

五百年前，仕途坎坷的范文正在岳阳楼挥毫写下了那篇不朽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五百年后，同样处境的张居正，也遇上了同样的矛盾。堂堂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吗？

张居正呼唤仁人志士与他一同振兴大明，后来他对知己耿定向道出肺腑之言：“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人组成的盗匪团；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盛行，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必须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破旧立新，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此时的大明朝廷未必察觉得到，即使知道也未必起用。

重返淤泥政坛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万不可小看这六年，其间张居正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

在彷徨中，张居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自此以后从未动摇。六年中，他洞悉了社会百态，成熟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经过休整、反思和对农民疾苦的考察，张居正心中逐渐开出解除社会弊端的药方，重新燃起了报效国家的热情。

张居正的父亲，那位屡试不第的张文明，看着儿子数年如一日地宅在家中消磨时日，更是忧心忡忡。他逢人便说：“我家三代都无人中第入朝做官。这个儿子难得入选翰林，本想靠他光宗耀祖，可他现在却无所事事。”言罢，深深叹气。

的确，张家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几代人的遗憾全都指望这位年轻人来弥补，眼看儿子业已进入“储相”的行列，岂能长久在家逗留，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闭门读书与游玩休闲上？

国运的召唤，父命的嘱托，肩负着兴国、兴家双重使命的张居正不得不重返政坛。

于是，三十六岁的张居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北上的旅程。人刚启程，一种略带犹豫、担心前景的复杂情绪便徘徊在胸际。

他此去京城，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区区七品的官俸，他忧虑的是如何面对紫禁城中那个变幻莫测的官场，而想要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施展抱负，是何其艰巨！

他留恋美好的故乡，十三年前，他从这里进京赶考，其后因发妻顾氏去世，一度南回。数度往来，十三个春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江岸依旧，而人已近中年。

或许，苏东坡那句不朽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此时正久久回荡在他耳边。

他深吟一首《割股行》以表达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耿耿，激励自己风雨无阻，献身国家：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

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

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

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金碧依旧，黄土依旧，京城的乱局没有丝毫好转。张居正最为关心的政治大局，仍然是阴霾弥漫。

长安道上，京师城中，豪门依旧夜夜笙歌，疾苦的百姓也俯仰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张居正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

回京后，严酷的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

嘉靖皇帝还在琢磨那两件事情：一是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人，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一群道士的怂恿下修道炼丹。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

宫女常因一些小错而遭嘉靖皇帝毒打，多达二百多位宫女死在皮鞭之下。这种非人的待遇，让宫女不堪苦痛，她们蓄谋拼死斗争。宫女领袖杨金英索性联合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谋划除掉嘉靖，却也因自己的失误丧送性命。

在守卫森严的宫廷，一群弱小的女子，竟敢与皇帝拼命，旷古未有。事情虽然很快平息，嘉靖皇帝幸而未死，但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恐慌的内心愈发要紧紧抓住求仙长寿这根救命稻草。

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再也不敢回到临朝议政的乾清宫。皇帝不上朝，一切政务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污吏提供了更多渎职枉法的机会。一时，严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乌云密布的朝政能否给张居正这颗新星闪耀的机会呢？

第三章　在政治中成长

做人正直没人欺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的奸名堪与秦桧、蔡京比肩。作为一个毫无安邦经世之才的人，严嵩能在大明朝一度呼风唤雨，靠的是无耻的谄媚和阴险的权术。而嘉靖皇帝久不临朝，也给严嵩肆意擅权乱政提供了温床。

张居正入仕之初，恰逢严嵩任职内阁。嘉靖皇帝喜好青词，身边自然招来一批投机逢迎的青词高手，尤以严嵩为最，凭着这个特长，严嵩深得皇帝的欢心。

所谓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以工整的结构和华丽的语言，用红色颜料写在青颜色符箓纸上并在祭坛上焚化，祈祷老天爷遂人愿。

除了喜欢歌功颂德的青词，嘉靖皇帝对文采飞扬的醮词也颇有偏爱。一次，皇帝心爱的狮子猫死了，嘉靖伤心不已，命令臣子们写醮词。大臣袁炜琢磨着朱老头的心思，说陛下之爱猫“化狮作龙”，一下子引得龙心大悦，当即赐狮子猫以金棺厚葬在景山，小猫享受到连国家重臣都望尘莫及的“非人”待遇，真是不枉此生。

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举不胜举，这样的皇帝与只知投其所好的庸碌阁臣怎能治理好国家？

俺答三次入犯京畿，京城外，火光烛天，杀气腾腾，首辅严嵩竟蒙骗嘉靖皇帝，说是民家失火。这个骇人听闻的欺天大谎，只有胆大如严嵩者才能编造出。

严嵩恭顺谨慎地伺候着主子嘉靖皇帝，在他排除政敌后，才会露出沾满鲜血的毒牙。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有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嘉靖帝写给内阁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几乎无人能看懂。惟独严世蕃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合嘉靖心。

这样的奇异组合使得嘉靖帝片刻离不开宠臣严嵩，严嵩也片刻离不开儿子严世蕃，当时民间盛传严嵩为“大丞相”，严世蕃为“小丞相”。

面对严嵩的所作所为，张居正心中想必颇有微词，但六年的乡居生活早已让张居正脱胎换骨，让他从一个满腔热血的政坛毛头小子蜕变成善于隐藏真实感情的成熟官员，心如古井，波澜不惊，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事实上，张居正也未能免俗地写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贺表颂词。此时的他虽未像同科进士杨继盛那样不惜粉身碎骨弹劾权奸，但也决不为一己的荣华富贵而与严党沆瀣一气，而是与严嵩及其党羽敷衍周旋，不亲不疏，过着唐代诗人白居易《中隐》中描写的“大隐住朝市”式的生活。

短暂的隐忍不代表麻木，身处京师的张居正对是非曲直有着清楚的认识。一次，张居正主持会试，一个张门学子得意洋洋地向众人炫耀说他深得严相公欢心，张居正听到后怒气腾腾，拍案而起，当众责斥他，让他投奔严门，不要玷污自己的清名。

回朝这么久，张居正眼睁睁地看着同年进士李春芳晋升翰林学士，而雄心勃勃的自己却原地踏步走，只得到一个到河南汝宁册封崇端王袭封的闲差。不过汝宁距离江陵不远，张居正正好顺便回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此时徐阶与严嵩的争斗逐渐白热化，与徐阶相善的友人畏惧严嵩的权势，看到严党人马唯恐避匿不及，投靠严嵩者又百般排斥徐党，惟独张居正在两位权贵之间逶迤相处，应付自如。

他在严首辅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与徐阶友好相知，在徐大人面前也痛恨严嵩祸国殃民，却并没受到严嵩的打压，相反严嵩还很爱护这位青年才俊。

当官需要被提携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月，刑狱系统两位同仁吴时来、董传策挺身而出，同日上疏，揭露严嵩贪污祸国的罪行。

严嵩老谋深算，自然看得出吴时来、董传策是徐阶推到前台的棋子，心中暗想，这两个小人物不足为道，徐阶才是心头大患。

严嵩又一次戴上面具在皇帝面前展现他无懈可击的演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次辅徐阶及其门人颠倒是非，欺负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今日之自己早已不能与夙昔相比，徐阶的地位正日渐提高。

嘉靖帝虽处置了吴时来等人，也对严嵩心生罅隙，遇到需要秘询的重大事务时，常常舍弃严首辅，独找徐次辅商议。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徐阶便由少傅晋太子太师。也正是这一年，三十六岁的张居正迎来平生第一次升迁，经徐阶推荐，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六品的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国子监司业事，相当于国立大学副校长。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这个副校长可小瞧不得，虽然官品不高，却是参与朝廷决策、主导社会舆论的要职。这给张居正提供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张居正也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没有忘记当年顾璘赏识栽培自己的经历，一如顾先生赠与自己玉带一般，张居正对好学上进者也毫不吝啬，时常赠与他们各类图书及银币，百般提携有才之士；加之他机敏博学的风格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众多国子监监生中树立了威望。

人脉决定成败，明代监生中有相当比例能够入仕担任各级官员，倘若张居正能经营好自己的“副校长”身份，在监生及士大夫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不啻为一笔官场的长期投资，日后必有丰厚的收益。而这一切，也正是徐阶将自己这个最得意门生安排到这个职位的初衷。

正是在国子监的生涯中，张居正进一步接触了风靡士林的阳明心学，心学培养了他敦本务实的作风与不避毁誉的人生态度，这两件东西可谓张居正的制胜法宝，自始至终支持着他的政治行为与人格形态。与此同时，喜结天下贤士的张居正结交了一批著名的阳明心学学者，如江西胡直、罗汝芳，贵州孙应鳌和麻城（现属湖北红安）耿定向，几位年轻人的理想各有不同，然而，人生际遇将其紧紧联在一起，今后的岁月中，他们互相砥砺，互相携助。

张居正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与另一颗未来的政治明星有了最初的交集，此人是张居正一生重要的朋友，也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出身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官宦世家，相貌魁伟，自幼颖敏勤奋，胸怀大志。他曾是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老师，两人关系密切，继严嵩之后，他成了徐阶的主要对手。

高拱长张居正十三岁，已年过半百，是浸淫官场多年的大叔了。

才高气傲的高拱仗着学问与年龄上的优势，目空天下士，然而初次见到张副校长，他就被张居正英俊潇洒的外表和学贯古今的才识深深折服，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二人从政经历也颇为相似，始而同在翰林院，同在太学国子监，又同入内阁，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相处甚好。

高拱教育学生，文章写作不能止步于手法的运用，而要注重言之有物，明白自己作文的目的是表达观点，抒发情感，而不是刻意追求华丽和规整；翰林官职责不只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还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的重任。这与旨趣亦在精研国家典章制度与时事政治的张居正不谋而合。

孜孜向学的张居正经常与高拱讲析义理，商榷治道。每次长谈结束，高拱都会萌发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豁然领悟，因此越发看重张居正，对他礼敬有加。

张居正也感叹，自打与高拱结为好友，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见识也增长了。在国子监共事的日子里，二人留下不少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拱约张居正到香山出游。放眼望去，枫叶红遍山坡，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实在令人叹息啊！”

张居正默不作声，凝重地点了点头。

高拱见张居正沉默无言，转身对着张居正说：“老夫观察小弟已久，你和老夫一样，有报国的大志，现如今政治昏暗，百姓疾苦，不知你有何救国之良策？”

张居正知道身边这位“老大哥”看出了大明朝华丽袍服下的破败，看到了自己渴求力挽狂澜的远大志向。

秋日午后的阳光并不刺眼，但足够温暖，看着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形成的光斑随着树叶的轻摇而慵懒地变幻形状，张居正仿佛透过历史隧道，纵观泱泱中华几千年。历朝历代无数拥有过这样抱负的仁人志士，其中又有几人能实现理想，青史留名？

张居正捻须沉吟，忆起昔日诸葛孔明之言，然后抬起头，身对群山，目光如炬，一字一顿坚定地告诉高拱：“如果我有一天能秉执朝政，肩挑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不由击掌叫好：“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当年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终究也致死践诺，虽功业未成，也不负此生，定当无憾了。”

张居正听后不以为然，缓缓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鞠躬尽瘁，但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

一番慷慨激昂之辞，令高拱为张居正睥睨天下的豪气所震撼，不由抚掌击节叹道：“不愧名为居正，你这气吞山河、睥睨古今之志气，除了我高拱，还有谁能比得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是赞扬张居正，更是夸耀自己，两人击掌为誓，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相约若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

此后两人关系越发亲密，甚至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外号来取笑对方，认为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情趣。二人相互戏谑，相知默契，他们的“香火盟”、“生死交”令张居正永生难忘。

张高二人都以“国器”自命，立志做房玄龄、杜如晦、司马光式的贤臣良相，甚至想要超越这些人，他们都坚信自己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谈到相投默契的地方不禁拍手称奇，“相得甚欢，如出一口”。

高拱精明强干，直拙傲慢，不易相处，可他和张居正在诸多问题上的见解甚为相投，共事友好。

徐阶老谋深算，平厚阴柔，是给张居正传道授业的恩师，又是一路提携举荐张居正的恩人，两人相处也很融洽。

在这两强之间也能左右逢源，可见张居正为人处事之能耐。

与知己谈学论道的闲雅终要过去，国子监注定只是张居正仕途大道上的一处小小驿站，很快，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降临在他肩上。

这次，他被徐阶委派参与校订《永乐大典》。这份工作不可小瞧，它不是单纯的校对，其中包含目录学、文献学、史学等多种知识，学问极大。

《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十一月，全书共22937卷，三亿七千多万字，不仅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也比后来清室所修的《四库全书》更为全面，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书。

因为卷秩浩繁，这部奇书始终未能刊行，只有一个手抄的正本。嘉靖年间，抄了一个副本，张居正参加的就是这次修编。

处处留心皆学问，重新校订这部巨作进一步帮助张居正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有了修订《永乐大典》的经验后，身任《兴都志》编撰总裁的徐阶又力荐张居正做副总裁，实际主持《兴都志》编写的全盘工作。

《兴都志》绝非一般地方志，嘉靖皇帝不是正统皇子，而是外藩入嗣继承大统的，他出生在他父亲兴献王的封藩之地——湖广安陆。继位后，为了彰显皇位的合法性，他立即把安陆更名为承天，尊称“兴都”。

所以《兴都志》又称为《承天大志》，在嘉靖一朝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国史，亦是帝王家史，是嘉靖皇帝为自己的“正统”地位制造的舆论宣传。编纂这部书是老皇帝晚年的心头大事，每一篇稿件他都要御览审订，承修此志自是非皇帝心腹不可。

有幸参加这个项目的大臣当然不会放过拍马屁的机会，也好为自己未来的仕途添砖加瓦。

张居正亦不能免俗，一改笃实学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嘉靖父子吹捧上天：庸碌的兴献王摇身变成雄才大略的周文王，“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嘉靖皇帝乃“今之尧舜”，雷语迭出，令人瞠目结舌。

张居正仅用八个月即脱稿，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此君平日不显山、不露水，原来学养深厚，派他去教育皇子不失为明智选择。

于是，嘉靖降旨命张居正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

在裕王府工作的岁月里，张居正展现出鸿学硕儒的翩翩风度。他仪容峻整，每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剖析政务多切中事理，裕王在王座上听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地盯着张老师，以示崇高敬意。

朱载垕不仅在学识上仰慕张居正，生活上也很善待他。在裕王的感召下，连王府中的大太监李芳，都极为推重张学士，经常向他请教经书义理，畅谈家事国事天下大事。凭借自己的奋斗和友人的关照，张居正逐渐享誉士林。

徐阶和严嵩，不得不说的故事

明代的“皇帝-司礼监-内阁”制衡机制，使得“党争”贯彻始终。从洪武年间的浙东集团与淮西集团，到英宗、景帝时期的宦官与大臣，再到嘉靖、隆庆、万历（以下简称嘉隆万）之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政治斗争，直至明末东林党、复社和阉党的斗争。

有明一朝的历史，某种形式上也是一部激烈的党争史，若最高统治者能够有效操控臣下，便能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若不能，即便皇帝勤勉爱民，也难防奸臣弄权，皇帝被架空。

某种意义上讲，明末崇祯皇帝就是不能驾驭臣下，留下亡国遗恨，所以他自缢之前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然臣皆亡国之臣”的喟叹。而世宗嘉靖皇帝，虽然久不上朝，但在平衡双方权力、把握斗争火候方面是绝对的高手，因此嘉靖时期的政治斗争，绝对是明朝政治斗争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嘉隆万之际的政治斗争显然不是第一个高潮，第一个当属徐阶和严嵩的斗争。如前文所述，严嵩自击败夏言、当上内阁首辅以来，对于嘉靖的荒唐举动百般逢迎，深得嘉靖欢心，他本人也借此而大肆打压异己。

朝臣对严嵩的不满由来已久，聪明的嘉靖并非完全蒙在鼓里，现阶段，嘉靖不过是把严嵩当做自己的统治工具。虽然像宠物一样护着严嵩，可皇帝只需一句“不如朕意”，就能宣判严嵩政治生涯的落幕。

身为次辅的徐阶知道此刻绝非主动跳出来挑战严嵩之时，他所能做的就是避其锋芒，虚与委蛇，等待时机。为了麻痹严嵩以自保，徐阶甚至把亲孙女嫁给了严世蕃之子，还和严嵩党羽——号称明朝第一锦衣卫的陆炳联姻。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的冬天，皇帝到西苑永寿宫燃放烟花，没想到真龙天子的无心之举惹到了火神爷，顷刻间，雄伟壮观的宫殿化为废墟。

嘉靖眼看着心爱的宫殿被焚毁，一心想修复永寿宫。严嵩身为首辅，这次表现出难得的体国恤民，他以费用巨大为由，劝皇帝打消重修万寿宫的想法。若单说费用巨大，倒也没多大问题，可精明一世的严嵩这次忽略了：离宫是先祖英宗失去帝位改做太上皇的地方，这对敏感多疑的嘉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忌讳。嘉靖帝听到这些，立刻拉长了脸。

徐阶不愧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站在一旁的他敏锐察觉到皇帝有些龙颜不悦，沉思片刻，当场拿出一套两全齐美的方案：“臣以为，重修万寿宫无需额外开销，用昔年修三大殿余留的材料便足够了，臣子徐潘可主管工程事宜，皇上您看怎样？”

眼看着徐阶主动为自己解忧，嘉靖欣然准奏，并任命徐阶全权负责此事。徐公子颇有乃父风范，不出数月即大功告成，更名为万寿宫。

徐阶善于谋算，对宫中日用物资和建筑费用了然于胸，讨得嘉靖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晋升徐阶为少师，兼领尚书俸。

这个回合里，徐阶靠着过人的才能和高效的施工团队，出色完成了重修万寿宫的任务，仅此一项，就在皇帝那里赚足了印象分；而严嵩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渐渐开始松动了。

严嵩看到徐阶如此受宠，那是怒从心头起，更是心生警惕。他又一次打出了苦情牌以自保，但这次他耍出痛哭乞哀伎俩的对象从皇帝变成了徐阶。他设宴盛情款待徐阶，并让家人团团围着他叩拜：“我年纪大了，日子也不多了，鄙府老少还望徐公照顾。”

徐阶对此早已有所准备，就连连推辞：“不敢当，不敢当。”说完，甩袖离席。

这次严、徐的直接交锋，让徐阶认识到，严嵩与嘉靖的联盟已不像当初那样牢不可破，自己逐渐羽翼丰满并可与之抗衡，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在徐阶脑海中成形。

嘉靖皇帝迷信鬼神，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一心渴望长生不老，请来许多道士为其炼制丹药。道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嘉靖皇帝最爱好的三样东西是：能长生不老的丹药、能驱使鬼神的秘方以及能呼风唤雨的咒术。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皇宫俨然变成丹药修炼所，道人成为皇宫的常客。

善于权谋韬略的徐阶利用嘉靖皇帝信道的弱点，暗中收买了几位嘉靖宠信的道士，授意他们利用皇上扶乩的机会中伤严嵩。

扶乩是一种占卜方法，取一个沙盘，道士装作神仙附体，皇帝问什么问题，道士就把答案写在沙盘上，表示天意。

有一天，嘉靖皇帝心血来潮，突然向道士蓝道行发问：“朕虔诚待天，为何国家每况愈下，朝政混乱不堪？”

蓝道行大喜，机会来啦，立即按照徐阶的嘱咐，诈为乩仙回答：“贤人不得施展其才，奸徒肆为猖獗，以致国家衰败。”

嘉靖皇帝连忙追问：“谁为贤人，谁为奸人？”

蓝道行就写出：“贤人如徐阶，不肖如严嵩。”

嘉靖皇帝紧接着又问：“既然上天知道，为何不发雷霆之威惩治奸人？”

蓝道行又写：“奸贼在京，其府距皇宫仅数步之遥，为保皇宫之安，不可如此。若陛下将其驱逐出京，上苍自会惩贼。”

信道痴迷的嘉靖帝默默点点头，继而沉默不语。种种事端让他对严氏父子的厌恶与日俱增，逐渐萌生了驱除他们的念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铺垫就绪，徐阶集团准备发动对严嵩的新一轮围剿。

一个宁静的夜晚，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唯独徐阶的门生——御史邹应龙还在拖着疲备的身子挑灯夜战，他要拟写弹劾严嵩的奏章。朦胧间他昏昏睡去，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的邹应龙“左牵黄，右擎苍”，佩弓带箭，身骑骏马，纵辔而奔，忽遇一座高山挡着去路。邹应龙取箭就射，可这一箭轻飘飘的，只发出“嗖”的一声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接连射了好几次，却屡射不中。

梦里的邹应龙显然很沮丧。他翻过了高山，一座小山映入眼帘，山脚东面有一座用土块垒起的楼，楼下面是一片田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还盖着草。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弓搭箭对准垒楼射去，只听“哗”一声巨响，垒楼顷刻坍塌。

邹应龙的梦境中瞬间风云变色，他那一箭仿佛射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紧接着响声连天，米堆倒了，田也炸开了，小山也倒了，邹应龙回头一看，连身后的那座大山也倒了，响声连天，声势惊人。邹应龙大惊失色，醒回现实中来。

邹应龙努力平复一下心情，追忆梦境，细细解析，猛然醒悟：这个“高山”不就是一个严嵩的“嵩”字吗？看来直接射向高山的箭是没有效果的。

“田”上一堆“米”再加顶上的一堆“草”，这些合起来正是一个严世蕃的“蕃”字，而严世蕃别号“东楼”，这个楼塌山倒，不正是象征着严世蕃的倒台吗？

东风来了！

邹御史顿悟天机，想要直接扳倒老贼严嵩，现在还不行，但先扳倒严东楼，再拿严嵩开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趁热打铁，他连夜奋笔疾书，奏章中只列举严世蕃卖官鬻爵的种种不法行为，绝口不提老子严嵩——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招权纳贿，贪得无厌，广收贿赂，刑部主事项治元用一万三千两银子就能得到吏部稽勋司主事的肥缺；贡生潘鸿业以两千两百两买到临清州知州，如此买官者多达百余人！天下水旱灾难频频发生，南北边境多警，而严世蕃仍然大肆搜刮民财。上行下效，内外百司，莫不竭尽民脂民膏，贪欲难填。如此，百姓岂能不穷，国家岂能不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请陛下将严世蕃斩首示众，以为人臣不忠者戒！

严嵩父子的贪婪行径早已激起军民共愤。民间小儿终日唱的歌谣都是：“臊子（俺答）在门前，宰相还要钱。”“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

一边是百姓的抱怨，一边是言官们的弹劾，身旁是道士们的撺掇，嘉靖帝终于失去耐心，下诏逮严世蕃入大理狱以谢天下，强迫严嵩致仕，念在他是两朝老臣的分上，给予发放退休工资。

虽身陷囹圄，严公子发现皇帝对严家没有一棒子打死，知道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决定舍命一搏。他蹲在监狱中遥控政局，通过早先结交的太监，在嘉靖耳边煽风点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勾结，陷害辅国大臣，扰乱国是，罪大恶极。

嘉靖帝令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行入狱审讯。严嵩抓着机会，嘱托刑部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蓝道行拒绝吐露一词，没等到出狱，就被严党活活害死了。

但蓝道行的死并没有阻止嘉靖处置严世蕃，刑部最后判决：“严世蕃受贿八百两白银，流放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戍边地。”

而后嘉靖帝念及严嵩旧情，发起慈悲，特赦严世蕃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蓝道行又被处决，年过半百的嘉靖帝倍感孤漠，开始追念起老严过去二十多年的赞玄之功。

他把新首辅徐阶叫来：“朕年高体衰，准备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在西苑一心拜道，以祈天下太平。”

徐阶眉头一皱：“臣以为万万不可，陛下少年御宇，至今四十余年，德比天高，众望所归，怎可中途退位？陛下在何处拜道都会打动上天，佑我国家！”

嘉靖皇帝：“好，既然如此，你们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有谁敢追论严氏父子，朕一定让他们去见阎王爷！”

徐阶深深感受到嘉靖念及旧情，他沉默无言地退了下去。一旦严氏哪天东山再起，自己的下场只怕会更糟。淡淡的杀机开始在徐大人脑海中成形。

失败的凄惨下场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惊闻喜讯，知道帝仍有念旧之意，就趁嘉靖帝生日，献上亲自撰写得《祈鹤文》，祈祷皇帝万寿无疆。严嵩本就是青词高手，这篇寿文写得是华丽无比、字字珠玑。

嘉靖看到寿文也很开心，严嵩看到了希望，打出同情牌，恳切哀求嘉靖：“微臣老了，恐不久于人世，现在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靠，希望陛下能赦免臣的儿孙返回故乡分宜，为臣养老送终。”

嘉靖帝迟疑许久，终究没有答应这个要求。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足以尘埃落定，斗争的胜者如愿坐上首辅宝座，失败一方归隐山林。但经历一连串打击的严世蕃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

戴罪流放雷州的他行至半道，便擅自回到南昌，无所顾忌地修建豪华别墅，甚至酒后扬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和邹应龙！”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北京徐阶耳朵里，徐阶起了斩草除根之心，命林润逮捕严世蕃等人入京审讯。林润得令即行，一面捕人，一面又上奏疏，把严世蕃一案添油加醋地描述了番，要求皇帝速诛严氏以正国体！

严世蕃仍不改跋扈本性，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大少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

严世蕃得意洋洋：“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英明圣主才不至对此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要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交好的言官，让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再添上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这样一来，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严世蕃素有“天下第一聪明人”之称，这招果真灵验，把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大臣忽悠得晕头转向。言官撰写的罪状辞中大肆渲染严氏父子残毒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滔天罪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严公子千算万算，却没想到这罪状词并未呈给皇帝，而是径直送到了首辅徐大人的案头。徐阶轻扫一眼，就看出诉状中的玄机，把折子置于案上：“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当然是除了他！”

徐阶一笑：“要是你们这张罪状呈递给皇上，只怕会让严世蕃逍遥法外。”

黄光升一脸迷茫。

徐阶郑重地回答：“杨继盛、沈鍊蒙冤被害，天下痛心，但此乃圣上亲下诏旨。诸位此案中谈及此事，正触圣忌，圣上看了，必以为法司借严氏父子案影射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定要翻案。届时，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轻骑出门，而你们则将大祸临头。”

几位同僚如雷轰顶，惊立当堂。

良久，他们才惊醒过来：一定要重拟罪状！

徐阶倒显得格外淡定，微微一笑，从袖中掏出早已拟写好的罪状，吩咐左右：“按此誊抄即可，诸位请务必保密，消息一旦泄露，严党必有所备，到时候一生枝节，事情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称诺，心中不由倒吸冷气。

徐相爷所拟罪状更为骇人听闻：严世蕃与倭寇首领汪直私通，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鞑靼侵边，图谋倾覆大明王朝。

故事完全按照徐阶的剧本发展着，嘉靖帝还没看完奏疏就拍案狂怒。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倭寇和鞑靼。小严和这些人勾搭，罪不可恕，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当严世蕃等人得知徐阶所拟的“罪名”，抱头大哭，这回可谓遇到了更聪明狡猾的对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当政二十多年、权倾一时的二朝元老严嵩彻底垮台，儿子被杀、家产抄没。

话说严世蕃行刑那天，刑场的监斩官早已端坐在棚子里，两辆分别装着严世蕃和罗龙文的囚车从远处缓缓开来，沿途的老百姓纷纷将手中的烂菜叶臭鸡蛋投向囚车，边砸边骂：“老贼该死！”

二人被押下囚车，跪下，头被按在断头台上。

“时辰已到，行斩！”

令牌掷地有声，刽子手双手抡起鬼头刀，圆睁的双目盯着跪在地上双腿发抖的严世蕃，照准了他的颈项砍过……

鲜血喷涌，人头滚地。官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严嵩确为官场腐败的大蠹，后人曾将他家抄出的财产列清册，仅仅登记财产的字数都多达六万多：皮衣一万七千余件，帐幔、被褥两万两千四百余件，金窖十多个，每窖藏银一百万两，其他珍玩财宝不计其数。

不久，严氏奸党也先后为徐阶等人所清洗，杀头者有之，坐牢者有之，流放者有之。严家大树，连根拔起。

家财两空的严嵩晚景凄惨，临死前一直寄居墓舍，靠食墓主的祭品苟且偷生。他生前作恶多端，死后没有任何人吊唁，更没人收敛他的遗骸。他也作为明代第一奸臣，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居正看到严嵩政权的倒台，内心无比欢欣，“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此时的他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前途充满希望。

张居正在政治上和严嵩划清界限，但严嵩惨败后，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看在严嵩是他翰林老前辈的情面上，亲自出面拜请江西分宜县令把严嵩体面下葬，并在事后特地感谢称赞县令行善积德：“闻故相严公已葬，阴德及其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

话说严嵩确为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亦有冤屈，尤其是其子严世蕃，更是含冤而死。因为严世蕃“通倭卖国”的罪名完全子虚乌有。

后来张居正在编撰《明世宗实录》时就提出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司法部门却说他通敌谋反，不合法理。

封建体制下，伸张正义都要使用这种非正义的阴谋权术。张居正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厚黑权术和行走官场必备的“忍”字诀，暂时性地收回拳头不是软弱，为的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政敌致命一击。

张居正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严氏垮台，帝国并未迎来春天，朝政依旧浑浊，百姓依旧贫困，民间流传着“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谚语。嘉靖皇帝照样失德怠政。

直到嘉靖老儿驾鹤西归，才为帝国的重生带来一线生机。

嘉靖死后的头等大事，不是安葬老皇帝、迎接新皇帝，而是发表遗诏。皇帝遗诏常常出自内阁大臣之手，遗诏的内容，无非是简略回顾死去皇帝的“丰功伟绩”，勉励即将即位的新皇帝勤政爱民，有心的大臣常常利用遗诏扫除前朝弊政，对新政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徐阶自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入阁，至今已走过十五个春秋，尤其任首辅之后，独与嘉靖接触，从嘉靖帝刚愎暴戾的背后更多地察觉到其精神上的脆弱残缺。为此，徐首辅屡向主子提出坦诚谏议，君臣之间不乏坦诚相见的谕答。

嘉靖皇帝驾崩，徐阶草拟遗诏时情感复杂，顾虑重重。他唯恐起草时泄露内容，引发政局的反复动荡，所以撇开其他内阁同僚，秘密找来尚未入阁的得意弟子张居正，一起商讨拟定遗诏之事。两人连夜查阅本朝历代遗诏，学习其写作技巧与革新精神，筹备草诏。

徐阶、张居正师生巧妙地假遗诏之拟，批判嘉靖旧弊，振肃朝廷纪纲，为世宗作一个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全面纠正积弊的遗诏：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四十五年。深惟享国久长，累朝未有。乃兹弗起，夫复何恨！但念朕远奉列圣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助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是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明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迩者天启朕衷，方图改彻，而据婴仄疾，补过无由，每思惟增愧恨。

盖愆成昊端伏，后贤皇子裕至。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训，下顺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遇毁伤。丧礼依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祭用素馐，毋禁民间音乐嫁娶。

宗室亲、郡王，藩屏为重，不可擅离封域。各处总督镇巡三司官地方攸系不可擅去职守，闻丧之日，各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并土官俱免进香。郊社等礼及朕祔葬祀享，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

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蘸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并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尚体至怀，用钦未命，诏告天下，咸使闻之。

《嘉靖遗诏》有追思悔过、皇位继承、丧礼事宜、纠正弊政四大内容。追思悔过与纠正弊政两项最为重要。嘉靖朝肆行斋醮、大兴土木、广求珍宝、滥营织作等扰民之事都以遗诏的名义停止，又将嘉靖初年因礼议案、大狱案无端受到贬斥或蒙冤死去的官员，复官赠谥、抚恤后人。

遗诏刚一公布，“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刑部尚书黄光升更是兴奋得嚎啕大哭，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徐阶善于统战各方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崇祯时期大学士朱国桢的评论一针见血：徐一反严氏乱政，他力主追封王阳明，收买讲学派的人心，保全了海瑞，使节义人士都钦佩他；安抚了文坛盟主王世贞，为其父平反，从而使天下文人都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诚然，时人将《嘉靖遗诏》比之于先朝《正德遗诏》。

正德皇帝顽劣荒淫，在位十六载，长期匿居豹房，宠幸罪大恶极的大太监刘瑾，又常大肆出游，骚扰民众。他死去后，杨廷和等人拟定的《正德遗诏》革除各项弊政，平民愤，收人心，京城老少都欢呼雀跃。

两份遗诏一脉相承，但《嘉靖遗诏》对前朝旧弊的纠正比《正德遗诏》更为彻底，更顺应时代潮流，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

嘉靖君臣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一份遗诏而一笔勾销，长达四十五年的荒诞时代宣告结束了。晚明政治中虽短暂却极其精彩的万物苏生、承上启下的新时代诞生了。

第四章　内阁之内

穆宗之穆

明穆宗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明史评价嘉靖皇帝只是“中材之主”，似乎跟雄才大略沾不上边。其实，嘉靖皇帝登基伊始，可谓英明果断，尽职负责，还曾亲自裁定修改礼仪。中年以后，巍巍在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失去上进的动力，虽不再视朝，但朝臣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样一群名臣，固然都掌握过政权，而威柄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手里，比起这些权臣，嘉靖皇帝权谋的天赋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更胜他们一筹。

相较之下，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只能做到“继体守文”，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亲，自然更不能与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相提并论，就是顽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面胜过他。

隆庆皇帝过于优柔寡断，他不敢像他父亲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样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时，他只是一味谨慎小心，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后，继位的隆庆皇帝上朝几乎一言不发，任台下大臣争吵得面红耳赤，继而无奈地宣布退朝。

隆庆皇帝没有鸿猷伟略，不善裁决，高高在上的皇位没有带给他令无数人拜倒于膝下的无上威严，倒像个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他厌恶政治，个人私生活可谓活色活香，嫔妃、喝酒、出游，一个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断隆庆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观。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痛的国家大政委托给他的内阁大臣。

终隆庆一朝，内阁大学士先后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殷士瞻、高仪九人，可谓人才济济。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尽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个强势的内阁主持政务，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贤吏联手展开一系列政治、民生、军事等多方面的新政，帝国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强大的隆庆内阁强人辈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轻，能臣们也不例外，个个互不相让，阁僚关系异常复杂，各派系唇枪舌剑，朝政争执随之激烈。

这时的内阁，不知不觉中已将皇帝架空，颇有几分君主立宪制之风。

不可奢望中国自此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明代这种“皇帝-内阁-科道”的制衡制度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黄宗羲曾言，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位的神圣性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皇帝不可能主动放权。

这种神圣性在统治者与百姓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尚能维持，一旦双方矛盾变得尖锐，平民百姓就敢于，或者不得不站起来挑战君主的权威，自秦朝有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之后，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拜相入阁

话说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随数点发着绿光的小火，从雨中冉冉腾过张居正宅邸，坠落到厨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朋好友听闻此事，一致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言张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开春不久，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张居正也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他先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正当众人为他的破格提拔艳羡不已时，神圣的任命状又飘然而至，张居正再次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他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一起入阁参与机要。

二人入阁，托了曾为裕王旧臣的福分。时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论辈分只是一个新锐，内阁大学士中，除了科举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师或前辈。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状元，状元郎文采颇佳，因善撰青词而大披圣眷，节节高升，早张居正两年入阁拜相，获得了与他的前辈严嵩同志一样的称号：青词宰相。

当时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坛平步青云甚至崭露头角，写好青词是“必修课”之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等人入阁，无一不是因善写青词而备受皇帝青睐。

可惜张居正尽管满腹经纶、学贯古今，但在撰写青词方面较之以上诸公还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后，内阁十四位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可以想象，倘若嘉靖皇帝再长寿二十年，或许张居正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会被淹没在青词高手的汪洋大海里。

诚然，写好青词是当时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径，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有真才实学的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被人所识。

张居正入阁之后，先是充任《明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不到两个月，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侍读学士到礼部尚书，不过一年多时间。

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惊人的升迁速度破大明纪录，连嘉靖初年的“礼议”新贵张璁、桂萼都望尘莫及。

张居正升职路如此顺畅，归根究底，是由于恩师徐阶的破格提拔和张居正卓越的领导能力。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没有辜负老师、朋友的信赖与支持，他发誓，“竭一念缕缕之忠，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做个以行谊文章兼显于世的有为宰相。

宝刀初试，锋芒毕见。

在内阁排行老末的张居正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独引相体，出一语而辄中肯”，朝野各界无不对这位政坛新秀另眼相看，其实际威望已然高于其他阁臣。

张居正熟读朝章国故，票拟的谕旨简洁切要，在朝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总委托给张阁老。当时石星、詹仰庇因仗义直言忤逆皇上，多亏写得一手好公文的张居正及时上疏求救，两人才幸免于难。他也赢得了各方好感。

正当张居正欲有所建树之时，客观政治形势已不容乐观，隆庆年间，皇帝懒于朝政，内阁始终处于极不安静、你争我斗的气氛中。

徐阶位居首辅，与次辅李春芳礼贤下士，而高拱、郭朴两位河南同乡则另立山头，明显地与徐阶、李春芳对立。

张居正入阁之时，正当两派势力争斗难解难分之时，新生力量的加入，更加催化了内阁混战。

一次阁潮此时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阁潮的缘由在于《嘉靖遗诏》。依照明朝惯例，皇帝驾崩后遗诏大多由内阁首辅主要起草，如果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请内阁同僚。

然而，徐阶却把其他阁臣统统抛开，单单与门生张居正共同商议。这种做法使张居正甚为感激，却引来一位政坛老将的极度不满，这人正是张居正的学友高拱。

在高拱眼里，徐阶睥睨同列，专断独裁，为此他愤恨不已，不仅痛恨徐阶，还把怒火迁移到张居正身上。

恰逢这年的京察对群臣有所不公，这成为此次阁潮直接的导火索，使得双方私下的“冷战”变为台面上的“热战”。

京察起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五品以下的京官，都必须经过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科给事中严格考察，方可留任。其本意在于澄清吏治，可惜后来发展成为大臣排斥异己的工具。京察威柄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可以过问外，任何人不得干涉。

此时，吏部尚书杨博站在了舞台的中心。这一次的京察，连最难缠的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偏偏杨博山西老乡全部安然无恙。

这不是明显的徇私行为吗？杨博的过失激起了言官的公愤。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打响了维权反抗第一枪。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纵庇乡里。这些一点不错，然而京察的惯例是：吏科给事中监督吏部办理京察，如有异议尽早提出，结果一经公开就不再作讨论。

如今胡应嘉扰乱成规，秋后算账，不仅违反程序，也说明他当时玩忽职守，连宽厚的隆庆皇帝都无法容忍，下令内阁给予处罚。

冤家路窄，胡应嘉弹劾杨博之事，不慎撞在了恨他已久的高拱手上，不仅自己险些丢掉乌纱帽，更是引来一场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官场风暴。

想当初，高拱在嘉靖老皇帝病重之日，偷偷跑回家看妻子，受到过胡应嘉的狂批臭骂，而胡又是老政敌徐阶的同乡，高拱一直怀疑其背后是徐阶在指使。这下，报仇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老乡情深，又一起进入内阁，郭阁老遇事唯高阁老马首是瞻。出于维护同乡利益，郭朴首先发难：“胡应嘉出尔反尔，全非人臣事君之理，应当革职。”

既然老乡已先表态，同坐一条船的高拱也要紧跟风向，加大对胡应嘉的声讨力度。

“郭大人所言极是，应当将其削籍为民。”高拱连声附和。见此情景，高拱的党羽齐康趁机上蹿下跳弹劾徐阶。

这种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况且胡应嘉的确也有失职之处，徐阶看到郭朴和高拱这两位阁老情绪异常激动，又将矛头直指自己，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大笔一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大明帝国的言官“士气高扬”，他们有如一窝胡蜂，不小心动了其中一只，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处分引发了言官一连串的动作。

京察时杨博给言官们的降黜已经让这些人窝火了，偏偏郭朴、高拱这次又主张将弹劾杨博的胡应嘉革职为民。言官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胡蜂窝”就此被惊动。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对高拱发难，扣大帽子：“大学士高拱奸诈、险毒、专横、邪恶，无异于宋奸蔡京。”

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再次弹劾：“大学士高拱依仗帝宠专权擅政，目无主上，作威作福。”

御史郝杰则更为直接：“大学士高拱心胸狭隘，不择手段排斥异己，毫无宰相之器。”

一套组合拳攻下来，气氛立刻紧张了起来。

担子都压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似乎已经作出足够的妥协，尝到甜头的言官得势不饶人，继续围剿高拱。

欧阳一敬继续攻击：“大学士高拱威压同僚，专柄擅国，臣等恳请主上早日罢黜之，以正国典。”

高拱气急败坏地乱了方寸，径自在朝房与小言官们展开激烈辩论，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

事情又回到徐阶手里了。

徐阶和起稀泥调解矛盾，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借此可以结束了这件公案，谁知高拱颇难伺候，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越发不悦。在他眼里，徐阶就是个两头讨好、谁都不敢得罪的伪君子，必须施加廷杖之刑教训这群不安分守己的言官，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徐阶赶忙阻拦：“言官不过言辞过激，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用刑过重，恐伤天合。”

从此，两人在阁中更加怒气相对。这时，高拱的门生齐康又一次跳了出来，公然诋毁徐阶。

徐阶可是众望所归的百官领袖。既然高拱已撕破脸皮，徐阶自然不甘示弱。高拱一向目中无人，引起言官公愤，徐阶麾下官员亦随风而动，对高拱展开舆论攻势，掀起了“讨高”浪潮。

北京的言官们刚刚消停下来，南京科道又紧随其后，跟风弹劾。一时，上至六卿九寺，下到中书、行人，包括布政司、提刑司，没有一个落下，总共二十八道奏疏像雪片一般飞向隆庆皇帝的案头，直戳向高阁老的后脊梁，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隆庆皇帝十分信任帮他走出困境的高老师，左右所用又都是高拱党人，本打算坚决挽留高拱，无奈举朝哓哓，自知抵不住这场声势浩大的“讨高”浪潮，万不得已才下旨罢免高拱。

高拱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到河南老家读书种菜，这时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

平心而论，高拱本人见识宏伟，施政措施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刚强暴戾、从不退让的执拗个性是他的致命伤，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难安于位。

高拱一走，河南老乡郭朴失去了靠山，忧心忡忡不自安，加之御史庞尚鹏、凌儒等人不断对之进行攻击，郭朴索性也卷铺盖回家了。

强人的崛起

这时的内阁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这次的阁潮颇为严重，然而也只是整个隆庆朝滔天阁潮中一朵浪花而已。

高拱罢相，徐阶的至交密戚无不额手称庆，唯独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对高拱被徐阶排挤回乡的狼狈惨状愤愤不平。

他特意往请徐府，劝老师不要太过分，无奈徐老信奉“打蛇不死，反咬一口”，张居正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过如耳边风，未起任何作用，张居正只得失望地离开徐府。

直到有一天，德高望重的徐首辅有重要政务找张居正咨询，张居正和老师闹起脾气，闭门辞谢：“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矣？”高拱号中玄。意思是：我今天万一说错话，明天岂不是落得和高拱一个下场？

徐阶毕竟是位长者，即便对高拱深恶痛极，看到学生如此维护高拱，他也不会因此为难张居正。

人算不如天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政局又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隆庆刚刚即位，本来任用的是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内宫监太监李芳。对张居正而言，隆庆初之李芳，正如万历初之冯保，都是友好的政治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李芳与张居正的关系更为纯洁真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众人必非之”，李芳的忠谨得罪了其他太监，而且他不擅长哄着隆庆嬉闹玩耍，一味强谏隆庆励精图治，遭到皇帝冷落。盟友倒霉，张居正必然也遭遇小挫。

李芳败后，藤祥取而代之。心术不正的藤祥、孟冲、陈洪等人竞相以奇技淫巧取悦隆庆，纷纷得宠。他们费尽心思制作了一种被称为“鳌山”的灯，引导皇帝通宵达旦地夜游、夜宴。隆庆把内侍惯得无法无天，其中竟有人荒唐地在午门前殴打御史，闹得朝臣哗然。

徐阶作为首辅实在看不得皇帝和太监继续这么胡作非为，他恳切地劝谏皇帝纠办罪魁祸首，限制宦官的行动。

太监们因此忌恨徐阶，时不时在隆庆耳根嚼舌：徐阶自命两朝元老，所管甚多，简直越俎代庖，目无君上。

隆庆渐渐开始厌恶徐阶，而退休回家的死对头高拱终究咽不下当初那口恶气，私下勾结司礼太监藤祥等人，中伤徐阶，徐阶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年六月，隆庆帝又要赴南海子（明代皇家苑林）搭龙船游湖宴乐，徐阶苦苦谏阻，但未被皇帝采纳。与徐阶有怨的给事中张齐趁机露章弹劾，为高拱报仇。

隆庆帝早已对这位爱管闲事的前朝元老心存芥蒂，张齐的弹劾真是正中下怀。迫于压力，徐阶乞求退休归里，隆庆帝巴不得徐阶早日离开，大笔一挥，欣然批准首辅的辞职报告。

在这件事上，隆庆皇帝做得很不厚道，一开始特意降低徐阶的退休待遇，连路费都吝惜不给。多亏次辅李春芳的建议帮助，隆庆帝才做出给予徐阶旅途费、下玺书褒美、由使者开路等补救举措。就这样，徐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江南老家，开始讲学传教的新生活。

纵观徐阶的政治生涯，十九岁就高中探花，年轻时不乏英锐之气，曾因忤逆嘉靖皇帝的宠臣张璁尊道贬儒，而被贬到福建延平做佐贰小吏。他没有一蹶不振、消极气馁，在穷乡僻壤之所脚踏实地，取得不小的成绩，屡屡受到上级提拔。嘉靖末年，更是忍辱负重，与奸佞严嵩明争暗斗数年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嘉隆交替之际积极平反冤案，拨乱反正，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以说是有明一代的名相。

建功立业的同时，徐老也不忘精心栽培下一代。李春芳、张居正、陆光祖、王世贞这群名流硕辅，无不出自徐门。临行时，徐阶把生平志愿、理想和个人家事，都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他就像个归隐山林的绝代高手，要将绝世武功都传授给心爱的徒弟，才能安心上路。

张居正失去了长久以来相依为伴的政友，同时也失去了爱护自己的长者，所幸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官场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圈中可以独立门户、只身作战了。

这样，李春芳接替徐阶，成为首辅。内阁中只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人。三人搭档，倒也相得益彰。

李、陈二老皆为老实敦厚之人。李春芳洁身自好，任职期间安静低调，思想倾向于保守；陈以勤则以端谨自许；只有张居正比较高调，恃才傲物，轻视他人。

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对天长叹：“以徐公之贤，都被流言蜚语所伤，我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怎么可能在这位子上长久待下去呢？还是早点离开吧。”

面对兄长兼上级这样的感慨，张居正顺水推舟，当场抢白：“不错，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名声。”

李春芳颇觉羞涩，归隐之心更为强烈。

张居正自此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目睹隆庆两年来的朝政还是延续了嘉靖时的老样子，没有太大的变革和改观，于是交了一篇著名的工作报告《陈六事疏》，提出必须狠抓不放的六个关键环节，排除其中任何一项，其余五项必然会支离破碎。那么，令他魂牵梦萦的这六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头等大事叫“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张居正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广用人才，推行变法，大都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

第二事是“振纪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的法度一天也不能废弃。

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达给各部院的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由巡抚巡按议处的，可按照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

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而张居正的“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简而言之，即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就是“重诏令”和“核名实”。

第五事是“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要爱民如子、勤俭节约、与民生息，巩固国家的根本。

他把守、令分为三等：不贪赃枉法，爱护百姓的给个好评；会伺候长官，处理公文，但无政绩的给个中评，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就给差评，这样官员，应该流放边疆。

第六事是“饬武备”。当时的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张居正好比一位良医，为大明帝国这位重病号把脉问诊，所论涉及君主修养、选贤任能、加强管理、匡正风气等各个方面，并由此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切中要害，皆朝政之急务。史学家谈迁高度评价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

隆庆皇帝虽然无心时政，却对最后一议“饬武备”中提及的阅兵计划别有兴趣，阅后颇为欣赏，批复道：“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悯，所司详议以闻。”认为张的建言很好，切中要害，要求官员一起讨论学习。

有了皇帝的导向，《陈六事疏》在外廷的探讨也日益热烈起来。

打头阵的是御史魏时亮和王嘉宾，两人按张阁老所议，奏请朝廷从精简机构入手，召还、清理屯盐都御史，把这些事交由他们所在地区的巡抚、巡按自行经理。

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复在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基础上阐发八议：慎政令、专责成、振士气、销勘和、公激扬、慎防检、惩贪酷、端风化，这基本上就是张居正所陈奏的“振纪纲”、“重诏令”二事的具体操作指南。

至于兵部，也经过反复研讨，给出五项军事计划：议兵言、议食言、议将言、议选择、议并守，积极响应张阁老“饬武备”事宜。户部尚书马森则有感于“固邦本”一议，他结合自己从政数年的经验，提出经理财政的十大建议。就连地方各省的督抚、巡按等官也不甘落后，踊跃加入为国建言献策的行列，他们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方案。

四十四岁资历尚浅的张居正，以内阁末相的身份畅谈六事，掀动一股举朝上下改革求治的热情，俨然有号令部院、倡率百僚的新气象。

正当张居正踌躇满志地憧憬着联合贤良、群策群力、按部就班地稳健执行六项改革，一两年内改善社会风气，而有识之士也相当看好年轻有为的张居正，预言雄心勃勃的他必将是大明王朝的救时宰相时……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丰满理想之下的现实颇为骨感，朝堂内外政见的分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他的整改方案必然会触犯官场忌讳和既得利益阶级，难为世俗所容，遭到或明或暗的人身攻击。

首先对改革方案提出异议的便是给事中洛问礼，他批评“饬武备”中的阅兵计划劳民伤财，“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亲临。陛下当日理政务，详览奏章”。隐然与内阁对抗。

洛问礼方刚敢言，所论也是为国着想，可他的质疑引来了潜藏在暗处的反对者的群击，他们訾议《陈六事疏》无非竖子妄议国事，大阅计划更是张居正逢君之好而想出的馊主意，误国误民以自固。

张居正则表现出政治家的坦荡风度，既没有怪罪洛问礼，也不对此作出正面回应，他只是捋捋长须反问道：“始以为可行而行之，继以为当止而止之。诚便国家，辅臣与科臣之言，何择乎？”意思是，如果确实对国家有利，该做就做，该停当停，无论辅臣，还是六科的建言献策，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既然皇帝和部院有识之士一致认同《陈六事疏》的改革方案，你们再呶呶不休也无济于事。

张居正一席话令人感到不怒自威，反对者被噎得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收场。但这并不是内阁斗争的结束，大明的政局依旧阴晴不定……

坐观虎斗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又一位政治明星入阁参与机务。此人来头不小，在他面前，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三人都是小辈人物了，这个人叫赵贞吉。

赵阁老绝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酷爱读书，学养丰厚，深谙王学，是当时著名的讲学家。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欢心。他也因此恃才傲物，况且在入阁时也是六十开外的花甲之人，倚老卖老，把同僚视若小辈。

李、陈二人本就谦和退让，即使被才高气傲的赵阁老蔑视也心无怨气，可内阁中毕竟还有位才气逼人的张阁老，一出二虎相争的好戏就此拉开序幕。

赵贞吉曾经也是少年名士，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张居正也曾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赵贞吉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直呼张居正为“张子”。这里的“子”非孔子、孟子之“子”，不是对人尊称，而是对少年的称蔑。张居正与同僚议论朝政，赵贞吉往往甩出一句话：“咦，你小子也知道国家大政？”

在场人士都尴尬不已。

大伙清闲时在内阁谈论经、史、玄、禅，赵贞吉总当众戏谑张居正：“高深精微的道理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你们这些后生只知道韩柳罢了！”

原本轻松愉悦的氛围被他一句话搞得异常紧张，其傲慢之态可想而知。

赵贞吉是个矛盾综合体，既有温文儒雅、进退有仪的风度，也常常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不时与人发生摩擦，引起别人怨恨。

内阁中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李春芳、陈以勤的仁厚，赵贞吉的专横以及张居正的冷静。

时人江盈科在他的笔记小品《雪涛谐史》中，记下一则有趣轶闻：

赵大洲（赵贞吉）为宰相，气岸甚高。高中玄（高拱）、张太岳（张居正）亦相继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黄人物，张冷面少和易。大洲一日谓两公曰：人言养相体，要缄默，似比中玄这张口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这副面皮也拜相，岂不有命？

争强好胜的张居正早已不能忍受赵贞吉的骄横跋扈，可是以他当时的政治能量，仅凭一己之力与老赵相斗，最终惨败的必然是自己。为了抵制赵贞吉，一个驱虎吞狼的计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形，他选中的这只猛虎，正是当年被徐阶赶回河南老家的前任阁老高拱。

谋定而动，一开始，张居正联合太监中的好朋友，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宫苑之中，“不约而同”地向隆庆皇帝邀请高拱复出。隆庆帝本来就与高拱感情深厚，听到高老师又要回到自己身边，那是一百个同意，立刻下旨迎请高拱复职。

就这样，高拱结束三年乡居岁月，东山再起，二次入阁。且他这次回来也大挣一把，既是内阁大学士，同时兼管六部当中最有权势的吏部。

高拱复出，政局的反复，世情的险恶，官场的趋炎附势可见一斑。想当年高拱失势被逐，举朝歌颂徐阶丑诋高拱；而如今随着高拱东山再起，那些依附徐阶的官僚又马上投入高拱的怀抱，不遗余力为他歌功颂德，视反高之流为奸臣邪党，抵死排挤。

高尚书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注明贤否，待到吏部官员选任人才时，按图索骥，一求便得。高尚书这一招，颇具现代化人才数据库管理的雏形，如果放在当代，他绝对是顶级人力资源总监。

高拱重视国防，创造性地提出了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于兵部司官不轻易更动，兵备道和边方督抚，也常用兵部人员。

他整饬吏治、稳定边防的方法，开张居正改革之先河。

吃一堑，长一智。

高拱在如鱼得水地改革朝政的同时，不忘打通人脉谋私利。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有今日的风光，多靠有内监的暗相帮助，因此在宫室内扶植自己人迫切而重要。于是，他多加笼络滕祥、陈洪等当权宦官。

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本应由冯保顶补，偏偏高拱推荐学识、才干都逊于冯保的陈洪。之后陈洪被罢职，高拱又推荐孟冲，再次打压了冯保。冯保和高拱从此结下怨仇，这成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冯保与张居正联合推翻高拱的伏笔。

不可一世的高拱虽距首辅尚有一步之遥，但俨然已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把真正的首辅李春芳视为无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而且由于高拱前次辞官与徐阶结下了梁子，这次重新掌权后专向徐阶寻仇，只要是徐阶支持的，高就极力反对，多方罗织徐阶的罪状，想如严嵩之于夏言一样，把徐阶彻底除掉。

李春芳作为徐阶的贤弟子，萧规曹随，主政务求安静，依据前任首辅起草的《嘉靖遗诏》、《隆庆登极诏》推行政令。

先朝礼议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赠恤死者的政策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行中，这也是徐阶一派收买人心、壮大本方势力的极好机会，精明的高拱焉能看不出来？

他拦腰一刀，亲自跑到隆庆面前哭诉：“先朝得罪的大臣，以大礼议为多，而今褒奖、赠恤，先帝在天之灵难安，陛下每年入太庙祭拜，何以面对先帝？”

隆庆帝听了恍然大悟，还是高老师为朕着想，那个徐阶为了讨好百官，为了自己声名，岂不要置朕于不忠不孝之列！

于是，数百得罪之臣，存者不复起用，死者不予赠恤。徐阶打出为先帝扮英明、还群臣以公道的道义大旗，高拱则反其道行之，坚持为亡者讳，先帝之错也不能轻易修改，不恤群臣之冤。

可怜那些刚刚看到黎明曙光的蒙冤之士，因为高拱再次陷入绝望。

高拱重返朝廷，尽管在人事、军事方面多有改革，做出了不少成就，但他为报复政治对手，全盘推翻徐阶的政令和布局，不以天下为重，客观上对国家造成了危害，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有识之士都对其极为不齿。

明朝野史大家沈德福就感叹，高拱专恣诬罔如此，怎能不走向失败！清朝史学家夏燮痛批他是“两世罪人”，既是嘉靖帝的罪人，又是隆庆帝的罪人。

推翻了徐阶的大政方针，权势显赫的高拱磨刀霍霍向仇家，当年弹劾高拱的胡应嘉闻知老高回京复相的消息，竟惊吓得一命呜呼。

胡应嘉已死，高拱乘胜追击，他要为所有因自己受委屈的兄弟报仇。

同当年徐阶党羽驱逐高党的手段如出一辙，他绞尽脑汁驱逐徐阶的门生故友。高拱首先将目光投向刑部尚书毛恺和左都御史王廷两大实力派重臣，他们都为徐阶所器重，当年为维护徐阶，把高拱党羽张齐贬斥为民。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拱回来了，他俩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阴险狡诈的张齐得以官复原职，而刚正耿介的毛、王二公被罢黜削籍。

官居言路的高拱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日夜聚会，揣摩师相心思，伺机猛攻政敌，朝廷乱象丛生。

无独有偶，之前批评过高拱的御史王圻、大理寺卿魏时亮、大理寺右寺丞耿定向、右佥都御使兼广东巡抚吴时来等人也被不明不白地贬到偏远之地。

清除了徐党骨干，朝中的言官分化成两股势力：一派热烈拥护高拱，另一派拥护赵贞吉。两人一个操持任免权，一个掌管监察权，旗鼓相当。

高拱入阁以后包办用人和行政两项大权，阁中最感威胁的就是赵贞吉。赵老人家本来就为自己年老入阁愤愤不平，他在内阁排名第五，只胜过小他近二十岁的“张子”。

李春芳、陈以勤个性温和，赵贞吉轻而易举就可压倒他们，现在遇到处心积虑抢他光彩的高拱，而精明的张居正又偏偏站在高拱一方，明争暗斗在所难免。

很快，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

当年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进谏，畅所欲言。指责朝政缺失，有利于治国安邦；

皇帝心里未必喜欢这个做法，但毕竟是先帝遗诏，一时间也找不到理由将其废除。

敞开言路维护了言官的切身利益，言官一时畅所欲言，最初阶段也得到了皇帝的赞许，但久而久之，隆庆帝禁不住他身边一批诱使他享乐太监的煽风点火，渐渐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

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科道官关系国家治体，意义重大，臣等望陛下全面考核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为国家发展立长久之策。”

考察科道官本有硬性制度安排，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决定。这意味着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

当年高拱挑战徐阶惨败下阵，关键就在科道的肆意狂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拱显然要防范于未然，要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

这一次的临时考察由吏部、都察院二强联手施行。

吏部考察科道，高拱欲统统赶尽徐阶余孽，更要罢斥赵贞吉的炮手；赵贞吉利益受损，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

高、赵关系告急，吏部和都察院亦剑拔弩张。

冤家宜结不宜解，僵局形成到一定程度，双方都看出来这次谁也无法一口吃下对方，虽然各怀鬼胎，但也不得不坐到了谈判桌前。

骄亢的高拱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看到高拱的表态，赵贞吉也作出让步，高大人的左膀右臂也可保留。

与第三方势力达成默契之后，高拱无后顾之忧，大展拳脚，火力倒徐，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的、徐阶提拔的，以及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阁老一个愤怒的眼神，自有党棍心领神会，扑上来便是猛烈“搏击”。

尽管高、赵两人事前已有“停战”合约，但发展到后来，双方都争相赶走与对方友好者以泄私愤。这次考察总共斥退二十七位科道官。考察大权俨然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紧接着，高拱麾下第一鹰犬——吏科给事中韩楫掉过头来，向赵阁老宣战：“赵贞吉在考察中使情任性，平庸专横，挟私报复。臣等恳请陛下罢斥之，以清政本，以重巨典。”

这一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先稳住苏联以专注于西欧战场，等到西线大获全胜后又悍然掉头攻向莫斯科的故事是何等的相似！

赵阁老当然也不是好惹的，连忙上疏自辩并批判高拱：“人臣庸则不能横，横则非庸臣。高拱是内阁近臣，参与机务，又掌握官吏任免大权。仅这次考察科道官就无所顾忌，尽斥异己，其他坏乱选法，纵虐大恶之事更是昭然在人耳目。臣若对此噤若寒蝉，不发一声，那就真为庸臣也！”

面对赵阁老的慷慨陈词，高阁老一方面始终否认自己唆使韩楫弹劾赵贞吉，另一方面下出了请辞的妙棋，声称既然有人这么弹劾自己，为了不让皇帝为难，自己应当被罢免以谢赵阁老。

一招以退为进，把皮球踢给了隆庆帝的同时，也抢占了道德的高地。

隆庆素来宠信敬爱的高老师，见他如此为自己着想，连忙恳切劝慰：“爱卿辅政忠勤，掌铨公正，朕所依赖，怎可避嫌而求退？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所辞。”

高拱顺利留任，也成功让其他朝臣看出了他与皇帝之间“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在这次与赵贞吉的交锋中大获全胜。很快，内阁完全成了走马灯：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首先退场。

陈以勤自入阁以来，不依附任何人，以中立无党获得各方尊重。他看出高、赵二人的争执，非自己所能调解，而且高拱是他当年在裕王府的老同事，赵贞吉是他的同乡，张居正又是他提拔的进士，袒护任何一方都不合适。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选择了引疾而退，离开北京回到四川，时年六十岁。

十一月，雄心勃勃的大学士赵贞吉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又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也乞求退休。

半年后，高拱在内阁最大的绊脚石——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

李春芳无法忍受高拱颠倒上下级，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且高拱复相后，势力更大，处心积虑陷害徐阶。李春芳作为徐阶的学生，时常从中周旋，缓解高拱的报复行为，高拱更是怏怏不乐。

高拱觊觎首辅之位已久，授意手下言官王祯指责李阁老“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是为“不忠不孝”。

李春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要求皇上将其“即日放归田里”。

起初，隆庆皇帝一再下旨挽留他：“卿辅弼之臣，忠诚体国，朕所眷倚，岂可因为流言蜚语就要求退休？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辞。”

高拱深知隆庆皇帝奈不住软磨硬泡，且皇帝心里最宠信的非他高阁老莫属，继续发动麾下鹰犬攻击。经不起言官的多次弹劾，李首辅的辞呈终于获准。

张居正虽很不看好李春芳的政治才干，但对李大哥的突然辞去也深表遗憾，毕竟两人并肩奋斗二十余年，如今各奔东西，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弟生平孤孑寡与，独受知于门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协德，庶几有丙魏同心之谊。中外士民，各适其意，不啻坐春风而饮醇醪也。岂意风云倏起，阴晴顿殊。昔为比目鱼，今作分飞鸟，人生聚散离合，可胜叹哉！

张居正将自己与春芳的关系比作比目鱼、比翼鸟，这恐怕是只有相好之间才能使用的比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做了两年多受气首辅的李春芳回到家乡，父母喜不自胜，摆宴庆贺儿子离开了京师那块是非之地。对老人家而言，儿子能够陪伴在身边为他们养老送终才是最幸福的。

李春芳在首辅任上平庸无为，无咎无誉，却能看好时机，急流勇退，落了个福寿双全、四世同堂的大团圆结局，是嘉靖、隆庆两朝首辅中最为圆满的。

眼看着老师、同学相继退休回乡，张居正此时也是百感交集。他回顾自己入阁以来的纷乱时局，向至交胡杰吐露心声，感叹对时局的无奈：

眼前世局几番变幻，平生亲密无间的挚友，有的已经势同水火；平坦的康庄大道，也变得荆棘丛生。其中情态，一言难尽。数月以来，他委屈自己，从中斡旋才得以息事宁人，却已心力憔悴。

没等张居正发完牢骚，内阁风波又起，权力斗争愈趋激烈。

官场如战场

赵贞吉致仕后，高拱和门生韩楫等人密室谋划，推荐高拱亲信——吏部侍郎张四维入阁。策划尚未启动，宫内就传出一道神秘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令殷士儋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钦哉！”

众人惊愕：阁员应该由内阁推荐，怎会是皇帝自择并亲下旨意呢？高门子弟四下打探，才知殷士儋抄了近路，走的是内监陈洪的捷径。

先来看看殷阁老的简历。殷士儋，字正甫，济南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充任裕王讲官，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升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务，旋进礼部右侍郎，擢礼部尚书，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说起来，这殷士儋不仅是张居正的老同学，也是高拱和张居正的老同事。隆庆帝懒于亲政，沉湎享乐，他的玩伴——内监的影响就日益彰显。殷士儋买通陈大太监，通过隆庆直接发出旨意，得以大摇大摆步入文渊阁，不到一个月，又晋级为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的内阁仅存三员，高拱终于圆了他的首辅梦，依旧兼任吏部尚书，用人、行政二权一把抓，成为实际的独裁者；张居正一跃而为次辅，殷士儋位居最末。

已经连续斗倒两位首辅的高拱，怎会把殷老末放在眼里？为了提携张四维入阁，高拱又在谋划着扳倒殷士儋。没等他的倒殷计划出炉，后院先起了火，御史郜永春对张四维来了次弹劾，指责张四维奸邪贪鄙，他的家族垄断一方盐政。

高拱大吃一惊，郜永春竟比他行动还迅速，他估摸着殷士儋与这事有关。于是，将其帐下几名幕僚找来议事。

高拱对幕僚说：“最近这内阁里来个殷士儋，不光不听我指挥，还教唆御史弹劾我的心腹张四维！”

监察御史赵应龙第一个站起来说：“恩师轻而易举就能逐他出阁。学生深受老师栽培，一定听从恩师安排！”

给事中韩楫走上来，作个揖，道：“赵兄所言极是，咱们这儿有这么多科道官，依学生之见，不如选我和赵兄，互成掎角，夹攻他殷阁老。”

高拱连连点头说：“好，这事就由你来负责，一定要搞掉那人。”

过了不久，高拱和殷士儋的战役正式打响。

打头阵的又是那御史赵应龙，率先上疏弹劾殷士儋由宦官陈洪引荐入阁，违反程序，不宜参与国政。

继而，高拱麾下惯于搏击的第一号炮手韩楫披挂上阵，扬言道：“由内廷下旨提拔成为内阁一员，实在是闻所未闻，殷大人如果尚存羞耻之心，理当自行请辞！以免弹章纷飞，自讨无趣。”

高拱及其同伙的搏击行为，不仅疾风暴雨，而且不择手段，连擅长忍耐的徐阶都忍无可忍，更何况性急人直的山东大汉殷少保呢？

阁老大臣们，都是通过各省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出的佼佼者，文化人中的精英。可温柔的小白兔逼急了还咬人呢，把知识分子惹急了，也只能撇开礼义廉耻，肉搏上阵了。

终于，内阁出演了一场全武行的好戏。

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御史们要到内阁中和大学士会面，称为“会揖”，初衷是让双方互相沟通，增进了解。

这次会面，气氛比以往更加怪异。

给事中们一来，互相行过了礼，殷士儋对其他言官都很友好，单挑韩楫说：“听闻先生不喜欢我，要逐我走，这不过是小事，奈何要做他人的鹰犬，做出这等腌臜事？！”

韩楫擅长搏击之术，万万没想到殷阁老竟公然挑战，一时语塞，嗫嚅得讲不出话来。高拱也没料到，殷士儋会在这种场合明明白白地影射自己，看到爱将狼狈，板起脸孔对殷少保说：“堂堂内阁，如此说话，成何体统？”

没想到这句话，更是点燃了殷士儋心中的火气。既然主人出场，就单刀直入，指着高拱的鼻子臭骂：“无体统之事，成于无体统之人！姓高的，你这厮先逐陈以勤，又驱赵贞吉，再逼走李阁老，这成何体统？为拔擢你亲信张四维入阁，令门下鹰犬来逐我，这又成何体统？内阁岂是你高氏一门之私产？”

殷少保越说越来气，捋起袖管，准备给高拱一顿拳头，把在场的所有给事中都惊呆了。

本应严肃的朝堂竟如此这般荒唐吵闹，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拦开殷士儋，正要开口劝阻，殷士儋急火攻心，又来一顿痛骂：“你张居正援荐他高拱某入阁，沆瀣一气，排斥异己，到头来也无好果。等着他的鹰犬痛咬吧！”

经过这一次的纠纷，殷士儋也不想继续留在内阁，一再求去，终于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这位豪爽的山东籍大学士，悄然离开了内阁。

自此，内阁就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天下。高拱也终于能有精力去对付最痛恨的仇人——赋闲在家的徐阶。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腾出手来的高拱，有足够精力筹划对付老对头徐阶了。高拱又一次使出树立高姿态的惯用手段，麻痹徐阶，信誓旦旦地表示，大臣要忠心为国、不计前嫌。自己胸襟宽阔，徐老先生大可尽情抱着儿孙，安度晚年。

言犹在耳，高阁老着手审理与徐前首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克弘案”，诬陷孙克弘，栽赃徐阶，还特意启用与徐家有仇的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专门审理徐府之案。

蔡国熙兴致勃勃，风风火火走马上任，“穷治”徐府不法之事。为协助调查此案，凡能指证徐府罪证之人，必有重赏。

于是，松江府顿时骚动起来，从前贿赂过徐阶三子的，纷纷上门加倍索还，徐府被围得水泄不通，年老体衰的徐阶无计可施，只得把门窗一齐封堵。

蔡国熙拘捕徐璠、徐琨、徐瑛三位徐家少爷，大肆捕捉徐府仆人，仆人吓得一哄而散。门内是年幼的徐氏子孙牵衣号泣，门外是好事之徒围府寻衅大声辱骂，有歹人更是索性放了把熊熊大火，豪华的府邸顷刻化作灰烬。

徐阶被逼得几度寻死，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与老妻张氏逃离松江，当他听闻蔡国熙下达的判决书，更是落魄沮丧：“徐璠、徐琨充军，田产悉数没官，为表示大度，法外开恩，留一子徐瑛，削籍为民，侍奉老父。”

狼狈不堪的前首辅，想到了他那远在北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徐阶连忙致书好学生张居正求救。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又是有知遇之恩的至交，老师的失势不会阻挡张居正伸出援助之手。他想保护徐阶，又不便直接挑战不可一世的高首辅，只得绕了个弯子，“曲线救师”。

他搬出优待旧臣的古训，暗自劝告蔡国熙和其他相关执法人手下留情：“徐相公有功于国，享誉士林，处理此案一定要秉公有理，否则不仅伤害功臣，也损高相的声名。”

张居正一再维护前首辅徐阶，自己也被卷入流言之中，朝野传谣言说张居正收纳徐阶儿子三万两白银，所以才不遗余力维护徐家。

高拱本来就对张居正亲近徐阶不悦，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以一贯盛气凌人的态度，当面质问并讥讽居正：“老天为何这么不公，我没有一个儿子，而你却生得多子。”

张居正感觉来者不善，自嘲道：“儿子多，花费也多，甚为衣食担忧！”

高拱咄咄逼人：“你不是收了徐阶三万两白银了吗，还忧什么？”

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发誓，若有此事愿遭天打雷劈，高拱急忙打圆场，道听途说而已，不必较真。可惜为时已晚，张居正从此对高拱心生嫌隙，貌合神离的两大实力派之间的交恶已经无可挽回。

再说说最初引发高、张矛盾的徐阶，他老人家退休后短短半年发生的事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当脚下的路不再平坦，当身边的人不再友善，当美好的生活已成追忆……

幸运的是，有位学生竭力维护他、帮助他。没过多久，张居正就大权独揽，藉着张居正的照顾，徐家的罪名化为乌有，子孙后辈屡屡得到封荫，徐阶也由此安度晚年。

第五章　初安天下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隆庆一朝阁战激烈，阁臣间摩擦频起，可贵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诸相公皆能摒弃前嫌，同心谋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封贡互市，从此北方安定，边贸互市繁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打开中西交流的大门。其中尤以“俺答封贡”影响更为深远。

边境风云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贵族势力退回塞北草原，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当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一去不复返，但大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宁，时有部分蒙古部落来侵犯抢掠。

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土默特部最为强大。其首领俺答占领河套地区，坐镇一方，人称“套贼”。

“套贼”侵拢下，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的腐败无能不时引发边兵叛逃。边兵私通蒙古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明朝大环境下，这种畸形的日子下也掩藏着诸多无奈……

边防残破导致蒙古骑兵的入寇更加惨烈，蒙古骑兵的大举入侵，又加剧明朝边政颓败，如此恶性循环，南北对峙的明蒙双方不知不觉中，已冲突征战了两百余年。

就在张居正入阁的那年秋天，俺答入侵大同，攻陷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抢掠交城（今山西吕梁交城县）、文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烽火照遍山西中部。东部的土蛮也不消停，进犯蓟镇，抢掠昌黎（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县），直至滦河。直到十月，山西吃紧。如果太行山一线失守，去往北京便是一马平川，少有天险，时局紧张，整个北京都弥漫在战争的恐慌中。

隆庆皇帝一时手忙脚乱，下诏群臣议论是战是守的重大事宜。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司，节省诸镇征调困扰。

张居正亦有此意。

很快，兵部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抗倭前线去往北边的蓟辽一带。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五年间，他们撑起了京畿门户的边防。

面对军事积弊日复一日的明朝，若想起而振之，必须从源头入手。

有明一代重文抑武，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的奋力拼搏，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

有鉴于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谭总督试图摆脱地方官的牵制，减少地方官干涉军务的权力，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臣以为，军务上最为紧要之事，惟有练兵和作战。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多年来毫无效果，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切实执行。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戚继光专断处置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待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帝国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以文制武的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正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居正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苦苦斡旋于阁僚与皇帝之间，说服庙堂诸老“宽文法以伸将权”，即对武将放宽文法，扩展将权，正式下令地方巡抚不得参与军务，为谭纶、戚继光等人争取了独立的指挥权。

戚继光以总兵官加总理，专门负责训练，总督巡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生杀大权在握，文官小吏都惟他马首是瞻，非他帅所能比。即便有故意与戚帅为难的文官武将，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以免遇事掣肘。

身在福中的戚继光自然感激得无以复加。相传戚继光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

工作方面，戚继光不负厚望，将张居正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他严谨治军，经常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没有的重要信息。

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戚将军到蓟州后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拥有更快更猛的部队，要么设法减弱敌人速度。前者难度太大，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

戚继光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决定创建一支由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可自己手下的蓟州守军大多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若指望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恐怕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此情此景促使戚继光恳切向朝廷请求：修各路边墙，辅助练兵。

练兵修墙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持，大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预算实在太大，如此劳民伤财之举真能带给大明太平吗？

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居正再次挺身而出，他认定修边墙练边兵是设险阻、守要塞的善法良策，鼎力支持戚继光放手去做。

张居正恃才傲物，却对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推崇备至，“一切用兵兴建，惟继光之言是听”。他对军粮、训练等军中常事，无不细致入微地一一过问，确保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筹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蓟县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大同、宣府一带的长城，在嘉靖朝翁万达、杨博任总督时曾经修过，建起了许多烽火台。而蓟州长城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都倒塌，难以成为阻挡劲敌入掠的屏障。

谭、戚二人亲率士卒，加固加厚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以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空心敌台”。

与空心敌台对应的还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在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则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能到达。

敌台之下，另有屯田军队，平时在敌台附近驻军屯田，供应军粮，遇有敌情，以烽火为号，群起抗击，配合台上雄狮。

经过两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施工，共建墩台一千零一十七座。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在幅员万里的土地上，屹立起一道钢铁防线，坚固雄壮的敌台随蜿蜓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崇墉密雉，蔚为壮观。

与修敌台同步进行的还有训练边兵，经过谭、戚两人的精心整顿，创立了车营，修整和配备了许多精锐武器，积储了钱粮，淘汰了一批浑噩度日的庸碌将官，提高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战术。

兵部尚书吴百朋、侍郎汪道昆奉命视察蓟州军区，印入他们眼帘的是“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旌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

谭、戚两人的锐意任事，铸就了一支钢铁不败之师，无论火器的编制训练还是单位战斗力，都堪称同时代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科技最先进、战斗力最旺盛的劲旅。蓟州边军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帝国边防的铜墙铁壁。

将相和

正如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大明帝国的漫长北方边境，一两个据点的固若金汤并不代表整条防线的高枕无忧，蓟州边军采用了“练边兵、高筑墙”的办法，相邻的其他防区面对的敌人和自身的防御条件有所不同，自然不会采取完全相同的设防方法。

蓟镇的邻居宣府、大同在以边防重责为己任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带领下加强防务，积极贯彻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他们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内阁接到大同传来的密报，说鞑靼头目把都儿，即俺答弟弟昆都力哈之子青台吉调集诸部，统领数万蒙古铁骑，欲分道入犯京蓟等地。

万里北疆已然阴云密布，京师迅速戒严。

鉴于鞑靼分道入犯，明军势力亦要分区防守，此时的张居正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姿，从容镇定地调兵遣将，命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北沿长城一带的关隘曹家寨、墙子岭、古北口、石城闸诸处；蓟辽总理戚继光负责马兰峪关、大安口等地；蓟镇巡抚刘应节独挡燕河城以东……

一番精心部署之后，以往边防的死角统统消失，各路守军防区明确且能互相呼应。

蓟辽以西的宣府除了加强防备，更注重先声伐谋。

一般说来，敌军入犯蓟镇，京师告急，宣大督、抚必率大兵赶往河北怀来守卫皇陵，就连宣府、大同两位总兵也要带兵入关解围，这就留下两座空镇。

王崇古依照惯例，已驻扎怀来，做好战争准备。大同巡抚方逢时认真分析敌情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向内阁高拱、张居正二老以及兵部尚书力陈己见：北虏东犯，他们的营帐尚在云中、上谷之间，如果他们虚张声势引诱我兵全部东移，以尾为首，趁虚反从大同突然攻入，那么大同必危。如今督抚之兵已驻扎在怀来，大同总兵马芳之兵应该留在大同。等他们真的东犯，我们就直捣板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攻其必救。

方巡抚精彩的军情分析赢得庙堂诸老啧啧称赞，张居正深韪其是，特意嘱咐王崇古协助方逢时谋划。

西北边兵平时多驻扎在长城外的各个边台中，出击时往往集中起来。休战时，边台戍卒本以侦查敌情为职，不肖者畏惧强大的鞑靼骑兵，反而成为“双面间谍”，明军虚实动静，悉数为鞑靼知晓。

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鞑靼人发现明军尽撤敌台，而且马芳尚留在边关，既疑又畏，心想明军是要来反攻鞑靼，竟不敢靠近边台。

方逢时知道俺答已然中计，更张捣巢之声，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同巡抚方逢时和蓟辽总督谭纶互为掎角，默契配合，不费一兵一卒妙解蓟镇之围，成就了近世罕见的辉煌战果，捷报传遍整个北京城。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交口称赞两位总督是国家干将。

恰恰此时，谭纶、方逢时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荣誉与奖励面前，谭纶、方逢时暴露出了名臣的另一面，他们互相诋毁，彼此争功。

谭纶无视宣府牵制敌军，当仁不让地上疏请功，认为是自己和蓟州兄弟的拼搏，才换来今日的成功。

方逢时当然不服，他看了谭纶的上奏勃然大怒，也奋笔疾书，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死贬谭纶及其蓟辽镇所作贡献。

纸墨遮天，口水蔽日。

这场纷争表面看来仅仅是谭纶、方逢时二人的私怨，实则显露出蓟辽和宣大两大唇齿相依重镇的隐约对立，如不尽早消除隐患，必然会影响帝国的长治久安。

张居正耐心看着双方激烈的口舌之战，苦笑一番，方逢时、谭纶都是他平素敬慕的国家栋梁，疆场宁谧，国家无事，人臣并受其福，何必非要据为己功？

张居正既赞赏方逢时先声伐谋之功，又肯定蓟镇足饷守卫之劳，正是两者联合才破鞑靼诡计。

他劝说首先请功的谭纶采取高姿态，停止与宣府争功，同朝为官，要顾全大局，保存袍泽之谊。说着说着，张阁老竟亲自指导谭总督撰写感谢对方援助、检讨自身不足的奏文，他看来，这样自然会打动宣府人士，宣府也会为从前的激进言行心生愧疚。

谭纶如是上奏，一场剧烈的边将纷争有效平息，方、谭二公亦由争功推过改为推功让过。

祖孙反目——绝好的机会

张居正等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实施灵活的边防新政，他一面支持边将铸就巍峨的万里长城，一面在帝国的西北建立一座令百姓安居乐业的无形长城——封贡互市。

而这十几年成功经营西北边防的契机，源于一个叫“三娘子”的女人。

三娘子是蒙古族人，原名钟金哈屯，她从小钦慕中原文明，模仿汉人的行为举止、服装打扮。她机智聪明、美貌异常，明代史籍中称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

才貌双全的三娘子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神魂颠倒。把汉那吉的父亲（俺答三子）早逝，他在奶奶（俺答妻子）呵护下长大成人。成年后的他先娶了妻比吉，可又看中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热切渴望娶她为妻。

不料把汉那吉的爷爷——老俺答也看上了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公然与孙子展开激烈争夺并取得最终胜利。爷爷竟然抢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忍无可忍，但又不是爷爷的对手。

盛怒之下，把汉那吉率妻儿、奶公等人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深秋，冒着凌冽霜风，骑着十几匹鞑靼马匆匆赶到大同前线。大同官兵看到阵容不整的马队身无寸铁，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于是开门纳入。一问方知，这位十八岁的青年，竟是俺答爱孙把汉那吉。

此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明蒙双方。

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听到风声，一面派侦使四处刺探情报，一面写信给当地督抚询问详情：“听闻俺答的孙子携十几人来降，是否真有此事？你们边关的统帅将，是亲眼见到了？他为什么来投降，这里的来龙去脉是否弄清楚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你们尽快向内阁汇报。”

几十年来，大明王朝与鞑靼人一直处于开战状态。按照惯例，明朝不能接受鞑靼降将。一旦接受，必会引发事端。

大同巡抚方逢时以敏锐的政治头脑预见到“此奇货可居”，很是愿意收纳把汉那吉，但不敢擅作主张，立刻把此事转报给驻扎阳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征求他的意见。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有着商人机智灵活的大脑，又嗜读兵书，熟知兵略，早年抗倭立下赫赫战功。隆庆年间，正是由高拱、张居正力荐，他才担任防虏要冲的宣大总督。总督任内，他严申军纪，革除边关守将种种陋习。

王崇古和方逢时同榜登第，军政工作上，两人有效配合，时人以“王方”并称。

当方巡抚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一五一十报告给王总督后，他和方逢时站在统一战线，深知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耐心询问把汉那吉等人为何降明，吩咐边将优给衣食招待他们，并留在军中。

这位蒙古籍的失恋少爷，一时之间摇身变为大明巡抚衙门的上宾。

此举在当时并不被总督部下们看好，有部将谏阻王崇古：把汉那吉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鞑靼小子，最好不要接受他。

激进的幕僚甚至建议，夷人全数斩首，挫挫俺答嚣张之焰！

王崇古听了反对意见，颇不以为然：“天朝是仁义之邦，不可和夷人一般德行。”

部下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总督和巡抚的心思，但看见他们如此胸有成竹，也不得不收回意见。

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王崇古、方逢时认定把汉那吉作为一个俘虏，明廷留着他不失为与俺答交涉的重要筹码，巧妙利用他，必能扩大鞑靼内部矛盾。

于是，两人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乎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如今神明都厌恶他们的凶恶，让他们骨肉离叛，千里来降，我们应该供其宅舍，授其官职，华衣美食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防有诈。”

尽管边帅高瞻远瞩，最终决定权还在朝中，王方二人的计划必须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实施。不幸此时朝中大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臣围绕是否接受俺答投降，针锋相对地在大殿中激辩起来。

正方：支持受降。

反方：反对受降。

正方辩手：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佬。

反方辩手：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等言路健将。

叶梦雄等反对人士率先发难：“受降就是示弱，当年北宋末接受辽国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金兵入侵而国破家亡，历史悲剧岂不是要重演？现今必须遣送把汉那吉回蒙古，以免引发北方战祸。”

更有甚者，如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上来就口出狂言扣大帽：“虏寇不足为患，可怕的是我们大明国有内奸。方逢时纽寇纵掠，通敌谋反，罪不容诛。事迹昭然，通应并究！”

一时，朝议汹汹，兵部尚书不知所措，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混乱之下，内阁两要员高拱和张居正却都出奇地冷静，二人不似那些从不调查研究、整日夸夸其谈的官员，多年来，他们对北方边境各大势力都了如指掌，经过仔细分析，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站在王崇古、方逢时一边。

高阁老向来快人快语，面对其他官员的非议，他选择从辟谣入手：“方逢时年力精强，才猷敏练，舆论共推。你们说他通敌，可有明确证据？没证据就诬蔑宣镇，真是无知小人。”

相比高拱通过辟谣“曲线救国”的战术，张居正选择单刀直入，直言接纳把汉那吉是能改写双方历史的好事：“听说俺酋临边索要，我正担心他弃而不取，到时候我们就空抱人质而结怨于虏，现在他来索要孙子，正有利于我们啊。”

隆庆皇帝极度信任高老师，看到老师支持受降，旋即下决心支持：“这事关系重大，边臣们也一定明白这点，如今他们说可这样做，卿等就应同心协力，促成此事。”

隆庆皇帝听从阁臣之议，贬黜叶梦熊等顽固派，以息异议。同时，向俺答示好，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赏大红蟒衣一件。

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大臣得知朝廷支持他们，倍感鼓舞，刚烈的王崇古听闻此事，大喝一声：“我就是将一家老小的性命搭上，也要极力促成此事！”

方逢时也由衷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亲身经历了这样伟大的事件，两人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

张居正顺水推舟鼓励王、方二公，并详授机宜，教导他们如何缓解俺答敌意，争取两方友好谈判：

横议之徒遭宸黜，诸公尽可勇敢任事。此事操纵在我，上不失朝廷之体，下可获柔服之利，乃为胜算……

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

若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

吾之略大概如此，望公相机行之，万不可轻易兴战。重兵防守，多派间谍疑惑其心；或遣精锐奇兵他道捣其巢穴，但不可杀掠抢劫，速去速回，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大致的意思是，那些恣意议论的人已经遭皇帝惩处，各位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必须处置得当，对上不要丢了朝廷的面子，对下也要得到实惠，这样才算成功。王大人您要监督鼓励将士坚壁清野，做好守备工作，派人好言告诉俺答，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大明的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投奔我们的。再说，按照“中国之法”，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可以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们万万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们怎能为求一己之利而双手沾满贵国子民的鲜血？所以我每天好好地款待他。当然，您若想把孙子带回家，就得端正态度来谈判，斩杀叛徒赵全等人，并且签订盟约，再也不来骚扰我边境。否则，你若真以兵戎相见，我们又怎会畏惧，宣府早已今非昔比。至于咱们自己这边，各位要相机行事了，可以在重兵防守的同时，多派奸细刺探情报，或者遣精锐骑兵捣其巢穴，让鞑靼见识大明骑兵的军姿，我谅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张居正成熟而细致的战略思想已跃然纸上，只等随机而动，持续的和平已可以预见。

封贡互市

王崇古拜读张阁老的公函，深叹一口气：“边疆之事张阁老真是了如指掌，令我们这些久居边塞的人深感惭愧。”于是，王大人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正确估计和分析明朝、蒙古双方情况，派遣机智善辩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

鲍崇德通晓俺答部落的语言风俗，接到任务，他先认真研究中央政府的谈判精神，又摸透了俺答一面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另一面又对其孙深怀舔犊之情，担心孙子受到伤害的矛盾心理。

鲍崇德满怀信心地直奔蒙古大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述朝廷不杀把汗那吉并盛情款待之恩，接着口气一转，历数俺答荼毒生灵之罪。好在天朝仁义，不记旧怨，只要俺答改邪归正并执叛纳款，不仅可要回孙子，还可与明朝互市。

俺答听到这里，顿时两眼发亮。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相对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无法自己生产，最希望跟汉人开展边境贸易。当初就因为明朝廷不许与蒙古互市，俺答才年年纵兵劫掠。

俺答在鲍崇德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之下，不由动了心，他屏去左右，对鲍崇德不无忏悔地说：“我本来是要向大明进贡归附的，都是白莲教余孽哄骗我，让我与大明作对，以致连年用兵，不得安生，如今我亲孙投顺大明，不仅未遭惩罚，反而加官获赏，才知天朝仁政。若大明肯放还我孙子，我愿意献上赵全等贼人以赎罪。”

对话中提到的赵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嘉靖年间，此人随师傅吕明镇等人在山西、陕西一带传教，蛊惑人心，企图策划谋反，不料被地方官查缉，吕明镇伏诛，赵全则带领数千余党落荒而逃，投奔俺答。

俺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斗争哲学，爽快接受了这些人。又适逢俺答两腿患疾，赵全略懂医术，并潜入应州（今山西应县）城内买药为他医好，遂大得俺答欢心。

自从赵全等人出现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之后，每次内侵时，俺答总要先到赵家大摆酒宴，听赵全献计献策。有了这样的“军师”相助，俺答的进攻更加神出鬼没，令大明边防将领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俺答谈判中虽满口答应，但赵全等人毕竟给自己和整个部落带来了莫大利益，突然要舍弃他们俺答也有些动摇。俺答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觉得以武力要挟，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显然不现实，明朝已非嘉靖之颓势，堪比永乐之盛。军事偷袭已不能保证回回胜利，且成本日益增高。但只要能和明朝互市，全家老小衣食无忧，族人也都有太平日子可过，确实是个诱人的选择。

俺答遂派两名蒙古使者与鲍崇德同入宣府，表达愿执送赵全等头目换取孙子把汉那吉的诚意。

六天后，俺答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九名叛乱头目引渡大明。

隆庆皇帝亲自在午门举行受俘仪式，祭拜老天，上告太庙，一一审讯后将他们凌迟处死，传首九边。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自此，笼罩在长城上空的战云顿时消散，和平的阳光又普照在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上……

张居正等人也信守承诺，把俺答孙子封了明朝官职后，威风凛凛地礼送回家。俺答和钟金哈屯（即三娘子）感激得流下热泪，遣使感谢明廷不杀之恩，发誓再也不侵犯大同边境。

中央与边臣的齐心协力，取得交换人质的成功，然而这只是制虏安边的开始。王崇古根据内阁指示，动员俺答及其子侄昆弟先向明朝纳贡，俺答爽快地表示愿意遵办。

雪花飞舞的寒冬，俺答联合蒙古各部正式向明廷提出封贡请求。不巧的是，方逢时因“丁忧”回籍守丧，暂时离开岗位，由山西按察使刘应箕接任大同巡抚，刘氏与方逢时私交甚密，尤其支持前任巡抚对蒙政策。张居正就鼓励王崇古和新巡抚趁此绝佳机会建立不世之功。

前线形势一片大好，朝中政局却不容乐观。

保守派在上个回合一度支持诛杀赵全等汉奸，却始终不赞同开市贸易，他们继续团结起来反对封贡，一切又陷入僵局。保守派固执地认为：“堂堂大明和鞑靼互市，仿若汉与匈奴之和亲、宋与契丹之‘檀渊之盟’，丧权辱国，有损国朝颜面。王崇古为邀一时之功，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

张居正无法忍受保守派的冥顽不化，厉色呵斥：“封贡一事是制虏安边的大机大略，这些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只顾眼前，不见长久，费尽心机搞破坏。国家以高爵厚禄供养这些人，但他们真连犬马都不如。纳贡丘市有利于国家朝廷，我们应勇于任事，绝不推脱！”

进而耐心地逐条分析与俺答通贡开市之五利：

一、边关多年来饱受战争之苦，通贡开市促使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边镇安定，边民安心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经济；

二、每年可为国家省下数十甚至数百万军粮、军饷，利用省下这些钱，明朝可趁此加强战备；

三、俺答臣服，地缘政治上对蒙古其他部落有巨大的牵制作用，东制土蛮，西制吉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四、收降纳叛，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十万汉人摇身变成大明子民，成了这块混杂之地一极重要制衡力量，可极大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进一步缓解边防的压力；

五、利用俺答家庭内部纷争，大明也有了进一步牵制俺答的杀手锏。

王崇古得信后，不禁啧啧赞叹：“张阁老才是真正懂得国家大计的人呀！”在张居正策动下，王大人倍加自信地向大家保证：“当年嘉靖马市只是不得已的举措，现在与蒙古互市，则是双赢的局面，绝不会重蹈嘉靖马市覆辙。”他奋笔疾书，向朝廷上奏八条封贡互市的具体建议，分别是：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

隆庆皇帝阅过王崇古的奏疏，思虑缜密且切实可行，顿有柳暗花明之感；再看看那些与之争得面红耳赤的保守派大臣的意见，优柔寡断的他顿感头疼，遂召开御前会议，廷议此事。

内阁大臣们的意见比较统一，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新入阁的殷士儋也不反对。

廷议开得很激烈，投票结果很尴尬：

与会代表四十四人，其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佥都御使李棠等二十二个人赞成封贡互市；

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只赞同封贡，不支持互市；

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对二者都不赞成。

赞同和反对、中立的人不多不少，恰恰相等，都是二十二人，双方旗鼓相当。

在困局中，张居正敏锐捕捉到制胜关键，他机智地搬出他最擅长的国朝故事，引用成祖永乐大帝册封贤义、和宁、太平三王的典故，说明封贡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规矩，并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全权执行。就这样，“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

隆庆一朝内阁斗争激烈，可贵的是，诸位元老遇到国家大事却能摒弃前嫌，“协心一德，襄赞庙谟，折衷群议，授以成算”。兴奋之余，张居正以最快的速度敦敦告诫王崇古：

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最初应由官府布置，使民群知道这是有利的，自然会乐意跟从。

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对方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

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

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加意防备。

对于封贡互市，张阁老多少也心存芥蒂，但是，只要想想封贡互市带给大明的不仅是稳固的边疆，且能为推行内政改革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很有必要冒这个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张居正用人不疑，选择相信王崇古和方逢时，历史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张居正倡导于前，王崇古呼应于后。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还有一位中央官员密切配合高、张二相，他就是吏部侍郎张四维，此人在张居正身后一反江陵所为，可谓张居正改革的掘墓人，但在此时积极支持封贡互市，这缘于他特殊的家世背景，他父亲、弟弟都是从事汉蒙边境贸易的大商人，家人的耳濡目染令张四维熟知边境贸易状况，他清楚互市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张家的家族产业。

张四维的舅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他深受高拱、张居正信任。特殊的身份促使他有效周旋于内阁辅臣与边疆督府之间，很快，大家的努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称臣，上贡名马三十匹，隆庆帝派遣太史奉金册，在建极殿举行隆重的册封大礼，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弟、子及部落头目等皆有授。

一纸庄重的协议，成为蒙明双方多年共守的准则。从此，“唐宋以来笃骜不可制之虏为之外臣”，北疆大定。

按照和议，明朝在万里长城要塞开设了十余处关市，蒙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迎来“疆域宁兮征战息，边人乐兮保家室”的和平时期。

这次的成功也造就了数位功臣，王崇古升兵部尚书，仍兼宣大总督；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这些阁臣也获得了赏赐。

和平需要经营

张居正不仅全力促成了封贡互市，而且始终高度关注边地的最新动态，任命督抚、制定政策、施展谋略等事，都要由他亲自过问，方可执行。

王崇古和方逢时两位功臣相继升任兵部尚书，离开边地，进驻北京。这样，宣大总督就由郑洛继任。

郑洛文武双全，精通边政，善于临机应变，深得张相公器重。他亲历了“俺答封贡”的全过程，深刻认识到双方封贡互市、和平交往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互惠双赢局面，大力支持明蒙封贡互市。

郑洛推行内阁“内修守备，外示羁縻”的边防新政，带领八万宣大军民修缮加固前人修筑的、已被风吹雨打四十余年的墩堡强台，并用短短四年就完成了广袤六百里的北边边墙。紧接着，郑大人又组织修葺起军屯民堡。

消息传到鞑靼，惊动了蒙古贵族，俺答疑惑万分，连忙派使者询问：“我们都与大明和解通商，怎么明军还筑塞防边，难道又要兵戎相见？或是修完边墙后就要关闭互市停止贸易？”

郑总督笑笑，耐心解答，消除误解：“华夷自古以来就界限分明，如同兄弟分家后有各自的院落和围墙一样。你们如今虽然已经诚心归附，但为防止你那边的逃犯潜进我们这边，我大明的贼人跑到你那边偷马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修筑边墙，这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俺答这才放心，他积极响应大明帝国的边防新政，约束部众，配合明廷筑塞。

做生意发财致富之余，新的问题涌上心头，俺答计划着怎么再从明朝廷捞一把政府补助，实现利润最大化：“大明既然册封我为顺义王，我的部下僚属也升任将军、指挥使。有官衔就应该有俸禄，而我们却一无所得。郑总督您能帮我转奏给你们皇帝和首辅，依照中国职官惯例，给予我等俸粮吗？”

俺答显然粗中有细，有了官衔还讨粮的理论话糙理不糙，其实也是试探明朝政府的诚意。

郑洛反应机敏，当场给俺答上课，教授他大明典章制度：“官俸是由所管辖地域出的，比如我们大同官员的俸禄来自大同军民徭役，宣府就不用承担；宣府官员的俸禄来自宣府军民徭役，大同也不管。代王封地在大同，在大同的庄田就是他的俸禄；顺义王您管辖北地，北地有多少夷人您心中最明白，你们在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所得的收成，便是您顺义王的俸禄。”

眼看着讨不来俸禄，俺答退而求其次，他又向明廷乞求升职：“你们中国官员三年一升迁，我归顺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升爵？”

郑洛义正词严：“普天之下，朝廷最尊贵，其次就是王位。顺义既已是封王，那么名号就是极品，还有什么职衔什么事功可以继续加封？如今边境安宁无事，我们总兵也是无事可做，无官可升。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顺义王吧。”

俺答终于无言以对，叩首而去。

明廷封贡时授予俺答的金印，日久露铜，俺答看到黑漆漆的铜，十分不乐，他按捺不住，就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换金印。

当郑总督听到如此低级的问题，不由放声大笑：“世间哪有金子铸造的印章，金印只是说明它很贵重。”

他示腰间金带给鞑靼使者看：“我是朝廷大臣，腰束金带，身份也算极其尊贵了吧，但你看，我的腰带一样是铜铸的。”

在场几位鞑靼人相顾无言，知道自己又出闹笑话了，唯唯诺诺离开总督府：“原来如此，让总督大人见笑了，我等告辞。”

作为一线将领，郑洛常与深处政府中枢的张居正书牍往来，汇报边情。他深入贯彻朝廷对付鞑靼的战略思想，费尽二十年心血与鞑靼打交道。

张居正不仅悉心挑选任事边将，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款贡事宜纳入制度化轨道，妥善解决双方在封贡互市中发生的矛盾纠纷，避免因小隙而丧失两族和好大局，督促明蒙双方都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法令。

他留心细节问题，总挑选最好的赐衣赠送给俺答，每年赏赐俺答的绸缎、铁锅、茶叶等物品，他都要亲自一一过目，以保证其数量和质量。

俺答为表感激，多次派鞑靼专业画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张府，为久仰大名的张首辅绘像，并常常对着画像上的端庄大臣顶礼膜拜，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当然，张居正也从不迁就俺答提出的过分要求。俺答有时得寸进尺，贪婪之念日炽，制造摩擦侵扰当地百姓，明廷随即严令闭关闭市，直到俺答悔过自新，安分守己，才恢复关市。

正如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盛赞：“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和议互市，开辟了汉蒙间和平融合之新时代，西北边疆一带的人民再也不会遭受鞑靼铁骑的蹂躏，两族人民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那绵延的长城、高耸的敌台、雄伟的城市成为张居正经略北边的历史丰碑。

第六章　两虎相斗

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相轧如此。

——孟森

敌乎？友乎？

高拱、张居正这对刎颈之交曾经惺惺相惜，一度联手合作，击败内阁其他竞争对手，排除万难促成大明帝国和蒙古双方的封贡互市，开创了明蒙数十年的太平基业。

好景不长，“名望相近则相嫉妒”，张高二人虽都是治世名臣，却也无法跳出这个怪圈。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两贤未能合作多有惋惜。

高拱老乡马之骏在《高文襄公集序》中曾言：“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高拱，谥文襄），张江陵公文忠（张居正，谥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倾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张居正老乡李腾芳对两人评曰：“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独怪两人始相得甚欢，卒于相抵。”

高张二人都无比忠诚，且身负奇才，励精图治，不幸的是，两人没能合作到底而沦为互相倾轧。

权位的互相逼近是矛盾丛生乃至反目为仇的根源，明朝特有的内阁制度使内阁首辅与次辅虽然仅是一步之遥，权力地位却有天壤之别，而能当上次辅的，个个也都是人中龙凤，怎能坐看自己成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一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张璁、桂鄂之于杨廷和，夏言之于张璁，严嵩之于夏言，徐阶之于严嵩，高拱之于徐阶，一代代次辅无一不是经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才得以扳倒首辅，位极人臣。张居正和高拱，也概莫能免，二人的反目不仅是两位能臣之间人际关系的破裂，也是自从嘉靖中期以来内阁倾轧内讧的缩影。

高拱、张居正二人心高气傲，个性张扬，才能一时瑜亮。强烈的权力欲，志向、性格上的相似点，注定他们无法在小小内阁中和平共处，更何况两者利益多有冲突，门生部下也时有交锋，他们两人的分道扬镳，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中后期，在两人表现得亲密无间时，罅隙已慢慢浮出水面。作为内阁首辅的高拱发现曾经的小弟羽翼渐丰，共事多年的经历让他深知张居正的秉性：劲气内收，貌似古井无波，一旦剑拔出鞘，必会给予致命一击。想到这里，高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起防备之心。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先前外敌当前，自当同心抗敌；现在危险解除，攘外之后必须安内，高拱是时候解决张居正了。

高拱开始将焦点集中到张居正身上。大权在握的高首辅一向盛气凌人，从不藏蓄隐忍，每每有人忤逆，高阁老总是睁大两眼怒视对方，继而恶言不断，力求先声夺人。

他虽然和张居正相互欣赏，但也只容许张以副手身份，俯首帖耳地协助自己。这当然是不甘人下的张阁老无法接受的。

高拱再度入阁之初，事无巨细都要与张居正商量。这引得高党鹰犬眼红嫉妒，遂有人夸大其词在高拱面前挑拨离间：张居正所举荐的人才都被录用，外人看见了，怕会以为天下有张居正一人足矣，哪知高大人您的功劳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拱早就对张居正心存芥蒂，听到这句话后，疑心更是加重了，自此用什么人再也不和张居正商量。

同样，在首辅充满怀疑的眼光中，张居正也开始自保反击，他索性放出话来：高拱擅权，用人唯私。

如此蜚语相煽，两人关系的裂痕至此难以弥合。鹰犬们巴不得二人相争，好从中渔利，高拱门客为了讨好首辅大人，每天像贼般跟踪张居正，将其过失，哪怕是今天穿的衣服上有褶皱没有熨平，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高阁老。

其中，都给事宋之韩所做尤甚，他看准时机，一气呵成上千字的批张奏疏。无奈宋之韩不善保密，奏疏未及上奏，他的一举一动被同样跟踪他行迹的张门鹰犬告诉了张相公。

张居正得知自己将临祸且不测，深沉稳重的他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径自来到高拱住处，开门见山向高拱表白：“高兄难道不顾念‘香火盟’旧情而要对付我？”

高拱错愕：我即便有此想法，你又怎能抓住把柄？遂厉声反问：“是谁在暗中捣鬼，要弹劾你？”

张居正：“你的门人宋之韩都已写好弹劾奏疏。”

高拱这才明白宋之韩的大嘴巴坏了事，事已至此，怕是只能丢卒保车了，否则打草惊蛇，让张居正对己起了戒心，再想一举扳倒他可就难上加难了，于是道：“老夫立即制止他。”

张居正得理不饶人：“既然是你的意思，又何必再制止呢？”

高拱说：“老夫明天就将他赶出京城，以证明老夫清白。老夫绝无对付你的意思。”

次日清晨，高拱入部，第一件事就是下调宋之韩到外省做参政以慰居正。宋之韩虽走，却把首辅与次辅的矛盾放到了桌面上，一群处心积虑挑拨离间的人看到了机会，开始变本加厉地在高阁老身边吹风挑事，此番吃了暗亏的高拱从此对张居正戒心倍增，再也不敢放松警惕。

以张居正此时的实力，扳倒如日中天的高首辅颇需一番周折，但高拱的桀骜不驯与用人不端早已得罪了不少人，加之张居正当初放言“高拱擅权，用人唯私”，这样的舆论武器在抹黑高拱的同时帮张居正赢得了人心，他在朝中的实际威信已然超过高拱，胜利的天平已经慢慢倾向张次辅一侧。

张、高二人在内阁平分秋色，当务之急是引进第三方力量以打破平衡。高拱推荐清心寡欲的浙江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隆庆帝听从师议，命高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诸事仍由老高首辅主持，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静。

高拱排除了内阁的对手，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谁来掌印内廷司礼监的问题。司礼监某种意义上代表监督皇权和控制政府机构，确保皇权利益不受侵犯。内阁发出的政令如果没有司礼监太监的配合就是一纸空文，就好比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满心抱负的高阁老觉得只有在司礼监安插自己人，才能政令畅通，大权牢牢在握。

此时恰逢这一显赫的职位留下空缺，最有资格循序晋升的是冯保。冯保，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入宫。这个太监颇不简单，喜好读书，聪慧敏捷，在嘉靖时就凭借一手好字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载：“冯保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

隆庆初年，冯保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东厂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冯保以其超凡的能力深得皇帝信任，此时以秉笔太监掌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高拱担心冯保势力过于膨胀，乘机抓住冯保小毛病处处钳制他，大力推举同乡——御用监的宦官陈洪，破格提拔本不称职的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陈洪比起冯保，才能上相差甚多，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文化又没谋略，不久即因忤旨被罢斥。机遇再次降临在冯保面前，而高拱还不甘心，再次设置障碍抵制冯保，竭力推举尚膳监孟冲，让管膳食的太监掌大印。

高首辅所作所为除了更加彰显自己“用人唯私”的恶名，也着实得罪了冯保。冯保为此怀恨在心，足智多谋的张居正岂能看不出这关节的奥妙？

此时隆庆皇帝病危，高、张两大重臣的友谊也濒临决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张居正和冯保结成了同盟。此时，张次辅的实力终于发展到足以和高拱一战的水平，双方摩拳擦掌，窥测对方，斗争一触即发。

高拱门生首先发难，这次他没有直接攻击张居正，而是先敲山震虎，抨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使潘晟致仕归家。张居正心里郁闷不平，但他保持了一贯的沉稳作风，沉默不语。

紧接着，户科给事中曹大埜跳出来弹劾高拱的“十不忠”：皇帝身体不适，高拱却目无君父，言笑自若；负责纠察的言官大多是高拱心腹，遇到不利于主子的奏章，隐瞒不报；高拱开启贿赂之门，官员贪污枉法……

曹大埜此人并不简单，“十不忠”的措辞虽然极尽夸张之能，但若细细品味，所提到的罪名也并非不实之词，而且列举的一些罪状还都击中要害。

高拱是隆庆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大臣，想凭这样一纸疏文扳倒高拱，有点低估高阁老了，曹大埜是张居正学生的学生，此时跳出来打响第一枪不过是战略需要，全无胜算把握，且早已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加之隆庆帝这时重病缠身，心境不畅，看了此疏自然是勃然大怒：曹大埜胡言乱语，给我贬出京城！

曹大埜被贬，高拱心知皇帝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一边，自然不会罢休，怀疑背后有人指使，高阁老一面上疏“乞休”，引来兵部尚书杨博、给事中雒遵等人的挽留，造成声势；一面策动手下的言官继续攻击曹大埜。

御史张集就含沙射影地暗讽冯保、张居正：“当年赵高假传圣旨杀害李斯，导致秦国覆灭。先帝时，严嵩广为纳贿，援结太监作为心腹，同谋杀死傲慢的夏言，由此深获皇帝信任，登上相位，罔上行私二十余年。他倒台时，天下极为穷困。”

张居正看完这一奏疏，顿时脸红气急，他一眼发现疏文的漏洞，一向矜持的他奋起反击：“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快拟票让各衙门知道。”

冯保则把此疏收留不发，以杜后继者，并派太监到内阁传言：“万岁爷看完奏疏后大怒，要将此人廷杖，并削籍为民。”

消息不胫而走，张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每日在朝房听候发落，以为必遭廷杖，连身后事都提前向家人嘱咐好了。

张居正的幕僚王篆提醒：“张集之事一日不了，闲人议论就一天也不消停！还请早作决断。”

张居正当即派王篆到朝房转告张集：“张相公让我告诉你，可以安心回家了，暂时无事。”

张集虽然从朝房回到家里，但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高拱乘机向张居正兴师问罪。

为官者遭到弹劾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了，尤其是首辅被论，更乃家常便饭。高拱并不以此为训，反而铁了心要给张居正一个下马威，拉破脸皮大吵大闹，当面指责张居正背信弃义。

张居正回到家越想越不安，傍晚时分，讲究仪容的他顾不得换上正装，身着白色内衣，只身跑到高府前园，求见首辅。

高拱语带讽刺地问：“张兄来我府上，有何贵干？”

张居正思虑再三才张口：“我不敢说曹大埜事件我毫不知情，只是如今事已至此，只希望高兄能宽恕我。”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灵在上，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今日怎能这样辜负我！”

张居正说：“高兄无论怎么责骂我，我都无话可说。只求高兄能宽恕我，我一定痛改前非，若有再犯，就让我七个儿子同一天死去！”

高拱本也是性情中人，见张居正已然悔过，便不再追问，淡然地说：“张兄不必再担心，我已告知科道停止追查了。”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太监的反抗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二月二日，穆宗隆庆上朝时，一反往日安静久坐的风格，忽然起身，走下大殿。大臣们心里正默默琢磨：陛下今天怎么这么反常？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听皇帝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文武大臣极为惊骇，又不敢走近皇帝，微微听到他口中呼唤阁老国公四字。几个国公大步走上，跪在他后面，张居正、高拱也过去把他搀扶起来，送回宫中，一路上，神志不清的皇帝咬着张阁老胳膊不放，嘴中还不停喃喃自语。

三个月后，隆庆皇帝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匆促召见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到乾清宫接受顾命。

奄奄一息的隆庆帝握着他们的手，眼含热泪道：“希望爱卿竭力辅佐太子，太子天资聪颖，将是位好皇帝，朕先走一步，军国大政劳驾先生们了。”

第二天，隆庆帝驾崩，随后下葬于昭陵。

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入土了，给臣子们留下的却是一个病体沉重的庞大帝国。在隆庆皇帝驾崩至太子朱翊钧即位的短暂十几天里，一场惊心怵目的夺权政变拉开帷幕。

高拱在曹大埜事件上饶过张居正，但还是煞有戒心。他首先与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商量，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要想去掉此二人，有碍于先皇顾托。委而不顾，不忠；依违取容，则有负于先皇之托，更不忠。怎么办呢？

入阁不久的高仪为官耿介清廉，且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场政治搏斗，泛泛而谈：“天道六十年一轮回。正德初年，刘谨弄权，而内阁大臣李东阳竟与他相勾结，导致其余两位阁臣刘健、谢迁去职归里，如今六十年已过，当时情景再现，这岂不是天意！”高仪把张居正比作当年的李东阳，且二人皆为楚相，而高拱与刘健同为河南籍宰相，且境遇颇为相似。

高拱不以为然：“我岂是刘健，当时明武宗已有十五岁，李东阳只暗中勾结刘瑾，还顾及形迹，所以刘健不过是去职而已。当今的皇上才十岁，而张居正阴狠更甚，不顾形迹与冯保勾结。如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转眼间就告诉冯保，为太监出谋划策，彼此狼狈为奸，欺负年幼的皇帝，这怎么让我经国济民？”

高仪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反问道：“那又有什么办法？”

高拱把他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高仪：“我要在皇上登极那日，先上疏条陈五事，明正事体，让皇上能掌控朝政。不仅防止太监弄权，亦以防彼此勾结串通，捏造皇上圣旨，以行私害人。如若行得通，再陈致治保邦之策；若行不通，只能任由他们诬蔑陷害，生死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高拱显然预谋已久。宦海沉浮三十年，政坛老手虽屡历挫折，最终还是胜利了，排除了他的对手，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最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听人摆布，如果落到这一地步，还不如斗个鱼死网破。他计划在新皇登基时，立即呈上事先拟好的《陈五事疏》攻倒冯保，箝制张居正。

那么，高拱的搭档高仪是否支持他呢？

高仪含糊道：“高兄所言，自然是大丈夫应做的事，只是祸福难料，在下不敢鼓励支持，也不敢阻谏劝止。”

冯保此时也不歇停，在宫内秘密活动，取得了太后尤其是万历生母李贵妃的信任和支持，在万历即位之际，文书官拿着圣旨来到内阁：授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

冯保的势力从朝内扩张到朝外，更激起高拱的极大不满。急于扩大内阁权力的高拱深知，一旦冯保凭借内府大权，疏通皇后、贵妃门路，再反身收拾自己，自己定无活路，遂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指使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合上疏攻击：冯保是大奸，欺君罔上，陷害忠良，臣等速请陛下将冯保交给法司，加以重处。

只要奏文一到内阁，高拱便可借首辅票拟的权力驱逐冯保。

先帝遗体未寒，连连不断的奏疏咄咄逼人，内廷和外廷的政治博弈已趋白热，高拱正在洋洋得意静候胜利佳音之时，事态却正朝着不利于己的方向，悄悄发生着变化。

突如其来的失败

在高拱和冯保明争暗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张居正保持着异常的冷静和清醒：如果高拱胜利，下一个驱逐对象就是自己；高拱失败，首辅之位就是属于他。

他从二十三岁踏入仕途以来，苦苦寻觅等待的不就是这把交椅吗？光阴似箭，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没有它，何以施展抱负？

当初曹大埜事件中高拱曾放自己一马，但面对触手可及的首辅位子，张居正要做出最合乎利益的选择，将自己的天平倾向冯保。他将高拱的行动向冯保和盘托出。

更要命的是，高拱送呈收回司礼监权力的奏疏后，看见“照旧制行”的回命，大为不满，随口而出：“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传到冯保耳中，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幼主登基，孤儿寡母最害怕的莫过于外廷操权、怠慢内廷，怎能经得起大臣如此藐视？这分明是触犯幼主大忌，自投罗网，明摆着给政敌送去反击的口实吗？

冯保牢牢抓住高拱把柄，遂以“高拱擅权，蔑视幼主”为由，添油加醋地到李贵妃那告状，说高阁老看不起十龄幼主，想趁机收拾内廷，而且要另立陛下叔父周王为帝。

李氏听后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更为反感高拱。古代社会，女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远不如男人，但在恰当的时机里，历史车轮走向却掌在妇人之手，高拱之不幸便在于此。在这个节点上，李氏的态度最终决定了高拱的失败和万历初年的政局大势。

炎炎六月，诸大臣一行来到会极门，听传诏旨。高拱还沉浸在无尽喜悦中，满心以为这是逐走冯保的圣旨，嘱告同僚们看一场英明首辅智斗太监的好戏。

太监王蓁捧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只听得王蓁抑扬顿挫地说：“张老先生接旨！”

高阁老顿感大事不妙，我堂堂元辅在此，怎轮到次辅接旨？他愈往下听，愈觉得蹊跷。

王蓁面对百官，高声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将朝廷威福强夺自专，通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即日起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不得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今后都要洗心革面，用心办事。钦此。”

不可一世的高拱听完圣旨时浑身瘫软，“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久久伏地不起。一旁的张居正把他从地扶起，又找了两个小官搀扶高拱出去。

皇帝的圣旨、皇后的懿旨、皇贵妃的令旨，三旨并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高拱削职查办，还容不得他停留片刻，高拱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被赶出京城。

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信誓旦旦要驱逐冯太监的高拱，到头来自己反被缇骑赶出京城，踉跄而去。

对此，史书不乏“冯保居奸，张居正与阉人勾结”的种种责难，但高拱急于扩展自己的权力，出言不逊从而引发祸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可怜高拱虽是一时良臣，最终也只能归于落寞。

不过，这个重大政变还有另外一番记载，在此期间张居正探视先帝的陵墓，回京后又告病休息，待他回朝后风云突变，亲自启封驱逐高拱的圣旨。

明末清初的学者陶子师认为：“冯保之逐新郑，其谋全出华亭，江陵特与闻耳。”也就是说徐阶在背后出谋划策，指使冯保驱逐高拱，张居正事后才听说而已。

清末史学大家李慈铭以为，高冯二人互相倾轧，高拱本要驱逐冯保，不料自己那句十岁小孩无法治天下闯了祸，激怒太后和皇帝，反被阉人所逐。因此高拱死后，明神宗还衔恨不已。张居正虽也是局中人，但主要是坐山观虎斗，冷眼看他被冯保逐走而不相救，绝无与阉人勾结之理：“盖新郑之逐，以欲去冯保而反为所乘，实以十岁天子，改为十岁孩子之言，激慈圣怒，故没后神宗犹衔之，谓其欺侮朕躬。文忠当是时不免以权势相轧，幸其去而不救，若谓其与冯保合谋，已非事实。”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惜两人权谋博弈的具体细节仅存于野史笔记和高拱晚年个人色彩颇重的回忆录，皆未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后人。

不过斗争结果清晰在案，高拱自此退出政治舞台。一个身负重任的顾命大臣何以如此失算，顷刻间落荒而逃？我们不妨看看时人如何评断这一突发事件。

一、幼主最忌大臣擅权，对内廷事务指手画脚。高拱此时整治司礼监，定然引得内猜外疑，惹祸上身。

二、高拱开诚布公，防备宦官专权，实乃社稷肱骨之臣，可惜其刚愎自用以致狼狈收场。

三、高拱陷于猜忌时，张居正完全可以摒弃旧怨，调停平息这场风波。

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为张居正辩解的，有为高拱开脱的，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但对高拱刚愎自用、偏激、自毁毁人的性格缺陷倒是众口一词。

高拱的失败，源于他没认识到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无论首辅大人权势多么显赫，权力来源依然是皇权。穆宗的突然驾崩使高拱瞬间失去最大靠山，而皇权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惜乎高拱没能认清大势，又给政敌落下致命口实。时也？命也！

诚如谈迁所言：宫府本应一体，皇帝年幼，各方倚靠宦官实乃常情，身为内阁辅臣应沉心静气暗加查访，待抓住确凿证据之时再行纠劾。高拱初政不失为社稷之臣，但不久就与张居正为敌，同室操戈，失去得力盟友，怎能不遭人嫉恨？

隐忍多时的张居正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并联合与高拱有隙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把高拱推倒在地，结束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

嘉靖中叶以来，内阁的内讧已持续了三十多年，重臣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发展成相互仇杀的流血事件；而隆庆、万历之际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后的赢家

晚明政坛波诡云谲，在每次激烈搏斗的重大战役中，张居正都能站稳脚跟，最终成为隆庆九相中笑到最后的赢家。有此成就，固然有他善于斟酌得失、纵横捭阖的政治天赋的作用，也与他低调沉稳、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

高拱倒台，张居正为了避嫌，做出姿态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

他希望皇上能考虑到高拱是顾命大臣，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明显大过就被罢斥，有失天下人心，也非先帝付托之意。

奈何此时所有努力，早已改变不了小皇帝的决心：“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万历帝执意不从，上疏的人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

张居正前来送别：“我为高兄申请驰驿行。”

所谓驰驿行，即高级官僚外出享受公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高拱好歹也是先帝的恩师，离京时要体面一点。

高拱虽已落寞，却也不改桀骜本色，回绝道：“走就走，干吗还要驰驿？”

还顺便挖苦他一句：“太岳如此，莫不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出！”

张居正尴尬地摇头苦笑。

就这样，高拱成为有史以来，以最快速度被新皇帝驱逐出朝的顾命大臣。他狼狈辞朝后，仓促乘一骡车，踏上返乡的归途。

壮丽宏伟的国都，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张居正望着高拱远去的背影，一股悲凉感顿时充满全身。在听旨之初，他或许还暗自高兴，可此时此刻，他已说不清是喜是悲，抑或是忧。历经血雨腥风才站到权力巅峰的他，会不会将来也有一天如高拱一般落下个凄凉收场？

兔死狐悲，张居正回朝后仍不遗余力地为高拱“乞恩驰驿行”：大学士高拱原籍河南，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着实艰苦，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回籍。

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恩准。

后世多少人为这两位不世出的能臣没能合心报国而扼腕叹息。更有甚者辱骂张居正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容有二人分享大权，言出法随的皇帝是如此，代行皇权的重臣也是这样。皇帝不理政，造成权力真空，不论外戚还是大臣，是洁身自好还是心怀叵测，谁都无法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

张居正事后向同为高、张二人知己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写信抱怨，痛恨昔日的知己听信小人谗言，防范猜忌，自己屡屡对他忠言相告，高拱不但不接受，反致疑怒，最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如果高拱有幸早生几年，或张居正稍晚入阁几载，顺利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那么大明王朝的中兴之气也将更为长久和饱满。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且说卧病在家的高仪，看到老上司下场狼狈，大惊失色，担心牵连到己，忧心忡忡，使得病情加剧，竟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办事仅一个多月，隆庆死了，与高、张一起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间，虚与委蛇，在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时，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

现在，三位顾命大臣一去一丧，就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独挑宰辅重任。

三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已达巅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一旦权柄在握，张居正反倒有些茫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乃祸福旦夕的险境，是生拼死夺的战场。凡行事做人，更当小心谨慎。

不知此时的张首辅是否还记得多年前与高拱一起登山的那个秋日下午，当时他立下了“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想不到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正是昔日如父兄般亲切的高拱大哥。

第七章　荣耀后的陷阱

位极人臣当帝师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九日，是张居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这天，他身体不适，请假在家调养，忽然，太监驾到，带来天子圣旨，召张居正即刻入朝。

张居正整好衣冠，匆忙赶往皇宫，远远就望到御座上等待已久的小万历。正是这个白白胖胖的十龄幼主，将承载埋藏在他心中二十年，依旧沉甸甸的中兴大梦。他“扑通”一声跪在皇帝宝座前。

万历亲切地问候：“先生为父皇陵寝之事，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可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张居正连连叩头道谢。

万历又说：“父皇有言，先生是忠臣，高拱是奸邪，以后凡事都要先生尽心辅佐。”

尚未正式就任，就得到新皇帝的一再褒奖，此情此景令张居正越发感激涕零，年近半百的人潸然动容，双肩微颤着俯伏奏称：“臣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不敢不竭才尽忠，以报国恩。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这是行君道所优先做的，恳请陛下多加留意。”

经万历皇帝授权，张居正成为明代第二十六位首辅，这距他正式入朝为官整整二十六年，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占据着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聚焦了最耀眼的灯光。

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张居正和太监结盟，扳倒曾经的刎颈之交，不免有小人之嫌。但他很快便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表明，他是有明一代最优秀的首辅、旷世难得的贤臣良相。

他的晋升首辅，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大明帝国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内阁的威势在他任上达到顶点。

张居正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者多，勇于任事者鲜，张居正，视匹夫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以坚忍不拔的恒心与毅力，总统庶务，总理万端国事。他不曾一曝十寒，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脚踏实地去做事。

他个性果决，怀着“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与己身谋利益”的理想，凡事以国家利害为依准，为了贯彻他的施政纲领，他不复计身为己有，勇往直前，从不放弃和退缩。

这是他为政成功的基本要素，也是引起争议诽谤的源头。

紫禁城内的“刺客”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正月，正是喜气洋洋过新春的时节。然而，乾清门中，一起扑朔迷离的王大臣闯宫案，给新皇帝登基的第一个春节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给新上任的首辅带来莫大的困扰。

主人公名叫王大臣，并非朝廷大臣，姓王名大臣而已，不过是一位小逃兵。事发当日清晨，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起个大早，在宫中四处散步，当他走到乾清门时，突然，一名宦官打扮的男子仓皇而过。

年幼的皇帝察觉到此人来路不正，两眼一亮，大喊：“站住，你是什么人？”

王大臣听人家喊他，更加害怕，脚底不停，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前跑。

小万历见势更为恼火，吩咐身边侍卫：“快逮着他！逮着他！”

两旁侍卫立即将之拿获，当场搜身。不搜不要紧，一搜吓一跳，他身上竟然藏有刀剑各一把，令所有在场人员目瞪口呆。

万历改元，百废待兴，竟有人持刀剑闯入紫禁城，真乃不祥之兆。一时人心惶惶。朝廷为安抚人心，将王大臣移送东厂，严加审讯；同时敕谕兵部、督察院：严厉督率巡捕、巡视等官员，立刻驱逐尽绝潜住京师的四方无籍之人，地方邻里有容隐不举的，一经发现严厉制裁！

为加强防备，内阁又颁布门禁七事：禁穿道，制面牌，重换班，清包占，悬赏罚，查内属，重事权。

王大臣虽只是一游手好闲的逃兵，但也颇有来头。他是首辅心腹戚继光将军麾下的一名逃兵，这给将相二人都蒙上了深深的阴影。

张居正获悉后，第一时间与冯保沟通：事关蓟辽行伍，不宜涉及手握重兵的边防大员戚继光，以免影响国防。

他随即代皇帝票拟谕旨：着令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绝不是省油灯，一个歹毒诡计涌上心头，他又想起了待在河南老家且与其积怨已久的高拱，欲利用此案彻底打倒高拱，诛灭高氏全族。

冯司礼监手拿圣旨，亲自到东厂审问。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你想死还是想活？只要你听我的，说你是受了高阁老之命行刺皇上的，那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否则，呵呵，后果很严重。”

他随即嘱咐心腹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精心编织这个瞒天大谎，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具体口供，在公开审讯时一定要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是同谋。

为配合王大臣的口供，冯保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以定高拱之罪，一时舆论哗然。

嘉靖以来的首辅，除了李春芳，无一例外地晚景凄凉，不是被杀就是被禁锢乡里。张居正模糊不清的态度加剧了外人恶意的揣测，越来越多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新首辅，觉得他有心除掉曾经的劲敌，谣传本案是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合，置前首辅高拱于死地。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沸腾，传播中外，甚至引来朝鲜使者的高度关注。

太仆卿李幼滋见状坐卧不安，作为张居正的好朋友兼儿女亲家，拖着病体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首辅为什么做这种事？”

张居正迷惑不解：“我做了什么？”

李幼滋道：“朝廷捉到乱闯宫门的人，您下令追查幕后主使，现在东厂声称主使就是高阁老。将来人们肯定把陷害旧僚的罪名算到您头上，到时候您如何辨解？”

刚送走了李幼滋，张府就收到首辅挚友陆光祖的急信：“此事关系重大，希望相公能竭力挽救。万一不能保全旧相，相公虽有苦衷，恐怕也有苦难言。我为此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我与相公深交已久，所以才敢冒昧相告，并不是为了旧相高阁老。”

在朝的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也按捺不住心头焦慌，共同走访张居正，为高拱申辩。张居正听着二老的慷慨陈词，沉默不言，良久怏怏不乐道：“我素来敬重二位，可为什么你们认为是我要害高拱呢？”

杨博说：“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除了先生以外，无人能救高阁老！”

张居正面色愈加严峻，陷入深深的沉思。二位大人来意已明，他们退到一旁悄悄地观察首辅的神色，不知首辅的沉默到底是凶是吉……

张居正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之前之所以沉默，无非是想撇清王大臣与爱将戚继光和自己的瓜葛，但现如今若继续沉默下去，失去的就可能是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两害相权取其轻，张首辅下决心要雪高拱冤屈，迅速上疏制止：“要是追查过急，恐怕会波及无辜，有伤天地和气。”

一纸疏文远远不够，万一政治同盟冯保执意咬定高拱不放，株连蔓引，一发不可收拾。这怎向天下苍生交代？又怎样面对昔日的知己？但如若因此与司礼太监交恶，未来的改革之路便横生困阻，如何才能既救得高拱，又不得罪报仇心切的冯保，成了张居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焦虑中，张相爷想到一个有能力解决困局的最好人选——刑部主事郑汝璧。郑汝璧初入仕途就以出众才华受到张居正器重，张居正找他来一同谋划。小郑机警，拍拍胸脯向首辅担保：“这事不难，我心中自有办法。”

张居正半信半疑地看着信心十足的小郑，苦思冥想，指令耿介正直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案，希望德高望重的朱都督能主持公道，牵制冯保。

荒唐的审判

复审那天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到东厂，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阵阵，紧接着就风雨交加。

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感叹：“天意如此，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当向冯公公进忠言才是。”

复审开始，法官、陪审、犯人各就各位，这时，本该严肃、庄重的法庭，居然上演一出闹剧。在正式审问之前，犯人要拉下去先揍五百大板，这叫“杀威棒”，先杀杀犯人的锐气。

闹剧就此开场：王大臣一看自己尚未供述，就要先莫名其妙地挨顿毒打，张嘴就嚷：“不是许我官做？怎还打人？”

高坐堂上的冯保一愣，定了定神，赶紧转移话题，大吼：“王大臣！谁主使你进宫行刺皇上？从实招来！”

王大臣挣扎着大吼：“就是你主使的！你怎又来问我？”

那边冯保还在硬撑着审问：“我问你，昨日你还说是高阁老命行刺皇上，今日为什么要翻供？”

王大臣一句比一句狠：“那些话都是你教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认识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担心王大臣激动之下，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派胡言，只该打死。”

又对冯保说：“冯公公，这厮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正好此刻，刑部主事郑汝璧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把王大臣引到隐蔽处，把他的舌头剪掉。次日会审诘问，王大臣含糊不复能语，把真相永远闷在了腹中。

不到两个月，王大臣就被正法处死，此案不了了之。高拱一家得以保全，善居乡里；他的门生故旧被震慑而有所收敛。一场可能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的悲剧被扼杀在萌芽期。

闹剧戛然而止，大家的议论却从未停息，不少人指责张居正幕后操纵，以图杀人灭口，永保相位；也有认为张相同情高阁老，摒弃恩怨，援手相救。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大学士朱国祯曾这样描述，王大臣一案，高拱说是张居正借此陷害他；张居正又称是自己息事宁人解救了高拱。

抛开恩怨的双方，真相到底如何？不妨翻阅最权威的第一手官方文献《万历起居注》：“至是，罪止一身，余无所问，中外之人背始贴席，咸翕然颂上仁恕，而归辅臣保护之力焉。”认为是皇帝的仁慈和辅臣的调护，及时制止了悲剧发生。

目睹此事全经过的申时行、于慎行等朝廷高官也一致认为，冯保害人，张居正不计前嫌救助高拱。只是闹剧之后被别有用心之徒给越描越黑，最终演绎成了张居正心狠手毒害同僚，阴谋未遂转向虚心假意伸手援助的骇人戏剧。

再来看看受害者高拱，却丝毫不领情，毕竟这位叱咤一时的悍相连受打击，或许他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张居正的赏识换来的却只有失望，始终无法原谅他，在其回忆录《病榻遗言》中痛骂张居正是“阴倾害而阳保全，又做师婆又做鬼”的奸人。

平心而论，张居正与高拱一时瑜亮，他们之间既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确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

张居正诚心托仆人将玉带、器币、杂物等价值千金之物送给高拱，安慰高拱不要担惊受怕。

这或许是政治作秀收买人心，或许是念及旧情加以援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实际行为为准则，高拱与张居正的恩怨，最终定格于此。

与太监的相处之道

轰动一时的王大臣案以王大臣的死草草结束，宫府重新回归平静。

张居正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认识到，权力之路有如河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为首席大学士，明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进而大展宏图，关键在于皇帝的支持。

十岁的小万历生于深宫，长于妇寺，懵懵无所知。孩子眼中，母亲永远是最牢固的依靠，皇上年幼，皇太后作为最能影响小皇帝的人，自然曝光于政治舞台。

皇室妇女，多和太监接近，太监往往成为沟通内宫与外廷的桥梁。

张居正如今的上司是两宫太后，两宫太后的军师又是大太监冯保。前任首辅的黯然落幕，与他那句“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不无关系，根本在于他失去了后宫与大太监的支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张相坐上首辅宝座的第一天起，他就努力拉拢好以冯保为首的宦官集团和李太后等人的后宫这两股势力，为己所用，以实现心中的改革蓝图。

冯保长期侍奉李贵妃母子，小皇帝的坐朝都由他携抱，小皇帝亲切地称其为“大伴”，深得太后和皇帝宠爱，可谓内廷心腹之臣。

宦官身体有残缺，权势却炙手可热，他们在政务上对内阁多有牵制，内阁大臣稍不小心，就会因得罪太监而身陷奇祸。远的不说，就看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政敌高拱，无一不是与太监关系紧张，渐渐被边缘化，最终从政治舞台上落幕。

张居正清楚太监这股势力的可怕，尤其本朝太监能量巨大，和冯保结盟，控制好宦官这一派政治力量，对双方都有利；若是控制不利，跟冯保互相斗争，于万历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

张居正积极与冯大太监结好，给他必要的尊重和迁就，换得冯保的配合支持。当然，讨好太监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要他们安分守己，少干预朝政，不反对改革，以此控制腐朽的宦官势力。

冯保胸无大志喜欢挑事，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时，耀武扬威，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遭到多人弹劾。

张居正知道即使因此反对冯保，无非是在内阁和司礼监之间平添障碍，因此他没有公开处置冯保，只是私下告诫他要收敛，注意形象。

为了随时掌握宫中府中最新动态，以便自己准确及时地做出决策，张居正甚至吩咐自家仆人游七和冯保家仆徐爵结为兄弟，方便两家主人联络。

冯保飞黄腾达了，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光宗耀祖。大太监兴土木，于情于理都极为不妥。

但张首辅出于笼络冯保的需要，拍手支持。他嘱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为筹划建筑。孙丕扬在晚明也是个风云人物，当初因得罪前首辅高拱罢官而去，多亏张居正重新起用于废籍。对首辅怀有知遇之恩的孙巡抚生性倔傲，在此事上严词拒绝！

冯保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心中郁郁不乐，孙巡抚深知此举也会引来首辅的不悦，便引疾辞职。

既然别人不肯出力，冯保便自建生圹（即生前预造的坟墓），张首辅亲自作《冯公寿藏记》，称颂他仁智忠远，措辞肉麻至极，借此转移冯保注意力，让他自寻乐趣，不要插手政治。

在有气节的士大夫眼里，堂堂一国相君竟然为了一时权宜，不惜巴结太监，无疑可耻可恨，张居正却对这种风言风语一笑而过，因为他知道，既给甜头又能有效控制，才是对付心思复杂的冯保的上策。

有明一代太监种类繁多，中央有司礼监，地方还设有镇守、守备太监。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是武将职衔，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太监把持。

镇守太监们仗着自己远离京师，天高皇帝远，往往越出军职，插手地方事务，俨然雄踞一方的土霸王。

嘉靖初年，小皇帝锐意进取，一度裁革镇守太监，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张居正当国，内侍请求恢复各地镇守太监，一向反感宦官参政的相爷当然很不乐意。

张居正碍于人情又不能当面跟内侍撕破脸皮，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煞有介事地告诉前来传话的太监：“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正需要各位担当镇守重任，阁下等挺身而出，精神可嘉啊！听说最近陪都南京一带盗贼猖狂，十分难治理，各位可要小心呀。”

小太监被相爷一番说辞吓得开始动摇，他们无非想到地方作威享福，哪有本事安绥靖边，真的遇到战乱，最先投降叛变的恐怕就是镇守太监。

冯保听说此事，也及时阻止了小太监们的无理要求，小太监从此安分守己。约束别人不难，可冯保自家后院偏偏也着火了，他侄子冯邦宁为非作歹，殴打平民，触犯大明律法，闹得满城风雨，路人议论纷纷。主流舆论认为，冯邦宁有叔叔冯保做靠山，定能逃过一劫。

面对巷议之口和政治同盟，张居正必须拿出平衡之策。如果此事不严肃处理，后果是政治威信的破产，而且会坐实他勾结宦官的罪名；如果为了名声屈从舆论从重处罚，冯邦宁又没犯滔天大罪，见识过王大臣案的张居正，自然了解冯保睚眦必报的性格，犯不着冒这个风险。

张居正的最后选择是把冯邦宁革职为民后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这个通报，既能敲山震虎，让别的官员知道约束子弟；又顾及冯保颜面，给人留下了司礼太监以身作则不包庇亲属的美好形象，更何况打板子这样人治性质的处罚，不比充军发配，执行起来回旋余地极大。冯保也是政坛老手，对张相的一番苦心自然了解，从此严格约束家人，禁止他们凭借己势作威作福。这场风波就这么在张相的周密安排中落幕了。

尽管如此，世间依然有传闻说张居正对冯保卑躬屈膝，每次投递给他的揭帖都自称“晚生”，明末杨士聪不以为然，认为此说必是反对派的肆意诽谤。

知父莫若子，在张居正儿子张懋修眼中，父亲绝非谋权固宠而讨好冯保，相反，他劝导冯保行善，注重名节。欲行大政就必须宫府一体，相互协调。苦心国事之人自然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其实，宦官与明朝文官无他区别，人品层面也是参差不齐，不宜一概而论，冯保作为宦官中的佼佼者，如果简单认为他只是一个阿谀奉承、仗势欺人之徒，也略显偏颇。太监不乏名垂青史的，如汉代吕强、北齐田敬宣、唐代杨复光、宋代邵成章及明朝郑和、怀恩。

冯保了解国家典章制度，熟读经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才华横溢，完全可以做个好太监，留份正气在人间。

冯保也颇识大体，一贯支持张居正的各项施政措施。同时，张居正还通过冯保挟制、约束其他太监，在推行内外政令时，太监不敢有丝毫阻挠，“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得以顺利进行。

明天启年间，人们回忆起万历初年的和谐景象，司礼监王安希望能效仿皇祖初年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夹治，宫府一体”模式，劝导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矿效法张居正，他效法冯保，共同革新朝政。站在一旁的孙承宗颇为认同。

尽管张居正拉拢太监屡屡遭受当时清流和后世文人的诘责，但身在最高权力场中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乃至后世官员要效仿他，联合强大的宦官阶层共同刷新吏治、整饬法纪，由此也见得张居正驾驭权珰的高超手腕。

男人背后的女人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归根到底是皇权之外的权宜之举。作为权力三角的最重要一极，代行皇权的正是万历生母李太后。说到李太后，《明史》中虽然有她的本传，但到底叫什么名字却无明文记载。野史和民间传说补充正史缺疑，说这位李贵妃名为李彩凤。

隆庆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可惜没多久就夭折了，隆庆登基前，封李彩凤为才人；登基以后，陈王妃成为陈皇后，李才人升格成李贵妃。

隆庆皇帝短暂的一生只有两个儿子，还都由李彩凤所出，李贵妃的地位可想而知。好在她在宫中并不因此恃宠耍威，不论隆庆生前死后，对陈皇后始终毕恭毕敬，在众人口中风评颇佳。

她严格约束自我，爱护教育下一代。

在嘉靖帝去世之前，隆庆帝的太子地位风雨飘摇，李贵妃曾与儿子共同度过一段饱受歧视的艰难岁月，万历帝一直对母亲心怀感激爱戴之情，也畏惧母亲威严，所以他亲政之前，凡事听从母亲指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好皇帝，一直是李彩凤的心头大事。她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李彩凤出身泥瓦匠之家，幼时生活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天生有着对权力的渴望，而是慧眼识俊才，把一切国事都托付给忠心耿耿的大臣。

赶走高拱之后，“主少国疑”的危难之际，李贵妃于情于理都急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依靠。正是在这种需要下，一位英俊有为的可靠男人走进了她的世界……

皇帝死后，按照宫廷礼仪，先皇之妻就成“皇太后”了，李贵妃是万历生母，她现在也可以称皇太后。但正妻和贵妃的差距在于，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在皇太后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不是原配，虽可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仁圣”这样的尊字。

万历皇帝是李太后的亲生儿子，李太后地位不在陈太后之下，而且两宫太后情如姐妹，她却不能享有同等待遇，这令李太后颇为不悦，终日侍奉在她身边的冯保也无法接受。

可礼部毫不让步，固执遵守旧制。

张居正看见这个困局，也认为称号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他力劝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破例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

经过多方讨论，终于有了结果：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历史上不乏有人批评张居正是喜结后宫、谄媚邀宠的佞臣。其实，李太后作为帝制皇权的最高代表，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即使礼部一时可以以祖宗成法搪塞，但若上位者真有此意，让十岁的小皇帝降一道圣旨也不是不可，如果真到那个地步，无疑给文官与皇帝之间徒增裂痕，对双方全无好处。张居正能审时度势，在危机之前劝说礼部顺应上意，也仰仗于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事物根本的强大分析能力。

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尊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这给两人长达十年的合作打上了融洽基调。

李太后笃信佛教，喜做功德之事。京师内外大修大建寺庙梵刹，耗资颇巨，多为无用之费。佛教劝人为善，一般人信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塑造良好风气，但对于李太后这种高高在上的“国母”级的人物而言，这种兴趣爱好远比铺张浪费还烧银子。

南北朝梁武帝崇佛，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宗教爱好，自然少不了铺张浪费，张居正总管内阁事务，看见这样大的支出不禁眉头紧锁。

张首辅当然不愿动用国库的钱财满足李太后的私人爱好。可太后张口要钱，不给也是藐视皇权，为了维护李太后必有的尊严，张居正创造性地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

宝和店非同小可，它是皇店，只有国亲国戚才能在此生产经营，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这等于把皇帝口袋里的钱放到太后口袋里，而且自负盈亏，李太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没要来国库银子，却意外得到个“生金蛋的母鸡”，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张口再要。

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可谓“双赢”。

李氏相继修胡良河、巨马河两座桥，还建立多座寺庙，每处工程完工，张居正都写碑文赞颂太后仁义善良，为万民之表。文才斐然的他写出的文章自然深得太后赏识，而且首辅写碑文，太后面上增光，张相以应酬性的碑文换来李氏在政治上的支持，不可不谓之高明。

张居正与小万历间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作为家长的李太后与张先生之间也就有一层独特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民间就有“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说。其实，明代宫禁之严，远非民间艺人所能想象，张居正哪有机会轻易进出宫闱并越雷池一步。

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最为稳固。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政坛“铁三角”的默契合作使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稳定，实现了“宫府一体”的和谐景象。

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

我皇御极之始，郊庙必亲，朝讲日事，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熙熙恬恬，亦一时之盛。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

——孙奇逢

励精图治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居正秉国之钧，气势迥山岳，士大夫们无不心驰神往，中外相望其风采。此时的张居正志得意满，然而审视帝国四周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他接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朝纲不振，国库入不敷出。

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

政治家与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富于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能将满腔热情，灌注于自己的智慧中。

张居正少时便有“毅然欲振天下之衰”的宏伟志向，激流汹险的官场，没有磨平他性格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能磨灭他心中的热血激情。现在大权在握，迎着官场的无际黑暗，张居正默默拔出磨炼数年的治国之剑，勇敢出招。刚坐上首辅宝座十七天的他，就代小皇帝起草了登基二十五天以来的第一道戒谕，明确官员职责义务，在百官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戒谕先分析国内严峻形势，指出士风浮薄，官场腐败，奸人投机倒把，邪党蛊惑人心，庙堂上下受恶恩仇，混杂交错，朝廷威福大柄，徒为大臣报恩报仇的资本。然后严正申明：皇帝初承大统，已深切洞察弊源，丞欲芟除。从今以后，人人都要纯洁身心，恪恭职守，不得欺君罔上以行私，不要随波逐流，不可肆意妄为以乱朝政。内政大学士要协恭和衷；吏部大臣当虚心鉴物；内外堂官，人人都须各分猷念；科道官个人都要公是公非，直言敢论。总之做大臣的要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做小臣的应有退食自公的气节，努力使朝清政肃。

文武百官聚在太和殿下，恭听新皇帝第一道戒谕，戒谕恍如黑夜中的耀眼极光，威焰逼人。诏下，百官惕然，知道新朝天子要在师相的辅佐下整刷朝纲，一时无不尽职尽责，朝政果然焕然一新。

户部尚书王国光统筹安排各个粮食渠道，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设立“坐粮厅”，专门督办军粮，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工部尚书朱衡对黄河治理发表见解，指出茶城（疑为今江苏徐州垞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迁一线，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则河患可纾。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州、辽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亦称太原镇）三镇，订立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规以考核边臣。

内阁大学士们抓紧修纂先朝实录、确定经筵讲官人选，为小皇帝编纂了图文并茂的皇家教材《帝鉴图说》……

万事开头难，无论怎么说，这个头，张首辅开得不错。

张居正并没有因这点成绩而骄傲，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官场老油条只不过看见新天子新首辅，装模作样烧几把火，到后来还会原形毕露。没有彻底的人事洗牌，官僚系统迟早还会回到扯皮推诿的工作作风上。

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正是帝国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剂名为综核名实的良药在张首辅脑中渐渐成型。

“一个好汉三个帮”，完成改革大业，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道披荆斩棘。对追随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张首辅选取人才从零培养，当务之急是从现有朝廷官员中遴选出合适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才。张居正不失时机地打出“考成”牌，批量制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并对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去芜存菁。

药方已有，接下来就是设法获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团的配合，继而推广执行。虽然“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天才之举，但张相公为了说服万历皇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十六世纪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士大夫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排斥，而对祖宗成宪怀抱着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脑子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变法恳切地呼吁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与“祖宗成法”相抵触，积淀着的历史成了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羁绊。“祖宗成宪”曾无数次指导人们行动，而后来者尝试与之割离时，那长久的牵绊成为时代的剧痛。

这也许就是古老帝国变法革新时，步履维艰的尴尬。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新法的自觉抵制。王安石毫不畏惧，喊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爷偏偏大动肝火，降临天灾，反对派一起责骂王安石是罪魁祸首，既然天变足以令人畏惧，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为官场的众矢之的。

改革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显得尤其艰难，真想打破祖宗成法，还得回归祖宗成宪，从故纸堆中找到证据，一来让改革顺利进行，二来也为改革者自己寻找理论靠山，以此对付反对者。

最经典的案例要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干了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而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东西，时人只奔着“孔子”去围观，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先进思想。

明代的绩效制度

万历元年冬，张居正奏上著名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正式向万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只有改革官僚体制，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会典》，观昔高皇帝鸿图远谟，定考成之法，明确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场弊积重难返，有违《会典》成宪，非恢复祖宗旧制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是一套严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说来，考成法规定办事时效，建立监督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借以指挥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六部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察驳正六部过失。

六部尚书是二品大员，六科都给事中仅七品小官，但对六部的封驳、纠劾权却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制大官，以六科监察六部，这是明朝的创制。张居正创造性地扩大六科职能，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

外壳不变内部变，机构不变职能变，张居正巧妙高举“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无意义的议论纷争，把改革阻力减至最小。

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了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叹，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复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鉴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

张居正命人制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制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数据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最贵的是人才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振作纲纪非当务之急，可以等以后再议。”

张相爷颇不以为然，感慨一番：“不敢苟同！先皇将大政托付于我，我怎么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辜负先皇顾命？如今国家法纪不张，官吏无规无矩，百姓不信朝廷，贪图安逸、虚座岁月之风盛行。而修明法制，才能庇护黎民，怎么会违背与民休息的理念呢？”

朱衡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己见，张居正想不到朱大人居然如此倔强，拂袖而去。在首辅的心中，朱衡已然被淘汰出局。

一个合格的吏部尚书，人品正直固然重要，然而在当时，眼看着首辅在策划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改革，作为人事部门的主管更重要的是尊重内阁意见，以方便张居正在人事上的布局，葛守礼向来被人评价为憨直，如果此人当上了吏部尚书，将来若有意见不合，必然对自己形成阻力，权衡之下，排在老末的张翰反而最得张相爷青睐。

文华殿上，小皇帝询问起三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张居正先依次介绍他们的履历，然后品评：“葛守礼固然是正人君子，可惜他不善变通；朱衡则过于执拗。”

万历又问：“那张瀚怎么样？”

张居正大唱赞歌：“张瀚品格很高，文学、政事也都精通，可以胜任。而且把不被舆论看好的他提拔上来，他必定感激不已，对陛下感恩图报。”

小万历遂点用张瀚。

其实，第三名原本不过是陪推，也就是前两名的陪衬，照例是弃之不用的。

张相爷却固执地认定张瀚清贞简靖，违背众议而独用之，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他们为朱、葛二公鸣不平，攻击首辅任人唯私，张居正对此却置之不理。

他对六部尚书视同僚属，自有一套办法驾驭六卿。每有重大空缺需要选人，他必不直言相告，而让铨叙官员自己琢磨。

若两人意见不一，张居正姑且表面应承着。当两人意见水火不容，且异见者“执迷不悟”坚持己见，张居正就会动用门客敲打，直到其醒悟。

然而这样的举措使得反对者在暗暗积蓄着力量，直到在张居正死后如火山般爆发了，后人议论从来不乏“专断独裁，喜附己者”之类的批评，而其政治生涯中许多知人善用之举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张居正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素留心人才，其对官员升降的看法往往高于铨叙官员，所论一语中的，想反驳申诉也很难。早在隆庆初年，他刚入阁之际，凡有大规模任免官员，多半要等末相张居正出来决断。正所谓“能长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

相比张瀚的名不副实，帝国另一巨公兵部尚书谭纶则名副其实，众望所归。谭纶早年任职于东南沿海，反击倭寇经验丰富。像他这样通晓战争的文官，在明朝官僚体制中极为罕见。

隆庆时他与戚继光一同被调往北边蓟辽一带练兵筑墙，改革军务，蓟州军貌焕然一新，多年抗南倭御北虏的战争实践使他形成了系统的治军用兵、边海防建设思想，他对帝国战争规律认识之精辟、感悟之深刻，已达炉火纯青境地，无人能敌。

张居正素来钦慕谭纶的才华勋业，极力推荐谭纶任兵部尚书，实现了谭纶梦寐以求的梦想。

谭纶自然心怀感激，他在写给吴兑的信中称赞万历皇帝聪明伶俐、有尧舜之智；张居正刚毅稳健，有伊尹、周公之谋，并表示要趁此大好时光为国效力，留名青史。

然而，就在踌躇满志的谭尚书还沉浸在兴奋与憧憬中时，一场官场危机悄然而至，险些令他丢掉刚拿到手的乌纱帽。

万历元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从小生长在南方的谭纶不大适应京城的干燥与寒冷，略染疾病。他奉命与成国公朱希忠到朝日坛祭祀大明之神，由于身体不适，陪祭时连连咳嗽。

生病咳嗽，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这点小事却被雒遵、景嵩、韩必显三个小言官抓着不放，小题大做，弹劾谭纶“大不敬”，连祭祀太阳神这样的大礼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把国家当回事吗？

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言官奏疏颇不以然，他不无讥讽地拟票道：“咳嗽小疾易治愈，能当兵部尚书的人却难选，让吏部看看言官论奏，问问景嵩等人什么人配任该职。”

此时主持吏部的张瀚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与谭纶也是铁哥们，第一时间给出恳切的批复：“兵部尚书的人选非常难得，况且处置大臣也应该遵守礼制，如因咳嗽之故，而勒令致仕，不但不近人情，恐怕也有失国礼。”

小皇帝在张相爷、张太宰教导下，绝不宽恕这些没事找事的言官，白嫩的小手提起御笔，当即拟旨：“咳嗽小失，何至于去一大臣？这厮每一经论劾，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如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那三个善鸣之士各降三级，而谭纶本人只稍加警告，象征性地扣掉一个月工资作为惩罚。

这种“一箭双雕”的处置方式，既有效保护了任事大臣，同时也惩戒了不肖之徒。知情者不得不畏惧其无与伦比的智术权谋，从此再也不敢找谭纶麻烦，谭纶得以安心工作。

可没过多久，谭纶又惹了麻烦。

一个清朗的晚上，谭纶正和客人共进晚餐，就在此时，边关传来的战报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为边事而着急上火，但谭纶神态自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继续盛情招待客人。

他命仆人把一家老少都关在府中，不准闲人进来打扰，并亲下军令：在此期间，闭门谢客！为防止同僚趁虚而入，谭府管家从后门把命令发布出去，谭纶和客人继续饮酒作乐，硬是把外面心急如焚的军吏晾在一边。

关键时刻，国防部长闭门不出，举朝仓皇，副部长们连连登门拜请，谭纶托仆人推辞：“我家主子喝醉了，已经就寝，不能接见你们。”

性急的少司马怒不可遏，放声痛骂：“这是何等的危急时刻，尚书还有心作威作福，岂不是将国事当儿戏？”

小万历也心急如焚，请不出本兵，他就急忙召见股肱重臣张先生。张居正不愧是谭纶知交，一眼看透其中端倪，他也和谭纶一样镇定自若：“陛下莫忧，兵事已经委任谭尚书，谭纶不上朝议事正说明大事已定了。”

小万历半信半疑地看着张先生，迷茫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惶恐，既然如此，也只能静待局势好转了。

果然不出张居正所料，明军节节胜利，谭尚书也进朝入贺。

小万历大喜，深深嘉扬张先生知人之明和谭尚书破敌之计。谭纶回到府中，宾客不解地问：“大人能辨贼，神机妙算固然高明，可是为什么偏偏拒绝僚属拜访？”

谭纶自有他的道理：“江山安危首先系于皇上，其次便系于我。当时情势正乱，京城百万人家，难保没有敌人奸细，我如果轻易出去，他们的间谍者仅一人一骑，弯弓持矛戕就能轻易害死我，那谁来主持大局？”

他深深叹了口气：“况且我若前往兵部，左右僚属的意见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我又怎能悉心调遣呢？边防不可一日松懈，我已戒备良久，如今敌人正中我圈套，我敢保证我方必胜。”

宾客们听闻此言，对妙用机权的谭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由衷感叹谭纶生逢其时，有幸与刚毅果敢的张首辅共立功名。

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两大实力长官都是自己人，加之不少高拱故吏转身支持张居正，朝廷内部肃清只是时间问题，边疆用人问题被提上了首辅日程。

边疆最重要的变动当属宣大总督。

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它面对的是势力最为强大、对大明政权骚扰最为频繁的俺答。是时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听取高层意见，努力结成封贡一事，为蒙汉两族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惜关于王崇古的非议很多，王家本是山西巨商，家财万贯，言官对他弹劾不断，说他家官商勾结，垄断一方盐政，他推行封贡互市完全出于家族利益，一时言论汹汹。

为了平息舆论，更为了保护难得的军事人才，张首辅计划让方逢时接替宣大总督，把王崇古调至京师。

一番努力后，张居正说服万历决定让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方逢时本来就和王崇古共事多年，交接起来顺风顺水。

与此同时，帝国另一军事巨镇蓟辽镇的总督吴兑，气识宏伟，深谙用兵之道。他原本是前首辅高拱门生，与之关系密切。高阁老在和徐阶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狼狈告老还乡之际，相公门生故吏躲之唯恐不及，唯独吴兑搀扶老师把他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別。高拱甚为感动，而徐阶因此忌恨吴兑，小吴不被提拔重用。

幸运的是，没多久徐阶也辞官，高拱再相，小吴的仕途一片大好。无奈时局变化，高拱终究被张居正所击败，吴兑联想到自己之前因政治斗争几起几落，担心再被列为打击对象。所幸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后，不仅没打压吴兑，还迅速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兼蓟辽总督。

有些张门鹰犬看得眼红，就向首辅进谗言：“吴兑可是高拱私党，用他恐怕有后患。”

张居正义正言辞：“你说的我也知道，可还有谁的才干能取代他吗？”

张相公找到吏部尚书张瀚：“替我致信吴兑，问他能否担任此职？”

吴兑心知首辅有心起用自己，故作谦虚，连连推辞：“我在边塞滥竽充数好久，一直等待被劾，相公怎还没忘记我？就让我归乡休息犬马之身吧。”

张居正阅人无数，听张瀚回报后一下猜中他的心思，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对，这不是他的真实心意，再致信问问看。”

吴兑察觉相国看好自己，心中自然万分高兴，为了提高身价，他又和相国谈起条件来：“蓟镇戚继光和辽镇李成梁这两大帅不易驾驭，得给我加上尚书衔。”

张居正虽然急于求才，但也没那么好说话：“不可，待你立功疆场，不愁做不到尚书。”

终于，吴兑出巡蓟辽，为当地安宁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功累累，果然做到了国防部长一职，终张居正在世，吴兑无纤芥之嫌。

除了中央、地方要员，作为大权独揽的一朝元辅，张居正不守门户之见，将治理视线放到基层政权与基层官员上。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中央只制定政策，真正要执行各种方案安抚百姓，都落实在基层政权和官僚身上。

小官小吏中不乏实干之士，但囿于人事制度局限，他们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一生都无升官出头之日。张居正又使出一招：三途并用。三途并用顾名思义，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出身高低，不拘近年资格，进士、举人、贡生一体擢用。

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踏进庄严古朴的吏部衙门，苦口婆心地告诫铨选官员：“良吏未必皆进士，进士未必皆良吏。”这两方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畅通传送，铨选官员领会首辅用人之道，开始关注基层人才。

有明一朝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官员阶位尤其重视科举出身。明中叶之后，没有进士资历的官员，即便落职县令，也难免受到穷酸秀才们的嘲讽。

山东费县的父母官杨果以吏员任知县，他“干局开敏，能肩繁钜”，政务能力颇高。刚到职视事那年，遵职要到县学视察，并考查儒生们的课业。令人扫兴的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全县儒生竟无一人前来参见。

杨县令压下心中怒火，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地张贴出一张告示：

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希望诸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按理说这么一来，儒生们就不敢怠慢了。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罚没膏火银子，重则撤消秀才资格。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吓倒儒生们。

他们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心捉弄一下这位初来乍到的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或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仅数行文字以塞责，鬼画桃符，文面污浊，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

杨果不愠不躁，好酒好肉牿赏这批狂妄儒生。事后，他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作一篇送给府上督学的呈文：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优劣，烦请大人俯尊亲阅，以定高下。

呈文送出之前，消息不胫而走，这下糟糕了，督学大人哪里是好惹的，当他看到诸生的“火星文”岂不要气得吐血，大家数年寒窗取得的秀才功名将毁于一旦。诸生吓得穿上囚服，叩首求哀，对杨县令无不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洗肠涤胃”，乖乖听从杨县令的指令。杨大人镇住了儒生们，得以一帆风顺在任长达九年。

在考成制度日益完善期间，如果不是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以杨县令的出身，这样长时间的任职几乎是天方夜谭。

杨果的事迹坚定了张首辅“不计虚名，量才为用”的用人理念，他宣告：“有才干治理民众的人，无论其出身高低，即授知县，持按官要尽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明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王崇古款贡，张学颜清丈，潘季驯治黄，可谓人得其位，吏称其职。

为天下而谋计

万历新政从整饬吏治开始。吏治者，考成法为其内核，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当政治相对清明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当年财政相当困难，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仓库空荡荡的，边饷不支，公私交困。

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宫廷善行当为天下先”，节流首先从控制宫廷浮费下手。

先皇隆庆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财，命云南进宝石二万枚，广东采珍珠八千两，江西烧瓷器十多万件。

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吗？如今已是万历新朝，张居正不买前朝旧账，速令他们停止挖宝石、采珍珠、烧瓷器，就这样，三省民困稍微减轻些许。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要永远杜绝嘉靖、隆庆以来形成的派遣太监出外督造或督办宫廷用品等事。张居正巧妙以《隆庆遗诏》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内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监督织造的太监，以后也不许再派了。

当时有一个正在苏杭督织贡品的太监叫赵玢，他在隆庆年间非常得宠，仗宠拒不撤回。

工部以强硬口气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则严肃查办。

工部在警告的同时，连弹劾的折子都写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赵玢看到情况不妙，马上遵命回京，一时朝野气象一新。

张居正尽力减少三公支出，削减冗费。光禄寺承担着朝廷宴会筵席供应的职任，它的经费由各省每年以专款解送，成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费最大的部门，冗耗冒滥极为突出。光禄寺官员为申请更多预算经费，使出吃奶力气拼命烧钱，一切东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负责的臣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力阻止。

张居正掌权以后，一面奏请停止向光禄寺调用款项，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面派御史清查该寺账目，将肥水衙门的日常运作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多方调查发现，该寺原来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规定，一再提请添造，这其中大有猫腻，多数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报废掉，而是被寺内官吏和宫中太监偷换变卖了。经过大力整顿，万历元年，该寺就创造了比往年节省六分之五的奇迹，这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闻所未闻。

张居正通过削减浮费、精简机构、整顿驿站来重建国家经济秩序，然而，百尺冰渊始解冻，仅靠厉行节约，不足以富国富民，要解决经济危机，就必须广开财源。如何如数收缴该收的钱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饱读史书的张居正推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古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理念发展成为具有张氏特色的“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

“不加赋而上用足”绝非一句漂亮的场面话。张相爷有别于那些满脑子搜敛民财以足国用之人，他坚持治乱政用重典，而贪婪成性、舞弊成风的各级官僚和势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切实维护小民合法权益，增加国库收入。

肃下必先正己，为了取信于民并切实贯彻经济政策，真正均定赋役，张相爷改革革到自家，整顿族人冒充自己名义以取得优免的现象。

张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根据家父要求，严格清查家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田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田粮七十余石，该县赋役册上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内阁张氏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悬殊令人大跌眼镜。

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张阁老的名号，一体优免的；

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的；

有奸豪贿赂当地官员，窜名户下，巧为规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寄存张家名下而多出来的。

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朝第一家族存在的问题恰恰反映出整个帝国种种投机取巧的陋规陋习。

清查之后，张家做出高姿态，坦然愿将诡寄于张家的五百七十余石田粮上交国家，本宅田粮内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其余“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这一招用得极好，张居正利用人们“随大流”心理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精彩剧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决心，不仅极大促进了措施的有力执行，而且为政府树立了威信。由此一来，百姓开始相信政府的决策，各级官员也不得不跟随首辅脚步前行了。

首辅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当属整顿驿站。

在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保证官员公差的便利并方便传达公文。

驿站通过陆路与水路，把全国的城市与农村、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紧密相联。中央政府通过驿站传达最新政令，地方衙门也通过驿道向朝廷反馈信息。驿站设有官员，并备有轿、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驿站运行得井井有条，到了张居正的时代，官员滥用驿站、驿丞敲诈百姓现象层出不穷。

官员因公出差，官府照例发给勘合，官员凭借勘合享有免费住驿、公款吃喝等种种特权，用毕及时归还勘合。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勘合成为官员的“终身护符”，他们将勘合赠与亲朋好友，滥用驿站，沿途小民受祸极深。

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复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巧驽骁将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赞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

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

改革不是一个好差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得罪了一群人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借此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

有鉴于此，张相爷当政以后，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权术上，都没少花工夫牵制言官。他敕令其长官严加考察，御史、给事中表面唯唯诺诺，私下却怨声载道，痛恨张居正凭炙手可热的权势钳制人口。

不平则鸣，更何况这些“善鸣”的文臣，怨气积攒多了，又掺和着文人的酸腐气，几经发酵出来的戾气自然也不少，把对新政的不满与对张居正本人的非议，纠缠在一起。

历史上评价一名官员，向来是注重“两袖清风”，也许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会显得高风亮节，但张居正绝不是对功名富贵毫无追求的伯夷、叔齐，他从不压抑自己对合理物质享受的公开追求。他身怀报国之志，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

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至腹，是当时出名的美男子。

相传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涂脂抹粉，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加之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大学士身份，精致高雅。

张居正素爱整洁，家居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他嗜好收藏古玩，当时古玩界赝品很多，却没人敢欺骗他，所收藏多为精品。

衣食住行不分家，功成名就的张居正既然对生活要求如此精致，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华服美食，自然也有资本大兴土木。

就在张居正荣登首辅那一年，循着官场风气，在江陵城东建造相国府第，万历小皇帝为表明对元辅师相的无上依赖，御赐宅院中的楼为：纯忠楼、捧日楼。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对联：

上联：社稷之臣，股肱之佐；

下联：正气万世，休光百年！

至高无上的天子都如此表态，上行下效，全楚官员自然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巧立名目行受贿之实？岁月荏苒，已无法考证，但宏伟的张府就这么悄悄地屹立于江陵城中了，木石无言，任流言浮掠。

不仅如此，张阁老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见过的人很是羡慕“张府壮丽不减王公”。[1]

某日张居正夜晚梦到一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匾，自谓相业之隆，千古无两，足当此二语，白天醒来就心高气傲地在刚建好的张府立匾自炫。

凡此种种，很容易引起旁人非议责难。

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在当时上层官僚中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就对比张居正前后首辅徐阶、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更是家财百万，甚至拥有很多座豪华别墅和别致的江南园林。哪位相公过的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生活呢？

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平庸之辈，人们也许置若罔闻。然而，张阁老偏偏是一个大破常格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人们由此入手，掀开了反对新政的序幕。

开炮的来了

多事的言官们自然不甘寂寞，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首先发难。

余懋学，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刚踏入仕途五年有余，就被超格拔擢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他感激浩荡皇恩，“忠于职守”，“慷慨言事”，先是攻击张居正重用的应天巡抚宋仪望，进而直接批评首辅本人。

他新官上任的这年春天，翰林院中飞来了白燕，栽种在内阁的碧莲花亦在初夏的阳光中恬静地打开了花苞，实为罕见之至。在古人脑海里，这一切都昭示着吉祥如意，张居正便把它们当作祥瑞之物呈献给皇上。

不料此事遭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

意思是，皇上还幼小，不可以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他玩物丧志。冯保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况且冯保身份特殊，张居正见此只好作罢。

这只是皇家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料余懋学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此时天下大旱，皇帝忧心旱情，甚至下了罪己诏，与百官一道祈祷求雨，而张居正却在这时候献祥瑞，这不是一个负责的大臣该有的行为。

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算了，小小的给事中也敢借此对元辅说三道四，张居正心中虽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处罚余懋学。

但余懋学依然呶呶不休，再次上疏谈论五事：崇惇大、亲謇愕、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希望皇上“本之和平，依于忠厚”，不要总下严旨批评臣僚，推崇综核名实，而应“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这时，余懋学的打击目标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不是首辅本人，而是新出台的考成法，而且余懋学并非孤身奋战，考成法的严格，让那些原本扯皮推诿、拖沓成风的官员一直难以接受，反对观点在当时官员中颇有市场。

考成法原本仰赖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岂能容忍六科官员站出来反对考成法！更过分的是，余懋学在“防谀佞”中暗指张居正为谀佞之臣：“至涿州桥工告完，天下明知为圣母济人利物之仁，而该部议功，乃至夸述阁臣、司礼之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向是言官们常用的笔法，张居正岂有不知，纵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张首辅，一时间也气得两眼冒火。

小万历也极为不满余懋学搅乱新政，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上疏揭开了台谏攻击张居正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江西老乡——傅应祯与刘台的“劾张事件”陆续隆重登场。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严冬，河南道御史傅应祯疏文的措词也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峻：“微臣恳请陛下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纾民困、叙言官以疏忠谠。”

傅应祯，江西安福人，说起来也算是张首辅的门生。傅应祯县令起家，曾厚礼馈赠座主（即主考官），可惜被张居正严词拒绝：“当初惜别，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屡次赠礼也都不敢收受，怕有违当初相约之言。不料礼是越送越厚，你以为我是嫌少吗？你赠送的玉带太贵重了，不是一个小小县令所能持有，所以还给你，并希望你能有所反省。”

送礼不成，反被训斥，小傅怀恨在心，才有了这封奏疏。奏疏名为言三事，实为弹劾张居正误国误民、讽谏万历失德，文章引经据典，各种有理无理的事例全拿来暗讽新政，毫无顾忌。

傅应祯疏中第一事要皇上常存敬畏以纯君德，今年京师等地多次地震，尽管和大小臣工失职有关，却未见陛下自我反省：“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遽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

其二是骂张居正误国误民：“臣又近闻户科给事中朱东光陈言保治，不过一二语直切时事……几于触犯雷霆，奏本留中。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之说，王安石所以误神宗，陛下肯自误耶？”

骂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也就罢了，已经离世五百年的王安石也莫名其妙被痛骂一顿，不知王荆公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思想之迂腐也令人不敢恭维。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变法的坚定决心之体现。任何改革者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绝无可能在铺满荆棘的荒原上走出一条平坦宽敞的阳光大道。

傅应祯却以此指责小万历“自误”，实际是在攻击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导皇上，也是对新政变革祖宗成法有所不满。而且，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讲，考成法绝不是言官们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事“叙言官以疏忠谠”，是为老乡余懋学翻案。他认为余懋学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希望皇上将余懋学重新起用。

如果只是说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国也就算了，尤其使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小傅居然想为钦定的铁案翻案，这无异于让天子失信于天下百官。

万历愤愤然写了一道圣旨：“朕以冲昧为君，朝夕兢兢……傅应祯无端以‘三不足’诬朕，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著令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惨得多，在镇抚司诏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狱卒一边毒打，一边追究“阴构党与”之人，傅应祯咬紧牙关，一点也不招认。

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引来同事们的怜悯。傅应祯的同乡、江西贵溪籍的给事中徐贞明赤脚潜入狱中，为他送药粥疗伤；御史李祯与同官乔岩等人也相继偷偷溜进监狱抚慰战友。

张居正得知此情后，没等更多的言官们成群结队地到监狱探视，他就雷厉风行地把傅应祯发配到浙江定海充军。

定海虽说是海防前沿，但明朝时期江浙一带渐渐成为粮食主产区，经济也日益发达，发配到那里，比起发配到广西、海南等环境恶劣、瘟疫丛生的极边而言，无疑是从轻处罚，可见张居正念及师生情面，并没有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念头。

在浙江戍边的傅应祯并不安生，他与自己同榜的状元张元忭来往密切。张元忭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是明末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张岱的曾祖。张状元崇尚忠义，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对老师张居正，也是不卑不亢，庄重自强。

张元忭一方面理解傅应祯为国建言的苦心，一方面也写信劝慰他不要过于激进，换位思考，体谅张首辅的苦衷：“老师自主持国事以来，敏断沉稳，任劳任怨，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能虚心宏量，那么从古至今的贤相们都比不上他。如今圣上年幼，人心浮动，皇上所能信赖的大臣不过一两个，如果权力不在内阁，必定会被后宫或宦官们窃取，倘若因此酿成灾难，我辈恐怕难辞其咎啊！”

张元忭对老师可谓是知之甚深，不同于腐儒看到阁臣权大势大就骂他窃人主威福，他深刻理解主少国疑之际权力的最佳分配，其见识果然高出同辈。

远在京师紫禁城的万历仍心存余恨，文华殿讲读完毕，又和他敬爱的张老师谈起傅应祯。

万历说：“昨天傅应祯以‘三不足’之说讽刺朕，朕想廷杖惩罚他，先生不许，这是为什么？”

张居正缕一缕胡须，答道：“这种无知小人，假如真要论罪，是死有余辜。不过皇上登基以来，一向圣德宽厚，海内共仰，不应与这种人一般见识。而且昨天圣旨一出，人们心生敬畏，应该没有人敢再妄言。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都是圣意。”

万历说：“之前有救傅应祯的人说他母亲年迈，朕查了傅的家世，才知道傅应祯母亲已经死了，只有父亲还健在，如此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张居正说：“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阅查核对，不应当深究！”

万历转身又对在旁的阁臣吕调阳、张四维问道：“昨天文书房拿傅应祯的奏疏到内阁，二位先生为什么不说话？要同心报国啊！”

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忙表态：“臣等不敢不同心！”

万历对傅应祯的痛恨程度高于张居正，按小皇帝的打算，傅应祯免不了廷杖伺候，若不是张居正出面劝阻，傅应祯此番即使侥幸没有死于杖下，也要重伤残废了。

张居正以为自己宽宏大量的做法，应该不会再有人站出来大放厥词。其实不然，反对派言官远不会因此“儆惧”。傅应祯的同乡、御史刘台又挺身而出，写了长达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把江陵秉国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

都是学生惹的祸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北国的天空飘着朵朵雪花，北京城里除了应有的新年气氛外，没有铺张的游宴、灯戏，这是张居正最后一次在正月施行灯火管制。

当老百姓正在喜气洋洋闹春过大年时，紫禁城内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御史刘台的弹劾奏疏送到北京，矛头直指当朝首辅张居正。

刘台，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那时的主考官恰恰是他所弹劾的张居正。后来刘台任职刑部主事，在万历初年经过张老师的提拔，才当上御史，巡按辽东。

辽东乃东北军事重镇，刘台上任伊始，戚继光与李成梁两军紧密配合，大败董狐狸（朵颜部酋长）部。

按照正常程序，辽东巡抚张学颜应该在第一时间把胜利的喜讯上奏朝廷，结果没等张学颜动笔，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把捷报送入京师。

张居正看到这封捷报不但没有高兴，反倒勃然大怒。他军户出身，对兵务了如指掌，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最要紧的莫过于令行禁止，各司其职，本朝自正统年间就曾明文规定，巡按御史不得过问地方军事。

刘台既没有参与军务，更没指挥作战，哪里轮得上他来奏报军况？如果不严加禁止，以后巡按御史都如此越权奏报，巡抚岂不就能推卸责任？长此以往，封疆大事必生新弊。

张居正和内阁同僚商量决定，降旨申斥刘台，下不为例。接着他以强硬的姿态重申：巡按之职乃振举纲维，揭露奸弊，巡抚则应措处钱粮，整饬武备，安抚军民。两者万不可混淆。

抚按官员认真研究中央政府传达的最新精神，唯独刘台郁郁不乐，不过是一时激动把胜利的喜讯及时告诉大家，却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他心生忌恨，于是先发制人，冥思苦想写出一份劾奏张居正的檄文。

加班加点写好了告状信，投递奏疏时，辽东巡抚张学颜隐约中只看到题目中有个“张”字，还以为刘台要弹劾自己，非常惊愕，上前好言相劝。

刘台丝毫不买账，放出狠话：“你不过是为虎作伥的一只狐狸，不足为患；我要弹劾的，则是为非作歹的元凶——大学士张居正！”

张学颜得知不是弹劾自己，方才松了口气，但刘台辱骂他是狐狸令他耿耿于怀。

在刘台眼里，两位社稷重臣不是豺狼就是狐狸，作威作福，危害大明江山。

刘台首先向天下人宣称：我虽然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人，但不愿因此而三缄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刘台不仅痛斥张居正本人，紧接着，又骂了张居正任用的张四维、张翰等庸劣官员：张四维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因人品恶劣，屡遭弹劾；张翰当年巡抚陕西，毫无政绩可言，如今主持吏部，凡事听从张居正。总之张居正任人唯亲，从不为国家考虑……

接着列举张居正种种蔑视祖宗之法的罪状，玩起君臣离心计这一毒招，说臣工畏惧张居正甚于畏惧皇上，感念居正也甚于感念皇上；居正威福自用，目无朝廷；他满口祖宗成宪，所行之事全部违反祖宗成法：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文笔颇佳，整片奏疏读来气势恢弘，对老师的批评也是头头是道，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居正蔑视祖宗成法，欺世盗名，名义上说要遵守祖宗法度，可他自创考成法，让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挟制科臣，监察系统变成内阁下属，严重违背祖制。

第二，张居正结党营私，滥给职位，不以大公而以个人好恶任用官员，摧折言官，仇视异己。

第三，张居正擅权自用，他主持内阁，控制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自己还以宰相自居，大小臣工害怕畏惧他远远超出害怕皇帝。

第四，他巴结两宫太后和大太监冯保，进献《白燕诗》，为天下士人耻笑；还把另一顾命大臣高拱驱逐赶走；挟私怨打击辽王朱宪，堂堂亲王他都任意报复，更不要说有多少被他陷害的正直官员了。

第五，苛政猛于虎。张居正为了催交往年所欠赋税，往往脱离实际而给官员下死命令，不仅官员人人自危，贫苦百姓为此背井离乡……

第六，张居正贪污腐败，家人仗势侵占他人土地，鱼肉百姓。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张居正的同乡长辈，湖广籍正德首辅李东阳当年因为和大太监刘瑾关系暧昧，其门生愤然与之绝交，使李东阳颜面扫地。如今湖广的另一位首辅屡遭学生弹劾，境遇就惨得多了。

前一个门生傅应祯才攻击过他，现在刘台又暗放冷箭，这真是莫大的刺激，若说就事论事也罢，刘台却是有意扭曲他的用心，强造罪状，明明是寻常政治斗争，刘台偏偏说成罪大恶极，史无前例。

明朝政治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大臣遭到议论攻击，应立即自动请求辞职，以示不模棱两可、贪恋权位的态度，更遑论被自己的门生非议。

面对刘台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怒不可遏又尴尬无比，个性刚毅的张居正立即向小皇帝请求辞职，刘台的“檄文”里视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也依例上疏求去。

张居正慷慨激昂地对小万历说：“按律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例上奏军功，依法应受到贬降，当时臣仅请皇上下旨申诉了他。刘台愤恨难消，后来御史傅应祯下狱，臣请陛下追究同党，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惊疑不定，竟不顾师生情面，上疏弹劾臣。二百年未有门生弹劾座主之事，如今臣只有辞职谢罪。”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不禁伏地不起，眼泪簌簌落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登门见他。

十四岁的小万历看到敬爱的张老师受到如此委屈，急忙走下御座，把他搀扶起来，安慰劝留道：“刘台这厮，陷害忠良，朕要关他一辈子，替先生出气！”

张居正勉强答应，但事后没有到办公室值班，这的确是他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对此事极为痛心。他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想全身而退。接着，他连上三道奏疏请求退休。

万历看过了辞呈，当然不会同意，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深刻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必介意浮言。”

吏部侍郎何维柏见势，联合九卿一起上奏疏请皇帝挽留元辅。在众卿支持下，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万历更是坚定了慰留首辅的决心，派太监孙隆手捧天子手谕前往张府，孙隆高声宣旨：“先帝以朕幼小，托付先生辅佐，先生不辞劳苦，畜类丧心病狂，胡言乱语，自有祖宗法度惩治。先生须以社稷为重，请速回朝办事，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许再辞！”

小万历对张居正当政以来的辛劳称许有加，并表示要严厉制裁刘台。张居正顾在师生情面上，恳请免去刘台一百大棒的体罚，酌情减为革职为民，刘台的风波这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刘台弹劾张居正一事影响深远，不仅为张相公身后之祸埋下伏笔，也开学生骂老师之先风。

日后不少言官敬佩刘御史“敢于直言”的勇气，纷纷效仿他弹章奏劾各自座主。首当其冲的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相，尤以王锡爵为显，此老被晚辈铺天盖地的诽谤整得无颜在朝做官，只能告老还乡。

沈德符如是总结参劾者动机：“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

平心而论，在那个宗法社会，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指出其过错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种批评最终走样，成为纯粹的口水仗，为博名而揭人短，为反对而反对，师道不存，更恶化了此后党争的风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难以言说的无奈

最令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刘台弹劾自己的具体条款，虽多夸张，妙在所言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门人同情刘台同学。

政治终归是政治，它的复杂性决定了绝不能仅凭简单事实妄下定论。

刘台弹劾张居正是权臣，其实明朝自从大学士执掌机要后，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个个首辅迹似权臣。只要皇帝一句话，你就要卷铺盖回家，君不见当年高拱倒台之际，头一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轻车简从，匆匆赶回河南，连驿站都不能再用。这是体制硬伤，无从打破，张居正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任用私人如张瀚、张四维这类事也非张居正首倡，几乎所有坐上首辅大位的人都在不遗余力营造自己的势力网，张四维本是高拱得意门生，一直为高拱被逐归乡一事愤愤不平，张居正或许是为了笼络高党人心才把他引入内阁。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唆使言官弹劾前任首辅，对张居正蓄意打击报复。

说到箝制言官，张居正确实有之，当时士林流传不少讽刺他的雅谑，但在张相爷看来，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谋之于众，而断之于独”，独断专行充其量不过是改革良药给改革大局造成的一点副作用而已。

改革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多数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会一事无成。

朝会上，凤阳中都留守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向皇帝上奏军区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觐天子，应该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引领，出班跪拜，然后上奏公事。而这群留守司官员不等引奏直接觐见天子，御史们就要纠察他们违反祖制。

张居正急忙阻止，郑重告诉他们：“留守这样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

御史们不以为然，满心希望拿出法律条文驳倒张首辅。可当他们翻阅朝仪规定后傻眼了，果如首辅所言：留守不引奏。

张相公博闻强记，熟记《大明会典》，甚至能将这部煌煌巨著倒背如流，是帝国最优秀的典故专家。

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询问他们这事《大明会典》中是如何规定的、那事依国朝法制又该如何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

张相公果断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头故纸堆，认真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时人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俯首贴耳听从高人指挥，这是体制缺陷，也是张居正的无奈。

迫于国家经济窘迫，他追缴欠税，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常年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刘台竟夸张到民不聊生。

其实，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财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财政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是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皆为政坛常事，不足为怪。

刘台还说张居正江陵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但这招用得相当精巧。经济问题历来最为百姓所关心，从此处大做文章，完全可以毁了张居正生前身后几百年的名誉。

其实，明朝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达到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圈内，几乎无人可免。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其他合法拥有的特权相当可观。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等。作为一国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贵为国朝第一元辅，生活奢华，面对滚滚而来的贿赂却保持着难得的从容与淡定。万历初年之所以得以修明法治、清肃吏治，张居正过人的才能和毅力固然重要，他的洁身自好也促成他的成功。他很少接受下属馈赠，除非少数莫逆之交，会酌情收取少量礼品作为人情。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了张居正家产，发现他的财产只有十万白银，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其父其弟所敛。原本想在抄家中大发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后人掀开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墓室内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外，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但他仍无法阻挡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利用其父母寿辰等各种机会，向当朝元辅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为首辅立坊、建亭、造假山花园来歌功颂德。

在“子为父隐”的儒家社会，张居正只得“严家范、禁请托”，严禁族人做出违法乱纪、祸害乡里之事。在他极力坚持下，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被停止，减轻了家乡人民的负担。

尽管张居正严于家门之防，但他毕竟位极人臣，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淤出一片肥沃的田地，荆州知府就亲自上门去到张家，撺掇张家出来报领无主良田。张居正几次给督抚难堪，但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始终有人向他的家人馈赠，使他蒙受不少无可奈何的指摘，这是时代的风气，张居正无法脱离这种困扰。

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仍然得到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充分信任，他紧握政权，个人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给老师徐阶写信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任；攻击自己，便是攻击国家；摧毁自己，便是摧毁国家。

第十章　阳谋：道义和棒子的较量

风波的开始

学生告老师事件逐渐远去，可时间不会停歇，挟持着所有人和事，滚滚奔流，迈进新的一年——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

这一年，张居正五十三岁，万历皇帝十五岁。这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年，无论是对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还是首辅张居正个人际遇而言，都注定汹涌激荡，云诡波谲。

这本应是张居正引以为豪的一年，立春以来，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张家二少爷张嗣修也春风得意，高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子承父业，光耀门楣，张居正深切感受到了“吾家有子初长成”的欣慰，这是身为父亲特有的骄傲，是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个人取得多大成就，都无法比拟的。

福兮祸所伏，就在张氏父子感受成功喜悦之时，一场危机从天而降。

深秋九月，秋风萧瑟，噩耗如黄叶般从天而降：元辅父亲张老太爷病故。

父亲去世，放在寻常百姓人家，只不过家庭私事。然而，对于彼时彼刻的张居正，如何处理亡父丧事，竟掀起一场巨大的官场风暴，元辅家事被涂上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令张居正始料未及，然亦在情理之中。

人言可畏，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使已经平息的反对逆流重新出现，暴露出掩盖于万历新政升平景象之下的内部危机。五年后张居正人生落幕，身后血雨腥风的清算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号观澜，在科举仕途上一直很困顿，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好在他处世乐观，况且生得一个天才儿子，看到儿子前途无量，已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父以子贵，儿子由翰林院编修做到内阁首辅兼帝师，父亲也就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摇身一跃成为当朝首辅的父亲。皇恩浩荡之下，张家在江陵的势力一日大于一日，张文明飘飘然了，也开始纵容家奴横行乡里，由此给儿子增添了不少麻烦。张居正在京城虽然也略有耳闻，可那毕竟是老父，子为父隐，只好拿家中奴仆是问。

张居正考虑到家父一辈子都待在荆州，着实太闭塞，也想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住，好让老人见识下京城的花花世界。

而老张头的回答，却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儿啊，不要老想着爹。你贵为首辅，凡事需以社稷为重，鞠躬尽瘁以报君恩，好实现为父之愿。”

这也难怪，老太爷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传统文人特别看重叶落归根，尤其在自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更不愿轻易远离故土。

张居正本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恰逢宫中筹备皇上大婚，作为元辅，他怎么也无法脱身，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行返乡。

九月初的一天清晨，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文明冒着霜露登上王粲楼，后患上重感冒，病情来势汹汹，加上旧疾未愈，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十二日后，噩耗传至京师。

这一日，张居正和往常一样，在内阁处理政务，张府仆人神色慌张，送来一封家信。严毅的张相公见此颇为不悦，本要训斥家仆。可他打开信发现这是父亲的噩耗时，心如刀绞，竟当着诸同僚的面失声痛哭，同僚们看着泪流满面的首辅，也不由深感同情。

这时，一个比首辅丧父更为重要的政治难题浮出水面：首辅面临着丁忧还是夺情的艰难选择。

明代的丁忧制度，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为丁忧。守孝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

自古忠孝难两全。丁忧制度的执行适逢国家利益，也有让路的先例。而这种无奈的让路，古代有个专业术语——夺情。

所谓夺情，就是夺取其亲子之情，移为别用的意思。这是古代的权宜办法，一般只能用在将帅出征之时，为免因父母之丧而贻误军机，皇帝往往命令那些人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从戎，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听到的“金革之事不避”。文官如阁臣夺情，有明一朝，也并非没有夺情先例：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宣宗下诏夺情起复。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以母丧丁忧去，随即夺情起复。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遭遇父丧，宪宗下诏起复。

万历小皇帝此刻羽翼未丰，身边可以依靠的除了生母李太后，就只有张先生了。他深知，国家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虽然自己已经十五岁了，但国家大政和御前教育，仍需首辅襄助，倘若此时首辅回家守制，自己怎能轻易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于情于理，小万历都不愿张先生丁忧归里。

其实早在张居正得知父死噩耗的次日，其他两位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就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万历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元辅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关系至关重要。何况又有往例，卿等亟当为朕劝勉，不可太过悲伤。”

他又入情地写了手札给张居正：“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接着，万历皇帝又谕吏部：“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而去？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第二天，万历又赏赐张居正置办丧事的银两等。

此时此刻，张居正何尝不是百感交陈？他生在那个推崇“忠孝”的时代，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当然追求做一个忠臣孝子。父亲驾鹤西去，他号啕大哭。父丧期间，皇帝御赐的任何点心，如先不供给先父灵位，绝不食用。

同是天涯沦落人，恰恰张居正同年进士，前内阁首辅李春芳的父亲也在当年与世长辞，与之同命相连的张相爷很羡慕李大哥能为家父养老送终，痛责自己生不得侍养父亲，死不能守在父亲身边，抱恨终天，死不能赎。

执政兼帝师的双重身份更要求张居正为万民作出表率，尽早辞职守孝。丧父之痛尚未抹平，心中又有难以割舍的改革大业，如今，考成法已顺利执行，人事布局也初见成效，岭南贼、沿海倭亦相继平定，正逢推进改革的攻坚阶段，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何况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之人，他骨子里希望夺情。

张居正按惯例上疏乞恩守制，字里行间却暗示皇帝不必拘于常理：“如皇上之于臣，恳切诚笃至极，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报答皇帝厚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束于常理之内？”

张居正的“暗示”和皇帝的心愿不谋而合，较之首辅本人，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为摄政，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一时根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来接受重担。所以他们也一定不会答应守制要求。

而明末《定陵注略》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就戏剧得多，张居正奴颜媚骨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大太监冯保帮他夺情。

这样绘声绘色的描写仿佛作者身临其境一样，细细推敲，不仅所列时间有误，而且逻辑混乱，不足为信。

万历初年的政坛铁三角都极力支持首辅夺情，不幸舆论却不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接下来上演的就是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皇帝降旨挽留张首辅，而张居正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求归的暧昧剧情。

当张居正在私寓接到皇上派司礼监太监李佑送来的御札后，立即表示哀痛之情：“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五日病故。臣听说讣音，五内崩裂……哀毁昏迷，惟有哭泣而已。”

张居正又对皇上派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将太后与皇上赏赐的香烛布匹等物恭捧到私第，上疏表示感谢：“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碎首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幸而未死，报国之日长，且国家非有金革之意，而令臣夺情起复，此非盛世所当有。”

张居正委婉道出夺情非盛世所当有，万历则不以为然，始终坚定不移地主张夺情，在张先生《乞恩守制疏》下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地批示：“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十龄，皇考归天，将朕托付给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宇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大小事务须臾不可离卿，岂能待卿三载？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岂金革之事可比？卿为君父，勉抑哀情，恪遵前旨，以报先帝顾命之重，毋得推辞。”

张居正耐心地再次上疏乞恩守制。万历仍坚持成命地批复：“……连日不得见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何况三年守制？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听从，今日此事，希望卿听从朕之言，不要再做推辞。”

两天后，张居正三疏乞恩守制，文中说：“皇上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今天朝中文武将相，谁人又不是臣所举荐？他们有才有识，同心报国，即使臣一时离去，陛下仍有这些贤臣良将辅佐，何必专任臣一人？且臣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陛下以孝养两宫太后，何不推此心及臣母？”

万历仍不同意，他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敕谕一道，除了重申恳切挽留之意，还转告张先生，他已经安排好司礼监随堂太监同张居正儿子张嗣修一起赴江陵安排丧事，并迎接张母来京，以解先生后顾之忧。

张居正心知肚明，这种表面工作已可告一段落，再演下去反而显得做作，夺情此时已水到渠成。既然万历皇帝再三慰留，并且连后勤工作都妥善安排好了，他便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臣念皇上大婚之期迫近，便不坚持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日，候七七满日，惟入阁视事、随侍讲读，不上朝……随侍讲读与入阁视事之时，陛下容臣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凡需具衔之章奏，皆注明‘守制’两字，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今卜地营茔，明年三四月间乃可竣工……至期，仰懇圣恩，仍容臣乞假一行。”

万历除了明春允假归葬之事不同意外，其他一概允准。

这就是张居正的在官守制。它不同于以往的夺情起复，需先在府中服丧满四十九日后，才能以守制之身入阁办公。所以张居正在公开场合还要身穿孝服，批阅的章奏上也要注明“守制”二字，他特地辞去首辅的俸禄，以表为国效力的虔诚之心，让天下人知道他绝非贪图区区俸禄。

首辅的门生故吏不乏厚礼相赠以表关切，张居正认为既然已公开辞去官俸，如果私下再接受门客馈赠乃上欺君上，下欺良心。相爷故交送来的除祭品外的礼品无一例外地被拒之门外。日后，他向老友陈道基等人谈起当日心境：“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这里须说明：今人批评张居正晚年骄盈尊大，自称“孤”为僭越，其实不然，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都以“孤”自称。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张先生在父亲去世仍坚守工作岗位，本来就够辛苦他了，现在连基本工资都辞免，小皇帝为此深表愧疚，他连忙向内府及各衙门降旨：“元辅张先生，俸禄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令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直到服满之日为止。”

皇恩浩荡，这下张阁老的所得之数，如果再算上不可胜计的“其余横赐”，远远超过他的正常官俸。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首辅夺情起复的大局已定。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入阁办事，仍大权在握。

纲常的力量

《论语》有言：“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那张父的“道”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张居正以社稷为重吗？由是观之，张居正何罪之有？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道德全无，他旨在用礼乐形式规范人类丧失的道德，塑造贤明的救世君主。后世为了加强统治，不断扭曲着孔子的思想，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撷取“孔孟之道”来约束行为规范。最终，不仅使儒家学说走向死胡同，也使社会越来越禁锢。越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个人空间反倒受到越大的挤压。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所谓“清流”逐渐在士大夫之中占据话语权。“圣经贤传”中的话语被读书人越来越教条化地理解。无怪乎出现数不胜数的、个个以“死谏”、“直臣”为荣的激进官僚，士大夫也大加褒扬此等“忠臣”，引得气节之士个个乐于站出来做礼教的卫道士，换得“生前身后名”。大明王朝好几次扭转国运的机会，就断送在这群人手中。

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安排毫无意外地激起三纲五常卫道士们的极大反抗，其气势之咄咄逼人，实为首辅与小皇帝所始料不及，在当时官场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

姑且不说敌对势力，即便在张居正自己的阵营里，也有人跳出来反对夺情，建议张居正顺应舆论，做个贤臣良相兼道德楷模。

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就是其中一位。宋尧愈是上海名流，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欣赏其文，提拔他为第一名。听说张老师要在官守制，宋尧愈上疏劝诫敬爱的张老师不要冒此风险：“相公留任乃苍生万民之幸，丁忧乃天下万世之幸。今覆盂安澜之日，正相公行礼知足之时，相公欲名垂青史，决不可图一时之利，守制为上策。”

宋尧愈自以为深明大义，连善后工作也替老师做了安排：“即使去后不测，毁谤大起，相公持先皇之顾命，帝后老臣亦有处置，可保无大患。此即付小代价，而省天下汹汹之议。断不可占据要津，以利器杜民之口。”

小宋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时之间广为流传。

一贯受首辅提拔重用的蓟镇总兵戚继光想得更精细，甚至提议相爷先安心回去，把首辅之位让给徐阶，反正徐老年事已高，不可能久居其位，不愁他不交还相印。

首辅挚友陆光祖再次站出来，规劝张相国回乡丁忧，保全晚节。

他们都是张居正的生死至交，劝他回乡，或因正统观念，或是权衡利弊，并非关键时刻的离心离德。

宋尧愈等人为张居正本人身家考虑得相当周密，但他们忽视了张首辅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几年来得罪缙绅无数，一旦离位，想要避免祸害绝不那么轻松。更为重要的是，张居正首倡的各项改革大计尚处在创制阶段，全国性的荦荦大端仍有待出笼，一旦离去很可能人去政息。

相门第一幕僚朱琏听说首辅迫于压力，态度摇摆不定，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一溜烟跑到相府，试探态度。

张居正看到平素爱重的门生来了，感觉格外亲切，把多日的郁闷一股脑倾吐出来：“我想要回去丁忧，却无法成行，君子不饶我，小人又不谅我，我不如一死了之，以谢天下！”

朱琏何等精明，一眼看出张相铁了心要夺情，他没有上前安慰老师，反倒声嘶力竭大叫着威胁：“老师受国家厚恩，怎么能走呢？倘若一走了之，门生就上本参劾老师，顾不得师生之情！”

得知朱琏演了这么一出，张居正夺情起复的打算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本骑墙观望的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人，一边追悔自己没有朱琏的表演天赋，不能在张首辅面前表忠心，一边亡羊补牢，纷纷上疏表态：“元辅您受到皇上与太后的重托，不能只念私情。”

万历皇帝此时正愁留不住张首辅继续改革大业，接到他们的奏疏，连忙命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张居正。张瀚颇不以为然，但毕竟是皇帝的命令，他终究是不敢怠慢，于是找来他的下属，吏部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何侍郎正色而曰：“丁忧守制乃天经地义之事，不能迁就。”

何维柏是官场里有名的正派学究，以敢于直谏闻名海内，他早年上疏力数严嵩的罪恶，触怒嘉靖帝而被罢官逮捕，直到隆庆改元才重新起用。他目睹了嘉靖时代国家的破败衰乱，如今的大明江山在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励精图治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但毕竟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权衡之下，他还是选择了维护礼教。

一年前，刘台猛烈攻击乃师张居正，何大人深为不满，他联合九卿共同慰留元辅。但这个人从来都是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在他眼中，张相爷这次真的该走了。

何少宰声名在外，他的议论有如一针强心剂，壮大了张瀚的胆量。对首辅一向言听计从的张瀚翅膀硬了，不再唯首辅马首是瞻，他祭出“拖”字诀，索性不理张居正。

太宰的态度至关重要，而张瀚却一味敷衍拖延，吏部司官催促张尚书尽快复奏，张瀚继续装糊涂卖傻：“大学士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不过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有什么关系呢？”

皇帝屡次下诏书恳留张先生，官员们也正纷纷交章请留首辅，唯独这位张首辅当年力排众议一手提拔的张尚书捶胸叹息：“呜呼哀哉，纲常扫地矣！”

小皇帝也被太宰磨得失去耐心，责备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张瀚心中的天平早已偏向反夺情一侧，他抢占道德制高点，又有清官典范何维柏做广告，即便不理睬慰留首辅的上谕，皇帝也不至于拿他怎样。

张居正这下好没面子，他私下请自家门客奔走于张瀚府上游说，满心希望这位“迷途”老头子回心转意，继续无条件支持自己。但是张尚书既然已经得罪了张首辅，如果真的转变主意，刚刚赢得的那点虚名也会荡然无存，只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任首辅门客苦口婆心地劝慰，也不为所动。

看见门客们铩羽而归，张居正失望之悲溢于言表。

软的不吃来硬的。

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趁机弹劾张瀚、何维柏，张瀚被勒令回浙江老家养老，何维柏罚俸三个月，而后调往南京任礼部尚书。

张瀚离京前，张居正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前去送别。

曾经的亲密无间化作今日的猜疑提防，两人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光彼此相望。张瀚虽然失势，但他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官场的厌倦与对张居正的失望，多少还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骄傲感，与张居正眼神中的惆怅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尴尬。

良久张居正才开口：“你走了，我更痛苦了，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张瀚却丝毫不领情，仍旧冷酷不语。他事后在自己所作的《松窗夜梦》里痛批昔日的战友是位嗜权恋位的伪君子，父死不奔丧而把多年同事逼走，还假惺惺地故作悲伤。

何维柏的命运似乎相比张瀚要好，毕竟还留任当部长。其实，礼部尚书官位虽大，但到南京担任此职无疑是贬斥，南京的六部尚书比起北京，就是冷衙门，养老院而已。何维柏看破官场斗争，对曾经寄以厚望的首辅不由失望，他心灰意冷，不久也辞职回乡，永远离开官场。

廷杖——杀一儆百

如果说张瀚、何维柏等高层官员还属于无声的抗争，一些年轻气盛的低层官员则想借此机会轰轰烈烈大闹一番，在青史上留下不畏强权、坚守纲常的光辉形象。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纷纷严词露章弹劾，将首辅夺情事件推向高潮，一场官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担任主考官所招收的学生，因为文采飞扬，机智聪明，很受张老师欣赏。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弹劾老师的心血大作《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只身前往张居正的府邸，鼓起勇气把副本送给张老师过目。

不得不承认，吴中行的疏文颇有文采：“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父子相别十九年，子由壮至强，由强至艾；父从衰得白，从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长逝于数千里外，遂成永诀。元辅不得一凭棺临穴，实不合情理。”意即首辅大人一心为国，夙夜辛劳，以致父子相别十九年未见，如今张首辅的父亲与世长辞，首辅大人竟无法归乡凭吊，实在不合人伦情理。

例行的吹捧结束后，吴同学笔锋一转，点到了夺情的焦点不在于丁忧本身，而在于政治：“如今皇上一定要留下师相，与元辅勉为其难地留下，只有极为练达圆通者才能理解其中奥妙，那些深处局外远观之人，也许会因元辅的出格行为，给他扣上‘不韪’的帽子，如何彻底消除街头巷尾的非议，而让元辅的良苦用心家喻户晓……”

“夫舆情未惬，革面无庸……”

张居正看到这里，已是怒发冲冠，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折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这轻轻的一纸奏折，在张居正手中却显得无比沉重，它意味着官场新生代对自己的背弃。

吴中行也没有去捡那折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

吴中行上疏之后的第二天，赵用贤上疏。赵用贤与吴中行一样，同为翰林院史官，亦同为张居正学生。

他不同于吴中行，一点师生情面都不留，要求皇上效仿先朝杨溥、李贤，令张居正暂时返乡守制，弥补张氏父子十九年未见之缺憾。赵用贤谴责张居正能多年效忠皇上，却不能为生父养老送终。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积累多年的政治声望恐怕要毁于一旦。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台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如今言宫不顾人伦，创立异说，一面倒地请留居正，岂不违背正论而徇私情？当时又正值天空出现彗星，擅长星相学的赵用贤，从占星术的角度，恶毒宣扬：“首辅夺情，此乃国朝不祥之兆……”

慧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扫把星”，一般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京城议论纷纷，声讨张居正夺情是大明的不祥之兆，甚至有人满街贴大字报诋毁张首辅。

这还没完，赵用贤上表弹劾后的第二天，亦即吴中行上疏后的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对他更是刀剑相逼。

艾穆开篇就危言耸听地拿天象警告皇帝，首辅夺情，居然能干涉天象，影响星球运转，如此说来，张居正真的成了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超人了。

接下来艾穆开始详细阐述“纲常伦理大于江山社稷”的理论，一针见血地直戮张居正痛处：国家有大庆大祭，首辅如果要避开，则不合君父大义；如果要参加，又不合父子之情。不知那时，陛下将如何看待张居正？张居正又如何自处？更激烈的是，他们视改革如寇仇，把历代变法家的缺点统统扣到张居正头上：“居正无商鞅之公与明，而有其惨；无王安石之学与行，而有其执。”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误民，谄媚太监，欺君罔上。皇帝如今年过十五，完全可以主宰国政，不需手握重权的元辅大臣督导，应让张居正去位守制。

这些人打着堂皇的道德旗号，以伦理纲常立论，其实个个都为名为利，夺情与否这个纯粹的纲常争议始终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乡谊”、“年谊”向来为古代官场上科甲出身的人所注重，而“反张英雄”前有门生刘台、傅应桢，今有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老乡艾穆，这令孤傲的张首辅情何以堪？

张居正听到消息后拍案而起，悲愤到了极点：“当年严嵩祸国殃民，也没有同乡、门人攻许他，难道我连严嵩都不如？”

年过半百的张居正本已身陷忠孝难两全的困苦中，既贪恋来之不易的鼎臣重权，更挂念惨淡经营的救弊心血，丧亲之痛的萦郁，伦理纲常的压力，夹杂缠绕，士情如此，无疑雪上加霜。这一切彻底激起张首辅的楚人脾性，既受非常之恩，当有非常之报。他在奏疏上表示：

皇上恩宠不可强行推辞，皇上命令不可屡次违抗。既然身负国家社稷的重任，就不应该在私事方面顾虑太多。连日来，他每天反省，感怀忧惧，想再上疏回乡，又怕被皇上怪罪。只能遵照此前的旨意，等七七四十九天满了之后，再赴阁办事。

写完，张居正连连长吁，仿佛要把数年来积累的闷气全都倾吐干净。风度翩翩的他竟扬起拳头狠击桌子，笔架上的毛笔都震落下来，洁白的纸张沾上了滴滴墨迹。

愤怒归愤怒，事到如今，只有迎头处理：一边是偏执君子的口诛笔伐，一边是奸恶小人的阴险排挤，如何处置这些人以稳定政局？

站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张居正认为，若要制止此风蔓延，捍卫改革，切不可行妇人之仁，贻误大局，而要以雷霆手段，杀一儆百。他找来政治盟友冯保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是——施行廷杖。

何为廷杖？简而言之，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以重典驭臣下”，务使其唯唯诺诺，于是发明廷杖的酷刑来惩罚臣僚。哪个大臣不听话？廷杖伺侯！

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这一衣钵，廷杖之事史不绝书，廷杖的缘由无所不有，惨死在廷杖之下的官员非常之多。

官员无罪被杖，他本人就成为“正直敢言”的代名词，肉体上的伤痛成为永恒的勋章，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没挨过板子的人反而眼馋不已，个个想要借此机会扬名千古。

病态社会所酿成的病态心理，正常社会的人难以理解。

堂堂首辅竟然要以打屁股这种侮辱人格的酷刑打击异己，舆论大哗。吴中行等人在翰林院的数位同僚响应舆论号召，纷纷上疏申救，却没能如愿。

解铃还须系铃人。

德高望重的礼部尚书马自强首先站出来劝解。陕西人马自强人品端正，张首辅秉政之初，因其精明能干受到举荐，马自强受宠若惊，“颇德居正”。

马尚书料知事情不妙，晋谒匍匐在孝帏里的首辅，极力为吴赵等人辩解：“这些官员少年气盛，冒昧无知，不过他们都一心为国，并不是针对相公。现在皇上大怒，只有您上疏营救，才能避免大祸。”

张居正一时语塞，竟把往时矜持的风度置之不顾，口中念道：“老夫现在正在守丧，不管外事，请马尚书多多包涵，请马尚书多多包涵……”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福建巡抚庞尚鹏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惊闻此事，立即写信，快马加鞭送到京师，劝张居正廷杖一事行不得：“国朝立国二百余年，未尝有史官被杖。张相公得君最力，勋劳卓著，得饶人处且饶人，毋以此留骂名！”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也会集数十名中级官僚到张府拜谒，为上疏诸人求救。张居正出身于翰林院，王锡爵属于他的后辈，而吴中行、赵用贤又是翰林院的史官，出于礼仪，这些人不能不见。

张首辅主意已定，把他们拒之门外。同行几人觉得无趣，告辞离开了，唯独王锡爵执着，他身穿五品官服，趁张府管家不注意，径直闯入灵堂，当面向首辅求解，上演了一出灵堂论辩的大戏。

“张大人，令尊大人仙逝，我等同僚深表悲痛。圣上多次驳回相公丁忧守孝的请求，诸位君子上疏反对，可为什么圣上要动用廷杖？”王锡爵质问道。

一身素服的张居正看到突如其来的王锡爵，面不改色，冷冷说道：“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看到首辅如此绝情，愤慨道：“圣怒不可测？皇上盛怒还不是因为老先生，要不是老先生哪来现在的祸患？”

张居正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转身从侍卫手中拔出一把短刀，走到王锡爵面前。王锡爵顿时呆若木鸡，所有人面面相觑，灵堂笼罩着紧张气氛。难不成首辅怒了，要动刀杀人？

只见不可一世的张相爷快步走到王锡爵面前，扑通一声低头下跪，握着王锡爵的手，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眼噙热泪，声嘶力竭地大吼：“皇上、太后留我，你们却强力驱逐我，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是要杀我吗！”

王锡爵傻眼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无比威风的张相爷会跪在自己脚下求死，王学士深知此事已无可挽回，“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掉头就跑。

随他而来的人也“哗啦”一下，做鸟兽散，只剩下张居正长跪在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热泪长流！

张相爷手握帝国大权，下属不服，位高如张瀚、何维柏也不能忤逆，可他的委屈与无奈交织一起，情绪几近崩溃，终于在王锡爵的刺痛中爆发了……

既然直接求救首辅之路走不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张公子，希望公子们出面劝导父亲，稍加宽容异己分子。太史沈懋学写信给他的同年好友、相爷次子张嗣修，请他为之疏通。

沈懋学是当时闻名海内的才子，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新科状元，张居正爱其才，特意介绍儿子，也是他同年的榜眼张嗣修与他相识。两人一起切磋学问，读书论道，成为要好的朋友。

张嗣修何尝不想父亲远离舆论漩涡，他又深知父亲所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他致书沈懋学，为父亲夺情辩解，寥寥数字，义正词严：父亲为国夺情就是尽忠于孝！

尔后，沈太史不厌其烦地又发一信，他以退为进，继续巧妙地劝说张公子。他以古时豪杰为例，豪杰为了天下安危，会将一己之虚名置之度外，这不能用常规衡量。既然皇上已恳切留下老师，老师亦不忍心一次又一次地辞职，言官请求老师在官丁忧的上疏似乎出于阿谀逢迎！难怪君子们群情激愤，口出狂言。这次廷杖事件，老师竟然不尽力援救，足下也不进一言。如此看来，老师算不得志虑忠纯的大臣，公子也不是诤诤赤子。

书信寄出三封，如石沉大海，无一回音。

沈懋学又写信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幼滋：“师相之去宜决，台省之留宜止。”

沈太史满腔热血希望首辅姻亲能出来斡旋，没想到李幼滋的回信却满是冷嘲热讽：“足下所言伦理纲常不过宋儒头巾语，迂腐之极，昔宋之衰，无非此等言论误之。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形势变幻莫测，孰来掌控？师相夺情报国，乃圣贤治世王道！”

李幼滋其人以讲学博名，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弟弟都是张居正的亲家。每次到张家会见，常常畅谈数日。无论发生什么，李幼滋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张居正，因此他大力支持挚友的夺情起复，但在公开场合又故作伉直姿态，故而沈懋学写信向他求援，遭到训斥与讥讽。

眼看自己有理说不清，还被李幼滋折了面子，沈懋学一气之下，引疾归乡。

张居正不忍昔日爱重的学生、儿子的好学友一走了之，多次请他回朝，沈状元亦表现出感动之情，终究谢病不出，他对乃师饱含着失望与愤慨，从此，他断绝了和张氏家族的一切联系。

卫道士们的坚持

看来，无人能使张居正回心转意了，张居正心意已决，君臣共同策划的夺情大戏从幕后终于闹到了台前，那几位敢于直言、反对夺情的官员们命运究竟如何，牵动着大家的心。

这年刚刚入冬，就吹着刺骨的寒风，在这样一种肃杀的气氛之中，皇帝正式降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著令”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

吴中行获悉廷杖的圣旨后，显得意外地镇定。

他先向南遥拜母亲段氏：“儿子不孝，闯下大祸，先于您而去，就让孙儿侍奉娘。”然后再拜夫人毛氏：“我的爱妻一定能侍奉我的老母，抚养我的儿子，中行死而无憾了。”

说毕，准备跃马而出，锦衣卫缇骑已到了家门。吴中行回首对儿子吴亮喊道：“快拿酒来！”一饮而尽，大步随锦衣卫缇骑而去。

吴、赵、艾、沈四人被廷杖的那天，阴云勿结，天鼓大鸣，惨黯者移时，长安街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群。市井小民多不明就里，数日以来，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张居正，褒扬反夺情者，他们都争相一睹传说中的“直臣”风采。

打人高手羽林军手持戈戟杖木，围成圈环列廷中。司礼监太监十余人捧着驾帖而来，先高喝一声：“带犯人上来！”千百人一起应声大喊，宣读驾帖：先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棍，后杖艾穆、沈思孝八十棍。

看来，首辅学生可以少挨二十棍。诸人受廷杖后，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他们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抬出都门外，途中气息已绝，多亏他的好友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赶来为他们服药，方才苏醒。

厂卫之命随至，吴中行仓卒裹伤而行，彻夜呻吟不止。大腿及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深几逾寸。肥头大耳的赵用贤受刑后，肉溃落如掌。

艾穆、沈思孝显然比吴赵倒霉，被带上沉重的手梏，关入诏狱，八十大棒依旧没让他们屈服，一路破口痛骂：奸臣贼子蒙蔽圣上，陷害忠良！奸贼不除，国不安宁！

三天后，他俩因创伤过重不省人事，可也不能总待在诏狱里，锦衣卫用门板把他们抬出都城。

多亏张居正心腹爱将、兵部侍郎曾省吾及时伸出援手，沈思孝被遣戍到风景秀丽的神电卫。曾省吾知道广东神电（今广东电白县电城镇）是个好地方，况且沈思孝在附近的番禹当过县令，有惠政，熟人多，可以相互照顾。

没想到“奸贼”还有这么爱护“忠良”的亲信，沈思孝毕生对曾大人感激不尽；艾穆就没有小沈那么幸运，遣戍到荒凉的凉州卫。

临行前，日讲官许国对被杖诸位所谓的君子倾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镌诗一首：“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国器。”

他又赠赵用贤犀杯一只，上镌一诗：“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当时民间也是流言四起。

张居正再疏乞归那天，天上出现彗星，大如灯盏，从西南方直射东北，一道几丈长的白虹，散发着苍白的色彩，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直逼女宿星座。

天赐良机，一时人情汹汹，反对派们趁机在西长安门的大街小巷贴出谤书：权臣张某父死不奔丧，居心叵测，阴谋逆反，篡夺皇位！逆贼不忠不孝！天诛地灭！

万历皇帝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捍卫敬爱的张先生尊严，他果断下达敕谕，告诫群臣：

“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大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再有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

皇帝的金口玉言稍稍平息了各种谤议。

第十一章　余音回荡

张江陵以夺情为清议所不容，然其能自任天下之重，江陵之秉国，诚可谓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小进士的抗争

明朝政局本无心平气和的局面，张居正也不是位气量恢宏的大臣。吴中行、赵用贤、艾穆等人遭受廷杖酷刑，皇帝也再三恳切挽留张居正，还是无法动摇舆论。

就在廷杖后的第二天，又一位年轻人挺身而出，再次弹劾张居正“夺情”。这个年轻人叫邹元标，是当年的新科进士，在吏部观察学习，正好遇到首辅不奔丧还摧残异己，义愤填膺的小邹要做最后抗争以捍卫纲常。

邹元标写成此疏后，悄悄揣入怀中，入朝时，正巧看到吴中行等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他在一旁切齿顿足，怒不可遏。

邹进士又厚加贿赂太监，把奏疏交给他们，得以呈进给皇帝。

邹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这道奏疏写得比吴、赵、艾、沈四人更为尖刻。他从否定张居正新政出发，认为此人骄横自大，不堪重用，皇上以“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大错特错的决断，张居正虽有小才，然其学术偏激，虽有大志，太过刚愎自用。

在邹进士眼中，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古怪弊多，限制州县入学人数，妨贤误国；官员今日进言而明日获罪，言路阻塞；处决人犯设置定额，滥杀无辜等等。

他还明里暗里讥刺皇帝：幸亏张居正只是丧父丁忧，还有挽留余地，要是哪天首辅归天，陛下难道还就不学习了？志向就坚定不下来了？

骂完皇帝，邹元标继续大骂首辅父死不奔丧，还聒不知耻自诩自己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事，其实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牲。

“不顾傍人之非，恤匹夫之小节。非病狂丧心，有此言哉？先朝李贤，夺情起复，罗伦力排斥之。居正之不归，盖无情之可夺，无复之可起，远非贤之俦矣。”

邹元标在此提到的李贤、罗伦正是明朝史上一次夺情风波的主角。李贤是河南南阳人，天顺、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难得的治世良臣，却由于“夺情”起复一事有损英名。

他的学生罗伦当年也抗疏论李贤起复遭到贬谪。巧合的是，罗伦亦为江西吉安人，是邹元标的老乡。

邹元标的奏折给罗伦打了个大大的广告，一时罗伦疏贵，反对夺情的官员们争相购买罗伦劾李奏疏，从中寻找劾张利器。

张居正却“恨屋及乌”地蔑视罗伦小子乃无知腐儒，百般同情理解老前辈李贤，佩服李大人的忍辱负重，甚至特意为李公建坊纪念。

再说邹元标，奏折的最后，他危言耸听地“展望未来”：张居正一个人不足惜，如果后世再有览权恋位的人，全都学习张居正，以致窃权篡位，危害社稷，遗祸深远。

此疏一上，轰动朝野，邹元标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一举变成天下读书人敬慕的精神偶像！据说张居正读到邹元标的奏疏不但没生气，反而为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敢所感动：“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

廷杖四“直臣”已使中外离心离德，再这么强硬下去，道德破产的代价着实伤不起，张相公决定宽免邹元标。可冯保却衔恨不已。

邹进士最终没能逃脱厄运，当天下发圣旨：邹元标廷杖八十，发谪贵州卫所充军。

发配途中，邹进士的鲜血涔涔而下，沾透了洁白的衣襟。所幸他躲过阿附者的追杀，安全抵达贵州戍所。以后每遇到天阴季节，邹进士腿骨间常隐隐作痛，晚年甚至不能作深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贵州僻处万山丛中，王阳明当年就是廷杖后，在贵州龙场卫苦心钻研，终成一代学术巨擘。邹元标也在贵州苦心钻研，最终赢得世人钦佩，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邹元标的奏疏，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能写出。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他与张居正同样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之士，他对新政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他人敢怒不敢言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且极具现实价值。

这种犯颜极谏的精神可嘉，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在不恰当的时机、不恰当的场合提出这些某种程度上也算正确的意见，下场就不只是徒劳，且要付出更大代价。

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把矛盾扩大化。张居正在失去至亲时，被人东拉西扯借题发挥，把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批得一无是处，会是什么心情？岂不又给那些时刻伺候反击的敌对势力提供口实？难怪张居正虽欣赏邹进士之勇气，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教训邹元标。

小皇帝的撑腰

重磅打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邹进士，“夺情”风波稍稍平息，张居正向万历帝谈起他的苦衷：“言官们都指责臣不孝，贪恋权位，骂臣禽兽不如，这是天下大耻，臣不以此为耻。现在那些大臣都已受到惩罚，臣也不敢营救他们，以免又背上欺世盗名的骂名。”

万历皇帝看到老师受到委屈，体贴地安慰道：“朕为爱卿设身处地，考虑体恤，爱卿就为朕抑制私情，顺应诏命吧。夺情起复，移孝作忠，尽君臣之义，这哪里扰乱了纲常？一些奸险的官员结党营私，试图动摇我们君臣的情谊，危害社稷，于法难容。爱卿一定要谨遵谕旨，不负重托啊。”

虽说地球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确能改写历史，影响深远。张居正在帝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大家胡乱吹嘘的，内阁实在少不得他，虽然居丧在家，但凡遇到重要事情非他拍板不可。

其实自张居正得知父丧消息，在家操办丧事的同时，从未间断过处理公文。内阁办事人员不断拿着公文穿梭于内阁与张府两点一线，请首辅票拟谕旨，然后禀报次辅吕调阳、张四维。

有时候，吕调阳、张四维索性每天去张府请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常常派人赶赴张府，请教某事某人张先生有何高见。

张居正仍以政务为重，来者不拒，一一应付自如。为了接见官员方便起见，他索性在丧服中穿上了官服冠裳。

张首辅接待官员谈论公事，就脱去丧服，以表郑重；办丧事时，套上丧服衰绖，以示哀悼。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确实是一个不曲徇于人情世故，嫌怨有所不避的磊落奇伟之士。

许多官员为表礼节，也都穿着素服进出张府询问政事，构成大明政坛的一道奇特风景。他们固然出于“礼义”，但岂知不是在谄媚阿谀张首辅呢？

《神宗实录》言张居正“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威权震主且违反程朱理学的道德范式，为张居正身后悲剧种下祸根。

时光在紧张局势与忙碌工作中匆匆而过，转瞬间，四十九天的“七七”父丧期满。

十一月初五，鸿胪寺少卿陈学曾传旨给张居正：“元辅以父丧七七期满，请于初六日入阁办事。”到了初六那天，文书官孙斌奉旨前来宣召，要张居正到平台接受召见。

万历说：“先生已尽孝，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切勿忘父皇临终嘱托，始终为国操劳，才是大忠大孝。”

张居正听后，悲感哽塞：“接到皇上的前后几道谕旨，臣虽愚笨但也能体察圣意，而且当年先帝以顾命重任相托时，臣也发誓要以死相报圣恩，今天又怎敢违背誓言呢？只是臣天性愚笨耿直，凡事只知道一心为国，不顾人情私谊，导致仇怨丛集，还妨碍了别人的升迁之路。若是臣能早日退休回家，不仅可以尽孝道，还可以保全晚节。”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万历帝也深知其意，便好生劝慰：“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知道。那群奸人乘机排挤先生，自有祖宗的法度处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天是个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说着，万历吩咐左右太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两银、四表里彩缎，犒赏给首辅：“朕要与张先生一起用膳！”

用膳完毕，张居正在太监孙斌的陪同下，青衣角带前往内阁处理公务。

他从初六日开始登朝视事，出朝房见客，便一如往常，身穿官服，衣绯悬玉，甚至还参加一些吉庆典礼。这又引起了一些官员们的非议，首辅器重的许国就提醒他：“守制期间，相公怎能身着彩服？”

张居正沉默不语。

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为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上疏鸣冤：“此五臣生死未卜，永绝国门之望，万一有何不幸，上伤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气。”

任他如何慷慨言事，皇帝依旧置之不理，把他夺职为民。此后再有奋起反抗者，都如海上潮汐般旋起旋灭，这样一来，“夺情起复”已成定局，言路暂时平静，张文明死后引发的风波，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夺情到底惹了谁

“夺情”事件算得上万历五年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朝野震荡。有心人都把张相夺情写进剧本加以讽刺，盛行一时的《星变志》等笔记小说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伦理道德固然可畏，面对强大的政治车轮时却不堪一击。这场斗争中，万历帝无条件地站在张先生这边，注定了张相的胜利，夺情巩固了他苦苦争取来的政权，却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那位善意规劝张居正守孝的宋尧俞看到自己建议不被采纳，悲愤而死，天下贤士莫不惜之，张居正的个人声望跌到谷底，不少以往热切支持张居正改革的贤官能臣，也因此站到了首辅的对立面。张居正日益强大的政权背后，暗暗潜藏着危机。

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不少人打着纲常的幌子，把自己装扮成正义公理的代言人，大肆非议张居正其人其事，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中断新政，维护既得利益。

衡量了国政与守制的轻重后，张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维护个人威权的权谋手段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彰显出对诸多谤议在所不顾的大政治家风度，又一次击退了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

张居正也并非孤掌难鸣，时人一片反对声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帮他度过人生最困难的关卡。

其中，为之奔走呼号最为积极的当属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当推重名教，时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时代的李贽做过比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谓。

但耿先生在这件事上却不拘泥于纲常名教，表现得相当开明，耿先生曾对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张元忭赞誉，相公乃当世伊尹、周公，反观那些反夺情官员，看似爱国守礼，实则全无大是大非与轻重缓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张状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辅。

张元忭这位德才兼备的状元患有道德洁癖，骨子里反对老师夺情，万分仰慕敢于言事的吴、赵等人。但碍于师生恩义，他也不贸然弹劾恩师，读到耿大哥的来信，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天下知师相之深、谅师相之诚者莫若公与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师相之幸也。”

不仅在门生故旧间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张居正本人安慰，回忆二十年前，兰台史令张翰林在徐阶府指点江山，忠言纳谏，赢得士大夫一片赞誉的旧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旧喻今，意为如今的士大夫只知敢于直言博取名声，却不能设身处地体恤社稷苍生。他跳出现实的囹圄，从儒家经权思想的角度，为张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辩护，鼓励首辅师法伊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发以来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耻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乃兹诸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鄙心愿阁下时以往所觉，不摇撼于称讥毁誉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为悦。

张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里迢迢致书首辅，他和耿定向互为姻亲，思想见解也高度一致，把话说到首辅心窝里去了，他认为恋权是一个任事大臣所应该有的品质，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进取，只求自保固宠了。

此话正中下怀，张居正深表赞同：只有坚持“恋权”，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单看这段对话，或许会觉得周友山是位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马屁精，可谁又能想到张居正死后，反张英雄邹元标也称赞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权臣，周友山却来了句令所有人惊骇的真情告白：“张太岳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乡梓好友能够谅解首辅，不遗余力帮他营造有利于他的舆论氛围，首辅同年进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御史陈瓒时已退休，拖着病体在家休养。当他得知首辅夺情起复之事，不顾身体有恙，奋力从床上爬起，迅速备好笔墨纸砚，致信礼部尚书马自强：“师相之事，公卿应恳请陛下留他，礼部尚书亟需倡议。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两个陈瓒，他特别嘱咐是北直隶之陈瓒，非南直隶的陈瓒。马自强接信后不仅没被陈大人的“精诚”所打动，反而大为叹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难以愈，其心已死。”

这些支持张相爷夺情的人，于公于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幸都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着经典遵守纲常之徒，才真正偏离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务精神，用一定道德规范来修身，最终归宿还是治国平天下。

当时不少言官确是随声附和，投机钻营。耿定向等人则非，主少国疑之际，需要一个权威强力控制局势，于内辅弼幼主，在外调动百司，号令群僚。支持者无非着眼于国家大局，挽留首辅，却招来自诩为“君子”的“道学家”侧目。

反观反夺情之人，虽然遭受酷刑，却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整个士大夫阶层，也藉此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究其内情令人唏嘘不已。

遥遥不归路

时过二百余年，清代著名文史学家袁枚也和朋友讨论起前朝这件轰动一时的首辅夺情事件。

袁枚颇为反感明代士人矫情做作的风气，他在《答洪稚存书》中这样给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钓誉的阴暗心理：“史称江陵相万历，二十余年，四夷宾服，海内充实，有霍子孟、李赞皇之遗风。然则中行果有爱国之心，方宜留护，为贤者讳过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谏其师，并欺蔽之，使不知其过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击，其心术尚可问乎！”

古时师生之谊，情同父子。袁枚认为，这位受到诸多门生接踵背叛、反复打击之后的内阁首辅，精神上迭受重创，他自忖“大名已裂，状如被逐，刚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

在那些妄博清名的门生们逼迫下，张居正的人格个性深刻逆转，袁枚最后下结论：“此后台臣谏官，阁臣大学土，水火偾兴，互相诽诋，无一日休，必至国亡而后已；如庸医治病，专务斗药净方，而不顾其人之元气命脉也。扬其波者，中行与有罪焉！”

袁枚以他独到的眼光，从明万历五年“夺情”之议中找到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今中外凡能盱衡世局、帷幄运用者，必有与世俗迥异的经历。多少人年幼时都曾立下远大理想，发誓将来要建功立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在现实的高墙前一次次被撞得头破血流，理想就被藏于心底，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境了。

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处于夺情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少年成名，宦海沉浮三十载，位极人臣荣登首辅，其情其景，不正暗合了“独上高楼”的孤独？彼时的张居正，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忐忑历程和对改革夙愿的憧憬，不正应了“望尽天涯路”的豪迈？

权倾天下之时，父亲突然故去，为人子者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不能灵前尽孝已让这个从小接受儒家正统礼教教育的权臣内心备受煎熬，更受打击的是，自己专行一意站在为国尽忠一边，却挑起全天下读书人的怒火，成了时代的敌人，即使是自己亲密器重的学生和老乡，也跳出来猛烈攻击自己。

这一切，都让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人愈发心寒，哀莫大于心死，恰好与王国维总结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相合。

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和他的新政，此番憔悴过后，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不知这条路上的张首辅，匆忙前进之余，何时才会“蓦然回首”，找到阑珊灯火之中的最终方向。

第十二章　衣锦还乡

风光无限的首辅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紫禁城内喜气洋洋，在英国公张溶、大学士张居正等重臣的主持下，万历与善良贤惠的王氏结婚，从此，大明帝国的王皇后诞生了。既然皇上大婚礼成，张居正恳切乞求皇帝许他回家安葬父亲。已成婚的皇帝不得已批准了首辅请假，却规定五月中旬必须返京。

张首辅即将归葬父亲，如此一来首辅之位暂时留出空缺，由谁代理首辅的重职？张居正再三思索：

乡居的前首辅高拱与己有隙，殷仕詹有太监帮助，都有可能东山再起。恩师徐阶虽不会有“抢班夺权”的心思，但他德高望重，又是师辈，自己回来后如何开口重登首辅之位？那些迂腐文人定不会放过口舌之争，自己到时只能屈居其下。更为重要的是，恩师治国理念与己相差甚远，在政策理解和制定上都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

几番深思熟虑后，他请求增加阁臣，推荐素有人望的马自强以及自己欣赏的申时行。

马自强极力反对夺情，张居正不但没有排挤他，还把他援引入阁，马自强自是感激不尽；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状元，张居正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时的门生，以文章受知于居正，个性温和、不立异说，张居正对他颇为注意，多方加以提拔。

这样，内阁又新增了两位阁臣，可万历还是唯恐张先生走后政局有变，特派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张先生府第，除了赏赐五百两银作为路费，还专门赠他“帝赉忠良”银印，给予他秘密上言的权力。如此，张相公就可以远在千里之外的江陵老家遥控内阁事务。

三月十一日，张居正照常在文华殿给皇帝讲读，讲毕，张居正走到御座前，当面向皇帝辞行。

万历深情地望着他，关照道：“朕与太后原本不希望先生回去。不过您情词恳切，担心您伤心过度，我们才特地允许您离开。先生您到家忙完了就请快些回来吧。国事繁重，您离开了，朕就失去依靠了。”

张居正叩头谢恩：“臣此次离开，实为万不得已。臣虽然不在皇上身边，但我的赤胆忠心无不时刻伴随陛下左右。希望皇上保重圣体。现在陛下您大婚不久，饮食起居方面尤其要注意，臣为此十分担心。此外，这些年来，事无大小，皇上您都交于为臣来做，现在起，您得亲自批阅各衙门奏章，亲自做决策。请陛下一定要小心行事，如果事关重大，可以召集内阁诸臣一同商议。”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长途保重，先生到家不要太过悲恸。”

张居正不胜感恋，竟伏地痛哭。

万历走下座位，扶起首辅，劝慰道“先生不要太过悲痛”，话音未落，自己不禁哽咽流涕。

此情此景，张居正赶忙叩头告退。

只听得小万历对左右侍从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出口。”

万历之于张居正，除了严肃的君臣关系之外，还多了一份师生亲情，成年累月在一起探讨国家大政，感情日益深厚。

慈圣皇太后也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旺，前往张府，赏赐银八宝豆叶六十两，并口头传达慈谕：“先生走之后，皇上无所倚托。先生您舍不得皇帝，到家忙完了，请尽早回来。”

希望张居正尽快返回，主持朝政，是朱家母子的共同心声。万历对首辅依赖日重，平时赏赐札中称师相为“元辅张少师先生”并待以师礼，在明中叶以来极为罕见。宋代以后，宰辅地位降低，直到张居正才有些复兴。

张居正离京这天，万历并没有因首辅离去而耽误国政，他照例视朝，特命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首辅饯行。张居正拜别前来送行的同僚，在尚宝司卿郑钦、锦衣指挥使同知史继书的奉陪下，启程上路。

张首辅走后，本应由次辅吕调阳代理阁务。万历却对吕次辅很不放心，专门下了一道手谕：“一切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国家大事不得擅作决定。”

吕调阳的处境相当难堪，他本是位典型的学者官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入阁五年以来，一直是个傀儡角色。边防每有捷报传来，万历总归功于张居正调度有方，撇开吕调阳，要张居正拟定赏赐条例，吕调阳成为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

首辅的短暂离职，也令很多文官武将心里惴惴不安，张居正爱将戚继光生怕此间生出异数。张居正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不必忧心，接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是他的得意门生，情谊深厚，必会爱惜名将，关照戚帅。张居正再三叮嘱戚继光为人处世要谦虚低调，遇到要事一定与梁梦龙认真商榷而行。

首辅的倾肠相告令戚继光受宠若惊，戚将军挥挥手，派出了整整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首辅返乡。

张居正心知护卫队是戚继光的一番好意，盛情难却，只好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

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张居正一行所创之处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靡费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祭拜元辅老太爷张文明。

晚明经济富庶，经济条件远迈唐宋，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社会兴起一股崇奢风尚，张居正也未能免俗。

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车”。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钊“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在此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

回乡路上，首辅大人所过州府为表忠心，无不供给美肴佳羹，乃至“水陆过百品”。在真定府时，钱普钊知府极尽宾主之谊，亲自下厨做菜烹饪。张居正吃后很满意：“此行百里，今日总算大饱口福。”

这话不胫而走，后面路途的州府县衙官员们纷纷打听此道菜的做法，得知钱普钊是无锡人，各地纷纷召募吴中一带的厨师，致使“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

过了邯郸，首辅一行来到河南境内，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早已派人在边界迎接，赠送礼物和祭品给首辅，而张居正只收水果，其他一律封还。

自从来到河南，张居正的心情便无法平静，因为这里住着一个特别的人——高拱。不久路经新郑，张居正顺道拜访相处十余年的老朋友、老政敌，高拱时已老病，一副憔悴不堪的模样，听说小弟来了，步履蹒跚地抱病出迎。

去年五月，张居正嘱咐儿子张嗣修南归江陵时，顺路问候高拱，当时已听说高拱有病，现在二人相见，望着对方花白的两鬓，不免有些伤感。高相爷一生没有儿子，晚年更是孤苦伶仃，两人老泪纵横，依依不舍。

国不可一日无张阁老

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行程，张居正终于回到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冲进家门，向左扑向灵位，抱着棺材失声痛哭，肝肠寸断，仿佛透过这冰冷的棺椁，就能叫醒沉睡的父亲，可以向他诉说自己的无奈。

然而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谁能听到他的心声？谁又能理解他呢？

张居正把父亲张文明葬入了太晖山，参加葬礼官员的名单非常华丽：有皇帝特别派来营葬的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有专程前来谕祭的礼部主事曹诰，有护送张居正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有湖广巡抚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

葬礼结束，张居正在江陵少许停留，周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心中着实有种特殊的依恋之情。眼看五月中旬回朝的限期马上到来，又考虑到正值酷暑，七十三岁的老母亲禁不起暑热的长途跋涉，他便向万历皇帝提出准备在八九月间秋凉之际伴随母亲一起赴京的请求。

万历接到奏疏后，明确表示不得宽限：“朕日夜望其早来，如何又有此奏！”

内阁、都察院等各部门官员纷纷上疏，请皇上敦促元辅尽快返京。万历差锦衣卫星夜赶往江陵，力促张居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带着神圣的使命，快马加鞭抵达江陵张府，开读皇帝敕谕：“朕日夜盼先生尽快回来，爱卿怎可请求宽假！卿母既年老畏热，先派太监魏朝留下陪她，待秋凉之日来京。爱卿定要日夜兼程，务必于五月末旬回阁办事。”

张居正闻命，仍然犹豫不决。

翟汝敬劝慰：“陛下倚重相公，凡是军国重务，全部都等着您来处理。您若不归朝，微臣没办法向皇帝交代啊！”

张居正无奈跪在父亲墓下，惨怆痛哭一番，把对父亲的愧疚之情一吐而尽。之后收拾行李，与使者一同起程北上，他最后一次离开了故乡，从此之后，张居正再不曾看到江陵的风光。

返京途中依旧风光备至，亲王出迎大臣在明朝实属罕见，张居正却身经数回。路经襄阳，襄王也破例迎候，为当朝首辅设宴接风。

到新郑后，张居正再次拜访高拱，这是两位铁腕宰相最后一次见面，此时高拱更加衰弱，唯有两事苦苦相求：死后为他立嗣，并向朝廷请求恤典。

张居正尽量弃嫌修好，满足高拱的所有要求。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曾在政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而顷刻狼狈失势的高大人，在将近油尽灯枯时，努力挣扎着将满腔的怨恨化作字字血泪的文辞，以此“回报”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消弭，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一系列事端。

归葬途中，各地亲王、府县官员高规格接待尊贵的张相公，张居正一路风光，尽享人间荣华富贵，可他不曾有一刻疏忽怠慢国家大政，丧父之痛还未能完全平复，仍时刻关注边疆战事。从北京到江陵的驿道上，正有无数公文快马加鞭，随马蹄南下。

此时，张居正接到辽东送来的一份捷报：“辽东副总兵陶成喾击毙鞑靼武士四百余人，并收掠其牛羊群，明军损失微小。”

消息迅速在北京城内传播开来，人皆盛赞陶将军用兵如神，万历皇帝大喜，随即告谢郊庙，并派使者快马加鞭赶到江陵，请首辅拟旨，大行赏赐。

张居正看到捷报后，没像他人一样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隐隐感到其中有诈。反复想来，疑点殊多，鞑靼武士凶狠残暴，以明军战力，怎能如此轻松就取得这样的辉煌战果？况且敌人来犯，焉有率带大批牛羊之理？他一面向皇帝上奏密疏质疑此事，一面给兵部尚书方逢时写信提出疑点，并秘密派心腹蓟辽督抚梁梦龙四处调查……

一将功成万骨枯，此言不虚。

陶成喾歼灭四百多名鞑靼武士不假，但这些人是因得罪“土蛮”而携带牛羊奔明的鞑靼士兵，如能收编，本是绝佳战力，如今却尽数成为陶成喾的刀下冤鬼。

澄清真相后，张居正决心严格查办，否则会开边将邀功的恶例，阻挡外夷向化之心。可惜此时皇帝封赏的圣谕都已下达，文武百官皆受封赏。

何况报捷的梁梦龙、奏请的方逢时、拟旨的吕调阳等人，不是其生死与共的知交，就是一手提拔的门生，加之皇帝都已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彻底推翻此案、收回圣旨着实太过操切，于各方都很难堪。

可铁面宰相顾不得任何情面，硬是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及蓟辽总督、辽东巡抚、总兵的恩赏一并剥夺，大家就这样空欢喜一场。

张居正原拟五月底赶回北京，途中遇到滂沱大雨，耽搁了一些时日。六月中旬，浩浩荡荡的队伍抵达北京城郊，万历企盼心切，特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在真空寺设宴盛情款待元辅等人。

王者归来，次日一早，文武百官列班迎接元辅入朝。万历随即在文华殿西室召见张居正。君臣之间不过小别三个月，久别重逢，有许多肺腑衷肠要倾诉。

万历首先打开话匣子：“先生此行，总算忠孝得以两全了。”

张居正连连答谢：“这本是臣的家事，没有皇上您的恩泽，怎么可能实现呢？臣定会知恩图报。”

万历说：“天气那么炎热，路途那么遥远，先生一路辛苦了。”

张居正叩头谢恩：“臣违反约定没按时回来，请陛下治臣之罪。”

万历安慰道：“朕见先生来很高兴。两宫圣母也很高兴。”

张居正也对皇上及太后牵肠挂肚：“不知不觉离开朝廷竟已经三个月了，臣的赤胆忠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您的左右，一日都未曾离开。今日再次见到您，又听说圣母太后身体安康，臣十分欣慰。”

万历接着把话题转到国计民生上来：“先生路上有留意粮食作物的状况吗？”

张居正便报告了途经河南等地，看到麦子金黄、稻苗茂盛，一派丰收气象。

万历又问：“黎民百姓过得可好？”

张居正神采飞扬地答道：“所经之处，官员们前来会面，臣无不仰诵皇上爱民保民的圣德，淳淳告诫他们亲民爱民，求真务实。臣十分高兴地发现他们与多年前着实不一样，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百姓们无不感恩戴德，安居乐业，确实有太平盛世之象。”

万历复问：“现在的边境战事怎么样？”

张居正答：“前几天在回来途中，会见了山西、陕西的边督、巡抚、总兵。他们收到密报，说鞑靼答可汗率兵西行，被蒙古瓦剌部打败，损失惨重，就俺答本人逃了出来。这事虽然现在还不确定真假，但臣推测鞑靼确实有败者之相。如今夷狄相攻，对我们大明有利。皇上您威名远播，四夷臣报，边境才得以安宁。”

说完便叩头称贺。

万历听后很开心：“这些都是先生辅佐的功劳。”

张居正居安思危，引导皇上：“切不可轻视俺答，仍应像以前那样封贡，感恩戴德，永不背离。”

万历听了深以为然：“先生说的对。”

君臣谈话接近尾声，万历关怀说：“先生沿途辛苦了，今日见面后，先在家休息十日后再入阁议政吧。”还吩咐司礼监太监张宏引导张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朝谒两宫皇太后。

金秋九月，张母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伴护下，抵达京郊。万历特命司礼监太监李佑到郊外慰劳，两宫皇太后也遣太监前往郊外慰劳。

一路上，仪从煊赫，路人争相围睹首辅之母的仪容风姿。万历皇帝及两宫皇太后特意把张母接进宫来，赏赐大量金银珠宝，用对待家人的礼仪盛情款待张母。

皇帝与皇太后对张先生尊崇得无以复加，俨然超越君臣，亲密如家人。君臣关系，千古无量。

第十三章　权力巅峰

权力的后遗症

或许是自信心极度膨胀，或许是皇室无与伦比的依赖宠信，或许是门生接连不断的弹劾给张居正精神上带来莫大刺激，夺情以后的首辅在工作作风和个人操守上都有很大转变，他变得听不进反对意见，且好奢乐谀。

一般而言，人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与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消极面与积极面同时存在。积极面会促使人成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极面开始占上风，成为制约人前进的瓶颈，乃至功败垂成。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勇往直前，任他谤书盈箧也从不理睬，是铁腕宰相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好而言之是执着果断，但太过坚持己见未尝不是刚愎自用。

刑部侍郎刘一儒非常担心，位高权重的首辅一味这么唯我独尊地放纵下去，一旦酿成大错，必将遗恨千古。刘大人便以讨论时政的名义稍加规劝。

刘一儒绝非等闲之辈，张居正早在翰林时期与他官位相匹、志趣相投，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美如天人的独生女许配给才品卓越的刘家公子。

张小姐出嫁时，宰相老爸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珍宝首饰作为嫁妆，可刘氏父子自居清名，新媳妇携嫁妆进门时，他们吩咐下人把那些陪嫁的珠玉绸缎小心封存了，不许擅动。

这番举动，不管刘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传出去博得了相当的好评。刘氏如此冷淡对待权势巅峰的张氏，其中奥妙颇令人探寻与玩味。

刘一儒在写给张居正的信中首先肯定亲家的治绩：“自公辅政，订立省成之典，恢复久任之规，申明考宪之条，严格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

然后笔锋一转，给以忠告：“然政令过严则变得苛刻，法律太密则变得扰民，当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不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

这些见解比较中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舆情；刘侍郎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调整政策，“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

假如张居正接受刘一儒的忠告，或许可以收回部分早已失去的人心，但若真的接受忠告，便不是张居正了。考成法旨在给怠工官员套上紧箍咒，实现综核督责，现在稍有成绩就想放松赚人气，这正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不图虚名正是张居正无限精神力量的源泉。

亲家自觉无趣，从此渐渐远他而去。

万历初年的政局，在时人和后人看来，终有“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属们为讨首辅欢心，看相爷眉宇行事。投机钻营之徒争相阿谀献媚，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赫然刻着：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显然把张居正和皇帝抬到同一个高度，颇有僭妄之嫌。也有人这样歌颂张氏父子：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

张相爷不仅大胆接受，还欣然悬挂在厅房，在这点上颇不如老师谦虚低调。当年徐阶退休回家，堂中挂着如此谦虚的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喜好阿谀倒不能算太大的污点，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张相爷失败的地方在于，繁重的政务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疑心愈发重，时常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同僚；站在权势高峰的他偏偏又轻信了一些奸险小人。

追随张相事业的不乏有识之士，也混杂了不少奸佞之流，阿附者们仗着首相威权，四处招权示威，在外肆意妄为，同时也败坏了首辅名声。

张门“鹰犬”为了讨好相公以求飞黄腾达，妄自揣摩首辅心思，看到某人与首辅稍有不和就肆无忌惮攻讦排挤，致使不少正直之士不安于位，更有甚者杀人献媚，使张相爷更加孤立，丧失人心。

高处不胜寒。

张居正挚友陆光祖看不惯昔日好友今日的执拗，时不时敲打规劝他。当首辅父丧之日，大小官员身着素服到朝房拜谒相爷，唯独陆光祖照常穿着便装见他，众人尴尬地瞅着“另类”的陆大人，无人为他设座。

陆光祖厉声道：“公卿‘坐而论道’啊！”

他大步走上前，一屁股坐在本属首辅之位的上座。古代入座颇为讲究，在场诸位惊慌失色，陆大人也太倨傲了，首辅马上就来了。

正好张居正走进朝房，看到占据上座的陆光祖，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很开心：“十五年不见，五台兄仍是英气逼人。”

陆光祖不由开怀大笑：“我是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张居正言归于正：“你为什么不住得近一些，方便往来？”

陆光祖：“我还觉得离得不够远。”

张居正怏然：“五台兄当年为了远离严嵩离开，现在又疏远我，莫非我是当今的严嵩？”

陆光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批评张居正执法过严，硬性规定各省份每岁决囚的人数；不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批评者不是流放就是革职，这和严嵩为首辅时的做法毫无区别。

张居正深深叹了口气，闭目沉思，他的思绪很是混乱，陆光祖的一席话，有如当头喝棒；但如果说张居正不曾意识到这些问题，那又太低估他了。待他理清思路，又开始他那激情四射的演讲：“五台兄素有超世之识，深刻了解我忠心为国、任劳任怨的良苦用心。古代圣贤，所处时代不同，处世之道也大有不同。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执政大臣就当作出超越常理之事以拯救国家。伊尹、周公当年身在乱世，力行重典，商、周基业赖以长存。我一介书生，拥戴十余岁幼主，自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隆庆以来，议论滋多，纲纪倒植，名实混淆。我当国以来，修明祖宗法度，振举颓废弊政，忌者乃倡异说，蛊惑人心，摇乱朝政，所以我不得以重处其中一二人来端正人心。我要扶危定邦，任何仇怨，在所不计。”

张居正满心希望挚友能够理解自己，追随自己，遗憾的是，陆光祖后来没有如张居正所愿，反而又和张居正政见相左。

江南秋粮改折，张相爷一心要加额，陆光祖摆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肯听从首辅意见，两人争执不已，也没争出结果。

张居正悻悻然：“浙江人太难相处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张居正无意的埋怨引来御史张一鲲的“搏击”，张御史趁机中伤陆尚书骄亢无礼，陆光祖二话不说，告病退休。尽管张居正事后多次恳请陆大哥再次出山，共济艰危，却都没能如愿以偿，首辅的挚交就这样被排除在权力场之外。

古装剧中常有高官显贵的家奴横暴于乡的情景。考诸史料，确有此事，张府管家游七就是位仗主之势作威作福的恶仆。

晚明大官僚奴仆仗势欺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时有化名“东海渔人”者作《五七九传》，传主“五七九”就是万历年间三位炙手可热的首辅王锡爵、张居正、申时行家的管家：王五、游七、宋九，其中当属张家游七最为嚣张。

游七本名游守礼，号楚滨。他聪明伶俐，乖巧过人，长年随侍其主，后来又和冯保管家徐爵互通情报，为张、冯二人联手扳倒高拱立下汗马功劳。

主人任首辅期间，游七颇受信任，一度被允许到公事房为首辅出谋划策。投机取巧的官员纷纷与之交结，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企图通过他来打通“关节”。

贪婪无度的游七也假借名义，瞒着主人在外面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还娶了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

云南籍的都给事李选，本是张居正门生，挖空心思谄媚座主。他娶游七妾妹为侧室，以此与张居正修僚婿之好；另一个李宗鲁也效仿李选，亦娶游七之妾的小姑为外室。

消息不胫而走。

张居正知道后顿时怒气冲天，尽管他权倾朝野，可毕竟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士大夫，岂能容忍一家仆在外败坏名节？张府侍卫依照家法打他几十大杖，游七奄奄一息，笞之几死。

惩戒了游七，张相爷又当面狠狠训斥了李选和李宗鲁两个厚颜无耻之徒，并传示吏部，将李选外调江西参政，李宗鲁也同样被外调。

然而一切都晚了，游七的种种劣迹已经给张家招惹了不少怨愤，不少正直君子早就迁怒于其主子张居正身上。

清流的愤怒

早在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就弹劾张居正专擅朝政，喜好阿谀奉承。

王用汲列举近年遭到“惩抑”的官员，大半都是“不依附宰臣之人”；反之，“凡附宰臣者，亦窃得各酬其私”。

在王用汲眼里，天下除了皇帝至公至正，无人不行私，无事不行私。可惜皇帝又把政权全部托付给大家都阿谀奉承的那位大臣，大臣更加无所顾忌地罔上行私，小臣困苦却无人诉说，迫使天下人奔走私门。因此陛下应该亲自阅览天下奏疏，然后再找辅臣咨询政务。

这份奏疏呈进时，张居正还在江陵，吕调阳卧病在家，由张四维拟旨，将王用汲革职为民。

张居正回到京城听到一些风声，等他腾出手来看完此疏，大怒不已，认为处理太轻，甚至迁怒于次辅张四维，对他严词厉色持续多天，余怒未消之时，奋笔疾书给皇上写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张居正一语道明：“用汲之言，阳为议（陈）炌，阴则攻臣。”王用汲提醒皇帝独揽朝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而这恰恰触动了张居正最敏感的神经。

一向不恤人言的首辅对外界的批评从不纠缠于细节。这次一反常态，极为罕见地逐条辩解，他在疏中不无激动地论道：“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

尽管万历把一切朝政都委托给最信赖的张首辅全权处理，可张居正自负地以天下舍我其谁的口气对成年皇帝讲话，难免令人反感，所幸万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批复道：“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扰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杯。”

此后，虽不再有王用汲那样猛烈的攻击，但张居正已逐渐感到外界议论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位一向不屈不挠的铁腕人物，心中不时忧虑重重。

如果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就不是张居正。个人命运未卜并不能阻碍他改革的步伐，张居正执政的最后几年，在舆论相对沉默的形势下，大刀阔斧，把改革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为他的君上和国家贡献良多。

伴君如伴虎

随着万历皇帝步入成年，传统的耕籍礼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的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

根据祖制，万历皇帝本应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耕籍礼。然而不巧的是，十七岁的皇帝在同年正月出疹，视朝、讲读都暂免，在宫中服药静摄。鉴于这种特殊情况，张居正认为出疹之后最忌风寒，希望皇帝善加珍摄，耕籍之礼改到明年举行。

皇帝出疹，引起皇太后的极度不安。笃信佛事的慈圣李太后为此向菩萨许愿：待皇帝身体康复后，会设法超度僧众。张居正从来不信这些，他回忆起嘉靖时数万僧人聚在皇宫败坏风俗的往事，担心僧人包藏祸心，搅出事端，不愿在宫中大搞佛事法会。

既然元辅如此劝告，太后也只得作罢。

万历身体康复后，又一次在平台召见元辅张先生。

张居正入见，叩头：“恭贺皇上身体康复。”

万历说：“朕近日没有上朝，国事多劳先生费心了。”

张居正说：“臣很久未曾见到皇上，非常挂念。今天承蒙召见，十分欣喜。皇上虽然康复，但仍需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皇上您不必费心。”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随即命近侍太监赏赐一些银两、绸缎之类，接着又说：“先生可以上前些，看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走到御座前，突然跪下，他平静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辛酸热泪。万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让他细看自己的脸色，告诉张先生：“朕一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不过不沾荤腥。”

张居正以长者的身份深情地叮嘱道：“生病之后能够多吃一些，确实是好事。不过皇上您大病初愈，还是要注意节制，不要伤到肠胃。不只是饮食上要注意，疹后最忌讳受寒和房事，希望您特别注意。”

万历说：“现在太后注意朕的起居，一步都不曾离开，三宫也没有宣召。先生忠爱，朕心里知道。”

皇上把他的日常生活一五一十地向张先生报告，随即又关照张先生说，他计划十二日恢复经筵，而日讲则拖到五月上旬再开始。

张居正叩头退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春天，皇帝在三公九卿的陪同下，如期举行耕籍礼与谒陵礼，重量级人物纷纷现身，场面极其隆重：大学士张居正与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充当三公，大学士张四维、兵部尚书方逢时、吏部尚书王国光、户部尚书汪宗伊、礼部尚书潘晟、戎政兵部尚书杨兆、刑部尚书严清、都御史陈炌、吴兑充当九卿，举行五推、九推礼。

一切都在向世人宣誓：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现已步入成年！从今天开始，一个崭新的成年皇帝立于世界的东方，立于文武百官面前。

万历独掌乾坤的条件成熟，标志着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无论这对君臣如何亲密，究竟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时刻提醒着张相爷。

万历十岁时，只知道面前这位长须玉立的大臣是自己的监护人和老师，觉得老师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大多数时候，还是觉得他可爱。

天热了，张老师讲书时，汗流满面，小万历吩咐太监替他掌扇；天冷了，老师站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小万历便吩咐太监拿毡片把方砖盖上，免得老师受寒。

有一次，张阁老上朝，忽发寒热，万历看到老师面黄体弱，当即罢朝赶到宫里，亲自调好一碗椒汤，送给老师喝下。贵为天子，这么殷勤体贴老师，一时传为佳话，令人艳慕不已。

然而，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妻子，封了皇后，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才是大明帝国真正的主人，应该用自己的意志主宰一切。

这种意志，慢慢导致与张先生的冲突，他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他开始渐渐地敷衍首辅，甚至有时放纵自己与首辅对抗，来表示皇帝的尊贵。

万历越发厌倦紫禁城里单调枯燥的日子，在一群太监的引诱下，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带着酒性在西苑中横冲直撞。

夜宴上，他意外艳遇了两位貌美如花的宫女，兴高采烈地调戏美女为大伙唱歌，腼腆的宫女不愿当众出丑而拒绝邀请，惹得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不顾随从侍卫的劝谏，截去两名宫女的长发，以示斩首，整个事情的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纸包不住火，闹剧马上通过大伴冯保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异常悲怒，她甚至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万历而另立皇弟潞王为帝。

万历失魂落魄地长跪在地，俯首帖耳听圣母的斥责，他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

张居正闻知消息，急忙赶来打圆场，说皇上聪明伶俐，只不过年少放荡，请太后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李太后这才吩咐万历捡出一本书来，皇帝打开书本一看傻眼了，正是《汉书》第六十八卷——《霍光传》。

当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哗哗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心中知道当朝那个霍光就是张先生。

这还没完，李太后吩咐张先生代万历拟写《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罪己诏》一份交给太监，一份送到内阁。

张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中的私生活，权限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但如不这样，难以挽回盛怒的李太后，万历的皇位也岌岌可危。

长于深宫之人鲜有人格健全的，加之万历拥有皇帝的崇高地位，心理扭曲和权力诱导，更让他视《罪己诏》如针刺眼。他抄写时，心中充满怨言：“张先生简直就是故意要拿朕这位九重天子出丑。”只是碍于母后情面和大权在握的张首辅情面，暂时不敢爆发。

为了不让万历耽于玩乐，张居正邀请翰林院词臣们，从明代诸皇帝的《实录》和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中选取精华，分门别类修成《谟训类编》一书，共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类，在皇帝经筵之余，由讲官进讲。张居正用心良苦，希望通过此举，让万历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促使万历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强势宰相的另一面

阳春三月，张家大喜临门，在申时行、余有丁主考的这年科举考试中，首辅最疼爱的张家三公子懋修高中状元。主考阅卷，原本拟定懋修第三名进呈御览。

万历接过三百余份考生试卷，一一翻阅，以为敬爱的张先生爱子做探花太屈才，于是拔为第一，亲手为他戴上精致高贵的状元冠。正巧这一科，张居正长子敬修也中进士。

国事、家事两丰收，张居正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改革大业亦后继有人。

礼部尚书汪镗率诸翰林入贺，汪大人首先致词：“老先生功施社稷，（太祖成祖）灵笃生贤嗣，世世作国家辅相。”

皇亲国戚也都向相爷发来贺电。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张家诸子可谓极尽风光，荣耀的背后是舆论的强烈反响。

相传懋修中状元时，传胪之日，张相公正在相府饮酒欢庆，忽然送来兵部的紧急塘报。国事大于家事，他收起满心的欣喜，直奔内阁处理军务。张居正打开塘报，根本不是军情汇报函，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讥讽首辅大人以权谋私的对联：“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张居正怒不可遏，连问何人敢如此放肆，身边侍卫支吾不语。

世人大多心中不服，觉得张懋修无才无学，不过凭借父亲的煊赫权势，窃取本不应属于他的神圣的国家名器。张居正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不把外人议论放在眼里，正是他的忽视，人言的暗潮慢慢积蓄着力量。

尽管张居正尽心尽力为国谋福，可民众的怨气却没有因此烟消云散，科考毕竟是当时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在皇帝的默许下，首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科考原则。这或许是最大的科考舞弊。

第十四章　迅飚中的孤焰

急流勇退而不得

张居正隐隐感觉到皇帝与同僚或多或少对他有所怨言，作为顾命大臣，为了事业不致前功尽弃，也为了身家安全，功成身退乃最明智的选择。

张居正之前，高拱、徐阶、严嵩、夏言等凡是执掌过国家大权的首相，不是自己被杀，就是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

这个可怕的传统，时时威胁着现任首辅。

张首辅以政治家的敏感，隐隐约约预感到“身后必不保”的凄惨下场。

早在他回乡归葬之际，皇帝一天之内连下三诏请他尽快回京。湖广巡按借此机会，准备为首辅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张居正并不以此为荣，表现得极为豁达：

作三诏亭，意甚厚。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

兴衰荣辱，世之常情，一座三诏亭并不能使人不朽，若干年后宅第姑且不保，何况三诏亭？牌坊立得再高，后人照样可以拆得片瓦不存，兔死狗烹的道理，首辅不会不明白。

八年来，张居正的政治地位逐日巩固。

权势越重，风险越大。而一切的危险的源头都来自那位年轻的、权力欲也同样强烈的皇帝身上。

明朝不像前面的唐宋与而后的满清，没有摄政的制度。明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熹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

张居正升任首辅以后，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提高内阁地位，统召六部，驾驭百官，成为实际上的无冕皇帝，对大明政局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中枢阁臣、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大吏，几乎都是首辅推荐的亲信，御史、给事中等官员也争相看首辅眉宇行事。

尽管张居正热恋政权，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皇太后、皇帝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也不得不让他有所考虑。况且他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繁重的政务，错综的人际关系，新政的重重阻力，都令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

晚年的他时常感到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就会身陷万劫不复之深渊。他既无所畏惧，但又忧虑重重。他在给幼时老师李元阳信中就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

佛家舍身的大悲大勇移于张居正身上，更多地转化为济世宏愿的执着追求，并夹杂几分楚人的蛮勇。他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穿透精神，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

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扈从谒陵回京以后，张阁老随即递上一篇真挚感人的奏疏乞求退休：“臣不过一草野之夫，德行能力浅薄，没想到遇上先皇，被提拔做裕王府侍从，又被授予内阁大臣之职。壬申年先皇顾命时，又将陛下托付给微臣。臣自从受事以来，日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辜负先皇托付，有累先帝英明。又没想到臣蒙皇上、皇太后优礼眷顾，臣也就忘记臣之愚蠢鄙陋，尽忠竭力，报效国家，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每思及此，不可久居高位，不可久握大权。如今仰赖天地祖宗保护，中外安宁，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人才济济，臣可放心地乞求退休了。”

这些年来他任重力微，才年过半百，须发已白，形如耄耋。昔日的聪明智虑日就昏蒙，若不早日辞去，恐怕前功尽弃。

有鉴于此，张居正向皇上提出告老还乡、保全晚节的请求，毫无掩饰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

成年皇帝虽已有元辅威权震主的感受，却还不敢就此放手，他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赖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两天后，张居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再次上疏乞休。他提出一个兼顾国家政务与身家安全的折衷方案：只请假，不辞职，“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

如果万历当时准允，既能让首辅养精蓄锐，又能满足自己亲政的权瘾，或许万历新政将更有生命力。可惜年轻皇帝激昂之下略有踌躇，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尚未亲政的皇帝不敢擅自做主，还得先征求母后意见。

慈圣皇太后的回答很爽快，异乎寻常地恳切挽留张先生：“我深居后宫，不能监管皇帝裁决政务，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与诸臣不同，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以终先帝凭几之谊。等先生辅佐皇帝到三十岁再作商量，先生今后不要再有退休念头。”

皇帝、太后表态后，太宰王国光，太常寺卿阴武卿，吏科给事中秦燿，山西道监察御史帅祥等跟风交章恳留：元辅不可一日去！

张居正在皇室与群臣的恳切挽留下，失去了此生最后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李太后固然信任张居正，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为张居正平添了困扰。

她把国事交付给张先生也罢，平时动辄就拿张先生的威名吓唬小皇帝，给万历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要张先生继续辅佐渴望亲政的成年皇帝到三十岁。

跃跃欲飞的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意味着他至少还要再等十二年才能完全自主，憋在心里的那股愤懑无处释放，就转化为对老师的不满乃至敌视。

这也给朝中大臣和后世论者留下居正贪恋权位、欺辱幼主的错觉，使张居正蒙上很多非议。

最后的政绩

在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之时，张居正有过骄傲自负，更多的却是万般无奈，他没有既可平安离去、又不得罪皇家的两全之法让自己全身而退。既然如此，就只能肝脑涂地报答皇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了。

冬去春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五十七岁，这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年。正月，内阁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正式下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等折成银两，统一以货币征解，使赋役简单化，小民也因此得到喘息。

从此，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适应了商品经济勃兴的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都旨在平均田赋，为了有效管理田粮，吏部奏请拟补苏松管粮参政，不料此举没有得到首辅批准。张居正郑重向吏部指出，此官职，本是冗职，不仅不应推补，而且应该裁革。

明人对冗官深恶痛绝，吴国华说，最能扼制民声，又夺走民众生存之本的就是那些闲杂官员。多一冗官，就多一民贼。

张居正也深切体会到冗官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如今考成法已推行八年，政治相对清明，是时候裁减冗官了。张居正借此事向吏部下令，清查各省添设官员情况，核实上报，以备裁革，由是，全国掀起精简机构、裁革冗官运动。

北京各部院冗官，主事以下的，合并兼管，差不多已经调整完毕。不久，又裁直隶（今北京）、应天（今江苏南京）、凤阳（今江西凤阳）、浙江、福建、江西、陕西、郧阳（今湖北十堰）、南赣（古巡抚名）、贵州等地府、州、县官职，总共一百六十余员。

同年四月，户部尚书张学颜进呈历时数年、耗费数人心力而成的经济巨著《万历会计录》。明史谓“张居正为政，一主综核，其于簿书条例，尤其究心”，正因如此才有这部巨著的诞生。

明代会计录，大致相当于国库岁出、岁入总表，记录国家富庶期的盛况。会计录重新厘订全国上下各级行政区的收支，规范各边镇的粮饷数额，清点各库供应的数量，重订文武百官俸禄、盐茶钱诸法，以及钞关船料商税等项的收入额度。一来让政府清晰掌握收支状况，二来也让各级行政机构明了应收税额与存留、起运比例。

编纂《万历会计录》这部划时代巨著相当不易，历经王国光、张学颜两位户部尚书之手。两尚书精明干练，深得首辅倚信，在大时代的齿轮运转之下，被命运选中，投入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他们都是万历初年，推动国家富庶的幕后功臣。

经济改革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国防事业不容忽视。兵部尚书方逢时退休致仕，万历皇帝御书“尽忠”二字赐给他。方逢时和王崇古两人，对明朝北方的安宁贡献极大，如今先后退休，将才能臣的年迈衰老本属无可奈何之事，新陈代谢也理所当然。

蓟辽、宣大为帝国最重要的两大军事重镇，两镇因此隐然对立。张居正知道此非国家之福，他互调两镇长官来冲淡双方的排斥，平息内部摩擦。宣大出身的方逢时退休，张居正用蓟辽总督梁梦龙入主兵部。

梁梦龙文武双全，是张居正的嫡系门生，张平素非常欣赏他。这一举措，其他朝臣多有腹诽，但举贤不避亲，作为首辅，张居正所做，只是人尽其职而已。蓟辽总督由兵部侍郎吴兑接任，以遵守兵部和边镇互调的原则。

梁梦龙刚刚执掌本兵，浙江就发生兵变。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裁减东、西二营兵士月饷，引得兵土大闹，首领马文英、刘廷用率人将巡抚吴善言捆绑起来，殴打泄愤。

梁梦龙得知消息后立刻请示首辅，调遣何人赴浙平定叛乱。

张居正正色道：“此事得委派一个懂得兵法的人去处理。”

梁梦龙询问道：“张佳胤怎么样？”

张居正点头同意，两人立谈数语，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张佳胤此时已内调兵部右侍郎，随即改调浙江巡抚。

张佳胤接到命令，匆匆赶往浙江，抵达杭州后，新巡抚先下令废除不合理措施。乱民见此以为可以威胁，反而更加嚣张，在城中放火抢掠，入夜后，火光照满全城。

以礼相导不奏效，张佳胤便改用兵压，他吩咐游击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要赎罪，便先把‘乱民’平下来。”

兵士们痛打吴巡抚后，心绪惶惶，不晓得张巡抚会怎样处治他们。得此消息，兴奋至极，营门一开，刀枪齐举，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抚衙门。

张佳胤下令杀去三分之一，一面要大加奖赏马文英、刘廷用等平乱民的“功臣”。马文英等人高兴地跑来领赏，毫无提防地被徐景星捉住。顷刻间，“民变”、“兵变”完全解决，张佳胤不动声色地镇压下浙江二乱。这是他的谋略成功，也是张居正慧眼识人的成就。

刚刚平息了东南兵变，宁谧已久的西北草原又生变故。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春天，寒风尚在塞外逗留的时候，雄才大略的俺答汗驾鹤西归，鞑靼内部爆发激烈的王位之争，这对明蒙关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俺答生前恪守和平条款，约束蒙古诸部，努力维护封贡大局。张居正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特意嘱咐宣大总督根据番文奏请俺答的恤典，厚葬这位雄才大略的俺答，以示明廷天恩。

无论如何，俺答已死，双方和平稳定的局面能否继续维持？鞑靼的领导权，究竟属于哪一个？会不会再起一次分裂？一经分裂，更易促成土蛮的扩展，对朝廷害多于利。

一系列疑问顿时涌入首辅脑海中，成为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张相爷又想起三娘子。

十二年以前，因为俺答对三娘子的迷恋，才有了把汉那吉的投降，有了封贡互市，有了十多年的蒙汉和平。

况且今日的三娘子又绝非昔日可比，她富于权谋，在老俺答汗在世时，就已“兵权在手，上佐虏王，下抚诸部，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牢牢掌握土默特部的实权，成为当之无愧的实力派“铁娘子”。俺答汗这么一死，她的权势、威望更是炙手可热。

想当初，吴兑为总督宣大的时候，三娘子入关进贡，吴兑赠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迷倒了俺答。

从此之后，在朝廷和蒙古族的交涉中，三娘子便是朝廷的第一号友人。她严格遵守互市条款，始终维护明蒙和平。凡有违犯蒙汉友好条约者一律严惩不贷。

饮水思源，三娘子是一根绳索，有三娘子在便可以约束俺答，约束鞑靼，从而约束整个蒙古族。

张居正以大政治家的智慧清楚地觉察到：嗣封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加剧蒙古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明蒙十年来和平交往的大好局势将会毁于一旦。

按照蒙古风俗，部落首领应该由嫡长子承袭；明朝的封贡制度也规定，新顺义王应由部落首领继承。

俺答初死，支持当年那位一气之下投奔明营的俺答嫡长孙把汉那吉的念头划过张首辅脑海。观望少许，他发现把汗那吉的威望不够，实力不足，便吩咐大同巡抚贾应元等人，在众情惶惑之时一定要静以待之，随机应变。先了解其余候补者的基本情况，好语抚慰各部部长，等其中胜者继立成为铁定的事实后，再给与强烈支持。

最后，长子黄台吉继立的大势已定，明廷决议支持黄台吉，当然也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黄台吉必须恭顺明廷。

册封的权力在朝廷，要绝对服从大明王朝，才可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张居正期望三娘子再次嫁给鞑靼领袖，继续为朝廷做一个控制鞑靼的工具。

事与愿违，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讨厌他的为人，愤然离家出走。黄台吉不甘心美人就此离去，带着部队向西跟逐。

宣大总督郑洛认定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不嫁给黄台吉，尽管已经嗣封了新一代的顺义王，也难以左右封贡大局。他连忙派人捎信给三娘子：“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继续不绝。否则只是塞上一个鞑靼妇人，说不上恩赏了。”

三娘子恍然大悟，回到新顺义王的怀抱。

难以割舍的权力与事业

国事顺利进行着，大明王朝综合国力蒸蒸日上，首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他给自己倚信的治河名臣潘季驯谈及身体近况：近日眼疾、口疮、齿痛等疾病缠身，一副老骨头，大不如从前灵活。同僚劝他不要过度忧劳，身体才是人生的本钱，省思虑，进医药。

张相爷答谢曰：“我要尽我本分，怎能体恤个人安危？且疆宇未宁，百姓尚未安康，即便我发肤苟存，又有何益？”

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心为国的勤勉宰相。他常常中夜振衣，上朝的宫门还没打开，就先过去默默等待天亮，静静思考着这一天里又要面对哪些繁杂的政务。

长年的积劳成疾使首辅病倒了。他虽然请假休息疗养，但依然拖着病躯在私人寓宅中处理国政。张居正能为国家治病，却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什么病症。他最初只觉得委顿，后来才知道是痔疮，延请名医割治，但精神越发委顿，从血气亏损，转到脾胃衰弱，归隐的意念更加浓重，他计划在秋天乞骸回乡。

但他环顾四周，不觉悚然而惧。一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事业尚处在亟需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难以放手割弃；而且，自从“夺情”以来，反张言论迭出，尤其是很多年轻官员强烈不满张氏铁腕政策，倒张活动暗潮涌动，敌对势力一直伺机反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张居正明知天道忌盈，权重遭忌，却一面殷切呼吁告老还乡，另一面又紧抓权柄不放，捍卫改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风烛残年，他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坚持卧床批阅公文，竟以劳瘁病脾，伏枕擘画诸如减免赋税、整肃朝仪、加强边防、平均田粮、综核吏治等天下大事。

此间真正支撑他坚持不懈的，正是先贤诸葛亮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病重期间，张居正作诗《病怀》：

白云黄鹤总悠悠，底事风尘老岁年？

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

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

独坐书室不成寐，荒芜虚负北山田。

昏昏沉沉的病榻岁月中，他思接千载，虑鹜八极，想到庄子寓言中那位神力无穷的沧海客，又想到了本为汉武帝所器重，且已被传为仙人的东方朔。

世间功业，怎可能会在极为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做得尽善尽美？夜深人难寐，独坐书房，此时张居正牵挂的，就是他当年准备用来安度晚年的故乡田园！

在家养病的张居正回忆起和老师徐阶相识、相知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老师对自己有厚恩，隆庆时代，徐阶就以国事交付自己。十年前的抱负不但一一实现，许多方面远远超过老师当日的预期。

在困病中，张居正仍旧不忘为恩师请“存问特恩”（指皇帝下玺书派特使慰问老臣的恩典）。他知道老师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时期还早，但要提前准备。

他上疏向皇帝称述徐阶在皇祖嘉靖时，承严嵩乱政之后，拨乱反正，惩办贪官污吏以安定民生，制定法规以整顿边防，援引贤才。一时朝政清明，海内称治。请求皇上优礼耆硕，派遣行人存问，量加赏赉。

万历皇帝得疏以后，张居正随即派行人捧皇帝钦赐银两、衣币等奔赴松江府。

张居正担心老师年高神倦，疏于礼节，向徐阶送去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书信，提前告诉老师皇帝已派人前往松江府慰问老臣，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驰谢之仪。同时撒下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自己病情“渐次平复”，免除老师的忧念。

张居正还吩咐爱子张懋修请吏部侍郎许国代拟寿序。序成以后，张居正并不满意，重病之中挣扎着亲作一篇：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

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激浊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载在国史，志在搢绅，里巷耇长，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归老也，则挚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居正读书中秘时，既熟吾师教指，兹受成画，眼行唯谨。

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度，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

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惟吾师兼焉。

序中，张居正回忆年轻时在翰林院读书，受到老师的辛勤栽培；称赞徐阶为相扶危定倾的社稷大功，更是谦虚地将自己当政十年的功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徐阶做寿时，看到这篇感人寿序，不知会作何感受。可当徐阶读到学生的这篇寿序时，这位学生已经去世三个月了，将三十四年师生情义的哀思统统留给了恩师。

短短数月，人生途中，师生二人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徐阶惊闻爱徒离世噩耗，尤其感伤张居正未满六旬就先他而去，扶着病体撰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可称封笔之作，收录在他晚年编纂的《世经堂续集》里。半年后，徐阶也闭上他老迈的双眼，离开人世，好在徐阶终究没有看到这位得意门生家破人亡的悲惨一幕。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人对酒当歌，继续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政治巨星的陨落

随着病情的恶化，张居正上疏皇帝，称自己“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人之欲有为于世，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一具行尸走肉！有如一日臣客死于京师，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日赐臣骸骨，生还乡里，如臣没有死去，将来依旧可以效用于朝”。

款款道来，凝聚血泪，人之将死，其言也哀。

垂死的哀鸣，没有打动万历皇帝的心坎，皇上下达的手谕只说：“卿受皇考顾命，夙夜勤劳，朕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舍朕而去？宜遵照前旨，专心静摄，等到痊愈之日再辅理，慎勿再有所陈。”

为了抚慰功臣，万历又因辽东镇夷堡大捷，进张居正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子由锦衣卫指挥佥事进为世袭同知。

以前每遇恩赐，张居正认定人臣有先功后禄之义，往往推辞不受，现在他已经昏沉了，只说自己没有功德受封太师，不敢接受，但也没有坚辞。于是，在他去世前的第九天，成为明兴以来首席生享三公的活太师（太师乃文官最高头衔，明代大臣一般只有死去才封太师）。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太监带着皇帝手敕慰问居正：“听说先生不思饮食，朕心中很是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

病入沉疴之中，这位被世人比作汉代霍光、三国诸葛亮式的大明贤相，没有像霍光临终时只想到自己，“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奉祀兄剽骑将军霍去病”。他效法的显然是诸葛武侯，虽不能如诸葛亮那样为阿斗留下一篇千古传颂的《后出师表》，但还是为他的国家与皇帝举荐了一批身后可用之人，如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

万历相信张先生慧眼识英才，举荐的都是国家栋梁，随即令潘晟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没多久，首辅再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及侍郎许国、陈经邦、王篆可大用。

人才太多，一时记不住，万历就把人名粘在御屏上，以备召用。

潘晟是张居正考进士的房师，与张冯关系都很密切，冯保要求张居正推荐；梁梦龙、曾省吾都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王篆是张居正长子敬修的亲家；徐学谟善于写文，通晓吏事，半生在楚地做官，以后经首辅再三提携，现在也名列御屏。

有能力的固当推举以备国家栋梁之选，有关系的也在这一庇荫之下，身后如果仍有内宫和同僚的继续支持，不仅能避免仇家的恶意报复，自己的改革宏图也能持续推展下去。

这当然是最圆满的结局，但如今首辅昏迷，只得随他们去了……

六月十九日，元辅病势恶化。垂死之际，他对儿孙绝口不提身后事，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所报效的国家和天下苍生。

圣恩的眷顾和同僚的祈祷都没能留下首辅性命，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千余万明朝子民，在北京溘然长逝，遗下七十余岁的母亲，三十余年的伴侣，以及七个儿女、六个孙子。

万历得到元辅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并命令京师四品以上官员，在任锦衣卫统统守护忠骨归葬。沐浴浩荡皇恩，张居正嫡子嗣修赶忙上疏辞谢。

小皇帝又下圣谕褒奖张先生：“朕念先生受先帝顾命，鞠躬尽瘁，没而后已，忠劳可悯。”

张居正的葬礼，辉煌而隆重。

皇室宗室把元辅先生扶危定邦的精忠大功录在祭天文中，告慰大明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朝廷特许设祭坛九座，供来自各地的官、民吊唁，后来因赴吊的人太多，后来又增设七座祭坛，总共十六坛，备极哀荣。

两宫皇太后、皇帝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

张居正灵枢将发之时，内阁辅臣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疏请派员护送，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奉命护送先太师回楚。赵太夫人也在司礼太监陈政的护送下南下江陵。

炎炎烈日下，庄严肃穆的灵车及辎重车前后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鸿生钜儒多称引记功”，连沿路的武夫健卒、田畯红女都不禁为国家痛失贤良而垂涕流泪。

江陵风景依稀。

三十六年以前，一个年轻人从这里入京会试，成为新科进士；三十六年以后，他已归葬江陵，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张居正魂归故土，其墓地就设在嘉靖三十八年后他六载赋闲时栖身的“乐志园”内。这里的湖水还是那般明净，田园依然畦垄齐整、菜蔬葱笼，远行千里的主人如今归葬于此。

第十五章　权与血

梦张江陵

杨巍

我往留都日，是君寂灭时。

铭旌江上见，功业世间疑。

忧国仍流涕，谈兵未解颐。

醒来叹今昔，伏枕不胜悲。

政治大洗盘

张居正带着平生的辉煌功业入土，留给子孙与后人的却是无尽的恩怨与是非。

张居正去世以后，由天子亲自赠官上柱国，赐谥文忠。

上柱国为帝国极品勋爵，“文忠”谥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文”是曾任翰林院官员常有的谥号，“忠”是特赐，“危身奉上曰忠”，赐谥时，明廷对张居正一生功业人品评价极高。

明代谥法中，用词措字讲究高下之分，“文”字组中，“文正”乃最高谥，死后能被朝廷谥作“文正”是古代文官们梦寐以求的追求。相传明朝首辅大臣李东阳临死前得知自己将被谥“文正”，激动得连连磕头谢恩。

“文”字头前八谥的寓意及获谥代表人

谥　释义　得谥代表人

文正　内外宾服，内外用情，清白守洁　李东阳、孙承宗

文贞　清白守节，大虑克就，不隐无屈　杨士奇、徐阶

文成　安民立政，刑民克服，佐相克终　王阳明

文忠　危身奉上，虑国忘家，安居不念　杨廷和、张璁

让贤尽诚，杀身报国，世笃勤劳　张居正、叶向高

文端　守礼执义，圣修式化，严恭莅下　王家屏、沈鲤

文定　安民法古，纯行不二，追补前过　李春芳、申时行

文肃　执心决断，威德克就，身正人服　赵贞吉、王锡爵

文恭　尊贤贵义，敬事供上，尊贤敬让　张元忭、沈一贯

张居正的“文忠”谥在“文”字组排名第四，相当显赫。文苑领袖王世贞称张文忠公“业惟戡乱，勋表救时，在唐赞皇，复为元之”，赞美他是和唐代姚崇、李德裕相媲美的救时名相，正是当时公论。

张居正刚刚去世，余威尚在，廷臣言事凡涉及张相公，仍称首辅，碍于后继者张四维颜面，便改称先太师，以示尊敬。

一代权相的撒手人寰给帝国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尸骨未寒之际，已有无数人，打起心中小算盘，渴望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

没过多久，反张的声浪便如海啸般掀起，张居正的显赫随之被海浪吞噬。

最先受到波及的便是潘晟，潘大人是张居正的老师，也是他临终前选好的继承人之一。他早年忤逆严嵩而辞官，万历初年累官至礼部尚书，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一直毕恭毕敬伺候着他，如今终于出头，他了解潘晟的来头，潘晟一旦入阁，将与冯保一唱一和，压制自己，于是唆使言官接二连三地弹劾潘晟。

潘晟时已退休，当时正踌躇满志地由老家浙江新昌出发，准备北上入阁，途中得知被弹劾，只得照例请辞。

这时，离张居正谢世只有四天。

很快，张四维又和张居正的湖北乡党曾省吾、王篆等人发生冲突，随之将他们挤走，清除张党的大戏正式开演。

唇亡齿寒，张居正已去，昔日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冯保，这个张居正生前最大的政治盟友变成了吸引火力的活靶子。

望风承旨的御史江东之上疏攻击冯保的门客徐爵，矛头直指冯保。经过这次尝试，看见皇帝不置可否的“表态”，言官似乎摸准了万历的心思，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正中皇帝下怀。

万历兴致勃勃地说：“朕等这个奏折好久了。”

此时的万历，年届弱冠，已不是当年高拱口中那个“十岁的孩子”了，长时间的宫廷生活中，万历帝虽然锦衣玉食，但他对钱财却有着超乎寻常帝王的痴爱，皇帝身边的太监们自然了然于心。

冯保死对头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抓住万历这个弱点，便不断在万历耳边唠叨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万历的贪欲被他们大大煽起，随即逮捕冯保并抄没家产，同年年底，发配到故都南京闲住。

冯保由北京贬到南京，“犹携带佞儿数十辈，装载辎重骡车二十辆”，他从万历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带走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冯保最终结局，正史没有确切的说法，《明史·冯保传》简单以“久之乃死”四字一笔带过。

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中的记录比较具体，“冯竟谪死于江南，葬于留都皇厂，林木森郁，巍峨隹城，实天所以报忠臣也。先帝（天启皇帝）即位之初，秉笔王太监安，冯名下也，拟奏请恤典”，看来冯保的下场不算很糟，至少有高规格的葬礼和同行为他请恤。

查抄冯保家产时，万历得到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刚刚亲政的皇帝得此飞来横财，开始领略到抄家发财的滋味。

相门破亡的开始

冯保和张居正在政坛上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这是公开的秘密。冯保垮台，张居正必然在劫难逃。毕竟张居正一生居功至伟，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门生故吏遍天下，社会影响广泛，虎死余威在，反对派们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如何扳倒张居正这棵苍天大树呢？

张居正当年得罪过的敌人自然是倒张派的天然盟友，在新首辅张四维的建议下，君臣打着“收天下人心”的旗帜，一改先前口谕，声称皇帝当年一时糊涂，误听奸臣之言才导致降罚失当，召回那些忤触张居正而被革职、贬谪的官员。

这些官员良莠不齐，其中有因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而被谪，也有反对新政被罢，更有尸位素餐不称职被贬，将他们统统召回无疑是壮大反张势力，逐渐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步步升级，欲彻底搞臭张派势力。

反对派们伺机而动，先攻击故相三个儿子滥登科第，这一招连带着把张四维搞得忧心忡忡。他心知自己和次辅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猫腻，生怕牵连自己，和其他阁僚一起极力为张公子辩解：张敬修等人具备真才实学，只是兄弟三人都在其父首辅任内高中进士，难免令人嫉妒。若要息民愤，就让他们离开翰林院，调往外地，或再举行一场考试以服人心。

恰好这年“春闱”，又是天下举子会试京都的年头，人们臆测张居正五子允修也将在本年度“春闱”中高中科甲，随着他的遽然去世，张家诸子的富贵链戛然而断！

首辅尸骨未寒，万历皇帝不顾大臣劝阻，固执褫夺掉张公子们的一切功名，他们也无可避免地成为父亲推行改革的牺牲品。

当皇帝需要张居正时，可以给他和他的家族无限的富贵和荣誉；当皇帝要整治他时，这些又被翻出来，成为惩治张家的理由。

后继首辅们无不引以为戒，遇到儿子科考都有所顾虑，再也不敢堂而皇之地金榜题名。

打倒了张少爷，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府管家游七。言官纷纷攻击张府恶仆的种种不法行为，万历帝一怒之下命令锦衣卫逮捕他下狱。

张四维此时上蹿下跳，颇为活跃。他积极地向皇帝反映“舆论民情”：“故相平生操切苛刻，海内民怨沸腾，天下嚣然，现在已经去世，其法理当废除，以培植国家元气。”

在张四维的鼓动下，万历皇帝一反张居正所为：

前首辅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

前首辅用考成法加强六部的工作效率，现在废除考成法；

前首辅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复职；

前首辅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

乃至前首辅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以后也一概世袭了。

明光宗泰昌年间一位叫方震孺的御史饶有见解地对比了张居正的“繁苛”与后继者的“宽大”政策：“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而积渐所致，尤化为贿赂之乾坤，浸成一困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宽裕从事，元气未培而浊气先克塞于宇宙……”他认为正是张居正的综核严明缔造了万历盛世；尔后的“宽大”政策不仅没有培植元气，反而大开贿门，败坏社会风气。

见风使舵的言官才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不断建言推翻故相遗留“坏政”，揭发与他共事诸位大臣种种“劣迹”。“倒张”风潮吹遍了大明帝国的每个角落，张居正所用的人才也相继被罢：曾省吾走了，王国光走了，梁梦龙也走了……

自然，武将出身的戚继光、李成梁等也屡屡被弹劾，但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直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初，矛头所指都是张居正周围的亲人部下、遗规陋法，暂时还没有正面攻击他本人的奏章。

随着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的一纸疏文，对张居正的攻讦急剧升温。这个杨四知不仅平素与张居正无怨无仇，相反，他久为张相门上客。杨御史急于与死首辅划清界限，竟“弃暗投明”地把矛头对准昔日的主子。

越是亲近之人，反水后咬得越狠。杨四知无所不用其极，无中生有地扬言张居正奢侈无度，家藏两百座银火盘，无数夜明珠，一百多位美女；诸位公子砸花瓶以寻欢作乐；张居正归葬途中走五步就挖一口水井，走十步盖一座小屋。

如此胡编乱造的瞎话，万历帝却表示深信不已，言外之意，只要能搞臭前首辅，大家大可尽献“忠言”，这无疑给怨恨张居正的官员们吃了定心丸。

此风一开，与张居正有仇的报复泄愤，无仇的投机钻营，纷纷慷慨言辞告御状，告状信如雪花般飘向皇帝的案前。

在仇家的穷追猛打下，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才去世九个月的首辅被褫夺上柱国、太师头衔和“文忠”谥号。

反攻倒算

昔日首辅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斋祈祷；这股风吹遍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半个中国，都在为这功业彪炳的首辅祈祷。

如今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御史、给事中为了向当权皇帝表现自己的“忠心”和对“奸臣”的深恶痛觉，猛烈攻击死去的张居正，开启“平反”、“翻案”的端倪。

纠缠最多的莫过于刘台案。

刘台当初反对张居正新政而受到惩处，在张老师的求情下才被革职为民。这只是张居正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小小一笔，事情本该就此了结，可当时的张居正穷追不舍，毕竟刘台的奏疏触到了他的痛处，尤其是门生弹劾座师，使得张首辅颜面扫尽，心中久久不快。

首辅身边的鹰犬们自然看出老大的不爽，在刘台革职后不忘落井下石，张相公倒也顺水推舟，对此等献媚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刘台厄运连连，也给自己留下了阳奉阴违、小器易盈的恶名。

在首辅的默许下，与刘台有隙的大司马张学颜诬告刘台在辽东巡按任内贪赃数万两银子。他派遣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王宗载巡抚江西，调查刘台。

刘台毫无意外地被遣戍广西浔州，他的父亲、弟弟也遭到牵连。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刘台暴死在戍所，衣服棺材全无，十分凄凉。巧合的是，这对恩怨师生死在同年同月同一日。

刘台案的利用价值实在太大，御史江东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首先参了陷害刘台而升官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宗载、御史于应昌一本，揭发两人狼狈为奸，以杀人取媚张居正。

王宗载不久即被罢官戍边，就连财经功臣张学颜也受此案牵连告老还乡。

刘台案的翻案导致一大批亲张派官员遭罢黜，也是万历皇帝给官场的明确信号。

在倒张风潮中，同出张四维门下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冲锋陷阵，三人有如狠恶咬噬的鬣狗，否定张居正当国十年的一切建树，唾骂张居正为辄乱成法的“万古权奸”、“万世罪人”。

这正切中皇帝心理，万历皇帝给吏部下达指示：三君摘发大奸有功，一起破格提拔为中央高官。

三个以整人起家的暴发户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骂街才能，立即连升六级。皇帝用这种方法风示群臣继续落井下石，揭发前首辅的“滔天罪行”。

羊可立尝到了甜头，再次罗织张居正罪名：“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此论一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压垮张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辽王案，就此拉开帷幕。

话说末代辽王朱宪与张家渊源颇深，两人年龄相当，年少时曾是亲密学友。王爷嫉妒小张之才，在张居正爷爷张镇的酒中下毒害命以泄私愤。两家的矛盾自此不断恶化，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陈年旧事又被翻出，并和朝政大事混淆起来，成为清算前首辅的有力武器。

朱宪秉性淫虐，嘉靖一朝，同样出身楚地的肃皇帝学道奉玄，辽王也假装崇事道教，献媚于上。如其所愿，他博得皇上欢欣，特赐道号“清徽忠孝真人”，赐金印一枚及法衣法带等物。

朱宪总爱身穿皇上所赐衣冠在荆州的大街小巷耀武扬威，开道者高举“诸鬼免迎”牌以及拷鬼械具之类。更荒唐的是，堂堂藩王常常擅闯小老百姓家，一上去就开始涌经拜忏、踏罡步斗、掐诀念咒，美其名曰为之斋醮，临走不忘索取高额酬金。他为了炫耀符咒妖术，曾割街上醉民顾长保之头，一城为之惊怪。

隆庆改元，朱宪失去嘉靖这位保护神，御史陈省、郜光先相继弹劾辽王朱宪各种横行不法行为。温和的隆庆帝获悉后不禁大怒，本拟处死这个荒唐的朱家王孙，念他是宗室亲戚，免于一死，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高墙内。从此辽王便成了废藩，辽王府事宜由广元王代理。

辽王宪被废，与张居正并无直接关系，本不应牵连到他。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的发展是难以逆料的。经历了从藩王到庶民的震荡，辽王次妃王氏心里明白，必须厚诬张居正才能澄其“冤”，实现她的复辽美梦，继续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她串通反张言官，向朝廷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除了为辽王辨冤，还煞有介事地强调，大奸心怀叵测，湘王王坟都被大奸侵占，已废辽王家财，金银珠宝数百万计，全部流入大奸府中，张家富可敌国。

张居正当年听从朝使台官的建议，将父亲安葬在湘王坟附近，却为此被安上“谋葬王坟”的罪状；辽府金银更是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流散得无影无踪。

素有聚敛财富癖好的万历，看了这句话，不禁垂涎三尺，政治清算本已给皇帝立威，现在又有油水可捞，万历帝终于找到抄没张居正家财的借口，他放下手中一切政务，以“陷害亲王、掘人坟墓”的罪名，立即下旨查抄张府。

凄凄惨惨戚戚

一时海内震惊，朝野狐疑。

左都御史赵锦等正直大臣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上疏谏止，劝告皇帝念及君臣之谊，不要如此绝情。老首辅绝非贪鄙之人，他不过是垄断富贵，行事操切，得罪名教，才导致今日之祸。人情汹汹之际，言官为泄私愤，所言并不属实，如今天下太平，四海宁谧，居正之功安可泯？

赵锦深为忧虑的是，如果这么对待昔日勤勉操劳的首辅，必会留下政治后遗症，令之后的阁臣不敢任怨任事。

其言谆谆，但对见钱眼开的万历没有丝毫作用。

为了防止钱财走漏，步骤要比抄没冯保家产紧密得多。万历更是派了曾被张居正贬斥的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邱橓二人为首，率领锦衣卫指挥等迅速前往荆州，办理查抄事宜。

邱橓临行前，首辅申时行（张四维已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乡）、大学士许国等人也捎信请他们推“罪人不孥”之义，不要伤及无辜，制造冤案，以免“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给后人留下“今轻人重货”的笑柄。

其言谆谆，同样没有得到尊重。

邱橓属清介之士，喜欢以矫情博取浮名，张居正对旁人评议“此君怪行，非经德也”。

万历初年，很多御使向首辅推荐邱橓，终因张阁老的厌恶而弃之不用，此举深深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邱橓，这就成为他复起后报仇的张本。邱橓和司礼太监张诚主持的抄没，更是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

查抄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到荆州，荆州府、县两级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即刻亲自率领衙役兵卒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关进空房，门户紧锁，不供食水。

当时交通不便，张诚等人昼夜兼程，也走了半个月有余，五月五日才抵达荆州。

这时，张家老少，已被活活饿死十余口，尸体暴露于地无人收敛，任由路上饥犬咬噬……

邱橓、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竟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其惨绝人寰、酷烈之甚，四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发指！

在查抄家产中，府宅上下，不得安宁，女眷受尽猥亵，“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甚至连八旬老妇赵太夫人都不能幸免。

遥想居正当年秉丝纶抚驭华夷，纵横睥睨，威震中华；而今人归尘，功入土，子孙为囚，骨肉星散，行人为之紊泣……

张诚、邱橓更是辎铢必究，大加拷问，穷追硬索，硬要抄出传说中的二百万两银子，但把张家挖地三尺也只查抄出十万两银子。

这一结果与万历事先下达的目标任务相去甚远。

张居正为官谈不上两袖清风，但在当时贪腐成风的官场，身为首辅自律比较严格，很少接受下属馈赠。

明末秀才徐树丕在其笔记《识小录》中把张相和与他同样地位也被抄家的严嵩对比，感叹抄家之典的冤与不冤：“（严）相嵩富敌国，而奉旨所籍金银数仅得金二万三千，银二百二万七千，然其他珍奇亦称是矣……万历中所籍江陵相公物不及数万，而皆出尚方之赐，籍没之典固有冤有不冤哉！”

除了张居正生前合法的工资、奖金积蓄，在荆州张府所抄没的十万两银子中，不少都是其父亲、弟弟平时搜敛到手的，数目依然不算太多。

前来抄家的张诚惶恐了，皇帝听说张府家财百万才动狠心，如果带回去的钱财太少，皇帝怀疑自己私吞可得不偿失。他惨无人道，严刑拷打无辜的张家公子，逼迫他们低头“认罪”。

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认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匿于张居正亲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中。

话说张居正权盛时，附丽者众多，最亲信的当属曾省吾和王篆。两人品性不同，曾省吾有战功，有政绩，抚蜀时克平九丝，即在相门，从未倾陷一人；王篆则狡险贪横，仗势欺人，让张居正无故为他背上不少黑锅，真为名教所唾弃。

锦衣卫匆匆赶往三家，曾省吾身着方巾青袍，从容于后堂入谒，连不可一世的张诚都揖而送之；王篆则言词佞鄙，囚首楚服，口称小的，张诚更加鄙视，命人笞二十而遣之。

经过几番折腾，三家挖了个底朝天，查出的银子一共不足十万两。张敬修羞愤交加，他咬破手指，留下一纸千余字的绝命书为父澄冤：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

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

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

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

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

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

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世态炎凉随节序，人情翻覆似波澜。

那用生命倾诉的愤慨，那穿透宇宙的悲伤，有着坚强的绝望。

即使绝命书中，张敬修依然流露出强烈的求生欲，他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倾诉满腔愤慨，可眼看着黑暗中希望之火一点点熄灭，求天不应，告地不灵之后的沮丧。五月初十写完了这份绝命书，当晚梦中得到吉兆，以为事情会有转机，但接踵而来的会审又让他的希望完全幻灭，走投无路之际，张敬修悬梁自尽。

张敬修自缢，丢下弱妻幼子，希望其妻高氏将张重辉抚养成人。高氏得知丈夫自缢的消息，痛不欲生，用茶匙自毁容貌，然后含辛茹苦地守节抚孤，使张重辉长大成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状元郎张懋修也受不了如此折磨，先是投入井中，被人救起，后又绝食自杀未遂，侥幸保全了一条性命。

政治与人性的较量

张敬修用生命抗议的悲壮举动，撼动了多数朝臣的良知。

吏部尚书杨巍对张居正这样的经纬之才落此下场，悲不胜悲，他联合内阁辅臣与六卿，一起上疏为张家求情：“张某为顾命大臣，诚为专擅不假，但任劳任怨，侍奉皇帝十年，一念狗马微忠，亦或有之。臣等乞陛下降恩纶，宽其子孙，勿令颠连失所。”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名臣——刑部尚书的潘季驯更加痛彻心扉，他不怕触怒皇帝，请求保释张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

万历迫于大臣压力，装出一副“仁厚”的模样，无奈降下一旨：“张居正大负恩眷，遗祸及亲属。伊母垂毙失所，委为可悯，着令拨与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便马上差人传与张诚等遵旨行。”

贪婪的万历暂时饶过张家的家属，但是对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石牌坊等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交由当地巡抚处理。

酷吏官运果然亨通，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万历恩荫他弟弟为锦衣卫百户，邱橓也升任左都御史。

公道自在人心，尽管邱橓享有“清名”，但时人对他“悬赃酷拷，贻楚患数年”的罪行颇有微词。

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二人此时风光得意，深得圣眷，但后来张诚由于作恶多端，亦被抄家流放；那位丧失人性的邱大清官，次年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不久儿子也随父而去，孙子亦早夭。

再说张家的资产已被尽数榨干，万历却还耿耿于怀于潘季驯等人提及的张府饿死多人的情节。严惩“罪犯”本人就够了，一向标榜“仁慈仁义”的皇帝怎能容忍手下人干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为了挽回虚伪的脸面，他下令张诚查明回奏。

张诚身为抄家的领衔主管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避了饿死多人的事实，回奏皇上只有二人缢死。

万历皇帝觉得有必要杀鸡儆猴，让群臣知道此事绝不能再提，他故意混淆缢死与饿死的数字，声称潘季驯欺君罔上。

首辅申时行只得出面打圆场，为潘季驯求情说，当时人多音杂，潘大人听错情有可原。

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李植，自打发家后就到处炫耀：“至尊（天子）呼我为儿！”他这时更加活跃，顺着皇上旨意攻讦潘季驯是以“狗功”自居的奸党余孽，“故辅居正，勾结太监，藐视皇权，残害忠良，荼毒海内，即使斩棺断尸尚有余罪。潘季驯作为张党余孽，不说居正罪有应得，而说陛下损德伤体，欺上瞒下，若不速行罢斥，任他蛊惑人心，后果不堪设想”。

在群小的煽风点火下，万历抓住时机，把堂堂正二品的刑部尚书潘季驯革职为民。

此时，小臣肆意攻讦谩骂大臣，本应神圣的朝堂一时成了讼庭，两方唇枪舌战，喋喋不休。

就连当初忤逆过张居正的王锡爵都为自己举荐过李植等人感到耻辱，他反戈一击：李植三人从治张居正、冯保之狱以来，辄依附赵用贤等所谓君子，日寻戈矛，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天下不平之兆。

患难见真情。

张居正生前至交陆光祖，当初和首辅政见不合而告病隐退，复职来到京师，正巧遇到举国轰动的张案。他甚为反感言官罔顾是非、诬陷良臣、逢张必反的小人行径，严厉驳斥急于给张氏罗织罪名的少壮派官员：“江陵罪在刚愎、操切，但绝无贰心，皇天后土实所共知。故相非弄权，俯怨也，且拥护绸缪，其辅翼之功安可泯？”

在那个党同伐异的环境下，陆光祖一番慷慨直言害得自己又遭贬谪，但这还是无法阻挡任事大臣对朝廷上下邪人、邪气的抨击。

次辅许国郑重谴责吴中行、赵用贤等复仇党：“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

大臣们的苦口婆心终究没能解张氏之祸，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皇帝生母——慈圣李太后。但是，倒张运动期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在这个关键时间段里，李太后选择缄默甚至纵容儿子清算恩相。

恰逢李太后小儿子潞王即将结婚，她一心要把婚礼筹办得豪华气派，多次催促万历出银。

万历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随意挪用国库的银两，就把责任推到张、冯身上：“无耻臣僚尽献奇珍异宝于张、冯二家。”

李太后竟露骨地说：“既然如此，抄没必能获得。”

后人对她的微妙态度有着种种猜测，或许其中的原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可有一点是确定的，她起初信任张居正的才干及忠诚，在“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毅然把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可谓独具慧眼，说到底是利用才相以保朱明江山。

张居正对其知遇之恩感激不尽，誓死报答浩浩皇恩。李太后毕竟代表皇族阶层的利益，她无法摆脱阶级局限，就如同当年“逐拱”意在巩固皇权一样。

一旦精明强干的张阁老不在人世，对他们朱氏集团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必须彻底消除他的影响力，告诫臣子们威权震主的下场。

倒张之后，万历彻底亲政，李太后自此退出政治舞台，无论儿子如何胡作非为，她都无动于衷，尽情享受美好的贵族生活。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都察院按万历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对张居正做出最终判决：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万历命令执事官员把故相的“罪状”张贴于全国各地衙门，要六千万子民都知道他是大明王朝的“社稷罪人”。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张居正的清算已经做到尽头。万历皇帝视臣子若草芥，将一切罪恶都扣在居正头上，借此告诉臣子，江山还是朱家的江山，大臣无非是朕手中的工具，既可捧上云霄，也可打入地狱，即使有盖世之功也概莫能外。

翻脸如翻书。

人性的丑恶，往往在帝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亲政后暴露出蛇蝎本性，对功劳盖世的恩师元相视之如寇仇，不择手段地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特大冤案。

历史有情，它会褒扬一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人物事迹；历史无情，它会揭露鞭挞任何祸国殃民的奸佞污秽。

公道自在人心！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清初名士沈德潜就哀叹：“神庙始则尊如父师，过于宠；后至削籍破家，又过于薄。”

即使在张居正蒙冤的四十年后，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明皇朝对功臣的刻薄暴虐。隆庆年间与张居正在“请大阅”问题上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鉴于居正覆败后朝政日非，感怀时局，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

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

沉沉伏马周墀静，蔚蔚虞罗禹服新。

方进早除贤范远，祈奚内举圣恩频。

凭云一洒臧孙泪，药石年来味始真。

“药石年来味始真”是全词点睛之笔，“药石”不仅仅是治病用的药物和砭石，张相对于国家，何尝不是医治沉疴的一剂良药。然而这一切，当时人未必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置若罔闻，或非议诽谤，其中的“真味”只有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被人们知晓和体味。可真到这时，张居正其人，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

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人亡而政息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无论如何，申时行作为一个守成宰相，正如时人叶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面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他只笑笑说：“国有国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惟委屈调剂，维持政体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尔等以后自会明白老夫愚见。”

这回答深深体现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条本色，也多少有些讽刺老师张居正为政就是无国体也无政体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一针见血地痛批张四维、申时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张四维）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吴县（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凌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堕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彼蒲州者，诚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对其公允论道：“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诚哉斯言！

张四维、申时行等继任者为取悦一时，尽反张居正所为，博得宽大忠厚的虚名，背地里排挤异己。长此已久，国家纲纪不振，官员贪污纳贿，将士贪生怕死，后患无穷。张、申二人对于张居正诚乃罪人。

万历在这群无辅君之术的庸相小人纵容下，逐渐开始纵情声色，饮酒使气。他信任的太监，早已不是幼时的“大伴”冯保，而是坏过冯保数倍的张诚；他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这一切不得不说跟张申及其后之相有很大关系。

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我们这就来瞧瞧他们各自的“表现”。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张居正生前颇爱重此人，延接汲引甚厚，临终前还特意推荐他为可大用的人才。许国曾平定云南叛乱，被皇帝赐予海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牌坊现在已成为安徽省的国家重点文物。

许阁老为人倔强，与言官不合，多次痛骂言官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除了对任事大臣指手画脚外别无建白，这点颇似他的前辈张居正。最终因力争册立太子之事，申时行、许国纷纷罢相而去，内阁留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之短。

王家屏为人正直，他当初能够被遴选入翰林院也仰赖张居正慧眼识英才。王家屏德才兼备，上进心强，可惜家境贫寒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张居正不失为良师益友，赠予他很多珍贵图书和银币，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王阁老对此深深感恩在心，却也不曾曲迎权相。

张居正生病时，大臣小臣纷纷前往张府看望元老，甚至为他斋醮祈祷，唯独王家屏退而不前。张居正去世后，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在这墙倒众人推的严峻时刻，王家屏又能主动站出来，写信给自己学生为张家求救，上护国体，下泽朽骨。

王家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考中进士，仅经历十六年的官场风雨就顺利入阁。他为人厚道，特别维护言官利益，深受清流喜爱，可谓是万历年间官声最佳的首辅。

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皇帝勤政，此外，他也和前辈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此举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却遭到皇帝的忌恨，万历骂他沽名钓誉，一纸诏令让他告老还乡。

王家屏走后，本该是申时行的老乡王锡爵出任首辅。但王锡爵言行一致，他早年反对张居正夺情，现在自己家里遇有丧事，毫不犹豫地辞官守制。这样，赵志皋做了九个月的代理首辅。

次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腾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任首辅，到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九月其病故之时为止。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探花。

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榜眼，与申时行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他在阁中总是无条件维护申时行，难怪言官责骂申王二相“同恶相济”。

王锡爵建议万历“三王并封”，不料因此大损声名，被东林名流高攀龙骂得狗血喷头而郁闷回乡。

赵志皋起初也是热血澎湃，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亲自跑到张府，对比他还年轻四岁的张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警告他如果执迷不悟，会付诸青史遭万世唾骂。

张居正一气之下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学生贬到遥远的广东。赵大人荣辱不惊，格外淡定，在荒蛮之地饮酒赋诗，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官复原职。

但这位赵大人做了首辅以后却变得异常胆小怕事，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连一件实事也不曾办到。他任职期间恰逢日本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明廷抗倭援朝，赵阁老为求自保，竟把明廷在战争中的错误推在兵部尚书石星头上，害得石星死于狱中。

之后赵阁老更是消极怠工，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大概是他这种性情得到了万历青睐，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辞职奏疏，万历偏不遂他愿，直到死在任上。

赵志皋以后的宁波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他文采飞扬，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沈一贯早年也和张相爷不合，张居正儿子参加科考，沈翰林担任分房考官。别的考官认为张相公功在社稷，建议他优先录取功臣之子，沈一贯硬是不肯向权臣低头。

沈翰林给皇帝讲唐史，含沙射影地借古讽今，说如果顾命大臣不能忠心耿耿，无如小皇帝亲掌朝政。这话传到张相爷耳中，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编修更为恼恨，在自己任内始终没有提拔过风华正茂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首辅之路与前任一样，也是一事无成。当时司礼监田义冒着生命危险强谏万历撤回祸国殃民的矿监、税使，沈阁老却噤若寒蝉，连太监都看不起他。不过在他手上，帝国轰轰烈烈闹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搞定，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前往洛阳。

沈一贯为官操守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接受楚王朱华奎重额贿赂；他还炮制“妖书案”，企图把自己内阁同僚沈鲤和他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置之死地而后快。

沈鲤和郭正域都是万历年间的贤良忠臣，官声颇佳。沈一贯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在举国一片非议声中黯然下台。沈一贯回家后闭门不出，一味写诗自娱自乐，亦自嘲：

写真自咏

浪说图真岂有真，鬓丝何夜忽成银？

可怜落拓青藜子，独睹揶揄白眼人。

筹国无成疑燕雀，画师终不到麒麟。

从来后辈轻前辈，况我今先厌此身。

晚年沈一贯晓得自己“筹国无成”，实在颇为不易，此说是谦虚之词还是诚心悔过已无从考证，但他终究算有自知之明。

明人沈德符看得透彻，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人早年都敢于和权势煊赫的张相公唱反调，忤逆权相被贬谪而赢得士林的啧啧称赞，尔后由此“光辉事迹”而入主文渊阁，结果自己掌权以后也没跳出勾心斗角的怪圈，于国于民无所补救，人气骤然跌落谷底。

正如意大利经典名著《君主论》所讲：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

此时，群臣都结党相攻。在江南重镇无锡，被皇帝罢黜回乡的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形成著名的东林党。东林之外，还有齐、楚、昆、浙等地方党。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

沈一贯退休以后，由朱赓继任。朱赓是浙江山阴人，这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皇帝的种种恶习。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为人敦厚老实，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最后死在任上。

接着，两个福建籍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依次登场。

李廷机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张居正做次辅期间就很钦佩刚考取举人的李廷机，请他给儿子当老师，李廷机谢而拒绝。张居正柄政后，李廷机写信给张家公子，表示自己很敬爱令尊，然其晚年一些举措令其不敢苟同。

待李氏执掌政权，他和叶向高在内阁中私下交谈过眼前政局。叶向高认为，如今的混乱不堪都归结为当年张居正“擅权市恩”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他现在尚健在也一样无计可施。李廷机不以为然地表示，当年主少国疑，张居正可谓对症下药。

叶向高作为东林首辅，八面玲珑，与他之前的申时行、王锡爵、李廷机，之后的阉党老大魏忠贤都相处甚欢，却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推在死老虎身上。

尽管李大人操守极好，但清流认为他是声名狼藉的浙党领袖沈一贯的接班人，因此一再遭到炮轰。李大人禁不起再三弹劾，主动申请辞官，他先是把房子捐献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走人，自己独身跑到附近一所破庙住下，人称“庙祝阁老”。自古以来，宰相下榻破庙，也只有大明王朝的李廷机了。

“庙祝阁老”连连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苦苦请求卸任，超越当年的赵志皋，成为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奈，“庙祝阁老”顶着擅离职守的罪名，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自作主张跑回福建老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况且李逊之又是东林党领袖，吹捧同道无可厚非，这则笔记的可靠性不免令人质疑。

撇清了邹元标与平反张案的关系，我们来还原历史真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户部侍郎陈大道带领多名在京楚绅联合上疏，为沉冤四十年之久的故相张居正请求恤典。

恰恰此时，湖广荆州的张居正墓突冒白烟，整座墓园都笼罩在白雾之中，连续三天三夜方才散去。大概是功业彪炳的张相爷沉冤太久，苍天都为之哀鸣悲号，朝廷这才复其官衔、谥号，并赐祭祀，没有变卖的房屋一并归还。

降至大明崇祯年间，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江山日非，怀念五十年前江陵柄政时期的美好岁月。

汉阳人李若愚大声疾呼：“居正辅神庙十年间，事甚确。居正死四十余年，莫敢列其功烈……其诸孙被褐负薪，令人酸楚。问其才多可录者，合查当年荫典尽还之，尤未足偿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泪入地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争相讼居正冤，全面列举其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治理河槽、振作武功等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故相忠贞报国、不计得失的高尚品格。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了奏疏，抚今追昔，对天长叹：“臣工皆自保名利，似居正者，以天下己任，何叹国事不兴？”接着，皇帝正式下旨：“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吏部尚书李日宣等人合奏：“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崇祯帝恢复张敬修官职，赠谥“孝烈”，表彰他捍卫家父而自杀殉家的节烈，妥善安排其孙张同敞荫承中书舍人。

至此，张居正冤案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时，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奈何这位传奇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怨是非只有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这时，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居正生平曾自负地说道：“国家多难之秋，皆楚人挺身而出。”他不曾想到自己身后之冤的昭雪也是由他所敬慕的荆楚人士（如官应震、梅之焕、罗喻义等）不计风险，振臂高呼而成。群山万壑赴荆门，在为张首辅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被这风景瑰丽的楚地，仗义勇敢的楚人深深折服。

江山无恙慰英魂

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物是人非，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崇祯皇上抚髀长叹：有一百个庸相不如一个救时宰相。

可惜，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多久，统治中华大地两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终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而地球彼岸的西方国家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朝着近代社会迈进……

不得不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下亲到江陵，要张居正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留绝命诗“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自焚而死。

荫封中书舍人的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后来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做了南明兵部侍郎，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兵攻桂林的那天傍晚，他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面。瞿式耜劝他逃亡，他却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

翌日上午，两人被一同押往靖江王府，后软禁于桂林。最终在被囚禁四十余日之后的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闰十一月十七日，与瞿式耜在桂林英勇就义。传说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仍然向前行走三步，然后才倒下。

疾风知劲草，不论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中华文明每当发出“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的哀叹之时，总会有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君子死社稷，何憾之有！

张居正一生为国，死而后已，虽然身后有过落寞委屈，也有沉冤昭雪。这个家族传承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张氏后人的义举，正是他们血脉中这个烙印的最好注解。

与其师张居正近来不断为人啧啧不同，神宗不神，定陵不定，张门惨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始终难逃“明实亡于万历”的学术论断，他作为朱氏家族的罪人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公正即在于此。

张居正的一生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传奇，也留下了擢数不尽的遗憾。他在政治中成长，在政治中成熟，在政治中成就丰功伟业，不期亦在纷繁的政局中身败破家……最终，他又在时局的召唤下洗耻雪冤。

那些曾经令人艳慕的功名富贵，终究要化作一缕青烟无情地散去。他生前固然遂行其志，然而毕生的心血精力却随着泥土被埋入九尺黄泉。正如他年轻时所作《适志吟》：

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

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

他建功立业时一定气宇轩昂，处于平和时一定深沉淡然，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一再被大富大贵、大灾大难所缠绕。是是非非伴随其生前身后，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他的诗意也就变成一种空灵，留给后人无限的思考。

斯人已远，斯事可鉴，斯情可叹，斯业可颂。

附录　与文坛领袖的江湖恩怨

这班同学不寻常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恰逢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之年。当时的科举考试，既是对参考者多年苦读的文化水平考试，也是统治者选拔治国之臣的重要途径，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研究生再加上公务员考试的混合体，录取比例之低更是令人咂舌。

金榜题名是每位读书人的梦想，自隋朝起至二十世纪初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多少人皓首穷经从弱冠之年考到年逾古稀，都未能取得一功名，竞争之激烈可窥一斑。

和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选秀时新秀球员有大小年之分类似——好的年份你就算在第十三顺位都能选到科比这样的天才球员，而差的年份，如同大名鼎鼎的水货状元布朗那样的球员也比比皆是。科举考试或许有瘸子里挑将军的尴尬，时不时也会出现人才井喷的场面，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便是一次天才云集的考试。

这一榜的进士人才济济，应该算得上是明朝科考史的“丰收年”。纵观金榜，他们之中日后有的成为杰出的首相，有的成为封疆大吏，还有的成了一流的文学家……

尤其有两位名垂千古的人物蛰伏其中，他们的名字和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其他进士相比，留给后人更多更深的记忆。两位青年此时看上去与其他进士尚无二致，可谁又能想到，两个传奇人物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有了交集，这次科举，也成了两人今后几十年剪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微妙开端。

他们就是二十年后咤叱风云、在大明政坛搅起滔天巨浪的政坛领袖张居正，和隆万之际独擎文坛大旗、盟主文坛二十年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生，通常有两个方向，或是经天纬地，成为治国安邦的良臣；或是蜚声文坛，留下传诵千古的文章。张居正和王世贞作为践行这两种人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也正是当时万千学子命运的一个小小缩影。

王世贞，字元美，晚年自号弇州山人。或许有些朋友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明代奇书《金瓶梅》，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金瓶梅》传说中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被人怀疑是王世贞。尽管《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没有定论，但亦由此足可见王世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同凡响。

王世贞比张居正年小一岁，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衣食无忧，生活颇为宽裕。他祖父王倬历官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最终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父亲王忬也做到都察院右都御使，所以王世贞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

王世贞从小耳濡目染，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年纪轻轻就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领袖，中晚年则独领文坛达二十年。

严嵩父子权倾朝野之际，王世贞初入政坛，他不乏文人的理想主义，坚决不依附权贵，和彼时的张居正境遇类似，两人的仕途都颇为不顺。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他们的同年杨继盛挺身而出，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杨继盛的作为在当时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的呐喊没有唤醒嘉靖皇帝，自己也落得个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此时的张居正并非没有正义感，但老成持重的他选择了沉默并等待时机。

王世贞则书生意气大发，他毫无畏惧地入狱探望被严刑峻法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杨继盛，还时不时送汤药为其疗伤，与此同时，王世贞还充当起可怜的杨夫人的秘书顾问，为其代写伸冤疏投给皇帝。

可惜王世贞一番努力也没能挽回直言敢谏的杨继盛被严嵩杀害的悲惨命运，王世贞提前准备好棺材收敛故友的尸体，并亲自到刑场祭奠好友，充分体现出不畏生死的文人风骨，但无疑也是对严首辅的极大挑衅，让自己成为严嵩的眼中钉。

老谋深算的严嵩，舔着带血的牙齿伺机报复。吏部两次拟定才华横溢的王世贞离开京城出任提学使，都因严丞相从中作梗而被否决。严嵩更是抓住机会，将他父亲逮捕下狱。王世贞如梦初醒，立刻辞去一切官职，和弟弟王世懋到处寻找好心人解救父亲。

王氏兄弟病急乱投医，俩人索性数日跪伏在严府门外，连连磕头，但严嵩不为所动，王氏兄弟到底还是没能让父亲得到宽恕而被处死。

王世贞从此心灰意冷，绝意仕途。

十多年以后，权倾一时的严嵩一派轰然倾覆，严世蕃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相传严世蕃行刑那天，王世贞和他弟弟王世懋兄弟亲赴刑场，私下花钱买通刽子手，刽子手行刑之后，早有预谋的王氏兄弟不放过其尸体，拿到了严世蕃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二人回家之后，将严世蕃的尸块扔在锅里煮熟后，献到父亲王忬灵位之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接着食人之肉以为父亲报仇。

这件事虽说是报杀父大仇，也从侧面显露出王世贞睚眦必报的极端性格。

严氏父子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张居正作为徐阶多年来一直关爱有加的学生和主要智囊，亦扬眉吐气，正式入阁拜相。

还在太仓老家舞文弄墨的王世贞听说自己的同年张居正已经飞黄腾达，不由欣喜万分，对好朋友戚继光连连称赞：“江陵相公诚谓社稷臣，今日作相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

王大文人不愧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孝子，时刻不忘含冤蒙屈的父亲。看到昔日的仇人严嵩倒台，自己同年开始在朝中慢慢掌权，是时候为父亲讨一个公道了。王同学给年轻的张阁老修书一封，请求新进的张相和所有内阁阁臣为父亲平冤昭雪。

首辅徐阶早就看中王世贞的才华，认为他必定会掌控天下舆论话语权，有意将其笼络至自己麾下，爽快答应为王之父平反。这时，高拱却跳出来强硬阻拦。

高拱素来志向远大，不甘居人之下，他与王家未有深仇大恨，此时不过是故意和死对头徐阶作对。可怜王父，死后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后来王世贞在自己的作品《嘉靖以来首辅传》中，也不忘千方百计抹黑高拱，便是报此之仇。

囿于资历太浅，张居正在此事上没有明确表态，所幸王抒还是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爱憎分明的王世贞自然对徐阶首辅感恩戴德，其中也未必没有张居正的功劳。

伸出橄榄枝

隆庆朝拨乱反正，朝政大新，可惜倒霉皇帝苦苦等待二十年得来皇位才坐了六年就一命呜呼。王世贞最为讨厌的阁臣、隆庆皇帝最为依靠的元老高拱骤然失去靠山，落荒被罢。取而代之的正是王世贞那位最有出息的同榜进士张居正。

张居正励精图治，求贤如渴，如何安排部署享誉中外的文苑领袖王世贞，提上新首辅吏治工作的议事日程。

老成的张居正深知网罗人才最重要的绝非文笔好坏，要先考验王文人的适应能力和行政能力，遂授予王世贞湖广按察使一职，派他到自己老家做官。

明朝在地方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掌管行政、司法和军政，合称三司。湖广按察使作为湖广三司之一，品级颇大，是正三品的地方大员，相当于今日湖南湖北两省司法院院长。

这么重要的官职到底还是没能遂王世贞之愿，王文人嗜好文史，毕生的最大愿望是做兰台史令，修撰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国史，成一家之言。

张首辅安能不知老同学鸿鹄壮志，此时的首辅，安排官员更需全盘统筹而非个人私交，他不但没安排王世贞任职翰苑，还派他去遥远的湖广当检察官。王世贞书生意气，面对如此落差只有失望郁闷，迟迟不肯动身以做无声的反抗。

消息灵通的张居正很快闻知王同学心思，连忙去信安慰鼓舞，敦促他早日就任。诚然，王世贞所长不在吏治，而在文词，人尽其才就应该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文学特长。

正巧此时一个绝好机会向他们走来——三年一度的湖广乡试拉开帷幕，首辅连忙嘱咐王世贞担任乡试第一主考官，以便他大显身手：“今岁乡试，诚顾得公大雅之作，以为程式。”

同时首辅积极协助王世贞工作，向湖广巡抚舒念庭介绍王世贞其人其才：“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

可见张居正颇费苦心，考虑周详，安排细致，诚心希望培养一个才华横溢的助手来协助自己的改革大业。

可惜王世贞不改初衷，在当年乡试所做《湖广策问·国史策》中，又充分表达了登兰台做令史的美好愿望，再次委婉地告诉首辅，我王世贞之志不在做地方官。

面对老同学的真情告白，张居正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了解老同学虽才高八斗，但并不适合在血雨腥风的政坛摸爬滚打。王世贞也完全没想到，精明的张首辅早就苦心为他设计了一条官场升职捷径，这个按察使不过是为他下一步升为京官的跳板。他没理解张同学的良苦用心，也让自己的前程蒙上了一层尘土。

在首辅的关照下，王世贞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二月内转为太仆寺卿；九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

短短一年之内，王大才子由正三品的地方官转为正三品的京官，尽管品级没有变化，但古往今来，相同品级，京官的魅力远远高于地方官。尤其在明朝，做到正三品的京官就很容易步入六部尚书或是内阁大学士之列。

再说王大人的新工作郧阳巡抚，该府位于湖广荆襄地区，山深地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为流民聚居之所，在这里担任官职颇能磨砺人。首辅顾念同年之谊，屡屡拔擢文坛宗主王世贞，更向天下士子们宣示着阳光开明政治。自然，安置王世贞做自己家乡的巡抚，于公于私都是极大的托付与重用。

这期间，王世贞顺风顺水，也尝为首辅的老父老母撰写过文采飞扬的寿辞，深得两位老人的欢心。

歌颂首辅的父母还不过瘾，王世贞又作《世德庆源祠记》，把张首辅的数代先祖通通高歌一番：他称赞张居正高祖张诚“廓落好施予”，曾祖张镇“自喜为施予益甚”。

“醉翁之意不在酒”，王世贞最后终于进入正题，歌颂起张相爷：“为德者各满其分而已。二公之为德，于所知，则所知尽为德。于力所及，则力所及尽。虽太岳公，亦尽其所知与力所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满于分均，而发于不忍之。”

张居正看到这些也非常感激，连连向他道谢。《张太岳先生诗文集》中收录了张居正给王世贞的多达十五封书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世贞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欣赏，尤其欣赏他的文才、词采。

卖弄文笔、为首辅歌功颂德只是王世贞生活的小插曲，他在郧阳的五百余个日子里，大多是在巡抚衙门的寂寥中度过的，常常趴在办公桌上发呆。

交恶

这一年（万历二年）赶上好时候，皇上下诏免除江陵租税。江陵知县李应辰派张现负责丈勘田亩。可府学生员许仕彦认为，张现对他每亩地的田产所报超出正常数额。李应辰又派巡检范应瑞复勘，发现其仍隐匿田亩。

许仕彦硬是不服，“揭竿而起”，上演了一出“挟知县以令诸侯”把戏，并多次提出无理要求。李知县被这么一折腾，就给巡抚大人王世贞打了小报告，并上交辞职信以示威胁。

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同样的报告，于是他即刻申奏朝廷从重惩处隐匿田亩者。

这本是一桩再平凡不过的民事案件，可此案的幕后主使王化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小舅子。

这个背景使得本案变得错综复杂。好在深有城府的张居正了解文人本性，他通情达理，一方面为自家人辩护，一方面也理解王世贞，没有为此责难他，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此后，王世贞凡有纠劾贪纵、举荐人才、刷军政、清屯田等上疏、请告，张居正几乎毫不留难，一一照准或呈上。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或许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或许是远离江南老家终让王世贞忍无可忍。

这年晚春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忽而阴风阵阵，一场地震席卷了湖广与河南的部分地区。巡抚王世贞递上《地震疏》报告地震情况。

作为地方要员，王大人如实汇报灾情即可，可王大人毕竟是文坛领袖，奏折文末，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议论：“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影射权臣专权而导致天下不安宁，是祸乱的根源。

张居正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地震疏》触犯到了张居正的底线。从此，二人真正交恶。

王世贞也并非不知自己的侃侃议论渐失首辅之意，可他非但没有收敛，还给一位在京做官的宗人大谈首辅八卦：“相公情窦渐开，浸耳目之好，恐非宗社之福……”

宗人听着有趣，便悄悄告诉了一个张居正身边的好事之徒：那个王世贞闲得无聊，很是嫉妒首辅身边的美女，莫非他想偷一个回家调戏？

多少曾经坚比金石的友谊尚且经不起小人的挑拨离间，更何况张王二人早已心生罅隙，且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遥远的楚地。三人成虎，张居正对王世贞愈加不满，“积不能堪”。

张首辅身边自然少不了善察言观色的跟班，没多久，望风承旨的给事中杨节疏劾王世贞大节已失。

事情到了这一步，王世贞出击了。他一口咬定是张居正背后施展阴谋诡计处处算计他，暗暗对天长叹：“此江陵始终弄我也。”

事已至此，他心生怨恨而辞官回家。尽管王世贞心里怨恨张居正，但对自己亲家，治河名臣潘季驯说起自己罢官始末，则归罪于与言官不合，而非江陵公有意为难他。

俨然一副宽宏大量的儒者姿态。

平心而论，文豪赋闲在家未必不是好事，握持大权者需善权衡，通谋略，知兵懂武，精于智术。文艺天才的理想工作莫过于创作精神财富，远离权力核心乃英明之举，否则哪能留下等身的著作？纵观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家，哪位不是饱经人世沧桑才留下千古不朽之作？

罢官回家的王世贞，生活重新回归平静，有了充裕的时光舞文弄墨，表面上对首辅依然很友好，时常厚礼相赠。首辅父亲去世，王世贞并没有激烈反对首辅夺情起复，而是“悲痛”吊唁张文明，为他写下神道碑歌功颂德，还安慰张居正节哀，不要过于悲痛贻误国事；但憋藏在心中的抱怨，一天都不曾停止。

王世贞除了与张居正的直接矛盾，他与同乡王锡爵相互友善或许也是两人构隙的间接因素。王锡爵本来就与张居正不睦，张居正夺情，要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王锡爵带着史馆十余名同事跑到张府上求解，张居正硬是不予理会。

王锡爵英勇无比，无所畏惧，径自闯入张相私宅，指着首辅鼻子切言痛批，一时把堂堂张相国气得要拿刀自杀。

次年首辅回家奔丧，九卿大臣都联名上奏，请皇上早日召还首辅，唯独王锡爵鄙视他们卑躬屈膝依附权臣，不肯署名。

王锡爵这种独立清高的作风在当时相当有市场，拉拢了一批以气节自负的青年官员。张居正十分厌恶王锡爵，想动他又抓不到把柄，临死前都不忘骂他是奸邪之人。

王世贞晚年偏偏与张相爷讨厌的王锡爵情同兄弟，两位皆因张居正而赋闲乡居，亲密得形影不离，一起吟诗作画，王世贞甚至还拜王锡爵次女昙阳子为师，与王锡爵同入恬淡观。

说到昙阳子，她的名气一点也不比其父小，在晚明可是家喻户晓、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侠。她坚守爱情，甚至要为不幸早死的但又从未谋面的未婚夫终身守节，自己做了道士，最后白日升仙，为“夫”殉情，年仅二十三岁。

昙阳子白日飞升那天，十万之众聚集在太仓城目睹盛事，又哭又拜，经日不绝，汤显祖那部响彻古今的名剧《牡丹亭》就是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

或许张居正雍容端庄的高贵仪表令人心驰神往，俨然成为当时小女生心目中的政坛偶像。尽管其父和张居正有着不小的过节，但这并不影响昙阳子对相爷的崇拜，称赞张相爷乃是一世豪杰。昙阳子在世人心目中就是一神仙形象，被她崇拜的张居正在当时自然是老天注定的政坛大腕。

昙阳子升天以后，王世贞为她树碑立传。传文不久传入京师，好事之徒闻风而动，欲兴大狱而向首辅献媚，一箭双雕，将二王（王锡爵和王世贞）一网打尽。张居正颇不以为然，保持着异常的冷静，认定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足道也。

在志在革除积弊的张首辅眼里，改革才是第一要务，只要王世贞不妨碍朝廷的大政方针，不挑战他的权威，张相爷断然没有心力，也没有时间蓄意打击报复。过分打压自己的同窗，于情于理都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一介书生的王世贞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政治高度，蛰伏家中的王才子，等待的只是一个可一吐胸中恶气的机会。

文人的笔

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八年后，他在刑部尚书任上没多久，再次被人弹劾辞官，并于同年死去。

王世贞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值举朝争索张居正罪过而不敢言其功的岁月，而与首辅有着恩怨情仇等复杂关系的文豪又会怎样看待这位亦敌亦友的重要人物呢？

首先，王世贞研读历史多年，还是深明大义的。他肯定江陵相业，反对把一切罪恶都扣在张居正头上的行径。

隐居不仕的王世贞对政局的反复无常也深为忧虑，他向友人石星表明自己立场：“江陵晚途骄奢贪权，诚有罪矣，然台谏织其罪以求爵禄，不过逞一时之快而无建树，于国于民无裨益，终速大祸而乱国家。尔曹食君之禄，即当分君之忧，断此风气，方为良策。”

王大师表面上的客观公正、心胸宽大，却掩饰不了骨子里对张居正的痛恨。他出身名门，自诩才高八斗，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文才一时天下无双，后来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连累家父，生活陡变；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同年进士，考试成绩比他优秀，长相比他英俊秀美，仕途比他通畅顺利，能力比他精明强干，社会地位比他显赫，也比他受太后和皇帝的宠爱……

总之，再比下去王世贞恐怕想死的心都有了，同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王世贞看着张居正这么风光，心里那是羡慕、嫉妒、恨。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世贞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熏陶下，也渴望入朝做官，施展抱负。所以，他才会甘心放下身段去巴结讨好这位同年首辅，绞尽脑汁为他父母写文采飞扬的寿文，给张相爷本人赠送自己收藏多年的名贵字画。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阴差阳错之下，王世贞最终还是被张相爷给弃置不用，就连他自诩的文采也被讥讽为花瓶，可以欣赏品鉴而不能重用。真正刺痛王世贞的，正是张相爷对他才华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对一个自视极高的人来说，比当面羞辱更为不堪。

王世贞作为文人，拾起手中的笔杆子，在张居正死后蒙冤又遭到天子的严厉处罚时，开始了自己的报复，在其得意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张公居正传》里，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

他以传主的同年兼散文家的身份揭露了很多事情的所谓内幕，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之词，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任用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名将；考成法朝下而夕奉行，其势如无所不披靡。

可是笔锋一转，王世贞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器小易盈而天性刻薄，而且他自己也无所顾忌，毫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

传记又说，张居正是因为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细节描写如身临其床榻之侧，较之小说也不遑多让。

为了丑诋张居正，王世贞阴损到不惜把戚继光等好朋友也拉下马。他说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首辅，才换得兵部尚书这一重要职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人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进献。

同时代另一位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看似极平淡的文字，叙写了张居正生前死后与两位“同年”王世贞、汪道昆的关系，其中绝妙的对比手法，生动展示出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及人格分野。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寿辰。弇州、太涵俱有幛词。谀语太盛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涵垂殁，自刻文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七十岁的生日，王世贞、汪道昆作为张居正的朋友，按照当时的交往礼仪，他们俩各写一堂寿幛致贺，偏偏这两篇寿幛，鉴别出了王、汪两人的品行人格。

汪道昆是安徽人，也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他文武兼备，在福建巡抚任内，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军功屡受擢拔，职位直至兵部侍郎，在仕途中少有颠簸，也算得上一帆风顺。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考虑到汪道昆与戚继光的深厚友谊，就派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巡视蓟、辽一带。

岂料这位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汪道昆，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自己那位好朋友——不徇私情的铁面宰相给免职了。这时，他才不过五十多岁。

汪道昆从此便自称“天游子”，隐居于黄山脚下潜心写作。想当年，汪道昆也是张首辅面前的大红人，正是张居正的欣赏重视，他的作品才红遍大江南北，身价随之骤升，一举跻身文坛领袖之巅峰，引来同行王世贞的嫉妒。

汪道昆为表达感谢，给张首辅父亲写的寿幛深合张居正意，赢得首辅的啧啧称赞。

寿幛云：“海内颂相君功德，必本之乎先生，此则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矣”，赞赏张文明“无成心，无德色，无溢喜，无私忧”且“有子得君而相之，泽被天下，而不以为惠”，堪称“众众父”，老爷子的诞辰理当为“社稷之寿”。

后来，面对昔日风光同学的惨剧，与张居正同样有过恩怨情仇的汪道昆没有墙倒众人推，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理性。他在日后再版的文集中依然留存着当年的寿幛，见证他们的友情。

他油然而叹道，张公之祸在所难免，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而这大权正是天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失位，效忠国家就意味着蔑视皇帝！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就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汪道昆的评论一语道破天机，深刻地道出帝制社会下，君臣之间无数冤案悲剧的根本缘由。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王世贞没有汪道昆的胸怀，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羞辱，不仅销毁掉与张居正有关的一切信函，甚至重金派人抹平当年为张文明撰写的神道碑……

二人相较，品性高下立判。

史德

《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以外其余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还引用孔子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居正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严厉批评诋毁张居正，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由于王世贞是明代数一数二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大师晚年颇为自豪的作品，所以晚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

当今很多网文谩骂张居正贪婪好色，滥用春药，都是拜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所赐。桃色新闻不失为抹黑人的最佳途径，王氏史书亦由此博得广泛市场，但众多历史细节到底是真是假已然无从知晓。

《嘉靖以来首辅传》尽管流传广泛、影响长远，但如“王怨夫”这种“爱憎分明”、任肆褒贬的史德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

吏部尚书孙矿在《月峰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中就曾告诫朋友：“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

明末清初的青年学者吴炎与另一位史学大家钱谦益也讨论过王世贞，批评他眼高手低，善于攻击别人的缺点，还总以己度人。譬如这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徐阶、张居正二公的溢美溢恶，就不足为信。

连清初参与撰修《明史》的学者汪由敦都看不惯别人过分推崇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做法：“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情，不足以据为信史。”

不可否认，王世贞的确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史学家，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客观公允地记录下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其次才是文采。

没有公信度的史书谈不上万世信史，史书编撰者写下的每个字都会影响后人对其人其事的看法，秉笔直书是考验史学家道德和责任的基本准则。可这位王大文人，却将史书当成了自己泄愤的工具，扭曲塑造百年张居正形象，有失忠厚，不能不令人惋惜。

政坛领袖和文坛领袖的故事结束了，无论此二公生前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精英，早已作古而且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只是王大师生前那部有名的大作无论真伪，都成为我们后人了解张居正其人其事的重要史料。我们也只能从传之后人的只言片语里去努力还原当初的事实，让历史画面变得更充盈丰满。

政治家可以掌控文学家的宦海沉浮于一时，而文学家的笔杆子却能臧否讥讽政治家于万世，可见文人万万不可惹，也惹不得哪！

注释

[1]张居正去世以后，这座建筑改为京师全楚会馆。全楚会馆也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演绎出不少传奇故事。它后来成为私人住宅，清朝不少大文学家都曾入住。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亦曾多次莅临于此，留下光辉足迹。全楚会馆历经数百年沧桑，无数名流在此驻足休憩，其规模宏伟可窥一斑。世事变迁中，会馆仍与他最初的主人一般素雅静默，不改仪容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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