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浅浅的弄堂中藏着多少长恨歌？吴侬软语的关切中又是何种的温柔？

……

伸手抹去一层层细细的灰尘，却也抚出人事飘零、情怀匆匆若水的茫然。恍如一出出的戏，幕启幕落之间，藏半帘梦影。

……

淳子，上海籍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史及张爱玲研究者，同济大学海派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文化散文集《上海闲女》、《上海留声》（与陈钢合作）、《玻璃电台》（与陈钢、李黎合作）、《上海才子》（与宋路霞合作）、《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前天》、《白天睡觉的女人》、《与名人约会》、《张爱玲城市地图》系列等以及剧本六百万字。

伟立，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上海话发音人“的合格候选人。“老三届”中学生“高考一九七七“的幸运者，都市文化的精神漫游者，关注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及海派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上海格调

淳子　伟立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格调／淳子，伟立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6-3425-5

Ⅰ．①上…　Ⅱ．①淳…　②伟…　Ⅲ．①生活方式—上海市　Ⅳ．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6204号

策划统筹　　刘毅强

责任编辑　　杨　凯

助理编辑　　马莎莎

装帧设计　　王震坤

上海格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125　字数280,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425-5/K·791

定价：3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9886522

序

李天纲

淳子有个短信过来，说要为她和伟立合作的新书写一些话，放在前面作个序。当时想着简单，贸然答应了。传过来的淳子和伟立的《上海格调》，那可是个高调，真是要我跟，真的让我序啊？既然答应，只有从命，勉力写些感触，或许能说点什么道道，给淳子交差。

《上海格调》是那种热爱生活，赞美城市，迷恋上海，一唱三叹的咏叹调，调门蛮高的。淳子爱上海，她在东方电台的听众们，早就知道。随她在空中行走上海，常常有精妙雷人的赞词跳将出来，这一回，我们也在书里读到了。近几年，上海街头的流行语是“腔调”，常看见一位艺人说“做人要有腔调”。放到书里，作者们抿嘴说：“格调”，不是“腔调”。“上海人的腔调，是形象；上海人的格调，是精神。”开宗明义，淳子他们要的就不是形象，而是精神。或者讲，《上海格调》，讨论的是上海人的精神状态。

看《上海格调》那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的笔调，想起张爱玲的《流言》。记得淳子是写过一本《张爱玲地图》的，她是“张迷”。张爱玲在大都市里寻俗觅雅，在人情练达中说东道西，这种风格，《上海格调》里有很多。按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的《流言》，是“写在水上”（Written on Water）的，《上海格调》的文风有点像《流言》，想到了就说，写就像是在说，思考着的也随口就说，似乎并不深究。淳子在电台做主持，是电波DJ，我猜《上海格调》中的很多素材是在播音节目中积累的。作者们在空中捕捉上海的都市气息，那《上海格调》》就是“写在空中”（Written in Air），写精神（Spirit）了。

《上海格调》讨论我们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总结了不少“上海人”的特征。说起“上海人”，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书中不无强调的“上海闲话”。如作者描述，“上海人之间都讲上海闲话，他们只跟外地人讲普通话，但是会有意无意地不标准，带点吴音苏腔”。上海人讲自己的语言——“上海闲话”，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居然成为争议。争议远不止此：上海人要不要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海要不要保存自己的街区风貌？一代代的上海人，如何在与外界交往中保持相互尊重、交流的姿态？如何在内部融合时既自我，又合作？这些都没有讨论，缺乏共识，足见目前社会意识之混乱。

我们小时候，“民族主义”有天然的合法性，语文课本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因此我们知道地方语言和传统文化，那是多么的顽强。今天，“多元文化”是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游客们在全世界寻找新鲜好玩、有趣不同的东西，我们却在“富强”、“振兴”的口号下，在抹杀所有的差别。有人说像“国家”、“民族”、“城邦”等等，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人群各异，靠着很多的“想象”，才结为一体。但是，语言和生活方式，确乎不是“想象”出来的，时时要用，天天发生，它们是在长期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如果用暴力手段去“改造”，去“创新”，会出事，要当心。上海人讲“上海闲话”，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常常会被本地之外的人们诟病。官方“推广普通话”，要求上海人不要说上海话，居然还有小文人附会说“上海闲话”是没文化、低文明的标志。这种公开的“语言歧视”现象，冠冕堂皇，出现在“国际大都市”的报章中，值得深思。

在现代“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寻求“地方知识”，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各种语言，各种生活方式，哪怕是印尼爪哇人、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都值得珍视和保护。一种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只要不侵犯和灭绝别人，都有权利生存下去。语言是交流工具，也是身份象征。应该既主张身份认定，也主张族群融合。如果仅仅把“上海闲话”作为上海人的身份标志，拿来夸耀，甚至和说其他语言的人群孤立和对立起来，拒绝交流，这不能算是“大都市气质”，因为它狭隘，自我封闭。但是，“上海闲话”的“孤傲”，确实有它正面的含义。“上海闲话”有一个积极性格，就是它不惧“官腔”。如作者指出的一点：“（上海人）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会被揶揄为‘开国语’。”环顾全中国，在日益集权的体制转换中，有这种底气的方言，并不很多。一般外埠人只认为上海人的语言习惯有排外倾向，却不理解“上海闲话”对“官话”的抗拒，有它桀骜不驯的秉性。又如作者说：“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言为标准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明清历史上，南方儒生在南京、北京当官，带着乡音，说“江浙官话”、“福建官话”、“广东官话”，在皇上面前，都带着媚态。近代上海人，士、农、工、商、学各界，敢于用一隅之方言，抵抗朝廷中央之“官腔”，这种“腔调”和“格调”，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是要请局外人理解和谅解的。

读着《上海格调》，帮着作者一起想。我是这样觉得：上海闲话，还有上海人，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基本性格当然都是开放的，并不保守。上海人起初积极学英语，因为它曾经是公共租界的官方语言，商场有用；上海人后来开始说国语，因为政府推行“国语”的力度很大；还有，上海人其实很尊重内部群体的方言，苏州话、宁波话、广东话、苏北话、山东话，都曾经畅通无阻地交流，所以才有互相欣赏的京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上海人依然固我地说着母语，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既讲英语，也讲国语，更愿意学习、尊重其他人，哪怕是弱势群体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这不正是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下高素质人士的优雅态度吗？为什么还会针对上海人的语言方式产生非议呢？当然，在一百几十年的“多元文化”社会培育中，上海人做得并不是十全十美，是有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这是人性中的普遍缺点，只要占据了某种优势，都难免优越，会骄傲。何况，在历史上，这种优越感是在和内地的落后、贪婪、腐败和无能的对比中产生的，有它的合理性。

《上海格调》有不少章节洋溢着优越感，以夸耀的方式谈论“格调”，比较高调。我们这一代人对上海文化的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夸张。我们今天遇见的纽约客、伦敦人、巴黎人，固然也都会暗赞自己城市的繁华、丰富和优雅，都市客的夸耀，在所难免，但会比较含蓄。强劲的“现代化”过去以后，骄傲的城市人会比较平静，不再那么傲视“落后”和“乡村”，乃至于向往田园，回归自然。现代人更重视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批判意识，于是，反省和反讽，也就比夸耀和夸张更有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同城同代同思考的人，我对《上海格调》中的高调的夸耀，仍然很能理解。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还在呼唤“现代性”。《上海格调》中看似负面的高调情绪，是对长久以来那些暴力压制的反弹。纽约客、伦敦人、巴黎人，都没有上海人如此惨痛地被外力剥夺，丧失了文化家园的经历吧？他们也不曾有过被“改造”自己的“格调”，以配合另一种“腔调”的历史吧？有鉴于此，仍然决定以这篇小文，支持《上海格调》，给淳子交差。

2011年6月

上海人的腔调与格调

一个人有没有腔调？

在上海人的眼中，是门面、是店招、是商标、是外套……

在上海人的嘴上，是评语、是判词、是口碑、是广告……

在上海人的心里，是分水岭、是验钞机、是化学试纸、是交际评估的先导……

一个人的格调高不高？

在上海人的眼中、嘴上和心里，都是一道躲不开的风景，仰望、俯视、对瞧、自照，熙熙攘攘，芸芸众生都能一览无余。

就像卞之琳的《断章》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议论格调，明天，人家在别处议论我们的格调，谁也逃不掉的。

腔调是有没有的事，上海人是不能没有上海人的腔调的，那是上海人在某一段时间里流行的形象和做派的特征。

格调是高不高的事，上海人是崇尚经典、讲究高雅的，大多低调奢华，骨子里透着浓浓文人趣味的风范，那是上海人社会等级的标杆，只与个人教养、品位相关。

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能提升你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了，即使你嘴上说着上海方言，或者怀里揣着上海户口簿，或者名片上挂满炫目的头衔，又或者银行里存着万贯家产。

上海滩的上海人很多，其中有本地土著的后裔，有开埠后移民的后代，也有改革开放后各地来上海创业打拼的新上海人，还有外裔上海人。但是，上海滩有腔调、有格调的上海人却不多。有些背影正渐渐远去，许多老上海人对着黄浦江水低声呼唤，魂兮归来，上海的格调。

腔调，本义指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语气，自然可以引申为各人说话时反映出的一种语言形象。

我们说话时，除了词汇、语法外，体现个人形象的主要因素是语音、表情及肢体动作。

记得美国心理学家梅拉比安曾经说过，听人家说话，55％取决于对方表情、动作的视觉效果，38％取决于对方语音、语调、语速等听觉效果，还有7％是词汇表达的意思。

要拥有上海腔调，自然最好用上海方言，像个上海人。

然而，上海方言是个“混血儿”，随着近代以来上海的开放和都市化，烙上了深深的海派印记。

兼收并蓄了许多外地方言和外来语特点的上海方言，真可谓千人千面、万紫千红。因为早年上海话的成分中，“苏州话最多，宁波话次之，本地土话又次之”（王昌年《大上海指南》，1947年），苏北、广东、山东等地的方言也或多或少地融合进来。加上这么多年西风渐入，各国外来语的输入，上海话讲起来，只要哪些成分凸显出来，就会有些腔调的不同，甚至档次的差异了。

上海话语调里的灵魂，是吴语的那种儒雅温婉、低声清丽和矜持适宜，上海人就是说普通话，也是这番腔调，否则，就有失了上海腔调的危险。

上海话里还混杂着一些行话、切口和下层社会的“白相话”，包含着一些戏谑性、庸俗性的词汇，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起来，腔调就有些粗俗低下了。

上海腔调，不仅仅在于讲话带出的“腔”与“调”，也包括眉眼表情是否亲善，动作姿势是否文雅。更要紧的当然是讲话时的仪态、风度、做派，应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位等相协调，这似乎就跟格调有些“搭界”了，与西装、香水或“头势”清爽不清爽，关系倒不太大。

格调，本义是指一个人的风格或品格，有时，也指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艺术特点的综合表现。由此看来，上海人的格调，是该有些优劣、高下的区别的。

前几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福塞尔写过一本书，书名叫Class。在英语中，Class有阶级、阶层和等级的意思，也有品位、格调的含义，所以，中文翻译就将书名直接译作《格调》。

福塞尔教授在书的开篇第一章中有几段话，对我们今天理解上海格调很有帮助，摘录如下：

1．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

2．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

3．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

4．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我觉得，这些看法似乎也可以说明今日上海的一些社会现象。

上海社会不仅贫富差距在扩大，等级差距也在拉开，没有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只有怅然怀旧的记忆和民国范儿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反映出当代的“王子与贫儿”们，许多富人和穷人，都自惭形秽而手足无措了。

最困惑的是富人与穷人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却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社会等级。他们收入越多，疑虑也越大，事实分明在提示他们，花钱越多，并非档次等级提升得越快越高！

外来的访客，也同样经常忽视上海人言谈举止上的细微差异，意识不到格调层次差异的存在，盲目地模仿、追逐时尚流行的节拍，晕头转向，身在上海而迷失于上海……

上海高雅格调的根，深深扎在民国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趣味、风尚的美学精神里。这种上海格调的枝干所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本地民俗的土壤和太平洋吹来的海风。这种上海格调的枝叶，幽幽散发的都是稳重自信、典雅高贵的气息。

上海格调是十分感性的，靠五官感觉，有时更需要用心去感受它的存在。

格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中，体现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之中，真可谓“枝枝叶叶总关情”。平凡琐碎，“情调”所在，内里蕴藏着个人长年教养、气质和学识修炼的精华。

一个人可能一天改变命运，也可能一夜暴富，但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格调。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全身上下名牌装束，出手大方、挥金如土的富豪款爷，那些身居高位、附庸风雅、收藏不菲的达官贵人，心理却还挣扎在卑下猥琐的窘境里，品位还停留在原始的贫困线上。

过去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高雅的格调就是一种贵族精神，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养成，除了环境的熏陶，要紧的是从细微处的讲究做起，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高雅的风格。

也许一个低垂的眼神；

也许一声委婉的道谢；

也许一瓶旧日的花露水；

也许一条少有人迹的小路……

孤独的时候是那么不起眼，耐住寂寞，守着无聊，偏偏又不时闪烁清亮、飘逸幽香，使人久久难忘。

这就是一种上海格调的魅力，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上海人的腔调，是形象；上海人的格调，是精神。

我以为，上海人的腔调是横向的，不断发展前行，固步自封就会落伍；上海人的格调是纵向的，持续提升向上，有厚实的根底，也有开拓的空间，单纯地沉迷怀旧也会浮华迂腐。

这些年，上海人的形象变化很大。

过去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评价都不太高，“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俗气……”（余秋雨《上海人》）

自然，余先生概括的是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贬义的看法，上海人的角度则不同，对此大多是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的。

改革开放的潮流，不断融合上海人与外地人的情感，“做可爱的上海人”的呼声，发自越来越多上海人的心底。特别是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以来，上海人的形象与时俱进，热情好客、宽容大气、见多识广、聪明机灵、典雅端丽、浪漫时尚等特点，日益得到来自全国各地更多的认同。

上海腔调虽然大多是讲话时表现的一种形象，但是，讲究的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全靠平时做人修炼的功夫。

如果光练一张嘴皮子，摆出一副腔调当滑稽表演，为赚几声鼓掌而“诱”腔“花”调，即使挂着“清口”的牌子，也难免会“浊口”，让人生厌的。

上海格调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弥散在大街小巷的每座楼房、每个角落，依赖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上海籍和非上海籍的市民发扬光大。

上海格调·日常生活

咸肉菜饭、小菜大餐，俗中带着些许讲究，雅中杂着人间烟火气。上海人自有一套生活哲学，无论身处何时，他们都坚持着自己。

……

上海人过日脚，有种螺蛳壳里做出大道场的能耐。到这样的人家作客，女主人会换上一袭素雅的旗袍，水光溜滑的发髻上，插着栀子花或者白兰花，热情款待。暗香浮动，光彩鉴人，最是上海“日脚”的味道。

过“日脚”的心气与精明

上海方言讲起日子来，叫做“日脚”（近似niéjie的发音），好像日子都是有脚的，不停地朝前走。上海人如果讲哪个人是很会“过日脚”的，就有称赞他（或者她）能够精打细算，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海人“过日脚”，有种跟紧日子的脚步，顺应客观规律和主观条件，螺蛳壳里做出大道场的能耐。这种“过日脚”里所包含的精明与心气，可算是上海生活格调的一个内核。

在上海，与温馨家庭的两室一厅相比，五星级宾馆的套房也是大可挑剔的。与独领风骚的个人潇洒相比，挥金如土的高消费也是相形见绌的。上海人心气高，落手低，擅长先用生活的边角料裁剪时尚，然后再大手笔引领潮流。

上海虽然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但却曾经是全国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央财政的四分之一由上海上缴，可是上海住房困难户的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两平方米。

居住在逼仄狭小的房间里，会“过日脚”的上海人也能挤出一个角落，摆放一只三面玻璃的装饰橱。里面陈列一些经典名酒、咖啡杯、唐三彩、官窑瓷器等小摆设，烘托主人的一种生活情调。

住房条件改善以后，精明而有心气的上海人大多不喜欢暴发户式的豪华装修。那种只是源于维纳斯或者蒙娜丽莎的有限美学，用金钱支撑起繁复的仿巴洛克装潢，未必能遮掩主人的自卑情结，不能帮助他们迅速融入上海文化的主流。

上海人在居住氛围的营造上，可是要典雅实惠得多。

他们比较青睐简约风格，尤其是现代欧美的人性化的装潢设计。既能节省开支，又可凸显时尚个性。他们情愿将省下的钱投资在家具、灯具和窗帘、地毯及床上用品的布置上。

不知道这是上海人的精明集中体现之处，还是上海人缺乏雄才、“江郎才尽”之源？

以家具为例：

近几年来，海派家具的时尚出现了一种新艺术化的元素，将现代风格与古典遗韵糅入实用工艺，寻找继往与开来的交点，追求浓郁的人文意味。

这是上海人生活中一次文化上的后发制人。

在新天地周围创造石库门新潮的视觉效果后，许多人开始醉心开发古典明清家具的美学价值。有些人从虹桥路一带淘来老式的旧家具，自己动手，或者请店家旧料翻新。

在家里摆开一堂崭新的古董家具。坐的是官帽椅，躺的是香妃榻，睡的是罗汉床。玄关的翘头案上供着仿制的北魏石佛，客厅和餐厅间隔着城隍庙淘来的四扇雕花门板（或窗板）改制的屏风。

走进这样的人家，是不会太在意主人潇洒地穿起唐装、摇着团扇请你玩茶道的作秀的。这种“日脚”过过，蛮有点味道！

当然，也有人家会守着太师椅、八仙桌、条案和茶几过“太平日脚”。女主人会把打蜡地板擦得铮亮，落地窗的玻璃擦得透明。有的会在壁炉上的墙面挂一幅复制的名画，有的会在条案上雨过天青的花瓶里，插几支尚未全开的腊梅。

到这样的人家作客，女主人会换上一袭素雅的旗袍，水光溜滑的发髻上，插着栀子花或者白兰花，热情款待。暗香浮动，光彩鉴人，最是上海“日脚”的味道。

如果主人打开收音机或者CD机，隐隐传出一段徐丽仙、蒋云仙的评弹雅韵。糯软、清丽而甜润的莺啭燕喃，丝丝缕缕沁入心扉。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哀怨，都会在这种安逸知足的温馨中释然。

这样的居家装修似乎有些保守，然而上海人觉得高雅实惠，而且保鲜期相对长久。

上海人“过日脚”是用足小聪明的，他们会以一些细小的改良动作，自制生活情趣。而不经意间，往往引领了时尚潮流。

上世纪初，上海人对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宫廷旗袍做了几个小动作。先剪短衣袖，拔高领口，后来又收束了腰身，开衩扩大，逐渐展示了女性曲线的魅力。

虽然，当年大胆地开风气之先的只是青楼女子，但是，上海良家妇女的勇敢仿效和文化人的推波助澜，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服装时尚的滥觞。

即使在物质匮乏、强权禁锢的“文革”期间，讲究情调的上海人也会谨慎地收窄衣腰、缩小裤腿来巧妙周旋。

他们的小动作层出不穷，有的悄悄地将白衬衫的领子改大，翻到藏青色两用衫的外面；有的给灰色外套配一个协调的绒线领；也有的编结一顶鲜艳的滑雪帽或者一副绣花的并指手套……

在那片蓝海洋、灰天地中，就是这星星点点的变化，滋养着上海人“过日脚”的那点情调。

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名牌堂而皇之地涌入上海，对此上海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这些世界顶尖的名牌商品价格不菲，普通市民常常望而却步。

但是，这阻挡不了上海人追逐品牌、提升生活格调的热情。

他们在仰慕一流的世界品牌的同时，往往先寻找二流的品牌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档次。他们可以先到华亭路、襄阳路以及卖海关缉私处理商品的商铺去淘便宜货、水货，在积聚了财力和经验后，才会意气风发地走进锦江迪生、恒隆广场以及外滩三号等各种世界品牌的形象店去悠闲打样。

会“过日脚”的上海人一般不会在一流的世界品牌面前“掼派头”，轻易买下心仪的名牌。同样的品牌，款式、做工、价位，都需经货比三家，有时还会货比三“处”——上海、香港及东京（或者纽约、巴黎等城市）。

上海人谈生意砍价的本领仿佛与生俱来，可谓数一数二。他们目光敏锐，能够一眼看准那个可以惺惺相惜的售货员，知根知底地耐心泡磨，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总能如愿以偿。

世界名牌折扣店登陆上海以后，“上海日脚”的步子走得更加勤快，“花样经”也翻新得更加姹紫嫣红了。

上海生活是踩着日子的脚印，紧紧地和着时尚流行的节拍。因此，上海人“过日脚”到底还是市俗（不是庸俗）的、大众化的。清高而不离群，孤芳而不自赏。

他们喜欢凑热闹、轧闹猛，搭脉风云变幻。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搜索各种时尚信息。他们不但关心上海“两报两台”（《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卫视）的主流新闻，还是《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壹周》、《ELLE》等报刊的热衷读者。

上海人“过日脚”的心气与精明，大多是靠信息和好学滋补的。

前几年的夏天，我浙江老家的两个亲戚来上海，要我带他们去南京路逛逛。那天同去的，还有正好在我家作客的同事小龚。

我向来不很喜欢逛南京路，因为那里太过喧嚣，让人的心境不得妥帖。

闲逛间，趁两个亲戚和小龚都抱怨天太热、人太多时，我就将他们带进了“朵云轩”。

“朵云轩”算得上是我心目中的圣地麦加，尽管不很喜欢南京路，每年总是会去“朝圣”几次的。

一走进高敞幽静的店堂，心情就安静虔诚了起来。

我带着他们徜徉在书画柜、篆刻柜、笔墨纸砚柜之间，低声介绍起那些堂皇立轴、幽美扇面。一派笔墨俨然，色彩淡雅。

我们把玩几块青田寿山印，感受其端庄浑朴、刀刻锋泽，抚摸一叠安徽宣纸，轻若蝉翼，清香灵透。还有那些朱栏书笺，或洒金，或题梅花松枝……

那两个亲戚只说清静，倒是小龚，竟迷恋其中，一时不肯离开。我们陪着他楼上楼下转悠，看他好奇地向一些营业员或顾客问这问那的，直到将那“朵云轩”店堂的砖地都一块块走热了，他才依依不舍地跟我们出来。临走前，他买了一块小青田和一叠梅花笺。

这以后，小龚自己会经常去“朵云轩”。

他妻子告诉我，小龚迷上了篆刻、书法，报名上了业余学校。他从此竟改掉了过去呼朋唤友、沽酒朵颐的习好，以石会友，交了一帮雅友，“‘过日脚’的格调也高了‘交交关’”。

上海人心气高，过日子是不甘落伍的。

他们对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都充满好奇与热情，喜欢相互攀比着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格调。

我的浙江亲戚来上海玩了一圈，回老家后还是过着他们自己原来的日子，可是小龚兜了一次“朵云轩”却动了心气，立马有了学习的举动。上海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模仿、学习新东西从来就没有止境。所以，他们的“日脚”才会越过越有味。

日子生着脚在不停地走，上海人的生活格调就会不停地提高。用时新的说法，上海人“过日脚”是与时俱进的。

“日脚”是用来过的，格调是用来用的。

盛家女子超然物外

如果认同雅致的格调，但愿读者不会嫌本书用字太小，呵呵……

初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小楼里。

院子里的玉兰树，灰青的枝头上，几朵粉白，似花非花的样子，衬托出《青玉案》中“试问闲愁”的濡湿。

馆长亲自搬来一摞子的民国旧报纸。

顺手，掸去上面的尘埃。

总是嫌灯光黯淡，因为字迹太小。

着馆长泡的雨前龙井，抱着可有可无的心绪，把老黄的旧纸一页页翻检过去。

一个骨感的女子入得画来。那种苏州人的瘦。那种丁香般淡淡的愁。她叫盛佩玉，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她的母亲亦是苏州美女，嫁给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做妾，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只好做了曹禺戏剧《雷雨》中的鲁妈，留下了孩子，另嫁作他人妇了。盛佩玉的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盛家四小姐的儿子，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是他们的证婚人。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人们纷纷逃亡租界。

当时，邵洵美的红粉知己、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驾车去杨树浦帮助盛佩玉搬家。炸弹不时地落下来，空气中弥散着硫磺的味道。盛佩玉镇定地从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咖啡具，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她心想：“打仗，咖啡总归还是要喝的。”

日子越来越难，盛佩玉不愿意求人，只有靠典当暂度。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道：“就让那些宝贝给当铺吃进了。没有首饰，也无损我的颜色的！”

解放以后，盛佩玉做了居委会里的小组长。他们在淮海路的房子先是借给居委会开食堂，后来又借给居委会办托儿所。一大家子人，就剩了一间屋子。

邵洵美身体不好，她就把这间房子留给了丈夫，自己去江苏路的女婿家落脚。

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盛佩玉来到女婿家，惊讶地看见了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租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孙用番的父亲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与盛宣怀家是亲家。

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叫孙用番“姑姑”，她是一位高雅的老太太，面容端庄，极有风度，老了，依旧还是白皙，到底是享过福的人，身段还摆在那里的，脑子亦是清楚得不得了。标标准准的京片子，很有一些舞台的味道。孙用番会注射，弄堂里有小孩子生病，就请她过去打针。她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芝麻糊。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早先，她的房间虽逼仄，家具都是值钱的老货，座钟、相架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是古董。她半盲以后，五官在脸上都走位了，手里的拐杖依然还是德国的老货色。

她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家具也越卖越少。但是当她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干净净、腰板笔直的老太太，哪里肯随便地将息。这是体面，也是尊严。

盛佩玉自然知道张爱玲与继母间的纠结。她道：“孙用番一直照料着张爱玲的父亲，替他送终，这已经足够了。”语气里满是悲悯。

盛佩玉在南京居住时，买了几个鸭肫干寄给邵洵美。

洵美回信说，不舍得吃，挂在那里，用舌尖浅尝辄止。

盛佩玉得了癌症，医生说，少抽烟吧。

一晚，是冬至，盛佩玉托出烟缸道：“此刻，我吸今生最后一支烟。”

就此戒了，没有一点点的牵丝攀藤。

这一代豪门闺秀，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辛酸，却没有抱怨，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修成圆觉。

出得小楼，已是黄昏，正下着雨，小径旁的竹子，有潇湘馆里的雨声。馆长在身后道：“就一起吃晚饭吧，咸肉菜饭黄豆汤，还有评弹。”

于是折回去，任往事在上海人的食谱里，在零落的吴侬琵琶里，欲语还休。

水落石出，人格也大致如此。

“闲话”里的那点骨气

我一直觉得上海话是很虚心的，无论想讲什么意思，都自谦为“闲话”。在上海方言里是没有单音节的“话”字的，只要是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闲话”，即使是郑重其事的要言警句。

上海的吴阿姨对邻居、北方人李太太讲：“我规规矩矩脱侬讲几句要紧闲话。”李太太听起来，闲话多少有些多余、无聊的意思，能有啥要紧的呢？吴阿姨强调的“规规矩矩”到底还是落空的。

但是，上海人大多还是守着上海话自命清高，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都会被揶揄为“开国语”。意思里，像是一个平头百姓硬着头皮讲“官话”，狗嘴里吐“象牙”，自以为起了身价。

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官话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

上海人之间都讲上海闲话，他们只跟外地人讲普通话，但是会有意无意地不标准，带点吴音苏腔。

上海古属吴地，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苏州是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话过去是上海士绅、大户人家的日常用语。

其他一些贫困或低收入地区的方言口音，在被誉为“东方巴黎、伦敦”的上海，永远带着一种“贫困的光环”。就像在英国那样典型的等级分明的社会里，带有浓重的伦敦东区口音的人，经常会为自己的口音付出代价。

在上海，能说一口略带些苏州口音上海话的，因为大多出身“大人家”（因为嫌避铜臭，上海人喜欢将“有铜钿”的人家称作“大人家”或“好人家”），教养规矩也多，自然比较高贵，都看不起那些说带着苏北或北方口音上海话的人。因为旧上海的苦力和底层粗活很多是苏北人和北方人干的，嗓门大，脏词多。如果有人的上海话中带着这种口音，是会跌掉些档次的。

苏州话多舌尖音，西菜的“西”讲成英语ABC的“C”；“搿个事体我倒是不晓得呀”，“晓”就带舌尖音；“伊老触气格”，“气”也发舌尖音；“过一歇我打电话拨侬”，“歇”照例还是舌尖音。

如今，在各地方言中，除了苏州话以舌尖音为主，似乎也只有上海人是最善于发舌尖音了，这也可能与上海人较早学英语有关，因为英语中也有许多舌尖音。

吴音苏腔滋养了上海人糯软、温婉的说话腔调，即使讲普通话，也讲究低声清丽、矜持适宜。

有格调的上海人交谈的音量一般只够当事人听见，旁边的人根本无法听清。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或打手机，在他们看来就是有失身份、缺乏教养，背地里嗤之以鼻的。

上海人是将“闲话”看作一个人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的，很多时候，他们讲闲话所展示的个人形象的意义，远远大于闲话所表达的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流传过两位耄耋老人的佳话。

这对老夫妻已经相伴六十九年了，丈夫李九皋九十一岁，妻子陈素任九十六岁。

1936年，李九皋在电台当英文音乐节目播音员，“大人家”出身的“陈四小姐”陈素任迷上了他的声音，经常打电话进去点歌。

有一次，陈素任去做头发，跟店老板闲聊起她迷恋李九皋的声音，店老板随意应答说：“这个英文主播是我的同学，你想认识他吗？”

陈素任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当年曾不顾家庭反对，坚持学骑自行车，上街抛头露面兜风；后来又执意学开汽车，带着同学开着汽车风光时髦；甚至向刚刚成立的中国飞行社缴了昂贵的学费，学开飞机，成了飞行社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陈素任通过店老板认识了李九皋，两人就开始了热恋的玫瑰人生。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风雨磨难、生离死别的日日夜夜，开始步入耄耋之年，晚年生活的浪漫格调还是让上海滩的后生们惊艳。

两老家的附近有家名菜馆，陈素任腿脚不好，李九皋就每天晚上搀着她上这家菜馆吃饭。

一连十几年，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点几样精致的小菜。回家后，两老像集邮一样收集起上千张用餐的收据，珍藏那份温馨的醉意……

“文革”中，丈夫李九皋被关起来了，他们刚刚毕业分配在瑞金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牵连，他的清高孤傲忍受不了侮辱迫害，自杀身亡。

医院派人告知这个噩耗时，陈素任正在家里剥毛豆，她一听愣住了，轻声缓慢地对来人讲了一句“谢谢侬”，然后低下头继续剥她的毛豆。

直到那篮子里的毛豆剥完，她起身用手掸掉衣襟上的尘屑，收拾那堆空豆荚时，眼泪才“哗”地全部涌了出来。

医院派去的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他来前心中设想过女人听到噩耗后的各种反应，或晕厥过去，或失声痛哭，或破口大骂，或者揪住他叫嚷：“还我儿子！”可是，这个上海女人“谢谢侬”三个字中的矜持冷峻，却让他毫无思想准备，不寒而栗。

上海闲话中内敛的功底是多年修炼而得的，也是城市文明长期熏陶而成的，浸润着上海人“讲究面子”、“以柔克刚”的低调精髓。

也许是因为开埠较早，上海人很早就相信了本·琼生三个世纪前的那个说法：“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过去的绅士淑女们唯恐自己的言语冒犯了别人，妨碍了自己的形象，因而对那些巧妙委婉的表达方式心醉神迷。

他们不但操练语音语调的温婉亲和，而且讲究用词的委婉高雅，回避粗野低俗的流行语。他们不会把出租车叫“差头”，也不肯将去洗手间称作“上厕所”。

费玉清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在上海的人缘很好。

他祖籍安徽，却从来没有在安徽开过个人演唱会。他也曾到北京等地演唱，大多是蜻蜓点水。

唯独在上海，他连续举办了七年（其中两年与蔡琴合作的）演唱会。虽然，总是那点简单的舞台背景，总是那套规矩淡雅的西装，总是那些熟悉的旧歌老调，但是，上海人还是迷恋他，追捧他，票房始终很可观。

如果问台下不知费玉清祖籍的观众费玉清是哪里人，绝大多数的回答是：当然是阿拉上海人啦！

上海人认同费玉清、喜欢费玉清是有道理的。

费玉清讲话不紧不慢的语速、不高不低的语调，内敛着谦谦君子的从容不迫和矜持自信，别的外埠演员是学不来的。

费玉清会真诚谦卑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让你们破费了。”

有一次，他唱《一剪梅》唱出了眼泪，唱完后他没有解释自己因为唱动情而落泪，而是浅浅一鞠躬，说：“对不起，失礼了，失礼了。”

周杰伦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尽管他也有不少“粉丝”。

周立波也不会这样说，虽然他是个道地的上海人。上海闲话讲起来腔调与格调还是不一样的。

上海闲话与上海本地方言不一样，它是由外来移民的方言和本地语言结合，开埠后受各种外来语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许多华洋混杂、雅俗共存的元素。

上海闲话能最快地吸收外来元素创造新词，闲话里夹带几个时兴的洋文单词、网络语汇或者流行切口，是可以显示时髦而不落伍。但是，如果用“过了度”，像野草一般在社会上蔓延滋长开去，就是流行的恶俗了。

费玉清、蔡琴等是绝对不肯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讲“朋友帮帮忙噢”之类的话，有些腔调毕竟会影响格调的。

上海闲话是虚心的，但是，骨子里却傲着一座独领风骚、一览众山的峰峦。

语言，是人类的另一副面孔。

诺亚方舟里的上海话

《逃亡上海》是“犹太人在上海”的写实，虽然仍是陈逸飞感兴趣的40年代旧上海，但是人物的国籍、背景使影片与他之前的两部电影相比，有了更大的含金量。

陈逸飞说：“我要把这部影片拍成探索性的艺术片，但又是温馨的、后现代的、看得懂的一部艺术片。它不像《海上旧梦》那样，是想象中的上海，也不是《人约黄昏》那样的爱情片，而是独开一个层面的艺术纪录片。”

“那还是七年前，我的画展在纽约举行，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犹太老太太，她用地道的沪语说：‘侬好！侬阿是上海人？’我大为吃惊。就是从她那里，我开始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并深深地被感动，萌发了用影像再现这一段历史的愿望。”

老太太的上海话，沉甸甸地，在陈逸飞的心上，令他难以忘怀。他从那句上海话里看见了一段历史。

“二战期间，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时，许多犹太人从欧洲逃往上海避难。逃亡之初，他们都只听说过东方有个上海，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口岸，勿需签证即可进入。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上海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实在是太神秘太遥远了。然而，他们的家园已被毁，除了逃亡，没有别的选择。于是，这些犹太人坐着大海船绕了半个地球，在每个港口都停留过，言必称‘民主’的许多国家都在这时无情地拒绝了他们，对急需救助的他们紧紧关上了国门，只有东方都会上海宽容地接纳了他们。就在中国人民自己也为生计艰难奔波的战争年代，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在同样贫穷的中国生存下来。大约有2.5万到3万名犹太人在上海获得营救，他们成了今天联系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纽带。一直到今天，这些曾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人都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他们在上海从未受到过排犹情绪的干扰。上海人的宽容使他们在屠杀中幸免遇难，在血腥的海洋中有了一条方舟。”

“对这样的题材，我最初也曾想拍成一部故事片，描述一个犹太老年音乐家，一位首席小提琴手的感人故事，可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拍摄纪录片。”

陈逸飞拿出经剪辑但未配音的带子放入录像机，渐渐隐现出乐器局部。镜头移动着，小提琴残缺的琴身和一双苍老的手。镜头推进，影片主人公葛林伯格一抬头，一声巨响，飞机呼啸、希特勒演讲、犹太人在集中营……主人公葛林伯格在石板路上不停地走，墓碑前，一束洁白的花……

葛林伯格是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50年前和父母一同从纳粹魔掌中的维也纳逃往上海，5岁的他遇上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父亲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他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生活如此窘迫，但母亲得知小葛林伯格萌发了学习音乐的愿望之后，还是为他买了一把小提琴。他迷恋上了音乐，上海也成了犹太人的一片乐土。

当时，上海聚集了很多有名的犹太音乐家，有小葛林伯格的老师威敦勃·富华，还有斯坦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穿着燕尾服在外滩公园的露天音乐厅演出。有人统计过，被上海拯救的犹太人中，当时已是音乐家和日后成为音乐家的有200多人。后来一直留在中国的威敦勃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由他教授的中国学生，如谭抒真、黄贻钧、司徒海城等，日后都成为中国音乐界的泰斗。

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

曾住在提篮桥舟山路的马丁按地址寻找50多年前的上海老家。但当时他还年幼，此时记忆早已模糊了。正在恍惚时，对门走来一位老太太，一见他就喊：“马丁，侬是马丁？”用的是上海话。

沪语是方言中年纪最轻，却走得最远的语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儿童巴拉德的父亲在中国经商。1930年，巴拉德出生在上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西方国家设在上海的租界，将西方公民圈入集中营，巴拉德被羁押在日军所设的上海龙华难民营。战争结束后，1946年，16岁的巴拉德和父母返回英国。1985年，巴拉德将自己这段历史写成传记，名为《太阳帝国》。这本书将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引到上海，以小说为蓝本，拍摄了同名电影。1991年，巴拉德随BBC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重归上海，拍摄他家在新华路的老房子。弄堂里，有人过来看热闹，说着上海话指指点点；巴拉德觉得，他从来也不曾离开过上海，小时候的许多细节都无比清晰地回来，就像在昨天。张爱玲在美国，念起上海，亦是从上海叫卖声开始的，比如家门前布店的甩卖声，又比如楼下有人挑了担子，用上海话喊：“卖臭干！”

九十年代初期，我去香港。尖沙嘴的一个公车站，两个女子在讲话，一口老式的上海话，竟然忘记自己要坐车，一路跟在她们后面，痴了一般。

后来到潘迪华家去吃饭。她说，王家卫找她演电影《花样年华》里的房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说的一口上海话，是王家卫母亲那一代人的上海话，其中有无法言说的味道。

上海话的味道是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那里面是一份历史，有一份襟怀。

“翻行头”里面的派头

都说“穿在上海”，那意思里很有些引领服装时尚的得意。

衣衫原本只是遮裸御寒的，在文明社会，却成了人类的第二层皮肤，灵魂的外表。西方有句俗语：“You are what you wear（你就是你所穿的）！”

从很早起，上海就滋生了重衣衫不重人的风气。

鲁迅讲过：“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上海人的穿着是一种做派，一种摩登，一种令他乡人不可企及的讲究。

1931年6月，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一场时装表演，参与者有千余人。当时报纸报道：“男女模特儿穿着时装缓步鱼贯而出，其中有男子西服、女子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盛极一时。”

相比之下，1934年2月的内地重庆，为了配合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三姊妹身穿深色旗袍，头戴大檐圆礼帽，脚蹬黑色皮鞋上街走着台步，作街头时装秀。

可是，沿街围观的市民们除了好奇、惊讶和木讷，目光里没有丝毫兴奋与赞许。

上海的穿着是变化最快的。

从清末民初起，青楼伶优纷纷改良满服洋装，良家亦随之仿效。士绅淑女们的心是改良的、维新的，但是变易却是审慎的、缓慢的，甚至是保守的。这逐渐演绎为“穿在上海”的基本格调。

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在她的散文《更衣记》里精彩地描写了现代上海服饰雅俗变化的起点：

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外又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涛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宝塔上的风铃。

如此繁琐挑剔的服饰，变化是势在必行的。

一端朝着更加适体、更加简洁的方向，逐渐流俗为大众接受。一端向着日益精致、讲究高雅的追求，终于提升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种“海派”格调。

张爱玲笔下“长裾雅步”的淑女们一旦走出层层包裹自己的封建布障，肉体与精神都解放了压抑千年的内在欲望。

“上世纪二十年代刘海粟在上海掀起绘画裸体模特的风波后，人体美唤醒了人们的穿着意识。短袖、开衩、曲线、贴体、薄面料，上海最早接受了服饰释放“美丽、摩登、魅力”的信息。

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人的穿着越发大胆放肆，什么衣服都敢穿。超短裙、吊带衫、低腰裤、露脐装，甚至内衣外穿、透明薄衣等等，都出现在上海人的身上。

千禧年来临时，有篇网络文章写道：

2000年的初夏，桃红、大红、洋红、粉红、翠绿色的“肚兜”盛开在上海各个角落。那些娇嫩如花蕾的女孩穿着改良的现代“肚兜”，缚着透明的胸罩带，配一条绣花的牛仔短裤，神采飞扬地走在大街上。街边晒太阳的老人看呆了：“乖乖隆冬，现在兴穿一块布……”

其实，上海的主流，尤其中上层等级的穿着观念是不流俗的。他们穿着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看起来漂亮，而主要是为了增加自信，使自己在各种场合都能得到尊重与善待。

上海人穿衣服是讲究场合的，工作、社交和休闲的穿着完全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外地人最看不惯上海人穿着睡衣上街，他们不了解，上海人的睡衣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并非睡觉时穿的“困”衣（上海话睡觉叫“困觉”）。

过去，上海住房紧张，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公用区域较多，衣冠楚楚或着汗衫短裤走动，都不适时宜，睡衣就是相对适中的穿着了。

那些年月，上海人的私密空间太过逼仄，私人活动的区域就延伸到公用厨房、天井，邻里过道、房间甚至住房周边的街道、菜场、商铺。在他们看来，这些地方都是自己家庭生活的准私人区域，彼此对睡衣的宽容，能传递友善与亲密。

乘公交车出去购物、办事，他们是不会穿睡衣的，那里离开私人区域太远了。

工作场合的穿着，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风格愈加突出。无论统一的制服，还是西装革履，都讲究合体、整洁。

对单位统一定制的工作服，上海人（尤其是女性）大多都会拿来做些修改，使之更适合自己的身材。对西装更讲究面料质地、裁剪款式和色彩稳重。

美国作家福斯特刻薄地认为：

下层阶级的人西服领子与衬衫领子相距甚远。西服过大、过小、过短、过长都会让穿衣者看起来像是西服以外的异来之物，我们因此断言：他不懂穿衣之道，他还没有吸纳足够的现代文明。他或许穿着别人的西服。无论如何，他肯定缺乏品位。一个把西服的标签还露在袖口的人，毫无疑问，一定来自一个没有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山村，他或许是第一次穿着西服步入文明的都市。

在上海，越来越多向往管理层的打工族，开始将名牌衣饰当成了自己职场打拼的战衣。

高管人员的西装大多在2000美金以上，偏好的名牌是Zegna、Lanvin以及Armani。年轻人自然还没能力负担太多的名牌，但也会千方百计节省下钱，购置一两套名牌西装留在工作的重要场合穿。他们青睐的是Hugo、Boss和Emporio Armani。

如果是颇具时尚意识的男士，特别是当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颀长时，则会选择Prada或者Gucci。

在工作场合，上海人不太喜欢穿新衣服，像“戆大女婿新郎倌”。色彩也不会太艳太多，全身上下不可能超过三种颜色的。

他们将佩戴饰品上班，看作低品位的标志，耳环、戒指、项链、手链以及裤腰上垂悬的手机、钱包、钥匙等等，社会等级越高，肯定佩戴越少。

求数量，还是讲质量，“佩戴文化”确实是大有讲究。

追究起历史演变的缘由，工作场合穿着的低调，在精明矜持的上海人心中是种“安全系数”，他们从来不会因为穿着而在人生竞技场上失算的。

小说《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徐义德到厂里去前，就煞费了一番苦心：

徐义德……决定亲自到厂里去一趟。他脱下西装，换上那套灰布人民装，连皮鞋也换了，穿上浅圆口黑布鞋。林婉芝看他从头到脚换了行头，知道他要到厂里去了。

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主动剪短发，穿列宁装、工装裤，表示投身革命。而她的表哥罗克文却依旧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就是个不识时务，日后必然会遭批判的角色。

虽然，这些都是上海解放初期的事情，但是，上海人还是记住了，在工作场合高调、张扬的穿着，是不适时宜的。

上海人衣着最讲究是在社交场合。

男士高雅得体、镇定自若，充分展示自己的成功与自信，女士还会添上一份娴静中的妖娆，透露一种“半分娇媚半保守，半分世俗半高雅”的别致神韵。

在上海的社交场合，看一个男士的服装，大致可以知道她太太的格调档次。英国形象设计师英格丽说：“有两种女人可以毁掉丈夫的形象，一种是追求时尚的，还有一种是力图节俭的。”

一般的社交中，穿着衣服层越多的，往往社会等级越高。衣服的品牌越响、质地越好，往往此人的品位格调也越高。

最要当心的就是首饰、手袋、手表等装饰品，容易快速降低身份格调。在社交场合，上海人宁肯不戴，也不用仿皮的或科技含量高的，如人造革的皮包、液晶显示的运动手表等。

社交场合的服饰是有些作秀的，特别是女士们。然而，这种“秀”色与流俗的火辣截然不同。

2008年底的最后一天，上海各行各业的精英与媒体记者、主持人聚会在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上海记者胡根喜事后这样描写：

一身丝光闪亮连衣裙、腰间极妖媚地束一根收身的结着大蝴蝶腰带的倪琳；丝光粉色黑宽腰带、笑意可人的靓女陈蓉；白色镶黑边西服、内衬黑色T恤、皮裤装的酷男高原；亦或是那位穿着“中国红”刺绣的改良式海派无袖旗袍的女主持郑琳，她那圆润的秀臂比《花样年华》里的略显瘦弱的张曼玉多了一份性感；国色天香而有着极sexy身材的俏美人林志玲，穿着最新2009系列华服，彰显出令人吃惊的娇媚；而王小慧荷叶边“披风式”呢长衫、金属盘绕胸花、紧贴的红色漆皮腰带，搭配着一条塔夫式长筒裙所流淌出的艺术质感，令人想起她的系列摄影作品《花之灵》……

可见，与街上流行的超短裙、皮短裤不同，上海人社交场上些许亮丽张扬的作秀，还是可以将内心热情与欲望的释放，把控得恰到好处的。

上海人的休闲服装潇洒多了，也“酷”多了，体现了国际大都市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

穿衣购衣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消费元素，频繁地买新衣服，许多衣服穿不上几回，甚至买回家挂在衣柜没几天就“过时”了。

当初，买的就是一时的心情和感受，消费的只是一种情调和气派，收藏的也算是一份时尚的回忆吧。

追崇名牌，在上海人的休闲中，是成功人士最容易辨认的标志。

“上海格调”也应该成为这座都市的流行色。

俞雷曾是上海《艺术家》杂志的总编辑，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份子，那么，在你的外表上就要让他人知晓这一点。”

重要的是穿戴名牌，至于怎么穿戴几乎没什么要紧。Dior的长靴是不是只适合个头高挑的女性，Dunhill外套袖子上的商标是不是该撕去，以及“Louis Vuitton”的正确发音，这些在休闲中都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些名牌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这是一位自信成功的人士。

上海的休闲服饰是赶潮流的，是看着流行色的风标“疯行”的，也是转瞬即变的。近代上海民谣有云：“乡下小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等到学来七分像，上海已经变花样。”

今天，上海休闲服饰的“花样”变化得更快，跟潮流极易落伍入俗，有些格调的上海人是不肯随便“撞衫”（撞见跟自己穿同样衣服的人的意思）的。他们除了到一些名牌专卖店挑选服饰外，很少会到南京路，甚至淮海路那些大众化的服装店去买衣服。

他们喜欢拐进闹市周边的一些小马路，譬如田子坊、八号桥、莫干山路、多伦路、新乐路、进贤路，那里开着一家又一家极有个性的私密小店，也许能“淘”到适合自己的风格独特的衣服。

他们更喜欢那里一些可以加工、定制的服装店，只要带去自己心仪的服饰样子，如电影画报、明星照片，甚至梦境的描述，那些小店都会尽力满足要求。

心灵手巧些的，还会自己动手裁剪或者编织。近年来，上海的丝绸店、呢布店和绒线店的生意逐渐回暖，营业额也逐年攀升。

上海的三十年代，就有过编织大师冯秋萍在“恒源祥”坐店授艺，时髦太太小姐们将她簇拥成时代偶像的盛况。当时，著名电影演员周璇、秦怡、王丹凤可都是冯秋萍的客人。曾经有本杂志的封面照片，就是冯秋萍手把手教秦怡结绒线。

“穿在上海”就是把自信穿在身上，把品位穿在身上，把成功穿在身上。

绝大多数的上海人都感到，自己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等级社会里，如果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讲究风度和生活格调，就可以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阶层：有文化教养的和没有文化教养的。

虽然，“三代才培养一个贵族”，内在精神的教化、熏陶需要时间，但是，高雅服装强烈的暗示作用，能及时提示自己要表现得同自己的服装一样高雅。

上海人是聪明的，找到了一条先重衣衫后重人的捷径，可以快捷地自信、高雅、成功起来。因为他们相信：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假装你有，直至你真有！）

旗袍中的上海女子

晚上十点了，家族史专家宋路霞打来电话，语气里是兴奋：“刚刚拿到一件旗袍，是南京原金陵女子大学的老校长吴贻芳女士的，她是民国名媛，陈叔通的外甥女，解放后任江苏省的副省长。1945年吴女士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穿的就是这件，紫色加衬，包边，蕾丝衬裙，做工考究，很高的趣味。”

严仁美是上海总商会会长、通商银行第一任行长严筱舫的女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探望宋美龄，宋美龄送她礼物，旗袍是其中之一。

送旧衣服，算是一个念想。

这件旗袍，也是紫色，暗扣，清清爽爽，不带一点装饰。

宋美龄，双鱼座，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餐，一根西芹，盐水里蘸蘸。一百岁，出来见人，定规要擦口红、画柳眉、着旗袍、穿高跟鞋。一次，手一抖，唇膏越过了唇线。过了就过了，不愿意别人帮助。

那一年，她在美国国会演讲，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日。一袭旗袍，一件洋装，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她倾倒美国民众。

她和她的姐妹们，在社交场合，总是旗袍，唯一的配件，是襟前的中国空军徽章。

她不是瘦，她是标致。

席家双胞胎姐妹，父亲席德柄是苏州席家的后代，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夫人黄玉珠，天生的美人身段，一件素色旗袍，一张饱满的六角脸，不见一点首饰，却是无敌于天下。

生了七个女儿，也是老天开眼，各个精致美妙。

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更是出水芙蓉，门前追求者无数。

1941年，父母决定送双胞胎姐妹去美国留学。

船未靠岸，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中断，上海的钱，无法到达。姐妹两个去大使馆求救。

大使馆见姐妹两个英语流利，当下给了她们一个工作：教美国大兵华语。

她们伶俐、美丽、娴雅，深得美国军人宠爱。

上海的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联系，以为她们遇难。惶恐担忧中，罹患伤寒症，不治身亡。

战争使席家美女成熟，她们成了坚强乐观的职业女性。

妹妹席与明的旗袍，是她做了少妇时的衣裳，英国料子，极其薄的呢子，黑底，斑斓的花，硕大，灿烂，开满全身。那蜂腰的尺寸，足以令青春逼人的女模特惊叹不已。

白先勇童年在上海度过。他笔下的女子，大多来自上海。

比如《永远的尹雪艳》。

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

“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有一张照片，是赵四小姐、严仁美等上海女子的闺密照。

六位名媛，在门厅圣诞树前，清一色的旗袍，上好的料子，简洁的式样，顶多是镶一条设计感极强的滚边。鹅蛋脸，瓜子脸，赵四是六角脸，修长圆润的胳膊闲闲地垂落下来，正好搁在膝头，因为旗袍开衩的限制，也因为严格的训练，坐姿严谨里，亦有舞蹈的美在里面。

母亲的照相册里，一张四十年代在上海南市区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

两位舅舅，长衫，西裤，皮鞋。

大舅妈来自农村的富裕人家，还不习惯上海的穿戴，只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旗袍。

中间的外婆，旗人，骨骼是慈禧太后的那种，太分明的线条。

母亲在后排左边，挺拔的瘦。细眉细眼，薄薄的唇，一件丝质碎花旗袍，头发不是那种惯常见的大波浪，是麦穗头，一根根的发丝，独立的，很轻微的卷曲，汇成一帘瀑布，倒挂下来，披在肩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处于“蜜月期”，上海女子流行穿列宁装，中性色彩，隆起的垫肩，窄袖，将手臂修饰得更加欣长，从胸部开始收腰，到了S部位，果断地一刀下去，比如把那里挖去一块，女性的曲线立即乍现。上海女人最会得于无声处露峥嵘，一条丝巾，或者一截蕾丝花边，在领口演绎出一点妩媚。

“文革”中，郭家小姐去康同璧姑姑家。姑姑见郭家小姐太瘦，有心给她补充营养。问：“想吃什么，说，我给你做。”

郭家小姐道：“想吃西餐。”

姑姑听了一惊，道：“这个可不好办。”

郭家小姐是后来才明白“这个可不好办”的意思。

其实，姑姑也想这一口了。她和女儿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食材。还悄悄约了几个老闺密。

晚宴那天，客人来到姑姑家门前，大冬天的，卸下草绿色厚实的军大衣，一个个，婀娜的旗袍，玲珑地跨进客厅，笑吟吟一声：“我来啦！”

见到那些装束，姑姑吓了一跳，赶紧把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上。

桌上，味美思葡萄酒，银餐具，水晶杯，蜡烛台。

穷讲究，因为心里是富裕着的。

土豆色拉，红肠粒和豌豆，散落在奶黄的土豆上，姹紫嫣红。

牛尾汤。整整炖了八个小时。

烙蛤蜊。烙蛤蜊的盘子是用旧的铝锅做的。

烟熏鲳鱼。

面包粉炸猪排。

每一道菜，换盘子，换刀叉。

六个人，连衬盘，数一数，一共用了四十多个碗碟。

文雅地吃着。

其中一位女子忽然伤感起来。

她道：“前些天，在莫斯科餐厅走廊看见张伯的，手里托了一片面包，一块黄油。很小的一块黄油。大约带回去给潘素。”

听罢，康同璧那边一声叹息道：“潘素，早先在上海，那旗袍穿的，勾魂的——”

继续，小口喝汤，小心地切下一片牛肉，放进嘴里，细嚼慢咽，然后，啜一口白水——

一位闺密道：“特殊时代，就不要穷讲究了。”

姑姑说：“将就容易，可凡事一将就，这意思也就没了。”

看吃相，猜心相

“头颈贼细，只想触祭（上海方言“吃”的意思）”，这是上海人嘲弄人吃相“急吼吼”的一句方言老话。虽然，说的人大多都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触祭”的人听起来，难免会从中听出点居高临下的盛气。

都说上海人对吃是很讲究的，我的印象里，上海人似乎更讲究吃相。

我的外祖母原是浙江金华城里一大户人家的当家长媳，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随两个女儿（即我的母亲和姨妈），到上海定居了。

我小时候，不大情愿到外婆家去，就是因为外婆家吃饭规矩太多。

外婆家表兄弟姊妹很多，玩起来很开心。但一到吃饭时候，就个个屏声息气起来了。

我们小辈是没有资格上大人的主桌吃饭的。

旁边放两张矮小些的方桌，我们轮流洗了手坐下。谁坐什么位置，倒不像大人的那张大圆桌上那么论资排辈，每人都有固定的席位。我们可以随便坐，但一旦坐定是绝对不许再交换的。

冷菜和几只事先烧好的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长辈那桌没坐齐发话，我们只能看着，不能动筷子。等娘姨盛好饭递来，我们必须一一起身，双手接碗，并说谢谢。将饭碗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后，收回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等候。

等主桌上长辈们开始动筷子吃了，我们才开始吃饭。

吃饭必须一手捧碗，一手用筷。（如果吃西餐，更不允许有一只手留在桌下，即使暂时不用。）眼睛只能注意面前的几只菜，如果想夹远些的菜，一定要选好时机，不能和别人交叉下筷。下筷前要看准，不能翻动，一夹到菜就收回手。

吃饭时，不能东张西望，不能讲话。咀嚼啜汤时也不能发出声响，必须细嚼慢咽，防止饭粒汤水落在衣服或桌子上。

需要添饭，可以自己起身去盛。站立前，需先用手扶住自己的座椅，轻轻朝后移动，不能发出声响。如果娘姨有空来帮你添饭，也必须起身，双手捧过碗去。然后，站着等娘姨盛好饭，双手接过，说声谢谢，才能坐下吃。

饭吃完了，先检查自己的空碗，不能剩下饭粒菜渣，并将不慎掉在桌上的东西用筷子夹起，放进吐鱼刺骨头的盘碟里，然后，对同桌还未吃好的伙伴说：“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如果离席，还应该走到主桌跟前，向长辈们说：“某某、某某，你们慢用，我吃好先走了。”

席间需要递送刀叉、剪子等，绝不能将刀锋朝着别人，必须倒头拿，将刀把、剪刀柄递过去。

这些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在交往应酬中很受用。

人与人的交际中，相貌好坏固然要紧，但是，有些动作“相貌”的雅俗更加重要。老实说，我们每天有些非做不可的动作，天生就起腻不雅，甚至可怖，所以都要遮遮掩掩的。

比如洗手间里那几个动作的本相，或心急火燎而面目可狰，或松弛疲沓而两眼无光，不能拿来公开示人的。

还有睡相，我有个当护士的朋友，有天值夜班巡房时，突然心血来潮，去打量每个病人的睡相。

病房昏暗的灯光下，每一张熟睡的脸都是扭曲变形的，一张比一张可怕，不知哪个角落里传出的梦呓与呼噜，就像有鬼魂在悲切低诉。

我那朋友惊吓得逃回办公室，日后接连做过几天的噩梦，谁叫她去窥视人家的睡相。

唯有吃相，常常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如果注意那些大快朵颐、狼吞虎咽的嘴巴，那些满脸肌肉都在挤压抽搐的脸相，实在比上述那两种尊容更加恐怖难看或者令人作呕的。

因为看重吃相，所以上海人就特别讲究食品的纤巧精致。即使鸡鸭鱼肉摆满一桌，他们也还是叫做吃“小菜”的，吃大菜专指吃西餐。

他们盛菜大多用精致的小盘、小碗和小碟，只有盛汤的碗略显大一些。就是家常烧菜，也是制作精细，讲究质量，不会烧一大锅的。他们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肠”。

举个十分家常的葱烤猪排来说吧：

上海人会到菜市场（他们叫“小菜场”）去专挑猪的脊柱及两旁的肉，请卖菜师傅将脊柱竖地一斩为二，再横着切成一片片的。

猪排拿回家洗净、晾干后，平铺在砧板上，用刀背仔细地敲打几遍，使排骨的纤维断裂，因而不会产生老硬的感觉。

然后，用料酒和那种红而不黑的酱油腌渍。根据天气的温度和酱油的咸淡，确定腌渍的时间，一般总要几个小时。考究一些，还会放点蛋清一起腌渍，上海人相信，肉里放了蛋清，可以使它更嫩更滑。

葱烤大排，要许多葱，至少半斤以上，有的人就喜欢吃里面的葱。葱一定要挑小葱，洗净沥干。起油锅时，绝不可省油，烧热油后，放入成捆的葱煸炸。

煸葱是个细致耐心的活，火不能太大，当心别炸焦了葱。

几分钟以后，葱的体积明显变小，煸成干而不焦，黄而不黑时，将葱拨到一边，把排骨一块一块放入另一边的滚油里炸。排骨一炸即可取出，不用待其全熟，只要上面的腌料不会淌流下来就可以了。

等把所有排骨都炸过一遍后，盛出些过多的油，再将排骨和葱一起放进油里，倒入腌料和少许水，汤料盖到排骨的三分之二左右，添加点酱油后煮二十分钟。

待到排骨色面均匀，用筷子可以穿透肉质时，再加点糖，改用大火，收掉些汤水后，就可起锅装盘了。

这样的大排，盛在精致小盘里，如果再添上几块年糕，或者几片绿叶菜，既可当菜，也可作点心。香浓、色纯、肉嫩，小口慢品，绝对不需要张牙舞爪连撕带啃的。

上海话里有个词，叫做“吃得开”，是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社交处事人脉很广、办法很多的意思。究其本义，我以为就是说上海人吃得很开放，很多样。

自上海开埠一百多年以来，上海菜吸收和包容了全国各菜系的风味，引进和改良了海外各国的饮食特点，适合本地的口味变化发展，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海派口味。

还是以猪排来说吧，上海人是最早吃西菜的，吃完后就将西菜的一些做法学了搬回家里，“上海炸猪排”就是一种。

大排最好选凌晨宰杀后立即运到菜场里的“热气肉”，有雄爿雌爿之分。雄爿骨大，雌爿肉多，根据个人口味挑选。我比较喜欢啃骨头，会多挑选些雄爿的。

请卖肉师傅剁开排骨时，一定要说明是用来炸的，他就会剁得薄一些。

从早先一味的“浓油赤酱”，到当下的“满城尽带川湘味”，其实从中可窥上海大都市现代发展的轨迹。

大排洗净后也要用刀背敲的，而且很有讲究。将大排平铺在案板上，先沿着与纤维垂直的方向，从左至右一刀挨一刀敲过去，使大排整整齐齐排列出几十道敲痕。再将大排转个方向，沿着与纤维平行的方向一刀接一刀敲过去。翻过来，这样横竖再各敲一遍，总共四遍。

然后，从案板上揭起那块大排，用力撑开到原来的两倍大小，薄薄一片，有时会破出空洞也无妨。最好有新鲜柠檬，挤几滴汁在肉上，可使肉质膨松清香。

用鸡蛋、料酒及少许生粉、盐拌成蛋浆，腌渍大排十来分钟。同时，在干的案板上撒上面包脱水揉制成的面包粉（商店里也有卖现成的，有粗细咸甜之分），将大排铺在面包粉上，上面也撒上薄薄一层面包粉后，用木榔头拍打，让面包粉嵌到肉里面去，使整块大排都粘裹上面包粉，拎起来抖去浮屑，开始下锅。

猪排分两次炸，第一次油温不高，六七分热，大排放进去氽一下，左右手各拿一双筷子，尽量将大排向两边撑开。

所有的大排都炸过一遍后，沥去锅底的面包屑，用大火再将大排炸到金黄色即可。

炸猪排必须趁热吃，用刀叉切或者手撕成小块，蘸上海特产的黄牌辣酱油，实在是一道西菜中吃的美味佳肴。

从猪排的两种吃法，可以看出上海人“吃得开”的来头是很大的。葱烤排骨是有名的宁波烤菜的变种，炸猪排则是从当年“红房子”西餐馆法国大菜家常化过来的。

今天，京、粤、川、扬、潮、闽、苏、杭、鲁、豫、徽、湘等八大菜系十六帮以及风味各异的欧美、日本、东南亚等西洋菜、东洋菜，几乎都在上海开起了特色餐馆，但是，如果不为适应上海人的口味作些“妥协”的改良，就难以长久立足。

连肯德基快餐店，都悄悄卖起了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油条以及菜粥了。

讲究的上海人，除非公务应酬，通常不喜欢去餐馆热闹。偶尔去个饭店，一定是去尝个什么特色口味，学个什么新招，或者，想去感受哪个饭店特别的氛围情调。

绍兴路上有幢欧式白色三层别墅，带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大门非常低调，一个平淡的石灰色牌楼门，稍不留意就会错过的。只有墙边的装饰灯与众不同，灯罩后两束奶白色的灯光，幽幽地透着一丝柔意。

牌楼上方灰色店招，工工整整写着“老洋房公馆菜”。

推门进去，欧式的吊顶、家居的陈设以及泛黄的老照片，仿佛时空交错，走进了老上海的宅邸。

这里吃的清一色的家常公馆菜，精致细巧又温馨实在，来就餐的感觉更像是赴大户人家的家宴。

河南中路上的“帕戈餐厅”是另外一种格调。

开放式的布局，一堵绘着《马可·波罗游记》的彩色墙面缀满色彩斑斓的玻璃天堂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氛围，这里，每晚六点半至九点举办“意式欢乐时光”Aperitivo。

Aperitivo在意大利语中是“开胃酒”的意思。

客人来到帕戈餐厅时，浪漫的烛光里，萨克斯管乐师吹奏着时尚轻松的意大利音乐，意式派对装扮的侍者，热情而优雅地在人群中穿梭，不时为客人送上新款的意式鸡尾酒、气泡酒及主厨Stefano de Geronimo推出的经典意大利美食，令人感受一浪高过一浪具有异国独特魅力的快乐情绪。

上海人去饭馆酒店用餐，与其说去享受美酒佳肴，不如说是去寻求一种感觉，感受一种情调，品尝一种文化，与酒肉朋友之间饕餮的用意相去甚远。

“吃在上海”，与“吃在广东”或吃在其他地方不同，更在意食品的文化符号、亲手烹调的心境感受或品味享受的气氛做派，这也许就是上海人讲究的吃相，说到底，是讲究吃的心相……

咖啡里的上海人

一

上海人约会，常说：“吃咖啡去。”　　顾，上海人，虽然在新加坡买下了一座豪宅，可他还是上海人。他喜欢在自己家里招待上海的同乡，喜欢在自己家里做几个地道的上海小菜，放在派对的餐桌上。

他做得最好吃的，是油面筋塞肉。所有的料全部从上海空运而来，包括香葱。

那天下雨，顾留我喝咖啡。他煮日本式滴漏咖啡。

不是用咖啡机，是手工操作。

看着咖啡从滤纸里一滴一滴地落在咖啡杯里，这咖啡就变成了茶道，精致而仪式化了。

十八世纪法国人大举进军咖啡馆，喝出了一批文学艺术家。那天，我在顾家的客厅，学会了一首歌：《最浪漫的事》。

顾代表着一个特珠的层面。

他和他的邻居来自上海。

他们住在新加坡的高尚地段，驾着欧洲名车，雇着保镖和女佣。

他们的生活接近英国贵族的特质：有固定的品味，固定的交游，固定的派对，几乎不与这个层面以外的人接触，几乎不踏出自己的领地——他们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一方租界。

二

美国有位摄影师，Robert Kincaid，一辆雪佛兰小卡车，两套三脚架，几条骆驼牌香烟，便是他的全部生活了。

在一个黄昏，Robert Kincaid遇见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座桥：麦迪逊大桥……

陈也是摄影师，手中永远有架照相机，当他举起相机时，他明确地显露出一种“持有”的快乐。

在一段日子里，我经常和他坐在乌节路上一家叫“黛莉坊”的法国餐馆里吃鸡肉三明治。一些著名摄影家的名字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

星期天他去一个马来人的小岛，和马来人一齐吃辣的虾饼，回来的时候，会给我捎上一个椰子，有时是一把弹弓，最令我开心的，是一个可以装在手表上的罗盘。

他是唯一不和我谈绿卡和赚钱的人。

他告诉我，曾经有两个年轻人，也坐在“黛莉坊”里，他们在谈论“我们应该干些什么？”

店打烊了，凳子被翻上了桌面，侍者伏在柜台上，两个年轻人付了账走出门去。他们站在大街上继续着他们的话题。他们是认真的。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本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英文书店里，书名是《影响历史的一百张照片》。

“那么，我们可以干些什么？”我问。

后来，我们在法国语文学院的帮助下，举办了“希望工程摄影展”。

我第一次为自己筹钱举办的活动做了司仪。

开幕式成功极了。我们一起去吃了番薯粥。

和他在一起，喜欢同声背诵这样的台词：

“1475年，世上第一家咖啡馆在君士坦丁堡开设。”

这是一个意向，是我们彼此的——不过我一直怀疑，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别人没有做过的？

陈后来去了西雅图。每年回上海探亲，我们依旧老戏码，在咖啡馆碰面。只是，他不喜欢星巴克，说，那不是咖啡，那是咖啡水。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说，上海人喝咖啡，外地人吃大蒜。这是一种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地域特征。

交情是私人珍藏的隐痛

说白了，上海人都有点自恋的。那份孤芳自赏的清高，容不得多少私人交情。

他们将对别人讲的话都称作“闲”话，把与别人有关的事都叫作“闲”事。三千多年前的金文“闲”是个会意字，两扇“門”前横着根“木”门栓，紧闭着大门，闲居在家，拒人千里之外。

上海人很“闲”得住孤傲寂寞的，心门的锁，外人很少能找对钥匙轻易打开。他们情愿自家关着门“螺蛳壳里做道场”，也不肯费心“管别人家的闲事”，只要没有利害关系。

真有点英国人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少管闲事）的味道。

在许多热情豪爽的外地人看来，跟自命不凡的上海人是没啥交情好讲的。这实在是很容易错过上海交情的珍稀至尊的。

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代表着对抗着农耕文明迅速崛起的城市商业文明，上海人对朋友交情的感受，少了“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却多了“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易规则。

在上海人的心里，“朋友”与“交情”是有些不一样的。

天上的星辰显得美丽纯洁或许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私生活一无所知。

上海作家李大伟在他的《上海腔调》里写道：

“朋友”二字，本来是非常紧密的小楷，现在是被无限放大的行书，松散得很，而义气的墨痕却淡若水渍。朋友这口陈年酒窖，如今酿的是水，少的是酒。

上海人是将“朋友”看作生意场上的本钱，交际圈里的衣裳的。“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与“路道粗”近义。“傍大款”、“攀高枝”抬高身价，慕个虚荣。

唯有“交情”才是珍稀的人间真情，和乐融融，持久弥新。

以求助为例，小事情求朋友，他们通常会找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帮忙。大事情凭交情，他们总是去跟过去帮过自己大忙的人商量。

前者有索讨“人情债”的意思，“一报还一报”，人家理应出手相助的，必然一口承应，只是能否帮上忙说不定。

后者有以往相帮的感情和能力基础，对方大都会以实相告，或鼎力相助的。

上海人是有些看淡了“朋友”而重交情的。

今天，“朋友”在上海人的称呼中是个很泛滥的词。

“朋友，侬好！”

“朋友，问个路。”

“朋友，帮帮忙噢。”

“朋友，侬准备哪能？”

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忘了姓名找不到合适称呼的，甚至讥嘲对象冤家仇敌都可统称“朋友”。三教九流、“烂污三鲜汤”地随意叫过去，全没有亲疏褒贬之别。

以至于上海人对“桃园三结义”称兄道弟的朋友情谊，也有意贬低了其称谓的分量。外地人喜欢以“兄弟”相称来表示朋友之间近似血缘的亲情，可是，上海人却只用“小兄弟”、“小姊妹”介绍自己的朋友。

上海话里是从来没有“大兄弟”的尊称的，有的只是“出窠兄弟”的亲昵，那意思跟同窠孵化的小鸡小鸭差不多。

上海人一般都有自己熟识的圈子，里面的人大多与其事业或生意有关。与他们有交情的，一般不会在圈内。因为，上海人相信竞争场上的伙伴会冲淡交情的。

上海人的交情是剔尽了浮华功利后，散留在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上的幽香，无形之中提携人的文化品位，分享从容不迫的优雅人生。

讲交情要“会做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风俗讲一处礼。上海开埠一百六十多年来，在各种移民风俗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下，形成了一方独特的习俗与礼仪。在上海，评价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几乎就是值得不值得交往的底线。

石库门里长大的小家碧玉王琦瑶（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主人公），读书时第一次去电影厂试镜头是失败的。

她和导演并不相识，这件事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王琦瑶是同学吴佩珍通过在电影厂当照明师的表哥，介绍给导演的。导演还是在一个月以后，给王琦瑶打了个关心的电话。

王琦瑶心里是不领情的，“口气不自主就变得生硬起来，还有点讽刺地，问他有何贵干。导演说有一个朋友叫程先生的，是个摄影师，想替她拍些照片。王琦瑶说，她并不上相的，还是请程先生找别人吧！

导演笑道：瑶瑶生气了！王琦瑶就不好意思再推了。

过了一天，那程先生自己来电话约好时间和地点，到时候，王琦瑶遵程先生吩咐，带上自己的几件旗袍和裙装，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

后来，程先生将拍摄的照片投给《上海生活》杂志，被选中一张，做了一期的封二，题名为“沪上淑媛”。

王琦瑶从此改变了命运暂且不说，她与导演、程先生的交情也因为他们都很“会做人”而逐渐培育了出来。那种谨慎温婉、礼貌待人的做人方式，稀释了利、欲，漂白了得、失，凸显出了个人的门庭家风与修养品位。

“会做人”须适应当地的习俗，尊重别人的选择。

譬如社交聚会，上海人习惯传统的“饭局”、“茶叙”不带家属，洋派的“Party”则夫妇一起参加。

馈赠礼物叫“送人情”，价值不宜太贵重，因为礼尚往来，人家以后还礼，总要略高于你送的“人情”（不顾及人家，只挑贵重的送，不是期待回报，就有行贿的意思了）。

讲交情还要“拎得清”。

上海人讲究“识相”（知趣的意思），识得时务，懂得规矩，包括一些潜规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调整自己的位置，给自己选择最合适的身份与表达方式。

“不识相”、“拎勿清”就无法维持交情。

阿汤是淮海路附近三层洋房走出来的“老克勒”，是老上海滩上一家颇有名气的企业老板家的“小开”，家有存款，国外有亲戚，人称“钻石级老男人”。

他喜欢每晚九点到“Blue house”酒吧泡吧。

坐在吧台边的高脚吧凳上，喝着女招侍递来的“巴伐利亚1516”鲜啤和小杯朗姆酒。

等到酒吧爵士乐队的萨克斯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爵士鼓敲响第一声鼓点，他就会下了吧凳，将双手插进银发，优雅地拢一把。然后，微笑地走到一位时髦女郎面前，认真地鞠躬，伸出右手，极为绅士地邀请女郎一起步入中央舞池，在一支怀旧的英国乐曲里翩翩旋舞。

阿汤从来没有遭到过拒绝，因为他知道那些单身女郎是很中意他的，有的还明显地暗示过。

他没有谈过恋爱。

他年轻时“唯成分论”盛行，没有人敢问津。现在他这种人吃香了，他却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

阿汤对热心的婚姻介绍人讲，他不愿意作孽。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如果结了婚，女人家不替我生孩子，会不好意思，觉得有愧于我们汤家的祖宗先人；我虽然年龄大点，但我还想生儿子为了将来养老送终，可是等不到儿子长大成人，我老早‘翘辫子’（上海方言‘死’的意思）了，那样岂不是要苦了那位年轻的‘家主婆’（上海方言‘妻子’的意思）？这种作孽的事体，想想也就算了。”

所以，阿汤仍旧每天泡吧到子夜，看看手表，按时端起酒杯，仰起脖子，一口喝尽最后一点朗姆酒。然后，起身披上那件格子呢大衣，推门出去，孤独地消失在上海的寒夜中……

上海人的“拎得清”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谋划自己的利益的，精明而有实惠，利己而不损人。

这种“拎得清”，很多时候不须讲白，大家心知肚明装糊涂，所以不会伤交情。

“拎得清”的人大多会“轧苗头”、“看山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察言观色，兼顾各方面的感受与利益。“拎得清”的人也很能“接翎子”，会及时随机应变，调整言行。

“拎得清”的人绝不会强出头、打包票的。顺势、逆境都沉得住气，不会忘形，丢失了自己。

讲交情，说到底，要紧的是要有情感的交流与关照。

网络时代，找朋友比找石头容易。上海人执迷的“情殇”更加远离了历史根基，交际心理像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身来。

上海交情是私人珍藏的隐痛，是人格修炼的景仰。只有触摸上海交情，结识上海交情，煽动上海交情，沸腾上海交情，才能探得上海人际交往的格调，勃发这座城市群体性的人格力量。

李叔同结义城南

清末，李叔同携家眷来上海，赁居在法租界的卜邻里。

当时，江阴书法家张小楼、江湾儒医蔡小香等，已在华亭诗人许幻园之居——城南草堂成立了城南文社。该社是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的文艺团体，组织者为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的宝山名士袁希濂。

许幻园家底富厚，思想新派，是沪上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城南文社即以许家为唱酬之所，每月会课一次，地点就在许幻园的豪舍——城南草堂。许幻园爱才心切，经常出资悬赏征文。文社的课卷也专请精通宋儒理学、又长于诗赋的张孝谦评阅，并确定等第。

李叔同听闻此事，是兴趣也是为了糊口，开始向文社投稿，几次都得到好评，引起了许幻园的注意，以为其才气不俗，遂邀他入了文社。

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两位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蔡小香是女科名医。蔡氏女科肇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早年在文学上推崇安徽桐城派，专心于词赋诗韵。中年偏爱医道，刻意攻读，苦心孤诣。手抄医书百余本，反复批注，指迷补正。他为乡里治病，每获良效，于是名声四扬。李叔同曾以香艳的文笔，逼真地描摹了他为女士号脉看舌时双方的情态。如《戏赠蔡小香四绝》，其中两段是这样的：“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然，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

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早与许幻园时相过从，自文社活动结识了李叔同，五人便成为莫逆。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不多且意气相投，遂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并摄影纪念。许幻园的夫人宋贞（字梦仙）曾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是这样的：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这首诗其实很可以形象地表现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境况，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气，潇洒无羁。

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写照，恰恰说明了“天涯五友”当时在艺文活动之余的另一个侧面。他们之间的友情真诚，故彼此留恋。即便是李叔同于1901年暂时离沪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流露出这样的情怀：“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　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因被李叔同的风采才华所倾倒，许幻园慷慨地将其城南草堂辟出一隅，邀请其全家搬来居住。李叔同住进城南草堂后，在客厅正中挂起一块“醺纨阁”匾额。许幻园乘兴写了“李庐”二字相赠，锦上添花。

当时李叔同年届二十，青春勃发，在许家的园子里面进进出出，眉如墨笔，唇若桃瓣，外面一件青石团花排穗织锦缎褂，一条长辫，从顶至梢尾，一串大珠子镶嵌，一壶合欢花浸泡的温酒，几对菊花蒸蟹，自然是身边美人儿李苹香选了极肥极大的搁在缠丝白玛瑙碟子里，揭了蟹盖，剔出脐子，但见满目膏脂，一副梦有知、为底迟的模样。待到口齿噙香，李叔同龙井茶里净了手，站起来，一个身段，平添万般情思，一段《桃花扇》里的“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天然的风流，悉数堆积上了吊眼梢。满堂喝彩中，李叔同又一句“无数楼台无数草”，拖腔走板，走了。去另一个诗社，画另一个《茶花女》。

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也是才女。李叔同母亲，与梦仙相契无间，花晨月夕，茶余饭后，常请她说诗评画，引以为乐。梦仙体弱多病，李母为其治理药饵，视同己出。梦仙与叔同，也常有唱和之雅。

后来许幻园赴京，临行前一晚，叶子小姐弹琴，李叔同噙泪写下《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一时期的生活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李叔同有一首《清平乐·赠许幻园》：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门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1926年初，早已出家近十年的李叔同到上海时，曾专程到过城南草堂旧址，当他知晓当年的城南草堂已变成念佛的“超尘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的感慨。

此为上海才子佳人的一段往事。

为逝去的美好而伤感，回忆往事，细节是最好的抚慰。

永不凋谢的面子

中国人做事很看重脸面，其中恐怕以上海人为最甚，宁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2006年12月，法国有家知名化妆品企业在上海做过一个调查，显示上海女性日均早晚使用的化妆品有二十几种，居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之首。2007年7月9日《东方早报》发表的零点调查《城市居民生活变迁报告》披露，上海男性平均每天照镜子的时间是17.1分钟，平均每月为“面子”花费118.9元，都超过全国其他城市的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上海人特别在意别人，做足了面子给人看的。无论什么条件、什么境遇，都要讲面子的，至死不渝。

“文革”头一年，上海曾有两对夫妇以命抗争，拼夺被造反派污墨的“面子”。

1966年“运动”刚开始，旧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老板胡治藩就被抄家。胡治藩被造反派头上脚下地倒挂在楼梯栏杆上，他和妻子只是沉默不语。

7月1日，胡治藩的妻子金素雯穿着整洁的墨绿套装，步态优雅、神情镇定地来到大光明电影院。她认认真真地看了很久铺天盖地的批判胡治藩的“大字报”。然后，莞尔一笑，点上一支女式香烟，轻轻吸了一口，悠悠地吐出三四个乳白色的烟圈。她幽娴地抬手，使劲揿灭了香烟，仍旧优雅从容地离开。

第三天（7月3日）深夜，胡治藩和金素雯双双自缢身亡。

两个月后，上海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因为连续被抄家，整洁点的换洗衣服都没有穿了。

9月2日下午，傅雷夫人朱梅馥对佣人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9月3日深夜，傅雷和朱梅馥用工笔誊写下一封遗书，交代了身后房租与亲戚寄存财物的处理，以及自身火葬费用后，从容告别人世。

这两对夫妇深夜弃世时，都有一个相似的细节：

胡治藩夫妇将两只垫脚的小凳子用毛衣包裹起来；傅雷夫人是先把一块棉胎铺在方凳下面——当她套上绳环，踢翻凳子时，不会惊醒邻居，影响别人睡眠。

我想，他们在别人心目中，是能争回些体面的。

以上海人的精细，很能在容易失“面子”的当口，优雅温婉地留住自己的“面子”。

跟坊间世俗的“扎台型”（上海方言“出风头”的意思）与矫情作秀不同，“面子”只讲究自己的仪表和给人的印象，而扎台型作秀注重的，却是他人的反应。

即使环境恶劣，或者物质匮乏，重“面子”的上海人还是会千方百计、精打细算过精致讲究的日子，维持自己的身份。

上帝给了人一张脸，但是人却不满意。

上海有句话：“噱头噱在头上，蹩脚蹩在脚上。”那意思是，看一个人的仪表重在发型和皮鞋的整洁高雅。其实，上海人还特别看重衣领，尤其是衬衫衣领的干净挺括。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布匹紧缺，质地好的衬衫货稀价贵。但是，衬衫还是必须经常洗换，于是上海流行起节约领。半截子的衬衫，又便宜又好洗，熨烫得光亮笔挺。春秋季节，外面再套件绒线衫，敞开着外衣，风度翩翩，很有面子的。

十年动乱期间，我家附近有个街道生产组。那里面进了不少原来资本家的姨太太、小开，因为没有了“定息”收入，他们只好参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

虽然，他们不再穿着光鲜的西装旗袍，但是，同样的蓝色人民装，每天都洗得干干净净，烫得服服帖帖。

外人看不出那身衣服的腰身、裤子的臀裆都做过精心修改，只觉得他们穿出来，有种与众不同的风韵和神采。

那年月，喝咖啡、吃西餐是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只要能搞到些牛肉、红肠之类的，很多上海人都会在家里自己做几个罗宋汤、乡下浓汤等西菜招待亲友的。

我家那条街的转角处，有家咖啡厂的门市部（即后来上海咖啡馆的前身），那时候的咖啡全部出口，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咖啡。每天下午两点，这家门市部会出售咖啡渣，很便宜，几角钱一斤。

许多上海人买了这种仅烧磨过一道的咖啡渣回家煮，满屋飘香。有人用两根铁丝自制烤炉烤吐司，邀请朋友相聚，喝下午茶，别有一番情趣。

这种生活，他们并不觉得是“苦中作乐”，而只是维持一种身份，留有一点“面子”。

上海人的“面子”是注重自我和人格独立的，关系到身价与社会地位。为了维持“面子”，他们情愿破财、忍难，甚至“哑巴吃黄连”的。

上海人的“面子”与“实质”经常是不一致的：

夫妻俩已经恩断情绝，协商离婚了，仍会在外人跟前亲亲热热，不动声色；

明明没读多少书，胸无点墨，也会配副平光眼镜，说话文绉绉的，喜欢用几个文明词；

人生受挫折，心情痛苦不堪，脸上还是笑嘻嘻，一副宠辱不惊的气派；

万般无奈，心急火燎地求助于人，却放不下身段，只淡淡地说声“不急不急，你看着办”。

……

这种“面子”与虚荣不完全一样，有时候，为了维持“面子”（或者说维持身价与社会地位），恩断情绝的，可能重修情缘；胸无点墨的，真会刻苦读书；人生受挫的，可能从此阅历丰富，处世老到；无奈求人的，也会情急生智，自己解放自己……

跟上海人打交道，彼此都要给对方留足“面子”。这种上海生活的基本格调，也是造成上海人不温不火性格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发迹前，曾在上海拜在帮会大亨黄金荣门下，投过帖子。

十几年后，蒋介石显达为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师徒关系，不再适合蒋介石的社会地位。

蒋介石到上海后，社会贤达纷纷拜见，黄金荣不知所措。蒋介石提出，自己前往拜访黄金荣。

总司令给了昔日的师傅一个天大的面子，黄金荣喜出望外，想给蒋送份厚礼。

杜月笙出了个点子，说：总司令现在什么都不缺，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面子，你不妨送个大面子给他。

黄金荣立即托当年蒋介石落难时，带他来投奔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给蒋送去一份厚礼。蒋介石收到礼后，打开一看，原来是自己十几年前投的帖子。

蒋黄两人相互给足了对方的面子，维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协调了两人的关系，都对此后双方的事业带来了好处。这是后话了。

今天，上海人交往中一般不揭短，就是这种给面子的做派。开玩笑从不出格，女士跟前不说暧昧的段子。即使有人言辞闪失，说了不中听的话，闻者也不会拍案发怒，针锋相对的。

上海人如果对某人心存芥蒂或者不满意，通常不会当面开销，而会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寻找中立的第三人诉说。第三人听后，也不会像北方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只会委婉地劝说几句，答应找机会跟对方沟通沟通。

上海人调解处理纠纷，都会给双方留有面子，绝不会撕破脸面恶语相骂，“抬头不见低头见”，充其量只是陷入冷战状态。时间久了，也许有某个契机，纠纷就自然化解了。

美国学者明恩溥写了一本叫做《中国人的气质》的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面子”。他认为只要真正领悟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就找到了解中国人性格的钥匙了。

如今，许多生活在上海的“新上海人”对“原住民”上海人的许多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感觉不可理喻，恐怕就是没弄明白“面子”在上海的生活格调里“性命交关”的作用。

爱因斯坦，上海的惊鸿一瞥

站在塔上，梓园尽收眼底。

高高的门楣，任风吹雨打，世事变迁，“梓园”二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的筋骨上，如同伏笔，晕开了结局。

是午后，弄堂口，闲坐几位老人，伏在日光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时事，说着邻里，说着柴米油盐。

进得院子，但见一架推土机，如巨型的、战败的变形金刚，锈腐的铁爪，无力地垂在地上。绕过横七竖八撇弃在那里的工具，兜兜转转，在二楼回廊的转角处，见到了传说中的戏台子，倚在院子的墙边，七零八落，伤痕累累，一副林黛玉受了委屈的模样。曾经梅兰芳的水袖，周信芳的皂靴，哗啦啦的叫好，洒在戏台子上的赏钱，了然无声、无痕。

一扇门前挂晾着衣服。

敲门问路，只道是外地新聘的工人，全然不知院子的历史。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

梓园主人、海上闻人王一亭封帖子，盛邀爱因斯坦和夫人来园子一游。

自然是留饭。一顿辉煌丰盛的晚宴。

花梨木云母石圆桌，银餐具水晶杯，八大碟八小碟前菜，八热炒四大件主菜，甜咸甜心十六件，两道汤品间演绎着菊花蒸蟹温酒赋诗的文人传统。

窗外的戏台上，丝竹声声，如幽兰睡莲。无关风月，全是风月。

这样的阵势，连尼德兰人也叹息弗如。

爱因斯坦对上海惊鸿一瞥。日后回忆道：“在那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

他们自然不懂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上海人讲体面，总是竭尽可能，把最好的留给客人。

王一亭在政治、实业、社会活动诸方面颇有实力、威望，亦是著名海派文人画家，与吴昌硕并誉为“海上双璧”。他的花卉，粗枝大叶，赋色古艳，草草点染而意趣自得。他画的佛像、观音、和合二仙安详淡然，超尘绝俗。

那晚，撤了席，沏上雨前龙井，奉上四季鲜果，王一亭拿出自家的收藏，与爱因斯坦一起欣赏金石书画。

爱因斯坦哪里懂得中国山水，只是捧场应个景而已。

席前席后的奢华与雅淡也算是应和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北京的蔡元培也拟请爱因斯坦北上讲座，最终没有成行，原因是盘缠。那时，京城里的爷，养京剧名角。雪艳琴的先生溥侊，与宣统皇帝溥仪、红豆馆主溥侗、名画家溥儒是同辈兄弟。他从一开始就捧女伶人雪艳琴，下的是“水磨功”。送花篮，送行头，送衣服，送这送那都不难，有钱就行；难得在他，每天不但自己听戏，还买几十张戏票请人去听。这听戏捧场，夜夜如此，年年如此，好似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

追求雪艳琴的人多了，有钱的，有权的，论起真心与耐心，谁也赶不上这位大爷。最后他们谈到了嫁娶。雪艳琴提出的条件是：一要正式婚姻，不做姨太；二要随她信回教。这对已婚且不信教的溥侊来说，真是两大难题。溥家全体反对，可溥侊却件件依从。先离婚后入教。那日举行婚礼，是轰动北京城的大事。

可惜，他们却不认相对论。与爱因斯坦错过。

啥叫“门槛精”？

讲起上海人，总免不了提及他们“门槛精”的特点，而且，心里的感觉总有点怪怪的，说不清褒贬，也道不明白是喜欢还是讨厌、是羡慕还是憎恨。

说实在的，门槛原是门框下一根木条而已，各地的中式房屋都有，用以遮挡门缝，增强门的牢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严密，对门槛与房屋建筑的其他部件一样，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私宅房屋主人的等级越高，门槛也越高。门槛也就成了等级高低的标志了。

曾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私自增高自家门槛的高度，被人发现告发，结果，以僭越之罪名遭受满门查抄的灭顶之灾。所以，很少有中国人敢擅动增高门槛的念头的。

也许远离封建集权中心，也许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多一些，同样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上海人对门槛的态度就有些不恭，私下里开始调侃起来了。

他们将家里的门槛做成活络的，即高低不同的几块，平时用高门槛抬举自家身份，一旦有贵客或者比自己等级高的客人来访，就换低门槛，甚至干脆拆除了门槛。

如今，随着门阀观念的不断淡化，这种活络门槛也逐渐消失了，但是，上海人把这种门槛里的“窍门”称作“窍槛”，运用到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中去，就让一些忠厚老实、脑子不太灵活的人望尘莫及，觉得他们的“门槛”太精了。

上海人“门槛精”的说法传开了，传久了，几乎成了上海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格标志。其实，真正“门槛精”的人，一定是大智若愚的，难得糊涂的，外人未必能一眼认出来。

话说回来，上海人“门槛精”不假，但是，先要弄清楚谁“门槛精”才好。

上海女孩黄圣依曾是“星女郎”，后来，她跟周星驰打起了官司，将周星驰缠得十分头痛，周星驰有个评价：上海女人中最厉害的角色，就是“弄堂里”出来的这些小姑娘。

让“星爷”觉得厉害的，自然是上海人的“门槛精”了，只不过他以为弄堂里出来的小姑娘最厉害。

“星爷”对此有些孤陋寡闻了，其实，他仅仅遭遇了上海“门槛精”的最小角色之一罢了。

上海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对上海的弄堂，曾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件事，千人千面，万众一心的。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边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油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叉叉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这各自的巢。屋脊连绵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子。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一片，无边无际，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却是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撒播然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灭的。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

这样的弄堂，外人进去，如进“迷魂阵”，会晕头转向回不了家的。在这样的弄堂里身经百战、百炼成钢，走出来的上海人，个个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门槛精”的厉害角色。

周星驰遇见了，自然以为碰到厉害角色了，殊不知，小姑娘都是家中大人教出来的。

阿芬是七十年代初嫁到石库门弄堂里来的，那年她才二十出头，如果不是“文革”抄家，将她一家扫地出门，赶到汽车间去住，她怎么也不可能，会跟现在的老公曾小毛结婚的。

阿芬中学毕业时，差点考上部队文工团，就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最后的政审没通过。

她被分配在一家电机厂当学徒，由于“黑五类”子女的身份，经常受欺负。曾小毛是她的师傅，很同情她，经常出头帮她讲话。

那时，阿芬她妈还在世，她看出曾小毛对阿芬有意思，就劝女儿：

“小毛这个人蛮忠厚的，我看他对你也是实心实意的，你就跟他吧。现在工人阶级吃香，你嫁过去也可以改变成分不好的处境。”

阿芬嫁到石库门弄堂里，做了工人老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十几年跟东家阿婆、西家阿姨们鸡鸡狗狗地周旋，竟也将她练成了一个在弄堂里呼风唤雨的厉害角色。

阿芬辞掉了电机厂的工作，进了一家私人企业搞公关。后来，她又搭识了一个台湾人，让台湾人介绍她到一个国企老总家，给他孩子当家教。

阿芬真变了个人，她跟私企老板、国企老总的关系搞得又暧昧又不暧昧，连那两个男人都糊里糊涂。她居然还跟其中一个的老婆认了干姐妹，经常两男两女一起出去聚餐、健身、打高尔夫。

曾小毛下岗多年了，平时摆摆地摊、贩贩票证什么的，早已没有了“领导一切”的派头。偶然喝多了闷酒后，他冲着晚归的阿芬发火：

“侬还回来做啥？阿拉下只角的鸡窝养勿起侬这只凤凰！”

这种时候，阿芬通常不会理睬丈夫，她怕声音闹大了，邻里之间又生出些流言来。

等到小毛酒醒冷静了，阿芬才会递给他买好的中华牌香烟、西洋参含片等，然后边哭边骂：

“侬又黄汤灌多了？如果侬这个男人有本事，用得着老婆出去混铜钿？我不搞定、摆平那两个戆男人，屋里厢每月四五千元进账哪里来？侬女儿进得去现在读的重点学堂吗？”

阿芬知道，只要提起女儿读书的事，就是点中小毛的穴位了。当年，女儿考取了一所热门的重点民办中学，要付一万元的赞助费，小毛拿不出，背着女儿到区招办退掉了录取通知，换了所普通学校。

女儿大哭大吵、寻死作活，跟父亲闹翻了，说要跟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伤透了小毛的心。

后来，阿芬将这事告诉了那位老总，老总托熟人出面，请那所重点学校的教导主任吃了顿饭，将赞助费打了对折，他先垫了五千元，让阿芬女儿进了学校。

自从女儿进了重点中学，阿芬夫妻俩在弄堂里更风光了，邻居们都羡慕他们有路子，有办法，说他们的女儿已经一只脚踏进大学了。

背地里，有很多男人对自家老婆讲：“侬看人家小毛老婆‘门槛精’𠲎？”

弄堂里出来的“门槛精”，大多都是厉害角色，八面玲珑，四方得手，哪里都不会吃亏，旁人虽然看得心里痒痒的，但也都奈何他（或她）不得，因为他们事先都已占尽了道理，将风险估算得非常精确后，才肯出手捞取实惠的。

生活本无胜利可言，唯有坚持，便是一切。

然而，厉害归厉害，这种处处得便宜的“门槛精”，到底容易树大招风，成为众“视”之的的。

古话讲“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一旦到了强弩之末，说不准就落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

上海人真正的“门槛精”，其实是一种看不出“门槛精”的“门槛精”，换句话讲，是一种表现得“与世无争、吃亏是福”的“门槛精”。

所谓圣者无名，大者无形，上海真正聪明的上档次人士都是大隐隐于市的，无论居住在花园洋房，还是石库门弄堂，都远离利禄追逐，避开人们的视线，享受自己的悠闲情趣。

他们也有物质追求，但绝不过分，不张扬，好酒饮到半醉休，好花只看半开时，像清代诗人李密庵的《半半歌》写的：

裳半素半轻鲜；

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在世人眼里，他们从来不热衷竞争名利，不会成为别人的障碍与绊脚石，不会关心与介入人家的纠纷，他们仿佛将自己边缘化了，藏巧守拙，用晦如明，傻乎乎的，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受人嫉恨。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们和阿芬等厉害角色相比，啥人“门槛精”？

精明也聪明

陈莲舫乃清朝光绪年间江南名医。名气极响，找他看病的人几乎踏破门槛。他又狠心花了一大笔银子，托人到京城捐了个刑部郎中官衔，渐渐和上层官场人物打起交道，医道日益长进。不久，经张之洞等人推荐，陈莲舫成了专给皇上看病的御医。

陈莲舫到了宫里，恰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时生病，且病情症状几乎相同。太医院的医师们开了许多方子，“老佛爷”和圣上吃了不管用，气得要杀太医的头。陈莲舫小试牛刀，给太后和皇上把脉看苔，确诊两人的病症不重，不过是滋补过度，应以疏导为佳。

陈莲舫伏案开方，忽然手中“狼毫”悬空凝滞。何故？原来清宫有规矩，药方必由皇上亲自过目，皇上疑心病甚重，如果药方中没有滋补药味，难免招来欺君之罪。陈莲舫左右为难，那笔是提起来，又放下，在那枚端砚里，把墨捻了又捻，终于，计上心来。但见他大笔沙沙，药方一挥而就。慈禧和光绪验过药方，见人参剂量开得比一般太医重，大加称赞。其实陈莲舫虚幌一枪，故意将人参剂量加重，但要做成炭服用，这样，人参便被废了武功。果然，几日后，慈禧和光绪开胃通气，久病皆愈，很是高兴，特踢“恩荣五召”御匾一块，悬挂在陈府正厅。

一年后，陈莲舫又被秘密传进宫里。

精明是种被逼出来的急智，也靠平日的修炼和煎熬。

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积怨很深，光绪年轻气盛，一心改良，确实缺少权谋，政治上太青涩，被软禁在瀛台。传说，慈禧一心要除掉光绪。她密召陈莲舫进宫，着人给陈莲舫下密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在脉案上做手脚。

陈莲舫接到密旨，自然是一身冷汗。他明白，违旨抗命一条命，遵旨执行也是一条命，这可如何是好呀？

陈莲舫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两全之计。他不露声色，照样给光绪看病，写了张诊断结果交给慈禧，诊断上八个大字；好喜女色，致成痨疾。

陈莲舫想借这八个字告诉慈禧，废黜光绪，另立新君正是借口；同时也暗示光绪，赶快自动退位，免得性命难保。

慈禧看到这不痛不痒的八个字，知道是敷衍，一时却也不便发落；光绪亦不高兴，一个郎中，竟敢挖苦败坏皇帝的名节，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怜他已经没有了权限，只好听之任之，且让陈莲舫逃过了一劫。

光绪死后，慈禧发出谕旨，连夜捉拿陈莲舫。幸亏陈莲舫一向用银两打点着宫里的太监，事先得知了消息。他乔装打扮，混出清宫。第二天，逃难的路上，陈莲舫方知慈禧太后当日驾崩的消息，这心才算是落定了。

由此，陈莲舫聪明不被聪明误的故事便成为杏林界的一个传说了。

白相出点情调来……

“白相”在上海方言里是有些劣迹的，今天用起来，多多少少还有点经过劳动改造、浪子回头的感觉。

“白相”这个词起源于“薄相”。

《姑苏府志》“方言”卷中有“薄相”的词条，解释为“儿童嬉耍曰‘薄相’”。中国古代讲究“唯有读书高”，训诫“精于勤、荒于嬉”，认为幼时不能苦读，喜欢玩耍的小孩，长大肯定没出息。这种顽童就是“薄相”的。

苏州方言融入上海本地语音后，讹为“白相”了。旧上海有些无固定职业、游手好闲以及专靠行骗、勒索谋生的人，都被大家叫做“白相人”。

其实，玩耍嬉戏的“白相”是人之天性，本无厚薄功过之别。只有生出了功利的用意，“白相”才有了格调的高下之分。

如果琴棋书画的雅趣生出洗钱、赌博的用心，如果唱歌跳舞的陶冶变成挑逗、煽情的手段，“白相”还是难免一脸“薄相”的。

今天，上海白相，虽然已经融入了许多时尚元素，五花八门“花头经”十足，其实也不过满足功利、感官、感觉以及心灵精神需求等几种类型而已。

“白相”是休闲消遣的，只有远离了利和欲才能显出格调来。

过去外地人到上海，流行一句话：“没有‘白相’过大世界，等于没有到过大上海。”因为，当年地处法租界的“大世界游艺场”几乎囊括了旧上海所有“白相”的内容。

如今外地人来上海，都要到“新天地”去玩，更讲究些格调的，必定会去衡山路。

在浓密的梧桐树荫下，香樟花园、梧桐情侣座、一千零一夜、绿饮、红番、时光倒流、星期五、寒舍、耕读园、唐城、凯文、哈鲁、波旁、富豪斯等十几家酒吧、餐厅，白天露天桌椅边，夜晚香风烛光里，都会遇到休闲消遣的上海人，和南来北往的中外游人，追念往日情怀，感受海派风情。

在衡山路喝啤酒的不多，一般都是从附近高校或别处专程相约而来的大学生。他们不会点易拉罐的，因为玻璃瓶装的更高级些。

讲究的客人通常要一小杯名酒时，都会再点一杯矿泉水或苏打水。在那里，喝酒的烈度和甜度越高，显示身份越低。

在公共场合白相，烟酒是极容易跌落身价的。

高雅的白相是不能太在意输赢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保龄球再度在上海流行开来后，很快从贵都、银河、龙柏、西郊等几家宾馆的六球道规模，发展到高点、疯马等五十几个球道规模的五六十家保龄球馆。一时，“白相相掼球去”成了最时髦的流行语。

保龄球从贵族化的宾馆中解放到上海的民间社会后，兴旺没几年就消退了热潮，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保龄球馆为了刺激消费，推出许多奖励赢家的措施，一局打出200分以上，可以获得巨额奖励，使“白相相”的输赢意识走向极致。

喜欢玩比输赢的，通常来自社会的较低层次，或者正在拼命向上竞争的人较多，因为他们想从中赢回自信。

棋牌室里的“斗地主”、“八十分”和“搓麻将”等，即使没有赌博的成分，上海中上层的“性情中人”也是不屑光顾的。

以棋为例，古人常有“世事如棋”的叹喟、“棋如人生”的调侃。弈棋的境界，不在输赢，而在情有所寄，心有所依，淡定入静，感悟人生。所以，需要一片宁静的天地，一种超凡脱俗的氛围，才得修身养性。

围棋高手金亚仙87岁的时候，尚颜色红润、神采奕奕、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手谈而已。”

围棋、国际象棋与桥牌被称为“世界三大智力运动”。玩棋牌原本就是性情中人的休闲雅兴，以棋牌会友，离喧嚣与骚动的红尘世界渐去渐远，悠然进入那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忘我境界，常常能遇见难得的人间知音。

过去，欧洲有一谚语：“要想结交美丽的姑娘，就得学跳舞。要想结交名流显贵，必须打桥牌。”看来，棋牌里的贵贱等级还是有些历史缘由的。

上海“白相”的贵族化在于小范围的私密性，赶时髦仅仅浅尝辄止而已。

这些上海人不喜欢上馆子、逛商店。心甘情愿“DIY”，自己烹调一桌精致的小菜品尝，或者邀请少数私密挚友“轰趴”（Home Party）。他们消遣购物一般通过网络或者电话预定，喜欢那些脸上露着礼貌微笑、嘴上挂着亲切问候的年轻人送货上门。

他们甚至不很喜欢“度周末”这样的时髦，因为这只是一种模仿贵族豪华排场的做派，只有中下层正在打拼的人士，才只有周末短暂的休息“白相”时间。他们更喜欢利用平时的空闲带着家人，或者相邀几个知己“驴友”外出游玩、避暑。

这些年，上海“白相”的“DIY”格调不断凸显，找个陶吧做陶艺，租块土地种蔬菜，还包括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一种“沙龙式”休闲的小剧场话剧就在上海热闹了起来。一批青年白领、大学生和文艺专业人士在空闲时间走进一个个很“私人化”的小剧场，在更为独立的人格愿望及私人化倾向的引领下，和演员近距离面对面地情感交流，参与剧情的发展变化，玩味现实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上海的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和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一带，各种风格的小剧场、“黑匣子”已经形成了一条人气很旺的话剧街，甚至带动了附近徐家汇商业圈内那些办公楼里的白领，自发组成了一个个业余剧社，一空下来就编排小话剧“白相白相”。

还有形形色色的家庭艺术沙龙、私人创意画廊、民间收藏展览、自拍DV小电影等等，上海人的“白相”还是蛮有格调的。

上海“白相”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还有夜总会、跳舞厅以及按摩院等，在那里的“白相”是感官的格调，只好另作一篇文章了。

用海明威的方式

他叫马建军，职业律师，上海著名的劳动法专家。

他是，哪里有危险就到哪里去的人，恨不能就是国际维和部队永远不退休的兵。

我道：“你像海明威。是那种贴胸毛的男人。”

他说：“我喜欢海明威。我不用贴胸毛，本来就有的。”

于是他讲起古巴。

到了哈瓦那，他租了车，直达老城区的“两个世界”饭店。

这家饭店因海明威而出名。

1928年海明威第一次到古巴时就在这里下榻。此后在1932年至1939年间，海明威每次到古巴都住这家饭店。饭店的老板把他当成贵客，511房成了他专用的空间。在“511”，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与设施安逸且舒适，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

在饭店的前台，律师开口要住511。

酒店的人吓了一跳，说：“那里不租的，给海明威留着的。”

他道：“那就给我411。”

酒店的人笑了，说：“你很会挑。”

那晚，他住在海明威下面，特别叫了一瓶朗姆酒，躺下，望着天花板，希望可以听见海明威的脚步。

居然一夜无梦。这让他很遗憾。总应该遇见什么吧，譬如海明威的魂灵或者幻觉等等。

白天，他去了哈瓦那城东的一个小渔村，这是海明威出海钓鱼的地方，《老人与海》中提及的露台饭店也在村子里。

曾经，这是一间渔民们光顾的小酒馆，如今成为旅游指南上的必选。餐厅里的餐桌全部是白色的桌裙，红色的桌布。靠窗一张桌子与众不同，上面铺着红色桌布，桌裙则是黄色的。当年，海明威总是坐在那里喝酒、望海。

自然，这张桌子也是不能碰的，放在那里，给人指指点点。

他选了离这张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来，并且点了一份海明威首选的午餐。

他没有去维西亚庄园。尽管在那里，海明威用“罗亚尔”牌打字机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

他说：“他是死在那里的。我只访问他活着的地方。”

几年前，他联合了上海的“十大律师”，去了云南，开车去的，然后把车留在了那里，算是表达一份心意。

同样的事情，他们在西藏也做过一次。

那天，我们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他说，他刚刚在澳大利亚断了肋骨。

在澳大利亚，他一早就被鸟鸣吵醒。走到院子里，只见天上成群成群的鹦鹉在飞行，景象十分壮观。

喝完咖啡上路。马建军驾驶摩托车一口气开了830多公里。大约9点多，后面的一辆公路列车开始超车。澳大利亚内陆的公路列车是这个国家的独特景观，它由一个马力巨大的车头拖着3节至4节油罐或集装箱挂车组成，长度可以达到50余米。当它以100多公里的时速迎面驶来时，摩托车就会像小舢板经过万吨巨轮时一样，在它席卷而来的猛烈气流中颠簸。马建军急忙刹车，但公路列车的挂车太长，巨大的车身如同一堵墙倒下来，路边是灌木和草丛，人和车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就像电影，一串惊心动魄的慢镜头。

躺在大地上，马建军的心情出奇的平静。他慢慢站起来，走到公路上，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爬上那辆破破烂烂的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走了。

行驶了200多公里，中午时分，到达了北领地小镇凯瑟琳，他直接去了当地医院。

医生问：“怎么撞的？”

马建军道：“被鸟撞的。”一旁的护士惊叫：“好酷啊！”

止痛片加上烈酒。四天后进入了达尔文，五天后回到了上海。七天后医院的X光片显示，左脚有两处骨折，左腕骨裂，左胸第五根肋骨骨折，第四根肋骨扭曲，疑似骨折。

他说：“生命不是用来赚钱的，生命应该是飞翔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只快乐的鸟。”

最近，他正计划去伊朗。

他总是一个人。这样才生长得出豪迈。

他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没有赶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他用海明威的方式来抵抗生活的平庸和乏味。

上海人，有种“白相”，专找经典过招。

“轧三胡”的魅力

闲聊，在北方有叫“唠嗑”、“侃大山”的，在南方有说“摆龙门阵”的，到了上海，却讲作“轧（上海方言发ga音）三胡”。

“轧三胡”是上海生活里最为日常普遍的活动，它的重要性，仅次于一日三餐。从先生们的“星期聚餐会”、太太们的麻将桌到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弄堂口，随时随地都会碰到。

我一直没弄明白：上海人为什么要将闲聊叫做“轧三胡”？

上海方言里，“轧”的字义颇广，有挤压、结交、拉锯等多种意思，如“轧”伤脚、“轧”朋友。在“轧三胡”里，应该是“拉锯”的意思吧。难以弄明白的是：民族乐器里只听说有“二胡”，如何就多了一根弦呢？

我很喜欢听二胡演奏的音乐，如诉如泣，哀婉动情。然而，弦乐器的弓法如果不精到，拉琴就像是在“锯”琴，声音琐碎烦人。仿佛拉的不是好听的“二胡”，而是另外一种乐器——“三胡”。

“三胡”多一根弦，自然画蛇添足，更加无聊纠缠，上不了大台面。“三胡”的“三”与“讪”的发音十分相近，“轧三胡”可能还有“搭讪”的意思，这就又多了一层随心所欲、没话找话的味道。

如此看来，上海人的闲聊，纯粹是一种不正经的表面文章，交换一下消息，沟通一下情感。那是一种东拉西扯的生活意识流，巷里人家原生态的样子，不大成礼数，还有些蛮劲，有时甚至不知耻。

因为“轧三胡”的率真与坦直，上海人倒都不计较了，可以从那份“野豁豁”里窥见各人的真切。然而无意间，也会流露了每个人的品位格调。

“轧三胡”是上海人绕不开的一口水井，不会“轧三胡”，就会让日常生活的湿土干涸。只要有上海人生活、工作的地方，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都能经常听到他们寒暄着“轧三胡”，彼此表达善意，展示自己的热情。

上海人喜欢“轧三胡”时感受别人的热情，然后才培养友谊。如果自以为清高，不屑与去凑那份“轧三胡”的热闹，就可能有被认为冷漠怪癖的危险。

认为一个人是否热情，在上海，几乎可以决定他（她）在社交场合被大家喜欢还是被排斥。

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他列出有关人格的几项品质，包括：聪明、熟练、勤奋、热情、实干和谨慎，给一组被试者。同时，他给另一组被试者列出几乎同样的几项品质，不同的仅仅是把“热情”换成了“冷漠”。

阿希教授要求两组被试者对表格中的人做一次详细的人格评定，他还让被试者说明，表格中的人可能（或者希望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其他品质。

虽然两组表格中的人具有几乎相同的品性，只有“热情”与“冷漠”的区别。实验结果是：具有“热情”品质的人，收到了被试者的衷心喜爱，人们慷慨地用各种优秀的品质描述他。而那个具有“冷漠”品质的人，遭到了人们的敌意和仇恨，被试者把各种恶劣的品质统统都罗列在他的“冷漠”品质之下。

这个实验说明，在人类的一系列品质中，热情与冷漠是中心品质，它决定了其他相关联的品质的有与无，它也包含了更多有关个人人格描述的信息。

上海人一方面是“自顾自”、“各管各”，不大喜爱管别人家的闲事的；另一方面又是特别舍得花时间，去跟别人“讲废话”寒暄，以此储蓄情感或者保鲜友情。

他们“轧”起“三胡”来，十分随意、豁达。

随意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而是充分尊重别人的选择，顺势顺情，人云亦云，只要能表示对别人的兴趣与喜爱。不会轻易与人抬杠，挫伤对方的情感。

豁达不是目光远大，而是只管讲眼前，简明扼要，追求实在。话里面很少会有道德、修养、心情之类的务虚词汇，也不大会在意哪个抽象词义的理解分歧。

在公司里，阿敏现在只是个普通的销售员，她个头矮矮的，身材偏胖，脸蛋也不漂亮，但是，人缘特别好，而且她的销售业绩远比其他人高。

公司邵总开始注意她，想看看这个上海姑娘到底有什么绝招。

该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但谁也不听，我们只得老调重弹，说个不停。

——纪德

邵总仔细观察了几天后发现：

上班时间，阿敏接待客户或打电话联系业务，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倒是每天午间休息或者下班以后，阿敏经常会扎进一些人堆去“轧三胡”。

阿敏似乎对别人谈什么都很感兴趣，都能附和着聊几句。有时，人家讲的话题，阿敏不懂，她就会谦虚地向人家讨教，人家也都愿意教她。只要有她在，话就多，大伙常常会围绕她开起玩笑，她也总是会利用这种时机“逃”走。

邵总找了几个阿敏的同事谈话，了解他们对阿敏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认为阿敏“人好，热情，没架子”。

邵总将大家议论阿敏的话，归纳出了几条：

阿敏虽然是上海“好人家”出身（上海方言“家世家境好”的意思），自己又是毕业于重点大学的硕士生，但是，从来没有“眼睛长在额角头上”（上海方言“高傲、自负、看不起人”的意思），跟什么人都讲得上话的。

阿敏跟人家聊天，一向顺着人家的，从来不会打断别人、反驳别人、纠正别人、补充别人，一点点也不会给人家不适宜的。

邵总茅塞顿开，原来，阿敏是用几分钟的“轧三胡”时间，展示了自己的热情和善意，建立了与同事的情感联系。

邵总再关注阿敏与客户的交谈，发现她很多时候并没有在正儿八经地谈业务，闲聊占了很大的比例，有时还会很热情地帮客户解决一些小困难。

因为很多客户都会主动找阿敏帮忙或者“轧三胡”，所以，她的销售工作看上去并不费力。

邵总打定主意了，明年提升阿敏当销售部的经理。

“轧三胡”是市井的，在上海，随处都会遇见。“轧三胡”也是市俗的，聊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实际话题。

如果总是逃避“轧三胡”，就会让别人产生“冷淡、不合群”的感觉，这种人少了他（她），谁也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

如果有人把“轧三胡”当演讲，想借此发布思想，争辩观点，也会吓走听众，疏远了情感距离的。

“轧三胡”是一种不能轻视又不能太注重视的日常生活现象，上海人在这上面的功底，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得到的。因其通人性，讲人情，食得人间烟火，难免攀附俗流，故在闲聊中维护自身品位格调的高雅，尤为要紧。

尽管“轧三胡”经常只是在人生低俗的实在处抓挠，贴着肌肤的淋漓畅快，但是，上海人的言语却不会因此而堕落。

“轧三胡”的虽然不是清教徒、卫道士，但是开起口来，也是那种俗而不鄙、粗而不野、轻而不浮、色而不淫的随和轻松。他们可能开些不成体统的玩笑，但绝不会冒犯别人的尊严，更不会讲“荤段子”哗众取宠。

上海“轧三胡”唯其“真”和“实”，才更容易在谈吐间，极其自然地表现个人的阅历、知识面，展示自己的品位、格调，从而赢得大家的喜爱和仰重。

加拿大籍的形象设计大师英格丽·张在她的专著《你的形象价值百万》里写道：

人们可以从你的生活品位中判断你是一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红高粱地里冲出来的野汉子，还是一个刚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从“圈地运动”中走出来的浑身掉着“土渣儿”的“土大款”；是一个追求高尚生活质量的精神贵族，还是一个附庸风雅、假装成精神贵族的“暴发户”。仅仅满足于挣钱的人，无论他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他的心理都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虽然腰缠万贯，但是生活的品位却还停留在原始的贫困阶层。那些“富得只剩下钱”的成功者，并不是我们所仰望的人。这种生活品位和财富不般配的畸形关系，不会产生卓越的人生。

英格丽·张在一次讲座之后，收到了一个听众的真诚感谢，她说：“由于你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丈夫的生活观念，‘听交响乐还是听流行曲？打高尔夫还是打麻将？都在告诉社会你是谁？’使他意识到人应该有生活的追求。”

高雅的文化生活确实能够提升人的品位与格调，并且，由此成为一个人社会地位和成功人生的均衡有效的标志。

很多时候，上海“轧三胡”还是一个个人际“圈子”逐渐形成的过程，相同的志趣爱好，点点滴滴地融入平常实惠的沟通交流，经常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共鸣与激动。

“轧三胡”到底还是会形成交情圈子来的，人在圈外，太冷清孤僻；人在圈中，都有圈子的格调。谁都懂得“跟什么人一起吃饭，比你吃什么要紧得多”的道理！

在上海，“轧三胡”不能回避，也不太容易……

上海格调·前世今生

上海这个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它的繁华，它在太平洋的岸边拼合了各种文化，混杂了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时尚和价值。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奇迹，是中国近代文明进程的一个样本。

……

民国的上海，如今的上海，沧海换了桑田，旧时之人一个一个离世，人就像植物一样一茬茬长出来。不变的是弄堂口的馄饨摊，是上海人身上独特的韵味。

乐园与染缸的变通

跟人一样，城市也有别名、雅号或者绰号。

比如广州叫花城，重庆叫山城，南京叫石头城等等，城市的性格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让人浮想联翩。唯有上海没有个像样的性格名字，“申城”太敷衍，“东方巴黎”又太浮艳，倒是曾经有两个解放前的“反派绰号”，还有些故事。

1937年，上海的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爱狄密勒撰写、包玉珂翻译）。解放后，这本书一版再版，做了教育人们认识旧上海的读本。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推荐过这本书，还挑选里面的篇目朗读。

那时候，我印象里的旧上海，虽然繁华，却是劳动人民的地狱、冒险家的乐园。初中语文课读了夏衍的《包身工》，更加形象地加深了对上海这个“乐园”的认识，“每一根枕木底下都躺着一个中国工人的尸体”。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陪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上海，尼赫鲁就专门点名要看这本书，因为他听说上海过去叫“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解放十多年后，有个话剧风靡全国，名字叫《霓虹灯下的哨兵》。戏里面有句反派人物的台词：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黑的趴在南京路上。

话剧是中学老师组织我们看的，接受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拒腐蚀，永不沾。上海的生活方式曾一度让人谈虎色变，生怕纯洁的白布被它染坏了本质。

从此，“染缸”背在了讲究生活格调的上海人身上，做派就越发谨慎含蓄起来，谁都怕被染黑了。

有人说，旧上海的这两个称谓是历史的误会，我觉得更像是对历史的误读。

从上海人的心底里讲，他们并不以为乐园与染缸有什么不妥，只是外人误读了意思而已，所以不会为此感觉羞愧。

亲朋好友聊起来，大多做褒义的解读：

上海的胸襟宽阔，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才能给冒险者创造足以施展才能的机会与空间，上海自身也才有可能很早就成为东亚最繁华的都市。

上海人崇洋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时尚潮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量，有了各种染料才能开染坊，才会创造色彩艳丽、令人羡慕的都市生活。

上海人的变通，比阿Q聪明，不是逃避的精神胜利，而是直接破解困境，开通前行的大门。

我家老屋在铜仁路，这条路过去叫哈同路，因为它的南端原是哈同花园。

小时候，只听大人讲，哈同原是个犹太流浪汉，不名一文地来闯荡大上海，凭借他的聪明做地产发财，开发了上海的“第五大道”——南京路。他家的私人花园爱丽园（老百姓喜欢叫“哈同花园”）就是个都市大观园，有“海上红楼”之誉。

铜仁路又窄又短，仅1000米长，它的北端就是号称“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一幢四层楼的现代派建筑，墙面贴满了绿色小条形马赛克。

推开我家二楼厨房的北窗，紧贴着绿房子的南面围墙，视线越过一片绿草茵茵的花园，绿房子就像一艘正在航行的豪华邮轮，每层楼都有个朝南的宽敞大露台，很像轮船上的甲板。这是旧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的私人住宅。

听大人们讲，吴同文的经历也很神奇，他原出生在一个非常穷困的船民家庭，出生不久，那天他的父母抱着他走过一幢洋房的楼下，被阳台上的一位千金小姐喊住了。

那是旧上海颜料富商吴家的四小姐，她父母去世后，上面三个姐姐也出嫁了，留下她一个还未出阁的四小姐，整天为偌大家业没有一个男丁继承而烦恼。

前一天晚上，四小姐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知是哪里的神仙，给她抱来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说：“你看，这是你的弟弟呀！”

早上醒来后。梦境还是历历在目，心中总排遣不去那阵阵袭来的忧愁。她独上高楼，倚靠在阳台上看街景，偶然看见那对穷苦船民怀里的男孩，跟她梦中竟一模一样。

吴同文就这样被抱养到吴家，一直由四小姐亲自抚养，直到她出阁。

吴同文从此过起衣食无忧的“小开”生活。他好像没有什么讲得响的学历，也没什么专长，倒是吃喝玩乐样样都精，钞票、女人从来不少。

然而，吴同文不知怎么就有了门槛老精的生意经，吴家的家业被他继承后，居然被他逐渐做大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扩充军队，吴同文觉得，扩军肯定需要军装，他抓住机会，及时推出军绿颜料，狠狠赚了一大把，很快坐上颜料市场的头把交椅。

铜仁路过去被称作南京西路的“后街”，走进那里面，除了哈同、吴同文，还会遇见当年十里洋场的许多其他海上名流。

当年，我家老屋的大铁门正对着一条与铜仁路成丁字形交界的小马路，叫南阳路。路两旁的一栋栋风格不一的洋房，都有一段段冒险创业的激情故事。比如170号“贝家花园”，是一幢融合中西风格的建筑，主人是苏州门庭显赫的贝氏家族的传人贝淞荪。

再朝前走五六分钟，就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了，西摩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这里曾是旧上海各国冒险家汇聚的一条洋人街，各式各样建筑风格的楼房，叙述着那些英法富商、白俄贵族、犹太难民、美国水兵以及西班牙、葡萄牙流浪汉的创业往事。

这里也曾居住过许多历史风云人物，孙中山、蒋介石、宋耀如、宋氏三姐妹、伍廷芳、许崇智、荣宗敬、董浩云……都曾在这里留下了脚印。

南阳路口那个被高而密集的竹篱笆围起来的花园，最初是一个英国人的私宅，被基督教牧师宋耀如买下后，周围的人就称它宋家住宅。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宋氏三姐妹”曾在这里长大，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1927年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宋宅北面有基督教“怀恩堂”、犹太教“西摩会堂”（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有香港首富何东爵士的英式豪宅（现上海辞书出版社）、犹太富豪集中居住的“太平花园”。

宋宅朝南，可望见老上海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的“荣公馆”、民国时期的“西摩别墅”及平安大楼、华业大楼。

平安电影院是我青少年时代经常去看电影的地方，华业大楼里有我不少同学、伙伴，知道那里曾经住过很多明星，李健吾、金山、俞振飞、张瑞芳、王丹凤、刘琼、狄梵等等，数都数不尽。

然而，就在这样一派西洋氤氲和摩登风情的浪漫氛围中，却嵌藏着一个市俗的小菜场，像仙女思凡，跌着身价过起平常的日子。

我母亲她们这辈人总改不了口，习惯叫它“西摩路小菜场”。

那时没有超市之类的大卖场，临时要买些日常用品，大人就会差遣我们小孩跑腿：“快到西摩路小菜场去一趟！”

菜场是室内的，共有四层楼，底层专卖大众化的蔬菜、副食品，楼上的贵些，东西自然也好些。最上面的，大多卖凭票供应的高价副食品和外侨喜欢的小牛肉、干酪、红头菜、莴苣等，即使经济困难时期也没中断过。

周边点心店的大饼油条、生煎馒头也是远近闻名的，经常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买了带回家。

其他如酱园、烟纸店、水果铺、五金店、廉价理发室等应有尽有，有时遇见个熟人，就会站住路边寒暄。如果是熟悉的老板、或伙计，彼此也会搭讪几句，一派豪宅后门人间烟火的热络景象。

据说，五十年代菜场底楼入口处曾开过一家专卖各种卤汁熟食的小店，生意很红火。很多人去买卤菜，目的是去看小店的老板，他曾是个刑满释放的人。

他叫陆根荣，原来是铜仁路西面赫德路（现常德路）上一个富商家的包车夫。

1927年，这家人家的小姐黄慧如经人说媒，与颜料巨商贝润生堂弟的儿子联姻，可是她大哥黄澄沧从中捣蛋，致使贝家退婚。

黄小姐十分痛苦，几乎想不开。

陆根荣发现后，一直劝慰她，帮她排遣烦恼忧伤，结果两人产生感情，坠入爱河。

黄家坚决不允许他俩的爱情，想尽办法制止他们见面，黄慧如竟与陆根荣私奔到苏州，租借了陆根荣表哥一个朋友的房子，同居。

黄家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控告男佣陆根荣盗窃主人家金银财物，诱拐良家小姐黄慧如。

当时的苏州法院判处陆根荣有期徒刑4年，邹韬奋、邵力子、洪深等人均发表言论，同情支持黄陆的爱情，许多知名律师也帮他们做辩护，一时轰动上海滩。

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要建造中信泰富广场，西摩路小菜场才被拆除，那些人和那些事才逐渐隐入上海人的心灵背景中去了。

有染料，方能摆染缸、开染坊。

敢冒险，才能突破禁锢，开拓创新。

五十年代初，上海的霓虹灯还是非常繁华亮丽的，“染缸”以后，城市的面容和精神逐渐黯然，经典文化被罩上黑布套，跳起了“黑灯舞”。

在哈同、吴同文等显赫家族一个个淡出时代的舞台后，往日繁华的南京路、绿房子以及小菜场上耸立起的摩登广厦里，仍旧回响着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的主旋律。

上海人的变通是一种自信、自强的智慧与力量，他们不一定会公开反驳对海派文化的指责、批评，但是，心底里的表情总是矜持微笑的，别人不容易发现。

跟上海人交往，千万不要大意……

小南门警钟楼，上海的埃菲尔铁塔

离着乔家路还有两个街区，在重重叠叠的屋顶森林里，小南门警钟楼雄鸡一般，高昂着骄傲的脖子，穿越而出，霸道，不可一世。

明末清初，老城厢多为木结构民居。一点火星，便是一片火灾。

1909年6月29日，上海救火联合会在信成银行召开特别议事会。

鉴于上海人口稠密，屋舍毗连，议决建筑钟楼。由朱志尧负责，求新造船厂制造。

朱志尧是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也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家。20世纪初期的上海，除江南制造局外，民营轮船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朱志尧的求新厂。

朱志尧家族在绍兴路、金神父路上有大片的地产。

绍兴路5号，一栋地中海风格的大房子，内设一个精致的小教堂，是朱家的产业之一。

在这栋楼里，有过地下抗日组织的秘密电台，孵育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也留下了无数名人名媛的轶事。

朱家人信奉慈悲，每每出门，都在衣袋里放一些铜币，撒给街上的乞丐。

此番建造警钟楼，保佑百姓生灵，只当是慈善，不计较钱两。

1910年6月18日，举行钟楼落成典礼。

钟楼高35.2米，钢材制造，重达4300多斤，结构采用中国传统玉雕的镂刻法，一层套着一层，一环牵着一环，雄伟壮观，也精巧玲珑。塔中央有螺旋梯，铸铁镂花，坚固精美。此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革命领导人陈其美等决定起义响应。11月3日，以小南门救火联合会钟楼钟声为信号，上海商团各部、敢死队等聚集南市，宣布上海起义。

夏天里，周围的小孩子，偷偷跑进钟楼的院子里捉蟋蟀，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登楼望远。

人雁南飞，风沙迷眼处，一个世纪悄然逝去。钟楼的每一级阶梯上，如同碑林墨迹，爬满了历史。城门没有了，城墙没有了，那塔，便成了老城厢最醒目的坐标，是上海字典里的埃菲尔铁塔。

上海就是这样，领风气之先，一出手，便成经典。

“规矩”给人生买保险

构成一个人生命特殊性的，并不是他对于本能的顺从，而是他对于本能的反抗。

——梭罗

上海人夸起人来，常常也是文质彬彬、轻声慢语的，比如“迭个人规规矩矩的”或者“到底是规矩人家出来的”，言下之意，有教养、知礼数是不在话下的。

与海阔天空、天花乱坠的吹捧不同，他们称赞一个人“规矩”，虽然没有那种张扬的热情，矜持含蓄的轻描淡写，却是十分本质地赞赏一种上海做派的底蕴。

上海人言谈举止、做人做事特别讲究规矩。

也许是开埠较早，受租界文化的影响，上海人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早具备了社会契约意识。

他们习惯依照法律规章办事，有了矛盾纠纷，不喜欢用打架斗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方式解决，更善于按规矩处理调解。我想，恐怕这也是上海人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打官司的原因吧。

在上海人血管里跳动的契约意识，使他们很少说大话，说到就要做到，这是任何规矩的底线了。自以为是的吹牛、拍着胸脯说大话，在上海被讥讽为“开大兴”，人们会揶揄他“讲话没有托牢下巴”，不愿意跟他真诚交往的。

上海人是把做人、做事与生活当成一回事的。上海方言里，做工作称作“做生活”，意思就是工作与生活要靠人去“做”好它，其中第一要紧的是“会做人”。

在上海淮海中路南端的宝庆路3号，有一幢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48平方米的老上海遗留下来的豪宅。沿街围着的铁栅栏里，树木郁郁葱葱，洋楼隐隐绰绰，掩藏着许多旧时传奇。

这幢豪宅是上海“十大名宅”之一，原是上海颜料大王周宗良的私宅，现在他的外孙、著名的上海老洋房画家徐元章现在还住守在那里。平日里，经常会有些昔日上海豪门的后代相聚在这里开“派对”，追忆往日的风华遗韵。

还有许多外国友人、在沪的外国领事，时常会专程登门拜访，他们说：“到上海，没去过宝庆路3号，等于没见识过原汁原味的上海文化。”

豪宅的老主人周宗良原本是浙江宁波人，他发迹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他的精明，却是来自他的规矩。

他刚到上海时，在一家专营染料的德商谦信洋行当跑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打包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

因为中国当时与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公司的财产都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扎罗门深恐战争中谦信受到损失，就与周宗良商量，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以及一笔巨款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委托他帮忙，隐匿寄存保管。

扎罗门回国后，如果周宗良赖账吞没这笔财产，扎罗门绝对奈何不得他。但是，当战事一结束，周宗良就规规矩矩地将这笔私下的委托，一个铜板也不少地还给了这家德商洋行。他因此深得德国大班的信任，不久，就当上了德国法本集团在华的总买办。

周宗良的为人规矩在上海滩留下了好名声，使他的事业发展顺利，资产快速增长。他后来还被推举为中央银行理事、上海工商界商会主席等，地位显赫。

上海人“学生意”、“做生活”讲究规规矩矩，其核心意思就是诚信，说到就要做到。因此，他们是不肯拍着胸脯，说那种“包打天下”的满口话的。

对于别人相托的事情，即使很有把握办到，他们也只是谨慎地说：“我尽量试试看，你等消息吧。”

有时候，上海人的这点契约意识也很让一些外地人烦心。

他们说，跟上海人打交道特别吃力和费心，因为上海人的“门槛精”，从来不肯冒险，挑战各种条条框框，而是要玩透了所有政策法规的边际空隙，游刃有余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有的跟上海人业务谈判的外地朋友发现，上海人不但维护自己的利益，还经常会为对手盘算其得益。这倒不是上海人心肠好，而是他们懂得任何契约的成立必须双方得益。否则，交往合作是不可能长久可靠的。

外地朋友的体会是，与上海人合作虽然麻烦费神，但是合作的履约率最高。“决策时拍脑袋，谈判时拍胸脯，出事后拍屁股”的事情，在上海极少发生。

上海人见多识广，心底里不大愿意买别人的账。他们只服从规矩，因为规矩是种社会契约。

上海的社会秩序是自觉遵守的。

平时，如果有人想出来维持秩序，大家都会讥讽他：“关侬啥事体？”没有人会服从他。然而，如果那人手臂上箍上个红袖标，大多数上海人都会听从他的指挥。红袖标代表他是公家人，公家人是按规矩办事的。

一些初来上海的外地朋友很奇怪：在许多没人监管的场合，上海人怎么能很自觉地遵守秩序？比如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等出租汽车自觉排队等等。

上海人是把官方的宣传、倡议当做社会契约的。违背这些规矩，即使没有监管人员，在其他上海人看来，也是没有素质的表现，很没面子的。

上海世博会召开那年，来沪的外地朋友较多。有一天，我在市区的一个出租车扬招点排队候车。

可能是下班高峰时候，出租车不多，总要过十来分钟才开来一辆。等车的人逐渐多起来，大家默默地站在队伍里。

这时，街上开来一辆空车。刚进扬招点，突然从车后赶来两个外地年轻人，拉开车门就上了车。

驾驶员不肯开车，请两人下车排队按秩序候车。两人就是不下车，还与驾驶员争吵了起来。

排在我身后的是一对外地父子，孩子大约七八岁。只听儿子问父亲：“为什么上海‘打的’都要排队？我们老家从不排队的。”

父亲回答：“上海干什么都要排队的，要是抢车，他们抢不过我们的。”

儿子又指着那两青年问：“老爸，你抢得过他们吗？”

“我们排着队，怎么抢得过他们不排队的？”父亲很有点悻悻然的样子。

出租车驾驶员与两青年僵持着，一会儿，后来的车也已经排了三四辆了。排队的上海人只是摇头，鄙视地旁观着，没有人去乘坐后面的出租车。

对这些外地朋友的“奇怪”，应该还会有不少上海人暗自汗颜吧。

直到后面出租车的几位驾驶员一起上前，劝说的劝说，训斥的训斥，两青年才极不情愿地下车，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我很想回头看看身后排队的父子俩，不知有何感触。终于没有回头，也一直没听到他们再有什么议论。

上海人守规矩的契约意识，不但反映在他们自觉遵守秩序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做事的认真和工作的敬业上。

他们最实惠的一句话，“拿工资做生活，就要对得起这几张钞票”。拿钱干活，骨子里渗透的就是契约意识。在上海，一个人如果有其他的毛病和缺点，或许还会被人谅解，唯有做人干活不认真不敬业，绝对不会受到尊重。

上海人讲究规矩，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人生买保险。

他们没有北方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也没有南方人敢冒险、图进取的勇气。他们通常都不肯当出头鸟，越雷池一步，却又机灵聪明，特别擅长巧钻规矩的空子，能充分用足各种文件规定的作用。

胆子不大，失算不多，这也是规矩的上海人比较容易得到领导赏识、长辈满意、女人青睐的原因之一吧。

罗宋汤，香草猪排，红肠色拉

上海人守规矩，与人发生纠纷，只动嘴不动手。外地人对上海人用激将法：“打呀，你打呀！”

上海人就是不出手，因为他们懂得吵架不犯法，打人是犯法的。上海人吵架的时候，彼此揪着对方的衣领，其中一方道：“你放手，再不放，我就报警了。”

另一方道：“你去报呀，你有理你去报呀！”

上海人是相信法治而不相信拳头的。所以，上海人即使心怀叵测，也止于小奸小坏，一般不敢出大格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上海人如斯，源自于他们生存的环境。

在中国的城市范围内，上海人是较早接受西方多种法治体系熏染的群体。

先说法租界。

法国领事馆以及由其控制下的市政机关公董局注重市容环境，财力上投入大，管理颇为严格，不断制定、发布各种法规，所属各处管理人员、派出人员职责分明，使各项措施能得到相应的落实。以下是法租界高级住宅区的一些主要特色：

绿化和公园

1932年7月法国领事馆曾专门发布了一个《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各树木相互间的距离，应根据树的种类及种植的可能，定为7公尺至10公尺。”法租界内所有人行道上，少则7公尺，多则10公尺的间距，就有一棵树。法国梧桐树，树身高大、树冠茂密，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法国风情。

开埠前，上海只有私家园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欧洲人引进公园。这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一个街区设有小型的公园，嬉戏，散步，交谈，阅读，晒太阳，一个开放的社交平台，人与人之间，可进可退，收放自如，规范了人的公共道德界限。

整齐与清洁

整齐方面可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前面已谈到行道树的距离必须保持统一，另外法租界公董局还明确规定：人行道上的“所有柱杆、自来水龙头以及其他设备，一律不得在距离行道树1公尺半以内的范围内设置，并且设立的位置应与树木整齐并列”。这就是说，在人行道上出现的所有柱杆、自来水龙头以及其他各种公建物，都要和行道树保持为一条直线。

1936年，法租界当局作出规定：汽车在路中“有必要停车时，驾车人应将其车停于沿人行道左旁交通方向处，以不致妨碍交通”，又规定“绝对不准停在两路的转角处”。不仅有利交通的畅通，还使道路停车形成一条直线，显出了整齐性。

清洁方面，法租界当局的管理力度更大。

《清洁人行道章程》规定：“各房屋前人行道，应常使其来往通畅和保持清洁。如有妨碍或危害交通的物品，尤其是行人遗弃物和包扎所用材料，一旦发现应马上移去。人行道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每日也应以充足之水对其进行冲洗。”

这些事由谁来做？章程规定：“由楼下住户的家长负责实行，楼下如住多家的，应由各家长共同负起责任。”

法租界对于声音的管制也十分严格。公董局规定：“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那些以声音做广告者，公董局则严厉规定如下：“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的机关，利用有声乐器，如留声机、无线电播音机及其他乐器等召引过路人注意者，当乐器因聚集群众致碍交通时，或因乐声妨碍附近邻居时，一旦受到巡捕的通告，应立即停止发音。”违反此规定者将受到巡捕罚款。

张爱玲的父亲不讲究住房，他再婚后，搬回康定东路上的老宅，那里是公共租界，门口一家布店，为了促销，日日地，用电喇叭招揽顾客。这种事情，在法租界是绝对不允许的。

根据记录，上海市是最早明文禁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和随地吐痰的城市。

1933年，法租界当局专门制定了一个《管理摊贩章程》。在这个章程里，规定了摊贩在人行道上营业的位置，以及摊子可有的最大尺寸面积。最重要的为了保护住宅区的良好环境，还将摊贩限制到指定的道路上。

旧时法租界内，医院多，疗养院多，电影院多，高质量的学校多。

其中大小医院、诊所和疗养院的设置合理全面，符合各类阶层的需求。闻名的有中比镭锭治疗院、圣心医院、虹桥疗养院、沪江疗养院、上海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广慈医院、宏恩医院、中西疗养院等。

民国初年，诗僧苏曼殊病重，朋友将他送入广慈医院治疗。国民党俊才宋教仁被暗杀，也从铁路医院转入设施完善的广慈医院。

曾经，张爱玲的父亲决心学习《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振保，做一个好人，由张爱玲的姑姑张罗，住进中西疗养院戒毒。

解放前夕，民主人士为躲避党派纠缠，在虹桥疗养院乔装病人，等待时机。

境内的各类教会学校，为这一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素质教育的氛围。

如今的一些重点小学、中学、大学的前身，便是当年著名的教会学校。

曾经，一条霞飞路，是人们心目中最优雅的街区。从俄罗斯来的白俄贵族，在上海，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有的开面包店、皮草行、西服店、餐馆、家庭旅馆、带舞厅的酒吧，有的教音乐、绘画、芭蕾……

张爱玲的钢琴教师就是白俄，盛宣怀的外孙女爱丽丝常常去霞飞路的酒吧听爵士乐，民国时代的文人习惯去霞飞路喝咖啡，逛公园，寻找异国情调。作家巴金在霞飞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写作，徐志摩和陆小曼从海宁搬出来，第一站是南昌路，弄堂的另一头通往霞飞路……蓝萍在上海做电影演员的时候，租住在南昌路一位俄国大妈的家庭公寓，吃俄国大妈做的俄国菜。

上海女孩子都会做几道简单的俄国菜，譬如牛尾汤、罗宋汤、红肠色拉、香草猪排配番茄沙司，都会说几句略带苏州口音的外语。哪怕是住在棚户区的女子，出来社交的时候，也一定是山青水绿，干干净净的。上海女人骂人最狠的一句便是：“没有教养！”

在上海女子的价值观里，没有教养是可耻的。

上海女人骂你“穷人！”意思不在你有钱还是无钱，此话的重点是无法忍受那种没有教养的穷相。

上海人的这些习惯，是与西方文明混合出来的一种文化气质。

藏在大街小巷里的风情

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自己的风土人情，它影响着当地的人文景观，也影响着当地人的主流生活格调。

分开来讲，风土指自然条件，人情讲民俗习惯。

常年生活在一望无垠的茫茫草原，还是在逼仄封闭的深山峡谷，适应生存在冰天雪地的林海雪原，还是在烈日临空的海滨江边，人们的生活格调都不一样。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因此，要真正熟悉一个地方，了解那里的生活，是需要走进那里的自然人文环境去的，亲身触摸一山一石的温凉，切身感受一草一木的交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吮吸风土人情之精华，领略养育一方人士的独特的气象风格。

上海没有多少风景名胜，只有星罗棋布的房屋和马路。

开埠160余年以来建造的各种风格的楼宇、街道，承载着这方土地的历史文脉。这里的老洋房、石库门都收藏着沪上人家的风花雪夜，这里的法国梧桐、常青藤、爬山虎都会讲述往日的春华秋梦。

年轻的上海人，或者初来的外地人，要读懂上海，做个像模像样的上海人，应该经常到梧桐深处、弄堂角落去走走。也许，无意中，你会邂逅一节海上旧闻的故事片段，或者，某个历史名人的背影会悄然掠过你的眼梢。

不经意间，你也许就继承了海派风格……

我以为，新老上海人都应该多去老城厢逛逛的。

这里是上海的腹地，今天这座6340平方公里的国际化大都市，都是这块仅有2.2平方公里的城厢衍化而来的，里面藏着上海人700多年来的文化根器。

老城厢的位置在今天黄浦区中华路和人民路环抱的区域。当年，这两条路的地方就是上海城的护城河，河内沿岸筑城墙。城墙内是“城”，城墙外面的热闹处就叫“厢”。

城里河浜交叉，水流纵横，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城墙建起后，有利于防范海上倭寇骚扰，城里比较安全，大批达官贵人迁入城里居住，带动了老城厢经济文化的繁荣，上流社会的文化格调也由此生发出来。

逛进老城厢，脚下一条条曲曲弯弯的街巷，大多都是过去的护城河流进城里的干支浜道填没而成的，有着浓郁书卷气息的名字：梦花街、松雪街、文庙路、尚文路等，听得出十足的文人风韵。

如果找到城东南那条不起眼的小路“乔家路”，特别要小心翼翼地浏览，那里曾经是老上海最早的高档住宅区，名人聚集，稍不留神，就会踩到一串故事。

乔家路在明清时期是一条河浜，因明末名将乔伊琦世代居住于此，就被叫做“乔家浜”。河浜两岸都是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还有一些寺庙、善堂、衙门、商号等。辛亥革命后填浜筑路，改为“乔家路”。

乔家路113号是海上名园王一亭故居“梓园”所在地。

王一亭是清末民国时的大买办，上海商会主席，一生醉心于书画。他在民国初年搬来后，因园中有棵百年梓树，就改名为“梓园”。1922年，王一亭曾邀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夫人来访，在梓园有短暂停留。爱因斯坦回国后，第二年发表了著名的《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为世界科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我们无法猜测爱因斯坦是否从梓园得到过什么启发，但是可以肯定，中西文化曾在这里有过水乳交融的触膝交谈。

如今，梓园沿街两层骑门楼上还留着西式罗马柱浮雕、穹形门窗。在大门门楣上，却是苍劲有力的毛笔汉字“梓园”，据说还是吴昌硕老先生的手笔。

乔家路234-246号，是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故居，这排楼房原来上下共九间，俗称“九间楼”。

余秋雨曾著文写道：“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中西文化在徐光启身上组合得更加奇异，他一方面跟外国传教士交朋友，接受洗礼；一方面热衷功名，考取进士做了京官。他善于处世，左右逢源。他深受封建皇帝的重用，又与利玛窦一起翻译、推广《几何原理》等西方科学著作，力主延聘重用欧籍人士。他死后既有崇祯帝的追封加谥，墓碑上又刻着教会的拉丁文碑铭。余先生说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今天，我们走进徐宅尚存的“后乐堂”，瞻仰那些屡经修缮、保存完好的楠木梁柱以及柱础、斗拱、雀替等明代旧物，缅怀第一个上海人从这里走出去的情景，会产生一种寻觅到根的领悟。

走出老城厢的苍苔小街，东边城外的临江处，原是一条被纤夫和船工用泥足踏出来的弧形纤道，三里多长。因为在黄浦江边，被叫做黄浦滩，城里人习惯叫它“外滩”。

真正了解外滩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上海人，总会对之百感交集……

这一带当初是荒草萋萋、坟冢累累、乱絮飘浮、野鸟纷飞之地，上海开埠以后，1845年这里被划定为最初的租界。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西方文明长驱直入，在这块“黄金弯势”的土地上，建造起了数十幢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和中西合璧式等风格各异的建筑。

这些被世人称作“万国建筑博览”的大楼，将往日的显贵和时尚的繁华融合在一起，令人惊艳，成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一种骄傲。近代上海，正是从外滩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

今天，当我们浏览、感叹外滩的经典荣华时，不妨步入“外滩后街”的几条小路，也许能触摸到160多年来，海派文化至今还强劲跳动的脉搏。

当年，英国领事看中了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一个叫李家庄的小渔村，他们在那片杂草泥滩上圈地建起一幢欧式建筑作领事馆。在英国领事馆后墙西面，有两条南北走向、贴得很近的平行小道，一条圆明园路，还有一条虎丘路。

这是两条僻静的小路，平时，车辆行人都很少，仿佛听得见历史沉睡的鼾声。但是，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汇聚了上海最早的宗教机构、教会学校、西洋剧院、博物馆等，海派文化艺术的时尚，大多是在此开的先河。

圆明园路133号那幢具有宗教色彩的建筑，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至今还能从它外墙的旧痕上辨析出“尔识真理，真理释尔”的铭文。朝北走几步，209号真光大楼，过去叫浸信会大楼，美国传教士办的沪江大学商学院就曾设在这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狭窄偏僻的圆明园路上，行色匆匆的行人，绝大多数是沪江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苦苦追寻西方文明的真谛。

隔壁的虎丘路，原来就叫博物院路，因为这条短短300多米的路上曾经汇集着很多博物院。

虎丘路20号是英国人1874年造的亚洲文会博物院，收藏、陈列上海周边及长江流域的动植物、矿物、古董级人类学标本，对外免费开放，这也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了。北侧128号广学大楼，当年英国长老教会在这里创建教会出版机构，出版文史、科普读物及教科书外，还有十几种刊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文期刊《万国公报》，广泛传播西方文明思想和知识。

二十世纪初，外国侨民在圆明园路搞了个“爱美者剧社”（英语Amateur的音译，话剧票友的意思），建造了上海最早的西洋剧院。后来，又在附近虎丘路124号新建了一座风靡一时的娱乐场所——光陆大戏院，放映好莱坞等英美电影并演出歌剧。

今天，我们随意盘桓在这两条小路上，静下砰砰跳动的心，遥想当年的繁华。有时还能够听到，不知从哪幢大楼的哪个窗口，隐隐约约传出当年清朗的读书声或者抒情的歌剧旋律……

外滩朝西辐射出一条条东西向的马路（当年许多都是河流，逐渐填河成路），像一根根血管伸入整个上海的躯体，并且不断分叉，生出南北向的支路，派送海风吹来的养分。

其中，南京路（当初叫大马路、静安寺路）和淮海路（当初叫霞飞路）就是两条主动脉，今天我们沿着这两条时光隧道，就能走进老上海“十里洋场”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去贴身感受那份旧日的海派渊薮。

深入沿途层层分岔的小路，更能摸着上海敏感的神经末梢，懂得她的高雅与矜持，模仿她的气质与做派。

南京路曾是公共租界的骄傲，走到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更加弥漫着一种闲散、慵懒和优雅，充满着贵族式的典雅气派。

在青海路口，当年曾有座斜桥，斜跨在石家浜（今吴江路）和慈浜（今慈溪路）之间，水清树密，景色宜人，是外侨花前月下情侣约会的热门地方。他们给这里取了个浪漫的名字——“Love Lane（爱情弄）”。

1879年英国人福布斯在这里创办了“英国乡村总会”（俗称“斜桥总会”），内设舞厅、台球房、酒吧、阅览室、棋牌室等。室外有12个网球场和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清朝末年，这里住着三家名门望族，老百姓称“斜桥盛府”、“斜桥李府”和“斜桥邵府”，即民族资本家盛宣怀家、李鸿章五弟李凤章家和曾任上海道台的邵友濂家。这三家相互联姻，彼此呼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活脱脱一部近代版本的上海《红楼梦》。

斜桥西侧，今吴江路南边就是旧上海私家园林之首张家花园所在地了，这里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公众娱乐活动的场所。就是今日步入其间，也能让人梦回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生活。难怪现在不断有影视剧的摄制组到这边来拍外景，因为张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纯中国式的石库门建筑。

如果从淮海路逛过去，这条昔日的霞飞路就是法租界的中枢神经了，弥散着塞纳河般的浪漫风情。但是，如果随意折入两旁的小路，却能感受别样的风情扑面而来。

譬如思南路，就是一条略带伤感的“非主流街道”。

这条街原名“马斯南”（法国作曲家Jules Massenet姓的译音）路，暗示着它离群索居，远离喧哗的落寞与优雅。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住在思南路81号，他的法语特别好，在家里办了一个法国文化沙龙，聚集了当时上海滩上一批最风流潇洒的文化人。譬如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等，都是常客。

曾朴这样描述思南路：

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今香山路）的方向上，Tartuffe和Misanthrop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是因为它们赐予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

思南路73号是一幢被编织得非常紧密的篱笆围着，暗红色木头百叶窗边布满爬山虎的花园洋房，漆黑大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周公馆”几个工工整整的毛笔字。

这里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花园里有假山池塘，四周种植着冬青、龙柏、棕榈，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塔松。

周恩来喜欢在晚饭后踱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交谈，研究、布置工作。这里面留着邓颖超、董必武、乔冠华、郭沫若、许广平等对上海以至中国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足迹。

短短的思南路上有许多历史名人的居所，如梅兰芳、袁克文，还有香山路口的孙中山故居，到这里走走，不但能感受到那种贵族气息的熏陶，也能体会上海人那种“崇洋不媚外”的骨感，养成对国际文化的景仰。

上海藏着掖着许多各种风情的小马路，如卢湾区的茂名路、徐汇区的武康路、静安区的陕西路、长宁区的愚园路、虹口区的多伦路，等等等等，随着岁月的积累，都逐渐酿成了一坛坛风韵各异的海派情调的老酒，等你去品尝。

还有无数条蜿蜒曲折的经典弄堂，混合着花园洋房和石库门的情致韵味，你从一个弄口进去，在任何一个拐角，都可能迷失，因为你正在进入上海海派格调的心脏和灵魂深处。

《论国家》的作者博丹说过：“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取决于这个民族所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

黄浦江畔的上海人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离不开纵横交错的街道、弄堂、星罗棋布的洋房、石库门。160多年来，被常青的梧桐、香樟、夹竹桃和玉兰树掩映浸染，形成了一方特别的水土，滋养着这一方别样的生活格调。

这无数的街道、弄堂都是上海格调在这片土地上盘错的根须，在历史文脉的枝干上伸展的枝叶，常常去走走，做做深呼吸，当个正宗的上海人……

历史语境中的石库门

上海这个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它的繁华，它在太平洋的岸边拼合了各种文化，混杂了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时尚和价值。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奇迹，是中国近代文明进程的一个样本。石库门是上海开埠历史中，旧长袍的新花边——石库门文化的固守与开放，中西碰撞、兼容兼收，繁衍出海派文化的特征——五方杂处，华洋杂处，海纳百川。

真正的上海生活从来不只是南京路、陆家嘴、淮海路，而是一条条湿漉漉的弄堂，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风云激荡的，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与历史这类概念无关，但就是这样的琐琐细细，构成了上海人的精神品格，构筑了上海的城市历史。

比如，一条渔阳里，就有了《新青年》，有了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有了从青楼女子到艺术家的潘玉良。

比如一条虹口的景云里，里面留存着鲁迅、许广平、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冯雪峰、柔石的体温。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坠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上海更是如此。

小弄堂，石库门，摩肩接踵，人与人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其中的人们，习惯了以擦肩而过、互不进犯的姿态行走。都市生活的高压，打磨出了上海人的奇异的生活智慧与价值观，也孵化了上海，乃至中国的政治传奇、文化传奇。

将亭子间当象牙塔，是可以说明上海人过小日子的全部特点的。

上海市民被戏谑为“阁楼里的中产阶级”。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在狭窄的空间里练就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领。

上海人不过分的优雅（花边、喇叭箱、自制沙发）、讲究情调（吃咖啡）、阴柔规范（动嘴不动手、严守规范）、实惠（假领子、套裁）、世俗（计较、计算、兼容）的市民文化，在各类狂飙运动中，相对体面地保持了自尊。骨子里，上海人在文化方式、文化品位、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对“上海”有很强的认同感。

上海的石库门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已成为一个不可复制、又不断被复制的经典。

从王家卫到关锦鹏，从侯孝贤到陈逸飞，从陈凯歌到张艺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理发师》，《海上花》，《花样年华》，《紫蝴蝶》，《茉莉花开》，《苏州河》，《人约黄昏》，《长恨歌》，《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表现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生生不息。

在越来越昂贵奢华、越来越光艳亮丽、越来越西方化的上海，石库门成为最珍贵的、依稀的海上遗韵。

对传统街区的拆迁，上海市民是爱恨交织，他们既渴望居住条件的改善，又担心原有生活环境的丧失。

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活色生香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风火墙上了。

老一点的石库门弄堂，清晨，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一声“拎出来哦——”，一条弄堂就被叫醒了。

那种红漆描金的马桶，结婚的时候，是一份很重要的嫁妆。

有一首老电影歌曲，是金嗓子周璇唱的：“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随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粪车，马桶，柴米油盐，经周璇一唱，竟成了一幅上海市民风俗图。

住在石库门里的人家，都有一堂、半堂的红木家具。

早餐摆上了桌子。

大饼油条，粢饭豆浆，还有一碗清水泡饭。

上海人是，无论在外面吃了怎样的山珍海味，回到家里，一碗泡饭下肚，心里才会踏实的。一次去巴黎，领队是石库门里长大的，一路上就听他在说，没有泡饭，魂灵头也没有了。一遍上海话，一遍普通话。

我儿时经常去的一条弄堂，是陕西路上的步高里。

推门进去，天井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一道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

弄堂像一棵枝杈繁密的大树，菜场，米店，酱油店，修鞋摊，裁缝铺……

午后，西厢房或者东厢房，收音机里，高一声低一声地播放着评弹和越剧，路过的人，随便地拣了一句，哼着，走远了。

去同学家做功课，三四点钟的时候，同学的母亲或者外婆一定会端来赤豆汤或者绿豆百合汤的。有的时候，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吃到油豆腐线粉汤。

小孩子记住的大多都是与吃有关的细节。

石库门里弄，因为距离有限，在日常生活里，它便成了一个公共客厅，成了小孩子的天堂。

孩子们成群结队，在弄堂里穿梭游戏，嘴里有口无心地唱着儿歌，比如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比如外国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

弄堂里也踢足球。大一点的孩子会用洋泾浜英语做裁判：出界叫outside，界内叫inside，手球叫hands。

石库门弄堂，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

衣服晒在外面，下雨了，邻居会帮你收好，叠好。

你加班，晚归，待你匆匆推开房门，你的孩子早就在隔壁人家里吃饱了。还会对你讲：“隔壁阿婆的红烧肉，比姆妈烧的好吃。”

于是，隔了一天，你特地包了荠菜馄饨送过去，算是一份感谢。

我喜欢去文新大楼的顶层咖啡吧。

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咖啡。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石库门，景象是壮观的。

那些清水红砖，是一些点和墨，填出了城市的背景。

风筝飞起来，望着波涛连天的屋顶，心里有一阵阵的感动。

因为在这屋檐下，有着几代人的温存。

石库门弄堂生活，是一幅近代的清明上河图，那里面有着上海人的小情小调，有着为了生计的、带着些许苦涩的“门槛”。

流浪贵族的血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1979年，台湾歌手齐豫因为一首《橄榄树》而唱红。这年，歌曲的词作者三毛，一袭黑衣，最后望了一眼丈夫荷西坟头新漆的十字架，随父母回到了台湾。

上海人觉得，三毛应该是从上海出发，出去四处流浪的，这里也是她的故乡。

不仅仅因为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出生于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当过小学教师的家庭主妇；

也不仅仅因为她的父亲陈嗣庆，早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是一个以教书为生的上海先生；

更不是因为，三毛幼年就喜欢看上海画家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对她改名三毛有些什么影响……

而是因为在三毛的精神中，继承着一种上海流浪贵族的血统。

感谢《橄榄树》，让远离人们视线的另类高贵，重回上海格调的精神故乡，丰富海派人格别样的华丽色彩。

上海的流浪贵族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像贵族，也像流浪汉，或者说不是贵族，也不是流浪汉，两者的优势兼而有之。

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祖上遗产、他人馈赠或者自己以往努力而积累等），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有贵族那样多的空余时间。他们大多不需要每天去上班工作，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己支配自己。

他们往往远离闹市和人群，甚至远离父母和家乡，依据自己的兴趣和才华，致力于艺术、写作等创造性的事情。

他们思想独立，不大愿意受社会习俗的约束，举止和行为都自由自在，有时，甚至会给人放浪形骸的印象。所以，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都很随便，不大讲究穿着，只要干净，破旧的、过时的都能穿，只要舒适方便。乍看起来，他们有时真像个流浪汉。

这类上海人平时不大愿意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但是，一旦开起口来，就表现出才智过人、见多识广和锋芒逼人的特点，他们幽默调侃，冷嘲热讽，语言有极强的吸引力，深受大众欢迎。

江南才子钱锺书身上很有些流浪贵族的血性的，他的父母经常说他“痴癫不拉”、“痴舞作法”、“无着无落”的。

1933年9月，钱锺书清华大学毕业后，拒绝了母校的挽留，却选择赴上海刚成立不久的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虽然，其中有其父钱基博在光华大学中文系当主任的原因，但是，也令人想起他曾经口吐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1938年，西南联大为了邀请钱锺书前往任教，破格聘请才28岁的他为外文系教授。可是，钱锺书在那里仅仅执教了短短一学年，便不辞而别了。

钱锺书究竟与西南联大有何恩怨，从此竟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悬案。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钱锺书的一段狂妄之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被点名的这三位，都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师。

有人找出钱锺书《围城》里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那段揶揄，似乎猜到了些谜底：

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的睡熟了。

这类人知识的富足大多源于他们都博览群书。

三毛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期几乎看遍了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

有一次，她甚至跑到老师那里，很轻蔑地说：“国文课本编得太浅，怎么能把小学生当傻瓜一样对待呢？”

课堂上的东西过不了瘾，课外阅读便成了三毛生活的重要内容。每月中的节日，是《学友》和《东方少年》杂志发行的日子。书捧回家，她跟着姐姐，不知不觉地就把它们读完了。

读罢杂志，她就翻遍堂哥们的书架。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等人的作品，就是这样被翻出来的。她废寝忘食地读它们，如同堕入了迷宫。

许多年以后，三毛还记得，她读鲁迅散文《风筝》的时候，受了多么大的感动。读书成了三毛最大的嗜好，“那时候报刊不够看，一看便完了”。

钱锺书也是嗜书如命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巨著，他是刚开始认字时就抱着啃的，不认识的字他就猜，猜不出就跳过去。

稍大些时，他就迷上了小书摊。他依次租阅了书摊上的所有书，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囫囵吞枣地看完，用心记住了，竟能过目不忘。

后来他进了美国教会学校，大人的管束松了，他就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来读，把功课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29年，钱锺书考进清华大学，清华的丰富藏书才让他过足了书瘾，他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无论上课还是课后，他都抱着自己喜欢的书读，一心几用，练成了博闻强记的本事。只要他看过的书，随意选一本考他，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大意，有时甚至一字不差。

这类人大多都读过大学，读书时，看不出有多少用功，靠小聪明，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所以，不会是上海人笑话的那种“书喥头”。毕业以后，有些人就把学的专业抛弃，不务正业起来。

他们喜欢单干，从不参加什么组织、协会或者俱乐部之类的活动，好像奉行着“君子不党”的信条。在他们那里，事业与谋生、工作与生活似乎没有区别，他们各有各的习惯与风格，由着自己的性子安排日子，大多时间睡到自然醒，跟着感觉走。如果感觉必要，也会通宵达旦、加班加点。他们都不希望别人去批评干扰，也不大管别人的闲事，因此，精神上有些浪迹天涯的感觉。

他们的生活中，体育锻炼的比例都大，经常会到大自然中去郊游、爬山、划船、游泳以及探险，因此，他们的体形不会肥胖。

他们的感情生活一般都很极端，或者暴风骤雨；或者万里无云；或者无法无天、生死相许；或者听天由命、随遇而安。他们的爱，总是非常细腻敏感，一旦意识到变质，立马会像秋千，摆向另一个极端，从头再来。

三毛是幸福的。

她父亲说：“三毛把人家死缠烂打苦爱，双方都很受折磨，她放弃的原因是：不能缠死对方。”

她找到了撒哈拉沙漠，这是她最一往情深的地方。她说，这片土地是她的“前世乡愁”，是她“梦里的情人”，荷西对三毛的昵称是“我的撒哈拉之心”。

他们在一起的六年，荷西一直惦恋着她。三毛感动至极，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还要谁呢？”胜过六十年、六百年。

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充满温馨和情趣，竟让三毛高兴得堵塞，“因为幸福满溢而怕得悲伤”，珍惜之情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

钱锺书是幸运的。

在你花园里怒放的玫瑰并不关心你是否会闻到它的芬芳。

——多恩

那天，在北京读书的杨绛给在上海教书的钱锺书寄来一封信，正好被钱父钱基博看到，钱基博招呼也不打，擅自拆开信封就读。

钱基博看见杨绛一手娟秀的书法，得体的言辞，喜不自胜，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私下里给杨绛写了封信，对杨绛大家赞赏，并将儿子慎重地“托付”给了她。这个细节后来被钱锺书用到小说《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父亲身上，钱基博读后，莞尔一笑。

钱锺书与杨绛，珠联璧合、伉俪情深，走过风风雨雨，演绎出一幕幕令人羡慕的浪漫故事。

所以，上海的流浪贵族并不出世，他们只是躲避喧嚣热闹，不拘小节、不分文野，不妨碍别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生活。

他们是流浪着的，只有不停地流浪、流浪，精神才能摆脱世俗的追捕。但是，他们的心不会走失，走得再远，也向着自己出发的方向，永远恋着的自己的故乡，这就是他们的血统。

上海如果召唤，这些精神游子无论流浪到哪里，都会回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上海的事情做好。

海派流浪贵族，流浪的是风格，高贵的是精神……

终究是侠女和文人

书法家吴芝瑛，桐城吴鞠隐的独生女儿。

照片上的吴芝瑛，瘦，无盛装浓饰，一件素色元宝领掐腰长袄，一个发髻，不枝不蔓地盘在脑后，利落得如同古龙笔下的侠女。她19岁嫁无锡廉南湖，都说是才子配佳人。

廉南湖，光绪举人，其貌平平，不吸烟、不饮酒。黄金得意的岁月，在杭州西湖、上海的西区，修筑小万柳堂各一所，故世人称吴芝瑛为小万柳堂夫人。婚后住北京。吴芝瑛诗书俱佳，有李清照的遗风。一手瘦金体，气韵秀妙，慈禧看了喜欢，请入宫闱，做了几天女官，给慈禧解闷。前些日子，在朋友家见到《小万柳堂丛刻》刻本，借回家来，灯下观摩，甚有今日谁拾谁收的惋惜。

吴芝瑛居京时，与另一女侠秋瑾近邻，虽不曾以姐妹相称，却是这边厢才喝了茶去，那边里，又差遣了仆人请过来共赏秋菊。

一日，秋瑾一身男装，正在帘内舞剑，吴芝瑛家的丫鬟被打发来说：“请夫人快去我们主子那里瞧诗。”

到得吴家的厅堂，只见吴芝瑛迎出来道：“今日得了工夫，特地写了一副字与你，请过来一瞧。”

秋瑾往桌上看去：“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

那字和句子，金石铜盘，一点没有女子的脂粉气。

1904年，秋瑾动议去日本，丈夫无论如何是不肯答应的。吴芝瑛在自己的嫁奁里拣了几件值钱的首饰，裹在一方帕子里，送去给秋瑾做盘缠。

秋瑾走了，吴芝瑛独坐空落落的院子里，提笔无写处，只能是凭尔去，忍淹留了。

不久，吴芝瑛劝廉南湖勿再屈事清廷，遂南归，于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别墅居隐。

1907年，秋瑾起义不成，在绍兴被害，芝瑛闻讯，泪自长流。在丈夫廉南湖的全力协助下，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书写碑文，勒之于石。担心秋瑾灵魂寂寞，吴芝瑛在自家灵堂里，供设了秋瑾的牌位。

改朝换代之际，小万柳堂夫妇，同情革命党人，在江湖上赢得生前身后名。

坊间流传一个戏剧得不得了的故事，说的是晚清名妓李苹香。此女诗画才情不俗，曾与章士钊、李叔同等文人雅士唱和，有人将她与明末清初柳如是相提并论。著名才女吕美荪、吕碧城姐妹都以诗文惊艳于世，号“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吕美荪在上海时，女扮男装，驾了马车，同《大公报》的主编一起去妓院拜访名噪一时的李苹香。

才子雅士终究是逢场作戏风流自诩，真正的相守却是没有的。

“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李叔同借说杜枚说自己，他要告别了，不得不辜负红粉佳人了。花之颜色人之泪，憔悴花遮掩憔悴人，可怜李苹香只是二十七八岁，路已走到了尽头。幸而她能写诗，那些句子，譬如“吟遍美人芳草句，归来采取伴香闺”，流入吴芝瑛的书房。芝瑛拿来细读，虽然不脱闺怨格局，却滚下泪来，怕人瞧见，赶紧地擦了去，她暗忖：自己虽有才情，这样的哀音，断也是做不出的。择了好日子，恭恭敬敬下了帖子，把李苹香请入小万柳堂，温一壶“女儿红”，摆几碟子绍兴小菜，来来往往，很是殷切。若时值季节来临，便随口起一个诗社，拈一个阄，或《蝶恋花》，或《西江月》，丫鬟过来举香，香烬了，诗还没完，就吵着罚酒。这样子的文雅热闹，连袁世凯家的几位公子也三日隔了五日地过来助兴把玩。吴芝瑛与李苹香日渐熟稔，越发地爱怜其才，请求丈夫廉南湖拿出家中珍藏的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得数千金，替李苹香赎身。

原本李苹香也欲随了李叔同一起挣脱红尘皈依佛门，终因俗念太深，改名换姓为谢文漪，立了一个书画室，以卖字画为生。

廉南湖在沪期间，以收藏明清字画与扇面著称于世，而尤嗜宋元画，不吝重价购求，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拿出来做了收藏，真的是另一个张伯驹。

不知道因了怎样的一个孽障，廉南湖投资失败，匆匆，携吴芝瑛避债日本，用家藏的一千多幅明清扇面开设美术馆。以后，为了生计，大批珍品几乎全卖给日本人了。就在那段时间，南湖遇见了一个会写小楷、能给他录诗的书记员绿子，后又娶了一名叫春野的下女为妾，生下五子。

在拍卖行里见过绿子的字，有风透湘帘花满庭的韵致，曼妙得不行。单是凭了这些个字，也是惹人爱怜有加的。且日本女子，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坚忍。

吴芝瑛是，柳丝万种，难绾也难羁，只能与廉南湖江南江北各据一方，把人生做成一首《声声慢》了。

郑逸梅曾说：南湖有一年在潭柘寺接家书说夫人病危，梦醒大恸，含泪写下一副挽联：“我实负君，回头事事应追悔；生不如死，此恨绵绵哪得知！”

吴芝瑛的这场病，虚惊一场，在中医的妙手下，得以回春。

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回忆道：“民国二十年左右，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二十号，住着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斯文大方却满身是病。她家中四壁书画，甚是清雅，一打听，那家正是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的夫人吴芝瑛女士的住宅。”

这栋楼靠近法国公园，蒋介石的如夫人陈洁如也住在附近。楼下是一家“寄龄舫裱画店”，二楼吴家自住，三楼租借给了吴稚晖先生。

楼下裱画店中，日夜有人看守，是专门保护稚老安全的。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一生洒脱不羁，“甘为士而不入仕”，不失为民国政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1922年，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昔日盟友，转瞬间成陌路仇人。1922年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1924年4月，吴稚晖以元老身份居中调停，希望两人合好。他先致函陈炯明，说“孙、陈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力劝孙、陈复合。陈炯明则覆函称孙中山是“欲演烹狗之剧”。故而吴稚晖转而力劝孙中山大仁大量，宽恕陈炯明，让他立功赎罪。孙中山断然拒绝，愤怒地说道：“陈炯明谋叛，想置我于死地，此可谓狼子野心。我任何人都可以宽恕，唯独不能宽恕陈炯明。”

吴稚晖眼看求情无果，情急之下给孙中山跪了下来，连声说：“我吴敬恒代陈炯明受过。”此举大大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急忙搀扶。吴稚晖却死活不肯起，说道：“先生若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得说：“快些起来，我为你宽恕陈炯明，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来，公开认错方可。”

任吴敬恒百般劝慰，刚烈的陈炯明断不会写什么劳什子“悔过书”，孙、陈之间的恩怨终于没有化解。

吴稚晖的篆书很有名气，是民国无敌的篆体书法大家。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为“蒋金紫园墓碑”挥毫。全文800余字，吴稚晖已77岁了，仍能凝神贯注，用两个半天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赞赏说：“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这处房产是吴芝瑛的，因她的品行和侠骨，吴稚晖才愿意住在这里。也是正君子，坚持付房租的。

吴稚晖的居室十分的简朴，求字的人太多，每日一早，便伏案书桌，挥毫两三小时，他写得快，没有积件，今日送墨，明日取货，且不收润笔。求字的人，从楼上捧了墨宝下来，交给一楼的裱画店装裱，裱画店因为吴芝瑛和吴稚晖，生意蒸蒸日上。

吴芝瑛老了，不给人写字了，只是熬药读书。

这样一对钻石级的落拓才子和侠女佳人隐居在著名的霞飞路（淮海路）边上，兀自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董桥的《湖蓝绸缎》，文中的文老伯旧学底子甚佳，做着地下钱庄的营生，在午后榕树的绿影中随口吟出一句“夕阳穿树补花红”，董桥听来不禁心中暗赞：老先生毕竟是识货的啊！两人都记不起此句出自谁手。老先生撒手走了，他的家人给董先生一纸，为老先生生前所写，嘱咐一定交给董先生的：“夕阳穿树补花红，廉南湖句。”

1932年，廉南湖病逝于北京。南湖死后，春野带着孩子回日本去了。

吴芝瑛卖尽上海产业，移居无锡，67岁时病逝于廉宅。

无论吴芝瑛，无论吴稚晖，无论廉南湖，终究还是侠女、文人的气质，不沾些许市侩气味的。

补气提神的古典音乐

都说上海人精明，会做生意赚钱。

在我看来，以上海人这点心计，精明地赚钱，虽然亏不了本，终究也赚不了大钱。

他们喜欢把赚钱称作“扒分”。

“扒”者，小的溜溜，近乎小偷小摸地聚拢来，上不了大台面。“分”者，人民币最小的计算单位，如今，马路边一分钱都懒得捡起来，去交给警察叔叔。所以，“扒分”恐怕成就不了有些上海人“过日脚”的大气候。

生活里固然少不得钱，但全为了赚钱，自然就少了品位格调。

精明的上海人，很会挤压“扒分”的时间，节省出大量闲暇，读书、看戏、听音乐、创作、聊天、旅游……

活出品位，活出档次，活出个活蹦乱跳的人生情趣，使人羡慕，令人尊重。

人有闲了，精神上才能贵族起来。这是百试不爽的。

贵族化通常是循古的，怀旧的，崇尚返璞归真的。这方面，上海人有些先天不足，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可追溯的根源太浅近，没有多少“古”意可寻。

去年，我家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淘”来一架老式留声机，说是迎合我们的情趣，当做生日礼物。

这是一架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百代留声机的旧唱机，棕色的箱体方正敦厚，浅作雕刻。正面贴着仿青铜的面板，侧面留有镂空的低音发声孔，箱顶是擦得锃亮的仿青铜高音喇叭。

我们果然喜欢，前后打量，上下抚摸，仿佛见到了从远方不期来访的熟人。

我放上一张家里珍藏的古典音乐胶木唱片，缓缓摇动唱机的手柄，再轻轻搁上唱针，思绪就随着旋律，渐渐走入以往时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法国人E. Labansat（乐班萨）飘洋过海，在上海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沿街设摊，靠播放、叫卖唱片发迹，成立了百代唱片公司，发行大量的音乐、歌曲、戏剧唱片，将音乐直接送进上海的千家万户。

上海1843年开埠以来，建筑了无数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和中西合璧式风格的房屋，至今仍飘散着历史的风情。与这些砖石建筑不同，历史的音乐不留痕迹，容易让人忽视甚至忘却，然而，它和建筑一样存在着，不会消失。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生活在老洋房和石库门里的上海人，也生活在余音缭绕的老歌老调里。

复兴路是当年租界里一条法国味浓郁的风情街。

过去，我经常在午后或者夜晚路过这里，街旁的那些洋楼、公寓的窗口总会飘出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演奏的熟悉旋律，令人不自觉地放慢放轻脚步。

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

——帕斯卡

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演奏乐器的人，但是，能够想象他们沉醉于世界名曲时的典雅神态。

霍夫曼曾说：“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富浪漫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浪漫主义的艺术，因为它的唯一主题就是无限物。音乐向人类揭示了未知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抛弃所有明确的感情，沉浸在无法表达的渴望中。”

音乐没有国界，是无需翻译的世界语，感性地贯通人与人的认识、理解。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带回来一套苏俄的唱片。他在留声机上逐段播放那些各种风格色彩的曲子，问我最喜欢哪首，最不喜欢哪首，哪首想起什么颜色，哪首感到难受或恐惧，等等，然后他和母亲对照着唱片说明书，推断我的性格脾气以及未来。

我不知这在心理学上有没有根据，当时，父亲对母亲说：“看来，这小子的性格将来是不适合学医继承父业了，他好像只好学学文科，舞文弄墨。”

父亲是有点遗憾的，他是医学院的教授，他的父亲也是学医开业的，在杭州、沈阳等地开过私人诊所和医院。

我一直相信音乐对人的性格气质有很大的影响，经常喜欢听什么音乐，不仅反映出各人的品位爱好，而且也会影响格调趣味的变化。

在复兴中路上的上海跳水池对面，有一排老式洋房，不时地散发着经典而颓败的气息。其中一幢房子的三楼，住着九十高龄的毛楚恩老人，他曾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工部局交响乐团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这支成立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洋乐团的乐手，早期都是工部局董事会从欧洲招聘的，华人要进入极其困难。

毛楚恩只是浙江余姚乡下种田人的儿子。

他的父亲毛观浩因为长年在水田劳作，脚丫子染上了“湿气病”，奇痒难忍。他求遍乡间郎中，试遍各种民间土方，都对那个难熬之痒无可奈何。

毛观浩被人挑唆，狠狠心凑了盘缠，跑到上海来治脚气。

当时，他在四川北路、横浜路桥堍下的美华书馆学生意，后来又凭自己的勤奋机灵办起了一家“装订所”，有了较稳定的生活来源。

也许是一直与书籍打交道，他身上也染上些书卷气，居然被四川北路、多伦路一个天主教“鸿德堂”的牧师看中，做了牧师的女婿。

毛楚恩从小就喜欢听外公教堂的唱诗，从那个慈祥的钢琴师那里认识了黑白键。那88个黑白键随着手指的飞舞，流淌出古典韵律的旋律，让他跟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师维瓦尔第、亨德尔、巴赫等交上了朋友。

长大些后，他受一个拉琴的远房亲戚影响，迷上了小提琴G、D、A、E四根弦。他跟犹太籍音乐家卫登堡、意大利琴师富华学琴，几乎接触了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所有的音乐家及其作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终于帮他完成了一个农民子弟向城市上流社会文明绅士的最后蜕变。

父亲的生意，经过日军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两场战火，逐渐败落而陷入困顿，青年毛楚恩也失了业。万般无奈之下，他请人介绍并推荐，去试试工部局交响乐团。

当毛楚恩走到乐团正牌指挥、享有远东第一小提琴手声誉的梅帕器面前时，他那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派头，着实让梅大师“弹眼落睛”，刮目相看。

毛楚恩的琴弓还未上弦，梅帕器已经微笑着点头鼓励了，毛楚恩一曲拉完，梅帕器连连“OK”，拍板聘用。

毛楚恩的气度不凡，折服的不仅是梅帕器这个外国人。

大翻译家傅雷住在毛楚恩家附近的复兴公园对面，有人介绍他到傅家去打桥牌。傅雷是择友极其苛刻的，家里“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更何况，桥牌讲究的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牌搭子”不称心，傅雷有时甚至会撕牌，弄得人家很尴尬。

毛楚恩刚进傅家打牌，是与别人搭档，傅雷与大画家刘海粟的小舅子坐对家。几局下来，傅雷发现他虽然牌技不精，可是牌风优雅谦和，非常欣赏。

傅雷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桥牌谱》借给毛楚恩，让他回家“研究研究”，说以后要请他当自己的“牌搭子”。

两三个星期以后，傅雷真的与毛楚恩结对打牌了……

毛楚恩无论是当年出入舞厅、咖啡馆、牌桌、落弹房，还是今天退休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客串讲课，举手投足间，那番气派风度的魅力，同样令人景仰不已。

上海人的都市生活是喧嚣的，夜晚枕着黄浦江的江涛入眠，早晨被海关大钟的“东方红”唤醒，心潮逐浪高，难免有时烦躁……

于是，有人怀旧起老上海那种低调、奢华的慢节奏，他们纷纷走进古典音乐的华彩乐章，倾听往日优雅的诉说，为自己寻找一种精神对位。

在上海看歌剧、听古典音乐会，虽然不像在欧洲那样，必须西装革履、长裙礼服，但是，大多数观众都穿着传统高贵，感觉自然也就典雅起来了。

剧场里虔诚的气氛，安稳的情绪，优雅的掌声，会心的交流，全然与明星演唱会别样的风景，别样的感受，别样的思考，自然，也有别样的收获。

即使不懂歌剧原版唱词，不懂交响管弦乐的曲式、调性或者配器，只要事先了解点歌剧的故事梗概，或者交响乐曲的创作背景及作者本人对曲目的意见，他们也能充分感受音乐的魅力。

他们较喜欢听那些有标题的曲子，如里姆斯基的《天方夜谭》和《西班牙随想曲》，雷斯皮基的《罗马的喷泉》，比才的《卡门组曲》，圣桑的《天鹅》，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等，可以边听边想象那浸润着饱满情感的音画。

我更喜欢无标题的作品，可任由我敞开心灵，去感受作曲家作曲时、演奏家演奏时的情绪，捕捉情绪背后的思想理念。

我特别喜爱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和他的6首交响乐等曲子，那种徘徊不弃的悲怆、伤感，即使不知道他经历的人也听得出来，我每次聆听，都有种能触摸到经受磨难之人心跳的感觉，悲悯之情油然而生……

会点乐器的上海人，休闲时相约在哪家开个家庭音乐会，独奏、重奏几曲，陶醉一番，也能逃避一时尘俗骚扰。

记得“文革”时期，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就曾躲在我家开过音乐会，当然，曲目都是“红旗渠”弦乐四重奏之类的。街坊邻居不但没人举报，还有个“望风”的志愿者。

如今，上海人躲进古典音乐，不仅逃避都市浮华、焦躁，而且追溯远古，汲取人类进步的精神。

岁月留声，留声机在一些上海题材的影视剧里“时尚”了起来，网上也开始热销仿制的老式留声机，赚钱“扒分”之余的上海人，终究是割舍不了往日的海上繁华梦。

由怀旧而古典，是能汲取些往日贵族的精、气、神的……

点绛唇

寥寥2/3字，韵味多多，恰如本文标题。

下着雨，湿淋淋的。

晚饭后，陆续来了一些人，那两位唱评弹的艺人却是早早来了，不吃饭，说是这样清雅的调子，不可有太多的烟火气。

那晚说的是《筱丹桂》，女艺人一袭姜黄织锦旗袍，凤眼一扫，魂灵就被勾了去了。那男的，也是尽力地捧着，譬如交谊舞，盘拨中，女人越发的美丽光彩。如痴如醉，一晚就没有了。

待他们卸装，恢复了百姓样子，才知道的，男的已经八十多岁，如此年纪，还是那样地懂得女人，做出绅士的派头。那女官竟也是七十有余，举手投足中，没有年龄、亦没有风尘的烙印，她见我惊讶，抿嘴一笑。

那一瞬间，应了一个词牌——点绛唇。

阅读的养颜美容

如今，上海人养颜美容的滋补品、护肤品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阅读在这方面的作用，了解的人似乎并不多。

其实，古人很早就对阅读的养颜美容功效有所发觉。

北宋黄庭坚讲：“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修心养性，陶冶情趣。“都说女为悦己者容，所谓容者，不过粉黛卷烫之类，殊不知粉黛卷烫之后，仍然可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林语堂《读书与风趣》）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自家的门第，即便不说家财万贯或家世显贵，至少也说是书香之家，可见读书也能美化门庭。

今天，上海滩上每天新出的书报杂志琳琅满目，选择读物就像串门、交友，看什么书，就是交什么朋友。

作家董桥打过比方：

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由此看来，阅读也可能交友不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人经常读什么书，大致也是可知道些他的情趣格调的。

难怪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说：“那些读书和写字的人与那些不读不写的人之间的区别本身，承担着一个伟大的社会分层意义。”

《红楼梦》中“黛玉葬花”是品位极高、感人至深的情节，其实，在此之前，就曾有一节“宝黛读书”作的铺垫：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都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踏践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到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踌躇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文章。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黛玉把花具且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词。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城倾国貌’。”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道“欺负”两个字上，早有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忙，向前拦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在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吓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苗儿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宝玉听了，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如今，青灯香茗，快意开卷，绝对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享受了。

封建贵族的阅读是非常讲究的，然而，一味地讲究，就难免迂腐。金圣叹说的人生大快事之一，就是“雪夜闭门读禁书”。

宝黛的那个时代，《西厢记》、《牡丹亭》这类描写男女爱情的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他们只能躲在后花园里偷偷阅读。如果大庭广众之下看这种书，他们也会有失身份的。

今天虽然已经基本没有什么禁书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天要出版难以计数的书刊，良莠不分、鱼龙混杂，阅读的选择很能区分读者不同的品位格调的。

培根说：“读书可以当作消遣，可以作为修饰，也可用以增长才识。”有些书刊，“雪夜闭门”读读无妨，如在公共场合阅读或讨论，也还是会跌身价的。上海人高谈阔论时，因平时阅读而起到的修饰作用，旁人大多都能意识到。

市俗的阅读是“快餐式”的，追逐排行榜。

他们似乎更加热衷期刊和小报上的各种秘闻隐私、流言蜚语，这些能够满足窥私欲望的消息，会让人感觉自己消息灵通而“伟大”起来，因为他们掌握了那些明星大款的秘密。

《读者》、《中外文摘》之类的期刊，与书店里畅销的“经典名著”速读、导读等书籍一样，很迎合一些年轻白领的需求，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徜徉文学经典的殿堂。

在他们新婚的家里，通常会在书架上，陈列着成套的《莎士比亚全集》等世界名著，却无暇阅读。

有人曾嘲讽：“买书不看，不如画个书架。”

也有人主张：“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

前面那句话，自然是说书籍的装饰作用；后面这句话，则看重阅读的过程。依我想来，都有些道理。

譬如：

到别人家作客，一般不必在意他们房屋装修和家具摆设的水准，那只是展示主人的财力，我更喜欢留意有没有书橱或书房。

如果主人允许，看看藏书的书名，大致可知这家人家的文化品位，即使他们先前并不一定都读过这些书。

通常是先找辞书类的工具书，可知主人的兴趣爱好范围。没有工具书就像没有家庭主妇，自然散漫。从人文类与自然类书籍的比例，可知主人的术业专攻，情趣修养。

如果，只是杂陈乱列着各种畅销书，或者供奉着一色崭新的精装套书，我以为，那大多只是附庸风雅的做法而已。

当然，书籍的养颜美容，到底还是要阅读才能实现。

与其他养颜美容的滋补品一样，读不同的书，也有不同的作用，因人而宜。

培根“谈读书”时说道：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算数使人精密，哲学使人深刻，励志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读书能够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人精神气质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以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他可以研习经院哲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繁琐辨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如此等等。这种头脑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读书来治疗补救。

近代社会以来，上海就处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前沿，这使得上海人始终将学习作为一种生存方式。

除了功利性的读书学习外，上层社会更倡导休闲读书，在他们那里，阅读是一种终身修炼。

上个世纪初，上海人最重要的休闲，除了看电影，就是逛书店。当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书店都集中在这个大都会一条叫做“福州路”（也以“四马路”闻名）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里。

在互相激烈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周围，有三百多家新旧书店，还有许多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以及妓院，往南一直延伸到老城厢。这个区域一直是文人、报人及电影明星等上海摩登人物消磨闲暇的地方。

近百年的斗换星移，福州路文化街已经沉淀出一种定力，在周边繁华喧嚣的包围下，独成一座安抚浮躁、排遣焦灼的绿岛。

上海人喜欢隔一段日子就去福州路走走，无论是高楼大厦的“上海书城”，还是周围那些大大小小的特色书店，如古籍书店、外文书店、音乐书店、科技书店、艺术书店、特价书店等，静心耐性地一家家逛过去，总能找到一本中意的书。

今天的上海，书店星罗棋布，到处都有，都开得各有各的风格。我就特别喜欢陕西南路地铁站里的季风书苑。在那里的书架前徘徊，或者捧一摞书，要一杯清茶或咖啡，坐下品读，能够感受到那种“独立的文化立场和自由的思想表达”。

上海的图书馆也已经全市联网，阅读是十分便捷轻松的事情，只要有文化滋补的需求。

阅读的养颜美容，到底还是需要通过认真读书实现的，要认真读好的书，才能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气质格调……

画室里的文人气

过了桥，便到了肖谷的画室。

松木大门，抬头迎面先看见一幅顶天立地的画：一方峭石做底子，前面，秋阳里的枯枝老叶，衬着唱片里童芷苓的青衣戏，自是一番英雄美女的气势。

肖谷是，每画，必得拿了京剧来做铺垫，特别是程派，那样的一种曲折委婉的拖腔走板，颇合中国南派文人的心曲。且舞台上的神韵与角色的拿捏，落到了肖谷的画布上，皆成了故事或者一段历史。

肖谷以前不画石头的，大约两年前，恋上明代画家沈周的传世佳品《东庄图》，遂动了用油画形式重新表现的念头。

一日，朋友来画室，见了《东庄图》之一的《振衣冈》，那石头在暗的空间里，着了厚重的油墨，横空出世，突兀奇崛，颇有御园被鸟衔出之趣。此友大呼：“哎呀呀，曾几何时，你与石头通了灵。”

肖谷一旁道：“正是。我画石头，譬如在与古人讲话。”从此，《石》系列一发不可收。

正在石头前说着话，就听隔壁画室的殷雄唤：“肖老师，喝茶了！”

肖谷这边响亮的回应：“这就来了。”

一干人等下得楼来，陶艺陆教授已在自僻的茶室案前扇炉煮水。殷雄倚窗坐下，口袋里摸出一包茶道：“武夷山的矮脚乌龙王，外面买不到的，是县里的人特地给留出来的。”

殷雄是，每天一早来这里，一枚砚，一管笔，一张唱片，一本夏衍的《懒寻旧梦》。如此这般一番，然后才去油雕院上班。

他是坚持架上艺术的人。

前些年，殷雄在武夷山一个叫“城村”的古村落从事人文活动。那里的人对文化有一种近似膜拜的敬畏，常拿了好茶好饭招待。殷雄感恩戴德。他道：“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文化的容器。等我有了钱，在村里捐一个庙，揽各路画家来舞文弄墨，做成另一个的莫高窟，多美。”殷雄是国家博物馆签约的艺术家，文字亦有小说的气质。他把城村的故事写了贴在画室的墙上，被出版社的编辑缠上，要给他出书。

转眼就到了夏天。

肖谷约我去吃咸猪头，说，殷雄的书已经出版，签了名，等我去拿。

前段日子，肖谷撇开石头，别出心裁，开始探讨绘画空间，欲把惯常的三度空间置换成二度半，企图通过对视觉空间的改变而获得新的绘画语言。他应该是绘画界里的卡梅隆，那个拍摄《阿凡达》的导演，不断挑战着人们的成规逻辑。

自然遇到瓶颈。很难受。

每晚枯坐画室，煎熬中，怀疑自己的才力。隔壁殷雄那里的交响乐，更是一种刺疼的抵达。

如今唤我去吃饭，猜是有了些眉目了。

过了桥，杨柳青青。河边，无事者钓着永远也不上钩的鱼。

路过殷雄的画室，一块屏风拦在门前，杜门避事的架势，里面永远是高亢的交响乐。殷雄有很高级的音响。

这就到了肖谷的画室。

他从架子上下来，身上抖落下一层画粉，又是黄昏，恍惚有片场的感觉。他一脸得意道：“我找到那个空间了。应该就是这样了。”

他一侧身，背后那张画《塔克拉玛干》，占了半边墙，底子是卢浮宫里的那种灰绿，三个西域人各执乐器，焦点最近的是一张持鼓的手，盈盈青脉，似有血液淌过，笔触里，有沈周中年以后的简约和粗放。

搬一张凳子，坐在画前，细细琢磨画中的乾坤，一如小院焚香，清幽古琴从紫檀案几上飘过来，把看画人也做成了沈周的《夜坐图》。

正端详着，来了几位年轻的画家。说是送西瓜来消暑，实在是来请教画技的。

肖谷说话简约精到，这个色彩偏了，这个比例不对，特别对画中使用人体器官的问题多说了几句。那几个人只管点头，剖开的西瓜，粉红的汤汁留了一地。

此时，隔壁的交响乐已经停歇，静静的，听得高枝蝉鸣。

移步去殷雄画室，不敢造次，探了头越过屏风，墙上一排民国时代的衣衫，几案上一杯冷咖啡，一碟子糕点，殷雄半靠在椅子上，手指尖分明夹着一支烟，却是不抽。一抬眼，见了我，便道：“来得正好，明天，这画就运去北京了。”

这画，指的是《风云儿女》，展示的是左翼文艺人，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所作。这个项目从2006年启动，经过对申报者的创作能力、草图等进行严格审查和筛选，2007年1月艺术委员会对初选入围作者的初稿进行再次评审和遴选，最终确认了作品和创作者。然后，殷雄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巨型作品。

这期间的煎熬，是无法一一为外人道出的。明天，画就要运走了，有一种横刀夺爱的痛惜。

那晚，除了咸猪头，土鸡汤，还有法国的红酒。

饭后，自然还是茶。

茶过了四五巡，殷雄又从桌下拿出一盒茶。盒身上一行颜鲁公墨体，乃极品大红袍。

平日里，殷雄好茶不示人，怕不相干者给糟践了。曾有人用他的茶拿自来水去泡，把他心疼得跺脚直呼：“俗人，竟是一个大俗人！”

喝茶要择水，陆羽《茶经》里写得很明白。

生活在城里，要想汲江煎茶，是一个痴梦了。不过，沾染着文人雅士的旧习，茶道的意念还是讲究的。

这边里，陆泉鸣教授从殷雄手里接过茶，撤了先前的杯子，换上紫砂小斗。这茶器，虽比不得《红楼梦》里，栊翠庵妙玉的宋代古玩，却是各个不俗，皆出自陆教授的私家窑炉。

陆教授执壶斟茶，众人细细吃了，只觉香气袭人，清淳无比，道是幽兰昆曲落进了茶里，都赞陆教授是陆羽的后人，会得伺弄。

有人问：“煎茶可也是旧年的雨水？”

陆教授笑道：“我哪里去找五年前梅花上的雪水，埋在树下，如今才打开来烹茶。但凡是有，现在的这种气候，又如何吃得？我是老老实实，拿了矿泉水的。”言毕，捧起小盏盘腿而坐，一副烟霞闲骨格。须臾，又道：“这茶，要闻冷香最是享受。”

这些天，陆教授正忙着雕刻中国百子童图去伦敦开展览，却是不肯省了喝茶的时间。他架子上的玩意，随便拿一个出去，都是值钱的。

一个后生进来，拿一把壶给陆教授看，陆教授并不接手，只一瞥：“一脸的贼光，必不是好货色。”

后生道：“才从别人手里买下的，你再给看看。”

陆教授还是正眼也没有：“扔了吧，这等物器，不值的。”

说完，饮了自己手中的那一杯。

很长的一个时辰，众人无语，石头一般的安静。

凉台静室，明窗松风，宴坐行吟，清淡把卷，那种不在梅边，便在柳边的清净。一旁的案几上，几尊维纳斯，穿着青花和粉彩的旗袍，干净，文雅，飘逸，也染了一身的书卷气。

2010年1月，肖谷、殷雄一干画家，在上海西郊，做了一个题为《安静就是力量》的静物画展。

能够安静下来的人，是有内省的。海派艺术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少有门户之见，如同当年的徐志摩、林徽因、邵洵美等人的新月诗社，一点小菜，一点小酒，几许唐诗宋词的药引子，一个诗派就诞生了。

静水流深。

海派诗人气质

有位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北京调上海工作，二十几年过去，也算是个上海人了，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就是有个遗憾，上海没有圆明园废墟，没有乌鸦。

他在找什么？

“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在追逐了多年财富之后，上海人的心灵与灵魂深处起了某种变化，物质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而是有了一种对艺术高度感知的诗人气质。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感受现实中忧伤的甜美，用追忆往事和幻想未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享受生命旅程的尊严。

上海人的“圆明园”散失在民初和三十年代的“废墟”里了，那些曾经的繁华，风雨不蚀，历历在目，追忆起来给人极大的美学享受。

即使是痛苦的回忆，只要是善良的，真挚的，也有种淡淡的忧郁，勾起浓浓的诗意，像普希金说的，“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这些上海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感到痛苦或者孤寂时，会回首人生，寻找那一丝丝苦涩的甜美来自我慰藉，或者激起艺术创作的动机。

不会回忆的人是残缺的人，干枯乏味，难以承受挫折与磨难，也无以梦想今后的幸福与快乐。

忧懑作“离骚”，愤怒出诗人，诗人气质的上海人不相信现实的不幸和绝望的眼泪，他们总能与挫折、灾难拉开一段美学距离，而对人生超脱潇洒起来。

诗人气质是具有传染性的，一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感染上了，都可能脱胎换骨，令人敬畏的。

1970年遇见诗人闻捷之前的戴厚英，只是个从安徽省颍上县考到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工作的激进青年。她在“文革”中“造反有理”，狠批自己的老师钱谷融，严查学术权威，享有“小钢炮”的雅号。

戴厚英在“五七”干校负责监管闻捷，那天，她奉命去告知闻捷他的妻子自杀的消息。闻捷毫不掩饰自己极度的悲痛和耿直，深深触动了戴厚英沉睡着的“人之初”。

被原生态的人性感染的戴厚英，情不自禁地关注诗人、接近诗人，他们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在田埂长堤上交谈得越多，戴厚英越是被诗人坦诚率真的“童心”吸引。

当时，“造反派”一统天下，人性扭曲，兽性张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然而，戴厚英发现闻捷还是“幼稚纯洁”得对谁都信任，对谁都友善，这种珍稀的诗人气质，让这个“小钢炮”回归了自己的人性。

诗情帮助戴厚英飞升超脱了那个混沌暧昧的现实，看清了自己的愚昧荒唐，她终于被诗人的才情折服，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闻捷火热的爱情。

诗一般的浪漫爱情，终究被那个时代扼杀，闻捷以死抗争，彻底唤醒了戴厚英，她以一种近乎忏悔的心情发愤写作，清算自己在“文革”初期误入的歧途。《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心中的坟》等作品喷涌而出，大声疾呼人道主义的复兴。

光看这些作品的题目，就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作者的心灵仿佛遭受八九级以上的地震以后，在作一砖一瓦的重建。

一个新的诗人气质的戴厚英，凤凰涅槃超然出世……

闻捷死后二十五年，戴厚英的生命戛然而止，她至死都在传递人性可以相通的理想诗意。

戴厚英的老家不是个富裕的地方，那里还经常遭遇旱涝天灾，老百姓十分贫穷。

家乡的命运一直牵挂着戴厚英，她经常接济那里的亲友。那年安徽发洪水，淹了许多地方，戴厚英趁着学校放假，带上自己的四万元稿费，赶回老家捐款。她四下奔波了一个多月，为家乡父老募集捐款，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人戴厚英是个有情有意的人，不像传说中的上海人那么清高傲慢、不可接近。

一天，戴厚英在家接待了一个老家来的年轻人，他带来戴厚英曾经就读的颍上中学一个老师的条子。

条子写着：

戴老师，今天我孙子陶锋前来上海，想寻找一份厨师工作，希望你能帮忙。我身体很好，你好吗？有机会来界首做客，碰面再谈。李文杰，1996年4月。

又是一个“文杰”，当初闻捷曾告诉戴厚英，他的原名叫赵文节，她自然想起了闻捷“人之初、性本善”的纯真和热情，想起诗人在天堂里关注的眼神。

但是，戴厚英很为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个饭店厨师的工作。天啊，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回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在外人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星空确实是壮丽的，至于我们的良心，上帝可就有点粗制滥造了。

——弗洛伊德

戴厚英热情地招待了陶锋，并介绍他认识了借住在自己家里的侄女戴慧。

出事那天，戴厚英并不在家。

陶锋敲门，是戴慧开的门。刚被上海饭店“炒了鱿鱼”的陶锋原本只想借点钱，可是觉得女孩子不像戴老师那样和气热情，而且还有些看不起他，就没敢开口。

戴慧给陶锋倒了杯水，就独自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陶锋一个人被晾在客厅无趣，见戴慧的房门开着，就走进去搭讪。

“你进来干什么？”戴慧很不友好地问他，言语间的冷落，深深刺激了陶锋不平的心，他竟冲动地扑上去，掐昏了戴慧。

陶锋翻箱倒柜，想找点现金或值钱的东西，戴厚英偏偏在这时开门回家。

惊恐万状的陶锋躲进厨房，看见菜刀，一不做二不休，持刀杀害了曾帮他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恩人戴厚英。

戴厚英咽气前对陶锋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后悔的！”那语气似乎恨铁不成钢，在委婉地批评她的一个学生。

陶锋事后交代，当时，他“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戴厚英的遗体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句话：“戴老师，我对不起你了！戴老师，我对不起你了！”

陶锋潜逃回老家，不敢将实情告诉爷爷，直到上海的警察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奔到李文杰跟前，长跪不起。

“爷爷，我对不起你，我把戴老师给杀了。”痛悔的眼泪涌了出来，他用手背不断地擦，怎么也止不住。我想，他的眼泪是率真的，也许，他想起了戴厚英临死前的话。

据关押看守陶锋的警察说，陶锋从被捕收监直至被处决，一直很顺从、平静，偶尔跟他闲聊几句，他还会露出一丝天真的笑容，像个孩子。

我们无法验证陶锋是否也从戴老师那里感染了些许诗意，他没多少文化，也不可能让他由着自己的性情，写点什么，但是，戴厚英的诗人情怀还是在上海和她的安徽老家，层层叠叠地传播开来的。

海派的诗人气质是婉约的，有几分肖邦、柴可夫斯基的夜曲的恬静感伤，表现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朦胧美。

这些上海人不会对海选、大奖赛等有多少兴趣，却经常会为一幅陈逸飞的画、一首老电影的插曲而热泪盈眶。

比如，他们都喜爱唱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五月的风光令人迷醉。

你告诉我，说你爱我，

那时我们还年轻。

春天的歌曲唱完了，

欢乐的音乐久久徘徊，

你告诉我，说你爱我，

那时我们还年轻。

我们相依相偎，

我们欢笑，哭泣，

然后到了分手的时刻，

我们难舍难分。

春天的歌曲重新响起，

记住这个五月的早晨，

记住你说你爱我，

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谁没有美好的回忆？谁不向往甜蜜的爱情？活在当下，思想的翅膀总有跨越现实，任意翱翔的那片时空，那是一种什么苦难与灾害都无法战胜的人格力量。

电影《城南旧事》在上海深受成年人的欢迎，有人甚至连续看几遍，虽然电影讲的并非上海的故事。不会回忆的上海人，只有孩子，或者心理年龄还停留在童年的大人。

上海人很实际，实际生活中没有的，他们就喜欢做梦，做过去的梦，做未来的梦。

弗洛依德说，梦是愿望的满足。只是上海人习惯把梦藏在心里，独自消受。怕一说出来，都变成诗。

上海虽然没有圆明园废墟、没有乌鸦，但是有流淌不歇的黄浦江水，有萦绕不绝的海关钟声。

在上海人看来，黄浦江流动的是时代的五线谱，海关钟声就是一个个音符，敲打出美妙的旋律。在上海人看来，黄浦江铺展的是东方的白练，海关钟声就是一个个文字，书写着浪漫的诗行。

百年海派文化，经受过多少磨难浩劫，百折不回，能发展成今天这样比较成熟的性格，全仰仗上海各个时期社会精英的诗人气质。

上海人是现实的，灵魂却是诗人的气质……

对面，施蛰存先生

春日，我坐在惠安坊对面的维也纳咖啡馆里。

一杯牛奶，一块巧克力香蕉蛋糕，听着雨沙沙地落在玻璃天花板上。

1933年，也是一个春日，施蛰存先生举家从松江迁到爱麦虞限路惠安坊8号。那条路很短，1943年改叫绍兴路。

那一年，好友浦江清去欧洲留学，施先生把他送到吴淞的客轮上。

清晨的薄雾把码头打湿，施先生站在岸上看着轮船渐行渐远，一阵怅然若失。一年前也是在这个码头，施先生和他妹妹施绛年把戴望舒送上开往巴黎的客船。

1933年先生著述颇多，在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小说集《梅雨之夕》，撰写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翻译《支加哥诗人桑德堡》和西班牙巴罗哈的小说《深渊》，年底出版了小说集《善女人行品》并发表小说《名片》。

这年秋天，上海《大晚报》编辑崔万秋邀请施蛰存给青年人推荐学习书目，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文选》，并作了一条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他不曾想到，这两本书使自己受到极大的伤害，并且是终身的伤害——当然，伤害他的不是庄子，而是一场由别人发起的论战。

1933年10月1日，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对施蛰存极尽嘲讽地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

那时鲁迅，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斗士，在冯雪峰的助阵下，他已然有了旗手的气势。接下来的论战，鲁迅更加咄咄逼人，施蛰存则步步退守，他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的心底更是纯良得不行。他实在不明白鲁迅为什么抓着推荐书目大做文章，况且此前两人的交情很好，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他报刊惴惴不敢发表，包括左翼刊物。施先生果敢地发表在《现代》上。文章发表后，鲁迅专门写信表示感谢。信末的日期是1933年5月1日。

论战的后期，鲁迅的“骂功”炉火纯青。在《扑空》里面，鲁迅这样说施先生：“只有无端的无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施先生也在《突围》里为自己辩白。不过，他无心恋战。

元旦前一天的傍晚，施先生心境索然，迟迟不愿回家，坐在桌前翻看一幅影印条幅，那是郁达夫手书龚自珍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沉吟再三，施先生系上围巾，走到街上，天很阴，风也越来越猛。从此，他远离文坛。

霞飞路上的街灯把梧桐树干变成了淡绿色的墙纸。

他在“老大昌”买了一盒鲜奶裱花蛋糕。明天元旦，有亲戚来喝茶的。

施蛰存先生在上海只换过一次住址，1938年搬到愚园路，一直住到去世。

看得透，放得下的人，是刀枪不入的。

施先生获“上海市文化艺术贡献奖”的那天，笔者正与美国来的董鼎山先生在瑞金宾馆边上吃豆浆油条，就说去拜访。

问孔令境的女公子孔海珠讨教地址，孔海珠说，地址讲不出了，愚园路，邮局上面，三楼，门口一个邮箱，上面有“施家”二字，是施老的手迹。

如此这般去找，果然找到，可惜那日他不在家。

是日下午，邮局的职员在后门口喝茶，听说找施老，便热情地招呼我们，都道施老和善，会得养生，很少动怒云云，不一而足，都是好话。

孔家女公子说，施家伯伯之所以长寿的配方，一是放得下，二是耽美，这美，包括美食，美女，美丽的物器。

梅兰芳的担当

我们家与京剧名角有很深的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机关子弟小学选址在思南路梅兰芳家的隔壁。哥哥经常听见院子里传来的吊嗓声，咿咿啊啊的，隔着篱笆，看见有人在草地上甩水袖，练蹲鱼……

1950年，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他的秘书许姬传。

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上。

当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梅兰芳直言道：“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具体分析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最后，他概括道：“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兰芳著名的“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

不几天，张颂甲就此访谈，撰文《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全文刊登在《进步日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来一片批评声。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了，形式必然要随着变化。移步必须要换形。”有人无限发挥，称：“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是反对新社会。”

由于提出批评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高层领导，形势严峻，气氛紧张。

梅兰芳想回上海，被告知，不能走，要等待批判。

记者张颂甲很是内疚，他觉得是他的文章给梅兰芳制造了麻烦，他对梅先生道：“我来做检讨吧，就说我记错了，您不是这样说的。”梅兰芳道：“我是这样说的，您没有记错。”

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也表示，他愿意替先生背这口黑锅。

梅兰芳一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他坐在沙发上，摆着他的梅派的兰花指，没有沉凝，明确表示：他说的，他负责，不能让别人来承担他的命运。

担当是一种标识，处于男人品格中最高的位置。

梅兰芳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只是一种推挡。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

1961年7月31日，梅兰芳胸部疼痛进北京阜外医院。会诊后确定为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合并急性左心衰竭。

8月5日周恩来来探视。梅先生说：这大热的天儿，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

周恩来给梅先生切脉，道：“我懂一点中医，你的脉弱一点，要好好静养。好在你会画画，出院后可以消遣。”

梅先生抱歉地说：“原本要参加新疆铁路的通车典礼。可是走不成了，真是抱歉。”

周恩来道：“心脏病就是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

8月8日凌晨5时，梅兰芳猝然离世。

二十二年后，与梅兰芳长期搭档的小生姜妙香感慨道：“想不到啊！死的那天早晨，梅兰芳还拿着小镜子，自己梳拢头发，还洒些香水。下午发心脏病，抢救不及，就走了……”

梅兰芳台上一举一动，台下一言一行，皆以美为准则，极有规范和尺度。一切都是被严格训练出来的，此后就成为习惯。什么时候看他都是皮鞋锃光，头发黑亮。他永远只把美的一面示人。临死前的一刻，努力地为美付出了生命的最后。

留辫子的海派名医张骧云

2005年1月的一天，上海名中医“张聋alt”（聋alt，沪语聋子的意思）的家族后辈，把“张聋alt”及张氏祖辈的药方、遗物等珍贵家族史料捐赠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这一幕让人想起了电视剧《大宅门》中的情景。那个“大宅门”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当家的是赫赫有名的白七爷。如今的这一幕发生在上海，在上海的“大宅门”里，当家的是名声震响上海滩的国医大师。

二十世纪初，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alt。”不知道张骧云的诊所没有关系的，只要说，去看张聋子，三轮车夫就把你送到了。

“张聋alt”的原名叫张骧云，张氏家族自明代崇祯末年，祖上有人出任过丞相。世祖张元鼎学医开始，每代都有传人，名医辈出。到张骧云已是张家第九代。

张家的祖训是：不做良相，做良医。

张骧云很懂得包装自己。民国了，头上留着辫子，出门不坐轿车坐轿子。出急诊的时候，仆人在前面提着纸糊的大灯笼。灯笼上，魏碑体的“张”字，在烛火的照耀下分外醒目，是当时国医大师中最会拗造型的一位。

一代名医，为何得一绰号“张聋alt”呢？

自然也是一段故事。

张骧云27岁时为一个“烂喉痧”的患者出诊，检查病人的喉咙时，病人突然呕吐，喷出来的污物全落在了张骧云的脸上。当时他也没在意。没料到，回家后没多久，便出现了被传染的症状。他为自己开药方。身体痊愈了，听力却下降了。因而有了“张聋alt”之称。

张家门前求诊者如云，挂号的人常常五更就开始排队。于是出现了以帮忙排队“卖位置”的假病人。估计是现在所谓的“黄牛”最早出现的地方吧。

“张聋alt”的名声响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医德。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并不是“无钱看病莫进门”，有些贫民上门他照看不误，还自己垫出钱来给病人配药。

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有不少私人开的诊所，除了医术各有不同，挂号费也各有高低。西医挂号费均为8角银洋；中医则各有高低，有6角6分银洋的，有4角4分银洋的，最高达1元2角银洋。在那时，1元银洋可以买鸡蛋150只左右了。而“张聋alt”的诊所挂号费是最低的，只要2角2分银洋。

“张聋alt”秉承家传，专门研究伤寒原理。以“张聋alt一帖药”蜚声江南。

张骧云的诊所，在北京西路上，一座五进深的海派大宅院，每天挤满几百号病人。张骧云不像一般中医那样拔号就诊，对达官贵人从不阿谀奉承，一律依次排号。无论贵贱，一视同仁，没钱的免费诊治。他治病，内外兼理，对衣着华丽者，劝其节俭；对声势显赫者，劝诫淡薄名利；对重金相聘者，则多以祖训拒绝。1911年，有某银行行长签巨款相促，请其优先赴宅邸诊治，张氏不忍几百病人苦候，返回其款，竟不往诊。

富商盛宣怀因张氏治好其伤寒重症，以10万两白银聘其出任华医学院院长，也被婉拒。

张骧云不仅精通医学，琴棋书画亦是颇有造诣。在繁忙的诊务之外，尺幅临前，挥洒自如，山水花鸟，时能得其真趣。夜阑时分，厅堂里，移过灯来，细细揣摩历年来的收藏，从画中的疏密、起合、留白、泼墨之手法里，悟出中医用药的方寸，由医及画，于画中悟出医理，达到了医与画契合的艺术的境界。

医学与艺术先天同源，由真善美衍化出一份人性关怀。

一次，骧云公在坐轿出诊归途中，见一小贩手执啄木鸟在叫卖，面前还放着一篮已死的禽鸟。骧云公斥责他杀害益鸟，劝他废弃这种不义的营生。周围群众从骧云公的轿子的灯笼上认出了他，一致拥护张骧云的说法，那贩子羞惭而退。

回得家中，骧云公对儿孙辈说，医家治病，也要有啄木鸟精神，应该做到明察秋毫、锲而不舍和入木三寸。他把成语中的“三分”改成了“三寸”，以表示深入研究医学的决心。入夜，卧榻上，他构思着一幅啄木鸟图，欲寓以医理。事有凑巧，数月后，在一家古书画店，骧云公发现了张雪鸿画的水墨花鸟册页，共十二帧，其中有一幅《啄木鸟图》，立即买下，重予装裱。

作者张雪鸿，安徽桐城人。举人，因事去职，遍游海内。为人疏放不羁。兴到即画，擅长花鸟山水，且能书工诗，他的画历来为文人所重。传世之作有花卉册页，现藏北京博物馆；他画的啄木珍禽，身栖老树虬枝，目似电，爪如铁，喙若剑，颇具新意。骧云公以为，画家笔法的工整精细，与医家观察的细致和分析的缜密，正相类似，写意画可以在简练和概括之中表现出物象的意态和情趣，而张雪鸿的水墨花鸟画，正体现了这种神韵。

名画须有名家题字，才能相得益彰。骧云公请大画家吴昌硕题写画册扉页，吴欣然允诺。骧云公曾治愈吴昌硕的病，吴指点过骧云公作画的笔墨蹊径，两人交谊匪浅。骧云公与他论画，先从画德与医德谈起。骧云公以为，无论在医界还是画坛，人的品格和道德至关重要。文徵明妙画丹青，富贵人求之，多不与；贫交者则往往从优。郑板桥自谓：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苦人，非以供安闲享乐之人。他画的竹，“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与医者应有不媚富贵、不避贫贱的作风如出一辙。

张雪鸿《啄木鸟图》的画意，既可理解为益鸟捉虫除害，也可看作医家治病，志在利人。绘画与中医都分多种流派，而且医家有各家理论，画家也有各派技法，都存在着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张骧云身处上海，海纳百川，对待中医，执著追求和变革，贵在各展所长。

张骧云不仅医术高明，也是个有血气的硬汉。他与外国巨商哈同的十年官司，让他再次成为上海滩的传奇人物。

1904年，英籍犹太人哈同在涌泉浜（今上海展览中心处）一带用竹篱圈地，兴建爱俪园，不论民宅、耕地，全被强行购买，遇到不从的，便以断水、阻塞出路等恶劣手段逼压。张氏的五世祖坟地处园地正中，哈同自恃洋人势力，软硬并施。但张骧云却不买账，依法抗争，诉讼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和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经过十余年的坚持，哈同败诉，被判决不得侵犯张氏坟址，须另辟小路供张氏家族祭祀时出入。

1925年，“张聋alt”去世后，他的子孙继续在张家老宅行医，“张聋alt”的名声仍在延续。张氏名医传人，传到如今的张存钧医生这一代已是第十二代。张存钧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中医研究室主任、教授。

岁月的流逝，张家的老宅已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张家后人只拥有一间小厢房。偶尔翻开照相簿，看着泛黄的老照片，才会想起家族过去的辉煌。张存钧的妻子童秀瑜，也是一名中医，当年她和张存钧一起拜师学的中医。她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张家，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门，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迂回的走廊，高高的梁檐，她感觉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完全没了方向。张家除了宅子大，没有一般大家族的勾心斗角。张家大部分子孙都行医，家里的规矩很明确。每天上午，照例是年轻的一辈坐堂给上门求医的病人把脉、治病，到了下午才是长辈们坐堂。一切显得规范有序。

“文革”抄家。张家宅邸地方大，一些零碎的药方在缝隙间幸存下来。

2004年夏天，上海历史博物馆专员造访，张存钧萌发了捐赠祖传秘方的念头，与其把药方留在自己身边，不如捐给社会，让这些药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和他的妻子，希望张家过往的辉煌不仅仅留在家族的记忆中，也能留在上海的历史长河中。第二年，张家后代把秘方正式捐出。

上海格调·她与他

深深浅浅的弄堂中藏着多少长恨歌？吴侬软语的关切中又是何种的温柔？

……伸手抹去一层层细细的灰尘，却也抚出人事飘零、情怀匆匆若水的茫然。恍如一出出的戏，幕启幕落之间，藏半帘梦影。

……

大凡生活，总逃不开男女二字，那目光停驻的地方，总会有故事。

丈夫当家，老婆做主

妻子，在上海男人口中的称呼各式各样。

有叫“屋里厢的”、“孩子（阿毛）娘”或者“老婆”的，这就像说一件贴身的棉毛衫，散发着丝丝体温，有拦截非分之想的作用。

也有称“爱人”、“太太”或“夫人”的，那很像在说一件华美的礼服长裙，高贵端庄，美丽动人，有时还会激起一种占有的冲动。

其实，在上海本土方言里，对妻子还有个“家主婆”的叫法，更加神形皆备，象征了上海妻子的地位。

在上海人的户口簿里，“户主”通常都是丈夫。然而，了解上海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大多数的人家，当家的是丈夫，做主的却是妻子。

上海女人把嫁为人妻当做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次投胎”。她们中间，打天下的女强人很少很少。大多数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读书、享受，学会做个上海好女人，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持家小康，是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理想。

当许多外地的女人在路上风雨奔波时，这些上海女人的身心都窝在家里。

上海男人心仪的妻子，都是有教养的。如果再追溯她们的前辈，很多都是金陵女大、圣玛丽女中或者中西女校等教会贵族学校毕业的洋学生。

上海解放前，资本家都喜欢洋学生，像《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想方设法讨了林婉芝作三姨太。

大太太脱不了俗，二太太免不了作，只有三姨太会每天叫佣人插一束花，会坐在芬芳里读书，还会陪他看电影、吃西餐。

上海解放后，解放军也渐渐地喜欢起洋学生来，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陈喜。

上海女人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她们的女人味里，最先有了追求个性的自主性。

上海男人娶妻，更多时候是上海女人选丈夫，她们情愿守着“高价”（文化上或者物质上）当剩女不嫁，也不肯勉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当然，上海女人一旦看中某个男人，她也会不顾一切地率性追求，直到做了他的妻子。

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流传大家闺秀裘丽琳看戏迷上麒麟童周信芳的事。裘小姐到处打听周信芳的为人品行，虽然知道对方已有家室，但是她还是十分满意周信芳，想嫁他为妻。

裘家绝不允许最受宠爱的三小姐下嫁一个戏子，全族动员，规劝、训斥、严加看管，不让裘丽琳再出家门一步。

裘丽琳被关在家里，大哭大闹都无济于事，只好假装听话，趁家人管束懈怠时，她抓住一个机会，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拖鞋逃出家门，找周信芳去了。

周信芳将裘丽琳藏在苏州，裘家人非常愤怒，扬言一定要报复周信芳。裘丽琳躲在苏州给母亲一连写了几封请求宽恕的信，希望父母能同意她与周信芳的婚事。

裘家不但不理会裘丽琳的苦苦哀求，反而登报公开谴责裘丽琳败坏门风，声明与她脱离关系。

在压力与威胁面前，率性要强的裘丽琳也干脆委托律师在报纸上登启事：“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法律规定之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

裘家勃然大怒，利用一切关系施加压力，想逼迫“三小姐”回心转意。裘丽琳拖着周信芳逃离上海，开始在外埠跑码头唱戏为生。

直到多年以后，裘丽琳和周信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们才得以重回上海。裘丽琳穿上洁白的婚纱礼服，周信芳穿起崭新的燕尾服，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上海女人要做什么人的妻子，心里是很有主张的。所以，她们为人妻子以后，即使会收敛些清高，但还是时时能让人感觉到她们的主意。

上海妻子总是给人娴雅端丽、秀外慧中的印象，让丈夫“带得出去”、为丈夫撑足了“面子”。

许多外地人不明就里，揶揄上海男人都怕老婆。其实，在外人面前，上海妻子从来都是用忍让柔顺来衬托丈夫的威信的。

而造成“上海男人怕老婆”的感觉，或许正印证了上海妻子的精明聪慧，她们给了自己的丈夫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如果上帝被突然判决承受他赐予人类的那种生活，那他一定会自杀的。

——小仲马

丈夫在外面遇到任何尴尬为难的事情，都能用“我得回去跟妻子商量一下”，或者“对不起，我太太不同意”等理由来委婉拒绝。

举几个例子：

老朋友向阿洪借钱，阿洪回答：“不好意思了，我们家都是太太当家，我跟她说说看，不知她乐不乐意。”

公司发纪念品，小贺找钟先生商量，想要他那个颜色的，钟先生说：“我是什么颜色的礼品都可以的，就是我老婆不喜欢你的这个颜色啊！”

老方买了个台灯后悔了，想去退货，他跟售货员讲：“真不好意思，我妻子不满意，一定要我退掉，请你帮我个忙吧！”

上海丈夫都是乐得挂着“怕老婆”的招牌进退自如的，上海妻子也总是心甘情愿地维护丈夫“当家人”的脸面，这种夫妻默契，即使关起门来矛盾分歧闹得再大，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虽然，跟别的地方一样，上海夫妻间的争吵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上海夫妻间的相互忍让和庇护是第一位的。

上海妻子就是情绪不好，也会在别人面前折中自己的感受，轻描淡写一些。

她们自我调节的办法很多，比如逛街买衣物，或者去美容院做头发。优雅时新的服饰、飘逸靓丽的美发，能帮她们一扫阴霾，很快找回好心情，高贵自信地面对烦恼黯淡。

因此，讲究形象格调的上海妻子，不管是花园洋房里的阔太太，还是石库门弄堂的家庭主妇，走出来时，都有种香奈尔香水的派头，暗香浓郁、潇洒经典，似乎从来没有颓唐落魄的时候……

上海妻子对外撑足了光鲜华丽的面子，对里也打点得十分熨帖妥当。所以，丈夫们情愿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她们做主。

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她们都是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去追求和享受，从琐屑的家务中寻找点点滴滴美的意味，毫无惰性与懈怠。

上海妻子会过日子，不一定非物质条件优越不可。她们的“洋学生”底蕴，包括今天谙熟当代文明的修养，都有能力将平庸的“吃喝拉撒”翻出浪漫的情趣来。

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男人私下里说：“娶妻过日子最好娶上海女人，中看又实用。”这个说法太直接，倒也实话实说，说出了上海妻子不但养眼，而且养生，能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实情。

上海妻子在家里把丈夫伺候得舒舒坦坦、顺顺当当，然后放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拼搏升腾，只在对自我的光顾中寻找一分实实在在的天地。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原是无锡名门杨干卿家的小姐，也曾在上海圣玛丽女中读过书。

杨鉴清嫁给荣毅仁为妻后，几十年贴心照顾，两人相濡以沫。

据说，在荣家客厅的电话机旁，敬放着一尊弥勒像。

这是杨鉴清特意放在那里的，她说，荣毅仁公务繁忙，外面常有电话来，难免会有烦躁揪心的事情。打电话时看见弥勒佛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样子，就会心情开朗些，言语也就会中听些，不会得罪人了。

荣毅仁每天要穿的皮鞋，历来都是杨鉴清在前一个晚上，亲手上油擦亮，整整齐齐放在那里的。

有人不解地问道：“为啥你要亲自擦？你家里不是有阿姨吗？”

杨鉴清说：“我自己动手放心些，皮鞋油不能擦多了，也不能擦得不匀，我总是薄薄地匀匀地擦上一层，这样穿起来就不会弄脏裤脚管了。”

她说：“他的皮鞋穿后，每天晚上都要给它用鞋楦楦好。他的衣服天天换洗，天天烫。衣着若是保养好了，穿得省，一点不浪费。他的衣服、鞋子都像新的一样，一年只要添一两双鞋子就够了。”

荣毅仁穿过的皮鞋，杨鉴清都会拿到鼻子前仔细闻一下，如果有点异味，她就会亲手做些棉花球，沾上柠檬精油或者洋绣球精油，小心地放进皮鞋里驱味。

杨鉴清自己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在家里始终是一个温存典雅的贤妻良母。可见，“家和万事兴”，上海妻子是深得其中之玄机的。

家里的上海妻子是最有女人味的，温婉柔顺、小鸟依人，即便“发嗲”或者“作”起来，也从不会越过尺度。

上海妻子的“嗲”，总能“嗲”到丈夫舒服为止，那一连串说“不”的“作”，她们也有把握，自己心中的那个“是”，丈夫是迟早能猜明白的。

上海妻子是规矩的，维持风化的。但是在规矩内，她们又是开放的，浪漫风情的。

有好多份关于国内夫妇性生活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妇女对性生活的满意度，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无论居住条件局促还是宽大，也无论经济水平富裕还是拮据，上海妻子都能调动氛围、点化情感、甚至借助性知识、性工具，将自己的性生活安排得津津有味。

民间有个段子，形容上海妻子：“出门是贵妇，在家是主妇，上床是荡妇。”虽然有些低俗，却也能诠释上海男人把妻子叫做“家主婆”的本意。

如果将上海的“丈夫当家、妻子做主”的关系打个比方，丈夫是船长，妻子就是舵手；丈夫是引擎，妻子就是刹车；丈夫是长空飞舞的风筝，妻子就是地上紧紧牵着不松手的那根细绳子……

当个上海“家主婆”，不太容易。

她比他晚走

春分，站在江苏路地铁口的台阶上，望见傅雷家的花园。

傅雷的夫人朱梅馥爱玫瑰。

玫瑰难养，普通人家只养月季。

1957年，著名翻译家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傅雷是老实人，以学术的态度对待政治。有就是有，没有，打死也没有。因为他的倔强，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中，傅雷却再也无法幸免。那天，傅雷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

晚饭时间，桌上摆着葡萄酒，水晶杯，花瓶里插着院子里刚折来的粉色玫瑰，主菜是牛肉炖汤。

听见傅雷的脚步，夫人朱梅馥站在楼梯转弯处那个圆弧处等着。

傅雷见到夫人，那一向的铮骨，一时间统统变成了委屈和脆弱。

他扶着夫人的肩，进屋，关上门，握着水杯，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

朱梅馥无言，只把傅雷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就像是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的小学生。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潮席卷中国。那气势，如同打土豪、分田地。傅雷预感自己在劫难逃。

他对前来探望的同道周煦良道：“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8月，淮海路上，红卫兵追赶着穿高跟鞋和窄腿裤的女子。一向文文雅雅、规规矩矩的女人自然是跑不过红卫兵的，她们被按倒在地，剪了裤腿，剃了阴阳头，鞋子当众焚烧。

带着臂章的人，冲进傅雷家里，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辱骂、殴打，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长凳上戴高帽，花园里的月季连根拔起……傅雷觉得已失去了在大地上逗留的理由。他是天鹅，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不再妥协，不再与生命讲和。

妻子朱馥梅，没有犹豫，没有异议，坚定地、安静地陪着傅雷一起去了。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看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些钱、物，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二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柔弱的生命，最后的执守。

一个人，在临死前，冷静、清晰、周密地写下了遗书，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眷顾。别人所托的事情，保姆的生活补助，火葬费，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照单誊录。因为需要别人来执行遗嘱，觉得叨烦了别人，在遗嘱的末尾，深深地抱歉。

朱梅馥，傅雷家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接受的是西方教会学校的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是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主义、贤妻良母的做派。

傅雷一生凡事严谨，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要求甚高。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改动一字一句。傅雷把这种严肃的为文之风亦用在教子上。

傅雷的《傅雷家书》，曾经是一代父母养儿育女的经典教材。

傅雷的儿子傅聪在父亲的路易十四般的训练下，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钢琴家，但是父亲的态度也伤害了他。

儿子的成长往往表现为对父亲的叛逆。

他离父亲越来越远。

傅聪定居国外。母亲给他写信。

她这样劝解儿子：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验尸报告显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两个小时。

谁最后离开，谁经受的更多。

朱梅馥深爱自己的丈夫，她把痛苦和恐惧揽给自己。她是圣女。

在这两小时里，朱梅馥一如往日，先照顾傅雷饮下毒药，在傅雷毒性发作，痉挛、抽搐、辗转挣扎的时候，她一旁伺候着，安慰着，抚摸着，让丈夫在爱神的守护下，勇敢赴死。

等到确认丈夫死亡后，朱梅馥擦去傅雷嘴角的呕吐物，替他换了干净的衣服，覆上浆洗一新的床单。

接下来，她要处理自己的肉身了。

绝对不能失手。失手了，就无法与丈夫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会了。她特地买来结实的农村老布，撕成条状，挂在钢窗的窗框上。每一个程序都是经过认真研究和布置的。朱梅馥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再把一张方凳稳稳地搁在棉絮上——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惊扰了别人。

朱梅馥带着玫瑰的芬芳，带着她的温柔的灵魂，投奔自己的丈夫去了。

笔者曾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梅馥的亲笔？

应该是后者吧！这样坦诚真挚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一定是要自己为自己画一个圆的。

“黑漆板凳”上的幸福生活

上海男人结婚那天，人家就叫他“新郎倌”。

据说，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新郎倌”是写作“新郎官”的。因为，民间过去对结婚有“小登科”之说。

喜事正日这天，新郎穿上全新的喜庆服装，帽子两边插上绒花（象征荣华富贵），又叫状元花。这一整天他都可以支配别人，别人却不能支配他做事，就是地方官府也不能干扰他，俗谓“一辈子就做这一天官”，故名新郎官。

新娘子亦是在正日子做一天的娘娘。身穿大红、肩披霞巾、头戴珠冠、足登凤鞋、怀揣三官镜、手捧三官经。她端坐在花轿内，前有大红伞、鼓乐鸣锣开道，左右有按香把的护卫。途中，路边所有行人，即使官吏出巡，都会为新娘让道。就是经过庙门、河桥、坟场，也要放鞭炮，惊告鬼神回避。

所以，在旧戏舞台上，妻子有称丈夫“官人”的。在一些大户人家，当太太的也有随仆人叫丈夫“老爷”的。

然而，“倌”在字典里的解释，指“农村中专管饲养某些家畜的人”，如羊倌儿、猪倌儿；或者指“旧时称服杂役的人”，如堂倌儿。就是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里，对“倌”的解释也是：“小臣也。从人从官。《诗》曰：‘命彼倌人。’”

由此看来，“新郎倌”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上“新郎官”显赫威风，上海男人结婚后也不会耍大男子作风，欺负妻子的。

上海妻子可以直呼丈夫大名，或者开门见山，跟别人讲“阿拉男人”、“小人伊拉爷”。

上海开埠后，租界里的西方文化给了上海丈夫很多直接和间接的现代文明启蒙。比如，租界里有规定，买活鸡不可以倒提着鸡脚拿、活物（鱼虾等）不能上餐桌以及不得虐待动物等。

也许是西方文明对待弱小动物的人道习俗，潜移默化了上海丈夫的当家观念，他们比较尊重妇女、儿童，绝少有打老婆、打孩子的行为。那时候起，上海妻子就开始用“洋泾浜”英语戏弄地称自己的丈夫为“黑漆板凳”（husband）了。

“黑漆板凳”的称呼是足以能让外地人将上海的丈夫们看做“小男人”的。上海男人心甘情愿当小板凳，温文尔雅、谦谦君子地让妻儿安坐甚至垫脚，琐琐碎碎地经营那些平凡的岁月。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男人都会唱风靡一时的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其中男主角宋丹萍唱道：

你是天上的月，

我是那月边的寒星。

你是山上的树，

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你是池中的水，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

上海的男人求偶娶妻前，总是先有点凭空缠绵的浪漫，留给上海的女人慢慢品味斟酌。

上海女人心里是想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守着“高价”待字闺中。对好丈夫的标准，市井间曾流传过一首顺口溜：

外表像绅士，赚钱像谋士，体贴像护士，教子像博士，矫健潇洒像斗牛士，幽默风趣像嬉皮士，做家务是大力士，不敢花心像道士。

上海男人在这“八士”中像得越多越抢手，男女婚姻追逐中，藤绕树也会变成树缠藤。

上海女人是虚荣的，也是聪明的。

“八士”的核心词是“像”，做个上海丈夫，起码外人看起来得像那么一回事。“像”了，然后才可能慢慢改造成“是”那样一回事。西方文明中有“太太学堂”的说法，什么样的丈夫，都是妻子“教”出来的。

上海女人是实惠的，也是明白的。

“八士”中唯有“做家务”必须“是”实在的。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像什么都不能随便嫁给他。有见地的知识女性，虽然也会迷恋高仓健那样的硬派男子，但是，一起过日子，她们还是要寻找达斯廷·霍夫曼那样温柔细致的丈夫。

懂得女人心思的上海男人是深知“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道理的。他们不会像“北方大汉”、“西部牛仔”那样用尽心机，自己出手去明抢暗夺的。

上海丈夫的礼数外表是让妻子自豪的。

他们待人接物、做人办事懂得各种规矩、路数，包括一些潜规则，妻子信服自己的丈夫“蛮懂经”的。他们在家里家外、人前人后总是穿着整洁，言谈文雅。他们不会在女士面前随意抽烟，更不会嘬着根牙签，旁若无人地剔牙。

上海丈夫的大度大方是让妻子温馨的。

他们会把自己在外面的甘苦辛酸都带回家，跟妻子分享，他们也乐得将家产、工资等都交给妻子打点，自己只留点“私房钱”开销应酬。他们的妻子说起来：

“我们那位的事情我都清楚的，他从来不会瞒我。”

“他把家全交给我了，他吃现成的，享福吧？”

“他那点‘私房钱’，我当然知道的，男人不能把他们卡得太紧了，没面子的。”

那种幸福感，能在夫妇双方的心灵上，营造出一个和谐安宁的温情港湾。

上海丈夫的见多识广是让妻子信赖的。

他们在动脑或者动手上大多有点专长，有的即使没什么专长，也是只“三脚猫”（上海方言“样样都会动手做一点”的意思），家里什么东西都能摆弄摆弄，是很让妻子佩服的。

上海的妻子们说起“这个问题我丈夫也许能解决”、“这都是我丈夫自己做的”或者“我丈夫会修理的”等话时，无论什么处境，都会感到很有面子的。她们永远是自己丈夫最忠实的“粉丝”，只要丈夫比自己懂得多一丁点儿。

上海丈夫的体贴温柔是更加让妻子知足的。

他们千方百计地呵护妻子的各种感觉，担待家庭的各种责任。他们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评说自己的妻子，更不会当众驳妻子的面子。即使在家里，跟妻子产生了口舌，最后一句话总是让给妻子说的。

夫妻出门，他们不会说带妻子到哪里去，只会说陪妻子到哪里去。走在路上，不会一前一后地走，而肯定是并排前行，让妻子亲昵地挽着自己的手臂。

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大学女教师，38岁时患上了晚期癌症，无望地住进医院，拖延着她有限的生命。

女教师每天都眼巴巴地期待着丈夫来陪护她，可是，她丈夫似乎很忙，每天都要等到下午六点多下班后才来，心急手忙地帮女教师做完医院里的那些事后，就默默地坐在病床前，一到十点就离开回家。

有时，他会带了幼年的儿子来，下午早到一会，但是晚上也会早走一会。他从来不陪夜，陪夜的都是女教师的妹妹。

医院里的护士和病人家属私下里问女教师：你男人很忙吗？怎么都来去匆匆的？

女教师总是袒护地回答：他单位里事情多，很忙的，是我叫他早点走的。

大家听了也不好多说，但是从女教师的眼神和口气里，分明有些无奈的凄迷哀伤，她是很希望丈夫能多陪她一点时间的，毕竟她时日不多了。

后来，人们从侧面了解到女教师的婚姻是有过波折的。有忍不住的，就去问女教师。

女教师告诉他们，他们是因性格不合的缘故离婚的。离婚后，双方似乎都想明白了许多事，何况他们都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子，男的每周都要来看儿子，或者接儿子出去玩。有时，男人为了给孩子创造点家庭的气氛，也会请女教师一同带儿子外出。

女教师说，就这样慢慢地他们又走在一起，复婚了。因为丈夫的母亲最近身体也不好，需要照顾，所以他暂时还不能住回家。

大家都为这个苦命的女人破镜重圆而欣慰，女教师也说自己很满足了，复婚后他们一家，还在五一长假去海南岛旅游了，明年还打算到欧洲去，可惜自己病了。

女教师死了，她丈夫在追悼会上哭得很伤心。

女教师的几个同事早先从医院护士和其他病人家属那里听说过这个男人来去匆匆的事情，就带着点埋怨地劝慰他：人死了，你这么难受，为什么她最后那些天不多陪陪她，还要每天回去睡？

直到这时，女教师的妹妹才说出真情。原来她姐姐、姐夫根本没有复婚，也没有复婚后海南旅游的事。　　她姐夫每天来医院，其实是女教师生病后，对前夫的请求。

女教师说，孩子还小，就不要告诉他我们离婚的事了。你有空的话，下班后到医院来转一转。

她姐夫答应了，他每天都来，而且一直陪到九十点钟。他不能不回家，因为他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上海丈夫对女人的体贴和担待，通常都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却很让女人痴迷而放不下。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曾用非常细腻的女性笔触，表白过上海女性的“心底”：

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个碗的微笑的劳动。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

九十年代初，从上海古北新区里的那些女人唇齿之间，流传开了声声嗲溜溜的“老公、老公”的娇音。这可能与当时蜂拥而入的台商有关，也受一些港台言情片的影响。

时尚女人演习了一阵这种温婉如玉、甜美如蜜的叫法后，似乎意识到老公老母地叫起来，总有点强调了雌雄男女的不雅，所以，公开场合就叫得少了。

上海的妻子们沿袭了西方的习惯，都跟别人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我猜想，在她们心底里，一定还是觉得“黑漆板凳”坐着安心舒坦。

因为，上海的丈夫们是情愿做“小男人”，陪她们精心经营一个个平凡浪漫的小日子的。

影后和博士

陈云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有“孤岛影后”之称。

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八一三”战事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版图，上海影业遭到极大打击，很多制片厂毁于战火，影人纷纷西去内地，南下香港，或者索性放弃。然而，等到“孤岛”偏安一隅的相对稳定局面形成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来领衔。1938年新华影业公司看准时机，趁影坛凋敝、无人竞争之势恢复拍片，拍摄了古装片《木兰从军》，创造出惊人票房，也为陈云裳的人生创造了惊喜。

《木兰从军》由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编剧、名导演卜万苍执导。当时一切准备就绪，唯独扮演女主角花木兰的演员迟迟未能敲定，于是公司老板张善琨专程奔赴香港去物色演员。他观看了陈云裳主演的《血溅宝山城》，又了解到这个女演员会说国语（当时能说国语的香港影星很少）后，认定花木兰一角非陈云裳莫属。一番洽谈后，张善琨道：“只要陈小姐肯去上海拍戏，什么条件都好谈！”

当时在香港还是一个小角色的陈云裳只提出了要母亲随行这个唯一的条件。就这样，17岁的陈云裳与新华影业公司签订了长期的演出合同。在回上海的船上，张善琨已谋划好了如何在上海捧红这位广东美人的计划了。

陈云裳扮演的花木兰，得到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认可。影片公映时，在新落成的沪光大戏院连续客满三个月，接下来在新光大戏院续映，又是场场爆满，打破了沪上电影放映史的最高票房纪录（《姊妹花》连映六十天，《渔光曲》连映八十四天）。不仅如此，影片还发行到全国，连重庆和延安也上映了。陈云裳一夜之间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电影皇后”，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同时，陈云裳与另一位主演梅熹合唱的影片主题曲《月亮在哪里》，也流传一时。

1940年，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青春电影》举办了一场“影迷心爱的歌星”选举活动，陈云裳以最高的得票数，击败袁美云、顾兰君、陈燕燕等其他当红女星位列榜首，成为新一届的“电影皇后”。自此，上海滩刮起一股“云裳热”，诸多新开的店铺纷纷以“云裳”为名，出现了云裳时装公司、云裳舞厅、云裳咖啡馆等。陈云裳的个人影迷会也迅速在各地成立，影迷数量之多可谓盛况空前。

此后，陈云裳又接拍了时装歌舞片《云裳仙子》，被影迷们称为“南国美人”。从当年的阴丹士林广告画中，可以看到陈云裳的倾城风姿。

在上海的五年中，陈云裳拍摄了二十多部国语片，演唱了多首影片插曲或主题曲。拍完《秦良玉》、《费贞娥刺虎》、《苏武牧羊》等借古喻今的古装电影后，陈云裳曾感叹：“我从前演了一部《木兰从军》，后来演了《秦良玉》、《费贞娥刺虎》，我好像读了三册书，三册正义感的书，又如唱完三首正气歌。”

在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巨片《家》中，陈云裳扮演琴表妹一角，戏份不多，却极有光彩，颇受追捧。

平日里，陈云裳在家里读书写字，练习舞蹈，尽量减少交际，免得惹出绯闻和是非。

1943年，当她完成《万世流芳》一片之后，和一位年轻有为的医学博士汤于翰共结秦晋之好。

如此心机，如此耐心，如此放下身段，唯上海粉丝肯做。

汤博士是中比镭锭医院院长，为博取美人芳心，他是颇用了一番心机的。他虽是上海闻人，有医术、有钱，却不以此骄人。他通过内线，获得陈云裳在片场的时间表，便准时守候在场门口，见陈云裳出来，慌慌张张地假装修理摩托车。一日，两日，日日如此。陈云裳好奇，为什么这个文雅的年轻人的摩托车总在自己出来的时候坏掉呢？这样，就对汤博士多看了几眼。以后，遇见汤博士修车，她也会搭讪几句，或是给一个微笑。再以后，汤博士开始送花，约会……

此时，陈云裳正值芳华之年，电影表演事业可谓步入黄金巅峰，但她做出了洗尽铅华为羹汤的决定，坚定地宣布告别影坛。这一份坚定，令陈云裳获得了那个年代女明星圈里非常罕有的幸福婚姻。

陈云裳说：“一个人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要的，既要事业，亦要家庭。过了一个阶段便去要另一个；做了人家的老婆，便要扮演好老婆的角色。做任何事都应该这样。所以拍戏的时候我亦会做到最好，虽然当时许多人捧我捧得很厉害，常说我是第一，不过我已经想，将来结婚后会转做第二，一辈子跟着他，在我的观念里，婚姻是天长地久的一回事，要找一个可委托终身的男人。”

1943年，陈云裳在上海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举行婚礼，宾客如云，盛况空前，成为当年上海滩的特大新闻。

抗战胜利后，陈云裳随丈夫移居香港，继续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婚后第八年，因经不起恩师张善琨一再游说，在征得丈夫的许可后，曾短暂复出拍摄了《月儿弯弯照九洲》以及《人海奇女子》两部影片。

虽是息影，美人却是不肯叫容颜老去，去她家，她一边与人说话，一边在地毯上练习瑜伽。80岁的人，还可以把身体挽成一个圆周。有上海人去探访，她兴奋得不得了，定规要在最好的馆子请饭，事毕，还请到半山的宅子里去看海，吃点心。她热情周到贴心，但是不以财物傲世，进得她家的客厅，就如进了自己姐姐的家里。

90高龄的陈云裳兴致勃勃地乐活着。

那日给她电话，是秘书接的，说是美女去打高尔夫了。说要采访她，她道：“忙呀，等有空了再说呀！”她是，谢幕了就是谢幕了，从此不提圈子里的事，决不让旧事，惊扰了晚年平和的生活。

时代新女性

1924年春。

上海西藏路大庆里张静江家的大宅子，一下子变成了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

这是民国闻人、江南巨富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她们的母亲姚氏，一连孕育了五株玉兰，个个都是中西文化浸润过的优雅闺秀，混合了宋庆龄、张爱玲的某种气质，闺房在巴黎、纽约、香港、上海等地搬来搬去，家中客厅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民国时代缔造历史的传奇人物……

一片树叶也会砸死人，不是一个比喻。一天，夫人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的公园里散步时，一根枝桠落下来，砸在关键部位，脑溢血猝死。

那时，张静江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多数时间在国内，于是五位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舅母姚叔莱夫妇带回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如花似玉的女儿们，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革命家。她们仿效美国街头演说家，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讲到激情处，她们拖出木条制成的肥皂箱子，手持一个纸卷喇叭筒，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立时文雅”，辞意颇为深邈。

父亲的朋友给她们起了一个名字——“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几年之后，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彼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却整整齐齐，排了队，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

张家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永远是亲切美好的。美丽的女儿站到自己的另一边，做父亲的张静江并没有气急败坏。父亲还是父亲，女儿还是女儿，一个餐桌上，刀叉在争论中挥舞着，这时的客厅，如同议会。实在闹得不行了，父亲用刀背敲击水晶杯，女儿们立时文雅了。

1924年期间，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是张静江的填房朱逸民的中学同学。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和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期间，陈洁如无法承受痛苦，动念投海。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莫大的安慰。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

第一朵鲜花——张蕊英

蕊英嫁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

大女儿的婚事是张静江亲自操办的。

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很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厚厚一大本，时间是1930年。

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

瞿濂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张蕊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想出许多浪漫的戏码拼命追求。

婚后不几年，瞿氏已经没有了斯文。花钱，不挣钱。在外面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撒野，摔盆子砸碗，动手打人。

张蕊英性情温存，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

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丈夫不识时务，越谦让越过分，开始在外面沾花惹草。

张蕊英确信他已无可救药，断然分手，没有一点夹缠。

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都是京西女中的学生。

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地下党。

参加重要集会，便不能按时去上课。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

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开会或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好酒好饭招待。

女儿和同学们参加集会，回来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就寝。

她觉得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改造。

许多民国老人的家眷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

她说：“有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

她信宋庆龄的选择。

第二朵鲜花——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法文和英文尤如母语，回到上海，中国话会说不会写了，遂义无反顾，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

两年后，二小姐行新式结婚，新郎新娘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

新郎倌签名后，把一支笔交到二小姐的手里。

这是庄严的时刻。她拿起笔，一笔一划，很是认真。事先，在家里反复练了很多次了。所以写来顺当利索，没有一丝犹疑。

回到家里，姐妹们拿过结婚证来瞧，一声尖叫：“为什么我们的姓氏被你改了模样？”

二小姐拿起端详，也觉得那个“张”字可疑。

经人指点，才醒悟，她竟把“张”字的最后一笔给忘掉了。她懊恼道：“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

芷英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遇到突发事件，却是泾渭分明。

那是回上海不久，张芷英上街闲逛，正看着橱窗，突然一个小偷，伸手抢了她的钱包。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拔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狠狠地用不够熟练的国语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不算，还揪住小偷的衣领要去警察局。那小偷情急之下，便开始编故事，他哭丧着脸道：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

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觉得他孝心可嘉，从钱包里拿出几块大洋来放在小偷手上道：“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

与小偷告别，张芷英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张芷英的夫君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周家是南浔“八牛”之一，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以丝业和盐业发家。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相遇，男的是，江南才子玉树临风，女的是，大家闺秀月下花容，宝玉黛玉，前世情缘，一见钟情。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五十年，养育了四个孩子。无论遇到怎样艰苦危险的环境，张芷英应付裕如，随遇而安。

婚后，周君梅承袭祖业，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张静江见女婿能干，委任周君梅为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主持修铁路，张静江当董事长。

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很短。

抗战爆发。

张芷英一家没有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操办实业，以实业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在昆明创办云南丝厂。云南靠近越南，又因为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互通贸易中，芷英的法文有了用武之地。

一次，邻居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冒雨跑到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家医院的医生本是无出诊惯例的，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破例用自己的包车赶往程太太家诊治，救人一命。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生产降落伞，供盟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一个小城，气候炎热，生活艰苦。张芷英可以留在上海继续大都会的生活，也可以去父亲的居住地，受父亲的庇护。可是她不。她不惧怕炮火，她要的是风雨同舟。张芷英带着四个孩子坚持守在丈夫身边。那个小镇，是英属的殖民地，张芷英的英语，使她成为当地华人的外交发言人和外交部长。

抗战胜利，张芷英一家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

可怜好景不长，不久，内战爆发。

张芷英临阵指挥若定，有条不紊，一副大将风范。她先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读书，再回来，帮助丈夫把在国内的家事、厂里的人事一一安排妥帖，依旧是一双高跟鞋，一件素色旗袍，坐上飞机，去了美国。

她的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明了电脑系统中的5.25英寸的计算机软盘存储器。美国华盛顿国立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展览着他的发明标本。

第三朵鲜花——张芸英

三小姐张芸英是钢琴家，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还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演奏家。

张芸英毕业于法国Lorace Jules 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与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她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姐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珊（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7岁。”

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是她的恋爱史。

风流韵事总会吸引世俗眼球，自古而然。可是，无意之举和有意之举，着实有着宵壤之别。

1924年在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她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两个月的海上富有诗意的漂流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浪漫色彩，也十分契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也许是门户观念在作怪，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都不舍得把女儿嫁出去。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被宋子文一眼看中。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也许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一时传为笑话。

宋子文追慕张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发电报促芸英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鞭长莫及，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摸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影片各个环节上的质量都要求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久之招来合伙者的非议，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

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把电厂占领了，他们便只好回到上海。

四十年代中期，小日子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家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维持是没有尊严的，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提议全家北上。张芸英从此改换门庭，脱下富家少奶奶华服，走出客厅，用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租住的是齐如山的房子。最初的几年里，三小姐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是她的学生。何鲁丽姐妹的母亲是法国人，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自如，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十五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对于求教者，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是“宠辱皆忘”，心情像欢快的小鸟，在旋律里自由飞翔。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在海外长大的张家小姐，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初到北京，对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她上市场买菜，有一次买了一块肉，她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的哄笑。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可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

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父亲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她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六十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

她住的房子，原先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儿子下放了，她没地方住了，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张芸英说，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

第四朵鲜花——张荔英

住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去莱佛士酒店吃早餐。

坐在那里，可以很久很久。

手上拿一本书，不看的，因为思想总是被往事拽过去。

郁达夫在这个地方住过，他失踪的那晚，是穿着木屐离开的，他以为去去就回来的。张爱玲的母亲在这个地方寻找过爱情，她的情人死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徐悲鸿在这个地方住过。周璇在这里登台演唱《毛毛雨》，等不及演出结束，急匆匆回到上海，与桃花王子严华结婚。几经情海，也是遇人不淑，疯了。邓丽君14岁的时候，来这里打天下，年纪与当年的周璇差不多。她唱周璇的老歌，也唱《小城故事多》。成名没有给她带来温暖，她离开舞台，与法国情人隐居在泰国清迈。哮喘发作，无法呼吸，身边没有人，她独自挣扎，去了天堂。她应该去天堂的。

画家张荔英也住在这里。

张荔英排行第四。父亲张静江延请了一位白俄画家教张荔英油画。命运的线团，从这里开始缠绕。

她执意嫁给长她近30岁、当时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也如宋庆龄，更多的岁月，是陪丈夫流亡在海外。

命运的线团，缠绕是常态，理清属幸运。

看见一封公函，是上海万国殡仪馆为陈友仁无偿处理丧事后恭敬地寄给陈夫人张荔英的泛黄信笺。

是何种因由，让张荔英漂洋南来？从巴黎、纽约到上海、香港到马来亚，从灿烂炫目到孤独隐居？

她生命的最后，是谁守候在她的窗前？

没有答案。

没有。

她像张爱玲那样，是时代的新女性，独立、孤独而执拗。

这是他们张家的遗传。

四小姐张荔英钟情艺术，一身英国淑女气质，骑马打猎，英姿勃发。1930年，她嫁给了流亡政治家陈友仁。

陈友仁是民国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在临上船时申明说：“我是中国人！”遂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

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有“铁腕外交家”的美誉，在武汉任外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情。中山先生临终时，他来到中山先生床前，笔录了总理遗嘱。

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四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他们，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亲、相知、相爱，有共同的志向和品性。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有许多传说，其一是宋庆龄为之牵的红线。

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

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非常艰难的流亡生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陈友仁成了非常强硬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能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任外长，可是他反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外交界老人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

荔英的这桩婚事，张静江也是不满意。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反蒋派。荔英嫁他后，多年都在流亡中，没有安稳的生活。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敢为天下人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她不愿嫁给一个平庸的人。

她也懂得孝道，委婉曲折地说服父亲。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此次上书，有关女终身大事，颇望大人阅后亦乐意，而且赐以允可为盼。女自前年阳历十月间，孙中山夫人来巴黎时，承彼介绍，得晤陈君友仁，于是因意见相合，结为朋友，时相过从，继而由友谊转为敬爱。彼即有与女结婚之意。初女以自幼所受教育与众不同，拟终身不嫁，专心于美术，或可造成一身之幸福。本无更改之意。及至再三熟思，似原意尚属不对。缘女虽万难有意于平常之男子，然意出众如陈君者，若有意敬爱一女子，其女子当以为荣也。陈君之性情、才学，作为男子中之特色，可无疑义。其于中国外交，对世界之工作，亦良可称述之。至于陈君别种长处，不胜枚举，女为美术学徒，而何为真美术，深知选择之故，决意将从前终身不嫁之意取消……”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这对新人在巴黎成婚。

1954年，张荔英定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教授美术二十七年，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被视为新加坡的美术先驱。晚年，她把大量绘画作品捐献给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一部分拍卖，设立了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常年展示她的作品，其中有她和陈友仁的肖像画，以及静物、花卉写生。

她一直独身，也没有再回到父亲身边。

第五朵鲜花——张菁英

五小姐张菁英，在抗战胜利后嫁给了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林可胜。对于这桩婚事，张静江也是不情不愿。因为女儿嫁过去就是继母。

菁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上海，喜欢一个人开了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均由账房给付。那时候一个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张静江关照账房，不许如此挥霍，每月用项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菁英，但张静江不允，坚持要账房去当“难人”。菁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的问题。他要在女儿面前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1938年，张菁英与父亲、后母及弟弟妹妹一起辗转瑞士、美国，抗战胜利之后，她率先回到上海，学开飞机，居然真的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

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获得哲学和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担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一些大学里教书和做研究工作。

张菁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曾在上海茂名南路杜月笙公寓边上开设了服装设计和裁缝店，店名叫锦霓服装社。

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还曾经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过时装表演，轰动一时。

1949年后她和丈夫去了美国，2005年去世，享年95岁。留下一部厚厚的英文回忆录。

这只是张静江家鲜花的世界里的一半。

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张家十朵鲜花灿烂的局面。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夫人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跟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朱逸民夫人还是念及她的，张静江逝世后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张乃琪送去的。

戏子的尊严

1944年的春天，程派青衣李蔷华在涪陵挑头牌演戏。丰子恺正在那里开画展，被女儿拽了去听戏。

进得梨园馆，小厮赶紧送上香茗一壶，干果四色。待到入座，李蔷华已经上场。那一年，李蔷华15岁，人美，嗓子好，有身段，是水中若隐若现的月，镜中似花非花的莲，是红粉朱楼里的碧玉，青灯古殿下的胭脂，直把丰子恺看得忘记了身在何处，眼睛是一些的不敢移动，待到想起盏里的茶，早就是凉透了的。

山城多雨，戏毕，踩着石板路回府，江上夜船吹箫，李蔷华的影子，便是屏风上的暗红暗香，挥之不去了。当晚做画一幅，题为“李蔷华小姐登场”。

丰子恺的女儿一吟迷恋程派，说要去拜访李蔷华。为丰子恺筹备画展的一位先生一旁道：“这有何难，叫她们过来就是！”

丰子恺道：“不！请你打听一下地址，我们自己去访问。”

丰子恺与女儿亲往李蔷华的旅馆拜访。

自然是李蔷华先出来，虽不在台上，还是程派青衣的素雅，粉黛不施处，更是十分莲花的清明。妹妹李薇华那一年13岁，没有什么专门的行当，只给姐姐配戏，这时候也像演戏一样，跟在姐姐后面出场了。因为羞涩，双手插在姐姐腋下，抱着姐姐的腰，两边晃悠，好似一幅春闺嬉戏图。李母买菜回来，一篮子的鸡蛋。“唱戏要吃生鸡蛋，嗓子才会好！”妈妈一旁解释。

历来是，才子只为佳人动容。

丰子恺当下里做两张册页，都是一边是画，一边是诗词，画的是京剧舞台人物，送与李家两姐妹。

李蔷华的继父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丰子恺的墨宝稀罕，把诗和画裱成四扇小屏风，摆在案几上。上海、香港、武汉、北京，三搬当一烧，失落了许多值钱的东西。李蔷华亦是，花团锦簇，挑班唱戏，芍药谢了菊花开，中间两场枉入红尘的离散姻缘，春华只是一阵上场的紧锣密鼓。

这日子过的，真是不敢去想的。

1980年，李蔷华带着儿子重回上海，与昆曲名家俞振飞结缘。母亲、继父和弟弟已经不在尘世，老房子里冷冷落落。弟媳妇见李蔷华来，沏了茶，略坐，便起身去了书房。一番翻弄，搬出一个纸箱子，揭开盖子，便是那四扇屏风。伸手抹去一层细细的灰尘，却也抚出人事飘零、情怀匆匆若水的茫然。恍如一出出的戏，幕启幕落之间，藏半帘梦影。

我问：“那诗如何写？”

李蔷华转过脸来浅浅一笑：“改日你来我家，拿给你看。收得好好的。”录音棚鹅黄的灯影下，那双凤眼，堆积着比风月故事更细致的媚韵。

改日，我给李蔷华电话，问：“哪天上门来看画呀？”

她那边一叠声地抱歉道：“找不到了，又是搬家，那画又小。我是，连一张黑白老旧的小照片都不舍得扔掉的人，就是经不起搬家。这些日子搬家，连做头的时间都没有，头发都鸡窝了。找那些要紧的东西，找得腰酸背痛，还是没有。那天看戏，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也来了，隔了那么多年，我已经不敢认她了，她还记得我。说起那几张画，我说，丢了，找不到了。她说，那张《李蔷华小姐登场》在父亲的学生家里，还收着呢。她特地为我复印了一张寄了来。”

转天，去李蔷华寓所，看见她与妹妹李薇华豆蔻年华的照片，是宝钗，是黛玉，是妙玉，那种美，曾经有棉纱富豪用车子载了黄金来求婚，那翡翠是一手帕一提溜的，鸽子蛋大的钻戒，顺手就往戏台子上扔了去的。

李蔷华拉我一边低声道：“那时代，我们长得这样，稍稍的大意，就学坏了。都靠继父教导，一年二百多场戏，人还是清清白白的。一些戏子给富人做了妾，我不愿意。我要明媒正娶，绝不做姨太太。”

李蔷华选中了一位职员。他是她的粉丝之一。

那时，李蔷华的包银沉甸甸的，已经在法租界的大胜胡同租了一栋房子。她决定与职员结婚，母亲担忧女儿无法过小市民的日子。

李蔷华任母亲如何劝道，心如秤砣，只好言宽慰母亲放心，婚后，继续唱戏，搭台挑班子唱戏，挣得钱来让母亲喝香的吃辣的。

婚后，李蔷华搬进石库门房子做起小媳妇。

数月以后，戏院老板和琴师登门请李蔷华演出。李蔷华自然也是不愿意在家里吃闲饭。接下包银，当日里，就在屋子里吊嗓、下腰。

丈夫回来，看见包银，立时阴了脸。早先捧李蔷华的热情全然换做了愤怒。

争辩中，他使了狠话：“你一日为我妻，便一日不能出去做戏子。”

李蔷华道：“您要是不让我唱戏，那我也没法同您过了。我们也就只好散了。”

就这样，散了。李蔷华重回舞台。

这样的烈，全因着做人的尊严。

世俗的虚荣到底是容不下她的骨韵的。

静水微澜话情欲

上海的“情欲”是有点无所顾忌了，不时从大街小巷的海报、橱窗、跳舞厅、夜总会里，探出粉腻潮湿的放肆来。

幸亏上海人从1843年开埠以来，什么都见过了。

见多不怪的宽容，安抚了“肾上腺素”的喧嚣与骚动。但是，这种诡秘而蛊惑的放肆，却足以勾魂摄魄，弄死初到上海的外乡人。

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里，描写过乡下财主吴老太爷刚到上海时，经受不住视觉冲击和心理打击的感受：

他（吴老太爷）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紧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食色性也，情欲是关在每个人心中的一头野兽，靠教化与理智的驯养才能剔减它野性的疯狂。

上海情欲的收放注重格调，这才调和出一种叫作“情调”的生命基因。这种“情调”色而不淫，在道德底线与法律规范的钢丝绳上游刃有余。

年轻人情窦初开时，有些家教的，都懂得在异性面前保持收敛矜持的要紧，否则是会被别人看作“痴头怪脑”、“轻骨头”（上海方言“轻浮”的意思）的。

上海情欲的流露总是“慢三步”的，缺少北方人的那种明朗火辣，经常蒙着些暧昧的光影。

上海作家马尚龙讲：“上海好像是没有男欢女爱的情歌的，至少没有很煽情的情歌。比如‘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妹妹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这样的情歌，上海人不仅唱不出来，也没有地方可以唱，无山无水，上海情侣至多也就是月光下对着黄浦江耳语情人墙的惆怅。”

夜上海的KTV包房、夜总会、舞厅生意一直很好，南来北往的客人在那里引颈高歌、激情劲舞，释放各种压力与情怀。然而，除非生意、公务需要作陪，上海人很少会去那些地方。

上海社交的卡拉OK、交谊舞大多在私人家庭的沙龙、派对举行，讲究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少有生猛性感的挑逗与放浪。交际男女的情欲心如止水，偶尔涌动一丝静水微澜，也在低眉垂目间一闪而过了。

成熟的上海人很少会一见钟情的，更不会兴奋得妙语连珠、手舞足蹈地失态，甚至迫不及待地向对方“豁翎子”（上海方言“暗示”的意思）。即使男女双方都有所感觉，彼此宁可珍藏在心里，让自己慢慢咀嚼，消化掉那份青涩的暧昧。

上海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咖啡馆、茶室、酒廊或甜品屋，坐在那里消遣的一对对男女，除了情侣，大多数都不会是夫妻。他们都有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相约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商量”。当然，其中很多人都是瞒着自己的配偶前来的。

这些人对情欲起伏的拿捏很持重，绝不肯做“野豁豁”（上海方言“出格”、“越轨”的意思）、代价太大的事情。如果察觉一方把持不住，另一方大多会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万一哪方纠缠不休，另一方则可能告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礼貌出场，相帮着斩断那缕孽缘。

我经常索解上海才女张爱玲给她那篇小说取名为“色·戒”的真实用意。我反复品读书中老易陪王佳芝，到南京西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隔壁那家叫“珠宝商”的小店挑选戒指，以及她描写老易脱险后的那些文字：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许不会爱他。

上海男人的那种“温柔怜惜”穿透了王佳芝对汉奸的仇恨，使她在关键时刻放弃刺杀他，让他逃生。这里面我们可以读懂张爱玲对当汉奸的胡兰成铭心刻骨的爱恨情怨，也可能猜出些“色”与“戒”的险要来。

所以，有些档次的上海情欲不会经常走钢丝，除了讲究夫妻、情侣生活的浪漫情调，还有许多其他安全可靠的消遣去处。

比如闺密好友相约去高档的美容院、按摩院，接受那里英俊健壮的小伙子温柔礼貌的服务，或者闲逛豪华商厦、购物广场，跟那里帅哥靓妹服务生神聊瞎侃，感受一种快慰。

格调再高些的，可能会参与一些艺术创作活动，让自己的情欲得到升华。这些年，诸如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话剧爱好者协会、读书俱乐部、国标舞俱乐部、健美俱乐部等业余文化社团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上海人。街头巷尾开出的一家又一家陶艺、瓷艺、花艺、茶艺、工艺等创意长廊、特色小店也期待着人们去过把创作瘾，使自己旺盛的情感开放出绚丽多彩的艺术花朵来。

上海的灯红酒绿、繁华如梦，弥漫着都市浪漫情欲的芬芳，初来者的感受，就像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两部戏名，乘上了“欲望号街车”，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有点格调的上海男女，站在楼上的窗帘后面窥望，偶尔，会心地嫣然一笑……

他们是戏子

绍兴路志

东起瑞金二路，西迄陕西南路。1926年筑，曾名爱麦虞限路，是意大利一位国王的名字，属法租界辖区。1943年改为今名。此路极短，早先四分钱一根的棒冰，从这头吃到那头，还可以剩一截子。

我们家的那栋房子，据说以前是法国神甫住的。红瓦，尖顶，笨重的铜把手，蓝色琉璃砖砌成的壁炉，地上、窗框上铺着结实的牛皮，无论风，无论雨，无论怎样的喧闹，脚底下永远是安静的。

曾经想把卧室里的壁炉改成书橱的。拆开来，发现每一块砖上都有一个人的名字，还刻着日子，于是，就不舍得拆了。

童年的黄昏，站在三楼的窗口，看母亲从瑞金二路（金神甫路）转弯，经过工商银行的储蓄所，一间废品收购站，一个鞋摊，一个裁缝铺……“夕阳穿树补花红”，母亲走在浓密的梧桐树下，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零零落落地洒在她的身上，仿佛穿了一件碎花的旗袍。

院子的一面用竹篱笆围着，内里是一个修剪成六角形的草地。放学回家，拿一支铅笔，从竹篱笆上划过，发出“哒哒”的马蹄般的声响，嘴里唱“外国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那种光景如同张爱玲记忆里的苏格兰风笛，年代越久远，越是清晰了的。

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见原先的京剧院。老上海，这里是法国警察博物馆，内设俱乐部，灰纹大理石弧形楼梯，铸铁镂花扶手，到了周末，女人的裙裾，男人的领结，淑女绅士，浅笑轻啜，也文雅也风流。

到了我记事，这些个景象换成了别的一些戏码上演了。

一大早，学馆里的女弟子站在窗前，捏着两尾细细的辫梢，敛着丹田之气，把声音高高地拔起，像一根棉线，吊上去，力量不够了，在最尖处，断了，戛然而止。一些气盛的男孩子，初春时分，只穿一件薄衫，束了布腰带，绑了绑腿，在院子里练功。踢，飞，旋，狠狠地练。

这边厢的阳台上，我们看得痴迷，就忘了背书。我始终不懂得京戏，倒是有个会弹钢琴的女同学，和一个唱花脸的私奔去了青海。

临街的窗口，一株梧桐树，枝繁叶茂。初春忘了剪枝，夏天里，树枝就伸进窗子里面来了。

我喜欢在这个窗口看野眼。

“文革”的时候，京剧大师周信芳戴了墨镜，坐在三轮车上。那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车子到了剧院门口，他被人拉下来，头上扣了痰盂去游街。我们家和周信芳说起来也是有缘。五十年代的时候，我家居住在长乐路上的南华新村，与周家隔着一壁墙。

周家养一条大狗，凶猛异常。保姆领着4岁的哥哥经过周家，那狗突然狂吠，吓得哥哥放声大哭。到了晚上，门铃响。外婆去开门，但见周信芳周老板带了家里的佣人站在门前。那时，周信芳是一个响当当的角，“周老板”，在上海，在中国，谁不知道呀。外婆先是一愣，接着是一惊。周老板来此为哪般呢？慌不迭地先把人请进屋里，让了座，沏了茶，这才开口问缘由。周信芳道：“今日我家那畜生不懂事，吓着了您家的公子，深感不安，特地登门前来道歉。”说着，仆人递上了打点讲究的点心水果。临告辞，周信芳恭恭敬敬对着外婆作了一个揖，嘴里更加卖力地说着“对不起”。这是“戏子”的做人。

在窗前，还看见后来做了曹禺夫人的李玉茹在街上走，居然还摆着青衣的身段。

她的身后面跟着京剧院学馆里几个反叛的男生。他们嘴里喊：“打倒才子佳人！”

李玉茹头也不回。冷冷的，走得更加坚决，没有疲惫不堪，没有惊慌失措。

家的对面，绍兴路74号，欧洲现代主义的花园住宅，1947年版本。不对称的立面，逐层退位，这里和那里，都有窗，都有阳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建造。现在是一家出版社。

绍兴路上的房子是多姿态的。有四栋一模一样的小楼，每个天井里种一棵玉兰，二层楼上，亦一式一样的铸铁玫瑰花形的阳台。

当年关锦鹏拍《红玫瑰和白玫瑰》，很想让陈冲演的娇蕊站在这个阳台上梳头。可是，无论什么条件，玫瑰阳台的主人始终不答应。那主人不稀罕钱，他只想安安稳稳过自己习惯了的日子，不想被剧组扰了清梦。

绍兴路18弄金谷村。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共99幢。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上海市长吴铁成化名为吴子祥建造的房产。

演出《桃花扇》的戏子大多有李香君的大义和正气。

我的中学同学，大多住在这条弄堂里。晚上，写完了黑板报，勾肩搭背回家。矮墙上金色的鹅卵石，在昏晕的灯光下，繁衍出一些金石兵器的气质。越过墙头的夹竹桃，如不甘寂寞的女子，在没有人的夜里偷偷地跑出来呼吸。那一刻，仿若闻见季节的味道。早上，上学前，我总是站在后门口，等着这里的女生在烫衣板上，把一条普通的藏蓝棉布裤子烫出笔挺的两条裤线来。

102弄，爱麦新村，弄内曾住白俄侨民。他们中的一个人，与中国女子结婚，在弄口不远处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专卖白俄食品，兼营邮政业务。二战以后，白俄离去，小店的生意冷落下来。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售卖竹器和捕鼠器。沾了俄国人血液的老板娘年事已高，坐在柜台后面，端的还是一个美人。

王吉是旧上海数得到名牌的交际花，花名“黑猫”。前身是舞女，会三国语言，国画也是了得。嫁给大汉奸潘省三，住在安福路上一幢花园洋房里。

舞女，也懂得尊严。潘省三移情别恋，她决不迁就，坚持离婚，不愿一个屋檐下受委屈，彼此和气离婚。

两年后，潘省三因汉奸罪判了十五年刑，王吉倒是逃过一劫。

她后来又嫁人，搬到绍兴路上，情形是越来越低调了。

如此上海，真是不敢让人想起。想起，便是惊心动魄。

张艺谋拍上海，一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只剩得舞女和流氓了。他是，不懂上海。

上海格调·未来

多年以来，祖宗的优点与缺点随着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的兼容进化，模糊了以往的许多分界，但是，区分各地方文化优势的特征，在人的言行举止上却日益鲜明。

上海“腔势”的存在就是一例，随便哪个外地人迁入上海，要融入上海主流文明，是一定要有点上海“腔势”的。有了“腔势”还不够，有格调、有品位才会更加受到别人的尊重。有无品位、知识、气质风度等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这在上海表现得尤其明显。

少做洋盘，多长见识

上班时分，地铁站台上候车的人很多，我和朋友老赵站在陌生的人群后面。

老赵指着面前那些皮肤白净、穿着整齐的年轻人，低声问我：“你能认出这些人里哪几个是外地来的吗？”

我摇摇头。

老赵神秘地告诉我，那两个穿着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就是。

我不信，说：“你凭什么判定？”

老赵笑着说：“等会儿列车来了验证一下，本地人一般都会往车厢里挤，你看这两位，可能就只站在车门前。”

车来了，情况果然如老赵所言。过了一会，其中一位的手机响了，他一开口，真是外地口音。

出了地铁，我问老赵：“为什么你能在一群人中间，一眼认出外地人来的？”

老赵先给我讲了他自己二十几年前的一段经历：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我们单位组织出国考察。

出去以前，公家给我们每人量身定做了一套高级西装，还给每人买了一只拉杆行李箱，领导说，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到了纽约后，一天，我们一行七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逛街时，发现很多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是善意的嘲笑。

接待我们的当地华人告诉我们，当地人平时的穿着都很随意，像我们这样穿得一本正经兜马路，就有点上海话讲的‘洋盘滴答’（上海方言‘有点土气’的意思）的味道。”

老赵说，现在的上海人一般是不会在公共场合穿着成套西装的，如有工作需要，情愿到公司更衣。至于乘地铁的站位，一些来沪不久的外地人不熟悉各站先后以及上下乘客的多少，所以上车后一般不肯朝里走，以为这样下车时方便。他们站在车门前，经常会被上下车的乘客推搡，有时就会被人骂作“洋盘”。

骂人“洋盘”的上海人，大多以为自己见多识广。其实，我以为，很多上海人都是自己先有过做“洋盘”的经历，才有了现在骂别人“洋盘”的资格。

上海开埠早，一百多年的租界文化，让上海人最早开了“洋荤”。上海人由此洋气、洋派了起来，后来又逐渐将这种洋气、洋派传播到了各地去。

所以，上海人是有些骄傲，看不起人的，他们对没有弄懂或掌握洋派要领的人，比如待人的礼仪、做事的风度、西餐的吃法以及领带的戴法等，都会刻薄地嘲笑其为“洋盘”。

“洋盘”的“盘”原指算盘，是旧时上海生意场上的计算工具。过去，精明狡猾的上海生意人为顾客计价时，故意将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大多数客人，尤其外国人和外地人很多都不懂算盘，还以为店主的算盘打得好，计价不会有误，被上海人骗赚了钱都不知道。

今天，上海人眼中的“洋盘”，就有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弄巧成拙的感觉了。

上海的时尚浸淫着欧风美韵的洋派精华，一百六十多年来，领时代风气之先。在上海，追赶时髦就是紧跟洋派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只是模仿一些做派，还是难免会做“洋盘”，贻笑大方。

李烨夫妇是上海某外企引进的高端人才，现在有房有车，经济状况不错。他们虽然出生在中原的一个小城，但是大学毕业后曾到美国工作过几年，所以见识不少，穿着举止也不失洋气。

然而，李烨夫妇的几件小事在上海同事中私下流传，大家背地里称他们为“洋盘”。

一天，李烨夫妇开车接业务搭档秦经理夫妇外出郊游。李太太为了表示热情，一把拉过秦太太，跟自己一起坐进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她说：“我们女人跟女人坐，让他们爷们靠近点聊吧。”

……

那天，他们应邀出席总经理的西式家宴，虽然经理夫人安排客人们男女交错就坐，但是李太太还是跟人换了座位，挨着丈夫边吃边聊。

……

公司的圣诞舞会上，李烨夫妇几乎所有的舞曲都是两口子一起翩翩起舞，偶尔有男士向李太太邀舞，她都会婉言拒绝。

……

郊游、西餐、舞会，这些时尚活动的讲究特别能体现人们的礼仪素养和生活格调。忽视一个细节，就会跌了身份，变成“洋盘”。

在上海人的做派里，开车接朋友时，主人是不会自己坐到轿车后排的“主座”上去的。

像李烨他们是两对夫妇，讲究些的，可能夫妻分开，交叉坐。即李烨开车，秦太太坐在副驾驶座上。李太太邀请秦先生坐在后排座位上。

交际场合吃西餐时也一样，男女错开间隔着就坐，尽量挨着陌生人或者自己希望结识的人，以便交流沟通。

吃西餐的程式、餐巾刀叉的使用更加讲究。

正餐有开胃菜（鹅肝、沙拉或蔬菜泥类）、汤（红汤或白汤）、副食（鸡肉或鱼肉等白肉）、主食（牛肉或猪肉等红肉）、甜品、饮料等，每一道的用餐细节都需要十分注意。西餐吃的就是一种文化，展示的就是个人的修养风度。

当女主人将餐巾铺在自己的双腿上时，暗示用餐开始。客人们可以如法铺展自己面前的餐巾。餐巾不能围在脖子或胸前，可以擦嘴，但不能擦餐具，因为这等于暗示主人刀叉不干净，要求更换。

用餐时，双手都必须上桌，右刀左叉。几副不同的餐具，由外向里逐一按菜序相应使用。若中途需要暂时离席，应将餐巾放在凳面上，刀叉“八”字形搁在盘子上。如果将餐巾放在桌上，或者刀叉随意一放，别人或侍者会误以为是退席不回来了。

至于交际舞会上，无论是夫妇、情侣还是其他异性伴侣，都不宜只管自己两人跳舞。男士必须起码邀请一次女主人，并且要能理解女士婉言拒绝的暗示。女士拒绝男士要给对方留面子，不能直截了当。比方讲“对不起，已经有人邀请我了”或者“很抱歉，这支舞曲我不熟悉，不会跳”。

李烨夫妇对现代文明中尊重他人、女士优先等精髓的体认不够，所以，在洋派的交际活动中还是出了一些细节差错，在格调高雅的氛围里当了回“洋盘”。

话说回来，上海格调里的洋气、洋派，并不一定都表现在时髦的西式活动和消遣里面，那是一种海派文明长期熏陶下，潜移默化逐渐养成的做派，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能让这些上海人在茫茫人海里被人一眼认出来。

品位——社会等级的最后出路。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在一篇文章里透露过，她身上的优雅如何来自母亲平日的点滴影响：

我母亲一直坚信“贵不等于好”。母亲是退休职业女性，但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我自小记忆家中鲜花不断，妈买的都是草花，星星点点，姹紫嫣红，十分热闹，几毛钱一大把。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是美丽的。生命没有贵贱之分，快乐也不用明码标价。记得上海在物资相对短缺时，我和哥哥仍过得很快乐，妈妈会用零头花布制成明艳的沙发靠垫；九角六分一块的大冰砖到了妈妈手里，被切成小块，加入正广和汽水就是冰激凌苏打，放上几只杨梅就是杨梅冰激凌（现称红粉佳人）；加入咖啡就是西班牙咖啡；调入白兰地再加咖啡，放入切成小块的冰砖就是爱尔兰咖啡；冰砖上铺上菠萝片或橘子等新鲜水果就是冰激凌圣代；连土得掉渣的烤白薯到了妈妈手里，对半切开，夹入白脱油，再送入烤箱烤，就是司威布丁……

所以在上海西餐厅、咖啡馆停业时，我和哥哥仍能吃到妈妈做的美味经济的洋小吃。妈说这都是在家政课上学的。

我们这一代视“家政”为培养少奶奶的温床，学校早已取消此课程。幸亏我有个受过家政教育的妈妈，她令我能弹点钢琴，插点小花，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从小生活在优雅文明的环境中，我感谢妈妈。

（程乃珊：《上海TASTE》）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工作、生活。要真正融入这座城市，不能只是追逐、模仿时髦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没有生活细节上的修炼陶冶，到底还是会做“洋盘”而出局的。

上海人的情调里天生有些排他的基因，对异体特别过敏。

就像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里面再浪漫的爱情，总会觉得只是情欲占了上风。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狠巴巴的交往，缺少那种嫉妒和理解相间的情感细腻的“作”。

潘虹和奚美娟之类的上海女演员是演不了巩俐的戏份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地人或者新上海人在上海要永远工作顺利、生活快乐，就要入乡随俗，从不做或者少做“洋盘”开始。

永远的法语，永远的上海话

那一年，法国影星苏菲玛索来上海，径直去了上海博物馆。她知道那里的青铜十分的好，看得痴迷却也疑惑。想请教馆内工作人员，无奈言语不通。这时，一位中国老太太，戴一顶红色法兰西帽子，接过苏菲玛索的问题，一路讲了过去。苏菲玛索惊叹，这位中国老太太的法语地道得不得了，一点外省口音都没有。

老太太有一个很中国气派的名字：蓝鸿春。

别人都叫她蓝老师。

蓝老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了几十年的法语。

父亲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的前身）做院长。这所医院是法国教会医院，震旦大学就在医院边上，分法、文、理工、医四个专业。法语为这里的第一语言。

1942年，蓝鸿春考入震旦大学读法律。那一年她17岁。

见到蓝老师的一张毕业照，闻得到岁月的味道。

泛黄的照片，因了这张照片，记忆依旧新鲜。

学校里，永远是法语——无论上课，唱歌，演戏，还是写作业。

回到家，是永远的上海话。就像宋氏三姐妹，要么英语，要么上海话。

我和蓝老师讲普通话，她恳切地望着我问：“我能说上海话吗？”

她们家房子是法租界里的石库门。底楼客厅，铺的是法国瓷砖。早上，在绝对中国、绝对上海的客堂间里喝法国的沙滤水，吃法式的吐司。

蓝老师的父亲给子女完整的西方现代教育，同时要求他们恪守中国的传统。

有一年，蓝老师请我吃饭。

去的时候，她在打字机上噼噼啪啪，打字机是二战时期的那种老式打字机。她摘下眼镜，匆匆地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又回到了打字机前。她道：“对不起，请你等一下，我就好的。这是给学生的考卷。”

打字机边上是一个白色的巴洛克风格的玻璃橱，一堆器皿里，两瓶法国香水气质非凡。古铜的盖子，琥珀液体。“是祖父去越南做生意的时候买了来送给她祖母的。”厢房里有一只很大的樟木箱子，里面是祖母送给蓝老师的嫁妆。黄梅天里，把箱子里的料子拿出来晒，箱子深，蓝老师的半个身子全埋在里面了。

“我结婚的时候”，蓝老师从箱子翻检出两双法国四十年代流行的黑色玻璃丝袜，镂花，是有枝叶的玫瑰。“也是祖父买来的。”

我把手伸进丝袜，皮肤上好像多了一层欲望。蓝老师在震旦大学附近的伯多禄堂结婚时，曾经穿过。蓝老师说，牢得不得了，穿不坏的。现在倒是不舍得穿了，要做纪念。

如此性感美艳的东西，均是来自一个男人的眼光，便忍不住想起杜拉斯笔下的那个中国男人，以及那辆致命的黑色轿车。

忘却年龄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境界。

后来看见蓝老师祖母的照片，实在是一个很矜持的美女。

蓝老师做事干净利索，在她家吃饭，一个托盘端了上来，每人一份改良的西餐，前菜、主菜、甜品一样不少。

蓝老师说，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女孩子，都有这样的能力。即使是在煤球炉上，也可以烤出松脆的吐司。

她是，只要有能够解放家务的家用电器，一定是抢先买回来的。她要把时间省下来去读法语。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她突然给我电话，说要请我吃饭。

我们约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她点了贵妃鸡。她说：“这是告别宴，我要去法国了。我去那里读一个博士。”

天呐！64岁，去国外读博士。

我惊讶，更是钦佩。

她没有太多的钱。她和年轻人一样，勤工俭学。给公寓楼分信，给初到巴黎的留学生补习，也替他们写诉状，上法庭。

她住的地方，靠近先贤祠，闲下来，就去里面坐坐。她喜欢坐在居里夫人面前。

期间，她回来探亲，约我在“新天地”见面。一顶红色的法兰西帽，喝意大利特浓咖啡。

我去巴黎的时候，特地去请教。蓝老师给我一张巴黎地图，一张地铁联票，特别强调，奥塞博物馆一定要去的，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艺术仓库。

她还说，要吃便宜的午餐，就去学校的食堂。要买便宜的香水，就到中国大使馆开设的学生处。

蓝老师做人的世俗标准是：可以帮人就帮人。绝不给别人添麻烦。

在巴黎，她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导游和留学生的生活指导员。

70岁的时候，蓝老师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拿到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评语为“优秀”。

巴黎的中法学校聘请蓝老师执教。这样，她就在巴黎待了十二年。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坐在作家协会的客厅里，吃玛格莱特小甜饼，听周克希先生读他新近翻译的法国名著《追忆逝水年华》。

我说，你读得真好，简直是要入迷了。

周克希说，是蓝老师教得好。你比我幸运，可以在她家里吃法国菜。我见她，是要毕恭毕敬的。

周克希原先的法语老师，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一位很谦卑的绅士。他觉得自己的法语里有无锡口音，怕耽误了学生，就把周克希推荐给了蓝老师。

蓝老师是作为法国教师退休回上海的。

年纪大了，不能戴着贝雷帽骑在自行车上穿梭了。

我去看她，她总是送我法国香水。天知道她囤积了多少。

最出怪的一次，她拉开大衣橱，拿出一件绛紫的羊绒大衣，执意要我穿上。很轻柔，很温暖。蓝老师说，这是在巴黎买的。这件已经给别人了。你喜欢，明年我去，帮你带一件法国红的。

年龄只是生命的刻度，与人生的亮度关系不大。

劫持VIP的上海梦

炳生是个小老板，有自己的公司，他开Benz，穿着Versace衬衫，戴着Rolex手表，手握Nokia手机与Louis Vuitton钱夹……“虽然我并没有去美国读书，但你瞧，我已然全盘西化了，不是吗？”炳生问。

王蕤小说《欲望人民共和国》里的这个画面，在上海的现实生活中，是司空见惯了的。

上海人追逐名牌，倒不一定都为了体验奢华，而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再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而是一个成功人士。

如今，连在水果摊上购买五十元钱进口甜橙，都会被发VIP卡，也难怪“炳生”们要做当新贵阶层的梦了。上海从来就是一块可以梦想成真的乐土，有人曾说，这里是一地“时尚”，赶上了，就能改变身份。

几千年的封建等级体制，尊卑有序，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下层的人向上爬，几乎不被允许。只有“科举”一根独木桥，让鲤鱼跳龙门，却也逼疯了多少“范进”。

唯有上海这块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的地方，名牌奢侈品可以使人一俊遮百丑，快速“高档”起来。

VIP是受人尊重的，可以优惠打折，不论个人背景，也不怕鱼目混珠。所以，“社会名流”与“VIP客户”虽然有些交叉，但是，绝大多数出手阔绰的VIP卡持有者，都不是知名度很高的名流。

在上海，做VIP梦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

暴发户

阔太太

如夫人或“金丝鸟”

外来打工拼搏的白领

赶时髦的青少年

少数有什么“情结”或者“癖”的人

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美尔1904年提出过一个“涓滴理论”，认为服饰风格就象征社会地位，上流社会主导服饰的流行趋势，他们的选择就像河流上游的涓涓细流，自上而下流入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希望能打入上层社会，他们热衷于模仿名流的衣着。上流社会密切关注着大众的流行趋势，一旦发觉自己开创的某种风格已经在大众中流行开来，就努力开创出另一种新风格，他们始终是被人追逐的偶像。

过去的一个世纪，上海滩的绅士名媛一直十分自信，高高在上地引领着“涓涓细流”，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品牌开始进军上海，特别是2001年南京西路上的恒隆广场开张，品牌奢侈品的零售业进入了上海，奢侈品对普通人的挑战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季鑫根是我的一个好友，他十多年前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现在是一家外企的部门副总监。

有意思的是，下属都称呼他“辛总”，他也乐呵呵地答应。

原来，季鑫根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更喜欢别人背后叫他的绰号“基辛格”，他干脆给自己改了个洋名，叫“辛格”。

作为新上海人的辛总，上海话总说得不太好，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虽然这些年他其他各方面都很“上海化”了。

他的月薪不低，可是绝大部分都花费在购置名牌服饰，或者给要好的同事、朋友以及上司送名牌礼品上。他总是一身时尚名牌，出手大方，可是至今也未能买下一套中意的房子。真有些上海俗语“不怕家里天火烧，就怕出门摔一跤”的派头，如今还是光棍一条。

半年前，我太太曾给辛总做媒介绍了个女研究生，双方感觉都还不错，见面的次数也逐渐频繁。

女方见辛总每次见面都衣冠楚楚，翻着各种名牌的行头，她也咬咬牙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法国Dior套装。

不料，辛总见了，竟如酒逢知己，滔滔不绝起来。

他说名牌是要有更多的配饰的，从此就开始给女方送礼品。比如Hermes的羊绒外套、Chanel的小首饰、Gucci的皮包以及出自当红设计师纳西索·罗德里格斯或马克·雅各布的时髦小物件。

女研究生抵挡不住，终于退缩了。

她捧着这一大堆名牌礼品到我家，请我太太奉还辛总。她说：“这位先生的名牌拜物教后面，躲藏着一颗小小的自卑的心。”

辛总倒也不太在乎，还是不断翻新时尚名牌，他总是知道，哪只名牌哪里价位最低，也不时托人或者利用自己出国的机会，购买引领世界潮流的名牌服饰和皮包、皮带。

辛总身边女友似乎并不少，可是，至今还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嫁给他当老婆。

今天的上海，世界名牌引领的服饰潮流，早已不再是“涓涓细流”，很有些泛滥漫溢之势。

当初那种穿着Dunhill衣服，不舍得撕去袖子上的商标，套着Playboy羊毛衫，扯着后领圈叫人家看牌子等“洋盘”动作，已经很少见了，可是，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衬衣是什么世界名牌，自己的皮带有多么昂贵，倒还是不时能遇见。

有见地的上海人还是不肯这样“丢人现眼”的，不是丢“穷人”的脸而是丢“富人”的脸。富人的无知比穷人的没钱更加出丑。

有根有底的上海人从来不会显摆，他们认为那是暴发户的做派。世界名牌的价格并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只有那种讲究的格调才令人起敬。

几乎与福塞尔《格调》的出现同时，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生活的精神品质。

上海街头开着豪华名车招摇过市的，或者开快车的，都不会真正是上流社会的人士。

说到汽车，我想起了日前读过一本被称为“精确而刺痛人的社会等级指南”的书，书名是《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美国作者福塞尔在里面说过这样一段话：

上流社会不够重视汽车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循古原则，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不过总要有辆车开，所以如果你富裕，又有时间（这两样允许你购买任何品牌的汽车），那么购买最便宜最普通的车，表明你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么易于购买的产品，从而不至于损害了你的等级形象。你最好有一辆雪佛兰、福特、普利茅斯或道奇，对它们的型号和颜色毫无兴致挑剔。车可能很干净，尽管最佳状况是略带风尘。总之，车必须是乏味的。

从上层阶级再往下，你可以有一辆“好”一点的车了，比如美洲豹或者宝马，但必须是旧的。你最好不要拥有劳斯莱斯、凯迪拉克或奔驰。尤其是奔驰车，约瑟夫·爱泼斯坦在《美国学者》（1981—1982冬季号）中这样报道：敏锐的西德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奔驰轿车标志着一种“高级的庸俗，是专供贝佛利山（美国洛杉矶郊区好莱坞影星聚集的居住区。——译者注）的牙医和非洲内阁部长们乘坐的品牌”。确切地说，只有中上层阶级中最糟的一类才会买奔驰车，就像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士开奥兹莫比尔、别克，以及克莱斯勒这样的车，可能还有吉普车和路虎（英国产多用途越野车——译者注）。高级越野车传递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有铺好公路，即便是最俗的高级轿车也不一定过得去。

另一个原则是：你的阶级地位越高车速越慢。喜欢开快车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想给坐在旁边座位上出身与自己相当的女孩留下深刻印象的上层贫民家的中学生（一定非盎格鲁—萨克逊种族），另一种是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关于赛车的电影看得太多了，故而认为开快车富有浪漫情怀，性感刺激。事实上，要想做上等人就得开得慢、开得稳，悄无声息地沿着路中央行驶。

福塞尔这段话描述的情景，在今天满大街跑着名车的上海并不陌生。莫非他十几年前就来过上海？

张扬名牌，唯恐旁人不知，对有自卑情结的人，确实有心理补偿的作用。只是，在比他们层次更低的人面前，效果明显些；而在比他们层次高的人那里，效果适得其反。

名牌与低调联姻，方显档次。“树大招风，低调做人”，贵而不显、华而不炫，才是上海人心目中的风光体面。

Christian Dior前任总裁、Fendi现任CEO迈克尔·伯克说：

今日的奢侈品消费者不是那些资产雄厚的人，而是高收入人群。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消费者只要赚到足够的钱，就会来买名牌。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狂降至20岁到30岁之间的原因。

换言之，在名牌普及的今天，老百姓攒钱买名牌是十分普通的事情。尤其是年轻人，情愿吃泡面、挤公交，省下钱来买Burberry风衣或者Ferragamo的鞋子。

使用世界名牌，与其说与经济地位有关，还不如说与品位格调有关，并非必须“全面包装”，摆阔显富。

许多精明的上海人“街边便宜货混搭大名牌”的穿着方式，倒是与国外正流行的“鱼子酱搭爆米花”的时尚不谋而合，也算是与世界接轨吧。

1000美元的Burberry风衣，里面穿着不过20美元Espirit黑色T恤；手里的Gucci包值700美元，身上的绣花牛仔裤则是街边小店的货色，25美元而已；西装是1500美元的Armani，可是手腕上的Rolex却是15美元买的水货。

即使是收入不多的工薪阶层，也会聪明地压缩其他开支，省出钱来购买那些名牌小玩意儿。如一根Gucci皮带、一条Armani领带、一副Christian Dior太阳眼镜、一串Tiffany项链、一块Bulgari手表、一双Prada鞋子或者一只Louis Vuitton皮包，搭配在其他整洁合体的穿着上，同样能点缀优雅的格调。

自然，这种优雅点缀就必须绝对货真价值，不能用仿真水货。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上海，社会等级的分层，正在被金钱撕开一道道冷冰冰的裂口，人们从这个裂口张望，寻找自己的等级标志。

如今，“满城尽带VIP”，各行各业都拼命抬举VIP，很多人就做起了VIP的上海梦，醉眼迷蒙地以为由此就能入流上层。

我以为，如果谁看重的只是商品的价格标签，那么就依然还是没啥格调的社会末流……

千金散尽，不回来也罢

朱章绣白白胖胖，一对酒窝，一双细长的凤眼，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阿姨，无不把她当成宝贝疙瘩。16岁的照片上，她已经有全副武装的钻石系列了。

朱章绣的爷爷朱有济1925年主持上海海关大楼奠基时，获得一件纪念品，一把原尺寸的仿真白金瓦刀，象牙制柄，分量足有一公斤。爷爷也是心疼这个孙女，把这件纪念品送给朱章绣作镇宅之宝。朱章绣懂得礼物的分量，把它放在家里最稳妥的地方。

1945年抗战胜利，朱家和袁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张灯结彩。20岁的朱章绣与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魏在天津举行了中西合璧的盛大婚礼。公公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袁克桓，他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中，属于有作为的实业家。婚后不久，袁家魏赴美国留学。朱章绣留在天津，在朱家、孙家、吴家及袁家四个大家族长辈们的庇护下，过着少奶奶的优渥生活。家族中有实业家和金融家，她闲着也是闲着，就拿出闲钱来做股票，居然十分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流行动员海外游子报效国家，朱章绣也写信动员丈夫回来。

五十年代初，袁家魏回到了天津。经国务院（那时叫政务院）有关部门统一登记和调配，分配到上海外经贸单位工作（后来长期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工作）。夫妻俩就此南下，又回到了朱章绣的出生地上海。

朱章绣在天津读耀华女中时，亲戚中有一个本家姨妈叫孙玉芳，去台湾前，行李太多，就留了楚王青铜鼎。朱章绣知道是国宝，叫人原封不动地送进自家住宅的一间储藏室里，只有她父亲朱文龙知道此事。她和丈夫到上海定居时，这个楚王鼎也着实让朱章绣颇费思量。带着吧，太重，太大，托运又怕损伤或者丢失。掂量来，掂量去的，朱章绣决定将其托付给父亲照管。

到了1953年，父亲总觉得这个青铜大鼎是一件心事，提笔给上海的宝贝女儿朱章绣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这个楚王鼎不是咱家的，也不是你姨妈的，是国家的，捐献给政府吧。

朱章绣匆匆赶回天津，打开木头箱子，一阵眩晕——别人托的东西，她从来没有打开过。此番，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直腹、双耳、三个兽形足，造型雄浑敦厚。据资料记载，这个楚王鼎为战国时期楚幽王熊悍，在公元前238年左右所铸，器口、盖内和鼎的腹部，刻有64字铭文，记载了当时的史迹，是早年出土楚器中的重要代表，曾一度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此鼎于1933年在孙氏家族的老家安徽寿县被盗墓出土，辗转卖到天津，落到姨妈孙玉芳的手上。

朱章绣深明大义，没有一点夹缠，决定把大鼎捐给政府。得此宝物，天津市博物馆非常惊喜，特向朱章绣颁发了奖状。

“文革”，天下大乱。

朱章绣家被抄了又抄。破墙挖洞，掘地三尺，什么也逃不过贪婪的眼睛。白金瓦刀自然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就被掠走了。

朱章绣随丈夫一起关牛棚。这也许是最高级的牛棚了，在淮海路上，德国人的房产，多次转手，1978年间，曾经做过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现为法国领事馆官邸。人太多，关不下，朱章绣和丈夫就被送到地下室关押。地下室阴冷潮湿，朱章绣就此患上关节炎。

1973年，朱章绣家的境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颠倒的生活，又被颠倒了过来。缘由是他们的血亲、著名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要回国讲学了。

这时，距离袁家骝夫妇到上海只差一个星期了。房管所派了大队人马，刷墙的、铺地板的、排电线的，一番翻天覆地……

一家人见面，身边有人监视，只管客客气气，一句真话也不敢讲。

以后，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先后六次回大陆讲学或探亲，常来高邮路5弄，探望袁家魏、朱章绣。

2010年，圣诞节前夕，宋路霞女士做东，在一个小馆子里请吃上海菜。朱章绣拄着拐杖过来。

我问：“您家还留些什么宝贝？”

朱章绣道：“哪里还有？都来抄家，谁都来，光我的那些钻石，都是火油钻，最小的也有两克拉，最大的有五克拉，那些抄家者，一把揣在自己的口袋了。这个我不可惜。可惜的是那些照片，没有，就是永远的没了，再也回不来了。还有那把金抹子（白金瓦刀），真是漂亮啊，也真是可惜啊。”

回过神，朱章绣拿起筷子夹红烧肉道：“这么些好吃的菜，先吃，吃了再说。”

一副千金散尽，不回来也罢的气势。

与众不同的迷人腔势

我们总是习惯从人们讲话时流露的方言口音来识别他们是哪里人。然而，一个有点格调的上海人，即使不讲话，也可以从人群中被认出来。

人的相貌，总有地方特点的。

蓝眼睛、高鼻梁的西方人与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随便瞧一眼，就能看出差别。

同是中国人，中原大汉的高大魁梧与南国佳人的娇小玲珑，体态上的差异也一目了然。

上海人的体态相貌是个“中间地带”，稍作妆扮美容，就朦胧了本地的特点。今日的上海街头，黄发白肤、蓝眼高鼻的“上海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上海人”随处可见，唯有从一些形体外貌、精神气质和举止情态的细节中，才能看出些上海人真实的格调气派来，本地人将此叫做上海人的“腔势”。

很久以前，林语堂曾讲过：

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多年以来，祖宗的优点与缺点随着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的兼容进化，模糊了以往的许多分界，但是，区分各地文化的特征，在人的言行举止上却表现得日益鲜明。

上海“腔势”的存在就是一例，随便哪个外地人迁入上海，要融入上海主流文明，是一定要有点上海“腔势”的。

有点格调的上海“腔势”常见于相貌体态的细节上。

今天的上海人是越来越漂亮了。

虽然，社会各阶层都会有长得漂亮的人，但是，容貌姣美或帅气通常是有点地位或者有点“腔势”的上海人的标识之一。

美国历史学家姬莉·库柏说：“这是审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上层人士与阶层较低的人结婚，他们通常只会选择美人。……大体上说，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一般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腹便便、体态肥胖是社会上流的标志。但是，在今天盛世年华，体型不只是个健康问题，而且还是个阶层问题。

体重肥胖超重者较多地集中在中下阶层的人群里，再加上脖子短、腰位低、腿脚粗短、屁股外撅等特征，能让人一眼认出这不是讲究格调的上海精英。

体型与经济水平、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目前已经开始汇总分析，从各地发布的数据显示，身高体型已经趋向“阶层分化”，出现明显的城乡差距和“东高西低”的态势。

上海人投资在美容、健身上的时间与金钱比例占全国之首，选择健美操、自行车、游泳、登山等项目对塑造良好身材的帮助，也明显优于农村和其他中小城市居民所选的跑步和球类活动。

所以，很多上海人都能保持白皙细嫩的体肤、高挑苗条的身材，他们体态匀称，四肢修长，颇为养眼。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上海人都有着含蓄的、自信的微笑，但从来不会过分。太过频繁的微笑或者嘴角咧得太开，露出上下两排白牙的微笑会让人跌身价。

他们的眼睛经常注视着别人，无言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当发现有陌生的眼光注视他们时，他们会先低垂下视，然后才转移视线。陌生人之间，过分的对视，不是无礼的挑衅，就是轻佻的引诱，他们是不愿冒这个险的。至于眼睛向上回避对方，则是没有教养的傲慢。有时，倒可能泄漏心底的自卑。

上海人站立时讲究挺胸收腹，双肩一直线并不下垂，身体的重心平均地落在两只脚上。除非劳累不堪，他们不会随便倚靠着其他人和物而立。

在一只螃蟹看来，一个朝前行走的人要多蠢有多蠢。

——利希滕伯格

他们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下蹲着歇息或者等人，这在上海人看起来，是一种没有文化或者自甘谦卑屈从的姿势。因为，只有警察抓到嫌疑犯才会命令他们蹲下，放弃抵抗听从摆布。

公开的地方，上海人的坐相很少有交叉抱臂、搁腿的封闭姿势，更少有人会抖腿或者用脚打节拍。他们在长辈、上司或者贵客面前是正襟危坐的，有时以欠身浅坐来表示尊重。

过去，中国的农民最看不惯洋人走路的姿势，认为他们没有膝盖，走起路来两腿绷得直直的，不会打弯。其实，那是欧美人行走时流露的骄傲自信，刺激了当年农民的自卑感。

今天的上海人是骄傲自信的，走路像运动员或军人。抬头挺胸、肩平不摇、两臂自然摆动，双腿笔直，脚尖平行向前。很少有人有脚尖朝里“内八字”的“O形腿”或者脚尖向两侧“外八字”的“鸭步”，小时候，如果这样走路，大人就会提醒，或者采取措施帮助矫正的。

上海男人行走时，双脚脚跟行两条平行线，两线靠得很近，步履轻稳。在地上的横向距离为3厘米左右；每走一步，两脚间的距离通常为左脚一步迈出，脚跟离右脚尖恰好是脚的长度（随身材高低不同）。

上海女人一般都走一字步，双脚跟走在一条线上，不迈大步。

有教养的上海人行走时不会摇头晃脑、扭腰摆臀，不会抽烟、吹口哨或吃零食，更不会与同行的人勾肩搭背、拉拉扯扯。

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是不会轻易奔跑、跳跃的。当他们需要超越前面阻挡着的行人时，会礼貌地致歉，说声“对不起”。

去年，我在北方某城市的地铁里遇见一件小事：

我坐在地铁的座位上，车厢里比较拥挤，我面前站着几个互不相识的乘客。我悄悄打量他们，从相貌和穿着上，一时很难判断哪个是当地人，哪个像我一样是外地人。

一个穿西装的人从皮包里拿出份报纸开始看起来。他身边有两个男人，左侧穿夹克衫的不动声色，手扶着把杆，两眼仍旧平视前方。右侧穿T恤的转过脸去，很自然地分享起“西装”报纸上的新闻。

也许看到什么有趣的新闻，“T恤”失声笑了起来。“西装”友善地看了“T恤”一眼，继续看报。

“西装”看完一版报纸后，准备翻阅后面一版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乘客突然说：“请等一会翻过去，我快看完了。”原来，他正在读“西装”报纸反面的一则消息。

“西装”笑了，热情地将登载消息的那页报纸送给我身边的乘客，然后翻过报纸，跟“T恤”一起继续读报，还客套了几句话。

我无意地跟“西装”左侧的“夹克衫”对视了一下，他似乎会心一笑。我猜，他不像热情豪爽的当地人，也许是个上海人。

正巧，“夹克衫”跟我同一站下车，好奇心驱使我上前搭讪，一听口音，他的老家果然是上海。

上海人身上的这种“自顾自”、“各管各”的“腔势”，走到哪里都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他们很少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相互依偎、彼此关照的心理需求。只要不妨碍、侵害到自己，他们一般不大会指摘人家的生活方式，也不大会多管其他人家的闲事的。

这是一种超越了过去“包打听”式小市民的世俗，更加贴近宽容和谦让的现代观念。上海人最常用的一句话是“关侬啥事体”（上海方言“关你什么事情”的意思），那“腔势”，就有种截断所有批评议论的气派，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乱云飞渡仍从容”的。

这种上海“腔势”，使上海人走到哪里都有些与众不同。就是这点“腔势”，会让一些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地人或者新上海人被鲜明地区分出来。

蝴蝶才子

音乐前辈陈歌辛留给儿子陈钢两样东西：

一是音乐基因，二是对美的领悟力。

作曲家陈钢先生是，40岁之前是漂亮的才子，40岁以后是经典的才子，60岁以后是一票难求的骨灰级才子。

一位前辈说，她顶喜欢看李玉茹的《拾玉镯》。

——只有微微的风，阳光艳丽，柴门前垂柳的枝条轻轻地飘啊飘。女孩子孙玉娇搬出一张椅子，坐下来，倚在门口绣花。

书生傅朋途经问路，他开始只是在街头露了一下脸，觉得不对，要踅回去的，可是被低头做针线的孙玉娇吸引，便改变了主意，慢慢地向她这边踱过来。

二人言语投契，彼此倾心，玉娇含羞避入室内，傅朋脱下玉镯置于孙家门前，以示钟爱，玉娇复出见状，遂拾玉镯。

这样的桥段，在陈钢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的。

张爱玲有一篇短文《爱》。讲的是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许多人来做媒，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手扶着桃树，穿得一件月白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这样的人生况味，在陈钢先生的生活史中也是闪现过的。他爱，她也爱的，但是右派的儿子没有选择。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唯有轻轻地道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啊！”

有人评说：“陈钢先生身边的豆蔻女子个个都是动人的。”

陈钢道：“翩翩蝴蝶翻飞无语，我只管拿来为其吟唱。”

《梁祝》化蝶了，《王昭君》的琵琶上也落着一只美丽的蝴蝶。

蝴蝶与女性成了他创作的一个主题动机，后来，索性的，他把蝴蝶印在了名片上，蝴蝶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标志了。

陈钢先生有他父亲陈歌辛的底子在那里，过目过手的东西不少，天生又是《红楼梦》里或者《游园惊梦》里的俊朗书生，全凭直觉判断雅俗，绝不谈什么理论，也没有宏大叙事，却是开口便满是文化气息，是清玩的意趣与品格。

一年春天，我和陈钢先生去安徽电视台录节目。顺风顺水，十集节目很快录制完毕。关机，吃饭，合肥丸子，摊鸡蛋，都是李鸿章家族的食谱，从张爱玲的书里看来的。

台长过来敬酒道：“能不能多留半天一天的，再给我们录几集节目？”

我们道：“都录完了呀！”

台长道：“再想想，还有什么选题？”

后来知道，台长看了样片以后，惊异于陈钢先生身上的那股子气质。那种英伦学子的雅致、中国传统才子的倜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得的。

陈钢先生的工作室辟在音乐学院内，犹太人俱乐部的遗址。冬天，他在钢琴边喝茶看书聊天。夕阳斜斜照亮了半壁书架，客人渐次多了起来。门铃一响，站在外面的，不是来还书的，就是捧着曲谱来求教的，或者是采访的记者，或者是希望得到提携的后辈。他是，来的都是客，没有亲疏贵贱，不问出处，一个个帮过去，很有李叔同为人师表的遗风。

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孕育了许多新秀，许多作品。

孤岛时期，陈歌辛、夏衍、潘汉年等一群书生，曾经在香港浅水湾，戏水煮茶论天下。那里也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发生地。

“又还秋色，又还寂寞”，陈钢先生的心愿是，挑一个好日子，在浅水湾坐一个下午，坐到太阳下去，月亮升起，然后焚一炷心香，祭奠父亲与先辈。

2007年5月，我们约好一起去香港拜见前辈文人陈蝶衣、银嗓子歌星姚莉，再去浅水湾收拾老情怀。临了，陈钢先生痛风病发作，只能作罢。那次以后，每遇同他吃饭，绝对护士一般，严格限定他的进食种类和总量。那天在南京，他刚把一块奶酪龙虾夹起来，我在对面道：“慢，您不可以吃的。”他也听话，真的又放了回去。也不抱怨，一脸小桥流水的样子道：“可是没有吃饱哎，总要给我吃饱吧。”

主人忙不迭地奉上菜单。陈钢先生道：“我很随意的，在生活上向来不讲究的。”

最后，用一碗酒酿圆子做了了结。

他遇到中意的衣服，打折的时候多买几件，放在衣橱里慢慢穿。也怪，旧衣服在他身上，一点也不过时的，因为有气质托着。

一次在台湾，陈钢先生由罗大佑引出场，白色钢琴上，先是他父亲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永远的微笑》，然后是《梁祝》。

一位台湾女作家，被陈钢先生的清雅、浪漫、风流慑服，只道他是有老田黄的蜜色，老沉香的轻盈，形容文人雅士高洁的竹、梅、兰，在他那里诸般的，都是有了的。

漂亮只是养眼，而气质优雅则养人心。

饭碗里盛些什么？

上海滩，许多人喜欢把工作叫“做生活”，把职业叫“饭碗”，寻找个饭碗，养家糊口过日子。

难得，那么浪漫风流、万般风情的上海人，把职场竞争的波浪起伏、风起云涌，看得如此实惠自在。

自从打破大锅饭以后，上海的“饭碗”越发吃香，抢饭碗、保饭碗也越发热闹起来。人们——本地人和来沪的外省人——争抢高薪的金饭碗、牢靠的铁饭碗、舒适轻巧的瓷饭碗……

将职业当饭碗捧，难免生出乞丐心态，颇使一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没落贵族尴尬，职场的格调也就由此各不相同了。

这种职场格调的较量，在上海由来已久了。

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上海的开埠，设租界，来自中国各地和欧洲、美国及日本的人都蜂拥到这块“淘金地”来找饭碗了。

那时的上海，是一座高耸入云、直通天堂的“巴比塔”，人们都说着各地不同的语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没有秩序，无法协调，幻灭了登天的梦想，落得一地破碗的碎片。

上海从来就不是个文化重镇，来华冒险的外国瘪三、流氓和来沪学生意的外埠穷苦人，将上海的职场圈成了一个野蛮的角斗场。成王败寇，出了几个“大班”、老板，自然也滋生了一批精神乞丐。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太平天国起义，迫使大批地主、著名文人、卸任官僚和豪门大户涌入了上海。

这些人身上的儒家文化、功名人脉以及财富经验，让先前的商人们显出了土里土气的窘相。后来，这两批人逐渐互相走近，才造就了上海的“绅商”阶层，职场上也有了些骨气。

1933年，苏汶在《现代》杂志上写过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概述了当年文人谋生的一点状况：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甚至于，有些人确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压榨下，却还是很郑重的努力写着一些不想骗人的东西，都还因为居留的地点不对劲而吃人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脱上海气”，这真是叫我无话可说。

固然，话应当分两方面说，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籍口的。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我们还是不能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即使写文章不能算是事业而仅是职业，但忠于自己的职业还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据我想，也并不是比嘲笑别人的姓名或是籍贯更应该一点。

六十多年前上海文化人的这点子职场骨气，如今在有些地方却稀缺起来了。为了那只饭碗，烧香拜佛、请客吃饭、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甚至“走后门”、行潜规则……

这很让有些格调的上海人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他们求职的路会坎坷些，还有些明知是多余的绕道须走，只为能守住那点骨气。

现实感很强的上海人，知道名牌大学毕业证书在求职时的重要性，所以中小学十二年寒窗苦读是不敢怠慢的，有些经济条件的还往往会另添小灶，聘请家教。

上海家庭教师的地位，远比以往的外国同行高，家长们都非常尊重他们，从不会将他们当仆佣一样看待的。

那些读不上名牌大学的上海人，就会另行进补，利用课余或者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热门专业以及一些暂时不相干专业的学习，他们戏称这些都是“职场补药”。

上海人选职业，不大会只找薪金高的岗位，他们会更关心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以及自己兴趣特长的适应性。

他们深谙“虾有虾路，蟹有蟹路”的职场之道与世故，再热门的行业，再吃香的岗位，康庄大道走的人多了，自然也会拥挤变窄，所以，他们不会去挤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而宁愿另辟蹊径，先寻找自己可以施展才能的冷门单位或岗位，作为职场拼搏的起跑线。

如果一时真没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会自己创业“当小老板”试水，积累经验，也会抓紧时间去掌握一门乃至几门外语。

上海是外资云集的繁华中心，全球500强企业，几乎都已经落户上海，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也不断移师浦东。上海人心灵的门户，一直是朝着世界文明洞开的，熟练掌握了一两门外语，无论在外企、国企还是民企发展，都会有用武之地的。

上海人是凭着“门槛精”、“头子活络”、“领市面”、“看枪势（chance）”自己寻得饭碗的。

捧着饭碗活着，最怕有乞丐心。

任由施主施舍什么，都一味感谢，心甘情愿地委屈了自己，替施主卖命，也会生出奴隶心来。

如果从饭碗的施舍里吃出“美味”来，咂巴着口涎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那就沉沦而生出奴才心来了。

上海人在职场上，一旦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经常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跳槽走人，炒了老板的鱿鱼。

饭碗只是个吃饭的器皿，端得起，也放得下。

整日价都守着饭碗，战战兢兢，担心丢了饭碗，多少有些讨饭的悲凉，人生毕竟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旨，所以，上海人对职场的宽松、闲暇的多少，就更加讲究，不是单纯几张钞票就能搞定的。

这些年，上海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国企经常搬演一出出类似“围城”的故事，外边的人青睐里面的稳定和人情味，想进去；里边的人向往外面的机遇和大舞台。

结果，进去的，清一色的年轻人，先站稳了脚跟，积累经验。出来的，大多是中年人，他们手上有各种关系，身上有点积蓄，脑子里是对政策的精确拿捏，他们或开公司，或去外企当高管，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人际关系，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上海职场里的饭碗，盛养家糊口的米饭，也盛人的智慧、精神，和格调……

味道

李安拍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去找潘迪华，请她帮忙指导女演员，希望演员们在胶片前能够展示出上海女人的味道。潘迪华先是推托：“味道这种东西是训练不出来的，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一点一点泡出来的。”

李安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不做这样的事情，以后就更加不可能做到了。能够拍出多少就多少，尽力啦。我们都是爱上海的。”

一番话，把潘迪华的眼泪就说出来了。潘迪华放下正在吃着的绍兴醉鸡，一个手指头点过去道：“好，我尽力而为。”

演员到了潘迪华家里，叫她潘老师，她说：“勿要勿要，做老师是有责任的，还是叫我潘姐姐吧。”

一场搓麻将的戏，拍了四个多小时。潘迪华的十个手指头里全是表情，丰富得不得了，直把李安看得呆掉。拿了这卷胶片回剧组，对一干演员道：“来，一起学习潘姐搓麻将。”

潘迪华，但凡是做与上海有关的事情，贴钱也是肯的。

初春，在澳门开演唱会，她给演出取名为“上海啊，上海”。选来选去，自然绕不过上海的老歌，诸如《永远的微笑》，《四季歌》，《夜来香》。潘迪华执意用香港的乐队，觉得那一班乐队能够做出上海的味道。对方希望用当地的乐队，节约开销。讨价还价。最后的折衷办法是，潘迪华少拿佣金，省下的那一部分，请乐队。

潘迪华道：“钱谁都要的，但有的时候，宁可不要。我老了，我的日子是要计算着过的，不可以有浪费的。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舞台的对白全是自己操刀。一首《四季歌》按照春夏秋冬的心情，一幕一幕写下来，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音乐剧。演的时候，国语，广东话，英语，上海话穿插着运用，因为是她，这样的混杂，没有夹生，却是多了许多上海五方杂处的气息，直把台下的人听得陷落下去，欲罢不能。

她与导演王家卫有缘，上海缘。

电影《阿飞正传》，潘迪华演张国荣的养母——一个曾经繁华过的女人，一个想摆脱苦难而苦难却更加深重的女人。在戏中，她可以把脸部做成伤感的寓言；在一支烟里，她可以抽出风尘和恍惚。她是配角，但出了电影院，人们记住的是潘迪华。她一出场，浑身上下都是戏。所以，她得了“金马奖”。

这就要说到电影《花样年华》了。

导演王家卫，5岁的时候随母亲从上海搬到香港。父亲是海员，常年不在家，王家卫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母亲爱看电影，于是，王家卫的童年就在电影院里度过了。

回忆个人历史，母亲是历史的背景，越过滤，越清晰。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年代是温存的，旧街、小巷、面摊、测字先生，以及色彩含蓄的领带和风情莫测的旗袍，以及香港上海总会里还摆着身段的男男女女。

先前，《花样年华》里，没有上海籍房东这个角色。

电影已经拍了八个月了。一日，潘迪华去看电影，正好遇见王家卫也在那里。此时，距离拍摄《阿飞正传》已经九年。王家卫见到潘迪华，那叫一个惊讶。九年了，潘姐依然风姿绰约，滋味俱全。一口上海话，比如评弹说书，激活了王家卫的有限的上海记忆。电影散场，彼此寒暄过，就道别了。潘迪华刚刚到得家里，王家卫的电话便追了过来，说要加戏，定规要把潘迪华做成一个角色放在电影里。

王家卫在潘迪华身上看见了过去年代的影子、母亲的影子。当然，潘迪华还不止这些。在她的身上，有租界的味道、洋场的味道、明星的味道、沧桑女人的味道和悲剧的味道。

王家卫选潘迪华来演五十年代移居香港的上海人，是一种气质的契合。潘迪华的眉梢轻轻地一扬，就抖落下满地的碎屑，仔细看去，每一片上，都写着旧日的风华。

第一次去香港见她，是1990年，她刚从泰国演出回来。

我拿着地址，坐着有轨电车，在跑马地站下来，上一个坡道，但见一排古风洋装的公寓。

那时分，正是黄昏，太阳呈现出一种牺牲的美，风中多了一丝凉意。潘迪华倚在落地长窗前等我，她衣着的颜色和屋子里的光线，譬如纽约二十年代的油画。最初一刻，仿佛是一台布景。

她招呼女佣泡红茶，摆干果，英语夹杂着上海口音。

潘迪华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祖屋在常熟路歌剧院隔壁。四十年代末，觉得家庭气氛太压抑，也是胆子大，随一些明星去香港拍电影。拍来拍去，不见有红出来的迹象。女孩子，长得好看，有人求婚，也就嫁了。

遇人不淑，是许多美丽女人的命数。日子有些过不下去了，挨了一段时日，并不见好转，也无甚转机，潘迪华当断即断。

没有了家的依托，潘迪华的生命拐杖就是演艺事业了。

29岁，潘迪华去伦敦学习欧美流行歌曲。没有钱，房子租在铁路边上。每天，冒黑烟的火车按班次定时驶过，两旁底矮的旧砖房跳起舞来。然而，这已经惊动不了屋子里面的人了。她太累了。

冬天的伦敦，又冷又湿，潘迪华撑着伞，换三趟车，去老师那里学艺。那时侯，苦是顾不得的，只觉得是一列脱离了固定轨道的火车，无从选择，也来不及思索要去那里，只知道向前滑去。

然后就是六十年代了，潘迪华的欧美民歌和她沉郁的声线，让她红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潘迪华的花样年华。

美人也是会老的。无可奈何地老去了。

潘迪华像林中的灵狐，等待着。有了《阿飞正传》，又有了《花样年华》。《花样年华》中演一个房东，几句上海话，一点小感觉，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了一个世故的上海女人的样子。

那天说起要去拜见老上海著名报人、词作者陈蝶衣。

陈蝶衣住在粉岭，我们住在尖沙咀，如果坐地铁，来来回回，要中转四次。潘迪华道：“这样做法，钞票倒是省了，不过蛮费时间也蛮吃力的。我建议你们坐计程车去，车行那边我有熟人，给你们打一个大一点的折扣。有的时候，看起来省了，其实是不值得的。不要浪费，也不要没有理智的节约。”说着，她就拿起电话，与车行方面讲定了价钱和上车地点。放下电话，她又补一句：“如果你们愿意搭地铁，车行那边可以取消的。”

曾经在后台看潘迪华穿巴黎买来的镂空长丝袜。她戴起手套，一寸一寸地把丝袜拎起来，提上去，还收着小腹，屏住呼吸，终于穿妥了，长嘘一口气道：“我一双丝袜可以穿一个季节，就是因为我比较晓得它的穿法。”

想起中学年代，去同学家。花园弄堂的后门，厨房间里，一块烫衣板，一条蓝色卡其布裤子硬是要烫得笔挺才肯穿了去上学。我每天去那里等她，每天看她在那里耐心地熨裤子。完了，还要用尼龙刷子，沾了牙粉，把鞋面上的白色滚边刷出一个纤毫不染。上海女人的腔调，是在悠长的日子里孵出来的。

那年到上海为《花样年华》作宣传，张曼玉和梁朝伟都走了，潘迪华还留着，她要过过说上海话、吃上海菜的瘾。

我们去一家小饭店吃饭——炒螺蛳。清炒河虾仁。糯米粉蒸肉。潘迪华索性舍弃筷子，用手指头捏着吃。她说，用手吃更加有味道。她自己吃，也给身边人的派菜，殷勤地劝：“吃呀吃呀，不要客气！”虾油卤螃蟹端上来，她的眼睛亮起来，伸出筷子，又停在半空里，道：“照规矩，我是不可以吃螃蟹的。”收回筷子，又有些不情愿，自说自话道：“不过不吃蛮可惜的，还是吃一块好了。”众人也附和，她就真的吃了一块，然后，又吃了一块。吃完，意犹未尽，说：“吃不掉打包，不要浪费。”

我和她相约，旧历年，去香港浅水湾喝下午茶。她很兴奋，连连说好，又说，那里变了很多了。五十年代，她在那里住过，照相本子里有那个年代的照片。旧历年初四，我如约到香港，打电话给她，她不在。她的儿子说，母亲经不住朋友请，去美国演出了。

2007年初夏，想约潘迪华出来饮茶，她说，“不要了，还是到我家里来，我可以给你听歌。”

彼时，她已经从跑马地搬到何文田山道。

客厅里，罗马帘半掩在那里，沙发上铺了非洲带回来的毯子，绚烂得不得了。她放她的演出录像给我们看。我们是看客，她却入了戏，看着看着，热泪盈眶，与她说话，亦是前言不搭后语，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的人，走过也就过去了；有的人，无论走过哪里，都会带出一段历史的感动。

潘迪华留饭，道：“自己人，不讲究的，吃点上海口味的小菜。”

菲佣来摆桌子，潘迪华远远一瞥，不满意，懒得说，自己过去重新安排。饭菜端了来，卤牛肉，咸白菜炒虾米，荠菜馄饨，很家常的食物，因水晶吊灯的照耀，都金贵起来。这就说起八十年代，在上海她的老房子里，把窗帘拉起来，他的弟弟潘盛华弹琴，我们一起听邓丽君，听戴安娜·罗斯。宵夜是泡饭，笋尖拌开洋，黄鱼鲞烧肉，蟹糊蒸蛋。

潘姐姐说，等她再老一些，她要到上海来做寓公，然后，在电台主持一档《镏金岁月》的节目。

择校不亚于择偶

当今，真正信奉于此、懂得个中三昧的，能有几何？一恸。

俗话讲“英雄不问出处”，过去大多用于江湖上，意思是强调人本来没有贵贱，能者就是王。其实，现代社会更讲究人的教养。家教问出身，雅俗问学校。

拥有良好的气质格调的人，不是从“好人家”走出来的，就是从“好学校”出来的，或者兼而有之，大致如此。“好人家”没法选择，前世因缘注定了的，“好学校”倒是可以精心挑选的，当然要有经济实力，更要有眼力。

翻开中国教育史，近代的学校教育是从上海起步的。

上海从19世纪中叶起，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圣依纳爵工学会、美国传教士办裨文女塾等教会学校，工部局和公董局开办华童学校等，冲击了我国的封建传统教育，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的近代教育发展。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上海方言馆；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办新式小学正蒙书院；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首办大学，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至民国以后，上海兴办的公立、私立学校就更加多了，经过几代爱国教育家的筚路蓝缕，逐渐摆脱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控制，造就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名牌学校。

当年的名校，未必都有漂亮豪华的校舍，但必定有一位杰出的校长；未必都有显贵名流的赞助，但必定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未必都收昂贵的学费，但必定收刻苦肯读的学生；未必都有显赫的校门与招牌，但必定有独特的学风、校风。

1925年6月3日，圣约翰大学洋人校长卜舫济因为不满学生为“五卅”烈士志哀降旗，大摆校长威风，命令全体学生即刻到礼堂听候训诫。

毕业班学生谢祖绂挺身而出，倡议集体退学，永远脱离圣约翰大学，今后再也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当天下午3时，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553名中国学生列队离校。

第二天，沪上各大日报都刊登了《圣约翰大学暨附中学生脱离宣言》。紧接着，该校全体17位华籍教师声明辞职，支持中国学生的壮举。

离校后的师生与学生家长积极筹划，很快筹建了中国人自己的“光华大学”。9月正式开学时，圣约翰大学553名离校生尽数入学，各地学生400余人也慕名前来报考。

在“六·三”离校的学生中还有9位应届毕业生，拒不认领圣约翰大学的毕业证书。光华大学为此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暨毕业典礼”，那9位学生成为没在光华上过一天课的“特届毕业生”。

日后成为语言学大师的光华学生周有光曾回忆说：

我们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钱基博、吕思勉、蒋竹庄、吴梅、胡刚复、朱公谨、颜任光、廖茂茹、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薛迪靖、金井羊、杨荫溥、安绍芸、何炳松等教授的讲课；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歆、海河、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奋发学习，蔚成良好的学风。

与今天的家长选择升学率、就业率的标准不同，过去上海人择校并不如此功利。

家有家风、校有校风，这都是几代人一脉相传，形成的独特文化。上海人择校，不亚于择偶。

民间流传“婚姻是第二次投胎”的说法，我以为，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选对学校，才是改变命运的助跑器。

我的青少年时代，都在上海西区一条小马路上的学校里度过的，在那里的读的初中和高中，完全改变了我的气质格调。

愚园路是沪西一条远远躲开都市繁华的小路，因其东端著名的私家园林“愚园”而得名。

道路两旁枝叶相接的梧桐树，掩映着许多风格各异的花园弄堂。这些弄堂大多建造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它们没有华丽的大门，随便朝哪条弄口走进去，都会看到一幢幢形态各异、风姿绰约的别墅洋楼扑面而来，恍若来到异国他乡。

我的母校在愚园路404号，极其平常的校门口，挂着“市西中学”的牌子。

当时，我家住在铜仁路南阳路口。孩子的脚步，每天来去，路上至少要花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虽然，家附近还有其他学校，但是，父母坚持要我报考市西。

迈进市西校门，信步走去，便生别有洞天的感觉。

“园林佳胜，学府风光，弦歌震申江……”老校友唱了几十年的校歌仍旧余音缭绕。今天的市西校园，东部原是外侨办的“西童学校”，西部曾是工部局女中，解放后这里办过第一师范。

我从小就性格内向，按照当时的阶级分析标准，父母被看成出身不好，再加上父亲毕业于国民党时期的国防医学院（现二军大前身），自卑意识很强。

用我父母当初的说法，“这孩子的气质太小家子气，如此下去，出息不了。”

刚进市西，很好奇教学大楼走廊里，挂着一块匾额，上面是老校长赵传家请于右任先生题的四个大字——“好学力行”。

赵校长解放前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解放后，陈毅市长重新任命他当市西校长。他是解放前担任公立学校校长的人中，唯一被人民政府留任的，我想这必定缘于他的教育思想，只是我们当初不太懂。

我在市西初中、高中读书，不仅学文化知识，而且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我当过《市西日报》的记者，做过市西话剧团的演员，还是市西田径队的主力队员之一。我还被推选为班干部、团干部，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演讲，或者组织形形色色的校内、校外的联谊活动。最重要的是，时时处处都能体验到赵校长倡导的“三爱”（爱师如己、爱生如子、爱校如家）情感教育。

有一次，几个男生放学后踢足球，一个同学一脚踢偏，足球直飞二楼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窗。

“哐啷”一声，玻璃窗碎了，其他男生一哄而散。赵校长气冲冲地下楼，看见闯祸的学生站在原地，等着挨训。

赵校长的口气柔软了，对认错的学生，不但没有责罚，反而奖励了他一包糖。

市西那些年，使我脱胎换骨似的，改变了消极内向的性格，增强了我的自信力，而且给了我一种“博爱”的情怀。

今天回想“好学力行”的校训，方才有些明白，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硕士学位的赵校长，从《礼记·中庸》里挑选这几个字的用意。

走出市西中学，右转西行两个街区就与江苏路相交，那里有所别样风格的学校——市三女中。

这所优雅美丽的学校原是个女子教会学校，名叫“中西女私塾”。1892年创办举行开学典礼时，只有7名学生，它是上海滩第一所贵族女子学校。

我在市西读书时，市三女中的校长是薛正。

这位上海圣玛利亚教会女中毕业，后来在燕京大学专攻教育专业的老校长，1936年起就受聘任这所学校，当时叫“中西女中”的校长。那时的“中西女中”是所私立贵族化的女子学校，以培养“大家闺秀”、“大使夫人”为目标。

薛正校长继承了“中西”典雅贤淑的校风，在教育中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出培养“IACE女孩”（Independent［独立］、Able［能干］、Caring［关爱］、Elegant［优雅］）的目标和一套相应的教育模式。

无论是中西女中还是市三女中，演短剧始终是学校的传统。老师经常教学生改编莎士比亚戏剧或欧美文学名著片段，表演英语短剧，也鼓励学生排演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孔雀胆》、《棠棣之花》、《屈原》等名剧。

薛校长就亲自导演过学生排演中国现代剧《一片爱国心》等戏剧，在演艺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爱国心，也陶冶女孩子们的情操。

市三女中还特别重视音乐教育，全校有许多间琴房，放着几十架钢琴给女孩子们练琴练唱。音乐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西洋音乐史，播放各种名曲，帮助女孩子熟悉贝多芬、巴赫、海顿、莫扎特等大师，还经常组织音乐会、化妆舞会等，使校园充满着音乐气氛。

市西中学与市三女中相距不远，也常有些联谊活动。

我们的印象里，市三女中走出来的女孩子，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典雅高贵。记得我校有个调皮的男生，曾冲着市三女生离开的背影，半吟半叹《爱莲说》里的句子：“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人在成长过程中，青少年时代接受什么样的学校教育，不仅对世界观的影响很大，而且对气质格调的成形至关重要。所以，一个人受教育的学校背景有时比学历、职位更引人关注。

像上海这样的现代教育起步较早、各类特色学校较多的城市，选择学校，就是选择一种人才模具，多看看那里走出来的人，包括老师与学生的气质品格，就是选定自己的未来。

依我看来，选学校（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要紧处，全在于了解校长的做派，要弄清楚他（或她）办学的理念、倡导的校风以及对师生的态度。

至于那些一味炫耀校舍豪华、条件舒适或者只讲究赞助费的伪贵族学校，我以为，不读也罢。

拗造型、摆功架与搭架子

格调固然比腔调上档次，但终究还有比腔调更等而下之的呢。

上海方言里，“拗造型”、“摆功架”与“搭架子”都有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意思，但是细分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拗造型”与“摆功架”相似，原来有些形状，担心别人忽视了，有意摆动姿态，亮出优势。“拗”过了，“摆”过了，还原后，原形总还是在的。

“搭架子”则不同，原先是空无一物的，硬是用几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毛竹“搭”就的高架子，吓唬别人壮自己的胆。所以，通常“搭架子”后面必定紧跟“讲官话”的，合称“官架子”。一旦“架子”散了，还剩什么？

因此，上海人是能够容忍“拗造型”、“摆功架”，而打心底里鄙弃“搭架子”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老百姓怕当官的，读书人想做当官的，当官的自然就自以为有些形状，神气起来的。这跟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等级森严的影响有关，受影响越大的地方，官文化也越强势。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上海是个一直被历代王朝“遗忘的角落”，直到公元1267年，南宋王朝才想起在这里设镇，派几个兵来管理。到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总算想到上海这块冷落的土地，开始在此设县，才算有个官吏来巡检地方治安了。

可是，仅仅过了三百多年，上海人还没来得及像内地其他地方的老百姓，被征服者完全驯化，就因为西方文明用枪炮敲开了大门，而先做了外国生意人的伙伴或者伙计。

如此这般地时日久了，上海的老百姓和读书人对“官”表现出的格调，就有些两样，并且逐渐分化成了两个极端。

就拿北京和上海这两座特大型都市来做个比较吧。

北京坐北朝南，端庄肃穆，城门对称，街道方正，像大官安稳踱步，气宇不凡。上海则面迎太平洋的海风送暖，背靠长江波涛的推涌，没有城墙城门束缚，也没有几条笔直端正的街道。纵横交错的街道，许多都是填河筑路，曲曲扭扭，像商女婀娜起舞，热情开放。

北京皇城根下的老百姓，魂灵的根须都纠缠着千年来官僚贵族的泥土。即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国后，没落贵族的傲慢，还是通过原先那种生活消遣，影响人们的生活追求，接受人们的敬奉膜拜。

北京作家老舍说：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地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

北京人崇尚这种生活艺术，其核心就是尊重“官文化”里的那份贵族精神。

有人说，北京大街上行人的平均行政级别，是全国最高的，这话不假。北京的官员，哪家祖上不曾当过平头百姓？北京的平头百姓，哪家的祖上找不出个把衙府里的官员？

“我家先前阔多了”，自然就官本位起来。

上海黄浦江边的老百姓则“水性”得多，区区百年租界文明，即使繁华似锦，也都是似水年华，随波逐流的。

他们见多了名利场上的起起伏伏，看惯了“一夜暴富”或者“顷刻破产”的悲喜剧，也最早接受了“民主自由”等西方观念的熏陶，所以，上海人与“官”总是有些隔的，敬而远之，隔岸观花的。

他们将与“官”走得太近乎，都视作有“拍马屁”之嫌，嗤之以鼻。对有些架子的“官”，背后就会嘲讽：“帮帮忙哦，像真的一样！”仿佛早已火眼金睛看透“官架子”后面的空洞，不屑一顾。

我的一个老同学从外地调上海来做官，当一个小局的“一把手”。

过了一段日子，我去看他，发现他跟属下没大没小、称兄道弟的，就问他：

“你这样不怕丢了领导威信？”

他乐呵呵地回答：

“我可是碰壁后才悟出的道行啊，在上海这地方当官，一要党性、二要民心。党性讲原则，不犯错误。民心讲义气，才有凝聚力。讲威信其实是个空架子，自以为威风，没人真信你。”

老同学后来果真能够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干出了一番政绩，升迁到另外一个大局当官去了。据他后来告诉我，他离开时，那些“弟兄们”也竟然都“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一点依依不舍，更没人提出，愿意紧随他到新单位“鞍前马后”去的。

老同学开玩笑说：

“你们上海人可真是水性的，你瞧，当个部下都是水性杨花的，我在局里时，跟我都是情义深厚的朋友，我一离开，跟我不再有联系了。”

“哈哈，老兄‘多情却被无情恼’了，”我笑着回答他，“你还真信他们的情深意长了？那是你这位大局长尊重了他们的那份清高，他们才会真心还报你，给你鼎力相助的。这可只是一种‘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体现而已。”

上海人是看不起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奴颜婢膝，更看不惯对上司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他们认定这类人患精神缺钙症，即使有时他们拉大旗当虎皮，也只是裹着自己吓唬别人。

上海人少有谙熟官场的，他们只熟悉生意场的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他们中想发财的比想当官的多，即使落在官场中，也显出“无欲则刚”的正直与洒脱，丝毫没有一心想当官的人那种见风使舵，谄媚唯上的讨嫌。

我曾在一个行政机关工作过，那里“官本位”的气氛比较浓，许多年轻人都巴望着，哪天能提个科级、处级来体现自我价值，结果，个个在上级面前屏声息气，慎小谨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自然，他们也经常看着上级在上上级面前屏声息气，慎小谨微，不敢越雷池一步。

真有个破天荒敢说不同意见的，倒也不一定吃亏，有时会被领导认作“有创新意识”而提拔晋级，真是应了“有意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那句老话了。

有时候，偏偏幸运儿不识抬举，讲自己只是说出“皇帝的新衣”那样的真话，并不想被提级当领导。一定要他当官，只当二把手，做好助手、参谋，绝不当主宰。

因其虚而“有大家风度”易？抑因其实而“有大将风范”难？

这就是上海人信仰的“第一不稀奇，第二插红旗”，将“保本后发”的生意经活用于官场了。

上海人见官不馁不羡，很有些格调的，但也有待完善，上海作家余秋雨曾分析道：

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随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既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适合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余先生这番话立足山巅，高瞻远瞩，寄望于上海人既有大家风度，又有大将风范，都具备第一总裁气吞山河的气派。然而，第一总裁的高管职位到底是凤毛麟角，对于一般人来讲，有大家风度，安当配角，也算是很有些气质格调了。

真像电影《兵临城下》中的小个子兵，“做梦都像当官”，弄些蝇营狗苟、拉拉扯扯的小动作，终究又没能当上官，那就可能分化到另一个极端的上海人中去，热衷关系，攀牵裙带，候着舔舐官场权利分配的残羹冷炙，这恐怕只能归入没有格调的市俗下流去了……

海派心眼与心胸

为“心眼小”别作一解，有意思，有味道。

常听人议论，说上海人小气，斤斤计较，排外，看不起外地“乡下人”，斩外国“洋盘”，等等。

作为上海人，很想据理力争，反驳辩解，但是，每每要开口，又觉底气不足，在我的家乡，上述现象时有发生，事实确凿。

上海人心眼与心胸的大小，三言两语，真说不太清楚。

九十年代，在台北机场有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六个醒目的大字——“小台北，大上海”。

这不是台湾人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而是房产商鼓励台湾人到上海去买房子。台北房子太小了，到上海去买房子，做生意，那里的天地空间大多了。

据有关资料，台湾大学生一半以上想到大陆找工作，台湾商人到大陆发展，80％在上海。目前，上海已有近30万台湾同胞，除了几个台胞集中居住的社区和特殊的商务场合，平时碰见台湾人的机会，倒也不见得比其他省市来的人多些，可见上海确实是很大。

上海人曾有段时间居住条件非常逼仄，“七十二家房客”挤在一幢楼里，“螺蛳壳里做道场”，合用厨房、合用过道、合用天井晒台、合用卫生设备……将心眼和心胸都挤压得狭小敏感了起来，排外就有些难免。

然而，排外不是上海人的本性。

上海历史上接受过三次大的移民潮，造成的原因，一是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二是日军侵华，三是解放战争。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几百万外地人来上海发展，是第四次移民潮了，上海人的心眼和心胸正在回归，逐渐显露出海派格调来。

上海人是心眼小、心胸大的。

说心眼小，是因为他们观察细致，感情细腻，说心胸大，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海纳百川。

细微处着眼，以小见大，高大处立志，好高骛远，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的自豪，在于她属于全中国、全世界。

晚清时候，有本叫《负曝闲谈》的小说，提到当时“天下四大码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中国上海。1881年，上海《申报》开始提出“上海是东方巴黎”后，一百多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在中国其他省市农业社会的特征还非常突出时，当时的上海，已经远比东京、新加坡和香港都繁华得多了。

那时，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时尚之都，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时尚之都，加上上海被法租界长期治理（法租界是上海治理的最好的一个区域），上海人的心里，就存下了一个法租界情结，向往着巴黎上流社会的格调。

外地人到上海来，觉得上海人洋气；外国人来上海，又觉得上海人身上，有种西方人没有的东方神秘，无所适从。上海人自然骄傲了起来，倒不一定是排外，而是心眼里不习惯、不顺眼、不喜欢一些外来的陋习，一流露出来，就失了上流格调。

他们将有些外地人叫“乡下人”，倒未必就是看不起外地人，而是看不起他们的一些不文明或缺乏教养的行为。他们将有些外国人叫“洋盘”，也不一定都是要欺负、讹他们的钱，而是看不惯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派头，斩个“洋葱头”解气。

有点本土常识的上海人，都知道80％以上的上海人原先都是外地人、乡下人“变”过来的，少数本地人都是正宗乡下人更无须说了。

很多上海人都有被人当作外地人、乡下人或“洋盘”的经历，当然，也都会有接受海派文化熏陶，脱胎换骨的过程，前人看后人，只是文明开化、格调提升早晚的事情，上海人这样一想，心胸也就开阔宽容了。

1946年的秋天，四川省梁平县有个叫李犹龙的小伙子，坐船到上海来谋生，经人介绍，就落脚在虹口四达路的一所中学打杂。

囊中羞涩、百无聊赖的李犹龙，那天，突然想起有个朋友王铁彬，好像在一家电影公司搞化妆，他想去找他吹吹牛“轧轧三胡”，不想这一去便改变了他的命运。

王铁彬带他到天通庵路摄影棚看拍电影。

那天正在拍摄一部叫《再相逢》的片子，导演正缺少一个临时演员，就“拉郎配”地让李犹龙充充数，还给了他酬金。

倒不是因为拍电影的酬金比在学校打杂多点，而是李犹龙喜欢和这些文化人在一起，一来二去的，他做起了那家电影公司的“特邀”演员，经常客串演戏了。

经常和那些上海演员在一起，特别是跟孙景璐那样的名演员一起拍戏，李犹龙觉得自己也越来越有上海人的腔调了。

有人劝李犹龙：“你在演艺界混，不要再住在那个中学里了，不像样子的。”

虹口，因为山阴路、多伦路、四川北路而成为民国年代海派文化的“奥林匹斯山”，镕铸成永久的文化记忆。

李犹龙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为了自己有点腔调，他托人找房子租住，后来，他住进了山阴路南面弄堂的一幢石库门里，从此就注定李犹龙一生与文化为伍。

山阴路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这一带曾活跃着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冯雪峰、丁玲、沈尹默、内山完造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文化名人。

李犹龙平时出入山阴路以及周边的多伦路、四川北路，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经意间，时常能与自己心仪的文化名人邂逅，感受到那份海派格调的影响。

走在山阴路上，即使空寂无人，拂面吹来的风都有些诗意，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四川北路横浜桥边，有家很小的文艺出版社，李犹龙在那里找到了一份美术编务的工作，正式吃上了文化饭。

解放后，李犹龙调进新中国第一份文艺刊物《文艺新地》当编辑，这就是现在《上海文学》的前身，上海市文联的机关刊物。

1953年初春，李犹龙下农村参加劳动。热火朝天的庄稼活、纯朴憨厚的庄稼汉，勾起了他浓浓的乡情。他回想自己从外地来上海，逐渐融入上海的这些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家乡川东的小调。

当晚，李犹龙伏在农舍的油灯下，兴致勃勃地给那首川东民歌小调填词：

太阳出来罗嘞喜洋洋罗郎罗

挑起扁担郎郎采光采上山岗罗郎罗

手里拿把罗来开山斧罗郎罗

不怕虎豹郎郎采光采和豺狼罗郎罗

悬岩陡坎罗来不稀罕罗郎罗

唱起歌儿郎郎采光采忙砍柴罗郎罗

走了一山罗来又一山罗郎罗

这山去了郎郎采光采那山来罗郎罗

只要我们罗来多勤快罗郎罗

不愁吃来郎郎采光采不愁穿罗郎罗

不愁吃来郎郎采光采不愁穿罗郎罗

李犹龙一气呵成，反复哼唱。

他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进了大上海，这些年的上海生活，喝黄浦江的水，吹海派的风，已经让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宗的上海人，他却忘不了那份乡情。

李犹龙恭恭敬敬地抄写一遍歌词，写上“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歌名，然后郑重地署名“金鼓”。

从此以后，“金鼓”这个笔名就乘着这首四川民歌的翅膀，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人们都知道了有个叫“金鼓”的四川籍上海人，开始慢慢忘记李犹龙了。

那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上海市委在兰心大戏院举行文艺晚会。

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总理点名，请著名歌唱家蔡绍序演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

高亢激越、热情洋溢的歌声，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舞了全场观众，与总理一起久久，久久地鼓掌……

今天，走在傍晚的山阴路或者多伦路上，如果天气好，你还会遇见一位年近九旬的矍铄老人，头戴一顶灰色法兰绒圆扁帽子，身穿畅怀的厚呢西装，步履稳健，恬淡豁达地悠闲散步，他就是四川人李犹龙、上海“老克勒”金鼓。

金鼓的身边，经常也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外地人或新上海人路过，他会和气地跟他们点头打招呼，有时候，他会停下脚步，意味深长地回头望着那些人远去的背影。

也许，夕阳斜照下，金鼓依稀看见了李犹龙那个熟悉的身影了……

一个外地人，或者一个外国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存，就要入乡随俗，和那里的当地人融合在一起，改掉不适应当地民俗和时尚的风习，尤其是陋习。要尽量选择接近当地的上层人士，才能尽快了解那里主流的风俗习惯，感染那里上流的文化格调，被当地人接受。

在上海，上流人士的身份标志是有没有品位、知识、气质风度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跟财产、地位无关。

这并非说上流人士没钞票、没社会地位，而是他们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方式，金钱、地位的来源方式远远比金钱数量、地位高低更加有意义。

有格调的上海人很懂得尊重人，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会随便嘲笑、嘲弄甚至欺负别人。

虽然，他们心眼很小，总是能从一些细节言行上看出人家的粗陋浅鄙，但是，他们心胸很大，只是宽容一笑，或者善意地指点，不会让人难堪。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的多元文化结构，海纳百川、包容内外的上海人是不会排外的，只有排斥那种夜郎自大、粗俗低下、没有文化教养的做派，上海才是适宜各国各地各族人居住的快乐家园。

阿拉上海人的“中产梦”

上海人喜欢自称“阿拉上海人”，这是一个复数同位语结构，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每个上海人的个性差异，存心强调一种整体的文化认同。

只要拥有上海户籍的人，都可以自称“阿拉上海人”的，但是，我们细数“阿拉上海人”的种类，可以“绕”上一串长长的“绕口令”：

除了我们经常讲的老上海人、新上海人外，还有新“老上海人”、新“新上海人”、老“新上海人”、老“老上海人”，以及本土上海人、外地上海人、外国上海人……

上海方言里的“老”字，既有“年长”的意思，也有“原来”的含义。

阿拉上海人，不只是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不是只要在上海生活，拥有上海户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空状态。阿拉上海人，是指上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在一起生活、工作，具有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条件，虽有先来后到之分，却没有主客之别的一群人。

让我们站在今天上海这个时空坐标上，来细看看“阿拉上海人”吧：

老上海人，自然是指上海解放前，以及五十年代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至八十年代初户籍管理松动前，具有本市户籍的人。

这些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固的优越环境，深受海派文明的熏陶，大多做过海上繁华的旧梦，容易盲目自信、骄傲、守旧、排外。如果跟北京人相比，老北京是只知天下，不识京城；老上海是只认上海，不知天下，一切都是上海好，上海之外的中国人都是“乡下人”，就是八十年代初来上海经商的台湾人，也只是个“巴子”。

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的结局，难免是贻笑大方，只是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明白。

新上海人，通常指八十年代初以来，因人才引进、投资、购房等取得户籍的外省市来沪人士。

这些人出现在上海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新旧交替时期，一进上海，就陷入新、老上海人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中，他们面对苦涩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急于积累物质和精神“资本”，实现中产阶层的人生理想，结果却常常变成工作狂，体力透支，情趣漂白而枯燥乏味。

新“老上海人”，应该是指80后、90后，那些“老上海人”的后代，他们继承了父辈的骄傲、精明，但是却不太熟悉海派文化的根由。由于父辈提供的先天条件差异很大，穷则思变，富则困守，他们的精神与心理状态，都有些不适应瞬息万变的现状，亟须调适。

这些人有父辈从来没见过、也没想象过的发展机会，同样，也面临比父辈严峻复杂得多的挑战、压力。

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通平民阶层的新“老上海人”。

虽然说，一个人要从他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年轻人都极其自信，自己通过高考及第、入仕做官、经商赚钱、出国镀金等方式，能提高社会地位。

女孩子还可以通过恋爱婚姻，靠姿色才识进入上层家庭，改变身份。条件差些的，则以青春为资本，勇敢地与外来妹一起闯荡咖吧、酒吧、歌舞厅，她们大多以“不出台”为自己的底线，仅收取客人的小费，忍辱负重地攒够几十万自费留学的资金，到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去打工“淘金”。

不论给“上海人”加上什么限定词，都是“阿拉上海人”，都会经历时光之流的汰洗，都应接受“上海格调”的熏陶。

新“老上海人”没有老上海人的那种自信、沉稳，却多有焦虑、浮躁，不时还会抑郁，心理的波动比黄浦江的潮起潮退更频繁。

新“新上海人”，新上海人的后代，很多是“前人种树，他们乘凉”的“富二代”、“官二代”。

这些人身上既没有海派文化的传统基因，又缺乏父辈们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的坚韧，眼高手低，只长个儿不长心，极易在海上繁华的声色犬马中失重，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无根漂浮，挥金如土、装腔作势，做着明日绅士的“白日梦”。

老“新上海人”不很多，应该是一些新“新上海人”的父辈，那些在生存竞争中的落伍者，正在过气的新上海人。

这些人有点昨日黄花的味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背井离乡，闯荡上海滩，也许因为某些天时地利，他们曾淘到过“第一桶金”，一夜暴富，从此有了立足上海的“事业”，也报上了上海户口。

但是，由于文化素养或科学技术方面的先天不足，他们在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盘掉了简陋的作坊，卖掉了唯一的一套商品房，只留下那本上海户籍簿。虽然心有不甘，但毕竟力不从心，只好用手头的那点余钱买彩票，碰碰运气。

老“老上海人”也很少见，都沉醉在对往日旧梦的追忆中。倒未必都是年迈的老年人，也有中青年的“小资”，他们生活习惯，全都模仿旧上海三十年代的做派，深居简出，躲在老洋房或石库门的西厢房里，喝着咖啡，老式留声机里隐隐传来周璇的歌曲。

这些人似乎在历史的风尘里迷路，以怀旧为时尚，喜欢翻检出一些土得掉渣的旧物，为逝去的岁月埋单。他们是面朝过去，倒退着前进的，谈不上速度了，所以，跟时代的节奏就有些脱节。

还有本土的、各个地区和国家来的上海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点，气质风度自然也各有千秋……

阿拉上海人就是这样一群人的集合名词，各种元素相逢于盛世浦江，和谐相融，取长补短，逐渐凸显出上海人的时代精神。

阿拉上海人在全国率先跨过小康生活水平的门槛后，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去梦圆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

他们仰慕并秉承近现代上海文化的传统，也注入各国各地各种文化板块的时尚元素，不但有高雅矜持的大家风范，也有潇洒幽默的绅士风度。

阿拉上海人是在跟这座日益漂亮的城市媲美。

上海人走遍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回来才发现，今天的上海是最青春靓丽的现代大都市，然而，他们仍旧心存失落。因为，无论走在国外哪个大城市大街小巷，都是行人比城市建筑漂亮，唯独上海的马路上，城市建筑远比来来往往的行人美丽，富有魅力。

在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等城市，虽然建筑都很古旧，但是街上的行人都非常优雅而有风韵。特别是他们脸上的表情：热情、开朗、善良、俏皮、满足、自信、大方、谦和等等，所有阳光的元素都形诸于色，喜心悦目。

上海的街头很少有这种表情的，多的是疲惫、困倦、呆滞、猥琐、狡黠、迟疑、过敏、焦灼等等，好像总有种舒展不开的拘束，锁住了笑意。

上海人魅力不够，跟中产阶层太少有关，不全因为缺钱，而是因为缺乏上流格调。

阿拉上海人有个最低限度的文化认同，就是认为上海是最好的城市，上海人是最漂亮、最受人羡慕的。他们是承受不了自己被自己的城市打败的，所以，他们之中很多人会让自己更加美丽起来，与这座美丽的城市相得益彰，富有魅力。

魅力是一种吸引力，能唤起人们爱慕与钦佩的情感，也能给予别人愉悦和享受的心情。阿拉上海人，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类上海人，都需要将那份小聪明拓展成大智慧，摆脱那些机巧委琐的心理羁绊，凭借大海、世界和这座城市的未来愿景，大气、超逸一些，有趣、开阔一些，潇洒、自然一些，那么，他们的骄傲，就能散发出魅力来了。

盛世里的阿拉上海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中产梦，明朝梦醒之处，终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放缓原始积累、拼命赚钱的节奏，匀出更多潇洒休闲的时间，讲究气度、讲究涵养、讲究诚信、讲究典雅，讲究阿拉上海人所应具备的那点文化格调。

到那时，阿拉上海人再看大上海的五光十色、风起云涌，更多一份包容的优雅风韵，“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更加大气的海纳百川的做派，令世界惊艳……

自家看看看　海派哈哈镜

对大多数的老上海人来说，“大世界”承载着他们童年的美好记忆。而外地人到了上海，多半也都会去“大世界”“白相白相”，有“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之说。

“大世界”的门厅里摆着哈哈镜，形状各不相同。人站在镜前，看镜中的自己或变得高瘦，或变得矮胖，或变得大头小脚，则忍不住哈哈大笑。

以下的自我测试就是面哈哈镜，仅为博读者诸君一笑耳。

面相： |
面容清秀姣好 | （2）
脸面赘肉明显 | （-1）
脸上无异物、无疤痕、无明显化妆痕迹 | （2）
经常有鼻毛、耳毛伸出 | （-1）
经常保持自信亲善的微笑 | （2）
通常不苟言笑，矜持自负 | （1）
没有表情或冷漠清高 | （-1）
不躲避陌生人的注视，对视一两秒后移开自己目光 | （2）
回避陌生人的注视 | （1）
习惯长时间与陌生人对视 | （-1）
体相： |
四肢修长，体态匀称 | （2）
明显肥胖，行动迟缓 | （-1）
站立时挺胸收腹提臀且双腿绷直 | （2）
短颈、撅臀或罗圈腿 | （-1）
吃相： |
基本都在家吃晚饭 | （2）
平均每月有八次以上在饭店吃饭 | （-1）
在家、在外吃饭都讲究礼仪规矩 | （2）
吃饭时喜欢高谈阔论 | （-1）
上饭店最讲究的是文化情调 | （2）
上饭店最讲究的是一起吃的人的格调 | （2）
上饭店最讲究的是菜肴的价格 | （-1）
从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喝过多的酒 | （2）
饮酒习惯是每次一杯名酒，外加矿泉水或苏打水 | （2）
经常喝烈性白酒或大量甜酒、啤酒 | （-1）
穿相： |
平时喜欢穿平整干净的旧衣服 | （2）
从头至脚服饰的颜色从不超过三种 | （2）
选购衣服时偏重色彩柔和暗淡，面料生物成分多的衣服 | （1）
喜欢色彩艳丽、款式新潮的服装 | （-1）
喜欢穿印有文字或图案的衣服 | （-1）
喜欢赶潮流，模仿明星的穿着 | （-2）
居家、工作和社交时穿不同的服饰 | （2）
有两套以上高级正装礼服 | （1）
工作时间以外常穿成套西装 | （-1）
穿睡衣睡裤上街 | （-1）
套头毛衣经常塞进裤腰里 | （-1）
腰挎腰包、手机、钥匙等物件 | （-2）
每晚擦皮鞋，鞋子整洁光亮 | （1）
鞋子与衣裤随意搭配 | （-1）
说相： |
会流利地讲上海话 | （2）
语调柔和委婉，语速不快 | （2）
讲话语速快、语调偏高 | （-1）
上海话口音里略带苏州或无锡口音 | （1）
上海话口音里夹带苏州、无锡口音外的乡音 | （-1）
习惯用尊称等礼貌用语 | （2）
习惯讲话时夹带网络流行语、行话、切口等 | （-1）
经常用疑问句式请人办事 | （1）
经常用祈使句式叫人做事 | （-1）
从不用“不”字或当众批评别人 | （2）
与人争执，最后一句话留给别人说 | （1）
交谈时喜欢打断别人、纠正别人 | （-1）
口直心快，有什么说什么 | （-1）
每天至少跟人“轧三胡”一小时以上 | （1）
从不说废话、不啰嗦 | （-1）
白相： |
经常有条件在非节假日里消遣游玩 | （2）
平时有比较固定的玩伴 | （1）
经常玩输赢竞争性强的游戏 | （-1）
喜欢用搓麻将、“争上游”等活动来消磨时间 | （-1）
喜欢打桥牌、下围棋或国际象棋 | （2）
喜欢评弹、沪剧或昆曲 | （2）
经常看话剧、歌剧或听古典音乐 | （2）
经常去舞厅、歌厅或夜总会 | （-1）
每年离沪出游两次以上 | （1）
有条件持续从事文化艺术、收藏鉴赏等兴趣爱好活动 | （2）
交际相： |
随和、糊涂、不管闲事，经常吃亏 | （2）
门槛精，从不吃亏 | （-1）
循规蹈矩，不喜欢冒失 | （1）
好胜心、竞争心明显外露 | （-1）
矜持含蓄，待人平和 | （2）
清高孤傲，不易接近 | （-1）
喜形于色，大惊小怪 | （-1）
在异性面前自信坦然 | （2）
在异性面前经常紧张或者兴奋 | （-1）
有几个曾帮过自己大忙的朋友 | （2）
特别喜欢承诺帮助别人 | （-1）
喜欢拍胸脯，先说后做 | （-1）
朋友之间没有物质利益联系 | （2）
朋友之间利益捆绑密切 | （-2）
遭遇危难时总希望朋友相助 | （-1）
朋友危难时你总是主动相助 | （2）
别人总是当面极力地夸你 | （-1）
别人能当面提醒你的差错 | （2）
动情时能够把控情欲 | （2）
动情时情欲驾驭行动 | （-2）
克勒相： |
熟知上海马路的老街名 | （1）
熟知上海租界的界域分布 | （1）
知道五处以上从老上海延续至今的茶馆、酒楼、咖啡馆和舞厅 | （1）
了解五个以上鸳鸯蝴蝶派、海上画派或海上剧社成员的生平事迹 | （1）
了解租界早期名园“味莼园”、“愚园”和“徐园”的旧事 | （1）
懂得西餐的程序、礼仪 | （1）
会跳各种优雅的国标交际舞 | （1）
能欣赏各种古典音乐作品 | （1）
会演奏一种以上西洋乐器 | （1）
喜欢品艺玩“票” | （1）
懂得中西融合的时尚 | （1）
穿着讲究休闲式的摩登 | （1）
情感生活低调不张扬 | （1）
生活奢华但不显摆、浪费 | （1）
拥有有些故事的家族背景 | （1）

总分55分以上：令人羡慕的上层格调

总分25—54分：受人欢迎的中上层格调

总分10—24分：需要修炼提高

总分9分以下：亟待改善

上海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