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朗读会

［日］小川洋子 著
李建云 译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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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朗读会

［日］小川洋子 著　李建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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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47590

目　录

1. 第一夜 拐杖

2. 第二夜 山谷回声饼干

3. 第三夜 B谈话室

4. 第四夜 冬眠中的睡鼠

5. 第五夜 高汤名厨

6. 第六夜 掷标枪的青年

7. 第七夜 过世的阿婆

8. 第八夜 花束

9. 第九夜 切叶蚁

该新闻是从位于地球背面的一个村庄被带回的，该村庄有一个复杂拗口的名字，仅听一遍，实在念不好。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左右，由W旅行社策划的一个旅行团——参团者七人，外加旅行社陪同人员与当地司机，共计九人——在结束遗迹观光乘坐一辆面包车返回首都途中，遭遇反政府游击队的袭击，除司机外，八人连人带车遭到绑架。依照绑匪团伙的声明，他们的要求是释放被逮捕与拘禁的同伴，并给付赎金。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同他们取得联系，人质也下落不明……这就是第一则报道。

绑架现场地处平均海拔2000米且层峦叠嶂的山岳地带，道路尚未铺修完全，星星点点散落的小村庄甚至还没通上电，因此传来的消息少之又少。实际上，事件之浮出水面，也是在被单独扔在现场的司机拿着绑匪团伙交给的声明，徒步走到最近的一个村庄求助之后。当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然经过了三个小时以上。司机在遇袭时受了重伤，颧骨与左肩骨折，倒在民房门口就人事不省了，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随后，成为人质的旅行者的身份得到证实，大使馆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政府相关人员召开记者招待会——尽管有如此这般的一系列动作，事态却并不见产生大变动的迹象。好不容易播放出来的绑架现场的新闻画面，也只见半枯半荣的贫瘠树林中延伸着一条红褐色的路；如果说多少可见一些线索，那就是路面残留的面包车的轮胎印痕了。

很快，新闻的报道角度逐渐缩小，在一番关于家属们六神无主与担忧的报道、对病床上的司机所进行的采访、游击队组织的实情披露等新闻之后，随着事件发生后不久的那股震惊渐渐淡去，人们对于据说被禁闭于自己从未去过也从未听说过的遥远的某座山中的那八个人，不知不觉失去了同情之心。

但是，出于首重人质性命并且不让事件成为绑匪团伙的抗议手段的考虑，政府与游击队的交涉自始至终在暗地里进行，流向媒体的消息也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一点，社会的漠不关心或许也可以说存在迫不得已的一面。

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将要两个月了，事件却仍处于胶着状态。据说有宗教领袖介入居中调解；人质里出现了病人，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被叫去治疗；有人终于准备好了用作赎金的金块，等等。各种传闻在世间流传，但无论哪一条，均没有确凿的证据。

事态突然有所进展，是在距离事件发生超过一百天，许多人甚至开始淡忘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人质事件的时候。破晓前，依依惜别的星星们还在沿着群峰的轮廓眨眼时，军方与警队的特种部队强行突破原为猎人小屋的隐蔽所。在对西面的墙壁实施爆破后，他们同游击队发生了枪战。结果，绑匪团伙的五名成员全部被射杀；特种部队有两名队员殉职，十一人受伤；人质因绑匪埋设的炸药爆炸而尽数死亡。

这一结局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人们在内心某处一度相信，暗地里的谈判进展顺利，人质们大概能够平安回家。不料信心竟被毫不留情地击垮敲碎。对于闯入作战过程中有疏漏的质疑也好，对于反政府游击队的憎恶也罢，在人质尽数死亡这一事实面前，皆是那样的无力。

当看到遭受爆炸而嵌满弹壳、几乎不留一丝原样的原猎人小屋的照片时，人们陷入了那简直就是旅行者们的遗体本身的错觉当中。八人被炸死的现场，地面泛出黑光，吸了血以后湿漉漉的。据说八人将身体紧紧挨在一起，连成了一体，即便被炸得飞起来，遗体也仍旧没有七零八落。

原猎人小屋内，可称为遗物的东西几乎没有留下，只有一样：遗属发现了刻在地板上的一部分文章。留在烧焦了的、成了小碎片的木板上的文字，尽管断断续续，眼看就要消失得了无痕迹，但已经被证实就是其中一名人质的笔迹。不大工夫，人们即从碗橱的横木条搁板、抽屉底部、窗框、桌腿等各种各样的碎块上面找到出自八个人之手的文字。被用作书写工具的，好像是针线包里的手缝针或发卡之类。不过，无论哪一篇文章，都只有仅存的一点片段。至于它们有着怎样的内容，为了什么记下来的，不得而知。

木片犹如从地底深处被挖掘出来的古物一般，意味深长。它们悄然低垂着头，怀抱着莫测高深的沉默。遗属们对这些木片与在当地火化的遗骨同样珍视，将它们抱在怀里回了国。

两年的岁月流逝，人质事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形式再次回到了人们身边。为了探察绑匪团伙的动静，有关方面曾对原猎人小屋实施了窃听，现如今窃听磁带被公开了。

窃听器当时被偷偷安装在国际红十字会带进去的急救箱、净水器、词典中。公开的内容与特种部队的作战内容无关，仅限于录有人质声音的部分。即便如此，也确实可谓一桩史无前例的事。

磁带是原特种部队的一名队员根据个人的判断交给遗属的，他说，这也是一种寄托，可以用来缅怀故人临终前的音容笑貌。这名队员，被认为正是在窃听现场头戴耳机负责监听的人。人质们所说的话，对他而言自然是一个字也理解不了的。

某家广播电台的某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曾采访过归国的遗属，其间很偶然地听了磁带。该记者立即感到其中内容意味深长，在与遗属经过反复交谈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终于从八家所有成员处获得了公开磁带内容的许可。

当然，其中也有遗属曾表示不愿让人看热闹，不愿再受到惊扰，但最后终究还是同意了。他们说，如果能将自己所爱之人确定无疑存在过这一事实铭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磁带上面留有八人朗读亲手所写故事的声音。可以想见，由于纸张不够，这些故事于是同时被写在了地板及窗框等处。至于是怎样的缘起促使他们这样做的，也只能根据他们的谈话来推测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并非出自留下遗言这般沉重的心境。从磁带上可以了解到，在漫长的人质生活期间，他们似乎和绑匪团伙之间也产生了交流，害怕生命危在旦夕的恐惧感渐渐淡化。在朗读的间隙，他们的确时常发笑。即使曾有过眼泪汪汪的场面，也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活着的真实感而流的泪。

总之，起初就是和打扑克及词语接龙等一样，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手段。什么都行，写一段回忆，然后一起来朗读吧！不要单纯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认认真真写成书面语言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还能够拥有一段专注于书写的时间。并非意欲在写作上彼此争一个优劣高下，我们所需要的，是静心思考与侧耳倾听。而且，所思考的并不是要等到几时才能获得解救这一未来，而是安放于自己心中的过去，无论未来如何都绝不会受损的过去。将它轻轻取出，在掌心捂热，放它入语言的扁舟，倾听这一叶扁舟激起的水声。就让我们的声音回荡在这间与熟悉的地方远隔千山万水、冰冷、石砌、只有蜡烛光的废弃屋内，就算是绑匪，也别想妨碍这样的我们。

就这样，人质朗读会得以举行。听众除人质外，还有负责看守的绑匪和那个在作战本部头戴耳机的男人。

题为“人质朗读会”的这档广播节目，从周日到下一个周日，分八期于每晚十点播送。录音状态很难说“良好”；听不清楚的地方、因咳嗽或打喷嚏造成的中断及错读等为数不少，但完全未做修改。朗读声的背后，时而传来红角鸮的啼叫，恰似随声附和。

“我今天是来给你治脚的。”他勾着头说。

“怎么治法？”

“当然是用这个喽。还用说吗？”他举起面罩与喷灯回答道。

“噫！它们可治不了！它们可是破坏世界的工具呀！”

“相反，这可是用来创造世界的工具啊。难道你不知道吗？”

工人师傅微微一笑，拿着喷灯的手一使劲，紧接着将那抹微笑隐入了面罩之下。一系列动作洗练、流畅，足可见苦练的成果。面罩非常协调地贴合在他过大的脸庞上。

不大工夫，从喷灯里射出火花来了。凉丝丝的玻璃一般美丽，活物一般不停律动，引吭高唱雄壮之歌的火花。它从工人师傅手底朝着我的左脚倾注而下。

“我今天是来给你治脚的。”他勾着头说。

“怎么治法？”

“当然是用这个喽。还用说吗？”他举起面罩与喷灯回答道。

“噫！它们可治不了！它们可是破坏世界的工具呀！”

“相反，这可是用来创造 世界的工具 啊。难道你不知道吗？”

工人师傅微微一笑，拿着喷灯的手一使劲，紧接着将那抹微笑隐入了面罩之下。一系列动作洗练、流畅，足可见苦练的成果。面罩非常协调地贴合在他过大的脸庞上。

不大工夫，从喷灯里射出火花来了。凉丝丝的玻璃一般美丽，活物一般不停律动，引吭高唱雄壮之歌的火花。它从工人师傅手底朝着我的左脚倾注而下。

第一夜 拐杖

小时候，我住在铁工厂对面。那是一家仅靠自家人与两三名员工经营的小镇工厂。同一条街上还开着照相馆、理发店、耳鼻喉科诊所、裁缝铺、古币专卖店。这些店铺，无论哪一间都拥有一扇紧闭的大门，挂着一块彰显历史传承的招牌，充满一股收拾得干净利落的静谧之气。相比之下，唯有铁工厂的气氛明显与众不同。

车间的推拉门总是敞开着，一部分工具摊到路面上来，无休无止地向周遭散播着噪音。铁板、铁柱、铁丝、铁锤、老虎钳、铁钩……凡是想象得到的坚硬且沉重的东西，车间都随手收集过来了——只能这样认为。它里面的一切均被红褐色的铁粉所覆盖，无论早上还是中午，看起来都像是黄昏。

我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拿白粉笔在路上乱涂乱画，一边参观铁工厂。我早就掌握了在既不会妨碍到大人们，也不会进入他们视野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参观每一个角落的要领。一颗孩童的心也觉得一个女孩子对铁工厂表现出兴趣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始终记得要假装自己是在开开心心地画画。

无论如何，我也无法认为那里是制造什么东西的场所。震颤空气的铁锤的声响也好，被截断的铁那临死前的痛苦喊叫也好，铁工厂实在就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地方。妥妥帖帖、规规矩矩成为一个整体的安定世界，此刻正从这间铁工厂开始遭到破坏。世界正在从我眼前的这个地方开始崩溃。但是，铁工厂的人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所背负的使命的真正意味，他们不过是一味地同坚硬物体进行搏斗。察觉真相的只有我一个。已经不容许后退了。就好像小小的虫牙一点点扩大，不久便侵蚀口中的骨头那样，这人世即将嘎啦嘎啦发着响地崩裂、坍塌——我感觉到了。

我丝毫不惧怕。不如说反而兴奋莫名。察觉秘密的就自己一人这个事实，令我的情绪进一步高涨。

尤其迷人的是喷灯嘴上喷出的火花。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火，譬如暖炉、酒精灯及煤气灶，都更具威力，也更绚丽。当浓重的赤红色红到极致、处处泛青光的火花朝着铁块喷射的那一瞬间，世界正在崩溃的预感便越发确定。这使我心满意足。

和喷灯的火花一样令人不能遗忘的，是工人戴在脸上的面罩。当然由铁打造、配合脸部曲线像瓦一样弯曲、只有眼睛的部位用一种特殊的透明材料施加了保护的面罩——担任重大任务的工人才配戴的、带有几分秘密色彩的面罩。火花喷出的一瞬间，工人即同时麻利地将它戴好，从没有哪一回慢过半拍。在火花前端，理应坚固结实的铁恰似即将没入西山的太阳一般，一边红红地燃烧着，一边像是无法忍受更大的屈辱似的发着响地渐渐熔化。戴面罩的工人毫不留情。他们汗流浃背地默默埋头作业。面罩看似遮掩了他们的脸，实际上反而暴露出其真面目。我心知肚明。那是一张不管怎样受热抑或沾满铁粉也依然毫无表情且纹丝不动的、晚霞色的脸孔。这，才是他们的原形。

那是我刚步入十一岁那年的暑假。午后两点左右，从游泳池回家的途中，我看见公园的秋千上软趴趴地坐着一个男人。之所以立刻认出那是对面的工人，倒不是因为他穿着工作服，而是因为他头发上沾着铁粉，看上去像是染了铁工厂的象征色。

只不过他是执行秘密任务的队员里面最小的小巴腊子(1)，连面罩也还没让戴。他所起的作用，也只到“接受前辈们的训斥就是工作”的程度。加上长得特别胖，虽然显得孔武有力，动作却迟钝，即使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他的功夫也还远远不到家。

“你出什么事了吗？”

在横穿公园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跟他搭话，个中原因至今想不明白。是对铁工厂的喜爱之情加剧的结果？因为他实在太过无精打采？纯粹是好奇心使然？总之，等回过神来时，话已经说出口了。公园里再不见一个人影，周围的人家寂静无声地被包裹在强烈的日光中，连早晨那般聒噪地鸣叫个不停的蝉儿们也收起了薄翼，一动不动地待在树荫里。

“我从秋千上掉下来了。”工人师傅回答说。

从他回答的语气里，丝毫听不出他面对一个突然上前搭讪的孩子表露出的惊讶及迟疑、戒心一类的心理，简直如同对待相熟的亲戚家小学生似的。这反而使我着了慌。我自以为是偷偷地在对铁工厂进行着侦察，不料连这样一个新手都能识破我的伪装，真是意想不到。

“玩的时候把脚给……”

只见他弯曲着上半身，以一种简直可谓战战兢兢的神情从左腿的小腿肚一路抚摸到脚踝。我朝秋千凑近了一步，但依然保持适当的距离。我站着看了一眼他的脚——左脚踝就搁在脱下的运动鞋与抟成一团的袜子上面，保持着一定的角度，借由脚后跟的一点来固定；虽说本就已经太胖了，可确实厚厚地肿了起来，肿得发红，似乎还在发烫。

“可是，你为什么要荡秋千……你都已经是大人了。”

听我这样说，他噘起嘴，一边呼呼地朝脚踝吹气，一边回答道：“就因为是大人，才失去了平衡啊。当自己还是个小孩，站着荡，结果脚一打滑，崴了，好像崴到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心说，这可不能成为大人荡秋千的理由，不过并没有深入追究。显然，更要紧的是必须为他的脚想想办法。

又前进了两步，更加仔细地观察他的脚：这只脚脏兮兮的，趾甲藏污纳垢，五根脚指头长满毛，脚背上浮现的血管描画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案，似乎还升腾起一股怪味道。

“没准骨折了。”

我一嘟囔，他“啊”了一声朝我转过脸来。

“跟腱撕裂的可能性也……”

“唉！”

这回，他发出听不清是哀叹还是尖叫的声音——当真感到害怕了。

走到他身旁，发现他看起来更胖了：下巴埋在脖子的肉里，工作服的前襟纽扣绷得似乎就要开裂，胖墩墩的屁股挤在秋千上。不知是工作中还是扭伤脚时造成的，他浅黑色的脸上满是伤痕。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眉眼间残留着与庞大的身躯不相称的稚气。

“你能走吗？”

他无力地摇摇头：“刚才试过好几回了，痛得压根儿踩不下去，没准连站起来都困难。”

“我去喊铁工厂的人过来。”

“今天是员工旅游日，大伙儿全都不在。”

“为什么你不去呢？”

“我留下来接电话。猜拳输了。”

工人师傅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将视线落向被炎炎烈日晒得越发火烫的脚踝。

这人得有多倒霉啊！我心说。他到底打算就这样在秋千上坐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他相信只要接受太阳光线的照射，折断的骨头或者撕裂的跟腱就能自然而然接上吗？我不由得回想起他在铁工厂里磨磨叽叽工作的场景。

“那么，应该上医院。隔壁镇上有一家整形外科医院。”我说，“不管是骨折还是跟腱撕裂，不上医院看一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仿佛只要一听到骨头或者跟腱之类的词语，疼痛就会加剧似的，他缩起似有还无的脖子，眨了几眨被脸颊挤眯了的小眼睛。

“哎呀，不行。实在没法儿走动。”

“一步也走不了？”

“啊，一步也走不了。”他头一回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

“明白了。”我也下定了决心，“我帮你找一个能当拐杖的东西过来。你再稍微等会儿。”

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事态，连我自己也根本没法解释。我只知道把装着游泳衣的塑料拎包往旁边一扔，急匆匆跑向自己家。确实，铁工厂少见地拉下了卷闸门。我本来想着如果半路碰上某个认识的大人我就求助，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撞见任何人。大概是出门采购晚饭的食材了吧，母亲也不在家。四周唯一能看见的，只有满溢的夏日阳光。

拐杖、拐杖、拐杖。具备一定长度、不会太粗不会太细、结实的一根棍子。我站在玄关，拼命四下里转动脑袋。出乎意料，这种形状的东西一时间居然找不到，我不由得心急如焚。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就能明白事情并没有到刻不容缓的程度，可当时，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认为必须赶快、抓紧。

对了，雨伞！灵感一旦闪现，答案就简单得叫人泄气。我从鞋柜里挑了一把最长的、看着挺结实的父亲的伞，一路跑回了公园。工人师傅以同刚才毫无二致的姿势在等着我。

“来，抓住它。”

我把伞递给他，把手伸入他腋下，希望能借他哪怕一丁点力气来帮助他站起身。

“不好意思。”

工人师傅说。他的腋下非常柔软，我的手指仿佛将无止境地深陷进去。和他的庞大相比，我的一点力气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用右手握住秋千上的铁锁链，用左手抓住伞，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秋千摇晃起来，铁锁链嘎吱嘎吱直响，铁粉从他的头发上飞落到我身上。

就在他左脚悬空、依靠雨伞踏出第一步的一瞬间，雨伞无声地从正中间折弯了。失去平衡的他再次一屁股坐在了尚未停止摇晃的秋千上。

“啊！”

我俩同时喊叫起来，见雨伞弯折得实在太过完美，不禁又扑哧笑出声来。只一瞬间，它就完全变成了一点也不像伞的东西，在他手里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但是，情况并不容许我们笑个没完。他的脚踝仍然无法自由活动，秋千周围没半点阴影，他的工作服被汗水浸染得变了色。

“对了，用不着特地去拿什么伞过来，附近掉在地上的树枝也行呀！”

“没那么巧吧，就能找到正合适的树枝……”

确实，环顾了一圈围绕公园栽种的蓝桉、大花四照花、麻栎等树木，发现掉落的净是细枝条。

“那么，割一根下来就行了呗！”

“怎么割法？”

“当然是锯子喽！还用说吗？”

话音未落，也不及去看工人师傅的反应，我便再一次撒开腿奔跑起来。跑回家后，这回，我从储物间抽了一把锯子出来。接着忽然又闪过一个念头，把冰箱里的大麦茶灌进水壶，又从餐桌上拿了两根当下午点心的水煮玉米。

“这回东西多了不少嘛！”

见我身上斜挂着水壶，右手拿着锯子，左手攥着玉米，工人师傅以一副漫不经心的腔调说道，就好像忘了这些东西全都是为他而准备似的。我也不介意，把食物和水递给他后开始环顾四周，想看看该选哪根树枝。

生长在攀登架边上的那株麻栎树看起来不错。树干粗壮，树叶青翠，生机勃勃，而且有枝条伸展到了攀登架顶上，高度和角度正合适。

我手拿锯子爬上了攀登架。一旦离开地面，阳光便越发热辣辣地直刺向我头上的旋儿。我的头发粘在了脖颈上，淌出的汗水流进眼睛模糊了视线，运动鞋里满是沙子，硌得慌。即便从攀登架上望下去，工人师傅也仍旧显得太胖了，明显和秋千不相称，活像是有人一时疏忽忘了带走的庞大物件。只见他脖子上挂着水壶，两只胳膊绕在铁锁链上，正在一边注意着不牵动脚踝的角度，一边大啃玉米棒。我仿佛都能听见玉米“噗、噗、噗”被咬碎的声音了。他的工作服被日光笼罩着，显得光亮无比，给人一种简直是铁粉在发光的错觉。

这两根玉米棒本来应该是我的下午点心呀！可是现在，这个问题无所谓了。拐杖。需要的是拐杖。只要我没做好拐杖，他就得待在那里一步也挪动不了。秋千因为左右两条铁锁链长度有些微妙的差异而略略倾斜，而且没上过油，锈迹斑斑。他坐在上面，只能徒劳地抖几抖多余的脂肪，荡不到任何地方去——而能够帮助这样的他、身为秘密任务队员的他的，只有我一个。

我终于在攀登架的格子上叉开双腿站定，朝麻栎树枝伸出手去。要想支撑他那连雨伞都能拄弯的巨大身躯，前端的细枝是不顶事的，我想。还是需要尽量探出身子，从树干上的杈根附近锯断。我将目标锁定在一条长得笔直且呈水平伸展的树枝上，然后以高举双手欢呼的姿势抓住了它。树叶沙沙响起，停栖在树干上的几只蝉慌慌张张地飞走了。我慎重地、煞有介事地、简直活像举行某种仪式似的拉动了锯子。在这期间，工人师傅喝了一口水壶里的大麦茶，正打算开始啃第二根玉米棒。

我所砍伐的麻栎树并不像雨伞那样柔弱，它出色地完成了作为拐杖的使命。

“来吧！”

我让他握住麻栎树枝，他用袖口擦了擦被玉米汁弄脏的嘴角，决意再次面对挑战。首先迈出右脚踏稳，接着拖过左脚，再接着一点一点调整着将体重转移到拐杖上去。我紧挨着他的侧腹，把双手紧贴着他的脂肪块，一边以不成调的声音嘟囔道：“没问题，拐杖不会再折断了。你填饱了肚子，也补充了水分，接下来就只用一步一步向前进了。来吧，振作起来！虽说是见习的，可你也是背负着秘密任务的队员之一啊！”

工人师傅终于前进了，尽管摇摇晃晃的。在我们身后，拐杖在地面上描画着深深浅浅的线条。

“能走到医院不？”

“嗯，感觉勉强能走到。”

“要我陪你一块儿去吗？”

“不用了。你该回去了，害家里人担心就不好了。”

刚一站起身，他就以突然间成熟了似的大人样的口吻说道。我听话地点点头。

“那么，路上小心！”

“谢谢！拜拜！”

他摆了摆手，两根玉米棒的芯子从他工作服兜里露出一个头来。不知不觉间，晚霞映红了四周，工人师傅的背影也被吸入了那红褐色的霞光中。

塑料拎包、锯子和弯折的伞就扔在了秋千旁，我也没管。拎包里的游泳衣早已经干透了。

同一年的年底，由于父亲工作上的调动，我家搬到了遥远的南方城市。尽管中间隔着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可工人师傅的伤势后来怎样了，骨头和跟腱究竟哪个伤了，参加员工旅游的各位可都平安回来了——这些事，竟没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星半点。有关铁工厂的回忆，随同那个夏天傍晚拖曳着脚的工人师傅的背影去向了远方。

这段记忆意外复苏，是十余年的岁月流逝之后的事了。二十三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设计事务所工作。同时，为了取得室内装潢设计方面的相关资格，晚上在一所专业学校学习。

有一天，我开着公司的车去洽谈业务，途中在高速公路上卷入了一起事故。一辆卡车的司机疲劳驾驶，迎面撞来，导致我肺部受损，左腿重伤，当场昏迷。

事后得知自己竟然接连八天不省人事，我大吃了一惊。因为在这期间，所有感觉是那样的鲜明，我自以为不曾有片刻睡着过。皮肤能随时感觉到微风，耳朵能分辨细微的声音，眼睛能捕捉色彩亮丽的景致的角角落落。就连话语，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说出口。

“哎哟，你的脚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再次看到那个工人师傅的时候，我立刻就缓过神来并出声打了招呼。

“嗯，托您的福。”

他照旧很胖，弓着背，浮现出害羞的表情。出乎意料的是，他手里拿的并非拐杖，而是喷灯与面罩。不过，工作服兜里照旧装着两根玉米棒的芯子。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允许使用面罩的？”

“就最近吧。”

“是你专用的面罩？”

“是吧。”

“你出息了呢！”

“不，还早着呢。”

他害臊了，一只手在面罩手柄上反复握握松松、松松握握。

“我今天是来给你治脚的。”他勾着头说。

“怎么治法？”

“当然是用这个喽。还用说吗？”他举起面罩与喷灯回答道。

“噫！它们可治不了！它们可是破坏世界的工具呀！”

“相反，这可是用来创造世界的工具啊。难道你不知道吗？”

工人师傅微微一笑，拿着喷灯的手一使劲，紧接着将那抹微笑隐入了面罩之下。一系列动作洗练、流畅，足可见苦练的成果。面罩非常协调地贴合在他过大的脸庞上。

不大工夫，从喷灯里射出火花来了。凉丝丝的玻璃一般美丽，活物一般不停律动，引吭高唱雄壮之歌的火花。它从工人师傅手底朝着我的左脚倾注而下。

“我，完全弄错了。”

声音被喷灯的声响掩盖，传不到任何地方。

“我是说工人师傅的任务……简直完全相反。对不起……不过，那可是关乎世界的第一大事，没错吧？就在我家对面的铁工厂，你们一度在执行重大的秘密任务。”

意识恢复后，我被告知自己的左腿险些截肢。几乎没有谁相信，一直被车身夹住并碾碎的脚能够再度恢复生机。醒来时发现脚好端端地连在身上；我立刻环顾病床周围寻找工人师傅，他的身影却已经消失在晚霞那头了。

（室内装潢设计师，五十三岁，女性/利用连续工作三十年的长休假参团）

(1)小巴腊子：方言，无足轻重的人。

开始工作以来好几个月过去了，稍稍习惯了一点后，除了坚决不放过一个的干劲之外，我竟然萌生出一种奇特的期待：要是残次品再多一点就好了。当然，没法上市销售的饼干肯定是越少越好，可当绵延不绝地净传来完好的字母时，我的内心某处总感到遗憾得不行。完好的它们以无可挑剔的爽朗姿态，从烘干生产线通向装袋生产线，朝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进。没有哪个需要我帮忙。搅拌机精力充沛地搅拌着原材料，滚筒施展着均匀的力道，烤箱维持着准确的温度——这样的日子对于我，反倒是无聊的一天。

第二夜 山谷回声饼干

从高中食物专业毕业，进入山谷回声饼干(1)工作，我离开母亲身边开始了独立生活。母亲在临盆当月同父亲离婚，靠着给红十字医院帮厨一手把我带大。她特别担心我，又备感寂寞。城里没有一个我可以依靠的亲戚或朋友。独自在车站下车的时候，我的随身物品就只有一只小小的手提包。

山谷回声饼干除向本地的超市及粗点心铺批发产品外，仅靠工厂附设的直销店勉勉强强做一点生意，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高中的就业指导部也曾经贴出过酒店餐厅、大型西洋点心生产商及百货店大食堂等待遇更好的招聘广告，可我最笨，又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所以面试一场接一场地被淘汰，结果只能上了山谷回声饼干这条船。当时，亲自前来面试的厂长显得比我还要战战兢兢，始终拿指甲咯吱咯吱地抠着白大褂袖口粘着的面粉块。啊，我多半会被这个人挑中吧——我望着落向地板的面粉想道，果然猜中了。

正如名称所示，山谷回声饼干只做饼干，与曲奇、油酥蛋糕、玛德琳娜蛋糕、年轮蛋糕、纸杯蛋糕及其他所有点心无缘。既没有巧克力味，也没芝麻味，就只有普普通通的饼干一条线。当然，用料独此一味，原材料的调配方法打从上上代的创业期起就没变过。

但是，山谷回声饼干唯独对于饼干的形状十分讲究。种类足足超过六十种，打从创业起一回也不曾减少，一直在持续增多。除基本款的动物系列、交通工具系列、天体系列外，还有菌菇、昆虫（最受男性喜欢）、蔬菜、花朵（最受女性喜欢），还有地图、家用电器、立体图形（可用于数学学习）、乐器、体育用品、面部器官（可用于玩蒙眼拼像游戏），等等，数不胜数。更有甚者，各大系列进一步细分，例如：动物的话，扩展为哺乳类、爬虫类、两栖类、原生动物、腔肠动物、类人猿、幻想生物；面部器官最终进化成为了内脏系列（脑、肺、S状结肠、卵巢……）、骨骼系列（肩胛骨、腓骨、肋骨、椎间盘……）。

在山谷回声饼干，重要的不是口味研究，而是造型开发。在工厂仓库里，铝制模具占据最广大的空间。它们几乎全部是定制的。一个一个打磨得漂漂亮亮，密密麻麻摆放在仓库货架上的模具们，看上去竟然比主角的饼干显得得意、神气得多。

烤好的饼干按照不同系列分装在大中小三种袋子里。包装袋上的象征性标记，是一幅一个小女孩冲着大山大喊“呀——嗬——”的插图。由于实在太拼命踮脚，小女孩的小腿肚绷得紧紧的，草帽眼看就要飞跑。“山谷回声饼干”这几个红字印刷的时候，就盖在那胖乎乎的小腿肚上。

但是，无论怎样绞尽脑汁研究出许许多多的形状，味道却千篇一律。山谷回声饼干的饼干就是这样，消防车也好，S状结肠也好，一旦放进嘴里就完全相同。

公寓距离工厂步行大约十五分钟，位于一条拥挤的小巷的尽头。这是一栋与房东家建在同一块地基上的、狭小逼仄的木结构公寓。一楼和二楼各有四间房间，走廊深处有共用的冲澡间与投一枚硬币烧五分钟火的炉子。走廊墙上贴满写有“整理整顿(2)”字样的白纸。公寓外就有一级河流(3)流过，长长的堤坝与两排樱树延伸开去；一到晚上，就有拍击桥墩的水声隐隐传来。这一带是战时烧剩下的一角，房子全都非常陈旧，而且隐藏在陡峭堤坝的背阴处，采光很不好。

但是，这栋公寓的房租令人难以置信地便宜并非由于采光的缘故，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是因为房东受到全城人疏远并嫌弃。

“废话少说，快点拿出来！”

头一回去交房租的时候，最先从房东口中说出的就是这句话。

“呃，不是，那个，我是，203房间的……”

“我说，有那闲工夫扯闲话，不如麻利地交过来。”

房东猛地将右手伸到我面前，俨然一副“小丫头迟钝成这样，懒得理你”的表情。这只手掌尽管皱纹满布、关节变形，大小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大，可它伸出来时的气势却具备令我畏缩的、十足十的吓人劲儿。

其实我丝毫没有磨蹭的意思，不过是打算遵照礼数先行寒暄罢了。察觉这个人一味地只是想快点收到房租，我慌忙拉开了包的拉链。不料，在我抓着装钱的褐色信封要拿还没拿出来的时候，房东几乎是一手插入拉链当中扯出了那只信封，敏捷得让人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一个腰都弯了的老婆婆。她咂咂有声地舔着食指，一张一张地数着钞票，反复数过三遍以后，似乎想说“仍旧大意不得”，又对着灯泡查验钱是真是假。

然而，一旦进入在发票上盖章的阶段，她的动作陡然变得缓慢。无论是打开印泥的盖子还是确认印章的正反，几乎都是慢动作。那样子，看起来简直好像在寻思如何想个办法欺骗这个小丫头，先不把发票给她，好双倍收取这个月的房租。我急于尽快从房东面前逃跑，结果被院子里的踏脚石绊倒，蹭破了膝盖。

两个礼拜的见习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字母系列的生产线上。没被调去爬虫类或骨骼的生产线，说实话，我松了一口气。字母是打从创业起延续下来的最古老的系列之一，保有稳定的销量。

我的工作是从传送带传输过来的饼干当中去除质量不过关的饼干。不完整的，开裂的，变形的，烤焦的，或者相反，烤得半生不熟的……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各种各样，总之，就是及时发现并将它们从转动的传送带上挑拣出来放入专用的篮筐内。

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各二十六个，外加句号（。）、逗号（，）、问号（？）、感叹号（！）四种符号，这五十六个便是字母系列的全部伙伴了。“A”一旦传送过来，一段时间里就只有一长串“A”。新鲜出炉的“A”们络绎不绝地跳跃着来到我面前，我探出身，凝神注视，搜寻“迷失”的“A”。当某一时刻蜂鸣器鸣响，传送带暂停，那是替换模具的信号。至于下一个会是什么字母被传送过来，机器不开动是不知道的。既然制造多种形状，那么决定哪个种类在什么时间烘焙多少，无疑就是山谷回声饼干里面难度最大的工作。而这，按规定是厂长的工作。

就字母来讲，容易破损的形状与不易破损的形状还是有区别的。结实的是“D”与“O”，脆弱的是“Q”和“g”。“D”一旦传送过来，身为新人的我，心情也多少能够放松一些，但是“g”就不行。我需要屏住呼吸，甚至不眨眼睛地把视线投注到所有的“g”上，同时让手指尖也绷紧神经，一觉得怪，迅速出手。眼睛和手指，如果两者不能达到有机统一、手眼合一的话，别人就不可能承认你可以独当一面。

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我一直站在传送带旁边，一个劲地盯着字母看。为了这字母系列，我倾注了自己全部的能力。工作结束，沿着堤坝走回去时，桥、电线杆及樱树以跟传送带相同的速度从我的右手边飘向左边；视线落到脚下，小石子、狗屎及被吐掉的口香糖，都被看成了字母的形状。

一旦有残次品混入装袋工序，就会受到车间主任的警告。警告次数会以生产线为单位被做成柱状统计图表张贴在墙上。但是，我之所以拼命，倒并不是讨厌挨训。而是因为，望着正确的字母们以不被任何东西干扰的坚定步伐行进的姿态，心情霎时间就舒畅了。它们行进得雄赳赳气昂昂，煞是可爱。

房东一天到晚坐在正房的飘窗上严密监视着公寓里的租客。哪怕她是在一边织着毛衣，抽着烟，给院里的麻雀喂着食，公寓里发生的无论多细微的变化也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听人议论说，她是在照料体弱多病的弟弟期间错过了适婚年龄，弟弟死后一直过着独居生活。还有人一本正经地说，在她弟弟刚死那会儿，为了阻止政府停发补贴，她把遗体在壁橱里藏匿了一段时间。

她最爱挑剔的是整理工作。只要有谁把鞋脱在公寓的玄关了，或者把化学调味料的瓶子搁在炉子旁边忘了收回，房东就会当即找出嫌疑犯并加以谴责。简直让人怀疑她在某个地方安装了监视摄像头。公寓的全体租客都是受害者，我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写的什么？”房东指着走廊上的白纸说。

“哦，写着‘整理整顿’。”

“再大点儿声！”

“整理整顿。”

“得发自肺腑！”

“整理、整顿。”

“听好了，这是我公寓的首要规定，是构成根本的纲纪，是理当优先于所有事项的人生义务。”

我只有一个劲地鞠躬道歉。尽管我不过是把从市立图书馆借来的书忘在了鞋柜上而已。

“你终归认为，哼，就为这么点小事儿，对吧？”房东双手叉在弯了的腰上，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看，经由掉了门牙的豁口吐出充满烟臭味的气息。“这就叫大错特错。难道你不认为，‘整理整顿是自我防卫的最佳武器’是一句名言吗？我想过的，每天下了班，全身疲惫地回到家，在玄关脱鞋，随便左右哪只脚先迈进屋，按照数十厘米的步幅走过去，开锁……这一连串动作一旦成习惯，人类就本能地遵守着相同顺序、相同速度、相同步幅。为什么？因为这样最安全。昨天、前天、一个月前，都这样做了，都很安全，没遭到敌人攻击，也没掉坑里，所以才要重复。然而，要是昨天还干净的过道上今天被堆上了多余的东西，会怎么样？预定的重复动作就没法实施了，不对吗？所以我才要磨破嘴皮子一讲再讲。我不是存心跟你们过不去，我这是希望房客们安全。”

房东咽了一口唾沫，双手摁着脊梁骨想要伸伸腰，可那个角度几乎不见一丝变化。我明白，顶嘴只会让事态陷入不必要的困境，所以只管乖乖地低着头。

“动物园里的大象吧——”房东略略降低声调，继续说道，“就因为它在象馆和游艺场之间，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按照相同的步幅走路，所以才能在沿路同一个地方留下脚印。它的脚只踩在固定的地方，只有那地方黑得发亮。真聪明啊，大象。比起把书扔在这种地方还满不在乎的人来，可是聪明伶俐得很呢！”

动不动拿动物园的大象跟房客作比较，是她的惯常做法，俨然一种夸耀自己所饲养的大象的代入感。她极少出门，极其偶然地穿着那套唯一的好衣服出门，目的地也是动物园——这一点也有人在传说。

“好，这是本什么书？”

“讲糕点的。我想学习……”

“学习？”

“是的。我，因为在一家糕点厂上班……”

“哦。”

关于工作单位，按理说入住时我就曾经告诉过她，可看她的神情，这种事好像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总而言之吧，好好干！”

说完自己要说的话，她左摇右晃着小小的后背，以恐怕与平常分毫不差的步幅，沿着铺路石朝正房的方向去了。

开始工作以来好几个月过去了，稍稍习惯了一点后，除了坚决不放过一个的干劲之外，我竟然萌生出一种奇特的期待：要是残次品再多一点就好了。当然，没法上市销售的饼干肯定是越少越好，可当绵延不绝地净传来完好的字母时，我的内心某处总感到遗憾得不行。完好的它们以无可挑剔的爽朗姿态，从烘干生产线通向装袋生产线，朝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进。没有哪个需要我帮忙。搅拌机精力充沛地搅拌着原材料，滚筒施展着均匀的力道，烤箱维持着准确的温度——这样的日子对于我，反倒是无聊的一天。

相反，所有环节都存在微妙的误差时，例如，过高的温度使原材料硬度不够，或者固定模具的螺丝松了，残次品一个接一个，在这样的日子我会大大地活跃起来。残次品大致躲藏在非残次品背后，为求受损的一边成为死角，它们格外小心，静悄悄的不敢大喘气，像是在说：求求你，忘记我的存在吧！

“别怕哦！”

我一边在心中这样嘟囔着，一边轻轻救出畸形饼干。

这时候指尖会微微传来刚刚烤好出炉的那种温暖，我特别喜欢。甚至产生一种自己此刻与这块饼干心灵相通的错觉，进而心头涌起想要放入口中的欲望——常常需要付出小小的努力去压抑它。

当然，山谷回声的饼干绝对没有美味到惊人的程度，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一般来说，它是不会被当作特殊日子的下午茶点心的。最好的待遇也就是，当人们嘴闲了又没有任何别的点心可吃时，才把遗忘在壁柜深处的袋子扒拉出来，无可奈何地吃几块受潮的饼干。你不能指望它有多甜，而且干巴巴的，不喝水，就粘在上颚尽里面难以下咽。

“新鲜出炉的味道，到底不一样呢！”

我尝试跟站在身旁的前辈搭话，对方却只是了无兴趣地摇摇头。他似乎对于所有的字母都没有特别的感情。

厂里人个个沉默寡言。厂长大概就喜欢这样吧。无论熟练工还是新手，无论工人还是办事员，个个含胸弓背、眼神凶恶。我见状立刻闭嘴，把手中残缺的“W”放进了篮筐。传送带兀自以相同的速度往来不息。

一天，我下班刚回来，就看见房东倒在院子里。看样子是被铺路石绊倒的，额头粘着半凝固的血。我马上拜托附近的医生出诊。医生说，她神志清醒也没骨折，估计没有大碍。说完，只给她额头涂了红药水就回去了。

“那人，就是一庸医！”走进一间像是起居室兼卧室的屋子，在摆在角落的床上坐下，房东晃荡着脚说道。

“您最好注意至少一个晚上吧。”

我也终于稳定了心神，有心思环顾四周了。果然不愧是整理整顿的信奉者，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叫人叹服：信件插信件袋，报纸放报刊架，梳子摆在三面镜前面——所有一切都收纳在正确的地方。朝东的飘窗上则摆放着烟灰缸和毛线团。

打开壁橱想要取出毛毯的时候，有个疑虑在我的脑海一掠而过：万一这里面有她弟弟的遗体……当然，那样的迹象是一丁点也没有。被褥类和床单全部角对角叠放得整整齐齐，纸板箱悉数封好箱口。

完全不见有不必要的物品、奢侈的物品，眼前存在于这里的东西，无论哪一样，都差不多被使用到了极限。覆盖着整所房子的那种擦拭不去的陈旧感、寒碜感，被她利用整理整顿的技巧设法巧妙地给掩饰了。

“是因为没有遵守平时的步幅吗？”我问。

“瞎胡说什么？当然遵守了。一毫米误差也没有地遵守了。但是……”房东抬起手轻轻放在额头，以确认红药水干了没有，“都怪那粘在石头上的落叶，害我倒了大霉了。要是大象的话，这时候已经让自己的体重给压扁压死了吧。”

尽管医生刚刚特意替她消了毒，房东却像数钞票时那样拿食指蘸了些口水涂在了额头。不知什么时间，太阳已经完全沉落了。

“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晚饭，我来做吧！”我一边想着这算不算多管闲事，一边战战兢兢地说道。

“不，算了吧。闹出这么大动静来，还有什么心思吃晚饭呀。”一副少见的软弱态度，“而且，今天没去采购，像样的食材应该什么都没有了。”

一谈到吃饭的事，平日里的傲慢劲儿就从房东身上消失了，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那么，我去买点东西回来吧？我也可以在公寓里做些什么端过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真的，没食欲……”

大象的法则被打破，肯定带给她相当沉重的打击。房东的腰看上去也比平时弯曲得更厉害了。

确实，收拾得过于整洁的厨房甚至飘荡着一股凄凉。泛着黑光的煤气灶显得冷冰冰的，洗碗池也干透了，摆在搁架上的调料瓶无一不沉浸在黑暗里。打开冰箱，在过于明亮的光线中，只有牛奶和番茄酱以及蔫成褐色的卷心菜浮现了出来。

这时，我猛然想起包里装有饼干残次品。

“如果是一点点饼干的话，大概能吃得下吧？”

“饼干？”

“是的，山谷回声饼干的饼干。我，就在那家工厂上班。所以，没法出售的产品，有时候能差不多免费地分到一些。”

“免费？”

房东对这个词作出了反应，从床上向前探出身子来。

我热好牛奶端到客厅兼卧室的圆桌上，和房东一起吃起饼干。

“这个，是英文字母的形状吧？”

“是的。不过每一块都是做坏了的。”

“说起‘山谷回声饼干’，别名叫作‘孕吐饼干’。”

“有什么说法吗，这个？”

“至少我周围的人是这么叫的。因为怀孕呕吐得吃不下东西的孕妇，就算一边哇哇地吐，也能吃得下这个。记得我年轻那会儿，这一点还被写进广告词了呢。”

“不过，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

房东吃了少掉上面一横的“F”，吃了裂成两半的“V”的其中一半，把烤得半生不熟的“e”送入口中，等它们粘到上颚，就喝一口牛奶。她说是说没食欲，没想到咬得假牙轻快地咯咯响，吃得还挺津津有味的。

“我小时候曾经把这种字母系列摆成各种各样的词语来玩。”

“嗬！”

房东抬起头来，嘴边沾着牛奶膜。

“比如说，自己的名字呀，心仪的男孩子的绰号呀……房东太太的名字，我也能摆出来哦！”

“别摆，怪难为情的。”

房东出乎意料地当真害羞了，小指指尖在“R”的圈里一会儿戳进去，一会儿拔出来。

“那么，就摆您最喜欢的词语。”

“这个的话，当然——”房东猛地一抬下巴，仿佛对着谁夸耀似的说，“就是‘整理整顿’喽！”

我在印着少女小腿肚的袋子里翻找起来，尽可能挑拣出破损较少的字母，对里面大写混小写视而不见，一块一块摆起了饼干。不由得回想起以前，我在摆母亲的名字时老缺一块“K”，不知什么缘故，都找得满手是粉了，连一个“k”也找不到。我被一种不祥的忧思攫住了，担心这预示着母亲会死掉，哭得昏天黑地。

[sEIrIseITOn(4)]

“整理整顿”好歹在圆桌的正中央完成了。尽管这里开裂那里残缺，“O”更是用“G”的半个圈和“Q”的半个圈拼接成的，可毫无疑问就是“整理整顿”。

“跟走廊上的标语相比，真够拙劣的，对吧？”

“用英文字母也能写‘整理整顿’啊。挺不错的，我喜欢。”房东一边伸出舌头把牛奶膜拖进嘴里，一边说道。

我们俩盯着[sEIrIseITOn]看了一会儿，随后分着吃了。房东吃了“s、E、I、r、I、s、e、I、T”这九块，我则吃了“O、n”这两块。

打那以后，每回分到残次品，我必定拐去房东那里一趟。由于分配的优先权归于前辈，所以没法做到隔三岔五地过去。尽管如此，一个月里总有一回或两回，我们俩在一起度过夜点心时间。对她来说，没准并不是点心，是晚饭也说不定。不过这一点我没去深究。我始终贯彻一个态度，认为这是有空闲的独居者彼此分享免费获得的一份幸运。回自己屋前，我总把余下的饼干留在那里。下回再去时，饼干总是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然而，房东收取房租时的贪婪，还有整理整顿遭到破坏时的恼怒，还跟以前一模一样。虽说她正蒙受这“山谷回声饼干”的恩惠，却并没有对我手下留情。对她来说，房租是绝不容许被人抢夺的猎物，整理整顿则是无需理由的生存本能。

我越发强烈地巴望多一些残次品。甚至一度认为，实际上残次品恐怕才是饼干本来该有的面貌吧？如果说平安到达传送带的最终地点，被装入袋中，乘上卡车运往某地的是“山谷回声饼干”，那么，半路被抓出来，被当作累赘，被撵到角落里的字母，就是为我而烤的饼干，是我和房东的伙伴——这是我内心的感受。

尤其对用于“整理整顿”的字母，我更是产生了加倍的依恋。有瑕疵的“i”或“t”或“N”传过来，我就嘟囔说：“真乖，努力走到这里。来，到等着你们的人身边去吧！”如果是头上稍微有一点点残缺的大写“S”传送过来，我就很高兴：“啊，太好了！这下子就能用大写字母开头了。多亏了你，正儿八经的‘整理整顿’能摆成喽！”

“工厂这种地方，想必一定收拾整理得井井有条。”房东说，眼里流露出向往的神色，牛奶蒸腾起的热气沾湿了她的脸颊。

“这个嘛，怎么说呢，我们厂倒也并不那么……”

“总归是工具应有尽有，全都摆放在规定好的地方，每个人也都配合这些工具做着规定好的动作，对吧？啪嚓、啪嚓的，对吧？就跟大象再次把脚精准地踩到头天的脚印上一样，容不得半点随心所欲。分毫不差的机器，不见一根头发丝的地面，默默劳动的人们，直角与直线的世界。真好啊！真想参观一回呢！”房东一边咬着烤焦的“L”，一边任意驰骋想象，“你这人糊里糊涂的，可比大象差远了，不注意不行啊！哪天你胳膊被机器夹住，剜成了英语，我可不管哦！”

许是有些太硬了，房东把“L”的角浸在牛奶里泡涨后才重又放进了嘴里。

“我会注意的，安全第一嘛！”

“错啦，是‘整理整顿’！”

“是，不好意思。”

我们俩拿不合格的“山谷回声饼干”组成过各种各样的词句，不知不觉在两人间定下了“只准吃在桌上摆成过词句的字母饼干”这样一条规则。

[KoujYo(5)]

[HInoyouJiN(6)]

[gUnyU(7)]

数目渐渐少下去，能组建的词句也就越来越有限了。

[ME]

[Ga]

[i]

摆在桌上的这个那个的全浮现出心里没底的表情，仿佛在说：不，我们都是“迷失者”，没什么资格让您组成词句。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房东也要展现平日里的性格特点，不允许有一毫米的倾斜与偏差，把一个一个字母好像理想的工厂里所摆放的工具似的“啪啪”一一摆好。多亏了她，它们才能在这张陈旧的圆桌上找回少许尊严。

[zo(8)]

“大象就是写成英语，看起来也很聪明呢！”房东说。

“没有大写字母了，真抱歉。”

“是大是小没关系。大象之所以了不起，不是因为庞大。”

“看上去，‘z’就是把苹果往嘴里送的鼻子，‘o’就是屁股。”

“没错，名表其体。”房东显得很是满意。

我们没忘把“整理整顿”留到最后。把它摆在桌子正中央，对着望一会儿，然后，“S”到“T”归房东，末尾的“o”和“n”归我吃。

“我问你，你怎么会到糕点厂工作的？”房东问。

“这都是小时候没吃到糕点的反作用。”我回答说。

“因为生病还是什么原因？”

“不是，是因为穷。我骗妈妈说自己不喜欢吃甜食。”

“嗬，是吗？”

房东喝光了最后一口牛奶。一旦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就只听见远处传来的小河流水声了。

我和房东一起去过动物园，就一回。她梳妆打扮出门，目的必定是动物园——传闻没瞎说。不过，说是说梳妆打扮，也只是把深灰色裤子换成深灰色裙子，披上虽已磨破却熨烫得平整服帖的羊毛大衣，戴上贝雷帽而已。

房东进入大门后对导游牌不屑一顾，对长颈鹿、黑猩猩、犀牛全部无视，笔直朝大象身边走去。看样子是走顺了的路线，步履轻快，让人不由得怀疑：地面莫非留有房东的脚印不成？

那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天阴着，园内空空荡荡。尽管如此，象馆前面还是聚了好几个游客。房东推开前面的游客，霸住围栏的中央位置，伸出十根手指抓住铁丝网，之后再没挪动半步。

是一头六十岁的母象。左耳边缘龟裂成了锯齿状，鼻子根部磨成了肉色，松弛的肚皮左摇右晃。

“围栏那边有一个池子不是？上个月，动物园挖的，打算建成大象的游戏场。可那孩子就是不进去。大象可不是傻瓜，不清楚底部是什么情况，就欢欢喜喜地进这种池子。倒是只晓得多管闲事的人类，要傻得多。

“你瞧，饲养员正在给它喂苹果当下午点心。因为那是个新来的饲养员，所以它用鼻尖接。这是不信任的证据。有距离。要是老手的话，就让直接放嘴里了。就是说，大象这是按自己的标准给人类定亲疏呢。

“大象这样摇晃鼻子，是它焦躁不安的体现。因为脚边有小鸟。一旦有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在脚边晃来晃去，大象就会毫不客气地表现出厌恶来。扰乱本来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世界，那它就等于是敌人。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条强有力的理论吗？”

房东告诉我有关大象的种种事情。在这期间，她的视线一直也没从大象身上移开。大象这边也是，它一会儿洗洗沙浴，一会儿拿鼻子蹭蹭水泥柱，视野的一角却总在捕捉房东。

终于下起了小雨。

“差不多该走了吧。”

我试着催促她，却没听见她回应。我打开伞，撑在两人中间。不知不觉间，其他游客已经不见了踪影。只有大象和房东，压根儿没意识到什么雨水，直勾勾地相互对望着。

“您特别喜欢大象吧？”我突然蹦出这句有点多余的话。

“因为弟弟喜欢啊！他经常在这里就这样看着。”

房东抓着铁丝网的手指尖冻僵了；大衣的肩头湿了，变了颜色；贝雷帽下方露出的额头上，曾经的擦伤在她说话时跟着抽动，同皱纹区别不开了。我把伞朝房东那边又稍微凑过去了一点。在某个笼子里，有一头野兽正在发出颤抖的吼叫声。

发现房东遗体的，是102室的房客。她是来交涉的，希望房东等一个礼拜左右再收房租。房东当时就坐在起居室兼卧室的椅子上。头垂得稍稍有点低，可因为她的腰本来就是弯的，所以看上去并不像已经死了。叫她也不答应，起初102室疑心这是欺负房客的新招数，直到上前摇晃她的肩膀，才终于充分理解了事态，同时大声尖叫起来。但是她所惧怕的并非房东之死，而是别人怀疑自己在两人围绕滞纳房租一事起争执的过程中下了杀手这一想象。我听到尖叫声跑过去时，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是我杀的，不是我！”

死因是心脏病发作。看样子是黎明时分从床上爬起来后，坐在椅子上咽的气。

房间还是熟悉的房东的房间，除房东已死这一事实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走样。她那不可动摇的信念，甚至没有被这样的突发事件惊扰，依然贯彻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床单不见一条褶皱，睡衣叠得整整齐齐，飘窗上的藤篮里搁着两根棒针以便随时开始编织。盛热牛奶的马克杯倒扣在碗橱里，剩余的“山谷回声饼干”袋口用橡皮圈扎紧了存放在壁柜里，对弟弟的回忆则躺在贴好封条的纸板箱里安睡。所有的一切，处在整理整顿的守护之下，不见有一丝的慌乱。

[sEiriseitoN]

圆桌的正中央摆着一行山谷回声的饼干。也许她是打算当早饭的。

我赶在警察到来之前悄悄把饼干藏进了兜里。虽然知道这样的场合不得用手碰触现场，可我认为，趁着还没受到不必要的调查，将它们作为房东留下的纪念带出来的权利，自己还是有的。

在作为糕点匠人自立门户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这十一块“山谷回声饼干”装在一个布袋里珍而重之地带在身上。别人问我这是什么，我就回答说：“这是我的护身符。”

（厨师专业学校糕点制作课程教授，六十一岁，女性/因进修旅行中的自由观光行程而参团）

(1)山谷回声饼干：公司名。

(2)整理整顿：“整理”和 “整顿”在日语中均表示“收拾、整理”的意思。

(3)一级河流：日本指在保护土壤和国民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水系中，属于中央政府管理的河流。共有109个水系和13000余条河流。

(4)“整理整顿”一词日文读音的罗马字拼法。

(5)日文词的罗马字拼法，意为“工厂”。

(6)日文词的罗马字拼法，意为“小心火烛”。

(7)日文词的罗马字拼法，意为“牛奶”。

(8)日文词的罗马字拼法，意为“大象”。

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一间B谈话室，召开各种类型的集会，有着一点点关联的人们，寥寥数人奔它而来。对其余众多人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在B谈话室得到片刻无与伦比的珍视。会员们唯有在B谈话室，才能够真正或笑或哭或感叹。

我钻进那里，对那里进行一番细心探索后不留痕迹地离去。与校阅工作一样，谁也不会在乎我的存在。我离去后，集会照常继续。

B谈话室隐藏在城市角落里一个僻静的地方，人们不加理睬便擦肩而过。所以我写起了小说，为了将B谈话室内发生的行为准确无误地镌刻在这世上。

第三夜 B谈话室

那天，之所以会顺便走进文化馆的B谈话室，完全是事出偶然。下班回家途中，路遇一个外国男人询问去文化馆怎么走，我心想，就两三分钟的路，带他过去要比用嘴说明来得简单多了——这，就是起因。

外国人结结巴巴说着话，郑重其事地鞠躬行了一礼，在大门口左手边的小小咨询处领了一张什么纸，朝挂有“B谈话室”牌子的房间走了过去。我之所以亲眼看着他进去，是看他年纪已相当大，脚下显得很不稳当的缘故。

3日（周三）上午10点~ 干花一日课堂 热烈欢迎初学者 14日（周日）上午8点半开始街道居委会大扫除 恳请配合29日（周一）14：00~欢乐口哨会 课程结束后有茶话会……

——大门旁边的告示牌上张贴着各种各样手工制作的宣传单。虽然上下班路上我无数次地经过文化馆门前，却一次也不曾像这样驻足观望。这是一栋平淡无奇的平房建筑，前院的花丛中盛开着雏菊与三色堇，停车场上停着一辆带辅助轮的儿童自行车。

不经意间看过去，只见一女子从咨询处的小窗口里探出头来，朝这边频频招手。这手招得饱含亲切感，却具有不容分说的强制性。而我被吸引着糊里糊涂地踏进了文化馆，则是出于她长了一张特别可爱的脸这唯一的理由。

“请进，您不需要有所顾虑。”她说。

“不，不是的，我只是……”

正待说明情况，她以善意的笑容打断了我，继续说道：“唉，一开始谁都会退缩的。头一回踏足一个地方，很正常。不过不要紧的，不需要担心。”

她尽全力伸长了脖子注视着我。她长了一双深邃的眼眸，不禁令人感到只要定睛凝望着那对乌溜溜的眼珠，就当真没有一点烦心事了。她的睫毛很长，嘴唇润泽，未经任何修饰的直发长及工作服肩部。小窗口里面的办公室尽管多少有几分人气，大堂却不见半个人影，外国人刚才走入的那扇门一直关着。

“进去吧，就那个房间。”她递给我一张宣传单，指着“B谈话室”说道，“那里是拯救濒危语言之友会的会场。”

“濒危语言？”

“还来得及，现在才刚开始。”

她把眼睛睁得越发大了，好似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指着“B谈话室”的手指十分柔美，白嫩透亮，直至指甲尖。我凝视着那只手，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在阅读宣传单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所谓“拯救濒危语言之友会”，是以保护因政治原因被禁止使用或因人口减少而被人行将遗忘的全球地域性语言为目的的集会。但其活动并非旨在呼吁地区独立的勇武行为，原则上为的是寻求个人精神上的安稳，内容轻松。

会员是与某种除各自国家的母语外的地域性语言有缘的人们。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得不到机会使用它，只能以一种寂寞的心情眼睁睁看着这种熟悉且备感亲切的语言渐趋消亡。尽管语言种类各异，但他们会偶尔在文化馆聚会，相互慰藉。简单概括来说，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会。

一脚迈进B谈话室，里面出乎意料地宽敞，吓了我一跳。看样子它同时作为练舞房使用，地面铺的是木地板，三面墙装有横杆，正对面整面墙镶嵌着镜子。房间中央，钢管椅围成一个圈，上面坐着大约八个人。此时正有一个长着东南亚面孔的微胖女人站起来，独自讲开了。仿佛事先觉知我会参加，不知为何，有一把椅子空着，我自然是过去落座了。尽管人人朝这边瞅了一眼，但现场的空气并未出现骚动，我顺利地融入了圈中。

女人微抬下巴，望着天花板与墙壁的交界处专心致志地讲着。声音恭谨，几乎没有抑扬顿挫，但总觉得带点媚气。自微张的双唇间吐露而出的，是宛如勤劳的蚕所吐丝线般没有间断、无限绵长的气息。这条丝线将围坐成圈的人们轻轻柔柔地包裹了一层又一层。

当然，至于她在说些什么，意思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其他会员都在认真地侧耳倾听。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抱着胳膊，还有人啃咬着大拇指的指甲。他们姑且将意思这玩意儿弃置一旁，只用鼓膜来接收她的话语。

“好了，我说完了。”

听得懂意思的语言冷不丁回来了，我不由得打了个惊怔。女人的话语迎来终结，与此同时，圈内响起了掌声。

“好极了！仿佛能感受到劳动的喜悦。”

“唉，真的。发音节制，没有搅乱织布的节奏，很有魅力。”

“不知道为什么，跟无聊不一样，还有一种被嗖地一下带进梦乡的感觉。”

“说到底，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故事也曾经被用作婴儿摇篮曲的缘故呢？”

人人畅所欲言。她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小岛上，刚才所讲的似乎是村里的女人们在织布时彼此讲述的一个传说。她宽宽的前额浮现出薄薄的一层汗珠，看神情松了一口气，坐下了。

“那么，有请下一位。”

聚会以惯常的方式进行下去。下一位是我给带过路的老人。看样子，他并未发觉我像这样和他同坐在B谈话室。他说的是意大利北部靠近奥地利国境的一个峡谷地带的地域性语言。十三世纪，因宗教上的对立而隐居山中的一百几十个村民，出于安全与团结的考虑创造了一种语言。而他，据说几乎就是这种语言唯一的继承者。

“这是送别死者的祷告词，曾经在洞窟中的礼拜堂吟诵。”

老人清了清嗓子，理了理胡髭，充分停顿之后发出了第一声。洪亮的声音响彻房间各个角落，令人不由得暗暗吃惊：一个瘦弱且上了年纪的人哪里来的这般力气！声音撞到镜子弹跳回来，在天花板上形成了旋涡，同织布的传说完全大异其趣。有跌宕起伏，有悦耳韵律的反复，有高雅与大气。虽说是祷告，但又时而听着像歌唱，时而听着像诗朗诵。人们更是将全副神经集中到了耳朵上，身体一动不动，连摇晃椅子的也没一个。

自己顺道带过路的这位老人，竟然是某种语言的唯一尚存者，重又想到这一点，我备感不可思议。随着他的吟诵，我不由得想象起令死者安心、令生者安慰的祷告在洞窟内回荡的情形来。那是从未去过的某个遥远村落，洞窟就位于贫瘠的山体中。一旦走出洞窟便不再具有任何意味的这些词句，藏身于世上独一安居之地——黑暗，只是为了送别死者。那里被黑色的嶙峋山岩覆盖，黑得难以分辨哪是黑暗哪是山岩，特别地阴冷。脚边有冰冷的泉水流过；伸长手臂，仍探不到山洞深几许；煤油灯忽明忽暗，所照亮的，唯有躺在棺内的死者的脸。

不知不觉地，那张脸变作了此刻正在吟诵的老人。啊，对了，他一死，一种语言也就跟着死了！所以这是针对语言之死的祷告，而大伙儿皆是在侧耳倾听渗透进洞窟的余音，我想。

“谢谢！”

这时，老人双手合十，屈膝垂首。圈中恢复了宁静。

就这样相继按顺序讲说濒危语言。既有戈兰游牧民族的语言，也有仅在波西米亚炼金术士间流传的语言。婚礼祝辞、祈雨咒、童谣、鬼故事、寓言、绕口令等等，内容丰富多彩。无论何种语言皆具独特魅力，不曾令听者感到乏味。只需坐在圈中，织布小屋也好，洞窟也好，炼金术士的城堡也好，便能清清楚楚地浮现。讲完的人，无论是谁，确定自己的话语肯定曾在某个人的耳畔萦回，也就满足了，浮现出安心的表情。

“让您久等了。那么，请吧。”

大伙儿的视线一齐朝向这边时，我总算意识到原来也会轮到自己。不知为何，在此之前我竟愚蠢地陷入了自己能够始终保持听众身份的错觉当中。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濒危语言。

我也想过老老实实讲清楚事情经过，为自己并非会员却参加了集会而道歉，但如果那样做，又觉得好像辜负了坚信我是新会员的咨询处的那个她。她那充满善意的招手与乌黑的眼眸再度浮上心头。

“嗯……”

怎么办才好？我连个头绪也没有，姑且先站了起来。大伙儿全都准备好等候一种不知怎样的濒危语言登场。

“这是我——外婆的故事……”

我又是舔嘴唇又是用脚尖点地板，以求争取时间。喂，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我逼问自己。

“外婆在某个位于海岸边的半农半渔的村子里担任一项小职务。”

自我逼问仍未有结果，我却已胡乱开始了说明。完完全全漫无计划。没有任何的整体构思、故事发展线索以及预期达到的效果。唯有我的嘴巴自顾自一张一合。

“那是被称为灌注使的活儿，村里有婴儿出世，就制作人偶来当替身，把婴儿将来患的疾病灌注进去。人偶是掘开先祖之墓，用动物胶黏合先祖的骨头制作而成。这个由叫作胶塑使的、担任另一种职务的人来执行。外婆负责对着人偶将本来应该由婴儿背负的苦难慢慢灌注进去。开解、蛊惑、哄骗人骨人偶使其成为替身的语言，只有灌注使会讲。我就是灌注使一族最后的继承者。”

“被灌注以后，人偶会怎样呢？”讲织布的女人赔着小心问道。

“在婴儿出世后第二个月的满潮之夜把它沉入大海。”

我回答得煞有介事。会员们相视点头，一副“噢，原来如此”的神情。

“那么……”

从这里起，我的的确确当场杜撰了一种所谓对人骨人偶所讲的语言。分不清是念经还是念佛还是祈祷文，既像是伪中国人使用的蹩脚中国话，又像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对白。总而言之，胡扯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我生平头一回体会到了随口胡诌是何等的困难。倒是杜撰所谓的灌注使，荒唐归荒唐，好在有情节，还算轻松。无数次险些编不下去，每次都是要么沉吟出声，要么从鼻腔里发出哼哼声，借此蒙混过关。但是这些声音反而成了活像巫术的腔调，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我清楚地看到大伙儿探出上半身，仿佛不愿听漏一声。

“完了，结束了。”

好歹讲完适当的长度时，我已经紧张得直冒汗，上气不接下气了。同时，掌声雷动。比送给此前的谁的都响亮。

“灾难一点一点被灌注给人偶的感觉，非常有戏剧性。”

“能让像你这样的灌注使行灌注礼，婴儿会很放心呢。”

“你声线很好，是能够嗖地穿透骨头上小孔的声音。”

“拥有这样的声音的世家，才能当选为灌注使吧，肯定。”

“过阵子亲戚家有婴儿要出世了，不知道能不能拜托你？”

我无论对于哪条意见都报以模棱两可的笑容，并深深一鞠躬。掌声越发地响亮了，响彻全场，久久不息地在B谈话室中央描画着小小的圆圈。

回家之际，咨询处的女子再次从小窗口里面探出头来，朝我眨了眨眼。她脸上浮起满意的笑，似乎想说，我说得没错吧？完全用不着担心吧？这是不可动摇的坦然的笑。我心说，啊，没叫这个人失望，真是太好了！进了B谈话室一趟，真是太好了！本打算帅帅地回报一个秋波，怎奈最终不过是眼角堆了几条皱纹而已。

当时我在一所私立大学的出版社担任校阅工作，时年二十八岁。

打交道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教员们的专业书籍及教材教辅，出版社的专属职员算上我也就五人。大学办公室的东北一隅，用可移动壁板辟出的一角，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了。

在那里，我日复一日钻入文章构建的地层中，搜寻所有矛盾、谬误、疏忽、不当。我双膝跪地，尽可能缩小身体，以求能够进入无论何等细微的缝隙。泥煤、沙砾、岩脉——地层的构成自然多种多样，即便蹭破膝盖，即便泥土塞嘴，我也不吐半句怨言，随时让自己配合地层的形状。有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附着其上？本来该有的东西有没有缺漏？我顽强地推测作者的思路；我拼了命地屏住呼吸，以求与从未谋面的某人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然后，在总算做出判断的地点，放下一颗红色小石子作为记号。

成书之时，我的痕迹被消除得干干净净。红色小石子被踢飞，所有一切得到巧妙的调整，地层以仿佛生就如此的姿态横陈于人前。谁也发觉不了曾经有我这样一个人在那里满地摸爬。

成书之后，我重又藏身到了可移动壁板后面，背对着行政人员和学生，密切注意不让大伙儿觉得碍手碍脚。我往口袋里塞好红色小石子，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

对于这样一份工作，大体上我是满意的。虽然也有许多时候一整天和谁也说不上一句话，可我并不感觉寂寞。每天早上乘坐同一班电车，八点五十分打卡，中午休息四十五分钟，下午三点休息十五分钟，五点下班。每月有两三天加班，届时我就去学生食堂买来巧克力夹心面包边吃边集中精神，努力工作到半夜。下了班，不绕道，直接回公寓（经过文化馆门前），休息天则上自然史博物馆参观。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就小小地奢侈一把，去针灸院做个特别疗程来缓解眼疲劳。晚上就喝一点威士忌，隔着院子眺望对面公寓的窗户——也就是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帘上一晃而过的人影。

这就是我的生活。

第二回踏足B谈话室，是在一个周四的晚上，距离拯救濒危语言之友会的聚会过去了大约一个月。自从讲过灌注使的语言以来，每回经过文化馆门前我总要朝咨询处张望，寻找她的身影。可惜小窗口大部分时间都关着。偶尔开着，露出来的，也只有一个瘦削的大叔那张无精打采的侧脸。自然，这个人是不会朝我招什么手的。

许是有人在练习舞蹈吧，里面也曾经传出踩得地板咚咚响的劲头十足的脚步声，还有用手打拍子的声音。这里也曾因手工艺作品展示会而热闹一时。还有一些夜晚，大门上了锁，唯有紧急出口的那盏灯模模糊糊地照出B谈话室的门扉。

那个星期四，总觉得气氛跟拯救濒危语言之友会聚会那天很像。即是说，人们活动的路径只限于通向B谈话室那一条线，大堂则笼罩在一片几欲令人窒息的静谧中。我朝照旧紧闭不开的咨询处小窗口望了望，回想起那充满自信的招手与乌溜溜的眼眸，犹犹豫豫地伸手拿过宣传单，转动了B谈话室的门把手。宣传单上写着“运针俱乐部”。

这回的风格像教室，书桌和椅子面朝镜子排成五列。仅凭这一点，自然就能揣测到同上次的集会宗旨差别相当之大。运针俱乐部正如集会的名称所示，是练习运针的俱乐部。

我坐在了离门口最近的位子上。桌上已经备好一套材料：洁白的正方形棉布和蓝色棉线、手缝针、线剪。这些东西像是遵循了某种流派的做法，布局很协调。我粗粗环顾了一圈，见会员除中老年妇女外，也有零星几个男人混杂其中，倒是没有显得唯独我特别扎眼的感觉，暂时也就松了一口气。

没一个人说话。没人寒暄，没人窃窃私语，没人欢笑，传进耳朵的唯有棉布与棉线摩擦发出的轻微声响。人人低垂着头，仿佛周遭没一个外人在似的，只顾凝视着自己的针。

老实讲，我并不十分清楚运针是什么，但观察周围人的情形，没多久也就理解了：似乎只需在方块布上笔直缝线即可。我一边偷偷瞧一眼旁边的老妇人，一边把线穿进针孔，以不至于难看到扰乱会场秩序的运针法为目标，缝下了第一针。

“我们俱乐部可不是手工艺俱乐部，我们并不以制作某样东西为目的……运针法是自己对自己、一对一的对话。我们俱乐部里没有哪个人会干扰你……运针法将为你提供完全的孤独。”

宣传单上净是一本正经的语句，设计得也并不引人注目。好久没拿过针和线的手老也不听使唤，不是线立马打结卡住了拉不过去，就是针脚参差不齐。尽管如此，我仍旧坚持不懈，也没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在做这种事情，只顾一针一针慎重地刺下去。不久，就好比焦距的倍率提高了，手头变得清晰可见起来。棉布的织眼、线的绒毛、剪刀上浸染的油光、针尖微妙的弯曲等轻易便浮现在眼前，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指尖从身体游离，正慢慢幻化为单个的生物。平日里紧握红色小石子的手指，此刻正在拼命努力运针，为针和线服务。我难以相信那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目不转睛地盯着寻找下一个下针点的指尖。

歇口气的时候，我蓦地发觉旁边的老妇人在哭泣。她没出声，表情也没起变化，但泪珠却无法掩饰地一颗两颗地滴落在布上。在这期间，针依然在泪湿的布上前进。

我无计可施。B谈话室里，排列着一道又一道垂头的脊背。个个孤单一人。我闭上眼，深呼吸了一口，重又开始运针。

蜘蛛巢爱好会、爱惜熔炉会、绝食研究合作社、幻想动物写生同好会、米粒书写莎士比亚联谊会……

B谈话室里召开过实在多种多样的聚会和集会。我早已不再犹豫迟疑，下班路上必定在文化馆门前停下脚步，看一看B谈话室里在举办什么活动。

虽然内心某处仍旧抱有没准能遇见咨询处的她的希望，但半当中已经开始模模糊糊意识到她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告知我那里有一间B谈话室，向我招手。完成这项唯一使命的她退场而去。她的工作做完了。这就是我的感觉。

然而唯一一次邂逅时那手的动作，还有眼眸的光彩，却难以忘怀，将永远存在于我心中。转动B谈话室的门把手时，她说那句“不要紧，不需要担心”时的语调便会复苏。这语调，以宣布确定无疑的定理般的大力道在背后推动着我。

无论什么种类的会，我都能融入其中，顺利得惊人。这大概也可说是一种才能吧？我甚至想要自我吹嘘一番。

蜘蛛巢，用一种特殊的喷雾式胶水固定并粘贴在黑色画纸上，其纤细之美令我发出由衷的赞叹；我一边不停眨巴眼睛，一边用绘图用的极细笔在一粒生米上写下“哈姆雷特”；我对歌颂熔炉造型美的言辞连连点头称是；我在本子上抄录下由绝食引起的脑内物质的化学变化方程式；我凝神注视着空无一物的桌面，幻想着应当趴在上面的生物进行写生。

桌子的摆法也会配合集会的性质摆成圆、方、“コ”字、“口”字等种种形状。不可思议的是，每回角落里必定有一张椅子空着。我也曾有过幻想，猜测那也许是咨询处的她为我准备的。一旦我将身体滑进那里，谁都会浮现“来了一位新成员呢”的表情，但却并不进一步追问来历，也不会表现出不高兴，而是极其自然地接纳了我。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也能更加顺利地理解集会的目的所在，对于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了。充满于B谈话室内的空气，无论它如何细微的特征，我都不会忽略。

但是，我的目的绝非向初次见面的他们展现自己。尽管就结果而言，我的发言偶尔会像拯救濒危语言之友会那次一样受人瞩目，但那是很少的例外。对我来说，如何做到不显眼是更为重要的课题。我进入B谈话室，本来就没什么目的。假如剩有多余的空间，请容我打扰片刻，稍后自当离去；无须顾及我，我也不会给各位添麻烦——我所贯彻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也许正因为如此吧，集会结束后，没有人上前跟我搭讪。没有出现过哪个对我表示感兴趣，想要了解我的来历，获悉我的联系方式。我也一样，为免与谁四目相接，我总是勾着头钻过人缝，悄悄踏上回家的路。

有时候，单凭宣传单上所写的会的名称，可能无从知晓那是什么内容的集会。彼岸会、深深会、然则会……最初击碎我的自命不凡的，也正是拥有类似名称的会——栀子会。

那是因事故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的聚会。在谈话室里落座不久，我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羞愧万分。正欲离开B谈话室，然而手却被两旁的人握住了，陷入了想拔拔不出的窘境。集聚在此的会员是全体手握手的。

如果他们——右邻是一位穿西装的普通中年男子，左邻是一位白发梳成髻的小个子妇人——如果他们的手仅仅只是随意地搭在我的手上，我大概能够朝他们点点头，静静地退出房间吧？然而，从这两只手上传递来的两人掌心的灼热，蕴含着叫人实在不忍甩脱的恳切。此时，这些人，他们需要别人的体温。他们在寻求相握的手。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的手……我做出了决定，将抬起的腰再次落回到椅子上。

在山中遇难的大学生，被枕头捂窒息的婴儿，被翻斗车轧死的幼儿园小朋友，在海上溺亡的护理学校学生——他们各自的父亲母亲讲述了有关自己孩子的回忆：出生那天的朝霞是如何的美丽灿烂，第一个开口说的是什么字，母亲节那天送了什么礼物，在毕业论文里如何描述将来的梦想，告知事故的电话是怎样响起的，最后交谈了一些什么话。

讲的人听的人无不痛哭流涕。我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泪水，甚至想不起自己几时起没再这样痛快地哭过了。我之所以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说不出一个字，只知道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并非企图借此掩饰自己是伪会员的事，而当真是因为泪水使我哽咽难言。

“都过去了。”

左耳畔传来白发妇人的柔声细语，右邻男子把我的手握得越发紧了。

万一被他们知晓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慢说孩子，甚至连家庭也还没有，那晚集聚在栀子会的人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愤慨吧！他们也许要误解我，说我仅仅是半寻开心半表同情而已。但是会后，我并没有后悔。那时我是哭泣者中的一员，在我心中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了山中遇难的青年，以及窒息而死的婴儿的身影。简直好比终于回忆起了淡忘已久但对自己而言十分重要的某个人似的，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紧紧握着两旁人的手。这是事实，里头没掺假。

以上便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委。遇有采访，每当被问及“怎么会开始写小说的”时，我总是不知如何回答。对于以简短的语言确切地说明暧昧且微妙的这一段原委，我没有自信，结果只好说一句“呀，不过就是无意间忽然有了这个念头”之类的话来搪塞。于是乎，采访者似乎也就接受了，心说，没什么深刻用意便起意写小说的人恐怕是有的吧？于是也就不再进一步深入提问了。

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一间B谈话室，召开各种类型的集会，有着一点点关联的人们，寥寥数人奔它而来。对其余众多人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在B谈话室得到片刻无与伦比的珍视。会员们唯有在B谈话室，才能够真正或笑或哭或感叹。

我钻进那里，对那里进行一番细心探索后不留痕迹地离去。与校阅工作一样，谁也不会在乎我的存在。我离去后，集会照常继续。

B谈话室隐藏在城市角落里一个僻静的地方，人们不加理睬便擦肩而过。所以我写起了小说，为了将B谈话室内发生的行为准确无误地镌刻在这世上。

有一回，我曾经鼓起勇气叩响咨询处的小窗口。好一会儿不见有任何的回应，正欲放弃时，终于，小窗口嘎吱嘎吱响着打开了。是那位偶尔露一个侧脸的大叔，他抬起头，拿惊慌不安的目光看着我。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大叔一个劲地直眨巴眼睛。

“我想，以前，有一个年轻姑娘在咨询处工作过……”

大叔仍是默不作声。

“头发到肩膀这儿，眼睛特别大……”

“没有。”大叔冷不丁抬高了嗓门，“没有那样一个人。四十年了，咨询处就我一人。”

啪！小窗口关上了。

“不对，这怎么可能……”我咽下这句话，拿过放在那里的宣传单，再次转动了B谈话室的门把手。

（作家，四十二岁，男性/连载小说的采风旅行途中）

老人很温暖。骨头虽然硌人，可它们却正好嵌进我身体的凹陷处，妥妥帖帖。很像“冬眠中的睡鼠”把头和尾巴紧紧依偎在肚子内侧，哪儿也没有多余的缝隙。绕在脖子上的胳膊也好，从腋下伸出的双腿也好，全都一动不动地蜷缩着，生怕打乱平衡，只有屁股老老实实随着我身体的频率起伏震动。

我感到，我和老人的轮廓此时此刻已经无缝连接成一体。我领会到，背上这个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陌生人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自己同时也包含在这个陌生人当中。

第四夜 冬眠中的睡鼠

身为家中独子的我通过私立中学的入学考试时，老妈欢天喜地，简直叫人担心她是否精神错乱了。只见她大声喊叫着跳起来，原地蹦跶了好几下后紧紧抱住了我，随后把脸埋在抱枕里哭了。等到哭得尽兴了，她以向全世界人民夸耀的架势不停地拨号，亲戚、朋友、熟人，想到哪个给哪个打电话；至于不知道号码的人，也就是关系不怎么亲近的人，她就给人家寄明信片，假装问候对方，实质上完全是在夸耀她儿子。

恐怕也有很多人在突然收到明信片之后感到不知所措吧。想必当中也有人曾经心生警惕，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欺诈（例如借庆祝升学的名义骗取钱财之类）；或者肯定也有人无论如何记不起寄信人是谁，她儿子就更别提了，一丝瓜葛也没有，完全莫名其妙。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妈妈是无论人家认为她如何不体面，她都不在乎了。

另一方面，老爷子的应对倒是在常识范围内。他平日里话就少，也不怎么笑。相比和家人待在一起，他独自待在店里的时间要长得多。

老爷子在城址公园后门的街上经营一爿眼镜店。虽说大致算是市内最早经营镜片的老字号，还留有向皇城里头进献万花筒的记录，但早就遭到大型平价连锁店的排挤了。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也能清楚明白地看出生意非常萧条。木结构的店面实在陈旧得可以，橱窗里的展示品土里土气，验光镜和顾客名册管理系统也都很难说是最先进的。工作日的大白天，露面的也不过就是几个附近的熟人，而且又净是把老花镜的螺丝重新拧紧或者调整眼镜腿之类赚不了几个钱的活儿。老爷子待在店里的多数时间，是靠埋头擦眼镜度过的。那块特别柔软且质地细腻的布，活像由老爷子手掌增生的一部分皮肤，老攥在他手里。

大概是对这样一种状况感到担心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妈通过朋友的门路进了一些珠宝首饰摆在眼镜店角落里卖。光这样还不满足，她还到客户那边去上门兜售。戒指、胸针、吊坠，老妈凭她自己的喜好进的货，都很夸张，而且粗糙，净是一些只要佩戴在身上就显过时的设计。不料却似乎挺有人气。老妈将珠宝首饰往那只竟然有三个钥匙孔的手提公文箱里一塞，不管是周日也不管是晚上就出门而去了。因吸收了手油而显得黯淡的三把银色钥匙，就是象征着老妈的物什了。老妈将它们用金属环串好，配上链子绑在了裙子的腰带孔上。她只要一动，链子和金属环、钥匙必定相互撞击，发出“丁零咣啷”的声响。正如擦镜布是老爷子的手的延伸一样，这个“丁零咣啷”也是老妈身体的一部分。

老妈希望把我培养成眼科医生。进入私立中学就读，对她来讲，是无论如何不容走偏的第一步。“眼科医生不需要见血，像你这样心地善良的人肯定也能胜任哦！”——这就是她的理由。每回听到这句话，我总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世上大部分的工作都跟血液不沾边，不是吗？来店里购买眼镜的客人，多半带着眼科医生开的处方笺。从遵照处方笺行事的一方转向书写处方笺的一方，这样的大转变也许才是老妈所梦想的。

说实话——不怕被你们误解为讨厌的家伙，我在参加入学考试之前，就已经猜想多半能够通过了。所以当证实通过的时候，也并不怎么高兴。老妈越欢喜，我反而只有更扫兴。

并不是有自信，或者瞧不起竞争对手们。就只是隐隐地、没根没据地、事不关己似的感觉到通过的预感从某个高高的地方降临。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常常出现我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到“晓得”的情形。有台风靠近的夏末傍晚，无所事事地站在店铺的二楼朝外面眺望时，目光停留在通向护城河的支流上架设的那座桥上，我就晓得了：“它要被冲跑喽！”果不其然，夜间那座桥就被冲走了，早上起来，那里架过桥的痕迹一丝也不见残留。

类似的体验我经历过无数次。既晓得邻居家失踪的“芝士球”几时回来，也晓得亲戚家的姨妈过去是环球小姐的传闻是虚假的，还晓得城址公园内的茶馆老板的死期。

然而，现如今回头再去看，就很清楚地知道了：那时候的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晓得。我想，那时的我不懂得深入思考，纯粹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自以为“晓得”的事，全部来自外部世界发来的讯息，由自身内里涌现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被冲跑的桥、“芝士球”的回家、姨妈的谎言、老板的死，全部发生在同我毫无瓜葛的地方，全是预先注定的事实。好比来自宇宙的基本粒子，它们不计其数地倾注而下，碰巧有几个通过了我的身体，仅此而已。而之所以能通过我的身体，那也是因为我实在过于懵懂无知。正因为我的心空空如也，基本粒子们才得以随心所欲且气势如虹地飞跃进那里。

事实上，占据着当时的我的头脑的，是棒球和女孩。这两样几乎就是全部了。要想提高球棒棒头的击打速度，该锻炼哪块肌肉才行？在夏季大赛到来之前能拿到后背号码(1)吗？怎样跟班里的那个她说上话呢？——满脑子净想这些，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

老实讲，我没法喜欢上老爷子的工作。尤其讨厌拿验光镜盯着顾客眼睛时的模样。我心说，跟别人靠得那么近，把光打在人家眼珠上，对着黏腻腻的黏膜背后的背后目不转睛地直盯着看，这难道不恶心吗？时而对机械的旋钮进行微调，时而轻轻按住顾客的头的动作，我总觉得很可疑。而且在此期间目光一直不离顾客的眼睛，这也让我感到黏黏糊糊的不干脆。尤其当对方是年轻女子的时候，我躲在连接店铺和住所的那扇门后，内心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万一发生个验光之外的什么事，该怎么办才好啊？！

但另一方面，又特别想知道那台验光镜前方能看见什么。让老爷子那般全神贯注去看的东西，我也想亲眼目睹一回。我很想看一看班里那个她的眼珠。叫她在圆凳上坐好，命令她“请别眨眼”，为了使她的下巴固定住而去触摸她后脑勺的头发。就算她忍不住眨了一眨眼睛，我也要假装检查还没结束，让情境继续，让自己在脑海里描绘身体浸润在她眼眸中的幻想……

不得不说，我到底是一个头脑简单、愚蠢的小孩。

中学在城郊，从市内南北走向的有轨电车的终点沿河岸边的路还得再走上二十分钟才能到。早晨，一到上学时间，穿校服的学生们便会成队沿着这唯一的一条路一直向北前进。他们中既有边走边翻看背诵卡的，也有在背诵英语句法的。对岸是一长溜缫丝厂的砖墙和烟囱，堤坝上覆盖着狗尾巴草和芦苇，遥远的前方能看见起伏平缓的山峦。

我思考的，是以怎样的方式将这段上学时间活用到棒球上的问题。在电车里练习踮脚当然不消说了，为了高效活用二十分钟的路程，我决定在运动包和书包里各放一块石头，再在两边脚踝绑一公斤的铅锤，然后快步疾走。连我自己都认为这主意相当之妙。

头一回遇见那个人，是在入学典礼过了大约两个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因为第一次的定期测验临近，棒球社团的练习暂停了。在有轨电车的终点和学校之间正好当中的一段路上有一个俗称“英吉利山”的小山包，那个人就在山脚下卖布娃娃。山顶上有约莫一百年前一个英国贸易商人住过的洋楼和玫瑰园，对大众开放。有一道漫长的石阶通向洋楼，那个人待的地方就是石阶的起点。

不知当日是新店开张，还是它其实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未曾留意。那个人在地上铺了一块白布，四个角上压了石头，摆上了看来是手工制作的布娃娃。我的目光最初停留的地方是四个角上的石头，这些石头想必是从河滩上捡来的，大小和圆乎程度正适合锻炼手腕。虽然不一会儿我又注意到了布娃娃，但并没有立马理解他这叫露天摆摊——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来丢破烂的，要不然就是这人的脑袋恐怕有点不正常。

那个人在身为中学生的我眼中看来，基本上等于已经死去的一个老人。他瘦得只剩脊梁骨扎眼，没好好梳理的白发活像羊角似的蜷在额头，每一个指关节都不自然地弯曲着。格纹法兰绒衬衫的颜色几乎褪尽，过于肥大的裤子处于得靠背带才勉强吊上去的状态。

但是，和布娃娃相比，老人的这副模样可以说还算正常。首先，布娃娃的种类不同寻常。蚜虫、大食蚁兽、蜈蚣、蝙蝠、蛔虫、土豚、水螅、草履虫……净是让人不由得暗叹“怎么偏挑这么些不可爱的东西”的布娃娃。加上所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布，上面仿佛残留着汗渍以及吃洒的饭菜的痕迹，针脚又粗，处处有棉絮从里面钻出来。不消说，那些动物的尾巴耳朵全都歪歪扭扭，嘴巴全都开裂。土豚的四条腿更是全部晃晃荡荡的，眼看要掉了。尽管如此，大食蚁兽细长的舌头、草履虫的纤毛之类却做得非常细巧，蜈蚣每一只脚的脚尖都实实地塞上了棉花。

当中也有好几个我辨认不出原型的。

“老爷爷，这是什么？”我指着一个像是用起毛的毛巾抟成的物体问。

“睡鼠。”老人回答，一副不愿多说一个字的腔调。

“睡鼠？跟那个松鼠有点像的家伙。”

“啊啊。”

“怎么长这么圆？”

“在冬眠。”

我像抱一只当真在睡觉的动物似的，把它轻轻拿在手里。确实，翻过来仔细一看，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球球。它的头深深地弯曲着埋进柔软的腹部，腿妥帖地收缩在缝隙间，尾巴沿球体紧紧地缠绕；只有没法完全收进去的鼠须跑到外面来了，一戳就跳个不停。

“你根本用不着特地做一个正在睡觉的睡鼠呀……”

“这家伙一年里头有半年在冬眠。”

老人正坐在小小的简易折叠椅上抽烟，脚边搁着放钱和抖烟灰用的空罐子。两只都是空奶粉罐。有几个观光客模样的人拾级而上了。其中有人流露出嫌老人碍事的表情，但没有一个人对布娃娃表示感兴趣。

“那么，这边这个是犰狳？”我再次抱起一个大大的球体。

“答对了。”

“这家伙也同样蜷着身子呢。”

“人一去碰它，它就警惕地缩成这样。”

犰狳呈等腰三角形的头部与尾巴像拼图游戏那样严丝合缝地组合在一起，背上有一个五角星的绗缝加工——可以看出老人为了做出甲壳的效果是花了一番心思的。我寻思着扯一扯哪里大概就能让全身显露出来，试了试，却只是让针脚绽得更开了。

“随你怎么动，它就那样儿。”

老人撮起嘴，吐出一口烟来。他有时候会弄错，把灰抖在放钱用的空罐里，那里的底部粘着两三枚硬币。

我一个接一个拿起布娃娃。正如根据外观即可预测的那样，每一个都很难说抱起来有多舒服。外面这层布不是硬撅撅，就是扎得慌；里面的棉絮也不严实，松松散散的。另外，还需要注意别太用力，以免揪掉手脚或扯断棉线。

这时，我蓦地发现，没蜷成球形且露出脸孔的布娃娃，全部都只有一只眼睛。眼睛分许多种类，有用棉线打个死结的，有绣成圆圈的，有钉一颗串珠或纽扣的，还有用彩铅画一个“×”的。然而这个那个的，都只有一只眼睛。无论蚜虫、土豚、蝙蝠，无一例外。总觉得这些布娃娃哪里有点怪异，大概不仅是因为种类和缝制的方法，跟眼睛也不无关系吧，我想。

又一帮大妈大婶们沿石阶而上，几个看样子参观完毕的人下来了，和她们擦肩而过。有好几辆车从我背后开过去了。缫丝厂的汽笛声、河水的流动声，交汇成了一阵旋涡。

“哎，为什么……”

我正要问出口的时候，老人一边踩灭香烟，一边头一回直勾勾地盯着我。

老人的左眼没用了。

即便在外行人看来，也明白它已丧失了功能。白眼珠浑浊，虹膜掉了，黑眼珠上面浮着一层雾蒙蒙的东西。眼屎结成了块塞在眼睫毛中间，眼皮僵硬，眨一下，长久睁不开。

我咽下问到一半的问题，把手里拿着的布娃娃放下了。先确定有没有偏离原先的位置，然后将它们逐个排列整齐。

“不买一个吗？”

老人摸索着裤兜要找一支新烟。

“对不起，今天没带钱。不过，我还会再来的。”

“啊啊。”

老人发出没心思搭理的声音说。好容易保持住平衡的大食蚁兽，像是再也忍受不住似的啪的一下栽倒了。

我之所以会对老人怀有关心，到底还是因为眼睛的缘故吧？可又觉得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然，由于老爷子职业的关系，和其他人相比，也许我对眼睛是更敏感一些。虽说这样，可我也并没有那么容易产生同情，更没有企图让他到我家店里来配眼镜的念头。再说，如果照顺序来，首先抓住我心的要算布娃娃。那些古怪，令人费解，既不能完全归入正统派、也不完全算是艺术的，做坏了的畸形布娃娃们。它们咕咕容容地爬上我的臂弯。嗯，要是这孩子的话，看来没问题——它们自说自话认准了，而我没办法拒绝。就是这样的感觉。

虽说约好“还会再来”，可就是老也碰不上老人摆摊。平时结束棒球社团的练习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石阶旁不见人影。也有可能他是照着“英吉利山”的闭馆时间在傍晚五点收了摊。我也曾试着问过同学，可不知为什么，大伙儿全回答说从来没看见过什么卖布娃娃的老人。

终于得以再见面，是在三个礼拜后，练习赛比预定时间提早结束了的那个礼拜天的傍晚。乌云从北方飘来，闷热的风刮得“英吉利山”的树木沙沙作响。

“您好！”

“啊啊。”

不知道是否记得我，老人只是一边把脸的右半部分斜侧过来，一边爱搭不理地抬头朝这边瞥了一眼。很难想象已经被卖掉，不过同上回相比，确实有几个布娃娃已经换过了。蝙蝠和犰狳不见了，取代它们加入的，是海葵和豪猪。发现“冬眠中的睡鼠”还在，不知为什么，我松了一口气。我把运动包和球棒包搁在了脚边。

“这个是？”

有一个布娃娃在所有这些商品当中也显得出类拔萃，像是未及成型就早产了，或者被烤焦了快要断气。我指着它问道。

“得了癣病掉毛的浣熊。”

老人回答的语速很快，浑似“得了癣病掉毛的浣熊”就是一个他很熟悉的长长名字一般。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斑驳干枯的毛、裸露的皮肤表面渗血的痕迹、干燥粗糙的鼻子的触感，无不很好地表明了疾病有多严重。当然，镶嵌着玻璃弹珠的眼睛，照例只有一只右眼。

“这个呢？”

又有一只新面孔，身体粗笨，腿却细小，脖子长得站都站不住，只能横躺着。

“骆驼跟羊驼的混血。”

骆驼跟羊驼的混血，这句话又讲得极顺溜。

“骆驼跟羊驼？”我不由得反问道。

“对。”

老人正要用颤抖个不停的指尖从已变得皱巴巴的香烟盒子里抽一根烟出来。由于要让右眼凑近，他的脖颈总是朝同一个角度倾斜。我猜，他左眼看不见肯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怎么这样的混血……”

“有时候这种事也可能发生。”

“真的？”

“啊啊。既有不小心弄错对象的冒失鬼，也有跨物种坠入爱河的纯情者。”

“哪个是父亲，哪个是母亲呢？”

“骆驼是父，羊驼是母。”

“这样啊。羊驼生下骆驼的孩子，会成这样子啊……”

我抱起了那只混血儿。它均衡地继承了骆驼与羊驼双方的特征。两个肉瘤出人意料地又硬又紧实，不过，鬃毛却暄腾腾软绵绵，用土黄色毛毡做成的嘴唇可能是正在咀嚼青草，起起伏伏朝外翻卷着。右眼生得随哪边呢？不管怎样，纽扣做的眼睛，乌溜溜圆溜溜，由于用粗棉线绕了一圈又一圈加以固定，都要从脸部脱离了。看上去又活像是生成这副模样，连它自己也大吃一惊的样子。

闭馆时间临近，不见了来攀爬“英吉利山”的人的身影，石阶屏息静气蛰伏在树丛中。从缫丝厂的烟囱里冒出的蒸汽，随着云一起飘向天空。上面更有老鹰在盘旋。老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香烟点着了，折叠椅吱吱嘎嘎直响。

就凭这弯弯曲曲的手指和单只眼睛来制作布娃娃，想必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吧。把线穿进针孔，裁剪布料，塞棉花，把耳朵、指甲及触角等另外缝上去，哪一样都比给香烟点火困难得多。之所以每一个布娃娃都与众不同，是他特意寻求这样表现的结果，还是身体原因无奈导致的，究竟是哪一种呢？

种种思绪涌上心头，但我没开口说一个字。是怎样的前因后果让你开始这种营生的？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家在哪里？有家人吗？左眼怎么会看不见的？现在想来，照理说想问的问题要多少有多少，可我当时却什么也没问。

我到底还是头脑简单。就没想过眼前的老人也有过去有苦衷，还稀里糊涂地深信他大概从出生起就一直像是石阶的一部分，一直在卖布娃娃。那时候的我，只知道莫名其妙地盯着布娃娃看。

“这个，还没卖掉啊。”

我朝始终念念不忘的“冬眠中的睡鼠”伸出手去。虽然它吸收了灰尘，比上次又黑了几分，但和其他动物相比，那圆溜溜的形状还是非常淳朴的，让人心里踏实。

“嗯，对。”

老人一边扯掉沾在嘴唇上的烟草粉末，一边说道。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就能瞧一眼埋进肚子里的睡鼠的表情吧？我试着透过针脚的缝隙偷看，结果不行。

“这个，多少钱？”

“价钱吗？哎……你等等哦……”

老人叼着烟，一手抓着睡鼠，越发深深地侧过脖颈，骨碌碌地转动那个球体，凑近了右眼。

“记得价钱应该写在哪里了……”

在这期间，他的左眼始终半睁着朝向无关的方向。

“哎呀，多少钱都没关系……”

我担心得要命，生怕香烟的火转移到睡鼠身上。

“别着急。价格标签没准塞到尾巴内侧去了。”

老人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拿指甲撑开了针脚。睡鼠和他的右眼越来越接近，几乎呈现出一副仿佛正在把那球体塞进眼睛深处去的架势。

这时，一阵带着更重潮气的风吹过，石阶上的落叶随风飞舞，噼里啪啦声响起，下雨了。

“老爷爷，下雨啦！”我慌忙大声喊叫起来，“布娃娃要被打湿啦！”

“哦，是吗？”

老人把睡鼠放下，挪开四个角上的石头，用白布把布娃娃们粗粗一卷，绑在了脖颈后面。

“那么，再见喽！”

“你不打伞吗？”

“那种东西，没带。”

老人把香烟扔进空奶粉罐，把折叠椅藏到石阶背面以后，沿着堤坝旁的路往北走去。

“啊，你忘了把钱……”

话说到一半，我瞅了一眼另一只空罐，却发现里面一枚零钱也没有。

眨眼间，大雨覆盖了周围。就算特地用布包裹了，这么大的雨，布娃娃们恐怕还是要被打湿的吧？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想道。不知是得癣病的浣熊的腿还是混血儿的脖子，有一样东西从包裹边缘钻出来，晃晃荡荡的。老人的背影就好比一个蹩脚的圣诞老人，那副蹩脚模样同布娃娃们如出一辙。那道枯瘦得让人心惊的朝右倾斜的背影，不久便混入了雨中，看不见了。

第三次的见面成了最后一次。那是七月尾上，出梅第二天的炎热礼拜天。

下了有轨电车，看得见“英吉利山”时，我立刻察觉情形跟平时不一样。石阶附近人山人海，极其喧哗吵闹。陡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莫非老人出了什么事？于是赶紧跑过去。

大喊大叫的人、组装机器的人、一个劲动来动去的人、参观的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拨开混乱的人群寻找老人的身影，却见他正待在老地方摆摊，嘈杂的旋涡与他无关。四个角上的石头、布娃娃们、空奶粉罐也都如往常一样。确定老人平安，“冬眠中的睡鼠”依旧还没被卖掉，我才放心了。

“我说，到底什么事这么吵？”

“不知道。”

老人显得半点兴趣也没有。

“聚集了这么多人，没准能卖掉呢，布娃娃。”

“这个嘛，怎么说呢。”

这时，一个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喂，小兄弟。”是一个冒失且自来熟的男青年，“有时间不？”

“呃……”我不知所措，男青年却已经语速飞快地说开了，“你能帮个忙吗？原定来参加的人突然来不了了，愁死我了。要是人不能占满整个画面，就没有画面感。呀，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简单得很，就是赛跑。只要跑上石阶就行。”

“跑上石阶？”

“没错，背上你爷爷。”

“我爷爷老早以前就已经……”

“不是在这儿吗？”

男青年指着老人道。正打算划火柴的老人停住了手，一下子转过头来，拿右眼仰视着男青年。

不，不是的，这个人不是我爷爷，而且我接下来有棒球比赛，没时间在这里多待——他压根儿不给我解释的空当，把我和老爷爷连催带拽拉进了人群。

“总而言之吧，背上你爷爷，听到‘预备——跑’的号令就跑到石阶顶上去。就这么简单。就看你的了，拜托！”

我环顾四周，看到确实有几组背着老年人的年轻人在石阶下准备，边上围满了电视台的摄像机、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人，还有写着“英吉利山夏季观光节”的横幅。各色各样的人的手都来推我，硬是把我推到了起跑线上。而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老人已经骑在我背上了。

等一切结束之后我才弄明白，当天是由地方电视台主办在“英吉利山”举行夏季祓禊(2)活动，我和老人参加的叫作“对祖父母行孝登石阶赛跑”。此外，还有在玫瑰园里设摊的活动，在贸易商的洋楼里举办弦乐四重奏的演奏会，入夜后似乎还跳起了盂兰盆会舞，举办了胆量大赛。当然，当时的我们对于整体是怎样一种状况压根儿一无所知。

清楚的，就只有这是一场竞赛。尽管不是自己期盼的，但既然是竞赛，就必须全力以赴。一眼扫过去，发现竞争对手全是年纪比自己大的健壮男子，想到都没有做准备运动的时间这个不利条件，就更不能轻易退出了。赢给你们看！——我在短时间内下了这样的决心。

“老爷爷，准备好了吗？”我朝背上鼓了一鼓劲。

“好嘞！”耳畔立即传来老人的声音。余音未消，开跑的信号枪响了。

我埋头冲上石阶。没去想为什么自己会落到干这种事的地步、还能不能赶上练习赛的集合时间等这种多余的问题，也没去看对手们。占据我的意识的，就只有眼前的石阶，和背上传来的老人的触感。

老人很温暖。骨头虽然硌人，可它们却正好嵌进我身体的凹陷处，妥妥帖帖。很像“冬眠中的睡鼠”把头和尾巴紧紧依偎在肚子内侧，哪儿也没有多余的缝隙。绕在脖子上的胳膊也好，从腋下伸出的双腿也好，全都一动不动地蜷缩着，生怕打乱平衡，只有屁股老老实实随着我身体的频率起伏震动。

石阶远比预想的陡而长。聒噪的蝉鸣声不绝于耳，脚下洒落一地斑驳的日影。随着下面的喧闹声渐渐远去，天空依稀在迅速靠近。明明没一朵云，可由于阳光实在过于强烈，天空看上去仿佛白烟缭绕。

虽然全身的疼痛和胸口的难受程度有增无减，可我并不觉得累，眼前仿佛浮现出为了提升球棒的棒头击打速度而锻炼的肌肉群正在为了背老人跑石阶而拼命效力的情景。我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和老人的气息，我的汗水和老人的汗水，踩踏石阶的鞋子和在半空摇晃的腿，所有这些相互重叠成为了一体，早已分不清了。

我感到，我和老人的轮廓此时此刻已经无缝连接成一体。我领会到，背上这个不知姓名不知来历的陌生人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自己同时也包含在这个陌生人当中。

这是我生平头一回有所领会的一个瞬间。不是外部世界事先准备好的决定事项偶然飞跃进来，而是自己的心萌生出真相的一个瞬间。最后一级石阶就在我们眼前了！

我们最终获得了第几名呢？这种事早已经遗忘了。爬上最后一级石阶时，大伙儿一个个全瘫了，场面混乱得甚至弄不清楚谁是骑在谁背上的。只有老人在冲线之后仍旧紧搂住我的背不放。等到大伙儿把气息好不容易调匀了，在玫瑰园的中央广场给头几名组合颁发奖品的时候，我们仍旧保持原样没动。

老人似乎相信不能麻痹大意，比赛还在继续。他久久没从我背上离开。偶然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踝，发现我一直绑着一公斤的铅锤。我们没拿到奖品。

“太差劲啦！”

“唉，是会这样的啦。”

我帮着老人把被围观人群踢散了的布娃娃捡回来，把两只翻倒的空奶粉罐扶正。被鞋印弄脏的白布，再怎么掸也掸不干净了。

“有没有哪个不见了？”

“啊啊，全都在。”

我们把一个一个布娃娃重新摆好，小心翼翼地固定好位置，不让哪一个挤出队伍。

“这个，表示感谢……”老人冷不丁把“冬眠中的睡鼠”递过来，“我想送给你。”

“可我没做过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呀！”

“你不是背过我吗？”

“那是……”

“把这个我，背在小小的背上……”

发觉老人在哭，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该怎么办，连自己都快哭了。

“没事儿，别这么说。”

我摩挲着老人的胳膊，深深凝望着他的脸：泪水从右眼、从左眼，一齐在往外流淌。

“别哭了，求你了。”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泪水从老人眼中流落，学盯着验光镜的老爷子那样，屏息静气，悄悄凑近眼珠，怀着眼前所见是无与伦比的珍贵之物的心情，注视着老人的眼睛。

“所以要把睡鼠给你……”

“好，明白了！”我接过了已经整个儿发黑的圆球，“谢谢！”

这就是那天我所获得的奖品。打那以后，“冬眠中的睡鼠”这个布娃娃一直陪伴在我身边。高中毕业前待在棒球包里，考大学时跟护身符一块儿待在兜里，租公寓住的时候就待在钥匙扣上了。正如擦镜布是老爷子的一部分，钥匙撞击声是老妈的一部分一样，这个布娃娃就是我的一部分。

我当上了眼科医生。当然并不是由于老妈如此期望。是因为我自己明白了：应该这样做。

（医科大学眼部科学课程讲师，三十四岁，男性/出席国际学会的返程途中）

(1)后背号码：背上的号码，体育竞赛中为便于识别对手而别在运动员背部的号码。此处意为成为棒球队的正式球员。

(2)夏季祓禊：夏季为驱除恶魔和晦气而净身祓禊、祈愿健康和幸福的活动。

我点点头，握温度计的手上加重了力道。她在一旁把木铲伸进去开始慢慢地搅拌。随着这一动作，对流产生了，食材开始翻腾，边上不断涌起泡沫。木铲碰到锅底的声响经由漩涡底部传上来。她一边不时将视线投向温度计的刻度，一边注意让木铲的动作保持一定的速度。我则注意着温度计的朝向以保证她能清楚看到刻度。我和隔壁家女儿肩挨着肩，盯着同一口锅。整所房子里发出声响的，就只有燃气灶上方这一小块区域。

第五夜 高汤名厨

那天，不知怎的变成了我独自看家。有关前因后果，我完全忘记了。不知是父亲经营的工厂发生了突发性的事故母亲非得急匆匆跑去帮忙不可，还是亲戚遭遇到什么不幸。不管怎样，在这之前，我的父母亲没有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外出的习惯，所以一定有他们迫不得已的理由。

“就算门铃响了，也绝对不能开玄关门！”同样的话母亲重复了无数遍，“就算人问‘有人在家吗’，也不能答应。别吭声，假装没听见。记住了？”

我被母亲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震慑住了，下意识地点点头。

“不过，电话铃响的时候，一定要把话筒拿起来。因为妈妈隔一个钟头就会打电话来确认有没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母亲身上散发着香粉的味道。那是放在梳妆台前面的那个圆形扁平盒子里的乳白色香粉，味道很好闻。

“不开玄关门。假装没听见。电话要拿起来。”

我把注意事项复述了一遍。对于八岁的我来说，每一项约定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没错，真乖！真聪明！”

母亲比平时更加不舍地抚摸着我的头。扑在母亲额头的香粉，一粒一粒闪烁着好看的光芒。

记得当时季节是秋末，时间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她的到来，是个绝妙的好时机，就在母亲锁门的余音和朝门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消失，整个家里被寂静包裹的短短一瞬间之后。简直就像她隐藏在某处一直偷偷窥视着房子里面的情形一般。

“砰，砰！”

响起的是面对院子的檐廊上的那扇玻璃门。而等我回过神来时，嘴里早已经答应了：

“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等于着实轻易地违背了和母亲的约定。当然，我也有我的道理。母亲叮嘱千万别打开的，说到底是玄关门，关于檐廊上的玻璃门，她并没有提醒过。并且我所答应的，并不是“有人在家吗”的招呼声，而是玻璃震动的砰砰声响。那声响与格棂的嘎吱声重合在一起，实在过于微弱，总觉得带着点儿忧伤的回响，令人不由得产生想要应答的心情。

“冒昧打扰，实在抱歉！”

站在院子里的那个人，一边把十根手指在胸前反反复复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一边说。

“无论如何有一事相求，所以不顾失礼前来。我是隔壁人家的女儿。”

“隔壁家女儿……”我跟着嘟哝说。

这个人很瘦，脸色灰暗，不停动来动去的手指和始终投注在手指做出的形状上的视线，使她看上去显得极其惴惴不安。凸起的颧骨的阴影笼罩着眉眼，尖尖的下巴和薄薄的嘴唇越发使她给人的印象显得贫寒。她披着一件起满了球的开衫，穿着一条膝头耷拉下来的灰色长裤，脚上是特别厚的袜子加凉鞋的搭配。发际线上白发清晰可见，头发笔直而随意地垂下，遮住双耳和肩胛骨。

“现在，我妈妈不在家……”

她是否当真在对着我说话？对此我并不确定，因为她的视线一次也没朝向我这边，而且在面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说话时，她的措辞明显过于恭敬了。

“令堂不在家也无妨。可以的话，我想拜托您。”

她把小小的脊背弓得越发高了。头发沙沙响着从肩头垂到身体前面来。

“好的，请问是什么事？”

受她影响，我的说话方式也变得有礼貌起来。

“不知能否将您家的厨房借给我用大约三个小时？”

她把手指组合成更加复杂的形状，稍作停顿后说。似乎是该说的话总算说出口，因而松了口气，她噘起嘴呼出长长的一口气。

“好的，请用吧。”

这样说着应承下来时，我没有半点迟疑。虽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也看得出她实在不是会干坏事的人。如果说在对玻璃的震动作出回应的那一刻就算是违背了约定，那么我已经无路可退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也许我是陷入了这样一种莫名豁达的心境当中。何况我对于“隔壁家女儿”也并非一无所知。

“谢谢！不胜感激！”

她总算停止手指的变形活动，扯起开衫上的毛球来了。最终，视线一次也没投注在我身上。

就这样，看家的一天开始了。看家的前因后果我虽然忘记了，但其间发生的事情，却至今无一遗漏地牢记着。

我们一家住的房子，是某个有名的银行家家族为避暑而购置的别墅的一部分。这个家族没落后出售别墅，我父亲买下附属的客舍，气派的主体部分则由身为法学博士的大学教授一家买下。由于原本就建在同一块地基上，相邻两处的界线并不泾渭分明，尽管种植了金合欢等树木来代替矮树篱笆，但两家却可以随意地穿过树缝往来。不过，大学教授一家似乎全都是怕见生人的文静人，因此两家似乎并没有建立起穿过树篱自由往来于彼此家中的近邻关系。而且，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教授就已经过世了，孩子当中有几个也独立了，剩下的就只有年迈的夫人和她女儿两人。所以这家邻居从此沉浸在了越发寂静无声的氛围中。

在院子里玩耍时，越过树篱，有几回我看见过夫人的身影。她总是把轮椅停在日照充足的草坪正中央，独自坐在那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看上去手感舒适的膝头围毯，帽檐宽大的帽子，手里一本书。可是那本书她一次也没翻动过书页。由于帽子的关系，看不见她的表情，多半是睡着了吧。光看剪影，就十分清楚夫人的衰老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三番五次下决心要坚持守在这里等着看老婆婆身体的某个部分——哪怕只是指甲尖或指尖动一动，但总是半途气馁。无论我再怎样努力目不转睛，从帽子底下露出来的头发也不会有一根动一动。难道有人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一动不动吗？我感到不可思议，接着忽然想到：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木乃伊。在某一个遥远的国家，尊贵的国王戴着王冠，披着锦缎做成的斗篷，手里握着用宝石装饰的漂亮宝剑，就这样成为了一具木乃伊。空洞洞的眼睛，大张着想要呼喊什么却不能如愿的嘴，嘴里昏暗处排列着的牙齿，眼看即将崩塌却在勉力支撑的骨骼，与斗篷的纤维已经无法区分的皮肤残骸——这些东西，肯定就隐藏在那顶帽子下面，隐藏在那条围毯下面……

下一个瞬间，我坚持不住，从树篱前面跑开了。想要捕捉老婆婆动弹的瞬间这一最初的决心登时土崩瓦解，我告诉自己说，最好忘掉老婆婆。然而，一到日暮时分，我重又开始记挂起树篱那边的情形了。老婆婆的尸体怎样了？不确定这一点，实在难以入睡。我背着忙于准备晚饭的母亲，偷偷凝神注视着树篱的缝隙。

老婆婆不在。轮椅、围毯、书，所有都不见了踪影。只有草坪上残留着车轮压出的坑，它也马上就要被夜色包裹。我恍然大悟：老婆婆是被埋葬了。

两三个礼拜后，理应已被埋葬的老婆婆再次以完全相同的打扮现身了。当真和上回是同一个人吗？我格外细心地进行了观察，结果确定无误。因为关于老婆婆，从她肩头的倾斜程度到围毯的流苏条数，我全部心中有数。

这样的邂逅反复几次之后，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婆婆并非已经死去，她是打算那样晒着太阳光，一点一点逐渐变成木乃伊。她是在死亡途中。

连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想法很了不起。帽子代替王冠，围毯代替斗篷，书代替剑，小道具悉数齐备。假如是阳光没遮没拦的草坪，想必身体会迅速干瘪下去吧？木乃伊老婆婆固然可怕，可如果是变木乃伊过程中的老婆婆，我觉得并不可怕。我对自己得出的结论十分满意。

这位老婆婆有女儿的事，我已经从父母亲偶尔的交谈中得知了。委实难以想象老婆婆能够自行推动轮椅，多半是她女儿在她进出草坪时搭了把手吧。可不知怎的，一次也没瞧见过她的身影。

“这么说来，前阵子，隔壁家女儿……”

有关她的话题被提上我家的餐桌时，父母亲的语气就变得微妙起来。没有议论蜚短流长的兴奋劲儿，也没有到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的程度，当然也没有说人坏话时的蠢态；他们二人把声调降低了一个八度，眼神黯然，时而叹息，时而无力地直摇头，秘密、紧张与同情复杂地交织其中。

因为隐隐感觉到这不是小孩子可以插嘴的那类话题，所以我决定尽量假装没听见。尽管如此，仍旧断断续续地有“发作”“救护车”“转地疗养”“人事不省”“妄想”等词语传进耳朵，防不胜防。他们关于隔壁家女儿所交谈的话语，全都是我的耳朵所不熟悉的，总觉得含有使人心绪不宁的效果。

身体羸弱，中途辍学，又没法上班，和母亲二人过着冷冷清清的生活的女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她。

因此，当包裹在秘密幕布中的这位女儿出现在眼前时，相比我看家的静寂被打破的惊讶，不知所措所占的比重更大。她与“女儿”这个词相距甚远，只不过比坐轮椅的老婆婆多少年轻一些。虽然身体确实显得弱不禁风，但和面色苍白、可怜兮兮的虚弱形象又不一样，毋宁说看上去灰扑扑、阴沉沉。

据“女儿”解释，厨房的燃气灶出了故障，正一筹莫展。年迈的母亲食欲减退，现如今只喝自己做的高汤。试过罐头和速食汤，她却一口也不愿喝。所以方便的话，能让我在府上厨房里做高汤吗？当然材料和锅具之类会从自己家拿过来，不会给府上添一点麻烦——把她用过于恭敬的言辞解释了半天的话按照我的方式加以概括，情况即如上所述。

“我母亲快要死了。”

隔壁家女儿无数遍地重复说。我不由自主地就要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慌忙把话咽回肚里。

两只珐琅铸铁锅，木铲，汤勺，玻璃广口瓶，菜刀，砧板，纱布，大方盘，温度计，牛肉块，洋葱，胡萝卜，西芹，荷兰芹的茎，鸡蛋，海带，干蘑菇，月桂叶，胡椒粒，岩盐。

她往返多趟搬进我家厨房来的，大致就是这些东西。她抱着满怀的东西也没呼哧带喘，只默默地穿过草坪，穿过金合欢的缝隙。我也没想到要问“需要我帮忙吗”，只是伫立在檐廊上，一一惊讶于到来的物品。谁能想到，做老婆婆喝的汤，竟然需要如此大量的器具和食材！

哪一件烹调器具都设计得非常别致，母亲平时使用的厨房用品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珐琅的白色充满洁净感，广口瓶的红盖子十分可爱，木铲的前端描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不过，并非所有的一切全是新品。小小的伤痕及凹陷，这一类的痕迹留有使用者的体温，给人以深深的亲切感。

但最使我惊讶的，是牛肉块。那多半是牛腱吧。与她的瘦弱极不相称，躺在大方盘上的那块肉，血色也很鲜艳，沉甸甸，仿佛精气十足，甚至进一步显出湿润润的妖艳色彩。和她灰扑扑的脸色一比，哪边活着哪边已死都分不清了。

“那么，此刻开始，请容许我借贵府厨房一用。”

隔壁家女儿这样说着深深一鞠躬，系好了围裙的带子。

蝴蝶结的中心被拉紧的一瞬间，像是某种信号似的，她的气场为之一变。笼罩在眉眼上的阴影营造出的已不再是阴郁而是认真了，此前显得惴惴不安的目光聚焦在必需的一点上，散乱的头发用橡皮筋清清爽爽地绑成了一束。一度在胸前被组合成无意义形状的十根手指，如今正为了做高汤这一目的而麻利地劳动着。

我在餐桌旁坐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样子。隔壁家女儿来了，正准备做高汤。仅仅因为站着一个陌生人，见惯了的厨房便立时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景致。不观摩，又能叫我做什么呢？

说实话，在这个时候，我还不十分清楚所谓高汤是什么。至少母亲的菜单里并不包括它。究竟能否在我家的厨房里做出那样洋气的羹汤，我也是有一些担心的。

首先，她把带来的器具和材料依次摆放在适当的位置。我家厨房本就狭小，加上母亲没有收拾得十分整洁，不是炸猪排沙司的瓶子没收进橱柜，就是抹布抟成一团盘踞在餐桌一角；不过她没有伸手碰我家的任何一样东西，只是巧妙地利用空闲空间，施行最高效的部署。

终于轮到牛肉登场了。当她枯瘦的手指抓住牛肉时，它的活力就凸显得越发明显。她把它搁在砧板的正中央，抚摸了一遍表面后，拿起菜刀慢慢地割除脂肪。这一来，不可思议地，肉块霎时间倏地松了劲儿，平心静气地将自身交托给这几根纤弱的手指。手指及至纤维深处，不放过隐藏的一丁点脂肪。肉开始一点一点陷入深沉的昏睡。当坠落至最底部时，肉块从边缘开始逐渐被切成了肉末状。

恐怕她曾无数次地重复相同的操作，这才确立起了不可动摇的一整套流程吧。菜刀的动作不见丝毫迟疑，力道的轻重、刀刃的角度、一上一下的节奏、右手与左手的协作，所有的一切自然洗练，生出完整连贯的波动。

隔壁家女儿从未歇过手。我甚至担心她是否还在呼吸。总之一旦开始，在将起码有一公斤的肉块全部处理完毕之前，她必须一口气跑完全程——她弓起的后背充满这样的决心。

肉块全部成为了肉末。仅仅形状起了变化，肉的样子就完全不同了。粗野的元气被封锁在了里面，相反，血的气味扩散开来，鲜艳的赤红色沉降为内敛的暗红色。落在她手里，肉便像一位冥想的修道者般躺在砧板上。

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哐啷”摇响了椅子。然而这样的噪音并没有给操作进程带去哪怕些微的影响。洋葱、胡萝卜、西芹，连续不断地被去除表皮，切成薄片。白、红、淡绿，不知可有两毫米厚的这些薄薄的碎片，规规矩矩地排成一队。

她尽管额头微微冒汗，神态却不见疲倦。冰冷且干瘪的手指含了各种食材的水分，显得胖乎乎的；嘴唇紧抿着；袜子在地板上自在地滑动；开衫的毛球藏在了围裙下，飞溅到围裙上的水痕形成了生动逼真的图案。

母亲也同样每天站在厨房里做饭做菜，可是我怎么也无法认为她那样跟隔壁家女儿所做的是相同种类的工作。不是擅长与否的问题。母亲也爱下厨，在我生日那天，她还亲手做了白煮蛋馅儿的烘肉卷和装饰着草莓的蛋糕。但是隔壁家女儿在我眼前铺展开的，是无法用“烹饪”一词概括殆尽的行为。它更切实、更深远、更隆重的同时，又带着几分温和、宽仁……假如硬要作比，或许近似于祈祷。但是自然，当时的我不知深浅，只知道出神地凝视着高汤的烹饪过程。

这时，电话响了。她一丝反应也没有，切蔬菜的节奏纹丝不乱，以至于我也好一会儿没觉察。我从桌边离开，拿起了话筒。

“是妈妈哦。怎么样？没事吧？”似乎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母亲的声音夹满杂音，听起来很是遥远，“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嗯，没事。什么事也没有。”我回答说。

接下来的工序出乎我的意料。只见她将切好的肉、蔬菜、胡椒粒、盐以及蛋清倒入珐琅锅，把胳膊伸进去，揉开了。我怕妨碍她，就站到了水槽旁边。

如果说此前的切菜作业是通过微妙的手腕运动与节奏得以成立的，那么这回的就是全身投入的力气活了。她的劲头足得惊人，让人不禁想问：这个瘦弱的人身上哪里藏着这么大的力气？只见她扭转上半身，将右臂沉入锅底，大幅度地搅拌起里面的食材来。同时手掌开开合合，使食材充分拌和。一眨眼的工夫，蔬菜和蛋清被吞进了肉里，慢慢失去原先的形状与色彩。材料本身仿佛是活的，它们忽地涌上手指间，随即再度改变形状，凝聚成一大块。她的左手牢牢地固定住锅沿，两腿用力叉开保持平衡，以求将更多的力气传至手臂。她的双眼不放过锅内发生的每一分变化，甚至似乎忘记了眨眼睛。

“请问……”我忍不住出声问她，“请问……”

因为我开始担心：这真是做高汤吗？不会误做成汉堡吧？但是我的声音混进了锅底冒上来的“咕嘟、咕嘟”声中，没能传到她耳朵里。

她持续揉了多长时间呢？额头的汗不知几时汇成了汗滴沿着太阳穴往下淌。就在她的手臂绕锅底更大幅度地转了一圈时，作业好像再次跨越了一个阶段。她往里面倒入了水。为了不浪费粘在手上的食材，她把它们刮了下来。瞧着水量差不多后，她把锅坐上燃气灶，把荷兰芹的茎、海带、干蘑菇、月桂叶等撒进去后，点着了火。手的动作特别轻柔——许是体力劳动告一段落、松了一口气的缘故。她转动燃气灶旋钮的动作，也熟练得像是在使用惯用的灶具。我也因为“汉堡疑云”消散而心情舒畅。

“那么……”

隔壁家女儿总算张口说话了。她的右手只有手腕到指尖因带有热度而涨红，指甲则沾染了油脂，湿润润的泛着白光。

“接下来就只需要煮了吗？”

“不是的。”

她摇摇头，把木铲拿在了手里。只有手指刚好握住的地方滑溜溜的略带黑色。

“从现在起，将迎来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总觉得她的语调里甚至洋溢着紧张感，“老是指手画脚，实在于心不安。其实，我想请您帮个忙。如果承蒙您这样做，就是帮了我大忙了。请问可以吗？”

“好的，当然。”我精神头十足地应承下来。

“谢谢您！那么，请拿着这个，插到锅的正中央去。”她这样说着递过来的是温度计。

“好的，我会。简单。我已经八岁了。”

见自己也能参加制作高汤这项不可思议的作业，我开心得不得了，劲头十足地把脚凳子拖到灶台旁边，往上面一站，依言将温度计前端插入了锅子正中央。月桂叶活像腾地方似的转动了半圈。热度还没有走遍，锅内很安静，还没有起变化的迹象。

“要做清澈的汤，最重要的就是温度。这一点一旦失败，就无可挽回了。”

我点点头，握温度计的手上加重了力道。她在一旁把木铲伸进去开始慢慢地搅拌。随着这一动作，对流产生了，食材开始翻腾，边上不断涌起泡沫。木铲碰到锅底的声响经由漩涡底部传上来。她一边不时将视线投向温度计的刻度，一边注意让木铲的动作保持一定的速度。我则注意着温度计的朝向以保证她能清楚地看到刻度。我和隔壁家女儿肩挨着肩，盯着同一口锅。整所房子里发出声响的，就只有燃气灶上方这一小块区域。

她停手，是在温度计到七十五摄氏度的时候。我和她同时把温度计和木铲撤了回来。

在这个时候，锅内呈现惊人的惨状，我高涨的情绪再次开始低落。总而言之，实在无法想象那是能够进入人口中的东西。周边部分翻滚着又白又浑浊的泡泡，形成一个令人作呕的圈圈。中央部分则是土黄色残羹剩汤一样的东西结成一张满是褶皱的膜，痛苦不堪地蠕动着。膜的正中央是刚才插过温度计的洞，一直还没闭合。透过这个洞看见的黑乎乎一团同样令人作呕，看那样子说是在煮老鼠的尸体也不奇怪。就算气味，也总觉得有点儿含含混混的不清楚。但是莫非一切都在计算之内？她脸上不见动摇的神色，半蹲着调整微妙的火势强弱，侧脸严肃认真到了极点。

我猛然再次意识到喝这道高汤的是正在变成木乃伊的那位老婆婆这一事实。也许这确实是木乃伊适合喝的色泽与形状。在草坪上充分晒足阳光后喝下这个，将越发促进身体的腐败吧？假如是这样，隔壁家女儿发挥出令人难以想象是在烹调单纯的菜肴的专注力，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我偷眼瞧向檐廊前方枝繁叶茂的金合欢。从厨房看不见草坪。不知不觉太阳西斜，这时间要晒阳光浴已经太晚了。

她要做的不是单纯的汤，是变成木乃伊的饮料，而自己在帮她打下手。这样一想，我感到精神头又来了，生出仿佛担负上了寻常手段难以完成的复杂使命的心情来。

“这样可以了吧！”

火势好像稳住了。锅内的蠕动，稳定在土黄色的不破，不与边缘的泡泡彼此混杂的绝妙程度。

“已经不用再搅拌了吗？”

“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搅拌了。”她说，在“绝对”的地方加重了力道。

“了解！”

我回答说，模仿了当时每礼拜等着看的电视动画片的主人公的口头禅。

我们两个在餐桌旁并肩坐了下来。厨房亮起了电灯，用完的器具洗好倒扣着，蔬菜的皮和碎屑被归拢到了一起。她的双手在塑料桌布上安静地休息。这是一双使人联想到“摸上去肯定冰冰冷”的手。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她也没来问“学校开心吗？哪一门功课学得好”之类的问题，我也没主动提出话题。两个人就只是默默地注视着锅。此时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是煮汤的锅，学得好的哪门功课之类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

中途，电话再次响了，仍旧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嘴里说的是和第一次相同的话，我也报以相同的回答：

“嗯，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高汤好像完全没问题。她不时看一眼锅，当然，手里既没拿木铲，也没伸手去碰燃气灶的旋钮。只有等待，其他已什么都做不了了。

耳畔传来她的呼吸声。像是诉说作业如何严峻似的，扎头发的橡皮筋松弛了，脖颈上头发蓬乱，她早已经没有了局促不安地站在檐廊上时的那种怯懦。舒适的疲劳带给她镇定与威严。感觉甚至连她身体的轮廓也清晰分明起来，体温也离得近了。

锅在煮。观察锅的间隙，我偷偷乜斜着眼瞧她。我想起坐轮椅的老婆婆，祈愿高汤圆满成功。

如此巨细靡遗地记得发生在厨房的一桩桩一件件，关于关键的高汤的味道却什么也记不起来，又是为什么呢？

我确实喝了那汤。

刚煮好，她就给我盛了满满一杯，倒在平时喝牛奶的塑料杯子里。我一边呼呼把汤吹凉，一边慢慢地喝光了，一滴不剩。我甚至还记得杯子的图案是小熊维尼。但是唯有对味道的记忆，随同热气升上天空，被吸入了伸手不可触及的地方。

在另一口珐琅锅上蒙上纱布，用汤勺一勺一勺往中间的凹陷处舀汤过滤的作业，是最适合装点终曲的场面。她的精神最为集中的，就是这里。

她拿汤勺的边缘轻轻凑近土黄色的膜，从下往上舀汤。看得出她格外小心，唯恐引发多余的对流，唯恐刺激到膜。汤勺慢慢地移动，似乎每舀一勺都在喃喃自语：“急不得、急不得。”汤落在纱布上，形成一泓小小的水洼，随后一滴一滴落下去。甚至称不上“滴滴答答”声的动静从珐琅锅底部升腾上来，在我和她之间摇荡。

再说这高汤的颜色……令人作呕的残羹剩汤究竟去了哪里呢？此前一次也不曾看见过如此澄澈的金黄色，而且自从那天以来，我也不曾再次看见。

我忘记了自己仅仅只是把温度计插进去而已，油然而生自豪的心情，还有想要极力赞扬创造出这一透明色的隔壁家女儿的心情。我确信：假如喝下这个能够变成木乃伊，那么变成木乃伊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此时她正举着最后的一勺汤准备倒进纱布过滤。

父母亲回到家，是在四周完全黑透的七点多。隔壁家女儿已然打道回府，厨房里没留下任何一丝痕迹。你找不到一张洋葱皮、一粒肉末。厨房里静悄悄的，静得实在让人无法相信就在刚才，这里还在进行一项大工程。搬走最后的器具，她站在檐廊上一边解开围裙的带子，一边鞠躬致谢。此时的檐廊已被夜色包围，玻璃门外，只有虫儿在鸣唱。

“没事吧？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儿？”母亲像是要确认我平安无事，摸摸我的头，又摸摸我的背，又摸摸我的胳膊，“对不起了。肚子饿了吧？我马上准备晚饭。”

母亲的气息中包含着夜晚的寒气。闪闪发光的香粉被额头的皱纹给挤得斑斑驳驳。不难推测父母亲恐怕也在外面遇上了重大事情。

把视线从母亲脸上移开时，放在水槽里的维尼熊杯子映入了眼帘。我发现了唯一一样忘记收拾的东西。我没有慌乱，做了一下深呼吸后说了一句使母亲放心的话：“没事，妈妈。”

只需趁着父母亲上二楼换衣服的工夫把它悄悄洗了收进橱柜就行——我在心里这样小声说。因为我希望将这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当作隔壁家女儿和我两人之间的秘密。

老婆婆过世的消息传来，是在三日之后。

（精密机械厂经营者，四十九岁，男性/参加完国际样品博览会的返程途中）

青年的背影很像悼念死者的身影。他一步一步走向死者倒下的地方，把失了空壳的灵魂拔离地面，握紧它拉向自己——上面尚且残留着前一刻跃动的记忆，然后听着死者们飘向遥远的天尽头的声音，再次返回到这边。通过投掷标枪，青年默默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第六夜 掷标枪的青年

那是个同往常一样的早晨。时值九月末，夏日骄阳已然离去，云朵将身姿变化作秋天的形态，上班的电车里照旧闷热无比。七点二十四分发车的电车上，有每天早晨看得到的面熟的上班族与高中生的身影。我一手抓吊环，一手拎包，包里装着刚才慌里慌张塞好的便当。

照道理，我应该直接去公司。五站后换乘地铁，在街中站下车，沿偏离大马路的近道走上大约十分钟，在八点半之前必须到达那幢陈旧的大楼。十年有规律地持续下来，这条上班路线几乎可以说是附着在身体上去不掉的习惯了，照道理不应该产生一点点不妥当——直到在半路的车站，一个青年将一件古怪的行李搬上了电车之前。

起初车门口变得吵闹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有人贫血病犯了之类的。转过头去，却发现站在吵闹声中心位置的是一名身材高挑、身强体壮的青年。他的双臂抱着一件长得出奇的筒状物。

除了“长”以外，没有其他词语可以形容。长度一味地盛气凌人，逼得乘客们纷纷后退。当时青年正费尽心思想把明显会顶到电车顶棚的那东西搬进来。

“实在抱歉！”

无数次听见这句道歉的声音。仿佛那东西太长完全是自己所犯过错的结果，他一路低着头弓着背。为免戳破车内广告，尤其是打到乘客的头，青年保持着准确角度从车门上方将那东西插进来，朝与座位平行的方向转动了四十五度。由于这个斜掠过头顶上方的物体的出现，常见的车内风景霎时间为之一变。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多数乘客投去不客气的目光，也有人露骨地流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接下来是一连串更大的困难。青年必须确保自己有地方站立的同时把那东西搁在脚边。无论怎样小心谨慎，总会碰到谁的身体或包或鞋子。而且电车毫不留情地开动了，车内到处传来咋舌声，每次青年都只重复说：“实在抱歉！”钻过众多乘客组成的人墙缝，总算把那长长的物体放到地板上时，青年站到了我旁边。

越靠近，越发能够感觉到他的体魄特别强健：肩膀宽阔、胸膛厚实、腰部壮实。但是相比这样一副眼睛所见的印象，肉体本身散发出的精气神更能压倒我。那绝不是令人不快的东西，毋宁说带着柔韧的温热。

我往抓吊环的手上加重了力道，把视线落向自己脚边，再次观察起横在那里的东西。长度近三米，筒的直径约为二十厘米，中央有把手，材质是结实的塑料。虽然呈鲜艳的橘红色，但到处布满显眼的撞击痕迹。里面装着什么呢？是乐器吗，还是建筑材料一类的东西？乘客们在各自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是双脚跨在上面，就是把包搁在上面。电车一摇晃，脚底下就传来咔嗒咔嗒的震动声。随着车内逐渐越来越挤，青年把背缩得越发小了。

我抬起目光，刹那间和他四目相接。

“你压根儿没必要道歉。它太长，又不是你造成的。”

——我递过去一个无声的眼色。但是青年当然毫无察觉，对他来说，我始终不过是其他众多乘客中的一员。

最初我只是打算帮这个带着麻烦行李的青年一把，没想到变成了跟踪。他在地铁换乘站前两站开始准备下车时，我猛地冲到前面，为了确保过长的那东西拥有哪怕一点点顺利移动的空间，我稍嫌蛮横地挤开在车门前好几米长的乘客。“实在抱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周围再次充满不怀好意的空气，可我就是不管不顾地一个劲往前挤。我能感觉到青年跟在我身后，感觉到他同时仔细留意着行李的头和尾。

我们平安下到了站台上。没多久，瞅着客流空当，青年迈开脚步朝检票口走去，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大婶居然会为了自己在一个没事可干的车站下车。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乘上下一班电车，恐怕能够不慌不忙地赶到公司吧。尽管比平时的时间晚了几分钟，八点半之前还是可以轻松打卡的，然后再把晨报夹到报夹上，把茶水间的锅炉打开，给办公室的花换水，在这期间，没准马上就把什么带着过长行李的青年忘得一干二净了。可不知怎的，我没有那样做。我站在站台上犹豫不决，没上下一班电车，目光离不开眼看即将消失在人潮中的青年的背影。

是因为那件行李和魁梧的后背实在太不协调，我感觉到了放任不管的危险性吗？是因为预感到就这样视而不见的话，青年有可能将在某个地方陷入走投无路的事态中吗？总之等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尾随在青年身后了。至于做这种事能有什么好处，压根儿没预见到。

头一回踏足的这个街区平凡而整洁，看起来相当适合居住。从站前延伸出去的主干道是一条舒缓的上坡路，行道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公交车来来往往，上学途中的小学生们奔跑着经过我身旁，商业街的店铺前头有老太太在打扫。在这番早晨的热闹景象中，从青年腋下伸出的橘红色飞舞般地穿梭而过。只要麻烦不降临到自己身上，人们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只有我，在盯着那道橘红色。

爬上坡顶时，人们的身影减少，周围出现了一片密集的住宅区。像是在抄一条熟知的走惯了的近道，青年毫不迟疑地拐过好几个弯，又进小巷，又穿公园。一路上有图书馆的分馆，有教堂，有净水场。照道理并没有什么曾经尾随过谁的经验，然而不知怎的，我干得很漂亮。我不仅能够目测适当的距离，也能够自自然然地调节走路的速度。青年一次也没有朝这边转过头来。

走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候，青年拐进低层公寓林立的那一块的一条小路，穿过杂草丛生的院子，打开了用篱笆围成的一角的小门。这扇门寒碜得很，门上的白色涂料大部分已经剥落，铰链也快掉了。青年的脊背和过长的行李被悄没声儿地吸入了门内，门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我在公寓入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到公司。告诉说“因为身体不舒服需要请假”时，谎话出来得实在过于顺溜，连自己也吓了一跳。那位前辈男职员并没有怎么嫌麻烦或担心的样子，只生硬地说了句“啊啊，是吗”。一放下话筒，心情马上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急忙回到那扇破败的门边。

探头往里一看，没想到里面是一片开阔的椭圆形空间；浮现在眼前的天空，仿佛是被单独剪切下来的一块。

青年的贵重行李是标枪。他卸下筒的前端，从里面将它抽出来时，我立时察觉出那是一杆标枪。在电车里面纯粹是一个搅得四邻不安的东西，握在脱掉衬衫长裤露出运动装的青年手里，转瞬间变作精悍的一条直线。早已没人对它咋舌，它在明亮的天空底下舒展快活地展现着自身的形态。这里只有青年和我两个人。

住宅区中央怎么会有那么宽阔的一处体育场，我至今感到不可思议。家家户户最大限度地逼近护栏，护栏里面却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充满宁静，城市的喧嚣鞭长莫及。恐怕是修造好之后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缘故吧，跑道的线多处磨秃了；跑道内的草恣意生长，郁郁葱葱；生锈的护栏上藤蔓缠绕。在第三区凑合着设置有观众席，构造实在简陋，就是钢骨架成后装上一块板。但正是这样的朴素，为宁静增添了深度。

站在观众席上放眼望去，能够心旷神怡地看遍体育场的角角落落。我掸去长凳上的沙尘，把包放在脚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的同时坐了下来。我觉得这里毫无疑问将是我今天一天要待的地方。

青年把标枪插入某个地点啪嗒一声放倒，然后再次竖起标枪，两回、三回地重复该动作，在第十一回半的地方做了标记。刚刚还在的危险性已经荡然无存，青年和最熟悉自己身体的伙伴一道，表现出蓬勃生气。那个标记，成了助跑的起始位置。

邂逅青年时，我四十六岁，正是即将迎来丈夫去世满十年的时候。结婚不满五年，在市公所工作的丈夫就被恶性肿瘤侵蚀了肺部，癌细胞眨眼间转移到脑部，三十八岁就走了。他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制作飞机的塑料模型。

我没有孩子，霎时间成了孤单一人，一时间除了呆呆地望着他留给我的塑料模型以外，什么事也没法专心去做。但是又不能一直那样下去，终于被逼无奈需要工作了，就到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做了办事员。

关于我之后的人生，也没什么事值得特地记在纸上或对人说起。由于丈夫同疾病做斗争的那一年多的生活实在过于惨烈，人生的能量全部耗在了那里，剩下的就只有好比还在冒烟的余烬了。公司以进口国外家电产品为主营业务，大权独揽的印度总经理雇用了大约十名员工办理业务。交给我的，最好也就是试用电动葡萄酒开瓶器或蒸汽美颜器以及输入合同之类的活，绝大多数是不起眼的杂事。开开发票，上邮局走一趟，整理整理文具，一天就过去了。既不会得到谁表扬，也用不着提心吊胆担心能否完成严格的指标，也不会因为被竞争对手抢了先而流下悔恨的泪水。

早晨六点起床，听着广播里的英语会话讲座准备出门。第一个上班收拾办公室，以便大家能够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十二点，独自待在茶水间吃便当。三点，按照同事的各人喜好帮他们泡茶，有谁出差带了特产回来就负责平均分发。听到位于大楼南侧的公园那口自动钟一奏响五点的旋律，就迅速下班。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手里拿着飞机模型，对着透过窗玻璃漏进来的一点点月光，想象着它在广阔无垠的天空飞行的样子。虽然不十分理解丈夫活着的时候为什么能热衷于这种玩具，可只要静下心来观察，就会发现圆润的机身、歪歪扭扭的螺旋桨、机翼画出的曲线等全都得到了非常细致的再现，使人禁不住去抚摸它。胶合剂和涂料的气味还没有消散，机身角角落落残留着丈夫指尖的味道。

“呜——呜——”

我试着模仿引擎的声音。我试着让机身上升或盘旋，也试过用食指转动螺旋桨。“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在黑暗中轻轻回响。这样那样地动着动着，一般情况下就能够顺利地进入梦乡。

继丈夫之后离我而去的，净是一些因年龄或特殊原因不得不离开我的人。丈夫的双亲，一直没能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重新振作起来，相继过世；长期卧床的我的母亲，在故乡的敬老院里默默咽下最后一口气；弟弟被调往国外工作，带着妻子前往伊斯坦布尔上任，在当地出生的侄女的长相，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丈夫从单身时代养起的猫——喵喵，在一个小雪霏霏的隆冬傍晚，享尽天年，二十一岁去世。

大家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仿佛水从合拢的双手间滴落似的远去，我只有默默地目送他们离开。视线落到自己的掌心，那里只剩小小的窟窿，没有任何可供滴落的了。

为了不去看那种空虚，我选择专注于眼前的杂事。不抱获得别人认可、提高自己的希望，反而一心扑在无论谁都能胜任的这类工作上。再怎样细心地给花瓶换水或者泡茶，我的痕迹也不会留在任何地方。这样很好。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哪里，我都表现得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丈夫不在此地，自己同样不在此地”——我希望通过这样想的方式来感觉丈夫就在近旁。这，就是邂逅青年时的我。

做完热身运动，青年端着标枪开始活动肩膀。在寻找把手手感的同时，青年举起标枪，轻轻掷向数米外，然后拔回来再投掷数米，如此重复着在田赛运动场上来回跑，形成痛快的固定的节奏。标枪顺从地听由青年摆布，已经绝不再显得过长了。尽管比青年的身高要长得多，但它却像手臂的一部分般融入他的身体，保持着和谐。

活动肩膀的运动，距离逐渐拉长开去。无数遍不计其数地做惯了的动作所具有的稳定感，甚至传递到我这边。身体是那样自然、正确地活动着，无须多加思考，只需照着描出生前的记忆一般。

从观众席也能很好地看清标枪的形状。它的粗细能够让青年的手掌完全掌握，它带着柔韧且坚固的气息。银色的涂料大概由于常年使用的缘故，色泽发暗，但很内敛；缠在把手上的胭脂红的布磨破了，看上去像是被汗水浸湿了。枪头坚固且尖锐，的确配称枪；枪尾则如同流水般霎时变细了。

不知不觉间，淡云散去，天空高远。除时而有小鸟成群飞过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干扰青年了。透过缠绕在护栏上的藤蔓的缝隙，能看到马路上奔驰的车辆或者到阳台上晒被子的人的身影一晃而过。但那些在我看来，全都是与这里的天地没有瓜葛的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实在难以相信，青年头顶上方的天空，与椭圆外围的天空属于同一种类，我感觉自己被遗弃在了某个遥远无比的地方。但是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我确信，只要青年在我眼前继续投掷标枪，这里就是受保护的地方。我只看过一次手表，确定已经过了公司的上班时间之后，眼睛一直没从青年身上移开过。

青年注意到我了吗？我想我肯定在某个时刻闯进过他的视野里，但他并没有片刻表现出把注意力停留在我身上的样子。是因为出现观摩者并不稀奇，还是因为他就是那么专注于练习呢？总之，他对待我就像我并不在场似的。对我来说，这求之不得，这是我最习惯也最熟悉的被对待的方式。亏得如此，我才能够尽情地望着他。

终于，青年右手持枪站在了助跑位置上。从短袖袖管和短裤裤管里露出的浅黑色肌肉，在阳光底下散发着油亮的光泽。在电车上挨着站时感觉到的精气神，隔开一段距离，反而变得更加浓厚，突显出无懈可击的肉体线条。这是未被外物侵蚀、不知欠缺的肉体，宛如岩浆生成的结晶一般。

许多东西的细微部分都清晰可见，可不知怎么，独独青年的脸庞被笼罩在光线中，只能依稀可辨。尾随他期间当然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在电车上四目相接时，在一瞬间递上眼神已竭尽我全力，哪还有什么勇气窥视他的表情？我明白的，就只是手里持枪的他，此刻正将视线固定在空中的某一点上。

眼睛盯着这一点，青年开始助跑。最初几步很轻盈，慢慢地速度加快，引枪，势能增大——下一瞬间，枪出手。我不由得身体前倾，屏气。枪在空中画出一条线。它飞到比我猜测的远得多的地方，最后插在了草坪上。全过程速度极快，像是看穿了我的疏忽大意，一眨眼的工夫，开始、完结。

青年一遍又一遍地投掷标枪。预备，助跑，投掷，去取枪，把它拔出来再回到助跑的标记点。他平静地重复着这一整套动作。有一具如此漂亮的肉体在跃动，包裹着体育场的宁静却丝毫没起变化。传到我耳朵里的，有鞋钉的声音，有标枪离手飞出那一瞬间的破空声，还有青年用力踩踏草坪的声音——就只有这些。投掷产生的这些声响，被慎重地收入了宁静的底部。为了避免成为青年的干扰，我屏息静气，没有咳嗽一声。

一开始，光是用眼睛追逐这一连串动作就已经让我无暇他顾，不过过了一会儿，我便能够感觉到各个动作的形态、衔接方式、它们的意义以及其他有关投掷的各种事情了。首先让我大大吃惊的是，无论投掷多少次，青年助跑的脚步就是不乱。起跑四步，中间八步，从引枪到动作完成七步。青年的双脚持续准确地踏出该步数。阳光转强也好，风向改变也罢，都不会有影响。4、8、7。4、8、7。4、8、7。这一反复在大地上奏响一曲旋律。

助跑过程中，标枪闲适地将自身交托给青年。既没有过分逞强，也没畏缩不前。它心里踏实得很，似乎相信：只要遵从青年的命令，那就是好的。

站在助跑起跑点的青年，我喜欢他弯曲右肘把标枪架上肩的那一瞬间。那是将无比宝贵之物拉到身边，想要与它融为一体的姿态。青年和标枪，在交换只有他们才懂的暗号。正因为在十九步后就要立刻分道扬镳，他们越发希望亲密地联结在一起。青年用他的耳垂和脸颊感受着标枪的柔韧，标枪在他的手掌中感觉着不可动摇的稳定。

我当然也喜欢在空中飞的标枪。它出人意料地以低角度飞出，离开青年的手的一刹那，突然改变模样。不是描画抛物线之类轻而易举的事，而是简直宛如获得新生命似的全身震颤着猛烈地劈开空气。光是拿眼睛追踪它的震颤轨迹，我的心里就七上八下的，生怕标枪就这样飞向乱七八糟的方向，但结果证明无须担心。青年对它的控制有效极了。标枪忠实地捕捉到青年看准的那一点，选择最严谨的轨迹落下。不，“落下”这个词也许并不贴切——标枪它只是静静地着地。

不知不觉间，太阳升得老高了，早晨的气息消散殆尽。长木凳安静又温暖，凹陷得恰到好处，坐着很舒服。有棵橡树把枝叶伸展到了观众席旁边，亏得它投下叫人心情舒畅的影子，斑驳的日光在我脚边摇曳。照旧没有别人会来这里的任何迹象。

尽管标枪已经飞得足够远，但青年仍不满足，一直在持续练习。投掷标枪——仅仅就只是这项练习。标枪运动员练习投掷标枪，这幅再正常不过的风景，不知怎的让我感到了特别。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使用肉体的运动，也是孤独的思索。

对于青年，比起投掷标枪的时间，走路的时间要长得多。每投掷一次，要去超过五十米的前方去取枪，再返回到助跑的起始位置。青年垂着头慢慢走，钉鞋踩踏草坪的声响，也能传到我耳边。不知不觉地，田赛运动场上出现了一条他的通道。

青年边走边思考。是在脑海里重现刚才的投掷动作，然后加以改正吗？是在重新整理下次投掷中应该尝试的动作要领吗？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比如在想死去的人？——看起来也有点像。

青年的背影很像悼念死者的身影。他一步一步走向死者倒下的地方，把失了空壳的灵魂拔离地面，握紧它拉向自己——上面尚且残留着前一刻跃动的记忆，然后听着死者们飘向遥远的天尽头的声音，再次返回到这边。通过投掷标枪，青年默默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拿钉鞋鞋尖轻轻点了两三下地面后，青年进入不知第几次的投掷准备状态。汗水从发尾滴落。脚边放着他脱下的衣服、鞋子和双肩包，抟成一团。就在我用眼睛描摹他浮现在逆光中的肩膀肌肉时，青年握紧了标枪。它即刻平行于地面来到肩膀上方的固定位置。这是他们融为一体的、我最爱的英姿。没有谁发信号，也没有枪在哪里打响，他在他独自决定的最佳瞬间起跑。

起初的四步始终轻盈。似乎浑身上下——甚至连握枪的手指——哪里都没使劲儿。即将到来的爆发的预感潜藏在肌肉最深处，肉眼还看不见，但是依然准备就绪。

从第五步开始，明显地，钉鞋的声音、头发的凌乱方式、呼吸，所有都不同了。速度眼看着加快，势能从双脚向上半身积蓄。啊，照这样下去，他要到哪里才停！——我激动得心口发堵。但是，青年和标枪的一体感并没有丧失一点点。不仅如此，此刻标枪成了青年肌肉的一部分，成了一条肌腱，甚至成为了精神支柱。

终于迎来第十三步。他将标枪引向后方，上体扭转，两腿交叉，身体各部位开始向下一维度过渡。“终于！”的预感再也遏制不住，我把双手在胸前紧紧地合十。青年的目光盯在遥远的一点上，已经绝不可动摇。

胸部打开，右臂充分伸直，通过双脚从大地汲取的力量充满了青年。全身的肌肉，仅仅为了飞向半空中一点的标枪而贡献出所有。这时，肌肉群描画出最美丽的线条：上体下沉的同时体重移至左腿，以肩膀为支点斜举的标枪的枪头与青年的视线重叠，拉伸到极限的肘部与肩膀在下一瞬间释放标枪，右脚脚背铲地。

简直像青年身体的一部分被派上了天。标枪在震颤，它身裹青年托付的东西，同时又对其沉重性心怀畏惧。湛蓝的天上有一条银色的直线在熠熠闪光。到这步，青年已经什么也做不了了，只能无言地目送那道闪光；标枪一路描绘着上帝所画的线条。

那天对我来说，是可以用“跷班去观摩标枪投掷练习”这一行字来概括总结的一天。尽管过程多少有些异乎寻常，但也并没有什么因此而怎么样。青年和我，没交谈过一句话，也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后来也没再次遇见。

结束大约三小时的练习，青年把标枪收进套子里，换过衣服，对着田赛运动场一鞠躬，令人不及挽留便通过铰链坏掉的小门走到了外面。恭谨的退场。叫人难以想象这个人能够朝着那般漫无边际的地点投掷标枪。剩我独自一人。再怎样凝神注视，标枪描画的轨迹也已被天空吸收，连气息也没留下。

蓦地察觉晌午已过，于是我坐在观众席上吃了便当，从橡树树荫下的自来水水龙头里接水喝了。水龙头看起来相当老旧，可是出来的水却凉凉的很清澈。吃完全部便当后，我想不起还有什么事可干，学青年的样子朝标枪飞往的方向深深一鞠躬，然后离开了运动场。哪里也没去，直接回了家。

从第二天开始，我继续过毫无起色的每一天。早晨七点二十四分发车的电车、上邮局办事和分发特产、茶水间的便当、深夜的飞机。我至今孤单一人，仍旧在同一家贸易公司上班。

那一天和那以后的日子相比，唯一不同的，大概是我的心里面住下了一个掷标枪的青年这一点吧。在别人看来，大概不过是纯粹的错觉，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宝贵的变化。见过青年投掷标枪的我，已经绝对回不到没见之前的我了。陡然侵占内心一隅的椭圆形运动场，永远存在于我心中：那里天空湛蓝，一派静谧，观众席为我空出一条坐起来很舒服的长凳。

我偶尔上那里坐坐，比如无论如何抑制不住要哭的时候。青年这时便握着标枪踩着钉鞋出现，接着在除了我和他之外，没有任何人的运动场的天空底下投掷标枪。标枪简直就像丈夫制作的飞机那样，或者说恍如丈夫的灵魂本身般地飞翔。标枪始终在我伸手不可触及的遥远地点着地。但是用不着担心，因为青年会用充满疼爱的手拔出它，一步一步再次帮我送回到我的心中。我一边侧耳静听他的脚步声，一边擦眼泪。

虽然我完完全全老了，但掷标枪的他一直是青年的模样。

（贸易公司办事员，五十九岁，女性/出席侄女结婚典礼的旅行途中）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全都在我面前讲述自己的阿婆，在击球练习场的服务台，在动不了的电梯里，在公交车站，在药房的收银台。既有充满幸福感的记忆，也有只剩悲痛的记忆。既有人没完没了口若悬河，也有人吞吞吐吐。讲述完毕，必定最后再一次地注视我。但是他们看的并不是我，而是过世的阿婆。

第七夜 过世的阿婆

“你吧，跟我过世的阿婆长得一模一样！”

第一次听人这样说，是距离现在大约二十五年前，我在击球练习场挑战时速九十公里的直球的时候。

也因为周围嘈杂喧闹，起初我还误会他是不是在说我“你的打法像老婆婆”。确实，我的击球自成一派，很难说姿势特别精练，属于半数以上要打空的。可当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我感到有些恼火，脱下头盔，回头去看站在护笼外的球友。

“嗯，果然很像！”

也不考虑人家的感受，这个人就漾开爽朗的笑容直盯盯地看着我。

没想到这位球友还挺英俊：身材魁梧，眉清目秀，充满了清纯感。因此我冷不防吃了一惊，火气立刻不知跑哪儿去了，反而莫名其妙地慌了神。

“你好像来得挺勤的吧。老是进这个7号护笼。我早注意到你了。”

青年是一副下班后很放松的感觉，领带松着，衬衫的袖管卷上去了。可能已经打完了吧，额头冒着汗。

也许确实很少有女孩子单独来击球练习场，所以我很惹眼？当时，我在隔壁的旱冰场打零工，老板送了击球练习场的次数卡。我是出于不想浪费这张卡这个单纯的理由去挥动球棒的。至于选择7号护笼，只不过是为了跟当时“粉”的棒球选手的后背号码保持一致而已。

话说回来，事情一按这种套路发展，我的心头当然涌起疑问：难道这就是被称为“搭讪”的玩意儿？这样一想，内心越发难以平静了，没法好好地答话，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摩挲头盔上的伤痕。

“喏！这种微微低头的侧脸的感觉……”

青年的语气始终直率得很。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总之保持着低垂脸的角度好一会儿没动。

本来，从这里开始大概应该展开一段罗曼蒂克的恋爱故事吧？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简单。我们每回在击球练习场碰见，总是到服务台前面那张破破烂烂的沙发上坐下，一边喝着从自动售货机上买的罐装咖啡，一边聊天。但是聊的基本上全是有关青年过世阿婆的话题，完全不见有朝罗曼蒂克方向发展的迹象。

“当然，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阿婆岁数就相当大了。”青年以这句理所当然的话开头，“不过，我不是说你跟照片上年轻时候的阿婆很像。你是跟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八十一岁过世的那个阿婆，长得一模一样。”

“哦……”

是值得欢喜，还是该感到悲哀？我完全没了方向，只知道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

“一眼看到你，我马上就发现了。仿佛看见阿婆从你里面浮现出来似的，或者说是你跟有关阿婆的记忆自然而然重叠在一起了似的——这样说可以吧？就好比一条毯子，由于光线的不同，图案看起来会随之发生变化，道理是一样的。跟年龄什么的没关系。”

不过，说话的时候，青年显得特别幸福。所以我的心情也绝对不坏，不知不觉甚至产生了为了能让他尽情地沉浸在回忆中，愿意帮他去做自己办得到的任何事情的心思。

据说他阿婆是一个能干的人，凭着一副直不起腰的弱小身板打理着一爿杂货店，一直到去世。而且作为整个家族的代表，遇有生孩子、搬家、生病、天灾等事，就东奔西走，帮子孙们的忙：看护婴孩，烹煮美味佳肴，浆洗床单。她会做的净是极其平凡的工作。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她一出现，不知为何，此前陷入僵局的事态就会往好的方向改变：杂乱无章到极点的事情就能够理顺；病人伤员就能够安心养病养伤；婴孩就能止住哭泣——不知从哪里照进来一束光，大伙儿都开始能够深呼吸了。

“所以……”青年把目光落到罐装咖啡的罐口，说道，“谁都把阿婆当成依靠。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有阿婆在就没问题。”

既不富有，也没拥有特殊能力的一个老妇人，仅仅通过她那小小的一双手，承担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度过了为子孙们全心付出的一生。根据青年的话语浮现的阿婆，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青年上击球练习场来，有着我无法与之相比的恰当理由。他曾经是典型的棒球少年，位置是接球手。而无论哪次比赛，他阿婆必定到场声援。她坐的位置就固定在外场区的最后面。那里的话，防守时也能从正面看到孙子的脸。之所以占住最后排而不是最前排，是因为她怕自己的身影进入孙子的视野导致他注意力分散。她这个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格外注意不让自己碍年轻人的事。

首先，她把观战专用坐垫在观众席上铺好（那是一块拿旧被褥手工改缝的坐垫），然后取出念珠，更深地弯下本就弯了的腰跪坐在坐垫上，坚持专心念佛直到比赛结束。到头来，比赛经过不消说，好不容易占住了接球手正对面的位置，却不看孙子一眼——眼睛始终是闭着的。

青年比赛地，有一念佛老婆婆。虽然本人大概是有意不让自己引人注目，可不管愿不愿意，她的身影还是很惹眼，据说照片都上报纸了。

青年说，无论是进入击球员区后，或是在和投手交换暗号的时候，还是坐在长凳上声援队友期间，一直都能感受到阿婆的祈祷。事实上，他阿婆的身影非常之远，几乎只能看见黑色的一点。但是就在隐藏于其他观众中间的这一点上，有个人在一心为自己祈祷平安——唯有这个事实，是难以撼动的。而且，她所祈求的，并不是孙子击出一个安打或孙子赢得比赛之类浅薄的愿望；她是祈愿更广大的平安无事，参加比赛的孩子、候补队员、我方对方、教练、父母兄弟姐妹、看客们——聚集在此处的人们全都平平安安。

“只要想到阿婆在那里，心里就很踏实……”青年说，目光像是在搜寻站在击球练习场的护笼外面的阿婆，“就算被逼到九局下半，两人出局，满垒振三球这样的困境，也不会自乱阵脚，照样叉开双脚站得稳稳当当。”

比赛结束，为了不干扰孙子的集体活动，阿婆总是迅速离开。不论青年多快赶去外场席位，留下的总是只有阿婆坐过地方那一点坐垫的痕迹。

阿婆去世，是在青年上高中二年级，他刚刚十七岁的时候。春季的新人赛成了她最后一次观看的比赛。告别时，青年把坐垫放入了棺中。从少年棒球时代起，长久以来一直支持着阿婆的祈祷的这块坐垫，据说棉絮都磨薄了，中间浅浅地凹进去一块。

高中毕业以后，青年过着完全脱离棒球的生活。他在银行找到工作，成了一名销售，每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跑，连享受业余棒球比赛的闲工夫也没有。但是，有时候，工作出乎意料提前做完的晚上，他就一个人跑到击球练习场，投入二十球或三十球的代币，站在击球员区挥动球棒。现如今身体已经迟钝得不行了，挥抡起球棒来没法再像十几岁时那样敏捷。可即便如此，时不时地，活像某种奖励似的，被球棒中心击中的球也会画着笔直的轨迹呼啸而去。青年则会注视着球飞去的方向，因为他感觉到，阿婆就端坐在那里，正在为自己祈祷。

和青年一起一边喝着罐装咖啡一边聊天，大概有过四五回吧。主要是青年谈他过世的阿婆，我在旁边倾听的模式。他很热心，似乎说，既然长得如此相像，你就无论如何有必要了解有关阿婆的事情。我基本上不插嘴，把倾听者的角色贯彻到底。也因为抱有这样的心态，即不管前因后果如何，既然有了交集，就再也没法退回到从前了。而缅怀同自己非常相像的、自己不认识的某个人的人生，是一段出乎意料的能使人获得心灵平静的时光。

距离第一次开口交谈过了大约半年，能碰上面的间隔一点一点地拉长了，蓦地回过神来，发现他已经销声匿迹了。因为是一名银行职员，所以我猜他没准调到外地去工作了。没多久，我的次数卡也用完了，又因为辞掉了旱冰场的活儿，所以击球练习场也就不大去了。结果一直到最后，我们也没互通姓名。青年多半是发觉，关于过世的阿婆，已经聊得足够充分了吧。

但是在某座城市的击球练习场，估计他至今仍在挥抡着球棒，也必定在球飞往的前方搜寻着阿婆的身影。

第二位过世的阿婆登场，是在七年后。我刚结婚，住在郊区一栋老公寓的六楼。

在盛夏的一天中午，我为了上超市买东西，乘了电梯。在五楼，一个陌生女人进了电梯，我都没怎么注意。除了创下观测史上最高气温的纪录以外，那天并没有特别不一样，就是很平常的夏日里的一天。

门关上电梯开动的一刹那，甩出明显不祥的一声异响，灯灭了。脚底下剧烈摇晃了一记，从此不见电梯有任何哪怕抽动的迹象。昏暗中，我和她这才注意看了看对方的面孔。

“哎呀，嗐！真讨厌！是停电吗？这儿的电梯，太老了，老早就发出怪声音了。果然不出所料，这种事情……”

“这里有紧急电话。”

她没理会我的惊惶失措，以冷静的口吻这样说着拿起了话筒。光听声音，似乎已到中年，不过身体轮廓修长，姿态优美，浑身不见赘肉。

很幸运，电话好像接通了。她简直像沟通工作中一件小事似的与对方交谈着，叫人实在难以相信是处在被困电梯的状况下。说实话，我不禁心生感叹：啊，身边有这个人在真是太好了！

“说是大约三十分钟以内，维修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就能赶到。”她说。

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以后，才发现她的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许多；没有化妆的痕迹，黑色短袖配黑色长裤，肩头挎一只大大的布包，模样朴素，一件首饰也看不到；混杂了一半白发的头发紧紧扎成一束，显得眉眼紧绷。

“请问您是住在这公寓里吗？”

亏得有三十分钟这一明确的时间点，我总算冷静下来，也有心思问她问题了。

“不是。我拜访过五楼的客户之后正准备回家。”

她倚靠着墙，抱着胳膊，目光投向天花板的一个角落。一个个动作优雅、洗练。

“我是淋巴按摩师，上门服务的。”

“淋巴？”

“哎。也就是，为了促进淋巴液流通，迅速排出体内废物的按摩。”

确实，她的身体看起来的确像是新陈代谢很不错的样子：皮肤有弹性，呼吸均匀，动作也流畅。只不过相比苗条的身材，指关节粗大而坦然。这大概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为什么要上门服务呢？”

“没什么特殊原因。这样更符合我的性格。取得资格开始营业以来，我没开办过一家诊疗所。客户有需求，我就主动上门。我就好比循环通畅的淋巴液那样地四处活动。一直是这种方式。再说，真正需要我按摩的患者，大部分是没法外出走动的人，由于癌症晚期啦，半身不遂啦，心里有疾病什么的。”

“原来如此。”

“没必要让身体不适的人专程跑一趟。只要有这十根手指，我无论在哪里都能工作。”

她把双手伸到半空中，对着我轻柔地活动着手指。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充斥着周遭的黑暗仿佛荡起了微波，不由得眨了眨眼睛。而一眨眼间，已经平静如常了。

我们并肩在地板上坐下，边聊天边等待维修人员过来。不是什么严肃的话题，就是纯粹的闲聊，为了平安度过麻烦的意外时间。哪怕知道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救助，可说一些话能让心情更放松。说到底，再怎么说，我们是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箱子里呀！

“哎呀！来得也太慢了是不是？”

是我最先这样说的。不巧，两个人都没戴手表。但是再怎么估算，也总觉得三十分钟早就过了。而且由于冷气中断，里面热得叫人受不了。

“不，三十分钟还没到。”

大概是直接在电话里通过话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她信心吧，看不出她内心的动摇。

“再稍微忍耐一会儿吧。”

说着，她握住了我的胳膊。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事，十根手指已经从我的手掌向手肘，从手肘向腋窝，慢慢地滑行而上。

啊，这就是淋巴按摩吗？——反应过来，已经间隔好一会儿了。明明热得让人相当心烦气躁了，她的体温却不知怎么不但不使人感到不快，反而像是通过十指的指尖把闷在我体内的热气给吸走了似的，有一种舒爽的感觉。就在这时，她说出了那句话：

“你跟我过世的阿婆，好像……”

我想，这可不能听错，就确认地再问了一遍。

“很久以前衰老而死的、我的祖母。”

她一边摸索着我腋下的淋巴，一边喃喃说道。接着，在继续淋巴按摩的时间里，她讲述了有关自己阿婆的故事。

用一句话概括，她阿婆是一个乖僻老人，在这一点上同念佛阿婆迥然不同。有洁癖，任性，瞎浪费，专爱说人坏话。任何场合，都必须让自己成为全场焦点，常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旦发火就收不住，就要毫不留情地斥责对方，把对方彻底打倒。

“当然，你们像的不是脾气。”

在大体上讲述了一遍阿婆存在的问题之后，她也没忘记这样补充一句。

由于这种让人头疼的性格的缘故，阿婆的婚姻生活不长久，晚年跟孩子们的交流也少了，又没有朋友，不得已过着孤独的独居生活。去世前大约一年，阿婆之所以跟她这个身为百货商场售货小姐的年轻孙女共同生活，并不是出于所谓的笃爱之情，而是单纯为了节约在大城市里的居住成本——她坦率地说出实情。总之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代表一大家族人，完成给这位麻烦精阿婆送终的重大使命。

那天，阿婆突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起她来：“你把我宝贝的小提琴藏哪儿去啦？肯定是你偷的！”一切的开端就是这句话。

小提琴？她完全不晓得阿婆在说什么。阿婆到底有没有什么小提琴还不清楚呢。这种东西，她是连见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阿婆激动得直嚷嚷。把她的牢骚理理顺，意思就是说，那是一把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拥有贵重价值的小提琴，从她十七岁的时候在国际会演上夺得冠军以来一直贴身带着，几乎已经化作身体的一部分。国内自然不消说，即便国外，从欧洲到北美，它也是她所有演奏之旅的同行者，是一起接受掌声的同志，是为她缓解紧张给她安慰的恋人。每天不和它一起待上十个钟头，她就要发狂而死。最要紧的，是技艺生疏，再也演奏不出被称为“天使的行为”的乐音了，难道不是吗？

以上就是概要。也就是说，不知几时，她阿婆成了以世界为舞台活跃着的一位天才小提琴演奏家。

她说，我阿婆就是一个没有一点点音乐素养的人。据说终其一生，既没学过古典音乐，也不爱好音乐，身边也没有过类似的人物。但是谁有工夫跟她反复讲道理？想要平息阿婆的怒气，就需要尽快弄到一把小提琴。光靠口头上打马虎眼儿压根儿没胜算。

所幸她上班的百货商场设有乐器柜台。不过在售商品太贵了，最便宜的她也下不去手，所以就一再恳求负责人，求他帮忙从不知哪里弄来了一把即将报废的。即便如此，也是一笔让她肉疼的开销：她必须分期付款才行。

起初她还担心不知能不能骗过坚持说琴不下一亿的阿婆，没想到阿婆很干脆地表示满意，她倒有些失望。

“噢！是它！是它！”

阿婆从琴盒里取出琴，疼惜地抚摸着背板啦腮托啦缠线的部位，那样子就像这个小提琴真是她的老相识似的。只看她手的动作，能让你以为它当真价值一亿日元。

“好了，我要练琴了！你可别干扰我！”

阿婆挥舞着琴弓，像要撵她走似的站起了身。

从此以后直到去世，阿婆的言行举止都是一派天才小提琴演奏家的派头。说是练习，也不过就是拿琴弓在弦上乱拉一气罢了，当然只能拉出刺耳得吓人的声响。在同一屋檐下持续听这声响，只能是一种受罪。估计她本人自以为在拉贝多芬或者柴可夫斯基，所以一脸的若无其事。小提琴寒碜得甚至瞒不过外行人的眼睛，越发衬托出她演奏时的滑稽相来。有时她也会说自己要踏上演奏之旅，就抱起琴盒，精心打扮一番出门而去。因为没给她带钱，所以她也去不了多远，常常是在附近转上两三圈，在公园稍事休息，过上约莫半天光景也就回来了。

“进展顺利哦！顶呱呱！”

尽管如此，阿婆仍然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渐渐地，她也习惯了这种妄想。在妄想中，她不知不觉成为了经纪人。“这次的演奏会，票销售一空”，“新唱片定在下月一日发售”，等等。她想到什么说什么，听得阿婆欢喜雀跃。只有在这个时候，她们能聊得很投机。只要抓住一点小窍门，也就是说，只要不忘摆出把对方当作天才小提琴演奏家来尊敬的态度，阿婆总归高高兴兴的。

“这时我才感到没有隔阂了。不过不是祖母同孙女的关系，是在伪小提琴演奏家与经纪人这个附带条件下。”

说话期间，淋巴按摩一直没间断。只要她稍稍按一按手掌上的某个地方，微波就荡漾到我身体的角角落落。

那天，阿婆从阁楼的储藏室里找出一张唱片来。是一张布满灰尘的老唱片。于是她每个晚上从吃好晚饭到睡觉前的这段时间不停地放这张唱片。马克思？布鲁赫作曲的？苏格兰幻想曲？，小提琴演奏是亚莎？海菲兹。

“这个，是我拉的哦！”

阿婆说。唱片封套上印刷的照片，自然是海菲兹。一个跟她阿婆毫无相像之处的长相端正的西方人。但是她不会强调指出。比起听阿婆练习，倾听海菲兹的唱片值得感激一百倍，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是她阿婆拥有的唯一一张唱片。至于怎么会有这张唱片，是谁送的礼物，是不能问的。为什么？因为本人所演奏的唱片在本人手里是理所当然的。

她阿婆一边听着唱片，一边述说作为小提琴演奏家的一个又一个回忆。胸开得很低的银色长裙、临上台前的祈祷、鞋跟踩响地板的声音、耀眼的聚光灯、震颤空气的第一声、小提琴的重量、弯曲的琴弓、昏暗的听众席、最后一声消逝后的停顿、掌声、无休无止持续的掌声、覆盖住前胸的花束、香槟、签名、微笑与眼泪……

阿婆的描述特别详尽：从衬裙上点缀的蕾丝的花样到插戴的发卡的形状，从后台摆放的化妆品的生产商到装饰大堂的雕刻的作者——所有情景清晰可见，里头既没有模糊不清，也没有自相矛盾。

莫非这个人当真曾经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有不少时候，忽然就会陷入这样的错觉，她说。置身错觉中，她看到阿婆面颊绯红，两脚稳稳站定，一门心思专心致志地拉着小提琴：嘴角漾着文雅，垂低的视线甚至使人感觉到威严。从两只高贵奢华的胳膊底下，堪称“天使的行为”的乐音漫溢而出。什么乖僻且爱刁难人的影子，消失得不见一丝一毫。她往外散发着特别的精神头儿，能使人以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沐浴在光芒中的，就只有站在眼前的这一个人。

掌声经久不息。所有人怀着似乎品味到了一种难以估量的壮美的心情，眼中噙着泪地送上掌声。小提琴演奏家全身上下都在接受来自人们的赞赏——她阿婆终其一生都绝对不曾从谁那里得到过的名为“赞赏”的礼物。

“你的脸相跟我阿婆拉小提琴时候的神情很像。”

她注视着我，抓着我的胳膊没松开。她的手指从我的肩头朝手腕慢慢下滑，最后包裹住了我的双手。简直当它们是她阿婆的手一般，久久地握着不松开。

她阿婆去世的时候，棺材里面自然放进了小提琴与？苏格兰幻想曲？这张唱片。

维修人员一到，电梯简简单单一下子恢复原样了。咣当咣当发着响儿抵达了一楼。电梯门开启，才发现看热闹的人们在外面吵闹个不休。与此同时，缅怀已故阿婆的我们两人的清静时光也迎来了终结。

“再见了！”

“非常感谢！”

“哪里哪里。”

彼此说完客套话，我们就分手了。在耀眼的阳光中，她的背影渐行渐远，不久就看不见了。

第三个和第四个过世的阿婆，在那以后没隔多久就出现了，地点分别在牙医的候诊室和加油站。具体故事没听对方说起，不过好像两位都是疼爱孙辈的无处不在的典型的阿婆。

后来有段时间杳无音信，连我自己也淡忘了。却又出现一段接二连三频繁出场的时期，就在从三字头末尾奔向四字头的约莫一年的时间里。大概跟运势呀生物钟呀星体运行之类存在某种关系吧？不拘怎样，总之没有规律，不可预测。

“不好意思……”

有陌生人这样上前搭讪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不是问路就是兜售吧？但是轮到我，会在心里嘟囔一句：“啊，又来了！”紧接着果不其然，从对方口中漏出一句“……过世的阿婆……”

实在是有各种各样的阿婆。家庭环境、职业、学历、性情，也是多种多样。如果说存在唯一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她们全部已经过世。

除了开杂货店的和伪小提琴演奏家以外，还有学校食堂的厨师、牧师的妻子、农妇、保险推销员等。既有被阿婆带大的孙辈，也有一面也没见过、仅通过相片知道长相的孙辈——因为阿婆住在遥远的外国：生日或圣诞节寄来的小包裹，一打开就散发出童话国度的气息；据说孩提时代他一直相信自己的阿婆是一位魔法师。

关于死法，也留下了许多插曲。尤其难忘的，是从动物园的猴山上摔落致死的阿婆。早上被上班的饲养员发现，猜测可能是一桩案件，引起一片哗然。死亡时间被推定为半夜十二点多。这自然是在闭园后。七十过半的老太太怎么会特地半夜闯进动物园来？无论怎么想，都只能认为是被强行推落的。

然而调查结束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老婆婆独自一人潜入除动物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动物园，翻过猴山的栏杆，戳破铁丝网摔落。

“所幸……”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他说，“当时一只猴子也没有。三个月前，猴群集体感染肺结核，全体被隔离了。所以阿婆的遗体没遭猴子伤害，完好无损。”

人们常说，世上与自己长着相同面孔的人有三个。可除过世的阿婆以外的人物，诸如女演员、女主播或者运动员等等，我一次也没听人说起我跟哪个长得像的。一提到“长得相像”这个话题，必定是过世的阿婆，人数也老早超过三个了。但是为什么总是过世的？活着的阿婆就不行吗？我有时也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仔细想想，拥有健在的阿婆的人口比例，应该绝对不高。再怎么说，阿婆也是老人，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而有着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恐怕世上还不少？也许并不是一种罕见现象？但是，此刻在这里，我认为应该记下自己的这份体验。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主妇，既没有任何特长，也同戏剧性的体验无缘，也没有任何一样能够抬头挺胸大声主张的主义、教训、启示等等。在这样一个我的人生中，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具有记录下来的价值，那也就是过世的阿婆。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全都在我面前讲述自己的阿婆，在击球练习场的服务台，在动不了的电梯里，在公交车站，在药房的收银台。既有充满幸福感的记忆，也有只剩悲痛的记忆。既有人没完没了口若悬河，也有人吞吞吐吐。讲述完毕，必定最后再一次地注视我。但是他们看的并不是我，而是过世的阿婆。

请允许我最后再补充一句。结婚十八年了，我到底没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尽管曾经邂逅如此之多的过世的阿婆，我自己却永远成不了过世的阿婆。

（家庭主妇，四十五岁，女性/从丈夫的赴任地返回途中）

我爬上消防楼梯，从最顶层五层的楼梯平台向下俯瞰，发现地面比我想象的还要遥远得多。除了自行车停车场那一块有两三个小孩在玩耍外，没有其他人影，只听见从公园传来无休无止的蝉鸣声。洋娃娃拿斑纹状的眼珠瞪着我，对它自己接下来的遭遇一无所知。

我从楼梯平台探出身子，把洋娃娃扔下了楼。我呼吸急促，怎么也平稳不下来，汗水湿透掌心；洋娃娃却乖乖地、不发丁点儿声响地坠落下去了。

第八夜 花束

那一夜，我捧着一束花走在路上。相当壮观的一束花，抱在怀里遮住半边脸，拎着会拖地。百合、玫瑰、罂粟、大丁草、丝石竹及其他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各种花像要扑出来似的紧挨在一起，包裹在淡紫色的包装纸和玻璃纸里，再用缎带优雅地捆扎在一起。

说实话，我不知该拿它怎么办。假如这是送给女朋友的生日礼物，或者自己为求婚而准备的花束，大概自然另当别论吧。一定是无论再怎么难拿得要命，心里头也快活无比。但是很遗憾，当时的我所处的境地，并非那样的罗曼蒂克。

一个穿着廉价西装、二十岁上下的男人手捧花束的身影，比想象的还要扎眼。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低头含胸靠路边走，过路的行人还是把视线投向这边。有人特地回过头来流露出大惊小怪的神情，也有人莫名其妙地冲我微笑。明明不过是单纯的花而已，一旦束起来被人捧在手里，却仿佛硬是散发出特殊的光芒来。

换作平时，我是搭电车回家的，可在挤满醉鬼的时间段带着如此大的一件行李，恐怕会给人造成麻烦，于是选择了步行。在扎眼这点上，两边没多大差别。我反倒开始后悔了：反正挤烂了又不要紧，早知道搭电车快快回家得了。

每迈出一步，玻璃纸就沙沙响几声，缎带的两头就晃来荡去，混合了夜晚寒气的花香从胸前升腾上来。再次端详，发现另外还有小鸟眼珠般小小的红色果实、还不晓得会开放成什么形状的硬硬的花蕾以及软绵绵的花穗隐藏在花丛中。所有一切湿漉漉、水灵灵的。不知什么时候，百合的花粉飘落到了衬衫的前襟上，成了铁锈红的污渍。

以前为了节约电车费，我也曾经有好多次从打工的地方走相当于两站地的路程回家，不过抱着抱不惯的东西就让人备感疲倦。换到左手拿也好，换双手抱也好，夹到腋下也好，怎么也没法确定合适的位置，就是摆不平，始终感觉不对劲。再加上花束出乎意料地沉，手掌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阵阵地发麻。花束可能更适合拍成照片或者作为典礼最后的点缀，但却并不适合拿着到处走——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沿国道铺设的人行道笔直伸向闪烁的街灯连成串的遥远前方。大型电器商店、家庭餐馆及音像租赁店的霓虹灯映照出一直下到晌午过后的雨留下的水洼。抬头望天，是满月。

每回在大楼与大楼间的缝隙前面停下脚步，或者当小酒馆的垃圾箱映入眼帘，我都险些忍不住嘀咕：“要不扔掉算了！”——得费点儿劲才能把这念头遏制住。假如把它悄悄丢在胡同深处，或者打开塑料桶的盖子使劲塞到里面去，我觉得大概就能心情舒畅，双手一下子解放了，就能快步走回家了。

“不对，不行不行！”

我这样告诉自己，摇摇头，眼睛盯着脚下继续前行。

说起来，我屋里甚至连一只花瓶也没有，也不会有家人或者女朋友对我说：“哎呀，你怎么会有这花？好漂亮！”

送我这束花的，是我打工地方的顾客。我是男式西装专卖店的售货员，那天正值打工合同终止的最后一天。不过就是一个签了一年合同的打零工的小子，只管保洁、商品的取进取出，顶多还能卷卷裤脚管，不干就不干了，对店里几乎没任何影响。店长以下的店员们甚至没一个理睬过我。在熄掉店里的灯之后，店长以极其机械的口吻说了一句“再见，辛苦了”，仅此而已。

大伙儿返回更衣室去了，剩下我独自切断正门入口的自动门电源，正准备给门上锁的时候，响起了砰砰敲玻璃的声音。

“晚上好！”

站在门外的，可以说是我唯一负责过并相熟的顾客——殡仪馆的一位科长。

“这么晚来，抱歉！这个，方便吗？”

科长脸上流露出稍显羞涩、抱歉的表情，和平时在我面前显露的一样。不同于往常的，是头一回过了打烊时间才来。还有一样，就是带着一束花。霓虹灯招牌暗了，在完全被黑暗笼罩的夜色底下，唯有被他抱在怀里的花束还包裹在光亮中。

“方便，当然。请进！”

尽管稍有些犹豫，我还是重新接通电源，打开了门。

“请到里面来。请坐在里面的沙发上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开灯。”

“不是……”

科长客气地站在摆满大甩卖的衬衫的小货车前面，迟迟没动。

“货品我马上给您准备好。收银机跟仓库也都还开着。”

“不是，我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就是……”

接下来的话语，混入了花束玻璃纸的沙沙声中，我没听到。

出乎意料地，科长和花束十分相称。他虽然身高没我高，又瘦，拿花束的手法却很自然，一点也不见费劲。他身体的线条十分贴合花束的形状。看上去，花束似乎比被我拿在手里来得更要安心、舒心得多。

我之所以会负责科长，纯粹是出于偶然。为了避免妨碍正式员工完成个人指标，这里无意中形成了忌讳兼职人员一对一接待顾客的氛围。当然，我对此也心领神会。科长头一回来店里的时候，当天罕见地顾客盈门，就我一个人闲着。此后，每回一个月一次或两次来店里的时候，科长总要叫我。哪怕我正在清洁厕所或停车场的阴沟，他也要特地把我叫去；都到这份上了，正式员工们不知不觉地也就没法插手了。

科长为什么喜欢我，原因不大清楚。实在很难说还不熟练的我干得有多漂亮，再说态度更好的正式员工要多少有多少。说不定和待客技巧无关，他可能单纯只是不愿打破最初的模式而已。不管怎样，科长配我这一组合自然而然地就固定下来了。

“这个，我想着给你……”

我正要赶到开关那里，科长拦住我，递过来花束。

“啊，是要给我吗？”

“因为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

“是，是的。不过为什么……”

“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点儿心意，承蒙关照，表示感谢。”

“必须道谢的是我才对呀！平日里承蒙您偏爱。”

“哪里哪里。哎，别说得这么夸张，也没什么……”科长局促不安地咽下了话语。

“真的可以吗？这么漂亮的一束花！”

我一接过花束，科长就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目光，闲得无聊的双手把西装的纽扣解开又扣上。店长他们大概已经回去了，更衣室那一块寂然无声。店内昏暗，只微微潜进来一些停车场上的电灯光，挂了好几排的衬衫一点一点地沉入黑暗里。人体模型们的背影是那样的冷淡，看上去似乎早早地就堕入了梦乡。就只剩科长和我两个人了。

“下一份工作定了没有？”科长勾着头说。

“没有，其实还……”

“要是能跟你续约就好了……”

“估计不行。”

“还是希望进服装行业？”

“没有。在这里工作也只是碰巧的结果。”

“可惜了啊！遗憾。”

“我可没做什么事当得起您这样说……”

“其他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吗？”

“没，哎，这个嘛……”

一时回答不上来，我模棱两可地微微一笑。国道上行驶的车流的前灯灯光分成无数股在玻璃门外流动，展示着各种各样的颜色。挂着一溜儿布帘的试衣间一角和看样定做区，最早陷入了黑暗的那一头；绑在收银台旁的货架上送孩子用的气球，大概由于空调关了的缘故，纹丝不动地飘浮在半空中。

“真的非常感谢！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好了……”

“不需要谢我。祝愿你的新一段人生路平安顺遂！”

“好的。”

“多亏了你，我总能买到好东西。谢谢你！保重啊！再见！”

“科长您才是，请多保重！再见！”

我把花束捧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时，科长的背影正朝着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角落里的殡仪馆营业用小货车渐行渐远。我再次朝着融入车灯光流中的小货车鞠了一躬，尽管仍旧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能叫人赠送花束依依惜别。

那时候，我从大学辍学了，靠着不停换零工来应付一时的生活。好不容易历尽艰难困苦才进了大学，我却不过几个月就退了学。这里面虽然也有商学院的课程实在不对胃口、在交友方面受挫的成分，可最大的原因还是我父亲。叛逆期过长，发展到极限，我把父亲汇来充当学费的钱用一天时间在老虎机上花光光，第二天顺势提交了退学申请。关键问题不在退不退学，而是要让父亲吃瘪。

把对学生来说数目绝不算小的一笔学费在一天里花光用尽，是一项超乎想象的重体力劳动。吃吃喝喝买买东西或者帮助某个人都不行，作为最接近于“打水漂”的方法，我选择了老虎机。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把把赢。“哗啷哗啷”——代币招人恨的声响响个不停，叫人心里直发毛。我陷进了一种情绪当中，仿佛听见父亲在暗自偷笑说：“就你小子那点心思，我早看穿了！”

我在店里连续坐了十二个小时以上，终于在投入最后一个代币时，只觉得耳鸣、恶心。

同身为高中历史教师的父亲之间变得复杂的最初缘故，可以追溯到我八岁时母亲因肝癌去世那阵子。后来，两周年忌日还没过，自称新母亲的人就来了。似乎是周围的人担心一个男人家单独带孩子恐怕够呛，就给安排了相亲。这个人也是学校老师，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说实话，最令我烦恼的，既不是做出轻易就去寻找母亲替身这种事情的父亲，也不是标榜教师该有的严格的继母，而是四岁的妹妹。生平头一遭拥有了兄弟姐妹的我，对于该怎样对待这个过于幼小的活物，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妹妹把蓬松、卷曲、量又少的头发硬生生扎起来编成极细的三股辫子，超短的牛仔裙底下穿一条起满球的白色紧身裤。由于过敏性鼻炎的缘故，她一天到晚鼻塞；一喝冰镇大麦茶立马拉肚子；全家出门旅游前的头一天晚上必定发烧。不知道为什么，她对顺序这玩意儿有一套自己的执着：关于洗澡的顺序、摆菜碟的顺序、等待幼儿园校车的顺序，等等。但凡规则被打乱一点点，她就要嚷嚷着“讨厌、讨厌、讨厌”，一边大哭。于是鼻子越发地不通了。

惹她哭的因素此外还有不计其数：我生硬的说话腔调、我期待的野生动物电视纪录片、我练习时挥动的棒球球棒、我收集的恐龙公仔……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似乎仅仅是由悲伤填满的。

妹妹有一个很宝贝的洋娃娃。一个平淡无奇、也不怎么可爱的橡胶做的洋娃娃。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失去了弹性，又瘦又细又寒碜。四肢满是污垢，脏兮兮的；毛线充当的头发硬撅撅的，还打了结；涂成蓝色的眼睛褪色了，成了斑纹状。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床上，她经常握着洋娃娃的手入睡。

暑假里的一天，妹妹正在睡午觉，我看着她，连我自己也没法解释那样一个念头当时怎么会掠过我的脑海。就只是无意中突然——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词汇好形容。但是那个念头却具备事先经过充分准备与推敲的、精密的轮廓与细节。正因为这样，我没有抗拒这个念头。

为免惊醒妹妹，我倍加小心地从她手里抽走洋娃娃，得手后立马飞奔出家门。为了甩掉妹妹的手指陡然一动时传递过来的那种感觉，我朝西全速狂奔。透过攥紧的指尖，感觉到洋娃娃的头跟着晃荡不止。穿过商业街，穿过天桥，穿过公园，眼前出现了铁路公司的职工宿舍。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高的建筑物。

我爬上消防楼梯，从最顶层五层的楼梯平台向下俯瞰，发现地面比我想象的还要遥远得多。除了自行车停车场那一块有两三个小孩在玩耍外，没有其他人影，只听见从公园传来无休无止的蝉鸣声。洋娃娃拿斑纹状的眼珠瞪着我，对它自己接下来的遭遇一无所知。

我从楼梯平台探出身子，把洋娃娃扔下了楼。我呼吸急促，怎么也平稳不下来，汗水湿透掌心；洋娃娃却乖乖地、不发丁点儿声响地坠落下去了。

捡起来时，它损伤得没有我期待的严重。由于刚才攥得过紧，裙子被我弄皱了，还有背上沾了些尘土，就这个程度。手脚没有摔掉，脑袋也没有破裂。我帮它把裙子的褶皱抻平，把土掸掉，把头发拢顺以后，带着它回到家，帮它溜回到还在睡觉的妹妹身边。

从那以后，每回妹妹对着洋娃娃说话，跟它贴脸，或者紧紧拥抱它，我就在心里嘟囔：“那是一具尸体！”并不出声地告诉妹妹，“脑浆内脏通通摔烂了，这就是一具浑身血淋淋的尸体！”妹妹什么也没察觉，继续疼爱这尸体。

那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在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不久。铁路公司职工宿舍消防楼梯五楼的楼梯平台——正好就在我扔下洋娃娃的那个地方，发生了跳楼自杀事件。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自杀的是住在相邻城市的一位主妇。好像是因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小宝宝被丢在楼梯平台上哇哇大哭，襁褓里夹着遗书；不，其实是被婚外恋对象给推下去的——诸如此类，任意编造的谣言满天飞，结果真相始终不明了。

尽管大人们叮嘱说绝对不能靠近职工宿舍，可同学们出于单纯的兴奋，我则出于不能对人说的自己独特的理由，无论如何遏制不住想要看一眼现场的欲望。但是等我们放学后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切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哪里都看不到悲惨的痕迹。只有推测是主妇倒地的那一块地方，也就是洋娃娃坠落地点的地面，湿了一片。在消防楼梯入口的背阴处，摆放着一束花。

对，是一束花。

沿国道走着，我久违地回想起职工宿舍的消防楼梯。当时的那束花，比科长送我的寒酸多了。花的种类什么的忘记了，只记得很像是把卖剩下的几枝勉勉强强凑在一起的感觉，软趴趴地躺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错觉：莫非这才是坠楼的主妇？

没多久，随着“自杀背后并不存在多么复杂的情况”这一点的明确，人们的兴奋劲儿迅速冷却下来，也没有一个大人禁止我们出入职工宿舍了。不久，地面干了，那束花枯了，被谁给扔掉了。

我扔下洋娃娃这件事，难道和主妇的自杀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却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哪怕在朋友们完全把自杀骚动忘得一干二净之后，我仍旧没法若无其事地打职工宿舍门前经过。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也常常特地绕远路来到消防楼梯底下，站着仰望五楼的楼梯平台，然后尝试让鞋底爬行到那个地点。我用眼睛描画洋娃娃坠楼的轨迹，变得皱巴巴的裙子上下翻飞、打结的头发在半空中蠕动的场景重现。不知不觉间洋娃娃幻作了见都没见过的、也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主妇的身影。明明理应对跳楼自杀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不知为什么，我却能够细致地描绘出那副情形。

假如我不让洋娃娃坠楼，主妇也许就用不着死了。她的死都怪我。

妹妹照旧跟洋娃娃一块儿玩。我对于背负的沉重秘密心怀恐惧，同时也产生一种获得了归自己独有的基地的心情。那里是连老爸也无法踏足的、被坚固的要塞守护着的基地。

夜深了，气温骤降。擦肩而过的人影逐渐减少，车流量却还是那么大。经过保龄球场，经过放下了卷闸门的眼科诊所和药房，经过小桥。不知从哪里传来醉鬼的奇声怪叫，在那远得多的前方回荡着电车开过的声响。

殡仪馆的营业科长所买的，跟其他顾客稍有些不一样。科长购买的西装，不是给他自己的，而是给死者的。最初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反问了一句：“嗯？”

“是这个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吧。”科长说，声音沉稳，“男人去世后，棺材里要放一套西装、衬衫和领带，放一次也没穿过的新品。”

“不是穿惯了的西装吗？”

“生前喜欢的、符合个人风格的西装由我们帮着给遗体穿上，另外再帮着准备一套抵达那边之后的替换衣服——是这样。”

“如果是女性呢？”

“我们帮着准备外出穿的干净整洁的连衣裙之类。女性这方面另外有人负责，我专门负责男式西装。”

“原来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立刻备好崭新的西装的。所以，需要由我们事先准备妥当。”科长的讲话腔调非常沉静，带着与谈论死者的语境相符的静气。

“所以，”科长接着说，“不是最新流行的也行。相反，停止生产、没法摆上店面的旧款西装，有的话感激不尽。”

“好，明白了。这样的话，我带您进仓库。这类便宜的货品有很多。”

紧接着，我险些说出“因为反正是要烧掉的西装”，慌忙咽了回去。

科长好像看穿了这一点，说道：“因为是他们启程前往跟流行时尚无缘的世界穿的西装。”

每回，我们都一起走遍宽敞的仓库的每一个角落，科长会花很长时间来挑选货品。不仅数量要达到近五十套，而且必须确保一次性购齐囊括所有体形的人的尺码。虽然整体上暗色调会多一些，但会适当夹杂亮色。尤其是领带，一个疏忽大意，就会不自觉地净偏向保险的图样，因此选择时需格外小心。有时候，科长会拿出几条，让我险些脱口而出“咦，挑这么华丽丽的图样”。不过我会马上纠正想法：是啊，年轻人也可能去世。

科长看样子对这项采买任务驾轻就熟。我在一旁看着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例如，相似西装的价格因面料产家不同而差别相当的情况下，他会问我原因：“为什么呢？”或者在搭配稍显个性化的衬衫领带上头吃不准时，他会问我：“要是你的话选哪条？”但最终判断全部是由科长做出的。而且那永远都是正确的判断。我只需要跟在科长身后亦步亦趋，帮他拿着决定购买的货品就好。

说实在的，起初每回他来征求意见，我总是不知所措。如果是科长自己穿戴的，多少建议我都给得出。可一想到是死去的人在那个世界穿，就无法很好地勾勒出具体形象，脑海里浮现的，就只有西装被折叠好后摆放在棺中遗体脚边，继而被鲜花埋没的情形。

从某个时刻起，我决定：多余的事情一概不去想。我对自己说：不管穿这套西装的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在于：总之不要妨碍科长做事。科长把西装一套一套拿在手里，逐一确认面料的手感、衬里的缝纫方式及纽扣的材质等；他还把衬衫套在西装里面查看领口是否平整，或者摊开裤子瞄一遍裤线；一次性挑选完领带后，把五十条尽数摆在桌上，通过站在远处审视整体来检查有没有遗漏的颜色。

“嗯，那么这些就拜托了！”

确定了需要购买的货品之后，我就把它们依次装进手推车里的纸板箱内。科长递过来的西装，我双手捧着接过来，郑重其事地叠放在纸板箱里，比平时在店里做得更加仔细、注意。扣纽扣也好，拂去灰尘也好，拉上防尘罩的拉链也好，都注意保持与科长轻静的声音相配的轻柔。在仓库里走了一圈仍旧没能凑够数目的情况偶尔也会发生，每当这时，“啊，原来会有这么多人要死啊”的唏嘘感慨总是挥之不去。

仓库布满尘埃，地板冰冷，从天窗照射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很。店里的喧哗与国道的噪音都传不到这里，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手推车骨碌骨碌的响动在回荡。

科长十分清楚穿这套西装的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怎样的儿童时代，埋头于何种工作，何其爱家人，如何接受的死亡。他全部看得透透的。穿上这套西装的人的身影，清清楚楚地映现在科长心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吧。你帮了我大忙了，谢谢！”

尽数顺利购齐后，科长对我露出温和的笑容。

我推着手推车把纸板箱运送到停车场上的小货车旁。它沉重得很，仿佛就是遗体本身。

在下一个路口往南拐，进入公交车道再走一会儿，前面不远就是公寓——来到这里，我蓦地发现了另一束花。它插在路口前面栏杆底下放着的一只铝制水桶内。水桶有些脏，里面的水发臭了，很浑浊。花已彻底枯萎，甚至认不出原本是不是花。水桶旁边摆放着果汁、咖啡及啤酒等的罐子，每一只都盖满尘土，被汽车尾气给熏黑了，也有瘪进去的或者生锈的。尽管没有围栏，长长的人行道却唯有那一段似乎被挖了出来，遗留在了黑暗的夜色中。

我曾经无数次走过这个路口，可却一次也没有注意到还摆放着这样的东西。看花的样子，显然已过了相当多天。我站住了，对着枯花默默凝视了一会儿。

没多久，我打定了主意。我走进旁边的便利店买了水，扔掉水桶里的东西，清洗了黏腻腻的水桶内侧，换上干净的水，然后，解开了科长送我的花束的缎带。它包得比想象的还要郑重其事。缎带底下还缠着塑料绳和橡皮筋，茎头上还裹着铝箔和浸湿的脱脂棉。玻璃纸、包装纸、塑料绳、铝箔、脱脂棉、橡皮筋——我把它们依次拆除，感到花香一点点地浓郁起来。百合抖动着雌蕊，玫瑰的花瓣沐浴着月光。一插进水桶里，它们就活像在说“终于在能够安心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似的，舒展开了枝叶。

“幸亏没扔掉！”

我喃喃自语道。这到底不是应该丢在胡同里或者塞进垃圾箱的东西，我意识到了。

“谢谢您！”

我对着花双手合十，再一次向科长道谢。接着开始祈祷，为在这个路口去世的某个人，还有与科长挑选的西装一道启程的人们，从职工宿舍的楼顶平台跳下去的主妇，以及妹妹的洋娃娃。

（旅行团导游，二十八岁，男性/工作中）

外面鸟儿啁啾，教堂的钟声在隐隐回荡。留在井边没拿回来的锅子，锅底上闪耀着太阳光。杯子里的咖啡不知不觉放凉了，可谁也没发觉这一点。老师双手抱胸，紫菜色助手凝望着天线的头，黑痣助手半闭着眼睛。明明刚刚才邂逅，仅仅因为倾听同一台收音机，我们就感觉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物理学家对我们而言就是兄弟、父亲、儿子，我们又像是一起在为这个生活在远方、鲜少能见面的人的平安而心生欢喜。

第九夜 切叶蚁

作为特种部队通讯班的一员，当初在执行任务时，我压根儿没想过连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想要讲述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我的职责，当然是注意监听从现场的监听器里传送过来的声音以准确把握犯罪集团的动态。我把全副精力倾注到了这项任务中。分配到特殊部队尚且不足一年，能够站在那样重大的事件的最前线，令我充满了使命感。我下定决心绝不漏听任何细微的异常情况，日复一日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机里面的声音。

人质们的朗读会开始举办，是在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一个月，困在原猎人小屋内的监禁生活开始呈现一定规律的时候。也由于语言不通，起初我一直深信他们是在朗读日语书。在那之前，人质们不大进行无谓的交谈，努力保持着安静。从他们中间冷不防冒出大量日语，使我有些惊慌失措，也有担心：犯罪集团的动静是否会被这些日语掩盖住？

就在那时候，有一天，负责翻译的政府工作人员说：“他们不是在朗读书本，是在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

我问他可是类似于自我介绍之类的，他立即否定了：“不，是更加深刻的故事。”

说实在的，对于翻译所说的意思，我并没有立刻理解；当时不过是想象成了用来排遣无聊与恐惧的游戏之类的。

但是随着对他们的声音的逐渐熟悉，我开始能够感觉到，这是用“单纯的游戏”所无法涵盖的一项举动。召集人模样的一个人（拥有宽厚女低音嗓音的一位女士），她一给信号，就传来当夜轮到朗读的某个人调整姿势的窸窸窣窣的响动。不多久，翻动纸张，清嗓子，接着鼓掌。那样谨慎小心的鼓掌声，在那以前以后，我都不曾听到。这鼓掌声与热烈及兴奋无缘，是有所顾虑、眼看就要消失的，但却充满了对接下来要被讲述的故事的敬佩之情。

这鼓掌声所带来的余韵，与日语的节奏十分协调。是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完全不同类型的节奏。没有音乐那样的起伏，比小鸟的啁啾还要抑制得当，听起来仿佛都不用嘴唇和舌头，仅仅从喉咙深处轻轻地吐出气息似的。他们的讲述使我联想到小溪的潺潺水声。小溪水穿过岩石缝隙，越过几多障碍物，一路光芒闪耀着，顽强地奔着某个遥远地方的一点流去。

不久，我开始根据他们讲述的语气想象每一个人的外貌。朗读声舒适地渗入紧绷的鼓膜里。一丝不苟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声音、娇嫩的声音、舒展自然的声音、同很久以前过世的外祖母相似的声音……声音各种各样。通宵执勤的任务结束后的黎明，在回宿舍的路上边走边听翻译就当日的朗读告知的概要，对我而言成了一个小小的乐趣。所预想的人物形象与故事之间大体总要产生偏差。想象为胆小怕事的女士的人，不承想竟发挥出勇敢的力量来帮助人；堂堂强壮男子汉却永远珍藏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多亏了如此这般出乎预料的情节，我才得以对他们感到更加亲近。

虽然看似持续处于胶着状态，但在暗地里，事态却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营救每迟一天，我们的紧张情绪就只会无限加剧。可是不知为何，我就是有一种预感：只要朗读仍在进行，险情大概就不会发生。无凭无据做出这样的推测，作为部队的一员，也许是不合格的，但任凭怎样驱赶，那预感就是牢牢地在鼓膜深处扎下了根。

我感觉到，不仅人质，负责监视的绑匪们恐怕也一直在侧耳倾听朗读。在那鼓掌声中，有可能就包含了几个绑匪也不一定。即便不发声响，占据屋子四个角落的他们的呼吸，还是会传送过来。他们之所以保持沉默，并非听不懂朗读的意思因而无视，而是因为超越了意思的语言的魅力令人不自觉听得出了神——这一点，我是明白的。

要是朗读会就这样永远继续下去该多好！这样一来，人质们就能够一直安全了！有时我会被与本来任务相矛盾的愿望攫住，连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于是慌忙屏除杂念，把耳机在耳朵上贴得更紧了。

从未能救出八名人质这一结果来看，像我这种立场的人如今无论再说些什么，恐怕也只能招致误解吧？但是我绝对无意辩解。他们的朗读，并不是发生在幽闭的废弃屋内、只限当时的纯粹的消磨时间之举。这项举动又近似于祈祷，传送到身处超乎他们想象的遥远的某个地方、甚至语言不通的某个人身边。作为确实接收到这祈祷的佐证，我决定讲一讲我的故事。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是在刚刚七岁那年的十二月。那外国人，就是日本人。

我成长的村子，距离人质事件的现场并不太远，就在山岳地带往南下去一点的广阔的森林自然保护区旁边。家里人有外祖母和在附近的玉米农场干活的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各一个，一共五口人；上城里提炼厂打工、两年多音信全无的父亲，已从家庭成员名单中排除。

情况是，我和弟弟对父亲都没有记忆，至于妹妹，甚至打从出生就一面也没见过。如果想见见父亲，就只有看一看收藏在母亲的吊坠里的小相片。那是一个锡制椭圆形吊坠，表面刻有蜂鸟图案，是这一带土特产店批量销售的便宜货。母亲碰到什么事，比如夜里入睡前，哪个孩子发烧时，又或者从农场主那里拿到了特殊奖金的时候，她就紧紧握住它，一边留神着不让外祖母发觉，一边轻轻亲吻它。如果是外祖母不在的时候，她会为了我把盖子打开。只不过相片过小，看不清楚，而且由于变色、脸部正中起皱的原因，父亲总是流露着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仿佛明明做出了滑稽相却没有人捧场乐一乐似的。

外祖母是一个要强且聪明的人。在我父亲，也就是她女儿的丈夫下落不明、中断汇款以后，她默默辛勤地搞起了家庭副业。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让外孙外孙女生活得好一点，同时也出于不愿被村里人同情的好强心理。跟不干不脆仍在盼望着父亲回家的母亲不一样，外祖母把不可能的希望之类干干脆脆地一刀两断了。

说到外祖母的身影，最先浮现心头的，是她坐在窗边的桌旁专心致志阅读着什么的背影。尽管没接受过正式教育，她却喜欢读读写写。有一位行商大叔极其偶然地会从城里过来，她一直把从他那里分得一些旧报纸旧杂志当作胜过一切的乐趣。不管被油脂浸得黏糊糊也好，封面破损也好，只要上面印刷着文字，对外祖母而言就是宝贝。她弓着背，长时间地埋头阅读，从纸张的一角到另一角，一直到广告的最后一个字。这些印刷品从没被扔进炉灶里烧掉，而是很爱惜地依次叠放在外祖母的床底下。总有一天对外孙外孙女有用——这就是理由。当然，我们兄妹几个不大明白这些脏兮兮的纸头有什么意义，相反地，甚至对逐渐变色、被压塌了的、小虫子大量孳生的纸头地层感到恐惧。半夜醒来想上厕所的时候，“没准爸爸被外婆杀死了，就埋在那地层里面”之类的胡思乱想就会攫住我。

那三个人的突然到来，是在一个干燥的、蓝天令人心旷神怡地舒展开的礼拜天上午。母亲一如往常出门去了农场，外祖母背着妹妹上井边刷锅，我和弟弟在地上画画玩儿。

“很抱歉，百忙之中打搅您了。方便劳驾一下吗？”

仰头看声音发出方向的一刹那，我不知怎的慌了手脚，把小棍子猛地一扔，拉住了弟弟的手。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和他们的彬彬有礼正相反，总觉得有点儿结结巴巴；再说三个人的长相全都非常奇怪：头发笔直，梳得一丝不乱的；肌肤光滑；身材短小；还有漂亮的手表、淡淡的眉毛、细长的眼睛和眼镜……什么都显得怪异。

“请问您家主人在吗？”肩上背着照相机、貌似最年长的男人询问。

“主人就是我。”

外祖母慢慢站起身，一边保持着警惕，一边以不失威严的态度回答道。年纪较轻的一个人冲她背着的妹妹微微一笑，妹妹登时哭了。

“失礼了。我们，是在森林自然保护区，从事昆虫的田野调查的人，其实特别有一件事想恳求您……”

外祖母伸直腰，晃悠着背上的妹妹，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等待下文。他们的眼珠呈深邃的乌黑色，深不见底，和我们又是不同种类。

“如果不麻烦的话，能恳请您让我们听一小时的收音机吗？”

“收音机？”

“是的，是收音机。”

三个人一齐鞠躬。外祖母在裙子上擦了擦湿手，弟弟重又紧紧捏住了我的手，妹妹没完没了地哭个不停。

他们是以昆虫为专业的研究者，住在森林自然保护区的营地里，已经持续观察了半个多月。当时，我对于日本在哪里、是怎样一个国家，一无所知。正因为不了解，就觉得是一个位于遥远得没有尽头的地方的国度，花上一辈子也抵达不了。

他们三个人全都彬彬有礼、温和沉稳，不见一丝邪恶的样子。与外祖母交涉的年长的那位被称作“老师”，剩下的两人好像是助手。一人身穿带有许多口袋的紫菜色马甲，惹妹妹哭的那位耳垂上长着黑痣。

结果，外祖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收音机摆到餐桌正中央。等大家围着它坐下时，起初的不知所措不见了，相反，我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异常的期待，似乎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将发生。

“实在是，十分抱歉！”

“太不好意思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

他们各自反复说着道谢的话。由于进来了三个成年男子，屋内突然变得狭小了。小小的餐桌坐满了，我和弟弟紧挨着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

“今天，有一档节目，无论如何想要收听。”

“然而，关键时刻营地的收音机坏了。”

“在来到府上之前，其实已经遭到两三家拒绝了，正有些失望。”

他们想要听的，是获得了不起的奖项的一位日本物理学家的获奖纪念演说。但是当时的我就只认为，既然不惜特意到别人家里来听，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节目；得知那是诺贝尔奖，也是到了相当后来的事了。

收音机是我家最昂贵的家什，是父亲结婚时带来的几乎算是唯一一件像样的物什。对它进行最有效利用的，可说是母亲。准备出门上农场的慌里慌张的早晨，休息日的午后，或者进入梦乡前，母亲必定打开收音机的开关——确定天气情况以安排干农活的顺序，陶醉在罗曼蒂克的音乐中，倾听父亲去打工的城市的新闻。“爸爸未必至今还在那里，不是吗？”我想归想，当然没说出口。

“这么破破烂烂的，也不知道管不管用……”调不惯收音机的外祖母显得有些不安。

“当然是大大的管用。可以的话，让我来调频道吧。”

助手之一的紫菜色马甲以对待自己私人物品般的巧劲儿转动旋钮、调整天线，很快，透过严重的杂音，传来渴望听的节目。

“好，行啦！”

“噢，是这个！是这个！”

“离演说开始，起码还有二十分钟吧。”

他们一致流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妹妹不知不觉间止住了哭泣，可仍旧贴在外祖母的背上不愿离开。外祖母煮了咖啡款待他们。

“请问，你们在森林里干什么？”见他们喝下一口咖啡后，我问道。

“是观察蚂蚁哦！”

老师回答。听他语气温和，我也放心了。因为，我一直保持着警惕，担心一旦确定收音机能听了，他们的态度骤然改变该怎么办。没准日本人讨厌小孩子也说不定。

“对，是切叶蚁。你知道不？”

黑痣助手说，我点点头。

“那边的原始丛林里多得是呢！”

外祖母拿咖啡勺指了指窗外，像是想问：“观察那种到处都是的虫子有什么用？”

“是的，正如您所说，有很多。但是不能说因为有很多，就可以小看它们。”

“这些蚂蚁非常聪明。”

“而且很可爱。”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切叶蚁。讲它们的颚如何灵巧地切割下叶子；它们以何等的顽强将那一片一片运回巢穴；它们在巢穴里将叶子进一步弄细以制作培养基，栽培蘑菇以此为粮食的方法何其睿智；它们贯彻执行集体任务时，又是多么的忠实。三个人讲起来滔滔不绝，俨然一副“是老师是助手没关系，夸耀切叶蚁的话，务必让我来”的情形。我们只一味地默默听讲；外祖母偶尔插进来，给三只杯子里添上咖啡。

“拿着叶片行进的切叶蚁队列，你也看到过吧？”老师把脸正对着我这边说。

“嗯。”我注视着眼镜后面的黑眼珠，重重地点了点头。

“使用头与颚，把比自己大的叶子高高举起，简直就像运送供奉上天的供品的勇士，不是吗？虽然没有标识没有地图，几千几万只蚂蚁们却不会迷路，一路朝着蚁穴走回去。在原始丛林的地面上，每回看到连成一线的它们的队列，我总要大吃一惊呢。红褐色的土壤上，小小的绿色隐隐约约、隐隐约约地流过。一张一张的叶片，形状全都不同，却能够漂亮地统一行动，形成不间断的一长条。这就是在原始丛林里静静流淌的绿色小溪。”

对我而言，切叶蚁曾经就只是单纯的切叶蚁，但是在听了老师的话以后，它们就成了勇士，成了贤哲。

“更让人吃惊的是，行进途中下雨的时候，它们会把打湿的叶子毫不惋惜地给扔掉。”

“为什么？”我不由得问。

“因为打湿的叶子腐烂以后会把巢穴给糟蹋了。尽管费时费力辛辛苦苦搬运过来，巢穴近在眼前了，它们却没半句怨言。没有哪个闹情绪，也没有哪个偷奸耍滑，就只是一心一意地、默默地等待骤雨过去，从头再来。”

外祖母发出长长的一声“嗬——”；弟弟注意避免视线碰到一起的同时，依次打量着三个人的脸；妹妹把鼻涕擦在了外祖母背上。收音机里，午间新闻即将播送完毕。敞开的窗户外面，能看见天空与河流之间铺展着细长的森林。

老师那准确的用词和磕磕巴巴的语调，这一说话方式本身就象征着切叶蚁队列。勇敢、拼命、有耐性。我在脑海里浮现出切叶蚁的样子，反复思考有关这呈琥珀色、平淡无奇的小小蚂蚁所隐藏的力量；并思考一直在关注充其量不过是在森林深处悄悄发挥着的这种力量的人。

“切叶蚁可真幸运啊！”我说，“能被各位叔叔观察。如果没有各位叔叔，谁也不会夸切叶蚁聪明。”

三个人笑了。老师摸了摸我和弟弟的头，弟弟身子一颤，闭起了眼睛，缩起了脖子。我们的这副模样，全被正在嗍手指头的妹妹看在含泪的眼里。

“差不多该开始了吧。”

黑痣助手说。紫菜色助手调高音量，又一次调整了天线。

“啊，听得清楚多了！”

“嘿，终于要开始了！”

我们齐刷刷探出身子，把耳朵凑近了收音机。餐桌上的收音机不知为何显得比平时小了，仿佛突然受到很多人的瞩目害羞了似的。

明白点说，收音机里的节目一点儿也不有趣。电波的状况本来就差，杂音很大，再加上物理学家说话声音含混不清，声音又低，又被翻译覆盖了，于是越发不知所云了。

尽管如此，我觉得流露出没意思的表情是对老师他们的不礼貌，所以拼命地与无聊做斗争。获奖者是发现组成世界最小物质的人，是日本值得向世界夸耀的学者——老师对我们解释说，但那最小的样子，却没能如切叶蚁般鲜明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不过，内容虽然无法理解，只看专注于听广播的三人的表情也能明白，这是一场意义何等深远的演说。

获奖者的声音总是时而清晰时而含混，时近时远。配合着这声波，我们也各自微妙地改变着耳朵的角度。一旦声音变得似有若无，大家的身体会不知不觉挨近，近到老师的呼吸落在我额头的程度。

物理学家就母亲的无私、战争的痛苦与恩师的爱展开了演说，并讲述了生平第一次感知宇宙的体验、灵感闪光那一瞬间的美丽、创造这个世界的某物的伟大。为了避免干扰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以一种好不容易的方式传送过来的他的声音，我们没有闲聊。三个小孩完全懂得此时此地应该怎样表现。妹妹乖乖地睡着了，睡得又香又甜。令人吃惊的是，照理跟物理不搭界的外祖母表现出同老师他们差不多的认真劲儿，那表情，与阅读破报纸时完全一样。

外面鸟儿啁啾，教堂的钟声在隐隐回荡。留在井边没拿回来的锅子，锅底上闪耀着太阳光。杯子里的咖啡不知不觉放凉了，可谁也没发觉这一点。老师双手抱胸，紫菜色助手凝望着天线的头，黑痣助手半闭着眼睛。明明刚刚才邂逅，仅仅因为倾听同一台收音机，我们就感觉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物理学家对我们而言就是兄弟、父亲、儿子，我们又像是一起在为这个生活在远方、鲜少能见面的人的平安而心生欢喜。

我们那样持续了多长时间？三十分钟左右？更长时间？蓦地，杂音越发大起来，物理学家的声音听不见了。下一刻才回过神来：那不是杂音，是掌声！记不清是谁带的头了，我们也站起来，不输给他们地使劲鼓掌。弟弟也用尽全力拍打他那小小的双手，尽管我认为他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掌声经久不息。向发现了世界成立之根本的物理学家，向关注切叶蚁的三位日本人，也向切叶蚁们，我送上了不间断的掌声。

结果，随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他们推辞说：“这怎么好意思呢！您能让我们听广播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外祖母坚持留客。只不过菜式是简单的马铃薯炖豆子，而外祖母又另外往他们的盘子里各添了一根香肠。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不住地赞美厨艺高超，甚至要求再来一盘。一边吃一边又讲了许多有关切叶蚁的故事。

临别之际，他们提出希望以礼相赠，外祖母索要了日语书。我内心大感失望。明明糕点或玩具更叫人开心得多，为什么偏偏要书，而且是读都没法读的日语书？难以理解。

“这样的话，把这本书送给您吧。我常常随身携带书本，因为研究对象是昆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见，所以平时需要打发很长的等待时间。旧成这样，实在太失礼了……”

老师从双肩包里取出了小小的一本书：封面翘了，角磨平了，书名有一半快不见了。

“十七世纪写的，日本诗人的游记。”

“如此贵重的书，合适吗？”

外祖母嘴上这样说，却早就把它拿在手里抚摸起封面来了。对于没见过新书的外祖母而言，无论它旧到何种程度，都不是问题。

“哎，合适的。这里面出现的诗，我全部背下来了。”

“哎，真是……”

“诗人肯定也很高兴吧，能够旅行抵达如此遥远的国度的书架。”

三个人挥挥手，在通向自然保护区的路上渐行渐远，一面不住地朝身后回头、回头。背影消失之后，我仍旧沉浸在仿佛被普通日子里偶然出现的、特别的几小时所压倒的心绪中，久久地伫立在原地。

当然，获赠的日语书被收藏进了外祖母的床底下。

“这个吧，可是外国的，而且是了不起的学者送我的哟！”

外祖母向邻居们炫耀说，就好像只要阅读了不起的老师送的书，连自己也能变得了不起似的。外祖母花费比平时的读书更多的时间，一页一页仔仔细细地翻动着书页，喃喃自语着“从上到下竖着读，是吧”、“翻页的方向相反哦”等等；遇有形状有趣的文字，她会特地指给我看：“你来看看这个！”虽然对阅读一本一个字也不懂的书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感到费解，但我还是认真地注视着外祖母所指的文字，就那个形状表达一句两句感想。于是外祖母满意地露出微笑。

外祖母因肺炎去世，是在从那以后正好过去五年的圣诞节。死得干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我和弟弟已然长成干得动力气活的少年，妹妹也早就从外祖母背上下来了。

随着外祖母的去世，床底下的堆积物被尽数处理一空。虽然我已然不认为自己是小孩了，可在将一捆捆印刷品扒拉出来的过程中，还是没能完全从“万一父亲……”这一胡思乱想中逃脱。当然，父亲的尸体并没有出现。

发现的，是日本人送的书。我把它当作外祖母的遗物留在了手边。在执行人质事件的任务时，我把它偷偷藏进了行李中。它至今仍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本外语书。

当耳机里传来人质们的朗读声时，浮现在我脑海的小溪，是切叶蚁队列所形成的绿色小溪。耳中听到日语响起的一刹那，淡忘已久的三位到访者的身影鲜明地复苏了，同时，切叶蚁们开始行进。

各自举着明显大于自己身体的东西一路前行，丝毫不见勉力劳作的样子；相反，倒像在说：“不，没事，请别担心！”没有哪个左顾右盼、狂妄自大、企图赶超别人。大家伙儿清楚地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职责所在。在被一棵棵树木封锁的森林深处，绿色小溪无声无息、一刻不停歇地流淌着，将自己所应当背负的供品运往特定的地点。

就像这样，人质朗读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政府军士兵，二十二岁，男性/根据Y.H先生的口译播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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